【南非】曼德拉 【南非】萨克斯 等 著

谭振学 江红 等 译

理想国MIRROR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名：理想国MIRROR系列

作者：【南非】曼德拉 【南非】萨克斯 等

译者：谭振学 江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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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修复未来

中文版自序 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

第一章 转折点

第二章 纽伦堡还是全民遗忘？——第三条道路

第三章 时机已到

第四章 何谓正义？

第五章 开始行动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国度？

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第八章 “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

第九章 我为什么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第十章 “我们原来不知道”

第十一章 没有宽恕，真的没有未来

致谢

后记 吸尘器与洗碗机

［译名对照表］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修复未来

熊培云

每个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都会有些灵魂式的人物。南非何其幸运！1991年，白人作家纳丁·戈迪默女士因为反种族隔离作品《七月的人民》获诺贝尔文学奖。1993年，黑白双星曼德拉和他的政治对手德克勒克作为促进族群和解的典范，一起走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而在此前近十年的1984年，本书作者图图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成为南非首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于次年成为南非开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几年前我在台湾旅行，在书店里偶然读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时感慨万千。我一直以为，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它包括生命意义、自我价值、自尊、爱与同情、信仰，它主要涉及的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即你要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当然它也包括我们如何在宽恕他人的基础上保全自己。人的教育面对的不是几个简单的群己权界的概念，但它们是所有权利观念的起点。好社会同样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有针对人与制度的双重建设。而我有幸在图图大主教的书里看到了这种双重努力。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着重探讨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历史使命。这同时是一本悲欣交集的书，很多细节在我读后一直难以释怀。

书中讲到一个悲哀至极的故事，并由此质问——为什么那个开普敦年轻人被处死并就地焚烧后，杀害他的四个人竟然能够一边翻动火堆里的尸体，一边坐在旁边心安理得地吃烧烤？他们如何回到家里拥抱自己的妻子，参加孩子的生日聚会？

至于喜极而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图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乐图参与投票时的情景：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第3—5页）

南非民主化与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让被压迫的黑人实现了政治上的“南非梦”。然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接下来最紧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重建，即如何促成族群之间、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宽恕与和解，让南非从种族隔离的伤害中复原而不是冤冤相报。图图大主教深刻地认识到潜在的危险，他担心新生的南非因为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清算重新倒在废墟里。如果仇恨和清算注定只能将新南非变成一座新的废墟，那么宽恕与和解就不仅不是软弱，而且是另有广阔前途。

图图大主教的这种忧虑及其远见，与曼德拉不谋而合。曼德拉后来在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中，也特别回忆到自己走出监狱并当选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后的心路历程——南非绝不能撕裂，重演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你若真心热爱自由，就必须在拯救受害者的同时，也拯救加害者。因为在一种罪恶的制度下，加害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囚徒。

“人们只记得恨是爱的邻居，却忘记了爱也是恨的邻居”——后德克勒克时代的南非精英打破了这古老的诅咒，他们弃绝了冤冤相报，而是选择了宽恕与和解。在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国家，他们试图以修复未来的明辨是非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经过漫长的讨论，南非最终没有选择纽伦堡审判的模式，也没有选择全民遗忘，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依据1995年《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以真相换自由”让南非因此“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从1996年开始，在图图大主教的主持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就1960—1994年期间南非人权状况还原历史真相，既揭露了种族主义政权虐待黑人的罪恶，也不回避非国大等黑人解放组织的暴力活动曾经迫害反对派、侵犯人权的问题。每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用图图的话说，这也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第34页）

种种质疑也随之而来。一个恶人仅仅因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违正义？这些也都是作者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着重探讨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图图在书中特别对比了两种司法的区别：

在惩罚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着想，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与此相比，在非洲的传统法学中还有一种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后者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Ubuntu），努力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

在图图看来，乌班图精神是非洲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有乌班图精神的人，必定慷慨、好客、友善、关怀他人且常有怜悯之心。在乌班图精神的感召下，人们相信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相信无论加害者愿意与否，他在实施加害时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而真相同样是重要的。宽恕并非不问是非。促成南非族群和解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是大法官萨克斯。有关他“温柔的复仇”的故事，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一切。

萨克斯是犹太裔南非白人，他曾经因为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付出巨大的代价。1988年4月7日，早在他流亡国外的时候，被南非政府派出的恐怖人员设置的汽车炸弹夺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尽管如此，在就任南非大法官后，他仍是宽恕与和解工作的重要推动者。条件是，作恶者必须说出真相。

当年意图谋害他的特务亨利在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后，曾经失魂落魄地找到萨克斯。两人虽谈了许多，但萨克斯对亨利说：“除非你到真相委员会说出一切，否则我不会与你握手。”事隔多日，两人在一次宴会上偶遇。当亨利表示自己已经前往真相委员会坦白一切，并希望能有机会与萨克斯握手时，萨克斯便立即答应了他。

这是一个暗含隐喻的姿势——萨克斯没有用幸存的胳膊为失去的胳膊复仇，而是用它握住敌人的手。据说，亨利离开宴会回家后痛哭了两个星期。这个细节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回到图图对人性与道德的理解——这个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尽管所有证据显示出的，可能是个相反的世界，但邪恶、不公、压迫和谎言，绝不会是世界最后的归宿。

萨克斯同样注重修复的价值。在《断臂上的花朵》一书中记录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回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否违宪的问题。南非宪法法院否决了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质疑，相关结语明确指出应对那些作恶者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另一方面，制宪者的选择是为了让国会能够促进“社会的重建”，其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复”。为了达到修复的目的，国家在思考各个冲突的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那些在过去非常时期中，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者与家属的“被忽视的痛”。

事实上，宽恕加害者也并不意味着对受害者的完全忽视。图图认为宽恕在要求受害者放弃向罪犯讨还血债的同时，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所以，“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如果一个人死抱着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时并不亚于他曾经受到的伤害。就像我在解读影片《天堂五分钟》时所揭示的，复仇者未必能获得大仇得报时的“五分钟天堂”的快感，却严严实实地将自己的一生推进了挤满仇恨的地狱。在此意义上，没有宽恕何止是没有未来，连现在也不会有。

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着力推进的是全社会政治和解，是对一个错误和悲伤的时代的纠错，而不是对日常刑事案件的是非不分。它要求申请大赦者的行为在特定期间内（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并且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那些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大赦。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条件是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并遵守适配原则。这不是说要宽恕一切罪恶，而是对坏制度下人的一种宽恕与救济。

南非的这场“真相与和解”运动，有时候难免会让人觉得它过于浪漫和天真，仿佛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所有旧的罪恶也自动清零、一笔勾销了。受害者出于感情因素对此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由清算转为清零”的模式也让那些处于转型期国家的人们心怀忧惧——不是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这个可被宽恕的前景会不会鼓励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人，借着这种“政治宽恕”进一步胡作非为？

对此忧虑，当然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反驳：假如加害者与被害者没有和解的可能，假如德克勒克放下权力的那一刻即意味着要将自己和同僚送进地狱，他们将如何计算自己的利害，这个国家的历史又将在冤冤相报中倒退与徘徊多少年？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也会从上述角度来理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如果承认制度与文化相关，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观念，就应该看到没有宽容的观念，绝不会产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宽容的社会制度。即使这个国家完成政治上的转型，如果没有宽恕与和解来医治社会长年累月的创伤，即使自由已经得到，也将消失在新的漫长的冤冤相报之中。

本套译丛关注转型正义，集中译介了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萨克斯的《断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且当是转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其他相关内容，我还会在另两本书的序言中加以补充。倘若读者能够静心阅读并体会个中精义，并让它们长存于心，这也算是译介者为这个国家播撒一些面向未来的种子，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宽阔前景。

2014年8月6日，于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中文版自序 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访问伟大的中国时，就被中国人民的勤劳刻苦深深地打动了。譬如为了工作，工人们到晚上还在探照灯下忙碌于建设工地上。更使我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慷慨大方，这从我和妻子得到惠赠的礼物上就可以感受得到。但我在其他方面也体会到了这种大度。我了解到日本人曾经在南京犯下的残暴罪行，然而向我描述那些恐怖事件的人却并未心怀怨毒和仇恨。我还耳闻了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骇人暴行。但那些身受其害的当事人却再次让我惊讶万分，他们在叙述往事的时候并未表现出怨恨或报复的情绪，尽管他们曾无端遭受过来自同胞的无法言传的伤害。我要向他们的宽容大度表达我的敬意。

但我却不能肯定，在最终的意义上这就是迈向未来的最好途径。我对把过去扫入角落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否合适表示怀疑。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它们有种怪异的力量，能够重现并长久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们在南非就有这种感受。英国人和布尔人曾试图欺骗自己，在上上个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当时英国人把很多布尔人妇女和儿童都送进了他们发明的集中营。双方后裔表面上友善相处，然而不断发生的事端却表明，这种友好只是一种假象。一位年轻的布尔人小伙子告诉我，无论何时听他祖母讲述那场战争，他都义愤填膺，随时准备再打一次布尔战争。他们需要有一天通过恰当的途径最终与这段历史告别。

我们在自己国土上的经历令人宽慰。人们表现出真正高尚的宽宏大度。他们宽恕罪恶、放弃复仇的意愿实在令人敬佩。他们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就像中东所发生的冲突，是如此的具有破坏性。这样做，和平与安全不可能真正到来。复仇和暴力只能生发出更多的复仇和暴力。

我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护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但是，夫妇之间发生争吵时会出现什么情形呢？难道他们不会和好吗？难道道歉的一方会有失面子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关系就不妙了。愿意道歉和宽恕的人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纳尔逊·曼德拉是软弱或无足轻重的人吗？

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

（鲁刚 译）

献给南非的妇女和“小人物”们

第一章 转折点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纳

1994年4月27日——这是我们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日子。为了这一天，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为了这一天，我们有那么多人遭受催泪瓦斯的毒害、遭受警犬的撕咬、遭受警棍与皮鞭的毒打；为了这一天，有那么多人被酷刑折磨、被隔离监禁、被处以死刑或被迫流亡。这一天终于降临了，我们终于可以投票，可以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参加第一次民主选举。等到有权投票的日子，我已经62岁，纳尔逊·曼德拉则已近76岁高龄。下载资料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s://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充满兴奋、期待、焦虑乃至恐惧的气氛令人心惊魄动。是的，人们害怕那些发誓要破坏这最重要一天的右翼分子的邪恶阴谋可能得逞。东西南北到处都有炸弹爆炸事件。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竟发生了数起爆炸。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和往常一样，清晨起身，静思和散步，进行晨祷，然后到主教廷的大主教礼拜堂领圣餐。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土，可是它已浸染了那么多儿女的鲜血，它是如此悲惨的一块国土，我们企盼着在它历史上这非同寻常的一天，局面能够尽可能保持正常。在南非历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前夜，暴力变成了一种瘟疫。直到那著名的最后时刻之前，M. 布特莱齐的因卡塔自由党（IFP）仍在扮演主角，威胁着不参加选举。我们全都下定了决心，准备面对最残忍的血腥屠杀，特别是在因卡塔自由党的堡垒夸祖鲁―纳塔尔省。因卡塔和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在该省的对抗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杀戮，政治上的极度不宽容令人震惊，已有无数人为此丧生。局势之严重，无以复加。我们几乎要透不过气来了，不知道这次又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万幸的是，在某个神秘的肯尼亚人的斡旋之下，布特莱齐终于同意放弃抵制，避免了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杀戮。全国上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终于就要开始采取一项政治和公民行动了，这在那些正常的国家里不过是一次例行公事，他们通常担心的是选民的冷漠，而不是投票点的暴力和混乱。

我们既兴奋又紧张。我的内心深处怀着死结一般的忧虑。那天早上我们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的国土，挫败被黑暗蒙蔽的子民的阴谋。在过去种族隔离猖獗的黑暗日子里，我曾经布道说：“这是上帝的世界，上帝是主宰。”有时当邪恶似乎就要压倒善良时，我只能紧紧抓住这一条教义，好像在黑暗中为自己壮胆，又常常忍不住想在上帝的耳边悄悄说：“我的老天，你就不能让你的主宰更明显一点吗？”

早餐后，我们驱车出了开普敦大主教“官”邸——主教廷（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此度过了他获释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离开了周围绿树成荫的富人郊外居住区。我已决定要到贫民城镇去投票。这样做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我要表明，我是和那些长期被剥夺了选举权、日复一日生活在贫困和肮脏的种族隔离贫民窟中的人民站在一起的。毕竟，我本来就是他们的一分子。1986年我就任大主教时，根据种族分隔居住区的“社团区域法”仍在执行。即使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又担任了南部非洲圣公会的大主教和都主教，我也不能和家人住进主教廷，除非首先得到特许证，使我免于社团区域法的管辖。但是，在我当选大主教后，我已宣布我不申请这样的特许证。我说我是大主教，应当住进大主教的官邸，种族隔离政府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我并未因违反了这一可憎的法令而遭到起诉。

我去投票的地方叫古古乐图，是一个典型的黑人小镇，火柴盒式的房子一排接着一排，单调乏味。那里已经排起了等待的长队，人们兴高采烈，但也得有极大的耐心和相当的幽默，才能忍受得了漫长的等待。我的第一次民主投票是新闻热点，很多海外的朋友也亲临现场，作为观察员监督选举是否公正和自由。但他们所做的还远不止于此。他们就像接生婆，帮助着一个稚嫩的新生命——一个自由、民主、非种族主义、无性别歧视的新南非的诞生。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堕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陶醉于这种梦境般的幸福之中，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投票后我走了出来，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像是欢度节日。这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说明那些生来就备受压迫的人，那些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变成了无名氏的人——变得无名无姓、无声无息、身在自己的祖国却被忽略不计、每时每刻都在遭受欺侮的普通民众——是无辜的。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塑造出来的，但是他们的尊严却被种族隔离制的奴才们、被声称反对种族隔离却不惮享受种族隔离为其带来的巨大特权和好处的人粗暴践踏，原因仅仅是他们偶然的出身，一个毫不相干的生理因素，即他们的肤色。

我决定驱车在周围转转。所见所闻令我惊叹不已。人们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排成长长的队。这些长队如今已是举世闻名，但在当时却又是那么脆弱。警察和保安部队可能非常紧张，但他们并不惹人瞩目。只消几个疯狂的极端分子、几支AK-47冲锋枪就足以造成巨大的混乱，但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几乎各处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不是选票不够了，就是缺了印台，还有些官员在规定的投票时间几小时后方才到场。人们的耐心令人叹为观止。全局性的灾难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并没有发生。

这是一幅令人惊异的场景。各种族的人们可能是平生第一次站在同一个队伍里。专业人士、佣工、清洁工及其女主人——所有的人都排在长长的队伍中，慢慢走向投票箱。可能发生的灾难看来却是一个福音。这些队伍在南非创造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身份象征。人们后来夸耀说：“我站了两个小时才投上票”，“我等了足足四个钟头！”

漫长的等待让我们南非人重新找回了彼此。人们传阅着报纸、分享着三明治、遮着同一把阳伞，等级在他们的眼中消失了，南非人找到了南非人同胞，意识到了我们曾费尽心力想要告诉他们的东西，即他们有着共同的人性，民族、种族、肤色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发现的不是一个有色人、一个黑人、一个印度后裔或是一个白人。不，他们发现的是人类同胞。白人认识到黑人、有色人（常常是混血）、印度后裔原来也是人，也和他们一样，同样有情感，有忧虑，有期待，这是多么重大的科学发现啊！这些人也想有个像样的家、一份好工作，也想家人有个安全的环境、孩子有个好学校。他们中间没有人想把白人赶到海里，而只想得到自己在阳光下的一席之地。

无论在哪里，选举都是世俗意义的政治事件，但我们的却远不止于此。我们的选举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思想历程，一种登临顶峰的精神感受。走进投票站时黑人是一个人，走出来时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走进去时，她满怀仇恨、背负着压迫的重担，她无法忘记自己曾被视为粪土，这种记忆像强酸一样侵蚀着她的心。她重新出现时，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头昂得那么高，背挺得那么直，脚步是那么轻快。你如何传达那种如同第一次尝到蜜糖滋味一样的自由的感受呢？你怎么跟生来自由的人形容这种感觉呢？不可能，就好像无法跟一个天生的盲人讲清什么是红色一样。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

白人走进投票站时，则为自己曾享受过压迫和非正义的果实而满怀负罪感。他走出来时也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新人，他放下了负担，获得了自由。白人体会到自由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种族隔离压迫的黑暗岁月，我一直在说，如果黑人没有自由，南非白人也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图图的另一条口号，和其他口号一样靠不住，而今天这却变成了人们亲历的现实。我常常提起一部由西德尼·波蒂埃主演的引人入胜的老电影《逃狱惊魂》（The Defiant Ones）。片中两个囚犯——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从被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伍中逃脱出来。他们铐在一起，掉进了一个沿壁很滑的深沟。其中一个费力向上爬，几乎爬到了沟顶，但却无法爬出去，因为他和仍在沟底的同伴拴在一起。要想成功，他们就必须同心协力，一起向上爬，最终爬上沟壁，逃脱出去。

因此，我要说，我们南非人只有一起生存和成功，被环境和历史绑在一起的白人和黑人只有共同努力，才能一起向上爬出种族隔离主义的深渊。任何群体都不可能单独取得成功。上帝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实践马丁·路德·金说过的话：“我们必须学会像兄弟一样共同生活，否则我们就会作为傻瓜一起灭亡。”

4月27日这非同寻常的一天，竟是在没有我们所害怕或他人所预期的破坏行为的情况下结束的。选举被宣布为公正和自由的。赞美上帝，我们欣喜若狂，我们成功了！我们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5月9日，纳尔逊·曼德拉在新南非第一届民主选举的国民议会上当选为总统。然后，我们参加了开普敦市政厅外的大游行。街上人如潮涌，与迎接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相比也毫不逊色。

我极为荣幸地将新总统和他的两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和F. W. 德克勒克——介绍给了已等得不耐烦的人群和整个世界。当我将曼德拉引向主席台，把他交给人民时，人群中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今天，我们正在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中体会这一点。选举之后，许多南非人发现民主和自由来到了他们的土地上，帮助他们打开了过去曾经紧闭的大门。曾把我们当成贱民一样对待的国际社会，此刻向我们敞开了胸怀。我们重新回到了英联邦，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仪式和祈祷感人至深，新南非的旗帜被举上圣坛，加入了英联邦国家的行列。曾在许多赛事上抵制我们的体育世界向我们展开了迎宾的红地毯。南非人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经历。他们的国家如今尝到了新生的滋味。南非人以往在国外旅行总是鬼鬼祟祟，总是尽量掩饰自己的国籍，生怕被人拒之门外。而今他们则昂首挺胸，把国旗骄傲地别在衣领上、卡在行李上，向所有人宣示他们来自南非这块土地，告诉大家他们已经打破了末日将临的一切预言，并且不同寻常地实现了从压迫和非正义向民主与自由的和平过渡。

当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任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总统时，可能整个世界都为之停止了运转。即使没有停止，本来也是应当停止的，因为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齐聚比勒陀利亚，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到场了。在这个历史性的就职日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是南非空军战机释放着代表国旗颜色的烟雾从空中掠过向新总统致敬。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在场的南非人，我想特别是南非黑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们似乎在同一瞬间意识到，这些长期以来在我们头顶耀武扬威的战争机器，现在是我们的而不再只是他们的了。这的的确确是最深刻意义上的我们的国家了。

纳尔逊·曼德拉在他的大女儿陪伴下到场时，保安部队、警察、监管机构的首脑正步走到他车前，向他敬礼，然后护卫着他们的国家首脑继续行进。这一时刻真是让人百感交集。仅仅几年之前，他还是他们的囚犯，而且被当做恐怖分子遭到追捕。这是怎样天翻地覆的改变啊！他邀请他的白人看守作为嘉宾参加了就职典礼。这是他以自己的惊人方式做出的许多姿态的第一个，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襟。他将敦促同胞们为和解而努力，他将成为推动和解的强大力量，而和解将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职责，他已经指定由这个委员会来处理我们国家的过去。这个曾经被污蔑诋毁、被当做危险逃犯遭受追捕的人，转而成了宽容与和解的化身，让那些曾经仇恨他的人心悦诚服。囚犯变成了总统，为全世界景仰、赞美和当做英雄般崇拜，成了国际上最受尊敬的国家元首。南非从未像1994年4月以后那样接受过如此众多的国事访问。几乎每一个国家元首都希望和我们的总统合影留念。

然而，我们还是不由得担心，这一切会不会在我们眼前破灭。我们害怕国内某个地方的某个狂人可能会肆意妄为，颠覆整个谈判进程。但是没有发生。有很多事情出了问题，有些明显是蓄意破坏整个计划，但是没有发生能够阻止国家前进步伐的事件。

是的，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眼前。他们见证了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件。多少人担心和预言的恐怖血洗没有发生，这些令人吃惊的南非人——白人和黑人——共同成就了相对和平的过渡和权力的转移。

我们在对非正义、压迫和邪恶的抗争中大获全胜，我要在此对国际社会说，没有你们的帮助、祈祷和对我们事业的支持，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以极大的荣幸代表千百万同胞说：“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胜利真正就是你们的胜利。谢谢！”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我曾说：“现在对南非产品的抵制已经解除。”讲话后，一位中年妇女凑过来对我说：“大主教，我听了您的讲话，的确心悦诚服。但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要抵制南非货，我也教育自己的孩子抵制南非货。所以即使现在买南非货时，我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的整个人都在说我做了什么错事。”我想恐怕没有哪一种事业能像反种族隔离那样唤起那么巨大的热情、那么无畏的献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我的祖国那样得到那么多人、那么长期的祈祷祝福。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真有奇迹要发生，则非南非莫属。

在我当选为大主教时，我为自己在任期内确定了三个目标。其中两个与圣公会（新教）内部工作相关。其一即接受妇女担任牧师职位，这在1992年得到批准，我们的教会也因此更为充实，更为祥和。另一目标是将大而无当的主教教区分解为较小的传教单位（我未能得到教会的支持）。第三个目标就是解放我们的人民，无论白人还是黑人，我们在1994年做到了。

因此，我的妻子丽雅和我可以欢欢喜喜等着我1996年退休养老了。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的事情，看到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从种族主义的镣铐枷锁中解放出来。

1975年我成为约翰内斯堡教长后，就以公开明确的立场参与了斗争。1976年我曾致信时任首相的沃斯特先生，警告他黑人社区的愤怒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他对我的信不屑一顾。几个星期后，索韦托发生了暴动，南非从此再也不是从前的面貌了。我在公共舞台上活动了20年之久，现在政治进程已经实现正常化，我也该退出中心舞台了。

我实在太向往老公民的退休生活了，但却没有料到，我们的主教会议、总统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合力打破了我们尽善尽美的退休计划。

第二章 纽伦堡还是全民遗忘？——第三条道路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少数白人独霸政治权利，并因此而得到了其他各种权力和特权。他们用邪恶与卑劣的手段维持着高压统治。这些白人利用所谓“单肤色统治”制度，声称人的价值在于其特定的肤色、种族特性和人种。既然具有这些特质的人为数不多，单肤色统治也就只能属于全体人类中有限的少数人了。

在古希腊，本来聪明睿智的亚里士多德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认为人的特性并非每个人都普遍拥有，因为奴隶就没有这样的特性。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居然没有注意到其观点的无比荒谬。他的主张一定让奴隶主大感宽慰，因为既然奴隶不像他们一样是真正的人，那么奴役奴隶也就谈不上残酷，而是心安理得的了。（如此说来，重获自由的奴隶会突然间得到人性！）古人相信如此不合理、不道德的思想尚可原谅，但种族隔离的实施者却不是蒙昧的异教徒，因此不能以无知来开脱。他们声称自己是西方人，和西方人一样文明，更有甚者，他们还是基督教徒。这是他们在反对制裁时竭力强调的一点。他们还成功地说服了轻信的西方，使其相信南非实际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对抗苏联共产扩张主义蹂躏的最后堡垒。他们读《圣经》、去教堂——他们居然去教堂！我记得有一次和我的岳母驱车经过一个荷兰新教教堂。她是家庭佣工，文化程度不过小学。教堂外的停车场上泊着几十辆车，我指着这些车说，布尔人显然是群敬畏上帝、虔诚礼拜的人。我的岳母笑了笑，轻声说：“我的孩子，如果上帝像对待他们一样对待我，我也会经常来做礼拜的。”

我们的人民常常对这不可思议的现实感到大惑不解，那些如此恶劣地对待他们的人居然不是未开化的异教徒，而是自称为基督徒、和他们读同一本《圣经》的人！因此，种族隔离的鼓吹者真的无法为其怪异的主张找到借口。他们和我们同读的《圣经》讲得非常明确，赋予人类——每个人都不例外——以无限价值的，不是这个或那个生理或其他外在特质。不，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一个整体。它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化身、上帝的总督、上帝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任何人就是名副其实地亵渎上帝，就是向上帝的脸上吐唾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怀着满腔热情为正义和自由而战。激励我们的不是政治动机，而是《圣经》的信念。在非正义和压迫的情况下，《圣经》成了最具颠覆性的书。

我们常常试图指出种族主义的荒谬，希望我们的白人同胞能够感到羞愧，并放弃这荒唐可笑的东西。例如，我会说我们不妨用大鼻子来代替肤色，因为我自己有个大鼻子。假设某大学不是像种族隔离制度下专为白人而开，而是为大鼻子设立的，首要的要求是鼻子要大，而不是学业。如果你不幸天生有小鼻子的残疾，就必须向小鼻子事务部申请批准进入专为大鼻子开设的大学学习。大部分听了我这个故事的人，都会为它的荒唐和愚蠢笑得前仰后合。如果现实也只是个笑料就好了。

我父亲是小学校长。尽管做佣工的母亲几乎没有文化，家庭收入也微薄得不值一提，但在种族隔离被国民党政府制度化、系统化之前，我们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庇护，免受了南非种族主义最严酷的迫害。我没有什么政治意识，甚至认为种族主义的秩序是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不要多事。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极好地调整了自己，适应了哪怕是极端恶劣的环境。我们住在芬特斯多普。这个约翰内斯堡西边的小镇，后来因成为新纳粹布尔人（AWB，或阿非利卡抵抗运动，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对种族隔离的有限改革）的总部而臭名昭著。我常常从贫民窟到白人镇上为父亲买报纸。我总是能看到流浪儿在白人学校的垃圾桶里翻腾，并常常能够找到白人孩子丢掉的完全可以食用的苹果和三明治。白人儿童更喜欢妈妈为他们准备的食品，而不是政府为他们（不包括黑人儿童）提供的免费午餐。种族主义的畸形特性之一，就是那些没有需要、自己可以负担得起食品的学生可以得到免费食品，而那些急需高质量食品但买不起的孩子反而得不到免费午餐。这或许仅仅因为他们的父母无权无势，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是隐形人，只有让他们干活时，而且常常是做仆人时，才被人想起。我注意到了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但不敢说那给我留下了什么不可磨灭的记忆。只是很久以后维尔沃德博士对黑人实施所谓“班图教育”的劣等教育制，并停止在某些黑人学校发放免费食品后，我儿时的记忆才重新被唤醒。当被问及为什么停止这种相当经济但可有效帮助最贫穷的人们战胜营养不良的做法时，维尔沃德博士的回答令人瞠目结舌，尽管他的话完全符合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无理逻辑。他说，如果不能人人有饭吃，那么就谁也别吃。这真是登峰造极了！我们为什么不去救治那些患了肺结核的人呢？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能救治所有病人，我们就不该只救治其中一部分病人。之所以有这样肆无忌惮的一派胡言，就是因为受害者没有政治权利。他们无法把你选下台。

在罪恶的通行证制度下，黑人的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每天都有许多人因此被捕。16岁以上的所有黑人都必须携带通行证。如果警察要求出示通行证而你恰好没有带在身上，就被视为违法，即使解释你只是出来买包烟，通行证忘在办公室的西装口袋里，也无济于事。整个制度就是要剥夺你的自我价值。黑人没有权利进入城区，能进城完全出于其主子的慈悲和恩惠。每天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否则就得加入蔚为壮观的戴上了手铐的违法者的长队，而警察则等着凑满足够的人然后把他们塞进一辆辆军车。这一切带来的日复一日的当众侮辱是难以言表的。这种军车叫做载人面包车或Kwela-Kwela（来自警察用科萨语向他们的俘虏叫喊的“上来，上来”）。堂堂正正的人被关进惯犯的囚室，第二天又被法庭上办案的出奇速度搞得大惑不解：每人两分钟，一种“载人传送带”式的正义。未及他们叫出“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这些人就已经被认定有罪，并判处了过重的罚金或监禁。这种违反人权的遭遇是几乎每一个黑人都曾经历过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陪伴做老师的父亲进城。当他也被毫不例外地拦住时，我的心里是多么为他难受。不过也有蹊跷的事。由于他受过教育，他有资格享受所谓的“豁免”，普通的通行证法对他不适用，他享受其他黑人没有的特权，即可以购买专供白人的酒而不必担心被捕。但为了让警察知道他享受豁免，就必须携带并出示他的高级文件——豁免证。因此，他也无法免遭被拦住去路、被喝令出示豁免证的当众侮辱。这让我感到恶心。

我们的许多邻居还遭受了更侮辱人的入户通行证检查。家是一个人的堡垒？根本没有这回事。警察专挑最能让人烦的凌晨时分闯进来，大叫大嚷着把人们轰下床，没有一点起码的礼貌：“Kom, Kom―maak oop, julle verdomde kaffers.”（快点儿打开！你们这些可恶的黑鬼！）衣不遮体的母亲惶恐地瑟缩着，孩子们发出尖叫，做父亲的则无力地站在那里，一点也没有男子气概，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丧尽尊严——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在法律的眼里，他是无足轻重的，只有三等公民的最低权利。

降临到头上的常常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令人发指的恶行。不，那是一些日常的骚扰、琐屑的无礼行为和细碎的侮辱——尊严不总是被踩到脚下，也不总是被长筒皮靴践踏，尽管这样的情况也同时存在。比如陪父亲去商店时就经常碰到。父亲是个有教养、有尊严的人，但柜台后面的小丫头竟张口叫他：“嗨，小子！”她这样做仅仅因为她是白人。我的心为我的父亲死了许多次。他常常不得不强扮笑脸讨好没有家教的坏孩子。我知道他对此无能为力，即使到别的商店，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有时也有例外，但罕见得如炼狱中的冰雪。这种待遇贬低了我们的人民，深深地侵蚀了他们的自尊心。

我担任教长、后来担任大主教来到约翰内斯堡时，丽雅和我须经“批示”方可进入城区。我们必须到土著人事务专员办事处，在通行证上加盖适当的印章，以示在我就任教职期间允许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许多黑人必须排长队等待，而白人主子们要么在谈天、要么读报、要么饮茶。等他们终于屈尊办案时，也从不会以礼相待，而是吆三喝四，让本来已经晕头转向的乡下人更加无所适从。黑人官员的态度稍好一些。丽雅被允许作为我的配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遭受的是双重歧视——作为黑人，还作为妇女。她甚至享受不到黑人男性的那点可怜的权利。

在政府眼里，关键在于你是黑人，这是最重要的事实，而不是你其实也是人。如此这般，即使我担任约翰内斯堡的大主教并身为诺贝尔奖得主，在紧急状态下，我的夫人和女儿也有被拦截并在路边被当场搜身的可能。由于我的抗议，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她们得以被带到附近的警察局进行搜身。如果这是他们给予黑人名人的惯常待遇的话，那么对其他地位卑微的黑人又有什么干不出来呢？我自问，当然更知道可怕的答案。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总报告所引述的一份材料中，后来成为宪法法院副院长的帕埃斯·兰嘉大法官讲述了他作为一个黑人的经历。

我第一次和司法系统打交道还是……1956年在德班当工人的时候。正是在此期间，我感受到了1950年《人口登记法》第30号的某些条款、1945年的《土著合并法（城区）》第25号以及当时其他歧视性法律所带来的痛苦、愤懑和侮辱。对我的直接影响是我为这一切的不公平、不公正深感失望。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种族这个因素可以决定我应该住在哪里、可以在哪儿工作。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住到男人的宿舍去，只有得到许可证才能到城里和父母一起住。……我正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认为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什么都无法阻挡，但是我错了。我的梦想遇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它在我的周围精心构筑了无理的、屈辱的，而且常常是敌对的环境，其意图就是要打击像我这样希望为自己也为周围的人改善境遇的人……

通行证法和进城控制条例是影响我早年生活的整个法规体系的核心……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排着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长队。排到头时，一般遇到的都是蛮横的小干事或官员，或许在你的“dompas”（当地指通行证的土话）上赏你一个什么验证章。进城控制办公室的整个程序令人痛苦而屈辱，有些方面甚至给成千上万受其管辖的人造成了深深的侮辱。我记得作为一个17岁的孩子，我不得不扭过头去，把眼光避开那些赤身裸体的成年人，徒劳地希望以此为他们挽回一点尊严。我们排在队里的人都必须裸体，以方便这种有辱人格的检查。如果在许可证的期限内没有找到工作，就可能被土著事务法庭宣布为“闲杂班图”，面临被发送农场居住地的可能。许多人被送上这个法庭，并因为未能及时出示身份文件而被判刑……

但是，把这些明目张胆的歧视性和压迫性法律写入法典只是一个方面。其丑恶性又因执法的白人和黑人官员的粗暴、残忍和麻木而变得无以复加。这是一种对前来办理手续或求助的人的敌视和威胁的文化。当局的面目是对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们的战争面孔，而人的尊严则是战争的牺牲品。

1948年当政伊始，种族隔离政府就开始了疯狂的种族主义立法过程。他们废弃了许多黑人城镇，搬迁了许多安居的社区，把上帝的子孙都扔到了与垃圾场毫无二致的班图斯坦黑人定居区。垃圾可以扔，人是不能扔的。但这恰恰就是他们给予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的待遇，而这些人的罪过是生为黑人。他们把我们当物件对待。我们有一首战斗歌曲：“Senzenina？—— Isono sethu bubumnyama”（我们拥有什么？——生为黑人就是我们的罪孽）。国民党把种族隔离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在居住、就学、娱乐和工作上均被隔离。我们被禁止跨种族婚配，跨种族的性事是禁忌，混血婚姻也是禁忌。就业保留制使黑人无法从事某些专为白人保留的职业——而今天他们则在大喊这样的做法“令人恶心”。

35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这一无情的社会工程试图搅碎南非这块各种族融合而成的蛋糕。这些仅仅是统计数字，但强制迁移计划的受害者却是有血有肉的人啊！丽雅和我是在约翰内斯堡以西19公里处的黑人小镇蒙谢韦尔的罗马天主教堂结的婚。那座教堂连同许多居民住宅都被夷为平地，因为蒙谢韦尔注定是要拆毁的。这个行动是个走调的音符，是本应成为一片洁白百合的地区的一个污点。只是由于雷昂·维塞尔斯的干预，蒙谢韦尔才得以幸免。他是国民党议员，后来为种族主义深表歉意，并出任为我们制定了出色宪法的制宪议会的副主席。但是，其他地方则没有这么幸运。我生活或学习过的地方至少有五个——例如索菲亚镇——就未能幸免。有一个人在约翰内斯堡当花匠，在一个村里为自己修建了一个不错的小家。一天听说他家的村子宣布要拆除，整个社区要迁移，他请求给他个照顾，并得到批准，他想亲手拆掉自己多年来苦心营造的小窝。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已经吊死在树上。他无法承受，他自杀了。

开普敦的桌山脚下，是市里最为热闹和时髦的部分，叫做第六区。过去这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种族聚居区，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和睦相处，没有什么种族主义事端。后来，国民党掌权，通过名称古怪的“社区发展部”，以种族和睦的名义，宣布第六区必须关闭。于是，有色人和非洲人都被迁移到离他们工作的市中心数英里之外的地方，被迫从宽敞的宅院搬进一个贫民小镇拥挤不堪令人窒息的火柴盒式的房子里。我担任大主教不久，就访问了邦特赫维尔，一个种族隔离的毒瘤。在其中一个极小的蜗居里，住着我们教区的一个教友。老人1960年从第六区迁到这里，而当时已经是1986年了。那些没有打开的塞满家什的盒子箱子，在简陋的房子里摊得到处都是。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打开时，他回答说他等着回到第六区的家。那350万人就是这样的人。老人怀着破碎的心离开了人世，箱子依旧没有开启。

有人制作了一个题为“第六区”的音乐剧，描述开普敦这个区域的繁华以及后来如何屈从于种族隔离的疯狂。我的一个属下儿时曾住在第六区，看完表演回来后告诉我们，他禁不住流下了怀旧的泪水。他母亲晚年时曾对他说她想回家，意思是要回到她第六区的旧宅。史蒂芬·奈都和他经商的父亲及母亲、姐姐从德班搬来。他父亲发了财，在开普敦附近的立特里特盖了幢大宅子。史蒂芬成为开普敦罗马天主教大主教。我向他讲述了我下属的话，他反过来让我猜猜他看了同一场演出时的感受——他也一样痛哭流涕。社区发展部宣布他们居住的区域为白人区，因此奈都一家必须搬走。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守寡的母亲请求当局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里，但是徒劳一场。于是他们找到了与别人合住的一套一室单元房。白天他们不得入内，史蒂芬和姐姐只好坐在附近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直到允许他们回家的时候。听了他的讲述后，我突然意识到许多貌似正常的人，实际上都满怀愤懑和痛苦的重负，而这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不是白人。

我们全家从我留学的英国回国时，假道法国、意大利和圣地[1]。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开普省的艾丽斯，我将在联邦神学院执教。一到南非，我们就到东伦敦市为新居添置家具。午饭时间到了，我们知道没有餐馆让黑人就餐，于是只好买了鱼和薯条坐在停靠路边的车上吃。几个星期前，我们还可以在巴黎的上流餐馆里享受法式美食，在我们自己的祖国却办不到。

我们经常到东伦敦的海滩上野餐。留给黑人的那块沙滩景致最差，周围只有很少的岩石。不远处是个带小火车的游乐场，在英国出生的小女儿这时就会说：“爸爸，我想荡秋千。”我心里沉甸甸的，只能心虚地对孩子说：“不，宝贝儿，你不能去。”如果我的宝贝坚持要去，我又该怎样回答她呢？“可是，爸爸，其他的小孩在玩呢！”我怎么能跟她说她不能去是因为她不是能去的那类人呢？我内心死去过许多次，不能直视孩子的眼睛，因为我觉得没有了人格，受到了巨大的侮辱和贬斥。我现在体验的一定是我父亲在他的儿子面前被羞辱时的心情。

种族隔离系统地剥夺了有色人、印度后裔以及特别是黑人的权利，扼杀了他们的人性。它给这些人提供的是形同儿戏的教育，住房不足，医疗缺乏，使孩子们罹患原本极易预防的疾病；它通过合同工制和单性别宿舍，破坏了黑人的家庭生活。种族隔离无所不在，给其受害者造成了不必要的和无法言喻的痛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不是白人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这一罪恶制度的迫害。黑人完全有权以满腔仇恨，向白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声讨种族隔离的罪行。我们的新任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说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的国度”，这种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恰如其分。但我们还要欣喜地宣布我们也是幸存者的国度，其中不乏以其宽宏大量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精神震惊了整个世界的杰出人物。

现在担任美国凯洛格基金会牧师的马鲁斯·马普尔瓦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一个热情奔放的积极分子，在黑人觉醒运动中是史蒂夫·比科的密友。他和其他人一起，在贫困交加、颓废绝望的农村社区中进行了至关重要的社区发展和医疗工作。因此，他和妻子被无孔不入的安全警察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并经常遭到骚扰。他们常常未经审讯就被关进监狱，他被处以五年禁行令，行动被限制在东开普城区内。正是在此期间，他设法甩掉了警方的盯梢，来到约翰内斯堡，在我的办公室里和我见了面（当时我担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他说在他频繁地遭受拘留的那段时间，安全警察告诉他：“我们统治着这个国家。”当他们照例折磨他的时候，他常想：“这些人也是上帝的子孙，但他们却像禽兽一样。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恢复人性。”有这样卓越的人加入其中，我们的斗争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1994年4月27日是个转折点，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它预示着新的南非将如那些竞选口号所说，成为一个民主的、无种族主义、无性别歧视的南非。这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残酷压迫和极端不公的种族隔离旧制度被废除。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还会承认自己曾是这个邪恶制度的支持者。

受伤的人不会再因为风驰电掣奔向出事地点的救护车是专为救治另一种族的人而被遗弃路边。再不会有人被迫离开家园，然后像垃圾一样被抛进贫困的班图斯坦家园（专为黑人设立）。上帝的子孙再不会受到把南非人口像牲口一样分类的种族分类局的侮辱。（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经常被划分成不同的种族，肤色稍深的被归入较低级的一类。有些人宁肯自杀，也不接受这种荒唐专横的分类。）孩子们再不用接受号称为教育的那碗“薄粥”，这种教育实际上是要让黑人儿童接受永远的奴役，顺从至高无上的白人主子。这一教育制度的始作俑者、种族隔离的高级祭司、后来担任首相的维尔沃德博士，曾大言不惭地说过：

学校必须使班图人（南非黑人）适应其经济生活的需要……如果在实际中不能运用，把数学教给班图孩子又有什么用？……教育必须依据人们生活中具有的机会而施教授业……[2]

我要说“再也不会了”，因为在新南非的确如此。我们再不可能合法地、秩序井然地通过立法，将无数人的生活从尘世打入地狱，因为新南非的至高权力不在议会，而在我们的新宪法，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具人权取向的宪法。立法不能仅仅凭议会的癖好，而是要得到我们的最高法院——宪法法院的批准。诞生时间还不长的宪法法院已经表明，它能够打击一切有悖于宪法宗旨和条款的行为。宪法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所有南非人通过其当选代表达成的庄严契约。

新的制度安排带来许多新气象。但是旧制度的某些方面还会苟延残喘，好像沉重的裹尸布笼罩着新时代。谁也没有那样的魔杖，可以让新制度的设计者手执着挥舞、嘴里念叨着“嘿，快变”，就会把南非在一夜之间变成到处流淌着鲜奶和蜂蜜的天国。持续半世纪之久并以残酷手段得到有效加强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余毒，还会在今后的很长岁月中影响着我们。

许多南非人都对种族隔离有着可怕的记忆。他们忘不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人们对通行证法进行和平抗议示威，警察惊慌失措，向人群开火，69人倒地身亡，其中许多是在逃跑时被击中了背部。人们也忘不了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托起义。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反对将阿非利卡语定为授课语文的抗议游行中被射杀。（阿非利卡语被视为压迫者和种族隔离执行者的语言，因为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国民党绝大部分人操阿非利卡语。）还有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神秘死亡的人。当局称这些人自杀了，有的用皮带上吊了，有的洗澡时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则从牢房或审讯室跳窗自杀。这些话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却根本无法让黑人相信。我们还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残而死。黑人觉醒运动年轻的学生领导人史蒂夫·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据说1977年9月，他在和审讯者发生不可思议的无理争吵时，以头撞墙。史蒂夫被赤身裸体用警方的卡车驱车1500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亚，据说是要接受治疗，可是到达不久他就死了。谁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在他被监禁的伊丽莎白港对他进行急救，或者为什么必须让他赤裸着处在昏迷状态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亚。

人们记得1985年在夸祖鲁―纳塔尔省阿曼泽姆多蒂的爆炸事件。放置在一家购物中心外垃圾桶中的爆破弹，在忙着圣诞节采购的人群中爆炸，死5人，伤60多人。还有1986年的玛古酒吧爆炸事件。罗伯特·麦克布莱德和两个同伙在附近安放了汽车炸弹，死3人，伤69人。据说这是以邻国博茨瓦纳为基地的非国大武装派别“民族之矛”首领下达的命令。

许多南非人看到用所谓“项链”酷刑残忍地将人处死时，无不感到恶心。施刑时将灌满汽油的轮胎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点火。这种可怕的处决方法是城里支持非国大的“同志”们用来惩治“叛徒”即被怀疑和国家合作的那些人的，也被用在交战的各派解放运动的自相残杀上，比如被禁的大部分由非国大的同情者组成的联合民主阵线（UDF）和主张由史蒂夫·比科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各项原则的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之间的争斗。令我们无比震惊的是，人，年轻人，居然能围在这样一个痛苦挣扎的人周围起舞。种族隔离既剥夺了实施者的人性，也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性。在这一点上，种族隔离做得真是太成功了。

人们为1983年5月比勒陀利亚教堂街上的屠杀所震惊。巨型炸弹在南非空军总部外爆炸，死21人，伤200多人。非国大宣布对此次爆炸负责。最晚近的则是1993年7月开普敦圣詹姆斯教堂的大屠杀。在那次袭击中，泛非大会（PAC）——即1959年脱离非国大的解放运动——两名成员冲进星期天的礼拜仪式，用机关枪杀死了11名教徒，伤56人。在这场城市游击战中，似乎已经无所谓神圣可言。

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暴行充斥于我们的历史，各方面都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段历史、这段过去。我们不能装作这一切并未发生，许多事情人们还记忆犹新。

实际上，对于向新的制度安排过渡时我们是否应该有效处理既往历史的问题，并不存在异议。不，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而在于如何处理仍历历在目的过去。

有些人希望借鉴纽伦堡审判的模式，将所有严重违反人权的罪犯都捉拿归案，让他们经受正常司法程序的煎熬。结果发现这条路根本行不通，也幸好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及其轴心国，因此得以实施所谓“胜利者的正义”。被告一方毫无发言权，而且由于坐在审判席上的如俄国人本身也是人权的严重违反者（在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审判过程让不少德国人耿耿于怀。纽伦堡审判50年后，我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在纽伦堡当年的审判厅里举办的专题讨论时，仍有这样的感觉。德国人接受了纽伦堡，因为他们一败涂地，胜利者可以在被打翻在地的败军身上再踏上一只脚。在南非，任何一方都无权实施胜利者的正义，因为没有一方取得了可以赋予这种权利的决定性胜利。因此，纽伦堡方案被那些为向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过渡而进行艰难谈判的人拒绝了。

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如果种族隔离的安全部队认为在谈判结束时他们仍将作为肇事者面临法律的严惩的话，他们就不会支持使我们得以实现从压迫到民主的相对和平过渡这一“奇迹”的谈判解决方案了。（当时多少人作出了可怕的预言，认为会发生血洗事件，我们会被全面的灾难压倒。）他们仍掌握着枪杆子，仍然有能力破坏整个过程。

作为和平过渡的受益者，有些南非人，还有一些国际人士，喜欢喋喋不休地抱怨没有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事实上，我们都很健忘。我们忘了1994年之前我们一直焦虑不安，一场全面的灾难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由于上帝的慈悲，我们得以幸免。那些享受着新制度安排的人过早地忘记了这一切原本多么脆弱、多么渺茫，忘记了整个世界仍然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这一奇迹的展开。奇迹是谈判解决的结果。如果谈判一方坚持将所有肇事者送上法庭，就不会有谈判解决，也不会有民主的新南非。纽伦堡后盟军可以打起铺盖回家，我们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处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首席大法官伊斯梅尔·马霍麦德在他担任宪法法院副院长期间，当有人对法律中的大赦条款提出违宪质询时，他才能够赞许地引述马尔文·弗兰克尔大法官在其所著《走出黑夜的阴影：为国际人权而战》[3]一书中的话：

惩罚人权罪犯的要求，可能带来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因为没有单独的或简单的解决方案。尽管关于纽伦堡审判的争论仍在继续，但那段历史——对战败国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与一国审判自己的罪犯时遇到的可能分裂国家的微妙而危险的问题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个在压迫性政权下分裂的民族，不可能在压迫一结束时就能突然达成团结一致。人权罪犯是公民同胞，和每个人朝夕相处，他们可能有权有势，而且异常危险。如果军队和警署曾是恐怖的化身，那么士兵和警察也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尊重人权的典范。他们的数量和对杀伤性武器的精通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现实……士兵和警察可能在等待时机，阴谋卷土重来。他们也可能希望保住或赢得大众的同情。如果对他们太过严厉——或者法网撒得过宽——就可能事与愿违，正中了他们的下怀。但是，他们的受害者不能简单地宽恕和忘却。

这些问题不是抽象的大话，而是当今十几个国家面临的严酷现实。如果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更多的国家摆脱了恐怖政权，那么类似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由于情况各异，问题的性质也各不相同。

马霍麦德大法官接着谈到南非的局势：

要想成功地谈判过渡，过渡的条件就不仅应该得到被迫害一方的同意，也应该得到因为向“以自由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引自宪法］的过渡而感受到威胁的那些人的认同。如果宪法永远保留着不断反击和复仇的可能性，那么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因落实宪法而受到威胁的人们的认同……[4]

纽伦堡审判的方案之所以不为南非的谈判者青睐，还有其他令人信服的重要原因。那些原因会给本已负担不轻的司法系统添加更加难堪的重负。我们有过这类案件的经验，比如1995年和1996年对前警察局死刑队头目尤金·德考克的公诉，然后是1996年对前国防部长马格纽斯·马兰将军及其他一些将军和军官的公诉。司法部和安全部门（警察）调集许多人力、历时18个月才成功地将德考克送上法庭，由于他曾担任公职，国家不得不负担其高达500万兰特的法律费用，此外还有诉讼及诉讼机构和证人保护计划的费用。在马兰及其同案犯的案件中，公诉失败，而费用则达到了天文数字，几近1200万兰特（200万美元），也由国家来负担。在一个资金紧张，教育、医疗、住房等诸多领域问题重重、亟待解决的国家，必须在国家能够负担什么的问题上作出艰难的抉择。

我们也不能允许这类侵犯人权案件的细节向大众传播的时间过长，因为这会让许多人悲伤沮丧，对脆弱的和平与稳定造成过大的干扰。我们当然做不到像纳粹的“追杀者”那样直到50年后的今天仍然穷追不舍。我们必须平衡正义、责任、稳定、和平与和解的各种要求。我们完全可以实行冤冤相报的正义，让南非倒在废墟中——如果这也称得上胜利，那就真是皮洛士的胜利[5]，得不偿失了。

审判方案不可行的另一些重要原因在于举证困难。刑事法庭需要案件中涉及的证据经过极严格的审查，且必须就案件提出确凿无疑的理由。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的许多案件中，事件的唯一幸存证人就是罪犯本身，而他们又利用国家的大量资源销毁证据，掩盖其罪恶行径。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一有机会便谎话连篇。上至内阁部长、警察局局长，下到无一官半职的普通支持者，无一例外。他们撒起谎来肆无忌惮、毫不动摇，就像在赶就要过去的时髦。法庭上常常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受害者与几个肇事者对质，后者一般都是警官和武装部队的军官。他们后来在申请大赦时，承认作了伪证。（委员会与法庭相比被证明是取得真相的更好途径：大赦申请者必须表明他们已经披露了全部事实，方可获得赦免，因而正常的法律程序倒了过来，申请者不再极力推卸披露全部事实的责任。）大法官或地方法官必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在白人警官的阵营前，对一个孤独的证人、一个黑人作出有利的判决。

难怪司法系统在黑人中间臭名昭著。人们认为大法官、地方法官和警察沆瀣一气，让正义流了产。直到最近，所有地方法官和大法官仍然都由白人担任，他们认同白人同胞的思想和偏见，享受着种族隔离给他们提供的巨大特权，因此认为任何反对现状的行为都是共产主义煽动的结果。他们一般都支持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反对被法律排斥在其祖国的管辖之外的黑人。旧制度中的许多大法官都是厚颜无耻的政治受聘者，心甘情愿做不公正制度的同谋，因此对司法制度的名誉毫无补救之功。当然，其中也偶有例外，但总的来说，筹码是大大不利于黑人原告或被告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南非黑人对名誉扫地的警察和司法系统的信心。

在此我更应该引述马霍麦德大法官的精辟判断：

每一个正直的人一定都极不乐意接受这样的结局：邪恶行为的肇事者得以逍遥法外，其自由得到不受宪法制约的大赦的保护。但是使我们选择这条途径的各种情况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在那些暴行和酷刑发生的年代里，有关监禁和犯罪调查的法律以及为调查提供信息的方法和文化，都不易进行公开调查、取证和纠正。在这个可耻岁月中发生的一切大都笼罩在神秘之中，不易展示事实和证据。亲人失踪了，有时不知原委，其中大部分已不在人世，不能再讲述他们的遭遇。其他人要么自由遭到侵犯，尊严受到打击，要么在留下深重创伤的内讧和冲突中，名誉受到极为不公的诋毁。恶魔与无辜常常同是受害者。秘密和专制掩盖了真相，把它们藏进了我们历史的阴暗旮旯中。记录难以获取，证人要么身份不明，要么死了，不能或是不愿出庭。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对亲人的伤心记忆和本能的怀疑。幸存者因此承受着深重的创伤，但同时他们又无法将自身的感受转化成经得起法律考验的客观和确凿的证据……[6]

因此，很多案件缺乏证据，还有一些则因为诉讼时效、因为犯罪发生的时间过于久远而受到影响。马霍麦德大法官在其判决中也指出了这种司法僵局造成的后果：

如果不赦免犯罪的人，使其免于刑事诉讼，那么另一条出路就是为某些人保留抽象的诉讼权，但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胜诉，继续让许多案件中受害者的家人不明真相，不知道他们的亲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使他们对真相的渴求永远得不到满足，使他们永远无法平息心中的义愤和痛苦；与此同时，肇事者可能保住了自由之身，但却无法成为新秩序的积极、全面和开创性的参与者，因为他们内心混杂着迷茫、畏惧、内疚、不安，有时甚至是惊恐。[7]

因此，审判作为处理历史问题的各种可能方式中的极端方案，被否决了。

还有些人反对审判的方案，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应该让过去的事就过去吧。这一方案是前政府及执行其命令的安全部队所竭力寻求的。他们吵吵着要一个一揽子方案或是全面大赦，就像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及其追随者对自己实行大赦，并以此作为放弃军管、将政权移交平民政府的先决条件。尽管他们同意任命一个真相委员会，但委员会只能关起门来审案，而且不能审查皮诺切特将军本人及其政府和安全部队的档案，即使审查也不是为了定罪。皮诺切特将军以及政府和军官宽恕了自己：只有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集被告、原告和法官于一身。由于智利大赦的宗旨不像南非那样是为了确定责任，我坚决支持最近对皮诺切特将军的引渡请求。我们不能容忍罪犯不仅可以决定是否赦免自己，甚至还不允许他人质疑他给予自己大赦的依据以及所赦免的罪责。

南非的情况则是不实行全面大赦。每一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人们也强烈地感到普遍大赦等于遗忘，有人指出，我们任何人都无权说“让过去的事过去吧”，然后挥手间一切就真的过去了。我们的共同经验其实恰好相反——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地解决一切。我们必须直面禽兽，否则它就会反过身来要挟我们。

英国人和阿非利卡人（荷兰、德国或法国胡格诺教派的白人定居者）在南非的历史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实例。在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中，英国人把20万布尔人，包括布尔妇女、儿童和在布尔人农场上干活的黑人劳工，关进了当时英国人的新发明——集中营，这在后来希特勒疯狂推行纯雅利安血统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时变得臭名昭著。大约5万名囚犯在非人的条件下死去。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都没有坐下来讨论战争这个方面的问题。当时留下的创伤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抚平，英国和阿非利卡的定居者似乎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在表面的友好下面，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并不稳定和轻松。1998年，我从慕尼黑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会议。陪伴我的是一个年轻的阿非利卡人，他说他还清楚地记得祖母对他讲述的在集中营里发生的种种悲剧，一想起这些故事，他就觉得愿再打一次英布战争。

在纽伦堡附近的前达豪集中营建有一个纪念馆，纪念当时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可以看到毒气室和火化犹太人尸体的焚尸炉。毒气室看上去平淡无奇，好像普通的浴室，直到你看到将致命毒气注入浴室的喷头。纪念馆里的一些照片显示，囚犯们跟在铜管乐队后面将难友送去处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德国人是那么有章法、有系统。他们将一切记录在案，包括他们进行的人类忍受力实验——当然实验品是“劣等的”、非雅利安的犹太人囚犯。照片将一切都摆在我们眼前，一张张痛苦万分的脸扭曲成了怪兽的模样。

纪念馆入口处上方，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话发人深省：“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那些在南非为我们的未来而谈判的人懂得，除非我们承认过去并加以妥善处置，否则过去就可能毁掉我们的未来。

全民遗忘之有害无益，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原因。选择这条路无异于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再次成为受害者。这意味着否认作为其自我重要部分的那段经历。智利剧作家阿利埃尔·多夫曼写过一个题为《死亡和少妇》（Death and the Maiden）的戏。少妇的丈夫刚被任命为国家真相委员会的成员。她正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有个人的车抛了锚，进来求助。少妇看不到他，但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并认出他就是几年前自己被拘留时折磨和强奸她的那个人。下一幕中那个人被绑了起来，无助地等待她发落。她举枪对着他，真想一枪把他打死，因为他拒不承认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而且不断地找出借口证明自己不在现场。僵持很久之后，他终于承认他就是肇事者，但奇怪的是，她把他放了。他的矢口否认击破了她的心底、她的完整性和她的自我，而这一切都是和她的经历、她的记忆密切相关的。否认颠覆了她的人格。她其实就是她的记忆，犹如一个早老性痴呆症患者不再是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同一个人。

我们的民族力图恢复和肯定那些长期被迫缄默不语、被变成了无名氏和边缘人的受害者的尊严和人格。现在，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他们将有能力叙述自己的故事、唤醒自己的记忆，并在公开的诉说中，使其个性和不可剥夺的人格得到承认。

当听取受害人的证词时，由于我们不是刑事法庭，我们是依据平衡各种可能性来确定事实的。既然立法赋予我们权利，让我们恢复受害者的人性和公民尊严，于是我们允许那些前来作证的人用自己的话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证实这些故事，但我们很快发现，正如宪法法院大法官奥比·萨克斯所指出的，真相也有不同的种类，而且并不相互排斥。既有可验证、可记录的法医鉴定的事实性真相，也有“社会性真相，通过交流、讨论和辩论达成的经验真相”。[8]个人的真相，即马霍麦德大法官所说的“受伤的记忆的真相”是可以抚平创伤的真相，而真正的法庭则往往可能让许多没有受过教育、头脑单纯的证人，更加困惑，创痛更深。但是，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来到委员会面前陈述对他们都起到了明显的医治功效。我们是在不经意间从科拉多克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弟弟那里了解到这一点的。科拉多克四人帮是支持非国大的积极分子，他们离开科拉多克的家到伊丽莎白港参加政治集会，被警察残酷杀害，再也没能回家。那个弟弟在其亲戚到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上作证后，在负有责任的警察坦白并申请赦免之前，对我说：“大主教，我们在几个场合向许多人讲过我们的故事，对报纸、电视都讲过。但这是我们讲述后第一次感到卸下了肩上的重担。”

我们国家的谈判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

委员会的重点和大部分工作都和严重违反人权案的受害者及幸存者相关——听取他们的陈述，调查他们的证词，让他们其中一部分人有机会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起草补偿与和解建议书提交政府。但是，政治家们就大赦达成的协议，使大赦和为处理赦免申请而成立的委员会，成为我们运作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第三条道路也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例如，这种方法会不会让人觉得可以得到大赦，因而鼓励了犯罪呢？罪犯仅仅抱歉并当众受辱就够了吗？正义怎么办？由于大赦一笔勾销了申请成功的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那么剥夺受害人向罪犯和国家要求民事赔偿的权利是否公平？

我在后面会谈到这一点，但结束本章时我想指出，有条件大赦的第三条道路符合非洲式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中心特点。这在恩古尼语族中叫ubuntu（乌班图），在索托语中叫botho。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人选择了宽恕而不是要求赔偿，选择了宽宏大量而不是复仇呢？

Ubuntu很难用西方语言表达。它表述的是人之为人的精髓。当我们高度赞扬一个人时，我们说“Yu,u nobuntu”，即“嘿，某某人有ubuntu”，意思是说这个人慷慨、好客、友好、体贴和热情。他把自己的所有与他人分享。这也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绑在一种生活中。我们说：“一个人的为人是通过他人表现出来的。”不是“我思即我在”，而是“我之为人因为我有归宿”。我参与，我分享。一个有ubuntu的人开朗而乐于助人，他或她肯定别人，不因他人的能干和优秀而感到威胁，因为他或她懂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并由此具备了充分的自信；当其他人被侮辱、被贬损时，当他们被折磨、被压迫或被低人一等地对待时，他或她也会感到这种屈辱。

和谐、友谊和共享都是善行。社会和谐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善行。任何颠覆或破坏这一为人神往的善行的事，都应该像躲避瘟疫一样极力避免。气愤、反感、复仇的渴望，甚至于通过恶性竞争获得的胜利，都会侵害这一善行。宽容不只是利他，也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使我也失去人性。宽容使人们坚韧，使他们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

Ubuntu意味着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种族隔离暴行实施者愿意与否，其人性和遭迫害的人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在以非人的方式对待他人、给他人施加无以名状的痛苦时，施行者也必然失去了人性。我曾说压迫者人性的损失如果不是超过也绝不亚于被压迫者，而许多白人都认为这不过是那个他们恨之不及、不负责任的图图煽动仇恨的另一个口号。然而，吉米·克鲁格先生谈到史蒂夫·比科之死时令人胆寒的冷言冷语却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例证。他在一次集会上开玩笑说，史蒂夫·比科是死于绝食抗议，这说明他在南非有自由，他如果愿意，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饿死。他说史蒂夫·比科的死“让我无动于衷”。你不能不问，能这样随便谈论另一个人类同胞之死的人，他的人性哪里去了？

当肯尼亚迎来自由和独立时，很多人都认为毛毛将发起运动，通过疯狂的复仇把肯尼亚变成白人的坟墓。然而，肯雅塔总统那么受人爱戴，因此他的去世引起了不小的担忧。人们担心肯雅塔之后肯尼亚会变成什么样子。独立后的肯尼亚ubuntu无所不在。在津巴布韦，经过极为残酷的丛林战后，穆加贝在1980年赢得大选前夕，大谈和解、恢复和重建，让众人大为惊异。这也是ubuntu在起作用。在纳米比亚，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取胜后，努乔马用他迷人的笑脸讨好着每一个人。对白人没有复仇。这是ubuntu在显形。

当然，情况并非都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初的比属刚果，ubuntu哪里去了？1994年为什么卢旺达人忘记了ubuntu，而是相互残杀，让可怕的种族杀戮笼罩其美丽的国土？我不知道，只是要说ubuntu不是一个机械、自动和必然的过程，我们南非人幸运地拥有一批不只是黑人而是各种族的卓越人物。比勒陀利亚的约翰·史密特先生之子死于非国大搞的一次爆炸事件。史密特先生是阿非利卡人，人们大都认为，他一定会对被种族隔离政府称为共产党煽动的恐怖分子满腔愤慨和敌视。当史密特谈到他儿子的死时，他的一番话让人肃然起敬。他说他不气愤，如果气愤，也是针对种族隔离政府的。他相信他儿子的死，为我们从压迫和非正义到民主和正义的过渡作出了贡献。变革的时候到了。

[1]指梵蒂冈。——译注

[2]《图片中的南非历史：真实的故事》（Illustrate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The Real Story），开普敦，读者文摘出版社，1988年。

[3]Out of the Shadows of Night: The Struggle fo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马尔文·弗兰克尔与艾伦·赛德曼著，纽约，Delacorte出版社，1989年。

[4]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5]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在与罗马军队的一次会战中虽获胜，但代价同样十分惨重。“皮洛式的胜利”遂成西方谚语。——编注

[6]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PO）等VS南非总统等”。

[7]同上注。

[8]A. 博莱恩（Alex Boraine）与J. 列维（Janet Levy）合编：《一个民族的康复？》（The Healing of a Nation？），1995年。

第三章 时机已到

为什么南非在此时而非彼时出现了转折呢？

《新约·加拉太书》中圣保罗在给新使徒的信中使用了一个妙语：“时机已到。”[1]保罗讲耶稣诞生的时机恰到好处，一切都各就各位，诸种前兆都已具备，一切都在恰当的时刻发生了。提前一点会过早，拖后一点又会太迟，当一切发生时，就只有此刻，没有彼时。

20世纪90年代，自由在最为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大厦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而倾覆。在其强硬派前任如勃列日涅夫的时代，所有这一切变化都不可能发生；如果当时全球的地缘政治图景没有变化，那么其后的一切要么不可能发生，要么会付出惨重得多的生命代价，造成更大的动荡和不安。

在南非，强悍凶恶的共产主义帝国——即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的瓦解是促成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种族隔离政权成功地哄骗了轻信和听话的西方，让他们相信南非的确是非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了。到1990年，种族隔离政府再没有理由声称必须使用压迫手段根除共产主义的泛滥，因为共产主义已经根除。

在这世界和南非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了无限的祝福，德克勒克替代顽固不化的博塔担任了南非总统。1985年，博塔错失良机，在本该破釜沉舟宣布改革的时候，却把本来是响炮的重要讲话变成了一记蔫炮。很难设想顽固如磐石的博塔会像德克勒克那样，于1990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让整个世界既震惊又不敢相信的大胆举措：南非的政治进程将实现正常化，解除对政治团体的禁令（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后实行的禁令）；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将被允许作为合法团体开展活动，南非将努力走出种族隔离不公正和压迫的牢笼。

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他在南非的历史上为自己找到了一席之地。无论他这样做出于何种动机，无论我们如何评说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都应该为他在1990年的作为而向他致敬。

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历经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接受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政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选民会拥戴要把政权交给世仇，并以此为政纲的候选人。德克勒克先生当然没有这样直言不讳。他讲的是权利分享，让本来不中听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变得对选民来说不那么刺耳。他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涯冒险，我们如果不因此赞扬他，就太过失礼了。他本来也许希望通过谈判为白人找到一个位置，使他和追随者得以行使否决权。他也可能希望以三驾马车的方式，轮流当政。但无论怎样，在我们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了他这个敢于冒险、勇于前进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幸运。

当然，如果他的对手不能够顺应时代的挑战，这一切也毫无意义。如果德克勒克先生遭遇的是一个身陷囹圄、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人，他很可能不会宣布其改革计划。幸而他遇到的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质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在狱中赢得了无比的声望，以至许多人担心如此圣人只会让那些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大失所望。实际上，有传言说其运动内部已有人策划谋杀他，因为他们害怕整个世界会因为他不能与形象相符而深深失望。他们担心，非国大可能失去因整个世界为其狱中领袖勾画的高于生活的形象而赢得的巨大国际支持。

我们没必要担心。德克勒克先生遇到的不是一个一心复仇，誓死让白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苦痛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纳尔逊·曼德拉出狱时不是满口声言仇恨和复仇的人。他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人惊异不已。谁也不会因为他大谈和解与宽容而指责他。被捕前他就受过长期骚扰，无法过正常的生活，1990年2月11日被释放出来之前，他已在监狱度过27个春秋。谁也不能说他不懂得何谓痛苦。

在一张著名的照片里，他在罗本岛和沃尔特·西苏鲁以及背景中的其他人，坐成一行，在庭院里敲石头。这种完全徒劳的苦役，可以以其毫无意义而毁掉意志稍弱的人。我们也知道，他的视力因在采石场做苦役暴露在强光之下而受到严重损伤。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就为摧毁他的意志，让他充满仇恨。但是，制度灰溜溜地败下阵来。他再次出现时，仍是完整的人。

说这27年纯粹是令人痛心的浪费并不难：想想他本来可以为南非、为世界作出多少贡献啊！但我不这样认为。这27年和其中的种种苦难是淬炼钢铁、去芜存菁的熔炉。或许没有这种痛苦，他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激情满怀、胸襟博大。痛苦和其他因素一起让他获得了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赋予的权力和威信。一个真正的领袖必须有机会向他或她的追随者表明，他或她的整个事业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痛苦。

外人很容易认为，既然曼德拉是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道德巨人，他只消说句话就能让众人蜂拥相随。这是错估了非国大的性质和他作为党员的无比忠诚。非国大和其他类似的政治集团一样，其实是不同政治、哲学、主张、观点的大联盟。它1912年成立，团结了一大批非洲人领袖，联合抵制新成立的南非联邦对他们在政治上的排斥以及白人联邦政府对黑人控制的扩张。在整个斗争历程中，党内始终存在着各色人物、各种派别和组织，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无所不包。有一声令下便会冲向巴士底狱的土耳其青年，也有老成持重、温文尔雅的学者。1990年解除党禁时，其领导人是奥利弗·坦博，他为团结处于流放期间的运动成员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和其他领袖人物必须把大家凝聚在一个组织里，他们中既有流放者和在南非境内的地下积极分子，也有刚从多年的监禁中放出来的囚徒。能把这样一个由各路英雄组成，而且以协商一致即所谓“接受使命”为信条的党聚拢在一起，的确是了不起的功绩。看到人们如此认真地对待参与式的运作，对他们中间最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意见也给予同样的重视，的确令人欣慰。但是，这也可能妨碍主动性，使整个组织不得不迁就最为迟缓的人的步调。（我渐渐认为，曼德拉先生对党的忠诚的确可嘉，但是有些过分，并成为他的主要弱点。他一般不愿在党内未达成协商一致之前采取行动，他们在狱中就是这样运作的，在狱外他也要照旧如此。这使他在内阁中甚至保留了被公认为是榆木疙瘩的人物。也许他担心自己出身贵族，容易倨傲武断，因而努力避免表现得独断专行。）

在这样的一个政党内，不可能保证心平气和地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后，所有党员能够同意违反人权的罪犯可以免予起诉、逃脱严惩，这显然不是自动的行为。非国大甚至在究竟要不要谈判的问题上都必须认真决策。许多年轻党员常常头脑发热，极易迎合同龄人的愤怒情绪。我记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指控博塔先生蔑视传票，拒不到庭。一天，一个场场审判必到的年轻人在午间休息时对我说：“大主教，这个老头［指博塔］该送进监狱，哪怕几天也行。”当我反对说博塔年事已高时，他反驳道：“他应该感受一下我们的领导人经历的一切。再说，他们不是也关押了奥斯卡·姆佩塔吗！”（姆佩塔先生是西开普的一个领导人，尽管他当时已80多岁高龄且患有糖尿病，但还是被拘留了。）

还有其他政治组织力图表现得比非国大更为激进，反对任何与“敌人”谈判的建议，并视此为软弱的标志。泛非大及其武装组织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甚至在谈判进行期间仍在坚持武装斗争。非国大内部也有人对此表示同情。曼德拉必须和所有这些人进行竞争。

他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技巧和权威，才能领导其组织与他同行。幸运的是，他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应该走这条路。曼德拉先生也得到了党内对年轻党员具有号召力的一些激进分子的帮助和支持。例如，颇受尊敬的共产党总书记乔·斯洛沃就坚决支持整个谈判、妥协与和解的进程。他为说服狂热分子接受所谓“夕阳条款”，保证前政权的政府官员或公务员在过渡时期不失去工作，作出了主要贡献。只有具备斯洛沃这种威望的人，才能说服那些想要惩罚种族隔离仆从的人接受这一妥协方案。毫无疑问，贯穿于整个谈判过程的这种精神正是来自非国大一方。

在历史性大选前夕被暗杀的克里斯·哈尼，在城镇的激进青年心目中享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是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之一，并接替斯洛沃担任了共产党总书记。因此，他有无可指摘的威信，大部分年轻人对他一呼百应。作为一个搞军事的人，如果选择对抗谈判进程、与希望继续武装斗争的人站在一边，他本可以把很多人吸引到自己周围。相反，他以自身的威望，走遍全国，敦促年轻人今后成为“和平战士”，并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南非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幸运地看到，种族界限的两边都有出色的领导人，他们为促进和平、宽容与和解，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都置之度外。我在访问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在经历冲突或处理冲突与压迫的遗留问题的国家时，他们几乎无不叹息他们没有具备曼德拉的境界、勇气、地位和眼光的领导人，也没有像德克勒克那样有勇气和理智退出舞台的人。

纳尔逊·曼德拉的确是非国大致力于和平与和解的光辉化身，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一些较为年轻、知名度较小的人，同样经历过种族隔离的梦魇，同样也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寻求为受伤和分裂的民族抚平创伤，而不是报复仇敌。例如，帕特里克·“恐怖”·雷克塔和波波·莫雷夫就是政治屏幕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曾是历时最长的、以审判所在地东兰特的一个小镇命名的所谓德尔马斯叛国案的被告。两人都蹲过一段监狱，并在罗本岛结识了曼德拉这样的传奇人物。两人又都当选为新南非的省总理，“恐怖”和另一位省总理多齐奥·塞克斯瓦里都对我们主教团热情赞扬教会在南非，特别是在教育上所起的作用。他们说，他们致力于和解，是因为看到并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当民主到来时，波波·莫雷夫成为西北省的总理。不久，他在省会组织了一次集会，感谢教会理事会和其他人在德尔马斯审判期间给予的支持。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到场，并和我在主桌相临而坐。他说，他问波波坐在总理旁边，并作为接受礼物的人之一的那位白人是谁。扬说当波波告诉他答案时，他几乎惊呆了：“他就是审判我们的法官。”

显然，教会为在我们国土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作出了贡献，当然其过程和牧师队伍也难免良莠不齐。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影响，事情会有所不同。在我们斗争最艰难的时刻，当大部分领袖要么身陷囹圄，要么被流放或软禁的时候，教会领袖被推到了斗争的最前线，并为教会赢得了特殊的威望——在人们受难的地方，出现的是荷兰新教教会的前领袖阿兰·博萨克，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循道宗教会前首领彼得·斯多利，阿非利卡公会最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另一秘书长贝叶尔·纳武德，德班罗马天主教前大主教德尼斯·赫尔利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的领袖。因此，当他们宣讲宽容与和解的时候，人们都在洗耳恭听，这也是他们赢得的荣耀。

现任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宣布了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令。我还记得他曾为种族隔离的反对者担任辩护律师。他取得了伦敦大学奖学金，但就在临行之前却被取消了护照，令他伤心欲绝。更有甚者，根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情况，他已被南非政府的一个打击小组列入死亡黑名单。他们曾偷换他的心脏病药品，企图让他误食而死。他指导议会通过的立法将可以使企图谋害他的人申请大赦。

正是非国大的一个成员，西开普大学人权法教授卡德尔·阿斯马尔在他任教后的第一节课上，提出南非不应该寻求纽伦堡式的审判，而应该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非国大为委员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为处理对其阵营内部在南非境外的暴行指控，它采取了一个解放运动前所未有的举动。非国大成立了至少三个调查委员会，其领导为揭露出来的迫害行为承担了责任，并公开道歉。

因此，在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产生了将我们引向民主的临时宪法后，这一历史性文件中能够包含一篇附言，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宪法指南，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族团结与和解

本宪法将在一个以斗争、冲突、无以言状的痛苦和不公正为特征的深刻分裂的社会的过去，和一个建立在承认人权、民主、和平相处以及不论肤色、种族、阶级、信仰和性别而使每个南非人都有发展机会的未来之间，建立一座历史的桥梁。对民族团结的追求，全体南非人民的幸福与和平，要求南非人民实现和解，重建社会。

本宪法的通过，将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使南非人民超越引起过严重违反人权行为、在暴力冲突中践踏人道主义原则并遗留下仇恨、恐惧、悔疚和复仇的分裂而紧张的过去。现在可以提出这一切的基础是，我们需要理解，不是复仇；是补偿，不是报复；是乌班图精神，不是牺牲。

为了促进和解与重建，对与政治目的相关以及在过去冲突过程中发生的作为与不作为及犯罪，将予以大赦。为此，议会将根据本宪法通过法律确定一个明确的分界日……并提供该法律通过后实施大赦的机制、标准和程序。

[1]《加拉太书》，4 : 4。

第四章 何谓正义？

一个人犯下滔天大罪，仅仅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就可以万事大吉，这究竟对不对？持批评意见的人说得是否有道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不道德吗？委员会的建立所依据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甚至没有要求申请人表示任何悔悟或自责。获得大赦的条件仅仅是：

·　 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

·　 行为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但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如前种族隔离政府及其附属班图斯坦黑人家园，或一个公认的解放运动如非国大或泛非大，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

·　 申请人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

·　 必须遵守适配原则，即手段应与目的相适应。

法律规定，如果上述条件具备，就可给予大赦。受害者有权表明这些条件没有达到，反对大赦申请，但没有对大赦的否决权。

后来我们意识到，立法时没有将忏悔作为大赦的条件之一，比我们当初的想法要高明。如果有这一要求，那么满口道歉和忏悔的申请人可能被认为是在装模作样，而严肃死板的申请人则会被指责为冷酷无情、毫无悔意。这样只能于事无功。实际上，大部分申请人都表示了悔悟，并请求受害者宽恕。至于请求是否出于真诚的愧疚，回答永远莫衷一是。

那么，大赦是否损害了正义的伸张呢？这不是什么无所谓的问题，而是严肃的事，关系到整个真相与和解进程的正当性。

根据法案要求，如果犯罪行为是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即定义为绑架、杀害、酷刑或严重虐待的行为，申请就必须通过公开听证予以处理，除非这种方式可能妨碍司法（例如，证人受到威胁，不能公开作证）。实际上，几乎所有向委员会提出的重要申请都是在电视聚光灯下公开审理的。因此，罪犯也经受了公开亮相和受辱的考验。许多出来坦白的安全部队成员过去曾备受尊重。周围的人，甚至其家人，常常是第一次听到原来他们是死亡小组的成员或对监禁的犯人屡施酷刑的人。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残酷的打击，婚姻因此破裂。这的确是不小的代价。

南非广播公司负责报道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广播小组，收到一个自称海伦娜的妇女的来信（她希望匿名，以防报复）。她住在东部省份的姆普马兰加。公司广播了来信的大部分节选内容：

我那时还是东自由州一个生活在农场上的十几岁的女孩子。18岁时，我遇到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在高级安全机构中工作。美好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甚至还谈到了结婚。他是那么生气勃勃、精力充沛，那么聪明睿智。他虽然是英国后裔，但“布尔”阿非利卡人都喜欢他。我的所有女伴都对我羡慕不已。后来有一天，他说他要“出趟门”。“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可能永远见不到了。”我伤心欲绝，他也一样。我草草和他人结婚，但很快就破裂了，因为我结婚就是为了忘却。一年多前，我通过一个女友再次见到了我的初恋情人，这才第一次知道他到国外参加了行动，并打算申请大赦。当我看到曾经高大英俊的人变成了现在的这副形骸，心中充满无法言喻的苦痛。他只有一个愿望——必须说出真相。大赦无关紧要，它不过是通向真相的途径。

婚姻失败后，我又遇到了一个警察。他虽比不上我的第一个恋人，但也非常出色、非常特别，也是一个生气勃勃和可爱的人。他幽默，爱唠叨，凡事有板有眼。后来他说，他和我们的三个朋友得到提升。“我们要调到一个特殊部门。现在，我的宝贝，我们是真正的警察了!”我们欣喜若狂，甚至庆祝了一番。他和朋友常常来看我，有时甚至住上一段。但他们会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冷不丁地说一声那可怕的“出趟门”，便开车走了。我……这个爱他的人……只能在焦虑和失眠中度日，担心着他们的安全，揣测着他们的所在。我们只能安慰自己：“不知者心静。”我们这些亲人所了解的……只是我们能亲眼看到的。进入特别部队三年后，地狱般的生活终于降临到我们头上。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内向偏执，有时干脆用双手捂着脸抖个不停。我意识到他开始酗酒了。深夜，他不休息，却从这个窗户到那个窗户来回踱步。他想要掩饰无法遏制的内心恐惧，但我还是看出来了。一天凌晨两点到两点半之间，我被他急促的喘息声惊醒。他在床上滚着，脸色煞白。闷热的夜晚他却一身冷汗，浑身冰凉。他目光迷茫，又像死人一样呆滞。还有那不停的颤抖、可怕的呕吐和从他灵魂深处迸发出的恐惧和痛苦的尖叫，令人不寒而栗。有时，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发呆。我从未搞清楚、从来不知道这每次“出门”他都强咽下了什么。我就像生活在地狱中。祈祷吧，祈求吧：“上帝啊！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到底怎么了？他怎么能变得这么厉害？他是不是疯了？我再也受不了他了，可是我又无法脱身。如果我离开他，他会像鬼魂一样缠我一辈子。为什么呀，上帝？”

今天我找到了所有问题令我心痛的答案。我知道了一切的开端和背景，知道了那些“在上边的人”的作用，那些“小集团”和“我们的人”不过是执行他们命令的“秃鹫”。而今他们却都掸掸手好像无辜者，抗拒着真相委员会的现实。是的，我和我的杀人犯站在了一起，他让我和白人的老南非安然入睡，而那些“上边的人”又在为秃鹫寻找下一个需要“永远从社会上根除掉”的目标了。

我终于搞清了这场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我被剥夺了一切，如果我的生活、我孩子和父母的生活被法律窒息，如果我只能看着白人尽管已得到最好的，但还要更好的而且得到了，我也会斗争的。我羡慕并尊敬斗争的人们——至少他们的领袖有勇气站在他们的秃鹫一边，承认他们的牺牲。可我们靠谁呢？我们的领袖都过于神圣和清白。没有心肝。德克勒克先生说他不知道，我可以理解，可是该死的一定有一个小集团、一个还活着的人是这一切行动、一切“上边的命令”的元凶。该死！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不是违反人权又是什么？精神杀害比血肉模糊的肉体杀害更没有人道。我希望我能把旧南非从每个人的过去抹掉。我要用我那被毁了的秃鹫的话结束我的故事。一天夜里，他对我说：“他们可以一千次地赦免我。即使上帝和所有的人都一千次地赦免了我，我也得生活在这个地狱中。问题出在我的脑子里，我的良心里。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脱，崩了我自己的脑袋，因为那儿有我的地狱。”

海伦娜

此外，不应认为给予大赦是鼓励有罪不罚，让罪犯完全逃脱其行为后果，因为大赦只给那些承认有罪并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人。大赦涉及的不是无辜的人，也不是自称无辜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参与杀害史蒂夫·比科的警察尽管申请大赦，但被驳回。他们否认自己犯了罪，声称毒打他是为了反击他无缘无故发起的攻击。

因此，整个进程鼓励的是承担责任，而非相反。它支持的是尊重人权的新文化和承认责任、承担责任，新民主制度希望以此为其特点。还应注意到，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

另外，在惩罚性司法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司法形式。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司法，即作为非洲传统法学特点的恢复性司法。它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这种方式将犯罪行为视为发生于人们身上的事情，其结果是关系的破裂，因而更富人情味。我们可以说，司法，恢复性司法，是在寻求抚慰、宽容与和解中伸张正义的。

一旦符合法案规定的条件，大赦立即生效，罪犯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连同国家对公职人员的责任，同时一笔勾销。大赦产生的是好像犯罪行为从未发生过的效果，因为犯罪行为的法庭记录将是白板，一张白纸。这意味着受害者失去向罪犯索取民事赔偿的权利。要求受害者付出如此代价的确过分，但是使我们从压迫到民主实现较和平过渡的谈判者认为，这是我们的民族必须要求受害者付出的代价。

我们的自由代价高昂。但要正确计算这一代价，我们应该比较一下我们所享受的高度稳定和前苏联在进行类似的变革时经历的剧烈动荡和骚乱，更不要说前南斯拉夫的可怕屠杀和不稳定了。国际社会正在追究前南斯拉夫一些人的滔天战争罪行。大部分种族隔离制度下违反人权行为的受害者，都有其默认的代表为他们讲话。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和现实，他们一般都会接受其代表作出的决定，认为那应该是达到其愿望的最好决定了。

1999年1月，我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教堂向很多人介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像其他类似的集会一样，有人情绪激动地对我说司法有其道德要求，而我们的进程损害了这一点。他强烈认为（我猜想，那里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也同意他的观点），从道义上讲，这样的安排只能由受害者本身作出，而不能是别人，无论其动机如何崇高。我希望我当时在这一点上给予了令他满意的回答，即那些为实现和平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在解放运动的代表团中有人自身便是邪恶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许多人曾被拘留、骚扰、监禁、拷打和流放，而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们都遭受过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的不公和压迫。他们可凭亲身经历讲话。例如，直到难以忘怀的1994年4月，他们所有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直到那一天，他们从未在生身的祖国投过一次票。他们遭受过极不公正的通行证法的侮辱，看到自己的人民流离失所，像垃圾一样被大规模强制迁徙计划扔掉，无数人受到极大的伤害。因此，我可以向那位提问的犹太人保证，谈判者并非自以为是，而是在诉说他们和亲人的亲身经历。

大选结果揭晓时，这些谈判者不仅没有被指责未能反映选民的意见和态度，反而得到了广泛支持，赢得了大选的压倒性胜利，使非国大执掌了民族团结政府。同样是这些人——现在已是当选的代表——给我们带来了新宪法，并根据宪法通过法案，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不是什么理想主义新星的杰作，而是老成务实的政治家的功绩。他们常常眼睛盯着下一次大选，一般不会做出疏远选民、让自己下台的事。这些政治家是在曼德拉和他的继任者姆贝基的领导下运作的。如果他们在法案上的行动有悖选民的情感，这早就该反映在民意测验中。真相与和解进程进行三年后，历经无数引起争议的大赦决定，在对政治领袖的民意调查中，曼德拉仍赢得了80%的高分，姆贝基则为70%。（他们最强的对手仅得30%。）这说明，尽管选民因为压迫时期之后的第一届新政府未能兑现其全部承诺，自然会感到失望，但是非国大仍然得到了认可。最近，支持建立委员会的政党在1999年的大选中赢得了90%的选民。用我在伦敦国王学院的老师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这样断言不无道理”，即那些参与谈判并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实际上完全有资格代表受害者而且得到了认可。

当他们接受受害者必须不仅放弃其刑事诉讼权利，而且要放弃民事赔偿要求的权利，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局面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自己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这样做的。形成这一立场并非轻而易举。这曾引起过极大的愤怒，但是显然，即使是民事赔偿，如果申请大赦的人知道尽管他们将免于刑事责任，但逃不了民事责任，很可能他们根本不会提出申请了。把他们吸引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面前的胡萝卜的魅力将大打折扣。可以说，如果不如此办理，更多的人会因此而冒可能被起诉的风险（就像马兰将军及其同案犯被无罪释放后许多人的行动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曾经发誓保守秘密或与同党串通提供伪证，其罪行的内幕仍然是个秘密。找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但却是当时形势下的最佳选择，即以真相换取罪犯的自由。

取消受害者要求民事补偿的权利，就产生了赔偿的问题。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常常为人忽视，但对建立和解的进程确是相当关键的。正如我们在《报告》中所说：

没有足够的赔偿和复原措施，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抚平创伤、实现和解……此外……赔偿是大赦的重要平衡。大赦的实施剥夺了受害者对罪犯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因此政府应承担赔偿的责任。

马霍麦德大法官在宪法法院的判决中清晰而雄辩地指出，“细致入微的针对每个人的赔偿”，要比让有可能胜诉的少数受害者对国家提起民事诉讼，对于解决种族隔离制度遗留问题将是更具创新性的方式：

那些基本人权被酷刑和迫害所践踏的人的家庭，不是唯一忍受许多人必须长期忍受的非人性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可名状的痛苦和不公正”的人。多少代已经出生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将遭受种族隔离制度造成并延续的、影响了无数人生活的贫困、营养不良、无家可归、文盲和能力的丧失。国家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将一切扭转过来。我们需要付出多年的决心、理智和努力，才能“重建我们的社会”，让得到了真正成长机会的新一代实现他们的正当梦想。过去的几代人首先被种族隔离的实施，在这一制度死亡后又被其无情的后果，剥夺了梦想和机会。国家的资源必须创新、明智、有效和公平地加以利用，以促进重建进程，最大限度地给最广大的人民带来救助和希望，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开发每一个人，包括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的种族主义过去背负耻辱或痛苦的人的内在潜力。

宪法的谈判者和民族的领导人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不得不作出艰难的抉择。他们可以选择首先将国家的有限资金，用来赔偿那些遭受过国家公职人员谋杀、酷刑或殴打的人，与此同时挤掉本可用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基本医疗这些关键领域所急需的资金。他们有权对问题所涉及的各种不同需求排定轻重缓急的顺序，可以决定将国家的民事赔偿责任加以限定，把那些……（发生时间过于久远、已无权要求赔偿的案件）和那些发生在最近、不能以法定期限进行限制的案件区分开来。他们也有权说这种方法没有道理而拒绝采纳。他们可以选择让国家背上保险公司赔偿要求的重负，因为这些公司为国家公务员的民事行为进行过机构赔偿，这样又会把急需的资金从为饥饿的人提供食品、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房、为争着挤进已经超员的学校的孩子提供黑板和书桌这些方面挪走。他们有权决定把这些学童、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的需要放在首位。

宪法制定者所领导的大选，使议会赞成“社会的重建”，并在此进程中运用广义的“赔偿”概念，使国家既能够考虑到各项事业对其资金的竞争，又可顾及在过去的冲突中人权遭到侵犯的个人和家庭的“无可名状的痛苦”。有时给予这些家庭的最大赔偿，莫过于通过助学金或奖学金帮助他们的孩子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潜力；在其他情况下，最有效的赔偿可能是职业培训和恢复工作能力；有些人可能需要复杂的外科手术和医疗救助，另一些人可能需要住房补贴，以便不被从他们已经无法维持的住房中赶出来；在某些情况下，为故去的人竖起墓碑、公开表彰他或她的高尚和英勇，可能是对受伤的心的最大慰藉。即使两个人在同样的非法行为中遭受了同样的损失，对他们的赔偿也可能在形式和性质上有所区别，因为他们现在一个收益丰厚，另一个则生活拮据。[1]

法律以及委员会提交给曼德拉总统的建议均作出规定，给法案认定的受害者以赔偿。委员会委员尽量避免使用“补偿”这个字。我们认为，任何人、任何方式都无法对丈夫、父亲、一家之主遭到残酷杀害的家庭进行补偿。这种损失造成的伤害是无法计算的。此外，如果我们给予补偿，那么是不是所有受害者，无论其受害的情形有多么的不同，都应该得到同样的补偿呢？因此，我们向总统和议会建议，应该给认定的受害者相当可观的赔偿金，但必须说明这笔钱更多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补偿。国家实际在向受害者说：“我们承认你们的权利受到了严重践踏。没有什么能替代你们的亲人。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说，我们非常抱歉，我们把你们的伤口揭开，希望能够清理干净；这些赔偿如同药膏，敷在伤口帮助愈合。”

法案要求据此建立起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必须“对受害者友善”，以恢复受害者作为人和公民的尊严。但它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罪犯的申请一旦批准立即给予大赦，而委员会要到进程开始几年后向总统递交《报告》的时候才能就受害者的问题提出建议。总统同意后，再把意见提交议会；然后议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讨论这些建议。议会通过委员会的建议后，受害者才有希望得到赔偿。可惜这个过程非常漫长，结果真相委员会成立后的三年内没有批准一项赔偿，而罪犯却一个接一个得到大赦。我们不难理解找到委员会的受害者的不满和怨气，也可以理解有些人对委员会的激烈批评和讽刺挖苦，说我们宣传的“对受害者友善”实际是对罪犯友善。

我们委员会也对法律的这个方面表示了不满。结果，在1998年10月29日向总统提交《报告》的时候，20万名左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定的受害者得到了所谓的“紧急过渡救济款”。这笔紧急救济标准统一，一般每个受害者最多得到2000兰特（330美元）。

除紧急救济外，我们在《报告》中还建议，国家应该支付“个人赔偿金”。我们希望，所有受害者最终都可以得到每年23000兰特（3830美元）、持续6年的赔偿金。我们估计国家总计要支付29亿兰特（4.77亿美元）。撰写本书时，政府共拨出相当于此数五分之一的预算，分三年支付。

我们的个人赔偿金建议引起了几个问题。能不能给痛苦设定一个价钱？在国家金库紧张的情况下，国家是否能支付得起这笔钱？如果种族隔离本身如五位高级大法官所谴责的那样，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是对人类的犯罪，那么是不是每一个遭受这一邪恶制度之苦的人都应被认定是受害者呢？这一切中的公平何在？那些被强制迁徙的人怎么办？还有那些因为接受劣等教育而终生受损的人、那些由于种族原因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而罹患本来很容易预防的疾病的人，怎么办？我们根本列举不完。

委员会中没有人怀疑，法律在限定违反人权行为的含义时，是有一定武断性的。但是，立法部门显然感到有必要将处理的问题控制在可以应付的范围之内。赔偿本可以追溯到远远早于1960年的时期，比如到1948年，即国民党首次掌权，开始进行疯狂的种族主义立法，试图通过有系统地剥夺大部分南非人的基本人权，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沦为二等公民的时候。然而，我认为议会的决定是极为明智的，为我们完成任务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机会。它也保证了避免整个国家长期被处理过去之事牵扯精力，不得脱身，最终影响和平过渡进程。

我们也根据同样的道理向政府建议，应实行我们所说的受害者“封闭式名单”，只有向委员会提出申请的受害者，才有资格得到赔偿金。我们指出，大规模宣传活动已经使人们了解自己有作证的机会，而得到赔偿的人应该是那些确实作过证或者提交了陈述的人。如果在无法估计究竟有多少受害者的情况下政府就承诺给予赔偿金，局面可能难以收拾。

任何人都没有对赔偿的重要意义抱任何幻想。司法部长杜拉赫·奥马尔领导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我们提交《报告》后的辩论中正确指出，我们是一个受害者的民族，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幸存者的民族。他还建议考虑给予集体赔偿，因为有时受到更大伤害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大部分理智的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坚持认为，应尽一切可能保证有权得到个人赔偿的人不被遗漏。毕竟，他们已经放弃了损害赔偿的诉讼权利，不能让他们再作出过分的牺牲了。

我们委员会的人往往对来到我们面前的人备感惭愧，因为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常常是那么谦卑。“我能不能给我的孩子立块墓碑？”“委员会能不能帮忙找到我儿子的尸骨，哪怕是一块骨头，让我们为他安葬？”“能不能帮我让我的孩子上学？”如果我们让他们失望，连这些可怜的要求都不能满足，那该是多么悲哀的事。我们深知政府资金承受的压力，但必须作出令人痛苦的艰难选择。

委员会也建议用倒下的英雄命名街道和学校，修建具有纪念意义的公共设施，如诊所、社区中心和娱乐场所。现在这一切已经开始。我们还认为应该建立纪念碑和纪念堂，缅怀为我们带来自由的人们。这些建筑应尽量具有包容性，应帮助我们积极地而不是怀恨地记取过去；纪念堂不应离间我们中的一些人，而应促进恢复与和解的进程；应该让记忆在我们忍受了旨在分裂我们、散播敌意与不合的一切后，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希望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确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国度时，我们能学会庆祝让我们团聚一堂的时刻和事件，庆祝历史性的大选、曼德拉就任总统或是我们在世界杯或非洲国家杯足球赛中的胜利。

[1]南非宪法法院，案卷CCT 117/96号（1996年7月25日）。

第五章 开始行动

1995年9月，我以为可以作为大主教退休了，但是在我参加的倒数第二次主教会议上，我得到提交给总统的、担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的一致提名。我是从最初的200人缩减到45人的候选人之一。我们在南非的几个中心进行的听证会上，接受了多党小组的面谈。小组把25个名字提交给总统，总统经与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商榷后，选择其中17人组成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被任命担任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Alex Boraine）博士担任副主席。

既然总统发话，下面的人便没有什么选择了。谁会对曼德拉说“不”呢？我等待已久的喘息告吹了。在此后的三年中，我们将投身委员会既令人心碎又催人振奋的工作，聆听对滔天罪行的可怕陈述，又为我们同胞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宽容精神而振奋不已。这的确是难得的殊荣。

总统在1995年12月15日的《政府简报》中宣布了委员会的成立，第二天，即12月16日，我们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如果有人要寻找什么征兆的话，那么我们能在今天叫做和解日的公共假日聚集一堂，的确是个好兆头。这个假日经过了有趣的演变过程。它曾经被叫做丁干日（Dingaan’s Day），但不是为了纪念同名的祖鲁国王，而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地纪念一小撮阿非利卡殖民者的侥幸胜利。19世纪30年代，他们被英国似乎要平等对待“本地人”和白人的政策激怒，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开普。他们取道后来被称为“非常之路”（Great Trek）的小径，想象自己在重演上帝的选民出埃及的大逃亡。他们是上帝的新的选民，逃脱的是英帝国主义的枷锁。1883年，Voortrekker人的一支小队伍在开始与祖鲁军团的战役前，疯狂地祈求上帝在随后敌众我寡的战斗中给他们佑福。他们还在盟约中发誓，如果上帝保佑他们战胜了当地蒙昧的乌合之众，他们和子孙后代都会庄严纪念这个日子。他们采用新战术，将篷车围成一圈，如同流动的堡垒——laager——他们可以藏身其后，赶跑敌人。奇迹发生了。上帝被他们的祈祷感召，他们以决定性的胜利打败了强大得多的敌人。从此之后，阿非利卡人便开始庆祝他们在12月16日血河之战中取得的胜利。他们认为，这一胜利清楚表明他们跟那些异教徒黑人相比，是高出一筹的。这一公共假日变得臭名昭著，南非黑人都害怕丁干日的降临。我还记得小时候大人吓唬我们说，如果在那一天离开贫民窟到白人的镇上去就会发生可怕的事。实际上大部分黑人在那一天都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免进城。常常可以听到有些不听劝告的愣头青，如何被打、被嘲弄和被谩骂的令人毛发倒竖的事情。据说有的黑人的山羊胡简直就是从脸上被连根扯掉的，因为白人认为山羊胡子是殖民者的典型特征，不能容忍黑人这样仿效他的主子。

这样一个帮派的、沙文主义的假日居然叫做丁干日，真是荒唐至极，纪念的倒像是那个祖鲁国王，而不是他的败仗。因此，国民党政府将节日更名为盟约日。当时政府正引诱祖鲁人接受班图斯坦黑人家园的政策，重揭祖鲁人败仗的旧伤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根据这一政策，黑人在按部落画地为界的小国内享受自治，自封的独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南非及其卫星国外再无人承认。在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情境中，南非黑人将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外人，无法在南非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这一政策被国民党大肆宣扬为南非参与非殖民化的新进程、帮助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举措，而实际上仍是分而治之的老政策，鼓励部落主义，阻挠将南非黑人作为非洲人而不是各个不同部落的成员团结起来的运动。白人至上论者无论何等愚蠢和不道德的事都愿意做。

节日更名后的庆祝活动以宗教为重点，即作为宗教仪式永远纪念殖民者在上帝赐予胜利的大战前夜向上帝许下的诺言。这一新的含义，使我们又向促进创伤的愈合、和解及承认南非迈进了一小步，用1955年解放运动通过的《自由宪章》的话来说，这个南非“属于生活在南非的所有人”。

这个节日逐渐体现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思想，即越来越多的南非人将找到他们的共同点，它将把一个多样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它将是包容性的而不是帮派性的，它也不会通过贬低某些人而抬高另一些人。这样的秩序，对人民被长期离间、不公正和歧视又加深了相互仇恨的社会来说，绝非易事。但是，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丰富多彩的民族生存下去，这一进程就不容失败。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一和解日召开的。

我们聚集在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的圣邸主教廷。这也颇有意思，因为这里曾叫做布舍维尔，是1652年到达南非的第一个白人定居者扬·范·里贝克的故居。他从荷兰被派到开普为船队建立东行的中转站。他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种植了一道苦杏树篱笆，把当地的科依人挡在定居点外。在主教廷附近，至今仍可看到篱笆的残余。用记者阿利斯特·斯帕克斯的话来说，这道篱笆不愧是有了它之后南非的生动象征。[1]范·里贝克把欧洲带到了非洲，而本地人却成了被挡在外面的异类。这道篱笆最终结出的苦果，就是南非充满冲突的那段历史以及白人和其他种族之间的仇恨，而我们委员会正是为处理这段历史而建立的。尽管要求我们处理的是1960—1994年这34年间的问题，但我们真正面对的却是我们美丽的祖国自1652年以来的历史。

对我来说，在主教廷开会，更是有切肤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里越来越经常成为反对日益加深的种族压迫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开会场所。正是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他们策划组织了1989年9月13日的大游行。其后连续几个星期，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最终促成了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先生宣布的划时代变革。游行号召人民抵制1989年9月6日的大选。在开普敦，几个和平示威的人被安全部队杀害。伤亡者中也包括孩子——他们站在自家庭院里竟也挨了枪子。我记得，当工作人员报告说已有20人被杀时，我悲伤地走进主教礼拜堂，流着泪质问上帝：“你怎么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你怎么能允许他们对我们这样做？”我不能声称拥有通向天堂的热线，但跟上帝争辩一番后，我知道了上帝希望我们游行。我向有些吃惊的工作人员宣布，我们也要去为和平游行，表达开普敦大部分居民都感到的义愤，他们必须有个办法宣泄他们的愤怒。

主教廷也是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和温妮度过第一个自由之夜的地方。在接听了各国总统、国王包括白宫的电话后，他就是在这里与最亲密的同事讨论未来战略的。我走进会议室，开始吟唱几乎成为第二国歌的赞美诗：Lizalis’idinga lakho（实现你的意志，啊，与真理同在的上帝）。所有的人都跟着放声高唱，仿佛他们的生命就取决于此。我进行了祷告，感谢上帝的仁慈带来的奇迹，请求他保佑在座的各位和我们的祖国。然后，我告辞，让他们继续讨论。第二天，曼德拉在主教廷的花园里召开了获释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也是在主教廷，教会领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黑人政治领袖会议。其中一些激进分子第一次表示愿意和颇有争议的班图斯坦黑人家园领袖坐在一起。这些人由于和种族隔离政府合作而被视为不可接触的人。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主教廷召开的会议，聚集了可以想象得出的形形色色的南非人。共到会16人，一人因故缺席。其中10名黑人、6名白人，包括两个阿非利卡人。政治上，我们代表了从左翼到白人保守右翼的各种派别。有基督徒、穆斯林、一个印度教徒、几个没有信仰的人，也不乏一两个不可知论者。

副主席伯莱恩博士曾是议会的反对党成员，其观点受到支持种族隔离的议员的激烈攻击。他在20世纪80年代愤然辞职，开始创建议会外组织，继续为实现民主奔波。玛丽·伯顿女士是“黑色腰带”（Black Sash）这一为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妇女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克里斯·德杰格，资深律师，曾是极右翼党派的成员和执行法官。伯格尼·芬卡牧师是东开普反对种族隔离的著名教会领袖。希西·坎佩培小姐是一个深度介入劳工权利斗争的律师。理查德·莱斯特先生是曾在事端不断的纳塔尔省工作的人权律师。怀纳德·马兰先生是律师，曾代表当政的国民党担任议员，后来脱离出来，参与建立了一个白人的反对党。科萨·姆格佑先生是循道宗教会前会长、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以及为争取纳塔尔省实现和平的著名纳塔尔教会领袖团体的成员。贺兰吉维·姆吉泽女士是心理学家，曾担任政府的精神卫生专家。

经常为我或伯莱恩代行职责的杜米萨·恩彻贝扎先生，曾是东开普的政治犯和著名人权大律师。温迪·奥尔医生在担任国家医生时，因找到被拘留者遭受酷刑的证据、成功获得法庭对警方的强制令而名扬天下。丹泽尔·伯基埃特先生是资深律师，曾在开普敦的政治审判中担任辩护律师。马普勒·拉马沙拉医生是临床心理学家，曾被流放，并在医学研究理事会担任要职。法泽尔·兰德拉医生长期活跃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雅思明·苏卡也是律师，曾率南非代表团参加世界宗教与和平大会。格兰达·维尔舒特女士是精神科护士及开普敦暴力受害者康复中心的领导，在处理酷刑和冲突受害者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在主教廷的会议上（后来我们将会议移到我们自己的办公地点），我们把委员分配到下设的三个专门委员会。17名成员中的15名分别进入了我担任主席的人权违反案件专门委员会和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有权任命并非委员会正式成员的人进入下设委员会。在任命时，我们特别注意到地区、性别、政治和宗教的代表性，以填补委员会组成上的空白。例如，我们保证了至少有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白人荷兰新教教会的领袖参与。

两名律师委员被任命为大赦专门委员会成员。不久，总统任命的3名法官使委员会增至5人，随后又增至19人，以加快对7000件大赦申请的审理。（大赦专门委员会在真相委员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委员会由总统任命的法官领导，他们并非真相委员会成员，拥有自主决策权。我或者真相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都无法对其是否准予大赦的决定产生影响。法律禁止真相委员会审议其决定。）

委员会在一次早期会议上，还决定按地区分片运作。于是，我们在德班、东伦敦、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都开设了办事处，开普敦是总部所在地。我们很快就招募了350名工作人员，并投入了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伯莱恩博士，他在安排办公设施和任用工作人员上大显神通。

我真担心我们无法应付这项白手起家、后来证明是规模巨大的任务。不过，我们努力做好了，到完成任务时已经锻造了一支由认真、勤奋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出色队伍。能担任这支杰出队伍的领队，乃是极大的荣幸。带领一支必胜的队伍并不难，而我们恰恰就是这样的队伍。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挚的谢意。在我们递交《报告》之前，两位委员辞职：拉马沙拉医生被任命为德班―韦斯特维尔大学的总监和副校长，而曾是保守党成员的德杰格律师感到无法继续再与其意见相左的委员会一起工作，但留任大赦专门委员会，于是我们就剩下一个阿非利卡委员了。

我在早期的另一次会议上建议，所有委员一律退出现有的政治党派或组织。有人完全正确地指出，我们之所以被提名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人们预料我们将把个人和团体的包袱、把我们的政治偏见和观点、把我们的见识和盲点，都带进这个重要委员会的工作中。大部分委员认为，如果退出所属党派，我们只能弄巧成拙。如果我们假装脱离政治，就会显得不那么坦诚和透明。我们可能会不偏不倚，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还在“究竟种族隔离是邪恶的还是政策不错只是执行时走了样”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大部分人谴责种族隔离是彻头彻尾的邪恶制度的言论，都是记录在案的。也正是这一立场使我们赢得了声望，并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

我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成立伊始，阿非利卡新闻媒体和政治领袖就指责委员会存在缺陷，挤满被他们蔑称为“好斗”型（指反种族隔离斗争）的人物，而且偏向非国大。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人数与其对立面相等的委员会。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其要求是何等傲慢，典型地体现了当这块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对治理方式毫无发言权时他们的行为方式。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旧制度的支持者，仍然希望一切率由旧章。他们空口无凭地（因为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工作）宣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立，是为了追杀旧秩序，特别是阿非利卡人。

我们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我们中的一些人很久以来，早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想法产生之前，就热诚地投身于和解事业。我们致力于为受到伤害的人们抚平创伤，这种热诚使我们不仅不会破坏这一进程，反而会更加力求公允。我对一群抱有类似想法的白人新教领袖说，你们只要看看我既往的记录，就知道可以倚重我的个人品格了。我提醒他们，尽管我反驳过，很多人还是认为我反对种族隔离是出于政治原因，并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会三缄其口，不对非国大领导的政府提出批评。他们几乎肯定我会接受一个政治职务，公开进入政坛。我指出，恰恰相反，我没有寻求也未接到担任政治职务的邀请。非国大执政不久，我就批评他们接受过高的薪金。我建议他们看看我们究竟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报告，再评头论足不迟。

（他们即使看到事实，我也不认为他们会对我们大加赞扬。我们的确信守诺言，不偏不倚，非国大甚至因此抱怨我们，想要阻挠《报告》的公布，声称《报告》所言并非事实，指责我们用同样的道德准则评判与种族隔离斗争的人和实施种族隔离的人。）

令人难过的是，我们一直未能争取到阿非利卡人中叫嚷得最凶的那些人，他们坚持透过变色眼镜看待能够表明我们严守公允的事实。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勾勒出由于既往的政治冲突在我国发生的严重违反人权的状况。我们在确定罪责轻重时，也是为了培养有责必负和尊重人权的文化。我们下定决心毫不畏惧、毫不偏袒地完成这一重要使命，而全世界和大部分讲道理的南非人似乎都认为我们干得不错。

如前所述，我们对南非社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既是至关重要的特点，但也给我们带来不少烦恼。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后来我们发现种族隔离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所有人。我们懊恼地发现，我们是南非社会的缩影，受伤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们发现彼此之间常常猜忌，不易建立相互的信任。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都屈从于一种强大的条件反射，使我们用成见对待属于其他群体的人，尽管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激烈申辩自己不怀成见。

第一年中召开的会议简直如临深渊。每个人都想辟出自己的地盘、建立自己的空间，要达成一致意见，谈何容易。黑人委员总是琢磨白人同事会不会对其他白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反之亦然。有些委员因为是白人的自由派——“自由派”在南非是骂人的话——而被指责为企图左右事态以出人头地。我们任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都是白人，于是警钟四起，有些委员甚至立刻害怕委员会将被白人掌握、执行白人的议程。对这样的气氛，我准备不足，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们教会的会议，特别是大家都翘首盼望的主教大会。这些会议是那么和谐、那么积极向上，完全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会议上的明枪暗箭、含沙射影。我们的确原原本本地反映了作为种族隔离社会基本特征的隔阂、分裂和猜疑。我们可以成为整个国家的标尺，如果我们最终能够凝聚成一个团结、和解的有机整体，那么南非就有希望了。

有意思的是，总统任命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是一位大主教，而不是法官或其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一个准司法机构。委员中七人是律师，因而法律界拥有最强的代表性。但是，也有三位活跃的牧师，而且三人都是其教派的全国性领袖。此外，伯莱恩博士在辞职从政之前，曾是循道宗大会最年轻的主席。因此，可以说我们当中有四位牧师，而这必定会影响我们的审议和工作方式。

总统一定以为我们的工作属于深邃的精神世界。毕竟，宽容、和解和赔偿，并非政治辞令中的流行语言。政坛上的惯例，是要争取心满意足，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并坚信我们的世界是你死我活的世界。大部分政治家并不是在那里疗治创伤、恢复平衡或是消除分歧。宽容、忏悔与和解在宗教领域才能找到更合适的安身之地。

尽管我们存在分歧，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闭门谢客，以便我们提高精神境界，敏锐视听。无论我们对各自的圣灵如何认识和称呼，我们都坐在我的精神导师法兰西斯·古尔的身边，将身心敞开，聆听超凡圣灵的启示和教诲。在委员会任期将满时，我们又一次闭门谢客，在罗本岛经历了感人至深的反省。我们首先游览了小岛，从一个监牢走到另一个监牢，深深沉浸在历史和愤懑之中，并意识到我们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然而，我们彼此也更加贴近了。

委员会还接受我的建议，在会前和会后进行祷告，并在会间小憩时祈祷和整理思绪。在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我们议定当受害者或幸存者到委员会的受害者听证会上陈述他们的辛酸经历时，我们应该营造庄严的气氛，应该有祷告、赞美诗和燃烛仪式，纪念在斗争中死去的人们。在东开普进行的第一次听证会前，我问我主持会议时，是否应该穿上作为我公共形象一部分的大主教紫色教袍。委员会认为应该，印度教同事甚至态度极为坚决。

我被任命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后，立即要求全世界圣公会联盟秘书处告知我们教派的所有修女和修士，在委员会存在期间，我们急切需要他们为我们定期祷告。这样，我们知道我们至少经常被这些基督徒热切的祈祷所包围。从其他人那里我也了解到，全世界许多人用他们的爱和祈祷支持着我们。我要为他们的出色表现致以深深的谢意。无论我们取得了什么成绩，都要归功于笼罩我们、支持我们的这片祥云。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我们所承担的是深刻的宗教和精神使命。

很少有人反对委员会对精神特别是对基督教的倚重。当有记者对此提出疑问时，我回答说，我是宗教人士，也是因此被选出来的。我无法装扮成另一个人。我按照本来面目行事，并得到了委员会的接受。这就意味着，神学和宗教的思想理念将成为我们所作所为的依据。我们也不无欢欣地接受了委员会中从事医学的成员所给予的适当指导，心理学家、医生和护士为我们提交给总统的赔偿和复原政策的制定，立下了汗马功劳。

随着年事的增长，我惊喜地发现神学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是多么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委员会的工作中，我们欣慰地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当上帝申斥亚当违反禁令偷吃禁果时，亚当不愿承担抗旨不遵的罪责，把责难推到夏娃身上。而上帝指责夏娃时，她也一样地推卸责任。（我们不知道蛇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因此，大部分人不情愿承担种族隔离暴行的责任，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指责他人他事而不是自己，正说明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的真正子孙。

哈佛大学神学家哈维·考克斯在题为《勿归咎于蛇》（On Not Leaving It to the Snake）一书中，对我们归罪于他人的倾向进行了颇有教益的驳斥，大大有助我避免轻率判断和对他人的不幸而幸灾乐祸。这在委员会接触犯下最为十恶不赦罪行的罪犯时尤为重要。委员会常常为人可以邪恶到这种地步而深感震惊，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具有这种行为的人是魔鬼，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如同魔鬼。我们必须区分行为和罪犯、罪孽与罪人：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怀热诚。如果罪犯被当做无可救药的魔鬼，那么我们就谈不上什么追究责任了，因为他们被宣布为不能对其行为负责的非正常人。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他们改过自新的希望。神学认为，尽管他们的行为可憎，但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够忏悔、能够改变。如若不然，我们委员会就必须关门大吉，因为我们运作的前提是人可以改变，可以认识到并承认其行为的错误，经历痛悔，或至少感到歉疚，并最终迫使自己坦白罪行，请求宽恕。但是，如果他们被蔑视为魔鬼，便理当无法参与宽恕与和解这一触动人心的进程。

在这门神学中，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人，因为我们的上帝为罪人保留了特别柔软的心肠。在耶稣讲述的故事中，牧人宁可将99只温顺听话的绵羊抛在荒野，也要去寻找那只离群的羊——不是毛茸茸的可爱羔羊，因为可爱的羔羊不会离开妈妈，而是桀骜不驯、惹是生非的老公羊。牧人正是在这只羊身上颇费心血。等找到时，它很可能已没有漂亮的羊毛，浑身污秽，也可能跌到了污水沟里，搞得臭气熏天。牧人找寻的就是这样一只羊，而且找到之后，绝不会厌恶地侧身掩鼻。不，他会将它轻轻抬起，扛在肩上，回家后盛宴庆祝，因为他找到了迷途的羊。耶稣说，一个悔过的罪人，比99个无需忏悔的人，可以给天堂带来更大的欣喜。

基督徒受到这条福音——与世俗常理相悖的偏向罪人的福音——的约束。耶稣基督得罪了循规蹈矩的大多数和正统的宗教领袖，因为他与之为伍的不是受人爱戴的社会精英，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渣滓糟粕——是妓女、罪人和被摒弃的人。在我遵从的神学中，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人定为不可救药而打入地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陪伴他的是两个小偷。其中一个表示忏悔，耶稣向他保证，他们将一起进入天堂。故事的主旨，是说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断言某某人已经万劫不复，因为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即使最为十恶不赦的罪人是不是在最后的时刻也能忏悔并得到宽恕，因为我们的上帝首先是慈悲的上帝。

我们之所在，我们之所有，甚至于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都是一份礼物，不是我们争取到的，而是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据说上帝对罪人的偏向巨大无边，以致我们在天堂会碰到我们根本料想不到的人物。（反过来说，我们也会因为应该遇到的人没有出现而吃惊。当然我们自己得先进天堂才行！）总之，根据这一神学，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是毫无希望、无可救药的。

上帝不会抛弃任何人，因为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直至永远，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好坏，直到永远。他的爱不会遗漏我们任何人，因为上帝的爱是不变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说我无法让上帝更爱我，因为他对我的爱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同样，我也无法让上帝爱我少一点。上帝爱的是原原本本的我，他帮助我成为我所能够成就的人。当我意识到上帝对我的深爱时，我会尽一切努力为了爱去做能让我的爱人欢愉的事。如果有人认为这为道德堕落打开了方便之门，那么他一定没有爱过，因为爱比法律要求得更多。一个疲惫不堪的母亲本该就寝休息，但为了看护生病的孩子，她可以毫不犹豫地彻夜不眠。

我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听取违反人权的罪犯讲述他们的罪行时便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能够做出最可怕的邪恶行为——我们全体。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受到同样的影响，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会不会成为和罪犯一样的人。这并不是纵容或原谅他们的行为。这是要让心中充满更多的上帝之爱，为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这样的悲伤之路而哭泣。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而不是出于虚假的虔诚对自己说：“为了上帝的慈悲我向前行。”

不幸中之万幸，当我聆听受害者的陈述时，我对他们的宽宏大度感到了惊讶。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他们不是渴望复仇，而是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宽容意愿。于是我感谢上帝，让我们所有人，甚至于我，都具有行善、宽容和大度的不凡能力。

神学帮助我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认识到，我们身处一个道德世界，善与恶都是现实，而且关系重大。道德的世界就意味着，尽管有不少现实不尽如人意，但邪恶、不公和压迫无论如何不会最终占上风。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死去与复生，就证明了爱比恨强大，生命比死亡强大，光明可以战胜黑暗，欢笑、快乐、热情、温情和真诚，都远胜于其对立面。

在委员会，我们亲眼看到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展开。那些在种族隔离岁月中趾高气扬，随意抛撒死亡、不公和种族隔离各种虐政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在阴暗世界中参与的暴行也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天。他们原本得意地认为自己想主宰天下多久，就可以多久。如今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而且不是什么推测或者无根无据的指控。不，完全是罪犯亲口道出的事实：他们如何绑架、如何枪杀、如何掩埋尸体或抛到河里喂鳄鱼。他们帮我们找到50具被他们秘密绑架、杀害和掩埋的尸体。如果这不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将永远被掩盖。

在斗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人们面对猖獗的邪恶势力常常士气低落。这时我会说：“这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已经失败了。”我也曾向我们的南非白人同胞呼吁：“我们在善待你们，加入必胜者的行列吧！”我们这些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得到了最为辉煌的胜利。而胜利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同属于白人和黑人——上帝的彩虹子民。

[1]《南非的精神》（The Mind of South Africa），Bollantine丛书，1991年纽约出版。

第六章 受害者，抑或幸存者的国度？

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律中所规定的参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武断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回溯到范·里贝克的年代，或者宣布凡不是白人的人都自动具有受害者的资格，因为他们都遭受过种族隔离的折磨。但这就意味着要处理几百万人的问题。显然，无论如何应付，都无助于创巨痛深、四分五裂的人们的复原与和解。再者，如果所有受害者都是黑人，就太过偏颇，使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起到弥合裂痕的作用。

为从压迫到民主的艰难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们，明智地选择了有限但可应付的规模。他们规定的时间限度并非完全武断。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的确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此后重要的黑人政治团体被禁，并转化成解放运动，不得不放弃非暴力，进行武装斗争。1994年5月10日这个截止日也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曼德拉就任总统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标志新制度的开始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天表明了我们与冲突、分裂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过去的彻底决裂。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两年，后来延长到三年——解决这一段历史中尚可应付的问题。为了使全国不至于长期陷入追究过去这一分裂人心的过程，我们在1998年10月提交了《报告》，但大赦过程在委员会其他工作宣布“暂停”后一直持续到1999年。

为了确定委员会的工作坐标，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案必须定义何谓“对人权的严重违反”。这被限定为杀害（无论是否有预谋）、绑架、酷刑和严重虐待。这一相当武断的定义至少有两点好处。首先，将罪行限定为这四类，使委员会的工作有一定限量，有望在期限内完成。接替曼德拉担任非国大主席、后来成为南非总统的塔博·姆贝基，向委员会热切地呼吁，不要给新政府留下尾巴，特别是大赦的尾巴。1996年他代表非国大在委员会作证时说：

委员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大赦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主国家不必承担刑事调查和对在本应由委员会负责处理的期限内犯罪的人进行起诉……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尽快结束其工作，使我们的确能够让过去成为过去，尽管我们不敢淡忘。

但法案的定义之所以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它意味着委员会的确可以不偏不倚地认定受害者，因为罪犯的党派背景在确定其行为或罪行是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时不在考虑之内。如果一个国民党人绑架、折磨或杀害了某人，则构成对受害人人权的严重违反；如果这是过去冲突的结果，则属委员会的法定职责之内。如果非国大党员犯下同样的罪行，根据法案的定义，亦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此，不论是种族隔离的支持者还是推翻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我们费尽心机说明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道义上的平等。一个女子开枪打死企图强奸她的人，行为本身构成他杀。抢劫犯杀死他所劫持的汽车的主人，这也是他杀。女子的行为可以被宣布为正当防卫，她的勇敢甚至会得到赞誉。而抢劫犯则犯下了杀人罪，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有人批评我们“把解放斗争变成了罪责”，侮辱了参与斗争的人，因为我们把他们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放到了同一平台上。最违背真相的言论也莫过于此。我们遵从的是法案的规定。无论谁是凶犯、出于什么动机，严重违反就是严重违反。国民党实施酷刑是严重违反，解放运动成员实施酷刑同样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我们明确声明，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也同样坚决地声明，解放运动开展的是正义的战争，因为他们有着正义的事业。但是，《日内瓦公约》和正义战争的原则都清楚地指出，战争中必须有正义。正义的事业必须通过正义的手段进行斗争，否则它就可能严重变质。

非国大对其阵营中在南非境外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调查，并为揭露出的罪行公开道歉。如果解放运动可以使每一个打着其名义的行为成立，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尽量与更多的南非人接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接触到所有的南非人；让他们加入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任何人都不应被缺省在外，每个人都应知道他们有机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可能得到赔偿。我们的宣传重点放在最容易为文盲群体接受的广播上。我们散发小册子、张贴招贴画，上面印着鲜明的标志和诸如“真相令你痛苦，但沉默让你死亡”之类的口号。我们得到了各宗教团体的大力帮助，他们的网络深入到了南非的各个角落。我们对与我们合作的非政府组织亦深表感谢。国际社会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慷慨相助。没有这些帮助，尽管我们和其他类似的委员会相比资金已经相当可观，但也不免会捉襟见肘。我们的确特别幸运。整个世界都惊喜异常，希望能从南非学到些经验，帮助解决其他地方的冲突。

我们雇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采录员，奔赴全国各地。他们在志愿者的协助下，记录下那些认为自己可能在法案规定范围之内的人的叙述。最后，我们一共收到两万份陈述，超出了所有类似的委员会。有些陈述记录了不止一起违法事件，涉及不止一个受害人。

第一次听证会于1996年4月在东伦敦举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区别于其他地方类似委员会的另一特征是其公开性。最初有人建议大赦委员会的工作秘密进行，但遭到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最终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使委员会的工作具备了令其他国家钦佩的公开性。让这场大戏如此迅速地拉开大幕，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举行一场听证会的后勤工作令人咋舌。先要得到陈述记录，但谁也不能保证人们会走上前台。他们或许会受到曾迫害过他们的人的恐吓；或许自认为是参加斗争的战士而拒绝被视为受害者；他们也可能感到灰心失望，不再相信那些敏于承诺缓于行动的人能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

我们没必要担心。人们当然想要道出他们的经历。他们被迫沉默得太久了，几十年来，他们被邪恶的制度、不公正和压迫挤到了边缘，成了无名无姓的隐形人。许多人的情感压抑已久，一旦得到宣泄的机会，就如同打开了泄洪的闸门。但是，令我们沮丧的是，没有多少白人站出来；能站出来的都是了不起的人。

我们有幸窥视到许多同胞灵魂的秘密，他们在那里深藏着最为隐秘的愤怒和痛楚。在他们讲述了各自的经历后，我总是禁不住感叹，这些人看上去是那么正常、那么普通。作证之前，他们谈笑自如，就像其他健康人一样毫无包袱地生活着。但听了他们的故事后，你就会惊异地问他们，怀着尊严和纯真、默默地忍受着如此沉重的痛苦和愤怒，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被我们倨傲地视为“普通人”的人们，在面对足以摧毁意志薄弱者的巨大挑战和困扰时，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忍。我已经说过，在我遵从的神学中，不存在什么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由于是上帝的代表，都是非常特殊的人——是比通常的“重要人物”远为重要、远为普遍的“非常特殊的人物”。

我们亏欠这些人的，远远超过了我们所知道或能够承担的。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确愿意作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会成为公共财富。我们根本无法预知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不得不把自己的痛苦公之于众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我们给那些将要作证的人提供了心理咨询，帮他们度过无论如何都非常难熬的时刻。

我们还给证人提供了“陪同员”，负责陪伴证人。作证时，他们坐在证人身边照顾，在他们痛哭流涕时递上一杯水、一片纸巾。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些人嘲讽我们是Kleenex[1]纸巾委员会）。我们对座次安排慎之又慎。最好的座位是保留给证人的。我们必须避免任何他们在受审的印象，因此证人和听证的委员会成员坐在一条水平线上。

证人必须感到舒适自在，因此我们坚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语言作证。这就意味着必须使用同声传译，进一步增加了听证安排的复杂性。证人作证时还允许亲属陪伴。为所有这些可能前来参加听证会的人安排交通食宿，如同一场噩梦。所幸我的同事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非常能干，即使在设备极为短缺的小镇和乡村，也能有条不紊地将一切安排就绪。听证会使用过许多不同的场所——市政厅、公共活动中心，特别是教堂大厅。宗教界在这方面予以的协助，值得热烈赞扬。

委员会并未得到普天下的一致欢迎。有些人表示强烈反对，特别是那些害怕委员会揭露其罪恶过去或是坚信委员会其实是追杀阿非利卡人的一个聪明伎俩的人。我们担心这些人会破坏委员会的会议，因而安全成了重要问题。第一次听证会就被炸弹恐吓打断，听证不得不中止，让警犬嗅遍全场。幸而是闹剧一场，但我们不能拿人命当儿戏，更何况我们任务的圆满完成事关重大。委员会的任何闪失，都会让反对和解进程的人幸灾乐祸。

我们希望人们感到有充分的时间讲述其经历，并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因此，委员会只能在特定的领域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证人进行听证。在进行陈述的人当中，十分之一的人得到公开听证的机会。那些未被允许作证的人多少感到失望，但他们得到保证，我们会像对待公开证词一样，认真对待他们陈述的经历。

人们如此重视听证会，或许可以视为对我们的赞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媒体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广播、电视和报纸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受害者及大赦听证，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南非广播公司电台用11种南非语言对听证会进行的实况报道因经费不足停播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很少参加听证但显然非常关注的白人，也叫苦连天（后来恢复了报道）。海外专家对我们如何利用电视镜头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把镜头放在不显眼的固定位置。摄影师则抱怨说，让他们把设备固定在一个地方太受拘束，难以施展。

第一次听证会上气氛庄严凝重。我们深知此举意义重大，第一次的成败与否，会对今后听证会造成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我们有些忐忑不安。第一次听证会在东伦敦附近的贫民小镇姆丹查尼举行。我们首先进行了感人的多宗教祈祷仪式。有记者问我在第一次听证会前夕有何感受，我说：

我的心里当然是七上八下的。但能从事这项事业，能看到这么多人表现出的宽宏大度，我又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们希望这件事成功，知道自己的经历必须倾诉出来，这一进程也必须了结。

我们祈求上帝保佑我们的土地，保佑受害者、罪犯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一直坚持用英语、科萨语、索托语和阿非利卡语进行祈祷，以强调委员会属于所有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用同样的语言欢迎到会的人，并指出我们民族的多样性。

市政厅挤得水泄不通，大部分都是黑人。证人面对委员会成员、背朝听众而坐（后来我们改变了这一做法）。主席台一侧是翻译使用的隔间，整个大厅装饰着鲜花和盆栽植物。警察在入口处对每个人进行检查，保证了听证会的安全。

当我们一行人入场时，听众都站了起来，全场很快一片肃静。我上前和将在今后4天作证的证人及陪伴他们的亲属握手。接着，我在肃静中点燃一支蜡烛，纪念所有在过去冲突中死去的人。我的一位同事诵读了一份缅怀死者的悼词，然后我们一起高唱“Lizalis’idinga lakho”（“实现您的意志”）。曼德拉被释放的第一天在主教廷和他的同志们唱的就是这首歌，在今后无数重要的场合，我们还会唱起同一首歌。

然后，我开始祈祷：

公正、慈悲、和平的上帝啊，我们渴望将种族隔离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分裂，将以其名义蹂躏我们社会的暴力，抛在身后。我们请求你，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开始纠正曾在这里和整个国土上发生的不公这项重要工作时，以你的智慧和指引，保佑委员会。

我们祈祷，希望所有身心受到伤害的人都能通过委员会的工作得到抚慰，并使它成为处理许多人，特别是在东伦敦的受到深重伤害的人们的机构。我们也为那些对其同胞犯了罪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到这里向万能的上帝坦白忏悔，并得到你神圣的仁慈和宽恕。我们请求圣灵对委员会和委员们尽显公正、慈悲和博爱，让真相在听证会上得到认可并大白于天下，让我们按上帝的意志最终实现与我们邻友的和解与爱。我们以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祈祷这一切。阿门。

随后，我对到会的各位表示欢迎：

我们欢迎所有即将讲述自身经历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我们愿意听取你们的经历。举行这些听证会的根本原因是：让违反人权案件委员会帮助（真相）委员会确定某些人是否遭受了对其人权的严重违反，宣布这些人为受害者，并将他们转给赔偿和复原委员会。此后，委员会将向总统就赔偿的性质和数量提出适当建议。在南非和世界各地曾经和正在为委员会及其工作祈祷的人们，谢谢你们！我们肩负着揭露黑暗过去的真相的使命：埋葬过去的魔鬼，使它永远不会再回来纠缠我们。我们希望以此抚慰创伤深重的人们——我们所有南非人都受到过伤害，我们希望以此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和解。我们要指出，在委员会作证的人只要道出的是真相并本着诚意而来，就将得到在法庭作证的同等对待。

接着，我宣布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第一次听证会开始。重要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们决定，公开听证的第一个程序应该是受害者的听证会，以强调那些长期以来被挤在社会边缘、无名无姓、无人理会的人终于走出了阴影，并在委员会存在期间，站到了舞台的中心。我们希望这能够帮助他们恢复公民和个人的尊严。我们保证了作证的受害者尽可能代表最广泛的政治派别，以达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必须不偏不倚的要求。这些案件还必须尽量涵盖规定的34年期间和尽量广泛的地区。

我们有意选择东伦敦市作为第一次听证会的地点，是因为这个地区在南非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在这里，白人和土著人为了争夺地盘，进行了第一场全面战争。东开普省是反对白人扩张主义的黑人抵抗运动的发源地。这里还建立了第一个黑人的高等院校，因而也是黑人求学的发源地。这里还是许多黑人政治领袖的出生地——纳尔逊·曼德拉、温妮·马蒂奇泽拉―曼德拉、高文和塔博·姆贝基父子、史蒂夫·比科等等。这里是黑人抵抗运动和政治觉醒的发祥地。正因为如此，这里也发生了种族隔离最为残忍和臭名昭著的暴行。当局将最沉重的黑暗和最深重的压迫都施加在东开普省了。

我们希望营造热情、友好和积极的气氛。我们不希望用冷酷的盘问伤害证人，因此拒绝了让被指控的罪犯进行交叉讯问的要求。我们说，如果而且只有当委员会通知他们发现对其不利的证据时，他们才有权陈述自己一方的事实。正是这些人曾左右司法程序，并经常得到各级法官的纵容。其中两个被指控的罪犯的确设法搞到了法庭禁令，使证人不能对他们指名道姓。这使本希望在听证会上听到重要人物证词的人们，大感失望和气愤。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阻止我们的一些证人后，却又不无讽刺意味地在随后的大赦申请中，供认了他们阻止证人作证的罪行。他们又一次对世界趾高气扬，显示法律与公正及道义没有干系。

我们决意为证人提供安全的环境。因此，无论谁主持听证，都会像1996年4月15日的第一场听证会我们对第一个证人那样，致以热情友好的欢迎：

伯莱恩博士：我们请诺雷·莫哈比太太上证人席。莫哈比太太，您愿意宣誓还是不经宣誓作证呢？

莫哈比太太：我宣誓。

伯莱恩博士：非常感谢。你庄严宣誓，你提供给委员会的证据将是事实，全部是事实，而且只有事实。愿上帝帮助你。

莫哈比太太：愿上帝帮助我。

伯莱恩博士：非常感谢。请就座。我们欢迎您作为第一个证人，进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并回忆您在过去经历的痛苦。我们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马佩特拉［莫哈比］死于警察的监禁中。我们记得这些日子的恐怖和愤懑……我们知道……您也曾被拘留，并被单独关押。我们对您的勇气深表敬意。您今天到场，表明了您致力于真相、公正和在整个南非实现和解与和平的决心。您作证时，泰尼·马雅将代表委员会向您提问。欢迎您的到来。

马雅女士：艾利克斯，谢谢。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要指出，证人更希望用科萨语作证。因此，我请不懂科萨语的人戴上耳机，以便我们开始工作。Molo，Sis Nohle。［早上好，Sis Nohle（莫哈比）。］你好吗？

我主持听证会时，总是力图在一天结束时根据当天的气氛，总结当天的特点。这也是向证人和他们代表的群体表示肯定的机会，是我们所有人从我们民族这一非凡历程中汲取教训的机会。我常常向白人同胞呼吁，不要避讳委员会，而应把它当做失而不能复得的机会。我说，那些完全可以渴望复仇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应该得到有意或无意地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以同样的宽宏大量作出的回报。这些呼吁似乎飘教于虚空，不过虽然会场上白人寥寥无几，却有不少人通过广播直播密切关注着委员会的工作进程。例如，在听证会初期，我曾发言说：

我想读一读我昨天收到的两封信……“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希望告诉您，上星期在东伦敦进行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证词，令我深受感动和鼓舞。那些残酷可怕的故事和那些深受创伤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宽容，既令我痛苦，又令我欢欣。我们都深受伤害。我写了一首诗，试图搞清这一切的意义所在。我希望告诉您，许多人都深深同情那些人。痛苦是我们大家的。谢谢您，谢谢你们所有人，感谢你们自身的人格，也感谢帮助我们抚平创伤。”诗是这样的：

“世界在哭泣。

鲜血与痛苦深入我们的耳廓，进入我们受伤的灵魂。

你的啜泣就是我的垂泪；

你湿透的手帕，我泪浸的枕畔

为那尚且不能平息的疲惫的过去。

说吧，哭吧，看吧，听吧，为了我们所有的人。

啊，属于沉默的掩藏的过去的人们，

让你的故事在孤寂恐惧的风中播撒种子。

播撒吧，直到僵硬的大地开始融动

开始企盼、微笑和歌唱；

直到鬼神可以狂舞

直到我们的生命知晓了你们的痛苦

直到复原。”

最后我进行了总结：

当我们听到彼此之间人性的堕落可以达到何等地步时，我们感到震惊和恶心。我们可以为彼此造成的痛苦而感到嗜虐般的快感，可以把残忍推向极致，让亲人为亲人的死活和去向费劲猜疑，让他们从一个警察局到另一个警察局，从医院到停尸房徒劳地奔波。这是一方面——到目前已经显现出来的阴暗而沉重的一面。

但还有另外一面——崇高和激动人心的一面。我们为人的精神的坚毅而深深感动。本该一蹶不振的人们，拒绝屈从于巨大的痛苦、暴力和威胁；拒不放弃自由的希望，因为知道自己应得到比遭受非人的不公和压迫更好的命运；拒绝在威逼之下俯首帖耳。人们表现出的宽宏大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愿被痛苦和仇恨吞噬，愿意和那些曾践踏自己人格、侵犯自己权利的人见面，愿意以宽容与和解的精神相会。他们急切想知道真相是什么、罪犯是谁，以便宽恕他们。

我们感动得潸然泪下。我们欢笑，我们沉默，我们直面野兽般的黑暗过去。我们经受住了煎熬，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确可以超越既往的冲突，挽起手实现我们共同的人性……宽容的精神相遇时，宽容会盈溢而出。坦白之后，宽容会接踵而至，继而是创伤得到抚慰，民族实现团结与和解。

这就是受害者听证会的通常情形。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这成了委员会家喻户晓的公众形象。在南非，如果有人说“我不知道啊”，是没人会相信的。

德斯蒙德·图图（CFP供图）

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屠杀。被警方杀死的69人，多数从背部中枪身亡，另有176人受伤。

1984年10月12日，德斯蒙德·图图领受诺贝尔和平奖。图图大主教以非暴力方式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做出巨大贡献，因此荣获198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CFP供图）

1990年2月12日，南非开普敦，曼德拉出狱后第二天。左起：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曼德拉、温妮·曼德拉和沃尔特·西苏鲁。（CFP供图）

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非洲人国民大会获胜，曼德拉当选为总统。图为黑人城镇居民排队等待投票。（CFP供图）

2009年8月12日，美国华盛顿，奥巴马总统为图图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同时获奖的包括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奥斯卡第一位黑人影帝西德尼·波蒂埃、美国资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等16人。（CFP供图）

2008年7月12日，英国斯托克城，球王贝利与前英格兰队守门员戈登·班克斯各自领队进行友谊赛。图为贝利（中）与图图（右）在场外观战。（CFP供图）

2010年6月21日，南非开普敦，图图参加2010年南非世界杯新闻发布会。（CFP供图）

2010年5月29日，约翰内斯堡，曼德拉与国际长者会成员会面。左起：曼德拉夫人格拉萨、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图图、美国前总统卡特、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印度自我就业妇女协会创始人埃拉·巴特、联合国前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与曼德拉（坐者）。（CFP供图）

2013年2月26日，图图造访缅甸仰光，在昂山素季寓所与她会见。（CFP供图）

2013年6月27日，南非开普敦街头挂出曼德拉与图图的巨幅照片。当时曼德拉因肺部感染入院治疗已20天，此举意在为曼德拉祈福。（CFP供图）

2014年3月3日，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办缅怀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活动，图图大主教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曼德拉于2013年12月5日去世，享年95岁。（CFP供图）

[1]Kleenex，一种纸巾品牌。——译注

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当我聆听来到委员会的人讲述他们常常是难以承受的痛苦经历时，当我翻阅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在申请大赦时披露的事实时，我总是不禁要问，上帝是否有时也要嘀咕当初为什么把我们造出来呢？

写作此书时，正值北约进攻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我们听说塞尔维亚人在米洛舍维奇总统的领导下正在赶走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开始了又一次的所谓种族清洗。不时有不可言状的恶行的报道：妇女儿童被告知逃离家园，并保持沉默，否则就会被杀；男人被成群驱赶着，执行集体枪决。我想整个世界都无法忘记一个年轻人用手推车把岳母推到安全地带的情景。这已经成为上帝的一些子孙遭受另一些子孙带来的痛苦的形象定格。或许，这会像越战期间那个赤身裸体从汽油弹的轰炸中死里逃生的小女孩一样，成为这场屠杀难以磨灭的形象。

我斗胆想象上帝巡视着人类历史上的遍地残骸：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和以上帝名义进行的其他战争。大地浸透了在暴行中死去的无辜者的鲜血。还有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柬埔寨和卢旺达的大屠杀；在苏丹、塞拉利昂、两个刚果、北爱尔兰和中东的可怕仇杀以及让拉丁美洲深受其害的暴政。这恶毒的清单记录了我们丧失人性、彼此伤害可以达到何等地步。我可以想象上帝巡视着这一切，哭泣着，就像耶稣对着铁石心肠的耶路撒冷在哭泣，因为他回到自己人中间却得不到接纳。如果上帝真的感到创造我们是个错误，那么我们的确为他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创世记》中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第六章）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杰弗里·斯图德尔特·肯尼迪牧师在他的诗中思忖着人类的行为给上帝带来的痛苦：

面对可悲可耻的故事

还有阳光下的人类罪恶，

如何能够安之若素？

上帝的主宰何来荣耀？

何处能安享他的慈爱？

永恒的心中难道无泪？

上帝的灵魂难道未被痛苦撕裂？

他定是阴间地狱的魔王，

挥舞大棒将人间击成了碎片。

如果上帝基督让你睁开双眼，

如果你第一得到了上帝的感召，

你就定是受难者和抚慰者

让利剑的苦痛刺透了你的心。

这意味着，你的悲苦

将你击倒在那孤苦的树下，

而今朝今昔、明日明夜，

圣明的上帝还将与你同在。[1]

当我听到在我们彼此间发生的痛苦行为时，我多次想到上帝的悲哀。这些可怕的事情难以用言语表述，也让我们对自己是否有权利被称为人产生了怀疑。在这样的时刻，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把这些可怕行为的实施者叫做魔鬼，而不值得再把他们视为人。他们的行为使所有正直的人充满了义愤和憎恶。这些罪犯来自长期困扰我们这块土地的冲突各方。

5名警官在大赦申请中，详细讲述了他们在比勒陀利亚地区是如何残酷折磨几十个所谓“恐怖分子”，杀害他们并处理尸体的。电击这种刑罚已经司空见惯，以致其中的一个警官可以无动于衷地说“我们像对付前两个人那样审讯了塞法鲁”，如同例行公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实际上，委员会确认，安全警察认为使用酷刑是理所当然的事。

请看看5个警官之一、准尉保罗·范·弗任警官的证词。他曾属前德兰士瓦省北安全分局，被同事称为“电工”。

我们像对付前两个人［杰克逊·马科和安德鲁·马库贝］那样审讯了塞法鲁（哈罗德·费罗）……我们使用了一种黄色的罗宾牌便携式发电机，对他的身体进行电击，逼他开口……一共两条电线，分别接在他的脚上和手上。我们打开发电机时，他的身体挺得僵直……塞法鲁是个坚强的人，而且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审讯后，他供认自己是沃特班克非国大的高层组织者……

乔·马马塞拉把刀子从下面捅进他的鼻子后，他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消息。他请求饶命，还问是不是可以唱“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2]。然后，他说我们还不如把他杀了。他还说非国大终有一天会掌权，种族隔离不会长久……（我们把马科电死后）马马塞拉用非国大旗帜盖住了他的尸体，而塞法鲁在一边唱着“Nkosi Sikelel’iAfrika”。然后，我们把马库贝也电死了……

我们只有杀了他们，才能摧毁整个组织。谁也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之后，我们用地雷把他们炸成了碎片，让别人无法辨认……必须搞得好像他们是在布地雷……我们不喜欢干这种事情，也不想干，但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此外，我们和非国大在交战，也必须除掉他们。塞法鲁在我们杀害他的过程中的表现，让我对他深感佩服。

德克·克埃兹曾是比勒陀利亚附近“Vlakplaas”的头目。这实际上是臭名昭著的警察死刑队的总部。克埃兹、阿尔蒙德·诺夫梅拉和大卫·施卡兰加为谋杀德班著名律师格里菲斯·姆先格而申请大赦。

克埃兹对大赦委员会说：

决定是纳塔尔港安全警察局的扬·范·德霍芬准将……作出的，他告诉我（姆先格）是肉中刺……因为他是所有非国大干部的教官……而且他严格以法律为依据。因此，他们拿他没办法……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直到接到指示，制订针对格里菲斯·姆先格的计划。这只意味着一件事——除掉他，杀掉他，再无其他……就是要害了他、杀了他。

克埃兹在接受南非广播公司安吉·卡佩里安妮斯的采访时，讲述了如何选择下述黑人警官实施谋杀计划的：

……布赖恩·恩古兰加被选中，因为他是祖鲁人，了解那个地区，通晓……当地语言……我1973年就认识大卫·施卡兰加，他为我干事……我则帮他当上了警察，而且进了Vlakplaas，所以是个信得过的人。阿尔蒙德·诺夫梅拉是个严肃的家伙，很合适……有猛虎一样的胆量。如果你要办什么事，阿尔蒙德没有二话。他有胆量。乔·马马塞拉更是再合适不过，有杀人的“本能”……烟酒不沾，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手。他根本住不了手，他的枪也一样闲不着……

谋杀伪装成一次抢劫，小组的人用刀和车轮扳手袭击了姆先格：

……施卡兰加首先动了刀……他没法把刀从姆先格的胸上拔出来……然后姆先格显然自己把刀拔了出来，并拿着刀追他们，这时阿尔蒙德用车轮扳手把他打倒在地……接着阿尔蒙德和乔开始疯狂地用刀捅他。

大赦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德鲁·威尔逊法官在大赦听证会上询问了诺夫梅拉：

威尔逊：你能说出……他被捅了那么多刀的原因吗？

诺夫梅拉：我想原因就是……他总是不倒下。他一直在反抗。

威尔逊：他反抗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是不是？

诺夫梅拉：是的，先生，没错。

威尔逊：他有武器吗？

诺夫梅拉：没有，据我所知没有。

克埃兹在广播采访中说，他们捅刀子的时候，他正在“德班城里喝酒兜风……欢宴狂饮，就等着跟他们的接头时间一到，跟他们见面，问一声一切顺利吗？没出什么岔子吧？好，（咱们去）庆祝一番”。

广播采访还报道了维多利亚·姆先格太太是如何在政府的停尸房找到丈夫尸体的：

在他身上、肺部、肝部和心脏，共45处被割被捅的伤口。他的喉咙被割断，两个耳朵几乎被割了下来。肚子也被开了膛。

杀手处在疯狂之中，但话说回来这又只是他们的工作，冷酷无情执行的工作，因为他们跟姆先格并无个人恩怨。他们好像没有情感，不过是一部无情的效率极高的杀人机器的部件。

下面是德克·克埃兹在大赦申请中就杀害被警察绑架的一个东开普年轻人提供的供词：

水里滴了药水，然后灌进希茨维·孔迪勒嘴里……之所以（这样）把昏迷药给他灌下去，是因为我觉得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有胆量就那么……面对着另一个清醒的正常人……用枪抵住他的脑袋把他杀死。阿奇·弗莱明顿少校手下的一个人拿了一把装上消音器的手枪，趁……孔迪勒先生仰面躺在地上的时候，冲他头顶开了枪。人抽搐了一会儿，就完了……4个尚未进入现役的下级军官……每人提起一只手或脚，把尸体扔到轮胎和木柴堆上，浇上汽油，点着了火……这一切进行时，我们在喝酒，甚至还在火堆边吃烧烤。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显示我们的“胆量”，而是要告诉委员会这一切是多么残忍，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又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需要7个小时才能把尸体完全烧成灰。大块的肉，特别是屁股和大腿，必须在夜间不断翻动，才能保证一切都烧成灰……第二天早晨，我们把灰烬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剩下一块肉、一根骨头，然后各自散去了。

人能够枪杀另一个人，并竟然在尸体火化时在一旁吃烧烤，这令人毛骨悚然。他们这么做，人性何在？他们怎么能咽得下去？对大部分正常人来说，焚烧尸体的臭气令人翻肠倒肚地恶心。难道他们带着双重人格——把自己分裂为两个人——生活下去吗？在这样的外出之后，他们如何还能回到家里，拥抱妻子，享受——比方说——孩子的生日聚会呢？

在东开普的许多案件中，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尸体被烧成了灰。但是在“科拉多克四人帮”的案件中，1985年6月几个活跃分子在从伊丽莎白港到克拉德克小镇去的途中被绑架，失踪一个星期后，人们发现了他们被肢解的尸体。然而，杀害马修·格尼维、福特·卡拉塔、斯贝罗·穆孔托和西塞罗·姆拉乌利的全部真相和凶手的身份，直到委员会成立后才披露出来。

代表被害人亲属出庭的乔治·比祖斯大律师，询问了申请大赦的警官之一约翰·马丁·范·泽尔。

比祖斯：范·泽尔先生，在27日晚你们杀害的4个人身上发现了63处刀伤。你是否同意地区法医对此的报告？

范·泽尔：主席先生，我不能不同意。

比祖斯：你是否同意这63处刀伤是野蛮行径的证明？

范·泽尔：主席先生，反省之后，当然是这样。可事实上，下达的指令是这次要杀得像联防治安袭击，如果用稍微仁慈一点的做法，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

比祖斯：你的回答是否意味着你愿意像一个残忍的野蛮人一样行动，以便误导那些可能调查这起凶杀案的人呢？

范·泽尔：主席先生，实际上是的。

被捕的非国大活跃分子，面对监禁甚至死亡的威胁，有时会同意为警察办事。他们被叫做“askaris”[3]，在Vlakplaas的乔·马马塞拉就是其中的一位。根据他自己的供词，他曾参与了几十起对政治活跃分子的杀害活动，常常是打入青年团体内部，假装招募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然后把他们引入警察设下的死亡圈套。首席检察官想让他作为国家证人，并以此换取免于公诉。在首席检察官的保护下，乔拒绝了申请大赦，这既是藐视委员会，也是对他前主子表示愤恨。在他过去同事的大赦申请听证会上，他就1985年杀害伊丽莎白港黑人公民组织领导人“培伯克三人组”（Pebco Three）一案提供了证词：

在这个魔窟的所有经历中，我从没听说什么叫干脆利落地杀。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只存在于那些到这里来、不想让其他人承受不必要痛苦的诚实和体面的人的心里。根本没有这回事——人总是被残忍地杀掉，死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才是事实……安全警察的目的，不仅仅是杀人，还要……在你断气之前尽量挖出他们想要得到的消息。施加的痛苦越重越好。这是一种施虐狂似的、精心设计的杀人方式，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也是其中一部分。

培伯克三人组包括斯波·哈舍、尚比龙·加勒拉和恰恰乌里·戈多罗兹。他们在克罗多克附近一个废弃的派出所被杀。马马塞拉告诉委员会，哈舍先生对他的审讯者说，非国大“代表着民主的南非”。

这一回答似乎比什么都更让［吉德昂·］纽武德中尉恼怒，他抓起一根铁管，朝那可怜的老人头上不停地击打，其他人见他这样也一拥而上……他唯一的一点反抗就是击打声中的哀号。接着，纽武德中尉命令我把他的手塞到他的嘴里，止住他的叫声，免得惊动附近的农民。我和皮埃特·莫格埃拼命止住老头的叫声，我说的其他人则对他拳脚棍棒相加。

纽武德中尉用铁管数次击打老人的头部时，我看到鲜血从他的鼻孔、耳朵和嘴巴里涌了出来。我看到老人的眼球翻成了白色，而且还在转，似乎他就要昏迷或是死去……殴打一直没停，直到我看见老人满头满脸是血地趴在地上……

在殴打尚比龙·加勒拉的时候，发生了极为野蛮的事……准尉比斯拉尔掏出尚比龙·加勒拉的睾丸用力捏，直到挤成了高尔夫球大小。然后，他用右手使劲击打，打得很重。我眼看着他在变，他的脸色由惨白而发青，一些黄色的液体从他的生殖器中溅射出来。这是我在Vlakplaas的整个生涯中经历的最野蛮的事。我在这个魔窟中已经待得够久的了，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我作为这些人的战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丧尽天良的事。

马马塞拉曾渗透进去并把他们引向死亡的另一群人，是后来所谓的“克瓦恩德贝利九人团”（KwaNdebele Nine）。1986年7月，这群年轻人在从比勒陀利亚以东的黑人城镇马梅洛地逃往农村的克瓦恩德贝利黑人家园途中被杀。马马塞拉对委员会说：

在“克瓦恩德贝利九人团”的案子里，他们在一所房子里遭伏击，九人全部被枪杀。杀他们用的是AK-47冲锋枪，然后［雅各·］厄克特中尉……拿来一大（桶）25升汽油，浇在所有尸体上，点着了火。有的人还活着，可以听到他们的惨叫，所有人都被焚烧了。

在斗争的另一方，不断有人指控纳尔逊·曼德拉的前妻温妮·马蒂奇泽拉―曼德拉说1988至1989年由她在索韦托操纵的所谓“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并非一群改邪归正的小青年和她的保镖。据说他们是一群小流氓，恐吓、纵火、绑架和杀害那些被他们视为“出卖者”，即为警察充当奸细、与“制度”合作的人。据说那些被怀疑为此类的人被施以酷刑，并常常被处决。人们说，他们这样做不仅得到曼德拉夫人的怂恿，而且得到她的支持和鼓励，甚至更令人不安的是，得到她的指使。在多项主要指控中，有一个轰动事件，涉及的是14岁的活跃分子斯登皮埃·赛伊佩伊。他从家乡奥兰治自由州的警察局逃了出来，躲避在循道宗牧师保罗·维尼（后来成为主教）家中。1991年，曼德拉夫人被判从那里绑架了斯登皮埃。她称自己是从维尼那里救出了孩子，因为她发现牧师对前来避难的男孩子有鸡奸行为。1989年1月，在荒野里发现了斯登皮埃被肢解的尸体。

我们对曼德拉夫人的保镖进行了特别听证。听证共持续了9天，是对一个政治领导人进行的为期最长的听证。一个接一个的证人指证她参与了袭击和杀害行为。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是杰里·理查森，在委员会成立前几年，就被控杀害斯登皮埃，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从监狱来到委员会，讲述了斯登皮埃和另外三人是如何被绑架和审讯的：

我们用布尔人折磨自由战士的方式折磨这些孩子。我对斯登皮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两侧把他举起，然后把他摔在地上。“妈咪”［曼德拉夫人］坐在一边看着。

一两天之后，一个被他称作“快刀”的帮手把遍体鳞伤的斯登皮埃带到了索韦托郊外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我把他给宰了，就像宰一只羊似的宰了。我们让他趴在地上，我把剪枝用的剪刀插进他的脖子里。剪子扎进去后，我就开始动手了……

我是按照妈咪［曼德拉夫人］的指示杀死斯登皮埃的。妈咪自己从不杀人，但她利用我们杀了很多人。她甚至不到监狱来看我们。她利用了我们！

理查森说他还杀了普莱斯拉·莫索郁。她别号谷奇·泽瓦尼，是足球俱乐部一个成员的女朋友，被怀疑是内线，1988年12月死于多处刀伤：

我用刀捅她，还割断了她的喉咙。我们把她的尸首扔了……我向妈咪报告说：“妈咪，我已经完成了您的命令。我已经把谷奇杀了。”妈咪拥抱了我，说：“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

尼克德姆斯·索诺先生向我们讲述了最后一次见到儿子的情景。曼德拉夫人用小面包车把还活着的他的儿子带到他这里：

……他浑身是伤，脸上全是青紫色，实际上全肿了，好像有人把他打了一顿，又撞到了墙上……曼德拉夫人对我解释说鲁罗是个奸细……我开始求她。我跟她说，求求您，既然鲁罗已经挨过揍了，就把他交给我吧。如果要惩罚，他受到惩罚我可以理解，您难道不能把他交给我吗？……她拒绝了，还提高嗓门大声说：“我不能把他交给你。他是个奸细。”

又央求了一会儿之后，曼德拉夫人坐在车里绕着索诺先生的住处转了一圈，然后同意鲁罗的父母给他拿一件套头衫。索诺先生回到车边看到了儿子：

我看到鲁罗的时候，他状态很糟糕，他浑身发抖……我又开始乞求曼德拉夫人：“求求您，我的儿子已经挨了打，您就不能把他留给我吗？”……她断然拒绝：“这是个奸细。”她又对……司机说：“开车。”于是他们开走了。司机启动车的时候我一直在求她，直到她说：“我要把这条狗带走。（解放）运动组织会看着办。”

彼得·斯多利主教是当时约翰内斯堡地区循道宗的领袖，曾任教会的主席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前主席。他向我们详细讲述了教会为救出斯登皮埃和其他被绑架男孩子所作的努力。他的结论是：

我认为曼德拉夫人知道斯登皮埃出了什么事，也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如果斯登皮埃真的是在她的住所被杀或被折磨得半死的话，我想她应该知道……

阿扎尔·卡查利亚和墨菲·莫罗贝是大众民主运动这个松散的内部反种族隔离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告诉我们，斯登皮埃死后，他们公开发表声明，疏远曼德拉夫人和足球俱乐部的行为。卡查利亚先生解释说：

当时我们认为已经存在客观事实。首先，包括斯登皮埃的4名男性被从牧师的住处带到曼德拉家里。其次，他们被迫滞留曼德拉家时遭到毒打。第三，一个叫肯尼斯·克加塞的年轻人1月7日逃了出来，并报告了他的遭遇。第四，斯登皮埃不仅在家中被拷打，而且随后被残酷杀害了。

对曼德拉夫人来说……从好处说她是知道而且鼓励了这一犯罪活动。从坏处讲，她可能指挥并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第六，保罗·维尼被陷害。第七，教会、社区领袖、曼德拉先生和［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寻求曼德拉夫人的合作、遣散这群小流氓的努力，均告失败。

斯多利主教总结说：

主要的毒瘤可能是、过去是、将来也是种族隔离压迫，但二级感染（Secondary infection）已经影响到许多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侵蚀了他们分辨善恶的能力。生活的悲剧之一，就是我们可能变成我们自己所憎恨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场悲剧就是一个例证。

下文讲述的是1986年在德班海滨的“Why Not”和玛古酒吧外发生的非国大汽车炸弹事件。格莱塔·阿佩尔戈兰和罗伯特·麦克布莱德一起被捕。爆炸使3人丧生、69人受伤。格莱塔本是罗马天主教徒，后改信伊斯兰教，取名扎哈拉·纳克迪恩。我们在南非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中通过安吉·卡佩里阿妮丝的报道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86年冬。扎哈拉·纳克迪恩和罗伯特·麦克布莱德在远东兰德省的尼杰尔被押上车。他们的双手被铐在背后。厚重的呢大衣把他们从前到后遮住，挡住了整个脸。他们就这样坐了三个小时的车，汗水浸透了大衣。在德班的CR斯瓦特警察局，扎哈拉·纳克迪恩被审讯并受到折磨。在13层楼上，酷刑日复一日，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当他们辱骂她的时候，她就转动手中的念珠……默默祈祷。

纳克迪恩女士也因其在爆炸案中的角色而到委员会接受讯问。她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听证会上，讲述了未经庭审便被监禁的人和囚犯在狱中受到的待遇。她首先讲述了她遭受的酷刑和单独监禁：

开始7天，他们的确没少折磨我，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合作……我为自己是MK ［Umkhonto we Sizwe，非国大的武装派别“民族之矛”］的同志而骄傲，为自己参加了斗争、是个革命者并愿意承担后果而骄傲。他们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折磨了我7天。但最终把我打垮的，是他们威胁要到我姐姐住着的我的住所，把我4岁的外甥抓来，从13层楼上扔下去。

这时候我感到极端的虚弱，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冒险，把我自己交给这些人，任他们糟蹋，但是我不能把别人的身体交出去，于是这时候我答应与他们全面合作。此时，我已经变得越来越虚弱……［他们］常常在7点半或8点早饭后，把我提出来审讯一整天，接着持续到夜里，一直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我始终都得站着，他们一群人对我谩骂尖叫，但我可以忍受，因为我可以默默祈祷，对他们的谩骂充耳不闻。

他们开始意识到我可以忍受这种谩骂，于是找来了一只塑料袋……一个人抓住我的双手，另一个则把塑料袋套到我的头上……然后，他们把口扎紧，使我不能呼吸，并持续了至少两分钟。塑料袋已经粘到我的眼睑、鼻孔和嘴巴上，我的整个身体开始抽搐，因为我真的无法呼吸……

折磨我的时候，他们总安排一个女的在场。他们问她是否要避开一会儿，因为他们要加重刑罚。这些日子我一直穿着同样的衣服，一条长裙，而且还有月经……血流得很多。他们让我躺在地上做各种运动，用手把身体支撑起来，即他们所谓的俯卧撑，然后减少手指数量，直到我只能用两个手指支撑身体。这时，我已经不行了，因为我太累了，浑身酸痛，我只能摔在地上，再撑起来，每摔下去一次，膝盖都磕得生疼。我倒下去时，他们就踢我、踩我……

接着，她被关了100多天的单独监禁：

真正让我难受的是那些老鼠……老鼠很大，像猫似的，囚室里有，走廊里更是从没少过。我坐在那儿吃东西，三只老鼠就会蹲在旁边看着我。我在院子里祈祷时，老鼠就在周围，我把它们轰走，但一会儿它们就又回来了……一天晚上，一只老鼠爬到了我的身上，我没有在意，直到它一直爬到我的脖子上。我像疯了一样，尖叫声响彻整个监狱……看守跑了过来……看到我蜷缩在角落里，啃着自己的T恤衫。我给惊吓到了这样的地步。

在彼得马里茨堡庭审时，她被女狱监当做危险的恐怖分子，并根据监狱规则，每天被迫两次脱得精光：

我不得不赤身裸体地站着。我曾说：不，我再也不给你脱裤子了。你尽管搜吧，你搜完了，我会很快脱下来的。

被判监禁后，在种族隔离下被划分成“有色人”的纳克迪恩女士，因为和其他囚犯发生冲突而受到黑人同志的指责。她被送进单人囚室关了7个月：

所以，我必须为自己是有色人付出代价。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自己属于少数人这一事实……即使我的同志也利用我不是真正的非洲人这一点。我很痛苦……我的父母一直教导我，祖鲁祖先对他们多么重要，因此还要被自己的同志折磨，令人痛心……

我简直不愿再提我必须具备怎样的心理状态才能活下来。总有一天，我会写下来，但我说不出来。不过，我的确学到了点东西……即人不能单独活着……因为自己一个人是无法生存下来的……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感到自己在一点点沉入地狱……孤独的日子一个月一个月过去，我觉得上帝抛弃了我，整个世界抛弃了我，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处在整个宇宙中……

现在我已经出狱……7年，但还没有恢复，也永远不会恢复了。我知道，我不会……出来后的前两年，我尽量使自己正常，但我越努力，越感到不安。我必须承认自己受到了伤害，我的一部分灵魂被蛆吃掉了。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我永远找不回来了。

比尔·莫叶斯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制作了题为“面对真相”（Facing the Truth）的有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纪录片。其中也不乏相似的故事。他采访的人中有一位叫唐迪的索韦托妇女，在监禁期间也遭到折磨。她屡遭奸污。她说她能活下来，是因为她把自己的灵魂从身体中取出来，放在了奸污发生的囚室的角落里。经过这样的分解之后，她就可以冷眼观瞧这些人蹂躏她的身体，他们想让她恨自己，也说她肯定会恨自己的。她一边想象着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人在遭受侮辱，一边嘴里念叨着充满同情的话。她眼中噙满泪水，说自己还没有回到那房间去取回她的灵魂，它还待在她把它留下的那个角落里。

从1982年起，国家安全部队的秘密行动有所增加。例如，在“零零行动”（Operation Zero Zero）中，乔·马马塞拉引诱8名东兰德的年轻活跃分子，答应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手榴弹以对付警察。8个人拿到的是做过手脚的手榴弹，一拉引信，便被炸成了碎片。一个叫玛姬·斯克萨娜的姑娘，自己也是参加斗争的活跃分子，好心把马马塞拉介绍给了这群年轻人。结果，她被怀疑是“出卖者”，是奸细，遭到一群人的攻击，并成为所谓“项链”——把轮胎套在脖子上、灌满汽油点燃——这种残忍杀人手段的最早受害者之一。这种没有心肝的杀人手段被媒体广泛宣传为黑人对黑人的暴力行为，并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大肆利用。

玛姬的家人因为自己的亲人是奸细，不得不在耻辱中生活，并长期遭到排斥和诋毁。在委员会的工作中，令人欣慰的时刻之一，就是通过大赦进程，真相终于大白，弄清了8个人的死是由于国家的“肮脏伎俩”，玛姬不是奸细。玛姬的家人恢复了名誉，重新为社会接纳，这真是社会和解的一个壮举。她不可能复生，但人们将充满敬意地缅怀她，而不是认为她死得不干不净。

由于种族隔离本质上是邪恶和不道德的，因此它也必须使用同样邪恶和不道德的手段加以维持。1988年6月12日，即索韦托暴动12周年纪念前夕，马梅洛地公民协会秘书长斯丹察·伯帕佩被拘留三天之后死在狱中。当时的警察署长阿德里安·弗洛克宣布斯丹察·伯帕佩在被从约翰内斯堡押往南边的法尔时逃跑了。难以置信的是，戴着手铐的伯帕佩显然是找到了钥匙，打开手铐，逃过了三个忙着换轮胎的警察，跑到了也许是莱索托。谁都知道警察动辄开枪，而这三个警察竟无一人对他开枪，这怎么可能呢？弗洛克先生公然说谎，并误导公众。结果，伯帕佩的家人在与南非北部相邻的“前线国家”的流亡者中，徒劳地寻找着亲人。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的母亲几次泣不成声，说她只要“那些和他一起的警察到这里来，告诉她尸骨在哪里”。

一个内阁部长和警察署长可以大言不惭地伙同其部下，大肆掩盖事实，迷惑公众。从后续的大赦申请中，我们得知斯丹察·伯帕佩受电刑后死去。警察害怕在这样一个敏感的纪念日前在一触即发的民众中引起不测，于是撒了谎，并在混淆视听时得到内阁部长和警察署长的支持和怂恿。他们将尸体秘密运到当时的东特兰斯法尔，扔进了鳄鱼四伏的河里。如果没有大赦进程，这一切将永远掩藏在种族隔离隐藏其秘密的阴暗角落里。伯帕佩一家知道了自己亲人的尸骨所在，至少心中可以有个了断。

在东伦敦进行的首次受害者听证会上，最后一个上台的证人是辛括瓦纳·马尔加斯先生。他现在不得不坐在轮椅里，但正当年时，他作为非国大的一员，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为法律所不容，被警察骚扰。他照例受到折磨，并在关押黑人政治犯的罗本岛服刑。这一切使他在一次中风后半身不遂，说话困难。他告诉我们他受到酷刑折磨。于是伯莱恩博士请他讲述一下他遭受的酷刑。我当时觉得自己这一天表现得还不错：尽管聆听着一个个揪心的故事时，我几乎泪水盈眶，但我还没有泣不成声，而这已经是那天最后一个证人了。伯莱恩博士终于让我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感情。马尔加斯先生讲述了施加在他身上的一些酷刑手段。他讲到了一种后来我们又多次听到的刑罚——所谓的“直升飞机”——警察将犯人双手反铐在背后，双踝捆在一起，然后将人倒吊旋转。

马尔加斯先生费力地讲述着。是他不忍再回忆起这一切，还是他的舌头无法讲清他对我们的诉说，我不得而知。（他在我们向曼德拉总统提交《报告》之前就去世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干脆用正常的那只手掩住自己的脸，痛哭起来。我已经听得太多了，已经无法再承受下去。我无法止住自己的泪水，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我伏在桌上，用双手掩住了脸。后来我对别人说，我这个人爱笑，也爱哭，恐怕并不是领导委员会的合适人选，因为我知道我很脆弱。

好在那是我在委员会期间最后一次当众哭泣。我向上帝祈祷，不要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因为媒体的注意力会一下被吸引到我身上，而忽略了他们本该关注的证人。我有几次几乎泣不成声，但终于还是忍住了。

正是这类证词让我意识到我们会堕落到何等地步，我们每个人都有邪恶的超凡能力。我已经讲过，这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什么可自命清高或指责他人的。我们已经给了上帝足够的证据，让他可以像大洪水前一样扫净一切，重新开始。应该注意的是，具有这些行径的人实际都是普通人。他们既不头上长角，也没在屁股上拖着条尾巴。他们和你我没什么两样。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讲到过“邪恶的平庸表象”——卷入邪恶的人外表当然不一定丑恶。无论其居心如何，他们就是像你我一样的正常人。

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委员会得到的证词反映出的阴暗的一面。证词同时也揭示了令人骄傲的另一面。有时上帝在巡视自己的杰作时，可能也会洋洋得意的。据载，上帝在完成了创造世界的工作后，宣布他的所见不仅像他每完成一件工作后所说的那样好，而且是很好。我们仿佛能看到上帝为他创造的生命的美和善，而搓着双手兴奋不已。上帝在《约伯记》中对撒旦讲话时就断言他的创造之善美。当时撒旦还没有堕落成处处与上帝作对的邪恶源泉。在这个故事中，撒旦仍是上帝天庭中的一员，尽管他已经明显地在变成一个上帝的仆人的资格检验官，就如同当今法庭上检察官总是揭出证人的痛处，削弱其证词的分量一样。上帝骄傲地指着约伯问撒旦，他是否已经考虑过上帝的仆人约伯。实际上，上帝是在炫耀，他实际上是在问撒旦：“你不觉得他很了不起吗？”不管怎么说，是上帝为他消灾免祸，让他飞黄腾达的。让上帝如此娇宠的人，本没有什么自身的长处。上帝是把自己的名誉押到了约伯身上，而约伯不得不忍受种种苦难，因为撒旦希望约伯为自己承受的无名之苦而谴责上帝。

上帝一定看到过他创造的人类高贵、热诚和慷慨的时刻。当他看到那些不畏暴君的人、那些为信仰而死的人所表现出的正气和勇气，当他看到圣方济各、特蕾莎修女[4]、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时，上帝一定说过：“不，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他们没有辜负我对他们的信任。”上帝会又一次得意地搓着手说，他的所见不仅仅好，而且是很好。

在东开普进行的听证会上，也有一个故事表现出人类精神的崇高。解放运动之一的泛非大会通过其武装力量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决定加强武装斗争，宣布1993年为“大风暴之年”，尽管当时种族隔离政府和反对派的谈判已经开始。首先袭击的目标是1992年11月在威廉王镇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品酒会。4人死亡，蓓丝·萨维芝女士是重伤员之一。她接受了开胸手术，在特护病房住了整整7个月。出院时，她仍然生活不能自理，靠她的子女为她洗浴、穿衣和喂食，为她料理我们连想都不愿想的事情。这对她是很大的不幸。她的双亲对此特别想不通，因为他们从来都是教育孩子要尊重他人，无论其种族或地位如何。在当时的南非，这样做的确勇气可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一个反对种族隔离及其疯狂政策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反而成为他们竭力相助的人的袭击目标。他们不能接受没有特定目标的袭击，即任何白人都是目标，因为在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聚会上，任何人都无法区分谁支持谁、谁反对谁。

蓓丝·萨维芝认为她的父亲是伤心而死。她告诉我们，即使到了1996年听证开始时，她仍然不能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各种警报警灯都会启动，因为她身上仍存留着弹片。她讲述的这场经历给她带来的影响，颇为震撼人心：

总之，我必须说，经过这一切创伤之后，我感到更加充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种丰富了人生的经历，是一条成长的曲线。我借此与遭受同样创伤的人们产生了共鸣。

她说这一切丰富了她的人生！这才真是出语不凡，再一次表明我们中间的确有出类拔萃的人。如果仅此而已的话，她的话已经不同凡响。可是，当被问及她对给予罪犯大赦有何看法时，她接着说：

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正像我对许多人都说过的那样，我真心希望的，是以宽容的精神，和向人群扔手榴弹的人见面，并希望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也能够原谅我。我的确很想和他们见面。

她的崇高姿态令我们许多人肃然起敬，并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无论黑人还是白人——表现出的宽容大度，而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这似乎是我们国家的好兆头。

在东伦敦同一场听证会上，我们还听取了科拉多克四人帮的遗孀们的证词，其中包括诺蒙迪·卡拉塔、诺布依塞罗·姆拉乌利及其女儿巴巴尔瓦·姆拉乌利。巴巴尔瓦意思是“幸运儿”，而她在听证会上所说的一字一句，也的确给听众带来了幸运和祝福。

这4个人致力于为其生活的乡村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乡村遭受的种族隔离之苦比城镇更为深重。（不过很难让城镇居民相信这一点。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生活状态形同地狱。）4人在被绑架和杀害之前，都经常遭到警察的拘留、拷打、威胁和骚扰。

受害者之一福特的妻子诺蒙迪·卡拉塔在我们的第一次听证会上作证：

［东部省］《导报》送到的时候，我看了看大标题。我的一个孩子说：“妈妈，看这儿！爸爸的车被烧了。”当时，我浑身颤抖，害怕丈夫会遭不测……尼亚米［格尼维，科拉多克四人帮中另一受害者的遗孀］总是非常帮忙，当时我才20岁，不能应付这一切，于是我被送到尼亚米家。我到的时候，尼亚米正在嚎啕大哭……

证词讲到此时此刻，卡拉塔太太忍不住放声痛哭。这种哭声几乎成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特征之一，人们来到这里，可以哭泣，可以敞开他们的心胸，可以把心中郁闷已久、无人理会的愤怒发泄出来。我宣布休会，让她平静下来。重新开始时，我带领众人唱起了Senzenina？（《我们做了些什么？》）。

后来，诺布依塞罗·姆拉乌利太太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对待她的丈夫西塞罗和巴巴尔瓦的父亲的：

我阅读了验尸文件……在上腹部有25处伤。这些伤表明，他们要么用不同的凶器捅了他，要么许多人同时在打他。下腹部也有伤，但是伤口数量达到43处。我们还知道，他们往他的脸上泼了酸。然后，他们齐腕剁下他的右手，怎么处置的那只手，我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那只手被泡在酒精里，保存在伊丽莎白港的警察总部。警察就用这被叫做“狒狒之爪”的手，恐吓拘留的人。他们说，如果不与警察合作，拒不交代，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命运，而且可能更惨。

巴巴尔瓦（西塞罗的女儿）知道所有这一切。她经历了母亲在安全警察手下遭受的所有骚扰和侮辱。她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活跃分子的女儿的故事。这中间既有城镇人民给予的温暖和支持，也有警察带来的无休止的折磨。

她讲述完自己的经历后，说她想见到杀害她父亲的人。她说得很平静，带着她同龄人少有的成熟和尊严。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只听她说：“我们确想宽恕，但不知宽恕谁。”

当时还不知道罪犯的身份。种族隔离政府曾进行过死亡调查，并任命了司法委员会负责将此血腥案件调查到底。警察部门把这一切变成了一场骗局。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串通一气提供伪证。直到罪犯们利用委员会的大赦进程申请大赦时，方才真相大白，揭露出杀害科拉多克四人帮的凶手实际上是警察部门。

1992年9月，发生了后来被称为“比绍大屠杀”的惨案。比绍在东开普省，是奥乌帕·格阔佐准将统治的“独立”家园西斯凯伊的首府。开始时他对非国大颇为友好，但后来关系逐渐紧张。他宣布西斯凯伊为该党的禁地后，关系更加恶化。非国大决定在比绍组织游行，宣传在所有家园特别是西斯凯伊、博普塔茨瓦纳和夸祖鲁应有政治活动的自由。（这些以及其他家园都是在种族隔离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要剥夺所有南非黑人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成为遍布南非的、以种族为基础的、七零八碎的班图斯坦的公民。夸祖鲁抵制住了政府迫使其“独立”的努力，但三地的领袖都感受到了非国大的威胁。）

非国大举行政治活动自由游行时，西斯凯伊的国防军士兵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游行者，造成30人死亡。28名示威者当场中弹死亡，一个西斯凯伊士兵被同伴误杀。另一个非国大的支持者于1995年因伤重不治死亡。

委员会就比绍大屠杀进行了两次听证会,而第一次举行的地点就在离惨案发生地点不远的比绍。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既有当年受伤的人或死者的亲属,也有参加过那场最终变成了惨案的游行的人。会场气氛紧张浓烈。一些曾参加游行的非国大高级领导人将出面作证，其中有当时的非国大秘书长谢里尔·拉马福萨，他后来成为制宪议会的主席，为我们奉上了令世人称颂的宪法；还有现任水利事务部长罗尼·卡斯理尔斯。

最早的证人之一是西斯凯伊国防军的前首领马里奥斯·奥埃尔齐格少将。他激怒听众的，与其说是他说话的内容，不如说是他说话的方式。也许他保持着军人的姿态，充分控制着自己的情感。或许这是军人本色，不应喜怒形于色。但当人们受到了伤害，感情极其脆弱的时候，这种态度就显得过于冷漠和铁石心肠了。他讲完证词后，大厅里的气氛骤然升温。

其他证人是前国防军军官，包括一个白人，其他都是黑人。白人军官赫斯特·舒贝斯伯格上校是他们的代言人。他说，的确，他们命令士兵开了枪。会场的气氛紧张得好像凝成了硬块。听众的情绪越来越充满敌意。接着，他转向听众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请求：

我要说我们非常抱歉。我要说我们终生都将背负比绍大屠杀的重负。我们无法让它消失。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特别请求那些受害者不要忘记——我无法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是求你们宽恕我们，让军人们重新回到社会中去，完全接纳他们，设想一下他们当时承受的压力。我只能做到这些。我非常抱歉，这个我可以说，我非常抱歉。

原本恨不得绞死他们的人群此时作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大厅中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难以置信！气氛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上校的同事一一表示抱歉，等掌声渐渐停息时，我说：

我们是否可以静默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经历着极其深刻的历程。我们都知道，请求宽恕并非易事，宽恕他人也同样不容易，但我们也都知道，如果不能宽恕别人，就没有前途。如果夫妻吵架，其中一方不说“我很抱歉”，而另一方也不说“我原谅你”，那么关系就难以维持。我们的总统和许多其他人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谁也没有料到那天事情的转机。仿佛有人挥动特殊的魔棒，将愤怒与紧张瞬间化解为了社会宽容、前嫌尽弃的壮观场面。面对这样的场面，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也深深地感谢所谓普通人所表现出来的大度和崇高。

1985年圣诞节前夕，南非军队袭击了内陆高山王国莱索托的首府马塞卢。袭击导致9人死亡。4天之后，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海滨小镇阿曼泽姆多蒂的一个购物中心发生爆炸，5个从北部来此进行圣诞购物的人丧生。年仅19岁的非国大活跃分子苏布西索·安德鲁·荣都坚持说这是对袭击莱索托的报复。他被判有罪，判处死刑，并在1986年9月执行。他的两个同伙也被警察处决。

爆炸案中的死者之一是科尼留斯，即到委员会作证的约翰·史密特先生8岁的儿子。（前面我已经提到他在儿子死后作出的不同凡响的反应。）

我告诉报界，我认为我的儿子是个英雄，因为他是为自由、为被压迫的人民而死。很多人因此批评我，认为我是个叛徒，并谴责我，但我仍然这样认为。人人都把非国大叫做“恐怖主义者”，却看不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我不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不是亲眼看到［黑人］是怎样斗争的话，我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这番话的确不同寻常。一个父亲本来应为自己的儿子被夺去幼小、无辜的生命而怒火冲天。然而，这个白人父亲，而且还是个阿非利卡人，所说的话令人感动莫名。这本是我们梦想得到但又不敢希冀的东西。奇迹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我们不是在做梦。我们亲耳听到了他的话，却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993年8月，泛非学生组织（PASO）联合支持非国大的南非学生大会（COSAS），在开普敦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砸了很多汽车，全然不顾非国大对其行为的谴责。他们的口号也充满杀气，如“一个定居者，一粒枪子儿”、“杀了农场主，杀了布尔人”等。一些年轻的黑人活跃分子在大赦申请中说，是这些口号煽动他们进行了血腥的活动。

艾米·比埃勒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西开普大学学者。来到南非之前，她曾长期参加斯坦福大学的反种族隔离学生运动。1993年8月25日，她开车送几个学生朋友到古古乐图去。一群年轻人用石头砸他们的车。艾米和朋友们下车后，人群开始追赶他们，用石头砸她，用刀砍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献身正义的她，竟死在她支持的人们手中。

她的家人显然悲痛欲绝。然而，他们没有满怀仇恨、寻求报复，没有反对那些残忍地杀害了亲人的凶手申请大赦。比埃勒夫妇参加了大赦申请听证，并表示完全支持和解与大赦进程。他们与杀害女儿的凶手的家人拥抱在了一起。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建立了艾米·比埃勒基金会，其宗旨是要帮助镇上的年轻人，而镇上的居民很可能就有人参与杀害了他们的孩子。比埃勒夫妇经常回到南非，关照基金会的事务，并经常经过他们的女儿命归九泉的地方。他们作证说，女儿的死使他们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帮助女儿死去的那个社区的年轻人。他们热诚地致力于拯救古古乐图的青年，拉他们走出命中注定的死胡同，把他们从暴力犯罪中解救出来，走上具有责任心的成长之路。

20世纪80年代，非国大开始爆炸行动。它声称爆炸的目标是安全部队人员或其工作场所，如警察局和军事设施。但是，与非国大宣布的意图相反，爆炸中死伤的大部分是平民。

第一次大规模爆炸发生在1983年5月20日比勒陀利亚的教堂街。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在南非空军总部所在的市中心爆炸，21人死亡，219人受伤。其中11位死者为空军总部工作，两位是非国大武装力量成员，其余均为平民。

219名伤者中，有一位双目失明的内维尔·克拉伦斯先生。他费尽周折才从空军得到伤残赔偿和抚恤金，但是他却对违反人权案件委员会说：“我对汽车爆炸案的罪犯，无丝毫怨恨，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策划这场爆炸的人申请大赦时，他参加了听证会。主要申请人是阿布巴克·伊斯迈尔先生。内维尔·克拉伦斯没有对大赦提出异议。相反，他走到已经为造成平民的伤亡而道歉的伊斯迈尔先生面前，与他握手，并说尽管他的行动让自己双目失明，他还是要原谅他，希望携起手来，为所有人的幸福共同努力。他后来说，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仿佛不愿松开一样。他们握手的场面在电视上播放，并登载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这比语言更能说明和解与抚慰进程的意义，成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标志之一。

我把到委员会作证的受害者形容成“出色的”、“非凡的”和“特别的”，他们也的确名副其实。但是从另一重要意义上来讲，他们又不是“出色”、“非凡”和“特殊”的，因为他们并非唯一的例外或是不合常情。否则，南非应对分裂的、可怕的、伤痕累累的过去的方式，就不可能成为世人仿效的典范，因为那样说来它就不可重复。那种说法也有不顾事实之嫌——比埃勒一家就是例证。他们不是南非人，而是美国公民。因此，南非人没什么特别。或许更好的说法是，每个民族都有平凡的人能够成就不凡的事，都有人民在面对过去时可以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成为可行的选择。犯下滔天暴行的人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很可能就是自家邻居；同样，那些显示出非凡的宽容和大度精神的人，也可能就是附近的街坊。令人欣喜的是，宽容与和解在哪里都是可能的，而且也确实常常无声无息地发生着。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玛丽亚塔·杰埃格和丈夫带着5个孩子在蒙大拿州度过了愉快的暑期野营假期。假日的最后一天，她最小的孩子7岁的苏西失踪了。玛丽亚塔抱着一线希望，盼着找到女儿。一天晚上，劫持苏西的人打来电话，她以为有希望了，但那人不过是想嘲弄她。最终，罪犯落入法网，孩子的尸体也找到了。她见到了杀害女儿的凶手，并说她宽恕他。下面就是她对这段经历的讲述：

我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惩罚，而是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原来面目，而是恢复本应该具有的状态。在我信仰的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教义中，那里描写的上帝是充满慈悲和爱心的上帝。上帝寻求的不是惩罚、毁灭或把我们置于死地。他总是不懈地努力着，帮助和抚慰我们，让我们恢复与和解，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生而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要对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行使的正义。

尽管他可被判死刑，但我觉得以苏西的名义处决劫持犯，会玷污了她的可爱、美丽和善良。她值得我们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来纪念，而不是把这个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囚徒，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处死，无论他的罪行是多么该死。我觉得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不应是做出我所痛恨的事，而是告诉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检察官采纳另一判决——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我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且这一判决作出后，罪犯才供认了杀害苏西和另外三个孩子的罪行。

我承认，一开始我真想亲手杀了这个家伙，但他的罪行结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选择莫过于宽恕。在失去女儿后的20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而我的经验一再得到证实。受害者的家属当然有权感到愤怒，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始终抱着复仇心理的人，最终只能给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们为过去困扰、折磨，无法解脱，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无论我们多么有理，我们的不宽容只能伤及自己。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灵，会像夺去苏西的生命那样，也夺去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们要成为全面、健康和快乐的人，就要学会宽容。这就是玛丽亚塔福音中永恒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我不愿事情如此，但从我女儿之死中得到生命礼物的第一人就是我。[5]

故事震撼人心。

无独有偶，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在其著作《不屈的人生——乱世之爱》[6]中，讲述了格登·威尔逊在其女儿惨遭杀害后的非凡举动：

能达到如此平静的精神状态，绝非一般人之所为。我想他们该是某种圣人，不是那些被美化、被册封的圣徒，而是与他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感到上帝就在身边的那种人，因为无论他们身处何处，都有上帝相伴。上帝不是他们的保镖，也不会像苏联坦克一样为他们开道。他的陪伴就如同女高音的纯净声音与妙曲相伴，如同露滴与玫瑰相依。

格登·威尔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那么恪守仁爱的准则，以至当自己可爱的女儿玛丽在恩尼斯基林爆炸案中惨遭不幸时，爱和宽容的话语是那么从容地从他的口中道出，自然得如同孩子的眼光必然追逐着母亲。他的话让我们羞愧，让我们始料不及。他的话和我们所想到和习以为常的是那么不同。这些话带着平静和超然，来到了我们甚至不忍目睹的丑恶的地方。然而，他也遭到了诽谤，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收到大包大包充满仇恨的信件。人们叫喊着，你怎么胆敢宽恕？宽恕杀了自己女儿的凶手，你算什么父亲？他们好像从未听说过爱和宽容的教义，好像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别人讲话，而从不知基督曾经说过“父亲，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自己的所为”。一个教徒就格登·威尔逊的事对我说，“这个可怜的人一定是悲伤过度了”，好像给予爱和宽容，是意志脆弱而非精神力量的表现。

上帝可能的确有后悔把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但是我想更多的时候，上帝看到的是那些在邪恶、酷刑、侮辱和痛苦的暗夜中闪亮的人，是那些勇于宽容、具有崇高精神和宽宏大度的人。他们驱散了阴霾，带来了清新的空气，改变了事情的面貌。人们因此满怀新的希望，希望绝望、黑暗、气愤、恼怒和仇恨不会最终占据上风，希望丧尽天良的罪犯找回他们的人性，而化敌为友的新局面得以最终形成。这不是不负责任的胡思乱想。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噩梦有望过去，乱麻终将解开。上帝拥有一支出色的人马和非凡的同道。

我们每个人都有成就大善的能力，上帝也一定因此会说值得冒险把我们创造出来。非同一般的是，全能的上帝要依靠我们——我们这些渺小、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才能实现他要达成的善良、正义、宽容、抚慰和大同。上帝只有我们。希波的圣奥古斯丁说：“上帝不能没有我们，就如同我们不能没有上帝。”

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物理学家对一个土里土气的俄国牧师，陈述了所有无神论的理由，然后傲慢地说：“因此，我不信上帝！”那个小牧师不仅不生气，反而平静地回答道：“哦，不要紧。上帝是相信你的。”

上帝相信我们。上帝依靠我们帮助他把这个世界变成他所希望的样子。

[1]诗名“The Suffering God”，引自北爱尔兰Gorrymeela News杂志，1988年秋冬季号。

[2]一首民间赞美诗，曾在自由运动支持者中传唱，现已改编为南非国歌。

[3]祖鲁语，保安。——译注

[4]Mother Teresa，印度天主教仁爱教会创建人，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5]R. D. 英赖特与乔安娜·诺思合编：《透视宽恕》（Exploring Forgiveness），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8年。

[6]Unreconciled Being ― Love in Chaos，伦敦与伯克姆斯特德，1997年。

第八章 “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

颇有一些人对委员会不屑一顾，嘲笑它是Kleenex纸巾委员会，因为证人在公开听证会上常常痛哭流涕。还有些人希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失败，他们傲慢地质问委员会究竟成就了什么和解，揭露了什么真相。他们挖苦我们，说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些哗众取宠、毫无根据的信口胡说。

如果我们问这些讽刺家他们自己为促进和解有何作为的话，往往只能听到他们嘟嘟囔囔为自己辩解。他们好像忘了，如果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没有不进行报复以及南非人应努力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或派性冲突的新国家这一过渡协议，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在这里高谈阔论的一天。我们是多么迅速又是多么容易就认为一切理所当然啊。南非的很多白人都认为，他们有权得到和解和宽恕，而无须出半点力去帮助这一关键而艰难的进程。

（这是笼统地讲，当然任何笼统的说法都会忽视了那些甚至在种族隔离压迫最为深重的黑暗岁月里也坚持正义的出色白人。他们中间许多人也遭受到白人同胞的敌视。他们被排斥，甚至常常被拘捕、折磨，遭受了在这个国家所有敢于站出来逆潮流而动和被诅咒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他们对我们斗争的贡献无可限量、不可或缺，我要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尽管如此，我必须沉痛地指出，许多白人都过快且过于轻率地忘记了，我们国家的确处在灾难的边缘，完全可能陷入吞噬了诸如波斯尼亚、中东和北爱尔兰这些地方的那种屠杀和动乱。我们应该感激涕零，因为我们的局面完全不同，我们的总统是宽容与和解的国际偶像，我们这块土地上有那么多人追随着他。我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尽管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但仍愿意宽恕罪人的黑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能够在白人中激发同样的宽容精神。

这些就是诋毁我们的人，他们不完全是但大部分是白人。如果真的问我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回答是我们受命全面展现在我们负责调查的34年中对人权的严重违反行为。委员会应该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必须强调，其任务是促进而非实现这些目标。它应该对一项本应为全国性的事业作出贡献，而且可能是显著的战略性贡献。每一个南非人都有责任认识到，这不是一项我们可以漠不关心的事业。它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每个南非人都有义务为此作出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进程。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存亡，关系到我们全体人民和每一个人的存亡，因为没有宽容，没有和解，我们就没有未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问委员会成就了什么，为时尚早。但在我们开展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

前一章列举的和解与宽容的事例，并非仅有的成就。我们发现，许多来到委员会的人事后都认为，陈述自身经历本身，就让他们得到了解脱，感到了宽慰。接受和承认他们的确曾深受痛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剂畅快的良药。只要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委员会就不枉存在。很多人向我们表示了同样的感受，这使我们不由地希望能给更多的人发泄愤怒、解脱负担的机会。

在第二章中，我讲述了科拉多克四人帮之一马修·格尼维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嫂子恩亚梅克在委员会作证后，他们全家感到如释重负。根据乌班图之道，她的经历等于他的经历，因为乌班图说他们所有格尼维家族的人都是一体的。他们在相互依存的整体中相互关联，一个人的经历就是所有人的经历。恩亚梅克意思是“忍耐的人”、“耐心的人”。恩亚梅克·格尼维作证时，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全家听到地方法官对其丈夫之死进行的第一次质询结果时，是何等失望。他们被告知，他和其他同志被不明身份的人所杀，而实际上安全部队的介入一直是公开的秘密。

……我们一家人努力使第一次质询公开进行，而他们［国家］却只希望事情秘密进行，尽快处理。我们通过律师进行了反抗，最终事情稍微公开了一点。但是……这没有带来任何结果。然后，我们又不得不经历第二次漫长的质询，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我想我们当时也抱着很高的期望。我记得当听到调查结果时，我们是多么的失望。我不知道最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到委员会来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情……之所以［对到委员会来］迟疑不决，就是不知道这里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得到的消息很少。但现在来了之后，我在别人的经历面前感到惭愧。我可以很高兴地说，我很高兴我来了。

人们将自己脆弱的一面公开展露后找到的那种感觉，让我们感叹不已。我不能自称自己预见到，所有到委员会来的人，在讲述其悲惨遭遇后都会感到宽慰和复原。尽管作为牧师我应该稍许了解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但我不是专业心理学家。聆听人们敞开心扉，在讲述中恢复完整的自我，是难得的荣幸。我感谢上帝让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供了安全和温暖的气氛，使人们可以尽情地倾诉。

卢卡斯·斯克维培里这个年轻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说，臭名昭著的开普敦警官H. C. J. “巴里”·巴纳德朝他的脸部开枪，致使他双目失明。然后他说：

我觉得……到这里讲述我的经历，就好像让我恢复了视力，重见了光明。我觉得一直让我闷闷不乐的原因，是我不能讲述我的故事。但是现在……来到这里，讲述我的故事，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

参加这一进程的殊荣，足以抵消很多人表现出的尖刻。这些人拒这一进程于门外，使自己失去了难得的获益机会。

最为艰苦的听证会之一，是对温妮·曼德拉的“足球俱乐部”的活动进行的为期9天的马拉松式调查。尽管人们众说纷纭，但就是这样熬人的听证会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由于受害者的陈述，也鉴于法庭对其绑架和伤害行为的判决，委员会根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第29条传她到场。这条规定是我们可以传唤证人进行调查。在通常情况下，调查会秘密进行，但由于她的坚持，听证会公开进行，意图是让她能够回应所有对她的猜疑、指责和影射。

无可否认，她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不寻常的女子。当丈夫被判终身监禁关在大牢时，种族隔离制度用尽一切手段对她进行骚扰，企图摧毁她的意志。她曾被拘留，被警察监视，甚至被从索韦托赶到了离自由州近480英里的布兰德堡，被迫与操塞索托语的人们一起生活，而当时她并不懂当地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的精神崩溃，让她与人民隔绝。她成了被遗弃的人，成了自费的囚犯。她被禁止参加集会，即不能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接触。在通常为期5年的管制期间，未经准许，她不得擅离指定的司法区域。她不能去影院、教堂，不能野餐。如果没有准许，她甚至不能参加家人的婚礼或葬礼，即使申请也常常被驳回。一个被管制的人不能与另一个被管制的人联络，没有部长的批准，言论不得被引述。无论平常还是周末，从晚6点到早6点必须闭门不出，名副其实地惨淡度日。许多种族隔离的反对者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未经适当程序的情况下就被管制起来。部长既是公诉人也是法官，既然不知道管制的理由和根据何在，也就无法提起上诉。这一切毫无法治可言，而对西方宣传的理由则是必须这样才能打击共产主义。实际上许多此类犯法者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温妮·曼德拉非同一般。她具有超群的个人魅力，在受管制前曾是极有号召力的演说家。当我们的大部分领袖要么流放要么坐牢时，她在集合群众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对反种族主义斗争功不可没。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完全懂得如何让所谓的普通人激扬起来。当他们痛苦时，她会出现在他们中间。政治领袖争取大众支持时，她鞍前马后地奔忙。即使现在因绑架赛伊佩伊而名誉扫地，她也仍然具备东山再起的实力。非国大基层党员对她的支持始终是稳固的，到1999年又开始增强。

她在布兰德堡时，我曾去看望她，为她带去圣餐，在我的车里一起享用。远处的山坡上，安全警察坐在车里严密地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周末她不能走出庭院，于是我们常常一个在篱笆这边、一个在篱笆那边享用圣餐。我常常想，我们的国家在世人面前装扮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且不论其中的含义——而我们却不得不在这样的状态下享用圣餐。

把她赶到布兰德堡带来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她很快开始身体力行地启发这个质朴乡村的人们的觉悟。布兰德堡是一个灰蒙蒙的贫民小镇。她种了一块草坪，辟了一个菜园，很快一个个小菜园和巴掌大的小草坪开始在布兰德堡出现。她开办了一个诊所和图书馆，阿非利卡人开始要求当局把她迁走，说她是个煽动者，自从她来了之后，本地人就不那么守规矩了。人们仰慕她，热爱她。她不是个可以小瞧的人物，我觉得她也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她自信但不傲慢。我非常喜欢她，她的两个女儿亲热地叫我“叔叔”。她是海外抵抗运动，特别是旅美非洲人的宠儿，被人们称为“国母”。

种族隔离当局对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到一条人生哲理，我们最好还是夹起尾巴做人，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宽以待人，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人的处境。我并不是要一笔勾销曼德拉夫人对那些可怕事件或可能参与的行动的责任，更不是要纵容这种行为。然而，她的确在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谁也不能肯定自己在同样的压力下就不会屈服。的确有人挺过来了，但这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都以不同的独特方式作出自己的反应。

进行为期9天听证会的唯此一人。可以想见，如果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一个阿非利卡人，会引起怎样的抱怨和轩然大波。有些总是另有图谋的人声称，这样做正逢非国大领导层求之不得让她难堪、以削弱她在人民中的威信的时候。委员会希望进行秘密听证这一点，就足以驳斥这种指责。我们决意了解这个不凡的人物，了解她对违反人权重大事件的深刻影响。是她自己坚持进行公开听证，并招致公开宣传的。

1997年11月，约翰内斯堡西郊的梅费尔加强了戒备。媒体全副武装蜂拥而至，而身着优雅时装的曼德拉夫人也没让众人失望。她的众多支持者也到了场，其中有尽情歌舞的年轻人，也有不苟言笑、身着显眼制服的非国大妇女联盟的大嫂们前来声援她们的主席。这些女士一度把声援的标语挂到了会场里，我不得不出面制止，指出这是蔑视听证会的行为。尽管听证不同于法庭审判，但许多法庭的规矩是保留的。（例如作伪证的证人可以像在法庭作伪证一样被判刑。）

律师小组代表与事件相关的人参加了听证。我们阻止了交叉讯问，让他们感到有点不快，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追究事实、定罪量刑的法庭。我们的目的是尽量揭示真相，但又必须不断提醒人们听证结束不会作出无辜还是有罪的判决。委员会将在最终的总报告中，宣布违反人权事件的责任所在。

曼德拉夫人把所有指控都不屑一顾地指为“荒唐”和“可笑”。她几乎不动声色。可能唯一让她有所触动的，就是维尼主教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在直接向乔伊斯·赛伊佩伊太太为没有更多地保护她的儿子表示歉意后，这位被她无故诬蔑为虐待儿童的主教对她说：

我们曾在我的住所见过面，你可以想见，我对你的感觉非常复杂。我渴望我们能够和解。你关于我的有些言论，非常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伤害了我，让我无比心痛。我不得不专门找个地方学会如何宽恕你。当然，你可能不需要宽恕，或者认为我原本就该宽恕你。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相信上帝深爱的人民，我努力寻求着与你和解的方式。因此，我才坐在你面前跟你说这番话。

听证结束时，委员会休会，研究对曼德拉夫人及其足球俱乐部的调查结果，并写进了1998年公布的《报告》中。但是在这之前，我满怀热诚地向她提出请求。首先，我向听证会讲述了我们两家的关系：

我只想说，我们和曼德拉一家关系非常紧密。我们住在有时被称为贝弗利山［索韦托的西奥兰多］的同一条街上。我们的孩子在斯威士兰上同一所学校……曼德拉夫人是我的一个孙子的教母，那孩子是在曼德拉被释放后的那个礼拜日受洗礼的。

我谈到我到布兰德堡的探访，并把她称为自由的象征：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为斗争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和她那打不垮的意志。为摧毁她的意志，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她激励着无数的人，对斗争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她是她丈夫最合适的代表。

接着，我向曼德拉夫人发出呼吁，重申了听证会的目的，讲述了我对一些著名领袖人物的表现的喜忧参半的感受。这些人在听证会上陈述了他们为阻止足球俱乐部的行为而进行的干预和努力。

我们努力建立一个新的、不同的制度，要让新道德、原则、真诚和责任成为日常准则。我们之所以说犯罪、家庭暴力、无视环境、腐败、自私存在和盛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道德秩序和对权利的尊重，作为治疗这一切的抗生素。

有些人痛不欲生，但也为在听证会上发生的一切而欢欣鼓舞。让他们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斗争的著名领袖的表现。他们道德的败坏，令人震惊不已。当然也有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外，比如阿扎尔·卡查利亚、墨菲·莫罗贝，两位循道宗主教，西尼·穆法马蒂［现任负责警察部门的内阁部长］……

我们必须要证明，新制度有质的不同，有本质上不同的新道德。我们必须站起来维护善、真和爱，而不是向强权低头。

然后，我开始我的呼吁：

我承认曼德拉夫人在我们斗争历史中的作用，但也必须说的确出了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谁也无法预见——我们只能说，我为仁慈的上帝而活。的确出了问题，以致许多领导人必须介入这一问题的解决。

［1990年］……看到温妮和丈夫从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手挽手走出来，看到他们在他获释后的那天走在主教廷，真是好极了。

［1998年，当足球俱乐部的活动迫使教会和公民领袖采取行动时］我是被邀请来与你对话的教会领袖之一。……我来和你会谈时，你不能见我们，因而无法会谈。你说，你在学习……

当时我要跟你说的，也是我现在想要对你说的。我深深地爱着你，爱着你的家人，我是以这样的身份对你讲话的。当时我会对你说，我们举行一个公开会议，让你在会上站起来说，出了问题，的确出了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欢迎你的。我仍然欢迎你，因为我爱你，而且爱得很深。如果你能说出出了问题，说出“我很抱歉。我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中起的作用道歉”，会有很多人愿意欢迎你。

我相信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人。很多人都会抱着原谅你、欢迎你的急切心情，冲到你的面前。

我请求你，我请求你，我请求你。我还没有就发生的问题调查出任何结果。我是作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普通人在讲话。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你不知道如果你说出“对不起，出了问题，原谅我”，你将会更加伟大的。我求你了。

曼德拉夫人回应道：

非常感谢你充满智慧的一番话。这是我一直都知道的你作为神父的一面，希望这一面没有改变。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阿布巴卡·］阿斯瓦特博士[1]我是多么的抱歉，告诉斯登皮埃的母亲我是多么的抱歉。几年前当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向她道过歉。我要说的确出了问题，我完全同意，我们也都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问题的发生。我为过去痛苦岁月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表示深深的歉意。

话说到这里，我宣布休会。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冷不热的请求，但即使对半心半意的宽恕请求，我们也不能表示不屑。说出“我很抱歉”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任何语言中，这都是最难吐的字眼。即使在床笫之间，我都觉得很难跟太太道歉。我可以想见在电视镜头前、在大庭广众之下要说出这几个字，又是多么艰难。

先知以赛亚说上帝的奴仆非常温顺，甚至不会吹灭一个火星。我想这是曼德拉夫人第一次公开道歉，对她这样一个高傲的人来说，这的确非同一般。在听证过程中，媒体拍下了她和赛伊佩伊太太的合影。有人说这是委员会有意安排的，因为促成这两个人之间的和解，会大大提升委员会的威望。但实际上，这是赛伊佩伊太太主动提出的，她本身就是一个不计前嫌的了不起的人。

我的同事、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的副主席雅思明·苏卡，向南非广播公司电台记者介绍了公众，特别是白人对我的呼吁的反应。

我认为有些人误解了他的举动，以为他是在给她找台阶下。但我认为事情本该如此，本来就该说：出了问题，我们要对此负责。我觉得那一时刻非常感人，可以说是委员会的一个闪光之处。

我没时间考虑如果曼德拉夫人反驳会出现什么后果。我满怀热诚的请求很可能被置若罔闻。幸亏她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我也可以第二天放心地乘飞机到开普敦赶赴另一个紧急会议。说得轻一点，我感到如释重负。

但是，在夸祖鲁―纳塔尔省一个警察的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主动努力求得宽恕会得到什么结果。1988年12月，布特莱齐领导的因卡塔自由党和与非国大结盟的联合民主阵线打得不可开交。警察上校布赖恩·米歇尔命令一群临时警察向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开枪。这些警察被戏称为“Kits”警察（Kits在阿非利卡语中意为“速成”），因为他们只经过初级训练就被拉出来对付人民了。他们往往纪律涣散，有时酒气熏天就上班了。他们的装备是霰弹枪。城里的青年跟他们捣乱，他们和其他警察一样，被蔑视为走狗。因此，他们一般不会对“制度”的反对者心慈手软。但这一次，他们听错了命令，攻错了目标。他们没有袭击联合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反而枪杀了托拉斯·费得农场11个守夜的妇女和孩子，使这个不问政治的村子沉浸在悲伤之中。米歇尔被判有罪，并受30年监禁。在听证会上，他请求得到被他伤害的人们的宽恕。

我只能请求直接或间接卷入此案并受到影响的人们……考虑宽恕我……我已经失去了生活中的一切……

托拉斯·费得农场的人们说他们可以宽恕他，但他必须积极参与到被他毁掉的社区的重建中来。米歇尔做了一件很有勇气的事。他要求委员会安排他访问农场。事情很可能出问题。会议一开始紧张而艰难，大家都有些不自在，农场的人自然抱着敌意。他迟疑了一下，开始对人们讲话：

我想感谢你们允许我今天来到这里，感谢到目前为止你们对我表现出的善意。有人告诫我今天不要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

我得知许多在1988年离开这个地区的人还不能重返家园。我认为，必须想办法让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土地，耕种自己的土地。还必须实现这个地区分歧严重的各政党之间的和解。

气氛开始变化，开始缓和。有一两个受害人还不大情愿宽恕他，但大部分人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等他离开时，已经是亲热地向他挥手告别了。这一出紧张而轻松的会面上了电视，并在南非广为报道。这对暴力和动乱不断的夸祖鲁―纳塔尔省来说，是件大好事。我肯定，这件事也会鼓励其他人走上化敌为友这条虽然艰辛但最终回报丰厚的道路。

米歇尔因为参与秘密策动政治团体间的争斗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他很长时间见不到儿子。我赞赏他把自己的悔恨化为帮助受害人实际行动的意愿。或许这样的赔偿应该成为准予大赦的条件之一。这样，所谓得到大赦的人白占了便宜，而受害者依然贫困痛苦的言论，就会不攻自破了。

另一个故事同样表明，在其他方式失败的情况下，委员会是可以揭出真相的。1988年8月31日凌晨，炸弹爆炸的巨响震撼了约翰内斯堡的科特索大厦，南非教会理事会的所在地被夷为平地。无人重伤，这简直是个奇迹。一个守夜人从电梯上被抛下来，也只受了轻伤。对面老人公寓的窗户被爆炸的冲击力炸得粉碎，像飞弹一样散射出去，但住户都逃了出来，没有重伤员。科特索大厦前的街道白天总是车水马龙，火车站就在附近，行人熙熙攘攘，小贩往来叫卖，一片热闹。到我前去观看现场时，见到大厦门厅中一幅耶稣护卫一座城市的挂毯在一片狼藉中丝毫无损。这或许就昭示着真与善终将取胜。

我与大厦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大厦正是在我担任教会理事会主席期间在德国教会的慷慨支持下买下来的。我作为南部非洲都主教，赶乘能够搭乘到的最早一班飞机从开普敦飞到出事地点，对理事会及受到严重伤害的工作人员表示声援。我和当时的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巡视现场时，对他开玩笑说，我交给你一座宏伟大厦，你怎么能让它遭到如此下场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即使没有符合庭审要求的证据，我们也知道这不过是种族隔离政府的又一肮脏伎俩。因此，我们谁也没有理会政府宣传机器随后的报道。当时的法制及秩序部长阿德里安·弗洛克居然宣布非国大应对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负责。当时非国大仍是被禁的政治团体，其成员动辄被称为受到“共产主义煽动”的“恐怖分子”。他居然有胆量指名道姓地说出警察当局声称的幕后策划者。一个叫薛利·古恩的女士受到指控，在未经庭审的情况下，带着她还是婴儿的儿子被关了6个月。

大部分白人都深受政府控制的宣传机器的影响，他们不假思索就接受了政府的解释。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那些野蛮家伙的又一恐怖行动，为的是要推翻为白人提供了世界上一流生活水平、让本地人循规蹈矩、敬畏上帝的基督教政府。大多数白人都相信弗洛克，并为能够如此迅速制伏恐怖分子的警察部门感到自豪。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如果我是白人，恐怕也会有同感。只有心怀慈悲，才能放弃一个给自己带来如此多的特权、优惠和好处的制度。我总是对那些反对给他们带来巨大好处的制度的南非白人钦佩不已。

如果没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世界和南非恐怕永远无法了解科特索大厦事件的真相。不可能指望警察揭自己的疮疤，整个世界会继续认为非国大是罪魁祸首，当然有些人也不免嘀咕，对一个坚决反对种族隔离、常常被称为“穿教袍的非国大”并被指责为非国大恐怖主义挡箭牌的组织，非国大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政府有时声称教会理事会是非国大的补给站，楼里藏着非国大的武器。白人中又有许多人相信这一派胡言。他们就不问一句：既然警察证据在握，为什么不干脆搜查大厦，向世界揭露教会理事会，让他们永远失去作为以和平方式促进变革的组织的名声呢？（果真如此，几乎所有海外教会和政府都会抛弃南非教会理事会，视其为耻辱，理事会也会因此失去最重要的资金后盾。）但是，政府说什么，白人就相信什么。他们不想问那些难堪的问题——大树底下好乘凉，何必把大树砍倒呢？

后来，曾向媒体断言非国大一手制造了爆炸事件的前内阁部长弗洛克先生在其大赦申请中披露了事实真相。正如他明确宣布的那样，这一恐怖行动实际是他手下的部门所为。本该维护法律和秩序、惩治恐怖分子的警官们，竟亲手制造了严重的城市恐怖事件。这清楚地表明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道德败坏，不得不靠如此邪恶的手段苟延残喘。

这也是为什么警察部门无法解决我国历史上许多悬案的原因。是谁杀害了史蒂夫·比科？是谁把“培伯克三人组”残忍地引向死亡？是谁杀害了“科拉多克四人帮”？又是谁炸毁了南非工会总部大楼和罗马天主教总部？警察部门无法破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罪魁，并企图用谎言蒙骗公众。这些犯罪不是偶然的，不是像种族隔离政府的维护者所称是个别“坏家伙”所为。这是种族隔离企图破坏法制、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这个制度毫无正义可言，已经烂透了。这一切是其本性使然。

弗洛克先生披露，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是在前总统博塔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根据他的指示进行的。博塔先生和一些人声称此事件不构成对人权的严重违反，因而不属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但是，事件中无人伤亡，恰是罪犯们的大幸。执行者之一尤金·德考克上校告诉委员会，他们接到命令，如果有人干扰爆炸，即使是警察也格杀勿论。政府颠覆其本应尽职维护和保卫的法律，是无论如何不能为人接受的。

值得称道的是，弗洛克先生在申请大赦后，就恶毒诬陷古恩女士一事向她深表歉意。尽管什么都无法补偿她失去人身自由和遭受不公的痛苦，但令人欣慰的是，她至少因为这一暴行所造成的伤害成功地将政府送上了法庭。

契卡尼博士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岁月里，经受住了炸弹袭击、牢狱的酷刑和对他的叛国罪审判。一天，在去纳米比亚的途中，他突然身患重病。他康复了，但后来才意识到这一切是在他换了衣服之后发生的。他几乎忘了这件怪事，直到他在美国几乎死在餐桌旁。这件事救了他的命，因为他太太所在的威斯康辛大学有个学者正在研究毒药。结果发现，他吸收了喷洒在衣服上的有机毒药。大部分人都怀疑，这是政府为保住政权玩弄死亡游戏的又一例证，这一次是暗杀反对派。如果没有大赦进程，我们还得继续愤怒和怀疑下去，继续为不能找到确凿证据印证我们的猜测而懊恼不已。

现在真相大白了，因为委员会在1998年6月就前政府的化学及生物战计划，举行了公开听证会。在这些公开会议上揭示出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新的民主政府对公开听证表示不快，担心公开揭露某些秘密计划，会置其于违反它所签署的不扩散条约的境地。我们做出了令人满意的安排：当政府力图对听证加以限制时，我裁定听证必须公开进行，因为我们是在努力培养一种透明、负责和尊重人权的新文化，但我们会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有损国家安全或导致违反不扩散条约的消息泄露出去。

我们很快搞清了，与种族隔离政府所声称的恰恰相反，其化学和生物战计划并非仅仅用于防卫目的，而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令我胆寒的是，一切都做得那么科学、严谨、冷静。在此之前，我们就听到过提交给委员会的许多事实细节。但是，一尘不染的实验室中穿白大褂的人们，在设计这些攻击性计划时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他们背弃科学，为邪恶服务。参与初步调查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值得称道，开普敦大学的学者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解析复杂的科学公式，同样值得褒奖。

听证会上展示的证据表明，科学家、医生、兽医、实验室、大学和具政治倾向的公司，通过广泛的国际网络支持了种族隔离。科学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给某些人群带去疾病，损害其健康。霍乱、波特淋菌、炭疽病、化学毒药及镇静剂、摇头丸等（用于集体控制的）毒品的大量生产，都是这一计划中的项目。我们现在不得不问，开普敦有色人公寓毒品泛滥，这究竟是不幸的社会现象，还是和化学与生物战计划存心破坏这些社区的风化有关呢？

一切都显得有点离奇古怪，某些方面甚至像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情节。下毒的工具包括特殊的雨伞、改锥和其他可以成为致命武器的东西。但是，利用科学对付无辜的人们，让我不由得想到达豪集中营的恐怖。对我来说，化学与生物战计划是种族隔离最没有人性的一面。我可以接受其维护者会尽一切努力垂死挣扎，但从没想到他们会败坏到如此地步。计划的领头人是一个心脏病专家乌特·巴森医生，媒体称之为“死亡医生”。当不得不来到委员会时，他表现得颇为冷漠，和我们捉着迷藏，称他已经受到刑事起诉，为我们作证可能会让自己罪责加重，因而不能提供证词。他的举动带着挑衅，出席听证时，他穿的是曼德拉总统喜爱的那种色彩鲜艳的“马蒂巴”上衣。

该计划耗资巨大。其研究却建树平平，而执行者的不称职，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对计划谋害的目标反而成了幸事。几乎置契卡尼博士于死地的神秘行动也揭开了盖子。在他的一次旅行中，行李箱被做了手脚，内裤被浸上毒药，但浸得不够。可见，执行下毒命令的人不称职，让他捡了条命。据说计划中有一个项目，是要找到一种专门针对黑人的细菌，以降低黑人的生殖能力。

科学家沙尔克·范·伦斯伯格医生是证人之一，他在听证会上说：

曾有计划用不留痕迹的重金属毒药铊掺入曼德拉总统在普尔斯莫［监狱］使用的药品。曼德拉释放后，我在和［另一个研究人员］安德烈·伊梅尔曼谈话时……他很肯定地说纳尔逊·曼德拉的大脑功能肯定会逐渐受到损害。

感谢上帝，他们都未能尽职。我们民族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曼德拉这样一个宽容与和解的热情倡导者。

1998年6月14日，即化学和生物战听证会后的那个礼拜天，我应邀到比勒陀利亚林伍德一个白人富人区的荷兰新教教堂布道。这也是一些前政府要员的教区。教堂里要人云集，这也是我第二次进入虎穴。

直到最近，白人的荷兰新教教会一直坚定地支持种族隔离。它为种族隔离提供神学依据，而且甚至在政治家之前就提出某些立法，以上帝的名义主张种族的隔离。他们利用巴别塔、人们被分散并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沟通以及“含”（Ham）的咒语（他的子孙后代被诅咒永远做“奴仆的奴仆”）等故事，让本地人循规蹈矩。用在巴别塔的故事中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来解释上帝的神圣意愿不免奇怪。这完全忽视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记录的第一个基督圣灵降临节，在教会看来这是对巴别塔的彻底扭转。大部分教会都谴责种族隔离为异端邪说，而荷兰新教教会却骚扰那些反对其立场的人，并宣布其为异教徒，其中就有继我担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的贝叶尔·纳武德博士这样的出色人物。

但是，这个长期从神学上坚持种族隔离的教会，终于放弃了这一立场。它把过去受到迫害和具有长远眼光的见证人请到了宗教大会上，并公开为教会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表示深切的歉意。看到贝叶尔·纳武德这样的上帝的忠实维护者恢复了名誉，令人很是欣慰。很少有教派会如此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行为的错误。我自己所在的圣公会在其教义、宗教大会及大会的决议中，一向反对种族隔离，但它却是以种族隔离的形式存在的。当然，南非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很难有非种族主义的教区，但圣公会却迟迟不肯承认它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许多白人教民拒绝和家庭帮工一起领圣餐，但就是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他们也没有理由这样做。教会建立一个多世纪后，才在1960年任命了第一位黑人主教。政府并未下令让教会根据种族给牧师发放津贴，但实际上白人牧师比黑人牧师的薪酬高得多。因此，我们圣公会的人和荷兰新教教会相比，也没什么好自得的。

为比勒陀利亚之行做准备时，我心中忐忑不安，因为那里的许多白人，特别是阿非利卡人，都视我为恶魔，称不上是基督徒。他们怀疑，我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是要追杀阿非利卡人。然而，我受到了热烈欢迎。教堂里挤满了人，音乐美妙极了。一群孩子手持蜡烛，列队走进来。我讲的经文是《罗马书》5:8中我最喜爱的一段：“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进行的唯一布道，就是上帝是以慈悲的心怀无偿地爱着我们，我们不需要取悦上帝以换取他对我们的爱。

接着我说，阿非利卡人认为他们在南非的政治、社会和社区生活中，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做统治一切的人上人，要么做卑躬屈膝的人下人，任人践踏。我说，现在还有激动人心的第三种选择，即热诚地欢迎新制度，用他们掌握的巨大财力、技能和经验，帮助建立人人得益的社会新秩序。

我告诉他们，化学和生物战听证会揭示出的一切是多么让我心痛。我祈祷，在白人中间，特别是在阿非利卡人中间，能够出现领袖人物，帮助我们正视这一切，并且明确道歉，而不要自作聪明，虚情假意地让道歉成为空话。这是一个惊人的时刻。人群中有几个人在啜泣，奥奇·鲁本海默牧师走上讲台，和我站在一起。他的双眼噙满泪水，忍不住在低声哭泣。他说，他担任随军牧师30年，从不知道有这种事在计划中或已经发生。他哽咽着请求我的宽恕。我们在讲台上拥抱在一起，人群中发出了激动的欢呼声。

上帝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成就了一些离奇的事情，而这就是其中不凡的一件。这件事能在比勒陀利亚富人区的荷兰新教教堂中发生，就显得更加非同寻常。这就如同美国南部的白人牧师在黑人牧师布道的教堂里，为隔离黑鬼而赔礼道歉；又如同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到约旦河西岸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赔礼道歉一般。我们共同的祖国的确充满了希望。只有最为冷酷的人才会对此无动于衷。这个例子，再次显示了上帝通过委员会实现的非同寻常的和解。

在委员会的早期工作中，我们在开普敦附近的帕尔举行过一次听证。当时最重要、最感人的，莫过于荷兰新教教会主要神学院所在地斯泰伦勃斯的白人长老会发表的讲话。他们坦言没有遵从耶稣基督福音书中的要求和戒律，这是我们从他们口中听到的最直接、最明确的忏悔。长老会对自己与非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沆瀣一气，而不是和穷人、下层人及被压迫的人们站在一起，并未含糊其辞。在往往是自我狡辩的氛围里，这不啻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帕尔举办了一个特别展览，展示种族主义历史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重大时刻。其中一个部分是关于征兵的，展品之一是士兵华莱士·麦克格莱格在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使用过的军服和武器。他出生在阿非利卡人家。他母亲安娜玛丽还不能接受儿子已战死边境的事实。在书面陈述中，她对我们说：

我被告知，我的儿子在［纳米比亚北部］离奥沙卡提几公里的地方被杀。他被裹在厚厚的密封塑料袋里运回了家。我们接到命令，不得打开塑料袋。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儿子四肢还完整。他叔叔双手摸遍了塑料袋，确认了这一点。我是从他那里听说的……

我知道这是军事法律。即使孩子躺在那里死了，也不能再看他一眼。给华莱士下葬的那天，他的棺材也没有打开。我最后一次看到儿子，已经是10年前了，而为他安葬也已经9年，但我仍在挣扎着完成对华莱士的悼念。

有时我怀疑装在塑料袋里的究竟是不是他。如果我没能亲眼看着他离开，我如何能在心中让他安息呢？当我失去我深深爱着的母亲时，我看到了她，触摸到了她，因而能够与她分离，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在华莱士身上，却有那么多没有解开的疑问。

我痛苦挣扎着，我想知道他究竟死在哪里？怎么死的？死的时候，有谁和他在一起？有没有人曾试图帮他保住性命？是哪位医生救治他的？我从未得到问这些问题的机会，也没有人对我儿子的死给我任何解释……

我有时仿佛看到华莱士就在大街上。我清楚地记得有两次，我都以为自己看到了他。其实只是个像他的人而已。在儿子死亡和诞辰纪念日上，我尤其感到痛苦。1月份，他就应该是30岁了。我把他的所有照片都保存在相册中，以安慰自己的心灵。可是当许多事情仍是悬念的时候，这样做是很难的。

委员会安排麦克格莱格一家和曾与他们的儿子一起行动的人见了面。他描述了华莱士死时的情景，安娜玛丽·麦克格莱格太太一直低声念叨着：“Hy is rerig dood（他真的死了）。”一旦事实确凿无疑了，她似乎就能够接受这一灾难，将一切了结了。她不必再自我折磨，妄想着部队搞错了，她的儿子还活着。

我无法忘记一个到委员会作证的母亲的凄惨哭声。她告诉我们她儿子失踪了。她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她不能肯定，但觉得他已经不大可能还活着，因为他音讯全无，也没有什么被流放的传言来打破一直折磨她的沉寂。她从心底里发出请求：“你们难道不能找到他的一块骨头，让我好好地为他的遗骸下葬吗？”

反种族主义斗争经受了残酷的考验。特务们总是趁着夜色，绑架被他们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或者解放运动的地下干部，以及尚属合法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头人。然后，他们将人质押到偏远的警察局或农场，酷刑折磨，最后常常把这些人杀掉。他们还经常越过南非边境，理直气壮地进入邻国，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劫持他们想要的人，并随心所欲地进行处置。许多人就这样失踪了，剩下的只有母亲悲伤的哭声。没有委员会，这哭声只能随风飘去，消失在无奈的叹息中。

差不多有200多人失踪。掌握了大赦申请中的信息之后，我们的调查人员奔赴到全国各个角落调查。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门似乎颇为成功地争取到了个别农场主和帮手的合作，把不少人掩埋在鲜为人知的墓地，帮他们掩盖着黑暗的秘密。如果没有那么多寻常白人百姓自愿与国家合作，种族隔离恐怕垮台的时间要早得多。或许他们的确相信自己是在为抵制共产主义的泛滥作出一份贡献。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普普通通的守法公民，竟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参与如此残忍的行动。难怪一些解放运动组织认为，农场主，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农场主，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平民，而是军事机器的一个有机部分，理应成为军事打击的目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驳斥了这一观点，但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坚持此论。

有些农场神秘地掩埋了不止一人，成为了死亡农场。一次，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打开了三个坟墓，以为每个坟中可以找到一具尸体，但实际却是4具，一共12具死尸。所有人都为之震惊。尸体的发掘是在警犬帮助下，由懂得识别地表各种痕迹的专家进行的。病理学家和法医专家帮助我们整理尸骨。

许多受害者的家人掘墓时在场。他们一定希望墓是空的，他们还可以指望自己的亲人可能还活着，还能听到他们熟悉而轻快的笑声，看到他们说话时叉着手的样子。我们总是以各种方式维持着自己的希望，尽管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枉然。否则，我们可能觉得生活无法忍受。

尸骨挖出来后，这些家庭还得搞清楚究竟是不是自己亲人的遗骸。值得庆幸的是，警察部门对这些可怕事件都一一记录在案。种族隔离制度销毁了许多罪恶文件，但没来得及全部毁掉，因此有时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确认死者身份。而死者的身份毫无疑问，有时也颇为揪心。当一个墓穴打开后，一个人说：“那是我弟弟。我认得那双鞋，是我给他买的。”

谈到记录，我记得委员会工作后期，我们的调查组搜查了很多警察局，提取幸存的档案，并发现了许多恐怖的照片。安全警察似乎经常把其战利品带到这个靠近边境的警察局，上刑，然后杀害受害者。从照片上看，被烧掉的肢体显示他们好像使用了焊枪。要是果真如此，这又是怎样的惨死啊！施刑者如何能忍受那恶臭和惨叫？他们或许想用照片恐吓其他受害者。看到这些照片，我几乎支撑不住。那些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一定异常冷酷。

我们的小组打开了多处坟墓。领导夸祖鲁―纳塔尔办事处的委员理查德·莱斯特讲到其中一个墓地时说：

至今萦绕我心头，并且我终生也不会忘记的……是在夸祖鲁―纳塔尔挖掘的第一个坟墓。这是一个年轻女子［费拉·恩德旺德维］的墓，她是斯威士兰非国大民族之矛的高级成员。她遭一个叫安迪·泰勒的臭名昭著的安全警察绑架，被带到纳塔尔中部警察分局租用的一个偏远农场。她被赤身裸体关在一间小屋里。我们了解这一切，是因为杀害她的人申请了大赦。他们关押和折磨她的目的，是要说服她做内线。

后来他们觉得她已经没用了，就让她跪下，从脑后给了她一枪。他们挖的墓穴很深，但不够长，因此必须将她仰面放进去后，再把她的双腿蜷起来。我们发现她的尸体时，看到腰上放着一个蓝色塑料袋。我们问……这是什么。他们说，审讯和受刑时，她用塑料袋遮盖着身体，想要维护一点女性的尊严。对我来说，这不仅说明了杀她的人是怎样的人，也说明了像她这样的人、那些死去的人，又是怎样的人。他们说：“她非常勇敢。”

在我们处理的坟墓发掘案中，有50多起案件受害者的家人得以将亲人的遗骸安葬。非国大干部的葬礼得到军葬礼遇，并有内阁部长或副部长出席。所有安葬了亲人的家庭，都对委员会深表谢意。现在他们知道了亲人的遭遇，可以在心中有个了断了。

[1]阿斯瓦特博士是索韦托的一位医生，斯登皮埃死后几星期，阿斯瓦特在一次手术中被杀。据说他是在治疗了这位受伤的男孩之后被谋杀的。

第九章 我为什么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居然答应接受主持这个特殊委员会的工作。每当我意识到委员会中各种关系远没有到达理想状态的时候，就忍不住暗自气馁。我已经指出，我们能在性别、种族、政治派别、年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职业和主张等诸方面，广泛代表南非社会，是一件大好事。但委员会这一值得称道的特点，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可以相互信任、协商一致的团体。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每个人都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是可以小瞧的。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开辟自己的小地盘，确保自己不被忽视，让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如果时间充裕，可以进行团队建设的话，这一切都不成问题。然而，我们面对着繁忙的日程安排，而且必须立即动手为我们承担的非同小可的任务搭建基础设施。这种争权斗势，令人头疼得要发狂。当然，大部分同事都工作得非常勤奋。其中有一位对委员会的目标尽心尽职，甚至在我们向曼德拉总统提交了《报告》，她自己的任期也已经结束后，还自愿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委员会未及处理的问题。

由于我们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大家都神经紧张，时有摩擦。我们都能把矛盾控制在一定程度，作为一个比建立之初更为团结的群体完成工作，已经非常了不起。我们活像一群神经质的歌剧女主角，动辄就会为鸡毛蒜皮甚至捕风捉影的事而感到不快。

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种族隔离的打击，都带着这样那样的创伤。这个邪恶制度所伤害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都受到过种族隔离不同形式的伤害。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后，我和其他人才意识到这一点。更准确地讲，这一意识如同一记重锤把我们打醒。无论是支持者、罪犯、受害者，还是这一罪恶制度的反对者，我们的人性都受到了触动。没有种族隔离，我们所有南非人就不会成为我们后来所成为的整体。那些曾享有特权的人对一切越来越漠然和无情，越来越失去人性，因而也越来越不成其为人。他们失败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构造，要求我们必须遵守其道德法则，不然就要付出代价。其中的法则之一，就是我们被《圣经》中所说的“生命之束”（the bundle of life）绑在了一起。我们的人性和其他人的缠绕在一起。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所归属。我们为群体、为归属、为家庭而生，并生活在微妙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的确，“人独居不好”[1]，因为任何人独处都无法保持人性。无论情愿与否，我们都是彼此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是可贵的生命。这不以人种、性别或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地位为转移。每个人不仅应当得到尊重，而且应当作为上帝形象的化身受到敬仰。如果以任何不及于此的方式对待他人，就不仅仅是邪恶的、痛苦的，而且简直就是亵渎神灵，因为这等于向上帝的脸上啐唾沫。如果这样做，就不能逃脱违反宇宙法则的后果。

正如彼得·斯多利主教在温妮·曼德拉的听证会上尖锐指出的那样，反对种族隔离的人，也可能成为自己最为痛恨的那种人。令人悲哀的是，他们常常变得像他们所反对的人那样残忍、堕落。受害者往往主观上接受了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定位，甚至开始认为自己大概就是其主子告诉他们的那种人。因而，他们也常常会认为值得为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念而奋斗。由于自我憎恨和自我蔑视作怪，受害者的内心形成极为负面的自我形象。这种形象侵蚀着自爱和自信，蚕食着他们的自我。这也是美国黑人相互残杀、自我毁灭的祸根。社会制度让人们充满自我仇恨，并使他们朝这个目标迈进。他们恨自己，并通过毁掉那些他们学会憎恨的类似这一自我的人而毁掉自己。

不公正，特别是种族不公的最为亵渎神灵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可以让上帝的孩子怀疑自己是不是上帝的孩子。南非成了受伤者之间的战场——他们或是身体遭受重创，或是心灵饱经摧残。或许那些声称自己没有受到肉体和精神伤害的人，才是真正需要怜悯的人。

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受到创伤的人民愈合伤痛。委员会的成员并非高人一等，并非向贫穷、不幸的受害者予以施舍。我们带着自身的负担而来。我们同样受到这一制度的影响，它为南非定了性，让她自我杀戮，向自己开战，让她成了世界的弃儿。所幸的是，这个世界没有看着我们胡来而袖手旁观，而是为我们祈祷、爱我们，为我们感到震惊、抵制我们、制裁我们，直到1994年4月21日出现举世瞩目的奇迹时，又继续支持我们。

我不是太聪明。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我们一起步就迈错了脚，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上任命和推荐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白人。我们都急切地想尽早开展工作，于是我建议让我做主教时的私人助理和秘书，担任我在委员会的私人助理，因为他不仅了解我的脾气秉性，更重要的是他能读得懂我的手书。此外，我的前新闻秘书担任了新闻总监，因为我们需要和媒体尽快联络。伯莱恩博士也作出了类似的安排，让现任秘书担任他在委员会的秘书。这些任命几乎未经讨论就执行了。当我和伯莱恩博士建议由一个在人权案中崭露头角的年轻白人律师担任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时，却捅了马蜂窝。委员们虽不明说，但却明白无误地表明对究竟由谁执掌委员会深感忧虑。是由我运筹帷幄，还是仅仅充当伯莱恩的黑色门脸？他是个坚定的强硬派，“斗争”记录无懈可击，但却可能成为南非反种族隔离政治斗争中的仇恨对象，被认为是想利用委员会实现个人野心的白人自由派。事情何至如此，谁也说不出个究竟。但是，水已经给搅浑了，近两年之后，人们才开始认为我们实际上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抱有许多共同的忧虑。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经历了其他一些小差错。第一批工作人员上任后，我们很快就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西开普地区办事处任命的第一批人中，有一个是一位委员会成员的配偶。这种情况本身并非一个大问题，问题出在这位委员是面试小组的成员，而面试她的配偶时，她本应有先见之明，要么回避，要么声明相关利害。地区办事处的大部分同事都对她的原则性毫不怀疑，对她参与面试没有什么异议，不担心她的判断力会因为裙带关系受到影响。但其他同事则不能苟同。正当我们举行东伦敦第一次听证会时，正当我们手头事情繁多的关头，这件事被揭露出来。这对夫妻的白人身份，更让事情雪上加霜。不过令人费解的是，面试小组还有其他成员，如果这个人真的不合格，他们势必会拒绝录用，但人们对此却视而不见。

于是，在本应全力以赴利用第一次听证会有效宣传委员会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得不一心二用。第一次听证的效果以及给媒体和公众留下的印象，对受害者是否愿意前来作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为这样的事分心，的确非常不合时宜。我还担心某些媒体无法抵制这类花边消息的诱惑，早就把委员会视为追杀阿非利卡人和非国大打击政敌的工具的人，更会对此热心。委员会中某些人和媒体打交道时非常幼稚，为自己出现在报章、电视上而自命不凡、洋洋得意，忘了应保守法律规定的秘密。

我们懊恼地发现，委员会漏得像个筛子。根据法令规定至少应在听证举行前保密的消息，不断被泄露公开，更增加了相互的不信任。我们不知道敏感的材料是否会不合时宜地泄露和公开。我得学会抛球游戏，在空中同时抛接几个球——担当起团队所有成员的领导职责；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特殊的、受到珍视的，并为委员会带来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向媒体提供他们应该得到的消息，防止得罪媒体，影响这个进程。

幸运的是，我有一个记者出身的出色的新闻总监，他备受媒体尊重。总体上，我也和报道委员会工作的媒体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很久之前我就决定，在我的公共生涯中，要尽量接近媒体。在斗争的艰难日子里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有限，需要媒体帮助，与种族隔离政府资金雄厚的宣传机器较量。我还决定，最好是采取直截了当、保持透明的策略，这样我有时不得不说“无可奉告”或“稍等片刻”时，记者们会信任我，知道我不是故意不吐露消息。我们也认识到，抢先把自己的消息发出去实为上策，因为这样常常会削弱后续消息的力量。如果让人首先抓住把柄，不得不申辩解释，那就再狼狈不过了。一旦需要申辩，就等于已经输了这个回合。因此，我尽量避免出现过多的秘密。人人都喜欢权力。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拥有秘密。但如果外面的人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宝贝，拥有秘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努力防止这种炫耀的诱惑，尽量争取媒体的信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时因走漏了消息而处境尴尬。

就这样，在第一次听证会上，我们本该集中精力进行熬人的听证，现在却担心如何应对媒体就任命委员会一位成员的配偶一事可能提出的尖锐问题。幸而要么消息没有走漏，要么媒体认为和在委员会听到的令人心碎的证词及展示的创伤相比，这件事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我们表现得镇定自若、成竹在胸，那么我们非得是天才演员，平静的水面下其实是涌动的暗流。

或许我应该更好地享受清晨的时光。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静坐着与安详、亲切、慈爱的主同在，分享或接受一份神圣的安宁。每日的圣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通常在办公室或饭店的房间里，和我的私人助理、新闻总监及负责保卫我安全的警官一起享用。只要在开普敦，我们都会星期五到圣乔治大教堂去。知道有那么多南非和世界各地的人为我们热诚祈祷，令人无比欣慰。没有这一切，我知道我一定会垮下来，始终伺机破坏的邪恶势力，就可能阻碍愈合一个民族创伤的不凡之举。我们会被分裂和导致失败的势力压倒。我们幸运地一直保持着与善之源泉的联系，这不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更多的是靠许多人的爱心和关注。

《旧约》中说，一次，先知以利沙和仆人被一群敌人包围。先知出奇地镇静，泰然处之，而仆人却越来越不安。先知请上帝打开仆人的眼睛，于是他看到自己一边的人远远多于敌人。我们南非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就经历了这一切，即善的力量实际远比邪恶强大。我们在委员会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形，对那位委员会委员配偶的任命即是一例，一个原本可能闹翻天的事情，最终还是友善解决了。可我宁愿委员会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插曲。但看看委员会的组成，想想种族隔离给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样想未免天真。即使不是这个问题，也会有别的问题出现。这几乎是我们正视各自的过去、正视整个国家的过去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是航行在惊涛骇浪间，指望我们一帆风顺，未免太过乌托邦和超理想主义了。

还有一次，我接到报告说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在处理与比绍大屠杀相关的证人时有失公正，报界对此大量报道。我对媒体说，我们深知，法律要求我们不偏不倚，这样来自冲突各方的人们才能感到听证对他们是公正的，他们没有受到歧视。我说，我们不可能让人们认为我们偏向一方而破坏了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破坏不起。

那个小组的成员认为我让他们当众出了丑。不久，他们在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此事，说他们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需要道歉的事。他们觉得，他们对曾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所提的问题和所抱的态度，是公平和恰当的。当然，他们也承认自己完全了解这些人帮助种族隔离制度给受害人带来的痛苦。我强调，他们完全有自由拥有自己的感觉，但必须谨慎地保证公允和不偏不倚地处理所有案件。我指出，对他们的批评，并非来自那些对委员会抱有敌意的记者，而是那些希望看到我们成功的人。我的同事们坚持认为自己没错，而且对所有并非一贯客观或支持斗争的媒体抱怀疑态度。这次会上，显然大家并非同声相应。抱有反对意见的委员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其中一段对我的原则性提出质疑。我对整个事件非常重视，我们的工作可能因此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于是，我说我不可能在我的诚意受到攻击的环境中工作。我还说，如果他们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声明并认识到其行为的严重性，我将提出辞职。最终我们还是找到了圆满的结局——那个段落被撤回，而这一次的内部危机和辞职威胁也没有透露出去。但是，我们为此事都付出了身心两方面的代价。

我们在努力学会相互信任，成为一个更为团结统一的整体。这中间我们遇到不少坎坷和波澜，但和涉及一位委员的指控相比，这一切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一次大赦听证会上，一位委员被指控曾参与了听证所涉及的事件，即1993年12月30日阿扎尼亚人民解放武装对开普敦郊区 望区海德伯格酒馆的袭击，至少也是个同谋。事件中，两名武装分子对酒馆的客人开枪扫射，造成3名妇女死亡，6人受伤。他们还向人群中投去装满钉子的手榴弹，幸而没有爆炸，否则死伤人数还要更多。在被指控的6人中，3人被判长期监禁。正是审议这3人——汉弗里·卢杨铎·基昆发、维伊希勒·布赖恩·马达斯和祖拉·普林斯·玛巴拉时，一个证人认出了作为委员和调查部领导的杜米萨·恩彻贝扎先生。

在调查这些大赦申请的过程中，调查组在过去警察的档案里，找到一个叫贝纳特·斯巴亚先生的书面陈述。陈述中说，斯巴亚在海德伯格酒馆袭击事件后不久，在开普敦的黑人小镇古古乐图，看到一群武装分子在一辆以恩彻贝扎先生名字注册的车里。斯巴亚先生说，他还见到一张纸，上面画着去海德伯格酒馆的路线草图。委员会调查人员和斯巴亚先生进行了面谈，他进一步证实了陈述中的内容。在1997年10月的听证会上，他就所作的陈述出面作证。当问到斯巴亚先生是否能够认出他在古古乐图看到的站在车边上的恩彻贝扎先生时，全场都屏住了呼吸。他缓缓地在屋子里走着，经过恩彻贝扎面前，然后又折回，说他就是那天晚上他见到的人。

与这一证词及指认相比，委员会内其他的事情都变得像周末野餐那样轻松。听证结束我回家时，心里多么希望这不过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一觉醒来我们会看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仍是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地工作着。然而不是这样，这就是严酷的现实。报纸为此刊出大幅标题，电视连续播放斯巴亚先生在屋里缓缓走动最后停在目瞪口呆的恩彻贝扎先生面前的画面。值得称道的是，恩彻贝扎先生没有做出什么一时冲动的反应。我心怀忐忑地相信他是正直和无辜的。斯巴亚先生经受住了恩彻贝扎的律师穷追不舍的犀利盘问。许多人都说，他的表现非常出色。尽管他只是个没受过教育的花工，但却非常自信，不任人摆布。他似乎讲的是实情，我们的确遇到了大麻烦。几个月前，我们的调查人员就听说了这份陈述的事，但我们错误地认为，通过一种恩彻贝扎回避的内部调查，可以在听证进行之前解决问题。但我们没有做到，现在事情公开化了，整个委员会的工作都受到了威胁。

这个特殊案件如同委员会本身的O. J. 辛普森案，对工作人员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几乎按种族分裂成相等的两个阵营。认为斯巴亚先生讲的是实情的人，觉得他太老实，不可能编造出他所讲的一切；只有一种解释，即他没有编造。斯巴亚的大部分支持者都是白人。同样，也有人深信恩彻贝扎的话，认为他是无辜的，而这些人大多是黑人。种族隔离真是贻害深远。

你可以想象委员会的敌人是什么感觉。当我们被头上的阴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却在郊游。这件事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如果发生在委员会建立之初，我们必毁无疑。但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建立了更多的相互信任。委员们几乎一致接受恩彻贝扎的正直不容怀疑，我们相信他的话。这里面有些值得庆幸的事，但更多的是矛盾和沮丧。

在指认恩彻贝扎引起轩然大波几天后，斯巴亚便惴惴不安地要找我谈话。他坦白说给警察的书面陈述和后来的证词都是假的。他说海德伯格酒馆袭击事件发生时，他恰好因非法贩卖小龙虾被捕。他被警察酷刑威逼作了伪供，陷害恩彻贝扎。当时，恩彻贝扎被警察认为与阿扎尼亚解放武装及泛非大有牵连，面临着一系列指控。他在数次政治审判中为他们担任律师，和1981年被杀的德班律师格里菲斯·姆先格一样，成了警察的眼中钉。

说我们如释重负，还不足以表达当年的情形。我们还争分夺秒地要让整个世界了解这一情况。我带着斯巴亚先生参加了记者招待会，他的辩护律师也在场。一场噩梦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对那些盯在我们身后恨不得现在就给委员会下讣告的人，这是最好的驳斥。这些日子里，可怜的恩彻贝扎如同生活在地狱里。虽然几个同事的支持可聊以自慰，但这哪里敌得过工作人员中半数和外面的大部分人都对你谴责呢！秃鹫在头顶盘旋，吃不吃掉你只是早晚的问题。

尽管斯巴亚先生进行了坦白，委员会还是决定请曼德拉总统紧急任命一个司法调查委员会进行彻底调查。总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任命了德高望重的宪法法院法官理查德·戈德斯顿，并要求他尽早提交报告。我认为在法官的报告出来之前，恩彻贝扎暂时回避委员会的工作是明智之举。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说这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而他完全是清白的。

戈德斯顿法官行动迅速，很快就提交了报告。他认为指控是错误的，恩彻贝扎无罪。他批评委员会没有在指控刚出现时就要求进行独立调查。我应该对此负责，因为我的确希望通过内部调查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我想另一个动机是我希望尽量避免委员会出丑，尽量庇护同事。这不是明智的决定，也表明保持透明是多么重要，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是，这段经历再次表明旧制度即使寿终正寝，也会想方设法拔除身上的肉中刺。如果不能排除这种影响，我们还会为那个时代的警察系统付出代价。

前总统曼德拉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再说就有点陈词滥调了。他知道恩彻贝扎会坐卧不安地等待戈德斯顿的报告。因此，一拿到法官的报告，他就急切地要让恩彻贝扎知道他完全无罪，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但是，我对这一不顾礼仪的举动却感到不快，于是打电话给总统秘书，说她应该告诉总统我不高兴，因为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我应该第一个了解报告的内容。我刚挂掉几分钟,总统就来了电话。他说：“姆彼罗［我的非洲名字］，你是对的。我应该先告诉你，但我为那个年轻人担心。我道歉。”像他这样如此屈尊的大人物，我所知道的没有几个，但他在全世界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人。

每次我想低头认输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真和善终于占了上风,而我又一次意识到能参与如此非凡的试验是何等的荣幸。于是我又抖擞精神继续前进，直至遇到下一次迎头打击。

还没有来得及说“种族隔离”之前，又一次危机在1998年10月29日我们向总统提交《报告》前夕意外地发生了。现在我更明白了什么是“鸡没孵出来前先别忙着点数”。

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依据的法令规定,委员会意在对个人、机构或组织进行不利调查时，必须书面通知调查对象。这类通知送达过个人，也送达过各种党派。每个调查对象都有机会向委员会提供进一步证据，修正不利调查的结果。所有得到通知的一方，都有机会与委员会对话，但只能书面进行，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听取为数众多的可能被指控为罪犯的人的口头陈述。在非国大的案件里，各种问题已经在三次涉及其政治和武装领导人的听证会上得到明究细查，他们也得到了充裕的时间对通知予以答复。

非国大要求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通知里的内容。我必须说，我们中有些人对此十分吃惊，因为对非国大来说，通知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几经推敲的调查结果，都是以非国大自己递交的翔实、全面、坦诚的材料为依据的，其中包括为违反人权行为表示遗憾。这些行为有时是解放运动的特工在执行非国大的政策，有时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遵守非国大的指示，还有一些则是干部对种族隔离当局的报复行动。

比如，非国大为在地雷战中造成的平民伤亡（地雷战也因此而终止）以及比勒陀利亚教堂街爆炸事件中伤害了无辜，而表示歉意。非国大还承认，有些女性成员在设在安哥拉和其他地方的军营被奸污，领导层为此承担起了道义和政治责任，不愧为表率。这一原则立场在非国大的最高领导层身上得到合乎逻辑的表现，他们集体象征性地请求大赦。这一姿态高尚、可敬，充分说明他们没有抛弃自己的队伍，而是情愿代为受过。可惜《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中没有集体申请大赦的条款，但是这一举动背后的动机是值得称道的。因此，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

委员会代理主席杜米萨·恩彻贝扎委员和非国大进行了频繁的联系，指出所有收到通知的人都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就相关问题向委员会作出答复。非国大秘书长许诺向委员会提交该党的书面答复，因此他觉得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但是，非国大直到超出了我们规定和他们许诺的最后期限，才递交了答复，然而《报告》已经付梓。

这一切发生时，我和伯莱恩博士都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我在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我们原计划回国参加委员会交接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交接仪式本该是一次盛大的活动，到会的将包括受害者代表、外交使团以及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南非广播公司届时将在电视和电台进行实况转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登台亮相。

最后一次会议差不多就是例行公事。我们已经变得非常亲密并共同经历了那么多难熬的日子，在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上，大家不免情绪激动，依依不舍，甚至黯然神伤。我们首先宣布，大赦专门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已被任命担任全国副总检察长的要职，而两位也非常称职。然后，又讲了些闲杂事项。接着，犹如晴天霹雳，一位委员提出重新审议非国大要求召开一次会议的要求，因为有些委员认为应该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重新审议开始时已经是11点钟。我和其他委员力图说明，这样做只能让大祸临头，因为这可能被解释为向执政党献媚，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都没有得到过类似的待遇。有些委员敦促说我们应该审议非国大迟交的书面回复，而两天后共5卷、2700页之巨的《报告》就将印好，并提交曼德拉总统。

审议非国大在我们的宽限期后才迟迟提交上来的答复，甚至可能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即使他们能有理有据地说明为什么委员会应该修正其调查结果，我们修改《报告》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过是非国大的马屁精和吹鼓手。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那些敦促重新审议整个问题的同事们却固执己见，坚持与非国大举行会议或审议其答复，即使《报告》提交在即，也毫不动摇。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委员会的信誉和声望明摆着受到了威胁。任何理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冒险抹杀委员会的卓越成就，破坏民族和解的工作。我想盲点之所以称为盲点，大概确实有看不到的地方。即使伸出手在眼前晃，不愿或不能看见的人也还是看不见。我看到整个进程将毁于一旦，脑子里一片空白。对那些不幸的受害者来说，这莫过于最大的恶作剧。他们为了民族那么慷慨、那么高尚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现在我们却要朝他们脸上吐唾沫，以此作为对其宽广胸怀的回报。

我们很少投票表决，但这一次却必须在紧张的气氛中投票作出决定。赞成与非国大开会的一方以微弱之差失败。然后，我们投票表决是否审议非国大的书面答复。结果，7票赞成，7票反对。僵局。我从未使用过自己决定性的一票，但这次我投了非国大的反对票。本该亲切友好、完全不存在争议的最后一次会议，竟搞得剑拔弩张。

有些同事似乎知晓非国大决定如果不开会就将我们告上法庭的意图，可能是想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肝胆俱裂。在按期提交《报告》的前一天，非国大居然做出这种事——他们居然请求最高法院下令阻止我们发表《报告》中任何涉及非国大违反人权行为的部分，除非我们审议其答复材料。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德克勒克也提出申请，要求删除对他不利的调查结果。他的行为我们尚可理解，甚至可以说这是他的一贯特点。但是，一贯支持和解进程的非国大做出这样的事，却是大出意料，而且完全有悖其特性和态度。

从开普敦到即将举行交接仪式的比勒陀利亚途中，我心情十分沉重。我们的法律部和律师委员通宵达旦准备提供给法院的有关材料。法院将在仪式前不久宣布其判决。我们继续着各项准备工作，好像头顶没有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我们为世界各地的记者开辟了专门场所，使他们能在仪式开始前的三四个钟头里阅读长达5卷的《报告》，准备头版消息。

法院的裁决下来了，非国大败诉，并承担全部费用。消息传来，我们不事声张地庆祝着。我禁不住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没有让受害者失望。整个仪式尽管比原来增加了悲哀的色彩，但却非常隆重，既庄重，也不无欢庆，悲哀与欢笑、泪水和狂舞交织在一起。在我们的顶级唱诗班悠扬的歌声中，总统和我翩翩起舞，跳起了后来被称为“马蒂巴漫步”的舞步。

当我把真皮装帧的《报告》递交给曼德拉总统时，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感谢上帝这样善待我们，让我们挺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感谢让我们能够竭尽所能揭示真相；感谢我们这个机构能够为人们带来了结、安慰与和解；感谢我们能够正视魔鬼；感谢上帝给了我出色的同事；而最应当感谢的还是那些来到委员会向我们、向世界敞开自己的人们。他们置自身于不顾，在恢复自己尊严的同时，也帮助我们重新获得了人性。

正如圣保罗所说，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脆弱而有缺陷的土陶。至高无上的荣耀无疑是属于上帝的。

[1]《创世记》，2:18。

第十章 “我们原来不知道”

正常、体面、敬畏上帝的南非白人，何以能够对一个剥削、压迫和践踏与他们共享一块土地、共有一个家园的人们的制度视而不见呢？如果没有这些少数特权阶层的支持，种族隔离一天也不可能存在。如果像他们许多人后来所称，他们“原来不知道”，为什么白人中又有人不仅知道官方政策的毒害，而且谴责这一邪恶政策，并努力结束这一政策呢？如果那些大大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不是在纵容或听之任之的话，那么这些人又为什么会遭到其他白人的排挤和敌视呢？

应该指出，许多白人生长在这一制度中，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制度，对此抱着默认的态度，因为这种现状给他们带来莫大的舒适。这个制度并不幼稚，而是极为精密复杂的。黑人城镇往往设在白人的视野之外，眼不见自然容易心安理得。如果是白人，就必须愿意费上些周折，才能见到黑人城镇。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但大部分人更愿意待在郊区安闲、富有的舒适窝里。我们——南非的黑人和白人——罹患了精神分裂症，我们在身心两方面都生活在两个分割的、相异的世界里。我任主教时，住在绝对是开普敦高档郊外社区的主教廷。这个区的富足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相媲美，有的是豪宅大院、花园泳池。即使离像兰加或古古乐图这样最近的黑人城镇，也有相当远的距离，而其他方面就更是大相径庭了。如果不是真的想要亲眼看一看黑人城镇，白人一般不会涉足这里，甚至不愿打此经过。一个正常的白人为什么要找这个麻烦呢？

不过今天却找不到一个曾经支持过种族隔离的人。但是，委员会想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不可接受的制度竟存在了这么久。《法案》要求我们搞清严重违反人权状况发生的“先例、条件、因素和背景”。为有利工作，我们进行了所谓“机构听证”，由主要社会机构的代表陈述其与种族隔离的关系。

法律界、医疗部门、商界、宗教界、工会及媒体，对我们的邀请作出了积极反应。有些机构允诺前来陈述，但未能守信。其他机构则断然拒绝，其中包括代表白人农场主的南非农业联盟和白人的矿工联盟。在南非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跨国石油公司没有答复。我们就青年、征兵、监狱等问题举行了听证，还专门召开了妇女听证会。

在大部分听证中，观点通常都因种族界线而歧异。黑人自然而然对这些机构在支持和维持种族隔离中的作用持批评态度，而同一机构中的白人则为维持压迫现状申辩。一个人的观念的确要视其人及其所在而定。许多白人支持征兵——在种族隔离制下只限于白人——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的观点，认为文明生活的最后堡垒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大部分白人视希望废除征兵的白人青年为懦夫和叛徒，而反对派则认为征兵无异于参与保卫他们所憎恶的制度。有人提醒我们要警惕以偏概全，情况比乍看起来复杂得多，需要进行慎重和细致的分析。

机构听证揭示出，在这个国家里，大部分人被有系统地、蓄意地排斥在政治决策进程之外。这继而意味着他们被排斥在任何权力和有影响的领域之外，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一个非白人担任要职，保证了他们的声音能被听到，他们的观点受到重视。大部分白人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这也不足为奇。他们的价值观被认为是四海皆准的，所有人都应该符合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否则就是下贱的异类、怪胎和被驱逐的对象。大部分白人对此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而这些观点又得到有效保护白人利益的现状的鼎力支持。

许多机构在种族隔离制下的运作方式，在媒体听证会上可见一斑。白人掌握报纸的所有权。新闻从白人的角度报道。即使自认为是自由派并可称为反种族隔离的报纸，也长期认为形容一场事故中“一人和四个土民”受伤，无可厚非。白人记者和编辑似乎从来没想到，这恰好揭示了其内心的态度。尽管没有明言，但潜意识里，他们认为黑人不像白人一样也是人。可能有人对此说法大为光火，但听者所得之意的确如此。

整个国家其他事情的规范，也证明种族主义深深侵入了南非人的生活秩序。因而，这些同样的报纸一贯使用政府偏爱的说法，将被黑人称为“自由战士”的人说成“恐怖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本来可以使用较为中性的词汇，如“造反派”或“游击分子”。南非政府懂得必须以恐怖主义置解放斗争于不义，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引起白人及国际社会中许多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式的反应。

号称反种族隔离的报社，在其新闻采编室里却实行着这一制度——诸如饭厅、厕所之类的公共场所均按种族进行隔离。黑人员工无论是进修机会还是工资，总是非常背运。报社亦不反对进行自我新闻检查，以免触怒政府，并美其名曰规避法律控制。当种族隔离政府关闭黑人报纸《世界报》（The World）后，属于同一家报业公司的白人报纸进行了不冷不热的抗议，还旁敲侧击说《世界报》是在玩火，结果烧了自己。白人记者的报道往往比黑人的更受青睐，即使后者的第一手经验更多也无济于事。黑人记者报道安全部队对黑人的残暴行为时，其稿件一般都以有诽谤之嫌被修改得语气较为缓和。我们现在当然知道，黑人记者是如实报道的。编辑也会气愤地抗议，说自己不是种族主义分子。不，他们要的是“客观描述”。他们并不在意从谁的角度定义“客观”二字，因为他们的标准被认为是普遍标准。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会令他们大惊失色，但事实上，如果黑人一词和他们对自己人的认识及其“正当标准”相冲突时，他们便拒绝接受。黑人中无人能够旗鼓相当地与其抗争。这些报社甚至出版了城镇版，似乎要显示他们承认对什么有新闻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许多黑人对此态度颇为矛盾，因为城镇版的存在似乎正是遵循了政府各种族各自发展的旨意。

政府威胁要严办那些“没有纪律”、惹是生非、鼓动黑人的报纸。这一招的确奏效。那些报纸的业主们乖乖就范，做了政府的帮凶，甚至关闭了一家勇敢地拥护被压迫者斗争的报社。这家报社就是拥有一些出色编辑的《兰德每日邮报》（Rand Daily Mail）。它一直是政府身上的芒刺，在同业的压力之下，只好关闭。政府懂得既相对自由又顺从听话的报业的价值。这可以起到很好的对外宣传作用：“南非没那么坏吧？至少其新闻业是自由的，有批评精神的。”阿非利卡新闻界则大言不惭地颂扬和支持种族隔离政府。阿非利卡报社对此毫不讳言。他们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和政府一边，大部分是党的喉舌。

电子媒体情况亦然。南非广播公司掌握在阿非利卡兄弟会这一秘密社团手中。该会成立于1918年，旨在促进阿非利卡人的利益。其触角无所不在，深入到教会、学校、商业、文化界、大学、专业人士、国防军、体育和媒体之中，当然还包括政府的政策。它的政策成了政府的政策。如果不是这个强大无比、无所不在的秘密社团的成员，要想在阿非利卡人世界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出人头地，机会等于零。违背其戒律和决定，就休想取得成功。

于是，南非有了一致的最高德行：不要与制度作对。最高德行的基础，就是对兄弟会言听计从。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人们没能培养出提出尖锐问题的能力的原因。对大部分人来说，只要某个权威人士发话了，事情就有了定论。就算并非不可能，至少他们觉得很难区分什么是权威、什么是专断。最后连最为奇怪的事情也可以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培养起从众的本能。由于日元的巨大能量，来访的日本商人被尊为“荣誉白人”。在南非出生的华裔是“非欧洲人”，而出生在中国的中国人却自然而然地被归入欧洲人之列！好在这一切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否则真是荒唐至极。有些人甚至因为被错误地划归到其他种族而自杀，因为种族归类关乎所有的自身价值和特权。它决定了你可以住在哪里、可以和谁结婚、孩子可以上什么学校、你可以做什么工作，甚至死后可以葬在哪里。

南非广播公司的主席一度是兄弟会的头目，而阿非利卡人大权在握，甚至监督为非白人提供各项服务的咨询委员会都由清一色的白人组成。我们得知，广播公司雇用的黑人，无论培训或使用的设备，都要次人一等，工作时间也安排得别别扭扭。他们被禁止目视白人妇女，违规就要受罚。不可思议的是，员工纪律条例中规定，员工可以在解雇和受鞭刑之间作出选择。在我们的媒体听证会上，人们才第一次得知这惊人的内幕。黑人员工成了这种野蛮政策的受害者。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完全因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盛行。如果总统不喜欢电视新闻中的某个词，就可以中断新闻，必须立即修改。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这就是过去的南非，政府掌管一切，没人敢提出质疑。身为国家总统的博塔是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人。他脾气暴躁，据说七尺的汉子、他的内阁大臣竟让他尖酸刻薄地训斥得哭起来。没人敢惹他，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在听证过程中，宗教界比其他机构都更诚实地坦白自己的错误和与种族隔离现状合作的事实。他们承认，他们的确公开和尖锐地批评种族隔离，但在机构的运行中却实施着种族隔离。有些机构分裂成种族集团。弗兰克·契卡尼博士就曾被同一教派——使徒信心会的白人成员所带领的安全警察审讯并拷打过，而那个人结束拷打后竟径直到教堂做礼拜去了。（这个教派的两个阵营在一次感人的弥撒中和解，白人教徒请求黑人教徒宽恕。）在真相与和解进程中，宗教界认为他们在帮助人们抚平创伤、鼓励信徒的和解与补偿方面，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白人农场主和从事商业性农业的人不仅是最初占领土地之行为的受益者，而且得益于臭名昭著的1913年《土地法》，获得了大片土地。他们以极为优惠的条件，首先从国家，后来从土地银行得到补贴和贷款。他们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因为通行证法禁止黑人在粮食生产上与备受宠幸的白人农场主竞争。实际上，黑人曾一度成长为成功的农民，对白人造成了现实的威胁。政府把黑人赶离土地，让他们去做矿工。有人建议，教会应该仔细审查其土地的获取方式，如果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了土地，就应该物归原主。人们也敦促教会研究如何缓解无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

医疗部门也是按种族分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非没有培养过一个黑人医生。1990年以前，医学院对黑人学生存在严重的歧视。他们常常单独上课，几乎被禁止在白人身上做解剖实验，而且几乎从未在妇科和产科做过临床诊断。得到同样的资历后，他们却挣不到和白人同事一样的工资。但医疗界最可憎的表现体现在其与安全警察的合作中。一些地区的医生完全违背医德。在检查被拘留者时，他们根本不遵守医生和病人的保密原则。他们总是在有警察或狱官在场的情况下检查病人。他们屈从于警方的压力，在未经病人许可的情况下，就将检查报告交给警方，根本置病人的利益于不顾。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当然是前面讲到的史蒂夫·比科一案，医生们将病人的死活交给了警察。有些医生教警察如何不留痕迹地进行拷打，告诉他们犯人还能承受多久。另一些医生则拒绝给受伤的激进分子治疗，理由是警察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的消息，或者他们不能帮助恐怖分子。

法律界也好不到哪里。直到1990年，一些地区的律师协会仍拒绝黑人加入，使黑人律师难以从业。种族隔离时期的一条法律禁止黑人在白人区设立事务所。现任大法官伊斯梅尔·马霍麦德曾不得不钻到白人同事事务所的厕所里吃午饭，而白人则在专用的白人餐厅用餐。他要工作时，必须搞清哪位白人同事出庭，以便暂时借用其办公室。种族隔离制将他划为印度裔人，因此他不得在过去最高法院的上诉庭所在地布隆方丹过夜。于是，当他在南非最高法庭辩护时，不得不在开庭期间日行400英里，往返于约翰内斯堡和布隆方丹之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作为大法官，他的官邸就在布隆方丹！）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负责审理的时间段里，几乎所有法官都是白人男性，无论承认与否，他们都为自己的职责打上了白人的烙印。

不幸的是，南非的法官高高在上，几乎被奉为圣人。他们极少有人能真正进入站在面前的被告的世界，因为那些人是黑人，而种族隔离制下黑人的经历，黑人所遭受的屈辱、剥削和压迫，对他们来说是个未知世界。因此，很少有法官会理解或同情黑人的政治抱负。法庭之外，他们见到的黑人只有家里的仆人，也不可能问这些人黑人究竟有何感受。黑人因政治罪受审时，作为赋予白人特权与霸权的统治阶层一部分的白人法官，几乎无人同情试图推翻他们已习以为常的制度的人。因此，大部分黑人将其视为压迫制度的组成部分。法官和律师不假思索地参与了极为不公的司法体系。大部分的法律甚至不加掩饰，毫无公正可言。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白人混淆了“合法”和“道义上正确”这两个概念。因此，当我和另一些人指出不公正的法律并不一定要遵守时，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对教会和大众民主运动及其所领导的抵制不公正法律运动，非常不满。许多南非白人认为非法等于不道德。如果向他们指出世界上存在着禁止夫妻同床共枕的法律，他们似乎不明白基督徒的义务是要服从上帝的法则，而不是哪个人的法则。上帝的法则告诉我们，上帝结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拆散。（在控制黑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下，如果妻子到丈夫做合同工的白人城镇找他，并同宿在男性宿舍，就是违法。）

当我们问法官和律师为什么与违背正义的种族隔离制合作时，他们往往说最高权力在议会，给司法部门留下的回旋余地很小。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辞职，拒绝与不公正的制度合作时，他们说他们害怕政府会任命更不具正义感的人，保住一点正义的机会总比没有好。我认为，议会的最高权力只有在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确实代表人民时，才能实现。南非显然不在此列。能有相对坚持法治的法官在位当然不错，但是如果他们辞职，或许种族隔离的丑恶可以更早更深刻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这样的立场可以加速种族隔离制的灭亡。南非政府利用了司法独立。

有些法官向委员会提供了精彩的陈述，但遗憾的是他们拒绝出面作证，声称这将有损其独立性。这样的托词很难站得住脚。委员会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几乎没有重复这一进程的可能，因而也不可能形成先例。法官和其他到委员会作证的人一样，不会被送上被告席，而是要和我们一道探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构建怎样的司法系统才能帮助我们创建尊重法治、尊重人权的文化。或许我们没有动用委员会的权力传唤这些法官是个错误，因为他们始终违背事实，坚持自己没有责任。大部分黑人都认为司法界是邪恶制度的同伙。他们使这一制度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合法性，玷污了整个司法制度。

我们黑人的理解，是黑人在南非的法庭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法官中不乏可敬的例外，他们不仅竭力为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们挤出一点正义的空间，而且完全没有参与制定那些可恶的法律条款。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拒绝接受一般都是黑人的被拘留者指控遭受酷刑的证词。即使有医学证据支持指控，他们也总是相信警察。一位高级警官向委员会证实了我们认为检察与警察部门之间存在合作的直觉。在调查激进分子神秘死亡案时，情况更是如此，地方法官几乎总是判决无人有罪。他称，在一次质询中，检察官把将向他提出的问题和他应该提供的答案，都事先交给了他。

现在司法界在变革，有更多的女性和黑人被任命为法官。但最近的4个案子，让许多人认为这一系统仍为种族隔离心态所左右。我们的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被破天荒地传去作证，案子涉及他任命一个司法委员会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白人控制的足球业时所凭借的依据，结果法庭判他有罪。另一个案子，一个白人杀害了一个黑人婴儿，但仅被判了缓刑。第三个案子，两个白人警官用铁镐抡向人群，造成两人死亡，但法官量刑极轻。第四个案子，一个白人用枪吓唬一个黑人妇女，把她赶出他的地界时，将她枪杀了，但也只被判缓刑。这类事情无法让从来就不相信这一制度的人们对它建立起信心。

至于工商界，大部分黑人都认为所有公司都参与了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与种族隔离统治者沆瀣一气，以赚取最大利润。工商界，特别是矿山，得益于严格限制黑人人身自由、使他们不能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出售劳动力的通行证法。这些邪恶的法规将班图斯坦（黑人家园）变成了源源不断地供应廉价劳动力的基地。合同工只有在就业期间才被允许进入白人城镇。他们被迫住在单性别宿舍，黑人的家庭生活因而受到极大影响。通行证法及其他法律，使白人的公司得以积聚大量资本，并垄断股票交易。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1]指出，南非的贫富差距令人瞠目结舌，为非洲大陆之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为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导致灾难，必须立即消除这一差距。委员会收到的建议，包括征收财产税、一次性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或要求在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私营公司将其市值的1%作为捐款，用于黑人的发展。委员会让专家们去决定这些建议的可行性，但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一点，即如果种族隔离受害者的物质生活没有得到切实改善，我们就可以跟和解告别了。没有某种补偿，就不可能有和解。

我们进行的妇女听证会，揭示了女性非凡的毅力和勇气。统计表明，妇女到委员会作证时，讲述的几乎都是他人的经历；而男人作证时，几乎无一例外讲的都是自己的经历。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门的妇女受害者听证会，听取与女性相关的犯罪和违反人权事件。妇女在无人陪伴时似乎比男性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折磨她们的人更容易利用她们的亲人打击她们，比如谎称孩子生病或生命垂危。许多人诉说遭受过性虐待，性别成了侮辱她们的手段。她们或遭奸污，或在月经期间无法洗浴，或遭警察谩骂，说她们之所以参加解放运动，是因为找不到男人，实际上是男战士的免费妓女。

我在受害者听证会上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欠女同胞的太多，没有她们就没有我们取得的自由。我要为她们在斗争中发挥的卓越作用，向她们致敬。一天，我的夫人丽雅指着一个汽车保险杠上的贴条喜不自禁，上面写着：“想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女人没有野心！”南非妇女的确了不起。

好坏参半

我们委员会确实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在伊丽莎白港进行的一次违反人权案专门委员会听证会上，艾维·格琴纳女士讲述了白人女狱官艾琳·克鲁斯对她的照顾：

同一天晚上，我看到灯光亮了，牢房的门开了。我不知道是谁打开了牢房。我根本就没看。她对我说：“艾维，是我。我是克鲁斯中士。我给你拿了点药来。”她晃晃我，让我把药吃下去。我告诉她我连东西都拿不起来，不过我可以试试。我跟她说我会尽一切努力。她说：“没关系，别担心。我会帮你的。”她让我吃下药，然后开始给我按摩。这样下来，我至少可以努力睡下。

几天后，一家地方报纸《东部省导报》（Eastern Province Herald）在头版刊出艾维·格琴纳和艾琳·克鲁斯拥抱的照片，并附有以下报道：

昨天饱受折磨的激进分子艾维·格琴纳和她的救命天使——善良的女狱官重逢。在她经过数小时安全警察的残酷审问后，是这位女狱官握着她的手，为她疗伤。当两个人流着泪悲喜交加地在露台上拥抱在一起的时候，37岁的艾琳说：“我从没想到你会记住我。”59岁的艾维答道：“可我被打之后，是你夜里来到我的牢房帮助我的。这样的人，你能忘吗？”

“那是两个人、两个女人的相逢。”艾维追忆道，“我们是那么心心相印。她给我拿来干净毛巾，嘘寒问暖。关系是那么融洽。”艾琳答道，帮助艾维时她觉得自己不过是在“尽职”。

如果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尽善尽美，其成员无可挑剔，则未免言过其实，而且完全是事与愿违的。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们都有缺点，和其他人一样，既有才干，也有错误。谁也不能以道德模范的标准来对我们指指点点。只可惜我们不是，这令我们无比沮丧和懊恼。不难看出，委员会如同牧师的鸡蛋[2]，部分是好的。委员会的确有非凡之处，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有些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有些事还可以做得更好。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是在未知的海洋上航行，而且常常需要灵活应对即时出现的情况。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要归功于所有参与这一进程的人们。

在我看来，委员会的最大不足就是未能吸引大部分白人参与真相与和解进程。这当然可能因为我们的过错，但也可以肯定，我们的白人同胞也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与此同时，他们也拒绝全身心地欢迎新制度。我认为，他们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无病呻吟，尖刻挑剔，在无中生有或真正找到现任领导人的短处时，过早地喜不自禁。他们对自己失去部分政治权力过于愤恨不满。问题是，他们认为在任何社会政治体制中，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做人上人，要么是人下人。在这样的意识中，没有参与和共享权力的一席之地。

可悲的是，南非白人没有一个自己的、有分量的领袖——也必须是他们自己的领袖——告诉他们：“白人同胞，觉醒吧！如果说你们失去的是绝对的政治统治，那么情况的确如此，但是你们手中仍然掌握着很多权力。你们仍掌握着大部分经济权力，你们几乎没有金钱上的损失。你们没有被赶出美丽的家园，没有生活在棚户里。你们受到了比黑人强出许多的良好教育，这也赋予你们很大的权力。你们可以热烈地欢迎新制度的到来，并以自己的资金、才干和技能，助其一臂之力。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幸运。让我们以自己的所有，促进新制度的成功。否则，总有一天，黑人会因政治变革没有给他们带来物质上的实惠而愤怒，那时候就没有曼德拉这样的人物控制他们了。新制度的成功才是我们的最大利益之所在。没有我们的合作，它会失败，而我们也会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大海。”

尽管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仍未赢得因卡塔自由党的全面参与。我们的确进行了努力。他们的正式参与最多只能说是不冷不热，更多的时候是敌对的表现。我们向该党领袖布特莱齐指出，其组织的普通党员只有在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作证后，才能根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被确定是否属于受害者，是否符合享受总统基金赔偿的条件。直到我们这样声明之后，他们才告诉其党员应该到委员会作证。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被转给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包括进赔偿金受益者的名单。我们不得不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在规定期限的最后时刻才递交上来的申请。有些受害者可由大赦专门委员会直接转给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但大部分受害者一般是通过违反人权案件专门委员会转交的。未能及早争取到因卡塔自由党的参与，成了我们的又一缺陷。

在赔偿与复原的过程中也存在缺陷。首先，大赦申请成功的人立刻就自由了，而受害者则在我们的《报告》递交一年之后还在等待最后的赔偿。这令我们非常沮丧，前文已经述及。我也讲过，许多受害者感到，到委员会作证是个转折点，使他们能够为过去画上句号。但是，包括委员在内的一些人批评我们没能提供长期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咨询员，给予证人的支持和同情远远超出一般刑事法庭。但是，很可能有些人在委员会面前重新揭开自己的伤痛后，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专业帮助化解自己的愤怒，反而加重了创伤。难就难在我们得到的授权是进行调查，向政府提出赔偿与复原建议，而非实施。因此，我们无法得到足够的国家拨款，为受害者提供比咨询员更为广泛的心理及其他方面的咨询和支持。我们非常感谢进来填补这一空白的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但如果这本身即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使命的一部分，情况会大为改观。当然，能到委员会作证的不过是受害者中的代表，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得到了这样的机会。最终，我们的建议还是要靠政府和公民社会通过赔偿和复原计划，来维护受害者的利益。

尽管委员会和大赦专门委员会通常合作得很好，有时也难免遇到问题。起草法案时，国民党担心委员会对旧制度存有偏见，因而任命一位法官担任大赦专门委员会主席，并规定大赦决定不得再由委员会审议。因此，这个专门委员会享有特别的自主权，其决定只有法庭可以审议或推翻。在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和温妮·曼德拉的听证会期间，我们得知37位非国大领袖获得大赦。他们申请大赦的动机可嘉——他们要表示他们对其干部的行为负集体责任。然而，在《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中没有在未列举具体罪行的情况下，给予集体大赦的规定，就连我们中间不是律师的人，都对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颇感不妥。但我们被捆住了手脚。我们要提出反对意见，就只有将自己的专门委员会送上法庭。我们试图通过谈判和非国大达成一致，以避免冗长的官司。国民党知道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做出的努力，为了抢功，他们先告上了法庭。最后，我们和国民党的申请同时在法庭审理，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被推翻。国民党毫无原则的行为，令我作呕。他们明知事实并非如此，仍然把我们首先想到的行动鼓吹成自己的胜利。对委员会偏袒非国大的指责从未间断过。我真高兴自己没有政治家那份脑筋。明摆着的原则性，有些人就是可以视而不见。

委员会的成功之一，是旧制度下的许多警察都来到委员会申请大赦，揭露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们掌握的大部分真相，都是从罪犯口中得到的。某些人批评说我们公布的真相，不过是在偏向受害者的听证会上得到的不实指控和责难。而罪犯所提供的恰好是对这种批评的有力回击。受害者听证会上的证词，远不及大赦听证会上揭露的暴行那样令人震惊。像乔伊斯·穆提姆库鲁太太这样的母亲可以说她的儿子在监禁之后头发脱落，身体变形，不得不依靠轮椅，后来人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可能会猜测其中有安全部队的参与。知道一切的警察部门可能成功地让法庭阻止她在证词中对他们指名道姓。但是，最终揭露杀害她儿子的凶手的人，不是她，而是那些申请大赦的凶手本身，那些为阻止她作证而故意当庭撒谎的人。谁也没有承认在她儿子被关押期间曾经对他下毒——据医生诊断，这正是造成他下肢残疾和脱发的原因。但是，杀害他的人坦白并揭露了令人作呕的事实细节——他们绑架了斯皮维·穆提姆库鲁，在咖啡中下毒，朝他头部开枪杀害了他，然后焚毁了尸体。焚尸共持续了6小时之久，他们轮流加柴，翻动大腿，以便全部烧成灰烬。然后他们将骨灰撒进了附近的鱼河（Fish River）。他们把这一切告诉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穆提姆库鲁失踪案的调查中串通作伪供，而且是在宣誓后这样做的。高级警官执法违法，公然提供伪证。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中，罪犯必须彻底披露真相方可换取大赦，而在法庭上他则通过撒谎维护自己的清白。

我们幸运地得到许多警官前来申请大赦，但非常悲哀的是军队，即往日的南非国防部队（SADF），却几乎不与委员会合作。这在我们挖掘真相的工作中留下了一大空白。有些重要人物申请大赦，完全是因为与其联合行动的警察提出了申请，逼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伤口要彻底愈合，和解要彻底有效，就必须了解更多的真相。

总体战略

南非国防部队是博塔为对付共产主义的“全面进攻”而制定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南非处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之下。该机构名义上隶属内阁，但实际上统治国家的正是控制了政府思维的所谓“安全官僚”。进入80年代时，整个国家几乎处于战备状态。我们经历了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那之后，如果质疑政府的决定，亦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不爱国。一切都成了当权者规定的国家安全的附属品。南非白人觉得有个外部的坏世界要来侵犯他们，毁掉他们享有的“南非生活方式”。这个敌对世界想要推翻基督教政府，代之以不信上帝的、没有民主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种族隔离政府的宣传机器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北边接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洲国家都遭受了灾难，实际上，它声言这些国家之所以停顿不前，就是因为被不可靠的、不中用的黑人接管了。

当时，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冷战。他们用尽各种伎俩，特别是利用在不同战区的代理国，显示威力，建立霸权。这一时期，任何政府只要声称自己反共，无论其人权记录多么糟糕，都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因此，种族隔离政府大大得益于里根总统臭名昭著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美国对反种族隔离的情绪只是开些空头支票，他们声称与种族隔离当局这样无法无天的政府保持关系，比孤立和排斥它，可以更好地施加影响，使其弃恶从善。

我曾徒劳地试图说服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通过经济制裁，以和平方式带来南非的变革。1984年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在白宫会见了里根总统及其内阁，但仍没有取得结果。我向他展示我的南非护照时，他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我不能得到正常的南非护照。真正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护照上对我的国籍的记录：“目前无法确定。”我和撒切尔夫人一起饮茶，在唐宁街10号一起度过了近一个小时。她光彩照人，我觉得她的确非常有魅力，与她不能容忍任何软弱的铁娘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我没能说服她相信制裁的重要。正如她在讲到另一件事时所说，本女士不是让人耍的。幸而，两国人民最终还是听取了我们的呼吁，实行了一定程度的制裁，特别是美国的制裁。这大大加快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但直到那时，这两位西方主要领袖都坚决反对制裁。

里根政府资助了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颠覆桑地诺解放运动。他们支持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高压政府，同时还在安哥拉的内战中，支持若纳斯·萨文比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反对当时亲马克思主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南非紧随其后，支持安盟，因为南非也在打击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安哥拉提供了基地。

南非实行了所谓热线追踪，军队袭击了设在所谓前线国家的所谓恐怖主义基地和营地，前线国家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安哥拉、赞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他们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目的是要迫使他们停止给流亡者和南非的解放运动提供庇护所。为加强军事打击，南非还实行了颠覆政策，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培养走狗。它在莫桑比克支持阿丰索·德拉卡马的全国抵抗运动，对执政的解放阵线党进行残酷的战争。全国抵抗运动对自己的莫桑比克同胞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实施割耳、削鼻、切嘴唇或是其他肢解刑罚；绑架整村的人，包括儿童、妇女，并经常奸淫妇女；强迫男童参军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被内战搞得满目疮痍，南非的颠覆政策无疑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1989年10月发布的题为《种族隔离恐怖主义》的报告[3]中，南非国防部队从1980年到1988年进行的颠覆活动共造成：

·　　150万人死亡；

·　　400万难民；

·　　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10万头大象和犀牛死亡，象牙和牛角被用来“补偿”南非为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和安盟所提供的武器。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在付出惨重代价，其大部分耕地无法耕种，因为地里仍然埋着地雷。1999年5月，若阿金·希萨诺总统在首都马普托的一次会议上说，莫桑比克需要60年才能清除干净剩余的200万颗地雷。1993年以来，在耗资高达160万美元后，有6万颗地雷被宣布是安全的。南非国防部队对这一灾难、对安哥拉仍然战火不停的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现南非国防部队对多起严重违反人权案负有责任。在1978年南非国防部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600个纳米比亚人在安哥拉的卡辛格营地被杀。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称卡辛格是个难民营，但南非国防部队坚持说那是个军营，因而理所当然可以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认为袭击造成营地许多平民伤亡，是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委员会本希望有更多的南非国防部队的人出来作证，并得到更多的合作，以便揭开屠杀政策之谜及其导致的后果。我们了解的一点，是从80年代中期起，这一政策导致了南非决策的日益军事化。

任何军队的目的，都是要歼灭敌人，扫除敌方军备。它的存在是为了摧毁和消灭敌人。随着80年代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加剧，军队的矛头日益对内。于是，嫌疑犯和罪犯不再被抓起来，而是被消灭掉。这样的事就发生在了南非学生大会的4个人身上，宾波·马迪凯拉、恩辛克·马塔巴尼和范亚娜·恩拉坡3个少年被杀，赞迪斯勒·姆斯受伤。1982年2月，安全警察引诱他们来到约翰内斯堡以西克鲁格思道谱的一个废弃矿井。申请大赦的警官包括威伦·斯库恩、亚伯拉罕·格罗贝拉、扬·克埃兹和克里斯蒂安·罗利奇。他们告诉委员会，一个保安说学生们想得到武器并训练，然后杀死准尉警官姆克斯。克埃兹认为，与其逮捕这些激进分子，不如杀了他们。现场布置得好像这些少年把自己炸成了碎片。大赦听证会上，我们问申请人是否知道这些少年的年龄，他们是不是恐怖分子，警方是否还考虑了其他杀害方式。罪犯们由一个高级警官指挥，是一个准将下的命令。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因为依法处理嫌疑犯非常困难：逮捕嫌疑犯，并在法庭上提供不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参与、策划或计划颠覆活动，谈何容易。不，那样做太费时间，与其逮捕不如杀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80年代的会议纪要中，充满了“压制”、“消灭”之类的字眼，而种族隔离政府的领导人却想让我们相信，这些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不过就是拘留或者禁止而已。执行命令的人却几乎始终将其理解为杀死、谋害或暗杀。

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列举了一些安全委员会文件和政治家在公开场合或议会演说中使用的词汇（阿非利卡语的英语译文引自《报告》）：

·　 “elimineer vyandelike leiers”（“消灭敌人领袖”）

·　 “neutraliseer”（“压制”）

·　 “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治安手段压制造成威胁的人”

·　 “毁灭恐怖分子”

·　 “fisiese vernietiging——mense, fasiliteite, fondse, ens.”（“形体上的毁灭——人，设施、基金，等等”）

·　 “uithaal”（“拔掉”）

·　 “uitwis”（“扫除”）

·　 “verwyder”（“除掉/让……失踪”）

·　 “maak’n plan”（“制订计划”）

·　 “metodes ander as aanhouding”（“除拘留以外的其他方式”）

·　 “onkonvensionele metodes”（“非常规方式”）

在公开场合，种族隔离政府使用的就是下述这类语言：

安全部队将狠狠打击他们［非国大］，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打击。我说的话就是政府的政策。我们不会坐等他们跨过我们的边界。我们将不断地侦察。我们将确定目标，把这些恐怖分子、他们的同道和帮凶碾碎。[4]

警察和士兵就是以此为依据理解接到的命令的。某些政界、军界和警方的领导人面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时，承认有些词句的确“含糊其辞”，但又申辩说他们没有让其下属去违法。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反驳：“好了，住口吧！”如果他们只想授权监禁、逮捕、禁令或驱逐，那为什么不发出明确无误的命令呢？

约翰·范·德梅尔维将军曾是德克勒克手下的警察头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安全警察司令。他因一系列谋杀案申请大赦。他的话更直截了当一些。我们的《报告》中引述了他在武装部队听证会上陈述的证据：

所有［交给安全部队的］授权，都是为了防止非国大/南非共产党达到其革命目标，而且我们常常需要在前政府的同意下越出法律的界线。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南非警察，特别是安全部队的行为中有违法的成分。

而且：

如果你跟一个士兵说“消灭敌人”，视情况而定，他很可能理解为杀死。话可能不止一个意思，但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意思。

在他作证时，委员会曾给他施加压力：

委员会：我问你，你同不同意使用诸如“vernietig”、“uitroei”、“uit te wis”、“elimineer”［“毁掉”、“铲除”、“扫除”、“消灭”］等字眼，会导致死亡？你同不同意呢？

德梅尔维将军：是的，主席先生。

我们越是逼近那些执行命令的人，得到的答案就越直接。警察安全部门负责情报的头目阿尔夫·乌斯图赞告诉我们：

“拔掉”、“消灭”这些词从来都是明白无误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必须杀掉。

有些前内阁成员向我们提出，对下令进行谋杀和破坏负有责任的，应该是博塔周围的一小撮人。但是，在1990年德克勒克先生开始谈判后首先为种族隔离表示道歉的国民党高级官员雷昂·维塞尔斯先生，则认为这不能成为借口：“我进一步认为，我不能利用‘我们原来不知道’这样的政治辩解，因为我相信在很多方面我们是不想知道。”

这些陈述表明，要想坚持说种族隔离政府从未准许暗杀反对派这一立场，是几乎站不住脚的。我们在《报告》中也指出，有证据显示，自1978年博塔首先作为总理然后作为总统掌权后，国家就开始使用非法手段对付反对派。这种罪恶行径从他又延续到其继任者德克勒克。国家开始犯罪，因而很难再被认为是合法政权。据前内阁部长弗洛克先生说，是博塔下令在1988年8月炸毁南非教会理事会总部科特索大厦的。

委员会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未预见到采用日益军事化的战略可能造成的后果，非常令人遗憾。我们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区分参与军事行动的人和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恐怖分子”一词使用范围甚广，没有确切的定义。所有反对派都被视为理应消灭的对象。

我们发现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是“装聋作哑、推诿责任”的极好范例——政治家们故意将其指令巧妙措辞，使他们这些安全部队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可以将责任推到下属身上。

说出道歉

1996年末的大赦听证会上，有证据揭露出是博塔亲自下令炸毁科特索大厦的。我们的副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尽管被诬蔑为反阿非利卡和对国民党有失公正，却建议我到开普南海岸的乔治城，拜访退休在家的前总统。

这些年我曾几次与博塔先生见面。第一次是在1980年，我作为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率教会领袖代表团，到比勒陀利亚的联邦大厦与他及其内阁见面。同事中有些人批评我们和非法政权的头目打交道。但是，我认为摩西尽管知道法老铁石心肠，却还是接近他。当时和解并不吃香，但我坚定地投身其中，和现在毫无二致。会见中，我向博塔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如果当时被他采纳，就会为我国的和平谈判打下基础。会谈气氛亲切，但我们力图开始对话的努力终告失败，因为我们一口回绝了他让我们到纳米比亚―安哥拉边境的南非国防部队“作战区”进行宣传的要求。后来我们得知，在他会见我们的时候，其政府却试图从背后颠覆我们。他们利用政府秘密资金，支持南非基督教联盟这一右翼私人机构，反对南非教会理事会。

1986年我和南非教会理事会的同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当选开普敦主教。我再次试图说服博塔先生，希望能够奇迹般地说服他改变立场，为和平解决创造机会。这一次是单独会见，气氛依旧亲切，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妥协。尽管会见后他在记者面前和我热情地握手，但照片中的我脸上却带着不自在的表情。

和博塔先生的第三次也是最艰难的会面是在1988年。我请求他免去6个人的死刑，他们被控在1960年曾发生过大屠杀的沙佩维尔杀死了一个被怀疑为政府奸细的人。会见的前半部分是友好的，我们两人冷静地讨论了他是否应该动用总统特权。法庭在那个星期内停止了处决，并给这几个人减了刑。接着，他掉转话题，开始指责我和其他教会领袖为反对对几个政治组织进行的限制而领导的到议会的非法游行。他递给我一封有关此事的信，而信的内容已经提供给议会成员和媒体。我对此提出了抗议。然后，他又攻击说我在一个葬礼上举着共产党的旗子，我让他拿出证据，因为我知道他说的不是实情。我坐在他开普敦的办公室里，暗自思忖着我是洗耳恭听呢还是据理力争。他可是一个能把自己的内阁部长都逼哭的人。我心想：这些家伙让我们的人民受苦，如果非破釜沉舟不可，那就这样吧。他不能这样威吓我。我对他说我不是小孩子，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说话。我是他的客人，他应该以礼相待。可惜我们最后竟真的像孩子一样相互指责。会见结束时，我说我对他的话持严重的保留态度，他则还嘴说：“那就带着你的保留，走吧！”我走了出去，会见不欢而散。不久，教会开展了我们称为“坚持真理运动”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那年晚些时候，科特索大厦遭炸弹爆炸。

1988年后，博塔先生患中风，被德克勒克领导的内阁成员赶下台，一直退休在家。年届八十的他现在已完全退出公共生活。他最后一次在新闻中露面是曼德拉总统拜访他的时候。他当时告诉记者，自己不愿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有任何瓜葛。

伯莱恩博士建议我看望博塔先生，是为鼓励他与我们合作再做一次努力，因为他主政南非时，正值种族隔离压迫最深、“总体战略”达到巅峰的时期。他还曾多次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我本没有必要去看博塔先生，委员会可以向任何人发出传票，并有权搜查和没收。但我还是同意前往，希望以此告诉阿非利卡人我们并非一心想侮辱他们，也不是要把他们追杀到底。我飞到乔治城，在他女儿的家里和他亲切见面。他的女儿是个殷勤的主人，为我们端上茶水和阿非利卡点心，整个气氛与我们会面涉及的可怕问题大相径庭。博塔先生在向我递上一份书面材料后，同意与委员会合作，书面回答我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指出需要经验丰富的律师协助工作，并需要查阅政府文件。他问我是否可以利用我对曼德拉总统的影响力，为庞大的律师费用和使用必要的政府文件取得资金支持。

回到开普敦，我立刻就这两个问题去见曼德拉总统，并立即得到他的同意。我们想方设法迁就博塔先生，一再延迟他递交材料的最后期限。在此期间，他的夫人去世了。我认为，向博塔先生及其支持者表明我与他并无个人恩怨，极其重要。于是，我再次飞到乔治城，参加了他夫人的葬礼。我知道许多黑人对我这样做轻则觉得奇怪，重则感到气愤。的确，事后一个黑人记者找到我，让我务必向听众解释我为什么在场。

博塔先生花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才回答完我们提出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不断揭示出新内容，于是我们决定请包括博塔先生在内的一系列前军政要人举行听证会。书面答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这不同于面对面的问答，一个回答可能引出更多的问题。我们被告知博塔先生身体欠佳，于是同意推迟他的出席。我们甚至建议在乔治城举行听证，以免他飞往开普敦旅途劳顿（尽管他与一位较为年轻的女士订了婚，飞去看她的行程不亚于飞往开普敦）。这对委员会来讲，不仅费用更高，而且更不方便，因为我们不得不把翻译设备带到乔治城。委员会和他的律师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后，他宣布委员会是场“闹剧”，拒绝出席听证。我们发出了传票，但他应该到场的那天，他却派律师带着书面答复来了。

西开普的首席检察官决定以拒绝传票罪传讯博塔先生。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努力。他的案子在乔治城的地方法院开庭后，我们继续谈判，希望达成妥协，争取他到委员会作证。我们提出在附近的饭店进行听证，并可事先将问题提供给他。我们还说他的医生可以在场，必要时我们可以暂停听证，等他身体状况恢复为止。这样的听证用不了一天就能完成。我们的律师和博塔先生的律师之间进行了好一番讨价还价。我们已经尽量迁就，但最后他还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于是法庭审理继续进行。只有邪恶之徒才会说我们是在纠缠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许多黑人认为我们过分迁就，实行双重标准，对曼德拉夫人是一个样，对许多人认为给他们造成巨大创伤和痛苦的人却百般呵护。

过去，博塔先生以他的冷酷和暴躁而畅行无阻。谁也不想和他针锋相对。他以为这些规则仍然适用，但时代已经变了。他可以在关起门来的情况下，在舒适的饭店里接受调查，回答事先已经得到的问题。他选择了继续做个顽固不化的老头，但却因此大吃一惊。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做梦都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他这个曾让内阁部长们胆寒的前国家总统，被送上被告席，接受一个黑人法官的审判。这在道义上也说得过去。公诉方传了几个证人，其中包括警察死亡小组总部的前头目德考克上校。德考克毫不掩饰他对政治领袖的蔑视：“我自己和安全部队的其他人……被胆小的政治家特别是国民党里的人出卖了。”他对法庭说，“他们想得到羊羔，但却不想看到流血和屠杀；他们是胆小鬼。”所有这些都被媒体大加报道。

人们担心，博塔先生可能成为右翼分子骚乱和暴力的焦点，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参加庭审的只有他的一些家人。审判加上延迟，共持续了两周时间。如果他接受我们的建议，问题一天就能解决。

我也被传出庭作证，因为他称我曾向他保证不会让他到委员会作证。在他的律师对我进行了两天交叉讯问后，我觉得走下证人席之前，我必须最后一次向他呼吁。我向法庭请求：

阁下，我可不可以就说一件事？我认为我们还有机会——尽管这是法庭，而且我也不想表示被告有罪。我在此代表由于各届政府——包括他曾领导的政府——所执行的政策而遭受巨大痛苦的人们。我想向他呼吁。我呼吁他利用法庭提供的机会，说他自己本不想造成人们的痛苦，本不会下令或授权……我只是说他所领导的政府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我们的人民希望成为这个国家与和解的一部分。希望博塔先生能够说出“对不起，本政府的政策给你们带来了痛苦”，就说这些。他能不能让自己说出“我很抱歉，本政府的政策给你们带来了巨大痛苦”呢？这样做意义重大，我呼吁你这样做。谢谢。

博塔先生对我的呼吁却只是大发雷霆。他被指控有罪，法官判他缓期监禁和罚款，但由于小小的技术问题，监禁被取消了。（我们过于迁就他，发出传票的时间过迟。发传票的那天，我们的授权到期，而曼德拉总统还没有签署新的授权。）政治上、道义上，他都付出了代价，他不得不面对其政策的受害者和执行者，政治上遭到孤立。法庭上，他是那么可悲，我都替他感到遗憾。他的顽固正是一些人希望看到的——旧制度的领导人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这违背了委员会的意愿。

对德克勒克先生于1990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的富有勇气并具划时代意义的决定，我已经进行过热烈的赞扬。任何事情都无法抹杀这一重要里程碑。我们本来很可能卷入流血冲突的。如果当时他能够毫无保留地为种族隔离表示歉意，就的确达到了伟大的层次，会作为杰出的政治家记录在南非的史册上。令人悲哀的是，在1990年至l993年的新宪法谈判中，他可能被在1992年只有白人参加的大选中赢得的对其政策的支持冲昏了头脑，认为可以通过削弱其主要谈判对手曼德拉而继续掌权。当时，曼德拉已越来越成为他的强劲对手；所谓“黑对黑”的暴力在升级，并发生了多次屠杀事件。他可以声称安全部队并没有煽动暴力，即便煽动了也是个别“坏蛋”的责任，是个别现象。对此我恐怕难以相信。我无法相信，80年代至少有一个内阁部长和两个警察局局长参与的人权暴力事件不过是个别人物的失常之举。

我对德克勒克先生并无敌意。在宣布1993年和平奖得主前夕，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对给德克勒克先生和曼德拉先生共同颁奖的意见。我对此表示热烈支持。如果我表示反对意见，委员会应该会重新考虑其意图，否则咨询我的意见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我当时知道现在了解的一切，我一定会坚决反对。实际上，1996年到委员会作证时，德克勒克先生为种族隔离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又摆出种种借口，使其歉意失去了意义。如果他能像其前内阁同事、外交部长“皮克”·博塔或雷昂·维塞尔斯那样真诚而坦率地道歉，该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啊。他无法看清种族隔离丑恶的本来面目。他是个出色的律师，字斟句酌地护卫着自己的立场，但这只能削弱他的形象，使他成了一个没有宽广胸怀的矮小之人。我希望他能够意识到，他在1998年宣布的成立和解机构的想法，只能给他所执行的政策的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但是为了上帝的慈悲……

在委员会的机构听证中，可以感到对人们产生影响的各种力量的强大。那么多的白人能够过着正常的生活，享受自由和特权，我们对此不应感到震惊。让我们吃惊的，不是许多白人最终接受了沿袭已久的种族主义价值观和态度，并没有真正思考过种族主义政策对其同胞的影响。真正令人惊叹的，是那些——我始终认为是为数众多的——没有屈从于渗透到生活中每一个方面的邪恶风气的人们。这些不平凡的人们不仅抵制住了种族主义主流文化的诱惑，而且希望结束这一制度。如果考虑到种族隔离一方集结的各种强大力量，那么善于塑造白人的态度、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他们能做到这些就更不一般。我们看到过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控制了每一个机构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都在教白人以特定的方式思维和行动。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被程序化了。

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尼日利亚时，感到自己也被程序化了。驾驶我乘坐的飞机的，是尼日利亚飞行员。南非没有黑人做这个工作，因此我为黑人的成就倍感自豪。飞机顺利起飞，但接着就遇到了气流干扰。我们一会儿飞行在这个高度，一会儿又跌落下去。飞机颠簸着向下掉。我被自己的发现所震惊了，我发现我在暗自对自己说：“我真希望驾驶舱里有个白人。这些黑人能让我们顺利过关吗？”这完全是无意识和自发的。我根本无法相信我也被这么彻底地洗了脑。我会矢口否认，因为我为自己呼吁黑人的觉醒而颇感自豪，但在危机中，更深层的东西显现了出来：我接受了白人的定义，认为白人比黑人更优越、更称职。当然，这些黑人飞行员让飞机顺利地着了陆。

我们不能低估条件反射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对违反人权的罪犯，我们应该多一点宽容和理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纵容他们及南非白人实施或允许实施的行为。但如果我们更多地意识到我们和他们一样容易受到影响的话，我们的判决或许会多些爱心。这可以使我们的判决少一点武断和鲁莽，为一些人敞开大门，让他们宽容自己的软弱和怯懦。这或许可以让他们更情愿承认自己的脆弱，因而更容易承担责任。这也可能让我们在判决的时候对自己说：“为了上帝的慈悲，让我前行。”

换言之，希望是有的。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罪犯——以及得益于种族隔离的人——被认识到他们也是人，就算并不坚定，但只要走出自我开脱或拒不认错的模式，说一声“对不起，请宽恕我”，就可以弃恶从善。

经历了委员会的艰苦工作后，我深深地感到——真的是一个异常振奋的认识：尽管邪恶遍地，我们人类还是有向善的非凡能力。我们可以非常善良。正是这一点让我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满怀希望。

[1]《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指质量优劣兼备，源出1895年Punch杂志所载一位胆小的助理牧师与主教共餐时分得一只坏蛋，却说此蛋也有部分是极好的。——译注

[3]《种族隔离恐怖主义：颠覆报告》（Apartheid Terrorism：The Destabilisation Report），菲利斯·约翰森和大卫·马丁合著，英联邦秘书处、詹姆斯·卡利出版社及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4]国防部长马兰将军1986年2月4日在议会上的讲话。

第十一章 没有宽恕，真的没有未来

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近50万人丧生。一年后，我访问了这块满目疮痍的土地。我是作为全非教会大会主席前往的。在为期10年的两届任期中，我努力通过教事访问，把全非大会带到成员教会去，特别是那些经历着这样那样危机的国家。我和大会的其他负责人访问过内战中的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安哥拉及其他国家。我们也去庆祝胜利，比如庆祝埃塞俄比亚以民主代替了压迫和非正义。但我们通常是去处在苦难中的国家，对基督教徒表示声援。大会的领导层去了卢旺达。

我们访问了首都基加利附近的一个村子恩塔拉马，图西族人在这里的一个教堂被扫射枪杀。新政府没有清理尸体，因此教堂就像个墓地，尸体仍保持着一年前屠杀时的样子，恶臭扑鼻。教堂外堆着被凶残杀害的人的头骨，有的上面还扎着弯刀和匕首。我想祈祷，却忍不住哭泣起来。

此情此景令人深感不安，它像一块石碑，记录着我们人类对自己的同胞可以达到何等的凶恶程度。这些兵戎相见的人们常常是曾住在同一个村庄、说同一种语言和睦相处的人。他们相互通婚，而且信奉同一种宗教，大部分是基督教徒。殖民主子希望通过偏向图西族，打击胡图族，维持其欧洲人霸权，为最终酿成非洲当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屠杀播下了种子。（另一个部族叫特瓦族，人数少得多。）这场屠杀没有把人类一切罪孽都归咎于种族主义，因为尽管是白人煽动的种族内乱，真正的屠杀却是黑人杀害黑人。

在离教堂几公里的地方，一些妇女在修建住所，她们把它叫做曼德拉村。这将成为种族屠杀后一些寡妇和孤儿的家。我和开展这个项目的妇女运动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她们说：“我们必须悼念死者，为他们哭泣。但生活还得继续，我们不能永远哭泣。”多么令人赞叹，多么不可摧折！在恩塔拉马，我们可以说看到了死亡和十字架。在曼德拉村，则有复活、新生活、新开端和新的希望。妇女再一次表现出了她们的坚韧和滋养生活的本能。

我还参观了拥挤的基加利监狱，里面塞满被怀疑参与屠杀的人。他们几乎都是胡图族人，有妇女、男人甚至孩子，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中还有教士、修女、教师和律师。有些人因窒息而死。我对巴斯德·比齐蒙古总统说，那个监狱随时可能发生灾难，它只能增加人们的痛苦记忆，加深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的仇视。

访问期间，我还参加了在基加利大体育场举行的集会。人们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创伤之后，还能这样唱歌、跳舞、欢笑，真是令人惊叹。包括总统在内的大部分政界人物都到会了。我应邀布道。我首先表达了非洲其他地区兄弟姐妹的哀思，因为人们都为这里的屠杀和破坏大为震惊。（现在看来，如果国际社会听取了当时发出的各种警告，或许联合国能够调集足够的资源进行干预，种族屠杀很可能不会发生。卢旺达人对联合国颇为愤怒，受害者和幸存者都对这种情况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深感失望。）我说，卢旺达的历史是典型的人上人和人下人的历史。人上人紧紧抓住其既得特权不放，人下人则竭力要把他们推翻。得手后，新的人上人便开始反攻倒算，让新的人下人为他们高高在上时造成的所有痛苦付出代价。新的人下人像愤怒的公牛一样进行还击，试图推翻新的人上人，全然忘记了新的人上人认为自己是在为现在的人下人在位时所造成的痛苦而报仇雪恨。这是复仇与反复仇的悲惨历史。我提醒图西族人，他们等了30年才讨还了他们认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我说，胡图族人中的极端分子也完全可以等上30年甚至更长时间，推翻新政府，大肆反攻复仇。

我说有人在议论建立法庭，因为人们不愿看到罪犯逃脱惩罚。但是，我担心如果他们真想得到的是一报还一报的正义，那么卢旺达已经尝到了它的滋味。无论如何，大部分胡图族人都无法相信法庭判定他们有罪是因为有确凿的证据，也不会相信世界上任何法庭面对同样的证据都会判定他们有罪。他们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他们被判有罪不是因为他们的确有罪，而是因为他们是胡图族人。他们会等待报复的那一天。到时候，他们会让图西族人为恶劣的监狱条件付出代价。我告诉他们，必须打破贯穿其历史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怪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报复性的正义，实行复元性的正义，升华到宽恕，因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卢旺达总统对我的弥撒表示了极为宽容的态度。他说，他们愿意宽恕，但就连基督都说，魔鬼不可宽恕。我不知道他在何处为自己的话找到的根据，但他的一个观点还是得到了一些共鸣，即有些恶行是不可宽恕的。我自己的观点与此不同，但听众对我非常公平友好。后来，我对议会和政界领袖发表了讲话，他们没有因为我反复呼吁实行宽恕与和解、放弃相反的做法而把我轰下台来。

为什么没人反驳我？这些创伤深重的人们为什么会听进这样的逆耳之言呢？他们之所以听我讲，是因为南非发生的事值得他们三思。这难道不是解决冲突的一种可行方式吗？过去刀兵相向的人不能努力和睦相处吗？全世界都认为南非会被血洗，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接着，全世界又认为民主选举的新政府上台后，那些长期被剥夺了权利、人格尊严被无情地踏在脚下的人们，一定会反攻倒算，进行无情的报复，让他们的祖国再次遭受蹂躏。但是相反，我们成立了无与伦比的委员会，人们讲述其伤心欲绝的故事，受害者表达了宽恕的意愿，而罪犯在坦白了确凿的恶行后也请求得到他们所伤害的人的宽恕。

整个世界无法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1999年4月，联邦德国前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听说了我国的情况后，在柏林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未来有了新的希望。”南非人非同寻常地实现了从深重的压迫到相对平稳的民主的和平过渡。他们以自己处理既往的崭新方式，让世界耳目一新。可能一开始他们对自己能在重新回顾过去的可怕情景时表现得那样镇定也感到震惊。这一现象整个世界不能不重视。正是这一点，使我能够在卢旺达的兄弟姐妹面前讲在其他条件下可能被认为是无情和无理的一番话。

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在努力正视和理清其冲突与纷争的历史。我在访问这些地方时，也有同样的感受。1998年，我访问了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两地的人们都非常欣喜地听到，我们南非的经验表明没有任何情况是完全令人绝望的。大部分人都会说我们面对的问题无可救药。我说：“我们的确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但噩梦结束了。”爱尔兰人已经走上结束噩梦的路，不是已经有了《耶稣受难节协议书》（Good Friday Agreement）吗？我说，他们不应该为实施这一关键协议道路上的障碍而灰心丧气。我们的经验是，常常哪里有突破，和平的敌人就会在哪里加倍进行破坏。我说，爱尔兰人应该加倍努力，提高警惕，不要与结束其“麻烦”这样一个近在眼前的珍贵礼物失之交臂。

我告诉他们，在南非，我们常常有坐过山车的感觉。有时我们为新的关键性倡议的出现而欢欣鼓舞，和平与正义似乎近在咫尺。当我们以为只剩最后的一圈时，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屠杀、僵局、局势处于崩溃的边缘、某个代表威胁退出等，我们会跌到绝望和丧气的谷底。我告诉他们这是正常的。最终的报偿是惊人的，他们不应该放弃建立新爱尔兰的梦想。那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竟蒙昧了那么长时间，会意识到善良、和平与宽容是那么美好而且那么简单，而他们却浪费了多少时光和生命。我提醒他们，我们本来也觉得达到现在的地步不可思议。我们的梦魇结束了，他们的也必将很快结束，如同昼夜相随一般。

他们听了这番话，如同听到圣贤的哲言。我的话之所以可信，是因为我们实现了相对和平的过渡，找到了处理遗留问题的新途径。我敦促他们不要为在解除武装问题上遇到的僵局而绝望，希望我的话对他们有所助益。在贝尔法斯特，那么多乐于奉献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被斗争撕裂的社区不停地工作，在彼此疏离的受伤的人们之间搭建桥梁，担当着和平与和解的非凡的代言人。我对他们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徒劳的，他们的努力即使失败了，也没有烟消云散。不，他们可能想不到，他们的工作已经渗入了周围的环境。我们知道的确如此。别人无需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家是美好的，因为我们能感受家的共鸣，这是刻骨铭心的东西。我们知道何时教堂里散发着智慧、神圣的芳菲，知道何时这里回荡着祈祷声。我们几乎能够嗅到神圣的气息，感受到前人的力量和虔诚。一个祈祷声不断的教堂与充满音乐会堂氛围的教堂，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告诉那些为和平与和解努力的人们，不要为看不到进展而放弃他们至关重要的工作。根据我们的经验，没有什么是徒劳的，时机成熟，一切都会结合在一起。回首过去，人们会意识到自己作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他们就是亘古存在的走向统一与和解的宇宙运动的一部分。

让我们生活在友谊与和睦中，一直是上帝的意志。这正是伊甸园这个故事的要旨，那里没有流血，甚至没有出于供奉宗教的流血。雄狮和羔羊一起嬉戏，所有人都是素食者。后来上帝希望所有所造之物能够享受的和谐被彻底动摇和打破，影响到所有上帝的造物。人类成了一群榆木脑袋，相互指责，兵戎相向。他们和造物主被离间。现在他们竭力躲避曾一起漫步伊甸园的上帝。所造之物现在张开了“血盆大口”，友谊被敌对代替。人类在被蛇咬到脚跟之前，会把它碾得粉碎。这个故事正是通过《圣经》极富想象力的诗一般的语言，讲述了生存的真理。

那些不能升华到诗人境界的凡夫俗子，会对这样富有想象力的叙述不屑一顾。然而，即使我们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伊甸园那样的神秘和谐，除非迟钝，否则不会有人怀疑我们的确在亲历所有存在的根本破裂。时间脱了节，生活中充满分歧、不和谐、冲突、动荡、敌意和仇恨。我们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世纪。如果大自然没有被糟蹋和滥用，就无须有生态保护运动。水土流失侵蚀了原本肥沃的良田，土地现在只能长出荆棘。河流、大气被盲目地污染，我们为臭氧层损耗和温室效应可能带来的灾难而忧心忡忡。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还不太自在，到处都弥漫着对失去的乐园的怀恋情绪。

信奉者说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大部分历史，形容为对和谐、友谊与和平的追求史，而我们人类似乎就是为此而生的。《圣经》把这一切描述为上帝领导的恢复原始和谐之战，他希望雄狮再次与羔羊同眠，他们不再习武练兵，因为刀剑被铸成了铧犁，长矛被弯成了吊钩。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成就更好的东西。我们不时可以看到我们本来应该具备的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例如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会同心协力进行抗争，整个世界都包融在巨大的同情和慷慨之中，一时间被我们关怀的人性、一种普遍的乌班图精神绑在了一起。这好的一面还体现在得胜的国家制订马歇尔计划，帮助过去的敌国进行重建的时候；体现在我们建立联合国组织，让全世界的人可以会聚一堂避免战争的时候；体现在我们签署保护妇女儿童权利宪章的时候；体现在我们禁止杀伤性地雷的时候；体现在我们一致禁绝酷刑和种族主义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共存，为了友谊、集体和家庭，我们原本应该生活在相互依存的微妙网络中的。

在事物的核心，存在着一种不易察觉的运动，逆转着离间、破裂、分歧、敌意和不和谐的可怕离心力。上帝启动了向心的进程，开始了向着中心，向着同一、和谐、善良、和平与正义，能够扫除一切障碍的运动过程。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1]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双臂伸展，仿佛要拥抱一切，将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拥进他无所不包的怀抱，让万众万物都有所归依。没有局外人，一切都在内中，都相互归属。不存在什么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家庭、上帝的家庭、人类的家庭的成员。没有什么犹太人或是希腊人、男人或是女人、奴隶或是自由人——没有分裂与隔离，所有的区别构成了一个统一体的丰富多样性。我们有区别，因而我们才能懂得我们彼此需要，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自给自足。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上帝的意志是要把天上、人间的万物，结合在基督的整体中，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一伟大运动。因此古生物学家德日进[2]在其著作《神界》（Le Milieu Divin）中说：

我们有时不禁认为，在创造世界的历史中，同样的东西总是一再重复。这是因为相对我们每个短暂的生命而言，季节过于漫长；相对我们有限而肤浅的认识来说，变迁过于巨大和深刻，以致我们无法看到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不懈进步。让我们相信启示，它又一次在我们凡人的不祥预兆中，忠实地支持着我们。在一切平凡的表象之下，在我们有功无功的忙碌之中，一个崭新的地球正在形成。

一天，福音书告诉我们，人类和上帝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达到这个世界规定的极限。……在万物中悄悄增长的基督的存在，会突然显现出来，如同两极之间的闪电。它将打破所有遮蔽了各种物质的障碍和将它困住的滴水不漏的灵魂，侵入大地。上帝之子的引力如同闪电、猛火和洪水一样，席卷宇宙万物，将它们重新统一和归属于一身……正如福音书中警告我们的，揣测这一势不可挡的事件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是徒劳的。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这可能就是至高的基督功能，也是我们宗教最显著的特点……只有我们的热烈企盼，才能使耶稣基督早日到来……我们基督徒作为以色列人的后人，肩负着让希望之火在世界上永远燃烧的责任。耶稣升天不过20个世纪，我们的期待取得了什么结果呢？

幼稚的急躁和认识上的失误，使第一代基督徒认为基督很快就会归来，结果令我们产生了失望和怀疑。我们对上帝的信仰由于世界对善行的抵制而被破坏。悲观情绪使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邪恶得无可救药。于是，我们让火焰在沉寂的心中逐渐熄灭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诚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企盼了。[3]

因此，我可以对贝尔法斯特的优秀人民说，什么都不是徒劳。他们的行为促进了和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延迟或促进、阻碍或推动处于宇宙中心的进程。基督徒会说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使这一点无可置疑，即善良、欢笑、和平、同情、温存、宽容与和解，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对种族隔离的胜利，就是这个乌托邦式梦想的有力证明。

愿这样的时刻早日到来，男人（和女人）被唤醒，觉悟到在包容一切的创造上帝之子的作业中，世界的一切运动紧密相连。当他们投身于自己的任何一项任务中时，都将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工作无论如何微不足道，都将被宇宙的中心接受并妥善利用。[4]

1989年圣诞节，我访问了圣地，并有幸参观了耶路撒冷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博物馆。当媒体问及我的感受时，我说令人心碎。我说我侍奉的上帝自己也是犹太人，他会问：“但是，宽容哪里去了？”这句话如同水溅进了油锅。我遭到一致谴责。我也对巴勒斯坦人受到的待遇表示了不满，我认为这种状况与犹太先知的教导以及我们基督徒追随的犹太拉比的要求，相去甚远。我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在我下榻处附近的耶路撒冷圣乔治圣公会大教堂墙上出现了乱涂的标语，上面写着：“图图是黑皮肤的纳粹猪。”

因此，1999年1月旧地重游时我有些忐忑不安。我将访问西岸，在一个圣公会教堂布道，并参加佩雷斯和平中心的会议，我是中心的理事会成员。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耶路撒冷的会议组织者不得不谢绝人们的到来。我们所到之处，都显示出南非发生的一切使这里的人们着了迷。前总理、外交部长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西蒙·佩雷斯称赞我们的和解进程为历史上绝无仅有。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耶路撒冷会议上，以色列人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及宽恕与和解的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指出，我们在南非认识到，枪杆子打不出真正的安全。只有当为众人敬仰的中东的所有居民都认为其人权和尊严得到尊重与维护，真正实现了正义的时候，真正的安全才会到来。我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有宽容的必要，必须既保证以色列国的安全，也保证对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和公平。在以色列，人们已经对我另眼相看。

显然，在诸如卢旺达、爱尔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南非所经历的进程，证明了他们的国土上所缺乏的东西的价值。人们听到了逆耳的话，但不会指责我无情无理。更重要的是，似乎听到我的话的人，都从南非的经验中看到了希望。我们幸运地得到了敢于冒险的领袖人物的祝福——当请求得到或给予宽恕时，就是在冒险。

如果你请求得到一个人的宽恕，你可能遭到回绝；你曾伤害的人可能拒绝原谅你。如果你是受伤害的一方，希望给予宽恕，那么冒的险就更大。罪犯可能傲慢而冷酷或毫不觉悟，不会或不愿道歉或请求宽恕。因而他或她无法接受别人给予的宽恕。这种拒绝可能破坏整个过程。我们南非的领导人可以说他们甘冒一切危险，走完坦白、宽恕与和解的路。他们似乎赌赢了，因为我们的国土没有遭受似乎不可避免的灾难。

关键是，当某种关系受到损害或可能崩溃时，罪犯应该承认真相，准备并愿意道歉。这大大有助于宽恕与和解的进程。这并非易事。我们都知道承认错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在几乎每一种语言中，最难启齿的都是“我很抱歉”。因而，那些被指责犯下滔天罪行的人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群体，总是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甚至不承认自己能干出种种暴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们采取否认策略，声言某某事根本没发生过。当证据确凿时，他们便装傻充愣。德国人说他们根本不知道纳粹想干些什么。南非白人也用了同样的遁词。前种族隔离政府内阁部长雷昂·维塞尔斯的话更近情理，他说尽管有人提醒过我们，但我们不想知道。长着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关于犯人在狱中神秘死亡的报道。长着耳朵的人也会经常听闻令人不安甚至胆寒的事情。但是，他们对邪恶却选择了不看、不听、不说。即使坦白的人也会推诿罪责——“我们不过是执行命令”，拒绝以负有道义责任的个体来承认罪责。但每个人都必须为执行有昧良心的命令而承担责任。

没有人愿意暴露自己脆弱或罪恶的一面。但是，如果要进行宽恕与复原的进程并取得成功，罪犯的认罪是必不可少的。承认真相，承认错待了他人，是触及犯罪根源的重要条件。如果夫妻吵架，过失的一方不坦白承认错误，弄清分歧的根源，丈夫照旧献花，两人装作一切正常，那么他们很可能埋下大祸。他们没有充分解决既往的问题，掩饰分歧，不能直面真相，唯恐发生伤人的冲突。他们的行为正是先知耶利米所说的稍事疗伤后便大叫“平安了！平安了！”[5]。他们只是掩盖了裂痕，却没有搞清为什么出现了裂痕。结果只能是，尽管鲜花依旧，伤害却在滋长。终有一天危机会爆发，他们会意识到他们取得的和解是多么草率。真正的和解不能草率。上帝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唯一的儿子的生命。

宽恕与和解不是假装事情并非其本来面目，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对错误视而不见。真正的和解会揭示出恶行、欺侮、痛苦、堕落和真相。有时它甚至让情况恶化。真正的和解是冒险，但终究是值得的，因为处理真相最终会真正抚平创伤。虚假的和解只能带来虚假的复原。

如果犯错的人认识到其错误，那么他应该感到悔恨，或至少为其错误感到后悔或歉疚。这应促使他坦白错误，请求宽恕。这当然需要相当的谦卑，特别是当受害者被罪犯自身的群体所蔑视的时候。南非的情况就经常如此，罪犯往往是政府的特工。

我们希望，受害者能为罪犯的道歉所感动，对罪犯给予宽恕。如前所述，我们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常常对受害者表现出的宽宏大量赞叹不已。当然有人不愿意宽恕。我认为，这充分表明宽恕不是理所应当的，宽恕既不能草率也不易获得。这就是可能出现的情况，而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情况都是那么感人至深，令人自愧不如。

在宽恕时，我们没有要求人们忘却。相反，铭记过去是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暴行的重演。宽恕不等于纵容已犯下的错误，而是意味着认真对待既往，拔除威胁我们生存的毒刺，而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宽恕要求我们理解罪犯，设身处地体谅迫使他们犯罪的种种压力和影响。

宽恕不是多愁善感。对宽恕的研究日益兴旺。过去它被轻蔑地归为精神和宗教概念，而今由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出现，宽恕越来越作为一门学科，成为心理学家、哲学家、医生和神学家的研究对象。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附设了国际宽恕研究所；约翰·邓普顿基金会与其他机构联合开展了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宽恕运动研究。据研究，宽恕还有益健康。

宽恕意味着受害者放弃向罪犯讨还血债的权利，但这同时也解放了受害者。在委员会，我们听到人们说宽恕后感到轻松了。最近一期的《精神状态与健康》（Spirituality and Health）杂志在封面上刊载了三位美国前军人站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前的照片。其中一个问：“你是否已经原谅把你当战犯关押的人了？”另一个人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他的伙伴说：“那么他们似乎还在关押着你，是不是？”

罪犯的悔过和坦白是不是受害者宽恕的先决条件呢？毫无疑问，这样的坦白有助于那些想要宽恕的人，但这并非必不可少的条件。基督并没有等待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请求宽恕。但他们将钉子锤进他的身体时，他已经在请求上帝宽恕他们，甚至找借口为他们开脱。如果受害者只有在罪犯坦白后方肯宽恕，那么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会受制于罪犯，钻进受害者身份的枷锁。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曾用下述比喻阐述罪犯坦白的必要性。想象一下你被关在一个潮湿、憋闷而黑暗的房间里，窗户、窗帘紧闭，外面阳光灿烂，清风拂面。如果你想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就必须打开窗户和窗帘，这样原本就有的阳光将照亮你的房间，清新的空气将扫除周围的潮闷。宽恕也是一样。受害者可能愿意宽恕，送出这份厚礼，能不能接受礼物取决于罪犯——取决于他能不能打开窗户和窗帘。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就可以开启窗户和窗帘，让宽恕的阳光和空气进入他自己。

实际上，宽恕的行为等于我们宣布：我们对未来的关系充满信心，对犯错误的人改过自新、不再重蹈覆辙，充满信心。我们说，现在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个行为表示的是对罪犯可以改变的信心。据基督说，我们应该准备不止一次甚至七次这样做，要七十个七次[6]——无止境地去做，只要你的兄弟姐妹愿意为他们的错误一次次向你坦白。

这是一个挑战，但人无完人，我们总是会因为自己的错误伤害他人，特别是我们所爱的人。因此，我们永远需要一个宽恕与和解的过程，来处理令人遗憾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关系问题。这是人类生存无法逃避的特征。

罪犯坦白和受害者宽恕，并不意味着整个进程的结束。罪行常常给受害者造成了有形的、物质上的伤害。种族隔离为白人提供了巨大的特权和利益，而其受害者则备受压迫和剥削。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钢笔，然后请求我宽恕他，那么他必须退还我的笔，否则其悔过和坦白等于零。只要条件允许，坦白、宽恕和赔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在南非，和解过程受到巨大贫富差距的严重阻碍，富人大部分是白人，而穷人则大多为黑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造成的贫富鸿沟，给和解与国家的稳定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威胁。罪犯和种族隔离的受益者大多属于富人，而大部分受害者则来自穷人阶层。这就是为什么我敦促白人要保证黑人境况的改善，因为如果不能用住房替代黑人居住的棚窝，如果黑人不能够得到白人早已享受的洁净水、电力、廉价的医疗、像样的教育、良好的工作和安全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同和解告别了。

和解可能是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其中不乏崎岖坎坷，不是一朝一夕或靠一个委员会——无论效率多么高——就能完成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只是作出了贡献。和解必须是每个南非人的事。它必须是整个民族的事业，每个人都应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学习他人的语言和文化；准备和乐于补救过去的错误；拒绝成见，拒绝用种族或其他笑话讥讽某一群体；促进尊重人权的文化，加强宽容，对不宽容毫不宽容；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使大部分人甚至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感到自己是局内人，不是被挤到社会边缘的局外人或陌路人。

为和解而努力，就是要实现上帝为人类提供的梦想，即让我们都懂得我们同属一个大家庭，同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微妙网络中。

西蒙·魏森达尔在题为《向日葵》的文集中，讲述了他如何无法宽恕一个请求宽恕的纳粹士兵。这个士兵和一群人包围了几个犹太人，把他们关进楼里，然后纵火烧死了里面的人。现在，那个士兵行将就木，他希望供出同谋，得到一个犹太人的宽恕，以此解除良心上的不安。西蒙默默地听完了他讲述的可怕经历。士兵讲完后，西蒙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当然也没有一句宽恕的话。文章结束时，他问：“你会怎么做？”

《向日葵》汇集了不同的人对其问题的回答。新增的一版[7]中包括了我的文章。魏森达尔面对的困境是非常现实的。他的观点也是许多犹太人的观点，即生者没有权利代表被杀害、被折磨而现在无法为自己决策的死者表示宽恕。他们的不情愿可以理解。如果他们宽恕了，似乎他们认为受害者的遭遇不足挂齿；而且代表那些深受苦难的人们讲话，特别是当你没有遭受过同样深重的苦难的时候，就显得过于臆断了。

1990年底，南非各教会齐聚勒斯滕堡，召开我国宗教界人数最多、代表性最强的会议。本次会议被称为勒斯滕堡大会。与会的既有强烈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教会理事会会员，也有以其神学理论支持种族隔离（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这一立场）的主要白人教会——荷兰新教教会。当然还有那些为数众多的信奉圣灵降临的教会。他们试图不问政治，但他们肯定意识到了自己臆想的中立实际上支持了不公正的现状。此外，还有海外教会合作伙伴的代表以及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所谓非洲独立教会的代表。

会议开始不久，荷兰新教教会的著名神学家威利·扬克尔就代表阿非利卡人，特别是荷兰新教教会的教民，请求黑人基督徒的宽恕。我们不清楚他是不是该教派的指定发言人，但后来其代表团表示支持他的讲话，因此可以把他视为其教派的代表。我们完全可以问他是否也代表了前几代教民。如果不认为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教派先一辈的教民既应共担罪责和耻辱，也应共享宽恕和荣耀的话，这个教派就显得异常怪异了。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否则历史便毫无意义，我们只关注同时代的人足矣，然而显然这不是人类的行为方式。我们褒扬先人的成就，尽管他们属于遥远的过去，我们仍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的影响力与当初取得成就之时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能增强了。失败和耻辱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我们情愿与否，这些都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讲话的时候，深知包围着我们的是众多的见证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扬克尔教授的忏悔如果没有遭到他所应代表的人们的反驳，就应被视为代表了生者和死者，代表了现在的人和既往的人。

我和当时非洲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弗兰克·契卡尼进行了磋商，我们认为，如此诚挚的请求和忏悔，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文字游戏。从神学上讲，我们知道上帝和救世主的福音教诲我们，当别人请求宽恕的时候，应该给予宽恕。我们现在又处在国家历史的重要时刻。同一年的早些时候，曼德拉出狱，国内出现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促进从压迫到民主微妙过渡的真诚努力。如果作为强大和解力量的教会不能实现彼此的和解，那么很可能给政治家和教民传达错误的信息。如果教会尽管背负历史的负担，但仍能够敞开胸怀公开宽恕与和解，就会助和平过渡一臂之力。于是，我站起身，说我们接受这感人和真诚的宽恕请求。

当然，我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过于自作主张。谁给我权利让我自称代表几百万同时代的种族隔离受害者？更不要说几百万已经不在人世的受害者了。DRC把种族隔离带进了教会，为在种族隔离下被划分的黑人、印度裔人和“有色人”，分别建立了教会。与会的一些黑人代表，特别是来自起初被叫做DRC的“女儿”教会后被称为“姊妹”教会的人，对我颇为愤怒，觉得白人教会逃脱了实际或象征意义上的谋杀罪责。他们对忏悔的诚意提出质疑，因为DRC仍拖拖拉拉不愿与黑人教会合并。让他们感到恼怒的另一件事是，尽管DRC中的其他教会都接受了“贝尔哈忏悔”，白人教派仍在进行阻挠。这一忏悔将种族隔离斥为异端。尽管我被要求说明我的立场，而我也非常情愿地进行了解释，我并未遭到驳斥，勒斯滕堡大会也可能的确促进了和平过渡的事业。

我觉得有些难以理解的是，犹太人何以能够接受欧洲各国政府和机构为作为大屠杀的同谋而付出的巨额赔偿。如果我们接受我们不能代表曾历经苦难或已经故去的人而给予宽恕这一观点的话，那么从逻辑上讲，没有直接受到赔偿所涉行为伤害的人，也不能代表他人接受赔偿。他们的立场也意味着罪犯来自的群体和受害者来自的群体要恢复正常和睦的关系，还存在巨大障碍。无论犯罪的一方如何赔偿，无论他们希望采取什么新的更好的态度，他们都摆脱不了脖子上吊着的曾是罪犯的枷锁。这是一个让新的关系变得脆弱和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我希望犹太人的哲学家、神学家和思想家能够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看看为了我们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他们对世界道义的影响非常宝贵，不应受到其现有立场的破坏。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非洲人说欧洲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补偿肮脏的奴隶贸易的罪孽，今天的非洲人永远不愿宽恕欧洲人在奴隶制上的罪责，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奴隶贸易至少造成4000万人丧生，更不要说家庭被毁、妇女遭欺侮以及多少上帝的子民遭受的蹂躏。

如果我们要继续前进，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有效了解肮脏的过去。我可以想到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罪犯或其后代承认已经发生过的残酷事件，受害者的后代以宽恕作为回应，同时应采取措施对影响依在的惨案受害者进行哪怕是象征性的补偿。或许，美国的种族关系要改善，就必须给美洲土著人或黑人一个机会，倾诉他们被劫掠、被奴役的苦难。我们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看到了倾诉的复原功效。

如果当代人不能合法地代表作古的人们，我们就不能对南非早在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之前就存在的种族主义历史的罪孽予以宽恕。我们这块土地的复原就会遭到挫败，因为永远会有暴行被揭露出来，破坏我们既得的成就；或是总有人会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终究这是无效的，因为它不能卸下历史的包袱。”

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古人，为现在，也为将来。不论怎样，这才是群体成其为群体、人民成其为人民的东西。

我曾经深切地希望，在北爱尔兰和中东这种地方致力于解决那些似乎无可救药的问题的人们，不要小看了一些细枝末节，其意义和重要性可能远远超出了表象。令我沮丧的是，我听说那些与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紧密相关的人物拒绝在公共场合握手，有些人甚至竭力避免与对方、与现在的敌人拍进同一张照片。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葬礼上，以色列总统魏茨曼有勇气和巴勒斯坦一个激进组织的领导人握手，的确是不凡之举。这一举动使敌人具有了人情味，而不是将其视为魔鬼。一次小小的握手，可以让不可思议、遥不可及的事情——和平、友谊、和睦与宽容——不再遥远。

我也希望现今世界的敌对方，能用更加缓和的语言形容其对手。今日的“恐怖分子”很可能是明天的总统。南非的情况就是如此。大部分被打成“恐怖分子”的人，现在都成了我们的内阁部长或担任了国民议会中的要职。如果今日与我们有分歧的人可能明天成为我们的同仁，我们还是现在就开始使用变革到来时不至于让我们尴尬的语言对待他们为好。

我们还必须记住，谈判、和平对话、宽恕与和解往往不是在朋友或类似的人中间进行。之所以需要这一切，恰恰因为人们是死对头，视彼此为仇敌。但敌人是潜在的盟友、朋友、同事及合作伙伴。这不是什么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第一次民主选举出的南非政府，是一个由曾经相互殊死斗争的政党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其领袖是一个被当做危险的恐怖主义分子而身陷囹圄27载的人。

如果世界上的冲突各方开始作出象征性的和平姿态，改变他们对敌人使用的语言，开始和他们对话，那么他们的行为也可能改变。例如，在得到承认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建造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勒斯坦人的抵触和敌对，让他们感到被蔑视和侮辱，这对中东未来的各种关系又有什么好处呢？对那些注定要成为邻居的孩子来说，这又能给他们留下些什么呢？阿拉伯国家完全不切实际地认为他们可以摧毁以色列时，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在我们进入新世界之时，如果真正的和平能够降临这块和平之主的土地、人们说Salama或Shalom[8]的土地，那该是献给世界的何等美好的礼物啊！

和平是可能的，特别是如果今天的敌人能够想象彼此化敌为友，并开始行动，使这种友谊成为现实。如果他们谈判时能够照顾到对方的需要，就太好了。愿意作出让步，是力量而不是懦弱的表现。有时值得输掉一场战役，去赢得一场战争。那些为和平与繁荣而谈判的人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辉煌而无价的目标，因此应该不难找到让所有人成为赢家而不是争斗不休的办法。谈判者应该保证谁都能保全面子，谁都不会空手而归、对自己所代表的民众无法交代。我们多么希望谈判者能够避免规定底线、放弃过多的前提条件。在谈判中，我们就像宽恕进程一样，希望提供重新开始的一切机会。顽固不化只能让日子更难过，而表现出灵活性、愿意作出有原则的让步的人将成为最后的胜者。

我曾说过我们的委员会并不完美。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以我的全部热情坚定地说，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处理实现民主后我们所面临的状况的最佳途径。尽管存在各种瑕疵，我们在南非进行的努力还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个疲惫、失望和嫉愤的世界，在频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为看到这个在失望中带来希望的进程而无比振奋。在我访问所到之处，在我讲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地方，人们都把这一不甚完美的努力看作希望的灯塔，看作解决长期暴力、冲突、动荡及派系斗争，以及不仅在各国之间而且更经常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冲突的模式。冲突结束后，北爱尔兰、巴尔干、中东、斯里兰卡、缅甸、阿富汗、安哥拉、苏丹、两个刚果以及其他地方的交战各方，必须坐在一起，决定经过了流血的过去后，他们如何和睦相处，如何共同创造没有冲突的未来。从我们南非的努力中，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线希望。

上帝的确不乏幽默感。除了作为可怕制度的典范，除了用它告诫人们不要如此治理国家和种族关系，明理的人谁能想象南非会是什么其他典范呢？我们南非人是最没有希望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上帝选中了我们。我们不能为自己的成就居功。我们本来注定要遭到毁灭，却被从大毁灭中救了出来。如果存在不可救药的一群，则非我们莫属。上帝希望他人看到我们时能够汲取勇气。上帝希望我们成为希望的灯塔、可行的模式。他希望能指着我们说：“看看南非！他们曾经历了叫做种族隔离的噩梦。现在结束了。他们的问题曾被视为无可救药，现在他们正在解决。任何地方的任何问题都不能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了。你们也有希望。”

我们的实验会成功，因为上帝希望我们成功。这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和强大，而是为了上帝的世界。上帝想要表明，冲突和压迫之后生命依旧；有了宽恕，就有了未来。

[1]《约翰福音》12 : 32。

[2]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古生物学家、哲学家、耶稣会神父，主张进化论，两次来中国进行地质考察（1923、1926—1946），曾参加鉴定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著有《人的现象》、《华北旧石群的发现》等著作。——译注

[3]转引自玛丽·麦卡利斯《不屈的人生——乱世之爱》，第99页。

[4]德日进，同上，玛丽·麦卡利斯引述。

[5]《耶利米书》，6:14，8:11。

[6]《马太福音》，18:22。

[7]《向日葵：宽恕的可能和局限》（The Sunflower : 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Forgiveness），西蒙·魏森达尔著，邵肯图书出版社，1998年。

[8]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即“和平”。——译注

致谢

我要感谢上帝，感谢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委员、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为我们国家的和解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

本书是我在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访问讲学期间完成的。凯文·拉戈里院长及其同事为我提供了一个躲避近年来繁杂事务的场所，让我可以静思写作。我的私人助手拉维利亚·布朗识别了我的笔迹，誊清了手稿。纽约的卡内基公司慷慨资助坎德勒神学院，将约翰·艾伦从南非请来担任我的研究助理，他为手稿的整理、润色做出了宝贵贡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广播报道组根据南非广播公司出版的真相与和解进程光盘整理的文稿，使我们能够迅速查找关键的证据。我对此深表感谢。

没有下述人士的帮助，本书也很难完成，其中包括我的文学代理琳·富兰克林及其在伦敦的同事玛丽·克莱美；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的特雷西·墨菲和埃里·马捷尔；莱德/兰登书屋的朱蒂斯·肯德拉；以及坎德勒神学院的杰克林·史密斯和桑德拉·布赖恩。

没有我的夫人丽雅，我恐怕难以完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重任。我深深地感谢她在委员会的听证及其他工作中，给予我的爱和支持。

后记 吸尘器与洗碗机

贞女圣玛丽教派的玛格丽特·玛格达兰修女，是住在南非的一个圣公会修女。她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述了耶稣是如何处理在其教区遭到的痛苦和愤怒的。她用吸尘器和洗碗机作比喻。吸尘器吸入所有的尘埃并保留在袋中，而洗碗机则在洗净脏盘子后，立即将污秽排泄进了下水道。她认为耶稣的行为更像洗碗机而不是吸尘器。他吸收了遭遇的一切，然后又把一切转移给了圣父。

在委员会着手工作前夕，工作人员中的精神卫生专家向我们讲解了如何应对即将开始的艰巨任务。他们建议我们每个人找一个精神伙伴或类似的朋友或心理咨询员，以便向他们倾诉，卸下精神负担。他们还敦促我们保持有规律的生活，否则我们将吃惊地看到，自己会因为体验到委员会作证的人的痛苦与愤怒而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而且很容易精神崩溃、极度沮丧。他们强调，我们应该和配偶及家人共度快乐时光，保证休息，经常运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坚持宗教仪式。我们自认为已经为伤人的工作做好了准备。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被所见所闻震惊了，常常支撑不住或几近崩溃。我尽量遵守精神卫生人员的忠告，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弄清这一经历对我们产生了多深的影响、给我们及家人造成了多大的损害。有一个委员的婚姻破裂了。（可喜的是，她在委员会重新找到了爱。她和爱人——前违反人权案专门委员会成员——已经喜得男孩，所以并不全是负面的影响。）许多委员说睡眠不安，有些人担心自己脾气变坏了，更容易和配偶吵架，而且饮酒过量。对委员会进行报道的记者也受到了影响。有些人精神崩溃了，有的比过去更容易哭泣。

我们的口译人员更是难熬，因为他们必须以第一人称说话，一会儿是受害者，一会儿又成了罪犯。“他们剥光我的衣服。他们打开一个抽屉，然后把我的乳房放进去，反复挤压我的乳头，直到挤出了白色的液体。”“我们绑架了他，把掺了毒药的咖啡给他喝，然后对着他的头把他毙了。然后我们开始焚尸。焚尸过程中，我们在一边吃烧烤。”如此这般地转换身份，的确难熬。即使远离听证会场的人也会被证人的经历深深打动。一天，我们打印部的负责人告诉我，她打出听证文稿时，在感到滴到胳膊上的泪水时，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地哭泣。

1997年1月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得知自己患了前列腺癌。也许无论我做什么都会患这种病，但这也似乎表明我们做的事的确代价沉重。宽恕与和解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成就的事。我自身的疾患似乎生动地证明了，让创伤深重的人民康复，其代价是何等沉重，担此重任的人们自己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或许我们更像吸尘器而不是洗碗机，我们把所见所闻的痛苦和创伤，过多地吸入了自己体内。

人们说，癌症让我放松了下来，因为我更明晰地认识到真的没有胡闹的时间了。有时我以自己的病为借口差遣我的同事。他们有点固执己见时，我便貌似认真地说：“哦，对我好一点。别忘了我是个病恹恹的老头子。”有时这一招的确可以缓解紧张。

身患危及生命的恶疾，使我有了新的态度和视角。它让生命重新现出炽烈，我意识到有那么多事我认为理所当然——夫人丽雅的爱和奉献，孙子们的活泼和欢笑，日落的壮丽，同事们的奉献，沾满露滴的玫瑰之美。疾患没有让我恐惧，反而使我更加珍视我可能无法再看到和体验的一切。它让我接受了自己的死亡，并深深感激在我一生中发生的美好的事情，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一切。能够亲眼看到自由来临，亲自参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是对我投身反种族隔离斗争多么精彩的肯定啊！

是的，参与使我们的民族复原的工作，是我的极大荣幸。但对委员会的人来说，这一荣幸代价沉重。我意识到，也许，我们只有像亨利·努文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成为“受伤的疗伤人”，我们才能做出成效。

［译名对照表］

A

阿布巴卡·阿斯瓦特 Abubaker Asvat

阿布巴克·伊斯迈尔 Aboobaker Ismail

阿德里安·弗洛克 Adriaan Vlok

奥比·萨克斯 Albie Sachs

阿尔夫·乌斯图赞 Alf Oosthuizen

阿尔蒙德·诺夫梅拉 Almond Nofomela

阿丰索·德拉卡马 Afonso Dhlakama

阿兰·博萨克 Allan Boesak

阿利埃尔·多夫曼 Ariel Dorfman

阿利斯特·斯帕克斯 Allister Sparks

阿曼泽姆多蒂 Amanzimtoti

阿奇·弗莱明顿 Archie Flemington

阿扎尔·卡查利亚 Azhar Cachalia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 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AZAPO）

埃里·马捷尔 Eric Major

埃里克斯·伯莱恩 Alex Boraine

艾琳·克鲁斯 Irene Crouse

艾伦·赛德曼 Ellen Saideman

艾米·比埃勒 Amy Biehl

艾维·格琴纳 Ivy Gcina

安德烈·伊梅尔曼 André Immelman

安德鲁·马库贝 Andrew Makupe

安德鲁·威尔逊 Andrew Wilson

安德鲁·扬 Andrew Young

安迪·泰勒 Andy Taylor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MPLA

安吉·卡佩里阿妮丝 Angie Kapelianis

安娜玛丽 Anne-Marie

奥利弗·坦博 Oliver Tambo

奥奇·鲁本海默 Ockie Raubenheimer

奥斯卡·姆佩塔 Oscar Mpetha

奥乌帕·格阔佐 Oupa Gqozo

B

巴巴尔瓦·姆拉乌利 Babalwa Mhlauni

“巴里”·巴纳德 “Barrie” Barnard

巴斯德·比齐蒙古 Pasteur Bizimungu

班图教育 Bantu Education

班图人Bantu

班图斯坦 Bantustan

邦特赫维尔 Bonteheuwel

保罗·范·弗任 Paul van Vuuren

保罗·维尼 Paul Verryn

贝尔哈忏悔 Belhar Confession

贝弗利山 Beverley Hills

贝纳特·斯巴亚 Bennet Sibaya

贝叶尔·纳武德 Beyers Naudé

蓓丝·萨维芝 Beth Savage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比尔·莫叶斯 Bill Moyers

比勒陀利亚 Pretoria

比绍 Bisho

比斯拉尔 Beeslaar

彼得·斯多利 Peter Storey

彼得马里茨堡 Pietermaritzburg

宾波·马迪凯拉 Bimbo Madikela

波波·莫雷夫 Popo Molefe

伯格尼·芬卡 Bogani Finca

博普塔茨瓦纳 Bophuthatswana

博塔 P. W. Botha

布赖恩·恩古兰加 Brian Ngqulunga

布赖恩·米歇尔 Brian Mitchell

布舍维尔 Bosheuvel

布特莱齐 Mangosuthu Buthelezi

D

达豪集中营 Dachau

大卫·施卡兰加 David Tshikalanga

丹泽尔·伯基埃特 Denzil Potgieter

德尔马斯叛国案 Delmas Treason Trial

德克·克埃兹 Dirk Coetzee

德克勒克 F. W. de Klerk

德尼斯·赫尔利 Denis Hurley

德日进 Teilhard de Chardin

德斯蒙德·图图 Desmond Tutu

丁干 Dingaan

丁干日 Dingaan’s Day

东特兰斯法尔 Eastern Transvaal

杜拉赫·奥马尔 Dullah Omar

杜米萨·恩彻贝扎 Dumisa Ntsebeza

多齐奥·塞克斯瓦里 Tokyo Sexwale

E

恩塔拉马 Ntarama

恩辛克·马塔巴尼 Ntshingo Matabane

恩亚梅克 Nyameko

F

法尔 Vaal

法兰西斯·古尔 Francis Cull

法泽尔·兰德拉 Fazel Randera

泛非大会 Pan Africanist Congress（PAC）

泛非学生组织 Pan Africanist Student Organization（PASO）

范亚娜·恩拉坡 Fanyana Nhlapo

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费拉·恩德旺德维 Phila Ndwandwe

芬特斯多普 Ventersdorp

弗兰克·契卡尼 Frank Chikane

弗洛克 Vlok

福特·卡拉塔 Fort Calata

G

格登·威尔逊 Gordon Wilson

格莱塔·阿佩尔戈兰 Greta Appelgren

格兰达·维尔舒特 Glenda Wildschut

格里菲斯·姆先格 Griffiths Mxenge

古古乐图 Gugulethu

谷奇·泽瓦尼 Kuki Zwane

H

哈罗德·费罗 Harold Sello

哈维·考克斯 Harvey Cox

汉弗里·卢杨铎·基昆发 Humphrey Luyando Gqomfa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荷兰新教教会 Dutch Reformed Church

贺兰吉维·姆吉泽 Hlengiwe Mkhize

赫斯特·舒贝斯伯格 Horst Schobesberger

黑人觉醒运动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黑色腰带 Black Sash

亨利·努文 Henri Nouwen

胡图族 Hutu

华莱士·麦克格莱格 Wallace MacGregor

怀纳德·马兰 Wynand Malan

J

基加利监狱 Kigali Prison

吉德昂·纽武德 Gideon Nieuwoudt

吉米·克鲁格 Jimmy Kruger

杰弗里·斯图德尔特·肯尼迪 Geoffrey Studdert Kennedy

杰克林·史密斯 Jacqueline Smith

杰克逊·马科 Jackson Maake

杰里·理查森 Jerry Richardson

K

卡德尔·阿斯马尔 Kader Asmal

卡辛格 Kassinga

凯洛格基金会 Kellogg Foundation

凯文·拉戈里 Kevin LaGree

科拉多克四人帮 Cradock Four

科尼留斯 Cornelius

科萨·姆格佑 Khoza Mgojo

科特索大厦 Khotso House

科依人 Khoikhoi people

克里斯·德杰格 Chris de Jager

克里斯·哈尼 Chris Hani

克里斯蒂安·罗利奇 Christian Rorich

克鲁格思道谱 Krugersdorp

克瓦恩德贝利九人团 KwaNdebele Nine

肯尼斯·克加塞 Kenneth Kgase

肯雅塔总统 President Jomo Kenyatta

夸祖鲁―纳塔尔 KwaZulu/Natal

L

拉维利亚·布朗 Lavinia Browne

莱索托 Lesotho

勒斯滕堡 Rustenburg

雷昂·维塞尔斯 Leon Wessels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理查德·戈德斯顿 Richard Goldstone

理查德·莱斯特 Richard Lyster

立特里特 Retreat

丽雅 Leah

联合民主阵线 United Democratic Front（UDF）

林伍德 Lynnwood

琳·富兰克林 Lynn Franklin

零零行动 Operation Zero Zero

卢卡斯·斯克维培里 Lucas Sikwepere

鲁罗 Lolo

罗本岛 Robben Island

罗伯特·麦克布莱德 Robert McBride

罗尼·卡斯理尔斯 Ronnie Kasrils

M

马尔文·弗兰克尔 Marvin Frankel

马格纽斯·马兰 Magnus Malan

马科斯总统 President Ferdinand Marcos

马里奥斯·奥埃尔齐格 Marius Oelschig

马鲁斯·马普尔瓦纳 Malusi Mpumlwana

马梅洛地 Mamelodi

马佩特拉 Mapetla

马普勒·拉马沙拉 Mapule Ramashala

马塞卢 Maseru

马修·格尼维 Matthew Goniwe

玛格丽特·玛格达兰 Margaret Magdalen

玛古酒吧 Magoo’s Bar

玛姬·斯克萨娜 Maki Skhosana

玛丽·伯顿 Mary Burton

玛丽·克莱美 Mary Clemmey

玛丽·麦卡利斯 Mary McAleese

玛丽亚塔·杰埃格 Marietta Jaeger

毛毛 Mau Mau

梅费尔 Mayfair

蒙谢韦尔 Munsieville

米洛舍维奇总统 President Milosevic

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

民族之矛 Umkhonto weSizwe（MK）

墨菲·莫罗贝 Murphy Morobe

姆彼罗 Mpilo

姆丹查尼 Mdantsane

姆克斯 Mkosi

姆普马兰加 Mpumalanga

N

内维尔·克拉伦斯 Neville Clarence

纳克迪恩 Narkedien

南非国防部队 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SADF）

南非学生大会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s（COSAS）

尼克德姆斯·索诺 Nicodemus Sono

尼亚米·格尼维 Nyami Goniwe

努乔马 Sam Nujoma

诺布依塞罗·姆拉乌利 Nombuyiselo Mhlauni

诺雷·莫哈比 Nohle Mohapi

诺蒙迪·卡拉塔 Nomonde Calata

P

帕埃斯·兰嘉 Pius Langa

帕尔 Paarl

帕特里克·“恐怖”·雷克塔 Patrick“Terror”Lekota

培伯克三人组 Pebco Three

皮埃特·莫格埃 Piet Mogoai

皮诺切特将军 General Augusto Pinochet

普尔斯莫 Pullsmoor

普莱斯拉·莫索郁 Priscilla Mosoeu

Q

恰恰乌里·戈多罗兹 Qaqawuli Godolozi

前线国家 frontline states

乔·马马塞拉 Joe Mamasela

乔·斯洛沃 Joe Slovo

乔伊斯·穆提姆库鲁 Joyce Mtimkulu

乔伊斯·赛伊佩伊 Joyce Seipei

乔治·比祖斯 George Bizos

乔治·桑塔亚纳 George Santayana

R

人口登记法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

若阿金·希萨诺 Joaquim Chissano

若纳斯·萨文比 Jonas Savimbi

S

塞法鲁 Sefolo

桑德拉·布赖恩 Sandra Bryan

桑地诺解放运动 Sandinista liberation movement

沙尔克·范·伦斯伯格 Schalk van Rensburg

尚比龙·加勒拉 Champion Galela

社团区域法 Group Areas Act

圣灵降临节 Christian Pentecost

史蒂芬·奈都 Stephen Naidoo

史蒂夫·比科 Steve Biko

斯贝罗·穆孔托 Sparrow Mkhonto

斯波·哈舍 Sipho Hashe

斯丹察·伯帕佩 Stanza Bopape

斯登皮埃·赛伊佩伊 Stompie Seipei

斯皮维·穆提姆库鲁 Siphiwe Mtimkulu

斯威士兰 Swaziland

苏布西索·安德鲁·荣都 Sibusiso Andrew Zondo

索韦托 Soweto

T

塔博·姆贝基 Thabo Mbeki

泰尼·马雅 Tiny Maya

唐迪 Thandi

特雷西·墨菲 Trace Murphy

特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特瓦族 Twa

图西族 Tutsi

土著合并法（城区） Natives（Urban Areas）Consolidation Act

托拉斯·费得农场 Trust Feed Farm

W

威利·扬克尔 Willie Jonker

威伦·斯库恩 Willem Schoon

维多利亚·姆先格 Vitoria Mxenge

维尔沃德 Verwoerd

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Victor Verster prison

维伊希勒·布赖恩·马达斯 Vuyisile Brian Madasi

魏茨曼 Ezer Weizman

温迪·奥尔 Wendy Orr

温妮·马蒂奇泽拉―曼德拉 Winnie Madikizela-Mandela

沃尔特·西苏鲁 Walter Sisulu

沃斯特 B. J. Vorster

沃特班克 Witbank

乌班图精神 ubuntu

乌特·巴森 Wouter Basson

X

西奥兰多 Orlando West

西德尼·波蒂埃 Sidney Poitier

西蒙·佩雷斯 Shimon Peres

西蒙·魏森达尔 Simon Wiesenthal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SWAPO

西尼·穆法马蒂 Sydney Mufamadi

西塞罗·姆拉乌利 Sicelo Mhlauli

西斯凯伊 Ciskei

希茨维·孔迪勒 Sizwei Kondile

希西·坎佩培 Sisi Khampepe

谢里尔·拉马福萨 Cyril Ramaphosa

辛括瓦纳·马尔加斯 Singqokwana Malgas

辛普森 O. J. Simpson

薛利·古恩 Shirley Gunn

伊斯梅尔·马霍麦德 Ismail Mahomed

以利沙 Elisha

因卡塔自由党 Inkatha Freedom Party（IFP）

尤金·德考克 Eugene de Kock

约翰·艾伦 John Allen

约翰·邓普顿基金会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约翰·范·德梅尔维 Johan van der Merwe

约翰·马丁·范·泽尔 Johan Martin van Zyl

约翰·史密特 Johan Smit

Z

Y

雅各·厄克特 Jacques Hechter

雅思明·苏卡 Yasmin Sooka

亚伯拉罕·格罗贝拉 Abraham Grobbelaar

亚德瓦谢姆 Yad Vashem

扬·范·德霍芬 Jan van der Hoven

扬·范·里贝克 Jan van Riebeeck

扬·克埃兹 Jan Coetzee

扎哈拉·纳克迪恩 Zahrha Narkedien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种族分类局 Race Classification Boards

朱蒂斯·肯德拉 Judith Kendra

自由宪章 Freedom Charter

祖拉·普林斯·玛巴拉 Zola Prince Mabala

LONG WALK TO FREEDOM

by Nelson Mandela

Copyright © 1994, 1995 by 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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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10-2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漫自由路 : 曼德拉自传 / (南非) 曼德拉著 ; 谭振学译. —3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2015.2 重印）

ISBN 978-7-5495-5490-4

Ⅰ. ①漫… Ⅱ. ①曼… ②谭… Ⅲ. ①曼德拉，N.（1918～2013）－自传Ⅳ. ①K834.7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7429号

本书中部分图片由CFP提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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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42　插页：16　字数：625千字　图片：30幅

2014年9月第3版 2015年2月第3次印刷

定价：98.00元（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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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光辉岁月

译序 勇者曼德拉

致谢

影像集 自由之路（1918——2013）

第一部 乡村童年

第二部 约翰内斯堡

第三部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

第四部 斗争是我的生命

第五部 叛国罪

第六部 黑色的海绿花

第七部 利沃尼亚

第八部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

第九部 罗本岛：希望的曙光

第十部 与敌人对话

第十一部 自由

［译名对照表］

［纳尔逊·曼德拉年表］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光辉岁月

熊培云

一切个人传记必然是“断章取义”的。这未必是坏事。曼德拉愿意以“Long Walk to Freedom”为主题来回溯自己的一生，既是为了在书面上为自己的人格赋予意义，也是在表明他对自由的态度——追求自由，是他生死以之的志业。

早先读《漫漫自由路》的时候，我也注意到网上有一些关于曼德拉的负面评价。比如他脑子里还有些列宁、斯大林式国家主义的东西，作为总统不懂市场经济，等等。批评者感叹曼德拉在破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促进族群和解方面光彩照人，其他细节却被世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过依我之见，上述细节即便是事实，历史也会将它们慢慢淡忘。世人乐于铭记的还是那个意义最大化的曼德拉。正如乔治·华盛顿虽然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蓄奴经历，但这些并不影响美国人将他尊为国父。没有谁是完人，英雄、圣人、伟人都不是。你我肉身凡胎所能企及的“完人”高度，也不过是尽量做个能完成自己某一天命的人。前提是，你还要知道自己有何天命，因何而往。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只是有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何天命，或虽知其天命，大多又都辜负了自己的天命。就后者而言，他们不是死在人生的结尾，而是死在人生的中途。曼德拉的幸运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天命，并且坚持到了人生最后。此天命就在于让四分五裂的南非走向团结与自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了解他的优点远比缺点更重要，因为他的某些缺点已广泛地存在于同时代人物当中，而他在完成天命时所具有的良知、勇气在同时代却是屈指可数的。

《漫漫自由路》是一本关于南非黑人争取自由历程的书。在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曼德拉曾谈到自己并非生来就渴望自由，因为他生下来就是自由的。那时候他可以在家里自由地奔跑，在村旁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这些都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发现生活中的不自由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这种不自由感是从他的生活经验中慢慢生长出来的。而当他意识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的时候，他开始担负自己的天命，开始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

曼德拉的传奇主要集中在两段人生：一是为反对种族隔离而坐了二十七年牢，二是当选总统后致力于推动南非族群和解。这两段人生在本质上一以贯之，都是避免一个国家处在事实的分裂之中。作为新南非的领导者，曼德拉更希望建立起一套制度，使“一群人压迫另一群人”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希望太阳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监禁，这一剥夺人类自由的刑罚，比起直接戕害身体的刑罚貌似进步。米歇尔·福柯将监禁视为精神的刑罚，其作用主要在于规训，在于摧毁人的意志。在此意义上，曼德拉又是幸运的。他不仅没有被训服，反而在二十七年后破茧而出。

曾经关押过他十八年的罗本岛监狱如今早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并被人称为“曼德拉学校”。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监禁岁月里，曼德拉更好地理解了自由和奴役。一方面，他从对自己的自由的渴望变成了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另一方面，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因为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可恨的囚犯，他们被锁在幽暗人性的铁窗背后。两种解放所针对的，都是被束缚的人性。曼德拉洞悉人性中被遮蔽的光亮。他相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一定的仁慈和慷慨。他相信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既然恨是后天学来的，那么爱也一定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而且爱在人类的心中远比恨来得更自然。

获得自由的人，同样要经受自由的考验，才能真正拥有自由。对自由的理解让曼德拉变得宽宏大量，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天命。“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回想人类历史中的无数革命与苦难，这段话尤显意味深长。笔者相信，真正伟大的革命，不在于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翻身做主人，而在于让这个国家从此不生产奴隶。

在《漫漫自由路》中，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些与曼德拉精神有关的词汇：勇敢、仁慈，以及心怀希望。这些品质也并非与生俱来。如其所述，“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读马丁·路德·金的传记时也深有体会。这是一种在恐惧面前让自己免于恐惧的自由。

曼德拉曾经在法庭上念完自己四个多小时的稿子后，静静等待死刑判决。但只要是活下来了，哪怕是在监狱里，也要积极生活——哲学意义上，我们谁又不是在狱中求存呢？在此，我愿意将他的狱中生活概括为“小处安身，大处立命”。

相信许多人都在在曼德拉身上看到影片《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的影子：坚守心中的维度，不被监狱体制化，与恶周旋同时坚守底线，相信人性中的善。此外，力求从小处着手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曼德拉和狱友们不仅一度争取到了《经济学人》杂志，还给自己开辟了网球场。甚至，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监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块菜地。1982年，曼德拉被转移到波尔斯穆尔监狱后，有了更大的菜园，近900株植物让他变成了一个“菜农”。种植菜园成了曼德拉在狱中最愉快的消遣，也是他“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些植物的荣发生长除了给了他耐心和时间感，还有其他意义。而且，曼德拉很快注意到，当狱警吃了囚犯种的番茄后，举起皮鞭的手不再那么有力了。

历史上任何直接针对人性的改造都以失败告终，真正有希望的变革是将人性置于美好的关系（制度）之中，让人性之恶得到规避，人性之善得到弘扬。所以说，不是人坏，是关系（制度）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坏的关系（制度）彻底改变之前，人必定甘于束缚而无所作为。若真如此，新关系（制度）也必然无从建立。

曼德拉谙熟“小处安身”的道理，他很快意识到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长、监狱管理局局长，甚至也不是监狱长，而是负责其监禁区的狱警。前者会以不合规定（制度）为由拒绝给你一条毯子，但走廊内的那位狱警可能会二话不说，立即到仓库里给你拿条毯子。这样的交往在曼德拉眼里意义非凡——狱警身上那些若隐若现的人性，虽然短暂无比，但作为人性永不熄灭的火种，却能给他无穷信心。另一方面，监狱里的这些“小处安身”，也是曼德拉“与敌人对话”的开始，所谓“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

当然，上述权宜之计和细碎的希望并不能掩饰苦难本身，肩负天命者还必须于“大处立命”，融入时代的洪流。熟悉南非转型历史的人知道，南非最终能够平稳转型，仍决定于那是一个敌友双方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一合力，远非曼德拉一人所能完成。除了大主教图图、流亡律师奥比·萨克斯，更有白人政府时期的当政者德克勒克。人势已有，时势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东欧剧变，苏联无力支持非国大，一直拒绝对话的非国大能否与南非白人政府走向谈判桌？如果德克勒克是个铁血的独裁者，曼德拉又是否可以平安地走出监狱？

从这些方面说，曼德拉和南非是幸运的。1993年，放下权柄的德克勒克与走出监狱的曼德拉同时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彰显转型时期当政者与反对派联手推进的积极意义。相较于曼德拉，许多人并不熟悉德克勒克也获过诺奖，大概是因为前者人生实在过于传奇，以至于闪现在德克勒克身上的人性的光辉被部分遮蔽了。对于德克勒克，图图大主教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有较为公允的评价——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历经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当然，幸运同样给了德克勒克。如果德克勒克遇到的是个一心复仇，誓死让白人以血还血的人，他也可能无所作为。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走完了他九十五年的人生历程。曾经有人问他，希望世人如何纪念他，他的回答是——“我希望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一句话：埋葬在这里的是已经尽了自己职责的人”。

为自己尽责，在我看来就是“以己任为天下”，就是“以不负自己之天命而不负世界”。曼德拉的上述遗言让我想起刻在伦敦西敏寺地下无名墓碑上的文字：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据说这是块改变了曼德拉一生的墓碑。几十年前，他因为看到这篇碑文而茅塞顿开，从此放弃了急功近利、以暴易暴的思维，努力于让自己成为亲友和同胞眼中的榜样。几十年后，他终于因为改变并坚持那个最好的自己而改变了他的国家。我不确定这段传闻是否属实，但我确定西敏寺已经在2014年3月宣布将为曼德拉安放纪念石，因为这位黑人的确改变了世界。

曼德拉是一个传说，他将以意义曼德拉的形式在世界流传。2013年初，我在美国开始第二次为期一月的旅行。为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非暴力抗争史，我横穿大陆，多次搭乘了夜间巴士赶往下一座小城。在那一次次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中，伴我最多的歌声是黄家驹为曼德拉出狱而写的《光辉岁月》。记得有个晚上，当大巴车穿行至一片雪地山林时，耳畔正好传来“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时竟至热泪盈眶。

一个来自东方的游子，在美国的风雪中怀想起远在非洲的曼德拉，这是一幅怎样穿透黑夜的人类精神交流图景？我们总是盼着自由来临的时候，将迎来光辉岁月，其实光辉岁月并非只在将来，更在我们承受并拒绝苦难之时。

2014年8月8日，于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译序 勇者曼德拉

谭振学

勇者曼德拉自传的创作本身就充满着传奇色彩。在狱友瓦尔特·西苏陆和凯西的建议下，曼德拉于1975年在罗本岛狱中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罗本岛监狱当局当时对以曼德拉为首的政治犯管理很严，撰写回忆录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开始数周，曼德拉白天去石料厂劳动，晚上吃过晚饭后先睡一觉，然后从晚上10点钟开始在墙上撑起的简易书桌上伏案写作。后来，由于身体实在是吃不消，于是只好请病假不去石料厂劳动。监狱当局似乎对此并不介意。因此，曼德拉得以白天睡觉，夜间秘密地撰写回忆录。为了不让监狱当局发现，曼德拉及其狱友建立起了一条处理手稿的“流水线”。每天，曼德拉把写好的手稿设法交给凯西，凯西看过后再设法把手稿交给瓦尔特，瓦尔特看过后再交给拉鲁·奇巴。最后，由拉鲁·奇巴把手稿转换成微型速记稿。经过4个月的机智而辛勤的劳作，他们终于共同完成了回忆录的初稿。按照刑期，狱友麦克将于1976年出狱，因此将手稿带出罗本岛监狱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在麦克出狱之前，厚达500页的手稿必须妥善隐藏。为此，在狱友的帮助下，曼德拉把书稿分成三捆，分别用塑料布包好后埋在了院子内的角落里。不幸的是，后来其中的一捆被监狱当局无意中发现了。这给曼德拉及其狱友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麦克于1976年12月份被释放。几经周折，麦克成功地把书稿带到了伦敦。在伦敦，麦克对书稿进行了整理，并设法将书稿打印成册。直到1994年，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之后，书稿才经过认真整理正式由英国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该书一面世立即引起了轰动，很快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书。1995年该书由Abacus（阿巴克斯）公司再次出版。此后，其印刷次数达到27次之多。

曼德拉出身于南非泰姆布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既是泰姆布国王的参事，也是姆卫佐部落的酋长。曼德拉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不久，泰姆布代理国王容欣塔巴收养了他。容欣塔巴对他非常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在代理国王的监护下，曼德拉完成了初级和中级学业，并顺利地考取了福特黑尔大学。在学校里，曼德拉不但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学生，而且也是一位满腔热情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遗憾的是，由于曼德拉坚持原则，拒绝向学校当局低头，最终他不得不选择了中途辍学。

按照他的监护人对他的定向培养，曼德拉本来也可以像其父亲一样做泰姆布国王的参事。但是，为了逃避代理国王为他安排的婚姻，曼德拉毅然决然地与代理国王的儿子一起离家出走。他们两人几经周折来到约翰内斯堡，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在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受尽了各种苦难和磨炼，先后干过金矿保安、律师事务所学徒、律师。在入不敷出的艰难困苦中，他边谋生边学习，依靠坚忍不拔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南非大学考试，拿到了福特黑尔大学毕业证。随后，他又考取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这为他后来兴办律师事务所创造了条件，也为他从事反对白人专制和种族隔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从事律师工作期间，曼德拉亲眼目睹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野蛮和黑暗。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南非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早在1944年，曼德拉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并参与组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他先后担任过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副主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

1961年，曼德拉创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民族长矛军（又译“民族之矛”），从而结束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无法对南非独裁政府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为应对南非独裁政府要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曼德拉起草了著名的“曼德拉方案”，简称“曼氏方案”。该方案在后来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曼德拉参与领导了一系列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种族迫害的斗争。最著名的是“沙佩维尔反通行证法大示威”和“全国抗议日大罢工”。随着斗争的深入，南非白人独裁政府对曼德拉及其他非国大党人的迫害和镇压也逐步升级。曼德拉曾经多次被“禁止”（一种限制人身和言论自由的治安处罚）和逮捕：1953年被禁止参加集会2年；1956年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5年；1962年8月被逮捕入狱，同年11月被判处5年监禁；1964年6月12日被判处终身监禁。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27个春秋，其中在罗本岛监狱里就被关押了18年。

即使是在极其艰难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也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他把监狱里的斗争看作整个南非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种族迫害斗争的一部分，把监狱变成了与白人独裁政府作战的战场和学习的课堂。有人甚至把罗本岛监狱称作“曼德拉大学”。

长期恶劣的斗争和监禁生活并没有摧毁他的身躯和意志，反而使他政治上更加成熟，观察问题更加周全，人格魅力得到了升华。曼德拉的伟大人格和坚强意志甚至感动了监管他的狱警，后来他们彼此竟然成了朋友。这种非凡的人格魅力帮助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世界上最受敬重的政治家。他的贡献已经超越了他的国土。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荣获了许多世界级荣誉：1991年，他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起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1993年7月4日，曼德拉获得了美国克林顿总统授予的“费城自由勋章”；1993年10月，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一起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998年9月，曼德拉又获得了美国“国会金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奖项的非洲人；2000年8月，南部非洲共同体授予他“卡马奖”；2005年，曼德拉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亲善大使”。

作为一位当代伟人，曼德拉博大宽广的胸怀备受世人敬仰。2000年，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这样一件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在总部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工作人员开启电脑时，电脑屏幕上的曼德拉头像竟逐渐变成了“大猩猩”，全国警察总监和公安部长闻之勃然大怒，南非人民也因之义愤填膺。消息传到曼德拉的耳朵里，他反而非常平静，对这件事并不“过分在意”。他说：“我的尊严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几天后，在参加南非地方选举投票时，当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看着曼德拉身份证上的照片与其本人对照时，曼德拉慈祥地一笑：“你看我像大猩猩吗？”逗得在场的人笑得合不拢嘴。此后不久，在南非东部农村地区一所新建学校的竣工典礼上，曼德拉不无幽默地对孩子们说：“看到你们有这样的好学校，连大猩猩都十分高兴。”话音刚落，数百名孩子直笑得前仰后合，曼德拉也会心地笑了。他善于巧用别人对自己的恶作剧来活跃气氛。在这里，幽默成为曼德拉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种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也体现着一种“厚德载物”的至高境界。

2003年年底，我有幸去南非参加了商务部机电司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正是利用这次机会，我购得曼德拉先生的自传——Long Walk to Freedom。当时购买此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拜读，并没有翻译出版的打算。

当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巨著之后，曼德拉先生那坎坷的人生和志存高远、好学上进、百折不挠、豁达开朗、虚怀若谷、甘愿为人民的利益和正义事业献身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因此，产生了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的强烈愿望，以便让中国读者深入了解这位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当今世界伟人——纳尔逊·曼德拉。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从1月份正式开始动笔翻译。在周围朋友和同事们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下，翻译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到7月份，基本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

翻译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书中出现的南非人名的翻译问题。尽管这些人名都采用英文字母书写，但是，由于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部落，其发音往往与英文习惯大相径庭。据了解，即便是南非人，其中包括南非英国人、南非荷兰人，甚至南非其他部落的人，对于出自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的人的名字，也很难正确无误地把它们读出来。例如，曼德拉的父亲给曼德拉起的名字是“Rolihlahla”。这个名字按照英文发音应该译成“劳利赫拉赫拉”，但是，根据科萨人的发音，这个名字则应该译成“豪利沙沙”。按照英文翻译这个名字不但听起来别扭，而且也无法让南非科萨人接受。为了尽量准确地把书中涉及的大量人名翻译出来，我利用8月份第二次去南非的机会，请教了许多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的南非人，使本书中涉及的每一个名字都基本上得到了核准。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的同事及亲朋好友都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李建生和张台安同志，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多幅照片，感谢我的同学及好友李华轩同志，他是本书译稿的第一个读者，并为译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还要特别感谢姜洪和王萍女士，她们俩在百忙中为我打印了部分译稿，王萍女士还对部分打印稿进行了校对。

另外，由于时间紧，特别是由于自己的翻译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凌志先生通过我单位办公室的同事与我取得联系，出版社已委托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购得了翻译出版Long Walk to Freedom一书的版权，为曼德拉自传再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创造了条件，也为我修改和完善这部巨著的译文提供了机会。

与第1版相比，本版中除对个别地方进行了必要的译文修订外，没有太大的变动，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初版的原貌。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再版增加了“译名对照表”部分，一一列出了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重要历史事件的名称。

好了！说起曼德拉，译者总是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赞美之情。但是，作为序言已经说得不算少了，因此只好就此住笔。

借此机会，我十分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厚爱！

2010年5月于济南

谨以本书

献给我的6个子女：马迪巴和马卡紫薇（我的大女儿）——

他们现在已经去世，以及马卡托、马卡紫薇、泽尼和津泽，

我十分珍惜他们的支持和爱；

献给我的21个孙辈和3个曾孙辈，他们给了我巨大的欢乐；

献给我所有的同志、朋友和那些我为之服务的南非同胞，

他们的鼓励、决心和爱国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源泉。

致谢

正如读者将会发现的那样，本书具有很长的历史。早在我被囚禁于罗本岛期间的1974年，我便暗暗地开始创作本书。没有我的老同志瓦尔特·西苏陆和阿迈德·卡特拉达孜孜不倦的提醒和鼓励，能否完成本书的书稿值得怀疑。

我随身保存的手稿被监狱当局发现并没收了。但是，除了他们独到的书写技巧之外，我的狱友麦克· 马哈拉基和伊苏·奇巴确保将书稿安全地转移到了目的地。1990年出狱后，我也恢复了对本书的完善工作。

自从出狱后，我的日程一直被数不清的责任事务所挤占，因此，留给我写作的自由时间少之又少。幸运的是，我有乐于奉献的同事、朋友和专业人士的帮助。最终，他们帮助我完成了出书工作。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十分感谢理查德·斯腾格尔（Richard Stengel），他与我合作完成了本书的创作。在对本书第一部分的编辑和改写中，以及在后面部分的写作中，他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回想起我们在特兰斯凯一起散步的那些清晨，在约翰内斯堡谢尔大厦和我在霍顿的家中的许多次长时间的采访，总是令人高兴。特别感谢马丽·普法夫，她协助理查德完成了他的工作。同样感谢法蒂玛·弥尔、皮特·马古巴尼、纳丁·戈迪默和伊齐基尔·莫法莱勒，他们的意见和支持使我受益匪浅。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志阿迈德·卡特拉达，他在对本书的修改、校订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为书中信息的准确性提供了帮助。多谢我的非国大办公室的职员们，他们耐心地承担起了后勤工作，特别是芭芭拉·马塞凯拉， 她为本书提供了高效的协调工作。同样感谢伊克巴尔·梅尔，他在本书的商务方面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我十分感谢我的编辑——“Little, Brown”出版公司的威廉姆·菲利普斯，他早在1990年就开始对本书的出版工作提供了指导意见，后来又对文本进行了编辑工作；也感谢他的同事乔丹· 帕夫林、斯蒂夫·谢利得、麦克曼·马提尔和唐娜·彼得森。我也想感谢盖尔·格哈特教授，她基于事实对书稿内容做了审核工作。

纳尔逊·曼德拉

影像集 自由之路（1918—2013）

19岁的曼德拉（1937年）

身着科萨传统民族装的曼德拉

行割礼后的科萨族少年

1952年，曼德拉在他与奥利佛·塔博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那是约翰内斯堡第一家黑人开办的律师事务所。

曼德拉练习拳击

曼德拉与温妮结婚照（1958年）

温妮与女儿津泽

温妮与曼德拉的母亲

1958年叛国罪审判期间的曼德拉

曼德拉在伦敦

转入地下工作的曼德拉（1962年）

曼德拉与西苏陆在罗本岛监狱交谈（1966年）

2011年2月，南非比勒陀利亚的最高法院司法大厦底下的囚室，墙上写着著名的“自由宪章”。1963——1964年利沃尼亚审判中的政治犯们被囚于此，曼德拉在审判期间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已做好赴死的准备”。（CFP供图）

2003年11月28日，南非开普敦罗本岛监狱旧址中曾经关押曼德拉的牢房。（CFP供图）

1990年2月12日，南非开普敦，曼德拉出狱后第二日。左起：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曼德拉、温妮·曼德拉和瓦尔特·西苏陆。（CFP供图）

曼德拉与孙子巴姆巴塔

1990年10月15日，曼德拉访问印度新德里时在圣雄甘地巨幅像下，似在冥想之中。（CFP供图）

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黑人城镇居民排队等待投票，多数黑人期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曼德拉获胜。（CFP供图）

1993年12月10日，曼德拉与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共同接受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宣誓就职南非总统，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上图：曼德拉在开普敦会见法国总统密特朗；中图：曼德拉在英国与克林顿和布莱尔一起出席文艺晚宴；下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曼德拉。

2007年7月18日，南非约翰内斯堡，曼德拉迎来89岁寿辰，他发起创建的国际长者会也于当日宣告成立。这个独立的智囊机构旨在汇集这些前任领导者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为一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图中左起：曼德拉、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图图大主教。（CFP供图）

2010年5月29日，约翰内斯堡，曼德拉与国际长者会成员会面。左起：曼德拉夫人格拉萨、巴西前总统卡多佐、图图大主教、美国前总统卡特、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印度自我就业妇女协会创始人埃拉·巴特、前联合国特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与曼德拉（坐者）。（CFP供图）

2011年6月21日，曼德拉在家中会见到访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和她的两个女儿。（CFP供图）

2013年6月30日，南非开普敦，美国总统奥巴马偕同夫人米歇尔及两个女儿探访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时的牢房。（CFP供图）

2013年12月15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世纪葬礼在南非的库努村举行。库努村是曼德拉的故乡，他幼时在此地度过了近10年的快乐时光。在经历了壮阔、伟大的一生后，曼德拉终于魂归故里。（CFP供图）

第一部 乡村童年

1...

除了让我具有强壮体格并与泰姆布王室有着永恒联系的一条生命外，我父亲还给了我一个名字——豪利沙沙。在科萨语中，豪利沙沙字面是“拽树枝”的意思，但其口语意思更为准确，意思是“惹是生非的家伙”。我不相信名字能决定命运，或者说，我不相信我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预测了我的前途。但是，后来的岁月中，亲戚朋友竟然认为我出生时的名字注定会给我带来许多风风雨雨。直到上学的第一天，我才有了更让人熟悉的英文名字，即教名。但是，现在我正在超越我自己。

1918年7月18日，我出生在姆卫佐。这是一个位于乌姆塔塔地区穆巴谢河边的小村庄。乌姆塔塔是特兰斯凯的首府。我出生的那年，世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场大战中，南非爆发了流感，数百万人在这场流感中死于非命；二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派代表团参加了“凡尔赛和会”，代表们在会上讲述了南非人民的苦难。但是，姆卫佐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生命数百年来一直平静地在这里延续着。

特兰斯凯距离开普敦800英里，距离约翰内斯堡550英里。它位于凯伊河和纳塔尔边界之间，北有德拉肯斯山脉，东有蓝色的印度洋。这是一个美丽的、群山连绵起伏的地区。这里土壤肥沃，数千条小河使它一年四季保持湿润。特兰斯凯曾经是南非最大的行政区划区之一，其占地面积有瑞士那么大，拥有大约350万科萨人，另外还有少量的巴索托人和白人。它是泰姆布人的家园，而泰姆布人又是科萨民族的一部分，我本人是科萨民族中的一员。

我父亲名叫格达拉·亨利·穆帕卡尼斯瓦，他从血缘和传统上说都是一个酋长。泰姆布国王任命他为姆卫佐部落的酋长，但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他的任命需要政府承认。姆卫佐政府以地方行政长官的形式实施统治。作为一位政府认可的酋长，他可以得到一份薪金和一部分由政府从该部落征收的牲畜接种疫苗税和公共牧场税。尽管酋长是一个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角色，但在75年前，这一角色由于白人政府统治的冷漠无情而早已经被贬低了。

泰姆布部落向上追溯20代到雷戴王朝，按照传统，泰姆布人往往居住在德拉肯斯山脉的山脚下。他们从16世纪开始向沿海迁徙，在沿海与科萨民族融为一体。至少从11世纪算起，科萨人就是居住在南非富饶而气候温和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恩古尼人的一部分。恩古尼人在这里以狩猎和捕鱼为生。这个东南沿海地区横跨北起内地大草原、南到印度洋的大片土地。恩古尼人可以被划分为北部部落和南部部落。北部部落由祖鲁人和斯威士人构成；而南部部落则由阿马巴查、阿马崩瓦纳、阿马嘎莱卡、阿马木棼古、阿马木旁多米斯、阿马木旁多、阿比索托和阿比泰姆布组成，他们一起构成了科萨民族。

科萨民族是一个富有自豪感的父系民族，他们拥有表达力强且悦耳动听的语言。他们崇尚法律、教育和礼节，组成了一个平衡而和睦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每一个科萨人都属于向上追溯到一个祖先的氏族。我是马迪巴氏族的一员。马迪巴氏族是以一位泰姆布酋长的名字命名的，这位酋长在18世纪曾统治着特兰斯凯。作为对我的尊称，常常有人叫我“马迪巴”。

恩古奔库卡死于1832年。他是伟大的君主之一，是他把泰姆布部落联合在了一起。作为传统习惯，他拥有三个后宫：大后宫、右后宫和伊基巴宫。王位继承人通常是从大后宫选择。有人也把伊基巴宫叫做左后宫。解决国王家的争端是左后宫儿子们的责任。大后宫的长子穆提克拉克拉继承了恩古奔库卡的王位。他的儿子中还有恩干盖里兹韦和马叹兹玛。萨巴塔是恩干盖里兹韦的孙子，他从1954年开始统治泰姆布。恩干盖里兹韦是卡尔泽·达里旺伽的长辈。萨巴塔还有一个更为人熟悉的名字是K. D.马叹兹玛，是特兰斯凯的前首相。从法律和血缘关系上说，他是我的侄子，也是马叹兹玛氏族的后代。伊基巴宫的长子是西玛卡德，其弟弟就是我爷爷曼德拉。

尽管数十年中有许多关于我是泰姆布王室的后裔的传说，但是，我刚刚简要叙述的宗谱表明，那些传言都是荒诞之说。尽管我是王室眷属中的成员，但我并不属于作为王位继承人来培养的少数特权人员之列，而是作为伊基巴王室的后代之一，被预备担任像我父亲一样的王室参事。

我父亲有着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为人正直，姿态严肃。我认为自己继承了他的这些特点。他有一头盖在额头以上的簇状白发，孩提时代，我往往弄一些白灰搓在头发上去模仿他。父亲很严厉，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他意志坚强，这也是他传给儿子的又一个特点。

我父亲有时被误认为是达林迪叶波在泰姆布当政时期的首相。达林迪叶波是萨巴塔的父亲，他在位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据说他的儿子容欣塔巴继承了他的王位。其实这是误传，根本就没有达林迪叶波这个朝代。但是我父亲所担任的角色与首相并没有什么差别。作为辅佐过两代君主的参事，他经常伴驾外出，并且每当有国王会见英国政府官员的重要活动时，他经常陪伴在国王的身边。他是一位公认的科萨历史专家，部分原因是他作为一名参事得到了承认。我个人早就对历史感兴趣，父亲也鼓励我了解历史。虽然我父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是，他仍然被誉为优秀的演说家。他通过传播欢乐和知识让听众对他的演讲着迷。

后来，我发现父亲不但是国王的参事，而且还是国王的拥立人。20世纪20年代，容欣利兹韦过早地辞世之后，大王后的儿子萨巴塔因为年幼而不能登基。于是，围绕其他王后所生的容欣塔巴、达布拉曼兹和麦里塔法三个最大的王子中谁来继承王位而展开争论。王室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他推荐容欣塔巴继承王位，理由是容欣塔巴受过最好的教育。他说，容欣塔巴不仅是最好的王位继承人，而且还是幼小王子的一位优秀的辅佐。我父亲和几个有影响的酋长都十分重视教育。他们经常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讲这个问题。大家对推荐容欣塔巴继承王位存有争议，因为其母亲的地位相对较低。但是，我父亲的意见最终被泰姆布王室和英国政府采纳了，容欣塔巴后来以我父亲当时无法想象的方式作了报答。

众所周知，我父亲有四个妻室，其中的第三个就是我母亲诺塞凯尼·范妮。她是恩凯达玛的女儿。恩凯达玛出生于科萨民族中的阿马穆俳夫家族，属于右妻室。大妻室、右妻室（我母亲）、左妻室和伊夸狄（也叫家务助理）四个妻室都有自己的克拉尔。一个克拉尔就是一处家园和田产，通常由存放牲畜的围栏、种植农作物的田地和一座或多座圆草顶房子构成。我父亲四个妻室的克拉尔彼此相距数英里，他定期轮流在四个克拉尔居住。我父亲和四个妻室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九个女孩。我是他右妻室的长子，也是他四个儿子中最小的。我有三个姊妹，她们是巴利韦、诺坦楚和玛库茨瓦娜，其中巴利韦在三姊妹中最大。尽管父亲的长子是穆拉尔瓦，但是，父亲作为酋长的继承人是大妻室生的达利基里。达利基里死于20世纪30年代。除了我以外，父亲的儿子都已经去世，他们从年龄和家庭地位上说都高于我。

当我还是一个新生婴儿的时候，我父亲陷入了一场围绕剥夺他的姆卫佐酋长职务的争论。此事充分反映了他的人格素质。我相信他的这种素质也传给了他的儿子。我坚持认为教养而非天性，是人格的主要造型材料。但是，我父亲具有一种富有自尊心的叛逆性格和追求公道的、百折不挠的正义感。这也是从我自己身上可以找得到的性格。作为一个酋长，或者正如白人经常说的那样叫首领，我父亲必须不但要服从泰姆布国王的领导，还要服从当地英国政府的行政长官的领导。有一天，我父亲管辖下的一个老百姓因丢失了一头牛而告了他。行政长官立即送信要我父亲去见他。当我父亲收到这封召见信的时候，他作了如下回复：“Andizi，ndisaqula”（我不去，我还准备战斗）。当时，这种违抗英国政府的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我父亲所作出的反应说明，他相信英国政府没有法定的权力能对他怎么样。当遇到氏族问题时，他不是按照英国国王的法律去处理，而是按照泰姆布惯例去处理。这件事不是一个愿意去或不愿意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他是在维护他作为一个酋长的传统权力而向英国政府挑战。

当这位行政长官收到我父亲的回复时，他立即指控我父亲犯上作乱。但没有人对此事进行询问和调查，因为这种指控只适用于白人公务员。这位行政长官干脆罢免了我父亲，于是曼德拉家族的酋长地位就结束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的父亲按照当时的标准是一个富有的贵族，这样一来，他既失去了财富，又失去了官职。他被剥夺了绝大多数本属于他的牲畜和土地，也失去了这些牲畜和土地给他带来的收入。由于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母亲只好搬到库努去居住。那是一个位于姆卫佐北面比较大一点的村子，在那里她可以得到亲戚朋友的接济。虽然我们在库努的居住条件不太体面，但正是在乌姆塔塔附近的这个小村落里，我度过了孩提时代中最愉快的岁月。并且正是在那里，我开始了我最初的记忆。

2...

库努村位于狭窄而杂草丛生的山谷，清清的小河在这里相互交错，村子被环抱于青山之中。这里不过居住着几百人，都是清一色的茅草房。这种茅草房的结构如同蜂窝，墙是泥巴墙，房中央立着一根柱子，支撑着用草搭成的锥形房顶。地面是用粉碎了的蚁巢上面的土丘硬壳铺成的，通过定期涂上新鲜牛粪使它保持光滑。烟从房顶上冒出，房子唯一与外面相通的就是一个低矮的门道。人们必须弯下腰才能从门道里通过。居住区内的茅草房一般是成组建造的，并且选择在玉米地附近。那里没有大路，只有被赤脚的小孩和妇女们在草地上踏出的羊肠小道。村子里的妇女和小孩身上都裹着用赭石染成的毯子，只有很少的基督教徒穿西式服装。牛、绵羊、山羊和马都在公共牧场上吃草。库努周围的土地上基本没有树，只有远处的小山上有一片片白杨。土地本身归国家所有。那时，非洲人在南非几乎没有土地，租种土地的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租金。在这个地区，有两所私立小学、一座仓库和一个用来为牲畜洗去寄生虫和污物的水池。

玉蜀黍（西方称玉米）、高粱、大豆和南瓜构成了我们的主要食品。这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食品情有独钟，而是因为南非人买不起其他富有营养的食品。村里的富裕户另外会有茶、咖啡和糖之类的食品。不过，对库努村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食品是他们无法得到的奢侈品。浇地、做饭、洗涮用水都是用水桶从河里或泉边打来的，这是妇女们干的活儿。的确，库努是一个妇女儿童村：多数成年男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遥远的农场或矿脉一带的金矿上打工。矿脉是一个由含金量很高的岩石和页岩构成的山脉，它形成了约翰内斯堡的南部边界。他们可能一年回两次家，主要是回乡耕作自己的土地。锄地、拔草和收割等农活都留给妇女和孩子们去做。村子里极少数人能读书写字，教育这个概念对多数人仍然是陌生的。

我母亲在库努有三座茅草房。根据我的记忆，三座茅草房内总是被亲戚家的幼童挤得满满的。实际上，在我的记忆中，我作为一个孩子似乎从来没有独处过。在非洲文化中，姑姨叔舅家的儿女都被认为是兄弟姐妹，而不是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我们不像白人那样划分亲属关系。我们没有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我母亲的姊妹我也叫母亲，我叔叔的儿子也是我的兄弟，我兄弟的孩子也是我的子女。

我母亲的三座茅草房，一座用来做饭，一座用来睡觉，一座用来储藏东西。我们睡觉的那座房子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家具。我们睡在席子上，坐在地板上。在去穆克孜韦尼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枕头。我母亲在房间中心或房子外面点起的火堆上用三脚锅做饭。我们吃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和制作的。我母亲自己耕种并收割玉米，玉米干了以后才从地里收获回家。玉米被装在袋子里或放在地里挖的坑内储存。妇女们用不同的方法对玉米进行加工。她们用石磨将玉米加工成玉米粉，用来做面包；或者是先把玉米煮熟，然后再加工成“阿穆佛苏拉”（一种就酸奶吃的玉米面）或“阿蒙苦梢”（玉米面粥，有时也掺上大豆）。玉米有时供应不足，但从我们家的牛和羊身上挤出的奶却总是充足的。

从年龄不大的时候开始，我的空余时间多数都是在多岩石的草地上度过的，和我们同村里的其他男孩子一起玩耍和打斗，因为整天在家里围着母亲围裙转的男孩被认为是懦夫。晚上，我把我的食物和毯子同这些孩子一起分享。不到5岁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个牧童，在田野上照料牛羊。我发现，科萨人给牛加上了几乎神秘的色彩。他们不但把牛作为食物和财富的来源，而且也把它们看作上帝的赏赐和幸福的源泉。正是在田野里，我学会了如何用弹弓把飞鸟从天空打落，如何采集野生蜂蜜、水果和可食根类，如何直接从牛的乳房吸取热而甜的牛奶，如何在又清又凉的河中游泳，如何用线和一头磨尖的铁丝钓鱼。我还学会了“棍战”，这是一种乡下非洲男孩都要掌握的基本格斗知识，也是各种格斗技术的基础。例如，“躲闪出击”、“声东击西”、“快步逃脱”。在这些时光中，我建立起对多岩石的草地、广阔的田野、大自然的简单之美以及清晰的地平线的热爱。

作为男孩子，我们可以毫无约束地玩耍。我们玩自己制作的玩具，用黏土制作各种飞禽走兽，用树枝制作牛拉雪橇，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运动场。库努周围的小山上到处都是平滑的石块，我们用石块做成“过山车”。我们坐在平滑的石块上从平滑的大岩石上滑下来，一直玩到我们的屁股酸痛无比、无法坐下为止。我在断了奶的小牛背上练习骑术，摔下几次后就学会了这种技术。

一天，我从一头没有驯服的驴子那里得到了一个教训。我们轮流在驴背上爬上爬下，轮到我的时候，我一跃爬上了驴背，驴子一阵狂奔后钻进附近的荆棘丛中，它猛一低头想把我摔下来。我还真的被它摔了下来，我的脸被荆棘刺破了。这时，我的朋友们来到了我的面前。像东方人一样，非洲人很有自尊心，或者说非洲人如同中国人所说的很要“面子”。我在朋友面前丢了脸。尽管是一头驴子把我摔下来的，但是，我懂得了羞辱别人就是让人家遭受一种不必要的、残酷无情的打击。即使是在很小的时候，我打败了我的对手，我也不会羞辱他们。

通常，男孩子会找男孩子玩。但是，有时候也容许我们的姐妹和我们一起嬉戏。男孩和女孩都玩诸如“恩迪兹”（ndize，捉迷藏）和“埃塞阔”（icekwa，抓人游戏）之类的游戏。不过，我最喜欢与女孩子们玩的游戏是我们叫做“基萨”（khetha）或“挑选你最喜欢的那一位”的游戏。这不是一种很有组织的游戏，而是一种在我们请到一群年龄同我们相仿的女孩子后即兴玩的游戏，要求她们每人从我们中间挑选一位她喜欢的男孩。我们的游戏规则规定，尊重女孩子的选择，一旦选中她所喜欢的男孩，她可以在她喜欢的那个幸运男孩的护送下继续她的行程。但是，女孩子都很聪明，比我们这些愚蠢的男孩子精明得多。她们常常商议后再挑选一个男孩，通常是最平庸的一位，然后她们会在回家的路上戏耍他一路。

男孩子最普通不过的游戏莫过于“森提”（thinti），和大多数男孩子们玩的游戏一样，“森提”是一种富有孩子气的战争模仿游戏。两根棍子作为打击的靶子，将一头牢牢地直插入地中，彼此间相距100英尺。游戏的最终目标是每个队向对方的靶子扔棍子并将靶子打倒。我们每人都要捍卫自己的靶子，并设法阻止对方补给棍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还组织起来同邻村的男孩子们进行比赛。在这种友谊赛中，获得胜利的那些人很让人羡慕，作为获得胜利的大将理所当然要接受大家的庆贺。

做完这种游戏后，我回到母亲的克拉尔，这时母亲正在那里做饭。我父亲常常给我讲历史战争和科萨战争英雄的故事，而母亲则常常会给我讲科萨人的传奇故事和寓言。这些故事往往让我非常入迷。这些传奇故事和寓言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已经流传了无数代。这些故事激发了我幼年的想象力，其中就包含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记得母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个行人的故事：有一个行人遇见了一位双目患严重白内障的老婆婆。她请求这个行人给予帮助，而他没有帮她。然后又来了一位行人，老婆婆又赶上前去，请求他帮她治疗自己的眼睛。尽管第二位行人有点不愿意帮她，但最终还是按照老婆婆的请求做了。白内障奇迹般地好了，老婆婆变得年轻又漂亮，最后这个行人与她结了婚，并从此富了起来。这是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但是，它有着深刻的寓意：行善和慷慨助人总会得到自己意想不到的报答。

像所有的科萨孩子一样，我主要靠观察积累知识。我们的父辈要求我们通过效仿和竞争获得知识，而非通过提问来增长见识。当我第一次到白人家里去的时候，我对孩子们向他们的父母提问的次数和性质以及他们的父母无不愿意一一回答感到惊奇。在我家里，孩子向大人提问题是令人厌烦的事情，成年人只有认为有必要时才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生活，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由当时的习惯、礼节和戒律决定的。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生命的全部。男人们沿着父辈为他们铺设的路子往前走；女人们则过着与其母亲所过的相同的生活。虽然没有人告诉我，但我很快懂得了男女之间相处的规矩。我发现一个男人不能进入刚刚生过孩子的妇女的房间，一个刚刚结婚的女人不举行仪式不能进入新家的克拉尔。我还懂得了忘记自己的祖先会招来厄运并在生活中失败。如果你做了有辱你祖先的事，唯一的赎过办法就是求助于传统司神人员或氏族长辈与祖先沟通并表达深深的歉意。所有这些信仰对我来说都是很自然的。

孩提时代，我在库努很少见到白人。当地的行政长官当然是白人，他也是距离库努最近的一个商店的店主。偶尔有白人或白人警察从这里路过，这些白人对我来说看上去就像上帝那样尊贵，他们既让人畏惧又让人尊敬。但是，他们在我生活中的影响是遥远的，我一般很少想或根本就不想我们自己的人民与这些令人好奇而距离遥远的人之间的关系。

在库努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不同氏族或氏族部落之间的唯一矛盾是科萨部落与阿马木棼古部落之间的隔阂。阿马木棼古是居住在我们村里的一个少数氏族部落。埃马非卡尼时代，阿马木棼古部落在逃离沙卡祖鲁军队后来到了东开普。1820——1840年，由于沙卡祖鲁国的崛起，爆发了大战和移民浪潮。在此期间，祖鲁军队企图用武力征服和统一所有的部落。阿马木棼古部落是来自埃马非卡尼的难民，他们原不是讲科萨语的氏族。他们被迫去做其他非洲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在白人的农场和白人企业中劳作。这些都是科萨人看不起的工作。但是阿马木棼古人民是勤劳的人民，他们与欧洲人接触，因而往往比其他非洲人接受的教育更多，也更西方化。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阿马木棼古是最先进的部落。他们为我们提供职员、警察、教师、公务员和翻译。他们也是最早信仰基督教、最早建造好房子、最早用科学方法从事农业生产的非洲人。他们比他们的科萨同胞更富有一些。他们接受了传教士的公理，即信仰基督教就是文明化，文明化就是信仰基督教。科萨人对阿马木棼古人仍然有些敌对情绪，但我认为这更多的是出于嫉妒，而不是部落之间的敌对。根据我小时候的观察，这种敌对形式是相对无害的。在那个阶段，我没有目睹也不会怀疑，发生暴力的部落之间的这种敌对情绪最后会被南非的白人统治者进一步激化。

我父亲不赞成当地人对阿马木棼古人的偏见，并且他还与阿马木棼古两兄弟乔治和本·穆贝克拉成了朋友。两兄弟在库努村非同一般：他们受过教育并皈依了基督教。老大乔治是一位退休教师，本·穆贝克拉是一名警察士官。尽管穆贝克拉兄弟信奉另外的宗教，但我父亲却仍然远离基督教而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地信仰伟大的科萨精神——“夸马塔”——父辈的上帝。我父亲是一个非正式任命的神职人员。他主持宰杀牛羊的宗教仪式，并且主持关于种植、收割、出生、婚嫁、入会、丧葬等当地传统礼仪。其实，他不需要被任命，因为科萨传统宗教是以博大为特点的，所以在神圣与世俗、自然与超自然之间只有很小的区别。

虽然穆贝克拉兄弟没有在我父亲身上产生影响，但他们的确影响了我母亲，她皈依了基督教。事实上，范妮就是她的基督教教名，因为她是在教堂里开始叫这个名字的。由于穆贝克拉兄弟的影响，我自己也成了卫理公会的教徒，或者按照当时的叫法，我成了“美以美教派”的教徒，并且被送进了学校。穆贝克拉兄弟经常看见我在一边玩耍或放羊，并经常过来与我谈话。一天，乔治·穆贝克拉拜访了我母亲。“你儿子是个聪明的小家伙，”他说，“他应该去上学。”我母亲没有吭声。我们家没有人上过学，所以我母亲对穆贝克拉的建议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她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我父亲去作决定。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我父亲立刻决定他的小儿子应该去上学。

学校只有一间房子，屋顶是西式的房顶，在库努山的另一侧。我当时7岁，在我上学的头一天，我父亲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要上学必须要适当着装。直到那时，我同库努村里的其他男孩子一样，身上只有一条毯子，把毯子绕一边肩膀一裹，然后别在腰间。我父亲拿了他的一条裤子，在膝盖处一剪，然后让我穿上。这条裤子长短倒基本合适，但裤腰太肥。我父亲就用细绳对裤腰进行了收缩处理。我穿着这条裤子一定是一副滑稽相，但是，我感觉穿什么衣服都比不上穿父亲这条裤子更骄傲。

上学的第一天，我的老师穆丁佳尼女士给我们每人起了个英文名字，并告诉我们，从今以后这个英文名字就是我们在学校里用的名字。这在那个年月是非洲人的习惯，但毫无疑问，这是英国人对我们教育的偏见造成的。我所接受的教育是一种英国教育，在这种教育下，英国思想、英国文化和英国政体自然被认为是最优越的。在非洲文化中根本就没有这种事。

我这一代非洲人，即使是今天，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英文名字，一个非洲名字。白人不是不能就是不愿意念非洲名字，他们认为有一个非洲名字是不文明的。那天，穆丁佳尼女士告诉我，我的新名字叫纳尔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给我起这个名字。可能与英国伟大的船长纳尔逊爵士有某种关系，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测。

3...

我9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预感到家中要出乱子。我父亲回来了，他通常轮流去看望他的四位妻子，大概一个月来我们这里住一个礼拜。然而，这一次却不是他通常来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我母亲的房间里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一阵阵地咳嗽。凭我这个小孩的目光也能看出，父亲将不久于人世了。他患了某种肺病，但到底是什么病并没有确诊，因为我父亲从来就没有找医生看过病。他连续在房内躺了好几天，既不动弹也不讲话。随后，有一天夜里，他的病情加重了。我母亲和我父亲最小的夫人娜达伊玛妮正伺候在他身旁。那天深夜，他呼喊娜达伊玛妮：“给我拿烟来。”我母亲和娜达伊玛妮经商量后认为，在他处于这种状态下抽烟是不明智的。但是，他却坚持要抽。最后，娜达伊玛妮只好给他装好烟袋，点上后递给他。我父亲抽上烟并安静了下来。他几乎不住地抽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去世了。他的烟袋仍然冒着烟。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悲痛。尽管我母亲是我生存的核心，但是，我还是认为自己不能没有父亲。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父亲的去世会立刻改变我的一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哀悼之后，母亲告诉我，我将要离开库努。我没有问她为什么，也没有问上哪里去。

有一天大清早，我带上属于我的几样东西，向西踏上了新的旅途。我为父亲的去世感到悲伤，更为我行将离开的这片土地感到悲伤。库努是我知道的全部，我以一个小孩热爱他的第一家乡的方式无条件地热爱着它。在身后那些小山丘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之前，我回转身来，寻找想象中的村庄是什么样子。我能够看到那简陋的房屋和四处奔波的村民，我能够看到我曾经与其他孩子一起戏水的小河，我能够看到那一片片的玉米地和成群的牛羊正在懒洋洋地吃草的草场。我想象我的小朋友们外出打鸟、直接从牛的乳房吸食甜甜的牛奶、在小河尽头的水池里跳跃的情形。尤其是，我的目光停留在了那三座圆顶茅草房上，在那里，我得到了母亲的慈爱和呵护。正是在这三座圆顶茅草房内，我感受到了世间所有的幸福和愉快。就这种生活本身，我为在离开前没有亲近它们而感到后悔。我无法想象，我面对的将来能从哪些方面与我就要抛在身后的过去相比拟。

我们默默地步行，直到太阳慢慢地接近地平线。但是，母亲与儿子之间的沉默并不是孤独的。母亲和我之间的话本来就很少，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有很多的话语。我绝不怀疑她对我的爱和支持。这是一次筋疲力尽的长途跋涉，我们沿着多石而尘土飞扬的道路，越过起伏的山峦，穿过无数的村庄，一路上没有停步。傍晚时分，在一个绿树环绕的山谷里，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村庄中心有一个大宫殿，这是一座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宫殿”。望着它，我只有感到惊奇。大宫殿的建筑由两个长方形的大房子和七个圆形的大房子构成，都刷着白色的石灰，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更加耀眼夺目。宫殿前有一个大菜园，玉米地四周种着桃树。宫殿后有一个更大的菜园，里面有苹果树、蔬菜，还有一个狭长的花园和一片金合欢。宫殿附近是一个白灰粉刷的教堂。

主房前面的门道上有两棵增光添彩的橡胶树，树荫下大约坐着20位长者。宫殿周围有一大群牛羊在茂盛的草地上吃草，至少有50头牛和500只羊。一切是那样井井有条。这是一派我想象不到的、富庶而有秩序的景象。这个宫殿叫穆克孜韦尼，是泰姆布临时首府，也是泰姆布人民的摄政王——容欣塔巴·达林迪叶波的王宫。

正当我被这座壮丽的宫殿深深地吸引住的时候，一辆豪华轿车隆隆地驶进西大门，坐在树下的那些人立刻摘下帽子，然后站起来呼喊：“Bayete a-a-a, Jongintaba!”（向容欣塔巴致敬！）这是科萨人向其首领致意的传统礼节。从车内（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气派的汽车就是福特V-8）走出一位身穿华丽服装、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的人。我能看出他是一位充满信心、习惯于行使权力的人，他的名字对他来说也很合适，因为容欣塔巴字面上就是“雄视群山”的意思。他受人敬仰、强健有力、仪表非凡，黑黑的皮肤，容貌儒雅。他随和地与树下的那些人一一握手。后来我才知道，树下的这些人是泰姆布最高行政院的组成人员。这就是即将成为我的监护人并且是今后十年中抚养我的那个人。

在惊奇地看到容欣塔巴及他的行政院班子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棵从地里连根拔起并被扔进河中心的小树苗，无法抵抗那强大的水流。我既感到迷惑，又感到敬畏。到这时，我除了高兴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想法。我除了想吃好并成为一名棍战冠军之外再没有别的野心。我本来不想有钱、有地位、有名声或有权力。但是，一个新世界忽然展现在我的面前。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在忽然面对时来运转的时候，经常发现自己被许多诱惑所欺骗，我也不例外。我感觉许多已经树立起的信仰和忠诚开始渐渐消失，父母给我打下的单薄的基础开始动摇。在那个时刻，我看到生活可能会给我带来比当棍战冠军更好的前程。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父亲临去世前，容欣塔巴提出要当我的监护人。他将会把我当做他自己的孩子，我将得到和他的孩子们一样的待遇。我母亲没有别的选择，她没有拒绝摄政王的提议。尽管她会想念我，但让她高兴的是，在摄政王的呵护下我将会得到更好的教育。摄政王没有忘记，正是在我父亲的干预下，他才成为至高无上的代理国王。

我母亲在穆克孜韦尼住了一两天后就回了库努。我们之间的别离并没有激动。她没有训诫，没有嘱托，也没有与我吻别。我知道，她不想让我为她的离去而感到伤心。当然，这种伤心是毫无疑问的。我知道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希望我受教育，以便将来有好的前程。然而在库努，我无法实现他寄予我的厚望。她那温柔的表情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母爱和支持。在她即将离我而去的那一时刻，她转过身来对我说：“Uqinisufokotho, Kwedini !”（振作起来，我的孩子！）小孩子常常最不会伤感，特别是在他们正沉溺于某种欢乐之中的时候。就连我亲爱的母亲也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即将离开我的时候，我仍然满脑子沉浸于新家的兴奋之中。我怎么会不振作起来呢？我已经穿上我的监护人专门为我新买的漂亮衣服。

我很快适应了穆克孜韦尼的日常生活。一个小孩的适应能力往往是很强的，虽说并非完全适应，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大王宫，就好像我一直生活在这里。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奇幻的王国，一切都那样令人愉快。在库努是平淡的日常生活，而在穆克孜韦尼却变成了冒险。当我没有上学的时候，我曾经是农夫、车夫和牧童。我骑马，用弹弓打鸟，找别的男孩子一起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有时，我们跳舞，并聆听泰姆布少女美妙的歌声和掌声。尽管我想念库努和母亲，但是，我完全被这个新的世界吸引住了。

我在一所与王宫相邻的独屋学校里上学，在那里学习英语、科萨语、历史和地理。我们学的是Chambers English Reader。我们在黑色石板上做作业。我们的老师是法达纳先生，后来是吉克瓦先生，他们对我特别感兴趣。我在学校里学习好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勤奋。我的自我约束能力在姑妈法斯维的帮助下得到了加强。她就住在王宫里，她每天晚上都要仔细检查我的作业。

穆克孜韦尼是卫理公会的一个传教站，远比库努繁华，西方化的程度也比库努高。那里的人穿着时髦，男士穿西装，女士受新教派传教士的影响，身穿又厚又长的裙子和高领衬衫，并且肩上披着披肩，头上围着头巾。

如果穆克孜韦尼的世界是以摄政王为核心，那么我的小世界就是以摄政王的两个孩子为核心。老大佳士提斯是摄政王唯一的儿子，是王室的继承人；诺玛福是摄政王的大女儿。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受到完全相同的待遇。我们吃的是同样的饭，穿的是同样的衣，干的是同样的事。后来萨巴塔的大哥、王位继承人恩凯考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四人组成了一曲“四重奏”。摄政王和王后对我就像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抚养长大。他们为我操心，教育我，也惩戒我。这一切都是出于对我的爱。容欣塔巴为人严肃，但我从来不怀疑他对我的爱。他们叫我“塔陶木库鲁”，这是对我的爱称，是“爷爷”的意思。因为他们说，当我很认真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个老年人。

佳士提斯比我大四岁，在我眼中，他是除了我父亲之外的第一个英雄，我非常敬重他。他已经在克拉基伯雷上学，那是一所寄宿学校，离穆克孜韦尼大约60英里。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体格健壮，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特别擅长田径及场地项目，如板球、橄榄球、英式足球；他快活外向，是一位天生的演员。他有使观众为之倾倒的歌喉，他的舞蹈也能使观众迷得目瞪口呆。他有一大群女性追随者，不过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有些人认为他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佳士提斯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同：他性格外向，而我性格内向；他无忧无虑、漫不经心，我严肃认真；他什么都来得容易，而我必须依靠自己努力。我认为，年轻人在各方面都要向他看齐，都要以他为榜样。虽然待遇相同，但我们的命运却是不同的：佳士提斯将根据继承权成为泰姆布最有权力的酋长，而我则将取决于摄政王的慷慨，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每天在王宫里出出进进地做事，当然是为摄政王做事。我最愿意干的事是给摄政王熨衣服，这是一项非常令我引以为豪的工作。他有六套西装，我要花个把小时才能把他裤子上的褶子熨平。他的王宫可以说由两所薄顶西式房子构成。那个年月，没有几个非洲人拥有西式房子，它们被认为是拥有巨大财富的象征。围绕着主房呈半圆形坐落着六座圆形房子，里面都是木地板铺地，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摄政王和王后住在右面的圆形房子里，王后的妹妹住中间那座，左面的圆形房子是餐厅。王后的妹妹住的那个圆形房子地板下面有蜂房，我们有时掀开一两块地板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蜂蜜。我搬来穆克孜韦尼不久，摄政王和王后就搬进了中间那个圆形房子里，它自然就成了大王后宫。大王后宫附近有三个小一点的圆形房子：一个供摄政王的母亲住；一个供来访的客人住；一个供佳士提斯和我共同居住。

在穆克孜韦尼，左右我生活的两条原则是王权和基督教教规。尽管当时我没有把这两条原则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之间并不容易协调。依我看，基督教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体系，倒不如说是马替奥罗牧师个人的信条。我认为，他的存在体现了基督教的诱惑。他与摄政王一样家喻户晓、令人敬爱，可以说是摄政王在精神方面的领路人，这个事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教堂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事实上可以说非洲人所有的成就似乎都是来自教堂的传教。宗教学校培训传教士、翻译和警察，而当时这些人代表了非洲人的最高理想。

马替奥罗牧师是一个55岁左右的矮胖子，他用一副低沉有力的嗓子讲道和吟诵。当他在穆克孜韦尼西部的那座简易教堂讲道时，大厅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厅里响彻着信徒们的赞美之声。此时，女士们会跪在他的脚下乞求得到拯救。我到了王宫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他仅仅用一部《圣经》和一个灯笼就赶走了一个危险的魔鬼。我认为，在这个故事里，既没有不真实性也没有矛盾。马替奥罗牧师讲的卫理公会有所不同，掺杂着一点万物有灵的味道。上帝是聪明和万能的，但是，他也是个复仇心很强的上帝，不会让任何邪恶逃脱惩罚。

在库努，我唯一一次去教堂是我受洗礼的那一天。宗教是我因为母亲而迷上的一种仪式，我对这种仪式并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在穆克孜韦尼，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每个礼拜天都跟随摄政王和王后去教堂。摄政王对他的宗教信仰非常认真。事实上，他给我的唯一一次庇护是在我没有去教堂做礼拜而是去参加了与另一个村里的孩子打架的时候，后来我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

这不是我由于冒犯传教士而受到的唯一一次指责。一天下午，我溜进马替奥罗牧师的菜园偷了一些玉米，并在菜园里藏着吃起来。一位小姑娘看见我在菜园里吃玉米，立即向牧师告了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传扬了出去，并传到了摄政王王后那里。那天晚上，她一直等到祈祷的时间——这是每天在家中举行宗教仪式的时间。对我所犯的错误，她责备我拿了一个可怜的上帝服务人员的食物，给家里丢了人。她说，小鬼一定会带我去赎罪。我感到既害怕又羞愧：怕的是我将受到上帝的惩罚，羞愧的是我玷污了摄政王，毁坏了家里的名声。

因为摄政王受到白人和黑人的普遍尊敬，而且拥有似乎不可动摇的权力，所以我认为王权就是生活的中心。王权的力量和影响在穆克孜韦尼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任何人能获得影响和地位的主要方法。

我后来关于王权的认识是通过观察摄政王和他的内阁而受到深刻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我经常通过王宫召开的部落会议进行观察和学习。这些会议并非预先计划举行的，而是根据需要举行，研究各种国家大事，如旱灾、确定宰杀的牛、行政长官要出台的政策，或者英国政府新颁布的法律。所有的泰姆布人都可以自由参加，他们都骑马或步行来开会。

在这种场合，摄政王都是被他的智囊团或者被称为高参的一伙人簇拥着，这些高参起着摄政王的议会和司法部的作用。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士，脑子里装着部落的历史和风俗，他们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召集开会的通知从摄政王的王宫发到参加会议的那些部落首领和酋长那里后，泰姆布王国各地的重要人物很快都会来到王宫。客人集中在摄政王王宫前面的大院内，摄政王将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会议，并说明为什么把他们召来，然后宣布正式开会。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发表任何意见了，直到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才开始讲话。

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发表意见，这是最单纯的民主。在这些讲话的人中，可能有重要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发表意见，包括酋长和庶民、军人和医生、店主和农民、农场主和雇工。一个人讲话时，不准有人打断。会议要持续好几个小时。自我管理的基础是大家都能自由地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意见意味着公民是具有平等价值的（女人恐怕天生就是二等公民）。

开会的这一天要举行盛大宴会，我总是边听边吃，常常由于吃得太多而肚子痛。我看到，有的人胡吹海侃，却似乎总是说不到点子上，而有的人直接切入话题，观点清晰而有说服力；我看到，有的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试图用情感和戏剧语言来打动听众，而有的人则镇定、平和，避免激动的情绪。

起初，我对会议的热烈气氛感到吃惊。人们热烈、直率地批评摄政王，不仅仅是有人批评他，事实上，他常常是批评的主要目标。但是，不管对他的批评何等激烈，摄政王总是认真听，也不为自己辩护，丝毫也不激动。

会议一直开到达成某种共识后，在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但和谐有时是由不和谐达成的协议，等到一个更恰当的时间再提出解决办法，民主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都发表意见，并且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形成一种决议。“大多数原则”只是外国人的一种概念，少数人的意见也不能因大多数原则而不予理睬。

只有到了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随着太阳将要落山，摄政王才发表讲话。他讲话的目的首先是总结大家所讲的内容，并且在不同意见中形成某些共同的认识。但是，不会有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的结论。如果达不成共识，他将再召集会议进行研究。会议结束时，唱颂歌的歌手或者诗人会向古代的国王献颂歌，对现在的领导人则既称赞又讽刺。在摄政王的带领下，观众会哄堂大笑。

作为一个领导人，我总是遵循我起初在王宫看到的摄政王演示过的原则。我总是努力倾听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发表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通常情况下，我自己的意见仅仅是我在讨论中听到的一种共同认识。我总是记着摄政王的至理名言。“一个领导，”他说，“就像一个牧羊人。他站在羊群后面，让最敏捷、最聪明的羊走在前面，而其它羊则紧随其后。不要指望从羊群后面对它们发号施令。”

正是在穆克孜韦尼，我才开始培养起对非洲历史的兴趣。直到那时，我只听说过科萨英雄的故事。但是，在王宫内我又知道了其他的非洲英雄，如巴培迪国王塞库库尼、巴索托国王摩舒舒、祖鲁国国王丁冈，另外还有巴木巴塔、辛沙、马卡纳、蒙齐瓦和科嘎玛。我是从王宫解决争端和审理案件的酋长和头领那里听到这些英雄人物的。这些人虽然不是律师，但是他们介绍案情，然后再对案件进行裁决。有时，他们早早办完事后就坐下来讲故事，我则徘徊于他们的周围静静地听。他们使用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方言，演讲严谨而庄重，神情不慌不忙。我们语言的传统节奏富有长长的韵味和表演性。

开始时，他们撵我走，说我太小了，听不懂。后来，他们让我为他们取火或者打水，或者告诉女士他们要喝茶。在早些日子里，他们分派我的差事太多，无法听全他们的谈话。但是后来，他们允许我待在那里听，我知道了许多抵抗西方统治的伟大的非洲爱国志士。这些非洲战士的光荣事迹激发了我的想象力。

最老的一位酋长是兹韦立班纪利·兆伊。他用古老的故事招待聚集在一起的老人。他是恩古奔库卡国王的大王后生的儿子。兆伊酋长太老了，他长满褶子的皮肤罩在身上就像一件宽松的外衣。他慢条斯理地讲着故事，并且常常由于一阵阵激烈的咳嗽而被迫中断几分钟。兆伊酋长是泰姆布历史的权威，因为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生活了许多年。

但是，兆伊酋长经常就像个孩子一样，当讲到恩干盖里兹韦国王军队中的战士们抗击英军的时候，他似乎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兆伊酋长一边讲着胜利和失败的故事，一边挥动着长矛，沿着草原潜行，他还讲述过恩干盖里兹韦的英雄主义、慷慨和谦让。

兆伊酋长讲的故事人物并不全是泰姆布人。他第一次讲到科萨人以外的战士时，我不知其所以然。我就像一个崇拜当地足球英雄的男孩，对于与自己没有联系的外国球队的球星不感兴趣。直到后来，我才被非洲历史的广阔范围和所有非洲英雄人物的事迹所感动。

兆伊酋长控诉白人，他认为是他们故意分裂科萨部落，使科萨兄弟四分五裂。白人告诉泰姆布人，他们真正的领袖是大西洋对面伟大的英国女王，泰姆布人是她的臣民。但是，英国女王除了给黑人带来苦难和不忠不义之外，什么也没有带来。如果她是一个领袖，那她也是一个罪恶的领袖。兆伊酋长的战争故事和他对英国的控诉使我感到气愤和上当受骗，好像我已经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兆伊酋长说，非洲人民，直到白人带着冒火的武器来到非洲之前，一直生活在相对安静的生活之中。他说，以前泰姆布人、旁多人、科萨人和祖鲁人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他们像兄弟一样生活，白人破坏了各部落之间的兄弟情义。白人对土地十分渴望和贪婪，而黑人同他们分享土地，就像同他们分享空气和水一样，土地并非个人所有，但白人就像一个人牵走另一个人的马一样占有了这片土地。

我并不知道，我们国家的真实历史并没有写进标准的英国教科书。英国教科书声称，南非历史从简·范·里贝克于1652年在好望角登陆开始。从兆伊酋长那里，我开始发现，讲班图语的这些人的历史在遥远的北方，那是一个有湖泊、有绿色的平原和山谷的国家，经过数千年的漫漫迁徙，我们南下到了这个伟大大陆的南端。但是后来我发现，兆伊酋长关于非洲历史的说明并非那么准确，特别是1652年之后的历史。

在穆克孜韦尼，我的感觉与每一个刚到大城市的乡村男孩并无不同，穆克孜韦尼远比库努发达，库努人被穆克孜韦尼人认为是落后的。摄政王不愿意让我去库努探亲，害怕我会倒退，回到我老家那帮坏伙伴之中。当我真正回到库努，我感觉摄政王已经向我母亲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因为她会详尽地问我同哪些人玩。摄政王也曾多次安排把我母亲和妹妹接到王宫去住。

当我刚到穆克孜韦尼的时候，我的同辈人把我当做乡巴佬，认为我无法像在王宫那样一切都很讲究的气氛中生存。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努力做到举止文雅、成熟。一天，在教堂里，我看见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她是马替奥罗牧师的女儿，名叫温妮娅。我请她出来，她同意了。她对我很热情，但是她姐姐诺玛木旁多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蠢笨的人。她告诉她妹妹，我是一个野孩子，不配和马替奥罗的女儿一起玩。为了向她妹妹证明我如何不开化，她邀请我到教区长家里去吃午饭。我们仍习惯于在家里吃饭，在家里我们不使用刀子和叉子。在她家的饭桌上，这个顽皮的姐姐递给我一个盘子，盘子里有一个鸡翅。但是鸡翅没煮烂，所以鸡肉不容易从骨头上弄下来。

我观察别人熟练地使用刀子和叉子，于是我也拿起了刀子和叉子。观察了别人一会儿后，我就想割那个小鸡翅。一开始，鸡翅在我的刀叉并用下在盘子里直打转，我希望把肉从骨头上弄下来；然后，我把鸡翅叉住，用刀子割，但是也没有成功。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中，我的刀子捣得盘子叮当作响。我一次一次地努力着。此刻我发现那位姐姐在冲着我笑，并故意看她的妹妹，好像在说：“我告诉过你他是一个很蠢笨的孩子。”我努力了又努力，搞得浑身是汗，但是我不愿意承认失败，于是我用双手抓起了那个小东西。那天的午饭我并没有吃到多少鸡肉。

后来，那位姐姐告诉她妹妹：“如果你爱上这么蠢笨的一个男孩儿，你将毁掉你这一辈子。”但是，我高兴地说，那位年轻的姑娘没有听她姐姐的话，尽管我很蠢笨，但她仍然爱我。后来，我们当然各奔东西，彼此离开了对方。她上了另一所学校，并成了一名合格的教师。我们通信联系了几年，后来与她失去了联系。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在饭桌上的礼节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4...

当我满16岁的时候，就到了摄政王决定让我成为成年男子汉的岁数。在科萨传统中，这只能通过一个办法来实现，就是举行割礼。在我们的传统中，一个没有行割礼的男性不能继承其父亲的财产，不能结婚或者行使部落宗教仪式。因为没行割礼的科萨男人从词语上讲就是矛盾的，因为他根本就不被当成一个成年男子汉，只是一个男孩子。对于科萨人来说，行割礼代表男性正式融入了社会。它不仅是一个外科手术，更是准备做成年男子汉的一种冗长的、精细安排的礼仪。作为一个科萨人，我从行割礼的那天计算作为成年男人的年龄。

割礼训练的传统仪式主要是为佳士提斯安排的，我们其余的24个人在那里主要是为他做伴儿。新年伊始，我们来到穆巴谢河岸僻静山谷里的两座小草房前。这个山谷叫提亚拉哈，是泰姆布国王行割礼的传统地方。两座草房是很幽静的住所，我们将与社会隔离居住在这里。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感到高兴，我将完成加入到我们的人民中间的习俗，并准备由男孩变为男子汉。

在行割礼仪式的前几天，我们就搬到了河边上的提亚拉哈。作为男孩子的最后几天是与其他开始做成年男子汉的人一起度过的，我们之间建立了令人愉快的友情。我们的住所就在巴纳巴基·布拉伊家的附近。巴纳巴基·布拉伊是这次割礼培训中最有钱、最知名的一个男孩儿。他是一个有魅力的孩子，也是一名棍战冠军和衣着亮丽的孩子，他的许多女朋友使我们不断地有好东西吃。尽管他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但他却是我们中间最有才气的一个。他给我们讲述他去约翰内斯堡旅行的故事，那是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这些故事使我们很振奋。他劝我说，当一个矿工比当一个君主更有吸引力。矿工有一种神秘性，当一名矿工意味着强壮和勇敢，这是成年男子汉的理想。后来，我认识到，正是像巴纳巴基这样的男孩子所夸大的神话故事，才使那么多青年男子跑到约翰内斯堡的矿上去打工。在那里，他们往往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在那些日子里，在矿上工作几乎与取得割礼培训合格证一样重要，但这是一个有助于矿主而不是有助于我们的人民的神话。

割礼训练这种习俗是一个人必须在行割礼前完成的勇敢行为。在古时候，这种习俗可能包括与牛搏斗，甚至包括参加一次战役，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英雄事迹更多地表现为恶作剧而不是什么勇敢行为。在我们搬到提亚拉哈的两个夜晚之前，我们决定偷一头猪。在穆克孜韦尼，有一个族人养着一头老猪。为避免出声引起这个农户的警觉，我们想了一个让这头猪成全我们的办法。我们拿了一把家酿非洲啤酒的酒渣，猪喜欢这种气味很浓的酒渣，把它放在猪的上风处，这种气味对那头猪非常有诱惑力，于是它走出了克拉尔，沿着我们放的酒渣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这里走来，边哼哼，边吃酒渣。当它走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可怜的家伙抓获并杀掉。然后点起了一堆火，在星光下吃起了烤猪肉。在这之前和之后，我们从来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的猪肉。

行割礼之前的那个夜晚，在我们住的小房前举行了一个仪式，大家尽情地唱歌、跳舞。女士们从附近的村子里赶过来，我们伴随她们的歌声和掌声翩翩起舞。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和声音的加大，我们的舞蹈也越来越疯狂，使我们忘记了即将到来的那个时刻。

天快要黎明的时候，星星仍然挂在天上，我们开始作准备。我们被送到寒冷的河水中进行沐浴，这是在举行割礼仪式前所进行的一种净身仪式。割礼仪式定在中午举行，我们被要求在离那条河有一段距离的空地上排成一行。有一群父母和亲戚，其中包括摄政王以及少数酋长和参事聚集在那片空地上。那天，我们每个人围了一条毯子，当仪式开始的时候，随着咚咚不停的鼓声，我被吩咐双腿向前伸开，坐在地上的一个毯子上。我感到有些紧张，不知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将会作何反应。畏缩和哭叫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也是对其成年荣誉的污辱。我决心不给自己这一伙人和我的监护人丢脸。割礼是一种对勇敢和坚强的检验：不使用麻药，行割礼的人必须默默地忍受疼痛。

通过眼睛的余光，在右边我看见一位瘦瘦的年长者从帐篷里走出来并跪在一个男孩子面前。人群中一阵激动，我也有点战栗，知道仪式将要开始。老人是一位来自基卡雷卡兰的著名割礼专家，他用木柄标枪一下子就让我们从男孩子变成成年男人。

忽然，我听见第一个男孩喊出声来：“Ndiyindoda!”（我是一个男子汉！）这是我们在训练期间要求在行割礼时说的一句话。几秒钟后，我听见佳士提斯那低沉的嗓音发出了同样的喊声。现在，再有两个男孩就轮到我了，我的心里一定是一片空白，因为没等我反应过来，老人就已经跪在了我的面前，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他面色黯淡，尽管那一天很冷，他的脸上仍然闪动着汗水。他的手是那么快，似乎是受另一个世界的力量所控制。他一言未发，就捏住我的包皮，向前一拽，然后一标枪刺下去。我感觉好像是火焰注入了我的血管，疼痛是那样的剧烈，我把我的下巴紧紧地贴在了胸前。若干秒过后我才想起那句话，然后我醒过神来并喊了一句：“Ndiyindoda!”

我低下头，看见了一块整齐的包皮，干净并呈圆形，好像是一个环。但是我感到羞愧，因为其他男孩似乎比我更坚强。他们更及时地喊出了那句话。我为自己的没用而难过，尽管疼痛很短暂，我仍竭力地加以掩饰。一个男孩可以失声恸哭，但一个男子汉则要隐藏他的疼痛。

现在，我迈出了每个科萨男子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现在，我可以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耕种自己的田地。现在，我可以成为社团的一员，我的意见也将被人重视。在行割礼的仪式上，我被给予了割礼名：“达利班佳”，意思是“班佳的创始人”，班佳是特兰斯凯传统统治的体现。按照科萨人的传统意思，这个名字比我的其他两个名字豪利沙沙或纳尔逊更好听。我自豪地听到我的新名字：达利班佳。

行完割礼后，一位跟随割礼大师的助手把割下来的包皮从地上拾起来并把它绑在我的毯子的一个角上。然后，我们的伤口被用一种有助于愈合的植物叶子包扎起来，这种植物叶外面多刺，但里面平滑，可以吸收血和其他分泌物。

在仪式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小草房，房内点起了一堆木柴，冒出浓浓的烟，这种烟被认为可以加速伤口愈合。我们被吩咐仰面朝天地躺在满是浓烟的草房内，一条腿伸直，另一条腿弯着。我们开始进入了男子汉的世界。我们得到一位监护人的照料，这位监护人向我们说明，如果想正常地进入男子汉时期，就必须遵守戒律。监护人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我们赤身露体并刮过汗毛的身子上，从头到脚涂上一层白色的赭石涂料，把我们变成小鬼。白色象征我们的纯洁，至今我仍然记得身上有这层干了的涂料而产生的那种僵直感。

第一天夜里夜半时分，有一个随从人员围着房子爬行，轻轻把我们每个人唤醒。我们在他的引领下离开草房，摸黑去掩埋我们被割下来的包皮。传统理由是，这样我们被割下的包皮不等男巫用它们来干坏事就已经被藏了起来，同时，我们也象征性地把我们的孩提时代埋入了地下。我不想离开温暖的草房并在灌木丛中摸黑行走，而是走进树林，并在几分钟后解下我被切下的包皮埋进了地里。我感觉好像现在抛弃了自己孩提时代最后的剩余物。

我们住在两间草房内，每间13人，直到我们的伤口愈合为止。在房外的时候，我们裹上毯子，因为不准让女人看见。这是一个平静的时期，也是即将做男子汉的一种精神准备。在我们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那一天，我们一早就走进河里，用穆巴谢河水把身上的白色赭石洗掉。一旦身子洗净并晾干后，我们又被涂上红色的赭石粉。根据传统，一个人被涂上红色赭石粉，就应当与一个女人睡觉，这个女人后来将成为他的妻子，她会用她的身体擦掉他身上的涂料。但是，我身上的涂料是用植物油和猪油的混合物除掉的。

在我们的世外生活结束的时候，草房和其他用品都要被烧掉，把我们与孩提时代的最后联系彻底销毁。为欢迎我们作为男子汉回到社会上而举行了一个大型仪式。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当地的酋长聚集在一起发表讲话、唱歌、赠送礼物。我被赠予了两头小母牛和四只绵羊，这些东西使我感觉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富有，因为我作为一个以前一无所有的人忽然拥有了财产。尽管赠给我的礼物与赠给佳士提斯的礼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仍然感到很兴奋。赠给佳士提斯的是一整群牛羊。我不羡慕佳士提斯的礼物，因为他是一个国王的儿子，我从命运上讲最多只能成为国王的一位参事。那天，我感觉浑身是劲、满心自豪。我记得那天走路都与往常不一样，身子挺得更直、更高，也更坚定。我内心充满希望，认为有一天我将会拥有金钱、财产和地位。

那天的主讲人是梅利格立酋长，他是达林迪叶波的儿子。听了他的讲话后，我那充满色彩的梦想忽然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以传统的话语开场，讲我们正在如何更好地继承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已经延续了任何人都可以想象的那样久远。然后，他转向我们，调门忽然变了。“这里坐着我们的儿子，”他说，“他们年轻、健康、漂亮，是我们科萨部落的花朵，也是我们大家的骄傲。我们刚刚为他们举行了割礼，许诺他们进入成年男子时代，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空虚而骗人的许诺，也是一个永远不能兑现的许诺。因为，我们科萨人和所有的南非黑人一样，是一个被征服了的民族。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家内的奴隶，我们是我们自己土地上的佃户。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权力，不能在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上把握自己的命运。你们将走向城市，在那里，你们将住简易房，喝低价酒。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繁荣昌盛、繁衍生息的土地赠给你们。你们将在白人们深深的矿井中把自己的肺咳嗽出来而毁掉健康，并且永不见天日，而白人却可以不平等地过着繁荣富足的日子。在你们这些年轻人中，有的将会成为有职无权的酋长，因为我们没有权力来管理我们自己；有的会成为永远不去打仗的战士，因为我们没有打仗的武器；有的会成为永不教书的学者，因为我们没有地方让他们授课。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才能、知识和前途将被消耗在维持生计的艰难之中，去为白人做最简单、最不用脑子的工作。今天的礼物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自由’和‘独立’这些最好的礼物可以赠予你们。我深信上帝能看到一切，因为他从不睡觉。但是，我怀疑上帝可能正在打盹。如果是这样，但愿我死得越快越好，因为这样我就能看见上帝并把他唤醒，告诉他恩古奔库卡的孩子们——科萨民族的花朵正在枯萎。”

随着梅利格立酋长的讲话越来越激昂，听众们越来越肃静。我认为，他们越来越气愤。没有一个人想听他那天讲的话，我知道我自己也不想听。酋长的话不仅对我不是一种鼓励，而且让我感到气愤，认为他的话是一个无知者发表的诽谤性评论，他不能欣赏白人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教育和有益的价值。那时候，我不把白人看作压迫者，而是看作造福者，我认为这位酋长忘恩负义。这位令人反感的酋长毁了我的重要日子，他的错误讲话伤害了我的自豪感。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话很快在我身上发生了作用。他播下了一粒种子，尽管我认为种子将休眠一个季度，但是它最终会生长。后来我才认识到，无知者不是那位酋长，而是我自己。

行完割礼后，我回到了那条河边，看着它蜿蜒向前流淌，流向许多许多英里以外的远方，并消失在印度洋。我从来没有渡过那条河，对河那边知道得很少，或者说一点都不知道，那是一个当时向我招手的地方。太阳几乎就要落山了，我赶忙回到我们一直居住的那些小房子。尽管在焚烧那些房子的时候禁止往后看，但是，我并没有抵挡住往后看的诱惑。当我再回到那里的时候，所有剩下的东西只有两堆用含羞树烧成的金字塔形的灰烬。在这两堆灰烬中，有一个失去的、充满愉快的世界，那是我在库努和穆克孜韦尼生活过的童年世界，是一个甜蜜的、无忧无虑的世界。现在我成了成年男子，我将再也不去玩森提游戏、偷玉米或者在母牛的乳房上喝牛奶。我开始为自己的少年时代哀悼。回首从前，我知道那天我还不是一个男子汉，而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还需要许多年。

5...

与曾经和我在一起参加割礼训练的其他大多数人不同，我并没有命中注定要在矿脉金矿上工作。摄政王经常告诉我，如果让你去给白人挖金矿，你绝不知道如何写你的名字。我的命运是要当萨巴塔的参事，为此，我必须要接受教育。行完割礼后，我回到了穆克孜韦尼。但是，在那里没有住多久，因为我要越过穆巴谢河，第一次去位于恩科波地区的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深造。

于是，我又离开了家，我急于知道在更广阔的世界上我如何生活。摄政王亲自用他那辆气派的福特V-8把我送到恩科波。动身之前，他组织了一场庆祝会，祝贺我通过了标准五级考试并被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录取。那天杀了一头羊，人们尽情地跳舞和歌唱，这是第一次专门为我举行的庆祝活动，因此我非常兴奋。摄政王给了我一双皮靴，这是我的第一双皮靴，这也是成年男子汉的一种标志。那天晚上，尽管它本来已经锃亮，但我还是把它擦拭一新。

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建于1825年，它坐落在特兰斯凯最古老的魏斯勒阳地区。那时候，克拉基伯雷是非洲泰姆布地区的最高学府。摄政王本人上的就是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佳士提斯也曾在那里学习过。它既是一所中学，也是一所教师培训学院。不过，它也提供更多的技术培训，例如木工、裁剪和白铁工。

在路上，摄政王就我的举止和前途提出了要求。他激励我只能做为萨巴塔和他本人争光的事情，我向他作了保证。然后，他向我简要地介绍了该学院的院长——哈利斯牧师。他说哈利斯牧师是一个独特的人，是一个白色人种的泰姆布人，是一个心中热爱、理解泰姆布人的白人。摄政王说，当萨巴塔老了的时候，他会把将来的国王委托给哈利斯牧师，哈利斯牧师将把他培养成既是一位基督教教徒，同时又是一位传统的统治者。他说，我必须向哈利斯牧师学习，因为我将注定为哈利斯牧师塑造的那位领袖服务。

在穆克孜韦尼，我见过许多白人商人和政府官员，其中包括行政长官和警官，这些都是有地位的人。摄政王对他们很客气，但是并不奴颜媚骨。他像他们对他那样平等地对待他们。有时，我甚至看到他责备他们，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见。我直接与白人打交道的机会很少。摄政王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如何同白人交往，我总是观察他并以他为榜样。但是，在谈论哈利斯牧师时，摄政王第一次就如何与白人打交道向我谈了意见。他说，我必须像对待他一样尊重和服从这位牧师。

克拉基伯雷远比穆克孜韦尼大得多。学校本身就有大约24栋殖民地风格的漂亮建筑物，其中包括个人住宅、图书馆和各种授课厅。这是我住过的第一个西式而不是非洲式的住所，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对其中的规矩当时尚不清楚。

我们被带进哈利斯牧师的书房，在那里，摄政王把我介绍给了哈利斯。我站在那里同他握了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白人握手。哈利斯牧师热情、友好，对摄政王特别客气。摄政王对他说，我将被培养成国王的一位参事，希望哈利斯牧师特别予以关照。传教士点头答应，并说，克拉基伯雷的学生们在学习以外的时间里需要参加手工劳动。

结束谈话时，摄政王向我告别，并给了我1英镑作零用钱，这是我曾拥有的最大的一笔钱。我向他说再见，并保证不会让他失望。

克拉基伯雷是一所泰姆布学院，他是伟大的泰姆布国王——恩古奔库卡提供土地建造的。作为恩古奔库卡的一位后人，我认为自己在克拉基伯雷也会受到在穆克孜韦尼曾经企盼得到的那种尊重。但是，我痛苦地发现我想错了。因为我所受到的待遇与其他学生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人知道或关心我是不是显赫的恩古奔库卡的一个后代。校方没有吹喇叭欢迎我，我的同学在我面前也不鞠躬。在克拉基伯雷，许多男孩子都有显赫的血统，我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重要教训，因为我怀疑在那些日子里我有点高傲自大。我很快认识到，我必须以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凭借血统开辟自己的道路。我的同学多数在运动场上超过我，在课堂上思维也比我敏捷，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奋起直追。

课程从第二天早晨开始，我与同学一起爬到了我们的教室所在的二楼。教室内铺着华丽的木质地板。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穿上了那双新皮鞋。以前我从来没穿过皮鞋，第一天走路就像是一匹新钉了掌的马。上楼时，差一点摔一跤，几乎打了好几次滑。当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教室的时候，我的皮鞋重重地撞击在光滑的木质地板上，我发现坐在前排的两个女生正在瞪大了眼睛盯着我那走了形的脚步。其中比较漂亮的那位依在另一位的身上用足以让大家听得到的声音说：“这个农村男孩穿皮鞋不习惯。”此时，她的那个朋友笑了。我感到既气愤又尴尬，两眼直冒火花。

她名叫玛托娜，她有点自作聪明，那天我发誓永远不和她说话。但是，随着怨恨的慢慢消失，加上我穿皮鞋走路也习惯了，我逐渐了解了她。她成了我在克拉基伯雷时最好的朋友。她是我第一位真正的女性朋友，我们平等相待、相互信任、共享秘密。在各个方面，她都成了我后来与女士建立友情的典范，我发现与女士交往时我能较为放松，并会坦诚自己的弱点和胆怯，而这些我是绝不会向任何男人透露的。

我很快习惯了克拉基伯雷的生活。我尽可能参加运动和比赛项目，但是，我的成绩仅仅是一般水平。我参加体育活动是出于爱好，而不是为了荣誉，因此我也没有得到过荣誉。我们用自制木板打草地网球，赤着脚在光秃秃的地上踢英式足球。

我第一次听本身受过正规教育的教师给我们讲课。他们中有好几个人有本科学位，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一天，我正在与玛托娜一起学习，我向她透露害怕自己到年底英语和历史考不及格。她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的教师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是第一个取得B. A（学士学位）的黑人女教师。“她太聪明了，不会让我们考不及格。”玛托娜说。我还没有学会不懂装懂，由于我对B. A只有模模糊糊的概念，于是我请教玛托娜。“咳，是的，当然，”她回答说，“B. A是一本很厚很难的书。”我对她的回答深信不疑。

另一位有文科学士学位的非洲教师是本·马拉赛拉。我们崇拜他不仅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不惧怕哈利斯牧师。就是白人教师在哈利斯牧师面前也规规矩矩，但是马拉赛拉先生竟然大摇大摆地出入牧师的办公室，有时连帽子都不摘！他与牧师平等相待，有时也发表与牧师不同的意见，而别人对牧师的意见往往是一味地同意。尽管我尊敬哈利斯牧师，但是，我欣赏马拉赛拉先生不惧怕哈利斯牧师这一事实。那时候，一位有B. A学位的黑人勉强能与一位受过小学教育的白人相提并论。不论一个黑人学识多么高，他仍然被认为不如水平最低的白人。

哈利斯牧师以铁手腕和一贯公平的理念经营着克拉基伯雷学院。克拉基伯雷学院与其说是一个教师培训学院，倒不如说是一所军事院校，即使是最小的过错也会立即受到惩处。在大会上，哈利斯总是面带冷峻的表情，不会有任何轻率的表现。当他走进某个房间时，全部职员，包括培训部和中学的白人校长、工业学院的黑人校长都要起立。

在学生中，他与其说是受人爱戴倒不如说让人惧怕，但在花园里我所见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哈利斯牧师。在他的花园里劳动有两个好处：一种对收拾花园和种植蔬菜的终身热爱在我身上深深地扎了根，也有助于我去了解这位牧师和他的家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与之如此亲近的第一个白人家庭。于是，我发现哈利斯牧师有两副面孔，一是公共面孔，另一个是私下的态度。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在这位牧师的严厉面孔的背后，是一颗友善、宽宏的心。他由衷地相信教育年轻非洲人的重要性。我常常发现他在花园里陷入沉思。我不打搅他，很少与他讲话。但是，作为一位无私地献身于慈善事业的好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与他的沉默寡言相反，他夫人却十分健谈。她是一位可爱的女士，经常到花园里来同我闲聊。我再也记不起她讲了些什么，但是我仍然能回味起许多下午她送给我吃的香喷喷的面饼。

在慢慢的、平淡的学习生活开始之后，我努力学好一切功课，并加快学习速度，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拿到了通常需要三年才能拿到的初级文凭。我因此得到了一个记忆力强的好名声，但是，事实上我不过是勤奋而已。在我离开克拉基伯雷的时候，我与玛托娜失去了联系。她是一个全日制的学生，她父母不想送她去进一步深造。她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天赋的人，但她的潜力由于家庭出身而受到了限制。这种事情在南非特别典型，不是能力限制了我们的人民，而是我们的人民没有机会。

在克拉基伯雷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但是，到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我已经是一位心胸开阔、没有偏见的年轻人。我遇见了来自特兰斯凯各地的学生，也遇见过一些来自约翰内斯堡和巴苏陀兰的学生。正如当时大家了解莱索托一样，他们中有的很老练、很大气，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有点乡土气。尽管我想赶超他们，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有可能与他们匹敌。我不羡慕他们，甚至在我离开克拉基伯雷的时候，我打心眼里认为我仍然是一个泰姆布人。我怎么想就怎么做，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的根就是我的命运，正如我的监护人所要求的那样，我认为自己将会成为泰姆布国王的参事。我的视野没有超越泰姆布国土，我认为做一个泰姆布人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事情。

6...

1937年，我19岁。我同佳士提斯一起在希尔德顿博福特堡的魏斯勒阳学院学习。这里距离乌姆塔塔大约175英里，位于乌姆塔塔的西南方。在19世纪，博福特堡是所谓“边境战争”期间的英国前哨之一。在这期间，白人定居者一步一步地侵占，使各个科萨部落逐步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在一个多世纪的冲突中，许多科萨战士因勇猛顽强而著名，例如马克汉达、山迪勒和穆考玛。其中后两人被英国当局投进了罗本岛监狱，并在狱中牺牲了生命。当我到达希尔德顿的时候，上个世纪的战争遗迹已经所剩无几。主要遗迹是博福特堡：过去只有科萨人在那里生活和耕种，而此时却成了一座白人城镇。

希尔德顿坐落在一条曲折迂回的道路的末端，周围是翠绿的群山。它远比克拉基伯雷美丽，当时是赤道南最大的非洲院校，有1000多名男女学生在那里学习。殖民地式的建筑物上覆盖着常青藤，校园内树荫幽幽，给人一种特别宜人的感觉，是名副其实的校园绿洲。和克拉基伯雷一样，希尔德顿也是一所卫理公会教会学校，它提供英国基督教和智力开发式教育。

希尔德顿学院的院长是阿瑟·威灵顿博士，他是一个胖大而拘谨的英国人。他声称，自己与威灵顿公爵有血缘关系。在开学典礼上，威灵顿博士走上主席台，用他那低沉的嗓音说：“我是伟大的贵族、议员、大将军威灵顿公爵的后代。他在滑铁卢打败了法国的拿破仑，从而拯救了欧洲文明，也拯救了你们。”此时，我们会热情地高呼。我们每个人都为威灵顿公爵的后代竟然不辞劳苦来教育像我们这样的土著人而充满感激之情。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每个人都立志做一个“黑色的英国人”，正如我们经常被这样不无嘲笑地称呼一样。他们教导我们，最好的思想是英国思想，最好的政府是英国政府，最好的人是英国人。

希尔德顿学院的生活是很严格的。第一遍钟声是早上6点，6点40分去餐厅吃早饭。早饭是干面包加热糖水。餐厅的墙上有英王乔治六世的画像。买得起黄油的可以在伙房里购买，而我吃的是干面包片。上午8点，我们在宿舍外的院子里集合，站在那里等候女生们从女生宿舍走出来。我们在教室里一直学到12点45分，然后去吃午饭。午饭有玉米面片、酸奶和大豆，很少有肉。午饭后我们一直学到下午5点，然后是一小时的做操时间，做完操后再接着学习，从晚上7点学到9点。晚上9点30分熄灯。

希尔德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也有来自巴苏陀兰和斯威士兰地区的学生。尽管多数是科萨部落的学生，但也有来自其他部落的学生。放学后或周末，来自同一部落的学生会聚集在一起，甚至不同的科萨部落如阿马木旁多等部落的学生也会被相互吸引在一起。我也坚持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在希尔德顿结交了第一个讲索托语的朋友。他叫扎查里亚·莫莱泰。我认为，有一个非科萨部落的朋友是勇敢的表现。

我们的动物学教师名叫弗兰克·勒本特莱勒。他也是一个莱索托人，学生们都很熟悉他。他长得很帅气，并且平易近人，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因此，在学生中很有人缘。他甚至参加了学院里的第一支足球队，并且成了一个球星。最让我们惊奇的是，他与来自乌姆塔塔的一个科萨女孩结了婚。当时，不同的部落之间通婚是很少见的。在此之前，我从没认识过与同部落之外的人结婚的人。我们一直接受禁止这种婚姻的教育。但是，看到弗兰克和他的夫人，我们这种狭隘意识开始动摇，并渴望冲破仍然束缚着我们的部落主义，我也开始觉察到我作为一个非洲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泰姆布或科萨人的身份。不过这仍然是一种初步的认识。

我们的宿舍里有40张床，一边20张，中间是过道。我们的课外教师是性格开朗的S. S.莫基提弥牧师。后来，他成了南非卫理公会的第一个非洲主教。莫基提弥也是一位莱索托人。作为一位现代的、有觉悟并理解我们苦楚的人，他在学生中很受敬仰。

莫基提弥牧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敢于顶撞威灵顿博士。一天晚上，两个班级长在学院的主干道上发生了口角。班级长的责任是防止学生之间发生口角，而不是挑动学生争吵。莫基提弥牧师被叫来做调解工作。威灵顿博士从城里回来，忽然出现在发生口角的人群中。他的出现使我们大为震惊，就好像是上帝下凡来解决我们人间的凡事一样。

威灵顿博士自视甚高，想要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莫基提弥的头顶只能够到威灵顿的肩膀，他说：“威灵顿博士，事情已经解决了，我明天向你报告。”威灵顿博士没有因此而罢休，他不高兴地说：“不行，我现在就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莫基提弥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威灵顿博士，我是课外教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明天向你报告。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我们从来没看到有人特别是黑人敢于顶撞威灵顿博士。我们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但是，威灵顿博士仅仅说了声“那好”，然后就走了。当时，我认识到，威灵顿博士并不是上帝，莫基提弥也不是卑躬屈膝之辈，黑人没有必要主动地屈从于白人，不管白人的地位有多高。

莫基提弥牧师试图把改革引入学院。我们都支持他为改善学生的生活和待遇所作的努力，包括他提出的关于学生有责任自己管理自己的建议。但是，有一件事让我们担心，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乡下的学生——莫基提弥提出了一项建议，让男女学生礼拜天一起在餐厅里吃午饭。我对此感到十分不快，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仍然不习惯使用刀子和叉子，不想在眼睛尖尖的女生面前丢人现眼。但是，莫基提弥带头组织大家这样吃午饭，于是，我只好每个礼拜天中午饿着肚子扫兴地离开餐厅。

但是，我很喜欢在操场上参加体育活动。希尔德顿学院的体育运动水平比克拉基伯雷寄宿学校好得多。在第一年中，我的体育水平还不能参加正式比赛。但是，到了第二年，我的朋友劳吉·恩扎迈拉鼓励我从事一种新的体育运动：长跑。他是希尔德顿学院的长跑冠军。我是个瘦高个，劳吉·恩扎迈拉说瘦高个是长跑运动员的理想身材。在他的指点下，我开始练长跑。我喜欢长跑运动的训练方法和独立性，可以让我逃离学校生活的喧嚣。同时，我还参加了一项似乎不适合我的运动——拳击。我训练刻苦，一年后体重增加了好几磅，并且开始参加拳击赛。

在希尔德顿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我被莫基提弥牧师和威灵顿博士任命为班级长。班级长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新任命的班级长要干其他班级长最不愿意干的工作。开始，在下午劳动的时间里，我负责领着一伙学生擦窗子，每天清洁一幢建筑物。

我很快得到了提升，我的职责变成了值夜班。在值夜班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但是，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道德方面的疑惑。这个疑惑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们的宿舍里没有厕所，但在宿舍的后面大约100英尺处有一个厕所。晚上下雨的时候，学生们半夜醒来，不愿意穿过杂草丛生的泥泞小路到外面的厕所里去解手，而是站在阳台上直接把尿撒在灌木丛中。当然，这种行为是学校明令禁止的。班级长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干坏事”的学生记录下来。

一天夜里，我正在值班，外面下着大雨，因此我抓住了好多从阳台上撒尿的学生，可能有15位之多。天快亮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学生从宿舍里走出来，他左右望了望，然后就站在阳台的一端往外撒尿。我朝着他走过去，告诉他他被抓了。当他转身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一位班级长。这让我犯了难。在法律上有这么一句话：“谁来管管理别人的人？”如果班级长不遵守规章制度，怎么指望让学生们去遵守？事实上是班级长凌驾于规章制度之上，因为，他们就相当于规章制度，一个班级长不会去告发另一个班级长。但是，我认为不告发那位班级长，只把别的学生记下来是不公平的。于是，我干脆把记下的名单撕掉，一个也没有报告。

在最后一年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颗彗星从天空划过一样。快到年底的时候有人通知我们，伟大的科萨诗人库鲁尼·木卡伊要来这所学院参观。木卡伊实际上是一个赞美歌手、历史讲解员，他用诗歌赞美当代的大事和历史。这对他的人民具有特殊的意义。

学院为他的到来专门放了一天假。在指定的那个上午，学院里的全体人员，包括黑人和白人教职员工，都集中在餐厅里。这里也是我们举行全院大会的地方。餐厅里的一头有个台子，从这里经过一道门就可以直接走到威灵顿博士的房子里。门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我们把它看作威灵顿博士的象征，因为除了威灵顿博士本人，谁也没有走过这道门。

忽然，这道门开了，走出来的不是威灵顿博士，而是一个身着民族豹皮服装、头戴豹皮帽子、手握木柄标枪的人。威灵顿博士一会儿也跟了出来。但看到穿部落服装的黑人从那道门通过，我身上就像触了电一样。这对我们的冲击是很难说清的。宇宙似乎被翻了个个儿。当木卡伊紧挨着威灵顿博士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控制我的兴奋之情。

但是，当木卡伊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坦白地说我感觉很失望。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早就形成了一种形象。根据我的想象，像木卡伊这样的科萨民族英雄，应该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脸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是，他实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服装外，似乎完全与普通人一样。当他用科萨语讲话时，他的语速很慢，时讲时停，常常停下来搜寻适当的词汇。当找到适当的词汇时，他又一遍一遍地加以重复。

当讲到一个重要问题时，他会举起他的标枪以示强调。不巧的是，标枪一下子戳在了他头顶上方悬挂台幕的金属丝上，造成了一阵哗啦哗啦的响声，悬在上面的台幕也在不住地摆动。诗人看了看他的标枪尖，又向上看了看那根金属丝，然后陷入了深思，并在主席台上来回走动。几分钟后，他停住了脚步，面对着我们又来了精神。他为刚才的偶然事件而感叹。“标枪戳金属丝象征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冲突。”他提高了嗓门说，“标枪代表非洲历史上的英雄和真理，它是非洲人作为战士的标志，也是非洲人作为艺术家的标志。这根金属丝，”他指着上面说，“是西方制造的标志，它包含着技术，但却冷冰冰的，聪明而没有灵魂。”

“我要说的，”他继续往下讲，“并不是一块骨头触及一块金属，或者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重叠，我要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好的东西与外国的、坏的东西之间的撞击。我们不能容忍这些不关心我们的文化的外国人抢走我们的国家。我预测，有一天，非洲社会的力量将会战胜入侵者。我们屈服于这些白人假上帝已经太久了。但是，我们将摆脱这些外国杂种。”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威灵顿博士和其他白人在场的情况下谈这些敏感的问题，这种胆量真是让我们吃惊。同时，他也唤醒和激发了我们，让我们开始改变对威灵顿这样的人的认识。我原来一直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恩人。

木卡伊然后开始背诵他的著名诗篇。在诗中，他把天上的星星比喻成世界上的各个民族。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在主席台上慢慢地走来走去，用标枪指着天对欧洲人说——法国人、德国人还有英国人——“我给了你们银河这个最大的天体，因为你们是稀奇古怪的人。你们充满着贪婪和嫉妒，你们贪得无厌。”他把一些星星分给亚洲人、南美洲人和北美洲人。然后，他讨论非洲，并把非洲大陆分成许多个国家，把特定的天体分给非洲不同的部落。他一直在主席台上手舞足蹈，挥舞着标枪，转换着说话的腔调。然后他忽然安静下来，并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现在，科萨人你们过来，”他边说边低下身子并单膝跪倒，“因为你们是自豪而强大的人民，所以我给你们一颗最重要、最超凡的星——晨星，它是计算成年男子年岁的星。”当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深深地低下头。我们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欢呼，我不想停止鼓掌和欢呼。此时此刻，我感到那么自豪。我并不是作为一个非洲人而自豪，而是作为一个科萨人而自豪。我感觉自己好像是杰出人民的一员。

木卡伊的表演使我激动，同时也使我困惑。他从民族解放和包罗万象的非洲统一这个大题目讲到范围比较小的，即我就是其中一员的科萨民族的问题。当我在希尔德顿的学习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有许多新的、有时相互矛盾的问题。我开始明白，各部落的非洲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尽管此时伟大的木卡伊在高度赞扬科萨人；我看到了一个非洲人与一个白人站在一起的可能，但我仍然在努力寻找白人带来的好处，而这常常需要屈从。从某种意义上说，木卡伊在焦点问题上的转变就是我自己心情的一面镜子。因为，我自己也处在为自己是一个科萨人而自豪和与其他非洲人血缘关系相近的感受之间前后徘徊。但是，当我年底离开希尔德顿的时候，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科萨人，其次才是一个非洲人。

7...

直到1960年，位于希尔德顿以东大约20英里的艾丽斯市的福特黑尔大学仍然是南非高学历黑人的唯一聚集中心。福特黑尔不仅是来自南部、中部和西部非洲学者的灯塔，而且对于像我这样的南非黑人青年而言，也是一所与牛津、剑桥、哈佛和耶鲁一样著名的大学。

摄政王急于让我去福特黑尔大学读书，我也很高兴去那里深造。在我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摄政王给我买了一套服装，这是我自己拥有的第一套双排扣灰色服装。穿上它让我感觉长大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那时我21岁，还无法想象福特黑尔大学的学生有谁能比我穿得时髦。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的佼佼者。令我高兴的是，摄政王也将会有一位具有大学学位的亲属。佳士提斯仍然在希尔德顿学院攻读初等文凭。他喜欢玩，不怎么喜欢学习，他是一个满不在乎的学生。

福特黑尔大学是1916年由苏格兰传教士在东开普要塞遗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曾经是19世纪最大的要塞。它建造在岩石平台上，丘脉河像护城河一样在它附近流过。福特黑尔位置优越，使英国人能够与英勇的科萨王山迪勒作战。山迪勒是拉哈贝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他在19世纪最后一次要塞战役中被英国人击败。

福特黑尔大学只有150名学生，我当时已经知道，其中有十来个学生来自克拉基伯雷和希尔德顿。我第一次见面的K. D.马叹兹玛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按照部落血统，他是我的侄子，但是我比他小，也远不如他老练。他个头高大修长，并且特别自信。他是三年级学生，对我关心爱护有加，而我就像尊重佳士提斯那样尊重他。

我们两人都属于卫理公会，我被安排与他住在一起。这个住所叫韦斯雷旅社，是一所漂亮的两层楼房，位于大学附近。在他的引领下，我同他一起去拉夫迪附近的一个教堂做礼拜，并开始跟着他踢足球（他是英式足球高手）。对于他的意见，我都认真听取。摄政王一般不给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们寄钱，如果不是马叹兹玛的资助，我衣袋里只会是空无一文。和摄政王一样，他知道我将来要成为萨巴塔国王的参事，因此他建议我学习法律。

福特黑尔大学同克拉基伯雷和希尔德顿一样，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我们要接受劝善教育，要服从上帝，要尊敬政府官员，并感谢教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学校，由于政治态度和实践都有殖民主义倾向，因此经常受到批评。即使有这些短处，我也认为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更多一些。当政府不同意或不能开办学校的时候，教会却为我们开办和经营学校。尽管教会学校常常在精神上要求很严格，但是，其学习环境比种族歧视盛行的官办学校要开放得多。

福特黑尔大学既是非洲大陆一些知名的伟大的非洲学者的家园，也是他们的摇篮，Z. K.马修斯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矿工的儿子，深受布克·华盛顿自传《从奴隶到总统》（Up from Slavery）的影响。这本书宣扬通过努力和中庸之道获得成功。他教授社会人类学和非洲法律，并公开反对政府的社会政策。

在德育方面，福特黑尔大学深受D. D. T.佳巴福教授的影响。在这所大学于1916年开办时，他是第一位员工。佳巴福教授被伦敦大学授予英文学士学位，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奇迹。佳巴福教授教科萨文，也教拉丁文、历史和人类学。当讲起科萨谱系学的时候，他简直就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他告诉了我一些我从来就不知道的关于我父亲的事情。他也是一位非洲人权代言人，1936年，他成为“全非大会”的第一任主席。该组织一直反对关于终止开普普选权的立法。

记得有一次我从福特黑尔乘火车去乌姆塔塔，坐在非洲人专用车厢里。这是唯一一节向黑人卖票的车厢。一个白人检票员过来检票，当发现我是从艾丽斯上的车的时候，他说：“你也是佳巴福教授那个大学的学生吗？”我点头说是。这个检票员立即高兴地给我检了票，并喃喃地说：“佳巴福是个好人。”

在第一年，我学习英文、人类学、政治、土著管理学和罗马－荷兰法。土著管理学是研究有关非洲人法律的一门学科。如果有人想到土著事务部门去工作，他就必须要学习这门学科。尽管马叹兹玛一直在劝我学习法律，但是，我却决心要当一名土著事务部门的翻译或公务员。那时候，当一名公务员对于一个非洲人来说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也是一个黑人能够渴望得到的最高职位。在乡下，行政长官办公室里的一名翻译，被认为只比行政长官低一级。第二年，福特黑尔大学开设了翻译专业，由提亚姆扎西授课。提亚姆扎西是一位从法院退休的著名翻译。我成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福特黑尔大学堪称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地方。和许多高等学府一样，它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例如，高年级的学生往往对低年级的学生傲慢无礼。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校园的时候，我在中心大院碰到了卡马利尔·法巴萨。他比我大几岁，在克拉基伯雷上学的时候，我一直和他在一起。我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但是，他对我却很冷淡、很傲慢。他有些看不起地对我说，我将住在新生宿舍。然后他告诉我，他尽管是我们宿舍的委员会组成人员，但是，作为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他不再与别的同学住一个宿舍。我认为这件事很奇怪，也不民主。但是，这却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天晚上，我们一伙学生议论起宿舍委员会里没有新生代表的问题。我们决定要摆脱传统做法，选出由两组学生组成的宿舍委员会。我们举行了讨论会，让所有住在那个宿舍里的学生都参加。只用了几周，我们就击败了高年级的学生，选出了我们自己的宿舍委员会。我本人是组织者之一，也被选进了这个新组成的委员会。

但是，高年级的学生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他们召集开会，会上，一个名叫莱克斯·塔塔尼的学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新生的这种行为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怎么能够被曼德拉这样几乎连英语都讲不好的乡下落后的新生推翻呢！”然后，他模仿我的说话方式，让我听起来带有浓重的嘎莱卡口音，他的同伙对此捧腹大笑。塔塔尼的轻蔑讲话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决心。我们新生组成了正式的宿舍委员会，反过来分配高年级的学生去干他们最不愿干的工作。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

大学的学监A. J.库克牧师知道了这场争端，他把我们召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认为理在我们一边，因此不准备屈服。塔塔尼呼吁学监推翻我们的意见，说着说着，他还停下来擦眼抹泪。学监要求我们改变立场，但是我们没有屈服。像多数恃强凌弱的人一样，塔塔尼也有脆弱的一面。我们告诉学监，如果不采纳我们的意见，我们将全体退出宿舍委员会，使宿舍委员会本身失去完整性和权威性。最后，学监决定不再干预这件事。我们坚持自己的坚定立场并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与当局之间展开的第一次交锋，我感受到了公理、正义的力量。但在以后与大学当局的交锋中，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在福特黑尔所受的教育是室外、室内相结合的教育。我比在希尔德顿时更热爱体育。这有两个原因：我的个子更高了，我的体格也更强壮了；但更重要的是，福特黑尔大学比希尔德顿学院小得多，所以我的竞争者很少。我有能力参加足球和越野赛跑。越野赛跑对我的教育很有帮助，在越野赛跑中，训练比固有的能力更重要，我可以通过勤奋和自律弥补自己的天赋不足。我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作为一个学生，我发现许多青年人虽然天资聪明，但却没有充分发挥其天赋的自律能力和韧劲。

我还参加了戏剧社，并曾在一个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戏剧中参与演出。这个戏剧是我的同学林肯·木肯塔尼改编的。木肯塔尼出生于特兰斯凯地区的一个著名家庭，他是又一个我所仰视的人。“仰视”也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因为他在福特黑尔大学是唯一比我个子高的学生。木肯塔尼扮演他的同名人，而我扮演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即林肯的刺客。木肯塔尼对于林肯的塑造是庄严而正统的。他背诵了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最精彩的一段，赢得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欢呼。我扮演的是一个小角色，尽管我是这个戏的寓意的载体，说明冒大险的人常常需要承担大的责任。

我成了学生基督教协会的成员，并负责礼拜天在附近的村子里讲《圣经》。和我共同负责此事的是一位理科学生。我是在足球场上认识他的，他来自特兰斯凯地区的旁多兰，名叫奥利佛·塔博。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他的才能很高，是一位思路敏捷的雄辩家。他不愿意接受我们许多人自觉自愿接受的陈词滥调。奥利佛住在博达豪尔，这是一个英国教徒开办的旅馆，虽然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他接触不多，但是可以看出，他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有时，我们一伙礼拜天步行到艾丽斯城内的某个餐馆去吃饭。餐馆是白人开的，那些年月，一个黑人直接从前门进入餐馆是不可想象的，在里面吃饭的黑人就更少。然而，我们却倾尽所有，围着厨房吃了一圈，想吃什么就要什么。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不仅学习物理等科学知识，而且还学习交际舞。对着餐厅内的一台音调嘶哑的破留声机，我们花好几个小时练习狐步和华尔兹。我们每人都轮流跳男步和女步。我们的偶像是维克多·西尔维斯特，他是交际舞世界冠军。我们的教练员是一位同学，名叫司马利·西万德拉，他后来成了交谊舞高手。

在一个邻近的村子里，有一个非洲人舞厅，名叫恩彩拉曼兹。它迎合了当地黑人社会的需求，但对在校学习的学生来说却是个禁地。但是，一天晚上，由于急于找女舞伴练习舞步，我穿上衣服溜出了宿舍，直奔那个舞厅而去。那是一个豪华的地方，我感觉很新奇。我看见对面有一位可爱的女士，于是就请她跳舞。一会儿，她就投入了我的怀抱。我们一起跳得很默契，我能想象我当时的舞姿是多么的神气。几分钟后，我询问起她的名姓。“鲍克韦太太。”她温柔地说。我几乎要把她丢在现场快速离去。我朝对面望去，发现了劳斯伯瑞·鲍克韦先生。他是当时最受人尊敬的非洲领袖和学者之一。他当时正在那里和他的内弟、我的教授Z. K.马修斯闲聊。我向鲍克韦太太表示歉意，然后在鲍克韦和马修斯教授的目光下腼腆地把她护送到一边。我真想钻入地下，我违反了许多条校规。但是，在福特黑尔大学负责纪律的马修斯教授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他认为，只要你努力学习，就是令人高兴的事，他就能容忍。自从恩彩拉曼兹那个夜晚之后，我学习更加努力了。

福特黑尔大学的特点在于它的复杂程度，无论是从学术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对我来说都是新鲜而惊奇的。按照西方标准，福特黑尔大学的开放程度可能不怎么样。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乡下的青年，它已经够开放了。我第一次穿睡衣，开始感觉不舒服，但慢慢地习惯了。我以前从来没用过牙刷和牙膏，在家里，我们用灰把牙齿擦白，用牙签清洁牙齿。连冲水厕所和洗热水澡对我来说也是新鲜事。我开始使用香皂，而在家里，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蓝色的清洗剂。

可能是由于这些不熟悉的事情，我十分想念我在孩提时代就熟悉的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有这种感情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我参加了一个探险小组，晚上秘密到学校的农场去探险。在那里，我们点起篝火烤玉米吃。我们坐在篝火周围，边吃玉米，边讲荒诞不经的故事。我们这样并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出于重新捕捉那些对我们来说最有乡间趣味的一种需要。我们有胆识，有健美的体格，吹嘘我们毕业后将挣多少多少钱。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但是，实际上我仍然是一个迷恋乡间乐趣的乡下男孩。

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世界隔绝的同时，我们则热心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我是大不列颠的热心支持者，并且，当我知道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期末典礼上讲话的那个人将成为英国驻南非的大律师的时候，我特别高兴。他名叫扬·史末资，是南非前总理。福特黑尔大学以主人身份招待他，并把他拥戴为世界政治家，这是莫大的荣誉。当总理J. B.赫索格主张中立的时候，后来成了副总理的史末资，正在全国发动南非向德国宣战的运动。我非常渴望亲眼看到像史末资这样的世界领袖。

三年前，当赫索格发起运动取消开普非洲人的投票选举权的时候，我发现史末资对非洲人表示同情。我更关心的是，他帮助建立了“国际联盟”，在世界上倡导民主，而不是在国内压制自由。

史末资讲了支持大不列颠向德国宣战的意义，以及英国主张的西方价值思想——我们作为南非人也同样主张。我记得，他的英语口音几乎与我的英语口音一样糟糕！我同我的同学们一起衷心地为他欢呼，拥护他关于为自由而战的号召，而忘记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没有自由。

史末资在福特黑尔大学对那些改变信仰的人传教。每天晚上，住在韦斯雷旅馆里的学监都要分析欧洲的军事形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簇拥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收听BBC广播电台播放的温斯顿·丘吉尔富有鼓动性的讲话。尽管我们支持史末资的立场，但是，他的来访也引发了许多争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的一个同龄人，名叫尼亚提·康基萨，虽然被认为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但他却谴责史末资是一个种族歧视主义者。他说，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我们这些“黑色英国人”自己，英国人企图使我们文明化的同时也在压迫我们。他说，荷裔南非人与英国南非人之间不管相互如何对立，但是，两个白人集团总是会团结起来对付黑人的威胁。康基萨的观点使我们很吃惊，他似乎是个危险的极端分子。一个同学低声对我说，尼亚提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模模糊糊听说过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组织，但知之甚少。随着南非向德国宣战，赫索格辞了职，史末资成了总理。

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我邀请我的朋友保罗·马哈巴内与我一起去特兰斯凯过寒假。保罗来自布隆方丹，由于他父亲扎丘斯·马哈巴内牧师的原因而在福特黑尔大学很出名。他父亲曾经两次出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他与这个组织有联系，因而得到了一个叛逆者的罪名。当时，我对这个组织并不怎么了解。

在寒假期间的一天，保罗和我去了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当时，乌姆塔塔只有几条大街和一些政府建筑物。我们站在邮局的外面，这时当地的行政长官——一位60多岁的白人走到保罗面前，让保罗到邮局里面为他买几张邮票。任何白人让任何黑人去为自己办事，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行政长官说着就想给保罗钱，但是，保罗并没有要。这位行政长官很生气。“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脸涨得红红地说。“没有必要问你是谁，”马哈巴内说，“我知道你是谁。”行政长官问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无赖！”行政长官大怒，说：“你要为此付出大的代价！”然后就走了。

我对保罗的行为感到很不舒服。我佩服他的勇气，但也认为他这是惹是生非。行政长官很熟悉我，如果他让我而不是让保罗去办这件事，我会老实地照他的吩咐去做，并把这件事忘掉。但是，我钦佩保罗的所作所为，尽管我自己还不能也这样做。我开始认识到，一个黑人并非必须接受每天被白人强加在身上的侮辱。

寒假过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早早返回了学校。我感觉到自己更加有力量，并且感觉什么东西都变新了。我努力学习，一直到10月份考试。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想我将成为一位有大学学位的学生，就像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一样。我认为大学学位不仅是做官的通行证，也是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条件。校长亚历山大·克尔、佳巴福和马修斯教授一直一遍一遍地教导我们，作为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们是非洲的精英。我相信，世界将在我的脚下展开。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最终能使我母亲重新得到财富和荣誉。这些财富和荣誉是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失去的。我将在库努为她建造一所像样的房子，并配备花园和现代家具。我将支援她和我的姐妹们，以使她们买得起这么长时间买不起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梦想，它似乎是我能够实现的梦想。

那一年，我被提名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学生代表委员会在福特黑尔是最高的学生组织。当时，我不知道围绕选举竞争将制造许多麻烦，而这些麻烦又将改变我的命运。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在那年的年末举行。当时，我们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按照福特黑尔大学的章程，从全体学生中选出6名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选举前不久，学校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讨论有关问题并让大家发表意见。学生们一致认为福特黑尔大学伙食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应当增加，以便让它在学校管理中不只是一个橡皮图章。我同意这两个动议。如果学校当局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学生将投票联合抵制这次选举。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投票。

这次大会后不久，预定的投票选举开始了。多数学生都抵制选举，但是25个学生（约为全体学生的1/6）参加了投票，并选出了6位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也包括我本人。同一天，6位当选的委员碰头讨论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一致决定集体辞职，因为我们支持联合抵制选举并且也没得到多数学生的投票支持。然后，我们起草了一封辞职信，并交给了克尔博士。

但是，克尔博士很聪明。他收下了我们的辞职信，然后通知第二天晚饭时在餐厅举行新的选举。这将确保让所有的同学都参加选举，以避免产生借口，说学生代表委员会没有得到全体学生的支持。那天晚上，选举按照校长的要求如期举行。但是，同样只有那25个学生投了票，同样还是那6个学生当选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似乎一切还是老样子。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6个人召开了碰头会，讨论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投票差异很大，其他5位当选人坚持：我们是在全体学生中当选的。我认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全体学生都在选举现场，但是多数人并没有投票，说我们拥有他们的信任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联合抵制选举，这是全体学生一致赞成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仍然坚持那个决定，不能被校方的某些诡计所蒙蔽。我没能说服我的那5位当选伙伴，只好第二次辞职，我是6位当选的学生中唯一第二次辞职的。

第二天，我被校长召了去。克尔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实际上他也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创始人，是个很受尊重的人。他严肃地回顾了过去几天内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重新考虑我的辞职决定。我告诉他我不能重新考虑。他让我晚上睡觉时再仔细考虑考虑，第二天告诉他我的最后决定。但是，他警告说，他绝不允许他的学生不负责任，并说，如果我坚持辞职，他将只好把我开除出福特黑尔大学。

他说的话使我震惊，并使我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以前我从来没有作过如此沉重的决定。那天晚上，我咨询了我的朋友兼辅导老师K. D.马叹兹玛。他认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辞职是正确的，不应该屈服。当时我觉得，我相信K. D.马叹兹玛胜过相信克尔博士。于是我谢别K. D.马叹兹玛，回到了宿舍。

尽管我认为我所做的在道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仍然拿不准我的辞职正确与否。难道是我正在为一个无关紧要而抽象的原则毁掉我的大学生涯吗？我发现把坚持自己的私利而牺牲自己看作是对学生们负责的原则是难以接受的一种想法。我打定主意，不能在我的同学们眼里当孬种。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在福特黑尔大学的学业。

第二天上午我去克尔博士办公室的时候，我仍然处于难下决定的心态。直到他问我是否作出了决定时，我才真的拿定了主意。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我无法问心无愧地为学生代表委员会服务。克尔博士似乎对我的回答有点吃惊。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很好。当然，那是你的决定，我也对这个问题再考虑考虑。我建议，如果你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明年你可以再回到福特黑尔大学继续读书。曼德拉，你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考虑这件事。”

正如克尔博士一样，我对自己的回答也感到有些意外。我也知道离开福特黑尔大学是鲁莽的。但是，我需要折中的时候却又无法折中，似乎我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不让我搞折中。我在感激克尔博士的立场和愿意再给我一次考虑机会的同时，也非常愤恨他决定我命运的绝对权力。如果我愿意，我应该有退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利。这个不公正的处理痛苦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时我才明白，克尔博士不是一个大救星，而是一个并非总是和蔼可亲的独裁者。那年年末我离开福特黑尔大学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被遗弃的痛苦感觉。

8...

我通常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穆克孜韦尼，但这次则不然。考过试并回到家后，我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摄政王。他很生气，他无法理解我的做法，认为我的做法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没听我解释完，他就不客气地告诉我，要服从校长的指示，秋天返回福特黑尔大学。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我与我的资助人发生争论，那将是没有道理的，也是对他的不尊重。所以，我决定暂时往后放放这件事。

佳士提斯也回到了穆克孜韦尼，我们彼此相见非常高兴。不管佳士提斯和我分别多久，连接我们的兄弟情义是不会改变的。佳士提斯去年离开了学校，现在住在开普敦。

几天内，我恢复了在家里的传统生活。我给摄政王料理事情，包括他的牛群以及与其他酋长的关系。我没有细想在福特黑尔大学的情况，但是，生活总有办法强迫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作出决断。那完全是与我必须要干的事——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

回家几周后，摄政王把佳士提斯和我叫到他面前。“我的孩子，”他用很严肃的语气说，“我恐怕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了几年了，在我去见祖先前，我有责任看着我的两个儿子结婚。当然，我已经为你们兄弟两人安排好了婚事。”

他的这番话让我们两人感到很突然，佳士提斯和我怀着一种担心而无助的心情彼此看着对方。摄政王说，两位女孩出生于很好的家庭。佳士提斯要迎娶著名的泰姆布贵族安卡利巴的女儿，而豪利沙沙（摄政王总是这样称呼我），将迎娶当地泰姆布牧师的女儿。他说，婚礼要马上举行。彩礼通常以牛的形式由新郎的父亲办理，对于佳士提斯来说，部落将为他置备彩礼，而我则由摄政王亲自置办。

佳士提斯和我都没说什么。这不是我们向摄政王提问题的地方，而且，只要他关心，问题就定了。摄政王不允许讨论：新娘已经选好了，彩礼也置备齐了，事情最后就这么定了。

佳士提斯和我低着头从摄政王那里走出来，心里感到茫然而沮丧。摄政王是按照泰姆布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办的，他的动机也是无可非议的，他要求我们在他有生之年都安顿下来。我们以前认为摄政王有权为我们安排婚姻大事，但是现在，这不再是绝对的了。两位新娘并不特别出众，据我们所知，她们不过是有血有肉的女流之辈而已。

尽管我对女方家庭十分尊重，但是，如果说摄政王为我选择的新娘就是我梦想中的伴侣，那也不是事实。她的家庭是显赫而令人尊重的，她那种特有的尊严也是很有魅力的。但是，这位小姐恐怕早就爱上了佳士提斯，可摄政王对此却不会知道。因为，父母很少知道他们子女爱情的浪漫的一面。毫无疑问，对于与我成婚，我的那位已经选定的伴侣也不会比我更热切。

那时候，我在社会方面比政治方面更超前。在我还没有考虑反对白人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就做好了反对我们自己人民的社会制度的准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间接地也是摄政王自己的过失，因为正是他出钱让我们接受的教育才使我们背叛这种传统的社会制度。我与女士们一起在中学和大学里待了好几年，难免有一点点风流韵事。我是浪漫的，我不准备让任何人，甚至摄政王，为我选择伴侣。

我与王后——摄政王夫人，定了一个君子之约，那就是把我的婚姻大事托付给她。我不能告诉她无论如何不让摄政王为我选择新娘，因为她当然不会同意。我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告诉她我想在她的亲戚中选择一位我认为理想的伴侣。这个姑娘确实很漂亮，但我不知道她对我印象如何。我说，我一完成学业就立即娶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骗局，但总比摄政王的主意要好。虽然王后在这个问题上同我站在一起，但是摄政王并没有被说服。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不会改变这个决定。

我认为好像他不给我选择的余地，但我不能接受这桩婚事。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欠考虑的。同时我也认为，如果我拒绝了摄政王为我安排的这桩婚事，我将无法再在他的庇护下生活。佳士提斯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俩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溜之大吉，而且，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约翰内斯堡。

回想起这件事，我认为我们当时并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设法通过中间人与摄政王商量，也许通过商量就使这个问题在我们部落和家庭的范围内得以解决。我可以去请求摄政王的堂兄孜林德劳佛酋长，他是穆克孜韦尼内阁最开明、最有影响的酋长。但是，我太年轻、太急躁，没有看到耐心等待的好处，一味认为逃走似乎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在保守秘密的同时制订出了详细的逃跑方案。首先，我们需要机会。摄政王认为佳士提斯和我在一起会出乱子，至少佳士提斯喜欢冒险和狂欢会对我比较保守的立场产生影响。因此，他想方设法尽量不让我们在一起。当摄政王打算出游的时候，他一般都让我们其中一人跟随，这样当他不在宫内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在一起。他更多的是带着佳士提斯，因为他喜欢让我留在穆克孜韦尼照料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得知摄政王准备外出一个礼拜，去参加特兰斯凯立法大会，这次我们两个他谁也不带，我们认为这是逃走的最理想的机会。我们决定，摄政王一动身去开会我们就去约翰内斯堡。

我没有什么衣服，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一个箱子里。摄政王礼拜一一早就走了。我们准备接近中午的时候再动身。但是，正当我们准备要走的时候，没想到他又回来了。我们看见他的车开进了王宫，就立刻跑进了花园，并藏在玉米秸中。摄政王一进屋就问：“两个孩子上哪里去了？”有人回答说：“啊，他们就在附近。”但是，摄政王有些怀疑，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他说他回来是因为忘记带泻盐了，他四处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似乎还满意。我想他可能有某种预感，因为他可以在城里很容易地买到泻盐，当他的车消失在群山之中的时候，我们也上了路。

我们俩都几乎没有钱，但是，那天上午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商人那里，说好把摄政王的两头牛卖给他。那位商人认为是摄政王吩咐我们来卖牛的，我们也没有纠正他的错误想法。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价钱。我们用卖牛的钱租车去了当地的火车站。我们打算从那里乘火车去约翰内斯堡。

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们不知道摄政王已经驾车来过火车站，并告诉车站经理，如果有两个青年人来买去约翰内斯堡的车票，一定不要卖给他们，因为他不允许他们离开特兰斯凯。我们到了火车站，发现那位经理说什么也不卖给我们票。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的父亲来过这里，说你们想跑。”我们大吃一惊，赶紧回到我们租的那辆车上，告诉司机把我们送到下一个车站。下一个车站距离这个站大约50英里，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那里。

我们好不容易才上了车。但这趟车最远到昆斯敦。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黑人外出旅行是件很复杂的事情。所有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有土著事务局颁发的“土著人通行证”，要求遇到白人警察、公务员或雇工老板都要出示这种通行证。不出示通行证就会被逮捕，送上法庭，判处监禁或罚款。通行证上记有持证人的住址、酋长姓名，是否缴纳了人头税等。当时，这种人头税只向非洲人征收。后来，这种通行证变成了小册子，即“身份证”。据悉，这种身份证记录了持有人的详细资料，并且每月必须由持有人的雇工老板签字。

佳士提斯和我都已办好通行证。但是，一个非洲人要离开原属地到另一个地区去工作或居住，还需要有旅行文件，即此人的雇工老板（像我们这样的就需要监护人）出具的许可证或许可函，而这些我们都没有。就是这些文件都有，警察也可能因为其中有的文件没签字或日期不对找你的碴儿。如果根本没有这些文件，那就很危险。我们的计划是在昆斯敦下车，然后去一家亲戚那里办理这些文件。这也是一个欠考虑的计划，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昆斯敦遇见了穆旁多比尼酋长。他是摄政王的一个弟弟，对佳士提斯和我都很好。

穆旁多比尼酋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了需要当地行政长官签发的旅行文件，并编造我们需要这些文件的原因，谎称我们出来是为摄政王办事的。穆旁多比尼是从土著事务局退休的翻译，与行政长官很熟悉。他没有理由怀疑我所说的话。他不但领着我们去找行政长官，而且还为我们担保，并说明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行政长官听了酋长的说明后，马上为我们办理了所需要的文件，并加盖了公章。佳士提斯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满意地笑了。但是，正当行政长官准备把这些文件递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他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说：作为礼节，应当告知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我们认为这件事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他的话让我们很不安，但是我们仍然安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行政长官用他的电话与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取得了联系。糟糕的是，摄政王正在拜访乌姆塔塔行政长官，此时他正坐在行政长官的办公室里。

当昆斯敦的行政长官把我们两人的情况告诉了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时，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似乎说：“啊，他们的父亲正好在这里！”然后让摄政王接了电话。当昆斯敦行政长官把我们的请求告诉摄政王时，摄政王勃然大怒。“把两个孩子抓起来！”他高声说，足以让我们通过话筒听见他的声音，“把他们抓起来，然后立即把他们送回来！”行政长官放下电话，对我们很生气。“你们两个是小偷，并且撒谎。”他对我们说，“你们企图欺骗我，现在我要把你们抓起来。”

我立即站起来为我们辩解。通过在福特黑尔学习，我懂一点法律，这回派上了用场。我说，我们向你们说谎是事实，但是我们并没有违反法律，你们不能仅仅依据摄政王的建议就逮捕我们，何况他又正好是我们的父亲。这位行政长官作了让步，没有逮捕我们。但他让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并且不允许我们再登他办公室的门。

穆旁多比尼酋长也很气愤，他也不再管我们的闲事。佳士提斯想起在昆斯敦有一位朋友，名叫西德尼·恩克苏，在白人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们去找此人，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对我们说，他为之打工的那个白人的母亲正打算开车去约翰内斯堡，他问问看，是否能让我们搭个便车。随后，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付15英镑，他母亲就让我们搭她的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价钱，比买火车票贵得多。搭车费让我们掏空了腰包，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决定冒险，到约翰内斯堡后再办理有效的旅行文件。

第二天一早，我们动身去约翰内斯堡。在那些日子里，如果白人开车，按照习惯，黑人必须在后排就座。我们两人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就座的。佳士提斯坐在那位女士的身后。佳士提斯是个友好而精力充沛的人，他一落座就和我闲聊起来，这使那个老太太感到很不舒服。她显然从来没有同一个对白人毫不在乎的黑人在一起待过。行驶几公里后，她吩咐佳士提斯同我换换座位，这样她就可以监视他。在剩余的路途中，她就像鹰一样监视着他。但是，一会儿，佳士提斯的魅力在她身上起了作用，她竟然偶尔被他的话逗得大笑。

那天晚上，大约10点钟，我们发现前面灯光闪烁。迷人的灯光似乎向四面八方放射开来。对我来说，电总是神奇而奢侈的，而这里却是电的世界、灯的海洋。看到从孩提时代就听说过的这座城市，我特别激动。约翰内斯堡一直被描绘成梦幻般的城市。这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城市，在这里，一个贫穷的农民可以变成富有的财主。我想起了巴纳巴基在割礼训练期间讲过的一个又一个故事：那里的楼房高得让你看不到楼顶，那里的人讲的语言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那里到处都是豪华的汽车、漂亮的女人和横冲直撞的魔鬼。这是一座黄金之都，我很快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在城市的近郊，交通越来越拥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路上同时有那么多汽车。即使是乌姆塔塔，充其量也不过有几辆汽车，而这里却有成千上万辆。我们绕城环行，而没有直接进城。但是，我能隐约看见那一片一片的高楼大厦，在昏暗的夜空中显得更加昏暗。在路上，我看见巨大的广告牌上展示着香烟、糖和啤酒广告。所有这一切，似乎特别地富有魅力。

很快，我们来到了大片的豪宅区，即使最小的豪宅也比摄政王的王宫大。豪宅前都有草坪和高大的铁门。我们开车进入其中一所豪宅的停车道，这里是老太太的女儿居住的地方。佳士提斯和我被安排在佣人居住的偏房，我们将在那里住一宿。向老人道谢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房间，躺在地板上休息。但是，约翰内斯堡的繁荣让我如此激动，我感觉仿佛自己那天晚上是在漂亮的羽毛褥垫上睡的觉。希望似乎是无限的，此时的我就像是经过长长的跋涉到达了终点。但事实上，这只是在更长更长的旅途中迈出的第一步，它将以我当时没有想象到的方式继续考验我。

第二部 约翰内斯堡

9...

当我们到达克朗金矿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黎明了。克朗金矿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寂静、昏暗的大山丘平原上。约翰内斯堡是由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金矿于1886年建立起来的一座黄金城市，而克朗金矿则是这座黄金城市中最大的金矿。我本想能在这里看见像乌姆塔塔市内的政府大厦那样的大楼，但克朗金矿的办公室却原来是建在金矿前面的锈迹斑斑的铁皮房子。

金矿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光秃秃、坑坑洼洼，到处是污泥垢土，但就是没有树，四周围着篱笆墙。金矿就像是经过战争破坏过的战场，到处是刺耳的噪音：有轴式卷扬机的摩擦声，有电钻的冲击声，有发电机的轰鸣声，有下达命令的吼叫声。所见之处，到处是身穿工作服、看上去疲惫不堪、压弯了腰的黑人。他们住的是凄凉阴冷、单一性别的简陋房，房子里有几百个水泥床，彼此相隔只有几英寸。

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采金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矿石的含金量低、矿井深。只有成千上万工作时间长、收入低、无人权可言的廉价黑人劳力的存在，才能使白人拥有的、建筑于黑人脊背之上的矿业公司有利可图，掘取比克罗伊斯（Croesus，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最后一代国王，以财富闻名）还要富有的财富。以前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企业、这样大的机器、这样得法的组织、这样辛苦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南非的资本主义。我知道，我即将接受一种全新的教育。

我们直接去找工头。皮利索是一个粗暴的老工头，依靠他的冷酷无情谋生。他知道佳士提斯，因为摄政王几个月前曾写过一封信，要求为他安排一个管理工作。这种工作在金矿上是最令人羡慕、最受人尊重的工作。但他不了解我。佳士提斯解释说，我是他的弟弟。

“我只接受佳士提斯，”皮利索回答说，“你父亲的信没有提你弟弟的事。”他十分怀疑地看着我。但佳士提斯请求说，那仅仅是个疏忽，摄政王对我的事也发过信。皮利索那无情的外表之下也隐藏着有同情心的一面，于是，他让我担任金矿上的保安，并说，如果干得好，三个月后将给我安排一份管理工作。

摄政王的话在克朗金矿很有分量。在南非，所有的酋长都是如此。采矿官员都想从农村招募劳工，各个酋长对他们所需要的人都有控制权。他们需要酋长们鼓励自己的老百姓来矿脉做苦工。酋长的待遇与普通人大不相同。当他们来金矿参观时，矿主总是提供特别优厚的吃住条件。酋长的一封信足以使一个人得到一份好工作。由于我们的关系，佳士提斯和我受到特别照顾。我们工作没有定额，我们被安排了较好的睡觉的地方，并且有少量的工资。第一天晚上，我们没有住简陋的铁皮房。出于对摄政王的尊重，皮利索邀请佳士提斯和我与他住在一起。

许多矿工，特别是那些来自泰姆布兰的矿工，拿佳士提斯像酋长一样对待，他们用现金作为礼物欢迎他。当酋长来参观时，这通常是一种惯例。这些人多数都住在同一个住所，矿工们通常是按部落隔离安排住处。矿主这样安排是为了防止不同部落为了共同的不满情绪而团结在一起，因此有利于管理。但隔离安排住处也常常会导致不同部落、不同氏族之间发生派系争斗。对于这种争斗，矿主没有刻意地加以防止。

佳士提斯把他得到的礼物也分给我一些，并且作为奖金另给我一点额外的英镑。开始那几天，我们的口袋里总是叮当响着新的有钱人通常有的那种硬币碰击声。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成了一个百万富翁。我开始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幸运之光就在我身上闪耀，如果我们不是在大学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说不定我们真的已经成了百万富翁！我又一次看到，命运把我抛弃了。

很快，我作为一名值夜班的金矿保安开始工作。矿上给我发了一身保安服、一双皮靴、一顶钢盔、一个手电筒、一个哨子和一根圆头木棒。这是一种一端有大圆球的木棒。工作很简单：站在写着“注意，土著人从这里穿行”的警示牌的矿井入口，检查每个从这里出入的人是否有通行证。开始几天，我在矿上巡查并未发现任何事故隐患。然而，有一天深夜，我确实逮住了一位喝醉了酒的矿工。但是，他温顺地出示了通行证，然后就回了他的住所。

由于让成功冲昏了头脑，佳士提斯和我向我们在家就认识的一位朋友吹嘘起了我们的聪明，这个人也在这个金矿上工作。我们对他说，我们如何逃出王宫，如何欺骗摄政王等。尽管我们让那人为我们保密，但是，他却直接去找那位工头告了密。一天以后，皮利索召见了我们。他问佳士提斯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摄政王批准你弟弟出来工作的证明在哪里？”佳士提斯说他对此事已经作了说明，摄政王已经寄了证明信。皮利索并没有由于他的回答而态度有所缓和。我们感觉似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了一封电报。“我与摄政王已经取得了联系。”他用严肃的口气说，并把电报递给了我们。电报上说：“立即把两个孩子送回家。”

然后，皮利索对我们大为恼火，骂我们向他撒谎，说我们滥用他的热情和摄政王的好名声。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在矿工中集资，买火车票把我们送回特兰斯凯。佳士提斯反对回家，并说，我们仅仅是要在矿上工作，我们能自己做主。但是，皮利索根本不予理睬。我们感觉很丢面子，也感到受了侮辱。于是，我们离开了他的办公室，但下定决心不回特兰斯凯。

我们很快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去找A. B.埃克苏玛医生。他是摄政王的一个老朋友，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埃克苏玛医生来自特兰斯凯，是一位非常受尊敬的医生。

埃克苏玛医生见到我们很高兴，并非常热情地向我们打听穆克孜韦尼家乡的情况。我们告诉他许多有关我们来约翰内斯堡的半真半假的情况，并说很想在金矿上找个工作。埃克苏玛医生说他愿意帮助我们，并马上给金矿协会的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打了电话。金矿协会是代表矿主的很有权威的组织，专门管理矿工雇用事务。埃克苏玛医生告诉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我们是如何如何优秀，他应该给我们找个地方。我们谢别了埃克苏玛医生，马上去找维尔比拉伍德先生。

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是一个白人，他的办公室比我见过的任何办公室都气派。他的写字台似乎有足球场那么大。我们在一位名叫费斯特尔的金矿老板的陪同下见到了他。我们把说给埃克苏玛医生的原话又向他复述了一遍，维尔比拉伍德先生对我说的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继续深造但并非完全是事实的理由印象很深。“好吧，小伙子们，”他说，“我将介绍你们去与克朗金矿的经理皮利索联系，我告诉他给你们安排个管理工作。”他说他与皮利索在一起工作了3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皮利索从来没有对他不忠过。佳士提斯和我听后感觉局促不安，但是并没有说什么。尽管有些担心，但我们幼稚地认为，我们现在比皮利索占优势，因为我们有他的上司维尔比拉伍德为我们撑腰。

我们又回到了克朗金矿办公室。由于我们递交了维尔比拉伍德的信，那里的一位白人经理对我们很客气。就在这时，皮利索从办公室门前经过，他一眼看见了我们，于是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你们这两个青年人！你们又回来了！”他生气地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佳士提斯很镇定。“我们是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派来的。”他回答说，语气中带有一点挑衅的味道。皮利索先生考虑了一会儿。“你告诉他你们是背着父亲偷着跑出来的了吗？”皮利索反问道。佳士提斯没有吭声。

“你们不用指望在我管理的金矿上找到工作！”他吼叫着说，“现在，你们给我走远点！”佳士提斯挥舞了一下维尔比拉伍德先生的信。“我不在乎这封信！”皮利索说。我观察那位白人经理，希望他能管管皮利索。但是，他却像雕塑一样在那里不吭声，似乎像我们一样胆怯。我们拿皮利索毫无办法，只好乖乖地离开那个办公室，感觉比第一次还要沮丧。

我们的时运开始逆转：没有工作，没有希望，也没有地方住。佳士提斯在约翰内斯堡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他进城为我们寻找居住的地方。与此同时，我提着我们的行李箱，打算随后在约翰内斯堡南面的小城镇乔治高诗与他碰头。

我请求在老家就认识的一位名叫比基沙的人帮我把箱子提到前门，有一位保安把我们挡在门口，说是要搜查一下箱子。比基沙不同意，说箱子里没有犯法的东西。保安说搜查是例行公事。他草率地搜查了一下箱子，连里面的衣服都没有翻动。比基沙是个高傲的人，当保安正准备盖上箱子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找这个麻烦？我告诉你，里面没有什么犯法的东西。”这句话激怒了保安，他决定仔细检查箱子里的东西。当他搜查箱子里的每个角落并搜查每个衣服口袋的时候，我越来越紧张。他一直翻到了箱子底，找到了我不希望他找到的那件东西：裹在我的衣服里面的那把左轮连发手枪。

他转身对比基沙说：“你被捕了。”然后，他吹响了哨子，哨音唤来了一群保安。当他们把他带往当地警察局的时候，比基沙用担心而困惑的神情看着我。我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跟在他们后面考虑对策。老式左轮连发手枪是我父亲的遗物，是他临死前留给我的，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为了防身，我把它带在身上来到了这座城市。

我不能让朋友承担罪名，在他们进了警察局不久，我就进去要找负责此事的警察官。我被带到了一个警察官面前，尽量直截了当地坦承：“先生，在我朋友的箱子里发现的那支枪是我的。它是在特兰斯凯从我父亲那里传给我的。我把它带到这里，是怕遇上强盗。”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学生，我仅仅是暂时住在约翰内斯堡。警察官随着我的解释也和气了一点，他说，他将马上释放我的朋友。并说，尽管他不逮捕我，但是因为我拥有枪支，必须把我送上法庭。需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礼拜一上午去法庭应诉。我很感激他，告诉他我礼拜一上午一定去法庭。那天上午我真的去了，在法庭上我只收到了一张象征性的罚单。

与此同时，我也作出了安排，准备去乔治高诗镇，住在我的堂哥戈利克·穆贝基尼家。他是一个卖衣服的小商贩，只有一间盒子大小的小房子。他友好而热情，到了那里不久，我就把我准备当一名律师的真实愿望告诉了他。他称赞我有志气，并说他将对我说的话认真加以考虑。

几天后，戈利克告诉我，他准备带我去见“约翰内斯堡一个最好的人”。我们乘坐去市场大街的汽车来到了一个财产代理公司。市场大街是一个人口密度大、玩耍娱乐地方多的去处。这里的每条街道都有满载旅客的有轨电车和布满摊贩的人行道，让人感觉财富就在每一个角落。

那时的约翰内斯堡既是一个新开发的城市，又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屠夫就在办公大楼临近的大街上卖肉，拥挤的商店附近到处都是帐篷，高耸入云的大楼旁边晾晒着女士们洗好的衣物。工业由于战争而得到振兴。1939年，南非作为一个英联邦的成员国曾向纳粹德国宣战，农村为战争输送人力和物力。劳工们的需求量很大，约翰内斯堡成了吸引非洲人从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的“磁铁”。我在约翰内斯堡的1941年到1946年之间，这座城市里的非洲人成倍地增加。每天早晨，人们会感觉这座城市又比昨天扩大了一圈。男士们在非欧洲化城镇上寻找工作和住处。这些城镇包括纽克莱尔、乔治高诗、亚历山大、索菲亚顿和西部土著人乡镇。数千个火柴盒式的房子像监狱般建造在光秃秃的土地上。

戈利克和我坐在财产代理公司的会客厅里，一位可爱的黑人招待员向办公室里面的老板报告了我们的到来。报告完此事之后，她那灵巧的手指开始随着打印信函在键盘上来回舞动。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非洲人打字员，见到女性黑人打字员的机会就更少。在我参观过的乌姆塔塔和福特黑尔为数不多的政府部门和贸易公司里，打字员总是白人和男士。我之所以对这位年轻女士印象特别深，是因为那些白人男打字员只能用两个慢慢移动的手指打字。

她很快让我们进了办公室，在那里我被介绍给一位男士。此人看上去有30多岁，长着一张聪明、善良、表情丰富的脸。他身穿一件双排扣的上衣，尽管年龄不大，但在我看来却很老练。他也是特兰斯凯人，但他却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人来人往的会客厅和写字台上堆着厚厚的材料判断，他是一个忙忙碌碌、事业有成的男士。不过，他并没有草率地应付我，似乎对我的到来由衷地感兴趣。他名叫瓦尔特·西苏陆。

西苏陆的办公室专门配备了非洲办公用具，在20世纪40年代，仍然有一些地区允许非洲人购买不动产。非洲人购买的小农场大多坐落在像亚历山大和索菲亚顿这样的地方。非洲人连续几代都在其中一些地方拥有自己的家。其余的非洲人则居住在城市，城市里有许多火柴盒式房子，住户需要向约翰内斯堡市政厅缴纳租金。

西苏陆由于既是商人又是当地的领导人而出名，他已经是社团的代表人物。在我叙述我在福特黑尔遇到的困难、准备当律师的决心和想在南非大学注册以便通过函授教育取得学位的过程中，他一直认认真真地倾听。由于疏忽，我没有告诉他我到约翰内斯堡的情况。当我说完后，他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沉思我所讲的事情。然后，他看了看我说，他的同事中有一个白人律师，名叫拉泽·希代尔斯基，并称赞他是一位高雅而进步的人。他说，希代尔斯基对非洲教育很热心，他将与他谈谈，让我当他的合同雇员。

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英语娴熟和生意成功都是获得高学历的直接结果。我推断，西苏陆事业有成，他当然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我们离开西苏陆的办公室后，我堂兄告诉我，西苏陆从来没有通过标准六级教育考试。在约翰内斯堡，我必须忘却从福特黑尔大学得到的这个教训。我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取得文科学士学位就意味着当官，要想当官就必须有文科学士学位。但是，在约翰内斯堡，我发现许多杰出的官员根本就没上过大学。即便是我学完文科学士学位所要求的全部英语课程，我的英语流利水平和口才也比不上我在约翰内斯堡遇见的许多从来没有获得学历毕业证的人。

与堂兄一起住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后，我准备搬到圣公会教堂的J.马布托牧师家里去住。他家位于亚历山大镇第八大街。马布托牧师是泰姆布人，也是我家的朋友。他是一个慷慨、信奉上帝的人。他的夫人（我通常称她高诰），是一位热情好客而乐意帮助别人的人，她也是一位高级厨师。作为一个对我家庭很熟悉的泰姆布人，马布托牧师认为有责任帮助我。他经常对我说：“我们的祖先教导我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但我还是没有从克朗金矿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因为我没有把我离开特兰斯凯的情况告诉马布托牧师。搬到马布托牧师家中不久，有一位客人来拜访马布托牧师，我陪着他们喝茶。不凑巧的是，来客正是金矿协会的费斯特尔先生。当佳士提斯和我去找维尔比拉伍德先生的时候，费斯特尔一直在场。费斯特尔先生和我以彼此相识的方式相互打了招呼。尽管我们没提上次见面的事，但第二天，马布托牧师就把我叫到一边，明确告诉我，我不能再在他家住下去了。

我埋怨自己没有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我变得如此习惯于说谎，甚至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也说谎。我相信，如果我事先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他，他肯定不会介意。但是，他从费斯特尔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他感觉上当受骗了。在约翰内斯堡短暂的逗留期间，我说了一路的谎话，而每次说谎最终都会给我带来苦果。当时，我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胆小且没有经验。我知道，我还没有在新的生活中迈出正确的一步。在这种情况下，马布托牧师可怜我，于是又给我找了一个居住的地方，让我与他的邻居库玛住在一起。

库玛先生是亚历山大很少的拥有土地的黑人精英之一。他的家在第七大街46号。房子很小，特别是他有6个孩子，房子就更显得狭小。房子虽小但很温馨，不但有一个圆形房子，而且房子前还有一个微型菜园。为了勉强度日，库玛先生像许多亚历山大居民一样，只好向外租赁住房。他在房子后面建了一个薄顶房，比棚子好不了多少，地面又脏又乱，没有取暖设施、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但是它却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天地。有这样一个小房子住，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同时，在瓦尔特先生的推荐下，拉泽·希代尔斯基同意我取得文科学士学位时聘用我。“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三人公司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受理黑人和白人的诉讼案子。除了学习法律和通过一定水平的考试之外，为了在南非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还必须经过几年的学徒生涯，这种学徒叫供职约定。但是，为了能获得供职约定，我必须首先取得文科学士学位。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在南非大学读函授。这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教育形式，人们可以通过函授获得学历证书和学位。

除了受理常规诉讼案子之外，该律师事务所还向非洲诉讼委托人提供财产交易方面的法律服务。瓦尔特给这个律师事务所介绍了许多需要财产抵押的诉讼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将受理他们的贷款申请，然后收取代理费。这种代理费需要分给非洲财产代理公司。事实上，律师事务所拿大头，剩下的一小部分留给非洲财产代理公司。黑人只能拿到一点零头作报酬，并且别无选择。

就是这样，该律师事务所也比其他绝大多数律师事务所自由得多。这是一家犹太人开办的事务所。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犹太人在种族和政治问题上比白人心胸宽阔得多。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历史上偏见的牺牲品。作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拉泽·希代尔斯基能接受一个非洲青年作为约定雇员，这在当时是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儿。这个事实也是该律师事务所更崇尚自由的一个证明。

希代尔斯基先生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毕业生。我非常尊敬他，他对我也特别好。我到该事务所工作的时候，他只有35岁左右。他热心于非洲教育，为非洲学校捐钱，有时免费服务。他身材修长，有尊严、有礼貌，留着整齐的八字胡。对我的事，他是真心实意地关心。他告诉我，教育对我个人和全体非洲人都非常重要，只有大规模地开展教育，我们的人民才能获得自由。他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遭受压迫，因为他能够自我思考。他一遍一遍地告诉我，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也就为非洲人树立了成功的榜样。这就是我应该走的最有价值的道路。

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里与该事务所的多数职员见了面，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高尔·瑞德贝的非洲雇员。我与高尔就在一个办公室。高尔比我大十岁，他既是一个职员，又是翻译和通信员。他个子不高，但肌肉发达，很结实。他能流利地讲英语、索托语和祖鲁语，并能用这些语言准确地表达自己。他很幽默，很有信心，也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和辩论能力。在约翰内斯堡的黑人社会里，他是一个著名的人物。

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第一天上午，一位年轻的白人秘书丽波曼女士把我拉到一边说：“纳尔逊，在这个律师事务所里没有肤色隔阂。”一位服务生托着茶盘和杯子来到了前会客厅。她说：“为了你的到来，我们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杯子，秘书负责给几位主管端茶倒水，而你和高尔需要自己端，我们也都是自己端。当茶水来了的时候我会叫你们，然后你们可以拿你们的新茶杯。”她还让我把这些话告诉高尔。对她的殷勤我很感激。但是我知道，她那么认真地提及“两个新杯子”只不过就是她声称不存在肤色隔阂的一种证明。秘书们可以与两个非洲人共同喝茶，但喝茶的杯子不能混用。

当我把秘书丽波曼的话转告给高尔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的表情变化，他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一种有害的思想进入了一个小孩的头脑中。纳尔逊，在喝茶的时候不要担心，看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11点钟，丽波曼女士告诉我们茶水来了。秘书和其他职员面前都有了茶水，高尔走到茶盘前假装没有看见那两个新杯子，而是从旧杯子中选了一个，紧接着大方地放入糖、牛奶，然后倒上茶水。他慢慢地搅动着杯子里的茶水，然后站在那里非常自我满足地喝起来。丽波曼瞪大眼睛看了看高尔。此时高尔向我点了点头，好像是说：“轮到你了，纳尔逊。”

我困惑了一会儿，我既不想冒犯丽波曼，也不想疏远我这位新同事。因此，我决定采取对我来说似乎是最谨慎的应对方式：我一点都不想喝茶，我不渴。当时我23岁，作为一个男子汉，作为一个约翰内斯堡的居民，作为一个有上百人律师事务所的雇员，我才刚刚独立，我把中间道路看作最好、最理智的道路。从此之后，一到喝茶的时间，我总是独自一人到事务所内的小厨房里去喝茶。

秘书也并非总想得那么周到。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在所里也更有经验了。有一天，我正在向一位白人秘书口授情况，这时，这位秘书认识的一位白人诉讼委托人走进了办公室，使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为显示她并不是在听一个非洲人口授，她从钱包里掏出6个便士，傲慢地说：“纳尔逊，出去到化妆品商店给我买些香波。”于是，我离开办公室去给她买香波。

开始，我在律师事务所里干的都是些很基础性的工作，既是一个法律职员，又是一个通信员。找资料、整理资料、资料归档，这都是我要干的活。后来，我又为非洲诉讼委托人起草合同。但是，不管活多么小，希代尔斯基先生总是向我说明为什么干和为什么让我干。他是一个有耐心、宽厚待人的师长，不但努力向我传授法律知识，而且还告诉我背后的道理。他的法律知识面很宽，因为他认为法律是可以用来改变社会的工具。

在希代尔斯基先生传授他的法律观点的时候，他警告我要抵制政治方面的影响。他说，政治会在人们中间产生坏的影响，政治是麻烦和腐败的根源，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沾染上政治，我将有可能陷入可怕的境地。他忠告我，不要与他认为是制造麻烦和煽动是非的人在一起，特别是高尔·瑞德贝、瓦尔特·西苏陆。希代尔斯基在尊重他们的才能的同时，也厌恶他们的政治倾向。

高尔的确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这种表述恰如其分。他是一个在非洲社团内有影响的人，但对于其影响方式，希代尔斯基先生并不知道，或者说只是有点怀疑。他是西部土著人镇上的咨询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是选举产生的，由4位为了镇上的问题出面与当局交涉的人组成。尽管权力不大，该委员会在土著人中却有很高的威望。我很快知道，高尔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又是南非共产党党员。

高尔是个很有主心骨的人。他对我们的雇主并不客气，常常因为几位雇主对非洲人不公而谴责他们。他会说：“你们的人窃取了我们的土地，并奴役我们，现在你们又无情地剥削我们。”一天，我外出办完事回来走进了希代尔斯基的办公室，高尔转身对他说：“看！你坐在这里和老爷一样，而我们四处奔忙为你们办事。这种局面应该倒过来，有一天是会倒过来的，我们将把你们赶进大海里去。”然后高尔离开了办公室，希代尔斯基在那里沮丧地直摇头。高尔虽然没有文科学士学位，但他却是比带着闪光的学位离开福特黑尔大学的那些人水平还高的一个榜样。这不仅表现在他接受知识快，也因为他勇敢而自信。尽管我有意为完成学业、获取学位去法学院学习，但是，我从高尔那里得知，学位本身并不是晋升的保证，只有走出大学、融入社会中证明自己，学位才有价值。

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我并不是唯一的约定职员。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人名叫耐特·布瑞格曼，他在我被录用前不久才开始在该事务所工作。耐特聪明、友好、思路开阔，似乎完全“色盲”，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白人朋友。他模仿能力很强，可以逼真地模仿扬·史末资、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的声音。我经常见他对法律事务和办公程序发表意见，并不知疲倦地帮助别人。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办公室里，耐特掏出了一包三明治。他拿了一个三明治对我说：“纳尔逊，拿着三明治的那一头。”我不知他为什么让我这样做，但是，我饿了，因此决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好，掰一块。”他说。于是我就掰了一块，三明治变成了两块。“好吧，让我们一起吃。”他对我说。在我嚼着三明治的时候，耐特说：“纳尔逊，我们现在做的就象征着共产党的理论——分享我的一切。”他告诉我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并向我介绍了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我知道高尔是共产党党员，但是他从来没有向我介绍过共产党的基本知识。那天我听了耐特的话，后来，他在宣传共产主义优越性的时候试图劝我加入共产党。我听出他的意思，也提问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参加。我不想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希代尔斯基的忠告还在我的耳边萦绕。我对宗教相当执著，共产党对宗教的立场使我对它敬而远之。不过，我很感激那半块三明治。

我喜欢与耐特在一起，我们经常到外面走走，其中包括去听演讲和参加共产党的会议。我出去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我越来越了解我们国家种族压迫的历史，并且把南非的斗争看成是纯粹的种族斗争。但是，共产党则是通过阶级斗争的透镜观察南非问题，他们认为是有没有压迫的问题。这个理论激发了我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我又觉得这种理论与今天的南非似乎没有特别的关系。它可能适用于德国、英国或俄国，但对我所了解的这个国家似乎不适用。即便如此，我仍然去听、去学这些东西。

耐特邀请我参加了几次聚会，那里各种人混杂在一起，白人、非洲人、印度人，也有有色人。这些聚会是由共产党组织的，多数参加者都是共产党员。我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时自己心里有些担心，主要是因为没有适当的服装。在福特黑尔大学，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参加任何社会活动都要系领带、穿正规衣服。尽管我的衣柜里的衣服极其有限，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一条领带去参加聚会。

我发现了一群有生气且喜欢群居的人，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肤色。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各色人种混杂在一起的聚会。我与其说是一位参加聚会者，倒不如说是一位观望者。我感到羞涩，担心出现什么差错，不习惯参加海阔天空、情绪激昂的对话。与我周围发表成熟见解的人相比，我的思想似乎还没有开化。

那天晚上，通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迈克尔·哈迈尔先生。我听说他是罗德斯大学毕业的英文硕士。我对他的这一学位印象尤其深刻，但到我见到他的时候，心中却在犯嘀咕：“这个人有硕士学位，竟然没有打领带！”对于这个认识上的矛盾，我无法理解。后来，迈克尔和我成了好朋友。我开始佩服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帮我抛弃了极其愚蠢的旧思想。他不仅是一个卓越的作家，也是一个执著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他能够享受很富有的生活，但是，他却坚持与非洲人相同的生活方式。

10...

亚历山大的生活是愉快的，也是令人感到不稳定的。那里的气氛活跃，那里的精神富有冒险性，那里的人民足智多谋。尽管那里的城镇也有个别漂亮的建筑，但是公正地说，那里可以用“贫民窟”、“当局对那里的生活漠不关心”来描述。那里的道路什么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从马口铁火盆里和炉灶里冒出的煤烟。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从路旁流下汇聚而成的一摊摊死水蛆满为患，散发着恶臭。由于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被认为是一座“黑暗城镇”。夜间步行回家非常危险，因为没有灯光。寂静偶尔被喊叫声、狂笑声和枪声打破。这种黑暗与特兰斯凯的黑暗完全不同，那里的黑暗似乎是把一个人包裹在欢迎的怀抱里。

城镇区拥挤得令人绝望，每平方英尺土地不是被摇摇欲坠的房子占据，就是被铁皮屋子充斥。在特别差的地方，邪恶暴力经常发生。生命在这里是廉价的，夜里经常发生动刀动枪的暴力事件。这里身带弹簧刀的强盗很多，也很出名，当地人把这些强盗称作“曹次司”（tsotsis，歹徒）。那个年月，他们模仿美国电影明星，头戴浅顶呢帽，身穿双排扣上衣，系着宽而华丽的领带。在亚历山大，警察出警是生活中的一大特点。警察经常大量地抓人，因为那里的人行施暴力，拥有烈性酒，也不缴纳人头税。几乎每个角落里都有铁皮屋地下酒吧、非法沙龙，这些地方都出售自酿啤酒。

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是，这里也是个致富之地。作为南非为数不多的非洲人可以积累私有财产的地区之一，他们可以在此经营自己的产业。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市政管理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当地的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生活在农村或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非洲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其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和种族之间的隔阂，我们不是科萨人、索托人、祖鲁人或山杠人，我们是亚历山大人。这种生活创造的团结意识，在白人当局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白人政府在处理非洲人的时候总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和依靠人民中的种族分裂势力。但是在亚历山大这样的地方，这些差别是不存在的。

亚历山大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这是我离家之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尽管后来我居住在索韦托地区的奥兰多，而且居住的时间远比居住在亚历山大的时间长，但是，我总是这样看，虽然在亚历山大没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却是自己的家，而奥兰多虽然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却不是自己的家。

在亚历山大的第一年，我比在库努生活的孩提时代更加了解贫穷的含义。我似乎从来就没有钱，我想方设法依靠各种生活资源生存。律师事务所每周付给我2英镑，其中包括合同约定职员一般要付给律师事务所的一大块学徒费。在每周2英镑的收入中，作为房费，我每月支付库玛先生13先令4便士；来往亚历山大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是只供非洲人乘坐的“土著人巴士”，每月要支付1英镑10便士，这用去了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为了通过函授完成学业，我还要支付南非大学的各种学习费用；另外大约1英镑是生活费。薪金的一部分还要购买更重要的物品——蜡烛，没有蜡烛我就无法学习。我买不起一盏煤油灯，蜡烛陪伴着我每天苦读到深夜。

显然，每个月我都要差几便士。为了节省车费，每月有几天我要早晨走6英里去城里上班，晚上再走6英里回家。我常常饿着肚子度过一天又一天，衣服也无钱更换。有一次，希代尔斯基先生把他的一身旧衣服给了我，他与我一般高。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五年中我几乎天天穿着它，到后来，那套衣服到处是补丁摞补丁。

一天下午，我乘巴士回亚历山大，与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人坐在一起。他是那种喜欢穿美国电影中强盗穿的服装的青年人。我发现我的衣服刚刚触及他的衣服边，他就看到了，于是他非常在乎地动了动身，使我的衣服不再靠在他的衣服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想起来有点可笑，但当时却令人痛心。

帮助穷人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帮助穷人常常是真实友情的孵化器。当有钱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向你表示友好，但是，当你贫穷的时候，则很少有人与你交往。如果财富是一块吸铁石，那么贫穷就是一个排斥器。贫穷也常常会引起别人的同情。一天早晨，为了省钱，我决定步行去城里上班。在路上认出了一位年轻女士，她是我在福特黑尔大学的同学，名叫皮利斯·马赛库。她在大街的同一侧向我走来。我由于穿得太破而不好意思见她，因此想横过大街，希望她认不出我。但是，我听她喊“纳尔逊……纳尔逊”！我停住了脚步，并转身走上前去，假装这时才认出了她。她见到我很高兴，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么寒碜。“纳尔逊，”她说，“这是我的地址，奥兰多东234号，请你到我家里去玩。”我决心不再自己羞辱自己，但有一天我需要正常地吃一顿饭，于是就来到了她的家里。她没有因为我贫穷而小看我，从那以后，我经常去看她。

我的房东库玛并不富裕，但是，他是一位慈善家。每个礼拜天，我往往一整天都在挨饿，他和他的夫人总是为我提供免费午餐。那些蒸猪肉和蔬菜常常是我一周能吃上的唯一一顿热饭。不管我在哪里或做什么，礼拜天我决不会不到库玛先生家。其余时间，我都是靠面包维持生活。有时候，所里的秘书们也会给我带些吃的。

那时候我很落后，贫穷和乡土习惯有时会闹出笑话。有一天，我搬到库玛先生家里时间不长，我走在从约翰内斯堡回家的路上，十分饥饿。我已经节余了一点钱，决定挥霍一次，买点鲜肉。我好久没有吃到肉了。因为周围没有正规的屠宰肉店，于是我走进了一家熟食店。这是我来到约翰内斯堡之后才看到的一种商店，透过玻璃，我看见一大块令人馋涎欲滴的肉。我叫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位先生给切了一块。他把肉包好递给了我。我拿着那块肉，抱着有一顿美餐等着我的梦想直奔家中而去。

当我回到亚历山大我的房间的时候，我招呼房东的小女儿。她只有7岁，但她是一个聪明的小女孩。我对她说：“你把这块肉拿去让你姐姐帮我做熟好吗？”我看她想笑，但又控制着没笑出来。因为她十分尊敬长者。我感觉有些不对劲，于是问她是否有什么差错。她乖乖地说：“这块肉是熟的。”我问她说什么，她解释说我买的是一块火腿，可以直接吃。这对我完全是一件新鲜事。我没有承认自己完全无知，告诉她我知道那是一块做熟了的火腿，但我想热一下。她知道我是在不懂装懂，便跑着离开了我。那块肉好吃极了。

在亚历山大，我与生性活泼的爱伦·恩卡彬德续上了旧。我在希尔德顿读书时就认识她，这时她正在亚历山大的一所学校里教书。事实上，爱伦和我已经坠入了爱河。在希尔德顿，我对她只是稍有了解。直到在亚历山大我们重逢的时候，我们之间的爱情种子才开始绽开花朵。那时，我与她在一起的空闲时间太少了，谈情说爱很困难：我们周围总是有那么多人，几乎没有适合谈恋爱的地方。我们唯一能单独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外面的露天场所，因此，爱伦和我只好在亚历山大城内的草地上或小山上走一走。我们大多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当时间允许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搞一次野炊。

爱伦是斯威士人，尽管城内的部落观念越来越淡薄，但是，我的一位朋友却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纯粹是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关系，我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但是，我们的不同背景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马布托太太对爱伦不感兴趣，主要因为她是斯威士人。有一天，我正在马布托家里，马布托太太听见有人叫门。是爱伦，她正在找我。但马布托太太却说我不在。后来她才对我说：“哼！纳尔逊，有位姑娘曾经来这里找你。”然后马布托太太问我：“那个姑娘是山杠人吧？”尽管山杠人是名门望族，但是在当时，山杠人是个贬义词。我对此很生气，说：“不，她不是山杠人，她是斯威士人。”马布托太太坚持认为我应该找个科萨姑娘。

这个劝告并没有阻止住我。我喜欢爱伦、尊敬爱伦。我认为，不听这个劝告倒是有点绅士风度。这种关系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与一位非科萨姑娘交往使我感觉自己很有胆识。我年轻，在城里无依无靠，爱伦不但担当了我的浪漫伴侣的角色，而且还担负起母亲般的责任。她支持我，给我信心、力量和希望。但是，几个月后，爱伦就搬走了，我们痛苦地相互失去了联系。

库玛先生有5个女儿，每个都十分可爱。最令人喜爱的是他的那个名叫迪迪的女儿。迪迪和我差不多大，她多数时间都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白人区里做家政服务。我刚刚搬进她家的时候，很少能见到她。但是，后来当我对她熟悉了的时候，我也爱上了她。但是迪迪对我却不屑一顾，原因是我只有一套补丁外衣和一件脏衬衣，形象与一个流浪汉没有什么两样。

迪迪每周末都返回亚历山大，总是在一位年轻小伙子的陪同下回家。我估计送她回家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是她的男朋友，他帅气而又有钱，还有汽车，这是很少见的。他身穿昂贵的美国式双排扣服装，头上戴着宽边帽子，很注意外表。他可能干过强盗，对此我不敢肯定。他站在房子外面的院子里，双手插在西装背心的衣袋里，显得很神气。他客气地与我打招呼，但能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把我看作他的情敌。

我渴望告诉迪迪我爱她，但是我又害怕她不认真对待我的求爱。我几乎算不上风流小伙儿，在女士面前有些腼腆。我不知道或不懂得浪漫，而别人似乎玩浪漫丝毫都不费劲。周末的时候，迪迪的母亲有时让迪迪给我送一盘食物，迪迪会端着盘子来到我的门口。她似乎只是尽快地完成她的差使，而我则尽量让她多停留一会儿。我会问她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在学校里达到了几级水平？”我问她。她回答说五级。“你为什么不继续上学？”我又问。她说上烦了。“你一定要回学校继续上学，”我继续说，“你与我年龄差不多，这个年龄重新回学校学习不会错。不然，到老了的时候你会后悔的。你必须认真考虑考虑你的前途。你现在条件很好，年轻、漂亮，有很多人追求你，但是，你需要一个独立的职业。”

我知道这些话并不是一个年轻男士向他爱上的年轻女士说的最浪漫的话，但是，我不知道另外再对她说些什么。她听得很认真，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对我说的话感兴趣，或者说，她是否认为她比我更优越。

我想向她求爱，但又不愿意这样做，除非我确信她会答应我。尽管我爱她，但我不想让她因为拒绝我而得到满足。我想追求她，但又没有勇气和决心。搞恋爱不像搞政治，小心谨慎通常不是好事。我既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想我能够成功，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忍受万一不成功而带来的痛苦。

我在那个房子里大约住了一年，最终我也没有表露我的这种情感。因为迪迪既没有对她的那位男朋友不感兴趣的任何表示，也没有对我更有意的任何意思。我怀着对她的友谊和对她全家的热情款待十分感激的心情告别了她和她的家人，随后好多年没有见到她。后来有一天，我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的时候，有一位年轻女士和她母亲走进了我的办公室。那位年轻女士已经有了孩子，但她的男朋友仍然不愿意同她结婚，她想起诉她的那位男朋友。那位女士就是迪迪。只是当时她看上去有些憔悴，并且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衣服。我看见她感到很难过，我想，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结局？最终，她没有起诉她那位男朋友，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尽管缺少浪漫，但我还是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开始养成了一种自立感，相信自己能够在我长大成人的这个世界上干出一番事业。我慢慢发现，我不必依靠我的王室关系或家庭支持去发展。我已经与那些不知道或不关心我与泰姆布王室有联系的人建立起了关系。我有我自己的家，尽管我的这个家很简陋，我要培养支撑自立所需要的自信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1941年年末，我接到摄政王准备访问约翰内斯堡并想见我的信。我很紧张，但是我知道应该见他，而且我也确实想见他。他住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总部大院。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是一个沿矿脉招募矿工的办事机构。

摄政王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变化很大。他不再提我离家出走、福特黑尔大学和给我安排婚姻的事。他对我客气又关心，以慈父的方式询问了我的学习和未来的打算。他知道我的生活正在认认真真地开始，并且与他为我设想的完全不同。他没有试图劝我离开我自己要走的道路，他对我绝对信任，这使我十分感激。

我与摄政王的见面起到了双重作用：我不但恢复了自我，同时也恢复了我对他和泰姆布王室的崇敬。我对我的旧亲属关系不再看得那么重要，这是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离家出走的正确性的一种姿态，它同时也缓解了我与我热爱并看重的世界相隔离的痛苦。这是对我回到摄政王温暖怀抱中的一种安慰。

在摄政王似乎对我很满意的同时，他对佳士提斯却很生气。他说，佳士提斯必须回穆克孜韦尼。佳士提斯已经与一个年轻女士形成了恋爱关系，我知道他没有回家的打算。摄政王走后，摄政王的一位大臣潘金达沃起诉了佳士提斯。当土著人特派员传唤佳士提斯的时候，我答应帮助他。在听证的时候，我指出，佳士提斯已经是成年人，他不必仅仅因为他父亲让他回去就回穆克孜韦尼。潘金达沃讲话时，他没有就我的主张予以反驳，只是指责我对摄政王不忠。他叫着我的氏族名字“马迪巴”，这样称呼的目的是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的泰姆布血统。“马迪巴，”他说，“摄政王关心你，供你上学，对你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现在你却让他的亲生儿子离开他。这是与你的监护人的意志相违背的，也是与他为佳士提斯铺设的道路背道而驰的。”

潘金达沃的话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佳士提斯确实与我的命运不同，他是摄政王的儿子，将来有权继承王位。听了潘金达沃的这番话后，我告诉佳士提斯我的主意变了，我认为他应该回去。他对我的这个反应不理解，拒绝听我的话，决心留下来。他一定是把我的劝告告诉了他的女朋友，因为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理我。

1942年初，为了节约费用，并尽可能住得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近一点，我从库玛家后面的那个小房子搬到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大院。我得到了金矿协会的费斯特尔先生的帮助，他在我的生活中又一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主动决定在金矿协会大院免费为我提供食宿。

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大院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社团，那里有索托人、茨瓦纳人、文达人、祖鲁人、佩迪人、山杠人、纳米比亚人、莫桑比克人、斯威士人和科萨人。那里很少有人讲英语，而是讲混合语，也叫法纳加洛语，是一种多种语言混杂而成的语言。在那里，我不仅看见种族之间的对立，而且看到不同背景的人也有可能联合在一起。我仍然感觉不太适应，我不是在地下当矿工，而是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学习和工作。在那里，我唯一的体力活动就是去外面办事或整理资料。

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大院是来访酋长的落脚之地，因此，我能见到来自南非各地的部落首领。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了现在叫莱索托、过去叫巴苏陀兰的摄政王后曼彩博·摩什威士韦。王后由两个酋长陪着，他们都认识萨巴塔的父亲容欣利兹韦。我向他们请教了有关容欣利兹韦的事情，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在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他早年的故事的时候，我似乎又回到了泰姆布兰。

王后特别注意我，有时直接与我谈话。不过，她讲的是塞索托语，我只懂得只言片语。塞索托语是索托人和茨瓦纳人的语言，他们中有一大批人住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然后用英语说：“你连自己的语言都不懂，将来还当什么律师和领导人？”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使我很难堪，也使我清醒。它使我认识到自己目光短浅，没有做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准备，我自觉不自觉地屈服于白人政府鼓励的种族区分，不知道如何同自己的亲属朋友讲话。因为没有语言就无法与人们交流，也就谈不上理解他们；没有语言，就不能共享他们的希望和理想，也不能掌握他们的历史、欣赏他们的诗词和歌曲。我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不是讲不同语言的不同的人，我们是讲不同语言的同一种人。

摄政王访问约翰内斯堡之后不到6个月，佳士提斯和我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那是1942年的冬天。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很差，他的去世并不十分令人感到突然。我们是在报纸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的，因为发给佳士提斯的电报给丢失了。我们立即动身去特兰斯凯，到达的前一天，摄政王的葬礼已经举行了。

尽管我因为没有赶上摄政王的葬礼而痛心，但是又为在他去世前与他消除了隔阂而庆幸。然而我依然感到内疚，我一直知道，即使是我与摄政王疏远的时候，虽然我的朋友可能会抛弃我，我的一切计划可能会落空，我的希望可能都会破灭，但是，摄政王绝不会抛弃我。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背离了他，我不知道我的离家出走是否与他的逝世有关。

摄政王的逝世使政治舞台上失去了一位开明的、宽容的领袖。他实现了一切伟大的领袖人物所追求的标志性目标：让他的人民团结一致。大家都忠于他，不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传统派还是改革派、白领官员还是蓝领矿工。不是因为他们总是与他保持一致，而是因为他倾听和尊重不同的意见。

葬礼后，我在穆克孜韦尼待了将近一周，这是一段回顾与发现的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像回到什么也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而自己的生活却已经发生变化那样令人浮想联翩。大王宫依然如故，与我在那里长大的时候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观点和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演变。我不再向往在公共事业中服务或在土著事务局担任翻译的职业；我不再认为我的前途与泰姆布兰和特兰斯凯捆绑在一起；我甚至认为我的科萨语不再那么纯正，受到了祖鲁语的影响。祖鲁语是矿脉一带的主要语言之一。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接触了像高尔·瑞德贝这样的人；我在律师事务所获得的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信仰。我回想起当年那位年轻小伙子，他离开了穆克孜韦尼，作为一位土著人，他的视野很小。现在，我相信我是从事情的本来面貌理解这些事情的。当然，这也是一种幻觉。

我仍然感觉自己的大脑和心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我的心告诉我，我是一个泰姆布人，我被抚养成人，并被送进学校读书，这样我就在维护王权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难道我对去世的先人没有感激之情？难道我对使我得到摄政王的关爱的我的父亲没有感激之情？难道我对像亲生父亲一样关爱我的摄政王本人没有感激之情？但是我的大脑却告诉我，按照自己的意愿计划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难道不允许我作出自己的选择吗？

佳士提斯的情况与我的情况的确不同。摄政王去世后，他担负起了新的重要责任。他继承了摄政王的王位并决定留在穆克孜韦尼，享受他生来就有的权力。我必须返回约翰内斯堡，甚至不能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这样一句话：“Ndiwelimilambo enamagama”（我渡过了著名的河流）。意思是说，一个人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我独自一人回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从1934年开始，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渡过了许多重要河流：在我去希尔德顿的时候，我渡过了穆巴谢河和大凯河；在我去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渡过了奥兰治河和法尔河。但是，我还有许多河流需要渡过。

1942年年末，我通过了最后一次文科学士学位考试，取得了我曾经梦寐以求的资格。我为取得学位而自豪。不过，我也知道，学位本身既不是轻易取得成功的法宝，也不是轻易取得成功的通行证。

在律师事务所，我与高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让希代尔斯基越来越恼火。高尔说，教育对我们的进步是基础，但是，他指出，至今没有哪国人民或哪个民族仅仅通过教育而获得自由。“教育确实是好东西，”高尔说，“但是，如果我们准备依赖教育，我们将需要等上1000年才能等来我们的自由。我们贫穷，我们几乎没有教师，甚至连学校都没有。我们甚至没有教育自己的权利。”

高尔认为，解决的办法不能到滔滔不绝的理论中去寻找。他断言，对于非洲人来说，变化的引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是在南非寻求权利的最好方式。他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倡导变革的历史十分久远，它建立于1912年，是南非最早的全国性非洲人组织。它的章程公开谴责种族歧视，其领导人来自不同的部落团体，倡导非洲人的目标是全南非公民化。

尽管高尔缺乏正规教育，但他事实上从各方面都是我的老师。中午吃饭休息期间，他常常即兴发表演说。他借书给我读，推荐人士同我交流，推荐会议让我参加。在福特黑尔大学，我学过两个学期的现代史，尽管我也知道许多历史事件，但是，高尔能解释历史事件的过程和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我感觉好像是在身临其境地学习历史。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全身心地投入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似乎是为自由而生。高尔有时一天出席几个会，在会上他总是作为演说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似乎只考虑革命，而不考虑别的任何事情。

我与高尔一起去参加城区咨询委员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会议。我是以观察者而不是以参会人员的身份参加这些会议的，因为我从没想过在会上发表任何讲话。我是为了解讨论的问题、评价争论的焦点、领教演讲人员的口才而参加会议的。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大多马虎、敷衍、官僚，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议则往往充满活力，讨论的问题包括议会、通过法律、公共汽车票价等一切对非洲人有影响的公共话题。

1943年8月，我与高尔和其他一万多人参加了游行，支持亚历山大公共汽车职员罢工，抗议公共汽车票价由4便士涨到5便士。高尔是这次罢工的组织者之一。在这次罢工中，我认真观察了高尔。这次罢工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初步告别了观察者的身份，真正成为一个参与者。我发现，与人民一起游行是令人高兴和鼓舞的事情。我也对那次罢工的效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罢工后连续9天公共汽车一直空车运行，公共汽车公司不得不把车费又恢复到了4便士。

在律师事务所里，高尔的观点并不是我唯一注意的观点。有时，与希代尔斯基一起做生意的白人地产商汉斯·穆勒讨论问题也吸收我参加。他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完全从供求关系这个棱镜观看世界。一天，穆勒先生指着窗外说：“看外面，纳尔逊，你看没看见那些男男女女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他们在追逐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卖力地工作？我告诉你，他们都在追逐钱财。因为钱财就等于幸福，也是你必须为之奋斗的东西：金钱，不是别的，是金钱，一旦你有了足够的金钱，你生活中就再也不缺别的东西了。”

威廉·史密斯是一个做非洲人财产生意的有色人，经常在我们事务所附近转。史密斯是工商工人联盟的老盟员。工商工人联盟是柯莱门茨·卡德利埃发起成立的南非第一个黑人商会。但是，史密斯的观点自从这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纳尔逊，”他说，“我涉足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现在每时每刻都在为此而后悔。我的年华都浪费在了徒劳之中，为空虚而自私的人服务，这些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他们假装为政治服务，凭我的经验，那不过是从穷人身上窃取钱财的骗局。”

希代尔斯基不参加这些讨论，他好像认为讨论政治几乎与参与政治一样浪费时间。他一次又一次地劝我远离政治，他以高尔和瓦尔特·西苏陆为例提醒我：“这些人会毒害你的大脑。”“纳尔逊，”他问我，“你要当一名律师对不对？”我说“对”。“如果你要当律师，你就要当一个成功的律师，难道不对吗？”我又回答说“对”。“那好，如果你参与政治，”他说，“你的工作就要遭受损失。你将与当局产生麻烦，而这些人又往往是你工作中的同盟者。你将失去客户，面临破产。你的家庭就会破裂，最终你将被投入监狱。如果你涉足政治，这就是你的结局。”

我听着这些人说的话，认真掂量这些话的分量。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已经倾向于某种政治，但是，我不知道我所倾向的政治是什么政治和为什么倾向这种政治。我正在边缘上徘徊，不知如何是好。

只要一涉及我的工作，高尔就不仅仅是在劝告我了。1943年初，这时我已经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将近两年。他把我拽到一边说：“我的小伙子，只要我在这个律师事务所，他们就绝不会与你签订工作合同，不管你有没有学位。”我感到惊讶，告诉高尔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又没参加成为律师的培训，他的工作怎么会影响我与该律师事务所签订工作合同。“那不重要，纳尔逊，”他继续说，“他们将会说，‘我们有高尔，他能对我们的人讲法律，我们为什么再要一个呢？高尔已经为我们律师事务所带来了客户。’但是，他们不会当面对你说这件事。他们只是往后推，拖延时间。你当律师，这对我们在这个国家里的斗争前途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准备离开这个律师事务所，自己开办一个房产代理公司。当我走了的时候，他们除了与你签订劳动合同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我请求他不要辞职，但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几天内，他向希代尔斯基递交了辞呈，正如高尔说的那样，希代尔斯基最终与我签订了劳动合同。我说不清高尔的辞职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辞呈是他慷慨无私的又一证明。

1943年初，我通过了南非大学的考试之后，需要回福特黑尔大学办理毕业手续。在我动身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我决定为自己买一身合适的衣服。为此，我不得不向瓦尔特·西苏陆借钱。当我要去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摄政王为我买过一身新衣服，现在在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要自己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当时，我还从我的朋友兼校友兰道尔·皮特尼那里借了一身校服。

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已于几年前毕业，他开车把我母亲和摄政王的遗孀“非英格兰”送到福特黑尔大学参加我的毕业仪式。我为母亲来参加我的毕业仪式感到很高兴，事实上，“非英格兰”王后来参加我的毕业仪式使我感觉好像是摄政王亲自为我的毕业祝福。

毕业后，我在达利旺伽（马叹兹玛的氏族名，我通常这样称呼他）家里住了几天。达利旺伽已经选择了世袭酋长的道路。他按照世袭关系要出任泰姆布兰埃米格兰特的酋长。埃米格兰特位于特兰斯凯的最西部。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劝我当上律师后回乌姆塔塔工作。“你为什么住在约翰内斯堡？”他问道，“你更需要在这里工作。”

这个建议有一定道理：在德兰士瓦的专业非洲人员当然比在特兰斯凯的专业非洲人员多。我告诉达利旺伽，他的建议为时尚早。但是，我心中知道自己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通过与高尔和瓦尔特结识，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是要为全南非人服务，而不是仅仅为某一个局部或某一部分人服务。我感觉到生命中的潮流正在把我从特兰斯凯冲走，冲向似乎是属于中心的地带，冲向忠于地区利益让位于忠于全南非的共同利益的某个地方。

在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给了我自省和反思的时间。自己的旧设想与实际经历之间的反差强烈地震撼了我，使我丢弃了以前那种大学毕业自然要当官做老爷和我与泰姆布王室的亲属关系自然保证我的尊贵地位的想法。有一份成功的职业和可观的薪金不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发现自己被拉进了政治领域，因为我不再满足于我原有的信仰。

在约翰内斯堡，我进入了见识和实际经验比高学历更重要的圈子里。我恰恰在得到学位的时候才发现，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好像与我的新环境没有什么关系。在大学里，老师们羞答答地避开诸如种族压迫、非洲人缺少机会、镇压黑人的法律和规定这样的课题。但是，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几乎天天遇到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如何消除种族歧视的建议，我不得不通过不断摸索进行学习。

在我1943年初回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考入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对于一个律师来说，这是预备性培训。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家习惯称“威特大学”，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偏北部的布拉姆方丹，许多人认为它是南非第一所讲英语的大学。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使我第一次接触白人，而在福特黑尔大学我只是偶尔接触到来自格拉姆斯敦的罗德斯大学的白人学生。但是，在威特大学，我却直接与白人一起上课。这对他们和对我一样，都感到新鲜，因为我是法律系唯一的非洲学生。

南非讲英语的大学是自由价值的孵化器，这是对这些接收黑人学生的大学的一种赞扬。对于南非白人大学来说，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这所大学提倡自由价值，但我在那里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舒服过。除了服务人员外，始终只有我一个黑人。往最好处说，我被别人当珍奇人物看待；往最坏处说，我被别人看作一位闯入者。这并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我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警惕。我既遇到过慷慨，也遇到过敌意。尽管我设法寻找同情自己的白人，而且这些白人成了我的朋友，后来又成了我的同事，但是，威特大学的大多数白人并非不是种族歧视者或不抱种族成见的人。记得有一天，我上大堂课时迟到了几分钟，因此没注意与一个名叫萨雷尔·替基的同学靠着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他后来成为合众党的一位议员。尽管这堂课已经开始，并且只有几个空位子，但是，他却故意收拾起东西挪到离我比较远的座位上。这种行为并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没有人说“卡非尔”（非洲黑人）这个词，他们的敌意虽已较为温和，但是，我的感觉倒是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法学教授哈罗先生是一个严格而聪明的人，不允许他的学生有过多的独立性。当他谈到女人和非洲人的时候，他坚持一种奇怪的法律观点。他说女人和非洲人不应该当律师，他认为法律是社会科学，而女人和非洲人的大脑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不能掌握错综复杂的法律内涵。他曾经告诉我，我不应该在威特大学学习，而是应该通过南非大学取得学位。尽管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无法证明他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作为一个非洲学生的处境是十分凄惨的。

我在威特大学遇到了许多人，他们与我一起经历了解放斗争的兴衰。没有他们，我将没有成就可言。许多白人学生让我感到超乎寻常的温暖。在威特大学第一学期，我认识了乔·斯洛沃和他未来的夫人鲁思·弗斯特。那时和现在一样，乔是我遇见的头脑最敏锐、思维最敏捷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因为精神高尚而闻名。鲁思具有外向的个性，也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他们两人都是南非犹太移民的孩子。我开始与乔治·毕佐斯和布拉姆·费希尔建立了终生友谊。乔治是希腊移民的孩子，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且头脑敏捷的人。布拉姆·费希尔业余时间当助教，他是一个著名的南非白人[1]家庭的子孙。他爷爷曾是奥兰治殖民地的总理，父亲则是奥兰治自由邦的首席法官。尽管他或许可以担任南非的总理，但是，他却成为我所知道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最勇敢、最坚强的朋友之一。我与托尼·奥多德和哈罗德·沃尔佩成了朋友，他们都是政治激进分子和共产党党员。朱利斯·布朗德及其夫人也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反对南非种族隔离事业的精英。

我也与许多印度学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尽管在福特黑尔大学也有一小部分印度同学，但他们住在另一个旅店里，我很少与他们接触。在威特大学，我认识了伊斯梅尔·弥尔、J. N.辛格、阿迈德·布拉和拉姆拉尔·布里亚，并同他们成了朋友。这个紧密团体的中心是伊斯梅尔的住处，位于市中心住宅区考尔沃德平房13号，有4个房间。我们在那里学习、谈话，甚至跳舞，一直到第二天凌晨。这里成了年轻自由战士的司令部。如果太晚，赶不上回奥兰多的火车，我有时就住在那里。

伊斯梅尔·弥尔是一个聪明而严肃认真的人，他出生于纳塔尔。在威特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成为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要成员。J. N.辛格是一个多数人喜欢的漂亮小伙子，与所有有色人都处得很融洽，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党员。有一天，伊斯梅尔、J. N.辛格和我正在急急忙忙地去考尔沃德平房，尽管事实上是印度人能乘而非洲人不能乘有轨电车，但是，我们还是都乘坐了有轨电车。还没走多远，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就用南非荷兰语对伊斯梅尔和J. N.辛格说不允许他们的“卡非尔”朋友乘坐。伊斯梅尔和J. N.辛格对那位售票员非常气愤，告诉对方他连“卡非尔”这个词都不懂，用这样的名字称呼我是对我的冒犯。那位售票员立即让电车停下来去喊警察，警察把我们逮捕并送进警察局控告我们，并命令我们第二天去法院应诉。那天夜里，伊斯梅尔和J. N.辛格安排布拉姆·费希尔为我辩护。第二天，地方法院院长似乎了解布拉姆的家庭关系，我们很快就被无罪释放。我第一次看到，执法人员的眼睛一点儿都不会放过黑人。

威特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理想、政治信仰与辩论的世界，一个人们对政治满腔热情的世界。我融入了我们自己那一代的白人和印度知识分子之中，这些青年人将在随后几年中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运动的先锋。我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正在坚定地开展自由解放斗争，尽管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为了被压迫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1]本书中“南非白人”（Afrikaner），指17——19世纪移居南非的白人后裔，以荷兰裔为主，又称阿非利卡人、布尔人。与后来的英国殖民者有所区别。——编注

第三部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

11...

当我知道我将在自由解放斗争中度过我的一生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刻被政治化了。在南非做一个非洲人意味着他从出生的那一时刻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不管他知道这个事实与否。一个非洲儿童，要在只有非洲人的医院里出生，要在只有非洲人乘坐的公共汽车里被抱回家，要生活在只有非洲人生活的区域，如果要上学则只能上只有非洲人就读的学校。

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只能做只有非洲人才做的工作，只能租住只有非洲人居住的村镇的房子，只能乘坐只有非洲人乘坐的火车。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有人让他在哪里停下他就得在哪里停下，要他出示通行证，没有通行证他就会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他的生活要受种族歧视性法律、法规的制约，从而使他的成长受到阻碍，他的潜力发挥受到限制，他的生命遭到扼杀。这就是现实，一个人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应对这个现实。

我没有灵光一现的顿悟，没有奇特的启示，没有上帝的显灵。但是，我有无数次的被轻视和慢待，无数次的被侮辱和伤害，无数次的愤怒和反抗，我无数次地希望与束缚我们人民的制度开战。我不知道在哪一个特定的日子说过“从今以后我将为人民的解放而献身”，但是，我完全知道我正在这样做，而且是别无选择。

我提到了许多对我有影响的人，但是，我越来越崇拜英明的瓦尔特·西苏陆。瓦尔特身体强壮、通情达理、老练且富有献身精神；他在危急关头绝不会不知所措，他往往在别人大喊大叫的时候保持沉默；他坚信非洲人国民大会是改变南非的有效方式，是黑人希望和理想的源泉。我知道，有时候可以通过参加某个组织的人去判断这个组织，所以我为参加瓦尔特参加的任何组织而自豪。那时，几乎没有供选择的余地。非洲人国民大会是欢迎每个人参加的一个组织，大家把这个组织看成是一个巨大的保护伞，在它的下面，所有的非洲人都能得到保护。

20世纪40年代，政治风云发生了变化。1941年，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再次肯定了个人的尊严，推出了许多民主原则。西方有人把这个宪章看作空头许诺，但是，我们非洲没有人这么看。在《大西洋宪章》和联合作战反对专制与压迫政策的鼓舞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制定了自己的宪章，称为“非洲声明”。它规定所有的非洲人都有完整的公民权，都有购置土地的权利，要求废除一切歧视性的立法。我们希望政府和普通的南非人都能看到，他们在欧洲为之战斗的原则也是我们在南非提倡的原则。

瓦尔特在奥兰多的家就是南非先进分子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的“麦加”，是一个温暖而热情的地方。我经常去那里，在那里或是举行讨论，或是品尝西苏陆太太烹调的美味食品。有一天夜晚，我遇见了安东·莱彼德（他有文科硕士和法学学士双学位）和A. P.穆达。从我听莱彼德讲话那一时刻开始就感觉到，他有强大的人格魅力。他思考问题的方式独特，能令人耳目一新。当时，他已经是南非为数不多的黑人律师之一，是德高望重的皮克雷·卡赛弥博士的法定伙伴。皮克雷·卡赛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始人之一。

莱彼德说，非洲大陆是黑人的大陆，只有非洲人才有权利主张对它拥有主权。他反对黑人是次等公民的理论，谴责对西方及西方思想的崇拜和偶像化。他断言，次等公民的主张是消除种族歧视的最大障碍。他指出，哪里的非洲人被给予机会，哪里的非洲人就有能力与白人一样地发展，他列举的这方面的非洲英雄有马库斯·加维、杜波伊斯和海尔·塞拉西。“我们的皮肤，”他说，“就像我们非洲的黑色土壤，是美丽的。”他认为黑人在能够发动大规模行动之前，必须改善自己的形象。他提倡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并且把他的理论称作“非洲主义”。我们认为，他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

莱彼德声明：新的精神正在人民中传播，种族差别正在消失，青年人不分男女都要想到自己最重要的首先是非洲人，不要认为自己仅仅是科萨人，或恩德贝勒人，或茨瓦纳人。莱彼德的父亲是纳塔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祖鲁农民，而他则毕业于亚当斯学院的师范系。这是一所美洲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他在奥兰治自由邦任教数年，学习了南非荷兰语，开始把南非白人的民族主义看作非洲民族主义的典型例证。

正如莱彼德后来在纳塔尔一家名叫Inkundla ya Bantu的非洲报纸上发表文章所说的那样：

现代历史是民族主义的历史。民族主义已经在人民的斗争中和战火中得到了考验，被认为是抵制外国统治和现代帝国主义的唯一解毒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帝国主义列强才疯狂地、竭尽全力在他们统治的人民中阻止和根除民族主义倾向。为达此目的，他们投入大量的钱财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贬称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没开化的”、“不文明的”、“恶魔般的”，等等。有些外国统治下的人也成了这种险恶宣传的上当受骗者，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他们受到了帝国主义的高度赞扬，到处宣扬他们是“文明的”、“思想解放的”、“进步的”、“胸怀宽阔的”，等等。

莱彼德的观点打动了我的心弦。我也一直对家长式的英国殖民主义和白人关于“文明”、“进步”、“开化”的要求有所怀疑。我已经被拉上充当英国人企图在非洲培养黑人精英的道路，这也是从摄政王到希代尔斯基对我的要求。但是，这是个幻想。像莱彼德那样，我开始把富有战斗精神的非洲民族主义看作一剂抵制外国统治和现代帝国主义的解毒剂。

莱彼德的朋友兼伙伴皮特·穆达被大家称呼为“A. P.”。莱彼德偏重于高谈而冗长，而穆达则倾向于节制且准确；莱彼德可能显得含糊和神秘，而穆达则崇尚清晰和科学。穆达的这种可操作性对莱彼德的理想主义正好是一种完美的衬托。

其他年轻人考虑问题的思路都相同，我们准备凑在一起讨论这些思路。除了莱彼德和穆达之外，这些人还包括瓦尔特·西苏陆、奥利佛·塔博、兰奈尔·马乔宝兹、维克多·穆珀博，他们都是我在希尔德顿大学上学时的老师；还有医学专业的学生、共产党员威廉·恩考茂，记者乔丹·恩古巴尼，他是Inkundla报和非洲最大的报纸《班图世界报》的记者；还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驻德兰士瓦书记大卫·博帕佩，他也是共产党党员。另外还有很多人。他们很多人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整体上看已经成了陈旧的、战斗精神不强的、有特权的非洲精英垄断的组织，关心得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群众的利益。这种评价可能是有失公允的，但大家的共识是必须采取某种措施。马乔宝兹建议组建一个青年组织，能够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层下面点一把火。

1943年，由莱彼德、穆达、西苏陆、塔博、恩考茂和我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埃克苏玛医生。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住在索菲亚顿的一所相当大的住宅里。埃克苏玛医生除了有一个小农场外，还有一个外科诊所。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贡献很大。当该组织在卡赛弥领导下其规模和地位都受到削弱时，他使它摆脱了低迷状态。在他就职该组织主席的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力只有17先令6便士。而在他的领导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力猛增到4000英镑。传统领导人都很赞赏他，他也与内阁官员们建立了联系，使该组织通过他而有了安全感和信心。但是，他自己也开始表现出与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不相称的傲慢姿态。随着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的贡献日渐明显，他的诊所也获得了优先权。埃克苏玛把持了代表团的选举、人员的委任、信函和电报等工作。一切都采取英国方式，其思想是，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我们都是正人君子。他愿意与白人建立联系，不想采取政治行动损害白人的利益。

在会见中，我们告诉他我们想组建青年团，以赢得更多群众的支持。我们随身带了一份起草的章程和宣言。我们告诉埃克苏玛，如果我们不振作起来采取新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埃克苏玛感觉受到了我们这个代表团的威胁，因此坚决反对成立青年团的章程。他认为青年团应该是一个松散型组织，主要发挥非洲人国民大会招募委员会的作用。埃克苏玛以家长式的口吻说，非洲人作为一个团体，其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很差，不能搞群众运动。如果搞这样的群众运动，那将是鲁莽的，也是很危险的。

与埃克苏玛医生会见后不久，在威廉·恩考茂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一个临时性的青年团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委员们参加了1943年12月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建议正式成立青年团，以协助非洲人国民大会招募新会员。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青年团正式建立于1944年复活节，建立地点是位于埃劳佛大街的班图男士社交中心，大约由100人组成，最远的来自比勒陀利亚。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一个由精英组成的团体，多数都是福特黑尔大学的毕业生，我们根本不是在搞群众运动。莱彼德作了一个关于民族史的报告，他从古希腊讲到中世纪欧洲，然后讲到殖民化时代。他强调了非洲和非洲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说明白人把自己看作优秀人种和天生的优越种族是何等的愚蠢。

乔丹·恩古巴尼、A. P.穆达和威廉·恩考茂都在会上讲了话，强调了非洲民族主义精神的崛起。莱彼德被选为青年团主席，奥利佛·塔博任书记，瓦特尔·西苏陆任财政部长，A. P.穆达、乔丹·恩古巴尼、兰奈尔·马乔宝兹、康古莱斯·穆巴塔、大卫·博帕佩和我本人被选进了执行委员会。后来又吸收了一些著名的青年人，例如大学生戈佛雷·皮彻（他后来当了教师和律师），医生阿瑟·莱泰勒、威尔逊·康考、迪利扎·穆吉、恩塔托·莫特拉纳；还有贸易联合会会员旦·图鲁麦，大学生乔·马修斯、杜马·诺克韦、罗伯特·索布克韦。随后，各省很快也建立起了分支机构。

青年团的基本方针与1912年制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个章程没有差别。不过，我们重申和强调了那些原来就关心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已经被搁置到了一边。我们的战斗口号是非洲民族主义。我们的宗旨是构建一个多部落的民族，推翻白人的霸权政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我们在宣言中声明：“我们相信非洲的民族解放要靠非洲人民自己实现……大会青年团必须做非洲民族主义精神的智囊团和加油站。”

宣言公开反对“托管政治”，反对关于白人政府终究会关心非洲人民利益的见解。我们列举了自1913年《土地法》开始40年来极其有害的反非立法，这项立法最终从黑人手中攫取了生养他们的87%的土地；1923年的《城市区域法》，为了给白人的工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制造了许多贫民窟，他们却把这些贫民窟美其名曰“土著人居住点”；1926年出台的《种族隔离法》，禁止非洲人从事他们所熟悉的贸易活动；1927年出台的《土著人管理法》，使不列颠王国政府而不是使那些最高酋长成了所有非洲人地区的最高长官；最后，1936年出台的《土著人代表权利法》，剥夺了非洲人在开普地区的普选权。这就彻底粉碎了关于白人会让非洲人控制自己命运的一切幻想。

我们对共产主义特别谨慎，所以在宣言中声明：“我们可以借鉴外国思想，但是，我们反对把外国思想完全照搬进非洲。”这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含蓄的指责。莱彼德和其他许多人，也包括我本人，认为“外国”思想不适合非洲的形势。莱彼德认为，共产党由白人支配，完全破坏了非洲的独立自主和自信。

当天还成立了几个委员会，但是，青年团的主要目的是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探索政治自由中指引方向。尽管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当时对参加青年团仍有些紧张，仍然顾虑政治对我的约束程度。那时，我全日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除了这两项活动外几乎没有时间。我仍然有些局促不安，认为自己与瓦尔特、莱彼德和穆达相比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是胸有成竹的人，而我仍然不成熟。我对演讲仍然缺少自信，并且在青年团内用得特别多的口才方面有些胆怯。

莱彼德的“非洲主义”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他的思想以种族排他性为特点，从而引起了其他青年团员的某种反感。有的青年团员认为，包括有同情心的白人在内的民族主义更为理想。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人则认为，如果黑人坚持多种族斗争形式，他们将仍然迷恋白人文化，继续受自卑感之害。当时，我坚决反对允许共产主义者或白人加入青年团。

瓦尔特的房子就是我的家。20世纪40年代初期，那里的确是我的家，因为当时我没有别的住处。瓦尔特的房子里总是住满了人，似乎那里正在进行着无休止的政治讨论。瓦尔特的夫人阿尔博提娜是一个聪明的大好人，也是瓦尔特政治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在他们的结婚典礼上，安东·莱彼德说：“阿尔博提娜，你现在是与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结婚，瓦尔特在与你结婚之前早就与政治结了婚。”

正是在西苏陆家的休息室里，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艾韦琳·马赛。她是一个安静而漂亮的农村姑娘，她似乎没有对西苏陆家里来来往往的人过于吃惊。当时，她与阿尔博提娜和皮特·穆达的夫人罗斯一起在约翰内斯堡非欧洲人总医院参加护士培训。

艾韦琳来自特兰斯凯的英格考勃，从乌姆塔塔向西还有一段距离。她父亲是矿工，当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她父亲就去世了。在她12岁的时候，她又失去了母亲。完成初级教育后，她被送到约翰内斯堡读中学。她与哥哥萨姆·马赛一起生活。萨姆·马赛当时就住在西苏陆家里。瓦尔特的母亲西苏陆太太是艾韦琳的祖母的妹妹。西苏陆夫妇拿艾韦琳当掌上明珠，他们给了她许多爱。

第一次与艾韦琳见面不久，我就约她出去玩，并很快坠入了爱河。几个月后我要求她嫁给我，她答应了。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土著人传教的教堂里举行了公证式结婚典礼。只需要签个字并有人证婚就算结了婚，因为我们办不起传统式结婚典礼，也办不起结婚筵席。我们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开始时，我们住在位于奥兰多东面她哥哥的家里，后来又住在深矿市她姐姐家里。她姐夫姆孙古利·穆古达尔瓦是矿上的一个职员。

12...

1946年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决定了我的政治发展和斗争方向。首先是矿工大罢工，整个矿脉地区有7万名非洲矿工参加了罢工。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J. B.马科斯、旦·图鲁麦、高尔·瑞德贝和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积极分子的发动下，非洲矿工工会（AMWU）于20世纪40年代一直酝酿组织这次大罢工。矿脉地区有40万非洲矿工，他们多数人一天只挣两个先令。矿工工会多次要求矿业协会最少一天支付每个矿工10先令，另外给矿工提供住处并每年提供两周的休息时间。矿业协会对矿工工会的要求不予理睬。

在这次南非历史上最大的罢工中，矿工们团结一致，坚持罢工一周。政府野蛮地进行了报复，领头罢工的人遭到了逮捕，矿工大院被警察团团围住，非洲矿工工会各办公室遭到了洗劫，游行队伍遭到了警察的野蛮镇压，有12名矿工被打死。土著人代表委员会以休会表示抗议。我有几个亲戚是矿工，罢工期间我看望了他们，同他们讨论了出现的问题，对他们表示支持。

J. B.马科斯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资深会员和共产党党员，当时任非洲矿工工会的主席。马科斯出生在德兰士瓦的一个混血家庭里。他是一个富有魅力而十分幽默的人，高高的个头，肤色不太黑。在罢工期间，我经常同他一起从一个矿到另一个矿，与矿工交谈，谋划斗争策略。从早到晚，他一直表现出冷静而理智的领导才能，他的幽默甚至可以使大的危机化险为夷。矿工工会组织及其控制矿工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在这样的野蛮镇压面前，工会组织仍然没有失控。

最终，政府占了上风：罢工被镇压，工会被破坏。这次罢工使我与马科斯开始建立了亲密关系，我经常到他家去拜访他，一起详细讨论我对共产主义所持的反对意见。马科斯是共产主义坚定分子，但是，他绝不会因为我的反对意见就对我个人抱有成见。他认为，青年人拥抱民族主义是很自然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我的视野会更宽阔。我与摩西·考塔尼和玉苏福·达杜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他们两人与马科斯一样，都认为共产主义必须与非洲的形势相结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其他共产党人谴责我和其他青年团团员，而马科斯、考塔尼和达杜绝不会这样做。

罢工后，有52人被逮捕并起诉，其中包括考塔尼、马科斯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开始他们被指控煽动罢工，然后又被指控挑动叛乱。这是一种政治审判，是一种政府表示不会对红色威胁手软的努力。

同年，另一件重大事件迫使我彻底改变了对政治工作的态度。1946年，史末资政府通过了《亚洲人土地占有权利法》。这个法律禁止印度人自由迁移，限制印度人居住和经商的区域，严格禁止他们购置不动产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以白人替代者的身份被授予议会代表权。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达杜医生把这种禁令和提供议会代表权谴责为“一种虚伪的选举权的虚假授予”。而大家把这个法律叫做《贫民窟法》，视之为对印度社团的严重污辱，是《社团区域法》的前奏，最终将限制全南非有色人的自由。

印度社团非常气愤，他们发起了为时两年、协调一致的消极抵抗运动来反对这些措施。在达杜医生和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NIC）主席G. M.奈克医生的领导下，印度社团开展了群众运动，其组织和献身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庭妇女、牧师、医生、律师、学生、商人和工人，都走上抗议斗争的前线。两年中，他们不怕牺牲、坚持战斗。他们多次举行群众大会，占领白人保留的土地，至少有2000名志愿者被抓进了监狱，达杜医生和奈克医生都被判罚6个月的重体力劳动。

参加这个运动的组织仅限于印度社团，并不鼓励其他社团组织参加。即使如此，埃克苏玛医生和其他非洲领导人还是在几次会议上讲了话，与青年团一起对印度人民的斗争给予道义上的全力支持。政府用严厉的法律和威胁对这次抵抗运动进行镇压，但是，我们作为青年团团员并以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的身份亲眼目睹了印度人民以非洲人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采取过的方式对种族压迫表示反对。伊斯梅尔·弥尔和J. N.辛格中止了学业，告别了他们的家人，走进了监狱；阿迈德·卡特拉达还是一位中学生，也被投进了监狱。我过去经常去阿米纳·帕哈德家里去吃午饭，那时，这位漂亮、动人的女士忽然为了信仰而放下围裙被关进了监狱。如果我过去曾经对印度社团反对压迫的精神有过怀疑，那么，现在我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

印度社团的斗争在我们青年团所要求的那种反抗斗争方式方面成了一个典范，从而在人民中灌输了一种反抗和激进主义精神，使人民不再害怕坐牢，提高了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TIC）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提醒我们，自由斗争不仅仅是作演讲、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和派代表团的问题，而是一个精心组织、发动群众，特别是要有牺牲精神的问题。印度人的这次运动使我回想起1913年的消极反抗运动。在那次运动中，圣雄甘地领导一支喧闹的南非印度人游行队伍，由纳塔尔非法越境前往德兰士瓦。那次运动已经成为历史，而这次运动就发生在我的眼前。

1946年初，艾韦琳和我搬进了奥兰多东我们自己租用的一套两室平房里，随后又搬进了奥兰多西8115号稍大一点的房子里。奥兰多西是一个灰尘满布、到处是方盒子式小房子的一个区域，后来成了大索韦托的一个部分。“索韦托”是西南城镇的缩写。我的房子位于一个被这里的居民称作西悬崖的地方，其北面就是迷人的白人居住区。

我的新房子的月租金为17先令6便士。房子本身与数百处其他房子一样，都是沿着泥泞的街道建造在巴掌大小的一块地皮上。房顶是标准的铁皮房顶，地面是清一色的水泥，厨房不大，后面有间斗室作卫生间。尽管外面有路灯，但由于房子都没有通电，所以房内点的是煤油灯。卧室很小，一张双人床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这些房子是城市管理部门专门为必须在城市附近居住的工作人员建造的。为了缓解单调乏味，有的人开辟了一小块花园或把门涂上醒目的颜色。虽然房子很小，但它是我拥有的第一个真正的家，我因此感到非常自豪。一个男人直到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才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所房子将是我以后多年的唯一住处。

政府之所以把这个房子分给我和艾韦琳，是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两口之家，而是一个三口之家。那年，我的第一个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基勒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他被起了个马迪巴的氏族名字，但是，大家都称呼他的小名泰姆比。他是个健康活泼的小男孩，多数人都说他更像他的母亲。现在，我有了继承人，尽管我没有东西可以留给他。但是我留给了他曼德拉这个姓和马迪巴这个氏族名，这是一个科萨男性的基本责任。

我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实现了由到别人家做客到在自己家里招待客人的转变。我妹妹丽比叶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把她送到铁路对面的奥兰多中学去读书。按照我们的文化习惯，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有责任款待本家庭的其他成员。我亲属众多，又有新的房子，这两条就意味着我有许多客人。

我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家庭生活，但是，我热爱家庭生活，我喜欢与泰姆比一起玩，给他洗澡、喂食，讲故事哄他睡觉。事实上，我喜欢与小孩们玩耍和聊天，这也一直是使我感到最安逸的事情之一。我喜欢在家里松弛一下，静静地读书，闻着从厨房里沸腾的锅中散发出的甜甜的、香喷喷的饭菜味。不过，我很少在家里享受这一切。

那年下半年，迈克尔·斯克特牧师开始在我家居住。斯克特是一位英国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也是一位伟大的非洲人权运动的战士。有一个名叫科莫的人一直在找他。科莫正在约翰内斯堡外面的一个棚户区谋求住处，而政府打算对那个地方实施搬迁。科莫要求斯克特出面反对这个搬迁计划。斯克特说：“只有你要占的那个地方也算上我的一份，我才帮你这个忙。”他准备搬到那个棚户区并在那里传教。斯克特为无家可归的人在一个岩石圆丘上建造了一个棚户区，这个棚户区在北非战争结束后被居住在那里的人称作“陶布卢克”。礼拜天早上，我有时带泰姆比去那里玩，因为他喜欢在那里捉迷藏。在斯克特建立起他的传教点之后，他发现科莫正在侵吞人们为反对搬迁而捐的钱财。当斯克特去找科莫理论此事时，科莫把斯克特从棚屋里轰了出来，并威胁说要要他的命。

斯克特来奥兰多我的家中避难，并带了一个名叫德拉米尼的黑人神甫。德拉米尼也有妻子儿女。我家很小，斯克特住在会客室里，德拉米尼一家住在另一个房间里，而我只好把所有的孩子都安排在厨房里。斯克特是一个很谦虚、很平易近人的人，而德拉米尼则有点难以相处。有时，他抱怨饭菜不好。“看这里，”他说，“这块肉太瘦、太硬，根本没做熟，我不喜欢吃这种肉。”斯克特对此感到很吃惊，并劝他不要挑剔，但德拉米尼却不在乎。第二天晚上，他可能又说：“好，这次比昨天好了点，但是离好吃还差得远。曼德拉，你夫人就是不会做饭。”

德拉米尼间接地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因为我想尽快让他离开我家，所以，我亲自到了那个棚户区，说斯克特不像科莫，是他们的真正朋友，要求那里的居民在这两个人中挑选一个。他们随后组织了选举，斯克特在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于是，他又搬回了棚户区，并把德拉米尼神甫一起带回了棚户区。

1947年初，我完成了硬性规定的三年见习期，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里的合同见习期已满。我决心做全日制学生，以便获得法律学士学位，这样我就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开启律师生涯。我在希代尔斯基那里每月挣8英镑10先令1便士的薪金没有了，这种损失简直就是灾难性的。我向约翰内斯堡南非民族学院的班图福利信托公司申请250英镑贷款，以支撑我的学业。这笔钱包括大学学费、教科书费和生活用度。最后，我获得了150英镑的贷款。

三个月以后，我又向福利信托公司写了申请，说明我太太要休产假，每月我们将失去17英镑的工资，而这个钱是我们生活所绝对必需的。我真的又得到了一笔贷款，我为此而非常感激，但是贷款后的境况却很不幸。我女儿马卡紫薇的出生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她的体质比较差。从此之后，我们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许多夜晚，艾韦琳和我轮流看护着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病正在危及这个小女孩的生命，医生也没有说清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艾韦琳以一位母亲的不知疲倦和一位护士的专业技能监护着这个小生命。在9个月大的时候，马卡紫薇夭折了。艾韦琳十分伤心，唯一能减轻我的悲伤的事就是设法安慰她。

在政治上，不管你考虑得多么周密，环境条件常常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47年7月，我与莱彼德就青年团的事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他对我说，他的胃突然疼痛，而且伴随着发冷。当疼痛恶化时，我把他送进了嘉勉医院，当天夜里，他就去世了，当时他只有33岁。许多人为他的去世而感伤，瓦尔特·西苏陆似乎无法忍受这种巨大的悲痛。他的去世是非洲青年运动的一大损失，因为莱彼德是思想的源泉，他能把其他人吸引到这个组织里来。

莱彼德的职务由皮特·穆达接任，他的分析方法、清楚而简单地表达自己的能力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青年团的杰出领袖。穆达比较瘦弱，不愿意多说话。他对不同的观点能够兼容并包，他的思想比莱彼德更成熟、更先进。我认为，穆达的领导水平在莱彼德之上。

穆达认为，青年团应当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起到内部增压器和民族起飞的翅膀的作用，以便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推向一个新的纪元。那时，非洲人国民大会连一个全日制工作人员都没有，组织一般很差，运行缺少计划性（后来瓦尔特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职职员，薪金极为微薄）。

在Z. K.马修斯和人类学讲师戈佛雷·皮彻的指导下，穆达在福特黑尔大学建立了青年团支部。他们在那里招募大学生，为青年团吸收新鲜血液和思想，其中最杰出的是马修斯教授的儿子乔和罗伯特·索布克韦。罗伯特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说家和卓越的思想家。

穆达在民族主义方面比莱彼德温和，他的思想没有莱彼德那种激进的色彩。他仇恨白人压迫和白人统治，但不是仇恨白人本身。他对共产党也不像莱彼德和我那样极端。我是青年团成员中对白人内部左派持怀疑态度的人。尽管我有许多白人共产党朋友，但我警惕白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反对与共产党联合行动。我担心，共产党会在联合行动的幌子下接管我们的民族运动。我认为，我们的运动是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或多种族主义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我甚至与青年团中的几个同事一起在主席台上闹事，扯掉标语，抢夺麦克风，破坏共产党的大会。在12月份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大会上，青年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驱逐共产党人。但是，我们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尽管受1946年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影响，我担心印度人同担心共产党人一样，害怕他们谋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获得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受教育、经验和训练方面都优于我们。

1947年，我被选进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在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C. S.拉默哈诺的领导下工作。这是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第一个正式职务，它代表着我献身这个组织的一个里程碑。直到这个时候，我所作出的牺牲仅仅是周末不能在家陪伴我的太太，晚上回家很晚。我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大的运动，我还不懂得一个自由战士的生活是何等危险和困难。我不必为我的献身而付出大的代价。自从被选进德兰士瓦省执行委员会，我开始认识到自己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论是希望还是失望、成功还是失败，我此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业之中。

拉默哈诺是另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人。他是一个坚强的民族主义者和卓越的组织者，能权衡不同的看法，从而达成折中认识。尽管拉默哈诺不同情共产党人，但是他仍然能够与共产党人很好地交往。他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应该欢迎一切支持我们事业的人。

1947年，在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启发下，埃克苏玛、达杜、奈克分别以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和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医生公约”，同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是朝着非洲人与印度人联合在一起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不是创立一个核心政体去领导所有的运动，而是同意在共同利益问题上开展合作。后来，“非洲人民组织”（APO）也参加了这一合作。当时，非洲人民组织是一个有色人的组织。

不过，这种协议至少是一种尝试，因为每个民族集团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例如，“通行证法”只影响印度人和有色人，而“犹太人法”对印度人的抗议活动是一种促进，但对非洲人也有影响。有色人当时更关心种族划分和工作保留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严重地影响到非洲人和印度人。

“医生公约”为将来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因为它关系到每个民族的独立，并且也说明通过一致行动可以获得成效。“医生公约”在全国促成了一系列非激进的反政府运动，其目的是把自由斗争中的非洲人、印度人团结在一起。在这些运动中，首先是第一次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人民公投选举大会，这是一个把选举权推广到全南非的运动。在我主持的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紧急会议上，埃克苏玛宣布了此事。当时我认为，这一运动将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控制之下进行，但是，当我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准备领导这个运动的时候，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应当立即从运动中退出。当时，我的想法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只介入自己领导的运动。与关心运动能否成功相比，我更关心谁能获得信任。

即使在退出运动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拉默哈诺又发表了一个紧急声明，号召本省非洲人参加普选，明确反对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这是执行委员会不能容忍的背叛行动。在为解决这个问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要求我提出一个不信任动议，反对拉默哈诺违反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感觉在义务与个人忠诚之间、组织责任与个人友情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我十分清楚，我将要谴责的是这样一个人的行动——我对他的忠诚和奉献毫不怀疑，他在解放斗争中的牺牲远比我的牺牲要大；我知道，他号召采取的这种行动实际上是崇高的行动，因为他认为非洲人应该帮助他们的印度兄弟。

但是，拉默哈诺违抗上级的决定，其性质是严重的。虽然像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样的组织是由个体组成的，但是，它比任何一个个体都要大，忠于组织胜过忠于个人。我同意带头对他展开斗争，于是提出了谴责他的动议。这种谴责得到了奥利佛·塔博的支持，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其主席的与会者与站在执行委员会一边的与会者之间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斗，会议在混乱中收场。

13...

非洲人不能投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关心谁赢得了选举。在1948年的白人大选中，执政的合众党在史末资将军的领导下反对复兴的国民党。当时，合众党正处于国际威望鼎盛时期。在史末资使南非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阵营的同时，国民党拒绝支持英国而公开同情纳粹德国。国民党的竞选运动以“黑人危险”为中心，在竞选中打出了两个口号：“黑鬼待在他该待的地方”、“苦力们滚出这个国家”。苦力是南非白人对印度人的贬称。

在前荷兰归正会的牧师、一家报社的编辑丹尼尔·马伦的领导下，国民党是一个受仇恨驱使的党派。他们对英国人充满仇恨，英国人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当做次等人；他们对非洲人也充满仇恨，国民党人认为黑人是对南非白人文化的繁荣和纯度的威胁。非洲人对史末资将军谈不上忠诚，而我们对国民党就更没什么忠诚可言。

马伦的理论平台就是种族隔离。“种族隔离”是新术语、旧思想。其字面的意思是“隔开”，它代表的是一种压迫制度下的所有法律、法规的总和，这些法律和法规使非洲人在地位上低于白人达几个世纪。这种或多或少的非法现实无情地被合法化。在过去300年中，偶然的隔离常常被巩固成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其行政手段是残忍的，行政范围是无所不包的，行政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种族隔离的前提是白人比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优越，其作用就是永远维护白人的霸权地位。正如国民党人所指出的那样：“白人必须始终保留其上司地位。”他们的理论平台是建立在“白人至高无上”这一基础之上的，“白人至高无上”的含蓄意思就是在各个领域内保持白人的绝对统治。这个理论得到了荷兰归正会的支持。荷兰归正会用宗教理论为种族隔离提供依据。这种宗教理论暗示南非白人是上帝的选民，黑人是南非白人的附属。按照南非白人的世界观，种族隔离和教会两大武器要同时并举。

国民党的胜利是英国人结束对南非白人的控制的开始。英语作为一种官方语言仅次于南非荷兰语。国民党的口号包藏了他们的使命：“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自己的土地。”按照南非白人扭曲的宇宙理论，国民党的胜利就像以色列人到“应许之地”一样。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南非应该永远是白人的国家。

这次胜利也是一种震惊。合众党和史末资将军打败了纳粹，他们也一定能击败国民党。大选的那天，我与奥利佛·塔博及另外几个人一起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个会议。我们几乎没探讨国民党人政府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想到会有这个政府。会议进行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卖报的售货亭正在出售《兰德每日邮报》：国民党人胜利了。我感到吃惊和失望，而奥利佛的态度更见考量。他说：“我喜欢这个结果。”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解释说：“现在我们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将采取什么立场。”

就连史末资将军也认识到了这种理论的危险，他把“种族隔离”谴责为“狂热的概念”，是由于偏见和恐惧而产生的理论。自从国民党人当选的那一时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土地从今以后将成为紧张、冲突的战场。在南非历史上，一个唯我独尊的南非白人政党第一次把持了南非政府。马伦在他大选胜利后演讲时宣布：“南非属于我们了。”

同一年，青年团在穆达起草的、执行委员会公布的文件中阐述了自己的方针，这就是号召一切爱国青年推翻白人独裁统治。我们反对南非共产党人关于非洲人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受压迫而不是作为一个种族受压迫的见解，并且指出，我们必须在非洲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由非洲人自己领导发动一个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提倡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废除禁止非洲人从事技术工作的种族歧视法律，要求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该文件也重点批评了更极端的马库斯·加维主张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青年团的非洲民族主义两大理论之间相互拆台的做法，后者承认南非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我赞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极端革命倾向。我对白人不满，而不是对种族主义不满。虽然我不准备把白人赶进大海，但是如果他们爬上他们的轮船自愿地离开这个大陆，我将十分高兴。

青年团或多或少地对印度人和有色人更友好一些，与非洲人一样，青年团把印度人也视作被压迫的人民。但印度人有自己可以依靠的祖国——印度。有色人也是被压迫人民，但是他们不像印度人，他们除了非洲之外并没有自己的祖国。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方针政策，我愿意接受印度人和有色人。但是，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不相同的，我怀疑他们是否能够真的投入到我们的事业中来。

马伦立即开始实行他的恶毒纲领。上台几周内，国民党政府就赦免了战时的叛徒罗贝·雷布朗特——他曾经组织叛乱，支持纳粹德国。国民党政府企图限制商会运动，废除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有限的权利。《选民分离代表法》最终剥夺了有色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权。《禁止通婚法》于1949年出台，紧接着又出台了《不道德行为法》，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性关系非法化。《人口登记法》把南非人按种族加注标签，使肤色成了个人最重要的仲裁条件。马伦出台了《社团区域法》，并把这个法描述成“种族隔离的核心”，要求为每个种族社团划分居住区。过去，白人依靠武力夺取土地，现在他们又通过立法把掠夺的土地合法化。

面对来自政府的这种新的强大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走上不平常的历史性道路。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努力，把自身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青年团起草了行动纲领，纲领的核心就是发动群众运动。

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非国大采纳了青年团的行动纲领，号召举行联合抵制、罢工、消极抵抗、抗议示威及其他形式的群众行动。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过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策略一直是把其活动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青年团团员早就看到了采取合法的手段打击种族压迫的失败。现在，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开始迈出了更积极的一步。

如果没有内部的剧烈变动，这些变化是不会发生的。在召开年会的前几周，瓦尔特·西苏陆、奥利佛·塔博和我在索菲亚顿埃克苏玛医生的家里私下会见了埃克苏玛。我们向他说明，按照甘地在印度发动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和1946年开展的消极抵抗运动，我们认为采取群众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压迫面前太软弱。我们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终究要准备冲破法律的束缚，并且如果有必要则愿意像甘地那样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坐牢。

埃克苏玛坚决反对，声称这种策略是不成熟的，只能让政府抓住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借口。他说，这种形式的抗议，最终必然会在南非发生，但是，在眼下这个时刻迈出这一步是致命的。他明确表态，他是一个远近闻名且事业有成的医生，他不会去坐牢，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我们向埃克苏玛摊了牌：如果他支持我们建议的行动纲领，我们将在下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选举中支持他；如果他不支持我们的纲领，我们就不会支持他。埃克苏玛生气了，骂我们是敲诈，断然拒绝我们为他投票的条件。他说我们年轻气盛，不尊重他。我们规劝他，但是没起作用，他没有支持我们的建议。

深夜11点，他不礼貌地把我们从他家中轰出门外，然后立即关上了门。索菲亚顿没有路灯，那天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并且所有的公共交通早就停止运行，而我们则住在几英里外的奥兰多。奥利佛说，埃克苏玛至少应该为我们提供交通工具。瓦尔特在附近有个朋友，我们说服他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宿。

在12月份召开的大会上，青年团团员都知道不投埃克苏玛的票。由于只有两个候选人，我们准备选J. S.莫罗卡为主席。他本来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Z. K.马修斯才是我们想选的人，但是，马修斯认为我们太激进，我们的行动计划太不可行。他称我们是幼稚的狂热分子，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成熟起来。

莫罗卡先生是一位希望不大的候选人。他是全非大会会员，当时全非大会是托洛茨基分子把持的组织。当他同意反对埃克苏玛的时候，青年团把他作为会员吸收进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时，他坚持把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全非洲的“国务院”。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不太了解，也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活动家，但是他尊重别人，支持我们的纲领。和埃克苏玛一样，他也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南非很富有的黑人。他在爱丁堡和维也纳上过学，而他的曾祖父曾经是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19世纪，他曾祖父曾经张开双臂欢迎南非白人，并且向南非白人赠送土地，后来却被出卖了。埃克苏玛被击败了，莫罗卡医生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奥利佛·塔博当选为全国执行主席。

在这次年会上行动纲领获得通过，它号召通过联合抵制，即罢工、不服从政府和不与政府合作，去争取政治权利。另外，大会还号召一个全国性停止工作日，抗议政府的种族歧视和反动政策。这是一种脱离单纯地依靠温和抗议的腾飞，许多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坚定分子在这个富有更伟大的战斗精神的新时代变得大为逊色。如今，青年团团员登上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舞台。我们正在引导非洲人国民大会走上更积极、更革命的道路。

我只能在远处庆祝青年团的胜利，因为我不能出席大会。当时我正在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上司不准我请两天假去布隆方丹参加会议。这家律师事务所虽然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律师事务所，但是，要求我忘记政治，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如果我去参加大会，我将丢掉工作，我经不起这个损失。

群众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涨，但是我却对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采取的任何行动仍然抱有怀疑。1950年3月，由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土瓦印度人大会、非洲人民组织和共产党地区委员会一起组织的“捍卫自由演讲大会”，吸引了上万人集中在约翰内斯堡的贸易广场上。莫罗卡医生没经过咨询执行主席，就主持了“捍卫自由演讲大会”，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但是，我仍然对此保持警惕，因为其背后的发起者是共产党。

在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鼓动下，大会通过了举行一天总罢工的决议，这一天是5月1日，被称作自由日。这次罢工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及所有种族歧视性法规。尽管我支持这些目标，但是，我认为共产党人企图抢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抗议日的胜利果实。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首先发起这次运动，所以我反对五一大罢工，并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搞自己的运动。

阿迈德·卡特拉达当时只有21岁，和其他青年一样，他极力为准备大干而摩拳擦掌。他是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一名骨干。他听说我对五一大罢工持反对态度。一天，当我走在总督大街上的时候，碰见了卡特拉达。他很生我的气，指责我和青年团不想同印度人或有色人合作。他用挑衅的口吻说：“你是非洲人的一个领导，我是一个印度青年，但是我相信非洲群众是支持五一大罢工的。我向你提出挑战。你可以指定在任何一个非洲人居住的城镇召开一次会议，我保证那里的人民将会支持我。”这纯粹是一种恐吓，但也使我很气愤。我甚至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共产党三方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并准备在会上提出申诉，但是伊斯梅尔·弥尔劝我冷静下来。他说：“纳尔逊，他年轻，头脑发热，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最后，我对我的这一行动感觉有点厌倦，并撤回了申诉。尽管我与卡特拉达有分歧，但是我佩服他的激情，我们之间出现的小插曲仅仅是个偶然事件。

运动在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支持下提前进行。正如预料的那样，政府禁止5月1日这天召开任何会议和集会。这一天，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洲人都在家中静坐。当天夜晚，尽管政府禁止集会，但是群众仍然在奥兰多聚集。当时，瓦尔特和我就在奥兰多西区自由日群众集会的外围。天上的月亮皎洁而明亮，当我们看着整齐的抗议队伍游行的时候，我们发现500码以外的小河对面有一伙警察正在集中。他们一定也看见了我们，因为他们忽然向我们这个方向开枪。我们假装被击倒在地上，看着警察冲向人群用警棍击打群众。我们躲进附近的一个护士宿舍里，在那里听见子弹射入墙中的声音。在这次不加区别的、无缘无故的袭击中，有18名非洲人被打死，另有许多非洲人被打伤。

尽管这次暴行遭到了抗议和谴责，但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是保持克制。几周后，政府出台了臭名昭著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个法律宣布南非共产党是非法的，使参加共产党成了犯罪，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这个法律的打击面太大，它把一切仅仅是最温和地向政府提出的抗议也列为违法，把犯罪范围扩大到在工会内进行任何引起“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骚乱或混乱”的理论宣传。这个法律基本上允许政府随意把任何一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禁止任何个人反对政府的政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新对策。除了其他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外，达杜医生也讲了话，他说，允许过去的分歧阻碍联合阵线反抗政府是愚蠢的。我发言支持他的观点：显然，对任何一个自由团体的镇压都是对所有自由团体的镇压。在这次会上，奥利佛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今天镇压的是共产党，明天将会是我们的商会、我们的南非印度人大会、我们的非洲人民组织和我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将1950年6月26日定为全国性抗议活动日，抗议政府5月1日杀害18名非洲人和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这项建议获得了批准，在准备全国抗议日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密切了与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共产党的关系。我相信，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可以使我们与我们的印度盟友和共产党盟友携起手来。

这一年年初，我被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接替了埃克苏玛医生的位置。埃克苏玛在再次竞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落败后辞去了职务。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我10年前来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是埃克苏玛医生设法为我安排了第一份工作，当时我还没有介入政治的想法。现在，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资历最深的人一道工作。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已经由一个“牛虻”变成了一个我一直反对的实权人物。这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感觉，让我百感交集。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异见人士更容易一些，因为他没有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必须权衡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而且还要预料到来自像我自己这样的反对者的批评。

群众运动在南非是危险的。在这里，非洲人举行罢工是犯罪，言论自由和集会运动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举行罢工，一个非洲人不但要承担丢掉工作的危险，而且还有可能丢掉他的全部生活条件，甚至还会丢掉他在本地居住的权利。根据我的经验，政治性罢工要比经济性罢工更危险。因为出于政治上的不满而举行的罢工，与因为一个明确的利益诉求而举行的罢工相比——诸如要求提高工资或减少劳动时间，是一种更危险的活动，需要特别有效的组织。全国抗议日正是一次政治性罢工，而不是一次经济性罢工。

在酝酿6月26日大罢工的过程中，瓦尔特走遍了全国，征求各地领导人的意见。在他外出期间，我主持繁忙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这里是组织这次全国性大罢工的指挥中心。每天，各种各样的领导人都到这个办公室了解按计划准备这次罢工的进展情况。他们有：达杜医生、迪利扎·穆吉、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J. B.马科斯、玉苏福·凯查利亚和他的弟弟莫拉维、行动委员会书记高尔·瑞德贝、迈克尔·哈迈尔、皮特·拉宝罗克、恩塔托·莫特拉纳。我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行动，与各地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我们一点闲空都没有，匆匆忙忙地做着各种谋划。

全国抗议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尝试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政治性大罢工，也是一次恰到好处的、成功的大罢工。在城市里，多数工人都待在家里，黑人经营的商店和公司都关门停止营业。在贝瑟尔，后来成为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格特·西班德领导了5000人的游行队伍，这次活动成为全国各大报纸的重要新闻。全国抗议日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给马伦政府传递了一个警示：我们不会在种族隔离面前一直保持被动。因此，6月26日成为自由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解放运动中，它被看作自由日。

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我感觉到一种由于计划周密而取得对敌斗争胜利迸发出来的兴奋感和与可怕的敌人斗争中产生的同志情谊。

我正在学习的斗争是非常耗费精力的。如果一个人投身于斗争中，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家庭生活的人。在准备全国抗议日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马卡托·莱瓦尼卡出生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正在医院里陪着艾韦琳。但是，这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日常休息时间。他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自1917年到1924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二任主席的赛法库·马宝高·马卡托，一个是赞比亚一位领导者莱瓦尼卡。马卡托是一个佩迪酋长的儿子，他曾经带领志愿者反对不允许非洲人在比勒陀利亚人行道上行走的种族歧视性法令，他的名字对我来说是胆识和勇气的象征。

在全国抗议日的准备期间，有一天我太太告诉我，我那当时只有5岁的大儿子泰姆比问她：“我父亲住在哪里？”我一直是深夜他已入睡的时候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他还没醒我就早早地离开了家。我不想离开我的孩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十分想念他们，不知不觉我竟然几十天没和他们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我长期坚持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发生了动摇。共产党的总书记、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摩西·考塔尼经常深夜来我家，我们常常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考塔尼头脑清醒、自学成才，是德兰士瓦省一位农民的儿子。他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反对我们？我们都反对同样的敌人，我们不想独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权力，我们也是为非洲民族主义工作。”最后，我无法找到理由反驳他的观点。

由于我与考塔尼、伊斯梅尔·弥尔和鲁思·弗斯特之间的友情和我对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观察，我越来越难找到对共产党抱有偏见的正当理由。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像J. B.马科斯、埃德温·莫福参亚纳、旦·图鲁麦和大卫·博帕佩这样的共产党人比别人更埋头苦干、努力工作，他们作为伟大的自由战士是无可挑剔的。达杜医生，1946年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作为一个争取人权的战士而起到的作用使他成为各个团体组织的英雄。我不能再怀疑这些人的诚意。

即使我不再怀疑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我仍然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哲学和实践角度提出问题。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又知之甚少。在与我的共产主义者朋友开展的政治讨论中，我常常由于对他们的理论的无知而陷入尴尬的境地。我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我找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全套著作，探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我没有时间认真研究这些著作。虽然我对《共产党宣言》产生了兴趣，但是研读《资本论》却让我疲惫不堪。不过，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认为，这种思想与非洲传统思想很相似。在非洲传统思想中，生活是共同享受的，财产是共有的。我赞成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它既简单明了又慷慨无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辩证唯物主义似乎既是驱赶种族压迫黑暗的明灯，又是用来结束种族压迫的工具。我认识到要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通过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形势。因为，如果我们的斗争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超越黑人和白人的概念。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总是倾向于相信我能证实的东西。我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很有道理。商品价值是由进入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这个思想特别适合南非。统治阶级支付给非洲劳工仅供生存的工资，然后在商品成本中增加价值，这种增加的价值被他们自己留下了。

马克思主义号召采取革命行动像音乐一样萦绕于自由战士的耳畔。他关于通过斗争取得历史进步和革命飞跃中发生变化的思想同样富有感染力。在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一个政治家解决面临的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苏联特别支持许多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就是我为什么改变对共产党人的看法、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欢迎马克思主义者加入的另一个原因。

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能在坚持非洲民族主义的同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我来说，这并不矛盾。我首先是一个为我们从少数统治者那里解放出来而战、为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战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但同时，南非和非洲大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问题除了鲜明性和特殊性之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一个把问题置于世界范围和历史过程之内进行研究的思想是有价值的。我愿意使用一切必要的方式、方法加速清除人类偏见，加速结束沙文主义的、暴力的民族主义。我不必要为了同他们一道工作而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发现，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非洲共产主义者应当更多地加强团结，而不是加剧分裂。怀疑者总是说共产主义者正在利用我们，但是谁又能说我们不是在利用他们呢？

14...

如果说在国民党上台之前我们还对他们抱有某种希望或幻想，那么我们很快也就把这些希望和幻想放弃了。他们威胁要把卡非尔人置于应有的位置上并不是一句空话。除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外，1950年又通过了《人口登记法》和《社团区域法》两部法律，这些法律形成了种族隔离的基础。正如我所提到的，《人口登记法》使政府有权按照种族把南非人划分成若干类别。如果当时种族还不是南非社会等级划分的先决条件的话，而实施新的法律后也将会是如此。这种专横地、毫无意义地把黑人从有色人中划分出来或把有色人从白人中划分出来的做法常常导致悲剧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也可能被划分成不同的人种，划分的标准完全是依据孩子肤色的深浅。一个人能不能在某个地方居住和工作，要依据他的头发是卷是直、嘴唇是大是小作出荒唐的划分。

《社团区域法》是实现种族隔离居住的基础。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每个种族社团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房产占地和经商只能在该种族拥有的独立区域内进行。因此，印度人只能在印度人区域内生活，非洲人只能在非洲人区域内生活，有色人只能在有色人区域内生活。如果白人需要另一个种族社团的土地或房子，他们只需简单地宣布这块土地是一个白人区即可拿走。《社团区域法》开始了一个强迫搬迁的时代。一旦非洲社区、城镇和村庄被划成“白人”居住区，那么其中的非洲人就被强迫搬到别的地方居住，因为附近的白人土地拥有者不让非洲人住在他们附近，或者说白人仅仅是为了取得他们的土地。

列入搬迁名单的第一个城镇是索菲亚顿，这是一个拥有5万人的生气勃勃的社区，也是约翰内斯堡最古老的一个黑人居住区。尽管索菲亚顿比较贫穷，但是这里却充满着丰富的生活气息，它是非洲人生活和文化中许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的孵化器。甚至在政府努力对其实施搬迁政策之前，尽管人口不多，但索菲亚顿对非洲人却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第二年，政府又出台了两个直接侵犯有色人和非洲人权利的法律。《分离代表投票法》目的是把有色人转移到开普省的分离投票处，从而淡化他们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特权。《班图管理机构法》解散了土著代表委员会这个间接的非洲人全国代表机构，由政府指派的氏族酋长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目的是恢复传统的、主要由保守的种族酋长享受的权力，使开始腐朽的种族差别永远存在下去。两个法律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道德嘴脸，都谎称保留他们企图消灭的种族，明明是剥夺人民权利的法律，却一定要标榜成恢复人民权利的法律。

有色人举行集会反对《分离代表投票法》，他们于1951年3月在开普敦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4月份他们又举行商店关门罢市、学生罢课活动。正是在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积极行动精神的鼓励下，瓦尔特·西苏陆第一次向我们中的小部分人提出了全国公民表示不服从的抗议活动思想。他草拟了一个计划，从各个社团中挑选不怕坐牢的志愿者，以反对某些种族歧视性法律。

这个思想立即对我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感染了其他人。但是，在挑选谁参加的问题上，我与瓦尔特持有不同的意见。我当时刚刚成为青年团的全国主席，我以我的这个新职务的名义力主全部挑选非洲人。我说，普通非洲人仍然对与印度人和有色人采取联合行动存有戒心。虽然我在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上已经有了进步，但是我仍然害怕印度人的影响。另外，我的许多非洲支持者都把印度人看成是黑人劳工的剥削者，因为他们是商店老板和商人。

瓦尔特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建议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个问题被提交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我的意见遭到了否决，甚至那些被认为是最坚定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也坚持否决我的意见。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把这个问题又提交到1951年12月举行的全国会议上。和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一样，我的意见又被代表们坚决地否决了。既然我的观点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级别的会议上被否决，那么，我完全接受和同意大家的立场。虽然大家对我发表的主张非洲人单独行动的讲话反应冷淡，但是，在青年团宣誓支持联合行动的新政策之后，我以青年团主席的身份发表的讲话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莫罗卡医生、瓦尔特、J. B.马科斯、玉苏福·达杜组成的联合计划委员会的要求下，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废除《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社团区域法》、《分离代表投票法》、《班图管理机构法》、“通行证法”，以及1952年2月29日出台的《限制牲畜法》。出台《限制牲畜法》的目的是减少牛的数量，防止过度放牧。但是，这个法律将使非洲人的土地进一步减少。联合委员会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在1952年4月6日举行示威活动，作为发动抗议不公平法律运动的序幕。同一天，南非白人将庆祝简·范·里贝克于1652年到达好望角300周年。4月6日是南非白人一年一度地庆祝他们的国家建立的纪念日，非洲人则把这一天诅咒为“300年受奴役的开始日”。

非洲人国民大会给总理写了信，把这些决定告诉他，并提出了他废除这些法律的最终期限。这封信是以莫罗卡的名义发出的，而莫罗卡并没有参与写这封信。按照上级的指示，我驾车到萨巴恩楚把这封信送到了他的家里。萨巴恩楚是奥兰治自由邦布隆方丹附近的一个小城镇，而奥兰治自由邦是南非的一个保守地区。我差一点没能赶去那里见他。

仅仅几周前，我刚刚参加了汽车驾驶执照考试。那时候，驾驶执照对于一个非洲人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因为没有几个黑人能够有汽车。在指定的那一天，我借了一辆车去参加考试。我有点过于自信，决定自己开车去。我出发时有点晚，所以开车开得太快。当我驾驶着汽车沿大街的一侧行驶到一条主干道上的时候，由于没有观察左右两侧是否有汽车，与来自另一个方向的汽车撞在了一起。撞得虽然不怎么厉害，但是我却误了考试的时间，与我撞车的那位驾驶员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我们双方同意分别担负自己修车的费用了事。

当我到达考场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白人妇女正在我前面接受考试，她开得很好，也很小心。当考完试的时候，考官说：“谢谢你，请把车停到那边去。”他用手指了指附近的一片空地。她圆满地通过了考试，但是，当她去停车的时候却没注意拐弯，后轮轧在了路边石上。考试官立即赶过去说：“对不起，太太，你没有通过这次考试，请另约定时间重新参加考试。”我感觉自己信心也不大了。如果这个考官设圈套不让这位白人女士考试过关，我还有什么希望？但是在考试的时候，我表现不错。当考官告诉我把车停在考场一端时，我非常小心，甚至担心他会因为我开得太慢而不让我通过考试。

一旦能够合法地驾驶汽车，我立即成了一个“私人出租车司机”。我把让同志和朋友搭车看成是自己的义务，所以，我也就有责任去给莫罗卡医生送这封信。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我总是把驾着汽车透过车玻璃看着外面当做一大乐趣。当我驾车穿过农村、外面的风从窗子吹进车内的时候，我的心情似乎会处于最佳状态。

在去萨巴恩楚的路上，要穿过克龙斯塔德。这是一个保守的自由邦的小城镇，在约翰内斯堡以南大约120英里的地方。当我开着车爬上一座小山时，我看见两个白人孩子正在前面骑自行车。我的驾驶技术仍然不怎么熟练，当我行驶到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却有一个孩子忽然没来由地来了个急转弯，于是，我们撞在了一起，他被从自行车上撞了下来。当我下车去扶他的时候，他在地上直呻吟。正当我让他伸出胳膊想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一个白人卡车司机喊我不要动那个孩子。卡车司机使小孩产生了恐惧，他放下了胳膊，似乎不让我把他抱起来。那个孩子并没有严重受伤，卡车司机把他领到了附近的警察局。

当地警察很快就到了，警察中士看了我一眼说：“卡非尔人，你今天要拉屎（shit）了！”我为这次事故及他说话的凶狠态度而十分担心，但是我仍然态度鲜明地告诉他：“我愿意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候拉，不用警察来指点。”听了我这句话，那位中士掏出了笔记本开始记录我的详细情况。如果一个黑人能讲英语，不用多说，南非白人警察会感到非常吃惊。

我就我的身份作了自我介绍之后，他转身去查看汽车，并仔仔细细地进行搜查。从车内的垫子底下，他抽出了一份左翼周报《卫报》。这份周报是我在发生事故后立即藏在垫子下面的，同时，我把给莫罗卡的信偷偷放进了我的衬衣里。他看了周报的标题，然后举在空中，就好像是一个海盗得到了战利品：“我抓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他一边喊叫一边挥舞着那份周报匆匆地离我而去。

四个小时后，那个中士又回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官员。这位官员也是一个南非白人，他想正常地履行他的公务。他说他要勘察一下事故的现场，并填写警察记录表。我告诉那位中士说，事故是白天发生的，到了晚上再勘察是不适当的。我又说我打算在萨巴恩楚住宿，我不能住在克龙斯塔德。那位中士不耐烦地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曼德拉。”我回答。

“不，我问你的名字而不是问你姓什么。”他对我说。我告诉他我叫纳尔逊。

“纳尔逊，”那位中士说，就好像是在同一个小孩子说话，“我想帮助你重新上路。但是，如果你想找麻烦，我只好与你过不去，把你铐一夜。”这些话让我心中有了数，于是我同意他进行勘察。

那天晚上很晚我才重新上了路。第二天早晨，我正穿过伊克赛尔西亚地区的时候，我的汽车抛了锚，车没有油了。我走到附近的一个农户家里，用英语向一个老太太说我想买点汽油。她把门一关说：“我没有汽油卖给你。”我又好歹向前行了2英里，来到了另一个农户家里。由于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我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我请求见这个农户，他露面的时候我很谦卑地说：“我的巴士（baas）跑没油了。”（baas是南非荷兰语，是老板的意思，也有奉承之意）。这个农户很友好，也很乐意帮助别人。他是总理大臣斯特里德的一个亲戚。我想，如果我向他说了实话并不使用baas这个讨厌的词的话，他可能不会给我汽油。

我与莫罗卡的会面并不像我在去那里的路上那样值得一提。他接受了那封信之后，我就回了约翰内斯堡。回来的路上也没遇到什么麻烦。给总理的信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我们的建议下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宪法手段争取合法权益，我们的要求是到1952年2月29日废除6部不公平的法律，不然，我们将采取宪法以外的行动。马伦通过他的私人秘书作了回复，声称白人天生有权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作为独立社团的身份，并且最后威胁说，如果你们采取行动，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利用一切手段进行镇压。

我们把马伦拒绝我们的要求看作是一种宣战。现在，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诉诸公民抑制、抗议。我们开始竭尽全力准备发动群众运动。招募和训练志愿者是组织这场运动的基础工作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这场运动的成败。4月6日，在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伊丽莎白港、德班、开普敦举行了初步的示威活动。当莫罗卡在对约翰内斯堡自由广场的人群发表讲话的同时，我正在服装工人工会向准备担当志愿者的人群讲话。我向几百名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解释说，由于政府当局可能会恐吓、拘禁，甚至袭击志愿者，因此，志愿者运动是一个困难的甚至危险的任务。无论政府当局采取什么手段，志愿者不能以牙还牙，不然，我们的整个计划就会遭到破坏。志愿者必须用非暴力对付暴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纪律。

5月31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执行委员们在伊丽莎白港召开了会议，宣布抗议活动将在6月26日开始，这天是全国抗议日活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全国行动委员会指导运动，建立了一个全国志愿者委员会招募和培训志愿者。我被任命为全国运动志愿者统帅和行动委员会与志愿委员会主席。我的职责是组织运动、协调各地区分支机构的关系、动员志愿者和筹集资金。

我们还就运动是否遵循非暴力的甘地原则或“不合作主义”展开了讨论。不合作主义是一种设法通过转化来征服对方的斗争方法。有的人站在纯道德的立场上赞成非暴力原则，并认为从道德上讲，非暴力原则比其他任何原则都优越。马尼拉·甘地十分赞成这个思想。他是圣雄甘地的儿子，也是《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的编辑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著名成员。马尼拉·甘地举止文雅，俨然就是非暴力主义的化身。他坚持认为，抗议运动要遵循其父亲在印度举行抗议活动时所采取的路线。

其他人则认为，我们不应从原则的观点，而应该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根据情况选择斗争方式。如果某种斗争方法或战略战术能够让我们打败我们的敌人，那么，我们就应该采用这种斗争方法或战略战术。在当前情况下，政府远比我们强大，我们任何使用暴力的企图都会遭到毁灭性的镇压。这种情况使非暴力成为实践的必然，而不是一种选择。这是我的观点，我按照甘地的模式看待非暴力。不能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原则，而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使用的战略战术。正如甘地本人认为的那样，这个原则并没重要到即使它已在妨碍我们的目的时，仍需坚持不变。我们主张非暴力抵抗，但前提是它是有效的。尽管马尼拉·甘地坚决反对，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占了上风。

联合计划委员会同意根据情况灵活运用不合作和非暴力战略战术，并建议采取两个阶段进行抗争。第一阶段，少量训练有素的志愿者将在几个市区违反要求废除的法律。他们不经允许就进入前面讲过的区域，使用只有白人才允许使用的设施，例如卫生间、火车厢、会客室和邮局入口。他们将故意在宵禁后滞留在市区。每批反抗人员都有一个领导人，由他提前把这些不服从行为告诉警察，这样，小范围的骚乱就会导致逮捕行动的发生。第二阶段，按预想的谋划采取大规模反抗活动，同时在全国举行大罢工和其他大规模行动。

在开始发动反抗行动前，我们于6月22日在德班召开了一个大会，并取名“志愿者日”。纳塔尔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鲁图利酋长、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奈克医生都在会上讲了话，表示全力以赴地参加这个运动。我在那天前就驾车来到了德班，而且是这次德班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大约有一万人出席了会议，我告诉大家，这次反抗运动将是南非被压迫群众采取的最大的行动。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发表过讲话，这是一次令人兴奋不已的经历。一个人面对广大的听众发表讲话不可能像面对少数人发表讲话一样，但是，我总是试图做得就像面对少数人发表讲话一样。我告诉大家他们将创造历史，要求他们密切注意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我强调，黑人，其中包括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要加强团结。在南非，这一点终将成为现实。

在全国各地，那些参加6月26日反抗运动的人们就是带着勇气、热情和历史感这样做的。当天一大清早，反抗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在那里，33名反抗者在雷蒙德·穆拉巴的带领下，从只允许白人进入的一个入口进入火车站并遭到逮捕。他们高唱着自由歌曲，在朋友和亲属的喝彩声中往前行进着。反抗者和聚集的群众一唱一和地高声呼喊：“Mayibuye Afrika!”（让非洲再回来！）

26日上午，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里密切关注着当天的示威活动。德兰士瓦的志愿者计划中午在约翰内斯堡东面一个靠近非洲人居住区的城镇上采取反抗行动。在N. B.坦茨的带领下，他们将由于未经允许而进入博克斯堡市区而被法院拘留。坦茨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是非洲卫理公会英国教堂的牧师，也是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主席。

那是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正在等待坦茨牧师从比勒陀利亚过来，他从办公室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声音中带着遗憾告诉我，他的医生反对他参加反抗运动和去坐牢。我向他保证，我们将为他提供暖和的衣服，并且保证他只在监狱里住一个晚上。但是，我的努力没有起作用。这使我很失望，因为坦茨牧师是一个著名人物，我们选择他的目的是向政府表明我们并不是一伙年轻的闹事者。

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同样德高望重的人代替坦茨牧师——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纳纳·西塔。他在1946年的抗议运动中因为消极反抗而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月。尽管他年龄偏大，而且患有关节炎，但是，西塔是一个斗士，他愿意带领我们的反抗者进行抗议。

下午，正当我们准备去博克斯堡的时候，我发现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书记不知去向，我们本来打算让他陪着纳纳·西塔去博克斯堡。这是又一个紧急事件，我转身对瓦尔特说：“你必须去。”这是我们在德兰士瓦的第一件大事，必须有著名的人物带领反抗者，不然，当群众遭受惩罚的时候，领导人倒显得畏缩不前。尽管瓦尔特是组织者之一，并且按计划是在运动的后期参加反抗，但是他还是欣然同意了。我主要担心他正穿着的西装不适合监狱，但我们设法给他另弄到了一些旧衣服让他换上了。

然后，我们动身去博克斯堡。在那里，玉苏福·凯查利亚和我打算给博克斯堡的市长发一封信，告诉他，我们50名志愿者将在那天不经允许进入他辖区里的非洲城镇。当我们到达市长办公的地方时，我发现有大批的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当我把信递给市长的时候，摄影记者纷纷拍照。市长躲开照相机的闪光灯，然后邀请玉苏福和我到他的办公室里私下进行商谈。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说，他的办公室总是对我们敞开的，但是过多的公开将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们从市长办公室直接去了市区，那里正在进行着示威活动，即使是在半英里以外，也能听见我们的志愿者和前来鼓励他们的大批支持者的高昂歌声。到了现场，我们看见进入市区的大铁门被上了锁，我们的志愿者耐心地在门外等候着，要求进入市区。总共有52名志愿者，其中有非洲人，也有印度人，另外还有几百名热情的围观者和记者。瓦尔特站在志愿者的最前列，他的存在显然起到了预期的作用。但是，示威者的精神领袖是纳纳·西塔，尽管他患有关节炎，但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在示威者中间走动，用他的自信鼓励示威者，使他们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不到一个小时便出现了僵局，警察从来没有那么克制，他们的行为使我们感到困惑。难道他们的克制是一种消耗志愿者斗志的策略？难道他们等候记者们散去后再在黑暗的掩护下采取大屠杀？难道由于逮捕我们将会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因此他们将按我们的要求去做？就在我们捉摸不定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警察命令把门打开。志愿者立即跨过大门，这样志愿者们就违反了法律。一个警察中尉吹了声口哨，几秒钟后，警察就包围了志愿者，并开始逮捕他们。运动正在按计划进行，示威者被用车送到当地的警察局并被提起公诉。

同一天晚上，行动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其中包括奥利佛·塔博、玉苏福·凯查利亚和我本人，在市内出席了一个会议，讨论白天要采取的行动，并计划下一周要采取的措施。开会的地点就在由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心支部主席弗拉格·博西亚罗带领的第二批反抗者被司法拘留的场所附近。晚上11点过后不久，我们发现他们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按规定，宵禁在晚上11点钟开始，此时非洲人在外面活动需持有许可证。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我感到疲惫不堪，此时我正在想的不是反抗，而是吃一顿热饭并睡上一觉。就在这时，一个警察走到玉苏福和我的面前。很明显，当时我们正准备回家，而不是准备去参加反抗。“不，曼德拉，”那个警察说，“你跑不掉了。”他用警棍指了指停在附近的警车说：“上车。”我想向他解释，我负责抗议运动的日常组织运行，而不打算这么早就自己参加反抗并受到逮捕。当然，这有点对牛弹琴。我看着他逮捕了玉苏福。面对这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切，玉苏福突然大笑起来。他笑着被警察带走的情景简直就是一幅生动的图画。

不大工夫，玉苏福和我来到了弗拉格·博西亚罗带领的那50多位志愿者面前，他们正在被用卡车送到被称作马歇尔广场的红砖警察局。作为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我们担心别人不知道我们的去向，我也关心谁将领导下一步的行动。但是，我们的精神是振奋的。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警车在反抗者高唱的《上帝保佑非洲》（Nkosi Sikelel’ iAfrika）的歌声中摇晃着向前行驶，那是一曲曲调优美的南非国歌。

第一天晚上，我们有位同志在军队操练大院里被一位白人狱警野蛮地推倒在几步之外，扭伤了脚脖子。我对那个狱警的野蛮行径提出了抗议，他一脚踢在我的胫骨上。我要求给受伤的人治疗，发动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却声势强烈的示威活动。我们被告知，如果受伤的人希望去治疗，第二天可以申请找医生。那天，我们听见他痛苦地呻吟了一整夜。

当时，我虽然只在监狱里度过了很短的时间，但是，这却是使我第一次具有强烈仇恨的一次经历。马歇尔广场是肮脏而黑暗的地方，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情绪十分高涨，因而似乎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反抗战士之间的友谊使我们感到那两天的监狱生活过得十分快乐。

在举行反抗运动的第一天，全国有250多名志愿者因违反不公平法律而被投进了监狱。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的队伍是一支整齐的、守纪律的、充满信心的队伍。

在随后5个月的时间里，共有8500人参加了反抗运动。医生、工人、律师、教师、学生、牧师中都有人因参加反抗运动而走进了监狱。他们唱着：“嗨，马伦！打开监狱门，我们要进去。”运动不仅蔓延到威特沃特斯兰德、德班、伊丽莎白港、东伦敦和开普敦等大城市，也蔓延到了东开普和西开普等地区的小城镇，甚至渗透到了农村地区。多数人所犯的“罪”都比较小，受的惩罚从监禁几天到最多监禁几周，罚款很少超过10英镑。反抗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员从2万人左右猛增到10万人。会员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开普，有一半新会员来自那里。

在历时6个月的反抗运动期间，我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我一般都是驾驶汽车天不亮就出发。我去了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向一个个小型的社团宣传反抗运动，有时只能在一个城镇内挨家挨户地宣传。我的任务大多是为了消除准备发起运动与当时刚刚发起过运动的地区间的分歧。那时候，非洲人的群众通信手段是原始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政治方面也是目光短浅的。我们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去争取人民的支持。

有一次，我开车去东开普，解决与艾尔克特·格温奇有关的争端。当时，艾尔克特·格温奇正在东伦敦开展活动。他是一个成功的商店店主，曾在两年前组织“6·26东伦敦罢工”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这次反抗运动一开始，他就毅然走进了监狱。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他无视执行委员的劝告，单独作出决定。现在，他与执行委员又发生了争执。这种问题主要发生在知识分子之间。

格温奇明白如何利用特定的问题对付他的对手。他会在当地工人会员而不是知识分子会员面前演讲，而且用的是科萨语，他从来就不用英语，因为英语是知识分子使用的语言。他说：“同志们，我想你们知道，我在这次斗争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我本来有一份好工作，但是在反抗运动一开始我就进了监狱并丢了工作。现在我虽然出了监狱，但这些知识分子来了，他们对我说，‘格温奇，我们受的教育比你好，也比你有能力，应该让我们领导这次反抗运动’。”

在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发现格温奇确实没有理会执行委员的劝告。但是，他后面有群众支持，他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志愿者队伍，这支志愿者队伍在格温奇进了监狱之后仍然以整齐的阵容参加了反抗。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格温奇无视执行委员是错误的，但是他工作做得不错，他的权力地位很牢固，难以直接罢免他的职务。当我见到执行委员们的时候，我说，现在对现状进行任何变动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想更改，只有在下一轮选举中击败他。我第一次看见他们如此鲁莽地违背人民的意愿。群众不赞成，采取什么行动都没有用，因为强迫将是不可能的。

政府把这次反抗运动看作对他们本身的安全和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种威胁。他们不是把公民的不顺从看作一种抗议活动，而是看作一种犯罪，他们因为非洲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合作而忧心忡忡。种族隔离本来是打算把种族分开，但是，我们却表明不同的种族能够在一起工作。非洲人和印度人、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组成联合阵线的前景使他们大伤脑筋。国民党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鼓吹者煽动并领导了这次反抗运动。司法部长宣布，他将很快通过立法对付我们的反抗。在1953年议会召开会议期间，作为对我们的威胁手段通过了《公共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公共安全法》授权政府可以宣布戒严令，不经审判即可逮捕人；而《刑法修正案》则授权政府可对反抗者实施肉体惩罚。

政府使用了许多卑鄙手段阻挠这次运动。政府宣传喉舌一再叫嚷，运动的领导人都在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而群众却在监狱里受苦。这种指控远非事实，但是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政府还派遣间谍和密探打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自然是欢迎任何人士加入的。尽管我们的志愿者在被选中参加反抗活动之前已经经过了认真的挑选，但是警察还是设法不仅打进了我们的地方分支机构，而且也打进了某些志愿者队伍。当我被捕后被送到马歇尔广场的时候，我看见反抗志愿者中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从来没见过。他身上穿着非同一般的监狱服装：系着领带，身穿外套，脖子上还有一条丝绸围巾。什么样的人在监狱里还有这身打扮？他名叫拉麦拉，第三天我们被如期释放时，他干脆消失了。

第二个人名叫马克汉达，他因为举止酷似军人而十分显眼。我们都是来自农村，情绪都很高。反抗者们走到玉苏福和我的面前都要给我们敬礼。马克汉达是个瘦高个，他以军人的姿态走到我们两人面前行了个非常正规的军礼。许多人都与他开玩笑，说他敬礼敬得那么好，一定是个警察。

马克汉达以前只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看门人。他很勤快，人缘也算不错，因为不管谁饿了，他都会出去买鱼和炸薯条。但是，在后来的审判大会上，我们发现马克汉达和拉麦拉两人都是警察派来的间谍。经证实，拉麦拉打进了反抗者的队伍，而那个被认为信得过的马克汉达原来是警探中尉莫特龙。

非洲人当间谍对付他们自己的兄弟一般都是为了钱。南非很多黑人认为，黑人向白人挑战的任何努力都是有勇无谋的，并注定要失败，因为白人太精明、太强大。这些间谍认为我们的行动不是对白人权力构成威胁，而是对黑人利益构成威胁，因为白人会由于少数煽动闹事者的所作所为而虐待所有的黑人。

也有许多黑人警察偷偷地帮助我们。他们是正派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在道德上是进退两难的。他们忠于他们的雇主，需要有个工作来养家糊口，但是又对我们的事业非常同情。我认识少数在安全警察局工作的黑人官员，当警察要袭击和搜捕我们的时候，他们会向我们通风报信。这些人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的爱国志士。

政府不是我们的唯一障碍物，其他一度帮助过我们的人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在反抗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合众党派了两个议员督促我们停止反抗运动。他们说，如果我们响应合众党领导人J. G. N.斯特劳斯的号召，放弃我们的反抗运动，将有助于该党在下一轮选举中击败国民党。我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因此斯特劳斯也开始采用国民党人的手段攻击我们。

我们还受到一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分裂出去的“民族意识团体”组织的攻击。当J. B.马科斯当选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时候，在前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赛罗佩·苔玛的领导下，这个团体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分裂了出去。苔玛是《班图世界报》的编辑，他在他的报纸上对反抗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声称共产党人把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大权，印度人的经济利益与非洲人的经济利益是冲突的。虽然他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只是少数，但是苔玛的这种观点在一些激进青年团团员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月份，J. B.马科斯在反抗运动中期遭到了“禁止”，依据的是1950年《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罪名是“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目标”。这种“禁令”是政府下达的一种法律命令，一般是强制被禁止的人脱离某些组织，并被严格禁止参加任何形式的集会，具有监外关押的性质。禁止某一个人，政府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起诉，由司法部长作简单宣布即可。这是一种用来限制个人参加斗争，只允许他远离政治、在一个规定的狭小空间中生活的措施。如果违反或无视禁令，就意味着请你去坐牢。

在那年10月召开的德兰士瓦大会上，我被提名取代被禁止的J. B.马科斯，他推荐我继任他的职务。我是青年团全国主席，是继任马科斯职位的最佳人选。但是，我的候选人资格却遭到了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自称“Bafabegiya”（宁死不屈的人），主要由极端非洲民族主义者组成。他们企图切断与印度积极分子的一切联系，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拉到对抗主义策略的方向上去。他们的领导人是麦克唐纳·马赛库和赛皮瑞皮尔·马如朋。麦克唐纳·马赛库以前是共产党人，曾经在反抗运动期间担任过非洲人国民大会奥兰多分部的主席；赛皮瑞皮尔·马如朋则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反抗运动志愿者的带头人。马赛库和马如朋都想当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

人们大多认为马如朋有点儿像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习惯于穿带有肩章和金色扣子的卡其布军衣，随身带着因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而闻名的那种类似于警棍的东西。他常常把警棍夹在腋下站在会场的主席台上说：“我等自由等得不耐烦了，我现在就要自由！我要在十字路口见马伦，并告诉他我所要的东西。”然后，把警棍往讲台上一放，高声说：“我现在就要自由！”

因为他的这番讲话，马如朋在反抗运动期间特别出名。但是，在选举中被大家熟悉仅仅是一个因素。他认为，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知名度高，因此一定能当上主席。在选举前，当我已经知道自己将是候选人的时候，我走到他面前说：“我想让你当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这样，我当上主席你就可以与我一起干。”他对我所说的话不屑一顾，认为我实际上是让他降级，他拒绝了我，自己坚持要当主席。但是他失算了，因为我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了主席。

1952年7月30日，反抗运动正处在高潮期。当时，我在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工作，警察拿着逮捕证来抓我，罪名是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政府同时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金伯利逮捕了许多反抗运动的负责人。在那个月初，警察在全国各地突袭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人士的家和办公室，并没收了资料和文件。这种突袭以前很少见，它开了普遍非法搜查的先河，非法搜查到后来成为政府行为的一大特点。

我和其他人士被逮捕后，一直到9月份才进行审判。在约翰内斯堡有21人被指控，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和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和总书记。在约翰内斯堡受审的有莫罗卡医生、瓦尔特·西苏陆和J. B.马科斯。几位印度领袖人物也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达杜医生、玉苏福·凯查利亚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我们出现在法庭时，法庭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政治集会。大批示威群众穿过约翰内斯堡大街，聚集在地方法院。其中有来自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有来自亚历山大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会员，也有来自小学和中学的印度学生。各种年龄、各种肤色的人都有。这个法院过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审判大厅也挤满了人，此起彼伏的“Mayibuye Afrika!”喊声不时打断审判的进程。

这次审判也应被看成一次显示决心和团结的机会，但是，它却由于莫罗卡医生制造的信仰分裂而变得逊色。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反抗运动的头面人物莫罗卡自己雇用辩护律师之举使我们感到震惊。我们的计划是大家一起被审判。我们这批被指控的人让我去同莫罗卡商量此事，想说服他不要把自己同大家分开。审判前的那天，我到约翰内斯堡迪珀村去见了莫罗卡医生。

在我们见面一开始的时候，我向他提了几条建议，但是他都不感兴趣，反而有几次表现得很不冷静。他认为，他已经被排除在运动策划者之外。莫罗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相当不感兴趣，并且以后也会如此。他说，最让他不安的是与我们其他人一起进行辩护，那样的话他就会跟共产党扯上了关系。莫罗卡与政府一样对共产主义怀有仇恨。我规劝他，说与任何反对种族压迫的人合作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传统。但是，莫罗卡没有被说服。

最令人震惊的是，莫罗卡为了让拉姆颇福法官对他从轻判决而提出了一个耻辱的请求，他当着证人的面正式同意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确立的原则。当他被问及是否认为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之间应该平等的时候，莫罗卡回答说绝不会平等。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当他的律师问他在反抗者中是否有共产主义者时，莫罗卡真的用手指指向了许多人，包括达杜医生和瓦尔特·西苏陆。法官告诉他没有必要那样做。

他的表现对组织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我们马上意识到，莫罗卡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犯了把个人利益置于组织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错误。他不愿意因为政治信仰危害他的医生生涯和财富，因此，他毁坏了他个人通过三年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反抗运动所作的大无畏努力而树立起来的形象。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因为，莫罗卡医生在法庭上的背信弃义有损反抗运动的光辉形象。曾经到全国各地宣传反抗运动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现在却背离了反抗运动。

12月2日，我们都被拉姆颇福法官判定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共产主义。按照《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规定，事实上，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反对政府都可以被判处“法定共产主义罪”，哪怕是你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拉姆颇福法官很公正，也很理智。他说我们策划的行动属于“公开不遵守法律并达到了与叛国罪相等的程度”，但是，他承认我们一贯坚持要求我们的会员“遵循和平行动原则，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被判处9个月的监禁，并参加重体力劳动，但缓期两年执行。

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反抗运动标志着斗争历史翻开了新篇章。我们列出的6部歧视性法律没有被废除，当时，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他们会废除这6部法律。我们选择的这6部法律是压在人民身上的直接负担，最好的办法是让广大的人民都参加斗争。

在这次反抗运动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说得多但采取行动少。我们没有付给组织者们任何报酬，也没有付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作人员和会员任何报酬，我们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为我们的事业提供嘴皮子服务。作为反抗运动的结果，我们的会员一下子剧增到10万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真正作为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组织展现在世人面前。它拥有一支活跃而富有经验的积极分子队伍，敢于直接面对警察、法院和监狱。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害怕坐牢是解放斗争的一大障碍。因参加反抗运动而走进监狱，在非洲人中成为一种荣誉标志。

我们为自己在6个月反抗运动期间的作为而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我们没有采取过任何暴力行动，我们的反抗战士的纪律性堪称楷模。在反抗运动的后期，伊丽莎白港和东伦敦发生了暴乱，40多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尽管这些暴乱与反抗运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政府却企图把这些暴乱与我们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是成功的。因为暴乱使一些白人的观点发生了转变，不然的话，这些白人是会同情我们的。

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有些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相信通过反抗运动能推翻政府。我们提醒他们，反抗运动的目的是让政府了解我们的冤情，而不是想推翻政府。他们坚称我们要让政府疲于应对，我们应该无限期地进行反抗运动。我插话说，这个政府太强大，也太残忍，用这样的方式无法推翻它。我们能反抗它，但是，通过反抗运动去推翻它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我们开展反抗运动的时间太长了，当初我们应该听从埃克苏玛医生的劝告。当计划委员会在反抗运动收尾期间去看望埃克苏玛医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反抗运动的势头很快就会减弱，在它完全失去动力之前立即刹车是聪明的。在反抗运动仍然处于高潮阶段的时候立即停下来，将是具有重大新闻效应的明智之举。埃克苏玛医生是正确的，反抗运动的势头很快就衰减了下来，但是，我们却凭着我们的热情，甚至是高傲自大，把他的劝告放在了一边。我的内心想把这场反抗运动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的大脑却让我把运动停下来。我主张停下来，但是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从众了。到了那年年底，反抗运动真的衰败了下来。

反抗运动从来没有超过第一阶段主要由市民构成的反抗队伍的规模，群众性的大规模反抗，特别是在农村的大规模反抗，从来没有实现过。东开普是唯一把反抗运动成功地推进到第二阶段的地区。在那里，农村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从总体上说，我们没有把反抗运动渗透到农村，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历史性缺点。反抗运动实际上是受到了没有专业组织者的限制。我想去组织，但是我必须同时要干律师工作，没有办法组织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我们仍然是反抗运动的业余组织者。

但是，我仍然有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从事了一种正义的事业，我有力量为这个正义事业去战斗，并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反抗运动使我摆脱了我也许仍然存在的不自信或自卑感，使我从被某种力量压倒的感觉中和白人及其制度似乎永远不可战胜的感觉中解放了出来。现在，白人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力量，我能够抬着头像男子汉那样走路了，也可以用自尊的目光去看每一个人了。这种尊严来自没有屈服于镇压和恐吓。我已经成长为一名自由战士。

第四部 斗争是我的生命

15...

在1952年年末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我们的领导班子有了新的变化。非洲人国民大会任命了新的、更有朝气的主席，开创了一个新的、更积极的时代，即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时代。按照非洲人国民大会宪章，我作为德兰士瓦省级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四个副主席之一。而且，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我为第一副主席。鲁图利作为为数不多的有实权的酋长之一，积极主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坚决抵制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

鲁图利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位牧师的儿子，生于当年的南罗得西亚，在纳塔尔接受教育。他在德班附近的亚当学院接受过师范教育。他个头相当高，体格粗壮有力，皮肤乌黑，笑声爽朗；他谦虚而非常有信心，也很有耐心，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他讲话不慌不忙，口齿清楚，好像每个字都一样重要。

我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是土著代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1952年9月，距离召开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只有几个月，鲁图利被召到比勒陀利亚。他被下了最后通牒：政府要求他必须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身份，并不再支持反抗运动，不然，他将被免去已当选并由政府支付薪水的酋长职务。鲁图利是一位教师，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也是引以为豪的祖鲁部落酋长。不过，他更是坚定地献身于反抗种族隔离斗争的志士。鲁图利拒绝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职务，因此，政府撤销了他的酋长职务。作为回应，他发表了一项原则声明“通向自由的道路避不开十字架”，在声明中，他重申对非暴力消极反抗运动的支持，并用至今仍悲哀地回响着的一句话对他的选择进行辩护：“谁会否认我30年的生命中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顺从地、谦让地叩响那扇紧闭且上了闩的大门？”

我支持鲁图利酋长，但是，我却不能出席会议。开会前几天，全国52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遭到了禁止，6个月内不准出席任何会议或集会。我就属于这52人中的一员。6个月中，我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之内。

对我的禁止包括参加各种会议，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性会议。例如，我连我儿子的生日舞会也不能参加，并且也不准我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谈话。这是政府对那些为种族隔离而战的领导人实行全面封杀而作出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他们不让这些领导人说话，对这些领导人实行迫害，限制这些领导人的行动。这也是对我采取的一系列封杀中的第一次，这种封杀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到几年后，我被剥夺了一切自由。

禁止不仅是从肉体上进行限制，而且也从精神上进行禁锢。禁止还会导致一种心理上的幽闭恐惧症，被禁止的人不仅渴望行动自由，而且渴望精神上的逃脱。禁止是一种危险的处罚，因为被禁止的人并没有被铐在或锁在监狱里。法律、法规就是监狱，这种法律、法规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违反的，并且常常被违反。一个人可以短时间地迅速走开，并且可以暂时幻想自由，但禁止后面隐藏着的影响是，被禁止的人在某个时刻开始感到压迫者并非来自外界，而是已经潜入内心。

尽管不准我参加1952年的年会，但是有人立即把会上发生的情况告诉了我。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在当时是要保密的，不能公布于众。

与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相信政府将会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为非法组织，就像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一样。政府似乎必然要尽快禁止我们以合法组织开展工作。心里想到了这个问题后，我建议全国执行委员会必须有一个应付不测情况发生的方案。我说，我们作为人民的领导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方案，那就是失职。全国执行委员会让我起草一个能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地下运转的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称作“曼德拉方案”，简称“曼氏方案”。

曼氏方案的主导思想是建立一种能使非洲人国民大会上下政令畅通的组织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最高层形成的决议不需要召开会议就可迅速传达到整个组织。换句话说，通过这个组织体系，一个非法的组织仍可继续发挥作用，被禁止的领导人仍可继续起到领导作用。曼氏方案可以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招募新会员，能够对地方和全国性问题作出反应，使会员与地下领导之间保持正常的联系。

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领导（包括被禁止的和没有被禁止的）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共同讨论方案的内容。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完成了这个组织系统的起草工作。该系统涉及面很宽，适合地方的条件，也不会挫伤个人的积极性。就详细程度而言，它足以保证工作秩序。最小的单位是基层组织，在城市内，一个基层组织基本由一条街上的10户人家构成。每个基层组织有一个干事负责。如果一条街道有10户以上人家，那么街道干事将负责整条街道的组织工作，基层干事要接受街道干事的领导。几条街道组成一个区，这个区由一名区长负责，该区长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当地分支机构的书记处负责。当地分支机构的书记处是分支执行委员会的基层委员会，负责向省级书记报告情况。我们主张，每个基层干事和街道干事应当熟悉本组织内的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因此，干事就会得到本组织内各组织成员的信任，并且也会知道谁值得信任。基层干事负责召集基层会议，组织政治学习班，并收缴会费。基层组织的干事是该方案的关键环节。尽管这个方案从战略上主要是以市区为主，但也适合于农村地区。

该方案被采用了，并准备立即实施。我们随即通知各分支机构开始准备秘密调整组织机构。尽管多数分支机构都接受了这个组织方案，但是边远地区的分支机构的某些人士却认为，这个计划是约翰内斯堡为加强对边远分支机构控制的一种努力。

作为曼氏方案的组成部分，非洲人国民大会引入了对全国会员讲授政治基础知识的机制。这种讲座的目的不仅是对会员进行教育，而且也是一种把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团结在一起的方法。讲座由分支机构的领导人秘密进行，听过讲座的会员依次再把听到的讲座内容传达给各基层成员。开始，讲座内容不太系统，几个月后，我们有了成套的课程。

当时有三种教材，即《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是如何被统治的》和《变革的必要性》。在第一种教材中，我们讨论了世界和南非之间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是一种概括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情况的教材。例如，我们探讨了南非黑人如何作为一个种族和经济阶级受压迫的问题。讲授者多数都是被禁止的会员，我本人也经常在晚上开授讲座。这种安排有利于保持被禁止的个人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使会员与这些被禁止的领导人保持联系。

在这个时期，被禁止的领导人经常秘密地单独见面，然后再设法与现任的领导人见面。新老领导人之间配合得很好，决策程序和以前一样，仍然是通过集体研究。我们有时感到，似乎除了必须秘密见面之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曼氏方案构思很好，但是，实施情况却并不理想，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普及到基层。实施情况最好的地区还是东开普和伊丽莎白港。反抗运动的精神在其他地区早已销声匿迹之后仍然在东开普继续着，那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认为，贯彻曼氏方案是继续反抗政府的有效途径。

该方案遇到了许多问题：在会员中宣传不够，没有专职的组织者负责实施或监督，分支机构内常常意见不一致，无法形成实施这项方案的一致意见。有的省级领导人抵制这一方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方案不利于他们的权力。对有的人来说，政府的镇压似乎还很遥远，因此，他们没有必要提前采取措施。但是，当政府的铁拳落下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任何准备。

16...

在反抗运动期间，我的生活遵循着两条不同的轨迹：我在斗争中工作，并通过当律师维持生计。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从来也没有专职担任过组织者。非洲人国民大会只有一个专职组织者，那就是托马斯·提图斯·恩考比。我要做的工作必须围绕我作为律师的计划作出安排。1951年，我与“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的劳动合同期满后，我又到“特布兰奇－布雷基施合伙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完成合同约定见习后，我仍然不是一个羽翼完全丰满的律师，我的工作只是起草辩护书、寄送传票、找证人谈话，都属于一个律师必须在案子递交法庭前所做的工作。

离开希代尔斯基之后，我找了许多家白人律师事务所，因为当时没有黑人律师事务所。我对这些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很感兴趣。我非常气愤地发现许多获利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对黑人收取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律师费远远高于他们对富裕的白人当事人的收费。

在“特布兰奇－布雷基施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大约一年后，我又加入了海尔曼－迈克尔合伙律师事务所。这是一家思想自由的律师事务所，也是一家为数不多的对黑人收费合理的律师事务所。另外，这家律师事务所以热心于黑人教育著称，他们在捐助黑人教育方面非常慷慨。海尔曼先生是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合伙人，在很少有人关注黑人事业之前就开始参与黑人事业。该律师事务所的另一个合伙人罗德尼·迈克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位退伍军人，思想也十分开明。他是一名飞行员，几年后，他帮助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在镇压最严重的时期飞离南非。迈克尔的唯一恶习是抽烟，他一天到晚都在办公室不住地抽烟。

我在海尔曼－迈克尔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几个月，当时我正在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一旦通过这个考试，我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正式律师。在几次未能通过考试后，我不得不放弃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学士学位。我选择了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考试我才能当律师，并且能挣足够的钱养家糊口。那时候，我妹妹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母亲也经常来。艾韦琳当见习护士的工资加上我那点少得可怜的收入，并不足以让家中的每个人都吃饱穿暖。

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后，我在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当了一名正式的律师。巴斯纳一直是参议院的非洲人代表，是一位比较早的共产党员，也是非洲人权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作为一名律师，他是非洲领导人和非洲商会领导层的辩护人。在那里工作的几个月时间里，我经常代表事务所出庭为许多非洲委托人辩护。巴斯纳先生是一个杰出的老板，只要我做好所里的工作，他就鼓励我参加政治活动。在该律师事务所取得经验后，我准备离开那里，去开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1952年8月，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正式开门营业。我早期能够事业有成，还应该感谢我的秘书祖备达·帕特尔。我是在她去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取代讲南非荷兰语的秘书科克女士时认识她的，科克女士拒绝过我的口授。祖备达是我朋友凯西姆·帕特尔的太太，凯西姆当时是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会员。祖备达没有丝毫种族歧视的思想，她的朋友圈子很大，在法律界认识很多人，在我出去自己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她同意跟着我干。她通过她的门路给我带来了大批生意。

奥利佛·塔博当时在一家叫“考瓦尔斯基－塔克合伙律师事务所”工作。在他的午餐时间，我经常去看他，我们进的是只有白人才能进的会客室，坐的是只有白人才能坐的椅子。奥利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在午餐期间我们主要讨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我第一次对他产生印象还是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在那里，我注意到他思维敏捷，特别善于辩论，他的冷静和重逻辑的风格可以击败任何对手。更准确地说，这种才能在法庭上更为有用。在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他一直是约翰内斯堡圣皮特学校的优秀学生。他遇事冷静，这与我容易冲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值得我学习。奥利佛笃信宗教，并且一直期许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他也是我的一个老乡，来自旁多兰地区的毕扎纳，是特兰斯凯的一部分，他脸上有明显的氏族印记。我们一起做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我邀请他跟我合伙干。几个月后，奥利佛可以从他工作的律师事务所脱身了，于是，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开办了我们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办公地点设在法官大厦，办公室门上挂着“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的铜牌。法官大厦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与市法院前高耸的大理石正义女神雕像相隔一条马路。这座大厦属于印度人，是市内为数不多允许非洲人租用办公室的几个地方之一。从一开业，“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就被委托人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我们虽然不是南非仅有的非洲人律师，但是，我们的事务所却是南非唯一一家非洲人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对于非洲人来说，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是首选的最后的求助对象。每天早晨到办公室上班，我们都不得不从拥在走廊里、楼梯上和我们的小会客室里的人群中挤过去。

非洲人对于在政府大厦中获得法律援助往往感到失望：走只有白人才能走的门是犯罪；乘坐只有白人才能乘坐的公交汽车是犯罪；使用只有白人才能使用的饮水机是犯罪；行走在只有白人才能在上面行走的海滩上是犯罪；晚上11点后在大街上走是犯罪；没有通行证是犯罪；通行证上签字有误是犯罪；在不恰当的地方被解雇是犯罪；在不恰当的地方被雇用是犯罪；在某些地方居住是犯罪；没有地方居住也是犯罪。

我们每周都会接待从农村来的老汉，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祖祖辈辈都在一块荒凉的土地上劳作，现在他们被驱逐出了那块土地。我们每周都接待老妪，她们以酿造非洲啤酒作为她们微不足道的收入的一种补贴，而现在她们却面临着被判处监禁或被罚她们支付不起的款项的困境。我们每周都会接待一些委托人，他们在同一座房子里已经住了好几十年，但是，现在那里被宣布为白人居住区，他们被迫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条件下离开自己的房子。每天，我们都会听到和看到普通非洲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形形色色的侮辱性事件。

奥利佛有惊人的工作能力。他在每一位委托人身上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不是因为专业上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无限同情心和耐心的人。他完全进入了当事人的案情和生活之中，被群众的困境，即作为一个群体的困境和单个人的困境所触动。

我很快认识到，“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就是普通非洲人的家。这是一个他们可以随时进来并能找到同情和支持的场所，一个不会被拒绝和欺骗的场所，一个他们可以实实在在地为有与自己肤色相同的代表而骄傲的场所。这是我当初选择当律师的原因，我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觉自己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常常一上午处理五六个案子，整天在法院里进进出出。有些法院对我们很客气，而有的法院则对我们不怎么尊重。即使是我们准备充分，经过论战打赢官司的时候，我们也始终很清楚，无论我们作为律师工作做得多么好，我们也不会成为监察员、地方法官或法官。尽管我们在与能力不比我们强的官员打交道，但是，他们的权威却是建立在他们的肤色基础之上并因他们的肤色而受保护的。

我们常常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白人证人常常拒绝回答黑人律师的质询。地方法官并不指责他们藐视法庭，而是重复提出他们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例行公事地让警察到庭，向他们提出质询。尽管我能当场抓住他们说话前后不一致和撒谎，但是，他们绝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认为我只不过是“黑人律师”。

记得有一次，一开庭我就被要求确认身份，这本是一个惯例。我说：“我是纳尔逊·曼德拉，是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地方法官说：“我不认识你，你的执照在哪里？”营业执照是镶在框子里并挂在墙上的证书，并不是律师随身携带的一种文件。这就像是要求人出示大学学位证书一样。我请求地方法官开庭，到时候我会提交我的营业执照。但是，地方法官拒绝听案情，甚至让一名官员赶我出去。

这显然违反了法庭的有关规定。这件事最终被上诉到最高法院，我的朋友乔治·毕佐斯律师出庭为我辩护。在听审会上，首席法官批评了那位地方法官的违规行为，并责成另一位地方法官审理那个案子。

尽管我是一名律师，但也不能保证受人尊重。有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附近，我看见一位白人老太太的汽车被夹在两辆车中间，我立即走上前去帮助她把车推出来。说英语的老太太转身对我说：“谢谢，约翰。”约翰是白人用来向任何不知姓名的黑人打招呼时的称呼，然后她递给我一枚6便士的硬币。我很客气地谢绝了。她又一次强塞给我，我又一次谢绝了她。她大声说：“你拒绝6便士，是想要1先令，对不对？但是你捞不到！”她说完后，把钱扔在地上就开着车走了。

不到一年，奥利佛和我发现，按照《城市区域法》，没有部一级的批准，不允许我们在市内拥有经营场所。我们的申请被拒绝，但是，按照《社团区域法》我们得到了临时许可。临时许可很快就要到期，当局拒绝为我们办理新的临时许可，要求我们把办公室搬到许多英里之外的非洲人居住区。事实上，我们的当事人到不了那里去。我们认为，这是当局为把我们挤出律师这个行当而出的黑点子。他们不断地以驱逐相威胁，并非法侵占了我们的营业场所。

在南非，当律师意味着在一种恶劣的法律制度下工作。那不是一种神圣、平等的法律制度，而是一种根本无平等可言的制度。在这方面，最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人口登记法》，这个法使不平等合法化。有一次，我接了一位有色男子的案子。由于疏忽，他被错划为非洲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南非去北非和意大利参战，但回来的时候，一位白人官僚却把他划成了非洲人。这是一个在南非比较典型的案子，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拼板难题。我不支持也不承认《人口登记法》的原则，但是，我的当事人需要一种代表权，他被划进了他本不属于的那个群体。被划成有色人而不是非洲人，有很多好处。例如，有色人就不需要随身携带通行证。

我代表他上诉到人口划分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审理有关《人口登记法》的案子。该委员会由一名地方法官和两名其他官员组成，他们都是白人。我为这个案子收集了许多证据，检察官也正式表示他不反对我们的上诉。但是，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对我们收集的证据和检察官的意见不感兴趣。他直视着我的委托人，并粗暴地让他转过身去，让他背对着审判台。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我的委托人的肩膀，在发现他属陡肩型后，才向另外两个官员点头示意，确认了这一上诉。那时候，当权的白人认为，陡肩是有色人典型的体形特征。这样，这位男士的命运纯粹由地方法官对其肩膀的结构形状的认识来决定。

我们受理了许多涉及警察施暴的案子，尽管我们的胜诉率很低。警察施暴问题通常难于取证。警察很聪明，总是拘留被施暴的犯人很长时间，直到他的伤口愈合、伤痕消退。而且，警察的陈述常常与我们的委托人的陈述不一致。地方法官自然是站在警察一边。警察监管下的验尸官所作的死亡结论常常是“多种原因造成死亡”，或者作一个模糊不清的解释，使警察轻易就能摆脱责任。

当我受理约翰内斯堡以外的案子时，我就申请暂时对我解除禁止，而且常常会得到批准。例如有一次，我去东德兰士瓦为卡罗莱纳镇的一个当事人辩护。我的到来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因为许多人以前从来没见过非洲人律师。我受到了当地法官和检察官的热情接待，案子等了好大一阵子才开庭，因为他们就我的职业和怎样成为律师问了我许多问题。当时，法院里挤满了看热闹的城镇居民。

在附近的村子里，我遇到了一个当地医生被指控使用巫术的案子。这个案子也吸引了很多人，他们不是来看我，而是看白人的法律是否适用于桑戈人。那位医生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许多人对他既崇拜，又害怕。在法庭上，我的当事人强烈地打喷嚏，使法庭产生了混乱，多数人都认为他正在施巫术。他被证明无罪，不过我怀疑，当地人并不把这次胜诉归功于我的辩护技巧，而是归功于那位医生的巫术。

作为一名律师，我在法庭上很红火。在白人的法庭上我并没有感觉黑人低人一等，而是感觉大家不论黑人白人都是法庭上的客人。当我介绍案情的时候，我常常做大幅度的挥手动作，使用夸张的语言。对于法庭规定，我常常是一丝不苟，但是，有时我也同证人使用非正统的语言技巧。我喜欢盘问对方，常常制造出一种紧张气氛。听众席上常常坐满了人，因为城镇上的人把出席法庭当成一种消遣。

我记得有一次为一个非洲女士辩护的情景。她在城里做家政工作，当时被指控偷了她的“太太”的衣服。依照要求，被偷的衣服被摆在法庭里的一张桌子上。那位“太太”举证后，我走到放物证的桌子前开始质问。我仔细地查看了那堆衣服，然后用铅笔尖挑起了一件女人的内衣。我慢慢转身走到证人席挥舞着那件内衣问：“太太，这个……是你的吗？”“不是。”她快速回答，窘迫使她不承认那件内衣是她的。因为这个回答和她所作的证词存在着矛盾，所以地方法官驳回了这个案子。

17...

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以西大约4英里，在露出地面的岩石上坐落着非洲人城镇索菲亚顿。该城镇最伟大的朋友之一特瑞弗·赫德尔斯顿神甫曾经把它比作意大利的一座山城。从一定的距离远远看去，那里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东西：彼此紧紧挨着的红顶房屋、袅袅升入粉红色天空的炊烟、高耸云霄的橡胶树，但近距离则只能看到贫穷和悲惨。太多太多的索菲亚顿人就生活在这种贫穷和悲惨中。那里街道狭窄，并且是土路，街道两旁都是拥挤不堪的简陋小房。

索菲亚顿是西部城区的一部分，同属西部城区的还有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这个地方原本被划为白人区，一家房地产商在这里为白人买主建造了许多房子。因为市政部门拒绝为这里提供服务，所以白人另选了其他地方，房地产商只好把这些房子卖给了非洲人。索菲亚顿是德兰士瓦地区非洲人在1923年《城市区域法》出台前能购买小块地皮的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许多砖石结构的铁皮圆顶房屋仍然耸立在索菲亚顿城内，使它具有一种古朴、优雅的感觉。随着约翰内斯堡工业的发展，索菲亚顿成为快速膨胀起来的非洲劳工的家园。这里距离市区很近，生活十分方便。劳工们就住在老住户前后院内建造的简陋小房子里。他们可能几家人共住一个小房子，40人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尽管贫穷，但是索菲亚顿很有特色，对于非洲人来说，它就是巴黎的左岸和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它是作家、艺术家、医生和律师的家园。它既时髦又传统，既有生气又非常安静。它既是埃克苏玛医生的家乡（埃克苏玛曾在那里行医），也是各种各样的强盗横行之所，住在那里的著名强盗有柏林帮和美国帮——他们都采用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字，例如约翰·韦恩和亨弗莱·鲍嘉等。索菲亚顿有约翰内斯堡为非洲儿童建的唯一的游泳池。

在约翰内斯堡，西部搬迁计划意味着要把索菲亚顿、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腾出来。当时，这三个城镇共有6万到10万人口。1953年，国民党政府买了一片名叫“牧场”的土地，距离市区13英里。三个城镇的人将分成7个不同的种族重新在那里安置。政府的借口是清除贫民窟，这是试图把整个市区都划为白人区，只准非洲人临时在市区居住而放的烟幕弹。

政府受到了来自维斯特迪恩和纽兰兹周围地区支持者的压力。这些地区是相对贫穷的白人区，那里的白人羡慕索菲亚顿黑人拥有的好房子。另外，政府要控制一切非洲人的活动，而这种控制在自由拥有不动产的城镇是很难做到的。在那里，黑人可以有自己的房地产，人们来去自由。尽管通行证制度仍然实行，但是，非洲人进入自己永久拥有房地产的城镇不需要特别许可，不像非洲人进入市内某些区域那样，必须要获得特别许可。非洲人在索菲亚顿生活并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政府无情地计划把索菲亚顿的全部非洲人都搬到另一个黑人城镇，政府的计划是如此不怀好意，以至安置搬迁户的房子还没有建好就开始实施搬迁。索菲亚顿的搬迁是继反抗运动之后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同盟组织能力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尽管政府对索菲亚顿的搬迁计划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但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努力，使得它直到1953年才开始实施。到了1953年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TIC）和当地纳税人协会发动人们进行抵制。1953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省级执行委员会在索菲亚顿奥丁电影院召开了公共大会，讨论反对搬迁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活跃而很有生气的大会，有1200多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根本不惧怕全副武装的大批警察的存在。

召开这次会议的前几天，我和瓦尔特的禁止期满。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被禁止出席会议和在会上发表讲话，因此，根据安排，我要在奥丁电影院发表讲话。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一个官员看见我和瓦尔特正在电影院外与反对搬迁的一位带头人赫德尔斯顿神甫讲话。旁边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我们作为被禁止的人无权到那里去，然后命令警察逮捕我。赫德尔斯顿神甫冲着朝我走过来的警察高声说：“不，亲爱的，你们要逮捕就逮捕我。”警察命令老人站在一边，但是，他拒绝躲开。在警察把老人推到一边的时候，我对那位警察说：“你们必须搞清楚我们是否仍然是被禁止的人。小心，我们的禁止已经期满，你们对我们逮捕是错误的。你想，如果我们的禁止期未满，我们今天晚上能在这里与你说话吗？”

那位官员以不做记录而广为人知，当禁止期满的时候，他常常并不清楚，要不就是装傻。那位官员和我一样对此心知肚明，他掂量了一会儿，然后命令警察退后。他们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走进大厅。

在大厅里，警察仍然傲慢无礼。他们挎着手枪和来复枪，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不时地推搡人群，说伤害别人的话。我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正当会议准备开幕的时候，我看见普林斯陆少校带领着几个武装警察从通往主席台的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冲着他的眼睛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找我？”他摇了摇头，然后走上主席台，命令逮捕玉苏福·凯查利亚。此时，玉苏福已经在演讲台的后面开始演讲。就在他们抓住玉苏福的胳膊往下拽的同时，警察在外面已经逮捕了罗伯特·莱沙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人群开始喊叫并发出阵阵嘘声，我发现如果不控制事态的发展，将一发不可收拾。我跳上演讲台，带领大家唱起著名的抗议之歌。我一唱出歌曲的开头几个字，大家就同我一起唱起来。如果大家失去控制，我担心警察会开枪。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每天晚上都在索菲亚顿城镇中心的自由广场举行会议，动员大家反对搬迁。这些会议的场面声势浩大，会上不时回响着“Asihambi!”（我们不想搬迁！）的喊声和“Sophiatown likhaya lam asihambi”（索菲亚顿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搬迁）的歌声。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房产持有人、租房户和镇上的政务委员。赫德尔斯顿神甫不顾警察让他把行为限制在教堂事务之内的警告，也频频在会上发表讲话。

有一个礼拜天晚上，在奥丁电影院发生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准备在自由广场发表讲话。那天，大家心情很激动，他们的激情无疑影响了我的情绪。那天晚上有许多年轻人在场，他们义愤填膺，准备采取行动。和往常一样，警察聚集在周围，身上带着枪和铅笔，铅笔用来记录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和讲了些什么。我情愿与警察保持透明，让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要隐藏的。即使是他们厌恶的东西，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

我开始讲话，话题从反抗运动之后政府的镇压愈演愈烈开始。我说，政府现在惧怕非洲人民的力量。发表讲话时，我越讲越激动。那年月，我被认为是煽动闹事的演说家。我喜欢鼓动群众，并且那天晚上我正是这样干的。

当我谴责政府残暴、不讲法律的时候，我有点讲过了头。我说，消极反抗的时期结束了，非暴力是一种行不通的反抗策略，依靠这样的策略绝不会推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少数白人政权。那天晚上，我说暴力是唯一能够消灭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这个武器。

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青年人，他们一阵一阵地鼓掌和欢呼。他们准备按照我当时说的去做。那时，我开始唱起一首自由之歌，歌词是：“有敌人，让我们拿起武器，对他们展开袭击。”大家也跟着唱起来。当唱完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指着警察说：“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大家又开始欢呼，并冲着我指的方向做出挑衅的手势。警察看上去有些紧张，他们有的人指着我，似乎在说：“曼德拉，我要让你对此事负责。”我没有理会，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后果。

我那天晚上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怎么办。政府采取了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运动之类的事情。我开始分析考虑其他斗争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心开展群众斗争，让南非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投入到同一个运动之中，形成足够强大的、能推翻白人压迫的力量。但是，国民党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使一切合法的表示异议或抗议的方式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我看到，政府无情地镇压广大非洲人举行的任何合法的抗议活动，一个警察政府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开始怀疑，合法的和宪法规定之外的抗议都将很快失去可能性。在印度，甘地一直与外国统治势力周旋，最后外国势力变得更实际、更有远见。南非的白人却是另一种情况。只要坚持同样的准则，非暴力消极反抗就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和平抗议中发生暴力，其作用也就变得不复存在。在我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使用无效的武器就没有道义可言。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的思想还不成熟，对我来说还是一件言之过早的事情。

非暴力消极反抗当然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贯原则。当他们知道我发表了这个讲话的时候，我因为宣扬这个有违既定方针的激进思想而受到了严厉责备。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也有人同情我的观点，但是，没有人支持我发表这些观点的过激方式。他们告诫我，我宣传的思想不但太超前，而且是很危险的。这样的讲话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敌人彻底摧毁我们的组织。我接受了执行委员会的批评，从此之后，我在公开场合都忠实地捍卫非暴力策略。但是，我心中明白，非暴力策略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些日子，我常常与执行委员会发生摩擦。1953年初，鲁图利酋长、Z. K.马修斯教授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小部分高级领导人被邀请与一伙正在组建自由党的白人见了面。后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我们几个人要求他们提交与自由党人会见情况的报告。而参加会见自由党人的几个人拒绝提交这样的报告，说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与那几个自由党人会的面。我们继续就此事与他们纠缠，最后，马修斯教授说，那是一个被特别授权的会谈。马修斯也是一位律师，我有点气愤地说：“你们能与白人自由党讨论问题，事后又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与大家通报情况，你们是什么领导人？那是你们找的麻烦，你们惧怕白人，你们把与他们合作看得比与你们的非洲同志合作还要重要。”

这次冲突使马修斯教授和鲁图利酋长都很恼火。首先，马修斯教授反驳说：“曼德拉，你们了解过白人吗？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否了解过白人，你仍然是无知的。即便是现在，你也仅仅是刚刚脱下学生服装罢了。”鲁图利则冷冰冰地发着火说：“好，如果你们责怪我害怕白人，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辞职。如果你那样说，那么我也就那样干。”我不知道鲁图利是否在吓唬人，但是，他的威胁确实让我很害怕。我说话太鲁莽，没加考虑，不负责任，现在我很后悔。我马上收回我对他们的指责，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我是个年轻人，企图用战斗性弥补自己的无知。

我在索菲亚顿发表讲话的同时，瓦尔特·西苏陆告诉我，他被邀请以客人的身份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和平与友谊”青年学生节。由于邀请的时间紧迫，他没有机会向全国执行委员会请示。我十分希望他去，不管请示执行委员会与否，我都鼓励他去出席会议。瓦尔特决心去参加这个会议，我帮助他办理了证明他身份和国籍的代用护照（政府绝对不发给他正式护照）。以瓦尔特·西苏陆和杜马·诺克韦为团长的代表团，将乘坐唯一允许持代用护照者乘坐的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布加勒斯特出席会议。

尽管我遭到了执行委员会的责备，但是，我仍然相信国民党人的政策将很快使非暴力策略变成一个更有局限性、更不起作用的策略。瓦尔特知道我的想法，在他动身去布加勒斯特之前，我向他提了个建议：他应该设法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他们讨论向我们提供武器以便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瓦尔特赞成这个主意，答应顺便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行动纯粹是我的个人行动，也是很大胆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行动是出自一个头脑发热的革命者未经认真思考且无组织纪律的行动，是由于种族隔离的不道德和政府在维护这种不道德中残酷无情而迫使受害者所采取的行动。

瓦尔特的出访在执行委员会中引起了一场风波。我承担起了转达他的个人辩解的任务。不过，我没有提及我建议他顺访中国的事情。鲁图利批评说，这是无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为规范，马修斯教授对瓦尔特出访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惊愕，执行委员会对瓦尔特的出访动机产生了怀疑，要求我对情况作出说明。有的人提出要处分瓦尔特和我，但是后来并没有给我们处分。

瓦尔特设法到了中国，在那里，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我们的斗争表示支持，但是，当瓦尔特谈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时，中国领导人有些担心和谨慎。他们告诫瓦尔特，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他们询问南非的解放运动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程度。瓦尔特带着中国领导人的鼓励回到了南非，但是他并没有带回枪支。

18...

在约翰内斯堡，我变成了一个城市人。我身上穿着整齐的西装，开着巨大的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轿车，并且熟悉市内的大街小巷。我每天都要到市内我的办公室去工作。但事实上我从内心里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农村小伙子，没什么东西比蓝天、草原和青草更使我兴奋。9月份，当我的禁止期满的时候，我决定利用我获得自由的机会暂时离开这个城市。我要去奥兰治自由邦真正自由一番。

开车从约翰内斯堡到自由邦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我凌晨3点钟就从奥兰多出发了。外出时，我通常喜欢在这个钟点动身，我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早上3点，路上空无一人，十分清静，很适合静静地思考。我喜欢看黎明的到来和从黑夜到白天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恢弘壮丽的，这个时间也是出发最方便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通常不会碰到警察。

尽管一些白人极端种族歧视者称自由邦是他们的家，但是，奥兰治自由邦对我总是有一种神奇的作用。那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平原沃土，有辽阔无边的苍穹，有一片又一片金黄色的玉米地，有无拘无束的灌木丛。不管心境如何，自由邦的风光总会使我心旷神怡。当我抵达那里的时候，我感觉什么东西也不能把我封闭起来，我的思想可以任意翱翔，直到海角天涯。

那里的风光残留着南非白人克里斯田·德·维特将军的烙印。在英国人与南非白人之间的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的交锋中，他远远胜过了英国人。他毫无畏惧，自信而明智，如果他一直为南非人的权利而不是仅仅为南非白人的权利而战，他将一直是我崇拜的英雄。他显示了一个战败者的勇气和智慧，代表着一支不很成熟但却爱国的军队敢于抗击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力量。我一边开着车，一边想象德·维特将军部队的埋伏地点，不知这些埋伏地点是否有一天也会埋伏非洲反叛者。

驾车去维莱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当9月3日上午我走进一个基层法院的时候，在安全的错觉下，我并未意识到一纸禁令正在等待着我。我发现，那里有一伙警察正在等着我。他们二话没说就对我宣布，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要求我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两年内把我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禁止我出席任何会议和集会。我知道这种禁止将会到来，但是，我没想到会在遥远的维莱听到对我的禁止。

我当时35岁，新一轮更严厉的禁止使我结束了近10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政治生涯。这几年是我政治觉醒与成长的时期，是我逐步投身于斗争的时期。斗争成了我的生命。从此以后，我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和出谋划策都成了秘密的和非法的。禁止生效后，我必须立即回到约翰内斯堡。

对我的禁止使我从斗争的核心转到了外围，从主角转为配角。常常有人来咨询我，而且我的影响仍能左右斗争的方向，但是，这都是远距离的作用，而且是在被明确要求时才产生的作用。我不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重要器官，例如像心脏、肺和脊椎那样，而是觉得自己成了一节断肢。即使是自由战士，至少在当时也要遵守法律。那时候，为冲破对我的禁止而去坐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自己都是徒劳无益的。当时，我们没有必要作为公开的革命者而不惜一切代价公开与政府开战。当时，我们认为在地下活动比走进监狱要好些。当我被迫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时候，组织不得不解除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职务，不管我原来是什么角色，但现在我不能再行使我曾经拥有过的权力。在我驾车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自由邦的风光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使我神清气爽了。

19...

当我接到对我的禁止处罚的时候，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正准备在下个月举行，我已经起草了我的主席就职讲话。这个讲话后来由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安德鲁·库耐尼在会上进行了宣读。在后来被称作“艰难的自由路”的这个讲话中，我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那里借鉴了一条思路。我说，群众现在必须准备采取新的政治斗争形式。政府出台的新法律和新策略使旧的群众抗议斗争形式，其中包括召开公共大会、发表声明、静坐等，变得特别危险，并且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报纸不发表我们的声明，印刷公司拒绝为我们印刷宣传册子，他们都害怕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我说：“这些变化需要我们研究新的政治斗争形式。现在使用老的斗争方法无异于‘自杀’。”

“被压迫人民与压迫者之间现在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清算日为时不会太远，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天的到来。真理和正义将会取得胜利……被压迫人民的感情已经痛苦不堪。人民的困境驱使他们与统治我们国家的强盗所采取的卑鄙政策反抗到底。推翻压迫已经得到全人类的支持，并且也是每个自由战士的最高理想。”

1954年4月，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申请把我的名字从被认可的律师名单中取消，理由是我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证明有罪，因而有不称职、不名誉行为。这件事发生在“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正非常红火的时候，当时我每周都要在法庭上露面十多次。

申请将我除名的文件被送到了我的办公室，这个申请一公开，立即有人对我进行声援和支持，甚至许多非洲白人律师也表示帮助我。他们中有许多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这个申请有失公正。他们对此事的反应告诉我，即使是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职业上的团结一致有时也能超越肤色，仍然有律师和法官拒绝当不道德政权的橡皮图章。

我的案子由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王室法律顾问瓦尔特·波拉克为我辩护。在我雇瓦尔特·波拉克作为我的辩护律师的时候，有人建议再雇一个与斗争没有牵连的人做我的辩护律师，因为那样会对德兰士瓦的律师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我们请威廉·阿龙桑作为我的指导律师。威廉·阿龙桑是约翰内斯堡一家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两位律师都免费为我辩护。我们坚持这个申请是对正义的亵渎，我有天生的权利为我的政治信仰而战斗，这是每一个法治国家的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

最有分量的辩护理由是波拉克引用了一个叫斯揣敦的人的案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B. J.沃斯特（他后来成为总理）一起被拘留，罪名都是因为以前坚持过纳粹立场。斯揣敦除了企图逃跑未遂，还被发现犯有偷车罪。后来被释放后，他向律师协会申请当辩护律师。尽管他犯过罪，并且有律师协会的强烈反对，法庭仍决定接受他所犯的罪是基于政治的，而一个人不能因为政治信仰而被剥夺担当辩护律师的权利。波拉克说：“当然，斯揣敦与曼德拉是不同的。曼德拉不是国民党人，曼德拉也不是白人。”

法官拉姆斯博顿听说过这个案子，他是法官的楷模，拒绝当国民党人的喉舌，坚持司法独立。在审理这个案子时，他完全支持了我的请求，认为我有权为我的政治信仰而战斗，即使这些信仰是反政府的。他驳回了法律协会的申请，并破天荒地让法律协会承担己方的诉讼费。

20...

索菲亚顿反对搬迁的斗争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激烈斗争。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政府坚持政府的立场。从1954年到1955年，每个礼拜的礼拜三和礼拜五晚上都举行大会。会上的演讲者一个接一个，继续谴责政府的搬迁计划。在埃克苏玛的指导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纳税人协会以书信和请愿书的形式向政府提出抗议。我们打着“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的口号开展反对搬迁运动。这个口号成为台上演讲者和台下听众的共同口号。有一天晚上，这个口号甚至使小心谨慎的埃克苏玛喊出震撼人心的、19世纪用来联合非洲战士参加战斗的口号：“Zemk’inkomo magwalandini”（胆小鬼，敌人抢夺了我们的牛）。

政府计划在1955年2月9日完成搬迁。随着这一日期的逼近，奥利佛·塔博和我白天都在城内，会见当地的领导人，讨论行动计划，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为那些已经被赶走或遭起诉的人出谋划策。我们试图设法向法庭证明，政府的文件常常是错误的，因此政府颁发的指令也常常是非法的。但是，这仅仅是临时措施，政府不会让几个非法的指令挡他们的路。

在完成搬迁的日子即将到来之前，我们计划在自由广场召开一个特别大会，届时将有一万人集中在一起听鲁图利酋长的演讲。但是，鲁图利酋长刚一到约翰内斯堡，禁令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强迫他返回纳塔尔。

搬迁之前的那个夜晚，当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中最投入的领导人之一乔·毛迪斯召集了一个50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紧急会议。他们希望非洲人国民大会下达命令向警察和军人开战。他们准备连夜修筑防御工事，第二天用武器和手中任何可以拿到的东西对付警察。他们借用我们的口号说：“只有跨过我们的尸体，索菲亚顿才能搬迁。”

但是，与包括我在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充分讨论后，乔还是告诫青年人冷静下来。他们非常气愤，感觉非洲人国民大会背叛了他们。但是，我们相信暴力将是一场灾难。我们指出，一个武装行动需要认真策划，不然就无异于自杀。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做好对敌人以牙还牙的准备。

2月9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4000多名警察和部队士兵封锁了索菲亚顿。同时，有工人开始把清空的房子拆毁，政府派来的卡车开始把住户从索菲亚顿搬到牧场。那天天黑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把几户人家安排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市内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家里。但是，我们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也来得太迟，不过是权宜之计。军队和警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几周后，我们的反抗就失败了。我们多数地方领导人都被禁止或逮捕，最后，索菲亚顿没有被摧毁于炮火声中，却被摧毁于隆隆的卡车和大锤声中。

如果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那么你对一个政治行动总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当你处于政治斗争的垓心，你却没有时间去回想它。在西部城区反对搬迁运动中，我们暴露出许多缺陷，得到了许多教训。“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这是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口号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一个口号是组织与其试图领导的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理应把特定的不满情绪融入简明扼要的语言中，借以动员人民去战斗。我们的口号抓住了人民的想象，但是，却使他们误认为我们将誓死反对这次搬迁。事实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本就没有准备那样去做。

我们从来没有为人们提供搬迁到牧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索菲亚顿的群众认识到我们既阻拦不住政府的搬迁，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供居住时，他们自己的反抗情绪也不会那么大，流向牧场的人就会增多。许多租房户愿意搬迁，因为他们在牧场会有更宽绰、更干净的房子住。我们不曾考虑房主和租房户的不同处境。虽然房主有理由留下来，但许多租房户却愿意搬走。非洲人国民大会受到许多非洲主义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以牺牲租房户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房主的利益。

我从这次运动中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始终没有别的办法武装起来进行抵抗。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我们“武器库”中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讲、派请愿团、威胁、游行、罢工、自愿去坐牢。这些“武器”都没有效果，因为不管我们采取哪种方式都会遭到铁拳的打击。一个自由战士逐渐明白了这个艰难历程，即由压迫者确定斗争的性质，被压迫者常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借鉴压迫者。也就是说，发展到一定时刻，只能以火救火。

教育是个人成长的巨大动力，正是通过教育，一个农民的儿子才能成为医生，一个矿工的儿子才能成为一个矿长，一个农场雇工的孩子才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总统。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别人的馈赠，以求得发展。这种发展也就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差别。

自进入20世纪以来，非洲人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最初，外国教会和传教团创办了学校。在合众党的领导下，非洲人中学和白人中学的教育大纲基本是一样的。教会中学为非洲人提供了西式英语教育，我所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教学设施的限制。

即使是在国民党人上台之前，投资上的差别也说明了这种种族主义教育的事实。通常，政府花在每个白人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是花在每个非洲学生身上的经费的6倍。对非洲人的教育并不是义务性的，只有在小学纸年级时才实行免费。有一多半非洲学龄儿童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并且只有少数非洲人学到中学毕业。

即使是花在非洲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如此之少，仍然使国民党人感到不快。非洲白人对非洲人的教育历来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浪费，因为非洲人天生无知、懒惰，什么样的教育也不能弥补他们的这些不足。非洲白人从传统上就对非洲人学习英语有敌意，因为英语对非洲白人来说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

1953年，国民党统治下的议会通过了《班图教育法》，这个法律企图把种族隔离的“图章”加盖在非洲人的教育事业上。这个法律把非洲人的教育管理权从教育部转到了土著事务管理局。根据这个法律，由教会和传教机构负责的非洲人的小学和中学可以选择靠拢政府否则只能接收逐渐减少的补贴，或者由政府接管对非洲人的教育，否则干脆取消对非洲人的教育。非洲人教师不得批评政府或学校当局。这是在知识方面搞白人至上，也是教育歧视制度化的一种手段。

班图教育部长亨德里克·沃尔沃德解释说：“必须根据其生活中的机遇进行培训和教育。”他的意思是，非洲人现在没有并且将来也没有任何机会，那么，为什么要教育他们呢？他说：“在欧洲人社区里，班图人也就只能停留在劳工阶层。”总而言之，非洲人应当被训练成低贱的劳工仆役，处于永久附属于白人的地位。

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险恶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从总体上阻止非洲人的文明进步，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使非洲人民的自由斗争受到扼杀，将来非洲人的智力前景也就成了问题。正如马修斯教授当时所说：“在沃尔沃德的学校里的愚昧教育和歧视性教育，比根本没有教育更糟糕。”

这个法律和沃尔沃德的拙劣行径引起了黑人和白人的广泛愤慨。除了支持种族隔离的荷兰归正会和路德宗传教团之外，所有的基督教教会都反对这个新法律。但是，这种反对仅限于谴责，而没有进行抵制。英国国教会采取了抵制政策，他们对这项新政策的批评最大胆，也最坚决。约翰内斯堡大主教安布罗斯·里夫斯采取了极端行动，干脆把他的学校都关闭了。在他的学校里就读的儿童总数达1万名之多。但是，南非教堂的大主教，为了不让孩子们流落街头，把其余的学校都交给了政府。尽管他们表示抗议，但除了罗马天主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联合犹太改革圣教没有政府的经费仍然坚持下去之外，其他教派都开始执行这个法律。即使是我自己所属的魏斯勒阳（Wesleyan）教会，也把20万名非洲学生交给了政府。如果其他教派都像坚持抵制的教派那样，政府将面临僵局而可能被迫作出让步。但是，政府却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了。

把学校管理交给土著管理局这项法律定于1955年4月1日正式施行。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讨论当天学校联合抵制方案。我们执行委员会内部首先秘密讨论了我们是否宣告持久地进行抵制，以便在《班图教育法》生效前就使它失败等问题。讨论是激烈的，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坚持持久抵制的人认为，《班图教育法》是一杯毒水，渴死也不能喝。以任何方式接受它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他们说，国家正处于临爆状态，人民正在渴盼采取比抗议更强烈的抵制活动。

尽管我有煽动闹事者的坏名声，但是我总认为，组织绝不应作出做不到的承诺，因为，那样会使人民失去信心。我的观点是，我们的行动不应该基于理想主义的思考之上，而应基于对现实的思考。持久抵抗需要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而那是我们所欠缺的，我们过去的运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快速建立我们的学校以容纳成千上万的学生，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能向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提供的任何东西就几乎都等于零。与其他人一起，我坚持主张开展为期一周的抵制活动。

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学校联合抵制活动。这是1954年12月在德班举行的年会上建议的，但是，代表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大家赞成开展持久的抵抗运动。年会是最高级别的会议，它比执行委员会级别还要高，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几乎没有可能产生效果的一种抵制运动。沃尔沃德声明，政府将永久性关闭所有进行抵制活动的学校，参加罢课的学生将被禁止重新上学读书。

由于这次抵制活动，学生家长和社团将不得不介入教育，取代学校的位置。我向学生家长们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每一个家庭、每一间简陋房屋以及每一个社团组织都必须变成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学习中心。

抵制活动从4月1日开始，并出现了复杂局面，因为这种抵制常常是偶然发生的、无组织和无效果的。在东兰德，有大约7000名学童受到了影响。黎明前举行了游行，并号召学生家长们让孩子待在家中。许多妇女在学校里放哨，动员已经进入学校的学生们离开学校。

在城市东南的一个名叫格米斯顿的小镇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乔舒亚·马库伊，为800名参加抵制运动的学生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持续了三年之久。在伊丽莎白港，巴雷特·铁西辞掉了正式的教学职位，专门为参加抵制的学生兴办学校。1956年，他让其中的70名学生去参加六级标准考试，除了三名学生之外，其他都通过了考试。许多地方都有临时学校（为了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对外称“文化俱乐部”），为参加抵制活动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政府后来出台了一个法律，从事未经批准的教育工作可处以罚款和监禁，警察经常骚扰这些俱乐部，但是许多仍然坚持在地下活动。最后，社团学校衰败了，面临接受歧视性教育还是干脆不接受任何教育的学生家长大多选择了前者。我自己的孩子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学校学习，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不依靠政府补贴。

这次抵制运动应当从两个层面判断其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直接的目标，是否使更多的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并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来。从第一个层面看，这次抵制运动显然是失败了，我们没有使全国的学校都关门，也没有使自己摆脱《班图教育法》。但是，我们要求修改这个法律的抗议活动，使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沃尔沃德被迫宣布：教育应该一视同仁。政府在1954年11月起草的教育大纲就是对原先根据种族改造教育体制的主张的让步。最终，我们除了“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同意接受一种被降格的教育。但是，“班图教育”的后果却出乎意料地给政府带来了麻烦。正是由于实行“班图教育”，才使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在这个国家从未看到过的最愤怒、最叛逆的一代黑人青年。当这些在“班图教育”下的儿童进入他们的青年时代的时候，他们满怀着愤慨和叛逆的激情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鲁图利酋长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几个月后，Z. K.马修斯教授结束了在美国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涯，带着改变斗争策略的思想回到了南非。他在于开普举行的非国大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我想知道这样一个时刻是否还没有到来——即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召开一个全国大会，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起草《自由宪章》。这个大会要代表南非所有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

几个月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会议收到了提案，要求建立一个人民大会政务院，让鲁图利担任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和玉苏福·凯查利亚联合担任书记。人民大会准备制定一套建立新南非的原则，新宪章将听取人民的建议，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被授权以书面形式听取本地区每个人的意见。这个宪章将是一个来自人民的文件。

人民大会代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存在的两种主要观点之一，即非洲人国民大会似乎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政府取缔。许多人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做好转入地下争取秘密活动的准备。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重要的公开策略和行动，以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带来关注和群众支持。人民大会将是一种公开的力量展示。

我们关于人民大会的梦想是让它成为自由斗争历史中的划时代的大事，通过联合所有南非被压迫人民和进步力量，形成要求改变南非现状的强烈的呼声。我们的希望是有一天会看到像1912年建立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样庄严的场面。

我们设想吸引最广泛的赞助组织，并邀请200个左右的组织出席人民大会，不管是白人组织、黑人组织、印度人组织或有色人组织，我们都请他们派代表参加1954年3月在德班附近的汤加特召开的筹备会。在会上成立了全国行动委员会，委员会由8名委员组成，分别来自4个赞助组织。该委员会由鲁图利酋长担任主席，书记处由“南非印度人大会”的瓦尔特·西苏陆（后来由于对他的禁止而被迫退出该组织，其职位由奥利佛接任）、玉苏福·凯查利亚，“南非有色人组织”（SACPO）的斯坦利·洛兰和“民主人士大会”（COD）的莱昂内尔·波恩斯坦组成。

南非有色人组织由有色人领袖人物和商业工会人士于1953年9月在开普敦成立，是一个为了在开普保留有色人投票权而开展的斗争中迟到的产物，该组织是有色人利益的代表。在南非有色人组织成立的大会上，奥利佛·塔博和玉苏福·凯查利亚发表了讲话。在反抗运动的鼓舞下，民主人士大会于1952年下半年成立，它是一个激进的、反政府的左派白人政党。民主人士大会虽然是一个小组织，主要局限于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但是，其影响与其人数却不成比例。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如迈克尔·哈迈尔、布拉姆·费希尔、拉斯迪·波恩斯坦，都是我们争取自由事业的雄辩家。民主人士大会紧密地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保持一致，提倡普遍公民权和黑人与白人完全平等。我把民主人士大会看作直接就我们的观点与白人共和党相联系的桥梁。民主人士大会对非洲人起到了一种重要的象征作用，因为反对白人而参加斗争的黑人发现，确实有一些平等对待黑人的心怀善意的白人。

全国行动委员会邀请所有的参与组织及其追随者对《自由宪章》提出自己的建议。传阅函被发往全国的每个乡镇和村庄，传阅函上写着：“如果让你制定法律……你将怎么办？你将如何把南非变成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的幸福乐园？”有的传单充满着体现宪章特点的诗一般的理想主义：

我们呼唤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让我们一起讲自由！

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让所有使我们自由的要求都记录在案，让这些要求统统写进《自由宪章》。

这种号召体现了人民的想象力，各地的运动和文化俱乐部、宗教团体、纳税人协会、妇女组织、学校、商业工会纷纷提出建议，有些建议就写在餐巾上、从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锥形纸帽上、我们发的传单的背面。看到普通人的建议远比领导人的建议更高明，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最集中的要求是“一人一票”制。大家的共识是，这个国家属于所有以它为家的公民。

非洲人国民大会分支机构在起草《宪章》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事实上两份最好的草稿来自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这些草稿经过综合整理，然后再发往各地和各委员会征求意见。全国行动理事会有一个专门班子负责起草《宪章》，然后由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审阅。

《宪章》需要提交人民大会讨论，每个条目都要经过代表批准。6月份，在召开大会的前几天，我们的一个小组审阅了《宪章》的草案。我们仅仅作了很小的修改，因为时间紧迫，并且这个文件已经很像样。

人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西南数英里之外的克里普敦举行，这是一个坐落在草原上的村庄。大会会期是1955年6月25日至26日，这两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3000多代表不顾警察的威胁和恐吓参加了大会并表决通过了《宪章》的最后文本。他们有的自己驾驶汽车，有的乘坐公共汽车、卡车，有的步行来到会场。尽管大多数的代表都是黑人，但是，其中也有300多名印度人、200多名有色人和100多名白人。

我与瓦尔特一起驾车到了克里普敦。因为我们两位都遭到了禁止，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会场边缘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与会的人数和良好的秩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佩戴着黑、绿、黄袖章的“自由志愿者”迎接每位代表的到来，并负责给他们安排座位。有身穿会议裙、会议衬衫、会议头巾的老太太和青年女士，也有戴着会议袖章和会议帽子的老头和青年男士。到处挂满了“我们终身自由，斗争万岁”的标语。主席台上五彩缤纷：在象征四个联盟组织的四色四辐条巨型车轮前就座的，有来自民主人士大会的白人，有来自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印度人，也有来自南非有色人组织的有色人。白人警察、黑人警察及特警侦探在会场周围不时地走动，他们又是拍照，又是记录，徒劳地试图对参会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在会上，大家演唱了许多歌曲，许多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期间，代表们统一安排就餐。会议的气氛既严肃又活泼。第一天下午，分别用英语、塞索托语、科萨语向与会者逐段大声宣读了《宪章》。每读完一段，代表们都会高呼“Afrika!”（非洲！）和“Mayibuye!”（回来！）表示赞同。会议的第一天是成功的。

第二天，《宪章》每一段都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得到通过，当下午3时30分准备最后投票通过《宪章》的时候，一伙荷枪实弹的警察和特警侦探蜂拥跑上主席台，一个警察拿起麦克风用粗哑的声音宣布我们有谋反的嫌疑，未经警察允许任何人不准离开会场。警察开始把主席台上的人都赶下了台，并没收了他们的文件和照片，甚至在文件上做上“肉汤”和“素汤”的标志。另一伙持来复枪的警察在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线。会议代表高唱《上帝保佑非洲》，表达强烈的抗议。然后代表们被允许一个一个地离开会场，警察一个一个地进行盘问，并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当警察开始袭击的时候，我正在会场边上，我本能地想站出来为代表们说话，但是，我想到谨慎似乎是聪明之举，因为如果我站出来，我们立即就会被逮捕入狱。会后立即在约翰内斯堡召集了紧急会议，我回去后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意识到这次袭击是政府将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信号。

尽管人民大会遭到了破坏，但是《宪章》本身却成了指引解放斗争的伟大灯塔。像其他不朽的政治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样，《自由宪章》是现实目标和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的产物。它赞美废除种族歧视和人人获得平等的权利，欢迎热爱自由并参与创造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所有人士。它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梦想，成为解放斗争和国家未来的蓝图。《宪章》的前言部分说：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

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没有黑人和白人之分，除非根据人民的意愿，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声称对它享有统治权；

我们的人民被建立在不公正、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政府剥夺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与和平；

我们的国家，只有我们的所有人民都和睦相处、共享平等和机会的时候才能繁荣昌盛；

只有一个建立在所有人民的意愿之上的民主政府才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不管他或她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性别或什么信仰；

因此，我们南非人，不管是黑人或白人，大家以彼此平等的同胞和兄弟的身份接受《自由宪章》。我们决心一起努力，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获得民主。

然后，《宪章》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提出了要求：

人民当家做主！

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将有立法部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所有的人都将有权参与国家的管理；

人民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或性别，都是平等的；

少数人统治的一切机构，包括咨询委员会、政务部门和当权机构，都将被民主政府部门所取代。

全国一切团体都有平等的权利！

全国各团体、各种族在政府各部门、法院、学校将享有平等的地位；

全国各团体将受法律保护，使种族和民族自尊不再受到伤害；

所有的人都有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习惯的平等权利；

宣传和实施民族、种族或肤色歧视或轻视将是一种犯罪行为；

一切种族隔离政策都将被废除。

人民共享国家的财富！

我们国家的财富、南非的所有遗产都要归还给人民；

地下的矿产、银行及垄断性产业都要总体上归人民所有；

将对其他所有工业和商业强化管理，使它们有助于为人民造福；

所有的人都将享有平等权利在他们选择的地方经商、生产，并可进入各种贸易、手艺和专业领域。

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共同分享土地！

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将被废除，所有的土地都将由在其上劳作的人们重新分配，以消灭饥荒和土地匮乏者……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特别是反共产党、反白人的一部分非洲主义者，对《宪章》持反对态度，因为它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整个历史上所要求的南非根本不同。他们声称《宪章》有利于社会主义，并认为国民党人和白人共产党人对《宪章》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影响。1956年6月，我在《解放》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宪章》赞成私有企业，将会首先使资本主义在非洲人中繁荣。《宪章》保证，当自由到来时，非洲人将有机会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拥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财产，总之，将过上资本家和企业主那样的生活。《宪章》中没有说要消灭阶级和私有财产，或生产资料公有，或公布任何科学社会主义信条。《宪章》中关于矿产、银行和垄断性行业可能国有化的条款，是如果经济不仅仅由白人商人拥有和经营则需要采取的一种措施。

《宪章》事实上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件，因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南非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宪章》所展望的变化就不可能实现。它并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关于人民要求结束压迫的总体主张。在南非，实现公平就必须废除隔离，因为隔离恰恰是不公平的体现。

21...

1955年9月初，我的禁止期满。我上一次休假还是在1948年。当时我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轻量级人物，除了参加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和偶尔在公共大会上发表讲话之外，没有多少责任。现在到了38岁的年纪，我进入了次重量级级别，可以承担更重的担子和更多的责任。我在约翰内斯堡被禁止了两年，忙于法律和政治工作，忽视了特兰斯凯那边曼德拉家族的事情。我渴望再去农村看一看，再体验一下我孩提时代那开阔的草原和连绵起伏的山峦。我渴望见到我家中的亲人，并就涉及特兰斯凯的问题与萨巴塔和达利旺伽谈谈。同时，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很希望我就政治问题同他们一起探讨一下。我将休一个工作假，这也是我唯一知道如何度过的一次假期。

我动身之前的那个夜晚，许多朋友聚集在我的家里为我送行，杜马·诺克韦也在其中。他当时是全国青年团书记，是一个年轻而厚道的高级律师。杜马曾经陪同瓦尔特去布加勒斯特参加世界青年节。那天，他为我们唱了他在青年节期间所学的俄国歌曲和中国歌曲。半夜时分，正当我的客人们准备离去的时候，我的女儿马卡紫薇醒了，当时她只有两岁。她问我，她能不能与我一起去。我同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一直很少，马卡紫薇的请求使我产生了一阵内疚。我去特兰斯凯的热情忽然消失了。但是，我最后还是把她放回床上，并吻了她，道了晚安。当她睡着了以后，我也为我的特兰斯凯之行做完了最后的准备。

我准备动身去进行一番实地调查，通过这次调查我将得到多种喜悦，既看了农村，又看了亲朋好友和同志。我一直被隔绝于南非其他地方的发展之外，很想亲眼看看内地发生了什么变化。尽管我看过全国各地的报纸，但是，那只不过是对实际情况的不真实报道。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于一位自由战士是重要的，不是因为这种了解可以反映事实真相，而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披露某些新闻的炮制者和读者的偏见。在这次旅途中，我将首先要同在地里劳动的人民谈一谈。

午夜过后不久，我就动身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行驶在了去德班的公路上。路上没有车辆和行人，伴我而行的只有星星和德兰士瓦的微风。尽管我一夜没睡觉，但是我的心情十分舒畅。天亮的时候，我穿过福尔克斯勒斯特到纳塔尔，那曾是祖鲁最后的独立的国王塞奇瓦约的国家。1879年，他们的部队在伊散德尔瓦纳击败了英国的一个纵队。但是，塞奇瓦约国王没有顶住英国人的炮火，最后被打败了。越过纳塔尔边界上的一条河流时，我看见了马柱巴群山，这里有陡峭的悬崖。塞奇瓦约失败后不到两年，一小股布尔人部队在这里伏击并打败了英国红衣军团的一支驻军。在马柱巴山，南非白人通过顽强抵抗英国帝国主义来保卫他们的独立，他们为民族主义而战。现在，原来那些自由战士的后代却正在迫害我们的人民，而我们的人民正在为独立而斗争，这正是南非白人曾经为之战斗并献出生命的共同事业。我驾车穿过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山峰，没怎么考虑这些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事情——他们从受压迫者变成压迫者，考虑得较多的是残酷无情的南非白人，应该从我的人民中得到他们自己在马柱巴山给英国人留下的教训。

这种苦涩的沉思被车上收音机里班图电台播放的欢快的乐曲所打断。虽然我对政府经营的南非广播公司资助起来的班图广播电台的保守政治宣传持鄙视态度，但是，我却对它播放的音乐非常着迷（在南非，一般是非洲艺术家创作音乐，但白人录制公司从中赢利）。我收听的是一个大众节目，名叫“转播服务”，这个节目主要播放南非最著名的歌星演唱的歌曲，他们是米瑞亚姆·麦克巴、多利·拉斯比、多萝西·马苏库、陶库·舒库玛和曼哈顿弟兄等。我喜欢各种音乐，不过这种本就在我血脉中流淌着的音乐更能直达我心。非洲音乐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好像是在诉说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你可能很穷，你可能只有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子，你可能失去了工作，但是，这种音乐会给你希望。非洲音乐能够反映非洲人民的理想，它能使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点燃起政治激情。在非洲人的集会中，你可以亲耳听到这种富有感染力的歌声。政治可以借助于音乐而得到加强，但是音乐有时也有一种反抗政治的力量。

我在纳塔尔作了几次逗留，秘密地会见了那里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在快要抵达德班的地方，我顺便到了彼得马里茨堡，在那里与晁塔·摩特拉、摩西·马布黑达和其他几位朋友共同度过了一个整夜，共同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然后我又到了格鲁特维勒，与鲁图利一起过了一天。尽管他遭到禁止已经一年多，但是，他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动仍然很熟悉。他为约翰内斯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越来越集权、使地区的权力越来越弱化而感到不安。我向他保证，我们将会使各地区维持强大的权力。

我的下一站是去德班与奈克医生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在那里我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全国执行委员会认为，印度人大会最近有点消极，由于奈克比我年长，而且是一个比我遭受了更大打击的人，所以我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们是在探讨克服政府限制的办法。

离开德班，我驱车沿海岸线向南行驶，经过谢普斯通港和圣约翰斯港，这是点缀在印度洋上的两个小殖民地城市。在被这个美不胜收的地区迷住的同时，我也不断地对命名建筑物和街道的白人帝国主义者深有感触，是他们镇压了原本属于这个地方的人们。在这里，我调转方向朝内地行驶，去乌姆兹姆库陆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财政部部长康考会面，进一步探讨了出现的问题。

然后，我满怀兴奋的心情直奔乌姆塔塔。当我行驶在乌姆塔塔的主要街道——约克大道上的时候，我立即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并找到了一种长时间离家后又重新回到家乡的感觉。我离开这里已经13年了，尽管没有彩旗和肥牛欢迎我这个游子回到故里，但是，见到我的母亲、我的草舍和我小时候的朋友，我非常高兴。不过，我到特兰斯凯还有第二个目的：我要与一个专门考察小组在这里见面。该考察小组此行的目的是了解特兰斯凯由棒哈管理体制向班图管理体制的过渡情况。

棒哈管理体制由108名成员组成，四分之一是白人，四分之三是黑人，其作用是在当地就非洲人立法以及当地事务的管理问题，如税收和道路的管理方面，给政府当参谋。棒哈体制虽然是特兰斯凯最有影响的政治体制，但是，其决议是咨询性的，其决定要接受所属地区白人行政长官的审查。白人给棒哈体制多大的权力，它就有多大的权力。而按照班图管理法，它即将被一种更有约束力的管理体制所取代。这种管理体制是封建式的管理体制，其基础是政府控制下的世袭制和部落制。政府嘴上说是通过实行班图管理体制将使人民摆脱地方白人长官的控制，但是，这实际上是政府暗中破坏民主、制造部落矛盾的烟幕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接受班图管理体制就意味着向政府投降。

到达乌姆塔塔的那天晚上，我立即会见了特兰斯凯的议员和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我一直称他为达利旺伽。达利旺伽在说服棒哈人接受班图管理体制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因为新的管理体制将强化他作为移居泰姆布兰的酋长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达利旺伽与我意见并不一致。我们的分歧在于：他选择了传统的领导体制，并准备与这种体制合作。但是，那天太晚了，无法与他深谈，我们决定第二天再谈。

我在市内的一家寄宿公寓住了一夜，第二天起得很早，两位当地酋长在我房间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他们在新的班图管理体制中所担当的角色。在我们谈话期间，寄宿公寓的女东家神情紧张地把一个白人领进了我的房间。那个白人问：“你是曼德拉吗？”

“你是什么人？”我问。

他报了姓名，说自己是保安警察局的侦探中士。

“请出示你的证件好吗？”我问道。显然他对我的大胆冒犯很生气，但是他还是不情愿地拿出了他的身份证明。我告诉他：“是的，我是纳尔逊·曼德拉。”他告诉我：“警察局局长要见你。”我说：“如果他想见我，他知道我在哪里。”然后，那个中士让我跟他去警察局。我问他是否要逮捕我，他说不是。

“那样的话，”我说，“我不想去。”他对我的拒绝感到有些吃惊，但是他知道我的拒绝是合法的。于是，他盘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是什么时候离开约翰内斯堡的？我到了哪些地方？我与谁谈了话？我有没有进入特兰斯凯的许可证？准备在特兰斯凯住多久？我告诉他，特兰斯凯是我的家，进入自己的家不需要许可证。随后，那位中士离开了我的房间。

两位酋长对我的行为感到吃惊，责备我太无礼。我解释说，我仅仅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位酋长没能理解我，显然认为我是一个自找麻烦的年轻人。这两位酋长就是我打算劝他们反对班图管理体制的人，显然，我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这件意外的事情提醒我，如今回到了家乡，我已经不再是13年前离开家乡的那个我。

特兰斯凯的警察是不识时务的，自从我离开那家寄宿公寓，他们就一直跟着我，我与任何人讲完话后，总有警察走到与我谈话的人的面前说：“如果你与曼德拉谈话，我们就来逮捕你。”

我与一位当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进行了短暂的会晤，并且得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缺少资金，对此我很吃惊。但是，此时此刻我主要想到的不是组织，而是我的下一站：库努。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我母亲仍然在那里居住。

我叫醒了我母亲，她猛然看见我吃惊得像是看见一个幽灵一样。但是，她非常高兴。我给她带来了食物，有水果、肉、糖、盐和一只鸡。然后，我母亲为我生炉子沏茶。我们没有拥抱和亲吻，因为拥抱和亲吻不是我们的习惯。尽管我回到家里很高兴，但是看到她老人家一个人生活在那样差的环境中，我很内疚。我试图说服她随我去约翰内斯堡住在一起，但是，她说她不愿意离开她热爱的农村。我不止一次地想，一个人置自己家庭的幸福于不顾，而为别人的幸福去奋斗，这是否是合理的。难道能有比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更重要的事情？难道政治就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和原谅自己没有尽职的借口？

我同我母亲一起待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动身去穆克孜韦尼过夜。到了那里已经是夜晚，我兴奋地鸣着汽车的喇叭，根本没有考虑人们如何理解这种噪音。人们担心地从他们的房子里走出来，可能以为来了警察。但是，当他们认出我来的时候，一群乡亲开始惊喜地问这问那。

我没有像一个孩子躺在原来的床上那样香甜地入睡，而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又在思考我所走的路是否正确。从道义上讲，我认为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并不是说自由斗争比照顾家庭更重要，因为自由斗争和照顾家庭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第二天返回库努后，我用了一天的时间与乡亲们叙旧，到村子的田地里转转。我也看望了我的妹妹马贝尔，她是我的姐妹中最老练最通情达理的一个，我十分欣赏她。马贝尔已经结了婚，但是，她的出嫁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的另一个妹妹巴利韦比马贝尔大，她与一个小伙子订了婚，并且也收了人家的彩礼。但是，在出嫁前两个礼拜，勇敢的巴利韦却逃之夭夭。接受了人家的彩礼又无法退回，所以，家里决定让马贝尔代替巴利韦出嫁，马贝尔竟然同意了。

那天下午，我很晚才回到穆克孜韦尼去休息。我又是夜晚到达那里，并高声鸣着车喇叭告诉大家我回来了。不过，这次人们认为是他们的酋长佳士提斯回来了。佳士提斯被政府免去了酋长职务，当时他住在德班。尽管政府指定一个人代替了他的酋长位置，但是酋长是世袭的，是因为他的血统才能行使权威的。他们见到我，很高兴，但是，他们更希望能欢迎佳士提斯回家。

在我到达我的第二个母亲、摄政王的遗孀“非英格兰”的克拉尔的时候，她早就休息了，但当她穿着睡衣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她还是非常高兴，立即让我开车拉着她去附近的亲戚家去庆祝我的到来。她跳进我的车内，我们立即驱车穿过荒芜的草地，来到她亲戚家的圆形房子。在那里，我们还拜访了另一户人家。最后，直到拂晓前才躺下睡觉，虽然筋疲力尽，但我却很高兴。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我往来于库努和穆克孜韦尼之间，轮流住在我母亲和“非英格兰”的克拉尔里，不是走亲访友，就是接待来客。我吃的是与我小时候吃的一样的饭菜，我走的是与小时候走的一样的路，白天看的是与小时候所看的一样的天空，晚上看的是与小时候所看的一样的星星。保持与自己的根接触对一个自由战士是重要的，喧闹的城市生活容易把过去抹去。这次回家访问使我重新恢复了我对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的感情。我又一次想起我是我母亲原来那个房子里的儿子，我又一次想起摄政王对我的抚养。

这次访问也是检测我与我家乡所产生的距离的一种方式。我看到我自己的人民仍然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我却不停地迁移，去感受新鲜事物，去获得新的思想。如果我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此时我知道了当年在福特黑尔大学读完书后没回特兰斯凯是正确的。如果当时我回到特兰斯凯，我政治命运的变化将不会如此之快。

当专门委员会考虑推迟采用班图管理体制的时候，达利旺伽和我前往乌姆塔塔医院看望了萨巴塔。我希望与萨巴塔谈谈班图管理体制，但是他的身体却不允许这样做。我要求萨巴塔病情好转立即和他弟弟达利旺伽谈谈这个问题，并把它搞清楚。组织恩古奔库卡的两个后人共商大事使我感到自豪，我思忖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许多年之前就准备把我培养成萨巴塔的参事，而我最终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达利旺伽与我一同驱车从乌姆塔塔前往佳马塔，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达利旺伽的弟弟乔治。当时，乔治是一个实习律师，他的两位合同见习职员与我很熟悉，我见到他们很高兴。这两位合同见习职员就是A. P.穆达和采波·莱特拉卡。他们两人都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并因此而放弃了教学，决定做律师。在佳马塔，我们围坐在一起，研究强制实行的班图管理体制问题。

我此行的目的是说服天生要在特兰斯凯的政治中担任领导角色的达利旺伽，反对强迫接受班图管理体制。我不希望我们的会谈变成一次摊牌或论战，我也不希望坐视不管或挑毛病，而是希望在心中装着人民和国家最高利益的人之间展开一次认真的讨论。

在许多方面，达利旺伽仍然把我看作他的下级，不论是从泰姆布的等级制度还是从我自己的政治发展上看，我都应该是他的下级。虽然在以前的王国中我是他的臣民，但是，我认为我的政治见解已经超过了以前的参事。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部落，而我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我不想引用政治理论的大道理使讨论复杂化，我只依靠历史常识和事实说明问题。在我们开始讨论前，达利旺伽邀请穆达、莱特拉卡和他的弟弟乔治参加，他们有点犹豫，坚持听我们两人的意见。穆达带着尊敬的口吻说：“让侄子与叔叔进行辩论。”按照礼节，我要先发表我的意见，而达利旺伽不能在中间插话，然后，在达利旺伽发表意见的时候，我再当听客。

首先，我说班图管理体制是不适合实际的，因为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已经从农村搬到了城市。政府的政策是想把非洲人圈在民族部落里，因为他们害怕非洲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我说，人民要民主，政治领袖身份要建立在功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状况之上。班图管理体制是民主的倒退。

达利旺伽的意见是想恢复他被英国人毁掉的王室地位。他强调部落制和传统领导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不想反对把这些东西奉若神明的班图管理体制。他也期待一个自由的南非，但他认为这个目标通过政府的隔离发展政策能够更快、更和平地实现。他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带来流血和灾难。他最后责备我置自己在泰姆布王室的地位于不顾，不支持传统的领导体制，他对此感到吃惊和担心。

当达利旺伽说完了的时候，我说，尽管我十分理解你个人作为一个酋长的地位，但是，我认为你自己的利益与部落的利益是相冲突的。我还说，如果我处在与你相同的位置上，我会试图让自己的利益服从人民的利益。我立即对我最后说的话感到后悔。因为我认识到，在讨论中采取从道义上比对方优越的口吻说话是绝对没有益处的。我注意到在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达利旺伽板起了面孔。因此，我立即把话题转到了更一般性的问题上。

我们谈了一整夜，但是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当太阳正在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分手了。我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不同的道路当然会使我们彼此发生冲突。这使我很难过，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像达利旺伽那样曾经鼓励过我，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与他一起战斗给我的愉快更多。但是，将来则不同了。我们在家庭问题上发生纠纷仍能保持友好，但在政治上，我们是属于彼此敌对的两个阵营。

那天上午我回到了库努，在那里又住了几天。我穿过草地走亲访友，但是，孩提时代的那种奇幻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一天晚上，我告别了母亲和妹妹。我去医院看望了萨巴塔，祝愿他很快康复。凌晨3点，我又行驶在去开普敦的公路上。明亮的月光和清新的微风一直伴我渡过了凯河。行驶在步步登高、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随着太阳的升起，我的心境也开阔起来。18年前，当容欣塔巴开车送我去希尔德顿时，我就曾经走过这条路。

我发现路边有一个跛腿行走的男士举手向我示意，于是我把车速降了下来。我本能地停下来让他搭车。他大约和我年纪差不多，身材不高，很邋遢，看样子已经有些日子没洗澡了。他对我说，他的车坏在了乌姆塔塔另一侧，他要去伊丽莎白港，已经走了好几天。我发现他说的话有些漏洞，我问他车是什么牌子的，他说是别克。我又问他车牌号，他告诉了我一个牌照号。几分钟后我又问他是什么车牌号，他告诉了我一个不同的牌照号。我怀疑他是个警察，因此决定少说话。

我的谨慎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因为他一直唠叨到伊丽莎白港。他似乎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很熟悉，讲了许多奇闻轶事。他没问我姓甚名谁，我也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但是他很有意思，我发现他说的话很有用，也很令我感兴趣。

我在东伦敦停了一下，与几个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谈话。离开东伦敦之前，我还与其他一些人有过交谈，其中一个人有可能是便衣警察。搭我车的那个人知道了我的身份，我们回到车上几分钟之后，他对我说：“曼德拉，我怀疑那个人是警察。”这更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于是对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自己不是警察？你必须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不然我就再把你丢在路上。”

他辩解说：“不是，我将对你说实话。”他坦白说，他是一个走私犯，一直在从旁多兰沿海一带走私大麻。当时，他遭到了警察的封堵。当发现有警察时，他跳出了车，企图逃跑。警察向他开了枪，打伤了他的腿，这就是他腿瘸和没有交通工具的原因。他之所以搭我的车，是因为他认为警察正在追捕他。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么危险的生计。他告诉我，他本想当教师，但是他父母太穷，无法供他上大学。中学毕业后他只好在一家工厂里工作，但是工资太低，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所以，他开始走私大麻以补贴生计。他很快发现这个买卖很赚钱，于是就离开了工厂。他说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能找到发挥才能的机会。“我发现那些才能比我差的白人所赚的钱竟然是我的50倍。”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他用认真的语气说：“我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他告诉我，他参加了1952年的反抗运动，曾经在伊丽莎白港多个当地委员会内供职。我问起几个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他似乎都了解。后来，在伊丽莎白港我确认了他的话是实话。事实上，在那次反抗运动期间，他是走进监狱的最可靠的自由战士之一。自由斗争的大门对选择从其通过的所有的人都是敞开的。

作为一名曾经受理过大案的律师，我对这种事很熟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与我这位朋友一样精明的人为了生计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虽然我确实认为，有的人天生或由于教育不良而去犯罪，但是我相信种族隔离使许多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了罪犯。完全可以推断，一种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法律制度会使其法律和法规遭到蔑视。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抵达了伊丽莎白港，Z. K.马修斯和他的儿子乔·马修斯为我安排了住处。第二天上午，我会见了雷蒙德·穆拉巴、弗朗西斯·巴尔德和戈万·姆贝基。这是我第一次见戈万·姆贝基。我了解他所做的工作，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读过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发展中的特兰斯凯》。他过去一直在特兰斯凯经营合作商店，罢手不干后又担任了《新时代》周报的编辑。戈万办事认真、思路清晰且讲话温和，在学术界和政治界都很有名。他深深地潜心于人民大会的计划工作，在组织中是天经地义的高级领导人。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动身去开普敦，一路上只有收音机做伴。以前，我从来没有在伊丽莎白港与开普敦之间的公路上行驶过，我盼望饱览路旁绵延不断的迷人风光。天气很热，路两旁长满了茂密的植物。我几乎没离开这座城市多远就轧死了一条正横穿马路的大蛇，我不迷信，也不信有什么预兆。但是，那条大蛇的死亡使我很扫兴。我不想杀死任何生灵，甚至那些让一些人恐怖的生灵。

一过许曼斯多普，森林变得越来越茂密，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大象和狒狒。一只狒狒正在我的前面横穿马路，于是，我停下了车。它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活像一个特警侦探。十分讽刺的是，我虽然是一个非洲人，却第一次看见故事和传奇中描绘的非洲。我想，这么美丽的地方，包括那些人迹罕至之处，无一例外地都被白人拥有，而黑人却无法涉足，我就是不去竞选议会议员，也要选择住在这样美丽的地方。

一个自由战士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有煽动性的思想。在伊丽莎白港以西100多英里的小城镇克尼斯纳，我停下来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了考察。这里的道路比城镇所处的位置高，因此，可以极目远眺整个周围环境。周围到处是杂乱的茂密森林。我对草木并没细想，但是，我却想到，这里有许多地方可供一支游击队秘密地在这里驻扎和训练。

当天午夜，我抵达了开普敦，在那里一住就是两个礼拜。我住在瓦尔特·苔卡牧师家里，他是卫理公会教堂的主教。白天，我大部分时间都与约翰森·恩格卫韦拉和格林伍德·恩告提亚纳在一起。恩格卫韦拉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西开普地区的主席，恩告提亚纳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西开普地区执行委员会成员。两人都是共产党人，也是韦斯利安教堂的负责人。我天天去会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当地官员，例如沃尔赛斯特、帕尔、斯德琳宝士、西蒙斯敦和荷马努斯等地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官员。我在开普敦每天都有活动安排，当我问礼拜天安排什么活动时，他们告诉我安息日是专门去教堂做礼拜的时间。我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仍尊重他们的安排。共产主义和基督教至少在非洲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一天，我正走在市内的大街上，我看见一个白人妇女正在贫民窟里啃鱼骨头。她很穷，显然是无家可归。但是，她年轻，也并不是没有魅力。我当然知道也有贫穷的白人，有的白人与黑人一样贫穷，但是，却很少见到他们。在大街上，我见惯了黑人乞丐，而看见白人乞丐则使我感到惊奇。虽然我通常不对非洲乞丐施舍，但是，我却很想给这个女人一点钱。此时，我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对人的虐待，虽然非洲人把天天受煎熬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已经接受，但是，我的心却立即对这位贫穷而邋遢的白人女士产生了同情。在南非，黑人受穷好像是正常的，而白人受穷则似乎是一种悲剧。

在我准备离开开普敦的时候，我去了《新时代》报社，想看几个朋友，并想同他们探讨一下他们的出版策略。《新时代》是早期被取缔的著名左翼出版物之一，同时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朋友”。那是9月27日上午，当我走在楼梯上的时候，我听见办公室内有愤怒的吵闹声和搬动家具的声音。我听出那是这家报社的经理费雷德·卡恩森的声音，我也听见了安全警察的粗暴吼叫声，他们正在搜查报社的办公室。我悄悄地离开了那里，后来我发现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南非历史上在全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警察袭击行动的一部分，警察带着搜查被视为叛国、煽动叛乱或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证据的一切东西的许可令，对全国500多位人士的家和办公室进行了袭击。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办公室以及莫罗卡医生、法瑟·哈代尔斯顿和马修斯教授的家，都遭到了搜查。

这一次袭击为我在开普敦的最后一天投下了阴影，因为它预示着政府将开始采取新一轮的严厉镇压。至少，新一轮的禁止将会发生，而且我一定是被禁止的人之一。那天晚上，苔卡牧师和他的夫人邀请了几个人一起为我送行，在他的带领下，我跪在地上为那些被袭击的家庭祈祷平安。我在我喜欢的时间即凌晨3点离开了他们的家，不到半小时后，我就行驶在了去金伯利的公路上。金伯利是一个矿业小镇，19世纪，南非的钻石生意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准备在阿瑟·莱泰勒医生家住一晚上。阿瑟后来成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位很细心的医疗工作者。我患了感冒，他把我接到他家后立即让我上床休息。他是一个勇敢而执著的人，在反抗运动期间，他带领一小股志愿反抗者走进了监狱。在黑人很少参与政治行动的一个小镇上，这对于一位医生来说是一种冒险的行动。在约翰内斯堡，一个人可以得到几百甚至几千同样参与这种冒险活动的人的支持，而在像金伯利这样的保守小镇，没有媒体或司法部门对警察的监督，这种行动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正是在金伯利，反抗运动期间有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成员被地方法官处以鞭刑。

尽管我患了感冒，阿瑟仍然让我第二天晚上在他家里举行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我准备第二天早上3点离开金伯利，但是阿瑟夫妇坚持留我吃早饭，我只好吃完了早饭后动身。我回约翰内斯堡一路很顺利，晚饭前我就回到了家中，我的孩子们高兴地迎接我，他们知道我会给他们带回礼物。我把在开普买的礼物一个一个地送给他们，并回答他们就我这次旅行提出的问题。虽然不是真正的节日，但是，它与节日具有相同的效果，我感觉又恢复了活力，准备再一次去冲锋陷阵。

22...

我一回到约翰内斯堡，马上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作委员会报告了我此行的情况。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大会联盟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制止政府的计划，但我并没有带给他们好的消息。我说特兰斯凯不是一个有良好组织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地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旦能够造成影响，它会很快被安全警察镇压下去。

我提出了另一个办法，我知道这种办法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办法。为什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应该参与新的班图管理体制，并以此作为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一种办法呢？如果及时的话，这种参与将会成为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的平台。

凡是有关参与隔离体系的建议，肯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开始，我也会坚决反对这样的建议。但是，我认为，只有少数人愿意为了国家去牺牲自己而投身于斗争之中。我们应该满足人民自己的要求，哪怕是看起来有通敌之嫌。我的主张是，我们发起的运动应该像一个巨大的帐篷，尽可能地容纳更多的人。

但是，当时由于我的报告与另外一个相关报告分歧较大，所以我就报告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汤姆林森考察团关于班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报告的公布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论战。政府炮制的这个考察团就所谓的班图地区或班图斯坦（或者叫“保留地”）的发展提出的建议计划，实际上是“独立发展”或大种族隔离的一个蓝本。

班图斯坦体制是由土著事务部部长H. F.沃尔沃德博士策划的。这是一种既可平息国际上对南非种族政策的批评，又能使种族隔离制度化的手段。班图斯坦将把所有的非洲公民划分成彼此隔离的黑人居住区或居住地。沃尔沃德说：“非洲人应该坚持在保留地上沿着自己的路线发展。”其主张是保留现状，让300万白人拥有87%的土地，而800万非洲人仍然维持只拥有13%的土地。

这个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反对种族之间的结合，提倡黑人和白人彼此独立地发展。为达此目的，该报告建议非洲人居住区实行工业化，声称不为非洲人在自己的居住区提供发展机会的任何计划注定要失败。该考察团指出，现在非洲人居住区的地点分布太零散，建议把非洲人居住区合并成7个被他们美其名曰“历史居住地”的主要黑人部落。

但是，该考察团建议创建这种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班图斯坦的计划无疑是荒谬的。作为这种非洲人居住体制的示范，特兰斯凯将按地理划分成3个独立的区域。斯威士班图斯坦、利博娃和文达各由3个区域组成，加赞库勒由4个区域组成，西斯凯由17个区域组成，博普塔茨瓦纳由19个区域组成，科瓦祖鲁由29个区域组成。国民党人打算拿人民的生活玩野蛮的七巧板游戏。

政府炮制黑人居住体制的目的是把特兰斯凯和其他非洲人居住区作为白人工业廉价劳力的供应地。同时，政府的潜在目的是制造一个非洲中产阶级来堵住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呼声，从而破坏解放斗争。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谴责了汤姆林森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尽管这个报告中有一些更开明的建议。正如我告诉达利旺伽的那样，独立发展对于白人不知如何管控的问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决办法。结果，政府批准了这个报告，而否决了许多他们认为太激进的建议。

尽管形势越来越黑暗，我对政府政策的悲观情绪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仍然构想着未来。1956年2月，我回到了特兰斯凯，想在乌姆塔塔买一块土地。我总认为，一个男子汉应该在他出生的地方拥有一个家，可以在那里逃避喧嚣找到安宁。

我与瓦尔特一起北下特兰斯凯。我们首先到了乌姆塔塔和德班，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我们对特别分部的政策再一次感到失望。为提高该地区的积极性，我们在德班拜访了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朋友。

在瓦尔特的帮助下，我在乌姆塔塔向C. K.萨克韦预付了定金，算是买下了他在市内拥有的一块土地。萨克韦是棒哈组织的成员，他当时在土著事务局工作。我们在乌姆塔塔的时候，萨克韦告诉了我们一件不幸的事，这件事上个礼拜天刚刚发生在萨巴塔的一个地方——巴姆博哈尼。在政府官员和酋长们共同举行会议讨论实行班图斯坦制的时候，有几位酋长反对政府的政策，对地方长官进行了语言攻击，会议因此不欢而散。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基层对班图管理体制方案是持反对态度的。

1956年3月，经过几个月的相对自由之后，我遭到了第三次禁止。这次禁止让我在约翰内斯堡受禁5年，受禁期间，不准我参加任何会议。此后6个月中，我将被隔离在同一个区域内，看同样的街道、同样的金矿和同样的天空。我将不得不依靠报纸和别人的报告去了解约翰内斯堡外面发生的事情，别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能指望。

但是，这次我对待禁止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当我第一次被禁止的时候，我遵守了迫害者的规定，而现在我对这些限制却不屑一顾。我不想让我的敌人左右我的斗争范围和政治活动范围。听任敌人的摆布就是一种失败，我决不会画地为牢。

不久，我在约翰内斯堡卷入一场棘手的政治纠纷的调解中。这场纠纷涉及相互对立的两派势力，双方都谋求得到我的支持。双方在这个特定的组织内都有委屈，两派都很不愿接受调解。这场争论有发展成一场内战的危险，我竭尽全力避免了这次分裂。

我当然想谈谈我在拳击和举重俱乐部的事情，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唐纳森奥兰多社团中心参加训练。

我于1950年加入这个俱乐部，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几乎天天在该社团中心活动。前几年，我总是带着我儿子泰姆比去参加训练。到1956年，泰姆比已经10岁，他也很喜欢拳击。该俱乐部是由约翰尼斯·摩洛茨创办的，其会员既有专业拳击手也有业余拳击手，另外还有许多爱好举重的人士。我们的拳击明星杰瑞（犹茵伽）·摩劳伊后来成为德兰士瓦轻量级冠军，并获得了全国第一种子选手的称号。

运动馆的设备很差。我们没有钱建拳击台，只好在水泥地上训练，当拳手被击倒的时候，这往往是很危险的。我们只有一个吊袋和几副拳击手套。我们没有药物和梨球，没有拳击短裤和拳击鞋，也没有护齿。尽管缺少设备，但是这个运动馆却培养出了许多冠军，如南非最轻量级拳击冠军埃里克（布莱克·莫铁罗尔）·恩彩乐，德兰士瓦蝇量级冠军弗雷迪耶（托冒豪克）·恩基迪——他曾经在“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给我当过助理。我们大概总共有二三十名会员。

尽管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也参加过拳击训练，但是直到来约翰内斯堡后，我才真正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兴趣。作为拳击手，我从来没有成名过。体格上我属于重量级拳击手，但是我既没有足够的力量弥补我速度上的不足，也没有足够的速度平衡我力量上的欠缺。我喜欢拳击运动的技巧，但却不怎么喜欢拳击运动的暴力。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如何通过移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自己，如何运用战术既出击又退却，如何在比赛中保持正确的步法。拳击运动主张人人平等。在拳击台上，身份、年龄、肤色和贫穷都没有什么关系。当你正在拳击台上与对手搏击并试探他的力量和弱点的时候，往往不会考虑他们的肤色或社会地位。自从涉足政治后，我再也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拳击运动。我的主要兴趣是参加训练。因为我发现，严格地进行拳击练习是消除紧张和压力的最好方式。认真练习过后，我感觉头脑和身体都轻松了许多。拳击练习是我恢复精力和体力的一种方式，经过一晚上的练习，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感觉精力和体力都十分充沛，随时准备再去战斗。

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我每晚花一个半小时健身。下班后我会直接回家，然后带上泰姆比一同驱车去社团中心。我们做一个小时的拳击训练和其他综合性练习，如长跑、跳绳、健身运动或空拳练习，再做15分钟的体能练习和举重练习，然后就进行拳击练习。如果我们为了参加比赛而进行练习，那么练习时间将延长到两个半小时。

为了培养领导能力、积极性和自信心，我们每人轮流领导练习活动。泰姆比特别喜欢担任这种领导角色。每当我儿子担任领导角色的时候，事情往往多多少少地让我有些狼狈，因为他专门对我吹毛求疵。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一有懈怠，他很快就会惩罚我。在运动馆内，大家都叫我“酋长”，而他却不使用这个尊称，而叫我“曼德拉先生”，偶尔当他同情他的老爸的时候，他会叫我“老兄”，这种称呼是镇上的一句土语，意思是“我的兄弟”。当看见我四处游荡的时候，他会严肃地说：“曼德拉先生，今天晚上你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如果你不加油，为什么你不在家陪伴老太太？”有这些笑料，大家都非常开心，看到我儿子如此高兴和自信，我也非常高兴。

由于那年斯基珀·摩劳茨与杰瑞·摩劳伊之间发生矛盾，俱乐部的友好气氛遭到了破坏。杰瑞和其他拳击手认为，斯基珀对俱乐部没有足够重视。斯基珀是一个技术水平很高的教练员，但是他很少到现场传授相关的知识。他对拳击运动的历史很有研究，能够完整叙述1915年在哈瓦那举行的杰克·约翰逊参赛的那场著名拳击赛的全部26轮过程。在那场拳击赛中，世界上第一位黑人重量级冠军丢掉了他的头衔。不过，斯基珀只有在拳击赛举行之前才愿意露面，露面的目的是收取小费。我同意杰瑞的观点，但是，为了保持和睦，我尽力弥合他们之间的纠纷。最后，就连我儿子也赞成杰瑞对斯基珀的批评，但我没有办法避免这次分裂。

在杰瑞的领导下，拳击手们威胁要退出俱乐部，他们要成立自己的俱乐部。我把所有的成员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这个会开得很活跃，同时采用塞索托语、祖鲁语、科萨语和英语进行交流。在攻击反对他的拳击手时，斯基珀甚至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话，指责杰瑞如同布鲁特斯背叛恺撒一样欺骗他。我儿子问：“恺撒和布鲁特斯是谁？”在我回答他的提问之前，有人说：“啊，他们死了，但是背叛的事实却在延续着！”

会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拳击手们离开后去了别的运动场所，只有举重运动员仍然留在了社团中心。在我与拳击手们一起离开社团中心后的前几周里，我们在警察运动馆内练习，那里对自由战士来说是个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此后，英国国教教堂许诺以合理的租金在奥兰多东给我们提供一个练习场所，我们在西蒙（木神古）·萨巴拉拉的带领下进行练习。西蒙后来成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地下自由战士。

我们的新练习场设施并不比原来的练习场好，而俱乐部再也没有能够重新组成。像其他黑人运动员和艺术人员一样，非洲拳击手也受到贫穷和种族歧视这两方面的限制。一个非洲拳击手所能挣的钱仅仅够吃饭、租房和买衣服，如果能剩下一点，就被用来购置拳击器械和用于拳击练习。他无法得到加入白人拳击俱乐部的机会，白人俱乐部拥有培养一流的、世界级拳击手所必须具备的设备和教练员。与白人专业拳击手不同，非洲专业拳击手白天需要全天干苦力劳动。陪练员很少，而且赚钱也不多。他们没有正规的练习机会和实战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成绩。但是，一些非洲拳击手却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并取得伟大的成就。像艾利伽（梅斯特劳）·莫考尼、艾诺奇（斯古宝艾）·恩拉珀、堪格鲁·冒托（他是拳击运动圈内自成一派的最伟大的拳击手）、莱卫（金童）·马迪、恩考撒纳·穆格基、马基德·莫佛和诺曼·赛伽帕尼，他们都获得过很大的成功。而佳克·吐力这位最伟大的拳击英雄，则获得过英国皇家蝇量级冠军。这都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说明如果给予机会，非洲的拳击手同样能够获得成功。

第五部 叛国罪

23...

1956年12月5日，天刚蒙蒙亮，我就被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从来没有邻居或朋友如此蛮横地敲过门，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安全警察。我很快穿上衣服去开门，发现是巡警队队长卢梭在敲门，他是我们这个地区大家都熟悉的安全警官。另外还有两个警察。他出示了搜捕证，然后三人立即开始仔细搜查了整个房子，以寻找犯罪文件和资料。这时，孩子们被惊醒了，我用严肃的面孔让他们保持安静。孩子们看着我，想从我身上获得安全感。警察搜查了抽屉、橱柜和衣橱，搜遍了任何可能藏匿非法物品的地方。45分钟之后，卢梭冷冷地说：“曼德拉，我们对你依法实施逮捕，请跟我走一趟。”我看了一眼逮捕证，上面写着：“HOOGVERRAAD——高级叛国罪”。

我跟着他们走到一辆警车前。当着孩子们的面被逮捕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即使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但是孩子们不可能理解当时的复杂情况，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父亲被白人警察不作任何解释就抓走了。

卢梭开着车，我挨着他坐在前面的座位上，他没有给我戴手铐。他有搜查我市内办公室的搜查证，就近放下那两位警察后，我们直奔我的办公室。要进入约翰内斯堡市区，必须经过一段没有人烟的荒凉公路。当我们行驶在这段路上的时候，我对卢梭说，你单独一个人同我一起，并且不给我戴手铐，你一定对我很放心。他没有吭声。

“如果我反抗并把你制服，那将发生什么事情？”我问他。

卢梭不高兴地转过身来。“曼德拉，你在玩火！”他说。

“玩火是我的一种游戏。”我回答说。

“如果你这样说话，我就把你铐起来。”卢梭用威胁的口气说。

“如果我拒绝戴手铐呢？”

我们继续这样争辩了几分钟，当进入兰拉格特警察局的时候，卢梭对我说：“曼德拉，我对你不错，我希望你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我不喜欢你开这种玩笑。”

在警察局停了一会儿，另一个警察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后我们一起去我的办公室。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又搜查了45分钟。我被从我的办公室带到红砖结构的约翰内斯堡监狱——马歇尔广场，1952年反抗运动期间我曾经在这里蹲过几天。我的几个同事已经被关押在这里，他们是同一天早晨遭到逮捕并被关进来的。几个小时之后，有更多的朋友和同志被关了进来。这是政府早有预谋的一次突然袭击。有人偷偷带进来一份下午版的《星报》（The Star），我们从通栏大字标题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的，大会联盟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以高级叛国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被逮捕的。在各个地区被捕的有鲁图利酋长、蒙蒂·奈克、雷基·赛普泰姆波、莉莲·恩高义、皮特·贝莱威尔德，他们被用飞机运送到约翰内斯堡，并将在这里接受审讯。当天，共有144人被逮捕。第二天，我们出现在法庭上并被正式起诉。一周后，瓦尔特·西苏陆和其他11名同志也陆续被捕，被捕人数上升到156人。总共有105名非洲人、21名印度人、23名白人和7名有色人。几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有主要领导人，不论是被禁止的还是没有被禁止的，统统遭到了逮捕。政府最终还是采取了行动。

我们很快被转移到约翰内斯堡的一座监狱，大家通常把这座监狱叫做福特监狱。它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上，是一座凄凉的城堡式建筑。被关进监狱后，我们立即被带到一个四方形院子内，并被命令扒光衣服面墙而站。我们被强迫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感觉十分痛苦。我们大多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其中有牧师、教授、医生、律师和商人，理应受到尊重。尽管我十分气愤，但仍然禁不住看着周围这些人发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人靠衣裳马靠鞍”这句俗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如果体格是做领导的基本条件，我看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符合条件。

一个白人医生最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问我们中有没有人患病。我们没有一个人说生病。我们被命令穿上衣服，然后被押送进两个大房子。里面是水泥地面，没有任何家具。两个大房间刚刚被粉刷过，仍然散发着油漆味。我们每人发了三条薄毯子，外加一张剑麻席。每个房间有一个毫无遮掩的公用厕所。有人说过，只有进了监狱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应从它如何对待其高级公民来判断其好坏，而应当从它如何对待其最底层的人来判断其优劣。南非政府对待其非洲犯人就像对待动物一样。

我们在福特监狱待了两周，尽管很苦，但我们的情绪仍然特别高。我们被允许看报纸，通过报纸高兴地获知，我们的被捕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南非到处都在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标语上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我们还了解到，我们的被捕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抗议。

我们的公共牢房成了各地自由战士的集会地。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严厉的禁令下生活，相互见面和交谈都是非法的。现在，我们的敌人却把我们集中到了一个房顶之下，监狱俨然成为多年来会议联盟最大、最长的不受禁止的一个会场。年轻的领导人与年长的领导人以前只是从报纸上彼此了解，但现在却生活在了一起。纳塔尔的领导人与德兰士瓦的领导人住在了一起。在等待审判的两周时间内，我们有机会交流思想和经验。

每天，我们凑在一起搞活动。帕特里克·莫劳和皮特·恩泰特都是著名的青年团领袖，他们负责组织体育训练。另外，我们还安排了各种专题讲座，我们可以听马修斯教授讲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史和美国黑人史，听德比·辛格讲南非印度人大会史，听阿瑟·莱泰勒讲非洲巫医，听詹姆斯·卡莱塔讲非洲音乐，他还用他那美妙动听的男高音嗓子为大家唱歌。乌伊西勒·米尼则每天带领大家一起唱自由歌曲。几年后，乌伊西勒因政治罪被政府判处了绞刑。他带领大家唱的最流行的歌曲是“Nans’ indod’ emnyama Strijdom, Bhasobha nans’ indod’ emnyama Strijdom”（这里是黑人，斯揣敦，当心黑人，斯揣敦）。我们高声歌唱，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有一次，马萨巴莱拉·英瓦（都叫他M. B.英瓦）——他是祖鲁劳动人民的儿子，也是纳塔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省级书记——为大家举办了一个音乐讲座。他朗诵了赞扬传奇的祖鲁勇士、国王沙卡（Shaka）的赞美歌曲。英瓦身披一床毯子，卷起一份报纸当宝剑，然后开始来回走动着朗诵赞美诗的歌词。我们都听得入了迷，即使那些不懂祖鲁语的人也不例外。然后，他突然停止朗诵，大声喊着：“Inyon’ edl’ ezinye! Yath’ isadl’ ezinye, yadl’ ezinye!”这句歌词把沙卡比作捕食的大鸟，毫不留情地把敌人杀死。朗诵结束时，立即爆发了一阵欢呼声。鲁图利酋长之前一直保持沉默，而这时他却站起来怒吼一声“Ngu Shaka lowo!”（这就是沙卡！）然后他开始边跳边唱。他的举动激发了我们的热情，我们都站了起来，不论舞场高手还是既不会跳传统舞又不会跳西式舞的懒汉，都跳起了传统祖鲁战争舞“印德拉姆”（indlamu）。有的跳着优雅的舞步，有的模仿冻坏了的山地人试图摆脱寒冷，大家都跳得热情而投入。一时间，没有了科萨人或祖鲁人之分，没有了印度人或非洲人之分，没有了右派和左派之分，没有了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之分，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爱国者，一种对我们的共同历史、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国家和对我们人民的爱把我们团结在了一起。此时此刻，我们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而亲密的激情，它把我们紧紧地联系起来；此时此刻，我们感觉到有一只造就我们本来面目的伟大的历史之手，巨大的力量把我们同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两周后，即12月19日，我们将被押到约翰内斯堡的军训大厅进行预审。军训大厅是一个军用建筑物，一般不会被用作法庭。房顶是用铁皮瓦做成的，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牲口棚，当时它被认为是唯一能容纳下如此多起诉对象的公共建筑。

我们坐在封闭的警车里，另外有六辆装满武装士兵的军车押送。政府对我们如此戒备，好像发生了全面内战。我们的支持者阻断了特威斯特大街的交通，我们在车内能听见他们的喊声和歌唱声，他们也能听见我们在车内对他们的回应。群众簇拥着警车慢慢地行驶，使这次押送变成了一次成功的大游行。军训大厅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士兵。警车开到军训大厅后面停了下来，这样就可以直接把我们从警车押进审判庭。

在审判庭内，我们遇见了另一群支持者。所以，审判庭与其说是一个庄严的法庭，倒不如说是一个热闹的抗议大会会场。我们一边伸着大拇指行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走进审判庭，一边向坐在非白人席上的支持者点头致意。里面的气氛不像是审判大会，倒像是庆祝大会，因为被起诉者与其支持者和朋友混合交融在了一起。

政府正在以高级叛国罪、全国性阴谋使用武力推翻现政府并企图用共产主义政府取代现政府罪对我们156人提起公诉。根据起诉，我们的犯罪期是从1952年10月1日至1956年12月13日，其中包括反抗运动、索菲亚顿搬迁和人民大会等事件。南非高级叛国罪并不是根据英国现行法律，而是以传统的罗马－荷兰法为准绳。高级叛国罪被定义为故意扰乱、伤害或危害国家的独立或安全，其量刑标准是死刑。

预审的目的是确定政府的指控是否足以将我们送上最高法庭，其中有两个举证阶段是在地方法庭进行。如果地方法官认定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被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子将被移交到最高法庭进行审判。如果地方法官认定证据不足，被告则将被撤销指控。

地方法官是F. C.韦赛尔先生，他是布隆方丹的审判长。第一天，韦赛尔说话的声音太小了，我们无法听清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政府没有准备麦克风和喇叭，预审被推迟了两个小时以便找到扩音设备。我们被集中在院子内就餐，很像是在搞野炊，食品都是从外面送来的，气氛几乎像是在过节。两小时后，法官宣布休庭一天，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喇叭。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我们又被押送回福特监狱。

第二天，外面的群众更多，警察也更多了，有500名武装警察围在军训大厅外面。我们到达军训大厅的时候发现，政府为我们设立了囚笼。囚笼是用菱形钢丝网制成的，被固定在立柱上，前面和顶部装了铁格子板。我们被带进囚笼内坐在板凳上，囚笼外有16名武装军警守卫着。

除了其象征效果之外，囚笼把我们同我们的律师隔离开，并且不允许他们进入囚笼。我们的一位同事在一个纸条上写道：“危险，请不要喂食。”并把纸条贴在囚笼的侧面。

我们的支持者组织集合了庞大的辩护队伍，其中包括布拉姆·费希尔、诺曼·罗森伯、伊斯雷尔·梅赛尔斯、莫里斯·弗兰克斯和弗农·贝瑞奇。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审判阵势。弗兰克斯公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反对政府给予他的委托人这样“荒谬”的待遇。他说：“像对待动物一样。”他声明，如不立即把囚笼拆除，整个辩护律师队伍将离开法庭。经过短暂的休庭之后，地方法官决定把囚笼拆掉，同时，囚笼前的铁格子板也被拆除。

直到这时，政府才开始对我们进行预审。首席检察官范·尼克先生开始宣读长达18000字的起诉书，指控我们违反了刑法。由于法庭外面的呼喊声和歌声，即使是使用了扩音设备也无法听清他的起诉。一伙警察忽然冲了出去，随之听见了连发左轮手枪的射击声，紧接着是呼叫声，然后又是一阵枪声。法官宣布休庭，并与辩护律师一起召开了会议，共有20人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宣读起诉书用了两天的时间，范·尼克说，借助于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将向法庭证明被起诉者正在谋划用暴力推翻现政府，并把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强加给南非。起诉书认定我们犯了高级叛国罪。政府引用了《自由宪章》作为我们搞共产主义政府的证明，同时也作为我们策划推翻现政府的物证。到了第三天，多数囚笼都已经被拆除。第四天，我们被允许申请保释。保释金又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例子，白人保释需要缴250英镑，印度人则需要缴100英镑，非洲人和有色人却只需要缴25英镑。连叛国也有肤色之分。各行各业的好心人主动站出来为我们保释。这种支持后来成为里夫斯大主教、艾伦·佩顿和亚历克斯·赫普尔发起的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的基础。这批基金在马丽·本森及其以后的弗雷达·莱弗森审判期间派上了用场。如果我们每周向警察报告一次，我们就可以被释放，但被释放后不准出席公共集会。法庭将于1月初重新开庭。

第二天，我们一早来到我的办公室。由于奥利佛和我都一直在监狱里，事务所积累下了许多案子。那天上午正当我们准备工作的时候，一位名叫佳巴福的老朋友来拜访我，佳巴福是一个专业翻译，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在被捕前，我故意减轻体重，准备监禁生活的到来，在监狱中瘦一点好，可以在艰苦的条件下存活下去。在监狱中，我仍然继续进行训练，并且为有如此修长的身材感到高兴。但是，佳巴福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马迪巴，”他说，“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瘦？”按照非洲文化，肥胖常常是富有和健康的表现。他脱口而出：“老兄，说到底你是害怕坐监狱。你给我们丢了脸，给我们科萨人丢了脸。”

24...

甚至在审判前，我同艾韦琳的婚姻就已经出现了裂痕。1953年，艾韦琳决心在4年护理专业学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造，她考上了德班爱德华七世医院的产科专业，这使她必须离家几个月。因为我母亲和妹妹都与我们一起生活，她们可以照料孩子，所以，她离家深造倒是并无大碍。她住在德班的时候，我至少去看过她一次。

几个月后艾韦琳回来了，并且通过了结业考试。这时，她又怀孕了，那年年底生下了马卡紫薇，这是6年前夭折的前一个女儿的名字。按照我们的传统，给新生小孩起一个已经夭折的小孩的名字被认为是对已故孩子的纪念，以此对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就匆匆离去的孩子寄予哀思。

第二年，艾韦琳加入了“瞭望塔”组织，它是“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一个分支。这是否是她当时对其生活不满的原因，我无法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教会以《圣经》作为唯一信仰依据，相信哈米吉多顿善恶大决战即将来临。艾韦琳开始热心地分发她们的出版物《瞭望塔》，也开始做我的工作，催促我从献身于自由斗争转为献身于上帝。尽管我对瞭望塔组织有些兴趣并认为值得信仰，但是，我不能也没有加入她所信仰的瞭望塔组织。它有一种强迫观念使我对该组织敬而远之。从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可以知道，她的信仰是让大家在压迫面前保持无所作为和屈从，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我始终如一地献身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自由斗争，这让艾韦琳很烦恼。她总认为搞政治是幼稚的，我总有一天会回到特兰斯凯，并在那里当律师。随着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她坚决不同意把约翰内斯堡当做我们的家，或者说她决不放弃我们回乌姆塔塔的想法。她认为，我一旦回到家乡特兰斯凯，给萨巴塔当参事，我就不会再迷恋政治。她让达利旺伽设法把我劝回乌姆塔塔。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许多次争吵，我耐心地向她解释：政治并不是我的一种娱乐，而是我毕生从事的事业，是我生命的必需的、基本的部分。她对此不能接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果对他们的人生憧憬有着这样不同的看法，那是无法保持亲近的。

我试图说服她理解自由斗争的必要性，而她则企图说服我相信宗教信仰的价值。当我告诉她我是在为国家服务的时候，她却说，为上帝服务高于为国家服务。我们发现越来越没有共同的理想，我相信这个婚姻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同时，我们也为孩子的信仰发生过争执。她要孩子们信仰宗教，而我则认为他们应该关心政治。她一有机会就带着他们去听瞭望塔组织的宗教演讲，她甚至让孩子们在城内散发宗教宣传册《瞭望塔》，而我则习惯于给两个男孩讲政治。泰姆比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少年先锋队队员，因此，他已经是一个有政治见解的少年。他会用最简单的语言给马卡托讲白人如何迫害黑人的故事。

我家里的墙上悬挂着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甘地的画像和描绘1917年圣彼得堡冬宫革命风暴的图画。我给两个男孩一个一个地讲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主张什么。他们知道，南非白人政府领导人的主张与这些白人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有一天，马卡托跑进房内说：“爸爸，爸爸，山上有马伦！”马伦一直是国民党的总理，孩子错把班图教育官员威利·麦瑞当成了马伦。威利·麦瑞宣布，那天他将在索菲亚顿公共大会上发表讲话。我想出去看看马卡托讲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因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组织了游行示威，确保让他们的大会开不成。当我走出家门的时候，我看见有几辆警车正护送麦瑞去他准备发表演讲的地方。但是，会议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麦瑞不得不逃之夭夭，当然也没有发表讲话。我告诉马卡托，那不是马伦，但他也有可能已经变成了马伦。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每天早晨总是很早就离开家，一直到深夜才回来。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整天后，我通常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会议需要参加。艾韦琳对我晚上开会也不能理解，当我回来晚了的时候，她总是怀疑我去找别的女人。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她解释，我参加的是什么会，我为什么要去参加会议，以及会上讨论的是什么事。但是，她总是不相信。1955年，她对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必须在她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作出选择。

瓦尔特和阿尔博提娜与艾韦琳关系很近，他们对我们最殷切的希望是我们仍然在一起。艾韦琳对阿尔博提娜很信任。有时瓦尔特出面干预此事，我粗暴地告诉他，这不关他的事。我为自己对他的粗暴态度而感到内疚，因为瓦尔特一直都像是我的兄弟一样，他的友情和支持是绝不容置疑的。

有一天，瓦尔特告诉我，他想带一个人来办公室与我见面。他没有告诉我那是我的一个连襟，看到他我感觉非常突然，但很高兴。我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悲观，我认为把自己的感情告诉他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诚恳地讨论了这次纠纷，讨论时瓦尔特引用了像“人以群分”之类的成语。艾韦琳的姐夫是个商人，一直反对政治和从事政治的人。他非常生气，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与我的地位相同，那就是可笑的。不要拿你们同我相提并论。”当他离去的时候，瓦尔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然后开始笑了起来。

在我们12月份被逮捕并在监狱内待了两周后，艾韦琳来探望了我一次。但是，当我被保释的时候，我发现她已经从家中搬走，并把孩子也带走了。我回到了空空的、静静的家中，发现她甚至把门帘也带走了，这使我有些心烦意乱。一天，她与她哥哥突然走了进来，她哥哥对我说：“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当事情冷下来后，你们将会再一起回到这个家中。”这是一种理性的规劝，但是，事与愿违。

艾韦琳和我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我不会放弃我的斗争生涯，而她也不会接受我不专心倾注于她和家庭而献身于别的事情。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她漂亮、体格健壮且忠诚可靠，并且是一个好母亲。我对她的尊敬和爱慕从未消退，但是，我们最终没能维持住我们的婚姻。

任何婚姻破裂都是一种伤害，特别是对孩子。我们的家庭也不例外，所有的孩子都由于我们的离异而受到了巨大的伤害。马卡托开始睡在我的床上。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也是一个天真的和事佬，一直设法在我和他妈妈之间进行某种调解。马卡紫薇还很小，我记得有一天，当时我还没有被捕入狱并被送上法庭，我没有提前告诉她就去托儿所看她。她一直是一个情感热烈的孩子，但是那天她见到我的时候，却愣在那里。她不知道是该冲着我跑过来还是退缩，是该欢笑还是不满。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有一种矛盾，她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种冲突，这令人十分伤心。

泰姆比当时已经10岁，我们的离异对他的伤害最大。他不再喜欢读书，变得沉默寡言。他曾经一直喜欢英语和莎士比亚，但是我们离婚后，他似乎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有一次，他的校长对我说起此事，但是我无计可施。我带他到我能去的体育馆，他偶尔也会显得有些开心。有许多次，当我不能去接他或者很晚才去接他的时候，当我转入地下活动的时候，瓦尔特让泰姆比和他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有一次，瓦尔特带他去看了一场拳击比赛，后来瓦尔特对我说：“老兄，小家伙太安静。”我们离婚后，泰姆比常常穿我的衣服，虽然他穿起来显得太大，但是，这些衣服可以带给他某种对经常不在身边的父亲的感情。

25...

1957年1月9日，我们又一次被集中在军训大厅。当时，辩护律师开始反驳政府对我们的指控。对指控我们所犯的刑事案件进行了一次总结后，我们的主辩护律师弗农·贝瑞奇谈了我方的辩护意见。“辩护方，”他说，“将坚决反对《自由宪章》的条款是叛国和刑事犯罪的指控。相反，辩护方将主张该宪章所表达的思想和信仰，虽然与现政府的政策不一致，但是，恰恰是人类各种族绝大多数人都赞成的，也是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公民都赞成的。”经过与我们的辩护律师商议，我们决定，不仅要证明我们未犯叛国罪，而且要证明这是一次政治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政府因为我们所采取的正义的行动而对我们实施迫害。

但是，开始辩护要经历一系列单调、冗长的法庭程序。开庭后的第一个月，几乎全部被政府一系列的举证所占用。一个证据接一个证据，每一份资料、每一种宣传册子、每一份文件、每一本书、每一个笔记本、每一封信、每一本杂志，以及警察在过去三年中所积累的每一份研究资料，都被一一出示，总数达12000份。取证范围大到美国的《人权宣言》，小到俄国的一本烹调书，他们甚至把人民大会的两个标记“肉汤”和“素汤”也当做证据提交了出来。

在接连数日的预审期间，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听非洲黑人侦探和南非白人侦探宣读他们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议记录和演讲稿。这些东西大多都被作了篡改，往往不是荒诞不经就是彻头彻尾的假话。贝瑞奇通过巧妙的质问，揭露了许多非洲人侦探对发表这些讲话所用的英语一窍不通。

为了支持政府关于我们希望用苏联式的政府取代现政府的指控，他们企图利用开普敦大学政治系系主任安德鲁·默里教授的证据。默里把从我们那里拿到的许多文件都加上了共产主义标签，其中包括《自由宪章》。

一开始，默里教授似乎知识很渊博，但当贝瑞奇开始对他盘问的时候，他的知识就显得不再那么渊博了。贝瑞奇说他想在提供的各种文件中选几段读给默里听听，然后请默里辨别，这些话是否是共产主义的言论。贝瑞奇给他读的第一段是关于普通工人需要相互合作但不相互剥削的话。默里说是共产主义的言论。然后贝瑞奇说，这段话是南非前总理马伦博士说的。贝瑞奇然后又给他读了两段话，默里都说是共产主义的言论，而这两段话事实上是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伍德罗·威尔逊说的。最精彩的是当贝瑞奇给默里读了一段话之后，这位教授毫不犹豫地一耸肩说是共产主义的言论。然后贝瑞奇揭晓，那是默里教授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一段话。

审判进行了7个月后，政府声称将提供我们在反抗运动期间策划暴力事件的证据。政府找来了他们的明星级证人所罗门·恩古贝斯，他提供了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近乎耸人听闻的证言。恩古贝斯快40岁了，说话很温柔，但说的英语却不怎么流利，他正在因欺诈罪服刑。但在恩古贝斯的证言中他告诉法庭，他从福特黑尔大学获得了文学士学位，是一位律师。他说自己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伊丽莎白港的书记，也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声称参加了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会上作出过一个决议，派瓦尔特·西苏陆和大卫·博帕佩去苏联采购武器，以便准备在南非开展暴力革命。他说他参加了策划1952年伊丽莎白港暴乱的会议，他声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决定，要采用肯尼亚的摩摩（Mau Mau）大屠杀的方式把特兰斯凯的白人斩尽杀绝。恩古贝斯富有戏剧色彩的证词在法庭内外引起了轰动，并最终成为我们谋划叛国的证据。

但是，当弗农·贝瑞奇对恩古贝斯进行盘问的时候，他的狂人说狂话的嘴脸便暴露无遗了。贝瑞奇的盘问技巧在他的委托人中间为他赢得了驱邪除怪大师的称号。他很快证实，恩古贝斯既不是一个大学生，也不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更不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贝瑞奇提供的证据证明，恩古贝斯伪造大学学士证书，非法从事律师职业达数年之久，他又一次犯了欺诈罪。他声称参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策划伊丽莎白港暴乱的时候，其实他正因欺诈罪在德班监狱服刑。恩古贝斯的证言远非事实，在盘问结束的时候，贝瑞奇问这位证人：“你知道什么是无赖吗？”恩古贝斯说不知道。贝瑞奇告诉他：“先生，你就是一个无赖！”

乔·斯洛沃是被起诉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高级辩护律师，因此可以为自己作辩护。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他提的问题十分尖锐，并试图揭露违反法律的是政府，而不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贝瑞奇的盘问一样，斯洛沃的盘问也非常精彩。杰里迈亚·莫尔森是特警中为数不多的黑人侦探之一，他声称亲自逐字逐句地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演讲中听到了一些言论。但是，他的证词同样也是胡言乱语或者说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斯洛沃：“你懂英语吗？”

莫尔森：“不怎么懂。”

斯洛沃：“你的意思是，你举报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用英语发表的讲话，但你又不怎么懂英语？”

莫尔森：“是的，阁下。”

斯洛沃：“你承认不承认你的证词中有许多废话？”

莫尔森：“我不知道。”

他最后的回答引起了哄堂大笑。地方法官对我们的大笑提出了责备，并说：“法律程序并没有什么好笑的。”

这时，韦赛尔告诉斯洛沃，他是在破坏法庭的严正性，并要以藐视法庭论处。他的话引起了多数被起诉人的愤怒。只有鲁图利保持着克制，这才使几个被告没被指责为藐视法庭。

随着举证的进行，我们开始干一些别的事情。因为多数举证都是单调乏味的法律游戏。我常常随身带着一本书或案情摘要，其他人有的看报，有的玩填字游戏，有的下棋，有的乱涂乱画。有时法官会训斥我们不专心，大家会立即把书和填字游戏藏起来。但是，随着举证又慢了下来，大家又开始玩游戏的玩游戏、看资料的看资料。随着预审的进行，政府越来越感到失望。越来越明显，政府正在搜集证据。不！应该说是正在捏造证据，以挽救这场似乎已成定势的败局。

最后，在9月11日，也就是在我们被集中在军训大厅10个月后，起诉检察官宣布预审已经完成。地方法官给辩护律师4个月的时间，以便对8000页证词和12000份文件进行仔细审查，做好辩护的准备。

预审持续了1957年一整年。法庭于9月份休庭，辩护律师开始审查证词。3个月后，没有通告，没有解释，刑事庭突然宣布被告中的61人被免予起诉。这些被告多数都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职位相对比较低的人，不过鲁图利酋长和奥利佛·塔博也在其中。刑事庭释放了鲁图利和塔博使我们很高兴，也让我们迷惑不解。

1958年1月，政府准备进行起诉。刑事庭请来了一位新的起诉检察官，他就是令人生畏的奥斯瓦德·皮洛。奥斯瓦德是前司法部部长，也是国民党的政治顶梁柱。他是南非白人中的老牌国民党员，也是德国纳粹的公开支持者。他曾经把希特勒描绘成“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他还是著名的反共产主义分子。任命皮洛担任起诉检察官又一次证明了政府对审判结局的顾虑和重视。

在皮洛起诉前，贝瑞奇宣布，既然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证据，他申请政府为我们撤诉。皮洛反对撤诉的申请，他从被告所作的几个具有煽动性的演讲稿中摘录出一些言论并告诉法官，警方发现了更多的极其危险的阴谋叛国的证据。他煽动性地预言说，这个国家正处在火山口上。这是一次很有影响、具有高度戏剧性的表演，皮洛使审判的气氛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点过于自信了，皮洛的表演提醒我们，我们将面临更严厉的指控。律师告诉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们的人可能要去坐牢。他们的警告让我们冷静了下来。

经过13个月的预审之后，地方法官裁决，他们发现了足以把我们送上德兰士瓦最高法庭的叛国证据。法庭于1月份休庭，决定对剩下的95名被告进行正式审判。但什么时候才开始审判，我们对此一点也不知道。

26...

预审休庭期间的一天下午，在我同一位朋友驾车从奥兰多去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医学院的时候，恰好路过巴拉格瓦纳斯医院。这家医院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黑人医院。当我们行驶到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的时候，我眼睛的余光看见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士在那里等公共汽车。我被她的美貌所打动，于是想回头仔细看看她。但是，我的车速太快，没能看清她。这位女士的面容总是伴随着我，我甚至想掉转车头，让她搭我的车。但是，我并没有那样做。

此后不久，奇特的巧合发生了。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偶然抬头看了奥利佛一眼，发现那位年轻女士同她哥哥一起正坐在奥利佛的写字台前。我感到吃惊，努力控制着我的惊喜。奥利佛把他们介绍给我，说他们是为法律上的事来找他的。

她名叫诺姆萨莫·温妮佛雷德·马蒂奇泽拉，不过，大家都叫她温妮。她当时刚刚毕业于约翰内斯堡的詹·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是巴拉格瓦纳斯医院的第一位黑人女社会工作者。当时我并不怎么关心她的背景和法律问题，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考虑的不是如何受理她的案子，而是如何请她到外面去约会。我说不准是否有一见钟情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当时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温妮·诺姆萨莫就想让她做我的夫人。

温妮在C. K.马蒂奇泽拉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马蒂奇泽拉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她取名诺姆萨莫，意思是努力磨炼或经历磨难。这个名字与我的名字一样具有预言性。她来自旁多兰省的比萨那，与我的老家特兰斯凯的一个地区相邻。她出生在阿马恩古提亚纳宗室中的芳多部落。她的曾祖父名叫马蒂奇泽拉，是19世纪纳塔尔的酋长，很有势力。在埃马非卡尼时代，他举家迁到了特兰斯凯定居。

第二天，我给温妮打了电话，请她在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为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募集资金，这不过是邀请她出来吃午饭的借口。我在她城内的住处接上她，然后把她带到我的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印度饭馆，这是为数不多的对非洲人开放的饭馆之一，我经常去那里吃午饭。那天，温妮真是光彩照人。事实上，她以前从来没有吃过咖喱饭菜，她一杯接一杯地喝水，好冷却她的嘴，而这更使她增添了几分美丽。

吃过午饭后，我驾车带她去了位于约翰内斯堡与伊瓦顿之间的草地，这是距离埃尔德拉多公园不远的一片开阔地。我们一起在草深及膝的草地上散步。这里的草与我们长大成人的共同家乡特兰斯凯的草十分相似。我告诉她我的希望和面临叛国指控的种种困难。我很想立即娶她做夫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充满活力、感情奔放、年轻漂亮、勇敢大方、积极向上，我一见到她就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只要有时间就见面。无论是军训大厅或我的办公室，她都去过，她还去过体育馆看我练习拳击和举重。她与泰姆比、马卡托和马卡紫薇也见了面。她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讨论。我一边追求她，一边从政治上教育她。当学生的时候，温妮曾经迷恋过“非欧洲人团结运动”，因为她有一个哥哥参加了这个组织。后来，我曾经拿这件事与她开玩笑说，如果她不是遇见了我，恐怕早已同某个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的领导人结了婚。

与艾韦琳办理了离婚手续后不久，我就告诉温妮，她应该去拜访迈克尔·哈迈尔的夫人雷·哈迈尔，让她做一身结婚礼服。雷不但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积极分子，还是一个做服装的好手。我问温妮想要几个女傧相，并建议她回比萨那把我们要结婚的事告诉父母。温妮开玩笑地告诉人们，我从来没有向她求过婚，但是，我总是告诉她，我第一次见面就向她求过婚，从那天起，我认为她理所当然要做我的夫人。

叛国审判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它对我们的律师业务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我们不能坚持营业，“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奥利佛和我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对奥利佛的指控已经被解除，他可以做一些弥补性的工作，但是，造成损害已经成为事实。原来曾一度门庭若市而现在则只能四处去找委托人。我甚至付不起我在乌姆塔塔购买那块地的50英镑余款。

我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温妮。我告诉她，我们很有可能要靠她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微薄工资生活。温妮表示理解，她说她做好了承担各种风险的准备，愿意与我同甘苦、共患难。我从来没有许诺给她买金首饰和钻石，我也没有能力给她买这些东西。

我们于1958年6月14日举行婚礼。我申请中止对我的禁令，当局给了我6天解除禁止的假期。在此期间，我可以离开约翰内斯堡。我也准备了彩礼，这是一种风俗，应该送给温妮的父亲。

结婚队伍于6月12日早晨一早就离开约翰内斯堡，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到达了比萨那。按规定，被禁止者要到警察局报到，因此，我们到比萨那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当地警察局报到。根据当地风俗，傍晚我们去新娘的老家慕邦维尼，在那里，一群当地女人高兴地欢呼着迎接我们。此时，温妮和我被分开，她去了新娘的房子，而我则到温妮的一个亲戚家去赴宴。

婚礼在当地一个教堂里举行，婚礼过后，我们在温妮的大哥家里举行了庆祝活动。温妮的大哥住的房子是马蒂奇泽拉祖上传下来的。婚车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标志色进行了装饰。大家又是跳，又是唱。温妮的奶奶身体十分健康，她还专门为我们跳了舞。我们给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都发了邀请，但是，由于他们都正在被禁止，有的不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来参加我们婚礼的有杜马·诺克韦、莉莲·恩高义、詹姆斯·恩章韦医生、威尔逊·康考和维克多·提亚姆扎西。

最后的招待会在比萨那镇政大厅举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温妮的父亲发表了讲话。他注意到被邀请的来宾中有一些是警察，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他十分爱他的女儿，而我作为一个献身于国家的搞政治的人，生活是十分危险的。当温妮第一次告诉他这桩婚事的时候，他曾经惊呼：“你要嫁给一个囚犯！”但在婚礼上，他说他对未来并不乐观。在如此困难的时期，这样的婚姻注定要经历一种持续的考验。他告诉温妮，她要嫁给的是一个已经与斗争结了婚的男人。他祝他的女儿好运，最后用一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如果你的先生是男巫，那么你就必须成为女巫！”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先生走什么样的道路，你也必须跟着他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我姐姐康斯坦茨·穆贝基尼代表男方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婚礼过后，他们为新娘包上了一个婚礼饼，以便带到婆家再举行另一半婚礼。但我们无法举行另一半婚礼，暂停禁止的期限已满，我们必须立即回约翰内斯堡。温妮小心翼翼地珍藏起那个婚礼饼，作为结婚的纪念。在奥兰多西8115号我的家中，许多朋友和亲属欢迎我们结婚归来。他们杀了一只羊，并以我们的名义举行了宴会。

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度蜜月，生活很快围绕着审判安顿了下来。我们早晨起得很早，通常是4点起床。我离家前，温妮就把早饭准备好，吃完早饭后，我乘公共汽车去法庭接受庭审，或者到办公室工作。下午和晚上，我尽可能多地坚持在办公室工作，设法维持律师业务，以便挣点钱贴补家用。晚上的时间常常被大量的政治工作和会议占用。一位自由战士的夫人就像寡妇，即使是丈夫不在监狱里，也很少有时间在一起。尽管我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但是温妮给了我希望，我感觉自己似乎有了第二次生命，我对她的爱使我增添了斗争的力量。

27...

1958年，南非面临的重大事件是大选。所谓“大选”，仅仅是300万白人参加选举意义上的大选，而1300万非洲人没有一个能身与其中。我们对是否进行抗议展开了讨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只允许白人参加的选举与非洲人有没有关系？回答是，即使不让我们参加大选，我们也不是局外人。虽然我们被排斥在大选之外，但是大选并不是对我们没有影响。国民党在大选中失败将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全体非洲人的利益。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其他大会组织及贸易工会南非大会联合在一起，号召4月份大选期间举行3天大罢工。传单发往工厂和商店，发往火车站和汽车站，发往啤酒馆和医院，发往每家每户。“国民党必须下台！”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口号。我们的行动让政府很担心。大选前4天，政府作出规定，市内任何地方，10人以上的非洲人集会都是非法的。

在举行罢工之前的那个夜晚，组织这次运动的领导人都转入了地下，以防止警察突然袭击。但是，这种袭击后来真的发生了。警察还没有对我们实行连续不断的监视，一两天不露面是很容易的事情。那天夜晚，瓦尔特、奥利佛、摩西·考塔尼、G. B.马科斯、旦·图鲁麦、杜马·诺克韦和我都躲在奥兰多我的医生恩塔托·莫特拉纳家中。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转移到另一个邻居家。在那里，我们能够与全市其他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那时候，通信手段不很完备，特别是在乡镇上，几乎没有人拥有电话，指挥罢工是一项艰难的任务。第二天上午，我们一早就派人到各个情报站去打探火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上是否有人去上班。他们带着不好的消息回来了：公共汽车和火车都满载着去上班的人，大家对罢工的号召没予理睬。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躲藏在他家的那个房东也已不知去向，他溜走并上班去了。罢工遭到了失败。

我们决定取消这次罢工。一场为时三天的罢工第一天就取消仅仅是失败一天，而第二、第三天全都失败就成了彻底的失败。被迫退缩是一种耻辱，但是，我认为不退缩遭受更大的失败则是更大的耻辱。我们发出了取消罢工的声明，不到一个小时，政府办的南非广播公司就全文广播了我们的声明。正常情况下，南非广播公司根本不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茬儿，只有我们失败的时候才会播放我们的消息，而这次竟然称赞了我们的决定。这让摩西·考塔尼大为恼火。他摇着头说：“让南非广播公司赞扬我们，这太过分了。”考塔尼问，我们是否太草率，为政府提供了方便？这种考虑是合理的，但是，决策者不应被骄傲或难堪的情绪所左右，而应完全从战略角度去考虑。当时，我们取消罢工是正确的策略。敌人利用我们的退缩，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退缩就是错误的。

但是，有的地区并没有听到取消罢工的消息，同时，也有一些地区拒不服从我们取消罢工的号召。伊丽莎白港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大本营，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反应就比第一天好。但是，总而言之，我们不能掩盖罢工失败这个事实。光是我们的失败还似乎不够，国民党人在这次选举中得票率反而上升了10%以上。

我们就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难道我们应该采用纠察队的形式去阻止人们上班？坚持强硬路线的人认为，如果我们采用了纠察队，这次罢工就能取得成功。不过，我一贯反对采取这种办法，最好是依靠人民自觉自愿的支持，不然的话，这种支持就是微弱的和暂时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是庇护所，而不是监狱。但是，如果多数组织和人民支持一项决定，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应该妨碍多数人的意志。

在自己家中，我曾尝试采用不同的强制措施，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埃达·马提木苦陆是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讲索托语的女士，当时她在我家打工。埃达不像是我家的雇工，而像是我家的成员。我叫她凯塞迪，意思是“姊妹”，是一种更亲近的称呼。埃达用军事方式管理我家的事务，温妮和我甘心情愿地听从她的指挥，我经常按照她的吩咐去办事。

准备举行罢工的前一天，我开车把埃达和她12岁的儿子接回家，我让她第二天给我把几件衬衣洗一下，并把它们熨好。经过一阵沉默之后，埃达转身用毫不掩饰的口吻说：“你很清楚，我不能干这件事。”

我对她的顶撞感到吃惊，问：“为什么不能干？”

“难道你忘了我也是一个工人？”她得意地说，“明天我将与我的人民和同事一起罢工！”

她的儿子见我很尴尬，想用孩子的特有方式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纳尔逊叔叔总是拿你当姊妹，而不是当工人。”埃达生气地对她善意的儿子说：“孩子，当我在这个家为我的权利而斗争的时候，你站在哪边？如果我不对你纳尔逊叔叔斗争，我就没有今天像姊妹一样的地位！”埃达第二天没干任何工作，我的那几件衬衣当然也没有洗熨。

28...

最敏感不过的问题是女人通行证问题。政府在决心对妇女实行通行证问题上毫不妥协，而妇女们决心抵制到底，也毫不让步。尽管政府当时把通行证叫做“身份证”，但是妇女们并不是那么好欺骗。如果不带身份证，她们将被罚款10英镑或坐一个月的监狱。

1957年，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组织的领导下，全国妇女，不分乡下和城市，一致反对政府坚持要她们随身携带通行证。妇女们勇敢、执著、热情、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她们抗议实行通行证，为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树立了新的典范。正如鲁图利酋长所说的那样：“当妇女开始参加斗争的时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有生之年获得自由。”

在东南德兰士瓦、斯坦德顿、海德堡、巴尔弗和其他黑人村庄，数千名妇女举行了抗议活动。借叛国审判休庭的机会，弗朗西斯·巴尔德和佛罗伦斯·麦托米拉组织他们家乡伊丽莎白港的妇女拒绝实行通行证制。10月份，在约翰内斯堡，一大批妇女集中在中央通行证办公室，赶走了前来领取通行证的人和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使中央通行证办公室陷入了瘫痪。为此，警察逮捕了数百名妇女。

这次逮捕发生后不久，温妮和我吃过晚饭后正在休息，她悄悄告诉我，她将去参加奥兰多妇女团体的活动，第二天，她们将在中央通行证办公室举行抗议活动。我有点吃惊。同时，我也为她的献身精神而高兴，并钦佩她的勇气，当然我也有些担心。温妮自从和我结婚后，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她加入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组织奥兰多西支部，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我的鼓励。

我告诉她，我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我也必须告诉她参加这个行动的严重性。我说，一次行动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她的人生。按照非洲人的标准，温妮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她一直接触不到南非那些不愉快的现实生活，至少她绝不会担心下一顿饭来自何处。在我们结合之前，她一直生活在相对富足和舒适的环境中，她的生活与自由战士勉强能够糊口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我告诉她，如果她被捕，她必将被她的雇用单位即省社会工作管理局解雇。我们两人都知道，她的微薄收入是我们养家糊口的支柱，而且她可能永远失去社会工作者这一身份，因为被监禁的污点将使任何公共部门都不愿意雇用她。特别是她已经怀孕，我警告她监狱生活会摧残和伤害她的身体。我的话听起来可能有些逆耳，但我认为这是我作为丈夫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责任，应该尽可能清楚地让她知道自己行动的后果。我自己从感情上也是复杂的，因为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领导人，要关心的事总是有些不一致。

但是，温妮是一个有决心的人，我相信，我的这些话只能增强她的决心。她听完了我所说的一切，然后告诉我她的决心已定。第二天早晨，我一早起来为她准备了早餐。吃过早餐后，我开车把她送到西苏陆家去与瓦尔特夫人阿尔博提娜见面，阿尔博提娜是这次抗议活动的领导人之一。然后，我们驱车到奥兰多帕菲尼火车站，妇女们将在那里乘火车进城。在她上火车的时候，我拥抱了她。温妮上火车后通过车窗向我挥手致意，她依然十分坚定。我感到，她要踏上一次遥远而危险的征程，其终点我们两人谁也不知道。

数百名妇女集中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中央通行证办公室周围。她们中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的背上还背着孩子。她们有的身披非洲部落服装，有的身穿漂亮的套装。她们不停地歌唱、示威和欢呼。几分钟之内，她们就被数十名武装警察包围起来。警察把她们全部逮捕，然后用警车送到马歇尔广场警察局。参加抗议的这些妇女自始至终都很兴奋。当她们被抓走的时候，有的还向记者高声说：“告诉我们的那些太太、小姐们，明天我们不会去工作！”据说，当天有1000多名妇女被逮捕。

我了解这些情况，并不是因为被逮捕的妇女中有一位是我的夫人，而是因为曼德拉－塔博律师所受召唤，代表这些被逮捕的妇女进行交涉。我很快赶到马歇尔广场去探望她们，并设法保释她们出狱。我设法找到了温妮，她看见我后露出了笑容，好像待在空荡荡的警察局拘留室里并没让她不适。这样，她似乎给了我一个会使我高兴的大礼物。我告诉她，我为她而骄傲。但是我不能在那里待太长时间，因为我还有许多法律方面的事情要做。

到第二天晚上，被逮捕的人数又增加了许多，将近2000名妇女遭到了监禁。她们中有许多人被送到了福特监狱等候审判。她们不但给奥利佛和我带来了许多麻烦，而且也给警察和监狱当局带来了许多问题。他们简直没有地方关押她们。毯子、席子、厕所和食物都太少，监狱里又脏又拥挤。虽然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有许多人（包括我）急于把这些妇女保释出来，但是，全国妇女组织的主席莉莲·恩高义和南非妇女联合会的书记海伦·约瑟夫却认为，因为这次抗议是真实有效的，所以地方法官让这些妇女坐多久监狱她们就应该坚持多久。我也规劝过她们，她们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这是女人们的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心急如焚的丈夫们都不要干涉。我坚持告诉莉莲，我认为她应该在作决定之前与这些妇女就面临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一直护送她到了监狱，在那里，她可以征求被监禁妇女们的意见。许多妇女都对被释放感到绝望，并且她们对自己在监狱里到底会出现什么情况并没有充分准备。作为一种折中，我建议莉莲让这些妇女在监狱里蹲两个礼拜，然后我们把她们保释出来，莉莲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在法院里花了许多力气，设法把这些妇女保释出狱。有的人给我设置障碍，甚至拿我出气。“曼德拉，我对你这个案子等得不耐烦了，”一位妇女对我说，“如果今天再办不完，我再也不在法庭上露面了。”在亲属和基金募集组织的帮助下，我们两周内就把她们全部保释了出来。

在监狱里，温妮似乎没受多大的罪。当然，她就是受了罪也不会告诉我。在监狱里，她与两个南非白人女狱警成了朋友。她们都很有同情心，也很热心。温妮被保释出狱后，我们邀请她们到我家做客。她们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乘火车来到了奥兰多。我们请她们吃午饭，然后，温妮带她们参观了索韦托。温妮与两位女狱警年龄差不多，她们相处得很好。她们在一起非常高兴，就像是亲姐妹。两位女士那天玩得很开心，在向温妮表示感谢后，她们答应将会再来拜访。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要到奥兰多，她们必须乘坐非欧洲人乘坐的火车（因为没有白人来奥兰多，所以没有白人乘坐的火车），结果，她们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两位福特监狱的白人女狱警来看望温妮和我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这对我们倒没有什么，但是，事实证明，这件事对她们影响很大，因为监狱当局解雇了她们。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也再没有听到过她们的消息。

29...

自从1月份的听证会之后，6个月来我们一直等待着对我们的正式审判。正式审判计划在1958年8月开始，为此政府专门设立了高级法庭。该法庭由三人组成：大法官F. L.拉姆颇福——他是三人法庭的庭长，另外还有法官肯尼迪和鲁道夫先生。我们对这个法庭并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三人都是白人，并且都与当政的国民党有联系。但是，拉姆颇福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比一般南非白人要正直一些。据传说，他是南非白人秘密组织“秘密兄弟会”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巩固南非白人政权。鲁道夫和肯尼迪两位法官都是著名的国民党党员。肯尼迪有“绞刑法官”的坏名声，曾经因为两名白人警察被杀，就有23名黑人被他送上了绞刑架。

开庭不久，政府对我们耍了另一个花招。他们宣布将审判地点由约翰内斯堡转移到36英里以外的比勒陀利亚，审判将在华丽的原犹太会堂内进行。当时，这个会堂已经被改成了法庭。我们这些被告和律师都住在约翰内斯堡，所以我们不得不每天去比勒陀利亚，这次审判将让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对我们来说，时间和金钱都是不富裕的。我们有的原来还能设法维持自己的工作，因为原来的法庭就在我们工作的地点附近。但是，现在我们无法继续把我们的工作维持下去了。转移审判地点也是一种借助于使我们同我们的支持者分开而从精神上摧垮我们的阴谋诡计。比勒陀利亚是国民党的老巢，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那里却没有任何基础。

几乎全部92名被告都乘坐一辆车速缓慢且极不舒适的大巴士去比勒陀利亚。车内的座椅是用木条做成的。每天早晨6点从约翰内斯堡发车，用两小时才能到达犹太会堂。往返一次几乎要花费5个小时，我们用这段时间挣点钱养家糊口那该有多好啊！

我们又一次十分幸运地拥有一支精干而咄咄逼人的辩护队伍。这支队伍以伊斯雷尔·梅赛尔斯为首，成员有布拉姆·费希尔、雷克斯·维尔什、弗农·贝瑞奇、西德尼·肯特利奇、托尼·奥多德和G.尼古拉斯。在开庭的那天，他们采取了一种具有一定冒险性的辩护策略，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辩护才能。这个策略是我们与律师们一起制定的。伊斯雷尔·梅赛尔斯站起来申请取消鲁道夫和拉姆颇福两位法官的审判资格，因为他们与被告有利益冲突，这有碍他们对我们的案子作出公正的判决。此时，法庭上可以听到大家交头接耳的议论。辩护律师认为，作为1952年反抗运动的审判法官，拉姆颇福已经对现在指控的某些方面作过判决，因此，让他来审理这个案子是不公正的。我们认为鲁道夫有偏见，因为，1954年他作为警察的律师曾经代表政府出过庭。当时，哈罗德·沃尔佩请求法庭禁止将那位警察从人民大会的一次会议中驱逐出去。

这是一个危险的战略，因为，虽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一次交锋的胜利，但却可能会使整个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我们把鲁道夫和拉姆颇福作为国民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这个国家有许多比他们还要坏的法官能取代他们的位置。事实上，在我们希望他们让位的同时，我们也暗中希望被我们尊为忠诚的政治中间人的拉姆颇福能够拒绝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无论他自己坚持什么政治观点，拉姆颇福还是一贯坚持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相信，从法律上讲我们只能是无辜的。

那个礼拜一，当三位身着红袍的法官步入法庭的时候，那种气氛正是我们所期望的。鲁道夫法官宣布他将让位，并说，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上一个案子。但是，拉姆颇福拒绝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他反而作出保证，对反抗运动案的审判将不会影响他对此案的审理。我们对这个决定很满意。政府提出让比克法官取代鲁道夫的位置，正如我们一开始就希望的那样，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第一个策略旗开得胜后，我们又设法实施第二个策略。这个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开始进行连篇累牍、详详细细的辩解，对指控本身提出抗议。我们坚持认为，说到底这个指控是捏造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也对策划暴力就是高级叛国罪的证据提出了异议，指出需要拿出其声称我们打算实施暴力的证据。经过我们的辩解，案情变得十分清楚，三个法官也都同意我们的辩解。8月份，法庭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取消了两项指控中的一项。10月13日，经过两个月的法庭辩论后，刑事庭忽然宣布全部驳回关于暴力叛国的指控。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况，但是，我们对政府狡猾的行径十分了解。一个月后，起诉检察官就公布了一项新的、措辞更加严谨的指控，并宣布只审判30个被告，其余的被告以后再审。这30名被告全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也是其中之一。

按照新的指控，起诉需要证明实施暴力的意图。正如皮洛指出的那样，“被告知道《自由宪章》的实现将必然涉及用暴力推翻政府”。法庭辩论一直持续到1959年的中期。这时，法庭驳回了对其余61名被告的刑事指控。可以想象得出，法庭连续几个月来一直在玩弄枯燥乏味的法律花招。尽管在揭露政府制造冤假错案过程中的辩解是成功的，但是政府仍然顽固不化地坚持原来的指控。正如司法部部长说的那样：“不管花费几百万英镑，这个审判都要进行下去。多花些时间又有什么关系？”

1958年2月4日刚过午夜，我参加完一个会议后回到了家中，发现只有温妮一个人在家，当时她感觉腹部疼痛难忍，她就要临产了。我赶忙把她送往巴拉格瓦纳斯医院。但是我被告知，温妮几个小时后才会生产。我一直等到不得不去比勒陀利亚候审的时候才离开医院。这一轮审理后，我立即与杜马·诺克韦一起赶回家，发现她们母女俩一切平安。我抱着我的新生女儿，称她是一个真正的曼德拉。我的亲戚木丁基酋长建议给她取名泽尼，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你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它象征着挑战，寓意必须为社会作贡献。这意味着，拥有这个名字的人不仅仅是拥有这个名字，而且要实践这个诺言。

我母亲从特兰斯凯来索韦托帮助温妮，并请了一位部落术士给泽尼行部落洗礼。但是，温妮坚决拒绝了，认为这种洗礼不卫生，也不合时宜。她给泽尼涂橄榄油，搽强生婴儿粉，并喂她鲨鱼油。

温妮刚开始下床活动，我就担当起教这个新生儿的妈妈驾驶汽车的任务。那时，驾驶汽车是男人的事，几乎没有女人，特别是非洲女人，能坐在驾驶座位上。但是，温妮有独立的见解，很想学习驾驶汽车，因为我老是不在她身旁担任司机。因此，她认为学习驾驶很有用处。可能我是一个不怎么耐心的教师，或者可能我的学生是一个任性的学生，当我试图沿着相当平坦而宁静的奥兰多路教她驾驶时，我们似乎每次换挡总会争吵一番。我给她提了太多太多的建议，当她对我的一个建议不予理睬的时候，我生气地下车跑回了家。没有我这个教练，温妮似乎学得更好，因为她竟然自己驾驶汽车绕索韦托转了一小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和解，此事后来成为一个相互取笑的故事。

对温妮而言，婚后并做了母亲的生活是一种调节。她当时只是一个25岁的年轻女士，她的性格和脾气还没有完全形成。我的性格虽然已经形成，但就是有点倔。我知道别人常常把她看作“曼德拉的夫人”。在我的影子下，让她形成自己的个性毫无疑问是困难的。我努力让她发挥自身的优势，她很快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无需我的任何帮助。

30...

1959年4月6日，是简·范·里贝克登陆好望角纪念日。这一天，诞生了一个企图挑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政治组织地位的新组织，并且，该组织否认白人历时三个世纪的统治。凭借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聚集在奥兰多镇政大厅，“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作为一个明确反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多种族主义的非洲主义者组织粉墨登场。像我们中间15年前成立青年团的那些人一样，该组织的缔造者们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战斗精神，脱离了广大群众，被非非洲人所把持。

罗伯特·索布克韦当选为主席，波特拉考·利宝罗担任总书记。他们两人都是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团员。在索布克韦的开场白之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表了宣言和章程。在宣言和章程中，索布克韦要求“非洲人的政府由非洲人说了算，并为非洲人服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宣布要推翻白人霸权，建立一个内容上是社会主义、形式上是民主主义的非洲人政府。他们认为，白人和印度人是“外国少数团体”或“异邦人”，南非并不是他们的故土。南非是非洲人的南非，而不是别的什么种族的南非。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诞生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奇怪。三年多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非洲主义者一直颇有怨言。1957年，非洲主义者在全国大会上发动了对德兰士瓦执行委员会的不信任投票，但没有取得成功。他们反对1958年的大选日罢工。他们的领袖被驱逐出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58年11月召开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上，一伙非洲主义者宣布反对《自由宪章》，声称《自由宪章》违反了非洲民族主义原则。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声称，他们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12年建立时的原则中吸取了灵感，但是，其观点显然主要出自1944年成立青年团时期由安东·莱彼德和A. P.穆达提出的具有感情色彩的非洲民族主义。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反映了当时的理念和口号：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是一个非洲合众国。不过，分裂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反对《自由宪章》和白人、印度人参与大会联盟的领导。相对于种族之间的合作，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白人共产主义者和印度人已经把持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我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缔造者们都很熟悉。罗伯特·索布克韦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一个很健谈的君子和学者（他的同事们都称他“教授”）。他总是愿意承担由于他的原因造成的错误的责任，从而赢得了我一贯的尊敬。波特拉考·利宝罗、皮特·拉宝罗克和泽法尼·马托朋都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得知我政治上的良师益友高尔·瑞德贝也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使我颇为吃惊，并且确确实实让我有些难过。我很奇怪，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竟然决定加入当时就明明白白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组织。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出于个人嫉妒或不满而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站在一起的。他们没有考虑到斗争的进步性，只考虑自己的恩恩怨怨。我总是认为，要当一名自由战士，必须超越许多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自我而不是作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的个人感情。一名自由战士要为千千万万人民的解放去战斗，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而战。我并不是主张自由战士都变成机器人，完全摆脱自己的感情和动机。但是，同样，一个自由战士要把自己的家庭服从于人民的大家庭，他必须让个人的感情服从于自由运动。

我发现，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观点和行动都是不成熟的。有一位先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当他老了的时候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那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逐步成熟的人。我认为自己年轻时的一些观点是不成熟的，甚至看起来有点乳臭未干。虽然我赞成非洲主义者的某些观点，并且曾经与他们有某些共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斗争要求一个人应该讲点折中，不要做一个幼稚的、容易冲动的人。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提出了一个过激的、过于野心勃勃的、承诺速战速决的纲领。最过激、最幼稚不过的是承诺1963年年底就获得自由解放，督促非洲人自己准备迎接这个历史时刻的到来。他们断言：“1960年取得第一步胜利，1963年最后获得自由和独立。”尽管这种预言激发了等得不耐烦的人们的希望和热情，但是，作出根本无法实现的承诺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是危险的。

由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反对共产主义，该组织成为西方媒体和美国国务院的宠儿。他们把该组织的诞生当做插在非洲左派心脏上的一把匕首。甚至国民党也把他们看作潜在的盟友：他们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当做反对共产主义、支持隔离政策的典范。国民党人也反对种族之间的合作，因此，国民党和美国国务院决定对这个新生组织的规模和意义进行夸大的宣传。

虽然我们欢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发动大家参加解放斗争，但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却几乎总是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唱对台戏。他们在关键时刻造成了人民的分裂，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教训。当我们号召人民开展大罢工的时候，他们却让大家去上班。每当我们发表一项声明，他们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尽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缔造者们都是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分裂出去的人，但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我看来仍然是有希望的，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团结是有可能的。我认为，一旦激烈的争执冷静下来，斗争目标的基本一致性将会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在这一信念的驱使下，我对他们的政策和行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想法是寻找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寻找彼此之间的分歧。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举行成立大会的第二天，我向索布克韦索要他在大会上发表的主席就职演说稿，以及章程和其他文件。我认为索布克韦似乎对我的关注感到高兴，他说他一定满足我的要求。后来不久我又见到他，提醒他我所要的资料，他说资料已经发过来了。随后我又见到了波特拉考·利宝罗，我对他说：“伙计，你们许诺给我一套你们的资料，但到现在也没有人给我。”他说：“纳尔逊，我们决定不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想用这些资料来攻击我们。”后来，我消除了他的这种错误想法，于是他大发慈悲，把我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

31...

1959年，议会通过了《班图自治政府促进法》，这个法律制造了8个隔离的部落班图斯坦。这是政府所说的“格鲁特隔离”或“大隔离”的基础。大体是在同一时间，政府又以欺骗性的名字出台了《大学教育扩展法》，这也是一个隔离性的立法。这个法律把白人以外的人统统拒于“开放的”大学校门之外。在关于《班图自治政府促进法》的介绍中，班图管理与发展部部长德·韦特·纳尔说，每个隔离部落的福利在自己的部落内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发展。他说，非洲人再也不会与白人融为一体。

班图斯坦政策让70%的人只占有13%的土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按照这个新政策，尽管有三分之二的非洲人生活在所谓的白人区，但他们的公民权也仅限于自己的“部落家园”。根据这个政策，在他们“白人区”内，我们非洲人无从获得自由，而在他们所谓的“我们的”区域里，我们仍然不能独立。沃尔沃德说，班图斯坦的创立用意如此良善，这些地区再也不会成为反叛者的温床。

事实恰恰相反，农村地区出现了动乱。例如，泽卢斯特等地区的反抗就非常激烈，在那里，阿布拉姆·莫伊勒娃酋长在乔治·毕佐斯律师强有力的支持下，领导他的人民反对所谓的班图当局。这些地区的情况通常在报纸上看不到，政府借口这些地区不容易接近以掩盖政府隔离措施的野蛮性。许多无辜者被逮捕、起诉、关进监狱、驱逐流放、鞭打、折磨和杀害。塞库库尼兰地区的人民随之也揭竿而起。莫洛默曹·塞库库尼、戈佛雷·塞库库尼两位极其重要的酋长和其他参事被逮捕的逮捕，流放的流放。一位塞库库尼酋长考拉尼·克高劳考遭到暗杀，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政府的走狗。到1960年，塞库库尼地区的反抗发展到了公开的对抗，人们甚至拒绝纳税。

在泽卢斯特和塞库库尼兰地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在反抗斗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几个新建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不顾严厉镇压，在泽卢斯特举行起义，其中一个支部发展了2000多名会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首次被政府取缔就发生在塞库库尼兰和泽卢斯特这两个地区，这从另一方面展示了我们在这些偏远地区所具有的力量。

在东旁多兰也爆发了抗议活动，在那里，政府的追随者不是遭到暗杀就是被公开处决。泰姆布兰和祖鲁兰也发生了激烈的反抗，它们也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两个地区。那里的人民有的被毒打，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驱逐，有的被关进了监狱。在泰姆布兰，人们借助萨巴塔的反抗力量从1955年就开始进行反抗。

使我特别痛心的是特兰斯凯，人民的不满情绪直接对准了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他过去曾经是我的良师益友。达利旺伽与政府勾结在了一起，我多年来对他的呼吁成了泡影。有报告说，马叹兹玛的心腹把反对他的村庄给放火烧了，有人几次要暗杀他。同样让我痛心的是，温妮的父亲也是马叹兹玛的内阁成员，并且毫不动摇地支持马叹兹玛。这对温妮是个可怕的难题：他的父亲和丈夫彼此成为一场争端的对立面。她爱她的父亲，但是，她却反对他的政治立场。

有好多次，特兰斯凯的亲属来奥兰多看我，他们都抱怨酋长与政府同流合污。萨巴塔反对班图当局，并且不会屈服，但是又害怕马叹兹玛会罢免他。最后，马叹兹玛真的罢免了他。有一次，达利旺伽在叛国审判期间亲自来看我，我把他带到比勒陀利亚。在法庭上，伊斯雷尔·梅赛尔斯把他介绍给了法官，法官们还给他设了一个名誉席位。但是，在外面，在被告中间，他所受到的待遇却没有这样幸运。他开始放肆地问辩护律师们为什么反对隔离政策，而这些辩护律师则把他当叛徒看待。莉莲·恩高义说：“Tyhini，uyadelela lo mntu（天啊，这个人真能制造事端）”。

32...

据说上帝的磨转得特别慢，但是，与某些南非司法机制相比，上帝的意旨也难以同日而语。1959年8月3日，我们被捕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也就是经过一整年的法律演练之后，真正的审判才在比勒陀利亚老犹太会堂开庭。我们最终受到了正式指控，而我们30名被告都申辩无罪。

我们的辩护队伍还是以伊斯雷尔·梅赛尔斯为首，他的助手有西德尼·肯特利奇、布拉姆·费希尔和弗农·贝瑞奇。这次审判将马上进行。在头两个月，刑事庭又收到了约2000份证据，动员了210名证人，其中200名是特警侦探。这些侦探承认采取秘密方式混进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队伍，实施了一切能使他们获得有关我们组织情报的欺骗手段。而在政府提交的这些文件和他们记录的讲话中，有许多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可以拿得到。和以前一样，刑事庭提供的证据多数都是在1952年到1956年期间在一次次的袭击中从被告那里获取的。另外，还有一些是警察在此期间从非国大召开的大会上获取的记录。并且，特警提供的这些关于我们讲话的报告仍然和以前一样，是杂乱无章的。我们曾经把大厅内效果很差的扩音设备和特警侦探提交的杂乱无章、很不准确的报告当笑料，但我们也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说过的话而受罚，因为没听见过的事被关进监狱，因为没做过的事被推上绞刑架。

每天吃午饭的时候，政府允许我们坐在隔壁宽敞的教区花园内，吃上一份由令人生畏的塔亚纳基·皮利太太及其朋友为我们准备的饭菜。他们几乎天天为我们准备辛辣的印度餐。上午和下午休息的时候，还有茶水、咖啡和三明治，这时就像是休庭，是我们相互议论政治的一种机会。坐在教区内蓝花楹树下的草皮上是审判期间最愉快的时刻，因为从各个方面说，这个案子与其说是审判，倒不如说是对我们的耐力的检验。

10月11日上午，我们正准备去法庭，却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起诉检察官奥斯瓦德·皮洛被刺身亡的消息。他的死对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刑事庭审判队伍的有效性和攻击力被削弱了。那天在法庭上，法官拉姆颇福很动情地为皮洛歌功颂德，赞扬他的法律敏锐性和奉献精神。尽管我们将会由于他的死而受益，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感到高兴。我们对自己的对手已经有了某种感情。因为尽管皮洛的政治观点是有害的，但是，如果他不是扮演政府恶毒的种族主义代言人的角色，他还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他习惯客气地称我们“非洲人”（连我们自己的一位律师有时也会说漏了嘴，称我们“土人”），这与他的政治至上主义的观点形成了反差。在旧犹太会堂内，当我们每天上午看到皮洛在他的审判桌上阅读右翼刊物《新秩序》，而布拉姆·费希尔在我们被告席上阅读左翼刊物《新时代》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似乎以古怪的方式获得了平衡。他免费为我们提供了100多卷预审材料，他的慷慨为我们的辩护节省了大量资金。德·沃斯法官成了刑事庭的新庭长，但是，他的口才和机智却无法与他的前任相比。

皮洛死后不久，控方不再提供新的证据，而是开始检验、鉴定证人。这一步从长期忍受耐心等待之苦的默里教授开始，他是政府指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材料方面的鉴定证人。在预审期间，他被证明是不称职的。在梅赛尔斯的盘问下，默里承认《自由宪章》事实上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代表了非白人对南非恶劣状况的不满和希望。

默里并不是对政府关注的这个案件几乎未能提供帮助的唯一刑事案件证人。尽管政府从他们的鉴定证人那里弄来了数不清的刑事案件证据和证词，但控方并没有提供任何证实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策划暴力的有效证据。而他们也明白这一点。到了3月，控方突然信心剧增，他们将展示毁灭性的证据。随着宣传大张旗鼓地进行，政府向法庭提供了罗伯特·莱沙的一篇秘密录音讲话。他发表这个讲话几周之后，我们就都被逮捕了。法庭上很静，尽管这个录音有静电干扰，并且录音背景中有其他人讲话，但是，罗伯特的话仍然能够听得很清楚：

如果你们是守纪律的人，并且组织上告诉你不要实施暴力，那么，你不得实施暴力……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的志愿者，并且组织要求你实施暴力，那么，你就必须绝对地实施暴力，你必须杀人！杀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控方认为，这篇讲话将使这个案子得以了结。报纸把莱沙的讲话刊登在了显要位置上，这无疑是政府的意思。政府认为，这个讲话暴露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真实的、秘密的意图，说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谓不实施暴力仅仅是一种表面伪装。而事实上，莱沙的话却是反话。罗伯特如果不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演说家，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演讲人，他使用了类推法是不幸的。但是，正如辩方所言，他仅仅是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作为志愿者，组织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管你自己是否愿意干。我们的证人一次又一次地说明莱沙的讲话不仅是离题的，而且也不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

控方于1960年3月10日结束了指控程序，4天后我们将让我们的第一位证人出庭参加辩护。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很消沉，但是，当我们开始自己准备证词的时候，我们则希望尽快进行辩护，因为我们一直回避敌人的攻击。

在舆论宣传中，双方一直在斗智斗勇，都知道我们的第一位证人将是鲁图利酋长。政府方面当时也这样认为。当3月14日获知我们的第一位证人不是鲁图利而是威尔逊·康考时，控方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康考是纳塔尔省伊克索珀地区一个祖鲁牧民的儿子，除了行医，他还是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是抵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政部长。由于做好了出庭作证的准备，大家就他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优秀记录提了许多问题。他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高材生，名列所有白人特权家庭的子女之前。因为康考的证书都被采纳为证据，我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印象，法官肯尼迪似乎很自豪，因为他本人也是纳塔尔人。纳塔尔人一般都忠于自己的家乡，这种感情的纽带似乎超越了肤色的隔阂。确确实实，许多纳塔尔人都认为自己是白色祖鲁人。肯尼迪法官似乎还算是一个主持公道的人，我觉得，通过威尔逊·康考这个榜样，他已经开始不把我们当做粗鲁的煽动者看待，而是把我们看做有远大理想的人。如果国家帮助我们，我们也会帮助国家。在康考的证言结束的时候，他在医学方面的成就被节录了下来，肯尼迪用流利的祖鲁话说“Sinjalo thina maZulu”，意思是“我们祖鲁人就是那样的人”。康考被证明是一个能言善辩的证人，从而再次证实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诺不动用武力。

鲁图利是第二位证人，他以其高尚的品质和诚挚给法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患有高血压，法庭同意他只在上午出庭作证。他的证言持续了好几天，几乎被质询了三周的时间。他认认真真地叙述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政策的演变，把事情说得简洁而清楚。他过去当过教师和酋长的身份使他的证词增加了分量和权威。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成为讨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何真诚地使种族之间和谐的最佳人选。

酋长坚持认为，人类的本质是天生善良的，道德信仰加上经济压力就能对白色南非人产生影响，使他们的心灵发生变化。在讨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政策时，他强调非暴力与和平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和平主义者拒绝捍卫自己，即使在自己受到攻击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对于主张非暴力的人来说，拒绝保护自己是没有必要的。有时候，坚持非暴力的人和国家，当受到攻击的时候也不得不保护自己。

当我们倾听康考和鲁图利发表证词的时候，我在想，法官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是在听他们的公务员说他们的主子喜欢听的话，而是在听独立的、话语流利的非洲人一字一句地说出他们自己的政治信仰，而他们又是多么希望实现这种政治信仰。

特瑞格福对酋长进行了质询，他固执地企图让酋长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共产党人所把持，并且有两套政策，非暴力政策是公开的，另一套秘密计划是要发动暴力革命。酋长坚决否认了特瑞格福的指控。他本人就是温和派的中坚，特别是当特瑞格福似乎失去控制的时候就显得更为温和。特瑞格福有一次指责酋长伪装善良，而酋长没有理会特瑞格福对他的中伤，他沉着地对法官说：“我的上帝啊，我认为法庭已经失去控制。”

但是，3月21日，酋长的作证被法庭外面所发生的事件打断了。那天，南非举国上下都为发生如此重大的事件而感到震惊，当鲁图利一个月后回来继续作证时，法庭乃至全南非已经是另一番天地。

33...

1959年12月，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在德班举行，在此期间，德班正轰轰烈烈地进行反对通行证的示威游行。大会一致同意在全国范围发动大规模的反通行证运动。这项运动于1960年3月31日开始，到6月26日以点燃大篝火焚烧通行证而达到了高潮。

策划工作立即开始。3月31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向地方当局派去了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官员到各地动员分支机构参加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场工作人员在乡镇和工厂进行宣传，印制传单、标语和其他张贴物，并发往各地。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到处都贴满了这样的宣传品。

整个国家的气氛十分紧张，政府威胁要取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内阁部长们警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马上要出“重拳”予以打击。在非洲的其他地方，自由斗争正在向前发展：1957年，加纳出现了独立的共和国，加纳泛非主义者、反对隔离的领袖克瓦麦·恩克鲁玛使国民党人更加警觉，因而加紧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压制。1960年，非洲17个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准备成立独立的国家。2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访问了南非，并在议会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大讲“事变风云”正在吹遍整个非洲。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此时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正处于寻找追随者的阶段，还没有发动能让他们得以在政治上扬名的运动。他们知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的反通行证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也一直在邀请他们参加这个运动。但是，他们非但不和我们携起手来，反而企图从中破坏。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声明，他们要在我们开始发动运动前10天，也就是3月21日，发动他们自己的反通行证运动。他们没有召开任何会议讨论发动运动的时间表，也没有做任何重要的组织工作，纯粹是一场机会主义的闹剧。他们的目的不是去打击敌人，而是企图动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地位。

在计划发起示威的4天前，索布克韦邀请我们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联合行动。索布克韦的邀请并不是一个联合的姿态，而是防止我们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提出批评的一种策略。他直到最后时刻才邀请我们进行联合，我们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的邀请。3月21日上午，索布克韦和他的执行委员会成员步行去奥兰多警察局，随之束手就擒。成千上万的人并没有买这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人士的账，照旧去干自己的工作。在地方法院，索布克韦声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不会试图给自己辩护，这个声明倒符合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不保释、不辩护、不缴罚金”的口号。他们认为，他们这些违抗者将被监禁几周的时间，但是，由于没有选择缴纳罚金，索布克韦不是被监禁了几周，而是被监禁了三年。

在约翰内斯堡，响应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号召的也没有几个人。德班、伊丽莎白港、东伦敦等地根本就未出现示威活动。不过在伊瓦顿，Z. B.莫莱特在乔·莫里菲的大力支持下与乌苏姆兹·梅克一起得到了全镇的支持，数百人因没出示通行证而被捕。开普敦也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通行证示威。在开普敦市外的兰伽镇，大约有3万人在青年学生菲利普·考萨纳的带领下聚集在一起，并由于警察挥舞警棍袭击群众而激化成了一场暴乱，有两人在暴乱中被杀。发生示威的地区中，最后一个也是最不幸的一个地方，其名称一直弥漫着悲剧的阴影，这个地方就是沙佩维尔。

沙佩维尔是一个位于约翰内斯堡南大约35英里的小城镇，其位置正好处在弗里尼欣周围令人恐怖的工业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积极分子在这个地区做了充分的组织发动工作。那天下午一早，数百人的群众队伍包围了警察局。示威群众很克制，并且手无寸铁，而75名警察却是一支数目不小的、足以引起恐慌的队伍。没有人听见鸣枪示警和其他警告，警察就忽然向人群开了枪，当示威群众转身惊慌失措地四散逃跑时，警察仍然继续开枪射击。清理现场的时候，有69名非洲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多数都是在逃跑时被从身后射中的。总共有700多发子弹射向了人群，有4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这是一场大屠杀。第二天，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记录这场野蛮行动的照片。

沙佩维尔大屠杀激起了全国性的动乱，引发了一场政府危机。愤怒的抗议声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包括美洲国家。联合国安理会破天荒第一次出面干涉南非事务，谴责南非政府枪杀群众，敦促南非政府采取措施，实行种族平等。约翰内斯堡股市发生跳水，资本开始流向国外。南非白人开始准备向国外移民。自由人士敦促沃尔沃德向非洲人让步。政府坚持认为，沙佩维尔事件是共产党人阴谋制造的结果。

沙佩维尔大屠杀使南非出现了新的形势。尽管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还不成熟，并且有机会主义的倾向，但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却在他们组织的沙佩维尔和兰伽示威活动中显示了伟大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斗志。只有一天的时间，他们就走到了斗争的前线，罗伯特·索布克韦被国内外拥戴为解放运动的大救星。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作出快速调整，以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中的少数人，其中包括瓦尔特、杜马·诺克韦、乔·斯洛沃和我本人，在约翰内斯堡通宵召开了会议，研究应对措施。我们知道，必须采取某些措施让人民了解这些事件，让他们出出气、鸣鸣冤。我们把计划转给鲁图利酋长，他立即接受了我们的计划。3月26日，鲁图利酋长在比勒陀利亚当众把他的通行证付之一炬，并号召其他人也这样做。他宣布全国在3月28日举行在家中静坐活动，将这一天作为对沙佩维尔暴行进行悼念和抗议的国家纪念日。在奥兰多，杜马·诺克韦和我当着数百名群众和数名摄影记者的面烧掉了自己的通行证。

两天后，也就是28日，举国上下有数十万非洲人响应了鲁图利酋长的号召。只有真正的群众组织才能协调这样大规模的活动，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愧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在开普敦，有5万群众在兰伽镇集会，抗议枪击事件。许多地区发生了暴乱。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中止实行人身保护法，动用全部武力对付一切形式的颠覆活动。此时，整个南非开始戒严。

34...

3月30日凌晨1点半，我被激烈的、凶悍的敲门声惊醒，这无疑又是警察。“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我一边动身去开门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开门后发现，门外果然站着6名武装警察。他们把我的房子翻了个底朝天，把他们能够找得到的一切资料统统收缴，包括我近期整理的我母亲收藏的家史和部落传说手稿。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这些东西。我当时被逮捕时他们并没有出示逮捕证，连叫我的律师的时间都没有。他们拒绝告诉我夫人把我带往何处。我仅仅向温妮点头示意，连对她说句安慰话的时间都没有。

30分钟之后，我们到了纽兰警察局，这里我很熟悉，我曾经多次来这里看望我的诉讼委托人。该警察局位于索菲亚顿，这里只剩下了这个警察局，因为这个过去曾经非常热闹的城镇现在变成了一片推土机推倒的建筑物废墟和空旷的场地。在警察局，我见到了我的几位同事，他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从床上叫醒后抓到这里来的。在那个夜晚，又有许多人被带到了该警察局，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总共有40人被抓。我们被关在一个露天的小院子内，只有一只小灯泡照明。空间很小，又很潮湿，我们只好站了一整夜。

早晨7点一刻，我们被关进了一间小屋，小屋只有地面上一个排水孔，而且只能从屋外冲洗。他们没有为我们提供毯子、食物、席子和卫生纸。排水孔常常被堵上，屋内的臭气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多次提出抗议，其中包括要求提供食物。当然，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于是我们决心下次开门时涌进隔壁的院子，直到提供给我们食物才肯回到小屋子里去。当我们从屋内一拥而出的时候，值班的青年警察被吓跑了。几分钟后，一位魁梧、冷酷的中士来到了院子里，他命令我们回到小屋子里去。“进去！”他大声喊，“如果你们不进去，我将叫50名带警棍的人来敲碎你们的头盖骨！”在发生过沙佩维尔惨案后，这种威胁似乎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警察局的局长来到了院子的门口，看我们要干什么。他走过来训斥我，因为我的双手插在衣服口袋内站在那里。“这就是你在官员面前站立的姿势吗？”他大声训斥说，“把你的手放下来！”我仍然使劲地把手插在衣服的口袋中，就好像是在冷天里散步。我反驳说：如果你们给我们饭吃，我也许会屈尊把手放下来。

下午3点，我们多数人到达这里已经有12个小时，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容器，里面有半干半稀的玉米饭，但是没有餐具。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认为无法进食。但是在当时，我们手都没洗就伸进了容器，捞起玉米饭就吃。我们吃着玉米饭，就像是在享用天底下最香最可口的美食。吃过饭后，我们选出一个委员会作为我们的代表，其中有杜马·诺克韦、Z. B.莫莱特和我。莫莱特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书记。我被推选为发言人。我们立即起草了请愿书，抗议给我们不公正的待遇，并要求立即释放我们，因为对我们的逮捕是非法的。

下午6点，我们分到了睡觉的席子和毯子。这些睡觉用具到底有多么脏，我们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毯子上到处是血渍和呕吐的污迹，爬满了跳蚤、臭虫和蟑螂，散发着臭水沟般的臭气。

接近午夜的时候，有人让我们等待召唤，我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有的人认为他们将释放我们，有的人则比较冷静一些。我是第一个被叫出去的人。我被带到这座监狱的前门，在那里，当着一队警官的面被短暂释放。但是，没等我离开，一位警官就高声喊：

“叫什么名字？”

“曼德拉。”我说。

“纳尔逊·曼德拉，”那个警官说，“我们根据紧急状态令要逮捕你。”我们根本就不会被释放，这时我才明白，我们被依据紧急状态令再次遭到了逮捕。我们每人都只自由了几秒钟，随之又被重新逮捕。在实施紧急状态令之前，我们一直被非法拘押，现在紧急状态令在午夜生效后就算是正式逮捕了。我们起草一个备忘录交给警察局局长，要求知道我们的权利。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那个局长的办公室。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的同事罗伯特·莱沙，他也被抓进了警察局，正在那里接受局长的讯问。当我走进屋内的时候，莱沙问那个局长，为什么提前逮捕曼德拉。他的回答方式是典型的白人方式：“曼德拉厚颜无耻。”我反击说：“像你这样的人，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在你面前把手从衣袋中抽出来。”局长从椅子上跳起来想撒野，但很快被别的警察劝阻了下来。这时，特警侦探赫尔伯格中士走进办公室高兴地说：“你好啊，纳尔逊！”我回敬道：“‘纳尔逊’不是你可以叫的，我是曼德拉先生。”当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去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审判的时候，警察局局长的办公室已经到了发生全面“战争”的边缘。我哭笑不得，但是，在这次长达36小时的不公正对待期间，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令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决定让我们回到比勒陀利亚，继续对我们进行本来令他们失望而现在似乎又是不合时宜的叛国审判。于是，我们直接被押往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

35...

当法庭于3月31日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重新开庭的时候，证人席上却没有人。当时，在场的只是警察在紧急状态下漏捕的那些被告。鲁图利酋长一直没有作完他的证言，法官拉姆颇福要求就他的缺席作出说明。有人告诉他，鲁图利在之前那个夜晚已经被逮捕。拉姆颇福对此表示气愤，他说他不明白紧急状态为什么要阻碍他的审判。他要求警察把酋长带到法庭上，以便继续让他作证，为此，法庭延期开庭。

后来我们发现，酋长被抓之后曾遭到了殴打。当他被一名狱警推搡着上楼时，他的帽子掉在了地板上。他弯腰去捡帽子的时候，狱警抽了他耳光。这让我们难以容忍。一个有尊严、有成就的人，一个终身信仰基督教的人，一个身患危重心脏病的人，竟然受到了一个不配给他提鞋的人的畜生般的对待。

当我们那天上午被唤回法庭的时候，法官拉姆颇福被告知，警察拒绝把鲁图利酋长带到法庭上，法官于是宣布再推迟一天开庭。我们希望回家，但是，当我们离开法庭去找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又都被逮捕了。

但是，警察由于通常那种无组织的过火行为而犯了个可笑的错误。被告之一、商会的长期领导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维尔顿·穆夸毅从伊丽莎白港赶到比勒陀利亚接受审判，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当他走到法庭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伙伴们又遭到了逮捕。他问一名警察发生了什么事，那个警察命令他离开，于是，维尔顿告诉那个警察说他就是一位被告。那个警察说他在说谎，并威胁说他阻碍执法，要把维尔顿抓起来。那位警察生气地命令他尽快离开，于是维尔顿耸了耸肩走出了法庭大门。这是最后一次有人在法庭上看见他。随后两个月，他一直在地下工作，并成功地躲过了逮捕。后来他逃到了国外，很快以商会大会外国代表的身份重新露面，再往后，他去了中国，并在那里接受了军事训练。

那个夜晚，我们与德兰士瓦其他地区的被拘留者会合在一起。全国范围的警察袭击导致2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投进了监狱。这些男女志士属于各个种族和各个反对种族隔离的党派。政府宣布征召新兵，调动军队到全国各个战略地区进行驻防。4月8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都被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宣布为非法组织。一夜之间，参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了重罪，不仅要被判处监禁，还要被罚款。继续坚持参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活动将被监禁10年以上。现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资助下的非暴力、法律允许的抗议也成了非法的活动，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都成了不法之徒。

在实施紧急状态令期间，我们被监禁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里，那里的装备与纽兰监狱一样差。5个人为一组，被关在一间八九英尺见方的小屋子里。屋子里很脏，光线昏暗，通风也不好。我们5人共用一个掉了盖的马桶，睡觉用的毯子生满了臭虫，每天只被允许在屋外放风一小时。

在比勒陀利亚的第二天，我们派代表就监狱的条件问题向监狱长斯尼曼上校提出抱怨。上校的回答很粗野，他要求我们提供证据，说我们在撒谎。他污蔑说：“是你们从你们肮脏的家中把臭虫带进了我的监狱。”

我说，我们也需要一个安静且亮堂的房间，以便为我们的案子做些准备。上校又傲慢地说：“政府规定，根本就不准犯人读书。”尽管上校的态度十分傲慢，但是，囚室还是很快被粉刷并喷洒了除臭剂，我们也有了新毯子和马桶。我们被允许白天在院子内有更长的放风时间，同时，还为我们叛国审判涉案人员提供了一个大房间，以便相互商量。在这个房间里，允许我们保留法律方面的书籍。

我们预料，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我们的“家”。我们早晨离开监狱去受审，下午再返回监狱。监狱当局根据隔离规定，按种族肤色将我们隔离关押。我们当然已经不能与我们的白人同事关押在一起，但是，让我们同我们的印度同志和有色同志也分别关押似乎有点犯神经病。我们要求一起生活，但是，监狱当局总是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官僚作风的那种顽固性与种族主义的狭隘性夹杂在一起，其结果将是难以置信的。但是，监狱当局最后还是作了让步，允许叛国审判涉案人员生活在一起。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伙食待遇却因种族不同而有差别。早餐，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饭菜数量基本相同，只是印度人和有色人多了半调羹糖，而我们非洲人则没有糖。晚饭，食谱也基本一样，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多给了4盎司面包，而我们非洲人却没有。这种区别的理由十分可笑，说非洲人吃不惯面包，或者更专业一点的解释：非洲人不习惯吃西餐。白人的伙食比非洲人的伙食优越得多。监狱当局的肤色观念非常强，就连供给的糖和面包，黑人和白人也不一样：白人吃的是白糖、白面包；有色人和印度人吃的是棕色的糖和棕色的面包。

我们纷纷抱怨伙食质量上的等级划分，结果，我们的辩护律师西德尼·肯特利奇在法庭上提出了正式的抗议。我声明食物不适合人类食用，法官拉姆颇福同意当天亲自抽查伙食的质量。玉米粥和大豆是监狱提供的最好的食物，同时监狱当局这次提供的大豆和肉汤也比往常多一些。法官吃了几勺，然后说伙食做得很好、味道不错。他确实也提出了改进的建议，那就是，饭菜应当趁热供应。我们对关于提供“热”监狱饭的想法感到好笑，因为这在词义上就是矛盾的。最终，监狱当局为被监禁者提供了他们所说的改善了的伙食：非洲人有面包吃；印度人和有色人享受与白人同样的食物。

我在监禁期间享有一种特权：周末可以回约翰内斯堡。这并不是监狱里的休假日，而是常规工作假日。在实施紧急状态令前不久，奥利佛按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指示离开了南非。我们早就预料到我们的组织将被取缔，因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在被全面取缔之前需要派部分人离开南非到国外加强组织建设。

奥利佛离开南非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的计划最周全、最幸运的措施之一。当时我们就几乎毫不怀疑，外交努力将会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他的智慧和冷静、他的耐力和组织才能、他的领导能力和鼓动而不冒犯别人的感情的能力，奥利佛无疑是担当这项使命的最佳人选。

动身之前，奥利佛请托我们共同的朋友——当地律师海弥·达维多夫，帮助我们律师事务所做善后工作。达维多夫向普林斯陆上校提交了专门申请，请他允许我周末去约翰内斯堡帮他做这些善后工作。上校一时慷慨，竟然同意了这个申请，允许我礼拜五下午去约翰内斯堡工作两天，然后在礼拜一上午回比勒陀利亚出庭受审。每个礼拜五下午1点休庭后，克鲁格中士和我就一起离开比勒陀利亚，到我的办公室与达维多夫和我们的会计内森·马库斯一起工作。那些日子，我夜晚在马歇尔广场监狱坐牢，白天在办公室工作。

克鲁格中士，高高的个子，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人。他对我们很好，在从比勒陀利亚去约翰内斯堡的路上，他常常停下车让我自己待在车内，而他则去商店为我们买干肉条、橘子和巧克力。我也曾经萌生跳车逃跑的念头，特别是礼拜五人行道上和大街上行人很多，很容易逃之夭夭。

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到楼下的咖啡馆买一些零星物品，当温妮偶尔来看我的时候，克鲁格往往会扭过头去假装没看见。我们之间似乎有一个君子协定：我不会逃跑给他带来麻烦，而他会给我一定的自由。

36...

4月25日，即复庭前的那一天，伊斯雷尔·梅赛尔斯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讨论实施紧急状态令对审判的严重影响。由于实施紧急状态令，被告与我们的律师之间的相互沟通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律师都住在约翰内斯堡，无法到监狱里与我们沟通，也就无法为我们的案子做辩护准备。他们常常驾车到比勒陀利亚，但是却无法见到我们，就是能见到我们的时候，与我们的交流也会受到阻拦。更重要的是，梅赛尔斯说，根据紧急状态令，已经被监禁的人仅仅由于出庭作证，就可以被再一次监禁，因为他们必然被列为“危险分子”，因此会遭到更严厉的惩处。而未被监禁的辩护证人如果现在出庭作证，也会有被逮捕的危险。

辩护班子建议，他们应撤出这个案子以示抗议。梅赛尔斯说明了这种撤出的重要用意和我们在死刑案中进行自我辩护的后果。他说，在这种敌对的气氛中，法官可能决定判处我们更长的监禁时间。我们讨论了这个建议，29名被告（当时，维尔顿·穆夸毅已经逃走）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同意在我们的律师不在的情况下，由杜马·诺克韦和我担当辩护律师打这场官司。我赞成这种高调的姿态，因为这样可以揭露紧急状态令的不公正。

4月26日，德兰士瓦的第一号非洲辩护律师杜马·诺克韦在法庭上发表了充满强烈情感的声明，宣布被告决定请辩护律师撤出本案。接着梅赛尔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再有辩护委托在身，我们也将不再麻烦诸位先生。”随后，辩护队伍默默地走出了老犹太会堂。这个行动让三位法官感到震惊，他们用强硬的措辞告诫我们，自己为自己辩护是危险的。但是，我们非常生气，急于与政府较量一下。在随后的5个月中，我们一直是自己为自己辩护，直到紧急状态结束。

我们的策略很简单，并且实际上也很有效：拖延时间，直到取消紧急状态令，使我们的律师能够重返法庭。这个案子拖得时间已经很长了，再往后拖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个策略相当富有戏剧性。根据法律，我们每个人现在都能名正言顺地为自己辩护，并能为自己作证，而且，我们每个被告也理所当然地能对每个证人进行问询。我们按审理中被告名字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列，一号被告是德兰士瓦印度人青年大会的法里德·亚当姆斯。法里德将让二号被告海伦·约瑟夫做自己的第一证人。法里德对证人进行提问后，其余的27名被告都再向她提出质询，然后，刑事庭还要对她进行质询，最后，一号被告第二次对她进行质询。亚当姆斯质询完第一证人后，他将让三号被告作证……整个程序将一直重复下去，直到每个被告都作完证为止。按照这样的速度，我们的案子将无限期地拖下去。

在狱中为打官司做准备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案子中，我们就遇到了隔离政策的重重阻碍。所有的被告都需要相互见面沟通，但是，监狱按规定却禁止男女之间、黑人与白人之间相互见面。因此，我们不能与海伦·约瑟夫、里昂·莱韦、莉莲·恩高义和伯塔·玛裟巴见面沟通。

作为被告的第一个证人，海伦需要在杜马、我本人和法里德·亚当姆斯不在的情况下自己准备证词，而我们也需要向她提出质询。与监狱当局交涉后，我们被允许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进行相互沟通。海伦、莉莲、里昂和伯塔被从她们各自的监禁室带到非洲男子监禁区。首要条件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身体接触。监狱当局竖起了一个铁格子挡板，把海伦和里昂（都是白人）与我们隔开，然后又把海伦、里昂与莉莲（非洲人）隔开，她们也参与了出庭准备工作。就是最优秀的设计师，设计这样的结构也会感到头疼。在监狱里，我们彼此被这种精心设计的金属隔板隔开，而在法庭上，我们大家则可以自由沟通。

我们首先需要教会法里德熟悉法庭的礼节，同时，让海伦演练证词。为了帮助海伦，我扮演了法里德将要在法庭上担当的角色。我用法庭通常采用的程式进行提问：

“姓名？”我问道。

“海伦·约瑟夫。”她回答。

“年龄？”

一阵沉默。我接着问：“年龄？”

海伦闭上嘴不说话。然后，她紧皱眉头对我不满地说：“纳尔逊，我的年龄与案子有什么关系？”

海伦长得很可爱，也很有勇气，不过她也有专横的一面。她是一位到了一定年龄的女性，对年龄十分敏感。我向她解释说，记录证人的有关情况如姓名、年龄、地址和出生地是法庭的惯例。一个证人的年龄可以帮助法庭权衡他所作证词的分量，从而影响对被告的量刑。

我继续问：“年龄？”

海伦较上了劲。“纳尔逊，”她说，“我在这里不回答这个问题，到法庭上再回答。我们还是往下问吧。”

然后，我又问了她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可能在法庭上被问及的问题。我的提问方式对她来说可能太真实了一些，因此，海伦有时回头问我：“你是曼德拉还是检察官？”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令人开心的时刻，有时甚至十分令人鼓舞。

我被允许在周末探望海伦·约瑟夫，给她送去关于法律程序的记录。利用这些机会，我能够与其他被监禁的女士见面，把她们作为可能的证人，与她们一起商量案情。我对白人女狱警一向很诚恳，同时也发现她们对我去女监禁室探望被监禁的女士很感兴趣。那些女狱警绝不可能知道还有黑人律师或医生这种存在，因而把我当做异邦人。但是，随着我们之间的逐步熟悉，她们对我越来越友好和放心。我与她们开玩笑说，如果她们要打官司，我将愿意受理她们的案子。我明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杰出的、受过教育的白人女性与一个黑人男士讨论重大问题可以淡化她们的种族歧视意识。

有一次，我正在与海伦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我转身对按照要求坐在我们旁边听我们两人谈话的女狱警说：“对不起，我们进行这么长时间的谈话一定让你很厌烦。”“不。”她说，“你们一点也没有让我厌烦，我对你们的谈话很感兴趣。”我能看出，她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话题之中，偶尔她还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议。我把这件事看作这次审判带来的一种额外的收获。这些女狱警大多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被关进监狱，她们逐渐开始明白我们为什么进行战斗，为什么甘愿身先士卒冒牢狱之险。

这正是国民党为什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融合的原因所在。只有抱有黑人威胁论并且不了解黑人的想法和主张的白人，才支持国民党这种荒谬的种族歧视哲学。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了解带来的将不是歧视而是理解，甚至最终会带来种族和谐。

在狱中，令人愉快的时刻并不能弥补令人悲伤的时刻。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坐牢的时候，有时温妮被允许来狱中探视，每次她都带着泽尼来。当时，泽尼刚刚学会走路和说话。如果狱警允许，我会把她抱在怀里吻她几下。探视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会把泽尼递给温妮。当温妮说再见的时候，狱警会让她们母女离开监狱，这时泽尼常常要我与她们一起走，从她那迷惑不解的小脸上，我能明白她不理解我为什么不能与她们一起离开监狱。

在法庭上，法里德·亚当姆斯熟练地引领着海伦完成了她的主要证词。他常常与法官们争执不下，完全称得上是三位法官的对手，有时还会比法官高出一筹。我们当时的精神十分振奋，因为我们不再是靠玩填字游戏打发时间的被告。当被告轮流对证人提出质询的时候，三位法官和起诉检察官才第一次领略到这些被告的真正才干。

按照南非法律，既然我们是在最高法院，那么，杜马作为一名辩护律师就是唯一被允许直接向法官陈述意见的律师。我作为一名律师可以向他提供指导，但不允许直接在法庭上辩护，其余的辩护人也是如此。我们采取正确的策略辞退了我们的辩护律师，这样一来，被告就可以在辩护律师不在的情况下直接向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我向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拉姆颇福企图阻止我，他打断了我的讲话。“曼德拉，你要明白这个事实，”他说，“诺克韦先生作为辩护律师是唯一被允许向法庭陈述意见的律师。”我回敬说：“阁下，那很好。只要你准备付给诺克韦先生律师费，我们都准备遵守这个规定。”此后，再也没有人反对我们任何一个被告向法庭陈述自己的意见。

当法里德向海伦及之后的其他证人提问的时候，杜马和我分别坐在他两侧给他提示，帮助他应付出现的法律问题。总体来说，他不需要很多的提示。但是，有一天，当他处于连续不断的压力下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每隔几秒钟就小声向他提出一次建议。法里德似乎很担心，杜马和我准备的材料都用完了，因此，法里德没同我们商量就请求法官向后延期，说他感到很疲劳。法官拒绝了他的请求，说那不是延期的充分理由，并重申在我们的律师撤出时曾向我们提出的警告。

那天下午，我们回到监狱的时候没有人唱歌，大家都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我们中间正在潜伏着一场危机。一回到监狱，就有一小部分人要求召开会议，我把所有的男被告都召集起来。来自伊丽莎白港的商人J.恩卡佩尼带头对我进行指责。他在反抗运动期间曾经帮助过反抗战士的家属。

“马迪巴，”他喊着我的氏族名字以示尊敬，“我要求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把我们的辩护律师都给辞退了。”我提醒他说，辩护律师并不是被哪个人辞退的，他们的撤出是经过大家同意的，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法庭的审理程序，马迪巴？”他说，“我们完全依靠你们这些律师。”

还有一些人，他们也有与恩卡佩尼相同的忧虑。我告诫他们，思想不一致是危险的。我说，我们干得很不错，今天的事情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挫折，我们还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我们的案子远远不是一个法院与一伙触犯法律的人之间的司法审判，而是力量的证明，是道义与非道义力量之间的较量。我说，我们担心的不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的法律技巧问题，更让我们担心的是其他问题。于是，大家的争议逐渐平息了。

海伦·约瑟夫被多次质询后，三号被告阿迈德·卡特拉达开始陈述他的案情。正是在凯西的第二个证人，即四号被告、有色人大会的执行委员斯坦雷·罗兰作证期间，总理沃尔沃德宣布取消了紧急状态。政府绝对没有打算长期实行紧急状态，他们当时认为，紧急状态已经成功地扼杀了解放斗争。这时候，我们的辩护律师回来了，尽管我们又在监狱里待了几周，但是，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5个多月来，我们一直被关押在狱中，并在我们的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仍然出庭应诉。

8月3日，我本人开始出庭作证。我感觉通过为别人准备证言，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在经历了三年的沉默、被禁止和国内流放之后，我盼望有机会在想要审判我的法官面前申诉冤情。在我作主要证词期间，我竭力宣传种族间相互调和妥协，并重申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诺进行非暴力斗争。在面对通过逐步改革能不能实现民主这样的问题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要求实行成年人普选，并且准备通过从经济上施加压力实现我们的要求。我们将发动反抗运动、家中静坐，或采取个人行动，或采取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不能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法律遭到了践踏，是在家中静坐制造了这种局面，让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按照我的观点，我会说：“对，让我们坐下来谈谈。”政府会说：“我们认为欧洲人现在对非欧洲人可能当政的政府没有准备。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给你们60个席位，由非洲人选出60名代表参加议会。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拖上5年的时间，5年后我们再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想，那就是一个胜利，我们将采取重要措施，争取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获得成人普选权，那么，我们将在5年中停止公民抵抗活动。

政府决心证明我是一个危险的、制造暴力的共产主义分子。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员，但我也不想使自己看上去像是在疏远我的共产党盟友。尽管我可能会因为发表这样的观点而再次身陷囹圄，但是，我毫不犹豫地重申，共产党人已经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有一次，法庭问我是否认为南非可以选择一党执政，我回答说：

阁下，这不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民主的问题。如果通过一党制可以最好地体现民主，那么我也会认真考虑这个主张。但是，如果多党制能够最好地体现民主，那么我会认真考虑多党制。例如，在这个国家，我们现在就是一种多党制，但是，对非欧洲人而言，这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最邪恶的专制政治。

当拉姆颇福法官犯了与那么多南非白人在普选权问题上所犯的同样的错误时，我与他争执了起来。他们的主张是，要尽到这种责任，选民必须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于一个思路狭隘的人来说，很难搞清受过教育的人不仅仅是指有文化修养的人和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搞清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可能是远比拥有高学位的人更“有素质”的选民。

拉姆颇福：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参加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什么意义？

纳尔逊·曼德拉：阁下，如果没有上过学的白人投票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拉姆颇福：难道他们在选举领导人时所发挥的影响还不如孩子们大吗？

纳尔逊·曼德拉：不，阁下，这就是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情况。一个人站出来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竞争一个席位，他起草了一份声明，说“这是我的想法”。如果是在农村地区，他说，“我反对限养牲畜”。那么，听听这个人的想法，如果你选他当议员，你就要确信这个人将会代表你的权益，在这个基础上你才投票选他当候选人，这与教育没有任何关系。

拉姆颇福：他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

纳尔逊·曼德拉：不，你要考虑到他能不能以最好的方式表达你的观点，如果能，就投票选他。

我告诉法庭，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通过非暴力和人数上的优势实现我们的要求。

我们心里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可能实现这些要求。就是从欧洲人自己的情况看，尽管他们对我们存有偏见和敌意，但是，他们不会永远无视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将用经济政策打击他们。欧洲人不敢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他们必须作出回应，阁下，他们也正在作出反应。

紧急状态令是在8月份的最后一天取消的。在5个月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回家。当约翰内斯堡的人听到取消紧急状态的时候，他们立即开车到比勒陀利亚，因为他们预料到我们可能会被释放。当我们被允许离开监狱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亲属朋友们的热烈欢迎。温妮已经来到了比勒陀利亚，我们的重新团圆令我们非常高兴。我已经有5个月没有和我的夫人在一起生活，5个月没有见到我夫人的笑脸。5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躺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觉。

一个人蹲过监狱后，他对生活中的小事情就会很感激：愿意什么时候散步就去散散步，走进商店买份报纸，或讲话或保持沉默。其实，都是些自己说了算的简单行动。

即使是取消紧急状态令之后，叛国审判还是又进行了7个月，直到1961年3月29日才结束。从各个角度说，这些日子对被告来说都是光荣的，因为我们自己的人民无所畏惧地坚持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罗伯特·莱沙有力地批驳了政府的谬论，说什么非洲人国民大会想引诱政府使用暴力，这样，我们就可以也还以暴力。格特·西班德雄辩地向法院陈述了非洲农民的悲惨生活。德高望重的伊萨克·本蒂已是81岁高龄，是一位非洲土著传教教堂的世俗教士。他对我们为什么选择在家中静坐而不选择罢工作了充分说明。

10月份，令人敬畏的马修斯教授被要求做我们最后的一位证人。他在证人席上表现得从容不迫，把检察官视为需要严加管教的没有素养的学生。面对傲慢的检察官，他常常使用这样的语言：“你要我说的是，你们所说的那次讲话是一个鼓动暴力的讲话，代表着我们的组织政策。而我要说的是，第一，你们的论点是不正确的；第二，我不想说这句话。”

他用漂亮的语言说明，非洲人民知道非暴力斗争会承受苦难，但是，我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斗争，是因为我们把自由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他说，为了摆脱压迫，人民愿意承担最大的苦难。马修斯站在被告席上，辩护在高调中结束。他作完证后，肯尼迪法官与他握手，并表示希望能在好一些的环境下再次与他见面。

37...

取消紧急状态令之后，全国执行委员会在9月份秘密召开了会议，讨论将来的形势和对策。虽然我们在审判期间就曾经举行过讨论，但是，这是我们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政府正在加紧武装，不仅从组织外部对我们形成威胁，也从组织内部对我们形成威胁。我们不会听任政府取缔我们的组织，而是在地下继续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章程规定的关于举行全国大会、支部会议和公共集会的民主程序。为了与未被取缔的大会组织保持联系，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但是，新的组织结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参加新的组织结构的人将有被捕和被关押的危险。执行委员会及其附属组织将不得不严格周密地进行组织，以适应非法斗争的环境。出于需要，我们解散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有人强烈反对这些调整，但是，我们现在是非法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于参加组织活动的人来说，政治斗争的潜在危险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危险。

尽管“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已经关门停业，但是，我继续尽可能地做各种法律工作。许多同事都准备开办律师事务所，他们纷纷派人或打电话邀请我入伙，但是，我宁愿多数时间在科尔瓦德房产大街13号阿迈德·卡特拉达的平房内工作。尽管我的律师事务所已经停业，但是，我作为律师的声誉并没有消失。很快，13号平房和外面的走道上都挤满了诉讼当事人，凯西回家后不得不躲到厨房里才能享有安静。

在此期间，我几乎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更是很少有时间回家。我经常在比勒陀利亚一直工作到深夜，或者匆忙赶回约翰内斯堡处理别的案子。当我真的与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晚饭的时候，电话铃也往往会忽然响起，我又不得不匆忙离开自己的家。温妮又怀了孕，她以无限的耐心忍受着一切。她希望她的丈夫在她分娩的时候能在医院陪伴她，但是，事实却让她很失望。

在1960年圣诞节休息期间，我得知马卡托在特兰斯凯生了病。他在那里读书，我不顾自己正处于被禁止的境地，赶到特兰斯凯去看他。我开了一夜的车，除了加油没停过车。马卡托需要动手术，我决定把他带到约翰内斯堡进行治疗。回来时又开了一夜的车，把他送到他母亲的住处，然后为他安排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得知温妮已经分娩。我赶忙去了布里奇曼纪念医院的非欧洲人分院，发现温妮和新生女儿已经被安排住在那里。新生女儿很好，但温妮的身体却非常虚弱。

我给我的新生女儿取名津泽斯娃，她是以科萨桂冠诗人塞缪尔·木卡伊的女儿命名的。在我去希尔德顿读书之前，塞缪尔的诗句曾一直鼓舞着我。当这位诗人经过很长时间的外出周游之后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女孩。他不知他夫人怀孕的事，认为这个女孩是别的男人的孩子。按照我们的风俗，当一个女人分娩后，丈夫10天之内不准进入夫人的房间。这位诗人十分生气，他没有遵循这个风俗，拿着长矛气冲冲地闯进他夫人的房间，想把夫人和孩子一起杀死。但是，当他看见那个婴儿的时候，发现她长得非常像自己，于是就又缩了回去，并说了声“u zindzile”，意思是“你长得太像我了”。于是，他给女儿取名津泽斯娃（Zindziswa），也就是他说过的那句话。

38...

最高法庭用了一整个月的时间对叛国案进行最终结案。最终结案常常由于法官的提问、指出争论中的问题而中断。3月份，轮到我们了。伊斯雷尔·梅赛尔斯直截了当地驳斥了暴力指控。“我们承认存在不合作和消极反抗的问题，”他说，“我们非常坦诚地说，如果不合作和消极反抗也构成高级叛国罪，那么我们就是有罪的。但是，不合作和消极反抗显然不属于叛国罪。”

对于梅赛尔斯的论点，布拉姆·费希尔继续进行辩论。但是，3月23日，法官中断了布拉姆的结论性辩论。我们还有几周的辩论时间，但是，法官要求休庭。这是不正常的。但是，我把这次休庭当做一个有希望的信号，因为，休庭说明法官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观点。6天后，我们将再回到法庭，我们认为到那时将被正式判决。同时，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我受到的禁止处罚预计在休庭后两天期满。几乎可以肯定，警察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们很少注意禁止什么时候期满这件事。到那时，我将在近5年以来第一次可以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自由参加会议。我们早就计划那个周末在彼得马里茨堡举行联盟会议，目的是鼓动全体南非人参加全国宪章大会。我被秘密指定为会议的主讲人，因此必须在发表讲话前的那天晚上驱车300英里赶到彼得马里茨堡。

我动身前的那天，全国工作委员会秘密召开了会议，讨论斗争策略问题。在监狱内外召开了许多会议之后，我们决定转入地下开展工作，按照曼氏方案开展斗争。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也将在暗中开展活动。我们决定，一旦我们被宣告无罪，我将立即转入地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提议中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只有转入地下工作的人才不会受到敌人强加限制的影响。组织决定让我在某些事件中露面，希望公开的程度最大化，以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在战斗。这个建议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奇怪，我也并非特别喜欢这样做。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一项危险的使命，我将离开我的家人。但是，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他所信奉的生活的权利之时，他就没有了别的选择，只能成为一个违法者。

当我开完会回到家的时候，温妮似乎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一看我的脸色，她就知道我准备过我们两人都不想要过的一种生活。我向她说明了情况，第二天我将离开自己的家。她对此很坦然，似乎已经早有预料，非常理解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必须做的那些事情并没有让她有任何更安心的地方。我让她为我准备了一个手提箱，并告诉她，我走后，朋友和亲属会照顾她，但是没有告诉她我将在外面待多久，她也没有问。这并不令人感到遗憾，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我将回到比勒陀利亚，听候礼拜一的判决。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不会再回家：如果我们被判有罪，我将直接走进监狱；如果我们被判无罪，我将立即转入地下。

我的大儿子泰姆比在特兰斯凯的一所学校里读书，所以我无法向他说一声再见。但是，那天下午我把马卡托和我的大女儿马卡紫薇从奥兰多东他们母亲那里接出来。我们一起过了几个小时，一起在城外散步，交谈和玩耍。我向他们说了再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们。自由战士的孩子们也知道不向他们的父亲提太多的问题，从他们的眼神里我能明白他们知道要发生重大的事情。

在家中，我吻别了两个小女儿，当我与威尔逊·康考一齐上车的时候，她们向我挥手致意，我们将开始去纳塔尔的长途跋涉。

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名代表聚集在彼得马里茨堡参加联盟大会，他们代表着150个不同宗教、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政治的团体。当我于3月25日礼拜六晚上走上演讲台，面对忠诚而热情的听众的时候，我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我已经接近5年不能自由地在公众讲台上发表讲话了，我几乎忘记了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讲话所经历的那种激情。

在讲话中，我号召成立全国大会，通过这个大会，所有的南非人，不分黑人和白人，也不分印度人和有色人，将以兄弟般的关系，坐下来共同创造一个能够代表整体国家的国体。我号召大家精诚团结，我们将是战无不胜的。

联盟大会要求全国代表大会从所有的成年人选出的代表中在平等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全国大会组织，以便为南非制定一部全新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宪法。会上选举产生了一个全国行动理事会，选举我担任名誉书记，并就这个要求与政府沟通。如果政府不同意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我们将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29日举行三天大罢工，同时宣布在南非建立共和国。当时，我对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并不抱任何幻想。

1960年10月，政府进行白人投票表决，决定南非是否应该变成一个共和国。这是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长期抱有的一个理想，为了抛弃与这个国家的联系，他们在英布（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中浴血奋战。赞成成立共和国的观点赢得了52%的选票，确定在1961年5月31日宣布成立共和国。我们在宣布成立共和国的那天，开始了以家中静坐为形式的全国罢工，表明我们认为这样的变化仅仅是在做样子。

会议一结束，我立即给总理沃尔沃德发了一封信。在信中，我正式要求他召开一个全国立宪大会。我警告他，如果不召开这样的大会，我们将在全国举行三天最大规模的罢工，并且罢工将在5月29日开始。“我们对于你的政府可能采取共和制不抱任何幻想，”我在信中写道，“在最近12个月中，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我还发表了紧急声明，宣布罢工采取和平的、非暴力的家中静坐形式。沃尔沃德除了在议会中把我的信描绘成“傲慢无礼”以外，并没有作任何答复。政府反而开始显示其在南非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最吓人的力量。

39...

1961年3月29日早晨，没等老犹太会堂开门，一大群支持者和新闻记者就挤了进来。这天是期待已久的叛国案宣判的日子。有数百人被拒绝进入宣判大厅。当法官宣布开庭时，观众席和记者席都已经挤满了人。当拉姆颇福法官用木槌敲响最后的判决之时，政府提出了一个特别申请，要求对控告书进行更改。此时已是11时59分，已是最后的时刻，这个请求整整迟到了两年。法庭拒绝了这个请求，而听众席上开始嘀咕着表示同意。

“法庭内保持肃静！”维持秩序的官员高声说，拉姆颇福宣布三名法官组成的宣判小组已经达成了判决意见。此时，法庭一片寂静，拉姆颇福用他那低沉而平静的声音重申了法庭的结论。是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想用“激进的、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取代现政府；是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抵抗运动期间确曾采用非法手段进行抗议；是的，某些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发表讲话，鼓动群众使用暴力；是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具有很强的左翼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西方、赞成苏维埃的态度上，但是——

根据提交给本法庭的所有证据和我们发现的事实真相，本法庭不可能得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采用了暴力政策推翻现政府，即发动群众直接使用暴力反对政府的结论。

法庭认为，控方没有证据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或者证明《自由宪章》就是向往共产主义国家。于是拉姆颇福法官宣布：“由于发现被告无罪，因此他们将被释放。”

观众席上的旁听者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我们站起身来，相互拥抱，向沉浸在欢乐中的人们挥手致意。然后，我们步入法院的大院内，有的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有的放声大笑，有的欢呼雀跃。当我们出现在群众当中的时候，大家一起高兴地欢呼。我们被告中有些人把我们的辩护律师高高地举了起来。把伊斯雷尔·梅赛尔斯举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身材很魁梧。我们周围到处都是闪光灯，我们四处张望，想从人群中找到朋友、妻子和亲属。温妮走了过来，我高兴地把她拥抱在怀里，尽管我知道，虽然此时此刻我也许是自由的，但是，我将不能享受这种自由。当我们大家一起走出法院大院的时候，叛国审判庭里的人都开始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政府在法庭上费了4年多时间，指派了几十个起诉人，提供了数以千计的文件和数以万计的证词，但是他们的目的并没有得逞。判决结果对政府来说是十分尴尬的，在国内和国外都丢了面子。但是，这样的结果只能使政府对我们更加仇视。他们所吸取的教训不是冤枉了我们，而是要对我们采取更加无情的打击。

我不认为这次判决说明这个法律体制本身是正确的，或者说，它证明黑人在白人的法庭上能讨到公道。它不过是唯一的一次正确判决而已，从很大程度上说，它是优秀的辩护队伍和审判班子秉公断案的结果。

这个法庭可能是南非唯一的让非洲人能够有公正听证并仍能够采用法律规定的地方。在一个合众党提名的、由开明的法官主持下的法庭上，这一点尤为真实。因为，这些人中的多数仍然能够坚守法律的规定。

作为一名学生，我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南非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适用于每个人，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位高低。我由衷地相信这一点，并且按照这个信念对我的人生作了安排。但是，我作为律师和社会积极分子的生涯却使我擦亮了眼睛。我发现，课堂上教的与法庭上学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从认为法律是一把正义之剑的理想主义观点，转变为认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一个工具。尽管我为正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且有时我也得到过正义，但是，我绝不会期待在法庭上能得到正义。

在叛国审判中，法官超越了他们的偏见、教育和背景。人的身上有一种善良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被埋没或隐藏，也可以出乎意料地显现出来。拉姆颇福法官，以他的冷淡态度在整个审理期间给大家留下了与少数白人统治者有相同的观点的印象。但是，最后判决时，一种基本的正义感主导了他的审判。与他的同僚相比，肯尼迪并不太保守，他似乎受到了平等思想的影响。例如，有一次他和杜马·诺克韦乘坐同一航班从德班飞往约翰内斯堡，当航空公司开往城里的公共汽车司机拒绝杜马乘坐的时候，肯尼迪也拒绝乘坐那辆公共汽车。法官比克总是给我胸怀坦荡的印象，并且似乎知道坐在他面前的被告在政府手中遭受了许多痛苦。我是从这三人的个人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并不是把他们当做法庭或政府或他们所属的种族的代表，而是把他们当做反逆流的人类行为的榜样。

法官比克的夫人是一个对别人的需要很敏感的人。在紧急状态期间，她曾募集物资援助被告。

但是，政府蒙受耻辱的失败之后，决心不再让这种失败重演。从那天起，他们不再打算依靠那些不是自己指派的法官。他们也不准备奉行他们认为的那些法律上美好的东西，例如，保护恐怖主义者或允许被判决的服刑者在监狱里有一点权利等。也就是说，在叛国审判期间，没有什么人曾受到隔离、拷打和折磨等形式逼供，而所有这一切在判决之后不久都将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第六部 黑色的海绿花

40...

判决后，我并没有回家。尽管别人的心情像过节一样，急于庆祝一番。但是我知道，当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动袭击，而我不想给他们留下袭击的机会。我急于在被禁止或逮捕前脱身，当天夜里我住在了约翰内斯堡一栋安全的房子里。那是一个睡在陌生床上不安宁的夜晚，每辆汽车的鸣叫声都会让我担惊受怕，认为可能是警察来抓我。

瓦尔特和杜马把我送上路，这次的目的地是伊丽莎白港。在那里，我将与戈万·姆贝基和雷蒙德·穆拉巴见面，并探讨新地下组织结构问题。我们在马斯拉·帕泽医生的家里见了面，马斯拉·帕泽后来因为允许我们在他家里会面而被判监禁了两年。在组织上安排的一所安全房子里，我会见了自由派报纸《伊丽莎白港晨报》的一位编辑，与他讨论了全国代表大会运动问题，目的是赢得另外几家报社的支持。我后来又拜访了帕特里克·邓肯，他是自由派周报Contact的编辑和出版人，也是自由党的创始人和反抗运动期间第一个白人志愿反抗者。他的报纸一直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由共产党人控制，但是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的第一件事却是仔细阅读叛国审判记录使他纠正了错误观念，他将在他的报纸上对这些错误观念进行更正。

那天夜里，我在开普敦召集的非洲人乡镇牧师会议上讲了话。我之所以提及这次会议，那是因为有一位领祷牧师几年来一直与我在一起，可以说是我困难时期的力量支柱。他感谢上帝的慷慨、仁慈、怜悯和对全人类的关心。但是，他当时也以自由的名义提醒上帝，他的子民中的某些人正在被另一些人蹂躏，而上帝对这个事情似乎没有给予注意。那位乡镇牧师后来说，如果上帝不在引导黑人得到拯救时表现得更积极一点，黑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拯救自己，阿门！

在开普敦的最后那个上午，我要在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皮克的陪同下离开宾馆，我对宾馆的有色人经理表示感谢，因为他对我照顾得非常好。他非常和善，不过也非常好奇。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告诉我有色人社团担心在非洲人执政后，他们将和现在在白人执政下一样受压迫。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意人，可能与非洲人接触不多，因此，担心黑人也会和白人一样压迫他们。这种担心在一部分有色人社团中很普遍，特别是在开普地区。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但我还是向这位经理介绍了《自由宪章》，并强调我们承诺不搞种族歧视。一个自由战士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民宣传自己的主张。

第二天，我在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大会运动联合执行委员会一起召开的秘密会议，讨论即将采取的行动是否应该采用完全彻底的、配以罢工纠察队和游行示威的罢工形式。坚持采取罢工形式的委员说，我们自1950年就采用的在家中静坐的斗争策略经历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在吸引群众的形势下，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形式是必要的。我赞成另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家中静坐可以打击敌人，同时又可以防止敌人对我们反扑。我坚持认为，人民的信心在我们的运动中得到了提高，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我们并不是不顾他们的生命。我说，在沙佩维尔由于示威者的英雄主义，使敌人打死了我们的人。我坚持采取在家中静坐的方式，尽管我知道全国人民对消极反抗已经不耐烦，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没有全面策划就脱离我们已经验证过的斗争策略，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罢工形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采取在家中静坐的形式进行罢工。

生活在地下需要经历一种地震式的心理转换。你必须对每个行动进行计划，不管行动是小还是看似不重要，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无罪的。一切都不确定，你不能自己左右自己，必须完全适应你所承担的任何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一个南非黑人来说，不仅仅是适应的问题。因为按照隔离法，黑人本就过着一种阴影般的生活，生活在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隐蔽之间。做一个南非黑人就意味着不相信任何事情，这与一辈子生活在地下没什么不同。

我变成了一个夜间活动的生灵。白天躲在隐蔽的地方，天一黑就出来做我的工作。我主要是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过根据需要我也会到其他地方。我住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在民居中间，哪里没有人、哪里不引人注意就住在哪里。尽管我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是我更喜欢孤独，我希望有自己左右自己的机会，自己做计划、自己思考、自己谋划。不过，我孤独得有点过分，令我十分想念我的夫人和家人。

在地下的关键是让别人看不见。正如走进房间时可以使你十分显眼一样，你也完全能够在走路和行动时使自己不被别人注意。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要经常抛头露面；但作为一个亡命之徒，却又不能这样做。在地下工作的时候，我走路时不能挺胸，站立时不能直腰。我说话的声音要低，且不能说得清清楚楚。我要更低调、更少管闲事，我也不刮胡子、不理发。我伪装最多的是司机、厨师或“园艺工”。我身上穿的是工地上工人穿的蓝色工作服，并且常常戴着没有镜框的茶色眼镜。我有一辆汽车，并且有一顶与我的工作服配套的司机帽。装扮司机更为方便，因为我可以找借口开着汽车外出。

在头几个月里，当局签发了抓我的逮捕证，警察到处追捕我，我的潜逃生活使媒体产生了许多猜测，常常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说我藏在什么什么地方。全国各地都设立了道路检查站，但是，警察总是空手而归。有人给我送了一个绰号，叫“黑色海绿花”。这个绰号有某种贬义，来源于奥希兹男爵夫人的虚构人物——红色的海绿花。在法国革命时期，他曾惊险地躲过了对他的一次次追捕。

我秘密地在全国各地活动：在开普与穆斯林在一起，在纳塔尔与制糖工人在一起，在伊丽莎白港与工厂里的工人在一起。我走遍了全国各地的乡镇，夜间在各地参加会议。我甚至带上满满的一口袋三便士硬币通过电话亭给新闻记者打电话，传播有关我们的计划和警察如何无能的故事，满足人们对黑色海绿花的神话需求。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或那里，使警察感到烦恼，人民却感到高兴。

有许多关于我在地下活动的传奇故事，人们喜欢美化勇敢者的传说。我确实有过几次险中逃脱的经历，但却没有人知道。有一次，我正驾驶汽车在城里行驶，遇到红灯后停在了路口。我看见左边相邻的轿车内坐着威特沃特斯兰德警察局的斯彭格勒上校。对他们来说，这是逮捕黑色海绿花的最好机会。我头戴工作帽，身穿蓝色工作服，眼睛上挂着我的茶色墨镜。他们竟然没有认出我来。尽管我在那里等信号只等了几秒钟，但我感觉似乎等了几小时。

有一天下午，我在约翰内斯堡装扮成一个司机，身上穿着长风衣，头上戴着司机帽，正在一个僻静处等候接我的汽车。我发现一个非洲人警察大步朝我走来，我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看是否有逃跑的可能。但是，没等我逃跑，那个警察却冲着我微笑，并暗暗地向我行了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竖拇指礼就走开了。像这样的危险我遇到过多次，每当我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许多非洲人警察是忠诚于非国大的。有一天，一个黑人警察中士偷偷告诉温妮，一定不要让马迪巴在星期三夜里住在亚历山大，因为警察将在当天夜里发动袭击。在斗争期间，黑人警察常常受到严厉批评，但是，他们多数人都起到了极其宝贵的暗中保护的作用。

在我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不修边幅。我的工作服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苦力穿了一辈子的工作服。警察为我画了一张留着长胡子的像，并广泛张贴。我的同事催促我把胡子刮掉，但是，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正因为人们认不出来，所以有时我可能会受到冷落。有一次，我计划到约翰内斯堡远郊参加一个会议，一位著名牧师安排他的朋友留我在那里住宿。我到达门口时，没等我说明我是谁，在门口的那个老太太惊叫着说：“不，我不让你这样的人来这里！”并赶快关上了门。

41...

我在地下工作的时间主要用于策划5月29日的罢工。政府与解放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态势。5月末，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反抗组织的领导人进行了袭击。禁止召开会议、没收印刷物品，议会草草通过立法，警察对没有缴纳保释金的被指控人员可以关押12天，从而使合法的行动也遭到打击。

沃尔沃德宣布，支持罢工的人，包括对罢工有同情心的媒体是在“玩火”，这是一个不祥的宣言，充分暴露了政府的残酷无情。政府敦促工业界为工人提供睡觉的地方，这样，工人在罢工期间就不必回家。在举行罢工的前两天，政府举行了南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式。军队实施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调防，警察取消了节假日，军队封锁了城市的出入口。撒拉森坦克在市区污浊的街道上隆隆行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一旦发现有人集会就俯冲下来把人群驱散；到夜间，直升机在住宅区不断地打着探照灯。

在举行罢工几天之前，我们广泛地印发了英文宣传品。但是，罢工前却有人把这些宣传品撕碎，敦促工人去上班。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他们散发了数千份传单，号召人们抵制罢工，并把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污蔑为胆小鬼。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行动使我们感到震惊。有问题可以批评，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企图通过直接号召人民去上班和为敌人服务来破坏罢工，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举行罢工前的那个夜里，我们计划在索韦托的一座安全的房子里与约翰内斯堡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班子一起召开会议。为避免遭遇警察在路上设置的路卡，我从克利波顿进入索韦托，因为那里通常没有警察巡逻。但是，当我绕进一个偏僻的角落时，却正好撞上了我设法避免的路卡。一位白人警察示意让我停车，当时我穿的是一身普通工作服，头上戴的是司机帽。他眯着眼睛透过车窗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走过来亲自对我的汽车进行搜查。通常，这都是黑人警察干的活。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然后又让我出示通行证。我告诉他说，我的通行证遗忘在了家中，不过我能背出号码，于是我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编造了个号码背给他听。这似乎让他很满意，并最终放我通行。

5月29日是礼拜一，那天是罢工的第一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失业和失去生活来源的危险拒绝去上班。在德班，印度工人走出了工厂；在开普地区，数以千计的有色工人在家中静坐；在约翰内斯堡，有一半以上的雇员待在家中；在伊丽莎白港，参加罢工的人数就更多。我对人民群众的这种反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美我们的人民“敢于藐视政府史无前例的恫吓”。白人组织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被淹没在了我们的罢工浪潮之中。

尽管有关第一天罢工的报道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人民对这次罢工的反应总的来看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样强烈。通信和交通都很困难，而且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传播得快，随着报道越来越多，我感觉有些失望。那天晚上，我的情绪非常低落，也感到很生气。我与《兰德每日邮报》的本杰明·博格兰德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我建议结束非暴力斗争。

在罢工的第二天，在与我们的同事进行商量之后，我号召停止罢工活动。那天上午，在市郊白人居住区的一所公寓内，我会见了本地和外国媒体的记者，我再次声明，这次举行的在家中静坐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毫不掩饰地认为，新的一天将要到来。我说：“如果政府作出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心目中，我们正在翻过非暴力政策这一历史篇章。”这是一个庄严的声明，并且我知道，我将受到执行委员会的批评，因为我未经组织讨论就发表了这样的讲话。但是，有时为了把组织推向你希望的方向，你就必须站出来。

1960年初以来，关于使用暴力的辩论就一直在进行。早在1952年，我与瓦尔特·西苏陆第一次讨论了武装斗争问题。现在，我又一次与他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我们一致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着手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共产党已经秘密地重新设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现在正在考虑组建自己的军队。我们决定要在工作委员会上提出武装斗争的问题，于是，在1961年6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刚一提出建议，就遭到摩西·考塔尼的反对。他是共产党的书记，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中是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他指责我没有认真考虑这个建议，说我中了政府的计，被政府的行动吓坏了，因此在绝望中企图乞求于革命的语言。他强调：“如果我们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足够的勇气，我们仍然有采用老的斗争方式的余地。如果我们采纳曼德拉的建议，我们无异于把无辜的人民交给敌人进行屠杀。”

摩西能言善辩，我明白是他使我的建议遭到了失败。连瓦尔特都不站在我的立场上说话，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后来，我与瓦尔特交换了意见，吐露了我受到的挫折，责备他没有站出来帮我说话。他笑着说，如果那样做，将是如同与怒狮的傲慢争高低一般愚蠢。瓦尔特是一个有外交手腕的人，很有心计。“让我安排摩西单独来见你，”他说，“那样，你就可以陈述你的意见。”我当时在地下，但是，瓦尔特设法把我们两人安排在市区内的一个房子里见了面，我们谈了一整天。

我坦诚地说明了我认为除了转向暴力没有别的选择的原因。我引用了一句非洲俗话：“Sebatana ha se bokwe ka diatla。”（打野兽不能赤手空拳）摩西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告诉他，反对暴力斗争就像巴蒂斯塔当政下的古巴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坚持认为，如果条件尚不成熟，只能等待时机的到来，因为他们教条地遵循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卡斯特罗没有等，他使用了暴力，于是他胜利了。如果你教条地等待条件成熟，那么这些条件永远也不会产生。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摩西，他的观点仍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一个合法组织的旧模式。人民已经做好了组建自己的军队的准备，能够领导他们的只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我们总是让人民走在我们的前面，现在仍然如此。

我们交流了一整天，最后，摩西对我说：“纳尔逊，我不向你许诺任何事情，但是，你可以在工作委员会内部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在一周内就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次，摩西没有发言，会议形成了一致意见，让我向德班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瓦尔特露出了微笑。

与当时所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一样，德班执行委员会会议需要秘密地在夜间召开，以躲避警察的袭击。我预料将会遇上困难，因为鲁图利酋长也要参加这次会议，我知道他一贯从道义上主张非暴力斗争。我也为这个建议不合时宜而担心：叛国审判刚刚结束，我就提出采用暴力问题，而在法庭上我们已经声称，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而不是一个根据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策略。而我本人则认为恰恰相反，非暴力是一个策略，当它不再有保留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放弃它。

在会上，我坚持认为政府不给我们选择的余地，只有选择使用暴力。我说，让我们的人民别无选择地以和平方式面对政府的武装镇压是错误的，也是无道义可言的。我再次重申，人民已经决定拿起武器，不管我们发动他们与否，暴力斗争都会开始。难道我们按照反对压迫、拯救生命的原则领导暴力斗争对人民还有什么不好吗？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带头使用暴力，我们很快就要掉队，整个运动也将会失去控制。

酋长开始时反对我的观点。对于他来说，非暴力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而且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我做了一整夜的工作去说服他，因为我相信他心里知道我们是正确的。他最后同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当有人含沙射影地说，可能酋长对于这样一条路线没有思想准备时，他反驳说：“如果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那就让他惹惹我试一试，他将知道他是多么的错误！”

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式认可了工作委员会的初步决议。酋长和其他人都认为，我们应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没有对它进行讨论这样一个态度去对待这个新的决议，因为他不想危及没被取缔的联盟组织的合法性。他的想法是，采取军事行动应该成立独立的机构，这个机构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联系，并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一个部门，但是，它可以基本保持独立。我们将保持两种独立的斗争方式，我们愿意接受酋长的建议。酋长和其他人都告诫我们，不要把这个新的局面当做忽视组织基本任务和传统斗争方式的借口。忽视组织的基本任务和传统斗争方式将由于武装斗争成为运动的核心而造成失败，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如此。

第二天夜里，在德班召开了联合执行委员会会议。出席单位有印度人大会、有色人人民大会、南非商业工会和民主党人大会。尽管这些组织一般都会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决议，但是我知道，有些印度同事将会努力反对转入暴力斗争。

会议开头就不吉利。会议主持人鲁图利酋长宣布，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了采用暴力斗争的决议，但是，“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希望与会的同事们今天把它作为一个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显然，鲁图利酋长并不完全接受我提出的新路线。

我们晚上8点开始开会，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我仍然坚持我一贯坚持的观点，但是，许多人都持保留态度。玉苏福·凯查利亚和奈克医生请求我们不要坚持这个路线，他们认为这样政府就会扼杀整个解放运动。J. N.辛格是一个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那天夜里讲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非暴力没有让我们吃败仗，”他说，“而我们却让非暴力吃了败仗。”我反驳说，事实上非暴力使我们吃了败仗，因为，我们的非暴力并没有阻止住政府的暴力，或者说没有改变我们的压迫者们的心肠。

我们争辩了一整夜。第二天凌晨，我开始感到我们的争论有了进展。当时，许多印度领导人对结束非暴力仍然持失望态度。但是，南非印度人大会的成员M. D.奈杜忽然开了口，他对印度同事们说：“啊，你们是害怕蹲监狱，仅仅如此而已！”他的话在会上引起一片哗然。当你对一个人的忠诚提出疑问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一场战斗。整个论战似乎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未了之局。不过，到天快亮的时候，大家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联盟大会授权我先行一步，组建一个新的军事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保持相互独立。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仍然保留非暴力的斗争策略。为了组建这个军事组织，我被授权优先挑选人才，想和谁合作就和谁合作，需要和谁合作就和谁合作，并且可以不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直接控制。

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50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把非暴力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不容置疑，也不容辩论。从此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是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组织。我们走上了一条新的、更危险的道路，一条有组织的军事斗争道路，其结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知道。

42...

我从来没有当过兵，从来没有打过仗，也从来没有朝敌人开过枪。但是，组建军队的任务却落到了我的头上。这对于一个退役的将军来说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更何况是一个军事新手。这个新组织取名为“Umkhonto we Sizwe”（民族长矛军，又译为“民族之矛”），或缩写为MK。我们之所以以长矛命名这个军事组织，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人一直用这种简陋的武器抗击白人的入侵。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不允许白人参加，但是，民族长矛军并没有这个限制。我立即招募乔·斯洛沃和瓦尔特·西苏陆一起组成最高指挥班子，我在这个班子内任主席。通过乔，我招募了白人共产党员入伍，这些人早就决心使用暴力，并且已经开展了诸如切断政府的通信线路等破坏活动。我们还招募了杰克·霍奇森和拉斯迪·波恩斯坦参加行动，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杰克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是“跳羚军团”的成员，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位爆破专家。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展针对政府的暴力活动，但到底开展什么样的暴力活动还有待于研究决定。我们的意图是对个人的打击要尽可能小，而对政府的打击则要尽可能大。

我从自己唯一能干的事情着手干起，例如帮助专家查查资料或者动动嘴什么的。我要学习发动革命的基本原理，我发现这方面有很多资料，并首先阅读了现成的论述武装战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文献。我想弄明白什么样的环境条件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如何创建、训练和维持一支游击战争队伍，如何对这支游击队伍进行武装，物资供给从何处来，这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对一切原始资料都很感兴趣。我阅读了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他们在巴蒂斯塔当政期间作为一个非法组织的斗争经历。在德尼斯·赖茨所写的《突击队》一书中，我学习了英布（英国人－南非白人）战争期间布尔将军们的游击战术。我阅读了切·格瓦拉、毛泽东、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著作和关于他们的书籍。在埃德加·斯诺的光辉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我发现是毛泽东的决心和非传统思想把他引向了胜利。我阅读了梅纳赫姆·贝京写的《起义》一书，并被这位以色列领袖在一个既没有高山又没有森林、情况与我们类似的国家里领导游击队的事迹所鼓舞。我渴望详细了解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对墨索里尼的武装斗争，以及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情况。

我研究了南非的过去，学习了白人入侵前后的南非历史，探讨了非洲人与非洲人之间、非洲人与白人之间、白人与白人之间的战争。我调查了南非的主要工业区、国家的运输系统和通讯网络，积累了详细的地图资料和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地形分析资料。

1961年6月26日，我给南非新闻媒体发了一封信，赞扬了人民群众在最近的罢工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并再一次号召召开全国立宪大会。我又一次发表声明，如果政府不举行这样的大会，我们将在全国发动不合作运动。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得知政府签发了逮捕证，警察正在到处搜捕我。全国行动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认真的研究……劝我不要自首，我接受了这个劝告。我将不会向我不承认的政府自首，任何严肃的政治家都会发现，在南非现在的条件下，通过向政府自首自寻无谓的牺牲就是幼稚和犯罪……

我选择了这条比坐等胜利更加艰难、更有风险的道路，我不得不离别我亲爱的妻子、儿女、母亲和姊妹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当一个违法者。我不得不像我们许多人正在做的那样，关闭自己的生意、放弃自己的职业、在贫困中生活……我将与你们一起向政府宣战，一英寸一英寸、一英里一英里地向前进，直到最后取得胜利。你们打算干什么？你们能不能与我们在一起？或者，你们想不想与残酷镇压你们的人民的政府合作？难道你们打算在关系到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和中立？我自己已经作出了抉择。只有通过艰难、牺牲和军事行动才能获得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到结束我的生命。

43...

在转入地下后的头几个月，我在商业大街上的一户人家中住了几周。此后，我又在伯里亚与沃尔菲·克代士一起住在地下的单身公寓里，那里是距离市区很近的一个白人居住区。沃尔菲是一个民主党人大会的成员，也是《新时代》的记者。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打过仗。他的战争知识和亲身战斗经验对我帮助很大。在他的建议下，我阅读了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克劳塞维茨的中心思想是：战争是外交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这个思想正好与我的感觉相吻合。我依靠沃尔菲为我搜集阅读资料，但我又担心会因此影响他的生活，打扰他的工作和休闲。但是，他是一位热情好客且十分谦虚的人，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几乎在他的公寓里住了两个月。白天躲在里面，通过百叶窗透进的光线进行阅读和筹划，召开会议则要到夜间进行。我每天早晨都会打扰沃尔菲的美梦，因为我通常5点起床并换上运动服原地跑步一个多小时。沃尔菲终于被我的养生之道所触动，开始在早上去上班前与我一起锻炼。

民族长矛军当时正在训练起爆技术。一天夜里，我陪沃尔菲到城郊的一个旧砖场去试验起爆装置。这要冒生命危险，但是我坚持要参加民族长矛军的第一次爆炸装置的试验。在砖场里，爆炸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因为在用大机器将黏土铲起并送进制砖机之前，要用炸药把黏土炸松。杰克·霍奇森带来了一个用马口铁桶灌入炸药制成的爆炸物，并用圆珠笔内芯做成了一个起爆装置。那天夜间一片漆黑，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照明装置，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操作。准备就绪以后，我们退到远处，并开始读秒计时。当数到30秒的时候，装置发生了爆炸，扬起了许多尘土。爆炸很成功，我们迅速返回车内并四散逃离现场。

在伯里亚，我感到很安全。我从不外出，因为这里是白人居住区，警察大概不会到这里来搜捕我。我白天在这个公寓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在窗台上放一品脱牛奶，让它慢慢发酵并变酸。我很喜欢这种酸奶，科萨人把它叫做“阿玛西”，并誉之为一种卫生营养食品。制作酸奶很简单，仅仅把鲜牛奶放在露天的地方，让它酸化即可。牛奶会变稠、变酸，很像酸乳。我甚至还让沃尔菲品尝了一下，但是，他只尝了一口就露出了难咽的苦相。

一天晚上，沃尔菲回来后，我们正在公寓里闲聊，忽然听见有人在窗子附近谈话。我能听出是两个非洲人用祖鲁语谈话，但无法看到他们，因为窗帘是拉上的。我示意沃尔菲不要出声。

“那个窗台上怎么会有‘我们的牛奶’？”其中一人说。

“你说什么？”另一个人问。

“窗台上有酸奶——阿玛西，”他说，“这是干什么？”然后是一阵沉默。那个眼尖的家伙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黑人才这样把牛奶放在窗台上，黑人怎么住在白人区？我当时就意识到我需要换地方了，于是，在第二天夜里我就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藏身。

我住进了约翰内斯堡市内的一个医生家里，夜间睡在佣人居住间里，白天在医生的书房里工作。白天有人来的时候，我会躲进后院，假装是园艺工。然后，我又在纳塔尔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住了大约两个礼拜，与一群非洲劳工及其家属一起住在一个名叫汤加特的小社区内，那里离德班的海边不远。我住的是一个家庭旅馆，假扮成一个受政府指派来评估土地的农业示范员。

组织上为我配备了农业示范员用的工具，我每天都要检查土壤和做试验。我对我所做的工作几乎一窍不通，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欺骗汤加特的老百姓。但是，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农场工人，自然有辨别能力，他们没有打听我的身份，甚至当他们看见夜里有人开着轿车来到他们的社区，而且有些来人是当地的政治家时，他们也不打听我是何方人士。我常常夜里开一整夜会，白天睡一整天觉，这对于一个农业示范员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尽管我潜心于别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与这个社区有一种亲近感。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享受犹太复国主义基督教牧师们使人怦然心动的老式祈祷声。在我即将离开教堂的时候，我向一位年长者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关照。他说：“千万别客气，但是，Kwedeni（年轻人），请告诉我，鲁图利酋长要干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但是，我很快回答了他的提问：“你最好是亲自去问他，我无法替他回答。但是，根据我的理解，他要我们的土地重归我们，他要我们的国王重新当政，他要让我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他没有军队怎么办？”那个年长者问。

我很想告诉那位老人，我正在忙着组建军队。但是，我不能说。那位老人的感伤鼓舞了我，同时，我也担心别人已经发现了我的使命。我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又太长了。第二天夜里，我又像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里。

44...

我的下一个住处是立里斯里夫农场。这里与其说是藏身之处，倒不如说是一个避难之所。它坐落在利沃尼亚，是位于约翰内斯堡北部的一个小牧场，我是10月份搬到那里去的。那时候，利沃尼亚主要由小农场组成。那里的农舍和家庭用具都是由政府购置的，目的是让那些在地下工作的矿工有个安身之处。当时，我住的是一个需要整修的老房子，没有人在里面居住。

我假扮成一个给主人看管房子的男佣住进了那所房子。我化名大卫·莫扎马义，这是我以前的一个诉讼委托人的名字。在农场里，我穿一身简朴的蓝工作服，这是非洲男佣通常穿的衣服。白天，这里有许多工人，其中有建筑工和油漆工。他们正在对原有的主要房间进行维修和扩建。我们要求增加几个小房间，以便让更多的人居住。工人们都来自亚历山大城，他们称我“服务生”或“小伙子”（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名字）。早晨，我为他们准备早餐；上午和下午，我为他们准备饮料。他们也派我的公差，让我在农场里干些活，或者要我去扫地或收拾垃圾。

一天下午，我告诉他们，我在厨房里为他们准备了茶水。他们进了厨房，我把盛有杯子、茶、牛奶和糖的托盘依次端到他们面前。他们每人取了一个杯子，开始动手调制饮料。当我托着盘子来到在大家中间讲故事的一个人跟前的时候，他端起了一个杯子。他只注意讲故事，而没有注意看我。他一边讲，一边在空中挥动着茶匙，把茶匙当成了讲故事的道具，而没有用茶匙去取糖往茶中放。我几乎在他跟前站了好几分钟，最后，我有些不耐烦，于是就走开了。这时他注意到了我，高声说：“服务生，回来，我没说让你离开。”

许多人都描绘了一幅反映非洲社会人人平等的理想主义画图，我基本上同意这种描绘，但同时也认为，事实上非洲人之间并不总是能够相互平等对待。在为城市非洲居民引入白人社会的社会地位观方面，工业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那些人来说，我是一个下等人，一个男仆，一个没有正事可干的人，并因此而遭人藐视。我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他们没有人怀疑我是他们的仆人。

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工人们就各自回他们自己的家，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一直独自一人居住在那里，我喜欢这些宁静的时间。但是，多数晚上我都是离开这里去参加会议，直到半夜才回来。在这么晚的时间，回到我不太熟悉的并且假冒他人的名字非法居住的地方，这常常使我感到不安。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当我似乎看见有人藏在灌木丛中的时候，我感到心惊肉跳。但是，我仔细观察后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一个地下自由战士往往连觉都不能安安稳稳地睡上一次。

数周后，我在这个农场里见到了雷蒙德·穆拉巴，他是从伊丽莎白港到这里来的。雷蒙德是一位坚定的商业工会会员，他是开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位共产党党员，而且是第一个在反抗运动中被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他被非洲人国民大会选拔为第一批民族长矛军的军人。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准备动身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军事培训。当时，和他一起去中国的还有另外三个人。我们恢复了瓦尔特1952年带回来的联系渠道。雷蒙德与我在一起待了两周，比较详细地向我介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东开普地区出现的问题。在起草民族长矛军章程时，我吸收了他的意见。我们也与乔·斯洛沃和拉斯迪·波恩斯坦进行了会晤，他们两人都参加了民族长矛军章程的起草工作。

雷蒙德走后，我与迈克尔·哈迈尔进行了短时间的接触。他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键人物，是民主党人大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解放》杂志的编辑。迈克尔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当时正在研究共产党的策略，需要有一个宁静而安全的地方，以便全力以赴地进行这一研究工作。

白天，我与迈克尔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如果一个白人专业人士与一个黑人家庭仆人经常在一起谈话将会十分引人注意。但是在夜间，等工人们都走后，我们就会在一起就共产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长谈。有一天夜里，我出席了一个会议，很晚才回到农场。此时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我确信房子的门都已经上了锁，所有的灯也都已经关上了。我十分小心，因为一个黑人半夜三更开着车进入利沃尼亚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问题。但是，我忽然发现房子里的灯又被打开了，当我走近那个房子时，听见里面有收音机在响着。房子的前门是开着的，我走进房内，发现迈克尔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我为这一安全隐患而感到气愤，于是我把他推醒并告诉他：“伙计，你怎么开着灯和收音机就睡着了！”他睡得昏头昏脑的，非常恼火。“纳尔逊，你非得打扰我睡觉吗？有事能不能明天再说？”我说不行，这是个安全问题，我对他的松懈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在这之后不久，阿瑟·戈德里克和他全家作为正式租住户搬进了这所房子，我换了一处新建的家庭工住房。阿瑟的存在为我们开展活动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掩护。他是一个专业艺术家和设计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并且还是民族长矛军第一批军人。警察对他的政治倾向不甚了解，因此，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质询和袭击。20世纪40年代，阿瑟曾经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国民运动军事组织帕尔马赫一起战斗过。他熟悉游击战，帮助我填补了许多知识上的空白。阿瑟是一个十分活泼的人，因而为农场带来了一种欢快的气氛。

最后一个加入农场正规组织的人是杰利曼，他是一个友好的、退休了的白人，也是解放运动组织的一位朋友，他成了这个农场的工头。杰利曼从塞库库尼兰找来了几个年轻工人，这里很快像南非的其他小农场一样兴旺起来。他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但是，他忠诚、贤明，并且工作非常努力。我曾经为他做早饭和晚饭，而他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很久以后，杰利曼曾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帮助过我。

农场最有生气的时候，是我夫人和家人来看我的时候。有一次，戈德里克全家都住在农场，温妮利用周末来看我。我们对她到这里来作了认真安排，计划让她搭乘一辆车到某个地方下来，然后再搭乘另一辆车，最后再来到农场。后来，是她自己开车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的，她尽量选择一些迂回路线行驶，警察并没有跟踪她。

在这些周末，时间有时似乎凝固了，因为我们假设这些偷着在一起的时光是属于我们正常生活以外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在立里斯里夫比在家中更清静。孩子们可以到处跑着玩，我们在田园诗般的幻境中，不管时间有多么短，但总是十分安全。

温妮带给我一把老式气枪，这是我在奥兰多保存下来的。阿瑟和我有时用它练习打靶，或者在农场里打野鸽子。有一天，我正在房前的草坪上瞄准栖息在一棵高树上的一只麻雀，阿瑟的夫人黑兹尔·戈德里克正在盯着我，并开玩笑地说，我绝不会打中目标。但是，她的话音没落，那只麻雀就被打落在地上。我转身准备自我吹嘘一番，这时候，戈德里克的儿子保尔眼睛里含着泪对我说：“大卫，你为什么打死那只鸟？它的母亲会十分悲伤。”我的心情立即由骄傲变成了耻辱，我感觉这个小孩比我更仁慈。对于一个新生游击队的队长来说，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45...

在策划民族长矛军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方式时，我们考虑了四种暴力活动：破坏、开展游击战争、搞恐怖活动、公开进行革命。对于一支规模很小而羽翼未丰的军队，开展公开的革命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搞恐怖活动不可避免地会给活动者带来不好的名声，从而引起公众的反感。开展游击战争具有可能性，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不愿意采取暴力。我们趋向于采取对个人伤害最小的暴力形式，即破坏。

因为，破坏不会导致人员死亡，体现了以后实现种族和解的最好愿望。我们不想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埋下血海深仇。英布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南非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仇恨却仍然很深；如果我们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那么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将会是个什么样子？破坏活动还有另外的好处，那就是需要的人力最少。

我们的策略是选择军事驻防地、发电厂、电话线和交通枢纽进行突然袭击。目标不仅是破坏政府的军事有生力量，而且要对国民党的支持者产生威慑作用，吓跑外国资本，削弱经济实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策略把政府推上谈判桌。我们向民族长矛军成员下达了严格的指令，不准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如果破坏不能产生我们需要的结果，我们将转向第二阶段：开展游击战争和恐怖活动。

民族长矛军采用了亲本式的组织结构。最上层是全国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之下在各省设立地区司令部，地区司令部之下是地方武装。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地区司令部。像东开普这样的地区司令部，一般拥有50支以上的地方武装。最高司令部确定战略战术和总体目标，并负责军事培训和财政事务。在最高司令部确定的架构中，地区司令部有权选择当地的袭击目标。民族长矛军成员被严禁进行武装军事行动，无论如何不准危及生命。

我们早期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忠于民族长矛军与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区分问题。我们的大多数军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而且都是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积极分子。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参加民族长矛军，他们就停止了他们以前所做的地方工作。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书记发现，有些人不再参加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会议。他可能会走近一位军人说：“伙计，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参加会？”那位军人会说：“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

“什么会？”书记问。

“哦，我不能说。”

“我是你的书记，难道你不能告诉我？”不过，书记会很快发现这个军人具有另一种忠诚。出现了一些误会之后，我们决定，如果我们从某一个地方支部吸收一位民族长矛军战士，必须告诉该支部的书记，他的会员现在加入了民族长矛军。

12月份，在一个温暖的下午，我正坐在立里斯里夫农场的一间厨房里，从收音机里收听到鲁图利酋长在奥斯陆的颁奖仪式上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政府给了他12天的签证时间，让他离开南非去奥斯陆领奖。我们全体官兵都非常高兴。首先，这是对我们开展斗争的承认，也是对酋长作为这次斗争的领导人和个人成就的承认。它说明，西方承认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是被大国忽视了太久的斗争。这个奖项对国民党人是一个公开的打击，国民党人的宣传媒体把鲁图利描绘成了一个危险的、煽动闹事的共产主义阴谋家。布尔人对此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奖对他们来说，正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一反常态并对南非白人有偏见的例证。宣布这个奖项的时候，鲁图利酋长正处于5年被禁止期的第3个年头上，他只能在纳塔尔的斯坦格地区活动。他身体不怎么好，患有心脏病，记忆力也很差。但是，这个奖项让他感到高兴，也让我们大家感到高兴。

这个荣誉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们同时发布了似乎令这一奖项本身存在疑问的通告。鲁图利从奥斯陆回来后，民族长矛军富有戏剧性地宣布诞生了。在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号召下，12月16日凌晨，自制炸弹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的发电厂及政府办公地点纷纷爆炸。这一天正是南非白人习惯上庆祝打败丁冈的日子。我们的一位战士在行动中因疏忽而被炸死，他名叫皮特勒斯·莫莱福，是牺牲的第一位民族长矛军战士。在战争中死亡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参加民族长矛军的每一位军人都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号召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实施爆炸的同时，新的民族长矛军宣言也被印成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宣布民族长矛军的诞生。

今天，民族长矛军有计划地实施了针对政府设施的攻击，特别是那些与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相关的设施。民族长矛军是非洲人新成立的、独立的军队，这支军队由南非各种族组成……民族长矛军将采取新的方式为自由和民主进行斗争，这是对已确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补充……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中，都可能会面临着只有两种选择：投降还是战斗。现在，南非正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将不会投降，我们唯一的选择是采取一切手段，尽力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民族长矛军一贯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放，这与解放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为时已晚，但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第一次行动将唤醒每个人，让大家认识到国民党人的政策正在导致一种灾难性后果。我们希望，政府及其支持者能够及时地醒悟，以便在问题发展成内战之前使政府及其政策都发生改变……

我们选择12月16日采取军事行动是有原因的：南非白人要在这一天庆祝1838年在血河战役中打败了伟大的祖鲁领袖丁冈这一历史事件。丁冈是沙卡的同母异父兄长，当时他统治着非洲最强大的酋长国，他的统治范围甚至延伸到林波波河（也叫鳄河）以南。那天，南非白人的子弹远远胜过了祖鲁军队的长矛，附近河里的水都被祖鲁人的血染成了红色。南非白人把12月16日作为他们打败非洲人的胜利日，是上帝站在他们一边的明证，因而进行庆祝；而非洲人却把这一天作为南非白人屠杀他们人民的哀悼日。我们之所以选择12月16日，是为了表明非洲人的战斗刚刚开始，而正义和炸弹都在我们一边。

爆炸使政府感到震惊。他们把这种破坏行动谴责为极大的犯罪，同时嘲笑这一行动是愚蠢的外行人所为。这次破坏行动也使南非白人意识到，他们正坐在火山口上。南非黑人认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再是一个消极反抗组织，而是刺向白人政权心脏的一杆锋利的长矛。我们计划在两周后的除夕夜再次实施一系列的爆炸，爆炸声与钟声和报警的汽笛声混合在一起，似乎不仅与迎接新年不相和谐，而且这种声音象征着我们的自由战争进入了新的时代。

民族长矛军的声明激怒了邪恶无情的政府，对我们进行空前的反攻倒算。当时，特警部队的第一任务就是抓捕民族长矛军成员，他们不遗余力地执行着这一任务。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不会停止采取行动；而他们也向我们表明，任何事情也不会让他们放弃搜寻民族长矛军战士，他们把民族长矛军战士看作他们生存的最大威胁。

46...

当温妮来看我的时候，我曾抱有一个幻想，不管相聚是多么短暂，总认为家庭仍然完整无缺。随着警察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她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温妮有时会把津泽和泽尼带到利沃尼亚，但是，两个孩子太小，不知道我正在到处躲藏。马卡托当时11岁，已经懂事，他被告知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暴露我的真实姓名。我相信，他会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我的身份保守秘密。

但是，有一天，快过年了，他正在农场与阿瑟11岁的儿子尼古拉斯·戈德里克一起玩耍。温妮给我带来了一本杂志——《鼓》，马卡托和尼古拉斯一起玩的时候忽然发现了这本杂志，他们于是就翻阅起来。然后，他们忽然发现里面有我在转入地下前拍下的照片。“那是我爸爸！”他惊喜地说。尼古拉斯不相信。他越不相信，马卡托就越想证明他说的话是实话。马卡托然后告诉他的小朋友，我的真实姓名叫纳尔逊·曼德拉。“不对，你父亲叫大卫。”尼古拉斯反驳说。然后尼古拉斯跑到他母亲的面前问我的名字是不是大卫。她回答说：“是，他父亲是叫大卫。”尼古拉斯然后对他母亲说，马卡托告诉他，他父亲的真名是纳尔逊。这句话引起了黑兹尔的警觉。我很快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又一次意识到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太久了，但是，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农场，因为再过一周多的时间，我将离开农场去执行一项任务，执行这项任务会使我去一个只是梦想过的地方。现在，斗争的需要将第一次把我送出我的祖国。

1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接到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的邀请，去参加1962年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后来成为非洲统一组织，其目标是把非洲独立的国家吸引到一起，促进非洲大陆的解放运动。这个大会将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重要的联系渠道，对我们争取支持、资金和培训民族长矛军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机遇。

地下组织执行委员会要我率领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尽管我希望看看非洲的其他国家，并会见我们自己的非洲大陆的自由战士，但是，我心中仍然感到很不安，因为这样我将违背自己不离开南非而是转入地下开展工作的诺言。我的同事们，其中也包括鲁图利酋长都坚持让我去，但是，要求我开完会后立即回来。我决定执行这次使命。

我在非洲的这次使命并不只是参加会议，我将为我们新建立的军队争取政治和经济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在非洲大陆上为我们的军队寻找培训的地方。我也决心在非洲的其他国家提高我们的知名度，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我们仍然几乎不为人所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已经发动了自己的宣传攻势，我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也应尽可能地在这些国家加强宣传。

在动身前，我秘密开车去格劳特维勒与酋长进行协商。我们在格劳特维勒城内的一个安全的房子里会面，但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酋长出席了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会议，并且，关于民族长矛军的发展情况我们已向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每个成员作了介绍，其中也包括鲁图利酋长。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欠佳，他的记忆力也不像过去那么好。他批评我没有告诉他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事情。我设法提醒他，我们曾经在德班就采取暴力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是，他想不起来了。这就是流传鲁图利酋长不知道创建民族长矛军，并极力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使用暴力的主要原因。这些流传的故事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我在出国前与温妮在北郊的白人朋友家中住了一夜，她给我带来了一个整理好的新旅行箱。她为我出国而感到担忧，但是，她又一次坚持不与我亲热。她的行为与其说像是我的夫人，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名战士。

非洲人国民大会为我安排了去达累斯萨拉姆的航班，然后从达累斯萨拉姆直飞亚的斯亚贝巴。瓦尔特、卡特拉达和杜马·诺克韦计划在索韦托的一个秘密地点与我见面，并把旅行证件带给我，这也是我离开这个国家之前我们进行最后一次磋商的机会。

阿迈德·卡特拉达准时来到见面地点，而瓦尔特和杜马却迟迟没来。我最后不得不改变计划，卡特拉达设法找了一个人开车送我去贝专纳（独立后改名为博茨瓦纳），然后在那里乘包机。后来，我听说瓦尔特和杜马在路上被逮捕了。

开车去贝专纳是令人不安的，因为我担心碰上警察，又是第一次跨越我们国家的边境。我们的目的地是洛巴策，那里紧靠南非边境。我们顺利地跨过边境，傍晚到达了洛巴策。在洛巴策，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达累斯萨拉姆的电报，电报要求我把行程往后延两周。我与一个叛国审判时的狱友菲什·基茨英住在一起，他自从叛国审判后就搬到了洛巴策。

那天下午，我会见了K. T.莫才泰教授，他是贝专纳人民党的主席，这个组织主要由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士组成。当时，我有了意想不到的空闲时间，我用这些时间读书、起草参加会议的发言稿，并徒步游览了洛巴策附近那些原始而美丽的丘陵。尽管我离自己的国家边境并不远，但是，我仍然有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马克·穆琅叶尼经常陪我在一起，他是我特兰斯凯一个朋友的独生子，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青年会员。我们似乎是在狩猎，因为我们碰见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包括一群活泼好动的狒狒，我跟随它们走了一段时间，非常佩服它们有军队一样的组织和步调。

我很快与乔·马修斯见了面。他是从巴苏陀兰赶到洛巴策的，我坚持我们应该赶快去达累斯萨拉姆。在洛巴策，有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同事最近遭到了南非警察的绑架，因此我认为我们离开那里越快越好。我们安排了一架飞机，第一站将飞往贝专纳北部的一个名叫卡萨尼的小城镇。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坐落在四国交界点附近，四个国家分别是贝专纳、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西南非。当时都知道这四个国家是殖民地。卡萨尼的简易机场被水淹了，我们的飞机降落在数英里之外的灌木丛中一条比较干燥的简易飞机跑道上，当地一个宾馆经理带着来复枪来迎接我们，他报告说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凶猛的大象，所以来迟了一步。他乘坐的是一辆敞篷面包车，乔和我坐在后排，我看到一头母狮懒洋洋地出现在灌木丛中。我感觉远离了家乡约翰内斯堡的街道，第一次进入了神话和传奇般的非洲。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发去穆贝亚，那是离北罗得西亚边境不远的坦噶尼喀的一个小镇。我们乘飞机去了维多利亚大瀑布，然后，又向北跨越一座山脉。在跨越那座山脉的时候，飞行员试图与穆贝亚取得联系，但是没有应答。“穆贝亚，穆贝亚！”他不断地通过麦克风呼叫穆贝亚。天气发生了变化，山上充满了气流，使飞机像风疾浪高的海面上漂浮着的软木塞一样上下颠簸。我们此时在云雾中飞行，飞行员在绝望中开始沿着横穿山脉的弯曲道路降落。当时，雾很大，我们无法看清道路，当飞行员驾驶着飞机急转弯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差一点撞上了突然冒出来的山头。飞机响起了紧急报警，我记得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这下子完了。”连一直说个不停的乔也一声不吭了。但是，正当我们感到绝望并想象将要撞上一座山峰的时候，我们忽然从恶劣的天气中冲了出来，见到了晴朗的天空。我一直不很喜欢坐飞机，而那是我在飞机上最惊险的一次经历，我有时只是为了表现勇敢，而假装并不在意。

我们在当地一个宾馆里订了房间，在那里看到有一群黑人和白人坐在阳台上客气地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没有种族歧视的公共场所或宾馆。我们正在等候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穆瓦康基勒先生。他是议会议员，我们不知道他已经到达了这里，并在到处找我们。一位非洲客人走到一个白人女接待员面前。“太太，穆瓦康基勒打听过这两位先生吗？”他指着我们问。“对不起，先生，”她回答，“他打听过，但是我忘记告诉他们了。”

“请注意，太太，”他用客气而坚定的语气说，“这些人是我们的客人，我希望他们能得到适当的关照。”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我置身于一个非洲人当政的国家，我平生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尽管我是一个逃亡者，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追捕，但是，我感觉压在我肩上的那副重担被取走了。在坦噶尼喀，所到之处我的肤色都自然地被接受，没有受到任何侮辱。我第一次认识到，衡量我好坏、高低的标准不是我的肤色，而是依据我的内在素养和品质。尽管在外期间我常常想家，但是，我感觉好像第一次真正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达累斯萨拉姆，受到了刚刚独立的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接见。我们在他房间里进行了畅谈，他的房子一点都不豪华，我记得他自己开的汽车也是一部简陋的小奥斯汀。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说明，他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尼雷尔总是坚持认为，对非洲而言，阶级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则是天生固有的。

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最后呼吁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是一个精明而讲话温和的人，对我们的访问处理得很得体。但是，他对形势的理解却让我感到吃惊和失望。他建议我们把武装斗争推迟到索布克韦出狱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在非洲其他国家听见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呼吁。我描述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缺陷，坚持认为推迟武装斗争会从总体上使斗争向后倒退。他建议我争取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支持，并许诺安排引见。

我本打算在达累斯萨拉姆与奥利佛·塔博见面，但是，由于我推迟了日程，他又不能在那里等，于是给我留言，让我跟随他去拉各斯，因为他将在那里出席拉各斯独立国家大会。在飞往阿克拉的航班上，我碰见了海弥·巴萨纳和他的夫人。巴萨纳曾经是我的雇主，他一直邀请我到阿克拉跟着他干。他在南非坚持过激的政治活动，使他在南非难以生存，所以他正在加纳寻求政治避难。

飞机停在了喀土穆机场，我们排队通过海关检查，乔·马修斯是第一号，然后是我，后面是巴萨纳和他夫人。我没有护照，随身只带着坦噶尼喀签发的基本文件，仅仅证明“这是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共和国的公民，他被允许离开坦噶尼喀并返回这里”。我把这个文件递给柜台后面一位上了年纪的苏丹人，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并笑着说：“我的孩子，欢迎到苏丹来。”然后他与我握手，并在我的文件上盖了章。巴萨纳在我的后面，他向老人递上了同样的文件，那位老人看了一会儿，然后用狂躁的态度说：“这是什么？这张纸是什么？这不是官方文件。”

巴萨纳沉着地进行解释，他说，这是坦噶尼喀签发的文件，因为他没有护照。“没有护照？”移民局的官员轻蔑地说，“你怎么没有护照？你是一个白人。”巴萨纳回答说，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为黑人争取权利而斗争，因此受到了迫害。那个苏丹人看上去有点怀疑：“但是你是一个白人！”乔看了看我，知道我正在想什么。他低声对我说不要介入这件事，因为我们是苏丹的客人，不要伤了与东道主的和气。但是，除了他曾经是我的雇主之外，巴萨纳也是真正冒险为黑人解放而斗争的白人之一，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没有与乔一起离去，而是仍然站在那位官员的旁边，巴萨纳每说一件事，我总是向移民局官员点点头，似乎是为巴萨纳的话作证。那位老人明白了我的意图，态度软了下来，最终在文件上盖了章，并轻声说：“欢迎到苏丹来。”

我几乎有两年没见奥利佛了，当他在阿克拉机场迎接我的时候，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以前他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但是现在他留起了胡子，头发很长，一身非洲大陆自由战士的打扮（他可能对我也有同样的反应）。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重逢，我赞扬他在国外干了很多工作。他已经在加纳、英国、埃及和坦噶尼喀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办事处，并与其他许多国家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接触。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奥利佛给各国的外交人员和政治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可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好的大使。

拉各斯独立国家大会的目标是把所有的非洲国家都联合在一起，但是，最后却演变成了一次吸收或不吸收哪个国家的吵嘴大会。我保持低调，尽量在会上少出头露面，因为我不想在我出现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之前，就让南非政府知道我在国外。

在从阿克拉去亚的斯亚贝巴的飞机上，我发现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高尔·瑞德贝、皮特·摩洛茨和其他人也要去参加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他们看见我感到很惊喜，我们立即就南非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气氛是令人高兴和轻松的。虽然我一直对高尔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感到伤心，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见到他的喜悦心情。高离地面，远离家乡，我们更希望团结，而不希望分裂。

我们在喀土穆停了不长时间，在那里转乘埃塞俄比亚的航班飞往亚的斯亚贝巴。此时，我有一种相当奇怪的感觉。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发现飞行员是个黑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看见过黑人飞行员，当时我只能尽力消除我的恐慌。黑人怎么能开飞机？但是，一会儿我自己就清醒了：我陷入了种族隔离的思维方式，认为非洲人是下等人，开飞机是白人的工作。我坐在后排座位上，不断责备着自己的这种想法。我们飞上天空后，就不再感到紧张了。我开始研究埃塞俄比亚的地理，想着游击队如何藏在这些森林里打击意大利帝国主义者。

47...

根据传统说法，埃塞俄比亚——以前叫阿比西尼亚，由所罗门的儿子和示巴女王共同建立，远在基督诞生之前。尽管埃塞俄比亚曾经被征服过多次，但是，它却是非洲民族主义的诞生地。与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不同的是，埃塞俄比亚一直在与殖民主义战斗。尽管埃塞俄比亚没能抵挡住意大利人的入侵，但是，孟尼利克在19世纪却挫败了意大利人的入侵。1930年，海尔·塞拉西当上了皇帝，并且成为决定当代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的人物。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才17岁，这次入侵不仅激起了我对专制者的仇恨，而且也点燃了我对法西斯主义的怒火。尽管塞拉西在意大利人于193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被迫逃跑了，但是，1941年当盟军赶走意大利人之后他又回来了。

埃塞俄比亚在我的想象中总是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对我来说，访问埃塞俄比亚，比去法国、英格兰和美国更有吸引力。我认为，我将找到自己的起源，发现是什么根让我成为一个非洲人，会见这位皇帝本身就好像是与历史握手。

我的第一站是皇城亚的斯亚贝巴，这里与它的名字很不相称，因为它没有宏伟可言，只有几条柏油街道，路上跑的汽车还没有山羊和绵羊多。除了皇宫、大学和我们住的拉斯宾馆以外，再没有什么建筑物能与约翰内斯堡即使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相比。当时，埃塞俄比亚在实行民主方面也算不上什么典型。那里没有政党，没有通常的政府机关，没有权力分立体制。它只有皇帝，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在大会开幕前，各代表团集中在一个名叫德布拉扎德的小城镇上，在中心广场上已经搭起了大看台，奥利佛和我坐在边上，离主席台很远。忽然，我们听见远处传来号角声，然后是铜管乐器和非洲鼓乐声，随着乐队越来越近，我能听见或者说感觉到几百人行进的脚步声。在广场边上的一座建筑物后面出现了一位手舞银光闪闪的宝剑的官员，跟在他后面的是500名黑人士兵组成的四列方队，每个士兵肩上都扛着一支擦得锃亮的来复枪。当这支队伍直接行进到大看台前面的时候，有人用阿姆哈拉语下达了命令，500名士兵就像一个人一样地立即停止行进，并原地转身，向一位身穿耀眼服装的老人行了个正规礼，那个老人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犹大之狮海尔·塞拉西。

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黑人将军指挥下的黑人士兵受到来自各国的黑人领袖们的欢呼和喝彩。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刻。我希望这一场面将来也会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出现。

上午阅兵式之后，奥利佛和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会上每个组织都必须申请递交国书。我们发现，我们的申请被来自乌干达的一个代表团扣了下来，这个代表团说我们是一个科萨部落组织，这让我们非常吃惊。我一时冲动，想不客气地予以驳斥。但是，奥利佛的意见是我们应该简单地加以说明，我们的组织是一个由非洲人联合组成的组织，我们的会员来自各族人民。我这样做了，并告诉他们，我们组织的主席鲁图利酋长就是祖鲁族人。于是，我们的申请被接受了。我发现非洲大陆上的许多人都是通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所了解的。

大会在东道国皇帝陛下的主持下正式开幕，他身穿精心制作的锦缎军装。我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虽然看上去块头不大，但是，他的尊严和自信心使他似乎像非洲巨人，他事实上也的确是非洲的一位巨人。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国家的领袖履行正式礼节，感到有点儿眼花缭乱。他直挺挺地站在主席台上，他的头微低，表明他在认真倾听。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的尊严和高贵。

按照会议议程，皇帝讲完话之后就是我发表讲话，我是上午唯一一位发表讲话的代表。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把大卫·莫扎马义的身份丢在一边而成为真正的纳尔逊·曼德拉。在讲话中，我回顾了南非自由斗争的历史，列举了我们的人民遭受到的野蛮屠杀，从1921年183名手无寸铁的农民被军队和警察杀害的巴尔胡克大屠杀，一直讲到40年后的沙佩维尔大屠杀。我感谢各国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其中特别提到了加纳、尼日利亚和坦噶尼喀，这几个国家成功地鼓动英联邦把南非驱逐了出去。我介绍了民族长矛军的诞生，说明一切和平斗争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如果领导集体不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那么，他们就是对其人民的犯罪……在去年12月16日的夜间，在民族长矛军的沉重的打击下，整个南非都在颤抖。”没等我说完，乌干达首相就高声大喊：“继续干下去吧！”

然后我就我个人的阅历作了介绍：

我来自南非，在过去的10个月中，我一直以一个不法之徒的身份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里，远离了我的家人和朋友。当然，我在被迫过着这样的生活时，我发表了公开声明，在声明中我宣布我将不会离开我们的国家，而是转入地下继续工作。我决心这样做，并且将以此为荣。

我关于将回南非的声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们被安排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这样，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就能够对我们的事业作出评价，并给予更多的支持。许多国家当然不愿意支持在任何地方实行暴力斗争，但是，我的讲话说服了大家，南非的自由战士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拿起武器。

奥利佛和我与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领袖肯尼思·卡翁达进行了私人之间的讨论。像朱利叶斯·尼雷尔一样，卡翁达担心南非自由战士之间缺乏团结，建议在索布克韦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联合所有的力量进行斗争。在非洲人中，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沙佩维尔已经远远超过其作为一个组织的影响力，因而当时出尽了风头。卡翁达曾经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他说他关注我们与白人共产党人之间的联合，指出这件事使我们在非洲影响不太好。共产主义不但在西方遭到怀疑，而且在非洲也遭到了怀疑。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这个观点也是我在旅途中多次听到的一个观点。

当我想证实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被误导的时候，卡翁达拍着我的肩膀说：“纳尔逊，对我谈这个问题就像往纽卡斯尔运煤一样多此一举，我是你们的支持者，是鲁图利酋长的一名信徒。但是，我并不能完全代表联合民族独立党，你必须找西蒙·卡普韦普韦谈一谈。如果你能说服他，你将使我的工作更容易做。”卡普韦普韦是全国联合独立党的第一号人物，第二天我安排时间会见了他。我请奥利佛与我一起去见他，但奥利佛说：“纳尔逊，你一定要自己去会见他，这样你才能完全坦率地与他会谈。”

我与卡普韦普韦谈了一整天，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传奇故事。“我对你的讲话和你的全体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成员确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如果我们根据你们的讲话和你们的代表团来判断问题，我们当然要支持你们。但是，我们听到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报告，说民族长矛军是共产党和自由党异想天开的产物，民族长矛军仅仅是想利用非洲人做炮灰。”

我被搞得不知所措，于是不假思索地说，我为这种弥天大谎感到震惊。“首先，”我说，“大家都知道，自由党和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玩扑克牌；其次，我在这里冒昧地告诉你，我本人就是组建民族长矛军这一行动背后的主要运作者。”最后，我说我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散布这样的谎言而感到十分失望。

那天，我最后终于说服了卡普韦普韦，他说他将召集一个会议，亲自研究我们的情况。他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这又是一个例证，它既说明其余非洲国家缺乏对南非的了解，也说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在尽其所能地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诽谤。卡普韦普韦祝我好运，因为，现在会议已经结束。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但是，我们的工作仍然是十分繁重的。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对非洲文明的摇篮、拥有许多艺术杰作的宝库——埃及十分向往，很想去看一看那里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游览一下非洲最大的河流——尼罗河。从亚的斯亚贝巴开始，奥利佛、罗伯特·莱沙将陪伴我进行其余的旅程，我们一起去了开罗。我第一天在开罗博物馆里度过了一整天，观看了艺术珍品和史前古文物，记录笔记，了解创造尼罗河流域古老文明的人类。这并不仅仅是门外汉对考古学的一种兴趣，这对非洲民族主义者掌握证据、驳斥白人关于非洲人与西方人相比没有文明历史的谬论是非常重要的。我只用了一个上午就发现，在白人还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埃及人就已经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和建筑奇迹。

埃及是我们伟大的榜样，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纳赛尔总统发起的社会经济改革运动。他削弱了私人的土地所有权，把某些经济部门划归国有，推动了工业化和民主化教育的迅速发展，建立了现代化的军队。这些改革也正是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南非实施的。但是，当时对我们更为重要的是，埃及是唯一拥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非洲国家，这与南非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天之后，奥利佛动身去伦敦，并计划在加纳与罗伯特和我会合。在罗伯特和我启程前，我们讨论了我们将在各个国家进行演讲的内容。我倾向于尽量真实、客观地说明国内的政治形势，不要遗漏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所做的工作。每到一个新国家，我将首先在宾馆里封闭起来，以便了解该国的政治、历史和领导人。罗伯特则与我相反，他是一个天生外向的人，他一到达某个地方，就会立即离开酒店去逛大街，通过与当地人接触进行学习。我们是一对古怪的伙伴，因为我喜欢穿卡其布衣服和工作服，这是我在地下工作中养成的习惯，而罗伯特则总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

我们的第一站是突尼斯。在那里，我会见了国防部部长，他长得与鲁图利酋长十分相似。但是，这种相似的印象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当我向他介绍诸如罗伯特·索布克韦这样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袖人物被关进监狱之后的国内情况时，他插话说：“当那个人出狱后，他会干掉你们！”罗伯特对此十分生气（他后来说：“伙计，你说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好！”），但我还是坚持向国防部长全面地介绍情况。当我们第二天会见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的时候，他的反应却十分积极和干脆：他答应为我们训练军队，并援助我们5000英镑以购买武器。

我们去的第二个地方是摩洛哥的拉巴特。它拥有古老而神秘的城墙、时髦的商店和中世纪的清真寺，似乎是非洲、欧洲和中东三地奇妙的混合体。自由战士们显然也会这样想，因为，拉巴特是非洲大陆真正的解放运动的交叉路口。我们在那里还会见了来自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佛得角的自由战士。拉巴特也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军的司令部。我们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团长穆斯塔法博士共同度过了几天，他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的历史。

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与我们自己的情况十分相似，国内反叛者面对的是一个统治众多本土人民的白人社团。他介绍了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如何在越南奠边府击败法国人的鼓舞下，于1954年以一小股游击队的攻击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开始，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相信他们能够从军事上打击法国人，后来认为单纯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们还是采取了游击战。他解释说，之所以开展游击战，并不是指望从军事上取得多大的胜利，主要是通过政治和经济力量打垮敌人。穆斯塔法博士劝我们说，在策划军事行动的同时不要忽视战争的政治影响。他说，国际公共舆论有时比一个战斗机群的作用还要大。

在三天会谈结束的时候，他把我们送到乌季达。这里是一个跨越阿尔及利亚边界的小城镇，阿尔及利亚驻摩洛哥军队司令部就驻扎在那里。我在前线参观了一支军队，并用战地望远镜观看了远处的战场，能清楚地看见边境上的法国军队。我坦白地承认，想象中就好像自己看到的是南非国防军的制服。

一两天后，我又参观了以艾哈迈德·本·贝拉命名的军队阅兵式。本·贝拉将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第一位首相，最近从一座法国监狱获释出来。这次阅兵式与我在亚的斯亚贝巴看见的阅兵式完全不同，这个阅兵式没有像埃塞俄比亚那样步伐整齐、训练有素、着装漂亮的军队，但是，它却是阿尔及利亚游击战的历史见证。

走在前面的是一些头戴穆斯林头巾、身穿紧身长袍、足蹬凉鞋的久经战斗、士气昂扬的老兵，他们在许多年之前就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他们扛着他们使用过的武器：马刀、老式来复枪、战斧和长矛。走在他们后面的是年轻士兵，都扛着现代武器，同样威武而自豪。有的还扛着反坦克、反飞机的重型武器。但是，就是这些战士也不像埃塞俄比亚英姿飒爽的士兵走得那么整齐。这是一支游击队，他们都是在战火中赢得肩章的战士。他们比着装整齐、行军步调一致的阅兵式上的部队更注重战斗和战略战术。与在亚的斯亚贝巴被阅兵式上的部队所鼓舞一样，我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应该更像在乌季达看到的这支部队。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战斗。

走在后面的是一支衣冠相当不整齐的队伍，由一位名叫苏达尼的人率领。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信心十足，肤色就像夜色一般乌黑。他挥舞着仪仗，而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一群人都起立并鼓掌、欢呼。我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其他人正在注视着我们。我意识到我们在欢呼，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一个黑人，而在摩洛哥，黑色面孔十分少见。我又一次被民族主义的伟大力量和种族划分的恶果所震撼。我们及时地作出了反应，因为我们感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似乎是我们的一个非洲同胞。后来，主人告诉我们，苏达尼一直是一个传奇式的战士，甚至有人说他曾一个人俘虏一支法国军队。不过，我们向他欢呼是因为他的肤色，而不是因为他的英勇事迹。

我从摩洛哥跨越撒哈拉沙漠飞往马里首都巴马科，然后又到了几内亚。从马里到几内亚的航班更像是一辆当地的公共汽车。小鸡在走道上跑来跑去，女人们头上顶着包裹，叫卖着成袋的花生和干蔬菜。这是一次颇具民主气氛的飞行，我感到十分惬意。

我的下一站是塞拉利昂，当到达那里的时候，我发现议会正在举行会议。我决定出席他们的议会会议。我以旅行者的身份进入了会场，并被安排在离讲台不远的一个座位上。议会的工作人员走到我的跟前问我的身份，我低声告诉他：“我是南非鲁图利酋长的代表。”他热情地同我握手，并向主席台报告。那位工作人员然后解释说，他们一时疏忽给了我一个通常不允许参观者坐的位子，但是，这次破例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光荣。

不到一小时，大会就开始会间休息，当我站在议员和高官中间喝茶时，有人在我的面前排起了长队。让我吃惊的是，全体议员要排着队与我握手。我非常高兴，直到队中第三位或第四位向我喃喃而语时我才恍然大悟。他说的话意思是：“与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尊敬的鲁图利酋长握手是莫大的荣幸。”我成了一个冒名者！原来是那位工作人员产生了误会。然后，有人把总理弥尔敦·玛盖也领到我的面前与我会见。那位工作人员把我当做鲁图利酋长介绍给他，我想立即告诉那位工作人员我不是鲁图利酋长，但是，他不听我的解释。出于礼貌，我决定继续冒名顶替。后来，我会见了总统，并把搞错身份的情况作了说明，他慷慨地提供了物资援助。

在利比里亚，我会见了土布曼总统。他不但为我们提供了5000美元用于购买武器和进行培训，并且小声对我说：“你有没有零用钱？”我坦白地说，我的零用钱不多了。一位侍从武官立即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有400美元的现金。我从利比里亚去了加纳，并在那里见到了奥利佛。在加纳，我受到了加纳行政部部长阿布杜拉叶·迪亚罗的接待。当我告诉他我在几内亚没见过赛考·托雷的时候，他立即安排我们回到了那片干旱的土地。在那里，托雷给奥利佛和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一栋简陋的平房里，身上穿着早该去干洗店进行洗涤的、肮脏而且褪了色的西服。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历史，为民族长矛军请求5000美元的援助。他听得很认真，他的答复也非常符合礼仪。他像是在发表讲话似的说：“加纳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我们的南非兄弟们的斗争，我们在联合国已经发表了声明。”他走到书架前，在书架上取下两本书，并亲笔签上名送给了奥利佛和我。他然后说了声谢谢，我们就这样被打发了。

奥利佛和我都很生气：我们被从别的国家邀请到这里，难道他给我们的一切只有他自己签过名的这两本书？真是浪费时间。不大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下榻的宾馆。此时有一位外交部的官员来到我们的房间，送给我们一个手提箱。后来，我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钞票。奥利佛和我高兴地相互看了一眼。但是，奥利佛的脸色很快就变了。“纳尔逊，这是加纳币，”他说，“离开加纳一分钱都不值，只不过是一堆废纸。”不过，奥利佛倒是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将把这些钱带到捷克大使馆，他在那里有一位朋友，可以请他为我们兑换成硬通货。

悄悄划入达喀尔港口的小船，那种美只能用身穿飘逸长袍、头戴头巾的塞内加尔女人款款而行之美来形容。我信步来到了附近的市场，完全被异国他乡的香料和香水所陶醉。塞内加尔人十分漂亮，奥利佛和我在那里只住了很短的时间，但是，我十分喜欢这段短暂的时光。他们的社会表明，不同的民族，不管是法国人、伊斯兰人还是非洲人，都能够融为一体而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文化。

在我们去会见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的路上，奥利佛得了严重的哮喘。他拒绝直接回宾馆，我只好背着他爬上楼去，到了总统办公室。桑戈尔对奥利佛的病情十分关心，坚持让他的私人医生为他治病。

有人告诉我对桑戈尔要保持小心谨慎，因为有报道说，塞内加尔士兵在阿尔及利亚为法国人服务，他很喜欢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总有一些新生的国家向往着那些殖民者的方式方法，我本人对此也没有免疫力。桑戈尔总统是一位学者和诗人，他告诉我们，他正在收集沙卡的研究资料，通过询问有关这位伟大的南非勇士的一些问题，他对我们赞扬了一番。我们简明扼要地向他介绍了南非的情况，并请求他们给予军事训练和资金方面的援助。桑戈尔回答说，直到议会召开会议予以批准后，他才能有这个权力。

同时，他要我们与司法部部长达布希尔谈谈军事训练的问题。桑戈尔给我介绍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女郎，他说，她将在我与达布希尔会谈中担任翻译。我没有说什么，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在一位我既不了解又无法信任的年轻女人面前讨论军事训练这样非常敏感的问题，我感到很不舒服。桑戈尔感觉到了我的不快，他说：“曼德拉，不要担心，这里的法国人与我们非洲人的理想完全一致。”

当我们来到司法部长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发现接待处有一些黑人秘书。其中一位问那位法国女士在那里干什么，她说是被总统派来当翻译的。接着，她们进行了一番议论。在议论中间，一位黑人秘书回头对我说：“先生，你能讲英语吗？”我说我能。她说：“部长说英语，你可以直接与他交谈，你不需要翻译。”此时，那位法国女士相当不高兴。当我去见部长的时候，她站在了一旁。部长答应满足我的要求。最后，尽管部长没有提供我们所要求的东西，但是，他却为我们办理了外交护照，并为我们支付了从达喀尔去我们下一站——伦敦的机票费。

48...

我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属于亲英派。每当我想到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英国的议会制。在很多方面，我认为英国人就是典型的绅士。尽管英国是议会民主的发祥地，但正是这种民主把一种不公正的、致命的制度强加在我们的人民身上。虽然我憎恨英国的帝国主义主张，但是我绝不反对英国式的服装和礼貌。

我要去英格兰有几个理由，除了想看一看我很早就在书中读到的和听到的这个国家之外，我也对奥利佛的健康不放心，想说服他接受治疗；同时，我也很想见一见他的夫人阿德莱德和他们的孩子们。另外，我还想拜访玉苏福·达杜，他现在也住在英国，担任大会运动组织的驻英代表。我知道，在伦敦我可以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游击战方面的书籍。

在伦敦，我恢复了我的地下生活方式，我不想把我在英国的风声透漏到南非。南非安全部门的触角一直伸到了伦敦。不过，我并不是一个隐士，我在那里的10天时间都用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事务、看老朋友和偶尔顺便进行短途旅游上。奥利佛和我与一位生在比勒陀利亚的朋友马丽·本森一起游览了这座曾经统治几乎全球三分之二面积的大都市，包括西敏寺、大本钟、议会大厦。我在为这些建筑物心存赞美的同时，也对它们所象征的意义感到憎恶。当我们在西敏寺附近看到史末资将军雕像的时候，奥利佛和我一起开玩笑说，或许有一天这里会换成我们的雕像。

许多人告诉我，大卫·阿斯特经营的报纸《观察家》一直突出宣传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其编辑们有意暗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过时。奥利佛安排我与阿斯特在他家中会面，我们就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了长时间的畅谈。我不知道我的谈话是否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观察家》的内容后来真的发生了变化。他还建议我去找几位著名的政治家谈谈，于是，在工党议员丹尼斯·希利的陪同下，我会见了工党的领袖休·盖茨凯尔和自由党领袖乔·格里蒙德。

直到我快要离开英国的时候我才见到了玉苏福，但是，这次见面并不是一次愉快的重逢。奥利佛和我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个再三被提及的难题：一个又一个的非洲人领袖问我们与白人和印度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时，提问者的意思无非是说白人和印度共产党人控制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如果不是为了公开建立民族主义和反白人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们的非种族主义就不可能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难题。在非洲的其他国家中，多数非洲人领袖却更接受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观点。奥利佛就这些问题与玉苏福进行了探讨，玉苏福却并不赞成奥利佛的结论。奥利佛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更加独立，不用别的联盟成员插手，可以单独采取某些行动。我对此十分赞赏。

我在伦敦度过的最后一夜，与玉苏福探讨了这些问题。我解释说，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但是，我们在资金、培训和政治声援方面还要依靠别的非洲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比过去更重视他们的观点。玉苏福认为奥利佛和我打算改变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准备脱离《自由宪章》的核心——非种族主义。我告诉他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不打算反对非种族主义，我们仅仅是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更加独立，并应独立于大会联盟发表声明。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有色人大会常常对仅仅影响非洲人的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这种状况将必须改变。玉苏福对此很不高兴。“这与政策有什么关系？”他继续问。我告诉他，我正在说的不是关于政策的问题，我是在谈论形象问题。我们将仍然一道工作，不过，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被摆在第一位。

尽管离开我在伦敦的朋友们使我感到难过，但是，我现在需要着手进行我这一次出访任务中最不熟悉的使命：军事训练。我准备在亚的斯亚贝巴接受为期6个月的训练。在那里，我受到了外交部部长叶甫的接见，他热情地欢迎我，并带我去一个叫考尔菲的近郊去参观，埃塞俄比亚防暴军司令部就驻扎在那里，我要在那里学习带兵打仗的艺术和科学知识。尽管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业余拳击运动员，但是，我对搏斗的基本知识却知之甚少。我的教练是一位陆军中尉，名叫旺多尼·贝非卡杜，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军人，他曾经与地下组织一起同意大利人战斗过。我们的训练计划安排得很紧：每天从上午8点一直训练到下午1点，中间洗个澡并吃午饭，然后从下午2点训练到下午4点，下午4点到晚上，由塔德赛上校给我们上军事科学课。他也是警察专员助理，曾帮助埃塞俄比亚皇帝挫败了当时刚刚发生的政变阴谋。

我学会了如何使用自动步枪和手枪，并且与皇宫卫士一起在考尔菲练习瞄准射击，或是在大约距离防暴军驻地50英里的射击场练习。我学习了如何破坏敌人的设施和使用迫击炮，如何制造小型炸弹和地雷，以及如何避开炸弹和地雷。我感觉自己已经被训练成了一名军人，开始用军人的思维思考问题，而完全脱离了一个政治家的思维方式。

我最感兴趣的是“疲劳行军”训练，在行军中，身负枪支、弹药和水，要求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某个遥远的地点。在这些疲劳行军训练期间，我亲身体验了沿途美丽的风光，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拔地而起的高地。这个国家特别落后：人们仍然使用木犁耕地，吃的是非常简单的食物，有时喝一些家酿啤酒。他们的生活与南非边远地区十分相似，几乎到处都是清一色的穷人。

在学习培训期间，塔德赛上校与我探讨了诸如如何创建一支游击队、如何指挥军队和如何加强纪律性等问题。一天晚上吃晚饭时，他对我说：“曼德拉，你现在创建的是一支解放军，不是一支常规的资产阶级军队。当你在岗位上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行使你的绝对权威，这是与资产阶级指挥官完全不同的。但是，当你不在岗位上的时候，你必须注意与战士们，哪怕是最下级士兵，保持平等关系。你必须与他们吃一样的饭，并且不能把食物带到你的办公室里去吃，而是与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他这些话似乎都是令人钦佩的和明智的。但是，正当他与我谈话的时候，一位中士走进了大厅，问塔德赛上校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某某中尉。塔德赛上校用明显轻蔑的口气说：“你没看见我正在这里与一位重要人士谈话吗？你不知道在我吃饭的时候不能打扰我吗？请你躲到一边去！”然后，他继续用刚才的教诲口吻对我谈话。

训练期本来是6个月，但是8周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电报，催促我回国。国内的武装斗争正在逐步发展，他们需要一位现场指挥官。

塔德赛上校很快为我购买了埃塞俄比亚飞喀土穆的飞机票。在我离开之前，他送给我一件礼物：一把自动手枪和两百发子弹。我十分感激他赠给我自动手枪，也十分感激他对我的教诲。尽管我已经进行了疲劳训练，但是，我仍然对带上那么多子弹有些畏难。一发子弹的重量就令人吃惊，带上200发子弹就像身上背了一个孩子。

在喀土穆，我遇见了一位英国航空公司的官员，他告诉我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的航班第二天才起飞，并免费为我在城内预订了星级宾馆。我有些惊愕，因为我宁愿去住不惹人注意的三等宾馆。

当我住进宾馆的时候，我必须穿过宾馆内长长的、高雅的走廊，走廊里有许多白人正坐在那里喝饮料。这里很久之前就安装了金属探测器和安全检查装置，我外衣内的手枪套里有手枪，裤腰内有200发子弹，身上还带着几千英镑现金。我似乎感觉这些衣冠楚楚的白人都有X光检测仪器，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逮捕。但是，我被安全地送进了我的房间，在房间里我让服务生整理房间，就连服务生的脚步也让我感到紧张。

我从喀土穆直接飞到了达累斯萨拉姆，在那里我迎接了第一批21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他们到埃塞俄比亚准备参加培训。这是令人自豪的时刻，因为这些人都是我当时创建军队时自愿入伍的军人。他们在一开始就在战役中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战斗，那是一场对第一批入伍的战士来说最为危险的战役。他们都是年轻人，多数来自城市，他们既自豪又有生气。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好好地吃了顿饭，人们为欢迎我杀了一头羊。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旅行情况，告诉他们在国外必须守规矩、讲纪律，因为他们是南非自由斗争的代表。我说，军事训练必须与政治培训一道进行，因为革命并不只是一个扣扳机的问题，其目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的、正义的社会。我第一次接受了自己战士的敬礼。

尼雷尔总统为我提供了一架飞姆贝亚的飞机，然后我直飞洛巴策，飞行员却告诉我飞机将在卡内降落。这让我感到忧虑：飞机为什么要变更降落地点？在卡内，我遇见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和保安人员，他们全是白人。行政长官走到我的面前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我叫大卫·莫扎马义。他说，不对，请告诉我你的真实名字。我还是说我叫大卫·莫扎马义。行政长官说：“请告诉我你的真实名字，因为有人指示我在这里迎接曼德拉先生，我是来为他提供帮助和交通工具的。如果你不是纳尔逊·曼德拉，我恐怕就要逮捕你，因为你没得到批准进入这个国家。你是纳尔逊·曼德拉吗？”

这倒让我进退两难，是不是曼德拉都有可能被逮捕。“如果你们坚持认为我是纳尔逊·曼德拉而不是大卫·莫扎马义，”我说，“我不会和你争论。”他微笑着说：“我从昨天就盼着你来。”然后，他让我乘电梯上楼，我的同志们正在那里等着我。我们坐车去洛巴策，在那里见到了乔·莫迪塞和一位名叫乔纳斯·马特罗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他当时就住在那里。行政长官告诉我，南非警察知道我要回来，他建议我第二天离开洛巴策。我对他的帮助和劝告表示感谢，但是当我到达马特罗家的时候，我决定当天夜里就离开，打算与塞西尔·威廉姆斯一起开车回南非。塞西尔是戏剧导演，也是民族长矛军战士。我装扮成他的司机，坐在驾驶座上。那天夜里，我们驱车直奔约翰内斯堡。

第七部 利沃尼亚

49...

越过边界后，我松了一口气。离开家乡后再回到家乡，使我感到家乡的空气总是那么温馨。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夜，就连家乡天上的星星看上去也比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的星星更明亮。显然，我离开了我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世界，并重新返回到我作为一个亡命之徒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但是，我仍然为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感到高兴。

在贝专纳与西北德兰士瓦之间，有十几条没有路标的道路横跨边界，塞西尔知道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在行驶期间，他告诉了我许多我没听说过的大事。我们行驶了一整夜，半夜刚过就穿越了边界，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立里斯里夫农场。我仍然穿着我那身卡其布训练服。

一到农场，我就没有了休息和反思的时间，因为第二天夜间，我们将召开一次秘密会议，由我向工作委员会简要报告此行的情况。瓦尔特、摩西·考塔尼、戈万·姆贝基、旦·图鲁麦、J. B.马科斯和杜马·诺克韦都来到了农场，这是一次难得的重逢。我首先汇报了这次出访的大概情况，并把我们接收到的援助资金和提供培训的情况逐项作了汇报。同时，我也详细报告了我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白人、印度人特别是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不同意见。赞比亚领导人最后会见我时说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他们告诉我，尽管他们知道非洲人国民大会比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强大，并且更有群众基础，但是，他们知道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而他们被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种族主义和与共产主义的联系搞得有些迷惑。我告诉他们，奥利佛和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显得更独立一些，以便让非洲大陆上的新盟友对我们放心，因为，这些新盟友将是从资金上和军事训练上对我们提供支持的国家。我建议对大会联盟进行改造，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明显地被视为领导组织，特别是在一些直接影响非洲人的问题上。

这是一个严肃的主张，必须征求整个领导层的意见，工作委员会敦促我去德班向鲁图利酋长汇报。除了戈万·姆贝基之外，大家都同意这个主张。姆贝基当时不住在立里斯里夫农场，但是，他作为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出席了会议。他敦促我选派别的人执行我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风险太大。他说，组织不应当危及我的安全，特别是我刚刚回国，准备进一步发展民族长矛军。这个明智的建议被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拒绝了。

第二天夜间，我在塞西尔的陪同下从利沃尼亚出发。我还是扮作他的司机。我在德班安排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见，第一个就是秘密会见蒙蒂·奈克和伊斯梅尔·弥尔，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我的国外之行，讨论新建议。蒙蒂和伊斯梅尔与鲁图利酋长关系非常密切，鲁图利酋长完全相信他们两人的观点。我希望能告诉鲁图利，我已经对他的两位朋友说过了，并传达他们的意见。但是，伊斯梅尔和蒙蒂对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需要在大会联盟中起领导作用并在有关影响非洲人的事务方面自己发表声明感到忧虑。他们反对任何拆散联盟的做法。

我又来到格劳特维勒，鲁图利酋长就住在那里。我们在格劳特维勒城内的一个印度女士家中见了面。我向酋长介绍了情况，他一言不发地认真听我介绍。当我介绍完情况的时候，他说他不赞成让外国政治家干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他说，我们的政策已经很好地包含了非种族主义，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根据几个外国领袖的意见修改我们的政策。

我告诉酋长，这些外国政治家不是干涉我们的政策，他们仅仅是说他们对我们的政策不理解。我告诉酋长，我们的计划仅仅是做点表面文章，以便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更让人理解，更让我们的同盟者接受。我把这件事看作一项防御性措施。因为，如果非洲国家决定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那么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这个弱小组织就能一下子变成一个强大的组织。

酋长并没有凭一时的冲动而匆忙下结论。我能看出，他要考虑我所说的话，并就此与他的朋友们进行讨论。我向他告别，他劝我要多加小心。那天晚上，我还要在那个小城秘密会见几个人。我最后会见的是民族长矛军德班地区司令员。

德班地区司令员是一位名叫布鲁诺·姆陀罗的破坏活动专家。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是，我以后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又一次遇见了他。我简单向他介绍了我出访非洲数国的情况，以及我们已经接受的支持和军事培训承诺。我解释说，民族长矛军暂时仅限于搞破坏活动，但是，如果搞破坏活动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也有可能转入游击战争。

同一天晚上，我住在摄影记者G. R.奈杜家中，与伊斯梅尔、法蒂玛·弥尔、蒙蒂·奈克和J. N.辛格一起举行欢迎、欢送会，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回约翰内斯堡。那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是我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放松的夜晚。当晚，我睡得也很好。8月5日礼拜天下午，我又去见了塞西尔，因为我将乘坐他的奥斯汀返回约翰内斯堡。

我穿着我的白色司机风衣坐在副驾驶座上，我们两人轮流着驾驶。那是一个晴朗而凉爽的日子，我完全沉浸在纳塔尔农村的美丽景色之中。即使是在冬天，纳塔尔仍然是一片绿色。既然我打算回约翰内斯堡，我就要抽出点时间去看望一下温妮和我的孩子们。我经常希望温妮能与我一起去分享非洲的奇观，但是，我所做到的只能是告诉她我在国外所见到的和所做的事情。

我们一离开德班的工业区就立即进入了山区，那里有一道道的山谷和深蓝色的印度洋，风景十分美丽。德班是南非主要工业区和主要港口城市，通往约翰内斯堡的公路很长一段与火车道平行。我从尽情地欣赏自然美景转向考虑铁路线，它与公路相距那么近，这就为实施破坏提供了方便。我掏出随身带的小笔记本，把这个情况记录了下来。

塞西尔和我驾车穿过彼得马里茨堡西北20英里的霍维克，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讨论破坏计划。在刚过霍维克不远的小城镇塞德拉时，我发现有一辆坐满白人的福特V-8轿车从我们右侧飞速驰过。我本能地转身向后一看，发现还有两辆坐满白人的轿车。忽然，那辆福特V-8轿车在我们前面发出信号让我们停车。此时，我知道我的地下逃亡生活就要结束了，我历时17个月的“自由”也即将到头了。

当塞西尔放慢车速的时候，他转身对我说：“这是些什么人？”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我们左侧就是陡峭而长满树木的河堤，如果我们想逃跑的话，他们可以把我们赶进河堤上的树林。我坐在右边的座位上，曾经想跳车逃进树林，但是，我知道那样几秒钟内就会遭到枪击。

当我们停下车来的时候，一位表情严肃的细高个男士直奔我这一侧的车窗而来。他没刮胡子，看上去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睡好觉了。我立即明白，他几天来可能一直在等着我们。他镇定地告诉我们，他是彼得马里茨堡警察局的中士沃尔斯特，并向我们出示了逮捕证。他让我说明自己的身份，我告诉他我叫大卫·莫扎马义。他点了点头，然后，沉着地问我一直在什么地方，准备到哪里去。我回避了他问的问题，没告诉他多少情况。他似乎有点恼火，然后说：“你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姆斯，你们被捕了！”

他告诉我们，另一辆车上的警察少校将陪我们回彼得马里茨堡。那时候，警察的警惕性还不怎么高。沃尔斯特并没有对我进行搜身。我身上带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我又一次想到逃跑。但是，他们的人太多，我无法逃脱。我偷偷地把连发手枪和笔记本都藏在了我的座位和塞西尔的座位之间的装饰件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警察竟没有发现。这很幸运，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东西，将有更多的人被逮捕。

在警察局，我被带进警察中士沃尔斯特的办公室，在那里我看见有好几位警察官员，其中一位是准尉特鲁特，他曾经在叛国审判中出庭作证。特鲁特在被告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准确地说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既没有夸大，也没有说谎。我们友好地彼此寒暄了一番。

我除了承认自己不是大卫·莫扎马义之外仍然是什么也没承认，特鲁特对我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开这种玩笑？你明白我知道你是谁。”我仅仅告诉他我起了个新名，我的新名就叫大卫·莫扎马义。我请求聘请一位律师，但遭到了拒绝。然后，我想到应该发表一个声明。

塞西尔和我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里。现在，我有时间反思我的处境。我总是认为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即使是自由战士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天晚上，我在牢房里认识到，我对被逮捕和监禁这个现实并没有任何准备。我辗转反侧，感到很不安。有人把我的行踪向警察告了密，他们知道我在德班，并且知道我将回约翰内斯堡。在我回国前几个礼拜，警察就认为我已经回国。6月份，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黑色海绿花的归来”的报道，当时我还在亚的斯亚贝巴。这是不是一种虚张声势？

当局一直在骚扰温妮，他们认为温妮知道我是否回来。我知道他们对她进行盯梢，并数次到家中搜查。我猜测他们料定我回国后将立即会去拜访鲁图利酋长，他们猜对了。但是，我也怀疑他们得到了当时我在德班的情报。政府到处都安插了情报员，即便是很谨慎的人，一般也不能总是守口如瓶。我自己也有粗心大意和丧失警惕的时候。知道我在德班的人太多了，我竟然在动身去德班的那个晚上搞了个聚会，我为自己放松警惕而自责。我思考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告密者来自德班？来自约翰内斯堡？还是来自组织内部？或者甚至是朋友和自己的亲属告了密？但是，这种猜测是毫无价值的，由于筋疲力尽，我很快就深深地进入了梦乡。至少1962年8月5日这一夜，我不必担心警察是否会来找我，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我。

第二天上午，我感觉恢复了精力，并振作精神去面对摆在我面前的新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在抓捕我的人面前表现出失望或绝望之情。8点30分，我出现在当地行政长官的面前，并被正式押送约翰内斯堡。这是一种低调处理，行政长官处理我似乎像处理一份运输单那样简单。警察在送我回约翰内斯堡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仅仅让我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当时也没有给我戴手铐，只有两名警察坐在轿车的前排座位上。我的朋友们发现我被逮捕了，法蒂玛·弥尔给我送来了食物，我在车内与两位警察共同分享了这些食物。我们甚至在沿途小镇沃尔克斯拉斯特停下来，他们让我下车散散步，休息一下。当人家对我好的时候，我也就没有企图逃跑的想法，我不想利用他们对我的信任去干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抵达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关于我被捕的通告，并命令撤掉了通往纳塔尔的道路检查站。太阳落山的时候，在约翰内斯堡的郊区，我们受到了规模庞大的警察押送队的迎接。当时，我被戴上手铐从轿车上带下来，换了一辆密闭的囚车。囚车的玻璃窗是不透明的，并且装有铁丝网。然后，车队迂回向前行驶，选择不为人熟悉的去马歇尔广场监狱的路径，他们似乎担心会遭到伏击。

我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牢房里。在一片安静中，我开始考虑第二天的对策。此时，我听到附近牢房里传来一声咳嗽。我并没有想到附近会有被监禁的犯人，但是，不但有，而且这个声音对我来说特别熟悉。我突然坐起来，问了声：“瓦尔特？”

“纳尔逊，是你吗？”他应声说。我们抱着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笑了，这里面有安慰、有惊奇、有失望，也有高兴。据我所知，瓦尔特在我被逮捕不久也被逮捕了。我不认为我们先后被捕没有什么联系。虽然这不是全国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这里当然是方便的，那一夜过得特别快，我向他全面地介绍了我被逮捕的经过和我在德班的活动情况。

第二天我出现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一位高级法官。哈罗德·沃尔佩和乔·斯洛沃听说我被捕后来到了法庭，我们在地下室内进行了交流。我在当律师的时候曾经多次与这位法官打过交道，我们彼此都很尊重对方。还有几位律师也在场，有的律师我也很熟悉。一个人由于别的无关紧要的事变而在特定的场合下也能比较容易地受到称赞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受称赞绝不稀奇，但是，在这里我是一个罪犯，而且是一个很难抓到的、政府最想抓到的、在地下坚持斗争达一年以上的第一号重刑罪犯，仍然受到了法官、律师和旁听者们的尊重和职业礼遇。他们知道我是有律师身份的曼德拉，并不是罪犯曼德拉。这使我的精神振作起来。

在履行法律程序期间，法官似乎缺乏自信，并且感到不安，他不敢直接面对着我。其他律师也似乎感到困惑，当时我似乎得到了某种启示。这些人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失去地位的同行而感到不舒服，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因为信仰而遭到惩处的普通人而感到难过。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以前从来没有很好地领会过，我认识到了我在法庭上的角色以及作为一个被告所面对的几种可能。我在压迫者的法庭上是正义的象征，是不尊重美德的社会中的自由、公正和民主伟大理想的代表。我此时此刻认识到，即使是在敌人的堡垒内也能进行战斗。

当我被问及我的律师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声明我将自己为自己辩护，而请乔·斯洛沃做法律顾问。通过自己为自己辩护，我将提升自己的形象。我要把对我的审判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从道义上反对种族歧视的展示。我并不打算为自己作过多的辩护，而是想方设法把政府推上法庭。那天，我仅仅回答了有关我的名字和选择律师方面的提问，我默默地听着对我的指控：鼓动非洲人罢工，没有有效旅行文件擅自出国。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这种“罪行”可以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这种指控并不算严厉：政府显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把我与民族长矛军联系在一起，不然的话，我将被指控犯有更严重的叛国罪或破坏罪。

当我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我意想不到地看见温妮坐在旁听席上。她面色悲凉、忧伤；毫无疑问，她正在考虑今后的艰难岁月，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在一个常常是艰难的、什么东西都经常被禁止的城市里抚养两个孩子。要她知道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一回事，她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当我沿台阶步入地下室的时候给了她一个满意的笑容，似乎告诉她我并不担心，因此她也不必担心。我不能想象，我的笑容会给她带来帮助。

我即将被从法庭带到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当我从法院走出来并进入密闭的囚车的时候，数百名群众欢呼并高喊“Amandla！”然后就是“Ngawethu！”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常喊的应答式口号，前一句意思是“政权！”然后以“属于我们！”呼应。群众高声喊叫着、歌唱着。当囚车缓缓驶出法院出口的时候，他们的拳头纷纷击打在囚车上。我被捕和被审判的消息刊登在各个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条是“警察突然袭击，结束两年的追捕”；另一条是“纳尔逊·曼德拉被捕”。从此，所谓的黑色海绿花不再逍遥法外。

几天后，温妮被允许来看我。她梳洗打扮了一番，至少从面容看上去与上次相比不那么忧伤了。她给我带来了昂贵的睡裤和漂亮的丝绸睡衣。这些东西不适合在监狱里穿，倒是更适合出席沙龙。我没有心思告诉她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我在监狱里穿。但是，我知道，这些衣服是她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与我长相厮守的决心。我感谢她，尽管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迅速地讨论了家庭的有关事情，特别是她将如何自食其力和抚养孩子的问题。我提及了几位会向她提供帮助的朋友的名字，还告诉她我的几位仍然欠我钱的委托人。我告诉她，把我被捕的实际情况告诉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将很长一段时间不在他们的身边。我告诉她，我们并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遭遇的家庭，经历过这种艰难的人才更加坚强。我让她相信我们事业的力量，相信朋友的忠诚。她那么爱我，对我那么忠贞，无论我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坚决地支持我。管理秩序的警察假装看不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和被压抑的情感相互拥抱和依恋，似乎这就是最后的离别。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没有想象我们的别离会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准尉警察允许我陪同温妮走到大门口，借此机会我能仔细地看看她，她看上去显得孤单且自豪，我一直目送她消失在拐角处。

50...

在福特监狱，我由上校敏纳尔监管。敏纳尔是一个神情严肃而有礼貌的布尔人，他那些更强硬的同事认为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明确表示将把我安排在监狱医院里，因为医院是最舒适的地方，在那里我将能拥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准备我的辩护材料。尽管监狱医院确实是个舒服的地方，我可以在一张正常的床上睡觉，我以前在监狱里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但是，他如此慷慨的真实原因是，医院是关押我最安全的地方。要想进医院，必须通过两道高墙，每道墙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站岗，并且一旦进入，任何人想接近我被关押的地方都必须通过四道上了锁的大门。媒体推测，组织上企图搭救我，因此，当局尽最大努力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媒体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还有一种荒诞的说法：组织内部有人出卖了我。我知道，有的人说是我在德班的朋友G. R.奈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媒体宣传我是被白人和印度共产党人出卖的，因为他们对我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坚持反对泛非主义方向的主张感到不安。但是，我认为这些故事是政府为了分裂大会运动组织而编造出来的，我把这种说法看作恶作剧。我后来不仅和瓦尔特、杜马、乔·斯洛沃和阿迈德·卡特拉达讨论过此事，而且也与温妮议论过此事。我高兴地看到，他们与我的感觉完全一致。温妮被邀请出席了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年会，在我的鼓动下，她驳斥了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报纸对她的美丽和口才大加宣扬。“我们将不会浪费时间去寻找谁出卖曼德拉的证据，”她向听众说，“这种宣传是蓄意让我们相互争斗，而不是相互团结起来反抗国民党人的压迫。”

传说最多的是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美国领事向当局告的密。这个说法也未得到证实，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尽管中央情报局一直对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卑鄙行径担负着责任，但是，我不能把我的被捕归咎于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我在保守我个人的活动秘密方面是有疏忽的。根据回顾我认识到，当局有很多办法得到我去德班的情报。不知是什么原因，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立即逮捕我。

我在福特监狱医院里只住了几天就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在约翰内斯堡，当局不限制探监，所以不断有人来监狱探望我。探望能使一个人在监狱内保持精神振奋，而没有人来探视则会使你心灰意冷。当局把我转到比勒陀利亚的目的是让我与我的家人隔开，并把我关押在一个很少有朋友探视的地方。

我被戴上了手铐，与另一个犯人一起被用旧面包车送往比勒陀利亚。面包车内十分脏，我们坐在一个满是油污的备用轮胎上，轮胎随着面包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滑动。为我选择的伙伴也让人感到奇怪，他名叫恩卡迪蒙，是索韦托最残忍的黑社会帮派势力的一个成员。正常情况下，当局不会让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同乘一辆车，我怀疑他们是故意让恩卡迪蒙恐吓我。我猜测，他是警察局安排的一个线人。到达监狱的时候，我身上很脏，又感到气愤，把我同恩卡迪蒙关进同一个牢房更让我气上加气。我要求有一个单独的地方，以便为我的案子做准备，最终我如愿以偿。

当时，我每周只准许被探视两次。尽管路途遥远，温妮仍然经常来看我，并且总是给我带来干净的衣服和好吃的食物。这是她表达对我支持的另一种方式，每次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她对我的爱和忠贞。我知道她在家中带着两个小孩，每周一次顶着中午的太阳来比勒陀利亚看我是多么困难。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带着食物来看我，其中包括一直对我十分忠诚的皮利太太，她每天中午都给我送可口的饭菜。

由于来看我的人十分慷慨，这使我对监狱内的这种富足感到有些不安，只能与别的犯人分享我的食物。这是被严格禁止的。为了回避这些限制，我用食物贿赂狱警们，让他们网开一面。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把一个鲜红的苹果送给一个非洲人狱警，他看着苹果，用一句“我不要”冷冷地拒绝了我。非洲人狱警往往不是比白人更有同情心，就是更严格，并且似乎超过了他们的白人主子。但是，一会儿，那位黑人狱警看见一位白人狱警拿了那个被他拒绝了的苹果后，也改变了主意。很快，我就把食物分给了所有的狱友。

通过监狱里的内部消息，我得知瓦尔特也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尽管我们被分开关押，但是，我们仍然设法互相联系。瓦尔特申请保释，我完全支持这一决定。长期以来，保释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一直是个敏感问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反对保释，因为保释可以被解释为我们是接受法律体系下种族主义约束的胆小的反叛者。我不认为这种观点应该被到处乱用，并认为应该在一事一议的基础上进行检验。即使是瓦尔特已经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我仍然认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保释他出狱。他对组织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允许他在监狱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在这个问题上，保释是可行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他与我不同，我一直在地下工作，而瓦尔特却没有在地下工作过。我已经成为反叛和斗争的公开象征，而瓦尔特则是在幕后操作。他同意不为我申请保释，首先，这也不会被批准，同时，我也不想让人误解我不准备承担我所选择的地下生活的后果。

瓦尔特和我作出这个决定后不久，我又被转到了福特监狱医院。听证会将在10月份举行。监狱的好处是根本谈不上的，但是封闭的环境却有利于学习。我开始利用这个环境攻读法学学士，通过拿到这个学位，我就可以当辩护律师。我到达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当局发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要学习，希望允许我买一本《侵权法》，这是学习大纲的一部分。

几天后，警察上校奥卡木博走进了我的牢房。他是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监狱长，也是监狱官员中比较坏的一个家伙。他幸灾乐祸地说：“曼德拉，这次抓住你了！”然后又说，“你为什么要买一本关于火炬的书？伙计，莫非你要把它运用于你的破坏活动？”我直到他出示了我要购买被他称作“The Law of Torches”（应是The Law of Torts，即《侵权法》）的那封请求信，才知道他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对此轻蔑地一笑，他为我没有拿他当回事而恼羞成怒。南非荷兰语中的“torch”就是toorts，与tort很相似。我向他解释说，英语中的tort是一门法律学科，并不是可以用来点燃炸弹的火把。他听后气冲冲地走开了。

一天，我正在福特监狱的院子里锻炼，这种锻炼包括慢跑、快跑、俯卧撑、仰卧起坐等。一位英俊的高个子印度人进入了我的视线，他名叫穆萨·迪纳特。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业绩辉煌的商人。他因欺诈罪而被判处了两年监禁。在监狱外，我们将仍然保持相识的关系，但是，监狱是友谊的孵化器。迪纳特经常陪我在院子里慢跑，有一天他问我，如果他获得监狱长的批准也和我一起住在监狱医院里，我是否反对。我告诉他对此我会十分高兴，但是我心中暗想，监狱当局绝不会允许。事实证明我错了。

真是天大的怪事，一个像迪纳特这样已经判刑的监禁犯人竟然被允许与一个等待审判的政治犯关押在一起。但是，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喜欢有个人与我做伴。迪纳特很有钱，对于监狱当局来说，他就是一个财神，作为对他的钱的回报，他享受许多特权：他穿白人犯人穿的衣服，享受白人犯人的伙食，在监狱里根本不用劳动。

一天夜晚，我惊奇地发现监狱长敏纳尔上校和一位著名的南非白人律师来提他。然后，迪纳特离开监狱到外面过夜，直到早晨才回到监狱。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此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迪纳特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内阁部长中间的金融欺诈和腐败的故事，我发现很有趣。这让我确信种族歧视是何等败坏，它使各个领域都从道德上出现了腐败。我小心谨慎地避免与他讨论任何政治或敏感性的问题，以防他或许也是一个线人。他有一次让我告诉他关于我的非洲之行的事情，我干脆搪塞了过去。迪纳特为尽快获释而做了足够的暗中操纵的事情，结果是两年的徒刑只坐了四个月的牢。

越狱逃跑能达到双重目的，它使自由战士避免坐牢，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战斗，而且从精神上对斗争提供巨大的鼓舞，对敌人则是一种很大的公开打击。作为一个被监禁的犯人，我总是企图越狱逃跑。在多次往返于监狱官员的办公室期间，我仔细地观察了围墙、狱警的活动规律和用来锁大门的锁和钥匙的类型。我对监狱的地形特别是监狱医院所处的准确方位和通向监狱外面的大门都画了详细的草图。这个草图被偷偷送给了组织，并告诉组织看过后立即把它销毁。

当时有两套方案：一套是穆萨·迪纳特制订的，对此我没有采纳；第二套方案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制订的，这套方案由乔·斯洛沃告诉了我。这套方案涉及行贿、配制钥匙和准备假胡子，并准备通过把它缝在我的一件上衣的垫肩内设法带进监狱，想法是让我越狱逃跑后装扮成一个大胡子。我认真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它不成熟，失败的可能性太大。这样的失败对组织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在与乔见面期间，我递给了他一张条子，表明了我的看法。我写道，民族长矛军对于采取这样的行动还不具备条件。即使是一支精锐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也可能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我建议把这套方案推迟到对我作出判决、当局对我放松警惕之后再加以实施。我最后写道，请阅后销毁。乔和其他人都采纳了我关于不逃跑的建议，但是，他决定把我写的这个条子作为历史资料保留起来，后来我却在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刻发现了它。

51...

第一次听证会定于1962年10月15日礼拜一举行。组织上成立了“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发动了以“释放曼德拉”为口号的生气勃勃的运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标语口号出现在了建筑物的墙上。政府则以禁止与我的监禁有关的所有集会作为报复，但是解放运动组织没有理睬这种限制。

在准备礼拜一听证会的过程中，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在法院举行了群众示威活动。方案是让群众站立在押送我的囚车将要驶过的道路两侧。通过媒体记者的报道、探视者之间的谈话甚至狱警之间的谈话，我得知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将要举行规模庞大的集会。

礼拜六，我正在准备下个礼拜一的听证会，此时有人吩咐我立即打点行李：听证会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当局没有任何通知，没有一位有同情心的狱警告诉我，也没有人知道我已经离开了约翰内斯堡。

但是，运动组织的反应是迅速的，到礼拜一上午听证会开始的时候，老犹太会堂里挤满了支持者。叛国审判4年后，老犹太会堂就如同我的第二个家。我的法律顾问乔·斯洛沃由于被禁止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能出席听证会，我乘机让鲍勃·赫普尔代替乔·斯洛沃。

在那个礼拜一上午，我穿着传统的科萨豹皮服装进入了法庭。支持的人群行动一致，他们挥舞着拳头高声喊着“Amandla!”（政权！）和“Ngawethu!”（属于我们！）。我的豹皮服装令旁观者们感到十分振奋，他们之中有许多朋友和亲属，有的甚至是从特兰斯凯一路赶来的。温妮也戴着传统的串珠头饰，穿着传统的拖到脚跟的科萨裙赶到了法院。

我之所以选择传统服装，为的是加强我是一个黑色非洲人走进白人法庭的印象。我原原本本地把我的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背在了我身上。那天，我感觉我自己就是非洲民族主义的化身，是非洲艰难而高尚的过去和命运未卜的将来的继承人。豹皮服装也象征着对白人司法制度的蔑视。我很了解，当局将为我的豹皮服装感到害怕，正如那么多的人害怕非洲真正的文化一样。

当人群安静下来的时候，听证会已经开始了。我正式与公诉人宝施先生和法官范·赫尔顿先生见面，自从当律师的时候我就认识这位宝施先生，也早就熟悉法官范·赫尔顿。我立即提出申请要求推迟两个礼拜再进行审理，因为我被押到比勒陀利亚没有被提供通知我的律师的机会。最后，我被批准延期一周审理。

在我回牢房的路上，一位非常神经质的白人狱警告诉我，监狱长雅各布斯上校要我交出豹皮服装。我说：“你可以告诉他，他不可能得到它。”这个狱警是一个胆小鬼，他开始颤抖起来。他苦苦乞求我，说他拿不到那套豹皮服装就会被解雇。我有些同情他，说：“请注意，告诉你的监狱长，告诉他这是曼德拉说的。”不大一会儿，雅各布斯上校亲自来到我的面前，他要我交出被他叫做“毯子”的那套服装。我告诉他，对于我选择在法庭上穿什么服装，他无权干涉，如果他想没收我的豹皮服装，我将把这件事一直告到最高法院。上校再没有继续索要我的“毯子”，但是当局只允许我在法庭上穿它，不允许在往来法庭的路上穿，以防止“影响”其他犯人。

当一周后重新开庭的时候，我被允许在我被要求辩护前可以向法庭申诉。“我希望能够简单地说明，”我解释说，“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的远大理想的审判，因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正当的。”我想让这个审判班子、旁听者和媒体明白，我要把政府推上法庭。然后，我申请取消法官的审理资格，因为我认为，我从道义上不一定必须遵守我没有代表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我也不可能从一个白人法官那里讨得公道。

我为什么要在法庭上面对白人法官、白人公诉人，并被白人法警押解？有哪位能够坦诚而认真地说在这种气氛中正义的天平能够摆平？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非洲人被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难兄难弟审判的荣誉？我将告诉阁下这是为什么：这种铁板一块的种族歧视性司法制度确保了由法庭主持的正义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政策，不管这种政策是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正义规范相抵触……阁下，我十分憎恨种族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各种表现。我将与种族歧视战斗一生。我现在与它战斗，直到我的生命结束，我将一直与它战斗。我极其痛恨我周围摆出的这种架势，因为这让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大不应该的。

在审理期间，公诉人从全国各地，其中包括特兰斯凯和西南非，找了100多位证人。他们当中有警察、记者、乡镇负责人和印刷商。他们大多数都证明我非法出国和煽动非洲工人在1961年5月举行了三天罢工。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上我也没有争辩。从技术上讲，我对两种指控都不否认。

公诉人叫总理的私人秘书巴纳德证明我曾经给总理寄过信，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告诉他如果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将组织三天的大罢工。在对巴纳德进行反诘中，我首先向法庭宣读了我寄给总理的那封信，这封信要求总理代表全南非人民大会起草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宪法。

曼德拉：是你把这封信放在了你的总理面前的吗？

证　人：是的。

曼德拉：那么，总理对这封信有任何答复吗？

证　人：他没有给写信人任何答复。

曼德拉：他没对这封信给予答复，那么，你同意不同意说这封信提出了对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关心的问题？

证　人：我不同意。

曼德拉：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人权问题、人民自由问题对非洲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证　人：是的，的确是如此。

曼德拉：这些事情在其中被提到过吗？

证　人：是的，我认为提到过。

曼德拉：……你已经同意这封信提出了像自由权利、国民自由等问题？

证　人：是的，这封信提出了。

曼德拉：那么，你当然知道非洲人不享有信中所要求的权利？他们被政府否定了这些权利。

证　人：有些权利。

曼德拉：有没有非洲人是议会的议员？

证　人：没有。

曼德拉：也没有非洲人能当上省和市政府的官员吧？

证　人：是的。

曼德拉：非洲人在这个国家里有没有选举权？

证　人：就议会而言，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正在讨论国家的议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其中包括省政府和市政府。他们有没有选举权？

证　人：没有，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你会不会同意我说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作为一个总理不回复提出关系到国内大多数公民的重要问题的信将是令人愤慨的，你同意吗？

证　人：我不同意这一点。

曼德拉：你不同意作为一个总理不理睬提出关系该国多数公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不正常的吗？

证　人：总理没有不理睬这封信。

曼德拉：请你仅仅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作为一个总理不回答关系到这个国家多数人的重要问题的请求是正常的吗？你说那是不是错误的？

证　人：总理对这封信作出了答复。

曼德拉：巴纳德先生，我不想对你不礼貌。你应该仅仅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是，你同意不同意作为一个总理不回答关系到国家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是极其不正常的？

巴纳德先生和我绝对无法达成共识。最后，他只是说那封信的口气是挑衅性的、不礼貌的。因此，总理没给予答复。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和法官反复地询问我准备叫多少证人出庭作证。我总是回答说：“我打算至少叫与政府叫的证人一样多的证人。”当政府最终结束起诉的时候，法庭上静悄悄的，期待着我开始辩护。我站了起来，不但没叫第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反而实事求是地宣布我根本没叫任何证人，这时我突然宣布结束辩护。法庭上一片议论声，公诉人则禁不住感叹了一声：“我的上帝！”

我从一开始就误导了公诉人和法官，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指控是准确的，政府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叫证人出庭作证和为自己辩护。通过我的反诘，目的是迫使法官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我已经对法庭的不公正发表了自己的声明。我认为，企图叫证人否认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法官对我的行动感到吃惊，他带有几分怀疑的口气问我：“你有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要说？”

“阁下，我认为我并没有犯罪。”

“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

“阁下，恕我直言，如果我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话，我早就说了。”

公诉人然后匆匆忙忙地整理了一下他的资料，试图准备发表他根本没有预料要发表的讲话。他简单地在法庭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并提请法官在两项指控的问题上判我有罪。然后，审理被延期到第二天进行，那时我将有机会在法官判决前发表请求从轻判决的陈述。

第二天上午开庭前，我在一个办公室里与鲍勃·赫普尔谈话，他一直在就这场官司为我提供咨询。我们高度赞扬了头一天发生的事实，即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投票赞成对南非进行制裁。鲍勃还告诉我，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实施的破坏活动既是对联合国投票表决结果的庆祝，也是对审判我的抗议。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公诉人宝施先生走了进来，并请鲍勃原谅他打断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曼德拉，”他等鲍勃走后说，“我今天不想到法庭上来了。这是我在我的生涯中第一次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请求法庭判你坐牢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伤害。”然后，他伸出手与我握手，并表达了一切将证明我无罪的希望。我感谢他对我的好意，并向他保证我决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

当局那天提高了警惕。法庭里的人似乎比第一天开庭时还要多，150个“非欧洲人”坐席全都坐满了。温妮也来到了法庭，并且穿上了科萨民族服装。另外还有来自特兰斯凯的一些亲属。几百名示威群众站在法院的门口，警察的人数似乎与旁听者的人数一样多。

当我走进法庭时，我举起右拳高呼：“Amandla！”（政权！），然后迎来了大家强有力的回应：“Ngawethu!”（属于我们！）法官敲着木槌，让大家遵守秩序。当法庭静下来的时候，他对指控进行了总结，然后我有了说话的机会。我要求从轻判决的请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实，那根本不是一个法律请求，而是一个政治信仰的声明。我要向法官说明，我为什么成了现在这样的人，我为什么做了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及如果有机会我为什么还去做这样的事情。

许多年前，我还是特兰斯凯一个村子中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听过部落长者所讲述的白人没来之前的好日子。那个时候，人们在他们的国王和权威人士的开明领导下和睦相处，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这个国家自由地、满怀信心地迁徙。国家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权利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拥有这块土地、这片森林、这些河流，我们拥有土壤下面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家的财富。我们建立和管理着我们自己的政府，控制着我们自己的武装，我们组织我们自己的商贸活动。老人们给我们讲我们祖先在保卫祖国的过程中与入侵者进行战斗的故事，以及在那些英雄年代涌现的英雄人物……

我很欣赏这个国家的早期非洲社会结构和组织，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的演变。土地是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它为全部落所拥有，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属于某一个人。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差别，也没有人剥削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是政府的基础。对这些基本原则的承认可以在政务院章程中看得到，这种章程有各种各样的叫法：有的把它叫做“Imbizo”，有的把它叫做“Pitso”，还有的把它叫做“Kgotla”，用这种章程治理部落的事务。政务院十分民主，部落里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参加审议议题。酋长和大臣、将军和巫师都参加意见，并努力影响政务院的决定。政务院是一个举足轻重并很有影响的机关，部落每采取一项重大措施，都要有它的介入。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许多原始的和不可靠的东西当然不能符合现代的要求。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已经有了民主革命的萌芽。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沦为奴隶或苦役；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贫穷、短缺或不安全感。这是一段至今仍然使我和我的政治斗争中的战友们都受鼓舞的历史。

我告诉法庭，我如何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民主和非种族歧视主义如何成为我的最高信仰。我也说明了自己作为一名律师常常不得不在服从法律还是服从良心之间进行选择。

我要说，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思想的非洲人的一生都会被迫不断地面对一面是他的良心另一面是法律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这当然不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冲突，在每个国家中，有良心、有思想、有感触的人们都会面临这种冲突。最近在英国，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或许是西方最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伯爵被判刑，他正好犯了与今天我所犯的同样类型的罪，因为他为了自己的良心而触犯了法律，抗议他的政府坚持核武器政策。他只能违背法律并承担违背法律带来的后果。我也只能这样做。这个国家中的许多非洲人也只能这样做。作为正实施的法律，作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逐步修改的法律，特别是作为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按照我们的观点，它是一种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不可容忍的法律。我们的良心促使我们必须对法律表示抗议，表示反对，并设法修改法律……我认为，人们不能对正义无所作为、无所表示、无所反应，不能不抗议压迫，不能不为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生活而作出努力。

我详细地列举了政府多次动用法律，通过禁止、限制和审判等形式干扰我的生活、事业和政治工作。

是那样的法律让我变成了一个罪犯，但是我的罪并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我的主张，因为我的思想，因为我的良心。

这样的状况使一个人成为社会的罪犯，难道还有人会对这件事有任何怀疑吗？由于政府的原因使这样一个人做好了准备去过违法者的生活，就像根据这个法庭所提供的证据证明我几个月中所过的生活一样，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是艰难的。我离开了我的妻子儿女，告别了美好的生活，结束了我的律师事业，我有时盼望在饭桌上与家人团聚，而不是去过连续不断地被警察追捕的生活，远离我最亲近的那些人，在我自己的国家里，不断地面对侦察与逮捕的危险。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远比坐牢还要困难的生活。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会放着文明社区中正常的、有家有业的社会生活不过，而自愿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

但是，这样的时期到了，就像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在这样的时期，一个人被否定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只能过违法者的生活，因为政府那么热衷于使用法律，把罪行强加在他的身上。眼下，我就是被逼到了这个境地。但是，我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在这个国家里，还会有其他人在警察的迫害和政府的管理下被逼上同样的违法道路，继承我的事业。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列举出许多次我们把我们的冤枉申诉交给政府，而每次都被忽视或撇在一边。我解释说，我们1961年举行的罢工是在政府既不采取任何措施，又不与我们对话或者满足我们的要求之后所作的最后努力。政府通过使用暴力对付我们的非暴力要求，从而挑起了新的暴力。我申明，政府的行动使我们采取了更具有战斗性的立场。我说，在我的整个政治生命中，我特别想与那些其能力和贡献都远比我自己大的同仁并肩战斗。许多人已经在我之前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了代价，在我之后也将有许多人会这样做。

我在宣判之前告诉法官，不管政府强加给我什么样的惩罚，都不会改变我献身于斗争的决心。

阁下，我并不认为，这个宣判我的罪名并强加刑罚于我的法庭应该会被这样的信念所打动，即刑罚将会吓倒那些坚信其道路正确的人。历史表明，刑罚吓不倒已经唤起良心的人们，也吓不倒我的人民和以前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仁。

我准备接受对我的判决，尽管我知道一个非洲犯人在这个国家的监狱中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和绝望。我已经领教过这种监狱生活，知道即使是在监狱的高墙后面种族歧视也是何等的恶劣。但是，这些考虑不会让我偏离我所走过的道路，也不会使像我这样的其他人偏离他们的道路。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自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任何东西都不能让这些被判刑的人丢掉他们的最高理想。我对监狱外全国人民所遭受到的令人畏惧的处境的憎恨，驱使我宁愿走进监狱去承受令人恐惧的痛苦。

不管阁下在这个法庭上决定给我定什么罪，请你们放心，我将在刑满后继续前进，就像人们总会凭着他们的良心在前进一样。当我从监狱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将凭借我对种族歧视的憎恨而继续前进，重新振作起来，为消除那些不公正而奋力斗争，直到最后把这些不公正彻底消灭，并永远地把它们消灭……

我已经为我的人民和南非尽到了我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将会宣布我是无辜的，在这个法庭上被判处有罪的应该是政府成员。

当我发表完讲话的时候，法官宣布休庭10分钟，以考虑给我什么样的惩处。在离开法庭前，我转过身来看了大家一眼。我对我将受到的惩处并不抱幻想。10分钟后，法官在充满紧张气氛的法庭上宣布了对我的判决：因鼓动人们罢工判刑3年，因没有护照出国判刑2年，总共判处5年徒刑，并且不允许保释。这是一个严厉的惩处，旁听席上有人放声大哭。当宣判结束的时候，我转身面对旁听席再次握紧拳头高呼了三声“政权”，然后，大家开始唱起我们优美的国歌“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当我被带走的时候，许多女士呜呜地大哭起来。旁听席上的骚动使我暂时忘记了我将走进监狱，去承受南非当时对政治犯最严厉的惩处。

在楼下，我被允许简短地向温妮告别。这时，她一点都不忧伤，精神状态很好，也没有掉泪，似乎很有信心。她是我的夫人，同时也是我的同志。她努力让我增强信心，当我乘坐在警车内离开法院的时候，我能听见车外大家歌唱“Nkosi Sikelel’ iAfrika”的声音。

52...

监狱不仅剥夺了你的自由，还企图剥夺你的个性。每个人都穿一样的囚服，吃一样的饭，遵循同样的作息时间。这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政府，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或个性。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一个男子汉，他必须与企图剥夺他的一切个性的监狱进行斗争。

我被从法院直接带到了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我对这座骇人听闻的、阴森森的红砖建筑物非常熟悉。但是，我现在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而不是一个等待审判的拘留犯，所受到的待遇与等待审判的被监禁者没有丝毫区别。我的衣服被扒走了，雅各布斯上校最终把我的豹皮服装也给没收了。我领到了一套非洲人专用的标准囚服：一条短裤、一件粗卡其布衬衣、一件帆布夹克、一双袜子、一双拖鞋和一顶布帽子。只有非洲人才发给短裤，因为只有非洲人才被监狱当局视为“男仆（boys）”。

我告诉监狱当局，我不穿短裤，并告诉他们我准备去法院提出抗议。后来，当狱警给我送来晚饭的时候，我发现是又冷又稠的玉米片粥和半茶匙糖。我拒绝吃这种食物。雅各布斯上校仔细地考虑了这件事，决定允许我穿长裤子，吃我自己的传统食物，条件是同意被单独关押。“我们准备给你与其他政治犯不同的待遇，”他说，“但是，你必须被单独关押。伙计，我希望你能同意。”我向他保证，只要能让我穿我所选择的衣服和吃我所选择的食物，单独关押也行。

在后来的几周时间里，我被完全单独关押起来，我见不到别的犯人的面孔，听不见别的犯人的声音。我每天被关押23小时，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我以前从来没有被单独关押过，真是感觉度日如年。关押我的囚室没有自然光，一只灯泡在头顶上一天24小时地亮着。我没有手表，常常把傍晚当成了半夜三更。我没有书看，没有书写用品，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的心开始与外界隔绝，但很想感受一下外面的事物，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觉得，宁愿挨一顿打也不愿意被单独关押了。被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哪怕是与囚室内的虫子在一起也感到高兴，有时甚至想与一只蟑螂一起聊一聊。

我有时能见到一位中年黑人狱警，于是，有一天我想用一个苹果贿赂他，让他与我说说话。“老人家，”——这是对别人的尊称，原意是父亲——我说，“我能送你一个苹果吗？”他对我的所有表示都保持沉默。最后，他说：“伙计，你要穿长裤子、吃好饭，现在你如愿以偿，但你仍然不高兴。”他的话是对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没有人做伴更使人失去人性。几周后，我准备放下自尊，告诉雅各布斯上校我将用长裤子去换取有人与我做伴。

那几周期间，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的命运。一个自由战士应该与他的人民在一起，而不应在监狱里，我最近在非洲获得的那些知识和关系没有被应用于斗争之中，而是同我一起被禁闭起来。我为不能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创建一支自由军队而诅咒着。

不久，我开始抗议我的监禁环境，要求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里的其他政治犯关在一起，其中就包括罗伯特·索布克韦。我的要求最后被同意了，但雅各布斯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我再放肆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我没想到我这辈子竟曾那么渴望吃冷玉米片粥。

我除了希望有人做伴之外，还很想与索布克韦及其他人谈一谈，他们多数都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因为我认为，在监狱中可能会取得在监狱外无法取得的一致。监狱条件有利于化解争议，使大家发现团结一致的因素多于分裂的因素。

当我被带到关押其他犯人的院子里的时候，我们相互热情地打招呼。除了索布克韦，还有“贸易工会南非大会”的领导成员约翰·基茨韦；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艾伦·莫莱特，他是《新时代》的一位雇员；有著名的共产党贸易工会的成员斯蒂芬·德福，他也是“泛非大会”的成员。罗伯特请我就我的非洲之行作个介绍，我高兴地这样做了。我坦诚地介绍了其他非洲国家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如何理解的。在介绍完情况之后，我说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探讨。但是，当索布克韦与我刚开始取得一定的共识之后，监狱当局就设法把我们隔离开了。我们被关押在同一条走廊的不同的囚室里，而且两个囚室分别位于走廊的两头。

有时，当我们挨靠着坐在监狱院内的地上缝补又脏又破的邮袋时，我们确实有机会说说话。我总是对索布克韦很尊重，并发现他是一个和气而有理性的人。但是，我们对面临的主要问题——监狱的条件显然是有分歧的。索布克韦认为，要改善监狱的恶劣条件，首先就要承认政府是有权把他关进监狱的。而我则认为，在丧失体面的条件下生活总是难以接受的；在整个历史中，政治犯都把为改善监狱的条件而斗争当成了他们责任的一部分。索布克韦认为，只有当国家发生变化时，监狱的条件才会跟着发生变化。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但是，我不明白在我们现在唯一能进行斗争的地方为什么不去为此而斗争。我们从来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过一致的意见。不过，当我们向监狱当局递交联络信表示对监狱条件不满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有了进步。

索布克韦在监狱内没有屈服过。但是，与在比勒陀利亚相比，他显得有点神经质和暴躁，我把这归咎于斯蒂芬·德福。德福对索布克韦构成了一种刺激，他奚落他、辱骂他，并向他挑战。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德福也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脾气不好，喜欢争论，专横傲慢。他还能说会道、知识渊博，并且精通俄国历史。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对谁都斗，甚至包括他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德福与索布克韦几乎天天吵嘴。

我热心地与索布克韦讨论政策和策略问题，其中与他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那个“1963年获得自由”的口号。当时已经是1963年，自由还是遥遥无期。“我的老弟，”我对索布克韦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没有比提出自己知道不能实现的目标更危险的了，这会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切合实际的希望。”

我是用非常尊重他的口气说这件事的，但是，德福闯了进来，并开始指责索布克韦。“老兄，”他说，“你遇见了你的对手曼德拉，你知道他是正确的。”德福沿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说，使索布克韦非常恼火。他告诉德福说：“不要打扰我。”但是德福就是不停嘴：“老兄，人们正在等着你。他们想杀你，因为你欺骗了他们。你不过是个混子。老兄，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德福也在竭力让我从感情上与他疏远。每天早上，当狱警来检查时，他总是向他们抱怨，抱怨饭菜，抱怨监狱里的条件，说冷道热地不停地抱怨。一天，一个狱警对德福说：“伙计，你为什么每天早晨都抱怨？”

“我之所以抱怨，是因为我有责任抱怨。”斯蒂芬说。

“但是，你看曼德拉，”狱警说，“人家就不每天抱怨。”

“嗨！”他轻蔑地说，“曼德拉是个害怕白人的小子，我甚至连他是何许人都不知道。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每家报纸都在说‘曼德拉，曼德拉，曼德拉’，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曼德拉指的是谁？’‘我将告诉你曼德拉是谁，他是被你们这些人以某种我不理解的理由树起来的人，曼德拉指的就是他！’”

瓦尔特·西苏陆与我们一起被关押了两个礼拜，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受审的时候，他也因煽动人们罢工而在约翰内斯堡受审。他被判了6年监禁。我们在监狱里有几次交流的机会，并讨论了瓦尔特的申请保释问题。当时，他的请求被搁置在了一边。对这个动议，我衷心地给予支持。两周后他就被保释了，组织上指示他转入地下，让他在地下继续领导斗争，他干得很好。

瓦尔特走后不久，我正与索布克韦一起去监狱医院的时候，在大约25码远的院子内见到了纳纳·西塔。西塔是著名的印度人运动领袖，曾领导了1952年博克斯堡的反抗运动。他由于拒绝腾房子而被比勒陀利亚地方法官判了刑。他在那所房子里住了40多年，那里紧挨着《社团区域法》公布的“白人区”。他佝偻着身子，尽管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是却一直赤着脚。这让我这个穿着凉鞋的人很难过。我想走上前去与他打个招呼，但是，在六七名狱警的眼皮底下我只好继续向前走。

我忽然一阵头晕目眩摔倒在水泥地上，我的左眼眉被碰了一道深深的大口子，需要缝三针。早在福特监狱的时候我就被诊断为患有高血压，一直在服降压药。这次晕倒显然是服用过量的药片造成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并坚持吃低盐食物，我治好了这个毛病。

那天下午，温妮来监狱探望了我，这是自从我被判刑以来她第一次来看我。缝不缝伤口倒无所谓，但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她看到我的时候十分着急，但是我安慰她说我很好，并且把摔倒的情况和经过向她作了说明。尽管这样，仍有传言说我的身体已经被搞垮了。

53...

1962年10月在我被审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了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年会。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非法的，会议在贝专纳边界另一边的洛巴策举行。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实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联合。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声明：“我们的重点仍然是采取群众政治行动，民族长矛军只是作为我们斗争的一个军事翅膀。”这是为了制止当时“Poqo”不负责任的恐怖主义行动。“Poqo”是科萨语，意思是“无党派者”或“独立者”。这一组织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有松散的联系。他们采取恐怖行动的对象是非洲人中的通敌者和白人。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人们认识到这一新的战斗特点，同时也要认识到新的军事行动是有节制和负责任的。

政府作出了决定，加速实施“隔离”计划，以便向世界表明，这种隔离允许种族有自己的“自由”。样板地区就是特兰斯凯。1962年1月，沃尔沃德宣布，南非打算批准成立特兰斯凯“自治政府”。1963年，特兰斯凯成为南非“自治政府”的起始地。1963年11月举行了投票，选举特兰斯凯立法议会。但是，特兰斯凯选民选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立法议会代表都反对这项政策。

班图体制最终得以实行。实际上选民们都反对，他们仅仅是参加了投票而已。尽管我不赞成班图体制，但是，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利用这一体制及其内部机构作为宣传我们的政策的平台。特别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领导人当时正在被监禁、禁止或流放，有这样一个平台是十分重要的。

反对班图当局的恐怖活动增加了。随着破坏行动的开展，政府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新司法部部长约翰·沃斯特是一个特别没有感情的人。他自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反对政府支持同盟组织而被拘留过。他认为，铁拳是对搞颠覆活动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回答。

1963年5月1日，政府颁布法律，按照沃斯特的解释，目的是“粉碎民族长矛军的脊梁骨”。《普通法修正案》，又叫《90日拘留法》，撤销了人身保护权，授权任何警察只要怀疑任何人有政治犯罪，不需要逮捕证就可以逮捕。凡是被逮捕者，不需要经过审讯、起诉、律师辩护和自我申辩就可以被拘留90天。根据沃斯特的恶意解释，“90天拘留期”可以一直无限期地延长。这项法律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警察政府，没有哪一个专制者能给当局像“90天拘留”这样多的权力。结果，警察变得更加野蛮：被监禁者常常遭到毒打，我们很快就听到了电击、窒息和其他形式的刑罚。在议会中，只有自由进步党的代表海伦·苏兹曼一人对这一法案投了反对票。

对非法组织的成员增加了罪责，判刑从5年直到继续坚持共产主义或其他被取缔组织的目标可判处死刑。政治犯可以再次被拘留，正如我在1963年所看到的那样，索布克韦3年判刑期满后，政府不但没有释放他，反而再次宣布对他逮捕，然后未经审讯就把他投进了罗本岛监狱。

沃斯特通过在1962年6月出台《破坏法》也创下了立法之最，这项法律允许实施软禁，而且更严厉的处罚也不必通过法院。它严格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达到了最极端的法西斯专制的程度。破坏罪本身最轻也需要判处5年监禁，而且不准保释，最高处罚可以判处死刑。由于这项法律管辖面很宽，连“擅自进入”或非法拥有枪支也构成破坏罪。议会通过的另一项法律则禁止被禁止的人继续发表任何言论，我说的或曾经说过的话都不能在报纸上报道。1962年底，《新时代》周报遭到了取缔，而拥有被取缔的刊物也被视为一种犯罪，可以被判处长达2年的监禁。对软禁也作了规定，大家都知道，这种规定曾被用在了白人政治活动家海伦·约瑟夫身上。

54...

5月末的一个夜晚，一个狱警来到了我的囚室，他要我收拾好我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但他没有回答。不到10分钟，我就被押解到了接待室，在那里我看到了其他三个政治犯：德福、约翰·基茨韦和艾伦·莫莱特。奥卡木博上校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要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哪里？”德福问。“很美丽的地方。”奥卡木博说。“哪里？”德福又问。“海岛。”奥卡木博说。这里说的海岛只有一个，那就是罗本岛。

我们四人被铐在一起并押上一辆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马桶的囚车。我们行驶了一整夜才到达开普敦，到达开普敦海港时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四个人被铐在一起，并在一辆行驶的囚车中使用一个马桶，那可不是一件安逸或愉快的事。

开普敦港有许多武装警察和神情紧张的便衣官员，我们只好站在一条木制渡轮的船舱里，手上仍然戴着手铐。当船只驶离波涛汹涌的海岸时，站在船舱里是非常困难的。船舱上面只有一个透光、通气孔，当然除了透光、通气外还有另外一个用途：狱警们喜欢从上往下冲着我们溺尿。当我们被带上甲板的时候，天还没黑，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罗本岛。岛上是一片绿色，十分秀丽，乍看上去，与其说这是监狱，倒不如说是一块度假胜地。

“Esiquithini”（岛上），这是科萨人对这座距离开普敦海岸18英里的、狭窄的、被风吹得岩石裸露的小岛的称呼。每个人都知道它指的是哪个岛，我孩提时代也曾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岛。自从1819年第四次科萨战争中科萨军队那位6英尺6英寸高的统帅马卡纳（也被称作恩凯乐）被英国人囚禁在那里之后，科萨人对罗本岛就十分熟悉。此前，马卡纳曾经领导一支万人军队在格雷厄姆斯敦作战。后来，他试图驾小船逃离罗本岛，但是在快抵达岸边的时候被淹死在海中。这个不幸的记忆融入了我们的语言之中，我们科萨人用成语“Ukuza Kuka Nxele”表示“渺茫的希望”。

马卡纳并不是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第一位非洲英雄。1658年，奥祖茂（欧洲历史学家称他为“海滨之波”哈里）在考伊考伊与荷兰之间的一场战争中被俘后就曾经被简·范·里贝克囚禁在那里。我从对奥祖茂的记忆中而得到安慰，因为他被视为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从罗本岛脱逃的人。当时，他是靠摇着小船逃到大陆上去的。

罗本岛的命名来自荷兰语中的海豹，曾经有数百只海豹腾跃在冲刷海岸的本格拉寒流中。后来这个岛先后被用作麻风病人居住地、精神病医院和海军基地。现在，政府刚刚又把这个岛变成了监狱。

迎接我们的是一伙身材魁梧的狱警，他们高声喊着“Dis die Eiland！ Hier gaan julle vrek！”（这里是罗本岛！你们将在这里死去！）在我们前面是一个院子，四周有几间狱警住的房子。全副武装的警卫兵站在通向院子的路上，气氛特别紧张。一位高个子、红脸膛的狱警冲我们高声说：“Hier is ek jou baas！”（注意，我是你们的老板！）他是臭名昭著的克雷汉斯兄弟之一，大家都知道，他对被监禁者十分残忍。狱警总是说南非荷兰语，如果你用英语回答，他们会说：“Ek verstaan nie daardie kaffirboetie se taal nie”（我不懂你们这些喜欢卡非尔语言的人说的话）。

当我们朝着监狱走去的时候，警卫兵高声说“两个！两个！”意思是让我们两个两个地排着队走。我与德福排列在了一起。警卫兵开始尖声叫喊“Haas！ Haas！”在南非荷兰语中，“Haas”是“往前走”的意思，但是，这种喊声通常用来赶牛。

狱警们要求我们跑步前进，我转身低声对德福说，我们必须做一个榜样，如果现在屈服，我们将来会受他们的气，德福点头表示赞成。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由于信仰被惩处的政治犯。

我示意德福，我们两人应该在前面带头。我们一到了前面就放慢了步伐，故意慢慢地走。警卫兵产生了怀疑。“听着，”克雷汉斯说，“这里不是约翰内斯堡，也不是比勒陀利亚，这里是罗本岛，我们这里不允许调皮捣蛋。Haas！Haas！”但是，我们继续慢条斯理地走着。克雷汉斯命令我们停下来，站在我们面前说：“注意，伙计，我们将会杀掉你们，我们不是在骗你们，你们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你们的父母将不会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最后一次警告。Haas！Haas！”

于是我说：“你有你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决心不屈服，我们也没有屈服，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监狱里。我们被赶进一个长方形石头建筑内，并被带到了一个空旷的房间里。地面上有几英寸深的水。警卫兵喊叫着：“Trek uit！ Trek uit！”（脱衣服！脱衣服！）当我们一件一件地脱下衣服的时候，狱警们就拿过去迅速地进行搜查，然后把衣服扔进水中。就这样，每件衣服都脱掉了，每件衣服都经过了检查，每件衣服都被扔进了水中。然后，狱警命令我们穿上衣服，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把湿衣服穿在身上。

有两名狱警走进了房间，其中那位年轻的狱警就是队长格里克。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出，他在有意粗暴地对待我们。这位队长指着我们四人中最年轻的艾伦·莫莱特说：“你的头发为什么留那么长？”艾伦是一位非常温和、非常文雅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队长大声说：“我在与你说话！你的头发为什么那么长？这不符合规定。你应该把头发剪短。为什么不留……”他然后停顿了一下，扭头看着我，并指着我说，“……像这小子那么长的头发？”我开始讲话了：“好了，看这里，我们的头发的长度是由规定决定的……”

没等我讲完，他不高兴地大声说：“小子，不能那样对我讲话！”然后开始向前走。我感到害怕——知道有人想要打你，并且你又不能自卫，这不是一种好的感觉。

当他离我只有几步的时候，我尽量镇定地说：“如果你对我行凶，我将带你去大陆上的最高法院，当我打赢了你，你将会成为穷光蛋。”我说话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等我讲完后，他吃惊地看着我。我自己也有点吃惊，我已经被吓住了，因为我这样讲话不是出于勇气，而是出于一种虚张声势。这时，你必须装腔作势，不管你内心怎么想。

“你的票在哪里？”他问，我把票递给他。我能看出他有些神经质。“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冲着我的那张票点了点头，说：“票上写着呢。”他说：“你被判了几年？”我又指了指票说：“票上写着呢。”他低头看了看票说：“5年！你被判了5年，还那么傲气！你知道判你5年意味着什么吗？”我说：“那是我的事，我准备坐5年牢，但是不准备被人欺侮，你必须依法办事。”

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政治犯，也没有人告诉他我是律师。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但是，另一位狱警在我们冲突期间突然走了出去。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罗本岛的指挥官斯特恩上校。那位队长随后也走开了，走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要安静得多。

然后，只有我们四人在一起，斯蒂芬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并且是没完没了。“我们已经向布尔人进行了挑衅，”他说，“现在，我们在监狱里的日子大概就不会好过了。”正当他说话的时候，一位人称普雷特利叶斯中尉、身材不高但十分健壮的人走了进来。让我们吃惊的是，他竟然对我们讲科萨语，看来他十分熟悉科萨语。“我看了你们的档案，档案里写得不怎么坏。除了这一位，”他向斯蒂芬点了点头说，“你的档案是不干净的。”

斯蒂芬非常生气。“你是什么人，竟然对我这样说话？你说我的档案不干净，你一定是看过我的档案了，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所有对我的那些指控都是我为人民的权利而战斗的事实。我不是一名罪犯，你们才是罪犯。”那位中尉警告斯蒂芬，如果再那样对他讲话，他就起诉斯蒂芬。在离去之前，普雷特利叶斯说他准备把我们放在窗子朝外的一间单独的大房子里，然后又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但是，我不想让你们通过窗子对任何人说话，特别是你，曼德拉。”

然后，我们被带到了囚室。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一间囚室，窗子很大并且也不算高。通过一面墙上的几扇窗子，我们能看到其他犯人和狱警在外面走过。这是一间宽敞的、足够我们四个人住的大囚室，并且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冲澡的地方。

那是十分令人疲惫不堪的一天，晚上吃过凉玉米片粥后不久，其他三人就都睡着了。我躺在地板上面的毯子上，忽然听到有敲打窗子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发现一个白人招呼我到窗子跟前去。我记得那个排长的警告，因此，躺在那里没动。

然后，我听见那个人低声说：“纳尔逊，你过来。”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因此我决定碰碰运气。我走到窗子前，要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他一定是认为我把他当成了白人，因为他低声说的第一件事是：“我是一个来自布隆方丹的有色人狱警。”然后，他向我透露了我夫人的消息。在约翰内斯堡的报纸上有报道，说我夫人曾经去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探视我，但是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没告诉她我已经被转移到了罗本岛。我对他的通风报信表示感谢。

“你吸烟吗？”他问我。我告诉他我不吸烟，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立即有了主意：“但是，我的同志吸烟。”他听了后很高兴，说，他几分钟后就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来。这时，大家都醒了。德福和约翰·基茨韦吸烟，我就把烟分给了他们两人，把三明治分给我们四个人。

接下来的几周，这位有色人狱警几乎每天夜里都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我总是把烟均等地分给德福和基茨韦。这位狱警冒了很大的风险，他提醒我说，他直接同我一个人打交道，不然的话，他将无法对我们进行照顾。

刚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岛上到底有多少囚犯。几天后，我们得知，大约有1000人，他们都是非洲人，而且都是最近几天才来的。多数人都是普通犯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政治犯。我很想与他们接触，但是，我们是完全彼此隔离的。开始几天，我们被关在我们的那间囚室里，甚至不准出囚室的门。我们要求像其他囚犯一样去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但是，我们被单独从囚室里带出来，并且由克雷汉斯看管着。我们干的第一个工作是把新铺设的管道盖起来，工作地点位于一座小山上，在那里可以看到岛上的一些荒凉而美丽的景致。

第一天，我们工作很卖力。但是到了第二天，克雷汉斯却催促我们更加努力地干。他非常粗野，就像是在驱赶牛马。“Nee, man, Kom aan! Gaan aan!”（“不，伙计，快干！快些干！”）斯蒂芬比我们其余三人年龄都要大，有一次当他放下手中的铁锹时，立即遭到克雷汉斯的威胁。但是，斯蒂芬用南非荷兰语回敬说：“你不学无术，连自己的语言都讲不好，你用不着告诉我如何做。我将按我们的节奏工作，我们就是想这么干，我所能干的只有这么快。”然后，他十分威严地拿起锹重新开始工作。斯蒂芬一直是一位南非荷兰语教师，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南非荷兰语，而且还可以讲南非荷兰语的母语——荷兰语。斯蒂芬能以十分谦逊而夸张的口气对狱警讲话。他们对他说的话可能不怎么理解，但是他们知道最好不要与他打嘴仗。

岛上有两个克雷汉斯，他们都身背殴打犯人的恶名。大克雷汉斯负责看管我们，他一定知道我们不是那么好欺侮，因此有些收敛，因为后来他再也没有惹我们。小克雷汉斯就没有那么老实。有一天，我们干完活后沿着一条路往回走，中间路过一支数百名犯人组成的劳动大军，他们正在用独轮车运沙子。他们不是政治犯，我们两伙人都被命令停下来，克雷汉斯兄弟俩聊了起来。小克雷汉斯一边聊，一边让他手下的一个犯人给他擦皮靴。我认出另一伙人中有一些是在1958年塞库库尼兰农民起义中被判死刑的人，于是我回转身来仔细地看着他们。小克雷汉斯粗暴地命令我回头朝别的方向看。如果我不是站在那里处于其他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我可能还知道如何作出反应。但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拒绝回头。小克雷汉斯朝我走来，显然是想殴打我，但是，当他走到离我几步远的时候，他的哥哥跑过来拦住了他。他们小声嘀咕了几句，一场风波就过去了。

有一天，监狱长塞伦来看我们，他负责管理整个罗本岛，当时是来听取我们有什么抱怨的。塞伦是一个脾气不怎么好的人，不喜欢面对面地与犯人交流。我既不想表现得对他不友好，又不想阿谀奉承他。我代表我们一伙人说：“你来看望我们，这使我们十分感激。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对你反映，相信你一定能解决。”我列举出了我们的问题，当我说完后，他说：“我看看我能为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可能他认为自己太好说话了，因为，当他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他转身对德福说：“Jou groot pens sal in die plek verdwyn”，意思是“你这个大肚子会在这里消下去的”。“pens”意思是指肚子，不过这个词常常用来指牛羊之类动物的肚子，人类的肚子则要用“maag”。

斯蒂芬对塞伦的戏弄也不客气，他无法忍气吞声地对待这种侮辱。“你知道，监狱长，”他说，“你不能对我怎么着，因为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一个成员，共产党在为世界被压迫人民服务方面是著名的。当我们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和你的国民党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全世界，我比你们愚蠢的全国主席还要著名。你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不值得注意的小芝麻官。到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将连你的名字都不记得。”塞伦转身就走了。

那位有色人狱警夜间会来探望我们，这对减轻我们在岛上的痛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就是有这样奢侈的条件，斯蒂芬仍然不满足。德福是一个大烟筒，他有时竟然吸一整宿，第二天自然就无烟可吸。但是，基茨韦却总是保留他自己的那份烟，从来不会把当天的烟全部抽光。一天晚上，德福心急气躁地面对着我，“纳尔逊，”他说，“你故意少给我烟，你给基茨韦的烟比给我的多”。

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我想与他开个玩笑。“那好，”我说，“每天晚上我得到烟的时候，我将先把它分成两份，然后我将让你选择你想要的那一份。”那天晚上，不，是从此之后的每天晚上，我总是把烟分成相等的两份，然后对斯蒂芬说：“你先选。”

德福为难作决断而苦恼万分。每次他都是看着两份烟，头不住地在两者之间摇来摇去。最后，他总是失望地拿起一份，然后躲到一边开始吸起来。尽管我似乎认为这个办法十分公道，但仍然有些滑稽，德福也还是不满意。当那位有色人狱警来到窗边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旁边来回走动，以便看我是否私下把香烟囤积起来，这让那位狱警感到很不高兴。“注意，”他对我说，“我只与你打交道。这是一个安全问题。”我说我理解。然后我告诉德福，当我与狱警接头的时候，不要站在我身边。

第二天夜间，当那位狱警来到窗前时，德福走上前去对他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我自己的那份烟，请直接给我。”那位狱警感到有些吃惊。“曼德拉，”他说，“你没有遵守你的诺言。算了，我不会再给你带这些东西了。”我把德福嘘走，然后就劝说狱警。我说：“看，伙计，他是一位老家伙，”我的意思是指德福，“他精神不很正常，”我指着我的头说，“请原谅这一次”。这样他软了下来，把烟交给了我。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将就此收手。

那天夜里，我认为必须处罚一下德福。我说：“现在，你看，你危及了我们的货源。今天晚上，你不要再指望有烟或三明治。你几乎让我们失去了这些特殊待遇。现在，我准备切断对你的供应，直到你变乖后再给你。”德福无言以对。

我们三个人那天待在囚室的一个角落里，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读报纸，报纸也是那位狱警送的，而德福自己则坐在另一个角落里。最后我们都睡着了。大约半夜时分，我感到有人推我的肩膀，把我从睡梦中推醒。“纳尔逊……纳尔逊。”原来是德福。

“纳尔逊，”他轻声说，“你触到了我的软肋。你不给我烟吸，可我是一个老人。我为了我的人民而遭受这般痛苦。你在监狱里是我们的领导，但这样处罚我是不公平的，纳尔逊。”

他也触到了我的痛处，因为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滥用职权。他遭遇的痛苦确实远比我遭遇的痛苦要多。我的三明治还有一多半，我立即把三明治给了他。我又唤醒基茨韦，把烟都给了他，请他与德福共同分享。德福总是喜欢找麻烦，但是，从此之后，他的行为规矩多了。

我们一旦开始工作，我立即对岛上的其他犯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当局也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一些年轻政治犯转移到了与我们的囚室相对的囚室里来。夜间，我们可以通过上了锁的栅栏门与他们谈话。在这些年轻人中，我发现了恩卡贝尼·门耶，他是我的一个外甥，家住在穆克孜韦尼，我上次在1941年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婴儿。

我们谈了一些有关特兰斯凯的事情，并得到了一些关于家庭历史方面的信息。一天夜里，当他的朋友们都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说：“舅舅，你属于什么组织？”我说，当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我的回答使那些年轻人有点惊慌失措，忽然，他们的面孔从窗子里消失了。等了一会儿之后，我外甥又出现了，他问我是否曾经是一位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我回答说，我没有参加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然后他说他听说我在出访非洲其他国家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告诉他，我出访期间也没有加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而且将来也还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这又使他们感到非常惊愕，他们又一次消失在窗后。

后来我得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宣传机构声称我在出访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尽管我听后不大高兴，但是，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在政治上，我们绝不能过高地估计真正了解形势的人数。不大一会儿，我的外甥又回来了，他问我是否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与索布克韦交谈过。我说谈过，并且与他进行了友好的讨论。这让他们很高兴，他们向我说了声再见，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几个小时后，一个队长来到了我的牢房里，让我们四个人收拾行李。几分钟内，我的同志们都被带走了，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在狱中，一个人能与同志们挥手告别是幸运的。一个人能够与另一个人非常亲密地共同生活几个月，然后就再也见不着他了。这是灭绝人性的一幕，因为这样的事情会使你不得不沉默地与世隔绝。

尽管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我仍然有些忧虑不安。有时几个人在一起会有安全感，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你也就没有见证人了。我发现没有人给我饭吃，便使劲地撞击地板：“狱警，我还没吃晚饭呢。”

“你必须叫我baas（老板）。”他叫喊道。那天晚上我没吃上晚饭。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押解回比勒陀利亚。监狱管理局通过媒体发表声明说，为了我的安全而把我从罗本岛转移出来，因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犯人要殴打我。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谎言。他们把我押回比勒陀利亚，自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

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被单独关押，但是犯人们是足智多谋的，我很快通过那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收到了秘密纸条和其他信息。我收到了亨利·法兹的消息，他是民族长矛军的一个干部，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接受过军事训练，他在企图返回南非时被捕。他们都是根据《破坏法》被审判的第一批非国大人士。

通过监狱这个暗中传递信息的渠道，我试图在他们的辩护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并建议他们与哈罗德·沃尔培联系。我后来听说，沃尔培也遭到了拘留。这使我第一次感觉事情出了什么严重闪失。有一天，当我在放完风后被带离院子的时候，我见到了安德鲁·木兰基尼。我上次见他，是1961年9月份，当时他正准备出国参加军事训练。我在想，除了沃尔培和木兰基尼，还有谁遭到了逮捕？

1961年初，温妮被实施禁止2年。我从另一名犯人那里听说，最近温妮由于违反对她的禁止而被指控，这会使她坐牢或被软禁。温妮很固执，禁止只能是让她火上加火。我不怀疑她违反了对她的禁止令，我不会劝她不要那么做，但是，她有可能坐牢的消息却让我十分担心。

1963年7月的一个上午，正当我沿着走廊回牢房的时候，我看见了托马斯·马士法尼，他一直是立里斯里夫农场的工头。尽管我知道这毫无疑问是监狱当局故意领着他来到我牢房的走廊里，看我是否认识他，但我还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我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他的出现只说明一件事：当局已经发现了利沃尼亚。

一两天后，我被召到了监狱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瓦尔特、戈万·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鲍勃·赫普尔、雷蒙德·穆拉巴——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他当时刚刚从中国接受培训回国。其他还有伊莱亚斯·莫佐莱迪，也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丹尼斯·戈尔德伯是位工程师，他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拉斯迪·波恩斯坦是个建筑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吉米·坎特是位律师，他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我们都被指控犯有破坏罪，第二天将被送上法庭。这时，我5年的监禁生活刚刚过了9个月。

我零零星星地听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7月11日下午，一辆干洗店的面包车驶进了农场的汽车道，立里斯里夫没有人要送洗衣服。干洗店的面包车被一位年轻的非洲警卫人员拦了下来。但是，从车上下来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和几条警犬，那个年轻的非洲警卫被他们的气势给压倒了。他们包围了房屋，几名警察冲进了主要建筑和主要附属建筑。在附属建筑内，他们发现有十几个人正围在桌子周围讨论一份文件。瓦尔特从窗子跳了出去，但是却被狂吠的警犬切断了去路。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阿瑟·戈德里克，在警察进行袭击的过程中，他正好开车来到了农场。

警察对整个农场都进行了搜查，没收了几百份文件和资料，但是，他们没发现武器。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就在桌子上放着，文件的名称是“Operation Mayibuye”（《行动计划》），是一项关于在南非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警察一下子得到了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全部资料。于是，大家都被按照《90日拘留法》逮捕了。

在这次袭击发生时，乔·斯洛沃和布拉姆·费希尔侥幸不在农场。但是，他们经常每天去农场两三次。从事后看，立里斯里夫是一定会暴露的，因为管理越来越严格，管理方式也越来越成熟。由于能实施24小时监听，窃听器成了普通的监听工具。对于政府来说，这次袭击是一次漂亮的行动。

开庭的第一天，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把情况告诉律师。我们被带到一位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几天后，我们被允许与布拉姆、弗农·贝瑞奇、乔尔·乔菲、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见面，他们都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由于我是已经判过刑的犯人，所以我仍然被单独关押，这些审理程序使我第一次有机会与我的同事们交谈。

布拉姆非常沮丧。他小声告诉我们，我们正面临着极其严厉的指控，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他，会要求对我们依法实行最重的惩处——死刑。布拉姆说，根据现实情况，这种结局是十分可能的。我们都生活在绞刑的阴影之下，因为这种可能性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死刑是审判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比我们轻得多的犯人最近都被判了死刑。

监狱官员时刻都在提醒你，你可能被绞死。那天夜里，一位狱警敲着我的牢房门说：“曼德拉，你不必为睡觉而担心，你将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我等了一会儿说：“我们大家，也包括你，都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55...

1963年10月9日，我们被押上一辆加强了保安设施的警车。沿着车的中心线装有钢制隔板，把白人犯人和非洲人犯人相互隔开。我们将被送到比勒陀利亚的司法大厦，最高法院就设在那里。“政府对（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的指控将在那里开庭。后来，这次审判被大家称作“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的审判，而更多的人把这次审判叫做“利沃尼亚审判”。在法庭附近，矗立着保罗·克鲁格的雕像，他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总统，在19世纪曾经领导人民抗击过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位布尔英雄雕像的下面，有一段从他的讲话中选出来的语句：“我们满怀信心将我们的事业置于全世界的面前，无论我们是获胜还是死亡，自由将像太阳一样从清晨的云雾中在非洲升起。”

我们的警车行驶在装满警察的卡车护送队中间。在护送队的前面行驶的是几辆坐着高级警察官员的豪华轿车，司法大厦周围到处是武装警察。为避开聚集在大厦前面的我们的支持者，我们被押解到大厦的后面，通过大铁门进入大厦。在审判大厦周围，虎视眈眈地站着手握机枪的警察。当我们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听到群众的歌声。一进入大厦，我们就被关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等候开庭。这次审判被国内外的报纸描绘成南非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审判。

当我们从牢房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被告都由两名全副武装的法警押解。当进入装饰华丽、天花板很高的法庭时，我们每个人都握紧拳头向人民群众致非洲人国民大会礼。在旁听席上，我们的支持者高呼“Amandla！Ngawethu！”和“Mayibuye Afrika！”这是鼓舞人心的口号，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口号。因为警察把每个旁听者的姓名和住址都记录了下来，并且在他们离开法庭的时候，都被拍了照。法庭上有许多国内和国际记者，还有几十名外国政府代表。

我们就位后，警察在我们与旁听者之间形成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我为必须在法庭上身穿卡其布短裤和做工粗劣的拖鞋而感到气愤。作为一名已经判了刑的犯人，我不能穿正常人穿的衣服，许多人后来评论说，我当时看上去是何等的一副惨相。这不仅仅是由于我的那身打扮，还因为我几个月来被出出进进地单独关押，我的体重减了25磅多。当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我痛苦地向旁听席微笑，看到我的支持者是我能得到的最大安慰。

安全防范特别紧，因为仅仅在几周前，阿瑟·戈德里克、哈罗德·沃尔培、摩西·穆拉和阿布杜雷·扎赛特贿赂了一位年轻狱警而逃出了监狱。阿瑟和哈罗德扮成牧师逃到了斯威士兰，然后又去了坦噶尼喀。当时，他们的出逃在地下组织中引起了一场兴奋，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这件事使政府十分尴尬，但是它却大长了我们的士气。

在利沃尼亚审判中，我们的法官是德兰士瓦的大法官夸突斯·德·韦特先生。他身穿红色长袍，坐在一片木制华盖下。德·韦特是在国民党执政前由合众党任命的最后一批法官之一，大家并未把他当成政府的走狗。他是一个不动声色、对蠢人没有耐心的法官。公诉人是珀西·尤塔博士。他是德兰士瓦的副检察长，当时正野心勃勃地要当南非的检察长。他身材矮小、秃头顶、衣冠楚楚，当生气或感情冲动的时候，他说话就会尖声尖气。他具有表演的天赋，或者用不很确切的话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夸大其实的人物。

尤塔站起身来向法庭发表讲话：“阁下，我把这个案子称作‘政府起诉（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案’。”我是第一号被告。尤塔递上了控告书，并被授权立即对我们起诉和即决审判。这是他们第一次向我们出示控告书，而公诉书则没给我们看。但是，他们却把公诉书给了《兰德每日邮报》社。该报社把它刊登在当天出版的报纸上，并四处散发。他们在控告书中指控我们11人共同密谋搞了200多次破坏活动，目的是促进暴力革命和对国家实施武装攻击。政府声称，我们是密谋推翻政府活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

我们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而没有指控我们犯有高级叛国罪，原因是法律对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不要求进行长时间的预审（预审程序对辩护是很有帮助的），而法律规定，叛国罪则必须进行长时间的预审。而且量刑标准是一样的，最高都可以判处绞刑。对于高级叛国罪，政府必须证明犯罪事实毋庸置疑，并且每项指控都需要有两人作证。按照《破坏法》，举证责任要求辩方必须证实被告无罪。

布拉姆·费希尔站起身来，请求法庭羁押候审，因为辩方没有时间准备辩护材料。他说，几名被告一直长期在监狱里被单独关押。政府已经准备了三个月，而我们则刚刚收到控告书。德·韦特给了我们三周的准备时间，案子推迟到10月29日开庭审理。

我发现第一天温妮未能到庭，并为此感到心烦意乱。因为她当时正处于禁止期，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她若要到庭，则需要经过警察批准。她申请过，但遭到了拒绝。我还获悉，我的家遭到了袭击，警察拘留了温妮的一个年轻的亲戚。事实上，温妮并非唯一遭受这种烦恼的非国大人士的妻子。阿尔博提娜·西苏陆和卡罗丽尼·莫佐莱迪都依据《90日拘留法》被拘留，瓦尔特的小儿子马科斯也遭到了逮捕。这是政府施加压力时使用的最野蛮的伎俩，他们把自由战士的妻子儿女也投进了监狱。许多人在监狱里能忍受对他们自己所进行的任何打击，但是，想到政府对他们的家人也进行如此的打击则几乎是无法忍受的。

温妮后来上诉到司法部部长，部长批准她出席旁听，但条件是不能穿传统服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我们保护家乡文化的政府却不同意温妮穿科萨民族服装进入法庭。

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我们被允许在一起准备辩护材料。现在我又回到了我的被告同事中间，与我的同事们在一起是令人振奋的。作为等候审判的犯人，我们每周有两次30分钟互访的权利，并且被允许每天从监狱外面送一次饭。吃着皮利太太做的可口的饭菜，我很快恢复了失去的体重。

在我们准备辩护材料的同时，政府企图把案情交给报社报道。正常情况下，尚未判决的案子是不能公布于众或在报纸上报道的。但是，既然在利沃尼亚遭逮捕的人都是被依据《90日拘留法》逮捕的，因此，无法从法律意义上判罪，只能把这项法律原则丢到一边。从司法部长以下，大家都说我们是暴力革命分子，报纸经常使用的标题是“用军事手段进行革命”。

10月29日，我们又一次走进了司法大厦，这里仍然有大批群众，还是那样一种令人激动的场面。安全防范还是特别严格，法庭上也有许多来自国外使馆的重要人物。与我们的同志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周之后，我感觉精神焕然一新，甚至感到在法庭上远比住在一个套房里舒服。我们的律师反对法官让我们穿着囚服走上法庭，我们因此获得了在法庭上穿我们自己服装的权利。我们向旁听席挥拳致意，当局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再这样无理取闹就强迫我们穿着囚服上法庭。为了避免暴乱，当局一改让被告先上法庭的正常次序，开庭那天，法官首先进入法庭，这样，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法庭就已经进入了审判程序。

我们立即发动攻击，布拉姆·费希尔批评政府的控告书是卑劣的、胡编滥造的。控告书竟然断言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坐牢的时候参加了破坏活动之类的荒唐事，尤塔被搞得乱了方寸。德·韦特法官指望他回答布拉姆的质疑，但是，他不但没有提供特别说明，而且开始发表演讲，法官把他的演讲嘲笑为“政治性演讲”。德·韦特对尤塔的支支吾吾很不耐烦，并且直接告诉他：“你的论点的全部基础，据我理解，应该是希望被告有罪。”德·韦特然后撤销起诉，把木槌一敲，宣布闭庭。

当时，我们在法律意义上仍然是自由的，法庭上一片沸腾。但是，没等德·韦特法官离开他的座位，我们就又被逮捕了。斯瓦尼普尔中尉拍着我们每个人的肩膀说：“我们准备按照破坏罪指控重新逮捕你。”这样，我们就又被带回我们的牢房。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对政府的一次打击。因为，当时不得不回到本案的起步阶段，所有的审判都要停下来。

政府撤回起诉后，我们直到12月初才又回到法庭上。我们都感觉德·韦特法官在休庭期间对我们敌意渐深。我们怀疑，他先前的秉公执法招致了政府的不满，政府因而对他施加了压力。新的指控是，我们被认为招募人员进行破坏活动和开展游击战，以便发动暴力革命。根据他们的断言，我们计划帮助外国军队入侵南非共和国，以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争取并接受了资金援助。尤塔耸人听闻地说，被告订购的弹药足以把约翰内斯堡炸掉。

然后，书记员要我们进行第一次答辩。我们已经同意不按传统方式进行辩护，但是，我们将利用这种机会说明我们鄙弃这种诉讼程序。

“第一号被告，纳尔逊·曼德拉，你服不服罪？”

我站起来说：“阁下，受审的不应该是我，而应该是政府。我是无罪的。”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你是否服罪？”

西苏陆说：“政府应该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我是无罪的。”

德·韦特法官说他对政治演讲不感兴趣，只要求我们表示服罪或不服罪。大家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每位被告都在表示不服罪之前说政府有罪。

为了加强诉讼程序的宣传效果，政府安排通过南非广播电台现场转播尤塔的讲话。公诉人和法官面前都放了麦克风。正当尤塔清理一声嗓子准备讲话时，布拉姆·费希尔站起来申请法庭把麦克风拿掉。因为这种转播会使人们对案子产生偏见，并且有失法庭的尊严。尽管尤塔声嘶力竭地要求保留麦克风，但是，法官德·韦特还是命令把麦克风拿掉了。

尤塔在他的讲话中争辩说，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赶入地下后，该组织就着手实行暴力政策，准备以游击战的形式进行破坏，直至对国家进行武装侵害。他声称，我们计划在全国部署数千支经过训练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准备担任暴动的先锋，然后让外国军队武装入侵。“在造成混乱、动乱和无序之后，”尤塔声称，“被告计划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接管和控制这个国家。”实施这个计划的引擎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政治领导下的、司令部设在利沃尼亚的民族长矛军。

在其夸夸其谈的演讲中，尤塔描述了我们如何招募民族长矛军成员，如何计划在1963年举行全国起义（这里他把我们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混淆了），如何在利沃尼亚建立强大的无线发射系统，以及我们如何应该集体对222次破坏行动负责。他说，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安德鲁·木兰基尼负责招募人员，丹尼斯·戈德堡在开普开办了招募人员的专门学校。他详细描述了各种炸弹的制造和到国外募集资金的情况。

在后来的三个月中，政府提供了173名证人，收集归档了数千份文件和照片，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游击战争史料、地图和大卫·莫扎马义的出国护照。第一位证人是一名警察摄影师，他拍摄了利沃尼亚的照片。然后是戈德里克家的佣人们，他们当时一直被拘留，尽管他们与户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联系。这些佣人对我们多数被告都算是熟悉，但是，老杰利曼先生试图保护我，当他被要求指认第一号被告时，他假装不认识我。公诉人说，再仔细看看，请认真端详每一位被告。“我认为他不在这里。”杰利曼平静地说。

我们不知道政府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有罪。在实施利沃尼亚计划期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和监狱里。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见到瓦尔特的时候，我已经被判刑，我催促他一定把我的所有书籍和笔记都从农场转移出来。但是，在审理的第一周，当拉斯迪·波恩斯坦申请保释的时候，珀西·尤塔突然出示了我在福特监狱坐牢时画的福特监狱草图和关于越狱逃跑的笔记。尤塔声称，这就是我们所有被告企图越狱逃跑的证据。这说明，我的东西都没有从利沃尼亚转移出来。后来我被告知，我在利沃尼亚的同事决定保留我画的逃跑路线草图，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草图具有历史价值。但是，现在，拉斯迪·波恩斯坦却因此而不能获得保释。

政府的重量级证人是布鲁诺·姆陀罗，或者如法庭上称他那样叫他“X先生”。在介绍“X先生”的时候，尤塔告诉法庭，审问将历时三天，然后，他用表演的腔调说，这位证人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中。尤塔请求以照片的形式提供证据，但是，假如他们不讲明证人是谁，媒体将不可实名报道。

姆陀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具有出色的记忆力。他是一位来自德班的祖鲁人，已经成为纳塔尔民族长矛军地区司令部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破坏专家，曾经去过利沃尼亚。我只见过他一面，当时我刚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回来，并在纳塔尔为那里的民族长矛军干部发表了一次讲话。他专门针对我的证词使我意识到，政府必然会判我有罪。

他的证词从说他是一个民族长矛军破坏专家开始，他曾经炸过政府的办公室、电力塔和电力线。他非常精确地说明了炸弹、地雷和手榴弹的使用方法，并描述了民族长矛军是如何在地下开展工作的。姆陀罗说，虽然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理想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当他意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变成了共产党的工具时，他确实对组织丧失了信心。

他的证词简明扼要，看起来似乎是直率而公正的。但是，姆陀罗在对他的证言所作的润色方面却有点儿过头，这显然是按照警察的要求做的。他告诉法庭，在我向纳塔尔地区民族长矛军发表讲话期间，我曾经说过所有的民族长矛军干部都应该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但不能公开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的这段证词不过是想把我与民族长矛军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他的记忆力似乎太准确了，以致任何普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认为他说的话是真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姆陀罗的背叛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无法排除甚至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级成员在警察的折磨下也会屈服的可能性。但是，根据各种流传的消息，姆陀罗从来就没有被警察触及过。他却超出寻常地把案中没有涉及的人都牵连了进来。我知道，他可能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但是，背叛那么多人，而且他们许多都是无辜的，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在反诘期间我们得知，姆陀罗在加入民族长矛军之前曾经因盗窃被监禁过三次。尽管有这些新发现，他仍然是一个有杀伤力的证人，因为法官认为他是靠得住的和可以信赖的。他的证言几乎牵连到我们每一个人。

政府指控我们的全部依据是在利沃尼亚突击搜查时没收的一份6页纸的《行动计划》。当警察袭击利沃尼亚农场时，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官员正在开会研究这个文件。该《行动计划》在整体上勾画了开展游击战的可能性和如何发动群众举行反抗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情况。其中设想在南非4个不同的地区建立小股游击队，并对预先选出的目标进行攻击。该文件提出在全国招募大约7000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以便与经过培训的120名游击队骨干相配合。

公诉书以很大的篇幅强调《行动计划》已经经过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研究通过，并且已经成为民族长矛军的具体行动计划。我们坚持认为，《行动计划》并没有被正式采纳，在我们被捕的时候，它仍然处于讨论之中。我坚持认为，《行动计划》只是一个草稿，它不仅没有得到批准，而且其目标和行动方案都完全是不现实的。我指出，游击战在当时的那个阶段是一个不可实施的方案。

《行动计划》是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起草的，因此，我对这个文件知道得很少。即使是在这些被审判的人中，是否把它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项政策进行采纳也仍然存在着分歧。戈万与乔·斯洛沃起草了这个文件，戈万坚持认为大家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在法庭上争论这个文件仍然处于讨论之中是错误的。但是，其他被告认为，这个文件尽管由最高司令部完成了草稿，但却没有被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批准，鲁图利酋长连见都没见到过这个文件。

尽管死刑审判往往是令人恐怖的，但是我们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涨。我们中间出现了许多关于绞刑的幽默故事。丹尼斯·戈德堡是我们被告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幽默感，常常使我们在不应该笑的时候禁不住大笑。当一位公诉方的证人描述雷蒙德·穆拉巴如何装扮成一位牧师的时候，丹尼斯从此之后就称呼雷蒙德·穆拉巴为穆拉巴牧师。

在楼下的咨询室里，我们经常互相传递纸条，我们看后就把纸条烧掉并丢进垃圾桶。负责看管我们的特警斯瓦尼普尔中尉，是一个高个子红脸大汉，他觉着我们总是背着他干什么事情。一天，当斯瓦尼普尔正在门口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戈万·姆贝基故意鬼鬼祟祟地写了一个纸条，然后又鬼鬼祟祟地把纸条递给我。我看后谨慎地点了点头，然后把纸条递给了凯西。凯西故弄玄虚地掏出火柴，似乎要把纸条烧掉。这时，斯瓦尼普尔突然闯了进来，一把就把纸条从凯西手中抓了过去，嘴上嘟囔着说，在房间里点火是很危险的。然后，他走出房间去欣赏他的战利品。几秒钟后，他气冲冲地回来说：“我要找你们算账！”原来戈万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难道斯瓦尼普尔不是一个英俊的伙计吗？”

我们被关在牢房里，并且政府要判我们死刑。但是在监狱外面，新的生命正在诞生。吉米·坎特的夫人不几天就要分娩了。吉米是一位律师，他仅仅因为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就被政府抓来受审。

一天上午，我们正坐在被告席上，从被告席的另一端传给我一张纸条：

芭芭拉和我详细讨论了教父的人选，我们得出了结论，不管婴儿是男是女，如果你同意接受这个职务，作为你过去拥有的名声欠佳的职务的一种附加，我们将认为这是一种光荣。

作为答复，我给吉米回了一个纸条：

我将比什么都高兴，光荣是属于我的，并非婴儿的光荣。现在，他们不敢把我绞死了。

56...

政府的审判在1963年的圣诞休假期间继续进行，到1964年2月29日结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几乎没有时间检验证据和准备辩护材料。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等地受到证据的影响，例如就没有针对詹姆斯（吉米）·坎特的证据。他连我们组织的成员都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受审。对于拉斯迪·波恩斯坦、雷蒙德·穆拉巴和阿迈德·卡特拉达，证明他们与阴谋叛国有牵连的证据也不多。我们决心不让他们受到牵连。在拉斯迪的案子中，证据是微不足道的。他仅仅被发现曾经在利沃尼亚与其他人在一起过，我们其余的六个人也将只承认在某些指控方面是有罪的。

布拉姆十分悲观，他宣称，即使是我们证明没有批准实施游击战，而且我们的破坏政策不足以判处死刑，政府也仍然会判我们死刑。被告方按照是否找人作证划分成两派，有人断言，如果我们找人作证，将对我们不利。乔治·毕佐斯认为，除非我们提供证据使法官相信我们没有决定实施游击战，否则法官肯定会判我们死刑。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这次审判作为法律上的审判，而是把它作为宣传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平台。例如，我们将不会否认我们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我们也不会否认我们这伙人已经不再坚持不使用暴力。我们并不是想逃避或减轻对我们的惩处，而是想通过这次审判增强我们大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决心。我们将不从法律意义上对我们自己进行太多的辩解，而是更多地从道德上进行辩护。我们把这次审判看作斗争的继续。我们承认政府知道的一切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将拒绝提供任何我们认为会涉及其他人的情况。

我们将抗拒政府关于我们着手游击战的核心指控。我们承认，我们的确制订了如果破坏不成功则开展游击战的应急计划。但是，我们坚持认为破坏并没有失败，因为破坏活动本来就没有得到充分地实施。我们将否认政府所声称的我们杀害或伤害无辜旁观者的指控。这种指控完全是一派谎言，要不然，这些事情就是其他人所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让外国军队介入。为了辩护，我们认为不得不就《行动计划》向法庭作出说明。

在我自己的案子中，法庭已经对刑事定罪有了充分证据。我的亲笔文件可以证明，我非法离境、安排军事训练和支持组建民族长矛军都是事实。还有一份我亲笔写下的文件手稿，题目是《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政府认为这个文件证明我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党员。事实上，这个文件的题目源自一位名叫刘少奇的中国理论家的著作，是我为了向摩西·考塔尼证明一个观点而写的。我们一直在辩论，普通南非人是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我老早就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文献多数是难懂的、深奥的和以西方为中心的，而这些文献本应该简单、明了，并适合南非群众阅读。但是摩西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就拿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为非洲读者进行了改写。

我将是第一位证人，因而能够确定辩护方的基调。在南非法庭上，证人席上的证言只能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提供。我不想局限于这种模式。我们决定不提供证言，而是在被告席上宣读一个声明，其他人则对此提供证据并进行盘问。

对于被告席上的证人作证，法官不能反诘或提问。因此，这种证言没有普通证言那样的法律分量。选择这种方式作证的人通常是为了避免遭到反诘。我们的辩护律师提醒我，这样会使我在法律上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我在作证期间所说的任何关于我是无辜的话都会被法官大打折扣。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用陈述我们的政策和理想的方式进行辩护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将为随后而来的一切建立上下联系。我很想与珀西·尤塔过过招，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想利用这个平台申诉我们的冤枉。

通过协商，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咨询室安装了窃听装置，我们是通过相互传递纸条的方式进行协商的。我们甚至利用政府的窃听器向政府提供虚假信息。我们尽量表明我将作证，这样他们就会花费时间准备反诘。在故意安排的交谈中，我告诉我的辩护律师乔尔·乔菲，我需要上次的叛国审判资料来准备证词。看到尤塔专心致志地阅读上百卷叛国审判资料，我们感到好笑。

我大约用了两周的时间准备我的证言，我的证言主要是在牢房内利用晚上的时间完成的。当我完成了我的证言讲稿的时候，我首先宣读给我的被告同志和同事们听。他们基本同意我的讲话稿，只提了几条修改意见。然后，我又请布拉姆·费希尔过目。布拉姆阅后非常担心，他又请一位名叫哈尔·汉森的非常令人尊敬的辩护律师过目。汉森告诉布拉姆：“如果曼德拉在法庭上宣读这个讲话稿，他们可能会直接把他带到法院后面送上绞刑架。”他的话使布拉姆更加担心，第二天他来到我面前，督促我修改讲话稿。我认为不论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有可能被绞死。因此，还不如索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时的气氛特别令人感到恐怖，报纸天天都在猜测我们何时会被判处死刑。布拉姆请求我不要读最后那段话，但是，我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4月20日礼拜一，在最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们被带到了司法大厦，这次我们将进行辩护。温妮和我母亲都来到了法庭，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我向她们点头示意。法庭上又挤满了人。

布拉姆宣布，被告将承认政府的某些证言，法庭上立即出现了嘁嘁喳喳的交谈声。但是，他继续说，被告方将对政府提出的几项指控予以否认，其中包括民族长矛军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组成部分的说法。他说，民族长矛军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尽力使两个组织保持完全独立。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并非总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他坚决否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共产党的指令。他说，辩护方将否认关于戈德堡、卡特拉达、波恩斯坦和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成员的说法。他说，辩护方将表明，民族长矛军事实上没有采纳《行动计划》，民族长矛军也没有着手准备实施游击战。

“要否认吗？”法官德·韦特有些怀疑地问道。

“要否认，”布拉姆说，“证言将表明，虽然准备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采纳过这个计划。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希望避免走这一步。”

然后，布拉姆轻声说：“阁下，辩护将以被告席上第一号被告进行说明开始，他本人参与了民族长矛军的创建，他能告诉法庭该组织的创建情况。”

这时，尤塔忽然从席位上站起来：“阁下！阁下！”他对我们不作证感到失望，因为他毫无疑问已经做好了反诘的准备。“阁下，”他相当失望地说，“在被告席上作陈述没有发誓作证那样的分量。”

“尤塔博士，我认为，”德·韦特法官干巴巴地说，“不需要你的帮助，被告律师有足够的经验劝说他的委托人。”尤塔于是坐了下来。

“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不知道刑法的规定，”布拉姆说，“我们可以仰仗纳尔逊·曼德拉。”

我站起身来，面对法官慢慢地照着我的讲稿念起来。

我是第一号被告。

我拥有文科学士学位，与奥利佛·塔博先生合伙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律师工作数年。我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因为我未经批准离境出国和煽动人们在1961年5月底举行罢工而被判处了5年监禁。

我直接承认，我是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人员之一。直到1962年8月被逮捕，我一直在民族长矛军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

首先，我要说政府在开庭时关于南非的斗争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我们人民的领导，我做了我所做的一切。这些完全是缘于我在南非的经历和我自身引以自豪的非洲背景，而不是因为任何外界可能说过的什么原因。

在特兰斯凯我的青年时期，我曾经听我们的部落老人们讲过过去发生的故事。在故事中，他们向我讲述了我们的祖先为捍卫祖国而进行斗争的事迹。丁冈和巴木巴塔、辛沙和马卡纳、斯广提和达拉希勒、莫肖伊休和塞库库尼的名字被全非洲民族引以为骄傲和光荣。当时，我希望生活为我提供服务于我的人民并为他们的自由斗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机会。这就是本案指控我所干的一切的动机。

说了这些以后，我必须对暴力问题多说几句。在法庭至今所了解的事情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不真实的。但是，我并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并不是因为不计后果或喜欢暴力才策划这些破坏活动。我之所以策划这种破坏活动，是清醒地分析了白人多年的专制、剥削和压迫之后出现的政治形势的结果。

我想给法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行动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或没有考虑采取暴力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我特别强调了我们不想对生命造成伤害的决心。

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主张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我们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加剧现有种族隔阂的行动。但是，无情的事实是，50年的非暴力斗争给非洲人带来的是更严厉的立法，从而使非洲人的权利越来越少。让这个法庭理解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又的确是事实。多年来，人民一直在谈论暴力，谈论他们将有一天与白人开战并夺回他们的国家。而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总是试图说服他们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和平方式，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曾经进行过讨论。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努力以非暴力方式使政府放弃种族歧视的政策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群众开始对这种政策丧失信心，并产生了采取恐怖活动的念头……

民族长矛军是在1961年11月创建的。当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们立即制订了计划，我十分重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传统和种族和睦政策。我们感到，这个国家正在滑向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场内战。我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内战将意味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毁于一旦，将使种族之间的和解更加难以实现。我们南非历史上已经有过战争的经验教训，用了50多年才消除了南非（英布）战争造成的伤疤。这种种族之间的内战会造成双方大规模的牺牲，由此而留下的伤疤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呢？

我说，破坏活动也许可以为将来的种族关系带来最好的希望。白人统治者对我们的努力作出的反应是迅速而残酷无情的：破坏活动被宣布为一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过。我说，我们不要内战，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内战的准备。

经验让我们相信，暴动将为政府提供无限的滥杀无辜人民的机会。但是，正是因为南非的土地已经洒满了无辜非洲人的鲜血，我们才认为做好长期准备，用暴力反对暴力来捍卫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在最有利于我们的人民的条件下进行。对我们来说最有可能、双方牺牲风险最小的战争形式就是游击战。因此，在准备将来开展的战争中，我们首先考虑了游击战的可能性。

白人都经历过强制性军事训练，但政府却不给黑人这种训练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核心层是绝对必要的。一旦游击战争爆发，这个核心层将能够起到游击战争所需要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应对这种形势的准备。

我介绍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阶段我出国参加“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和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我说，我接受军事训练，是因为如果发生游击战争，我希望能够与我的人民站在一起，并同他们并肩战斗。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没有消失，应该努力坚持下去。

我告诉法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不同之处，并说明我们如何诚心诚意地把两者分开。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是，在实践中并不那么简单。由于禁止和监禁，人们常常不得不参与两个组织的工作。尽管这样有时会混淆两者的界限，但是，界限仍然存在。我反驳了政府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论断。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思想路线过去是并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义，它与“把白人赶进大海”的呐喊所表达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的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实现自由。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认可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一直是《自由宪章》。它绝非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从未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上发动过革命性的变革，并且就我记忆所及，也从未谴责过资本主义社会……

与共产党不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只接纳非洲人作为自己的成员。它的主要目标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为非洲人民赢得统一的和全部的政治权利。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却是消灭资产阶级，用工人阶级的政府取代资产阶级政府。共产党强调阶级划分，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则寻求阶级之间的和谐。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也是事实。但是，这种合作仅仅说明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白人霸权，而不能说明利益完全一致。世界历史上充满了类似的例子。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之间在反对希特勒时的合作关系。只有希特勒才敢说，这种合作把丘吉尔或罗斯福变成了共产党人或共产党人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

对于对共产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南非白人来说，要理解为什么有经验的政治家那么愿意把共产党人作为朋友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理由则是十分显然的。在反对压迫的那些党派之间进行理论上的区分是一种奢望，现阶段我们还做不到。特别是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把非洲人当做人类并予以平等相待的政治党派。他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一起居住，一起工作。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把自由等同于共产主义。

我告诉法庭，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总是把自己视为一名非洲爱国者。我并不否认，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对我产生了诱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影响。这对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事实，他们承认需要社会主义的某些方式使他们的人民能够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人认为西方的议会制是不民主的和反动的。但是，与他们相反，我却是这种制度的崇拜者。

《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都是全世界民主人士奉若神明的文献。我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十分欣赏。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将永远令我羡慕。美国国会、国家权力分立理论，以及司法独立也使我产生了相似的激情。

我详细论述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生活中的巨大差别。在教育、卫生、收入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黑人仅仅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上，而白人却处于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并且还准备继续维持这种状况。我说，白人常常声称南非的非洲人比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富裕。我们的抱怨不是说我们与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相比是贫穷的，而是说与我们国家的白人相比我们是贫穷的，而且法律剥夺了我们平等致富的权利。

非洲人缺少人格尊严是白人霸权政治的直接结果。白人霸权政治意味着黑人只能是次等公民。企图保留白人霸权的立法制度让这种状况得以维持。在南非，卑贱工作不可变更地要由非洲人去做。有什么要搬运的或要清理的活，白人可以在周围随便找一位黑人去为他做，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被他雇用……

贫穷和家庭生活崩溃是第二种后果。孩子们在大街上到处闲逛，因为他们没有学上，或者因为他们没有钱上学，或是没有家长留在家中照管他们的学习，因为他们的父母（如果父母都在）不得不都去工作，以维持家庭生活。这就导致了道德标准的崩溃，使不法事件和暴力事件日趋频繁，到处滋生，而不仅仅是政治性暴力事件……

非洲人要求在南非这个整体中得到公正。他们要求在社会中得到安全保证和居住场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求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我们将永远无能为力。我知道这种声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听起来像是革命的言论，因为多数选民将是非洲人。这使白人害怕民主……

这就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之战斗的目标。他们的斗争是真正的民族斗争。这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非洲人民在他们自己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鼓舞下所进行的斗争，这是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我一直在念我的讲话稿，谈到这里，我把我的讲话稿放在了辩护席的桌子上，转脸面对法官，法庭变得特别静。当我脱稿说出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德·韦特法官。

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事业。我反抗了白人专制，我也反抗了黑人专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社会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如果需要，我愿意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时法庭上下鸦雀无声。在我的讲话结束之后，我直接坐了下来。我没有回头向旁听席上致敬，尽管我感到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寂静似乎持续了老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大约只持续了不到30秒。然后，我从旁听席上听到长长的一声叹息，紧接着就是女士们呜呜哭泣的声音。

我念了4个多小时，当时是下午刚过4点，通常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法庭刚刚静下来，德·韦特就立即请下一个证人到庭。他决心减少我的讲话对法庭产生的影响。他不想那天就此结束，只让我一个人作证。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见效。当我讲完话并坐下来的时候，德·韦特最后看了我一眼。

我的讲话在本地和外国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被逐字逐句地刊登在《兰德每日邮报》上。他们忽视了我所说的话都是被禁止的这一事实。这个讲话既显示了我们的辩护思路，又消除了控方对我们的伤害，因为控方预计我将提供否认对破坏活动担负责任的证言，并完全是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准备的指控材料。他们现在明白，我们不想利用法律技巧避免承认对我们的行动负责。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骄傲，并且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是下一个发表证言的人。瓦尔特不得不首当其冲地面对尤塔为我准备的反诘。瓦尔特顶住了一系列不怀好意的提问。他摆脱了尤塔的雕虫小技，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我们的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并没有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被采纳。事实上，瓦尔特告诉法庭，由于这个计划还不成熟，他本人就反对采纳《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

戈万在瓦尔特之后走上了证人席，他自豪地告诉法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党员。公诉人问戈万，如果他承认对他的几项指控中的许多行动，为什么不干脆认罪？“首先，”戈万说，“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如实说明一些导致我加入这些组织的原因，这里面有道义上的责任感。第二，简单的原因是，认罪则说明心中认为道义上有罪。而我不承认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义上的罪责。”

像戈万一样，阿迈德·卡特拉达和拉斯迪·波恩斯坦都证实自己就是共产党党员，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尽管拉斯迪是在警察袭击期间在利沃尼亚被逮捕的，但是政府起诉他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他在农场帮助架设过无线电天线设施。凯西在证言中聪明地否认了参与和煽动别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他说，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斗争行动，他将给予支持。

当第八被告詹姆斯·坎特被逮捕并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时，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除了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和法律合伙人之外，他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或民族长矛军都没有任何牵连。哈罗德通过他的办公室曾经为我们办过几件事，但事实上并没有起诉他的证据。我推测，政府坚持在监狱里起诉他的目的是恐吓进步律师。

在德·韦特法官准备审理吉米一案的那天，我们等候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我对吉米说：“为了吉利，我们交换一下领带。”当他接过我那条又宽又旧的领带并与他给我的那条漂亮的丝绸领带相比较时，他可能想我仅仅是企图改善一下自己的着装。尽管吉米有点讲究穿戴，但他还是戴着我的那条旧领带上了法庭，当德·韦特法官撤销对他的指控时，作为一种告别的礼节，他向我举起了那条领带。

雷蒙德·穆拉巴是东开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但是政府并没有多少起诉他的证据。他否认他是民族长矛军的成员之一，也否认知道有关破坏活动的任何事情。我们认为，第九号被告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第十号被告安德鲁·木兰基尼都不应该作证，他们是民族长矛军的低级成员，他们不能对已经说过的事情增加多少新的内容。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尽管在监狱中遭到了毒打和折磨，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安德鲁·木兰基尼是最后一个被告，他发表了一个违背誓言的声明，承认曾经为民族长矛军传送过信息和指令，并为了便于做这个工作而把自己化装成了牧师。他还告诉法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曾经遭到过殴打，并被使用了电刑。安德鲁作完证后，辩护方就停止了辩护。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最终的合议判决。

5月20日，尤塔向媒体提交了他最后讲话的皮面精装本，并给了辩护方一个副本。尽管装帧漂亮，但尤塔的讲话是对起诉书篡改性的归纳，并没对控告书作任何的说明或对证言作任何核实，其中充满了对人身的侮辱和攻击。“被告的欺骗性是引人注目的，”他说，“尽管他们几乎代表不了班图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有责任告诉世界，南非的非洲人是被镇压的、被压迫的和被征服的。”就连德·韦特法官也似乎被尤塔的讲话搞得迷惑不解。有一次，他打断尤塔的讲话说：“尤塔先生，你确实承认你没有证实被告决定开展游击战，对不对？”

尤塔愣住了，因为他认为正好相反。我们也感到吃惊，因为法官的提问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诉法庭，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工作确实已经展开了。

“是的，我知道，”德·韦特不耐烦地说，“辩护方承认。但是，他们说在他们被捕之前并没有决定开展游击战。我认为你没有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随阁下的便。”尤塔用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说。

尤塔最后说，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叛国案，而且还是一个在控告书里没有提及的杀人和故意杀人案。他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不无冒昧地说，控告书中每一项指控都已经被证实。”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话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辩护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松第一次站起来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涉。他反驳了尤塔关于此次审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的说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长矛军的政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阿瑟开始说明其他组织进行的破坏活动也被强加给了被告的时候，德·韦特插话说他已经作为事实予以承认。这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

紧接着布拉姆·费希尔发表意见，他准备反驳政府提出的两个最要害的指控问题，即，我们实施了游击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一回事儿。尽管德·韦特说他相信我们没有开始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并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当布拉姆谈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时，德·韦特忽然有点不耐烦地插话说：“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承认在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决定，或者说没有确定日期。”

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忽然坐了下来。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57...

全世界一直在关注着利沃尼亚审判。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为此而举行了彻夜的守夜活动，伦敦大学的学生们选举我为学生会的缺席主席，而联合国的一群专家要求为南非召开专门紧急会议，以敦促南非建立真正的代议制议会，并建议对所有种族隔离反对者实行特赦。在德·韦特准备判决的前两天，联合国（有4个国家缺席，包括英国和美国）敦促南非政府结束审判，并对被告给予特赦。

在我们即将重新走上法庭接受判决之前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撰写论文，以便通过伦敦大学的一系列考试而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我要在对我判决之前参加法律考试，这似乎有点荒唐。对关押我的狱警来说，这似乎也有点稀奇古怪。他们说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法律学位。但是，我在整个审判期间一直在坚持学习，我要参加这次考试，并专心致志地进行准备。后来我发现，这是使我消除杂念的一种好方法。我知道我很快就不能做律师工作了，但是我暂时不想考虑其他的事情。最后，我通过了这项考试。

6月11日星期四，我们又集中在司法大厦听候最终判决。我们知道，我们当中至少有六人没有定论却被判有罪。问题是判什么刑。

德·韦特没进入角色前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他低声而迅速地说：“我已经把我得出结论的理由记录在案，我建议不再宣读这些记录。第一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二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三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对每一位主要被告，德·韦特都宣布在四项指控方面有罪。凯西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只有一项罪名成立，拉斯迪被宣布无罪并被撤销指控。

“我建议今天不考虑量刑问题，”德·韦特说，“政府方面和被告明天上午10点将被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然后，他宣布休庭。

我们曾经希望凯西和穆拉巴能够逃过判决，但是，那就是另一个信号：如果必要的话，政府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如果法官能以不多的证据判穆拉巴四项指控都有罪，那么，难道他还不能把我们这些有确凿证据的人判处死刑吗？

那天夜里经过讨论后，瓦尔特、戈万和我告诉律师，不管我们被判什么刑，甚至是死刑，我们也不上诉。我们的决定使我们的律师感到迷惑不解。瓦尔特、戈万和我相信，上诉将有损我们的道德立场。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不管我们干什么，我们必须问心无愧，必须坚持道德原则。我们现在不准备在上诉中发表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被判死刑，我们将不再约束必然爆发的群众运动。根据我们一贯坚持的、大胆的、具有挑战性的路线，上诉似乎会表明我们虎头蛇尾，甚至表明我们是令人失望的。我们要传达的信号：为了自由，即使在斗争中牺牲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律师对我们的决定感到不满，想与我们谈谈上诉的事。但是，戈万、瓦尔特和我却要求讨论第二天判决程序的细节问题。如果我们被判处死刑，将会履行哪些程序？律师告诉我们，德·韦特宣布死刑后，他将问我这个第一被告：“你是否还有任何理由认为死刑不该被通过？”我告诉布拉姆、乔尔和弗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有许多话要说。我将告诉德·韦特，我准备去死，并知道我的死将对我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一种鼓舞。我的死，我们的死，都不会白费。如果作为烈士为我们的事业而死，比活着服务于我们的事业更好，那么，我们就会去死。律师说，这样的话对上诉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我重申我们将不上诉。

即使是，或者说特别是，如果我没被判处死刑，我们也有现实的理由不上诉。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能会失败。上诉法庭可能会认为德·韦特一直太宽容，判我们死刑是罪有应得。上诉将会有碍于国际社会为释放我们而继续施加压力。

对于政府来说，死刑可能是最现实的判决。我们听说，司法部长约翰·沃斯特告诉他的朋友们，总理史末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因为他的叛国而把他绞死。他说，国民党人将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做好了被判处死刑的准备。一个人如果真正对某件事已经做好准备，他一定真的企盼这件事的到来。而一个人如果没能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他就会暗暗地相信这件事不会发生。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不是因为我们勇敢，而是因为我们注重现实。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能够抱着必死之念，那么活果然好，死也无所惶虑。”

58...

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条幅聚集在法院前，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标语，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本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绝不会动摇。温妮也一样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汉森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被告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告诉我，这些被告都是非欧洲人的领袖，他们是在希望减少不满情绪的动机的驱使下而变成罪犯的。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动机，就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他们是毫无私心的。组织革命的人往往试图取代政府，个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动机之外。

德·韦特中间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缓口气。他的声音以前就很低，但现在仅仅是可以听得到而已。

这个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强其所在国的所有法律。被告被判的主要罪名是阴谋叛国罪，实际上是高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高级叛国罪提起公诉。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我决定不使用最高刑罚，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判处最高刑罚的，但是，按照我的职责，这个判决是我能表示的唯一从宽惩处。这个案子的被告将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们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微笑。当德·韦特宣布他不判处我们死刑的时候，法庭上的群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在一些旁听者中，有的感到惊惶，因为他们没能听清德·韦特的宣判。丹尼斯·戈德堡的夫人叫着他的名字高声说：“丹尼斯，是什么刑？”

“终身监禁！”他回答说，脸上堆满了笑容，“终身监禁！没有判处死刑！”

我回头面对旁听席，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四下搜寻温妮和我母亲的面孔。但是，法庭内太乱，人们在喊叫，警察不知所措地对群众指手画脚，我无法找到她们。当许多旁听者冲出法庭向外面的群众通报宣判结果的时候，我向他们伸出拇指行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押解我们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从被告席上驱赶出来，并押解着我们朝通向地下的门口走去。我又一次寻找温妮的面孔，但是在我低头穿过那个通往下面牢房的门口之前仍然没有看见她。

我们戴着手铐，待在法院下面的牢房里。面对外面的人群，警察们十分紧张。他们让我们在地下的牢房里待了半个多小时，希望人群散去。我们被从司法大厦的后面押送上囚车。我们能听见护送的摩托车在我们两边行驶的声音。为了躲避人群，囚车选择了另外的路线行驶，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听到群众高喊“Amandla！”的口号声和高唱“Nkosi Sikelel’ iAfrika”那节奏缓慢、曲调优美的歌声。我们通过加了防护条的囚车窗子挥动拳头，希望群众能看到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我们。

我们都成了判过刑的囚犯。我们与丹尼斯·戈德堡分离关押，因为他是白人，他被带到了另外的牢房。我们其余的人都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牢房里，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在这里，我们无法听到呼喊声和歌唱声，现在只能听到牢房门和监狱大门的吱呀咣当声。

那天夜晚，当我躺在铺在地板上的席子上的时候，开始思索德·韦特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因。毫无疑问，南非的全国性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他难以承受。国际商会对审判提出了抗议。全世界码头工人联合会威胁不再装卸南非的货物。苏联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给沃尔沃德博士写信，要求对我们宽大处理。美国国会议员们提出了抗议。英国议会的50名议员在伦敦举行了游行。有传言说，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斯·道格拉斯－霍姆在幕后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写信说，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我们被判死刑。德·韦特曾经承认，我们还没有开展游击战，并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两个独立的组织，因此，对他来说，判处我们死刑是有难处的，似乎显得太过分。

沃尔沃德告诉议会，判决并没有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电报和呼吁的影响。他吹嘘说，他把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都扔进了垃圾桶。

在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德·韦特法官顺便对布拉姆·费希尔说，辩护在这个案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宣传作用。这可能是他自己承认受到压力影响的一种方式。我知道，如果我们被判死刑，那么大多数人将会把他视为杀害我们的凶手。

他也受到了来自他所属种族的巨大压力。他是一个南非白人，是一个受南非体系影响的人，也是一个有思想倾向的人。他不想违背自己的信仰体系去行事。他屈服于让我们生的压力，而顶住了判我们死的压力。

我对德·韦特给卡特拉达、莫佐莱迪和木兰基尼的刑罚感到吃惊和不满。我原来期望他会解除对凯西的指控，并给伊莱亚斯和安德鲁较轻的刑罚。后两位是民族长矛军职位比较低的成员，他们三人的罪过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其余任何人的罪过大。但是，由于没有上诉，我们深信凯西、安德鲁和伊莱亚斯为此付出了代价：上诉法庭可能会为他们减刑。

每天晚上熄灯前，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都会回荡着非洲囚犯歌唱的自由歌曲。我们也加入了这支情绪激昂的大合唱队伍之中。但是，每天晚上，人们似乎是遵循一个无声的命令，大家在熄灯前的几秒钟，都会立即停止歌唱，整个监狱会变得一片寂静。然后，从整个监狱的十几个地方，人们会高呼“Amandla”，从而引来数百人高喊“Ngawethu”！我们经常自己喊这个应答式的口号，但是，在那天晚上，其他所有不知名姓的囚犯带头喊这个口号还是第一次。来自监狱四周的声音似乎特别响亮，好像在鼓励我们坚强地迎接面前的考验。

第八部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

59...

午夜时分，我醒来并注视着天花板，审判的情形仍然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此时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我被单独关在我的牢房里，和别人不在一起。忽然有人敲我的牢房门，我能从栅栏门认出是奥卡木博上校。“曼德拉，”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你醒着吗？”

我告诉他，我醒着。“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他说，“我们准备把你带到一个你可以享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四处走走，能看见海洋和天空，而不是每天只能看见灰墙。”

他并不是故意嘲笑，但是我十分清楚，他所指的那个地方并不会给我我所渴望的自由。然后他神秘地说：“只要你不惹麻烦，你将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然后，奥卡木博叫醒了其他犯人并命令他们收拾东西，他们都在独立的牢房里。15分钟之后，我们直接向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钢铁迷宫走去，铁门的叮当声不绝于耳。

一走出牢房，我们七个人就都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的后车厢。其中有瓦尔特、雷蒙德、戈万、凯西、安德鲁、伊莱亚斯和我。午夜已过，但是我们却没有人感到疲倦，气氛一点都不忧伤。我们坐在满是尘土的车厢地板上，唱歌、聊天，重新回顾审判的最后时刻。狱警给我们提供了三明治和冷饮，中尉范·威克与我们一起坐在后车厢内。他是一个乐呵呵的人，在唱歌的间歇，他主动就我们的前途谈了他的看法。“好，”他说，“你们这些家伙不会在监狱里待多久。释放你们的要求太强烈了，一两年你们就可以从监狱里出来，将作为国家的英雄归来。群众将欢迎你们，每个人都想做你们的朋友，女士们会希望嫁给你们。嗨，你们这些家伙真行。”我们听他唠叨着，没作任何评论。但是我承认，他的话让我非常高兴。不幸的是，他的预言过了将近30年才得到证实。

深更半夜，我们在警察的押解下静悄悄地离开了比勒陀利亚。我们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市外的一个小型军用机场，然后被押上了一架达库塔（Dakota）大型军用运输飞机。飞机上没有暖气，我们在飞机里冻得瑟瑟发抖。有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们似乎对坐飞机比对我们的目的地还要惧怕。飞机在15000英尺的高度突然上升和下降，似乎比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牢房里还要危险得多。

大约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飞机下面的大地开始出现了黎明的曙光。飞机上有舷窗，我们刚刚能看到飞机外面那柔和灰暗的光线，同志们就立即纷纷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看。我们是朝东南方向飞行，越过了奥兰治自由邦那干旱的平原和翠绿而多山的开普半岛。我也伸长脖子通过舷窗向外看，但是，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观看风景，而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进行观察，看游击队在哪里能找到隐藏自己的地方。

自从组建民族长矛军以来，关于南非的农村是否适合游击战，一直存在争论。多数最高司令部成员都认为不适合。当我们飞过开普地区一个叫默里斯堡的山林的时候，我向同志们说，这里是我们可以进行战斗的地方。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都伸长脖子想看个明白。真的，这片茂密的山林看起来完全可以隐藏一支新生的游击队。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达了开普敦郊外的上空。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开普平原上那火柴盒式的房子、市中心闪烁灯光的高楼和桌山的平顶。然后，在桌湾、在大西洋那湛蓝湛蓝的碧水之中，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罗本岛。

我们降落在位于罗本岛一端的飞机跑道上。那是一个阴暗多云的日子，当我们走出飞机的时候，寒冷的冬风刺透了我们单薄的囚服。我们受到了带自动武器的狱警们的迎接，气氛十分紧张，但非常安静，不像我两年以前到达这个岛上所受到的接待那样喧闹。

我们被押送到老监狱区，那是一个孤零零的石头建筑物，在那里，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站在外面。监狱生活侮辱性的仪式之一就是当你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原监狱的囚服换上新监狱的囚服。当我们脱光衣服时，他们扔给我们每人一套罗本岛监狱的平纹卡其布囚服。

种族隔离甚至也体现在着装方面。除凯西之外，我们每人都是一条短裤、一件质地很差的紧身上衣和一件帆布夹克。凯西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印度人，他领到了一条长裤子。一般情况下，非洲人会领到一双用汽车轮胎做的拖鞋，但是，这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双鞋。只有凯西一人还额外领到了一双短袜。给非洲人发短裤子的意思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男仆”。那天我穿上了那件短裤子，但是，我发誓不会长时间穿它。

狱警用枪指了指我们要去的地方，用简单的单词发号施令：“走！”“静！”“停！”他们不像我们以前在这里的时候那样虚张声势地威胁我们，而是不再表露任何感情。

老监狱区仅仅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当局正在为政治犯建一座完全隔离的、结构最安全的新监狱。当时，新监狱正处于收尾阶段。在那里，不允许我们到外面来或与其他囚犯有任何接触。

第四天上午，我们戴着手铐被押上了一辆封闭的卡车，前往另一个狱中之狱。这个新监狱是一座长方形的单层碉堡式建筑，中间有一个院子，是一片大约长100英尺、宽30英尺的水泥地。它的四周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狭小的通道，狱警带着德国牧羊犬在通道上巡逻。

三排牢房分别叫做A、B、C区，我们被关押在B区，位于四边形庭院的最东侧。我们每人住一间单独的牢房，分布在长长的走廊两侧，只有一侧牢房的窗户面对着院子。总共大约有30间牢房，而单个牢房里的囚犯通常有24个。每间牢房有一个窗户，大约有一英尺见方，用铁棂子封着。牢房有两道门：里面是铁门或叫铁栅栏门，外面是厚厚的木门。白天，只有铁栅栏门是锁着的，而夜间外面的木门也要上锁。

牢房建得很仓促，墙仍然是潮乎乎的。当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监狱长时，他刻薄地告诉我，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潮气。我们每人发了三条毯子，但都很薄，也很旧，几乎是透明的。我们睡觉的地铺只有一片剑麻席或草席。后来，我们又领到了一个毡垫子，有的人把毡垫子放在剑麻席的上面，以增加一些柔软度。那年月，牢房里很冷，毯子又不暖和，所以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睡觉。

我被关押在走廊头上的一个牢房内。它的窗户面对着院子，高度与眼睛齐平。我三步就能从牢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当我躺下的时候，我的脚和头都能触及水泥墙。牢房的宽度大约有6英尺，而墙的厚度却至少有2英尺。每间牢房外面都有一个白色的卡片，上面写着囚犯的名字和牢房号。我的卡片上写着：“N.曼德拉466/64”，意思是说我是466号囚犯，于1964年来到罗本岛。我当时46岁，是一个被终身监禁的政治犯，这个小天地就是我不知还要住多长时间的“家”。

在普通监狱区里关押的几位犯人很快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原来被关押的地方离B区不远，是一个低矮的砖结构建筑。普通监狱称F区和G区，关押着大约1000名最普通的囚犯。他们中有四分之一是政治犯，只有少数人在B区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我们因为两个原因被与普通犯人隔离关押：从安全角度看，我们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是，从政治角度说，我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局认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政治观点“传染”给其他犯人。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乔治·皮克，他是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最近刚刚成为开普敦市政府的成员，因在开普敦监狱的外面安装爆炸物而被判刑；还有丹尼斯·布鲁特斯，他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动家，也是伊丽莎白港的诗人和作家，因违反禁止令而被投进了监狱；另外，比利·奈尔也与我们关押在一起，他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老会员，因参加民族长矛军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判刑。

几天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伙伴，其中有内维尔·亚历山大，他是一位杰出的有色人知识分子，是“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他在开普组建了一个名叫“游击战俱乐部”的激进支部，专门研究游击战术。内维尔在开普敦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德国文学博士学位。与内维尔一起的还有斐济莱·巴姆，他是开普敦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也是“游击战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泽法尼·马托朋则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一直在奥兰多西任教，是班图教育制度的坚决反对者，并且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袖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个；来自特兰斯凯的三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因策划袭击特兰斯凯自治政府总理K. D.马叹兹玛，也被判入狱同我们关在了一起。

这些人组成了我们大约20名囚犯的核心团体。他们当中，有的我认识，有的只是听说过，其他人则根本不认识。正常情况下，监狱里很少有的节假日，往往是看望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机会。但是，头几周气氛非常紧张，我们甚至不能相互打招呼。狱警的人数与囚犯的人数一样多，他们以威胁和恐吓强化着每一项狱规。

我们第一周就开始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将一直干这项工作。每天早晨，院子的入口处都堆放着大量排球般大小的石头，我们必须用独轮车把它们运到院子中间。监狱为我们配备了4磅重的铁锤，或是用来砸碎较大的石块的14磅重的铁锤。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石块粉碎成石子。我们被划分成四排，彼此相间1.5码，大家双腿叉开席地而坐。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用轮胎做的厚橡胶圈，用来把石块围在中间，以防碎石飞溅。

狱警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不准我们相互说话。在开始的几周内其他监狱区的狱警，甚至其他监狱的狱警都来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稀有动物。这项工作是单调而艰苦的，它不是多么费劲就能使我们感到暖和，但却使我们浑身肌肉酸疼。

在罗本岛上，6月和7月是最冷的月份。空气寒冷，雨季刚刚开始，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华氏40度以上。就是在太阳底下，我穿着卡其布衬衣也冻得直打寒战。这时，我第一次懂得了“透骨寒”这个被用得再滥不过的字眼的含义。中午，我们停下来吃午饭。第一周，我们的伙食全是汤，而且味道很不好。下午，我们被允许在严格的监督下活动半个小时。我们排着队，轻快地绕着院子散步。

在开始砸石子的头几天里，有一次狱警吩咐凯西推着独轮车为停在院子入口处的汽车运石子。凯西身体比较单薄，不适合干重体力活，推不动独轮车。狱警们高声吆喝着说：“Laat daardie kruiwa loop!”（使劲往前推！）当凯西用力推的时候，独轮车眼看着就要翻车，狱警们幸灾乐祸地笑起来。我看得出来，凯西决心不让他们看笑话。我会推独轮车，于是赶忙站起来过去帮他。在狱警命令我坐下之前，我设法教凯西慢慢地往前推，并告诉他，那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力气问题。他点头称是，然后小心翼翼地推着独轮车穿过了院子。狱警们总算是停止了嘲笑。

第二天早晨，监狱当局在院子内停放了一辆很大的运石子的翻斗车，要求我们到周末完成半车石子的工作量。我们努力地干，最终完成了定额。第二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四分之三车的石子。我们卖命地干，也完成了定额。第三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满满的一车石子。我们知道根本无法坚持长时间的拼命工作，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我们甚至一直埋头苦干。但是，狱警激怒了我们，于是我们悄悄地低声喳咕了一个主意，那就是不要定额。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始在岛上第一次进行消极怠工：我们的工作速度比以前放慢了一半还多，以此抗议对我们过分的、不公平的要求。狱警立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并对我们进行威胁。但是，我们就是不加快速度，我们在院子里一直坚持这种消极怠工的策略。

从我1962年在罗本岛待了两个星期之后，罗本岛就发生了变化。1962年没有几个囚犯，罗本岛与其说是个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试验基地。两年后，罗本岛俨然成了南非监狱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监狱。它不仅对囚犯来说如此，对监狱管理人员而言也是最艰苦的地方。过去曾经为我们提供香烟、向我们表示同情的有色人狱警都走了。现在的狱警都是白人，都说南非荷兰语。他们要求与囚犯保持主仆关系，命令我们称他们老板，对此我们予以拒绝。罗本岛上的种族划分是绝对鲜明的：没有黑人狱警，也没有白人囚犯。

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总是需要一段调整时间。来到罗本岛，就像来到了另一个国家。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仅仅是另外一个监狱，而且与我们原来的监狱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们离开比勒陀利亚的那种欢快心情完全让罗本岛严酷的气氛窒息了。我们面面相觑，知道我们面对的生活将是严酷的。在比勒陀利亚，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与我们的支持者和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岛上，我们感觉这种联系被割断了，而且是实实在在地被割断了。我们相互安慰，而且这是唯一的一种安慰。我的失望之情很快被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战斗即将开始的感觉所代替。

从第一天起，我就对被强迫穿短裤提出了抗议。我要求见监狱长，并且起草了一个意见清单。狱警对我的抗议置之不理，但是，到了第二周周末，我发现一条旧卡其布裤子被随便丢在了我的牢房的地板上。这种不带条条的三件一套的衣服从来没有让我如此高兴过。但是，在我穿上这条裤子前，我还要看看我的同志们是否也发了这样的裤子。

他们没有发。我告诉狱警把裤子拿回去，并坚持每个非洲囚犯必须都有长裤子。狱警嘟嘟囔囔地说：“曼德拉，你说你要长裤子，我们给你长裤子你又不要。”这个狱警拒绝碰黑人穿过的裤子，最后，监狱长亲自来到我的牢房，把裤子捡起来。“很好，曼德拉，”他说，“你就等着跟其他囚犯穿同样的衣服吧。”我说，如果同意给我长裤子，那么为什么不给每一个人发一条呢？他没有回答。

60...

在岛上住了两周之后，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律师布拉姆·费希尔和乔尔·乔菲第二天将来罗本岛访问。当他们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被押到会见地点同他们见面。他们来罗本岛访问有双重目的：看看我们在监狱里生活得怎么样，并确认我们是否仍然不想就我们的判决提出上诉。离上次我们见面只过去了几周，但是，我们却感觉好像分别了很长时间，他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

我们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位少校就在房外监视我们的谈话。我很想与两个律师拥抱，但是，由于那个少校的存在，我们受到了限制。我告诉他们，我们大家都很好，并且说明，因为以前我们列举的那些理由，我们仍然不想上诉，其中包括事实上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上诉而影响到其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被告。布拉姆和乔尔似乎赞成这个意见，尽管我知道布拉姆认为我们应该上诉。

当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顺便向布拉姆询问了他夫人莫莉的情况。没等我说完莫莉的名字，布拉姆就站起来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他还是那么镇定自若，并重新开始谈话。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的会见紧接着就结束了，当我在少校的监视下回我的牢房的时候，他对我说：“曼德拉，你注意到布拉姆·费希尔的举动了吗？”我说，我注意到了。他告诉我，莫莉在上周发生的车祸中遇难了。他说，布拉姆驾驶着汽车，为了躲让马路中间的一只动物而不幸冲进了河中，莫莉是被淹死的。

我们为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莫莉是一位特别好的女士，她慷慨、无私、没有偏见，一直从多方面支持布拉姆。她是他的夫人、同事和同志。布拉姆一生已经历过巨大的不幸：他的儿子因患囊肿性胰腺炎而少年早逝。当我问莫莉的时候他转身离去，这是布拉姆的典型性格。他坚韧不拔，是一个不把自己的痛苦和麻烦留给他的朋友的男子汉。作为一个南非白人，他的良心使他不得不反抗自己的血统，并为此而受到了南非白人的排斥。他显示出一种勇气和牺牲精神，而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风范。我只需反对不公正，而不用与我自己的人民对立。

我告诉少校我想给布拉姆写一封信，他说我可以写。当时，关于写信的规定十分严格。我们只被允许给直系亲属写信，并且每半年才允许写一封不超过500字的信。所以，当少校不反对我给布拉姆写信的时候，我感到既吃惊又高兴。但是，他并没有遵守我们的协议，我写了信并交给了监狱当局，但是，那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几个月内，我们的生活总是遵循一个模式，监狱生活千篇一律：每天都与昨天一样，每周都与上周一样。这样，月份和年份有时就被相互混在了一起。任何有违这个模式的事情都会使监狱当局感到不安，因为千篇一律是监狱管理完善的标志。

千篇一律对囚犯也是一种安慰，这就是监狱之所以被看作牢笼的原因。千篇一律就像是一个难以忍受但却又令人愉快的家庭主妇，因为千篇一律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手表和任何计时物品在罗本岛上都被禁止使用，所以，我们绝对不知道什么是准确时间。我们依靠钟声和狱警的口哨及吆喝声生活。每周都与上一周雷同，你必须记住那是哪一月哪一天才行。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的牢房的墙壁上填日历。没有时间感会很容易使一个人失去注意力，甚至失去判断力。

监狱里的时间过得很慢，正所谓度日如年。时间过得慢通常与不得不闲散和没有生气相联系，但是，在罗本岛却不是这样，我们几乎总是忙于工作、学习和解决争端。然而，时间仍然过得很慢。部分原因是，在外面花几小时或几天就能解决的事，在监狱里要花上几个月或几年。请求发一个新牙刷可能要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才能实现。阿迈德·卡特拉达曾经说过，在监狱里几秒就像监狱外几年，而年却像分秒那样流逝。在院子里砸一下午石子可能感觉时间无限长，但是，一年的时间又感觉忽然就结束了，你不知道那些岁月都是怎么过的。

对每一位囚犯的挑战，特别是对政治犯的挑战，是如何完好地在监狱里生存下来，如何完整地从监狱里走出来，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信仰。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一些为了生存而必须做的事情。为此，你必须知道敌人的目的，然后再采取策略去破坏敌人的图谋。监狱就是要摧毁你的精神和决心，为此目的，监狱当局企图利用你的每一个弱点摧毁你的所有念头、消灭你的全部个性。他们就是想扑灭我们每个人保持人性和本来面目的火花。

我们的生存有赖于知道当局打算对我们作何处理，并且在我们之间共同分享这些信息。任何个人的反抗，就算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一直是孤家寡人，我就不能做这件事。但是，当局最大的错误就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我们增强了决心和信心。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不管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和获得什么消息，我们都一起分享。通过一起分享，我们个人的勇气得到了提升，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对我们遭受的困难的反应是完全一致的。人的能力有差别，对压力的反应也不一样。但是，强者要帮助弱者，使强者和弱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变得更强。最终，我们不得不在监狱里创造自己的生活，以监狱当局认可的方式去创造，秩序不是由监狱当局维持，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维持。

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有时要采取不受欢迎的行动，或是那些多少年后方见效果的举措。有时候，成功的荣耀仅仅在于取得这些成功的人知道这些成功。这对监狱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监狱里，你必须在忠于你的理想之中寻求安慰，哪怕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现在是在外围，但是，我知道我将不会放弃战斗。我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比较小的角斗场，其观众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压迫者。我们把在监狱里的斗争作为整个斗争的一个缩影。我们将如同在监狱外坚持进行战斗一样，在监狱里进行战斗。种族歧视和镇压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战斗。

监狱及其当局阴谋剥夺每个人的尊严，但我完全有信心生存下去，任何想剥夺我的尊严的个人和团体都将会失败，因为无论以任何代价或在任何压力下，我都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对于我将终身被监禁的可能性，我决不会太看重，我决不认为终身监禁就真的意味着在监狱里待一辈子，并必然死在监狱里。也许我否认这样的前景，是因为这样太令人不愉快，也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不过，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我将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感受走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的心情。

我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说不清这种乐观主义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这种乐观部分地来自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勇气。有许多黑暗的时刻，人道主义信仰一时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是，我将不会也不可能向悲观低头。向悲观低头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

61...

我们每天早晨5点30分由值夜班的狱警叫醒，他总是在走廊头上敲着铜铃喊：“Word wakker! Staan op!”（醒来！起床！）我一贯起得比较早，这个时间起床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负担。尽管我们5点30分起床，但是，直到6点45分才让我们从牢房里出来，我们在这段时间打扫牢房，并卷起我们的席子和毯子。我们的牢房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间，但是有被称作“ballies”的马桶。这种马桶直径有10英寸长，上面有中间凹的陶瓷盖，盖子上面可以盛水。盖子上的水是用来刮脸、洗手、洗脸的。

6点45分，当我们被允许走出牢房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走廊头上的洗涤槽内彻底清洗马桶，不然会产生一种臭气。在早期的那些日子里，清洗马桶唯一令人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小声与我们的同事说句话。清洗马桶的时候，狱警不喜欢在旁边逗留，所以是相互说话的一种机会。

有那么几个月，早饭由普通监禁区的囚犯负责送到我们的牢房。早饭是玉米片粥，是用玉米加工而成的食物。普通囚犯笨手笨脚地把玉米片粥舀到碗里，然后，从牢房栅栏门递进牢房。这是一个技术活，要想不把粥洒在外面，手必须灵巧些才成。

几个月后，我们的早饭被用旧金属油桶盛着送到院子里，然后我们用简易的金属碗自己盛饭。我们每人发了一袋被叫做咖啡的饮料，实际上只是一种烤糊了的玉米粉而已，我们可以用热水冲着喝。后来，当我们能进入院子为自己打饭的时候，我会在院子里绕着院子散散步，直到早饭送到为止。

像在监狱里的一切事物一样，伙食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有色人和印度人的伙食比非洲人的伙食好，不过差别并不大。当局总是说我们的伙食是均衡的，也的确是均衡的——介于不可口与不能吃之间。伙食是我们许多次抗议的原因，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狱警说：“伙计，你们卡非尔人在监狱里吃的比在家中吃的都好！”

在吃过早饭后，狱警吆吆喝喝地说：“Val in! Val in!”（集合！集合！）我们都要站在牢房外面接受检查。监狱当局要求每个囚犯，必须把卡其布夹克上的三个扣子扣好，当狱警走过时还要求脱帽。如果我们的扣子没扣、没脱帽或者牢房内部不整洁，我们就因违反了狱规而受到惩罚，不是被罚单独监禁就是不让吃饭。

检查过后，我们就在院子里砸石子，一直干到中午，中间也不休息。如果我们慢下来，狱警们就会喊着让我们加快速度。中午，监狱里会响起午饭的铃声，盛午餐的金属圆桶将被运进院子里。对于非洲人，午餐有煮玉米，即煮粗玉米粒。印度人和有色人的午餐则是玉米片，或玉米饭，这种玉米饭只不过是用一种磨过的玉米做成的粥。玉米片有时还给配上蔬菜，而我们的煮玉米则只能干啃。

我们午饭常领到一份phuzamandla，意思是“健力饮”，是一种用玉米片加少许发酵粉做成的粉状物。它需要用水或牛奶冲起来喝，如果浓一点，味道还不错。但是监狱当局只给一点点儿，仅仅能改变一下水的颜色而已。我通常把我的那份省下来，直到积攒几天后，足够冲一碗地地道道的饮料才把它喝掉。如果当局发现你积攒饮料粉，就会把它没收，你也会受到惩处。

午饭后，我们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当狱警们吹响刺耳的哨子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排队报数和接受检查。然后，我们被允许有半小时的洗漱时间。我们的走廊头上的洗澡间里有两个海水淋浴喷头，一个咸水水龙头和三个用来洗澡的大电镀金属桶。没有热水，我们只能站在或蹲在桶里用咸水打打肥皂，洗掉一天的灰尘。当外面很冷的时候，用冷水洗澡不怎么舒服，但是我们洗得还是很开心。有时，我们边洗边唱，这样感觉水就不那么凉。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我们唯一能说话的时间。

正好4点30分，走廊头上会响起咚咚的敲门声，这意味着晚饭已经送来了，普通犯人给我们打饭，然后我们回到牢房里吃。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份玉米片粥，有时，玉米片粥里面有少量的胡萝卜、卷心菜或是甜菜，但通常是少得可怜。我们一旦吃上一种蔬菜，通常是连续几周都吃同样的蔬菜，直到胡萝卜或卷心菜不再新鲜或者发霉，我们彻底吃够为止。每隔一天，我们的粥里面会有一小块肉，那块肉通常大部分是软骨。

晚餐时，有色人囚犯和印度人囚犯每人有一块面包（通常叫katkop，即“猫头”，因面包的形状而得名）和一块人造黄油。一般认为，非洲人不喜欢吃面包，因为面包是“欧洲食品”。

通常，我们得到的食物比本来规定的那点不多的食物还要少，这是因为伙房里盛行克扣之风。伙夫都是普通犯人，他们往往把最好的食物留给自己吃或给他们的朋友吃。他们还常常把最可口的放在一边留给狱警，用来换取狱警的好感或优待。

晚上8点，值夜班的狱警会把自己锁在走廊里与我们在一起，钥匙则通过门上的小孔递给外面的狱警。然后，值班狱警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命令我们睡觉。在罗本岛上从来不喊着让关灯，因为我们牢房里的带网罩的灯泡白天黑夜都亮着。后来，那些攻读更高学位的囚犯被允许学习到晚上10点或11点。

走廊上的传音效果不错，所以我们睡觉前总是设法相互聊几句。但是，如果我们能十分清晰地听见低声说话，那么狱警也就能听见，他就会喊“Stilte，in die gang!”（走廊里不准说话！）狱警一般会来回走上几趟，以确定我们不再读书或写字。几个月后，我们沿着走廊撒上了一些沙子。这样，我们就能听见狱警的脚步声，也就有停止说话或隐藏非法物品的时间。只有当我们都静下来的时候，他才在走廊头上的小办公室里坐下来，一直瞌睡到第二天早上。

62...

一天上午，我与布拉姆和乔尔见面后不几天，我们被带到了监狱办公室。这里距离我们的牢房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远，是个与我们的监狱十分相似的石结构建筑物。一到了那里，我们就排着队按手印，这是监狱里的惯例。但是，在等候的时候，我看见一旁有一个拿相机的狱警。按过手印后，狱警吩咐我们排队照相。我示意我的同事不要动，并向狱警说：“我希望你出示监狱管理局局长让我们照相的文件。”根据规定，给囚犯照相要有授权。

熟悉规定总是有好处的，因为狱警也常常不知道这些规定。当你知道的比他们知道的多时，他们就多少有点儿胆怯。狱警对我的要求感到吃惊，但却不能提供任何说明或书面文件。他威胁说，如果我们不同意照相，他将控告我们。但是我说，如果没有授权，就不能为我们照相，这就是问题所在。

作为一条原则，我们反对在监狱里给我们照相，因为，身为囚犯照相是不体面的。但是，有一次我确实同意照了一张相，那是我在罗本岛上同意照的唯一一张相片。

几周后的一个上午，狱警队队长不是发给我们铁锤在院子里砸石子，而是为我们每人发了针、线和一堆破囚衣，让我们缝补。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衣服多数已破得无法缝补，因而认为这是一个不好干的活儿。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给我们换了工作。大约到了上午11点钟，前门开了，我们发现监狱长带着两个穿西装的人进了院子。监狱长说，这两位来访者，一个是记者，一个是摄影师，他们来自伦敦《每日电讯报》。他说话的语气，好像国际媒体的访问对我们来说将是常有的事。

尽管这两位是我们的第一批官方访问者，我们仍然对他们有所怀疑。首先，他们是在政府资助下来访问的；其次，我们知道《每日电讯报》是一份保守报纸，不可能同情我们的事业。我们十分清楚，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处境十分关注，因此，政府很想证明我们没有受到虐待。

两位记者慢慢绕院子转了一圈，仔细对我们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我们低着头，一直集中精力地工作。他们转了一圈之后，一位狱警拽着我的肩膀说：“曼德拉，来，你来谈谈。”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代表狱友们讲话。监狱当局的规定很清楚，每个囚犯只允许代表自己讲话。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弱组织的作用，分散集体的力量。我们对这一规定提出过异议，但是没有多大改善。当局不允许我们使用“我们”这样的词。不过在头几年，当监狱当局需要一个囚犯代表其他囚犯说话时，那个囚犯通常就是我。

我与那个名叫纽曼的记者谈了大约20分钟，直率地对监狱和利沃尼亚审判谈了我们的意见。他是一个很爽快的人，在我们的交谈就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想给我照张相。我不愿意照相，不过在这种场合下我却有些宽容。因为我知道，照片将只在国外发表，只要文章稍显友好，也可能对我们的事业有所帮助。我告诉他，如果西苏陆先生和我一起照，我将同意。那张照片表现出我们两个人在院子里谈话的场景，到底谈的是什么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不过，我后来一直也没看到过或听到过那篇文章。当狱警们把旧囚衣拿走并把锤子还给我们的时候，那两位记者几乎已经不见影儿了。

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来自《每日电讯报》的两个记者是小批量来访者中的第一批。当利沃尼亚审判的阴影仍然在人民心中产生共鸣的时候，政府急于向国际社会显示我们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媒体上一直有关于岛上的非人类状况和我们如何被殴打、被折磨的报道。这些报道使政府十分尴尬，为了进行反击，他们让许多局外人士来岛上考察，用意是反驳来自舆论的批评。

一名英国律师对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访谈，这位律师曾经在国际法庭为纳米比亚独立作过辩护。他访谈后不久我们就被告之，美国律师协会的代表海宁先生将来看望我们。当时，整个非洲对美国人还有些新奇感，我很想与这样一个令人敬畏的律师组织的代表见面。

在海宁先生来访的那天，我们被召集到院子里。他是在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陪同下来到罗本岛的。斯特恩很少在罗本岛上露面，所以他的露面在监狱事务中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他是一个举止高雅、处事老练的人。他总是穿着质地优良、裁剪时髦的衣服。他对人客气，称我们“先生”，甚至脱帽向我们致意，这在监狱里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但是，斯特恩将军是用忽视而不是用权势来对付我们，对岛上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他不经常露面，使残酷无情的监狱官员们更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位将军以最和善的态度向我们的客人作了介绍，并对我们说：“先生们，请选出你的发言人。”许多囚犯喊出了我的名字。

斯特恩将军朝我点了点头，于是，我站起身来。与斯特恩将军相比，海宁先生则是一位粗壮、不修边幅的人。我感谢他对我们的访问，并说，他的来访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然后，我概括地向当局提了我们的意见。我首先谈了一些核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我说，我们是政治犯，不是刑事犯，我们应该受到政治犯的待遇。我一一详细列举了我们对伙食、居住条件和工作方面的不满。但是，当我在讲话的时候，海宁先生老是插话。当我说我们工作时间太长时，他说，作为犯人必须要工作，不然就会变得懒散。

当我开始说我们的牢房问题时，他突然插话说，美国监狱里的条件远比罗本岛的条件更差，相比之下，罗本岛算是天堂。他补充说，对我们的判决是公正的，没被判处死刑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按罪过可能该判死刑。

海宁先生信口胡言，我们中的有些人因此认为他一点儿也不稳重。他说话的口音，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噪音，并且，他说话时特别喜欢吐唾沫，我们过去谁也没见过如此“大雅”之举。

最后，我再也不愿听下去了，于是打断了他的讲话：“不，先生，你误解了我所说的话。”海宁生气地说我是在顶撞他，而斯特恩将军则只是在一旁一边观察一边听，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很难保持冷静，纷纷对海宁先生的话表示不满。大家气愤地说，根本不应该让他来看我们。正常情况下，任何一种访问都会使我们感到高兴，但是，海宁先生的访问却使我们感到沮丧。或许，这正是当局所希望的。与一个倾向如此明显、知识如此贫乏的人会见是令人不愉快的。海宁最后连“再见”都没说就扭头走了，我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到遗憾。

随后的几年中，我们经常议论起海宁先生，我们许多人都模仿他说话的方式进行取乐。我再也没有听见过他的消息，他当然也不会在罗本岛上为美国律师协会赢得任何朋友。

63...

在狱中，所有的囚犯都被当局划分成A、B、C、D四类当中的一类。A类为最高级别，享受最好的待遇；D类是最低的级别，享受最差的待遇。一切政治犯，即被当局称作“治安犯”的犯人，自然被划归为D类。与这些类别划分有关的待遇包括探视、书信、学习和购买日用品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对每个犯人的生活来说都是必需的东西。一个政治犯一般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从D类升为C类。

我们对这种分类方法十分反感，因为这样的分类是不道德的、有辱人格的。它不仅对普通犯人是一种打击，而且对政治犯也是一种特别的打击手段。我们要求，所有的政治犯应该被划成一类。尽管我们对这种划分提出了抗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这种划分在监狱生活中是无法变更的。如果你抗议作为一名D类囚犯每6个月只能收到一封信，监狱当局就会说：改进你的行为，成为一个C类囚犯后，你每6个月就能收到两封信。如果你抱怨吃不饱，监狱当局就会提醒你，如果你是一个A类囚犯，你就能从监狱外得到钱，那样，你就可以在监狱的糖果店内购买额外的食物。即使是一位自由战士，能购买日用品和书籍也是大有益处的。

这种分类一般与囚犯的刑期有关。如果你被判8年监禁，你一般会在头两年被划为D类，随后两年被划为C类，再后两年被划为B类，最后两年被划为A类。但是，监狱当局把这种分类作为对付政治犯的一种武器，他们往往以降低我们的类别相威胁，借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

尽管我被带到罗本岛以前就已经被关押了近两年，但是，我来到罗本岛之后仍然被划为D类。虽然我也希望得到高一级类别的权利，但是我却拒绝在行为方面让步。最快的升级办法是听话、不抱怨。“我说，曼德拉，你是个爱找麻烦的人，”狱警们会说，“你将终身被划为D类。”

囚犯每6个月被召集到监狱委员会面前评估一次级别。监狱委员会有意以监狱规定的名义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评分与其说是一种行为评分，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评判。在我第一次与监狱委员会见面期间，委员会的官员们询问了我有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的信仰问题。尽管这与分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仍然耐心地予以回答，并试图以此感化他们，使他们也接受我们的信仰。这一次还算是把我们当人看待，但这是不多见的，我也是第一次作出了响应。后来我发现，这仅仅是当局从我们身上收集情报的一种办法，我反而无意之中中了他们的圈套。随后不久，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与监狱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

作为一名D类囚犯，监狱当局只允许我每6个月有一次被探视的机会，只能写一封信和收一封信。我认为，这是监狱系统最不道德的规定之一。与家人沟通是一种人权，不应受到监狱系统人为分类的限制。但是，这却是监狱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探视和书信仅限于“直系”亲属，我们发现，这个限制不仅是令人讨厌的，而且也是一种种族歧视。非洲人直系亲属的概念与欧洲人或西方人的直系亲属概念大不相同。我们的家庭结构更大，更具有包容性，任何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都被视为同一家庭的组成部分。

在监狱里，比来自家中的坏消息还要坏的事情莫过于根本就没有家人的消息，思念家人的不幸和悲伤比实际上的忧伤和失望更令人难以承受。我们宁愿收到一封写着坏消息的信，也不愿意连信都收不到。

更有甚者，这个令人痛苦的限制也被当局滥用了。期待来信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每月有一次通知来信的机会，有时6个月过去了，但一封信也没有。虽然6个月允许收一封信，但是6个月却没有收到一封信，这是一个更大的打击。谁不想知道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母亲和姊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接不到信的时候，我感觉心情像大卡鲁高原一样干旱和荒芜。有时，当局还常常恶意扣压信函。我不会忘记狱警们说的话：“曼德拉，我们收到了给你寄来的一封信，但是，我们不能给你。”他们不说明为什么，也不告诉你信是谁寄来的。这时，要完全靠自我约束，不能为这样的事情发火。后来，我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了抗议，有时还真能要回自己的信。

当真的有书信寄来的时候，收到这些书信简直可以说是如获至宝。一封信就像夏天的甘霖，甚至能使沙漠变成绿洲。当当局递给我一封信的时候，我不会急不可待地冲上前去，一把把它接过来。尽管我渴望立即把它拆开并当场展读，但是我不想让当局因看到我那急切的样子而感到满足，而是拿着信慢慢地回到牢房，似乎在展读家书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做一般。

在头几个月里，我收到了一封温妮的来信，但是，信却被当局作了审查和删节，除了问候之外几乎什么内容也看不清。岛上的审查人员竟然用墨水把不允许读的段落全部涂掉，但是，当他们发现我们能把涂在信上的墨水清洗掉从而看清墨水下面的内容时，他们又改变了删节方式。他们用刀片把要删节的内容裁下来，由于多数信反正两面都写了字，因此其反面上的内容也往往被剪掉。看来，他们巴不得把信弄成碎片。对信笺的审查和删节往往延误信的分发时间，因为有的狱警文化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审查、删节一封信可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发出的信也要经过审查和删节，常常与收到的信一样，被剪得乱七八糟。

8月末，我来到罗本岛还不到三个月，当局告诉我，第二天将有人来探视，但却不告诉我来探视的人是谁。瓦尔特也被告知有人要来探视。我猜想、我希望、我期待、我相信——探望者会是温妮和阿尔博提娜。

自从温妮得知我们被关进罗本岛监狱的时刻开始，她一直都在设法来岛上探视。作为一个身背禁止处罚的人，她必须经司法部特许才能来罗本岛，因为从法律上说，她与我联系是不被允许的。

即使得到了当局的批准，来罗本岛探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探视时间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政治犯则不允许与来探视的人有任何直接接触，但探视人与囚犯却在同一个房间里见面。

当局似乎从不提前安排探视。不定哪一天，他们与你的夫人取得联系，并说：“明天你被允许探视你的丈夫。”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常常使探视无法进行，如果某一亲属提前计划到狱中探视，当局有时会故意拖延时间，直到飞机起飞后才批准。由于多数囚犯的家都在离开普地区很远的地方，并且没有多少钱，所以常常无法到罗本岛探视。有的人来自贫穷的家庭，可以说多年甚至根本就见不到自己的妻子。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罗本岛上待了十几年，一次也没有人来探视过。

非直接接触探视室很狭窄，而且没有窗子。囚犯这边是一个只有5平方米的房间，通过一个小方块玻璃与另一边具有相等面积的房间相望。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通过厚厚的、模糊不清的玻璃看着对方，并通过打在玻璃上的小孔与对方交流，因此，只有大声说话才能使对方听清。后来，当局在玻璃前安装了麦克风和喇叭，效果稍有改善。

瓦尔特和我被叫到探视室，并在室内的一个角落坐下来。我心情有点不安地在那里等待着。忽然，窗子的另一端出现了温妮那可爱的面孔。为了探监，温妮总是把自己刻意打扮一番，设法穿得新一点、优雅一点。不能与我的夫人直接接触，不能温情地与她说说话，不能与她单独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大的失望。在我们看不起的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不得不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条件下进行接触。

我立即看出，温妮精神压力很大。看到我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认为我一定是一直在受苦。仅仅来到这个岛上本身就够苦的了，另外还要忍受监狱中严厉的规矩、狱警们的侮辱和无人格可言的待遇。

我随后了解到，温妮近期又遭到了一次禁止处罚，并且由于被禁止而失去了在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工作。在她被解雇之前，她的办公室也遭到警察的搜查。当局一直认为，她正在秘密与我保持联系。温妮很喜欢她的工作，一天到晚忙于为孤婴寻找养父养母、为没有工作的人找工作、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疗帮助。我夫人的被禁止和烦恼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我不能照顾她和孩子们，而政府正在为她自己照顾自己制造麻烦。我的无能为力使我感到十分苦恼。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很尴尬，她身后有两名狱警，我身后有三名狱警，这使得我们的谈话难以开场。狱警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我们进行监视，而且也是一种恐吓。当局规定，谈话必须用英语或南非荷兰语，用非洲人的语言进行谈话是被禁止的，谈话的内容也仅限于家庭方面的事情。任何离开家庭的话题和与政治沾边的字眼都将意味着探视的终止。如果谈到狱警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会要求我们停止谈话，并问该人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狱警一般不熟悉非洲人姓名的多样性和特点。有时不得不浪费几分钟宝贵的探视时间向狱警解释族系的不同分支，令人感到无奈和讨厌。但是，他们的无知也给我们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为我们想谈的人起一个假名，谎称我们谈的人是我们家中的成员。

第一次探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温妮对我的健康感到不安：她听说我的身体被摧垮了。我立即告诉她我的身体很好，她也能看出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只不过是比以前瘦了一点儿而已。她也瘦了，我认为这是由于精神紧张而造成的。当温妮在探视中表现出发愁或紧张的样子时，我会敦促她适当增加体重。她总是想减肥，而我则总是不让她减肥。我逐个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以及我母亲、姊妹和温妮家的情况。

忽然，我听见身后的狱警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用怀疑的目光回头看了他一眼，意思是不可能已经用完了半小时的探视时间。但是，事实上他是对的，探视总是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在我被监禁的岁月中，每当狱警喊叫“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为时间过得快而感到诧异。温妮和我只好从椅子上站起来，并匆匆告别。温妮走后，我总是感觉恋恋不舍，很想保持她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不会让狱警们看出这种情感。当我走回牢房的时候，我回味着我们所谈的话。随后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中，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探视时的情景。我知道，至少6个月内我不能再次见到我的夫人。事实上，温妮在随后的两年中一直没能再来监狱探视我。

64...

元月初的一个上午，当我们在院子里开始工作之前排着队报数的时候，当局不是让我们步行到外面去，而是吩咐我们上了一辆闷罐车。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我们的监禁区。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到哪里去，但是，我知道我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当我1962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曾经见过的地方，它就是石灰石料场。

石灰石料场看上去就像是山脚下挖出来的一个巨大的白石坑。从悬崖到山脚下，到处是一片令人目眩的白色。石灰石料场的顶部长满了青草和棕榈树，山脚下则是用旧金属板搭成的几间棚子。

监狱长韦塞尔斯上校接见了我们，他是一个相当缺乏个性的人，只关心严格坚持监狱里的规定。我们以立正姿势站在那里，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干的这个工作将持续6个月，然后，他将在我们服刑期间让我们干一些比较轻的活儿。然而，他定的时间后来大大延长了，我们在这个石灰石料场一干就是13年。

监狱长讲完话后，狱警们给我们发了镐头和铁锹，并告诉我们挖石灰石的基本知识。挖石灰石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第一天，我们对使用新工具不怎么熟练，挖的石灰石很少。石灰石本身是贝壳和珊瑚的钙化积淀物，比较松软，被埋在岩石层中，必须用镐头挖开岩石层，然后再用铁锹把石灰石挖出来。这项工作远比在院子里干的那个差事要费力得多，所以在石灰石料场干了几天之后，我们下午4点30分吃过晚饭就立即躺下睡觉。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感觉浑身疼痛、疲劳不堪。

当局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把我们从院子里转到石灰石料场去。他们可能仅仅是需要更多的石灰石以修建岛上的道路。不过，后来讨论这次工作变动时，我们推测，这是另一种加强纪律性的方法，同时表明，我们与在岛上石料场干活的普通囚犯没什么差别，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必须去赎罪。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从精神上摧垮我们。

但是，在石灰石料场工作的头几周，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效果却正好相反。尽管手上起了泡并流着血，但是，我们的精神却十分饱满。我更喜欢在外面的大自然中干活，因为在外面，能够看到草和树木，能够观察鸟儿在头顶上飞来飞去，能够感受从大海吹来的风。背朝着太阳浑身使劲令人感觉舒服，而堆起一堆堆石灰石也会令人产生某种成就感。

几天以来，我们都是步行到石灰石料场，而不是乘卡车，这本身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在20分钟的步行过程中，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罗本岛，可以看见岛上的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闻一闻桉树的芳香，偶尔还能看到跳羚和捻角羚在远处吃草。尽管有的人认为步行是一种苦差事，但我却不这样认为。

尽管在石灰石料场工作说明我们与其他囚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局仍然像对待曾经在这个岛上居住过的麻风病人一样地对待我们。有时，我们可以看见一伙普通犯人在路边干活，看管他们的狱警会吩咐他们躲进灌木丛。这样，当我们从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看见我们，似乎仅仅看见我们就会影响他们的纪律。有时，通过眼睛的余光，我们能看见某个囚犯举起拳头向我们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礼。

那条泥土路在石灰石料场附近分开，向右是通往普通犯人干活的石料场。这个十字路口后来成为我们与普通囚犯沟通的重要地点。在岔路口处，我们可以在灌木丛中看见一幢白色小屋，罗伯特·索布克韦就住在那里。这座小房子是几年前为一位黑人狱警建造的，现在只有索布克韦一个人住在那里。那是一小块灌木丛生的土地，除了站在房子前面的一个狱警，谁也不会知道有别人住在那里。

索布克韦的刑期于1963年期满，但是，按照1963年“普通法修正案”中被大家称作“索布克韦条款”的规定，司法部部长不经控告就可以对政治犯进行无限期的关押。他们对鲍勃也是这样处理的。6年来，索布克韦在岛上一直过着这种半关押式的生活。他是一个失去了自由的自由人。有时，我们能在花园里看见他，但也仅仅是看一眼而已。

上午到达后，我们从石灰石料场上的锌皮棚子里领到镐头、铁锹、锤子和独轮车，然后，在石灰石料场前集合，通常是三四个人一组。持自动武器的狱警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监视着我们。不带武器的狱警则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督促我们更卖力地干活。“Gaan aan! Gaan aan!”（快点干！快点干！）他们像赶牲口一样喊着我们。

到11点，这时太阳高高地在空中照射着大地，我们开始感到筋疲力尽。此时，我已经是汗流浃背。狱警仍然催着我们更努力地干。“Nee， man! Kom aan! Kom aan!”（不，伙计！快点干！快点干！）他们不住地喊叫着。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吃午饭。我们把石灰石装在独轮车上，然后运到卡车跟前，最后用卡车运走。

中午时分，哨声响了，这时我们会走到山脚下，在为我们遮蔽太阳的锌皮棚子下坐在极为简陋的座位上准备吃午饭。狱警们则坐在有桌子和板凳的大锌皮棚子里用餐。有人会把盛煮玉米的圆桶送到我们的旁边。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数百只海鸥尖叫着不住地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俯冲，一次准确的俯冲有时会糟蹋掉一个人的午饭。

我们一直干到下午4点钟，这时，我们就把挖出的石灰石运到在石灰石料场附近等候的卡车上。一天下来，我们的脸上和身上沾满了白色的粉尘，要不是汗水已经把部分粉尘冲掉，我们看上去肯定就像一个个白色的小鬼。当回到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在凉水中擦洗一下，身上的粉尘似乎怎么也不能完全洗干净。

在石料场，比热更厉害的是光线。我们的脊背有衬衣遮挡太阳，但太阳的光线却通过石灰石折射到我们的眼睛上。炫目的光线和石灰石粉尘对眼睛的伤害使我们无法睁眼。我们的双眼不停地流泪，必须老是眯缝着才行。每天工作过后，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使眼睛恢复到正常状态。

在石灰石料场工作几天后，我们正式向当局提出了戴太阳镜的要求。当局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情，因为当局连阅读眼镜也不让我们戴。我先前对监狱长说过，允许我们读书但却又不让我们戴眼镜读书是没有道理的。

后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戴太阳镜，几乎用了三年的时间才争取到了戴太阳镜的权利。当时，幸亏一位有同情心的医生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视力，戴眼镜是必要的，当局才最终同意我们戴太阳镜。就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自己花钱买太阳镜。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斗争，其中包括争取太阳镜、争取长裤子、争取学习权利和争取伙食平等的斗争，是我们在监狱外长期进行斗争的必然结果。为改善监狱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反对种族歧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斗争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哪里看到不公平，就在哪里进行斗争，不管这种不公平是大是小，我们反对不公平，以保留我们自己的人性。

我们开始在石灰石料场工作不久，一伙B区的其他著名政治犯也加入了我们的劳动队伍。有几位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他们是在1964年7月被逮捕的。他们被指控犯有50多起破坏活动，这次审判被称作“小利沃尼亚审判”。这些人包括：麦克·马哈拉基，他是南非共产党的成员，在斗争中头脑最为敏锐；拉鲁·奇巴，他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并且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同志，他的这一伟大优点在监狱里得到了证实。维尔顿·穆夸毅，他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之一，在1960年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混乱期间，他因为错误地在别人引导下继续在大街上行走而被逮捕。他秘密离开过南非，接受了军事训练，在利沃尼亚审判之后，他成为民族长矛军的司令员。艾迪·丹尼尔斯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是自由党的有色人，被指控参与了非洲抵抗运动组织并进行破坏活动，该组织是由自由党党员组成的一个破坏活动小组。在监狱里，艾迪成为我最伟大的朋友之一。

为了平衡这些新政治联盟的影响，监狱当局也在我们这个监禁区掺杂了一小部分普通犯人。这些人是不知改悔的罪犯，被指控犯有杀人、强奸和暴力抢劫。他们是罗本岛上臭名昭著的罪犯帮伙，不是“大五帮”（Big Fives）就是“二八帮”（Twenty-Eights），他们专门恐吓别的囚犯。这些人体格健壮、粗暴无礼，脸上大多都有械斗时留下的伤疤。在这些帮派成员中，械斗是常有的事情。他们被派到我们监禁区的作用就是寻衅滋事，他们仗势欺负我们，拿我们的食物，不让我们开展政治讨论。其中一人名叫博加特，用的就是美国硬汉电影演员的名字。他的牢房与瓦尔特的牢房对着门，瓦尔特曾经抱怨说，他每天早晨都索要食物，瓦尔特怕他，不敢不给他。

犯罪帮伙在石灰石料场内另外合伙干活，不与我们在一起。一天，他们开始唱起了一首像劳动号子的歌。实际上，那是一首著名的歌曲，但是，他们换上了自己编的词：“Benifunani eRivonia？”意思是：“你们要在利沃尼亚干什么？”第二句歌词似乎是：“你们认为你们将成为政府？”他们起劲地唱，歌声中带有嘲笑的意思。他们显然是受到了狱警的鼓动，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激怒我们。

尽管我们中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想与他们翻脸，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用以牙还牙的方式与他们斗争。我们当中有些比他们唱得好的歌手，我们凑在一起，琢磨着我们应该唱什么歌对付他们。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唱起了《斯蒂迈勒》，这是一首赞扬从南罗得西亚向南奔驰的一辆列车的歌曲。《斯蒂迈勒》不是一首政治歌曲，但却含有政治意味，因为它暗示游击队战士乘着火车南下去打南非军。

连续几周，我们两伙人一边干活，一边对唱，并不时增加曲调、变更歌词。我们的节目增加了，并且公开唱起了政治歌曲，如游击队战士之歌——《阿玛卓尼》，歌名是一个废弃了的英文俚语，意思是歌颂游击队战士约翰尼；《措措拉兹》，这首歌曲把斗争比喻成即将到来的列车（如果重复这个歌名，听起来就像列车行驶的声音）。我们还唱了一首有关《自由宪章》的歌，而另一首是关于特兰斯凯的歌曲，其歌词大意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马叹兹玛之路，一条是曼德拉之路，试问您将走哪条路？”

歌唱使工作变得轻松了一些。有几个人嗓子特别好，我感觉像是放下了镐头，仅仅是在那里听他们歌唱。罪犯帮伙不是我们的对手，当我们继续歌唱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哑巴。但是，有一位狱警精通科萨语，懂得我们所唱的内容。他很快命令我们停止歌唱（也不准吹口哨），从那天起，我们又只好默默地工作。

我并不把罪犯帮伙看作敌人，而是把他们看作转化的对象。我们中间有个绰号叫“Joe My Baby”（我的孩子乔）的非政治犯——后来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帮助我们向监狱内外传递材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一天，我们听说博加特在石灰石料场遭到了一名狱警的殴打。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结果。他的脸上有伤，而且伤势很重。博加特在走廊里走到我的面前请求帮助，我立即接受了他的请求。

我们一直在寻找与当局对抗的方式，报告打人事件就是我们能够与监狱当局交涉的一种方式。在博加特被打前不久，我们得知一位名叫“甘亚”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也遭到了一位狱警的殴打。我以一名律师的身份致函监狱长，代表甘亚提出抗议。我被带到监狱长办公室，监狱官员们在那里接待了我。他们一致否认有打人事件发生，问我是怎么听说的。我坚持要求把殴打甘亚的狱警赶出罗本岛。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说没有证明他打人的证据。但是，随后不久，那位打人的狱警还是被从岛上调走了。

这件事使我受到了鼓舞，所以，当博加特请求帮助的时候，我立即要求见监狱长。第二天，我又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监狱长和蔼地告诉我，他们已经对案件进行了调查，打人的人也被解雇了。“那是违反规定的，”我说，“这个案子应当进行审讯。”

“不，”他说，“我们已经调查过所谓的受害人，他否认曾经遭到过殴打。”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我昨天才与他谈过话。”

监狱长向一位中尉招了招手说：“你亲自去了解一下。”中尉把博加特带进办公室，他的脸上还绑着绷带。监狱长问他是否遭到过殴打。“没有，老板，”他轻声说，没有理会我正在瞪着他，“我从来没有遭到过殴打。”然后，他立即被带走了。

“好了，曼德拉，”监狱长说，“这个案子了结了。”监狱长因羞辱了我而感到非常得意。他显然为了让博加特撤诉而用额外的食物和香烟贿赂了他。从此之后，在接受案子之前，我要求当事人一定要提交签过字的书面委托书。

65...

1965年夏季的一天，我们发现早饭的粥上漂着闪光的肥肉，晚饭的半流质食物里也有大块大块的肉。第二天，有人还领到了新衬衣。石灰石料场的狱警们和我们监禁区的狱警们似乎对我们恭敬有加。对此，我们大家都有些怀疑，在监狱里，条件的改善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一天后，我们得知，国际红十字会官员将于第二天到岛上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他们比以前的任何探视者都重要。国际红十字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独立的组织，是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关注的国际组织。监狱当局很尊重国际红十字会，我在这里用“尊重”这个词，其中当然也包含“害怕”的意思，因为当局只尊重他们害怕的人和组织。监狱当局对能够影响世界舆论的一切组织都不信任，不把他们当做合法的、忠诚相待的调查者，而是把他们视为能欺骗则欺骗的爱管闲事的人。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是当局的主要目的。

在那些年月，国际红十字会是唯一既能够倾听我们的抱怨意见又受我们爱戴的组织。这至关重要，因为当局不听我们的抱怨意见。按规定，当局应当提供了解我们的抱怨意见的正规程序。他们也的确提供了让我们反映意见的渠道，但不过是敷衍了事而已。每到礼拜六上午，狱警队长就进入我们的监禁区吆喝：“Klagtes en Versoeke! Klagtes en Versoeke!”（快提意见和要求!快提意见和要求!）我们中许多人排着队找狱警队长，因为几乎大家都有抱怨意见和要求。我们纷纷对伙食、囚服和探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正式的意见。狱警队长对每个人点点头，只是说“Ja， ja”（是，是），然后就喊“下一个！”对我们所提的意见连记录都不记录。如果我们以我们组织的名义说话，狱警们会大声说：“这里不允许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或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Verstaan？（懂不懂）”

在国际红十字会官员来访问前不久，我们向监狱长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意见书。当时，只允许我们用纸和铅笔写信。我们秘密在石灰石料场和厕所里相互征求意见，然后，综合成一份意见书。我们把意见书递交给我们的狱警队长。他不接受我们的意见书，并指责我们写这样的意见书是违反规定的。我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提的意见之一就是监狱当局不听取我们的抱怨意见。

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来访的那天，我们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与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见面。那年，甚至随后的几年中，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一直是森恩先生，他在他的国家瑞典曾经是监狱管理局局长，后来移民到了罗得西亚。森恩有55岁左右，是一个沉默寡言却又有点神经质的人，对周围的环境似乎一点都不满意。

会见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与几乎所有的其他人访问和探视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要求听取我们的所有抱怨意见，并且听得很认真，还不住地记笔记。他十分客气，对我所告诉他的一切表示感谢。尽管如此，他的第一次访问还是使我们感到相当紧张。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目的。

我们对我们的服装十分不满，实话实说，我们不想穿短裤，希望有合适的衣服穿，其中包括短袜和内衣。当时，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对我们的伙食、探视、通信、学习、早操、工作条件和狱警的工作作风都提了意见。我也提了一些我知道当局将不会予以满足的要求，例如，希望被转到离我们的家较近的监狱。

会谈后，森恩让我们在那里等候，他又会见了监狱长及其他访问团成员，我估计他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监狱当局，并指出了他认为是合理的意见。森恩访问后不久，我们的服装确实得到了改善，当局给我们发了长裤子。但是，森恩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一个进步人士；他在罗得西亚居住了几年后，似乎对种族歧视已经司空见惯。在我返回我的牢房之前，我又提醒我所提的关于非洲人吃面包的抱怨意见。森恩先生看上去似乎心神不安，并扫了那位监狱长一眼。“面包对你们的牙齿很不好，你知道吗，曼德拉？”森恩先生说，“玉米对你们更好些，可以使你的牙齿变得更结实。”

在后来的几年中，国际红十字会派了一些更开明的人士来访问，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改善我们的条件进行斗争。国际红十字会在不太显眼但对我们却十分重要的方面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经常向我们的家属提供资金，不然，他们就无力到岛上来探视我们。

被送到罗本岛之后，我们的支持者中有的担心当局会不允许我们学习。但是，到岛上几个月以后，当局宣布，要学习的人可以提出申请。我们多数人都交了申请。尽管是D类囚犯，我们也得到了许可。利沃尼亚审判后，政府感到很有信心，认为准许我们学习没有什么坏处。后来，他们为此而后悔不迭。读研究生是不允许的，但是，他们对我却网开一面，因为我在比勒陀利亚监狱时就已经开创了这个先例。

我们监禁区很少有人拥有学士学位，但多数都在学习大学课程。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高等学校毕业证书，他们选择进修课程，以便争取拿到高等学校毕业证书。有的人已经受过良好的教育，像戈万·姆贝基和内维尔·亚历山大，但是其他人还没有通过五级或六级考试。在几个月内，我们大家实际上都在学习这样那样的学位课程。每到夜晚，我们的牢房与其说是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学习的大课堂。

但是，学习的权利受到了许多条件的限制。某些学科，如政治学或军事史，是被禁止的。多年来，当局不准我们接收我们家庭以外的资助，所以，我们这些穷囚犯很少有钱买书和交学费。因此，学习机会的多少取决于我们手中攥着的钱数。监狱当局也不允许我们把书借给别的囚犯，如果允许借阅，就会使我们身边较穷的狱友也能够有学习的机会。对于我们应不应该接受学习的权利一事，大家经常争吵。有的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起初认为，我们接受政府的免费学习材料会有损我们的政治形象。他们坚持认为，学习不应该是一种有条件的特许，而应当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尽管我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学习。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政治犯，我们有责任提高和加强我们自己，而学习是提高和加强我们自己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

监狱当局允许囚犯报考南非大学或速成学院，这两所学校都可以为学习者提供高等学校学历证书。就我的情况而言，在伦敦大学的资助下学习是一种祸福兼而有之的事情。一方面，我可以得到在南非阅读目录上没有的那种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书籍；另一方面，监狱当局必然把它们视为不适合学习的书籍，因此而禁止我学习。

一般而言，获得书籍也并非易事。你必须按照合同法，向某个南非图书馆提出申请。该图书馆将对你的申请进行审查，然后，通过邮局把书寄给你。但是，由于邮递系统不正常，罗本岛又比较遥远，再加上信件检查人员故意拖延时间，所以，当你拿到书的时候也就到了还书的日期。如果日期已过，狱警将会连看也不让你看就把书直接退回图书馆。正是由于邮递系统这种固有的特点，你很可能没收到书却收到过期罚款单。

除了书籍，我们还可以借阅学习所需要的杂志。当局对此特别严格，唯一能通过检查的杂志可能是一种供囚犯学习会计用的保险计算科学类季刊。但是，有一天，麦克·马哈拉基告诉一位同志，他正在学习经济学，想申请借一份《经济学人》。我们讥笑说，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份《时代》周刊，因为《经济学人》也是一个新闻周刊。但是，麦克仅仅一笑说，监狱当局不会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只是从标题上判断书刊。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真的收到了《经济学人》，通过这本杂志，我们获得了我们渴望得到的新闻。但是，当局很快发觉了他们的疏忽，并停止让我们继续借阅。

一旦多数人都开始学习，我们就都抱怨连书桌、椅子这样起码的学习条件都没有。我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了这个意见。最后，监狱当局为每个牢房制作了一个可以站着学习的书桌，即一块从墙上伸出的、齐胸高的木板。

这不是我们所渴望得到的那种学习条件。在石灰石料场劳作一天之后，谁也不想站着在这样的书桌旁学习。我们中有许多人对这种书桌提出了抱怨意见，而凯西的意见最大，他告诉监狱长，站着学习的书桌不但是一种负担，而且由于书桌的坡度太大，书老是往下掉。监狱长突然来到凯西的牢房里查看，他要了一本书并用力把它放在凯西的书桌上，书没有动。他又向凯西要了一本书，把它放在第一本书的上面，书还是没有动。他放了四本书之后，转身对怯弱的凯西说：“伙计，这些书桌没有问题。”然后，他走出了凯西的牢房。不过，六个月后当局发了慈悲，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书桌的高度也降低了一些。

我向国际红十字会反映的另一个意见是狱警动不动就告我们的状。告某个囚犯的状就意味着狱警声称他违反了某项具体规定，不是被隔离关押就是不给饭吃，或丧失其他权利。狱警们一般不能随意告囚犯的状，因为，当一个囚犯被告了状，根据违反规定的程度，可以举行听证会，并且邀请开普敦地方法官出席。当时，监狱当局拒绝举行听证会。当我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国际红十字会的时候，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善。

在我来到岛上的第一年里，周末除了半小时的早操时间，我们必须一直待在牢房里。有一个礼拜六，在院子里做完操回到牢房后，我发现一个狱警在走廊头上的凳子上放了一份报纸。他对我们很友好，我猜测他并不是偶然把报纸丢在那里。

对政治犯来说，报纸比黄金或钻石都更宝贵，比渴望得到食物和香烟还迫切，可以说是罗本岛上最珍贵的违禁物品。新闻是斗争的思维原材料，当局绝对不允许我们得到新闻。我们渴望得到新闻，没有新闻，瓦尔特比我还要忧伤。监狱当局企图实行新闻封锁，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任何可能鼓舞我们士气或让我们相信外面的人们仍然牵挂着我们的事情。

我们把坚持及时了解国家的政治作为我们的职责，并为得到看报的权利而长期不懈地进行斗争。多少年来，我们想了许多弄到报纸的办法，但是，当时我们的办法并不那么高明。去石灰石料场的好处之一是狱警的三明治往往用报纸做包装，他们常常用完后把这些报纸当垃圾扔掉。有时我们从垃圾中偷偷把它们捡回来。我们设法转移狱警们的注意力，把捡回来的报纸藏在我们的衬衣底下。

设法弄到报纸的最可靠的办法之一就是行贿。这是我们为获取信息而经常采取的一种非道德手段，也是我能够容忍的唯一手段。狱警们似乎总是缺钱，他们的“贫困”变成了我们的机会。

当我们真的弄到一份报纸的时候，由于风险太大，我们不敢在狱友中直接传阅，因为囚犯拥有报纸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我们先让一个人阅读，通常是凯西，后来是麦克·马哈拉基。凯西负责传递消息，他为此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凯西先通读报纸，并把重大消息做成剪报，然后把剪报悄悄在我们中间进行传阅。我们每人再根据剪报写出摘要，然后再把摘要传递给大家。最后，我们再把摘要传递给普通犯人监禁区。当监狱当局特别警惕的时候，凯西或麦克就把报纸写成摘要，然后把报纸销毁。通常的方法是把它撕成碎片，然后扔进马桶里，因为狱警从来不检查马桶。

当我发现走廊头上的板凳上有报纸，我就迅速从牢房里出来，到走廊头上向两侧望一下，然后从板凳上拿起报纸并迅速地把它塞进我的衬衣底下。通常，我把报纸藏在我的牢房里的某个地方，直到睡觉时才拿出来看。但是，我就像一个在吃正餐前先吃布丁的孩子，恨不得立即从我的牢房里拿出报纸，了解上面的新闻。

我不知道阅读了多长时间，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那份报纸上，以至于没听见脚步声。忽然，一名狱警长官带着两名狱警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连把报纸藏在铺盖下面的时间都没有。可以说，我是当场被抓的。“曼德拉，”那位长官说，“我们告你拥有违禁物品，你要对此负责。”然后，两位狱警对我的牢房进行了彻底搜查，看是否还有别的违禁物品。

一两天内，一位地方法官被从开普敦请到了罗本岛，我被带到了监狱指挥部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将被临时用作岛上的法庭。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当局总是喜欢从岛外请地方法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案子是一个一目了然的案子。我不要求辩护，然后被判处三天的隔离关押，并且不给饭吃。

我并不认为我是中了那个往凳子上放报纸的狱警的圈套，尽管有的人这样猜测。在听证会上，监狱当局严加盘问我是如何拿到那份报纸的，我拒绝予以回答。如果我是中了圈套的话，监狱当局自然就会知道我是如何得到那份报纸的。

隔离牢房也属于我们那个监禁区，不过是在另一侧。尽管只是隔了一个院子，但是它却令人感觉十分遥远。在隔离关押期间，没有人做伴，不准做操，甚至连饭都不让吃：三天中一日三餐只有米汤（米汤仅仅是煮过米的水）。相比之下，我们的正常伙食——玉米片粥，就算得上盛宴了。

被隔离关押的第一天似乎是最痛苦的。因为习惯了正常饮食，对挨饿很不习惯。到了第二天，我发现自己多多少少对饿肚子有些适应，第三天根本没有感觉怎么饿就过去了。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对基本权利的剥夺对非洲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本人前些年在民族长矛军就曾经连续几天没有饭吃。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发现被隔离关押是监狱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只有自己那颗寂寞的心。我的心开始胡思乱想：这只是一个梦，还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这颗心开始对任何事情都产生怀疑：我的决定是否正确？我的牺牲是否值得？在隔离关押期间，除了老是考虑这些事情之外，再无心思考虑别的事情。

但是，人的身体在适应环境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十分顽强，就是在身体经受考验的时候，他也能承受不能承受的极限。坚定的信仰是经受住挨饿的秘诀，即使是腹中无食，精神也仍然是饱满的。

在早期的岁月中，隔离关押变成了监狱当局的一种习惯性手段。我们常因小事受到指责，然后被罚以隔离关押。一个人可能因为斜视某个人而被剥夺了吃饭的权利，或者因为某个狱警走进牢房时没有站起来而被隔离关押。有些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囚犯经常嘲笑这些规定，为此，他们的许多时间不得不在隔离关押中度过。当局认为，隔离关押是对我们反抗和叛逆的最好的救治办法。

我第一次被隔离关押后不久，接着就又受到指控并第二次遭到了隔离关押。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为了让当局知道我们的抱怨意见而遇到了许多困难。监狱天高皇帝远，当局认为可以无所顾忌地对我们置之不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充耳不闻，我们就会在受到挫折后屈服，岛外的人也会把我们忘掉。

有一天，我们正在石灰石料场干活，这时，监狱长来到了石料场进行视察，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我们不认识的人。我的一个同事低声对我说，他是监狱管理局的奥卡木博准将（他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那位曾在利沃尼亚审判中给予我们照顾的奥卡木博上校并非同一人），是我们监狱长的上司。当时，两个人站在远处注视着我们。

奥卡木博身材不高、体格健壮，他身穿一身西服，而没有着警装。通常情况下，他两年来岛上视察一次。他来岛上视察时，我们被吩咐立正站好，举着自己的监号牌站在铁栅门后面接受他的检阅。

我断定，奥卡木博的突然出现正是我们反映意见的好机会，因为只有他有能力解决我们所反映的问题。我放下手中的镐头，朝他们走去。狱警立即警觉起来，冲着我就走过来。我知道我是在违反规定，但是，我希望狱警们对我的行动感到吃惊而手足无措，因此就不会阻拦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当我走到两位官员面前的时候，我们那位监狱长生硬地说：“曼德拉，回到你干活的位置上去，没有人叫你。”我没有理会他，而是直接对奥卡木博说话。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特别行动，是因为监狱不理睬我们所提的意见。监狱长打断我的话说：“曼德拉，我命令你立即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我回头从容不迫地对他说：“我已经来到这里，我不想回去。”我希望奥卡木博能听我把话说完。但是，他冷冷地看了看我，然后回头对狱警说：“让他老实点。”

当狱警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继续据理力争。“把他弄回牢房！”监狱长喊着。我又一次被起诉到法庭，不准辩护。这次对我的惩罚是隔离关押四天。虽然我在这方面已经有过教训，而且我也知道这条教训，但是，却由于走投无路而没有记住。尤其是在监狱里，没有人乐意听任自己的权威公开地遭到挑战。要接受我的要求，奥卡木博就不得不使他的下级难堪。监狱官员更喜欢私下提意见，要改变罗本岛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私下对监狱官员产生影响，而不是公开对他们施加这种影响。我有时因为对监狱官员太客气而遭到批评，但是，我愿以承受批评去换取我们生活条件的改善。

66...

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长、监狱管理局局长，甚至也不是监狱长，而是负责其监禁区的狱警。如果你因为睡觉时感到寒冷而额外需要一条毯子，你也许可以向司法部部长提出要求，但是，你却不会得到任何回音。如果你向监狱管理局局长和监狱长提出这样的要求，监狱管理局局长就会说：“对不起，这不符合规定。”监狱长则会说：“如果我额外给你一条毯子，那么我就必须给每个囚犯发一条。”但是，如果你走到走廊内的那位狱警面前，你又与他关系比较好，他可能会什么话也不说，而立即到仓库里给你拿一条毯子。

我总是设法与我们监禁区的狱警和平相处，与他们对抗无异于自讨苦吃。作为犯人，老是与狱警为敌是没有道理的。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这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方针。我们认为，所有的人甚至监狱里的狱警，都可以被改变，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设法让他们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一般都能做到与狱警平等相待。如果一个狱警体谅我们，我们也会反过来对他温和一些。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狱警都是魔鬼。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狱警中也有一些人主持公道。与狱警交朋友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们一般都认为对一个黑人谦恭是没有必要的。由于与狱警搞好关系是有益的，我经常让某个人有选择地与某个狱警搞好关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在石灰石料场，有一个狱警似乎对我们很不友好。这很麻烦，因为我们要在石灰石料场讨论问题，如果狱警不允许我们说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要求一个同志与这位狱警搞好关系，以便使他不阻拦我们的谈话。这位狱警十分粗野，但是，他很快开始对那位囚犯有些收敛。有一天，这位狱警要那位囚犯的夹克，他要把夹克铺在草地上坐一下。尽管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志不情愿，但是，我向他点头示意，还是让他把夹克给了狱警。

几天后，我们正在锌皮棚子底下吃午饭，这位狱警走了过来。他有一个多余的三明治，他把三明治放在我们附近的草地上说：“给。”显然，这是他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

这让我们进退两难。一方面，他拿我们不当人看待，如果拿了那个三明治，我认为将有损我们的人格。另一方面，我们在忍受饥饿，并且，拒绝他的表示对我们设法与其搞好关系的这位狱警就是一种羞辱。我能看得出，我们那位同志也很想要那个三明治。于是，我点头示意，让他把三明治收下。

这个策略起了作用，因为这位狱警不再对我们保持警惕，甚至开始问我们有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通常，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工作，他可能早已经被政府的宣传清洗了大脑。他很可能认为我们是要把白人扔进大海里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但是，由于我们平和地向他解释过我们的非种族主义思想、希望得到的权利和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他挠了挠头说：“这他妈的似乎比民族主义更有道理。”

取得狱警们的同情则解决了我们在罗本岛上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传递信息。我们认为与F区和G区的同志们保持联系是我们的义务，F区和G区都是关押普通犯人的地方。我们抱定决心，在监狱内也要像在监狱外一样，继续加强我们的组织建设。如果，我们要想在提抗议和抱怨意见方面协调一致，那么，传递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量的囚犯都属于普通监禁区，F区和G区的人不但对外面的运动情况有更新的消息，而且对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所发生的新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多。

监禁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严重违反规定的。我们发现，有许多能绕开这种禁令的有效方法。给我们送饭的人都是来自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头几个月，我们设法向他们悄悄地了解情况，在了解情况的同时，我们也让他们帮助传递消息。我们组建了一个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由凯西、麦克·马哈拉基、拉鲁·奇巴和其他几位同志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组织这类传递信息的活动。

第一个方法是由凯西和麦克策划的。他们注意到，在我们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狱警经常乱扔空火柴盒。于是，他们就秘密收集空火柴盒。麦克设法对这些空火柴盒的底部进行伪装，并把写好的纸条藏在火柴盒的底部。拉鲁·奇巴曾经学过裁剪，因而会写一种蝇头小字的编码信息，他就把信息用这种小字写在改造过的火柴盒上。乔·基卡比也是一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他当时与我们在一起。他负责在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把这些火柴盒放在普通囚犯将要路过的那个十字路口上。通过给我们送饭的普通囚犯，我们就可以把信息传递给F区和G区的囚犯。F区和G区的人会指定人员在路上把火柴盒捡起来，信息就这样传递过去。我们获取信息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这种办法远远谈不上十分完善，有时下一场雨就可能使我们这种传递信息的办法泡了汤。因此，我们紧接着又研究出了更有效的办法。

我们发现，狱警有时候会放松警惕。一种机会是吃中午饭的时候和刚刚吃完饭之后。我们都是自己盛饭，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在伙房里工作的普通囚犯用塑料把信或纸条包好后放在盛饭的圆桶底下。我们回复消息也采用同样的办法，用同一块塑料把纸条包起来，并把它藏在准备送回伙房洗刷的盘子底下。我们努力制造混乱，故意用剩饭把盘子搞得一塌糊涂。狱警甚至对此颇为不满，但是，他们从来就不会自找麻烦去查个究竟。

我们的卫生间与隔离关押区相邻，普通犯人被判隔离后常常被关押在那里。我们与他们使用同一个卫生间，但是，我们使用的时间与他们使用的时间不同。麦克想办法把纸条包在塑料布里，然后把它藏在便盆的内沿下面。我们鼓励被关押在普通犯人区的同志故意违反规定，以便顺理成章地受到隔离关押。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纸条拿走，并反馈信息。狱警绝不会自找麻烦去搜查便盆。

为了万一我们写的纸条被当局发现也不让他们看懂所写的内容，我们还研究出了各种不容易被破译的书写方式。一种办法是用牛奶书写。牛奶干得极快，并且干后看上去没有字迹。但是，如果把当局发给我们清理牢房用的消毒液涂在用牛奶书写过的纸上，字迹就会立即显现出来。不幸的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牛奶。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被诊断为胃溃疡，他就可以得到牛奶，我们就用他的牛奶书写。

另一种办法是在卫生纸上写小字。卫生纸很小且容易藏匿，所以这种办法成为我们传递信息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当监狱当局不止一次地发现这些用来传递信息的卫生纸的时候，他们便采取了特别的发放措施。戈万当时有病，不能到石灰石料场去干活，他被指派负责每天为每个囚犯分8张卫生纸。

在所有这些巧妙的办法中，效果最好也是最容易的办法是在监狱医院里传递信息。岛上有一座医院，当我们在那里住院的时候，医院就无法把我们同普通囚犯分开。有时，甚至来自不同监禁区的囚犯也由同一伙狱警看管，F区和G区的囚犯混杂在一起，相互交流有关政治组织、罢工、怠工以及所有监狱中存在的问题等信息。

与监狱外的联系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通过刑满离岛人员和与探视者接触。出狱的人可以把信藏在他们的衣物里或行李中。通过来探视的人传递信息危险性较大，因为探视者本身就担负着风险。当律师访问我们的时候，不允许狱警在房间里，所以我们有时把信交给律师，让他们带出去，因为律师不会遭到搜查。在这些会见中，我们有时也采取我们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采取的书写方式传递信息。由于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我们会说：“请告诉……”然后停下来把下面的话写在纸上：“O. T.”——意思是奥利佛·塔博，“我们同意他关于削减……规模的计划”。然后再在纸上写出“全国执行委员会”。

通过藏在盛饭的圆桶里的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着的纸条，我们得知，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将于1966年7月开始绝食，以抗议监狱里的恶劣条件。纸条写得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举行这次绝食的准确日子或明确目的。但是，对于囚犯以任何理由举行的任何抗议形式，我们都将给予支持。我们大家相互传递信息，决心在下一次开饭时就开始绝食，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支持。绝食当然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吃饭。

由于信息传递不及时，普通监禁区的犯人可能一两天之后才知道我们参与了他们举行的绝食行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会使他们受到鼓舞。当局当然会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参加他们的绝食，而是在那边美餐。其实，这是当局惯用的伎俩。在一场危机中，当局必然会发动假情报攻势，挑动一个监禁区去反对另一个监禁区。在这种情况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往往一致地支持抗议行动，而某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人有时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我们进行绝食的第一天，我们都拒绝打饭。第二天，我们发现我们的伙食加大了分量，并且，玉米片粥里面加了更多的蔬菜。第三天，晚饭还增添了肉。第四天，玉米片粥里面不但有肥肉，还有大块大块的瘦肉，并且上面还有新鲜的炖蔬菜。饭菜着实让人垂涎欲滴。当我们拒绝这些食物的时候，狱警们在一旁窃喜不已。诱惑力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还是顶住了这种诱惑，哪怕把我们驱赶到特别累人的石灰石料场，我们也拒绝进食。我听说，主要监管区的人都被饿垮了，只能用独轮车把他们运离工地。

我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与韦塞尔斯上校进行了交谈。这种交谈很微妙，正如我的狱友们都知道的那样，监狱当局想对我施加影响，让我取消绝食计划。韦塞尔斯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他问我为什么要举行绝食行动。我告诉他，作为政治犯，我们把要求改善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作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延伸。他说：“但是，你甚至并不知道F区和G区正在为什么举行绝食。”我说：“没关系，F区和G区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他哼了一声，然后就让我回了牢房。

第二天，我们得知绝食还有另一个特别的原因：狱警们也在为他们的伙食而进行联合抵制，并拒绝去他们的自助餐厅就餐。他们并不是为支持我们而进行绝食，而是认为如果我们能绝食，他们为什么不能？他们要求改善伙食，提高生活条件。两种人联合起来绝食使监狱当局难于应对。后来，他们与狱警实现了和解，一两天后，我们听说监狱当局去了普通监禁区，请普通犯人派三名代表与他们谈判。普通犯人宣布取得了胜利，取消了绝食。一天之后，我们也停止了绝食。

那次绝食是岛上发生的第一次绝食，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作为抗议的一种形式，绝食并没有多大的成功率，但是，其背后的基本道理总让我产生幻想。为了使绝食斗争取得成功，必须让监狱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绝食，不然的话，囚犯只是被饿死而已，并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绝食的消息悄悄传到监狱外面，将通过报纸广泛传播，因此，支持我们的团体就会对当局施加压力。但是，尤其在早期的年代里，让监狱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正在监狱内举行绝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绝食完全是一种消极行为。因为，我们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些痛苦正在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正在危及我们的生命。我一直赞成开展更积极、更具战斗性的抗议活动，例如罢工、怠工或拒绝打扫卫生。开展这样的斗争，受伤害的是监狱当局，而不是我们自己。他们需要铺石子，我们就拒绝为他们砸石子；他们需要打扫院子，我们就拒绝为他们打扫院子。这类行为无疑会使他们感到恼怒和不安。我认为，他们看着我们绝食肯定会偷偷地高兴。因此，每当我们为开展绝食进行表决时，我总是投反对票。

但是，一旦要表决，我常常被推举为决策者。有时，我的同事甚至讥讽说我不想因此而丢掉一顿饭。主张绝食的人认为，绝食是一种传统上可以被接受的抗议形式。世界上著名的人物，如圣雄甘地，都曾经开展过绝食斗争。不过，一旦决定开展绝食斗争，我会全心全意地像那些发起者一样予以坚决支持。事实上，在绝食期间，我常常规劝那些不想遵守绝食决议的狱友支持开展绝食斗争。“马迪巴，我要吃饭，”我记得一位狱友这样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绝食。我参加斗争已经很多年了。”

狱友们有时会偷偷摸摸地吃东西。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可以知道：绝食斗争到了第二天时，就应该没有人再去厕所。但是，第二天早晨，你会看到有人去卫生间。我们内部有自己的情报系统，我们知道有的人经受不住饥饿的折磨。

67...

1966年7月中旬进行绝食斗争期间，我夫人第二次来监狱探视。这次探视与第一次探视正好相隔两年，并且差一点儿就不能成行。自1964年第一次探视之后，温妮一直受着折磨。她的姊妹们和兄弟们都遭到了警察的迫害，当局企图禁止她家中的任何人与她在一起生活。有些情况我及时得到了消息，而多数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坏不过的事情是当我从石灰石料场回来的时候得知这些消息，我常常发现关于温妮的消息被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不知是哪位狱警把这些消息放在了我的床上。

当局竭尽其卑鄙之能事，使温妮来岛上的行程尽可能地令她感到不快。两年来，地方法官一直从中作梗，一次又一次地对她下达禁止令，不准她外出。我从律师那里听说，警察告诉温妮，她只有带通行证才能到罗本岛来探视我。温妮恰恰拒绝携带让她讨厌的通行证，因为她从1950年起就一直抗议政府对女人实行通行证的政策。当局显然是蓄意侮辱她。但是，她认为我们彼此见面比抵制当局的卑鄙阴谋更重要，因此，温妮只好同意携带通行证。我十分想念她，只有见到她我才放心，并且我们还有家庭方面的问题需要商量。

温妮每次来岛上探视的手续特别冗长而繁琐。不准她乘坐火车或汽车，只能乘飞机，使一趟探视的花费颇为昂贵。当局要求她必须从机场取道最近的路线奔赴凯里顿广场，开普敦警察局位于凯里顿广场附近，她必须在开普敦警察局办理各种文件。回去的路上，她还必须向开普敦警察局报告，并办理更多的手续。

通过剪报我还得知，有一次温妮正在穿衣的时候，有一位特警闯入了奥兰多西我的家中，温妮愤怒地作出反应，把特警推出了卧室。那位特警控告她袭警，于是我请我的朋友乔治·毕佐斯为她辩护。他巧妙地进行了周旋。我在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有人甚至为温妮的好战与我开玩笑。他们说：“马迪巴，在家中你并不是唯一的拳击手。”

第二次探视只有半小时，我们要商量的事情很多。温妮由于在开普敦遭到了无礼刁难而有点激动。事实上，警察只准她坐在摆渡的船舱里，船舱内的汽油味把她熏病了。她为了我而忍痛装成没事的样子，但是她看上去又瘦弱又憔悴。

我们商量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我母亲的健康问题和我们的经济状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泽尼和津泽的教育问题。温妮把两个女儿送进了一所专门为印度人办的学校，当局以学校招收“非洲学生”违反法律为借口设置障碍。我们只好作出困难的决定，把泽尼和津泽送到了斯威士兰的寄宿学校。这对温妮是一个打击，她把两个孩子看作是最大的安慰。我为她们在那里可能会受到更好的教育而感到欣慰，但是，我也为温妮而感到不安。她将寂寞地孤身一个人生活，并且，我担心有人会假装成她的朋友算计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温妮会由于太轻信别人而容易上当。

为了绕开不准谈论自己家庭之外的事情的限制，我们使用了一些我们两人都清楚而狱警不明白的名字。如果我要知道温妮的真实情况，我会说：“你最近听说过恩古提亚纳吗？她过得怎样？”恩古提亚纳是温妮的一个氏族名，当局并不知道。然后，温妮就会告诉我，恩古提亚纳正在如何如何。如果狱警问恩古提亚纳是谁，我们会说她是一个表妹。如果我想了解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情况，我会问：“教堂怎么样？”温妮将以适当的语言告诉有关“教堂”的情况，然后我可能又问：“牧师们怎么样？有没有布道演说？”就这样，我们即兴地设法交流了大量的信息。

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当狱警喊“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好像仅仅过了几分钟。我想隔着玻璃与她吻别，但是，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总是等温妮先离去，这样，她就不会看到我被带走时的情景。我眼巴巴地看着她低声说再见，并尽量不让狱警看出她的伤痛。

温妮离开之后，我又重新回忆了探视时的一切详细情况：温妮穿的是什么衣服，她说了些什么话，我又说了些什么话。然后，我会把我们商量过的某些事情写信再次告诉她，并提醒她我是何等地关心她，我们的感情是如何不可动摇，她又是如何勇敢。我把我的信既当做情书，又当做对她唯一的情感支持。当时，这种支持正是她所需要的。

温妮探视后不久，我听说温妮因为到开普敦时没有到警察局报告，并拒绝回去时为警察局提供自己的地址而遭到了指控。她在渡口上已经提供了自己的地址，而回去的时候，警察却又要她提供。她拒绝再次提供自己的地址，说在这之前已经提供过了。

温妮遭到了逮捕，她受到审判并被判处一年监禁，但随之被保释出狱。一年的监禁只执行了四天，其余的时间都被保释监外执行。温妮因被判刑而最终丢掉了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的第二份工作，因此也就失去了她的主要生活收入。

政府千方百计地为我制造麻烦，因为认为我已经无力进行反抗。1966年年底，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在司法部部长的教唆下，作为利沃尼亚审判的一个结果而提议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显然，他们并没有因上次的失败而死心。早些时候，他们就曾借口我在反抗运动中被指控而企图取消我的律师资格。

我发现法律协会在我被指控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德兰士瓦律师协会是一个特别保守的组织，该组织寻求在他们认为我不能自我辩护的时候来惩处我。对于一个罗本岛上的囚犯，到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却恰恰准备这么去做。

我告诉监狱当局，我计划对德兰士瓦的做法提出抗议，并准备亲自出庭辩护。我告诉监狱里的官员，为了做好充分准备，我希望当局允许我不去石灰石料场工作，并且我还需要好用一点的桌子、椅子和台灯。我说，我需要去比勒陀利亚，到那里的法律图书馆去查资料。

我的策略就是用合法的要求打败监狱当局和法庭，当然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满足我的要求。当我要求去法院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当局总是感到烦恼不已，因为伴随而来的公开露面，可以表明我仍然在为我一贯坚持的价值原则而战斗。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曼德拉，你为什么不委托律师为你辩护？律师会正确处理你的案子，你为什么自己亲自出庭？”我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并向最高法庭注册主任申请得到我所需要的资料、文件和书籍。我还请求，我必须得到一个政府方面的证人名单和他们将要作的证言。

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法庭在同意我的请求前，他们必须要知道我的辩护性质。这是不正常的。在审判前询问律师的辩护性质？没有一个辩护人在真正走上法庭前可以被迫说出自己的辩护性质。我给他回信说，我的辩护性质到我提交辩护资料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不到那个时候，我不能告诉你。

这是我与注册主任及政府检察官之间的分歧的开始，当时，注册主任就代表着法律协会。我没有放弃我的请求，但当局也同样不妥协：我没有被允许脱离石灰石料场的工作，我没有得到桌子和椅子，我更不可能去比勒陀利亚法律图书馆。

我继续与法律协会和注册主任交涉，他们对此继续予以拒绝。我交涉了几个月，写了许多封信，最后他们没有大张旗鼓，仅仅草率地给我发了个通知，等于是完全放弃了这件事。这个案子并非像他们预料的那么简单。他们原来认为，我并没有主动权和必要的资金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们想错了。

我能够详细了解官方有关我反对法律协会的做法的态度，因为我们每天都能收到一份报纸，报纸就像直接发到我们的门口那么方便。事实上，也确实就是这么方便。

负责夜间看管我们的那个狱警是一位沉默寡言、上了年纪的卫理公会教徒。当时，麦克·马哈拉基与他已经成了好朋友。一天夜间，他慢慢地走到麦克的牢房，并告诉麦克，他想参加一次新闻写作比赛，需要写一篇作文，他想知道麦克愿不愿意帮他写篇文章。这位狱警表示，如果麦克帮他这个忙，他会有所报答。麦克同意了，并按时写出了文章。两周之后，那位老狱警非常高兴地来到麦克面前。他现在成了参加决赛的选手，问麦克能不能再给他写一篇文章。这位狱警还答应麦克，如果帮他写，他会送给他一只烤鸡。麦克告诉那位老狱警，他将考虑考虑再作答复。

第二天，麦克来找瓦尔特和我，把情况向我们作了说明。瓦尔特建议麦克接受他的奖品，而我则赞成他不接受那只烤鸡，因为那样看起来就像是麦克受到了特别关照。那天夜里，麦克告诉那位狱警，他将给他写那篇文章，条件是想得到一包香烟。那位老狱警表示同意，并且第二天晚上他就送给了麦克一包新买的香烟。

第二天，麦克告诉我们，他现在已经有办法控制那位老狱警了。“怎么控制？”我们问。“因为烟盒上有他的手印，”麦克说，“我可以敲诈他。”瓦尔特说，那是不道德的。我没有批评麦克，但是，我问他准备向老狱警索要什么。麦克瞪大眼睛说：“报纸。”瓦尔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我认为，瓦尔特是岛上唯一与我一样喜欢看报纸的人。麦克已经与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交流了他的想法，尽管我们两人对麦克的这个办法都有保留意见，但是，我们并没有制止他。

那天夜间，麦克告诉那位老狱警，他在烟盒上留下了指纹，如果不合作，他就会告诉监狱长。由于害怕被解雇，或许还会丢掉养老金，那个狱警同意麦克要什么就向他提供什么。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直到他被调走，老狱警一直悄悄地为麦克提供当天的报纸。麦克每天把报纸上的新闻进行综合整理，并把它们裁成纸条，再在我们中间传阅。不幸的是，那位老狱警后来并没有在比赛中胜出。

要说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做得更多的是什么，是开采石灰石还是说话？这很难说。到1966年，狱警采取了自由放任态度：只要我们干活，我们能说多少话就说多少话。我们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组，四五个人围成一个小圈子，在太阳底下说一整天话，所谈的内容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连续不断地讨论着，既谈论严肃的重大问题，也谈论日常的闲话琐事。

关于坐牢，自然没什么好处可言，可能只有一件事是个例外，那就是有时间思考。在斗争的旋涡中，当一个人不断地应付变换着的情况时，那么，他就很少有机会认真、全面地考虑自己所作的决定或策略。而监狱却提供了时间，而且是非常充足的时间，通过这些时间可以对自己所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事情进行反思。

我们经常进行政治辩论，有的问题需要辩论一天，有的则需要辩论几年。我总是喜欢激烈的辩论，并且一直是激烈辩论的参与者。我们所进行的最早、最长的辩论之一就是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过训练的民族长矛军战士，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是一回事儿。甚至像姆贝基和哈里·格瓦拉这样的资历很深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也赞成这个看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所谓党派。在监狱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之间不像在监狱外那样存在实质上的差别。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群众性的解放运动组织，它欢迎斗争目标相同的所有党派共同前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关系的辩论越来越激烈。我们有一位同志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给流亡卢萨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写信。我们起草了一份长达22页的秘密文件，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并附上我个人的亲笔信，一起发往卢萨卡。起草并私自向国外发出这样的文件是有风险的。最终，流亡卢萨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确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是有区别的。随之，这场辩论也就被画上了句号。

另一个反复争议的政治问题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是否应该全部从工人阶级中产生。有人坚持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主要由普通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因此，领导人也应当在这个阶级中产生。我认为，要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必须从工人阶级中产生与要求他们都应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都是不民主的。如果这个运动组织坚持这样的准则，那么，其中的多数领导人，例如鲁图利酋长、摩西·考塔尼、达布医生，都将被认为是没有资格的。因此，革命者应当来自各个阶级。

当然，并非所有的辩论都是政治性的。引起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行割礼问题。我们中有人认为，割礼作为科萨及其他民族的一种风俗，不仅对身体是一种不必要的伤害，而且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废除的部落制度来说也是一种倒退。这种论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割礼是一种民族文化仪式，它不仅具有有益健康的长处，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这是一种强化种族身份的习俗，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我本人也同意这个观点。

辩论持续了多年，我们中仍然有人完全赞成割礼。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囚犯过去曾经为别人行过割礼，还举办了一个秘密割礼培训班，并且我们监禁区的几位年轻囚犯都在培训班上行了割礼。随后，我们为这些年轻人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茶话会，他们还按照习俗围着毯子走了一两天。

我们经常反复议论的一个话题是非洲是否有老虎。有人认为，虽然普遍推测老虎生活在非洲，但是，这是一个荒诞的说法，老虎的原生地是亚洲和印度次大陆。非洲有大量的豹子，但是却没有老虎。另外有人认为，孟加拉虎原产于非洲，并且，有的老虎现在仍然生活在非洲。有人则声称，曾经在非洲的灌木丛中亲眼看到过这种最强壮、最漂亮的猫科动物。

我认为，虽然在现代非洲已经见不到老虎，但是，在科萨语词汇中有一个词与豹子这个词不同，是老虎的意思。既然我们的语言中有这个词，那么，这种动物就肯定曾经在非洲存在过。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动物的名字呢？这个话题被争议了一次又一次，我记得麦克反驳说，几百年前印地语中就有在空中飞行的飞机这个词，并且远在发明飞机之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飞机在古老的印度就已经存在了。

68...

“Zithulele”（文雅一号），这是我们对看管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干活儿的那个宽容而讲话和气的狱警的称呼。当我们干活的时候，他总是例行公事般地站在远处，只要我们遵守秩序，他似乎对我们干什么并不介意。当他发现我们倚着铁锹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从来也不训斥我们。

我们对他也十分尊重。1966年的一天，他走到我们面前说：“先生们，雨水把路上的线冲没了，今天我们需要20公斤石灰。你们能帮帮忙吗？”尽管我们当时已经不需要干什么活儿，但是，由于他对我们以礼相待，我们也都愿意帮助他。

那年春天，我们感到当局从一定程度上说对我们变得越来越亲切、温和，岛上盛行的严格管制制度有所放宽，囚犯与狱警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了一定的缓解。

但是，这种宽容并没有维持多久，9月份的一个上午，这种宽容就突然不复存在了。当时，我们刚刚从石灰石料场放下我们手中的镐头和铁锹，准备去锌皮棚吃午饭。当一位普通犯人推着饭桶朝我们走来的时候，他低声说：“沃尔沃德死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我们中间传开了。我们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相信他所说的话，而狱警们则似乎不知道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

我们不知道这位总理是如何死的。后来，我们听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白人议会通信员把沃尔沃德刺死的，但我们不知道他刺死沃尔沃德的动机是什么。尽管沃尔沃德认为非洲人比动物还低级，但他的死并没有让我们感到丝毫的高兴。我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不支持政治暗杀。政治暗杀是一种对待敌手的野蛮方式。

沃尔沃德被证明既是种族大隔离的理论干将，又是种族大隔离的实践大师。他史无前例地创造了班图斯坦和班图教育体制。在他被刺之前不久，他还领导国民党进行了1966年的大选。在这次大选中，种族隔离党派赢得了多数，获得了126个席位，而合众党则获得了39个席位，进步党只获得了1个席位。

正如岛上常常发生的那样，我们总是先于我们的狱警得知重大的政治新闻。但是，第二天，狱警们显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他们把气都撒在了我们的身上。这种花了几个月才得以缓解的紧张关系忽然又紧张到了极点。当局开始对政治犯进行镇压，好像我们的手中正握着刺杀沃尔沃德的匕首一般。

当局总是在怀疑我们秘密地与外界各种力量保持着联系。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米比亚的盟友——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成立的游击队，袭击南非警察的浪潮也使南非当局非常担心。我猜想，当局过高地估计了我们——政府认为，我们新组建的民族长矛军羽翼已经丰满，足以成功地打垮政府。但是，这种怀疑只能说明他们这些心胸狭小、目光短浅的人开始感到不安，他们不是把问题归咎于自己的错误政策，而是归罪于他们的对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对我们的惩处根本没有正式政策的依据，而是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岛上时的严酷环境的再现。“文雅一号”被一个邪恶无比的家伙所取代。他名叫范·任斯博，在沃尔沃德被暗杀后，他被派到岛上对我们实行24小时监视。他很有名气，因为他的名字在囚犯中就是“残忍”的代名词。

范·任斯博是一个高大、愚笨而粗野的人，他似乎不会说话，只会喊叫。他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就发现他的手腕上刺着纳粹的“卐”字记号。不过，他用不着用这个符号证明他的残忍，因为他的工作使我们的生活要多惨就有多惨，并且他还在疯狂地追求着他的这个目标。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范·任斯博每天都会以不服从管理或诈病不工作的罪名把我们中的人送上行政法庭。每天早晨，他和其他狱警都要商量下午要处罚谁。这是一种恐吓办法，只要决定惩处某个人，那么，不管这个人那天工作有多么卖力，他都将会受到惩处。当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的时候，范·任斯博会拿着名单点名：“曼德拉（或西苏陆或卡特拉达），我想立即在监狱长面前见到你。”

很快，罗本岛上的行政法庭开始加班。为应对这种情况，我们也组成了自己的法律委员会，由我本人、菲基莱·巴姆和麦克·马哈拉基组成。麦克学过法律，他善于让当局处于防御的地位。菲基莱当时正在攻读法律学位，他头脑清醒、足智多谋，成为我们监禁区囚犯法律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们法律委员会的职责，就是为我们的同志提供在行政法庭上如何应对指控方面的咨询。

范·任斯博并不是一个聪明人，他在石灰石料场上对我们耍威风，我们会在行政法庭上让他黔驴技穷。我们的策略是不在现场与他争论，而是在法庭上与他辩理。在法庭上，我们就有机会在相对比较开明的官员面前进行申诉，指控状也会由主持审理的地方法官宣读。他可能会指控我们“在石灰石料场诈病不工作”，此时的范·任斯博会有点儿自鸣得意。当指控状全部宣读完毕后，我总是让我的同事做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事：请法官允许“更详细地提供案情”。这是作为被告的一种权利，尽管经常会有这种请求，但是，范·任斯博几乎总是拿不出更详细的证据，然后法庭就不得不休庭，而范·任斯博则会走出法庭，去搜集“更详细的情况”。

不论事情大小，范·任斯博从来都不怀好意。当我们的午饭送到石灰石料场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吃午饭。这时，我们已经有了简单的桌子，范·任斯博必然选择这个时间在靠近我们饭桶的地方撒尿。我们认为，他没有直接把尿撒在我们的饭上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当然，我们就此提出了抗议。

囚犯能报复狱警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就是说笑话，于是，范·任斯博就成了我们许多笑话中的笑料。我们背地里称他“小提包”。我们把狱警们的午餐盒称作“小提包”。一般来说，狱警总是指定一名囚犯给他提“小提包”，通常会找他最喜欢的囚犯，然后狱警会奖励给他半个三明治。但是，我们拒绝提范·任斯博的“小提包”，他只好自己提着。因此，我们给他送了个“小提包”的绰号。一个狱警自己提午餐盒，可以说是对他的一种羞辱。

有一天，维尔顿·穆夸毅一时疏忽，叫他“小提包”时让范·任斯博听到了。范·任斯博问：“谁是小提包？”维尔顿停了一会，然后脱口而出：“就是你！”

“你为什么叫我小提包？”范·任斯博问，维尔顿不予回答。“伙计，快讲。”范·任斯博又喊了一声。“因为你自己提自己的‘小提包’。”维尔顿试探着回答说，“普通犯人为他们的狱警提小提包，而我们不帮你提，因此我们叫你‘小提包’。”

范·任斯博考虑了一会儿，他非但不生气，而且说：“我不叫小提包，我叫Dik Nek。”大家沉默了一会，然后都大笑起来。在南非荷兰语中，“Dik Nek”字面上是“粗脖子”的意思，被用来形容某个人固执己见、毫不通融。我认为“小提包”太愚蠢，他不知道大家是在侮辱他。

有一天，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又讨论起了老虎是否原产于非洲这个话题。在范·任斯博担任我们的监管狱警期间，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谈话，但是，我们可以边干活边讨论。

还是有些人认为老虎并非原产于非洲，其中主要是安德鲁·马桑多。他是开普地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曾经是福特黑尔大学的讲师。马桑多是一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他激动地断言在非洲从来没有发现过老虎。大家争来争去，争到激烈的时候，干脆放下了手中的镐头和铁锹。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狱警的注意。于是，他们喊叫着让我们干活。但是，我们争得正起劲儿，没有理会他们的喊叫。几位身份比较低的狱警命令我们继续干活，但是，我们也没有服从他们的命令。最后，“小提包”走了过来，用英语吆喝我们。他的英语讲得不怎么样：“You talk too much, but you work too few!”（“你讲话太多，而干活太少！”）

大家并没有拿起自己的工具，因为他们只顾在那里捧腹大笑了。“小提包”的语法错误更让大家感到特别好笑。不过，“小提包”一点都没有笑。他立即叫人去叫监狱长克勒曼少校。

克勒曼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现场，他发现我们还在那里笑个不停。他到岛上的时间不太长，决心为自己定一个正确的调子。一位狱警向克勒曼报告说，安德鲁·马桑多和我一直不干活儿，他们将以诈病怠工和不服从管教对我们进行处罚。在克勒曼的淫威下，我们被戴上手铐带走了，然后被隔离关押。

从此之后，“小提包”似乎对我特别仇恨。有一天，他正在监督我们劳动，我与菲基莱·巴姆紧挨着在一起干活儿。我们两人干活儿的地点位于石灰石料场最边缘的地方。当时，我们工作很卖力。但是，由于我们两人当时都在学习法律，因此，我们彼此交流了头一天晚上学习的内容。那天劳动结束的时候，范·任斯博站在我们面前说：“菲基莱·巴姆和纳尔逊·曼德拉，我要带你们去见监狱长。”

我们被带到了监狱长面前，范·任斯博说：“这两个人一整天没干活儿。我告他们不服从命令。”监狱长问我们是否有话要讲。“监狱长，”我应声说，“我们不服他对我们的指控。我们一直在工作，事实上我们也有证据证明我们一直在工作，这对我们的辩护是至关重要的。”监狱长对我说的话嗤之以鼻。“你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干活儿，”他说，“怎么可能会有证据？”我解释说，菲基莱和我一直单独在一起干活，我们能指给你看我们两个到底干了多少活。当时，“小提包”也傻乎乎地承认我们两个在一起。因此，监狱长同意去查看。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石灰石料场。一到那里，菲基莱和我就走到我们干活儿的那个地方。我指着我们堆起来的一大堆石块和石灰石说：“那就是我们今天干的活儿。”“小提包”对检查我们干的活从来不怕麻烦，并对我们所完成的工作量说三道四。“不，”他对监狱长说，“那是干了一周的结果。”监狱长对他说的话有些怀疑。“那好，”他对“小提包”说，“让我看看曼德拉和巴姆今天干的那一小堆儿在什么地方。”“小提包”没有回答。监狱长干了一件我很少见到的一个高级监狱官员所干的事：他当着囚犯的面训斥了他的下级。“你在说谎。”他说，并当场撤销了对我们的指控。

1967年年初的一个上午，在“小提包”任职期间，我们正准备去石灰石料场。这时，“小提包”告诉我们，克勒曼少校下达了命令，在路上和石灰石料场都不准讲话。“从现在起不准讲话！”他高声叫着。

对这个命令，大家都感到失望和气愤。说说话、讨论讨论问题是我们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感的唯一方式。由于不准讲话，我们在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当然也就不能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吃中午饭休息期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班子和其他政治组织的首脑们秘密地制订出了一个方案。

在我们悄悄地制订方案的同时，克勒曼少校本人也来到了我们吃午饭的棚子里。这极不平常，在我们如此简陋的棚子里从来没有如此高级别的人来看望过我们。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说，他的命令是错误的，只要不大声喧哗，我们可以在石料场讲话。他让我们继续吃午饭，然后，转身走出了棚子。我们为取消不准我们讲话的命令而感到高兴，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取消这个命令。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狱警不再强迫我们非常努力地干活儿，“小提包”也尽可能地向我们表示友好。他说，作为友好的一种表示，他决定撤销对我们的一切指控。

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被从靠近监禁区入口处的第4号牢房转移到了靠后面的第18号牢房。我的所有东西都被搬到了新的牢房。与通常一样，也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

我们猜测，可能是有人来岛上访问。我之所以被更换牢房，是因为当局不想让我第一个与来访者交谈。如果每个囚犯轮流发表他们的不满意见，在来访者到达第18号牢房之前，监狱当局就可以说：“时间到了！”我们决定，为了统一，如果有人来访问，每个人仅限于向来访者反映自己的意见，其他意见都由第18号牢房的人负责集中反映。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小提包”告诉我们，我们不去石料场了。然后，克勒曼少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对我们说，海伦·苏兹曼女士不久将来岛上访问我们。海伦·苏兹曼是议会中唯一一位自由进步党党员，也是国民党在议会中的唯一真正的反对派。不到15分钟，苏兹曼女士在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的陪同下走进了我们监禁区的大门。她一一看望了每个囚犯，并询问每个囚犯是否有抱怨意见。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有许多不满意见，但是，我们的代言人是走廊那头的纳尔逊·曼德拉。”让斯特恩将军吃惊的是，苏兹曼很快就来到了我的牢房。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并热情地作了自我介绍。

法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可以不经允许而直接到监狱进行访问，而议员则不同，他们必须先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能到监狱来。苏兹曼女士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位，也肯定是为数不多的对政治犯感兴趣的议员之一。关于罗本岛有许多传说，因此，苏兹曼女士亲自来岛上开展调查。

因为这是苏兹曼女士第一次来岛上进行访问，所以，我首先让她放心行事。她非常自信，完全不在乎周围的环境，她建议我们立即开始谈正题。斯特恩将军和监狱长站在她身边，但是，我谈问题并没有转弯抹角。我告诉她，我们希望伙食和服装能得到改善，并要求伙食标准应该人人平等。我们希望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我们没有获取信息的权利。例如，我们不能看报纸和其他更多的资料。我告诉她，狱警们野蛮粗暴，特别是范·任斯博。我说，他前臂上还刺着纳粹“卍”字标志。海伦的反应就像是一个律师。“好，曼德拉先生，”她说，“我们不要把话题扯得太远，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刺的。譬如说，是不是他父母给他刺的？”我向她保证，肯定不是他父母给他刺的。

正常情况下，我不会对某一位狱警提出不满意见。在监狱中，最好是围绕总的原则目标开展斗争，而不能与个别人进行纠缠。但是，不管一个狱警多么冷酷无情，他总得要执行监狱里的规定。不过，范·任斯博自己属于另一类情况。我们认为，如果他不在罗本岛，我们大家的情况将大不相同。

苏兹曼女士听得很认真，把我说的情况一一记录在了一个小笔记本上，并许诺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司法部。然后，她察看了我们的牢房，并与其他人简单地进行了交谈。看到这样一位勇气十足的女士走进我们的牢房和在我们监禁区的院子里漫步，本身就是一种少有的、令人称奇的景象。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心怀善意进入我们牢房的女议员。

在苏兹曼女士来访期间，范·任斯博显得十分紧张。凯西说，在苏兹曼女士与我们谈话的时候，范·任斯博就他过去的所作所为道了歉。但是，他的悔悟并没有坚持多久，因为第二天他就告诉我们，他将恢复对我们的所有指控。后来我们得知，苏兹曼女士把我们的情况上报到了议会，她访问后仅仅过了几周，“小提包”就被调离了罗本岛。

69...

我从来也不认为，斗争只是短期的或轻而易举的。在罗本岛被关押的头几年，对岛外的组织和狱中的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利沃尼亚审判后，多数地下运动组织都被摧毁了。我们的组织结构被发现并遭到了彻底破坏，没有遭到逮捕的成员则提前敌人一步逃走了。实际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级领导人不是被关进了监狱就是遭到了流放。

利沃尼亚审判后的几年内，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派驻国外的机构，原来的任务只是募集资金、开展外交活动和安排军事训练，但现在就必须从总体上管理整个组织。这些驻外机构不仅要创建流亡组织，而且还有一个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设法在南非重新建立地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政府变得更加强硬。警察拥有了更多的权力，他们的手段更加残忍，技术更加成熟。南非的国防军队正在准备进行扩编，经济上也比较稳固，全体白人选民都高枕无忧。南非政府在英国和美国有实力强大的盟友，这些盟友只满足于维持现状。

但是，其他地方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兴起。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后期，武装斗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南部非洲。在纳米比亚（当时叫西南非），西南非人民组织首先进入了卡普里维地带；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游击队组织正在成长和壮大；在津巴布韦（当时叫罗得西亚），反对少数白人统治的战斗正在向前推进。伊恩·史密斯白人政府得到了南非国防军队的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把津巴布韦的战斗作为我们国内斗争的延伸。1967年，我们获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ZAPU）结成了联盟。当时，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是由乔舒亚·恩考茂缔造的。

那一年，一伙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接受训练的战士渡过了赞比亚河进入了罗得西亚，试图返回他们的家园。第一伙民族长矛军战士被命名为鲁图利特遣部队，他们是武装斗争的先锋。8月份，当鲁图利特遣部队在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部队的策应下向南运动时，他们被罗得西亚军队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且双方都有伤亡。最后，我们的部队被在人数上占优势的罗得西亚部队打败了，有的被俘，其他人则退回了贝专纳。贝专纳独立后，成为现在的博茨瓦纳。到1968年年初，另一支较大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特遣部队进入了罗得西亚，不但与罗得西亚军队作战，而且也与一直支持罗得西亚的南非警察部队作战。

当月，我们就听到了谣传，但是，直到参加打仗的战士同我们关押在一起后才知道了全部情况。尽管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我们仍然默默地庆祝，我们的民族长矛军指战员在他们自己现有的条件下牵制敌人，这本身就是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佳士提斯”（正义）·潘扎是鲁图利特遣部队的一位指挥员，后来，他也与我们关在了一起。他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特遣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以及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情况。作为一位前民族长矛军的总司令，我为我的战士感到特别骄傲。

在听到关于民族长矛军在国外作战的消息之前，我们也得到了关于鲁图利于1967年7月在家中去世的消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是在他的农场附近被火车撞死的，他经常到那里去散步。我被允许给他的遗孀写了慰问信。鲁图利的去世，在组织中留下了巨大的真空。鲁图利酋长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一位世界著名人士，黑人和白人都很尊重他，因此，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人选落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理主席奥利佛·塔博身上，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现，他是一个能够顶替鲁图利酋长的位置的人。像鲁图利一样，他善于表述而又不炫耀，有信心但又非常谦虚。在他的身上也体现了鲁图利的格言：“让你的勇气随着危险而提高。”

我们在B区为酋长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悼念仪式，供每个想表示追忆的人进行悼念。那是一个肃穆的悼念仪式，只有一件事令人不愉快。当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内维尔·亚历山大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显然他并不是称赞酋长，而只是为酋长送葬。他对鲁图利酋长的去世，连表示起码的遗憾都没有，他甚至责备鲁图利是白人的帮凶，主要根据就是酋长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除了错误的思想，内维尔的讲话与我们试图努力在岛上创造的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气氛也完全不相称。从到达岛上的那一刻起，我就把与斗争中的敌手寻求和解作为我的使命，我把罗本岛作为一种使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消除长期存在且经常颇为痛苦的分歧的机会。如果我们能把岛上的两个组织团结起来，那将为两个组织在整个解放斗争中团结在一起开创先河。

从一开始，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关系就是竞争多于合作。有一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早先已经来到了这个岛上，他们把我们的到来看作是对他们领地的侵犯。我听我们的某些同事讲，多数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囚犯都为我们没有被绞死而感到遗憾。

1962年，在我第一次来到罗本岛上的时候，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从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到了1967年，这个数字被颠倒了过来。这使得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立场似乎更加强硬，他们开始公开反对共产党人和印度人。在早些年，我曾经与泽法尼·马托朋交谈过多次，他一直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泽法尼认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更具有战斗性。在监狱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服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认为，与当局谈判是一种背叛，但是，他们的这种立场并没有妨碍他们享受谈判带来的好处。1967年，我与塞尔比·恩根达尼就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在监狱外，恩根达尼一直强烈反对《自由宪章》，但在监狱里，特别是来到我们这个监禁区之后，塞尔比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态度变得友好了。后来，我们分别给各自的组织写了信，倡导两个组织之间的团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克拉伦斯·马克韦图也实现了和解，他后来成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主席。马克韦图曾经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的成员，他也被关押在我们的监禁区，是一个沉着、镇定而思维敏捷的人。我与他在两个组织团结方面进行过多次富有成果的商讨。但是，马克韦图被释放后，约翰·波凯拉继任罗本岛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职务，双方的会谈未能继续下去。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不稳定性有时会导致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有一次，比勒陀利亚当局下达了一项命令，把我与石灰石料场的其他囚犯隔离开来。我只能单独工作，单独就餐，单独被看管。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新情况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囚犯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几天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决定，对他们的领导人泽法尼·马托朋也实施隔离，他们自行让他单独工作、单独就餐的时间与我单独工作、单独就餐的时间一样长。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经常拒绝参加与党派无关的会议。当我们召集会议，讨论我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再彼此通报从报纸上获得的新闻时，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抵制了这次会议。对此，我十分反感。我们得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对自己组织内部在外面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当时，岛上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不相信我们关于流亡国外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已经向白人和印度人敞开了大门的说法，认为那只是谣言。但是，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白人激进主义分子帕特里克·邓肯已经成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当时认为，这不过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宣传手段。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罗本岛上成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该组织被称作最高司令部，或者更正式地称为最高组织机关，由岛上最高级别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组成。这些人都是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瓦尔特·西苏陆、戈万·姆贝基、雷蒙德·穆拉巴和我本人。我担任最高组织机关的领导人。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最高组织机关不干预外面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我们对国内的形势没有可靠的评估办法，所以我们认为，对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提供指导并不是公正而明智之举。我们所领导的事务，只是一些与囚犯们的不满意见以及罢工、邮信、伙食等有关的事情，这些都是监狱生活中的日常问题。可能的话，我们将召集一般成员开会。我们认为，这种会议对于保持组织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召开这些会议也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不能经常召开，于是最高组织机关通常用传达的方式把所作的决定通知到其他所有成员。最高组织机关还建立了基层组织，每个基层组织由三名成员组成。

在岛上的头几年中，最高组织机关还起着我们监禁区的所有政治犯人的代表委员会的作用。1967年，我们起草了一个要求得到较好待遇的请愿书，大家都在该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和以艾迪·丹尼尔斯为代表的自由党的成员。后来，虽然大家都认可了这种组织结构，但内维尔·亚历山大一直在抱怨，最高组织机关既不民主又没有真正的代表性，他认为应当创立其他组织机构。

在内维尔的建议下，最终成立了一个犯人委员会，由来自各政治党派的人组成。其他组织的人担心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凌驾于该委员会之上，于是精心制定了工作准则，限制该委员会的权力纯粹是咨询式的，其决定不具有约束力。即使如此，该委员会也很难达成解决问题的一致意见。我们建议，由游击战俱乐部的成员菲基莱·巴姆主持会议。后来，该委员会的领导人由各组织的人轮流担任。最后，大家把该委员会称作“乌伦迪”，成为所有政治犯的一个纪律委员会。

最高组织机关由于其各族成分杂处而成为某些分歧的源头，四个常委都是科萨族。这是一种巧合，而不是故意这样安排的。岛上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领导班子中，只有4个人曾经担任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这4个人偏偏都是科萨族。仅仅因为不是科萨族就把某个级别较低的人推上最高组织机关的领导岗位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最高组织机关成为科萨族一统天下的事实也让我大伤脑筋，因为，这样似乎会让大家产生误解，认为我们只是一个科萨人的组织。

我对这样的批评总是感到恼火，认为这种批评说明他们既不了解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也不怀好意。我有时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一直由祖鲁人、巴索托人、佩迪人和茨瓦纳人担任这个事实予以反驳，说明执行委员会一直是一个包括各个不同民族团体的混合组织。我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正在院子里劳动，有些来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人在我上面的房顶上干活儿，他们朝着我喊：“Mdala（老伙计），你为什么只同科萨人说话？”这种责备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抬起头说：“你们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责备我？我们都是一家人。”他似乎对我说的话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的意见却牢牢地记在了我的心中。自此之后，无论知道什么事情，我总是会走到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面前，设法与凯西或丹尼尔斯或其他非科萨人士进行沟通。

我们后来决定，最高组织机关中应该有第五个人选，轮流负责最高组织机关的工作。这个第五人通常不是科萨人，例如，凯西在最高组织机关成员中担任领导职务长达五年多，拉鲁·奇巴也担任过一段时间。最后，这种批评也就慢慢地听不到了。

我并不是想独揽最高组织机关的大权，事实上，我自己觉得重要的一些建议都被拒绝了，我认为就是应该这样。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这样也没有什么益处。有两个与当局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就没能说服我的同事。监狱规定，在高级官员面前，犯人们必须起立。我主张我们不应该起立，因为，不得不尊重敌人而敌人又不把我们当政治犯对待是对自己的贬低。我的同志们则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反抗的后果并没有什么好处。

第二个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遭到了最高组织机关的拒绝。狱警既不称呼我们的姓，也不称呼我们的教名。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应该让他们在我们的称呼前加“先生”二字。我为此坚持了多年，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这甚至成了一种幽默，因为我的同志们有时就称呼我“曼德拉先生”。

70...

对我们这些身在狱中的人来说，时间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对监狱外的人，时间则是不停步的。当我母亲于1968年春天来探望我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自从利沃尼亚审判结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变化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发生的。当你生活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很少注意到家人的变化。但是，当你多年不见你的家人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则让你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我母亲似乎一下子变得很老了。

她在我儿子马卡托、我女儿马卡紫薇和我妹妹巴贝尔的陪同下从特兰斯凯来岛上探望我。因为有四个人来访，并且他们又是远道而来的，当局把探视时间从半小时延长到45分钟。

自从利沃尼亚审判之前，我就没见过我的儿子和女儿，在这期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我端详着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但是，尽管他们已经长大了，我恐怕多多少少地仍然拿他们当孩子对待，就像我进监狱前一样。他们可能变了，但是，我却没有变。

我母亲瘦了许多，这使我非常担心。她面色显得有些憔悴。只有我妹妹似乎没怎么变样。尽管见到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商量家庭问题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我对我母亲的健康却感到不安。

我向马卡托和马卡紫薇表达了让他们继续读书的愿望，并向巴贝尔询问了住在特兰斯凯的亲戚家的情况。时间过得太快，正如每一次有人来探视时一样。最愉快的事情在于对亲人探视的回忆，但是这一次，我却无法摆脱对母亲的担心。我害怕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

几周后，我们从石料场回来，有人告诉我去监狱办公室拿电报。电报是马卡托发来的，他告诉我：我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了。我立即向监狱长办公室申请，要求去特兰斯凯参加她老人家的葬礼。我的请求被监狱长拒绝了。“曼德拉”，他说，“尽管我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你不会逃跑，但是，我对你们的人不信任，担心他们会绑架你。”我为不能给我母亲送葬而更加伤心——作为她的大儿子，又是唯一的儿子，为她老人家送葬是我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十分怀念她老人家。她的一生远远谈不上安乐。在我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能够赡养她，但是，进了监狱之后，我就再也不能赡养她老人家了。我欠她老人家太多了。

我母亲的去世使我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回顾和评价。她的艰难、她的贫穷，使我又一次对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提出了疑问。这一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自己家庭利益的位置上，这是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长期以来，我母亲对于我献身于斗争事业一直不能理解。我的家人并不想卷入这场斗争，但是，我的卷入使他们也受到了连累。

但是，我又回到了同一个答案。在南非，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不顾人民的需要是很难做得到的，就是牺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应顾全人民的利益。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最终，我母亲也支持我所作的选择。但是，这样也不能减轻我为没能使她老人家生活得更好一些以及没能让她安息而感受到的悲哀与痛苦。

1969年5月12日一大早，安全警察在我们奥兰多西的家中把温妮唤醒，并根据1967年通过的《反恐怖法》，未经指控就逮捕了她。《反恐怖法》给政府提供了不用审判就可以对某人实施逮捕和囚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空前的。我后来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袭击的一部分。在这次袭击中，另有十几个人遭到了拘留，其中还包括温妮的姐姐。警察是在泽尼和津泽双双抓着温妮的裙子的情况下硬把她拉走的。后来，她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在那里，她被剥夺了保释权和被探视权。紧接着，她一连被野蛮地审讯了好几个月。

6个月后，温妮最终被提起公诉，我设法让长期反对种族歧视的律师乔尔·卡尔森为她辩护。温妮和其他22位人士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企图重新组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后来，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都参加了辩护。他们都曾是利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10月份，温妮被捕17个月后，政府撤销了对她的指控，温妮被无罪释放。释放两周内，温妮又遭到禁止，被软禁在家中。她立即提出申请来探视我，但是遭到了拒绝。

在监狱里，想到温妮也被关进了监狱，这比什么都痛苦。我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不安。温妮被单独关押的时候是我内心最为痛苦的时候，尽管我经常劝说别人不要为自己管不了的事情去担心，但是，我自己却不能听从自己的劝告。我有许多个不眠之夜：当局想对我的夫人下什么样的毒手？她是否能够承受？我们的女儿由谁来照管？谁将为她们支付账单？我不断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又无法回答，这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奥卡木博准将允许我给温妮写信，但有一两封信没有及时得到她的回信。正常情况下，等待审判的囚犯是不能通信的。但是，奥卡木博作为对我的关照却允许我们通信，我对他十分感激。不过，我知道当局允许我们通信并不是出于仁慈：他们企图通过阅读我们的书信，从中得到对温妮不利的证据。

在这段时间，我又经历了另一场不幸。1969年7月一个严寒的早晨，也就是我得知温妮被关进监狱三个月后，我被叫到罗本岛监狱办公室，有人递给了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我的小儿子马卡托发来的，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他的哥哥，即我的大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基勒——我叫他泰姆比，在特兰斯凯发生的一次车祸中丧生。泰姆比当时只有25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人对于这样的悲剧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我的夫人的不幸已经够伤心了，我母亲的去世一直使我十分难过，此时，又听到这样的噩耗。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悲伤，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创伤。

我回到我的牢房，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在那里躺了多久，只知道那天晚上我没去吃晚饭。有人来看我，我什么话也不说。最后，瓦尔特来到我的牢房。他跪在我的床前，我把那封电报递给了他。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他陪了我多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说什么。

我请求当局允许我去参加我儿子的葬礼。作为一个父亲，保证使儿子的灵魂得到安息是我的责任。我告诉他们，可以派保安警察同我一起去，我可以立下保证书，保证按时返回监狱。但是，我的请求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当局只是允许我给泰姆比的母亲艾韦琳写一封信，我只能在信中尽力安慰她，告诉她我会分担她的悲伤。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泰姆比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我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西里尔德尼的一所能安全藏身的房子里来看过我。由于我一直忙于地下政治活动和法律案件，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能见到他了。有一次，我突然回到家中，看见他穿着一件旧矿工服，衣服搭到他的膝盖。他一定是穿着他父亲的衣服有一种安慰感和自豪感，就像我曾经穿我父亲的衣服一样。当我不得不向他说再见的时候，他直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经长大成人。他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会照顾我们的家。”

第九部 罗本岛：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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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狱里，条件的改善从来不会持续太久。改善的步伐要停止时，通常还会伴随着倒退。前进一步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而倒退回去，则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好像是我们把岩石推到山顶，但是它又从山顶上滚落了下来。不过，生活条件的确有了改善。我们打了几次“胜仗”，使岛上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不合作，当局没有我们也无法开展工作，在范·任斯博离去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宽松了一些。

我们来到岛上的头三年中，每人都发了长裤子。到1969年，我们每人都发了属于自己的囚服，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周都换一套。这些囚服很合体，当局也允许我们自己洗自己的囚服。周末的时间，我们被允许随时到院子里活动。尽管我们的伙食当时还不平等，但是，非洲囚犯有时早上也能吃到面包。我们犯人之间可以共同分享食物，因此，有些差别也没有关系。我们发了各种象棋和扑克牌，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们常常下棋和打扑克。在石料场，我们可以自由谈话。如果监狱长要来，值班的狱警会吹哨让我们拿起工具。我们与最坏的狱警的关系也得到了缓解，与对我们比较好的狱警则都成了朋友，尽管当局对此有所察觉，并每几个月就轮换一次狱警。

实际上，我们随时都可以召集会议。我们可以召开最高组织机关成员的会议，一般成员和“乌伦迪”开会只要不太扎眼，也一般不会被迫中断。看起来，就像是囚犯们而不是监狱当局在管理着监狱。

由于信仰坚定和害怕上帝，南非白人对他们的宗教特别认真。每周雷打不动的活动就是礼拜天上午做礼拜，这是当局认为必须进行的一种宗教仪式。他们似乎认为，如果不让我们在礼拜天做祈祷，就危及他们自己的道德精神。

每个礼拜天上午，都会有一个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牧师为我们布道。这个礼拜天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下一个礼拜天将是一个荷兰归正会的传教士，再下一个礼拜天则是卫理公会的牧师。牧师由监狱服务部门招募，其中一条规定是被招牧师布讲的内容仅限于宗教方面。狱警参加所有的宗教活动，如果某个牧师的布道偏离了宗教，下一次他就不会再被邀请到岛上进行传教活动。

在岛上的头两年里，即使是做礼拜时也不准我们离开我们的牢房。牧师就在我们的走廊头上进行布道。到了第三年，做礼拜改在院子内进行，我们更喜欢在院子里做礼拜。在那些年月里，这是我们在礼拜天除了半小时的早操之外唯一被允许在院子里活动的时间。我们中很少有人信教，但是，没有人介意布道的时间太长，因为我们希望在院子里多待上一会儿。

每逢在牢房外举行礼拜仪式，我们可以随便参加。有的人只参加自己信奉的宗教的布道活动。尽管我是一个循道宗的信徒，但是，我还是每种宗教活动都参加。

第一轮给我们布道的牧师是一个叫休斯的英国圣公会牧师。他是一个性情粗暴而魁梧的威尔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潜艇部队中当过随军牧师。当他第一次来岛上的时候，他对在走廊里布道很是不满，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大不敬。因此，他第一次来岛上没有向我们布道，而是从温斯顿·丘吉尔的战时广播讲话中节录了一段话，用他那动听的男中音背诵出来：“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空降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地里战斗，我们将决不投降。”

不久之后，休斯牧师就改在院子里为我们布道，我们发现他的布道演讲很精彩。他布道时不时小心谨慎地加入了一些我们喜欢听的新闻。例如，像古埃及的法老、南非的总理正在招募部队之类的故事。

布道结束后，我们总是唱圣歌，我认为休斯牧师之所以那样频繁地来探望我们，仅仅是为了听我们唱圣歌。他随身带着一架便携式风琴，有时就为我们伴奏。他对我们的演唱十分欣赏，说我们的演唱是唯一能与他家乡威尔士唱诗班相媲美的演唱。

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是琼斯牧师，他是一个神情紧张、情绪低落的人。在刚果发生革命期间，他曾经一直生活在刚果。他在那里的经历似乎是他精神忧郁的主要原因。他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和解的重要性，其用意无非是我们需要与白人和解。

有一个礼拜天，当这位卫理公会的牧师正在作他那惯有的片面布道时，我注意到艾迪·丹尼尔斯一直烦躁不安。到最后，艾迪显然无法再忍耐下去。“你在这里大谈和解，但却找错了对象，”他大声说，“过去的75年，我们一直在寻求和解。”这对琼斯牧师已经是够受的了，因此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琼斯并不是唯一被艾迪吓跑的牧师。一位称作赛普泰姆波兄弟（Brother September）的有色人牧师也曾经来岛上为我们传过教。有一个礼拜天，一位名叫赫尼·费里斯的囚犯自告奋勇带头祈祷，他口才特别好。对于这种宗教热情，赛普泰姆波兄弟当然非常高兴。赫尼开始用高昂的语调祈祷，在祈祷时，有时他请大家闭上眼睛进行默祷。包括赛普泰姆波兄弟在内的每个人都闭上了眼睛。艾迪蹑手蹑脚地走到前面，打开赛普泰姆波兄弟的公文包，拿走了当天的《星期日时报》。当时，没有人察觉此事，但是赛普泰姆波兄弟从此之后给我们布道时再也没有带过报纸。

安德烈·斯凯福勒是南非荷兰归正会的牧师。南非荷兰归正会与荷兰归正会是姐妹教会，几乎全体布尔人都是其信奉者。其传教团教堂只供非洲白人使用。斯凯福勒牧师是一个固执而又保守的家伙，他通常只对普通囚犯布道。有一个礼拜天，他信步来到了我们监禁区，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对我们布道。“你们这些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战士，”他傲慢地说，“逮捕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在酗酒和吸毒（大麻）。自由战士，哼，去你的！”但是，我们要求他给我们布道，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终于答应了。

从某个方面讲，斯凯福勒牧师并不是正统的宗教人士。他对宗教采取科学的态度，我发现这很有意思。许多人都是运用科学反对宗教，而他却把科学作为自己宗教信仰的支柱。我记得在一次传教演讲中，他谈到了来自东方的三位智者，他们在一颗彗星的指引下来到了伯利恒。他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迷信或神话。”然后他从天文学家那里找了证据，在历史上的那个时刻，有一颗彗星运行的轨迹恰恰与《圣经》中描述的路线相吻合。

由于斯凯福勒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他对我们也就更加同情。他富有一种冷峻的幽默感，喜欢拿我们开玩笑。“你知道，”他说，“在这个国家里，白人比黑人的任务更艰难。无论什么时候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而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黑人有问题，你们总是有借口。你们可以简单地说一句‘Ingabilungu！’”我们立即哈哈大笑起来，不仅因为他的发音滑稽，而且还因为他的这个观点把我们逗乐了。“Ingabilungu”是一个科萨词，意思是“这是白人干的”。他是在说，我们总是能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白人。他的意思是我们也要在自己中间找原因，也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对此，我倒是完全赞成。

正如礼拜天是每周的休息日一样，圣诞节则是每年的休息日。只有在这一天，当局才对我们表示出某种善意。在圣诞节，我们不必去石料场劳动，我们被允许买少量的糖果。虽然我们吃不到传统的圣诞饭，但是，我们吃晚饭时会得到额外的一杯咖啡。

当局允许我们组织音乐会，举办比赛或演话剧。音乐会是最引人注目的集会。我们的音乐指挥是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塞尔比·恩根达尼。在加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前，塞尔比一直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团员。他是个天生的演艺者，拥有一副美妙的好嗓子和很高的欣赏品位。

塞尔比选择歌曲，改编和弦，选出独唱演员，并亲自导演。音乐会于圣诞节上午在院子内举行。我们演唱了传统的英国圣诞歌曲和非洲传统歌曲，其中也包括一些抗议歌曲，当局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或许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差别。狱警们是我们的观众，他们与我们一样，对我们的演唱非常入迷。

在来监狱之前，塞尔比被认为是一个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在监狱里，他才真正显示出他的气质。在监狱中，谁性情开朗，谁就是有人缘的人。

监狱是一个锻炼人的性格的大熔炉。有些人在身陷囹圄的压力下才显示出真实的气质，而有些人在监狱中展现的气质则与原先相比打了折扣。

除了举行音乐会之外，我们还举办象棋和跳棋比赛，有时也玩拼字游戏和桥牌。我每年都参加国际跳棋比赛，并且有几年我获得了大奖，奖品通常只是一根糖棒。我玩游戏的风格是慢条斯理和深思熟虑，策略上则偏于保守。我每走一步都要进行认真思考，步与步之间往往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不赞成类推，但是，这不但是我在下国际跳棋中推崇的操作方式，而且在政治问题上，我也坚持这样的方式。

我的对手多数都喜欢速战速决，常常对我这种玩游戏的方式失去耐心。与我一起玩游戏最多的对手是唐·戴维斯。他是非欧洲人联合运动组织的成员，是在金伯利的一个钻石矿区长大的。他是一个能吃苦耐劳、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唐是个优秀的国际跳棋棋手，但是，他的风格正好与我的风格相反。当他下棋时，他的脸上总是挂满汗水，有时，他会变得十分紧张和激动。他落子飞快，好像速度快也能得分似的。在年终决赛中，我们有好几次一起进入了总决赛。

唐称我为“Qhipu”，因为在下跳棋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我会认真地考虑每一种可能性，当我准备移动棋子的时候，我总是说“Qhipu！”意思是“来吧”，然后才移动棋子。对这一点，唐感到有些沮丧，他称呼我“Qhipu”并不是出于友好，而是由于恼怒。

唐和我举行过多次比赛，即使是赢了棋，他也要立即回到棋桌上向我挑战，提议再下一盘。唐总是要玩国际跳棋，直到我应战后他似乎才感到满意。我与他玩得时间太多，因此，我的其他爱好都荒废了。每当我在学习中没能通过一门考试，而有几位同事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的回答都是：“因为唐·戴维斯！”我的回答往往会引起一场哈哈大笑。

我们的业余戏剧协会每年在圣诞节都有展示才华的机会。自从在福特黑尔大学扮演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后，我的悲剧艺术才能就再也没有施展的机会，但在罗本岛上我却又一次走上了舞台。我们演的戏可能类似于现在的简单抽象派表演艺术：没有舞台，没有道具，也没有戏装，我们所有的只是台词。

我只在几出戏中扮演过角色，但是有一个角色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写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底比斯国王克瑞翁。我在狱中读过一些希腊古典戏剧，我发现这些戏剧意境很高。我从这些戏剧中学到的东西是这些人物的个性通过勇敢面对艰难环境得以证明，英雄就是在最艰难环境中仍然不屈服的男子汉。

当选中《安提戈涅》这个剧本时，我自愿报名参加演出，并请求扮演克瑞翁。克瑞翁是一个老国王，为了他所热爱的城邦，他发动了一场争夺王位的内战。开始，克瑞翁是一个诚实的、爱国的国王，在他早期的讲话中充满着智慧。他认为，经验是担当领袖的基础，对人民负责高于对个人的忠诚。

当然，直到一个人暴露出他的立场，他对人民的统治，以及法律的制定，你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其中包括他的性格、处世原则和判断力。经验才是试金石。

但是，克瑞翁对他的敌人进行的镇压是残酷无情的。他颁布命令，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尼克斯的尸体不能享受正常的葬礼，因为他发动了反对城邦的叛乱。安提戈涅基于比国家的法律更高的法律而违抗了克瑞翁的命令。克瑞翁不听安提戈涅的话，也不听别人的劝说，只服从他自己内心的邪念。他的固执和愚昧使他成了领袖，但作为一个领袖，必须把仁慈之心融入公正。安提戈涅正是我们事业的象征。她以自己的方式证明，她是一个自由战士，因为她由于法律不公正而藐视法律。

72...

有的狱警开始同我们对话，而我则绝不主动与狱警对话。但是，如果他们问我什么问题，我将尽量作出回答。当一个人要学习的时候，对他进行教育是比较容易的。通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往往带有一种不满的意味：“好，曼德拉，你到底要什么？”或“看，你头顶上有房顶，并且有足够的食物，你为什么找那么多麻烦？”这种情况下，我会平静地向狱警说明我们的政策，目的是解除他们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神秘认识，消除他们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偏见。

1969年，岛上来了一位年轻狱警，他似乎特别想了解我。我听到谣传，我们在监狱外面的人准备策划帮我越狱逃跑，并且已经有一个内线狱警混进了罗本岛，将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人开始与我接头，说他打算设法帮我逃跑。

他零零碎碎地把打算告诉了我：在某个夜间，他会用麻药把灯塔内的狱警麻翻，以便使船靠岸。他会为我提供我们监管区的钥匙，以便开门逃到船上去。在船上，我就可以穿上潜水衣，然后游到开普敦港。有人会把我从开普敦带到当地的飞机场并逃往国外。

我听完了他的全部计划，但是，我当时没有告诉他，这个计划听起来是多么牵强和不可靠。我与瓦尔特商量过此事，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个家伙不怎么靠得住。我绝不跟他说我不打算逃跑，但是，我也绝不采取对于实施这个计划所必要的行动。他一定是有所觉察，因为，不久他就被从岛上调走了。

实际上，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后来我们得知，那个狱警是国家安全局（BOSS）的一个侦探。国家安全局是南非的秘密情报部门，他们的阴谋是先把我从岛上放走，然后，在我企图逃离国境的时候由安全部队把我击毙。整个计划都是由国家安全局制订的，就连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计划帮我越狱逃跑的谣言也是他们制造的。

监狱长的任期通常不超过三年，到1970年时，我们已经度过了好几个三年。那一年，罗本岛监狱长是范·阿德上校。他是一个非常友好、和善的人，他给了我们充分的行动自由。但是，那年年底，监狱当局决定改变岛上的气氛，任命皮特·巴登霍斯特上校为新监狱长。

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巴登霍斯特是全监狱管理人员中最野蛮、最专横的官员之一。他的被任命证明了一件事：政府认为岛上的管理太松懈，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使我们就范。巴登霍斯特的任命甚至让我们怀念起“小提包”管理我们的那些日子。

每当任命一个新监狱长的时候，我都要求见见他。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对我们的情况引起重视，同时也了解一下新监狱长的性格特点。于是，我要求见巴登霍斯特，但遭到了拒绝。他是第一个拒绝这种请求的监狱长。

我们见到他之前早就已经领教了他的管理手段。许多有关学习和自由时间的新规定立即被取消了。显然，他想把我们通过多年努力才争取到的权利收回去。老的监狱管理人员被纷纷调离罗本岛，取而代之的是巴登霍斯特挑选的人。这些新狱警都是一些年轻而粗野的人，他们对琐碎小事都加强了管理，目的就是让我们烦恼，使我们的意志消沉。巴登霍斯特被任命后不几天，我们的牢房就遭到了搜查，书籍和资料都被没收，并且动不动就不给饭吃。就连去石料场的路上，也由狱警推推搡搡地押解着。

巴登霍斯特企图把时间退回到20世纪60年代初，用那时岛上的管理方式对付我们。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答案始终是一个“不”字。要求见律师的囚犯反而遭到隔离关押，有任何不满意见也统统不予理睬。有人来探视，有时会无缘无故地被随意取消，伙食标准被降低，而审查措施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巴登霍斯特来岛上大约一周后，当我们正在石料场干活的时候，他和他的司机开着车来到了石料场。当时既没有介绍，也没有事先通知，他在远处从车内走出来，开始考察我们劳动的情况。我们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我们的新监狱长。巴登霍斯特盯着我们高声说：“曼德拉，Jy moet jou vinger uit jou gat trek（你必须把你的手指头从你屁股里拔出来）。”我根本没有在意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并且连想都没有想。我开始朝巴登霍斯特走去。他离我有一段距离，没等我走到他跟前，他就钻进指挥车跑掉了。

在车内，巴登霍斯特就通过无线电通信设备向狱警下达了命令，几分钟之内，一辆大卡车来到了石料场，把我们拉回了B监禁区。他们不许我们在车上说话，到了院子里，我们被命令下车并呈立正姿势站在那里。巴登霍斯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在我们面前来回地走动着。他似乎不吐脏字就不会说话。“Jou ma se moer”是他经常挂在嘴边儿的话。“你母亲是个moer。”moer是一个粗俗词，在解剖学上指女人的隐私处。

他用粗哑的声音告诉我们，他看见我们在石料场偷懒很生气。他说，因此，他可以任意地降低我们的监禁级别。尽管我们藐视这种级别划分，但是，多数人当时已经至少升到了C级。他们在C级就可以学习，D级囚犯则不准学习。监狱当局为给了我们学习的权利而感到后悔，巴登霍斯特决心纠正这个“错误”。

后来，我们的气消了之后，我发现巴登霍斯特在石料场对我说的那句粗话是有预谋的。他一直想在罗本岛恢复原来的管理秩序，一直试图挑出他认为不服从管教的人。这就像一个教师，刚接过一个好闹事的班级之后，总是企图管教那个他认为是带头闹事的学生。

73...

1971年5月末，有几个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人士被带到了隔离关押区。当时，西南非人民组织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同盟组织，领导人就是该组织的缔造者之一、勇敢的自由战士安迪巴·托伊佛·杰·托伊佛。听说他们正在为抗议对他们的隔离关押而开展绝食，我们立即决定参加这次行动。这使得巴登霍斯特及其监狱当局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是公然不服从管教。

5月28日深夜，我们被喊叫声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起来！起来！”狱警们喊叫着。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排着队面对院墙站着。狱警们显然是喝醉了，对我们又是叫喊又是辱骂。他们的头儿是一个名叫佛利的虐待狂，我们私下里都叫他“土匪”。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呈立正姿势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达一个小时之久，直冻得瑟瑟发抖。在这期间，我们的牢房被挨个搜查了一遍，狱警不住嘴地辱骂。一个小时即将结束的时候，戈万感觉胸部剧烈疼痛，很快就昏了过去。这似乎让佛利感到有点儿害怕，他赶紧吩咐我们回到我们的牢房。

狱警们对我们的牢房上上下下地搜查了一遍，却什么也没有搜查到。但是，这次搜查似乎仅仅是佛利虐待狂发作的一个借口。随后我们才知道，他在普通犯人监禁区以虐待狂而名声扫地。第二天，我们发现这伙狱警在来我们监禁区之前殴打了几名普通犯人，后来，他们又袭击了杰·托伊佛。托伊佛进行了还击，把一个殴打他的狱警击倒在地。为此，托伊佛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我们对狱警的虐待正式提出了抗议，但是，监狱当局没有理睬我们的意见。这个经历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但是，这种经历绝对不止一次，像这样的事情，在巴登霍斯特的指挥下是常有的事。

我们决心不能让巴登霍斯特如此肆意妄为下去。我们偷偷给岛外的人传信，让他们做工作以解除他的职务。同时，我们决心在自己内部组成一个代表团去见巴登霍斯特。我们商量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决定了代表团的组成人员：瓦尔特和我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他党派也各派两名代表参加。

巴登霍斯特同意见我们。我们要求他改变工作方式，恢复我们被他取消的许多权利，不然我们就要停止工作、消极怠工、绝食，甚至使用手边可用的武器。他说，他会考虑我们所提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次同他见面为我们赢得了先机。因为，他对我们所作的努力已经有所察觉，知道我们已经把抱怨意见告诉了监狱外面的人民大众。这些努力很快就产生了效果。

几周后，我们意识到将有重要人物来探视。因为，那天是个雨天，我们正在石料场干活，监狱当局一反常态地允许我们避雨休息。第二天，我们被告知，三位大法官将来罗本岛。当局要求我们指定一个人代表大家反映意见。于是，大家选我当他们的发言人。

当我在为会见三个法官作准备的时候，有可靠消息告诉我，普通监禁区的一名囚犯遭到了一个狱警的毒打。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三位法官。三位法官是最高法院开普地区分院的简·斯特恩、M. E.赛伦和迈克尔·科贝特。他们上有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的护送，下有巴登霍斯特的陪同。那天，我在我们干活儿的地方与三位法官见了面。

斯特恩将军把我介绍给了三位法官，并解释说，我是被大家选举出来代表其他囚犯反映意见的。于是三位法官说，那说明我必须与他们私下交谈。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藏着掖着的，我们欢迎斯特恩将军和巴登霍斯特上校参加我们的会见。我能看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感到吃惊。我补充说，他们有机会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是最好不过的。三位法官不情愿地默认了我的意见。

我开始逐项列举最近在普通监禁区发生的狱警殴打囚犯的事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了解了这些事件的真相、殴打囚犯的凶狠程度，他们对犯罪事实做了手脚。我刚一开始说话，就发现巴登霍斯特不怎么自在，老是在那里动来动去。当我说完打人事件的时候，他粗暴而咄咄逼人地突然插嘴说：“这个打人事件是你亲眼看见的吗？”我冷静地回答说，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相信告诉我这件事的人。他哼了一声，用手指着我的脸说：“曼德拉，你要当心。如果你谈论你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你就是在自找麻烦。我的意思你是知道的。”

我没有理会巴登霍斯特，而是回头向三位法官说：“先生们，你们可以自己看看，我们所面对的这位身为监狱长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如果他能在这里当着你们的面威胁我，那么，你们可以想象，你们不在这里的时候他将会干些什么。”科贝特法官回头对另外两位法官说：“这个囚犯说的话是十分在理的。”

我用剩余下来的时间就我们的伙食、学习方面的意见一一向法官作了反映。巴登霍斯特心里一定一直在生气，而表面上，他似乎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在会见结束的时候，三位法官向我表示了感谢，我也向他们说了声“再见”。

对于法官在会见后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巴登霍斯特似乎有所收敛，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蛮横。三位法官会见我们之后不到三个月，我们就听说巴登霍斯特即将被调离罗本岛。

在巴登霍斯特离任前几天，我被叫到了监狱长办公室。当时，斯特恩将军正在岛上视察，想听听我们是否还有抱怨意见。当我一项一项地提出我们的要求时，巴登霍斯特就在现场。当我反映完我们的意见的时候，巴登霍斯特直接对我说，他将离开罗本岛，并补充说：“我只能祝你们好运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看上去被惊呆了，但是，我非常高兴。他说了人话，显示了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一面。我感谢他的好意，并祝他在事业中也有好运。

后来，好长时间我都在思考这一个时刻。巴登霍斯特可能是我们在罗本岛上碰到的最无情、最野蛮的一个监狱长。但是，那天在办公室里，他暴露了他的本性中还有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虽然不怎么明显，但是，它确实还存在着。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的启示，即使是似乎最冷血的人，有时也会有一颗宽容的心。如果触动到他们的心弦，他们也能有所改变。归根结底，巴登霍斯特并不邪恶，他的野蛮是由于野蛮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行事如残暴之人，只因他因自己的野蛮行为而得到了奖励。

74...

据了解，威廉姆斯上校将接替巴登霍斯特上校担任监狱长。威廉姆斯上任后，我就要求见他，并且在他来岛上不久就见到了他。尽管他显然不是一个进步人士，但是，他待人客气、通情达理，与他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希望，巴登霍斯特任期的结束将成为我们环境条件稳定改善曲线上的一个起点。

那些野蛮的年轻狱警也与巴登霍斯特一起离开了罗本岛，我们不久就又恢复了我们以前在石料场和监禁区内的正常生活。威廉姆斯可能一直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是，当他看到我们在石料场说话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要长的时候，他也感到不怎么高兴。

他来岛上只有几周后，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曼德拉，”他真诚地说，“你必须帮帮我。”我问他让我帮他做什么。“你们的人不干活儿，他们不听吩咐，只干自己想干的事。这里是监狱，必须讲纪律性。讲纪律不仅对我们有好处，对你们也有好处。我们必须要有规矩，不然他们将召回像前任监狱长那样的人来管理你们。”

上校的一番话是有道理的。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告诉他，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不过，我在答复前需要与我们的人商量一下。那时候，把单个牢房里的所有囚犯都召集起来开会显然是不允许的。通过请求他允许我们召开这样的会议，我要求他放宽规定。就像我所了解的那样，他也知道这个情况，他需要一些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虑。

几天之内，我就接到了威廉姆斯的回话，他允许我们召开会议。一天下午，我们大家都集中在院子里，也没有狱警监视我们。我把威廉姆斯的话告诉了大家，我们认识到，通过现在让一点步，我们最终会使我们的环境条件得到改善。我决定，至少我们要像干活儿的样子。不过，不管干什么活儿，快慢必须适当。从此之后，我们说到做到，因此，我们再也没听见监狱长对我们有什么抱怨。

在威廉姆斯任监狱长的初期，也就是说，在1971年至1972年期间，不断有被抓的民族长矛军战士被关进罗本岛。这些人都经历过战斗，对国外的运动情况非常了解。虽然我对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被关进监狱感到很难过，但是，他们到来后，我渴望听他们的汇报，我特别想知道奥利佛的消息和训练营的情况，以及民族长矛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这些人虽然战斗力特别强，但他们对监狱生活还很不习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吉米·阿普里尔。他是曾经在乔·斯洛沃的带领下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民族长矛军军官，并曾经在罗得西亚与敌人战斗过。民族长矛军用假身份证慢慢地渗透回国内，而吉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南非被捕的。

吉米给我们讲述了他们经历的战争故事，但是，我也悄悄地向他打听过民族长矛军存在的问题。因为我是民族长矛军的缔造者，也是民族长矛军的第一任司令，吉米和其他人对我要比对其他人更坦率一些。他告诉了我一些军营中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以及民族长矛军军官滥用权力的问题。我要他对这些问题保守秘密，我则设法给奥利佛去信，建议对军队进行改革。

有一天，我正在监狱长办公室里会见威廉姆斯上校时，我看见吉米在另一个官员的办公室的外面。他激动地对我说：“他们扣押了我的信。”

“为什么？”我问道。

“他们说里面有不准许让我看的内容。”他说。我走进了那个官员的办公室协商此事，但是没等我开口，吉米就鲁莽地冲进了办公室，大声对那个官员说：“把信给我！”吉米把我推到一边，冲到那个官员的办公桌前，想自己去拿那封信。这时，那个官员拿起那封信躲在了我的身后，似乎害怕吉米袭击他。这在电影中可能是充满喜剧色彩的一幕，但是，当时却有点儿令人气愤。我回头严肃而坚定地对吉米说：“不要这样，冷静下来。我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设法让你拿到信。现在，请你先离开。”

我的话起到了预想的效果，吉米离开了办公室。然后，我转身走到那个官员面前，他似乎特别生气。我所处的位置使我感到左右为难。我不准备与监狱当局进行对抗，而是想在我自己的人和我与之长期斗争的人之间尽量斡旋。刚刚来到岛上的那些人的好战性越来越频繁地让我陷入这种两难之境。他们的激进情绪在鼓舞我们的同时，也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麻烦。

一周内，那位官员把吉米的信交给了我。

75...

一天上午，我们没有去石料场，而是被吩咐登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拉着我们朝一个新的方向驶去，15分钟后，我们被吩咐从卡车上跳下来。在我们面前的晨光中，我们看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岩石海岸在远处闪闪发光，看到了开普敦那一幢幢玻璃幕墙的大厦。我们知道那必定是一种幻觉，这座背靠赫然耸立的桌山的城市看上去离我们出奇的近，似乎伸手就能摸得到。

一位地位较高的狱警告诉我们，我们是来海边拾海草的。他让我们把冲到沙滩上的大海草捡起来，并且把粘在岩石或珊瑚上的海草拽下来。海草本身又细又长，并且呈深绿色。有的海草有6——8英尺长，有30磅重。我们把海草从浅水中捞出，然后把它们一排排地晾在海滩上，最后再把它们装在卡车的车厢里。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海草当时是运往日本，在日本，这些海草可以用作肥料。

那天，我们感觉这个工作似乎并不累，但是，干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后，我们发现这个工作也并不十分轻松。这倒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从眼前这种生动的景色中找到乐趣。我们眼望着一艘艘轮船在海面上航行，油轮在远处缓缓地移动，海鸥从海中捕鱼，海豹在浪花中腾跃。一群企鹅惹得我们大笑了一通，它们就像一伙笨拙的、走路姿势十分难看的士兵。我们对桌山上空一日多变的天气感到惊奇，一会儿阴云满天，一会儿又晴空万里。

夏天，海水让人感觉是神奇美丽的。但到了冬天，本格拉寒流使那里的海水变成了惊涛骇浪。岸边的岩石被海水击打得凹凸不平，我们的腿常常在工作中被擦伤。尽管我们并没有在那里干多长时间，但是，我宁愿在海边捡海草也不愿去石料场挖石灰石。

大西洋就是一个聚宝箱。我捡到了漂亮的珊瑚和贝壳，我有时也把这些漂亮的珊瑚和贝壳带回到我的牢房里。有一次，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了一瓶葡萄酒，瓶盖仍然完好无损。有人说，这种葡萄酒喝起来味道像是醋。泛非大会的杰夫·马塞莫拉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和雕塑家，当局让他收集漂流的木块，他把这些木块雕刻成了神奇的艺术品，狱警都愿意花钱购买这些艺术品。他为我做了个书架，后来我使用了好多年。而监狱当局则告诉来岛上访问的人，那个书架是他们为我提供的。

海边的气氛比石料场的气氛更令人放松。我们也喜欢海边，因为我们在海边吃得特别好。每天上午我们去海边的时候，总是带上一大铁桶清水。后来，我们又增加了一个铁桶，就用铁桶当罗本岛上的海鲜炖锅，可以捡蛤蜊、贝类炖着吃。我们也抓龙虾，龙虾往往藏在石缝里。抓龙虾是个技术活儿，必须紧紧抓住龙虾的头部与尾部的中间，不然，它就会蠕动着逃之夭夭。

鲍鱼，我们称它为“perlemoen”，是我最喜欢吃的海鲜。鲍鱼是软体动物，它紧紧地贴在岩石上，必须把它撬下来才行。鲍鱼很难对付，把它的硬壳打开并不容易，如果稍一煮过头，它将变得很硬，无法下口。

我们把抓到的海鲜放在第二个铁桶中，维尔顿·穆夸毅是我们的厨师，由他负责烹调海鲜。海鲜做好了的时候，狱警们就和我们一起分享，大家坐在海滩上享受丰盛的野炊。1973年，在我们偷偷搞到的报纸上，我们看到关于安妮公主与马克·菲利普举行婚礼的消息，详细报道了婚宴的盛况。菜单上有贝类、龙虾和鲍鱼，这让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吃这些美味。

一天下午，我们正坐在沙滩上吃我们的炖海鲜，这时，特布兰奇中尉忽然走了过来，他当时是监狱长。我们假装在工作，但是，我们没能瞒过他，他很快就发现了在火上炖得滚开的一锅鲜贝。中尉打开桶盖，看了看桶内的海鲜。然后，他捞起了一个鲜贝吃起来，嘴里说着“smaaklik”。这是一句南非荷兰语，意思是“好吃”。

76...

在斗争中，罗本岛被大家认为是一座“大学”。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从书本上所学到的东西，或因为囚犯学习英语、南非荷兰语、艺术、地理和数学，或因为有那么多人，像比利·奈尔、阿迈德·卡特拉达、麦克·丁加克和艾迪·丹尼尔斯获得了多个学位。罗本岛之所以被大家认为是一座“大学”，是因为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我们自己教自己，我们有自己的教授、自己的课程、自己的教材。我们还对正式的理论学习和非正式的政治学习进行了区分。

我们这所大学部分地是在需要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当年轻人来到岛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知道得很少。瓦尔特可能是最伟大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学家，他开始给他们讲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他的教学方法很科学，也很容易理解。这种非正式的历史知识经过最高组织机关编撰，逐渐形成了一种学习教材。这部教材叫做《教学大纲A》，涵盖了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的材料，可以学习两年。《教学大纲A》还包括由凯西讲授的“印度人斗争史”，另有一位同志还在这个大纲中增加了有色人的历史，麦克曾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学习过，他就给大家讲马克思主义。

当然，教学条件不太理想。大家按学习小组在石料场工作，大家围成一圈，把主讲人围在中间。教学风格从本质上讲是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和理论通过主讲边问边答给大家讲得又深又透。

我们整个教学的核心材料是瓦尔特的教材。到岛上来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轻会员对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就存在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知道得太少，于是，瓦尔特就带领他们学习了从1912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创建以来的全部历史。对于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所接受到的唯一的政治教育。

由于这些教材逐渐被普通监禁区的人所了解，普通监禁区的同事们开始向我们索要这种教材。从此之后，这种教材也成为适合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学习的教材。教师把演讲材料偷偷地传给他们，而他们再把问题和评论偷偷地传回到教师手中。

这不但对我们有好处，而且对他们也有好处。这些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但是，他们都很了解世道的艰难。他们所关心的是实际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如果有一个演讲材料讲到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就会问：“是的，但在实践中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有地没有钱，而我的朋友则有钱没有地，我们两人谁的需求更大些？”这种问题提得很有价值，能够迫使我们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认真思考。

我给大家讲了几年的政治经济学。在讲课时，我总是试图讲述经济从最古老的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演变，让大家大概知道原始社会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我绝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擅长当教师，我一般喜欢让大家提问题，并不仅仅是作讲演。我的教学方法并不属于哪个思想体系，但是，它有社会主义的倾向，我认为社会主义是当时人类经济生活最先进的阶段。

我除了进行非正式学习之外，仍然继续做法律工作。我有时想在我的牢房外挂上一个牌子，因为每周我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为其他囚犯写申诉书。尽管根据监狱服刑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但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想法的囚犯都想得到我的帮助。

南非法律没有给辩护人进行法律陈述的权利，由于缺少这种陈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穷人被关进了监狱。很少有非洲人能雇得起律师，他们绝大多数除了接受法院的判决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普通犯人监禁区的许多人都是没有辩护就被判了刑。有的人找我为他们写申诉书，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与律师接触。

我收到了一个悄悄从F区或G区的一名囚犯那里传来的纸条，请求我提供帮助。我当时需要了解有关案子、起诉、证人和证词方面的详细情况。由于彼此之间的交流需要偷偷摸摸地进行，信息传递得很慢，并且是零零星星地传递。在“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只需要不超过半小时的咨询，而在岛上则往往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建议我的“当事人”给最高法院的注册官写信，要求提供一份案情记录。我告诉那个囚犯，向注册官说明自己没有钱，希望能免费提供。有时，注册官会大发慈悲，免费为当事人提供这些材料。

得到这些案情记录后，我就立即整理出一份申诉书。通常，我写的申诉都是根据法律上的反常现象提出的，例如，偏见、程序不正确、证据不足等。我亲笔给法官写了信，然后，把信传到普通犯人监禁区。因为给另一个人写申诉书违反监狱规定，因此，我就让“当事人”自己抄写一遍，如果他不会写字，我就让他找一个会写字的人代他抄写。事实上，许多囚犯都不会写字。

我为能通过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法律知识不被荒废而感到高兴。在我帮助申诉的几个案件中，有的判决被推翻，有的被减了刑。这些小小的胜利令人感到欣慰和满意。监狱当局人为地让一个人感到无能为力，这也是改变这个制度的原因之一。我常常见不到我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人，有时候，有人出乎意料地请我吃午饭，并低声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帮了他的忙。

77...

那时，对我夫人的迫害并没有停止。1972年，安全警察踢开了奥兰多西8115号的大门。他们把砖头从窗子扔进了房内，并朝着前门开枪射击。1974年，温妮被指控违反了对她的禁止令，因为当时除了孩子和她的医生之外，不准有任何其他人与她来往。她当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她吃午饭期间，有一位朋友带着泽尼和津泽去看她。为此，温妮受到指控并被判处6个月的监禁。她被关在奥兰治自由邦的克龙斯塔监狱，但是，她在那里的经历倒是没有她上次在比勒陀利亚监狱时那样可怕。温妮给我写信说，这次她在监狱里感觉自由了些，这更让她坚定了献身于斗争事业的信心。当局允许津泽和泽尼在礼拜天去探视她。

当温妮在1975年被释放的时候，我们通过书信和其他方式与我们的律师联系，制订了一个让我同津泽见面的计划。监狱规定，不准年龄在2岁至16岁的孩子探视囚犯。在我去罗本岛的时候，我的子女都在法定禁止探监的年龄段之内。这个规定背后的推理倒算不上恶毒：制定法律的人认为，探监会对儿童敏感的心灵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对囚犯的影响可能也是同样有害的：不能看到自己的子女正是一个悲伤的源泉。

1975年，津泽已经15岁了。我们计划让她母亲更改她的出生证，证明她是16岁而不是15岁，这样她就能来监狱里看我。对于非洲人，出生记录档案的保管并不统一和规范，温妮更改出生证以证明津泽早一年出生并不困难。她提出了申请，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在津泽计划12月份来探视我的几周前，我有一个早就安排定的探视，即温妮的母亲。当我在探视区隔着玻璃与她会面的时候，我对她说：“妈，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不久就能见到津泽了。”我岳母以前当过教员，她当时对此有些吃惊，并且怒气冲冲地说：“不，津泽不能来看你，因为她还不到16岁。”

我立即意识到，还没有人把我们精心策划的计划告诉她。我们身后各有一个狱警监视着我们，所以我决定，对她所说的话仅仅予以搪塞了事。于是，我含含糊糊地说：“哦，那好，妈，没事。”

但是，我岳母是一个倔强的人，她不想让这件事就此罢休。“好，Mkonyanisi（这是科萨语中对‘女婿’的爱称，她总是这样称呼我），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津泽只有15岁。”

我瞪大眼睛让她警惕，她一定是知道了我向她传递的信息，因为她再也没提津泽的事。

自从津泽3岁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也是通过一张旧照片而不是通过记忆才认识她爸爸的。那天我穿上了一件新衬衣，在衣着上比平日多下了一番工夫。这是我自己的虚荣心使然，但是，为了我最小的女儿，我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老人。

我一年多没有见到温妮了，看到她很好我感到很高兴。我看到最小的女儿已经长成漂亮的女人，并且长得那么像她母亲，我感到更加高兴。

一开始，津泽有些害羞和犹豫。我相信，她最终看到她不真正熟悉的、只能从远方爱她的、似乎不属于她而是属于人民的这个父亲是不好受的。在内心深处，她一定对她父亲感到怨恨和生气，因为她的父亲在她童年和少年期间没在她身边呵护她。我能立即看出，像她自己的母亲在她这个年龄时一样，她也是一个自强不息而充满激情的年轻女人。

我知道她肯定感觉很不舒服，于是，我尽量使气氛缓和下来。当她到来的时候，我对她说：“你见到我的贴身警卫了吗？”我的意思是指随时随地跟在我身后的狱警。我询问了她的生活、学习情况，以及她的朋友等方面的情况，然后我试图把她带回到过去的日子。对于那些日子，她几乎不记得了。我告诉她，我经常回忆起在家中度过的那些礼拜天上午，那时候，妈妈在厨房里做饭，我把她放在我的腿上逗着她玩。我记得当她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在奥兰多发生过一次次小小的事故和危险，那时候，她虽然很小，但她却很少哭闹。透过玻璃，我能看见她在说话的时候尽量设法控制自己，强忍住就要流出的眼泪。

这次探望使我得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温妮告诉我，布拉姆·费希尔出狱不久就得癌症去世了。布拉姆的去世使我非常难过。尽管政府没有直接对布拉姆下毒手，但是，是政府对他的无情骚扰才使他最终得上了很快夺走他的生命的绝症。甚至在他去世后，他们也仍然迫害他，政府竟然在他被火化后没收了他的骨灰。

布拉姆是一个纯粹主义者，利沃尼亚审判后，他决定通过转入地下去过一种被剥夺了法律保护的人的生活，以便更好地为斗争事业服务。他在法庭上所代表的许多人都走进了监狱，而他自己却能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使他感到十分烦恼。在审判期间，我劝说布拉姆不要走这条路，并强调他在法庭上就是对斗争的最大贡献，因为在法庭上，人民可以看到一个南非白人法官主席的儿子正在为无权利的人获得权利而战斗。但是，他不愿意让别人受苦受难而自己却享受自由的生活。就像一个在前线与战士们并肩战斗的将军一样，布拉姆不愿意让别人承担他自己不愿意承担的牺牲。

布拉姆在被保释出狱后转入了地下，并于1965年被捕。他因被指控犯有阴谋破坏罪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我曾经在监狱中给他写过信，但是，监狱里规定不准囚犯之间互相通信联系。在他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之后，新闻媒体根据人道主义精神要求释放他。新闻媒体的要求对政府产生了影响，当局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并把他送到了布隆方丹他哥哥的家里，但他在布隆方丹期间仍然被软禁。仅仅几周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这位奥兰治河殖民地总理的孙子布拉姆·费希尔，以各种方式作出了伟大的牺牲。不管在追求自由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我总是能从他那里获得力量，他始终同我的人民在一起，并且为了我的人民而战斗。布拉姆是一个为了其他民族的自由而同他自己的人民进行斗争的自由战士。

这次探视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温妮的信，她最近要求来监狱探视我的请求被当局以荒唐的理由拒绝了——当局说我不希望见温妮。我立即去见普林斯中尉，他当时是监狱长，我向他提出了抗议。

普林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老练的人，当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心平气和地说明了情况，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意思。但是我说，像这样的情况是无法接受的，必须允许我夫人前来探视。

普林斯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当我说完后，他说：“曼德拉，你夫人只是想引起公众注意。”我告诉他，我反对他的这种说法，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对我的夫人出言不逊，这让我立即发了火。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绕开他的办公桌向他走去。普林斯开始退却，但是，我又立即克制住了自己。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是，我没有用拳头教训他，而是用语言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我不是一个喜欢出言不逊的人，但是，那天我违反了自己的原则。我告诉他，他是一个不知廉耻的人，如果他再重复一次他所说的那些话，我那天绝对不会轻饶他。

我说完话后，立即气冲冲地转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我走的时候看见凯西和艾迪·丹尼尔斯站在外面，但是，当我走回我的牢房的时候，我与他们连招呼都没打。尽管我让普林斯闭了嘴，但是，他却使我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我认为这是自己在对手面前打了一个大败仗。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两名狱警来到了我的牢房，说让我去监狱长办公室。当我到了监狱长办公室的时候，有六名武装狱警围住了我。普林斯中尉站在一边，中间是个准尉，他是监狱的起诉官。当时，气氛十分紧张。

“好啊，曼德拉，”起诉官说，“我听说你昨天很得意，但是，今天你就不会那么高兴了。我要指控你侮辱和威胁监狱长，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严厉的指控。”然后，他把指控书递到了我的手上。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问。

“不，”我回答说，“你可以与我的律师去说。”然后，我要求回我的牢房，普林斯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什么：起草一个反起诉书，指控从中尉到司法部部长都在滥用职权。我要控告整个监狱系统是一个种族歧视机构，这个系统企图永远保持白人的霸权地位。我要把这个案子办成一个有轰动效应的案子，让他们为开始起诉我而追悔莫及。

我请乔治·毕佐斯代表我打这场官司，并很快安排与他见了面。在乔治来探视之前，我告诉当局，我要向他提供书面说明。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坦率地说，我认为探视室安装了窃听设备。当时，监狱当局不允许我提交书面说明，我必须作口头说明。我告诉他们，他们无权拒绝批准我的要求。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证明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事实上，当局是在担心乔治会把我写的说明透露给媒体。这的确是我们斗争策略的一部分。他们也担心我通过乔治与在卢萨卡的奥利佛·塔博取得联系，并认为书面说明会包含敏感的信息。我以前曾经通过乔治干过类似的事，但是，我这次写的书面说明却没有包含这样的信息。

岛上开庭的日期确定了，并且从开普敦指定了一个地方法院来审理此案。在举行听证会的头一天，我被告知，我的律师将在第二天到达，我可以随便为他提供书面材料。第二天上午，我在监狱办公室里见到了乔治，我们在开庭前简要地进行了沟通。但是，没等举行听证会，起诉官却突然宣布监狱当局打算撤诉。法官把法槌一敲，宣布闭庭，然后唐唐突突地走出了法庭。乔治和我惊奇地互相看了一眼，互相庆祝这个显而易见的胜利。我正想把书面材料收起来，这时，另一个准尉走了过来，他指着我的书面材料说：“把这些材料交给我。”

我拒绝把材料交给他，并说，这些材料是我与我的律师之间的机密。我把起诉官叫过来说：“请告诉这个人，这些材料是受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规定保护的，我不想把材料交给他。”起诉官说，你说得很对，但是，案子已经结束，法庭不再开庭，这个房子里唯一说了算的就是这个准尉。准尉从桌子上拿起了那些材料，我没办法制止他。我认为监狱当局之所以撤诉，仅仅是为了这些文件。正如他后来所发现的那样，这些文件并没有包含他们尚不知道的东西。

期望逃跑也许是可能的，然而，我在岛上却从来没有考虑过逃跑。麦克·马哈拉基和艾迪·丹尼尔斯都是勇敢而足智多谋的人，他们两人总是在想办法逃跑，并研究了逃跑的可能性。多数逃跑方案都太冒险，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对这些方案进行考虑。

我们在预谋逃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杰夫·马斯莫拉是我们的能工巧匠，他设法制作了一把能打开我们监禁区及其周围所有的门的钥匙。一天，一个狱警把钥匙忘在我们走廊头上那个办公室的桌子上，杰夫拿了一块肥皂，并把那把钥匙印在了肥皂上。他通过这个在肥皂上印下来的钥匙模型和一块金属板，用锉刀做了一把钥匙。借助于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牢房后面的仓库和隔离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监禁区。不管怎么说，大海是罗本岛周围不可逾越的障碍。

1974年，麦克想出了一个逾越这个障碍的办法。他刚刚去过开普敦的一家牙科诊所，并发现那个牙科医生与一个很著名的政治犯有姻亲关系。这位牙科医生很同情我们，他曾经坚持，不取下脚镣就不给麦克治病。麦克还注意到，这位牙科医生家二楼会客室的窗子外面就是一条小街道，因此，我们可以从那里逃跑。

麦克回来后，他与我们几个人见了面，并催促我们与牙科医生预约，我们这样做了，并很快得知当局将安排麦克、维尔顿·穆夸毅、我本人和另一位囚犯在同一天去开普敦。我们三人都愿意逃跑，但是，当麦克与第四个人联系的时候，他却拒绝与我们一起走。我们对他的忠诚产生了怀疑，我担心他知道了我们的逃跑计划。

我们三人被用船送到了开普敦，然后在重兵押送下来到了牙科医生的办公室。我们三人都参加过军事训练，所以最有可能实施逃跑。麦克还带了一把刀子，准备必要时派上用场。在牙科医生的办公室里，狱警首先把所有其他病人都清理出去。我们要求把脚镣取下，在那位牙科医生的帮助下，狱警把我们的脚镣取了下来。

麦克把我们领到那扇窗子前，并向外指了指那条可供我们逃走的小街道。但是，他一看到那条街道，就立即担心起来。我们处在开普敦的市中心，并且是正中午，而那条街道却空无一人。而在他以前来这里的时候，街道上却是行人不断。“这是个圈套。”麦克低声说。我也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头。维尔顿非常生气，他说麦克是在胡说八道。“马迪巴，你害怕了？”他说。但是，我同意麦克的意见，不如我们三人索性让医生为我们彻底检查一下我们的牙齿。那位牙科医生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奇怪，因为，我们的牙都没有病。

当麦克在考虑最可行的逃跑计划时，艾迪·丹尼尔斯想出了一个最富有想象力的逃跑计划。在早些时候，飞机还不准飞越罗本岛。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不仅有飞机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而且有直升机在驶离海岸的油轮与海岸之间来回飞旋。艾迪带着他的逃跑方案来到我的面前。他的这个方案就涉及了直升机，把直升机刷上南非军用颜色，用它把我从岛上接起来，然后飞到开普敦与我们有友好关系的外国大使馆的房顶上，随之在外国使馆寻求庇护。我告诉艾迪，这个方案倒不错，应该设法把这个方案传给卢萨卡的奥利佛。艾迪确实设法把他的想法传到了卢萨卡，但是，我们没得到任何回音。

78...

在罗本岛上，祝寿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没有生日蛋糕和生日礼物，我们就凑一点儿食物，多给过生日的人一片面包或一杯咖啡。菲基勒·巴姆和我都是7月18日生人，我把圣诞节买的糖果省下一点儿，等我们两人共同过生日时尽情分享。1968年，我的50岁生日静悄悄地就过去了。但是，在1975年，当我满57岁的时候，瓦尔特和凯西带着他们的长期计划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们要使我的60岁生日更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经常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人民面前保持斗争的意志。在前几十年里，政府封杀了绝大多数的激进媒体，并禁止刊登被禁止或被监禁的个人的言论或照片。若是给我或我的同事拍一次快照，一个编辑就可能被关进监狱，而且他的报纸也会被取缔。

一天，凯西、瓦尔特和我正在院子里谈话，他们建议我写一写自己的回忆录。凯西认为，出版这本书的最佳时间是我的60岁生日这一天。瓦尔特说：“这样一本书，如果写得真实而公正，可以让人民了解我们的战斗历程。”他还说：“同时，它将成为鼓舞年轻自由战士斗志的源泉。”这个想法打动了我，在后来的讨论中，我同意写一本回忆录。

当我决定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说干就干。于是我很快就投入到了这项新的工程之中。我制订了一个相当反常的工作计划：在夜间写作，而在白天睡觉。在开始的一两周里，吃过晚饭后我先睡一小觉，到晚上10点钟起来，然后一直写到第二天吃早饭。在石料场干完活儿后，我会一直睡到吃晚饭，这样周而复始地一直继续下去。如此干了几周后，我告诉监狱当局我身体不太好，无法去石料场劳动，他们似乎对此并不介意。从此之后，我就能在白天大部分时间睡觉。

我们创建了一条处理手稿的流水线，每天我把我写好的稿子交给凯西，他看过后再交给瓦尔特。凯西会把修改意见写在手稿的空白处，瓦尔特和凯西总是乐意给我提意见，我也很重视他们的意见，并总是按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

被标注得密密麻麻的稿子传递给拉鲁·奇巴后，他再花上一夜的时间把手稿转换成几乎是微型的速记稿，把十页大纸转换成一张小纸。设法把稿子偷偷地传到岛外则是麦克的工作。

很快，狱警们就产生了怀疑。他们走到麦克面前说：“曼德拉在干什么？他为什么夜间老是不睡觉？”麦克只是耸耸肩说不知道。我迅速地写，仅用了4个月就完成了初稿。在措辞方面，我并没有过多地斟酌。我的回忆录涵盖了从我出生到利沃尼亚审判的主要经历，最后以罗本岛的日记作为结尾。

我随写随回忆我的经历。在那些不眠之夜，当我默默地写作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忆起我在库努和穆克孜韦尼的情景、来约翰内斯堡之后的兴奋和恐惧、青年团的风风雨雨、叛国审判的无休无止、利沃尼亚的轰动事件。它们就像是正在醒来的梦一样，我尽量写得简单，尽量真实地用白纸黑字把它们表达出来。

麦克机智地把抄写好的书稿藏在他用于学习的一捆记录本内。只能用这个办法才能使全部书稿瞒过监狱当局的眼睛，然后才能在1976年他被释放时偷偷把书稿从监狱里带出去。我们的安排是，当书稿被安全转移到国外的时候，麦克会秘密通知我们，只有接到书稿已经被安全转到国外的消息后，我们才能把原稿销毁。同时，我们需要先把这部500页的手稿进行妥善处理。我们认为，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手稿埋在院子的花园里。院子内的监视不很严密，并且是断断续续的，因为狱警们通常都是坐在北头的一个办公室里聊天。他们从办公室里看不见与隔离关押区相邻的南端，而在南端恰恰就有一个小花园。我早上散步的时候顺便考察了一下那个小花园，我决定就把手稿埋在那里。

为了避免挖的坑太大，我们决定把手稿分成三份掩埋。我们分了两个小包和一个大包，每个包都先用塑料布包裹起来，然后再放进空的可可容器里。这项工作必须尽快完成，于是，我请杰夫·马塞莫拉准备挖坑工具。不几天的工夫，我们就找到了几根锋利的铁钎。

一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凯西、瓦尔特、艾迪·丹尼尔斯和我悄悄地来到院子南端的花园中。我们假装在那里商量事情，每个人的衬衣下都藏了一部分手稿。我使了个眼色，我们立即弯下腰开始挖坑。我在中间挖，正位于一个通向排水管检修井的井盖附近。当挖到排水管的时候，我在排水管的下面挖了个洞，把三包中最大的那包手稿放在了洞内。他们三个人挖了两个较浅的洞，把另外两包手稿埋在了里面。

在大家就要排队去石料场的时候，我们已经及时地把手稿掩埋好了。那天上午我走在路上，一直为手稿的安全藏匿而感到莫大的安慰。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手稿的事担心了。

几周后的一天，我们刚刚被叫醒，就听见院子里有一种使我不安的声响，那是镐头和铁锹刨地的碰击声。当我们被允许从牢房里出来进行洗漱时，我走到走廊的头上，设法向门外窥视。在院子南端，有一伙来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人正在干活。使我紧张的是，他们正在掩埋手稿的地方挖土。

监狱当局决定在隔离关押区前面垒一道墙，因为他们发现，被隔离关押的犯人能在院子里与我们联系。这伙人是在挖一道浅沟，以便为垒墙打混凝土地基。

我一边洗漱，一边设法告诉瓦尔特和凯西关于外面挖沟的事情。凯西认为，那一大包手稿被埋在排水管底下，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另外两个小包却有可能暴露。当早饭送到院子里的时候，负责看管那伙干活的人的狱警吩咐他们离开了院子。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与政治犯有任何亲善的机会。

我端着饭碗把瓦尔特和凯西领到院子的南头，假装有什么私事需要商量。开挖的地基沟的一头已经接近了那两个小包。同时，艾迪·丹尼尔斯也来到我们跟前，他立即发现了这个问题。

只有一件事要做：尽量不露马脚。于是，我们四人开始在掩埋两小包书稿的位置上挖起来。我们设法以最快的速度把两个小包挖出来，然后重新用土把两个坑填好。要挽救埋在排水管下面的那一大包手稿，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相信它不会被发现，因为当局不会为垒墙而把排水管移走。

我们把挖出来的书稿藏在我们的衬衣下，然后回到了我们的牢房。艾迪那天不去石料场，我们把两包书稿交给了他，让他尽快把它们销毁。要做这件事，艾迪必然会冒着很大的危险。知道挽救了那两包书稿后，我松了一口气，并尽量在那天工作的时候不再去想那包仍然埋在地下的书稿。

当我那天下午从石料场回到牢房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洗澡，而是直接走到院子的南头。我尽量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我被我所见到的情景吓了一大跳。那些囚犯已经平行着隔离关押区的墙挖好了地基沟，并真的把排水管给挖了出来。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发现了手稿。

我必须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退回来或作出反应。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一直受到几名狱警的监视。这些狱警后来说，我的反应证实我知道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我回到走廊里先去洗脸，并告诉瓦尔特和凯西，我怀疑书稿已经被发现了。还好，艾迪已经对另外两包书稿进行了妥善处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监狱长召进了监狱办公室。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刚刚从比勒陀利亚来的高级监狱官员。监狱长直截了当地说：“曼德拉，我们发现了你的手稿。”

我没有回答。然后，监狱长从他的办公桌后面拿出一捆稿子。

“这是你的笔迹，对不对？”他说。我还是没有开口。“曼德拉，”监狱长恼怒地说，“我知道这是你的书稿。”

“那好，”我回答说，“你必须提供证据。”

他嘲笑我的回答，并说，书稿空白处的批注是瓦尔特·西苏陆和阿迈德·卡特拉达加上去的。我再一次指出，如果要兴师问罪，他们必须提供证据。

“我们不需要证据，”监狱长说，“我们有证据。”

尽管那天没有问罪，但是，不长时间之后，瓦尔特、凯西和我被召到监狱管理局副局长路易将军面前。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滥用学习权利，书写非法书稿。因为这个罪过，我们的学习权利被无限期地剥夺了。结果，我们失去了学习权利长达四年之久。

麦克于12月份被释放后，他把记录本寄到了英格兰。在南非被软禁6个月后，他逃出了南非，首先去了卢萨卡，到那里去找奥利佛·塔博，然后又去了伦敦。他在伦敦住了6个月，并同一个打字员一起，重新对书稿进行了整理，最后形成了一份打印稿。然后，他又回到了卢萨卡，给了奥利佛一本。

从那之后就渐渐断了消息。关于书稿的事，我从卢萨卡没听见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奥利佛对书稿做了些什么工作。尽管我在监狱里的时候，这个书稿并没有出版，但是，却为这本回忆录打下了基础。

79...

1976年，我接待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访客：吉米·克鲁格。他是国家监狱管理局局长，是总理内阁的重要成员。克鲁格不仅对监狱的政策很有影响力，而且在政府对解放斗争的处理方面也是一个关键人物。

我对他到来的原因多少有点儿了解。当时，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行其隔离发展政策和描绘“准独立”国的蓝图。隔离发展政策的样板就是我的侄子、恩人K. D.马叹兹玛领导下的特兰斯凯。当时，他已经成功地把几乎所有的合法反对派都镇压了下去。我记得监狱长最近以嘲笑的方式对我说：“曼德拉，你应该回特兰斯凯好好地休息休息。”

原来，这也正是吉米·克鲁格的企图。吉米身材不高，但很健壮，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他并不像我想象中的一个内阁部长那么干练。我把这次与他见面当做反映我们的抱怨意见的又一次机会。一开始，他似乎在认真地听取我所反映的意见。我首先提醒他，1969年我们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听到回音。他仅仅耸了耸肩，然后我又详细地反映了岛上的恶劣条件，并重申我们是政治犯，并不是刑事犯，应该按政治犯对待。但是，克鲁格对此却不以为然，说：“哼，你们都是共产党暴徒。”

然后，我开始给他讲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以及我们转入暴力斗争的原因。显然，他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乎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仅仅是右翼媒体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反面宣传。当我告诉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远比国民党的历史长的时候，他竟然无言以对。我说，如果认为我们是共产党人，那他应该再读一读《自由宪章》。他茫然地看着我。看来，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自由宪章》。我发现一个内阁部长竟然如此闭目塞听。是的，我不应该为此而感到惊奇，国民党政客惯常于对那些他们并不懂的东西一概横加谴责。

我提出了我们的释放问题，并提醒他1914年发生的南非白人造反案。南非白人尽管在议会中有代表，并且也能召集会议甚至可以投票表决，但他们还是使用了暴力。即使是德·威特将军和凯普将军领导着12000人的武装力量，攻城略地，造成了许多死亡，但他们两人在被判处高级叛国罪之后不久就被释放了。我还提到了劳贝·雷布朗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了地下组织，反对南非支持同盟军，为此，他被判终身监禁，但不久也被释放了。克鲁格对他自己人民的历史中的这些事件就像对《自由宪章》一样，似乎一无所知。与那些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商讨问题，无异于对牛弹琴。

克鲁格把所有这些事实都搁置到一边，他说：“那只不过是古老的历史。”于是，他提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尽管他以粗暴著称，但是，他却以恭恭敬敬的态度提出了他的建议。他简明扼要地说，如果我承认特兰斯凯政府的合法性，并愿意搬到那里去居住，就可以大大缩短我的刑期。

我也恭恭敬敬地听着，直到他把话讲完。我说，首先我反对班图斯坦政策，我不会给予支持；其次，我来自约翰内斯堡，我回去的地方也应该是约翰内斯堡。克鲁格对我进行了劝说，但是，他并没有成功。一个月后，他带着同样的建议又来到罗本岛，我再一次拒绝了他的建议。这是一个只有叛徒才能接受的建议。

80...

尽管我们在收集新闻和情报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对现实形势的了解仍然是肤浅的。外界所发生的事件往往被我们首先听到的传闻所蒙蔽，只有随后通过报纸报道或来岛上探望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证实。

1976年6月，开始我们听说国内发生了大动乱。这种谣传稀奇而荒唐：索韦托的年轻人打败了政府的军队，军队的士兵放下武器开了小差。直到第一批参加过6月16日暴动的年轻犯人于8月份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了真实情况。

1976年6月16日，15000名学生在索韦托集会，抗议政府关于中学要有一半班级必须在接受教育时使用南非荷兰语的规定。学生们不愿意采用压迫者的语言学习，教师也不愿意用压迫者的语言教学，但家长和教师们的恳求和请愿都遭到了拒绝。于是，警察特遣队与群情激奋的学生队伍发生了对峙。警察没有示警就开了枪，打死了年龄只有13岁的学生赫克托·彼得森和其他许多人。孩子们用棍棒和石块进行反抗，接着就演变为群众暴乱，有几百名孩子伤亡，并且有两名白人被用石头砸死。

那天发生的事件震撼了南非的每一个村镇。暴动又进一步在全国引发了骚乱和暴力活动。为政府暴力的殉难者举行的集体葬礼变成了全国联合行动的导火索。南非的年轻人突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反抗精神，而学生们则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联合抵制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者们加入了学生的抗议行列，积极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班图教育制度弄得其发明者焦头烂额，因为这些愤怒而勇敢的年轻人就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受害者。

9月份，隔离关押区关押了几位暴动中被逮捕的年轻人。通过在相邻走廊中与他们低声交谈，我对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有了一定了解。我的同志们和我都特别高兴，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体现出来的这种群众抗议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爆发。在这些年轻人中，多数人都离开南非参加过我们的军事行动，然后又悄悄地回到南非。他们数以千计地在坦桑尼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军训营中接受了军事训练。没有什么事情比知道监狱外的人正在支持我们的事业更让人欢欣鼓舞了，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事业而被关进监狱的。

这些年轻人与我们以前见过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勇敢、好斗，富有攻击性；他们不守纪律，一有机会就喊“政权”。他们的天性就是好斗，而不是合作。监狱当局不知道如何对付他们，他们把罗本岛搅了个底朝天。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曾经对安全警察说过，如果政府本身不进行改革，将来取代我们的那些自由战士总有一天会使得当局怀念我们。这一天真的在罗本岛上到来了。

在这些年轻人中，我看到了时代所应有的那种狂热的革命精神。事实上，我早就知道一些。几个月前，我与温妮见面的时候，她就用我们的语言代码设法告诉我，有一个新兴的对社会不满的阶级，他们富有战斗精神，并信仰非洲主义。她说，他们正在改变斗争的性质，我们应该注意他们。

这伙新囚犯对岛上的恶劣条件感到吃惊，他们认为岛上的环境是无法容忍的，他们不理解我们是如何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我告诉他们，应该了解一下1964年的罗本岛，但是他们几乎与怀疑监狱当局一样地怀疑我们。他们对我们关于纪律性的要求不予理睬，认为我们的劝告是软弱的、不果敢的表现。

显然，他们认为我们这些曾在利沃尼亚受过审的人是温和派。那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被谴责为激进的革命分子，而现在却被认为是温和派，这是令人感到新奇但又不十分愉快的。我知道，我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责备他们的粗野，或者听听他们要说什么。我还是选择了后一种方式。

当这些人中有人来到我们监禁区的时候，例如南非学生组织的斯特里尼·穆德雷和黑人大会组织的萨特斯·库珀，我要他们向我们提供有关他们的组织及其哲学的资料。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参加了斗争，是什么东西对他们产生了激励作用，他们对今后又有什么打算。

他们来到岛上不久，监狱长就来找我，要我帮他一下忙，特别与这些年轻人谈一谈。他要我告诉他们，应该对自己进行约束，应该知道他们是在监狱里，要接受监狱的管教。我告诉他，我不想做这件事。如果我这样做了，他们就会把我看成是压迫者的帮凶。

这些人连监狱里的基本规定都拒绝遵守。有一天，我在监狱长办公室里刚刚与监狱长谈完话。当我与少校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正好遇见一个年轻的囚犯，他正在那里与一位监狱管理人员交谈。这位年轻人大概还不超过18岁，在高级监狱官员面前仍然戴着囚帽，这显然违反了监狱的规定。当少校走过去的时候，他也没站起来，这又违反了监狱的规定。

少校看了看他说：“请把帽子摘下来！”那个年轻囚犯没有理睬。然后，少校生气地说：“摘掉你的帽子！”那个年轻囚犯回头看着少校说：“为什么？”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这样的反问无疑具有反叛意味。少校似乎大吃一惊，但是，他还是对年轻人的反问作了回答。他说：“这是违反规定的。”那位年轻囚犯反驳说：“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制订这个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少校来说，囚犯提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容忍的，他生气地跺着脚走出了那个房间，说：“曼德拉，你与他谈一谈。”但是，我不会管他的闲事，仅仅朝那个年轻囚犯点了点头，让他知道我站在他这一边。

这是我们第一次与黑人觉醒运动组织接触。随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共产党被取缔，黑人觉醒运动帮助年轻人填补了真空。“黑人觉醒”与其说是一种运动，倒不如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即黑人必须把自己从长达三个世纪的白人统治造成的自卑感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非洲人民才能增强自己的信心，真正把自己从被压迫状态下解放出来。虽然黑人觉醒运动组织提倡建立一个非种族歧视的社会，但是，他们排斥白人在建设这样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种思想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可以说与我在25年前创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时的思想十分相似。那时候，我们也是非洲主义者，我们也强调自尊心和自信心，我们也反对在斗争中得到白人的帮助。从许多方面看，“黑人觉醒”集中体现了黑人对从来没有消失的同样的问题的一种相同的反应。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超越了我们的青年团世界观一样，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也将会超越“黑人觉醒”思想的种种束缚。尽管我为他们的战斗精神所鼓舞，但是我认为，他们以黑人为中心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是宗派主义的，它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十分成熟的中间观念。我认为，作为一个老一代政治领导人，我的作用可能会帮助他们树立包容性更强的“大会运动”思想。我也知道，这些年轻人最终将会遇到挫折，因为“黑人觉醒”思想既没有提供行动纲领，也没有提供斗争方式。

尽管我们把黑人觉醒运动组织阶层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块沃土，但是我们并不想吸收这些人作为我们组织的成员。我们知道，这样会使他们和岛上的其他党派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所疏远。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友好、热情，并赞赏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而不是让他们改变信仰。如果他们来到我们面前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对班图斯坦是什么政策？”“《自由宪章》关于民族化是怎么说的？”我们会向他们作出回答。他们也的确有许多人都来问过我们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个人也曾用偷偷递条子的方式与他们中的某些人接触过。我同来自特兰斯凯的一些人交谈过，并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我老家的一些问题。来到这个岛上的这些人中，有的在斗争中已经很出名。我听到过关于帕特里克·“泰勒”（恐怖）·勒寇塔斗争如何勇敢的报道。他是南非学生运动组织的一个领导人，我给他传递过一个欢迎他来罗本岛的条子。

“恐怖”这个绰号来源于他在足球场上的威猛。不过，他的辩论能力也非常强。他不赞成他的一些同志存在的种族排他性思想，而是逐步接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观点。有一次，“恐怖”决定在岛上参加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却让他很失望。不是我们不想要他，而是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会在普通监禁区造成紧张气氛。

但是，“恐怖”绝不会以“不”字作为回答，反而公开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表示拥护。随后不久，对他不满的黑人觉醒运动成员用园丁叉袭击了他。他被救治之后，监狱当局指控了袭击他的那些人，并想把他们送上法庭。但是，为了和睦相处，我们劝说“恐怖”不要提起诉讼。他听从了我们的劝说，并拒绝承认遭到过他们的袭击。于是，这个案子就这样被搁置了起来。我认为，这样的审判正中监狱当局的下怀。我想让这些年轻人知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帐篷”，能够容纳许多持不同观点和不同身份的人。

发生这件事之后，闸门似乎已经被打开，许多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人都决定加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策划袭击“恐怖”的人。“恐怖”在普通犯人监禁区中上升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最上层，不久就开始向其他囚犯宣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像他这样的人，他们的勇气和眼光都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仍然是有说服力的，仍然在总体上代表了统一解放斗争的最良好的愿望。

政治斗争在F区和G区仍然在继续。我们听说，在普通犯人监禁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黑人觉醒运动组织之间发生了冲突，有数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遭到了殴打。另外，一大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被监狱当局指控，审判将在罗本岛行政法庭进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岛外请了一位律师来处理这个案子。尽管我没有亲眼看见这次冲突，但是，我仍然被邀请作为人格证人参加审判。当然，这不是一个好差使。虽然我非常愿意为我们的同志提供证词，但是，我不想采取会使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黑人觉醒运动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的任何行动。

我认为，我在监狱内的角色不仅仅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而且也是团结的促进者、忠诚的中间人以及和平的使者。我不愿意在这次争端中袒护任何一方，甚至是我自己的组织。如果我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作证，那将危及我在不同党派之间进行协调的可能性。如果我要竭力维护团结，我就必须担当起协调员的职责，尽管这可能会导致我自己的某些同事因此而疏远我的后果。

因此，我决定不去作证。我的这个决定使我的一些同事感到失望，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足以使他们产生不满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必须让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人明白，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81...

当局只顾对付这些年轻的“雄狮”，而或多或少地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在石料场进行的消极怠工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我们要求彻底结束一切体力劳动。我们要求得到的权利就是，要做对我们的时代有用的事情，例如研究或学习一门手艺。我们甚至不想去石料场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但我们也仅仅是在我们自己的人中间谈谈而已。在1977年年初，监狱当局宣布结束体力劳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在监禁区打发我们的日子。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些在院子里干的活儿，但是，这不过是一块掩盖他们“宣布投降”的遮羞布。

这个胜利是我们不停地进行抗议和当局的后勤管理跟不上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监狱当局一般是每三个囚犯配备一名狱警。在索韦托事件的囚犯到来之前，狱警的人数就显得不够用，而富有造反精神的年轻学生来到岛上之后，就需要更多的人对他们进行管理。他们是那么勇敢，似乎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狱警才能应付得过来。如果我们都在自己的监禁区里，这样就只需要较少的狱警。

对我们来说，体力劳动的结束是一种解放。现在我可以读书、写信，与我的同志们讨论问题，或者处理法律文件。自由时间允许我去追寻我在罗本岛养成的最大的业余爱好：收拾菜园和打网球。

要在监狱里存活下去，你必须要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满足的办法。你可以通过许多办法去实现这种满足，例如：洗衣服，使自己的衣服特别干净；打扫走廊，使走廊上没有一点儿灰尘；收拾自己的牢房，使自己的牢房尽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一个人在监狱外干大事会感到自豪，而在监狱内干小事同样会感到满足。

几乎自从我在罗本岛上开始服刑，我就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在院子内开辟一个菜园子。几年中，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不过，最终他们总算同意了，我在对面的墙根处开垦了一片狭长的小块土地，搞了个小菜园。

院子内的土地非常干旱，而且有很多石块。院子是用废渣垫起来的，为了开辟菜园，我必须把大量的石块挖出来，使植物有生长的空间。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志与我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因为我白天在石料场挖石灰石，而业余时间又在院子内挖石头。

监狱当局为我提供了种子。开始，我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第一茬收成不怎么好，但后来收成很快增加了。当局并没有为允许我开辟这个小菜园而感到后悔，因为这个小菜园绿色满园之后，我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

虽然我一直喜欢种植蔬菜，但是直到我被关进监狱后我才能够得到一小块土地种植蔬菜。我第一次在菜园里种菜是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那里，作为大学要求体力劳动的一部分，我曾经在我的教授的一个菜园里劳动过。作为脑力劳动的一种调节，我喜欢与土坷垃打交道。到了约翰内斯堡后，一开始是学习，然后是工作，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去施展我的园艺才能。

我开始订购种植蔬菜和园艺方面的书籍。我学习了各种种植技术和施肥技术。但是，我没有那么多书中介绍的材料，只能通过试验并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学习种植技术。有一段时间我想种花生，用了不同的土壤和肥料，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这是我遭遇的唯一一次失败。

对我来说，种植蔬菜是监狱中为数不多的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之一。先是播种、观察各种植物的生长，然后是照料植物，最后就是收获。这样的劳动过程可以提供一种简单但是经久的满足。作为这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它为我提供了一点自由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把菜园作为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象征。一位领导人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菜园，他也要播种、看护、耕作，最后才能去收获。像一个园丁一样，一个领导人必须对他所培育的东西担负起责任。他必须关心自己的工作，要驱赶敌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东西、除掉不应保留的东西。

我给温妮写了两封信，介绍一棵长得特别漂亮的番茄。我告诉她，我如何精心地侍弄它，从播种一直到长成一棵结出深红色果实的大番茄树。但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或缺乏护理，那棵番茄开始凋零、枯萎，而我对此却毫无办法。当它最终枯死的时候，我小心地把它从地里拔出来，洗干净后“埋葬”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

我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这个小故事，不知她是否读懂了那封信。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那棵番茄一样枯死，但是，我又感觉没有能力培养我们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关系。对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时你是无力回天的。

结束人工劳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我的体重增加了。尽管我们在石料场很少干得满身是汗，但是，来回步行去石料场足以使我保持着原来那修长的体形。

我一直认为，体育锻炼不仅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对心情平和也非常关键。以前，很多时候我只能通过击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气愤和驱赶烦恼。锻炼能消除紧张，而紧张是心情平静的敌人。我发现，当我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会好，而且脑子也好使。因此，锻炼成为我生活中雷打不动的活动。在监狱里，有一种驱除烦恼的方式是绝对重要的。

就是在罗本岛上，我仍然坚持我以前的拳击训练模式，从礼拜一到礼拜四，我坚持跑步和体能训练，然后，休息三天。礼拜一到礼拜四早晨，我在牢房里跑45分钟，然后做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50个下蹲运动和其他各种体能训练活动。

在我给孩子的信中，我经常督促他们坚持做锻炼，参加像篮球、足球或网球之类的快速体育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烦恼。尽管我在督促我的孩子们坚持身体锻炼方面不能算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仍然设法影响我那些更不愿意活动的同志去参加锻炼。对于我这个年龄的非洲人，锻炼身体通常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一种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瓦尔特早上也开始在院子里跑上几圈。我知道有些年轻同志看我在那里锻炼，他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那个老年人能锻炼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们也开始锻炼。

从一开始与监狱外的探视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者见面时，我就在强调为我们提供适当的锻炼时间和设施的重要性。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下，我们才得到了像网球和乒乓球台这样的运动设施。

在我们停止了石料场劳动的同时，一位狱警主张把我们的院子改造成一个网球场。院子的大小倒是正合适。于是，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把水泥地面涂成绿色，然后，按照传统网球场的样子画上白线。几天后就拉起了球网，我们突然在前院里有了自己的温布尔登球场。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打过几次网球，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网球手。我的正手相当有力，而反手却比较弱。但是，我打网球是为了锻炼身体，并不是为了追求风度。这是取代来回去石料场步行的最好的、唯一的一种运动方式。在我们监禁区中，我是第一批打网球的人之一。我是一位后场网球手，轻轻一抽就可以过网。

结束体力劳动后，我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书现在都读透了。当我所学的那几门课程被取消的时候，我仍然在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就开始攻读这个学位，学习权利被剥夺了四年，这将毫无疑问地使我在攻读这个学位时花费更长的时间。

但是，中止学习权利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使我阅读了许多其他的书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学习权利，我就不会阅读这么多的书。现在，我对小说也十分感兴趣，而不是仅仅钻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供我随便挑选书籍的图书馆。我们看了许多不易记忆的神话小说、侦探小说和少量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著作。政治书籍是被禁止的，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都是绝对不准读的。要借阅一本书名里头有“红”这个字的书，哪怕是《小红帽》，都会被审查官拒绝。尽管H. G.威尔斯写的《星球大战》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也由于书名中有“大战”二字而被拒绝。

开始，我想阅读一些关于南非的书或由南非作家写的书。我阅读了纳丁·戈迪默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到了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我还读了许多美国小说，印象特别深的是约翰·斯坦贝克写的《愤怒的葡萄》。我发现，该书中描写的移民的困境与我们南非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相似。

我多次反复阅读过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尽管书名中有“战争”二字，但是，这本书却允许阅读）。我特别喜欢关于库图佐夫将军的描写，俄国宫廷中的每个人都低估了他。库图佐夫之所以打败了拿破仑，正是因为他没有被宫廷大臣们那种目光短浅的观点所动摇，并在对他的将士和人民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这就又一次提醒我，一个人要想真正领导他的人民，那么他必须真正地了解他的人民。

82...

在索韦托学生暴动之后，我得知温妮与我的老朋友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一起参与了“黑人父母联合会”的活动。该联合会是一个与当地专业人士和教会首脑有关的组织，他们对学生起到帮助和中间调解人的作用。当局像担心年轻造反派一样，对父母联合会也十分担心。8月份，学生暴动后不到两个月，温妮被依据《国内安全法》逮捕，并未经指控就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她在那里被关押了5个月。在这期间，我能给她和我的两个女儿写信，表示我对她们的支持和休戚与共的情感。对于她被关押，我感到非常苦恼，尽管这次她显然没有受到虐待。12月份被释放后，她更坚决地投入到斗争事业中去。

尽管被禁止活动，温妮决心从哪儿跌倒还从哪儿站起来，当局为她在索韦托年轻激进分子中有那么高的知名度而感到吃惊。他们试图削弱她的影响，并采取了厚颜无耻的行动：对她实行国内流放。1977年5月16日夜间，多辆警车、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奥兰多西我们的房子外面，他们把我们的家具和衣物装上了卡车。这一次，温妮并没有被逮捕、拘留或审问，她被流放到自由邦的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上。我从凯西那里得知了详细情况，而他是从一个来探视的叫辛杜的牧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布兰德福特大约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250英里处，在自由邦布隆方丹的正北面。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温妮、津泽和她们的衣物都被扔在一座三间式锌皮顶的铁皮房子前面。这座房子位于布兰德堡一个荒凉的非洲人居住的乡镇上，是一个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生活在当地白人农场主的控制之下。温妮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当地语言是塞索托语，温妮不会讲这种语言。

她的新处境使我感到悲伤和愤怒。当她在索韦托的家中的时候，我至少能想象她在厨房里做饭和在休闲室里阅读的情景，我还能够想象她在房内醒来时的身影。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也是我感到安慰的源泉。在索韦托，即便是她被禁止活动，周围也有朋友和亲属。而在布兰德福特，她和津泽却是孤立无援的。

我在去布隆方丹的路上走过那个乡镇，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注意它。在到处充满了贫穷和荒凉的地方，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记忆的。当时我不知道布兰德福特802号这个地址有一天对我来说会是如此的熟悉。我又一次感觉到，似乎温妮和我同时都被关进了监狱。

通过温妮的来信，我知道她们在布兰德福特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她们没有取暖设施，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乡镇上没有商店，而镇上的小卖部对非洲顾客都是充满敌意的。大多数白人讲南非荷兰话，并且十分保守。

温妮和津泽一直处在警察的监视下，并且经常遭到他们的骚扰。几个月内，津泽被安全警察的恐吓搅得十分烦恼，但津泽并没有遭到禁止。9月份，在温妮的律师们的帮助下，我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请，要求禁止布兰德福特的当地安全警察对我女儿进行骚扰。书面材料递交给了法官，描述了警察闯入房间对津泽进行恐吓的详细情况。法官认为，津泽应该在安静的状态下接受探视者。

温妮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赢得了镇上人们的好感，其中也包括周围的一些有同情心的白人。她在“反饥饿组织”的帮助下向镇上的人提供食物，还为镇上的儿童兴办了一个托儿所，并募集资金，在很少有人见过医生的地方建立起了一家诊所。

1978年，泽尼与斯威士兰的索布胡萨国王的儿子图布姆兹王子结了婚。泽尼是我的第二年轻的女儿，也是我与温妮生的第一个孩子。那时，他们两个是在学校里认识的。由于身陷囹圄，我无法履行一个父亲的传统责任。按照我们的风俗，新娘的父亲必须与没过门的女婿谈一次话，对他的前途作出评价。他还必须确定送多少聘礼，然后要新郎亲自送到新娘的家中。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女方的父亲必须把女儿交给新郎。尽管我对新郎没有任何不放心的地方，但是，我请我的朋友和法律顾问乔治·毕佐斯代替我履行了父亲的职责。我请乔治与王子谈一下，问问他打算如何照顾我女儿。

乔治在他的办公室里与王子见了面，然后安排在罗本岛上与我商量此事。由于泽尼不到21岁，在法律上我必须同意她结婚才行。我在咨询室与乔治见了面，他看见一个狱警和我在一起而感到吃惊。我解释说，这是按规定办事，因为这次被认为是家人探视，而不是一次法律访谈。我开玩笑地对乔治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对我的警卫人员保守秘密。

乔治对我说，两个孩子如何互相爱慕，我未来的女婿又是如何有前途，等等。他的父亲索布胡萨国王是一个开明的传统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当乔治转告我新郎家所提的条件时，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新郎是斯威士兰的王子。我让乔治转告新郎，他要娶的也是一位泰姆布的公主。

泽尼成为斯威士王室的成员有许多好处：她立即被授予了外交特权，可以随便探视我。那年冬天，她与图布姆兹结了婚之后，他们一起来看我，还带着他们的新生女儿。由于王子的社会地位，我们被允许在咨询室里相互见面，而没有用那个用墙和玻璃隔离开的探视室。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当他们走进咨询室的时候，那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时刻，我站起身来，当泽尼看见我的时候，她把她的小女儿递给丈夫，穿过咨询室来拥抱我。自从她大约与她自己的女儿那么大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抱过我这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经历，时间似乎就像科幻小说中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自己的孩子就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我又与我的女婿拥抱，他把我的小外孙女递给我，在整个探视期间，我再也没有把她放下过。用我一双长期以来一直在握着镐头和铁锹的粗糙的大手托着那么脆弱、那么柔软的新生婴儿，是那么令人由衷地高兴。我想，任何一个男子汉抱着一个婴儿时，都不会比那天的我更高兴。

那天见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给小外孙女起个名字。在南非，由外祖父起名是一种风俗习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扎孜蔚，意思是“希望”。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在监狱里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现在，我也决不会放弃希望。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是南非新一代的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种族隔离将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这就是我的梦想。

83...

我不知道索韦托动乱之后到底是监狱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是监狱外我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1976年以后的一两年里，我一直处于朦胧、怀旧的心绪之中。在监狱里，一个人有许多时间回忆过去。可以说，记忆既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仇敌。我的记忆把我带到了一个既大喜又大悲的时刻。我梦中的生活非常富有，我似乎在重新经历过去的那些令人高兴和令人悲伤的旧时光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夜晚。

我做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在梦中，我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不过，那个监狱并不是罗本岛，而是在约翰内斯堡。我走到进入市区的大门之外，发现没有人迎接我。事实上那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人，没有汽车，也没有出租车。然后，我开始步行去索韦托，我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奥兰多西，然后转弯来到了8115号，最后我看到了我的家。但是，那里却是一座空房子，是一个鬼屋，所有的门和窗子都敞开着，但却一个人也没有。

不过，并不是我所有被释放的美梦都是那么黑暗。1976年，我给温妮写信，向她诉说了一个比较愉快的梦：

2月24日夜里，我梦见开着车回到了8115号，发现房子里有许多青年人在跳摇摆舞和银莫巴舞。我的突然到来使他们感到非常吃惊。有人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其他人则悄悄离去，我看见，卧室里同样挤满了家人和关系密切的朋友。你正在床上休息，马卡托（我儿子）看上去很年轻，正面朝着墙躺在那里睡觉。

可能我在梦中回想起了1956年12月份那两周的情景，当时马卡托才6岁，我把马库鲁（艾韦琳的母亲）一个人留在家中。当时，马卡托与他母亲还住在奥兰多西，但是，我回家前几天，他来到了他姥姥的身边，并睡在了我的床上。他非常想念我，睡在我的床上一定能多多少少地减少他对我的思念之情。

我在详细叙述那些愉快时刻并感到幸福的同时，也为因我不在家经常给我的家庭带来痛苦而感到懊悔。下面是我在1976年写的另一封信：

当我2月25日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正在像往常一样地深深思念着你和孩子们。这些天来，我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想念你们母子，也想念母亲和亲朋好友们。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如何一直在思念，并且实际上经常想象使你身心保持良好状态的所有的一切，其中包括每天都要说的那些充满深情的话和使别的女人灰心丧气的那些令人恼火的事……我甚至还记得，有一天，当你正怀着津泽的时候，你在费力地修剪指甲。我现在满怀羞愧地回想这些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我本应该替你去做。不管我是否意识到了这些事情，我的看法是，我尽到了我的职责，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现在由于你的身体状况而面临的一切困难都只能由你一个人承担。我唯一的安慰是当时我所过的那种生活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去想这些事情，也不知道我回去的时候，情况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美丽的照片仍然悬挂在我的左肩上方2英尺高的墙上，我每天早晨都仔细地把上面的灰尘拂去，这样做能使我感到高兴，就像以前我正在对你爱抚的感觉一样。我甚至用我的鼻子去触你的鼻子，以便重新感受过去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在我的血液中产生的那种通电的感觉。诺利莎的照片正对着我在桌子上放着。当我得到这样两位漂亮的女士的脉脉注视的时候，我的情绪怎么会低落呢。

诺利莎不是我的家庭成员，但我一直保存着她的照片。我在1976年给我女儿津泽的信中透露了有关她的身世的秘密：

顺便告诉你，你母亲告诉过你关于我的牢房中那个来自安达曼群岛的女士诺利莎的事情吗？她曾一直与你、泽尼、恩丁迪、南迪、曼拉（后三位是我的孙子、孙女）、马基和你母亲做伴。这是你母亲很少向你们提及的一件事，因为她在某些程度上把俾格米美女当做情敌了，几乎不会怀疑我是从《国家地理》杂志上把她的照片裁下来的。

当我自由散步的时候，我不停地思念着那一天。我一遍又一遍地幻想着，自己可能做些什么。这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最好的办法。我于1976年再一次把这些白日梦写在了纸上：

我希望能开着车拉着你进行一次很远很远的旅行，就像我在1958年6月12日所做的那样。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更喜欢我们两个单独旅行。我离开你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我回去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你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自由自在地开着车与你在一起，使你有机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看南非的美丽景点，看一看那些绿草和树木、鲜艳的野花、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在草原上吃草的动物，并能与沿途我们遇见的那些淳朴的村民聊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是你父母安息的地方。我希望，他们互相靠着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样，我就能向使我可以像现在这样愉快而自由的人表示敬意。也许，这些年来我很想告诉你的这些故事就是从这里作为开始。这种气氛可以使你的耳朵更灵敏，并使我把精力集中在吸引人、启迪人和有建设性的那些方面。然后，我们就停下来，然后接着去穆帕卡尼斯瓦和诺塞凯尼（我的父母）居住的地方，那里的环境也是同样美好。我相信，当我驾车回到8115号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将更加饱满，意志将更加坚定。

20世纪70年代初，当局开始允许我们接收直系亲属的照片，温妮给我寄来了一个影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收到温妮、子女或孙子、孙女的照片，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贴在影集里。我珍视这本影集，通过它，我就可以随时看到我所爱的人了。

但是，在监狱里，任何权利的获得都会伴随着烦恼。尽管我被允许接收照片和保存影集，但是，狱警们却经常搜查我的牢房并没收温妮的照片。最后，当局终于不再没收照片，我也最终整理好了我的影集。影集厚厚地集了一本，其中有全家所有人的照片。

我不记得谁是第一个请求借我的影集的人，但肯定是我们监禁区的人。我高兴地借给了他，随后还有两个人也曾经借过。很快，许多人都知道我有一本影集，因此，就连F区和G区的人也来借阅我的影集。

一般情况下，F区和G区的人很少有人探视，甚至很少有人来信，拒绝让他们通过这个窗口观察外面的世界未免有点儿太吝啬。但是，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那本宝贵的影集被弄得破旧不堪，并且有许多绝版照片被人取走了。这些人在他们的牢房里见到某些个人的东西就会引发绝望的情绪，因而无法控制自己。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我就会下决心重新整理一本影集。

有时候，人们仅仅是向我要一张照片，而不是整个影集。我记得有一天，一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人给我带来了食物，并把我拉到一边说：“马迪巴，我想要一张照片。”我说：“好啊，就给你一张。”“什么时候给？”他十分直率地问。我回答说，我可以在周末给他。这似乎使他感到满意，于是就想离去，但是，他忽然又转身说：“注意，不要给我老太太的照片。你要给我一个年轻姑娘的照片，津泽或泽尼的照片。记住了，不是老太太的照片！”

84...

1978年，经过将近15年要求听新闻广播和读报的权利的斗争终于有了结果，监狱当局向我们作了妥协。他们开始为我们提供自办播放新闻的服务，但仍然不允许我们得到报纸和听新闻广播。他们所提供的所谓服务，只是每天通过监狱内部的播音系统广播一下经过筛选的新闻摘要。

这种新闻广播既不客观也不全面。岛上的几个信件审查员只是通过其他的每日新闻编一个简单的新闻摘要。所以，播放的内容针对政府来说都是好消息，而对政府反对派来说则是坏消息。

第一次广播以关于罗伯特·索布克韦之死的报道开始，其余的早期报道则大都是关于伊恩·史密斯的军队在罗得西亚打了胜仗和在国内拘留政府反对派的新闻。尽管全是歪曲事实的报道，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得到这些新闻。从字里行间去解读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并且，我们还可以根据明显的删节进行种种猜测。

那一年，我们通过内部消息得知，P. W.博塔已经接替约翰·沃斯特出任总理。狱警没告诉我们的是，沃斯特的辞职是媒体揭露信息部滥用政府基金这一丑闻的结果。除了知道博塔一直是一位霸气十足的国防部长并曾经在1975年支持军事入侵安哥拉之外，我对他并没有多少了解。我绝对不认为他会是一个改革者。

我刚刚看了一本沃斯特的官方自传（这是一本不在监狱图书馆收藏之列的书），发现他是一个肯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代价的人，并且曾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德国而进过监狱。对沃斯特的下台，我们一点儿都不感到惋惜，因为他把反对自由的战斗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就是没有这种经过删改的广播新闻，我们也能知道当局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得知，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于1975年取得了解放斗争的胜利，从而成为拥有革命政府的独立国家。时代的潮流正在冲刷着南非的路。

随着岛上开放程度的提高，我们此时也有了自己的电影院。我们几乎每周都能在与我们的走廊相邻的大房间里通过挂在墙上的一面床单凑合着看电影。后来，我们有了正规的银幕。电影是一种奇妙的娱乐方式，对凄凉的监狱生活来说无疑是一种逃避。

我们最初看的电影都是好莱坞的无声、黑白动作片和美国西部片。这些电影甚至是我们之前那个时代的产品。我记得其中有一部电影是《佐罗的面具》，影片中有一个闯荡江湖的道格拉斯·范朋克斯（佐罗扮演者）。这部电影是1920年拍摄的。当局似乎有些偏爱历史电影，特别是对有严肃道德寓意的电影更是偏爱有加。我们看过的早期电影现在都已经拍成了彩色片，并且都配上了音，像由查尔顿·赫斯顿主演摩西的影片《十诫》、尤·伯连纳主演的《国王和我》、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埃及艳后》。

我们对《国王和我》一片十分感兴趣，因为它描写了东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似乎说明，西方有许多东西需要向东方学习。对于《埃及艳后》大家是有争议的，我们许多同志对埃及王后由一个黑头发、紫眼珠的美国女演员扮演有异议，这不仅仅是个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坚持认为，该电影是西方宣传的一个例证，他们企图抹杀克利奥帕特拉是一个非洲女人这个事实。我向他们讲述了我去埃及时，曾亲眼见过年轻、黑肤色的克利奥帕特拉的漂亮雕像。

后来，我们也看到了黑人影星演的南非本土电影，我们以前都知道这些黑人影星。在那些夜晚，我们那个简陋的剧院里回荡着喊叫声、口哨声和欢呼声，有时是在为一位老朋友出现在银幕上欢呼。随后，我们被允许自己选择看纪录片。我喜欢纪录片，从此之后，我开始跳过传统电影（但我绝不漏过片中有索菲亚·罗兰的任何电影）而选择看纪录片。纪录片要从国家图书馆租用，通常由阿迈德·卡特拉达挑选，因为，他是我们监禁区的图书管理员。我看过的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次大海战的纪录片，它对我影响很大。这部纪录片展现了被日本人击沉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威尔士王子号”的特写，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温斯顿·丘吉尔听说英国舰艇被击沉而流泪的那个镜头。这个镜头在我脑海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向我展示，有时一个领导人也可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自己的悲伤，而这并不会影响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我们还看过一个关于长期存有争议的美国摩托车俱乐部——“地狱天使”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把地狱天使们描写成为一群不顾后果、崇尚暴力和反社会的人，而把警察们描绘成正派、正直和值得信赖的人。当电影结束时，我们立即开始讨论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大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批评地狱天使们无法无天的举动。但是，一位名叫斯特里尼·穆德雷的黑人觉醒运动组织的年轻成员站起来，谴责大家看问题脱离了时代这个具体条件。因为，摩托车骑手代表的是1976年反抗当局的索韦托学生。他还责备我们就像影片中的右翼当局，属于落后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代表摩托车骑手。

斯特里尼的责备引起了轰动，许多人起来谴责他，认为地狱天使们没有辩护的余地，把我们的斗争与这帮反社会分子相比拟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种侮辱。但是，我对斯特里尼所说的话进行了思考，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仍然为他进行了辩护。即使地狱天使们冷漠无情，并且他们都是令人讨厌的反叛者，但是，他们针对的却是统治者当局。

我对地狱天使并不感兴趣，但是正如斯特里尼认为的那样，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我们的革命意志是否出了问题。我们被关在监狱里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5年，而我自己则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将近18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的危险就在于思想已经僵化。监狱在这个转动着的地球上是一个静止点，在世界滚滚向前的同时，我们在监狱里很容易停留在原来的地方。

我一直努力接受新的思想，从不拒绝接受任何新的或不同的观点。在岛上的那些岁月里，我们始终就我们的信仰和思想不断进行对话，并就此开展辩论和提出问题，因而使我们的信仰和思想得到了净化。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停滞不前，我们的思想已经有所进步。

尽管罗本岛越来越开放，但仍然没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改变自己的看法。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怀疑我们总会有一天将获得自由。我们也许受制于某个地方，但是，我们深信世界将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转动，而不是背离我们而去。这部影片又一次提醒我，当有一天我真的走出监狱时，我不想成为一块年代久远的政治化石。

经过了漫长的15年之后，当局终于于1979年通过岛上的内部广播系统宣布，从此之后，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享受一样的伙食标准。但是迟到的正义就像被否定的正义一样，一种如此滞后、如此勉强宣布的改革似乎并不值得庆祝。

所有的囚犯早晨都可以得到同样多的糖：一调羹半。但是，当局并非仅仅给非洲人增加定量，而是在为每个非洲人增加半调羹糖的同时，少给了每个有色人和印度人半调羹糖。没有多长时间，非洲囚犯早晨开始有了面包，但是，并没更多的改善。几年以来，我们狱友之间一直把分得的面包集中起来，然后再共同分享。

我们的伙食在前两年就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并不能归功于当局。在索韦托暴动之后，当局作出了决定，罗本岛将成为关押南非“治安囚犯”的专门监狱。普通囚犯的数量大幅度地减少。结果，政治犯第一次被分派到伙房工作。政治犯一进伙房，我们的伙食马上有了改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饭的技术更高超，而是因为偷拿食物的现象立即得到了制止。新的炊事员们不再克扣我们的食物或用我们的食物贿赂狱警，而是把我们应得的那份口粮全部分给了我们。蔬菜的数量更多了，我们的汤中和菜中也有了肉味。只有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多年来应当吃到的是怎样的伙食标准。

85...

1979年夏季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打网球，我的对手打了个让我很难接的斜线球。当我快速地横向移动去接球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右脚跟痛得很厉害，使我不得不停下来。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走路时就一瘸一拐的。

我在岛上找一个医生为我做了检查，他认为我应该去开普敦找一个专家看一看。监狱当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害怕我们死在监狱里，果真如此，他们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尽管在正常情况下，我和别人都希望去开普敦，而作为一名囚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戴着手铐被放在船上的某个角落里，周围有五个全副武装的狱警看管着。那天海浪很大，船颠簸得很厉害，当船行驶到罗本岛与开普敦之间的半路上时，我感觉我们的船有倾覆的危险。在两个按年龄足以充当我的孙子的年轻狱警后面，我发现有一件救生衣。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翻船，我会在这个世界上作最后一次孽，越过两个狱警先抢到那件救生衣。”但是，船最后并没有翻。

在码头上，有更多的狱警在迎接我们，另外还有少量围观的群众。当那些普通市民看到一个服刑的囚犯在他们面前走过时，脸上露出了惧怕和厌恶的表情，看到这种情形，使我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污辱。我真想躲藏起来，但是却又无法躲藏。

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问我以前脚跟是否受过伤。事实上，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时曾经伤过脚。一天下午，我正踢足球，就在我抢球的时候，感觉我的脚跟像烧灼一样疼痛。我被弄到了当地医院，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医院看病。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没有非洲医生，找白人医生看病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

福特黑尔的医生检查了我的脚后跟，他说我需要动手术。这个诊断结果使我十分恐惧，我生硬地告诉他，我不让他给我动手术。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我认为找医生看病就不是男子汉，接受治疗就更不用说了。“随你自己的便，”他说，“但是，当你年龄大了的时候，这个病肯定会给你带来麻烦。”

开普敦的外科医生用X光对我的脚后跟做了检查，发现里面有碎骨片，这些碎骨片可能自从我在福特黑尔大学时就已经存在。他说，他要通过局部麻醉把碎骨片取出来，这一次我立即就同意了。

手术很顺利。当做完手术后，医生告诉我如何注意保护我的脚后跟，他的话被狱警负责人野蛮地打断了，那个狱警负责人说我必须立即返回罗本岛。外科医生对此非常生气，他以极其威严的语气说，曼德拉先生必须在医院里住一夜。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我离开医院。那个狱警负责人被镇住了，只得默然同意了医生的意见。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正规医院里住了一夜，这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护士们一直在为我跑前跑后。那天夜里，我睡得很好。第二天早晨，一伙护士走进我的病房说，我应该穿医院发的睡衣睡裤和病号服。我向她们表示感谢，并告诉她们，我所有的同志们都会因此而羡慕我。

从另一方面说，我认为这次来开普敦也是有启示意义的。因为，在医院里，我感受到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医生和护士都对我很好，似乎他们平生一直都在平等地对待黑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不同的感受，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鼓舞。我再一次坚定了我长期坚持的“教育是偏见之敌”的信仰。这些人都是科技人员，而科技是不分种族的。

我唯一的遗憾是，在我去医院前没能有机会与温妮联系。报纸上出现了谣言，说我快要死了，她为此十分担心。但是，当我回到岛上的时候，我立即给她去信，消除了她的担忧。

1980年，我们拥有了购买报纸的权利。这虽然是一个胜利，但是，正如司空见惯的那样，每得到一个新的权利，里面都会包含着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新的规定要求，A类囚犯可以每天购买一份英语报纸和一份南非荷兰语报纸。但问题是，如果A类囚犯被发现把报纸给了非A类囚犯看，那他将丧失购买报纸的权利。我们对这个限制提出了抗议，但是，抗议也没有用。

我们得到了两份日报——《开普时报》和《公民》，都是比较保守的报纸，特别是后者。尽管如此，监狱审查员每天都要对每份报纸进行审查，把他们认为对我们来说是不安全的文章剪掉。到我们收到这些报纸的时候，上面到处都是“天窗”。很快我们就能用《星报》、《兰德每日邮报》和《星期日时报》对剪掉的内容进行补充。但是，这些报纸却审查得更为严格。

我肯定不可能读到的一篇文章是1980年3月刊登在《约翰内斯堡星期日邮报》上的，标题是“释放曼德拉！”上面还有一个请愿书，人们可以在上面签名要求释放我和我的政治犯同志。尽管报纸上仍然禁止刊登我的照片或任何我曾经说过或写过的话，但是，这份邮报仍然发起了一场关于释放政治犯的公开大讨论。

这个主意是奥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卢萨卡想出来的。这次请愿运动是我们实施新战略的一个基础，而这一新战略将使我们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通过把这个运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可以使要求释放我们的请愿更有针对性。毫无疑问，后来成为这一运动支持者的数百万人当时还不知道到底谁是曼德拉。（有人告诉我，当邮报刊登的“释放曼德拉！［Free Mandela］”这一消息传到伦敦时，多数年轻人都认为我的教名就是“自由”［Free］。）岛上有少数人对此事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请愿运动针对某个人违背了组织的集体原则。但是，多数人则认为，这是唤起民众的一种策略。

前一年，我在印度获得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人权奖”，这是斗争出现转机的另一个证明。我当然还是被拒绝出席颁奖仪式，温妮也没得到准许，但是，奥利佛还是在我缺席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奖。我们感到，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复兴。民族长矛军的破坏战正在升级，这支军队已经更加成熟。6月份，民族长矛军战士在约翰内斯堡正南的萨索尔堡大型炼油厂实施了爆炸。同时，民族长矛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精心策划了为期一周的系列爆炸活动。炸弹在东德兰士瓦、杰米斯顿、戴维顿和新布赖顿等地的发电厂，在比勒陀利亚郊外的福尔特莱克霍尔特军事基地遍地开花。这些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很容易引起世人的注意和政府的担心。在P.W.博塔的支持下，国防部长马格纳斯·马伦将军采取了一项被称为“总攻”的政策，这是为对付解放斗争而在全国实行军事化的一项应急措施。

“释放曼德拉”运动也有它的薄弱环节。1981年，我得知伦敦大学的学生提名我作为大学荣誉校长的候选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而我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安妮公主和贸易联合会的会长杰克·琼斯。最终我得了7199票，败给了英国女王的女儿。我给在布兰德福特的温妮发了一封信，告诉温妮，我希望这次投票能有片刻把她那简陋的铁皮房变成一座城堡，使那些小房间像温莎古堡的舞厅那样豪华。

要求释放我们的运动重新让我们燃起了希望。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非洲人国民大会似乎坠入了阴影之中，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不向绝望低头。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们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无种族歧视的南非。但是，随着我们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十年，我们对一个新南非感觉到的希望又重新燃烧起来。有时，我清晨起来走出牢房，进入院子，发现那里的每一种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像海鸥、鹡鸰、小树，甚至小草的叶片，都在阳光下微笑和闪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个狭小的、封闭的世界角落的美丽。我知道，有一天我的人民和我都将会获得自由。

86...

像我父亲一样，我一直是作为泰姆布国王的参事接受培养的。尽管我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但是我仍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实践我一直被培养的那个角色的责任。在监狱里，我努力与泰姆布国王保持联系，尽最大努力去劝说他。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我的心思也经常回到特兰斯凯的那些青山绿水之中。尽管我不会在政府的劝诱下到那里去，但是，我梦想有朝一日能回到一个自由的特兰斯凯。1980年，我听说泰姆布的最高首领萨巴塔·达林迪叶波国王被特兰斯凯的首相、我的侄子K. D.马叹兹玛罢黜了王位，对此我感到十分震惊。

一群泰姆布酋长紧急要求与我见面，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当局通常愿意让我与那些传统领导人见面，因为他们相信，我越是参与部落和特兰斯凯的事务，我对斗争事业的参与就越少。

政府提升了那些传统领导人的权力以便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相抗衡。尽管我的许多同志认为，我们应该拒绝承认那些传统领导人，但我仍然倾向于对他们加以关注。做一个传统领导人还是当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这个问题在岛上引起了一场最持久、最复杂的论战：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否应该参加政府设立的机构。许多人认为这是通敌行为。我又一次想，有必要在原则和战术之间加以区别。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战术问题：我们的组织是通过参加这些机构才能更强大，还是拒绝参加这些机构才能更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还是通过参加这些机构，我们的组织才会更强大。

我在探望区的一个大房间里与酋长们见了面，他们向我介绍了他们进退两难的处境。尽管他们从内心里赞成萨巴塔，但是他们都害怕马叹兹玛。听了他们的介绍之后，我劝他们支持萨巴塔，反对马叹兹玛，因为马叹兹玛正在非法地、厚颜无耻地篡夺国王的权力。我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我却不能宽恕马叹兹玛的所作所为。我请他们转告我对萨巴塔的支持和对马叹兹玛的反对态度。

马叹兹玛也要求探视我，以便与我讨论萨巴塔和家庭问题。作为我的侄子，他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想安排这样的探视。尽管马叹兹玛声称要讨论家庭问题，但是，这样的探视无疑会引起政治后果。从马叹兹玛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的那一时刻起，我就征求过我监禁区内的最高组织机关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意见。有的仅仅耸耸肩说：“他是你的侄子，他有权来探视你。”但是，雷蒙德、戈万和凯西则坚持认为，尽管这样的探视可以被解释为家庭事务，但是，里面和外面的人都会认为这是我对一个人及其政策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马叹兹玛想来看我的原因，也是我不能接受这种探视的原因。

我理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我还是想见见我这位侄子。我也许总是过高地估计面对面探讨问题的重要性和我自己在这种探讨中能够说服对方改变观点的能力。我一直希望，我能说服马叹兹玛更改自己的政策。

最终，我们监禁区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决定，不反对马叹兹玛来岛上探视我。为了发扬民主，我们然后又就这个问题征求了F区和G区里我们的人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坚决反对。斯蒂夫·茨韦特说，这样的一次探视将在政治上帮助马叹兹玛，因此是不能接受的。斯蒂夫·茨韦特是普通犯人监禁区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他们许多人都注意到，马叹兹玛已经设法通过任命温妮的父亲——哥伦布·马蒂奇泽拉为其政府的农业部部长来拉拢我。他们说，如果马迪巴不同意他来探视，这对他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接受了普通犯人监禁区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意见，遗憾地告诉监狱当局，我不接受我侄子的探视。

1982年3月，监狱当局告诉我，我的夫人出了车祸，并住进了医院。他们了解的情况很少，我对她的情况可以说一无所知。我谴责监狱当局封锁消息，紧急要求允许我的律师来看我。监狱当局把这个消息作为一件武器，并且被证明是一件很管用的武器。我一直对我夫人的健康状况忧心忡忡，直到3月31日温妮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杜拉·奥马尔来探视，我才感到好了一些。

很快，杜拉就使我不再担心温妮了。她乘坐的车确实翻了车，但是，她一点儿也没伤着。我们见面的时间很短，当我被带回B区的时候，我心里仍然老是想着温妮，我为自己无能为力和不能帮助她而烦恼不已。

我刚回到我的牢房不久，监狱长和其他监狱官员就来探望我。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因为监狱长一般不到牢房里看望囚犯。当我刚刚站起身来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并且监狱长真的进了我的牢房，而我的牢房却几乎无法容纳下我们两个人。

“曼德拉，”他说，“我要你收拾起你的东西。”

我问他为什么。

“我们准备把你转移到别的地方。”他简单地说。

“转移到哪里去？”

“我不能说。”他回答道。

“我要求知道为什么。”他只告诉我，他接到来自比勒陀利亚的指示，要求立即把我转移出罗本岛。监狱长走出了我的牢房，然后又去了瓦尔特、雷蒙德·穆拉巴和安德鲁·木兰基尼的牢房，向他们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我的心里很不安。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到哪里去？在监狱里，一个囚犯只能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驳，但却不能违抗命令。我们既没有得到警告，也没有任何准备。我在岛上被关押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8年，难道就这样突然地离开？

我们每人发了几个大硬纸盒，以便装我们的东西。我在近20年中所积攒的全部家当用这几个纸箱就可以装得下。我们收拾了半个多小时。

当其他人知道我们将离开这里的时候，走廊里出现了一阵混乱，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向我们这些年的同志好好地道别。对监狱来说，这是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与其他囚犯结成的友谊和忠诚关系，对监狱当局根本就不算什么。

几分钟之内，我们都上了渡船，向开普敦驶去。我借着落日的余晖回头看着那座小岛，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再见到它。一个人对任何事情都能够习以为常，我就已经习惯了罗本岛。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年，虽然它不是一个家——我的家在约翰内斯堡，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能够使我感觉舒服的地方。我一直认为，改变是困难的，离开罗本岛也不例外，不管当时它是多么令人可怕。但是，我不知道在企盼什么。

在码头上，我们在武装狱警的包围下被推上了一辆闷罐车。闷罐车似乎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四个人就一直在黑洞洞的车厢里站着。我们通过了一个又一个检查站，最终闷罐车停了下来。车的后门被打开了，我们下车后摸着黑沿着水泥台阶向上走，通过几道铁门后，进入了另一个安全设施。于是，我设法问一个狱警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

“波尔斯穆尔监狱。”他说。

第十部 与敌人对话

87...

波尔斯穆尔是最大的安全监狱，它位于开普敦东南几英里处一个名叫陶凯的、由绿草坪和整齐的平房构成的繁华的白人住宅区附近。监狱本身坐落在开普敦一个十分漂亮的风景区，北面有康斯坦提亚伯格山脉，南面有数百公顷葡萄园。但是，我们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那高高的水泥墙后面，却看不到这种自然美。在波尔斯穆尔，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奥斯卡·王尔德关于囚犯称天空为蓝色帐篷的绝妙比喻的真实性。

波尔斯穆尔监狱表面上很摩登，但内里却很原始。楼房特别是监狱管理人员住的楼房既整洁又新潮，但是，囚犯住的牢房却陈旧而又污浊。除了我们几位，波尔斯穆尔监狱里的囚犯都是普通犯人，他们的待遇很差。我们被同他们隔离开，待遇也不一样。

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对周围的环境有了全面的了解。我们四人被安排在监狱的一个顶层公寓里居住。那是一个位于三楼的宽敞的房间，整个三层楼上只有我们四个囚犯。主房间干净而且时髦，是一个50英尺长、30英尺宽的长方形房间，并有单独的卫生间，里面有马桶、小便池，还有两个水池和两个淋浴头。房间里有四张正规的床，床上有床单和毛巾被。对于18年来多数时间都睡在铺着薄席的石头地板上面的我们来说，这是十分奢侈的。与罗本岛相比，我们就像住进了五星级大酒店。

我们的楼层有一个L形阳台，是一个露天的、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户外场所。白天，我们可以在阳台上活动一下。阳台垒着大约12英尺高的白色混凝土墙，因此，我们只能看见蓝天。在一个角上，我们可以看到康斯坦提亚伯格山脉的山梁，特别是那个叫“象眼”的山头。我有时认为，这个山头就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冰山之巅。

没说明原因忽然就被转移到一个新地方，这一点令人感到十分迷惘。一个人在监狱里必须做好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但是，对于这样的变化我们却从来没有料想到。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大陆上，但是，我们却感觉更加孤单。对于我们来说，罗本岛现在已经成为斗争的中心。我们从眼下尚能彼此为伴而得到一些安慰，并在我们为什么被转移的沉思中度过了几周的时间。我们知道，当局早就对我们在青年囚犯中所产生的影响而感到不满和惧怕。但是，似乎更合逻辑的理由是，我们认为监狱当局企图通过把领导班子转移出来以斩断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岛上的龙头。罗本岛本身正在斗争中变成支撑斗争事业的神话，他们要通过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消除某些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像瓦尔特、雷蒙德和我都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但是，有一件事不太好理解，那就是木兰基尼也在这次转移之列。安德鲁不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也不在罗本岛上的主要领导人之列。我们认为，监狱当局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关于我们的组织的情报时常不够准确。

我们的推测几个月后似乎得到了证实。这时，凯西也被转移到了波尔斯穆尔监狱，他的确一直是最高组织机关的成员。更重要的是，凯西一直还是我们联络工作的负责人，正是由于他所做的工作，我们才能与新的年轻囚犯进行沟通。

凯西到来几周后，还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甚至不是来自罗本岛。帕特里克·马库贝勒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也是东开普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他之前与格里菲思·穆森基签了约，成了格里菲思的入门弟子。格里菲思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律师，他曾经为许多被扣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担任过辩护律师，而于去年在德班附近遇刺身亡。马库贝勒因叛国罪被判刑20年，是从约翰内斯堡的迪普克鲁夫转到波尔斯穆尔监狱来的。原因是他在迪普克鲁夫监狱组织囚犯兴风作浪。

开始，我们对这个新来的囚犯抱有戒心，怀疑他有可能是监狱当局安插在我们中间的密探。但是，我们不久就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帕特里克是一个聪明、和蔼、勇敢的人，我们与他相处得很好。对于他来说，与一伙20年来一直在一起生活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老年人在一起生活，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现在就生活在一个混凝土世界之中，所以，我更怀念罗本岛上的自然景观。但是，我们的新家也有许多令人感到欣慰的东西。首先，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伙食远比罗本岛的伙食好，经过多少年一日三餐全是玉米片粥的生活之后，我们感到波尔斯穆尔的伙食就像是宴会，能正常地吃到肉和蔬菜。允许我们看的报纸和杂志也相当多。我们可以看诸如《时代》杂志和每周从伦敦发来的《卫报》之类的报刊，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了解世界的窗口。我们还有一台收音机，但是，只能收当地的电台，听不到我们一直想收听的BBC世界广播电台。我们可以整天随意地到阳台上活动，但是，12点到下午2点狱警们吃午饭期间却是例外。我们甚至不需要去装装样子参加劳动。我们的大房间附近还有一个小房间，那里可以当做学习的书房，里面有椅子、书桌和书架，我白天就在那里读书和写东西。

在罗本岛上，我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做锻炼，而现在，我们有了锻炼的地方。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我早晨5点起床，然后在我们的公共房间锻炼一个半小时。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锻炼内容：跑步、跳绳、仰卧起坐、俯卧撑。我的同志不喜欢早起，所以我的这些锻炼项目很快使我在牢房里成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我到了波尔斯穆尔监狱不久，温妮就来探视我。看见探视区远比罗本岛上的探视区好，并且设施先进，她很高兴。我们有一个大玻璃隔墙，通过它可以看到探视者的上半身，麦克风也远比以前的更先进，所以，我们不费劲就可以听清彼此讲的话。这样的窗子至少给你一种更加亲近的幻觉。在监狱中，幻觉可以让人感到舒服。

我夫人和家人到波尔斯穆尔监狱远比到罗本岛容易得多。这样一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对探视的监督也显得更人道了一些。温妮来探视时，通常总是由准尉詹姆斯·格雷戈里负责监视，他曾经做过罗本岛上的信件审查官。我对他不怎么熟悉，但他对我们却十分了解，因为他一直负责检查我们的来往信件。

在波尔斯穆尔，我越来越熟悉格雷戈里，发现他与普通狱警不大一样。他处世圆滑，说话和气，对温妮也很客气、很尊重。探视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会说：“曼德拉太太，你还有5分钟的探视时间。”而不是厉声喊叫：“时间到了！”

《圣经》告诉我们，先有菜园后有园丁。但是，在波尔斯穆尔，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里，种植菜园成了我最愉快的消遣，也是我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经过几周的考察，我发现我们的楼顶上整天都能见到阳光。于是，我决定在那里开辟一个菜园，并且得到了监狱长的批准。我请求监狱后勤部门给我提供了16个大油桶，并让他们把油桶锯成两半。然后，他们又在桶内装上潮湿、肥沃的土壤，制成了32个大花盆。

我种上了各种蔬菜，如洋葱、茄子、卷心菜、花菜、豆角、菠菜、胡萝卜、黄瓜、球茎甘蓝、甜菜、生菜、番茄、辣椒、草莓等。最多时，我在这个小小的“农场”里种了接近900棵植物，这个菜园远比我在罗本岛上经营的菜园要大得多。

有的种子是我买来的，有的则是监狱长芒罗准将给的，例如球茎甘蓝和胡萝卜种子。监狱长特别喜欢这些蔬菜，狱警们也给我一些他们所喜欢的蔬菜种，并且也有足够的粪肥可供使用。

每天早晨，我戴上草帽和手套在菜园里工作两个小时。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向伙房里提供蔬菜。这样，他们就能为普通囚犯做一顿特殊的饭菜。我有时也把我种的相当一部分菜送给狱警，他们通常用书包把新鲜蔬菜带走。

在波尔斯穆尔监狱，我们的问题似乎比罗本岛上遇到的问题少得多。芒罗准将是一个正派、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他特别尽职尽责地确保让我们得到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小的问题也时有发生。1983年，在温妮和津泽来探视期间，我对我夫人说，我发了一双鞋，号码太小，挤得脚趾生痛。温妮对此非常关心，并且我不久就听说，有媒体报道我的一个脚趾被切掉了。由于通信比较困难，来自监狱里的消息常常在监狱外被夸大。如果我能打一个电话，告诉我夫人我的脚没有毛病，这样的乱子也就不会发生。不久，海伦·苏兹曼被允许来探视我，她问了我关于我的脚趾的问题。我认为最好的回答就是让她看一下。我脱下袜子把脚放在玻璃墙上，扭动着我的脚趾让她看了看。

我们抱怨房内太潮湿，常常弄得我们患上感冒。而后来，我却听说南非的报纸刊登文章说，我们的牢房里发了大水。我们要求与别的囚犯进行接触，并且一直在提同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求拿我们当政治犯对待。

1984年5月，我发现还有一些令我感到欣慰的事情，这些事情似乎可以弥补所有的遗憾。有一次，温妮、泽尼和她的小女儿来探视我。准尉官格雷戈里没有带我去正常的探视区，而是让我走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没有任何隔离设施。他很客气地对我说，当局已经作了调整。从那天开始，他允许我们进行“接触性”探视了。

然后，他走到外面去找我的夫人和女儿，并单独找温妮谈话。当格雷戈里把她叫到一边和她单独谈话的时候，温妮被吓了一跳，认为我可能是得了病。但是，格雷戈里陪同她来到门口，我们两人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同一个房间，然后就相互拥抱在一起。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拥吻我的妻子。这曾是我千遍万遍地梦想的时刻，而在当时，似乎我们仍然在梦中。我拥抱着她，时间似乎不再流动。我们静静地拥抱在一起，除了我们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尽管我不想放开她，但是，我还是放开了她，去与我女儿拥抱，然后又把泽尼的小女儿放在我的腿上。算起来，我已经有21年没有碰过我夫人的手了。

88...

在波尔斯穆尔，我们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我们注意到，斗争正在加剧，敌人的镇压也同样在加强。1981年，南非国防军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办事处发动了袭击，杀害了我们13个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1982年12月份，民族长矛军在开普敦郊外建成的库伯格原子能发电厂实施了爆炸，并在全国许多其他的军事目标和种族隔离地区放置了炸弹。同一个月内，南非军队又攻击了位于马塞卢和莱索托的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前哨基地，杀害了42个人，包括十几名妇女和儿童。

1982年8月，活动家鲁思·弗斯特在她的流放地马普托打开一个邮递包裹的时候，被邮件炸弹炸死了。鲁思是乔·斯洛沃的夫人，是一个勇敢地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并曾经因此被关押了好几个月。她是一位足智多谋、有立场有观点的女士，我是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时第一次认识她的。她的死充分说明了政府镇压我们斗争事业的野蛮程度。

民族长矛军第一次用汽车炸弹进行攻击发生在1983年，攻击的目标是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一个空军情报部门。这是对政府在马塞卢及其他地方无故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军事攻击的报复，这显然表明武装斗争开始升级。当时有19人被炸死，另有200多人受伤。

杀害公民是一大悲剧事件，我对那么多人在斗争中被杀感到极度震惊。但是，我在为这些悲剧感到不安的同时，也知道这显然是决定开展军事斗争引起的必然结果。人类的错误总是离不开战争，而其代价通常是昂贵的。正是由于我们知道要发生这样的悲剧，我们作出武装斗争的决定时才会那么慎重和无奈。但是，正如奥利佛在发生爆炸时所说的那样，武装斗争是种族隔离政策强加给我们的。

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双方都在两个方面做着努力：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在政治战线上，政府实行标准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企图把非洲人同有色人和印度人分离开。在1983年11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白人选民赞成P. W.博塔关于创建一个所谓的“三方分立”议会的计划，即除了白人以外，还吸收印度人和有色人参加。这是政府为拉拢印度人和有色人并使他们同非洲人分离开所作的努力。但是，这不过是为印度人和有色人提供的一种“玩具”而已。因为所有印度人和有色人在议会中采取的行动，都受制于白人的否决权。这也是欺骗外界、让外界认为政府正在改革种族隔离体制的一种手段。博塔的骗术并没有蒙蔽住人民群众，因为1984年，80%的印度选民和有色选民都抵制参加新的议会选举。

国内出现了强大的基层政治运动组织，这些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着牢固的联系。其中一个主要的基层组织就是联合民主战线，我被提名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联合民主战线是为了协调反对1983年通过的新隔离宪法和1984年第一次投票选举“三方分立”议会的斗争而创立的。联合民主战线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联合了600多个反对隔离制度的组织，其中包括贸易联合会、社区团体、宗教团体和各地的学生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经历一次新的振兴——越来越为公众所接受。民意测验表明，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取缔了25年之久，但是，它在非洲人中仍然是最有群众基础的政治组织。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作为一个整体运动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4年，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曾向他写信表示祝贺，但是，当局拒绝把我写的信转交给他）。南非政府处在不断加大的国际压力之下，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开始对比勒陀利亚当局实行经济制裁。

几年来，政府一直派“探子”对我进行试探，开始是由克鲁格部长做我的工作，劝我搬到特兰斯凯。做这些工作并不是要进行和谈，而是企图把我与我的组织分离开。克鲁格多次对我说：“曼德拉，我们可以与你合作，但是，我们不能与你的同事合作，请你明智一点儿。”尽管我没有对这些意见作出反应，但是，他们想与我们谈话而不是想攻击我们这个事实可以看作他们真正想与我们谈判的一个序曲。

政府正在试探我们。1984年末和1985年初，两位西方著名的政治家访问了我。他们是尼古拉斯·贝泰尔爵士和塞缪尔·达什。尼古拉斯·贝泰尔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和欧洲议会的议员，而塞缪尔·达什则是乔治敦大学的法律教授和前美国国会水门委员会的公诉律师。这两次访问都是由新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批准的，他似乎是一位新型的南非白人领导人。

我在监狱长办公室会见了贝泰尔爵士。当时，室内墙上的显要位置悬挂着醒目的博塔总统的巨幅照片。贝泰尔是一位善良而开朗、身体矮小而结实的人。当我第一次会见他的时候，我拿他的体形开玩笑：“你看上去好像与温斯顿·丘吉尔沾亲带故。”我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着，他听后不由地笑了。

贝泰尔爵士想了解我们在波尔斯穆尔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我向他作了介绍。我们讨论了武装斗争方面的问题，我向他表明，放弃武力的主动权不在我们一边而在政府。我重申，我们的武力是针对顽固的军事目标，而不是针对人民。“我不会要求我们的人去实施暗杀，例如在座的这位少校。”我指了指弗里茨·范·西特尔特少校。此时，他正在监视我们谈话。范·西特尔特是一个善良的人，寡言少语，但是，听了我的言论，他开始说话了。

贝泰尔访问过后，达什紧接着访问了我。在他的访问中，我提出了作为将来南非非种族歧视的最低要求：建立一个不分故土、不分种族、一人一票选举的中央议会制的统一国家。达什教授问我，政府声明拟废除关于禁止通婚的法律和其他种族隔离法，是否使我受到某种鼓舞。“这是小问题，”我说，“与白人女士结婚或与白人一起游泳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要的是政治上的平等。”我十分坦诚地告诉达什，现在我们还不能在战场上打败政府，但是，我们却能给他们的统治制造困难。

两个美国人的来访对我而言可不能算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他们都是保守报纸《华盛顿时报》的编辑。他们似乎不是想了解我的观点，而是想证明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和恐怖分子。他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有这个倾向，而当我反复讲我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恐怖分子的时候，他们却企图通过引证马丁·路德·金牧师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力来说明我也并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告诉他们，马丁·路德·金开展斗争时的环境条件与我们的条件完全不同：美国是一个由宪法保证人人权利平等、保护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国家（虽然美国仍然存在着对黑人的偏见），而南非却是一个其宪法把不平等奉为神圣、其军队以武力对付非暴力的警察国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且一直是一个基督徒。我说，即使是基督，当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他也会被迫驱赶圣殿里的放债人。他并不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但是，他除了使用武力对付邪恶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我想，我并没有能说服他们。

面对国内的麻烦和国外的压力，P. W.博塔采取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折中措施。在1985年1月31日的一场议会辩论中，这位国家总统公开说，如果我“无条件拒绝以暴力作为政治手段”，我就可以获得自由，并且这种宽宏大量可以延伸到所有的政治犯。然后，他好像向我公开挑战似的说：“因此，阻碍曼德拉先生走上自由之路的并不是南非政府，而是他本人。”

当局一直在提醒我，政府准备提出一项关于释放我的动议，但是，我却对国家总统在议会中提出这个动议没有作任何准备。根据我的记忆，在过去十年中，这是政府第六次提出有条件释放我的建议。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建议后，便要求监狱长允许我的夫人和律师伊斯梅尔·阿尧博立即到监狱里与我见面，以便让我对国家总统的建议作出反应。

一周后，温妮和伊斯梅尔并没有获得批准。在此期间，我致信外交部部长皮克·博塔，拒绝释放我的条件，同时，我也准备公开作出反应。我急于通过作出这种反应做几件事，因为，博塔之所以提议释放我，只不过是想通过引诱我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接受的条件，从而在我与我的同志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我要向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特别是奥利佛·塔博证明，我对组织的忠诚是不容怀疑的。我还希望给政府传递一种信息，让他们知道我拒绝他们的提议是因为附加的条件，但是，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谈判，而不是战争。

博塔想把暴力的责任强加在我的身上，而我则想向世界重申，我们只是以暴力反对暴力。我想说清楚的是，如果我从监狱出来后又陷入我过去被捕时的那种境地，我将被迫继续开展我被捕之前曾经采取的各种行动。

在一个礼拜五，我见到了温妮和伊斯梅尔。礼拜天，联合民主战线大会将在索韦托雅布拉尼体育场举行，在会上，我将把对国家总统的提议所作出的反应公布于众。我不熟悉的一些狱警在监视我与温妮和伊斯梅尔的会见，当我们开始讨论我对国家总统的提议作出反应时，其中一个十分年轻的狱警插话说，只准讨论家庭事务。我没理会他，几分钟的工夫，他叫来了一个我刚刚认识的年龄大些的狱警。这位年长的狱警说，我必须停止讨论政治问题。我告诉他，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回答国家总统提议的有关国家的大事。我警告他，如果他想停止我们的讨论，他必须得到国家总统本人的指令。“如果你不愿意给国家元首打电话要求得到这种指令，”我严肃地说，“那么就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讨论。”还好，他没有再做傻事。

我把我准备的讲话稿交给了伊斯梅尔和温妮。除了对总统的提议作出反应外，我还想公开感谢联合民主战线工作做得好，并祝贺图图大主教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我强调，他的荣誉属于全体人民。1985年2月10日礼拜天，我女儿津泽在一个群情激昂的集会上宣读了我的这个讲话。二十多年来，人民群众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合法的方式听到我的声音。

津泽像她母亲一样，也是一个善于演讲的演说家。她说，她的父亲应该到体育场亲自讲话。知道是她代我演讲，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名成员。我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在我的生命停止之前，我将仍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奥利佛·塔博胜过我的亲兄弟。近50年来，他一直是我最伟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有人珍视我的自由，那么奥利佛·塔博就更加珍视，并且我知道，为了看到我获得自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

我对政府想加在我身上的条件感到吃惊。我不是一个喜欢暴力的人……只有在所有其他形式的反抗都不再适合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转向了武装斗争。要让博塔显示他与马伦、斯揣敦和沃尔沃德到底有什么不同，让他声明放弃暴力，让他自己说出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让他承认人民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让他释放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禁止、驱逐和流放的人士，让他确保人民的自由政治活动，以便人民能够自己决定将来让谁管理自己。

我十分珍视我自己的自由，但我更珍视你们的自由。自从我进了监狱之后，已有太多人牺牲了生命；因为热爱自由，已有太多人遭受了苦难。我感激他们的遗孀、他们的遗孤、他们的母亲和他们的父亲，是这些人为他们承受了痛苦。在这些漫长、孤独、荒废的年月里，不仅仅是我遭受了痛苦。在热爱生命方面，我一点也不比你们逊色。但是，我不能出卖我与生俱有的权利，我也不想出卖人民与生俱有的享受自由的权利……

在人民的组织仍然处于被取缔状态的同时，政府能给我什么自由？当我可能在某个通行检查站被逮捕的时候，政府能给我什么自由？当我亲爱的夫人仍然在布兰德福特遭到禁止的时候，政府会给我什么样的家庭生活的自由？当我必须请求被允许居住在某个城市的时候，政府会给我什么自由……当连我的南非公民身份都没受到尊重的时候，政府又会给我什么自由？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讨价还价，囚犯又怎么能谈和约……当我和你们，我的人民，还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会提供任何承诺。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分不开的。我会回来的。

89...

1985年，监狱里的医生给我做完一次常规健康检查后，我被转诊到一个泌尿科专家那里。他诊断我患有前列腺肿大，并建议我做手术治疗。他说这是普通手术。我征求家人的意见后，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在严密的安全措施下，我被转到开普敦人民医院。温妮乘飞机赶到开普敦，赶在我进行手术前看望了我。当时，还有另一位探视者，也是一位让我感到吃惊和没有预料到的探视者——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不久前，我曾给库依茨写过信，敦促他安排一次见面的机会，共同讨论一下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问题。他并没有作任何答复。但是，那天上午，他像是看望一位几天没见的老朋友一样，没有预先通知就忽然来到了医院。他总体来说是既热情又友好，多数时间我们都在开玩笑。尽管我假装把这件事当做世界上最正常的一件事，但实际上，我仍然感到吃惊。政府正在以缓慢、试探的方式希望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某些方面实现和解。库依茨的到访无疑就是一根橄榄枝。

尽管我们没有讨论政治，但我确实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我夫人的处境。8月份，就在我住院前不久，温妮不得不回约翰内斯堡接受治疗。当时，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从布兰德福特去看我或她的医生。当她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她在布兰德福特住的房子及其后面的诊所都因遭受到了火焰弹的袭击而被破坏，温妮已经没有地方安身。尽管约翰内斯堡对她来说是禁区，但是，她还是决定继续留在约翰内斯堡。她连续在约翰内斯堡住了几周，没发生任何问题。紧接着安全警察就写信通知她，布兰德福特的房子已经修好了，她必须返回布兰德福特。但是，她拒绝回去。我请库依茨允许温妮留在约翰内斯堡，不要强迫她回布兰德福特。他说，他不能作任何承诺，但是，他会实实在在地处理这件事。我向他表示感谢。

我在医院里住了几天，以便身体在手术后得到恢复。当我出院的时候，芒罗准将把我从医院里接了出来。监狱长一般是不到医院里接囚犯的，因此，我立即产生了怀疑。

在开着车返回监狱的路上，芒罗就像与我闲聊那样随便地对我说：“曼德拉，我们现在不准备把你送回到你的朋友中间去。”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从现在起，你将单独住在一个地方。”我问他为什么。他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我仅仅是服从监狱管理局的指示。”这一次又是事先既不警告又不解释原因。

我一回到波尔斯穆尔监狱，立即被带到监狱一楼的一个新的牢房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侧楼，上面还有三层。我一共有三间房子，还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一个房间可以用来睡觉，一个房间在大厅的对面，用来做书房，另一个房间可以锻炼身体。按照监狱的标准，这有点儿过于奢侈了。但是，这些房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潮湿发霉，只能见到很少的自然光线。我对准将没说什么，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他的决定。我需要时间考虑他们把我转移到这里的意图。政府为什么要采取这一步呢？

称作一次新发现或许有点儿牵强，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到几周的时间内，我悟出了把我转移到新住处的原因。我认为，这种变化也许并不仅仅是一种倾向，而是一种机会。与我的同事分开，我当然很不高兴，我也怀念我的菜园和三楼上的阳台。但是，我单独居住也为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我决定用这个机会做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开始与政府谈判。我认为，通过谈判把斗争向前推进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如果我们不立即开始对话，双方都将很快陷入镇压、暴力和战争的黑夜。单独居住无疑为我提供了一次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的机会，如果不认真地审时度势，有可能导致这种努力归于失败。

我们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历史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我们进行武装斗争也已经有20多个年头。双方有许多人已经死去。敌人强大而坚决，他们虽然拥有各种轰炸机和坦克，但是，他们一定感觉到自己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尽管我们还不算强大，但是，正义却在我们这一边。我很清楚，军事胜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双方在没有必要的冲突中使成千上万的人牺牲生命，这是毫无道理的。他们也一定知道这一点，是到了和谈的时候了。

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双方都认为，和谈是软弱和背叛的象征。没有一方会在另一方作出重大让步之前走到谈判桌前。政府一遍又一遍地声称我们是共产党恐怖组织，而他们不可能与恐怖分子或共产党人谈判，这是国民党的信条。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同样一遍又一遍地声称政府是法西斯和种族歧视主义者，除非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把军队从各个城镇撤走，否则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决定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这个决定只能在卢萨卡作出。但是，我认为谈判的程序需要先着手安排，可是，我却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与奥利佛进行全方位的沟通。我方需要有人迈出这第一步，而单独居住既为我提供了这样做的自由，又可以至少暂不让别人知道我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现在处于一种貌似受到优待实则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我的同事们与我相隔只有三层楼，但是，就像他们是远在约翰内斯堡一样，为了见到他们，我必须提出正式要求探视的申请。这种申请还必须由比勒陀利亚总部批准，常常需要几周的时间才有回音。如果得到了批准，然后我才能在探视区与他们见面。这岂不是咄咄怪事：狱友之间现在竟然也成了探视和被探视的关系。多少年来，我们一天就能谈上几个小时，现在我们却必须正式提出申请进行约定，并且我们的谈话也要受到监视。

我住进新牢房几天之后，我请监狱长安排一次这样的会见，他很快就作了安排。我们有四人参加了讨论，主要是关于我的转移问题。瓦尔特、凯西和雷蒙德对我们被分开关押感到十分气愤。他们要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我们重新生活在一起。我的反应却出乎他们的预料。“伙计们，”我说，“我认为，我们不应反对这件事。”我说，我的新牢房条件更优越，这完全有可能为所有的政治犯树个先例。然后，我又含糊其辞地说：“这可能也是出于好意。我现在的处境更便于我们与政府接近。”他们并没有怎么关心我后面的解释，我知道他们也不会关心。

对于我打算做的事，我决定先不告诉任何人，既不告诉楼上的我的同事，也不告诉卢萨卡的那些人。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集体，但政府却让这个集体无法发挥集体的作用。我没有把握或时间与整个组织讨论这些问题。我知道，我楼上的同事可能会因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而谴责我，甚至没等我的这种进取精神发挥作用就把它扼杀掉。有时，作为一位领导人，他必须在前面站出来，带领大家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并确信自己正在带领大家走上正确的道路。最后，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的孤立处境可以为我的组织提供一个借口：老人被单独关押，完全与外界断绝了联系，他的行动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

90...

从楼上搬到楼下几周之内，我就致信科比·库依茨，建议就谈判问题进行一次对话。正如以往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得到答复。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回音。我发现这件事很奇怪，并且有点儿泄气。我意识到，我必须寻找别的机会与他取得联系。1986年初，这种机会终于等来了。

1985年10月份，在拿骚举行的一次英联邦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在是否参与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制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决反对这样做。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同意组成一个“著名人士”代表团出访南非，并对制裁是否有助于结束种族隔离写出报告。1986年初，由七位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尼日利亚前军界领导人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将军和前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的带领下，肩负着实事求是的使命到达了南非。

2月份，奥巴桑乔将军访问了我，向我简要介绍了代表团访问南非的真实目的。他迫切希望我能与代表团全体团员见上一面。经政府批准，会见安排在5月份进行。代表团与我见面后将与内阁交换意见，所以我把这次会见看成是提出谈判问题的一次机会。

政府对我与代表团的会见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视。在我与代表团会见的前两天，芒罗准将探望了我，并带来了一位服装师。“曼德拉，”监狱长说，“我们希望你以平等的身份与这些人见面，不希望你穿那些破旧的囚服，因此，这位服装师要给你量量尺寸，做一套正规的服装。”这位服装师一定是个高手，因为第二天，我就试了一套已经裁剪好了的完全合体的服装。我还领了一套衬衣、领带、鞋、袜子和内衣内裤。监狱长似乎十分欣赏我的新服装。“曼德拉，你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位总理，哪像是一个囚犯。”他笑着说。

在我与著名人士代表团会见的时候，另外还有两位重要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见，他们就是科比·库依茨和监狱管理局局长W. H.威廉姆斯中将。像那个服装师一样，这两个人似乎也在那里对我“量体裁衣”。但奇怪的是，会见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走了。我请他们留下来，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要保密。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了。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告诉他们谈判的时刻到了，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坐下来谈判。

著名人士代表团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暴力问题、谈判问题和国际制裁问题等等。开始，我为我们的讨论定下了几条基本原则。“我不是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我告诉他们说，“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是卢萨卡的奥利佛·塔博。你们一定要去见见他。你们可以告诉他我是什么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不能代表我在监狱中的同事。说到底，我赞成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与政府谈判。”

代表团许多成员都非常关心我的政治倾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南非民族主义者，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承认在南非长期居住的人，不分肤色，都属于南非民族，并且我决心致力于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自由宪章》，这个宪章体现了民主和人权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蓝图。我谈到了我对白人的关注，少数白人在一个新的南非中应当有安全感。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缺少沟通造成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来解决。

他们广泛地向我询问了暴力方面的问题。尽管我还不打算正式宣布放弃暴力，但是，我尽可能地以最强烈的语言声明，暴力绝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并且不分男女，人在本性上都需要通过某种谈判达到相互理解。我再一次声明，这些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时，我建议，如果政府从各个城镇撤出军队和警察，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意停止武装斗争，作为谈判的序幕。我告诉他们，仅仅释放我，并不会阻止这个国家发生暴力或带来和平。

代表团结束与我的会见后，他们打算去见一见卢萨卡的奥利佛和比勒陀利亚的政府官员。在我的谈话中，我已经向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传递了信息。我希望政府明白，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与我们举行谈判，并希望奥利佛知道我的立场与他的立场是相同的。

5月份，著名人士代表团准备与我一个人进行最后一次会见。我很乐观，因为他们已经去过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并且我也希望已经播下了谈判的种子。但是，在我们准备会见的头一天，南非政府采取了措施，从而破坏了英联邦代表团刚刚带来的善意。在著名人士代表团计划会见内阁部长们的那天，依照博塔总统的命令，南非国防部队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基地发动了空袭和突然袭击。这完全破坏了和谈的气氛，著名人士代表团立即离开了南非。我又一次感到，我为促进和谈所做的工作遭到了挫折。

奥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南非人民举行武装暴动，人民积极响应。动乱和政治暴力达到了新的高潮。群众的愤怒失去了控制，城镇变得动荡不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日俱增。1986年6月12日，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企图捂住抗议浪潮的盖子。从表面上看，选择这个时间似乎对和谈不怎么吉利。但是，最让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常常也正是发生转机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要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当月，我给威廉姆斯将军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只是说：“我希望看到你能在国家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在一个礼拜三，我把信交给了芒罗准将。

那个周末，监狱长通知我做好准备去见威廉姆斯将军，当时他已经在从比勒陀利亚来开普敦的路上。这次会见没有按通常的模式进行。我被带到了他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住所，而不是被带到探视区与这位将军进行会谈。

威廉姆斯是一个坦率的人，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正题。我告诉他，我要见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他问为什么，我犹豫了一会儿，不想与一个监狱管理官员讨论政治问题，但是，我还是坦率地作了回答：“我想见部长，以便提出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举行谈判的问题。”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曼德拉，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不是一个政客。我不能与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然后他停了一会儿，似乎刚刚想起了什么事情。“竟然如此凑巧，”他说，“司法部长现在就在开普敦。你或许能够见到他，我会设法找他的。”

然后，威廉姆斯将军给部长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上谈了好大一阵子。放下电话之后，威廉姆斯将军转身对我说：“部长说，‘把他带到这里来。’”几分钟后，我们坐着威廉姆斯的轿车离开了他的住所，直奔部长在开普敦的住宅而去。安全保卫措施并不怎么严格，只有另外一辆车与威廉姆斯将军的车随行。这次会见安排得如此容易和迅速，这使我怀疑政府可能提前就对这次会晤作出了安排。他们是否提前作出安排并无关紧要，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朝着和谈迈出第一步的机会。

在他的官邸里，库依茨热情地欢迎我，我们在会客厅里那舒适的椅子上落了座。他对没有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换掉囚服而表示抱歉。我与他谈了三个小时，他那种机警老练和愿意倾听我的意见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并且切中要害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他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十分熟悉。他问我，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停止武装斗争？我讲话是否能在整体上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对新南非中少数民族在宪法保障方面有什么打算？他所提的这些问题切入了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分歧的核心。

如同我对著名人士代表团所作的答复一样，我以同样的方式对他提的问题也作了回答。然后，我感到库依茨希望得到某种答案。“下一步将怎么办？”他问。我告诉他，我要见国家总统和外交部部长皮克·博塔。库依茨把我的要求记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便笺上，然后说，他会通过正常渠道转达我的要求。然后，我们相互握手告别，我被送回波尔斯穆尔监狱一楼的那个单身牢房。

我很受鼓舞。我感觉到，政府正急于打破国家面临的僵局，并且他们现在开始相信，必须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此时，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对自己与库依茨的这次会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不希望在我与库依茨的会见有任何结果之前就告诉别人。有时候，必须要等到某项政策既成事实之后，才能告诉自己的同事。我知道，一旦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我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和卢萨卡的同事都会支持我。但是，在情况开始有了转机之后，反而又没了音信。几周过去了，然后几个月又过去了，库依茨没给任何回话。于是，我在心灰意冷之中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91...

尽管我没有直接从科比·库依茨那里得到答复，但是，另有迹象表明，政府正在为了让我获得另一种生存方式做着准备。在圣诞节前的那一天，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副监狱长加韦·马克斯中校吃过早饭后来到我的牢房，他非常随便地说：“曼德拉，你要不要去看看市容？”我虽然并不十分清楚他心里是什么想法，但是，我觉得说声“是”也没有什么害处。“好吧，跟我来。”他说。我跟着中校穿过从我的牢房到监狱大门之间的15道上了锁的铁门，当我们走出监狱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车正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们驱车沿着漂亮的海滨大道向开普敦驶去。他心中并没有目的地，我们仅仅是围着开普敦市转弯抹角地随意行驶着。看到人们正在从事简单的活动，这种生动的景象令人目不暇接：老人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女士们忙着去商店购物，有的人在遛狗。这些正是在监狱里的人最渴望做的再简单不过的日常活动。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来到陌生去处的好奇游客。

转了一个小时左右之后，马克斯中校把车停在了一条僻静街道上的一家小商店门前。“你想喝冷饮吗？”他问道。我点了点头，于是他进了那个小商店。我单独一人坐在那里。开始的几分钟，我并没考虑我的处境，但是，随着秒针滴答滴答地往前走，我越来越感到不安。22年来，我第一次来到了监狱外面的世界，并且没有人看管。我有一种打开车门、跳出车外并一直跑得无影无踪的幻想，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在督促我这样做。我注意到，在道路附近有一片森林，我可以在那里躲藏起来。我特别紧张，身上开始冒汗。中校去了哪里？但是，我后来控制住了自己。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先不说它有多么危险，它是不明智的和不负责任的。从整个情况来看，很可能就是人为地在让我逃跑，尽管我认为并非完全如此。一会儿，我不再感到紧张，这时我看见中校朝着车走来，手里拿着两罐可口可乐。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那天只不过是在开普敦作多次短途旅游的第一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与中校又一次外出旅游，不仅到开普敦市区，而且还去了开普敦市区周围的一些景点，游览了秀丽的海滩和漂亮而凉爽的山区。不久，一些职位更低的监狱官员也被允许带着我出去游览。与他们常去的地方之一是一个被称作“菜园”的地方，那是监狱附近的一些小农场，专门种植农作物供应监狱的伙房。我喜欢到外面的大自然之中，在那里，我能看到远处的地平线，感受太阳照射在我肩头上的美妙。

有一天，我与一位队长一同去了菜园。走进菜地之后，我们信步来到了一个马厩。当时，有两位身穿工作服的年轻白人小伙子正在那里收拾马匹。我走到他们面前，对一匹马称赞了一番，然后对小伙说：“请问这匹马叫什么名字？”那个年轻小伙子似乎很紧张，低着头没有看我。然后，他喃喃地说出了那匹马的名字。但是，他是在告诉队长，而不是告诉我。然后，我又问另一个小伙子，他的马叫什么名字，他的反应也与第一个小伙子完全一样。

在我与队长一起返回监狱的时候，我对队长说，我认为那两个小伙子的行为让人莫名其妙。队长笑了，“曼德拉，你知不知道那两个小伙子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们是白人囚犯。以前，在白人官员在场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被非洲犯人提问过。”

一些年轻的狱警带我去了相当远的地方，我们在海滩上漫步，甚至在咖啡馆停下来喝上一杯茶。在这些场合，我常常试图看一看是否有人能认出我，但是，从来没有人认识我。报纸上曾经刊登过我的照片，那还是1962年照的。

从几个方面来说，这样的游览都是有益的。我看到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后的这段时间内，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去的地方主要是白人居住区，因此，我可以看到白人生活得特别富足和安逸。尽管这个国家正处在动乱之中，并且有些城镇正处于开战的边缘，但白人的生活却十分平静，一点也没有受到打扰。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有一次，一位被称作布兰德准尉的十分文雅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他的公寓里，让我认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们。从那天之后，我每年都给他的孩子们寄圣诞卡。

我非常喜欢这些小小的冒险活动，我非常明白，当局并不是有意让我纯粹地进行消遣，而是有别的想法。我意识到，他们是在让我适应南非的生活，可能同时也想让我先熟悉一下这种有限的自由，这样我将会为了获得彻底的自由而自愿和解。

92...

1987年，我恢复了与科比·库依茨的接触。我在他的住所同他有过几次私下会晤，政府于当年年底提出了第一个具体的建议。库依茨说，政府愿意委派一个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与我单独进行讨论。并且，一切都将在总统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他本人将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成员将包括监狱管理局局长威廉姆斯将军，监狱管理处主任范尼·范·德默韦和前大学教授、时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的尼尔·巴纳德博士。前面三人都熟悉监狱系统，因此，如果谈判失败或走漏风声，双方都能够设法掩盖，完全可以说我们是在讨论监狱的条件，而不是别的什么内容。

然而，巴纳德博士的存在让我感到不安。他相当于南非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也负责军事情报。我能够向我的组织证明与其他官员谈判的正确性，但是不能证明与巴纳德谈判也是正确的。他的存在使谈判变得更为棘手，同时也意味着扩大了讨论的范围。我告诉库依茨，我将利用一个夜晚的时间对这个建议进行认真考虑。

那天夜里，我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知道P. W.博塔设立了一个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这是一个由安全事务专家和情报官员组成的影子秘密部门。根据媒体报道，他创建这个部门的目的是遏制内阁影响，从而扩大自己的权力。巴纳德博士是这个内部机构的关键人物，并且据说还是总统的门客。我想，如果拒绝巴纳德参加谈判，就会因此而疏远博塔，所以我断定这样一个策略太冒险。如果总统放弃谈判的计划，那将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早晨，我给库依茨传话，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知道，我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讲明：第一，我要在往下进行之前与我三楼上的同事沟通；第二，关键是把将要发生的情况告诉卢萨卡的奥利佛；第三，我打算给P. W.博塔起草一个备忘录，把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摆在世人面前。这个备忘录将为今后举行任何谈判列明谈判要点。

我申请与我的同事见面，让我吃惊的是，当局立即予以拒绝。这是很不正常的，因此我推测，这反映了我本人与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的前景，仍然笼罩着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我又向更高一级的官员提出了这个要求。最终当局同意了，但却附带了一个条件：我只能一个一个地分别与我的同事见面，而不是与他们全体一起见面。

我与他们在探视区见了面。我决定忽略一些细节，仅仅准备征求一下他们关于与政府谈判的意见，而不提政府实际上已经组成了谈判班子。我第一个见的是瓦尔特，我把我给监狱管理局局长写信和与库依茨见面的事告诉了他。我说，我已经与库依茨讨论了与政府开始谈判的想法，政府对此很感兴趣。然后，我问他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

我一直与瓦尔特同甘共苦，他是一个聪明而有理智的人，并且他对我也最了解。在所有的人中，我最相信他，也最尊重他的意见。瓦尔特对我告诉他的事情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能看得出，他很担心，或者说只能算是反应冷淡。“原则上讲，”他说，“我不反对和谈。但是，我希望政府主动与我们和谈，而不是我们主动与他们和谈。”

我回答说，如果你原则上不反对和谈，那么谁主动与谁谈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取得谈判成功，至于如何开始谈并没有多大关系。我告诉瓦尔特，我认为，我们应该推动和谈，不必担心谁先敲谁的门。瓦尔特看出我的决心已定，他说他不会阻止我，但是，他希望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到心中有数。

紧接着，我见到了雷蒙德·穆拉巴。我像对瓦尔特一样，全面地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雷蒙德总是少言寡语，当时，他对我所说的话考虑了许久。然后，他看着我说：“马迪巴，你一直在等什么？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应该开始这样的谈判。”安德鲁·木兰基尼的意见与雷蒙德的意见完全一致。我最后会见的人是凯西。他的意见正好相反，坚决反对而不是像雷蒙德和安德鲁那样坚决支持我的提议，他比瓦尔特还要坚决，认为主动与政府和谈，会显得我们是在有条件地投降敌人。像瓦尔特一样，他说他原则上不反对和谈，我对他给予了与给瓦尔特一样的答复。但是，凯西很固执，他认为我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不过，尽管他十分担心，但是他说他不会当我的拦路石。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奥利佛·塔博通过我的一个律师秘密捎给我的一个纸条。他已经知道，我正在准备与政府秘密地进行谈判，他对此十分关心。他说，他知道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做什么，并且没有与我的同事关押在一起。他肯定一直在想：曼德拉怎么样？奥利佛的条子很简单，但很重要：他要知道的是我打算与政府谈什么？奥利佛不会相信我会背叛，但是，他可能认为我会犯判断上的错误。事实上，他的条子的大体意思已经透露了这样的想法。

我用一封非常简短的信对奥利佛作了答复，告诉他我准备只与政府谈一件事，而且是唯一的一件事：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与政府之间举行一次会晤。我没有作详细说明，因为我不能保证这种通信方式的保密性。我仅仅说，这种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背叛组织。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几十年以来曾经呼吁过与政府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却从来也没有面对过真正的谈判。从理论上考虑谈判是一回事，而真正面对谈判则是另一回事。在我打算给奥利佛回信的同时，我也在开始起草给P. W.博塔的备忘录。我要确保也让奥利佛能理解这件事。我知道，当奥利佛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同事们看到我的备忘录的时候，他们对我偏离正确道路的担心会随之消除。

93...

秘密工作组的第一次正式会晤于1988年5月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区的一个最高档的官员俱乐部举行。尽管我认识库依茨和威廉姆斯，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范·德默韦和巴纳德博士。范·德默韦是一个沉默寡言、没有成见的人，只有当他有重要事情要说时才开口讲话。巴纳德有35岁左右，是一个极其聪明、机智而又严于律己的人。

会谈一开始，大家都有些古板，不过，后来再谈，大家讲话就自由、坦率得多了。几个月中，我几乎每周都和他们会谈。后来，间隔时间就不怎么固定了。有时一个月谈不了一次，然后，忽然又每周谈一次。会谈通常由政府安排，但有时我也要求安排会谈。

在我们早期会谈期间，我发现，除了巴纳德之外，其他会谈伙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知道的并不多。他们都是精明干练的南非白人，远比其他南非白人思想更开明。但是，他们都是南非片面宣传的牺牲品，因此有必要让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即使是巴纳德博士，他虽然研究过非洲人国民大会，但是，他的绝大多数资料都是从警察部门和情报部门的卷宗中得到的。由于搜集者们的偏见，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歪曲事实的。所以，他也同样无法避免这种偏见的感染。

我首先在简要介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方面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又介绍了我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的主要分歧所坚持的立场。澄清了这些基本问题之后，我们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某些关键问题上，如武装斗争、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的联盟、多数原则的目标和种族和解的主张等。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武装斗争问题，从各个角度讲，这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讨论这一问题。他们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首先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政府才同意正式和谈，即由博塔总统出面进行谈判。他们的论点是，暴力是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

我反驳说，政府要对暴力负责，因为总是压迫者，而不是被压迫者热衷于这种斗争形式。如果压迫者使用暴力，被压迫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暴力进行反击。就我们的情况而论，暴力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合法形式。我大胆地表示，如果政府决定使用和平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将使用和平的方式。我说：“放弃暴力的主动权在你们的手中，而不是取决于我们。”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但是，问题很快从哲学讨论转向了实践方面。正如库依茨部长和巴纳德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复强调，不会同任何提倡暴力的组织和谈。因此，如何忽然宣布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谈判而又不使自己失信呢？他们说，为了使我们能够开始谈判，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作出一些让步。这样，政府就不至于在他们自己的人民面前丢面子。

这种说法是合情合理的，我能够理解，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他们找到别的出路。“先生们，”我说，“解决你们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我的工作。”我索性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告诉他们的人，不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坐下来谈判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解决南非面临的问题。“人民是通情达理的。”我说。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联盟这个问题似乎与武装斗争一样，让他们感到棘手。国民党接受了20世纪50年代最顽固、最保守的冷战思维方式，把苏联当做邪恶的帝国，把共产主义当做恶魔的作品。我没有办法能让他们从这种错误观念中解脱出来。他们坚持认为，共产党支配和控制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所以要开始谈判，我们必须首先同共产党决裂。

我说，首先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自由战士会服从他正在与之斗争的政府的命令，或仅仅为了取悦于对手而抛弃自己长期的盟友。然后，我又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明共产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两个组织的短期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推翻种族压迫，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但是，我们的远期目标却是不同的。

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像绝大多数南非白人一样，他们也认为，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共产党人都是白人和印度人，因此，他们正在控制着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黑人。我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在政策方面是不同的，并且，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我的话似乎没能打动他们。最后，我愤怒地对他们说：“你们认为你们自己是理智的，对不对？你们认为你们自己人多势众又能说会道，对不对？那么，你们有四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你们不能左右我，或者说让我改变我的想法。是什么东西让你们认为共产党人能成功而你们则会失败呢？”

他们对国有化的思想也很担心，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自由宪章》都在支持南非经济的全盘国有化。我解释说，我们主张更合理地分配某些工业的收益，即那些已经成为垄断行业的工业部门，可能要实行国有化。但是，我们建议他们看一看我在1956年为《解放》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说，《自由宪章》不是社会主义的构想，而是非洲式资本主义的蓝图。我告诉他们，从那时起，我的这个思想一直就没有改变。

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多数原则。他们认为，如果有了多数原则，少数民族的权利就可能会受到践踏。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如何保护少数民族白人的权利？他们要求搞清楚这一点。我说，在南非历史上，没有哪个组织在努力团结南非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种族方面能比得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我请他们读一读《自由宪章》的前言：“南非属于一切居住在南非的全体人民，没有黑人和白人之分。”我告诉他们，白人也是非洲人，在将来任何形式的治理中，处于多数的民族都需要少数民族。我说：“我们并不想把你们赶进大海里去。”

94...

会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88年冬天，有人告诉我，博塔总统打算在8月底之前与我见面。（南半球的时令变化与北半球相反。）国家仍然处在动乱之中，政府在1987年和1988年两次宣布实行国家紧急状态。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在加强，有更多的公司离开了南非。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制裁南非的法案。

1987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庆祝成立75周年，并于当年底在坦桑尼亚举行了庆祝大会。当时，有5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奥利佛宣布，武装斗争将会进一步加强，直到政府准备和谈、废除隔离制度为止。两年前，在为纪念《自由宪章》诞生30周年而在赞比亚的卡布韦举行的大会上，其他种族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首次被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宣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全部领导人被从监狱释放出来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不会再与政府举行谈判。

尽管暴力仍然在到处弥漫，但国民党却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在1987年5月份举行的白人大选中，国民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了大选。情况更糟糕的是，自由进步联合党作为官方反对党被保守党所取代，这正好符合国民党人的利益，便于政府打一场以政府对黑人太宽容为主题的宣传战。

尽管我对秘密会谈持乐观态度，但是，当时仍然是一个困难时期。温妮刚刚来探望了我，她告诉我，我们在奥兰多西8115号的房子被纵火犯放火烧毁了，那里是我们结婚的地方，我也一直把那里看成自己的家。我们失去了宝贵的家庭档案、照片和纪念品，甚至包括温妮为我将来释放保留的一块结婚面包。我总是想，有一天，当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通过看到那些照片和书信就能回想起过去。但是，现在却都已经化为灰烬。监狱剥夺了我的自由，但却无法剥夺我的记忆。然而，现在我感到，某些敌人甚至企图剥夺能唤起我记忆的东西。

我患上了严重的、似乎无法摆脱的咳嗽，并且常常感觉身体虚弱，根本无法进行体育锻炼。我不断地抱怨我的牢房太潮湿，但也无济于事。一天，在探视区与我的律师伊斯梅尔·阿尧博见面期间，我感觉身体很不好，并且不停地呕吐。于是，我被带回牢房，并找一位医生为我做了检查，我很快就康复了。但是，几天后，我吃过晚饭正在牢房里待着，忽然来了几个狱警和一名医生。医生给我做了简单的检查，然后，一个狱警让我穿好衣服，说：“我们准备带你去开普敦的医院。”在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上了一辆轿车，另外有好几辆轿车和军车护送，并且至少有十几个狱警陪同。

我被送到位于斯泰伦博斯大学校区的泰格堡医院，那里属于开普敦的一个绿色富人区。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他们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当局害怕我在一所大学医院里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关注。狱警首先进入医院，把入口处的人统统赶走。然后，我被护送到一楼，当时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大厅里却有十几名武装警卫人员一字排开。

当我坐在体检室内的一张桌子旁边的时候，一位年轻而友善的医生给我做了检查，他也是这个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他检查了我的喉咙，听了一下胸部，并做了一些常规检查，不大一会儿就给我检查完了。“你什么病都没有，”他微笑着说，“我们明天就让你出院。”我正在担心我的病会影响我与政府之间的会谈，因此，我对这个诊断结果感到很高兴。

检查完后，那位医生问我是否想喝杯茶，我说好的。几分钟后，一位高个子有色人护士端着茶盘走了进来。大厅里全是武装警卫和狱警，这使她非常紧张，她慌慌张张地把茶盘放在我的病床上，茶水溅到了盘子上，她赶忙离开了大厅。

在重兵保卫下，我在那间空荡荡的病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吃早饭，有一位老医生就来看我，他是这个医院的内科主任。老医生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远没有头一天那位热情的年轻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好。他没有给我做任何常规检查，仅仅是在我胸部敲了几下，然后就生硬地说：“你肺里有水。”我告诉他，昨天那位医生已经做过检查，说我没有病。他有点儿不高兴地说：“曼德拉，你看你的肺部。”他说，我的肺部一侧比另一侧大很多，很可能有积水。

他让一个护士给他拿了一个注射器，干净利落地刺进我的肺部，很快就抽出了一些褐色液体。“你吃早饭了吗？”他问。我说没有。“那好，”他说，“我立即带你去手术室。”他告诉我，我的肺里积有大量的水，他要立即把水抽出来。

在手术室里，我被实施了麻醉。我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医生还在。我感觉有些昏昏沉沉，但是，我听他在说他从我的胸部抽出了两升液体，经过化验，发现有结核病菌。他说，我的病尚在初发期，对肺没有造成什么损害。他又说，尽管重结核病病人正常需要花六个月才能治好，但我应该有两个月的时间就能痊愈。医生还说，可能是潮湿的牢房使我患上了这个病。

我在泰格堡医院又住了六个礼拜，接受康复治疗。12月份，我被转到了康斯坦提亚伯格专科医院。这是一家位于波尔斯穆尔监狱附近的豪华医院，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黑人来这里看过病。我到了那里后的第一个早晨，科比·库依茨就来医院看望了我，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负责照顾我的副监狱长马雷少校。在我们互致问候的时候，我的早饭也被按时送到了我的病房。

由于我一直在患病，而且有高血压病史，所以院方要求我严格控制进食高热量的食物。当时，这项医嘱显然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医院的厨房，因为送来的早餐有炒鸡蛋、三片培根和几块加了黄油的烤面包。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吃到培根和炒鸡蛋了，而且我已经饿疯了。正当我准备享用那些可口的炒鸡蛋的时候，马雷少校说：“不，曼德拉，这些食物有违医嘱。”他走过来想把我的早餐盘子端走。我紧紧地抓着盘子说：“少校，很抱歉。就是这份早餐能药死我，我今天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在康斯坦提亚伯格医院安顿好后，就又开始与科比·库依茨和秘密委员会恢复了会谈。当我仍然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库依茨就说，他想让我处于半囚禁半自由的状态。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仍然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意图。因此，我只是点了点头。我当然不会那么幼稚地认为，他的建议就意味着自由。不过我也知道，这是朝着让我自由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同时，这个专科医院条件也特别好，我第一次真正喜欢在医院里慢慢地康复。那里的护士们似乎把我宠坏了。她们不是白人就是有色人，但不允许有黑人。她们额外给我送来了甜食和枕头，她们不断地来看我，甚至不在班上的时候也是如此。

有一天，一个护士对我说：“曼德拉先生，我们今天晚上准备举行一次聚会，希望你也能参加。”我说，我很荣幸参加你们的聚会，但是，监狱当局对此事肯定会有说法。监狱当局不允许我去，这使护士们很气愤。于是，她们决定在我的病房里举行聚会，并坚持说，如果我不参加，她们就不举行这次聚会。

那天夜晚，有十几位参加聚会的年轻女士，带着糕点、饮料和礼物一窝蜂似的来到了我的病房。警卫们似乎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他们几乎不认为这些活泼的年轻女士会有什么安全方面的危险。当一位警卫企图阻止某些护士进入我的病房的时候，我还开玩笑地责怪他对一位老人引起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女士的注意而心生妒忌。

95...

1988年12月份，监狱当局加强了对我的牢房的安全防范措施，值班的狱警们也比往常提高了警惕，这无疑预示着要发生什么变化。12月9日晚上，马雷少校走进了我的房间，让我准备离开医院。“上哪儿去？”我问他。他没有告诉我。我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四处寻找那些真诚的护士。我为没能向她们说声谢谢和再见而感到失望。

我们匆匆忙忙离开了康斯坦提亚伯格专科医院，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进了一个监狱，我认出这个监狱的名字叫维克多·维尔斯特。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在开普敦东北35英里处，位于美丽的老开普区一个叫做帕尔的荷兰人居住的城镇上，那里是开普省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区。这个监狱拥有样板监狱的“美誉”。我们行驶了很长一段路程，然后沿着穿过监狱后面的相当荒凉的一片密林的泥泞路来到了一座独立的、刷成白色的单层小别墅，别墅周围有混凝土墙和高大的冷杉树。

我被马雷少校领进了那座别墅，我发现里面有宽敞的客厅和与客厅相邻的大厨房，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卧室。里面虽然配备的东西不多，但很舒适。在我到达那里之前，别墅显然一直没有打扫，卧室和客厅里有各种不知哪里来的虫子、蜈蚣、猴面蜘蛛等，有的虫子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那天夜晚，我把床上和窗台上的虫子清除干净，在我将来的这个新家里睡得特别好。

第二天早上，我考察了我的新住处，发现后院里有一个游泳池，另外还有两间小卧室。我走出房间，欣赏着那一棵棵为房子遮阴纳凉的高大树木。整个去处让人感到遥远，似乎与世隔绝。唯一有损这幅田园诗般的图画的，就是墙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和出口处有警卫站岗。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一处美妙的地方，因为这座别墅可以说是介于监狱和自由之间。

那天下午，科比·库依茨来看望了我。他带来了一箱开普葡萄酒，作为为我的新家“温锅”的礼物。一个监狱官员给他的囚犯带来这样的一件礼物，对我们双方都具有讽刺意味。他非常热心，并希望核实一下我是否真的喜欢这个新家。他亲自察看了房子，唯一的建议就是房外面的墙应该加高，他说是为了不让我受到干扰。他告诉我，维克多·维尔斯特这座别墅将是我成为一个自由人之前最后的一个家。他说，这次搬家的理由是想让我有一个安闲、舒适的地方举行私下会谈。

这座别墅确实让我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可以随意睡觉和起床，愿意什么时候游泳就什么时候去游泳，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吃的也都是可口的饭菜。白天可以随便到外面走走，在我希望散步的时候去散散步，这是一种自我感到荣耀的时刻。窗子上没有铁棂子，也没有叮叮当当的钥匙，因为不再需要锁门和开锁。在那里，处处都使我感到愉快，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只是一个镀了金的笼子。

监狱为我配备了一个厨师，都叫他司沃特准尉。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情安静的南非白人，曾经是罗本岛监狱的狱警。我并不记得他曾经在罗本岛上工作过，但是他说，有时候他开着车送我们去石灰石料场，并故意开着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不过是为了让我们在车上坐不稳当。“那就是我对你们干的事。”他腼腆地说，并且笑出了声。他是一个正派的、性情十分温和的人，并且没有偏见，在我看来就像是我的一个小弟弟。

他每天上午7点过来，下午4点离开，为我做早饭、午饭和晚饭。医生为我制订了食谱，他按照食谱准备饭菜。他是一位可爱的厨师，当他回家的时候，他会把我的晚饭放在微波炉里，以便加热，微波炉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玩意儿。

司沃特准尉为我烤面包、酿造清淡啤酒和其他美味佳肴。当有人来看我的时候，他会准备精美的饭菜。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看我。他们总是称赞饭菜做得好，我敢说我的厨师让所有来看我的人都有些羡慕。当当局开始允许我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同志、联合民主战线（UDF）和群众民主运动（MDM）组织的人来看我的时候，我敢说他们就是冲着美味的饭菜而来的。

有一天，吃过司沃特先生做的精美饭菜之后，我走进厨房去洗盘子。“不，”他说，“那是我的工作，你一定要回会客厅。”我坚持说，我必须干点活儿，你做饭，我洗盘子，这是合情合理的。司沃特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最后还是让了步。他也反对我早上起来自己整理床铺，说这些活儿都是他应该干的。但是，多年来，我一直自己收拾自己的床褥，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有时，我们也从另一方面互相取长补短。像许多讲南非荷兰话的狱警一样，他也很希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而我则总是在寻找提高我的南非荷兰话的方法。我们两人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与我讲英语，而我则用南非荷兰语回答，这样，我们两人都能有机会练习自己说得最差的语言。

我经常点几个菜让他做。我有时要吃玉米粥和大豆，这些是我从小就喜欢吃的东西。有一天，我说：“你知道，我想让你给我做一些糙米。”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问：“糙米是什么？”司沃特是年轻人，我向他解释，糙米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粗米。在战争年代，当没有白米吃的时候，我们常常吃糙米。我说，吃糙米远比吃白米有利于身体健康。他对我说的话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仍然设法为我找了一些糙米。我亲自指导他把糙米做熟，我吃得有滋有味。但是，司沃特先生不喜欢吃这种糙米饭，并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我再要吃这种糙米，我必须自己去做。

尽管我不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但是，来了客人，我总是喜欢用葡萄酒招待我的客人。有时，为了让我的客人感觉舒适，我也会喝上一点儿。但是，我唯一能喝的是一种南非的“半甜”葡萄酒，这种酒实际上很甜。

在我的客人到来之前，我会让司沃特先生去弄一种尼德堡葡萄酒。这种酒以前我曾经喝过，知道它是一种真正的半甜酒。有一天，我期待着我的朋友和律师杜拉·奥马尔、乔治·毕佐斯和伊斯梅尔·阿尧博来吃午饭，因此，我让司沃特先生去买一些尼德堡葡萄酒。乔治·毕佐斯不是穆斯林，他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喝点儿酒。我发现，当我让司沃特去买酒的时候，他苦着脸，我问他出了什么事。

“曼德拉先生，”他说，“我总是给你买这种酒，只是因为你老是让我去买这种酒，但是，这种酒是一种很便宜的饮料，并不怎么好。”我提醒他，我不喜欢干葡萄酒，我认为乔治无论如何也喝不出有什么差别来。司沃特听着我说的话有点儿好笑，于是建议折中一下：他出去买两瓶酒，一瓶是干葡萄酒，另一瓶是我要的尼德堡葡萄酒，然后我可以问问我的客人到底喜欢哪一种。“那好，”我说，“让我们试一试你的主意。”

当我们四个人都已入座准备吃午餐的时候，司沃特拿着两瓶酒走到我的客人们面前询问：“先生们，你们喜欢哪种葡萄酒？”乔治看都没看我，就指向那瓶干白葡萄酒。司沃特准尉笑了。

96...

与谈判委员会的会谈仍在继续，但是，我们总是在一些相同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使我们无法往下谈。这些问题依旧是：武装斗争、共产党和多数原则。我一直在敦促库依茨安排让我与P. W.博塔会谈。这时候，当局已经允许我与我在波尔斯穆尔、罗本岛和卢萨卡的同志们进行最起码的沟通。尽管我知道我比我的同事们先行了一步，但是，我并不想走得太远，一味地孤军奋战。

1989年1月，波尔斯穆尔监狱的四位同志来看我，我们讨论了我准备提交给总统的那份备忘录。备忘录包含了我们在秘密会谈中所谈的多数内容，但是，我仍然想让总统直接听听我的想法。他会明白，我们并不是怒目相向的恐怖分子，而是有理性的人。

3月份，我在致博塔先生的备忘录中说：“正如其他南非人都毫无疑问地感到不安一样，我为南非分裂成势不两立的黑人和白人两大阵营互相残杀而感到不安。”为避免这种局面并为和谈奠定基础，我建议政府同意放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三项要求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即，放弃暴力、与南非共产党决裂和放弃多数原则。

关于暴力问题，我写道，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放弃暴力并不是主要问题，“问题在于政府还没有做好与黑人分享政治权力的准备……”我解释说我们愿意把南非共产党放在一边，并重申我们并不处在南非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我写道：“哪一个有尊严的人会在共同的对手仍然存在的时候抛弃仍然与他们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的终身朋友？”我说，政府反对多数原则只不过是试图维护统治的一种不太巧妙的托词。我建议他要面对现实。“多数原则和国内和平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白人统治的南非必须承认，只有多数原则得到充分实行，这个国家才会有和平和稳定。”

在信的末尾，我提出了关于和谈的粗略框架。

有两个政治问题必须要进行讨论。首先，在统一的国家中要求实行多数原则；其次，白人对这种要求的担心以及白人坚持在政权结构上得到保证，即多数原则并不仅仅意味着少数白人受大多数黑人的统治。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所面临的最关键任务就是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我建议，完成这个关键任务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坐下来讨论，创造与和谈相适应的条件；第二步是实际和谈本身。“我必须指出，我的动议为你提供了打破目前僵局的机会，并且可以使国家的政治形势正常化。我希望，你能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时机还是失去了。1月份，P. W.博塔忽然身患中风。尽管中风并没有使这位总统丧失执政能力，但是，却使他更虚弱了，并且据他的内阁讲，中风使他变得更加急躁。2月份，博塔出人意料地辞去了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但仍然保留自己作为国家总统的职务。这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局面：按照南非议会制度，处于多数的党的主席才能担任国家总统。博塔现在仍然是国家总统，但却不再是他自己那个党的主席了。有些人把这件事看成是一种积极的措施：为了给南非带来真正的变化，博塔想要“超脱政党政治”。

政治暴力和国际社会压力仍然在不断加强。全国被扣押的政治犯成功地举行了绝食斗争，要求司法部下令释放900多名在押的政治犯。1989年，联合民主战线与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结成了同盟，组建了群众民主运动，当时正准备着手组织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向隔离制度挑战。在国际战线上，奥利佛·塔博与大不列颠政府和苏联举行了会谈，并于1987年1月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美国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是解决南非问题不可缺少的因素，对南非的制裁仍然在继续，并且正在进一步加强。

政治暴力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随着索韦托暴力的不断加强，我的夫人找了一伙年轻人做她在索韦托活动时的保镖。这些年轻人没有接受过训练，组织纪律性很差，参与了一些与解放斗争的宗旨不相符的活动。后来，温妮由于她的一个保镖受审而在法律上受到了牵连，这个人当时被指控杀了一位年轻的同志。这个案子使我非常担心，因为这样的丑闻在团结为重的时期只能会使运动组织发生分裂。我全力支持我的夫人，并坚持认为，尽管她判断有误，但是，对她的任何严重指控，她都是无辜的。

那年的7月，为了我的71岁生日，几乎我全家都到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来看望了我。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的夫人、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团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令人高兴的时刻。司沃特准尉尽其所能地准备了宴会，而当我让我的一些孙辈在吃正餐之前先吃些布丁时，他甚至一点都不感到麻烦。吃完饭后，我的孙辈们跑到我的卧室去看恐怖录像片，而成年人则在客厅里闲聊。我的全家人都围绕在我的身边，这使我感到特别高兴，唯一的痛苦就是多年来我已经失去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97...

7月4日，威廉姆斯将军又来看望了我。他告诉我，第二天我将被带去见博塔总统。他把这次与博塔的会面说成是一种“礼节性拜访”，并告诉我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动身。我告诉威廉姆斯将军，尽管我期待着这次会见，但是，我认为去见博塔先生应该有一套像样的西服和领带（著名人士代表团来访问时的那套西服早就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威廉姆斯将军同意给我做一身西服，不大一会儿，一位服装师来给我量了尺寸。当天下午，我就得到了新的西服、领带、衬衣和鞋。在动身前，威廉姆斯将军还问了我的血型，以防万一第二天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

我尽可能仔细地为这次会见做了准备。我又看了一遍我的备忘录和为起草这个备忘录所做的笔记。我尽可能多地看了一些报纸和刊物，以便了解时事。博塔总统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后，F. W.德克勒克当选为新的国民党主席，据说两人之间一直在耍政治手腕。有的人可能把博塔愿意会见我解释为抢先于其对手的一种方式，但是，我对此并不担心。我还演练了一番总统可能要坚持的主张以及我如何作出反应。每次与对手会谈，你必须确保能够把要给对方留下的印象准确地留给对方。

我对去见博塔先生有些紧张。大家都叫他“die Groot Krokodil”（大鳄鱼），我对他那狂暴的脾气曾多次有所耳闻。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守旧、固执、倔强的南非白人的典型，认为与黑人领袖没有多少好商量而只能服从他们的。他刚刚发生的中风显然只会加剧他的这些倾向。我决心已定，如果他对我指手画脚，我将不得不告诉他，我对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然后我将站起来，中止与他的会谈。

早晨5点30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监狱长马雷少校准时来到我住的那座别墅。他走进了客厅，我穿着新做的西服站在他面前让他看一看。他围着我转了一圈，然后一个劲地直摇头。

“不，曼德拉，你的领带……”他说。我在监狱里很少戴领带，我知道那天早上系领带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如何正确地打结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了个结，并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它。马雷少校解开了我的衣领，松开并取下领带，然后站在我身后，给我打了一个双温莎结。然后，他走到我的面前欣赏他自己为我系的领带。“好多了。”他说。

我们乘车从维克多·维尔斯特到波尔斯穆尔，然后又到了威廉姆斯将军的家里。在他家里，将军的夫人为我们准备了早餐。吃过早饭后，在一个小型车队的护送下，我们乘车来到了总统府图因胡伊斯。我们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在那里谁也不会看到我们。图因胡伊斯是一座优美的19世纪开普荷兰式建筑，但是，那天我并没有能好好地看看这座建筑，而只是悄悄地直接进了总统府。

我们在地下停车场乘电梯来到总统办公室前面的一个华丽的、木板镶壁的大厅。在大厅里，我们受到了科比·库依茨、尼尔·巴纳德和一批监狱随从官员的迎接。我早就已经就这次会见与库依茨和巴纳德博士广泛地交换过意见，他们一直在劝我避免与总统谈有争议的问题。在我们等候在那里的时候，巴纳德博士向下看了一眼，发现我的鞋带没系好，便立即蹲下来为我把鞋带系好。当时，我只注意他们如何紧张，却也没有使我自己镇定下来。然后，门开了，我带着最坏的打算走进了总统办公室。

P. W. 博塔从他气派的办公室对面朝我走过来。显然，他事先已经对自己的步幅作过演练，因为我们正好到达房中间的时候走到了一起。他笑容满面地伸出了手，事实上，从这一时刻开始他完全使我放松了下来。他客气、恭敬而友好，显得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很快就摆好姿势，两人握着手拍了照，然后与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和巴纳德博士一起坐在了一张长桌子旁。有人给我们倒上茶，然后我们就开始谈判。似乎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陷入紧张的政治争议之中，而是双方进行生动而有趣的交流。我们没有讨论实质性的问题，而是谈了一些诸如历史和南非文化方面的话题。我提到自己刚刚在一份布尔语杂志上阅读了一篇关于1914年南非白人叛乱的文章，也提到了他们如何占领了自由邦的城镇。我说，我把我们的斗争看作与这次著名的反叛相类似的斗争。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这些历史插曲。对南非的历史，黑人和白人当然有很不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那次反叛只是兄弟之间的吵架，而我们的斗争则是一种革命斗争；我说，也可以把我们的斗争看作肤色不同的兄弟之间的一种斗争。

这次会谈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自始至终都充满着友好而轻松愉快的气氛。就在这个时候，我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请博塔先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其中也包括我自己。这是会谈中唯一比较紧张的时刻，博塔先生说，他恐怕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

然后，就会谈的消息如果透露出去我们将如何解释这个问题进行了简短的讨论。我们很快就起草了一个轻描淡写的声明，把我们的会谈说成是促进国家的和平而在一起喝茶。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后，博塔先生站起来与我握手，并说我们一直谈得很愉快。的确一直很愉快。我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沿着我们来的路线离开了总统府。

尽管这次会谈从和谈的角度讲并没有取得进展，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博塔先生早就说过，我们必须跨过鲁比肯河，但是，他直到那天上午在图因胡伊斯才亲自这样做了。当时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走回头路。

一个多月之后，即1989年8月，P. W.博塔走上国家电视台，宣布辞去国家总统的职务。在一篇近乎漫谈式的告别演讲中，他指责内阁成员不守信用，对他置之不理，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占了便宜。第二天，F. W.德克勒克作为代总统宣誓就职，并宣布将致力于改变和改革。

我们以前认为，德克勒克先生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他成为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党员，做起事来不偏不倚，他的过去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具有改革精神。作为一位教育部长，他曾经力主不准白人大学招收黑人学生。但是，他一接管了国民党，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我读了他所有的演讲，听了他所发表的谈话，开始明白他真正背离了他的前任。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倡导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改变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他宣誓就职的当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他见面。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德克勒克说，他的政府将致力于和平，将与任何其他致力于和平的团体进行和谈。但是，只有在他就职后，在大主教图图和阿伦·布塞克牧师领导群众在开普敦策划游行示威、抗议警察的野蛮行径的时候，他关于新秩序的承诺才得以显示出来。在博塔总统当政期间，这种游行将遭到禁止，而参加游行的人将会蔑视这种禁止，因此必然会导致暴力。而新总统却实践了不限制政治集会的诺言，允许举行游行示威，只要求游行示威者不诉诸暴力。由此看出，掌舵的是一个新的、与前任不同的舵手。

98...

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总统，我仍然继续在与秘密和谈委员会接触。宪法发展部部长格雷特·维尔强也加入了我们和谈的行列，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物，拥有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职责是把我们的讨论纳入宪法框架。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其美好的动机，并敦促政府释放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的政治犯，以显示其真正的诚意。在我告诉谈判委员会必须无条件释放我的同事的同时，我说，释放他们以后，政府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戈万·姆贝基的行为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是在1987年被无条件释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将释放瓦尔特·西苏陆和七名我在罗本岛上的同志，他们是：雷蒙德·穆拉巴、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伊莱亚斯·莫佐莱迪、杰夫·马塞莫拉、维尔顿·穆夸毅和奥斯卡·穆培塔。那天上午，瓦尔特、凯西、雷蒙德和安德鲁来看望了我，他们仍然住在波尔斯穆尔，所以我能够向他们告别。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释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五天之后，这些人就被从约翰内斯堡监狱释放了。这是一个立即引起国内、国外称赞的行动，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与由于瓦尔特和其他人的释放使我产生的那种兴奋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显得有点儿苍白。这是我们那么多年一直渴望到来并为之战斗的一天。德克勒克实践了他的诺言，人们被无条件地释放了，他们可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发表讲话了。显然，对组织的取缔也已经不再有效，这说明我们的长期斗争和我们坚持原则的决心是正确的。

德克勒克着手有步骤地拆除各种隔离制度的障碍，他宣布，南非海滩度假胜地向所有肤色的人开放，并声明，《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将很快被废除。1953年以来，这项一直被大家称作“小隔离”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强，把公园、剧院、餐馆、公共汽车、图书馆、厕所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按照种族进行分离式管理。11月，他宣布解散“国家安全管理系统”。在当时，这是一个在P. W.博塔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专门对付反隔离力量的秘密机构。

12月初我被告知，与德克勒克的会见安排在当月的12日。利用这段时间，我就能够与我的新老朋友进行协商，并在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会见我的老同事和群众民主运动及联合民主战线的领导人。我接见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和来自联合民主战线及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组织的代表团。当时，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西里尔·拉马弗萨，他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也是新一代领导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人。我的罗本岛狱友也来看望了我，其中有“恐怖”勒寇塔和道克尤·赛克斯瓦勒，他们两人还一起与我吃了午饭。他们两人特别能吃，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司沃特准尉抱怨别人太能吃，他说：“那两个人想把我们的家当全吃光！”

在几位同事的指点下，我给德克勒克写了一封信。与曾经寄给P. 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这封信的主题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问题。我告诉这位总统，当前的对立正在消耗着南非的生命力，谈判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接受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特别是没有政府要求的那种前提条件：停止武装斗争。政府要求“真诚地致力于和平”，而我指出，我们准备和谈是真心实意的。

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对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阐述和解的内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话深深地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南非和世界人民，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新南非的诞生。我说，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彻底废除隔离制度，以及为加强隔离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说，那个讲话精神后来并没有多少见之于行动。许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为以其他方式继续实行隔离制度。我说，政府在与“黑人家园”（班图斯坦）的领袖和其他赞成这种制度的人谈得时间太长了。我断言，这些人是旧的剥削制度的代理人，广大南非黑人是反对他们的。

我重申，我提议的谈判要分两步走。我告诉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采取的方针。这个声明把消除政府自己制造的和谈障碍的责任归于政府方面，包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对组织的取缔和对个人的禁止，结束紧急状态，从各地城镇撤出军队。我强调说，共同达成停火协议、结束相互敌对行动应当是当务之急，因为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进行。这封信在我们会谈的前一天被转交给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带到图因胡伊斯，在我曾经与其前任喝茶的同一个房间里会见了德克勒克。他的陪同人员有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巴纳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麦克·洛维。我祝贺德克勒克当选总统，并表示希望我们能一道工作。他十分热情，并对我作出了同样的表示。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德克勒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那天，我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刚刚颁行的“五年计划”，其中出现了“团体权利”的概念。所谓“团体权利”思想，意思是没有哪个民族或种族团体高于其他种族团体。尽管他们把团体权利定义为“在南非保护少数种族自由的一种办法”，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统治。我告诉德克勒克，这一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我补充说，保留这个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不放弃这一条，就会给大家造成他要使种族隔离现代化的印象，这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进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损于他和国民党的形象。我说，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我提到了最近国民党在开普地区的喉舌——《公民》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其中暗示，团体权利的概念被理解为从后门把隔离制度弄回来的一种企图。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党报这样理解团体权利，那么，他又会怎么认为我们将如何理解团体权利的概念呢？我补充说，75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反对隔离制度，这只是由于隔离制度有一层伪装。如果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团体权利这个特洛伊木马来保留隔离制度，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想结束种族隔离。

我发现，那天德克勒克的反应有些迟钝。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注意倾听我必须要说的话，并不与我争论。“你知道，”他说，“我的目标与你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区别。你在给P. W.博塔的备忘录中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应当一道工作，去解决白人担心的黑人统治问题，而‘团体权利’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解释对我有所触动，但是，我说，“团体权利”与其说是减轻白人的担心，倒不如说是增加黑人的担心。然后，德克勒克说：“那么，我们就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自由问题，并说，如果他认为我准备竭尽全力争取自己获得释放，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重申，如果我被释放后，环境条件与我被捕时的环境条件仍然一个样，那么我还会去干我被逮捕前所干的同样的事情。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动和谈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释放政治犯并让被流放的人士回来。如果政府不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那么我一走出监狱，将仍然是在为一个非法组织工作。“那么，”我说，“你一定会在我走出监狱大门之后重新把我逮捕。”

他又一次认真倾听了我所说的话。他肯定对我说的话不感到奇怪，因为他说他将考虑我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不会作任何承诺。这次会谈是一次试探性的会谈，我知道，那天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谈，就像我刚到罗本岛的时候试探监狱长一样，我对德克勒克进行了一番试探。我可以给卢萨卡的同志写信，告诉他们，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的与以往的国民党政客不同。我说，德克勒克先生印证了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们能够与之共事的一个人。

99...

1990年2月2日，F. W.德克勒克站在议会前致了传统的开幕词。他要做一些别的南非国家领导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真正开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从而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新南非奠定基础。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宣布：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其他31个非法组织的禁令，释放非暴力活动的政治犯，停止实行死刑，取消紧急状态法及其规定的各种限制。他说：“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真的一下子就使南非的形势实现了正常化。我们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40年的被迫害和被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现在又成了一个合法组织。我和我的所有同志不会再由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由于高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绿黄黑三色旗、由于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名字而被逮捕了。近30年来，我的照片、我说的话和我所有被禁止的同志们的照片及言论第一次可以出现在南非的报纸上。国际社会为德克勒克的勇敢行为喝彩。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好消息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对德克勒克先生没有完全取消紧急状态并命令军队从各城镇撤离表示反对。

2月9日，也就是德克勒克在议会致开幕词七天之后，我又一次接到了去图因胡伊斯的通知。下午6点，我到达了总统府。我与微笑着的德克勒克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面，当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准备第二天就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尽管南非和全世界的媒体几周来一直在推测我即将被释放，但是，这个宣布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都算是一个惊喜。并没有人告诉我，德克勒克要见我的原因是告诉我他打算让我获得自由。

我感觉我的内心和大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很想尽快离开监狱，但是，根据如此简短的一个通知就离开监狱却是不明智的。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冒着看上去不领情的风险，我宁愿让大家再关注一周，以便让我的家庭和组织对我的释放做好准备。我说，明天就这样出去，可能会引起混乱。我请求德克勒克，从那天算起一周后再释放我。等了27年后，我当然能够再等上一个礼拜。

德克勒克对我的反应感到吃惊，他没有对我的要求作出答复，而是继续讲述释放我的计划。他说，政府会用飞机先把我送回约翰内斯堡，并正式在那里释放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告诉他，我强烈反对以这种方式释放我。我想步行走出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大门，并能向那些关照我的人表示感谢，向开普敦的人民表示问候。尽管我来自约翰内斯堡，但是，我已经在开普敦待了接近30年。我要回约翰内斯堡，但是，我会自己选择在什么时候回去，而不是在政府要我回去的某个时候回去。“一旦我获得自由，”我说，“我会自己照顾自己。”

德克勒克又一次显得不知所措。但是，他这次还是对我的拒绝作出了反应。他说了声“对不起”，就离开他的办公室去与别人商量。10分钟后，他满脸不高兴地回来说：“曼德拉先生，现在太晚了，计划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回答说，这个计划是无法接受的，我想一周后在维克多·维尔斯特被释放，而不是在约翰内斯堡。这是一个十分紧张的时刻，当时，我们两人都没有顾得上琢磨其中的讽刺意味：一个囚犯要求待在监狱里，而监狱警当局反而催他快走。

德克勒克又一次说了声“对不起”，便离开了他的办公室。10分钟后，他带回了一个折中办法：“好，我可以在维克多·维尔斯特释放你，但是，释放时间不能往后延了。”政府已经告诉国外的媒体，我第二天将被释放，他们认为不能违背自己作出的声明。我觉得，不能再在这件事上争论。最后，我同意了这个折中办法，德克勒克为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威士忌以示祝贺。我举起威士忌呷了一口，但仅仅是假装喝而已，因为这样的烈性酒对我来说劲儿太大了。

我直到接近午夜的时候才回到了我的别墅，一到了那里，我立即给我在开普敦的同事们捎信，我将在第二天被释放。我又设法给温妮捎信，并给住在约翰内斯堡的瓦尔特打了电话。他们都将于第二天乘包机飞到开普敦。那天晚上，几位来自被大家称为全国接待委员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士来到我的别墅，为我起草我将在第二天发表的声明。他们一早就离开了我的别墅，尽管我心情十分激动，但我当晚还是好好地睡了一觉。

第十一部 自由

100...

释放我的那天，我4点半就醒了，只睡了几个小时。那天是2月11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也是开普敦结束夏季的一天。我做了一番简单的常规锻炼，然后洗漱并用了早餐。早饭后，我给几位住在开普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战线人士打了电话，让他们来我住的别墅为我的释放做准备工作，并帮助我写讲话稿。监狱里的医生过来给我做了一次简单的身体检查。当时，我并没有老是在想我被释放后的前景，而是在想释放前我必须要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正如人生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关头往往使人感到千头万绪、不知所措。

有许多必须要讨论和解决的事情，但又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接待委员会的几位同志，其中包括西里尔·拉马福萨和特雷弗·曼纽尔，高高兴兴地一大早就来了。我想首先向帕尔区人民发表讲话，他们在我被囚禁期间一直对我很好。但是，接待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我首先向那些富有的帕尔区白人发表讲话，会让人感到奇怪。确实，按照计划，我首先应该在开普敦大广场向开普敦人民发表讲话。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在什么地方度过。我倾向于在开普公寓区度过那个夜晚，因为那里是开普敦黑人和有色人居住区，可以显示我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夫人都坚持认为，为了安全，我应该在主教大院与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住在一起，那是位于白人居住区内的一座豪华住宅。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前，一直不允许我住在这个居住区。我想，在一个高档的白人居住区度过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可能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但是，接待委员会解释说，主教大院已经成为图图领导下的多种族居住地，是开放的、包容的非种族主义的象征。

监狱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在我被囚禁的大约头20年里，我几乎没积累下什么东西。但是，最后几年我却攒了足够多的财产——主要是书和资料，足以弥补过去几十年的不足。我这些家当装了十几个箱子。

我释放的准确时间定在下午3点，但是，温妮、瓦尔特及其他从约翰内斯堡乘包机过来的人直到下午2点多才到达。房子里已经有几十个人，整个场面呈现出了一片喜庆的景象。司沃特准尉为我们大家准备了最后一次美餐。我对他表示感谢，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做了两年的饭，更是因为他和我做了两年的伴。詹姆斯·格雷戈里准尉也来到了现场，我热情地与他拥抱在一起。几年来，从波尔斯穆尔到维克多·维尔斯特，他给了我许多关照，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政治，但是，我们的友谊是不言而喻的，我会怀念他给我带来的安慰。司沃特、格雷戈里和布兰德准尉这些人使我更加坚定了对基本人性的信仰，甚至也包括那些把我关押了27年半的人。

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告别的时间。根据计划安排，温妮和我乘车去监狱的前大门。我已经告诉了监狱当局，我想与关照过我的警卫人员和狱警告别，我请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前门等着我，在那里，我将与他们一一道别。

下午3点过几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给我打电话，他要求我在距离大门前几百英尺处走下车来，这样，他们就能够为我拍摄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这个要求似乎是合理的，于是我同意了。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事情可能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平静。

到了3点30分，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已经过了计划安排的时间。我告诉接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让他们再等了。将近4点时，我们乘车离开了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大约在距大门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车子慢慢地停下来，温妮和我从车上下来，开始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开始，我没能看到我们前面有什么动静，但是，当我们走到距离大门大约150英尺的时候，我看到一大群人正簇拥在那里。当时，现场有数百名摄影记者、摄像记者、新闻记者，以及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我为此感到震惊，并且有点紧张。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我想象至多会有几十个人，可能主要也就是狱警和他们的家人。但是，这个场面原来仅仅是开始。我发现，我们没有充分做好应付要发生的这一切的准备。

在距离大门大约有20英尺的地方，照相机开始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那种声音听起来就像“金属动物”发出的噪音。新闻记者开始大声地提问题，电视记者也开始向前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则在叫喊和欢呼。即使这种混乱稍稍让我感到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场面。当一个电视台记者把一个长长的、黑糊糊、毛茸茸的家伙对着我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还以为那是在我被关押期间发明的一种什么最新式武器呢！温妮告诉我，那是一种麦克风。

当我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举起了右拳，紧接着是一片欢腾。27年来，我一直不能这样做，现在，它似乎给了我一种涌动的力量和激动。我们只在人群中待了几分钟，然后，就回到车上向开普敦驶去。尽管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非常高兴，但是，由于没有机会向监狱的管理人员说声再见，这还是使我感到十分苦恼。当我最后通过一道道大门从另一侧进入汽车的时候，尽管已经71岁，但我仍然感到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想，长达一万个日夜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

开普敦位于维克多·维尔斯特西南方35英里处，但是，由于没预料到在监狱门口有那么多人，司机选择了别的路线。我们的车队绕到监狱的后面，抄小路和近路向市区驶去。我们穿过美丽的绿色葡萄园和一方方的农田，我尽情地欣赏着周围的风光。

农村一片繁荣，而且管理得很好，但是，让我吃惊的是竟然有许多白人家庭全家人都站在路旁观看我们的车队。他们从收音机里已经知道，我们要选择另一条路线。有的人，可能有十几个人，甚至举起他们的右拳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礼，这让我吃惊不小。这些来自保守的农业地区的少有的勇敢人士，表示了团结一致的愿望，这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在一个地方，我停下车并从车里走出来，向一个白人家庭打招呼，感谢他们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他们的支持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不由地想到，我正在返回的南非与我离开时的那个南非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我们进入开普敦市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向市中心蜂拥而去。接待委员会在开普敦大广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那里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广场，直通到旧市政厅的前面。我将在旧市政厅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因为站在阳台上可以俯视整个广场。我们听说，成千上万的人自从上午就一直等候在那里。根据计划，我们的车队将避开人群，转到市政厅的后面，我要从那里悄悄地进入大厦。

驱车到开普敦只用了45分钟，当我们行驶到大广场附近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司机想右转弯绕过广场，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直接闯入了人海之中。人群立即拥了过来，把我们的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慢慢往前移动了一两分钟，然后被群众的身体挡在了那里。人们开始敲打车窗，然后又敲行李箱盖和车顶。在车里，听着外面就像是下冰雹一般。然后，人们开始兴奋地往汽车顶上爬，另有一些人则开始摇晃汽车。这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感到，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可能会置我们于死地。

司机比温妮和我更着急，他叫嚷着要从车里下来。我告诉他，先保持冷静待在车内，我们后面车内的那些人会来救援我们。阿伦·布塞克和其他人开始想把人们从汽车周围推开，为我的车清出一条路，但是并没有成功。我们坐在车内，就是想打开车门也是徒劳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挤在汽车周围。就这样，我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围困了我们一个多小时。不用说，我计划开始发表讲话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

几十名会议执行官员最终赶过来实施救援，并慢慢地清出了一个通道。当我们最后挤出人群的时候，司机加大油门朝着与市政厅相反的方向驶去。“伙计，你打算去哪里？”我有些不安地问。“我不知道！”他说。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十分心焦。“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说。然后，他继续漫无目标地往前行驶着。

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去我朋友杜拉·奥马尔律师家的方向，他当时住在该市的印度人居住区。我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这句话使他的情绪好了一点儿。很幸运，杜拉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但是，他看到我们感到很意外。27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表示问候，而是有些关心地说：“你们不是去大广场了吗？”

我们本来可以在杜拉家喝点冷饮，但是，几分钟后，图图大主教就打来了电话，因此，我们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他十分着急，说：“纳尔逊，你必须立即回到大广场。那里的人群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你不赶快回到这里，我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或许会发生骚乱！”我说，我马上就赶过去。

我们的问题在于司机：他坚决不愿意再回大广场。我说服了他，于是，我们很快就驶上了回市政厅的大路。市政大厦四周都围满了人，不过，好像后门的情况稍好一些，于是司机设法把车开到了后门。当我在别人的带领下登上这座宏伟的、过去都是白人在里面工作的大厦顶层的时候，天几乎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走出大厅，来到了阳台上，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正在不停地欢呼。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举着标语，有的则在鼓掌，到处是一片欢笑的海洋。

我向人群举起了拳头，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这些欢呼声使我重新焕发了斗争精神。“Amandla！”（政权！）我高声喊，“Ngawethu！”（属于我们！）他们应和着。“非洲！”我又喊，“Mayibuye！”（再回来！）他们呼应着。最后，当人群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掏出了我的讲话稿，然后伸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眼镜，但眼镜却没在口袋里。匆忙之间，我把眼镜忘在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我知道，温妮的眼镜度数与我的差不多，于是，就戴上了她的眼镜。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向你们致敬！我在这里，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说句心里话，我想首先告诉人们，我不是一个救世主，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实乃特殊的环境使然。我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他们为我的释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感谢开普敦的人民，并向奥利佛·塔博、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民族长矛军、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战线、南非青年大会、南非贸易工会大会、民主运动组织、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南非妇女组成的、长期以来一直反映良知声音的“黑腰带”组织致敬。我还公开向我的夫人和家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说：“我深信，与我本人相比，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要大得多。”

我清楚地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我认为，有必要公开我与政府开始的谈判。“今天，”我说，“我想告诉你们，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政府之间就我们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我自己决不单独与政府谈判。”

我说，我希望很快能够营造一种有益于通过和谈取得一致的气氛，从而为结束武装斗争铺平道路。我说，营造这种气氛的步骤在非洲人国民大会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已经描述过。作为真和谈的一个条件，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释放所有政治犯。

我告诉大家，德克勒克在实现政治形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要开明。当时，我用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话说，我一直称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当德克勒克似乎不想实践他的诺言的时候，我曾经多次想起这些话。

我绝不会屈服，并且斗争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刚刚开始。让我的人民和政府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重申，我是“一个忠诚的、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鼓励大家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加强斗争，共同走过这段最后的路程。

到我讲完话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我们被簇拥着回到汽车上向主教大院驶去。当我们进入那片古朴的建筑群时，我看到几百张黑色面孔正在等待着迎接我。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大家突然唱起歌来。当我看到图图大主教的时候，我张开双臂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个用语言和胆识鼓舞整个国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燃烧起了希望的火焰。我们被领进屋内，在那里，有更多的亲属和朋友在等候我们。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还是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的电话的时候。我立即意识到打电话的人是谁。奥利佛·塔博的声音比较低弱，但是，他的声音绝对不会被人认错。在这么多年之后，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使我非常高兴。当时，奥利佛正在瑞典接受康复治疗，他于1989年8月患上了轻度中风。我们约好要尽快见面。

我一直在梦想，一离开监狱就从从容容地开着车去特兰斯凯，去看一看我的出生地，看一看我小时候曾经在那里玩过的山丘及河流，看一看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的我母亲的墓地。但是，我的梦想必须推迟，因为我很快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为我制订了繁重的工作计划，而在这些计划中，没有一项是去特兰斯凯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

101...

根据计划安排，我释放后的第二天下午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上午，我会见了许多同事，与他们商量招待会的议程和策略。我收到了一大堆贺电，并尽可能一封封地亲自拆看。这些贺电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总统发来的，有的是首相发来的。但是，我特别记得有一位开普敦白人家庭妇女发来的一封贺电，她的贺电使我尤为开心。贺电说：“释放你我很高兴，你将回到你的朋友和家人中，但是，你昨天发表的讲话却很令人厌烦。”

在进监狱前，我从来没有举行过那天举行的那种记者招待会。过去没有电视摄像机，而非洲人国民大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绝大多数都是秘密进行的。那天下午，有那么多的记者，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不知道是在向谁说话。在这些记者中，我发现黑人记者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使我很高兴。在记者招待会上，我还着重重申了几个主题：首先，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忠诚、守纪律的成员。我对许多资深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在国外观察我被释放的这一事件很留心，他们一直试图从远处评价我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我知道他们听到了一些谣言，说我偏离了组织，放弃了原则，所以，我每次都要先澄清这一点。当有的记者问我在组织中将起什么作用时，我告诉他们，非洲人国民大会让我起什么作用我就起什么作用。

我告诉记者们，在我继续支持武装斗争和提倡和谈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正是武装斗争的现实和威胁，才迫使政府走到了谈判桌前。我补充说，当政府停止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实施暴力的时候，非洲人国民大会也会以和平回报政府。有人提到制裁问题，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没有要求减轻制裁，因为导致制裁的主要形势——黑人没有政治自由——仍然没有任何改变。我说，我虽已经走出了监狱，但是，我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还被问及白人的担心问题。我知道，人们预计我会拿白人撒气。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在监狱里，我对白人的愤怒已经有所缓和，但是，我对这种制度的仇恨却变得越来越强烈。我要让南非人明白，尽管我仇恨这个使我们相互仇视的制度，但是，我甚至对我的敌人也不乏爱意。

我想让记者们知道，白人在新的权力分配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也绝不会忽略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还没有得到解放就先遭到毁灭，而驱赶白人无疑将会使这个国家毁于一旦。我说，在白人的担心和黑人的希望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找到这个中间地带。“白人也是南非的同胞，”我说，“我们想让他们感到安全，并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为这个国家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不分男女，只要是放弃隔离制度的人，都将被团结在我们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而进行的斗争之中。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所能，说服我们的白人同胞，一个新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对所有的南非人都将是一个更好的国家。

在我第一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发现，正如记者们很想了解我的政治思想一样，他们也很想了解我的个人感情和我的亲属。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儿，当我走进监狱的时候，一个记者绝不会想着询问关于我夫人和家人的问题，关注我的情感和最隐秘的时刻。尽管媒体对这些事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发现要满足他们的这种好奇心是很困难的。我不是，并且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自己的情感的人。记者们常常问我获得自由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描述这类不好描述的事情，并且，我通常是不成功的。

开完记者招待会之后，图图大主教的夫人从约翰内斯堡打电话说，我们必须直接坐飞机去约翰内斯堡。温妮和我都希望在开普敦放松几天，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约翰内斯堡的人民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我不立即赶过去，那边就会出乱子。那天晚上，我们乘飞机到了约翰内斯堡，但是，我被告知，当时有数千人围在我的老家——重新建成的奥兰多西8115号，去那里是不明智的。我勉强同意了，因为我渴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我释放后的第二个夜晚，但是，温妮和我还是住在了北郊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的家里。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直升机飞往索韦托第一国家银行体育场。我因而能够在上空转一圈儿，看一看索韦托这个由火柴盒式的房子、铁皮棚子和尘土飞扬的道路组成的大都市，这里是南非黑人的母城，也是我作为一个男人走进监狱之前所知道的唯一家园。尽管索韦托有了发展，有的地方也很繁华，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十分贫穷。他们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在像南非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里，这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许多地方，人们比我进监狱时还要贫穷得多。

我们绕着挤满了12万人的体育场上空盘旋了一周，然后降落在运动场的中央。体育场里到处都挤满了人，看上去好像要挤爆了。我表示，回到他们中间我很高兴，但是，随后我就对那些给城市黑人生活造成各种严重损害的人进行了谴责。我说，学生们必须回到学校，犯罪行为必须得到控制。我告诉他们，我听说有的犯罪分子装扮成自由战士，骚扰无辜，焚烧汽车，这些流氓在斗争中绝没有好下场。没有教化的自由，没有和平生活的自由，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

今天，我满怀愉快的心情回到了索韦托。同时，我也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了索韦托，我悲伤地得知你们仍然在野蛮的制度下遭受痛苦。没有房子，没有学校，没有工作，犯罪率依然居高不下……虽然我作为索韦托社区的一个成员而感到自豪，但我也为从报纸上看到索韦托的犯罪统计数字而深感不安。尽管我理解我们的人民被剥夺了权利，但是，我必须说清楚，城内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是有害的，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予以解决。

最后，我向所有善良的、怀有良好愿望的南非人张开了我的双臂，作为讲话的结束，我说：“不分男女，只要是放弃隔离制度的人，都不会被排斥在我们的运动之外，我们的运动正朝着按照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团结、民主的新南非向前发展。”这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使命，这就是我多年寂寞地在监狱生活期间一贯坚持的目标，这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要坚持的目标，这也是我44岁走进监狱的时候珍藏在心底里的一个梦。但是，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我已经71岁了，我已经浪费不起任何时间。

那个夜晚，我同温妮一起回到了奥兰多西8115号，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已经离开了监狱。对于我来说，8115号是我的人生世界的中心，是在我的精神地理中标有“X”标记的地方。当时，这套四室的房子在被付之一炬之后已经被重新建好。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为它比我记忆中的那个家小得多又那么简陋而感到吃惊。与我在维克多·维尔斯特住的那座别墅相比，8115号只比得上别墅后面那个供佣人住的小房子。但是，一个人获得自由后居住的任何房子，与哪怕是最豪华的监狱相比，都会让人感到就像是一座城堡。

那一夜，尽管我回到家中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自己最需要、最渴望的事还是否定现在的自己。我希望恢复一种正常而普通的生活，重新去做我年轻时做的工作，能够早上去我的办公室，晚上回到我的家中；能够出去逛逛，到杂货店里买一些牙膏；能够在晚上出去转转，看看自己的老朋友。这些普普通通的事情正是一个在监狱里的人最向往的和获得自由之后最想干的事情。但是，我很快意识到，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的。那天夜晚，不，而是随后几周、几月中的每个夜晚，房子周围总是围着数百位希望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人们在那里歌唱、跳舞和欢呼，他们的愉快情绪感染了我。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民，面对他们，我没有权利也不希望否定我自己。但是，在把我自己交给我的人民的过程中，我也明白，我将再一次把自己从我的家中分离出来。

那个夜晚，我没有睡多少觉，因为歌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战线负责警卫我这所房子的人要求大家保持安静，以便让我们好好休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许多人劝我搬到迪普克鲁夫扩建区去住，因为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温妮已经在那里建了一处房子，离8115号只有几条街。按照索韦托居住水准，它算是一个很气派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是一所没有任何意义或留下任何记忆的房子。不仅如此，由于面积太大，费用太高，似乎也不适合一个人民的领导人居住。我尽可能地拒绝了那个建议，我不但要住在我的人民中间，而且还要像人民一样住下来。

102...

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汇报情况。2月27日，也就是我出狱两周多之后，我乘飞机去卢萨卡会见全国执行委员会。能与几十年没见面的老同志见面，无疑是一次令人高兴的重逢。有许多国家的黑人领袖也参加了我们的聚会，我分别与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博茨瓦纳的奎特·马西雷、莫桑比克的华金·希萨诺、安哥拉的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进行了短暂的会谈。

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为我的获释感到高兴的同时，他们也很想对我这个被释放的人进行评价。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他们有许多问题要问。曼德拉还是27年前走进监狱的那个人吗？或者，这是一个不同的曼德拉，还是一个被改造了的曼德拉？他挺过来了，还是垮掉了？他们听到过我与政府对话的报道，对此，他们当然十分关心。我不仅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而且自从1984年开始，我甚至不能与监狱内的同事们进行沟通。

我认真而严肃地说明我与政府谈判的真实情况，并讲述了我提出的要求和所取得的进展。他们看过我给博塔和德克勒克写的备忘录，知道这些文件坚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我知道，前几年有些被释放的人去了卢萨卡，并散布谣言说：“曼德拉现在软下来了，他已经被监狱当局收买了。他穿着三件套的西装，喝葡萄酒，还吃上等食品。”我听说过这些谣言，也想过予以驳斥。但我知道，驳斥这些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地把我所做的一切讲清楚。

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我被选举为副主席，在奥利佛康复疗养期间，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阿尔弗雷德·恩佐担任执行主席。在我们见面之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被问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长期支持者、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博士所提的建议：既然我已经被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应该在南非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我回答说，尽管我高度评价卡翁达博士的智慧和支持，但是，停止武装斗争还为时太早，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我们之所以拿起武器的目标。我说，帮助德克勒克安抚他的右翼支持者并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要做的工作。

我开始访问非洲，这次出访包括许多国家。在我释放后的头6个月里，我在国外度过的时间比在国内度过的时间还要长。凡我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大批热情的围观者，尽管我十分疲劳，但仍然有许多人围观和护送，他们用这种方式鼓励我。在达累斯萨拉姆，我受到了大约50万人的热烈欢迎。

我的旅途十分愉快。我要看一看新的和老的景观，品尝一下不同的食物，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一下。我必须尽快地使自己适应与我离开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随着旅行、通信和传播媒介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也在加速。现在，事物变化得如此之快，有时使你很难跟上这种变化。温妮想让我把速度慢下来，但是，要做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实在无法放慢速度，组织上也要我好好利用一下由于我的释放所带来的欢快气氛。

在开罗，与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进行私人会晤后的那一天，根据计划安排，我要在当地会议大厅举行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当我到达会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挤满了人，但安全方面却准备得并不充分。我对一位警察说，我认为应该加强安全措施，但是，他仅仅耸了耸肩了事。温妮和我在大厅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等候，在约定的时间，警察挥手示意让我走进大厅。我告诉他，可以先护送我们代表团的其他人进去，因为我害怕当我走进大厅时会引起混乱，使他们无法进入大厅。但是，那个警察却催促我先进入大厅。情况确实如此，我一走进大厅，人群就拼命往前挤，并冲过警察组成的警戒线。他们热情地把我挤得东倒西歪，我感觉有些紧张，在混乱中还被挤掉了一只鞋。几分钟之后，秩序开始恢复正常。我发现，不光找不到自己的鞋，连我的夫人也找不到了。最后，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温妮才被领上了演讲台，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她已经被搞得心神不安。我再也无法向人群发表讲话，因为他们那么疯狂地喊叫着“曼德拉！曼德拉！”根本无法听清我的讲话。最后，我只好赤着脚与我难得如此安静的夫人一起离开了大厅。

我在开罗的时候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考虑停止对抗”。这是给政府发出的一个信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都在尽力制造一种成功地进行谈判的气氛。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政府结束实行紧急状态，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废除所有的种族隔离法律，以便使国家的形势正常化。同时，政府则坚持先说服非洲人国民大会停止武装斗争。尽管我们还不准备宣布停止武装斗争，但是，我们想为德克勒克先生提供足够的勇气，以使他能坚持自己的改革战略。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将停止武装斗争，一方面是为更重要的谈判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就可以使德克勒克先生能走到他的支持者——南非的白人选民面前，说：“看，这就是我的政策取得的成果。”

在完成非洲旅行之后，我又飞往斯德哥尔摩去看奥利佛。看望我的老朋友、律师和合伙人，这是我一直在盼望的一次重逢。奥利佛身体不太好，但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草原上的两个孩子，从彼此的爱中找到了力量。我们开始时谈了一些往事，但是，当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组织的领导班子问题。“纳尔逊，”他说，“你现在必须接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你知道，我仅仅是一直在代你工作。”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他在流亡中领导着组织，工作远比我过去做得更好。再说，以这样的方式变更职务，既不公平也不民主。“你已经被组织选举为主席，”我说，“让我们等到下一次正式选举时再说吧，到那时可以由组织决定。”奥利佛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也不肯让步。他要我出任主席，这说明了他为人谦让和无私，但是，这不符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原则。

1990年4月，我飞往伦敦参加为我在温布利举办的音乐会。许多国际艺术家都将参加演出，但多数我都不认识，同时，这次音乐会还将向全世界进行电视转播。我利用这个机会衷心感谢全世界为反对种族隔离所作的努力，他们在对南非实施制裁、督促南非政府释放我本人和其他政治犯，以及对我国被压迫人民给予的真诚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03...

当我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夸祖鲁班图斯坦首相M. 布特莱齐正是南非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但是，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圈子内，他却远远不是受大家欢迎的角色。布特莱齐酋长是大祖鲁国王塞奇瓦约的后裔，塞奇瓦约曾经在1879年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打败了英国人。他青年时就读于福特黑尔大学，然后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我把他看作运动组织未来的年轻领导人之一，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暗中支持下，他当上了夸祖鲁班图斯坦的首相；即使是他创办了因卡塔自由党，作为一个祖鲁文化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是，几年来，布特莱齐酋长却脱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尽管他坚决反对隔离制度，并拒绝按照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把夸祖鲁变成“独立的”班图斯坦，但他在民主运动中却是个刺儿头。他反对武装斗争，批评1976年索韦托暴动。他反对国际制裁，并向南非统一思想提出了挑战。但是，布特莱齐酋长仍然一贯要求释放我，并拒绝在释放我和其他政治犯之前与政府谈判。

布特莱齐酋长是我出狱后首先给他们打电话的人士之一，我应该感谢他对我的一贯支持。我的想法是尽快与他见面，以便设法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在我首次出访卢萨卡期间，我就产生了会见他的想法。但是，我的这个想法被否决了。在我被关押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时候，祖鲁国王古德威尔·斯维里斯尼一直邀请瓦尔特访问夸祖鲁班图斯坦首府乌伦迪，当时我曾敦促瓦尔特接受他的邀请。我认为，这是影响南非最受人尊敬、最有实力的王室首脑的好机会。瓦尔特要去的地方是诺格玛王宫，全国执行委员会有些勉强地批准了这次访问，因为去乌伦迪也就意味着承认班图斯坦当局。

当我从卢萨卡回来的时候，我与布特莱齐酋长和国王都通了电话，告诉他们，瓦尔特将去诺格玛看望国王，但不会去乌伦迪。国王说，他只能接受瓦尔特去首府看望他，其他地方都不行。“我是国王，”他说，“我邀请他到乌伦迪来看望我，他没有权利说要到别的什么地方看我。”我说：“阁下，我们面对着我们的全体成员构成的一堵墙，他们根本不让西苏陆先生去夸祖鲁。我们想方设法才使这个折中办法得到了批准，你能不能也通融通融？”但是，他没有让步，拒绝与瓦尔特见面。

从此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恶化了。5月份，我说服非洲人国民大会让我去拜访夸祖鲁国王和布特莱齐。国王同意见我，但是，在我出访前一周左右，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说我必须一个人去。这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不可能屈服于这样的要求。我告诉国王，除非在我同事的陪同下，否则我不会去与他见面。夸祖鲁国王把这个要求当做对他的又一个冒犯，于是就取消了这次拜访。

我的目标是与夸祖鲁国王建立一种独立的关系，以便和我与布特莱齐酋长之间的关系分开。夸祖鲁国王是祖鲁人真正的世袭领袖，他们一直非常热爱他、尊敬他。在夸祖鲁，有更多的人忠于国王，而不是因卡塔自由党。

与此同时，纳塔尔却变成了杀人场。实际上，全副武装的因卡塔支持者已经宣布，在纳塔尔中部地区和彼得马里茨堡周围地区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据地开战。许多村子被放火烧毁，有几十人被杀，数百人受伤，数千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仅1990年3月一个月里，就有230人在这次灭绝人性的暴力中丧生。在纳塔尔，祖鲁人正在屠杀祖鲁人，因为因卡塔自由党党员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都是祖鲁人。2月间，我被释放仅仅两周，我就去过德班国王公园，向10万人发表演讲，他们几乎全都是祖鲁人。我呼吁他们放下武器，和平地携起手来：“拿起你的长枪、匕首和砍刀，把它们统统扔进大海！关闭死亡工厂，立即结束这场战争！”但是，我的号召没有人听，战争和死亡仍在继续着。

我十分担心，因此，我愿意竭尽全力去会见布特莱齐酋长。3月间，在一场特别恐怖的暴力之后，我自行宣布，我将在彼得马里茨堡外的一个山村会见他。就个人而言，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互相尊重，所以我希望能利用这种个人关系。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会见对纳塔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们认为这是危险的，并且不让我去见他。后来，我还是去了彼得马里茨堡，在那里，我看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们被烧焦的遗骸，并尽力安慰他们的亲属，但是，我却没有见到布特莱齐酋长。

104...

3月间，经过我们多次协商之后，我们决定与德克勒克政府进行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这是一次“关于谈判的谈判”，初步敲定于4月初开始。但是，3月26日，在约翰内斯堡以南大约30英里处的斯卜航镇，警察没有警告就朝着一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示威者开枪，当时有12人被枪杀，数百人受伤，并且多数都是在逃跑时被从背后击中的。警察在对付示威者时使用了真枪实弹，这实在是无法容忍的。警察声称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而许多被从背后击中的示威者根本没有武器，他们不可能受到背向而逃、手无寸铁的人的威胁。政府不会随意给予为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而举行集会、示威的权利。这种行动最使我气愤，我告诉媒体，南非的每一个白人警察都把黑人当成了军事目标。经过与全国执行委员会商量，我宣布停止我们之间的谈判，并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他不能一方面搞和谈，另一方面又在屠杀我们的人民。

不过，尽管中止了正式谈判，但是，经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我还是在开普敦私下与德克勒克见了面，以便跟上和谈势头的发展。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新的谈判日期上，双方同意定在5月初。我提出了警察在斯卜航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和黑人、白人受到不平等对待的问题，警察使用真枪实弹来对付示威者，而他们绝不会把枪口对准右翼白人抗议者。

政府方面并不急于开始谈判，他们指望欢迎我被释放所带来的兴奋浪潮平息下来。他们想拖延时间让我丢面子，以便证明被赞颂为救世主的前囚犯是一个很容易犯错误的人，已经跟不上当时形势的发展。

尽管表面上采取了改革措施，但德克勒克绝对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救星。他只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一个谨慎的实用主义者。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丢掉权力。他进行改革的目的恰恰相反：确保南非白人在新的统治制度下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他不准备为结束白人统治制度而进行谈判。

他的目标是在“团体权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分权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在南非保留占少数的白人继续当政的改良形式。他坚决反对多数原则，有时，他把多数原则称作“简单的多数主义”，因为，多数原则的实施也就意味着白人统治的结束。我们早就知道，政府坚决反对“大选获胜者决定一切”的威斯敏斯特议会制。尽管他准备允许占大多数的黑人参加投票和立法，但是，他仍想保留少数团体的否决权。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同他谈这个方案。我对德克勒克先生说，这是一种乔装改扮了的隔离制度，是一个“大选落选者决定一切”的社会制度。

国民党企图战胜我们的长远战略就是与因卡塔自由党建立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联盟，引诱开普地区说南非荷兰语的有色选民参加新国民党。从我被释放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开始拉拢开普地区的布特莱齐和有色选民。政府试图恐吓有色人，使他们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反对有色人的组织。他们支持布特莱齐竭力保留祖鲁政权的愿望，并通过让他相信“团体权利”和联邦主义使他认同新南非。

5月初，与政府举行的第一轮谈判花了三天多的时间。我方代表有瓦尔特·西苏陆、乔·斯洛沃、阿尔弗雷德·恩佐、塔博·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乔·莫迪塞、鲁思·蒙帕蒂、阿尔奇·古弥德、拜尔斯·诺德牧师、谢里尔·卡罗勒斯和我。谈判地点定在格鲁特舒尔，这座开普荷兰式大厦是南非第一个殖民总督府，塞西尔·罗德斯总督曾经在里面住过。我们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被带进了敌人的埋伏圈。

但是，与原来预料的相反，谈判是在认真而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历史上相互打了三个世纪的老对手走到了一起，并相互握手。许多人大声发出惊叹，这样的讨论为什么以前没有举行！政府向共产党的总书记乔·斯洛沃和民族长矛军司令乔·莫迪塞颁发了临时特赦令，看着这两个人与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视为恶魔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人握手，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正如塔博·姆贝基后来对记者说的那样，双方发现对方都没有“刺儿”。

谈判本身这一事实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谈判不仅提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而且也结束了以南非黑人与南非白人关系为特点的主仆关系。我们不是以请求者或请愿者的身份，而是以平等的南非人的身份，共同走到了谈判桌旁。

对我们来说，第一天或多或少算得上是一个历史教训。我向我们的伙伴解释说，非洲人国民大会自1912年创建时就一直想与政府和谈。德克勒克先生出于个人考虑建议说，分离发展的制度是作为一个善良的想法构思的，但是，在实践中它却行不通。对这件事，他说很抱歉，并希望通过协商进行弥补。这不仅仅是一种对隔离制度的解释，而且也表明他比其他国民党领袖更开明。

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犯和政治流放的界定问题。政府坚持采取一种狭义上的界定范围定义，试图限制我方有资格要求被赦免的人数。我们则坚持认为，界定范围要尽可能地放宽，任何由于政治动机而被判处有罪的人都应该有资格要求被赦免无罪。双方未能在“政治动机”犯罪定义问题上达成一致，显然，这将成为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

在三天谈判结束的时候，我们达成了一个后来被大家称为“格鲁特舒尔备忘录”的协议。双方都保证继续进行和平谈判，并敦促政府承诺取消紧急状态法。他们很快就在暴力事件经常发生的纳塔尔省以外的其他各省兑现了这一承诺。我们同意建立联合工作小组，以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障碍问题。

当讨论立宪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告诉政府，我们准备要求通过选举产生的立宪机构起草新宪法。我们认为，起草的人应该由人民自己选择。但是，在选举宪法起草机构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政府，由这个过渡政府监督整个过渡过程，直到选出新的政府。政府不能像现在这样，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我们倡议设立多党协商大会，组成过渡政府，并提出指导宪法起草机构的原则。

105...

尽管我曾经想过出狱后立即去库努，但是，直到4月份我才能成行。在路上，我不能想在什么时候停留就在什么时候停留，因为不光要考虑安全问题，还要准备在各地演讲。到了4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特兰斯凯的军队领导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朋友班图·霍勒弥萨将军作了出访安排。但是，我心中想的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先去我母亲的坟墓祭扫。

我首先去了库努和我母亲的墓地。她老人家的坟墓很简单，没有任何装饰，只盖着几块石头和一些胡乱堆起的砖块，与库努的其他坟墓没有任何区别。当时，我感到很难描绘我的感情，我恼恨当她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在她身旁，懊悔在她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没能好好地照顾她，想象如果我选择另一种生活，那该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那么多年后，我又看到了我的那个村庄，不论是已经发生变化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对我的触动都很大。我小的时候，库努人根本不问政治，他们不知道为非洲人的权利而斗争，人们顺其自然地接受生活，并没有改变它的梦想。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听见库努村小学的学生们在唱着歌颂奥利佛·塔博和民族长矛军的歌曲，我为当时斗争已经渗透到了非洲人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感到惊奇不已。

我所感受到的是社区的热情和简朴，它们把我带到了我的孩提时代。但是，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如果说村民们不比过去更穷，至少似乎仍然和过去一样穷。多数人依旧住在地面很脏的简易小房子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我小的时候，村子很整洁，水也没有污染，所见之处，到处是绿油油的草场。克拉尔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表层土没有被破坏，田地划分得整整齐齐。而现在，村庄没有人打扫，水也已经被污染，遍地都是塑料袋和包装物。我小时候没见过塑料，曾认为它肯定在某些方面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库努在我眼中似乎是令人失望的，村民们似乎也不再有自豪感。

在那个月中，我还回到了另一个“家”。为了劝说25名民族长矛军政治犯，让他们接受政府的大赦离开监狱，我又回到了罗本岛。尽管我8年前就离开了这座岛，但是，我对这所监狱仍然记忆犹新，怀旧之感没有丝毫淡化。经过多年都是被别人探视之后，成为罗本岛上的一名探视者令我有一种奇特的感受。

但是，那天我并没有多少机会进行观光，因为我很快就见到了那些抗议政府实行大赦的囚犯。他们坚称，只有在战场上而不是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之后，才会离开罗本岛。他们坚决反对这种特别的和解办法，因为按照这个办法，他们必须在接受特赦前列举自己所犯的罪行。他们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违背了关于无条件、一揽子赦免包括被流放者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的哈拉雷宣言。有一个人说：“马迪巴，我与政府战斗了一生，现在我还得乞求他们原谅。”

我很同情他们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切合实际的。每个战士都想在战场上打败自己的敌人，但是，就眼下的情况来说，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战场已经转移到了谈判桌上。我强调说，他们留在监狱里并不能推动我们的斗争事业向前发展。他们在监狱外比在监狱内作用更大。最后，他们同意接受政府的特赦。

6月初，我被安排去欧洲和北美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动身前，我私下会见了德克勒克先生，他当时想讨论一下制裁方面的问题。依据他在南非进行改革的成果，他让我停止关于继续进行国际制裁的呼吁。尽管我们知道德克勒克先生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认为，制裁仍然是迫使他进一步改革的最好的杠杆。我知道，欧共体和美国根据德克勒克所进行的改革努力，都倾向于放松制裁。我对德克勒克解释说，直到他彻底废除隔离制度并建立过渡政府之后，我们才能告诉我们的支持者不再继续呼吁。虽然他对我的答复感到有些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感到吃惊。

我和温妮第一站先到了巴黎，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及其迷人的夫人达尼埃尔非常隆重的款待。达尼埃尔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这不是我第一次到欧洲大陆来，但是，我依然被这个“旧世界”的美丽迷住了。虽然我不想吝惜赞美这座灯海城市的美丽，但是，当我在巴黎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南非政府宣布废除紧急状态法。我非常高兴，然而我很清楚，他们在我访问欧洲的时候采取了这一行动，目的是破坏我关于继续制裁的呼吁。

在去瑞士、意大利和荷兰之后，我又到了英格兰。我在那里停留了两天，看望了奥利佛和阿德雷德。我的下一站是美国，但我回南非时还要再回到英格兰，因为根据日程安排，我要会见撒切尔夫人。作为礼节，我离开英国前与她通了电话，她给了我严肃而善意的告诫。她说，她一直在关注我的行程安排，注意我每天参加的各种活动。“曼德拉先生，在我们讨论任何问题之前，”她说，“我必须要告诫你，你的行程安排得太累。你必须减掉一半，就是比你年轻一半的人，满足加在你身上的这些要求也会出现麻烦。如果你坚持这样做，你可能会无法活着走出美洲。这就是我对你的劝告。”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在书上看到过关于纽约的介绍。能够看到成千上万条电报纸条、彩色纸带、撕成纸条的报纸同时从大楼窗口抛下以示欢迎，从两侧大厦耸立的大都市街道通过无疑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经历。据报道，有100万人直接观看了我们的队伍穿过市区，看见他们对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给予支持的热情场面使我深受感动。从报刊上看，纽约总是给人一种冷酷的感觉，但是，我第一天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却恰恰相反。

第二天，我们去了哈莱姆区，自从20世纪50年代看见索韦托的年轻人模仿哈莱姆的花花公子穿着时髦时装，这里就是在我心目中留下几分传奇印象的地方。据我夫人说，哈莱姆就是美国的索韦托。我在扬基体育场向广大民众发表演讲，告诉他们，一条牢不可破的生命线把南非黑人和美国黑人联系在了一起。我说，我们都是非洲儿女，两岸的黑人之间有血缘关系，我们都受到了W. E. B.杜波伊斯、马库斯·加维和马丁·路德·金这些伟大的美国人的鼓舞。在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就非常崇拜“褐色轰炸机”乔·路易斯。他们不仅在拳击场上接受对手的挑战，而且在拳击场外也敢于接受种族歧视者的挑战。在监狱里，我支持美国黑人为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经济不平等所进行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哈莱姆就是反抗力量和黑人骄傲的象征。昨天，我看见一个年轻人穿着带有“BLACK BY NATURE，PROUD BY CHOICE”（天生是黑人，为选择而自豪）字样的T恤衫，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通过我们的本质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也为我们的选择而相互感到骄傲。

在去孟菲斯和波士顿之后，我又去了华盛顿。在那里，我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并与布什总统单独进行了会晤。我感谢美国国会关于反对种族歧视的立法，并告诉他，新南非希望实现创建我所面对的这种两院体制的价值。我说，作为自由战士，我们不可能不了解像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伟人，也不可能“不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我还传递了继续对南非制裁的强烈愿望，因为我了解到，布什政府认为已经到了解除对南非制裁的时候。我敦促美国国会不要解除制裁。

甚至是在会见乔治·布什前，我就对他有了正面的印象，因为他是第一位在我出狱后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的外国领导人。从那时起，布什总统就把我记入了他可以就重大问题相互通气的世界领导人名录。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听说他是一个热情而思想敏锐的人。尽管我们在武装斗争和制裁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但是，他仍然是一位可以有不同意见但能友好共处的人。

我从美国去了加拿大，在那里，我会见了马尔罗尼总理，并在他们的议会发表了演讲。按照计划，我们下一站是爱尔兰。在横跨大西洋之前，我们的小型喷气式飞机需要在位于北极圈北面的一个遥远的、被称作“鹅湾”的地方加油。我想借此机会在清新的空气中散散步，可当我在停机坪上散步的时候，我发现机场栅栏围墙外站着一些人，我问一位加拿大官员那是什么人。“爱斯基摩人。”他说。

在我生活在地球上的72年中，我从来没见过因纽特人（美洲爱斯基摩人），并且从来没有想到我会遇见他们。我翘首向栅栏墙边望去，发现有十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因为听说我们的飞机将在这里加油而来到了这个边远的飞机场。我小时候就曾经在教科书上看到过因纽特人（殖民者给他们起了个“爱斯基摩人”的名字），从殖民主义的教科书中，我印象中的因纽特人是非常落后的。

但是，通过与这些活泼的年轻人交谈，我得知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了我被释放的消息，并且对南非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很熟悉。他们有一个人还喊了一句：“Viva ANC！”（非洲人国民大会万岁！）历史上，因纽特人一直是受白人殖民主义者虐待的土著人，而南非黑人的情况与因纽特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在我被关押的几十年里，这个小行星竟然变得如此之小。让我感觉有意思的是，生活在世界北屋脊上的年轻因纽特人竟然能看到非洲南端释放一名政治犯。电视使这个世界变小了，并且正在成为消除无知、促进民主的强大武器。

我在都柏林作短暂逗留之后又去了伦敦，在那里，我要与撒切尔夫人会谈3个小时。站在寒冷的室外与青年因纽特人交谈，使我有点儿感冒。去会见撒切尔夫人的那天正好是寒冷的冬天，并且下着雨。当我们动身的时候，温妮告诉我一定要穿上雨衣。当时，我们已经走到了宾馆的大厅，如果回去拿雨衣，肯定就会迟到。我是一个严格遵守时间的人，这不仅因为我认为迟到是对你要会见的人的不尊敬，而且也是对西方人坚持认为非洲人办事拖拉这种陈词滥调的一种反击。我告诉温妮，我们没有时间了，于是我们走出宾馆，站在雨中为儿童们签字留念。当我见到撒切尔夫人的时候，我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后来经诊断我患上了轻度肺炎。

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会谈。她像一位小学老师责备她的学生一样责备我没接受她的劝告，删减自己的行程。尽管撒切尔夫人在诸如制裁等许多问题上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对立面，但是，她仍然是一位直爽而热情的女士。在制裁问题上，我们那天的会谈没有取得一点儿进展。

106...

7月份，我对乌干达、肯尼亚和莫桑比克进行短暂的访问后回到了南非，回国后我立即要求与德克勒克见面。国内的暴力正在升级，1990年在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人，大大多于前一年因政治原因死亡的人数。经过与我的同事商量之后，我认为必须加快政治形势正常化的进程。我们的国家在流血，我们必须赶紧行动起来。

德克勒克先生6月份取消了紧急状态法似乎为恢复谈判搭起了舞台，但是，到7月份，政府安全部队又逮捕了大约40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其中包括麦克·马哈拉基、普拉文·戈德汉、西皮韦·恩衍达和比利·奈尔，声称他们参与了被称作“乌拉行动”的共产党阴谋，企图推翻政府。德克勒克要求与我举行紧急会谈，并向我读了所谓的在袭击中没收的文件。当时，我感觉很为难，因为我对这件事一点儿都不了解。

会谈后，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于是给乔·斯洛沃打了电话。乔解释说，德克勒克先生读的那些段落是断章取义，“乌拉”是一个被废弃了的计划。政府想利用这个发现拆散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不让乔·斯洛沃参加谈判。我回头去见德克勒克先生，并告诉他，他被自己的警察欺骗了，我们不打算与南非共产党断绝关系，或者把乔·斯洛沃从我们的谈判队伍中排挤出去。

7月中旬，在计划与全国执行委员会见面前不久，乔·斯洛沃带着一个建议单独来见我。他说，我们自觉自愿地暂时停止武装斗争，以便营造恰当的气氛，推动和谈向前发展。他说，德克勒克需要让他的支持者看到他的政策已经给国家带来了好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反对，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但是，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而且，这正是采取主动的最好办法。我也认识到，乔恰恰是提出这个建议的适当人选，因为他作为一个激进分子是没有争议的。他不会因此而被责备上了政府的当，受了政府的骗，或者变成了软蛋。第二天，我告诉乔，如果他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想法，我将给予支持。

当乔第二天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有的人坚决反对，说那样对德克勒克的支持者无疑是一种鼓励，而对我们自己的人则是一个打击。但是，我为这个建议进行了辩护，并说，武装斗争的目的是把政府弄到谈判桌上来，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争辩说，“暂时停止”意味着随时可以撤销我们的决定，但是，对于显示我们的诚意却是必要的。几个小时的争论之后，我们的观点占了上风。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意见。尽管民族长矛军并不活跃，但是，武装斗争的气氛对于许多人来说具有伟大的意义。即使是仅仅作为一种装饰加以利用，坚持武装斗争也是我们积极打击敌人的一种标志。因此，武装斗争深得人心，它远远大于地下斗争实际取得的效果。

8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在比勒陀利亚签订了后来被大家称作“比勒陀利亚备忘录”的协议。在该协议中，我们同意暂时停止武装斗争。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的支持者所讲的那样，尽管我们暂时停止了武装行动，但是，我们并没有终止武装斗争。该协议也为释放政治犯和发布某种形式的大赦令提出了具体的日期要求。大赦计划到1991年5月份完成，政府也同意对《国内安全法》进行审议。

在阻碍和平进程的问题上，唯有国内暴力升级问题最令人头疼和灰心丧气。我们都希望随着谈判的进行，暴力事件逐渐减少。但事实恰恰相反。警察和安全部队也很少抓人，城镇上的人们开始谴责他们助长和煽动暴力。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安全部队是在纵容暴力。许多暴力事件表明，警察不是在平息暴力，而是在煽动暴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走遍了被暴力困扰的约翰内斯堡南部法尔三角地区，安抚那里的受伤群众和死伤者的亲属。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同一个说法：警察和国防军正在破坏那里的稳定。有人告诉我，警察头一天在一个地方没收武器，第二天，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力量就用那些被没收的武器袭击我们的群众。我们还听说，警察甚至护送因卡塔自由党人互相接头并发动袭击。

9月份，我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我说暴力后面有一只黑手，并暗藏着一支神秘的“第三武装”，他们由脱离安全部队的人员组成，一直在企图破坏和谈。我们说不清这支第三武装的组成人员到底是些什么人，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断定他们是存在的，他们的杀人黑手正在伸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

我是在亲身经历了两次特别的暴力事件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1990年7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接到情报，属于因卡塔自由党的某些人员正在一家旅馆里策划于7月22日在法尔三角区的斯卜航镇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进行重点袭击。通过我们的法律代理人，我们告诉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警察局局长和地区专员，警告他们即将发生暴力袭击，并敦促他们采取适当措施。我们要求警察，必须阻止因卡塔武装人员进入斯卜航参加因卡塔自由党集会。

7月22日，满载因卡塔武装人员的公共汽车在警车的护送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了斯卜航。他们在那里举行了集会，然后，这些武装人员开始实施暴力袭击，在一次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袭击中，他们大约杀害了30人。第二天，我探访了这一地区，亲眼目睹了过去我从来没见过并且希望再也不会见到的悲惨景象。停尸房内堆满了被砍死的尸体，有一具女尸的乳房都被用刀割掉了。不管这些杀人者是谁，但可以断定他们无疑是一群野兽。

第二天，我要求会见德克勒克先生，我愤怒地要求他对此事作出解释。“你们事先已经得到了警告，”我告诉他，“但仍然没采取措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直不采取行动？为什么警察也在那里插手干坏事？”然后，我告诉他，在其他任何国家发生这样大的悲剧，当有30多人被屠杀的时候，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发表声明表示哀悼，但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对我提出的问题，他没有作任何答复。我要求德克勒克向我作出说明，但他却对此事未置一词。

第二个暴力事件发生在11月份，一伙因卡塔自由党党员进入了约翰内斯堡东部杰米斯顿市郊外的一个名叫藏基兹兹韦（Zonkizizwe）的牧场。Zonkizizwe是祖鲁语，意思是“欢迎各个民族的地方”。他们驱赶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有许多人被杀害。然后，因卡塔武装人员占领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铁皮房屋，并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牧场的居民说，因卡塔成员当时是与警察一起来的。发生这一悲剧之后，警察和政府同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南非黑人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不值钱。

我又一次会见了德克勒克先生和他的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艾德里安·弗劳克。我又问德克勒克先生，为什么在这次犯罪后警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说，袭击者可以很容易地被发现，因为他们现在占领了被害者的房子。德克勒克先生请弗劳克先生说明此事，然后，弗劳克以相当粗野的口气问我，房子位于谁的地产上，意思是说这些人都是非法定居者，因此，没有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我告诉他，事实上当地政府已经批准这些人在那块土地上居住。他的态度仍然是许多南非白人所采取的那种态度，只是简单地认为黑人部落自古以来就一直在相互残杀。德克勒克再一次告诉我，他将调查和处理此事，但是，他仍然什么也没有做。

在这一期间，政府采取了另一个行动，使事态更加火上浇油。政府作出了新的规定，允许祖鲁人携带所谓的“传统武器”在纳塔尔和其他地方举行政治集会和会议。这些所谓的传统武器——长矛、标枪、圆头棒、大头木棍，实际上是因卡塔自由党武装人员杀害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时使用的武器。这件事使我对德克勒克先生的和平诚意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些反对和谈的人从暴力中获得了好处，而这些暴力总是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朝着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的时候突然发生。这些邪恶势力企图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点燃战争的火焰，我相信许多因卡塔自由党成员也在密谋策划发动这样的战争。政府中的许多人，包括德克勒克先生，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采取的是一种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的态度。毫无疑问，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最高领导正在帮助“第三武装”。这些疑点后来被媒体所证实。据报纸披露，南非警察的确在秘密资助因卡塔自由党。

随着暴力继续升级，我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考虑暂时停止武装斗争的问题。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已经有些躁动不安，于是到9月份，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暴力的不断升级可能会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形势看来很严峻，与政府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似乎要毁于一旦。

107...

1990年12月，奥利佛经过30年的国外流亡生活之后回到了南非。有他在我身边，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回来是为了参加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协商会议，来自国内外的45个不同地区的15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我称赞奥利佛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黑暗的时期一直领导着非洲人国民大会，斗争的烈火从来没有熄灭。现在，他领导我们来到了看到光明和希望的未来的边缘。在我被关押的27年间，是奥利佛拯救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把它建设成一个具有实力和影响的国际性组织。在绝大多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被流放的时候，他担负起了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任。他是一位战士、一位外交家、一位政治家。

尽管我批评政府组织反革命活动，但是，正是奥利佛的讲话引起了一场风波。在开幕式上，他发表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要求对我们的制裁政策进行重新评价。他坚持认为，除非采取主动缩小制裁的规模，非洲人国民大会将面临“脱离国际社会”的危险。欧共体已经开始缩减制裁的规模。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要为南非进行的改革对德克勒克先生作出回报，认为这样就会鼓励他继续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策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国际上的实际情况。

尽管大家对奥利佛的讲话进行了讨论，并且，他的讲话也得到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但是，他的建议却遭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领导人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必须保持原来的制裁规模。

这样一来，连我自己也成了抱怨和抨击的对象。他们批评参加和谈的人不与基层接触，与国民党领导人在一起的时间比与自己的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大会上，有人还批评我搞“个人外交”，不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般会员沟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我接受了大家对我的批评，承认在让整个组织都了解谈判的过程方面有所疏忽。但是，我也知道我们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微妙，我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他们保守机密。尽管我接受了批评，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同一条路向前走。我知道，我必须更加虚心和务实，让更多的人充分了解我们在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我在后面的谈判中没有忘记这一条原则。

每天，每个周末，报纸都会及时报道在我们的社区和城镇发生的新的流血事件。显然，暴力已成为南非的第一大问题。在纳塔尔以及约翰内斯堡周围的里夫地区，各种犯罪、政治对抗、警察暴行和地下团伙杀人事件时常发生，搅得许多社区的群众不得安生。只要暴力问题不解决，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道路就仍然是艰难曲折和不可想象的。

为了遏制暴力事件的升级，我与布特莱齐酋长取得了联系，安排与他进行会谈。1月份，我们在德班的王室宾馆见了面。布特莱齐酋长首先向出席的代表们和媒体发表了讲话，但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在翻老账。他列举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他进行的语言攻击，批评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和谈要求。当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不是选择与他针锋相对，而是感谢他多年来为我的释放所做的工作。我用事实叙述了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关系，强调了有关两个组织团结而不是分裂的许多问题。

我们的私下会晤取得了进展，布特莱齐酋长和我签订了一个规范双方下辖组织行为的协议。这是一个公平的协议，我认为如果这个协议得以执行，肯定会有助于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我要说的是，因卡塔自由党从来也没有执行过这个协议，当然我方也有违反这个协议的地方。

我们两个组织之间的暴力活动仍在继续着，每个月都有数百人死亡。3月份，因卡塔自由党成员在约翰内斯堡北部的亚历山大镇发动了一次进攻，在3天的冲突中有45人被杀死，但仍然没有人被逮捕法办。

随着暴力活动的继续，我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试图再与布特莱齐酋长见面。4月份，我去了德班，我们又一次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并签订了另一个协议。但是，上面的字迹还没有干，协议就被浸泡在了血泊之中。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政府在背后支持暴力活动，而暴力活动正在阻碍和谈。德克勒克先生对暴力不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关系濒临危险的边缘。

4月间，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对德克勒克先生诚意的怀疑。全国执行委员会相信，政府在后面支持暴力活动，暴力正在搅乱和谈的气氛。在致政府的一封公开信中，我们要求罢免国防部部长马格纳斯·马伦和法律与治安部部长艾德里安·弗劳克的职务；禁止在公共场合携带传统武器；逐步取消移民工客栈，因为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城镇上的客栈里住着很多因卡塔自由党成员；撤销政府的反暴乱秘密部门；指定独立的委员会调查安全部队的不正当行为。

我们要求政府最晚在5月份满足我们的要求。德克勒克先生通过要求5月份召开多党派会议讨论暴力问题对我们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但是，我的回答是，召开这样的会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政府完全知道要结束暴力必须做什么事情。5月份，我们宣布停止与政府谈判。

1991年7月，非洲人国民大会30年来第一次在南非国内召开了年会。有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都是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内外的分支机构民主选举产生的。在这次大会上，我全票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被选为总书记，充分表明火炬将从老一代领导人手中传递给年轻一代。我只是在出狱时才与西里尔见过面，他被许多著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认为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他可能是最有经验的谈判人，他的谈判艺术无疑是在他担任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时磨砺而成的。

在讲话中，我对大家赐给我如此大的荣誉而表示感谢，并告诉大家，要跟上我的前任奥利佛·塔博的巨大步伐是何等的困难。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与政府争吵，但是我说，和谈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政府参加和谈这一事实，正是他们没有能力维持种族隔离的表现。我反复讲，和谈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与之谈判的那些政客根本就不想交出他们自己的权力。“大家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和谈本身也是一种斗争，正如其他任何形式的斗争一样，和谈可能会发生多次反复。”

但是，和谈不能靠等待。就我们的利益来说，绝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种族隔离的痛苦。我说，有必要尽快创建一个过渡政府。

大会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面临着一个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把一个非法的地下解放运动组织转变成一个合法的群众性政党。30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秘密地在南非发挥作用，有些工作习惯和斗争技巧已经根深蒂固。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从最小的支部到全国执行委员会。在这个非常的变化时期，我们必须利用大约几个月的时间做好这件事情。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已经被流放。他们多数都在7月份回来参加了年会。他们并不熟悉今天的南非，对他们和我来说，南非是一个新发现的地方。但是，却有一批杰出的留在国内的联合民主战线和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的年轻领导人，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全面了解了政治形势。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的替身开展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要把这些人吸收进自己的组织。

我们不仅面临着逻辑上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哲学方面的问题。当你们在与一个共同的敌人打仗的时候，使运动组织保持一致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命题。但是，当敌人走到了谈判桌旁的时候，要制定一种政策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在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们不仅必须与许多不同的组织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必须考虑许多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把组织统一到和谈的思想上来。

在头17个月的合法活动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吸收了70万新会员。这是激动人心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对此沾沾自喜。就比例而言，这些会员中只有少部分是来自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最薄弱的地区。同时，国民党正在向非白人敞开大门，正忙着吸收那些对非国大不满的有色人和印度人。

自从我出狱后，政府就一直在对我夫人进行诽谤。在她被声称绑架了四位住在迪普克鲁夫的年轻人并造成其中一人死亡之后，温妮第一次遭到了谣言的诋毁，然后，她被指控绑架四人并造成一人死亡。连续对她的人格进行的这种造谣中伤，使温妮和我都很想赶快走上法庭，证明温妮在这些指控中都是无辜的。

2月，对我夫人的正式审判在约翰内斯堡市内的兰德最高法院开庭。我参加了第一天的审理，像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资深人士一样，我尽量多去参加对她的审理。我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表达对我夫人的支持，同时也为表明我相信她是无辜的。乔治·毕佐斯为她作了辩护，努力证明温妮与这起绑架和打死人的案件没有牵连。

3个半月之后，法官认定她在这起绑架案中是有罪的，并且在一起流氓杀人案中是同谋。但是，法官很清楚，她本人并没有亲自参与杀人。她被判处6年监禁，但是根据她的请求，她很快被保释出狱。对我来说，不管判决结果如何，她毫无疑问都是无辜的。

108...

1991年12月20日，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关于“谈判的谈判”之后，真正的谈判开始了：民主南非大会（CODESA）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南非党派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正式和谈。我们以前进行的所有双边谈判为这次谈判奠定了基础。谈判在约翰内斯堡史末资机场附近的一个现代化的展览中心，即世界贸易中心举行。出席民主南非大会的共有18个代表团，他们代表着南非各政治党派。另外，出席大会的还有来自联合国、英联邦、欧共体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这个大会是在南非召集的一次最广泛的政治团体横向联合大会。

这次谈判无疑是一个历史盛会，当然也是自1909年开普和纳塔尔英国殖民地与前德兰士瓦布尔共和国及奥兰治自由邦同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以来最重要的立宪大会。1909年召开大会的目的并不是发扬民主，而是对民主的违背，因为当时的代表中没有一个是黑人。但是在1991年的今天，南非黑人已经占了大多数。

我们的筹备小组由西里尔·拉马福萨牵头，成员还有乔·斯洛沃和瓦利·穆萨。一周以来，他们一直与政府就选举、宪法、宪法起草机构和过渡政府问题进行讨论。来自20个不同党派的代表，包括来自班图斯坦政府的代表，已经同意了召开大会的基本原则。

在谈判开始就持乐观态度的人不会因为几个拆台者而扫兴。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决定抵制谈判，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试图建立一个多种族政府。尽管一个月前，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围绕共同目标发表声明，组建了联盟组织——爱国阵线，但是，仍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害怕民主选举，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选举将暴露他们并没有多少支持者。布特莱齐酋长也在抵制谈判，因为不允许他组成三个代表团：因卡塔、夸祖鲁政府和斯维里斯尼国王。我们认为，国王应当不属于任何政党，如果把国王纳入政党的范围之内，那么南非各部落应该都能派他们的最高领袖参加谈判。

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和谈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自力更生的意义。与津巴布韦和安哥拉那样的非洲国家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所进行的和谈不同，他们需要外国人调解，而我们南非则是依靠我们自己消除分歧。德克勒克先生讲了关于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过渡性“权力共享”政府的必要性，国民党的首席谈判代表大卫·德维利尔斯甚至为实施种族隔离政策表示了道歉。

我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指出，随着民主南非大会的产生，进步在南非最终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说，政府通过其所管理的人民的批准才能取得统治权和合法性，我们正在举行的会议就是要创造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权。我说，民主南非大会标志着选举产生一个起草新宪法的机构的开始，我看不出这样的一个宪法起草机构有任何理由在1992年不能产生。我呼吁政府，可以组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过渡政府监督这种选举，控制国家宣传机构和武装部队，全面负责向新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南非过渡。

在第一天的大会上，最大的与会党派，其中包括国民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都支持签署一个意向声明，号召所有的党派都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南非，其最高法律将是受独立司法系统保护的宪法。国家的司法系统将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起草“权利法案”，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总之，我们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以成人普选权为基础的、多党派执政的民主政府。就我们而言，这是对新南非提出的可接受的最低立宪起点。因卡塔自由党拒绝签署这个声明，因为声明中要求建立“统一的南非”，这意味着不可能采取联邦制。

大会选举产生了五个工作组，以便在1992年初开始工作，做好1992年5月召开第二轮“民主南非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工作组将探讨营造自由政治气氛中面临的问题、班图斯坦的未来、重新组建南非广播公司、检验诸如联邦制之类的各种立宪原则和创建过渡政府。各党派同意，各项决议将在“充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虽然没有作出界定，但实际上，充分一致就意味着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多数党派之间达成了协议。

召开第一次民主南非大会的第一天，直到临近休会都没有出现意外的事情。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电话里与德克勒克先生一直谈到晚上8点。德克勒克先生问我，是否同意让他在第二天最后一个发言。尽管按照日程安排，我将对大会作总结，但是，我告诉他，我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全国执行委员会。那天晚上，我的确也这样做了。尽管大家有些担心，但是，我说服他们允许德克勒克先生最后发言。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我准备让德克勒克满意。

到这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讲了谈判的重要性，我讲完话后，德克勒克接着讲。他强调了这次盛会的历史意义，论述了克服相互不信任的必要性。但是，随后他却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开始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坚持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他开始像一个校长训斥一个调皮的小孩子那样对我们讲话。他严厉地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公布武器库的位置，然后又谴责我们保留“秘密武装”——民族长矛军，违反了1991年9月份达成的《全国和平条约》。他甚至用激烈的言词质问，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否有足够的诚意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

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我听任德克勒克先生讲这种话而不予以驳斥，那么我当时就会受到谴责。他讲完后，当天的会议本应随之结束。但是，会场的气氛变得非常安静。我没有允许会议就此结束，而是朝讲台走去。我不能让他讲完话就这样算了。我的声音里带着愤怒：

我对今天德克勒克先生的行为十分担心。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攻击，并且在攻击中一直很不诚实。即使是像他这样一个非法的、名声败坏的、少数人当政的政府的首脑，也要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他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名声败坏的政府的首脑，就可以不遵守道德规范……如果一个人能来到这种性质的大会上玩弄他已经玩弄过的政治手腕，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同这样的人打交道。

政府官员曾一再劝说我，允许他们最后讲，他们特别期望在这里最后一个发言。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最后讲，他滥用了他的职权，因为他指望我不会反驳他。他完全错了，我现在就要说几句。

我说，德克勒克先生用这样的语言对我们说话，这是不能接受的。我重申，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不是政府提出了和平讨论的倡议；是政府，而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次又一次地不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以前我已经告诉过德克勒克先生，公然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他仍然在这样做。我强调，我们已经暂时停止了武装斗争，以显示我们支持和平的诚意，而政府却仍然在与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共同策划战争。我要告诉他，只有当我们成为收缴武器的政府的一部分时，我们才上缴我们的武器，不到那时我们是不会上缴的。

我补充说，政府显然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参加和谈不是为了争取和平，而是在谋取自己的小政治利益，即使是在和谈的时候，他们也在暗地里资助秘密组织对我们实施暴力。我提到了最近披露的向因卡塔提供100万兰特的事实，德克勒克先生声称不知道此事。我说，如果拥有他这个职位的人“不知道这些事，那么他就不配当政府首脑”。

我知道我说得太严厉，于是，为了使整个谈判不再陷入僵局，我以缓和一点儿的口气结束了我的讲话：

我请他摊出牌来。让我们坦诚地在一起工作，不要有背着对方的事情。不要私下再打什么小算盘，也不要说服我们允许他最后发言，因为他想滥用这个特权攻击我们，并希望我们不予驳斥。尽管他犯了这样的错误，但我仍然准备与他一道工作。

第二天，民主南非大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德克勒克和我都尽力表现得像没发生不可挽回的伤害一样。在会议开始时，他和我公开握手，并表示我们将一道工作。但是，彼此之间已失去了信任，因此，和谈陷入了僵局。

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6周后，国民党在波切夫斯特鲁姆参加了“补缺选举”。波切夫斯特鲁姆是德兰士瓦的一个保守的大学城，历史上一直是国民党的一个根据地。但是，国民党人出乎意料地被保守党右翼的候选人击败。保守党坚决反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和谈的政策，其党员主要由认为德克勒克先生不再靠得住的南非白人组成。选举结果似乎让人对德克勒克先生的改革及和谈政策产生了怀疑。国民党十分惊慌，他们自己心脏地区的嫡系选民也在反对他们的政策。

德克勒克决定孤注一掷。他宣布，根据在波切夫斯特鲁姆补缺选举的结果，他号召于3月17日进行全国白人公民复决，对他的改革政策和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谈进行投票表决。他说，如果公民复决遭到失败，他可以辞职。公民复决对年满18岁的所有的白人选民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支持继续实行总统于1990年2月2日开始进行的、旨在通过和谈建立新政府的改革吗？”

非洲人国民大会反对把一切非白人排除在外的这种公民复决。同时，我们也很现实：我们当然不想让白人选民反对德克勒克为坚持和谈所作的努力。尽管我们原则上反对这次选举，但是，我们还是鼓励白人投“赞成”票。我们把这种投票表决看作支持和谈的一个信号，当然并不是支持德克勒克本人。

我们怀着几分不安的心情关注着德克勒克采取的这个行动。他和国民党搞了一次微妙的、昂贵的、美国式的政治活动，与此相伴的还有广泛的报纸和电视宣传、大量的广告和各种各样的集会。我们把这场闹剧看作德克勒克先生将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一次彩排。

最后，69%的白人选民支持和谈，这给了德克勒克很大的鼓舞。他感觉自己是正确的，我却认为投票结果让他有点儿自鸣得意。他的手腕更强硬了，结果，国民党人在和谈中的立场也就强硬起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09...

1992年4月13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我的两位老朋友、老同志——瓦尔特和奥利佛的陪同下，我宣布与我夫人分手。形势变得如此困难，我认为我们的分手对各有关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家庭和温妮，都是最佳选择。尽管我把这件事提交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了研究，但是，离婚本身是基于我个人的原因。

我宣读了以下声明：

我自己同我夫人诺姆萨莫·温妮·曼德拉同志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了众多媒体炒作的主题。我现在发表这个声明，以澄清自己的立场，希望我的声明能够使各种猜测不攻自破。

诺姆萨莫同志和我本人，在我们国家解放斗争的关键时刻结为连理。由于我们献身非洲人国民大会和为结束种族隔离进行的斗争而承受的压力，我们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尽管存在这些压力，我们相互之间的爱恋和双方对婚姻的忠贞却丝毫没有动摇……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罗本岛坐牢，对我个人而言，她是必不可少的支柱和安慰……诺姆萨莫同志单独承担起了抚养我们子女的重担……她以非凡的刚毅承受了政府对她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并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对自由斗争的无私奉献和支持。她的顽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我对她的尊敬、爱恋和不断加深的感情，也赢得了全世界广泛的钦佩。我对她的爱是始终不渝的。

但是，由于我们之间最近几个月中对许多问题有不同看法而造成的紧张状况，我们都认为分手将对我们双方是最好的选择。我的行动并不是因为媒体现在正对她进行指责而采取的……诺姆萨莫同志完全可以像过去一样，在她有生之年继续依靠我的慷慨支持。

我个人绝不会对诺姆萨莫同志和我曾经共同分享的生活感到后悔。尽管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结局，但是，情况使我们不得不分手。离开我的夫人，我并无任何怨恨。从我第一次遇到她的那一刻起，我就以我在监狱内外对她培育出来的所有的爱恋爱着她。女士们，先生们，希望你们能理解我所经历的这种痛苦。

或许，由于我为没能尽到一个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感到痛苦而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但是，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夫人的生活比我的生活更艰难，我的回归对她比对我来说也更艰难。她嫁给了一个很快就离她而去的人，那个人变成了一个神，后来那个神又回了家，并证明他不过是一个人。

正如我后来在我女儿津泽的婚礼上所说的那样，自由战士似乎命中注定要过不稳定的个人生活。当你的生命就是斗争，像我的生命那样，你就几乎没有家庭生活的余地。这一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是我所作的最痛苦的选择。

“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们在没有我们的指引下成长，”我在我女儿的婚礼上说，“当我们真的［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说，‘我们认为我们有父亲，并且有一天他将会回来。但是，让我们失望的是，我们的父亲回来后又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因为他现在成了国父。’”作为一国之父是莫大的荣誉，但作为一个家庭之父却是莫大的愉快。然而，这种愉快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110...

1992年5月，在中断了4个月之后，多党会议在世界贸易中心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即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为了准备谈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的谈判者之间，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其他党派之间已经进行了秘密的磋商。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前一天，德克勒克先生与我之间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就各代表团的磋商结果进行了讨论。自从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会见。

在民主南非大会准备召开的几天前，政府被两个丑闻搞得焦头烂额。第一个丑闻是负责改善班图斯坦黑人生活水平的发展援助署暴露出来的大规模腐败和行贿受贿案，第二个丑闻则是政府高级安全官员卷入了1985年杀害4名联合民主战线成员案，这4名成员中最著名的是马修斯·戈尼韦。这两个丑闻为警察涉嫌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实施袭击增添了证据。两个丑闻先后曝光，大大削弱了政府的信誉，提高了我们的威信。

在前几个月中，政府提出了许多半途而废的建议。这些建议，例如轮流执政，多数都是在竭力保护他们的权力。但是，通过过去几个月的和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达成了一个关于实行两步过渡、最终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南非的尝试性协议。第一步，由民主南非大会各代表团任命一个多党“过渡执行委员会”，起到临时政府的作用，以便为各党派“建立平台”，起草临时宪法。第二步，举行大选，选出一个宪法起草机构和立法机关。在选举中，得到5%以上选票的所有政党都可以参加组阁。宪法起草机构的成员，50%通过全国选举产生，另外50%通过地方选举产生。这个机构将被授予起草宪法的权力和通过法律的权力。另外，还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主持选举和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正。

还有许多问题，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没能达成协议，譬如说，宪法起草机构决定宪法方面的问题和同意某项“权利法案”所必需的投票率。在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前几天，政府才建议成立第二个机构——参议院，人员由各地区选出的代表组成，作为行使少数否决权的一种方式。他们还建议，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前，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首先必须就临时宪法达成协议。但是，起草临时宪法将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所有这些问题的谈判都在幕后进行，到1992年5月15日召开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时候，达成协议的希望似乎依然十分渺茫。我们感到担心的是，已经达成的协议会因此受到影响。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在多数重大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政府似乎准备无限期地拖下去，他们的想法是等的时间越长，支持我们的人就会越少。

大会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就出现了僵局。当时，主持谈判的两个法官建议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晚上再举行一次会谈，以便设法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那天晚上，我们确实边喝咖啡边进行了会谈，虽然我们没有找到打破僵局的办法，但是我们却同意继续进行谈判。“全南非和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和我，”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们要挽救这个和平进程。让我们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至少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日期。”我们决定，两人都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本着让步的精神发表讲话。

第二天下午，我们按照与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双方同意的相反顺序发表讲话：由德克勒克先生先讲，我最后讲。德克勒克先生在讲话中坚持国民党不寻求“少数否决权”，但是，他们确实想要一种制衡制度，以防止占多数的种族“滥用权力”。尽管他的意见让我听起来像是对多数原则的公然反对，但是，当德克勒克讲完话后，我还是仅仅说，我们需要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去工作，以便消除围绕和谈的紧张气氛。

尽管我们想在这个问题上持积极态度，但是大会第二天仍然在僵持不下的状态下闭幕。根据我的看法，僵局的原因是国民党一直不愿意由大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他们的命运。

最终，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四个基本问题上没能取得突破：政府坚持反对宪法起草机构以高得票率通过宪法（他们主要是要求拥有不正当的否决权）；维护地方政权，以便对将来的宪法进行限制；反对民主选举参议院，要求参议院对内阁的立法有否决权；把经过大会协商通过的临时性宪法定为永久性宪法。

这些都是难题，但是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决心不让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出现的僵局阻碍和谈的进程。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都同意双方继续谈判，以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使问题的解决变得不再可能。

随着和谈陷入了僵局，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一致同意采取“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的策略，以便通过这个策略向政府显示全国人民支持我们的程度，并表明南非人民不准备为了自由永远地等待下去。群众运动的形式包括罢工、示威和联合抵制等。开始采取群众运动的日期定在1992年6月16日，因为这个日子是1976年索韦托暴动周年纪念日，并计划在8月3日和4日举行两天的全国大罢工，把群众运动的声浪推向高潮。

但是，在举行罢工前又发生了一件事，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92年6月17日，因卡塔自由党的武装力量偷袭了博伊帕通市的法尔镇，有46人被杀，其中多数都是妇女儿童。这是一周内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遭到的第四次大屠杀。全国人民都为此感到震惊，并指责政府参与了这次大屠杀。警察没有制止这次犯罪，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既没有逮捕犯罪分子，也没有调查案情。德克勒克先生一声不吭，我感到忍无可忍，我的耐心已经达到了极限。政府正在使和谈陷入僵局，同时也在以隐秘的方式向我们的人民开战。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同他们谈判？

发生大屠杀后的第四天，我向两万多名愤怒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发表了讲话，告诉他们，我已经指示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西里尔·拉姆福萨停止直接与政府接触。我同时还宣布，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一时间，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沙佩维尔那些黑暗的日子。我把国民党的行为比作德国的纳粹党，公开警告德克勒克，如果他企图采取新的措施限制群众示威和自由表达，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发动全国范围的反抗运动，并且，我将是第一个志愿者。

在大会上，我看见有人打出了标语口号，上面写着：“曼德拉，给我们枪！”“胜利来自战斗而不是来自谈判！”我理解这种情绪，人民的确遭到了伤害，他们认为谈判不会有积极的结果。他们开始认为，推翻隔离制度的唯一办法是拿起枪杆子。发生博伊帕通惨案后，全国执行委员会中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武装斗争？我们应该放弃和谈，而不是放弃武装斗争。和谈绝不可能使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我开始同情这伙强硬派，但我逐渐认识到，没有别的选择，和谈是我多年来一直竭力主张的，我不能放弃和谈，但是，也到了让和谈凉下来的时候了，群众运动是介于武装斗争与和谈之间的中间道路。人民需要有一个出气的方式，群众运动就是这种出气的最好方式。

当我告诉政府我们准备停止和谈的时候，我们向德克勒克先生提交了一个备忘录，简要说明了我们退出和谈的理由。除了要求解决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立宪的僵局，我们还要求追查暴力责任人，将他们绳之以法，并拿出加强对暴力事件发源地——客栈的治安管理办法。德克勒克先生给我们作了答复，要求与我面谈。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我认为，这样的面谈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要谈，而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好谈。

8月3日和4日举行了大罢工，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和谈要求，并抗议政府支持的暴力活动，群众运动终于达到了高潮。全国有400万工人待在家中拒绝上班工作，这是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罢工。这次罢工的重头戏是10万人到比勒陀利亚工会大厦进行游行示威，我们在大厦前面的大草坪上举行了大规模的露天集会。我告诉游行群众，我们总有一天会作为南非第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占领这座大厦。

面对这次群众运动，德克勒克先生说，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故意把这个国家搞乱，政府将被迫考虑采取某种不愉快的措施。我警告德克勒克先生，任何反民主的行动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我说，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威胁，建立过渡政府才是最为关键的当务之急。

在这次群众运动的鼓舞下，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一伙人决定去毕晓举行游行示威。毕晓是东开普西斯凯邦的首府，是由奥帕·基考佐准将领导的一个班图斯坦。西斯凯素有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传统，1991年，奥帕·基考佐准将宣布西斯凯处于紧急状态，以制止他所谓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的恐怖主义。1992年9月7日上午，7万名抗议者从四面八方向毕晓体育场涌去。当一支游行队伍想从一个篱笆墙开口处通过、选择另一条路进城时，毫无人性的班图斯坦军队朝游行队伍开了枪，打死了29人，打伤了200多人。那一天，毕晓作为野蛮的代名词被载入了史册。

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最黑暗的时刻是黎明的前奏。毕晓的悲剧反而导致和谈的重新开始。为了找到共识，避免再发生毕晓这样的悲剧，我会见了德克勒克。谈判双方又开始定期进行会晤。双方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希望和谈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于是，9月26日，德克勒克先生和我举行了一次正式的高峰会谈。

那天，我们两人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一份为以后举行的所有和谈树立样板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监督警察的行动，采取措施对客栈加强管理，禁止在集会上携带“传统武器”。不过，“谅解备忘录”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民主南非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立宪的僵局。政府最终同意建立一个单独的、选举产生的宪法起草机构，该机构将采用一个新宪法，并作为新政府的过渡立法机构。其余需要协商的事就只有选举这一机构的日期和该机构要形成决议所必须达到的得票率了。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构建把南非建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框架。

“谅解备忘录”迫使因卡塔宣布，从所有涉及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和谈中退出来。这个协议使布特莱齐十分恼火，他因此与国民党疏远了关系，而与其他不讲信誉的班图斯坦领导人和只关心建立南非白人班图斯坦的白人右翼党派结成了联盟。布特莱齐要求废除“谅解备忘录”，结束民主南非大会，解散民族长矛军。

正如在停止武装斗争问题上首先建言一样，乔·斯洛沃又率先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建议：建立全国统一政府。10月份，乔·斯洛沃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与政府的和谈并不是像在战场上向被打败的敌人发号施令地提条件那样的停战谈判。甚至在大选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想控制局势也可能需要花几年的时间。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的政府将仍然需要许多现政府的公共服务人员去管理国家。乔建议为全国统一政府增加“落日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在一定的时期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国民党共同分享权力，大赦国家安全官员，并尊重公务员与政府签订的任何合同。“共同分享权力”本身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有争议的条款，被认为是政府所要求的“少数否决权”的代名词。但是，在这个文件中，它仅仅意味着，如果国民党在大选中能获得足够的票数，就可以参加任何一个普选产生的政府。

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我支持乔的意见，并在11月18日得到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认可。只要少数党没有否决权，全国执行委员会就同意“共同分享权力”的方案。12月份，我们与政府举行了新一轮秘密谈判。这次谈判共用了5天多的时间，是在丛林中一个狩猎别墅举行的。后来的情况表明，这轮谈判是一次关键的谈判，因为这是建立在“谅解备忘录”基础上的一次谈判。在这次丛林会议上，我们原则同意建立一个为期5年的全国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中，所有在大选中得票率超过5%的党派，都将按得票率参加政府内阁。5年后，联合政府将变成一个按照简单多数规则选举的政府。1993年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宣布，就5年联合政府、多党内阁以及建立一个过渡性行政院原则上达成了协议。选举将在1993年底举行。

111...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当在其出生的地方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家。自从被释放后，我就打算在库努为自己建一所村舍。1993年秋天，房子建成了。这所房子是模仿我在维克多·维尔斯特住过的那所房子建造的。大家经常对这所房子评头论足，但是，我对这些评论的回答很简单：维克多·维尔斯特那所房子是我住过的第一所宽敞、舒适的房子，我很喜欢那种样式。我对那所房子的结构十分熟悉，因此，在库努我也就不必在夜间摸索着找厨房。

4月份，我在特兰斯凯的住处休了几天假。4月10日上午，我刚要走出房子，去迎接特兰斯凯警察橄榄球队的几个队员，这时候，我的管家跑过来告诉我，有我的紧急电话，而且她失声痛哭起来。我向几位年轻人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就去接电话。一个同事告诉我，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民族长矛军的参谋长、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克里斯·哈尼，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博克斯堡的家门口被近距离射杀身亡。博克斯堡多数居民都属于白人工人阶级，克里斯当时正在他们中间做团结工作。

克里斯之死对我本人和运动组织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是一个自由战士和爱国志士，对工作尽职尽责。在南非青年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与青年人同呼吸共命运，青年人对他言听计从。如果有的年轻人不守规矩，能驾驭他们的可以说只有克里斯。南非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儿子，失去了一位在把南非转变成一个新的国家过程中十分难得的人才。

南非是脆弱的。有人担心，哈尼的被杀可能会引发种族战争，青年们认为他们的英雄应该成为烈士，为了这位烈士，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首先乘直升机去萨巴莱勒看望克里斯的那位82岁高龄的父亲，向他老人家表示慰问。萨巴莱勒是位于特兰斯凯市科斐法巴区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我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因为马叹兹玛就住在这里。当我到达这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村镇的时候，我对这个小地方竟然孕育出像克里斯·哈尼这样以其激情和能力唤起整个民族的伟大人物而感到吃惊。他对乡下穷人的关心源于他在萨巴莱勒的童年，因为他的根扎得深而且实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丢掉自己的根。克里斯的父亲深切地表达了他失去儿子的痛苦，但是，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儿子是在斗争中牺牲的。

我一回到约翰内斯堡，就听说警察逮捕了一位南非白人抵抗运动右翼武装力量的成员。他是一位从波兰移居南非的移民，是被一位勇敢的南非白人妇女向警察报告了杀人犯的汽车牌照号之后被捕的。这个杀人犯是一个绝望的狂徒，一直试图破坏和谈进程。那天晚上，我应邀在南非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讲话。在这种情况下，总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而不是政府在努力地安抚人民。

我说，和平进程及和谈不能停止，我以我所拥有的权威“呼吁我们的人民保持冷静，以保持一支纪律严明的和平力量的方式向克里斯·哈尼表示怀念和敬意”。

今天晚上，我要向每一个南非人，其中包括黑人和白人，讲一讲我的肺腑之言。一位心怀偏见和仇恨的白人，一到我们的国家就犯下了如此卑鄙的罪行，把我们全国的人民推向了灾难的边缘。一位属于南非荷兰人的白人妇女，我们可以想象她冒着生命危险，使这个杀人犯被绳之以法……现在，是所有的南非人站在一起，从各个角落抗击那些想破坏克里斯·哈尼为之献出生命的属于我们大家的自由的时候了。

杀害克里斯是白人至上主义者企图阻止这种历史的必然结果，他们宁愿让国家陷入内战也不接受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多数裁定原则。

我们采取了一个策略以便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有所交代。为避免报复性暴力事件的发生，我们在全国安排了为期一周的、一系列的群众集会和示威。这样，就可以为人民提供一个表达他们不满的方式，而且又避免了暴力。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已经私下里进行了会谈，并一致认为，我们决不让杀害哈尼的凶手破坏和谈。

几天后，我们得知，保守党成员克莱夫·德比－刘易斯因与杀害克里斯·哈尼有牵连而遭到了逮捕。这就进一步说明，南非的确存在着“第三武装”。克里斯本人就曾经批评过最近有人从一个空军基地盗窃武器，警察初步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杀死克里斯·哈尼的枪恰恰是来自那个空军基地的武器库。

整两周之后，又有一个重要人物去世了。这个人物的去世并不像克里斯之死那样使全国感到震惊，但是，却使我十分悲痛。长期以来，奥利佛·塔博身体就一直不太好，中风使他突然死亡。他的夫人阿德莱德早上一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立即赶到了奥利佛的床前。我没有得到向他告别的机会，因为当时他已经去世。

在柏拉图关于金属的寓言中，先哲把人分成了金、银、铅三类。奥利佛就是纯金，他的智慧、他的友情和博爱、他的宽容和慷慨、他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就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我非常尊敬他；他作为一个人，我是那样地热爱他。

尽管我被关押期间我们一直不在一起，但是，奥利佛在我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尽管我们不在一起，但是，我通过许多方式一生中都在心里与他进行交流。这可能就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之所以感到如此悲痛的原因。正如我对一位同事说的那样，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仿佛是我们刚刚重逢，他就被死神从我身边夺走了。当我看着他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尽管我们还没有执政，但是，我要为奥利佛举行国葬。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能给他的最后的安慰。在索韦托体育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数百名来自外国政府的显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向这位在流亡期间仍然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充满活力的伟人表示敬意。民族长矛军为他举行了游行，并在他的墓前鸣枪21响志哀。奥利佛活着看到了释放政治犯和流亡者的归来，但是，他没能活到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亲自投上自己的一票。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这仍然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112...

尽管很少有人能记住1993年6月3日这个日子，但是，这一天却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就在这一天，经过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了几个月的和谈之后，多党会议投票确定了南非第一次进行全国性、不分种族、一人一票式选举的日子：1994年4月27日。在南非历史上，占多数的黑人将第一次走到投票地点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根据协议，选民将选出400名代表，组成一个宪法起草机构。这一机构将既负责起草新宪法，又起到议会的作用。选举产生这个机构之后，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总统。

谈判在4月份就已经恢复。当时，26个党派，包括因卡塔自由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保守党，几个月以来一直敦促政府确定选举日期，但他们却一直敷衍搪塞。然而今天，这个日期被实实在在地确定了下来。

一个月后，即7月份，多党会议同意先起草一部临时宪法。其中规定，在全国和地区党派名单中，按比例选举成立400人的两院制议会，而参议院则通过地方立法机构间接选举。

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与全国大选同时进行，地方立法机构可以起草自己的地方法规，而地方法规必须符合全国宪法。

布特莱齐酋长要求在选举前起草宪法，并站出来抗议在完成起草宪法之前确定选举日期。8月份起草的临时宪法第二稿虽然赋予了地方更大的权力，但是，却仍然没有平息布特莱齐酋长和保守党的不满。保守党把这些决议描绘成违背了南非白人的利益，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南非国防部前部长康斯坦·维尔强将军领导的名为“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的组织，企图联合白人保守组织，统一到所谓“人民国家”，即“白人家园”的思想上来。

11月18日午夜刚过，多党会议举行了一次会议，批准了临时宪法。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携手搬掉了其余的障碍。新的内阁将由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组成，形成决议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政府建议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全国大选将在1999年举行，这样，全国统一政府的任期将长达5年。最后，政府同意我们所坚持的一次投票选举办法，而不是由全国立法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分别选举。两次选举只能使多数选民产生混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一生中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在选举前的一个时期内，由各党派人士参加的一个过渡性执行委员会将确保为选举创造合适的气氛。事实上，过渡委员会就是1993年12月22日至1994年4月27日大选期间的临时政府。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将负责选举的管理工作。我们真正地迈进了新时代的门槛。

我从来没有过分关心对个人的奖励。一个人不会仅仅为得奖而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但是，我与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让我深受感动。对我来说，诺贝尔和平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南非的历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给予这种殊荣的第三个南非人。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于1960年获得过这个奖项。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人是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他在种族隔离制度最恐怖的岁月里无私地与种族隔离邪恶势力进行了斗争，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属于全体南非人民，特别是属于那些在斗争中战斗的南非人，我要代表他们接受这个荣誉。但是，诺贝尔奖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种奖励。即使是在罗本岛上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大赦国际”也未曾支持过我们，这个组织不可能为坚持暴力的人撑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绝不会把和平奖授予一个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人。

我对挪威和瑞典人民怀有特别的感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我们去西方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寻求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在挪威和瑞典，我们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为我们合法的自卫行动提供了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奖学金和其他资金，并为政治犯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在挪威，我利用发表演讲的机会，不仅感谢诺贝尔奖委员会，并向他们介绍了南非将成为一个正义和平等的新南非的未来蓝图，而且也称赞了我的获奖伙伴F. W.德克勒克先生。

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

常常有人问我，我怎么能够在那么严厉地批评德克勒克先生之后与他一起接受这个奖项。尽管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批评，但我可以说，他对和平进程作出了真正的、不可缺少的贡献。我不想损害德克勒克先生的威信，因为他威信越低，和谈进程就会越慢。要想与对手和平共处，你就必须与对手一道工作，使对手变成你的伙伴。

尽管正式选举全国宪法起草机构直到1994年2月才开始进行，但是，我们在新宪法被批准通过后就立即开始准备竞选。其实我们算不上超前，因为国民党从释放我们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

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遥遥领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胜利已经在握。我告诫大家，要克服过分的乐观主义。我们阅读了好多关于某些政府有望赢得大选而最终却得了个第二名的资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竞选对手。

我们的竞选是在由珀珀·莫莱斐、泰勒·勒寇塔和凯特索·戈德汉组成的领导能力很强的竞选班子的领导下开展的，他们都是联合民主战线中善于动员群众的活动家。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估计将有2000万人参加投票，而且他们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选举。我们的许多选民都是文盲，投票的场面也有可能把他们吓回去。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统计，全国将设立一万个投票站。我们设法对十多万人进行了培训，对他们实施选举方面的教育。

我们选举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开展被大家称作“人民论坛”的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候选人将走遍全国各地，在乡镇和村子里召集会议，听取人民的愿望、担心、想法和不满意见。“人民论坛”与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美国问鼎总统道路上举行的选民见面会差不多。“人民论坛”就相当于人民的议会，与我小时候在“大王宫”看见的那种酋长会议是完全不同的。

我醉心于“人民论坛”这种形式，11月份，我在纳塔尔开始参加“人民论坛”，然后去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北部的PWV地区。有时，我一天参加多达三四个“人民论坛”。人民当然也非常喜欢“人民论坛”这种形式，过去没有人就他们自己的国家应该做什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把“人民论坛”的建议搜集起来之后，我们开始走向全国各地，把我们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主张把竞选活动简化成一种解放选举，并告诉人民：请投我们的票，因为我们使你们得到了解放。我们决定，向他们描绘我们创建的新南非的前景，请求人民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票，这不仅因为我们与种族隔离政策斗争了80年，更因为对于建立一个他们所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南非来说，我们是最有资格的。我认为，我们的竞选应该着眼于将来，而不是盯着过去。

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了一个长达150页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作《建设与发展纲领》。它简要说明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将通过发展公共事业创造工作机会，建造100万户带有供电设施和冲水厕所的新房子，扩建基本卫生设施并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10年义务教育，通过土地产权法重新配置土地，停止对基本食品征收增值税。我们还将致力于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采取一系列更广泛、更积极的措施。这个文件被编写成一个名为《为全南非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宣言，这个标题后来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竞选的口号。

正如我们告诉人民我们将要干什么那样，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告诉人民我们能干什么。许多人认为，通过自由、民主选举，生活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但是，情况远非如此。我经常对大家说：“不要指望大选之后，马上就能坐上奔驰车，在自己后院的游泳池里游泳。”我告诉我们的支持者：“除了你们将增加自尊心并成为你自己国家的公民之外，生活不会戏剧性地发生变化。你们必须要有耐心，可能必须等上5年才能看到结果。”我向他们提出挑战，我说不会资助他们。“如果你们想继续在贫穷中生活，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饭吃，”我告诉他们，“那么你就到那些黑酒店里去酗酒吧。但是，如果你们想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努力工作。我们不能为你们包办一切，你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劳动。”

我还告诉白人听众，我们需要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像我们一样，都是南非人，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直言不讳地说，我对隔离制度十分反感。但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把精力集中到为大家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上来。

每逢集会，都要告诉大家如何投票。选票本身是一张窄长的纸条，左边是按降序排列的政党的名称，右边是该政党的符号和政党领袖的照片。选民要在靠近他们选择的政党的下一栏中打上一个“×”号。我告诉我的听众：“选举那天，认真看一下你们的选票，当你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人，就打个‘×’号。”

113...

通向自由的道路远不是平坦的。尽管在新的一年里，过渡执行委员会开始行使职权，但是，仍有几个政党退出了大选，并采取了抵制政策。在布特莱齐的支持下，斯维里斯尼国王要求夸祖鲁实行自治，呼吁夸祖鲁省内的人都不参加投票。白人右派把这次大选说成是一次背叛，吵闹着要建立所谓“人民国家”，但是，他们又没有说在哪个地方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在整个南非，没有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地方行政区域。

1994年2月12日是各政党登记注册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因卡塔自由党、保守党和“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没有参加登记。博普塔茨瓦纳班图斯坦政府也拒绝参加大选，并反对被并入统一的南非。我为这些重要的群体选择不参加大选一事感到烦恼不已。为了争取他们，我们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让步：同意他们就本地和全国立法机构进行两次投票，保证地方有更大的权力，把纳塔尔省重新命名为夸祖鲁－纳塔尔，同意把具有共同文化和语言的群体可以实行“内部”自决这一原则写进宪法。

我安排于3月1日在德班与布特莱齐酋长见面。我在这次会见之前的一次集会上说：“我将向这些想把我们的国家拖向战争深渊的人跪下乞求。”布特莱齐酋长同意临时登记参加选举，以换得把我们之间在立宪问题上的分歧提交国际调解的许诺。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在注册登记的最后一天，维尔强将军也以一个名为“自由阵线”的新政党的名义登记参加选举。

尽管博普塔茨瓦纳的首领卢卡斯·曼高佩选择了不参加大选，但是，大选的浪潮很快使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多次敦促他，让他的人民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大选，但是，他根本不听。要参加大选的人发动了群众游行示威和罢工，并很快蔓延到了博普塔茨瓦纳的公共服务部门，广播和电视也停止了播放。在马费坑大街上，班图斯坦警察与罢工工人和罢课学生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曼高佩从他的白人右翼盟友那里调来了援兵。很快，他自己的军队就抛弃了他，在3月初的一次政变中，他被赶下了台。几周后，西斯凯的基考佐准将也宣布缴械投降，并请求南非接管西斯凯班图斯坦。

纳塔尔的暴力越来越严重。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们不准我们在纳塔尔进行竞选。15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选举工作人员在张贴非洲人国民大会宣传品之后被枪杀和砍死。3月份，约翰·克里格勒法官向我和德克勒克先生报告，由于缺乏夸祖鲁政府的合作，如果不直接进行政治干预，自由选举将无法举行。为了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塔尔的力量，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德班市中心举行了游行示威，然后，因卡塔自由党企图也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游行示威，从而造成了悲惨的后果。

3月28日，数千名因卡塔自由党成员挥舞着长矛和圆头棒穿过约翰内斯堡市区到市中心集结。同时，一伙因卡塔武装人员企图进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谢尔大厦，但是被武装警卫击退。市中心也发生了不明身份枪手的枪击事件，共造成53人死亡。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景象，南非似乎已经濒临内战的边缘。因卡塔正在企图拖延大选，但是，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是不会动摇的。这个日子是神圣的，不允许有任何改变。

我已经同意国际调解，4月13日，一个由前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爵士和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首的代表团来到了南非。但是，当因卡塔自由党被告知，选举日期不容调解时，他们拒绝与调解人见面，因此，两位调解人没有与任何人进行会谈就离开了南非。当时，布特莱齐酋长知道，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大选日期都是不会更改的。4月19日，离大选日期仅剩一周的时候，布特莱齐酋长接受了关于允许祖鲁民主立宪的条件，并同意参加大选。

在投票日的10天前，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单独在电视上进行了辩论。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声情俱佳的辩论选手。在我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后的最初几年中，我走上讲台参加过多次激烈的辩论。在罗本岛开采石灰石的时候，我们也锻炼过辩论的技巧。所以，我对电视辩论充满了信心。尽管如此，辩论前一天，我们举行了一次模拟辩论。在模拟辩论中，记者艾利斯特·斯帕克斯巧妙地充当了德克勒克先生的角色。据我的竞选顾问班子说，我过于认真，他们说我讲话的速度太慢，缺乏进攻性。

但是，当举行实际辩论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我非常坚决地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我指责国民党，通过散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是“杀一个有色人，杀一个农民”的富有煽动性的连环画，煽动开普地区的有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我说：“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一个组织像新国民党那样故意制造分裂。”当德克勒克先生批评非洲人国民大会计划耗资数百万美元用来建造房屋和提供社会福利的时候，我反驳说，他是在担心我们会把如此多的财力用在黑人身上。

但是，当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感觉我对将来在全国统一政府中成为我的伙伴的这个人也许过于残酷无情了。在作总结时，我说：“德克勒克先生与我本人之间的交流不应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我认为，我们是全世界来自不同种族但却对同一个国家有着同样的忠诚和同样的爱的人之光辉典范……尽管德克勒克对我提出了批评，”我然后看着他说，“先生，你依然是我信赖的人士之一。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个国家的问题。”这时，我伸过手去握住了他的手说：“我为握着你的手共同前进而感到自豪。”德克勒克先生似乎有些吃惊，但他很高兴。

114...

我于4月27日参加了投票选举，这是4天的投票时间中的第二天（某些特定群体包括老人、残疾人和住在国外的南非人被允许在4月26日投票选举）。我之所以选择在纳塔尔参加投票是想向住在这个分离省份中的人民显示，去投票站投票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是在位于德班正北一个青翠的小山城伊南达的奥哈兰治高等学校参加投票的，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一任主席约翰·杜比就安葬在这里。这位非洲爱国战士于1912年帮助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他的坟墓旁边投上我神圣的一票，让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他82年前开创的历史使命马上就要完成了。

当我来到位于一所小学上面的土坡上，伫立在他的坟墓前的时候，我所想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当我走到投票站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些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英雄，他们为了现在即将完成的事业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想到了奥利佛·塔博、克里斯·哈尼、鲁图利酋长和布拉姆·费希尔。我怀念那些伟大的非洲英雄，正是因为他们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几百万南非人才能在这个日子里参加投票选举。我想起了乔西亚·古弥德、G. M.奈克、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莉莲·恩高义、海伦·约瑟夫、玉苏福·达杜、摩西·考塔尼。4月27日那天，我并不是一个人去投票站，我与他们一起投上了我那神圣的一票。

在我走进投票站之前，一位不恭敬的媒体记者问：“曼德拉，你要选谁？”我笑了，说：“你知道，整个上午，我一直在为选谁而感到苦恼。”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个字后面的空格中打了个“×”号，然后把折叠起来的选票投进了一个简易的木箱中。我投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张选票。

非洲人那天去投票站投票的情景一直在我记忆中燃烧。耐心的人们排着长龙，蜿蜒穿过乡镇和城市那尘土飞扬的道路和街道。那些等了半个世纪才等来一生中第一次投票选举的老年妇女说，她们一生中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人类；白人则说，他们为最终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而感到自豪。投票期间，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之中。暴力和爆炸事件也不再发生，我们的国家宛若获得了新生。投票选举工作中，后勤服务方面发生了问题，选票放错了位置，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法投票站和骗人的谎言，但与民主和正义的压倒性胜利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统计投票结果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全国选票的62.6%，略低于我们希望的三分之二的得票率（不需其他政党帮助就可以通过最终的宪法），从而使我们有资格在国家机构中的400个席位中占有252个席位。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北德兰士瓦和东德兰士瓦、西北地区、东开普和自由邦取得了绝对优势。在西开普，我们的得票率是33%，而国民党在这个地区获得了胜利，他们在有色选民中的得票率特别高。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获得了32%的选票，因卡塔自由党在这一地区的大选中胜出。在纳塔尔，由于害怕发生暴力和恐吓，我们许多选民都待在家中，没有能参加投票。有人举报，出现了许多假票和废票。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大局。我们低估了因卡塔自由党在夸祖鲁的力量，他们在选举那天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力。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人因我们没有进入三分之二这个门槛而感到失望，但我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如果我们得到三分之二的选票，并能够起草宪法而不受因别的政党介入而带来的影响，那么，人们就会说我们通过了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而不是南非的宪法。我要的是一个真正全国统一的政府。

5月2日晚间，德克勒克先生发表了一个措辞温和的讲话，承认竞选失败。在经过了3个多世纪的统治之后，占少数的白人终于承认在大选中失败，并把权力交给了占多数的黑人。那天晚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卡尔顿大酒店舞厅里举行庆祝大会。当时，我患了重感冒，我的医生要我待在家中休息。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去参加庆祝大会。大约9点钟，我走上了舞台，看到的是一张张幸福、快乐的笑脸。

我向大家解释说，我的声音由于感冒有些沙哑，我的医生劝我不要来参加这个庆祝会。然后我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告诉他我没能遵守医嘱。”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他表现得很得体。我感谢所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主运动组织的成员，他们工作得如此出色，如此长久。那天晚上，伟大的自由战士马丁·路德·金的夫人科雷塔·斯科特·金也在舞台上，当我引用她丈夫那段不朽的名言时，我敬重地看了她一眼。

这是我们国家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满怀骄傲和欣喜站在你们的面前——我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而骄傲。你们表现了这样一种镇定而有忍耐的决心，要求收回自己的国家政权。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可以公开大声宣布：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为你们的勇气所折服，并怀着对你们大家充满热爱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时刻，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誉。我是你们的公仆……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现在，医治旧伤、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时候已经到来。

自从统计结果明确显示将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组建政府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呼吁和解、包扎这个国家的伤口、加强信任和信心作为自己的使命。我知道，许多人，特别是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正在对前途感到忧虑，我希望他们放心。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我利用一切机会表明，全南非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样的人民，我们要携手并肩走向未来。

115...

5月10日拂晓，天空中万里无云。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高兴地忙于接待政要和前来在就职典礼之前表示敬意的各国领导人。这次就职典礼将是国际领导人在南非土地上的一次最盛大的聚会。

就职典礼在比勒陀利亚由工会大厦组成的一个美丽的圆形露天戏场举行。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白人霸权的象征，现在，这里却变成了各种肤色和民族织成的一道彩虹，南非第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政府就要在这里诞生。

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我在我女儿泽尼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在讲台上，德克勒克先生首先宣誓就任第二副总统，然后，塔博·姆贝基宣誓就任第一副总统。当轮到我宣誓就职的时候，我庄严地说出了自己的誓言：遵守和坚持宪法，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共和国的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面对在座的嘉宾和全世界的目光，我说：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新生的自由带来了光荣和希望。经受了太长太长的人道灾难之后，一个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社会就要诞生了。

……我们，不久前还是囚犯，今天却被给予了宝贵的特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为主人接待世界各国的客人。我感谢我们尊贵的国际友人出席这个大会，与我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个属于正义、和平、人类尊严的伟大胜利。

我们终于获得了政治解放。我们决心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从贫穷、被剥夺、痛苦、性别歧视及其他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绝不能让这个美丽的国家再次发生一伙人压迫另一伙人的悲剧，绝不能！绝不能！……太阳将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让自由主宰一切。上帝保佑非洲！

不长时间之后，当南非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军事运输机壮观的编队从工会大厦上空呼啸着进行各种造型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奇地抬头望着天空。这不仅是尖端技术和军事力量的展示，而且也是军队忠于民主、忠于自由公正选举出来的政府的表现。仅仅不长时间之前，南非国防军和警察的最高将领，胸前挂着绶带和勋章向我敬礼，并宣誓效忠。我不禁想起没有多少年前，他们不但不向我敬礼，而且还逮捕过我。最后，排成V字形的黑斑羚喷气式飞机在其尾部喷出了黑、红、绿、蓝和金黄色的彩烟，那是新南非国旗的图案。

那天，我认为更有象征意义的是黑人、白人分别用科萨语和南非荷兰语演唱我们的两首国歌。白人唱的是“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而黑人唱的是“Die Stem”——原先的共和国国歌。尽管那天黑人和白人都不熟悉各自唱的歌词，但是，他们将很快从心底里体会到这些话语的含义。

就职典礼那天，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历史感之中。20世纪中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也就是残酷的英布战争之后以及我本人降生之前不几年，南非的白人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建立起了一种白人在黑人自己的土地上统治黑人的社会制度。他们创造的这种制度，形成了世人皆知的最残酷、最野蛮的社会基础。现在，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也就是在作为我个人的第八个十年里，这个制度被永远地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承认所有的人，不分他们是什么肤色都享有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制度。

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难以想象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这些人作出的牺牲是绝对无法计算的，也是绝对无法得到回报的。正如过去的那么多其他日子一样，那一天我感到，我仅仅是那些先我而去的南非爱国者的代表。那条漫长而崇高的斗争道路似乎已经到了终点，现在将由我把它延续下去。我为不能向他们表示感谢和他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牺牲换来的今天而感到难过。

种族隔离政策在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持久的伤痕。我们大家要从深深的伤害中得到康复，即使不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也可能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但是，几十年的压迫和野蛮统治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它造就了像奥利佛·塔博、瓦尔特·西苏陆、鲁图利酋长、玉苏福·达杜、布拉姆·费希尔、罗伯特·索布克韦这样伟大的时代人物。对于这些如此勇敢、智慧、慷慨大方的人物，可能再也没有人去了解他们。也许，只有如此深重的压迫才能打造出这种高尚的人格。我们国家的地底下蕴藏着许多矿产和宝石，但是，我总认为，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还是它的人民，他们比最纯正的钻石还要纯净和宝贵。

我正是从这些斗争中的同志身上弄清楚了勇敢的含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们不分男女，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冒险和牺牲生命，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人民勇敢地、不屈不挠地面对攻击和折磨，显示了难以想象的力量和坚韧。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

我从来也没有对发生这种伟大转变丧失希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提到的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而且也因为我们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人们一定是通过学习才会有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即使是在监狱里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里，我也会从某个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是，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人的善良就像是可以隐藏但绝对不会熄灭的火焰。

我们睁大眼睛开展斗争，绝不能幻想斗争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同志为他们的信仰付出的代价，并且，这种代价往往是十分昂贵的。对于我自己，我绝不会为献身于斗争而后悔，我随时准备去面对影响我个人的各种困难。但是，我的家庭为我献身斗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或许，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在生活中，每个男人都有两项义务：一项是对家庭、对父母、对妻子、对孩子的义务，另一种是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在文明的社会中，每个男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尽到这些义务。但是，在像南非这样的国家里，对于像我这样的出身和肤色的男人，要想尽到这两项义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南非，一个黑人要想作为一个人去生活，可能会受到处罚和隔离；在南非，一个想为他的人民尽义务的人，必然会被迫离开他的家和家人，去过一种孤身奋战、带有秘密和反叛性质的生活。我并非一开始就作出了把我的人民置于我的家人之上的选择，但是，为了为我的人民服务，我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儿子、兄弟、父亲和丈夫尽自己的义务的权利。

这样，我献身于我的人民——我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面的数百万非洲人，是以牺牲我最了解、最热爱的人为代价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在一个孩子问他父亲时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这位父亲一定会说出这样一句近乎可怕的话：“还有与你一样的别的孩子，许许多多的孩子……”然后，他的声音就渐渐地听不清了。

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渴望着自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种方式享受着自由：我在我母亲那个小房子周围自由地奔跑，我在穿过我村庄的清清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我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我骑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只要我听我父亲的话并遵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人间和天上的律条都不会找我的麻烦。

只有当我开始知道我童年的自由之梦其实是幻想的时候，我才发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因此，我开始渴望自由。开始，作为一个学生，我仅仅是要我自己的自由：晚上能待在户外的自由，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这些都是一些暂时的自由。后来，作为约翰内斯堡市的一个年轻人，我渴望得到基本的、有尊严的自由：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由，维持生计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和拥有家庭的自由，这些都是在遵纪守法的生活中不受束缚的自由。

但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不仅我没有自由，我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自由。我发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正是这种更大的渴望，即为人民争取尊严和有尊严地生活的自由，才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因此，我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我并不比别人道德高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我发现在我知道我的人民不自由的时候，我甚至不能享受我被允许享受的最起码、最有限的自由。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人民任何一个人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

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岁月里，我对我自己的自由的渴望才变成了我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我同时也知道，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是可恨的囚犯，他被锁在偏见而心胸狭窄的铁窗背后。如果我要剥夺别人的自由，我也就不是真正自由的，就像当我的自由被别人剥夺时我也一定不自由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都被剥夺了人性。

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我们还没有迈出旅途中的最后一步，而且在更漫长、更困难的道路上，我只不过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已经走过了漫漫的自由之路。我一直在努力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在这条路上，我也迈错过脚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要去攀登。我在这里稍停片刻，悄悄地看一看周围的壮丽景观，回头看看我已经走过的那段路程。不过，我只能稍息片刻，因为伴随着自由而来的责任，使我不敢就此却步，我的漫漫自由路还没有到达终点。

A

阿比索托 abeSotho

阿比泰姆布 abeThembu

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Abdullah Abdurahman

阿布杜拉叶·迪亚罗 Abdoulaye Diallo

阿布杜雷·扎赛特 Abdulhay Jassat

阿布拉姆·莫伊勒娃 Abram Moilwa

阿德莱德·塔博 Adelaide Tambo

阿尔伯特·鲁图利 Albert Luthuli

阿尔博提娜·西苏陆 Albertina Sisulu

阿尔弗雷德·恩佐 Alfred Nzo

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 FLN（Algerianresistance）

阿尔奇·古弥德 Archie Gumede

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 Afrikaner Volksfront

阿伦·布塞克 Allan Boesak

阿马巴查 amaBaca

阿马崩瓦纳 amaBomyana

阿马恩古提亚纳 amaNgutyana

阿马嘎莱卡 amaGcaleka

阿马木棼古 amaMfengu

阿马木旁多 amaMPodo

阿马木旁多米斯 amaMPodomis

阿马穆俳夫家族 amaMpemvu clan

阿迈德·布拉 Ahmed Bhoola

阿迈德·卡特拉达 Ahmed Kathrada

阿蒙苦梢 umngqusho

阿米纳·帕哈德 Amina Pahad

阿穆佛苏拉 umphothulo

阿瑟·戈德里克 Arthur Goldreich

［译名对照表］

阿瑟·莱泰勒 Arthur Letele

阿瑟·威灵顿 Arthur Wellington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PACA）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nian People’s Organizaation

埃达·马提木苦陆 Ida Mthimkhulu

埃德温·莫福参亚纳 Edwin Mofutsanyana

埃克苏玛，A. B.　A. B. Xuma

埃劳佛大街 Eloff Street

埃里克·恩彩乐 Eric Ntsele

埃马非卡尼 iMfecane

埃米格兰特 Emigrant

埃塞俄比亚暴动军司令部Ethiopiaan Riot Battalion

艾德莱·史蒂文森 Adlai Stevenson

艾德里安·弗劳克 Adriaan Vlok

艾迪·丹尼尔斯 Eddie Daniels

艾尔克特·格温奇 Alcott Gwentshe

艾哈迈德·本·贝拉 Ahmed Ben Bella

艾丽斯市 Alice

艾利伽·莫考尼 Elijah Mokone

艾利斯特·斯帕克斯 Allister Sparks

艾伦·莫莱特 Aaron Molete

艾伦·佩顿 Alan Paton

艾诺奇·恩拉珀 Nnoch Nhlapo

艾韦琳·马赛·曼德拉 Evelyn Mase Mandela

爱国阵线 Patriotic Front

爱伦·恩卡彬德 Ellen Nkabinde

安布罗斯·里夫斯 Ambrose Reeves

安德烈·斯凯福勒 Andre Scheffler

安德鲁·库耐尼 Andrew Kunene

安德鲁·马桑多 Andrew Masondo

安德鲁·默里 Andrew Murray

安德鲁·木兰基尼 Andrew Mlangeni

安迪巴·托伊佛·杰·托伊佛Andimba Toivo ja Toivo

安东·莱彼德 Anton Lembede

安卡利巴 Khalipa

奥卡木博准将 Brigadier Aucamp

奥兰多 Orlando

奥兰多东 Orlando East

奥兰多西 Orlando West

奥兰治自由邦 Orange Free State

奥利佛·塔博 Oliver Tambo

奥卢塞贡·奥巴桑乔 Olusegun Obasanjo

奥帕·基考佐 Oupo Gqozo

奥斯卡·穆培塔 Oscar Mpetha

奥斯瓦德·皮洛Oswald Pirow

奥祖茂 Autshumao

B

巴雷特·铁西 Barrett Tyesi

巴利韦·曼德拉 Baliwe Mandela

巴木巴塔 Bambatha

巴纳巴基·布拉伊 Banabakhe Blayi

巴纳德 Barnard

巴培迪 Bapedi

巴斯纳，H. M.　H. M. Basner

巴苏陀兰 Basutoland

巴索托 Basotho

拜尔斯·诺德 Beyers Naude

班图·霍勒弥萨 Bantu Holomisa

班图管理机构 Bantu Authorities

班图教育法 Bantu Education Act

班图世界报 Bantu World

班图体制 Bantustan System

班图自治政府促进法Bantu Self Government Act

棒哈立法大会 Bunga Legislation

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

Reservation of Separate Amenities Act

保罗·马哈巴内 Paul Mahabane

宝施（公诉人） Prosecutor Bosch

保守党 Conservative Party

鲍勃·赫普尔 Bob Hepple

贝瑟尔 Bethal

贝专纳人民党 Bechuanaland People’s Party

本·马拉赛拉 Ben Mahlasela

本·穆贝基拉 Ben Mbekela

本杰明·博格兰德 Benjamin Pogrund

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比基沙 Bikitsha

比克法官 Justice Bekker

比勒陀利亚 Pretoria

比勒陀利亚备忘录 Pretoria Minute

比利·奈尔 Billy Nair

毕晓 Bisho

波尔斯穆尔监狱 Pollsmoor prison

波特拉考·利宝罗 Potlako Leballo

伯塔·玛裟巴 Bertha Mashaba

博茨瓦纳 Botswana

博达豪尔 Beda Hall

博福特堡 Fort Beaufort

博克斯堡 Boksburg

博普塔茨瓦纳 Bophuthatswana

博塔，P. W.　P. W. Botha

不道德行为法 Immorality Act

布克·华盛顿 Booker Washington

布拉姆·费希尔 Bram Fischer

布拉姆方丹 Braamfontein

布兰德准尉 Warrant Officer Brand

布隆方丹非洲人国民大会Bloemfontein Conference

布鲁诺·姆陀罗 Bruno Mtolo

布特莱齐 Mangosothu Buthelezi

C

采波·莱特拉卡 Tsepo Letlaka

晁塔·摩特拉医生 Dr. Chota Motala

城市区域法 Urban Areas Act

茨瓦纳人 Tswanas

D

达布拉曼兹 Dabulamanzi

达夫妮·杜穆里埃 Daphne du Maurier

达利班佳 Dalibunga

达利基里·曼德拉 Daligqili Mandela

达利旺伽（即K. D. 马叹兹玛） Daliwonga

打败丁冈纪念日 Dingane’s Day

大会联盟 Congress Alliance

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卫·阿斯特 David Astor

大卫·博帕佩 David Bopape

大卫·德维利尔斯 Dawie de Villiers

大西洋宪章 Atlantic Charter

大学教育扩展法Extens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ct

丹尼尔·马伦 Daniel Malan

丹尼斯·布鲁特斯 Dennis Brutus

丹尼斯·戈尔德伯 Dennis Goldberg

丹尼斯·希利 Denis Healey

旦·图鲁麦 Dan Tloome

道克尤·赛克斯瓦勒 Tokyo Sexwale

德·韦特·纳尔 De Wet Nel

德·韦特法官 Judge de Wet

德比·辛格 Debi Singh

德拉米尼神甫 Father Dlamini

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Transvaal Executive Committee

德兰士瓦律师协会 Transvaal Law Society

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 Transvaal Indian Youth Congress

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 Transvaal Indian Congress（TIC）

德斯蒙德·图图 Desmond Tutu

迪迪·库玛 Didid Xhoma

迪利扎·穆吉 Diliza Mji

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Pan African Freedom Movement for East，Central，and Southern Africa

杜波伊斯 Du Bois

杜拉·奥马尔 Dullah Omar

杜马·诺克韦 Duma Nokwe

E

恩彩拉曼兹 Ntselamanzi

恩德贝勒人 Ndebeles

恩干盖里兹韦国王 King Ngangelizwe

恩古奔库卡国王 King Ngugengcuka

恩古尼人 Nguni people

恩卡贝尼·门耶 Nqabeni Menye

恩卡佩尼，J.　J. Nkampeni

恩凯达玛 Nkedama

恩凯考·达林迪叶波 Nxeko Dalindyebo

恩科萨纳·穆格基 Nkosana Mgxaji

恩科波 Engcobo

恩塔托·莫特拉纳 Nthato Motlana

F

发展援助署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法达纳 Fadana

法蒂玛·弥尔 Fatima Mere

法里德·亚当姆斯 Farid Adams

法纳加洛语 Fanagalo

凡尔赛和会 Versilles peace conference

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联盟 anti-ANC alliance

反恐怖法 Terrorism Act

范·阿德上校 Colonel Van Aarde

范·赫尔顿 Van Heerden

范·尼克（公诉人） Prosecutor Van Niekerk

范·任斯博狱警 Warder Van Rensburg

范尼·范·德默韦 Fanie van dr Merwe

非欧洲人团结运动Non-European Unity Movement

非英格兰（纳尔逊·曼德拉养母，摄政王夫人）No-England

非洲矿工工会African Mine Workers Union（AMWU）

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非洲人民组织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APO）

非洲声明 African Claims

非洲统一组织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菲利普·考萨纳 Philip Kgosana

菲什·基茨英 Fish Keitsing

斐济莱·巴姆 Fikile Bam

费雷德·卡恩森 Fred Carneson

费斯特尔（金矿老板） Festile

佛利狱警 Warder Fourie

佛罗伦斯·麦托米拉 Florence Matomela

弗拉格·博西亚罗 Flag Boshielo

弗兰克·勒本特莱勒 Frank Lebentlele

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弗朗西斯·巴尔德 Frances Baard

弗雷达·莱弗森 Freda Levson

弗雷迪耶·恩基迪Freddie Ngidi

弗里茨·范·西特尔特 Fritz Van Sittert

弗农·贝瑞奇 Vernon Berrange

福特黑尔大学Fort Hare（University College）

G

高尔·瑞德贝 Gaur Radebe

高诰（马布托太太）　Gogo（ Mrs. Mabutho）

戈佛雷·皮彻 Godfrey Pitje

戈佛雷·塞库库尼 Godfrey Sekhukhune

戈利克·穆贝基尼 Garlick Mbekeni

戈万·姆贝基 Govan Mbeki

哥伦布·马蒂奇泽拉 Columbus Madikizela

格达拉·穆帕卡尼斯瓦 Gadla Mphakanyiswa

格拉姆斯敦 Grahamstown

格雷特·维尔强 Gerrit Viljoen

格里菲思·穆森基 Griffiths Mxenge

格里克队长 Captain Gericke

格林伍德·恩告提亚纳 Greenwood Ngotyana

格特·西班德 Gert Sibande

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 Gertrude Ntlabathi

隔离法 Ghetto Act

工商工人联盟Industrial and Comercial Workers Union

公共安全法 Public Security Act

古德威尔·斯维里斯尼 Goodwill Zwelithini

国际红十字会组织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国家安全管理系统N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国家安全局 Bureau of State Security（BOSS）

国家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令 State of Emergency/Emergency regulations

国民党 National Party

国内安全法 Internal Security Act

H

哈比卜·布尔吉巴 Habib Bourguiba

哈拉雷宣言 Harare Declaration

哈里·格瓦拉 Harry Gwala

哈利斯，C.　C. Harris

哈罗德·汉森 Harold Hanson

哈罗德·麦克米伦 Harold Macmillan

哈罗德·沃尔佩 Harold Wolpe

海尔·塞拉西 Haile Selassie

海尔曼－迈克尔合伙律师事务所Helman and Michel law firm

海伦·苏兹曼 Helen Suzman

海伦·约瑟夫 Helen Joseph

海弥·巴萨纳 Hymie Basner

海弥·达维多夫 Hymie Davidoff

海宁 Hynning

汉斯·穆勒 Hans Muller

豪利沙沙（曼德拉的氏族名） Rolihlahla

合众党 United Party

和平主义 Pacifism

荷兰归正会 Dutch Reform Church

赫尔伯格中士 Sergeant Helberg

赫克托·彼得森 Hector Pieterson

赫尼·费里斯 Hennie Ferris

赫索格，J. B.　J. B. Hertzog

黑人大会组织 Black People Convention

黑人父母联合会 Black Parents Association

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BCM）

黑腰带组织 Black Sash Group

黑兹尔·戈德里克 Hazel Goldreich

亨德里克·沃尔沃德 Hendrik Verwoerd

亨利·法兹 Henry Fazzie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华金·希萨诺 Joaquim Chissano

J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Seventh-Day Adventist

基卡雷卡兰 Gcalekaland

吉克瓦 Giqwa

吉米·阿普里尔 Jimmy April

吉米·坎特 Jimmy Kantor

吉米·克鲁格 Jimmy Kruger

加韦·马克斯 Gawie Marx

佳巴福，D. D. T.　D. D. T. Jabavu

佳克·吐力 Jake Tuli

佳士提斯·达林迪叶波 Justice Dalindyebo

佳士提斯·潘扎 Justice Panza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人权奖Jawaharlal Nehru Human Rights Award

简·范·里贝克 Jan van Riebeek

建设与发展纲领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杰夫·马塞莫拉 Jeff Masemola

杰克·霍奇森 Jack Hodgson

杰里迈亚·莫尔森 Jeremiah Mollson

杰利曼 Jelliman

杰瑞·摩劳伊 Jerry Moloi

金矿协会 Chamber of Mines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合会Zimbabwe African People’s Union

津泽斯娃·曼德拉 Zindziswa Mandela

进步联合党 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

禁止通婚法Prohibition of Mixed Marriages Act

90日拘留法 Ninety-Day Detention Law

K

卡非尔（非洲黑人） Kaffir

卡林顿爵士 Lord Carrington

卡罗丽尼·莫佐莱迪 Caroline Motsoaledi

卡马利尔·法巴萨 Gamaliel Vabaza

开普敦 Cape Town

凯普将军 General Kemp

凯特索·戈德汉 Ketso Gordhan

凯西姆·帕特尔 Cassim Patel

堪格鲁·冒托 Kangaroo Maoto

康古莱斯·穆巴塔 Congress Mbata

康斯坦·维尔强 Constand Viljoen

康斯坦茨·穆贝基尼 Canstance Mbekeni

抗议不公平法律运动 Campaign for the Defiance of Unjust Laws

考拉尼·克高劳考 Kolane Kgoloko

科萨 Xhosa

柯莱门茨·卡德利埃 Clements Kadalie

科比·库依茨 Kobie Coetsee

科嘎玛 Kgama

科克女士 Miss Koch

科雷塔·斯科特 Coretta Scott

科莫 Komo

克拉尔 kraal

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

Clarkebury Boarding Institute

克拉伦斯·马克韦图 Clarence Makwetu

克莱夫·德比－刘易斯 Clive Derby-Lewis

克朗金矿 Crown Mines

克勒曼少校 Major Kellerman

克雷汉斯兄弟 Kleynhans brothers

克里斯·哈尼 Chris Hani

克里斯田·德·维特 Christiaan De Wet

克鲁格中士 Sergeant Kruger

克罗伊斯 Croesus

克瓦麦·恩克鲁玛 Kwame Nkrumah

肯尼迪法官 Justice Kennedy

肯尼思·卡翁达 Kenneth Kaunda

库克，A. J.　A. J. Cook

库鲁尼·木卡伊 Krune Mqhayi

库玛 Xhoma

库努（村） Qunu

夸马塔 Qamata

夸祖鲁 Kwazulu

奎特·马西雷 Quett Mashire

L

拉夫迪 Laveday

拉各斯独立国家大会 Lagos Congference of Independent States

拉哈贝王朝 Rharhabe

拉鲁·奇巴 Laloo Chiba

拉麦拉（间谍） Rammaila

拉默哈诺，C. S.　C. S. Ramohanoe

拉姆拉尔·布里亚 Ramlal Bhoolia

拉姆颇福，F. L.　F. L. Rumpff

拉泽·希代尔斯基 Lazar Sidelsky

莱昂内尔·波恩斯坦 Lionel Bernstein

莱克斯·塔塔尼 Rex Tatane

莱索托 Lesotho

莱瓦尼卡 Lewanika

莱卫·马迪 Levi Madi

兰道尔·皮特尼 Randall Peteni

兰奈尔·马乔宝兹 Lionel Majombozi

劳贝·雷布朗特 Robey Leibbrandt

劳吉·恩扎迈拉 Locke Ndzamela

劳斯伯瑞·鲍克韦 Roseberry Bokwe

雷·哈麦尔 Ray Harmel

雷基·赛普泰姆波 Reggie September

雷克斯·维尔什 Rex Welsh

雷蒙德·穆拉巴 Raymond Mhlaba

莉莲·恩高义 Lilian Ngoyi

里昂·莱韦 Leon Levy

丽比叶·曼德拉 Leabie Mandela

丽波曼 Lieberman

利奥波德·桑戈尔 Leopold Senghor

利比里亚 Liberia

利沃尼亚立里斯里夫农场Rivonia Liliesleaf Farm

利沃尼亚审判 Rivonia Trial

联合民主战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UDF）

联合民族独立党 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UNIP）

联合犹太改革圣教United Jewish Reform Congregation

联盟大会 All-in Conference

谅解备忘录 Record of Understanding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onid Brezhnev

林肯·木肯塔尼 Lincoln Mkentane

卢卡斯·曼高佩 Lucas Mangope

鲁道夫法官 Judge Ludorf

鲁思·弗斯特 Ruth First

鲁思·蒙帕蒂 Ruth Mompati

路德宗传教团Lutheran mission

罗贝·雷布朗特 Robey Leibbrandt

罗本岛监狱 Robben Island prison

罗伯特·莱沙 Robert Resha

罗伯特·穆加贝 Robert Mugabe

罗伯特·索布克韦 Robert Sobukwe

罗得西亚 Rhodesia

罗德尼·迈克尔 Rodney Michel

罗德斯大学 Rhodes University

罗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

罗斯·穆达 Rose Mda

M

马贝尔·曼德拉 Mabel Mandela

马布托，J.　J. Mabutho

马迪巴（曼德拉的氏族名） Madiba

马迪巴·泰姆比基勒·曼德拉Madiba Thembekile Mandela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马尔科姆·弗雷泽 Malcolm Fraser

马格纳斯·马伦 Magnus Malan

马基德·莫佛　Mackeed Mofokeng

马卡纳 Makanna

马卡托·莱瓦尼卡·曼德拉Makgatho Lewanika Mandela

马卡紫薇·曼德拉 Makaziwe Mandela

马科斯，J. B.　J. B. Marks

马科斯·西苏陆 Max Sisulu

马克·穆琅叶尼 Max Mlonyeni

马克汉达 Makhand

马库斯·加维 Marcus Garvey

马雷少校 Major Marais

马丽·本森 Marry Benson

马尼拉·甘地 Manilal Gandhi

马萨巴莱拉·英瓦 Masabalala Yengwa

马斯拉·帕泽 Masla Pather

马叹兹玛，K. D.　K. D. Matanzima

马替奥罗牧师 Reverend Matyolo

马修斯，Z. K.　Z. K. Mathews

马修斯·戈尼韦 Matthew Goniwe

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玛库茨瓦娜·曼德拉 Makhutswana Mandela

玛托娜 Mathona

迈克尔·哈迈尔 Michael Harmel

迈克尔·科贝特 Michael Corbett

迈克尔·斯克特 Michael Scott

麦克·丁加克 Mike Dingake

麦克·洛维 Mike Louw

麦克·马哈拉基 Mac Maharaj

麦克唐纳·马赛库 MacDonald Maseko

麦里塔法 Melithafa

曼彩博·摩什威士韦 Mantsebo Moshweshwe

曼德拉方案 Mandela Plan

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Mandela and Tambo law firm

芒罗准将 Brigadier Munro

贸易工会南非大会 South African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SACTU）

梅利格立酋长 Chief Meligqili

蒙齐瓦 Montshiwa

弥尔敦·玛盖 Milton Margai

秘密兄弟会 Broederbond

民主南非大会 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CODESA）

民主人士大会Congress of Democrats（COD）

民族长矛军/民族之矛 Umhonto we Sizwe

民族青年团 League of Nations

民族意识团体 National Minded Bloc

敏纳尔上校 Colonel Minnaar

摩洛哥 Morocco

摩舒舒 Moshoeshoe

摩西·考塔尼 Moses Kotane

摩西·马布黑达 Moses Mabhida

摩西·穆拉 Mosie Moola

莫才泰，K. T.　K. T. Motsete

莫基提弥，S. S.　S. S. Mokitimi

莫拉维·凯查利亚 Maulvi Cachalia

莫莱特，Z. B.　Z. B. Molete

莫莉·费希尔 Molly Fischer

莫里斯·弗兰克斯 Maurice Franks

莫罗卡，J. S.　J. S. Moroka

莫洛默曹·塞库库尼Moroamotsho Sekhukhune

姆孙古利·穆古达尔瓦 Msunguli Mgudlwa

姆卫佐 Mvezo

木丁基酋长 Mdingi Chief

木棼古人 Mfengu people

穆巴谢河 Mbashe River

穆丁佳尼 Mdingane

穆考玛 Maqoma

穆克孜韦尼 Mqhekezweni

穆拉尔瓦·曼德拉 Mlahlwa Mandela

穆旁多比尼酋长 Chief Mpondombini

穆旁多人 Mpondo people

穆萨·迪纳特 Moosa Dinath

穆斯塔法博士 Dr. Mustafa

N

内森·马库斯 Nathan Marcus

内维尔·亚历山大 Neville Alexander

纳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纳纳·西塔 Nana Sita

纳税人协会 Ratepayers Association

纳塔尔 Natal

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Natal Indian Congress

娜达伊玛妮 Nodayimani

奈杜，G. R.　G. R. Naidoo

奈杜，M. D.　M. D. Naidoo

奈克，G. M.　G. M. Naicker

耐特·布瑞格曼 Net Bregman

南非白人/阿非利卡人 Afrikaner

南非白人抵抗运动右翼武装力量Afrikaner Weerstandsbweging（AWB）

南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南非妇女联合会 South African Women’s Federation（SAWF）

南非广播公司 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SABC）

南非国防军队South African Defense Force（SADF）

南非荷兰语 Afrikaans

南非贸易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COSATU）

南非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 of South Africa

南非学生组织 South African Students’Organization（SASO）

南非印度人大会 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SAIC）

南非有色人组织 South African Coloured People’s Organization（SACPO）

尼尔·巴纳德 Niel Barnard

尼古拉斯，G.　G. Nicholas

尼古拉斯·贝泰尔 Nicholas Bethell

尼古拉斯·戈德里克 Nicholas Goldreich

尼亚提·康基萨 Nyathi Khongisa

纽克莱尔 Newclare

诺玛福·达林迪叶波 Nomafu Dalindyebo

诺玛木旁多 nomaMpondo

诺曼·罗森伯 Norman Rosenberg

诺曼·赛伽帕尼 Norman Sekgapane

诺塞凯尼·范妮 Nosekeni Fanny

诺坦楚·曼德拉 Notancu Mandela

P

帕特里克·“泰勒”（恐怖）·勒寇塔Patrick “Terror” Lekota

帕特里克·马库贝勒 Patrick Maqubela

帕特里克·莫劳 Patrick Molaoa

潘金达沃 Bangindawo

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Treason Trial Defense Funds

旁多兰/旁多人 Pondoland/Pondo people

佩迪（族） Pedi

皮克·博塔 Pik Botha

皮克雷·卡赛弥 Pixley ka Seme

皮利斯·马赛库 Phyllis Maseko

皮利索 Piliso

皮特·巴登霍斯特 Piet Badenhorst

皮特·贝莱威尔德 Piet Beyleveld

皮特·恩泰特 Peter Nthite

皮特·拉宝罗克 Peter Raboroko

皮特·摩洛茨 Peter Molotsi

皮特·穆达/A. P. 穆达 Peter Mda/A. P. Mda

皮特勒斯·莫莱福 Petrus Molife

贫民窟法 Ghetto Act

珀珀·莫莱斐 Popo Molefe

珀西·尤塔 Percy Yutar

破坏法 Sabotage Act

普雷特利叶斯中尉 Lieutenant Pretorius

普林斯陆上校 Colonel Prinsloo

普林斯中尉 Lieutenant Prins

普通法修正案 General Law Amendment

Q

乔·格里蒙德 Jo Grimond

乔·基卡比 Joe Gqabi

乔·马修斯 Joe Matthews

乔·莫迪塞 Joe Modise

乔·斯洛沃 Joe Slovo

乔丹·恩古巴尼 Jordan Ngubane

乔尔·卡尔森 Joel Carlson

乔尔·乔菲 Joel Joffe

乔纳斯·马特罗 Jonas Matlou

乔舒亚·恩考茂 Joshua Nkomo

乔舒亚·马库伊 Joshua Makue

乔西亚·古弥德 Josiah Gumede

乔治·毕佐斯 George Bizos

乔治·马叹兹玛 George Matanzima

乔治·穆贝基拉 George Mbekela

乔治·皮克 George Peake

乔治·舒尔茨 George Shultz

乔治高诗镇 George Goch

青年团 Youth League

琼斯牧师 Reverend Jones

丘脉河 Tyume River

全非大会 All-African Convention

全国和平条约 National Peace Accord

全国行动理事会 National Action Council

全国行动委员会 National Action Committee

全国志愿者委员会 National Volunteer Board

R

人口登记法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

人民大会 Congress of the People

人民公投 Votes for All

人民论坛 People’s Forums

容欣利兹韦·达林迪叶波Jongilizwe Dalindyebo

容欣塔巴·达林迪叶波Jongintaba Dalindyebo

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

S

萨巴塔·达林迪叶波 Sabata Dalindyebo

萨克韦，C. K.　C. K. Sakwe

萨雷尔·替基 Sarel Tighy

萨姆·马赛 Sam Mase

萨特斯·库珀 Saths Cooper

塞尔比·恩根达尼 Selby Ngendane

塞库库尼兰 Sekhukhuneland

塞伦，M. E.　M. E. Theron

塞缪尔 ·木卡伊 Samuel Mqhayi

塞缪尔·达什 Samuel Dash

塞奇瓦约国王 King Cetywayo

塞索托语 Sesotho

塞西尔·罗德斯 Cecil Rhodes

塞西尔·威廉姆斯 Cecil Williams

赛法库·马宝高·马卡托Sefako Mapogo Makgatho

赛罗佩·苔玛 Selope Thema

赛皮瑞皮尔·马如朋 Seperepere Marupeng

森恩先生（国际红十字组织代表） Senn

沙卡 Shaka

沙佩维尔大屠杀 Sharpeville Massacre

山迪勒国王 King Sandile

山杠人 Shangaans

社团区域法 Group Areas Act

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释放曼德拉运动 Free Mandela Campaign

司马利·西万德拉 Smallie Siwundla

司沃特准尉 Warrant Officer Swart

斯蒂芬·德福 Stephen Tefu

斯蒂夫·茨韦特 Steve Tshwete

斯彭格勒上校 Colonel Spengler

斯坦雷·罗兰 Stanley Lollan

斯特恩上校/将军 Colonel/General Styn

斯特劳斯，J. G. N.　J. G. N. Strauss

斯特里尼·穆德雷 Strini Moodley

斯瓦尼普尔中尉 Lieutenant Swanepoel

斯威士兰 Swaziland

所罗门·恩古贝斯 Solomon Ngubase

索布胡萨国王 King Sobhuza

索菲亚顿 Sophiatown

索托人 Sotho people

索韦托（西南城镇的缩写）Soweto（South-Western Townships）

T

塔博·姆贝基 Thabo Mbeki

塔德赛上校 Colonel Tadesse

塔陶木库鲁 Tatomkhulu

塔亚纳基·皮利太太 Thayanagee Pillay

泰姆布兰/泰姆布人Thembuland/Thembu people

坦茨，N. B.　N. B. Tantsi

坦噶尼喀 Tanganyika

坦桑尼亚 Tanzania

唐·戴维斯 Don Davis

唐纳森奥兰多社团中心Donaldson Orlando Community Center

陶布卢克 Tobruk

特布兰奇－布雷基施律师事务所Terblanche &amp; Briggish Law Firm

特布兰奇中尉 Lieutenant Terblanche

特兰斯凯 Transkei

特雷弗·曼纽尔 Trevor Manuel

特鲁特准尉 Warrant Officer Truter

特瑞弗·赫德尔斯顿 Trevor Huddleston

特瑞格福辩护律师 Advocate Trengove

提亚拉哈 Tyhalarha

通行制度 Pass system

图布姆兹王子 Prince Thumbumuzi

土地法 Land Act

土著人代表权利法Representation of Natives Act

土著人代表委员会Natives Representatives Council

土著人管理法 Native Administration Act

土著事务部门 Native Affairs Department

团结运动组织 Unity Movement

托马斯·马士法尼 Thomas Mashifane

托马斯·提图斯·恩考比Thomas Titus Nkobi

托尼·奥多德 Tony O’Dowd

W

瓦尔特·波拉克 Walter Pollak

瓦尔特·苔卡 Walter Teka

瓦尔特·西苏陆 Walter Sisulu

瓦利·穆萨 Vallii Moosa

旺多尼·贝非卡杜 Wondoni Befikadu

威尔逊·康考 Wilson Conco

威利·麦瑞 Willie Maree

威廉 ·史密斯 William Smith

威廉·阿龙桑 William Aronsohn

威廉·恩考茂 William Nkomo

威廉·土布曼 William Tubman

威廉姆斯，W. H.　W. H. Willemse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威特沃特斯兰德土著劳工协会

Witwatersrand Native Labor Association

韦塞尔斯上校 Colonel Wessels

韦赛尔，F. C.　F. C. Wessel

韦斯雷旅社 Wesley House

维尔比拉伍德先生 Wellbeloved

维尔顿·穆夸毅 Wilton Mkwayi

维克多·穆珀博 Victor Mbobo

维克多·提亚姆扎西 Victor Tyamzashe

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Victor Verster prison

维克多·西尔维斯特 Victor Sylvester

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公司Witkin, Sidelsky and Eidelman law firm

魏斯勒阳 Wesleyan

文达人 Vendas

温妮·曼德拉 Winnie Mandela

温妮娅 Winnie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沃尔菲·克代士 Wolfie Kodesh

沃尔斯特中士 Sargeant Vorster

乌拉行动 Operation Vula

乌姆塔塔 Umtata

乌苏姆兹·梅克 Vusumuzi Make

乌伊西勒·米尼 Vuyisile Mini

X

西德尼·恩克苏 Sidney Nxu

西德尼·肯特利奇 Sydney Kentridge

西里尔·拉马弗萨 Cyril Ramaphosa

西蒙·卡普韦普韦 Simon Kapwepwe

西蒙·萨巴拉拉 Simon Tshabalala

西南非人民组织 South-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

西苏陆太太（瓦尔特·西苏陆的母亲）MaSisulu

希尔德顿 Healdtown

消极抵抗 passive resistance

小利沃尼亚审判 Little Rivonia Trial

谢里尔·卡罗勒斯 Cheryl Carolus

辛格，J. N.　J. N. Singh

辛沙 Hintsa

新时代 New Age

刑法修正案 Criminal Laws Amendment Act

行动计划 Operation Mayibuye

休·盖茨凯尔 Hugh Gaitskell

休斯牧师 Father Hughes

选民分离代表法Separate Representation of Voters Act

学生基督教协会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

雅各布斯上校 Colonel Jacobs

亚的斯亚贝巴 Addis Ababa

亚历克斯·道格拉斯－霍姆Alex Dougglas-Home

亚历克斯·赫普尔 Alex Hepple

亚历山大·克尔 Alexander Kerr

亚历山大镇 Alexandra Township

亚洲人土地占有权利法Asiatic Land Tenure Act

扬·史末资 Jan Smuts

耶和华见证人教会 Jehovah’s Witnesses

叶甫（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 Yefu

伊恩·史密斯 Ian Smith

伊夸狄 Iqadi

伊莱亚斯·莫佐莱迪 Elias Motsoaledi

伊丽莎白港 Port Elizabeth

伊萨克·本蒂 Isaac Behndy

伊斯雷尔·梅赛尔斯 Israel Maisels

伊斯梅尔·阿尧博 Ismail Ayob

伊斯梅尔·弥尔 Ismail Meer

医生公约 Doctors’　　Pact

因卡塔自由党 Inkatha Freedom Party

英格考勃 Engcobo

游击战俱乐部 Yu Chi Chan Club

有色人 Coloureds

有色人人民大会 Coloured People’s Congress

玉苏福·达杜 Yusuf Dadoo

玉苏福·凯查利亚 Yusuf Cachalia

约翰·波凯拉 John Pokela

约翰·杜比 John Dube

约翰·基茨韦 John Gaetsewe

约翰·威尔克斯·布斯 John Wilkes Booth

约翰·沃斯特（B. J.沃斯特） John Vorster

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Johannesburg Fort prison

约翰尼斯·摩洛茨 Johnnes Molotsi

约翰森·恩格卫韦拉 Johnson Ngwevela

约韦里·穆塞韦尼 Yoweri Museveni

Z

泽法尼·马托朋 Zephania Mothopeng

泽卢斯特 Zeerust

泽尼·图布姆兹·曼德拉（曼德拉的小女儿）Zaziwe Thumbumuzi Mandela

扎查里亚·莫莱泰 Zachariah Molete

扎丘斯·马哈巴内 Zaccheus Mahabane

詹姆斯·恩章韦 James Njongwe

詹姆斯·格雷戈里 James Gregory

詹姆斯·卡莱塔 James Calata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

志愿者日 Day of Volunteers

种族隔离法 Color Bar Act

朱利斯·布朗德 Jules Browde

朱利叶斯·尼雷尔 Julius Nverere

孜林德劳佛酋长 Chief Zilindlovu

兹韦立班纪利·兆伊 Zwelibhangile Joyi

自由党 Liberal Party

自由日大罢工 Freedom Day Strike

自由宪章 Freedom Charter

自由阵线 Freedom Front

祖备达·帕特尔 Zubeida Patel

祖鲁兰/祖鲁人 Zululand/Zulu people

［纳尔逊·曼德拉年表］

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在特兰斯凯首府乌姆塔塔附近的姆卫佐村。

1923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12年成立）正式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

1927年：曼德拉9岁，父亲逝世前把他托付给泰姆布部落摄政王容欣塔巴收养。

1928年：曼德拉到克拉基伯雷寄宿学校读书。

1937年：曼德拉到希尔德顿省博福特堡的魏斯勒阳学院学习。

1938年：曼德拉开始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在此期间与奥利佛·塔博等人结识。

1940年：曼德拉因参与学生罢课被校方暂令退学，回到家乡后，又因不满容欣塔巴为他操办的婚事而出走。

1941年：曼德拉到约翰内斯堡，先是在克朗金矿当保安，后搬到亚历山大镇，并结识了瓦尔特·西苏陆。

1942——1947年：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工作。

1942年：曼德拉通过函授获得福特黑尔大学的文科学士学位。随后，靠贷款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律。

1943年：亚历山大黑人居住区的非洲人为抗议车票涨价，举行了为期9天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曼德拉参与了这次运动。

1944年：曼德拉结识了当护士的艾韦琳，不久即结婚。 同年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并参与组建主张改革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

1946年8月：德兰士瓦金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遭到政府武装镇压。

1948年：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全国书记。同年，国民党竞选获胜，马伦政府上台，开始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度。

1949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推举詹姆斯·莫罗卡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候选人，他击败埃克苏玛当选为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当选为秘书长，曼德拉与塔博进入非国大全国执委会并通过“行动纲领”。

1950年：马伦政府通过《人口登记法》和《社会区域法》，使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系统化。

1950年5月1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组织罢工集会，遭马伦政府镇压，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

1950年6月20日：面对即将于7月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威胁，南非共产党宣布自行解散。

1950年6月2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联合组织全国性大罢工，曼德拉负责两个组织间的协调工作。

1950年底：曼德拉当选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非国大青年团全国主席。

1951年：马伦政府颁布《班图权利法》。

1951年12月：曼德拉和西苏陆将“行动纲领”的具体计划提交非国大年度大会，建议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

1952年4月6日：在两次致函马伦总理均未得到合理答复后，非国大决定在全国举行抵制不公正法律的群众大会，曼德拉当选为反抗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

1952年6月26日：1950年全国大罢工纪念日，反抗运动正式开始。当天深夜，曼德拉散会后因宵禁时间在外行走而遭到逮捕。这是他第一次进监狱，但很快被释放。

1952年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的16处工作站。两个星期后，逮捕了反抗运动的20位领导人，其中包括纳尔逊·曼德拉。他们后来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两年执行。

1952年10月：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

1952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全体会议选举阿尔伯特·鲁图利为主席，选举纳尔逊·曼德拉为副主席。曼德拉在取得律师合格证书后，与奥利佛·塔博合办律师事务所，并受非国大委托制订了“曼氏计划”。

1953年：马伦政府颁布《班图教育法》，曼德拉提出建立社区学校以进行抵制。

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请求最高法院取消曼德拉的律师资格，理由是他在反抗不公正法律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但这一请求被最高法院驳回。在“曼氏计划”获得通过后，曼德拉着手落实组织机构的改革工作，并全力准备召开南非人民代表大会。

1955年6月26日：南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自由宪章》。

1955年9月27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搜捕活动，至少有500人在办公室或家里遭到搜身。

1955年底：对曼德拉的管制禁令到期；随后，警察又对他宣布了为期5年的禁令。同年，与艾韦琳的婚姻关系破裂，3个孩子随母亲生活。

1956年12月5日：1000多名警察同时出动，在全国范围内对黑人解放运动积极分子进行搜捕，曼德拉与其他非国大领导人被捕。被捕的156人被控犯有叛国罪。

1957年12月：大法官放弃起诉叛国案中的61名被告，其中包括鲁图利酋长、奥利佛·塔博等。

1958年：曼德拉与温妮相识。

1958年6月14日：处于管制禁令之下的曼德拉争取到6天婚期，在温妮的家乡比萨纳举行婚礼。

1958年8月：叛国案的正式审判开始。

1958年底：温妮·曼德拉因参加反通行证法游行而遭到逮捕，当时她已有身孕，出狱后不久生下泽尼。

1959年1月19日：法庭又宣布撤销对64名被告的指控。这样，156名被告仅剩下31人受审，曼德拉仍在其中。

1959年4月6日：非国大中的非洲主义派和自由宪章派正式分裂。在罗伯特·索布克韦领导下，非洲主义派正式宣布成立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运动游行开始。沙佩维尔惨案发生，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69人，伤180人。随后，警察在兰伽地区又杀害了6名示威者。

1960年3月30日：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

1960年4月8日：南非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为非法。

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

1960年12月： 曼德拉与温妮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取名津泽。

1961年3月29日：法庭对叛国案作最后宣判：所有被告无罪。随后不久，曼德拉开始转入地下活动。

1961年5月29日：曼德拉号召全国举行为期三天的罢工，但因为组织不得力，曼德拉于第二天即宣布停止罢工。

1961年6月26日：反抗运动9周年纪念日。转入地下的曼德拉向南非人民发表长篇声明。

1961年12月：曼德拉创立“民族长矛军”。

1961年12月16日：“民族长矛军”发起第一次军事行动。

1962年7月20日：曼德拉在出席“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访问非洲15国以及伦敦后，潜回南非。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在从德班返回约翰内斯堡途中被捕。

1962年10月25日：曼德拉被指控犯有煽动罢工罪和无护照出国罪。

1962年11月7日：曼德拉被判处5年监禁。

1963年7月11日：非国大“民族长矛军”司令部被查获，一些非国大的主要领导人被捕，其中包括西苏陆等人。警方发现曼德拉参与了“民族长矛军”的组织工作，将他从罗本岛转到比勒陀利亚监狱。

1963年10月9日：震惊世界的利沃尼亚审判开庭。由于起诉书不准确，法官不得不撤销起诉。

1963年12月3日：利沃尼亚审判重新开庭。

1964年4月20日：法庭辩论开始，曼德拉利用提供供词的机会宣读了著名的“法庭宣言”。

1964年6月11日：法庭裁定，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条罪行。9名被告中，有8名被判有罪。

1964年6月12日：法官宣布判处曼德拉等8名被告终身监禁。

1965年：温妮·曼德拉受到5年管制禁令的处罚。

1967年6月21日：《恐怖主义法》正式生效。

1969年5月21日：温妮被捕。

1970年2月16日：温妮与其他被告全部获释。

1976年6月16日：索韦托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野蛮镇压，导致了持续多年的索韦托暴动。

1976年8月：温妮再次被捕，后不久在判决中胜诉并获释。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政治犯起草了一份声明，支持学生的抗议运动，谴责南非当局的镇压暴行。

1976年10月26日：特兰斯凯黑人家园宣布“独立”。

1977年5月16日：温妮又一次被捕，次日被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福特镇。

1979年：津泽离开了母亲温妮去读书。

1980年：非国大宣布当年为“行动年”。“释放曼德拉”的群众运动从南非国内蔓延到国外。

1981年3月：曼德拉被提名为伦敦大学名誉校长候选人，得票达7199张。

1982年4月1日：曼德拉与西苏陆等人从罗本岛监狱被秘密转移到开普敦的波尔斯穆尔监狱。

1983年：博塔正式提出“三院制议会”方案。

1983年8月：南非联合民主战线成立。

1984年5月：监狱当局通知曼德拉夫人可以开始“接触性探视”。

1984年9月：法尔三角地区的黑人城镇发生暴乱，并迅速蔓延到全国。

1985年初：南非当局允许英国保守党人贝泰尔勋爵和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律系教授达什访问曼德拉。

1985年6月：非国大在赞比亚举行协商会议，专门讨论政策问题。

1985年7月13日：南非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1986年起：以南非政府司法部长库依茨西为首的4名部长开始与狱中的曼德拉举行谈判。

1986年9月16日：欧洲共同体宣布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1986年10月2日：美国参议院投票赞成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

1987年11月5日：利沃尼亚叛国案中年龄最大的姆贝基被释放。获释前，他在波尔斯穆尔监狱会见了曼德拉。

1988年2月24日：南非政府禁止联合民主战线和17名其他黑人反对派组织参与政治活动。

1988年8月：曼德拉因肺病住院治疗。4个月后，他又被转移到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1988年12月28日：温妮领导的“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将4名黑人青年绑架到温妮的住宅。

1989年1月27日：索韦托社区领袖要求温妮解散她的足球俱乐部，被温妮拒绝。

1989年2月2日：博塔因病辞去国民党领袖职务，德克勒克当选为新主席。

1989年7月5日：南非总统邀请曼德拉到官邸“用茶”。狱中的曼德拉接受了邀请，并向博塔递交了一份声明。

1989年8月14日：博塔辞去总统职务，由德克勒克继任。

1989年8月21日：《哈拉雷宣言》获得通过，提出南非谈判七点方针。

1989年9月20日：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德克勒克正式宣誓就任南非总统。

1989年10月11日：德克勒克总统会见一批黑人宗教领袖，其中包括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

1989年10月15日：包括西苏陆在内的8名黑人领袖被南非政府无条件释放。

1989年11月23日：曼德拉在狱中与姆贝基长谈3个小时，讨论西苏陆等人访问卢萨卡非国大总部一事。

1989年12月13日：德克勒克在总统官邸会见曼德拉。

1990年1月25日：开普敦左派周报《南方》全文发表了曼德拉在会见博塔时递交的5000字声明。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对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的取缔令。

1990年2月11日：南非当局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当晚，曼德拉在开普敦市政大厦广场发表演说。第二天，他在开普敦举行了出狱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2月13日，他回到索韦托家中。

1990年2月25日：曼德拉到黑人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德班访问，呼吁加强团结，实现和平。

1990年2月27日：曼德拉率非国大国内代表团到赞比亚卢萨卡的非国大总部参加非国大全国执委会议。

1990年3月2日：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

1990年5月2——4日：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代表团和以德克勒克为首的政府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谈。

1990年5月：曼德拉访问非洲6国。

1990年6月4日：曼德拉出访非洲、欧洲和美洲14国。

1990年7月25日：南非警方制造“红色阴谋”事件，逮捕了40多名非国大成员和南非共产党员。

1990年7月26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举行紧急会晤。

1990年8月6日：非国大与政府的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

1990年底：非国大与政府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先后两次会晤，使气氛得到缓和。

1991年6月30日：种族隔离制正式宣告结束。

1991年7月2——7日：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主席。

1991年12月20——21日：举行关于制定新宪法的谈判。

1992年3月17日：白人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大部分人对德克勒克总统的改革持赞成态度。

1992年6月17——18日：发生博伊帕通大屠杀。

1992年11月26日：德克勒克提出时间表，最迟在1994年4月底以前举行多种族选举。

1993年4月1日：在中断9个多月后，恢复制宪谈判。

1993年6月3日：谈判会议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选举日。

1993年9月8日：曼德拉呼吁取消对南非的所有经济制裁。

1993年10月15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93年11月14日：曼德拉表示，非国大承诺次年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将包括当时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

1993年11月16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就制宪谈判关键问题再次举行会谈，并取得进展。

1993年12月7日：过渡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从而使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家事务上有发言权。

1993年12月10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在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

1993年12月22日：南非白人议会通过了南非历史上第一部非种族主义的临时宪法。该临时宪法被用来指导南非民主进程，直至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1994年2月：曼德拉作出重大让步，表示非国大同意起草有关建立一个白人家园的宪法草案。

1994年4月8日：德克勒克总统、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因卡塔领袖布特莱齐和祖鲁国王古德威尔·斯维里斯尼举行四方首脑会谈，谈判解决威胁选举的暴力行为。随后，非国大发表声明，承认斯维里斯尼为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合法君主。

1994年4月19日：布特莱齐正式宣布参加南非首次大选。

1994年4月26——28日：南非举行第一次多种族大选，非国大取得决定性胜利。

1994年5月9日：多种族议会正式开幕，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新政府总统。

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职总统。翌日，南非新内阁宣誓就职。

1998年7月18日：曼德拉80岁生日，与第三任妻子格拉萨结婚。

1999年6月：曼德拉卸任总统。后大力兴办学校，并为南非防治艾滋病投入大量心力。

2004年：南非广播公司举办“最伟大的南非人”票选活动，曼德拉被选为“最伟大的南非人”。

2013年6月8日：曼德拉因肺部感染病情恶化，紧急入院救治。后病情缓慢好转。

2013年7月18日：曼德拉在病床上度过95岁生日。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住所逝世。

版权页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写在前面

导读 英雄救美

谢词

前言

第一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

第二章 我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

第三章 他的名字叫亨利：真相、和解与正义

第四章 理性与热情

第五章 法律与幽默

第六章 理性与判决

第七章 哭泣的法官：司法权与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

第八章 人性尊严与比例原则

第九章 当神圣与世俗相遇：同性恋婚姻的双重挑战

第十章 开始与结束

跋与致谢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写在前面

两年前凡妮莎与我生下一个小男孩，

他只要问一声“为什么？”就能带给我们无比的喜悦。

如果有天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给他取了“奥利弗 ”这个名字，

为什么他的爸爸只有一只手，

以及为什么大家都叫他爸爸“法官”，

他会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导读 英雄救美

熊培云

古希腊的时候，有个叫芙丽涅（Phryne）的人体模特，据说是雅典城最美的女人。因为“亵渎神灵”，芙丽涅被送上了法庭，她面对的将是死刑判决。关键时刻，辩护人希佩里德斯（Hyperides）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她褪去了衣袍，并对在场的所有市民陪审团成员说：“你们忍心让这样美的乳房消失吗？”

这是古典时代有关美与正义的最动人的故事。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肉体之美（芙丽涅）和精神之美（希佩里德斯）的双重感召下，雅典法庭最终宣判芙丽涅无罪。19世纪法国画家热罗姆（Jean-Leon Gerome）曾经为此创作了油画《法庭上的芙丽涅》，场面香艳生动，不愧为世界名画。不过，这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实在太过浪漫，以至于让人觉得不真实。据说芙丽涅被释放后，雅典通过法律，禁止被告在法庭上裸露胸部或私处，以免对法官造成影响。

本文将要重点介绍的是另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它发生在近几十年，而故事的主角正是《断臂上的花朵》一书的作者萨克斯（Albie Sachs）。

1935年，萨克斯出生于约翰内斯堡一个立陶宛犹太裔移民家庭。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年少立志，愿投身于人权事业。十七岁，在开普敦大学学习法律期间，曾参与抵制恶法运动（Defiance of Unjust Laws Campaign）。几年后，作为人权律师，萨克斯成为南非当局的眼中钉，并因此被拘禁和刑讯逼供。1966年，出狱后的萨克斯被迫流亡海外。

然而厄运并未因为流亡而结束。1988年4月7日，在莫桑比克从事法律研究的萨克斯惨遭汽车炸弹袭击。虽然大难不死，他却丢掉了一条手臂和一只眼睛。而凶手正是南非当局派来的特务。萨克斯在他的自传里生动地回忆了自己醒来时的情景。他像天主教徒在胸前画十字架一样，对自己进行“眼镜、睾丸、钱包、手表”式的检查：

我的手往下摸，毯子下的我光溜溜的，所以很容易就能摸到我的身体，我的阳具还在！我的老鸡鸡啊！（当时我独自一人，这么说应该无伤大雅吧。）这家伙曾经带给我许多的欢乐与哀愁，我相信往后它也会继续带给我许多欢乐或悲伤。接着检查蛋蛋，一、二，两颗都在！既然在医院中，也许我该称它们为睾丸以示尊重。我弯曲手肘，人又有了欲望是多么的美好，其次就是能做我想做的事情……

萨克斯将自己近乎荒诞的反应归功于他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对自己肢体的残缺没有一点悲伤，只是因为他知道空洞的悲伤已经于事无补。既然他以推进南非人权状况为自己一生的志业，对于任何可能付出的代价也早有心理准备 ——

马普托墓园葬满了被南非特务谋杀的人。我们身边已经死了好多人。所以当我在马普托中央医院里暂时苏醒过来时，我感到胜利的喜悦。我活下来了。作为一名自由斗士，你每天都会猜想这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会是今天吗？会是今晚吗？会是明天吗？我在面对它的时候能保持勇敢吗？它真的到来了，而我活了下来，活了下来，活了下来。

莎士比亚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了好多次，而勇士一生只死一次。萨克斯显然无愧于勇士的荣誉。按说，如此遭遇足以在精神上毁掉一个人，让他从此丢掉初心，陷入复仇主义的深渊。然而，这颗汽车炸弹不但没有摧毁萨克斯，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加平静而昂扬的生命。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是因为我看到许多心地美好的人在此打击下难免以牙还牙，甘于同流合污，与敌同沉。而萨克斯几乎没有做太多的思想斗争便救出了自己。早在第一次被拘捕时，萨克斯就意识到自己与南非白人政权的较量是意志与品格的较量。因为抓捕他的人对他的折磨已无关他手上的信息，而只是想打垮他。“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比我强大。”然而，即使是作为一个牢笼中的弱者，他也不希望与囚禁他的人互换角色。他必须将自己从复仇的野蛮中救出来，必须呵护好内心高贵的东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憎恨的是一种坏制度，而不是在这种坏制度中各扮角色的可怜人。作恶者人性的世界已经坍塌了，而萨克斯人性的世界还在。那里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如果他也像敌人那样以剥夺别人的自由为目的，那他就等于爬进敌人的战壕，与他们为伍了。

在《断臂上的花朵》中，萨克斯曾这样重申自己的理想与道义——“让所有南非人民都获得自由，远比囚禁、施加酷刑在那些曾对我们如此的人，更属有力的复仇。以牙还牙意味着，我们将变成他们的同类，变成帮派分子、骗子和暴徒。虽然是为了更加高尚的目的没错，但最后我们就会和他们沦为一丘之貉，只比他们更加有权力而已。我们的灵魂会像他们的灵魂，而我们的凶残也将和他们的凶残无所区别。”

虽然肉体之我被迫害者做了减法，但在遭此劫难之后，萨克斯知道如何坚定信念，为精神之我做加法。“不管我怎样身受重创，我还是比他们优越——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比他们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为他们无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类，我为正义而战、我为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某种程度上，慈悲为怀的信念，而非残忍的以暴制暴，赋予我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让我能够坚强地走下去。”

“我知道只要我能康复，我的国家也将会康复”——这是我在萨克斯书里读到的最感动的一句话。我丝毫不认为这是一种狂妄自大，恰恰相反，在这里我听到的是一个人在惊魂初定后立即找回的责任心。对制度之恶不同常人的理解，对同代人苦难命运的广泛同情，对内心美好世界的坚守不移……如果不是这些观念与责任心，萨克斯也不可能绕开冤冤相报的复仇，重新踏上康复南非的道路。

后面有关南非转型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被囚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在1990年被德克勒克请出监狱。同年，萨克斯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祖国。四年后，曼德拉当选总统，并指派萨克斯担负新南非的宪法法院大法官。大法官卸任后，萨克斯著书立说，经常去世界各地演讲，分享南非转型经验与宪政成就，为那些深陷仇恨的国家愈合伤口。

维克多·雨果说过，最高贵的复仇是宽容。一个屡遭来自祖国的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没有因此憎恨自己的国家，反而不断要求提升自己的德行，并召唤同类，这在南非并不少见。南非能够平稳转型，正是有赖于那些长年斗争的人彻底放下了心中仇恨，走向和解。一个渐渐达成的共识是，南非或许需要复仇，但它指向的绝不是人，而是人心中不义的观念与现世不公的制度，包括仇恨本身。关于这一切，读者很容易在曼德拉和图图的宽宏大量中找到共鸣。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导下，身为大法官的萨克斯与当年参与汽车炸弹谋杀的亨利握手言和，为此亨利回家哭了两个星期。新制度将原来的迫害者还原为普通人。曾经的作恶者终于回归内心，如今眼泪汪汪。新南非无法做到将原来的迫害者统统关进监狱，也不能建立在大规模扩建的监狱之上，而应该奠基于一种全新的观念和制度。以复仇为目的的清算不仅会使新南非国父们的理想显得缺少诚意，而且会让这个国家因为冤冤相报而永无宁日。在此意义上，宽恕不仅具有道义内涵，而且是理想南非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萨克斯曾在书中谈及自己的理想追求，“若民主能在南非落地生根，那么代表纯洁和殉道的玫瑰与百合花将从我的断臂上开出”。在个人恩怨与理想之间，萨克斯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他“温柔的复仇”。而且，这种“温柔的复仇”是强而有力的。“我在被监禁时所立下的誓言，现在终于实现了，但不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击败对方，而是升华为一套哲学与情感的圭臬，勾勒出我心中的理想人格、我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国家，以及我愿意奉行恪守的理想宪法。”

萨克斯不辱天命。由于恶法和恶政的存在，他曾经由法律的研究者变成了“法律的敌人”，而现在他作为大法官成为新南非法律忠实的捍卫者。在这个犹太裔南非白人的主导下，南非宪法确立了废除死刑，保障同性恋婚姻权利、艾滋病人权利等若干原则，成为“最受世界尊敬的一部宪法”。在萨克斯看来，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法律必须像人一样拥有灵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一味地要求人要有法的精神，却对法缺少人的精神置若罔闻。

写作此文，并不是为萨克斯歌功颂德。我更愿意将他“温柔的复仇”视作人类历史中的宝贵经验。毕竟，从远古的同态复仇到博弈论中的报复平衡，从近现代仇恨煽动下的革命、战争到今日的核威慑，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复仇史。而萨克斯“英雄救美”的意义，在于时刻提醒那些有着远大理想的人，如何做到不违初衷，不借口恶人的过错而让自己成为自己所反对的人。

转型期南非的政治精英能放下仇恨，固然有时代整体氛围的影响，但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个体选择的堆积。除了从流亡者到大法官的萨克斯，还有甘愿放下手中权力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主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大主教图图，从监狱里走出来的黑人政治领袖曼德拉……这些新南非的国父无一不在向世人昭示他们的意义并发问：当世界坍塌之时，个人如何守卫自己心中的世界？在死握权柄与扬言报复之间，交战中的精英该以怎样宽广的心怀去带领受伤的人民？

还是让我们回到芙丽涅的那场审判吧。人类为自己创立思想和制度，同时不得不接受它们的奴役。芙丽涅自法庭平安归来，让世人看到“渎神罪”的弹性，也看到了由此而生的种种悲喜剧——与其说它们是来自上帝的威仪与审判，不如说是源于人类的自我裁决。当然，这既包括群体对于个体的群裁，也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审视和自我意义的抉择。

我不得不承认，与希佩里德斯那场古老的英雄救美相比，萨克斯在20世纪的“温柔的复仇”更让我为之动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救救他的故事，它还有着关于人生美学的深广内涵。萨克斯用他一生“温柔的复仇”，昭告身怀理想的人如何听从天命的召唤以抵抗不幸的命运。萨克斯是不幸的，他因为追求世界之美而不得不面对身体的残缺。萨克斯又是何等幸运！他没有因为憎恨而失去内心之美。而真正的英雄救美，就是同时对世界之美和内心之美担起责任。

最后说点感谢的话。几日来先后为曼德拉、图图和萨克斯的中文版图书撰写序言，倾听他们卓然于世的心声，对我而言都是莫大的荣耀。记得昨夜，当我沉浸于这最后一篇序言的写作时，外面台风呼啸，暴雨难歇，今早醒来已是天朗气清，极目千里。大自然竟是如此应景，想必这也是读者合上“南非转型三部曲”时的感受。依我之见，无论是曼德拉、图图，还是我最后着重介绍的萨克斯，他们能够在抗恶的过程中不与恶同沉，都是基于以下思想与信念：作恶者嚣张于一时，但并不掌控这个世界，包括你高贵的灵魂。作恶者表面不可一世，实际卑微十足，他们唯一能负责的只有自己的罪恶。而你真的可以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你另有乾坤，当作恶者负责恶时，你必须负责美——美到作恶者暗淡无光，美到作恶者为自己流泪，美到作恶者为你鼓掌。

2014年8月11日

东京大学访学期间

手举南非国旗的奥比·萨卡斯大法官（感谢21 Icons South Africa[www.21icons.com]和摄影师Adrian Steirn[www.adriansteirn.com]授权使用本图片）

谢词

本书第四章部分参考了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在《卡多索法学评论》的文章《理性、热情与“法律的进步”》。

第五章有部分内容摘录自拙著《一个自由斗士的温柔复仇》（The Soft Vengeance of a Freedom Fighter）[1]。

[1]详见Cardozo Law Review, “Reason, Passion, and ‘The Progress of Law’”, Brennan, William J. Jr (Vol 10, October/November 1988)与The Soft Vengeance of a Freedom Fighter, Albie Sachs (2nd edn, Cape Town: David Philip;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first published in 1990 in Great Britain by Grafton Book), pp. 9-12 and 116-119。

前言

在这些赤贫的人的眼神与言谈当中，我看到他们为正义与自由奉献心血，乃至于牺牲生命的决心。我同时也深深被他们的活力与笑声鼓舞，它们对实践正义所能有的贡献，似乎远胜于我的法学院里高妙但缺乏热情的清谈。

在不可思议的命运安排之下，我成为了一位法官。如果司法工作真的是我当初立定的生涯目标，那么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浪费：八年的学业加上包括法学博士在内的三个学位、在开普敦十年忙碌的律师生涯，以及随后横跨三个大陆认真地在法律系执教，出版数册专书，有些是学术性的，其他则是自传性质。但若以法律对我人生的实际影响而言，过去的每件事都荒唐离谱：学生阶段，我家曾在破晓前被警察突袭搜索，而我则受到当时所称的“禁制命令”限制居住及行动；在执业阶段，我曾两度遭到国安警察处以“单独拘禁”的惩罚，第一次一百六十八天，第二次则是三个月，期间国安警察还以剥夺睡眠的方式对我刑讯；当我完成博士论文时，却有国归不得，流亡于英格兰；而数年之后，在莫桑比克从事法学研究时，我的祖国却派了情报特务用汽车炸弹谋害我，导致我失去一条手臂和一只眼睛。

事实上，在我的大半生中，我既是法律的守护者，又是法律的敌人。任何参与过地下活动的人都会知道，若一个人在公共领域里以法律为行为准绳，而在暗中却试图颠覆法律，那么他的心灵会承受如何的撕裂。然而造成此矛盾的缘由并不难理解，而我的志愿也很清楚——只有当我们结束种族隔离，重新使法律与正义接轨的时候，我才能再次成为一个内在和谐完整的人。然而，在我这个法律人的灵魂深处，有一个好像不会产生明显危险，但却更加令我不安的忧虑，它被种族隔离下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给加剧，但其实有更深层、更复杂的起源。

开始产生这种不安时，我尚在开普敦大学就读。阳光流贯我们的教室，而我善尽一个好学生的本分，认真聆听教授们谈论着法律向来广受推崇的美妙的抽象性。为了应付考试，我将教科书上那些谈论法治、基本权利，以及司法独立的优雅词句倒背如流。接着，入夜后，我会在仅靠忽明忽灭的烛光照亮的陋室里，主持开设给穷人学习的课程，并在这些赤贫的人的眼神与言谈当中，看到他们为正义与自由奉献心血，乃至于牺牲生命的决心。我同时也深深被他们的活力与笑声鼓舞，它们对实践正义所能有的贡献，似乎远胜于我的法学院里所有高深玄妙但缺乏热情的清谈。同一座城市，却存在着两个世界，彼此视同陌路，仅由痛苦而非希望来联系，而我则彷徨踟蹰于两者之间。

在三十多年的律师生涯当中，我不停地与这个分裂的自我奋战。我从没想到，是那颗炸弹将这个分裂轰出我的人生之外。炸弹把我逐出日复一日的例行法律生活，从而让我能自由地从头开始过我的人生。我学习如何走路、站立、奔跑……以及草拟南非的新宪法。刹那间，令人欢欣、动容，法律教科书中那些堂而皇之的抽象概念，与过去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对正义的渴望，两者融为一体，紧紧相拥。法律不再构成不义的路障，以至于为了追求自由而非冲撞、拆毁它不可，如今它反而是达成和平革命的主要工具。在接下来的制宪期间，我生命中原本扞格矛盾的力量得以调和。如果制定新根本大法的过程治愈了我的国家，那么它也一并消除了我自己深层的内在分歧。

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若某些人生来就将做法官、从事司法工作，我则是法官一职自己掉到头上并欣然接受的那种人。自曼德拉总统任命我和其余十位同事担任南非的第一届宪法法院法官以来，我有幸经历了在人生与知识上皆精彩、丰富、引领着我精益求精的十四个寒暑。

对我来说，当法官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我不认为这是我生来就该做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其他的质疑。我早年与法律激烈的敌对关系本不该产生这种结果。更有甚者，在我流亡海外时所从事的社会与法律实证研究（social-legal studies）使我习惯观察并反省法律人所作所为的实际意义。此外，我还不断受到世界各地的大学和法律团体的邀约，希望我能解释如何在一个本来几乎要陷入种族相互屠戮悲剧的国家建立起民主宪政，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奇迹。倘若你认为南非已民主化，却又不相信奇迹这回事，你应当会加倍努力地找寻理性的解释。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而我的法官角色究竟在当中发挥了什么功用？

回首往事，我已在全球各地针对这些问题发表报告，各个不同的国家都得面对这些问题引发的相似争论。这些年来我在纽约、伦敦、德里、剑桥和芝加哥等地反复进行的演讲被集结成册，准备出文集。但这卷文集缺乏贯穿首尾的内在肌理，因此为了把它们串在一起，我便开始摘录并加入若干宪法法院的判决，有些判决是出自我自己，有些则来自我的同事。至少，这能在个人演讲和司法判决之间提供有趣的对照：前者的风格相对平易近人，并有更多个人化的抑扬顿挫，后者则是如同神谕般的庄严公正。不过，我察觉到这个结合了我的叙事文字与法律判决摘要的作品所发挥的比较和对照作用，进一步替我的想象力提供了更加精彩的素材，它激发我去探索我在法律以外的生命阅历和我作为法官的判决两者之间所发生的化学反应，那虽然若有似无，却十分微妙。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一本全新的著作开始在原有的手稿之间自然成形。

我人生中最具戏剧张力的经历都与恐怖主义和酷刑虐待有关。对那些曾在种族隔离时期干过惨无人道之暴行的人严惩不贷，本会是对我的过去最直接、单纯的反应。我本可以理直气壮地问：那些当初全无恻隐之心而拒绝给予他人平等权与公正审判之人，如今怎能寻求并享受此等权利的庇护？我过去被视为恐怖分子；我反对用恐怖主义来当做争取自由的手段；当被派来摧毁我所属的解放组织的政府特务因事迹败露而被擒获时，我必须处理是否该严刑拷打他们的问题；我也是国家主导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然而，回顾我留下来的司法文献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在法庭上做出的响应却是复杂许多。生命阅历无疑已改变了我对法律的理解，而不变的是那些已经经久确立且仍能与时俱进的法律思想原则。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最让我惊讶的发现是，在处理我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简称真和会）的关系时，当中恰巧包括一段插曲，也就是我和指挥在我乘坐的车中安放炸弹的那位特务的会面。我一直以为这段真和会的经历，与我身为法官的思维逻辑是分得很清楚的。但从我历年的判决来看，我发现和解在我的法律思维当中始终是个核心的主题，并在两边都鲜明地表现出来。一边强调在诸如诽谤或中伤案件当中道歉的重要性，即一种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另一边则着重调解沟通（mediation）在和解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使拥有广大闲置土地的富人，可以和那些在他们的土地上搭建栖身之所的穷人和平共处。

当我开始思考组织这本书的架构之后，我便忍不住想加入一章来讨论欢笑在民主社会中的功用。自由斗士常被说是一群阴郁寡欢的人，只有在仇敌溃败时才会挤出一点笑容。我在反抗运动中的经验并非如此。在我被炸弹攻击并接受手术之后，我一醒来就立即对自己讲了个笑话。幽默若在我生命中以及争取自由的奋战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开放与民主的社会中也该有相同的地位。所以，在审理 “笑笑就好”一案，处理某商标遭到戏谑使用的问题时，我在判决书的开始便提问道：法律有没有幽默感呢？

在南非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最激烈的论战莫过于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究竟该不该包括社会经济权，即诸如健康、居住、获得食物、受教育等权利。我们长久以来艰苦奋斗，争取的便是让这些“面包权”能和其他古典的“自由权利”一样，纳入宪法。但它们一经写入宪法，该如何被落实的问题便接踵而来，成为对司法工作者的严峻挑战。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在给予社会经济权实质保障的同时，又能谨守司法的角色与分际，不至于演变为非民选的法院篡夺了民选政府的职权？古特邦女士（Mrs. Grootboom）的案子为此立下了里程碑。每当冬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她和其他一千多人只能露宿街头，每晚只能与星辰相伴入眠。经由宪法法院的合议，我成功地将自己的想法融入我同事查克·亚可布（Zak Yacoob）大法官主笔的判决书。如今它已成为相当知名的案例。后来，法院又处理了两件涉及艾滋病患者权利的案子。当时我们的法庭挤满了人，每个人身上都穿了一件写着“HIVPOSITIVE”（艾滋病毒阳性反应）的T恤。现场的气氛非常激烈，而那个当下我感受到一股逆向的感染力——不是生命改变了法律，而是法律改变了生命。因此这章的结尾是一个反省，回顾我参与法院审判的客观经历对我的主观人格产生了什么影响。我替这章起的标题是“哭泣的法官”。

同性恋婚姻一案第一次让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强烈的个人生命体悟会如何左右司法判决。我在准备将于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保罗·罗伯逊讲座（Paul Robeson Lecture）时，我发现有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过去经历对我影响至关重大，并塑造了我对同性恋议题的看法。第一次是在我担任法官之前，我曾出席同性恋大游行表达支持。另一次则是我代表宪法法院出席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Christian Lawyers in Africa）会议致词。这些经历并没有影响我最后的立场，但它们凸显了我们这个开放、民主的新宪法秩序必须面对的一桩重要任务，那便是俗、圣两方该如何化解歧见、彼此和解。若有人对我过去的人生抱有过于单纯的看法，他们也许会预期我的判决很可能会将全体国民一分两半，一半开明进步，另一半蒙昧无知：开明进步的对宪法抱持着“解放束缚”的态度，或至少不排斥这种想法；而蒙昧无知的另一半则冥顽不灵地死抓着过往迂腐的偏见不放。然而事实上，因为我们有一个严重分歧的社会，而透过接触其中的各种人物，包括参与大游行的示威者以及基督徒律师，我有机会发展出一套我个人以为更加成熟细腻的立场。虽然这个立场明确地支持同性伴侣应享有和异性伴侣平等的待遇，但同时也给予基于良心而持不同立场的宗教信徒应有的尊重与宪法的认可。

最后，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需要一番交代。我是如何做出决定并写成判决（在美国判决称为法院意见〔opinions〕）？当我在多伦多大学授课时，我的开场白是“我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这句话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我解释说，谎言指的不是我的判决内容，它们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所指的虚伪不实，是判决书行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静、井然有序的风格，粉饰了我落笔时翻来覆去的思考与剧烈的犹豫和挣扎。我感到有必要澄清一种通俗观念，即从法官们看似权威而堂皇的口吻当中，有人会以为司法判决完全是在理性的神奇引导之下自动写成。这使我去找出我写过的判决中所具有的四种不同的逻辑：发现的逻辑、证立的逻辑、说服的逻辑与润饰的逻辑。最后我必须面对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关系，还有人性尊严与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的概念：这些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概念，贯穿了这整本书。

像我这样一个成长于启蒙理性传统中的人，实在很不想和有关炼金术的东西扯上关系。但我必须承认，许多影响我们决策的过程在理论上虽不难理解，但实际上像炼金术一样，以一种很难定义的神秘方式产生影响。生命经验进入法官判决的方式，或者至少是对我判决的影响，便是如此。所以我单纯想指出，从我曲折离奇、多彩多姿的人生到法院里影响深远的工作，其间的差距不可谓不大，而将两者熔于一炉的炼金术尽管古怪，却是充满挑战、险阻与喜悦的。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自然会问自己：“人生经验究竟是怎么影响法律判决的？”我的回答是：“无从预期。”

第一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

此人曾经手握生杀大权，威胁恐吓了许多人，如今竟然当庭落泪。他的两眼浮肿、双颊通红、泪下如雨。他过去曾是国家的刽子手，双手可能夺去好多人的生命，如今我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泣不成声，但他的流泪不是因为受到严刑峻罚，而是被问了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为什么人能够对人做出这种事情？”

三十九岁那年，我发现我被南非政府视为恐怖分子，当时我正流亡海外，在南安普敦大学（Southampton University）法律系执教。我受邀参与一场在耶鲁大学当代历史系举办的会议，但无法取得美国签证。为什么呢？因为我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常被简称为ANC，即非国大），一个由曼德拉所领导的团体，而他曾是以推翻南非种族隔离为目标的“民族之矛”（Spear of the Nation，又称Umkhonto We Sizwe）[1]的总指挥。因此，尽管我在英格兰是个安分守己的法律教授，但就我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我是恐怖分子。幸好，几个月后，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游说团在华盛顿占了上风，胜过南非政府雇用的游说团。美国国务院修改政策，于是我就从恐怖分子的名单上除名了。

“恐怖分子”这个标签之所以惹人憎恶，并不仅因为它是个污名。在南非，成千成万的人因为被视为恐怖分子而遭受骇人听闻的对待。由于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可以不经审判就被拘禁，单独囚禁，无法与家人、律师或任何人联系。什么理由呢？理由是有关当局正在对抗“恐怖主义”，对抗它们对南非进行所谓的全面开战。而他们同时也会牵扯苏联带来的威胁，与各种各样的危险祸害，诸如“黑祸”与“红祸”，以及当中国崛起时，“黄祸”的说法也随之出现，通过这些把他们以反恐为名的自我防卫正当化。然后他们便恣意将我们从家里与工作场所押走，关进大牢。

此时要保持勇敢真是不容易！大祸尚未临头之前，你可能会单纯地以为，倘若你被监禁了，就抬头挺胸、保持信念，然后誓死不屈。现实则完全不同。你被困在小小的水泥方块里。你一下瞪着你的脚趾，一下又瞪着墙壁。再瞪着脚趾、再墙壁、再脚趾、再墙壁，你不知道这到底要持续多久才会结束。你不知道能做什么，也没有人可以与你聊天。这不是人该过的生活。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是需要同伴一起过日子的。有些人想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因此花费数年的时间独自一个人坐在柱子顶端。我有位朋友是尼姑，她可以做到一两个月内完全缄默不语。但这是她自愿选择的结果，她是自己行为的主人。我被独自监禁则是出于被迫，不是让你借由沉思来陶冶灵魂，而是要透过孤独来毁灭它。

我仍记忆犹新，我当时是如何试着让自己有事可做，好让我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有活跃的头脑与正常的情绪。我曾试着背诵全美各州的州名。我依稀记得我有次背出四十七个州，但我无法把它们写下来，所以在缓慢地按着字母顺序一路往下背之后，我不确定我到底背出了几个州。我那时两只手臂都还在，因此我像英文字母J一样吊单杠。然后我开始唱歌，再次按照字母顺序来唱：Always、Because、Charmaine——可说是一套1963年畅销单曲的私人精选。（顺道一提，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消息立即传遍世界，但我当时可能是唯一还不知道的人。大概有一周之久，我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因为我被监禁在一个与新闻隔绝的世界。一直到有个狱警实在忍不住，想把这惊天动地的消息讲给一个还不知道的人听，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像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会唱歌：

我将待在这里，一直待在这里，一年又一年，一直待在这里。在我所熟悉的小牢房里。我会待得好好的，一直待在……

另外，我也喜欢哼着由诺埃尔·科沃德[2]诠释、带有中上阶层风味的欧文·柏林[3]的曲子来振奋精神：

我不会离开，一直留下来，我会抬高我的下巴，一直抬着。不止一小时，不止一个礼拜，不止九十天，而是一直不停。

将我拘禁的法律称为《九十日法》（90-day law），这部法允许政府在未经起诉的状况下将嫌疑人单独囚禁，最长可达九十天。九十天以来，我就像每个被关进来的囚犯一样，在牢房的墙上刻画记号，终于算到第九十天。我获得释放，我拿回我的领带和西装——它们是我遭逮捕时穿在身上的衣物，当时我正要走进我的律师事务所上班——我也拿回了自己的手表，然后我便说：“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但当我走出监狱来到街上，一名警员向我走来——他还先和我握了握手——对我说：“你被逮捕了。”我便又回到监所，再次交出我的手表、领带、西装。九十天可以再接着一个九十天、下一个九十天、再下一个九十天。

一旦你开启了贬损法治的那一扇门，便也将法治的那一扇门关上，也将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正当讯问、公正审判的那一扇门关上。对国安部门来说，开门与关门永远不厌其烦。在破案压力下，他们向来想打开更多方便之门，所以他们需要九十天，然后又一百八十天，最后变成无限期的拘禁。上面提到的是我第一次被拘禁，先关九十天，接着七十八天，当时我完全不晓得要被关到什么时候才能获释。

两年之后（你并不会因为被关越多次而变得更坚强），我再次被拘禁。他们为了逼供，不让我睡觉。我白天和晚上都无法睡觉，有一个讯问小组对我咆哮，敲打桌面十分钟，再陷入死寂十分钟，交替进行，轮班执行一整天。当我开口要求一些东西吃时，他们似乎显得很愉悦，把饭菜递给我时，看得出他们在窃笑：我很清楚他们在那些饭菜中下药。而第二天早上，我的身体会反抗我的意志、我的心灵。想睡觉、想倒下休息的渴望几乎征服了我。我知道有人撑过四天、五天、七天，而撑得越久，他们最后会崩溃得越彻底。他们失去了一切自制能力。我害怕会变成他们那样子。理论上来说，我必须撑过三十六小时，使我的同伴有逃脱的时间。但我没有负责保护什么人，而我手上的信息也是两年前的旧闻。

他们对我的折磨已无关我手上的信息。他们只想打垮我。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比我强大。我当时没有想到让——保罗·萨特，后来我便想起他写到过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刑讯。他指出，法军负责刑讯的单位，其目的不只是逼问情报而已，它更是要毁灭受刑人的意志、信心与自尊。这当中存在强烈的种族因素。透过刑讯，主事者企图把这些人生而为人的身份剥夺，使之成为比人低下的生物。他们不只感到他们有权利这么做，他们更感到他们非如此不可，因为他们得与邪恶作战，旨在消灭一群低等的、具有威胁性的生物。黑人受到种族歧视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在讯问者的眼中，我某种程度上比黑人更加恶劣。我身为白人，却造谣生事，煽动原本纯洁的心灵，从感谢政府变成痛恨政府。这个政府其实让他们过得比非洲其他的同胞更好。

那是我生命中最糟、最不堪回首的时刻。这可不是某些学者所空想出来的思想实验，拿来讨论政府实施刑讯的成本与效益。此外，如同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刑讯案件一样，当我瘫软在地上、他们对我泼水、把我硬生生地拉起来的时候，并没有一颗正在倒数计时的炸弹要爆炸。我仍记得那些硬把我的眼皮扳开的粗重手指。我再次倒卧在地上，就会有更多的水泼向我，黑色、棕色的皮鞋在我身旁四处踩踏，表现出一种无声而井井有条的紧迫，而他们看到我的抵抗逐渐瓦解时，我仿佛感受得到一股被消音的胜利欢呼在四周回响。我当时所知道的所有情报都过时了。或许他们是想要我作证指控其他参与反抗运动的人。如果我招了，他们就取得双重胜利，因为我就可以被说成是叛徒，被我原先竭力对抗的体制所利用。他们追求的是霸权、宰制、权力、掌控和主宰。这些措施是系统性的，是预先组织好的，是被纵容的，更是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环。它们是这个尊奉白人至上的体制所不可或缺的，非采用这些肮脏龌龊的手段便无法维持这个泯灭正义的体制，而其不堪连在种族隔离的南非都让人羞于启齿，以至于被政府掩盖与否认。腐败的苹果直接摆在箱口，而非藏在箱底。半年、一年、两年后，施暴者陆续被法院传唤出庭，并否认他们的行为。法官看得到作证指控迫害的证人，但他们看不到淌流的鲜血、折裂的骨头和烧烂的皮肤。他们看到的是苍白、神经质、结结巴巴的受害者声称遭到虐待，然后再听取并接受国安警察的说词。毕竟，后者表示，他们的作为是在保护法官和其家人免于受到恐怖攻击。公允地说，确实有法官用行动证明，无论大环境如何黑暗，公正独立的司法良心仍有施展的空间。不过，令人难过的是，这种法官实在不多。

我记得我第一次被囚禁时，我想着，如果我有机会成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官员，我绝不可以对任何人做出这种事情。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你会试着想象当自己和那些羞辱你的人一样掌权时，会如何表现。什么是你所能施展的最大权力？你想到的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过于卑微渺小，以至于翻转这个权力关系对你来说根本不可能、根本无法想象。情感上，更有可能对自己说的是，不管我怎样身受重创，我还是比他们优越——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比他们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为他们无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类，我为正义而战、我为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某种程度上，慈悲为怀的信念，而非残忍的以暴制暴，赋予我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让我能够坚强地走下去。数年后，当我在记录我被汽车炸弹攻击并失去一只手臂的经验时，我发现我不断重复的一个句子是“这将是我温柔的复仇”：如果在我的汽车上埋置炸弹的凶手，在莫桑比克的法庭上被起诉但却因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我写道——这将是我温柔的复仇，因为我们将生活在法治之下。让所有南非人民都获得自由，远比将单独监禁与酷刑折磨施加于那些曾如此对我们的人身上，更属有力的复仇。以牙还牙意味着，我们将变成他们的同类，变成帮派分子、骗子和暴徒。虽然是为了更加高尚的目的没错，但最后我们就会和他们沦为一丘之貉，只比他们更加有权力而已。我们的灵魂会像他们的灵魂，而我们的凶残也将和他们的凶残无所区别。

最荒唐、最离谱的是，我们明明极力反对恐怖主义，却被当成恐怖分子来处罚。从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早期，到处都是“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只有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没有落入这种主义的窠臼。而其中一种因为与我们的理念背道而驰而被我们摒弃的“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以暴力还诸种族隔离所施加的暴力，它就是不对。恐怖主义采取一种会伤及无辜的暴力手段，加害于所有恰好身在特定团体、种族、社群之中的平民百姓。这是完全欠缺政治理性的，并完全与我们的理念对立。我们对抗的目标是一套白种人至上的体制，而不是对抗一个种族。而此宗旨在我们的讲台和文献上不断三令五申，我不会说它是陈腔滥调，但确实是不厌其烦地被反复宣讲，仿佛成为我们的抵抗运动的某种祷文。长年以来，我们笃信非暴力路线。这一部分是为了避免发生种族间的流血冲突，这很可能会造成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建筑物你可以毁掉又重建，而一旦受创的是心灵，悲愤怨怼将世代相传，难以平息复原。因此当所有的和平示威都被禁止而我们的运动最终走向武装反抗时，我们仍不考虑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因此，尽管当时世界各地的运动都纷纷制造轰动的劫机事件以引人注目，而许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轻成员都在质问，为何我们的运动领袖不效法相似的做法，但我们的领袖始终表达坚决的否定。不只是因为我们的代理主席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也会搭飞机旅行，或其他乘客中也会有支持我们使命的人。也不只是因为，这会让我们这场分明是光明正大的奋斗，这一场对抗种族隔离、对抗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的抗争，被当成仅仅是两个敌对种族为了权力和苟活所展开的斗争。一个让我们念兹在兹、不敢或忘的大问题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不是某个种族，也不是特定的群体，违背正义的体制才是我们的仇敌。当我们以暴力来挑战这个违背正义的体制时，针对的对象一定是这个体制的实际权力和宰制结构，而非平民百姓。而我确信，使奥利弗·坦博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严加摈弃恐怖主义的深层理由是，他们不愿意我们也滋生出恐怖分子式的灵魂。恐怖主义对那些奉行它的人会有什么影响呢？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你如何能自诩为自由斗士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无辜呢？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基本道德原则，有时会明白宣示，有时则是每个人心底的默契。而此人道精神不仅没有让我们变得不堪一击，反而还让我们越战越勇。它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之中构成一股强劲的力量，将我们团结起来，使我们得以一路挨过流亡海外的三十年，未曾经历剧烈的纷争或分裂。相较之下，当时其他的海外反抗运动几乎都四分五裂了。

1985年，仍在流亡中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又针对暴力路线问题进行了一场激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改革（Perestroika）尚无眉目，因此我们当时所遭遇的难处与国际情势无关。柏林围墙倒塌也是几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时在赞比亚的一座叫做喀维（Kabwe）的小镇开会，并获得赞比亚军队的保护，以防南非的特遣队跑来把我们全部炸死。会议非常地严肃，真的非常严肃。我特别记得那场会议讨论到的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反抗运动可以采用哪些手段和策略。我还记得萨巴塔·达林迪耶博（Sabata Dalindyebo）国王的发言，他是东开普省传统上的君主，非常爱国，拒绝成为南非国民党政府的傀儡，因此被迫流亡。我曾在莫桑比克款待他和他的家人，还在去海边时借给他我的泳衣——我之前从没将泳裤借给一位国王过！他在会议上的发言，讲的是我们该如何增强我们的反抗，推翻种族隔离。他用科萨语（isiXhasa）[4]发言，因此我们这一小群文化上落伍的听众因为无法听懂而需要口译的协助。（非洲人需要懂英语——压迫者的语言，但压迫者却不用懂多数人所使用的语言。）他用非常生动的方式对我们演说，而听众都被逗得发笑；当我们在五分钟之后听到口译的内容后，我们也笑了。这是他说的故事：“两个男人用棍子在打架，打得不可开交。两人都非常生气，而他们的妻子在一旁鼓噪。甲男的妻子对他吼道：‘我的夫君啊，你是怎么回事？你比对方强壮那么多，也更会打架，但他却要打赢你了？你会输是因为你只用一只手拿棍子，而另一只手却完全无用，因为你像个傻子一样拿块毯子遮掩你的裸体。快把那块笨毯子丢了，不要再管你是裸体，然后用你的双手来和他打！’”听到这边大伙儿都笑了；而当我五分钟后听到英文口译时，我也忍俊不禁。

他所说的，是指我们因为怕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以至于不必要地限制了自己反击的能力。有些与会者在走廊上彼此低语，说到白人只有在流着泪埋葬自己的儿女时，才有可能明白非洲人民所承受的苦难。但会堂中的与会者以极富非洲风度的方式对这番发言报以温和的笑声，仿佛是说，我们懂你的意思，我们听进了你的故事，这故事相当有说服力而我们对你愿意和我们分享它感到非常敬佩，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的宗旨。接着，大家便跳到下一个议题。若是我来响应，我可能会跳起来说：“国王同志（我们平常都这样称呼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长久以来的原则是反对恐怖主义，它背后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接受，原因在于这样、这样、那样。”非洲风度相较之下更加内敛，也少了许多冲突和摩擦。而会议的结果清楚明白地否决了任何要求我们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的提议，坚持了我们长久一贯的原则。

会议所处理的第二个主要问题与我直接有关。此前当我在莫桑比克担任司法部的研究部门主持人时，奥利弗·坦博邀我前去和他谈“一桩要务”，在卢萨卡（Lusaka），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时的总部所在地。我很好奇那桩“要务”是什么。最后我抵达他小小的办公室。他先问了我的健康、我的家人、我在莫桑比克的工作，以及该国的政治情势。我记得一件让我感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位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一名领袖人物竟然一边和我谈话，一边将报纸卷起来打苍蝇。我们终于切入重点。“我们现在有个状况，”他一边说着，一边以敏捷的一击拍去一只苍蝇，“我们俘虏了几个人，我们相信他们是奉南非政府之命而来的，企图消灭我们组织。但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规范去规定如何对待俘虏。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组织宪章只有规定年会、干部选举和政策等等。但对我们该如何处置落入我们手上的人员则未置一词。我们目前不确定该如何填补这个漏洞。”他顿了顿，扫去另一只苍蝇，并以其温文儒雅且深富律师风度的方式补充说道：“我很确定要订出一套妥善的规范并不容易。”而我则信心满满地回说：“这也不至于太过困难……国际公约对此讲得相当明白：不可刑讯，不可采取非人道、屈辱人性尊严的处置。”他看着我并缓缓地说：“我们对俘虏用刑”，面色严峻。我简直不敢相信。非洲人国民大会可是为了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团体，居然对俘虏用刑？

数年后我得知，那些被南非政府派来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以及阻挠我们行动的特务被俘后，囚禁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安哥拉基地，并受到刑讯。随后非洲人国民大会高层对此展开调查，并证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维安人员确实有对俘虏用刑。维安人员的说法是，捍卫解放运动免于可预期的威胁是其职责所在。现在，奥利弗·坦博把我找来，是要我以法律专家的身份来帮助我们的组织建立与实施一套合宜的行为准则来处理此类状况。而依照坦博一贯的作风，他不会用他的领袖身份来由上对下发布一道命令，谕知全组织哪些行为准则须被遵守。相反的，他请我起草一份守则，并在循正当程序召开的集会中，以合乎民主的方式由组织全体来辩论。

我所面对的任务，是在一个流亡海外的解放运动组织内部建立法治，当时提供我们安身之地的地主国期待我们处理我们自己的法律事务。我最后写出来的作品，无异于一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并且也考虑到一个流亡海外且成员四散各处的政治组织所面对的迥异情况，而有所特殊设计。在我这一生所写过的法律文字之中，有两份的重要性远超过我的其他著作和判决：一件是我入狱而遭剥夺睡眠的酷刑之后，偷渡出去的简短笔记，而另一件便是这部行为准则。

奥利弗·坦博是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他认为我们应该审慎考虑一个解放运动组织是否能够运用刑讯来保护自己免于重大危害，这是个攸关重大的道德与哲学难题。同时他也服膺民主原则，因此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交由全体成员议决，而不是由领导者一人乾纲独断。所以该准则的草案被提供给所有流亡海外的成员（以及部分在南非从事地下工作的成员）以预先讨论，以便各支部可以对相关问题表明立场。接着，各支部的看法被整理出来，并提供给会议代表。

我对这场辩论记忆鲜明。这部行为准则在会议上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对于它把侵害组织的犯罪分为三类，并依其类别而分别制定调查程序与处分规则，与会者皆感到相当满意。这种层级化的设计，是针对三种类别的行为人：仅在支部集会时扰乱秩序者，酒醉驾驶或犯下伤害、窃盗、虐待妇女等罪者，以及受派潜入组织内部企图谋杀干部与瘫痪组织运作者。我们设置了与法院相仿的审判机构来处理第二和第三种类别的案件，职权独立的司法官、负责起诉的检察官、辩护律师、上诉权一应俱全。在会议上，毋庸置疑地可以发现，与会者都非常同意在组织内建置合宜的司法体制。

不过，另外有个问题特别的棘手，而且奥利弗·坦博认为该会议势必不可回避这个问题。这便是，这部行为准则是否该在极端严峻的状况发生时，破例允许“极端讯问方法”。“民族之矛”的年轻战士一位接着一位上台发言，对此表达他们的看法：绝对不允许。他们表示，从你允许例外或豁免的那一刻开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保安部门便会以它来瓦解禁止刑讯的原则。他们坚持一定要有清楚明确的规定，在所有的情况下，无条件禁止刑讯，不管我们赋予它多么委婉或动听的名称。他们没有像某些学者那样耐心地做理性的探究，讨论在何时、何处可以划出一条界线。可不可以将人刑讯致死，如果有一颗炸弹正在倒数计时？可不可以对囚犯使用电击、水刑[5]，或睡眠剥夺？年轻的战士——以及没那么年轻的律师——斩钉截铁地表明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为何而奋斗，以及我们的道德和核心价值为何。亲身的经历告诉他们，刑讯不但剥夺了受刑人的人格，也让刑讯者自己失去人性，刑讯将他们的朋友，那些和他们一起放弃学业和大学并投笔从戎的伙伴，变成禽兽。为了和禽兽交手，他们让自己落入禽兽的状态，即使只是刹那间的事而已。发言者立场坚定。他们无法参与一个允许刑讯的组织。这点不容妥协。

此时此刻对我来说委实非比寻常。我们漂泊海外，处境艰险，对抗一群火力强大、组织严密并且残酷无情的敌人。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因为一场特遣队的伏击或一颗从天而降的炸弹而身首异处。我们许多的朋友都被刑讯致死或遭到暗杀身亡。但是，我记得一位年轻的战士走向麦克风说道：“我们是为了生命而奋战的——我们怎么可以伤害生命呢？”他所说的生命不只是指生物性的活着，他所说的生命也包括了一种人格、人性尊严的展现。这份精神是我们得以在这场对抗不公不义的抗争中保持斗志与活力的泉源，我们岂可违背、离弃它呢？听着这些话，我的内心澎湃激荡不已。这不但呼应了就我所知是奥利弗·坦博深信不疑的信念，也符合我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同时也体现了反抗运动的核心精神，是它使我们的成员能承受这坚苦的奋斗所带来的颠沛流离，并使我们彼此紧密相连。

而且这也与国际法得来不易的原则完全一致。

查阅今天的国际法，我没看到有哪个地方承认只要有倒数计时中的炸弹就可以暂时把《禁止酷刑公约》（Torture Convention）晾在一旁。刑讯就是刑讯，就是刑讯。你去到阿根廷，刑讯就是刑讯。你去到智利，刑讯就是刑讯。在这些国家，一整个世代的人受到刑讯，他们有切身之痛。他们亲身经历过它，对他们而言，刑讯这个难以释怀的历史创伤，仍然像恶灵一般纠缠着这个民族的灵魂，他们不可能轻易将之淡化为想象中的推理问题，像算账一样毫无感情地计算其利益与损失。

我现在来谈一个常常在讨论恐怖主义时忽略的主题，亦即，国家恐怖主义。比起“非正规团体”，国家恐怖主义所重伤、灭绝、屠戮和谋杀的人远远超过前者许多。国家除了一般所具有的可以杀害、中伤、刑讯和折磨人的权力之外，也同时因为掌控媒体而能恐吓那些本欲挺身而出的证人，使得众人对国家一切的为非作歹噤若寒蝉，从而使自己得以逍遥法外。我并未参与武装抗争。我的职责是当律师和写作，以及（后来）在欧洲及美国推动终结南非种族隔离。然而，武装冲突与国家恐怖主义主动找上了我——南非的特务来到莫桑比克，在我的汽车上装设炸弹。我幸而未死。但收到邮包炸弹的露丝·福斯特（Ruth First）则不幸殒没，她当时在位于马普托的蒙德拉内大学[6]的非洲研究中心任职。马普托墓园葬满了被南非特务谋杀的人。我们身边已经死了好多人，所以当我在马普托中央医院里暂时苏醒过来时，我感到胜利的喜悦。我活下来了。作为一名自由斗士，你每天都会猜想这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会是今天吗？会是今晚吗？会是明天吗？我在面对它的时候能保持勇敢吗？它真的到来了，而我活了下来，活了下来，活了下来。基于一种深切的信念，我知道只要我能康复，我的国家也将会康复。

而这个盼望果不其然地成真了，我们也终于设置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种族隔离期间所发生的暗杀与刑讯事件。该委员会带给南非人相当大的震撼。我们借此听到了许多的故事，而许多的细节都因此公之于世。重要的并不是事实、数据、记录，甚至不是结果。重要的是看到受害者们的面孔、听到他们的声音、目睹他们的泪水，以及看着凶手痛哭流涕着承认暴行，并寻求原谅。这是大家掏心挖肺、坦诚相对的一刻。这些是我们的同胞，而非陌生且被贴标签的个体，诸如：“仇敌”、“刑讯者”及“国安警察”。这是某某警官。这是某某女士，述说她看到她的儿子回到家里，头发褪落，而被下毒的身体日渐枯槁。这就像一场举国投入的戏剧，生动地上演着，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有个有重大象征意义的插曲格外让人难忘。那是一场发生在两人之间的对话：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部队的托尼·杨格尼（Tony Yengeni），以及本塞因（Benzien）警官，他曾刑讯前者，而现在他乞求赦免。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托尼要求本塞因警官对委员会示范他当初是如何将浸湿的帆布袋套在囚犯头上。“示范给委员会看你当初是如何让我们窒息，害我们以为自己溺水、以为自己即将窒息而死。”于是委员会请一个人平躺在地板上，一个布袋套在他头上。“请示范给我们看，你当初是如何固定那个布袋——还有你绑住它多久。”本塞因警官跪在地上把那个布袋固定住，并持续一阵子。在他站起身后，托尼对他问道：“你可以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人能够对人做出这种事情？”这位警官接着便哭了起来。此人曾经手握生杀大权，威胁恐吓了许多人，如今竟然当庭落泪。他的两眼浮肿、双颊通红、泪下如雨。他过去曾是国家的刽子手，双手可能夺去好多人的生命，如今我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泣不成声，但他的流泪不是因为受到严刑峻罚，而是被问了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为什么人能够对人做出这种事情？

而某种程度上这成了委员会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一群人可以对另一群人做出这种事情？想到这个问题总不免让人感到惊骇与不可思议。这样的行为威胁到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这并非仅是计算某项国家政策的利弊得失，在各个利害关系之间做权衡轻重。此事攸关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们关怀什么？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有羞耻心吗？若有，那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羞耻呢？而所有的证据与反省都指向一个确切的结论，即绝不可重蹈覆辙。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不管你带着什么样的使命，有些事情就不该是人类对人类彼此相加的。或许在整个真相与和解的听证中，最让人永志不忘的场景就是那位过去的施暴者流泪的画面。

本塞因警官得到了赦免。他坦白揭露真相。假设我们可以找到必要的证据将成千上万如他这样的人定罪，并通通关进监狱里，对我们来说反而所获有限。但若民主能在南非落地生根，我写道，那么代表纯洁和殉道的玫瑰与百合花将从我的断臂上开出。而这就是我温柔的复仇。温柔的复仇是强而有力的。我在被监禁时所立下的誓言，现在终于实现了，但不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击败对方，而是升华为一套哲学与情感的圭臬，勾勒出我心中的理想人格、我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国家，以及我愿意奉行恪守的理想宪法。

故事继续下去。我后来成为宪法法院法官，披上绿色的法袍，和其他十位法官一同列席法院，思索恐怖主义对我们的新宪法秩序所拥戴的核心价值有何影响。在我这些同事之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大半生都被视为恐怖分子，而另一半则是恐怖分子的辩护人。我的许多同事都曾忍辱含垢而活，不仅是因为三餐不得温饱而已，更因为由于他们不是白种人而被羞辱、歧视。现任的南非首席法官有次和我开着车经过一栋位在德班（Durban）的建筑，他以嘲谑的口吻对我回忆一件陈年往事，说他还是一名十六岁的少年时，他曾在那栋建筑前面被迫和其他人排成一列、脱光衣物，并被人用消防水管喷水清洗身体、接受身体检查，完毕后才准予“通行”。他当时还是个少年，对这种事可以过了就算了，人生就是这样子，但他无法置若罔闻的是，许多比他父亲还要年长的男人也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另一位同事在罗本岛的监狱里关了十年。其他至少有两位，我确定，曾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另一方面，也有人拥有非常不同的生命历程，尽管这让他们能过着品尝佳肴美酒、收藏珍本古书的生活，他们同时也始终是义无反顾、毫不妥协地反对种族隔离的律师。法官们背景各有不同，但无论我们的生活与专业经历有何差异，我们所有的人都全心全意地拥护宪法。更准确地说，我们全都发自肺腑地服膺这部没有种族与性别偏见的宪法，矢志献身于捍卫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开放及民主社会。

就我而言，我确信倘若我们没有在1980年代或更早之前，牢牢确立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原则与立场，包括真正的“敌人”是谁、什么样的反抗手段是合法的、刑讯该如何被禁止，我们今天将不会成就这部被许多人认为是举世最进步的宪法。在我们的反抗运动中，我们将人权法案的精神付诸行动，透过实践来表明我们誓死维护自己作为自由斗士的荣誉和尊严，并再三重申这场抗战所坚持的正义原则。因此，之后南非在转型为一个遵从自由与宪法秩序的社会时，这些原则就相对容易被落实、接受。我们的宪法从而与我们反抗运动的指导原则有着深厚的渊源。我们的宪法是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尽可能地广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在自己的土地上胼手胝足打造的。而它字斟句酌的条文则是经过了六年国会内外激烈的协商，并由宪法法院依据众所同意的原则加以审查后，才公布实施，从而成为我们在处理许多当代的棘手问题时可资依循的重要工具。

其中之一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院都曾被要求处理的议题。那便是倘若被告所犯的是穷凶极恶的罪行，其人是否有权受惠于其罪行所欲破坏的法律秩序，并获得基本权利的保障？宪法法院审理的四件案子便是环绕着这个问题。

第一件案子牵涉到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一项法条的合宪性。那项条文规定，倘若当事人愿意完整地交代他或她在政治冲突期间所犯下的罪刑，则他或她不但可以得到赦免而免受刑事追诉，同时也免于民事求偿责任。但有人质疑，免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侵害到个人可透过公正审判解决纷争的宪法权利。这是十分有力的挑战，但最后不为法院所采纳。我们的见解是，宪法本文在结语里非常清楚地宣布国会可以制定此类保障的规定。在一份格外鞭辟入里的判决书里，当时担任宪法法院副院长而后转任南非首席大法官的伊斯梅尔·马霍麦德（Ismail Mahomed）说到，真相的厘清以及迈向和解所不可或缺的必需基础，证明了立法者在处理过去的暴行上所采取的决定是正当的。

第二件案子的当事人是穆罕默德（Mohamed）先生，被控为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的共犯。这是一桩非常非常令人发指的行动，夺走了六十条人命，一些是美国人，更多是坦桑尼亚人。这毫无疑问是恐怖主义，不只造成大量平民死伤，也因为是对国际外交机构下手而直接挑战了国际法的原则。在爆炸案发后，穆罕默德先生化名并冒充成难民南下到开普敦。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的行踪，而南非的主管机关没有给他任何机会求助律师，便把他移交给美方，使他在美国被起诉求处死刑。

我们的法院对此做出意见一致的判决。判决指出，主管机关让穆罕默德先生被送到纽约受审，为这桩可怕的罪行承担责任，自然是法律所允许的。但法院认为，本案在两个方面对他宪法权利的保障有所不足。第一，在他落网后，我国政府拒绝提供他任何法律协助，无论如何都是站不住脚的——被起诉的罪名越严重，就越需要律师协助。第二，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未获得美方保证不会在他被判有罪确定之后就予以处死的情况下，他不该被移交给对方。早在我们所受理的第一件案子里，我们便主张死刑侵害了人所应得的尊严与免受残酷、非人性或羞辱式刑罚的权利。

批评者可能会怀疑，对高枕无忧地坐在约翰内斯堡法庭上、遥距恐怖主义现场十万八千里的法官们来说，宣读这些冠冕堂皇、四平八稳的判决，但却远离现实的话实在太轻松了。然而事实上，爆炸案在当时的开普敦此起彼落，那正是我住的城市。恐怖主义正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一位警官和地方法院法官接连遇害，而凶手被认为是一个宗教激进主义组织。它对我们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但尽管我们生活在这种被焦虑和恐惧包围的艰难处境下，我们并不允许它影响到我们的判决。有很多声音冒出来，呼吁恢复许可无须审判之拘禁，但我们的国家没有因此慌了手脚。杀人犯、爆破犯，都是经由警方得当的情资搜集、组织渗透，以及预备周详的起诉而伏法。他们最后之所以纷纷落网，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都被孤立，失去原本根据地的支持。当他们变得越孤立的时候，要说服人们提供关于他们活动的情报就越加容易，而他们就越发难以找到合作的对象以及安全的藏身处。而现在已过了十年，这些活动已不再出现，而我们的宪法仍旧安然无恙。

第三件案子是审判一宗企图大规模杀人的阴谋。被告是沃特·贝森（Wouter Basson）医师，被报纸称为“死神医师”。贝森医师是著名的心脏内科专家，在种族隔离期间的最后几年，他主持南非军队的细菌与化学战计划。在民主肇始后，他被控诈欺及阴谋杀人而受审。一审法官不采信对被告所有的诈欺指控，并且不受理对本案最严重的控诉，即被告在南非境内偷偷研发一种毒物，并在纳米比亚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大约两百名的成员施用，先将他们迷昏再用小飞机载去海上抛弃，让他们在汪洋中溺毙并葬身鲨鱼之腹。法官认为，依据南非法律，共谋在境外杀人，是无罪名可审理的。

此事在南非国内外都引起广大的关注，在国内尤其群情激愤。对我们来说，问题则很单纯，即本案有没有需要宪法法庭来审议的宪法争点。我另外写就一份不同意见书，强调此案对国际人道主义法这个古老原则的破坏事关重大，该原则已经在日内瓦公约之中明确规定，并被奉为国际法惯例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南非宪法所要求遵守的。我接着详细地交代那些严重违反战争法的重罪有何特质。不过在阐明这些要点后，我的判决意见转而强调，无论贝森医师被控犯下的罪刑是如何的严重，都不该使他应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受到一丝一毫的减损。我写道，他被控犯下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恰好凸显了公正审判的必要性。当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所危害的是法治与国际法的根本原则时，便正是法治的原则最需要被恪遵的时刻。如此一来，你不仅仅是让罪犯为自己的罪行负起责任而已。你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当事人所被控企图破坏的规范和原则。唯有借由援用法治的精神，而非违背它，你才能真正捍卫法治。

第四件案子涉及一群策划在非洲某处发动恐怖攻击的南非人。约莫六十名南非人，据称是一队正前往赤道几内亚意图策动血腥政变的佣兵团，他们的飞机在哈拉雷[7]降落以领取装备，而他们在那里被查获，遭逮捕监禁。他们的妻子、情人和双亲便急迫地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我们援引南非人权法案对此进行干涉，让他们免于在津巴布韦受到刑讯以及免于被移送到赤道几内亚遭到进一步的酷刑，并很可能在不公正的审判后被处决。本案为国内法律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带来许多复杂而新奇的问题。但我们可不能好整以暇地做详尽的研究——倘若人都已经被严刑拷打也被处死之后，我们才宣读我们思虑周详的判决，那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在法院的休会期间紧急开庭听取辩论。佣兵对过去非洲所发生的许多残酷暴行都难辞其咎；拿钱杀人的他们简直就是法治的敌人的化身。但当佣兵的家人静静地相依坐在法庭里头，恭敬地聆听那些建立在人权原理上的深奥辩论，尽管这些原理被他们的另一半或子女所蔑视，这幅景象也确实令人鼻酸。

我们的决定是，南非政府有义务认真地看待家属们的请求，并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在它认为合适的时机透过它认为合适的方法）尽可能地保证南非公民在海外（无论他们原先计划图谋什么）免于不公正的审判与刑讯。我们几位法官分别写就各自的判决意见，在若干部分彼此意见相左。但我们一致认为，若国际法所保障的人权受到重大侵害，则政府负有法律义务，在法院的督促下，穷尽一切外交上的可能方法来加以干涉。

在辩论的阶段里，我一度略嫌冒失地对家属们的诉讼代理人说道，人若冒险进到狮穴，那他在遇到狮子时便也没什么好惊诧的。媒体挑了这段话来报道，甚至还有借此发挥的漫画。和诉讼代理人的针锋相对是法律程序中艰巨的一环，但也是取得真相所不可或缺的。不过我们法官在最后需要对众人交代负责的，是我们的判决，而非我们在过程中问的问题。

要去分析法院判决到底对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什么影响是不容易的。实质的影响很可能在于司法诉讼使得该事件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而在审判过程中被提出的证据与观点很可能比判决本身对公共生活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不管法庭上的交相攻防如何尖锐、冗长，这总是远胜过发射子弹。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烫手难题交由司法机关来审理，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根据国际公认的公平与正义价值来进行，便是在我们与佣兵团与暴力（无论是替政府效力的还是反政府的）之间划下了一条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界线。它以务实的做法应对迫切的问题，同时协调三个国家的政府、法院和执法部门，彼此面对并审慎地思考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它也再次向南非的社会大众宣示，在我们这个宪政民主国家里，一切的国家权力都必须在宪法的规范下行使。它指出了这个与我们休戚与共的国家的核心价值，也说明了坚持原则和理性辩论的重要性。它证明我们业已摆脱威权主义，并迈向以法律以及法律保障下的说理与权利为尊的文化。

世界各国的法官们想必都会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重危机而头痛不已。作为一名法官，或就算只是一个平凡人，只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要对这些危机无动于衷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这个时代我以作为一名法官为傲，不仅仅因为我是南非这个拥有进步宪法的国家的法官，更因为我属于一个坚信基本人权与自由的跨国法律人社群的一分子。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关塔那摩湾监（Guantanamo Bay）监狱的问题展现出我认为是坚定且周到妥切的立场时，那便让全世界的律师都感到与有荣焉。同样令人振奋的时刻还有，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同侪对刑讯以及自由社会的本质表达出同样坚定且明智的立场。当考验来到时，若我们作为法官却未能透过判决宣扬我们国家所拥戴的核心价值，那便会是我们的失职。而当我看到许多遍布各地的法律同侪，尽管他们国家的宪法不如南非的完备，依旧致力于守护一个开放且民主社会的精神，认真严肃推动其实现，而非仅仅只是高谈阔论、哗众取宠，那么此时的我不仅因为身为一个法官而感到骄傲，更在艰巨的挑战当中看见蓬勃滋长的希望。我们将见证到林肯所说的，那股保护吾人心中“善良天使”[8]的智慧与道德力量。

[判例一]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疗愈与和解的开始

许多在种族隔离时代犯下暴行的加害者纷纷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坦承他们的恶行，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保护他们免受被害者的控诉。然而，本案的关键在于，真和会这么做是否有违宪的嫌疑？南非的真和会在全世界都受到推崇，因为它树立了一个国家得以用非复仇的方式疗愈过去历史伤口的典范。然而，也有批评者认为，真和会让过去的加害者得以不必为罪行负责，这在道德上是无法接受的。如今，阿扎尼亚人民组织（The 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简称AZAPO）与受害者家属联合起来，质疑授予真和会权力的法律违宪，该条文不仅能让施虐与暗杀的凶手免受刑事起诉，还保护他们免于民事责任。宪法法院否决了他们的挑战，因为临时宪法（Interim Constitution）的结语当中已明言表示应对那些人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以下的文章摘录自伊斯梅尔·马霍麦德的判决，他当时是宪法法院副院长，后来还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首席大法官。文中呈现出宪法起草者们责无旁贷需要面对的艰难选择。

马霍麦德副院长：

任何有良知的人若是知道曾犯下邪恶暴行的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在这片土地之上，因特赦保护而不受合法的追究，免于罪责，都会觉得如坐针毡。然而对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在那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生时，无论是当时的法律还是习惯文化都不易于我们的公开调查、定罪与矫治。当时的法律是允许对人的囚禁与侦查的，其习惯文化也如出一辙。在这段令人感到羞耻的时期，很多事情都被掩盖、粉饰，因此我们很难挖掘真相。许多人的至亲至爱忽然谜一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多生死未卜。其他有些人是自由被剥夺、人格遭践踏，名誉在水火不容的冲突当中因为彼此抹黑而遭严重的侮蔑。不管是善良的老百姓还是穷凶极恶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在集权主义与缺乏公开信息的文化当中，真相被隐匿在历史的微小隙缝当中。档案被封锁，证人不是无处可寻、已经死了，就是不能或不愿意出来作证。唯一还有迹可循的就是悲痛不已的幸存者对往生者的记忆，然而，在严格的法律检验之下，这些记忆往往无法转换成客观、可靠的证据。《真相与和解法》（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Act）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解决这个难题，它鼓励那些曾经被虐待、折磨、重伤、杀害的受害者家属或幸存者将他们的悲与痛向大众讲述，好让这个新国家的人民都知道他们曾经做错什么，而更重要的是用集体的力量帮助他们挖掘他们的亲人究竟怎么了？他们人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谁需要负责？真相，受苦受难的人亟需知道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那些犯下禽兽般暴行的人知道他们若是全盘揭露真相就不会接受处罚，才更有可能昭彰于世。这么做并不表示那些加害者本不应受罚，他们应该的。

若没有赦免的保障，就没有鼓励人们坦白从宽、交代案情的诱因，受害者殷切期盼的真相大概就会石沉大海。有了这个诱因，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新宪法能够良好运作所必需之条件。受害者家属将获得大力帮助以挖掘真相；加害者将有机会卸下纠缠他们多年的良心不安与罪恶感以重新做人；国家将得以开展治疗过去历史伤痛的漫长旅程，消弭愤怒、伤痛与结构性的积习以追求“和解与重建”，而这正是临时宪法之结语在历经艰难与痛苦的挣扎之后决定要保障之特赦的由来。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提供特赦，固然我们确保了对特定人士进行起诉的法律权利，但我们也无充分证据能保证诉讼会成功，而许多受害者家属将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挚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对真相的渴望将永远无法被满足，他们的恨与痛将跟随他们一辈子，而元凶也许能继续逍遥法外，但恐惧、罪恶感、彷徨无助，甚至惊恐不安，将永远纠缠着他们的良知，让他们无法成为这个新国度里一个活泼有力、健康成熟的公民。

该法所构思的特赦并非地毯式的、毫无区别的授予所有人，那将形同于一种强制性的法律失忆症。特赦的授予必须是为了能对促进民主政治有建设性的作用，只有当特赦委员会（Amnesty Committee）收到完整的事实揭露之后，才会授予特赦。或者是该罪行发生在上述历史时期之中，而且是在过去的对立冲突当中有政治目的的行为，才能被赦免。

制宪者的选择是为了让国会能够促进“社会的重建”，其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复”。为了达到修复的目的，国家在思考各个冲突的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那些在过去非常时期中，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者与家属的“被忽视的痛”。

根据立法者的判断，不提供特赦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提供特赦，根据我的看法，也没有违宪问题。

[判例二]

穆罕默德案——政府必须作为尊重人权的榜样

一个人被我国政府遣送到美国接受恐怖主义的控诉，但事先却没有获得美国政府保证，就算他罪刑定谳也不会被处死。这样的做法合乎我们的宪法吗？

判决是以宪法法院的名义完成的。

宪法法院：

穆罕默德用化名与假护照入境南非。他为了申请政治庇护，用假信息来证明他的资格，并在申请期间获得临时签证以暂时在南非停留。这些因素成了南非政府遣送他出境的原因。然而，故事还没完，真正的关键在于穆罕默德取得临时签证之后发生的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是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的嫌疑犯，因此发出国际拘捕令，并与南非移民局在一场联合行动中逮到他。两天之后，在违反法令的情况下，南非当局将他送交给联邦调查局，好让他在美国接受大使馆爆炸案的审判。他一到美国就被与爆炸案相关的各种罪名起诉，而且法院告诉他，若是罪行确立他会被判死刑。南非当局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磋商将穆罕默德移交美国政府的时候，必定也知道他有被判死刑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嫌疑犯，马赫穆德·萨利姆（Mahmoud Mahmud Salim）也被怀疑涉嫌参与爆炸案，于是从德国被引渡至美国。德国已经废除死刑了，同时也是《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的签署国。德国政府于是与美国交涉，要求美国政府保证就算萨林被定罪也不会被判死刑。对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做法才合理。

既然我国矢志要以人权为重，我们就必须对人的性命与尊严予以加倍重视，国家在任何行为上也都须以此为念。但是，我国移民当局在将穆罕默德移交美国时，未能确保他不会被判处死刑，算是置穆罕默德的生命权于不顾。他该有的人性尊严被尊重、被保护的权利，以及他该有的不受残酷、非人道、羞辱式惩罚的权利，也都被忽略。

（宪法法院特别强调人权法案所要求于国家的积极义务，即“保护、促进，并实现人权法案所举出的权利”。接着继续指出：）南非政府与外国政府合作，将一个逃犯移往另一国，但这个逃犯既不是该国国民，而且除了将在该国接受可能被判死刑的审理之外与该国也无任何关系，这么做是与我国宪法的根本原则相悖的。政府未能克尽保障每一个南非人生命权的义务，也背弃了隐含在宪法中的承诺，即南非不会施以残酷、非人道、羞辱式的惩罚……

将穆罕默德交给美国政府代表来处理遣送至美国的事宜是违法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判决。南非是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因此仍在摸索如何最能实现宪法推崇的价值与理想。因此，国家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在奥姆史戴等人对美国（Olmstead et al.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把这个原则说得最好：“在法治国家中，若政府不能兢兢业业地遵守法律，政府的存续就要岌岌可危……政府是强大且无所不在的导师。无论是好是坏，它都是所有人的榜样……如果政府自己带头犯法，人民就会轻蔑法律；它告诉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制定法律；它将导致无政府状态。”这个警告来自一个遥远的时空环境，但实在是放诸四海皆准之至论。特别是对我国而言更是有切身的关系：在过去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将法律扭曲，而在今天，我们有可能为了打击犯罪而采取可议的手段。在面对想要摧毁政府的组织性暴力时，这个警告更需铭记于心。国家的非法行为不仅不能强化宪法秩序的正当性，反而会削弱它。在本案中，南非政府代表的两项作为有悖于宪法，其一是没有确保穆罕默德不会被判死刑就将他交出去；其二是在他没有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甚至被剥夺获得法律咨询权的状况下，利用他的同意。

[判例三]

贝森案——利用国家权力非法害人，是对人性莫大的戕害

前南非生物与化学作战计划主持人贝森被控共谋杀人的案子被法院撤销。这样的判决是否有合宪性争议是本文的核心。我的同事认为的确有争议，我也另外写了一份判决支持他们的观点，于是宪法法院有权审理该案。

萨克斯大法官：

南非从过去一个严重破坏国际人道法案的国家，转型为提供人权宪法保障的国家，这个过程有复杂的历史与法律背景。要厘清本案，首先需要了解这个背景。在其他案件中可能只是如何诠释法条或法院上诉之权力的技术性问题，但在面对战犯时，就上升到了宪法层次。

暗中利用国家权力来杀害、处决敌人，是对平等、人性尊严、自由等原则的莫大戕害，莫此为甚。因此，若是司法权的作为会直接阻碍国家为这样的行为负责，那自然属于宪法秩序的核心问题。而当涉及的罪恶已经不只是一般的国家犯罪，而是战犯，就更是宪法非关心不可的事了。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临时宪法要求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它的目的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搭一座桥，并企图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达到平衡。被告并没有诉诸真和会。于是我们也只好以一般的法律与条文解读来处理这个案子，并时时参照宪法的规范与精神。在本案中，我相信法院之撤销告诉，以及后续导致的最高上诉法院（Supreme Court of Appeal）拒绝接受上诉，都影响了宪法所期待的法律秩序，特别是在这种有战犯牵涉其中的案子里。它们直接触及我们民主宪政的核心价值。以上正是我们眼前的案子的关键问题，换句话说，上诉申请中的争议的确是宪法问题。

必须强调的是，以上所言种种皆不表示因为事涉战犯，宪法保护被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就应该被打折扣。正因面对案情如此重大的指控，而维持法治的宪政精神又是本案所需捍卫的价值，审理与起诉工作的进行都应该严格、谨慎地尊重基本宪法权利保障。对战犯做出妥当的处置，与被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两者之间没有冲突。相反的，它们都源自共同的宪法与人道基础，也就是坚持法治与捍卫人性尊严、平等与自由等原则的需求。

[判例四]

关达案——我们的立国精神就是基本人权

本案的争议在于南非政府有没有法律义务提供保护给予在津巴布韦被捕，以及可能在赤道几内亚被刑讯、处决的南非佣兵。有些大法官坚决认为政府有此义务，我也在协同意见书中撰文支持。我指出，南非宪法已经明订国家安全的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为实践和平共处，禁止南非公民参与任何未经宪法或立法同意的武装冲突，不论是国内的或国外的”。

萨克斯大法官：

阴谋透过武装政变推翻政府的佣兵严重地违反以上原则。政府有绝对的责任予以制裁，尤其是当这些佣兵滋生于南非的土壤时。

另一方面，南非宪法第一九九条是这么说的：“国家安全单位的行动，以及对其成员的训练与要求，都应该遵守宪法与法律，包括对共和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惯例以及国际公约。”此条文强调的是，即使国家遭逢了极严峻的威胁，都不能因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而采取卑劣的手段……

宪法的价值与国际法推崇的人权原则是相辅相成、唇齿相依的。南非当初得以终结种族隔离政策，国际社会与团体的帮助以及他们信奉的基本人权价值厥功甚伟。今天如果我们反过来认为，针对那些帮助这个国家诞生的根本价值，我国政府可以选择要不要遵守但没有必定得遵守的义务，并根据此前提来解读我们的宪法，那是十分荒唐的。

根据我的看法，南非政府有明确且不容推托的责任去帮助海外的南非人，无论被控的罪行如何重大，都不受刑讯、不公平审判以及死刑的对待。另一方面，至于如何才能提供最妥切的外交援助，政府应该享有充分的选择空间。

我们后来从媒体上得知，在津巴布韦的那些申诉人每人都被判大约一年有期徒刑，只有首谋被判七年；而在赤道几内亚的申诉人则几乎都被确立阴谋推翻政府的罪名，且尽管检察官要求判死刑，他们都只被判徒刑，最长的达三十四年。

[1]“民族之矛”主张以武装抗暴来推翻南非国民党政府及其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繁体版编注，后同）

[2]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著名剧作家、作家、导演、歌手，善于讽刺中上阶层，以机智与夸饰闻名，当红于1960与1970年代。

[3]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1888—1989），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留下九百多首由埃拉·费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等名歌手传唱的歌曲，其中包括《白色圣诞》（White Christmas）、《脸贴脸》（Cheek to Cheek）等脍炙人口的曲子。

[4]南非官方语言之一，约有七百六十万的使用者。

[5]将受虐者的脸部用毛巾蒙住并且洒水，让受虐者以为自己即将溺水而死，因窒息感而产生心理恐慌。

[6]马普托（Maputo）是莫桑比克首都与最大城市，当地的蒙德拉内大学（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是该国最大、最古老的大学，其名是为了纪念成立莫桑比克解放阵线（Mozambican Liberation Front）的人类学者爱德华多·蒙德拉内。

[7]哈拉雷（Harare），津巴布韦首都，也是该国最大的城市。

[8]典故出自林肯首任就职演说词：“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成仇敌。我们友情的纽带，或会因情绪激动而绷紧，但绝不可折断。那种不可思议的回忆之弦，从每个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墓，伸展到这片辽阔土地上每一颗充满活力的心房和家庭，它一经我们本性中的善良天使再度（而且一定会）拨动，终将重新奏出响亮的联邦之曲。”（数据源：美国数据中心网站：http://www.americancorner.org.tw/）

第二章 我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

法律相当倚赖神秘。正义的本质本身蕴藏着崇高的道德与历史面向。法治、基本权利、司法独立等观念具有崇高、神圣的地位，并吸引人们前仆后继地追随它。

“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这是几年前我在多伦多大学演讲的开场白，这话惊醒了许多打瞌睡的听众。我想告诉听众的是，法官在做判决时并不是不带一丝感情地把法律条文按照逻辑顺序理性地堆砌在一起就好。现在，也许我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这句话的重点：“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透露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谎言。”

身为宪法法院的新成员，每当第一眼看到我所写的判决印制完成时，我心里总是微笑者。判决以一种条理井然、概念清晰、层次分明的叙述方式交代事情。一开始会先说本案争点，接着是该案过去的诉讼过程及特别需要本院解决的事项。接着，它会列出相关的法律原则，将这些原则套用在本案事实之上，最后得出合适的结论。这是一个单纯按表操课的过程，像钟表运行时的滴答声一样，“滴”总是在“答”之前出现。然而实际上，“答”经常比“滴”早出现。事实上，在写作判决词时，我最后落笔的一句话经常变成是判决的开头，用来勾勒出本案的重点所在。

我的判决事实上都是从残缺甚至是混乱的心灵状态开始，这和最终呈现的判决中清晰明了的表达方式可说是大异其趣。判决中的形式逻辑其实都无可避免地掺杂了大量灵光乍现的直觉判断，以及自由奔放、飘移不定的感性元素。有许多次我对判决中那种完全平静，甚至是平淡、冷漠的文字几乎感到愤怒，因为它未能呈现判决过程中出现的热情与激烈的论辩。

我从自身经验学到，法律文书的撰写绝非易事，其主要工作也不是把纯粹的、理性的法律观念与前进的思想结合，然后就能自动抵达完美的逻辑终点。虽然内在的理性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全部。判决书的撰拟就像是一趟旅程，始于最具尝试性的大胆想法，经过彻底的怀疑和论辩，最终排除所有的可能错误，获致经得起考验的结论。那些偏颇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尝试则被隐藏了。我曾经对于撰写判决的费心和艰困，感到惊讶不已。

上述的说法并非从法理辩论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毋宁是以参与者或观察者的角色，针对我曾经实际经历的过程，提出一些想法。我与个案的第一次接触都是透过阅读当事人提交给宪法法院的诉状。通常我心中对于案件走向会浮现一些直觉反应和暂时的想法。我的助理会准备便条纸，然后我们天马行空的讨论。在那个阶段，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列出相关的法律问题。接着，在言词辩论的前一晚，我重读诉讼文件，记下我要问律师的问题。开庭时，每当提到某个问题，各种想法和可能的解决方式开始如潮水般涌出，但我会尽力遏制自己不轻易妄下定论。在这个阶段，我还不会要求自己运用特定严格的形式推理程序来思考。我们宪法法院的特色之一就是避免我们被同事的观点过度影响，所以我们在开庭之前并不讨论案情。因此我往往会在言词辩论时，惊艳于其他大法官对诉讼代理人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怎么会有这么多我不曾想过的分析角度？而且，经常可见的情形是，套句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话：我已有的困惑都变得更加混淆。

关于我对法律争点的初步想法通常是“想当然耳”的直觉反应，而非严谨的理性分析，读者并不需要大惊小怪。当一个人会被任命为像南非宪法法院大法官这样的职位时，其直觉已不会是盲目、不专业，或是极为主观的偏见。大法官也不能只是书呆子，或像我过去一样的政治运动参与者，或蹲过监牢，或曾被流放，或是炸弹攻击的受害者。这些生活经历固然在我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也丰富了我对人世的看法，但只要牵涉到我的法律思维，这些生活经历便会被过滤、转换成一套与时俱进的法律原则，而这是我和其他与我有着完全不同人生历程的人所能共同分享的。

“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透露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谎言。”这句话不表示我们应该原谅任何公共生活中的谎言。正如同古希腊人所说“自然界里不容真空”，一个宪政国家也必然拒绝谎言，毫无例外。公开与清白并不只是个人美德，也是同一政体下公民与政府互信的根本基础。所有机关当中最不能说谎、不能造假的，就是司法机构。对于那些轻视司法程序，认为它不过是用虚伪的客观来包装空洞的主观的人，我有一句忠告：人们永远可以怀疑法律的矫揉造作，但绝对不可以对法律可能创造的结果失去信心。

在这里，我只能就我撰写判决的经验来谈。很有可能我的同事们一坐下来就能毫无滞碍地运用理性的论辩法则，像判决所呈现的顺序一样，逐步导出结论。不过，我对此存疑。按照设计原理，宪法法院只处理棘手的争议案件。基本上我们是上诉法院，自己决定是否受理案件，通常会剔除根本不可能胜诉的案件。我们受理各种合理期待下有可能胜诉的上诉案件，他们或许有理由、或许无理由。但他们绝非根本不可能胜诉的案件。就定义而言，我们审理的案件并没有直截了当的答案，大法官们凭良心讲可以选择不同的论理构成来下判决。我们常觉得内心很纠结，我的一位同事很喜欢形容他在做成决定前都像是被“凌迟”一样。说实在的，的确很难想象艰困案件可以简简单单就写出来。

而且，我们也不是一个自满的宪法法院。我们有十一位大法官，进行合议至少必须有八位在场。我们始终都在激荡新的想法，新的解释取径。集体的讨论就像一个大锅炉，在激辩中把我们个人不合宜的主观意见蒸散掉了。每次听到同事们的卓越见解，总是会令我心悦神怡。我们很清楚，我们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者是作为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法律这一行的传承者，另一者则是在一个既渴望变革也亟需可预测性的国家里，传递崭新宪法思想的推动者。我们每周围着会议桌开会一次、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我们随意就坐，接着就开始用一种激烈、有话直说的态度，进行高度专业、审慎的探讨，除了法律人（以及一些教会神职人员）之外，没有人这样的。当我们不断尝试不同的观点时，你几乎可以听到我们大脑运转的声音。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寄给同事态度客气但思考锋利的电子邮件。在如此严格的思想交流过程中，我们一开始所抱持的各种主观偏好都将尽可能地包装在专业的法律论述底下。

“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透露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谎言。”这句话也不该被解释为我所有的陈述都是不可信的（如此一来我就使自己陷入一个逻辑矛盾，因为这句话本身要求你不要相信它）[1]。这句话的意思仅仅是说，我所撰写的判决在判决汇编或网络上所显现的外观，和真实的思考形成过程之间有巨大的落差。前者只是表象，而后者是一个繁复的规划、创造、解释与形式化的过程。所以，“判决的书写过程就像它所呈现出来的外观一样”，此一预设是错的。所有的彷徨困惑、有时甚至是在某些关键点上的大翻盘，都是在判决书的最终版本中看不到的。所有过程中的交相攻防、反复波折都被抹煞掉了。最后缜密周延的结论是从复杂的过程得来的，但后者却全部被排除在外。简言之，最终的判决形式背叛了其诞生的过程。

结果是一些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解开了这长久以来让我困惑不已的矛盾。多伦多大学安排个别教授每晚邀请访问学者到不同的餐厅用餐，我原本以为这是贴心的安排，让访问学者不必孤单的在旅馆用餐，后来才发现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晚餐：校方安排的晚餐实际上就是研讨会！而且我还发现，当我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我写的每个判决都是谎言时，政治学教授们的反应一点也不惊慌。“哦，”他们响应，“我们早就知道……这是‘发现的逻辑’（logic of discovery）与‘证立的逻辑’（logic of justification）之间的差异。”照他们的解释，任何科学家都熟知这种差异，好像律师不知道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不论是自然科学或政治学，人们早就知道“发现”是一个特定过程，有着自身的逻辑、自身蕴含的前提，以及因其本质而出现的惊奇。另一方面，“证立”的逻辑，则是基于可受检证的证据以及逻辑推理所导出可重制的结果。证立的结论必须是经由同一方法也可导出的结论。“证立”建立在已经受肯定的确定原理原则之上，而“发现”却是要从确定的事物当中提出不确定的新事物。

在比较成熟的最高法院，法理争议通常不会任意透过新原则的创建来解决，而是根据该法院的判决先例来进行扩张或限缩解释。只有在罕见的状况，才会创造新的原则，带动重大的司法见解进展。然而，以我国而言，宪法法院是新的，宪法也是新的，抑有进者，社会期待我们的宪法法院多去参考各国宪法原理，因此，我们的特色就是不断发展各种创新的原则。我们的主要挑战是为“带来变革的宪法理论”（transformativ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奠下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这种新设的宪法法院和成熟的最高法院，譬如说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特别重视各国法院法律推理演进的共通历程。

了解到发现和证立的不同路径之后，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撰拟判决书的过程如此不安。然而，我在发现（直觉）和证立（逻辑）之间并没有太多选择。证立的含义是，使用特定的、被接受的原则、法规、标准来获致与前述原则、法规、标准一致的结论。一个不能被证立的发现就是不能成立。的确，证立的基础是责任，以及建立在逻辑的绝对性上的原理。因此，一个人不能在直觉——那种基于你的个人生命经验的强烈冲动——和严格的形式化推理之间有太多的选择。

为了严格遵守应有的推理程序，我常常不得不放弃一些最强烈的直觉，放弃我身为法律人具有的敏锐。因此，在关于以刑法禁止卖春和妓院经营是否违反宪法保障自由和隐私权利的问题上，我曾坚定地认为国家有权利规范以性换取酬劳的交易行为，而非将其入罪化。我强烈地相信，企图使用刑法来禁止卖春不只是没有效率，根本就是伪善。正如同肯特里奇爵士[2]这位驰名于约翰内斯堡与伦敦的律师曾经告诉我的，他现在所居住的麦达维尔街在清教徒气氛浓厚的19世纪时以声色场所闻名，英国国会议员会在下班后搭着他们的马车前来寻欢。然而，宪法要求我们在解释人权法案条文时，必须提倡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本的开放民主社会的价值。于是我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了解其他开放民主社会如何以法律处理卖春问题。让我气馁的是，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哪一种处理方式，只有极少数的民主社会采用我最初直觉以为是正确的方式。我被迫重新思考，并接受一个我原本以为最离谱的答案。我所能做的便是指出当国会议员考虑此问题时，可以考虑的方向之一是将卖春除罪化。虽然这观念看似难懂，但唯有除罪化既不至于在法律上承认性交易，也不会以刑法将其入罪，且能够正确地反映社会上存在的分歧意见，并减少执法上的问题。我这个浅陋的法学研究结果都写在乔丹案判决摘录文中。

正是发现与证立之间不同秩序的交互作用，迫使我们这些坐在法官席上的人必须战战兢兢、小心以对（当然也是一种刺激的脑力激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殚精竭虑地想方设法，不断变化角度、观点，在发现的逻辑与证立的逻辑之间来回转换。“答”和“滴”两者总不按顺序出现，直到我们有天终于化解了前后的不一致，让原本混乱跳跃的“答滴”、“滴滴滴”、“答答”又恢复成“滴答”、“滴答”、“滴答”。钟表的指针一步接着一步稳稳当当地从六点走到十二点，它的机械设计强迫它永远依循固定的逻辑，然而，我们人类依据脑中奇思幻想与即兴节奏来撰拟判决书。

正是上述古怪的思考与写作习惯，解释了为什么我的判决中最后写的一句话通常恰恰是第一句话：“本案的症结在于……”我都是在把冗长的判决看完之后，才写下这句破题的话，唯有在那一刻我才能够概括全案，并找出串联首尾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我有时会在案子进行到后期才发现，原来关键的因素还被埋没在蜿蜒曲折的幽径之下，呼喊着我的注意。这几乎就像是雕刻家可能会有的感觉，你追求的东西就埋藏在大理石或木材里。而且，也只有在发掘出贯穿首尾的内在逻辑并强化整体的陈述之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写出判决的开场白。此外，我必须说明，我最后所确认的重大基本争点，也就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常常和我在初稿里所认定的问题差异很大。

了解到发现的逻辑和证立的逻辑的不同，大大有助于我弄清楚自己撰写判决书的迂回历程。然而，除了要在发现与证立两者之间取得调和之外，我感觉到还有一件事对我的工作也相当重要。我必须加入第三个要素：“说服的逻辑”（logic of persuasion）。

说服建立在证立的基础之上。如果在推理的过程中有遗漏或跳跃，判决就会明显地有瑕疵而无法说服任何人。但是，说服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说明。若不是“修辞法”（rhetoric）一词在英文里有负面的意涵，我愿意将说服视为利用修辞法帮判决加分的结果。修辞法是一种使人信服，并将个案中的特殊议题与更普遍的生活经验联结起来的论说方式。特别是它触及了法律经年累月所创造的强大神秘特质。法律并不仅止于理性。人类认知法律意象的核心关键反倒是神秘感。虽然诸如法治与司法独立等概念确实是由技术性的法律规则所建构起来的，但它们不能被当做只是这些规则的加总而已。它们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共鸣和诉求。从而，修辞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将本杰明·卡多索[3]所说的粗糙原始的个案事实与千百年来熠熠生辉的法律真理给联结起来。

有些法官具有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能力，他们可以用三言两语强而有力地总结他们的思想，丝毫不用迟疑。但大多数法官不是这样。也许这种斯巴达式的作风根本也不是我们想追求的。我们觉得有必要去拓展更多面向的观点，去更深入地掌握脉络，去审视我们的想法会对当事者造成哪些冲击，并且以能够启迪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与想象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而且我们知道真正能打动人的往往是一个画面、一个能与群众有所联结的例子，或是一个衍生出来的弦外之音。简言之，能说服人的是法律修辞，仅靠作为其基础的形式化逻辑是不够的。

最后，我想在判决写作的复杂过程中加入第四个元素，我将其称之为“妆点增色”（preening）。妆点增色是指法官在判决中的论证添加一些带有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有点展现个性的意味。如果你喜欢这种做法的话，你会称之为“画龙点睛”，如果你不喜欢，那它就是“膨风”。当我阅读其他案件的判决书时，有些掷地有声的论点让我发出共鸣，使我深以身为法律人为荣，并更加热爱司法工作。如同我说过的，法律相当倚赖神秘。正义的本质本身蕴藏着崇高的道德与历史面向。法治、基本权利、司法独立等观念具有崇高、神圣的地位，并吸引人们前仆后继地追随它们。如果妥善使用，这些原则可以为法律思维提供一个框架、一种尊严、一种风格，以及相关的历史脉络。我再重申一次，我认为只要节制得当，一点点擦脂抹粉，或是说得好听一点是法官们荣誉感的恰到好处的展现，并不与法官的职责相左。

不过，那种为了制造新闻标题式的耸动语言确是该被谴责的。“司法民粹主义”（judicial populism）的确相当诱人，但它通常只有浅薄的司法口号，欠缺真凭实据的法理内容。在我们国家，法官不是透过选举产生，而且，在我个人看来，法官也不应该追求个人名声。然而，我认为，法官使用比较铿锵有力的语言或震撼人心的比喻以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没有什么不对，尽管有人认为判决不需要这样也可以成立，甚至还更有说服力。事实上，很少有其他公共领域的活动比司法判决更能影响人们的生活，其中又更少见有比司法更能控制政府的重要公共活动，而政府还是付薪水给法官的机关。因此，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大众把我们看成是隐姓埋名的法条适用机器人是一件好事。我们应对自己的判决负责，勇于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那么，以上所有的反刍能为下一份印着“萨克斯大法官意见”的判决书提供什么意义呢？无论下个案子能传达多么令人兴奋的法学思想，其诞生却绝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越是优雅简洁、越是具有说服力而容易理解，就表示它经历过越多令人心力交瘁的苦劳。而当我们在法庭上进行越多的讨论，我潜意识里因为个人生活经历所致的偏见就越会被我同事的观点所调整中和。在上诉法院的合议庭工作并不必然剔除或冲淡每个法官的主观经验，但它确实能提供多元的个人观点。我不只是认真聆听同事们的逻辑推理，更尝试着去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进而对我最初的草稿进行重大修改。然而，最终公布版本的判决书都不会呈现这些内容。最终公布的判决排除了大量的增修删节过程，而加入了许多同事提供的意见。而且判决书上既不会具体写出哪个部分是为了响应同事的某项批判，也不会标明哪些段落是抄自某张便条纸上潦草记下的灵光一闪。

简单、清楚、具有说服力，这是包括我在内所有法律人的梦想。但据我有限的所知，这样的判决会误导读者对其起源的认识。但矛盾之处就在于，为了写出这个有误导之嫌的判决，我得投注所有的心力，对其推理逻辑琢磨再琢磨，推敲再推敲，验证再验证，并反复思考我的同事提出的正反两面意见。然而，结果竟是每当我投注的心力越多、越成功，这份判决就越虚伪。答滴。

后记：如果有任何人认为本章也是带有自相矛盾的谎言，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判例]

乔丹案——禁止性交易背后的性别歧视

本案涉及将性交易入罪的法律是否合宪的问题。宪法法院投票结果是六比五，我们甚至无法在“卖春”（prostitution）或“性工作”（sex-work）的名称上取得共识。然而，我们的主要争议点并不是遣词用字甚或是采纳什么政策——我认为，就算不是全部的大法官也有大多数的大法官赞成以规范来代替刑罚。我们主要的歧异在于，此问题应该是一个交由立法机构由多数选票决定的政策问题，还是一个应该由法院来决定的基本宪法权利保障的问题。由我和凯特·欧瑞冈（Kate O’Regan）大法官所撰拟的少数意见偏向后者。产生分歧的关键也是导致女性主义者分裂的原因：有些女性主义者主张，卖春是对女性最严重、最屈辱的压迫，因此法律一定必须予以谴责。但另一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压迫女性的其实是法律，因为正是禁止卖春的法律害女性容易受到暴力、犯罪，与疾病的威胁。在我看来，我们只有一个差强人意的共识，即开放与民主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即便如此，我们认为，该法将女性而非男性视为潜在被告乃是对女性的歧视。

欧瑞冈与萨克斯大法官：

宪法法院无法决定，究竟性交易入罪化是可以减少暴力犯罪的有效措施，还是入罪化本身创造了一个容易让暴力孳生的环境。在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中，究竟何者是因、何者是果无疑是难以厘清的。同样的问题正在全球上演，等待人们的决断。此外，这是一个归属于立法选择的问题，所有开放民主社会中的立法机构都具有正当性去决定适合他们社会的最佳选择，也可以合理地和其他社会区别。

在检讨何种程度的隐私需受到保护的比例性原则同时，宪法法院必须依循开放民主社会的标准。开放民主社会对于性交易有着南辕北辙的不同反应，是以在这种社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开放：开放性交易但不开放经营场所、两者都开放、两者都禁止、设置性交易专区、开放场所经营并收取税金等。此议题通常被视为由立法机构处理的政策问题，而不是法院决定的宪法问题。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曾宣告禁止性交易的法律违宪。此议题似乎被当做是应由立法机构来选择，而非由司法机构来裁决。它的本质盘根错节，诸如个体自主性、性别、商业、社会文化、执法等因素都应该被考虑到。种种不同的因应措施与调整都是可能的，社会大众意见分歧，女性主义者也因此分裂。简言之，这是典型的该交由须对选民负责的立法机关来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虽然几乎所有的开放民主社会都谴责性交易，但其对性交易的规范方式却大不相同，此议题适合留给各国以民主方式选出的国会机关进行考虑。“性别委员会”（Gender Commission）、“性工作者教育及维权小组”（Sex Worker Education and Advocacy Taskforce，简称SWEAT）、“生育健康与研究小组”（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esearch Unit）等团体的声音有助于导正大众和国会成员的注意，最终达成男女平等的宪法目标。

欧瑞冈大法官和我继续陈述我们与多数人在“该法是否不当地造成性别歧视”一节上的不同意见。我们的看法是，该法对于付钱的男性嫖客和收费的女性性工作者之间适用双重标准，因此的确构成性别歧视。我们明白，该法表面上呈现出性别中立的外貌，而且理论上嫖客可以被当做共犯起诉。尽管如此，我们的意见如下：

法律直接课以刑责的对象是娼妓，这意味着法律惩戒与矫正的直接目标是卖春行为。在整件案子中假涉有嫖客的话，其刑责也只是因为娼妓卖春的行为在先而来。后者才是主犯，前者只是间接的。主要的罪行和耻辱均烙印在性行为的收费者而非付费者身上。

这是个长年累积下来的法律和社会问题。妓女是被社会所抛弃的，男性嫖客的行为则是被社会接受的或视而不见的。“她”是可见的、可被谴责的，“她”的存在因“她”的行为蒙羞。“他”则是隐形的，只是“她”的罪行的一部分，而非主动犯法的人。性交后“他”仍可以衣冠楚楚地做人。对于性，我们社会普遍有着双重标准，“他”常被视为受到诱惑而情不自禁，或是这就是男人自然会做的事。因此，召妓的男人在我们社会上不常被认为是道德上有污点的，但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则是千夫所指。

以上观点背后的推论逻辑是，性交易问题的主要成因不是因为男人有性需求，而是女人响应了男人的性需求：她是堕落的，但他往好处讲则是富含男子气概，往坏处则顶多是太过脆弱。因此，这种差别对待潜在地贬低了女性的尊严与人格。

在本案中明显存在对于男女两性的差别待遇，亦即，在对两性情欲的解读上，它采取并强化了一种双重标准。这种差别待遇造成的结果并非偶然，正如国家不起诉男性顾客并不令人意外。两者均起源于我们司法制度的同一疏失：对同一行为的男女行为者有双重标准。

我们不认为性交易的收费者比付费者更该被谴责。事实上，男性顾客通常来自经济较好的阶级这点可能暗示着相反的观点。国会可以立法将有金钱交易的性行为入罪，但将收费者而非付费者当做是最主要的非难对象却加深了我们社会上深层的性别不平等，而这正是我国宪法承诺要连根拔除的。

[1]如果“我写过的每个判决都是自相矛盾的谎言”是真的，那么这句话本身也是个谎话，换言之，作者有些判决是说真话，这样又推翻了原本的话，因此陷入逻辑上的前后矛盾。

[2]肯特里奇爵士（Sir Sydney Kentridge），南非出生的英国著名维权律师，曾代表曼德拉等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异议分子打官司。

[3]本杰明·卡多索（Benjamin Cardozo，1870—1938），曾任纽约上诉法庭法官，1932——1938年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第三章 他的名字叫亨利：真相、和解与正义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而我几乎瘫倒在身旁朋友的怀里。后来我在一头雾水的宴会主人那听到，亨利突然离开宴会，回家后足足哭了两个星期。

邂逅

接待处通知我有位自称“亨利”的男士求见，于是我从法官办公室起身，带着些许的期望走向安检处。亨利几天前曾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即将前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造成我失去右手的汽车爆炸案作证。自然的，我很想见见这位出于勇气、傻劲，或单纯只是好奇而想见我的人。

我开门让这位身形修长的年轻人进来，他自称亨利，并告诉我他的姓氏。我想，他曾经是南非国防军的上尉军官吧？当他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时，脚步虽称不上是昂首阔步，但仍保持着军人的仪态。而我则以我认为法官该有的轻快步伐走在他身边。

我们坐下并开始对话。我确定我们彼此都对对方感到困惑。他简单地解释他在汽车爆炸案中的工作，他只是照相，并将档案交给实际执行行动的同僚。他说他在该爆炸案之前就退出行动小组，所以他无法对发生的事情直接作证。但他了解行动小组和其运作方式，他将前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诉说他的故事并寻求赦免。

我并不确定他为何要到这边来讲他的事给我听，我也想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在此刻之前我从没见过他，他是谁？为什么一个不认识我、与我无冤无仇，甚至对他而言我只是个反抗运动名义上领袖的人，他却要置我于死地？当时他在想什么？他的职务是什么？而他又是如何成为“另一边”（“敌人”、“种族隔离体制”）的一员的？我们双方彼此不认识的“另一边”。

我试着从他身上挖出更多内幕、更多他的背景。他说他家世清白，双亲都是正直善良的人，从小就教育他要有强烈的荣誉感，母亲尤其重视这点。他在大学中表现优异，毕业后决定以军旅作为其职业生涯。当他说到自己晋升快速时带着一丝骄傲，他是个卓越的战士，也因此被吸收为特种勤务人员。

我并不想抢先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之前侦讯他，我只希望他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他看过我的档案。他必然知道我曾经被放逐于南非的邻国莫桑比克，协助重建该国司法制度。档案中应该也提到虽然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特别是所属宪法委员会（Constitutional Committee）的活跃分子，但我从来没有参与地下活动、军事行动或情报工作。然而他们却找上我，决定消灭我，为什么？难道是因为我是个知识分子，因为我反对他们提出的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让南非的黑人和白人平等共处的主张吗？每个知识分子都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受到重视，但不是这种“重视”……

我们谈了大约两小时。他几乎是以一种嫉妒的眼神望着我。他坐在我悬挂着美丽画作的办公室中，我是这个国家位阶最高的宪法法院的大法官，而他却是个有着不堪的过去和绝望的未来的退伍军人，他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礼遇，比起获得金质奖章的退伍将军们，他得到的只是一点金钱。他曾经愿意为这个国家、为了种族隔离政策付出他的心血、智慧，甚至是生命，但如今他不值一文。他也因此受过伤，他曾经被子弹打中腿，至今走路仍有点跛。他看来有些烦躁，我是法官，而他连工作都没有。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对望着聊下去。

我起身说：“亨利……（我心中一度浮现一个没有风度的念头，我有冲动对他说——我不能跟你握手，你可以看到我曾经用来表达欢迎的手现在变成怎样了）……通常有人来拜访我，道别时我会和他们握手，但我没办法和你握手。我现在没办法。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告诉他们这一切吧，帮助这个国家，为南非做点事，那也许我们还会再次相见。”当他离开走到安检处时，那英挺的军人仪态不见了，相反的，他看来惶惶不安。我目送他出门，向他道别，直到他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全球各地共成立了三十个左右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但没有一个像南非的如此具有震撼力。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真和会不像南非的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并受到如此多的国际关注。为什么它这么特别呢？

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真和会的成立并不是一群聪明人围坐讨论说，为了处理过去的不公不义，我们必须设立真和会。南非的真和会不是这样的产物，相反的，真和会是因为南非社会内部强烈的、特殊的需求而产生的。

这一切起源于1993年8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的一场交锋激烈、炮火猛烈的会议，那是南非首次民主选举前的八个月。那场会议讨论我们该如何响应在解放运动时期，非国大干部在安哥拉营区所犯下违反人权罪行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来自非国大自己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说非国大安全人员曾抓到几名当时南非政府派到普里托利亚刺杀非国大高层并制造混乱的人。别忘了那是1980年代，警卫和安全人员大量地使用野蛮的手段进行侦讯。

我曾经在前面提到，组织本身对此事进行调查，也撤换了整组安全人员，并在1985年建立了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该行为准则实际上便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可能是世界上所有解放运动中唯一的一部行为准则，法院、检察机关、被告辩护律师等都应有尽有，还有罪刑法定、检察官起诉、证据优先并受检验，甚至有上诉制度。大体上来说，违反人权的罪行虽不是彻底绝迹，但已经大大减少了。现在是1993年，从那之后又过了十年，虽然武装抗争时期已经结束了。然而，曾经发生过的违反人权行为不该被假装未曾发生。非国大自身会如何看待成员在武装抗争时期的所作所为呢？这份调查报告特别强调：“有人必须为此负责。”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八十名委员讨论该如何处理这事。

有些委员大声呼吁：“我们设立了调查委员会，也收到了这份报告，我们要继续处理这件事。”另一批人则义正词严地反驳：“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当时在安哥拉的丛林中艰苦地为自由奋斗，敌人又持续对我们做无情的攻击。我们仅有没受过训练的年轻侦讯人员，他们尽其所能的保护领导阶层。我们现在怎能反过来惩罚他们呢？”

另一方再度回应：“我们从事自由运动，为正义而奋斗。如果正义不从我们自身开始，如果我们不捍卫这些价值，如果我们使用和敌人相同的手段，那我们并不比敌人更好，我们和他们没有差别。人们愿意支持我们、为我们受苦，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目标——一个人不能既为捍卫生命而奋斗，同时却又是生命的敌人。”就在此时，现任部长的帕洛·乔丹（Pallo Jordan）起身，用他那慷慨激昂又高亢的语调说：“同志们，我今天学到了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有过去政权的刑讯，也有我们非国大的刑讯。过去政权的刑讯是不好的，而非国大的刑讯是好的。谢谢你们的启发！”语毕他就坐下了。

整个会议室因此事分为两派，这攸关重大的道德判断，也不是可以举手表决的议题。最后，有人起身问了个简单的问题：“我的母亲会怎么说？”“我的母亲”这词代表的是一位平凡、正直、劳动阶级的非洲妇女，她并不世故但有着良善的内心，并对人和世界以诚相待，一位在艰困的生活中自然淬炼出荣誉与正直的美德的人。他先自己回答：“我的母亲会说非国大八成是疯了。我们在此反省检讨我们自身的脆弱和过错，并将我们自身赤裸裸地摊开在世人面前。这也许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另一边已经杀害、虐待、折磨我们的人民几十年甚至几世纪的恶棍却不受处罚，没有人去检视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是如此倔强的自省，我们对自身道德纯净性的爱惜近乎洁癖，以至于不去思索另一边的人对我们造成的伤痛，这些人完全没有受到惩罚就离开，也不必负任何责任。当我们对数百万平民的伤痛视若无睹时，我们所主张的又是什么样的自由运动？公平何在？正义何在？”

卡迪尔·阿斯马勒（Kader Asmal）教授起身说道：“唯一的答案就是南非需要真和会。唯有真和会能通盘审视双方所有违反人权的行为。人权就是人权，不论什么人都该享有人权。所有刑讯或其他违反人权的行为都必须由公正无私的委员会进行调查，而不是由某一政治运动力量自行处理了事。这必须是国家层级的，要用国家的资源、以国家的角度来处理。”

他说得对极了。当下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如果非国大赢得选举，且当时情势也的确乐观，选后将会成立一个真和会来调查种族隔离政策最后几年的违反人权罪行，无论该罪行是在何处发生的。

真和会成立的第二个重要因素也是南非经验。当时双方签署了一部新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宪法草案。我们以为大功告成了。我们制宪过程分为两阶段，我们大量参考印度经验，这其中包括选出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Assembly），由制宪大会来起草出最终宪法版本。我们为制宪会议订了三十四条规约，当时我们心想，只剩下选举还没举行了。我当时到伦敦去向一个多年来支持我们的天主教公民团体说明南非新宪法的架构。随着谈判的顺利进展，我们所受到的待遇也随之升级，最后住到了机场的假日饭店。但现在我回到靠近国王十字区的普通旅社，与外界无甚接触。有天当我正要就寝时，招待我的团体派来一个信差，他带着歉意地敲我的门，并给我一份紧急电报。那是非国大总部发的，电报中说有个紧急事件需要处理。显然南非的国安警察曾获戴克拉克总统保证赦免，所以他们忠实地保护协商过程的进行，也确保选举不受意图破坏政权转换过程的炸弹攻击，未来他们也将捍卫新的政府和宪法。但是，如果之后他们因为支持前政府的行为而面临牢狱之灾，这样的工作内容要求就不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他们并不是在以政变相要挟，但若没有赦免的保证，他们就要集体请辞。

这真是给非国大领导阶层丢了个大难题，毕竟赦免是戴克拉克总统而非非国大所承诺的。同时，非国大领导阶层们也了解到国安警察已忠诚地确保协商过程不受多股右翼势力的攻击。在另一方面，非国大本身的安全人员因为对潜在攻击者的认识不足，显然难以确保选举过程的和平。我们这一世代的人都梦想过在新的宪法秩序下，能实现人人平等、摆脱过去罪行的“一人一票”选举。但若是选举过程被严重破坏了，不只梦想无法实现，种族间的暴力也将持续下去。国安警察没有威胁以武力破坏选举，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确保民主进程的努力能获得肯定。然而与此同时，仅仅因为他们支持宪政进程而给予他们全体赦免却违背了责任政治原则。当时我房里没有便条纸，因此我将我的答案写在电报背面。何不将赦免和真和会联结起来呢？我是这么建议的。我们不能承诺全体赦免，但每一个挺身而出并坦白他或她做过什么事的人，都可以接受到个人的免责。

这个建议被接纳了，也因此真和会和赦免便以个人为基础联结了起来。这就是后来极为成功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的原因。侵害人权的加害者、滥刑者、杀手等都有了将其过去所作所为坦承公之于世的诱因。相对的，南非国人将能得到真相。这不是别有所图的哗众取宠的公开审判，也不是利诱或威逼。不是那些过去执政者施加的诸如单独拘禁、倒立罚站、电击折磨等摧毁受害者心理的威胁手段。这是以保证赦免为奖励的自愿性告罪忏悔。

欲使委员会运作顺利有三项要素。第一，真和会必须在宪法位阶上有着明确的法律架构。宪法给予这些在过去政治冲突期间犯下罪行的人赦免的权利，但该权利必须由新国会订定的法条详细规范之。国会后来规定究竟如何赦免应由真和会根据不同个案来决定。

第二，虽然设立真和会的动力主要来自新政府，但实施细节不能由行政部门单方认定。不论有多么的不完整或不情愿，某些共识是必要的。光是立法工作就花了一年。那是艰苦的一年，为了纳入所有利害相关者和公民团体，我们举行了无数的协商和辩论，以确保这是公平、可靠的最佳机制。公民团体的角色变得特别重要。与世界上许多的人权团体相同，他们不愿见到任何暴行的加害者获得赦免（有时候，不是身受其害的人反而更不宽容）。如果这程序要继续下去，他们坚持必须要公开进行，大众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建议不公开的录像作证，因为我相信唯有这样那些想要寻求赦免的人才敢走出来。我错了。所幸公民团体对公开作证的坚持胜过我那过于谨慎的建议。

第三，真和会一定要有能干、杰出、正直，且过去没有直接参与冲突的成员。这不是说我们要找寻“中立人士”。一个自称自己过去在种族隔离时期保持中立的人，不会是我们需要的处理这些暴力案件的适当人选。我们需要的不是中立而是公正。这必须是对正义和人权有热情，并能公正处理过去曾支持或侵害人性尊严的任何个人、团体、政党或组织。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以同样客观、公正的标准检验非国大在安哥拉营区发生的事和国安警察过去曾长期犯下的大量罪行。具备以上特质的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大主教便被邀请担任真和会主席。经过一个复杂的甄选程序，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宗教背景，许多具有卓越能力和才干的人才都被延揽进真和会。

真和会分为三个部门，各有其独立的功能和人事。第一个部门负责听取受害者提供的重大违反人权案件的证词。我们应当记得，种族隔离政策本身就违反人权，而且早已被当做是对人性的重大戕害。当时的法律将人们以种族分级、（黑人被）强迫佩戴识别证、被逐离家乡、不能接受教育、不能使用公共设施，也不能投票，这些都违反人权。但这不是真和会要调查的，过去严格的《国家安全法》（Security Law）动辄将人们不经审判就单独监禁的事件也不是真和会要调查的。真和会要调查的是即使在《种族隔离法》（Apartheid Law）下也违法的行为。

那样的行为因为过于丑陋、骇人，因此就连公开支持种族政策的人也不得不加以隐匿、否认。虐囚、暗杀、使人凭空失踪、越界突袭行动等造成的绑架和杀害行为都是违反南非法律的，即使依据的是严苛的种族隔离时期保安法也不例外。这些罪刑才是真和会要调查的。其调查对象不是种族隔离政策，那样的行为已经受到世人谴责并被南非新宪法所唾弃了。相对的，真和会的主要目标是在种族隔离时期被犯下并被掩饰的罪行，其中大部分是为了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所为，但也有些罪行是反抗该制度的人所犯下的。

图图大主教把这个由他主持的单位称之为“小市民”发声的部门。于是，不论是都市居民或是乡下人，所有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都可以来申冤，倡言他们的不幸遭遇、他们的伤痛和他们的损失。像我这样的人有机会上电视、写书，或前往世界各地向无数的听众、读者演讲我们的遭遇。但有难以计数的人曾遭受暴力加害，失去儿子、女儿、母亲、父亲，却只能将这样的伤痛隐藏在心中。全国各地大约有一万多人前来为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人作证，还有大约一万人以书面方式作证。

法官不哭泣，但这显然不适用于图图大主教，他哭了。这不是严肃的以发掘法律真相为目的的法庭，而是一个让人们倾吐自身遭遇的人性化空间。在法院，证人是孤立的。但在这里，证人旁边总是有安慰者，也许是拍拍他们的肩膀，也许是在哽咽的时刻递上水和纸巾。听证仪式通常以和谐的非洲音乐展开，希望这样能给在场的所有人鼓励和支持。有时也以祷告开始。接着，这个国家里不同地区和不同语言的人都来作证。证词在电视上播出，因此全国人民都能亲耳听到当事人的故事，全国人民都成了证人。这些证人不是来法院告发、控诉别人，也不是因为曾受伤害而要求赔偿。我们没有惩罚或补偿，我们只是提供一个说出真相的机会。

摘要和分析这些证词的集结有五巨册，其中包括照片和不少令人动容的证词的节录，构成珍贵的文献。这不是枯燥的政府报告，而是发自肺腑能打动人的记录。此外，它也深刻反省了不可饶恕的暴行如何被纵容且越演越烈，以及怎样的机制、文化才能避免其再度发生。这也就是真和会最伟大的目标：不能只是让伤痛抒发出来，而是要解释这样的不公不义是在什么环境之下滋生的，进而阻止其在未来复发。

没有人能逃掉这场调查。商人们，你们在哪？毕竟生意就是要赚钱，要和国安警察直接合作，提供炸药、卡车和信息。媒体们，你们在哪？有些勇敢的报社和伟大的记者，但媒体的组成结构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附庸，它的思维方式就是贩卖恐惧，他们将反抗种族隔离者描绘成恐怖分子，绘声绘色地说他们有多可怕，他们贪婪地攫取眼前的利益。因此，一份商业期刊的社论写道，我整天游走于利刃之间，万一我因利刃而死，也没有人该抱怨。关于人们因肥皂而滑倒、从窗户坠楼、从楼梯上摔下的事件都被记者们写得像真的一样，媒体同时散布不实消息，造成人们以为自由斗士是暴徒，他们被刑讯或杀害是正当的氛围。

法律人，法官们，你们在哪？我们这些法官，无论新的或老的，对此曾有过激烈的辩论。最严厉的批判是因为过去的司法系统根据的是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法律，而且在面对酷刑与虐囚的指控时缺少警觉心，实际上已成为这些不公不义的帮凶。当时的掌权者滥用巨大的权力不经审判就逮捕和拘禁人民，并将证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囚禁以逼取供词，而法官们却将其视为正常程序。所幸，仍有些法官表现出卓绝的风骨和勇气，他们证明了即使在最晦暗的环境下，人们仍然能坚持选择正义的道路。他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继承了伟大的法律传统，让我能很自豪地说，他们当中的几位现在是我在宪法法院的同僚。然而绝大多数的法官向不公正的法律与不公正的手段屈服了。最终，司法机关的领导人送了一份文件到真和会，承认司法系统在种族隔离时期未能善尽保障基本人权的职责。

赔偿委员会（Reparations Committee）是完全独立的。它从第一个委员会（听证委员会）取得报告，并确保每位受害者取得一次给付的金钱赔偿。这不仅是作证者的伤痛，而是整个世代的伤痛，是无法衡量的伤痛。虽然赔偿经费不能从砍掉教育、医疗，或土地改革预算取得，但每位前来作证的人都能取得或多或少的物质赔偿。然而，有些人对赔偿的金额与赔偿的方式有所抱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呼吁对于遭到处决或虐待致死者重新举行有尊严的葬礼。在我看来，建纪念塔、给予受难者小孩奖学金、以受难者的名字命名道路、花园或建造宏伟的纪念塔等等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宏伟的纪念碑，而是一个素朴得像人民自己一样的纪念碑，一个如同他们亲身经历的伤痛般哀痛逾恒、历历在目、念念不忘的纪念碑。

委员会的第三个部门，也是工作最困难的部门，就是特赦委员会。每个法庭有两位法官，这也是真和会中最像是法院的部门。然而当刑事法庭通常判决一个人是否要被关进监狱，这边做的却是相反的，这里的法官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免于被起诉。因为牵涉到人身自由，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等原则在此必须被遵守，但不像一般法庭要求严格的证据法则和正式起诉程序。我们处理过许多令人惋惜、鼻酸的案子。

克里斯·汉尼（Chris Hani）曾是首批游击队员的一分子，后来晋升为非国大军事部门“民族之矛”的指挥官以及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是受到人民爱戴的英雄。在一个复活节假期，当我们还在协商新宪法时，他在慢跑后返家时被枪杀。凶手走出车来，拿枪抵着他的头，然后扣下扳机。对方是住在南非多年且与南非极右派合作密切的波兰极端右翼分子。因为邻居指证他作案用的车，警方迅速逮捕他。不夸张的说，那把枪甚至还在冒烟。讽刺的是，因为非国大反对死刑而使他和另一名同伙逃过死罪，并能寻求赦免。他们应该被赦免吗？特赦委员会因为两名凶手隐瞒太多事实而拒绝赦免，他们被起诉并被判终身监禁。

接着是关于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足球队的案例[1]。温妮勇敢、孤僻、好战、热情、亲切，令人如沐春风，有些人会说她可以用她的方式摧毁任何人或任何事。温妮召集了一伙人犯下重伤害罪，并和当地非国大爆发冲突。那是曼德拉仍在狱中的种族隔离制度末期。血腥杀戮时有所闻。温妮本人并未寻求赦免，是她的足球队员来求饶，他们说是温妮妈妈（Mama Mandela）命令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应该获得赦免吗？这个棘手、悲痛、折磨人的南非问题需要一个棘手、悲痛、折磨人的南非答案。我们的真和会还未臻完备。它引发许多争议，并驱使我们进一步的反省。因此，杀害史蒂夫·比科[2]这位勇敢、爽朗的领导者的凶手们因为隐瞒太多事实而未被赦免。然而，以信件炸弹谋杀露思·法斯特和珍妮·朔恩（Jenny Schoon）的凶手们虽然手段凶残，还是因为符合标准而被赦免。

知识与认知

我想分享一些我个人对于真和会的想法。首先是关于知识（knowledge）与认知（acknowledgement）的不同，这是斯坦·科恩[3]告诉我的一个概念，而他又是听托马斯·内格尔[4]说的。“知识”指的是拥有信息，并因而了解事实。事实上，对于南非境内的迫害案件有无以计数的知识，但却少有关于人们付出多少代价的认知。“认知”指的是一种接受，但不只是对客观事实的接受，还有对其情感与社会重要性的接受。认知的前提是对事件之发生抱有责任感，并了解到该事件对当事人以及整体社会的意义。

了解真和会运作的方式之一是将它视为把知识转化为认知的过程。首先必要的是认知过去的伤痛。成千上万的人受难的事实，这是广为人知的“知识”——政府迫害人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人们枉死牢狱之中。然而人道和个人面向没有彰显，人民真实的苦痛没有抒发的机会。然而，当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受害者，知道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听到他们亲口诉说他们的痛苦，那原本空洞的信息就不再空洞了。这对那些前来作证、回家后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人也是极有意义的。因为有了真和会充满人性与关怀的做法，社会大众可以认知到成千上万过去被隐藏的私人伤痛。另一种认知则事关加害者自己，他们需要勇敢走向摄影机，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最终，整个国家认知到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而且可能再次发生，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实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了解其来龙去脉，并降低其再次发生的机率。

当初公民团体要求的公开性（publicity）成为真和会得以震撼南非与国际社会良心的关键。眼泪、声音、严峻表情、悲泣皆历历在目。几百万双的眼睛从电视上或从书本中见证剧力万钧的一幕幕。大家因而去反省，在那个环境之中他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有什么是该做而没做的。

真相的四个面向

身为一个法律人和一个法官，我常对真和会的许多特色感到困惑。它们大多跟我们该怎么看待真相这个概念有关。“什么是真相？”这个问题从将近两千年前就被拿来开玩笑，但至今我们仍须回答。我并没有受过认识论或存在论的训练，所以我自己将真相分为以下四类：观察所得出的真相（observational truth）、逻辑推演出的真相（logical truth）、经验告知的真相（experiential truth），以及透过对话而归结的真相（dialogical truth）。这样的分类是非常有助理解的。

观察真相，不论在自然或社会科学里，都要界定出一个特定的框架，并排除所有这个框架不考虑的变项。在法庭上，我们在界定的框架下运作，回答某特定问题，像是某人是否在某特定时间以某特定方式蓄意杀人。你确定目标，划下范围，然后找出真相。这就是观察真相——巨细靡遗、锁定焦点。

逻辑真相是建构在假设之上的普遍真相，蕴含在特定命题中的逻辑。逻辑真相的获得是一个演绎和推论的过程，最后，我假设，借由文字的力量来解释世间万事万物的抽象关系。许多法律就是在找出观察真相和逻辑真相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将观察真相放入逻辑架构中。

经验真相则是另一套规则，它来自深入现象之中而后取得的理解。这种真相是我们每一个经历过它的人都能体悟到的。我第一次想到这概念是在读甘地的书《我对真理的实验》（My Experiment with Truth）[5]之时，我当时对这书名感到困惑。这不是我对“实验”一词的了解啊！我们在学校用本生灯与盛着各种液体的烧瓶在控制条件下测试科学假说，那才是实验。甘地却没有假说，他拿自己当实验，而非一个想法或是一种对世界的理解。这个实验是将他自己全心全意地沉浸于特定经验之中，然后就其经历做出结论。这个过程的核心是诚实、客观的探索工作，同时也需要能客观地排除个人想法，并以一个真正无偏见的方式来省思你的主观经验。如此的经验真相是深入且深刻的。然而这样的真相也让我们法律人感到尴尬，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主观且无用的，因此会试着将它排除。我们宣称我们要的是客观的真相，也就是我们称为“事实”的东西。

最后，也就是我所谓的对话真相。这是一种从人们的交流互动中诞生的真相。我们都对客观世界（reality）有不同的经验，且我们不同的兴趣和背景又影响了我们如何去诠释这些经验。正反不同的主张与观点时而进行交锋论战，碰撞出新的综合观点，但综合观点维持不久就被挑战、驳斥，然后开启新一轮的辩论。这个过程永远没有终点，确定不移的真相永远也不会产生。

观察真相在其狭隘的框架之内是绝对的；经验真相容许主观诠释，但它是私人的，且仅有个体意义；逻辑真相是客观的、普遍的、非个人的，且独立于外在客观判准之上；对话真相囊括了以上三者的所有元素，并默认了一个包含许多声音与多元观点的对话社群，而且唯有在此条件之下对话真相才有可能蓬勃发展。以南非来说，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重大的违反人权的事件。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可以宣称拥有毫无疑问、不容挑战的观点。

所以，尽管人权受难者的经验是强烈而真实的，但他们的经验并不比加害者、记者或法官的经验更真实。我这么说并不表示我认为世间上没有一个衡量各种行为的价值的标准。真和会的立场是以一个行为究竟是尊重人权还是泯灭人权来作为衡量标准。真和会也假设人们永远有选择，且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话真相借由聚集所有不同角度的真相、不同经验和不同声音，而归结出最中肯的叙述和最有意义的现象衡量标准。真和会本身并不是一个由十二位、十五位或十七位机械式思考，看待事情的态度和人生经验都相同的委员组成的同构型团体。报告中的叙述和评估都是透过不同委员间的对话而形成。图图有他本身特殊的坦诚与来自个人经验的观点。他的副手和他价值观相近但生活经验不同。其他的委员各有不同的背景，也反映出多样的历史和文化经验。他们将不同的观点和评价融会综合，而非仅仅是东拼西凑起来。这就是对话真相的诞生经过。

真和会的威力，以及它为何能引发如此广大的回响，乃是因为它奠基于对话，听取各方观点，并汇集各方观点。真和会并不是像是检察官的一群人跑来对你说：“我们代表国家，我们将要从你身上搜取真相。”国家无法从任何人身上取得真相，真相不是这样产生的。唯有不同面向的声音和观点才能一点一滴地拼凑出丰富且真实的故事真相。真和会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组合体，其功能在于尽可能找出最有意义且最具说服力的语言、表达形态，以及陈述故事的方式。

在真和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之后，我开始思考另一个新问题：“为什么法庭上得到的真相如此少，而从真和会得到的真相却如此之多？”后者简直像是条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大江，细节和旁枝也许不太确定，但主干的方向是无可争议、势不可挡的。真和会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让我们不再拒绝面对真相。即使是旧政权最死忠的支持者，也无法否认那些以其名而为的暴行。另一方面，法庭记录是枯燥乏味的信息。除去那些侦查所得的琐碎细节，你知道的很少。该为侵害人权行为负责的社会因素与文化及制度系统，则仍逍遥法外。

要解开这个谜团，就得了解探求真相的不同途径其实有不同的目的。法院的核心关切是个体的责任。罪责与赔偿是它们首要处理的。正当法律程序在意的是证据，而非真相。你必须先证明被告的确犯下被起诉的罪行才能将他们送进监牢。当判决的罪刑与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且大大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时，你需要这套严格限制的程序。然而当一个国家意欲了解和处理其历史时，要问的是更大的问题：“这是如何发生的？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有什么影响与意义？我们要如何提早防患未然？要如何防止其再度发生？”当你处理的是这样大范围、长时间的问题时，重点就不仅仅是循正当法律程序来决定刑责或赔偿就好，而是要让整个国家社会能了解、能认知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唯有如此，疗愈才能开始。对话是疗愈的基础。参与对话的人的自尊心是寻求公民意识的根本。当每个声音都被赋予同等的重要性时，疗愈才真正开始，因为届时大家才会意识到彼此的道德与责任是紧紧相连的。

南非若要达到全面彻底的和解，最终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人人受到同等尊重且享受相同机会的社会条件。然而，真和会的存在大大地推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修复。我想这不但对我们的国家，可能对整个世界都是重要的一课。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谨守正当法律程序、伸张美德打击邪恶的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但我们仍需要一套弹性、包容的制度来让其他因素能够与暴力及创伤取得妥协，在这套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原告和被告的关系，而是寻求共识的对话者。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有些人因为被听见而如释重负，有些人因为认知到自己的恶行而羞愧认错，而重要的是他们都想与彼此对话，而非杀死对方。事实上，制宪的过程和真和会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两者都肯定我们有需要让曾经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双方面对面看着彼此的眼睛，去发掘彼此心灵深处共享的人性价值。如果说宪法本身就是经由对话达成尊严和安全的产物，那它也应该被视为经由对话加速化解争议的工具。而真和会的作用还远超过帮助我们处理剩下的问题。彼此相互沟通了解，勇于面对过去惨痛的错误，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信条。

此外，在接下来的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续）和迪可可案（Dikoko Case）之中，道歉和调解是主导我的判决的核心精神，并改变了司法运作的方式。

真相与和解

严格地来看，一蹴即成的和解是很少的。少数的加害者得到受害者直接的原谅，但那只是极少数。人们感到不公不义、感到愤怒、感到不舒服，因为只有少数的加害者流露出人性的情感。但也有些例外。有个白人因为非国大在普里托利亚的炸弹攻击而失明。炸弹客阿布贝克尔·伊斯梅尔（Abubaker Ismail）坦承这是解放运动期间，他的组织在军事目标附近放置的炸弹，并寻求赦免。他说他因为被迫要以这样的方式战斗而感到非常的愧疚，也对受害者感到抱歉。然而受害者主动与伊斯迈尔握手，对他说：“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当时是为了自由而战，那是你的使命。现在我们可以放下过去，继续向前了。”

在南非还有些像这样的例子。惟就比例而言，它们虽不是唯一，但仍属罕见。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创伤并没有被化解。大多数的加害者西装笔挺、在律师陪伴下前来，肢体僵硬、表情冷淡，像在法院般朗读准备好的演讲稿，而不是发自肺腑、敞开心胸地倾吐与哭泣。他们同意认罪是很重要的，但往往只限于对非法行为事实部分的认知，配上排练过的道歉，而不是真诚的悔悟认错。非洲人们有很大的包容心，但唯有加害者表现出同等的坦诚与真心时才能得到宽恕。正如即使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世界，我们仍有权做利他的事情，所以即使在一个强调法律与道德责任的世界，我们仍有权宽恕他人。但问题在于，唯有当加害者认知到他们的错误行为，他们才能得到宽恕。

即使在和解程序上有这么多的限制，我相信为这个国家整体的和解奠定基础的目标已经大致完成了。即使在个人之间和社群之间的和解，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在国家的层次上，南非首次有了对近代最悲痛的一段过去的共同单一历史。一群没有共同记忆的人不可能组成国家，也不可能孕育出共同的公民精神。你不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同一块土地上有一套白人历史、一套黑人历史，而且两者毫不对话，各自表述。你需要有一套单一、普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国家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黑人和白人能享受的公共设施与生活机会并不均等，但至少现在我们的国家没有像以前那样分崩离析了。就像美国人说的：“我们现在都在同一块土地上，或至少开始聚集在一起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我们也要记住，负责任可以有许多方式。惩罚也不意味着一定要把人关进监狱里去。那些在电视上公开说“我们要把人分尸，然后拿去喂鳄鱼”的人并不是真的没被惩罚。他们的惩罚就是罪行被公之于世、就是羞耻感。他们看着已经不在自己权力统治之下的受害者家属。他们以平等的方式看待对方。然后他们回家，忍受着邻居、儿女、家人的目光。他们曾经受到肯定、受到晋升，如今他们被遗弃、被否定，许多人因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而要接受心理治疗。他们落寞的表情就像是警告我们——纸永远包不住火，真相终将公之于世。

许多失踪者的遗体被找到了。曾经花了几年却一无所获的案子，例如史帝夫·拜寇和被称作“克拉达克惨案”（Cradock Four）[6]的运动领袖的死因，如今都真相大白。所以我们在“知识”和“认知”两者都收获丰硕，这代价是赦免愿意挺身而出、说出真相的人。然而没有证据是很难在法庭上起诉成案的，我们也很难去断定谁应该被以什么罪名起诉。但我相信，南非因此和解过程而成为更强大的国家。

我们要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其中一个答案是我们必须让这些国安警察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永远保密的。这些人绝不能再有国家无论如何可以保护他们的错误认知，真和会已经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我们的这个世代是不可能的。而其他的答案便是要重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真和会运作的过程已经深入人心，希望日后报告内容能够编入教材，而其结论能够启发所有南非人的思维。邪恶和残酷必须以它们真实的面貌被看见，不能以保护国家免于想象的外来恐怖的攻击，作为自身违反道德规范、为非作歹的正当理由。进一步来说，未来我们必须有强健的机构致力于保卫基本人权。我们的宪法对此着墨甚深，其中之一便是宪法法院，而我很荣幸是其中一员。

宪法法院

我们在曾经是约翰内斯堡最恶名昭彰的监狱的中心盖一座新的宪法法院，它要以一种让大家都看得到的方式表达“绝不重蹈覆辙”的原则，并成为拯救国家生命的象征。甘地曾经被囚禁于此，但除此之外，它和印度还有更深的渊源。我们为新法院的建筑设计举办了一场国际竞赛：有六百人买了报名手册，最终有一百八十人缴件，其中四十名来自国外。评审团主席查尔斯·柯利亚（Charles Correa）是孟买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师。他被选为主席是因为我们认为他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的不是将北美建筑移植到南非，我们要的是一座符合南非历史、文化，并针对当地特有的光线、物理结构、地形与需求而设计的建筑。

杰出的斯里兰卡建筑师杰弗里·巴瓦（Geoffrey Bawa）是另一位评审团成员。柯利亚的夫人莫妮卡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她做的闪闪发亮的织锦。织锦中有棵紧紧附着于地面却悬浮在半空中的榕树，这象征着宪法法院是人们可以享其庇荫的大树，人们保护着大树，而大树也为人们挡风遮雨。宪法法院将她那幅带有印度风的织锦放在法院中显眼的位置上，但宪法法院和印度的关系可不仅止于表面上这么简单。我们选定的地址是原来的“老碉堡监狱”（Old Fort Prison）。我们常带着既得意又羞愧的口气说，南非有着世界唯一一座曾经关过甘地和曼德拉两人的监狱。而对甘地的南非岁月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大部分最深刻的人性实验都是在这座监狱进行的。就是在这座监狱，当他看到印度囚犯有盐配饭、非洲囚犯却没有时，他决定他也不取盐。也是在这座监狱，因为盐巴事件让他决定放弃物质享受，以了解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惭愧的是，是南非给了他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当印度犯人被要求戴上非洲犯人才戴的囚犯帽时，他并没有反抗，而是说他将其视为一种荣誉。当他于1914年回到印度时，他也带走这顶后来成为印度自由奋斗象征的囚犯帽。我们的宪法法院，就矗立在甘地戴上囚犯帽的地点。

我们的新宪法法院、新民主需要一座新建筑，但同时保有旧监狱的结构。监狱就这样环绕着宪法法院，有条旧监狱的楼梯还留在新法院里，而监狱的砖块就这样包覆着法庭。宪法法院传达的讯息不只是“绝不重蹈覆辙”这条重要的民主宪政原则，更象征了奋斗、希望，以及能够战胜绝望与残酷的勇气与人性。过去可怖的负面能量于是被转化为迎向未来的正面能量。我们希望新的建筑是简单的大楼，让进来的人能够感觉到正义是友善、温暖的，而且并不遥远。每当我走进今天南非的治安法庭，我都会感觉到我是罪人，但明明我就是这块土地上最高位阶法院的法官！目前的法院建筑都有一套制式的标准，目的是在彰显其权威，它像是在对你说：“注意喔，国家统治着你。”我们的宪法法院并不展现权力，它限制权力。我们的任务是捍卫新宪法，确保所有的政府权力都在宪法所规范的程序下行使，并使之与宪法遵奉的信条与价值并行不悖。

正是这些价值把我们与甘地链接在一起。奠定我们的新民主的基础价值都昭告在人权法案之中，也体现在平等的公民权利之上，它不只是被动地保护人民权利不受政府权力侵犯，更积极地主张所有人都有权过着正直、有尊严的生活。宪法法院被明文要求必须促进开放民主社会的价值。这样的社会必须认知到，所有成员不论尊卑都享有平等的价值和尊严，并且也尊重一个事实，即人与人在外表与内在性格上都有可能是不同的。这些都是甘地的理想。

然而我们在这部宪法之中不只能找到甘地的精神，也能看到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哲学。曼德拉的自传取名《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其实便是改编自尼赫鲁的名句——“追求自由没有快捷方式”。印度争取自由的奋斗历程，以及他们如何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包容多元文化的经验，曼德拉世代影响深远，也反映在我们的宪法条文当中。因此，我们从一个印度伟人，以及另一人身上的悲天悯人与谦冲自牧的精神中，看到了民主的制度化。这两大横跨印度洋而来的助力厥功甚伟，因为它不只是透过文字传递，而且是透过与这两位伟大印度导师共同奋斗的南非人的抗争与被囚经验而来的。

其他的影响来自世界各地，来自非洲其他国家、来自欧洲、来自北美洲和南美洲。普世主义和全球化其实是对立的概念。普世的人权概念并非某一套经过全球化之后，强加于所有人头上的教条。人权不是从某个国家输出到全世界的舶来品。相反的，它来自不屈不挠的奋斗，以及世人所共同信仰的理想主义。国际社会一致遵守的信念原则乃是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们为了人性尊严而付出的成果。这样的精神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人权斗士，不分国界，不分年龄，并体现在我国的宪法条文之中，而我，作为宪法法院的法官，矢志捍卫之。

后 记

在一整年繁重的工作之后，我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了一场轻松有趣的聚会。那是一场充满勇敢和机智的电视连续剧幕前、幕后人员的年终聚会。主办人也就是屋主，乃是导演之一。她父亲在她童年时就被暗杀，是第一批被种族隔离分子派的杀手暗杀的人之一。她甚至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她怀里死去。至今她仍不知凶手是谁。但她没有因此被打垮，并成为有名的电影工作者。

在喜乐的音乐声中，我听到有人叫：“哈啰，奥比！”我转身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对着我微笑，他看起来非常愉快。这人又说：“哈啰，我是亨利，你记得我吗？”一开始这名字在我脑中完全没有唤起任何记忆，他又说：“记得吗？我去……”于是我想起来了，“你到我的办公室，你说你要去真和会……”

音乐震耳欲聋，跳舞的人环绕着我们。我们到角落去以便听清楚对方的声音。他笑容满面。我问他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说他写信给真和会，尽其所能地告诉真和会他所知道的，并对六件罪行寻求赦免。不久，他花了几个小时回答苏、鲍比、法若克代表真和会所提出的问题，他们都曾在艰困的解放运动期间生活于莫桑比克。我跟这三位都很熟，他们都曾在莫桑比克为自由而战。亨利提到这些人的时候都是直呼其名，而且相当亲切而兴奋。

然后他停下来，看着我说：“你说如果……也许……？”我回应：“是的，亨利，我说如果你和真和会合作，如果你为南非做点事，那也许我们还会再次相见……当时你答应我，而我现在从你的眼神中知道，你已经说出真相。”

所以我伸手和他相握。

他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而我几乎瘫倒在身旁朋友的怀里。后来我在一头雾水的宴会主人那听到，亨利突然离开宴会，回家后足足哭了两个星期。

[判例一]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续）——了解而非复仇，修复而非报复

以下将用伊斯梅尔·穆罕默德在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的判决摘录，深入说明《真相与和解法》的滥觞。

穆罕默德副院长︰

掌权的人开始与曾经被囚禁、被剥夺发言权、因为反抗国家控制而被驱逐出境的人协商，为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而努力。这些协商催生了一部承诺以保障基本人权，并朝更公正、更稳固的民主政治而努力的临时宪法。参与协商过程的人非常明智地察觉到，由于过去历史留下的创伤以及不容否认的不平等，要重新建立一个民主政权是极为困难的。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唯有我们以坚定的决心与慷慨的大度去追求和解与共生。

以下文字摘自南非宪法的结语，其内容清楚地阐述了上述的基本哲学：

国家团结与和解

本宪法旨在提供一座具历史意义的桥梁，以联结这个国家的过去与未来，前者是一个充满了摩擦、冲突、被掩盖的痛苦与不公不义的分裂社会，而后者将以对人权、民主，以及所有南非人，不分肤色、种族、阶级、信仰、性别的共存共荣的承诺为前提。

欲达国家团结、所有南非人民的富裕以及和平，需要所有南非人民的和解和社会的重建。

本宪法的公布施行提供南非人民安全的保障，以免于过去的分裂与摩擦，与其造成的严重人权侵害案件、对人道原则的暴力破坏，以及充满仇恨、恐惧、罪恶与复仇的恶习。

这些问题现在都可以根据以下共识来解决：我们需要了解而非复仇，需要修复而非报复，需要和解共生（ubuntu）而非寻找代罪羔羊。

为促进和解和重建，我们需要提供赦免给过去因为政治目的或在矛盾与撕裂当中犯下的行为、疏忽或侵害。为达此目的，依本宪法成立之国会应制定法律，限定明确日期，亦即1990年10月8日和1993年12月6日之间，并建立相关的机制、标准、程序，若是需要的话，还要建置法庭，以利该法通过后赦免案的处理。

借由这部宪法和这些承诺，我们南非人民为这个国家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

依据上述宪法结语的诫命，国会通过了现今一般所称的《真相与和解法》。

为达成功的协商与转型，转型的条件不仅需要过去的受害者的同意，也需要那些会被一个“基于自由与平等的民主社会”给威胁到的人的首肯。如果新宪法没有杜绝复仇与报复持续发生的可能，那么，可能会受到新宪法秩序威胁的人就不可能支持新宪法。若是真的这样，某些人的恐惧与某些人的愤恨将形成威胁，这部宪法所构筑的历史桥梁将是摇摇欲坠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参与宪法协商的人几经思考之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需要了解而非复仇，需要修复而非报复，需要共生而非寻找代罪羔羊。

这结果不论在任何层面都是困难、尖锐的，甚至是极度痛苦的，必须要在过去受到国家暴力侵害的受难者寻求正义的需求、和解的需求，以及迅速转型通往新未来的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样的，在鼓励犯错者协助重建真相和因真相而得到补偿的受害者之间、在纠正过去之错误和创造新未来之间，要取得平衡也绝非易事。这是一场在政治、情感、道德、逻辑等种种考虑下极度困难的实验。这个判断工作主要落在转型前及转型过程中被赋予立法工作的人身上。结果也许常不完美，转型正义的追求或许也印证了康德的那句话：“在人性这根曲木之上无法造出正直之物。”针对立法者在宪法结语当中选择出来的方法与机制，以及其意味的艰难工作，他人都有理由进行批评讨论。但我们并不在乎该机制是否明智或有效，而只在乎其合宪性。

往昔冲突对立的敌人如今仍同住在一个国度之中。而他们必须生活在一起，并学习如何彼此相处。幸而这个国家如今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能找出最能促进双方和解与重生的管道。这一棘手的任务，南非人民唯有审慎地参考其独特的历史与种种复杂、矛盾的因素，还有其情绪性与制度性传统，才有可能妥善处理。在特殊的条件与环境之下，惩罚在面对过去罪行时能扮演什么角色，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判例二]

迪可可案——名誉如何可用金钱衡量？

萨克斯大法官:

在诽谤案中的损害赔偿……我们把诸如名声与荣誉这样深深内在于一个人的人性尊严之中的事物，当做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在处理。不像其他产业，荣誉的价格不会标示在股市交易上。对受害者最真实而永久的安慰应该是法院在社会大众面前还他或她一个清白。真正的胜利在于让他或她能够抬头挺胸地离开，并知道即使是那个诽谤其名誉的人也承认了错误……

想要为受损的名誉设法找出一个成比例的补偿金额，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被污损的名誉要么能够被洗刷清白，要么就是继续蒙冤。较高的金额不能恢复更多的名誉，较少的金额也不会恢复较少的名誉。最终能够还原告一个公道的是，法院能够发现证明其人格的证据，而不是他或她户头里的存款增加多少。

有人主张一个人的名声的价值必须用赔偿金额来予以呈现，但这样的想法是有危险的，它会破坏掉法律最需要恢复的那个东西，亦即，受害者的令名清誉。它是抽象的、社会建构的，但具有重大意义。这类型的伤害需要通达人情世故的法官在常规之外，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做出适当的判决，鼓励双方和解。现行法律对于诽谤罪的处理只会加大双方的裂痕，迫使他们渐行渐远，而不是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如果有一方会胜利，那必然有一方要输，输赢的差距在于赔偿金额的多寡……

我们现在急需的是更宏观的视野，并鼓励使主动撤告与道歉这样的修补式价值（reparative value）能够被引入诉讼程序。用法律术语来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还有哪些补救方法得以让我们抛开传统的思维模式，而专注在人的问题上。首要的目标应该是修补双方的关系，而非惩罚某一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将我们宪法所推崇的“和解共生”（ubuntu-botho）这个价值融入诽谤案的诉讼程序当中……

“和解共生”不是一个只是在法官们已经做出判决之后，为了让这个判决看起来更仁慈、更积极正面，而另外找来为判决添加光环的陈腔滥调。它其实内在于我们的宪法，并且与其制定密不可分。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南非人的一道活水源头，激励着我们去追求和解，并驱使这个曾经深深撕裂受伤的社会去搭一座桥，以克服、超越一个支离破碎的过去。用现代观点来看，“和解共生”具有历久弥新且生生不息的特色，代表了人类团结合作的精神，而将自由与平等凝聚在一起，创造出能够支持宪法核心价值的正面且相互支持的协奏曲，“和解共生”完全融入宪法所彰显昭告的基本权利之中，并滋润丰富着它……

“和解共生”也与在国际社会上当红的“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这个概念不谋而合。这观念不但深植于我们的文化，并且也与全球人士努力建立的以修复而非报复为核心的修复式正义体制相呼应。修复式正义的主要元素有四：面对、修补、融合、参与。“面对（对话）”让受害者和加害者谈论曾经发生过的伤害和未来的相处之道。“修补”着重在治疗伤口而非制造另一个伤口。“融合”进同一个社会有赖于双方的尊重与承诺。最后，“参与”需要的是一个较不正式的交流场合，并让双方的亲友也能参与。这些观念与我们国家传统上排解纷争的手法是若合符节的，而其根本精神即为“和解共生”，它已代代相传，且将绵延不绝……

如同修复式正义原则，和解共生的哲学常在刑法中被引用，特别是跟孩童有关的案件。然而它不应该只在这些案件中被引用。在诸如死刑、非法占用一个勉强的栖身之所的人是否应该被驱离等等性质迥异的案件当中，“和解共生”的观念都影响着法律人。最近，高等法院在判决一桩杀人案时，就很有创意地在判处附条件的缓刑时，应死者母亲的请求，要求被告家族中的长老出面道歉……

种种既要恢复个人的公共名誉，同时又得抚平个人创伤与社会伤痛的案例，是我认为最需要善用“和解共生”概念的。我们在这些案子中应该注意的是其和“正式道歉”（amenda honorable）[7]这个罗马——荷兰法学说（Roman-Dutch law concept）[8]的关系……

虽然“和解共生”是南非文，“正式道歉”是法文，且分别来自不同的法律文化，但两者皆有着相同的哲学内涵和宗旨。两者都旨在促进面对面沟通，以利公开排解纷争，恢复群体和谐。在两种法律文化当中，诉讼程序的首要宗旨都在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以尽其可能地鼓励一方真诚地道歉，一方宽容地接受……

然而今天，整个法庭运作的基本心态，从证据的推导到辩论的呈现，都只着眼于增加或减少赔偿金额，而不是鼓励有人道歉。我认为，以“量”为中心的法庭思维需要修正，如何提供修复双方关系的药方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仇恨言论，立法机关已经指出它支持新的以道歉为主的补救措施。因此，衡平法院（Equality Court）有权力下令，被告在其他的补偿之外必须正式道歉。我相信这些深深为我们的宪法所拥护的价值，会鼓励我们在诽谤案件中也采取同样精神的措施。在“和解共生”这个核心宪法价值的鼓励下，审判法庭应该设法尝试新的机制，其目的不在于斤斤计较赔偿金额之多寡，而在于帮助各方化解纠纷，圆满和解。问题是，如果法律的愿景依然故步自封，那么，诉讼当事人就不太可能透过直接且有尊严的交流互动来修补关系。结果，道歉将仍被视为减低伤害的技术性手段，而不能发挥拨云见日、一扫阴霾，让各方重修旧好的主要模式。

我想要澄清，特别强调修补双方关系并非意味着要完全排除损害补偿金额。在我们的社会，金钱的作用有如牲口，有其重要象征意义。只要我们仍处于金钱主导的世界，损害补偿便需要被保留，以作为一种吓阻违法的手段。因为即使是最让人没面子的道歉（不论真心与否）也不花费当事人一毛钱，许多匪类恶棍将相当高兴只要道歉就好——“毕竟只要说几句话而已”。除此之外，众所皆知，一个人的名誉一旦受损就很难借由公开道歉获得完全的澄清，伤害性的言论通常会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所以即使损害补偿无法疗愈诽谤，仍能对意图诽谤者造成威吓，并能对受害者无法挽回的清誉带来些许实质安慰……

在道歉与金钱赔偿之间，我们需要有更具弹性、更具创造性的思维。从“和解共生”和“正式道歉”这两个概念的交集之处着手，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更佳的补救措施，前者蕴含一种新精神，后者是一种经过时间考验的法律形式。不论我们采用多么创新的方式，也不论事实在每个具体案例当中对结果会有多大的影响，法律若是能提供更多的补救措施以供选择，当事人之间就越有可能实践正义，我们也更有希望实践宪法所憧憬的人性社会……

[判例三]

伊丽莎白港市拆迁案——法律应以仁慈与悲悯为念

以下系摘录自我在伊丽莎白港市拆迁案中所做的判决。该判决指出，若未经进一步的谈判调解就将身无分文的黑人自搭建在白人土地上的简陋木屋中驱逐，那将是不正义、不公平的。

萨克斯大法官:

当无家可归的人被迫四处寻觅供家人遮风避雨之栖所时，不只是穷人们的尊严受损而已。我们整个社会也会因为国家没有设法帮助、反而恶化他们的不幸而蒙羞。赤贫者需要最基本的物资以过着勉强有尊严的生活，当他们的这种需求一再被拒绝，而国家的行为非但没有帮助满足他们的需求，反而将其拒之千里之外时，我们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就破产了。是以，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司法审查过程，以处理充满压力与冲突危险的社会争议。

在《禁止非法强拆和不正当占有法》（Prevention of Illegal Eviction and Unlawful Occupation Act，简称“禁拆法”）的内容中，正义与公平两个词汇蕴含的标准并非只是一般土地法条文中的技术性规范。强调正义和公平是禁拆法的中心哲学和策略目标。法治与促进平等有时被视作不同且甚至是矛盾的目标，但禁拆法把它们当做是彼此相关、互补，且相互强化的。若没有对每个个案的实质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必要的和解就不可能达成。法院因此被要求在它的例行工作之外多做一点，在以公平为原则的前提下，对当前充满矛盾的法律与社会争端进行更积极的司法管理。这对法院应该如何处理这些议题有很大的影响，譬如说，法院要如何追查证据、采用何种程序、如何施展权力且要如何判决……

我国宪法和禁拆法要求法官在考虑合法性之外，也得判断占有者的利益和处境，并以宏观的视野将公平性与其他的宪法价值一并纳入评估，如此才能获致正义与公平的判决结果。所以，禁拆法明确要求法庭在法律的一般架构之外，须以仁慈与悲悯为念。这要求法院实行一种一贯的原则以平衡各方的利益，并推动宪法所憧憬的一个能够敦亲睦邻、相互关怀的温暖社会。我们的宪法和禁拆法都相信人并非孤岛。“和解共生”的精神，不但是南非人民固有的传统文化要素之一，也紧紧交织在我们宪法当中。它将个人权利与人权法案的中心思想融合在一起，而后者不外乎是我们的新社会对人性尊严、关怀，以及相互需要的结构性、制度化、可执行的宣言……[9]

过去我们国家在宏观层面上所承受的不公不义，使得今天法院要在微观层面上达到公平变得十分艰难。司法机关本身无法矫正所有我们社会上的系统性不平等。然而，面对无法享有公平资源的弱势族群即将被迫驱离，司法机关至少可以设法减轻不公义、不平等的程度。正如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宗堕胎案的少数意见书所指出的，有些因为不同价值观而产生的问题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内在于我们的社会，以至于无论是立法或是司法单位都无法用一个“正确”的答案来予以“解决”……

因此，在处理禁拆法所导致的两难时，法院应当尽力善用其所能运用的证据与程序资源……

在寻求前述矛盾的解决之道时，正义与公平的程序及实体面向不能被拆开理解。法院的角色或许需要一点创新的思维。是以，一个兼具尊严和效率的达到不同利益之间的和解方式，乃是鼓励并要求双方以积极主动和诚实的方式与对方互动，以寻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只要有一丁点的可能性，都应该先尝试互相尊重的面对面沟通或经由第三方调解，而非直接采取零和游戏式的对立……

强制调解（compulsory mediation）是现代国家的普遍趋势。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强制”之意在于强制参与，而非强制以调解解决争议。在南非，许多劳资纠纷案件在告上法院之前的调解或和解乃是必经程序。家事纠纷的调解状况也类似如此，虽然其调解并非强制，但在判例之中越来越常见……

基于上述理由，想要国家执行强制驱离的人应该被劝说放弃一种观念，即那些脸孔模糊、身份不明的非法居民应该被当做社会的毒瘤一样被赶走。我国宪法不容许这种因循苟且的手段。正义与公平要求我们把每一个人都当做有尊严的个体来对待。同时，这些因贫困、无家可归而被迫住在他人土地上的破屋里的人，也不应将自己视为无助的、没有道德能动性的受害者。他们以坚忍刻苦的精神与创意巧思在断垣残壁中搭起房子，找到工作，让孩子接受教育，凡此种种均足以证明他们的求生能力和适应能力。正义与公平也要求他们运用同样的能力来克服他们的苦难，并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取得合宜的住所或土地……

调解不只可以减少诉讼费用，也可以避免司法争讼所造成的紧张对立。借由双方共聚一堂，缩小歧见，磋商相互迁就妥协，调解者将能找到圆满的解决方案，这可能是壁垒分明的司法程序所达不到的。原本花费在令人不快且将争议极端化的诉讼费用，可以改用在一个可能得到双赢结果的方法上，而且还有推动我们对人性尊严之尊重，以及强调我们可以在同一社会里共存共荣的附加效果……

在南非这个群众曾被深深撕裂且彼此敌对的社会里，调解的角色益发重要。调解过程让双方能够以务实、合乎情理的方式联结在一起，并有希望能够在未来建立一个相互尊重友爱的社群。最需要调解的便是禁拆法所处理的夹杂复杂情绪、历史因素的问题。基于禁拆法第六条强制驱离程序中牵涉到的矛盾利益的特殊本质，撇开少数特殊状况，若没有先尝试适当的讨论、寻求可能的调解，强制驱离命令将会是不正义和不公平的。

[判例四]

S v M案——孩童的尊严与权利

在青少年案件的处理上，修复式正义已逐渐取代惩罚性正义而成为主导原则。在宪法法院处理的案件中，就算要坐牢的不是孩子而是孩子的母亲，孩子的权利也需要列入考虑。某位母亲在保释期间被发现再次犯了信用卡欺诈罪，她请求要在监狱外的矫正机构受刑。在多数意见书之中，我强调在类似案件中宪法要求法院必须特别留意主要监护人入狱对孩子的影响。在顾及小孩的权利以及依循修复式正义的双重目标之下，最后我们判决母亲可以不用入狱。十位法官当中有三位不同意事实部分的陈述，而倾向在可以让她提早假释以接受矫治的前提下送她入狱。

萨克斯大法官:

每个孩子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尊严。如果宪法认为孩子也是一个具有独特个体性的人，而不只是一个还没长大的未成年人，他或她就不应该被视为与父母的脐带绑在一起的附属品，其命运非得与父母一起浮沉不可。在南非宪法人权法案关于孩童权利保障的第二十八条当中，有前所未有的详尽且充满解放意味的规定，主张父母的原罪和创伤不应该牵连到孩子身上。

不论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孩童都有权利在社会上像一个独立个体那样去表达自我，发出自己的笑声与悲伤，去玩耍，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想象与探索，去了解自身的身体、心智与情绪，而最重要的是在成长过程中去学习如何在复杂的成人社会与道德世界中立身处世，并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国家保障孩童人权的最基本工作便是尽可能提供安全的呵护环境，让孩童远离暴力、恐惧、匮乏、创伤……

（面临牢狱之灾的母亲）接受矫治监督的好处是，这方式提供了监狱不能提供的修复式正义。修复式正义的要旨便是认为小区才是控制犯罪的主要场域，不是执法机关。因此，我们法院发现修复式正义的优点之一就是让违法者在小区中复原，并可免于监狱的负面影响和对家庭的破坏。它的设计在于让他们在小区中接受惩罚与治疗，如此一来，他或她的工作与日常生活仍能保持原样，也不致接触到监狱的负面影响。

以下事实间的平衡是必要的。M在过去七年展现出重新过一种有建设性的生活并经营自己事业的积极正面态度。报告显示她在这段期间没有任何不诚实的行为。她有固定住址，并被评估为适合接受矫治监督。尽可能减少囚犯人数对社会大众是有利的，反之，将她送回监狱似乎是表示小区生活环境无法治愈她的道德过失。我不认为小区生活环境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相信同个小区里的人一点都不关心他们的邻居的道德健康状态，而只想眼不见为净。M已展现出重新做人的意愿。正如许多判例指出的，任何人不该只因是累犯就被排除于接受矫治监督的机会之外。

以上不应该被解读为法院认为她的罪行是轻微的，也不应该被解读为我们不在乎M的信用卡欺诈带给受害者的痛苦和损害。即便如此，我的结论是，在M这个案件中，她的小孩、整个小区，以及未来将从她的收入中获得金钱补偿的受害者，都将因为她在小区接受矫治而非被送回监狱而获益。

[1]温妮·曼德拉曾是南非总统曼德拉的妻子，两人于1996年时离婚。在南非民主转型过程中，她与其丈夫不同，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激进路线。她是非国大重要干部，作风非常有争议性，并曾被判刑。1988年，曼德拉联合足球队（Mandela United Football Club）的一员从一位牧师家中绑架了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詹姆斯·赛比（James Seipei）与其他三名小男孩。该球员声称，因为温妮·曼德拉怀疑该牧师曾性虐待这些小男孩，于是他们对小男孩施暴逼供。来年6月，赛比的尸体被发现了，身上有被棍棒殴打的伤痕。1991年，温妮·曼德拉被定罪涉嫌绑架与共谋杀害赛比，但原本六年的徒刑被减为罚金。在1988年的最终报告当中，真和会指出温妮·曼德拉应对曼德拉联合足球队违反人权的罪行负起政治与道德责任，且她须直接为多起谋杀、虐囚、绑架，与攻击事件负责。2003年，她涉嫌诈欺被定罪，随后辞去非国大所有职务。然而，由于她始终受到广大非国大草根群众的支持，在2009年仍代表非国大参与南非国会大选。

[2]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反种族隔离人士，1977年死于南非警察的虐待。他曾发起“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名言为“黑是一种美”（black is beautiful）。

[3]斯坦·柯恩（Stan Cohe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系教授，出生于南非。

[4]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擅长于伦理学、政治哲学、心灵哲学。

[5]完整书名应为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 with Truth，是甘地的自传，记录了他从童年到1921年的故事。

[6]1985年，来自克拉达克的四位反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青年，Matthew Goniwe、Sparrow Mkhonto、Fort Calata以及Sicelo Mhlauli，被南非警察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在种族隔离史上留下最悲惨的一页。

[7]法国早期的一种处分方式，要求犯人赤足裸身、手持火把、颈套绳环，在教会与众人之前下跪，并寻求上帝、国王与国家的原谅。如今意指一种令人满意的道歉。

[8]指荷兰人在17、18世纪建立在罗马法之上的法律体系。荷兰人自己在19世纪就废止了这套体系，但它仍然在南非、斯威士兰、印度、东帝汶、斯里兰卡等国家流传。

[9]原注：伊冯·莫哥罗（Yvonne Mokgoro）大法官在一个宪法法院解释死刑违反人权法案的案子中，如是解释“和解共生”：“和解共生”通常被阐释为“人道主义”（humaneness）。其最深层的意涵应该可以被翻译为人性（personhood）与道德（morality）。用象征性的方法来说，就是umuntu ngumunt ngabantu，意指在族群的生存与繁衍问题上，群体的团结至关重要。它包含的概念有团结、慈悲、尊严、服从基本规范与集体合作，但其核心还是人性与道德。其精神强调尊重人性尊严，用和解取代对抗。在南非人建立民主的道路上，“和解共生”的观念特别引起共鸣。这是我们缤纷绚烂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它在过去和未来都可能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呈现不同的样貌。在西方文化传统下，尊重生命的观念体现在“人性”（humanity）和荷兰文“人的尊严”（menswaardigheid）这样意味深长的概念之中，而且被人人尊奉为圭臬。这些价值正是我们的宪法要推动的。它们能为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原则赋予意义与肌理。

第四章 理性与热情

日后若有认真的研究者细心地整理我潦草记下的所有笔记，他们会发现上面可能残存许多水滴留下来的痕迹。令我讶异的是，这些即兴、随意的挥洒反而是最受欢迎的珠玉之论。

虽然判决是我自己写的，但我必须要说，和其他大法官一样，我在判决中展现的思考都汲取自宪法这座智慧之泉。我在宪法法院的同僚以各种方式去克服、解决种族隔离所造成的屈辱与不义。这部宪法的核心精神是反种族主义。事实上，宪法条文就是缔造于我们这个世代手中。它预设宪法法院的角色是积极能动的，愿意介入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的深层问题，寻找原则融贯和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而其条文也明白表示，希望我们应该力求置身于具有前瞻性的国际法学主流思潮当中，与之互相参照。

然而，尽管启迪我们思想的是同一个源头，同事们彼此也相处甚欢，但法官工作的本质却是孤独的。我判决的方式与风格一向与其他同事有所不同，这件事让我更加觉得孤独。幸运的是，在两个意想不到之处我遇到了慰藉。第一个慰藉是我发现在一个社会和历史环境与南非完全不同的国家中，有一个法官，极杰出的法官，也受到同样的思考动力驱使。他就是曾经任职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小威廉·布伦南（William Brennan, Jr.）大法官。

在美国讲学时，我很喜欢让听众猜猜我最常在判决中引用的两位美国大法官是谁。答案是能够以极其动人的方式阐述深奥、细腻法律理论的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大法官，以及善于用个人独特的口吻、有理有节地传达进步主义司法愿景的布伦南大法官。一位听众告诉我他写了一本布伦南大法官的传记，并送我一本。其中有一篇是布伦南大法官为了向本杰明·卡多索大法官致敬而发表的演讲，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了我的法哲学。布伦南大法官开头就指出，卡多索大法官提醒美国人民要注意司法判决过程中的人性面，亦即，判决一方面不只是将纯粹理性运用到法律争议之上，另一方面不可能让法官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与热情来判案。相反的，判决是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潜意识两股力量融会之后的作用的产物，没有一个法官能够免于这种影响。布伦南大法官的理论是，这两股力量的交会、理性与热情的内在对话，非但不会有碍于司法程序，相反的，它正是司法程序的活力来源，尤其是在宪法解释方面更是如此。对此我是由衷地同意。

布伦南大法官指出，在20世纪之初，对理性的关注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们的视野里容不下其他，而法律社群亦认为理性以外的观点将会严重危及司法机关的正当性（legitimacy）和权威性（authority）。在他看来，更大的威胁其实是法律社群不了解理性以外的其他特质在司法程序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忽视了其他特质，司法部门错失了许多能够滋养丰润理性，使其蓬勃昂扬的其他重要特质。布伦南大法官以“热情”（passion）来含括这些特质，这个词经过他深思熟虑而选用，因为这个词涵义很广，而且包含了许多看来像是与“理性”对立的观点。所谓的“热情”，根据他的看法，包括了对事实与观点的情绪性与直觉性反应，也就是在我们的理性还没开始推展三段论法（syllogisms）之前，就潜入我们意识之中的反应。他引用卡多索大法官的看法，法律也可以一针见血地让人有直觉性的顿悟，也能让人有豁然开朗的启发。布伦南大法官延续他的观点并指出，想象力的源头与其说是逻辑，不如说是人类的生命经验，那才是让法律得以运行并有意义的场域。细心留意一个人的直觉与情绪，审慎观察人类的生命经验，是司法程序需要的，而不是该避免的。这是我们需要呵护的而非感到害怕的。

布伦南大法官的结论是法官身负重大的责任，而这个责任来自成文宪法的文本开放特性，以及透过不同方式来调和各种原则与热情。而宪法解释的工作，特别是在最高法院[1]这一层级，常是令人望之生畏的。不论一个人曾经多努力钻研或思考宪法，宪法解释的责任之重，往往也不是大法官能预期的。大法官经常挣扎于追求法律解释的稳定性，这种挣扎是如此真实及持续，因为它涉及我们对于自己做出的解释是否有信心可以成为未来的法律原则。然而，就算理想中的稳定性永远无法到达，大法官仍然必须为之努力，因为唯有每个世代的大法官都能贡献其经验与智慧、其热情与理智，法律才有进步的希望。再一次，我又由衷佩服布伦南大法官的观点。

我获得慰藉的第二个来源则完全是个惊奇。当我看到其他国家的法官引用我的判决时，我总是觉得新奇有趣。而且我注意到，他们引用的判决都是我在放下法律工作、心中想着别的事时，意识最深处突然蹦出来的灵感。以下我将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经验。

针对死刑，我曾在一个判决里说了一段话。当杀人者被处决了，他或她反而获得了畸形的道德胜利，因为国家执行的死刑会降低社会大众对蓄意杀人的厌恶感。在一本写给英国和各国读者的死刑研究专书里，安德鲁·卢瑟福（Andrew Rutherford）教授在前言引述了这句话。而我也记得当初是怎么写下这句话的。我们南非宪法法院的第一个案件就是关于死刑的合宪性，这个案子引起了各方激烈的讨论和余波荡漾的情绪反应。而为了让我的思虑和情绪能有片刻休息，我偶尔会让自己享受泡热水澡。也就是在一个这样让人昏昏欲睡的时刻，突然天外飞来一笔，让我想起了日后被鲁斯佛教授引用的这句话。在我所有的判决中，这句话是最没有经过理性推敲、最未经深思熟虑的，但却也是流传最广的。

不久之后，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2]的约翰·斯泰恩爵士（Johan Steyn）寄给我一份他所撰写的判决书片段，该判决处理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关于某法条中举证责任倒置对于无罪推定原则（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影响。“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在特定状况下，举证责任转换到被告身上，因此被告需要提出其他事实来证明自己是无罪或不具有可归责性。这种法律原则的运用结果，是否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斯泰恩爵士引述的话大意是，刑事案件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本质上有个矛盾：越是重大的犯罪，越是众人皆曰可杀，越须坚守被告的无罪推定。这又是一个当我懒洋洋地泡在浴缸里时的突发奇想，一样一开始让人吃惊，但其实却是再合情理不过。

我猜，日后若有认真的研究者细心地整理我潦草记下的所有笔记，他们会发现上面可能残存许多水滴留下来的痕迹。令我讶异的是，这些即兴、随意的挥洒反而是最受欢迎的珠玉之论。当然，它们并非真的凭空而来。在这些想法从石头里蹦出来之前，要经历几周甚至几个月严谨、理性的探索，要阅读几百页的法律报告、教科书、论文，以及与同事的论辩激荡，如此我的脑中才会先有各种点子的雏形。然而，也唯有当我接近我的佛教徒朋友称之为“入定”的状态，这些论述才会仿佛无中生有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第二章中所讨论的四种逻辑，即发现、证立、说服，与增色润饰，竟在刹那间一气呵成。

在一桩事关囚犯之投票权的案件中，我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当时我正困惑着为什么我对这个议题有特别强烈的感觉，结果正当我放空思绪的时候，突然就顿悟了一个道理。我倏地跳出澡盆匆匆写下，不只是因为投票是每个民主国家的公民都应享有的民主权利，更因为这个得来不易的权利涉及每个人最根本的尊严，因为投票权把这个社会里面最高不可攀和最谦卑低下的人都联结在一起，而且如实地传达“人人一票、票票等值”的讯息。这个道理其实早已在我脑海中形成，只是在那个瞬间从各种杂乱又矛盾的念头中脱颖而出，并将它们全部调和融会。此外，这个概念与它的表达与修辞方式也是同时诞生、不可分割的。后来，这段话被加拿大最高法院在一个类似案件中引用。这个概念的创造过程并没有用到笛卡儿式的抽象演绎。但它却漂洋过海，被一个我向来景仰的法院引用。

我必须强调，南非宪法法院的其他大法官的判决也曾被国外法院引用，但我从未和他们讨论过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获得这些想法。我猜，如果被认真追问，每个人都会回想起灵感就在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刻不请自来，例如在莳花弄草时、在跑步时、在洗衣服时、在爬山时，甚或是在一趟无聊的旅程中握着方向盘时。我明确记得某位同僚说，有次他在判决当天早上淋浴时，想到了一个令所有人折服的论证。

据说阿基米德在他泡澡时有所谓的“我发现了！”时刻，但我怀疑把自己浸在热水中和提升创造力之间有任何的关联。不过，我现在的确变得更爱泡澡了，也不认为本院的判决因此蒙受任何损害。不过，巧妙的是，我最初三次被外国法院引述的判决，都是在我最没有严肃思考法律问题时所想到的。

对此我有两个结论。第一个是显而易见的，这么说吧，当裁判的论证都已经充分形成时，热情的生命经验必然会逐渐扩散，并影响不带一丝情绪的理性思维。另一个结论比较不明确，即生命经验对法律思维的影响不是线性、可预测的。因此，成长于一个强力反对宗教的家庭环境中的我，理论上应该对要在公共领域中保护宗教情怀的呼吁比较无法感同身受。然而，我小时候没有信仰却就读于一所宗教学校，这个经历大大地让我对宗教良心保持着同情的立场。这种倾向呈现在我另外一个在澡盆中想出来的判决里，而且还被英国上议院引用。该案强调国家应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让宗教信徒免受一般性法律的规范。

[判例一]

刑事诉讼的核心矛盾——无罪推定原则

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斯泰恩爵士关于2001年蓝博特案[3]的演讲摘要。

斯泰恩爵士：

在2001年的麦金托什案[4]中，宾厄姆首席大法官[5]参考南非宪法法院萨克斯大法官在1997年柯慈案[6]的判决。萨克斯大法官对于无罪推定的说明可说是入木三分，因此值得在此全文引述（原判决第677页第220段）：

在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里有个矛盾：越是重大的犯罪，越是众人皆曰可杀，宪法对于被告所提供的保障就越显重要。若以涉及基本权利的比例平衡当做出发点的话，确保清白无辜的人不会蒙受任何的罪名、羞辱、刑罚的公众利益，远比确保罪犯必须被绳之以法的公众利益更为重要……因此，无罪推定原则不只是为了保护个案中的人，也是为了确保社会大众对司法长远的公正性与安全性的信心。因此，特别指出某类犯罪的普遍或严重都不应该破坏这样的优先级。前人在思考无罪推定原则时，本来就已经考虑过重大恶行的可能性了，因此不应该因为某罪行特别令人发指就改变了预设的原则。若非如此，谋杀、强暴、劫车、侵入民宅、毒品走私、贪污等各式各样犯罪，都可以被说成是潜藏在所有角落而且危害甚巨，就都可以免受无罪推定的束缚了，或许，它残留的一点价值就变成替那些最无关痛痒的罪行尽力辩护。

[判例二]

投票权的意义——尊严与平等的象征

一般人该如何看待囚犯争取在大选中能投票这件事：他们自作自受？或是他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了呢？以下是我在担任宪法法院法官时写的一段判决，该判决认为囚犯不能因为一纸行政命令就被剥夺投票权，唯有符合宪法诫命、经国会通过的法律才能剥夺囚犯的投票权。请参考1999年的奥古斯都案。[7]

萨克斯大法官：

成年人的投票权是我们宪法秩序中的基本价值。这项权利的取得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一则是因为它表示所有南非人，不分种族，都取得了完整、有效的公民权，一则是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国家开始平等接纳所有的人。人人有选举权不只对国家重要、对民主重要，每个公民的选举权就像是象征着个人尊严和人格的勋章。它表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正如每个人的那一票都是等值的。在一个财富和权力差异如此大的国家，人人有选举权无异宣告了不论贫富、贵贱，我们都是民主南非的一员，且我们的命运都与这个国家休戚与共。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与投票权有关的法律应该被解释有利于选举权的行使，而非相反。

[判例三]

宗教豁免于一般性法律——当信仰与法律相互抵触

民主国家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容许宗教团体的成员可以不遵守一般性法律？以下是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沃克法官（Robert Walker）在2005年的教育及劳动部案[8]中的意见。

沃克法官：

请容我引用南非宪法法院最近的南非基督徒教育案[9]。该案和本案牵涉的议题相同，但脉络却不尽相同。不同的脉络是因为南非宪法条文规定、独特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所造成的，该国宪法法院格外重视后者。即便如此，我发现萨克斯大法官主笔的判决对本案非常有参考价值，特别是第68页至第70页（亦即第33段至第35段）的综合讨论。萨克斯大法官在第35段提到：

任何一个以人性尊严、平等和自由为本的开放民主社会都必须审慎正视良心与宗教自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困难是，民主体制要给予宗教团体多大的空间去决定哪些法律是他们会遵守的，哪些又是他们不会遵守的。一个社会唯有所有的成员都同意某些基本规范与标准是有约束力的，才能凝聚在一起。因此，宗教信仰者不能以信仰为理由，主张拥有自动免受这片土地上的法律管制的权利。然而，与此同时，国家应该在合理范围内，尽力避免逼迫信仰者必须在忠于信仰与恪守国家法律之间做痛苦且沉重的抉择。

[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不仅是普通法院的上诉审，也是合宪性控制的最高层级法院，就此部分而言，与德国或南非的宪法法院相同。但由于美国采取分散型的宪法解释模式，因此各级法院也都可以针对系争法律是否合宪表达见解，和集中型的宪法法院模式不同。

[2]在2005年《宪制改革方案》生效前，上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亦即英联邦司法体系的终审法院。依据普通法传统，该委员会成员对于英国不成文宪法的阐释与案例适用，具有最终的拘束力。

[3]R v Lambert [2001] UKH37.

[4]H M Advocate v McIntosh, P.C. (5/2/2001).

[5]汤姆·宾厄姆勋爵（Lord Bingham of Cornhill），曾任英国上诉法院民事庭首席大法官（Master of the Rolls）、高等法院刑事庭首席大法官（Lord Chief Justice）、上议院首席大法官（Senior Law Lord），是英国地位最崇高的司法人员。著有《法治》（Rule of Law）一书。已于2010年去世。

[6]State v Coetzee [1997] 2 LRC 593.

[7]August v Electoral Commission and Others (1999).

[8]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others ex parte Williamson and others [2005] UKHL 15.

[9]Christian Education South Africa v Minister of Education (2000) 9 BHRC 53.

第五章 法律与幽默

幽默是民主社会里的伟大润滑剂。它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呈现这个社会上的暧昧与矛盾，让社会上诸多的不满以自发的、富有创意的方式抒发出来。最终，幽默可说是让宪政健全发展的灵丹妙药。

一切是如此的平静和死寂，全然的无声无息，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如果我死了，我不会知道。如果我还活着，我也不会知道。我对什么都没有感觉，对我自己没有感觉，对我的周遭没有感觉，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感觉。

“奥比……”，黑暗中突然有了声音，不是旁人提到我的名字，而是正对着我讲话，用那柔和而平静的声调唤着我的名。“……奥比，我是伊沃·加里多（Ivo Garrido）……”他的语调充满了同情和温柔，我认识艾佛，他是位杰出的年轻外科医师，更是我的好友。“……你现在在马普托中央医院……你手臂的状况令人同情。”他用了个优雅的葡萄牙词汇来形容我的手臂，相对于英国文化，莫桑比克文化真是细腻啊！出院后我一定要跟他讨教是哪个字。“……我们要开刀，答应我，你会坚强地走下去。”

一种全然的欣慰、安详与喜悦包覆着我，我在前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1]手上，我在莫桑比克政府手上，我安全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对着黑暗发问，我的神智被艾佛的声音唤醒了，我又能与人交流对话了，我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我耳边有个我想是女性的声音回答我，“……汽车炸弹……”听到这我怔了一下，我内心笑了，向无垠无际的虚空笑了一下。

当我再次有感觉时，人已经在别的地方了。我躺在沙发上，身上有条凉爽干净的毯子，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身体，我能动能思考，甚至能开自己玩笑。每个东西仿佛都光明而美好，而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快乐与好奇。这是重新了解和探索自己的好时机。我怎么了？我还剩下什么？又伤了什么？我当时的感觉很棒，思路很清晰，而不只是模糊的感觉。但也许内在正在崩解……

让我来检查看看……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一个从以前就知道的笑话，从我们犹太人还在用笑话来抵抗压迫和羞辱的时代以来，从我还是年轻学生时，我的登山朋友每周都讲一个笑话给我听的时代以来，就知道的笑话。当我告诉自己一个笑话时，我对自己微微笑了，我觉得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因为我能够告诉自己一个关于希米·柯恩（Himie Cohen）跌下公交车的笑话，当他爬起来的时候，他似乎在身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记号。

一个朋友看呆了。“希米，”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天主教徒。”“你说什么天主教徒？”希米回他。“就是你刚刚做的检查眼镜、睾丸、钱包、手表的动作啊。”[2]我的左手能动，能做出我想做的动作。嗯，既然是用左手，我决定把顺序调整一下，相信希米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意见的。“睾丸”，我的手往下摸，毯子下的我光溜溜的，所以很容易就能摸到我的身体，我的阳具还在！我的老鸡鸡啊！（当时我独自一人，这么说应该无伤大雅吧。）这家伙曾经带给我许多的欢乐与哀愁，我相信往后它也会继续带给我许多欢乐或悲伤。接着检查蛋蛋，一、二，两颗都在！既然在医院中，也许我该称它们为睾丸以示尊重。我弯曲手肘，人又有了欲望是多么的美好，其次就是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把手移到胸口，能自由移动身体真棒啊，人体真是美妙的艺术品啊！“钱包”，我的心脏还在，肋骨一根不少，血液还在流动，人体的中心，所有你视为理所当然的部分都在，我好好的，我会继续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眼镜”，我把手指头放在额头上，没有伤口、没有碎裂，而且我知道我现在神智清醒，黑暗渐渐褪去，不像之前那么漆黑了。“手表”，我的手从肩膀、上臂一路摸下去，突然摸不到东西了……所以我失去了一只手。艾佛并没有告诉我是哪只手，也没说可能会截肢，也许在他的言谈中有暗示，但我没听出来吧？既然刚刚我都用左手在检查，所以我失去的应该是右手。结论就是我失去了一只手，就这样。我失去了一只手，就这样。他们试图谋杀我、将我炸得粉碎，但我只失去了一只手。“眼镜、睾丸、钱包、手表”检查完成，我自嘲，故我在。

这是个笑声洋溢的时刻，所有的听众都发出了如雷的开怀笑声。我会一直说这故事，而且雅各布·祖马[3]，他在我出院后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阶层来探视我，他更是从奚落我的过程中获得许多乐趣，不时爆出笑声，用这种富有抑扬顿挫的呼应来平衡我的讲述；在此起彼落的笑声中调整我的讲述方式，并从中也得到喜乐。

我慢慢地跟祖马讲医院这段经历，听到艾佛·贾瑞多医师的声音和他用委婉而礼貌的措辞来描述我手臂的状况（大笑），讲到他跟我说要开刀，还要我坚强地走下去那段（含蓄的笑声），以及我庆幸为莫桑比克解放组织拯救的心声（这个笑声来自感激，感激长期以来有这么好的同志，以及用感恩与不吹嘘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

讲到故事结尾时，我俩正一起用午餐。“你说什么天主教徒？……还有什么眼镜、睾丸、钱包、手表？”祖马听到这边笑得不可遏止，他的嘴巴大开，笑到全身前后颤抖，他的眼神充满了同情的笑意。我被这情境感动了，被我们之间真挚的互动感动了。这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我们加入这个组织后并不会抹去个人特质和文化，而是把每个成员的特质和文化带到这个组织里面，互相分享。祖马的非洲性、他重视对话和幽默的祖鲁特质，和我的犹太笑话融为一体，滋润它，并延长和加强了这笑话带来的欢乐。我们很亲近，但我们不必成为对方、不必改变个人品位、不必改变想法和做事的方式，相反的，我们将彼此的文化差异融入到整体的文化脉络中。这就是我们将来要重建南非的方式，不是像压路机一样把不同文化碾平，而是把不同文化都找出来，将它们视为同一棵大树的不同树根，也许有些根比较强壮，但大小树根都是这棵树力量和美丽的源头。

法庭上的笑声

法庭上的笑声是一回事，但法官们如何看待笑声又是另一回事了。有时候，法官最冷的笑话都能让律师与旁听观众行礼如仪地大笑。我相信这不只是出于对法官的谄媚，反而更像是弗洛伊德关于小聪明和潜意识的一个小实验的结论：是焦虑引发了笑声。每当图图大主教说起上帝是有幽默感的，结果总是得到听众咯咯的笑声以为回报，这又是因为释放焦虑而引发笑声的例证。然而，如果上帝有幽默感，那法律有幽默感吗？法律和公共生活中的焦虑可以借由笑声化解吗？这就是我在“笑笑就好”案中所处理的问题。

[判例]

“笑笑就好”案——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

在本案中，宪法法院判决不禁止某T恤厂商对某公司商标的讽刺性改编使用，因为其对商标所有人财产权的侵害远不及保护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在协同意见书中，我特别针对欢笑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提出意见。节录如下︰

萨克斯大法官：

法律之中有幽默感吗？这个难题每每在商标权保护的案子中出现，在其对立的两造之中，一方是需被言论自由原则保护的讽刺性作品，一方是同样强而有力的财产权原则。然而，参考世界各国的判决经验之后我们会发现，各国法院不但没有树立一个明确的方针，我们反而能从千变万化的判决当中看见法律的幽默。

在本案中，一位新闻学研究生与几家大企业杠上了，他将自己的公司称为“笑笑就好”，他毫不掩饰地将大企业商标或文字戏谑改造，然后印在T恤上出售。受害者之一，“南非酿酒公司”（South African Breweries）发现其知名商标被改编后印在T恤上并公开贩卖。“黑标”（Black Label）和“卡尔林啤酒”（Carling Beer）商标分别被改为“黑劳工”（Black Labour）和“白人罪恶”（White Guilt），而说明性的副标“美国最生猛有力的啤酒”和“南非酿造”则被改写为“非洲自1652年以来最生猛有力的剥削”和“全球无人喜爱”。可想而知，“南非酿酒公司”是笑不出来的。该公司前往开普敦高等法院声请禁止该T恤的流通贩卖，并获得胜利。

“笑笑就好”公司不服判决而决定上诉，但南非最高上诉法院法官同样不觉得这是一种幽默的表现。判决认为将种族剥削的形象加诸“南非酿酒公司”受保护的商标对该公司有害，更何况这么做的目的是贩卖T恤以获取金钱利益。最高上诉法院判决维持对该T恤的禁令。这个判决的效果非常矛盾，一方面“笑笑就好”的品牌一下子打开了国内外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破产危机。随后，这个案子上诉到了宪法法院。

这个案子的核心问题在于“笑笑就好”故意且明确地使用“南非酿酒公司”的商标，且还别有用心。它使用对手的品牌来挑战“品牌”这回事，借此凸显不只在南非，在世界各地都以商标法打压言论自由。这是一步精心设计的险棋，而该公司的宗旨就在于颠覆与挑衅。另一方面，一个讽刺作品如果没有尖酸挖苦的效果，那就失去意义了。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这个讽刺作品是否触怒我们，或“笑笑就好”的行为是否勇敢、莽撞，或是好笑或愚蠢。我们要衡量的是“笑笑就好”的行为是否合法、合宪。我的答案是极度肯定的，理由如下。

讽刺作品自然是有矛盾性的。好的讽刺作品既是原创的，也是寄生的，既是新创造物，也是衍生物。而商标和讽刺作品的关系便是，如果讽刺作品和其寄生的商标没有高度相似性，一般大众就认不出那商标，也就无法理解作者的幽默。相对的，若是讽刺作品和原商标太过相似，不论其有多幽默，都会因为太少原创性而被视为侵害知识产权。

讽刺作品的确是挪用与模仿，但也包含匠心独具的移花接木。最重要的是，讽刺作品其实默认了模仿对象的权威性与实际效果。讽刺作品保留原作的意象，并依赖观赏者的能力来辨别其相似性并解读或“破译”其中的暗示。换句话说，观赏者和作品的创造者进行了多种的交流，以呈现该讽刺作品。与以欺骗为目的的剽窃者不同的是，讽刺者依赖观赏者辨认出原作品的能力。另一方面，观赏者的机智与鉴赏力也是该讽刺作品成功的关键。

在这个充斥着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社会，商标已经变成吸引消费者注意的重要营销工具。企业和生产者无不投注大笔经费来设计、广告，并保护其商标之独特性。在这样的运作过程中，知名商标自然成了讽刺作品嘲弄的目标。讽刺者各自为了不同动机而创作，也许是娱乐大众，也许是为改造社会而发声，也可能是因为有利可图。鲁兹（Rutz）曾说：

讽刺作品的笑点并非来自原作或原作者，而是其巧妙的移花接木之功。社会大众可能在发现讽刺的对象之后而莞尔一笑；另一方面，观众也可能觉得生气或惊讶，端视该作品的脉络而定……

所以，一个公正、审慎的观察家在看待这个案子的时候，会先仔细纵览全局，并以宪法尊崇的言论自由价值为经，以商标法提供的财产权保障为纬，然后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讽刺作品对商标所有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否大于我们需要保护的言论自由价值？法官在权衡轻重时需要有所依据，并且辅之以每个法官都应该有的对人情世故的理解。此外，虽然讽刺作品将在法庭上被严格审视，其所涵盖的内容（不论是视觉、言语还是两者兼具）则须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对其重要性和（可能）对观众造成的影响作评估……

“笑笑就好”的唯一员工贾斯汀·纳斯（Justin Nurse）表示那只是间小公司，仅凭捉襟见肘的预算来营运。其运作方式便是制作数量有限的T恤、架设网站，并在促销T恤时办些娱乐活动。

“笑笑就好”对于它对该商标的嘲讽戏弄做出如下解释。品牌无所不在，它渗透进我们所有的公私生活领域中。在当代文化空间里，品牌将自己包装成某种生活风格、自我形象定位、个性品位的代言人。品牌通常和产品本身关联性不大，所以尽管全世界的“黑标”啤酒喝起来味道都不同，但全叫“黑标”。在南非，这个品牌和啤酒的实际口味、质量也没有关系。该品牌广告将喝啤酒、特别是喝“黑标”啤酒视为男子气概、运动场上的勇猛表现甚至是性能力的象征，例子如下：

“卡尔林黑标”被定位为全球“男性”喜爱的饮品。这清楚地将饮用“黑标”啤酒和男子气概做联结；

“卡尔林黑标”是“最生猛有力”的啤酒；

“卡尔林黑标”饮用者具有或即将具有“大家伙”；

“卡尔林黑标”饮用者下班后更有活力。

“笑笑就好”坚信“黑标”啤酒塑造出一种男性形象，如果你想成为这样的男性，就要用辛苦赚来的钱买些“黑标”啤酒。至于广告主打的美国印象，以及所有有关美国的林林总总（例如，黑人小区年轻人被美国大城市里黑人区风行的嘻哈音乐所吸引）则全然近乎诉诸荒谬的“偶像崇拜”。“笑笑就好”在诉状中申论如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商业和文化彼此交错、混为一谈的社会。这成了今日争议之肇端，企业努力让他们的品牌跻身为南非文化的标志，一旦达成此目标，他们就躲在一套游戏规则（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保护伞之下，但这些法律都不是为了压制文化表现而制定的。不夸张地说，品牌深深地影响我们的行为与选择……品牌是强大的、无孔不入的、潜移默化的。正是品牌这种不容挑战、不受质疑的本质，令人无法接受……

因此，当爱惜羽毛的品牌遇到将其以讽刺方式印制的T恤，企业的反应就像是14世纪的修道院修士看到十字架被摔个粉碎一般。事实上，“笑笑就好”确实指出，数百年来都严厉反对任何挑战与批评的教会，以及今日大企业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品牌不容亵渎，两者之间实在大同小异。

“笑笑就好”在结辩中表示，在这个媒体无所不在的环境中，它运用的语言也是熟悉媒体文化的观众。这个主张颇为有力，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就是品牌。要在一个媒体肆虐的环境里激发社会大众热烈的讨论，就得运用这个环境里的语言……

本案中的证据指出，不论是制造者或消费者，每个相关人士都了解这件T恤就是刻意对该品牌做文章，来引发笑点，表达对品牌支配生活的不满。引发贩卖者和购买者共鸣的是颠覆性的笑点，和啤酒毫无关系。此产品的核心就是使用（别人的）商标。此案中的讽刺作品并非被用来不当地“获得注意或逃避创造新产品所需的辛苦付出”。

因此，本案的比例原则检验并不困难。要论伤害性，其实“卡尔林黑标啤酒”的营销能力并没有受损。这是一个显示传播效果远比交易更重要的案例。交易是传播的附带产品。企业创造品牌的目的乃是在让所有人获得明确讯息，T恤的贩卖只是为了传播的持续进行。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用言论自由来伪装商业竞争的案子。若我们说这个讯息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表达，那便是混淆了讽刺作品的本质，毕竟讯息就藏在巧妙地将商标移花接木之中。原创者要质疑、挑战的是品牌整体的作用与意义，只是利用特定的品牌借题发挥，而不是针对特定的品牌。该强调的是，关键问题不是该讽刺作品是否伤害了该啤酒品牌。因为该作品真正的用意是对我们社会的现状尝试采取犀利的批判。在此思维下，天平明显地倒向“笑笑就好”一方。一位美国法官说得很好，本案中的讽刺作品其实是一种幽默，而非剥削或欺诈。所以法院不应该禁止T恤的贩卖。

我将从宪法的角度补充两点以使我的结论更完整。

第一点是关于寒蝉效应，即过度使用商标法将阻碍新观念的流通。由此观之，我们必须了解到一个商标权的诉讼对拥有商标的企业和以该商标搞恶作剧的人都是同等危险（例如本案的诉讼双方）。原告寻求法院禁止对其商标滥用将面临一场漫长的诉讼，他们所有的指控都可能回到他们自己身上，而对手却不会因此有何损失。此外，任何企图限制言论自由的企业都将会发现媒体支持他们的对手。事实上，诉诸法律这个沉重的武器的企业，很可能会让他们的产品努力标榜的自由、活泼、轻松愉悦形象付诸流水。因此，在本案中“卡尔林黑标”啤酒提起诉讼所承担的风险远比“笑笑就好”贩卖两百件T恤的风险大，前者主打的欢快形象可能因此受损。打官司的原则就是，要提防任何人随时都可能采取法律行动。

从更重要的宪法观点来看，即使是威胁提出诉讼也可能引发是否有正当性的辩论。大企业掌握较多的财富与媒体及政府资源。就像是政客和政治人物，他们的商标能见度高，也容易辨识，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规范与价值。知名品牌企业对大众和政治议题有实质影响力，而这也使得企业和其品牌容易招致讽刺和批评。

然而，商标法里面的“淡化”主张，包括丑化或玷污（tarnishment）理论，当运用到非商业竞争者的讽刺艺术家身上时，就可能是以诽谤罪之名对艺术家造成威胁。如此一来，法律沦为被滥用的吓阻工具。这将造成大众的恐惧。因为每当有人想要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就会担心商标法的钳制性，最后为了避免卷入诉讼而身败名裂，不得不进行不必要的自我审查。

从这里又延伸出我对宪法之意义的第二点考虑。宪法不能规定郁郁寡欢者必须快乐起来。然而，宪法可以防止凝重肃穆之氛围扼杀社会上欢快愉悦的情绪。事实上，若是我们的社会因为国家权力操之在一群老成持重的人手中而彻底变得严肃、古板，不只所有貌似不恭的笑声将被压抑，自我节制的精神最终将使得喝啤酒本身都可能被禁止。而且，我看不出为何拿政府开玩笑可以被视为言论自由，而拿“大企业”开玩笑却不是言论自由？

笑声不是无中生有的，必然有其情境。笑点可能是戏谑的、促狭的，有力者对弱势者施加羞辱。在另一方面，笑声可以具有安慰的效果，甚至也可以为边缘化的社会批判所用，进而凸显颠覆意义。在本案中，笑点便是该T恤挑战了经济强权，抵抗意识形态霸权，并增进了人性尊严。我们的身份不是作为品位或幽默的评审或裁判，我们也不被要求判决“笑笑就好”的讽刺作品有多成功。不论我们个人对该T恤的观感如何，我们的工作是用法律来保障像“笑笑就好”这样制造批判性幽默的当事人。不论幽默的形式是变装秀中的模仿、报纸上的讽刺漫画，或是T恤上的讽刺作品，这样的保护都是必要的。喜剧演员获得薪水，或是报纸、T恤赢得销量，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它要表达的意涵可被视为单纯的商品。这也不影响在谈话节目上表达不同意见和T恤上的改作商标都是言论自由保护的范畴。“笑笑就好”选择以讽刺作品作为针砭时弊的工具，并邀请年轻的伙伴加入这个以笑声为武器的团体。

一个太过正经的社会得承受压力紧绷的副作用，并将所有正统之外的事物都视为其威胁。幽默是民主社会能接受的伟大润滑剂。它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呈现这个社会上的暧昧与矛盾。它促进多元性，让社会上诸多的不满以自发的、富有创意的方式抒发出来。最终，幽默可说是让宪政健全发展的灵丹妙药。

[1]成立于1962年的莫桑比克独立运动组织，信奉共产主义。莫桑比克独立之后成为执政党，但旋即因为其一党专政遭到反对而引发内战。其反对者之中包括了南非的少数白人政府。

[2]当希米·柯恩用手做身体检查的时候，手依序抚摩眼镜、睾丸、钱包、手表的动作仿佛是在身体上画了一个十字架，因此让人误会他是天主教徒。

[3]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现任南非总统，同时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

第六章 理性与判决

法律社群不能被视为一个僵化、不知变通的群体，它不是由一群食古不化的人组成。它的规范和标准需时时接受检验，并与时俱进。不论你喜不喜欢，司法人员总是在这个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有时候跟着前进，有时为之加油门，有时为之踩刹车。

当我被单独监禁的时候，我常想，为什么做一个勇敢的人如此困难？而如今身为法官，我常感到困惑的则是，为什么理论符合逻辑如此困难？是的，我曾一度以为，判决（judgment）很容易写：只要把法律原则套用到事实上，答案就出来了，像摩西以手杖敲击岩石，活水就自动流出来一样。然而事实上，撰写每则判决都耗费我大量的心力，不断地更改论证，总以为就要大功告成，但心里又老是觉得还不够确定。不论是生活经验或是诉诸权威性的法条都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我的秘书曾对我说，我曾想要修改我的第二十六版的草稿，她和我的法官助理甚至想过要把最新版本藏起来，以免我看到又想再改一次。

但如果法律只是把简单的逻辑运用到具体的情境，我在这么多版本的论证草稿中总该有个是正确的吧？我常好奇，彷徨踟蹰真的是司法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吗？在某次和多伦多大学法学院的政治哲学教授珍妮弗·纳达斯凯（Jennifer Nedelsky）聚餐时，我得到了一些答案。她曾受教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而阿伦特试图针对康德的著作进行符合20世纪的诠释。我们当天讨论的便是理性和判断（judgment）的差异。我记得当天她对阿伦特就康德思想的诠释，简述如下：理性具有强制性，必须服从，而判断则涉及衡量（evaluation）。纯粹的理性像这样：若A大于B，且B大于C，则A大于C。在另一方面，判断则需权衡轻重。为了说明什么是判断，她举了一个例子。“我喜欢那幅画”并没有涉及任何判断，而是在陈述一件纯粹主观认定、没什么好争执的事实。“那是一幅漂亮的画”则在表达一个判断，是判决，因为它可以用公认的美的标准来衡量。重点是，当我们说一幅画漂亮的同时，预设了有一套评价“美”的特定标准。它由艺术社群的成员所共享，并根据这套标准来讨论美是什么。

法律上的判决与此有相似点，例如当我说一个结果是正义或不正义的同时，也就是再一次的确认，根据法律社群（legal community）所接受的种种原则、规则、标准[1]，这样的结果是正义或不正义。如果只是我个人发自内心深处坚决地相信它是正义或不正义，是不够的。判决的作成是一项公共行为，将对公众造成影响。判决不能像书评那样单靠个人喜好来作成，但也不纯然是像解数学方程式那样的逻辑推理。判决是衡量评价的产物，是以公认的标准来对各项因素做权衡轻重。身为法官，我必须让阅读判决的人相信我作成的结果是符合正义的。所以我必须援引原则、规则、标准，诉诸法律推理方法和分析方法，而且这些都必须被我所对话的社群共同接受。每位社群成员都有主观的偏好，也会做出主观的价值衡量。但我们之间的讨论对话必须有客观的基础。这种讨论必须建立在我们之间对于支配司法过程的规则和价值所形成的共同理解。

纯粹的理性推理永远都是法律论述的一个元素，但也只是许多元素的其中之一。如果正义可以像一台“法律自动贩卖机”般自动产生，那我们只需输入特定数据，建立法律规则的适用顺序，然后这台机器就会根据内在的逻辑自动完成所有后续工作。果真如此，诉讼费用可以省下来，判决的准确性不会有问题，每宗诉讼都保证会有公平结果。如此一来，没有人会再要上诉，而我也就失业了。

然而，“判断”这个人类心智活动最重要的就是预设了没有绝对必然的结果。判断是不同元素间权衡交融，依循特定的公认判准去形成决策结果。在珍妮弗的印象中，阿伦特对康德思想的理解是，判断无法以纯粹理性强迫读者接受。相反的是，它必须以其论证的说服力来争取读者的接纳。反过来说，法律社群也就在大家共同参与到法律理解与适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因此我们必须争取法律社群对于判决的接纳。在彼此携手研究法律的原理、程序与价值的过程中，法律人建立起他们的认同与自我意识。如果珍妮弗是对的，至少我相信她是对的，那说服就不只是一件说理缜密的判决附带赠送的好处。它也是判断的成分之一，也是用来证明为何司法过程的最终成品不是叫做“决定”，而是“判决”。

因此，进行审判绝对不只是分门别类而已。因为“判断”本身就默认了价值判断，这在法庭上和在花展、拳击赛或溜冰赛都是一样的。虽然放在法律天平上的构成要件是客观的，但每个构成要件的个别权重，和最后综合出来的衡量结果，会因不同法官而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设下一些管控机制，以避免过多的主观偏见。

其中一项关键性的管控机制就是法官要有珍妮弗·纳达斯凯所称的“包容之心”（enlarged mentality），也就是说，一种不断调适修正的态度，以让法官抛下个人成见好去采纳、吸收这个社群里其他成员的观点。这需要我们在选任法官时，应该从他们的经验与能力，去挑选那些能够展现出具备“包容之心”的人才。第二个管控机制我先前已经说过，就是在多人组成的法院里，法官各自心里有一把尺，如此一来，不同的个人偏好和偏见才能彼此制约。最后，司法判决应该公开接受批评，法律社群和社会大众应定期对判决的论理构成及内在融贯，进行分析与批判。

同时，我们必须要了解，所谓的法律社群不只包含专业法律人士而已。这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概念性的领域，任何人带着法律意识在面对问题时，就属于这个社群的一分子。当我在草拟判决时，我不自主地会觉得我正和整个法律社群对话。我心中会想到所有可能会读这个判决，并被这个判决影响的人。我寻求一种可以被读者认同的论述形式，或至少让人觉得我以一种言之成理、有凭有据的方式在处理该案件。这并不是说我的判决是正确的，和我持不同意见的人是错的。司法制度当中自然有一种谦卑性，它帮助我避免误以为自己总是正确的，或误以为法律问题有单一的正确答案，而我恰好知道那唯一的正解。这和个人是否谦卑无关，如果你不能勇敢地为你深信不疑的立场辩护，那你就不该当法官。我所谓的谦卑是制度性的，不是个性。身为法官，我不认为我们的功能就是提供唯一正解。事实上，我们每位法官的意见有这么大的不同，怎么可能每个都是对的呢？在我看来，法官在每个案件中的任务就是竭尽所能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尽管我们提出自己所能想到最好的判断，但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判决要与未来无穷无尽的其他判决，有些甚至都还未诞生，一较高下，或是共同形成新的见解。

我曾经努力想象自己是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笔下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一个完美的法官，有着抗拒司法诱惑的英雄气概，能明察秋毫，从不犯错，在每个法律难题中都找出唯一正解。我了解这只是德沃金在哲学上的立场，他以此挑战后现代主义者拒绝承认有正确答案的立场。另一方面，他也拒绝接受极端的法律现实主义者（super-realists）观点，即我们最好承认无论理由编得如何天花乱坠，事实上我们只是用司法力量来包装我们的个人偏见或时代主流的偏见。然而，我却宁愿接受另外一种没那么崇高伟大的见解，亦即，我的所作所为只是用我所了解的法律工具，在特定的脉络、特定的时刻，诚恳、虚心地处理好眼前的案件。我尽可能地让我的意见在法律上是清楚、真确且一致的，但我不得不说，这仅是许多意见中的一种而已。我写在判决中的意见不会因为它具有法律效果，就必然是正确的。在我心中，法官的目的并非追求案件的唯一正确解答方式。法官的目的乃是在特定时刻的特定案件之中，在追求一个最完备、最恰当的法律解释的漫长过程中，发出最诚实的声音。而我所依据的判断标准都是经过法律社群反复思考与实践而确立的。

因为法律社群对法的理解经常是随时间而演进，我多少都知道我所抱持的某些立场，可能走在这个社群多数人的前面，他们可能不认为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即便如此，我仍义无反顾，因为我的法律良知告诉我，改变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新的宪法解释途径也应该因为我的判决合理而被接受。我的声音只是诸多论述主张的其中一种，可能与其他的声音一拍即合，也可能格格不入。若是我们只考虑纯粹的法律推理，那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但因为司法审判的核心其实就是判断力的行使，我倾向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法律见解的稳定性，未来不会被推翻，而是判决完成当下所展现无比强大的说服力。也就是说，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大法官对言论自由那有名的不同意见书，在当时是正确的。我也不认为他的看法因为在后来获得多数人支持而变得正确。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角度来思考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大法官伟大的不同意见[2]。他们所代表的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法哲学意见，而且是融贯的意见。孤独的不同意见最终成为位居主流的意见。这就是法律辩证的本质，少数意见最终可能变成主流意见，而这也是每位撰写不同意见书的法官的期望。

所以每当我依着我的法律良知撰拟判决时，我想到的总是会阅读到这份判决的同事们，我也安慰自己说若是在这个案子中我的论点不能说服同事，其实我是为这个新观点播下种子，以供往后的案子使用。我想象当其他法院的法官和裁决人员在奋力拟判时，或许会读到我的观点，并且能从中获得启发。我也想到律师或检察官，或许他们会攻击我的论点，以找到有利于他们当事人的主张。我自己也曾经在大学任教多年，我可以想象法律学者著书立说批判我的观点，与学生讨论，然后也许将我的意见变成教科书的一个脚注。我特别重视的是学生，他们仍然充满求知欲，且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理想主义的踪影。最后，我会想到一般社会大众，扪心自问，法律能为一般人做些什么呢？法律应该用怎样的语言让自己更亲民、更具说服力？

另外还有一群特殊的潜在读者：政府官员，他们可能和这些案件有关，或者须对相关问题负起特殊的责任。我记得一位加拿大最高法院大法官曾告诉我，在美国，许多法律推理的出发点都是把政府当做是敌人，所以他们会主张所有权利中最根本、最基础的就是不被政府干涉的权利。但在加拿大，他接着说，法院视政府为友人而非敌人，因此法院会与政府携手合作，一同确保人民的权利与福祉。我想，南非宪法和加拿大宪法相同，都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同属宪法所规划要实现的计划，其目的在改善人民生活，并保障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价值。权力分立的意义是国家的不同部门各有其特殊责任，也受到不同的公众问责方式约束。但基本假设是，三权间会以合乎礼仪的方式展开对话，而非粗鲁的互动。也许有时候，司法权会因为违宪的政府行为而必须针锋相对地表示意见。但尽管法院必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监督权力的滥用，法院也不该忽视行政权必须面对在种种选择之间做出最佳决定的困难。在一个迫切需要转型，而可以用来转型的资源却相对有限的国家，更是如此。

在公共生活中，礼仪（civility）的意义不仅限于态度温良而已，它还是多元民主的重要元素。因此，礼仪在国家的三权之间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宪法的架构本来就要求司法和行政两权保持对话关系。宪法法院有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的强大力量，甚至可宣布国会通过的法案因违宪而无效。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处理立法有效性与否的问题。就此而言，宪法法院被赋予的力量是极大的。当宣布法案因为违宪而无效时，我们可以附带做出一些要求，只要它是公正、公平的，包括要求国会在一段期间内尽速修法。因此，和立法权的对话、互动本来就属司法权的权力行使范围。当国会议员草拟新法时，我想象他们将会读到萨克斯大法官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或至少他们的法案助理会瞄过我的某个判决的段落或是摘要。这让我感到片刻的虚荣。

接下来当然就是媒体。媒体选择法官的某些判决做报道，并与大众对话。为了帮助媒体理解通常是又长又复杂的判决，宪法法院会提供整理出主要问题和结论的摘要。我们这么做的目标是，大众应该对他们的基本权利和政府运作方式有所了解，而我们的判决可以作为这些知识的主要来源。判决的意义其实远远超过解决两造当事人的纷争。宪法法院的决定有助于建立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并且树立我们的民主宪政的特色。每个细节都是重要的。我们所撰拟的每个判决都必须重视其各个部分对公众发挥的影响力，正如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3]评论他的建筑作品时说的，上帝藏在细节里。毕竟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追求精确，都仍有可能遗漏。

此外，无论我的判决的实际读者有多么少，潜在读者量总是巨大的。正因为意识到大量的读者在未来有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检视我的判决，我撰写判决时总警告自己不能怠慢。撰写判决时的目标不是要取悦或激怒某些人，而是要尽可能地要求自己做到严谨、公正、忠于宪法职责，且以这种态度与社会最大多数人对话。我的经验告诉我，越是和基本权利有关的判决，越是能打动一般社会大众的语言与概念，同时也越能吸引到专业法律社群中的精英人士。

所谓的法律社群，自然不是个界线清楚且固定的群体。当这个群体太过封闭且总是只与内部对话时，就会很难找出他们的共同性。在某个阶段被该社群的领导阶层当做是中立且无可置疑的标准，很可能在其他人眼中其实只是某种偏见，而且反而因为这个偏见被隐藏、被伪装成真理而更加有害。譬如说，法律界习以为常的“理性人”（reasonable man）的概念，长久以来就被女性主义法学家批判，他们认为该概念恰恰反映出一种来自潜意识的偏见，因为所谓的“理性人”其实只是“理性的男人”。它把男人的观点当做是唯一、自然的标准。他们认为，如果只是玩文字游戏，只把“理性的男人”修改成“理性的人”（reasonable person）是不够的。举例来说，法院在思考长期受暴力侵害的妇女要靠什么才能走出恐惧的阴霾时，应该仔细体察这类妇女的真实处境；不应该把怀孕当做一种生病状态；在判断带有性暗示的玩笑是否构成性骚扰时，也该设身处地为低阶女员工着想。

相似的，期望法律能帮助环保运动的人必须对抗法律社群长久以来的成见，他们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在一夕之间转变。因此，我们需要全新的法律视野。从最初的灵感到孕育出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规范（或称软法），再从软法到具有强制力的规范，这过程往往跨越数十载。许多观念都是崭新的，譬如世代正义的信赖责任；跨越国界的法律保护；以预防原则取代习惯法传统的过失原则，以及非直接受害的第三人也可以行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社群不能被视为一个僵化、不知变通的群体，它不是由一群食古不化的人组成。它的规范和标准需时时接受检验，并与时俱进。不论你喜不喜欢，司法人员总是在这个过程中占据关键地位，有时候跟着前进，有时为之加油门、有时为之踩刹车。

而关于谁来制定这些标准的问题，在像南非这样的文化多元、信仰分歧的国家，尤其重要。过去，法律社群无论就规范面或实践面而言，不仅由白人占大多数，而且其中大多数又是基督徒，经常会积极地或不自觉地将基督教的标准加诸全民之上。因此，即使所有的种族歧视法规都废除了，我们仍然感到基督教戒律在国家法规中有特殊地位。我们的宪法非常尊重宗教信仰。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南非人自认是基督徒。图图大主教等教会领袖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声望。我们的宪法预设宗教团体与国家应该采取合作而非严格分离的态度。然而宪法坚决保护无神论者，也避免偏袒某一特定宗教。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我在撰写关于禁止在礼拜日、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4]、圣诞节贩卖酒精饮料的禁令是否合宪的判词时，我发现我必须思考，究竟应该采取谁的立场来衡量这个问题。是一个理性的基督徒的观点呢？还是一个理性的非基督徒的观点？还是不信教的人的观点？应该采取哪一种审查标准？一个粗枝大叶、心宽体胖的人的态度吗？还是一个极度纤细、脆弱的心灵呢？我最终决定，一个理性的人可以有任何信仰，也可以没有信仰，他或她不应该太粗枝大叶，但也不会过于脆弱，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对我们的宪法价值非常敏锐，这包括人人平等、民主开放，且国家不能特别偏袒某一种意识形态。在后面的罗伦斯案中我们可以见证这样的思考模式。但我必须澄清，这可不是我在洗澡时想到的，这是清醒时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它也没有大受欢迎）。

另一个案件是关于某位依据穆斯林法嫁给某男子的穆斯林寡妇，可否从亡夫遗产中请求生活扶养费的问题。在我们有这部宪法之前，南非法院不承认穆斯林的婚姻制度与印度教教徒的婚姻制度，因为在基督教的眼中，他们的结合不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结合，而可能是一夫多妻。当我在撰写宪法法院的多数意见时，我提到某些信仰单独垄断“配偶”（spouse）一词的使用，违反了我国新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

法律社群的本质就是一方面在思想上保守，一方面却又求新求变。因此法官必须面对的难题便是他或她要选择作为既定法律原则的拥护者或改革者。然而，一个原则一贯的判决也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法官个人的偏好而大胆创新或是谨守陈规。每个维持现状或支持改变的判决，都必须充分思考（reasoned）和做出完整的论证（justified），提出法律社群就算不能被说服也会感到言之有物的论点。特别是对法律界长久以来接受的原则和标准提出剧烈修正的判决，在重新定义看待问题的方法时，必须和新宪法所带来的冲击进行强而有力的联结。事实上，身为南非宪法法院法官最独特且沉重之处即在于，这是一个新的法院、有一部新的宪法，因此每个判决都是在重新定义法律推理的规范与标准。尤其难的是，宪法法院法官在一方面引进新观念以撼动法律社群的同时，一方面也必须借由原则一贯的证立方式，再次强化法律社群的前进改革。在此前提下，我相信每当我们需要改变法律社群认为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法律公式时，我们都是以最开放和最透明的态度在进行这种改变。

[判例一]

玛斯拉案——礼仪是宪政民主的黏着剂

礼仪（civility）是宪政的必要条件。在总统突然迅速撤换国家情报局首长的案件中，我写了一篇关于礼仪是宪政必要条件的协同意见书。

萨克斯大法官：

为了公平起见，在撤换一个高阶职位官员时，为了顾全其名声，应该予以合宜的礼节。人类不能仅靠食禄而活，尤其是对职业公务员来说，良好的名声可能是食禄的基础。但我们需要留意的远不止于官员的实质利益与身份。一般大众的利益当然也要顾及。宪政机关若要良好运作，就必须时时获得滋养。欲达此目的，掌握政治权力者必须避免伤及社会大众对政府官员操守的信心。

公平对待和礼仪是不可分的。从宪政的角度来看，礼仪不只是有礼貌或行为端正而已，礼仪是宪政民主的黏着剂之一。礼仪要求我们对意见不合者心怀宽容，对有所争执者保持敬意。礼仪与和解共生（ubuntu-botho）密不可分，它深植于我们传统文化之中，也是普遍认为现今民主社会良好运作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正是前人在过去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作文明有礼的对话，为我们奠定了和平宪政革命的基础。如此诞生的宪法自然也要求掌握政治权力者不可独行独断，不可以不恭敬的态度造成负面的影响。

[判例二]

罗伦斯案——禁酒的理由

禁止在礼拜日、圣诞节和耶稣受难日贩卖酒精饮料的法令是否违反宗教自由？在讨论这个案件时，四位宪法法院大法官认为该禁令并未侵害宗教自由。三位大法官则认为它侵害了宗教自由，因为此举形同只尊重基督教的节日。一个偶然的画面坚定了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当时我看到我的助理法蒂玛（Fatima）脸上受伤的表情。当我问她为何眉头深锁时，她指出当原本看来微不足道的细节若是被用来当做一种排他的机制时，就能产生巨大的伤害。所以我撰写不同意见并获得另一位大法官的支持。我们认为，只要政府支持某一特定宗教，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支持，便是实质上侵害了宗教自由。然而在本案中，我认为既然这样的禁令其实可以找到非宗教性的正当理由，它将有助于降低双休日的酒精滥用问题。

萨克斯大法官：

对于一个抱持某种意识形态或信仰的人而言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小事，对抱持不同信仰的人来说，却可能意味着压迫和排挤。大多数人或主流族群不放在心上的事物，在受其影响的其他人眼中可能会被放大，而且无比的真实、刺痛，且令人窒息。特别是当表面上看来无害的事物，却被那些受影响的族群视为一种象征，代表了更广、更深的排挤与剥夺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

在检视本案中，国家是否特别支持某些信仰而违反宗教自由的原则时，我首先应该做的不是去顾及什么是“理性的基督徒”的感受与观点，也不是去探讨什么是理性的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无神论者的感受与观点，我要做的是去探讨什么是理性的南非人（且不论其有无信仰或信什么宗教）的感受与观点，这样的人对宗教信仰既不冷漠也不狂热，而且充分体会到宪法的价值规范。在我看来，理性的国民是一个有常识的人，他或她熟稔我国的民情文化，也对宪法的大原则与细节知之甚详。理性公民一方面不会因为歇斯底里地担心迷信与神权统治，而想要无情地铲除这个社会上任何与宗教有关的事物，另一方面也不会因为有很多人与自己有一样的信仰，就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像过去一样不分派别地笃信单一宗教。

这样的理性公民，在我看来，不会特别排斥将对基督徒来说具有特别意义的礼拜日、耶稣受难日与圣诞节当做世俗性的国定假日。它们虽然已经成为南非民众休息、旅游、节庆（以圣诞节来说）的一部分，但不代表国家对基督教的偏私。与此同时，他们应该也不会怀疑在这几天禁止卖酒精饮料，而不是在别的没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挑选一天，就意味着国家恢复了前宪法时代的宗派偏见。

（后记：该判决主张，虽然贩卖酒精饮料的禁令限制了非基督徒的宗教自由，然而该限制非常的轻微且间接，相对而言，在周末、连续假日禁酒所能创造的公共利益则非常巨大。所以，依照比例原则的分析，这样的禁令是开放、民主的社会所允许的。最终，基于各种不同原因，禁令获得参与本案的九位大法官中的五位支持而得以维持。判决之后几周的某个礼拜日，我不假思索地去附近的超市想买啤酒，才发现因为宪法法院的判决，商家那天不能卖酒！）

[判例三]

丹尼尔案——被宗教垄断的婚姻

在《遗属扶养法》(Surviving Spouses Maintenance Act)的规定之下，一位穆斯林寡妇能否被视为“配偶”并主张继承遗产？我的意见是肯定的。我的意见推翻了历经殖民时期和种族隔离时期长久以来南非法院的判决，之前的判决认为经由穆斯林仪式结婚的女性，其地位被视为接近“妾”而非合法婚姻下的配偶。少数意见同意穆斯林妻子被歧视，但认为补救措施并非像我这样重新诠释“配偶”这个词，而是主张这个法规违宪，并应在适用对象上加上“经由穆斯林或印度教仪式结婚”等字，以此方式来补救法条缺漏。

萨克斯大法官：

“配偶”这个词的原始意思包含了举行穆斯林婚礼的各方。语言学并没有限制我们不准做这样的解读。相反的，如此的解读才是这个词一般被理解和使用的原意。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纳入而非排除穆斯林婚礼中的各方才是正确的。过去法院如果按照一般的方式解读“配偶”这个词，就不会将他们排除在外。相反的，由于一种文化与种族霸权垄断了该词的使用，过去的法院采取了狭隘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忠于英文本身，而是偏见的产物。不管是在主观意图上或实际影响上，狭隘的解释都有歧视的意味，它明显地独崇基督教的婚姻概念，而与穆斯林的婚姻观念相抵触。

歧视性的解释深深伤害了被旧观念与旧判决影响的人。在新宪法之下它不能继续存在。

如派厄斯·兰加（Pius Langa）副院长所言：

我们的宪法处于一段转型的历史之中，从一个充满分裂、不义、没有民主程序的社会，迈向一个尊重所有公民的尊严、政府体制程序完备的社会。因此，在解读宪法时，我们必须明了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宪法追求的目标：一个以民主价值、社会正义与基本人权为基础的社会。转型与革新本是我们宪法的特色之一……宪政的运作需要法官在解读法律时尽可能地设法阐扬宪法中的基本价值。以此观之，当讨论法律的合宪性时，法官有责任检验该法规的目的和主旨，并以符合宪法规范的方式来解读这些法规。

在本案中，关于平等、包容、尊重多元的宪法价值均强烈倾向给予“配偶”这个词更广泛的解释，如此一来，我们也才是回到了这个词的原始意义。

[1]在英美法学界的讨论脉络下，规则（rule）指没有衡量空间，必须一板一眼遵守的规范；标准（standard）系指具有弹性衡量空间的规范。规则和标准的特质，正好相反。原则（principle）则是与标准相近，通常是可以广泛地运用以解决特定道德或政治争议的一套价值规范。

[2]在1919年的艾布拉姆斯（Abrams）对美国政府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七比二的票数，维持下级法院对艾布拉姆斯等五人违反间谍法的判决，因为他们在纽约书写和印制传单，呼吁美国人民反对美国在欧洲战场持续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持反对意见的两票分别是霍姆斯与布兰戴斯大法官，他们主张艾布拉姆斯等人的行为应该受宪法第一修正案坚持之言论自由原则的保护。霍姆斯说：“法律不能处罚言论表达，除非言论的后果必将引起明显而立即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霍姆斯的反对意见在当时虽然是少数意见，却成为后世所推崇的标准。

[3]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德国建筑师，亦是最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之一，以“上帝藏在细节里”、“少即是多”等主张而闻名。

[4]即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那天。因为是在星期五，所以称Good Friday。三天后即复活节。

第七章 哭泣的法官：司法权与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

当我们离座返回审判席后方的通道时，我听到一阵欢呼声，而就在那一刻，我的眼眶湿了。我流泪不只是因为想到艾滋病对南非的伤害，更大的原因是我以身为大法官为荣，因为我能够在这个位置上，为所有人捍卫基本人权、保障人性尊严。

古特邦案

古特邦太太觉得她真是受够了。她和两个小孩、她的姐姐、姐姐的三个小孩住在离开普敦市不远的简陋木屋里。冬雨季节又快到了，而她无法继续待在一个冬天会积水的地方了。事实上，大约有五千人和她们一同住在这个没有干净饮水、没有下水道设施、没人清理废弃物、同时也几乎没有电力供应的环境里。许多住户曾向市政府申请搬到有补助的平价国民住宅，但在候补名单上最长等上七年，甚至更久。眼看着还要在这恶劣的环境中住上好一阵子，古特邦太太和其他将近一千名大人、小孩搬到附近空旷的山脚下，这块地事实上便是规划作为盖平价国民住宅之用。她们和地主以及当地政府的协商一直很不顺利。最后，一纸法院命令判决她们非法侵占土地，必须撤离。于是这一千人被当地政府突然不人道地强制驱逐。她们搭建的临时居所被压土机碾平后烧毁，房屋中的物品也被付之一炬。许多人甚至没机会去抢救原本就少得可怜的财产。

一无所有的她们搬到当地风沙颇大的运动场。寒冷的冬雨季快到了，而她们只有一些塑料布能够御寒避雨。于是她们找到一位律师，递状向当地政府说明她们恶劣的居住环境，并要求当地政府履行其宪法义务：提供临时住宿。因为不满当地政府的回复，她们又向高等法院申请紧急处分。因此，古特邦太太的名字便成了当今国际法学界前沿研究的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名称。

我想象着，古特邦太太（以及数十亿和她一样的人们）躺在地上、望着星空中的乌云自问：“为什么我们的命运这么悲惨？为什么我们小孩不能在属于自己的房子中成长？”这样的问题可以转换为更正式的法律争议：“社会经济权利可以被视为须由法院直接执行（enforceable）的基本权利吗？如果可以的话，又该如何执行呢？”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通过了与居住、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相关的法律，并交由法院执行。症结点在于，宪法是否直接保障民众的居住权可以作为一种基本权利，而且对与居住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具有指导及拘束效力呢？我回想起在我们为民权抗争的年代，我们承诺，种族隔离政策的终止不只会赋予穷人投票权，也将会赋予他们教育、健康、居住的权利。

南非宪法事实上也阐明，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合宜的住宅，且政府必须在可用的资源下，采取合理的立法等措施，以促进这样的愿景逐步实现。但这些宪法条文对古特邦太太有意义吗？

高等法院判决当地政府在申请平价国民住宅的结果出来之前，必须提供原告临时居所，如此，法院便不必在雨季将至的压力下处理这个困难且重要的问题。在听证会上，政府表示了解原告是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之下，但反驳说这是过去的社会不正义（种族隔离）所带来的后遗症，并非现在的新政府无法达到基本的宪法义务。相反的，政府主张其已经借由投入大量的住宅兴建计划来达到宪法要求，数以百万的穷人将可从没有合约保障、会漏水的临时简陋木屋搬到防风防雨的住宅，而且还享有所有权。七十五万个家庭已经迁入完全补助的、有水有电的住宅。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住房计划的开展，未来更将有几百万人受惠于此政策。

高等法院同意政府的说法，认为政府实际上已经积极达到其提供合宜住所的宪法义务。然而，高院判决也指出，政府没有满足另一个特殊义务，也就是说，开普敦市政府没有达到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幼童权利。高院指出，幼童有享有地方栖身的受庇护权利（child’s right to shelter）不会仅仅因为政府提及未来将在有限资源的范围内实现的住房计划而告满足。宪法条文中所称的幼童受庇护的权利可能没有强到和适足居住权一样，但政府至少有义务提供基本的保障。此外，既然幼童和父母无法分开，法院便下令相关人等至少都应该获得基本保障。

政府将此案上诉到宪法法院。我先前可能提过，在召开辩论会时，我们得到“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 Commission)和“西开普敦大学社区法律中心”(Community Law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的大力帮忙。而“法律资源中心”(Legal Resources Center)的律师代表这些住户出庭，并成功地扩大攻防焦点，请求宪法法院考虑是否所有南非人都应该享有受庇护权利（right to shelter），不论有无小孩。这个案件充分显示出富有创意的律师和充满能量的公民团体在协助穷人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上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适足居住权究竟在宪法中是如何落实为具体规定的呢？同样的问题在规范健康医疗、食物、饮水和社会安全等权利的人权法案条款中也存在。这些规范是如何被写入宪法中，成为国家必须尽可能逐步实现的人民基本权利？宪法法院必须面对人权法案中大量存在的关于社会经济权利保障的规范。我们了解到，在决定何谓合宜的居住权时，我们要解决的不只是古特邦太太这个案子，我们同时也要解释宪法中关于社会经济权利（socio-economic rights）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按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国家在面对人民的居住、健康医疗、食物、饮水和社会安全等权利主张时，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可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权利之起源

我个人直接面对此问题始于1980年代中期，当时我是个流亡在莫桑比克的法学教授。有群纳塔尔——德班大学（Natal-Durban University）的黑人法学院学生成立一个叫“反人权法案委员会”（Anti-Bill of Rights Committee）的社团。我吓到了：搞什么啊？不是反种族隔离，他们竟然要反宪法中保障人民权利的人权法案！我震惊的是，被压迫一方的理想主义者、种族平等与民主的奋斗者，竟然反对人权法案的理念。然而与此同时，我也了解并同情他们的动机。有些人将人权法案称为“白人人权法案”，他们认为所谓的保障人民权利，其实就是得势的少数白人用来防止社会、经济转型的工具。他们担心，该法案将保障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不公不义的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捍卫白人拥有百分之八十七的土地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制造业资本，保障白人的财产权，甚至对民主国家创造的追求财富的平等基础施加严苛限制。最终，穷人虽然在形式上得到了解放，却依然是穷人；富人在表面上看来不再占优势，但却变得更富有了。

然而，为了确保更大多数人的利益，有许多高瞻远瞩的白人法官和学者认为人权法案是必要的。他们的理由是，在每个人都有投票权、歧视被视为非法的情况下，人权法案将能确保白人族群在这个国家拥有受保障的未来。然而，法律发展的辩证关系即在于此，当这些观念旨在缓和白人族群的焦虑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引发黑人的不安。

我决定不要让这个制造社会隔阂的辩证关系变得极端化。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刻。那时我在莫桑比克，才刚刚脱离险境，南非的国安警察在我车上放置的炸弹几乎置我于死地。我立刻写了份报告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委员会，说明成立“反‘反人权法案委员会’”的急迫性。我在报告中指出，每个革命在成功之前都是看似不可能的，但是成功后又成为势不可当的。在这样的局势中，我们必须要预先设想将来南非所需要的人权法案。前述法学院学生对此的想法是非常狭隘的，他们认为像这样的文件只是为了限缩政府的权力以阻止改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人权法案也可以作为促进被压迫者权利的工具。在此，我想进一步介绍权利的三个世代演进过程。

第一代权利主要包括古典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发源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这些是作为自由人的公民基本权利，因此任何大革命之后的文献都应该已经清楚地介绍过了。

第二代人权则处理关于居住、健康医疗、教育、福利等权利的资格（entitlement）。这阶段始于1848年革命后的法国，以及19世纪末叶的俾斯麦时期。在俄国大革命时期可说达到高峰，并成为20世纪所谓“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政策主轴。因此他们的发展历经了大革命、高压威权体制和社会民主国家。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罗斯福总统将“免于匮乏的自由”列入他的“四大自由”之中。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权利获得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支持，并和公民及政治权利一起被列入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接着，透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这些权利得以最终确立下来。虽然这些权利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是分别通过的，但两者的法律地位并无差别。

第三代人权的观念以及将不同内涵的人权以“世代”的方式来分类，都是由1970年代末期一位在联合国服务的捷克律师所提出。他最主要的主张在于人人都应该有权利享有一个干净、健康的环境，这个权利尚不能归类于当时所讨论的任何一种权利，是一种新的整合性权利。所以他提出所谓的第三代人权这样的理念，而这种权利是属于整个社群和未来世代的，并非个体的权利。其他相似的权利有时候被称为集体连带权（solidarity right），包括要求发展和享有和平的权利。我的朋友卡达·阿斯摩将这三个世代的权利称为：“蓝色权利”（公民与政治权利），“红色权利”（社会经济权利），以及“绿色权利”（集体连带权利）。

交代完人权的世代演进，让我们回到社会经济权利的相关讨论。当南非的政治犯被释放，像我这样流亡海外的人开始重返故乡，而新宪政秩序的协商被严肃地讨论时，上述的辩论就进入新的一页：是否可以透过公权力来强制实现这些权利。当时有三种泾渭分明的立场。有些人认为这些权利应仅被视为启发性的，而不是将其具体规定于宪法中。第二种论点的支持者主张将这些权利规范于宪法中，但只是原则性的规范而不要求法院可以在判决中要求政府执行。还有最后一群人主张宪法用语需要更明确地指出，这些宪法上保障的社会经济权利可以由法院进行审理，并且要求政府实现。

我们在各国宪法中唯一能找到的例子，刚好处于上述几种论点的中间，也就是将社会经济权利入宪，但仅仅是国家政策的指导方针，不能够作为请求法院审理的依据。当爱尔兰脱离英国独立时，其宪法将社会经济权利规范于宪法中，但也清楚指出这些规范是不能由法院来要求执行的。相似的还有印度，印度在二次大战后独立时，其制宪会议对社会经济权利的处理方式是明确规范于宪法中，但只作为国家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不能由法院要求落实。（我曾表示，印度最高法院以一种灵活的方式来阐释这些权利，利用这些条款来丰富公民与政治权利的脉络与内涵，进而成为法院可以要求具体实现的权利。）在南非的辩论中，有一派即强烈主张在宪法中设专章规范可受法院要求执行的权利，然后另辟一章列出仅仅作为国家政策指导方针的权利，这些权利只是国家政策的指导，但不能由法院直接要求执行。

也大概是这个时期、我想是1990年代早期吧，我很荣幸地收到法国宪法委员会（French Conseil Constitutionel）主席罗贝尔·巴丹戴尔（Robert Badinter）邀请，有机会到巴黎访问一周。罗纳德·德沃金正好也在巴黎，他曾经和我合作，在种族隔离时期让南非法官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律师举行对话。我希望能够了解他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宪法委员会所撰拟的人权法案草案的看法，特别是其中关于社会经济权利可受执行的部分。我们在电话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谈。“你住哪？”他问。“皇宫，”我回答，“不是‘皇宫旅馆’，是真的皇宫！”当时宪法委员会在皇宫办公，而我也的确被安排住在皇宫内的厢房。这让我有吸引他来开会的诱饵：罗纳德会不会想瞧瞧《人权宣言》的原件呢？在会议之后，当我们步下皇宫阶梯时，他提出对我们的人权法案草案的疑虑。他问，把社会和经济权利这些基本人权如此广泛、详尽地规范在宪法中适当吗？在他看来，对人民提供平等的保护是最强而有力且最一致的工具，过去因为种族歧视而蒙受极大剥夺与不平等的弱势，能从平等权得到良好的保障。

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他的观点。然而我的结论是，光是有平等保护是不够的，即使加上积极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都不够。问题的症结点不只是单纯的防止长期或新的歧视，而且更要确保每个人有权享有生而为人最起码的一点生活水平。平等权加上积极平权措施的确能有效地培养出渐渐成熟的黑人中产阶级，但对于极度贫困的穷人们却没什么帮助。结果是，平等权的条文在我们的新版人权法案中取得一个核心的位置。然而，平权条文顶多只是禁止负面的歧视行为和协助改善弱势者生存环境的行动。它本身并没有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为，好让人们能够至少生活在符合最低限度人性尊严的社会。在一个多数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环境的国家，积极平权措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范围更广的社会改良。所以问题依然如故：是否应将国家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一事，列为宪法上的义务？

在接下来的第八章我会讨论，当未经选举的法官被赋予权力去决定社会经济议题，而这些议题通常都是由民选的行政部门来负责时，会衍生哪些问题。我的结论是，当主要考虑是保护边缘化和弱势族群的时候，法官非民选反而可能是个优势。然而，在我看来，由司法权来落实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制度上的合法性，真正的困难是法官能力上的力不从心。反对由法官来执行社会和经济权利的主要意见认为，法官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毕竟法官传统上出身的社会阶级，以及固有的强调抽象形式的法律思维，往往都忽略真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甚至倾向于维持现状。我们已经有国会来处理居住、土地和其他的实际社会问题了，国会能够举行听证会，并从各领域的专家那里得到专业建议。此外，政治过程的意义便在于利益的妥协与平衡。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基于互惠互利原则的政治妥协，而非赢者全拿，更应获得肯定。相对的，在制度设计上，法官完全不适合对居住、健康医疗、学校和电力做出判决，法官没有相关专门技术知识和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不过，法官明了何谓人性尊严、何谓压迫，什么样的事物会造成一个人的生活沦落到低于民主社会所能容许的最低限度。效率可说是政府的主要原则之一，为最多数人创造最大利益的效用主义可以是讨论公共资源如何分配的起点。但除了量之外，质的成分也很重要，我们不能忘记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性尊严。司法机构在制度设计上本来就是以关照人性尊严为重，因此当可在此面向上发挥作用。而法院所追求的原则一贯的利益平衡，与政治折冲中磨合出来的妥协，亦极为不同。

另外我也怀疑，在技术性问题之争论的背后有更深层的忧虑，即法院的介入将会伤害其他根本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更直白地说，有人担心为了面包，丢了自由，在追求保障基本温饱的权利时，可能牺牲了对自由权的保障。过去的历史经验不得不让人有这样的担忧。许多国家会辩解说，他们为了努力追求国家发展、促进大多数贫穷人民的生活环境，不得不打压言论自由，牺牲了多党民主体制和开放社会。然而，人们会希望有自由权没生存权？或是有生存权没自由权？这是非黑即白的强迫二选一吗？在南非，争取投票权、迁徙权、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奋斗从来都是和争取居住、健康医疗、教育等权利的奋斗绑在一起的。官僚独裁深植在种族隔离制度里面，人不被当成人看待，大多数的人口也只能得到低劣的住所和次级的教育。因此，要恢复所有南非人的尊严就必须把对人权的尊重、对自由权的尊重和创造有尊严生活的物质条件等量齐观。

我们的经验事实上证明了，自由权和生存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零和游戏，两者是密切相关且互赖的。就如同阿玛蒂亚·森[1]所说，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里，不会发生饥荒，因为食物的短缺将由具有公共责任的机关予以调节。相对的，在独裁社会，即使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有相同数量的食物，也会产生饥荒和饥饿，因为食物都秘密地被有钱人囤积或窃占了。更加羞辱人的是，他们说穷人对选举权没有兴趣，或是不在乎言论的自由，或是不在乎被歧视，穷人只想吃饱！在一般状况下，为自由牺牲最大的就是最穷的和最一无所有的人。他们奋斗争取的就是选举权和有尊严的生活。有些人认为，在全力为生活而奋斗时，选举权与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权等都可能没有实际意义。其实，选举权可以是争取更好生活的工具，相对的，在一个教育普及的社会，人民可以读书、可以学习，自然也可以在充分知情的状况下做出政治决定，并实现有意义的个人选择。如果这样的奋斗结果只是保证人民在饿死前用最后一口气享有言论自由来诅咒政府，那将是极大的讽刺。

不同世代的人权之间彼此具有相互关联，这个关联性解决了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冲突，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和社会经济权利如何落实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意志主义着重在个人，并强调个体自主和选择。社群主义则主张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社群，且我们对于自己生活如何选择与如何执行都和我们社会的制度息息相关。若是我们在古特邦太太的案子上采取极端自由意志主义的论调，将确保她“有权”被丢弃不管，当暴雨降到她简陋的居所时，她会有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可以抨击政府。然而她需要的不是这种“不被干扰”的自由，她需要的是国家能确保她和她的孩子有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另一方面，若是我们采用激进的社群主义路线，她和其他成千上万入侵私有土地的人都将有正当权利对抗地主的财产权。然而，撇开地主的权利不说，其他人对这块土地也可以行使“住房权”，在这块土地上兴建住屋，他们的权利也会因此受损。

在我看来，我们的宪法采取的既不是纯然自由意志主义的主张，也不是单纯的社群主义主张。我们需要的是尊严至上主义（dignitarian）。对人性尊严的推崇可以同时结合我们追求自主的权利，并承认我们都同属一个社群的事实。最起码的人性尊严获得尊重，是所有人类的基本权利，而这也联结了自由权和生存权。

索布拉曼尼案

在我们回到宪法法院如何处理古特邦夫人案之前，我必须先提之前宪法法院处理过的关于社会经济权利的另一个案例。这是个关乎当事人生死的棘手案子，牵涉到获取医疗资源的权利（right of access to healthcare），特别是关于急救资源的使用。

索布拉曼尼（Soobramoney）先生深受慢性肾脏衰竭以及与心脏和糖尿病相关的其他疾病之苦，他要求宪法法院判决公立医院用洗肾设备尽可能延长他的生命。他之前曾经因为状况紧急而在公立医院接受过一个洗肾疗程，但在疗程结束后被告知无法继续下一疗程，因为医疗资源仅足够供给百分之三十的慢性肾脏衰竭患者使用，所以必须优先用于将来有可能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因为他的身体状况被判定为不易接受器官移植，所以他在器官受赠名单上的顺位很靠后。索布拉曼尼先生曾经自费在私立医院继续洗肾以延续生命，但在家人用尽积蓄后，他希望能回到公立医院，继续免费洗肾。遭到公立医院拒绝之后，他一状告上法院，他认为基于宪法，他有权使用医疗服务，有权接受紧急医疗，但医院没有善尽义务。

这是个令人痛心的案子。简而言之，这个案子就是要宪法法院上的十一位大法官来决定这个人的生死。我们没有前例可以参考——我们只有宪法条文、资源有限的医院，以及一位濒死之人的诉状。

我们首先决定的是关于使用紧急医疗照护的部分驳回。在我们看来，要求使用紧急医疗资源的人可能是突然昏倒，也可能是遭到突然的重伤。即使慢性患者病情严重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仍不适用紧急医疗求助。如果所有的慢性患者都被视为紧急案例，当我们把所有的医疗资源都投注在这边，那国家将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处理其他急迫事项，例如亲子关怀、健康教育、预防注射、防治肺结核、癌症、疟疾，以及艾滋病防治等等。

至于获取医疗资源的权利，宪法法院的判决认为公立医院提供给索布拉曼尼先生的医疗资源并非不合理。医院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医疗计划非常合理，而且并未歧视索布拉曼尼先生，所以他的这项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

在言词辩论过程中，我对律师表示，我尊重他的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人性尊严，若是资源与同理心一样丰沛，这个案子会容易处理得多。在协同意见书中，我指出所有涉及社会经济权利的案件，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在这样的脉络下，我认为社会和经济权利的核心在于合理的限量分配。限量分配与禁止取得医疗资源是不一样的，而是为了其正常运作的必要措施。社会经济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就算不是本质上不同，至少在享受权利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言论自由的本质使它并不需要受合理分配的限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每个人到了法定年龄都可以投票。以上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问题在实际行使的时候才会出现，例如广播电视频道的取得，成立独立媒体的资金够不够，或投入选举活动的竞选经费来源等。但这些权利从一开始就是完整的，是全有全无的，并不需要逐步实现。但是，社会经济权利必须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逐步实现，因此一个公平的分配系统对其存续至关重要。

我对以上两种权利的区别效果还不是非常确定，困难在于：一方面，如何以清楚的概念将权利本质的差异表述出来，另一方面，权利受到侵害后如何决定适足的救济，也有待研究。但我很确信，一种权利，若是就其本质来说在实践时需要与其他权利人彼此共享，甚至是竞争的话，其法律特性一定与完全属于个人自主且独享的古典个人权利非常不一样。

国家有逐步实现获取医疗资源的权利的义务。因此，国家可以透过提供清洁饮水、干净空气、充足的营养等基本措施，来履行它的宪法义务。这样的义务也可以是透过提供床位及昂贵的治疗药品给需要的个人来实现。重要的是，健康医疗计划触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受到平等、不受歧视的医疗救治。

再论古特邦案

让我们回到古特邦太太的案子吧。认真对待基本权利的法官往往会对于两种诱惑特别谨慎。一项是过度的形式主义，亦即以消极和无感的态度面对真实的人、事、物，另一项是希望透过保障穷人来博取报纸头条的心态。我认为在古特邦案中所有法官都注意到要避免司法民粹主义（judicial populism），也就是说，不该做出只能一时地满足民众的渴望，但事实上无法行之久远的判决。然而既然我们法官已宣誓要以全民的正义为职责，我们必须使人权法案中的社会经济权利得以落实并具体化。古特邦太太和其他同病相怜的人要求政府有所回应。若是像本案的状况，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国家的政策而失去住所，没有地方好好睡一觉、没有基本的遮风蔽雨之处，只有泥泞的土地和以塑料布当被子，所谓人民有要求合宜住宅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个法理上的稳固基础来处理他们的状况。换言之，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分析与补救方式，既不会给资源有限的政府造成太大的负担，又能强制落实社会经济权利。

在查克·亚可布大法官主笔的判决中，我们无异议通过，宪法中关于合宜住宅的规定，最核心的观念是，政府有责任通过“合理的法律与行政行为”以逐步实现居住的权利。我们觉得，法院对于“合理行为”这个概念是有能力做出判定的。若是这些措施无法达到“合理性”的门槛，那政府就是违反宪法义务了。在判决这些政府措施是否达到标准时，宪法法院同意政府在此一领域具有专业性，并了解到许多不同的政策都能符合合理性的要求。然而，不论政府的居住政策多么令人激赏，仍然有像古特邦太太这样的公民，她们的居住环境是这样的破陋不堪，她们的尊严也因此受损。换句话说，虽然从大方向来看，整个居住计划是合理的，但距离满足宪法要求仍有不小的落差。政府的措施当中并没有完整的计划来安置不得温饱的无家可归者，这包含重大天灾后的难民以及像古特邦太太这样的人。因此，我们判决，政府的居住计划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计划“无法运用既有可利用的资源，为人民制定合理的法律……致使这一群人脚下无土地、头上没屋顶，命如蝼蚁，朝不保夕。”

在宣判之后，也就是确立了国家在社会经济权领域的义务后，我们让行政部门去决定怎么弥补过去的错误，才是最佳方案。因此，我们让行政部门去决定紧急救助的方案应该由中央、各省或地方去执行，还有救助计划应该怎样发展才是最合适的，是否只提供土地让人民建避难所，还是土地和收容所都要提供？或者是国家直接提供金钱补助，让有需要的人自行使用？基于同样的权力分立思维，我们让行政部门决定救助计划的经费从哪来：可以从一般住宅计划的预算中挪过来，可以从国防预算挪过来，可以增税，可以从任何预算项目挪过来，只有一点，我必须声明，不能从法官的薪水扣，这可是宪法保障的！

透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但提醒国家有保护人民基本人性尊严的责任，也确保是由政府来决定这些计划的优先级、内容和细节，以便符合其宪法义务。

为了做出原则一贯的判决，并且具有可行性和实效性，我们深感若要实现宪法人权法案要求的权利，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这些权利是息息相关且彼此依存的。宪法要求解释人权法案时必须以促进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价值为原则。我们的宪法因为这些价值，尤其是人性尊严的价值而受尊重，而能统领这个国家。我们明确主张，居住的权利不能和人性尊严的权利切割。这意味着国家若只说它盖了很多房子供人居住是不够的，即使从国际标准来看它提供的房屋在数量上已经很惊人，也还是不够。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响应不能是形式上的，居住质量的面向同等重要。

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

下一个关于执行社会经济权利的案子发生在不久之前，但同样充满争议。这个案子是关于我们国家严重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与艾滋病（HIV / AIDS）患者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能否在所有医院、诊所得到奈韦拉平（Nevirapine）[2]的治疗，而不是像现在，卫生署在南非的九个省分里，仅各选两处提供这类药品。这种药物能有效地阻止胎儿在孕妇体内感染病毒，而国家的政策是，这样的药物发放必须有所限制，以等待为期两年的相关管理问题评估。

这个案子是由“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所提出，据他们的委任律师所言，这是南非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公民组织，且该计划也已引起回响。他们已经成功地帮助成千上万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不因此可怕的疾病而被边缘化，让这些携带者仍然能尽可能地享受正常人的生活。这组织的某些领导者曾参与种族隔离时期的抗争，所以知道如何整合街头抗争、媒体和诉讼。他们的主张是，政府在每个省份里只选两处提供奈韦拉平不仅不合理，且有悖于其宪法义务。他们指出，事实上，药厂免费提供该药物五年，安全性也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药房买到奈韦拉平。他们的证据显示，不在前述范围内的其他十八个医疗机构服务的医生、护士也都迫切地希望能提供该药物给患者。

另一方面，代表政府的辩护人强力反击，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根本就是行政部门的政策抉择，不应该由法院来处理。他们不客气地说：“法官可不是开处方的医生啊！”本质上，他们的根据是权力分立的原则。而如果我们接受它，就某个程度上来说古特邦案判决的精神就被打折扣了。

我必须补充一点，“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的律师认为宪法法院在古特邦案中做得不够。他表示，人权法案的基础是个人权利这个概念。在他看来，宪法要求的是更强大的司法权，而非放任行政权拟定并执行他们觉得合理的政策。宪法要求法院来协助生活于最低限度以下的人民，使其能够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律师对此议题的讨论。我抛出这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住在深山里的人可以到法院要求说他想要自来水，即使为了满足他的特殊需求所要花的钱可以供水给住在平地上的上万人，我们都应该满足他吗？”“你这是个情绪性的问题。”他如此回答。“不”，我试着说明我的想法，这是关于如何才能够最佳地运用有限的资源，以实现社会经济权利的问题。我继续问：“难道应该是手腕最灵活（而且律师最好）的人才能得到房子、水、电，还有更多吗？难道宪法要被解读为授予每个法官权利和责任，来决定谁能先得到稀少的社会资源吗？”“是的。”他回答，“如果这些人的生活低于平均水平且无法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他们的权利就是被侵害了。”

宪法法院最终的决定可能让不少人权团体失望，因为我们认为政府透过不针对特定人的政策，以满足人民最低限度生活需求，即已履行其最低限度的宪法核心义务，不需再针对任何个人满足其特定的请求。要透过法律诉讼来处理个别案件有其困难，当类似的否决案件越来越多，民众对社会经济权利的信心就会动摇，而原本就处于弱势中的群众将更加困苦。

然而，从公众的观点来看，这个案件的主要争议点是在宪法法院怎么面对卫生署的诉讼代理人提出来的主张，亦即，不论我们这些法官的个人观点为何，在宪政制度下都不适合由法官来决定公共卫生政策。在响应权力分立的问题时，大法官反问卫生署律师，不就是宪法本身赋予宪法法院要求这些宪法权利应该获得实施吗？如果这个理解正确，那么宪法法院不就是在权力分立原则的规范下，取得司法在此一问题上的发言权吗？

当我们要进法庭宣布判决时，我的同事桑岱尔·恩格库波（Sandile Ngcobo）大法官开玩笑地递手帕给我：“奥比，你今天需要吗？”他的笑点是之前的一个他所主笔的宪法法院判决，而那也是我在世界各地演讲时喜欢与听众分享的经历。那案子是关于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男士应征南非航空（South Africa Airways）乘务员的工作，他通过了所有测验，但最后却因为身染艾滋病毒被宣布不适任。南非航空的解释是，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也曾因为担心顾客流失而没有雇用同样病情的员工。在这份判决书中，桑岱尔·恩格库波大法官明确指出，任何航空公司的商业惯例都不能作为限制南非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依据。他代表宪法法院宣告，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歧视，航空公司应该对抗歧视和偏见，避免这些人被边缘化，而非屈服于歧视。因此，宪法法院认为原告受到不公平的歧视，因此判决他获得胜诉，要求南非航空必须重新雇用他为乘务员，直到他的健康状况不足以胜任该工作为止。

当时，法庭内挤满了穿着“HIV-POSITIVE”T恤的旁听民众。宣布判决时，现场是一片寂静。但当我们离座返回审判席后方的通道时，我听到一阵欢呼声，而就在那一刻，我的眼眶湿了。我流泪不只是因为想到艾滋病对南非的伤害，更大的原因是我以身为大法官为荣，因为我能够在这个位置上，为所有人捍卫基本人权、保障人性尊严。当时的我不自觉地流泪，然而这一次，我准备好了。所以当我们要步入法庭宣布“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一案判决时，我回他：“没问题的，桑岱尔。今天我有备而来，你留着你的小手帕吧。”

当我们步入法庭时，我又看到满满的、穿着“HIVPOSITIVE”T恤的人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黑白，就像是代表我们这个多元国家的全体民众。当然，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氛，但当首席大法官亚瑟·查斯卡森（Arthur Chaskalson）以庄严的语调念出判决摘要时，整个画面却又像是凝结住了。“既然该药物可以免费取得、又被视为可在私人诊所和检测中心安全使用，政府以需要进一步检验为理由限制供应，显非合理。”我当时脑中浮现的画面是，有许多婴儿原本可以健健康康地出生，却因为政府的一纸行政命令，使得医生无法开这种药，让这些婴儿一出生就成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宪法法院宣判，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都应该能提供这种药物，并让所有医疗人员能够在告知患者并取得其同意后使用。又一次，在宣布判决之后，完全的寂静。但当我们鱼贯走出法庭，在走廊上等候离开时，旁听群众的欢呼声再次响起。而我，也又一次地，哭了。

[判例一]

索布拉曼尼案——当国家的资源有限……

索布拉曼尼先生深受严重肾脏衰竭之苦，因而请求宪法法院判决公立医院应为他提供洗肾治疗。他主张，宪法保证他有取得医疗服务的权利。宪法法院判决他败诉，理由是宪法法院不应该介入由医疗主管机关做决定的事情，代为决定怎样才是使用稀有医疗资源的最佳方式，特别是将稀有医疗资源用在状况较佳的肾脏受赠者身上。这份判决是由当时的院长，后来担任南非首席大法官的亚瑟·查斯卡森所主笔。

亚瑟·查斯卡森院长：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贫富不均的社会。数百万的同胞生活于极度悲惨、极端贫穷的状态。我们有高失业率、不健全的社会安全政策，许多人甚至没有足够的干净饮水和医疗照护。这些问题在制宪之前就已经存在，冀望能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有人性尊严、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这是我们的宪法核心。但只要上述不幸的现象继续存在，所有的理想都只是空谈……

若医疗单位把现有的洗肾设备都用在维持慢性肾衰竭患者的生命上，受惠病人不会比依照现有的指导方针更多，而且治疗的结果也不会更好，因为它不能真正的治愈患者，而只是让患者停留在漫长的疾病状态。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指导方针是不合理的，亦没有证据显示亚丁顿医院（Addington Hospital）诊断上诉人索布拉曼尼时，不适合使用洗肾设备的决定是不公平或不合理的……

负责夸祖鲁——纳塔尔（KwaZulu-Natal）地区卫生医疗事项的省政府必须要决定将多少经费用于医疗政策，以及这些经费该如何运用。做这些决定并不容易。在政治层面上省政府必须要填补医疗预算，在执行层面上，省政府又必须决定医疗资源使用的优先级。法院不会主动介入负责这些事务的政府机关和医疗机构基于理性与善意的决定，毕竟这就是他们的权责所在……

每个人都会同情上诉人索布拉曼尼和他家人的处境，他们可能要散尽家财来支付能让他延续生命的医疗服务。悲惨的事实是，如果索布拉曼尼够有钱，他就能到私立医院使用洗肾设备，但他不是，他只能寻求公立医院的诊治。然而国家的资源有限、他又不符合使用洗肾服务的标准。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个案。有许多和索布拉曼尼先生一样需要洗肾设备的患者，也有许多其他疾病的治疗面临资源不足的困境。更进一步来说，也有人民需要房子、食物、饮水、工作机会、社会安全等等。这牵涉到一种权利，亦即“生命权（right to human life）：像一个人一样活着的权利，与一个广大的群体共享生命经验的权利”……

国家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上满足所有上述需求，因此有时会出现不得不有所割舍的抉择。国家必须从宏观的角度来照顾整体社会最大的利益，而非将资源用在特定的少数人身上……

[判例二]

索布拉曼尼案（续）——痛苦的选择……

在协同意见书中，我对一些社会经济权利的宏观面特质提出了看法：

萨克斯大法官：

尽管每个要求使用公共医疗资源的人都有权受到重视，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合理且一致的标准来决定谁可以得到医治，而谁又不行。缺乏一致的标准比那些标准本身是否合理还受到更多的批评。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指出：“即使在工业化国家，虽然他们有能力借由公费补助的研究带动生物医学科技产业，社会大众，特别是年长者，对高科技医疗设施的大量使用也将无可避免地增加政府支出，从而排挤了针对年轻人的预防医疗，以及对劳动人口的健康照护支出。这也就是为什么绝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对于像是洗肾或是器官移植的费用，并不给付，或是有着严格的限制（利用各种名目）。”……

如果政府无法为所有人提供相同的照顾，那它也不能只提供给某些人某些照顾。于是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难题，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好什么照顾都不提供……

健康权的本质让我们不能以传统的、以人的自主性为核心概念的法律架构来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以人类互赖互助为本的分析架构。一个健康的生命有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空气和饮水的质量，以及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维持的卫生环境；人际间的关怀程度也和个人健康高度相关；医疗机构提供的正式诊疗与照顾；患者的家人、朋友、小区所提供的非正式医疗关怀也同等重要。正如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米诺（Martha Minow）所言：“互相倚赖并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有限的资源让我们不得不相互迁就。谁能够用洗肾设备？谁应该先得到肾脏移植？”……

传统的权利分析模式因此必须做出调整，我们必须规划出一种宏观的宪法架构，以处理同样有资格的人彼此竞争有限资源时该怎么办的问题。当某种权利必然是分享的、互相依存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平均分配给所有人或是给予少数有特别需求的人之间取得平衡，而这样的做法并不能算是限制了这种权利……

不论生命权在南非被如何定义，事实上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宪法权利可以强大到能够排除死亡之发生。正如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John Paul Stevens）所言：“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亡是生命的完成，而非与之对立。然而，我们能做的是与死亡和解，面对它而能处之泰然。”这是我们该用来面对本案的精神。以人为方法来延续生命的稀少资源在此需挪为他用，而我们必须做出这个痛苦的选择……

法院并不是解决此类患者与医疗问题的适当场所。虽然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功能在民主体制中很重要，但囿于制度设计的局限，以及适度的宪法谦卑（constitutional modesty），我们对类似案件的审查必须格外审慎。司法系统提出的方案不可能取代那些非常个人层面的痛苦挣扎，这些挣扎都发生在“患者自己身上，发生在对病人施救的医疗人员以及关心患者的人们身上”。

此外，人权法案的条文规定不应该被过度解读，让法官处于自己是拿诉讼当事人的生命当赌注来判案的忧虑当中，并因此要求医院将最昂贵的医疗资源或不适当的医疗程序用在诉讼当事人身上，占用了稀有医疗资源而排挤了其他人的权益……

本案原告展现出一种最值得尊敬的态度，并清楚意识到世上还有很多与他一样病情急迫的病人。如果资源和同理心一样丰沛，那我身为法官做决定就容易多了。不幸的是，我们的资源有限，而我也找不出我比这些医疗专业人士更适合来做这痛苦决定的理由。

[判例三]

古特邦案——人，就应该被当人对待……

法院判定，虽然政府已经提出大规模的住屋兴建计划使人民能从简陋的木板屋搬到真正的房子，这并不表示政府可以停止给因为被驱逐，遭逢火灾、水灾而无家可归的人，兴建避难所的计划。这份经全体通过的判决由查克·亚可布大法官主笔，内容如下：

亚可布大法官：

我们的宪法不但重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重视社会和经济权利。所有的权利在我们的宪法中是互相关连且相辅相成的。无疑的，一个人若是没有食物、衣服、房子，也就没有了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等基本权利。赋予人民社会经济权利是让他们享有宪法保障的其他权利的前提。这些权利的实现也是促进种族和性别平等、不分男女都有平等机会实现自我的社会进步的关键措施……

由此观之，买得起房子的人，不论房子是大是小，和买不起房子的人是有分别的。对于买得起拥有最低限度设施房子的人，国家主要的义务就是松绑政策，提供购买房屋的机会，或订定相关立法与提供贷款以帮助愿意自建住屋的民众。发展与社会福利则是要照顾靠自己买不起房子的人。国家政策必须同时照顾这两个族群的人民。贫穷的族群较为弱势，他们的需求更需要特别注意……

国家的住房政策必须有整体计划，也可能因省而异、因市而异、因都市或乡村而异，甚至因人而异。有些人只需要土地，有些人需要土地和建材，有些人需要贷款；有些人可能需要自来水、污水处理、电力供给、联外道路等等的协助。在乡村地区，务农的居民集体住在村庄里，所以适合那里的居住政策套用在都市地区可能就不适合，都市人需要的是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

住房政策的合理性问题，也必须放在整个宪法人权法案的架构下来审视。人人都有权享有合宜的住所，毋庸置疑，因为我们重视生命，也希望国民都能享有基本的生活所需。一个社会若是基于人性尊严、自由和平等而结合，就必须确保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应配有必要的生活物资。一个合理的住房政策必须考虑没有享受到权利的人被忽视的程度与广度。这些人的需要是最急迫的，他们的权利受损也最严重，如果要实现社会经济权利，所有的政策与措施就不能忽视这些人。光是用统计数字说这些措施已经照顾了很多人的权利并不足以满足合理性的要求。此外，宪法要求国家照顾、关怀到每个人。如果这些措施只是在数字上好看，却没能照顾到这些社会边缘人的需求，自然远远称不上是合理的……

宪法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些没有土地、没有房子、住在断垣残壁之中、因为天灾而无家可归或是房子要被铲平的人，要如何能取得暂时的栖身之所。这些人对住屋有迫切的需求。若是有一批牢固、舒适、安全的住屋，能够满足目前住宅发展相关条例所规定的住屋标准，即可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

其实住房计划的执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政府已经投注了大量的资金，也有不少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大量的心力、人力、资源和专家也持续投入，以期让这些房子早日完工。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促成居住权的逐步落实。然而有个问题一直存在：这些措施是否符合合理性标准？

各种权利之间是彼此相互关联的，而且重要性不分轩轾。而这样的观念并非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对一个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本的社会来说，这样的想法在观念与实践上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措施都必须兼顾人性内在的尊严才称得上是合理的。我国政府的住房政策亦然，否则宪法推崇的人性价值就将形同具文。若我们从人权法案整体的角度来诠释第二十六条[3]，被告有权要求国家在任何状况下，特别是在处理关于人性尊严的问题时，都须有合理的政策措施。简单来说，我要强调的是，人，就应该被当人对待……

[判例四]

霍夫曼案——愿偏见与歧视不复存在

南非航空拒绝雇用艾滋病毒携带者霍夫曼先生为乘务员。这个经一致通过的判决由桑岱尔·恩格库波大法官主笔，判决指出，南非航空此举造成歧视，并判决南非航空必须雇用他为乘务员，直到他的健康状况不足以胜任乘务员的工作为止。

恩格库波大法官：

我们禁止歧视的根本原因是宪法认为所有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尊严。当一个人被歧视时，他的尊严就受损了。歧视程度的判断标准就在于被歧视者受伤害的程度。其他相关考虑包含被歧视者的社会地位、歧视的目的是什么、被歧视者受损害的程度，以及该歧视对受害者的人性尊严伤害程度……

上诉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是少数群体，而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困境投以强烈的偏见，使得他们承受了制度性的剥夺和歧视，他们被污名化和边缘化。正如同本案所显示的，即使霍夫曼先生胜任该工作，却因为身染艾滋病毒而被拒绝。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导致许多携带者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以避免歧视，但这样也剥夺了他们得到帮助的机会。艾滋病毒携带者与患者是我们社会中最脆弱的一群人。即使有许多医学证据说明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仍然存在。这种歧视，在我看来，是一种新形态的羞辱，是一种对于人性尊严的攻击。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偏见有毁灭性的负面影响。在职场上尤其严重，而这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因此，这样的状况在法律上需特别保护……

当然，正当的商业考虑是企业决定是否要雇用员工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我们必须对抗以商业利益做伪装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为确保更大的社会利益，每个人的人性尊严必须被承认，任何形式的歧视都必须杜绝。唯有当这些族群受到保护，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权利也受到保护……上诉人的宪法权利不能由偏颇的社会印象来决定，也不能引用不受我国宪法管辖的其他国家航空公司的例子来决定……

偏见永远不能将歧视合理化。这个国家最近已经形成某些制度性的偏见了。我们的法学文献充满着现在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在过去被歧视的例子。我们的宪政民主被带到一个新纪元，一个所有人的尊严都被尊重的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偏见和刻板印象将不复存在。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建立宪法里我们追求的平等国家，那我们就不应该容忍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偏见存在。南非航空身为国营航空，自然必须履行其宪法义务、捍卫宪法尊严，而非向偏见和刻板印象屈服……

我们对于艾滋病带原者必须抱持同理心和理解。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现“和解”的和平共存精神。他们不应该被谴责甚至被判“经济（权）死刑”，如果不给他们平等的工作机会，那就是判他们“经济死刑”。这项课题在我国尤其重要，因为据闻我国的艾滋病感染率高得令人不安。

[判例五]

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法院是基本人权的守护者

宪法法院一致判决，卫生署限制在两年的试验期间，每个省份只有两处可以提供“奈韦拉平”这种抗反转录药物是不合理的。判决认为这样的药物应该在所有公共场所，只要有医师可以开处方和配药，携带艾滋病毒的母亲和她们的新生儿就应能立即取得，这份判决处理的是关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权力分立问题，内容如下：

宪法法院：

国家必须逐步采取负责任的措施以杜绝或减缓对我们社会伤害甚剧的大规模不公平……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在处理这类事务时，法院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实务层面与政治层面的深度调查，因此也无力决定何谓最低限度的合理标准，或判断公共经费应该怎么花才最合理有效……政府预算有许多需要急迫处理的事项……当法院命令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时，那就超出了法院的能力范围。宪法赋予司法权一个明确但狭隘的角色，亦即，宪法要求司法权监督行政权是否有实行合理的政策措施以履行其宪法义务。这些合理性的决定可能有预算上的意涵，但法院不会直接影响预算分配。在这种方式下，司法权和行政权达到了一种权力分立上的平衡……

我们也意识到，政府得面对流行病带来的许多棘手问题。除了流行病之外，政府还必须要处理教育、土地、房屋、健康医疗、食物、饮水、社会安全等庞杂的事务。这些都是我们宪法里明文规定的社会经济权利，国家必须在有限的资源下，以合理的立法等措施来逐步实现这些权利。从我国的历史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个异常艰难的任务。但尽管如此，这是国家责无旁贷的宪法义务……

代表政府的律师主张，在权力分立的原则下，制定政策系行政权专属权力，司法权不能以命令的方式凌驾于政策之上，并要求行政权执行。宪法法院过去的判决已经多次阐明，虽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间的界线并不明确，但某些事项显然专属于某一权力。三权及其所辖单位都应该尊重权力分立的原则。然而，这并不是说，法院不能或不应该以命令影响政策……

法院的主要任务是忠于宪法和法律，务使其“公正、无畏、无私、无偏见的适用”。宪法要求国家必须“尊重、保护、促进、满足人权法案中的权利”。当国家政策有抵触宪法之虞时，法院必须检视政策本身和其施行是否符合行政权的宪法义务。如果法院要在任何案件中宣告行政部门未能满足宪法义务，那也是基于宪法赋予司法部门的职权所致。如果这构成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涉，那其实也是宪法要求司法权所进行的干涉。政府律师主张对政府的命令应该区分为宣示性（declaratory）与强制性（mandatory）两种，但此举实无裨益。即使是政府或国营单位的宣示性命令也会影响其政策与预算分配。政府有宪法责任去遵守法院命令，不论这是否会改变其政策，也不论其有无资源。因此，在普马兰加案（Mpumalanga case）中，宪法法院撤销省政府的政策，判决政府须补助某些学校，且这些补助需持续数月。同样的，在奥古斯都案（August Case）中，为能让受刑人也享有投票权，即使所需经费可能很庞大，宪法法院仍要求选举委员会修改选举政策、计划、规定……

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需要我们同心协力来携手合作，且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门应该各司其职，动员所有资源，相关公民团体也必须全力以赴。为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得善尽沟通协调的工作。同时，必须有一个公共卫生计划，让所有关心此议题的人，如第一线的护理师和患者，通通知晓。事实上，这样的公共卫生计划如果要符合宪法要求的合理性，它的内容就应该被适当地广为传播……

我们必须要有配套的全国性计划才能对抗艾滋病的蔓延，而政府已经承诺要投入这场战役。我们的判决指出，若是政府政策排除应该可以取得药物的人，导致无法阻止亲子间的艾滋病传染，那这项政策就无法满足宪法标准。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马上要求接受这项治疗，尽管就像萨布拉博士（Dr. Ntsabula）所言，那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每一项努力都应该朝这个目标迈进。预算的增加将能加速这一进程……我们认为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部门，特别是公民团体的参与是达到这目标的重要环节。政府一向尊重并会履行宪法法院的命令，我们相信，在本案中，政府也会这么做。

[1]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哈佛大学哲学与经济学教授，印度经济学家，以其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贡献，并且长期关心社会穷人问题，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也称韦拉慕恩（Viramune），是治疗艾滋病毒携带者与艾滋病患者的药物。为避免产生抗药性，它通常得与其他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一同服用。

[3]南非宪法第二十六条属于人权法案一章，有关国民居住权之保障。

第八章 人性尊严与比例原则

尤其是当政治领导人面临来自民众巨大却不合宪法原则的压力时，人性尊严濒临威胁，此时不需向选民负责的法官反而有施展的空间。法官们可以倚赖宪法所授予他们的独立性，来确保正义无畏、无私、无偏倚地关照到每一个人。

如果说我常在浴缸中获得顿悟，他人给我的启发则常发生在餐厅里。某次我和当时服务于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的丹麦法官伊西·福吉（Issy Foigel）在约翰内斯堡共进晚餐，他告诉我，在欧洲人权法院里面，来自南欧的法官和来自北欧的法官思路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对判决结果也许意见一致，但逻辑推论过程却大相径庭：来自南欧的法官相信他们的任务是分辨正义和不正义、正确与错误，而来自北欧的法官则认为他们的职责是在各自有理的权利主张中保持中立，主持程序工作。后者相信，在现代多元的民主社会里，极端的不正义已经很少见。他们认为人权法院的基本课题是要找出一个能够平衡各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一致性做法，而不是划分正义、不正义的界线。

对我来说，南非宪法法院处理的案子也多半是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冲突，或说正确的主张和正确的主张之间的矛盾[1]。我们真正的难题不是辨别合法与非法，而是努力调和在开放、民主社会之中必然有的利益冲突。在这样的前提下，抽象法释义学的论理方式不是那么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以目的、脉络、后果影响以及价值为中心的审判方式。这并不是说，前后一致的法律论证和法律融贯性（legal coherence）的要求不重要，难以捉摸且多半是个人主观判断的利益和欲望，反而成为法院的主要关心。正好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预先取得客观的原则与事实证据，以作为判决的根据。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时时谨记在心，这些原则本身即蕴含平衡的元素。事实上，如果有天我漂流到一个荒岛之上，而且只能带两样宪法所蕴含的法宝，那我要带的就是人性尊严和比例原则（proportionality）。

当我受邀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在丹麦国会“六百周年庆”活动上发表个人演说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形式主义的法律论理和目的性衡平的法律论理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异。显然，我们两个人同时受邀这件事情，也是基于一种衡平性的想法。讲话充满个人魅力、鞭辟入里的斯卡利亚大法官认为，法官的职责仅仅在于确保宪法的各项条文必须被遵守。他说，保障个人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权力分立，一方面各州和联邦政府必须分权，另一方面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也恪守本分、互不逾矩，而非让法官将他们的主观偏好加诸透过民主程序通过的法律里面。因此，他完全不赞同将比例原则、价值平衡这些观念作为司法权的武器。在他看来，立法者而非法官，才是这些必要的利益平衡的执行者，立法者必须在各种冲突的利益间取得适当妥协。这次的经历真是太美好了，我有三大收获：一、原来丹麦国会过的不是六百年生日，而是一百五十年；二、斯卡利亚大法官在法庭上十分严厉，但私底下他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三、在丹麦的社会环境中，伊西·福吉告诉我的比例原则比斯卡利亚大法官所提倡的推理原则，更令人认同。虽然丹麦的宪法是比较传统的宪法，在基本权利保障上没有太多突破，但身为欧洲国家，以及其对《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的遵守，才培养出丹麦人民强烈的基本人权意识。倒是在法国，传统上人民的总体意志透过国会呈现出来，有了很大的转变。我听过一位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法官发表如下观点：19世纪是行政权控制国家的世纪，20世纪是立法权凌驾于行政权的世纪，至于21世纪，将会由司法权来确保立法权和行政权都会遵守有关人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规范。

南非协议式的革命帮助这个曾经一度极权、充满种族歧视的国家，脱胎换骨为一个民主政体。南非著名的公法学者艾蒂安·穆瑞尼克教授（Etienne Mureinik）因此有感而发，从司法的角度提出相当隽永的评论。他指出，我们正跨越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从诉诸权威的文化通往诉诸理性论证的文化。不论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想法能否被视为诉诸权威的文化，我国的宪法法院无疑是建立在诉诸理性论证的文化之上。其意涵对司法的影响甚巨，而宪法法院有责任带领着全体司法工作者去接纳并吸收必要的改变。律师将这种改变视为从文义性解释变成目的性解释，但实际上必要的工作远超过此类技术性转换。我国宪法对司法权的运作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宪法要求宪法法院以制宪之前我们想都没想过的全新方式来处理三个大问题。这三方面都要求我们超越原本刻意固守条文的模式，进而承担起在宪法范围内进行审慎权衡的裁量。这样的转变就像是一段旅程，航程的起点是过去那种执着于概念分类和严格套用形式规则，终点是以原则一致的方式，在一个开放民主社会中必然会出现的冲突利益之间进行轻重权衡。我们的宪法鼓励我们参照外国的法律，而我们也发现在全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国宪法法院，大家对司法功能的演变都有相同的理解[2]。

在制宪之前的年代，我国是议会主权国家，国会主宰一切，没有人可以质疑国会所制定的法令。那年代法官勉强拥有的诠释功能便是从国会立法程序中的讨论去推敲立法者的原意。现在，法官的主要工作变成判断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文字是死的，我们仍努力活化法条文字，使其合宪。如此一来，司法的主要工作不再是从立法文字上去推敲国会的原意，而是判断对法条内容的某种解读是否超出了宪法所能允许的范围。从议会主权迈入宪法主权，国会不再是最高的权力来源，过去主宰法律界的陈旧、高技术性法条解释方式实际上已经不合时宜，法律争论和判决的本质也已经改变。

第二个司法工作的全新变化是，司法者在处理法律违宪争议时，不能再以迂回的方式，避免该法律对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造成限制，以对被质疑的法条进行解释。我们现今必须回答在制宪之前根本不存在的司法问题：在一个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本的开放民主社会，对权利的限制是正当的吗？事实上，关于是否可以透过立法对某项权利进行限制的问题，很快就占据了宪法法院大部分的时间。宪法本身就提供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因素。根本上，我们必须根据比例原则，针对每一个个案做判断：对权利的限制与其限制手段是否与其所欲保护的公众利益成比例？这类问题的核心在于不同利益间的平衡。简单来说，就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我再怎么重复这个词也不为过。我们的第一个案子乃关于死刑的合宪性，便是以比例原则作为整个法律分析的脊梁骨。

我之后将会详细分析比例原则的重要性，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说明司法工作第三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我将其称之为救济（remedies）的问题。如果一个法规不合宪，如果对某项权利的限制是不合法的，那么适当的救济是什么？宪法对此给予宪法法院在个案的判决上极大的裁量空间。宪法法院可以剔除法条中某些违宪的文字，只留下合宪与符合该法意旨的部分。如果剔除违宪文字不能达到目的，宪法法院可以宣布该法的概念违宪（notional unconstitutionality），也就是说，打个比方，该法可能在甲、乙、丙部分违宪。这些都是我们在制宪之前未曾听闻的方式。至于那些坚持以过去的方式、企图尽可能顺从立法者意志的法匠，这样的改变更是难以骤然适应。现在，我们在解释法律时，不再受限于法条文字，而会掌握更多的意涵。

我们第一次将这种法律解释方法运用在个案之中，是针对一个移民法规的案子。该法很明确地是为了公共利益而立法，但却是违宪的，因为它只限于用于合法结婚的夫妻而不包含同性配偶。在这被视为对性倾向的歧视后，我们决定不将其送回国会修法，而是由我们来加进一段话，让同性配偶也能适用该法。该法的目的很清楚，我们以影响最小的方式进行改变，更省下大笔的政府经费。我们认为国会需要添加的文字，国会总是都会照办以使法条合宪。如此一来，透过附带条件的合宪性解释，宪法法院深化了而非阻挠了国会原本的立法目的。

一般情形，当宪法法院宣告某法条违宪时，它也有权针对这项违宪宣告做出它认为符合正义且公平的配套命令。这赋予宪法法院广泛的裁量空间去选择给予救济的方式。宪法允许法院让违宪的法律存在一段时间后才失效，以便国会有时间修正疏失，这些都是在新宪法生效前不存在的。然而这样的裁量空间不表示我们可以不提出合情合理的理由。相反的，我们在每个案件上都必须清楚地解释推论过程，胪列正反意见，以及最终采取的单一救济途径或复合式救济途径是在什么基础上做出来的。事实上，在每个个案的讨论中，我们花在讨论救济途径上的时间绝不少于讨论实体争议问题的时间。

我现在要回到宪法法院的核心实质工作，其中大部分都牵涉到比例原则如何运用在个案之上。在每个案子的最后我们都必须做出价值判断，因此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有需要尽可能全面、清楚地把判断的基础原则交代清楚。判决不能只是“法官这么说”或是法官主观的看法，我们必须论证在什么样的脉络下，启动了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机制，分析受质疑的法条能如何促进公共目的，检验该法条在多大范围内可以保障人民权利，还有最重要的，判定该限制的范围是否符合比例。同时，为了达到平衡，我们必须尊重行政权应享有一定的裁量空间，可以选择适合的措施以达到其政策目的。另外，我们也应该理解政府有一定能力对哪些政策缓、哪些政策急进行实务性的评估，并在需要时邀请立法单位介入。在政策会造成多重冲击的地方，换言之就是会对诸多生活层面造成广泛且不易计算的损害时，政府的裁量空间就特别应予以尊重。

与此同时，我们总是要以宪法为准绳来检测每项政策，是否能够在一个开放民主社会通过人性尊严、平等与自由的考验。在援用这一判案准则时，我们尽可能地多参考各国的案例，从他们的法学思维与司法实务中汲取经验。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在做出判决时，让读者能完全理解我们考虑了哪些因素，哪些因素具有扭转全局的关键性作用，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在绝大部分的案件中，我们不断辩论，直到我们取得足够的共识，能够以一致通过的方式来撰拟判决书。但也有些时候，大家对于比例原则的天平上应该包含哪些利益，各执一词、无法妥协。例如，在关于拉斯特法里教派（Rastafari）[3]主张宗教自由应可以保障他们使用大麻而不受刑罚的案件时，宪法法院大法官们形成六票对五票的局面。虽然我们都采取比例原则进行平衡性的评估，但结果每位大法官对相关考虑给的权重都不一样。这个案子是一位实习律师提出的，他按照本行的专业标准已经够格成为律师了。然而，他曾经两次因为持有大麻被定罪，而且根据他的宗教信仰，他无法保证不再吸食。宪法法院将此案延后开庭，以便收取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和大量来自司法人员的证词。在研究这些资料后，大多数的大法官认为没有办法让警察以宗教因素为拉斯特法里教派破例。我在不同意见书中指出，多数意见并没有对边缘化的宗教族群给予足够的尊重，这也让主流思想掩盖了不同群体的声音。在我看来，警察可以将查获的大麻分配一部分给指定的拉斯特法教派里牧师，以供信仰之用。详见普宁司案的判决摘录，该段显示经过比例原则的平衡后可以有不同的结果。重要的是，在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中都充分揭露我们考虑的因素，特别是我们在论辩结构上相当倚重的因素。

类似的，在牵涉到平等保障的案件中，我们必须根据宪法去判断对不同人的差别待遇是否构成了不公平的歧视。为了回答这类问题，我们被迫要去考虑该措施对特定族群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即使我们都以比例原则进行检验，我们的结论还是会有分歧。因此，在一个关于往生者（即被继承人）财产只能给配偶，不能给未婚同居人的法规是否违宪的案子上，宪法法院形成了七比三的分裂。事实上，多数意见认为，就法律观之，未婚同居人在伴侣过世前并没有任何法律义务，死后将财产判给还在世的未婚同居人在逻辑上不通，也不公平。我所提出的不同意见书，先很不好意思地说，至少是判决书的两倍长。我主张，该案不能以狭隘的婚姻法观之，而应该以宽广的家庭法来审视。家庭关系的本质和紧密度才是家庭的关键元素，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系，以及活着的人对死者和孩子无私的奉献，这些都限制了遗属借此敛财的机会。尽管实际上一个人可以选择的婚嫁对象往往有限，但从法律观点来看，人的确有自由去做选择。然而，我跟其他法官赋予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不一样，这是造成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的原因。我的不同意见详见沃克斯案的摘录。

接着我们要处理的是社会经济权利的执行问题，其中最值得关切的问题在于：国家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是否能实行合理的政策措施来实现这些权利，这也是本书第九章所要探讨的。比例原则、公平性、合理性：这些问题都不是光凭文义解释和逻辑分析就能得到答案的。为体现宪法精神，针对每一个来到宪法法院的案子，我们都必须在重要的社会与道德议题上做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做价值判断，而在于“如何”做出符合宪法表面文字与内在精神的价值判断。我国宪法是个承载丰富内在价值的宝库，那些价值不只是隐含在其整体设计的民主政治架构中，更明白表示在宪法概论、制宪原意，以及对于人权法案的解释方法之中。

从以上的两个案子来看，在关于边缘化的宗教团体和未婚同居伴侣的权利问题上，宪法法院的大法官们不必然对什么是最好的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关于卖春／性工作者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导致宪法法院分裂的争议在于，该案应该完全交由立法部门来权衡，还是因为牵涉到基本权利问题而需要司法权介入？一般来说，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决定如何利用资源才最适当，并非法官的职责，而是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的工作。这不仅是因为法院要避免干涉预算的决定，毕竟，要执行基本公民权利通常会牵涉到预算问题，例如法院要求举行选举，或是提供法律援助的条款便是明显的例子。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法院在制度设计上，是否适合在许多选举时会引发社会舆论激烈争论的议题上，采取特定立场？答案通常是否定的。政府的政策是睿智或愚蠢是由民意和选民决定的，不是由法官决定。在民主宪政下，这是一般原则。我强调，是一般原则，但并不是完全不可变通的。

我的观点是，在少数的状况下，法官因为不需向选民负责所以在处理高争议性问题上反而处于有利的位置。宪法要求我们捍卫颠扑不破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成为举世共尊的法律理念，更与我国日渐成熟的宪政观念有直接关联。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宪法的设计中，独立的司法权与保障人性尊严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稳若磐石的基本权利保障提供给宪法一个面对每一个公民时的基本架构。法院的职责不是在社会上选边站，不论这边是强是弱。法院也不允许纯粹个人的政治、社会、道德立场有过大的影响力。法官当然也有个人意见，而且常常还很强烈，但法官的个人意见就像是光线一般，必须经过宪法这个棱镜的折射，才能发出光芒，才能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宪法本身将一个重大责任托付给法官，即要求他们确保人性尊严无时无刻不受到尊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享有基本人权。

在一个不但异质性特别高，而且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对人性尊严的尊重是最能凝聚社会的宪政原则。这意味着我国宪法人权法案不只是为了确保有产有业者继续享有这些权利，也为贫苦弱势群体创造了获得尊严的机会。如此一来，其实我们无须再辩论未经选举的法官是否适合在具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上选边表态。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是，如何审慎地为法官们划定出一个有限且实务上可操作的界线，让身为人性尊严捍卫者的法官也可以在高争议性政治问题之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当政治领导人面临来自民众巨大却不合宪法原则的压力时，人性尊严濒临威胁，此时不需向选民负责的法官反而有施展的空间。正是在此关键时刻，司法权借由一种最纯粹的形式发挥其功能。法官们可以倚赖宪法所授予他们的独立性，来确保正义以一种宪法所期盼的方式，无畏、无私、无偏倚地关照到每一个人。

在确保特别弱势的族群的权利时，法院将奉行宪法表面文字与内在精神所共同传达的价值。大多数具有违宪审查权的法院都会透过比例原则的衡平检验，都会依照宪法诫命的价值去处理许许多多的个案。这个现象并非偶然。一个尺寸的鞋子不可能容得下所有的脚。比例原则有它的必要性、有它的逻辑、它所要求的证据门槛，以及它下辖的次级标准[4]。比例原则究竟要如何落实运用，还是要以开放民主社会中所通行的概念为准。这样的“社会”只存在于概念上，不见诸世界上哪个国家，不见诸世界上哪一部宪法，也不见诸世界上哪一种司法制度。这是一个理想型的社会，依照各个被视为民主国家的社会里面，处理权力和权利议题的实际经验而导出的理想型。这个社会消灭了所有的压迫、困厄、隔阂与歧视，这些都是旧社会的产物（令人难过的是，在世界上许多角落仍有这些现象）。这个社会充分认知人性尊严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并以“接受每一个人他们现在的样子”为目标。这个社会假设多元的存在，而且不但欢迎每个人，还以同等的关怀与尊重对待每个人。这是一个保护良知和言论自由权利的社会，这是一个确保政府需要向人民负责的社会，这是一个票票等值，而且少数意见不会被忽视的社会。

这个想象的社会成为我们用来衡量政府法规和施政之合宪性的蓝本。在处理我们经常面对的难以决定的案件时，想一想这个理想社会里面的标准，不时能给我们启发。身为法律人，同时也身为人类的一员，我们的工作始于辨别与欣赏该理想社会之轮廓。仿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在一个世纪前针对习惯法（common law）的评语，宪法的血脉不是来自逻辑，而是来自经验。这句话要成立，必须补充一点观察，宪法的动力是来自逻辑，但它整体的融贯和持续，则是来自逻辑与经验是否能够彼此交会。

[判例一]

普宁司案——狎侮来自陌生

从以下的判决摘录可以看出，我和多数意见的大法官们都同意必须有平衡性检验。在天平的一端是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要求的让他们例外持有大麻以举行吸大麻的宗教仪式“达加”（dagga）。而天平的另一端则是可行性，或者说是让执法机关为了他们特别制定例外条款。多数意见认为，允许有限的例外将增加往后执法的难度，而且有限度的例外在任何状况下也都无法满足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的要求。我则认为，多数大法官没有对边缘性团体的宗教自由给予足够的重视，也不够重视社会整体包容彼此差异性的重要性。此外，在平衡检验上，我们也必须弄清如海洛因这样极度有害的药物和酒精、香烟同等级药物的区别，这些以休闲为目的而生产的药物早在殖民时代之前就有了，而且还是从本土植物中提炼出来的。

多数意见：

争论焦点不在于我们是否同意法律禁止人们持有、使用大麻。我们对此的观点与本案并不相关。唯一的症结在于该法是否合宪。上诉人主张该法侵害了他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这才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

在宪法要求的比例原则分析之下，宗教信仰自由和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在一个以人性尊严、平等、自由为本的开放民主社会无疑是重要的，而法律对拉斯特法里教派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造成了实质上的限制。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该法的存在是为了协助政府的反毒战争。上诉人主张，该法虽然用意与施加在一般大众身上是有正当性的，但却管得太宽，其规范限制了拉斯特法里教派的使用，那应该是合法的，不应该被禁止。

该法禁止持有与使用有害药物，目的是在源头切断这类药物的供给，使人无法取得。这个一般通则是毋庸置疑的。该法试图借由阻绝所有对有害物质的持有（唯医疗或研究目的除外）来减少药物危害，而非仅惩罚该有害物质的有害使用。这样的规范有助于该法的执行。凡持有该药物即为犯罪，是否自用或最终使用目的是否有害则所在不问。如此的管制法规事实上乃是沿用南非也参与的《1961年尼古丁药物单一公约》（1961 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

大麻这种药物在南非国内外都有大量非法贸易，此外，拉斯特法里教派在宗教仪式上所使用的大麻并非圣礼式或象征性的少量吸食。当两个或以上的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聚在一起举行宗教仪式，他们就会集体或私下吸食大麻，且在其他时机与场合也会。上诉人提供之证据显示，他在自宅及其他场所定期性地使用大麻。唯一能够区别他与其他被禁止的大麻吸食有何不同的，只有他吸食是为了宗教目的。

然而，并没有任何客观方式能够让执法者分辨人们“吸食”大麻是为了宗教目的还是休闲目的。更难以客观订出标准的是要执法者去分辨人们“持有”大麻是为了以上哪一种目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求执法者判断大麻持有者所言“宗教使用”是真是假，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缺乏一个严格控管的合法大麻供应链，我们根本无法区别少数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为了宗教目的而合法取得的大麻，以及整个外在环境中非法交易的大麻。合法的孤岛处于非法的汪洋之中，恐终将被淹没。

宗教性的使用大麻不能和医疗性的使用相提并论。仅靠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所谓的自律，难以保证他们不会向其他的药物吸食者一样上瘾。此外，就本案而言，若是政府另外颁发执照，特许“真拉斯特法里信众”以宗教的名义取得大麻，那么这样反而违反了宗教自由的本意。宗教自由的本质是人人有权选择宗教，而不需政府任何形式的许可……许可制无法解决执法的问题……要确保持有大麻的人只在合法范围内使用它们，完全只能靠他们自己的自制，国家非常难以监控。当然，也是有许多人更激进地认为，准许拉斯特法里教派信众持有大麻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准许他们自行种植……

我国政府为了公众的整体利益并履行国际义务而禁止大麻，若是为了拉斯特法里教派而特别允许例外，不可能不危害政府的执法能力。因此，依照我国宪法，不针对拉斯特法里教派设例外条款是合理且合宪的。

容许特殊的例外一定会影响到国家的执法能力，然而，若是大麻的使用被限制在特殊的例外之内，那又无法达到拉斯特法里教派的要求。

萨克斯大法官：

不宽容可能以各种形式展现。而其中最惊人、最具毁灭性的形式之一便是以权力将他人的信仰或习俗视为异端邪说，并加以摧毁。另一方面，稍微仁慈一点的不宽容则反映在故步自封、不能接纳异己的主流文化之上。

现在，大多数的大法官都认为，国家若是针对拉斯特法里教派而允许特例，那么在反毒工作上的执法能力就一定会被伤害到。如此一来，他们其实是等于要求其信众在信仰与守法之间只能选择一个，而我认为这种要求是不必要的。出现在通则之中的例外总是会迫使国家承担额外的成本，然而，执行上的不便以及主流价值的调整，本来就是宪政主义要求政府必须承担的。在我看来，本案判决不认同放宽限制，并对该措施的冲击考虑不周，此判决的后果不仅限制了上诉人与其他信众的基本权利，也伤害了我国宪法所要求的对所有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尊重。

大法官在衡量本案中各相关利益的轻重时，不应只用纯然的逻辑与抽象的理性来思考，这好比天平的两边不会是无重量的，其轴承也必会受磨擦力的干扰。真正的轻重权衡必须在活生生的历史、社会与认知脉络当中进行。就算为了完成判决，法官不得不进行抽象的概念式思考并使自己与现实保持距离，然而，法院的运作是在现实脉络之中，而且必须考虑其判决在现实之中对人们的影响。此外，宪法法院本身即为现实的一部分，其运作必须同时既抽离现实又结合现实。我相信在本案中，历史、想象、价值观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天平上牵涉的诸多因素时。

为了取得平衡，某些法律（或某部分的法律）必须比其他法律更强调平等。因此，国家在全面禁止海洛因上所遭遇的实际困难可能和禁止“达加”所遭遇的困难并无二致。然而在比例原则的检验上，禁止海洛因对于执法造成的影响可能被放大了。在少数拉斯特法里教派信徒为了仪式而服用本土“达加”这件事上放松一点管制，对查缉海洛因、可卡因、非法镇静剂（mandrax）的大规模走私进口等真正要紧的工作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确，假若给予拉斯特法里教派信徒于宗教仪式中使用“达加”的特别权利，而不是追缉逮捕他们，对于“反毒战争”可能是较有利的，这些资源可以挪用于禁止更加有害的药物。

我们需要的是在所有考虑因素中，取得最大的平衡。众多考虑因素包括：一个具有普遍性但可因个案做细微调整的方式；以国际经验为依归但兼顾南非实际情势；以公正贯穿其中，并完成我国宪法彰显的终极价值。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宪法法院很可能会经常面对复杂的权力分立问题，它得决定什么应该属于宪法划分给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裁量空间，什么又是属于该由司法权来决断的。

若我们把拉斯特法里教派和其他主要宗教信仰相比，便知它并非大到国会议员不敢忽视其利益的宗教团体。因此，在种族主义者禁止一般非洲人持有酒类的年代，基督教会却有办法在非洲人的聚会上提供圣餐酒（这正如同在美国最严格禁酒的年代，圣餐酒被视为例外特准）。相反的，想要私酿酒作为传统宗教祈祷仪式之用的非洲人都遭到取缔。差异之处不在于使用性质，而是所牵涉的宗教的政治社会地位。虽然俗语说“亲昵生狎侮”，但在牵涉到宗教自由的问题时，我们必须承认狎侮都来自陌生。

我们很难想象，在今日南非，立法当局通过或维持任何压迫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主要信仰的法律。这些都是枝繁叶茂、基业稳固的宗教，他们有强大的能力去游说立法，且其影响力足以影响选举结果。他们自然没有需要向法院请求宪法保护。

没有任何抽象性的宪法分析可以解决信仰和公众利益之间孰轻孰重的平衡难题。然而信仰与公众利益的最大交集在于宽容，它不只是宪法推崇的美德，更是对多元与开放的尊重。因此，宗教宽容不只应该保障人们免于在信仰与守法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更对所有人都有深刻意义，因为宗教和信仰是重要的，因为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是重要的。

综上所述，本案的关键因素并非宪法法院同意或不同意拉斯特法里教派信徒使用“达加”，并非我们有没有信仰，也不是我们是不是某个特殊宗教的信徒。事实上，在本案中，真正发出响彻云霄、金声玉振之呼声的是宗教宽容，而就算我们的道德良知让我们对“达加”的使用打从心底厌恶，就算我们尊重信仰但却不归属于任何特殊教派，都应该支持这个原则，更别说本来就是同情拉斯特法里教派的人。如果我们认为对差异的合理包容不仅是法律用来解决纷争的一个技巧，更是整个宪政事业中的核心问题，那我们都应该对这个呼声有所回响。

如果我们只是接纳那些我们已经熟悉或没有争议性的事物，那称不上是人权法案所憧憬的宽容，真正的考验在于是否能够留一个合理的空间给那些“陌生、古怪甚至是可怖”的事物。

[判例二]

沃克斯案——结婚证书之外的付出……

争议焦点在于未婚同居伴侣在婚姻关系的认定上是否被不公平地歧视，因为他们被排除在《遗属扶养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宪法法院的多数大法官认为本案并无歧视，但两位女性法官提出不同意见书，我也提出不同意见书。下面的摘录可以看出由西拜尔·斯奎伊亚(Thembile Skweyiya)大法官主笔的多数判决和我的判决之不同。

斯奎伊亚大法官：

婚姻和家庭是我们社会的重要机制。婚姻有其核心且独特的地位，同时也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基石。

当我们考虑到婚姻背后伴随的独特权利与义务时，便不能说以有没有结婚做区别是不公平的。夫妻需要对彼此负担相互扶持的责任，未婚同居伴侣却没有这样的法定约束。按《遗属扶养法》规定，扶养费的利益是伴随着婚姻所界定的扶养义务而来。该法适用于被继承人未死亡时，在法律上负有扶养义务的对象身上。

婚姻不只是一张结婚证书。决定结婚的双方清楚地知道从结婚的那一刻起，按法律规定双方就负有一定的法律义务，不需要另外鉴定协议。这些义务有的可以持续到婚姻关系结束之后，甚至是婚姻一方死亡仍有效。相反的，同居伴侣之间若是有义务产生，也只是因为彼此之间有了协议，该协议之外则并无其他义务。若法律并不要求死者在生前负担特定义务，死者自己在生前也没有明白表示愿意承担此种义务，那在他或她过世后，宪法也不应该将这种义务加诸死者的遗产之上。

我的结论是，区别婚姻遗属和异性同居遗属并没有不公平。从有关在世配偶请求遗产酌予扶养金的规定来看，若死者生前依法无此义务，不许同居伴侣请求遗产酌予扶养金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若是强加，不仅不合逻辑、不公平，而且不理性且法理上站不住脚。

我对于想要结婚但未能结婚，结果只能成为权利不受保障的作为同居人的脆弱女性有极为诚挚的关怀。然而，我亦不认为将《遗属扶养法》扩大适用能对她们有实质帮助，而且不这么做也不意味着对她们存在歧视。解决歧视问题的真正答案应该是趁同居生活的双方都还在世的时候，透过法律规定改善生活境况不佳女性的处境。一旦法律依此修正，那我们解读《遗属扶养法》第二条第一款[5]的法律脉络将会产生极大的变化。

萨克斯大法官：

当一个女人曾和一个男人共组一个家庭、共同生活、与他携手生育教育子女、关心他的健康，并在他死后用她的余生继续撑起这个家，却只因为他们两人从未结婚，应该在遗产关系上被视为陌生人且没有任何权利要求补助吗？婚姻应该被视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权利作为往生者的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唯一标准吗？

把非婚姻关系中的遗属排除在遗产继承人之外是否公平？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不应局限于较狭隘的婚姻法条文，而应该参考更宏观、更注重具体细节的家庭法，该法的原则已经在新宪法时代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家庭法的主要目的是在亲密的家庭关系中促进稳定、责任与平等。

《遗属扶养法》的目的是为了让孤苦的遗孀有继承遗产的法律依据。其主要的元素为家庭关系、亲密的感情和实质需要。若我们将这三个元素列入考虑，只因为她没有结婚证书而被剥夺该权利，不仅不近人情，更是于法不公。

……为自己的家人尽心尽力可以说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喜悦，因此理当不需额外补偿，然而，这样的牺牲虽然不能说是不公平，却应该有更公平的处置。

宪法的目的是将无法改变的不幸转换为可以被补偿的不正义。若是我们认为一个女人因为能任劳任怨地对家庭与死前的丈夫牺牲奉献，所以也应该能够克服丈夫去世后的种种困难，那真是对家庭法的一个极为荒唐的误解。《遗属扶养法》的规范无异于要求她若非选择正式结婚，就得离开这个男人，这是对一个弱势、经济上不独立又顿失所依的人的歧视。这种陈义过高的道德要求不仅不合情理，在宪法看来也是不公平的。

当然，这个问题必须从多方面思考。我们社会的确有需求将婚姻塑造成提供亲密家庭关系的安稳、安全、安定的制度。然而，任何想要改变这种不对称负担的措施，无论是家庭法还是社会福利法，都有可能被批评为破坏自主的精神。然而，若说干预过度的家长制将压抑并妨碍我们实现社会平等，“司法创造出来的挚爱”（judicial tough love）就更可能无视人民必须在生活中亲自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知道法律会介入并提供基本正义，那么这些人将不会感到如此无助而不得不向命运低头。这也就是为什么法院要介入基本权利的保障。如此一来，司法就提升了而非贬损了人性尊严和自我价值。

许多新近丧偶、年迈、贫困的妇女发现她们除了衣服和厨具之外，并没有任何的资产或存款，找到工作的机会也不高，只有政府发放的老人年金能让她们免于三餐不继。我们应该在这个现实脉络之下去解读《遗属扶养法》的法律意旨。

她们的选择实在不多，若不想继续与一个没意愿或没能力娶她们的男人同居，就只能选择过着孤苦困顿、甚或出卖自己肉体的生活。任何人若是在“公平性”与“将她们要求扶养的权利排除在外”之间，选择了后者，必须要想清楚其后果。

综上所述，持续将所有“家庭伴侣”（domestic partner）排除在《遗属扶养法》的范围之外，而无视于他们在另一半死后对家庭的付出与奉献，是无法言之成理的。因此，该法若仍然拒绝让终身相依相偎却没有结婚的伴侣继承另一半的财产，该法就是无效的。

[判例三]

罗斯登堡白金矿案——宪法精神不只是用来点缀法条的饰品

大法官们在审理一桩解雇案件是否公平时，对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判断仲裁人依据劳工法做出的决定发生了争议。在宪法法院进行言词辩论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究竟是要采用相对狭隘的劳工法，还是较宽广的行政法，来作为审理的依据。我的判决指出，我们需要兼容并蓄的思考，而且无论是采用劳工法或行政法，结果应该是相同的，因为真正的关键在于民主开放社会的核心价值。这个价值与文本不应该切割。

萨克斯大法官：

宪法价值的效力乃是明确而无远弗届的，而且明白清晰地彰显在我国的宪政体制当中。它寓含于新民主秩序下的各个架构和设计之中。宪法的文字和精神不可分割：价值不是用来点缀某法条的华而不实的饰品，每项单一条文也不是独立于其他条文之外，只有在被引用时才发挥效用的。法律条文不是空洞、中性、彼此毫无关联的，而使之融会贯通的正是宪法价值。条文和价值相辅相成，以缺一不可的方式提供宪法所承诺的保护。

在一个以价值为本，且具有完备、有活力、能进步的规范性结构的宪政民主体制当中，我们需要一个整合了背景事实、多元利益与价值观念的架构来处理人民对宪法所涵盖的正义的吁求。

[1]作者用“正确和正确”（right and right）来对照前面提到南欧法官的“正确与错误”（right and wrong），但right同时有权利的意思，因此作者用此双关语，同时指涉“正确和正确”及“权利和权利”的冲突。

[2]宪法法院是否可以参考、引用外国法院判决，向来多所争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很少引用外国法院判决，斯卡利亚大法官更大力驳斥引用外国法院判决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认为有违国民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

[3]1930年代兴起于牙买加的一个基督教教派，信徒以非洲人为主，并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为天父的化身，或是耶稣基督的再生。吸食大麻是他们的宗教行为的一部分。起源于牙买加的雷鬼音乐也与拉斯特法里教派有很深的渊源。

[4]如适当性原则（手段是否有助于达成目的）、必要性原则（是否为最小侵害的手段）、狭义的比例原则（所受损害不得超过所失利益）。

[5]该条文大意为，如果婚姻关系中的一方去世，另一方又无法自己养活自己，就可以基于扶养需要主张对死者财产的权利，直到他或她再婚或死亡为止。

第九章 当神圣与世俗相遇：同性恋婚姻的双重挑战

判决书不能暗示某一方是性喜标新立异、惹是生非的煽动者，或暗示另一方是食古不化的老顽固。你若一旦开始以“好人”、“坏人”来区分这些宪法服务的对象，那我想你就已经脱离宪法的初衷了。

楔子：同志大游行

那是1991年11月的某日，那时我还不是法官，而且，我正流着满身汗。毕竟这是经过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我又再度开车驶往开普敦市区，我的背都湿了。11月的开普敦正值酷暑，而这也几乎是我在莫桑比克差点被南非的国安机关放置汽车炸弹给暗杀之后，首度自己开车。只用一只手握着方向盘让我既紧张又害怕。我冒冷汗的原因之一是对路感到陌生，太多新辟的单行道了，我们被吩咐在“老地方见”，哇！我虽然身为自由斗士，但我根本不知道“老地方”在哪儿。但是，让我冒汗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即将参加我生命中第一次的“同志之光”大游行。

我迟到了，我可以想象主办者会说：“好吧，奥比又放我们鸽子了！”前一年，他们曾经在约翰内斯堡办过游行，因为我一向反对人们对性倾向的歧视，这种广为人知的立场，使我受邀参加这次游行。但是到了游行当天，我只能向主办单位说抱歉，因为我要去参加一场异性恋婚礼，所幸这对新人都是名人，所以主办单位应该不至于认为我在找借口吧……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又发生第二次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

猛然，我在市中心看到游行队伍冲我而来，我不知道车子该停哪儿，所以我钻进圣乔治大教堂（St George’s Cathedral）的停车场，大主教应该会赦免我这唯一一次的违规停车吧？我看着游行队伍，最前头的海报写着：“吸就好，可别吞下去”，我想说：“惨了，明天我大概就会上报了吧！”为什么我不能拿着像是“我是异性恋，我挺同性恋”这样的牌子就好呢？为什么游行队伍没有分出一区给像我这样的支持者呢？但是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随之而来的是我对自己的尴尬感到的羞愧，我想我在汽车炸弹攻击之后仍旧不够勇敢，所以我笨拙地迈开大步，跟上游行队伍。我看到我在法学研讨会上认识的爱德温·卡梅隆[1]教授，所以我走到他旁边。这时，一股美妙的感觉朝着我排山倒海席卷而来，我跨越了藩篱，而且感到自豪，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如此自在，完全地融入了他们之中。

我们又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直到游行的终点——绿意盎然的“瓦尔公园”（Waal Park），这儿曾经是我童年时的游乐场。游行者即席召开了一场会议，人不多，大约两百个吧，我有点儿焦虑，因为那天稍晚我还要赶去参加另一场会议，他们要我当会议前段的讲者。我的脑中首先浮现童年时在此公园的欢乐时光，接着，脑海中的画面也出现当时这公园里“仅限白人”的牌子。这些都还是可见的标示，但是还有暗藏的“仅限异性恋”的不成文规定。异性恋情侣可以牵手、拥抱、在公园里自在地表现他们之间的爱意，但是同性恋情侣都知道，如果他们这么做，只会引来警察盘查。我与现场群众分享这段回忆，我说，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的平等对于一个长期无法享受充分民权的社会而言，是很重要的，而且它的意义绝不只如此，这对整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而成的国家。差异性就是南非的基本特色，我们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将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繁荣壮大。所以，这场游行引发我们思考几个问题，在摆脱了对某些族群造成伤害的种族隔离政策之后，这是我们下一个重要的课题。新民主宪法应该致力于促成一个开放社会，而这也正是开放社会的核心。说完，我赶紧开车赶往下一个行程。

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

游行拉开的序幕在2005年出现后续。我们这些宪法法院的大法官召开了会议，首席大法官皮斯·蓝加说他收到“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的信，他们将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会议，所以邀请皮斯参加开幕仪式。但那是法院休庭期间，而皮斯已经计划前往斐济协助该国处理宪政危机，他问有没有人可以代他出席？同事们面面相觑，没有志愿者。最后，我试探性地举起手说：“皮斯，我那时候会在这里，我可以去，但我想我并不是参加这个会议最适当的人选。”他摇摇头说：“不！你‘正是’最佳人选。”皮斯是牧师的孩子、是基督徒，是法律人，同时更是非洲裔，不过我猜他并不想以这种“政治正确”的身份出席。我最后同意代表宪法法院和首席大法官出席该会议，欢迎由非洲各地前来与会的法律同业。

几周之后我开车前往会场，这回我没有流汗，因为当时并不是盛暑，但是我感到紧绷和紧张，一路想着我待会儿的开幕致词。当我看到满屋子来自非洲各地的绅士淑女穿着非洲各地的传统服饰时，我没那么紧张了，多元社会的展现总是能温暖我的心。不过我还是有点儿不自在，因为我不想只是发表个客套的开幕欢迎词，聚在这里的人都是社会的良心，我应该代表健全、活跃、以捍卫我国新宪法为宗旨的宪法法院，传达给他们一个“真正”的欢迎词，毕竟我们这部代价不菲、意义深远的新宪法是在突破重重困难之后才写成的。当然我的致词也应该把我们这份工作的精神和本质，跟与会者的信仰联结在一起。我环顾四周，我知道该怎么开场了。

我想告诉听众，1994年在曼德拉的监誓之下，我宣誓成为宪法法院大法官时内心的天人交战。所以，轮到我走上台时，我说明在宣誓成为大法官时，首先要无惧、无私地高举宪法，并承诺成为全民的大法官，之后有两种方式可以确认宣誓：一是说“我确认”就好，或是你也可以高举右手说：“愿主帮助我。”在这两种方式之间选择，对我而言是个道德上的难题，我出身于一个非常、非常“不宗教”的家庭。我的父母曾经和他们的父母就宗教问题起争执。他们要么相信一套根深蒂固的教条，要么相信一套修正过后的意识形态与规范原则，彼此互不妥协。后续的影响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不好的回忆，在我就读的学校中，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学生各半，而我（一个犹太人）是唯一一个信仰不太虔诚、不太奉行敬拜的犹太人。我当时觉得，如果我只是为了不要被孤立而假装信教，那是对我自己的不尊重、对我的良知的不尊重，而且最重要的——假如神存在的话——也是对神的不尊重。

结果是，在我的童年阶段，我其实是靠着对信仰的疑问和信仰的中心——即建构“你是谁”这个问题来塑造自己的良知的。事实上，在我的心智成长期，那时候南非的种族不平等对我而言不太算一个难解的问题，我的母亲为一位非洲领袖摩西·考塔尼[2]打字，年幼的我就觉得不平等是邪恶的。但是探索自我内在对神的感觉，以及拒绝假装是信徒，对我而言却很艰难。这样的成长环境种下我一生都尊重所有信仰的种子。虽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自称为无信仰者，但其实我有一套很强烈的信仰。我自己的世界观从许多面向来说，都有很强烈的精神性，而且有一套完整的伦理意涵。这些信仰影响我生活的各个层面，影响我的婚姻对象，影响我住在哪里，最终甚至影响我的生理外观，但它们并不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也不以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形态显现。

我告诉观众，因为我持续不断地在思索与良知有关的问题，我得以在1990年代的宪政协商时，为许多人认为难以处理的问题提出解答，即宪法概论中的遣词用字。许多参与协商的人认为宪法概论必须以下列这些字开头：“谦卑地献给全能的上帝”。有百分之七十的南非人自认为算是虔诚的基督徒，而南非也有百分之五强的伊斯兰教徒或印度教徒，与为数众多的犹太教徒和其他信仰的人民。对后者而言，这份最应慎重的公领域文件，如果没有纳入他们的信仰，价值将大打折扣。但如果少了这些字，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来说，这份文件就无法引发他们内心的共鸣。另一方面，对那些自幼没有宗教信仰，或是宗教信仰不那么明确的人而言，如果这份理应最世俗、最以人为本、最凭人力诞生的文件，结果却是以这种宗教性的语句开头，应该会让人感到十分不快。我马上就想到一个解决方案，我说：“在开会之前，我们（当时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委员会）唱了赞美诗——Nkosi Sikelel’ iAfrika[3]，我们将这首歌当成被压迫人民的圣歌、歌颂国家的希望之歌。不论是黑人或白人、有信仰者或无信仰者，我们一起唱了这首歌，它是我们的未来之歌。就在宪法中以南非的十一种官方语言加入这些话吧——‘Nkosi Sikelel’ iAfrika, God Seën Suid-Afrika, God Bless Africa’。”我的提议被接受了，这些话成为团结我们这个分裂国家的黏着剂，而不像信仰，可能会分化我们的人民。现在，你会听到我们的橄榄球代表队——不分白人或黑人的队员——一起唱国歌，而且正确的唱出“Nkosi Sikelel’ iAfrika”。有宗教信仰的人觉得国歌更肯定了他们信仰的重要性，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基于我们的历史、基于我们国家的融合元素，也接受了这首歌作为南非的国歌。

我和所有“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的与会代表分享这段往事，然后回到神圣的大法官宣誓。宣誓顺序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我刚好排在最后。前面已经用了官方语言中的五种。而我当时在思索的难题是：轮到我宣誓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如果照着我儿时发展的道德良知，如果要忠于我的成长背景、我的信仰，我应该说“我确认”就好。然而在这个最特别的场合，我想我有必要举起我的右边断臂，为了那些未能活着看到自由降临的朋友，我必须举起这段残肢：他们是露思·法斯特、乔·加比（Joe Gqabi）、路克司马特·所望德（Looksmart Solwande）、伊利亚·罗萨（Elija Loza），他们都因暗杀或酷刑折磨而英年早逝。这段不完整的手臂是我全身最肃穆的部位，举起它代表我的宣誓（“adjuration”——如果容我使用这个法律术语）具有最深刻的意义和内涵——我将以无惧无私的态度守护宪法。所以，我举起右手说：“愿主帮助我。”所有“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的来宾听到这里，都起立为我鼓掌欢呼。后面几位致词者不断引述我的故事。这让我困惑了，我才刚对最虔诚的信徒说我不信教，怎么他们对我致上如此敬意呢？

隔天早上，大约有七十五位前一天的与会者来参观宪法法院，我花了两个小时为他们导览我办公的这栋美丽建筑。我很乐意当他们的导游，这群人和我同样来自非洲，都是法律人，可惜我必须赶往下个会议了。（我似乎总是在会议之间赶场，我一度以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不必再开会的自由，难道是我理解错误了吗？）我已经迟到了。下一场集会在附近的旧女子监狱，现在它是历史景点，同时也是“性别平等委员会”（Commission for Gender Equality）的办公室。但当我和他们道别时，他们包围住我说：“拜托，您还不能离开，我们要为您祷告。”祷告分短、中、长三种，长的祷告不只为我祈福，内容也包括许多这些教徒对世界的信仰。我被这漫长的祷告词感动了，因为这就是我身边这群人的价值体系真诚交流之后的成果。他们发自内心地祝福我一切顺利。当祷告结束，我要赶场时又被拦住了，他们说：“您不能走，我们必须为您行按手礼。”[4]和超过七十五个人行按手礼要花点时间，好不容易全部的人都进行完了，我终于可以赶往旧女子监狱。

我举这个故事为例是因为在宪法法院处理过的众多案子中，同性恋婚姻最能驱使我积极思索生命和法律之间的奇妙关联。我们有文本、有宪法，我们担负着明确的责任，必须守护宪法。然而要把宪法套到个案上，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我所思索的是，要如何把两种貌似对立的不同经验（它们代表了两种极端、冲突的来源的力量），在我所撰写的判决书中，各自都能发声。

“标新立异”与“食古不化”的战争？

首席大法官曾要我草拟宪法法院的首份判决书。就我记忆所及，在草拟判决书时，我从来不曾刻意提起过上述任何一次经历。然而经历就是经历，经历会变成你的一部分，它会塑造你的回答和反应、你的直觉、你在不同却各自有理的法律论证之间的选择，而这最终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在我意识的深处，我亟欲找到对两个族群都有建设性的解答：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社群渴望自由、不受束缚、挣脱枷锁、享受完全的人权；而虔诚的信仰者（这是族群中的一个大团体）则认为承认同性恋婚姻是受到诅咒的，是会导致天下大乱、贻害人间的。判决书必须试着与两方公平地对话。判决书不能暗示某一方是性喜标新立异、惹是生非的煽动者，或暗示另一方是食古不化的老顽固（双方的辩护人有时会用这些字眼描述对方、模糊焦点）。你若一旦开始以“好人”、“坏人”来区分这些宪法服务的对象，那我想你就已经脱离宪法的初衷了。终极目标是为了要发现每个人身上的人性、正直、诚实，也是为了在你回复之后，能让每个人都说：“我了解判决的内容。我对于结果感到强烈的质疑。但是判决的确在乎了我的想法、我的立场，也把我的信念列入考虑，尊重我的良知和尊严；我没有被一个号称从头到尾完全中立的过程强迫接受一个答案。我的信念、价值观、看法，都被严肃地、确实地、认真地看待。”

在我早期写过的判决书中，曾经处理过某些宗教团体的案件。他们主张，因为特殊的教义，他们应该不受某些政府法律的一般条款的限制。在美国、英国和南非做研究时，我曾在学者们的论文中感受到强烈的愤怒，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既是虔诚的教徒，也是激进的社会改革者。伤他们最深的，是他们觉察到在主流的法学作品中，一切不能被合理性（rationality）与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解释的，就不能被思想进步的精英接受，也就不能被纳入公领域之中。但另一方面，宗教则被隔离到一个小角落，不管人们究竟相信什么，都可以自由自在地追寻他们以为是宗教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把宗教从公领域中驱逐出去，因而表示反对。所以本案对我而言，最难的部分不是技术性的，而是要严肃面对宗教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要让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社群和宗教团体，都认为判决是衡平、符合原则，并且确实合理的。每个人都应该感到自己的主张和信念确实被审慎地放入宪法中考虑了。这是他们的权利。

芙莉女士和蒙思女士

玛丽·芙莉（Marie Fourie）和塞西莉亚·蒙思（Cecelia Bonthuys）告诉宪法法院一个简单的故事。她们相遇、互相吸引、开始约会，现在已经同居十年了。双方的朋友都把她们当情侣，而她们也决定结婚。婚姻官（Marriage Officer）说他个人很愿意祝福她们的婚姻，但有个难以克服的问题：誓言。她们必须要宣读的誓言文字是这样的：“你，某甲，愿意让某乙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妻子）吗？”婚姻官认为“丈夫”、“妻子”这两个名词让他无法办理这桩婚姻。这对情侣告上高等法院，碰上了一位算是有同理心的法官。法官同意宪法禁止种种歧视，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性倾向的歧视，这就跟对身体残障、种族、肤色、教义、国籍、出生、婚姻状况的歧视如出一辙。宪法条文都在那儿。但只要法规没有删修，他就无法命令婚姻官让芙莉女士和蒙思女士合法结婚。所以两位又上诉到最高上诉法院。最高上诉法院的一个判决让她们获得了小小的胜利。这是由爱德温·卡梅隆法官——也就是我在开普敦游行时碰到的法官——所写的。他的判决书指出，法规造成了同性恋婚姻的障碍，不过法规允许由教会官员担任婚姻官，并根据他们自己宗教的信条为人证婚；而且的确也有些同性恋教会。即使教会的神职人员尚未被家庭事务部部长（Minister for Home Affairs）任命为婚姻官，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将被赋予这项权力。影响所及，便是开启了未来庆祝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小窗。

与此同时，“同性恋计划”（Gay and Lesbian Project）有一个挑战法规合宪性（该法规拒绝承认同性恋婚姻的权利）的案子正在约翰内斯堡高等法院审理。高等法院法官决定暂缓庭期，直到宪法法院对（前述）芙莉案的上诉做出判决，所以该案的文件也送到宪法法院来。我们决定将两案一同审理。

法庭挤得水泄不通，有许多来自国际媒体的记者，也有同性恋婚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有时候双方律师显得情绪化，但大多时间双方都很克制。芙莉女士及“同性恋计划”的律师主张普通法和《婚姻法》（Marriage Act）歧视同性恋配偶，宪法法院应该发展判例，形成普通法，并在法规中使用“配偶”（spouse）这个中性的词汇，让同性恋配偶也能合法结婚。代表政府的律师则辩称：法规或许有“空白”（缺漏），但即使普通法和《婚姻法》条文确实存在歧视，也必须寻求民意，且补救方式应该是经由国会，而非宪法法院。代表天主教教会和“生命医师协会”（Doctors for Life）上诉的“法院之友”（Amici curiae）则强烈主张婚姻是为了确保人类的繁衍，这点应该受到保障，这是自古以来的宗教组织的立场。

我们有十一位大法官审理此案，我认为我并不适合公开我们内部的辩论。不论对于任何法院，保密与合作都是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我也不能为我们最终的决定辩护，甚至描绘我们经历的脑力激荡。判决书无疑是具有公共意义的公开文件。法官不语，所有的一切都在判决书中。我所能说的是，最终的判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通常，宪法法院在处理这种复杂问题时，可能花上三到五倍的时间来研讨，以确保所有大法官的看法都列入考虑。这么做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达成原则性的共识。我可以提供一些指标，以便大家更容易了解主要争点。读者可以在本章的最后读到判决书的原文，并自己判断我前面提到的我对于两种不同社群的互动经验，是否可以在判决书中找到响应。

阅读判决书时你将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引用美国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加拿大、英国等地的法院关于同性恋婚姻的判决。这个争议在全球各国蔓延，对立双方在各地法庭的论调也都大同小异。阅读这些数据的帮助很大，不过最后，既然我们的宪法条文各不相同，这些参考案例中的复杂论点并不是我们做决定时的焦点。对我们做成本案判决最有帮助的是丰富的南非法律资料（其中讨论了宪法中禁止性倾向歧视的平等意义），以及有关南非社会中家庭之组成方式有多么多元的相关数据。

性倾向

在南非，构成歧视罪是相对简单的事情。宪法中明确禁止对性倾向的歧视。宪法法院曾经处理过五个此类歧视案子。第一个案例中，我们取消了鸡奸罪（crime of sodomy）。第二个案例是家庭事务部案（Home Affairs case），处理的是移民法中，外国人同性恋伴侣在南非的权利问题，这些外籍同性恋伴侣的权利等同于外籍配偶（妻子和丈夫）所享有的权利吗？外籍夫妻在南非享有两项好处：工作不需特别许可，可以入境南非并申请成为南非居民。宪法法院判定，《移民法》（Immigration Act）未提供这些福利给外籍同性恋伴侣，已经构成歧视。然而，没有必要对该法准许异性恋者结婚的规定进行修法，该法违宪并非是因为已规定的内容，而是因为有所遗漏，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涵盖不足”（under-inclusive）。所以为了达到平等，宪法法院破天荒地在当时就拟定补充条款。我们在法规原文的“配偶”（spouse）后面加上“或同性的生活伴侣”（life partner in same-sex relationship）。同时也在判决书中定义这些词汇，并交由家庭事务部决定如何具体执行。

在日后的案子中，我们认同凯西·萨奇韦尔（Kathy Satchwell）法官的主张，她认为她的女同性恋伴侣应该和婚姻关系中的配偶一样，可以领取抚恤金。在下一个案子里，一位法官的女同性恋伴侣收养了一对双胞胎，并寻求她对子女的平等亲权，我们的判决认为《收养法》（Adoption Act）阻止同性恋取得这种平等地位，是违宪的——这个规定不仅对该位女士构成歧视，也违背了对小孩的最大利益。下一个类似的判决是关于对试管婴儿的亲权。

我所写的判决书引用了这几个案子。我也花了不少篇幅强调南非家庭组成的多样性，在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南非只承认基督教式的婚姻（在当时当然是指异性恋婚姻）。所以伊斯兰教的婚姻并没有法律地位，因为他们可能实行一夫多妻制，结果便是，同一个男人的英国籍妻子具有法律地位，但印度籍妻子却没有。当甘地对抗这些制度、当人们自愿入监以示抗议时，他正是在说我们的母亲和我们的姊妹，正如他所说的，女性只能用虔诚的信仰当做武器，她们可能做出比男性更大的牺牲——入监只因为她们是妾，而且她们的小孩没有法律地位。而非洲传统习俗下的婚姻——这是南非最常见的婚姻——则几乎完全没有地位。所以，不同的婚姻形态，人们共同生活、表达亲昵和缔结人际网络的多样性，在这份判决书中都有所着墨。

歧视的起源

即使我们承认我们先前的判例和历史显示过去的确存在着对同性恋配偶的歧视，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究竟歧视从何而来？宪法法院可以直接提供补救、还是应该交给国会呢？为响应这个问题，可以有两个考虑。主要考虑是，宪法法院不能以剧烈的手段侵入大众文化，创造同性恋婚姻对于人们在过去几世纪以来习以为常的风俗和法律来说变化太大了。这理当属于国会的立法权。宪法法院的职权极限绝对只有宣布法律有疏失，并交由国会修法补正。次要考虑是，即使同性恋配偶之间的财产、继承、租赁、抚恤金等关系应受法律规范，这并不意味着新的法定关系应该比照婚姻关系。直接用“婚姻”（marriage）这个词，必须面对来自生物学、历史、宗教和法律的许多疑虑。

这份判决书的结构环绕着相关案件中出现过的歧视。判决书指出：对于同性恋配偶，法律并没有给予他／她们与异性恋配偶相同的身份、权利和义务，因此造成了不公平。身份的问题是一大重点。婚姻包含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结婚会有婚礼，会有周年纪念，和社会上种种与婚姻有关的习俗。有人主张承认同性恋伴侣之间的爱、亲密关系，以及社会大众对同性恋伴侣的认同，将会贬低婚姻的意义。但这样的说法会深深刺伤同性恋伴侣的尊严。

判决书的一个脚注指出：其实有些激进、想法跳跃的论者认为：“我们不想复制异性恋之间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太压抑了，而且也太注重财产关系了，那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一旦这场战争开始，大量来自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的声音还是极力争取可以结婚的权利。因为婚姻强烈的象征意义，同性恋伴侣选择是否走入婚姻的权利就成了一个试金石，同性恋婚姻将代表他／她们取得完全的法律地位，也具备了与众人举办喜宴同庆的机会（当然，他／她们也因而将要面对不幸的离婚）。

一旦确立了歧视的性质，接下来必须要处理的就是如何补救法条疏失。应该由宪法法院直接补救吗？还是应该让国会来负责呢？

我的同事凯特·欧瑞冈大法官——恰巧她曾就读女子教会学校——认为该法明显违反基本人权。因此她认为宪法法院必须要革新普通法，普通法当时仍依循英国法的海德告海德案（Hyde v Hyde）中的定义，亦即，婚姻是一男一女共同生活的结合。在她看来，宪法法院应该修正前述定义，让新定义和我国的宪法接轨。新条文应该是：“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结合”。她还认为：我们应该依循我们在家庭事务部案中的立场，将《婚姻法》的誓词改为中性字句（“你，某甲，愿意让某乙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妻子，或配偶（or spouse）吗？”）。若是国会对这样的法条文字不满意，国会议员应该将法条修正为国会认可的字句，只要国会表示出对宪法法院在宪法议题上的尊重就行了。她提议的补救方式非常简单，当下就可以完成，而且也有不少前例。她认为，宪法法院可以直接赋予同性恋婚姻的权利，不必等国会介入。

不过，有十位大法官认为国会在此议题上应该直接参与。国会和宪法法院同样有着守护宪法的责任，这是国会议员们宣誓就职时所承诺的——不论他们是举起右手发誓，或是以口头承诺。宪法人权法案必须要受到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保护、捍卫，其中包括国会。国会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让国会参与，能够确保是与全南非国民对话，也就是让全国一起参与、一起面对相关议题。所以宪法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国会应在一年内完成修法，如果国会未完成，誓词中的“或配偶”将被自动写入《婚姻法》的条文。

最后的结果让国会有机会决定“如何”消弭歧视，而非“是否”应该消弭歧视。这样的机会鼓励国会走出议事殿堂，与全国人民就此议题进行对话。而不论是在处理歧视的本质或是法规的修正问题，这份判决书都提供了为数不少的澄清和警示。

当神圣与世俗相遇

这份判决主要的关怀之一是如何确保神圣与世俗可以在同一个公共领域中和平共存。判决书中建议的答案并不是将世俗的公领域和神圣的私领域区分开来。相反的，我们接受宗教是公领域生活的一部分，宗教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具有意义，这些信徒在为自由奋斗的过程中各有立场，在同性恋婚姻一事上亦然。该判决明确指出，《婚姻法》必须完全保障各宗教、信仰、教派依其各自教规所行的婚姻仪式。判决书的任何段落都不会强迫他们以违反自身宗教的形式举行婚礼，各种宗教信仰都受到《婚姻法》及宪法的保障，宗教自由是所有人享有的权利之一。也许各宗教内部有对教义的不同观点和争论，但这是各宗教的自治事项，而非由国家来决定该怎么做。

这份判决强调，宗教事宜要严肃处理，而且人民的信仰应该被视为公领域的一部分，并受到尊重。但是法律也必须承认男、女同性恋配偶具有不可挑战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可以在国家的支持之下以公开方式庆祝，法律也应该承认他／她们的关系、亲密行为、对彼此的爱和感觉，这些都是他／她们受到宪法保障的人权。而国会所要做的，就只剩下决定并规范形式细节，让同性恋们能享有平等权利。

葡萄园还是墓园的平等？

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是如何达到平等的问题？是应该达到墓园里的平等，还是葡萄园里的平等呢？这是我的同事劳瑞·阿克曼（Laurie Ackermann）在之前的同性恋权利案子中，引述一位美国作家的话所提出的观念。消除不平等可以透过“铲除”来达到（进入墓园），也可以透过“升华”来达到（进入葡萄园）。美国的平等保护法很重视确保每个人在类似领域都会受到相同的待遇：从形式上来说，不论是铲除还是升华都符合宪法要求的平等。而这位美国作家想要找到一个原则来判断何时该用铲除法、何时该用升华法以达到平等。最后，他主张终结不平等的方式应该以宪法原则为本，即怎样才是促进宪法原则最好的方式。

在同性恋配偶的问题上，并没有法律明显排除他／她们的权利，也没有法律采取差别待遇，他／她们根本是被遗忘了。因此《婚姻法》并没有明文规定“男、女同性恋不适用本法”。他／她们可以结婚，只是必须和异性结婚！《婚姻法》的问题是“涵盖不足”，也就是做得不够。补救之道难道是废弃整部《婚姻法》吗？你能想象南非宪法法院因为同性恋不能结婚，而宣布整部《婚姻法》无效吗？事实上，“南非法律改革委员会”（South African Law Reform Commission）的确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他们建议改成人人适用的“民事结合”（civil unions），而将“婚姻”留给宗教团体。如果你想“结婚”，就到寺庙、清真寺或天主教堂办理结婚，国家不会涉入。国家在这件事的角色仅限于提供民法仪式，庆祝一桩民事结合。虽然这个建议很合逻辑，但支持度却不高。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伴侣会怎么想？他们只想和“一般人”一样自然的结婚，却发现已经没有“婚姻”这档事了？异性恋者又会怎么想呢？过去婚姻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现在因为这些讨厌的家伙和他们的游说团体，异性恋者连结婚都不能了吗？这是平等，但却不是让人欢喜接受的平等。宪法人权法案要求的尊重是指让每个人都能从枷锁中获得解放，而不是想要让每个人都心怀相同程度的不满。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达到平等的意涵是指身份、机会以及社会上认为重要的事物的平等。所以在这个案子中，我们要的是葡萄园式的平等。大家绝对不希望我们挑选的补救方式引发后续无止境的宪法诉讼。

隔离但平等？

判决中另外提到的一般指导原则，是“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5]主义。有人建议我们使用英国式的“民事伴侣”（civil partnership）[6]方式处理此案，因为英国没有用到“婚姻”一词。英国以“民事伴侣”的方式，让同性恋伴侣能够以法定方式处理财产分配、继承、租赁等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如此一来也不会影响历史悠久的“婚姻”。“隔离但平等”不仅在美国造成了剧烈而悲痛的历史，在南非也是如此。在1930年代，曾经发生过印度裔的人民抗议在邮局里他们不能在白人排队的柜台排队，当时南非的终审法院——也就是上诉法院——做出了一个荒谬的判决。四位法官中有三位没看出问题：其实不管在哪一个柜台，邮局的服务都是一样的。只有一位法官——牛津大学出身、自认是社会学家、出过权威性刑法教科书的加德纳（Gardiner）法官看出问题，他说：“这些人的尊严受到践踏，这不只是邮局的服务好坏的问题。”

三十年之后，奥利弗·坦博，他当时是曼德拉的法律事务所合伙人，之后又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政府的代理主席，被要求向一位地方法官敬礼，而他所在的位置是专门保留给非欧洲人律师的。但坦博拒绝了，于是审理过程不得不中断。而在下一次审讯中，他的助手戈弗雷·皮特杰（Godfrey Pitje）也拒绝这个要求。（我后来听说坦博当时有地下工作，因此不能冒任何进监牢的风险，所以他的助手同意暂代他。）这位助手被判藐视法庭。这案子最后来到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认为不论来自律师界的哪一个部分，这位助手都应该向地方法官敬礼，所以维持罚款判决。

殷鉴不远，南非的历史显示隔离其实都是歧视的产物，目的是排除某些族群。国会必须意识到这点，而非制造另一种名为“平等”，实为“隔离”的制度。

在本案中，各国媒体报道了南非宪法法院赋予同性恋配偶结婚的权利，并给予国会一年的时间来进行必要的修法。这是在我的人生中，照片第二次被登在《纽约时报》上。第一次是汽车炸弹事件后我在伦敦医院复健，全身包着绷带。这回，照片上的我穿着绿色的法袍，我的两旁与后方是我的同事及助理。

国会称职地举办了多场公听会。有许多对同性恋婚姻的强烈攻击，且只有少数人为同性恋婚姻发声。尖锐的恐同症言论都被记录下来，但如果我们的社会有恐同症，公开的讨论总比视而不见、不处理要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南非教会委员会”（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发表一份声明，表示他们透彻地研究了判决书，并赞扬该判决有着所罗门王的智慧，这点特别让我感到高兴，因为我老爸的名字就叫所罗门·萨克斯（Solomon Sachs）。

国会的参与

在任何案件上，我们都给予国会一年的时间进行必要的修法。这是宪法赋予宪法法院的权力：宣布违宪，然后给予一段时间的缓冲以进行必要的修正。我们并不希望如果《婚姻法》在一年之后没有修法，就因违宪而被宣告无效，那将是场灾难。所以我们在判决书中指明，若是国会未能在一年之内完成修法，“或配偶”三个字将自动被写入法条，这也是修正《婚姻法》之歧视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是预留退路。就在一年期限即将届满的前几天，国会通过了《民事结合法》（Civil Union Act）。这和英国的《民事伴侣法》（Civil Partnership Act）有何差异呢？不只是因为它选用了“结合”（union）这个词汇，而且，在同性恋举行婚姻时，新人的誓词可以说“我和你进行民事结合”，或是新人喜欢的话，他／她们可以说“我和你结婚”。《民事结合法》使用了“结婚”（marry）这个词。

国会为了维持合理的弹性设立了一项但书，即在《民事结合法》的规定之下，婚姻官不必被迫为所有婚姻形式证婚。基于自身的宗教信仰、教义，婚姻官若是对同性恋婚姻发自内心地不表赞同，可以申请回避为其证婚。毕竟，被一个不甘不愿的婚姻官证婚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原则上，国家应该采取合理措施，以避免虔诚的宗教信徒在守法或守教规上面临困难的抉择。重要的是，国家应聘请对新宪法价值感到心悦诚服的人，使其可以高高兴兴地，而非满怀怒火地为同性恋配偶证婚。这也许会多花一点时间，但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婚姻官，他们能够诚恳、庄重地主持同性恋婚姻，使之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法律的一部分。

最终，我想重申宪法法院应该尽一切可能寻找与整个国家的人民对话的机会。法院判决的目的不是要透过一个二分法的选择，把国人区隔为激进派和反动派、自由派和保守派，更不是要让裂痕更深，造成人民与法院誓不两立。法院应该找到一种与宪法精神契合的对话方式，并让人民发自内心地说：“我对本案结果不是非常满意，但我知道宪法法院这么判的原因。我知道我的意见也被纳入考虑，也许下一次我就是胜诉的一方了。总结来说，我真正感受到在新南非宪法的保障下做一个南非人的意义了。”

终曲，以及终曲的终曲

所以，我以终曲作结，再用另一个终曲为终曲作结。就在新法公布施行之后几周，时序正当1月，我正在开车前往开普敦的科斯坦博斯植物园（Kirstenbosch Botanical Gardens）的路上，那是坦伯山（Table Mountain）边的美丽花园，也是我所知道最适合一家大小同乐的地方。我有点迷路，然后我看到一个简单的箭头路标：“往艾美和珍的婚礼会场”。我的心怦怦跳，因为这个指标是如此简单、如此一般、如此地稀松平常。珍是南非人，和美籍伴侣艾美同住在华盛顿。她说她是用电话预约场地的，婚礼前几天，她觉得应该告知经理她们要举办的是女同性恋婚礼，电话另一头的女性经理响应：“太棒了！你们是第一对，我真高兴你们决定在这里举办婚礼！”

终曲的终曲则是，不久之后，媒体大幅报道查基·艾哈迈德（Zackie Achmat）的婚礼，他是“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的卓越领袖，他的组织致力于改善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待遇。而他多年的伴侣则恰巧是来自自由邦郊区、一个说南非荷兰语的白人家庭。这时已经是大法官的爱德温·卡梅隆教授被安排为一日婚姻官，来主持这场婚礼。每个人都想收到这场名人婚礼的邀请函。查基和他的伴侣告诉爱德温大法官，他们不想用“婚姻”这个字眼，那太不同志了！爱德温大法官努力说服他们——是人们努力奋斗才争取到婚姻权，这是身份、尊严的象征，这不是冷冰冰的“结合”、“伴侣”等词汇所能取代的。所以最后查基说：“我和你结婚”，他的伴侣也说：“我和你结婚”。接下来就是社交场合啦，大家讨论穿着、食物，有些人上台致词。但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查基伴侣的家庭——来自我国最保守地区的家人——上台致辞时说，如果他们过世的父亲今天也在场，一定会深深以儿子为荣。

[判例]

芙莉案——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以下摘录自我所撰写的判决书，该判决仅有一位大法官持不同意见。

萨克斯大法官：

差异与平等

平等的意义在于即使有差异，但彼此之间仍有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平等并不预设要消除或是打压差异。尊重基本人权必须从对我们自身的肯定做起，而非否定。所以，平等并非暗示人人的同等化或均质化，它并非指某种形式较为优越，而另一种形式则应受到贬抑，平等乃是承认并接受彼此之间的差异。或者，至少要知道差异不应导致排他、边缘化或标签化。终极的平等则是人人可以享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这个社会带来的活力。这个议题大大超出了过去对异性恋的排他性的假设，而这正是目前争议的源头。然而，像在南非这样的国家，承认并接受差异特别重要——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基于肤色这样的生理特征，我们被划分为优势族群和劣势族群。南非的国民形形色色，因此宪法了解到人类（生理、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了解保持差异性的权利，并拥抱这个国家的多元性。因此本案的问题不只是消除某个族群过去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是更迫切需要了解我们的社会是奠基于包容和互相尊重。要测试宽容度，不是找那些原本就与我们相处融洽的人、事、物，而是得和自己所不喜欢的人、事、物进行沟通与和解。

古老的偏见

长久以来的社会偏见与因循守旧的结果是，同性恋配偶无法享受婚姻的好处和责任，但是，这不只是像必将蒸发的晨露一般的小小不便，这代表着法律偷偷摸摸地、残酷地把同性恋视为外来的他者（outsiders），并认为他／她们的亲密关系不像异性恋一样，需要受到肯定和保护。雪上加霜的是，同性恋被当成生物学上的异类，是犯错或误入歧途的人类，和我们的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他们不适用我国宪法上对每个人都有受到关怀和尊重之权利的保障。这无异于暗示他／她们对爱、对承诺、对承担责任的能力劣于异性恋配偶。

其结果就是，既然婚姻及其相关的社会关系在我们的文化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否定同性恋婚姻，等于是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否定他／她们定义、展现自我的权利。

这种古老的偏见没有理由继续存在。奴隶制度在这个国家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殖民主义长达三世纪，禁止不同种族的通婚甚至更久，赤裸裸的男性霸权则几乎有一千年那么长。前述这些原则都是因为明显的生物和社会因素，并被宗教戒律或国家法律支持。奴隶制度和殖民主义现在被完全地摒弃，禁止异族通婚则受到不同程度的否定、羞辱或唾弃。类似的，如果今日的法律仍然继续拥护传统的主流意见，那歧视就难以消除。正是那些不能得到大多数人认同，或是无法在国会获得足够代表的族群，必须由宪法人权法案来确认、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

宗教的社会意义

在一个开放、民主的宪政社会中，虽然没有信仰和少数信仰的信徒的权利应该受到完全尊重，但在处理关于绝大多数南非人的信仰时，还是要特别谨慎。例如在基督徒教育案（Christian Education）中，本宪法法院曾指出，对个人良知不可侵犯性的保护只是宗教自由原则的一部分。对许多信徒来说，他们和神（或是造物者）的关系凌驾于一切，这涉及他们和自己、和社会、和世界以有意义的方式互动的能力。对于数以百万计各行各业的人而言，宗教提供了个人和社会稳定及成长的架构，并给予他们支持与滋养。宗教信仰能够唤醒自我价值和人性尊严的概念，而这也是人权的基石。这些信仰影响了信仰者的社会观和道德观。信仰的表达呈现在确立与维护习以为常的传统，其悠久的特色时常超越时代和国界。对信徒而言，面临挑战的不只是便利或舒服的问题，而是他们一直秉持的一个概念——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

宗教团体透过学校、医院和贫困救助计划等发挥影响力，在公众生活中扮演一个巨大且重要的角色。他们透过信徒的见证来推广善良行为，并透过国家和私人团体壮大自己；他们提倡音乐、艺术和戏剧，提供小区活动的场所，并为信徒和一般社会大众举办许多小区活动。宗教团体是公众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奉行宪法至上的多元国家里的活跃分子。宗教不只是对信仰或教义的问答。它是许多人的习性和文化，对于许多信徒来说，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组织在国家层面的生活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他们有权针对重大议题，对政府和法院表达看法。在公共事务中，宗教组织是活跃分子，也绝对够格对立法和执法表达意见。

进一步来说，虽然在所有有关同性恋权利的争论当中，宗教性力量有时展现出一种不宽容，且宗教在这个国家常被用来将最不可饶恕的种族歧视合理化，然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所有基于宗教因素的反同性恋主张都像种族主义一样不值一提，那将是错误且没有帮助的。如同劳瑞·阿克曼大法官在鸡奸案中所言：

这个案子牵涉到深层的信念，也引发我们的强烈情绪。我们不应该认为结婚要被限制在一男一女的组合，并以繁衍后代作为婚姻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只有冥顽不灵又食古不化的人才会这么认为。相对的，在审慎考虑宗教和其他因素后，不想表达其性倾向者，其法律上的权利也不应被剥夺。

但我必须强调他所提到的限制：

但是我也必须指出：这些观点——不管多么诚实和诚恳——都不会影响到宪法对于性倾向歧视的谴责。

当神圣与世俗相遇

宪法法院了解到宗教在公众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一回事，但用宗教教义来阐释宪法，则是另一回事。如果用宗教教义来导出宪法权利，这是相当不合理的。若是教友和神职人员有同性恋倾向，各宗教之间（甚至各宗教内部）的观点和反应常有巨大的不同。法官若是被要求解释教义、被迫在可能导致分裂的教义之间选边站，那将会使他们处于一个无法忍受的窘境。

史密斯先生诚心地抄录了《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句子来强化他的论述，亦即，如果“婚姻”的定义改变，也将造成对那些将婚姻视为上帝认可的异性结合，或是将婚姻誓言视为神圣的人的歧视。但在法律分析之下，我们对他的感激并不意味着他引用的经典可以被当做法源。不论这些圣经内容是否强化了他的论述，都不是宪法法院所关切的。从宪政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宪法法院能确保史密斯先生视其婚姻为神圣的权利，确保各宗教能以各自的仪式举行婚礼，确保史密斯先生在公众场合和宪法法院都能以合宜的方式自由表达他的意见。除此，就不是宪法法院被期待的角色和功能了。

在一个奉行宪法至上的开放民主社会，神圣与世俗之间应该要能相互尊重、共存共荣。宪法法院的功能便是确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只要各方都没有对任何人、任何族群的偏见，法律就会确认争议议题的多元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我要强调，前提是对基本权利没有偏见。主流意见对于持少数意见的人常常十分残酷。这正是宪法和法律必须介入导正、而非强化歧视的时机。不论是对多数或少数立场，检视的标准都必须包含其是否彰显或伤害了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原则。

开放民主社会的特色乃是能以合理、公平的方式来调适、处理成员之间的不同意见和生活方式。宪法的目标是让抱持不同价值观念的人能和平共处，而且不是只有在表面上看上去政府让大家得以平等的关怀和尊重的方式相处，内心却想着互相毁灭。

共存的需要和对多元信仰的尊重，事实上明确规定在《婚姻法》之中。该法允许宗教领袖被任命为婚姻官，宗教建筑可以被用来当做举行婚礼的场所，依循各自的教义举行宗教婚姻仪式。这样的结婚仪式不仅是被允许的，还受到国家的承认，并产生法律效力，且其效力和由地方行政官或婚姻官证婚的民事婚姻效力相同。若由神职人员主持婚姻仪式，其中的国家利益也会受到保障，因为家庭事务部已授权相关的宗教部门，也已认可这种婚姻方式。

没有任何神职人员会被强迫去主持一个其教义不认可的同性恋婚姻。国家对宗教的保护，使其不至于直接或间接地被迫去主持其教义不认可的婚姻。

依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婚姻法》赋予同性恋配偶与异性恋配偶相同的婚姻地位、权利和责任，并不会与宗教自由权利（尤其是反对同性恋婚姻的宗教组织之宗教自由）产生冲突。宪法对同性恋婚姻的保护并不导致它对宗教自由的否定。这两种利益并不冲突，在容纳多元性的宪法架构之下，它们是共存的。

国会的角色

就像是《婚姻法》对同性恋配偶没有平等的保护，因此导致他们遭受歧视，就某种程度而言，其实普通法定义下的婚姻也没有满足宪法的要求。因此判决必须宣告普通法定义下的婚姻抵触宪法而无效，因为其未能提供同性恋婚姻与异性恋婚姻相同的地位和责任伴随而来的好处。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如此判决之后，宪法法院是否应自己创造普通法来弥补其不足的部分？

（该判决指出，在《婚姻法》中加入“或配偶”的新定义，将自动取代普通法原本对“婚姻”的定义。）也就是说，既然宪法要求对同性恋婚姻和异性恋婚姻必须有相同的关怀、尊重，那么《婚姻法》自然必须符合这个原则。因此，同性结合的正式登记将自动产生异性恋婚姻所具有的普通法效力和法律效力……

现在的问题是，宪法法院是应该提出满足原告和“平等计划”（Equality Project）主张的立即补救措施，还是应该订出失效期，让国会有机会来弥补立法的疏失？在考虑所有因素之后，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是公正、公平的……

事关身份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妥善稳当的补救措施。要找到这个稳当的补救措施，首先必须对这个长期承受艰苦压迫的社会，以及其中有待解放的群体有深入的研究。本案的状况需要能够符合长远需求的周详立法，宪法法院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将难以达到宪法所承诺的平等，经由国会修法才是可长可久之道。

在我看来，芙莉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婚姻权，其实是更大的期许的一小部分——她们希望能公开、自由地做女同性恋，不再被法律贴上标签，让她们能融入长久被排除在外的主流社会。庆祝她们结合的意义当然远大于进入法律关系的意义，虽然后者可能也很重要——会有众多宾客参与共欢，也有后续事宜。这代表着走向平等和尊严的重要里程碑。由国家机构对她们结合的认可度越大、越确定，就代表越稳固，而且其他此类的结合也将不再被法律遗忘，最终，此类的结合也将变得稀松平常，而且经得起时间考验。

这问题在公、私领域都是很敏感的。我相信国会有办法从冰冷的法条当中为同性恋配偶找到恰当的位置。法律也许不能自动消除人们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但法律可以是一个很棒的老师，建立社会规范，并让这些规范自然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保护弱势不受胁迫、虐待或边缘化。不只司法权有责任实现宪法人权法案中的权利，立法权亦责无旁贷。其原则性的功能之一便是确保宪法概论和第一条[7]中所列的价值。

本判决书宣告现行的法律未能平等地对待原告，并借此恢复原告该享有的权利。而同时，我认为在满足这些平等权时，也应该谨守权力分立的原则，并让国会能够弥补现行疏失。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知道，立法部门有许多合法的方式可供选择，以补足现行法律的缺失……

考虑到公众的高度关切、本案所牵涉的强烈敏感议题和建立这个领域平等标杆的重要性，应该由立法权来决定最佳的补正方式。我们有一个明确无误的坚持——目前的普通法和《婚姻法》排除同性恋婚姻享有与异性恋婚姻相同的地位、权利、责任，是抵触宪法的。这个缺漏必须补正，以确保同性恋配偶不至于被直接、间接地边缘化或被法律排除在外……

在思考如何立法时，国会议员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新措施的目标必须提升人性尊严、促成平等，并增进人类的权利与自由。也就是说，在去除普通法和《婚姻法》“涵盖不足”的婚姻定义后，如果新的补救措施不是为大家带来同等的权利的扩充，而是同等的权利的损失，那也是不可以的。因此，如果因为同性恋配偶不能享有婚姻的地位、权利和责任，便让异性恋配偶也适用相同的规定，这不会达到平等。降低标准、让所有人都不适用普通法的婚姻，这种“铲除”法不会有正面效果。以等量的排除取代等量的接纳只会带来等量的不满，而非创造平等。法律关切的是所有家庭的组成和婚姻都值得被热烈支持，而不是被平等地边缘化，这就是所谓葡萄园的平等，而非墓园的平等……

我们所选的法律补偿方式必须是宽厚且有包容性的，接受同性恋婚姻有如异性恋婚姻，且在有形无形的方面都不应该有差异。

停止对同性恋配偶的排挤

本案的核心是希望能终结——或至少减少——法律长久以来对同性恋配偶的孤立。正因为婚姻在我们的社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更显得普通法和《婚姻法》把同性恋配偶排除在外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建立新典范的基石更须谨慎、小心。让国会在本判决的框架下放手去做是适当的，同时也是让立法权在宪法架构下得以发挥功能……

（判决指出，若是国会无法在一年内提出适当的补救措施，“或配偶”一词将自动加入《婚姻法》，并使同性恋配偶可以合法结婚。）

“或配偶”的措辞有简单明了的优点，而且也是对法条原文变动最小的调整方式。宪法的价值可以得到守护，现行的婚姻机制也不会改变，对国家的财政负担也是最小的。长久以来以法律保护和强化家庭生活的政策，也会维持和延续下去，而负面的刻板印象则将会消弭。宗教团体依据教义主持婚姻的权力不会受到影响，如果宗教团体坚持的话，也可以继续只承认异性恋婚姻。国家可以贯彻合理包容的原则，确保有虔诚信仰的民事婚姻官得以拒绝主持同性恋婚姻，而不必在违反其意愿的方式下被迫履行职务。

欧瑞冈大法官同意判决书主文，但在如何补救法条疏失的问题上写了一份简短的不同意见书。在她看来，宪法法院本身应该改变普通法定义的婚姻，并立即在《婚姻法》中加入性别中立的词汇“或配偶”，而不是将其送交国会，再多等一年。

欧瑞冈大法官：

宪法法院被赋予守护宪法的权力和责任，法院不应从这个角色上退缩。宪法法院下达的命令的正当性并非来自这个机关本身，而是因为它让宪法条文产生效力。有时，我们之中有些人不愿意看到宪法权利被守护，但这绝不是宪法法院应停止捍卫这些权利的理由。

[1]爱德温·卡梅隆（Edwin Cameron），现任南非大法官，同时也是知名法律学者、人权律师。此外，他不但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更是第一个勇敢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南非高官。1998年，南非妇女古古·德拉米尼（Gugu Dlamini）因在电台公开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被人用乱石和尖刀刺杀。这件事带给卡梅隆很大的刺激与鼓舞。三个月后，在知道自己携带病毒十二年后，卡梅隆终于公告世人他也是一个艾滋病患者。在受访时他表示：“如果古古都能说出来，我为什么不能？”

[2]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曾为南非共产党总书记。

[3]意思为“天佑非洲”。

[4]基督教的仪式之一，将某人的双手置于另一人的头上。

[5]“隔离但平等”是过去美国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意指将不同种族在空间上分割开来，为不同种族提供表面上平等的设施或待遇。

[6]2004年，英国立法通过给予同性恋伴侣几乎所有、但不完全等同于异性恋婚姻的权利。

[7]南非宪法第一条共四项，明列出立国的基本价值，其中包括尊重人性尊严、平等、人权、法治、成年人普选权等等，其中第二项则是禁止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

第十章 开始与结束

若法律是一部机器，那我们就是赋予这机器生命的灵魂。良知良能是我们的领航员。

就法官这职务而言，从开始到结束都与文字有关。我们宣判，我们的工作就是处理文字，并成为我们的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说书人。我们如何说故事常常与如何讲道理同等重要。我们的声音不能是不带个性的神谕，凭着纯粹超然的智慧下达解决人世纷扰的指令。我们更不能模仿计算机冰冷僵硬的声音，拘泥于人工程序做不知变通的判决。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要细腻地了解案情之后，发出感同身受的响应。若法律是一部机器，那我们就是赋予这机器生命的灵魂。良知良能是我们的领航员，而那良知不仅得益于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命体验，也受法律理论与实务的启迪。而且，我们会生活在被我们的判决改变的世界中。事实上，担任法官并参与法庭工作本身就是富饶而缤纷的生命经验。

我们发现合议庭的力量远大于个别法官的加总。它有自己独立的生命、独立的动能与独立的文化。我们乐在其中。历来累积的判决是司法功能的核心，它们彼此是相辅相成的，且我们不会假装不以我们的判决为荣。我们不但引以为傲，而且愿意以一种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的态度，自诩为全世界所有愿意以理性思辨取代暴力与金钱的人的榜样。正如同我在文中再三阐述的，判决工作并非只是纯粹的理性推论。完备的逻辑虽然是思考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精辟且令人信服的法律推论必然来自经验，而且将从它与真实生命的汇流之中取得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可能会对法官的某些判决提出各自的解释。然而，对法官的行为做出解释是一回事，亲自动脑筋判案又是另一回事。

我在念书的时候经常莫名其妙地遭到鞭打，被关时也常听到被鞭打的青少年的哭声，因此我对体罚印象很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对体罚议题很敏感。但这些早年的生活经历并不会完全主宰我对“基督徒教育学校案”的判决。虽然一般学校禁止体罚，但在该案件中，他们主张在特定学校使用体罚矫正偏差行为是他们宗教教义的一部分。我不认为学校的体罚可以淬炼出学生坚强的心智。但是，我在学校时的另外一个经历又告诉我，一个人不去假装接受他不相信的信仰的权利，是必须被尊重的。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平衡了我对体罚的反感。

等到我开始做法官，上述经验的能量被其他种种的经验给转化了，并交织进我在人生各阶段的反省之中，形成了我复杂且仍在递嬗演变的法律观。法律观念令人又爱又恨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是完全抽象的，一方面又完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穿过重重险阻障碍，最终要动笔写判决书时，我觉得我不该用自身的经验来解释这个判决，而是得建构在相关的宪法价值之上。这些价值乃是凝聚过去千百年来千万人的经验而成的。这些价值能够调和布伦南大法官所说的“法律的热情”以及所有法律的规范特性。仅是就诸如身体权与良心自由权之间的矛盾写出一篇深刻的哲学分析，还不足以做出一个好判决。一个好判决必须是在对以上问题有了透彻理解之后，在具体争议当中，对这两种权利做出平衡的取舍。而我会让所有的读者，特别是诉讼当事人，知道我做出这样的判决的原因，尤其是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权衡。相关的哲学问题我已经写在第四章的“宗教豁免于一般性法律”一案中，不再赘述。该判决牵涉到认定什么是合理的体罚的一般性法律，而结论是基督徒教育团体可以在家里采取符合于他们的信仰的体罚，但不可以在学校这样的公开场合这么做。我会希望，尽管有的人在听到判决时会感到失望，但他们也能知道法院确实有认真严肃地对待他们的信仰，而且希望他们与每一个读到判决的人都会清清楚楚地知道，每一个关键因素分别被赋予了多少的权重。

回顾过去担任法官的岁月，我深信生命经验已经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融入了我的法律良知之中，有时候是很明显的，有时候则比较匪夷所思。它们一方面改变了我服务的宪法法院文化，一方面也被宪法法院文化改变了。我唯一能肯定说的是，我们的责任并非只是以形式化的法律推理来解决问题，当然也不只是用被法律术语包装起来的个人偏好来解决问题。法官的职责在于找出问题所在、衡量所有相关因素，以期达到符合比例原则的结果，且这样的结果必须考虑到实务上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的宪法价值，并需与公众分享获得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简单讲，这就是判决的真谛。

跋与致谢

我七十三岁了，在休假担任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驻点学者期间撰写的这本书也接近了尾声，但是，我发现我突然变成反革命分子了。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是宪法法院的一分子。根据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资深官员的说法，宪法法院是想要阻止非洲人国民大会党主席雅各布·祖马成为南非总统的反革命团体之一。令人欣慰的是，几周之后，为了回应反对声浪，该资深官员表示那段话是被断章取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重申其对宪法和司法独立的支持。所以，我撰写这篇跋的时候知道，在我生命中至少有几个月，我不是个反革命分子。

与此同时，古特邦太太过世了，她这一生从没能搬到砖造的房子里。政府在她死后赞扬她的所作所为堪称是无家可归者的斗士，更有无数的报纸社论向她致敬。但在另一方面，她的家人始终未能被安置在合理的居住环境里。这正反映出要实现我国宪法中的社会经济权利是多么地不容易。

担任大法官难免有痛苦和不安的时刻，在这些时候我总会提醒自己奥利弗·坦博是如何保持冷静与沉着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总的来说，我的法官人生是精彩、快乐、有建设性的。写书时，我曾希望我能分享我和同事们在会议室的精彩辩论内容，更渴望能描述判决出来之前经历过的多次改变。然而我不能违背在宪法法院工作所要求的保密原则。为了充分将过程中的反复交锋呈现出来，我唯一能做的是大量地摘录我所撰写的判决书内容。如此我才能分享我心中的“答”与“滴”又不至于违反保密义务。

然而即使已经如此小心翼翼，我仍然感到紧张，担心自己是否触犯了什么不成文的法律界禁忌呢？为了谨慎起见，我先把书稿寄给几位法官同事。出乎我意料（也掺杂着得意的心情），大家都对拙作表达了欣赏甚至赞叹之意。

曾经和我在宪法法院共事多年的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大法官读完书稿马上告知我，他认为书中没有逾矩之处。这真是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我也收到澳洲的托尼·诺斯（Tony North）、加拿大的罗莎莉·阿贝拉（Rosalie Abella）和克莱尔·何瑞·杜贝（Clare L’Heureux Dubé）、荷兰的威廉敏娜·托马森（Wilhelmina Thomassen）等多位大法官充满支持的评价。不久之后，我将书稿寄给几位曾共进午餐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在他迅速且亲切的回信中，赞同我正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也正好和我的观点截然不同），不过对于我描述他在法庭上十分严厉，但私底下非常和蔼可亲这段略有微词。鲁思·金斯伯格大法官则是花了数小时精读，并给我精辟且极有帮助的批评，她同时也推荐我参考一本书及一篇近期《纽约客》杂志里的文章，两者都显示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着和我在沐浴时灵光乍现高度类似的经验。（一位当心理治疗医师的朋友告诉我三个“发现”经常迸出的地点：卧室、浴室、巴士。）

写作是孤独、艰辛而劳累的。当一个人发自内心地担起责任，感激之心会特别强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萨拉·希宾（Sarah Hibbin）不但马上联络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把书稿寄给几位我认识的英国法官。有些法官也许觉得不要回信比较好，但我收到的几封回信内容都对此书极为支持。特别是首席大法官哈里·伍尔夫（Harry Woolf）、汤姆·宾汉大法官、罗伯特·沃克大法官给我最多的鼓励；与斯蒂芬·赛德利（Stephen Sedley）法官的讨论也极为有趣，他的疑问在于将一个人的判决放在法律著作中的适当性，但愿我成功地说服了这位极有格调的法学家：这取决于该书的性质；还有布伦达·黑尔（Brenda Hale）大法官，她实在不需要如此考虑周详地说服我别用“我写过的每则判决都是谎言”这么强烈的措辞。

许多法学家也给了我宝贵的意见。布鲁克林法学院的厄休拉·本特尔（Ursula Bentele）在每一版的每一个章节都给予我巨细靡遗的帮助，她不只在我最不确定的时候给我信心，也使我免于将“我已有的困惑都变得更加混淆”这句弥尔顿的名言误植为莎士比亚所说。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两位逐章精读、对本书做出极大贡献的人。一位是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显然是位学者，但没有公布姓名——我必须说我要与无名氏合作了。所以首先，让我感谢纽约大学的斯蒂芬·舒尔霍弗（Stephen Schulhofer），这位朋友以最真诚、专注的态度对本书的内容和风格都给出了修改建议。接着是我对无名氏的感谢。从无名氏的评论风格和其所使用的措辞中，我很难想象无名氏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或她的的确确抓住了我内心的想法并给了我最生动、最有帮助的建议。以上种种都已融入并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还有一些帮助是我意料之外的收获。例如，阿尔斯特大学授予我荣誉学位，而我致赠为我做致辞的克里斯汀·贝尔（Christine Bell）一份书稿，意外地使她成了第一位把拙作当教材的教授，她和学生的互动也促使我增加了人性尊严和比例原则部分的篇幅。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科马洛夫（John Comaroff）则对论证的结构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有些比较激进的部分可能要等有机会再专书论述。智利大学的何塞·萨拉奎（Jose Zalaquet）请我赞助他编辑的一本人权字典，我不但照办还加赠书稿。他在我们设立真和会的时候给予了我们许多建议，也因此，他对《他的名字叫亨利》一章的评论别具意义。莫斯科大学的奥尔加·卡佐瓦（Olga Khazova）则拿她的宝贝儿子试验，据她说小家伙的反应很不错呢。而她为本书所建立的优雅架构，我必须要说，的确让这本书变得更亲近读者了。

还有许许多多不同国家的法律同行提供了他们宝贵的意见。例如先前在巴黎的法国宪法委员会服务的多米尼克·雷米——格朗热（Dominique Remy-Granger）细读书稿，并告诉我最早将社会经济权利以法律明定的，不是我以为的俾斯麦首相时期的普鲁士（德国前身），而是1848年革命之后的法国。接着，在把《恐怖主义和刑讯的故事》书稿分送给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国际律师协会会议的各国代表之后，东道国代表之一的埃米利奥·卡德纳斯（Emilio Cardenas）要求浏览全书书稿。他不但给了我许多洞见，更表示愿意将此书翻译为西班牙文。卡罗尔·斯坦伯格（Carol Steinberg）则从约翰内斯堡寄给我对本书帮助最大的评论。而为了增加地区的多元性，不时会寄电子邮件给我的好朋友路易丝·斯塔克（Louise Stack）从一间英国的寺院寄出她对书稿敏锐的观察意见。

还有两位在纽约的人士以她们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方式鼓励了我。首先是曾经帮我一位朋友编辑书的德迪·费尔曼（Dedi Felman）。她在我刚动笔撰写本书的时候明确告诉我，要找一间愿意出版外国作家的法学专书的美国出版社是很困难的。她的真心话启发了我，我总要找个方式来宣传这本书啊。我想，这本书的规模绝不只是讲述我这个南非法官的个人感想而已，毕竟过去我在世界各地演讲的反应都不错啊！费尔曼的真心话促使我去思考举世接受的法官思考模式和司法体系运作方式。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奇幻炼金术”（“strange alchemy”）这个词不断跑进我脑中。就这样，一本新书诞生了。

另一双援手则来自一位保姆，瓦内萨·西普坦博（Vanessa September）。有天傍晚当我们两人沉浸在《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的配乐时，她说她看到放在书桌上的书稿，忍不住读下去，但只看到一半，为此她感到非常抱歉。我们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她已经成为我最美丽贤惠的太太了。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在纽约的助理玛佳丽·约翰逊（Majorie Johnson），以及在约翰内斯堡的法官助理吉姆·威廉姆斯（Kim Williams）、克莱尔·巴拉德（Clare Ballard）、伊曼纽尔·格卢夫（Emmanual de Groof）。她们都花费了无以计数的时间，不辞辛劳地协助我进行无止尽的校对和修正；在此我要再次表达最诚挚的感谢。同时，我郑重宣布，“炼金术”已经完成了，真的“完成”了，不会再有新的修改版了！

当我忙着撰写最后这段话时，书稿已经在亚历克斯·弗拉奇（Alex Flach）的耐心和贝森·库辛（Bethan Cousins）的细心下炼成一本书了。对于所有前述致谢的人士，我最后还有些话要说。虽然我无法避免你们出现任何错误——因为我不知道那会是些什么样的错误，但我可以很诚挚地说出我有多么感谢你们的共事和协助。在2009年10月12日午夜，我在宪法法院十五年的任期就要届满了。无论这本书将来的境遇如何，无论我曾经服务的宪法法院未来命运如何，各位都协助我找到向这伟大奇迹致敬的方式。在这片被许多人视为世界上最不可能孕育宪法正义的土地上，人性尊严、平等、自由等最先进的思想落地生根了，而且我衷心地希望，它在将来可以继续开枝散叶。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1992 by Francis Fukuyama
　　 Chinese (Smi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Beijing Book Paradise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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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 (美) 福山著 ; 陈高华译.—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2016.5重印）

书名原文: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ISBN 978-7-5495-5529-1

Ⅰ. ①历… Ⅱ. ①福… ②陈… Ⅲ. ①社会学－研究 Ⅳ.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431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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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28.5　字数：384千字

2014年9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5次印刷

定价：7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总序

导读 历史漫长的终结

新版序 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代序

第一部分 旧题新问

第1章 我们的悲观主义

第2章 强权国家的缺陷（I）

第3章 强权国家的缺陷（II）或，在月亮上吃菠萝

第4章 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

第二部分 人类的老年时代

第5章 普世史观念

第6章 欲望的机制

第7章 大门口没有野蛮人

第8章 无止尽的积累

第9章 录像机的胜利

第10章 在教育的国度

第11章 已然回答的老问题

第12章 不存在没有民主人的民主

第三部分 寻求承认的斗争

第13章 最初，一场为了纯粹名誉的决斗

第14章 最初的人

第15章 保加利亚假期

第16章 红脸颊野兽

第17章 激情的兴衰

第18章 主人与奴隶

第19章 普遍同质的国家

第四部分 越过罗陀斯

第20章 冷酷怪物中的最冷酷者

第21章 工作的激情起源

第22章 不满的帝国与顺从的帝国

第23章 “现实主义”的不现实性

第24章 无权者的权力

第25章 民族利益

第26章 走向太平洋联盟

第27章 在自由王国里

第28章 没有胸膛的人

第29章 自由与不平等

第30章 十足的权利与非十足的义务

第31章 无边的精神之战

附录 “历史的终结”之后

参考文献

致谢

理想国译丛

献给

朱莉（Julia）和大卫（David）

总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这套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历史漫长的终结

刘瑜

很少有一本书的命运，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样“坎坷”。自1992年出版以来，它穿越了无数掌声和同样多的臭鸡蛋。粗暴的政治氛围，使一本说理之作逐渐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二十多年过去，也许有必要重温此书，以这二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去反思此书的是非对错，也以此书为一个坐标去分析时代的走向。

毫无疑问，对《历史的终结》热烈的拥抱或批判，源于它爆炸性的核心结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的人”。

历史怎么可能终结于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放眼望去，二十年来，有东欧转型的“阵痛”；有俄罗斯、委内瑞拉此类国家民主的倒退；有宗教极端主义在很多地区的兴起；有美国向阿富汗、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失败；有“中国模式”的崛起；更不用说今天我们在中东、泰国、乌克兰等地所看到的各种“民主”乱象……如果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那么，为什么在历史“终结”之后还有这么跌宕起伏的“历史”发生？如果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布尔乔亚是“最后的人”，那么这“最后的人”之后为什么还会有本·拉登这样的宗教极端分子、查韦斯这样的“反西方强人”、屠杀图西族的胡图族人，或者以经济发展为由拒绝政治西化的无数中国人？

这些批评当然有它们的道理。显然，冷战的胜利并没有使整个世界一夜之间“西化”。无论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复兴，还是“反新自由主义”话语的高涨，或是“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委内瑞拉模式”等“其他道路”的兴起，都显示出一种意识形态“突围”的努力。但是，基于这些现象对此书进行的批评，似乎都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批评的与其说是这本书本身，不如说是这本书的标题。也许是因为，大多批评者都没有读过这本书本身，而只是读过它的标题。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是一本论著，而不是一个宣言。更公平也更有收获的，或许是进入这本书内在的理路，以此为基础，而不是依赖它被贴上的意识形态标签，对其进行评说。

一

仔细阅读此书，会意识到，当我们用当前“民主国家的乱象”以及“威权国家的韧性”来批驳福山时，是基于对此书的误解。事实上，即使是二十年前，福山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现象将在“历史终结”之后持续存在。他在书中很多地方都准确预测了此类现象的长期性，比如，“当前的威权主义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民主体制的出现，而新生的民主国家也不都安全稳定。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正经历着痛苦的经济转型，而拉丁美洲的新兴民主国家则受阻于先前的经济混乱这一可怕的遗产。东亚的许多快速发展的国家，虽然经济上实现了自由化，但仍不接受政治自由化的挑战。相对而言，像中东那样的地区，自由革命仍未波及。而像秘鲁或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面对严重问题的压力之下，重新恢复独裁，这是完全可能的”（见本书第65页）。也就是说，无论是转型的痛苦、民主的倒退、历史和经济对民主化的制约，还是“威权式增长”的诱惑，福山在作出“历史的终结”这一论断时都从未否认。

问题在于，“我们所见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实践，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理念”（见本书第66页）。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到冷战结束之后，自由民主这种观念已经没有了显著的替代方案。不错，今天世界上还存在参差不齐的意识形态，比如，“中国模式”的崛起就是一个有力例证。但即使是今天“中国模式”的捍卫者，大多也只是试图论证“中国模式”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合法性原则”加以论证，更没有多少人会像当年“输出革命”一样，充满激情地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

同样，我们今天的确还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独裁者，但是，从这些独裁者要么以“民主外衣”来装饰其独裁，要么以“紧急状态”或者“特殊情况”来为其独裁辩护来看，即使是独裁者也承认“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否则，何以当代世界上那些最著名的威权统治者——萨达姆、金正日、米洛舍维奇、穆加贝等等——都要披上“选举”的外衣？在“自由民主”这一合法性话语尚未普及的时代和国家，专制者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比如，朱元璋或者乾隆从不觉得为了赢得民心，需要举行哪怕虚假的选举。同样，今天即使通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政府，也要表明他们这么做是“紧急状态”下的暂时戒严或管制，也往往要承诺举行选举——比如最近，对泰国实行军管的军方宣布他们将在一年之后允许选举。

二

即使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的确在大多数地区确立了合法性，但是，我们何以知道这不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胜利”不是历史周期性循环中的昙花一现？在何种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它“终结”了历史？

这触及了此书的核心观点。福山指出，或者说，福山站在黑格尔的传统中指出，历史根本上而言，由人们寻求“承认”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者利益的需要——所推动，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体制、法西斯体制等）所包含的“承认形式”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构成了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导致了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它导致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可以看出，福山的论证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他并不是从自由民主制“社会功能”的角度为之辩护。虽然他指出了经验上自由民主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但由于这种相关性的不稳定性和循环性，他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打算以此为基础对自由民主制进行论证。事实上，他指出，如果人们关心的仅仅是满足欲望和理性的“经济”指标，也许自由民主制并非最佳选择：“如果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那他们就会满足于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可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自我价值有一种充满激情的自豪，正是这种充满激情的自豪促使他们向往民主，因为民主政府待他们如成人而非孩童，并且承认他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权。”（见本书第16页）

也就是说，为了找到一种衡量制度“稳定性”——如果“优劣”这个词太扎眼的话——的尺度，他必须诉诸一种超历史的标准，而不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类的社会学标准。这个标准，在他看来，就是人性中普遍的寻求“承认”的心理需求。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仅仅用“理性人”的概念来理解人性，但是福山借助柏拉图的观点指出，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那种普遍流行的“经济人”的人性观，恰恰忽略了人寻求“激情”的那个部分。无论古代王族发动战争，还是现代人勤奋工作，都不能简单地用“理性人”来解释——除了逐利，也是为了追求荣耀——即“承认”。

固然，在自由民主制获得普遍合法性之前，人们也通过其他政治制度寻求承认。无论奴隶制、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其创立和维持都是某些人追求承认的结果。但问题在于，严格等级制下的“承认”是不能令人满足的。首先，它不是相互的——奴隶主对奴隶、君主对臣民、贵族对农奴的承认远不及反方向的承认，而这种不均衡构成“社会矛盾”，“矛盾”则推动制度演变。其次，即使是奴隶对奴隶主、臣民对君主、农奴对贵族的承认，由于它建立在强制和依赖的基础上，也是不能令人满足的。武力威胁或者利益收买下的“爱戴”并没有自发基础上的“爱戴”来得甜蜜——只有对方是具有伦理选择能力的自由人，其“承认”才真正给我们带来快感和满足。这合乎我们的经验感受——一个美丽姑娘真正爱上了某个男人“这个人”，而不是被他用枪胁迫或者用钱收买，她的爱才真正令这个男人感到由衷的满足；如果所有学生都自主选择留在一个老师的课堂上聚精会神听讲，而不是因为老师要点名、老师可能给低分才留下来，这个老师获得的“承认”才真正令其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社会的弱者，而且社会的强者，也需要通过自由民主这种社会形态来得到最有意义的“承认”——唯有赋予他人自由与权利，强者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有意义的承认。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历史不是终结于冷战结束，而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后——即“人民主权原则”通过战争得以确立之际。事实上，黑格尔在1806年耶拿战役之后，就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此后的历史不会有国家间的战争或者制度间的竞争，而是说人类普遍的、相互的承认形式已经被找到并开始通过强力传播。此后的历史，则是某种意义上自由民主制的传播史。即使是共产主义这种制度，貌似是自由民主制的对抗者，其实更像是其变异体——同一“人民主权原则”下的不同制度衍生物，并由于其制度形式和制度理念之间的内在矛盾而被淘汰。至于法西斯制度，则更像是制度演进过程中暂时的“返祖现象”——毕竟，即使是历史进步论者，也不会认定这一进步一定会以线性方式前进。

三

即使我们将“承认”作为衡量政治均衡性的尺度，在平等、相互和有意义的基础上将“承认”制度化，自由民主制真的做到了吗？

如果说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兴起以及民主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受挫代表着“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的话，福山更关注的或者说更担忧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后历史世界”内部的矛盾。似乎在他眼里，“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对自由民主制并不带来根本性的威胁，因为“后历史世界”军事、经济、科技乃至文化工业的绝对优势不但足以抵挡这种挑战，还很可能——正如过去二百多年历史所显示的——通过一个也许漫长曲折但最终渗透扩展的过程征服“历史世界”。我们当然有理由不相信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乃至宗教极端主义会逐渐消退，但是，福山指出，几百年前，西方世界的人们也不相信基督教引发的狂热和战争可以从政治舞台上逐渐退出。“宽容”和“理性”是可以习得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习得的过程甚至会比历史上进展得更快——虽然它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福山花更大力气真正严肃对待的，是“后历史世界”内部的矛盾，即，自由民主制是否真的能带来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承认”？如果不能，那么自由民主制衰败于“内爆”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被“历史世界”摧垮的可能性。事实上，对此提出怀疑的有两种角度。

首先是左派的角度。是的，“平等的承认”给人带来尊严上的满足，但是自由经济之下人们并不平等。无论是今天全球显而易见的贫富差异，还是哪怕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都是不容否定的现实，否则世界各地“反新自由主义”的口号不会这么有市场，各种形式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不会席卷全球。对此，福山的回应角度，是试图区分“问题”与“矛盾”。不错，自由民主国家存在很多“问题”（包括不平等这个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构成根本性的“矛盾”。之所以不构成根本矛盾，是因为自由民主制作为一个具有内部纠错功能的机制，能够在制度内部解决这些“问题”，无需诉诸制度更替本身。比如，二十世纪福利制度的兴起，即是自由民主制这种自我调校能力的一个体现。相比之下，其他政治制度则由于权力结构的缺陷，缺乏如此之有弹性的自我调校空间，而这正是它们一一衰败的原因。

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看到欧美各国为赤字问题而焦头烂额，看到风起云涌的左派运动和抗议，看到各国政府首脑常常低到令人尴尬的支持率，不禁会怀疑福山是否低估了来自左派挑战的能量。有人说民主是“好政策的军备竞赛”——不错，政治竞争激发自由民主国家政策创新的能力，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民众既要求享受高福利又不许政府提高税收，既无法忍受通货膨胀又要求政府刺激经济，当“权利”这个概念被无限延展……这种“政策的军备竞赛”是否会触及“自我调校能力”的边界则成了一个问题。

但就当年而言，更令福山感到棘手的，并不是左派对“承认的政治”的质疑，而是右派对它的质疑。典型的右派会认为，不错，自由民主制带来了“平等的承认”，但是“平等的承认”是不合理的。在一个人人能力、智慧、德性不平等的世界里，为什么要“平等地承认”每一个人？在这里，福山大量地引用了尼采，因为在尼采看来，自由民主国家代表着“奴隶”的绝对胜利。当我们把“承认”与“成就”脱钩，“平等的承认”就成了价值相对主义的外衣——如果一个毫无进取心、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土豆片的人，也可以理直气壮要求社会“平等的承认”，那么这种“承认”的价值何在？

如果说福山可能低估了左派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那么在这里他似乎又高估了右派的挑战。如果说尼采、托克维尔等人在民主制度兴起之初将“自由民主制”等同于“奴隶或庸众的胜利”的悲观看法情有可原的话，今天，这一制度及其后果逐渐清晰呈现之后，仍抱有同样的悲观则未免是一种傲慢。事实上，至少就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而言——虽然我们未必能保证以后会依然如此，“精英主义”的社会冲动及其带来的创造力并没有消失，甚至可以说比之历史上更为拓展了：无论是乔布斯这样的商业精英，还是乔丹这样的体育精英，或者海明威这样的文学精英，无论是个人电脑这样精巧的科技产品，还是心脏搭桥手术这种精湛的医疗技术，或者人类对月球乃至火星的探索，都显示自由民主制未必扼杀人的创造力、勇气和技艺，只是将过去往往由出身决定的机械精英主义替换成了现在更与能力相联系的有机精英主义。现代自由民主制下，“一个毫无进取心、成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土豆片的人”并没有同等地获得乔布斯、乔丹或者海明威所获得的“承认”——无论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而言，后者所得到的“承认”远大于前者。至少到目前为止，自由民主的胜利并非如尼采所言，就意味着“奴隶的胜利”。它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容纳承认的差序格局——承认智慧甚于承认平庸，承认勤劳甚于承认懒惰，承认勇气甚于承认软弱。

或许自由民主制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它既包含了“自由”，又包含了“民主”。福山乃至尼采的悲观，也许是因为他们眼中的民主只能是“不自由的民主”。左派厌恶“自由”所驱动的不平等，而右派厌恶“民主”所要求的平等权利。如果一个制度只有“自由”，它可能迟早内爆于人们对“平等”的渴望；如果一个制度只有“民主”，那么它也可能很快由于“多数暴政”而活力衰竭。但是一个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恰恰由于其内在张力而获得蓬勃的生命力。这种结合是动态的——今天可以为了增进福利加税，明天可以为了增加活力而减税，也是多样的——欧洲、美国、日本各国，民主和自由结合的方式并不相同。只要这种动态性和多样性持续存在，自由民主制就仍然具有相当灵活的适应性。如果有一天自由民主制陷入系统性危机，多半也是因为自由和民主之间的动态平衡被一方的绝对优势打破。

四

在左派、右派的质疑之外，对自由民主制还有一种不满，或许可以称之为“无名的”不满。这种不满与现实问题比例如此不当，以至于很难说是什么具体社会问题导致了这种不满，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后历史世界”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导致了这种不满。福山书中提到两个情形，一个是一战爆发之前德国许多民众的好战情绪；一个是1960年代法国的学生运动。在这两个情形中，无论是“要求战争的德国游行民众”，还是“饱食终日却高举毛语录的法国学生”，与其说困扰他们的是某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不如说是持续的和平和繁荣所带来的空虚和无聊。

在这个意义上，就算历史到达了“终结”，但人性中或许有一个部分，永恒地渴望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终结”之后布尔乔亚式“最后的人”。“历史”意味着矛盾，矛盾意味着冲突，冲突激发人的力量、英勇和意志，而“历史的终结”则意味着在前人所开拓的道路上，根据他人制定的交通规则做一个规规矩矩的行人。“历史”意味着拓荒的悲壮，“历史的终结”则意味着耕种的枯燥。一战前呼唤战争的德国人，1968年的法国学生，甚或今天西方国家那些永远在“抗议”的青年，在表面的具体诉求之下，根本上他们所表达的，或许是对错过“历史列车”的愤恨，以及驰骋于“历史”原野的渴望。对他们来说，“承认”不仅仅意味着权利，还意味着确立权利的权力。这种创造历史的英雄情结，或许将终结“历史的终结”，使其“从头再来”。

而自由民主制的特点，又为这种“无名的不满”提供了发酵和释放的土壤。开放性是自由民主制的最大优势，但同时也恰恰是开放性，使其腹背受敌。福山引用雷韦尔的观点表示：“一个以持续批判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是唯一一种适于生活的社会，但也是最为脆弱的社会。”（见本书第31页）自由滋生怀疑，民主滋生反抗，当怀疑和反抗积蓄到一定程度，自由民主制就可能被摧垮，而摧垮它的，并不是其他意识形态或制度的竞争，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制的巨大成就。换言之，自由民主制的衰败将源于它自身的成功。

或者这种担忧过于悲观。一方面，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人成就英雄主义的渴望都能在不同领域找到释放途径——也许你无法成为成吉思汗或者列宁，但是如前所述，你还有可能成为乔布斯、乔丹或者海明威。无论商业、艺术、文化、体育乃至政治领域，成为一个创造者、一个英雄、一座“历史的丰碑”，都不无可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布尔乔亚这种周期性的自厌，无论带来多大的风浪，似乎最后都重新回归甚至强化了自由民主制的轨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周期性的自厌可以说是一种阀门机制，通过循环释放民众过剩的政治激情，帮助实现自由民主制的稳定。换言之，这种“无名的不满”就算能暂时中断“历史的终结”，它也不会将历史重新带回起点，只是使其打个趔趄，然后重新恢复平衡而已。

二十年来，《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历经了各种各样的质疑。然而，面对如此之多的质疑，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没有过时，仍然保持着与当下世界的高度相关性——甚至可以说，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先锋性和前瞻性。这或许是因为，就其问题意识而言——自由民主理念是否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某种极致——要作出回答，二十年是一个过小的时间尺度，甚至，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都不足以产生确切的答案。当然，我们可以表达困惑：如果如福山或者科耶夫笔下的黑格尔所言，“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消亡，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这种“终结”本身是有意义甚至令人欢呼的？历史到底是终结了，还是换了一个起点开始了“第二季”征程？这样的问题，也许唯有时间能慢慢给出回答。我们从这本书的命运所能学到的，无非是在智识判断上的谦卑。如果说将一种源起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傲慢，那么，对政治实践中如此伟大的探险冷嘲热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傲慢？

新版序
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二十五年前，我为《国家利益》这个小杂志撰写了“历史的终结？”一文。那是1989年春，对于我们这些陷在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大论争中的人而言，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这篇文章恰好发表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那时，民主转型的浪潮正在东欧、拉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进行得如火如荼。

当时我认为，历史（从宏大的哲学意义上来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左派思想家所设想的结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和苏联宣称的那样，通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我写道，历史在自由中达到顶峰：民选政府、个人权利，以及劳资流通只需适度政府监管的经济体制。

现在回头再来看这篇文章，首先很明确的一点是：2014年的情形与1989年完全不同。

俄罗斯是一个以石油美元支撑的险恶的选举型威权政体，对邻国咄咄逼人，试图收回1991年苏联解体时失去的领土。中国仍是个威权政体，如今更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对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高度关注。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最近写道的那样，老式的地缘政治重又兴起，全球稳定在欧亚两端都面临着威胁。

当今世界的问题不仅在于威权政府在发展，还在于许多现存的民主国家运转不良。以泰国为例，其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上个月（2014年5月）导致了军事政变，再来看孟加拉，其体制仍受到两股腐败政治力量的控制。许多看似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土耳其、斯里兰卡、尼加拉瓜——已退回到威权体制。其他还有一些国家，包括最近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仍受腐败困扰。

然后就是发达民主国家的情形。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和欧盟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增长乏力和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尽管美国经济现在重又开始发展，但是利益没有得到共享，而且，美国派性明显的两极化政治体制也很难说是其他民主国家的卓越典范。

那么，我的历史终结论因此就被证明是错了吗？或者退一步说，即使不是错的，也需要进行重大修正吗？我认为，我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正确的，不过，在1989年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对政治发展的本性尚是雾里看花，如今则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我们去观察广泛的历史潮流时，重要的是不要被短期的发展牵着鼻子走。持久的政治体制的标志是它的长期稳定性，而不是它在特定十年里的表现。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的剧烈变化。在经济方面，世界经济在产出上有了大幅度提升，1970年代早期与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大概有四倍的差距。尽管危机是个大挫折，但整个世界的繁荣水平在各大洲仍有大幅度增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世界通过一种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系牢牢地连在一起。甚至在中国和越南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是市场法则和市场竞争占支配地位。

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斯坦福大学民主问题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数据，1974年整个世界只有35个选举式民主国家，不到整个世界国家数量的30%。到2013年，选举式民主国家已增加到近120个，占世界国家总数的60%还要多。1989年只是那股突然加速的广泛潮流的一个标志而已，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把这股潮流标记为民主化的“第三波”，它始于大约十五年前南欧和拉美的民主转型，后来又波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

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与民主的传播有着显然的联系。民主向来依赖于广泛的中产阶级，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各行各业富裕的、拥有财产的公民在各处猛增。无疑，更加富裕、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对他们的政府要求更多——而且由于他们纳税，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对公职人员问责。世界上最顽固的威权主义堡垒，许多都是盛产石油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委内瑞拉或者波斯湾的政权，在这些地方，所谓的“资源诅咒”可以让政府从资源中而不是从人民那里获得巨额税收。

即使认可盛产石油的独裁者有抵制变化的能力，我们还是从2005年起见证了戴蒙德博士所谓的全球性“民主衰退”。根据自由之家（其发布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指标被广泛采用）的统计，在过去的八年里，民主国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选举的完整性、新闻自由等等）都有所下降。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透视一下这个民主衰退：我们虽然可能对俄罗斯、泰国或尼加拉瓜的威权趋势感到担忧，但我们也清楚，所有这些国家在1970年代都毫不含糊是独裁政体。尽管也有2011年开罗解放广场那些令人兴奋的革命日子，但是除了在其发源地突尼斯之外，“阿拉伯之春”似乎在别的地方尚不会产生真正的民主。然而，这可能意味着阿拉伯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会变得更具回应性。因此，以为民主会很快实现是极其不现实的。我们不要忘记，在1848年革命——欧洲的“人民之春”——之后，民主制度又花了七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巩固。

此外，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仍没有真正的对手。比如，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和阿亚图拉领导下的伊朗尽管在实践中无视自由民主，但也重视民主理想。为什么还要费心在乌克兰东部就“民族自决”举行假公投？中东的一些极端分子可能梦想恢复一个伊斯兰教政权，但是，这不是生活在穆斯林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

可是，如果要我猜测一下，五十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有很多理由表明，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它依赖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设法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这样一种高速增长不会再出现。中国因土地污染和空气污染而积累了大量的隐性负担，虽然政府仍比绝大多数威权体制更具有回应性，但是，一旦日子变得艰难，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会接受现行的家长主义体制。中国不再像毛泽东所处的革命时期那样，展现一种超出自己边界的普遍主义理想。……

然而，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满足于过去二十年取得的民主成就。我的历史终结论从来不是一种决定论，或者只是简单地预测自由民主制度势必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民主国家还继续存在并获得成功，只是因为人民愿意为法治、人权和政治问责制奋斗。这样的社会既取决于领袖、组织能力，也取决于纯粹的好运。

那些渴望民主化的社会，唯一的大问题就是，它们未能提供人民想从政府得到的实质性内容：个人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以及获得个人机遇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卫生保健和基础设施）。由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专制国家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思考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话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满活力”。

这就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在。这次革命第一次推翻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可是那些通过抵抗上台掌权的领导人——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却把精力浪费在内斗和黑幕交易上。要是有一个有效的民主政府掌权，整顿基辅的腐败、让国家机构更值得信任，政府就能够在整个乌克兰确立它的合法性，包括在说俄语的乌克兰东部，而不会等着普京有足够的强力来进行干预。相反，民主力量自己败坏了自己的信誉，从而为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重掌政权大开方便之门，进而导致了最近几个月紧张的、流血的僵局。

与威权体制的中国相比，印度也因类似的差距而受阻。印度在1947年建国之际，就团结在一起确立了民主制度，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在这个体制里，腐败和寻租盛行；根据印度民主改革协会的统计，印度近来选举34%的胜选者，有针对着他们的刑事起诉，其中还包括一些严重的指控，比如谋杀、绑架和性侵犯。

印度也有法治，但是非常迟缓和低效，甚至许多情形是被告都死了，案件还没有开庭。根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印度最高法院积压了6万多个案件。与威权的中国相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提供现代基础设施或基本服务方面，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比如为居民提供干净用水、电或基本教育。

根据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让·德雷兹（Jean Drèze）统计，在印度的一些邦，有50%的教师不会上班。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是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他过去曾因纵容反穆斯林暴力而麻烦缠身，却以绝大多数的选票当选为总理，人们希望他会一扫印度政治中充斥着的废话，做些实事。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常常更加不能理解有效政府的必要性，而只是集中于限制当权者。在2003年，布什政府似乎相信，只要剪除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就会自然地出现在伊拉克。它不明白，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源于复杂机构——包括政党、法庭、财产权、共有的民族认同——的相互作用，这些机构就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是经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演进的结果。

不幸的是，有效统治能力的缺乏扩展到了美国自身。我们的麦迪逊宪法，有意通过各级政府的大量制衡来阻止暴政，如今却成了一种否决政治（vetocracy）。在今天华盛顿两极化——实际上是有害的——政治氛围中，政府实际上既不能有效地前进，也不能有效地后退。

与双方那些狂热分子的想法不同，美国所面临的极其严重的、长期的财政问题，是可以通过合理的政治妥协来解决的。但是，国会根据自己的规则，好几年没有通过一项预算，而且在去年秋天，共和党关闭了整个政府，因为它不同意支付过去欠下的债务。因此，尽管美国经济仍是不可思议的创新之源，但美国政府很难再说是当前世界的灵感之源。

二十五年之后，历史终结论最严重的威胁，不在于出现了一个更高级、更好的模式，有一天将取代自由民主制度；无论是伊斯兰的神权政治，还是中国模式，都无法对它造成损害。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只要登上了工业化这部上升的电梯，它们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政治参与的要求就会增加。如果政治精英接纳这些要求，那我们就获得了某种民主。

问题在于，是否所有国家都必然会登上这部电梯。政治与经济相互缠绕在一起。经济增长在起飞之前，需要一些最低限度的制度，比如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和可靠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些基本制度很难在极度贫穷和政治分裂的处境下创建起来。历史地来看，社会通常是通过历史事件摆脱这一“陷阱”，借此，坏事（如战争）常常造就了好事（如现代政府）。然而，是否每个人都必然有这样的好运，目前尚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在二十五年前确实没有阐述，即政治衰退问题，它是一部下降的电梯。长期来看，一切制度都会衰退。它们常常会变得僵化和保守；那些与某一段历史时期的需要相符的规则，在外部境况发生改变之际，不一定还是正确的。

此外，现代制度的非人格性是设计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常常被强势的政治行动者把持。回报亲友是人的自然倾向，这一点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起作用，从而导致自由退化为特权。无论是在威权体制的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看看当前美国的税法），这种情形都一样。在这种环境下，并非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的那样，富人越富是因为资本的高收益，而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进入政治体制，从而运用他们的关系去提升自己的利益。

至于技术的进步，它在利益的分配上并无定数。比如，信息技术的革新分散了权力，因为它们让信息变得又便宜又易于接近，但是，它们也损害了低技能的工作，对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的存在造成了威胁。

那些生活在稳固的民主国家的人，不应对自己国家幸好是民主体制而自鸣得意。但是，尽管世界政治有短期的起伏兴衰，民主理想仍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我们看到，大众抵抗运动仍继续在突尼斯、基辅和伊斯坦布尔意外爆发，在这些地方，普通民众要求政府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平等尊严。我们也看到，每年有数百万的穷人不顾一切地从危地马拉或卡拉奇这样的地方流向洛杉矶或伦敦。

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

（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2014年6月6日）

代序

本书源于我为《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撰写的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1]在那篇文章中，我论述了作为一种政体的自由民主制，随着它在近几十年内战胜与之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最近的共产主义，关于其合法性的突出共识，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不仅如此，我在文中还表明，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此前的政体形式因其严重缺陷和不合理最终会招致崩溃，与此相反，如我所表明的那样，自由民主则不存在这些基本的内在矛盾。这并不是说，今天那些稳定的民主国家，如美国、法国或瑞士，就没有不公正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作为现代民主的两大基础原则——自由和平等——未能完全贯彻的结果，而不是这些原则本身的缺陷。尽管今天的一些国家可能没有形成稳定的自由民主，甚至还有一些国家倒退为其他更为原始的统治形态，比如神权政治或军事独裁，但是，自由民主的理想则已尽善尽美。

最初发表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大量的评论和争议，先是在美国，然后蔓延到了一系列性质不同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苏联、巴西、南非、日本和韩国。批评的形式应有尽有，一些是基于对我原初意图的完全误解，另一些则比较具有洞察力，深入到了我论证的核心。[2]许多人一开始就误解了我所使用的“历史”一词。他们在传统意义上理解历史这个词，认为它指的是发生的事件，为此他们以柏林墙倒塌、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来表明“历史仍在继续”，因此，事实本身（ipso facto）就证明我错了。

然而，我所谓走向终结的，指的并不是发生的事件，甚至也不是重大的事件，而是大写的“历史”：即把全人类在一切时代的经验都纳入解释范围，并将之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进化的过程的历史。这样理解的历史，与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G. W. F. Hegel）密切相关。自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这一“历史”概念后，如此理解的历史已经成了我们日常智识氛围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在指称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时，用的都是诸如“原始”或“先进”、“传统”或“现代”这样的字眼。在这两位思想家看来，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发展，即从基于奴隶制和自给农业的简单部落，先后经历各种神权政治、君主制和封建贵族制，直到现代自由民主和技术导向的资本主义。尽管这一演化过程并不是一条直线，尽管人们有可能质疑它作为历史“进步”的结果是否让人更幸福或境况更好，但这一演化过程并不是随机任意的，也不是无法理解的。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并不是无限开放的，在人类达成一个能满足其最深层、最基本的愿望的社会形式之后，它就会终结。因此，这两位思想家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来说，这个终结就是自由国家，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共产主义社会。但这并不是说生老病死的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再发生，或者报道这些重大事件的报纸不再发行。确切地说，它指的是那些奠基性原则和制度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了，因为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

眼下这本书并不是我最初文章的重述，也不是试图继续与针对我文章的批评者和评论者进行讨论。当然，它更不是对冷战结束后或当代政治中的任何紧迫主题的说明。这本书虽然提到了近来世界发生的事件，但其主题则落脚于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再次谈论最终会把绝大部分人导向自由民主的这种连续的、定向的人类历史，是否有意义？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两个。一个与经济学有关，另一个与所谓“寻求承认的斗争”有关。

当然，诉诸黑格尔、马克思或者他们的当代追随者的权威性，尚不足以确立历史的定向性。自他们著述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他们的思想遗产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无情抨击。针对“历史是一个连续的或可理解的过程”这一观念，二十世纪那些最深刻的思想家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抨击；实际上，他们否认如下这种可能性：人类生活的所有层面在哲学上都是可理解的。我们这些西方人已经成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不觉得民主制度会有全面进步的可能。这种深层的悲观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它滋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真实可怕的政治事件——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以及以核武器和环境破坏为形式的科学反人类趋势。二十世纪政治暴力的受害者——从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幸存者到波尔布特（Pol Pot）统治的牺牲品，他们的生活经历让人难以相信会有历史进步这样一回事。确实，对于公正、自由、民主的政治实践的健全与安定前景，直到现在，我们总是习惯于听到它的坏消息，所以当好消息真的到来时，我们竟一时难以意识到。

然而，好消息还是来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最值得注意的发展是，无论军事威权的右翼还是共产极权的左翼，世界上那些看似强大的独裁政府，都在其核心部分显露出严重的缺陷。从拉美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全面崩溃。当然，它们并没有全部变成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但是，自由民主仍是横跨全球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唯一一种一致的政治向往。此外，经济学中的自由原则——“自由市场”——也已经传播开来，并且成功地在发达工业国家和二战结束之际陷入贫穷的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经济思想中的自由革命，尽管有快有慢，但始终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化进程。

所有这些发展，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左右翼极权政府展开的恐怖历史形成了强烈对比，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这些发展背后是有深层次的联系呢，抑或它们不过是出于好运的偶然情形？我在此重提“是否存在人类的普世史”这一问题，并以此重启始于十九世纪早期的大讨论，那场讨论因此后人类所历事件的残暴至极而多少被搁置至今。尽管我调用了康德和黑格尔等哲学家此前探究这一问题时的思想，但我希望这里呈现的论点能够自圆其说。

本书大胆从两个不同的而非单一的面向来勾勒这种普世史。在第一部分中，我首先表明我们为何需要重新提出普世史的可能性，随后在第二部分中，我尝试把现代自然科学当作一个校准器或一种机制来解释历史的方向性和连续性，并以此对第一个问题做出初步解答。现代自然科学是一个有益的起点，因为它是众所认可的唯一既有累积性又有方向性的重要社会活动，尽管它对人类幸福的最终影响仍晦暗不明。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期间，随着科学方法摆脱人的限定，开始按照自然和自然规律所规定的确定法则发展，人对自然的进一步征服也变得可能。

现代自然科学的展开，对于经历它的所有社会产生了一致的作用，原因有二。第一，掌握技术的国家由此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同时由于在以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中总是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所有珍视自身独立的国家都不得不重视国防的现代化。第二，现代自然科学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范围。技术使财富的无限积累成为可能，因此得以满足无限膨胀的人类欲望。这一过程使所有人类社会，无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遗产为何，都日趋同质化。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必然日趋相似：它们必定会在中央集权国家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统一，推动城市化，将部落、教派和家族这类传统社会组织，替换为基于功能和效率的经济合理性组织，并为它们的公民提供普及教育。由于全球市场的形成和普遍性消费文化的传播，这些社会结合得日益紧密。此外，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似乎也为资本主义规定了一个普遍演化的方向。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尽管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能够达到1950年代欧洲代表的工业化水平，但要创造复杂的“后工业”经济，则显得严重不足；在后工业经济里，信息和技术创新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但是，现代自然科学所代表的历史机制，虽然足以解释历史变化的大量特征和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趋同性，却不能说明民主现象。无疑，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最为成功的民主国家。可是，现代自然科学虽然把我们领到了自由民主的乐土（the Promised Land）的门口，却没有把我们送进乐土，因为从经济学来看，没有理由表明先进的工业化必然产生政治自由。一方面，稳定的民主制度有时会出现在工业化之前的社会，比如1776年的美国。另一方面，历史上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例子，技术先进的资本主义与政治威权并存，从明治时期的日本和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到当今的新加坡和泰国，都是如此。许多情形表明，威权国家能够创造出民主社会无法达到的经济增长。

因此，我们先前为一种定向历史奠定基础所作出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我们所谓的“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实际上是对于历史变化的一种经济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经济决定论不同）其最终结果导向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不过，现代科学的逻辑能够解释我们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现象：为什么我们这些发达民主国家的居民是上班族，而不是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为什么我们是工会或专业组织的成员，而不是部落或氏族的成员；为什么我们服从官僚上级的权威，而不是服从祭司的权威；为什么我们要使用一种共同的国语。

但是，历史的经济解释并不完备，而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动物。尤其是，这种解释无法真正说明为什么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即为什么我们信奉人民主权及法治下的基本权利保障的原则。正因为此，本书在第三部分转入对历史进程的第二个同等重要的解释，这一解释试图恢复人的整全性，而不仅仅集中于经济层面。为此，我们要回到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寻求承认的斗争”为基础而对历史所做的非唯物论解释。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人和动物一样，有饮食住居及最重要的自我保存的自然需要和欲望。然而，人从根本上说又不同于动物，因为他还对他人有欲求，即他想要“被承认”。特别是，他想要作为一个人被承认，即作为一种具有一定价值或尊严的存在者而被承认。这种价值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可以纯粹为了名誉，而甘愿冒生命之险去斗争。因为，唯有人能够为了更高的抽象原则和目标，去克服他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的本能。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寻求承认的欲望，从一开始就会驱使原始时代的两个战士，为了求得对方对自己作为人的“承认”去做生死决斗。一旦对于死亡的本能恐惧让其中一个战士屈服，主奴关系就诞生了。历史开端时期的这种血战为的不是食物、住所或安全，而是纯粹的名誉。正因为这场斗争的目标并非由生物学决定，黑格尔才从中瞥见了人类自由的曙光。

寻求承认的欲望起初看起来是一个新奇的概念，但实际上，它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一样古老，是我们最熟知的人格组成部分。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Republic）中对它做了最初的描述，他说，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欲望，一个是理性，还有一个他称之为thymos，即“激情”（spiritedness）。人的多数行为都可以用前两部分即欲望和理性来解释：欲望诱使人们寻求自身没有的事物，而理性或计算则告诉人获取它们的最佳方法。可是，除此之外，人还寻求别人对自己价值的承认，或者寻求别人对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人、物或原则的承认。赋予自我以一定价值，并要求这一价值得到承认，这种倾向用今天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所谓的“自尊”。这种自尊感的倾向，源于灵魂的激情部分。它就像人天生的正义感。人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价值，一旦他人以低于这一价值的方式来对待他，他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相反，人若未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就会感到羞耻，而一旦被他人恰如其分地正确评价自己的价值，他就会感到自豪。寻求承认的欲望，以及伴随而来的愤怒、羞耻和自豪情绪，都是人格的组成部分，它们对于政治生活而言至为关键。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正是它们驱动着整个历史进程。

黑格尔认为，要求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而被承认的这种欲望，在历史开端之际曾驱使人为了名誉进行充满血腥的殊死决斗。这一决斗的结果就是，人类社会分成了主人和奴隶两个阶层，主人甘愿冒生命之险去追求荣誉，奴隶则屈从于怕死的本能。在塑造人类大部分历史的所有不平等的贵族社会中，都以种种形式贯彻了这种主奴关系，但它却最终既没有让主人也没有让奴隶满足获得承认的欲望。当然，奴隶在任何情形下都没有被认为是人。但是，主人所享有的承认也是有缺陷的，因为他得到的是人格尚不完整的奴隶的承认，而不是其他主人的承认。在贵族社会中因得不到充分承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构成了促进历史向后来阶段发展的“矛盾”。

黑格尔认为，内在于主奴关系中的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是由法国大革命及更加不得不提的美国革命来完成的。这两场民主革命废除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区别，让从前的奴隶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并且确立了人民主权和法治两大原则。主人与奴隶之间内在不平等的承认被代之以普遍的相互承认，在那里，每一个公民都承认其他公民的尊严和人格，而这种尊严又通过权利授予为国家所承认。

对于当代自由民主内涵的这种黑格尔式理解，非常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者的理解是英美等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在那一传统中，寻求承认的自尊心要从属于开明的自利（即混合着理性的欲望），尤其是身体的自我保存欲望。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以及美国建国之父杰斐逊（Jefferson）和麦迪逊（Madison），认为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私人领域的一种手段，人们在那里能够使自己变得富足并满足自己灵魂的欲望部分[3]，而黑格尔认为权利就是目的本身，因为真正令人感到满足的，与其说是物质繁荣，不如说是对他们地位和尊严的承认。黑格尔宣称，由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历史终结了，因为驱动历史过程的热望——为寻求承认而斗争——如今已经在以普遍的相互承认为特征的社会中得到满足。没有什么其他的人类社会制度安排还能更好地满足这种热望，因此，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历史变化了。

于是，寻求承认的欲望，就可以将自由经济与自由政治之间的链条补足，而这个链条正是本书第二部分关于历史的经济解释中所漏掉的。欲望和理性一起足以解释工业化的进程，以及大部分更为普遍的经济生活。但是，它们无法解释人类为自由民主而进行的奋斗，根本而言，这种奋斗源于激情，即人类灵魂中寻求他人承认的那一部分。与发达工业化伴随而来的社会变迁，尤其是普及的教育，似乎释放出了一种对获得承认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在穷人和缺少教育的人中间是没有的。人类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人们越来越向世界公民发展，受教育的程度也在上升，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平等，随着这一切的变化，人们开始不仅要求有更多的财富，也要求对他们的地位的承认。如果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那他们就会满足于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可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自我价值有一种充满激情的自豪，正是这种充满激情的自豪促使他们向往民主，因为民主政府待他们如成人而非孩童，并且承认他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权。在我们时代，共产主义之所以为自由民主所取代，原因就在于共产主义所提供的承认形式有重大缺陷。

理解了寻求承认的欲望作为历史驱动力的重要性，可以让我们重新解释许多过去似乎很熟悉的现象，比如文化、宗教、工作、民族主义和战争。第四部分就是进行这一解释的一个尝试，并且试图探讨寻求承认的欲望在未来会以怎样不同的形式显现。比如，宗教信徒就寻求自己的神灵和神迹得到承认，民族主义者就要求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或种族得到承认。然而，这两种承认形式的合理性都赶不上自由国家里的普遍承认，因为他们这种承认是以神圣与世俗或不同人类社会群体的任意区分为基础的。正因为此，宗教、民族主义和一个民族的伦理风俗习惯总和（宽泛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上被认为是建立成功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然而，现实要复杂得多，自由政治和自由经济的成功常常建立在某些不合理的承认形式之上，而这些承认形式本该是自由主义要克服的。因为要使民主运转起来，公民就需要培养出一种对于他们自己的民主制度的非理性自豪，而且也必须培养一种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谓的“结社艺术”，这就要依赖于对小共同体充满骄傲的忠诚。这些共同体常常建基于宗教、种族或其他的承认形式，总之不是作为自由国家基础的普遍承认。自由经济也是如此。在西方自由经济传统中，劳动被认为是一种根本上来说不愉快的活动，它为的是满足人的欲望和减轻人的痛苦。但是在某些具有浓厚的工作伦理的文化中，人们也会为了获得承认而工作，比如创造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新教企业家文化，或明治维新后推动日本现代化的精英文化。时至今日，在许多亚洲国家，维持这种工作伦理的，与其说是物质刺激，不如说是交叠在一起的各种社会群体对工作的承认；这些群体涵盖从家庭到国家在内的各式社会基础。这一情形表明，自由经济的成功并非仅仅以自由原则为基础，它也需要非理性的激情。

寻求承认的斗争，还可以帮助我们洞察国际政治的本质。最初刺激两个战士为名誉而展开血腥搏斗的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国内层面的主奴关系必然会复制到国际层面上去，作为整体的国家也会为寻求承认乃至霸权而进行血战。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承认形式，但并非完全合理，它是过去百年来为求得承认而斗争的动力，也是这个世纪最激烈的冲突的根源。正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外交政策上的“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强权政治”的世界。

但是，如果战争根本上是由寻求承认的欲望驱动的，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废除主奴关系的自由革命（通过使奴隶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国家间关系应该也有相似的作用。在自由民主制之下，作为平等者得到承认的合理欲望，取代了那种要求以高于别人得到承认的不合理欲望。因此，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里，由于所有国家都互相承认彼此的合法性，战争的冲动自然会小得多。事实上，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过去两百年间，自由民主国家完全可以对那些没有采取民主而且不认可它们的基本价值的国家发动战争，但是，在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则没有爆发任何帝国主义行为。目前，在东欧和苏联等地方，民族主义正在抬头，那些地方人们的民族身份长期不被承认，而在世界上最古老最安定的民族内部，民族主义则正处于变迁之中。在西欧，寻求民族承认的要求已经得到驯化，并且与普遍承认相容，就像三四百年前在宗教领域发生的那样。

本书第五部分即最后部分探讨的问题是“历史的终结”，以及在历史终结时出现的造物——“最后的人”。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所引发的最初争论中，许多人以为，历史终结的可能性，围绕的是世界上现行的自由民主有没有被其他可行选项替代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比如，共产主义是否真正过气了，宗教或极端民族主义是否还会回潮，等等。但是，更深层、更深刻的问题涉及的是自由民主本身的好坏，而不仅仅在于它是否击败了目前的对手。我们暂时假定自由民主没有了外部的敌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成功的民主社会会这样无限期地保持下去吗？抑或自由民主会被严重的内部矛盾攫住，其严重程度会足以削弱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地位？毫无疑问，当代民主国家面临着大量的严重问题，从毒品泛滥、无家可归、犯罪，到环境破坏和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但是，这些问题显然不是根据自由原则所不可解决的，也不像1980年代共产主义的境况那样，已严重到势必导致社会整体崩溃的地步。

二十世纪黑格尔的伟大阐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他的著作中断然宣称，历史已然终结，因为他所谓的“普遍同质国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自由民主国家——用普遍的、平等的承认取代了主奴关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承认问题。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们孜孜以求的——驱动着早前“历史阶段”的——就是承认。在现代世界，人们最终找到了这种承认，而且得到了“完全的满足”。科耶夫作出这一宣称是严肃的，因而值得我们严肃地对待。因为这样一来，人类历史几千年来的政治问题，就可以看作为解决寻求承认问题所进行的努力。寻求承认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因为它是暴政、帝国主义和支配欲望的根源。不过，它尽管有这样的阴暗面，却不能简单地把它从政治生活中剔除出去，因为它同时还是勇敢、爱国心和正义这些美德的心理学基础。一切政治共同体都要利用寻求承认的欲望，同时又要保护自身免受它带来的毁灭效果。如果当代的立宪政府确实找到了一种政体，借此使所有人都得到承认却不会带来暴政，那么，人们确实可以说它是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稳定、最长久的政体。

但是，公民在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中所获得的承认，是让他们“完全满足”的吗？自由民主能够长此以远，还是可能会被不知何时出现的其他选择所取代，首先就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第五部分中，我们分别从左翼和右翼出发勾勒了两种一般的回应。左翼会说，自由民主下的普遍承认必定是不完全的，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经济不平等，并且要求一种事实上隐含着不平等承认的劳动分工。就此而言，一个国家的绝对繁荣水平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总是会有相对贫困的人口存在，他们因此不会被同胞公民视为人。换句话说，自由民主依然是不平等地承认平等的人。

对于普遍承认的另一种、在我看来也是更有力的批判来自右翼，它深刻地触及了法国大革命追求人类平等所带来的夷平效应。右翼认为，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是他们最为显耀的代言人，不过，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已然为民主社会的伟大观察家托克维尔所预见。尼采认为，现代民主代表的不是翻身奴隶的自治，而是奴隶和奴隶道德的绝对胜利。自由民主制下的典型公民是一种“最后的人”（last man）[4]，他们由于受到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人的驯化，为了舒适的自我保存而放弃对自己的优越价值的自豪信念。自由民主造就了“没有胸膛的人”，有欲望和理性却没有激情，这种人精于盘算长远的自利，千方百计地来满足一大堆琐碎的欲求。最后的人没有要别人承认自己比他人伟大的欲望，而没有这样的欲望，也就没有卓越或成就可言。由于他们安于自己的幸福，对于不能超越那些欲望没有任何羞耻感，因此可以说，最后的人不再是人了。

沿着尼采的思路，我们不得不探究如下一些问题：一个仅仅满足于普遍的平等承认的人，还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吗？难道不应该被蔑视吗？难道不是一个既没追求也不知上进的“最后的人”吗？人性中不是有刻意寻求斗争、涉险犯难和大胆进取的一面吗？难道这一面在当代自由民主的“和平与繁荣”中竟不能实现吗？不是有某些人的满足依赖于内在不平等的承认吗？事实上，无论是已成过往的贵族社会，还是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不正是寻求不平等的承认的欲望，构成了一种有价值生活的基础吗？在某种程度上，自由民主的未来生存，难道不是取决于其公民不仅寻求平等承认，而且寻求优于他人的承认的程度吗？对成为可鄙的“最后的人”的恐惧，不正是会导致他们以一种新的、无法预知的方式来肯定自己，甚至再次变为残忍的“最初的人”，为了名誉而展开血腥搏斗，只是这次用的是现代武器吗？

这本书试图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自然地让我们再次探问：是否存在所谓的进步，我们是否能够构建一种连续的、定向性的人类普世史。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太过忙于考量左翼和右翼的极权主义，无暇认真思考人类普世史的问题。但是，随着这些极权主义的衰败，随着这个世纪临近终结，我们有理由再一次提出这个古老的问题。

[1]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3—18.

[2] 关于我对其中一些批评所做的最初回应，见我的“Reply to My Critics,” The National Interest 18 (Winter 1989—90): 21—28.

[3] 洛克，尤其是麦迪逊确实认为，共和政府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公民傲慢的自我主张。也见上条注释中提到的杂志，pp. 186—188以及脚注15，pp. 160, 367.

[4] 在尼采那里，last man应译为“末人”，与尼采的“超人”对应，这里为了全书的统一性，一律译为“最后的人”。——译者注

第一部分

旧题新问

第1章
我们的悲观主义

就连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那样稳重和清明的思想家，仍深信战争乃是出于神意。广岛之后，战争就更被认为无非是一种必要的恶。圣洁如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都极其严肃地主张，暴君乃是出于神意，因为，若没有暴君，就不会有殉道者。但是，奥斯维辛（Auschwitz）之后，任何人再来搬弄这类言词都是亵渎之罪……在现代、文明、技术发达的世界中心发生了这些可怕事件之后，有谁还会相信上帝是必要的进步，而不是以不可预测的神意显现自己的力量吗？

——埃米尔·法肯海姆（Emil Fackenheim），

《上帝在历史中的存在》（God’s Presence in History）[1]

我们完全可以说，二十世纪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彻底的历史悲观论者。

当然，作为个人，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前景充满乐观。由于悠久的传统，美国人民似乎对未来一直满怀希望。但是，一旦说到更大的问题，比如历史中是否曾经有过或将会有进步，我们每个人的说法就各有不同。这一世纪最清醒、最富思想的人也没有任何理由断言，世界正走向我们西方人认为正确而人道的政治制度，即自由民主。我们最深刻的思想家断言，并不存在什么大写的历史——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种囊括人类事件的有意义的秩序。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我们自身的经验表明，未来极有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难以想象的恶，不管是狂热的专政、血腥的种族屠杀，还是现代消费主义带来的庸俗无聊；况且，还有核冬天以及全球变暖等史无前例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呢。

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与此前一个世纪的乐观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尽管欧洲的十九世纪是在战争和革命的动荡中开始，但大体上是一个和平的世纪，在这一世纪里，物质财富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当时人们的乐观主义有两大根据。一是相信现代科学会战胜疾病和贫穷，从而改善人的生活；长期以来跟人类作对的自然也将被现代技术征服，并为人类幸福这一目的服务。二是相信自由民主制政府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起来。“1776年的精神”或者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将打败世界上所有的暴君、独裁者和迷信的教士。理性的自治将取代对权威的盲从，于是人人自由平等，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无需服从任何主人。鉴于这一广泛的文明运动，甚至像拿破仑发动的血腥战争，都可以被哲学家解释为就其结果而言具有社会进步性，因为它们促进了共和政府的传播。大量严肃与不严肃的理论都被推出来，争相解释人类历史是如何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其中的种种曲折也被理解为通向现代善果的代价。1880年，一个叫做罗伯特·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的人这样写道：

人类历史乃是进步的记录——它记录下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增长，记录下智力和福利从较低水平向更高水平的不断提升。每一代人都把继承来的财富，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改良，再以自己取得的胜利果实而使之扩增，然后再传递给下一代……人类福利的增长，已不再受缚于任性而为的君主的干预，如今只受伟大的天意法则的仁慈指导了。[2]

在1910年至1911年出版的著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11版中，“拷打”这一词条的解释如下：“就欧洲而言，这是一个只剩下历史意义的主题。”[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记者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出版了他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一书，他在书中论证说，自由贸易已使得领土扩张成为过去，战争在经济上来看也成了非理性行为。[4]

我们这个世纪的极端悲观主义，至少部分要归咎于早先的期望被粉碎的残酷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摧毁欧洲人自信的决定性事件。这场战争无疑瓦解了德意志、奥地利和俄国君主制所代表的旧政治秩序，但是它带来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四年极其残酷恐怖的堑壕战，每一天都有上万人死在一块巴掌大的焦土上，用保罗·福赛尔（Paul Fussell）的话说，这“让盛行的社会向善论神话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尽管它曾是过去一个世纪支配性的公共意识”，从而推翻了“进步的观念”。[5]忠诚、勤奋、坚韧和爱国这些美德竟被用于对他人系统的、毫无意义的屠杀，这使得创造这些价值的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名誉扫地。[6]正如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中的主人公年轻战士保尔解释的那样：“对于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说，［学校老师］应该是我们走向成人世界，走向工作、责任、文化和进步世界，走向未来的介绍人和领路人……但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亡粉碎了这一信念。”他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的上一代更值得信任”，引起了越战时期美国青年的强烈共鸣。[7]欧洲的工业进步会转变为没有任何道德救赎或道德意义的战争，这一观念导致人们更强烈地谴责一切试图在历史中寻求更大模式或意义的做法。因此，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费希尔（H. A. L. Fisher）能够在1934年这样写道：“比我聪明和博学的人洞悉到了历史中的结构、节奏和预定模式。然而，我却看不出这类和谐，我能看到的只是突发事件如波涛般一浪接一浪涌来。”[8]

结果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个预兆而已，不久后就出现了新型的恶。如果说现代科学让制造机关枪和轰炸机那样杀伤力空前的武器成为现实，那么现代政治创造的则是一种权力之大史无前例的国家，人们为它造了一个新词，叫做极权主义。在高效的警力、群众性政党和试图控制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支撑下，这种新型国家开启了一项妄图统治世界的新计划。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所犯下的种族屠杀，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从许多方面来看，正是现代性本身使其得以可能。[9]当然，二十世纪之前也存在血腥残忍的暴政，但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把现代技术和现代政治组织结合在一起为罪恶服务。灭绝整个一类人，比如欧洲的犹太人或苏联的富农，“传统的”暴君想都不敢想，这完全超出了当时的技术能力。然而，正是前一个世纪的技术和社会进步使这一任务得以可能。这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发动的战争，也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其中包括对大量平民的屠杀和对经济资源的大幅度破坏——因此名曰“总体战”。为了使自身免于这种威胁，自由民主国家只好采用轰炸德累斯顿或广岛的军事策略，在早些时期，这种做法会被叫做种族灭绝。

十九世纪的进步理论，把人类之恶同落后的社会发展状态联系起来。不错，斯大林主义确实兴起于一个因专制统治而闻名的落后的半欧洲国家，可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却发生在一个工业经济最发达、国民文化教育程度数一数二的欧洲国家。若这样的事件能够发生在德国，为何就不能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如果经济发展和教育文化都不能保证阻止纳粹现象发生，那么又何来所谓的历史进步呢？[10]

二十世纪的经验大大动摇了科学技术是进步之基础的主张。因为，技术能力能否提升人类生活，关键在于人类道德是否同行并进。若没有道德的进步，技术的力量就只会促进邪恶目的，而人类的境况也会比以前变得更糟。若没有工业革命的发展所奠定的基础，比如铁、钢、内燃机和飞机的出现，就不可能有二十世纪的总体战。自广岛［被炸］以来，人类就生活在最可怖的技术进步即核武器的阴影之下。现代科学带来的梦幻般的经济增长有其阴暗一面，因为它导致了地球上许多地方严重的环境破坏，并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大劫难。人们常常认为，全球信息技术和实时通讯促进了民主理想的推广。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曾向全世界播报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及那一年晚些时候的东欧革命。但是，通讯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反动思想在1978年革命之前输入伊朗，借助的就是因伊朗王（Shah）的经济现代化政策而广泛普及的盒式磁带录音机。如果1930年代就有电视和实时全球通讯，那肯定会被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这样的纳粹宣传家非常有效地用来宣扬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民主思想。

二十世纪的创伤性事件也构成了深重的思想危机的背景。只有知道人类正走向何方，才有可能谈论历史进步。绝大多数十九世纪的欧洲人认为，进步就是指通往民主的进步。然而在二十世纪，绝大多数人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共识。自由民主受到两种主要的敌对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挑战，它们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关于美好社会的设想。西方人自身都在自省，究竟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普遍热望，抑或他们早先的自信只不过是自己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由于欧洲人不得不面对非欧洲的世界（先是作为殖民地的主人，接着作为冷战期间的保护人和主权民族国家世界原则上的对等者），他们开始怀疑他们自己的理想是否具有普遍性。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自杀性自我毁灭，戳穿了西方合理性的优越观念，十九世纪欧洲人出于本能就能区分的文明与野蛮，在纳粹死亡营之后，就很难区分了。人类历史并不沿着一个唯一的方向前行，似乎可以说，有多少民族或文明就有多少目标，而自由民主在这些目标之中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的悲观主义最清晰的展现就是，人们几乎普遍相信始终存在着一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即强劲的共产—极权主义。亨利·基辛格在1970年代担任国务卿时，曾警告他的同胞说，“今天，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着这一严峻事实：［共产主义的］挑战是永无止境的……就像其他国家数世纪以来不得不如此的那样，我们必须学会驾驭外交政策，无法逃避也无法喘息……这种境况不会消失”。[11]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要改革苏联那样的敌对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无异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接受世界如其所是的样子，接受世界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这也就意味着与勃列日涅夫（Brezhnev）领导的苏联妥协。不过，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虽可以缓和，但这种冲突以及世界末日战争的可能性，从未完全排除掉。

基辛格的看法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每一个专门从事研究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会长期存在；因此，共产主义在1980年代的世界性瓦解，几乎完全在人们的预料之外。这种预测失误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教条问题，意识形态教条总会干扰对事件的“客观”看法。它还影响了各种各样的人，政治光谱上的右派、左派和中间派，记者和学者，以及东西方的政治家。[12]这种普遍存在的盲目性，其根基要比单纯的派别偏见深得多，它扎根于二十世纪的事件所造成的极端历史悲观主义。

近如1983年，让－弗朗索瓦·雷韦尔（Jean-François Revel）宣称：“民主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一个正在我们眼前消失的短暂插曲……”[13]当然，右派从不相信共产主义在它所统治的人民眼中有任何合法性，并且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的缺陷。但是，许多右派认为，苏联这样的“失败社会”仍可以通过创建列宁式的极权主义找到通向权力的钥匙，借此，一小撮“官僚独裁者”能够运用现代组织和现代技术的力量，对大量群众进行近乎无限期的统治。极权主义不只是成功地胁迫了它的臣民，而且还迫使他们把共产主义主子的价值植入脑髓。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ne Kirkpatrick）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指出，这是右翼传统威权体制与左翼激进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之一。前者“默认现存的财富、权力、地位分配状况”，并“崇拜传统的神、遵守传统的禁忌”，而左翼激进极权主义试图“要求对社会整体的控制权”，并践踏“既有的价值和习俗”。极权国家与单纯的威权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对底层社会控制的残酷程度，完全封死了变革或改良的可能：因此，“这个世纪的历史表明，期望激进的极权体制进行自我转型，无异痴人说梦”。[14]

人们之所以相信极权国家极具活力，其实根本在于对民主极度缺乏信心。这一信心的缺乏在柯克帕特里克和雷韦尔身上表露无遗，柯克帕特里克认为，第三世界现有的非民主国家很少能够成功地进行民主化（共产主义政权民主化的可能性则完全可以不予考虑），雷韦尔则深信，欧洲和北美那些强大且牢固的民主国家缺乏自我辩护的内在信念。柯克帕特里克开列了成功的民主化必须具备的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批评那种认为随地都可使政府民主化的典型美国观念。第三世界可以有一个民主中心，这种观念是一个陷阱，是一个幻想；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已被分化为右翼威权主义和左翼极权主义。雷韦尔从他的观点出发，以更加极端的形式重复了最初由托克维尔所作出的批判：民主国家要维持严肃的、长期的外交政策，会面临诸多大难题。[15]它们因自身的民主本性而被牵绊，因为民主争论必然会产生意见的多元化、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因此，“就目前的情形而论，各种琐屑的不满对民主国家的侵蚀、扰乱，令之动摇、瘫痪，比起骇人的饥荒和持续的贫穷对共产主义政权所造成的破坏，还要更迅速更深刻，因为共产政权下的臣民没有真正的纠错权利和手段。不错，一个以持续批判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是唯一一种适于生活的社会，但也是最为脆弱的社会”。[16]

左派通过一条不同的路径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欧美的绝大多数“进步论者”在二战结束时相信苏式共产主义代表着他们的未来，但到了1980年代，这些思想家就不再这么认为了。然而，在左派那边，人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于其他民族的合法性，而且这种合法性通常与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成正比。因此，对于美国或英国的人民而言，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不一定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对于俄国人而言，它却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选择，因为他们有独裁政治和中央集权的传统，更不要说中国人了，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共产主义，是为了去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殖民统治、落后和屈辱。古巴人和尼加拉瓜人也是如此，他们曾是美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越南人也一样，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民族传统。左派中许多人有这样一种观点：第三世界中的激进社会主义政权，即便没有自由的选举和公开的讨论，通过实施土地改革、提供免费医疗保障和提高识字水平，也可以使自身合法化。既然有上述这些看法，左派中很少有人预见到苏联集团或中国的革命性动荡，也就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对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和持久性的信念，在冷战临近结束时期曾以许多稀奇古怪的形式出现。一位研究苏联问题的著名学者坚持认为，苏联体制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实现了他所谓的“制度多元化”，而且“苏联领导集体似乎差不多使苏联比美国更接近美国政治学中的多元化模型的精神……”[17]戈尔巴乔夫（Gorbachev）之前的苏联社会“并不是死气沉沉的、消极的，而是几乎完全意义上的全民参与的”，苏联公民“参与”政治的人口比例，大大高于美国公民。[18]这种思维特征，在研究东欧的学问圈里也存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带有明显的强迫性，可许多学者仍从中看到了惊人的社会稳定性。一位专家在1987年曾断言，“如果我们现在拿［东欧国家］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比如许多拉美国家——相比较，那可以说，东欧国家显然是稳定的样本”，他还批评了对“非合法性”政党的传统印象，在那种印象看来，此类政党背后“必定是满怀敌意和不信任的民众”。[19]

尽管以上种种观点有些只是将近来的现实投射到未来，但它们多数仍是根据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合法性这一判断而得出的。也就是说，尽管他们的社会有诸多不可否认的问题，共产主义统治者仍与其人民签订了一份“社会契约”，对于这种社会契约，有苏联笑话讽刺如下：“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工作。”[20]这些政权既没有生产能力也没有活力，但它们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其民众的同意的统治，因为它们提供了安全和稳定。[21]正如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68年写道的：

美国、英国和苏联各有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种体制下的政府都在管理着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压倒性的共识。每个国家的公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对社会公益和他们的政治共同体赖以立足的那些传统和原则，都有共同的观点。[22]

亨廷顿并不特别同情共产主义，但他也认为，厚重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主义在过去这些年里设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群众支持。

当前关于历史进步的可能性的悲观主义，滋生于两个彼此独立却又平行的危机：二十世纪政治的危机，以及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危机。政治危机导致数千万人被屠杀，使数亿人生活在更残酷的新奴隶制下；后者让自由民主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思想资源。这两个危机彼此关联，不可分开来理解。一方面，思想共识的缺乏使得这个世纪的战争和革命更加意识形态化，因而也比过去更加极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征服，以放大的形式重现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所特有的残酷性，因为陷入危险的不只是领土和资源，还有所有人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那些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冲突所带来的暴力及其可怕结果，严重地毁坏了自由民主的自信，它在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政权世界中的孤立无援处境，让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的普遍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然而，尽管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历完全有理由让我们陷入悲观主义，但是，这个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事件正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曾预料到的方向。当我们进入1990年代，整个世界没有出现新的罪恶，恰恰相反，它以一些不同的方式变得更好。近来发生的事件中，最令人惊愕的，无疑是1980年代末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崩溃，这完全出人意料。尽管这一事件极具震撼力，但它不过是二战以来成形的更大规模的事件的一部分。各种形式的威权专政，无论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都处在崩溃之中。[23]在有些国家，威权崩溃后确立了繁荣稳定的自由民主；在另一些国家，威权解体带来的是不稳定甚或另一种形式的专政。但是，无论成功的民主制最终是否出现，实际上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各种类型的威权统治者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说德国或俄国那样的极权主义强国的出现，刷新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政治世界，那么，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则暴露了它们内部核心的巨大缺陷。这一出人预料的巨大缺陷表明，我们世纪教给我们的历史悲观主义教训，恐怕需要从头重新思考。

[1] Emil Fackenheim, God’s Presence in History: Jewish Affirmations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6.

[2] Robert Mackenzie,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 quoted in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146.

[3]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leventh edition (London, 1911), vol. 27, p. 72.

[4]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to National Advantage (London: Heinemann, 1914).

[5]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6] 这一观点见Modris Eksteins, 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 176—191; 也见Fussell (197), pp. 18—27.

[7] Erich Maria Remarque,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London: G. P. Putman’s Sons, 1929), pp. 19—20.

[8] 引自Eksteins (1989), p. 291.

[9] 这一观点见Jean-François Revel, “But We Follow the Worse……” The National Interest 18 (Winter 1989—90): 99—103.

[10] 见格特鲁德·西美尔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对“历史的终结？”这篇最初文章的回应，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25—26. 也见Leszek Kolakowsky, “Uncertainties of a Democratic Age,” Journal of Democracy 1 no. 1 (1990): 47—50.

[11] 变体为笔者所加。Henry Kissinger, “The Permanent Challenge of Peace: US Polic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in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1977), p. 302.

[12] 其中也包括本书作者，我在1984年曾写到，“在美国的苏联观察家中，有一种相当一致的模式，那就是夸大苏联体制的问题，而低估其效率和活力。”Review of Robert Byrnes, ed., After Brezhnev in The American Spectator 17, no. 4 (April 1984): 35—37.

[13] Jean-François Revel, How Democracies Peris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3), p. 3.

[14] Jeann Kirkpatrick, “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 Commentary 68 (November 1979): 34—45.

[15] 雷韦尔写于“改革”和“公开性”之前的杰出批判，见Stephen Sestanovich, “Anxiety and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2, no. 2 (Spring 1985):3—15.

[16] Revel (1983), p. 17. 雷韦尔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自己关于民主和极权主义相较而言的优势和弱点的较为极端的表述，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他对民主失败的多数嘲弄可以说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为的是把他的民主主义同胞从显然的麻木中唤醒，让他们意识到苏联的威胁。显然，如果他觉得民主国家就像他有时描述的那样软弱无力，那他就没有必要撰写《民主国家是如何毁灭的》（How Democracies Perish）。

[17] Jerry Hough, 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8. 霍夫（Hough）进而说：“当然，肯定会有学者认为，苏联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是不真实的……在严格的意义上，‘多元化’一词决不能用来描述苏联……在我看来，这些主张不值得继续进行严肃的讨论。”

[18] Hough (1977), p. 5. 杰里·霍夫重写了默尔·芬索德（Merle Fainsod）论苏联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品《苏联是如何统治的》（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其中有一个相当长的部分是为过去的勃列日涅夫领导的最高苏维埃辩护，认为它是表达和维护社会利益的一个论坛。该著作对人民代表大会和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十九大”后创立的新最高苏维埃的活动，以及1990年之后出现的各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的活动，做了稀奇古怪的解读。见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63—380.

[19] James McAdams, “Crisis in the Soviet Empire: Three Ambiguities in Search of a Predi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20, no. 1 (October 1987): 107—118.

[20] 关于苏联的社会契约，见Peter Hauslohner, “Gorbachev’s Social Contract,” Soviet Eco-nomy 3 (1987): 54—89.

[21] 例见T. H. 里格比（T. H. Rigby）的论点，共产主义国家获得了基于“目标合理性”的合法性。 “Introdcution: Political Legitimacy, Weber and Communist Mono-organizational Systems,: in T. H. Rigby and Ferenc Feher, eds., Political Legitimation in Communist State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86), pp. 119—122.

[22]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 也见下面这本书的结论，Timothy J. Colton, The Dilemma of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86), pp. 119—122.

[23] 关于这一点的概述，见Dankwart A. Rustow, “Democracy: A Global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69, no. 4 (Fall 1990): 75—90.

第2章
强权国家的缺陷（I）

当前威权主义的危机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或柏林墙的倒塌才开始的。它至少始于十五年前南欧的一系列右翼威权政府的垮台。1974年，葡萄牙的卡埃塔诺（Caetano）政权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在度过一段濒临内战的动荡时期后，1976年4月，社会党人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oares）当选为总理，从那时起，这个国家开始了和平的民主统治。也是在1974年，自1967年以来一直统治着希腊的军人政权被赶下台，让位于民选的卡拉曼利斯（Karamanlis）政权。1975年，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逝世，从而为两年后向民主制的和平转型铺平了道路。此外，由于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怖主义的氛围，土耳其军方于1980年9月接管了国家，但是在1983年，他们将国家交还给文官统治。自那以后，所有这些国家都定期举行多党派的自由选举。

南欧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的这些转型，引人瞩目。从前，这些国家被看作是欧洲的“害群之马”，更因其宗教传统和威权传统为人谴责，从而外于民主西欧的发展主流。然而到了1980年代，每一个国家都成功地过渡到有效运行的、稳定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其稳定程度（土耳其可能是个例外）已然使得那里的人民几乎无法想象其他情形。

拉丁美洲在1980年代出现了类似的民主转型。这一转型始于1980年，那一年，在经历了十二年的军人统治之后，秘鲁恢复了民主选举的政府。1982年的马岛战争（Falklands/Malvinas War），则导致了阿根廷的军政府垮台和民主选举产生的阿方辛（Alfonsin）政府上台。阿根廷的转型很快就为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效仿，于是，乌拉圭和巴西的军人政权分别在1983年和1984年下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Stroessner）和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的独裁政府，就让位于民选政府，到了1990年代早期，甚至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政府，也在自由选举中输给了维奥莱塔·查莫罗（Violetta Chamorro）领导的全国联盟。许多观察家认为，拉丁美洲新出现的民主制度不会像南欧那样持久存在。在这个地区，民主起起落落，事实上，新出现的民主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债务危机。此外，像秘鲁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还面临着叛乱和毒品这样的国内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却有值得注意的韧性，仿佛此前的威权经历让它们接种了疫苗，使它们不再那么轻易地退回到军人统治。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在1970年代初，拉丁美洲只有少数几个民主国家，可到了1990年代初，西半球就只有古巴和圭亚那这两个国家不容许合理的自由选举。

东亚也有类似的发展。1986年，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独裁政府被推翻，取代他的是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总统，她在人民支持的欢呼声中入主政府。次年，韩国的全斗焕将军下台，同意选举产生的卢泰愚担任总统。台湾的政治体制没有以这样激烈的方式进行改革，但是，自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社会中蕴藏着巨大的民主动力。随着国民党老一代人物的离世，台湾社会的其他阶层，包括许多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日益参与到“国民大会”中来。最后，缅甸的威权政府也为民主势力所动摇。

1990年2月，德克勒克（F. W. de Klerk）领导的南非白人政府宣布释放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并解除对非国大（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和南非共产党（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的禁令。他由此开启了一个谈判期，使南非走向黑人和白人的权力共享，并最终抵达多数统治的目标。

回过头来看，我们之所以难以觉察到独裁国家陷入其中的危机的深重，在于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威权体制使自身持续存在的能力，或者更宽泛地说，错误地估计了强权国家的活力。采取自由民主制的国家想当然是脆弱的：对一定范围的个人权利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严格限定。相反，右翼和左翼的威权主义政权则试图利用国家权力侵占私人领域，对其加以控制以达到各种目的——比如扩充军力，推动平均主义的社会秩序，以及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个人自由领域失去的一切，将在国家目的层面得到补偿。

归根结底，最终使这些强权国家倾塌的关键缺陷是合法性的缺乏——也就是观念层面的危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正当；它是一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中的相对概念。一切能够有效运行的政权都必须基于某种合法性原则。[1]没有哪个独裁者是纯粹“凭借强力”进行统治的，例如，人们常常说起的希特勒。一个暴君能够凭借强力统治他的孩子、老人或许还有他的妻子，若他在体力上强于他们的话，但是，他很可能无法以这样的方式去统治两三个以上的人，更不要说有着数百万人的国家了。[2]我们说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凭借强力”统治，无非是指希特勒的支持者——其中包括纳粹党（Nazi Party）、盖世太保（Gestapo）和国防军（Wehrmacht）——能够在力量上威胁更多的人。然而，是什么使得这些支持者忠于希特勒呢？肯定不是希特勒能够在力量上威胁他们：根本上来说，还是他们相信希特勒权威的合法性。安全机构本身可以通过威胁加以控制，但是在这个体制的某些点上，独裁者必须有相信其合法性权威的忠诚部下。同样，最为卑鄙、败坏的黑手党领袖也是如此：若没有他的“家族”基于某些理由认可他的合法性，他就无法成为教父（capo）。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到的那样，即使在一群强盗中间，也必须有某种让他们瓜分赃物的正义原则。由此可见，即使是对最不正义、最残忍的独裁政府而言，合法性也至为关键。

显然，这并不是说一个政权为了存在下去，必须要在绝大多数民众那里确立合法性权威。在当代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少数派的独裁政府为大多数人痛恨，却在几十年里成功地把握权柄。比如叙利亚的阿拉维派（Alawi）政权，或者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社会复兴党（Ba‘athist faction）。更不用说拉丁美洲的各种军人政权和寡头政权了，他们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却依然统治着。在整个民众之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会造成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除非这种合法性的缺乏开始影响到与这个政权紧密相连的精英分子，尤其是那些垄断着强制权力的人，比如执政党、军队和警察。因此，当我们谈论威权体制中的合法性危机时，说的是那些精英内部存在着危机，而他们之间的团结是政权有效运行的基础。

一位独裁者的合法性可以有不同的来源：既可来自豢养的军队对他的个人效忠，也可来自一套精巧的意识形态，为其有权统治加以辩护。在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一场最重大的系统性尝试，试图确立一种连贯的、右翼的、既不讲民主也不讲平等的合法性原则。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法西斯主义不是“普世性”学说，因为它否定共同人性的存在或人权的平等。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坚持认为，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是种族或民族，尤其是日耳曼这样的“主人种族”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它把权力和意志置于理性或平等之上，认为权力和意志凭借自身就有资格统治。然而，纳粹所宣称的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的斗争才能得到有力的证明。因此，战争在它那里就不是病态，而是常态。

然而，法西斯主义还没来得及经受合法性的内部危机，就被军事力量击败。希特勒及其余党在柏林地堡中，至死都仍相信纳粹事业的正当性以及希特勒的合法权威。作为战败的结果，如今法西斯主义在多数人眼中已经失去了吸引力。[3]换句话说，希特勒把他的合法性诉求建立在统治世界的允诺上；然而，日耳曼人得到的却是所谓的“劣等种族”令人恐怖的毁坏和占领。当法西斯主义主要表现为火炬游行和不流血的胜利之时，它不仅对于日耳曼人，而且对于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有高度吸引力，而一旦其内在的军国主义付诸其逻辑结果，就再也休想了。有人可能会说，法西斯主义也遭受着内在矛盾之苦：它过分强调军国主义和战争，不可避免地会跟国际体系产生自我毁灭的冲突。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就不再是能与自由民主抗争的严肃的意识形态对手了。

当然，我们可以问，如果希特勒没有被打败，合法的法西斯主义在今天会如何？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内在矛盾，远比它被国际体系在军事上击败的可能性深重得多。即使希特勒获得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普遍帝国的和平环境中，也会丧失其内在的存在理由，因为到那时，日耳曼帝国不再能够通过战争和征服来肯定自身。

希特勒战败之后，右翼方面还剩下的替代自由民主的方案，就是一批持久稳固但最终不成体系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些政权绝大多数除了维续传统的社会秩序，没有其他宏大的愿景，它们的主要缺陷在于，找不到一个说得过去的长期有效的合法性基础。没有人能像希特勒那样阐述一套自圆其说的国家理论，来证明威权主义永久统治的正当性。它们全都不得不接受民主和人民主权原则，然后以各种理由辩称它们国家目前还不适于民主制度，原因要么是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要么是早前民主政权的经济混乱。每一个政权都不得不说自身是过渡性的，最终会还政于民。[4]

然而，缺乏自圆其说的合法性来源带来的缺陷，并不意味着右翼威权政府会迅速倒台或必然瓦解。拉丁美洲和南欧的民主政权，在处理各种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缺陷。[5]几乎没有政府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的政府为恐怖主义所困扰。但是，一旦右翼威权政府在某些政策领域面临危机或失败，而这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情形，那合法性的缺乏就会成为它的关键缺陷。合法政权由于其良好信誉，人们对于其短期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都能加以理解，并且可以通过撤换首相或内阁来弥补失败。然而，在不合法的政权那里，失败往往导致政权本身倾覆。

葡萄牙就是一个例子。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及其继任者马塞洛·卡埃塔诺（Marcello Caetano）的独裁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以至于让某些观察家把葡萄牙人民描述为“顺从、宿命且极其忧郁”。[6]就像此前的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葡萄牙人也表明了，那些置身事外的西方观察家早前认为他们不具备民主素质是个错误。1974年4月，卡埃塔诺的独裁政府在其自己军队组建的武装部队运动（MFA）的倒戈下垮台。[7]其直接动因是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战争中越陷越深且久战不胜，为此耗费掉了葡萄牙四分之一的财政和大部分兵力。不过，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并不顺利，因为MFA并非全都具有民主观念。相当一部分官兵受葡萄牙共产党的影响，以阿尔瓦罗·库尼亚尔（Álvaro Cunhal）为党首的葡共坚持严格的斯大林主义。不过，与1930年代形成对照的是，中间派和民主右派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韧性：在一段猛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之后，马里奥·苏亚雷斯领导的温和社会党在1976年4月的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这一结果的产生不小程度上得益于外部组织的帮助，其中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但是，如果葡萄牙没有极其强大的公民社会——政党、工会、教会——来动员和领导广大人民支持民主，外部帮助也起不到作用。现代西方欧洲的消费文明也发挥了作用；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工人……可能会上街游行，高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但他们向往的是西欧消费社会的生活水平，会把钱花费在购买他们生产的服装、电器和工艺品上。”[8]

次年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或许是近来威权主义合法性之失败的最典型例子。从许多方面来说，佛朗哥将军都可谓是十九世纪那种欧洲保守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即已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击溃的基于君权和圣坛的保守主义。然而，西班牙的天主教意识从193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激烈的变化过程中：在1960年代的第二届梵蒂冈会议后，整体而言，教会已经自由化了，西班牙天主教的诸多重要部分接受了西欧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西班牙教会不仅发现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而且日益扮演了人权倡导者和佛朗哥独裁政府批评者的角色。[9]这一新意识反映在天主教的世俗技术官僚的主业社团（Opus Dei）运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57年后进入了行政部门，并且深入参与了后来的经济自由化。因此，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时，他政权中的许多重要部门已经准备好接受一系列谈妥的“协定”的合法性，由此不动声色地就废除了佛朗哥所有重要的制度，使反对派合法化，其中还包括西班牙共产党，以及允许选举产生一个制定一部完全民主的宪法的制宪议会。如果旧政权的重要成员（至为重要者当数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不认为佛朗哥主义是民主欧洲的一个时代错误，并且这是一个西班牙在社会和经济层面都愈益与之相像的欧洲，这样的转型就不会发生。[10]佛朗哥政权的最后一次议会（Cortes）做了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它在1976年11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下届议会由民主选举产生，此举实际上无异于自杀。就像葡萄牙一样，西班牙人民作为整体支持民主的中间派，奠定了民主制的基础，他们先是强力支持1976年12月的公民投票、赞成民主选举，然后在1977年6月平静地选举苏亚雷斯领导的中右派政党组阁。[11]

希腊和阿根廷分别于1974年和1983年转向民主制，在这两个国家中，军队都不是被迫交出权力的。相反，他们让位给文职政府是由于内部产生了分裂，这也反映出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的统治权利的信念。像葡萄牙一样，对外关系上的失败是直接原因。1967年掌权的希腊军方从未在民主之外寻求合法性的基础，他们只是声称自己在为“健康”和“可持续”的政治体制的复位铺路。[12]军人政权因支持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与大陆统一的要求，导致塞浦路斯被土耳其占领，并且有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这让它丧失了信誉，从而变得不堪一击。[13] 1976年，阿根廷的军政府从总统伊萨贝尔·庇隆（Isabella Perón）手中夺取政权，其主要目标是清除阿根廷社会的恐怖主义；它通过残酷的战争完成了这一目标，但也因此丧失了自身主要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军政府入侵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决策，挑起了一场不必要的且最终也未取胜的战争，从而足以让自己在人民中间丧失信誉。[14]

还有些其他情形，强硬的军人政府亦无力应对社会和经济问题，令前任民主政府丧失了合法性的正是这些问题。1980年，秘鲁面临着一场急剧严重的经济危机，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General Francisco Morales Bermudez）领导的军人政府，发现自己无力应对一系列的罢工和棘手的社会问题，遂把权力移交给文职政府。[15]巴西军人在1968—1973年主持政权期间，曾使经济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是，面对着世界石油危机和经济衰退，巴西的军人统治者发现自己并不具有经济管理的特殊才能。此时，最后一位军人总统若奥·菲格雷多（João Figueiredo）辞职下台，让位于一位民选产生的文人总统，军政府中的许多人由此松了一口气，他们甚至为自己曾犯下的错误感到羞耻。[16]乌拉圭的军人最初是通过发动一场“肮脏战争”夺取政权的，他们镇压了1973—1974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Tupemaros）起义。然而，乌拉圭是一个具有较为浓厚的民主传统的国家，或许正是因为这一传统，乌拉圭军人试图在1980年通过公民表决来使其统治制度化。结果，它失败了，并于1983年自动下台。[17]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创建者，比如前总理维尔沃德（H. F. Verwoerd），不承认人皆平等的自由前提，认为人类种族之间存在着天然区分和等级。[18]种族隔离是这样一项措施，它一方面允许利用黑人劳工来推动南非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又阻止南非黑人移居城市，而这本来是工业化过程自然会有的伴随现象。这样一项社会工程措施，就其野心而言可谓宏伟，但现在想来，就其终极目标而言又无比愚蠢：根据所谓的“通行证法”（pass-laws），黑人企图在工作场所附近居住就是犯罪，到1981年为止，将近一千八百万黑人因此罪名而遭逮捕。然而，现代经济规律终究不可违逆，到了1980年代后期，南非白人发生思想革命，这使得德克勒克在就任总统前主张，“经济需要数百万黑人在城市永久居住”，并且认为“在这件事上自我欺骗没什么益处”。[19]于是，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因其无益而在白人中间丧失了合法性，由此使得大多数白人接受与黑人共享权力的新制度。[20]

尽管这些情形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南欧、拉美和南非发生的民主转型还是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除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旧政权是通过暴动或革命被迫交出权力的。[21]政权之得以改变，至少部分是因为旧政权的某些成员自愿决定放弃权力，支持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当然，这种自愿放弃权力的做法通常是由某种直接的危机造成的，但它最终可能使得人们日益相信，民主是现代世界中唯一合法的权威来源。它们一旦完成了为自己设定的有限目标——清除恐怖主义、恢复社会秩序、结束经济混乱等等，拉美和欧洲的右翼独裁主义就发现自己没有了继续掌权的正当理由，而且没了自信。如果国王只希望在民主国家做一个名义上的君主，如果教会奋斗在为人权而斗争的前线，那么就很难以君权和圣坛之名屠杀人民。因此，“无人自愿放弃权力”，这一传统名言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了。

毋庸赘言，许多古老的威权政权并非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民主制，它们常常是自己无能和失算的牺牲品。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都不想在他们同意的选举中失利。但事实是，哪怕最顽固的独裁者，也认为他们必须通过进行选举来赋予自身一种民主合法性，至少有那么一层光环。在许多情形中，军队强人交出权力要冒很大的个人风险，他们会因此丧失主要的保护，使自己完全暴露在那些曾被他们迫害的人的报复之下。

右翼威权主义因民主思想而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这或许并不奇怪。一旦说到经济或社会整体，哪怕最为强权的右翼政府，其权力也是较为有限的。它们的领导人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团体，日益处于社会的边缘，那些进行统治的将军和军人通常缺乏思想和理智。可是，左翼的共产极权主义政权又是怎么回事呢？它们有没有重新定义“强权国家”这个词的意义？它们有没有找到一种使自己永久掌握权力的方案？

[1]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非常详细地阐述了合法化概念，他还对权威的形式做了著名的三种区分，即传统型、理性型和魅力型。这些韦伯式的范畴在用以刻画纳粹德国或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中的权威时，引起了巨大争议。例如，见Rigby and Feher (1982)中的文章。韦伯对于权威类型的最初讨论，见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p. 324—423。极权国家是难以适用韦伯式的范畴的，这一点表明他那种非常形式化、人为性的理想型体系是有其局限的。

[2] 科耶夫在回应施特劳斯（Strauss）的如下文章时指出了这一点：“Tyranny and Wisdom,” in Leo Strauss, On Tyrann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52—153.

[3] 针对希特勒的内部异议，体现在1944年7月对他的谋杀，这种内部异议可能会日益扩散开来，就像苏联在更多地维持政权几十年中所出现的情形那样。

[4] 关于这一点，见下面这本书的导言，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lippe Schmitter,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d), p. 15.

[5] 关于这一主题的经典研究，见Juan Linz, ed.,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i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6] 引自一位瑞士记者，见Philippe C. Schmitter, “Liberation by Golpe: Retrospective Thoughts on the Demise of Authoritariansim in Portugal,”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 no. 1 (November 1975): 5—33.

[7] 引自一位瑞士记者，见Philippe C. Schmitter, “Liberation by Golpe: Retrospective Thoughts on the Demise of Authoritariansim in Portugal,”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2, no. 1 (November 1975): 5—33.；以及Thomas C. Bruneau,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Portuguese Politics: Ten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25 April 1974,” in Geoffrey Pridham, ed., The New Mediterranean Democracies: Regime Transition in Spain, Greece, and Portugal (London: Frank Cass, 1984).

[8] Kenneth Maxwell, “Regime Overthrow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Portugal,”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Southern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c), p. 136.

[9] 见Kenneth Medhurst, “Spain’s Evolutionary Pathway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in Pridham (1984), pp. 31—32; and Jose Casanova,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Reflections on Spain’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Social Research 50 (Winter 1983): 929—973.

[10] José Maria Maravall and Julian Santamaria, “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c) p. 81. 1975年12月进行的一个调查表明，42.2%参与调查的人中有51.7%赞成这些转变，并认为这些转变必然会使西班牙与西欧民主国家接轨。John F. Coverdale,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Spain after Franco (New York: Praeger, 1979), p. 17.

[11] 尽管有顽固的佛朗哥分子反对，仍有77.7%符合资格的选民参与1976年12月的公民投票，其中有94.2%投了赞成票。Coverdale (1979), p. 53.

[12]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Regime Change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Greece: 1974—1983,” in O’Donnell, Schmitter, and Whitehead, (1986c), p. 148.

[13] 对传统等级制统辖的重申表明军队内部缺乏自信，这就削掉了受第三军以政变威胁支持的政权强人准将迪米特里奥斯·伊奥安尼德斯（Brigadier-General Demetrios Ioannides）的权力基础。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Transition to, and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Greece, 1974, 1974—1983: A Tentative Assessment,” in Pridham (1984), pp. 53—54.

[14] 见Carlos Waisman, “Argentina: Autarkic Industrialization and Illegitimacy,” in Larry Diamond, Juna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4,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1988b), p. 85.

[15] Cynthia McClintock, “Peru: Precarious Regimes, Aut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in Diamond et al. (1988b), p. 350. 此外，秘鲁传统的寡头政治与国家的改革派政党APRA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时已经有所缓和，足以容许一个阿普拉党（Aprista）的总统在1985年上台执政。

[16] 关于这一时期的巴西历史，见Thomas E. Skidmore,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 1964—198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10—255.

[17] Charles Guy Gillespie and Luis Eduardo Gonzalez, “Uruguay: The Survival of Old and Autonomous Institutions,” in Diamond et al. (1988b), pp. 223—226.

[18] 维尔沃德在1950年后任内务部长，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担任总理，他1920年代实际上在德国学习，回到南非后坚持“新费希特式”的民族理论。见T. R. H. Davenport, South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Johannesburg: Macmillan South Africa, 1987), p. 318.

[19] 引自John Kane-Berman, South Africa’s Silent Revolution (Johannesburg: Southn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1990), p. 60. 这个说法出现于1987年的竞选运动过程中。

[20] 关于这种情形，我们还可以加上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如同许多二十世纪的警察国家一样，社会复兴党领导的伊拉克看起来非常可怕，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其军队在美国军事力量的轰炸下崩溃为止。它基于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而建立的气势磅礴的军事构造，在中东最大，却是一个空架子，因为到最后伊拉克人民不愿为这个政权斗争。伊拉克这个强权国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卷入两场不必要的毁灭性战争，充分展现了它的致命缺陷，要是伊拉克是个民主国家，这样的战争因人民的意愿，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尽管萨达姆·侯赛因的敌人对他能在战争中生存下来感到吃惊，但是，他的未来以及伊拉克作为区域力量的地位仍成问题。

[21] 在希腊、秘鲁、巴西、南非等国家，罢工和抗议确实在劝说独裁统治者下台上扮演着一定角色，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在另一些国家，政权的垮台是由外部危机造成的。这绝不是说这些因素迫使旧政权交出权力，但是，之所以能够达成后一点，则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

第3章
强权国家的缺陷（II）或，在月亮上吃菠萝

那好吧，下面是1960年代编写的古比雪夫（Kuybyshev）九年级教科书的选段：“1981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物质丰富、文化繁荣……所有城市交通都实现了电气化，一切有害企业都搬迁到城外……我们生活在月亮上，漫步在花丛中、果树下……”

可是，要多少年我们才能在月亮上吃菠萝呢？要是有一天我们能在地球上把西红柿吃个饱就很好了！

——安德烈·努伊金（Andrey Nuikin），

“蜜蜂与共产主义理想”[1]

极权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苏联和纳粹德国，它们是性质上迥异于十九世纪传统威权主义的暴政。[2]希特勒和斯大林以极其大胆的社会和政治议程，重新界定了强权国家的含义。像佛朗哥的西班牙那样的传统专制国家或拉丁美洲的各式军事独裁政府，它们从未想要粉碎“市民社会”——即社会的私人利益领域，而只是去加以控制。佛朗哥的长枪党（Falangist party）或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运动都未能确立系统的意识形态，它们甚至在改变民众的价值和态度上，也只是三心二意。

相反，极权主义国家基于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后者对于人类生活有一个全面的看法。极权主义试图彻底毁灭市民社会，对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总体”控制。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那一刻起，苏维埃国家就对俄罗斯社会中所有潜在的权力竞争者进行系统打击，其中包括反对党、新闻媒体、工会、私营企业和教会。在1930年代末，标有这些名称的机构仍然存在，但它们只剩下一个空壳，由政权组织并完全受政权控制。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其成员被简化为“原子”，除了一个全能的政府之外，他们不与任何“中介机构”发生联系。

极权主义政府希望通过控制新闻媒体、教育和宣传来改变人的信仰和价值，由此来重塑苏联人自身。这种控制向下扩展到每个人最私人、最亲密的关系，比如家庭关系。少年帕维尔·莫洛佐夫（Pavel Morozov）向斯大林的警察告发自己的父母，为此，多年来被政府树立为苏维埃儿童的楷模。用米哈伊尔·海勒（Mikhail Heller）的话来说：“随着社会系统地、有序地被原子化，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人际关系——家庭、宗教、历史记忆、语言——都成了控制对象，个体的亲密关系要由其他人来选择，并要得到国家的批准。”[3]

肯·凯西（Ken Kesey）1962年出版的小说《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为极权主义的抱负提供了一个例证。小说围绕的是精神病院的病人，他们在残暴的大护士的监视下过着幼稚无聊的生活。小说主人公麦克墨菲（McMurphy）试图通过打破精神病院的规则来解放他们，最终带领病人们奔向自由。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所有病人都是自愿待在里头的；他们都害怕外面的世界，因而情愿被监禁，与大护士保持着一种安全的依赖关系。所以，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不只是剥夺新苏联人的自由，而且要让新苏联人为了安全而害怕自由，哪怕在没有强制的情形下也会肯定锁链下的幸福。

许多人认为，苏联极权主义的有效性，得到了俄国人在前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期的威权传统的加持。欧洲人对于十九世纪俄国人的看法，可以法国旅行家屈斯蒂纳（Custine）的话为例，他说俄国这个民族“习惯了奴隶状态……只在乎恐怖和野心”。[4]西方人之所以认为苏联共产主义具有稳定性，是因为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秉持这样一种信念：俄国人对民主没有兴趣，或者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民主。苏维埃的统治在1917年毕竟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的情形，它不是通过外部力量强加给俄国人的，而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延续了六七十年，期间历经饥荒、动乱和入侵。这种情形表明，这一体制在广大人民中尤其是在统治精英中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并且反映了这一社会自身偏好威权主义的天然倾向。因此，西方观察家尽管非常愿意相信波兰人只要有机会就想推翻共产主义，但对于俄国人，则不会有如此想法。换句话说，他们满足于做精神病院的病人，他们待在里头，并不是因为有铁窗和囚服，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渴求安全、秩序、权威，以及苏维埃政权赐予他们的帝国雄风和超级大国地位的那种额外恩惠。强权的苏维埃国家确实看起来非常强大，在全球战略竞争中没有一处逊色于美国。

人们相信，极权国家不仅会永久地存在下去，而且会像病毒一样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当共产主义输出到东德、古巴、越南或埃塞俄比亚时，它已相当完备，有一个作为先锋队的政党、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一个警察机构以及一整套支配生活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无论上述国家的民族传统或文化传统为何，这些制度都显得非常有效。这种自我永存的权力机制后来是什么状况？

19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宪法通过两百周年，共产主义最终瓦解，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大事。

自1980年代初，共产主义世界发生了迅速而持续的变化，那时我们认为这些变化理所当然，却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的严重性。为此，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是有益的：

•　19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允许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自己种植和售卖粮食。农业实际上取消了集体化，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不仅在农村重新出现，而且也出现在城市的工业领域。

•　1986年，苏联报纸开始发表文章批评斯大林时期的罪行，这一主题自1960年代赫鲁晓夫（Khrushchev）下台以后不曾为人触及。此后，新闻自由迅速扩大，禁忌一个接着一个被打破。到1989年，可以在报纸上公开抨击戈尔巴乔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1990年和1991年，苏联发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

•　1989年3月，改组后的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进行选举。次年，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进一步进行选举，同时进行地方选举。共产党试图控制这些选举，但即使如此也未能阻止许多地方议会处于非共产党代表的控制之下。

•　1989年春，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度为数万学生占领，他们要求扫除腐败，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6月初，学生运动结束。

•　1989年2月，苏联红军撤出阿富汗。后来表明，这是一系列撤军的开始。

•　1989年初，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的改革派宣布下一年进行自由的多党选举。1989年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通过一次圆桌协议达成共享权力的同意书。在其后的选举中，波兰共产阵营的作弊同样未能奏效，团结工会组阁的政府遂在7月掌权。

•　1989年7月和8月，数万到数十万东德人开始涌入西德，由此引发一场危机，很快导致柏林墙倒塌和东德政府瓦解。

•　于是，东德的瓦解触发了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府的垮台。到1991年初，东欧的所有前共产党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几个主要的共和国，都顺理成章地进行了自由的多党选举。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之外，共产党人一开始就在各处被驱除出政府，而在保加利亚，当选的共产党政府很快就被迫下台。[5]华沙条约的政治基础就这样消失了，苏联军队开始从东欧撤离。

•　1990年1月，苏联宪法中保障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被废除。

•　随着第六条的废除，苏联成立了许多非共产主义政治党派，并且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掌权。最值得注意的是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1990年春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他随后与俄罗斯议会中的支持者一道脱离了共产党。接着，这伙人开始鼓吹恢复私有财产和市场。

•　1990年期间，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其选举产生的议会都宣布了各自的“独立”。波罗的海诸国甚至走得更远，它们在1990年3月宣布完全脱离苏维埃联盟。这并没有如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引来一场直接的镇压，反倒是在俄罗斯内部造成了一场围绕着是否要维持旧联盟的权力斗争。

•　1991年6月，俄罗斯首次进行完全自由的全民选举，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这表明权力正加速从莫斯科转移到地方。

•　1991年8月，苏联共产党内强硬派发动反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失败。这既是策划者无能和优柔寡断的结果，但更是因为在叶利钦领导下，据称驯服而渴望权威的苏联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大力支持。

若回到1980年，研究共产主义问题的严肃学者会说，在未来十年，这些事件没有一个会发生，甚至连可能性都没有。这一判断或许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上述任何一个事件都会破坏共产主义极权政权的关键要素，由此给整个体制造成致命打击。实际上，随着旧苏联解体、共产党在1991年8月政变失败后被禁止在俄罗斯活动，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幕落下了。那么，早前的预料为何不确？自改革以来，我们所见的整个强权国家显得如此脆弱，该如何解释呢？

最基本的缺陷是经济，可是，西方观察家却未能注意到其严重性。对于苏联体制而言，它是难以容忍经济上的失败的，因为，这个政权自身明确宣称其合法性在于它有能力让人民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现在我们很难回想，一直到1970年代早期，经济增长实际上一直被认为是苏联强盛的一个标志：1928—1955年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增长率从4.4%提高到6.3%，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也以高出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半的速度增长，一度让人觉得赫鲁晓夫扬言超过并由此埋葬美国的说法真实可信。[6]但是，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增长率减缓，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估计，1975—1985年间，年增长率在2.0%—2.3%之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数字所标示的增长率有所夸大，因为没有把隐性的通胀考虑在内；苏联的许多改革派经济学家断言，这一时期的增长率应在0.6%—1.0%之间，甚至是零增长。[7]由于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乏力，加上自1980年代早期开始每年国防开支增长2%—3%，这就意味着民用经济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十年实际上大大缩水。[8]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苏联旅馆住过，在苏联商店买过东西，或者在赤贫生活明显可见的苏联农村走过，就应该认识到苏联经济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它们并没有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得到完全反映。

重要的是如何解释经济危机。1980年代晚期，苏联的经济机构内部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思想革命。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保守派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三四年后，就为改革派经济学家所取代，比如埃贝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尼古拉·彼得拉科夫（Nikolay Petrakov）、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Stanislav Shatalin）、奥列格·波格莫洛夫（Oleg Bogmolov）、列昂尼德·阿巴尔金（Leonid Abalkin）、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和尼古拉·什梅列夫（Nikolay Shmelev）。这些人全都知晓——尽管在某些情形上知晓得不完善——自由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并且确信中央集权的苏维埃行政命令体制是苏联经济衰落的根源所在。[9]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经济法则来解释随后的改革过程，那就错了。[10]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指出的那样，1985年的苏联并未处于危机之中，而是处于一种“前危机”状态。其他国家曾经受住严重得多的经济困难。比如，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跌了近三分之一，但这并未导致人们对于美国体制的普遍不信任。人们对于苏联经济的重大缺陷的认识已有一段时间，而且，为了阻止苏联经济的衰退，也曾进行一整套传统改革。[11]

因此，要理解苏维埃政府的真正缺陷，就必须把经济问题置于更大危机的背景之下，也就是置于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之下。经济上的失败不过是苏联体制中诸多失败的一例，这些失败导致信仰体系的急剧崩溃，并使整个体制的基础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极权主义最为根本的失败在于其未能成功控制思想。现在可知，苏联国民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尽管有政府多年来的宣传，许多人仍知道政府在对他们撒谎。对于在斯大林主义的操控下所遭受的个人苦难，他们仍愤慨万分。几乎每个家庭都失去过亲人或朋友，或在集体化过程中，或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中，或在战争中，这比斯大林在外交政策上的错误代价更沉重。他们知道，这些受害者受到不公正迫害，而苏维埃政权从未为这些恐怖罪行承担责任。人民还知道，在这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中，兴起了一个新型的阶级体系，即政党官员阶级，他们贪污腐化、享受特权，与旧政权的官员无异，只是更加虚伪。

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所使用的词语，比如“民主化”（demokratizatsiya），它不停地被戈尔巴乔夫用来表明自己的目标。当然，列宁坚持认为，苏联通过党的专政，实现了比西方的“形式上的”民主更为真实的民主。然而，当代苏联任何一个使用“民主化”一词的人都会认为，它指的是西方的民主，而不是列宁式的中央集权主义。同样，对于苏联人而言，“经济”（以及“经济考量”或“经济上最佳”）这些词在今天所指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供求法则所定义的“效率”。而任何一个对日益恶化的生活质量感到绝望的苏联年轻人都会告诉你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一个没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扭曲的自由民主国家。我的一位苏联朋友在1988年告诉我说，逼自己的孩子做家庭作业，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民主意味着“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感到愤怒的，不只是体制的受害者，还有体制的受益者。比如，1986至1990年任政治局委员、“公开性”（glasnost’）政策的设计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鼓吹“新思维”政策的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以及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他们全都曾在共产党机构的中枢任职。他们就像佛朗哥政权的国会议员或者阿根廷和希腊的将军一样，自愿交出权力，因为他们清楚苏维埃体制的核心已病入膏肓，而自己又身居要职，对此能有所作为。尽管与美国的竞赛增强了改革的需要，但是，1980年代后期所做的改革并非外部强加于苏联的。相反，它是内部信仰危机的一个结果，这一危机甚至影响到了包括上一代在内的大部分苏联精英。

体制合法性的逐渐流失，并非预先计划好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最初，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和民主化用作工具，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后来，他又动员人民反对顽固的经济官僚主义。他这样做，与赫鲁晓夫在1950年代使用的策略没什么两样。[12]但是，这些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自由化行为，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了寻求政治自由化的变革活动。戈尔巴乔夫最初对公开性和改革的号召，立即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一致响应，因为他们对于体制的弊端洞若观火。结果，衡量旧体制进而发现其失败就只有一套标准：自由民主制度的标准，即市场导向型经济的生产力和民主政治的自由。[13]

苏联人民被他们的统治者欺凌，不仅为其他欧洲人鄙视，也为他们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鄙视，认为他们是威权主义的被动共谋者，然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1989年后，公民社会开始在极权主义扫荡过的区域重建自身，成千上万的新社团悄然兴起——政治党派、工会、新杂志和新报纸、环保俱乐部、文学社、教会、民族团体，等等。苏联人民对原威权主义社会契约的合法性的所谓认可不过是假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抓住一切机会向原共产机构的代表投下反对的一票。俄罗斯人民在政治上的成熟，尤其体现在：他们没有把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Milosevic）那样的煽动家或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三心二意的民主派，而是把鲍里斯·叶利钦选为第一位民选总统。1991年8月，保守派发动政变，俄罗斯人民响应叶利钦的号召，捍卫新确立的民主制度，进一步地显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就像此前的东欧人民一样，他们表明自身并非麻木不仁，也不是散沙一盘，而是随时准备着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14]

对苏联基础信仰结构的如此幻灭，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这表明作为一种体系的极权主义，在1980年代之前就已丧失人心。实际上，极权主义终结的开端，或许可以一直追溯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那段时期，当时，当局终止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政策。[15]在赫鲁晓夫1956年做了所谓的“秘密报告”，以及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关闭之后，当局不再完全依赖高压来推行它的政策，而是日益通过哄骗、欺诈和收买使人民认同它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逐渐抛弃完全恐怖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种斯大林体制下，领导层自身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有安全感——斯大林统治下的警察头子叶若夫（Yezhov）和贝利亚（Beria）被处决，外交部长莫洛托夫（Molotov）的妻子被关进古拉格集中营，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曾生动地描述说，斯大林一个奇怪的眼神就能让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生命之忧，甚至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安全感，他时刻担心着别人的阴谋。因此，在斯大林死后，清除这样一种对于其执行者如此致命的恐怖体制，便几乎成了高层领导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苏维埃政权决定不再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人民，这就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势，从而有利于社会，这也意味着，从今往后苏维埃政权不再控制苏联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再简单取缔或操控消费者的需求、黑市，或地方政治机构。警察的恐吓仍是这个政权的重要武器，但常常是在幕后运作，而且必须辅之以其他政策手段，比如更多消费品的承诺。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多达20%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在黑市生产或通过黑市实现的，它完全在中央计划者的控制之外。

中央控制日益弱化的一个实例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期间，在苏联除俄罗斯之外的共和国中，出现了大量的“黑手党”，比如，臭名昭著的“棉花黑手党”（cotton mafia）就在共产党第一书记拉希多夫（Rashidov）领导下的乌兹别克斯坦猖獗一时。只是在他与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以及其女加琳娜（Galina）、其女婿丘尔巴诺夫（Churbanov）（莫斯科警察头子）的私人关系的保护下，拉希多夫才得以多年掌控这个腐败的官僚帝国。这帮官僚成功伪造了共和国的棉花生产记录，把大量资金转入私人的银行账户，并且操控地方党组织使其不受莫斯科的监督。这一时期，各类黑手党在苏联社会蔓延，主要是在俄罗斯之外的共和国，但是也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样的城市扩张。

这样一种体制是无法被描述为极权主义的；它也无法被描述为威权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比如拉丁美洲的独裁。或许，用以描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和东欧最好的标签是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说法，他把这些政权称作“后极权主义”，意指这些政权尽管不再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那样充满血腥的警察国家，但是仍处于早前极权主义横行的阴影之下。[16]极权主义并不足以清除这些社会中的民主观念，但是，它留下的遗产却限制了随后推行民主化的能力。

极权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欧诸国也遭失败。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斯大林”时代的鼎盛期，中央政府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也从未像苏联那般彻底，可能有四分之一的经济从未纳入国家计划的范围。因此，当邓小平在1978年推动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时，许多中国人对1950年代以来的市场和承包经营记忆犹新，为此，他们在随后的十年里能够利用好经济自由化，也就没什么让人吃惊的了。尽管邓小平在言谈中仍继续表现得忠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但实际上他在农村恢复了私有财产，并使得整个国家向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开放。可以说，启动经济改革是共产党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之失败最早的明确承认。

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容许广大私营部门存在，严格说来已不再是极权主义了。在1978—1989年间盛行的相对自由的氛围中，公民社会——自发的商业组织、企业家团体、非正式社团等——在中国迅速成长起来。中国领导层认为，可以通过扮演中国现代化和改革的主导角色来确保自身的合法性，而死守马克思主义正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可是，跟苏联的情形一样，合法性并不容易获得。经济现代化要求中国社会向国外的思想和影响开放；它把权力从国家转移到公民社会；它带来了一党制难以克服的腐败和其他社会弊端；它造成了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世界眼光的精英，这些人生活在大城市，发挥着中产阶级的功能。正是这些精英的孩子，在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举行悼念之际组织了始于天安门广场的一系列抗议活动。[17]这些学生，其中一些曾在西方留学，熟悉中国之外的政治实践，他们不再满意中国共产党有所偏向的改革，即允许大幅度的经济自由却不允许任何政治自由的改革。

有些人认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活动，与其说是要求政治参与的自发表达，不如说是高层权力斗争的反映……[1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对现存体制不满的表达。此外，由于不存在权力交接的宪法机制，领导权的竞争者常常试图通过打改革牌来击败对手。但是，打改革牌几乎不可避免会释放出社会中无法为操控者控制的新势力和新观点。

1989年的事件之后，中国被视为亚洲的又一个威权国家。在这个国家自己的大部分精英那里，尤其是在将来有一天要接手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中间……没有一种前后一致的意识形态指导。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度被世界革命者当作典范，这种情形如今不再，尤其当与这个地区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时更是如此。

一直到1989年夏，东欧难民危机开始之际，许多西方人仍以为社会主义已在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扎根，他们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一旦自由，就会选择一种既非共产主义也非资本主义民主的“人道的”左翼体制。事实表明，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在东欧，由于苏维埃制度是被迫强加给并非心甘情愿的人民头上的，因此，极权主义在那里的失败要比在苏联和中国快得多。这或许没什么可惊讶的。在东欧，公民社会尽管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没有苏联那么彻底：比如，在波兰，农业就没有像邻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那样实行集体化，教会仍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除了苏维埃制度下的人民反对共产主义价值之外，当地的民族主义力量一直让人们保持着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记忆，并在1989年末的剧变之后迅速恢复过来。令人惊讶的是，一旦苏联人表示无意介入支持东欧同盟国，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机构都士气全无，就连保守派里也无一人愿意动一根指头起而自卫。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于大部分地区经济崩溃、内战四起，到1980年代末，非洲的社会主义和一党制强权国家的后殖民传统，几乎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最悲惨的是那些完全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而在博茨瓦纳、冈比亚、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和纳米比亚这些国家，民主已开始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影响下，威权统治者被迫承诺会进行自由选举。

当然，中国依然是由共产党政府统治，古巴、朝鲜和越南也是如此。但是，在1989年7月至12月间东欧六个共产主义政权突然崩溃之后，共产主义的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共产主义一度认为自己是比自由民主更高、更先进的文明形态，此后却与高度的政治落后和经济落后联系在一起。共产主义政权虽然仍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但不再是一种具有活力、充满吸引力的理念了。那些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正竭尽全力去维护他们以前的地位和权力。如今，共产主义者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种无聊境地，即他们要维护一种已然过时的社会秩序，如同君主主义者想方设法在二十世纪继续存在。他们一度给自由民主造成的意识形态威胁不在了，随着红军从东欧撤退，大部分军事威胁也将消失。

尽管民主思想颠覆了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民主要确立自身，也有着巨大的困难。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未来的民主之路正长。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自共产主义统治者被赶下台后，政治动荡频仍。南斯拉夫则经历了内战和分裂。只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前东德在随后的十年里顺利地过渡到稳定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它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也比此前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有人曾指出，即使共产主义消亡，也会很快被一种狭隘的、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所取代。因此，现在就庆祝强权已成过去为时尚早，在他们看来，在共产极权主义不能生存下去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威权体制，甚至俄国式或塞尔维亚式的法西斯主义完全可能扎根。在可以想见的未来，此部分世界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民主，而且，根据这派思想的说法，它们对现存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丝毫不逊于过去的苏联。

但是，即使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未能很快地顺利过渡到稳定的民主制，我们也不应感到意外；相反，若是这样的情形发生了，倒令人惊讶。在成功的民主确立之前，有大量的障碍需要克服。比如，过去的苏联完全无法民主化。苏联若自由到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那很快就会按照民族和种族分解为一系列小国家。不过，这并不是说苏联的各个部分（包括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无法民主化。但是，要实行民主化，就不得不经历民族分裂这样一个痛苦过程，这一过程不会很快完成，甚至还会经历流血冲突。在苏联，这一过程始于1991年4月，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九个重新协商《联盟条约》，8月政变失败后，这一过程迅速加快。

此外，至少有部分新出现的民族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并无内在矛盾。稳定的自由民主当然绝不会很快就在乌兹别克斯坦或塔吉克斯坦确立，但是，立陶宛或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一旦获得民族独立，那它们的自由程度绝不会亚于瑞典或芬兰。同时，新出现的民族主义也不一定就是扩张的或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俄罗斯民族主义主流在向“小俄罗斯”观念演变，这一点不仅反映在鲍里斯·叶利钦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中，也体现在爱德华·沃洛金（Eduard Volodin）和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Victor Astaf’yev）这样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身上。

我们应该对过渡时期的状况与常态小心地加以区分。在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地区，我们可能看到，取代马列主义者的是一些独裁者、民族主义者和军人；在某些地方，共产主义者甚至可能卷土重来。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威权主义是局部的、不成体系的。就像拉丁美洲的各种军事独裁者一样，他们最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并不拥有长期的合法性资源，他们也没有解决所面临的长期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良好方案。在这部分世界，唯一享有广泛合法性的一致性意识形态仍然是自由民主。这一地区的许多人尽管在这一代看不到民主的实现，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可以看到。实际上，西欧向自由民主的过渡也是一个漫长的艰难过程，但是，这种事实并不能阻止该地区的每个国家最终完成这一旅程。

人们认为，共产极权主义中断了社会演化的自然有机过程，而代之以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强制革命：摧毁旧的社会阶级、快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正是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工程让共产主义社会与非极权主义社会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的社会变革并非来自社会，而是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家认为，在“正常”社会中可以普遍适用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正常法则，在这样的国家中被悬置了。[19]苏联和中国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尽管在短期内没有获得成功，但揭示了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些重要东西。因为，极权主义虽然设法摧毁了革命前俄国和中国社会的主要制度，但是在造就一个苏维埃式或毛泽东式的新人方面却毫无成效。这两个国家分别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所产生的精英，在可比较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来看，比人们所料想的更像他们的西方同行。他们中最进步的精英不仅能够理解（哪怕不能完全认同）西欧、美国和日本共有的消费文化，而且也能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观念。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尽管仍保有诸多独特的“后极权主义”特征，但他们也不是此前的西方理论设想的那样，是一些原子化的、不能自主的和渴望权威的孩子。相反，事实表明，他们是能够分辨真假对错的成人，像任何过往时代的成年人一样，寻求他人对其成人资格和自主性的承认。

[1] 载Yu. Afanaseyev, ed., Inogo ne dano (Moscow: Progress, 1989), p. 510.

[2] 极权主义的权威定义，见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3] Mikhail Heller, Cogs in the Wheel: The Formation of Soviet Man (New York: Knopf, 1988), p. 30.

[4] The Marquis de Custine, Journey for Our Time (New York: Pelegrini and Cudahy, 1951), p. 323.

[5] 自1989年以来，所有这些东南欧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革命。部分共产主义旧政权成功地重新把自身包装成“社会主义”，并在相当公平的选举中获得多数，但是，随着人民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这些政权随之就受到猛烈抨击。正是这种压力导致了保加利亚政权的垮台，并严重削弱了“重新包装的政权”，当然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Milosevic）是个例外。

[6] Ed Hewett,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Equality versus Efficien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8), p. 38.

[7] 安德斯·阿斯隆德（Anders Aslund）援引了赛留宁（Selyunin）和哈宁（Khanin）以及埃布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的数据，见Aslund,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 阿斯隆德指出，苏联在战后绝大部分时期用于国防的开支，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占净物质产品的15%—17%，不过可能更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从1990年开始，苏联发言人，比如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在说到国防开支占整个苏联经济的比重时，通常用到的数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25%。

[8] 安德斯·阿斯隆德（Anders Aslund）援引了赛留宁（Selyunin）和哈宁（Khanin）以及埃布尔·阿甘别吉扬（Abel Aganbegyan）的数据，见Aslund,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 阿斯隆德指出，苏联在战后绝大部分时期用于国防的开支，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占净物质产品的15%—17%，不过可能更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从1990年开始，苏联发言人，比如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在说到国防开支占整个苏联经济的比重时，通常用到的数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25%。

[9] 关于这些不同流派的苏联经济学家的概述，见Aslund (1989), pp. 3—8; Hewett (1989), pp. 274—302. 苏联人对于中央计划的批评的一个代表性例子，见如下文章，Gavril Popov, “Restructuring of the Economy’s Management,” in Afanaseyev (1989), pp. 621—633.

[10] 很显然，安德罗波夫（Andropov）和戈尔巴乔夫在他们主政时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经济滑坡的严重性，这两位领导人最初的改革动力在于这样一种想法：他们必须行动起来避免经济危机。见Marshall I. Goldman, Economic Reform in the Age of High Technology (New York: Norton, 1987), p. 71.

[11] 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其绝大多数固有的低效和病状，在改革过程中已经暴露无遗，这些都记录在1950年代的文献档案中，见如下著作：Joseph Berliner, Factory and Manager in the USSR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这本书的分析基于对流亡者的访谈。很可能，在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些苏联领导人执政之时，克格勃（KGB）也完全能够为他们提供类似的分析。

[12] 1985年，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赞扬了斯大林的一生；1987年，他（像赫鲁晓夫一样）仍赞同斯大林在1930年代集体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只是到了1988年，他才对布哈林（Bukharin）和列宁在1920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的所提倡的有限自由化有所肯定。见戈尔巴乔夫1987年11月7日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其中提到了布哈林。

[13] 事实上，有些右翼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赞成较为系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反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比如亚历山大·普罗霍洛夫（Aleksandr Prokhanov）。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被指控具有这种倾向，但他最后成了民主的一位关键支持者。见他的文章，“How We Are to Restructure Russia,” Literaturnaya Gazeta no. 18 (September 18, 1990): 3—6.

[14] 我完全认可杰里米·阿兹雷尔（Jeremy Azrael）的观点：认为俄罗斯人民没有能力选择民主的西方民主派人士，以及他们本国那些厌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应该向他们道歉。

[15] 在苏联问题专家之间，关于极权主义的计划的最终成功，“极权主义”一词是否能够确切地用以描述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或此前东欧的卫星国，长期存在着争论。目前关于苏联极权主义时期的结束时间的认定，见Andranik Migranian, “The Long Road to the European Home,” Novy Mir 7 (July 1989): 166—184.

[16] Václav Havel et a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London: Hutchinson, 1985), p.27. 这一术语也曾为胡安·林茨（Juan Linz）用以描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共产主义政权。人们不应该认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不过是另一种威权政府。一些苏联问题专家，比如杰里·霍夫（Jerry Hough），认为他们在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苏联就已经发现了“利益集团”或“制度多元化”。不过，尽管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或者在莫斯科与省级党委组织之间存在一定的讨价还价和妥协，但是，根据国家本身规定一套严格规则来看，还是出现了相互干扰的情形。见H.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Hough (1979), pp. 518—529.

[17] 胡耀邦生前是邓小平的同僚，被学生认为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关于这些事件的年表，见Lucian W. Pye, “Tiananme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sian Survey 30, no. 4 (April 1990b): 331—347.

[18] 这种看法见Henry Kissinger, “The Caricature of Deng as Tyrant Is Unfair,”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 1989), p. A21.

[19] 事实上，这些社会之间也极其不同，因而有相互独立的不同学科加以研究，比如“中国问题研究”、“苏联问题”或“苏联政体研究”，它们针对的不是公民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仅仅是针对政治、所谓的最高统治者以及一群常常由十个或十二个强人组成的政界。

第4章
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

我们站在一个重要时代、一个骚动时代的门口，精神跳跃着飞驰向前，超越过去的形态，呈现新的面貌。过去所有把我们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想象、概念和纽带如同梦境般消散、崩塌。精神的一个新阶段正准备出场。有些人虽然无力反对它，却贪恋着过去，只有哲学特别欢迎它、认可它。

——黑格尔，1806年9月18日的一篇演讲。[1]

无论是基于“坚如磐石”的政党、军人集团，还是基于个人独裁，左翼共产主义和右翼威权主义得以维持强权政府的内在政治凝聚力的严肃观念都已破产。合法权威的缺乏意味着，威权政府一旦在某个政策上遭遇失败，就没有可以求助的更高原则。有人把合法性比作一种储备金（cash reserve）。所有政府，无论是民主的还是威权的，都有其鼎盛期和低潮期，但只有合法性的政府才能在危机时期动用这种储备金。

右翼威权国家的缺陷在于，它们无法控制公民社会。许多政府上台之时表示要恢复秩序或实行“经济管制”，结果却发现，在刺激稳定的经济增长或创建社会秩序方面，它们并不比前任民主政府更成功。而那些所谓成功了的政府，不过是在作茧自缚。因为，随着人们享有更好的教育，社会更加繁荣、日益中产阶级化，它们所统治的社会就会变得难以控制。危机时刻将强权政府正当化，但当危机时刻的记忆逐渐消退，社会就会越来越难以忍受军人统治。

左翼极权主义政府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试图控制整个公民社会，包括控制公民的思想。但是，要维持这样一种体制的纯正性，唯有实行连统治者自身也会受到威胁的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一旦有所放松，漫长的退化过程就开始了，国家渐渐地就失去了对公民社会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控制。最为重要的是，它丧失了对信仰体系的控制。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在经济增长方案上的缺陷，国家无法阻止其公民注意到这一事实并形成自己的看法。

此外，几乎没有哪个极权主义政权能在一次或多次权力交接危机中保全自身。由于缺乏公认的继承规则，某些觊觎权力的野心家在与对手的斗争中，总是难免试图以彻底改革为名推翻整个体制。改革派可谓是一张王牌，因为对斯大林式体制的极度不满随处可见。因此，赫鲁晓夫用反斯大林主义来反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Malenkov），戈尔巴乔夫用它来反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竞争者……。争夺权力的个人或集团是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继承权争夺的过程中总会暴露这一体制不可避免的弊端，由此破坏它的公信力。那些被释放出来的新的社会和政治势力，由于更认同自由理念，很快就挣脱了那些计划先进行有限改革者的控制。

强权国家的缺陷意味着，许多以前的威权国家如今让位给民主制度，而此前的后极权主义国家若没有实现民主转型，就成了纯粹的威权国家。苏联已经把权力下放给加盟的诸共和国。中国尽管延续了威权体制，但不再对社会诸多重要部分进行控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具有从前马列主义给予它们的那种意识形态一致性了：苏联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可以像在墙上挂一幅列宁画像那样挂上东正教的圣像。1991年8月未遂政变的谋划者，很像拉丁美洲的军人集团，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当是军官和警官。

除政治威权主义危机之外，经济领域中也在进行着一场相较而言更为平静但同样重要的革命。这种革命的表现和起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亚显著的经济增长。这一成功的情形并不限于日本这样的早期现代化国家，而且包括亚洲所有愿意采用市场经济原则，使自身完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国家。它们的成就表明，那些除了勤劳的人民之外没有任何资源的穷国，可以利用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创造难以想象的新财富，从而迅速缩小与欧洲和北美那些较为稳定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差距。

东亚经济奇迹受到全世界尤其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密切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的终极危机始于中国领导人承认自身落后的事实：中国已经被其余的亚洲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并且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与贫穷。随后中国进行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使得粮食产量在五年内翻了一番，再次表明了市场原则的强劲力量。亚洲的经验后来为苏联经济学家所吸收，他们认识到，中央计划体制在他们自己国家导致了惊人的浪费和极端的低效。东欧国家的人民则无需别人来教；他们比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更清楚，他们未能过上其余西方欧洲同胞那样的生活，完全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人强加给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致。

不过，东亚经济奇迹的受教者并不限于共产主义阵营。拉丁美洲人的经济思维也因此有了显著的转变。[2]在1950年代，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领导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时，盛行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更普遍地来说，包括拉美在内的整个第三世界的欠发达要归因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种观点主张，欧美的早期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按照有利于自身的方式，确立了世界经济的结构，从而使后来者处于原材料供应国这样的依附地位。到1990年代初，这种观点彻底得到改变：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以及巴西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Fernando Collor de Mello），他们上台后都设法实施影响深远的经济自由化计划，认为需要市场竞争和向世界经济开放。早在1980年代皮诺切特的统治下，智利就推行了经济自由化，结果到帕特里西奥·艾尔文（Patricio Alwyn）总统领导下脱离独裁时，已成为拉美南半部经济发展最健康的国家。这些由民主选举新当选的领导人，推行经济政策都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欠发达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内在不平等，而是因为他们国家过去推行资本主义的程度不够。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取代国有化和进口替代成了新口号。拉丁美洲信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日益受到像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和卡洛斯·兰格尔（Carlos Rangel）等这些作家的挑战，他们开始发现自由的、市场导向的经济理念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随着人类日益来到千禧年末，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双重危机，使意识形态竞争圈内只留下了唯一一种潜在地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民主主义，关于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最初赋予它们生命两百年后，自由和平等原则已经表明自身不仅是持久的，而且已然复兴。[3]

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尽管紧密相关，但它们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种承认某些免于政府控制的个人权利或自由。尽管基本权利的定义五花八门，不过我们可以用布莱斯爵士（Lord Bryce）在他关于民主的经典著作中的定义，他在书中把基本权利限定为如下三种：公民权利，即“公民在人身和财产方面不受控制的权利”；宗教权利，即“宗教观点的表达和宗教信仰的实践不受支配的权利”；以及他所谓的政治权利，即“若非对整个共同体福祉的影响明显到了不得不加以控制的地步，就不得被控制的权利”，其中包括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4]在社会主义国家，被迫承认诸如就业、住房或医疗那样的二阶和三阶经济权利，已经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了。这样一张不断增加的权利清单的问题在于，这些权利的获得显然并不与其他诸如财产或自由贸易的权利相一致。在我们的定义中，我们将坚持布莱斯更为简明也更为传统的权利清单，它与美国的权利法案中列出的权利相一致。

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所有公民都有权分享政治权力，也就是说民主是所有公民投票和参与政治的权利。这个参与政治权力的权利仍可视作另一项自由权利，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自由权利，正因为此，自由主义在历史上与民主主义紧密相关。

在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上，我们将运用严格的形式民主定义。如果一个国家赋予人民普遍、平等的成人选举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期不记名的多党选举产生他们自己的政府[5]，那这个国家就是民主国家。[6]确实，单单靠形式民主并不总能保证平等参与和各种权利。因为民主程序可以为精英所操纵，从而并不总能准确地反映人民的意愿或真正的自我利益。但是，我们一旦离开这一形式规定，就等于打开了滥用民主原则的大门。在这个世纪，民主的最大敌人曾以“实质”民主为名抨击“形式”民主。这也正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关闭俄国立宪议会并主张一党专政的借口，即要“以人民的名义”实现实质民主。另一方面，形式民主为反对独裁提供了真正的制度保障，而且最终更可能产生“实质”民主。

尽管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通常彼此相随，但它们在理论上是可以分开的。一个自由国家有可能不那么民主，比如十八世纪的英国。相当一部分权利，包括公民权，完全限于小范围的社会精英享有，而把其他人排斥在外。同样，一个民主国家也可能不自由，也就是说，个人权利和少数人的权利不受到保护。当代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定期进行的选举按照第三世界的标准来看非常公平，由此使这个国家比王朝时代更民主。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言论、集会尤其是宗教信仰的自由在那里得不到保障。伊朗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不受法律保护，这种情形对于伊朗的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派而言更为糟糕。

在经济形态上，自由主义承认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的自由经济活动和经济交易的权利。由于“资本主义”一词这些年来被赋予太多的贬义，以至于最近时髦的做法是改称“自由市场经济”；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来说，这两个词都是可接受的选择。显然，对于经济自由主义这一相当宽广的定义，存在着许多可能的解释，其范围包括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时代的美国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时代的英国，到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墨西哥和印度相对而言的中央集权体制。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大量的公共部门，相应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允许一定程度的私营经济活动存在。公共部门的数量多到哪个程度会使一个国家不再自由，对此存在着大量的争议。然而，与其设定一个精确的百分比，不如考察国家在原则上对待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之合法性的态度，这样可能更为有效。那些保护上述经济权利的国家，我们将认为是自由国家；那些反对上述经济权利或把它们建基于其他原则（比如“经济正义”）的国家，则不是自由国家。

当前的威权主义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民主体制的出现，而新生的民主国家也不都安全稳定。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正经历着痛苦的经济转型，而拉丁美洲的新兴民主国家则受阻于先前的经济混乱这一可怕的遗产。东亚的许多快速发展的国家，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由化，但仍不接受政治自由化的挑战。相对而言，像中东那样的地区，自由革命仍未波及。[7]而像秘鲁或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面对严重问题的压力之下，重新恢复独裁，这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民主化进程中出现倒退和挫折，或者并非每一个市场经济都繁荣昌盛，这样的事实不应让我们对世界历史中正在上演的这一更大的格局有所分心。不同国家面对决定如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自身时，可供选择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在日益减少。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出现过的政体类型林林总总，从君主制和贵族制到宗教的神权政治，再到本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独裁政治，但是，到二十世纪末仍完好无损地存续下来的政府形式，唯有自由民主。

换句话说，我们所见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实践，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理念。也就是说，在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没有任何一种自称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堪与自由民主对抗，而在人民主权原则之外，也不存在任何别的具有普遍性的合法性原则。各种形式的君主政治在本世纪初就已广遭失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迄今为止一直是自由民主的主要竞争对手，如今也双双名誉扫地。即便苏联（或其后继国家）未能民主化，即便秘鲁或菲律宾重新回到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那也只是民主在声称代表俄罗斯人、秘鲁人或菲律宾人的军人或官僚面前暂时让步而已。即使是不认同民主的人，也不得不言必称民主，以为其背离民主主义这唯一的普遍准则辩护。

没错，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伊斯兰教是一种系统的、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有它自己的道德准则与政治和社会正义信条。就其潜在的倾向而言，伊斯兰教的诉求是普世的，触及所有作为人的人，而不只是限于某个具体种族或民族团体的成员。而且，它在伊斯兰教世界的许多地区确实战胜了自由民主，甚至在那些它并未直接掌握政治权力的国家，它也是自由主义实践的一个严重威胁。欧洲在冷战结束之后随即就遭到了来自伊拉克的挑战，伊斯兰教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个因素。[8]

然而，尽管伊斯兰教在当前的复兴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但是这一宗教在伊斯兰文化发源地之外的地区，实际上毫无影响力。人们已然发现，伊斯兰文化征服其他文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能够挽回昔日的追随者，但在柏林、东京或莫斯科的年轻人中间不再能产生共鸣。尽管世界上有近十亿人（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有伊斯兰文化传统，但在理念的层面上，他们仍无法在各自地区对自由民主形成挑战。[9]实际上，长远来看，伊斯兰世界比自由理念更加脆弱，而非相反，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自由主义吸引了许多富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信徒。当前原教旨主义的复兴，部分原因在于自由的西方价值严重地威胁到了传统的伊斯兰社会。

我们这些生活在长期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的人，面临着一个不同以往的处境。在我们祖父母的时代，许多明智的人都能预见一种辉煌的社会主义前景，在那里，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被废除，某种意义上政治本身也在消亡。然而，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在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者一个在本质上并非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未来。当然，在这一框架之下，许多东西会得到改善：我们可以给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保障少数群体和妇女的就业机会，改善竞争环境，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我们也能够想象比我们现在所知世界糟糕得多的未来世界，在那里，民族的、种族的或宗教的偏见卷土重来，在那里，我们陷于战争和环境破坏的困境之中。但是，我们无法描画一个本质上不同于当前世界同时又更为美好的世界。其他缺乏反思的时代的人们也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但我们的这一结论，是在竭尽全力寻觅我们觉得必定好于自由民主的社会之后得出的。[10]

这样的情形，以及当前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让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只不过是见证了自由民主的一时辉煌，抑或有一种长期的发展模式在发挥作用，它最终会使所有国家走向自由民主？

毕竟，当前的民主趋势很可能是一种周期现象。人们只需回顾一下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情形就明白了，那时美国正遭受着因卷入越战和水门事件而导致的自信危机。整个西方因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而陷入经济危机；拉美的绝大多数民主政权被接连发生的军事政变推翻；从苏联、古巴和越南到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南非，世界上所有的非民主政权或反民主政权似乎都繁荣昌盛。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1970年代的情形甚至更糟的情形不会重现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1930年代那种与致命的反民主意识形态冲突的情形不会复返呢？

此外，当前威权主义的危机，难道不能认为只是一种意外，只是一种罕见的政治行星相会现象，也许在随后的几百年中都不会重现的吗？因为，仔细研究1970年代和1980年代威权主义走向衰亡的不同情形，我们对于这些事件的偶然性会有更多的证据。越是深入了解一个具体的国家，就越能意识到这个国家之所以与邻国不同，完全是“外部偶然的合力”，其之所以走向民主也似乎只是偶然环境的结果。[11]事情完全可以是不同的样子：葡萄牙共产党本可以在1975年取得胜利，或者，若不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巧妙、稳健的做法，西班牙就可能不会向民主过渡。自由的观念若无人类行动者推行，则毫无力量，倘若安德罗波夫（Andropov）或契尔年科（Chernenko）活得更长些，又或者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另一种个性，那么，1985—1991年间苏联和东欧的事件进程就会大不一样。根据社会科学当前流行的说法，人们会认为，诸如领导层和公共舆论这样的不可预测的政治因素支配着民主化进程，并且使每一个国家的情形无论在其进程还是其结果上都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的不只是过去十五年的情形，而是整个历史的情形，那么完全可以说，自由民主正开始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民主时有起伏，但也一直存在着明显朝着民主方向前进的趋势。下面的图表说明了这一模式在历史中的发展情形。它表明民主的发展虽非一帆风顺，但也不是毫无方向的；拉丁美洲的情形是，民主国家数量1975年要少于1955年，整个世界的情形是，民主国家的数量1940年要少于1919年。民主的鼎盛期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那样的突变和逆流所打断。然而，所有这些倒退最终都被自身倒转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有了全面的显著增长。此外，要是苏联或中国在下一代完全地或部分地实现民主化的话，那么世界上生活在民主政府下的人口比例就会大大增加。事实上，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物经济自由主义的增长，是最近四百年来最引人瞩目的宏观政治现象。

世界范围的自由民主国家[12]

续表

的确，民主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相对罕见，在1776年前，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民主。（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民主政体，因为它没有系统地保护个人权利。）[13]若按存在的年数来算，工业生产、汽车和数百万人口的城市同样少见，倒是奴隶制、世袭君主制和王室通婚制这样的制度存在于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然而，重要的不是事件发生的频率或持续时间的长短，而是趋势：我们以为，在发达国家，城市或汽车的消失如同奴隶制的重现一样，其可能性在不久的将来微乎其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前自由革命值得注意的世界性特征才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它进一步表明，存在着一个为所有人类社会规定了共同的演进模式的基本过程——简言之，也就是某种类似于沿着自由民主方向进发的人类普世史的东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可否认会有高潮和低谷。但是，把自由民主在某个国家甚至世界的某个地区的失败，当作民主的全面缺陷，实乃一孔之见。制度本身的循环和中断与历史的方向性和普世性并不矛盾，恰如经济景气的时好时坏并不取消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民主国家数量的增加，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民主政府已经突破了它在西欧和北美的最初阵地，向世界上其他地区大步拓展，尽管那里并没有跟欧美同样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传统。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构成伊比利亚人的独特传统是，“渗透到骨子里的威权专制、王位世袭、天主信仰、等级森严、团体取向和半封建”。[14]把西欧或北美的自由民主标准用于西班牙、葡萄牙或拉丁美洲的国家，那就犯有“种族中心主义”之罪。[15]然而，那些普遍的权利标准是处于伊比利亚传统中的人们自己选择的，而且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进入了稳定的民主国家行列，并且日益与经济上一体化的欧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同样的标准对拉丁美洲、东欧、亚洲和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同样有意义。民主在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和那么多不同民族之间取得的成功表明，民主制度基于其上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不是偶然之物，也不是种族中心主义偏见的结果，而是人之为人的本性的发现，随着人的观点日益具有世界视野，这些发现的真理性不但没有缩减，而且日渐明显。

是否存在着一种把所有时代所有人的经验囊括在内的人类普世史这样的东西，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只是近来的事件迫使我们重新把它提了出来。从一开始，那些撰写普世史最为认真、最为系统的尝试者，都把自由的发展看作历史中的核心问题。大写的历史不是发生之事的盲目堆砌，而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在其中，人类发展出了关于正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观念，并把它们贯彻到底。如果我们现在无力想象一个与我们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本质上不同的世界，也找不到明确的或显然的方式，来表明未来世界会对我们的当前秩序有一个根本的改善，那我们也就必须来考虑历史本身可能走到了尽头这样的可能性了。

因此，第二部分将处理如下问题：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走出已成习惯的悲观主义、再次重新考量撰写一部人类的普世史，对于我们而言是否有意义。

[1] Dokumente zu Hegels Entwichlung, ed. J. Hoffmeister (Stuttgart, 1936), p. 352.

[2] 这一转变的综合论述以及其他相关论述，见 Sylvia Nasar, “Third World Embracing Reforms to Encourage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91) p. A1.

[3] 关于过去十多年间发生在拉丁美洲的革命独裁的合法性的重新思考，见Robert Barros, “The Left and Democracy: Recent Debates in Latin America,” Telos 68 (1986): 40—70. 关于东欧事件使得左派陷入混乱的一个例子，见André Gunder Frank, “Rev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 Lessons for Democratic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ists?) ” Third World Quarterly 12, no. 2 (April, 1990): 36—52.

[4] James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vol. I (New York: Macmillan, 1931), pp. 53—54.

[5] 若认可熊彼特对于十八世纪关于民主的诸种定义的限定，我们就能和他一样认为民主是“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而展开的自由竞争”。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50), p. 284.也见亨廷顿对于民主的诸种定义的讨论，Samuel Huntington,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 no. 2 (Summer 1984): 193—218.

[6] 公民权的扩大在绝大多数民主国家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其中包括英国和美国；当代的许多民主国家一直到二十世纪晚期才实行普遍的成人选举权，因而在此之前，很难说它们是民主国家。见Bryce, vol. I (1931), pp. 22—23.

[7] 在1989年的东欧革命之后，诸如埃及和约旦这样的中东国家面临着要求更多民主的压力。可是，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伊斯兰教仍是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正如阿尔及利亚1990年的市政选举或伊朗十年前的情形表明的那样，更多的民主可能不会带来更大的自由化，因为它会让那些希望确立普遍的神权政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掌权。

[8] 伊拉克尽管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但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党显然是一个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他在入侵科威特之后试图把自己打扮成伊斯兰权力的象征，这种做法是很虚伪的，因为它此前在与伊朗交战期间，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世俗价值的捍卫者与狂热的伊斯兰教的伊朗对抗。

[9] 当然，他们能够通过炸弹袭击和枪击这样的恐怖主义活动对自由民主国家造成严峻但不致命的挑战。

[10] 我在最初的文章“历史的终结？”中认为，自由民主制不存在具有活力的替代方案，结果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他们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许多其他的可能方案都可以替代自由民主制度。但是，这些批评者都不认为这些替代方案优于自由民主制，而且在围绕这篇文章的整个争论过程中，我发现没有人提出一种他或她个人认为更好的替代性社会组织形式。

[11] 关于这种情形的各种区分，见Robert M. Fishman, “Rethinking State and Regime: Southern Europ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42, no. 3 (April 1990): 422—440.

[12] 这个图表采自（稍作修改）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 (Summer 1983a): 205—235. 多伊尔（Doyle）认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应具备的条件包括市场经济、代议制政府、外交主权和司法权。同时，人口不到一百万的国家不包括在内。
表中所列的民主国家，其中有许多可能会引人争议。比如，保加利亚、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和土耳其被自由之家认为只是“部分自由”的国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最近选举的公平性受到质疑，或者是因为国家未能保护个体的人权。当然也存在着某种倒退：泰国自1990年之后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此外，还有许多在1991年转型为民主制的国家，或者承诺最近将进行自由选举的国家，没有列在名单之上。见自由之家的调查，Freedom at Issue (Jannuary-February 1990)。

[13] 因此，雅典的民主能够处死它最著名的公民苏格拉底，理由就是他所践行的言论自由败坏了青年。

[14] Howard Wiarda, “Toward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Iberio-Latin Tradition,” World Politics 25 (January 1973): 105—135.

[15] Howard Wiarda, “The Ethnocentricism of the Social Science (sic):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of Politics 43, no. 2 (April 1981): 163—197.

第二部分

人类的老年时代

第5章
普世史观念

就算是在梦中，历史的想象也从未走得如此之远；因为现在人类历史不过是动物和植物历史的延续；普世历史学家甚至在大海的最深处、在生命黏液中找到了自己的痕迹。他惊讶地面对着人类已走过的漫长道路，然而，令其目光眩晕的却是一个更大的奇迹，那就是现代人居然能够对这条道路一览无余！他骄傲地站在世界进程的金字塔尖；在他为其知识砌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似乎是在对倾听着的大自然大声呼喊：“我们到达了顶峰，我们就是顶峰；我们是大自然的完成！”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1]

人类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与世界史（history of the universe）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部关于我们所知的人类之事的百科全书式目录，而是力图在一般的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找出一个有意义的模式。[2]撰写一部普世史，这种努力本身就不具有对所有人和所有文化的普遍性。尽管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哲学和历史的传统，希腊的古史作家却从未进行过这项工作。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及了政体的某种自然循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则讨论了革命的原因以及一种政体如何让位于另一种政体。[3]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政体能够完全令人满意，而这种不满会使人们无限循环地用一种政体取代另一种政体。在这一序列中，民主并不具有特别的位置，善与稳定性也是如此；事实上，这两位作者都认为民主有让位于专制的倾向。此外，亚里士多德并未设想历史具有连续性。也就是说，政体循环是更大的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因而，大变动就像洪水一样会是周期性的，不仅消除现存的人类社会，而且会消除人类社会的所有记忆，迫使人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历史过程。[4]在希腊人看来，历史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

在西方传统中，最先确然推出普世史的是基督教。[5]没错，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也曾撰写过已知世界的历史，但是，基督教第一次提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并由此为世界上所有人构想了一个共同的命运。像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那样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对于希腊人或犹太人这样的具体历史是没有兴趣的；重要的是人之为人的救赎，以及那些本质上是上帝意志在尘世显现的事件。各个民族都不过是人类这棵大树的分枝，其命运可以理解为上帝对人类的安排。此外，基督教还引入了有时间起止的历史观念，根据这一观念，历史始于上帝造人，终于人的最后救赎。[6]对于基督徒来说，天国之门打开的审判之日，就是世俗历史的终结之时，那一刻，世间和世俗之事将彻底不再存在。正如基督教的历史叙述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历史的终结”是一切普世史写作的应有之义。历史中的具体事件唯有置于更大的目的或目标之下才有意义，而目的或目标的达成必定导致历史过程的完结。人类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所有的具体事件变得皆可理解。

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人兴趣的恢复，为思想提供了古人自身所没有的历史视野。把人类历史比作人的一生，或者认为现代人因为站在古人的成就之上，已经生活在“人类的老年时代”，这样的比喻和观念已出现于这一时期一些作家，如帕斯卡（Pascal）的著作中。[7]不过，早期出现的最重要的世俗版普世史，与十六世纪科学方法的确立有着密切的关联。提起这种方法，我们不禁会想到伽利略（Galileo）、培根（Bacon）和笛卡尔（Descartes）这些名字，它认定人类能够获得知识并因此能够征服自然，而自然则受一套一以贯之且普遍的法则支配。关于这些法则的知识不仅可为人所认知，而且是可积累的，也就是说，后世子孙不必付出先辈所付出的辛劳，而且还可以避免他们所犯过的错误。因此，现代的进步观念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功中有其根源，从而使弗朗西斯·培根基于指南针、印刷术以及火药这些发明，断言现代相对于古代的优越。进步就是对知识的永无止境的逐步获得，这一观念非常清晰地表述在贝尔纳·勒博维耶·德·丰特内勒（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88年的如下这段话中：

可以说，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心灵涵括了此前所有世纪的心灵；正是这个唯一的同一心灵一直在发展和提升自身……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人永不会老；他始终同样能做年轻时的工作，而且会越来越能够做他盛年时的工作；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人永远不会退化，人类智慧的增长和发展永不会完结。[8]

丰特内勒所设想的进步主要是在科学知识领域；他并没有提出一套相应的社会或政治进步的理论。社会进步这一现代观念的奠基人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因为正是他主张政治应摆脱古典哲学的道德枷锁，以及人要战胜命运的安排。启蒙运动时期的其他作家，如伏尔泰（Voltaire）、法国百科全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Turgot）及其朋友和传记作家孔多塞（Condorcet），则提出了其他的进步理论。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包括了人类普世史的十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尚未达到的——时代的特征是，机会平等、自由、理性、民主和普及教育。[9]与丰特内勒一样，孔多塞并未描述人的完美性，这就意味着还可能存在着一个目前尚不知晓的第十一个历史阶段。

然而，最严肃认真的撰写普世史的努力出现在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中。普世史这一观念就是伟大的伊曼努尔·康德1784年在一篇题为《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世史观念》（An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的文章中提出的。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六页，却为后来所有普世史的撰写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10]

康德完全清楚，“人间各种愚蠢的事情”在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任何特殊模式，人类历史也好像是战争和残酷连绵不绝的过程。不过，他仍然想知道，人类历史是否真的就不存在规则运动，那些在单个人看来混乱无序的现象，长期来看是否就不能揭示一个缓慢的进步过程。这一点对于人的理性的发展而言尤为真切。比如，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指望发现数学的全部奥秘，但是，数学知识的积累性特征，使得每一代人都能以先前世代所取得的成就作为基础。[11]

康德认为，历史应有一个终点，也就是说，有一个蕴含在人类当前潜能之中的最终目的，正是这个最终目的使整个历史变得可理解。这个终点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为“构建一个社会，使外部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即一部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实现最大限度的结合，是大自然交给人类的最高难题”。因此，这样一部正义的公民宪法的达成及其在全世界的普及，就是我们借以理解历史进步的标准。它还提供了另外一个标准，借此我们可以进行一项重大的抽象性努力，即把历史演进中的基本要素，与构成历史原始材料的事件的大量事实区分开来。因此，若把所有社会和所有时代考虑进来，普世史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是否有全面的理由让人们可以期待向共和政府——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前进的普遍的人类进步。[12]

康德还通俗易懂地勾勒了一种历史运行机制，正是这一机制推动人类走向自由制度所代表的更高层次的合理性。这个机制并不是理性，而恰恰是理性的对立面：即人的“反社会的社会性”（asocial sociability）所造成的自私自利的对抗状态，它使人类远离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携手进入公民社会，并由此推进艺术和科学，使这些社会之间保持着相互竞争。正是人的竞争性和虚荣心以及支配欲和统治欲是社会创造力的源泉，由此确保那些“田园牧歌式生活中无法出现的”潜力得以实现。

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世史观念》一文本身并不构成一部普世史。这位哲学家在六十岁之际撰写这篇论文仅仅是指出了，需要一个能够解释人类历史演化的普遍法则的新开普勒（Kepler）或牛顿（Newton）。康德认为，撰写这样一部历史的人必得是位天才，他必须既是哲学家——唯有如此他才能理解人类事务中的重要之事，又是历史学家——唯有如此他才能把所有时代所有人的历史融汇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他的叙述线条是这样的，“希腊历史影响了罗马国家的形成和解体，尽管罗马吞并了希腊；然后是罗马影响了后来毁灭它的野蛮人，如此一直顺延到我们的时代；如果再把各个开化民族的国别史片段补充进来，将会发现我们这块大陆上的国家形态有着合乎规律的进步（这个进步法则可能终将为所有其他国家所遵从）”。历史就是文明一个接着一个的破坏过程，不过，每一次破坏都从被破坏的先前时期中保留了一些东西，从而为更高层次的生活铺设好了道路。康德谦逊地声称，撰写这种历史的任务超出了他的能力，可是这项工作一旦成功，就可以为人类指明一个清晰的未来图景，从而有助于世界共和政府的确立。[13]

撰写一部基于对经验历史的把握并具有严肃哲学气质的普世史，康德的这一计划留给了他的继任者黑格尔，他在康德死后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一计划。黑格尔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从未获得过好评，他被指责为反动的普鲁士君主政体的辩护者、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先驱，最糟的是，从英语视角来看，他是一位晦涩难懂的形而上学家。[14]对黑格尔的这种偏见，使人们认识不到他作为一位构建现代性的哲学家的重要性。无论是否承认自己受惠于黑格尔，我们都要把我们今天的意识的最基本方面归功于他。

黑格尔的体系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显然都具体而微地实现了康德对于普世史撰写所提出的构想。[15]跟康德一样，黑格尔把他的计划确定为撰写一部普世史，借此提供“绝对精神（即集体的人类意识）在潜在知识的发掘过程中的展现”。[16]黑格尔力图解释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各种国家和文明里的“善”，说明它们最终被颠覆的原因，以及每一种被推翻的国家和文明中留存下来的、并因此为更高的发展水平铺平道路的“启蒙种子”。恰如康德有一个“反社会的社会性”观点，黑格尔认为历史中的进步并不源自理性的稳步发展，而是通过导致人们冲突、革命和战争的各种激情之间的盲目作用——即他著名的“理性的狡黠”（cunning of reason）——实现的。历史在连续的冲突过程中向前发展，其中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则因各自的内在矛盾发生碰撞而崩溃。然后，它们被矛盾较少因而更高的体系和制度所取代，后者又将产生新的不同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辩证法。黑格尔是第一批认真对待印度和中国等欧洲之外的“其他民族的国别史”的欧洲哲学家之一，并把它们整合进了他的整体框架之中。而且正如康德所设定的那样，历史的过程有一个终点，那就是世间自由的实现：“世界的历史无非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普世史的展开可以被理解为人类自由之平等性的发展，黑格尔把这一点归纳为一句格言，即“东方各民族只知道某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某些人是自由的；而我们知道所有人（即人之为人）绝对是自由的”。[17]在黑格尔看来，人类自由的具体化就是现代的宪政国家，或者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人类的普世史无非就是人向完全合理性的攀升，以及对这一合理性如何在自由的自治政府中表达自身的自觉。

黑格尔常常被指控为国家及其权威的崇拜者，进而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敌人。对这一指责做一个较为全面的考察，显然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18]这里只需用黑格尔自己的话就足以表明，他是位主张自由的哲学家，认为整个历史过程以自由在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实现而完结。黑格尔远不是什么国家的维护者，他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辩护者，也就是说，他也是一位为确保私营经济和政治活动这一广大领域不受国家控制进行辩护的哲学家。马克思就是这样理解他的，这也是他把黑格尔当作资产阶级的卫道士加以抨击的原因所在。

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人们也有大量的曲解。这一点始于马克思的合作者恩格斯，后者认为辩证法是一种方法，可以脱离黑格尔体系的内容单独来运用。其他人则断言，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工具，借此人们可以独立于真实历史事件的经验材料和知识，从先验的或逻辑的第一原则推出整个人类历史。这种对于辩证法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只要读读黑格尔关于历史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事件和历史偶然性在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19]黑格尔的辩证法类似于柏拉图派的先驱苏格拉底的对话，即两个人在诸如善的本性或正义的含义这样的重要问题上展开的交谈。这样的讨论基于矛盾原则得到解决：也就是说，自我矛盾较少的一方获胜，如果在交谈的过程中发现双方都有自我矛盾，那么就会出现没有原初的两个意见的那些矛盾的第三方意见。不过，这第三方意见自身可能包括一些新的、未曾预见的矛盾，因此仍会引发另一场交谈，产生另一种解决。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不只是出现在哲学讨论的层面，而且也会在社会之间发生，或者，恰如当代的社会科学家会说的那样，还会在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出现。我们可以把历史描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一场对话，在这场对话中，那些具有严重的内在矛盾的社会就会崩溃，继而被其他设法克服了那些矛盾的社会所取代。因此，在黑格尔看来，罗马帝国最后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它虽确立了所有人普遍的法律平等，却未能承认人的权利和人的内在尊严。唯有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我们才找到这一承认，它基于道德自由确立了人的普遍平等。[20]同样，基督教世界也会有其他矛盾。典型的例子是中世纪的城市，在其内部得到保护的商人，正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胚芽。他们出众的经济效率，最终暴露出了加之于经济生产力的道德限制的不合理性，继而废除了他们诞生于其中的中世纪城市。

黑格尔与丰特内勒或孔多塞这些早期的普世史作家最大的实质性区别在于，他的那些自然、自由、历史、真理和理性概念，有着深厚得多的哲学基础。黑格尔当然不是写作历史的第一个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个历史主义哲学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认为真理在本质上具有历史相对性的哲学家。[21]黑格尔主张，一切人类意识都受其周围环境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境况的限制——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受到“时代”限制。过去的思想，无论是普通人的、伟大哲学家的还是科学家的，都不会是绝对地或“客观地”真，而只有相对于这个人所居于其中的历史或文化视域的真。因此，人类历史不仅必须看作是不同文明和物质成就之间的延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应看作不同意识形式之间的延续。意识——即人类思考对与错、所满意的活动、对于诸神的信仰等这些基本问题的方式，甚至是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一旦这些观点相互矛盾，就可以说其中的绝大多数观点是错误的，或者说是“虚假意识”的形式，这些会被随后的历史揭示出来。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本身都不是真的，但它们是意识形态，源自相信它们的人特定的历史需要。尤其基督教，它是一种产生于奴隶制的意识形态，而它那普遍平等的主张符合的是要求解放的奴隶的利益。

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激进性如今已很难理解，因为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我们自己的智识视野。我们认定，对于思想而言存在着一种历史的“透视主义”，且对并非“时新的”思考方式有一种普遍的偏见。当代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中就隐含着历史主义，她们认为自己的母亲或祖母献身于家庭不过是前人古怪的遗传。由于祖先对男性支配文化的自愿服从，这种情形在“她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正确的，甚至可能让她感到幸福，然而如今却不再令人接受，成了一种“虚假意识”。历史主义也隐含在黑人的如下态度中，他坚决认为白人不可能理解作为一个黑人意味着什么。尽管黑人和白人的意识并不必然为历史时代所分隔，但是，他们会被各自生长的文化和经验视野所分隔，而要跨越这一鸿沟，可用的交流手段极其有限。

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激进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关于人的概念中。实际上，除了卢梭这个重要的例外，黑格尔之前几乎每一个哲学家都认为存在着一种所谓“人性”的东西，即一系列多少具有不变特性的用以描述人之为人的东西——激情、欲望、能力、德性等等。[22]尽管作为个体的人显然各有不同，但人的本质特性并不因时间而有所更改，无论他是中国的农民，还是现代欧洲的工团主义者。这一哲学观点体现在“本性难移”这种常见说法中，这里的本性通常是指那些令人厌恶的人性特征，比如贪婪、好色或残忍。与此相反，黑格尔尽管并不否认人具有因身体需要而来的自然欲望，比如食物或睡眠，但是他认为，人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不确定的，因此人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本性。[23]

因此，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人之欲望的本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时期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24]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当代的美国人、法国人或日本人会花费大部分精力去追求物质——某一款型的汽车、某一品牌的运动鞋或某位设计师设计的礼服，或去追求身份地位——满意的邻居、学校或工作。这些欲望对象中的绝大多数在过去甚至并不存在，因此在早前时期也无法被人们欲求，而且可能也不会被今天仍然处于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所欲求，因为他们的时间花费在寻求更为基本的需要上，如安全或食物。消费主义以及迎合其需要而产生的市场营销学，所针对的正是人自身创造出来的欲望，而这些欲望将来又会让位于其他欲望。[25]我们当前的欲望受我们的社会环境的限制，因而也是我们过去的整个历史的产物。欲望的具体目标只是随时间变化的“人性”诸方面的一个方面；而与人性特征其他因素相关的欲望的重要性，也在演化。因此，黑格尔的普世史不只是对知识和制度的进步的说明，也是对人自身变化着的本性的说明。因为人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不是某物，而是成为某种不同于以往之所是的东西。

黑格尔不同于丰特内勒以及他之后更为激进的历史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认为历史进程会无限地持续下去，而是会随着现实世界中自由社会的实现走向终结。换句话说，也就是会有一个历史的终结。这并不是说从人类的生死、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事件会终结，也不是说关于世界的事实知识可以封笔了。然而，黑格尔把历史定义为人向更高层次的理性和自由的进步，这一过程在绝对自我意识的实现中有一个逻辑终点。他认为，这种自我意识体现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正如人的自由体现在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出现的以及美国革命后北美出现的现代自由国家中。当黑格尔在1806年耶拿战役之后宣告历史已经结束之时，他显然不是在说自由国家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胜利甚至在当时他所住的德国乡下都不是确定的。他说的是，奠定着现代自由国家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已经被发现，并在最发达的国家得到贯彻，而且不再有比自由主义更优越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原则或形式了。换句话说，自由社会没有早前社会组织形式所特有的“矛盾”，由此给历史辩证法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黑格尔阐述他的体系那一刻起，人们就没有怎么认真对待他的如下主张：历史随着现代自由国家的实现而终结。紧接着，黑格尔就受到十九世纪另一位伟大的普世史作家马克思的抨击。甚至，我们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受惠于黑格尔，正是因为黑格尔的遗产是经由马克思传到我们这里的，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大量挪用了黑格尔的体系。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人类事务具有历史性这一根本观点，根据这一观念，人类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完成从原始社会结构向更复杂、更高级的社会结构的进化。他也同意，历史进程在本质上是辩证的，也就是说，早前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包含的“内在矛盾”日益明显，由此导致它们崩溃，进而为某种更高级的形式所取代。而且，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认为，历史会有终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预见了一种没有矛盾的最终的社会形式，这一社会形式的实现将终结历史进程。

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历史终结时会出现何种社会。马克思认为，自由国家无法解决一个基本的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这一基本矛盾。马克思用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来反对黑格尔，认为自由国家并不意味着自由的普遍化，而只是某个特定阶级即资产阶级自由的胜利。黑格尔认为，异化——人与自己分离并因此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历史终结之时，有可能在自由国家中通过对自由的哲学承认而得到充分解决。相反，马克思认为，在自由社会中，人仍然与自己相分离，因为资本这种人造物成了人的主人，控制和支配着人。[26]在黑格尔看来，自由国家的官僚机构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他称之为“普遍阶级”；而在马克思看来，它只是代表了公民社会中的特殊利益，即那些支配着它的资本家的利益。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并没有实现“绝对的自我意识”，而且他自己就是时代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卫道士。马克思版本的历史终结，只有在真正的“普遍阶级”即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时才会到来，随后，全球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实现将一劳永逸地终结阶级斗争。[27]

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自由社会的批判，如今我们非常熟悉，无需在这里重复。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现实社会之基础的决定性失败——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四十年之后变得非常明显——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普世史的黑格尔版本最终也跟马克思版本一样，并不更具有预言性。这一可能性在本世纪中叶由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提出，他是一位法国籍的俄裔哲学家，他1930年代在巴黎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开设的一系列研讨班课程，影响甚大。[28]如果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黑格尔阐释者，那么科耶夫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黑格尔阐释者。与马克思一样，科耶夫不只是限于阐释黑格尔的思想，而是创造性地用黑格尔的思想来构建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理解。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描述，可以让我们一窥科耶夫的才华和原创性：

［科耶夫］令那些惯于怀疑或批评的高级知识分子着迷。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在于他的才华和精湛的辩证技艺……［他的演讲艺术］与他所处理的主题以及他的个性密切相联。他的主题将世界史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Pheonomenology）融为一体。世界史通过《精神现象学》变得清楚明白。一切都显得富有意义。甚至是那些不相信历史定数的人，那些怀疑艺术背后隐藏着技巧的人，也无法抗拒这位魔术师的魔力；在听他讲课的时候，那些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变得一目了然，一听便懂，正足以表明他的方法对头。[29]

科耶夫讲授的一个令人惊讶的核心主张是：黑格尔基本上是对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在1806年已经终结，尽管它在随后的岁月里经历了许多曲折。要从科耶夫著作的层层反讽中读出他的真实意图，并非易事，但是，在那些看似奇特的结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思想：法国大革命形成的自由和平等原则，代表了人类意识形态演进不再可能进步的终点，它体现在科耶夫所谓的现代“普遍同质国家”中。科耶夫当然知道1806年之后发生过无数次的流血战争和革命，然而，他认为这些战争和革命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区域调整”。[30]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并不代表一个比自由民主更高的阶段，就它们最终都是把自由、平等普及到全世界各个角落而言，它与自由民主同属一个阶段。尽管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当时看来像是划时代的事件，然而，它们唯一持续的影响在于，把已然确立的自由平等原则传播到此前落后、被压迫的民族，进而迫使那些已然按照这些原则生活的发达国家更加完善地实施自由平等原则。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段文字一窥科耶夫的才华和他的独特之处：

通过观察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反思自耶拿战役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黑格尔把这场战役看作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对的。在这场战役中而且通过这场战役，人类的先锋事实上达到了极限点和目的地，即人的历史演进的终结点。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在法国实现的普遍革命力量在空间上的扩展。从真正的历史观点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大大小小的革命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使得边远地区的落后文明提升到最发达的（或真或幻的）欧洲历史水平。俄国的苏维埃化和中国的共产化，即便有多于或不同于（希特勒式的）德意志帝国民主化或多哥兰独立乃至巴布亚民族自决的意义，那也不过是由于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式的革命在中国和苏联的实现，迫使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加快消除诸多企图复辟到革命前的逆流而动的后果。[31]

在科耶夫看来，战后的西欧国家充分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达到了高度的物质丰富和政治稳定。[32]因为这些国家是不再有基本“矛盾”的社会：它们自足自立，不再有进一步为之奋斗的伟大政治目标，从而能够专心于经济活动。在他的后半生，科耶夫放弃教学工作，去欧洲共同体做官了。他相信，历史的终结意指的不仅是重大政治斗争和政治冲突的终结，也意味着哲学的终结；于是，欧洲共同体也就成了历史终结在制度上的适当体现。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巨著所代表的普世史，后来也为其他著作所延续，只是不怎么引起人们注意。十九世纪下半叶，关于进步的社会演进出现了许多较为乐观的理论，比如实证主义者奥古斯都·孔德（Auguste Comte）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学说。斯宾塞认为社会演进是更大的生物进化过程的一个部分，因此要服从类似于适者生存那样的法则。

二十世纪也出现了好几种普世史写作的尝试，不过它们显然具有较为悲观的特征，其中包括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The Study of History），而汤因比也正是从斯宾格勒的著作中获得灵感。[33]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把历史划分为不同民族的历史（斯宾格勒称之为“文化”， 汤因比则称之为“社会”），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遵从某种发展、衰亡的定律。因此，他们打破了线性史观的传统，此一传统始于基督教历史学家，并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种单一的、进步的人类史中达到顶峰。在某种意义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返回到了各民族的循环历史，这正是希腊和罗马历史编纂的特征。这两部著作在当时都广受欢迎，但它们有一个类似的结构缺陷，因为将文化或社会跟生物机体相类比是颇成问题的。斯宾格勒因其悲观论调仍受人们欢迎，似乎对亨利·基辛格之流的政治人物仍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未能达到其德国前辈那样的严肃程度。

二十世纪所撰写的最后一种重要的普世史，并非单个人的作品，而是以美国人为主体的一批社会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努力的成果，其总标题为“现代化理论”。[34]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Das Kapital）的英文版序言中说道，“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那些较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不过是展现了自己的未来形象”。无论自觉与否，这就是现代化理论最初的前提。通过大量利用马克思的著作以及社会学家韦伯（Weber）和涂尔干（Durkheim）的著作，现代化理论断言工业发展遵循着一套连贯的增长模式，而且届时会产生某种横跨不同国家和文化的统一的社会政治结构。[35]通过研究英美等最先实现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国家，人们就能揭示一种所有国家最终都会遵循的普遍模式。[36]尽管马克斯·韦伯对于日益高涨的人类历史“进步”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持一种绝望的悲观态度，但是，战后的现代化理论却赋予他的观念明显的乐观主义色彩，人们甚至可以说，是典型的美国派。尽管现代化理论家对于线性的历史演进会如何展开，是否存在着取代现代性的道路，存在着分歧，但是，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的，而在历史的尽头矗立着的，则是发达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些现代化理论家带着极大的热情，把他们的新社会科学用于帮助第三世界新独立的国家发展经济和促进政治。[37]

不过现代化理论最终却遭遇到种族中心主义的指责，也就是说，它把西欧和北美的发展经验提升到了普遍真理的层面，忽视了它自身的“文化局限”。[38]一位批评者控诉道：“西方政治和文化霸权的结果助长了种族中心主义观念，即认为唯有西方的政治发展才代表有效的模式。”[39]这种批评比如下这种简单的指责要深刻得多：在英美等国所遵循的具体道路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现代性道路。它质疑的是现代性概念本身，尤其质疑是否所有国家都确实想要采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以及是否并不存在同样有效的文化起点和文化终点。[40]

种族中心主义的指控敲响了现代化理论的丧钟。因为那些提出这一理论的社会科学家与他们的批评者一样，有着共同的相对主义假设：他们认为自己确实没有可用来为自由民主的价值辩护的科学基础或经验基础，他们能够强调的仅仅是自己并没有种族中心主义的意图。[41]

完全可以说，二十世纪形成的严重的历史悲观主义，使绝大多数的普世史都不再可信。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利用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为恐怖统治辩护，令这个词在许多人眼中有一种特别不祥的隐喻。历史是有方向的、有意义的、进步的甚至是可理解的，这一观念与我们时代的思想主流格格不入。像黑格尔那样谈论世界历史，只会招来那些自以为把握了世界的复杂性和悲剧性的知识分子的冷笑嘲讽。因此，这一世纪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成功的普世史作家，只能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这样的学者，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他们描述的正是西方价值和西方制度的没落。

然而，尽管我们的悲观主义是可理解的，但从实证角度看，它与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一连串事件恰相矛盾。我们有必要问一问，我们的悲观主义是否正在成为一种姿态，像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一样轻易地被接纳？因为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以期望作为掩饰，显现的只是愚蠢，而悲观主义者即使证明是错误的，也仍维持一种深邃、严肃的姿态。因此，采取第二种态度更为保险。然而，民主力量出现在从未期待其出现的世界某些地方，威权政府动荡不安，以及完全见不到可取代自由民主的自圆其说的理论方案，迫使我们重提康德的老问题：从比康德时代更具世界主义的观点来看，真有人类的普世史这样的东西吗？

[1] Nietzsche,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Books-Merrill, 1957), p. 55.

[2] 事实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撰写的就是这样一部关于希腊社会和野蛮人社会的百科全书式记录，但很显然，对于一位非专业的读者而言，是难以从中找到一条共同线索的。

[3] 见Republic, Book VII, 543c—569c, and Politics, Book VIII, 1301a—1316b.

[4] 关于这一点，见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p. 299.

[5] 过去两种撰写普世史的极其不同的视角，见J. B.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and Robert Nisbet,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6] 如今为许多非基督教国家采用的、通行的以基督诞生为分界线的公元前后纪年法，可以追溯到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这位十七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学家的著作。见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49, 51.

[7] 其他早期现代的普世史撰写还有Jean Bodin, Louis Le Roy的De la vicissitude ou variété des choses en l’ univers以及一个世纪后的Bossuet的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Paris: F. Didot, 1852)。见Burry, pp. 37—47.

[8] 引自Nisbet (1969), p. 104. 也见Bury (1932), pp. 104—111.

[9] 见Nisbet (1969), pp. 120—121.

[10] 对康德这一文章的论述，见Collingwood, pp. 98—103; 以及William Galston,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especially pp. 205—268.

[11] “An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 in Immanuel Kant, On History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3), pp. 11—13.

[12] Ibid., p. 16.

[13] Kant, “Idea” (1963), pp. 23—26.

[14] 黑格尔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传统中被肤浅地误读，可谓比比皆是。例如：
但是就黑格尔而言，我甚至不认为他有什么才能。他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作家。哪怕是他的那些最热心的辩护者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风格“确实令人反感”。就他著作的内容而言，要说他有什么超凡之处，那只能是他显然缺乏原创性。……他一心一意把借来的思想和方法用于一个目标：反对开放社会，服务于他的雇主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若不是因为它更为有害的后果，若不是它表明了一个小丑何以能轻易地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整个黑格尔的故事根本就不值得叙述。（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227）
从他的形而上学可以得出，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对独断权威的服从，言论自由是一种恶，绝对君主政体是好的，普鲁士是当时存在着的最好国家，战争也是好的，而一个为和平解决争端而设立的国际组织则是一种不幸。（Bertrand Russell, Unpopular Essay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1］, p. 22）
对黑格尔的自由资格加以抨击这一传统，在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那里延续着：
黑格尔《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的细心读者都不会把他误认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说，黑格尔的政治理论是一个普鲁士保守分子的观点，他认为1806年耶拿战败后进行的改革完全足够了。（“Endism,” London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3, 1989］）

[15] 这一观点见Galston (1975), p. 261.

[16] 这一引文出自黑格尔历史讲演录的学生笔记，后来以《历史哲学》为名为我们所知，见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Sibre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pp. 17—18.

[17] Hegel, (1956), p. 19.

[18] 对黑格尔是一位独裁主义者这一传统观点的有益纠正，见Shlomo Avineri, Hegel’s Theory of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Steven B. Smith, “What Is Right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no. 1(1989a): 3—18. 让我们来看几个黑格尔被误解的例子，黑格尔确实支持君主制，但是他在《法哲学》第275—286节论述的君主制概念接近现代国家的领袖概念，与现今的立宪君主制类似；它远不是对同时代的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维护，而可以被理解为对现实制度的隐微批判。确实，黑格尔反对直接选举，支持以阶层来组织社会。但并不能因此得出他反对人民主权原则本身。黑格尔的社团主义可以当作托克维尔的“结社技艺”来理解：在一个大的现代国家中，政治参与必须经由一系列较小的组织和社团才能有效运行，也才有意义。每个阶层中的成员都不是基于出生而是基于职业来划分的，并且是开放的。至于黑格尔对战争的颂赞这一问题，见本书第五部分最后一章。

[19] 强调黑格尔体系的非决定论方面的解读，见Terry Pinkard, Hegel’s Dialectic: The Explanation of Possibil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 Hegel (1956), pp. 318—323.

[21] 这个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应该跟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以及其他著作中对于这同一个术语的运用不同。由于一贯缺乏洞见，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声称能够根据过去的历史预测未来，借此他把柏拉图这样的相信存在着一个不变的、作为根基的人性的哲学家，也看作黑格尔那样的“历史主义者”。

[22]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出了一种关于人的历史叙述，其中人的欲望的性质随时代而发生根本变化。

[23] 别的先不说，这至少意味着人类并不完全受制于支配着大自然其余部分的自然法则。然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却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人的研究类似于自然的研究，因为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并无不同。或许正是这一假设，是社会科学无法把自身确立为一门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科学”的根源所在。

[24] 见黑格尔在《法哲学》的第190—195节对欲望的可变本性的论述。

[25] 黑格尔论消费主义：“英国人所谓的‘舒适’是某种无穷无尽、毫无限制的东西。［因为其他人会向你揭示你认为的］舒适在某个阶段上是不舒适的，而这样的揭示永无止尽。因此，对更大舒适的需要并不是直接产生于你自己；它是那些意图从中获利的人制造出来的。”变体为笔者所加。《法哲学》，第191节补充。

[26] 马克思的这种解释在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变得很流行。

[27] 关于这些不同观点，见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28] 科耶夫在高等应用学校的讲稿收入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 (Paris: Gallimard, 1947)一书，英译本名为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trans. James Nichol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科耶夫的学生有不少下一代的名人，包括：雷蒙·凯诺（Raymond Queneau）、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雷蒙·阿隆、埃里克·韦尔（Eric Weil）、乔治·费萨尔（Georges Fessard）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关于科耶夫学生的完全名录，见Michael S. Roth, Knowing and Histor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25—227. 关于科耶夫，也见Barry Cooper, The End of History: An Essay on Modern Hegelian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29] Raymond Aron, Memoris (New York and London: Holmes and Meier, 1990), pp.65—66.

[30] 明确来说，“自［1806年］这一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切只是区域调整。中国革命不过是把《拿破仑法典》引入中国”。这一段话出自一个访谈，见La quinzaine littéraire, June 1—15, 1968,引自Roth (1988), p. 83。

[31] Kojève (1947), p. 436.

[32] 把科耶夫本人看作一位自由主义者，是成问题的，因为他常常坦诚自己对斯大林的极度崇拜，并且认定美国、苏联和1950年代的中国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美国人看起来是富裕的中国人和苏联人，那是因为俄国人和中国人只是仍处于贫穷但正在快速富裕起来的美国人。”尽管如此，这同一个科耶夫也是欧洲共同体和资产阶级法国的忠实仆人，认为“美国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因为现实地来看，从现在起，‘无阶级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可以拿取他们认为好的一切，只是劳动并不因此成了他们欲求的活动。”战后的美国和欧洲无疑比斯大林的苏联更好地实现了“普遍承认”，这使得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科耶夫比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科耶夫似乎更可信。Kojève (1947), p. 436.

[33] Max Beloff, “Two Historians, Arnold Toynbee and Lewis Namier,” Encounter 74 (1990): 51—54.

[34] 没有哪个单一的文本给出了现代化理论的权威定义，多年来，出现了许多针对原初设想的变种。除了在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中提到之外，现代化理论也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不同著作中得到阐述，特别是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37), with Edward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and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1). 关于帕森斯观点的一个简洁的、相对好理解的论述，见他的“Evolutionary Universals in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June 1964): 339—357. 这一传统包括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1963年至1975年间资助的九部作品，最初的一本是Lucian Pye的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最后一本是Raymond Grew的Cris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关于这一文献的历史概览，见下面这本文集中的塞缪尔·亨廷顿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文章（Gabriel Almond），Myron Weiner and Samuel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and Leonard Binde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velopment Theo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8 (1986): 3—33.

[35] Capital, vol. 1, trans. S. Moore and E. Aveling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p. 8.

[36] 例见Lerner (1958), p. 46.

[37] 经济发展这一概念非常直观，但是“政治发展”这一概念却并非如此。这一观念潜藏着一种关于政治组织的历史形式的等级，对于绝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而言，自由民主是这一等级的顶点。

[38] 因此，美国政治科学专业的大学生所使用的一份标准的调查问卷写道：“关于政治发展的文献仍然充斥着民主多元化的稳定方向及其对修正性变化的强调……由于缺乏相应的概念来应对激进的变化和基本的体系转型，美国的社会科学充斥着对于秩序的规范性承诺。”James A. Bill and Robert L. Hardgrave,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Quest for Theor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73), p. 75.

[39] Mark Kesselman, “Order or Movement?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Ideology,” World Politics 26, no. 1 (October 1973): 139—145. 也见Howard Wiarda, “The Ethnocentrism of the Social Science ［sic］: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olicy,”Review of Politics 43, no. 2 (April 1981): 163—197.

[40] 沿着这些思路展开的其他批评包括Joel Migdal, “Studying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 The State of the Art,” in Ada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83), pp. 309—321; and Nisbet (1969).

[41] 因此，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一个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概述中回应了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指控，他援引了Lucian Pye的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大意如下：“文化相对主义这一代的教育有其影响，社会科学家对于任何暗示了‘进步’信念或‘文明阶段’信念的概念都感到不安。”Weiner and Huntington (197), p. 447.

第6章
欲望的机制

让我们回到开头，即在不借助早前权威的历史理论的情况下来看这个问题：历史具有方向性吗？有理由认为存在着一种朝向自由民主的普遍演进吗？

我们先只考虑方向性问题，至于方向性是否意味着道德或人类幸福方面的进步这一问题，我们暂且搁置一边。所有或绝大多数社会都按照某种一致的方向演进，还是说这些社会的历史要么在循环，要么完全行进在任意的道路上？[1]若是后一种情形，那么人类有可能完全重复过去的社会或政治制度：奴隶制可能重现，欧洲人可能会再给国王和皇帝加冕，而美国妇女可能会丧失选举权。与此相对，方向性的历史则意味着，任何社会组织，一旦被取代，就不会再为同一个社会重复（当然，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能够重复一种类似的演进模式）。

但是，如果历史永不会重复自身，那么就必定有一个稳定一致的机制或一套历史原动力，规定着历史按一定的方向演进，并且以某种方式把早前时期的记忆保存至今。循环史观或任意史观并不排除社会变迁的可能性以及发展的一定规则性，但是，它们并不寻求历史因果的唯一原动力。它们还必须包括一个断代（de-generation）的过程，借此彻底清除关于早前成就的意识。因为若没有这样一种总体的历史遗忘的可能性，那么，每一次相续的循环，哪怕是小规模的，都要建立在早前循环的经验基础之上。

为了理解是何种机制赋予了历史方向性，首先让我们向丰特内勒和培根讨教，并且假定知识——尤其是我们能够通过科学获得的关于自然宇宙的知识——是历史方向性的关键。因为，只要我们环视人类社会活动的整个领域，就会发现唯一被明确公认具有累积性和方向性的活动是现代自然科学。然而，绘画、诗歌、音乐或建筑这些活动却不是如此：仅仅因为劳申伯格（Rauschenberg）和勋伯格（Schoenberg）生活在二十世纪，是没法认定前者是一个比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更好的画家，后者是一个比巴赫（Bach）更高超的音乐家的；莎士比亚和帕台农神庙都代表着某种完美，说“超越”它们毫无意义。然而，自然科学则是自我积累的：伟大的艾萨克·牛顿都不知晓的关于自然的某些“事实”，如今为物理系任何一个大学生获得，仅仅是因为他或她出生在牛顿之后。对于自然的科学理解既非循环，也非任意；人类不会周期性地回到同样的无知状态，现代自然科学的结果也不会屈从于人的任性。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探究科学的某些分支，而把另一些搁置一边，并且他们显然能够如其所愿地应用探究的成果，但是，无论是独裁者还是议会都无法废除自然规律，不论他们多么想这样做。[2]

科学知识已经有了长期的积累，并且在形塑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方面具有始终如一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常常未被注意到。掌握了冶铁和农业技术的社会，与只会使用石器或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社会，十分不一样。然而，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也就是说，由于笛卡尔、培根和斯宾诺莎这些人在十六、十七世纪对科学方法的发现，科学知识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现代自然科学开辟了征服自然的可能性，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而只是某些欧洲人在历史某个时刻的发明。然而，科学方法一旦发明出来，就会为理性的人普遍掌握，潜在地可以为一切人所获得，无论其文化或民族差异。科学方法的发现令历史有了之前和之后时期这样一个基本的、非循环的区分。而且它一旦被发现，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不断展开，就为解释后来历史发展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方向性机制。

现代自然科学产生既具方向性又具普世性的历史变化，其第一种方式是军备竞赛。科学的普世性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首先就是因为国际体系中战争和冲突的盛行。现代自然科学让那些能够最有效地发展、生产和运用技术的社会拥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而且随着技术变革加速，技术所赋予的相对优势也在扩大。[3]祖鲁族的战士无论有多勇敢，他们的长矛仍敌不过英国人的步枪：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在十八、十九世纪征服绝大多数如今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就在于掌握了科学，而且也正是那些源自欧洲的科学的传播，现在正使得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二十世纪重获一定程度的主权。

战争的可能性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既能令社会向理性化方向发展，也能推动在不同文化间创建统一的社会结构。任何一个想要维持政治自主的国家，都被迫采用敌人和对手的技术。然而，更有甚者，战争的威胁迫使各个国家重组自己的社会体系，以便尽可能地利于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比如，为了与邻国竞争，各个国家都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也是国家统一的强大动力；它们必须能够在国家范围内调动资源，这就要求确立一个具有税收和立法权力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它们就必须打破各种可能阻碍国家统一的地方、宗教和血缘纽带；它们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以培养出一批能够处理技术的精英；它们必须密切注意国外的发展；由于拿破仑战争时期普遍征兵制度的引入，它们还必须为社会的贫苦阶级提供参政的机会，以便需要时能够进行总动员。所有这些发展都可能因其他原因——比如经济原因——而产生，但是战争以其特有的敏锐方式表明了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并且为现代化成功与否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检验。

历史上有许多所谓“国防现代化”的例子，这些国家因受到军事威胁而被迫改革。[4]十六、十七世纪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如路易十三时代的法国或腓力二世时代的西班牙，为了保证与邻国作战所需的开支，都力图尽可能地巩固其在领土内的权力。在十七世纪，这些君主制国家一百年中只有三年没有打仗；维持军队所需的巨大经济要求，是中央集权政府打破封建制度和地方机构权力，创建我们所谓的“现代”国家结构的主要动因。[5]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兴起，贵族特权逐渐被削弱，这对法国社会起到了夷平效果，从而为新社会集团的出现开辟了道路，这个新社会集团在大革命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类似的过程也出现在奥斯曼帝国和日本。1798年，法国军队在拿破仑的指挥下入侵埃及，震动了埃及社会，导致埃及军队在奥斯曼帝国帕夏（pasha，即高级将领）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的领导下进行重大改革。这支由欧洲人帮助训练的新军队非常成功，威胁到奥斯曼帝国对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从而促使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仿照前两个世纪的欧洲君主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1826年，马哈茂德通过屠杀禁卫军（宫廷侍卫中的精英团），打破了封建秩序，开办一系列世俗学校，并且极大地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官僚的权力。同样，司令官佩里（Perry）率领的美军舰队船坚炮利的绝对优势，最终让日本的大名（编按：日本旧时对封建领主的称呼）相信，他们除了开放国家、接受国外竞争的挑战，别无选择。（这一趋势并不是没有受到抵抗；一直到1850年代，枪炮专家高岛秋帆仍因提倡采用西方军事技术而入狱。）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新一代领导废除旧式的寺学，改行国家管理的义务教育制度，招募大量的农民军，以取代武士集团，并且建立了国家的税收、银行和货币制度。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期间发生的全面转型，日本国的重新中央集权化，其动力在于这样一种紧迫感：如果它不想丧失自己的国家独立，像中国那样沦为欧洲列强瓜分的对象，就必须学着吸收西方技术。[6]

在其他情形中，耻辱的败仗也是进行理性的社会改革的动力。普鲁士的凡·斯坦因（vom Stein）、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进行改革的动力，就在于他们认识到，拿破仑之所以能够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的国家，是因为普鲁士国家的落后及其与社会的完全疏离。军事改革，如普遍征兵制，也随着《拿破仑法典》一道被引进普鲁士，这一事件在黑格尔看来，意味着现代性在德国的到来。[7]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俄国，它在过去三百五十年间的现代化和改革过程，主要是由军事野心和军事挫败驱动的。[8]彼得大帝力图把俄国转变为一个现代欧洲君主制国家，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现代化；圣彼得堡这座城市最初就是作为涅瓦河口的海军基地来设计的。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直接导致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的改革，其中包括废除农奴制，而它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则促成了斯托雷平（Stolypin）的自由主义改革，并使俄国进入了1905—1914年的经济增长期。[9]

或许，国防现代化最近的例子是初始阶段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从他和其他苏联高级官员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初考虑要对苏联经济进行根本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认识到苏联若不改革，就很难在二十一世纪保持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力。尤其是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SDI）对苏联形成了一个严重挑战，因为这一计划所造成的威胁会使苏联整个一代的核武器作废，由此把超级大国之争带入苏联处于明显弱势的领域，比如微电子技术和其他创新技术。包括许多军界领袖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认识到，勃列日涅夫留下来的腐败的经济体制，是无法跟上一个由战略防御计划主导的世界的，因此，他们愿意为了长期生存而接受短期的裁军。[10]

悖谬的是，国家间持续的战争和军备竞赛，反倒成了国家统一的巨大动力。即便战争会导致毁灭，它另一方面也迫使国家接受现代技术文明和支撑它的社会结构。无论人是否在意，现代自然科学都把自身强加于人：绝大多数国家若想保持民族自治，就无法拒斥现代性的技术理性主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康德关于历史变化是人的“反社会的社会性”的结果这一论断的一个例证：是冲突而非协作令人们首先生活在社会中，然后更充分地发展社会的潜能。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块与世隔绝或无人愿去的地方，那倒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技术理性主义的需求。不过，有些国家很幸运。比如，霍梅尼治下的伊朗需要防御伊拉克等强邻的入侵，但伊斯兰教的“科学”却没法生产F-4战斗轰炸机和奇伏坦主战坦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所以有底气抨击制造出这些武器的西方理性主义，完全是因为它可以用自己的石油收入来购买它们。事实上，统治伊朗的毛拉们只需注视着地面喷出的贵重资源，就可以耽于世界范围的伊斯兰革命这样的宏伟计划，这对于不如它那般幸运的其他国家而言，是不敢想的。[11]

第二种方法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发展的方案，为了满足人的欲望，现代自然科学逐渐征服自然，由此被认为产生了具有方向性的历史变化。工业化不仅仅是把技术密集地应用于生产过程和新机器的创造。它也把人类理性运用于社会组织问题和创造合理的劳动分工。理性既被用于新机器的创造，又被用于生产过程的组织，这完全超出了科学方法的早期提倡者的预料。在西欧，人均收入从十八世纪中叶至今已经增长了十倍，而当时就已经超过了当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收入。[12]在所有社会，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某种统一的社会转型，无论它们先前的社会结构是什么。

现代自然科学通过确立变动不居的生产力范围，规定经济发展的方向。[13]这一技术范围展开的方向，与一种日益合理的劳动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4]比如，通讯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改进——道路建设、船舶和港口的发展、铁路的发明等等——使市场的扩张得以可能，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通过劳动组织合理化实现经济的规模化发展。当一个工厂只是向一两个当地的村庄销售产品时，专业化劳动可以说无利可图，然而，一旦它向全国甚至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销售产品时，专业化劳动就会变得有利可图。[15]于是，由这些变化而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扩大了国内市场，并且导致了进一步劳动分工的需求。

合理的劳动组织，必然要求对社会结构进行某种协调一致的大规模变革。工业社会必定主要是在城市，因为唯有在城市中才能找到让现代工业运转起来所需的足够技工，也唯有城市才有维持高度专业化的大型企业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它建立在如下这样一个信念之上：黑人产业工人只能永久地居住在乡村。劳动市场要有效运行，劳动力就必须日益流动起来：不能将工人长期拴在某种特定工作、特定场所或特定社会关系上，必须让他们自由流动，自由地学会新工作和新技术，并且自由地把劳动力卖给出高价者。这对传统的社会团体，如部落、氏族、大家庭、宗教派别等，造成了强有力的破坏作用。传统社会团体在很多方面更能带来人性上的满足，但是，由于它们并不是按照经济效率的合理原则组织的，因而日渐丧失了活力。

取代它们的是“现代的”官僚组织形式。工人被这些组织接受，是基于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所具有的能力，而不是因为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而他们的成绩则是根据已定的普遍规则来衡量。现代官僚机构通过把复杂的任务划分为较为简单、具有等级结构的任务，其中许多可以通过流水线来完成，从而使合理的劳动组织制度化。合理的官僚组织在一个工业化国家，可能最终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至于所说的组织是政府机构、工会、公司、政党、报纸、慈善机构、大学，还是专业协会，是不重要的。与十九世纪相比，那时有五分之四的美国人是自营职业者，而不是官僚组织的部分，可如今，只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还属于自营职业者。这种“计划外的革命”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会相继发生，无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它们从中得以发生的前工业化社会的宗教和文化背景有什么差异。[16]

当然，工业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官僚机构的日益扩张，或者巨大的工业联合体。因为，超过了一定的点，大的官僚机构会日益变得缺乏效率，陷入经济学家所谓的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的窘境，因而还不如大量的小规模组织有效率。如软件工程这样的现代产业，也没有必要落户于大城市。尽管如此，这些相对较小的单位仍须根据合理原则来组织，并由一个城市化社会来支撑。

合理的劳动组织不应该被认为本质上是与技术创新相分离的现象；两者都是经济生活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前者属于社会组织领域，后者属于机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主要基于机器生产（即技术的应用），而非劳动分工，而且他希望有一天劳动分工能够被废除。[17]技术有可能消除城市与乡村、石油大王与油田工人、投资银行家与垃圾收集工之间的差别，由此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钓鱼，傍晚牧牛，晚餐后从事批判”[18]的社会。不过，世界经济发展后来的历史情形表明这种说法并未成真：合理的劳动组织对于现代的经济生产力而言仍至为根本，甚至过细的劳动分工造成的思维麻木也因技术进步而有所减轻。共产主义政权试图消除劳动分工、终结专业化分工的奴役状态的做法，只会导致比马克思所谴责的曼彻斯特工厂还要可怖的暴政。[19]毛泽东好几次想竭力消除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在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及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然而，这两次尝试都导致了难以想象的人类灾难。红色高棉（Khmer Rouge）1975年后在柬埔寨推行的城乡融合政策，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无论是劳工组织[20]，还是官僚机构[21]，都不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事物；其新颖之处是它们在经济效率原则下的彻底合理化。正是这种合理性的要求，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打上了齐一性的烙印。人们在前工业化的社会中可以有不同的追求目标：宗教或传统会告诫人们，贵族武士的生活要优越于城市商人的生活；牧师会为某种商品规定一个“公正的价格”。但是，依据这样的规则运行的社会，其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因此它无法像依据理性规则运行的社会那样快速地发展经济。

为了说明劳动分工的同质化力量，让我们通过具体事例来看看它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内战中战胜共和国军队时，西班牙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西班牙右派的社会基础是乡村的豪绅和地主，这些人能够利用传统和个人忠诚动员广大的农民支持者。黑手党之类的组织，无论是在新泽西还是巴勒莫，其运作的凝聚力靠的就是类似的这种个人关系和家族关系，萨尔瓦多和菲律宾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方军阀，同样是利用这类关系继续控制着农村政治。随着1950至1960年代西班牙经济的发展，现代市场关系被引入到了农村，由此导致了一场计划外的社会革命，摧毁了此类传统的荫庇—依附关系。[22]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涌入城市，从而夺去了豪绅的支持者；而地主自身也转变为面向全国甚至国际市场的更有效率的农业生产者；而那些仍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则成了售卖劳动力的契约雇工。[23]如今，即使再出一个佛朗哥，他也不会再有招募军队的社会基础了。经济合理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黑手党存在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意大利南部，而不是工业化了的意大利北部。基于非经济纽带的荫庇—依附关系当然还存在于现代社会——我们都知道老板的儿子比其同事晋升快，招聘时会顾及到老同学关系，但是它们通常会被认为是非法的，因而只能私下里进行。

在这一章，我们尝试探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有方向吗？我特意用一种稚拙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因为我们中间仍有许多悲观主义者，他们不认为历史有任何方向性。我们选择了现代自然科学，作为历史朝一定方向变化的可行的基础性“机制”，因为这是唯一为人们所公认的具有累积性和方向性的大规模社会活动。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性展开，使人们理解了历史演进的许多具体细节，比如，为什么在汽车和飞机被发明出来并作为代步工具前，人们的出行工具是马车和火车，或者，为什么后来的社会比先前的社会更加城市化，又或者，在工业社会中，现代政党、工会或民族国家为什么会取代部族或部落成为集团忠诚的主轴。

然而，尽管现代自然科学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些现象，但是也还有许多其他现象——比如特定社会所选择的政体形式——要解释起来就非常困难。此外，尽管现代自然科学可被认为是方向性历史变化的可用“校准器”，但它决不应该被当作变化的终极原因。因为，人们随即就会追问，现代自然科学何以当此？科学的内在逻辑或许能够解释它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科学自身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要追求科学。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不仅是因为人们对宇宙好奇，也是因为科学满足了人们的安全需要，以及无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的欲望。现代公司之所以供养着研发人员，并不是出于对知识的抽象的爱，而是为了赚钱。经济增长的欲望似乎是今日所有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但是，如果人不只是一种经济动物，那我们就会认为，上述解释是不完整的。这是一个我们很快就会再谈到的问题。

目前，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所蕴含的历史方向性，我们还没有给予任何道德或伦理评价。应当承认，劳动分工和日益发展的官僚化，对于人类的幸福意味着什么，根本而言仍不清楚，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以及其他最初把这两种社会现象指认为现代生活的核心特征的社会科学家，也都强调了这一点。目前，我们根本没法毫无负担地认定，现代科学提升经济生产力的能力，让人们比过去更道德、更幸福或过得更好。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想暂时表明的是，有充分理由认为，历史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在朝着一个前后连贯的单一方向前进，而我们还要进一步考查沿着这一结论会产生的结果。

如果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导致了方向性的历史，那么自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可以不去发明它吗？可以不让科学方法再支配我们的生活吗？工业化的社会有可能返回到前现代的、前科学的社会吗？总之，历史的方向性是可逆转的吗？

[1] 这种循环论有某些当代的辩护者；见欧文·克里斯托对我最初的文章“历史的终结？”的回应，载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26—28.

[2] 现代自然科学的累积和进步性质受到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质疑，他指出科学中的变革具有中断和革命的性质。从他那些最为激进的观点来看，他完全否定关于自然存在着一种“科学的”知识的可能性，因为科学家借以理解自然的所有“范式”最终都会失败。那就是说，相对论并不是对已然确立的牛顿力学真理补充了新的知识增量，而是在根本上否定了牛顿力学。
不过，库恩的怀疑主义与我们目前的论点并不相关，因为一个科学范式并不因其具有一贯的、深远的历史效果而在终极的认识论意义上必定为“真”。它只是必须能够成功地预测自然现象，从而让人操控它们。牛顿力学在速度接近光速时就会失效，以及它无法作为发展原子武器或氢弹的基础，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足以作为掌握自然的其他方面的手段，比如地球引力、蒸汽运动或远程炮弹。此外，范式中的等级不是人而是自然确立的：在牛顿运动规律发现之前，是无法发现相对论的。正是范式中的这种等级，使得科学知识的进步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单向性。
见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second edi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articularly pp. 95—110, 139—143, and 170—173. 对库恩的这种批评的评论，见Terence Ball, “From Paradigms to Research Program: Towards a Post-Kuhnia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 no. 1 (Feburary 1976): 151—177.

[3] 技术落后的国家“打败”技术先进的国家，这样的例子也有一些，比如越南打败美国，或者阿富汗打败苏联，但是打败的缘由在于双方极其不同的政治代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两个例子中技术都提供了军事胜利的能力。

[4] 见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54—156. 这一观点也见Walt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6—27, 56.

[5] Huntington (1968), pp. 122—123.

[6] 关于土耳其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之间的比较，见Robert and Ward and Dankwart Rustow,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Turke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7] 关于普鲁士的改革，见Gordon A.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35—53; and Hajo Holborn, “Moltke and Schlieffen: The Prussian-German School,” in Edward Earle, ed., Th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 172—173.

[8]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7. 当然，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毁坏传统的或封建的制度的同时，也创建了一种新的“现代的”官僚专制形式。格申克龙（Gerschenkron）以彼得大帝为例，指出现代化导致了对农民的更大压榨。

[9] 军事推动的现代化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比如中国的“百日维新”，则是因中国在1895年被日本打败促发的，而伊朗礼萨汗（Reza Shah）在1920年代进行的改革，则是在1917—1918年被苏联和英国入侵之后。

[10] 然而，像情报局前负责人奥加尔科夫（Ogarkov）元帅这样的苏联高级军官，就从未接受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作为军队革新问题的解决方案。保持军事上的竞争力的需要，这更可能是戈尔巴乔夫在1985—1986年的想法中的一个因素。因为随着改革变得愈益激进，军事战备愈益受到更严厉的内部挑战。到1990年初期，改革进程本身已经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经济，也使得军事上的竞争力大大减弱。从苏联军事的角度来谈经济改革的需要的文献，见Jeremy Azrael, The Soviet Civilian Leadership and the Military High Command, 1976—1986 (Santa Monica, Calif.: The RAND Corporation, 1987), pp. 15—21.

[11] 许多这样的观点，见V. S. Naipaul, Among the Believers (New York: Knopf, 1981).

[12] Nathan Rosenberg and L. E. Birdzell, J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Western Miracle,”Scientific American 263, no. 5 (November 1990): 42—54；关于十八世纪的人均收入，见David S. Lander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3.

[13] 现代自然科学所依赖的技术和自然规律，为变化过程提供了一定的规则性和连贯性，但它们无法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所意指的那样以某种机械的方式决定经济发展的特征。比如，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认为美国的工业组织形式——它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强调标准化产品的大批量生产，并且不惜以生产工艺典范为代价进行高度专业化分工——并不是一种必然的组织形式，它几乎在同样程度上不为具有不同民族传统的其他国家所采用，例如德国和日本。见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 19—49, 133—164.

[14] 我们将使用“劳动组织”这个术语，而不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劳动分工”，因为后者意味着把手工劳动日益分成无需动脑的简单劳动。尽管后者出现在工业化过程中，但是技术方面的其他进步渐渐地在倒转这一过程，从而以更多思想内容、更具复杂性的劳动取代手工劳动。马克思关于工业世界中的工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这一观点基本上没有实现。

[15] 新的日益专业化的劳动的扩张反过来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应用新技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中指出一个简单劳动的集中往往是如何带来机器生产的新的可能性，而一个技工由于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劳动中常常注意不到这一点；因此，劳动分工常常导致新技术的发明，反之亦然。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9—20.

[16] 查尔斯·林德布卢姆（Charles Lindblom）指出，在1970年代末，有一半美国人在私营部门的官僚机构工作，同时还有一千三百万美国人在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工作。见他的著作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p. 27—28.

[17] 马克思承认，亚当·斯密认为机器生产要从属于劳动分工是对的，但这种说法只适合于十八世纪晚期之前的制造业时期，那时对于机器还只有零星的使用。见Marx (1967), vol. 1, p. 348.

[18] 这个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的著名说法，很难当真。抛开废除劳动分工的经济后果不说，这种业余艺术爱好的生活能否令人满意，也不清楚。

[19] 在这一方面，苏联人一般来说更有感觉，尽管他们也已经中断了所谓的又“红”又“专”道路。见Maurice Meisner, “Marx, Mao, and De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History,”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p. 79—116.

[20] 涂尔干指出，劳动分工概念在生物科学中日益被用来描述非人的有机体，这一现象最基本的一个例子是男人和女人在生育孩子上存在的生物性劳动分工。见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p. 39—41, 56—61. 也见马克思在如下著作中对劳动分工的起源的论述，Marx (1967), vol. 1, pp. 351—352.

[21] 大规模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是前现代帝国的特征，比如中国和土耳其。然而，这些官僚组织并不是为了经济效率的目的组织起来的，因此能够与停滞的传统社会相容。

[22] 当然，这些革命常常得益于以土地改革为形式的有意识的政治干预。

[23] Juna Linz, “Europe’s Southern Frontier: Evolving Trends toward What?” Daedalus 108, no. 1 (Winter 1979): 175—209.

第7章
大门口没有野蛮人

在澳大利亚电影导演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的影片《冲锋飞车队》（The Road Warrior）中，建立在石油之上的现代文明在末日之战中陷入崩溃。科学已经失传；未来的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开着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和沙漠越野车，飞奔在人烟稀少的澳大利亚内地，企图偷取他人的汽油和子弹，因为生产技术也已经失传。

现代的技术文明遭遇灾难性毁灭，我们一下子被拉回到野蛮状态，这种可能性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主题，尤其是二战之后，核武器的发明几乎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情形往往是，人类堕入其中的这种野蛮状态，并不只是早前社会组织的完全重现，而是古老社会形式与现代技术的奇异混合，就像帝王和公爵结伴乘坐太空船环游太阳系一样。然而，如果我们关于现代自然科学与现代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混合”结果就不会长久：因为，若科学方法本身没有遭到毁灭或拒斥，现代自然科学最终就会再生，并且必定会重新创造现代的、合理的社会世界的方方面面。

因此，让我们来看看如下问题：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有可能通过拒斥科学方法或因科学方法的丧失而逆转历史的方向？这一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第一，现代自然科学会被现存社会有意识地拒绝吗？第二，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会导致现代自然科学不由自主地失传吗？

对技术和合理化社会的有意拒斥，在现时代的诸多群体中可以见到，从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到1960年代的嬉皮运动，再到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目前，技术文明最为清楚有力的反对者来自环保运动。当代的环保主义包括许多不同的团体和思想流派，不过，其中最为激进的一支抨击的是通过科学征服自然的整个现代方案，并且认为，如果能不操控自然，让自然回复到更近原始的前工业化状态，人们可能会更幸福。

几乎所有反技术的学说，都能在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思想中找到共同的起源，他是第一个质疑历史“进步”之善的现代哲学家。卢梭在黑格尔之前就明白了人类经验本质上的历史性，以及人的本性自身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过，与黑格尔不一样的是，他认为历史的变化只会使人们陷入深深的不幸。让我们以满足人的需要的现代经济能力为例。卢梭在他的《第二篇论文》（the Second Discourse，编按：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人的真正需要实际上很少：人需要遮风挡雨的住屋和充饥的食物；甚至安全也不一定是一种基本需要，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人们与他人的接触必然会形成相互威胁。[1]人的所有其他需要都不是幸福所必需的，它们都是源于人与其邻居的攀比能力，以及人有我无的被剥夺感。换句话说，现代消费主义所激发的需要源自人的虚荣心，或卢梭所谓的amour-propre（自尊）。问题在于，人自身在历史中创造出来的新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现代经济尽管极具效率且不断革新，也总是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创造出另一个新的需要。人们之所以不幸福，并不是因为它们无法满足某些确定的欲望，而是因为新的需要及其满足之间持续地存在着鸿沟。

卢梭举了个收藏家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他说，收藏家因收藏不够而感到的不悦，要远远超过他因拥有一些藏品而来的满足感。人们可以在极具创新的现代电子消费品产业中找到更具当代性的例证。在1920和1930年代，一个家庭的最高消费热望就是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今天，在美国连十几岁的孩子都有好几部收音机，而且若是没有一款任天堂游戏机、便携式光盘播放机或BP机，他们是很难满足的。此外，显然获得这些东西也无法使他们满足，因为那时日本人又发明了他们希望拥有的某种新的电子玩意儿。

按照卢梭的说法，人要有可能得到幸福，就必须从现代技术的单调工作及其所创造的需要的无限循环中摆脱出来，恢复自然人的某种完整性。自然人既不生活在社会中，也不会与他人比较，更不用生活在充满恐惧、希望和期待的世界中，这些东西都是社会人为造成的。相反，他因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感受，体验到自己作为自然世界中的一个自然人的感受，而觉得幸福。他并不试图想用理性去掌控自然；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因为自然本来就是有益的，而且作为一个离群索居的个体，理性对他反而是不自然的东西。[2]

卢梭对文明人的抨击，提出了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它触及了征服自然的整个计划，即不把树木山川看作休憩沉思之地，而是看作原材料。他对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经济人的批判，仍是当前绝大多数对于无限制发展经济的抨击的基础，而且也是绝大多数当代环保主义的思想基础（尽管常常是无意识的）。[3]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持续，因此而来的自然环境恶化日益明显，卢梭对经济现代化的批判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想象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极端激进的环保主义，以升级版的卢梭主义为基础，寻求拒斥整个征服自然的现代计划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技术文明？从种种理由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第一个理由跟当前经济增长所形成的期望有关。尽管个人和小团体可以“回归自然”，辞去投资银行家或房地产开发商的工作，到阿迪朗达克山（Adirondacks，编按：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北部，多湖泊和森林，风景秀美，是著名的夏季疗养地和旅游地）的湖边生活，但是，如果全社会都拒斥技术，则意味着欧洲、美国和日本整个脱离工业化，而作为结果，它们会转变为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样一来，或许会少一些空气污染和有毒废弃物，但同时也少了现代的医疗和通讯，少了计划生育并因此少了性解放。然而，大多数人与其说从新需要的循环中解脱了出来，不如说重新过上了一种贫农生活，束缚在土地上，从事着令人腰酸背痛的没有尽头的循环劳动。当然，许多国家曾好些世代处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水平，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无疑有相当可观的幸福感；然而，那些体验过技术社会的消费主义的人，再来过这样的生活是否还有同样的幸福感，就值得怀疑了，如果让他们把整个社会换成这样的情形，那就更不可想象了。此外，只要还有其他国家不打算脱离工业化，那些已经脱离了工业化的国家的公民，就会一直以那些国家为标准来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缅甸拒斥在其他第三世界地区普遍实行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在国际上保持孤立，这样的做法或许在前工业化的世界行得通，但在一个有着蓬勃发展的新加坡和泰国这样的地区，则很难维持下去。

倘若使技术发展冻结在当前的水平上，或者严格限制只允许某些技术革新，由此来与技术断交，或许还有一定的现实性。尽管这样做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更好地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处于随意选择的技术水平上的生活会特别令人满意。它既无法使动态的、增长着的经济充满活力，也不能真正地回归自然。这种使技术停滞的做法，在像基督教门诺派（或称阿米什派）这样的小宗教团体中曾经奏效过，但是，要想让它在大规模而等级分化的社会中实现，就困难得多。如果可分享的经济蛋糕越来越大，当前在发达国家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在政治上的破坏性就要小得多；而如果美国像东德那样陷入严重的经济停滞，则这些不平等就会严重得多。此外，使技术停滞在当前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高水平上，对于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似乎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而且第三世界要追赶至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全球生态系统是否能吃得消，依然是成问题的。有选择的技术革新也会引起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谁有权威来决定可接受的技术。技术革新一旦成为政治问题，难免会给整个经济增长浇上一盆冷水。

此外，环境保护非但不要求与现代技术及其所创造的经济世界断绝关系，而且从长远来看，还必须以经济世界作为前提。实际上，除了德国绿党芬迪派和其他一些极端分子，主流的环保运动认为，环境问题最现实的解决方案可能在于创造替代技术，或积极保护环境的技术。健康的环境是一种奢侈，只有那些拥有财富和经济活力的国家才能负担得起；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不论有毒废弃物的处理还是热带雨林的砍伐，都是些发展中国家，它们要么是为贫困所迫除了开采自然资源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要么是根本没有实施环境保护法的社会规范。相反，尽管有酸雨的侵蚀，美国东北部和北欧的许多地区如今的森林植被，要比一百年前甚至两百年前茂密得多。

因此，基于上述理由，我们的文明自愿选择卢梭式方案，拒斥现代自然科学已然在当代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不过，还是让我们也来看一下更极端的情形吧：如果发生全球核战争或环境的全面崩溃，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它们都破坏了当代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情形中，即便我们不是出于自愿，灾难也会强迫我们做出上述选择。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的毁灭，这显然是可能的；事实上，现代技术已经给了我们瞬间完成这种毁灭的手段。但是，摧毁现代自然科学本身，把我们从科学方法对我们生活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使整个人类永久回到前科学的文明水平，这可能吗？[4]

让我们来看看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战争情形。自广岛被炸以来，我们就把核战争看作这样的一种情形，但如今某些新的可怕的生化武器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使这样的一场战争不会导致核冬天，即使某种其他的自然过程不会使地球变得完全无法让人居住，我们也必须假定，这样的冲突会毁灭交战国大量的人口、国力和财富，还可能祸及他们的同盟国，而且对中立国也会造成破坏性后果。这就有可能出现重大的环境后果，从而使军事灾难与生态灾难同时出现。世界政治的结构也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交战国可能失去大国地位，他们的领土被坐山观虎斗的国家分割和占领，甚或遭到严重污染毒化，无人愿意再生活在那里。这样的战争可能会席卷所有能够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先进国家，摧毁他们的工厂、实验室、图书馆和大学，毁灭关于如何制造有如此巨大杀伤性武器的知识。至于免遭战争直接蹂躏的世界其他地区，也可能出现对战争以及使其得以可能的技术文明的极度厌恶，从而使许多国家自愿放弃先进武器和制造这些武器的科学。战争的幸存者可能会比现在更加坚决拒斥威慑政策，因为很显然这样的政策无法保护人类免于毁灭，他们变得更加明智和温和，会寻求比当前世界所实行的更彻底的方式来控制新技术。（诸如因全球变暖而导致的冰山融化或北美和欧洲沙漠化这样的生态灾难，同样能够导致人们努力去控制造成这种灾难的科学发明。）科学引起的恐怖可能会导致反现代、反技术的宗教的复兴，它们的作用在于，为阻止发明潜在地具有致命性的新技术，竖立道德和情感的堤坝。

然而，即使这些极端的情形，似乎也不可能打破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控制，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身的能力。其理由仍在于科学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因为，即使人们可以摧毁现代武器以及制造它们的具体知识，也无法消除使这样的制造得以可能的方法的记忆。人类文明因现代通信和运输而达成统一，这意味着没有哪部分人类没有意识到科学方法及其潜能，哪怕有些部分的人类目前还无法产生技术，无法成功地运用技术。换句话说，大门口没有了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力量一无所知的真正野蛮人。只要这一点是真实的，能把现代自然科学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就会继续比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占有更大优势。刚刚过去的战争所造成的无谓的毁灭，并不一定让人们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军事技术会用于理性的目的；然而，却可能会有更新的军事技术让他们相信会给他们带来决定性优势。那些良善国家——它们从灾难中汲取了温和的教训，从而懂得试图去控制导致灾难的技术——仍处于一个存在着邪恶国家的世界，后者把灾难看作实现自己野心的机遇。正如马基雅维利在现代之初所说的那样，良善国家若想维持生存、保持国家完整，就必须学邪恶国家的做法。[5]它们即使只是为了保卫自身，也必须维持一定的技术水平，实际上，如果所面对的敌人是革新者的话，它们还必须鼓励军事领域的技术创新。那些试图控制新技术发明的良善国家，也不得不逐渐让技术这个魔鬼再次钻出瓶底，即使是以再三犹豫、有所节制的方式。[6]人类在大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甚至会增强，如果它在本性上也是生态的话，因为技术可能是使地球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唯一方式。

只有当我们假定某个文明可以不留痕迹地完全消失的情形下，一部真正循环的历史才是可设想的。事实上，这样的历史在现代自然科学发明之前存在过。然而，现代自然科学无论为善还是作恶的力量都如此巨大，人们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能够被完全遗忘或“不被发明”，除非在肉体上把整个人类消灭。如果进步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支配是不可逆转的，那么一种方向性的历史，以及所有其他随之而来的多种多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可逆转的。

[1] 也就是说，卢梭并不如霍布斯和洛克那样认为攻击是人的本性，是原初的自然状态中的天然情形。由于卢梭的自然人需要极少，那些仅有的需要相对而言较易得到满足，因此没有理由抢夺或谋杀同胞，事实上，也没有理由生活在一个公民社会中。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3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64), p. 136.

[2] 关于这一自然完整性的意义以及卢梭的存在感受的论述，见Arthur Melzer,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Man: On the System of Rousseau’s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尤其是pp. 69—85.

[3] 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的The End of Na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认为，我们第一次处在消灭不为人类行动触及或操控的自然领域的边缘。这一说法当然是对的，但麦吉本为这一现象判定的时间至少晚了400年。原始的部族社会就改变了他们的自然生活环境；它们与现代技术社会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但为了人类的善而征服自然、操控自然的计划是早期现代科学革命的核心；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人抱怨作为一种原则的操控。我们今天当作“自然”的东西——无论是洛杉矶国家森林公园，还是阿迪朗达克风景区——在许多方面就像帝国大厦或航天飞机一样，不过是人类技能的结果。

[4] 我们现在还不能假定，现代自然科学或以其方式带来的经济发展是好的，因此我们应推迟应当如何看待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的判断。如果我们的历史悲观论者是对的，如果现代技术不能让人们更幸福，而是成为人们的主人和破坏者，那么就可以说，那种把历史一笔勾销、迫使人类重新开始的大灾难，就不是自然的残酷无情，而恰恰是自然的仁爱。这正是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们冷酷地认为，人类的所有发明创造，包括他们自己的作品，最终都会在人类从一个循环到下一个循环的转变中失传。关于这一观点，见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Glence, Ill: Free Press, 1958), pp. 298—299.

[5] 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与战争艺术相关的发明必须得到鼓励，这一观点所蕴含的困难是为马基雅维利批判古典政治哲学提供基础的唯一因素。”Strauss, p. 299.

[6] 一个替代性解决方案就是，用一个世界政府来取代国家间的国家体系，由此来禁止危险技术，或者由此对技术使用范围达成一个全球协议。除了有很多原因使这一安排难以确立之外，即使在一个后灾难的世界，技术革新的问题也不一定会得到解决。科学方法仍会被犯罪集团、民族解放组织或者其他异议者所利用，从而导致国内的技术竞争。

第8章
无止尽的积累

我们的国家很不幸。有人决定要在我们身上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试验——命运恰好把我们迫入了这一方向。他们不是在非洲某个国家，而是在我们国家开始这种试验。最终，我们证明这一观念并无生存之地。它只是把我们推离世界文明国家已经走上的道路。今天，40%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要凭配给票领取产品，这种实实在在的屈辱就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这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屈辱，它无时不在地提醒我们：在这个国家你就是一个奴隶。

——鲍里斯·叶利钦，在民主俄罗斯集会上的演讲

莫斯科，1991年6月1日

至此我们已经证明，现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展开产生了一种方向性的历史，以及某种横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统一的社会变迁。技术和合理的劳动组织是工业化的前提，而工业化又带来了城市化、官僚化、大家族关系和部族关系的解体、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社会现象。我们已经表明，现代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支配在任何可预设的情形下，哪怕是最极端的情形下，都不大可能被倒转。不过，我们还没有证明科学必定会在经济领域导向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导向自由民主。

事实上，有许多国家已经走过了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即它们经济上发达，实现了城市化和世俗化，并且拥有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结构，以及教育水平相对良好的人口，但它们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民主国家。许多年来，这种情形最主要的例子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它在1928年至1930年代晚期之间实现了梦幻般的社会转型，从一个拥有大量农民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强国，但它却没有赋予公民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确实，苏联出现的这种转型速度似乎向许多人证明，警察国家专制统治下的中央计划经济，比自由人运作的自由市场经济能更有效地实现快速工业化。艾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在1950年代的著作中仍然认为，中央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的无政府运作方式更有效率，而且国有产业比私营部门的产业更有能力实现工厂和设备的现代化。[1]既是社会主义又经济发达的东欧国家在经历1989年之后仍然存在，似乎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与经济现代化并非不可调和。

共产主义世界的这些例子一度表明，现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展开，恰好把我们导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合理的官僚专制噩梦，而非一个开放的、创造性的和自由的社会。因此，我们的机制需要扩展。除了要说明经济发达的国家为什么需要城市化社会和合理的官僚制之外，机制还应该进一步证明，我们为什么应该期望一个朝向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最终演进。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来探究“机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个是发达的工业社会，一个是不发达的社会。我们先表明机制以某种方式使资本主义势所必然，然后回到是否也能期望它产生民主政治这个问题。

尽管无论对于宗教右翼的传统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社会主义而言，资本主义都是道德沦丧的代名词，但是，它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可行的经济体制所获得的最终胜利，比起自由民主在政治领域的胜利更容易根据机制来加以解释。因为在成熟的工业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被证明能够比中央计划经济更有效地开发和使用技术，适应变化迅速的全球劳动分工状况。

如今我们知道，工业化不是国家借以突然推进到现代化的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没有明确终点的连续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今天的现代事物很快就成了明天的古代遗物。那些满足黑格尔所谓的“需要体系”的手段，随着需要本身的变化稳定地发生变化。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早期的社会理论家而言，工业化由轻工业构成，比如英国的纺织业或法国的陶瓷业。不久，它们就让位于铁路普及、钢铁制造、化学工业、造船业、其他形式的重工业的发展以及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出现，对于列宁、斯大林以及他们的苏维埃接班人而言，以上种种构成了工业现代化。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达到这一水平，日本和其他的西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达到这一水平，苏联和东欧国家则在1950年代达到这一水平。今天，对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这一水平不过是工业发展需要途经的一个中间阶段。现在取代它的是有着以下种种不同名称的一个阶段：“成熟工业社会”、“大众高消费”阶段、“电子技术时代”、“信息时代”或“后工业时代”。[2]尽管这些具体的表述各有不同，但它们全都强调信息、技术知识和服务取代重工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自然科学，以我们熟悉的技术革新和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继续规定着“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它所发挥的作用与它在社会进入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时几乎相同。丹尼尔·贝尔在他1967年的著作中指出，一项新技术革新的首次发现与其商业化之间所需的平均时间，从1880至1919年间的30年，缩短为1919至1945年间的16年，再缩短为1945至1967年间的9年。[3]计算机和软件这些最先进技术的产品周期，如今已是以月而不是以年来计算，这一数字甚至还在日益缩短。但这种数字既没有显示出1945年以来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的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其中许多是全新的；也没有显示出这类经济以及维持其运行的新型技术知识的复杂性，不只是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知识，而且还有营销、金融、分配等方面的知识。

同时，马克思时代已经预示但仅仅得到部分实现的全球劳动分工，已经成了一个现实。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国际贸易以13%的年增长率增长着，而国际金融那样的特殊部门的增长率甚至更高。而在此前的数十年里，这一增长率很少超过3%。[4]运输和通信成本的持续走低，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实现，其规模甚至可能大大超过了最大的国内市场，比如美国、日本或者西欧各国的国内市场。结果就成了另一个意料之外的渐进革命：为了购买德国汽车、马来西亚的半导体、阿根廷的牛肉、日本的传真机、加拿大的小麦和美国的飞机，绝大部分人（生活在共产主义世界的人们除外）竟统统走到唯一的市场上来。

技术革新和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使经济的各个层面对技术知识的要求大大增加，因此在人员需求上——直白点说——会想的高过会做的。这就不仅需要科学家和工程师，还需要为他们提供支持的全部结构，比如公共学校、大学和通信产业。现代经济生产更多的“信息”内容体现在如下情形中：从事“传统的”制造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服务部门工作的人——专业人员，经理，办公人员，从事贸易、营销和金融的人员，以及政府职员和医务人员——越来越多。

对于所有追求“后工业化”的工业经济而言，决策权下放和市场化是不可避免的演进方向。尽管中央计划经济在煤炭、钢铁和重工业时代能够与资本主义相抗衡[5]，但是，它们完全无法应对信息时代的要求。事实上，人们或许可以说，在高度复杂和动态的“后工业”经济世界里，马列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遭遇了滑铁卢。

说到底，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与技术革新问题有关。科学探究最好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才得以自由地思考和交流，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因创新而得到回报。苏联和中国都鼓励科学探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或理论研究这些“安全的”领域，并且在航天和武器制造等领域提供物质奖励以促进技术创新。但是，现代经济的创新领域非常广泛，不仅包括高科技领域，而且包括一些琐屑的领域，比如汉堡包的营销和新保险的开发。苏联可以对核物理学家给予很高待遇，但是，对于需求稳步增长的电视机的设计者却没有给予什么待遇，至于有人想从事向新消费者推销新产品，这是一个在苏联和中国完全不存在的领域，就更是如此。

中央计划经济不能成功地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也无法有效地把新技术融入生产过程。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管理人员就必须掌握关乎其决策效果的足够信息，即由市场决定的价格。而且，最终还只有竞争才能确保通过价格体系得到的反馈是准确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早期改革，更广泛地说也包括苏联的早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都给了管理人员更大的自主权，但是由于缺乏合理的价格体系，经营自主权几乎毫无效果。

现代经济极其复杂，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无论技术如何先进，都没有能力管理。为了取代需求导向的价格体系，苏联的计划经济负责人曾试着颁布自上而下的对于资源的“社会公平”分配。许多年来，他们认为更大的计算网络和更好的线性规划可以使中央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但事实表明，这只是个幻想。苏联的国家物价委员会（Goskomtsen）每年必须审定二十万个价格，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每天要审定三到四个价格。但是，这还只占苏联官员每年审定的价格总数的42% [6]，而且，要是苏联经济能够提供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多种类的商品和服务，那么这个数字还只是需要审定的价格数量的一小部分。对莫斯科或北京的官员来说，如果他们所监管的只是生产数百或上千种商品的经济，那还有机会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价格；但是，在一个仅仅一架飞机就有数十万个零部件的时代，这样来定价绝无可能。此外，在现代经济中，价格日益反映着品质的差别：克莱斯勒男爵（Chrysler Le Baron）和宝马（BMW）从整体的技术特性上来讲都是同一档次的轿车，但是，消费者由于某种“感觉”而愿意在宝马上多花钱。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官员们在这上面的区别能力是可疑的。

中央计划的负责人由于要控制商品的价格和分配，从而使自身置于国际劳动分工之外，由此丧失了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共产党执政的东德，人口七百万，大胆地尝试在国内效仿世界经济，结果生产了一大堆可以在国外用更便宜的价格购买的产品，从冒黑烟的卫星牌轿车到获得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褒奖的存储片。

最后，中央计划经济破坏了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工作伦理。一旦个人的工作动机因社会经济政策而遭否定，那么再强烈的工作伦理都会被破坏，而工作伦理一旦被破坏，重建它就相当困难。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第四部分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许多社会的工作伦理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而是相应社会的前现代文化和传统的延续。强烈的工作伦理或许不是成功的“后工业化”经济的一个绝对条件，但它肯定是有助益的，而且会成为强调消费高于生产的现代经济趋势的一个关键的抗衡力量。

我们曾共同期望，工业成熟对技术治国的需要最终会导致共产主义中央管制的松动，进而为更加自由的、市场导向的运行方式取代。雷蒙·阿隆断言“技术的复杂性将削弱意识形态专家和军人的力量，而使管理阶层的力量增强”，这可谓是对早前的一个判断的呼应：技术治国论者将是“共产主义的掘墓人”。[7]这些预言最终被证明十分正确；西方人不能预期的是它们会需要多长时间得到证实。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已经表明自身完全有能力把各自的社会带入煤炭、钢铁时代：因为所涉技术并不怎么复杂，连被迫从农场赶到简单装配线上劳动的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也能够掌握。为这种经济运行所需的技术专家通常很听话，因而政治上容易加以控制。[8]斯大林曾把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Tupolev）关进古拉格，而后者最好的一种飞机设计正是在集中营里头完成的。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设法指派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并通过提供地位和报酬来换取他们对体制的忠诚。[9]毛泽东在中国的做法则有所不同：为了避免像苏联那样出现一个拥有特权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他发动了一场针对他们的运动，最初是在1950年代的“大跃进”期间，随后是在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工程师和科学家被迫下乡种田，以及从事其他繁重的体力劳动，而需要技术能力的位置则由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专家担任。

这一经验告诉我们，切不可低估极权或威权国家长时间抵制经济合理性要求的能力——就苏联和中国来看，可长达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这种抵制最终付出了经济停滞的代价。中央计划经济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完全未能超越1950年代的工业化水平，这一失败削弱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能力，甚至削弱了它们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能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能干的技术专家的迫害，被证明是导致中国后退三十年的一场顶级经济灾难。因此，邓小平在1970年代中期掌权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恢复技术知识分子的名誉和尊严，保护他们免受反复无常的意识形态政治的迫害，采取了苏联在三十年前所用的吸收政策。然而，指派技术精英为意识形态服务这种做法最终也开辟另一条道路：由于这些精英有了相对较大的自由去思考和研究外部世界，他们开始熟悉并采用许多盛行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恰如毛泽东所担心的那样，技术知识分子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传播者，他们在随后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因此，到1980年代末，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可以说已经屈服于发达工业化的经济逻辑。[10]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市场和经济决策权下放的必要性，也承认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并且随着技术专家精英的兴起，还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更大的阶层分化。东欧国家在1989年的民主革命之后，也全都选择回归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各国在市场化的时间和步伐上各不相同。苏联的领导人起初对于进行全面市场化较为勉强，但是在1991年8月政变失败而进行政治转型之后，就全面走向了意义深远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社会要调节和规划资本主义经济，就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我们这个机制的逻辑并未严格规定这一自由的程度。尽管如此，技术驱动的经济现代化的展开，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竞争和让市场决定价格，创造了强大的动力，从而使发达国家接受了普遍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基本信条。除此之外，还没有哪条通向全面经济现代化的道路被证明是可行的。

[1] 多伊彻和其他一些学者认为东西方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趋同，关于这些人的观点，见Alfred G. Meyer, “Theories of Convergence,” 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21ff.

[2] “大众高消费”这个术语出自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in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电子技术时代”出自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in Between Tow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0］），而“后工业社会”则出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见贝尔的 “Notes o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 and II, The Public Interest 6—7 (Winter 1967a): 24—35 and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3—40.

[3] Bell (1967), p. 25.

[4] 数据引自Lucian W. Pye,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arian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no. 1 (March 1990): 3—17.

[5] 然而，即使在这些传统工业领域，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些领域的生产现代化上也大大落后于资本主义经济。

[6] 数据见Hewett (1988), p. 192.

[7] 阿隆的这个说法援引在Jeremy Azrael, Managerial Power and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4. 阿兹雷尔（Azrael）也援引了奥托·鲍尔（Otto Bauer）、艾萨克·多伊彻、赫尔伯特·马尔库塞、沃尔特·罗斯托、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亚当·乌拉姆（Adam Ulam）来说明这个意思。也见Allen Kassof, “The Future of Soviet Society,” in Kassof, ed., Prospects for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68), p. 501.

[8] 关于苏联体制为了适应不断成熟的工业的要求而采取的方法的讨论，见Richard Lowenthal, “The Ruling Party in a Mature Society,” in Mark G. Field, e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Modernization in Communist Societ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9] Azrael (1966), pp. 173—180.

[10] 这一观点见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关于中国的论述，in Edward Friedman,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ennist States: The Case of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2, nos. 2—3 (Summer—Autumn 1989): 251—264.

第9章
录像机的胜利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的政治制度如何，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

——邓小平，1982年讲话[1]

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而僵化集权的社会主义则是创造财富和现代技术文明的重大障碍，这一事实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可以说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对于那些尚未达到1950年代的欧洲所代表的工业化水平的欠发达国家而言，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明显。但在那些连煤炭和钢铁时代都仍是梦想的穷国看来，苏联在信息时代的技术落后这一事实，还远不如它在仅仅一代人时间里就创造了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令它们印象深刻。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依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能快速地进行资本积累，“理性地”把国家资源用于“均衡的”工业发展。苏联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完成这一过程，是通过公开运用恐怖手段剥削农业地区完成的，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这一过程是以非强制手段经由好几个世纪才得以完成。

社会主义应当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发展策略，这一观点显然因拉丁美洲地区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未能保持经济增长而大大增强。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若不是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恐怕早就已经消失了。但是，不发达世界的持续贫困给这一学说注入了新活力，因为它让左派有借口首先把贫困归因于殖民主义，然后在不再有殖民主义之后又归因于“新殖民主义”，最后归因于跨国公司的掠夺。最近使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保持活力的一个新尝试是依附（dependencia）理论。这一理论最初源于拉丁美洲，它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为整个贫困的南方国家宣称反对富裕的工业化的北方国家，提供了能够自圆其说的思想依据。依附理论与南方国家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超出了其理论基础所支持的正当范围，从而在三十年来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腐蚀效应。

依附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列宁本人。在1914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他试图对如下事实加以说明：欧洲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导致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事实上反而让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并且在欧洲工人中培养出了一种合理的自我满足的工会心态。[2]他指出，资本主义实际上通过把剥削输出到殖民地为自己争取了时间，因为当地的劳工和原材料足以吸收欧洲的“剩余资本”。“垄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分裂，最终导致分裂各方之间的冲突、战争和革命。与马克思形成对照的是，列宁认为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最终矛盾并不是发达世界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是发达的北方国家与不发达世界中的“全球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尽管1960年代最终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依附理论流派[3]，但这些不同的流派都源自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著作。普雷维什曾在1950年代领导过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4]，后来又领导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他指出，相对于世界“中心”的国家，世界“外围”的国家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他认为，像拉美这些第三世界地区的缓慢增长，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一个结果，它使那些地区的国家始终处于一种持久的“依附发展”状态之中。[5]因此，北方国家的财富与南方国家的贫困直接相关。[6]

根据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说法，所有参与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国家都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哪怕一个国家售卖咖啡豆，另一个国家售卖计算机。后来参与到这一体系的经济落后国家，实际上会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一些好处，因为它们只需从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引进技术，而不必自己开发。[7]相反，依附理论认为，后发展的国家注定永远落后。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的贸易条款，并且通过它们的跨国公司，迫使第三世界国家进入所谓的“不平衡发展”——即出口原材料和其他加工程度低的产品。发达的北方国家独占着汽车和飞机等采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商品的世界市场，由此实际上使第三世界国家成了全球的“劈柴挑水的苦力”。[8]在许多依附理论家看来，国际经济秩序与近来效仿古巴革命而在拉美掌权的威权政体，是联系在一起的。[9]

从依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政策，显然是不自由的。较为温和的依附理论家试图避开西方的跨国公司，主张对进口实行关税壁垒来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这就是著名的进口替代政策。较为激进的依附理论家所推崇的解决方案，则试图通过推动革命退出资本主义的贸易体系，效仿古巴加入苏联集团，以此完全破坏全球经济秩序。[10]因此，在1970年代初，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苏联这些真正实行它的社会被认为是惨淡的基础之时，它在第三世界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大学中的知识分子那里，却又被当作不发达世界的未来方案得到复兴。

不过，尽管依附理论盛行于左派知识分子中间，然而它作为理论模型如今却被推翻，因为它无法解释一个巨大的现象：那就是战后东亚的经济发展。亚洲经济的成功，除了给亚洲国家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外，还成就了另外一个有益效果，它埋葬了像依附理论这类自我拆台的观念，此类观念由于阻碍了关于经济发展源泉的清醒思考，本身已经成了经济增长的障碍。因为根据依附理论的说法，如果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在于欠发达国家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那么又如何来解释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地区出现的经济增长现象呢？因为在战后，几乎所有这些地区都有意避开了当时风靡拉美的经济独立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而是一心一意追求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把自己与境外市场和资本联系起来。[11]而且，我们不能说这些地区一开始就有一个不可比拟的优势，即它们富有自然资源，或者在过去积累了资本；它们不像石油充沛的中东国家或某些矿产丰富的拉美国家，除了人力资本之外别无其他可以拿来与其他地区相竞。

战后亚洲的经验表明，恰如早前的自由贸易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后起的现代化国家相对于早已确立的工业强国而言实际上是有优势的。从日本开始，亚洲的后起现代化国家可以从美国和欧洲购买最新的技术，因此没有陈旧低效的基础设施的负担，进而一两代人之内就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具有竞争力（许多美国人认为非常有竞争力）。事实表明，不仅亚洲相对于欧洲和北美是如此，就是在亚洲内部也是如此，比如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相对于日本和韩国较晚开始发展的国家，也没有什么相对劣势。西方的跨国公司就像自由经济教科书所要求的那样行事：它们尽管“剥削”了亚洲的低廉劳动力，但也提供了市场、资本和技术，并且是技术传播的载体，最终由此使当地经济得以自我保持增长。一位新加坡高官说，自己的国家不能容忍的三个恶行是“嬉皮士、长发少年和批评跨国公司”，原因或许就在这里。[12]

这些后起的现代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记录确实惊人。日本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年增长率分别为9.8%和6%；“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在同时期的年增长率为9.3%；东盟（ASEAN）作为一个整体年增长率也超过了8%。[13]在亚洲，人们可以对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就直接进行比较。台湾和中国大陆在1949年分裂之时，生活水平大致相当。台湾由于采取市场体制，它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8.7%，到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7500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同一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50美元，而且这个数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近十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1960年，朝鲜与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大致相当。1961年，韩国放弃了进口替代政策，让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并轨。随后，韩国的经济就以年增长率8.4%的速度增长，到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550美元，比朝鲜高出四倍。[14]

经济上的成功并没有牺牲国内的社会公正。过去人们说，在亚洲，工资因被剥削而非常低，政府采取各种严峻政策压制消费需求，强行维持高储蓄率。但是，亚洲各地区在达到一定的繁荣水平后，很快一个接着一个地实现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15]在过去三十年里，台湾和韩国逐步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现象：1952年，台湾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是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的15倍，到1980年，这个数字已降到4.5倍。[16]如果按现在差不多的增长率发展下去，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东盟的其他国家在下一个三十年中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在维护依附理论的最后努力中，有些支持者试图认为亚洲的新工业化经济体（NIEs）的经济成功要归功于计划和产业政策，也就是说它们成功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17]确实，经济计划在亚洲比在美国发挥了相对更大的作用，尽管如此，亚洲经济体中最成功的产业，仍是那些容许在国内市场进行高度竞争并且参与国际市场的产业。[18]此外，绝大多数以亚洲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正面例子的左派，也都无法忍受半威权主义的亚洲式计划及其对劳动和福利要求的无视。而左派所偏爱的那种计划，即为了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而进行干预，历史地来看并没有显著的效果。

战后亚洲的经济奇迹表明，资本主义是一条所有国家都可以用来发展经济的潜在道路。若是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规则来行事，那第三世界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只是因为晚于欧洲开始发展而处于劣势，也没有哪个已建成的工业强国能够阻止后发国家的发展。

可是，如果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非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那么为什么亚洲之外的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没有如此快的增长呢？因为拉美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停滞现象，与亚洲的经济成功一样真实，而且依附理论首先就是在那些地方产生的。如果我们拒斥诸如依附理论那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解释，那就还有两大类可能的答案。

第一类是文化解释：拉美地区人民的习惯、风俗、宗教和社会结构与亚洲或欧洲人民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高水平增长。[19]这种文化观点值得认真对待，我们会在第四部分回过头来研究。如果在某些社会中推行市场存在着重大的文化障碍，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现代化路线的普遍性就是成问题的。

第二类是政策解释：资本主义之所以没能在拉美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运行，是因为它在那些地方从未得到认真对待。也就是说，拉美绝大多数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受到重商主义传统和以经济正义为名建立的无孔不入的国家部门的严重阻挠。这一观点很有说服力，因为政策显然比文化要容易改变得多，为此我们不妨先来探究这个观点。

北美所继承的是随光荣革命而来的英国自由主义哲学、传统和文化，而拉美所继承的则是十七、十八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许多封建制度。其中就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为了自己的更大荣光而对经济活动的强有力掌控，这种做法就是著名的重商主义。有一位专家指出：“从殖民时代至今，（巴西）政府从未把经济领域改善到后重商主义时代的欧洲水平……国王是至高的经济保护人，一切商业和生产活动都得依赖于特别许可、垄断经营和贸易特权。”[20]在拉美，使用国家权力保护上流阶级而非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跟西班牙征服拉美后由英法移民构成的更具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相比，拉美的上流阶级更愿意以旧时欧洲懒惰的上层地主阶级为榜样。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以规避国际竞争，这些特权阶层因而受到保护。进口替代政策使本国生产者局限于小小的国内市场，无法实现潜在的规模经济；比如，在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要高出美国60%至150%不等。[21]

拉美长期存在的重商主义历史倾向，在二十世纪又与进步势力要求结合在了一起：为了“社会正义”而把国家用作劫富济贫的重新分配的手段。[22]这种结合有许多不同形式，其中包括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国家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引入的劳工立法，从而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正是这种产业在亚洲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于是，左派和右派在强化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上走到了一起。这样的结果就是，许多拉美的经济体被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的国家部门支配着，它们要么直接管理经济活动，要么背负着巨大的管理费用包袱。在巴西，国家不仅经营着邮电通信，而且生产钢铁、开采铁矿和钾矿、勘探石油、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发展电厂以及制造飞机。这些公营公司永不会破产，并且把就业当作政治庇护。整个巴西经济的价格，尤其是公营部门内部的价格，很少是由市场来决定，而是由强有力的工会通过政治谈判确定。[23]

或者以秘鲁为例，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在他的《另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一书中，介绍了他在利马的研究所如何根据秘鲁政府制定的正式法规，设立一个假想的工厂的情形。整个过程要经过11道官僚程序，费时289天，总花费1231美元（包括两笔贿赂），是当时最低月工资的32倍。[24]根据德索托的说法，成立一家新企业的制度壁垒是阻碍秘鲁的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原因，对于穷人而言尤其如此，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些不愿且没能力应对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的人去发展庞大的“非正式”经济（即非法经济或地下经济）。拉美的主要经济体都有大量的“非正式”部门，其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用说，经济活动被迫进入非法渠道，显然无益于经济效率。用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关于拉美最广为人信的一个神话是：拉美的落后源于错误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事实上，巴尔加斯·略萨认为这样的自由主义在那里从未存在；那里存在的是一种重商主义，即“一个官僚化的、法律多如牛毛的国家，把国家财富的再分配看得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而且这种财富的再分配允许“向垄断让步，或者有利于那些与国家相互依存的少数精英分子”。[25]

拉美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严重情形，可谓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阿根廷，1913年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瑞士，是意大利的两倍，加拿大的一半。可如今，相应的比较数据则分别不到1/6、1/3、1/5。阿根廷长期以来的衰落使它从一个发达国家变为一个不发达国家，直接原因就是采用进口替代政策来应对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些政策在1950年代胡安·庇隆（Juan Perón）当政时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制度化，他还利用国家权力把财富重新分配给工人阶级，以此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基础。政治领导人顽固拒斥经济现实的规则的能力，或许最明显地体现在庇隆1953年写给智利总统卡洛斯·伊瓦涅斯（Carlos Ibańez）的一封信中，他在信中建议说：

把能给的一切都给人民尤其是工人吧。当你觉得给他们已经很多时，请给他们更多些。你会看到结果。每个人都试图用经济崩溃来吓唬你。但这一切不过是谎言。没有什么东西比经济更有弹性，每个人都对它心怀恐惧，无非是因为没人懂得它。[26]

平心而论，阿根廷现在的技术官僚要比胡安·庇隆更了解他们国家的经济性质。如今，阿根廷面临的糟糕问题是废除国家主义经济的遗产，反讽的是，这项任务正好落在庇隆曾经的追随者之一卡洛斯·梅内姆总统身上。

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总统领导的墨西哥比梅内姆执政的阿根廷更加大胆，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中包括降低税率和缩减预算赤字，推进私有化（在1982至1991年间，1155个国有企业中的875个被卖掉），打击逃税漏税以及公司、官僚和工会中间各种形式的贿赂，并且与美国展开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结果在1980年代末连续三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3%—4%，通货膨胀率低于20%——只是墨西哥历史上和拉美地区最低的通货膨胀率。[27]

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不仅对于发达工业国家，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都不再有吸引力。三四十年前，社会主义方案似乎更为合理。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愿意承认苏联或中国式的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人力代价，但仍认为这种代价对于工业化的目标而言是合理的。他们自己的社会曾经是无知的，暴力横行、贫困落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境况下的经济现代化也不是一个没有代价的过程，无论如何，他们自己的社会等不了欧洲和北美完成现代化过程所花费的数十年时间。

如今，这一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那些重复着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德国和日本经验的亚洲新工业化经济体，已经表明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让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赶上甚至超过先行的现代化国家，而且这一目标可以在一两代人内得到实现。尽管这一过程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但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人阶级所经受的贫困和苦痛，与苏联和中国大陆的人民所承受的大规模的社会恐怖相比，则显然要轻得多。

近来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使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体制的经验，产生了一套全新的考量范畴，它会阻止发展中国家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发展道路。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有一个人是住在秘鲁丛林中或南非小镇中的游击队领袖，他正在策划一场针对这些国家政府的马列主义革命或毛泽东主义革命。就像是1917年或1949年那样，他必定会认为必须夺取政权，并且利用国家的强制机器来摧毁旧的社会秩序，由此创建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但是除此之外，如今他还必须意识到（当然，如果他是一位正直的游击队领袖的话），这第一次革命的果实必定是有限的；他也许还希望在三十年后自己的国家能达到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东德的经济水平。这当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就，但是，他必定会进一步想到自己的国家会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这一阶段。如果这位游击队领袖想要超越东德的发展水平，不惜付出败坏道德风气和环境的代价，那他必定会进一步设想第二次革命，借此反过来废除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机制，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然而，这也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到那时，他的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他的管理人员已经丧失了对外部世界最新管理方式的了解，他的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一度拥有的工作伦理。鉴于这些事先都可以预见的问题，他会认为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的游击队员，不必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进行第二次资本主义革命要容易得多。通过使旧的社会制度暴露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中，摧毁它们充满条条框框和官僚机构的国家结构，剥夺旧社会阶级的财富、特权和地位，由此使其公民社会的创造力得到解放。

人只要能够清楚自己的经济利己，不断进步的现代自然科学逻辑就会使人类社会通向资本主义。重商主义、依附理论以及许多其他的理论幻想，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无法看清这一点。不过，亚洲和东欧的经验如今为这两种相竞的经济体制何者正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检测平台。

我们的机制如今能够解释基于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消费文化的形成，它不仅适用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适用于第三世界。先进技术和合理的劳动组织所创造出来的极具生产性且充满活力的经济世界，有一种强大的同化力量。它能够通过创造全球市场使世界上不同社会实际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多样不同的社会中创造类似的经济抱负和经济实践。这一世界的吸引力为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倾向，不过这种参与的成功需要采用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这就是录像机的最终胜利。

[1] 转引自Lucian W. Pye in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 编按：此段引文未查到邓小平原话，据福山所引白鲁恂（Lucian W. Pye）书，此段话原引自1982年3月的某期 Beijing Review，查白鲁恂上下文可知，该引文未必是邓小平原话，只是北京周报记者对邓小平此前有关对外开放言论的转述。

[2]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3] 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献的评论，见Ronald Chilcot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James A. Caporaso, “Dependence, Dependency, and Power in the Global System: A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 (1978): 13—43, and idem, “Dependency Theory: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4 (1980): 605—628;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and Arturo Valenzuela, “Modernization and Dependency: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Underdevelopment,”Comparative Politics 10 (July 1978): 535—557.

[4] 那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参见El Segundo Decenio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el Desarrollo: Aspectos Basicos del la Estrategia del Desarrollo de America Latina (Lima, Peru: ECLA, April 14—23, 1969). 普雷维什的著作通过奥斯瓦尔多·桑克尔（Osvaldo Sunkel）和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这样的经济学家传播开来，并且通过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在北美流行起来。见Osvaldo Sunkel, “Big Business and ‘Dependencia,’”Foreign Affairs 50 (April 1972): 517—531; Celso Furtad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 Surve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Cuban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ré Gunder Frank,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这一流派中还包括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0 (May 1980): 231—236.

[5] 见普雷维什的描述，Walt W. Rostow, Theorist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03—407.

[6] Osvaldo Sunkel and Pedro Paz, quoted in Valenzuela and Valenzuela (1978), p. 544.

[7] 这一观点最初源自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n Veblen）关于十九世纪德国发展的论述，见他的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2). 也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8.

[8] 后来的一些依附理论家承认，制造工业实际上也在拉美发展着，并因此对制造工业做了区分：一类是规模较小的孤立的“现代”部门，它们与西方的跨国公司紧密相连；一类是传统的部门，它们的发展机遇受到前一类部门的破坏。见Tony Smith,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Literature: The Case of Dependency Theory,” World Politics 31, no. 2 (July 1979): 247—285, and idem, “Requiem or New Agenda for Third World Studies?” World Politics 37 (July 1985): 532—561;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Fernando H.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and Cardoso, “Dependent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74 (July-August 1972): 83—95.

[9] 当然不是所有的依附理论家都这么认为。比如，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承认“企业家就像其他社会行动者一样，似乎也是受到‘民主自由主义’的吸引”，而且“似乎在形成一个大众的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有一种结构因素，它引导人们寻求一种把公民社会看得高于国家的社会模式”。“Entrepreneurs and the Transition Process: The Brazilian Case,” in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b), p. 140.

[10] 在美国，依附理论成了对现代化理论及其作为一种经验社会科学的主张进行温和批评的依据。用一位批评者的话说，“美国社会科学家所运用的主流理论绝不像它们的提倡者以为的那样是普遍有效的；它们只是与美国人对拉美的某些兴趣相关，因此，它们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述，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稳定基础”。历史发展的终点要么是发达世界的政治自由主义，要么是发达世界的经济自由主义，这样的观念被抨击为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即认为它把“美国的文化选择，或者更宽泛地说，西方的文化选择强加于其他社会……”见Susanne J. Bodenheimer,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s Paradigm-Surrogate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5 (1970): 95—137; Dean C. Tipps,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 Critic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15 (March 1973): 199—226. 围绕着把依附理论投射进具有高度偏见的历史解读的努力，一个小产业发展出来了，以至于人们已经把十六世纪的世界看作一个区分为“中心”及其受剥削的“边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观点的代表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其中包括他的The Modern World-System, 3 volum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and 1980). 至于揭露他对历史记录的解读的并非毫无同情的批判，见Theda Skocpol, “Walle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March 1977): 1075—1090; and Aristide Zolberg,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A Missing Link,” World Politics 33 (January 1981): 253—281.

[11] 这一观点见Pye (1985), p. 4.

[12] Quoted in ibid., p. 5.

[13] Ibid.

[14] 这些数据取自 “Taiwan and Korea: Two Paths to Prosperity,” Economist 316, no. 7663 (July 14, 1990): 19—22.

[15] 一个人口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衡量标准就是普通报纸的读者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一行为在历史终结之时可取代那些中产阶级的每日祷告。如今台湾和韩国的报纸读者群的比率与美国一样高。Pye (1990a), p. 9.

[16] 一个人口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衡量标准就是普通报纸的读者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一行为在历史终结之时可取代那些中产阶级的每日祷告。如今台湾和韩国的报纸读者群的比率与美国一样高。台湾1980年代早期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基尼系数”（一种平均收入分配的衡量标准）最低。见Gray S. Fields,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even Small Open Economies,”Economic Journal 94 (March 1984): 74—83.

[17] 关于另一种以亚洲作为证据为依附理论辩护的努力，见Peter Evans, “Class, State, and Dependence in East Asia: Lessons for Latin Americanists,” and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both in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45—83, 203—226.

[18] 关于成功的日本产业部门的竞争性，见Michael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pp. 117—122.

[19] 这一观点见Lawrence Harrison in Un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New York: Madison Books, 1985).

[20] Werner Baer, The Brazilian Econom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ird edi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9), pp. 238—239.

[21] 数据引自巴兰森（Baranson）的研究，见Werner Baer,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Experiences and Interpretation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7, no. 1 (Spring 1972): 95—122. 许多过去不发达的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保护它们的新兴产业，但不好说这就是它们早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无论如何，进口替代政策在拉美被毫无限制地采用，而且在有理由保护新兴产业之后仍被长期维持。

[22] 关于这一点，见Albert O. Hirschman, “The Turn to Authoritr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Search for Its Economic Determinants,”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85.

[23] 关于巴西的公营部门，见Baer (1989), pp. 238—273.

[24] Hernando de Soto,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9), p. 134.

[25] 见前言，ibid., p. xiv.

[26] 引自Hirschman (1979), p. 65.

[27] 见Sylvia Nasar, “Third World Embracing Reforms to Encourage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90), pp. A1, D3.

第10章
在教育的国度

我便这样来到你们这些现代人身边，进入了教化的国度……但于我又怎样了呢？尽管我如此胆战心惊，却忍不住要发笑。我从未见过如此光怪陆离的东西。我笑啊笑啊，虽则我的腿和心还在战栗。“这里真成了颜料瓶的家乡啦！”我说道……

——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

现在来看一看我们观点中最困难的部分：现代自然科学的机制会导向自由民主吗？如果现代自然科学所规定的高度工业化的逻辑，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创造了强有力的基础，那它也能产生自由政府和民主参与吗？在写于1959年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表明，稳定的民主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他和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比如城市化、教育等等——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经验相关性。[2]那么，高度工业化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足以说明这种高度相关性的必然联系吗？抑或，政治自由主义可能只是欧洲文明及其各种分支的文化产物，由于一些毫不相干的原因，偶然地产生了成功的工业化情形？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偶然的，不过，民主政治背后的动机从根本上来说则不是经济的。它们还有其他的来源，它们受工业化推动，但与之没有必然关系。

经济发展、教育水平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南欧有极其显然的体现。1958年，西班牙开始实施经济自由化计划，用自由主义政策取代佛朗哥政府的重商主义，从而使西班牙的经济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这带来了一个时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在佛朗哥去世前的十年中，西班牙经济年增长率为7.1%。紧随其后的是葡萄牙和希腊，它们各自的经济年增长率分别为6.2%和6.4%。[3]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是剧烈的：在西班牙，1950年只有18%的人口居住在超过10万人的城市中；到19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4%。[4]1950年，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有半数人口从事农业，而当时整个西欧从事农业的人口平均只有24%；到1970年，唯有希腊在这方面的数据仍高于24%，西班牙则降到了21%。[5]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教育和个人收入也得到提升，也能够欣赏欧洲共同体内部正在创造的消费文化。尽管这些经济和社会变化本身并没有带来更大的政治多元主义，但它们创造的社会氛围使得政治条件一旦成熟，多元主义就会兴盛起来。佛朗哥派的经济发展计划委员会委员劳尼诺·洛佩兹·罗多（Laureano Lopez Rodo），领导了西班牙的大部分技术官僚革命，据说他曾讲过，当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就可以实行民主。这种说法后来被证明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1974年，就在佛朗哥去世前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446美元。[6]

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的类似联系，也可以在亚洲看到。日本是第一个进行现代化的东亚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现稳定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国家。（日本的民主化可以说是靠武力实现的，但结果表明，长期以来的民主使得这种民主政治不再可以说是强制推行的了。）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教育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列亚洲的第二、第三位，它们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变。[7]比如，执掌大权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有45%的成员具有大学学历，其中许多还是在美国拿到学位的。[8]受过一定程度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美国是60%，英国是22%，而台湾和韩国则分别是45%和37%。实际上，在台湾，最坚定地推动“议会”变成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机构的，正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较为年轻的“议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欧洲人在亚洲定居形成的国家，当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民主化。

在南非，马兰（D. F. Malan）领导的国民党在1948年取得胜利，种族隔离制度遂写入法律。南非国民党所代表的南非白人共同体与同时代的欧洲社会相比，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非常落后。当时的南非白人大多很穷，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都是因干旱和生活艰苦最近才被迫移居到城市。[9]南非白人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公共部门的就业照顾，来提升自己社会经济地位。在1948—1988年之间，这些南非白人经历了剧烈的转变，成为一个居住在城市、受过教育并且日益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白领社会。[10]通过接受教育，他们接触到外部世界的政治规范和发展趋势，感到不能再把自己封闭起来。南非社会的自由化在197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其标志是黑人工会的重新合法化和审查制度的宽松化。1990年2月，德克勒克（F. W. de Klerk）解禁非国大，此时，政府在许多方面已开始完全遵循白人选民的意见，如今他们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水平与欧美的选民并无多大差别。

苏联也一直在进行着类似的社会转型，尽管与亚洲国家相比步子要慢些。它也已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大众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水平日益提高。[11]这些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是冷战在柏林和古巴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发生的，正是这些变化，促成了苏联随后采取通往民主化的步骤。

放眼世界，先进的社会经济现代化与新兴民主国家的出现之间，依然有着非常牢固的整体相关性。西欧和北美这些传统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有着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南欧紧随其后，在1970年代形成了稳定的民主。在南欧，葡萄牙在1970年代中期向民主的转型最为艰难，因为它的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大量的社会变革发生在旧政权消失之后，而不是之前。经济上紧随欧洲之后的是亚洲，那里国家的民主化（或进行民主化的过程）与它们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在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经济最发达的那些国家——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紧随其后的波兰——都很快地向完全的民主过渡，而仍不发达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也都在1990—1991年选择了共产党改革派。苏联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拉美的一些大国，比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与这些国家一样，苏联也未能实现完全稳定的民主秩序。而非洲这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则只有几个新兴民主国家，历史不长且很不稳定。[12]

唯一显著的例外是中东地区，那里有不少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了欧洲或亚洲国家的水平，却没有一个是稳定的民主国家。不过这种情形完全可以通过石油来说明：石油收入使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阿联酋这些国家获得了现代化的表面之物——汽车、录像机、米格战斗轰炸机等等，却没能使它们的社会发生转型，因为这样的转型只有当财富是通过其人民的劳动创造出来之时才会发生。

为了说明为什么发达工业化会产生自由民主，人们已经提出了三种论证。每一种论证都有一定程度的缺陷。第一种是功能论证，大意是说唯有民主能够调和现代经济所造成的复杂的利益冲突网。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这一观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认为民主是所有社会的一个“进化共相”：

民主联合是一种共相，这一基本观点……认为，社会越大越复杂，有效的政治组织就越重要，这里的有效不只是指行政能力，也包括且不限于它对普遍的法律秩序的支持……那些在本质上不同于民主联合的制度形式，是无法……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在行使［权力和权威］以及形成某个具有束缚力的政策决定时取得共识的。[13]

对帕森斯的观点稍作重述，那就是，要解决因工业化过程而来的利益团体的激增，最好的装置就是民主。让我们来看看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全新的社会行动者：工人阶级因工业和技艺的专门化而日益分化，新的人事管理阶层其利益也不一定与最高管理层相一致，国家、地方和基层的政府官僚之间的利益也不尽一致，还有从国外合法或非法进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他们想利用发达国家开放的劳动市场。这一论证进而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民主由于更具适应性而更能发挥作用。一旦为参与政治体制建立起普遍而开放的标准，新的社会团体和利益群体就能够发表意见，并参与到一般的政治共识中来。独裁也能适应变化，而且在某些情形下比民主反应更快，比如1868年之后日本明治时期的寡头执政者就是如此。但是，历史上也有大量相反的例子，比如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或阿根廷的地主精英，这些心胸狭窄的统治精英就无视因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

根据这一论证思路，民主之所以比独裁更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新兴社会团体之间出现的许多冲突，必须要么在法律制度下得到裁决，要么最终在政治体制下得到裁决。[14]单靠市场无法确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恰当水平和地点，也无法确定劳资争议的解决规则、航班和运输的频率以及职业健康和安全的标准。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某种程度上是“负载价值的”（value-laden），而且必定涉及政治体制。如果某一体制会公平地裁决这些相冲突的利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经济体中的主要行动者的认可，那么它必定是民主的。独裁国家也能以经济效率的名义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现代经济的平稳运行，取决于相互依赖的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自愿。如果他们不相信裁决者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对体制的信任，那就不会有使整个体制平稳运行所需的那种积极热情的合作。[15]

以当今时代的中心问题——环境处理为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民主可以说是更能发挥功能的方式。发达工业化最著名的产品是严重的污染和环境破坏。这些产品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即由那些并不直接导致企业破坏环境的第三方被迫负担的成本。不同的理论对于生态破坏的说法不一，有的归罪于资本主义，有的归罪于社会主义，尽管如此，经验表明没有哪一种经济体制特别有利于环境。无论是私营公司，还是社会主义企业和部门，关注的都是增长或产量，都想尽可能地避免为外部性支付费用。[16]但是，既然人民不仅希望经济增长，还希望自己和后代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公平的平衡点，并使生态保护的成本分摊开来，不让某个地区过度承担，就成了政府的一个职能。

在这方面，共产国家恶劣的环境纪录表明，环境最有效的保护者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整体来看，对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生态意识的发展，民主体制要比独裁体制的反应快得多。因为，如果政治体制不允许地方社群对在自己社区中间建立剧毒化学工厂提出抗议，如果监察组织不能自由地监督公司和企业行为，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没有足够的敏感愿意拿出足够的财力去保护环境，那么这样的国家最终就会出现各种环境悲剧，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露、咸海干涸、波兰克拉科夫婴儿死亡率高达已经很高的全国平均死亡率四倍、西波希米亚流产率高达70%。[17]民主国家允许参与，因此会有反馈，若没有反馈，政府就会偏向于那些大量增加国家财富的大企业，而忽视分散的个人公民团体的长远利益。

对经济发展为什么会产生民主的第二种论证，来自专政或一党统治随着时间推移日益衰落的趋势，而且在面临运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时衰落得愈加迅速。革命政权由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在早期或许能进行有效的统治。但是，一旦这个政权的奠基者去世，就无法保证其继任者能有同样程度的权威，甚至无法保证他们会有管理这个国家的最基本能力。长期的专政会导致出现一些可笑的个人膨胀，比如罗马尼亚前统治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在国家实行定期电力管制之际，架设了一座四万瓦的树形彩灯。在政权缔造者的追随者之间会发生自我毁灭的权力斗争，他们能相互掣肘，却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要取代这种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独断专政，就只能使新领导人选举和政策审查的程序日益常规化和制度化。如果这种更换领导的程序存在，那么错误政策的始作俑者就不必等到政治体系崩溃才能被更换。[18]

这类观点还可适用于右翼威权向民主过渡的情形。民主是精英集团——军队、技术官僚、工业资产阶级——之间订约或妥协的结果，这些精英集团为了争权夺利而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一事无成，或者彼此之间相互掣肘，结果只好把订约或权力共享当作次好的安排接受下来。[19]根据这一论证，无论在左翼共产主义统治下还是在右翼威权主义统治下，民主都不会因为它是每个人的必然向往而出现，而不过是精英斗争的副产品。

把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种也是最有力的一种论证是，成功的工业化会形成中产阶级社会，而中产阶级社会要求政治参与和权利平等。尽管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常常会出现收入分配的悬殊差别，但是经济发展最终会促进更大范围的境况平等，因为它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而这种更大范围的境况平等，可以说易使人们反对那些不尊重这种平等或不允许人们平等参与的政治制度。

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是普及教育的一个结果。教育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关联常常被提到，似乎可以说它是最重要的一种关联。[20]工业社会需要大量高技能的和受过教育的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因此，即使是最专政的国家，如果想要发展经济，也无法避免这样的需要：进行大众教育、开放的高等教育以及专业教育。若没有大量专业化的教育机构，这样的社会无法存在下来。事实上，在发达国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教育水平。[21]比如，当代美国存在的阶级差异应主要归因于教育差异。一个人若具有适当的教育文凭，就不会有什么发展障碍。体制中蔓延的不平等，是教育不平等的结果；而缺少教育则是对二等公民最安全的指责。

当然，教育对政治态度的影响是复杂的，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它至少为民主社会创造了条件。现代教育自许的目标是，把人们从偏见和传统形式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据说，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盲目服从权威，而是学会了自我思考。这种情形即使不会广泛发生，人们也会因此知道更清楚、更长远地来看待自己的自我利益。教育也会让人们对自己和为自己要求更多；换句话说，他们获得了一种尊严感，即他们想从同胞公民和国家那里得到的那种尊重。在传统的农民社会中，一个地主（或共产党委员）可以招募一些农民来杀死另一些农民，夺取他们的土地。这些农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服从权威。然而，发达国家的都市从业人员可以因节食和马拉松赛跑之类的许多可笑缘由召集起来，却不会因为一个穿制服的人的要求而志愿加入私人军队或敢死队。

这一论证的一个变种主张，科技精英掌控现代工业经济的需要，最终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化，因为科学探究只能在自由和公开交流思想的氛围中进行。此前我们已经看到，苏联和中国大量技术官僚精英的出现，创造了某种有利于市场和经济自由化的倾向，因为这种情形更符合经济合理性的标准。在这里，这一论证被扩展到政治领域：科学进步依赖的不只是科学探究的自由，而且依赖于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向自由争论和参与开放。[22]

因此，这些就是可以用来把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联系起来的论证。这两方之间在经验上的关联，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最终，没有哪一种理论足以在这两方之间确立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

我们把它与塔尔科特·帕森斯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论证——大意是说自由民主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最能够基于同意来解决冲突的制度——只在一个点上是正确的，那就是，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法治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形式化特征，确实为人们展开竞争、建立联合关系以及最终达成妥协，提供了公平的竞技场。但是，自由民主并不必定是最适合于解决社会冲突本身的政治制度。只有相关的“利益集团”在冲突产生之前，就有着关于基本价值或游戏规则的广泛共识，而且冲突的性质主要是经济上的，民主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才会是最大的。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棘手得多的非经济冲突，它们与世袭的社会地位、民族性等有关，民主对解决这些冲突并没有特别的长处。

美国的民主能够成功地解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美国社会由异质流动的人口组成这一点大有关系，所以它并不意味着民主将同样能够解决其他社会中产生的冲突。美国的经验非常独特，因为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美国人“生而平等”。[23]美国人若追溯各自的祖先，则背景、家乡和种族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他们一来到美国基本上就会抛弃这些身份，而融入到一个没有严格确定的社会阶级或长期存在的种族和民族区分的新社会。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种族结构有充分的流动性，因而足以阻止严格的社会阶级、重大的亚民族主义或语言少数派的出现。[24]因此，美国的民主几乎无需面对其他更古老的社会中出现的一些较为棘手的社会冲突。

此外，即使美国的民主在解决最持久种族问题即美国黑人问题上也不是特别有效。黑人奴隶制构成了美国人“生而平等”这一概述的主要例外，而美国的民主事实上亦无法通过民主方式解决奴隶制问题。在奴隶制废除了很久之后，甚至在获得了完全的法律平等很久之后，许多美国黑人依然完全疏离于美国文化的主流。考虑到这一问题深厚的文化性质，无论是对于黑人还是对于白人而言都是如此，美国的民主是否真能够做到完全同化黑人，使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转变为更明确的境况平等，就很难说了。

在已经实现了高度社会平等，并且在某些基本价值上达成共识的社会中，自由民主或许更能发挥作用。但是对于那些按照社会阶级、民族性或宗教信仰高度分化的社会而言，民主就只能是一套保持僵局和陷于停滞的规则。最典型的分化形式，是封建社会秩序遗产深厚的国家中的阶级冲突，因为它们有着高度的阶层分化和不平等的阶级结构。这正是法国在大革命时期的情形，这仍会是像菲律宾和秘鲁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社会为传统精英所支配，他们常常是一些大地主，这些人既无法容忍其他阶级，也不是能干的企业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建立民主，掩盖了人们在财富、声望、社会地位和权力上的巨大差异，而其中的精英可以利用这些差异来操控民主进程。于是就会出现一种我们熟悉的病态：旧社会阶级的统治导致了同样毫不妥协的左派的反抗，后者认为民主体制本身就是腐败的，必须连同其所保护的社会集团一起加以粉碎。一个保护一班无能懒惰地主的利益并导致社会内战的民主制度，用经济学的术语来看，不能说发挥了“功能”。[25]

在解决不同种族或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争端时，民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民族主权问题天然是不可妥协的：它要么属于这个民族，要么属于另一个民族——不是亚美尼亚人就是阿塞拜疆人，不是立陶宛人就是俄罗斯人——不同的民族一旦在这样的问题上产生冲突，就很难像处理经济争端那样通过和平的民主妥协来弥合分歧。苏联不可能既实行民主同时又保持统一，因为苏联各民族之间在共享一个共同的公民资格和身份上没有共识。只有在这个国家瓦解为更小的民族实体时，民主才会出现。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民主很好地处理了种族多样性这一问题，不过，这种多样性始终保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美国的种族群体没有一个是生活在自己传统故土、讲着自己的语言、念念不忘自己民族身份和主权的历史共同体。

如果说要创造社会条件，以便既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又能在一段时间后使稳定的民主出现，那么现代化的独裁国家，原则上要远比民主国家有效得多。比如，以菲律宾为例。直到今天，菲律宾依然在农村保持着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少数传统的地主家族控制着这个国家大量的耕地。像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菲律宾的上层地主阶级也缺乏活力和效率。尽管如此，他们仍设法通过自己的社会地位，控制着独立后的菲律宾的大部分政治。然而，这个社会集团的持续统治，催生了东南亚残存的毛泽东主义游击运动，即菲律宾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人民军。1986年马科斯独裁政府倒台，科拉松·阿基诺取而代之，却既没有解决土地分配问题，也没有平息叛乱，阿基诺夫人自己的家族是菲律宾最大的家族之一，这恐怕至少是个原因。尽管她在当选后致力于推行一项彻底的土地改革方案，却遭到了议会的反对，因为议会恰恰在很大程度上由改革所针对的那些人把持着。在这一情形中，民主受到束缚，无法带来资本主义增长和民主本身长期稳定所必需的平等社会秩序。[26]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像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利用独裁权力推行土地改革一样，独裁国家在促生一个现代社会方面要有效得多。

1968—1980年间统治秘鲁的左翼军官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在军政府接管之前，秘鲁有50%的土地掌控在700个种植园主手中，这些人同时还控制着秘鲁的大部分政治。军政府上台后，很快就在拉美地区继古巴之后发动了最彻底的土地改革，用一批更为现代的工业家和技术官僚新精英取代旧有的土地寡头，通过改善教育促进中产阶级的极速发展。[27]这段专政时期使秘鲁背负了一些更庞大、更低效的国有部门[28]，但它确实消除了一些最突出的社会不平等，因此以某种方式，为军政府在1980年下台回到自己的位置后出现的经济现代化部门，拓展了一个长远的前景。

利用专断的国家权力打破既有社会集团的控制，这种做法并非为列宁式左翼所独有；右翼政权也曾如此做，来为发展市场经济进而实现最先进的工业化水平铺路。资本主义在一个流动的平等社会中最容易繁荣起来，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富有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能够摆脱传统的地主阶级，和其他享有特权却经济效率低下的社会集团。如果一个现代化的独裁国家利用强力加速这一过程，同时避免把资源和权力从低效率的传统地主阶级转移到同样低效率的国有部门，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在经济上与最现代化的“后工业”经济组织不相容。正是这种逻辑，使安德兰尼克·米格兰尼亚（Andranik Migranian）和其他苏联知识分子，呼吁设立一个具有专断权力的国家总统职位，以便让苏联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威权式过渡”。[29]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推进，依阶级、民族、种族或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明显社会分裂会逐渐弥合，因而民主共识出现的前景也会越来越明朗。但无法保证，这些差异会随着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增长而不再持续，或者明确地说，它们不会以更致命的形式回归。经济发展并没有淡化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身份意识；实际上，他们害怕被占支配地位的英语文化同化，反而强化了他们保持自己特性的愿望。民主对于像美国那样“生而平等”的社会更能发挥作用，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回避了一个问题，即这个民族是怎样从一开始就做到那样的。因而，民主并不一定随着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多元而更能发挥作用。事实上，当社会的多元化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民主反而无效。

上述的第二个论证，即民主最终不过是原本并不民主的左翼或右翼精英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这作为一种解释也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无法回答为什么应该有一个趋向自由民主的普遍演进。根据这种说法，民主不是任何一个为了获得国家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的集团的首选结果。相反，民主不过是争战各方的一个休战协定，而且在权力平衡中易于出现反复，即某个集团或精英重又取得胜利。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产生了民主制度，那只是因为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野心家，需要一种煽动手法来打破已有的政党机构，因此当其中的一方取得胜利之后，民主的成就就会被弃置一旁。同样，这一论证认为拉丁美洲的民主不过是威权右翼与威权左翼之间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右翼强权集团之间妥协的结果，这些不同的强权集团都有自己属意的社会，他们一旦掌权，就会加以推行。这对于某些具体国家通向民主的进程而言，可谓是最准确的描述，但是，如果民主不是所有人的第一选择，那就很难保持稳定。因此，这样一种解释无法成为朝着民主方向普遍演进的基础。[30]

第三个论证，即先进工业化能促生受过教育的、自然地倾向于自由权利和民主参与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有在一个点上是正确的。我们显然很清楚，教育即使不是民主的绝对必要条件，也至少是非常适于民主的氛围。很难想象，在一个大部分人是文盲因而无法利用信息来行使选择权的社会中，民主能够有效运行。然而，说教育必然导向对民主规范的信念，完全是另一个不同问题。确实，从苏联和中国，到韩国、台湾和巴西，这些国家和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民主规范的普及紧密相连。但要注意的是，当前世界教育中心盛行的观念正是民主：因此，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工程学位的台湾学生回到台湾后，认为自由民主是现代国家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也就一点不奇怪了。但是，这种情形完全不是说，他所接受的工程教育与他新有的自由民主信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关联，尽管他所接受的工程教育在经济上对于台湾很重要。实际上，教育自然会导向民主价值这种想法，反映的是民主人士的重要假设。在其他时期，当民主观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在西方受教育的年轻人回到祖国时常常会认为，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未来潮流。如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向年轻人普遍灌输的，是看待二十世纪思想的历史主义观点和相对主义观点。这样当然培养了他们对不同观点的宽容，从而准备好了做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但是，这也使得他们找不到最终的根据，来说明自由民主对于其他一切政体的优越性。

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都偏爱自由民主，而不喜欢各种形式的威权主义，这是事实，但它仍需要回答的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偏爱。很显然，对民主的偏爱并不是由工业化过程本身的逻辑规定的。实际上，这一过程的逻辑指向的方向似乎恰恰相反。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那么最适合的体制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列宁式的或民主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威权政治的结合，有论者称这种结合为“官僚威权国家”，而我们会称之为“市场导向的威权主义”。

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市场导向的威权式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方面显然要比民主国家做得好。历史地来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经济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多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其中包括帝制德国、明治时期的日本、维特（Witte）和斯托雷平时期的俄国，以及更近的1964年军人掌权之后的巴西、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当然还有亚洲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31]比如，在1961—1968年间，发展中世界民主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1%，其中包括印度、锡兰、菲律宾、智利和哥斯达黎加，而保守的威权政权（西班牙、葡萄牙、伊朗、台湾地区、韩国、泰国和巴基斯坦）的年均增长率为5.2%。[32]

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为什么会在经济上比民主国家做得更好，其原因简单明了，而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对此做了描述。尽管民主国家的选民理论上认可自由市场原则，但是，一旦他们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有受损的危险，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原则。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假定民主国家的公众在经济上会作出理性的选择，或者经济上的失败者不会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地位。民主政权反映了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要求，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则倾向于关注福利，通过拉平工资的税收政策来抑制生产，保护败落和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因此导致了较大的预算赤字和极高的通胀率。拿我们身边的一个例子来说，1980年代期间，美国由于一系列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花出的钱远高于生产所得，为了保持当前高水平消费，则不得不限制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后代的选择。尽管有着广泛担忧，这种短视做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政治上会损害长远利益，但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无法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因为它无法决定如何公平地分配因减少预算和增加税收所带来的痛苦。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近年来并没有显示其强有力的经济功能。

另一方面，威权政权原则上更能真正遵循真正自由的经济政策，不会为限制发展的再分配目标所扭曲。它们不必对败落产业中的工人负责，或者仅仅因为低效率的部门具有政治影响而对其加以补贴。它们实际上能够为了长期的发展，利用国家权力来抑制消费。在1960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韩国政府能够通过禁止罢工、禁绝扩大工人消费和福利的言论来压制增加工资的要求。与之相对，韩国在1987年向民主转型之后，通过民主选举新当选的政府，就不得不面对爆发的罢工潮和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增加工资的要求。结果使韩国的劳动成本大幅度提高，竞争力下降。当然，共产政权能够通过无情地压榨消费者来实现极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但是，它们的长期增长和现代化能力因缺乏竞争而受到牵绊。相反，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结合了两个世界的最佳部分：它们能够对其人民强制推行一种相当严厉的社会规范，同时又容许一定程度的自由来促进创新和最新技术的应用。

如果说针对民主国家的经济效率的一种反对观点认为，它们为了再分配和当前消费对市场干预过多，那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们对市场的干预还不够。相对于北美和西欧的发达民主国家，在许多方面，市场导向的威权政权在经济政策上都更倾向于中央集权。但是，这种中央集权仅仅指向促进经济的高增长，而不是指向诸如再分配和社会正义这样的目标。我们不清楚，国家不惜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而补贴或支持某些经济部门的“产业政策”，是否比日本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长期以来对经济的扶持更是一种阻碍。但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只要能够顺利执行并保持在竞争性市场所允许的范围内，显然与高水平的增长完全不矛盾。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台湾的规划者不顾可能带来的阵痛和失业，成功地使投资从纺织等轻工业转向电子产品和半导体产品等先进工业。台湾的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够运行，仅仅是因为政府能够让进行规划的技术官僚摆脱政治压力，从而可以根据效率标准来强化市场和作出决策——换句话说，它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台湾不是民主统治。而美国的一项产业政策就几无可能提升其经济竞争力，则正是因为美国比台湾或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更民主。在美国，规划还在进行中就会因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而陷于困境，这些压力的理据或者是保护低效率的产业，或者是促进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产业。

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之间有着不可置疑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只要放眼世界就能看到。但是，这一关系的确切本性则相当复杂，并非一目了然，迄今仍没有哪个理论能对其作出充分解释。现代自然科学及其促生的工业化过程的逻辑，在政治领域里并不像在经济领域里那样指向一个唯一的方向。自由民主与工业的成熟相一致，并且为许多工业发达的国家所偏爱，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我们的方向性历史背后的机制，既可以通向自由的未来，也可以通向官僚威权的未来。因此，要理解当前的威权主义危机和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还必须考虑其他方面。

[1] Nietzsche, The Portable Nietzsche (New York: Viking, 1954), p. 231.

[2]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69—105. See also the chap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S. M. Lipset, Political Man: Where, How and Why Democracy Work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pp. 45—76; Phillips Cutright,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ts Measurements and Social Correlate,”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28 (1963): 253—264; and Deane E. Neubauer, “Some Conditions of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1967): 1002—1009.

[3] R. Hudson and J. R. Lewis,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uthern Europe?” in Allan Williams, ed., Southern Europe Transformed (London: Harper and Row, 1984), p. 182.也见Linz (1979), p. 176. 这些国家的增长率既比欧共体最初的六个成员国高，也比欧共体在一段时期内经过最初的扩张之后的九个成员国高。

[4] John F. Coverdale,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Spain after Franco (New York: Praeger, 1979), p. 3.

[5] Linz (1979), p. 176.

[6] Coverdale (1979), p. 1.

[7] “Taiwan and Korea: Two Paths to Prosperity,” Economist 316: 7663 (July 14, 1990), p. 19.

[8] Pye (1990a), p. 8.

[9] 根据资料，当时五分之一的南非白人可以归为“穷苦白人”，他们被认为是“一些极度依赖性的人，无论从道德上、经济上还是身体上，若没有他人的帮助，他们就无法为自己找到适当的生活手段……”Davenport (1987), p. 319.

[10] 1936年，41%的南非白人居住在农村；到1977年，这个数据就降到了8%，尽管有27%是蓝领工人，但有65%已经成了白领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数据来自Hermann Giliomee and Laurence Schlemmer, From Apartheid to Nation-Building (Johannesbur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0.

[11] 在1960年代初期，彼得·怀尔斯（Peter Wiles）就指出过，苏联正开始按照功能而非意识形态标准来教育其技术官僚，并且认为这种做法最终会使他们认识到其经济体制其他方面的不合理性。见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29. 摩西·卢因（Moshe Lewin）认为大量的城市化和教育为改革奠定了基础。见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2] 正如在前面第一部分中提到的那样，包括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在1980年代就成了民主国家，有更多的国家确定在1990年代进行选举。

[13] Parsons (1964), pp. 355—356.

[14] 功能论证的一个变种是：自由民主是确保市场的正确运行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威权政权由于监管着市场经济，因此几乎不会完全让市场经济独自运行，它总是会为了增长、公正、国家权力或任何其他种种政治目标而利用国家权力来干预市场经济。可以说，唯有政治的“市场”的存在，才能防止国家通过提供回馈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才能抵制不明智的政府政策。这一观点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作出的，见de Soto (1989), pp. xviii—xix.

[15] 这样的情形曾发生在1960和1970年代的苏联，那时苏共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自上而下指导着经济发展过程的统治者，而是在不同地区、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之间进行调节的裁决者。苏共基于意识形态可能规定农业要集体化，各部门要按照中央计划运行；但是，意识形态对于诸如化学工业部门下面的两个分支就资源投资所展开的争斗并不能提供指导。我们说苏联这个党国在不同机构的利益之间扮演着这种调节的角色，并不是说那里存在着真正的民主，也不是说它没有对社会的其他领域进行强有力的统治。

[16] 认为资本主义应对环境破坏负责的观点，见Marshall Goldman, The Spoils of Progres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2). 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环境问题的概述，见Joan Debardleben, The Environment and Marxism—Leninism:The Soviet and East German Experienc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5); and B. Komarov,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e in the USSR (London: M. E. Sharpe, 1980).

[17] 见“Eastern Europe Faces Vast Environmental Blight,” Washington Post (March 30, 1990), p. A1; “Czechoslovakia Tackles the Environment, Government Says a Third of the Country is ‘Ecologically Devastate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1, 1990), p. 5.

[18] 关于这一论证思路，见Richard Lowenthal “The Ruling Party in a Mature Society,” in Field (1976), p. 107.

[19] 这一观点包含在奥唐奈（O’Donnell）、施密特（Schmitter）和普沃斯基（Prezoworski）为下面这个文集撰写的论文的一些分析中，见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volumes, O’Donnell and Schmitter, eds. (1986a, 1986b, 1986c, 1986d)。

[20] 然而，大多数这方面的文献讨论的是教育如何帮助人具有民主资格和巩固民主之类的问题，而不是解释教育为何会使人易于走向民主。例见Bryce (1931), pp. 70—79.

[21] 在发达国家，人们显然发现具有博士学位的受聘人员挣的不如只有高中文凭的房地产开发商多，但是大体上可以说收入与教育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22] 这一论证见David Apter,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23] 这一论证见Huntington (1968), pp. 134—137. 关于美国人“天生平等”的社会后果，见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24] 一个不同于这一概述的例外是，美国西南部出现了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族群，它因其规模和较低的语言同化程度而言，不同于此前的种族团体。

[25] 苏联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不过那里不是封建制度遗留下来旧社会阶级，而是一个由享有明确特权和权威的党魁和权贵构成的“新阶级”。他们像拉丁美洲的大庄园主一样，能够利用他们的传统权威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扰乱选举程序。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对于民主，这一阶级都是一个顽固的社会障碍，要使其中任何一个出现，就必须打破这一阶级的力量。

[26] 独裁制度本身显然不足以带来平等的社会改革。费迪南德·马科斯用国家权力来犒劳自己的私人朋友，由此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但是，一个致力于经济效率的现代化独裁制度与民主制度比起来，理论上可以在短得多的时期内使菲律宾社会完成彻底的转型。

[27] Cynthia McClintock, “Peru: Precarious Regimes,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in Larry Diamond, Juan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4,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 Lunne Rienner, 1988b), pp. 353—358.

[28] 这种情形的部分原因在于从旧有寡头手中没收的财富被转移到了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手中，这些部门在军政府掌权时期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从13%增长到了23%。

[29] 对安德兰尼克·米格兰尼亚（Andranik Migranian）和伊戈尔·克利亚姆金（Igor Klyamkin）的访谈，见Literaturnay Gazeta (August 16, 1989), translated in Détente, November 1989; and “The Long Road to the European Home,” Novy Mir, no. 7 (July 1989): 166—184.

[30] Daniel H. Levine在对奥唐奈和施密特编辑的关于威权主义转型的著作进行批判时，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人们难以想象在一个无人相信民主自身具有正当性的地方所出现的民主政体会是稳固和稳定的。见 “Paradigm Lost: Dependence to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40, no. 3 (April 1988): 377—394.

[31] 关于威权政权作为早期工业化的推动者具有优势的广泛争论，见Gerschenkron (1962)。关于专制与日本1868年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见Koji Taira, “Japan’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Capitalist Development under Absolutism,” in Harry Wray and Hilary Conroy, eds., Japan Examined: Perspectives o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Honolulu: Unive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pp. 34—41.

[32] 数据见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rge I. Dominguez,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Fred I. Greestein and Nelso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p. 61.

第11章
已然回答的老问题

面对康德的问题：是否有可能撰写一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世历史？我们暂时的回答是肯定的。

现代自然科学提供了一个逐渐展开的机制，它让我们看到，过去几个世纪的人类历史既是有方向的，又是连贯的。即便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已不再把欧洲和北美的经验等同于整个人类的经验，这一机制仍是真正普遍的。除了巴西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中几个正在迅速消失的部落外，已没有哪部分人类不受这一机制的影响，未通过现代消费主义的普遍经济关系与其他人类联系在一起。最近几个世纪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全球文化，它以技术主导的经济增长，以及生产和维持这种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中心，这正是世界主义而不是地方主义的标志。那些曾抵制这种一体化的社会，从德川时代的日本和奥斯曼土耳其（Sublime Porte，高门［1923年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到苏联、中国、缅甸和伊朗，它们的抵抗行动也只能坚持一两代人的时间。这些社会不是被占优势的军事技术打败，就是被现代自然科学所创造的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诱惑。尽管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消费社会，但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以这样的社会为自己的目标。

要是我们关于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解能够成立，历史循环这样的观念就难以站得住脚。这并不是说历史不会重复。读过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人都能注意到，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敌对状态，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冲突类似。那些注意到古代某些大国的周期兴衰并把它们与当代的大国进行比较的人，也不会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但是，只要我们明了在历史的重复之间存在着记忆和运动，那么某种长期存在的历史模式的重现，与一种方向性的、辩证的历史就不矛盾。雅典的民主不是现代的民主，斯巴达政体也找不到当代的对应物，尽管它可能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有某些相似之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设想的那种真正的循环历史要有可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一场足以使关于此前时代的所有记忆丧失的全球大灾难。甚至在一个面临着核武器和全球变暖威胁的时代，人们也难以设想一种足以毁灭现代自然科学观念的大灾难。只要造成灾难的不是吸血鬼，科学就会在几代人时间内重建自身——同时重建其相关的全部社会、经济和政治。任何根本意义上的倒转，都意味着与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所创造的经济世界的彻底决裂。任何一个当代社会似乎都没有进行这种选择的可能，无论如何，军备竞赛会使每一个社会成为那个自我加强的世界的一员。

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似乎成了走向死胡同的历史岔路，而不是人类社会组织的真正方案。这些纯粹的极权主义不仅牺牲的人无以数计，而且它们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统治者的有生之年——希特勒主义在1945年毁灭，斯大林主义在1956年毁灭。许多其他国家试图以某种方式复制极权主义，从1949年的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中期在柬埔寨进行种族屠杀的红色高棉，期间还出现了无数邪恶的专政，从左翼的朝鲜、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古巴和阿富汗，到右翼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1]但是，所有后来自许的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出现在相对落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2]共产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持续失败以及它在刚刚进入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国家的盛行表明，恰如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所说，“极权主义诱惑”主要是一种“转型病”，是某些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因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病理状态。[3]

可法西斯主义呢？它可是出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怎么可能把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归为一个“历史阶段”，而不是把它看做现代性自身的一个特殊发明呢？如果生活在1930年代的那代人因怨恨爆发（这些怨恨原以为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得到“克服”）而从自鸣得意中陷入惊悚，那么，谁又能保证我们不会为迄今不明其源的新爆发而震惊呢？

答案当然是，我们无法保证和断言未来世代不会出现希特勒或波尔布特。一个生活在当代并以黑格尔自许的人，坚持认为希特勒是1945年后德国实现民主所必需，适足以受到人们嘲笑。此外，一部普世史不必为了展现一个具有较大意义的人类演进模式，而把每一个专制政权和每一场战争都正当化。即使我们承认人类演进过程遭受过巨大且无法解释的中断，那也无损于这一过程所具有的影响力和长期的规律性，这就像生物进化理论并不会因为恐龙的突然灭绝而不成立一样。

尽管大屠杀的恐怖应该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但是，仅仅援引大屠杀不足以终结关于历史中的进步或理性问题的讨论。现在有一种倾向，不愿意理性地讨论大屠杀的历史原因，这在很多方面与反核分子不愿理性地讨论核武器的威慑力或战略应用很相似。这两种情形都隐藏着这样一种忧虑，即“合理化”会使种族屠杀变得习以为常。那些把大屠杀看作现代性的主要事件的作家都认为，它不仅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同时是潜藏于所有社会表面下的普遍之恶的显现。但是，其中的两种说法不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邪恶事件，那它必定有同样独一无二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我们不认为会轻易地在不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重现。[4]因此，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当作现代性的必然。另一方面，如果它是普遍之恶的显现，那么它就成了虽然可怖却司空见惯的民族主义泛滥现象的一种极端形式，而后者可以减缓历史列车的速度，却无法使之脱轨。

我倾向于认为：大屠杀既是独一无二的邪恶，也是德国在1920至1930年代期间汇集的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条件的产物。这些条件不仅在最发达的社会根本不会出现，而且将来在其他社会中也难以重现（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其中许多条件，比如长期残酷战争的失败和经济衰退，确实司空见惯，而且可能会在其他国家重现。但是其他一些条件则与当时德国特有的思想文化传统有关，比如反物质主义和对斗争与牺牲的崇尚，从而使德国大大不同于有着自由传统的法国和英国。这些传统绝不是“现代的”，它们曾在普法战争前后得到过验证，那时德意志帝国实行过度保护主义的工业化政策，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调。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纳粹主义是“转型病”的另一个极端变种，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副产品，但绝不是现代性本身的必然成分。[5]当然，这绝不是说由于我们的社会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纳粹主义现象如今已没有可能。不过，它确实表明了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病态的、极端的境况，借此不足以评判整个现代性。

斯大林主义或纳粹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疾病，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对它们的穷凶极恶视而不见，也不是对它们的受害者缺乏同情。正如让－弗朗索瓦·雷韦尔指出的那样，1980年代自由民主在一些国家取得胜利的事实，对于大多数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被极权主义夺去生命的人而言，毫无意义。[6]

此外，他们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他们的痛苦无法补偿，这一事实不应让我们对历史是否有一个理性模式这一问题无话可说。人们普遍期望，如果能有一种普世历史的话，那它必定能起到世俗的自然神学的作用，即能够根据历史的最终目的，对一切存在之物作出合理说明。然而，没有哪种普世历史能够合理地满足这样的期望。从一开始，这样的思想构建就意味着对历史细节和纹理的高度抽象，因而最终几乎必然会忽略构成“史前史”的整个的人和时代。我们构建的任何普世历史，不可避免地都无法对那些经历过的人而言极为真实的许多事件给出合理说明。普世历史仅仅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无法取代上帝的位置，给历史上每一个受害者带来个人救赎。

同样，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像大屠杀这样的中断，无论有多恐怖，都无法抹消如下明显的事实：现代性是一个连贯一致的强有力整体。中断的存在，丝毫不会影响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会有极端相似的体验。没有人能够否认，二十世纪的生活在许多基本方面都不同于此前所有时代的生活，那些惬意地生活在发达国家中却嘲笑抽象的历史进步观念的人，都不愿意回到过去生活，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人类早前时代的代表。一个人完全可以承认现代性让新的邪恶有了存身之地，甚至可以质疑人类道德进步的事实，但仍可以继续相信存在着一个方向性的、连贯性的历史进程。

[1] 叙利亚和伊朗都自称在某些方面是社会主义，尽管这种情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时尚，但是这些政权的统治形式名不副实。由于这些国家的控制都有其限制，许多人反对把这些国家归为“极权主义”；或许称它们为“不成功的”或“不合格的”极权主义更好，尽管这样的称谓未能尽述这些国家的残酷性。

[2] 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首先取得胜利的国家并不是马克思曾预言的像德国那样的具有大量工业无产阶级的发达国家，而是半工业化、半西方化的俄国，然后是农民和农业占压倒性多数的中国。关于共产主义试图理解这一现实的说明，见Stuart Schram and Hélène Carrère-d’Encausse, Marxism and Asia (London: Allen Lane, 1969).

[3] 见Walt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62—163.

[4] 这一观点见茨维坦·托多洛夫（Tsvetan Todorov）对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一书的评论，载The New Republic (March 19, 1990): 30—33. 托多洛夫正确地指出，纳粹德国不能当作现代性的一个典型；确切地说，它既有现代的因素，也有反现代的因素，其中后者在说明大屠杀为何可能方面颇有价值。

[5] 例见如下经典作品，Ralf Dahrendorf’s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69); and Fritz Stern’s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这后一本书把纳粹的一系列的主题追溯到对有机的前工业化社会的一种怀乡病，对经济现代性的原子化和异化特征的广泛厌恶。霍梅尼的伊朗可以说是另一个类似的情形：二战后的伊朗曾有一段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因此导致了传统社会关系和文化规范的彻底中断。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可以看做是通过新的截然不同的手段来恢复前工业化社会情形的一种怀旧努力。

[6] Revel (198—90), pp. 99—103.

第12章
不存在没有民主人的民主

迄今为止，我们所展示的机制显然本质上是一种对于历史的经济解释。除非人类想要利用科学征服自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确保自己免于危险，“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本身并没有力量。就其自身而言，科学（不论是以机器生产的形式还是以合理的劳动组织的形式）所规定的，仅仅是为基本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技术可能性范围。而推动着人们去开发这些可能性的，是人的欲望：不是满足有限的“自然”需要的欲望，而是其可能性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的、极富弹性的欲望。

换句话说，机制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却导致了一个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正是“人这个物种”的生产和消费欲望，使他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不愿种地而去大工厂或大机构上班，抛弃祖业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价高的雇主，去接受教育和服从时钟般的纪律。

然而，与马克思的初衷相反的是，这种容许人们以最平等的方式生产和消费最大数量的产品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是这样描述共产主义下的自由王国的：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1]

实际上，马克思的自由王国是每天4小时工作制：那是一个非常有生产力的社会，一个人上午的劳动就能满足他自己以及家人的全部自然需要，而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则可以用来打猎、作诗或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苏联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这种真实世界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曾实现这样的自由王国，因为几乎没有谁会每天老老实实工作4小时以上。不过，4小时之后的时间他们很少用来写诗或进行批判，因为这样做会很快把自己送进监狱；因此这些时间被花在排队、喝酒或找机会去饱受污染、人满为患的沙滩度假。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满足基本需要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是每个工人4小时，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相应地做到这一点则只需1或2个小时，而剩下的6或7个小时的“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利润，并没有只是进了资本家的口袋，它也让工人可以购买汽车和洗衣机，野餐工具和露营设备。这样的社会是否构成了任何意义上的“自由王国”，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很显然的是，美国工人比苏联工人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的程度要充分得多。

当然，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数据与幸福没有必然关系。正如马克思解释的那样，物质需要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因此，一个人要知道什么样的社会中工人更有满足感，就必须知道哪种类型的社会可以更好地维持需要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反讽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有西方消费社会所产生的日益膨胀的欲望，却没有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埃里希·昂纳克常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活标准要比“德皇时代”高得多；实际上，它比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社会都要高得多，可以许多倍地满足人的“自然”需要。但这几乎无关紧要。因为东德人拿来与自己比较的，不是德皇时代的人，而是同时代的西德人，由此发现自己的社会很贫乏。

如果人主要是一种由欲望和理性支配的经济动物，那么历史演进的辩证过程在不同人类社会和文化之间应该非常相似。这就是“现代化理论”的结论，它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经济是历史变迁的基础力量。现代化理论在1990年看起来很有说服力，这在15—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它正受到学术界的猛烈抨击。事实上，几乎所有实现了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国家都越来越相似，而不是相反。尽管有许多不同的道路可供这些国家走向历史的终结，但是，除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现代性社会形态受到它们的关注。[2]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到苏联和中国，再到台湾和韩国，都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但是，跟所有用经济来解释历史的理论一样，现代化理论也有某些不足。这一理论只在人是一种经济动物，只当人受经济增长和工业理性的命令支配之时，才是有效的。它那不可否认的说服力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尤其是集体中的人，实际上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出于这些动机而行动的。然而，人的动机中还有与经济无关的其他方面，历史中出现的中断——大多数人类战争，以及突然爆发的宗教、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情绪（正是它们导致了希特勒和霍梅尼出现）——其源头就在这里。真正的普世历史不仅必须能够解释广泛的、渐进的演进趋势，而且还能解释中断的意外事件。

从前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仅仅用经济术语来理解民主现象，显然无法给出充分的解释。历史的经济解释把我们带到了自由民主这块应许之地的门口，却没有把我们完全送到里头。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或许带来了一些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比如部族的农业社会向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城市社会转型，从而在某些方面为民主的到来创造了物质条件。但是，这一过程无法解释民主本身，因为一旦我们更深入地考察这一过程，就会发现民主制度几乎从不是出于经济理由被选择的。最初的两大民主革命，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发生在工业革命正在英国进行之际，那时，这两个国家都还没有在经济上实现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化”。因此，这两个国家选择人权并没有受到工业化过程的影响。美国的建国之父可能早就对他们在议会没有代表而英女王仍要向他们征税大为不满，但是，他们决定宣布独立并为了建立新的民主秩序而向英国宣战，不能说是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因而，在世界历史中随后的许多时刻，出现了不少选择没有自由的繁荣的情形——从美国反对独立宣言的托利党种植园主，到十九世纪的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威权现代化国家，再到当代的邓小平，他坚持在共产党统治的条件下使国家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现代化，以及新加坡的李光耀，他认为民主会是新加坡取得可观经济成就的障碍。然而，所有时代都有人出于非经济的目的，拿生命和生活来冒险去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不存在没有民主人的民主，也就是说，若没有一个向往民主、塑造民主且受民主塑造的具体的民主人，就不会有民主。

此外，一部基于现代自然科学不断展开的普世历史，只对从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方法发现以来大约四百年的历史有效。然而，无论是科学方法，还是驱使人们竭尽全力去征服自然并使之服务于人类目的的人类欲望的解放，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出自笛卡尔或培根的笔端。一部更完整的普世历史，哪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代自然科学的，也必须理解科学以及位于经济人欲望背后的那种欲望的前现代起源。

上述考量表明，无论是对于当前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还是对于作为其背后支撑的普世历史，我们为理解它们的基础所作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现代经济世界是一个庞大的强制性结构，它像一把铁钳一样牢牢地钳住了我们的大部分生活，但是它借以形成的过程却并不与历史本身相连，也不足以告诉我们是否到达了历史的终点。为此，我们最好不要依赖马克思以及发源于他的经济历史观的社会科学传统，而要信赖黑格尔，马克思的这位“唯心主义”前辈，他是第一个回应康德提出的挑战——撰写一部普世历史——的哲学家。因为黑格尔对历史进程之根本机制的理解深度，是马克思和当代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无法比拟的。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亦非赋予其力量的日益膨胀的人类欲望，而是一种完全非经济的驱动力，即寻求承认的斗争。黑格尔的普世历史不仅完善了我们只勾勒出轮廓的机制，而且为我们带来了对人的更宽广的理解——“人之所以为人”，从而使我们得以理解中断、战争和突然打破经济发展的非理性，这些都是实际的人类历史的特征。

回到黑格尔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框架，借此可以弄清楚人类历史进程将会永远继续下去，还是我们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点。作为这一分析的起点，让我们先接受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过去的历史是辩证地或通过矛盾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至于这个辩证法是否有观念基础或物质基础，我们暂时不予考虑。那就是说，世界某个地区出现的某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其本身也包含着内在矛盾，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其自身灭亡，从而为不同且更成功的形式所取代。历史的终结这一问题可以表述如下：我们当代的自由民主社会秩序是否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它使我们期望历史继续下去，进而产生一种新的更高的秩序？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社会不满之源，它激进得足以最终导致整个自由民主社会——用1960年代的话来说是“体系”——崩溃，那我们会承认这就是一个“矛盾”。然而只说现代自由民主国家有“问题”则不够，哪怕是像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犯罪盛行或毒品泛滥这样的严重问题。除非一个“问题”严重到不仅无法在体制中得到解决，而且还会腐蚀体制本身的合法性并在其重压之下崩溃，否则问题就不会是一个“矛盾”。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持续稳定的贫困，在马克思看来就不只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矛盾”，因为它会导致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并代之以另一种不同结构的革命情势。相反，我们也可以如此申论，如果当前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在最基本的方面完全满足了人类，那么历史就走到了尽头。

但是，如果目前的秩序中还存在着矛盾，我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基本上可以从两条路径来探讨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将观察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看看是否存在一种可以被证实的历史模式，表明某一特定社会形态的优越性。就像现代经济学家不会去确定商品的“效用”或“价值”，而接受其以价格形式表达出来的市场价值一样，我们也要接受世界历史的“市场”的判断。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不同政权或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一场对话或竞赛。不同的社会在这场对话中相互“驳斥”，以期胜过对方或比对方存在得更长久——做到这一点有时是通过军事征服，有时是通过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有时则是因为更大的内政凝聚力。[3]如果人类社会经过数世纪的发展之后，都向着自由民主这个唯一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演进或汇聚，如果不再出现可以替代自由民主的可行替代方案，如果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里的人们没有对他们的生活表达激烈的不满，那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对话达成了一个最终的明确结论。历史主义哲学家就不得不承认自由民主的优越性和终结性。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世界历史是公理的最终裁判者。[4]

这并不是说，采用这一路径的人必定信奉“强权即公理”，只崇拜权力和成功。我们不必为曾短暂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一显身手的每一个专制暴君和自许的帝国建造者背书，而只是在寻找那个经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而适存下来的政权或制度。这意味着它蕴含着解决有史以来就出现的人类满足问题的能力，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人类环境而存活下来的能力。[5]

但是，这种“历史主义”路径无论多么精致，都会遭遇如下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表面上取得胜利的社会制度——这里指的是自由民主制度——明显没有“矛盾”这种情形不是错觉呢？我们又是怎么知道随着时代的进步，不会出现要求人类历史进一步演进的新矛盾呢？若没有一个规定人的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的人性概念作为基础，人们就无法知道表面上的社会安定是意味着人的需要的真正满足，还是警察机构高效工作的结果，又或者仅仅是革命风暴到来前的宁静。我们应该记得，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欧洲，在许多观察者看来有一个成功且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1970年代的伊朗或1980年代的东欧各国也是如此。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当代的一些女权主义者断言，绝大部分历史是“父权”社会之间冲突的历史，而更有共识、更加慈爱且更具和平倾向的“母权”社会，则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这种说法无法基于经验事实来证明，因为并没有母权社会的现存例子。[6]然而，如果女权主义者所理解的人类品性有可能在女性维度上解放被证明是对的，那么母权社会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若果真如此，那么我们显然没有走到历史的尽头。

另一条确定我们是否走到了历史尽头的研究路径，被称作“超历史的”（trans-historical）路径，或者说，那是一条基于人性概念的路径。也就是说，我们将从超历史的人的概念出发，来判断现存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恰当。那样，我们就不能仅仅考察真实的英国或美国社会里出现的民众不满的经验证据。相反，我们要诉诸对于人性的理解，即那些尽管不会一直可见但始终具有的人之为人的品质，由此来衡量当代民主国家是否满足这个标准。这一路径将把我们从当下的专断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从我们正要判断的社会所设定的标准和期望中解脱出来。[7]

人性不是“一劳永逸地”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历史时间的进程中”造就自身，单单这一事实无法不让我们去谈论人性，不论这个人性是人的自我创造在其中出现的结构，还是人类历史发展似乎要朝向的终点或目的。[8]比如，即使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除非作为一种长期的、积累的社会过程的结果，否则人的理性无法得到充分发展，也不能因此而说理性不是人的一方面“自然属性”。[9]

最后，若不参照一个永恒的、超历史的标准，也就是说，若不参照人性，似乎就没有可能谈论“历史”，更不要说什么“普世历史”了。因为“历史”不是给定的，不是过去发生之事的流水账，而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抽象工作，其中我们可以把重要之事与不重要之事分辨开来。这种抽象工作所依恃的标准，是可变的。比如，在过去的几代人中间，曾出现过从外交史和军事史向社会史、妇女和少数族裔史或“日常生活”史的转变。然而，历史关注的对象从权贵向社会底层转变，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一切历史选择标准，而只是意味着标准的变化，以适应一种更新更平等的意识。但是，无论是外交史家还是社会史家，都无法回避在重大事件和非重大事件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不得不参照存在于历史“之外”某处的标准（顺便说一下，它超出了专业历史学家本身的能力范围）。这就是普世历史的真实所在，它把抽象水平提到了更高的层次。普世历史必定时刻准备着抛弃本质上属于前历史或非历史的整个的人和时代，因为他们没有关于他或她的故事的核心“情节”。

因此，如果我们要认真考虑历史的终结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从对历史的讨论转向对人性的讨论，这点似乎不可避免。仅仅局限于当代世界呈现给我们的“经验”证据，我们无法讨论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景——它对尚未体验过它的人的吸引力，以及它对生活在其统治下的人的持续影响力。相反，我们必须直接明确地提出一个超历史标准的人性，借此我们可以评价一切政权或社会体制的好坏。科耶夫声称，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结，因为普遍同质国家中的生活可以完全满足它的公民。换句话说，现代的自由民主世界是没有矛盾的。在对这一论断进行评价时，我们不想受误解了科耶夫论点的反对观点的影响——比如，某个社会团体或个人由于贫穷、种族主义等不能平等地得到社会的好处而表示不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个首要原则，即我们社会的“好处”是否真是好的，并能够让“人之为人”得到满足，是否在原则上来看某个其他类型的政权或社会组织能够提供更高形式的满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是否就是“人类的老年时代”，我们必须回过头去看看存在于历史过程开端处的自然人，即“最初的人”。

[1] Capital, vol. 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p. 820. 中译文采自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28—929页。

[2] 亚洲的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是两个例外，我们将在第四部分对前者加以讨论。

[3]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无法断言上述三种“驳斥”形式哪一种更优越；尤其是，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说，基于经济竞争优势而生存下来的社会，要比基于军事力量生存下来的社会具有更多的“合法性”。

[4] 这一论证以及把世界历史比作一场对话的做法，是科耶夫提出的，见Strauss (1963), pp. 178—179.

[5] 关于这一点，见Steven B. Smith, 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Rights in Contex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 225.

[6] 有人曾论证说，地中海地区一度出现过母权社会，但后来在某个历史时期为父权社会所推翻。例见Maija Gimbutas,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9).

[7] 不过，这一路径并非没有它自己的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人的超历史理解源自何处。如果我们不认可作为引导的宗教启示，那么这个标准必定是基于某种个人的哲学反思。苏格拉底通过观察他人并与他们对话达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学苏格拉底的样子，跟此前时代那些对人性可能性有着最深刻理解的伟大思想家进行类似的对话。或者，像卢梭以及无数作家和艺术家所做的那样，透彻观察我们自己的灵魂以理解人类动机的真正根源。如今，在数学以及程度较低的自然科学领域中，个人通过思考可以对真理的性质达到以笛卡尔的“清楚明白的观念”为形式的主体间共识。没有人会想到要去市场上寻找一个难解的偏微分方程的解答；而会去找一个数学家，其正确的解答会得到其他数学家的认可。但是在人类事务的领域，并不存在这种“清楚明白的观念”，并没有关于人性的一般共识，对于正义和人类满足以及由此派生的最佳政体问题，也不存在共识。个人可能认为自己对于这些主题有“清楚明白的观念”，但是精神病人和疯子也有，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非总是一清二楚。富有个性的哲学家可以让他的信徒圈子相信他的观点的“显然性”，由此表明自己不是一个疯子，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这个团体没有陷入一种贵族式的偏见。见Alexandre Kojève, “Tyranny and Wisdom,” in Strauss (1963), pp. 164—165.

[8] 在1948年8月22日写给科耶夫的信中，列奥·施特劳斯提到，甚至在科耶夫的黑格尔体系中，自然哲学仍是“必不可少的”。他问道：“此外，历史进程的唯一性如何能够……得到说明？如果在无限时间里只能有一个持续时间有限的‘地球’，那它必定只能是唯一的。……除此之外，这个唯一的、暂时的、有限的地球没有遭受（一亿年一次的）大灾难的毁灭，从而使得历史过程完全或部分重复？只有一个目的论的自然概念能够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引自Leo Strauss, On Tyrann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Victor Gourevitch and Michael S. Roth, e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 237.也见Michael Roth, Knowing and History: Appropriations of Hegel in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6—127.

[9] Kant (1963), pp. 13—17. 康德把自然描绘成一种立于人类之外的意志；然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人性的一个方面的隐喻，它潜存于所有人之中，却只能在他们的社会交往和历史互动过程中实现。

第三部分

寻求承认的斗争

第13章
最初，一场为了纯粹名誉的决斗

只有通过冒生命的危险才可以获得自由；只有经过这样的考验才可以证明：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一般的存在，不是像最初出现那样的直接的形式……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还没有达到这一承认作为独立的自我意识的真理性。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

人的每一个欲望，人类发生的、源于自我意识和人的实在性的欲望，最终和“承认”的欲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的实在性赖以“确认”的生命危险，就是为了这一欲望所冒的危险。因此，谈论自我意识的“起源”，就必然要谈论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生死决斗。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2]

世界各地的人民，从西班牙和阿根廷到匈牙利和波兰，当他们推翻专政建立自由民主国家时，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答案是完全消极的，因为它所基于的是前一种政治秩序的错误和不公正：他们想要摆脱那些压迫他们的可恶军官或党魁，或者他们想过一种不会遭随意逮捕的生活。生活在东欧和苏联的人们，则想着或期盼自己实现资本主义的繁荣，因为在许多人想来，资本主义与民主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完全有可能在没有自由的情形下实现繁荣，比如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韩国和台湾。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都还不够繁荣。无论单就二十世纪晚期的自由革命，还是就自十八世纪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的任何一次自由革命来说，把推动它们的人类基本动机仅仅归之于经济一维，都是极不充分的。现代自然科学所产生的机制对于历史进程的解释，依然是片面的，因而最终无法令人满意。自由政府展示着自己的魅力：美国总统或法国总统称颂自由和民主，是因为自由和民主本身就是好东西，而这种称颂似乎在全世界人民中间产生了共鸣。

为了理解这种共鸣，我们需要回到黑格尔，他是第一个回应康德号召的哲学家，而且他所撰写的普世历史在许多方面仍是最严谨的。正如亚历山大·科耶夫解释的那样，黑格尔为我们理解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机制”，即基于“寻求承认的斗争”的机制。尽管我们无需抛弃我们对于历史的经济解释，但是，“承认”却使我们恢复了一种完全非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它在理解人类动机方面，要比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及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学传统丰富得多。

当然这里有一个合理的问题，即这里呈现的科耶夫的黑格尔解释是否符合黑格尔本人的原意，或者说其中是否掺杂了完全可以说是“科耶夫的”观念。科耶夫确实吸收了黑格尔学说的某些成分，比如寻求承认的斗争和历史的终结，并且以黑格尔本人可能没有的方式，把它们置于黑格尔学说的中心位置。尽管揭示原本的黑格尔对于我们的“当前论证”的目的而言是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黑格尔本身，而是科耶夫所解释的黑格尔，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名为黑格尔—科耶夫的全新综合的哲学家。因此，在下面提及黑格尔的地方，我们实际上提及的是黑格尔—科耶夫，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观念本身，而不是最初阐述了这些观念的哲学家。[3]

有人可能会认为，要揭示自由主义的真实含义，就要走得更远，回到创始自由主义的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因为最古老、最持久的自由社会——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社会，比如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显然都是以洛克的术语理解自身的。因此，事实上我们会回到霍布斯和洛克，但是出于两个原因我们对黑格尔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第一，他给我们提供的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要比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解更高。因为实际上，清楚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同时代人，对由此产生的社会以及这一社会的典型产物布尔乔亚（bourgeois，中产阶级，或称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最终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道德事实，那就是布尔乔亚主要关注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他们既没有公德心，也不善良，更不会为包括他或她在内的更大共同体效力。简而言之，布尔乔亚是自私的；而这种私人个体的自私，正是马克思主义左翼和贵族共和主义右翼对自由社会展开批判的核心。与霍布斯和洛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黑格尔为我们提供的是自由社会的自我理解，它基于人的个性的非自私部分，并且试图把这部分当作现代政治方案的核心加以保护。他的这种做法最后是否成功，仍需要我们拭目以待：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们会处理这一问题。

回到黑格尔的第二个理由是，把历史当作“寻求承认的斗争”来理解，实际上是非常有效且非常有启发性的看待当代世界的方式。迄今为止，我们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的居民在对事件进行解释时，已经习惯于把动机还原为经济原因，可以说，我们自己的理解已经彻底布尔乔亚化了，一旦发现绝大多数政治生活都是完全非经济的，我们会非常惊讶。实际上，对于人性中导致绝大多数战争和政治冲突的傲慢和自负，我们甚至没有可供共同谈论的词汇。“寻求承认的斗争”这个概念跟政治哲学一样古老，指的是一种与政治生活本身相关联的现象。如果它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一个有点陌生甚至新奇的术语，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在过去四百年里已经被成功地“经济化”了。然而，“寻求承认的斗争”显然在我们周围处处可见，而且是当代为自由权利而斗争的运动的基础，无论是在苏联、东欧、韩国、亚洲、拉丁美洲还是在美国，都是如此。

为了揭示“寻求承认的斗争”的含义，我们需要理解黑格尔关于人或人性的概念。[4]对黑格尔之前的早期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家而言，讨论人性就是呈现一种关于最初的人的描述，即对“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描述。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从来无意把自然状态看成是一种对原始人的经验说明或历史说明，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思想实验，借此剥离掉人类品性中那些只不过是习俗产物的方面（比如某人是意大利人，某人是个贵族，或某人是位佛教徒这样的事实），由此揭示人之为人所共有的那些特征。

黑格尔否认他有一套自然状态学说，事实上，他拒斥永恒不变的人性概念。在他看来，人是自由的和未确定的，因此能够在历史进程中创造自己的本性。然而，这一历史的自我创造过程与自然状态学说一样，有一个寻求一切意图和目的的起点。[5]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描述了一个生活在历史开端处的原始的“最初的人”，他的哲学功能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自然状态中的人”毫无区别。也就是说，这个“最初的人”是一个原型人，拥有公民社会和历史过程开始前就已具有的基本人类属性。

黑格尔的“最初的人”与动物共有一些基本的自然欲望，比如吃穿住的欲望，尤其是自我保存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自然世界或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是，黑格尔的“最初的人”与动物完全不同，因为他不仅欲求真实的、“实在的”对象——牛排、可以保暖的毛皮夹克或居住处所，而且还欲求完全非物质的对象。首先，他欲求他人对他的欲求，也就是为他人所需要或所承认。确实，在黑格尔看来，单个个体是无法有自我意识的，也就是说，若没有得到他人的承认，他无法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换句话说，人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存在：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身份感，与他人赋予他的价值密切相连。用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话说，他基本上是“他人导向的”。[6]当然，动物也有社会行为，但这是本能的行为，它基于自然需要的相互满足。海豚或猴子欲求鱼或香蕉，但不会欲求其他海豚或猴子对它的欲求。恰如科耶夫解释的那样，唯有人能够欲求“一种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完全无用的对象（比如一枚奖章或敌军的战旗）”；而他之所以欲求这些对象并不是因为这些对象本身，而是因为它们为其他人所欲求。

但是，黑格尔的“最初的人”还有第二个而且更基本的方面不同于动物。这个人不仅需要他人的承认，而且要他人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承认。而构成人之为人的身份的，是人以自己生命冒险的能力，它是人最基本、最独一无二的特征。因此，这个“最初的人”与他人的遭遇就会导致一场暴力斗争，其中每一方都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要求他人“承认”自己。人基本上是一种他人导向的社会动物，但是他的社会性不会把他领入一个和平的公民社会，而是把他引入了一场为了纯粹名誉的暴力决斗。这种“流血斗争”无非以下三种结果。第一，斗争双方都死亡，作为人的生命和作为自然的生命全都灭亡。第二，斗争一方死亡，幸存下来的一方仍不满足，因为不再有承认他的另一个人类意识。最后，斗争以一种主奴关系结束，其中一方决定屈从于当奴隶，而不愿冒暴死的危险。主人因此得到满足，因为他冒着生命危险获得了他人的承认。黑格尔的自然状态中“最初的人”之间的最初遭遇，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或洛克的战争状态完全一样，充满暴力，但其结果并不是一个社会契约或其他形式和平的公民社会，而是极度不平等的主奴关系。[7]

就像在马克思那里一样，在黑格尔那里，原始社会被分成了社会阶级。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最重要的阶级差别不是基于经济功能，比如一个人是地主还是农民，而是基于一个人对待暴死的态度。社会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一边是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主人，一边是不愿冒生命危险的奴隶。黑格尔这种关于早期阶级分层的理解，历史地来看，可能比马克思的观点更准确。许多传统的贵族社会最初都源于游牧部落的“尚武精神”，这些人凭借冷酷无情、残暴和勇敢征服过着定居生活的民族。在最初的征服之后，主人阶级的后代就会定居下来，并实行一种地主式的经济关系，即向他们所统治的农民“奴隶”征税或要求纳贡。但是，即便多年的和平安逸生活已经使这些所谓的贵族堕落为放纵懦弱的朝臣，这种尚武精神——基于甘愿冒生命危险的天生优越感——仍是世界各地贵族社会文化的基本核心。

黑格尔对早期人的大部分描述在现代人听来非常陌生，尤其是他把为了纯粹名誉冒死决斗看作最基本的人类特性。难道甘愿冒死不是像决斗和复仇一样，是一种早已在世界消失的原始社会习俗吗？[8]在我们的世界中，仍有人为了一份名誉、一面旗帜或一件衣服而冒死进行流血斗争；不过他们慢慢地属于“嗜血帮”（Bloods）或“瘸子帮”（Crips）之类的黑帮（编按：洛杉矶最著名的两个黑帮），以贩卖毒品为生，或者住在像阿富汗那样的国家。在何种意义上，一个为了某种纯粹象征性的价值、名誉或承认而甘愿杀人和被杀的人，要比在挑战面前更容易让步、更愿意诉诸和平仲裁或法庭的人更具人性呢？

唯有当我们更深刻地领会黑格尔关于人类自由的含义的观点，才能理解为了纯粹名誉冒生命危险决斗的重要性。在我们熟悉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传统中，通常把自由理解为完全没有限制的状态。因此，根据托马斯·霍布斯的说法，“自由（LIBERTY或FREEDOM）严格地来说，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我所谓的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部障碍——而且对无理性和无生命的造物和对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适用”。[9]根据这一定义，一块正滚下山的岩石和一头在树林里游荡的饿熊，若没有受到阻碍，都可以说是“自由的”。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岩石的翻滚由地心引力和山的坡度决定，而熊的行为则由各种各样的自然欲望、本能和需要复杂交织的相互作用决定。一头在森林里觅食的饿熊只在形式的意义上是“自由的”。它别无选择，只能依据饥饿和本能作出反应。熊显然不会为了更高的事业进行绝食罢工。岩石和熊的行为由它们自己的物理本性以及周围的自然环境决定。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就像根据一套设定的规则运行的程控机器，其中最根本的规则就是基本的物理规则。

根据霍布斯的定义，所有在行动时身体未受限制的人，都可以被认为是“自由的”。就人有其物理本性或动物本性而言，他或她也可以被认为不过是一大堆确定的需要、本能、欲望和激情，并且以一种虽复杂但不过是机械的方式相互作用，从而决定着人的行为。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在寻求食物和住所来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时，并不比熊更自由，甚至并不比岩石更自由：他不过是根据一套更复杂的规则运行的一台更复杂的机器。他在寻求食物和住所的过程中没有遭到身体限制，这一事实造成的不过是自由的表象，而不是自由的实在。

霍布斯的政治学巨著《利维坦》，就是以把人描述为这样一种极度复杂的机器开始。他把人性分界为一系列基本情感，比如欣喜、痛苦、恐惧、希望、愤怒和野心，他认为，这些不同情绪的不同组合，足以决定和说明人的全部行为。因此，霍布斯最终认为，在道德选择能力的意义上，人并不是自由的。他能够在行为上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只服务于像自我保存之类的自然给定的目标。而自然完全可以用物质运动规律——即艾萨克·牛顿爵士所阐明的规律——来解释。

与之相反，黑格尔从一种完全不同的对于人的理解开始。人不仅不为他的物理本性或动物本性所决定，而且他的人性恰恰在于他克服或否定动物本性的能力。他不只在身体不受限制这种霍布斯的形式意义上是自由的，而且在完全不为自然所决定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就包括了他自己的自然本性、他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简言之，他能作出真正的道德选择，即能在两种行动之间作出选择，而且这种选择不是简单地基于一方比另一方有更大的效用，也不是一系列情感和本能胜过另一系列情感和本能的结果，而是因为一种设定并坚持自己规则的内在自由。而且，人所特有的尊严不在于使自己比低等动物更聪明的高级计算能力，而恰恰在于这种自由的道德选择能力。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人在这较为深刻的意义上是自由的呢？无疑，人类选择的许多例子事实上不过是利己的计算，所服务的不过是动物欲望或动物情感的满足。比如，一个人不从邻居的果园里偷苹果，可能不是出于道德感，而是因为他害怕得到比目前挨饿更重的惩罚，又或是因为他知道邻居正要离家旅行，如此，他不久便可随意摘食苹果。然而，他可以如此计算，这一事实并不让他比那些只是抢夺苹果的动物更少由自然本能所决定——在这里即为饥饿所决定。

黑格尔不会否认人有其动物的一面，或有一种限定的或确定的本性：他必须吃和睡。但他显然也能够以完全违反其自然本能的方式行动，而且他之所以违反这些本能，并不是为了满足更高的或更强烈的本能，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纯粹是为了违反。这就是为什么为了纯粹名誉甘愿冒死决斗在黑格尔的历史叙述中如此重要。因为通过甘冒生命的危险，人证明自己可以违反最强烈、最基本的自我保存本能而行动。正如科耶夫表述的那样，人的人性欲望最终必定会战胜自我保存的动物欲望。这就是历史开端处的早期战争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它们尽管仅仅是为了名誉或像奖章和旗帜之类的琐屑之物，但这些东西意味着得到承认。我之所以战斗，理由在于要让他人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甘冒生命的危险，因此我是自由的，是一个真正的人。如果流血斗争为的是诸如保护家园或得到对手的土地和财产这样的目的（或者如我们这些受教于霍布斯和洛克的现代资产阶级认为的那样，“理性的”目的），那么斗争本身不过是为了满足另一些动物性需要。事实上，许多低等动物也能够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子或保卫栖居的地盘而冒死斗争。在这样的情形中，这些行为都是由本能决定的，并且是为了确保种类持存的进化目的而存在的。只有人能够仅仅出于表明自己不惜生命，表明自己不是一台复杂的机器或一个“情感的奴隶”[10]，简言之，表明自己是自由的因而具有人所特有的尊严，而进行流血斗争。

有人可能会说，为了名誉甘愿冒死决斗这种“反本能的”行为，只不过是为另一种更深层的、更具返祖性的本能所决定，而黑格尔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确实，现代生物学表明动物和人一样为了名誉而斗争，可是没人宣称人是道德主体。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现代自然科学的教导，那么人类王国就完全从属于自然王国，同样地受自然规律决定。人的所有行为最终都可以解释为次于人的东西，即通过心理学和人类学来加以解释，而心理学和人类学又依赖于生物学和化学，最终依赖于基本自然力的作用。黑格尔及其前辈康德都意识到，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给人类自由选择的可能性造成了威胁。康德的伟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最终目的就是要在机械的自然因果关系海洋中隔出一座“岛屿”，从而以一种严格的哲学方式，使真正自由的人类道德选择与现代物理学共存。黑格尔认可这一“岛屿”的存在，而且他眼中的岛屿比康德设想的岛屿要大得多、广阔得多。这两位哲学家都认为，人类在某些方面显然完全不服从物理规律。这并不是说人类跑得比光速还快，或者摆脱地心引力的作用，而是说那些道德现象无法简单地还原为物质运动的力学。

对德国唯心主义所创造的这个“岛屿”的适当性加以分析，既超出我们目前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目前的意图；恰如卢梭所言，人类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这一形而上学问题是“哲学的深渊”（l’abyme de la philosophie）。[11]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把这恼人的问题放在一边，那我们仍可以注意到，即使作为一种心理现象，黑格尔对甘冒死亡危险的重要性的强调，指向了某种非常真实且重要的东西。无论真正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按照它仿佛存在那样行动，并且根据他们认为真正的道德选择能力来相互评价。尽管多数人类活动指向的是自然需要的满足，但仍有大量时间花在追求更加无形的目标上。人们寻求的不只是物质上的舒适，还寻求尊重和承认，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他们有某种价值和尊严。心理学或政治科学，若不考虑人的承认欲求，不考虑人虽非常见但有时极其显然地违反强烈的自然本能行动的意愿，就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误解。

在黑格尔看来，自由不只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人所独有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自然截然对立。自由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自然中或依据自然生活的自由；相反，自由只有在自然终结的地方才开始。人类自由只有当人能够超越自己的自然性、动物性存在，并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自我时才会出现。这一自我创造过程的象征性起点，就是为纯粹名誉的殊死斗争。

但是，尽管为承认而斗争是第一个真正的人类行动，但远不是最后一个人类行动。黑格尔的“最初的人”之间的流血斗争，不过是黑格尔式辩证法的起点，离我们要达到的现代自由民主仍有很长的路。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的问题可以被看作，寻求一种满足主人和奴隶双方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得到承认的方式；历史则以一种完成这一目标的社会秩序的胜利而告终。

然而，在描述这一辩证法演化的后面那些阶段之前，对黑格尔关于自然状态的“最初的人”的说明，与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奠基者霍布斯和洛克的说明做一对比，是有益的。因为，尽管黑格尔的起点和终点与这两个英国思想家非常相似，但是，他关于人的概念与他们完全不同，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其不同的看待当代自由民主的方式。

[1]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trans. J. B. Bailli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 p. 233. 中译文采自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126页，译文稍有改动。

[2] Kojève,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 (1947), p. 14. 编按：引文见英译本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7；中译文参考姜志辉译《黑格尔导读》，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8页，译文有改动。

[3] 关于科耶夫与真正的黑格尔的关系，见Michael S. Roth, “A Problem of Recognition: Alexandre Kojève and the End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24, no. (1985): 293—306; and Patrick Riley,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Alexandre Kojève,” Political Theory 9, no. 1 (181), pp. 5—48.

[4] 关于科耶夫对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的解释的说明，见Roth (1988), pp. 98—99; and Smith (1989), pp. 116—117.

[5] 这一观点见Smith (1989a), p. 115. 也见Steven Smith, “Hegel’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no. 1 (March 1986): 121—139.

[6] 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ry Press, 1950）一书中用“他人导向的”这一术语指涉他所谓的战后美国社会中蔓延的媚俗主义，并把它与十九世纪美国人的“内在导向性”进行对照。在黑格尔看来，无人可以完全是“内在导向的”；若不与他人相互交往并得到其承认，一个人甚至无法成为人。里斯曼所描述的“内在导向性”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他人导向性”。比如，虔诚宗教徒的明显自负事实上基于一种曾被删除的“他人导向性”，因为是人自己设定了宗教标准和他献身的对象。

[7] 见Friedrich Nietsz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2: 16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p. 86.

[8] 对决斗背后的人类动机缺乏了解的一个当代例子，见John Mu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pp. 9—11.

[9] Hobbes, Leviathan (Bobbs-Merrill, 1958), p. 170.

[10] 这一表述出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说“唯有嗜欲冲动的人不过是奴隶”（l’impulsion du seul appetit est esclavage）。Oeuvres complètes, vol. 3 (Paris: Gallimard, 1964), p. 365. 卢梭自己所使用的“自由”一词兼具霍布斯和黑格尔的含义。一方面，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到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自由地遵循着自己的自然本能，比如对食物、女人和休息的需要；另一方面，刚才援引的那段文字表明了他的这样一个意思：“形而上学的”自由要求从情感和需要中解放出来。他对人的完美性的说明非常类似于黑格尔把历史过程当作人类的自我创造的理解。

[11] 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稿中的说法更为准确，“在人的构成中，灵魂对身体的作用是哲学的深渊”（dans la constitution de l’homme l’action de l’âme sur le corps est l’abyme de la philosophie）。Rousseau (1964), vol. 3, p. 296.

第14章
最初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同伴对自己的评价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一样；对于任何轻视或低估的情形，他自然就会尽自己的胆量……加害对方迫使轻视者作出更高的评价，并以杀一儆百的方式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同样的结果。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

当代的自由民主国家没有走出传统的阴影。像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它们也是人类在某个确定的时间点，根据某种对于人和统治人类社会的适当政治制度的理论理解，有意地创造出来的。尽管自由民主无法把理论起源追溯到像卡尔·马克思那样的唯一作家，但它确实可以宣称自己建基于特定的理性原则，这些原则丰富的理论先驱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追踪到。奠定美国民主制度的原则，即那些写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的那些原则，是基于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以及其他美国建国之父的著作，而这些人的许多观念则源自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的英国自由传统。如果我们想要揭示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由民主制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为北美之外的许多民主社会所采用），那我们就需要回顾一下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著作。因为，尽管这两位作者先于黑格尔触碰到了关于“最初的人”的本性的许多假设，但是他们以及源自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传统，对于承认欲望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今天，霍布斯主要因以下两点而著名：一是他对自然状态下的人的描述，即“孤独、贫困、污秽、野蛮且短命”；一是他的绝对君权论，不幸的是，在洛克反对暴政主张革命权的更加“自由的”观点面前，霍布斯的绝对君权论常常被当作比较对象。但是，尽管霍布斯绝不是当代的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但他绝对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哲学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因为正是霍布斯第一个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权利，而不是来自神圣的王权，也不是来自统治者的天然优越性。在这一方面，霍布斯与洛克以及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间的差异，若跟霍布斯与他时代相近的作家菲尔默（Filmer）和胡克（Hooker）之间的分歧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

霍布斯是从他对自然状态下的人的描述中得出他的权利和正义原则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出自激情的推论”，可能从未在人类历史的全部阶段上存在过，但是在公民社会崩溃之际它的影子却无处不在——比如，在1970年代中期陷入内战的黎巴嫩这样的地方就呈现了出来。就像黑格尔的流血斗争一样，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被用来说明从最持久、最基本的人类激情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人类境况。[2]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与黑格尔的流血斗争之间的相似性很明显。首先，两者都有极度暴力的特征：最初的社会现实并非爱与和谐，而是一场“人人相互为敌”（every man against every man）的战争。而且，尽管霍布斯没有使用“寻求承认的斗争”这一术语，但人人相互为敌的原初战争在其理论中的关键作用与黑格尔基本相同：

因此，在人的本性中我们找到了争斗的三种主要原因：第一，竞争；第二，猜疑；第三，荣誉……这第三种［让人具有攻击性］的情形则是由于一些琐屑小事，比如一言一笑、意见分歧，以及任何其他直接对他们本人，或间接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誉的藐视。[3]

根据霍布斯的说法，人们可能会为了必需之物而斗争，但常常并不是如此，他们会为一些“琐屑小事”而斗争——换句话说，即为了寻求承认而斗争。霍布斯这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最终用以描述“最初的人”的本性的术语，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所使用的术语没有多少不同。那就是说，最初驱动人们进入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的激情，不是对物质占有的贪婪，而是少数野心家的骄傲和虚荣的满足。[4]因为黑格尔的“对欲望的欲望”或对“承认”的寻求，可以被理解为无非是这样一种激情，它通常（在我们认同时）称作“骄傲”或“自尊”，也（在我们不认同时）称作“虚荣”、“自负”或卢梭所谓的amour-propre。[5]

此外，这两位哲学家都明白，自我保存的本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强烈、最广泛共有的自然激情。在霍布斯看来，这种本能连同“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一道，是最有可能导向和平的激情。黑格尔和霍布斯都在这种原始斗争中看到了一种基本的张力，这张力的一端是人的骄傲或寻求承认的欲望，这使得他冒生命危险为名誉而战，另一端是他对暴死的恐惧，这使得他畏缩不前，接受奴隶状态的生活以换取和平与安全。最后，霍布斯会认可黑格尔的主张：历史地来看，流血斗争导致了主奴关系，即恐惧死亡的一方屈从于另一方。在霍布斯看来，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就是专制，这样一种境况没有消除人的自然状态，因为奴隶只是在暗含的暴力威胁下为主人服务。[6]

然而，霍布斯与黑格尔的根本区别，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出现决定性转折之处，在于一方的道德天平倾向于骄傲或虚荣（即“承认”）的激情，另一方的道德天平倾向于对暴死的恐惧。正如我们已然看到的那样，黑格尔认为，为了纯粹名誉甘愿冒死决斗，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人之为人的东西，是人类自由的基础。最后，黑格尔并不“赞成”主人与奴隶之间这种极度不平等的关系，而且完全知道这种关系既原始又带有压迫性。然而，他明白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阶段，其中阶级平等、主人与奴隶这些术语保存了某种极富人性的东西。在他看来，主人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要高于奴隶意识，并且更富人性，因为奴隶因屈从于死亡的恐惧而没能超越他的动物性，因此比主人更少自由。换句话说，黑格尔在甘愿冒死的贵族—战士的骄傲中发现了某种道德上值得称颂的东西，而在把自我保存置于一切之上的奴隶意识中发现了某种卑贱的东西。

作为对比，霍布斯在贵族主人的骄傲（或者更适当地说，虚荣）中，找不到任何道德上值得拯救的东西：确实，正是获得承认的欲望，正是这种为了奖章或旗帜之类的“琐屑之物”进行战斗的自愿，是自然状态下一切暴力和人类悲惨的根源。[7]对他而言，最强烈的人类激情是对暴死的恐惧，最强烈的道德命令——“自然法”——是保存自己的身体。自我保存是基本的道德事实：在霍布斯看来，一切正义和权利概念都基于对自我保存的理性追求，而不义和不公就是那些导致暴力、战争和死亡的事情。[8]

把霍布斯导向现代自由国家的，正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个核心。因为在自然状态中，由于制定法（positive law）和政府尚未确立，每一个人保存自己存在的“自然权利”，让他有权使用一切他认为为了达此目的所必要的手段，其中包括暴力手段。任何地方，只要人们没有共同的主人，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无政府战争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的解决办法，就是基于社会契约建立政府，根据这一契约，所有人都同意“放弃对于一切事物的权利，而且满足于我之于他人的自由一如他人之于我的自由”。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就是其保护和保存每个人作为人所拥有的那些权利的能力。在霍布斯看来，基本的人权是生存权，即保存每个人的身体存在的权利，而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那个能够充分保存生命、防止回到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的政府。[9]

然而，和平与生存权的维护是要付出代价的。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的根本在于，人们要放弃他们非正义的骄傲和虚荣，才能保存其身体存在。换句话说，霍布斯要求人们放弃寻求承认的斗争，尤其是放弃在名誉之战中甘冒生命危险要求他人承认自己优越的斗争。人寻求展示自己优于他人的一面，寻求基于优越德性支配他人的一面，以及挑战“人性极限”的高贵品格，都可以说是骄傲的愚蠢。因此，源自霍布斯的自由传统，显然针对的是那些试图超越其“动物”本性的少数人，并且以构成人最低级的共同特性的激情——自我保存——的名义来约束他们。实际上，它不仅是人类的共同特性，也是“低等”动物的共同特性。与黑格尔相反，霍布斯认为寻求承认的欲望以及对“纯粹”生活的高贵鄙视，不是人之自由的开端，而是人之不幸的根源。[10]因此，霍布斯最有名著作的标题说的是“上帝在赋予利维坦巨大的力量之后，称之为骄傲之王”，而霍布斯之所以把他的国家比作利维坦，是因为它是“一切骄傲之子的王”。[11]利维坦不会满足于这种骄傲，而是要征服它。

霍布斯与“1776年精神”和现代自由民主之间的距离，只有咫尺之遥。霍布斯相信绝对君权，不是因为他相信国王拥有天生的统治权，而是因为他认为君主可以被授予某种获得民众同意的东西。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同意不仅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通过自由的、无记名的、多党制普遍选举获得，而且可以通过公民愿意生活在某个特定政府并遵守其法律的默然同意获得。[12]在霍布斯看来，即使专制政府与合法政府外部看起来相似（比如两者都是绝对君主制），两者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合法的统治者得到了民众的同意，而专制者没有。霍布斯偏爱一人统治而非议会统治或民主统治，并不是因为他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而是因为他相信需要强势政府来压制骄傲。

霍布斯这一论点的缺陷在于，合法君主会不知不觉地滑向专制者；若没有像选举那样的反映民意的制度机制，常常就很难知道某个君主是否得到这样的同意。因此，对约翰·洛克来说，修正霍布斯的君权学说，一变而为基于多数人统治的议会制学说或立法主权学说，就是比较容易的了。洛克赞同霍布斯的如下看法：自我保存是最基本的激情，生存权是其他一切权利所源出的最基本权利。尽管他关于自然状态的观点要比霍布斯温和一些，但他同意自然状态易于堕落为战争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并且认为合法政府出于保护人免遭暴力的需要。但是洛克指出，一旦君主任意地剥夺臣民的财产和生命，绝对君主就侵犯了人的自我保存权。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绝对君主制，而是有限政府，一个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保护的立宪政权，其权威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根据洛克的说法，霍布斯所谓的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意指的是一种反抗滥用权力践踏人民利益的暴君的革命权利。《独立宣言》 第一段说到的正是这种权利，它说一个民族有必要“解除把它与另一个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枷锁”。[13]

霍布斯重视自我保存甚于寻求承认的道德价值，这一点洛克并无异议：寻求承认必须让位于自我保存，因为自我保存是衍生一切其他权利的基本权利。与霍布斯不同的是，洛克认为人不仅有保持身体存在的权利，还有过舒适富裕生活的权利；公民社会的存在不只是为了维持社会和平，还要保护“勤劳理性的人”通过私有财产制度为所有人创造富足。自然的贫困为社会的丰裕所取代，比如“［美洲］大片肥沃土地的首领在衣食住宿方面，比英国的一个日工还糟”。

然而，洛克对最初的人的描述类似于霍布斯，与黑格尔则完全不同：洛克笔下的最初的人，虽然在自然状态下为寻求承认而斗争，但他必定会被教导让寻求承认的欲望从属于保存生命的欲望，以及享受舒适的物质生活的欲望。黑格尔的最初的人欲求的不是物质占有，而是另外一种欲望，即欲求他人承认自己的自由和人性，为了寻求这种承认，他可以对“世俗之物”不屑一顾，无论私有财产还是甚至个人生命。与此相反，洛克的最初的人进入公民社会，不只是为了保护他在自然状态下具有的物质财富，而是打开了无限制地获得更多财富的可能性。

尽管近年来一些学者致力于探寻美国政体的古典共和主义根源，但是，美国的创建即使不是完全浸透着约翰·洛克的观念，也处处可见他的影响。[14]托马斯·杰斐逊所谓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不言而喻的”真理，本质上与洛克的生存权和财产权这些自然权利并无不同。美国的创建者认为，美国人作为人在一切政治权威之前就拥有了这些权利，而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这些权利。美国人认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不仅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还包括《权利法案》中列举的权利，甚至还包括像近来才发明的“隐私权”之类的权利。然而，无论所列举的具体权利是什么，美国的自由主义以及类似的其他宪政共和国的自由主义，有着共通的自我理解，即这些权利意味着划出了一个个人选择的领域，并严格控制国家权力染指其中。

对于受霍布斯、洛克、杰斐逊和其他美国建国之父思想影响的美国人而言，黑格尔对在名誉之战中甘愿冒死的贵族主人的称颂，听起来一定很不顺耳，感觉充满了条顿人的偏见。这不是因为这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思想家，有哪一个不承认黑格尔的最初的人是一种真正的人的类型；而是说，他们看到在一个由奴隶组成的无阶级社会里，努力去说服那些有可能成为主人的人接受奴隶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政治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把因承认而来的满足看得远比黑格尔为低，尤其是不值得以“人上人”（man’s lord and master）之苦甚至死亡为代价换取这种满足。确实，他们相信，人对暴死的恐惧和对舒适的自我保存的欲求非常强烈，因而在任何一个经过自我利益洗礼的理性人心中，这些激情都会超过获得承认的欲求。我们几乎本能地认为黑格尔的名誉之战是不合理的，其根源就在于此。

事实上，选择过奴隶的生活并不比选择过主人的生活更显得合理，除非一个人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认为自我保存比获得承认更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然而，正是霍布斯和洛克思想中这种基于自我保存或舒适的自我保存的道德优先性，让我们感到不满。除了制定相互自我保存的规则，自由社会并不为其公民设定任何积极的目标，也不把某种生活方式设定为更优越或更可欲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有什么积极的内容，都应该由个体自身来填充。那种积极的内容可以是一种高层次的公共服务和私人慷慨，也可以是一种低层次的自私之乐和卑鄙吝啬。国家对此毫不关心。的确，政府承诺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除非一种权利的实施侵犯到另一种权利。在缺乏积极的、“更高的”目标的情形下，通常填充洛克式自由主义核心的真空的，是对财富的无止境追求，如今它已从需求和匮乏的传统限制中解放了出来。[15]

如果我们考虑自由社会最典型的产物，一种随后被贬义地称之为布尔乔亚的新型个体，那么自由主义关于人的观点的局限就愈加明显：所谓布尔乔亚，就是狭隘地只看到自己当下的自我保存和物质利益的人，它对周围共同体的关心只是因为它促进了自己的私利，或者只是把它看作实现自己私利的手段。洛克式的人无需公共精神、爱国心，也无需关心身边那些人的福利；确切地说，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一个自由社会甚至可以由魔鬼组成，只要他们是理性的。不可解的是，自由国家的公民，尤其是霍布斯描述的那种国家的公民，为何会参军上战场为国家献身。因为，如果个体的自我保存是基本的自然权利，那么我们是基于什么理由说一个人为国家献身是理性的，而携带财产和家人跑路不是呢？甚至在和平时期，霍布斯式或洛克式的自由主义也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社会中最好的人应该选择公共服务、做政治家，而不是过赚钱的利己生活。确实，人们不明白为何洛克式的人应该积极参与其所在共同体的生活，对穷人慷慨，甚至为了养育家人而牺牲自己。[16]

是否能够创建一个所有公共精神完全消失但可维持下去的社会，抛开这个实践问题不谈，还存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一个只看见自己狭隘的私利和身体需要的人，其身上是否有某种并非极其卑劣的东西。黑格尔笔下那个在名誉之战中甘愿冒死的贵族主人，不过是人类超越纯粹的自然需要或身体需要的冲动最极端的例子而已。为承认而斗争反映的是自我超越的渴望，它不仅存在于自然状态和奴隶状态的暴力之中，也存在于爱国心、勇敢、慷慨和公共精神这些高尚激情之中，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在人性中的整个道德层面，有一个部分是以牺牲狭隘的身体利益换取超越身体的目标或原则为满足的，寻求承认难道不是以某种方式与之相关吗？黑格尔没有拒斥主人的视角而偏爱奴隶的视角，而是把主人的寻求承认的斗争确定为人之为人的核心所在，试图由此颂赞并保存人类生活的某种道德维度，这一点在霍布斯和洛克所设想的社会中是完全没有的。换句话说，黑格尔把人理解为一个道德主体，他特有的尊严与其摆脱身体限定或自然限定的内在自由相关。正是这种道德维度以及使其得到承认的斗争，是推动辩证的历史进程的动力。

但是，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及原始流血斗争中的冒死精神，是如何与我们更为熟悉的道德现象联系起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考察承认，理解承认所由之出的人类品格。

[1] Hobbes (1958), p. 106.

[2] 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是，流血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某个现实的历史时刻（更确切地说，是历史的起点）的事态的描述。

[3] 强调字体为笔者所加。Hobbes (1958), p. 106.

[4] Hobbes, De Cive Preface 100—101. 也见Melzer (1990), p. 121.

[5] 见科耶夫1936年11月2日写给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在信中他断言：“霍布斯未能理解劳动的价值，因此低估了斗争（‘虚荣’）的价值。根据黑格尔，劳动的奴隶认识到1.自由的观念，2.在斗争中这一观念的实现。因此：最初‘人’总是主人或奴隶；历史‘终结’处‘完全的人类’则是主人和奴隶（就是说两者都是又两者都不是）。唯有如此才能满足他的‘虚荣’。”变体为原文所有。引自Leo Strauss, On Tyrann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Victor Gourevitch and Michael Roth, e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 233.

[6] 霍布斯与黑格尔的比较见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p. 57—58. 在一个注释中，施特劳斯解释说，“M. 亚历山大·科耶夫尼科夫（M. Alexandre Kojevnikoff，译按：即科耶夫）和本书作者打算对黑格尔与霍布斯之间的关联做一次详尽探讨。”不幸的是，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完成。

[7] 根据霍布斯的说法，“因想象自己的权力和能力而产生的快乐就是所谓自豪的欣喜心情，如果这种心情所根据的是自己过去的行动经验，便与自信相同，但如果是根据他人的谀辞，或自己假想的一套自得其乐，便是虚荣，这个名称取得恰当，因为有根据的自信产生努力，而自以为的权力则不能，因此称之为‘虚’就很正确了。”强调字体为原文所有。Hobbes (1958), p. 57.

[8] 见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187—188.

[9] 霍布斯是第一批在非基督教的基础上设定人人平等原则的哲学家之一。因为根据他的说法，人们在杀死他人的能力方面基本上是平等的；如果一个人在身体上弱于他人，那么他仍能够通过狡计或与他人拉帮结派战胜对手。因此，现代自由国家和自由人权的普遍主义，最初是建立在对暴死的恐惧这一假定的普遍性之上的。

[10] 施特劳斯指出，霍布斯最初曾称颂过贵族德性，他用对暴死的恐惧取代贵族的骄傲作为原初的道德事实，这种做法只是出现在其生涯的后期。见Strauss (1952), chap. 4.

[11] 变体为原书所有。关于这一点，见Strauss (1952), p. 13.

[12] 默然同意这一概念并非如它乍看起来那样荒谬。比如，过去已有的自由民主制下的公民会选举领导人，但他们通常绝不会有机会投票决定国家的基本宪政安排，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赞成这些安排呢？显然是通过如下事实：他们仍自愿地待在这个国家，并且参与（至少没有反抗）现存的政治过程。

[13] 除了霍布斯的自我保存权之外，洛克增加了另一种基本权利，即财产权。财产权源自自我保存权：如果一个人有生存权，那他就有获得生存手段的权利，比如食物、衣物、住屋、土地等等。公民社会的建立不仅要阻止相互残杀的骄傲，还要允许人们保护他们在自然状态下拥有的财产，并使其和平地增加。
自然财产转变为规约财产，即转变为财产所有者通过社会契约认可的财产，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根据洛克的说法，在公民社会之前，财产积累限于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自己的消费所存储的东西，前提是这些存储物不会损坏。但是，公民社会的前提是财产积累的解放：人存储的不只是他需要的东西，而是其无限需要的任何东西。因为洛克认为，人的劳动是一切价值（我们现在会说一切“经济”价值）的起源，它使自然界中“几乎毫无价值的原料”增值不止百倍。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财富的积累可能要另一个人付出代价，与此不同，在公民社会中，对财富的无限追求是可能的，也是被允许的，因为史无前例的劳动生产力使所有人都变得富有。也就是说，只要公民社会保护“勤劳理性的人”，反对“争吵好斗者”，这就是可能的，也是被允许的。见Lock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2), pp. 16—30; Abram N. Shulsky, “The Concept of Propert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James Nichols and Colin Wright, eds.,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and Back? (San Francisco: Institut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 1990), pp. 15—34: and Strauss (1953), pp. 235—246.

[14] 关于古典共和主义和美国创建的文献的评论和批评，见Thomas Pangle, The Spirit of Modern Republic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p. 28—39.

[15] 许多严肃的美国学者注意到，洛克对骄傲和血气所给予的范围，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毫无疑问，洛克想要缩减作威作福和攻击性的骄傲，使它们符合各自合理的自我利益。但是，内森·塔科夫（Nathan Tarcov）指出，洛克在《教育片论》（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鼓励人们为自由而自豪，鄙夷奴隶状态：生命和自由成了目的本身，甚至可以为了自由牺牲生命，但绝不可以用生命去保护财产。因此，自由国家中自由人的爱国主义可与舒适的自我保存的欲求共存，历史地来看，美国确实如此。
尽管人们对洛克强调承认这一面显然常常未予注意，就像人们对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一样，但我认为洛克仍偏爱自我保存甚于骄傲，因而站在伟大的伦理分水岭的另一面。即使从洛克关于教育的著作中读出了一个骄傲的洛克，也无法明确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表明洛克在《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中把骄傲置于自我保存之上。见Nathan Tarcov, Locke’s Education for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articularly pp. 5—8 and 209—211; Tarcov, “The Spirit of Liberty and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Zuckert (1988), pp. 136—148. 也见Pangle (1988), pp. 194, 227; and Harvey C. Mansfield, Taming the Prince: The Ambivalence of Modern Executive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pp. 204—211.

[16] 资本主义与家庭生活之间潜在的不协调性，见Joseph Schumpeter’s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50), pp. 157—160.

第15章
保加利亚假期

“那么让我们从［正义的城邦中］删去所有这些，”我说，“就从这些诗行开始：

我宁愿耕种土地，做他人的奴隶

纵然他无甚资财，生活卑微

也不愿统率所有故去者的亡灵……”

——苏格拉底，引自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三卷[1]

“寻求承认的欲望”听起来是个怪异的虚假概念，当说它是推动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时更是如此。“承认”是我们时常使用的一个词，比如某个同事退休，我们送他一块表以示“对其多年来工作的承认”。但是，我们通常不会把政治生活看成是“寻求承认的斗争”。就我们关于政治的概括而言，我们更可能把政治视为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追逐权力的竞争，一场分配财富以及其他生活物资的斗争。

奠定“承认”的概念并不是黑格尔的发明。它与西方政治哲学本身一样古老，而且指涉的是人类品格中完全熟悉的部分。几千年来，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词用以描述“寻求承认的欲望”这一心理现象：柏拉图用的是激情（thymos），马基雅维利把它说成是人追求荣耀的欲望，霍布斯则说这是人的骄傲或虚荣，卢梭说这是人的amour-propre （“自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这是对声名的爱，而詹姆斯·麦迪逊则说这是野心，黑格尔说这是承认，而尼采则把人说成是“红脸颊野兽”。所有这些术语都指的是人的这样一个部分，它觉得有必要赋予事物以价值——首先是赋予自己以价值，然后赋予他周围的人、行动或事物以价值。人类品格中的这一部分正是骄傲、愤怒和羞耻这些情绪的基本根源，它一方面不能还原为欲望，另一方面不能还原为理性。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品格中最具政治性的部分，因为正是它驱使人去断言自己高于其他人，从而进入了康德所谓的“反社会的社会性”境况。因此，许多政治哲学家认为政治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以一种服务于政治共同体整体的方式来驯服或控制寻求承认的欲望，也就不奇怪了。的确，驯服寻求承认的欲望这一计划在现代政治哲学家那里是极其成功的，以至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平等主义民主国家里的公民，常常看不出自己身上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什么了。[2]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第一次对寻求承认的欲望这一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开启这一传统的经典著作中，即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记录的是哲学家苏格拉底与两个雅典贵族青年格劳孔（Glaucon）和阿得曼托斯（Adeimantus）之间的对话，苏格拉底试图描述一个“言辞中”的正义城邦的本性。这个城邦也像“现实中”的城邦一样，需要一个护卫者阶层或战士阶层，保卫它免遭外部敌人的入侵。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这些护卫者的主要品格就是激情（thymos），这是一个有点棘手的希腊词，勉强译作“血气”（spiritedness）。[3]他把具有激情的人比作一条好狗，能够怀着巨大的勇气和愤怒与陌生人斗争，保卫自己的城邦。在最初的分析中，苏格拉底从外部对激情作了描述：我们只知道它与勇敢——即甘冒生命危险——相关，与代表自己的愤怒或愤慨情绪相关。[4]

然后，在第四卷中，苏格拉底对激情作了一个更加详细的分析，其中包含了他著名的灵魂三分说。[5]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灵魂有一个欲望的部分，它由诸多不同的欲望构成，其中最强烈的是饥渴。这些欲望的表现形式都相似，即都驱使人朝向外在于自身的某物——食物或饮料。但是，苏格拉底指出，有时人会在干渴时也不让自己喝水。他和阿得曼托斯都同意灵魂还有一个独立的部分，即推理或计算的部分，它可以使人逆欲望而行——比如，干渴之人没有喝水是因为他知道水是不干净的。那么，欲望和理性是灵魂仅有的两个部分吗？它们足以解释人的所有行为吗？比如，可以用理性让一种欲望胜过另一种欲望——比如贪欲胜过肉欲，或长期的安全胜过暂时的快乐——来解释所有自我克制的情形吗？

在苏格拉底讲述了某个叫做莱昂提乌斯的人的故事后，阿得曼托斯欣然同意激情确实只是另一种欲求，这个人想要看看躺在行刑处的一堆尸体：

他想要看，同时又感到厌恶而转身离去；他暂时耐住了，把头蒙了起来。但最终却屈服于欲望的力量，他张大眼睛跑到尸体面前骂道：“看吧，坏家伙，把这美景看个够吧。”[6]

人们可以说莱昂提乌斯在心里进行的斗争无非是两种欲望的斗争：一方是看尸体的欲望，与之相竞的另一方是对观看死尸的天然厌恶。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霍布斯的机械论心理学相符：他把意志解释为只是“斟酌中的最后一个欲望”，因此也可以说是最强烈或最顽强的欲望的胜利。但是，若把莱昂提乌斯的行为说成不过是欲望之间的冲突，就无法说明他对自己的愤怒。[7]因为，如果他能自我控制，可能就不会愤怒：相反，他会有一种不同但相关的情绪，骄傲。[8]稍加反思就会明白，莱昂提乌斯的愤怒既不可能来自灵魂的欲望部分，也不可能来自灵魂的计算部分，因为莱昂提乌斯对于其内心斗争的结果并非无动于衷。因此，它必定来自第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苏格拉底称这部分为激情。正如苏格拉底指出的那样，这个愤怒所源出的激情潜在地来看，可与理性结盟帮助对不当欲望或愚蠢欲望的压制，但它不同于理性。

《理想国》中出现的激情多少与人们赋予自身的价值有关，这种价值我们今天称之为“自尊”。莱昂提乌斯认为自己是这样一种人：他具有一定的尊严和自我克制，而一旦未能维持自尊，就会对自己感到愤怒。苏格拉底针对愤怒与“自尊”的关系解释说，一个人越是高贵——即他把自己的价值估计得越高，他在受到不公对待时就越愤怒：他的情绪“会激动而发怒”，与“他认为是正义的一方结盟作战”，哪怕他“遭受饥寒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苦楚……”[9]激情就像是人天生的正义感：人相信自己有一定的价值，一旦别人低估了他的价值——即别人没能恰当地承认他的价值，他就会发怒。在英文中，自我评价与愤怒的密切关系可以在anger（愤怒）一词的同义词“indignation”（愤慨）中看出来。“dignity”（尊严）指的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而“in-dignation”（愤慨）则是在发生侵犯这一价值感的事情时产生。反之，当有人发现我们未能维持自己的自尊感，我们就会感到羞耻；而一旦得到公正评价（即符合自己的真正价值），我们就会感到骄傲。

愤怒是人潜在的一种全能情绪，恰如苏格拉底指出的那样，它能够克服饥渴和自我保存等自然本能。但它并不欲求自我之外的任何物质对象；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它也是欲望，那它就是对欲望的欲望，即因他人过分贬低我们，而希望其改变看法，按照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来承认我们的欲望。因此，柏拉图的激情无异于黑格尔的寻求承认的欲望的心理学基础：因为在流血斗争中的贵族主人正是受这样的欲望推动，即他希望别人按照他的自我价值感来评价自己。当然，这种自我价值感一旦受到诋毁，他就会产生嗜血的狂怒。激情与“寻求承认的欲望”也有所不同，因为前者指的是灵魂的一个部分，它赋予对象以价值，而后者是激情的一种活动，它要求另一个意识分享同样的评价。当然，即使不要求得到承认，人也可能在自身中感到激情的骄傲。但是，尊重不是诸如苹果或保时捷之类的“事物”：它是一种意识状态，对自己的价值感有一种主观的确定性，它必须要得到另一个意识的承认。因此，精神显然会驱使人们去寻求承认，尽管并非必然如此。

这会儿，让我们来看看当代世界中关于激情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虽小却颇具启发性。瓦茨拉夫·哈维尔在1989年秋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前，作为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组织七七宪章的创始成员，他长期在监狱内外坚持斗争。长期的监狱生活显然使他有大量时间思考拘禁他的那个制度，以及其所代表的邪恶的真实本性。早在19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觉察到东欧的民主革命前，哈维尔就在发表的一篇题为“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的文章中，讲述了下面这个关于蔬菜瓜果商的故事：

某个瓜果蔬菜店的经理在摆满了洋葱和胡萝卜的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试图向世界传达什么信息？他真的热衷于全世界工人联合的观念吗？他真觉得自己的热情促使他非得让公众来了解他的理想吗？他真想过这样一种联合如何实现，实现了又怎样吗？……

显然，蔬菜瓜果商对所贴标语的内涵漠不关心；他并不是出于什么让公众了解其理想的愿望，才把这一标语贴上橱窗的。当然，这不是说他的行动毫无动机或毫无意义，也不是说这一标语没有传达任何东西。这个标语实际上是一个符号，包含了虽说不出来却非常明确的讯息。表面上，它可能表达的是：“我，蔬菜瓜果商某某，住在此地，我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我会按照你们的要求行事。我是个靠得住的人，没什么可挑剔的。我很听话，因此我有权过上安稳日子。”当然，这个讯息有一个传递对象：它是向上传递的，上面的那个人就是这个蔬菜瓜果商的上级，同时它还是个挡箭牌，可以使蔬菜瓜果商免遭告密。因此，这条标语的真实含义深深地扎根于这个蔬菜瓜果商的生存之中。它反映了他的重大利益。可那些重大利益是什么呢？

请注意：如果这个蔬菜瓜果商接到指示要贴上这么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所以我无条件顺从”，那他就不会对其内涵漠不关心，尽管这个表述反映的是实情。在橱窗上张贴这么一条直截了当地表明他的怯懦的标语，蔬菜瓜果商会感到为难，这很自然，因为他是个人，有自己的尊严。为了克服这种烦难，他就要采取这样的符号来表达忠诚，它至少在文字表面上涉及的是无关个人的信念。它必须能让蔬菜瓜果商说，“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有什么问题？”因此，这个标语就可以帮助他遮掩他顺从的可鄙基础，同时掩盖了权力的可鄙基础。它把这些隐藏在更高的东西背后。这个更高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10]

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对哈维尔使用“尊严”一词感到惊讶。哈维尔所描述的这个蔬菜瓜果商，是一个没有受过专门教育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普通人，但这样一个人也会为贴一条“我胆小怕事”的标语而感到羞耻。这种作为抑制人去这样做的根源的尊严，其本性究竟是什么？哈维尔指出，这样一个符号比共产主义标语更是一个诚实的表述。此外，在共产党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因为恐惧才被迫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恐惧本身即自我保存的本能，是我们所有人普遍共有的一种自然本能：那么，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人，并且感到害怕呢？

最终来看，理由与如下事实有关：蔬菜瓜果商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又与如下信念有关：他不仅仅是某种受恐惧和需要摆布的、处于担惊受怕和匮乏状态下的动物。他相信，即使他无法阐明自己的信念，他也是一个能够进行选择的道德主体，而且能够为了原则而违逆自然需要。

当然，正如哈维尔指出的那样，这位蔬菜瓜果商能够回避这一内在争执，因为他只是张贴了一张崇高的共产主义标语，并且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而非胆小怕事的可怜之辈。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处境类似于苏格拉底口中的那个屈从于自己观看尸体的欲望的莱昂提乌斯。蔬菜瓜果商和莱昂提乌斯都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与选择能力有关，而这些价值要“好于”他们的自然恐惧和自然欲望。不过，这两者最终都败给了他们的自然恐惧或自然欲望。唯一的差别是，莱昂提乌斯对自己的软弱毫不掩饰，并且为此责备自己，而蔬菜瓜果商则未能面对自己的堕落，因为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一个方便借口。哈维尔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两件事。第一，尊严感或自我价值感位于激情的根源处，它与下面这样一种关于人的看法相关：人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能够进行真正选择的道德主体；第二，这种自我认知是所有人天生具有的品质，无论他是伟大高傲的征服者，还是卑微顺从的蔬菜瓜果商。恰如哈维尔说到的那样：

生命的基本目标自然地呈现在每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自然地希求人性的正当尊严、道德正直、存在的自由表达和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感。[11]

另一方面，哈维尔还指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够容忍在谎言中生活”。他对后极权主义的共产国家的谴责，所围绕就是共产主义伤害了人民的道德品格、伤害了他们有能力作为道德主体行动的信念——蔬菜瓜果商在同意张贴“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这一标语时，就没有了尊严感。尊严及其反义词屈辱，是哈维尔在描述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时使用的两个最普通的词。[12]共产主义迫使普通人用他们较好的天性去做一些琐碎的道德妥协，有时这些道德妥协也并不琐碎，借此侮辱他们。比如，在商店橱窗上张贴一幅标语，联名谴责做了让国家不高兴的事的同事，又或者，在同事受到不公正迫害时保持沉默。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这种破落的后极权主义国家，试图不用恐怖手段，而是极其反讽地通过向他们展示现代消费文化的成果，把每一个人变成道德上的同谋。这些成果并非刺激1980年代的美国投资银行家贪欲的那些华而不实之物，而是一些小物件，诸如电冰箱、宽敞公寓或保加利亚假期，它们对于那些物质匮乏的人而言，当然是大恩惠了。共产主义以一种比“布尔乔亚”自由主义彻底得多的方式，在人的灵魂中筑起了一道抵挡激情部分的欲望防线。哈维尔对共产主义的指责，根本不是针对它未能兑现经由工业效率而来的物质丰裕，也不是它让向往更好生活的工人阶级或穷人失望。恰恰相反，它为人民提供的这一切附加了浮士德式的条件，即要求他们在道德价值上让步作为交换。在这场交易中，体制的受害者成了体制永存的维护者，然而制度本身的存在和发展则独立于参与其中的任何人。

当然，哈维尔所描绘的现象，“消费导向的人们，总体上而言，不愿意为了自己的精神完整和道德正直牺牲既定的物质利益”，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所独有。在西方，消费主义诱导人们常常作出道德上的让步，他们的自欺不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而是以诸如“自我实现”或“个人发展”之类观念的名义。然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异：在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或多或少地压抑激情，就难以过上正常生活，更别说过上“成功的”生活了。如果不像那个蔬菜瓜果商那样随波逐流，一个人就连普通的木匠、电工或医生都干不上，如果不把自己完全蒙蔽在制度的虚伪中，一个人就不可能成为成功的作家、教授或电视台记者。[13]如果一个人想做到完全诚实，想保持自己内在的自我价值感，那他就只有一种选择（假设他不属于那个日益缩小的真诚信奉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小圈子）。那就是完全告别这一体制，像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y Sakharov）、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或哈维尔本人那样，成为职业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这意味着完全与生命的欲望一面决裂，放弃诸如固定工作和公寓之类简单的物质满足，选择监狱、精神病院或流放的艰辛生活。对于那些激情一面没有如此坚强的大多数人而言，所谓正常生活就意味着接受琐碎的、日复一日的道德堕落。

在柏拉图的莱昂提乌斯和哈维尔的蔬菜瓜果商故事中——可以说，一个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开端，一个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终结——我们看到了一种作为政治生活中心要素出现的卑微激情。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说激情与良好的政治秩序相关，因为它是勇气、公共精神和不愿进行道德妥协的根源。根据这些作家，好的政治秩序所需要的不只是互不侵犯的条约；它也必须满足人对其尊严和价值得到承认的正当欲望。

但是，激情和寻求承认的欲望是比上述两个例子宽泛得多的现象。评价和自我评价的过程遍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通常以为不过是经济生活：其实人真的是“红脸颊野兽”。

[1] Republic 386c, 引Homer’s Odyssey, XI, 489—491.

[2] 尽管激情或承认的现象对西方哲学传统至关重要，但在这一传统中几乎没有关于它的系统研究。这种系统研究的尝试见Catherine Zuckert, ed.,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Spirit: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from Scocrates to Nietzsch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也见艾伦·布鲁姆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所做的译注（Republic,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pp. 355—357, 375—379）。

[3] Thymos也可以翻译成勇气（heart）或热诚（heartiness）。

[4] 关于激情在柏拉图那里的地位的进一步论述，见Catherine Zuckert, “On the Role of Spiritedness in Politics,” and Mary P. Nicholas, “Spiritedness and Philosophy in Plato’s Republic” in Zuckert (1988).

[5] 对灵魂三个部分的论述出现在《理想国》的435c—441c。对激情的最初论述出现在第二卷的375a—375e和376c。也见411a—411e，441e，442e，456a，465a，467e，536c，547e，548c，550b，553c—553d，572a，580d，581a，586c—586d，590b，606d。人性的这种多重描述在柏拉图之后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并且在卢梭那里第一次遭到了严肃的怀疑。见Melzer (1990), pp. 65—68; 69.

[6] Republic 439e—440a.

[7] 霍布斯对激情或骄傲的相对低估，显然体现在他对愤怒的不怎么令人满意的定义中。他说，愤怒是“突然上来的勇气”，而这勇气则是“同样具有通过抵抗免除伤害的希望”，反之则是恐惧，它是“人具有对象将造成伤害时产生的厌恶”。与霍布斯相反，有人会认为勇气源自愤怒，而愤怒本身则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激情，与希望和恐惧无关。

[8] 对自己感到愤怒可谓感到羞耻，因此，莱昂提乌斯同样可以被描述为感到羞耻。

[9] Republic 440c—440d.

[10] 黑体为引者所加。Havel et al. (1985), pp. 27—28.

[11] Havel et al. (1985), pp. 38.

[12] 不仅“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随处可见尊严和屈辱这两个词，而且在哈维尔向全国人民发表的第一份新年演说中也无处不在，在这篇演说中他说道，“我们这个所谓的工人国家，却在侮辱工人……此前的政权以其傲慢无礼且不容异己的意识形态为武器，把人贬为生产力，把自然降为生产工具……全世界的人们都对此感到惊讶：这些逆来顺受、被侮辱的、无神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显然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为何突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竟然在几个星期内以一种完全得体并且和平的方式摧毁了极权主义政权。”变体为引者所加。引自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EEU-90-001, 2 January 1990, pp. 9—10.

[13] 著名的美国口音的苏联电视台记者弗拉基米尔·波斯纳（Vladimir Posner）写过一部为自己开脱的传记，其中，他试图为自己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坐上苏联新闻界的头把交椅所做的道德选择辩护。在说明他被迫做出妥协的程度时，他对自己的读者（或许是对他自己）并不怎么诚实，随后则充满修辞意味地问到，由于苏联体制的邪恶本性，敢问谁能够因这样的选择而指责他。这种对道德堕落的普遍接受，本身就是激情生活堕落的一个部分，哈维尔认为这是后极权的共产主义的一个必然结果。见Posner, Parting with Illusions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9).

第16章
红脸颊野兽

然而，如果上帝要［这场战争］继续下去，直到二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直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为刀剑下流的每一滴血所偿付为止，那么我也必须说，像三千年前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主的裁判是完全正确而公道的”。

——亚伯拉罕·林肯，第二任就职演说，1865年3月[1]

《理想国》或哈维尔蔬菜瓜果商故事中的激情，可以说构成了某种类似于人的天生正义感的东西，它同样也是无私、理想主义、道德、自我牺牲、勇气和荣誉等所有高贵德性的心理学基础。激情为评价过程提供了一种全能的情绪支持，并且能使人为了他所认为的正确或公正，克服自己最强烈的自然本能。人首先评价自己并赋予自己价值，为自己的利益而义愤。但是，人也能够赋予别人以价值，并为别人的利益而愤慨。当一个人属于某个阶级的成员并认为本阶级受到不公对待时，这种现象就会经常出现，比如一个代表所有妇女的女权主义者，或一个代表其种族的民族主义者。于是，为自己感到义愤扩展到为整个阶级感到义愤，并由此产生团结感。也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会为他并不所属的阶级而愤慨。美国内战前反对奴隶制的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充满正义的愤怒，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愤慨，都是这种激情的表现。在这些情形中之所以会产生愤慨，是因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并没有得到作为人应有的对待，而感到愤慨的人觉得他们值得这样的对待，也就是说，是因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没有得到承认。

源自激情的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因为激情既是正义和无私的心理基础，同时又与自私紧密相关。激情的自我要求他自己的价值观既得到自己又得到别人的承认。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采取自我主张的形态，把自己的价值向外部世界投射，一旦这些价值没有得到他人的承认，他就会感到愤怒。没有人可以保证激情自我的正义感与其他自我的正义感相符：例如，反种族隔离的积极分子所认为的正义，完全不同于支持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所以为的正义，因为他们对黑人尊严有着不同的评价。事实上，由于激情的自我通常从评价自身开始，因而很可能高估自己：恰如洛克所言，人不是自己的好法官。

激情的这种自我主张性质，导致了激情与欲望的混淆。事实上，源自激情的自我主张与欲望的自私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2]以一家汽车工厂中劳资双方关于工资的争议为例。绝大多数当代的政治学家都信奉霍布斯式的心理学，即把意志还原为欲望和理性，从而把这种争议说成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即经理与工人都想分得更大的经济蛋糕的欲望之间的冲突。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学家会断言，理性将使争议的每一方采取讨价还价的策略，使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或者在罢工中使成本最小化，直到相对的双方达成一个妥协的结果。

然而，事实上这种表述是对双方内心深处发生的心理变化过程的极度简化。就像哈维尔笔下的蔬菜瓜果商不会打出标语“我胆小怕事”一样，罢工的工人也不会打出标语“我欲壑难填，我要尽最大可能从经理手里榨出钱来”。相反，罢工者会说（而且也这样想）：“我是个好工人；与我现在所挣的工资相比，我值得更多。事实上，就我让公司所挣的利润而言，就其他行业给相似的工作所支付的工资而言，我得到的工资太少，太不公平；我确实被……”至此，工人会诉诸生物学隐喻，其意旨就是说他作为人的尊严被侵犯。这样的工人就像蔬菜瓜果商一样，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价值。当然，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是因为他要偿还分期贷款，要为孩子买东西，但也希望这是他的价值的体现。工作争议中产生的愤怒很少与绝对的工资水平有关，而常常是因为经理提供的工资不足以“承认”工人的尊严。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罢工者对破坏罢工者的愤怒要比对经理的愤怒强烈得多。虽然破坏罢工者不过是经理的工具，但之所以被蔑视为卑鄙小人，是因为他自己的尊严感完全被眼前的经济利益所淹没。与那些罢工者不同，破坏罢工者的欲望战胜了他的激情。

我们容易理解经济上的自利，但常常忽略了它与激情的自我主张的紧密关联。更高的工资既满足了灵魂的欲望部分对物质的欲求，也满足了激情部分对承认的欲求。在政治生活中，经济要求很少表现为只是想多要一些；通常，他们会用“经济正义”这样的措辞来表达。把经济要求打扮成代表自己的正义的主张，这是纯粹的犬儒做派，但通常也反映出人的激情愤怒的真实力量，无论有没有意识到，人们都认为最终处于金钱争议中心的是自己的尊严。实际上，许多通常被解释成经济动机的东西，可以化为一种寻求承认的激情欲望。对此，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有很好的把握。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中，斯密表明人们恋富厌贫的理由，其实与身体需要没有多大关系。这是因为，“最卑贱的劳动者的工资”就能满足自然需要，比如“衣食、安居和家人的舒适”，而且即便是穷人，他的大部分收入也都是花在严格来说“可视作奢侈品的享受之物”上。那么，人们为何通过寻求经济生活的辛苦和劳碌来“改善自己的境况”呢？答案是：

引人注目、为人关心、得到同情、自得自满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能够根据这一目的所能谋求的好处。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但是，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己是关心和赞许的对象的基础上。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会使自己引起世人的关注，也是因为他感到，在所有这些因他的有利地位而易于产生的令人愉快的情绪中，人们都倾向于赞同他……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他觉得，贫穷让人瞧不起他，或者，人们即使对他有所注意，也不会对他所遭受的不幸和痛苦产生同情……[3]

在一定的贫困程度下，经济活动就必须担负起满足自然需要的功能，比如1980年代遭受旱灾的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情形。但是，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贫困和匮乏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其根据是金钱作为价值符号的作用。[4]美国官方的“贫困线”所代表的生活标准，比某些第三世界国家过着丰衣足食生活的人的生活水平还要高出许多。然而，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穷人比非洲或南亚过着小康生活的人更有满足感，因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常常受到更多的冒犯。美洲的首领“在衣食住宿方面，比英国的一个日工还糟糕”，洛克的这一论断忽视了激情，因而完全没有切中肯綮。美洲首领有一种英国日工完全没有的尊严感，这种尊严源自他的自由、自足，以及他从周围共同体得到的尊重和承认。日工可能吃得更好，但他完全依赖于雇主，而在雇主眼里，他实际上从未被当作一个人看待。

通常所谓的经济动机中蕴藏着激情的要素，不能理解这一点常常导致对政治和历史变迁的误解。比如，人们通常认定革命是由贫困和匮乏造成的，或者认为贫困和匮乏的程度越大，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名研究表明情形恰恰相反：在革命前的三四十年里，法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法国君主政体方面还进行了一系列充满善意但过分草率的自由化改革。革命前夕法国的农民所过的生活，要比西里西亚或东普鲁士的农民丰裕、独立得多，中产阶级也是如此。然而，他们却成了革命的导火索，这是因为，十八世纪末发生的政治生活的自由化，让他们比普鲁士的任何阶层都更敏锐地感到他们的相对匮乏，并对此表达他们的愤怒。[5]当今世界，唯有最穷的国家和最富的国家是趋于稳定的。那些在经济上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政治上总是最不稳定的，因为发展本身激发了人们新的期望和要求。人们不仅拿自己的处境与传统社会比较，而且与富裕国家比较，结果愤怒爆发。一般所理解的“日益增长的期望导致的革命”，既是欲望的产物，也是一种激情现象。[6]

激情与欲望混淆在一起的情形，还有很多。试图对美国内战作出解释的历史学家，必须说明为什么美国人甘愿忍受这样一场令人震惊的灾难：三千一百万人口中的六十万丧生，这个数字几乎是总人口的2%。许多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强调的是经济因素，试图把这场战争解释为工业化资本家的北方与传统种植园主的南方的斗争。然而，这类解释并不令人满意。这场战争最初主要是在非经济目标的旗帜下进行的——北方是为了保护联邦，而南方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有制度”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亚伯拉罕·林肯比他后来的许多解释者都更为明智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每一个人都知道”，奴隶制是冲突的“起因”。当然，许多北方人反对解放奴隶，希望通过妥协尽早结束战争。但林肯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这体现在他自己严厉的忠告中，他说哪怕付出“两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的成果，也要让战争继续下去，这在经济上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这样的代价唯有从灵魂的激情部分来看，才是有意义的。[7]

当代的美国政治中，有无数体现了寻求承认的欲望的例子。比如，在过去一代人中，堕胎是最为困扰美国社会的问题之一，然而它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内容。[8]堕胎的争论围绕的是胎儿与妇女之间的权利冲突，但事实上反映了一个更深的分歧，即一方面是传统家庭的尊严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的尊严。在这场争论中，对立双方或为死在腹中的胎儿，或为死于不合格的堕胎医生之手的妇女感到愤慨，但是她们也为自己感到愤慨：传统的母亲感到愤慨，是因为她觉得堕胎在某种程度上使母性堕落，而职业女性感到愤慨，是因为若没有堕胎权则减损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现代美国的种族歧视所造成的侮辱，只是部分源自黑人贫穷所导致的物质匮乏：而绝大部分痛苦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许多白人眼里，黑人是（用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话来说）“看不见的人”，他们并不是遭白人憎恨，而是不被白人当作同胞看。贫困仅仅是加重了这种视而不见。事实上，一切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问题，不论是否有一定的经济因素，本质上都是关于正义和人类尊严的不同理解的激情之争。

人的许多其他活动，通常看来不过是自然欲望的情形，其中也有激情的一面。比如，征服异性通常就不只是个生理满足的问题——人并不一直需要性伴侣——还反映了人需要他人对其性欲的“承认”。这个被承认的自我，并不必然是黑格尔笔下的贵族主人的自我，也不一定就是哈维尔笔下的蔬菜瓜果商的道德自我。但是，性爱最深层的形式包括一种渴望，渴望爱人对其超出生理特征的某种东西的承认，这种东西就是自己的价值。

这些关于激情的例子并不证明，所有的经济活动、所有的性爱以及所有的政治都可以还原为寻求承认的欲望。理性和欲望仍是灵魂中有别于激情的两个部分。实际上，对于现代的自由人而言，它们构成了灵魂中的支配性部分。人贪求金钱是因为他们需要东西，而不是需要承认，随着早期现代人类占有欲的解放，物质欲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都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人们渴望性，是因为它——是的，让人感觉不错。而我之所以注意到贪婪和性欲中的激情维度，正是因为，欲望和理性在现代世界中的主导性，遮蔽了激情或承认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激情常常作为欲望的同盟出现——比如工人要求“经济正义”的情形——因此很容易与欲望混淆。

在苏联、东欧发生的反共产主义巨变中，寻求承认的欲望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无疑，许多东欧人想要终结共产主义确实是出于不怎么高尚的经济理由，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会为通向西德的生活标准铺平道路。苏联和中国进行改革的基本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经济的，我们把这个经济原因归结为中央计划经济无法适应“后工业”社会的要求。但是，寻求繁荣的欲望伴随着作为目的本身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要求，换句话说，要求一个在常规普遍的基础上实现承认的制度。1991年8月未遂政变的策划者以为俄罗斯人民愿意“为一根香肠交出自由”，借用俄罗斯议会的一位辩护者的说法，那是自欺欺人。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伴随共产主义的经济危机而来的激情的愤怒和寻求承认的欲望，我们就无法理解整个革命现象。革命形势有一个奇异的特征，那些激起人民冒最大风险推翻政府的事件，极少是历史学家后来描述为基本原因的重大事件，而是非常不起眼的偶然事件。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Jakes）的共产党政权尽管此前承诺实行自由化，但仍关押了哈维尔，为此人们出于愤慨成立了公民论坛反对派组织。1989年11月，大批人群聚集在布拉格街头，起因不过是个传言（后来被证明是误传），即有一个学生被秘密警察杀害。在罗马尼亚，导致齐奥塞斯库政权于1989年12月垮台的一连串事件，其起因是发生在蒂米什瓦拉小镇的一起反对关押匈牙利当地牧师托克斯（Tokes）神父的抗议活动，后者曾是匈牙利当地积极的人权活动家。[9]在波兰，对苏联人及其波兰共产党同盟的敌意积聚了数十年，原因在于1940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卡廷森林杀害波兰军官，而莫斯科方面一直不愿为此承担责任。1989年春，团结工会在圆桌协议之后参与政府，其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要求苏联人澄清卡廷屠杀案。苏联本身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都向当时犯下罪行的人讨个公道，要求为受害者平反。他们要说出过去的真相，要求恢复那些在古拉格无声消失的人的尊严，若是没有这一欲望，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就是无法理解的。这种在1990和1991年把无数地方党干部撤职的愤怒，不只是源于对体制经济的不满，还在于个人腐败和作威作福的问题，比如伏尔加格勒市的第一书记就因用党费为自己购买一辆沃尔沃轿车遭撤职。

东德的昂纳克政权因1989年的一系列事件而遭到致命打击：成千上万人逃往西德造成难民危机、失去苏联的支持以及最终柏林墙倒塌。然而，即使在那一刻，社会主义在东德是否覆亡仍不清楚；真正把社会主义统一党彻底逐出政权，并使它的新领导人克伦茨（Krenz）和莫特罗（Modrow）失去民心的，是昂纳克在万德利茨郊区的个人别墅被曝光。[10]如今，严格来说，这些披露所引发的巨大愤怒是有些非理性的。对东德的共产党政权进行抱怨有很多理由，首当其冲的是国家缺乏政治自由，且与西德相比生活水平低。至于昂纳克那边，他的个人别墅并不是现代的凡尔赛宫；他的家也就相当于汉堡或不来梅的小康市民之家。但是，长期以来对东德共产主义众所周知的指责，远不如在电视屏幕上看见昂纳克的别墅，更能激起普通东德人充满激情的愤怒。那些影像所揭示的巨大伪善，尤其是来自一个公然宣称致力于平等的政权，深深地伤害了人民的正义感，因而足以促使他们走上街头要求完全终结共产党政权。

最后，是中国的情形。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为1980年代的中国年青一代创造了全新的经济机遇，他们如今可以经商，阅读国外的报纸，自革命以来第一次可以去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留学。当然，在这种经济自由环境下培养起来的学生有经济上的抱怨，尤其是关于1980年代后期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它正逐步地侵蚀着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购买力。但是，改革后的中国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具活力，机会也更多，尤其是对于在北京、西安、广东和上海就读大学的那些有特权的精英子弟而言更是如此。这些人正是示威要求更多民主的学生，先是在1986年，随后是在1989年春天胡耀邦逝世悼念会上。然而，随着抗议的进行，他们为没有自己的声音感到愤怒，对党和政府未能承认他们及其抱怨的正义性感到愤怒。他们想要领导人单独接见他们，并且开始要求使他们长期的政治参与制度化。是否所有学生都想把代议制民主制度化，这一点不清楚，但是，根本的要求是他们希望自己被当作成年人看待，他们的意见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关注。

所有这些共产主义世界的情形，都以某种方式表明了寻求承认的欲望的作用。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为了建立一种使普遍承认制度化的政治制度。然而不仅如此，激情的愤怒在激发革命事件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走上莱比锡、布拉格、蒂米什瓦拉、北京或莫斯科的街头，并不是要求政府给他们一种“后工业经济”，也不是堆满食品的超市。他们那些充满激情的愤怒常常是由一些相对较小的不公行为引起的，比如关押一位牧师，有权势的官员拒绝他们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这些说成是次要的触发性原因，它们确实是这样的原因；但是在引发最终革命的一连串事件中，它们并非是不必要的。除非至少有一些人愿意为了事业冒生命危险、牺牲掉安逸的生活，革命形势就不会出现。然而，这样做的勇气不是源自灵魂的欲望部分，而必定是出自激情部分。欲望人、经济人、真正的布尔乔亚会在内心深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时刻刻为他们提供“在体制内”活动的理由。唯有激情人、愤怒的人在意自己和同胞的尊严，他们觉得构成自己的价值的东西，是某种不同于构成身体存在的一系列复杂欲望的东西——唯有这样的人才愿意挡在坦克或军队前。情形常常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对不公正的小事作出回应的小小的勇敢行为，使政治和经济结构基本改变的一连串重大事件就永不会发生。

[1] 引自Abraham Lincoln,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braham Lincol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0), p. 842.

[2] 严格来说，唯有在欲求的对象不是物质的而是观念的之时，寻求承认的欲望才可以被认为是诸如饥渴之类的欲望。激情与欲望之间的密切关联显然地体现在表示欲望的希腊语中，即epithymia。

[3] 黑体为引者所加。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p. 50—51.（中译文采自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版，第61页。）我这里要感谢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和查尔斯·格里斯沃德（Charles Griswold）勋爵，这里以及其他地方关于亚当·斯密的洞见，皆出自他们。也见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07—108.

[4] 卢梭会赞同斯密的如下观点：自然需要是相对有限的，对私有财产的欲望完全是出于人的自尊或虚荣，即人与他人攀比的倾向。当然，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各自对斯密所谓的“改善自己的境况”的道德可接受性的评价。

[5]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5). See particularly part 3, chapters 4—6.

[6] 关于这一现象的经验材料，见Huntington (1968), pp. 40—47.

[7] 然而，林肯提到了他对公正上帝的信仰，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激情的自我克服这种最伟大的行为，是否需要上帝信仰的支持。

[8] 就赞成者和反对者按照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等组合而言，堕胎还是有经济内容或社会学内容的，不过争论的实质所关注的是权利，而非经济。

[9] 罗马尼亚的情形比较复杂，因为有证据表明蒂米什瓦拉的示威并不完全是自发的，军队预先策划了这场起义。

[10] 例见，“East German VIPs Now Under Attack for Living High Off Party Privilege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2, 1989), p. A6.

第17章
激情的兴衰

人并不追求幸福；只有英国人才这么做。

——尼采，《偶像的黄昏》[1]

行文至此，人的自我价值感及其得到承认的要求，一直表现为勇气、慷慨和公共精神这类高贵德性的根源，以及反对暴政、选择自由民主的依据。然而，寻求承认的欲望也有它的阴暗面，正是这个阴暗面让许多哲学家认为，激情是人类邪恶的基本根源。

在我们看来，激情最初是作为对自己价值的评价出现的。哈维尔笔下的蔬菜瓜果商的例子表明，这种价值感常常与这样一种感觉有关：人有的“不只是”自然欲望，人是能进行自由选择的道德主体。这种较为温和的激情形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尊感，或者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说，是“自重”。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程度不一的自尊感。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适度的自尊感很重要，关系到他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能力和对生活的满意度。根据琼·狄迪恩（Joan Didion）的说法，正是这种自尊感让我们能够毫无愧疚地对他人说“不”。[2]

然而，人类品格中存在不断评价自我和他人的道德维度，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道德的实质内容有一致的看法。实际上，在激情的道德自我世界里，人们对各种大小问题会不断产生分歧、争执以及相互恼怒。因此，激情，哪怕是最温和的表现形式，也是人类冲突的起点。

此外，我们无法保证人对自己价值的评价会保持在“道德”自我的界限内。哈维尔认为，每个人都有道德判断和“正义”感的萌芽；但是，即使我们认可这一概述，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萌芽在每个人身上发展出来的程度不一。一个人不仅可以要求他人承认他的道德价值，还可以要求他人承认他的财富、权力和美貌。

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所有人都会把自己看作与他人的平等之辈。毋宁说，他们寻求的是优越于他人的承认，这种优越感有可能是基于真正的内在价值，但更可能是出于过高且自负的自我评价。为此，对于这种寻求优越于他人的承认的欲望，我们可以用一个有着古希腊根源的新词megalothymia（优越意识）来表示。这个词有两种表现，其一是暴君为了使自己的权威得到承认而对邻国人民进行侵略和奴役，其二是钢琴家在音乐会上想让别人承认自己是贝多芬首屈一指的诠释者。它的反义词是isothymia（平等意识），即寻求与他人平等的承认的欲望。优越意识与平等意识一起构成了寻求承认的欲望的两种表现，围绕这两个方面，历史的现代性转型就可以得到理解。

很显然，对于政治生活来说，优越意识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激情，因为如果一个人的优越性得到另一个人承认就觉得满足，那么显然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就会觉得更加满足。因此，最初作为一种温和的自尊出现的激情，也可能显现为统治的欲望。这后一种表现就是激情的阴暗面，它从一开始就在黑格尔描绘的流血斗争中呈现出来了，因为寻求承认的欲望挑起了原始斗争，并且最终导致主人对奴隶的统治。最后，这种承认逻辑导向了寻求普遍承认的欲望，即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

激情，无论是表现为温和形式的蔬菜瓜果商的尊严感，还是表现为优越意识——恺撒或斯大林的暴君野心，一直都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当然，这种现象在每一个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名称。实际上，每一个严肃思考政治和公正的政治秩序问题的人，都必须应对激情的道德模糊性，设法善用其积极面，压制其阴暗面。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激情进行了展开论述，因为灵魂的这一部分对于他那个“言辞中”的正义城邦的构建至为关键。[3]与所有城邦一样，这个城邦也有外敌，需要防御来自外部的攻击。因此，它需要一个勇敢且富有公共精神的护卫者阶层，他们甘愿为了公共善而牺牲物质欲望和需求。苏格拉底认为，这种勇敢和公共精神不可能来自自我利益的盘算。确切地说，它们必定植根于激情，植根于护卫者阶级对自己和所在城邦充满正义感的骄傲，以及对那些威胁者隐含的非理性愤怒。[4]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激情是一切政治共同体维持下去所必需的天然政治美德，因为个体的人正是基于它走出自私的欲望生活，走向对公共善的关注。但是，苏格拉底也认为，激情既能够巩固政治共同体，也能够毁灭政治共同体。他在《理想国》的不同地方暗示了这一点，比如，他在把充满激情的护卫者比作勇猛的看门狗时说道，如果没有得到恰当训练，那它既会咬陌生人，也会咬主人。[5]因此，构建正义的政治秩序，既要培养激情，又要驯服激情，《理想国》前六卷大部分都在讨论对护卫者阶层进行适当的激情教育。

通过帝国主义统治其他民族，这种想要成为主人的优越意识，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许多政治思想中都是重要的主题，它们称这种现象为追求荣耀。野心勃勃的君主寻求承认的斗争，广泛地被认为是人性和政治的一般特征。在帝国主义的合法性常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代里，这种斗争未必就是意指暴政或不公正。[6]比如，圣奥古斯丁就把追求荣耀的欲望列为罪恶之一，不过它是危害最小的一种，且潜在地是人类伟大的根源之一。[7]

把优越意识理解为追求荣耀的欲望，这是早期现代第一位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核心，借此它决然告别了中世纪基督教政治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如今人们知道马基雅维利，主要是因为他就政治的残酷性所说的许多极其露骨的格言，比如让人爱戴不如让人恐惧，只有合乎自己利益时才应守约。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他认为，如果人不是从应当如何生活中而是从实际如何生活中汲取启示，他就能成为现世生活的主人。马基雅维利并不试图通过教育让人变好（像柏拉图所讲的那样），而是设法基于人的恶创建一种好的政治秩序：如果有适当的制度加以引导，恶可以用来服务于善的目的。[8]

马基雅维利明白，以追求荣耀的欲望呈现的优越意识，是君主雄心背后的基本心理动力。国家有时征服邻国，是出于需要、自卫或为将来储备人力和资源。但是，在这些考虑之上的，是被承认的欲望——一位罗马将军看着他的对手带着枷锁在欢呼的人群中穿过，为的就是感受胜利的快乐。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追求荣耀的欲望不是君主或贵族政府所特有的性格。它对共和国也有影响，就像贪婪的雅典和罗马帝国的情形那样，民主参与使国家的野心膨胀，为扩张提供了更有效的军事工具。[9]

尽管追求荣耀的欲望是人的普遍特性[10]，但马基雅维利发现它造成了特殊的问题，即它使有野心的人成为暴君，此外的人变为奴隶。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于柏拉图，并且成了后来共和宪政的特征。与柏拉图建议对充满激情的君主或护卫者进行教育不同，马基雅维利提出用激情来抗衡激情。他说，如果采取混合共和政体，那么君主和少数贵族那种充满激情的野心，就会被人民充满激情的独立欲望所制衡，由此确保一定程度的自由。[11]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混合共和政体是美国宪政中所熟悉的权力分立的早期版本。

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我们已然熟悉却可能更为野心勃勃的方案。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霍布斯和洛克试图彻底把激情从政治生活中根除，并代之以欲望和理性的结合。这两位早期现代的英国自由主义者，把优越意识视为战争的主要原因，无论这种优越意识表现为君主桀骜不驯的骄傲，还是好战僧侣对来世的狂热盲信；因此他们抨击一切形式的骄傲。他们对贵族式骄傲的贬损为许多启蒙作家所继承，其中包括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霍布斯、洛克和其他早期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设想的公民社会中，人需要的只是欲望和理性。“布尔乔亚”完全是早期现代思想精心制造的产物，是试图通过改造人性本身来创造社会和平的社会工程的成就。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没有像马基雅维利所建议的那样，让少数人的优越意识与多数人的优越意识相互抗衡，而是希望用人性中的欲望部分来压制其中的激情部分，由此完全克服优越意识。[12]

优越意识的社会化身以及现代自由主义与之宣战的社会阶级，就是传统贵族。贵族武士并不创造财富，他们从其他武士那里窃取财富，或者更准确地说从农民那里夺取财富，霸占农民的剩余财富。他们不按经济理性行事，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劳动，整日过着悠闲生活。他们的行为被圈定在骄傲和荣誉的清规戒律范围内，不允许他们去做有损尊严的活动，比如从事商业。尽管许多贵族社会充满了颓废，但是，贵族之所以存在，其核心在于他们在流血斗争中甘冒生命危险，就像黑格尔笔下的原始主人一样。因此，战争仍是贵族生活方式的核心，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战争“从经济上来看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最好能让武士相信他们的雄心不过是虚荣，并把他们改造成和平的商人，如此，他们的自我致富活动就会使周围人也富裕起来。[13]

当代社会科学所描述的“现代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灵魂中的欲望部分在理性的指导下对灵魂中的激情部分的逐步胜利，而且这一过程在世界上的无数国家已经悉数完成。实际上，贵族社会在欧洲、中东、非洲、东南亚等不同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可是经济的现代化不仅要求创建城市和理性的官僚机构等现代社会结构，而且要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伦理上战胜贵族以激情主导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社会的更替中，霍布斯给过去的贵族阶级提出了一个交易：即让他们用激情的骄傲换取拥有无限物质财富的和平生活。在日本那样的国家，这样的交易公开进行：现代化国家把此前的武士阶级成员转变为商人，他们的企业后来发展成二十世纪的财团。[14]在法国那样的国家，许多贵族拒绝进行这样的交易，他们为了保存自己以激情为准的伦理秩序，进行了一系列无望的抵抗行动。今天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斗争仍在继续，武士的后代面临着同样的抉择：他们是否要挂起家传的佩剑，代之以电脑终端和办公室。

到美国建国之际，洛克的原则在北美几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因此也可以说灵魂的欲望部分几乎完全战胜了灵魂的激情部分。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示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获得财产构想的。《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John Jay）为美国宪法作的伟大辩护，其基本框架就是洛克主义。比如，在著名的《联邦论》第十篇中，他们把代议制政府当作根治民治政府的派系疾病的特效药，其中詹姆斯·麦迪逊断言，保护人的不同才能，尤其是“获取财产的不同才能”，是“政府的第一要务”。[15]

《美国宪法》中的洛克遗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联邦论》的作者们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不可能完全从政治生活中消除的。实际上，骄傲的自我肯定是政治生活的一个目的或动机，而一个好的政府应该给它足够的空间。他们应该像马基雅维利曾经试图做的那样，把寻求承认的欲望往积极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方向引导。在《联邦论》第十篇中，麦迪逊提到了基于经济“利益”产生的派系，并把它们与基于“激情”产生的其他派系区别开来，确切地说，所谓“激情”无非是人们关于是非对错的热烈意见，例如“对有关宗教、政府及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的热忱”，“对不同领导人的偏爱”。政治意见是自尊的一种表达，它与人的自我评价和自己的价值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只要人的理性与自尊之间存在着关联，［人的］意见和他的激情就会相互影响，前者就会成为后者依附的对象。”[16]因此，派系不只是不同人的灵魂的欲望部分（即经济利益）之间冲突的结果，也是他们各自的激情部分之间冲突的结果。[17]因此，在麦迪逊的时代，美国政治的纷争聚焦于禁酒、宗教、奴隶制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其情形就像我们时代的政治纷争聚焦于堕胎权、校园祷告和言论自由问题一样。

无数狂热的意见出自大量相对较弱的个体，除此之外，《联邦论》的作者们认为，政治生活还必须面对“贪图声名”的问题，根据汉密尔顿的说法，这是“最为高贵的心灵的统治激情”[18]——雄心壮志者寻求荣耀的欲望。对于建国之父们而言，优越意识与平等意识一样，仍是个问题。在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看来，《美国宪法》作为制度性手段，并不是用来压制激情的这些不同表达，而是借以把它们引导进安全的乃至富有建设性的渠道。因此，麦迪逊视民治政府——职位竞选、政治演说、辩论、撰写评论、投票选举等——为一种温和方式，借此把人的自然骄傲和偏好引导到激情的自我肯定，只要它能够分散在一个较大的共和国中。民主政治过程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是进行决策、“整合利益”的一种手段，还在于它是表达激情的一个过程、一个舞台，在那里，人们可以寻求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承认。那些充满雄心壮志的人的优越意识程度更高、潜在地也更危险，就此而言，宪制政府已被证明是用雄心“对抗雄心”的有效方法。政府的各个部门可以看作雄心前进的大道，但是，制约和平衡制度则可以保证这些雄心相互牵制，避免出现暴政。一位美国政治家可以怀抱成为恺撒或拿破仑的野心，但是，美国的制度只能使他或她最多成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或罗纳德·里根——因为强有力的制度限制和各方的政治力量围绕着他，他若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就只能通过成为人民的“仆人”，而不是成为人民的主人。

霍布斯－洛克传统下的自由主义政治试图在政治中禁绝寻求承认的欲望，或者使之受到限制变得无力，这让许多思想家觉得很难做到。今后，现代社会或许会由刘易斯（C. S. Lewis）所谓“没有胸膛的人”组成：也就是说，人完全由欲望和理性构成，没有了早前时代以某种方式处于人性核心的那种骄傲的自我肯定。然而，正是胸膛让人成为人：“理智让人不过是精神，而欲望让人不过是动物。”[19]现代最伟大、最有力的激情拥护者，预言激情复活的先知，是尼采这位当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教父。尼采曾被同时代人描述为一个“贵族激进分子”，对此他本人并无异议。某种意义上，他的许多著作可以看作对他所目睹的现象的反应，尼采目睹了“没有胸膛的人”的整个文明以及只想着安逸的自我保存的布尔乔亚社会的兴起。在尼采看来，人的本质既不是欲望也不是理性，而是激情：人首先是一种评判价值的生物，是“红脸颊野兽”，他通过分辨“善恶”的能力确立自身。恰如他笔下的人物查拉图斯特拉所说：

真的，人类给自己定出一切善与恶。真的，善恶不是他们从别处取来，也不是从别处发现，也不是如天上的声音一样降下来的。人首先把价值投入事物中，以保存自己——他首先为事物创造意义，人的意义！因此他把自己称为“人”，也就是评价者。

评价就是创造：听呵，你们这些创造者！评价本身就是一切被评价事物的无价珍宝。通过评价方有价值：如果没有评价，存在的果实就会是空洞的。听呵，你们这些创造者！[20]

在尼采看来，人们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并不重要，因为人们有“一千零一个目标”可追求。地球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而邻族无法理解的“善恶说法”。构成人之本质的正是这种评价行为本身，即给予自己价值并要求得到承认的行为。[21]评价行为是天然不平等的，因为它要区分好与坏。因此，尼采感兴趣的只是让人们觉得比他人更好的激情的表现，即优越意识。现代性的创建者霍布斯和洛克，以身体安全和物质积累的名义剥夺了人的评价能力，这种努力恰恰是现代性的可怕后果。尼采著名的“权力意志”学说，则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努力，即重申激情对于欲望和理性的首要性，由此弥补现代自由主义对人的骄傲和自我肯定所造成的损害。他的著作则是对黑格尔笔下的贵族主人及其为了纯粹名誉决斗的颂赞，是对现代性的极力谴责，因为后者甚至在没有任何意识的情形下就完全接受了奴隶道德。

尽管用以描述激情现象或寻求承认的欲望的词汇一直在变化，但显然很清楚的是，灵魂的这个“第三部分”一直是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哲学传统的核心关注。它提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解读历史进程的方法，它不把历史看作现代自然科学展开和经济发展逻辑的故事，而是把它解释为优越意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消亡。实际上，现代经济世界出现的前提只能是欲望的解放，也就是说以牺牲激情为代价。历史进程始于主人的流血斗争，在某种意义上终于当代自由民主制下追求物质财富而非荣耀的现代布尔乔亚。

如今，已经没有人把激情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加以系统研究，而寻求承认的欲望则不再属于当代的政治用语。马基雅维利顺理成章当作人性一部分的追求荣耀的欲望——竭尽全力地试图超越他人，让尽可能多的人承认自己的优越性——如今不再是描述人的目标的可接受方式。事实上，它成了我们用以描绘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的一个特征，比如希特勒、斯大林或萨达姆·侯赛因这些我们中间出现的暴君。优越意识——被他人承认为优越的欲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存在，只不过披上了种种伪装，正如我们将在第五部分中看到的那样，若没有这种优越意识，我们在生活中感到满足的许多情形就没有可能。但是，就我们所谈论的自身情形来看，在现代世界，优越意识在伦理上已经失败。

当今世界优越意识受到抨击，人们对之缺乏尊敬，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尼采的先见：那些想把显见的激情从公民社会中放逐的早期现代哲学家，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功。如今，取代优越意识位置的是两样东西的组合。第一个是灵魂的欲望部分的绽放，表现为生活的彻底经济化。这种经济化从上而下无处不在，上至不再寻求伟大和帝国的欧洲各国，它们如今只要更加一体化的欧洲共同体（1992年），下至面临职业选择的大学生，他们在选择职业时会在内心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第二个仍在取代优越意识的是无所不在的平等意识，即希望以跟他人平等的地位被承认的欲望。它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包括哈维尔笔下的蔬菜瓜果商、反堕胎的抗议者或动物权利维护者的激情。尽管我们没有用“承认”和“激情”等字眼来描绘我们的个人目标，但我们常常会用“尊严”、“尊重”、“自尊”和“自重”这样的词，而且这些非物质因素甚至进入了一般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考量中。这些概念如今遍及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要理解二十世纪晚期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民主转型，它们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我们陷入了明显的矛盾之中。盎格鲁—撒克逊的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奠基者设法把激情从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然而，寻求承认的欲望以平等意识的形式仍萦绕在我们身边。对人性中最终无法压制的东西加以压制，其失败是出人意料的结果，还是说，试图保存人类品格中的激情一面而不是把它驱除出政治领域，是对现代自由主义更为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更深刻的理解，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黑格尔，回到关于他的历史辩证法未完成的说明，其中寻求承认的斗争发挥着关键作用。

[1]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and the Antichrist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8a), p. 23.

[2] 见琼·狄迪恩关于这一主题短小精悍的文章，“On Self-Respect,” in Didion, 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New York: Dell, 1968), pp. 142—148.

[3] 亚里士多德是在“灵魂的伟大”（megalopsychia）或大方这一标题下谈论激情的，前者在他看来是核心的人类德性。灵魂伟大的人就荣誉这个最大的外在善而言“要求与应得相当”，而这样做就是虚荣（要求多而应得少）与谦卑（要求少而应得多）之间的中道。灵魂的伟大包含了所有其他德性（即勇敢、公正、温和、诚实等），并且要求kalokagathia（美善）（英文译成gentlemanliness［绅士风度］或moral nobility［道德高贵］）。换句话说，灵魂伟大的人要求对其具有最伟大的德性的最大承认。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灵魂伟大的人喜欢拥有“美而无用”之物，因为独立自主更好。激情的灵魂对无用之物的欲望所源自的动力，与导致它甘冒生命危险的动力一样。Aristotle, Nichomachean Ethics II 7—9; IV 3. 寻求承认的欲望或荣誉的可接受性，是希腊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之间的主要差异之一。

[4] 在苏格拉底看来，激情不足以建成一个正义的城邦；它必须要有灵魂的第三部分即理性或智慧来补充，其体现为哲人—王。

[5] 例见《理想国》375b—376b。事实上，当苏格拉底说激情常常是理性的盟友，而不是理性的敌人之时，他严重地误导了阿得曼托斯。

[6] 这让人想起优越意识一词曾具有的极其不同的伦理内涵，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出自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话：
我们必须承认，战争中鼓舞人的所有激情里头，最强有力、最持久的乃是对荣誉和名声的渴望。在德语中，把它与“贪图荣誉”（Ehrgeiz）和“贪慕荣耀”（Ruhmsucht）这两个带有贬义的词联系在一起，未免有失公允。当然，这些激情的滥用会对人类犯下令人愤慨的罪行；但是，就这些激情的起源而言，它们确实属于人性中最崇高的激情。在战争中，它们是使毫无生气的躯体获得灵魂的真正生命力。其他的情感可能更普遍更令人崇敬——爱国心、有理想、复仇心以及其他各种激情——但没有哪一种可以替代对声名和荣誉的渴求。
引自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05. 这里我要感谢阿尔文·伯恩斯坦的提示。

[7] 当然，寻求荣耀的欲望与基督教的谦卑德性不相容。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9—11.

[8] 特别注意《君主论》（The Prince）的第15章。关于马基雅维利这位“更伟大哥伦布（Columbus）”的一般解释，见Strauss (1953), pp. 177—179以及施特劳斯论马基雅维利的章节，见Leo Strauss and Joseph Cropsey, eds.,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econd edi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2), pp. 271—292.

[9] 见Book I, chapter 43 of the Discourses, entitled “Those only who combat for their own glory are good and loyal soldiers,” Niccoló Machiavelli,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0), pp. 226—227. 也见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no. 4 (December 1986): 1151—1169; and Mansfield (1989), pp. 137, 239.

[10] Mansfield (1989), pp. 129, 146.

[11] 见Harvey C. Mansfield, Jr., “Machiavelli and the Modern Executive,” in Zuckert (1988), p. 107.

[12] 这正是Hirschman (1977)的主题，他中肯地追溯了激情在早期现代思想中被有意贬低的过程。

[13] 寻求承认的欲望也是让－雅克·卢梭思想的核心，他的作品构成了对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主义第一波重大抨击。他尽管坚决不同意霍布斯和洛克提出的公民社会设想，但与他们一样认为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邪恶的基本根源。卢梭用以表述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的词是amour-propre（自尊）或虚荣，并把它与amour de soi（自爱）对照，他认为后者是还未被文明败坏的自然人的特征。自爱与人对食物、休息和性的需要的满足有关；它是一种自私的激情，但基本上是无害的，因为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过着团结和谐的生活。与此不同，自尊是出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人们初次进入社会，并开始相互攀比时它就产生了。把自己的价值与他人的价值加以比较的过程，在卢梭看来，是人类不平等的基本根源，也是人的邪恶和不幸的基本根源；私有财产以及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都来自于它。
与霍布斯和洛克不一样，卢梭的解决方案不是完全消除人任性的自尊。他追随柏拉图，设法以某种方式使激情成为民主平等的共和国中富有公共精神的公民的基础。《社会契约论》中所描绘的合法政府，其目的不是用来保护财产权和私人的经济利益，而是创造自然自由的一个社会对应物，即volonté générale（公意）。人要重获他的自然自由，就不能像洛克所说的那样，对国家不管不顾，一门心思挣钱或获取财产，而是要积极参与一个小而团结的民主政体中的公共生活。由共和国公民的个体意志形成的公意，可以被设想为单个巨大无比的充满激情的个体，他在自我决定和自我肯定的自由中得到满足。见Jean-Jacques Rousseau, Oeuvres complète, vol. 3 (Paris: Gallimard, 1964), pp. 364—365; 也见Arthur Melzer,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70—71对人进入社会之后对他人的依赖所造成的灵魂分裂的论述。

[14] 当然，伦理性的交易在日本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这种贵族精神仍保存在军队中。日本帝国主义的爆发，它最终导致与美国进行的太平洋战争，这可以说是传统充满激情的阶级的最后一次挣扎。

[15]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78.

[16] Federalist (1961), pp. 78—79.

[17] 关于《联邦论》的这一解释，见David Epstei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Federali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p. 6, 68—81, 136—141, 183—184, and 193—197. 我要感谢大卫·爱泼斯坦，他为我指出了激情不仅在《联邦论》中具有重要性，而且在其他许多不同的政治哲学家那里也具有重要性。

[18] Federalist (1961), pp. 437.

[19] 见the first chapter of C. S. Lewis, The Abolition of Man, or, Reflection on educ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the upper forms of schools (London: Collins, 1978), pp. 7—20.

[20] From “On the Thousand and One Goals,” in Thus Spoke Zarathustra, Book I (in The Portable Nietzsche, New York: Viking, 1954), pp. 170—171.

[21] 也见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2: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p. 70.

第18章
主人与奴隶

完全、绝对自由的人，对自己之所是确实完全满足的人，在这种满足中并且通过这种满足而变得完美和完整的人，将是“扬弃”了奴隶身份的奴隶。如果有闲的主人是一条绝路，那么勤劳的奴隶则是一切人的、社会的、历史的进步的源泉。历史是奴隶劳动者的历史。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1]

在好几章前我们中断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说明，那时我们刚刚进入历史进程的起点（事实上是在讲述人类历史开端时期的结论部分），人第一次为了纯粹名誉冒死进行斗争。在黑格尔的“自然状态”（要记住黑格尔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术语）下，普遍的战争状态并没有像洛克以为的那样，直接导向基于社会契约的公民社会的建立。相反，它导致了一个主奴关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原始战争的其中一方害怕丧生，“承认”对手并同意做他的奴隶。然而，长期来看，主奴的社会关系并不稳定，因为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他们各自寻求承认的欲望都没有得到最终满足。[2]这种满足感的缺乏构成了奴隶社会的“矛盾”，由此产生了推动历史向前进步的动力。人的第一个富有人性的行为也许是甘愿冒死参与流血斗争，但是他并不因此就成为完全自由和满足的人。这样的人，只有在随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才会出现。[3]

主人与奴隶不得满足的原因各有不同。某种意义上，主人比奴隶更像人，因为他愿意为了非生物的目的即承认而克服其生物性。因为甘愿冒死，他表明自己是自由的。相反，奴隶遵循的是霍布斯的忠告，屈服于暴死的恐惧。因此他仍是贫穷和胆怯的动物，没有能力克服生物规定或自然规定。然而，奴隶缺乏自由、人性不完整，却是主人困境的根源。因为主人欲求的是另一个人的承认，即需要另一个拥有价值和尊严的人承认他的价值和尊严。可在赢得名誉之战后，他得到的承认来自奴隶，而奴隶的人性尚不完整，因为他屈服于对死亡的自然恐惧。因此，承认主人价值的，是某个仍未完全富有人性的人。[4]

这与我们自己常识性的承认经验相符：如果对我们价值的称颂或承认来自我们所尊敬之人，或者说这些称颂或承认出自我们所信赖之人的判断，而且这些都是出于自由而非强迫，我们就会特别珍视。宠物狗在我们回到家时对着我们摇尾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我们的“承认”；但是它对每一个人——邮递员或窃贼——都这样摇尾巴，因为宠物狗本能上被限定如此。或者，我们看一个更具政治性的例子。斯大林或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人，听到露天广场黑压压的人群的阿谀奉承和被迫的欢呼，他们所得到的满足，大概不如像华盛顿或林肯那样的民主领袖得到自由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所获得的满足。

因此，这就是主人的悲剧所在：他冒着生命危险为的是获得奴隶的承认，然而奴隶却没有资格承认他。为此，主人仍没有得到满足。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无需劳动，因为他有奴隶替他劳动，他轻易地就获得了维持生命所需的一切。因此，他的生活中就只有一成不变的闲散和消费；恰如科耶夫指出的那样，他可以被杀死，却无法被教育。当然，为了控制一个地区或为了某人的王位继承，主人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他主人进行生死搏斗。但是，这种冒死行为，无论具有多么深刻的人性，也不过是本身的一再重复。对各地区的不断征服和再次征服，并不能在性质上改变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或者改变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因而也不足以为历史进步提供动力。

奴隶也是不满足的。然而，他缺乏满足不会像主人的情形那样，导致死寂状态，而是导向富有创造性的丰富变化。由于服从主人，奴隶当然没有作为人得到承认；相反，他被当作物对待，是满足主人需要的工具。承认完全是单向的。但是，这种承认的完全缺乏，让奴隶渴望改变。

通过劳动，奴隶恢复了他的人性，恢复了他因恐惧暴死而丧失的人性。[5]最初，奴隶由于怕死，被迫为了主人的满足而劳动。但是，他劳动的动机最终发生了改变。他不再因为恐惧眼前的惩罚而劳动，而是开始出于义务感和自律感而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他学会为了劳动而压制自己的动物欲望。[6]换句话说，他发展出了某种类似工作伦理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奴隶开始认识到，作为人，他能够改变自然，也就是说，他能够利用自然的材料，并且可以依据事先存在的观念或概念把它们改造成别的东西。奴隶使用工具；他还可以使用工具来制造工具，从而发明了技术。现代自然科学不是主人的发明，这些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是被迫去劳动并且对目前境况不满的奴隶的发明。通过科学和技术，奴隶发现自己能够改变自然，不仅可以改变他出生于其中的自然环境，也能改变他自己的自然本性。[7]

与洛克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劳动完全从自然中解放了出来。劳动的关键不只是满足自然需要，哪怕这些需要是新产生的欲望。劳动本身就代表着自由，因为它显示人克服自然规定并通过劳动进行创造的能力。并没有什么“与自然一致”的劳动；唯有在人显示自己是自然的主人的地方，真正的人类劳动才开始。黑格尔对于私有财产的含义，也有非常不同于洛克的理解。洛克笔下的人获得财产为的是满足欲望；黑格尔笔下的人则把财产看作是他自己在物——比如房屋、轿车、土地——中的“对象化”。财产并不是事物的内在特征；只因为人们同意相互尊重彼此的财产权，它才作为一种社会约定而存在。人从拥有财产中获得的满足，并不只是它满足了需要，而且也是因为它得到了他人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保护私有财产是公民社会的合法目的，这一点与洛克和麦迪逊一样。不过，黑格尔把财产看作历史上为承认而斗争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是既满足欲望又满足激情的东西。[8]

主人通过在流血斗争中甘愿冒死表明自己的自由，并因此显示自己对自然规定的超越。与此相反，奴隶则是通过为主人劳动来设想自由观念，他在劳动过程中认识到，作为一个人，他能够进行自由的创造性劳动。奴隶对自然的掌控是他直接地理解掌控的关键。历史地来看，奴隶的潜在自由比主人的实际自由重要得多。主人是自由的；在当下的、未经反思的意义上，他的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消费什么就消费什么。相反，奴隶只能构想自由观念，而且这种观念是作为劳动的结果出现在他那里。然而，奴隶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自由；在他的自由观念与现实境况之间，存在着反差。因此，奴隶显得更有哲学性：在能够于现实中享有自由之前，他必须抽象地思考自由，在生活于自由社会之前，他必须为自由社会发明原则。因此，奴隶的意识要高于主人的意识，因为它更具自我意识，即它反思自身及其境况。

1776年或1789年的原则，即自由和平等原则，并不是自发地出现在奴隶的头脑中。奴隶并非一开始就反抗主人，而是经过长期痛苦的自我教育之后，才使自己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由此要求自己正当的自由。通过对自己境况和抽象的自由观念的反思，奴隶在找到正确的自由观念之前，抛弃了许多初始的自由观念。这些初始的自由观念，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就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自身并不真实的思想构建，是现实的基础结构即主奴现实的反映。因此，它们尽管包含了自由观念的萌芽，也只能用于使奴隶接受缺乏自由的现实。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明确了好几种奴隶意识形态，其中包括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哲学。但是，最重要的奴隶意识形态，最容易导向实现自由平等社会的奴隶意识形态，是基督教这种“绝对宗教”。

黑格尔把基督教说成是“绝对宗教”，并不是出于狭隘的种族中心主义，而是因为基督教信仰与自由民主社会在西欧的出现有着的客观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为后来的许多思想家所认可，比如韦伯和尼采。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自由观念在基督教中获得了它的倒数第二种形式，因为这个宗教基于人们的道德选择或信仰能力，第一次确立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基督教主张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不是霍布斯意义上摆脱了身体限制的自由，而是在是非对错之间进行判断的道德自由。人曾经堕落，成了一种赤裸裸的饥饿动物，但是通过他的选择能力和信仰能力，人仍可以实现精神的重生。基督教的自由是精神的内在境况，而不是身体的外在境况。无论苏格拉底口中的莱昂提乌斯还是哈维尔笔下的蔬菜瓜果商，他们充满激情的自我价值感与基督徒的内在尊严和自由有某种共同的东西。

基督教对自由的理解内含普遍的人类平等，但其所持的理由不同于霍布斯—洛克派的自由主义者。美国《独立宣言》声称“人人生而平等”，大概是因为造物主赋予了他们不可让渡的权利。霍布斯和洛克认为人人平等，是基于自然禀赋的平等：霍布斯说人们之所以平等，是因为他们具有相互残杀的同等能力，而洛克则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因为能力的平等。然而，洛克指出，孩子与他们父母之间并不平等，他像麦迪逊一样认为，人们获得财产的能力并不平等。因此，在洛克式的国家中，所谓平等指的是机会平等。

与此相反，基督教的平等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人都同样地被赋予一种特殊的能力，即道德选择的能力。[9]所有人皆可认信或拒斥上帝，行善或作恶。1964年，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发表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充分阐明了基督教的平等观。在一段令人难忘的话中，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他的四个小孩“将来有一天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而是以品格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请注意，金并没有说要以天资或优点来对人加以评判，也没有说让人们尽可能地施展才能。在金这位基督教牧师看来，人的尊严不在于他的理性或聪敏，而在于他的品格，确切点说在于他的道德品格，他的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显然，人们在美貌、天资、智力或灵巧方面是不平等的，但就他们都是道德主体而言，他们是平等的。最平凡、最笨拙的孤儿，在上帝眼里，可以有比最具天资的钢琴家或最具才华的物理学家更美的灵魂。

因此，基督教对历史过程的贡献，就在于它使奴隶明白人类自由的意象，并使他确定在何种意义上才可以说人人有尊严。基督教的上帝普遍地承认所有人，承认他们各自的个体价值和尊严。换句话说，天国呈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在那里，每个人的平等意识——但不是虚荣者的优越意识——都将得到满足。

然而，基督教的问题在于，它仍然是一种另类的奴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在某些关键方面是不真实的。因为，基督教假定人类自由的实现并不是在此间的尘世，而是在彼岸的天国。换句话说，基督教有正确的自由观念，但最终却让真实世界的奴隶不要指望此世的解放，由此使他们忍受自由的缺乏。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没有认识到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恰恰相反，是人创造了上帝。人是把上帝作为自由观念的投射来创造的，因为在基督教的上帝中，我们看到完满的存在，他既是自己又是自然的主人。可是，基督徒随后使自己束缚于自己所创造的上帝。他本应是自己的拯救者，后来却相信上帝会来拯救他，由此甘愿过奴隶的生活。因此，基督教是一种异化形式，也就是说，一种新的奴隶状态，在那里人束缚于自己所创造的某物，从而反对自己。

基督教，这最后一个伟大的奴隶意识形态，为奴隶清楚地展示了什么是人类自由应有的景象。尽管它没有为奴隶提供走出奴隶状态的实践道路，却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目标：成为自由和自主的个体，其自由和自主为人们普遍承认，而且人们之间对此也相互承认。通过劳动，奴隶进行了大量解放自己的工作：他控制自然，并根据自己的观念改造自然，并由此对自身自由的可能性有了自我意识。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历史过程的完成所要求的，只是基督教的世俗化，即把基督教超越性的自由观念转变为此时此地的自由观念即可。它也要求一场更加血腥的斗争，一场奴隶从主人手中解放出来的斗争。黑格尔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基督教学说的变形，它不再像基督教那样基于神话和圣经权威，而是基于奴隶有了绝对知识和自我意识。

人类历史进程始于为了纯粹名誉的斗争，在那里，贵族主人为了寻求承认甘愿冒死。通过克服其自然本性，主人表明自己是更自由、更本真的人。但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不是主人及其斗争，而是奴隶及其劳动。奴隶最初出于怕死接受其奴隶状态，但是，与霍布斯笔下寻求自我保存的理性人不同，黑格尔笔下的奴隶从不满足于自身。也就是说，奴隶仍具有激情，具有自己的价值感和尊严感，有过一种超越纯粹奴性生活的欲望。他为自己的劳动感到骄傲，他有操控“几乎毫无价值的原料”并把它们改造成带有自身印记的东西的能力，这些都是其激情的表达。他的激情还表现在他的自由观念中：在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为他人承认之前的漫长时间里，他渴望成为一个拥有价值和尊严的自由存在，最起码他的激情让他能够想象这种抽象可能性。与霍布斯笔下的理性人不同，他不会压抑自己的骄傲。相反，在得到承认之前，他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奴隶这种持续不断的寻求承认的欲望，而不是主人的闲散安逸和一成不变的自我认同。

[1] Kojève (1947), p. 26. 参见英译本第20页，中译本第21—22页。

[2] 这里的“长期”非常长，从主奴关系在事实上的第一次出现到法国大革命数千年之久。科耶夫（或黑格尔）所说的奴隶，并不仅仅指的是具有奴隶法律身份的人，也指尊严没有得到“承认”的所有人，比如，包括大革命前法国的自由农民。

[3] 随后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历史进程的纲要性说明，仍遵循的是科耶夫的解释，而且也应该看成是合成哲学家黑格尔—科耶夫的成果。关于这一主题，见Roth (1988), pp. 110—115; and Smith (1989a), pp. 119—121.

[4] 当然，主人也寻求其他主人的认可，但是在寻求承认的过程中，他们通过一系列随后发生的名誉之战把他们变成了奴隶。在理性地相互承认之前，主人只能得到奴隶的承认。

[5] 科耶夫认为，形而上学地来看，对死亡的恐惧为奴隶随后的发展所必需，这并不是因为他要逃脱这一恐惧，而是因为这种恐惧揭示了他本质上的虚无，即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种没有永恒同一性的存在，或者，他的同一性在时间中被否定（即随时间变化）。Kojève (1947), p. 175.

[6] 科耶夫区分了奴隶和布尔乔亚，他认为布尔乔亚为自己劳动。

[7]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注意到黑格尔和洛克在劳动问题上的一致。在黑格尔和洛克看来，劳动是价值的首要源泉：最大的财富源泉是人的劳动，而不是自然中“几乎毫无价值的原料”。他们还认为，没有为了某种积极的自然目的而进行的劳动。人的自然需要相对较少，也易于满足；洛克笔下的财产人积聚无数的黄金白银，并不是为了那些自然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新需要。在这种意义上，人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因为它涉及无穷无尽的更具野心的新任务。人的创造性也扩展到自身，因为他为自己创造了新需要。最后，就洛克认为人类在操控自然并依照自己的目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中得到满足而言，他像黑格尔一样具有一定程度的反自然倾向。因此，洛克和黑格尔的学说同样能够为资本主义这个现代自然科学不断展开所创造出来的经济世界辩护。
然而，洛克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异看似很小，但非常重要。在洛克看来，劳动的目的是满足欲望。这些欲望并不是固定的，它们不断膨胀和变化，但是它们需要得到满足这一特征是不变的。在黑格尔看来，劳动是为了创造价值对象而承担的一种本质上不愉快的活动。尽管劳动的具体目的不能事先基于自然原则加以定义——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作为一个鞋商还是作为一个微芯片设计者劳动，洛克的自然法则是没有发言权的——，但劳动仍有一个自然基础。劳动以及财产的积聚被视作逃避死亡恐怖的一种手段。对死亡的恐惧仍是一切人类劳动试图逃离的负面维度。富人即使所拥有的财富大大超出了他的自然需要，但防止灾荒的欲望、回到贫困这种自然境况的可能性，最终仍驱使着他不停地积聚财富。

[8] 关于这些观点，见Smith (1989a), p. 120; and Avineri (1972), pp. 88—89.

[9] 见Kojève in Strauss (1963), p. 183.

第19章
普遍同质的国家

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Es ist der Gang Gottes in der Welt, daß der Staat ist）。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

在黑格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基督教的自由平等社会景象在世间的一次实践。为了进行这次革命，此前的奴隶冒着生命危险，并以此表明他们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而正是这种恐惧最初使他们成为奴隶。于是，自由平等原则被拿破仑节节胜利的军队带到了欧洲各地。法国革命后出现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完全是基督教的自由和普遍的人类平等理想在此世的实现。这不是要把国家神化，也不是想赋予它在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传统里所缺的“形而上学”意义。确切地说，这构成了一种承认，即是人首先创造了上帝，因此人可以让上帝来到尘世，住在现代国家的议会大楼、总统府邸和官僚机构中。

黑格尔给了我们机会，撇开源自霍布斯和洛克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传统，以另一套术语来重新诠释现代的自由民主。黑格尔对于自由主义的这种理解，还是自由主义所代表的更高贵的愿景，更准确地说明了世界各地的人说他们想生活在民主制之下到底意指什么。对于霍布斯和洛克而言，以及对于起草了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的他们的追随者而言，自由社会是拥有一定自然权利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其中主要有生存权——自我保存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后者通常被理解为私有财产权。因此，自由社会是公民之间相互不干涉对方生命和财产的互惠平等协议。

相反，在黑格尔看来，自由社会是相互承认的公民之间的互惠平等协议。如果霍布斯或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可以解释为对合理的自我利益的追求的话，那么，黑格尔式“自由主义”可以看作是对合理的承认的追求，即基于普遍性基础的承认，借此每一个人作为自由自主的人的尊严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对我们来说，选择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不只是它可以让我们自由地赚钱和满足灵魂的欲望部分。更重要而且最终更令人满足的是，它使我们的尊严得到承认。自由民主制下的生活，意味着通向物质极大丰富之路，但它也向我们展示了通向承认我们的自由的道路，而这完全是非物质的目的。自由民主国家珍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因此，我们灵魂中的欲望部分和激情部分都得到了满足。

普遍承认解决了存在于各种奴隶社会及其变种中严重的承认缺陷问题。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所有社会要么是君主制，要么是贵族制，在这些政体下，得到承认的要么是一个人（国王），要么是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然而，他们在被承认方面的满足，是以绝大多数人的人性没有得到认可为代价的。唯有在普遍平等的基础上，承认才能合理化。主奴关系的这种内在“矛盾”，只有在成功地综合了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国家中，才能得到解决。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区分被取消，此前的奴隶如今成了新的主人——不过不是其他奴隶的主人，而是他们自身的主人。这就是“1776年精神”的含义——不是另一个主人集团的胜利，也不是另一种奴隶意识的兴起，而是在民主政府中实现自己做主。在这个新的综合中，主人和奴隶的某些东西保存了下来，那就是主人对承认的满足，以及奴隶的劳动。

通过与其他并不合理的承认形式对照，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普遍承认的合理性。比如，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即一个其公民身份严格限制于某个具体民族、种族或人种成员的国家，所构成的就是不合理的承认。民族主义完全是一种出自激情的承认欲望的表现。民族主义者主要关注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承认和尊严。[2]民族性并不是一种自然特性；一个人只有得到其他具有民族性的人承认，才具有民族性。[3]不过，民族主义者所寻求的承认，不是作为个体的自己，而是自己所属的民族。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是往昔优越意识的现代变形，只不过披上了民主的外衣。与为了追求个人荣耀而斗争的君主不同，我们现在是整个民族要求其民族身份得到承认。与贵族主人一样，这些民族表明自己愿意为了寻求承认、为了他们“在太阳底下的位置”而冒暴死的危险。

然而，基于民族性或种族寻求承认的欲望并不是合理的欲望。人与非人的区分是完全合理的：唯有人是自由的，即唯有人能够在为了纯粹名誉的战斗中为寻求承认而斗争。这一区分基于自然，或者确切地说，是基于自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彻底决裂。而一个人类群体与另一个人类群体之间的区分，则是人类历史偶然的、任意的副产品。民族集团在国际上展开的寻求民族尊严得到承认的斗争，就像往昔的贵族主人为了名誉展开的战斗一样，陷入了绝境：就是说，其中某一个民族成了主人，而另一个则成了奴隶。任何一方得到的承认都是有缺陷的，其理由跟主人与奴隶之间最初的个人关系不能令人满足一样。

相反，自由国家则是合理的，因为它在唯一可能为双方所认可的基础上，协调了这些相互竞争的寻求承认的要求，这个为双方所认可的基础就是个体作为人的身份。自由国家必定是普遍的，也就是说，仅仅因为其公民是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某个特定民族、种族或人种群体的成员，就给予他们承认。而且，就其通过消除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差别创造了一个无阶级社会而言，它还必定是同质的。这种普遍同质的国家的合理性，进一步明显地体现在如下事实中，即它是有意识地建立在开放公开的原则之上，比如，出现在促使美利坚共和国诞生的制宪会议过程中的那些原则。也就是说，国家权威不是源自古老的传统或阴暗深沉的宗教信仰，而是公共辩论的结果，在这种公共辩论中，国家公民彼此同意在某些明确的条款下共同生活。因此，这种国家权威代表着理性的自我意识，因为人类作为一个社会第一次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真正本性，并且能够型塑一个符合这些本性的政治共同体。

那么我们说，现代自由民主是以何种方式普遍地“承认”了所有人呢？

它通过赋予并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在美国、法国或者其他任何一个自由国家出生的孩子，只因出生于这些国家就会获得某些公民权利。无论他或她是贫是富、是黑人还是白人，若无刑事司法系统的起诉，任何人都不得伤害孩子的生命。到了一定的时候，这孩子就有权利拥有财产，并且必定得到国家和同胞的尊重。这孩子对于他或她考虑的任何主题，都有权利有自己充满激情的选择（即对评价和价值表示自己的意见），并且有权利尽可能广泛地发表和传播自己的意见。这些充满激情的意见可以表现为宗教信仰，而且可以完全自由地践行这些信仰。最后，当这个孩子成人后，他或她就有权利参与首先规定了这些权利的政府，对最为重大、最为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贡献自己的想法。这种参与可以表现为定期选举的投票，或者更为积极主动的形式，即直接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比如竞选某个职位，撰写评论支持某个人或某个立场，或者在公共部门的官僚机构中任职。人民自治的政府取消了主人与奴隶的区分；每一个人至少都有资格扮演主人的角色。如今，统治表现为颁布以民主方式制定的法律，即颁布一系列普遍规则，借此人们有意识地支配自己。当国家和人民相互承认时，即当国家赋予公民权利，而公民也同意遵守国家的法律时，承认就成了相互的。这些权利的唯一限制是它们的自相矛盾，即一种权利的行使干涉到另一种权利的行使的情形。

这种对黑格尔式国家的描述，听起来与洛克式自由国家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后者同样把国家界定为保护一套个人权利的制度。对此，黑格尔专家会立刻反驳说，黑格尔对洛克式或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而且拒不认为洛克式的美利坚合众国或英国构成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当然，黑格尔专家的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黑格尔确实绝不会认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的某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如今主要是自由主义右翼所代表的观点，这些人认为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做到不要妨碍个人，因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自由是绝对的。黑格尔对这种自由主义是持拒斥态度的，因为它把政治权利只是看作人们借以保护生命和财产的一种手段，用更加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保护个人的“生活方式”。

相反，科耶夫指出一个重要的真理，他断言战后美国或欧共体的成员国可谓黑格尔的普遍承认的国家的体现。因为，尽管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国家显然是在洛克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它们的自我理解从来不是纯粹洛克式的。比如，我们已经看到，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联邦论》中有对人性激情维度的说明，而且麦迪逊还认为，为人们充满激情的意见提供出口，是代议制政府的目的之一。当代美国人在谈论自己的社会和政府形式时，常常使用的更多是黑格尔的话语，而不是洛克的话语。比如，在民权运动时期，人们非常自然地说，某项民权立法的目的是承认黑人的尊严，或者实现《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许下的诺言，即让所有美国人过上自由且富有尊严的生活。这种论点的力量，一个人无需成为研究黑格尔的学者就能理解；因为它是受过点教育的人甚至最粗鄙的人都常常用到词汇。（联邦德国宪法明确提到人的尊严。）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选举权对于那些未能达到财产资格的穷人，以及对于黑人、其他少数民族或种族以及妇女而言，从未被看作是一个专门的经济问题（即选举权可以使这些群体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是一般被认为是他们的价值和平等的象征，被当做目的本身受到珍视。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没有使用“承认”和“尊严”这些术语，但这一事实并不能阻挡洛克式的权利话语不知不觉间变成了黑格尔式的承认话语。

因此，历史终结处出现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做是建立在经济和承认这一对柱子之上。而通向这一目标的人类历史进程，也同样是由现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展开和寻求承认的斗争所推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源自灵魂的欲望部分，后者在早期现代得到解放，进而促进了财富的无限积累。而这种无限积累之所以可能，则是因为欲望与理性之间形成的联盟：资本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有着不可避免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寻求承认的斗争源自灵魂的激情部分。它由奴役状态这一现实驱动，因为这种奴役状态与奴隶支配世界这种景象——在那里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并且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形成鲜明对照。因此，若不对这两根支柱都加以说明，对历史进程——一种真正普世的历史——的充分描述就不可能完整，就像若不考虑欲望、理性和激情，对人的品格的描述就不可能完整一样。因此，除非考虑到灵魂的激情部分，把寻求承认的斗争当作历史的主要驱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或任何其他主要基于经济的历史理论，在根本上就是不完整的。

现在，我们就能够更充分地说明自由主义经济与自由主义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发达工业化与自由民主制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加以说明。如前所述，并不存在民主的经济原理；倘若如此，民主政治就成为经济效率的拖累。选择民主是一种自主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承认而不是为了欲望。

不过，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使这种自主选择变得更为可行。理由有二：首先，经济发展向奴隶表明了支配概念，由此他发现自己能够通过技术支配自然，通过劳动和教育的训练来支配自己。随着社会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奴隶就有机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奴隶，并且意欲成为主人，进而吸收其他奴隶反思自身的奴役状态所获得的观念。教育使他们明白，他们是有尊严的人，他们应该为这一尊严得到承认而斗争。现代教育提倡自由和平等观念，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奴隶对自己身处其中的真实处境进行反抗而产生的奴隶意识形态。基督教和共产主义都是奴隶意识形态（黑格尔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它们切中了部分真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奴隶意识形态的不合理和自我矛盾就显现出来了：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承诺了自由平等的原则，却显得是奴隶社会的现代变种，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尊严没有得到承认。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晚期的崩溃，反映了生活在这些社会中的人们的理性水平的提高，他们认识到，唯有在自由社会秩序中，理性的普遍承认才得以可能。

经济发展促进自由民主的第二个理由是，由于普及教育的需要，它有一种巨大的平等化效应。旧有的阶级藩篱被打破，从而有利于机会平等的一般境况。尽管产生了基于经济地位或教育的新阶级，但是，社会天然地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从而促进了平等主义观念的传播。因此，在法理上的平等出现之前，经济创造了一种事实上的平等。

如果人只有理性和欲望，那他们就会非常满足地生活在军事独裁统治下的韩国、佛朗哥治下开明技术官僚管理的西班牙或国民党领导的台湾，这样一些一门心思快速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还有理性和欲望之外的东西：他们有一种充满激情的骄傲，相信自己有尊严，因此希望这一尊严得到承认，首先是来自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承认。

于是，寻求承认的欲望就是自由经济与自由政治之间缺失的环节。我们已经看到，发达工业化是如何创造出都市化、流动化、教育水准日益提升的现代社会，以及如何摆脱部族、牧师或行会这些传统权威的。我们看到，这些社会与自由民主制之间有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尽管我们还无法充分说明这种相关性的理由何在。我们的解释框架的缺陷在于：我们为选择自由民主寻找的是经济解释，即出自灵魂的欲望部分的解释。但是，我们应该看看灵魂的激情部分，看看灵魂中寻求承认的欲望。因为，随着发达工业化而来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教育领域中的变革，似乎释放出了寻求承认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此前在穷人和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并不存在。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有世界眼光、受到的教育越来越好，他们要求的就不只是更多的财富，还有对自己地位的承认。正是这种非经济的、非物质的动力，才能解释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人们，不仅要市场经济，还要民治民享的自由政府。

亚历山大·科耶夫在阐释黑格尔时主张，普遍同质的国家将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因为它让人完全满足。归根结底，这一主张基于他的信念：激情或寻求承认的欲望是第一位的，是最深层、最基本的人类渴望。通过在心理学和形而上学上指出承认的重要性，黑格尔和科耶夫可能比洛克或马克思这样的哲学家更深刻地洞察到了人的本性，因为后者看重的只是欲望和理性。尽管科耶夫声称自己没有借以衡量人类制度的适当性的超历史标准，但事实上，寻求承认的欲望构成了这样一个标准。总之，在科耶夫看来，激情是人性的永恒部分。源自激情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可能需要上万年甚至更长的历程，但是在科耶夫那里，就像在柏拉图那里一样，它是灵魂的一个构成部分。

科耶夫声称我们处在历史的终结处，这一主张正确与否，则在于当代自由民主是否充分满足了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科耶夫认为，现代自由民主成功地综合了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在保留各自的某些东西的同时，消除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果真如此吗？特别是，主人的优越意识已经被现代政治制度成功地提升和引导，不再是当代政治的问题了吗？人会永远满足于仅仅以跟其他人平等的地位而被承认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会有更多要求吗？如果优越意识完全得到现代政治的提升或引导，那我们应该赞同尼采的观点吗？他说，这并不是一桩值得庆幸的事，相反，那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这些都是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我们会在本书第五部分再讨论。

同时，我们将更仔细地考察意识在走向自由民主之际发生的实际转变。寻求承认的欲望在转变为普遍平等的承认之前，会呈现为多种不同的不合理形式，比如以宗教和民族主义之名呈现的那些形式。这种转变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实际上，在现实世界的绝大多数社会中，合理的承认与不合理的承认共存。此外，一个体现了合理承认的社会的出现和持续，似乎要求某些不合理承认的存在，这一悖谬科耶夫没有详加阐述。

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黑格尔解释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自己的时代”，因此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而预测未来，就像没有人能够跳过曾矗立在罗陀斯岛上的巨型雕像。[4]然而，尽管有这样的警告，我们仍要把目光投向未来，去理解当前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革命的前景和局限，及其对国际关系将会产生的影响。

[1] 这一表述有不同的译法，比如“上帝在世间的行进，这就是国家的本质”，或者“上帝在世间的存在方式，应该就是国家”。援引自《法哲学原理》第258节补充。中译文采自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9页。

[2] 让我们把这一点与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主义定义做个比较：“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一种运动，可以根据这一原则［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应当保持一致］得到最好的定义。民族主义的情绪要么是违背这一原则引起的愤怒感，要么是这一原则得到贯彻引起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则是由这种情绪促发的运动。引自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

[3] 这一观点也是出自盖尔纳，(1983), p. 7.

[4] 编按：参见黑格尔的原话：“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的愚蠢。”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本书第四部分“越过罗陀斯”标题下的引题“Hie Rhodus, hie saltus”（这就是罗陀斯，就在这跳吧），即为黑格尔在上述引文之前所引用，故事出自《伊索寓言》，一个心虚的运动员吹嘘自己曾在罗陀斯岛一跳绝尘，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比得上他，不信的话当地人士可以作证。于是旁边有人就说：不用人来作证。这就是罗陀斯，你就在这里跳吧。参见罗念生译《伊索寓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第四部分

越过罗陀斯

这就是罗陀斯，就在这跳吧。

Hic Rhodus, hic saltus.

第20章
冷酷怪物中的最冷酷者

某些地方还有民族和人群，但我们这里没有，我的兄弟们：我们这里只有国家。国家？那是什么呢？好吧，现在请你们张开耳朵来听，因为我要跟你们说说各民族的灭亡。

国家乃所有冷酷怪物中最冷酷者。它还冷酷地说谎；这便是从它口中爬出来的谎言：“我，国家，就是民族。”这是谎言！是创造者创出了民族，并为之高悬信仰和爱：他们就这样为生命效力。

那是破坏者，他们为多数人设下陷阱，并且名之曰“国家”：他们在人们头上悬起一柄利剑和百种欲望……

我告诉你们这个特征：每个民族对善与恶都有自己的语言，为相邻的民族所不能理解。他们将语言寓于自身的习俗和权利里。可是国家，对善与恶，却用所有的语言说谎；它所说的，全是谎言——它所拥有的，都是偷来的。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

在历史的终结处，自由民主不再有强劲的意识形态对手。过去，人们拒斥自由民主，是因为他们认为它不如君主制、贵族制、神权制、法西斯主义、共产极权主义，或者他们碰巧相信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可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之外出现了一种普遍共识，即都认为自由民主是最合理的政府形式，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国家能最充分地实现合理的欲望或合理的承认。若果真如此，那为什么伊斯兰教世界之外所有国家并不都是民主国家呢？许多国家的人民和领袖都抽象地接受了民主原则，但为什么向民主转型仍是如此艰难？为什么我们会怀疑如今世界上自称民主的某些政权不可能将民主制度坚持下去，而坚信另外一些国家必定拥有稳定的民主呢？为什么当今的自由主义趋势最终可能会倒退，哪怕从长期来看它会取得胜利？

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建立，可以说是一项极为理性的政治行动，在这项行动中，整个社会都来审议宪法和一系列基本法的性质，因为它们将支配公共生活。但是，人们常常对理性和政治的缺陷感到震惊，他们无法以其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人类常常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不仅是个人生活，还有政治生活。例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19世纪从西班牙或葡萄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很快便确立了自由民主制度，而且以美国或法国的宪法为范本制定了宪法。然而，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将完好的民主传统成功地坚持到现在。在拉丁美洲，除了曾遭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短暂威胁外，自由民主从未在理论上遇到强有力的反对，然而自由民主主义者要赢得和保持权力，却要面临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像俄罗斯那样的国家，经历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威权政府，却至今仍未确立真正的民主。其他像德国那样的国家，虽然深深地植根于西欧传统，但也是在经历过可怕的困难之后才实现了稳定的民主，而法国这个自由和平等的诞生地，自1789年以来则经历了五个不同的民主共和国。这些情形与源自盎格鲁—撒克逊的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在维持其制度的稳定性方面，相对而言就容易得多。

自由民主未能普遍化，或者即使一度掌权也难以保持稳定，其原因根本在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不完全一致。国家是按照政治目的创造出来的，而民族则是先在的道德共同体。也就是说，民族是对于善恶及何为神圣何为世俗有着共同信念的共同体，这些信念也许是从往古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传统存在着。恰如尼采所言，“每个民族对善与恶都有自己的语言”，并且“他们将语言寓于自身的习俗和权利里”，它们不仅反映在宪法和法律中，也反映在家庭、宗教、阶级结构以及引以为荣的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中。国家的领域是政治的领域，是对适当的统治模式进行自觉选择的领域。民族的领域是亚政治的：它是文化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其规则很少是明确的，甚至也从来没有得到参与其中的人的自觉承认。当托克维尔谈论美国宪法中的制衡制度或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职责划分时，他谈论的是国家；但是，当他描述美国人时而表现出来的狂热的唯灵论、他们的平等热情，或者他们更热衷于实践科学而非理论科学时，他描述的是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国人。

国家置自身于民族之上。在某些情形中，国家确实造就了民族，比如莱库古（Lycurgus）和罗慕路斯（Romulus）的立法，分别被认为造就了斯巴达人和罗马人的民族精神，又比如在由不同移民组成的美利坚合众国，自由平等的法则塑造出了民主意识。但是，更多的情形是，国家与其民族构成一种不安的紧张关系，甚至有些情形可以说是处于战争状态——比如俄国等国家的共产党人强行使其人民皈依马克思主义理想。因此，自由民主的成功和稳定，从来就不只是依赖一套普遍原则和法律的机械应用，它要求民族与国家之间一定程度的契合。

如果我们根据尼采的观点，把民族定义为共享某些善恶观念的道德共同体，那么很显然，民族及其创造的文化源自灵魂的激情部分。也就是说，文化源自评价能力，比如尊重长辈的人有价值，而吃猪一类不干净动物的人则没有价值。因此，激情或寻求承认的欲望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价值”之所在。正如我们所见，正是寻求承认的欲望产生了以各种不同形式呈现的主奴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法则——臣民对君主的遵从、农民对地主的遵从以及贵族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等等。

寻求承认的欲望也是两种极其强烈的感情的心理基础，那就是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我这样说，并不意指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可以被还原为寻求承认的欲望；不过，正是这些感情所扎根于其中的激情，赋予了它们巨大的力量。信徒对其信仰的宗教所认为神圣的一切——道德法则、生活方式或具体的崇拜对象——都赋予尊严。一旦认为神圣之物的尊严受到侵犯，他就会感到愤怒。[2]民族主义者相信自己民族或种族的尊严，因此他也相信自己作为这一全体的成员的尊严。他寻求这一特定的尊严得到他人承认，而且像宗教信徒一样，如果这一尊严受到轻视就会感到愤怒。贵族主人有寻求承认的欲望，正是这种激情开启了历史进程，而正是因为有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这类激情，才驱使历史进程进入绵延好几世纪的战争和冲突。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的激情起源表明，为什么“价值”冲突潜在地比围绕物质占有或财富的冲突要致命得多。[3]与完全可以分割的金钱不同，尊严天生是不可妥协的：对于我的尊严，或我认之为神圣之物的尊严，你要么承认，要么不承认。唯有寻求“正义”的激情才能有真正的狂热、痴迷和憎恨。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民主，代表着不惜以早前的道德和文化视域为代价，开启一种冷酷的计算。理性的欲望必定会战胜寻求承认的不理性欲望，尤其是战胜高傲的主人寻求其优越性得到承认的优越意识。从霍布斯和洛克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自由国家，与它自己的人民进行着一场长期的斗争。它设法对人民多样化的传统文化加以同质化，代之以教他们计算长远的自我利益。为了取代这种有自己“善恶”话语的有机道德共同体，人们必须学习一套新的民主价值：“参与”、“理性”、“世俗”、“流动”、“同情”和“宽容”。[4]在定义终极的人类德性或人类之善的意义上，这些新的民主价值本来根本就不是价值。它们被认为只具有纯粹的工具性功能，是一个人要想成功地在和平繁荣的自由社会中生活，就必须养成的习惯而已。正因为此，尼采才把国家称作“冷酷怪物中的最冷酷者”，它通过把“千百种欲望”悬于人前来摧毁民族及其文化。

然而，民主要想运转起来，民主国家的公民就必须忘记其价值的工具性起源，并在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中，发展出某种充满激情的非理性骄傲来。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会热爱民主，并非因为民主必定好于其他可选方案，而是因为民主是他们自己的。此外，他们必须不再把像“宽容”之类的价值仅仅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为此，宽容在民主社会成了明确的德性。[5]这种骄傲在民主中的发展，或者民主的价值向公民自我感觉的渗透，就是所谓“民主文化”或“公民文化”的创造。这种文化对于民主国家的长治久安至为关键，因为真实世界中没有哪个社会，单凭理性计算和欲望就能维持下去。

因此，文化——作为把某些传统价值转换成民主价值的抵抗形式——可以说构成了民主化的障碍。那么，哪些文化因素阻止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建立？[6]它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与一个国家的民族、部族或种族意识的程度和性质有关。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本质上并不矛盾；事实上，在十九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统一斗争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1980年代波兰的国家复兴运动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联合在一起的，今天，在苏联的波罗的海加盟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紧密相连的。只要民族、种族或部族没有成为公民身份和合法权利的唯一依据，那么寻求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欲望，就可以被看作寻求自主和自由的欲望的一种可能展现。独立的立陶宛可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只要它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包括选择留在那里的俄罗斯少数民族。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的组成群体，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根深蒂固，无法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或难以接受另一民族的权利，那么民主是不太可能在这样的国家出现的。因此，强烈的民族统一意识，必须要先于稳定的民主的出现，就像在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民族统一的意识皆领先于民主的出现。这种统一意识的缺乏，正是苏联在瓦解为更小的民族单位之前，没有出现稳定民主的原因之一。[7]秘鲁只有11%的人口是白人，他们是西班牙征服者的后代；其余的人口是印第安人，他们在地理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都与白人区隔开来。这种区隔将是秘鲁实现稳定的民主制度长期的严重障碍。南非的情形可以说也一样：不仅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分裂，而且黑人内部也分裂为不同的种族群体，相互之间有着漫长的敌对历史。

对民主构成障碍的第二类文化因素与宗教有关。就像民族主义一样，宗教与自由民主也并无本质上的冲突，在宗教缺乏宽容和平等的那些地方除外。我们已经指出，黑格尔认为是基督教为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因为它基于人的道德选择能力确立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今天，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有基督教的宗教遗产，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1970年以来的绝大多数新兴的民主政权都是天主教国家。[8]因此，在某些方面，宗教似乎并不是民主化的障碍，反倒是民主化的助力。

但是，宗教本身并不创造自由社会；一定意义上，基督教必须通过其目标的世俗化废除自身，自由主义才会出现。在西方，一般认为这种世俗化的代表是新教。通过把宗教信仰变成基督徒与其上帝之间的私事，新教消除了独立的教士阶级以及较为普遍的宗教对政治的干涉。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也参与了这一世俗化的过程：比如，佛教和神道教，它们都把自己限于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崇拜领域。印度教和儒教的遗产已经相互混合：尽管这两种宗教都是相对而言较为自由的学说，并且被证明与大多数世俗活动相容，但就其教义的实质而言，它们是有等级的，是不平等的。相反，正统犹太教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是极权主义式宗教，它们试图控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其中包括政治领域。这些宗教可以与民主相容——尤其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一样确立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它们难以与自由主义相协调，承认普遍权利，尤其是良心自由或信仰自由的权利。当代穆斯林世界唯一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是土耳其，它也是二十世纪早期唯一一个为了创建世俗社会，而明确拒斥伊斯兰教遗产的国家，这也许就并不令人奇怪了。[9]

第三类制约稳定民主出现的文化障碍，与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从中产生的心灵习性有关。根据托克维尔的说法，美国的民主之所以强大而稳定，要归因于这样一事实，即《独立宣言》和宪法制定之前，美国社会就是完全民主和平等的：美国人“生而平等”。也就是说，带到北美来的主流文化传统，是英国和荷兰的自由传统，而不是十七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专制主义传统。与此相反，巴西和秘鲁继承了高度等级化的阶级结构，其中不同的阶级自私自利，相互充满敌意。

换句话说，主奴关系在一些国家要比在另一些国家更根深蒂固，也更加露骨。就像内战前的美国南方一样，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公然存在着奴隶制，或者存在着大规模的农业庄园，后者使农民变为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实质上的农奴。这就导致了黑格尔描述的早期主奴关系所特有的情形：残暴懒惰的主人，以及充满恐惧且毫无自由观念的依附性的奴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哥斯达黎加这片孤立的、为人遗忘的西班牙帝国的土地上，由于没有农业庄园，并因此有着贫穷的平等，成了该国民主制度比较成功的一个因素。[10]

最后一类对稳定民主前景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与一个社会自主地创造健康的公民社会的能力有关——这就是人们不依赖国家而能够发挥托克维尔所谓“结社的技艺”的领域。托克维尔认为，当民主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时，运行得最好，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自然地从无数的地方政府机构和私人社团中产生，而这些机构正是自由和自制（self-mastery）的学校。毕竟，民主是个自治（self-government）的问题，如果人民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城镇、公司、专业社团或大学，那他们就完全可能成功地管理好国家层面的事务。

反过来，这种能力常常与民主产生于其中的前现代社会的特征有关。有这样一种论点，统治前现代社会的都是一些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它们系统地摧毁了所有的中间权力来源，比如封建贵族或地方军阀，这些前现代社会一旦现代化，会比由国王和若干封建领主瓜分权力的封建社会，更可能产生威权统治。[11]因此，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前革命时代巨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都发展成了共产主义的极权国家，而英国和日本这两个显然的封建国家，维持着稳定的民主。[12]这种解释说明了法国和西班牙这些西欧国家，在确立稳定民主的过程中为什么会遇到困难。在这两个国家，封建制度在十六、十七世纪被中央集权的现代君主制摧毁，留下来的唯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以及死气沉沉、软弱无力、依附于国家权威的公民社会。这些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造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在此习惯下，人民没有能力私下自发地组织自己，没有能力在地方层面团结起来工作，也没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在法国，若没有巴黎的许可，内地省份就不可能修桥铺路，这种中央集权的传统，从路易十三时代到拿破仑时代再到现在第五共和国，从未间断过，它如今仍体现在国务委员会（Conseil d’Etat）中。[13]西班牙把类似的遗产留给了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

“民主”文化的力量，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由民主的各种要素出现的顺序。当今世界最有力的自由民主制度——如英国和美国——都是自由主义先于民主，或者说自由先于平等。也就是说，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政治参与这些自由权利，在扩展到所有人之前，只为少数精英——大部分是拥有土地的男性白人——享有。[14]民主式的竞争和妥协，谨慎地保护失败者的权利，也是由具有相似社会背景和倾向的少数精英群体先学会的，然后才为长期以来充满部族或种族仇恨的巨大的异质性社会所认可。这种顺序使自由民主的实践能够扎下根来，与最古老的民族传统融为一体。自由民主与爱国主义的同一，增强了它对于新解放群体充满激情的吸引力，从而将他们紧紧地与民主制度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比一开始就让他们参与到其中更为强固。

所有这些因素——民族认同感、宗教、社会平等、公民社会习性以及自由制度的历史经验——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各民族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异，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同样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比在另一些国家运行得更顺利，或者为什么同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拒斥民主，而在另一个时代毫不犹豫地接受民主。任何一个寻求扩展自由领域、巩固自由国家先进地位的政治家，都必须重视这些亚政治因素，正是这些因素限制了国家成功走向历史终结的能力。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关于文化和民主的谬见应该避免。第一个谬见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文化因素构成了确立民主的充分条件。因此，一位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仅仅因为苏联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都市化、教育、人均收入、世俗化等，就确信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存在着有效的多元化形式。但我们不应忘记，纳粹德国实际上也满足了确立稳定民主所必需的所有文化前提条件：民族统一、经济发达、大部分人是新教徒、有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以及社会不平等状况并不比西欧的其他国家糟糕。然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那种充满激情的自我主张和愤怒的大迸发，完全淹没了理性的相互承认的欲望。

民主绝不会走后门；在某个关节点上，它只能产生于决心确立民主的深思熟虑的政治决断。政治领域仍是一个独立于文化领域的自主领域，有自己作为欲望、激情和理性的交汇点的特有尊严。若没有一批贤明得力的政治家，他们既懂得政治的艺术，又有能力把人民的根本倾向转变为持久的政治制度，就不会有稳定的自由民主。一些关于成功的民主转型的研究，强调了这种完全的政治因素的重要性，比如新的民主领导人，有能力在解决过去的军权滥用的同时使军队保持中立，有能力使象征符号（国旗、国歌等等）与过去保持连续性，以及有能力使所建立的政党制度的性质得以保持，无论这一民主制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15]相反，一些关于民主失败的研究则不断表明，这些失败绝不是文化环境或经济环境不可避免的结果，实际上，它们常常源于个别政治家的某个具体的错误决策。[16]拉丁美洲的国家在面对19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萧条时，绝不是被迫采取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政策的，但是，这些政策在随后几年破坏了稳定民主的前景。[17]

第二个可能也是更常见的错误，就是把文化因素当作确立民主的必要条件。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民主的历史起源有详尽的说明，他认为现代民主源自西方城市中特有的一些社会条件。[18]一如往常，韦伯对于民主的说法充满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富有洞见。但是，他把民主描绘成某种只能在西方文明一隅所具有的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东西。民主的出现是因为它是最合理可行的政治制度，它“适合于”不同文化所共有的更广泛的人性，这一事实并未得到韦伯的足够重视。

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这些国家并没有达到确立民主所需的文化“前提条件”，可是它们仍通过努力达到了令人惊讶的高度稳定的民主。这种情形主要的例子是印度，这个国家既不富有、工业也不发达（尽管某些经济部门技术上非常先进），而且民族矛盾重重，也不信奉新教，尽管如此，它自1947年获得独立以来却一直保持着有效的民主制度。过去的其他时代，有些国家的人民被认为在文化上全都没有资格达到稳定的民主：如德国人和日本人走不出他们自己的威权传统；因为有天主教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西班牙、葡萄牙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很难实现民主，就像东正教是希腊和俄国实现民主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样。人们认为，东欧人民对西欧的自由民主传统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实现的能力。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产生任何清晰的效果，苏联内外的许多人就认为俄罗斯民族在文化上没有能力保持民主：他们既没有民主传统，也没有公民社会，数世纪以来都处于暴君的统治之下。然而，所有这些地方都出现了民主制度。在苏联，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议会就像是一个常设的立法机构一样运行着，同时在1990—1991年间，一个日益扩大的、生气勃勃的公民社会开始自发地产生出来。民主观念广泛深入人心，因此企图在1991年8月发动政变的强硬派遭到了普遍的抵抗。[19]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论点，说某个国家之所以无法民主化，是因为这个国家此前没有民主传统。如果这后一点是必要条件，那么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民主国家，因为没有哪个民族或文化（包括西欧的民族和文化）不是始于强有力的威权传统的。

进一步的考虑表明，文化与政治、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划分并不十分明确。国家可以在塑造人民，也就是说，在确立民族的“善恶话语”以及创造新习惯、新风俗和新文化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人并不完全是“生而平等”的，他们在美国建国之前，殖民地还未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时候，就已经在州和地方实行自治，从而“形成平等”。美国建国显然的民主性质，是后来世世代代形成民主美国人的原因，这种民主的美国人，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类样式（托克维尔曾有精彩的描绘）。文化并不是自然规律那样的静态现象；它们是人的创造，一直处在演化过程中。它们会受到经济发展、战争和其他民族创伤、移民或有意识的选择的修正。因此，民主的文化“前提条件”尽管确实重要，但也不必绝对化。

另一方面，民族及其文化的重要性显明了自由理性主义的局限，或者换一种说法，它使理性的自由制度依赖于非理性的激情。理性的自由国家不可能通过一次选举产生。同样，若没有某种程度对于国家的非理性的爱，若没有对诸如宽容这些价值的本能的忠诚，它也无法存在下去。如果当代的自由民主国家的稳健依赖于公民社会的稳健，而后者的稳健又依赖于人民自发的结社能力，那么很显然，自由主义必须超越自己的原则才能成功。托克维尔曾指出，公民社团或共同体常常不是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而是基于宗教信仰、种族和其他非理性的依据。因此，成功的政治现代化，要求在自己的权利和宪法框架内，保存一些前现代的东西，它们是民族遗绪和国家的不完全胜利的体现。

[1] The Portable Nietzsche (New York: Viking, 1954), pp. 160—161.

[2] 当然，恰如科耶夫指出，基督徒的永生信仰也有一定的欲望成分。基督徒对恩宠的欲望与寻求自我保存的自然本能相比，其动机并不更高尚。生命的延续就是害怕暴死的人的终极满足。

[3] 当然，如前所述，大量冲突表面上是围绕物质对象，比如一个省或一个民族的财宝，事实上在这种冲突下面掩藏着的是征服者寻求承认的斗争。

[4] 这些术语都出自现代社会科学，目的是确定使现代自由民主制得以可能的“价值”。比如，根据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说法，“这一研究的一个主要假设是，高度的同情能力只是在以工业化、城市化、有文化和参与为显然特征的现代社会中才是卓越的个人品格”（Lerner 1958, p. 50）。“公民文化”一词，最初的使用者是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他把它定义为“第三种文化，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现代的，但同时分有这两者：它是一种基于交流和说服的多元文化，一种具有共识和多样化的文化，一种容许变化但有所节制的文化”。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3), p. 8.

[5] 宽容这种德性在现代美国的核心地位，艾伦·布鲁姆在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中有非常巧妙的描述，尤其是在第一章中。与之相反的恶性，即不宽容，如今被认为比诸如野心、好色、贪婪等这些传统的恶性更难让人接受。

[6] 见戴蒙德—林茨—李普塞特（Diamond-Linz-Lipset）的系列丛书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8a)每一卷前面对于民主的前提条件的概述；尤其是关于拉丁美洲的第四卷的概述（1988b）, pp. 2—52. 也见亨廷顿关于民主的前提条件的论述，(1984), pp. 198—209.

[7] 丹科瓦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为民主所列的前提条件中，真正名副其实的唯有民族统一，见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 1970): 337—363.

[8]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参与到当前的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大部分国家是天主教国家，使这一浪潮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天主教现象，这与1960年代天主教有意识地向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有关。尽管有一些显然符合这一论点的证据，但似乎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即为何天主教意识那时发生改变。当然，天主教信条中没有什么东西天然地会使其向民主政治发展，也没有什么可以用以虚构如下的传统论点：天主教会的威权和等级结构使其偏好威权政治。天主教意识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1）民主观念的普遍合法性影响到了天主教思想（而不是民主观念产生自天主教思想）；（2）1960年代绝大多数天主教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以及（3）马丁·路德之后四百年来天主教会长期的“世俗化”。见Samuel Huntington, “Religion and the Third Wav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24 (Summer 1991) :29—42.

[9] 在国家世俗化之后，甚至土耳其也在维持民主制度方面存在问题。1984年，在三十六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中，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把其中的二十一个列为“不自由”，十五个列为“部分自由”，没有一个是“自由的”。引自Huntington (1984), p. 208.

[10] 见Harrison (1985), pp. 48—54对于哥斯达黎加的论述。

[11] 该论点最显然出自巴林顿·莫尔（Barrington Moore）的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12] 这一论题的诸多问题限制了它的解释力。许多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后来发展成了极其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比如瑞典。一些论者认为，封建制度跟其对立面一样，都是后来的民主发展的障碍，这就与北美和南美的经历极其不同。见Huntington (1984), p. 203.

[13] 法国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打破自身的这种中央集权习性，包括把教育等领域的权力下放到地方的民选机构。近来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派政府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这些削弱中央集权的努力的最终成效，仍有待观察。

[14] 关于顺序问题，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认为首先是民族认同，然后是有效的民主制度，再次是扩大的参与，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6. 也见Eric Nordling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Time Sequences and Rates of Change,” World Politics 20 (1968): 494—530; 以及Leonard Binder, et al. 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15] 比如，如果智利实行的是议会制而不是总统制，1970年代的智利民主政体或许就可以避免垮台，因为议会制可以解散政府并重新组阁，而无需破坏国家的整个制度结构。关于议会制与总统制的比较问题，见Juan Linz,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 no. 1 (Winter, 1990): 51—69.

[16] 这是下面这本书的主题，Juan Linz,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i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17] 关于这个一般问题，可再次参见Diamond et al. (1988b), pp. 19—27. 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前，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集中于宪法和法理。受大陆社会学的影响，战后“现代化理论”在解释民主成功的起源时，忽视了法律和政治，而几乎完全集中于基础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一种回归到从前的视角的迹象，这与耶鲁大学的胡安·林茨的学派有关。林茨及其团队并不否认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但他们同时适当地强调了政治的自主和尊严，并使之与亚政治的领域更好地保持平衡。

[18] 根据韦伯的说法，西方的自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西方的城市基于由独立武士组成自我防卫组织，是因为西方的宗教（先是犹太教，然后是基督教）净化了魔幻化和迷信化的阶级关系。特别是中世纪的一些创制，比如行会制度，在解释中世纪城市出现自由和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时是必须考虑的。见韦伯的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1981), pp. 315—337.

[19] 尽管我们看不出戈尔巴乔夫的第一轮改革将会使苏联确立持久的民主制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让民主在下一代中扎根绝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文化障碍。根据教育水平、城市化、经济发展等因素来看，俄罗斯实际上比已经成功实现民主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印度和哥斯达黎加更具诸多优势。实际上，某个民族因深刻的文化原因而无法实现民主，这种信念才是民主化的重大障碍。苏联精英中间存在的某种恐俄症，对苏联公民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的悲观态度，以及强权国家权威必然出现的宿命论信念，在某个时候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第21章
工作的激情起源[1]

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本质。

——卡尔·马克思[2]

倘若发达工业化与民主之间有如此强的相关性，那么国家保持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对于它们创造和维持自由社会的能力似乎就特别重要。然而，尽管绝大多数成功的现代经济体是资本主义的，但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都是成功的——或者，至少有些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如另一些成功。就像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在维持民主的能力上反差很大一样，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在发展经济的能力上也同样有着巨大差异。

亚当·斯密认为，国与国之间财富差距的主要根源是政府政策的明智与否，因为人类的经济行为一旦摆脱了错误政策的限制，多少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各自成就方面的诸多差距，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政府政策的差别。恰如此前指出的那样[3]，拉丁美洲许多表面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实则是重商主义的怪胎，长年累月的国家干预降低了效率，挫伤了企业家的进取精神。相反，战后东亚许多国家的经济成功，则可以追溯到这一地区采用了明智的经济政策，比如保持竞争的国内市场。无论是西班牙、韩国或墨西哥的经济开放和发展，还是阿根廷的工业国有化及其崩溃，都最鲜明地体现出了政府政策的重要性。

然而，人们觉得，政策上的差异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文化也会以某些重要的方式影响经济行为，就像它会影响一个民族维持稳定民主的能力一样。这一点最为显然地体现在对劳动的态度上。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着的奴隶创造了人类历史，正是他们把自然世界改造成了人可以居住的世界。除了少数懒惰的主人之外，所有人都劳动：然而，他们在劳动的方式和程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传统上都放在“工作伦理”这一标题下讨论。

在当代世界，谈论“民族性格”似乎不能让人接受：关于一个民族的伦理习惯的概括，据说是无法“科学地”加以测量的，因此，通常根据轶事趣闻所做的概括，难免落入俗套且误人耳目。关于民族性格的概括，也与我们时代的相对主义和平等主义倾向背道而驰，因为它们几乎总是对所讨论的文化的相对价值有一种潜在的价值判断。没有人愿意听到别人说自己的文化助长懒惰和不诚实；而实际上，这样的判断常常被大量滥用。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在国外旅行过或居住过的人都必定注意到，各地的人对于劳动的态度深受其民族文化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异是可以通过实证来测量的，例如，可以观测一下马来西亚、印度或美国这些多民族社会的不同群体的相对经济成就。欧洲的犹太人，或中东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以及东南亚的中国人，这些民族突出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无需资料加以证实。在美国，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曾指出，从西印度群岛自愿移民来到美国的黑人，与从非洲作为奴隶直接贩卖到美国的黑人，他们的后代在收入和教育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4]这些差异表明，经济成就不只是与环境条件有关，比如经济机遇的存在与否，也与种族群体自身的文化差异有关。

除了人均收入这种衡量经济成就的显著标准之外，不同文化对于劳动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比较起来也有许多微妙的差异。这里稍举一例，二战时期英国科学情报的奠基人之一琼斯（R. V. Jones）讲过一个故事，说英国如何在战争初期能完好无缺地截获德国的全部雷达并把它运回国。英国当时已经发明了雷达，并且技术上要比德国先进，然而，德国的机器质量出人意料地好，因为它的天线容差要好于英国生产的同类产品。[5]德国在保持高度熟练的工业技艺的传统方面长期以来优于其欧洲邻国，在汽车和机床工业方面尤为明显，这是一种根据“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解释的现象。其最终的原因必须在文化领域里找。

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本质上是一种不愉快的活动[6]，人们之所以从事劳动完全是为了劳动创造物的效用。[7]由于这种效用主要是在休闲中来享受；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休闲。人的劳动会有一个临界点，那就是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也就是说，加班到很晚或星期六上班的不愉快——开始超过源于劳动的物质利益的效用。每个人的劳动生产力各有不同，对劳动的负效用的主观评价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愿意劳动到何种程度，本质上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即他们在劳动的不愉快感和劳动成果给他们带来的愉快感之间做出的衡量。对于单个工人而言，更繁重的劳动需要更高的物质利益的激励：若老板愿意为超时劳动提供双倍的工资，工人就更有可能加班。因此，根据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欲望和理性就足以说明对待劳动的不同态度。

相映成趣的是，“工作伦理”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劳动方式和投入程度上的差异是由文化和习俗决定的，因此在某些方面与激情相关。事实上，完全根据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效用术语，是很难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强烈的工作伦理作出充分说明的。以当代的“A型”人格为例，他们多为高薪的律师或公司经理，或充满竞争的日本跨国公司所雇用的日本“工薪人员”。这些人在职业生涯上升阶段，可以很轻易地每周工作七十或八十小时，休假几乎没有或者很短。他们可能比没那么拼命的其他人工资更高，但是他们投入工作的程度并不完全是为了报酬。事实上，从严格的效用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8]：他们工作如此拼命，是没有工夫花钱的；他们无法享受闲暇，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闲暇；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糟蹋了自己的健康和安逸的退休生活，因为他们早逝的可能性很大。人们可以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在工作，或者为了下一代在工作，无疑，这多少也是工作的动机，但绝大多数“工作狂”几乎从未照看过自己的孩子，而且常常一心扑在事业上，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这些人如此拼命地工作，只部分与金钱报酬有关：他们显然从工作本身，或者工作带来的地位和承认中获得了满足。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与他们工作的努力和熟练程度，与他们在公司阶层的升迁速度，以及与他们得到他人的尊重程度，紧密相关。甚至他们的物质财富带给他们的享受，更多是因为物质财富带来的名声，而不是这些财富的实际用途，因为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享用。换句话说，工作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激情，而不是他们的欲望。

事实上，许多关于工作伦理的经验研究都认为它们有效用之外的起源。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1904—1905）。韦伯绝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和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人。实际上，在韦伯撰写这部著作的时代，这种看法极其常见，甚至他觉得要反驳它反倒是一种负担。[9]自这本书出版以来，他的论点就受到无休止的争论。韦伯在宗教与经济行为之间假定了特定的因果关系，尽管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10]新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今在拉丁美洲依然很明显，在那里，人们大规模地改信新教（通常是北美的福音教派）之后，恰好个人收入大幅度地上升，犯罪、吸毒之类的行为急剧减少。[11]

韦伯想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早期的企业家毕生致力于积累财富，却似乎对消费这笔财富几无兴趣。他们的节俭、自律、诚实、清洁以及对纯粹享乐的厌恶，构成了一种“现世的禁欲主义”，韦伯认为这是加尔文派宿命论学说的变形。工作并不是一项为了效用或消费的不愉快活动；它是信徒寄予希冀的一项“天职”，反映了他得救或受罚的情形。工作为的是一个完全非物质和“非理性的”目标，即为了表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信徒工作时的献身和自律，无法用任何世俗的关于快乐和痛苦的理性计算来解释。韦伯认为，奠定资本主义的原初精神动力已经随时间而衰微，为物质财富而工作已重新渗入资本主义。尽管如此，“天职中的义务理念”仍“像死去的宗教信仰的幽灵一样”在当代世界游荡，若不提及这一精神起源，现代欧洲的工作伦理是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

在其他文化中，人们也找到了与“新教伦理”类似的宗教思想，可用以解释其经济的成功。[12]比如，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曾表明，当代日本的工作伦理可以追溯到某些日本宗教，就它们的功能而言，与加尔文主义相当。比如，佛教的净土宗强调节约、俭朴、诚实、勤奋以及对于消费的禁欲态度，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为挣钱正了名，挣钱为日本早期儒教传统所不认可。[13]石田梅岩的“心学”运动虽在影响上不及净土宗，但也宣扬一种“现世的神秘主义”，强调节约和勤奋，轻视消费。[14]这些宗教运动与武士阶层的“武士道”伦理相吻合。后者是一种贵族战士的意识形态，强调甘冒死亡的危险，但不鼓励主人懒散，而是注重禁欲、节约，尤其注重学习。因此，日本不必在输入海军技术和普鲁士宪法的同时，引进强调禁欲的工作伦理和合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因为这种精神自始就存在于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

以上说的是宗教信仰促进经济发展或使之得以可能的情形，与此相反，也有许多宗教和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的情形。比如，印度教是少数几个并非基于人人平等学说的伟大的世界宗教之一。印度教的学说把人区分成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明确的权利、特权和生活方式。非常悖谬的是，印度教对印度的自由政治实践并未构成多少障碍（尽管日益增长的宗教不宽容表明这种情形早晚会结束），但是似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人们通常把这种情形归于如下事实：印度教把较低社会等级的贫困和不流动性圣洁化，一方面许诺他们来生托生于更高的社会等级，另一方面要他们安于现世已有的身份。印度教这种使贫困圣洁化的传统，被现代印度之父甘地（Gandhi）加以现代包装并发扬光大，他宣扬简朴的农民生活，以之为精神充实的德性。印度教或许因此减缓了印度赤贫者日常生活的负担，而且这种宗教的“灵性”还以其魅力强烈吸引着西方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但是，它会使其信徒陷入“现世”的懒散与怠惰，这在许多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印度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家，但他们（与海外华人一样）似乎在印度文化之外才更富有进取心。注意到许多伟大的印度科学家都是在国外工作，小说家奈保尔（V. S. Naipaul）评论说：

印度的贫困比任何机器都更让人丧失人性；而且，印度人比任何生活在机器文明下的人都更像是零件，被“法”（dharma）的观念锁闭在最狭隘的顺从之中。科学家一回到印度，就要收敛他在国外发展出来的个性；他重新从种姓身份中获得安全感，世界再次变得简单。这里有许多琐细的规则，如敷上绷带一般给人慰藉；一度激发了创造力的个人洞见和判断，被当作包袱一样抛弃……种姓的黑暗不仅在于贱民制度的存在及因之对印度满地污秽的神圣化；而且对于一个正力求成长的印度而言，这种黑暗还在于其要求逆来顺受、安于现状、不鼓励冒险，以及剥夺人的个性和脱颖而出的机会。[15]

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他研究南亚贫困的巨著中得出结论说，印度宗教完全是“一种令社会怠惰的巨大力量”，根本无法像加尔文主义或净土宗那样成为变革的积极动力。[16]

因为考虑到类似印度教要对贫穷加以神圣化的例子，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已经认定，宗教是在工业化影响下必将衰落的“传统文化”之一。宗教信仰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因此最终必须在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占有面前让步。但是，如果韦伯和贝拉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某些形式的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张力：其实，在欧洲和日本，资本主义都受到宗教学说的极大促进，因为它们鼓励“出于天职”的劳动，即为劳动而劳动，而不是为了消费而劳动。赤裸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学说号召人们理性地对待满足各自的财产欲望的问题，由此无限地让自己变得富足——可能足以解释绝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但对那些充满竞争、富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无法给出一个完全的说明。最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达到顶峰，是因为它们碰巧具有一种本质上非理性的、“前现代的”工作伦理，这种工作伦理使人们觉得工作本身就是回报，因而愿意过着禁欲的生活，甚至英年早逝也在所不惜。这种情形意味着，甚至在历史的终结处，为了保持我们理性的、自由主义的经济世界运行，或者至少为了保持我们位于世界经济大国的前列，某种形式的非理性激情仍是必要的。

人们可以反驳说，无论这种工作伦理在欧洲和日本有什么样的宗教起源，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全面世俗化，它们如今完全丧失了各自的精神来源。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是“出于天职”而工作，而是像资本主义法则规定的那样，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理性追求而劳动。

资本主义工作伦理与其精神根源的分离，以及强调即时消费的合法性和可欲性的文化的发展，已经让很多观察家预言工作伦理会急剧衰退，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弱化。[17]“丰裕社会”的实现将扫除一切自然需要的残渣，从而使人们追求和享受闲暇而非工作。关于工作伦理衰退的预言似乎得到1970年代许多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表明，工人的专业标准、自律和动力日益恶化已经是美国经理阶层的一般共识。[18]今天，几乎没有几个公司经理会是韦伯所描述的禁欲式节俭的典范。人们认为，工作伦理的败坏并不是因为受到正面抨击，而是由于与这种现世禁欲主义相矛盾的其他价值的提升，比如“自我实现”，或者不仅要工作而且要“有意义地工作”的欲望。在日本，尽管工作伦理仍很浓厚，但工作价值逐步退化这一过程在未来也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因为那里的董事和经理如今与美国和欧洲的同行一样世俗，丧失了他们文化的精神根源。

这些关于工作伦理的衰退的预测是否也适合于美国，还有待观望。从目前来看，1970年代那种工作伦理日益弱化的倾向似乎倒转了过来，至少在没干过的专业人员和经理阶层中间是如此。[19]出现这种情形，主要原因似乎是经济的，而不是文化的。对于许多阶层的人而言，真实的生活水准和工作保障在1980年代期间都有所下降，人们发现必须更加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现状。甚至对在这一时期享有更高物质繁荣水平的人而言，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追求也会继续刺激他们更勤奋地长期工作。有些人像马克思那样出于担忧消费主义的后果而认同工作伦理，他们总是忘记了人的欲望和不安全感是富有弹性的，它们会一直驱使人们工作到身体极限。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东德工人和西德工人的生产力，理性的自我利益在激发工作伦理上的重要性就很明显，因为他们享有共同的文化，却面对着不同的物质激励。资本主义西德存在着浓厚的工作伦理，与其说是韦伯所谓的“死去的宗教信仰的幽灵”萦绕不散的见证，不如说是与理性相连的欲望的力量的见证。

尽管如此，在同样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并视理性的自利为理所当然的国家之间，对待工作的态度仍有重大差异。这一情形似乎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一些国家，激情在现代世界于宗教之外找到了可以承载自身的新对象。

比如，日本文化（就像东亚的其他文化一样）更倾向于群体而不是个人。这些群体从最小最直接的家庭开始，然后通过在成长和接受教育期间形成的各种主顾关系扩展开来，其中包括工作的公司，以及在日本文化的意义上最大的群体——民族。个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淹没在所属群体的身体中：他不是为自己的短期利益工作，而是为更大的群体，为自己所属的群体工作。他的地位很少是由他个人成就决定，而是由他所属集团的成就决定。因此，他对群体的忠诚就有一种高度的激情特性：他为群体给予他的承认工作，为其他群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承认工作，而不是为构成其眼前物质利益的薪水工作。当其所寻求承认的群体是民族时，结果就是经济民族主义。而且事实上，与美国相比，日本有更多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民族主义不是表现为公然的保护主义，而是表现为较为隐蔽的形式，比如日本厂商保留的传统国内供应网络，以及宁愿高价购买日本产品的观念。

正是这种群体身份使得某些日本的大公司能有效地实行终身雇佣这样的制度。根据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来看，终身雇佣由于使雇员太有安全感而有损于经济效率，就像大学教授获得终身教职后就不再写书一样。共产主义世界中每个人实际上也是终身雇佣的，其经验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最有才华的人应从事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也应得到最高的薪水作为报酬；反过来，公司必需能够裁去无用的职员。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法，主顾忠诚造成市场僵化，制约经济效率。然而，在日本文化培育的群体意识背景下，公司对其工人表现出的那种家长式忠诚，会得到工人加倍努力工作的回报，他们不仅为自己工作，而且为了更大组织的荣耀和声誉工作。这个更大的组织不仅是代表着每日的薪水，它还是承认之源乃至家人和朋友的保护伞。日本人极度发达的民族自我意识在家庭或公司之外，为他们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身份和动机来源。因此，甚至在一个宗教精神消失殆尽的时代，工作伦理通过在劳动中创造一种骄傲而得到维持，当然，这种劳动是基于一系列重叠的较大共同体的承认。

这种极度发达的群体意识在其他亚洲国家也很典型，但在欧洲则很少见，而在美国则几乎完全没有，因为在那里，终生忠诚于一家公司这种观念常常被认为完全无法理解。不过，在亚洲之外，也有某些有助于维持工作伦理的群体意识。比如在瑞典和德国这些欧洲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即公司管理层和工人都有一起工作努力扩大出口市场的共同欲望。手工业行会传统上是群体身份的另一个来源：高度熟练的技师工作不是为了打卡，而是因为他从劳动中感到骄傲。自由职业者可以说也是如此，相对较高的资格标准让他们的激情得到满足。

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崩溃告诉我们，在激发一种浓厚的工作伦理上，某些形式的群体意识要比个体的自利差多了。东德或苏联的工人是在地方党干部的恐吓下才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作，或者被迫放弃周末来表明与越南人或古巴人团结一致，他们只是把工作看作尽一切可能逃避的负担。在几十年习惯于国家福利之后，东欧那些正在民主化的国家都面临着基于个体自我利益重建工作伦理的问题。

但是，某些成功的亚洲和欧洲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在那些实行具有个人激励网络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位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核心的个体自我利益，对某些群体利益而言可能是一种低劣的动机来源。在西方，人们一直承认为家庭工作比为自己工作更努力，而且在战争或危机时期，他们会响应号召为国家工作。此外，美国或英国那种仅仅基于理性欲望的高度原子化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某一点上会具有经济上的反生产性。一旦工人不以工作为荣，而只是把工作看作可以出售的商品，或者，一旦工人和管理阶层彼此把对方看作零和游戏中的敌对者，而不是与其他国家的工人和管理阶层竞争的潜在合作者，这种情形就会出现。[20]

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确立和维持政治自由主义的能力，同样，文化也影响一个国家运行经济自由主义的能力。如同在政治民主的情形中，资本主义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前现代文化传统在现代的保留。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一样，并非完全自立，而是依赖于一定程度的激情。

众多国家对政治自由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的广泛接受，并不会消除它们基于文化而形成的差异，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斗争趋于缓和，这些差异无疑会变得越来越显著。尽管日本和美国至少在形式上都采用了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是，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与日本的贸易争端比全世界的自由问题更严重。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对美国长久以来难以消除的贸易顺差，更多是高储蓄率或日本供应商的封闭性这些文化因素的产物，而不是法定的保护主义的产物。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一旦斗争双方在某个具体的政治问题（比如柏林墙）上妥协，或者有一方完全抛弃其意识形态，就会彻底解决。但是，表面上都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的文化差异，更难以消除。

日本与美国之间体现在对工作的态度中的这些文化差异，与以日本和美国为一方、以资本主义未能成功实现的第三世界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经济自由主义为所有愿意利用它的民族提供了最理想的繁荣之路。对于许多国家而言，问题仅仅在于采用正确的市场导向政策。但是，政策只是高速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非理性的”激情形式——宗教、民族主义以及专业人员保持工作标准和以工作为荣的能力——继续以各种有利于民族富强或导致贫困的方式影响着经济行为。这些差异的持续存在或许意味着，国际生活将日益被看作是不同文化的竞争，而不再是对立意识形态的竞争——因为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将按照相同路线组织政府。

[1] 由于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语境下，这一章的工作（work）一词与劳动一词意思差不多，为了依从行文的习惯，work有时译为工作，有时译为劳动。——译者

[2] 引自Kojève (1947), p. 9.

[3] 见本书第二部分中的“录像机的胜利”。

[4] 见Thomas Sowell,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Rac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Quill, 1983); and Sowell, “Three Black Histories,” Wilson Quarterly (Winter 1979): 96—106.

[5] R. V. Jones, The Wizard War: British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1939—1945 (New York: Coward, McCann, and Geoghan, 1978), pp. 199, 229—230.

[6] 劳动本质上是一种不愉快的活动，这一观念深深地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在希伯来圣经的创世叙事中，劳动是以上帝创世的形象进行的，但它也是作为人的堕落的结果而加给人的一个诅咒。“永生”的内容不是劳动，而是“永恒的休憩”。见Jaroslav Pelikan, “Commandment or Curse: The Paradox of Work in 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in Pelikan et al., Comparative Work Ethics: Judeo-Christian, Islamic, and Eastern (Washington, D. C.: Library of Congress, 1985), pp. 9, 19.

[7] 这一观点也会为洛克支持，他认为劳动不过是生产用于消费的东西的一种手段。

[8] 现代经济学家试图用一个纯形式的“效用”定义来解释这种人的行为，这个定义把人实际追求的一切目的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现代的工作狂可以从其劳动中获得一种“精神效用”，就像韦伯笔下禁欲的新教企业家从其永恒拯救的希望中获得一种“精神效用”一样。对金钱、闲暇、承认或永恒拯救的欲望都可以囊括在效用这个形式主题之下，这一事实表明经济学中的这些形式定义不足以解释人类行为的真正意义。这样一来，尽管挽救了这一理论，但这一无所不包的效用定义不再有任何真正的解释力。
较为明智的做法是坚持传统经济学的“效用”定义，使它的用法局限于较为有限的常识意义：效用就是主要通过获得财产或其他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的欲望或减轻人的痛苦的东西。因此，为了一种纯粹的激情满足而每日克制其肉欲的禁欲者，不能说是一个“效用的最大化者”。

[9] 韦伯自己提到的已经注意到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作家，有比利时的埃米尔·德·拉弗莱（Émile de Laveleye），这个人在1880年代撰写了一部被广为使用的经济学教材，以及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其他人还有俄罗斯作家尼古拉·梅利古诺夫（Nikolay Mel’gunov）、约翰·济慈（John Keats）和巴克尔（H. T. Buckle）。关于韦伯的论点的先例，见Reinhold Bendix, “The Protestant Ethic—Revisit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 no. 3 (April 1967): 266—273.

[10] 韦伯的许多批评者指出，资本主义早于宗教改革就出现了，比如犹太共同体或意大利天主教共同体中就已经有资本主义了。其他人则指出，韦伯所讨论的清教主义是一种没落的清教主义，它只在资本主义传播开来之后才出现，因此它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载体，而不会是资本主义的源头。最后，还有观点认为，新教和天主教共同体相对繁荣的情形，用反宗教改革为经济理性主义创造的障碍来解释，要比用新教的积极贡献来解释，更为恰当。
关于韦伯的这一论点的一些批评性文献包括：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2); Kemper Fullerton, “Calvinism and Capitalism,”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21 (1929) 163—191; 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New York: Dutton, 1915); and H. H. Robertson, 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也见Strauss (1953), footnote 22, pp. 60—61. 施特劳斯指出，在宗教改革之前曾有一场理性哲学思想的革命，后者也能为物质财富的无止尽积累背书，它们共同促成了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普及。

[11] 见Emilio Willems, “Cultur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Brazil and Chile,” in S. N. Eisenstadt, ed.,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pp. 184—208; 哈里森（Lawrence E. Harrison）论文化对进步的影响的书，已列入Basic Books丛书将于1992年出版；以及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当代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是反宗教改革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继承，因为它使理性的、无限的资本主义积累丧失合法性。

[12] 韦伯自己也写了关于中国宗教和印度宗教的书，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没有在那些文化中产生。这一观点与为什么这些文化鼓励或抑制从外部输入资本主义的问题稍有不同。关于这后一点，见David Gellner, “Max Weber, Capitalism and the Religion of India,” Sociology 16, no. 4 (November 1982): 526—543.

[13] Robert 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p. 117—126.

[14] Ibid., pp. 133—161.

[15] 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p. 187—188.

[16] 除了印度教造成的精神懒散之外，缪尔达尔还注意到，在一个非生产性牛达到庞大的人口总数一半的国家中，印度禁止对牛的屠宰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Gunar 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8), vol. 1, pp. 89—91, 95—96, 103.

[17] 这一论点见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p. 21. 也见Michael Rose, Reworking the Worth Ethic: Economic Values and Socio-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5), pp. 53—68.

[18] 见Rose (1985), p. 66；也见David Cherrington, The Work Ethic: Working Values and Values that Work (New York: Amacom, 1980), pp. 12—15, 73.

[19] 根据劳动局的统计数据，1989年有将近24%的美国工人每周工作49小时以上，而在十年前，这个比例只有18%。根据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的调查，美国成人每周休闲时间的平均数从1973年的26.2小时降到了1987年的16.6小时。数据引自Peter T. Kilborn, “Tales from the Digital Treadmill,” New York Times (June, 1990), Section 4, pp. 1, 3. 也见Leslie Berkman, “40-Hour Week Is Part Time for Those on the Fast Track,”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2, 1990), part T, p. 8. 我要感谢多伊尔·麦克马纳斯（Doyle McManus）为我提供了这些参考文献。

[20] 关于英国工人与日本工人之间的差异，见Rose (1985), pp. 84—85.

第22章
不满的帝国与顺从的帝国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促进还是制约，都有可能会成为普世史进程（见本书第二部分）的障碍。现代经济——现代自然科学规定的工业化过程——正推动着人类的同质化，并在这一过程中毁灭着广泛多样的传统文化。然而，现代经济也不是百战百胜，相反，它会发现某些文化和某些形式的激情难以消化。如果经济同质化的过程停滞下来，那么，民主化过程也将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在思想层面上，世界上相信自己确实想要资本主义的繁荣和自由民主的民族很多，但并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实际得到。

因此，尽管当前显然没有取代自由民主的系统方案，但是，一些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新型威权或许会在未来宣称自己存在的权利。这些制度如果出现，必定是出自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群体：一种是尽管努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却因文化原因而经历长期的经济失败的民族，一种是在资本主义游戏中取得非凡成就的民族。

第一种现象，即由于经济失败而导致的非自由主义学说，在过去曾出现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当前的复兴，几乎触及了世界上每一个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它大体可被视为穆斯林社会对自身失败的反应，因为它们在面对非穆斯林的西方社会时未能维持住自己的尊严。在具有军事优势的欧洲的竞争压力下，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全力以赴实行现代化，效仿西方那些被认为是保持竞争力所必需的做法。就像明治时期日本的改革一样，这些现代化规划都试图全面把西方理性主义原则引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官僚体制和军事，到教育和社会政策。在这一方面，最系统的努力当属土耳其：现代土耳其国家的缔造者凯末尔·阿塔图克（Kemal Ataturk），在二十世纪继续深化十九世纪的奥斯曼改革，他力图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世俗社会。伊斯兰世界从西方接受的最后一个主要的思想舶来品是世俗民族主义，其代表有埃及的纳赛尔（Nasser）领导的伟大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复兴党（Ba‘ath）。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运用西方技术于1905年打败俄国，后来又在1941年挑战美国，与此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从未信服地吸收这些西方舶来品，也没有产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化提倡者所希望的政治成功或经济成功。在1960和1970年代石油财富出现之前，没有哪个伊斯兰国家在军事或经济上可以与西方抗衡。实际上，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伊斯兰国家仍是殖民附属国，而世俗的泛阿拉伯联盟，也是在埃及于1967年耻辱性地被以色列打败之后才创建起来的。随着1978—1979年伊朗革命出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并不是“传统价值”在现代延续的一个实例。这些陈腐且宽泛的价值，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已经完全被摒弃。确切地说，伊斯兰教的复兴是对更为古老、更为纯洁的价值的乡愁式重申，据说，这些价值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它们既不是前不久信誉丧尽的“传统价值”，也不是生搬硬套到中东的西方价值。就此而言，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实质上非常相似。就像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情形一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对现代特征最明显的国家打击最为厉害，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为正是西方价值舶来品使这些人的传统价值受到最彻底的威胁。伊斯兰社会遭受了双重失败，既无法维持自己传统社会的一致性，又未能成功吸收西方的技术和价值，它的尊严因此而受到深刻的伤害，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伊斯兰教复兴的力量。

甚至在美国，也有可能看到新的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其深层原因就是不同文化对于经济活动的态度。在民权运动全盛时期，绝大多数美国黑人渴望完全融入白人社会，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完全接受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但美国黑人的问题并不在于价值本身，而在于即便黑人接受了这些价值，白人社会是否愿意承认黑人的尊严。然而，尽管在1960年代废除了那些法律认可上的平等障碍，而且还实施了各种优待黑人的积极行动计划，但是某些地方的美国黑人不仅在经济上没有改善，甚至竟丧失了根基。

然而，持续的经济失败造成了一个政治后果，现在时常萦绕我们耳边的是这样一种断言：经济成功的传统标准，如工作、教育和就业，并非普遍的价值，而只是“白人的”价值。于是，一些黑人领袖不再追求融入一个没有肤色歧视的社会，转而强调，要对美国黑人文化引以为豪，宣扬自己的历史、传统、英雄和价值，认为它独立于白人社会的文化且与之平等。在某些情形中，这种主张会演变成一种“非洲中心主义”，宣称非洲固有文化要优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欧洲”观念。渴望教育体制、雇主和国家本身都能承认这一独立文化的尊严，对许多黑人来说，已经超过了渴望对其无差别的人类尊严的承认，比如马丁·路德·金所提到的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基督教尊严。这种思想的结果就是黑人日益自我隔离——今天的美国大学校园尤为明显——以及强调群体尊严的政治，而不是个人的成就或经济活动，认为前者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

如果说新的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会出自那些发现自己在经济竞争中受到文化羁绊的民族，那么威权思想的另一个潜在来源或许就是那些在经济上取得非凡成就的民族。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自由普世主义在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并非来自共产主义世界，共产世界经济上的失败有目共睹，而是来自亚洲的某些社会，它们把自由经济与一种家长式威权结合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年来，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一直把美国和欧洲视为充分现代化社会的样板，并且认为它们自己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全盘照搬一切，从技术到西方的管理以至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是，亚洲经济的巨大成就让它们日益认识到，其成功并不只是由于有效地借鉴了西方的经验，而且还要归功于亚洲社会保持自己文化的某些传统特征——比如浓厚的工作伦理——并且把它们与现代经济环境融合在一起。

与欧洲或北美相比，政治权威在许多亚洲国家都有特殊的起源，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也与其历史发源地国家极为不同。[1]在儒家社会中，那些在维持工作伦理上起重要作用的群体，同时还是形成政治权威基础的关键。一个个体的地位主要不是源于他的个人能力或个人价值，而在于他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群体之一的成员。比如，尽管日本宪法和法律制度像美国那样承认个人的权利，但是日本社会倾向于承认群体。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个体之所以具有尊严，是因为他是某个既定群体的成员并且遵守其规则。但是，一旦他试图在群体面前主张自己的个人尊严和权利，他就会受到社会的驱逐，从而丧失身份，其严苛绝不下于传统专制的公然暴政。这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顺从压力，在这些文化中长大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认同了这种顺从。换句话说，亚洲社会中的个人服从于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暴政”——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要服从于各种大大小小的与个人生活相关的所有群体中的大多数。

这种暴政可以用日本社会的两个例子来说明，这在东亚的每一种文化中都有相似的例证。在日本，个人最先顺从的社会群体是家庭，其中父亲对子女充满仁慈的权威，是整个社会权威关系的原初模型，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2]（家长权威在欧洲也是政治权威的一个模型，但是，现代自由主义代表着与这一传统的公开决裂。）[3]在美国，人们希望小孩子遵从父母的权威，但是，随着他们渐渐长大，他们开始反抗父母，主张自己的身份。孩子公然拒斥父母的价值和愿望，这种青少年的反叛行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成人的个性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4]因为，唯有通过这种反叛行为，孩子才能发展出自足和独立的心理根源，他们要脱离家庭保护伞而独立生活，从而磨炼出充满激情的个人自我价值感，它们后来将支撑着作为成人的个体。只有在这种反叛行为结束之后，孩子才能与其父母回到相互尊重的关系上来，但这时这种关系已不再是昔日的依赖，而是一种平等关系。相反，在日本，青少年反叛的情形就较少见：他们早年对长辈的顺从可以说在整个成年生活中持续。一个人的激情与其说依赖于个体自我（其中有个人引以为豪的个人素质），不如说依附于家庭和其他群体（其群体荣誉远比成员荣誉重要）。[5]愤怒的产生，常常并不是因为个人自己的价值未能得到他人承认，而是因为他们的群体受到轻视；同样，最大的羞耻并不源自个人的失败，而是因为所属群体的蒙羞。[6]因此，日本的父母仍对孩子的重要决定有影响，比如婚姻伴侣的选择，而这对于自尊心强的美国年轻人而言是不允许的。

群体意识在日本的第二种表现是日本在民主“政治”上的静默，这与传统上西方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大相径庭。也就是说，西方民主建立在争辩之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关于是非对错的充满激情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先是在新闻媒体上出场，最后出现在各个层级的选举中，政党代表着不同利益或充满激情的意见，由它们轮替执政。民主要能正常运转，这种争辩就是自然乃至必然的伴生现象。相反，在日本，社会作为整体，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个单一的巨大群体，是唯一的稳定的权威来源。由于强调群体的和谐，公开的对抗遂被推向政治边缘；因此，这里没有“政治议题”的对抗，也就没有政党的轮流执政，几十年来一直是自民党掌权。当然，自民党与社会党以及共产党这些反对党之间也有公开的争辩，但是，后者因过于激进而被边缘化。一般来说，重大的政治决策都在中央官邸或自民党的密室内作出，为公众视线所不能及。[7]在自民党内部，政治不过是以私人荫庇关系形成的派系之间的无尽争斗，完全没有西方人通常所理解的政治内容。

在日本，像晚近小说家三岛由纪夫那样故意唱反调的个体也会受到尊重，这对过分强调群体共识构成了部分制衡。但是在许多亚洲社会，几乎没有对索尔仁尼琴或萨哈罗夫所代表的原则性个人主义的尊重，他们都是孤身一人对抗身处其中的不公正社会。在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导演的电影《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中，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扮演一个小镇的天真人物，在代表本州的参议员去世后，他被政界头目指定为该州的代表。到了华盛顿之后，他拒斥所见的腐败现象，不理睬所谓的操控者，为了阻止一项不合原则的法案通过，只身一人大闹参议院。斯图尔特扮演的这个形象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英雄。相反，在许多亚洲国家，单独的个人若完全拒斥盛行的共识，则会被认为精神失常。

根据美国或欧洲的标准，日本的民主看起来有些威权色彩。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物要么是高级官僚，要么是自民党内的派系领袖，这些人爬上这样的位置不是通过民众的选择，而是依靠自己的教育背景或个人的恩主。这些人极少根据选民的反馈或其他形式的民众压力，来做出影响共同体福利的主要决定。这种体制基本上仍可以说是民主的，因为有民主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满足周期性多党选举和保证基本权利这一自由民主的标准。西方的普遍个人权利概念已经得到接受，并且融入到了大部分日本社会。不过，也有些方面让人们觉得日本是有一个充满仁爱的一党专政统治，而这不是因为自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把自己强加于社会，而是因为日本人选择以这种形式被统治。当前的政府体制反映出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它植根于日本群体取向的文化，这种文化对较为“公开的”争辩或政党间的轮流执政很不适应。

然而，倘若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对群体和谐的诉求有着广泛的共识，那么各式公然的威权主义广布于这一地区也就不奇怪了。为此，人们可以而且给出了这样的理由——最著名的代表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某种形式的家长式威权比自由民主更能与亚洲的儒教传统合拍，更为重要的是，它比自由民主更能始终如一地保持高经济增长率。李光耀曾认为，民主拖累经济增长，因为它干扰合理的经济计划，助长平等主义的自我放任，从而使形形色色的个人利益纷纷主张自己而不顾惜作为整体的社群。近些年来，新加坡因封杀言论批判和侵犯政治反对派的基本人权而臭名昭著。此外，新加坡政府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其程度在西方完全无法接受，比如，规定男孩的头发可以留多长、查禁录像厅，以及对诸如乱扔垃圾或上公厕不冲洗等这类小违章行为处以重罚。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用二十世纪的标准来看还算温和，但在两个方面极为独特。第一，与之相伴的是非凡的经济成就，第二，它理直气壮，认为这不只是一个过渡措施，而是一种优于自由民主的体制。

亚洲社会因其群体导向而丧失太多。它们强使成员高度顺从，哪怕最温和的个人表达也遭打压。这种社会的限制最明显地体现在妇女的处境中，由于这种社会强调传统的家长式家庭，她们在家庭之外的生活机会极其有限。消费者几乎毫无权利，而且必须接受他们毫无发言权的经济政策。最终来说，基于群体的承认是非理性的：在极端的状况下，它就会像1930年代那样成为沙文主义和战争的根源。若没有战争，以群体为导向的承认就会高度功能失调。例如，来自贫困和政局不稳的国家的人们，为工作和安定所吸引，现在正大量涌入所有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一样需要廉价的工人来从事某些职业，但因其构成群体本质上的不宽容性，它接受外来移民的可能性极小。相反，美国原子式的自由主义则是成功地同化大量移民人口唯一可能的基础。

但是，长久以来就有预测说，传统的亚洲价值在现代消费主义面前将会不堪一击，这一预测久久还未成为现实。这可能是因为亚洲社会具有某些其成员难以消除的力量，尤其是当他们看到非亚洲的替代方案之时更是如此。美国工人在过群体生活时无需为他们的公司唱颂歌，但是，他们对于当代美国生活品质最常见的抱怨恰恰是缺乏社群归属感。在美国，社群生活的崩溃始于家庭，在过去的两个世代中，美国家庭以所有美国人都熟悉的方式逐步破碎和原子化。但是很显然，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家乡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直系家人之外没有任何社交渠道。然而，亚洲社会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社群归属感，对于许多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社会顺从和对个人主义的限制不过是需要付出的小小代价。

根据这些考量，亚洲，尤其是日本，似乎处于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别关键的转折点上。完全可以设想，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亚洲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国际化和受教育人口的日益增长，亚洲能够继续吸收普遍的相互承认的西方观念，从而进一步推广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制度。群体作为充满激情的认同的根源，其重要性将会淡化；亚洲将日益看重个人尊严、妇女权利和个人消费，普遍人权的原则深入人心。这个过程在过去的世代中，把韩国和台湾地区推向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日本战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家长制的瓦解使它变成一个比新加坡更加“现代”的国家。

另一方面，如果亚洲人确信他们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自己的文化而不是舶来的文化，如果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与远东相比显得迟缓，如果西方社会继续发生诸如家庭这样的基本社会制度的进一步瓦解，如果他们自己以不信任或敌意的态度对待亚洲，那么，一种体制性的反自由、非民主的方案就会在远东拥有市场，它把技术官僚的经济理性主义和家长式威权结合在一起。迄今为止，许多亚洲社会至少口头上认可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在接受其形式的同时修正其内容以适应亚洲文化传统。但是，如果民主本身与亚洲社会的成功运行无关，就像西方的商业管理技术与亚洲经济无关一样，那么它就会被视作西方强加之物而遭到拒斥，甚至与民主公然决裂。在李光耀的理论表述和石原慎太郎这样的日本人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亚洲系统地拒斥自由民主的苗头。如果将来出现这样的替代方案，日本将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已经取代美国成了亚洲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典范。[8]

亚洲的新型威权多半不会采取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严厉的极权式警察国家。专制也是顺从的专制，即人民心甘情愿地服从更高的权威，遵守一套严格的社会规范。就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无法向世界的非伊斯兰地区输出一样，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是否能向没有儒教遗产的国家输出，这是个可疑的问题。[9]这种体制所代表的顺从的帝国可以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这也意味着其中的绝大多数公民有一个延长的孩童期，也就是说有一种完全没有得到满足的激情。

在当今世界，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双重现象：普遍同质国家的胜利和诸民族的持续存在。一方面，随着现代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及理性承认乃政府唯一合法基础的观念在世界的普及，人类日益同质化。另一方面，到处都有抵抗这种同质化的行为，并且重申（尤其是在亚政治的层面）文化认同，后者从根本上来说会加重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现存壁垒。冷酷怪物中的最冷酷者的胜利并不彻底。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可接受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形式稳步减少，但是，对幸存下来的形式即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可能解释，仍各种各样。这意味着，即使意识形态的差异退为背景，国家间的重要差别仍然存在，不过转到了文化和经济方面。这些差别进一步表明，现存的国家体制不会很快瓦解，从而成为真正的普遍同质国家。[10]即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国家仍会是认同的一个核心支撑。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它们如何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国际秩序。

[1] 关于这一主题更详细的论述，见Roderick McFarquhar, “The Post-Confucian Chanllenge,” Economist (Feburary 9, 1980): 67—72; Lucian Pye, “The New Asian Capitalism: A Political Portrait,” in Peter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 J.: Translation Books, 1988), pp. 81—98; and Pye (1985), pp. 25—27, 33—34, and 325—326.

[2] 在日本，最重要的关系不是与同辈同级的关系，而是与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垂直关系。这种情形在家庭、大学或公司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地方，一个人首要忠诚的对象是年老的庇护者。见Chie Nakane, Japa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 26ff.

[3] 例如，洛克的《政府论》上篇以抨击罗伯特·菲尔默开始，后者试图为基于家庭模型的政治权威的合理性辩护。关于这一论述，见Tarcov (1984), pp. 9—22.

[4] 这并不是偶然的；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为儿童反抗某些形式的家长权威辩护。

[5] Pye (1985, p.72)指出，日本家庭与中国家庭不同，因为它既强调个人荣耀，也强调对家庭的忠诚，因此它更外向，也更具有适应性。

[6] 家庭本身对于经济理性来说并不是一个特殊优势。在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东国家，家庭纽带像在东亚一样非常紧密，然而这常常成了经济合理化的一个障碍，因为它助长了裙带关系和部族优先。在东亚，家庭不只是由扩展家庭的现有成员构成，还包括一连串死去的祖先，他们预示了个人的一些行为标准。因此，强有力的家庭倾向于提升内在的纪律和正直，而不是要求裙带关系。

[7] 1989年的征兵丑闻和其他丑闻，一年内导致两位首相下台以及自民党在上议院丧失多数地位，是西式责任制在日本政治体制中的反映。尽管如此，自民党仍设法在既不对自身，也不对政治家和官僚经商进行结构改革的情形下，成功地消除损誉，继续维持其在政治体制中的霸权地位。

[8] 比如，韩国曾试图模仿日本的自民党而不是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来建立自己的执政党。

[9] 近年来，一切强调群体忠诚和团结的管理方式，随着日本在工厂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投资，已经成功地输出到美国和英国。至于其他具有更多道德内容的社会制度，比如家庭或民族感，是否同样能够输出，这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植根于所输出国家特有的文化经验。

[10] 科耶夫是否相信历史的终结需要创造一个真正的普遍同质国家，这一点不清楚。一方面，他说历史终结于1806年，那时，国家体制显然仍是完整的；另一方面，在一切具有道德意义的民族差异消除之前，是很难说一个国家是完全理性的。他自己为欧洲共同体工作，这一点表明他把消除现存国家的边界作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第23章
“现实主义”的不现实性

根据我们对神祇的信仰和对人的认识，谁拥有权力，谁就进行统治，这是出自自然的必然性。这一律令不是我们制订的，这一律令制造出来之后也不是我们首先使用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一律令存在，并且希望它在后世永远存在，因此我们使用这一律令，并且清楚地知道，无论是你们还是别人，只要拥有我们现在具有的同样权力，也会如此行事。

——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演说，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

定向性历史的存在，应该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如果普遍同质国家的到来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的个体生活层面确立理性的承认，废除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那么，这种国家在国际层面的国家体系中的普及，就应该意味着国家与国家之间主奴关系的终结——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终结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性也因之减少。

但是，二十世纪的事件让人深感失望，人们认为不会有普世历史以及国家向进步方向的变化，与此相同，人们对国家间关系也产生了悲观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类悲观比关于国内政治的悲观更彻底、更令人绝望。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尽管主流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一直与历史和历史变迁问题进行着斗争，但是，国际关系的理论家似乎当历史不存在——比如，他们似乎认为战争和帝国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事物，其形成的基本原因在今天与在修昔底德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尽管人类社会环境的其他一切方面——宗教、家庭、经济组织、政治合法性概念——随着社会演进而有所变化，但是，国际关系却被认为一成不变：“战争是永恒的。”[2]

关于国际关系的这一悲观看法有一个系统表述，分别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现实政治或“强权政治”的名称。现实主义，无论是否有意识地这样称呼，都是理解国际关系的主流框架，而且形塑了几乎每一个外交政策专家的思维，无论是在今天美国还是世界上其他众多国家。民主制度日益扩展，为了理解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我们需要分析这种主流的现实主义解释流派的缺陷。

现实主义的真正先驱是马基雅维利，他认为人们要为自己定位，根据的应当是自己实际如何生活，而不是哲学家设想他们应如何生活，他还告诉我们说，最好的国家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效仿最坏的国家的政策。然而，作为一种应用于当代政治问题的学说，现实主义直到二战后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自那以后，现实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其最初的表述者包括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Biebuhr）、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教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这些战前和战后初期的著作家，摩根索撰写的国际关系教科书，可能对冷战期间美国人外交政策的思维方式具有唯一重大影响。[3]从此之后，这一理论有许多不同的学院派版本，像“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等，不过，过去这一世代现实主义最有力的倡导者当属亨利·基辛格。在任国务卿期间，基辛格认为自己的长期任务就是教导美国公众抛弃威尔逊的自由主义，走向对外交政策更具“现实性的”理解。现实主义可谓基辛格的许多学生和门徒的思想特征，他们在基辛格离任多年后继续规范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切现实主义理论都始于这样一个假设：由于国际秩序不变的无政府性质，不安全可谓国际秩序的普遍的永恒特征。[4]由于缺乏国际主权，每个国家都可能受到其他任一国家的威胁，而且，除了拿起武器自卫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消除不安全因素。[5]威胁感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会把其他国家的“防卫”行动误读为对自己的威胁，反过来，防卫措施就被误解为侵犯行为。因此，威胁就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种形势的结果就是，所有国家都试图寻求使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最大化。竞争和战争是国际体系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其原因并不在于国家本身的性质，而应归因于国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无政府特性。

这种对权力的追逐不受国家内部特征的影响——无论它们是神权国家、允许蓄奴的贵族制国家、法西斯式警察国家、共产专政国家还是自由民主国家。摩根索解释说，“正是政治的本性迫使政治舞台上的行动者运用意识形态以掩饰其行动的直接目的”，而这个直接目的永远是权力。[6]比如，俄国在沙皇统治下对外扩张，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同样也对外扩张；持续不变的是扩张，而不是特定的政府形式。[7]也就是说，将来的俄国政府，哪怕完全剥离了马列主义，同样仍会奉行扩张主义，因为扩张主义代表俄罗斯民族的权力意志的表达。[8]日本如今也算是自由民主国家，而不像1930年代那样是个军事独裁国家，但日本仍是日本，仍控制着亚洲，只是如今用的是日元而不是子弹。[9]

如果对权力的追逐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一样，那么，决定战争可能性的真正因素不是某些国家的好战行为，而是国家体系中的权力是否平衡。如果达到平衡，侵略可能就不会发生；如果没有达到平衡，国家就会想着掠夺邻国。最纯正的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权力的分配是战争与和平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整个体系中有两个国家支配着其他所有国家，那么权力就可以划分为“两极”模式。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两个世纪之后的罗马和迦太基，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两极模式的替代是“多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权力在诸多国家之间分配，比如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情形。一直以来在现实主义者中得到广泛讨论的，是两极还是多极更能产生长期的国际稳定。绝大多数人认为，两极体系更有利于稳定，尽管得出这种结论的理由可能与历史上的偶然因素有关，比如现代民族国家在它们的联盟体系中无法做到十分灵活。[10]因此，一般认为，欧洲在1945年后之所以能维持史无前例的半个世纪的和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战后权力的两极分配格局。

最极端的现实主义视民族国家为桌球，其内容掩藏在不透明的外壳内，人们无法根据它来预测其行为。国际政治学并不需要关于这些国家内部的知识。人们只需要理解支配桌球相互作用的机械定律即可：一个撞到台边的球会以什么样的角度反弹出去？或者当一个球同时撞击另外两个球时力量会如何分配？因此，国际政治不关心复杂的、历史地发展的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战争也与价值冲突无关。在这种“桌球”策略下，只要知道国际体系是两极的还是多极的，就足以明确和平或战争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既是对国际政治的一种诊断（description），也是国家应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处方（prescription）。显然，现实主义的处方价值来自于其诊断的精确。好人大概是不愿按照现实主义的冷酷多疑原则行事的，除非他们如马基雅维利说的那样，受“许多坏人”行为的影响被迫这么做。作为处方的现实主义，最终会导致一些人们所熟悉的指导政策的规则。

第一条规则是，国际不安全的最终解决方案，唯有通过维持针对潜在敌人的权力平衡来找到。既然战争是国与国之间争端的最终仲裁者，国家就必须有足够的武力保卫自己。它们不能仅仅依靠国际协议，或依靠联合国这种没有执行权或制裁权的国际组织。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援引国际联盟惩罚日本入侵满洲的失败，指出“国际共同体的声望还没有大到足以……确立一种相当团结的共同体精神来规训负隅顽抗的国家”。[11]国际政治领域的真正硬通货是军事力量。自然资源或工业能力这些其他形式的力量也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主要在于作为提升自卫的军事能力的手段。

现实主义的第二条规则是，应当主要根据各自的力量而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权的内在特性来选择朋友和敌人。这一规则的例子在世界政治中比比皆是，比如苏联与美国结盟打败希特勒，以及布什政府与叙利亚结盟打击伊拉克。在击败拿破仑之后，奥地利外长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领导的反法同盟，拒绝瓜分法国或要求法国割让土地作为惩罚，其理由是未来会出现新的不可预见的威胁欧洲和平的力量，需要法国来抗衡。确实，后来扰乱欧洲现状的不是法国，而是俄国和德国。这种不把意识形态和报复考虑在内的冷静的均势政策，正是基辛格第一本书的主题，它仍是现实主义实践的一个经典例子。[12]

第三条规则是，政治家在认定外来威胁时，应该更注重对方的军事能力而不是意图。现实主义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意图始终存在；在今天看来很友好以为不会交战的国家，明天的气氛就可能为之一变。军事能力——坦克、飞机和枪炮的数量——不会这样反复无常，而且构成了意图的指示器。

现实主义理论的最后一条规则或最后一套规则，与在外交政策中排除道德主义的需要有关。摩根索抨击了国家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把某个国家的道德渴望等同于支配世界的道德法则”，他认为这会导致骄傲和过火，而“根据权力确定的利益概念……则使我们可以避免道德过度和政治愚蠢”。[13]基辛格沿着同样的思路认为存在着两种国家体系，“合法的”体系和“革命的”体系。在前一种体系中，所有成员国都相互认可彼此的合法性，而且并不试图破坏它们或威胁它们存在的权利。而革命的国家体系则长期受到大规模冲突的困扰，因为其成员国不甘于现状。[14]革命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苏联，它自始就热衷于世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全球性胜利。而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有时也会扮演革命国家，它也曾试图把自己的政府形式推广到从越南到巴拿马这些不合适的地方。革命的国家体系天生就比合法的国家体系更倾向于冲突：它们的成员国不满足于共存，并且把所有冲突看作关于第一原则的摩尼教斗争。尤其是在核武器时代，和平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合法的国家体系比革命的国家体系受到人们更大的偏爱。

于是，就出现了强烈反对把道德主义注入外交政策的观点。根据尼布尔的说法：

道德主义者可能跟政治现实主义者一样，都是危险的向导。他通常看不见当代社会和平中存在的那些不公和强制因素……因此，对合作和互助的毫无批判地过分赞美，将导致对传统不公的接受，并且认为经过粉饰的强制要好于显然的强制。[15]

这就导向了一种有点悖谬的情境：那些一直寻求维持基于军事力量的权力平衡的现实主义者，也最有可能寻求与强敌和解。这后一种做法显然出自现实主义立场。因为，如果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永恒的和普遍的，那么敌对国家意识形态或领袖的变化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国际安全的困局。试图通过革命手段——比如，通过批评对方侵犯人权来抨击敌对政府的合法性——来解决安全问题的做法，不但误导人，而且危险。

因此，梅特涅这种早期的现实主义者是外交家而不是军人，而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尽管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却是1970年代早期美苏局势缓和的始作俑者，实现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与一成不变的苏联之间的局势缓和，这并非偶然。正如基辛格那时试图说明的那样，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是国际关系的长期存在的一面，是一种不能靠希望就可以摆脱或进行根本改革的现状，在与之打交道时，美国人必须习惯于和解思维而不是对抗思维。美国和苏联在避免核战争上有着共同利益，在促进这一共同利益时，基辛格一贯反对把人权因素考虑进来，比如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

现实主义在形塑美国人二战后的外交政策思维方式上，发挥了重大而且有益的作用。它把美国从完全天真的倾向中解救出来，不再以自由的国际主义方式如主要依靠联合国寻求安全。现实主义是理解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恰当框架，因为当时的世界正是以现实主义为前提运转的。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现实主义原则反映了永恒的真理，而是因为世界被截然划分为两类极其不同且意识形态相互敌对的国家。在这一世纪的上半叶，世界政治首先为富有侵略性的欧洲民族主义所支配，尤其是德国民族主义，然后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所支配。法西斯主义明确接受摩根索的如下主张：全部政治生活都是对权力的无休止追逐，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认为自己的正义观念是普世的，因而它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蔓延。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可缓和的敌意，确保了自由的国际主义框架的建立，它本应用来调整自由国家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却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滥用来推行某个国家的侵略目标。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两次大战期间无视国际联盟的决议，苏联1946年后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这些都足以使这些国际组织失去作用。[16]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国际法不过是幻觉，实际上，军事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因此，现实主义看上去就像是理解世界如何运行的适当框架，能为战后的北约以及西欧与日本的其他军事联盟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撑。

在这个充满悲观的世纪里，现实主义可谓一种恰逢其时的国际政治观，而且很自然地从许多主要践行者的生活经历中发展出来。比如，亨利·基辛格在还是一个小孩时从纳粹德国逃离，亲眼目睹了公民生活转变为残酷的权力斗争。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所写的关于康德的获奖论文，就抨击康德的历史进步观，而接受当时接近于虚无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既不存在上帝，也不存在像黑格尔的普世历史那样能够为事件之流赋予意义的世俗机制。相反，历史不过是国家之间的一系列混乱无序、永无休止的斗争，其中自由主义并无任何特别的优势。[17]

然而，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早期的贡献，不应使我们看不到这一观察国际关系的框架所存在的严重缺陷，无论是作为对现实的诊断，还是作为对政策开的处方。因为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老手”中已经被奉为偶像，他们常常不加批判地接受现实主义的前提，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所使用的这一方法已经不再适应这个世界。这一理论框架在其寿终正寝之后仍持续存在，为此它对如何在后冷战世界中思考和行动提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建议。比如，有人建议西方国家应尽力保持华沙条约，因为欧洲的两极对立有利于1945年后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和平[18]；还有人主张，欧洲两极对立的终结，将导致欧洲出现一个比冷战时期更不稳定、更危险的时期，因此要通过向德国扩散核武器来改变这一态势。[19]

这两种观点让我们想起了一个关于医生的故事，在通过漫长而痛苦的化疗之后，患者的癌症终于得到根治，然而这位医生却极力劝说病人继续这种化疗，理由是这种化疗过去非常成功。现实主义者实际上是在治疗一种不再存在的疾病，如今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对一个已然痊愈的病人提供一种昂贵且危险的疗法。为了搞清楚这个病人为何基本上是健康的，我们需要再次看看现实主义者关于这一疾病的根本原因，即国家之间的战争。

[1] III 105. 2. 可与I 37, 40—41对照。

[2] 因此，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著作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p. 65—66包括如下一段话：
尽管变化不断，但连续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更甚，对此我们可以用许多方式加以阐释。任何读过《马卡比一书》（First Maccabees）这一伪经，并且记得一战中以及一战后发生的事件的人，都会感觉到国际政治中的连续性这一特征。无论是在公元前二世纪还是在公元二十世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在为争夺北方帝国的遗址交战，而在战场之外的其他国家，要么警惕观望，要么积极介入其中。若以更一般的方式来阐明这一点，人们可以引述霍布斯仍要经历修昔底德时代所经历之事这个著名例子。另一个不怎么著名但同样显著的例子，是路易斯·L. 哈利（Louis J. Halle）的如下认识：修昔底德在核武器和超级大国时代仍有其重要意义。

[3]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关于国际关系的观点最简洁的表述或许包含在Moral Man in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o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s, 1932)一书中。摩根索的教科书则是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85)，这本书已发行六版，最后一版由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在摩根索死后编辑发行。

[4] 华尔兹最初区分了国家层面的原因和国家体制层面的原因，见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5] 现实主义者强调共同主权和国际法的缺失是战争的根源，由此表明自己与自由的国际主义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共同主权似乎并非阻止战争的决定因素。

[6] 关于这一论证的另一个变种，见色拉叙马霍斯关于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定义，Plato, Republic, Book I, 338c—347a.

[7] 与战后早期的现实主义不同，乔治·凯南并不认为扩张必定是俄国所固有，相反，他认为这是苏维埃俄国的民族主义与军国化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物。他最初的围堵战略，即是断定向内强加于自身的苏式共产主义最终会崩溃。

[8] 关于这一观点的一个版本，见Samuel Huntington, “No Exit: The Errors of End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17 (Fall 1989): 3—11.

[9] 肯尼思·华尔兹批评了摩根索、基辛格、雷蒙·阿隆和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这些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把国内政治的杂质掺入他们的冲突理论，比如通过区分“革命国家”与“维持现状的国家”。与之相对，他试图完全根据体制结构来解释国际政治，而丝毫不考虑各国的任何国内特征。通过对习惯语言用法令人惊讶的倒转，他把考量国内政治的理论称之为“还原主义”，与他的理论相反，这种理论把整个复杂的世界政治还原为“体制”，借此人们基本上只能知晓一个事实：它是两极的还是多极的。见Waltz (1979), pp. 18—78.

[10] 关于这一观点，见Waltz (1979), pp. 70—71, 161—193. 理论上来讲，像古典欧洲的国家协作这种多极体系应该比两极体系有更多优势，因为这一体系的挑战者都可以通过联盟的快速转换；此外，由于权力得到较为普遍的分配，平衡的转变在边缘没有多少差异。这在一个王朝世界里可以得到最好的运行，其中国家之间彼此完全自由地结盟和断绝联盟，而且可以有形地通过增加或削减管辖省份来调整权力平衡。然而，在一个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对国家的自由结盟形成限制的世界中，多极化成了一个劣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多极化的结果，以至处于衰败中的多极化日益类似于两极化，这一点并不清楚。德国和奥匈帝国出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理由而联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多少具有一定永久性的联盟，迫使欧洲的其他的国家为了反对它们而同样结成了不那么具有弹性的联盟。于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所代表的对奥地利完整性的威胁，把微妙地连接在一起的两极体系推向了战争。

[11] Niebuhr (1932), p. 110.

[12]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特别是 pp. 312—332.

[13] Morgenthau (1985), p. 13.

[14] Ibid., pp. 1—3.

[15] Niebuhr (1932), p. 233.

[16] 当然，唯一的例外是1950年对朝鲜的攻击，那也是因为苏联抵制联合国才引发的。

[17] 关于基辛格的论文，见Peter Dickson, Kissinger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8] John Gaddis, “One Germany—In Both Alliances,” 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90), p. A27.

[19]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no. 1 (Summer 1990): 5—56.

第24章
无权者的权力

现实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不安全、侵略和战争是国际体系中的永恒可能性，并且认为这一境况是一种“人”的境况，也就是说，它无法因特殊的人类社会形式和类型而得到改变，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永恒不变的人性。为了支持这一主张，现实主义者指出，从《圣经》中记载的第一次流血斗争，到这个世纪的世界大战，人类历史充满了战争。

所有这些乍听起来都还算有理，但是，现实主义建立在两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上：一个是对人类社会的动机和行为不可容忍的简单化，一个是回避历史问题。

最纯粹的现实主义试图摒弃一切国内政治考量，而仅仅从国家体系的结构中推导出战争的可能性。根据一位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国家之间常常存在冲突，是因为国际体系创造了强有力的侵略刺激……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让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最大化，以便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1]但是，这种纯粹的现实主义偷偷地再次引入了一个极其简单化的假设，它在性质上错误地把各人类社会归属于“体系”，而不是把它们看成是构成这一体系的单元。比如，绝对没有理由假定无政府国际秩序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会感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除非人们有理由认为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侵略性的。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国际秩序与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极像，在那里，人处于一种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但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并不是源自自我保存这种简单的欲望，而是因为自我保存与虚荣或寻求承认的欲望共存。要不是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宗教狂热分子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霍布斯本人也不会认为原始的战争状态自始就存在。仅仅自我保存是不足以解释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的。

和平的自然状态确切地来说是卢梭提出的假设。卢梭否认虚荣或自尊是人的本性，而认为自然人恐惧且孤独，基本上是热爱和平的，因为他那少得可怜的自私需要容易得到满足。恐惧和不安全感只会带来孤独和平静，而不会导向对权力的永恒追逐；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都是牛仔般的个体，他们安于各自生活，也满足于不依靠他人独自生活的体验。因此，原始的无政府状态产生和平。或者，换一种说法，在一个只寻求保存自己的自然存在的奴隶世界中，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唯有主人才会去发动流血斗争。如果人们假定人类社会像卢梭自然状态下的人或黑格尔笔下的奴隶那样行事，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唯一的利益就是自我保存，那么完全可能想象无政府的国家体系也是和平的，至于这种体系是两极还是多极则全然不相关。因此，现实主义者主张国家之间彼此感到威胁并相应地武装自身，这一观点并非出于这一体系，而是源自一个隐藏的假设，即国际舞台上的人类社会更类似黑格尔笔下的寻求承认的主人，或者霍布斯笔下虚荣的最初之人，而不是卢梭笔下的胆小孤独的人。

历史上的国家体系难以获得和平，这一事实表明某些国家寻求的不只是自我保存。就像充满激情的强大个体一样，它们出于王朝、宗教、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的原因，寻求自己的价值或尊严得到承认，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迫使其他国家要么与之斗争，要么向它屈服。因此，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基础是激情而不是自我保存。就像人类历史始于为了纯粹名誉的流血斗争，国际冲突始于国家间为了承认的斗争，它正是帝国主义的最初根源。因此，仅仅从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现实主义者推不出任何东西。只有他或她对构成这一体系的社会的性质做了某些假设，即至少其中一些社会寻求的不只是纯粹的自我保存，除此之外还寻求承认，这些信息才是有意义的。

摩根索、凯南、尼布尔和基辛格这一代早期的现实主义者，还容许在他们的分析中考虑国家的内部特征，因此他们对国际冲突的原因的解释，比“结构”现实主义这一学派作出的解释要好。[2]前者至少还承认冲突必定受到人类的支配欲望的推动，而不认为这是桌球的机械性相互作用。尽管如此，所有流派的现实主义者在谈及国内政治时，都倾向于对国家行为作出高度简化的解释。

例如，难以知道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如何从实证上证明权力斗争如他所说的那样“在时空上是普遍的”，因为无数的实例表明，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似乎受到其他不同于权力最大化的欲望的东西驱动。希腊军官在1974年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或者阿根廷军政府在1983年下台后面临追究当政时期所犯罪行的可能迫害，都无法合理地描述为在追求“权力最大化”。英国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把大部分国力用于夺取新的殖民地，尤其是在非洲，而在二战后却花同样的国力摆脱这一帝国。土耳其在一战前梦想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绵延至俄罗斯中亚的泛突厥或泛土兰帝国，但是，后来在阿塔图克的领导下放弃了这一帝国主义目标，退回到安纳托利亚这个小小的民族国家边界内。这些国家寻求变小的情形，与他们试图通过征服和扩军扩大势力范围这种追求权力的斗争，能够相提并论吗？

摩根索会认为，这些情形确实阐明了为权力而斗争，因为权力有不同的形式，且有不同的积聚方式。有些国家通过维持现状的策略寻求维持所拥有的权力；其他一些国家则通过帝国主义策略寻求增加其权力；还有一些国家通过宣扬国威以宣示权力。去殖民化的英国或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同样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它们是被迫整顿权力。通过缩小领土，它们的权力得到长期保证。[3]一个国家无需通过传统的军事和领土扩张的形式来寻求其权力最大化：它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或者带头为自由和民主斗争，做到这一点。

然而，通过进一步的考量，显然“权力”的定义过于宽泛，它既包括试图变小的国家的目标，也包括那些使用暴力和侵略扩张领土的国家的目标，因此它已经丧失了它的描述价值或分析价值。这样的定义不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为什么走向战争。因为很显然，宽泛意义上的“为权力而斗争”的表现，不仅不会威胁到其他国家，而且对于它们有正面的好处。比如，如果我们把韩国和日本对出口市场的寻求，解释为各自为权力而斗争的表现，那么，这两个国家无限追求的这种权力斗争就会使彼此受益，而且对整个地区也有好处，那里的人们可以买到更加便宜的产品。

显然，所有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哪怕只是为了继续生存下去，都必须寻求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对权力的寻求确实是普遍的，只是它的意义变得微不足道。可是，所有国家都寻求使其权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最大化，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何种意义上把加拿大、西班牙、荷兰或墨西哥这些当代国家理解为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才是有用的？每个国家当然都寻求变得更富，但寻求财富的目的是为了国内消费，而不只是提高本国相对于邻国的权力地位。事实上，这些国家会自己支持邻国的经济发展，因为它们自己的繁荣与之息息相关。[4]

因此，国家不是简单地追求权力；它们追求合法性概念规定下的种种目的。[5]这些概念犹如一套桎梏，强有力地束缚着国家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那些不顾合法性这样做的国家，无异于自取灭亡。英国在二战后放弃印度和帝国的其他地区，主要是因为胜利后国力疲惫。但也是因为许多英国人开始觉得殖民主义与《大西洋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不符，而且正是基于这两个文件，英国刚刚结束了针对德国的战争。如果使权力地位最大化是英国的主要目标，英国就会像法国那样在战后继续把持它的殖民地，或者在经济复苏后夺回这些殖民地。这后一种过程是不可设想的，因为英国接受了现代世界的如下判断：殖民主义是一种不合法的统治形式。

最能表明权力与合法性之间密切关系的，显然是东欧。1989年和1990年，东欧经历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曾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权力平衡转换，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一个统一的德国又出现在欧洲中心。但是，实质的权力平衡没有任何改变：战斗中欧洲没有任何一辆坦克被摧毁，或者因军控协议被移走。这一转变的发生完全是合法性标准发生变化的结果：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信誉，苏联人自己也不再有自信通过武力恢复他们的帝国，于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凝聚力比处于最紧张的真正战争时期涣散得还快。若一个国家的士兵和飞行员不愿拿起武器抗击国家的假想敌，或者若他们不愿向公民抗议者开枪以保护他们表面上为之服务的政权，那么有多少坦克和飞机根本无关紧要。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话说，合法性构成了“无权者的权力”。现实主义者只看到能力，而看不到意图，因此，意图一旦发生根本变化，他们就不知所措。

合法性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这一事实表明了现实主义的第二个主要缺陷：它回避了历史。[6]与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截然不同的是，现实主义把国际关系描述成无时间的真空状态中的孤立现象，不受周围发生的革命进程影响。但是，从修昔底德时代到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中那些显然的连续性，实际上掩盖了不同社会在寻求、控制和关注权力方式上的重要差异。

帝国主义——一个社会通过武力对另一个社会的支配——直接源自于贵族主人的优越意识，即寻求他人承认其优越的欲望。主人要让奴隶屈服，这种充满激情的动力不可避免地使他寻求所有人的承认，从而导致他的社会与其他社会陷入流血斗争之中。除非主人建成了世界帝国或者死去，否则这一过程没有逻辑终点。战争的最初原因是主人寻求承认的欲望，而不是国家体系的结构。因此，帝国主义和战争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有关，即主人阶级，也被称作贵族，他们之所以有当前这样的社会地位，皆因往日甘愿冒死。在贵族社会（它可以支撑两百年以前所有的人类社会），君主对普遍但不平等的承认的争取，广泛地被认为具有合法性。为了不断扩大统治范围而进行的领土争夺战争，被认为是人的一种正常热望，尽管战争的破坏性可能会受到某些道德家和作家的谴责。

主人充满激情地对承认的争取还有其他形式，比如宗教。寻求宗教支配的欲望——即寻求他人对自己所信奉的神和偶像的承认——可以伴随着寻求个人支配的欲望，比如科尔特斯（Cortés）或皮萨罗（Pizarro）的征服，也可以完全取代世俗的动机，比如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各种宗教战争。它不是一种无差别的寻求权力的斗争，像现实主义者所以为的那样，王朝扩张和宗教扩张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而是一种寻求承认的斗争。

但是，激情的这些表现在早期现代很大程度上为日益理性的承认形式所取代，其最终的表达就是现代自由国家。霍布斯和洛克所预言的资产阶级革命，试图从道德上把奴隶对死亡的恐惧置于主人的贵族德性之上，从而使君主的野心和宗教狂热这些激情的非理性表现，升华为无止尽的财富积累。那些曾因王朝和宗教问题发生冲突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由现代自由的欧洲民族国家构成的和平新地带。英国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在十七世纪几乎令整个国家毁灭，正是政治自由主义使之终结：随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到来，宗教因变得宽容而不再嗜血。

自由主义带来国内和平，从逻辑上说，在国家间关系上也必会如此。从历史来看，帝国主义和战争是贵族社会的产物。如果自由民主通过使奴隶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取消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区分，那么它最终也应当会废除帝国主义。这一论点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表述稍微有些不同，他认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显然是反战、反帝国主义的社会，是因为这些社会为以前发动战争的能量提供了其他出路：

经济层面的竞争体制吸收了绝大多数人的全部能量。在这一竞争体制中，它需要精力的不断运用、注意和集中，这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但也体现在以之为模型组织起来的其他活动中。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用于战争和征服的过剩精力大大减少。所谓的过剩精力很大程度上都流向了实业本身，此之所以实业界人才济济——实业巨头频出，其余的过剩精力则被用于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因此，一个纯正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培育帝国主义冲动的沃土……总之，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本质上是持反战立场的。[7]

熊彼特把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无止尽的武力扩张的无目的倾向”[8]。这种对征服的无限欲求，并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也不是由奴隶社会对安全的抽象追求造成的。相反，它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发生，比如希克索斯王朝（公元前十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统治埃及的闪族王朝）被驱逐之后或阿拉伯人改信伊斯兰教之后的埃及，因为此时的埃及出现了贵族秩序，其道德基础具有战争倾向。[9]

现代自由社会的谱系存在于奴隶意识而非主人意识中，最后的伟大的奴隶意识形态即基督教，如今体现在同情的广泛传布以及对暴力、死亡和苦难的日益无法容忍之中。这一点日益明朗，比如，发达国家逐步废除死刑，或者越来越难以容忍战争伤亡。[10]在美国内战期间，枪杀逃兵习以为常；而在二战时，只有一名战士因逃跑被处死，而且他的妻子后来为此代夫控告美国政府。英国皇家海军过去习惯于强制社会下层人员服役当水兵，这等于过一种非自愿的服役生活；而如今，则必须用相当于文官部门的报酬来招募他们，还得为他们提供海上家庭的舒适生活。十七或十八世纪的君主为了自己的个人荣誉，想都不想就让数万农民士兵去送死。今天，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除非出于严重的国家理由，绝不会把他们的国家引向战争，而且在采取这种重大决策前会再三考虑，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政体是不允许他们鲁莽行事的。一旦这样做，如美国的越战，他们就会受到严重惩罚。[11]托克维尔在撰写《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时就已注意到同情的兴起，其中引用了1675年德·塞维涅夫人（Mme. de Sévigné）写给女儿的信，在信中，她平静地描述了一位小提琴手因偷了几张纸而被处以车裂，死后撕裂成四块的“四肢被挂在城市的四个角落示众”。[12]托克维尔感到震惊的是，这位夫人谈起这件事就像谈论天气那样轻松，因而认为后来刑罚的宽松要归功于平等的兴起。民主摧毁了此前区分社会阶级的高墙，正是这堵高墙，使像德·塞维涅夫人那样有教养且敏感的人不把小提琴手当作同胞看待。今天，我们的同情不仅延伸到底层社会的人，而且还及于高等动物。[13]

随着社会平等的普及，战争经济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是农业社会，国家财富只能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的少量剩余中汲取。一位有野心的君主要想增加自己的财富，就只能掠夺其他君主的土地和农民，或者占领有价值的资源，比如新世界的金银矿。然而，工业革命之后，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与技术、教育和合理的劳动组织相比，作为财富之源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后一类因素所产生的巨大的劳动生产力，比通过土地占领获得经济实惠更有意义、更稳定。比如日本、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土地有限，人口不多，自然资源缺乏，但在经济上处于令人羡慕的位置，因而无需通过帝国主义来增加财富。当然，恰如伊拉克企图吞并科威特所表明的那样，控制某些自然资源，比如石油，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似乎不可能使这种寻找资源的方法在未来具有吸引力。倘若通过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可以和平地获得同样的资源，那么战争的经济意义在今天就比两三百年前小得多。[14]

与此同时，战争的经济成本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成指数级增加，这曾让康德为之哀叹。早在一战之时，常规技术就已经使战争代价不菲，即使国家是战胜的一方，整个社会也因参与战争而受到破坏。更不用说核战争了，它使战争的潜在社会成本比以前高出许多倍。冷战期间，核武器对维护和平所发挥的作用为人们广泛认同。[15]对于1945年后欧洲没有发生战争这一现象，我们很难区分出核武器的效应与两极相互牵制的因素。然而，回过头来看，如果两个超级大国没有意识到冲突惊人可怕的潜在费用，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接一个的冷战危机——柏林危机、古巴危机或中东危机——可能已经升级为实际的战争了。[16]

自由社会本质上的反战特性，明显地体现在它们彼此间维系的特别和平的关系之中。迄今为止，有许多文献注意到这一事实，即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形，即使有，也很少。[17]比如，政治学家米歇尔·多伊尔（Micheal Doyle）认为，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的大约两百年里，这样的战争一次也没有发生过。[18]当然，自由民主国家能够攻打非自由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发动与朝鲜、越南的战争，以及最近的海湾战争。它们发动这些战争的热忱可能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君主国家或专制国家。但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显得互不信任或对相互支配感兴趣。它们彼此共享普遍的平等和权利原则，因此没有相互质疑合法性的基础。在这些国家，优越意识已经找到了战争之外的其他渠道，或者已经消耗殆尽，已经无力发动现代版的流血斗争。因此，与其说自由民主限制了人的侵略和暴力这种自然本能，不如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自然本能，从而消除了发动帝国主义的动机。

在苏联和东欧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自由观念对外交政策的和平效果。根据现实主义理论，苏联的民主化对其战略地位没有任何影响；现实主义学派的许多观察家曾明确地预测戈尔巴乔夫不会允许拆除柏林墙，或不允许苏联在东欧失去缓冲地带。然而，苏联外交政策在1985至1989年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们不是苏联国际地位的实质性变化带来的，而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带来的。苏联的“国家利益”不是既定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前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以最低限度的条件作了重新解释。[19]“新思维”首先重新确定了苏联面临的外部威胁。苏联的民主化直接导致把以前苏联的主要外交政策边缘化，比如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以及视北约组织为一个“侵略性的、报复性的”组织。相反，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Kommunist）在1988年初解释说，“西欧或美国都没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力量”策划“针对社会主义的军事入侵”，而且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发动这类战争的一个明确障碍”。[20]由此可见，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并不是由一个国家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客观地”决定，而是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威胁感知的变化为苏联单方面大规模销毁传统武器铺平了道路。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瓦解，同样使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以及其他民主化国家发表了单方面裁军的声明。所有这些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苏联和东欧的新兴民主力量比西方的现实主义者更明白，民主国家之间很少相互威胁。[21]

一些现实主义者曾试图用自由民主国家互不接壤（因而无法相互开战），或被迫合作对抗非自由民主国家，来说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显然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个令人瞩目的经验现实。也就是说，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传统上相互对抗的国家，自1945年来和平共处，并不是因为它们共同遵循自由民主原则，而是因为它们对苏联的共同恐惧，促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北约组织和欧共体。[22]

这一结论若要成立，则只有把国家视为桌球并且无视其国内发生的一切才有可能。事实上，确实有些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可以看成主要是一种共有的更大威胁的结果，一旦这一威胁解除，彼此就会反目成仇。比如，叙利亚和伊拉克在与以色列的冲突期间曾站在同一立场，但事实上，它们在这一时期之外却常常兵戎相见。然而，甚至在“和平”时期，这些联盟的相互敌意也是人人皆知的。但是，冷战期间联合起来对抗苏联的民主国家，它们之间却没有这种敌意。在当代的法国和德国，还有谁在伺机跨过莱茵河夺取新领地或算旧账呢？用约翰·马勒的话说，在荷兰或丹麦这些民主国家发生战争，简直“不可思议。”[23]美国和加拿大近一个世纪维持着一个相当于整个大陆范围的无设防边界，尽管这是加拿大的权力真空地带。依据现实主义者的一贯主张，就应怂恿美国占领加拿大，因为冷战的结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当然，前提是如果这个现实主义者是美国人的话。认为冷战条件下形成的欧洲秩序会回到十九世纪的列强纷争状态，那是没有意识到当前欧洲生活彻底的布尔乔亚特征。自由欧洲的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并不会孳生不信任和不安全，因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彼此太了解了。它们知道自己的邻国过于耽于逸乐、过于消费至上，以至于不愿冒生命危险，这些国家到处是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但缺乏有足够野心发动战争的君主或政客。

然而，这个资产阶级的欧洲也曾卷入过战争，许多如今仍健在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帝国主义和战争并没有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而消失；事实上，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发生的。我们如何来说明这一情形？熊彼特的解释是，帝国主义是一种返祖现象，是人类社会演进早期阶段的遗留：“这是一个源自过去的生活境况而不是现在的生活境况的因素——或者用历史的经济解释的术语来说，这一个因素源自过去的而不是现在的生产关系。”[24]尽管欧洲经历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但其统治阶级直到一战结束时仍是出身贵族阶级，对他们来说，国家的伟大和荣耀不能为商业所取代。贵族社会的好战精神能够传给他们的民主后代，它们在危机时代或热情高涨之时仍会迸发出来。

熊彼特认为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持续存在是来自贵族社会遗传的返祖现象，对此，我们应该补充另一个直接来自激情历史的解释。在王朝和宗教野心所代表的古老的承认形式，与在普遍同质国家中发现的完全现代的解决方案之间，激情可以呈现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显然与这个世纪的战争有关，它在东欧和苏联的复活威胁着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和平。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正是这一问题。

[1] Mearsheimer (1990), p. 12.

[2] 华尔兹力图把国内政治的考虑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清除出去，为的是使他的理论变得严谨和科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使分析的“单元”和“结构”层面清楚明白。他通过对国际政治中人类行为的周期规律和普遍规律的发现，构建宏伟思想大厦，最终得出一系列关于国家行为的陈词滥调，其实都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说法，“权力平衡的重要性”。

[3] 见雅典人在科林斯人向斯巴达人求助后的反应，见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 76，在那里，他们要求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平等，而后者主张保持现状；以及他们在米洛斯的论辩，III 105（见本书第23章篇首题记）。

[4] 当然，邻国发展过快也会产生问题，常常会引起愤恨。然而，面对这种状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不是竭尽全力去破坏其成功，而是尽力去模仿其成功。

[5] 关于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简单化“权力政治”观念的批评，见Max Weber (1946), “Politics as a Vocation,” pp. 78—79; and “The Prestige and Power of the ‘Great Powers,’” pp. 159—160.

[6] 对肯尼思·华尔兹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非历史观点的一个类似反驳，出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见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3—216. 也见George Modelski, “Is World Politics Evolutionary Lear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no. 1 (Winter 1990): 1—24.

[7] Joseph A. 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5), p. 69.

[8] Ibid., p. 5.

[9] 熊彼特没有使用激情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这种无止尽的征服欲求给出了一个功能性的或经济的说明，即为了拖延时间以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技能。

[10] 这一点甚至在苏联也是真的，阿富汗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所引起的政治敏感性，也比外界观察家想象得要强烈得多。

[11] 这些倾向与当代美国城市中的高犯罪率或大众文化中日益常见的暴力描述并不矛盾。对北美、欧洲和亚洲的主流中产阶级社会来说，个人的暴力或死亡经验大大低于两三个世纪以前，其原因在于卫生医疗的改善减少了婴幼儿的死亡、提升了人的寿命。电影中大量的暴力描写，可能是观看电影的人们在生活中很难见到暴力的一种反映。

[12] Tocqueville (1945), vol. 2, pp. 174—175.

[13] 其中一些观点出自如下著作，John Mu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马勒（Muller）提到了奴隶制和决斗的消失，把它们看作长期存在的社会惯例在现代世界被废除的例子，并且由此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主要战争也有这样的趋势。马勒正确地指出了这些变化，但是，正如卡尔·凯森（Carl Kaysen）（1990）注意到的那样，它们是作为发生在过去数百年里人类社会演进的背景之外的孤立现象呈现出来的。奴隶制和决斗的废除，其共同的根源是法国大革命对主奴关系的废除，以及主人寻求承认的欲望向普遍同质国家的理性承认的转变。在现代世界中，决斗是主人道德的人为现象，表明自己甘愿冒生命危险进行流血斗争。奴隶制、决斗和战争的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即理性承认的到来。

[14] 其中许多观点出自卡尔·凯森对约翰·马勒的一篇杰出的评论性文章，“Is War Obsole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4, no. 4 (Spring 1990): 42—64.

[15] 例见John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0, no. 4 (Spring 1986): 99—142.

[16] 当然，核武器本身对最严重的美苏冷战对峙即古巴导弹危机负有责任，但即使如此，核战争的前景也防止冲突演变为实际武装冲突。

[17] 例见Dean V. Babast, “A Force for Peace,” Industrial Research 14 (April 1972): 55—58; Ze’ev Maoz and Narism Abdolali, “Regime Typ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1976,”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3 (March 1989): 3—35; and R. J. Rummel, “Libertarianism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7 (March 1983): 27—71.

[18]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论取决于多伊尔对于自由民主政体的定义。1812年英国与美国之间发生战争，当时的英国宪法已经有许多自由主义特征。多伊尔认为英国通过1831年的改革法案完成向自由民主政体的转型，由此避开了这个问题。这个日期选得有点随意——因为直到二十世纪，英国的公民权仍有限制，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在1831年没有把其自由权利扩展到它的殖民地。尽管如此，多伊尔的结论仍既正确又鲜明。Doyle (1983d), pp. 205—235; and Doyle (1983b), pp. 323—353. 也见他的“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no. 4 (December 1986): 1151—1169.

[19] 关于苏联“国家利益”定义的变化的阐明，见Stephen Sestanovich, “Inventing the Soviet National Intere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20 (Summer 1990): 3—16.

[20] V. Khurkin, S. Karaganov, and A. Kortunov, “The Challenge of Security: Old and New,” Kommunist (January 1, 1988), p. 45.

[21] 华尔兹认为，苏联的国内改革是由国际环境的变化带来的，而改革本身应该看作现实主义理论的一次证实。恰如早前指出的那样，确实，外部压力和外部竞争推动了苏联的改革，而且如果为了后来向前走两步而先退一步，那么现实主义理论可以得到辩护。但是，这就完全忽视了苏联自1985年发生的国家目标和苏联权力的基础的根本变化。见华尔兹的评论，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ournal 3, no. 2 (June 1990): pp. 6—7.

[22] Mearsheimer (1990), p. 47. 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把自由民主国家两百年间的和平概述为以下三类：英国与美国、英国与法国，以及1945年后的西方民主国家。从美国—加拿大的范例开始，无须说，还有比这更多的情形。也见Huntington (1989), pp. 6—7.

[23] 当代德国有少数人主张收回现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拥有的前德国领土。这些群体多是二战后从这些地区驱逐出来的人或他们的后代。前西德和东德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议会都否决了这些诉求。民主德国对抗民主波兰中重现的复仇主义在政治上的重要程度，是检测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是否彼此斗争的重要测试。也见Muller (1990), p. 240.

[24] Schumpeter (1955), p. 65.

第25章
民族利益

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现象，因为它用相互平等的承认取代了主奴关系。但它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它只把承认扩展到特定的民族或种族群体的成员身上。不过，它具有比世袭君主制更民主、更平等的合法性，其中全体人民都可以说是世袭遗产的部分。因此，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密切相连，这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但是，民族主义者寻求获得承认的尊严并不是普遍的人的尊严，而是他们群体的尊严。其他群体也会寻求对自身尊严的承认，于是这种承认的欲求就可能导致群体之间的冲突。因此，民族主义完全可以取代王朝野心和宗教野心成为帝国主义的基础，德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因此，十八、十九世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和战争继续存在，就不仅仅要归因于幸存下来的返祖式武士精神，还因为主人的优越意识还未能完全升华为经济活动。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国家体系是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的混合体。在非自由社会中，民族主义这种非理性的激情形式常常一发不可阻挡，所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欧洲各民族之间盘根错节，尤其是在东欧和东南欧，而且分散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中，从而成为冲突的重要来源——这种冲突可以在许多领域持续。自由社会为了维护自身不受非自由国家的攻击，也会走上战争之路，而且会主动攻击和统治非欧洲社会。许多表面上的自由社会由于掺杂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变色，公民身份实际上建立在种族或民族起源上，因而权利概念未能普遍化。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自由的”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和亚洲夺得了广大的殖民地，其统治靠的是武力而不是人民共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印度人、阿尔及利亚人、越南人等的尊严要低于自己。用历史学家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的话说，帝国主义“也是一种超出欧洲边界的民族主义的投射，是欧洲大陆夺权量力的斗争在世界范围的投射，这种斗争历史悠久，数世纪以来一直存在”。[1]

法国革命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带来了一系列重要后果，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性质。[2]君主率领不同民族的农民集团上战场，去征服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这样的王朝战争不再可能。荷兰不再为西班牙“所有”，皮埃蒙特不再归属奥地利，这仅仅是因为联姻或征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民族主义的重压之下，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王朝的多民族帝国开始瓦解。像现代政治一样，现代的军事力量也日益变得民主化，从而为全民皆兵的防御策略所取代。随着大众对战争的参与，战争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必须满足整个民族的需要，而不只是满足个别统治者的野心。联盟和边界变得更加严格，因为民族和人民不再像棋子一样被摆来摆去。不仅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如此，而且像俾斯麦时期的德国这样的民族国家甚至在缺乏人民主权的情形下，也必须对民族认同的要求作出回应。[3]此外，大众一旦被民族主义发动参与战争，他们充满激情的愤怒就会提升到此前王朝冲突罕有的高度，以至于领导人与敌人进行妥协或变通都因此受到限制。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主要例子。与维也纳会议形成对照的是，凡尔赛协定无法在欧洲重建一个可行的权力平衡，因为一方面在重新划定边界以取代旧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时，需要考虑民族主权原则，另一方面要满足法国公众提出的报复德意志的要求。

尽管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民族主义显示了极其巨大的力量，不过我们必须正确地描述这种现象。新闻记者、政治家甚至学者常常认为，民族主义反映了人性中一种深刻且基本的渴望，仿佛民族主义立基于其上的“民族”，是如同国家或家庭一样古老的永恒的社会实体。民族主义所具有的通常智慧一旦被唤醒，它就是历史上这样一种根本的力量，连宗教或意识形态这些其他的忠诚形式都无法阻挡，而且最终会压倒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些脆弱的芦苇。[4]近来，这种观点似乎又得到了实证支撑，整个东欧和苏联的民族主义情感都在复活，以至于一些观察家预测，后冷战时代与十九世纪极其相似，将是一个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5]苏联共产主义主张，民族问题只是更为基本的阶级问题的派生物，因而宣称通过走向无阶级社会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然而，随着民族主义者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把共产主义者逐出政府，这一主张愈发显得空疏，并且使许多想用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民族主义的主张丧失了可信性基础。

尽管在后冷战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力量不可否认，但是，认为民族主义是永恒的、无敌的观点不仅狭隘而且虚幻。首先，这种观点没有弄清楚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偶然的近代现象。用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话说，民族主义并没有“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精神之中”。[6]对于那些更大的社会群体，只要它们存在，人们就有一种爱国式的忠诚，但是，一直到工业革命，这些群体才在语言和文化上被确定为同质性实体。在前工业社会中，具有共同民族性的人们之间的阶级差异无所不在，是相互交流不可跨越的障碍。一个俄国贵族与一个法国贵族之间的共同之处，要比他们各自与生活在其领地的农民之间的共同之处多得多。俄国贵族不仅在社会境况上与法国贵族相似，他们还说着类似的语言，通常不会直接与自己的农民交流。[7]政治实体并不考虑民族性：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可以同时统治德国、西班牙和荷兰，而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则统治着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欧洲的基督教徒。

然而，也正是本书第二部分论述的现代自然科学的经济逻辑，迫使一切经历这一情形的社会在根本上变得更平等、更同质化和更有教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必须说同样的语言，因为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相互交织在一起；来自乡村的农民必须用那种语言读写，以及受到足够的教育，才能在现代工厂以至办公室工作。在迫切需要劳动力不断流动的压力下，阶级、血缘、部族和教派这些旧有的划分变得衰微，留给人们的只是共同的语言和基于语言的共同的文化，作为他们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因此，民族主义完全是工业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民主、平等等意识形态的产物。[8]

民族作为现代民族主义创造的一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已然存在的“自然”语言区分。但是，它们同样是民族主义者的精心虚构，因为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去确定谁或什么构成了一种语言或一个民族。[9]比如，目前在苏联中亚“再度觉醒的”民族，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并没有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语言实体存在；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的民族主义者如今正回到图书馆，去“重新发现”所谓的历史语言和历史文化，这些语言和文化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其实是全新的。欧内斯特·盖尔纳指出，目前地球上有八千多种“自然”语言，其中七百种是主要语言，但世界上的民族还不到两百个。许多较早的民族国家都涵括两种或更多种语言的群体，比如西班牙就有巴斯克这样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国家如今都承受着要承认这些新群体的独立身份的压力。这就表明，民族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所有时代人们忠诚的“自然”根源。同化或民族的再确定是可能的，实际上也是司空见惯之事。[10]

似乎，民族主义有某种生命史。在历史的某些发展阶段，比如在农业社会，人们全然没有民族主义意识。它们是在向工业社会过渡之时或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而且，若一个民族经过经济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后，仍没有获得民族身份和政治自由，民族主义就会愈显激烈。因此，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发明了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西欧国家，是工业化和政治统一最晚的国家，或者，二战后不久民族主义最强有力的，是第三世界那些以前是欧洲殖民地的国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根据以往的先例，我们今天在苏联或东欧看到最强烈的民族主义，也不令人奇怪，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而民族身份又长期受到共产主义的压制。

但是，对于那些其身份较为稳定，且历史较为悠久的民族群体而言，民族作为充满激情的认同的根源似乎在衰竭。在受民族主义情感伤害最深的地区，即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狂热时代消逝得最早。在这片大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极大地推动了人们以较为宽容的方式重新界定民族主义。在经历了民族主义承认形式中潜藏着的可怕的非理性之后，欧洲人逐渐开始接受把普遍平等的承认作为替代方案。结果是，那些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都尽力拆除民族边界，尽力把人们的热情从民族的自我肯定转向经济活动。当然，应运而生的是欧共体，这是近年来在北美和亚洲的经济竞争压力下获得动力而形成的一个规划。显然，欧共体并没有消除民族差异，虽然创建人希望它具有超主权的属性，却很难通过这一组织确立起来。但是，在农业政策和货币联盟问题上，欧共体所展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已然极其温和，与促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相去甚远。

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极其根本和强有力的一种力量，无法通过自由主义和经济自利加以克服，我想这些人应该想想组织化宗教的命运，后者可是在民族主义之前达成承认的手段。曾有一段时期，宗教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着无所不能的角色，新教和天主教各自组织了自己的政治派别，并且通过发动教派战争浪费欧洲的财富。我们知道，英国的自由主义正是针对英国内战的宗教狂热主义的产物。当时有人认为宗教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必要且永恒的角色，可事实与之相反，自由主义在欧洲战胜了宗教。在与自由主义进行了长达数世纪的对抗之后，宗教终于学会了宽容。在十六世纪，若不使用政治力量强迫人们去信仰他们的特定教派，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看来都是很奇怪的。而如今，如果有谁还认为其他宗教信仰实践会伤害到他自己的信仰，即便最虔诚的牧师也会觉得这种想法匪夷所思。因此，宗教已经被归入了私人生活领域——除了堕胎这样的特定问题，宗教似乎被永久地逐出了欧洲的政治生活。[11]

如果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也像宗教那样，不再富有攻击性并且向现代化转变，各个民族主义都接受同伴间相互独立且平等的地位，那么民族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和战争之基础的作用就会变弱。[12]许多人认为，当前欧洲的一体化趋向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失常，是二战和冷战的产物，而现代欧洲历史的总趋向是民族主义。不过，历史将表明，两次世界大战会起到类似于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战争对宗教所起的作用，它不仅对下一代，还会对所有后代的意识产生影响。

如果要想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逐渐淡出，那必须使它像之前的宗教那样变得宽容。民族群体可以保留各自的语言和身份感，但这种身份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法国人可以继续喝他们的法国酒，德国人可以继续吃他们的德国腊肠，但这一切都只限于私人生活领域。在过去的两代人中，这种演进一直在欧洲最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发生。尽管当代欧洲社会的民族主义仍旧很热闹，但与上个世纪“民族”和国民身份观念方兴未艾之时相比，民族主义在特征上已然十分不同。自希特勒垮台以来，西欧不再有哪种民族主义会把支配其他民族作为确立自己的民族身份的关键。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现代民族主义走上了阿塔图克的道路，即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在传统家园内巩固和纯化民族身份。事实上，人们可以说，所有成熟的民族主义都在经历一个“土耳其化”的过程。这种民族主义似乎无法创建新帝国，充其量只能打碎现存的帝国。今天，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如德国舍恩胡贝尔（Schoenhuber）领导的共和党或法国勒庞（Le Pen）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所关注的也不是统治外国人，而是驱逐外国人，就像寓言中所说的贪婪的市民那样，独自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之物。最令人惊讶且富有启示的是如下事实：俄国的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欧洲最落后的，如今也迅速地走上了土耳其化的过程，放弃此前的扩张主义，主张“小俄罗斯”概念。[13]现代欧洲一直在迅速地让渡主权，从而在私人生活的舒适中满足于民族身份。像宗教一样，民族主义不会有消失的危险，但是它似乎丧失了一种能力，不再能促使欧洲人为帝国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放弃舒适的生活。[1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将来不会再有民族主义冲突。这一点对于东欧和苏联新近解放出来的民族主义尤为真实，因为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这些民族主义处于休眠状态，从未有机会实现。事实上，我们可以预测，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的民族主义冲突将会加剧。在这些情形中，民族群体和种族群体为了主权和独立，长期压抑表达自己，因此，在普及民主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一个必然的伴生物。比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在1990年进行自由选举后，前两个共和国掌权的是支持独立的非共产党政府，从而为南斯拉夫内战搭起了舞台。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国家一旦瓦解，必定带来暴力流血事件，而且，民族群体越是相互交织，情况就越严重。例如，在苏联，大约有6000万人（其中一半是俄罗斯人）生活在自己的民族共和国之外，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八分之一人口是塞尔维亚人。早在苏联时期就已经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随着不同共和国走向独立，这种情形还会加剧。许多现在正形成的新民族主义，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可能十分原始——也就是，不宽容、沙文主义且对外富有侵略性。[15]

此外，已然存在很久的民族国家，可能受到要求承认其独立的小语言群体自下而上的抨击。斯洛伐克人现在想要获得独立于捷克人的身份承认。加拿大的自由、和平与繁荣，并没有让魁北克的许多讲法语的加拿大人感到满足，他们还想要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新的民族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是无止境的，比如库尔德人、爱沙尼亚人、南奥塞梯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都在争取自己的民族身份。

但是，须以正确的视角看待民族主义的这些新表现。首先，最激烈的民族主义出现在欧洲最不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半岛或其周边地区，以及前俄罗斯帝国的南部地区。这些地方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兴起，但它不会影响欧洲古老的民族主义的长期演进，如上文所说它正渐趋更加宽容。尽管苏联外高加索的人们曾犯下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野蛮罪行，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东欧北半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主义会朝着与自由主义相矛盾的方向发展。这不是说现存的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不会分裂，也不是说波兰和立陶宛不会有边界争端。而是说，这样的情形即使发生，也不一定会导致其他地区那样的政治暴力大灾难，而且，它会受到经济一体化压力的制约。

其次，新民族主义的冲突对欧洲和世界更为广泛的和平和安全的影响，要比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帝国王储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小得多。当南斯拉夫瓦解、新解放的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为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地位争论不休之际，欧洲竟没有一个强国有意利用这一冲突来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相反，绝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都避免卷入争端的泥淖，只是在它们过度侵犯人权或威胁到自己的民族时才出手干预。一战发源地的南斯拉夫已陷入了内战，它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正处于分裂之中。但欧洲的其余地区对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一致认为必须把南斯拉夫与更大的欧洲安全问题分开来。[16]

再次，要认识到目前在东欧和苏联出现的新民族主义斗争的过渡性质，这一点很重要。随着前共产主义帝国的崩溃，这些斗争是因这一地区新出现的一般而言（尽管不是普遍地来说）较为民主的秩序而产生的阵痛。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过程中将出现的许多新兴民族国家会是自由民主国家，而它们的民族主义尽管在眼下因独立斗争而激烈，也将趋于成熟，最终像西欧一样经历同样的“土耳其化”过程。

二战之后，基于民族身份的合法性原则在第三世界完全立住了脚。第三世界的这一过程要晚于欧洲，原因在于工业化和民族独立晚于欧洲，但是一旦实现了这一过程，其影响则与欧洲相同。尽管1945年之后第三世界形式上采用民主的国家相对较少，但是，那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放弃了王朝或宗教的合法性，而赞同民族自决原则。这些民族主义的新颖性意味着，它们比旧式既存的民族主义有更强烈的自我主张，比欧洲的民族主义更加自信。例如，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就像上个世纪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建立在对民族统一的向往之上，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绝不会通过创建一个单一的、政治上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而实现。

但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冲突。民族自决原则得到了广泛认可，这种自决不必非得通过自由选举的正式形式，而是保障民族群体在传统的乡土上独立生活的权利即可，这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挥舞军事干预或领土扩张的大棒。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的力量几乎获得了普遍的胜利，而且看上去与技术和发展相对落后的水平没什么关系：法国人被逐出了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美国人被逐出了越南，苏联人被逐出了阿富汗，利比亚人被逐出了乍得，越南人被逐出了柬埔寨，等等。[17]自1945年以来，国家间边界发生的主要变化，几乎都是国家按民族分裂而不是通过帝国主义扩张的情形——比如，1971年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分裂。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许多因素使得领土征服无利可图——激增的战争成本，包括统治一群充满敌意的人的成本，作为可利用的财富资源的国内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等等，这些因素也对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有效。[18]

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东欧和苏联继续变得更激烈，而且在那儿会比在欧洲或美国持续更长时间。这些新民族主义的活力，似乎让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的许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特征，而没有注意到民族主义在自身国家的逐渐衰落。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民族主义这种近代的历史现象从此以后会是人类社会场景的永恒特征。经济力量使民族主义用民族藩篱取代了阶级，并在这一过程中创建了中央集权化、语言同质化的实体。如今，那些同样的经济力量正通过创建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摧毁这些民族藩篱。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最终脱敏，这一代或下一代或许不会发生，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它最终会发生。

[1] William L. Langer,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in Harrison M. Wright, ed., The New Imperialism: Analysis of Late Nineteenth-Century Expansion, second edition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6), p. 98.

[2] 关于这一点，见Kaysen (1990), p. 52.

[3] 正是这种严格性而不是多极化的内在缺陷，解释了十九世纪欧洲联盟的崩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要是国家继续根据十九世纪王朝的合法性原则来组织，那么欧洲联盟可以更容易通过一系列联盟转换来适应日益强大的德国力量。事实上，若没有民族原则，德国本身永远不会统一。

[4] 其中许多类似的观点，见Ernest Gallner, Nationa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5] 例见John Gray, “The End of History—or of Liberalism?” The National Review (October 27, 1989): 33—35.

[6] Gellner (1983), p. 34.

[7] 俄国贵族的亲法性可能是一个极端例子，但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贵族与农民所用的语言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异。

[8] 人们应该小心谨慎，不应过于机械地把这种经济解释应用于民族主义。尽管民族主义宽泛地说可以被看作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但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有自己的生命，它独立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否则的话，人们如何解释二战后柬埔寨或老挝这些基本上属于前工业社会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呢？

[9] 比如，因此阿塔图克在其事业生涯结束之际，花了大量时间去进行历史和语言“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实际上发明了他想要的那种奠定现代土耳其民族意识的基础。

[10] Gellener (1983), pp. 44—45.

[11] 我当然意识到基督教民主党在整个欧洲的存在，但它们首先是民主的，然后才是基督教的，以及它们的基督教解释的世俗性质，种种事实表明它仅仅是自由主义战胜宗教的一项标志。随着佛朗哥的去世，不宽容、反民主的宗教已经在欧洲政治中消失。

[12] 民族主义演进的这一未来方向得到盖尔纳的支持，Gellner (1983), p. 113.

[13] 当然，俄国民族主义运动中仍存在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派，前苏联的最高司令部是其代表。恰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主要的旧式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欧亚大陆欠发达地区仍可以找到。比如，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领导的沙文主义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14] 米尔斯海默认为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与和平或战争相关的国内政治的唯一方面。他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是冲突的一个根源，并且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外部环境造成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是由学校中不恰当的民族历史课造成的。米尔斯海默似乎并不认为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产生自一种特殊的历史、社会和经济背景，像一切历史现象一样，从属于演进的内在规律。Mearsheimer (1990), pp. 20—21, 25, 55—56.

[15] 当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Zviad Gamsakhurdia）领导的支持独立的圆桌会议在1991年格鲁吉亚大选中获得胜利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少数民族开战，不承认后者具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的任何权利。这与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的做法形成强烈反差。1990年，叶利钦向俄罗斯的所有民族保证，他们完全可以自愿选择是否与俄罗斯人一起生活。

[16] 有趣的是，许多新的民族群体尽管其规模和地理位置使它们在军事上无法成为一个独立实体，至少根据现实主义者的前提来说是如此，但它们仍在寻求主权。这就意味着，国家体系并不像过去那样具有威慑力，而关于传统大国的看法——国防——也不是那么显著。

[17] 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比如以色列占领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印度吞并了果阿。

[18] 有人常常注意到，尽管非洲现存根据部落和种族划分的国家边界不合理，但是独立之后，没有哪个国家的边界成功得到改变。见Yehoshafat Harkabi, “Directions of Change in the World Strategic Order: Comments on the Address by Professor Kaiser,” in The Changing Strategic Landscape: IISS Conference Papers, 1988, Part II, Adelphi Paper No. 237 (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9), pp. 21—25.

第26章
走向太平洋联盟

在那些并非自由民主的国家之间，强权政治仍十分盛行。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和民族主义出现得相对滞后，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行为与工业化的民主国家有着显著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将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后历史的部分，一个是仍处于历史中的部分。[1]在后历史的世界范围中，国家间相互作用的主轴是经济，过去的强权政治规则日益变得不重要。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民主的欧洲，它是多极的，并且由德国的经济力量所主导，但是，德国的邻国并不因此感受到多大军事威胁，也不会因此采取特别措施提高自己的军备水平。那里会有大量的经济竞争，但不会有多少军备竞赛。后历史世界仍会分成不同的民族国家，但是各自的民族主义会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并且越来越只在私人生活领域表达自身。同时，随着经济合理性对市场和生产的统一，它也会侵蚀许多传统的主权特征。

另一方面，历史的世界仍因各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陷于各种不同的宗教、民族和意识形态冲突之中，在那里，强权政治的旧规则依然适用。像伊拉克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仍会侵犯邻国，发动流血战争。在历史的世界中，民族国家仍继续是政治认同的核心所在。

后历史世界与历史世界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速变化之中，因而很难划定。苏联正在从一个阵营向另一个阵营过渡；它的解体将使一些后继国家成功地向自由民主过渡，而另一些后继国家则不会成功。中国自经济改革之后，外交政策可以说日益布尔乔亚化。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似乎明白，经济改革没法走回头路，中国仍必须向国际经济开放。因此，尽管毛泽东主义的诸多方面在国内得到复兴，但任何试图回到毛泽东式的外交政策的做法都受到阻碍。拉丁美洲较大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在过去的一个世代已经从历史世界进入了后历史世界，尽管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倒退回去，但是它们现在通过经济的相互依存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在许多方面，历史世界与后历史世界将并行不悖，各自独立存在，彼此相互影响较小。不过，这两个世界会围绕一些轴心形成冲突。第一个轴心是石油，它正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造成的危机的背景原因。石油生产仍集中于历史世界，而它对于后历史世界的经济稳定至为关键。尽管19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之际，许多商品的全球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大，但唯独石油生产仍集中于一方，因而其市场会受到政治原因的操纵或干扰，而石油市场的破坏会直接对后历史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

相互发生影响的第二个轴心，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如石油那么明显，但长期来看可能更加麻烦，那就是移民。目前，每天都有人从贫困和政局不稳的国家涌入富裕稳定的国家，这实际上对发达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有影响。这种移民潮近来在不断扩大，如果遇到历史世界中的政治动荡，还会突然加剧。苏联瓦解，东欧爆发的严重的种族暴力等等，这些事件都会成为从历史世界向后历史世界大规模移民的契机。由于人口的这种涌入，后历史世界的国家或是为了阻止这一潮流，或是因为这些新移民已经进入了政治体系，并且现在正推动新接纳的移民更广泛地参与其中，都将继续关注历史世界。

事实证明，后历史世界的国家很难阻止移民，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任何排斥外国人的所谓正义原则都难免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之嫌，从而有悖于它们作为自由民主国家所承认的普遍权利原则。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在某个时候对移民有所限制，但是它们这么做时通常会受到良心谴责。

移民日增的第二个原因与经济有关，因为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缺少那些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在第三世界多的是。当然，并非所有低工资劳动力都可以输出。在单一的全球市场中，经济竞争会促进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整合，就像早期资本主义通过国内劳动力的高度流动促进统一的民族国家发展一样。

这两个世界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后一个轴心，是某种与“世界秩序”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某些历史世界的国家会对邻国造成具体威胁之外，许多后历史世界的国家，会在理论上关注阻止某些技术向历史世界的国家扩散，理由就是那个世界的国家特别容易发生冲突和暴力。当前，这些技术包括核武器、弹道导弹、生化武器等等。但是将来，世界秩序问题会扩展到某些类型的环境利益，因为它们受到不加限制的技术扩散的威胁。如果后历史的世界不像这里所假定的历史的世界那样行事，那么，后历史世界的民主国家不仅在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方面，而且在推动目前尚不民主的国家的民主事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作为一种处方性（prescriptive）学说，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的观点仍十分重要，尽管民主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获得很大突破。处于历史世界的那一半仍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运行，而后历史世界的那一半在与历史世界的那一半打交道时，也必须运用现实主义方法。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是互不信任、互相惧怕，尽管彼此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日增，但是，实力依然是它们相互关系的ultima ratio（最后手段）。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如何运行的一种诊断性（descriptive）模式，现实主义留下了太多缺陷。现实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有不安全感和权力最大化的行为，这种判断经不起仔细推敲。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一系列合法性概念——王朝、宗教、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等等，从而使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可能基础日益增多。现代自由主义之前出现的这些合法性形式，都奠基于某种形式的主奴关系，因此，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社会体制决定的。就像合法性概念在历史中发生着变化一样，国际关系也发生着变化；虽然战争和帝国主义看起来似乎在历史中贯穿始终，但是，不同时代的战争和帝国主义有着不同的目的。并不存在“客观的”国家利益，能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行为提供共同思路，只存在多种多样的国家利益，由实践中的合法性原则以及对其加以解释的个人所定义。

在自由民主国家，废除了主人与奴隶的区分，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然应该有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在后历史的世界中，和平的产生并非基于主要国家有一种共同的合法性原则。这种情状在过去也曾存在，比如，欧洲所有国家都是君主国或帝国。和平产生于民主合法性的特定性质，以及其满足人类获得承认的渴望的能力。

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使自由民主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一更广阔的历史进程的可能性，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中传统的道德主义及其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关注，并非完全错误。[2]亨利·基辛格在1970年代认为，对苏联和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性挑战，道德上是充分的，但在实践上则是轻率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军控或解决地区争端这些问题上都不接受“现实主义的”调节方式。1987年，美国前总统里根要求苏联拆除柏林墙，由此在德国遭到最为严厉的尖锐批评，因为那里的人们已经长期适应了苏联霸权的“现实”。但在一个向民主演进的世界中，这种对苏联合法性的革命性挑战，不仅道德上充分，而且政治上明智，因为这些挑战与当时生活在共产主义下的人民想要表达的欲望一致。

当然，没有人主张向拥有强力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非民主国家实施军事挑战政策。1989年东欧发生的这种革命是罕见的事件，甚至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事件，民主国家无法根据所面对的专制政权即将崩溃来制定外交政策。但在计算实力时，民主国家必须牢记合法性也是一种实力，而且强权国家常常隐藏着严重的内部缺陷。这就意味着，民主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即是不是民主国家——来区分自己的朋友和敌人，长期来看可能会有更强大更持久的盟友。在与敌国打交道时，它们不应忘记这些社会之间持续存在的道德差异，也不应在追求权力之时不顾人权问题。[3]

民主国家的和平行为进一步表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维护世界的民主范围，以及在可能且可行的条件下使之扩展上，有着长远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民主国家不会彼此争斗，那么一个稳步扩展的后历史世界就会更加和平、更加繁荣。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已经崩溃，来自华沙条约组织的直接军事威胁已经烟消云散，这一事实并不能让我们对今后的情形漠不关心。因为长远来看，要保证西方世界不受来自另一部分世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具有经济支配优势的日本的威胁，主要仰赖自由民主制度在那些国家的盛行。

民主国家之间需要相互合作促进民主和国际和平，这个观念几乎与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康德在其著名的文章《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和《普世历史观念》（An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中提出了一种由法的规则管理的国际民主联盟。康德认为，人从自然状态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所赢得的一切，大部分被国家间盛行的战争状态抵消了：“由于各共同体把所有力量都浪费在相互对抗的军备上，由于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但更多的是由于持久为战争做好准备的必要性，［国家］阻碍了人性的充分发展。”[4]康德关于国际关系的著作，随后成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思想基础。康德所提出的联盟给了美国人灵感，他们首先尝试创建国际联盟，后来又组建联合国。恰如此前指出的那样，战后的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解毒剂呈现出来的，它认为，国际安全的真正解决方案不是国际法，而是权力平衡。

面对墨索里尼、日本、希特勒和苏联的扩张主义提出的挑战，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在提供集体安全方面明显失败了，已经让人们对康德的国际主义和一般的国际法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但是，许多人没弄明白的是，因为背离了康德的规则，致使康德概念的实践从一开始就含有严重的缺陷。[5]康德为永久和平设定的“第一条正式条款”是，他的这个国家体系中每一个国家的体制都是共和制，也就是说，它们应当是自由民主国家。[6]其“第二条正式条款”是，“国际法应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盟之上”[7]，也就是说，各国共同遵守共和体制。康德给出的理由直截了当：基于共和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相互斗争的可能性小，因为自治的人民比专制下的人民更不愿承受战争的代价，而国际联盟要有效运行，就必须共享一样的自由权利原则。国际法不过是国内法的放大。

联合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些条件。为了申明“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这一较弱的原则，联合国宪章只字未提“自由国家”联盟。[8]也就是说，联合国的成员国资格，向任何拥有哪怕最低形式标准的主权国家开放，无论这些国家是不是基于人民主权。因此，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从一开始就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并且在安理会占有一席，有权否决安理会的决议。去殖民化之后，联合国大会挤满了来自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它们几乎不遵循康德的自由原则，却发现联合国是推行非自由的政治议程的有用工具。由于在政治秩序的正义原则或权利性质上此前没有共识，联合国自创建以来未能在集体安全这一关键领域发挥真正的重要作用，也就不奇怪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美国人在打量联合国时总是充满疑虑。而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其成员国更具同质性，尽管1933年后苏联加入了进来。但是，它巩固集体安全原则的能力却极其脆弱，原因在于：这一国家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日本和德国——不是民主国家，它们不愿遵守国际联盟的规则。

随着冷战日渐远去以及改革运动在苏联和中国兴起，联合国摆脱了过去的一些软弱。安理会通过对伊拉克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以及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授权使用武力，这些情形显示了未来国际行动的可能模式。不过，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这些还未完全改革的大国，安理会仍然毫无办法，同时，联合国大会的成员国仍是非自由国家占多数。因此，联合国能否在下一个世代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基础，大可怀疑。

如果有人想根据康德自己的原则创建一个国际联盟，它没有此前那些国际组织的致命缺陷，那么很显然，它看起来更像北约（NATO）而不是联合国——即，一个由真正自由的国家根据它们对自由原则的共同遵守建立的联盟。这样一个国际联盟应该更有能力采取强制行动保护其集体安全，免遭来自非民主世界的威胁。组成这一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能够根据它们相互协议确定的国际规则行事。事实上，这种康德式的自由的国际秩序，在北约、欧共体、经合组织（OECD）、七国集团、关贸总协定[9]这些组织，以及其他以自由主义为成员资格前提条件的组织的保护下，在冷战期间已经悄然形成。今天，工业化民主国家通过一个具有束缚力的法律协议网络有效地联系在一起，由此调整它们彼此的经济关系。尽管这些国家会为牛肉配额和欧洲货币联盟的性质，或者为如何处理利比亚和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问题，展开政治斗争，但是，民主国家之间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争端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将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它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旧有的地缘政治世界，而且，历史世界的规则和方法也不再适合于后历史世界的生活。对于后一个世界而言，主要的问题将是经济问题，比如促进竞争和推进创新、管理对内对外赤字、保持充分就业、协同处理严重的环境问题，等等。换句话说，它们必须承认如下事实：它们是始于四百多年前的那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人。在后历史的世界中，人们对舒适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已经提升到了高于为了纯粹名誉而甘冒生命危险决斗的欲望的位置，而且，普遍的、理性的承认已经取代了追求支配的斗争。

当代人对于他们是否进入了后历史世界——国际生活是否还会出现帝国、独裁者、渴望得到承认的仍未实现的民族主义，或者像沙漠风暴一样刮来的新宗教，都可以无限地争论下去。但是，在某个意义上，他们还必须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了躲避二十世纪令人绝望的风暴而为自己构造的后历史家园，是否能满足他们的长期生活。实际上，对于今天发达国家的每一个人而言，自由民主显然要比它的竞争者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受欢迎。但是，自由民主本身就值得选择吗？抑或自由民主仍基本上让我们感到不满意？在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独裁者、蛮横的军人或共产党党魁被压制下去之后，我们的自由秩序内部还存在着矛盾吗？我们将在本书最后部分处理这一问题。

[1] 这一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与旧有的北南区分，或者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分相应。然而，这种相应并不完全，因为像哥斯达黎加或印度这样的欠发达国家也在实行民主制度，而纳粹德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却是专制政体。

[2] 关于非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描述，见Stanley Kober, “Idealpolitik,” Foreign Policy no. 79 (Summer, 1990): 3—24.

[3] 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这些组织，它们在整个冷战时期从未停止过对苏联阵营广播。那些认为冷战完全是坦克和核弹头数量问题的现实主义者常常轻视或忽视这种力量，但美国主办的电台在向东欧和苏联传播民主观念上扮演了主要角色。

[4] 见An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中的第七个命题，Kant (1963), p. 20。康德特别注意到，在国际关系问题解决之前，人类的道德不会改善，因为道德的改善需要“一个共同体长期的内在努力去塑造其公民”(ibid., p. 21) 。

[5] 有人认为，康德自己并没有把永久和平当作一个现实方案，这一观点见Kenneth Waltz, “Kant, Liberalism,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June 1962): 331—340.

[6] 康德确定一个国家是不是共和体制，其依据“首先是社会成员（作为人）的自由原则；其次是所有成员（作为臣民）对唯一一个共同立法的依附原则；第三是他们（作为公民）的平等法则”。见Perpetual Peace, in Kant (1963), p. 94.

[7] Ibid., p. 98.

[8] 见Carl J. Friedrich, Inevitable Pe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45.

[9] 关贸总协定当然并不要求其成员必须是民主国家，但是它有与经济政策的自由主义相关的严格标准。

第27章
在自由王国里

人（“阶级”）为了得到承认而相互斗争，并通过劳动与自然作斗争，这种所谓本义上的历史被马克思称作“必然王国”（Reich der Notwendigkeit）；必然王国的彼岸（jenseits）是“自由王国”（Reich der Freiheit），在那里人们（毫无保留地相互承认）不再斗争，劳动也少之又少。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1]

在此前论述关于撰写一部普世史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曾说暂且把定向性的历史变化是否构成进步这一问题往后放一放。如果历史无论怎样都将把我们导向自由民主，那么问题就成了自由民主以及它所基于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是否好的问题。常识表明，自由民主比它在二十世纪的主要对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更多优势，而只要忠诚于我们所继承的价值和传统，就会毫无疑问地走向民主。但是，盲目地拥护自由民主，完全回避自由民主的缺陷，并不一定有助于这项事业。显然，如果不更加深入地探查民主及其不足，就不可能回答历史是否走向了终结这一问题。

我们已经习惯于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思考民主的继续发展问题。在让－弗朗索瓦·雷韦尔看来，民主最大的缺陷就是它无法保护自己免受残忍、顽固的暴政侵害。在一个仍充满着威权主义、神权政治、狭隘的民族主义诸如此类的世界中，这些暴政带来的威胁是否消退以及还有多久会消退，仍是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但是，让我们暂时假定，自由民主已经征服了它的外部对手，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危及生存的严重外部威胁。那么问题是，欧洲和美国这些长期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会无限期地自我维持下去吗？或者，它们有一天也会像共产主义那样因某种内部败坏而崩溃吗？无疑，自由民主国家受到失业、污染、毒品、犯罪等一揽子问题的困扰，但是，在这些眼下的问题之外，自由民主国家内部是否还存在其他导致不满的更深层的根源——即那里的生活是否真正令人满意。如果我们显然看不到这样的“矛盾”，那么我们就可以与黑格尔和科耶夫一道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历史的终结处。但是，如果它们有这样的矛盾，那么我们必须说，历史在严格的意义上仍在继续。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此前已经说过，仅仅打量世界寻找民主面临的挑战的经验证据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证据总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可能具有欺骗性。当然，我们不能以共产主义崩溃作为证据，认为民主在未来不会有挑战是可能的，或者认为民主不会有遭受同样命运的一天。相反，我们需要以一种超历史的标准来衡量民主社会，某种“人之为人”的概念可以让我们看到其潜在的缺陷。为此，我们要转向霍布斯、洛克、卢梭和黑格尔的“最初的人”。

科耶夫认为，人类已经达到了历史的终点，他的这一主张所依据的是他的如下观点：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最基本的渴望。在他看来，为承认而斗争从第一场流血战斗开始就推动着历史；而历史之所以终结，是因为普遍同质的国家所具有的相互承认完全满足了这种渴望。科耶夫对寻求承认的欲望的强调，似乎可以看作理解自由主义未来前景的适当框架，因为正如我们所见，最近几个世纪出现的主要历史现象——宗教、民族主义和民主——在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寻求承认的斗争的不同表现。对激情在当代社会中以什么方式得到满足或得不到满足的分析，要比类似的对欲望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自由民主的完备性有更深的洞察。

因此，历史终结的问题，也就成了激情的未来的问题：自由民主制度是否如科耶夫所说的那样足以满足寻求承认的欲望，或者说，这种欲望是否根本上仍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显现自身。我们此前构建普世史的努力，产生了两种平行的历史过程，一种由现代自然科学和欲望的逻辑引导，另一种由寻求承认的斗争引导。这两种过程都很微妙地达到同一个终点，即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是，欲望和激情能够通过同样的社会政治制度得到完全的满足吗？让欲望满足的东西不能让激情满足，或者相反，让激情满足的东西不能让欲望满足，因此让“人之为人”感到满足的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这难道没有可能吗？

自由社会并不意味着欲望和激情的同时满足，反而在这两者之间打开了严重的分裂，左派和右派在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中都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左派抨击说，普遍的相互承认这一承诺在自由社会中基本上仍没有实现，理由就是前面所述：资本主义事实上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就意味着不平等的承认。右派抨击说，自由社会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不够普遍化，而在于平等承认这一目标本身。后者之所以是成问题的，是因为人类天生不平等；平等地对待他们不是肯定人性，而是否定人性。我们将依次探究这两个主张。

在这两种批判中，左派对自由社会的批判在十九世纪就很常见。不平等问题在往后的好些世代里，仍将继续困扰着自由社会，因为某种意义上它们在自由主义框架内是不可解决的。尽管如此，在我们当前的秩序中，这些不平等与来自右派的不满相比，似乎还不是什么根本的“矛盾”，右派所不满的是平等的承认作为目的的可欲性本身。

社会不平等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追溯到人的习俗，另一类可以归属为自然或自然必要性。在第一类里头，有平等的法律障碍——把社会分成封闭的阶层、种族隔离制度、针对黑人的法律、投票权的财产资格，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因文化而来的习俗不平等，比如此前讨论过的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对经济活动的态度。这后一种情形既不是源自现实的法律和政策，也不能归咎于自然。

平等的自然障碍始于一定人群中自然能力或天赋的不平等分配。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音乐会上的钢琴家或湖人队的主力，就像麦迪逊所说的那样，也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获取财产的平等能力。英俊小伙和漂亮姑娘跟相貌平平的同侪相比，更有优势吸引到好的结婚对象。还有其他一些不平等形式，可以直接追溯到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经济内部的劳动分工，以及市场本身的无情运作。这些不平等形式并不比资本主义本身更“自然”，但它们是选择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若没有合理的劳动分工，若没有赢家和输家，若资本不从一个产业部门流向另一个产业部门，不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现代经济是不可能有生产力的。

原则上说，所有真正的自由社会都致力于消除不平等的习俗根源。此外，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因其对劳动力不断变化着的需求，也倾向于打破挡在平等面前的习俗和文化的障碍。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世纪的洗礼，已经使我们习惯于认为资本主义是极其不平等的，但事实是，就社会效应而言，它们比其所取代的农业社会要平等得多。[2]资本主义是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它不断地冲击纯粹习俗的社会关系，用基于技艺和教育的新社会分层取代世袭的特权。若没有读写和教育的普及，若没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和向才能而不是特权开放的职位，资本主义就无法运行，或者说，资本主义就无法有效地运行。此外，实际上所有的现代民主国家都对商业加以规范，推行收入从富人向穷人流动的再分配，并且承担某种程度的社会福利责任，例如美国有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补助制度，德国或瑞典有更加全面的福利制度。尽管美国可能是西方民主国家中最不愿意扮演家长角色的国家，但是新政的基本社会福利立法已经被保守派所接受，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不大会倒转回去。

从所有这些平等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个表述属于用词不当，因为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结构仍类似于传统的金字塔，而不是中间鼓起的圣诞装饰物。不过，金字塔的中间仍相当宏大，而且，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使几乎每一个人都认同中产阶级的取向，并认为自己至少可能是其中的成员。中产阶级社会在某些方面仍是极其不平等的，但是，这些不平等的根源，日益要归因于天赋的自然不平等、经济上必要的劳动分工和文化。科耶夫认为战后的美国实际上进入了马克思所谓的“无阶级社会”，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不平等都被消除，但是，那些留存下来的平等障碍在某些方面是“必然的、无法根除的”，因为它们并不是出于人的意志而是出于事物的本性。只要不出这些限制范围，这样的社会就可以说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因为它们有效地废除了自然需要，可以让人们用最小量（根据任何历史标准来看）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适当需要。[3]

即使根据这一相对宽松的平等标准，绝大多数现存的自由民主国家仍没有完全合格。在那些出于习俗而不是自然或必然性的不平等中，最难根除的是那些源自文化的不平等。当代美国所谓的黑人“下层阶级”就是这种情形。一个在底特律或南布朗克斯长大的年轻黑人所面临的障碍，不过始于不达标的学校，这样的问题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公共政策加以矫正的。在一个地位几乎完全由教育决定的社会中，这样的个体可能在达到学龄之前就受到不公对待。由于缺乏能够传导文化价值的家庭环境，这些少年不懂如何利用机遇，时刻被“街头”生活所吸引，认为这种生活比中产阶级的美国生活更亲切、更富有魅力。在这些情形下，即使黑人获得了完全的法律平等，即使美国经济提供了机会，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根本的变化。此外，这些文化不平等的解决效果还不明显，因为那些明明是为了帮助黑人下层阶级而制定的社会政策，削弱了家庭的角色，增加他们对国家的依赖性，反而伤害了他们。没有人把“创造文化”——即重造内在的道德价值——当作公共政策问题来解决。因此，尽管美国在1776年就已经正确地确立了平等原则，但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它在1990年代还没有完全实现。

此外，尽管资本主义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但是它仍然拙于满足人类寻求平等承认的欲望或平等意识。劳动的分工带来了不同职业在尊严上的差别：清洁工和餐馆工永远不会与脑外科医生或足球明星受到同样的尊重，而失业者的尊严就更少了。在经济繁荣的民主国家，贫困问题已经从自然需要问题转变为承认问题。对穷人或无家可归者的真正伤害，更多的是他们的尊严，而不是物质福利。由于没有财富或财产，社会上的其他人不会认真对待他们：政客不会讨好他们，警察和法律制度也不会尽力保护他们的权利；在一个看重自助的社会中，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能够找到的，都是些低贱的工作；而且，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通过教育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发挥自己的潜能。只要存在着贫富差别，只要职业有贵贱，那么，物质繁荣的绝对水平也无法纠正这种状况，或消除对那些物质不宽裕的人的尊严的日常伤害。因此，满足欲望的东西并不同时满足激情。

即使在最完美的自由社会中，仍存在着主要的社会不平等，这意味着构成这种社会之基础的自由原则与平等原则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张力。托克维尔曾明确地指出[4]，这种张力就像它从中产生的不平等一样，是“必然且不可根除的”。任何给予弱势群体“平等尊严”的努力，都意味着其他人的自由或权利的削减，尤其是当这种弱势的根源在于深层的社会结构时更是如此。如果通过一项积极行动方案，赋予少数弱势群体工作机会或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那就意味着其他人机会的减少；而政府花在国民健康保险或福利上的每一块钱，都意味着私营经济投入的资金的相应减少；任何为避免工人失业或公司破产所采取的措施，都意味着经济自由的缩小。自由与平等之间没有一个固定或自然的平衡点，也没有同时得到最大化的方式。

以极端的情形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不惜以自由为代价，力图促进极端的社会平等，为了根除天生的不平等，实行按需分配而非按才能分配，并企图废除劳动分工。未来一切推动社会平等的努力，如果仍要试图超越“中产阶级社会”，都必须考虑马克思主义方案的失败。因为，为了根除那些看来“必然且不可根除的”差异，必须创造一个魔鬼般的强权国家。共产党或红色高棉可以努力地消除城乡差别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但是要做到这样一点，就必须以剥夺所有人最基本的权利为代价。苏联人可以按需付酬而不按劳动或才能付酬，但如此做法只能以整个社会丧失劳动热情为代价。这些共产主义社会最终以接受一种实质上的社会不平等而告终，这种不平等被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命名为由党魁和官僚构成的“新阶级”。[5]

随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瓦解，我们现在身处一个显著的情势中，其中自由社会的左派批判者面对如何克服更为棘手的不平等，完全没有了彻底的解决方案。暂时，对个体承认充满激情的欲望与对平等充满激情的欲望相互对峙，今天，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几乎没有哪个自由社会的批判者，会为了克服现存的经济不平等，而甘愿整个儿地抛弃自由原则。[6]论证的核心关涉的并不是自由社会的原则，而是自由与平等之间最佳的平衡点。从里根治下的美国或撒切尔治下的英国的个人主义，到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每一个社会平衡自由与平等的方式不尽相同。这些国家彼此在社会习俗和生活质量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所选择的具体平衡点都在自由民主的基本框架之内，绝不会损害到根本原则。对更大程度的社会民主的欲望，不必以形式民主为代价，因此它本身也不会反对历史终结的可能性。

尽管来自左翼的旧的经济阶级问题已经消退，但自由民主是否还会受到其他种不平等所引起的全新且可能更激进的挑战，仍不可知。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这些不平等，已经取代左翼传统的阶级问题成了美国校园的热点。一旦平等地承认每一个人的尊严这一原则——满足每一个人的平等意识——得到确立，就无法保证人们会继续接受不平等残余的存在，无论它是自然的还是必然的。自然分配给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是完全公正的。不能仅仅因为这一代人把这种不平等当作自然的或必然的接受下来，就意味着这种不平等在将来也必须接受下来。也许有朝一日，政治运动会激活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妇女大会》（Assembly of Women）中的计划，强迫俊男与丑女结婚，丑男与靓女结婚[7]，或者，将来会出现新技术，能够控制这种源于自然的不公正，以一种“更公平的”方式重新分配美貌或智慧这种自然的好东西。[8]

比如，想想我们是如何对待残疾人的。人们过去认为残疾人是自然的恶作剧，就像一个人天生就矮小或斜视一样，只能带着这种缺陷过一生。然而，当代美国社会不仅医治这种身体缺陷，而且试图修复尊严上受到的伤害。许多政府机构和大学目前选择用来帮助残疾人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成本要比过去高得多。许多城市一改过去为残疾人提供特殊交通服务的方式，对所有公共交通工具进行整改，以使残疾人也可以搭乘。它们一改在公共建筑设立专为轮椅进出的出入口，而在正门入口处建斜坡。这些花费和努力并不是为了减轻残疾人的身体上的痛苦，因为要达此目的还有许多更经济的方式，而是为了避免伤害他们的尊严。我们所保护的，是他们的激情，我们就是要通过征服自然，证明残疾人也能像任何别的人一样乘坐公交或从建筑的正门出入。

寻求平等承认的热情——平等意识——未必会随着更多的事实平等和物质丰裕的实现而缩减，却可能会因此受到激发。

托克维尔解释说，当社会阶级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别很大，并且受到长期传统的支持，人们就会变得听天由命或者甘愿接受现状。但是，如果社会是流动的，群体之间关系密切，人们就会对他们之间仍存在的差别十分敏感，并且感到愤怒。在民主国家，人们对平等的热爱要比对自由的热爱更深切、更持久。没有民主，也可以获得自由，但平等却是民主时代唯一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对它更执著。过度的自由——利昂娜·赫尔姆斯利（Leona Helmsley）或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傲慢、伊凡·博斯基（Ivan Boesky）或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犯下的罪行、埃克森公司瓦尔德兹号油轮原油泄漏对普拉德霍湾的破坏——比全是巴结奉承的平庸之辈或多数人的暴政所造成的恶更为醒目。政治自由赠予少数人巨大的快乐，而平等给予大多数人小小的喜悦。[9]

因此，尽管自由方案在过去的四百年里，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从政治生活中排除了较为可见的优越意识形式，我们的社会仍需要继续关注尊严平等的问题。今天，在民主的美国，许多人致力于完全彻底地消除各种残余的不平等，确保小女孩不再比小男孩付更多理发费、童子军不会再拒绝同性恋团长、每幢建筑的正门都有轮椅通过的斜坡。这些热情在美国社会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现实中仍存在的不平等少了，而不是多了。

未来左派对我们当前的自由主义提出挑战所采取的形式，会大大不同于我们在二十世纪所熟悉的那些形式。共产主义对自由主义造成的威胁极其直接和明显，然而这一学说已经大失人心，人们觉得它已经完全从发达世界驱除出去了。未来左派对自由民主的威胁，更可能是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从内部转变其意义，而不是对基本的民主制度和原则进行正面抨击。

比如，几乎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代都出现大批新“权利”。许多民主国家不仅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而且也明确了隐私、旅行、就业、休闲、性偏好、堕胎、未成年人等方面的权利。不消说，其中许多权利的社会内容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我们不难预见，独立宣言和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会因为那些为了社会更彻底的平等化而新提出来的权利而受到削弱。

我们当前关于权利性质的话语的前后矛盾，源于对人性的理性理解方面更深层的哲学危机。权利直接源自对何谓人的理解，但是，如果对于人的本性没有共识，或者说，这样一种理解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任何定义权利的努力，或阻止创造新的且可能是伪造的权利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作为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例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未来权利的超级普遍化的可能性，那时，人与非人的区别不再存在。

古典政治哲学认为，人具有一种位于野兽与神之间的尊严；人的本性部分是兽性，但人有理性，因此具有不为其他物种所具有的特殊的人类德性。在康德和黑格尔以及作为他们理论基础的基督教传统看来，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人类具有一种高于自然界中其他一切事物的尊严，因为只有人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自因，不为自然本能所决定，能够做出自主的道德选择。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谈论人的尊严，但是，对于人为什么拥有尊严并没有形成共识。当然，几乎没有人认为人之所以具有尊严，是因为人能够做出道德选择。现代自然科学以及康德和黑格尔以降的哲学，整体上否定人的自主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而是完全根据低于人和低于理性的冲动来理解人的行为。曾经被康德认为是自由和理性的选择，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在弗洛伊德（Freud）看来则是深层的性冲动的产物。根据达尔文（Darwin）的说法，人完全是从低于人的东西进化而来的；根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人越来越容易得到理解。这个世纪的社会科学告诉我们，人是社会环境状况的产物，而人的行为就像动物的行为一样，按照某些确定的规律发生。对动物行为的研究表明，它们也能够进行为了名誉的决斗，而且它们能有骄傲感和寻求承认的欲望。现代人现在知道，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人是从“生命黏液”一路进化而来；他与从中进化而来的动物之间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区别。理性上能够遵守为自己创造的法则的自主之人，成了一个自我陶醉的神话。

人有高于其他物种的尊严，这令他有资格去征服自然，也就是说，使他有资格为了自己的目的操控和利用自然，而现代自然科学使这一切变得可能。但是，现代自然科学似乎表明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本质差别，人只不过是一种更有组织、更合理的黏液形式。可是，如果没有根据说人具有高于自然的尊严，那么人支配自然的正当性也就没有了。那种否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的热情，可以被扩展开来，从而否认人与高级动物之间存在重要差别。动物权利运动主张，猴子、老鼠或黑貂能像人一样感到痛苦，而海豚似乎具有高级智能；那么，为何杀人是非法的，而杀害这些动物却不是呢？

但是，这一主张不会到此为止。因为可以继续质疑，如何区分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呢？谁能确定自然界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呢？确实，为什么经受痛苦的能力或者具有高级智能，是具有更高价值的资格？最终，为什么人比自然界其他部分——从粗陋的石头到最遥远的星球——具有更多尊严？为什么昆虫、细菌、蛔虫和艾滋病毒不能具有与人平等的权利呢？

绝大多数当代的环保主义者并不认为上述物种有那样的权利，这一事实表明他们仍相信某种较高的人的尊严概念。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保护小海豹和鹈鸟，是因为我们人类喜欢有它们存在。但是，这只是他们的虚伪。如果没有合理的根据说人有高于自然其他部分的尊严，那么，就没有合理的根据说自然的某个部分，比如小海豹，具有高于另一个部分的尊严，比如艾滋病毒。事实上，环保运动中存在着一个极端的分支，他们倒是显得更前后一贯，认为自然具有与人同样平等的权利，不只是指具有情感和理智的动物，而是指一切自然造物。这种信念的结果就是对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出现大饥荒无动于衷，因为这不过是自然对人类过度行为的报复，也是自然的一份判决，即人应该回到全球一亿人口左右的“自然”状态（而不是目前五十多亿人口这种状况），如此，人才会停止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的生态平衡所造成的破坏。

平等原则不仅应用于人类，而且扩展到非人类的造物，这在今天听来或许有点怪异，但它却蕴含在我们今天的思考所形成的僵局中：人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人没有能力做出道德选择或自主地运用理性，如果他能够完全根据低于人的东西来理解，那么，权利将逐步扩展到动物和其他自然存在，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平等而普遍的人性伴随人类特有的尊严，这一自由主义概念定会遭到上下交攻：不是有人声称某些群体身份比人类的品质更加重要，就是有人相信人与非人没什么截然区别。现代相对主义让我们陷入思想僵局，使我们无法明确地回应这两面的攻击，因此，也无法维护传统所理解的自由权利。

普遍同质国家中可以获得的这种相互承认，未能完全满足许多人，这是因为，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富人依然炫耀自己的福佑，而穷人依然为贫穷而感到耻辱，觉得自己为同胞所忽视。尽管目前共产主义处在崩溃之中，但是，这种相互承认的不完美，仍是左翼未来寻求替代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方案的根源。

不过，尽管对平等的人的承认仍不平等，是针对自由民主最为人知的指控，但我们仍有理由认为更大的、根本上来说也更严重的威胁来自右翼，也就是说，来自自由民主国家总是把平等的承认给予不平等的人。我们现在就转向这一问题。

[1] Kojève (1947), p. 435 (footnote). 编按：参见科耶夫该书英译本第159页，中译本第517页。

[2] 关于这一观点，见Gellner (1983), pp. 32—34, 36.

[3] 科耶夫用以描述战后美国的“无阶级社会”一词，尽管在某些放具有穿透力，但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那里的意思。

[4] Tocqueville (1945), vol. 2, pp. 99—103.

[5] 见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Praeger, 1957).

[6] 实际上，所有来自左派的对我的“历史的终结？”一文所做出的批判，都指出了当代自由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没有哪个批判者像此前的马克思和列宁那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愿意公开提倡抛弃自由原则。例见Marion Dönhoff, “Am Ende aller Geschichte?” Die Zeit (September 22, 1989), p. 1; and André Fontaine, “Après l’historie, l’ennui?” Le Monde (September 27, 1989), p. 1.

[7] 那些认为这不过是一种遥远的前景的人，请考虑下史密斯学院的“压迫的具体表现”，其中包括某些所谓的“外表主义”，即“外貌是一个人的价值的指针这种信念”。引自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6, 1990), p. A10.

[8] 关于这一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关的观点，见Allan Bloom, “Justice: John Rawls versus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Bloom, Giants and Dwarfs: Essays 1960—1990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329.

[9] Tocqueville (1945), vol. 2, pp. 100—101.

第28章
没有胸膛的人

现时代最普遍的标志是：在人的眼中，自己的尊严已经丧失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长久以来，人是万物的中心和悲剧英雄；因此，他至少要证明自己与万物决定性的、本质上有价值的一面紧密相关——像所有希望坚持人的尊严的形而上学家一样，他们坚信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价值。那些抛弃了上帝的人，更加坚定地忠诚于道德信仰。

——尼采，《权力意志》[1]

为了完成我们目前的论述，我们就必须提及据说会在历史终结处出现的造物：最后的人。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普遍同质国家通过使以前的奴隶成为自己的主人，完全调和了存在于主奴关系中的矛盾。主人不再只受到某些多少低于人的存在者的承认，而奴隶也不再得不到任何对其人性的承认。相反，每一个个人，每一个自由且认识到自己的自我价值的个人，都承认所有其他个人具有同样的素质。在消除主奴的这种矛盾中，他们各自的某些东西保存了下来：那就是主人的自由与奴隶的劳动。

卡尔·马克思是黑格尔最大的批判者之一，他否认承认的普遍性；因为经济阶级的存在使这种情形不可能出现。不过，另一个更深刻的批判者是尼采。尽管如此，尼采的思想却从未像马克思的思想那样通过群众运动或政治党派体现出来，而他提出的人类历史进程的方向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且在最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从地球上消失之后，这个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在尼采看来，黑格尔与马克思几无差异，因为他们的目标一样，即一个体现了普遍承认的社会。实际上，他提出了如下问题：首先，能够普遍化的承认值得追求吗？承认的品质不是要比承认的普遍性重要得多吗？承认的普遍化这一目标难道不是必然使承认变得琐屑和毫无价值吗？

尼采说最后的人本质上就是得胜的奴隶。他完全赞成黑格尔说基督教是一种奴隶意识形态，民主则是基督教的世俗化形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所有信徒在天国中平等这一基督教理想的实现。但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督教信仰不过是一种偏见，一种从弱者对强者的怨恨中产生的偏见。基督教发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弱者如果像畜群一样结合在一起，用罪感和良心做武器，就可以战胜强者。在现时代，这种偏见广泛传播开来，不可阻挡，原因不在于它被揭示为真理，而在于弱者的队伍日益壮大。[2]

自由民主国家并没有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综合了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在尼采看来，自由民主国家代表着奴隶的绝对胜利。[3]主人的自由和满足无处藏身，因为民主社会中没有谁在真正地统治。自由民主社会中典型的公民，是霍布斯和洛克笔下的那种个人，他为了安逸的自我保存，而放弃自己具有更高价值这种充满骄傲的信念。在尼采看来，民主政体下的人完全由欲望和理性组成，擅于通过长期自我利益的计算满足自己大量琐屑的欲求。但是，这种人完全没有任何优越意识，满足于自己的幸福，不会因自己无法超越这些欲求而感到羞耻。

当然，黑格尔坚持认为，现代人不仅为满足欲望斗争，也为承认而斗争，而且这种承认在普遍同质国家赋予其权利时得到实现。如今，那些没有权利的人们确实在为了获得权利而斗争，比如东欧、中国和苏联的情形。但是，他们通过被赋予权利这种单纯的行为是否得到人性的满足，则是另一个问题。这让人们想起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的笑话，他说他绝不加入允许自己入会的俱乐部：一种只要是人就可以得到的承认还有什么价值呢？在一场成功的自由革命之后，比如1989年东德发生的革命，每一个人都成了新权利制度的受益者。这些人无论是否为承认而斗争，无论是否满足于此前旧体制下的奴役状态，无论是否曾为旧体制下的秘密警察服务过，他们都是这样的受益者。一个赋予这种承认的社会或许是满足激情的起点，而且显然好于那种不承认每个人的人性的社会。可是，仅仅赋予自由权利可以完全满足使主人甘愿冒死的巨大欲望吗？而且，即使许多人满足于这种微不足道的承认，它能满足那些具有无限抱负的少数人吗？如果每一个人仅仅因具有民主社会中的权利而感到完全满足，不再有超出公民身份的热望，难道我们不觉得他们实际上应受到鄙视吗？另一方面，如果激情通过相互的普遍承认还不能得到根本的满足，那么民主社会岂不是暴露了一个致命的缺陷？[4]

我们可以看看近年来美国开展的“自尊”运动，比如1987年加利福尼亚州设立自尊委员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遍承认概念中的内在矛盾。[5]这种运动始于一项正确的心理学观察，即生活中成功的行动来自一种自我价值感，如果人丧失了它，就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结果这种自我暗示必定成真。它的前提既是康德式的，也是基督教式的（即使这场运动的提倡者自己没有意识到运动的思想根源），即每一个人都是人，因此拥有一定的尊严。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康德会说，所有人都有同等的能力决定自己是否根据道德法则生活。但是，这种普遍的尊严取决于人的某种分辨能力，即分辨哪些行为违反了道德法则因而是邪恶的行为。真正的自尊意味着，当一个人不能遵循某一标准时会感到羞耻或厌恶自己。

当前自尊运动的问题是，其参与者由于生活在民主、平等的社会，因而很少愿意在什么应该得到尊重上做出选择。他们想走到外面拥抱每一个人，告诉他们无论生活多么不幸、多么不体面，他们都还有自我价值，因为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不愿认为任何人、任何事是没有价值的。如今，作为一种策略，一个最不幸的人，如果在关键时刻有人无条件地肯定他的个人尊严或“人格”，他可能会由此振作起来。但是最终，母亲会知道自己有没有忽视子女，父亲会知道自己有没有回家酗酒，女儿会知道自己有没有撒谎，因为“那些对他人管用的小把戏，在一个人敞开心扉自己与自己面对时毫无意义”。自尊必定与一定程度的成就有关，无论这一成就多不起眼。取得成就的困难越大，自尊感就越强烈：一个通过海军基本训练的人，自尊感显然要大于一个排队领取免费餐的人。但是，在民主社会中，我们基本上反感这样的说法：某个人、某种生活方式或某种活动，要比另一个人、另一种生活方式或另一种活动更好更有价值。[6]

普遍承认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它可以归结为“谁来尊敬”。一个人从他人承认中获得的满足，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给出承认的那个人的品质吗？某个你看重的人对你的承认，不是比你毫不了解的许多人对你的承认更让你感到满足吗？难道最高因而最有满足感的承认不是必定来自某个小团体吗？因为最高程度的成就只能被那些取得类似成就的人来判断。比如，如果某人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那么他的研究得到同行中最优秀的物理学家的承认，就比得到《时代》（Time）杂志的承认可能会他更有满足感。而且，即使一个人不关注如此崇高的成就，承认品质的问题仍至为关键。例如，一个是较大的当代民主国家，一个是较小的联系紧密的前工业化农业社群，前者的公民就必定比后者的成员从所得到的承认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吗？尽管后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那种政治“权利”，但他们是那些虽小却稳定的群体的成员，因血缘、劳作、宗教等关系结合在一起，他们相互“承认”且彼此尊重，即使他们常常受到封建领主的剥削和迫害。与此相反，现代城市的居民，生活在巨大的公寓楼里，虽然得到了国家的承认，但是他们与居住在一块、工作在一起的人们却形同陌路。

尼采认为，在贵族社会之外，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人之卓越、伟大或高贵。[7]换句话说，真正的自由或创造性只能源自优越意识，即被承认比他人更好的欲望。即使人人生而平等，如果一个人只想与每个人一样，那他就无法使自己发挥到极致。而一个人要超越自己，就必须要有被承认比他人更优越的欲望。这种欲望不仅是征服和帝国主义的基础，它也是创造生活中有价值之物的基础，无论是交响乐、绘画、小说、伦理法则还是政治体制。尼采指出，一切真正的卓越最初必定源自不满，一种自己与自己的不一致，最终导致一场带来无尽痛苦的针对自己的战争：“舞蹈之星只在那仍能心思混沌的人中升起。”健康和自我满足是缺陷。激情是人刻意寻求斗争和牺牲的一面，其目的在于证明自己是某种比恐惧的、贪婪的、本能的、生理上被决定的动物更好、更高的东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种冲动，但是对于那些能感受这种冲动的人而言，仅仅知道自己在价值上与其他所有人平等，激情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对不平等的追求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像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以创造一个基于完全的人类平等的社会为目标的事件中，也是如此。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些人，并不是那种纯粹为了与他人平等而奋斗的个人：若他们是这样的个人的话，列宁就永远不会离开萨马拉，斯大林可能仍是第比利斯神学院的学生。发动一场革命、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有比常人更坚定、更具远见、更残酷和更理智的非凡人物，而这些正是早期的布尔什维克所富有的特质。然而，他们奋力创建的那种社会，却试图废除他们自己所具有的那些抱负和特质。这或许正是所有左派运动——从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到德国的绿党分子——最终都会遭遇对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的原因所在，因为平等社会中的平等理想，与创建这样一个社会所需的这种具有优越意识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张力。

因此，像列宁或托洛茨基这样为更纯洁、更崇高之物奋斗的人，更可能产生于那种人并非生来平等的社会中。而持相反主张的民主社会，则有利于促进一切生活方式和价值平等的信念。它们不会对它们的公民说应该如何生活，什么会使他们幸福、正直和伟大。[8]相反，它们培养宽容，并使之成为民主社会中的主要德性。而且，既然人们无法肯定何种具体的生活方式要优于其他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就会退回到生命本身，即身体及其需要和恐惧。尽管并非所有灵魂都具有同样的德性或天赋，但所有身体都经受痛苦；因此，民主社会倾向于同情，并把使身体免于痛苦作为首要的关注问题。民主社会中的人们首要关注的是物质所得，为此，生活在一个旨在满足身体的无数需要的经济世界中，也就不是什么偶然之事了。根据尼采的说法，最后的人“离开了生活艰难之地，因为他需要温暖”。

人们还在工作，因为工作是一种消遣。但人们要谨慎，以免这种消遣伤人。人们不再变得富有，也不再变得困穷：两者都太辛苦了。谁还愿意统治？谁还愿意服从？两者都太辛苦了。

没有牧人，而只有一个牧群！人人都要平等，人人都是平等的：谁若有别样感受，就得自愿进入疯人院。[9]

在民主社会中，人们要严肃对待公共生活中涉及真正道德内容的问题，变得特别困难。道德关系到好坏善恶之分，而这似乎违背了民主的宽容原则。正因为此，最后的人首要关注的是个人健康和安全，因为这是毫无争议的。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有资格批评别人的抽烟习惯，但没有权利批评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或道德行为。在美国人看来，他们的身体健康——吃什么喝什么、从事什么锻炼、保持什么样的体型——比先辈们为之费心的道德问题更重要。

由于把自我保存放在首位，最后的人就与黑格尔所描述的历史开端处流血斗争中的奴隶相像。但是，作为自那时后就相继而起的整个历史进程的结果，即人类社会向着民主前进这一复杂的积累进程的结果，最后的人的情形更加糟糕。因为根据尼采的说法，只有生活在一定的视域之内，即生活在一套被绝对且毫无批判地接受的价值和信念之中，一个活的生命才会是健康、强壮和具有繁衍能力的。若没有这样一个视域，若没有对所从事工作的热爱“远远超过这一工作本身值得热爱的程度”，“艺术家就不能作画，将军就不能打胜仗，国家就不能获得自由”。[10]

但是，正是我们对历史的意识使这种热爱变得不可能。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过去已经有过无数视域——文明、宗教、伦理法则、“价值体系”。生活在这些视域下的人们，由于缺乏我们现代的历史意识，都认为各自的视域是唯一可能的视域。然而，那些后来进入这一过程的人们，那些生活在人类老年时代的人们，是不会那么没有批判性的。现代教育，即对社会走向现代经济世界至为关键的普及教育，把人们从对传统和权威的依附中解放了出来。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视域仅仅是一种视域，它不是一块稳固的陆地，而是一座在人们靠近时就会消失不见的海市蜃楼，从而让位于另一种更远的视域。那就是现代人之为最后的人的原因所在：他已经对历史经验感到厌倦，并且放弃了直接体验价值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现代教育助长了某种相对主义倾向：一切视域和价值体系都是相对于各自的时空而言的，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理，都不过是各自提倡者的偏见和利益的反映。这一学说主张并不存在特具优势的视角，这与民主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他人的一样好那种欲望完全吻合。在这种背景下，相对主义并不会给伟人或强者带来解放，而只能促成普通人的解放，这些人现在被教导而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要感到羞耻的。[11]历史开端处的奴隶之所以不敢冒死参与流血斗争，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历史终结处的最后的人，懂得不会为了一项事业而冒生命危险，因为他认识到历史充满了人们相互拼死战斗的毫无意义的战争，无论这些人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那些推动人们做出勇敢和牺牲的拼死行为的忠诚，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们满足于待在家里，对自己的心胸豁达和行事冷静感到庆幸。恰如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说到他们那样，“因此你们说：‘我们全都是真实的，没有信仰，也没有迷信。’因此你们挺起胸膛——可是，诶，胸膛是空的！”[12]

当代民主社会中有许多人，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他们不会满足于仅仅庆幸自己的心胸豁达，而且还想“生活在一个视域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想选择一种比自由主义本身更深刻的信仰和“价值”，比如传统宗教提供的那些。但是，他们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解决的问题。他们比历史上也许任何一个其他社会都具有选择信仰的更大自由：他们可以成为穆斯林、佛教徒、通神论者、克利须那派教徒或林登·拉鲁什（Lyndon LaRouche）[13]的追随者，更不要说其他更为传统的选择了，比如说成为天主教徒或浸礼会教徒。但是，繁杂多样的可选择项反而令人困惑，而那些决定走上某条道路的人，完全意识到还有无数他们没有选择去走的其他道路。他们很像伍迪·艾伦（Woody Allen）塑造的人物米奇·萨克斯（Mickey Sachs），他在得知自己患的癌症是晚期之后，拼命地寻访世界各地的宗教。但是，最终使他接受生活现实的，却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有次聆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蓝调马铃薯头》（Potato Head Blues）时，突然觉得毕竟还存在着有价值的东西。

当共同体是由一个世世代代由祖先传承下来的信仰结合在一起时，这一信仰的权威就会被认为理所当然，进而成为人的道德品格的构成因素。信仰使一个人与家庭，甚至与整个社会的其他成员结合在一起。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做这样的选择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也不会有什么满足感。而且，由于可选择的信仰太多，信仰反而更倾向于让人相互分离，而不是彼此团结。一个人当然可以加入许许多多由信徒组成的小团体中的一个，但是这些小团体不大可能与他的工作团体和邻里社区有所交叉。而且，信仰一旦变得不便，比如因信仰而无法继承父母的遗产，又或者发现自己所崇拜的偶像很卑鄙，它通常就会像青春期发展阶段一样逐渐淡化而去。

尼采对最后的人的关注，得到许多现代思想家的呼应，他们深入观察过民主社会的特征。[14]托克维尔就曾预见尼采的关注：主人的生活方式将随着民主社会的到来而消逝。主人为自己和他人制定法律，而不是被动地服从法律，因为他一度比奴隶更高贵也更有满足感。因此，托克维尔看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在民主的美国，生活是高度私人性的，这可能会导致前民主共同体中把人们连结在一起的道德约束松懈。就像他之后的尼采一样，托克维尔认为，主人与奴隶之间这种形式关系的废除，不会使奴隶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使他们陷入一种新的奴隶状态。

我想描述专制可能以哪些新的特点再现于世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无数平等和相像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琐屑快乐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对他们而言，他们的子女和私交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的同胞公民，即使身在近旁，他们也会视而不见；他们虽与之接触，却不会有感情交流；他们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为了自己而生存；即便他们仍有家庭，但至少可以说他们已经不再有祖国了。

在这种人上面矗立着一种巨大的保护性力量，它只负责保证他们享乐和看顾他们的一生命运。这种力量是绝对的，无微不至、严谨、审慎且温和。如果其目标是教导人们成人，那么这种权威最像父权；但恰恰相反，这种权威以使人们处于永恒的孩童状态为目的；它乐于人们享乐，而且所思所虑惟享乐即可。[15]

在像美国这样的大国里，公民的义务很少，个人在国家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根本不会有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的感觉，反而在面对无法控制之事时感到自己弱小无能。那么，在最抽象、最理论化的层面之外，还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说人们已成了自己的主人呢？

在尼采之前，托克维尔就已经完全意识到从贵族社会过渡到民主社会将会失去什么。他指出，在民主社会中，贵族社会中所特有的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从诗歌和形而上学理论到法贝尔彩蛋；另一方面，他们会制造大量丑陋实用的东西：机床、高速公路、丰田凯美瑞轿车以及预制结构的房屋。（现代美国还设法这样做，让最有才华、最有天赋的年轻人制造一些既不漂亮也不实用的东西，比如律师每年制造的堆积如山的诉讼文件。）然而，与人在道德和理论领域中某些可能性的丧失相比，这些精细手艺的丧失实在微不足道，这种可能性就是贵族社会那种从容刻意的反功利精神所培育的东西。在提及数学家和宗教作家帕斯卡尔的一个著名段落中，托克维尔写道：

倘若帕斯卡尔眼里只有利益，甚或只是为了追慕声名而活动，那我真的无法想象他会竭尽心力去揭示造物主隐藏至深的奥秘。当我想到他为了专心致志于这项研究而让灵魂摆脱生活的一切烦忧，以致过早地耗尽寓于身体的心力，未届四十岁而离开人世，不禁感佩不已，并且觉得让他付出如此非凡心力的，绝不会是寻常缘由。[16]

帕斯卡尔还是孩童时就独自发现了欧几里得的命题，却在三十一岁那年进入一家修道院过着隐修生活。当有人找他谈话寻求建议时，他会把一条带有钉子的皮带绑在所坐的椅子上，为的是在谈话中一旦感到愉悦，就用力让自己往所坐的椅子上靠，以折磨自己的肉体。[17]帕斯卡尔像尼采一样，成人后的整个生活受病痛折磨，而且在生命的最后四年完全丧失了与他人交流的能力。他从不散步，也不顾念劣质烟草对自己健康的损害，然而在去世前几年，他仍能够进行西方传统中最深刻的精神冥思。为了宗教沉思而牺牲在数学这样一个极其有用的领域中可观的前途，这让美国的一位传记作家深感愤怒，他认为，如果帕斯卡尔让自己“摆脱出来……他或许就能把自己的一切展现出来，而不会让自己的后半生浪费在大量对人的痛苦和尊严毫无意义的神秘主义和迂腐观点上面”。[18]

“从前，所有的世界都是疯狂的。”最后的人中的最狡猾者说道。

如果说尼采最忧心的是“美国式生活方式”获得胜利，那么托克维尔则顺从其必然性，并且为它的风靡感到满足。托克维尔与尼采不同，他敏锐地感受到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在一点点地改善。而且，无论如何，他觉得民主的进程不可阻挡，因此，一切对它的抵制不仅毫无希望，而且会适得其反：人们充其量能够做到的，就是告诉那些民主的狂热支持者还有其他替代民主的严肃方案，只要对民主自身进行修正，它们就能够保存下来。

亚历山大·科耶夫与托克维尔一样，也认为现代民主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同样了解其代价。因为，如果人由寻求承认的斗争欲望所决定，如果人由支配自然的劳动所决定，如果他在历史的终结处既得到了人性的承认，也实现了物质丰裕，那么“所谓真的人”就不再存在，因为他将不再劳动和斗争。

因此，历史终结处人的消失并不是一场宇宙灾难：自然世界仍永恒地保持其原有状态。它也不是一场生物灾难：人作为动物仍与自然或神和谐相处。消失不见的是“所谓真的人”——即不再有否定自然的行动、错误，或者更广义的对抗客体的主体……[19]

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战争和流血革命的终结。如果目的一致，人们就没有为之斗争的大事业。[20]他们会通过经济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绝不需要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换句话说，他们将重新变为动物，就像在开启历史的流血斗争之前他们所是的样子。狗只要喂饱了，就会满足于整天在阳光下打盹，因为它对其所是的状态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它不会为其他狗比它好而烦恼，它也不会为自己作为一条狗毫无成就而愧疚，更不会为世界的某个遥远地方还有其他狗受到压迫而忧心忡忡。如果人进入到一个成功地废除了不公的社会，那么，人的生活就会与狗的生活非常相似。[21]因此，人的生活就涉及一种奇怪的悖谬：它似乎需要不公，因为向不公斗争才能唤起人性中至高的东西。

与尼采不同，对于历史终结处动物性的回归，科耶夫并不感到愤怒；相反，他满足于让自己的余生委身欧洲委员会这一官僚机构，致力于指导人们为最后的人构建最后家园。他在给自己关于黑格尔的演讲所做的一系列充满反讽的注释中指出，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艺术和哲学的终结，因此也是他自己一生活动的终结。荷马的《伊利亚特》、达·芬奇或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像以及镰仓大佛，这种反映一个时代最高精神的伟大艺术是不再可能了，因为不再有新的时代，也不再有让艺术家加以描绘的独特的人类精神。他们可以创作无数的诗歌来歌颂青春的魅力，或少女丰韵的酥胸，但是，他们对于人类的情境说不出任何本质上新颖的东西。哲学同样也不再可能，因为随着黑格尔体系的确立，哲学已经处在了真理的位置。未来的“哲学家”即使想有所不同，也不能说出任何新东西，而只能重复早前的无知。[22]但是，不仅如此，“将会消失的……不仅是哲学和对推理性智慧的探求，还有智慧本身。因为在这些后历史动物那里，不再有任何‘对世界和自我的［推理性］理解。’”[23]

罗马尼亚那些与齐奥塞斯库的卫队战斗的革命者，……那些为了民族独立而与莫斯科斗争的立陶宛人，那些保卫议会和总统的俄罗斯人，都是最自由的因而也是最具人性的人。他们过去是奴隶，如今通过甘愿冒死进行流血斗争证明了自己。但是，一旦他们最终成功，这种成功是必定到来的，他们就会为自己创建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古老意义上的斗争和劳动变得多余，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曾获得的那种自由的、充满人性的存在也不再可能。[24]今天，他们会想象一旦达到应许之地，他们就会得到幸福，因为当前罗马尼亚或中国存在的诸多需要和欲望会得到满足。有朝一日，他们也都会拥有洗碗机和录像机以及私人汽车。但是，他们也会对自己满足吗？还是说，人的满足与人的幸福不同，它不是源自目标本身，而是源自不懈的斗争和劳动？

当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向人群讲述最后的人时，一阵喧闹的喊叫声打断了他：“把这个最后的人给我们吧，哦，查拉图斯特拉！”“把我们弄成这种最后的人吧！”他们喊道。最后的人的生活是一种身体上安全、物质上满足的生活，而这也正是西方政客向他们的选民承诺的生活。这真的“道尽了”过去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吗？我们会既感到幸福，又对自己的境况感到满足，只是人类不再存在，存在的是智人这类动物，对此我们有必要感到恐惧吗？或者，我们会一方面感到幸福，另一方面仍对自己不满足，因此想把世界拽回到充满战争、不公和革命的历史中去，这样的危险存在吗？

[1]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I:1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b), p. 16.

[2] 见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2:1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pp. 73—74; 2:20, pp. 90—91; 3:18, pp. 135—136; Beyond Good and Evi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aphorisms 46, 50, 51, 199, 201, 202, 203, 229.

[3] 见Beyond Good and Evil, aphorism 260；也见格言260关于民主社会中“常人”的虚荣和承认的论述。

[4] 见列奥·施特劳斯在回应科耶夫时对承认的论述，见Strauss, On Tyranny (1963), p. 222. 也见1948年8月22日他给科耶夫的信，在那里，他说黑格尔自己认为，是智慧而不是承认让人真正满足，因此“终极国家的特权在于智慧，在于智慧之统治，在于智慧之普及……而不在于其普遍性和同质性”。引自Strauss (1991), p. 28.

[5] 加利福尼亚的促进自尊和个人与社会责任专题组，是议员约翰·华斯康塞洛斯（John Vasconcellos）的想法，并且在1990年中发布了最终报告。见“Courts, Parents Called Too Soft on Delinquents,”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1, 1989), p. A3.

[6] 加利福尼亚自尊专题组把自尊定义为“认可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具有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品格”。多数人认定的是这个定义的后半部分。正如一个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自尊运动接管了学校，那么老师在这种压力下就只能让孩子各行其是了。为了让孩子们保持自我感觉良好，老师就必须避免任何批评，而任何可想到的挑战最终都会失败”。见Beth Ann Krier, “California’s Newest Export,” Los Angeles Times (June 5, 1990), p. E1.

[7] 例见Beyond Good and Evil, aphorisms 257, 259.

[8] 见Plato, Republic, Book VIII, 561c-d.

[9] Nietzsche, The Portable Nietzsche (1954), p. 130.

[10] Nietzsche,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1957), p. 9.

[11] 尼采式的相对主义已经成了我们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一度让尼采充满恐惧的虚无主义如今在当今美国却一副快乐模样，关于其中形式的精彩描述，见Allan Bloom’s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articularily pp. 141—240.

[12] Nietzsche, The Portable Nietzsche, p. 232.

[13] 编者注：林登·拉鲁什（1922— ），美国政坛有争议的传奇人物，经常发表不满政府的言论，七次竞选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永久的候选人”成为他最著名的头衔。

[14]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马克斯·韦伯，他哀叹世界因日益官僚化和合理化而变得“不再迷人”，他担心精神将让位于“没有灵魂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他以如下一段话对当代文明做了驳斥：“在尼采对那些‘发明了幸福’的‘最后的人’进行了毁灭性批判之后，对于天真的乐观主义将科学——即在科学的基础上支配生活的技术——颂赞为通向幸福之路这种情形，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了。谁还相信这个？——除了教书匠和编辑部里的老稚童。”“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143.

[15] Tocqueville, (1945), vol. 2, p. 336.

[16] Ibid., p. 45.

[17] 见Mme. Périer, “La vie de M. Pascal,” in Blaise Pascal, Pensées (Paris: Garnier, 1964), pp. 12—13.

[18] Eric Temple Bell, Men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37), pp. 73, 82.

[19] Kojève (1947), pp. 434—435 (footnote).

[20] 见前面第四部分对国际关系的论述。

[21] 科耶夫断言：“如果人重新成为动物，那么他的艺术、他的爱情、他的游戏也必定会重新成为自然的。因此必须承认，在历史终结后，人们会像鸟儿筑巢、蜘蛛结网那样构建大厦和艺术作品，像青蛙和知了那样演奏乐曲，像幼小动物那样游戏，像成熟野兽那样欢爱。”Kojéve (1947), p. 436 (footnote).

[22] 科耶夫最后的计划是撰写一部题为Essai d’une histoire raisonnée de la philosophie païenne (Paris: Gallimard, 1968)的书，希望借此记录人的理性话语的整个循环过程。这个循环过程始于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终于黑格尔，所有过去的种种哲学，以及所有未来可能的种种哲学，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位置。见Roth (1985), pp. 300—301.

[23] 变体为原著所有，Kojéve (1947), p. 436。

[24] 施特劳斯（1963, p. 223）说：“因此，人在理性上得到满足的状态，也是人的人性基础泯灭的状态，或者说，也是人丧失其人性的状态。它就是尼采笔下的‘末人’状态。”

第29章
自由与不平等

对于我们中那些相信自由民主的人来说，很难沿着尼采的思路走下去。他是民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合理性的一位公开反对者。他希望出现一种有助于强者支配弱者、加剧社会不平等甚至助长某种残酷的新道德。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尼采主义者，就必须强健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尼采——他冬天拒绝给屋子生暖，以致手指冻得青紫，他甚至在精神病发作前的几年里，都几乎每天受十次剧烈头痛的折磨——指向的生活方式，不会为舒适与和平所动。

另一方面，我们乐意接受尼采的许多敏锐的心理学识见，即使我们拒斥他的道德观。对正义和惩罚的欲望常常扎根于弱者对强者的怨恨之中；同情和平等具有潜在的弱化精神的效果；某些个体有意识地不追求舒适和安全，不因盎格鲁—撒克逊功利传统所理解的幸福而满足，斗争和冒险的方式是人的灵魂的构成部分；想要比别人更为伟大的欲望，跟个人卓越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存在关联——所有这些洞见可以说都是对人类境况的准确反思，我们完全可以接受它们，而无须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基督教—自由主义传统决裂。

确实，尼采的心理学洞见为我们所熟悉，因为他谈论的正是寻求承认的欲望。事实上，尼采的核心关注可以说是激情——人赋予事物和自身价值的能力——的未来，并认为它受到人的历史感和民主的普及的威胁。正如尼采的哲学可以宽泛地看作是黑格尔历史主义的激进化一样，他的心理学也可以看作是黑格尔对承认的强调的激进化。

眼下，我们不必认同尼采对自由民主的憎恨，但我们可以利用他关于民主与寻求承认的欲望之间充满龃龉关系的洞见。也就是说，就自由民主成功地清除生活中的优越意识并代之以理性消费而言，我们将成为最后的人。但是，人们会反抗这种想法。也就是说，他们会反抗这样的观念：成为普遍同质国家中千人一面的成员，与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毫无两样。他们想要成为公民而不是布尔乔亚，最终却发现没有主人的奴隶生活——合理消费的生活——也令人厌烦。他们想要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尽管最大的理想已经在地球上实现，他们想要有冒生命危险的时刻，尽管国际的国家体系已经成功地消除了战争的可能性。这就是自由民主仍未解决的“矛盾”。

长期来看，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被从内部颠覆，要么由于过度的优越意识、要么由于过度的平等意识。我的直觉是，最终来说，对民主构成更大威胁的是前者。一个文明，如果沉湎于不可收拾的平等意识，狂热地寻求消除不平等承认的一切形式，就会很快陷入自然本身所设置的限制之中。我们处在一个时代的末端，在这个时代里，共产主义试图以国家权力消除经济不平等，由此抽掉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基础。如果未来的平等意识热情试图抹掉美丑之间的差异，或者声称一个没有双腿的人与一个身体完好的人，不仅在精神上平等，而且在身体上平等，那么这种观点在一定时候就会像共产主义一样，不攻自破。但这并不是一件让我们感到安慰的事情，因为对马列主义的平等意识前提的拒斥，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宣告完成。但是，自然是我们的同盟，即使你可以用干草叉把它叉出去，但它会绕个弯儿再回来的。[1]

另一方面，甚至在我们这个平等的、民主的世界中，也会秘密地保留一定程度的优越意识。因为尼采的如下观点是绝对正确的：某种程度的优越意识是生活本身必要的前提条件。一个文明，如果没有任何人想要别人承认自己比他人更好，而且不在某种意义上肯认这种欲望基本上是健康的和良善的，那么，它基本上就不会有艺术或文化，音乐或思想生活。它也无法得到治理，因为几乎没有够资格的人可堪公共服务之用。它不会有太大经济的活力；它的手艺和工业会百年如一日地陈旧单调，它的技术则停留在二流水平。或许更为关键的是，它无法与那些具有更多优越意识的文明相抗衡，因为这些文明下的公民乐意放弃安逸和安全，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而一争高下。优越意识向来是一种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现象：生活中的善举和恶行同时且必然出自优越意识。如果自由民主制度有一天被优越意识颠覆，那是因为它需要优越意识，而且永远无法仅仅基于普遍平等的承认存在下去。

因此，美国那样的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为那些欲求以高于他人的地位得到承认的人留出广阔空间，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民主制度为消除优越意识或把它转化为平等意识所做的努力，再有效也不会彻底。甚至，民主制度的长期健康和稳定，可以说是有赖于其公民可用来释放优越意识的渠道的质量和数量。这些渠道不仅可以使潜在于激情中的能量释放出来并把它转化到生产用途上，而且可以作为地下管道排放那些会撕裂共同体的过剩能量。

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这些渠道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企业家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工作首先是为了满足“需求体系”——即为了满足欲望而不是激情。但是，正如我们此前看到的那样，它很快也成了充满激情的奋斗的舞台：企业家和实业家的行为，是很难理解成仅仅是一个自私的满足需要的问题。为了在商业奋斗中战胜对手，资本主义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一种有节制且高尚的优越意识。像亨利·福特（Henry Ford）、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或泰德·特纳（Ted Turner）这个层次的企业家，消费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动机；一个人拥有的房子、轿车和妻妾的数量毕竟有限。当然，这些人在想要拥有更多财富上可说是“贪婪”，但是，这些钱更多是他们显示作为企业家能力的标志或象征，而不是获得个人消费品的手段。他们无需冒生命危险，但是他们以财富、地位和声誉为赌注，来追求一份荣耀；他们为了更大的无形的快乐，而非常努力地工作，置那些小小的快乐于不顾；他们的劳动常常体现为产品和机器，由此表明他们对大自然这个最强大的主人的非凡征服；即使他们不再有古典意义上的那种公共精神，但是他们仍不得不参与由公民社会构成的社会世界。因此，约瑟夫·熊彼特所描述的古典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并不是尼采所谓的最后的人。

在美国这种构架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有天赋、最有抱负的人应当去经商，而不是从政、参军、任教或做牧师。对于民主政治的长期稳定而言，能让这些有抱负的人整个一生专注于经济活动，似乎并不完全是件坏事。这不只是因为这些人创造了激活整个经济的财富，而且因为这些人不问政治和军事。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中，奋斗不息的精神会使他们在国内搞革新或向国外冒险，这对于政治体而言可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当然，这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早期奠基者已经设想到的结果，他们希望以利益抗衡激情。斯巴达、雅典和罗马这些古代共和国因其激发的爱国精神和公共精神而广受赞誉：它们造就的是公民而非布尔乔亚。可是后来，在工业革命之前，它们的公民几乎毫无选择自由：商人终其一生没有荣耀、缺乏活力、无从创新，更休谈主事；你只能从事你父亲和祖父同样从事的传统生意或手艺。因此，这让野心勃勃的亚西比德（Alcibiades）进入政治，不顾审慎的尼西亚斯（Nicias）的劝阻，执意入侵西西里，最终导致雅典覆灭，就不足奇怪了。事实上，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明白，亚西比德寻求承认的欲望最好被导向去制造第一台蒸汽机或微处理器。

不要把经济生活中的激情理解得过于窄化。通过现代自然科学征服自然的方案，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就其本性来说，这是一种极具激情的活动。它涵盖的欲望乃是掌控“几乎毫无价值的自然物质”，以及奋力去让别人承认自己比其他与之竞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更加伟大。科学作为一种活动不可能是没有风险的，无论是对于单个科学家还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如此，因为自然完全有能力以核武器或艾滋病毒的形式反噬人类。

民主政治同样为人的野心提供了一个发疏渠道。选举政治就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活动，因为候选人基于彼此在对与错、正义与不正义方面的冲突观点相互竞争，以寻求公众的承认。但是，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这些现代民主构架的创制人，懂得优越意识在政治上的潜在危险，也了解专制野心毁灭古代民主的方式。因此，他们在现代民主社会的领导人周围设置了诸多限制他们权力的制衡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人民主权：一位现代的执政者认为自己是总理（prime minister），即首要的人民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2]他们必须迎合民众的热情，无论这些热情是卑贱还是高贵，无知还是有根据，而且为了当选，他们还必须做许多有失体面的事情。结果就是现代领导人徒有统治之名：他们发挥作用、进行管理和把握方向，但行动范围受到制度的限制，因此很难对所统治的人施加个人影响。此外，在绝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与共同体管理有关的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这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党之间本已很少的政策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少，可以得到印证。至于那些往昔想要成为主人或政治家的野心勃勃之人，是否感受到了民主政治的吸引力，那就不清楚了。

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主要在外交政策领域还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承认，而这实际上在其他生活领域已经无法获得。因为从传统上来看，外交政策一直是重大决策的舞台，也是重要观念相互碰撞之地，尽管这些碰撞的范围如今由于民主的胜利而受到限制。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带领他的国家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显示出来的统治手腕与前民主时代的政治家一样有力，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承认。美国在1991年发动的海湾战争表明，像乔治·布什（George Bush）这样的政治家，尽管在国内问题上毫无定见并且受到限制，但仍能通过宪法赋予他作为国家元首和最终指挥官的权力，在世界舞台上开创新局面。近几十年来，不少总统在治理国家方面乏善可陈甚至颜面尽失，但若是赢得一场战争，他们所获得公众承认的程度，就连最成功的实业家或企业家也无法企及。因此，民主政治依然会吸引那些想比别人伟大的有志之士。

广大的历史世界与后历史世界共存这一事实表明，前者会对某些个体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仍是一个充满斗争、战争、不公和贫穷的领域。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觉得自己是个不满者和局外人，却因帮助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组建一支军队，协助埃塞俄比亚人进行反对意大利人的独立斗争而找到了自己；1943年，他在缅甸的对日战争中因飞机失事而命丧丛林，可谓死得其所。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与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并肩作战，为他们充满激情的追求找到了一个在繁荣昌盛的中产阶级法国完全不可能有的发疏渠道。第三世界的存在吸收了这些人的能量和野心，这对于自由民主国家可能是有益的；至于这些人的存在是否有益于第三世界，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除了经济领域和政治生活之外，优越意识日益在纯粹形式的活动中找到了发疏渠道，比如体育、登山、赛车等等。一场体育竞赛，除了让某些人成为胜利者另一些人成为失败者之外，并没有其他“要旨”或目标——换句话说，体育竞赛满足了被承认为比别人更优越的欲望。比赛的水平或类型，就像所有体育活动的规则一样，都是随意的。想一想攀登阿尔卑斯山这一体育活动，其参赛者几乎总是来自繁荣的后历史世界国家。为了保持体形，他们必须不间断地锻炼；徒手攀岩者的上身特别发达，如果他们不小心，就容易造成肌腱脱落。喜马拉雅山的攀登者在登山过程中，必须在尼泊尔的山麓搭建的小帐篷中躲过一场接着一场的痢疾和暴风雪。攀登过了四千米之后，伤亡率非常高；每年死于勃朗峰或马特洪峰的登山者，有十二个之多。简而言之，登山运动员为自己重现了历史斗争的全部情境：危险、疾病、艰苦，最后还有暴死的风险。不过，目标不再是一个历史的目标，而是一种纯粹形式的目标：比如，成为登上乔戈里峰（K-2，世界第二高峰）或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世界第九高峰）的第一位美国人或德国人，在这些目标实现之后，则要争做不携带氧气筒登上以上高峰的第一人，诸如此类。

对于绝大多数后历史的欧洲国家而言，世界杯已经取代军备竞赛成了民族主义者竞逐第一的渠道。正如科耶夫曾说过的那样，他的目标就是重建罗马帝国，不过这次重建的是一个多国足球队。无独有偶，在美国最具后历史特征的加利福尼亚州，我们发现那里的人们热衷于高风险的休闲活动，这些活动虽无特定目的，却能使参与者摆脱布尔乔亚的安逸生活：比如攀岩、滑翔、跳伞、马拉松长跑、铁人三项竞赛，等等。由于战争这种传统的斗争方式已不再可能，而广泛的物质繁荣又使得经济斗争毫无必要，为此，充满激情的个人开始寻求其他能够使他们赢得承认的永不会满足的活动。

科耶夫在给他关于黑格尔的演讲所做的另一个颇具反讽的注释中说，他1959年[3]去日本旅行时在那里搞了一次恋爱，由此使他不得不修正早期的如下观点：人将不再为人，而回到动物状态。他论证说，十五世纪的日本在幕府将军丰臣秀吉崛起之后，曾有长达数百年的国内外和平，其状态与黑格尔所设定的历史的终结极其相似。那时，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彼此互无斗争，人们也不必拼命工作。但是，日本人没有像幼小动物那样出于本能地欢爱或玩耍，换句话说，没有转变为一个由最后的人构成的社会，相反，他们通过发明一系列永远不会完全满足的形式艺术，比如能剧、茶道、插花等，表明人仍可以继续为人。[4]茶道不可能为任何明确的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服务；甚至它的象征意义也已经随着时间而消失。然而，它仍是优越意识的竞技场，只是表现为纯粹的贵族风尚（snobbery）：茶道和插花存在着不同的竞争流派，各自有自己的师父、弟子、传统和清规戒律。正是这种活动的形式主义——就像在体育中一样，毫无功利目的的新规则和新价值的创造——让科耶夫觉得，甚至在历史终结之后仍可能有人所特有的活动。

科耶夫玩笑道，不是日本变得西方化，而是西方（包括俄罗斯）变得日本化（这一过程如今正在进行着，尽管不是在科耶夫所以为的那种意义上）。换句话说，在一个为之斗争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的世界中，一种纯粹形式的贵族风尚，将成为优越意识以及人寻求以高于同侪的地位被承认的欲望的主要表达形式。[5]在美国，我们的功利主义传统甚至使美术都难以成为纯粹形式的东西。艺术家喜欢认为自己除了忠诚于审美价值之外，也对社会负责。但是，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所有被认为具有社会效用的艺术的终结，因此，艺术活动也降低为日本传统艺术的那种空洞的形式主义。

这些就是当代自由民主社会中的优越意识的发疏渠道。奋力获得别人承认自己更优越，这不会在人类生活中消失，但是它的表现和程度有所改变。充满优越意识的个人为了寻求承认，不再通过征服外国人和国外土地，而是通过征服安纳普尔纳峰、艾滋病或 X射线光刻技术。事实上，在当代民主国家中，唯一不被允许的优越意识形式就是那些导致政治上专制的形式。可以说，这些社会与它们之前的贵族社会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优越意识的消除，而是优越意识被引向了深处。民主社会所致力于的使命是人人生而平等，因此平等是他们的主导精神。尽管法律并不阻止一个人想要获得比别人更优越的承认，但是也不鼓励任何人去这样做。因此，现代社会中仍保存下来的优越意识的这些表现，与公开表述的社会理想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1] 编者按：福山在此处引用的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书信集》里的一句话，见Epistulae, I, x, 24.

[2] 这一观点见Harvey Mansfield, Taming the Prince (1989), pp. 1—20.

[3] 编者按：福山原文误为1958年，经查阅科耶夫《黑格尔导读》注释，科耶夫访问日本是在1959年。

[4] Kojève (1947), p. 437 (footnote). 编者按：参见科耶夫该书英译本第161页，中译本第519页。

[5] 见John Adams Wettergreen, Jr., “Is Snobbery a Formal Value? Considering Life at the End of Modernit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6, no. 1 (March 1973): 109—129.

第30章
十足的权利与非十足的义务

尽管竞选总统或攀登珠穆朗玛峰可能会吸引某些满怀野心的人，但是，当代生活中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生活领域能为人的承认欲望提供更常见的满足。这个领域就是社群（community，译按：或译为共同体）[1]，即次于国家层面的社团生活。

托克维尔和黑格尔都强调社团生活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现代国家中公共精神的核心。在一些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大众的公民权只限于每几年的代表选举。如果政治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只限于公职候选人和他们的竞选班子，以及以搞政治为职业的专栏作家和报刊主笔，那么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政府是疏远的、与个人无关的。这与古代的小型共和国形成强烈对照，后者实际上要求所有公民积极参与社群生活，从政治决策到服兵役。

在现时代，公民权最好的践行是通过所谓的“中介机构”——政党、私人公司、工会、公民社团、专业组织、教会、家长—教师协会、校董事会、文学社团，等等。通过这些公民社团，人们从自身和私我性关切中摆脱出来。我们都知道，托克维尔主张公民社会中的社团生活是有益的，因为它是更高层次的民主政治的学校。但是，他同时觉得社团生活本身就是好的，因为它防止民主人沦为纯粹的布尔乔亚。私人社团无论多小，它都形成一个社群，致力于一个更大事业的理想，个体因此能为之奋斗并牺牲自己的私人追求。尽管美国的社团生活并没有唤起普鲁塔克（Plutarch）颂赞的充满德性和自我牺牲的伟大行迹，但是它使更多的人能做出“日常的自我牺牲的小事情”。[2]

私人社团的生活比一个大的民主国家的公民身份能更直接地令人满足。国家的承认必定是非人格化的；相反，社群生活则包括更加个人化的承认，它来自与自己有着共同利益乃至往往有着共同价值、宗教和族属等的人。一个社群成员所获得的承认，不只是基于他或她的普遍“人格”，而且基于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人的存在的一系列特质。一个人每天都可以为自己是某个社团的成员而感到骄傲，比如激进工会、社区教会、禁酒联盟、女权组织或抗癌协会，每一个社团都以个人的方式对其成员加以“承认”。[3]

但是，即使强大的社群生活确如托克维尔所意指的那样，是民主的最佳保障，可使其公民免于成为最后的人，它在当代社会中也不断受到威胁。而对意义深远的社群之可能性造成危险的，不是外在于社群的力量，而正是社群基于其上且如今在世界普及开来的自由和平等原则。

根据作为美国立国之基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理论，人们拥有十足的权利，却对其社群没有十足的义务。他们的义务之所以是非十足的，是因为它们源自他们的权利；因为社群只是为了保护那些权利而存在。因此，道德责任完全是契约式的。它不是出于上帝的规定，也不是出于对永恒生命和宇宙自然秩序的敬畏，而不过是为了履行与他人的契约以维护缔约者的自我利益。

长期来看，社群的可能性会受到平等这一民主原则的削弱。如果最强大的社群是通过某些为成员裁定是非的道德法则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同样的道德法则也裁定了社群的内外界限。如果这些道德法则是起作用的，那么，那些因不愿接受这些法则而被排除在社群之外的人，必定持有与社群成员不同的价值或道德立场。但民主社会的趋势是，从单纯容忍所有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不断滑向主张它们本质上是平等的。民主社会反对道德主义，因为后者非难某些选择的价值或有效性；因此也反对强大团结的社群所带来的那种排外性。

显然，仅仅由于明确的自我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社群，与那些由于绝对责任结合在一起的社群相比，有一些缺陷。家庭构成了最基本层次的社团生活，但在许多方面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托克维尔似乎不认为家庭是防止民主社会走向原子化的一道屏障，这或许是因为他把家庭看作自我的延伸，其存在对于所有社会而言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家庭不再是扩展式的而是核心式的，因而实际上是他们所知的社团生活或社群的唯一形式。1950年代备受鄙视的郊区的美国家庭，事实上正是某种道德生活的所在。因为，如果美国人不为他们国家或伟大的国际事业斗争、牺牲和吃苦，那他们也会为了他们的孩子这样做。

但是，如果家庭基于自由原则，也就是说，如果家庭成员把家庭看成是一个合资公司，是为了功利而不是基于义务和爱而组合在一起的，那么家庭就无法真正发挥作用。整个一生中，抚养孩子或结婚所要求的个人牺牲，如果根据成本收益计算来看，是非理性的。因为，健康的家庭生活的真正利益，常常不是那些担负着最沉重责任的人能够得到的，而是被转移给了后代。当代美国家庭许多问题，如高离婚率、父母权威缺乏、子女叛逆等等，正是源自如下事实：其成员总是基于严格的自由主义来看待问题。也就是说，当家庭的义务超出了缔约者的期待时，他或她就会设法废除这一契约。

在最大的共同体即国家这个层面，自由原则会破坏它维持下去所必需的最高形式的爱国主义。人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缺陷是，人们绝不会仅仅出于理性的自我保存原则而为国家献身。人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或家人而冒生命危险，这一主张根本来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自由主义理论，财产是为了自我保存而不是为了其他理由存在的。带着自己的家人和钱财离开祖国，或者逃避兵役，这种情形总是可能的。自由国家的公民并没有全都逃避服兵役，这一事实表明，他们还受到其他因素比如骄傲和荣誉的激励。恰如我们知道的那样，骄傲恰恰是自由国家所组成的强大利维坦必须压制的品质。

强有力的社群生活的可能性还受到资本主义市场压力的冲击。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并不支持传统的社群；恰恰相反，它们倾向于让人们原子化而产生隔阂。教育和劳动流动性的要求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越来越少生活在他们成长或他们祖辈生活的社群中。[4]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更加不稳定，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性要求生产地点和生产性质的不断变换，由此工作的地点和性质也要相应地不断变换。在这种境况下，人们很难扎根于某个社群，或与同事和邻居建立永久持续的关系。个体必须不断在新城市中重新开始新生涯。地方主义提供的那种身份感逐渐消失，人们发现自己退回到了家庭这个微型世界，家被自己像野餐用具一样带在身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与自由社会形成对照，具有共同的“善恶语言”的社群，比仅仅基于共享的自我利益的那些社群，可能有更强的凝聚力。在亚洲国家，那些看起来对内部自律和经济成功极其重要的集团和社群，并不是基于自我利益各方之间的契约。相反，亚洲文化中的社群倾向源于宗教或儒教那样的学说，后者作为传统经由数世纪的传承已经取得了宗教的地位。同样，在美国最强有力的社群生活形式，其根源在于共享的宗教价值，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在新英格兰定居的朝圣者和其他清教徒之所以走到一起，并不是出于一种对各自物质利益的共同关注，而是出于对上帝的荣耀。美国人喜欢把自己对自由的热爱追溯到十七世纪欧洲的这些非国教徒对宗教迫害的逃避。但是，这些宗教社群尽管在性质上高度独立，但是，在发动革命的一代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意义上，它们也绝不是自由的。它们寻求的是践行自己的宗教的自由，而不是寻求宗教本身的自由。今天，我们可以而且确实经常把它们看作是不宽容的群体和闭塞的狂热分子团体。[5]在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1830年代，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已经占据了这个国家的思想生活，但是，他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公民社团仍具有宗教起源，或具有宗教目标。

像杰斐逊或富兰克林这些领导美国革命的洛克派自由主义者，或者像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的自由和平等的崇信者，都坚定不移地主张自由需要对上帝的信仰。换句话说，对追求理性的自我利益的个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社会契约无法自立；它需要一种对神的奖惩的信仰作为补充。今天，我们可以说已经走上了更纯粹的自由主义：最高法院裁定，甚至对“上帝信仰”的非宗派主张，也会冒犯无神论者，因此不允许出现在公立学校。在为了宽容而不提倡任何道德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的情形中，在为了向世界上所有信仰和“价值体系”开放这一至高承诺，而淡化对某一教义信仰的可能性的思想氛围中，社群生活的强度在美国衰落便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了。我们不能说，虽有自由原则，这一衰落仍然发生，而应该说，正是因为自由原则，这一衰落才发生。这就意味着，除非人们把他们的某些权利归还给社群，并且接受某些历史上不宽容形式的回归，否则，社群生活在根本上得到强化就绝无可能。[6]

换句话说，自由民主制度不是自足的：它们所依赖的社群生活最终必定有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来源。[7]美国建国之时组成美国社会的男人和女人们，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只会算计自我利益的理性个人。相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经由共同的道德法规和上帝信仰而结合在一起的宗教社群的成员。他们最终接纳的理性的自由主义，并不是此前存在的文化的一种投射，而是与这些文化存在着一种张力。“得到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已经成了一个广泛可理解的原则，它奠定了美国公共德性的一个根基不深却很稳固的基础，在许多情形中，这是一个比只诉诸宗教价值或前现代价值更坚实的基础。但是，长远来看，这些自由原则对维持强有力的社群所必需的前自由主义的价值有腐蚀作用，因此也对自由社会的自立能力有腐蚀作用。

[1] Community一词的译法有两种：社群或共同体，二者在汉语里稍有差别，社群对应的范围较小较紧密，多为非正式组织，而共同体对应的范围较广较正式，本书视不同语境交替使用这两种译法。——译者注

[2] Tocqueville (1945), vol. 2, p. 131.

[3] 托克维尔是现代社会中社团生活最著名的提倡者，但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对于这种“中介机构”也提出了类似的论证。黑格尔同样认为，现代国家太大太没有人情味，因而无法作为身份认同的有效根源，因此主张社会应组织为各种层级——阶级或阶层，比如农民阶级、中产阶级和官僚。黑格尔所赞成的“团体”，既不是封闭的中世纪行会，也不是法西斯国家的动员工具，而是公民社会自发地组织起来的服务于社群和德性的社团。在这一方面，黑格尔自己与科耶夫对他的解释完全不同。科耶夫的普遍同质国家没有给诸如团体或阶层这些“中介”机构留下任何余地；科耶夫用以描述他的终极国家的形容词表明这是一个较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自由平等且原子化的个人与国家之间无物存在。也见Smith (1989), pp. 140—145.

[4] 这些情形由于通讯的改善而所有抑制，它们使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但空间上分离的人们得以形成新型社团。

[5] 关于这一观点的论述，见Thomas Pangle, “The Constitution’s Human Vision,” The Public Interest 86 (Winter 1987): 77—90.

[6] 恰如此前指出的那样，亚洲强有力的社群是以个人权利和宽容为代价的：强有力的家庭生活是由对没有孩子的人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斥维系着；在穿着、教育、性取向、就业等领域的社会一致性，不但没有被鄙弃，反而备受强调。
维护个人权利和社群团结的程度，是两个交叉着的目的，这一点已经有英克斯特、密西根的社群的情形作为例证，这些地方试图通过建立交通检查站来抵制毒品交易。这样做的合宪性却受到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基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质疑，为此，这些检查站在法院对此还未有最终裁决之前必须撤掉。当然，毒品交易确实会使邻居的生活倒退，变得不适宜居住。引自Amitai Etzioni, “The New Rugged Communitarianism,” Washington Post, Outlook Section, January 20, 1991, p. B1.

[7] Pangle (1987), pp. 88—90.

第31章
无边的精神之战

社群生活的衰落意味着，未来我们会有成为安逸自足的最后的人的危险，除了追求个人安逸之外，没有任何激情去追求更高目标。但是，相反的危险也存在，即我们可能会退化为最初的人，为了毫无意义的名誉进行流血斗争，只不过这次使用的是现代武器。实际上，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因为，如果优越意识缺乏积极有序的发疏渠道，就完全可能导致它以一种极端病态的形式重现。

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所有人都认为，在一个自足且繁荣的自由民主国家中，一切可能的斗争和牺牲都足以唤醒人性中至高的部分。因为，倘若人都成了唐纳德·特朗普那样的开发商，或莱茵霍尔德·迈斯纳（Reinhold Meissner）那样的登山者，或乔治·布什那样的政治家，取之不竭乃至尚未触动的理想主义渊薮难道就没有了吗？当然，从许多方面来说，成为这样的人物并获得如许之多承认并不容易，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是最艰难的，他们所追求的事业也不是最严肃或最公正的。而只要是这种情形，他们所达到的人之可能性的境界最终就无法满足最具激情的天性。

特别是，战争唤起的德性和雄心无法在自由民主国家找到表达。当然，会有许多隐喻意义上的战争——专门从事收购对手的公司律师会认为自己是“大鲨鱼”或神枪手，以及像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小说《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描述的那样，证券交易商会把自己想象成“宇宙的主宰”（不过，也只在牛市时他们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当他们坐进宝马轿车柔软的皮制座椅中时，他们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曾有过真正的杀手和主宰，这些人对在现代美国致富或扬名所需要的琐屑德性嗤之以鼻。隐喻意义上的战争和象征性的胜利能满足优越意识多久，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人认为，有些人唯有通过历史开端处构建人性的那种行为来证明自己才能得到满足：他们想冒生命危险参与充满暴力的斗争，以此明确地向自己和同侪证明自己是自由的。他们会有意追求苦恼和牺牲，因为痛苦是他们可以明确证明自己能够自我赞赏、仍然配称人的唯一方式。

黑格尔——在这一点上与他的阐释者科耶夫相反——认为，人性中感到骄傲的需要，未必会因历史终结处的“和平繁荣”而满足。[1]人们将不断面临着从公民退化为布尔乔亚的危险，而且在此一过程中会自感屈辱。因此，公民身份最严酷的考验，过去是而且将来依然是为国家献身的意愿：国家需要兵役，并且仍会有战争。

黑格尔思想的这一面会招来这样的指责：黑格尔是个军国主义者。但是，他从未为了战争而颂扬战争，也没有把战争看作人的主要目的；战争的重要，在于其对品格和共同体的副作用。黑格尔认为，若不可能有战争及其所需要的牺牲，人们会变得软弱、自私自利；社会会堕入自私享乐的沼泽之中，而共同体最终也会瓦解。人对“主人和主宰、死亡”的恐惧是一种特别的力量，它能够把人们从自我中拉拽出来，提醒他们不是孤立的原子，而是基于共同的理想建立起来的共同体的成员。一个自由民主国家，若大约每一世代能为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打一场短暂但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就要比持续地处于和平状态健康得多，也令人满足得多。

黑格尔的战争观反映了一种常见的战斗经验：人们在战斗中确实会经受可怖的痛苦，但很少会感到惊恐和觉得悲惨，而且如果他们能活下来，这些经验会赋予他们某种看待一切的视角。市民生活中通常所谓的英雄气概和牺牲，显然微不足道，友谊和英勇有了新的鲜明意义，从今往后，他们的人生因有了参与某种比自身伟大得多的事情的回忆而不同。正如一位作家在美国内战结束时写到的那样，“谢尔曼将军的一位老兵与其他战士一起回家时突然觉得，要是军队确实与人民融合在一起，他确实有点难以适应。这些人南征北战，目睹过一切，生命中最伟大的经验结束了，可大部分人生还在后头，要在和平的日子里再找到共同目的，不是件容易的事……”[2]

但是，比如说世界“满是”自由民主国家，就不存在要与之斗争的名副其实的专制和压迫了吗？经验表明，如果人们由于正义事业在上一代已经取得了胜利，而无法再为了正义事业进行斗争，那么，他们就会针对正义事业展开斗争。他们会为了斗争而斗争。换句话说，他们会为了摆脱无聊而斗争：因为他们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斗争的世界。如果他们身处的世界绝大部分是民主国家，那么他们就会针对和平与繁荣、针对民主展开斗争。

1968年法国爆发的那场重大事件，其背后起作用的就是这种心理。这些暂时占领巴黎并把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赶下台的学生，并没有“合理的”反叛理由，因为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是地球上最自由最繁荣的社会中饱食终日者的后代。但是，正是中产阶级生活中斗争和牺牲的缺乏导致他们走上街头，与警察对抗。其中许多人尽管迷恋诸如毛主义这种无法实现的一知半解的理想，但是，他们对于一个更好的社会，实际上并没有特别清晰的图像。然而，他们反抗的实质并不重要；他们所拒斥的，是让理想变得不再可能的社会中的生活。

对和平繁荣的厌倦，在过去有严重得多的后果。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冲突的起源，在今天仍复杂不明、值得研究和充满争议。对这场战争的起因的解释，包括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欧洲权力平衡的逐渐打破、联盟体系的日益僵化、理论和技术对先发制人的强调、个别领导人的愚蠢鲁莽，这一切都触及了一些真实。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虽无形却很关键的导致战争的因素：许多欧洲民众只是想要战争，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市民生活中的阴郁和社群感的缺乏。绝大多数对导向战争的决策的说明，都集中于理性的战略考虑，却没有考虑到把所有国家都动员起来的巨大的民众热情。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了严厉的最后通牒，竟在柏林受到欢呼，狂热的公众进行游行示威支持奥匈帝国，尽管德国在这场冲突中没有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在1914年7月底到8月初的关键七天中，外交部和德皇的官邸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示威；当德皇在7月31日从波茨坦回到柏林时，他的随行车队竟被要求战争的群众淹没了。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做出了导致战争的关键决定。[3]在那个星期里，同样的场景一再出现在巴黎、彼得格勒、伦敦和维也纳。群众的狂热反映了一种情绪，即战争意味着民族团结和永久的公民身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农场主与工人这些公民社会中典型的区分的消除。正如一位见证者对柏林街头群众的情绪所作的描述，“人们互不认识。却全都为一种最热情的情绪攫住了：战争、战争和团结一心的感觉”。[4]

到1914年，欧洲自上次席卷整个大陆的冲突通过维也纳会议解决以来，已经历了一百年的和平。在那一世纪中，现代技术文明随着欧洲的工业化而蓬勃发展，由此带来了惊人的物质繁荣，促成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1914年8月欧洲各国首都爆发支持战争的示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中产阶级这种安全、繁荣、缺乏挑战的文明的反叛。日常生活中日益增强的平等意识不再令人满足。优越意识大规模地重现：它不再是个别君主的优越意识，而是整个民族寻求对自己价值和尊严承认的优越意识。

首先，在德国，战争被许多人视为对商业世界的物质主义的反抗，尤其这一商业世界是法国和布尔乔亚社会的典型英国所创造。当然，德国对当时欧洲的现存秩序，从殖民政策和海军政策到俄罗斯经济扩张的危险，有许多特别的不满。但是，通过解读德国人为战争所作的辩护，人们一定会对德国人一直强调需要一种毫无目的的斗争感到震惊，这种斗争只有净化道德的效果，而与德国是否得到殖民地和航海自由完全无关。1914年9月，一位德国法学专业的学生在赶赴前线途中所作的评论可谓典型：尽管他谴责战争“可怕、毫无人性、愚昧、落后，并且在一切方面都充满破坏性”，但仍同意尼采的说法，“重要的始终是为之牺牲的那种心甘情愿，而不是牺牲的目标”。[5]义务不能被理解为文明的自利或契约式责任；它是绝对的道德价值，体现了一个人的内在力量以及对物质主义和自然决定论的超越。它是自由和创造的开端。

未来那些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人，会发动这种针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虚无主义战争，现代思想对此毫无办法。相对主义——这种学说认为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从而抨击一切“特权观念”——最终必定以破坏民主和宽容价值而告终。相对主义并不是一种可用来针对人们选定的目标的武器。它向一切开火，不仅向西方传统的“绝对主义”、教条和确定性开火，而且向这一传统的宽容、多样性和思想自由开火。如果没有什么是绝对真理，如果所有价值都是由文化决定的，那么，像人人平等这样的珍贵原则也必须弃置一旁。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尼采本人的思想。尼采认为，人意识到没有什么是真的，这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机遇。说它是威胁，是因为如前所述，它破坏了生活“在一个视域之内”的可能性。但它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它使得所有人摆脱了以前的道德束缚。在尼采看来，人类最终的创造形式不是艺术，而是最高的新价值的创造。在使自己从以前哲学——即那种相信绝对真理或绝对正确的可能性的哲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后，他的计划就是从基督教的那些价值开始“重估一切价值”。他刻意去破坏人人平等的信仰，认为这完全是基督教给我们灌输的偏见。尼采希望有朝一日平等原则会让位于认同强者支配弱者的道德，并且以颂赞所谓的残忍学说告终。他憎恨提倡多元化和宽容的社会，偏爱那些不宽容的、本能的、没有仁慈的社会——印度那种试图区分不同种姓的贱民制度，或者“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的）爪子伸向普通大众”的“金发野兽”。[6]尼采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已经有极其详细的讨论，尽管他可以免于被视作愚蠢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之祖这种狭隘的指责，但他的思想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非偶然。就像他的追随者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情形一样，尼采的相对主义摧毁了支撑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所有哲学基础，并代之以强力和支配的学说。[7]尼采认为他正帮助开创的欧洲虚无主义时代，将导向精神的“无边之战”，这种毫无目的的战争，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肯定战争本身。

现代自由主义的方案是，力图把人类社会的基础从激情转换为更加安全的欲望。自由民主国家通过限制和升华优越意识以“解决”优越意识问题，所使用的手段是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安排——人民主权原则、权利的确立、法治、权力分立等等。自由主义通过解除对贪婪的限制把所有欲望解放出来，并使之与以现代自然科学形式呈现的理性结盟，从而使现代经济世界得以可能。一个新的、充满活力并且无限富饶的奋斗领域突然间向人们敞开了。根据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说法，懒散的主人应接受奉劝，放弃他们的虚荣，并适应这个经济世界。激情要从属于欲望和理性，即理性引导的欲望。

黑格尔也明白，现代生活中发生的根本转变，就是主人的驯化及其向经济人的转化。但是他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激情的废除，相反，他认为它转换成了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少数人的优越意识会让位于多数人的平等意识。人们当然不会没有胸膛，但是，他们的胸膛不再充满无所畏惧的骄傲。过去前民主世界中未能得到满足的，是人类的绝大多数；而在普遍承认的现代世界中没有得到满足的，则是极少数的人。当代世界中民主国家显然的稳定和强大，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某种意义上，尼采的一生可以看作是从根本上把天平转回到优越意识方向的努力。柏拉图笔下的护卫者的愤怒不再受到任何共同善（common good）概念的限制。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共同善：一切为确定这种共同善所付出的努力，不过是进行这种确定的人的强力的反映。毫无疑问，确保最后的人自我满足的共同善枯竭了。不再有训练得好或坏的护卫者，只有愤怒程度不一的护卫者。从今往后，他们主要根据各自的愤怒强度——即根据他们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他人的能力——彼此区分开来。在柏拉图那里，激情曾是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而在尼采那里，激情是人的全部。

回顾以往，我们这些生活在人类的过去时代的人，也许会得出如下结论。没有任何政体——即没有任何“社会经济体制”——能够满足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这里头包括自由民主政体。这并不是因为民主革命的不彻底，即不是因为自由和平等的福佑还没有惠及所有人。恰恰相反，不满正是源自民主在各处取得了最彻底的胜利：这是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不满。因此，那些仍感到不满的人，总是有可能重启历史。

此外，理性的承认似乎无法自立，而必须依靠前现代的、非普遍的承认才能适当地发挥作用。稳定的民主制度需要一种偶尔非理性的民主文化，和一个自前自由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自发的公民社会。最能促进资本主义繁荣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工作伦理，而工作伦理依赖的不是宗教信仰本身，就是这些死去了的宗教信仰的幽灵，或者依赖于对民族或种族的非理性忠诚。无论是对于经济活动来说，还是对于社群生活而言，更好的支撑是群体而不是普遍承认，即使这种群体从根本上来说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也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会对所在的社会造成破坏。因此，不仅普遍承认不是普遍让人满足的，而且自由民主社会在理性的基础上长期地确立和维持自身的能力也令人怀疑。

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是循环发展的，而不是向前推进的，因为一切政体都在某些方面有缺陷，那些缺陷会不断地引导人们，去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政体变成一个有所不同的政体。考虑到我们刚刚所阐述的理由，我们难道不可以说现代民主政体也是如此吗？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我们可能会断定，这种完全由欲望和理性构成的最后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会让位于由只寻求承认的充满兽性的最初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如此反复，历史就这样永无止尽地摆荡下去。

然而，这双方之间是很难平等的。尼采的观点迫使我们与灵魂的欲望部分完全决裂。二十世纪已然告诉了我们，奋力唤醒不可遏制的优越意识会有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经历了尼采所预示的“无边之战”。那些在1914年8月支持战争的群众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牺牲和危险，只是这些牺牲和危险比他们想要的巨大得多。大战后来的过程表明，战争对于树立品格或社群感无论有什么样的辅助作用，也都被作为大战主要后果的破坏性完全淹没。在二十世纪，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流血斗争，已经变得彻底民主化了。它不再是例外品格的标志，而成了大众被迫感受的一种体验，最终还成了妇女和儿童不得不承受的体验。它并没有导向承认的满足，而是导致了匿名的、毫无目标的死亡。当代战争不但完全没有提升德性或创造力，反而破坏了人们对于勇气和英雄主义这些概念的意义的信仰，并在战争亲历者中催生了一种深深的异化感和失范感。如果未来的人们厌倦了和平与繁荣，要寻求新的充满激情的斗争和挑战，可能造成的后果甚至会更为恐怖。因为如今我们拥有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使数百万人瞬间无声无息死去。

我们在本书第二部分描述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宏伟机制，是防止历史重启和向最初的人回归的一道防护堤，这一机制由无限的欲望所驱动，并由理性引导。优越意识在现代世界的复活，既意味着与这个强大且充满活力的经济世界的决裂，也意味着扯断技术发展逻辑的企图。这些决裂在某些特定的时空被证明是可能的，比如德国或日本那样的国家为了获得民族承认而把自身献上祭台时，但这样的决裂是否可以在整个世界长时间保持，则是可疑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期间，德国和日本固然是受到获得优越性的承认这一欲望的驱动，但是，它们也认为自己也是在通过Lebensraum（生存空间）或“共荣圈”来保障各自未来的经济。后来的经验向这两个国家表明，通过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要比通过战争更容易保证各自的经济安全，而军事占领这条路是对经济价值的彻底毁灭。

纵观当今美国，我并没有感觉到我们面临着优越意识过度的问题。那些认真的年轻人纷纷涌入法学院和商学院，焦急地填写着履历表格，希望维持自认为有资格拥有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似乎更有危险变成最后的人，而较少可能恢复最初的人的热情。对他们而言，用物质财富和安全以及被认可的雄心填满人生，这一自由主义方案似乎很有效果。在那些刚入行第一年的律师那里，我们很难看到他们有什么伟大的、未满足的渴望或非理性的热情。

在后历史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1980年代期间，绝大多数西欧国家的领导人在面对冷战、消除第三世界的饥饿或针对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等问题上，并没有展现出对伟大斗争或伟大牺牲的向往。当然，年青一代中也有一些狂热分子参加德国红军或意大利的红色旅，但他们只是一小撮在苏联阵营援助下苟延残喘的疯子。在1989年秋天东欧剧变之后，大量德国人对于东西德统一是否明智心有疑虑，因为代价太大。以上种种，可以说是一个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感到满足的文明的标志，而不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随时为了新的不可预见的狂热准备牺牲自己的文明的标志。

柏拉图认为，激情是德性的基础，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它要为共同善服务，就必须加以训练。换句话说，激情必须由理性支配，与欲望结盟。一个正义的城邦是这样的：灵魂的这三个部分都得到满足，并且在理性的引导下保持均衡。[8]这种最佳政体极难实现，因为它必须同时满足整个人，即满足人的理性、欲望和激情。但是，即使现实的政体不可能完全满足人，最佳政体也为我们衡量现实存在的政体提供了一个标准。那种最能同时满足灵魂的这三个部分的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

根据这一标准，当我们拿自身跟历史上的政体对比时，我们就会看到，自由民主为这三个部分提供了最广阔的范围。即使它没有资格说成“言辞中”最正义的政体，它也可以说是“现实中”最正义的政体。因为恰如黑格尔教导我们的那样，现代自由主义与其说消除了寻求承认的欲望，不如说把这种欲望转变成了一种更加理性的形式。如果说激情并没有以其早前的形态完全保存下来，那么可以说，它也没有完全被否定。此外，现存的自由民主政权没有哪个是仅仅建立在平等意识之上的；它们都必定容许某种程度安全的、驯化了的优越意识的存在，即使这样做与它们承诺相信的原则不一致。

历史进程依赖于合理的欲望和理性的承认这两大支柱，而现代自由民主是最能以某种平衡来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体制，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民主的主要威胁似乎就在于我们搞不清哪个真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向民主演进，但是现代思想已然陷入僵局，无法在何谓人及其特有的尊严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也无法明确人的权利为何。这就一方面为过度强烈的寻求平等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为优越意识的重新解放，敞开了方便之门。[9]尽管历史由合理的欲望和理性的承认往一个连贯的方向驱使，尽管自由民主在现实中构成了人类问题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思想的混乱仍会发生。

如果事件继续如过去数十年那样展开，那么，走向自由民主的普遍的、定向性的历史观念在人们看来就会变得更合理，现代思想的这种相对主义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就可能自行消解。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欧洲人的发明）在二十世纪之所以显得合理，是因为欧洲人第一次发现自己被迫通过殖民主义和去殖民化来认真对待非欧洲的文化。过去这个世纪的诸多发展——欧洲文明在道德上自信的衰落、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倾向于强化人们对于相对主义的信仰。但是，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的社会呈现了类似的长期发展模式，如果最发达国家用以治理的制度类型日益趋同，如果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人类同质化在继续，那么，相对主义的观念可能就不会像现在那样深入人心。因为，各民族在“善恶语言”上的显著差异会显现为各自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上的人为结果。

人类与其说像是会开出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不如说像是在同一条道上行进的一长列马车。有些马车正飞速地奔向城镇，另一些马车则会被困在荒野，不然就是在翻山越岭之后陷在最后一道关口。还有一些马车受到印第安人的攻击，烧得浓烟滚滚地被弃置路旁。另外一些马车手被战斗吓破了胆，一时慌不择路失去了方向，从而走上了错误的方向，当然也有一些马车手厌倦了旅途，决定沿路折回到某个地方，在那里支起永久的帐篷。其他马车手会发现到达主路的其他路线，但是他们清楚，在通过最后的山脉之后，大家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不过，绝大多数马车会朝城镇方向缓缓行驶，其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到达那里。这些马车全都彼此相似：虽然每辆马车的颜色不同，所用的材料不同，但每辆马车都有四个轮子，都是由马来牵引，里头坐着希望并祈祷旅途平安的家人。马车处境之间的显著差异所反映的，并不是驾驭马车的人之间永久的、必然的差异，而只是它们在同一条路上所处的不同位置而已。

亚历山大·科耶夫认为，历史本身最终会证实自己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会有相当多的马车驶向城镇，任何有理性的人看到这一景象，都不会不认为只存在一趟旅程，且只有一个目的地。我们现在是不是处在这个目的地呢，这一点颇为可疑，因为尽管近来发生了全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但是，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与马车行驶方向的证据仍是暂时的、不确定的。在最后的分析中，即使大多数马车最终到达了同一个城镇，我们也无法知道马车上的旅客会不会环顾一下四周的新环境，是否会发现它们的不足，从而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新旅程。

[1]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历史终结处仍有战争。相反，科耶夫认为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所有重大争端的终结，因此消除了战争的需要。至于科耶夫为何持这种完全非黑格尔的观点，这一点就不清楚了。见Smith (1989a), p. 164.

[2] Bruce Catton, Grant Takes Command (Boston: Little, Brown, 1968), pp. 491—492.

[3] 关于大战前夕欧洲的公众情绪，见Modris Eksteins, Rites of Spring (Boston: Houngton Mofflin, 1989), pp. 55—64.

[4] Ibid., p. 57.

[5] Ibid., p. 196.

[6] 见Twlight of the Idols (1968a), pp. 56—58; Beyond Good and Evil (1966), p. 86; and Thus Spoke Zarathustra in The Portable Nietzsche (1954), pp. 149—151.

[7] 见维尔纳·丹豪瑟（Werner Dannhauser）在Nietzsche’s View of Socrat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一书的导论对尼采与德国法西斯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

[8] 见Republic, Book IV, 440b, 440c.

[9] 感谢亨利·伊盖拉（Henry Higuera）为我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阐释。

附录
“历史的终结”之后[1]

自我最初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以来，已经过去十七年了，期间，我在文中提出的假设可以说遭到了各方的批评，应有尽有。如今要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二个平装本，借此机会我想重述原初的论证，回应那些我觉得极为认真严肃的反驳，并对1989年夏天以来世界政治的一些发展做一个思考。

让我从如下问题开始：何谓“历史的终结”？这个说法当然不是我的原创，它来自黑格尔以及更为人所知的马克思。黑格尔是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他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连贯的演进过程。他说，这个演进过程就是人类理性的逐步展开，最终使自由扩展到全世界。马克思的理论更多以经济作为基础，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如下演进过程：前人类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因此，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

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至二十世纪末这段时期，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相信历史会有一个终点，并且认为历史过程将终结于共产主义乌托邦。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不是我的主张。我从一个很简单的看法开始，即就1989年的情形来看，它似乎不会发生。就人类历史确实通向某处而言，它正在通向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

可以说，并不存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它能超越基于自由和平等这一孪生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伟大的俄裔法国黑格尔主义者亚历山大·科耶夫曾语带戏谑地表述过这一观点，他说，历史终结于1806年，那一年，拿破仑在耶拿—奥尔斯塔特战役中打败普鲁士君主政体，由此把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带到了黑格尔所处的德国偏僻角落。从此以后，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只是对这些原则的充实，因为它们已经在世界得到普遍的承认。

问题

许多观察家把我与塞缪尔·亨廷顿进行对比，他是我以前的导师，曾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极为不同的世界发展图景。我想，在某些方面，人们很可能夸大了我们在关于世界的解释上的差异。比如，我就赞同他的如下观点：文化是人类社会不可化约的成分，要对发展和政治有所理解，就不能不参照文化价值。

但是，我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分道扬镳了。这个问题就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发展出来的价值和制度是潜在地具有普遍性（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想的那样），还是仅限于一定的文化范围之内（这与稍后的哲学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观点一致）。亨廷顿显然认为，这些价值和制度不具有普遍性。他论证说，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制度是西欧基督教文化的产物，绝不会在这一文化之外的任何地方扎根。

因此，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西方的价值和制度是有普遍意义，还是说它们代表的是当前霸权文化取得的暂时成功。

亨廷顿说，现代世俗的自由民主的历史起源存在于基督教之中，这一点很对，但也不是什么新鲜观点。黑格尔、托克维尔和尼采就曾经说过，现代民主是人的普遍尊严这一基督教教义的世俗版本，如今，它被理解为人权这样一种不具宗教性的政治学说。我以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说法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尽管现代自由民主的根源在于这种具体的文化土壤，但问题是，这些观念是否可以脱离上述起源、对生活在非基督教文化中的人们也有意义。我们现代的技术文明所依赖的科学方法，也是出于某些偶然的历史原因，基于弗朗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尔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才在早期现代欧洲的某个特定时刻出现。但是，这种科学方法一旦发明了出来，就是全人类的财富，无论是亚洲人、非洲人还是印第安人，都可以运用。

因此，问题就是：我们当作自由民主制度之基础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是否具有同样的普世意义。我相信是有的，我认为，随着社会的演进，世界上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而且这一现象有一个总逻辑加以解释。这个总逻辑不是马克思主义那样的严格的历史决定论，而是一系列驱动着社会演进的潜在力量，它们以某种方式告诉我们，在这一演进过程的尽头会有比开始更多的民主国家。

斗争

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意义上的“历史”之起源，最终在于科学和技术。科学是累积性的：我们不会周期性地忘记科学发现。正是这种累积创造了所谓的经济世界，因为技术构成了经济生产可能性的范围，并且保证蒸汽机时代不同于犁耕时代、晶体管和计算机时代将不同于煤炭和钢铁时代。科学的发展使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得以可能，从而推动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市场经济中技术和观念的解放。

经济发展导致人们普遍意欲的生活水准的提升。我认为，这一点最简单直接的证据就是人们“用脚投票”。每年都有数百万人设法从欠发达的贫穷社会流向西欧、美国、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这些人清楚，幸福机会在富裕社会要比在贫穷社会大得多。尽管有许多卢梭式梦想家想象自己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或农业社会要比生活在当代的洛杉矶这样的社会幸福，但真正愿意到那样的社会中去生活的人没有几个。

最初，生活在自由民主制下的意愿没有对发展的欲求那么普遍。事实上，许多威权国家，比如今天的中国和新加坡，或者皮诺切特将军统治下的智利都有能力发展经济，并且非常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不过，成功的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增长之间有强相关性，最初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伟大的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6000美元，就不再是一个农业社会。它就可能出现一个拥有一定财产的中产阶级、一个复杂的公民社会，以及高水平的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所有这些因素都倾向于提升民主参与的程度，由此就会自下而上地要求民主的政治制度。

现代化过程的最后方面，涉及文化领域。每一个人都想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倾向于提升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在现代化过程的尽头，没有人想要文化同一；事实上恰好相反，文化认同的问题像是复仇一样会杀回来。亨廷顿说，我们永远无法生活在一个拥有文化同一——他称之为“达沃斯人”的全球文化——的世界中，我认为是对的。确实，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以美国精神全球化为基础的某种普遍的文化价值世界中。我们要过这样一种共同生活，它有着各自共同的历史传统、宗教价值以及其他共有的记忆。

当代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中的生活是这样一种生活，其中文化认同或族群认同总是不断地在确认、重新确认，有时甚至还要凭空捏造出来。在这一领域，现代自由主义的原创性理论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指导。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孟德斯鸠男爵和让—雅克·卢梭都预见了自由多元主义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个体面对国家如何进行自主选择。但是，在现代自由社会中，个体组织自身形成文化群体，由此通过伸张群体权利来对抗国家，同时限制个体在相应群体中的选择范围。

这可以采取一种相对温和的形式，比如法语区的加拿大人要求魁北克的学生必须用法语进行教学，也可以采取较为严厉的形式，比如欧洲的伊斯兰教牧师主张伊斯兰教义应高于法国或荷兰的法律。国家的选择，要么是把自由多元主义解释为对个体的负责任保护，要么解释为对群体的负责任保护，如果是后者，它愿意容忍何种对于个体权利的限制。

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则超出本文的范围。自由社会在维护个体权利高于群体权利方面，总是会有所通融；多元文化主义、双语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群体承认，已经成了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自由社会也认识到，群体承认会破坏宽容这一基本自由原则和个体权利。恰如查尔斯·泰勒解释的那样，自由主义无法做到对不同文化完全公平，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反映了某种特定的文化价值，因而必定会拒斥其他完全不自由的文化群体。

从本质上实用的原因来看，世俗政治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了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教会与国家最初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实体，伊斯兰教的情形则与此不同。但是，这种彼此独立从来不是必然的或彻底的。在中世纪末，欧洲的每一个君主都控制着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随宗教改革而来的教派冲突，导致了一百多年的流血战争。

因此，现代世俗政治并不是自动地从基督教文化中产生的，相反，它是某种必须通过惨痛的历史经验才能习得的东西。早期现代自由主义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让人们相信必须把宗教关于最终目的的讨论从政治领域中排除出去。这是西方已经完成了的一场斗争，我相信，它如今是伊斯兰教世界正在进行的斗争。

一个误解

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那样，“历史的终结”这一观点自首次提出以来，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抨击。其中许多批评源于对我所持主张的简单误解，比如，有些人以为我相信完全不再有事件发生。在此，我不想对这类批评作出回应，因为只要这些人稍微读过我的这本著作，其中的绝大多数批判就不会产生。

不过，我这里确实要澄清一个误解：人们盛传我在想方设法为一种特别具有美国色彩的历史终结——有学者称之为“沙文主义的胜利”——辩护。许多人认为，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支持美国对其余世界的霸权，这种霸权不只是体现在观念和价值领域，而且表现为通过美国权力的实际运用，按照美国的利益来使唤全世界。

事实远非如此。任何一个熟悉科耶夫及其所持的那种历史终结的思想起源的人都清楚，欧盟要比当代美国更像他的这一观念的现实体现。与科耶夫一致，我认为，欧洲方案实际上是为历史终结处出现的最后的人所建设的家园。欧洲梦——德国人感觉最为强烈——超越了国家主权、强权政治以及让军事力量成为必要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述）；与之相比，美国人有较为传统的主权观，为自己的军事力量感到自豪，而且热衷于7月4日的爱国游行活动。

现代自由民主基于自由和平等这一对原则。这两个原则永远充满张力：若没有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的强权国家，平等就不会最大化；若不引入各种有害的社会不平等，就不会有无限扩展的自由。因此，每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加以权衡。当代的欧洲人倾向于牺牲一些自由来获得更多平等，美国人则恰好相反，原因在于他们的个人历史。然而，这些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原则上的不同；比如我在某些方面更倾向于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的方式，但这更多是源于实际的观察和趣味，而不是个原则问题。

四个挑战

若没理解错的话，《历史的终结》一书针对乐观的演进情景所列出的诸多挑战中，有四个我认为最为严重。第一个关涉伊斯兰教是否成为民主的障碍的问题；第二个与国际层面的民主问题有关；第三个关涉政治自主；最后一个则关系到技术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我接下来依次对它们加以论述。

伊斯兰教

特别是自2001年9·11袭击以来，许多人认为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发展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紧张关系。毫无疑问，只要环顾世界，你就会发现在拉美、欧洲、亚洲甚至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穆斯林都是整个民主发展模式显而易见的例外。因此，有人认为，伊斯兰教义中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宗教与国家的一体化，是民主展开不可逾越的文化障碍。

在我看来，这个源自伊斯兰教本身的问题几无可能。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宗教体系都极为复杂。基督教就曾被用来为奴隶制和等级制度正名（这是不久前的事）；如今我们认为它支持现代民主。宗教教义受一代代人的政治解释支配。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没什么两样。

今天，文化上属于穆斯林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千差万别。在穆斯林国家中，有好几个相当成功的民主国家，其中有印度尼西亚，它是在1997年危机之后从威权主义转型成功的；土耳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断断续续地维持着两党制民主；马里、塞内加尔以及其他国家，比如印度，也有大量的穆斯林。此外，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还有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因此，伊斯兰教是发展的障碍，这一点并不是必然的。

阿尔弗雷德·斯特潘（Alfred Stepan）指出，民主化大趋势——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1970年代至1990年代民主转型“第三波”——中的真正例外，实际上不是穆斯林国家，而更多的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文化中显现了更具抗拒性的因素。这一因素是什么仍可以争论，但这种文化障碍与宗教无关，比如部落主义的存在。而且，无论是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还是圣战主义，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这种挑战，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而与宗教、文化和文明关系不大。

正如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和博罗曼德夫妇（Roya and Ladan Boroumand）论证的那样，最好把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的著作，或者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及其基地组织中的追随者，所利用的关于国家、革命以及暴力美化的政治观念都不是出自真正的伊斯兰教传统，而是源自二十世纪欧洲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激进意识形态——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些极其危险的学说，并没有反映伊斯兰教的任何教义，而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利用伊斯兰教。它们之所以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以及欧洲的穆斯林国家盛行，是因为在这些共同体中，存在着深重的疏离感。因此，极端的伊斯兰主义不是对某种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习俗的重申，它应该置于现代认同政治背景来看待。它的出现，正好是在传统的文化认同因现代化和多元民主秩序撕裂，由此造成了人的内在自我与外在社会实践之间的分裂之际。

这就是为何这么多狂暴的伊斯兰圣战士——比如9·11袭击的组织者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或荷兰电影制片人特奥·梵高（Theo van Gogh）的谋杀者穆罕默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在西欧如此激进化的原因所在。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因造成了疏离感而反对自身，就此而言，当代的伊斯兰圣战士不过是步先前世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法西斯主义者和巴德尔—迈因霍夫犯罪集团（the Baader-Meinhof gang，编按：即红军旅）成员的后尘而已。

问题是，极端激进化和深重疏离感的穆斯林是否具有足够的潜在力量威胁到自由民主本身。很显然，现代技术让他们有捷径搞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对于早期的恐怖主义者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是，政治性的伊斯兰教至今仍没有一个强大的领土基础，而在伊朗、沙特阿拉伯、阿富汗或苏丹这些他们掌权的国家，并没有吸引人的经济记录或社会记录。

此外，对于伊斯兰教争夺支配性这种现象，还存在其他解释，这在某种程度上确保大多数斗争发生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因此，作为一种外部危险，它似乎没有共产主义所形成的挑战严重，因为后者既具有全球吸引力，又与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联系在一起。

对于自由民主的未来而言，更大的问题是民主社会内部的问题，尤其是像法国或荷兰这些有大量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的国家。总的来说，在整合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少数民族方面，欧洲没有美国那样成功，而且，第二代和第三代欧洲穆斯林日益增长的暴力倾向表明，认同政治比魁北克或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要求要黑暗得多。

愤怒的、未被同化的文化上的少数民族在共同体的多数族裔中受到强烈抵制，因而退回到自己的文化认同和宗教认同之中。要使这种情形不至于急剧上升为某种看似“文明的冲突”的东西，就需要政治领导人的节制和良好判断，这些东西并不会随着现代化过程而自动产生。

民主

我的“历史的终结”假设受到的第二个重要批判，涉及国际层面的民主问题。我在写自由民主构成政府的最后形式之际，谈的是民族国家层面的民主。我并没有设想一种全球民主的可能性，它通过国际法以某种方式超越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然而，这恰恰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强烈提出的一个焦点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美国与欧洲自那以后形成的分歧。这也是过去十年全球化的批评者提出的问题，他们认为，生活在不同国家管辖区内的人民与跨越国家边界的制度化责任机制之间出现的互动，存在着民主赤字。特别是，由于美国在当代全球化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和支配性，这一问题尤为严重；美国能够以各种方式触及和影响全球的各个民族，却不受来自任何地方的相反影响。

欧洲方案部分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相反，美国人倾向于相信，合法性或合法行动的来源在于一个拥有主权的宪政民主。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不同观点，源自各自不同的历史。欧洲人认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是集体自私和民族主义的来源，是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欧洲方案就是试图用一系列的规范、法律和组织来取代强权政治。与之相反，美国人对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使用合法暴力的经验则要愉快得多。

这种经验始于反抗英国君主制的美国革命，接着是极其血腥的美国内战，它造成了60万美国人丧生，但废除了奴隶制、统一了美国，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两次战争被认为是充满道义的十字军东征，两次把欧洲从两种不同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欧洲人认为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规范，这一观点在理论上无疑是对的。确实，没有理由认为，拥有主权的自由民主国家应对其他国家甚至自己公民时不会犯下严重滥用权力的罪行。美国自身诞生时就有奴隶制的缺陷，它得到民主派多数的赞成，并被写进宪法中。在1858年与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的辩论中，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为了反对奴隶制，不得不援引奠定了美国宪法的平等原则。

不过，我以为，尽管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民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这一方案的实现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成功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真正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它基于某些基本的共享价值和制度。可以说，共享的文化价值产生信任，让公民彼此之间互动变得顺畅。因此，只要想一想现实存在的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国际层面的民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许多美国人对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不以为然，部分地反映了国际层面的集体行动——基于政治共识在多样化的社会中采取集体行动——的迟缓和低效。

要解决效率问题，就需要有把权威和执行权力授予更果敢的行政部门。世界愿意把这样一种权威授予谁呢？在没有民族国家层面上的那些划分和限制权力的制衡机构的情形下，这一权威如何能安全地运行呢？甚至是拥有共同文化和历史经验的欧洲，对于要创建的那个方案也是思虑再三，实际上，单一的欧洲民族国家会严重削弱其成员国的主权。

因此很显然，民族国家作为合法的民主权威的基本来源，这一点我们在短时期内还无法超越。我们不要去谈全球政府，而要满足于全球治理，即让部分国际组织去推动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并在它们中创造某种问责制度。一个既公正又可靠的自由世界秩序，一定不能建立在单一的支配一切的全球制度上，相反，它应建立在多样化的国际制度上，它们能够围绕功能问题、地区或具体问题组织自身。这种世界秩序仍在创建的过程之中，不过，这一领域仍有大量创造性工作可做。

政治权威

“历史的终结”中说到的第三个问题涉及我所谓的政治自主。正如上面提示的那样，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着关联，因此，在人均GDP相对较高的国家，民主比较容易得到巩固。然而，问题是首先如何把经济发展起来，这一问题困扰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南亚、中东以及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只靠好的经济政策是推动不起来的；还必须要有一个为居于其中的人民考虑的国家，它能够保障法律和秩序、财产权、法治以及政治稳定，这样才会有投资、增长、商业、国际贸易等等。就像近些年印度和中国做的那样，要利用全球化的优势，首先就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国家，这样才有条件小心地应对全球经济。

在发展中世界，有能力的国家并不会理所当然地存在。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政治中经历的许多问题，都与贫穷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国家机构有关，而不像过去的二十世纪那样是与过度强大的国家机构有关。二十世纪主要由强权支配着，被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或前苏联这样的国家支配着，它们太过强权了。在二十一世纪，较为典型的问题都出自索马里、阿富汗和海地这样的地方：这些国家没有健全的政府机构，无法确保经济发展或民主制度的创建所必需的基本法治。

因此，我们面临着两个议程。在发达国家，欧洲面临着的主要危机，是福利国家人口的一代代下滑以及不可承受的权利和规则。但是在发展中世界，国家能力的缺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成了滋养如下一系列问题的土壤：难民、疾病和恐怖主义。因此，在世界的这两个部分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议程：在发达国家，要削减国家的权力范围，而在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则要加强国家的权力。

我们面临的具体挑战是，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在贫穷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制度。这一难题部分在于，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发展，都无法由局外人“完成”；它是一个必然要由社会自身内部的人推动的过程，因为只有他们清楚自己社会的习俗和传统，也只有他们能够对这一发展过程负起长期责任。在这一点上，局外人只能提供帮助。政治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独立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尽管我们此前已经提到过，这两种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方式的互动。

因此，我们所需要的、而且《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没有提供的，正是一种独立于经济的政治发展理论。历史地来看，国家形成和国家建构是如何发生的，暴力、军事竞争、宗教以及更为宽泛的观念有什么作用，自然地理和天然资源有什么影响，为何它首先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发生而不在另一些地方发生——所有这些因素，都需要一个更宏大的理论来加以阐明。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塞缪尔·亨廷顿通过设定一种政治衰退理论而使现代化的最初版本瓦解，他主张，衰败就像发展一样可能。在过去的一个世代中存在着大量的政治衰退，其根源需要系统性的探究。

技术

“历史的终结”假设的最后一个反驳理由有各种表现形式，都与技术有关，而且关涉这样一种可能性：技术进步推动的历史过程最终会被技术进步所吞噬。这一情形可能会怎样发生，人们设想过无限多样的场景。其中一种，就是2001年9·11事件以来许多美国人所呈现的那种场景，即可能出现的核恐怖主义或生物恐怖主义，尽管自广岛遭原子弹袭击后，核毁灭的阴影就一直存在。今天，有所不同的是暴力手段的民主化，借此，极小的无国家群体都可能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第二种可能的场景与环境有关。如果关于全球变暖的一些可怕预言是正确的，那么做出一些调整来减少碳氢化合物的使用，由此来阻止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已经太晚了，又或者说，调整过程本身就是破坏性，以至于会杀死那只下着我们的技术金蛋的经济鹅。

第四个挑战是我写作《我们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2002）的主题，即我们在生物上操控自身的能力，无论这种操控是通过基因组、精神药物、未来的认知神经科学，还是某种延长寿命的形式，它都会为我们提供社会工程的新路径，由此有可能产生新的政治形式。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特殊的技术前景作为自己的写作主题，是因为它带来的威胁比核武器或气候变化导致的威胁要微妙得多。在这里，技术进步潜在的糟糕后果或非人化后果，都与摆脱疾病或人们普遍想望的长寿之类的事情密切相关，因此要加以阻止就困难得多。

对于技术的种种可能性前景，我都没有任何有用的观点可以提供；我不是先知，也不是“未来学家”。我要说的是，在以往，技术进步创造了减缓技术本身带来的消极后果的新手段，但是没有必然的理由表明这种情形总会出现。

更宽泛地说，我关于人类发展的历史主义观点，向来只是一种弱决定论，因而与马列主义的强决定论不同。我相信自由民主是一般的历史趋势，我认为还有许多可预见的挑战。我列举的四个挑战是我认为未来几年最为急迫的挑战。弱决定论意味着，面对一般的历史趋势之际，政治才能、政治纲领、领导人以及个人选择对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仍至为关键。

比如，现代技术产生的机遇和危险必须当作社会提出的挑战加以接受，并且要通过政策和制度进行处理。因此，未来确实要比经济、技术或社会的前提条件所提示的开放得多。选民通过投票做出的政治选择与我们不同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做出的政治选择，会对未来的自由民主的力量和质量产生重大影响。

[1] 本文系福山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英文版）2006年版所作的后记。

参考文献

致谢

1988—1989学年期间，芝加哥大学约翰·M.奥林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the John M. Olin Center for Inquiry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内森·塔科夫（Nathan Tarcov）和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教授邀我以“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为题做一次讲座，若没有这次机会，就没有“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也不会有眼下这本书。这两位教授是我多年的师友，从他们那里我获益良多——首先是政治哲学，但绝不限于政治哲学。最初的演讲稿得以成为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则要归功于《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的编辑欧文·哈里斯（Owen Harries）的努力以及这一杂志相关人员的工作。在这篇文章变成眼下这本书以及编辑最终手稿的过程中，自由出版社的欧文·格里克斯（Erwin Glikes）和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的安德鲁·富兰克林（Andrew Franklin）给予了鼓励和至关紧要的建议。

这本书的写作大大得益于许多朋友和同事的谈话和文章。最为重要者当属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我在书中引用了他的许多观念和识见。我要特别感谢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大卫·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阿尔文·伯恩斯坦（Alvin Bernstein）、亨利·伊盖拉（Henry Higuera）、古森义久（Yoshihisa Komori）、福山喜雄（Yoshio Fukuyama）和乔治·霍姆格伦（George Holmgren），他们全都花时间阅读和评论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外，这一主题在国内外各种研讨会和演讲中发表时，许多人——既有我认识也有我不认识的——对它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有益的评论，对此，我也要表示感谢。

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总裁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热情大方，为我撰写此书提供办公处所。阿姆斯特朗夫妇（Gary and Linda Armstrong）用他们自己撰写论文的时间帮我收集研究资料，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为好些主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罗莎莉·丰诺洛夫（Rosalie Fonoroff）帮我校对。通常在感谢的名单上会有一个帮助整理原稿的打字员的名字，在这里，或许我应该要感谢英特尔80386（the Intel 80386）微处理器的设计者。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我的妻子劳拉（Laura），是她鼓励我撰写最初的文章和眼下这本书，并且在随之而来的批评和争议声中一直支持我。她仔细阅读了原稿，并以各种方式为本书的最终形式和内容提供了帮助。我的女儿朱莉和我的儿子大卫也给了我帮助，尽管只是跟我待在一起，而我的儿子正好是在我撰写本书之时出生。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2011 by Francis Fukuyama
　　 Maps copyright © 2011 by Mark Nu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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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秩序的起源 :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 (美)福山著 ; 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2015.12 重印）

书名原文: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ISBN 978-7-5495-5511-6

Ⅰ. ①政… Ⅱ. ①福… ②毛… Ⅲ. ①政治制度史－世界 Ⅳ. ①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431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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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35.75　字数：476千字　图片：39幅

2014年9月第2版 2015年12月第5次印刷

定价：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重新带回国家

序言

第一部分 国家之前

第1章 政治的必需

第2章 自然状态

第3章 表亲的专横

第4章 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战争

第5章 “利维坦”的降临

第二部分 国家建设

第6章 中国的部落制

第7章 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第8章 伟大的汉朝制度

第9章 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第10章 印度的弯路

第11章 瓦尔纳和迦提

第12章 印度政体的弱点

第13章 军事奴隶制与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第14章 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

第15章 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第16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观念

第三部分 法治

第17章 法治的起源

第18章 教会变为国家

第19章 国家变为教会

第20章 东方专制主义

第21章 “坐寇”

第四部分 负责制政府

第22章 政治负责制的兴起

第23章 寻租者

第24章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

第25章 易北河以东

第26章 更完美的专制主义

第27章 征税和代表权

第28章 负责制或专制主义？

第五部分 迈向政治发展理论

第29章 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第30章 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参考文献

致谢

纪念

塞缪尔·亨廷顿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重新带回国家

刘瑜

好的学术著作其实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的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见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现出如此之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何在？就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从生物学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风貌的不同，从部落文明的特点到宗教的政治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各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博弈纵横，福山试图把近年来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展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这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在一个学术日益专业化、精细化、技术化的时代，几乎已经没有学者敢于提出如此之气势磅礴的问题，更不用说就此写出皇皇巨著了。在理解整体的基础上理解局部，从历史全貌出发定位当代，这更像是一百年前古典思想家的思维方式，而不符合21世纪初的“学术范式”。但福山先生却“偏向虎山行”——某种意义上，这不仅仅是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挑衅：对从技术性细节出发理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这一可能性的质疑。

但就回答福山所提出的问题而言，打开视野的广度又是必然要求。显然，如福山自己所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如此之多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不同领域权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该书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无数作者共同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也许福山在每一个领域都不能称为专家，但一个学者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从来就更多取决于他通过问题意识组织和提炼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就串连庞杂的细节组织成一个“侦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没有让人失望。

一

提起福山，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表达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冷战结束伊始，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宣言。当然，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被视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过去二十年来，福山先生的问题意识一直在慢慢转向。从1995年的《信任：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到2004年的《国家建构》，2007年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再到最近出版的这本重磅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个几乎可以说“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渐浮现。甚至可以说，前面几本书都是为最后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最后这本书构成了对前面几本书的整合与深化。

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秩序的起源》构成对《历史的终结》的“180度转向”？与其说对同一个问题“新福山”给出了与“旧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说“新福山”所关注的是全新的问题。如果说触动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的，根本上而言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最终能够征服世界”，那么触动他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则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

从关注“同一性”走向关注“多样性”，从关注“终结”走向关注“起源”，从关注“人性”走向关心“历史”，这个问题意识的转向显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与过去二十多年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在这二十年来，福山和我们一样，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艰难：中东欧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非洲许多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和部落动员、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移植”民主的艰难，乃至最近中东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与反复……固然，也有韩国、巴西、波兰这样相对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二十年的风云变幻，使得“西方的胜利”这样的结论显得过于轻率和乐观。

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这个问题，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沿着韦伯对国家的定义，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能力。

客观地说，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他使用“问责”一词，以囊括在民主制发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态，但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编按：本书译为“负责制”］）。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整本书中，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格外强调是清晰可见的。

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而言，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对其政治源头“国家建构”成败与早晚的分析。由于将“国家建构”视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相反，他在书中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参见本书第24页）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参见本书第25页）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中国是最早最经典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的各地君主带去“国家建构”压力——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军事动员、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这一“秦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国。

相比之下，印度从很早开始就是“弱国家”传统——或许由于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国之间的战争从未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频度和烈度，而且其国家建设的进程被婆罗门教的兴起所阻截和压制——根据该教的教义，宗教首领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首领的权力。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为今天印度的“强社会弱国家”、“强问责弱治理”的政治形态埋下了伏笔。

中东则像是一个“迟到”因而“发育不全”的中国。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东的政治传统长期是部落式的，伊斯兰教在7世纪的兴起给中东地区带来“国家建构”的契机，之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则把这个国家建构过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国家建构时间上的“迟到”、宗教的“尚方宝剑”地位、最高权力继承体制的缺乏以及军事奴隶制对外来力量的依赖，使中东的这种国家建构从未达到过中国的高度。

欧洲的传统则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一方面，中世纪之后连年不断的王朝征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建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教会和贵族势力、城市经济等制度环境。于是，集权的压力与分权的传统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欧洲。

可见，对于“政治为何如此多样”这个问题，除了开篇谈及的地理、人口等因素，福山格外强调的是，各国在摆脱部落制和封建制过程中，政权与社会不同集团的力量对比与博弈，以及“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制之间的发展顺序。换言之，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第一推动力。

二

“国家建构”越成功越好吗？显然不是。在书中福山一再指出，只有当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构成平衡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而“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制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和制度化，其专制就越有效”。 （参见本书第137页）秦国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被其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型”。

那么，为什么对政治发展的“国家建构”维度格外强调？与其说这是因为福山过去二十年有一个价值转向，不如说他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变化。

现实形势如何？在书中，福山时不时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就那些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是国家能力的薄弱令民主化过程常常成为失序化过程。即使是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其民主制陷入危机。“现代民主制的失败有各种情况，但21世纪初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国家能力的薄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脚和陷入僵局，因此无法作出困难的决定以确保其经济与政治的长期生存。”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赤字问题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

也就是说，现实政治形势的演化使他越来越担忧，在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三角关系”中，人人过于强调前者对后二者的伤害，却往往忽视国家能力同时往往也是建设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在此书中的努力，是试图弥补这个认识上的盲点。换言之，根本上而言，他对国家建构的强调，不是为了弘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与民主。

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福山认为，过度宣扬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解：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是索马里——在那里，政府小到基本上不存在，但实际上索马里的经济一团糟。

同样，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他也对“社会放任主义”的观念（姑且发明这个词）进行了批评。我们今天习惯于把英国的宪政发展归功于“教会”、“贵族”等社会性因素对王权的制衡，却没有足够重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社会并没有失去对王权的尊重——它从未失去其保守主义的这一面。如果王权越软弱、一个国家就越容易实现民主和法治，那么世界上最早实现民主和法治的，不应该是英国，而是匈牙利——13世纪初，匈牙利就产生了匈牙利版的“大宪章”，但是在匈牙利，贵族如此之强大，王权如此之弱小，以至于政治体制演变成了“寡头统治”。正如美国南部社会的种族主义、印度社会的种姓文化所展现的，“社会性因素”未必就代表了先进文明的力量，它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此外，福山还对没有国家能力保障的“法治”发展表示质疑。他对哈耶克所说的“自发扩展秩序”表示异议：在他看来，法治在英国的生根不完全是“自发秩序自然演进”的结果，无论是早期的国王、后来的教会还是诺曼征服之后的中央权力，都曾相当大程度上诉诸自上而下的强制或干预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

三

对“国家建构”如此强调，是否可以说，“新福山”已经否定了“旧福山”？“旧福山”二十年前的观点已经“过期作废”？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你看，连福山都不谈民主，转而谈论国家能力了”，至少在中国，不少“国家主义者”为福山的问题意识转向感到欢欣鼓舞。但对《起源》一书真正严肃的阅读会使我们认识到，与其说福山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去否定《历史的终结》，不如说他试图用《起源》去完善《终结》。

何以如此？福山与中国一些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是情境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即，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不是基于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处方”。因为他认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诸多政治问题，所以应当强化国家能力。但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在《起源》一书中，他的判断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与问责不足”。“推断有问责体制的社会会最终战胜那些没有它的社会，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在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当代中国，这个问题仍然至关重要。”（参见本书第436—437页）

同样，不能将福山对“社会因素”的警觉视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敌视社会。固然，他强调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将一切社会自发性力量当做文明的动力，但是，当他试图解释英国道路（问责制政府）与法国道路（弱专制主义）更不用说俄罗斯道路（强专制主义）的不同时，他诉诸的解释因素恰恰是社会力量的强大和团结程度。在英国，贵族、底层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团结构成了抵御王权、达至宪政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士绅和资产阶级被法国王权瓦解分化，而在俄罗斯，他们则对王权几乎是彻底依附。

因此，从价值上而言，似乎始终只有一个福山。虽然对世界各地情势的总体判断使他现在更强调国家能力——因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贯彻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纸空言，而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作为基本秩序的维护者，民主很可能成为民粹的狂欢。但如果脱离语境，将这种强调应用于那些国家能力已经超强甚至过剩的国家，就成了认识上的刻舟求剑。

四

问题在于，强调“国家建构”，矫枉可能过正。如何把握国家能力的“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难题。

对于思想者而言，一个悖论在于，时代往往是有意义问题意识的来源，但是为时代写作又有可能导致问题感的短视。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过一次矫枉过正的经历。为了超越民主专制类型学的政治学视角，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表达了统治程度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更体现政治发展的观点，并在这个意义上把美苏归为一类而不是两类国家。他的这一观点曾经启发了几代学人，但是到1989年，苏联及其阵营的垮台则某种意义上否证了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制度很重要，美国和苏联并不是一类国家。

当福山频繁地将国家能力强化等同于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化等同于“政治衰败”时，同样的危险也隐约可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观点甚至可能被某些教条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当做武器弹药。固然，一定的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问责也是国家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秦朝、更不用说纳粹德国会最后崩坍——摧垮这些政权的，并不是权力分散化、封建化带来的“政治衰败”，而恰恰国家能力的无度拓展。

更重要的是，法治与问责使国家能力的发展变得“有价值”。对比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我们会发现，由于法治原则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问责原则中的自治与参与精神，这两个维度具有内在价值，相比之下，国家能力则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几乎不会有人认为不顾及民众死活的“强大政府”是令人尊敬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能力这种“工具”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时，我们才能把它视为褒义的“政治发展”。如果不划出这条界限，一味将国家能力的深化称为“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和下沉称为“政治衰败”，这既不合乎我们的伦理直觉，也不合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国家能力的相对“衰败”使法治与问责的“发展”得以可能。

而且，正如福山自己在书中指出的，“马尔萨斯的世界”——缺乏科技革命的农业社会——和“后马尔萨斯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国家建构在政治各维度中显得格外重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往往依赖于对土地的征服和人口的掠夺，而占领土地和掠夺人口则依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但在一个“后马尔萨斯的世界”里，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安全保障，都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本聚集，而科技创新与资本安全则更多地依赖于法治与问责制。换言之，即使历史上国家能力曾经是政治各维度中最重要的一面，在一个已经彻底变迁的世界中，是否依然如此则并非不言自明。

在制度选择问题上“重新带回国家”，一定程度上，福山过去二十年的个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的思想史走向。这种转变既是现实的变迁使然，也是知识的逻辑使然。冷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做出思想上的回应，而不仅仅是用历史必然性来“一言以蔽之”。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现实的解释，对人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的追问。如果说《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历史的终结》有明显超越的部分，大约就是对其“历史决定论”色彩进行了涂改：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因为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起源》是对《终结》一书的推翻，不如说是对它的救赎。

序言

本书有两个起源。第一，源于我的恩师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请我为他1968年的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再版撰写新序。[1]亨廷顿的著作代表了从宏观角度论述政治发展的新努力之一，也是我在教学中经常要求学生阅读的。它在比较政治学方面建立了甚多重要见解，包括政治衰败的理论、威权现代化的概念、指出政治发展是有别于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象等。

我在写新序时觉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尽管很有启发，但确实需要认真的更新。它的成书时间距离非殖民浪潮席卷二战后的世界仅十年左右。它的很多结论反映了那一时期政变和内战所带来的极端不稳定。但自该书出版以来已发生很多重大变化，像东亚的经济奇迹、全球共产主义的衰退、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政治秩序在很多地方尚未到位，但在不少发展中地区却取得成功。返回该书的主题，将之用于今日世界，似乎是个好主意。

我在思考如何修订亨廷顿思想时又突然省悟到，若要详细解说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的起源，还有很多基本工作要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人类历史晚期的政治世界视作理所当然。其时，国家、政党、法律、军事组织等制度（institutions，参见本书第29章“制度[机构]”一节的编者按，本书第406页）均已存在。它所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推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但没有解释这些现代化制度在其发源地是如何成形的。国家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发挥着重大影响。如想弄懂当代制度的运作，很有必要查看它们的起源以及帮助它们成形的意外和偶然。

我对制度起源的关心又与第二份担忧紧密吻合，即现实世界中国家过于薄弱和最终失败的问题。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就政府濒临崩溃或不稳的国家，我一直在研究其国家和民族构建的难题。与此有关的更早努力，是我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2]美国和广大的国际捐赠社区，大力投入世界各地的国家建设项目，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海地、东帝汶、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我本人也跟世界银行和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接洽，观察包括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尼巴布亚省、所罗门群岛在内的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的国家建设问题。它们在建造现代国家方面遇到重大困难。

譬如，如何将现代制度植入美拉尼西亚社会，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该社会以人类学家所谓的分支世系制（segmentary lineage）组成部落，而分支世系是指共享同一祖先的群体，其中的亲戚人数少至几十，多至数千。这些群体在本地被称为一语部落（wantok），它是英文词语“一种话语”的洋泾浜变种，即操同一语言的人群。存在于美拉尼西亚的社会分裂颇不寻常，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超过九百种互不通用的语言，几乎占世界现存语种的六分之一。所罗门群岛的人口仅50万，却有超过七十种的独特语言。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多数居民，从没离开过出生地的小峡谷，他们生活在一语部落内，与邻近的其他一语部落互相竞争。

美拉尼西亚

一语部落接受头人（Big Man）的指挥，但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头人，也不能将之传给儿子。更确切地说，必须在每一代赢得该职。它不一定落在体力强壮者的头上，通常给赢得社区信任的人——以分配猪肉、贝壳货币和其他资源的能力为基础。在传统的美拉尼西亚社会中，头人必须时时小心，因为权力觊觎者可能就躲在背后。如果没有可供派分的资源，他就会失去其领袖地位。[3]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准许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英国也承认所罗门群岛独立。它们都建立现代“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式政府，公民定期参加多党派的选举，以选出议会成员。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政治选择离不开中立偏左的工党和保守党（澳大利亚的自由党和英国的托利党）。总的来说，选民根据意识形态和政策来决定取向（譬如，他们要更多的政府保护，还是要更多的市场取向）。

但这种政治制度被植入美拉尼西亚后，结果却一片混乱。原因在于，美拉尼西亚多数选民投票不看政治纲领。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支持自己的头人和一语部落。如果头人（偶尔是女头人）被选入议会，这位新议会成员将尽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将政府资源搬回自己的一语部落，向自己的拥护者提供学校费用、埋葬开支、建筑工程等。尽管有全国政府和主权象征，如国旗和军队，美拉尼西亚的居民中没几个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国家，或属于自己一语部落之外的社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议会中，没有凝聚的政党，只有大批单枪匹马的领袖，将尽可能多的猪肉带回自己狭小的拥护者团体。[4]

美拉尼西亚社会的部落制度限制了经济发展，因为它阻止现代产权涌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属于所谓的惯例（customary）土地所有制。根据惯例的规则，财产是私有的，由亲戚团体以非正式形式（就是说没有法律文件）一起拥有。他们对土地享有单独和集体的权利，地产的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还在精神上，因为死去的亲戚都葬于一语部落的土地，其魂魄仍在徘徊。一语部落中的任何人，包括头人，都无权将土地卖与外人。[5]寻觅地产的开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必须与数百人谈判，有时甚至是数千人。此外，根据传统规则，土地产权不受时效法律的限制。[6]

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美拉尼西亚政治家的行为看来像政治腐败。但从传统部落社会的角度看，头人只是在履行头人历来的职责，那就是向亲戚分发资源。只是现在，他们不但拥有猪肉和贝壳货币，而且享有开矿和伐木权利的收入。

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起飞，几小时就可抵达澳大利亚的凯恩斯（Cairns）或布里斯班（Brisbane）。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航程跨越了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在思考美拉尼西亚的政治发展时，我开始考虑：社会如何从部落层次过渡到国家层次，现代产权如何从惯例产权中脱颖而出，倚靠第三方执法的正规法律制度如何问世。美拉尼西亚社会从没见过正规的法律制度。如果想得更远，认为现代社会已远远超越美拉尼西亚，依我看来可能只是夜郎自大，因为头人——将资源派分给亲戚和拥护者的政治家——在当代世界依然到处可见，包括美国国会。如果政治发展的涵义就是脱离家族关系和人格政治，那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这些行为仍在多处幸存，为何看似现代的制度往往要走回头路。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找不到有关答案，这段历史需要认真的梳理，以重温亨廷顿的主题。

因此就有了现在这本书，考量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政治衰败的过程。这是两卷中的第1卷，涵盖从前人类时期到美法革命前夕的政治发展。本书与过去有关——事实上，它并不始于有记载的人类历史，而是人类的灵长目祖先。它的前四个部分讲述人类史前史、国家起源、法治、负责制政府。第2卷会一直讲到今天，特别关注非西方社会在追求现代化时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然后再解说当代世界的政治发展。

阅读本卷时需要预先掂量第2卷的内容。我在本卷最后一章中讲得很清楚，现代世界的政治发展所遇到的条件，与18世纪晚期之前的截然不同。工业革命发轫后，人类社会退出了直到那时一直所身历的马尔萨斯式处境（Malthusian conditions），一种新动力被注入社会变化的进程，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后果。本卷读者可能觉得，这里叙述的漫长历史进程意味着，社会会受困于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生活在非常不同且动力多样的环境下。

本书涵盖众多社会和历史时期；我也使用自己专长之外的资料，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生物学等。为了从事如此广泛的研究，我不得不几乎全然依靠二手资料。尽管我尝试让这些资料承受尽可能严密的专家过滤，但我仍可能犯了事实和解释方面的错误。对深入研究特定社会和历史时期的专家来说，本书很多单独章节是不够格的。但我认为，以比较方式作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考量，本身似乎就是一种美德。若全神贯注于特定题材，往往会看不清政治发展的大模式。

[1]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弗朗西斯·福山的新序（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和世界秩序》（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有关重新分配的经济制度，参见 Karl Polanyi，《作为制度化过程的经济》（The Economy as an Instituted Process），载Polanyi和 C.W. Arensberg编，《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纽约：自由出版社，1957年）。

[4] R. J. May，《混乱的民主：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动荡和制度改革》（Disorderly Democracy: Political Turbul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Papua New Guinea）（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拉尼西亚国家、社会、治理研讨会论文2003/3，2003年）；Hank Nelson，《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奢侈的例外不再是例外时》（Papua New Guinea: When the Extravagant Exception Is No Longer the Exception）（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3年）；Benjamin Reilly，《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治工程和政党政治》（Political Engineering and Party Politics in Papua New Guinea），《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第8卷，第6期（2002年）：701—718页。

[5] 有关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利弊，参见Tim Curtin，Hartmut Holzknecht和Peter Larmourde，《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地注册：竞争的角度》（Land Registration in Papua New Guinea: Competing Perspectives）（堪培拉：美拉尼西亚国家、社会、治理研讨会论文2003/1，2003年）。

[6] 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产权谈判的困难，参见Kathy Whimp，《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本土地主和代表权》（Indigenous Land Owners and Representation in PNG and Australia），未刊稿，1998年3月5日。

第一部分

国家之前

第1章
政治的必需

第三波民主化，时人对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担忧；左右两派憧憬政府消亡，发展中国家却在身受其害；我们视各式制度为理所当然，但对其来龙去脉却一无所知

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经历一次高涨。1973年，世界151个国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估为自由国家的仅45个。自由之家是一家非政府机构，每年就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提供量化评选。[1]该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是独裁政权；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仍显得强大和凝聚；中国正卷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群腐败的“终身总统”正在非洲巩固他们的统治；大部分拉丁美洲处于军人独裁之中。到了下一代，人们亲眼目睹巨大的政治变化。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中东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兴起。20世纪90年代后期，约有120个国家——占世界独立国家总数的60%——成为民主制。[2]这一变化，即是亨廷顿所讲的第三波民主化。自由民主制作为预设，已成为21世纪初普遍接受的政治景观。[3]

潜行于体制变化之下的，是社会的一大转型。世界上一度消极的千百万民众组织起来，参与他们各自社会的政治生活，其结果是朝民主制的大幅转向。此次社会大动员，背后有众多因素：广为普及的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信息技术，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廉价的旅行和通讯，让民众得以用脚来参与选举，特别在对政府不满时；经济繁荣，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的保障。

第三波在20世纪90年代后达到顶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4]自由之家提及，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连续下跌的第四年，这是其自1973年创办自由度测评以来的首次。[5]

政治焦虑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出现若干形式的病状。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其民选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机构、操纵选举、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取缔反对派的活动。自由民主制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它由一套复杂制度所组成，通过法律和制衡制度来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行使。很多国家，虽然正式接受民主合法性，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并对法律发起系统性的侵蚀。

第二种焦虑，那些似乎走出威权政府的国家，却又陷入政论家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所谓的“灰色地带”，既非完全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6]苏联的许多继承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即如此。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假设：几乎所有国家将过渡成民主制，而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挫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逐一克服。凯罗塞斯指出，该“过渡模式”的假设是靠不住的，很多威权精英阶层无意建立削弱自身权力的民主制度。

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拥有民主制度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乌克兰就是一个案例。2004年，它给世人带来惊奇，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基辅的独立广场，抗议总统选举的不公。这一系列抗议被称为橙色革命，引发新一轮选举，导致改革家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当上总统。然而一旦当权，橙色联盟却一无是处，尤先科辜负支持者的期望。政府内部争吵不已，无法应付乌克兰的严重腐败，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治下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2010年初，当选为新总统的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而2004年被指控操纵选票、企图窃取选举成果从而触发橙色革命的，恰是此人。

困扰民主国家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治理失误。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那里，阶级等级往往等同于族裔。其民粹领袖的上升，如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和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与其说是不稳定的起因，倒不如说是不均的症状。很多人觉得，名义上是公民，但在现实中却横遭排挤。持久的贫穷经常滋生其他社会功能的失调，如帮会、毒品交易、普通百姓的不安全感。在哥伦比亚、墨西哥、萨尔瓦多，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威胁国家本身和其基本制度。不能有效处理这些难题，民主制合法性便会受到破坏。

另一案例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它一直维持颇为成功的民主制——考虑到其贫穷程度、种族和宗教的多元、幅员的广袤，此成就尤为惊人。（如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印度的政治发展，将会减少我们的惊异。这是本书第10—12章的主题。）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越是近距离观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举例来说，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有些甚至是重罪，如谋杀和强奸。印度政治家经常从事公开的政治交易，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印度民主的烂搅难缠，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很难做出决策。印度众多的城市里，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往往可见非洲式的贫穷。

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形成强烈对比。中国统治者不受法治或民主责任的牵制：如想建造大水坝、拆除旧居以造高速公路或机场、实施即时的经济刺激，他们的速度远远超过民主的印度。

第四种政治焦虑与经济有关。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证明是高效的。其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梦想。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几乎翻了四倍。[7]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资本主义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尤其是金融业。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是欧洲，1997—1998年是亚洲，1998—1999年是俄罗斯和巴西，2001年是阿根廷。可说是罪有应得，此种危机最终在2008—2009年击中全球资本主义的老窝——美国。为促进持续的增长，自由的市场很有必要，但它不善于自动调节，特别在涉及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时。制度的不稳定最终仍属政治上的失败，即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提供恰当的管制。[8]

这些经济危机的累积，未必减弱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当作引擎的信心。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凭借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参与，在经济上继续表现良好。但显而易见，开发恰当的管制以驯服资本主义的大幅波动，这一政治工作尚未完成。

政治衰败

就民主前景而言，上述情形涉及另一种紧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虑。政治制度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起来，以征服自己所处的环境。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制度的保存自有规律。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周围环境改变时，便会出现新的挑战，现存制度与即时需求便会发生断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制度，反对任何基本变化。

美国政治制度可能正面临其适应能力的重大挑战。美国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因此，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门得以防范其他部门的暴政。迄今为止，这个制度表现良好。因为在历史关键时刻，当强大政府是不可或缺时，其政治领导最终能达成共识，取得胜利。

很不幸，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够确保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又在必要时按照初衷来顺利行使国家权威。后者取决于对政治目的达成社会共识，这恰是最近几年来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美国现在面对一系列巨大挑战，大部分与其长期财政困境有关。过去一代，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没有缴纳足够的税款。宽松的信贷，以及家庭和政府的超支，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对外负债，威胁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国力根基。其他国家的地位，如中国，则获得相对拔高。[9]

这些挑战，如采取痛苦和适时的行动，没有一项是无法克服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本应促进共识的形成，现在反而加剧挑战的艰巨。国会两极分化，令法案的通过变得异常困难。国会中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仍比最开明的共和党人更偏向自由派，这是现代史中的首次。以10%或更少选票当选的国会议员席位，19世纪末仍有将近200名，持续下降至21世纪初，仅剩50余名。此类席位，往往是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物以类聚，审慎的辩论日益退化减少。[10]这种分裂并非史无前例。但在过去，强势的总统总是能够驾驭此类分裂。而近来，则未见强大能干的总统。

美国政治的未来，不仅依赖政治，而且依赖社会。国会的两极化反映了一大趋势，即美国的社区和地域正在日益同质化。美国人选择在何处居住，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排队。[11]跟志趣相投的人共处，这一倾向因媒体而获得增强。交流途径的多样化，反而减弱了公民的共享经历。[12]

国会的左右两极化、既得利益团体的成长和力量，都在影响美国政治制度应付财政挑战的能力。工会、农产企业、制药公司、银行、大批有组织的游说团，经常对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的法案行使有效的否决权。民主国家里，公民保护自己利益完全合理，也属预计之中。但到一定程度，此类保护将化作索求特权，大家的利益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为此而陷入困境。这解释了左右两派高涨的民粹主义愤怒，这种愤怒又进一步推动两极化，更反映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原则的不协调。

美国人抱怨美国受制于精英和利益团体。这反映了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在与日俱增。[13]不均本身，不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大问题。美国强调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如人们相信，通过努力工作，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仍有公平机会获得成功，而富人是按规则取得成功的，那么如此制度仍是合法的。

然而在事实上，美国世代流动性的比率大大低于众多美国人所相信的，甚至低于传统上被认作僵化和等级分明的其他发达国家。[14]日积月累，精英们得以钻政治制度的空子，以保护自己的地位。他们向海外转移财产来避税，通过精英机构的优惠途径将优势传给下一代。该伎俩的大部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暴露无遗。人们痛苦地发现，金融服务业的报酬与其对经济的实际贡献没有直接关联。该行业动用相当大的政治力量，在前十年想方设法废除有关的管制和监督。金融危机发生后，它仍在继续抵抗新的管制。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指出，美国金融寡头的力量无异于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类似团体，如俄罗斯或印尼。[15]

没有自动机制可使政治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应不良，即政治衰败的现象，会在本卷的后半部得到详细介绍。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没有较早接纳枪械以应付外国威胁，这并不是非发生不可的。最终击败他们的奥斯曼帝国，就这样做了。中国明朝皇帝没向老百姓征收足够税金以支撑一支强大的抗满军队，这也不是无可避免的。两件案例中的症结，都是现存制度的巨大惯性。

社会如不能通过制度上的认真改革，以应付重大的财政危机，像法兰西国王在1557年无力偿还“大借款”（Grand Parti，编按：此指1555年，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为支付战争开销，向里昂银行家大举借贷一事）后所做的，它就会倾向于采取短视的补救，最终却腐化自己的制度。这些补救屈服于各种既得利益者，即法国社会中有财有势的人。国家预算不平衡，导致破产和国家本身非法化，这一历史过程以法国大革命告终。

美国的道德和财政危机还没到达法兰西王国的地步。危险的是，其处境将会继续恶化，直到某种强大力量彻底打破这当前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

无政府幻想

我们对未来的甚多焦虑，如俄罗斯退回威权、印度腐败、发展中国家政府衰败、当代美国政治受制于既得利益者，均可用一条共同线索串起，那就是如何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政治制度，虽然强大，但遵守规则，又承担责任。这么明白的道理，看上去像是任何四年级小学生都认可的。然而，想得更深一步，这又是很多聪明人迄今尚没弄清的。

让我们以第三波的退潮和21世纪初世界上发生的民主衰退开始。我认为，当前我们对民主传播的失败感到失望，其原由不在思想这个层次。思想对政治秩序极其重要，它是政府的合法性被接受的基础，它能够凝聚人心，并使民众愿意服从政府的权威。柏林墙的倒塌标志共产主义的破产，共产主义曾是民主制的主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因此成为被最广泛接受的政府形式，获得快速的蔓延。

时至今日，这仍是事实。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话说，民主制仍是“预设”：“民主尚未获得普遍的实践，甚至未被普遍接受。但在世界舆论的大气候中，民主制已获得被视作基本正确的地位。”[16]世界上很少人公开钦佩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石油民族主义、乌戈·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伊斯兰共和国。没有重要的国际机构将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认作是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刺激了他人的忌妒和兴趣。但它的威权主义模式，不易解释清楚，更少被其他发展中国家轻易模仿。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致今日的威权政客，为了合法也必须上演选举，宁可躲在幕后操纵媒体。事实上，不但极权主义从地球上消失，连威权政客也往往假扮成民主人士来称颂民主制。

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世界上大多数人极向往这样的社会：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制度衰弱、腐败、缺乏能力，甚至根本不存在。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威权政府蜕变成民主制。但如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有一种奇妙的想法，对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视而不见，这几年来影响很多人。他们憧憬超越政治的世界，这种憧憬，不专属于左派或右派，他们各有自己的版本。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的预测广为人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私人财产废除，“国家消亡”。自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左翼革命家认为，摧毁旧权力机构即已足够，没去认真思考何以代之，这项传统延续至今。反全球化的学者，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建议削减国家主权，代之以互联的“群体”（Multitude），以铲除经济上的不公平。[17]

现实世界中的共产党政权，恰恰做了与马克思预测相反的事。它们建立庞大且暴力的国家机器，如民众不是自觉自愿，就逼迫他们参与集体行动。这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东欧民主活动家。他们憧憬心目中的无政府社会，让动员起来的公民社会来取代传统的政党和集权政府。[18]这些活动家随后对无情的现实感到失望，因为没有制度，社会便无从治理，而建造制度又必然需要令人厌烦的妥协。共产主义垮台后的数十年，东欧是民主的，但对其政治或政治家来说，却不一定感到满意。[19]

右派中最流行的无政府幻想认为，市场经济令政府变得无关紧要。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期间，参照花旗银行前首席执行官沃尔特·利斯坦（Walter Wriston）的口吻，很多狂热者主张世界正在经历“主权的黄昏”。[20]新兴的信息技术在挑战传统上由国家掌控的政治权力，使边界变得不易管辖，使规则难以执行。互联网的上升，导致电子边疆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约翰·巴洛（John Barlow）等活跃分子发布“网络空间的独立宣言”。它通告工业化世界的政府：“在我们中间，你们不受欢迎。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21]全球性资本主义，将以市场的主权取代民主制的主权。如果某国议院采用严格条例限制贸易，它将受到债券市场的惩罚，最后还是被迫改用全球资本市场所认可的合理政策。[22]无政府幻想总能在美国找到同情听众，因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常数就是对政府提高警惕。各式的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不仅要缩减蔓生的福利计划，甚至要废除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这样的基本机构。[23]

认为现代政府变得臃肿，因而限制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这非常合理。抱怨官僚作风冷漠、政客腐败、政治中不讲原则，也绝对正确。但在发达国家，我们视政府的存在为理所当然，以致忘记它们有多重要、重建它们有多难、缺乏基本政治制度的世界会有多大的不同。

我们不但视民主为理所当然，还把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当作理所当然。我居住多年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是美国最富的县之一，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每年的冬天风暴过后，由于季节性的结冰和解冻，县公路上便会出现坑坑洼洼。但在春天结束之前，那些坑洼都得到神奇的填补，无须担心在坑洼里撞断自家汽车的底轴。如没有填补，费尔法克斯县的居民会变得愤怒，会抱怨地方政府的无能。没人（除了政府专家）停下来思忖哪个政府部门在尽此职责。它复杂，但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没人停下来问，为何接壤的哥伦比亚特区却需要较长时间来填补坑洼，为何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不填补它们道路上的坑洼。

实际上，左右派梦想家所想象的最小政府或无政府的社会，并非只是海市蜃楼，其确实存在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该地区大体上都是低税收的乌托邦，政府征收的税金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相比之下，美国超过30%，部分欧洲国家占50%。如此低的税收，与其说释放工商创业的热情，倒不如说导致政府资金异常短缺，无法提供健康、教育、填补道路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现代经济所依据的基础设施，例如道路、法庭、警察，在这里不见踪影。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索马里就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普通人不但可拥有突击步枪，还可拥有火箭推进榴弹、防空导弹、坦克。民众有保卫自己家庭的自由，但他们是别无选择。尼日利亚生产的电影，数量可与印度闻名的宝莱坞媲美。但必须尽快赚回报酬，因为政府无力保障知识产权，无法避免其产品的非法复制。

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制度为理所当然。这习惯可见证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计划，或善后计划的缺乏。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伊拉克就会自动回复到预设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机构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在阿富汗，美国的目标遇上同样的挫折。十年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迄今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24]

政治制度是必要的，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不能替代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近几年来，经济学家有了广泛认同，“制度确实重要”。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因此，我们需要好好了解那些制度的来源。

达到丹麦

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问题，常被形容为如何“达到丹麦”。这其实是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世界银行社会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迈克尔·伍考克（Michael Woolcock）。[25]对发达国家居民而言，“丹麦”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度。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大家都想弄清，如何将索马里、海地、尼日利亚、伊拉克、阿富汗转化成“丹麦”。国际发展团体列出一份假设是丹麦属性的长清单，尝试帮助落后国家来“达到丹麦”的水平。

这个想法，问题多多。那些异常贫穷和混乱的国家，可以指望在短期内建立起复杂制度吗？这显得有点不靠谱，要知道，那些制度的进化花费了多长时间。此外，制度反映它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丹麦的民主政治秩序，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吗？谁也不清楚。富裕稳定的发达国家，其多数居民不知道丹麦本身是如何“达到丹麦”的——甚至对于很多丹麦人自己来说也是这样。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斗争，既漫长又痛苦，以致工业国家的居民对自己社会的来龙去脉罹患了历史健忘症。

丹麦人的祖先是维京人，一个很凶悍的部落，曾战胜和掳掠从地中海到乌克兰基辅的大部分欧洲。率先定居不列颠的凯尔特人、征服他们的罗马人、取代罗马人的日耳曼蛮族，起初都组成部落，像阿富汗、伊拉克中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现存的那些部落一样。中国人、印第安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几乎地球上所有人类，都有过同样经历。他们尽的主要义务，不是对国家，而是对宗族；他们解决争端，不通过法庭，而通过以牙还牙的正义；他们把死者葬在宗族集体拥有的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部落社会逐渐发展出政治制度。首先是中央集权，在固定领土范围内实施有效的军事力量垄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和平得到维持，不再靠宗族团体之间的大致均势，而靠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它们成为常备力量，对抗邻近的部落和国家，保护自己的社区。财产不再归属于宗族，而为个人所拥有，其主人渐渐赢得任意买卖财产的权力。产权的保障不再靠宗族，而靠法庭来解决争端、补偿损失。

日积月累，社会规则越来越正规化，变成书面法律，不再是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这些正式规则，不必顾及在特定时间行使该权力的某人，可自主决定制度中的权力分配。换言之，制度替代了领袖。这些法律，最终成为社会中的最高权威，高于暂时指挥军队和官僚的统治者，这就是法治。

最后，有些社会不仅迫使统治者遵守限制国家权力的书面法律，还责成他们向国会、议会和其他代表较多人口的机构负责。传统的君主制，含有某种程度的负责，但通常只向少量精英顾问征求非正式的咨询。一旦统治者接受正式规则，限制自己的权力，并让自己的统治权臣服于通过选举表现出来的大众意志，现代民主制便呱呱坠地。

本卷的目的，是想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起源，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将要讨论的三种制度，即是刚才所提及的：

1.国家（the state）

2.法治（the rule of law）

3.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能否结合，答案不是明显的。毕竟，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要求公民遵从法律，保护自己免遭他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

这些制度的首次出现是因为民众发现，可借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什么是自利，如何与人合作，都取决于使政治结社取得合法性的思想。因此自利和合法性，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

三种制度中已存在一种，并不意味着其他两种也会出现。例如阿富汗，自2004年以来一直举行民主选举，但只拥有非常孱弱的国家，在其领土大部无法执法。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强劲的国家，也举行民主选举，但其统治者觉得自己不受法治束缚。新加坡拥有强劲国家和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法治，但只提供缩了水的负责制政府。

这三种制度最初来自何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建立的顺序如何？彼此间有何关系？如能弄清这些基本制度的出现，我们便可明白，阿富汗或索马里离当代丹麦究竟还有多远。

如不理解政治衰败的补充过程，就讲不清政治制度的发展。人类的制度很“黏糊”；这是指，它们长期延续，只有经受了重大的艰辛，方能得到变革。为满足某种条件而建立的制度，在该条件改变或消失时，常常得以苟延；未能妥善因应，便会引发政治衰败。这适用于旧式政治制度，也适用于集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于一身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保证，一个民主政体会继续向公民提供所允诺的；也不能保证，它在公民的眼中继续是合法的。

此外，人类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我称之为家族主义（patrimonialism）——如未遭遇强大抑制，会一再重现。组织起来的团体——经常是有钱有势的——久而久之，得以盘根错节，并开始向国家要求特权。尤其是在持久和平遇上财务或军事危机时，这些盘踞已久的家族团体更会扩展其优势，或阻挠国家采取妥善的因应。

政治发展和衰败的故事，曾被讲述多次。多数高中开设“文明之兴起”的课程，提供社会制度如何进化的概论。一个世纪前，讲述给大多数美国学生的历史，以欧洲甚至英国为中心。它可能从希腊和罗马开始，然后转向欧洲中世纪、大宪章、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再到1776年和美国宪法的起草。今天，类似的课程更加多元，囊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非西方社会，更会讲述历史上遭排斥的群体，像土著、妇女、穷人，等等。

现存的关于政治制度发展的文献，我们有理由表示不满。首先，大部分没在足够广泛的规模上作出比较对照。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经验，方可梳理复杂的因果关系，弄清为什么某些制度出现于某地，而不在其他地域。很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从卡尔·马克思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当代经济历史学家的大量研究，都侧重英国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英国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对处在不同境地的国家来说，未必是好的指南。

最近几十年，取而代之的多元叙述，很大程度上也没作严肃的比较对照。它们选择的，要么是非西方文明贡献于人类进步的正面故事，要么是其遭受迫害的负面故事。为什么某制度发展于某社会而不在另外社会，我们很难找到严肃的比较分析。

优秀的社会学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常说，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社会中所独具的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关系，才能把地理、气候、技术、宗教、冲突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钩。这样做，我们也许能解答下列问题：

· 为什么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

· 为什么中国的预设统治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从没见过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

· 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威权政体——像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集居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

· 为什么民主制和齐全法治得以在斯堪的纳维亚生根发芽，而处于类似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俄罗斯，却产生了不受节制的专制主义？

· 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拉丁美洲国家反复遭遇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没有？

本卷提供的历史资料很有趣，因为它们照亮现状，解释不同政治秩序的来龙去脉，但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为了备战和参战，现代国家得以在中国或欧洲出现。这并不意味着，今日非洲的薄弱国家为达到现代化，必须重复同一经验。我会在第2卷中讨论，今日政治发展的条件大相径庭于第1卷所涵盖的。社会成员的组合，因经济的增长在不断重新洗牌；今天国际因素对个别社会的冲击远远大于旧日。本卷的历史材料可以解释，各种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但它们走过的路径，既不能决定它们的将来，也不能成为其他社会的楷模。

中国第一

伟人所编写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如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亨利·梅因（Henry Maine）、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倾向于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因为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发生。这样注重西方不难理解。1800年后，在欧洲和北美所发生的生产力爆发和经济持续增长，既是史无前例的，也把世界塑造成今天的模样。但发展不只局限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时与经济变化紧密相关，有时又独立自主。本卷着重于政治方面的发展和政府制度的进化。现代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

基于此，我在本卷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崛起时，就以中国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倾向于把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只探询其他社会为何偏离。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而探询其他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这并不表示中国胜于其他社会。我们将看到，没有法治或负责制政府的现代国家，可能实施非常暴虐的专制主义。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说，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

我自中国开始，就跳过了其他重要的早期社会，像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马、中南美洲。在此还需要作进一步解释，为何不在本卷详细涵盖希腊和罗马。

古代地中海世界树起的先例，对后续的欧洲文明发展非常重要，自查理曼（Charlemagne）时代起，便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自觉模仿。一般认为，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其统治者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的。多数部落社会也是相对平等的，其统治者也是选出的（参看第4章）。但希腊人超前一步，其介绍的公民概念，以政治标准而非亲戚关系为基础。公元前5世纪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实践的政府形式，其较为贴切的称号应是“古典共和政府”，而不是“民主制”，因为选举权只属于少数公民，尖锐的阶级差别排斥大批人（包括众多奴隶）的参与。此外，这些不是自由国家，而是社群式（communitarian）国家，不尊重隐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权。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受到以后很多社会的模仿，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诺夫哥罗德（Novgorod）、荷兰联合省。但这种政府有致命的缺陷，后代学者，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都有广泛认知：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它在小型且均质的社会中表现最佳，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或早期的罗马。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难以维持曾凝聚他们的社群价值。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谁该享受公民权，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内战，最终也变成帝国。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证明是出类拔萃的。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达到其权力和疆域巅峰的。

在第2卷里，我将返回古典共和政府作为现代民主制先例的题目。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impersonal, or impersonality, 译按：“非人格化”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公元1年时，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媲美，而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要远远超过罗马。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尤其在法律领域中（在第18章中详述）。作为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先驱，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但在国家发展上，中国更为重要。

可与中国相比的社会还有印度。大约在相同时间，印度社会也自部落升至国家。大概二千五百年前，由于新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印度走上一段弯路。该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组织可达到的权力，却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印度民主打下基础。穆罕默德先知的时代，中东也是部落组织。伊斯兰教的诞生，再加上军事奴隶制这一奇特制度，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组织崛起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欧洲则截然不同，其退出部落行列，不是通过统治者的自上而下，而是通过天主教在社会层次颁布的规则。只有在欧洲，国家层次的制度不必建造于部落组织之上。

宗教也是法治起源的关键，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题。基于宗教的法律，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穆斯林的中东、基督教的西方。但唯有在西欧，独立法律制度得到最强劲的发展，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存续至今。

第四部分中，负责制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但在这一点上，欧洲各国并不齐整一致。负责制政府在英国和丹麦兴起，却没在法国或西班牙；俄罗斯发展出专制主义，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譬如幸存至现代的某些封建机构。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是高度异常的。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而且早了数个世纪；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已经存在；其负责制机构的兴起，却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无法击败或消灭旧封建机构，比如议会。

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之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现象仅是历史上的偶然。中国有强大国家，但没有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印度有法治，现又有负责制政府，但传统上一直缺乏强大国家；中东有国家和法治，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已扔掉后者。人类社会不囿于自己的过去，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它们过去长得如何，帮助塑造了它们今天的面貌，但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是只有单一的路径。

底下无数龟

本卷的宗旨，与其说是介绍政治发展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制度出现的原因。被称作“一连串混账事件”的众多历史著作，不愿意尽量提炼普遍规律和适用于其他场合的因果理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也没跳出这个窠臼，虽然细致详尽，但仍然故意避开广泛的概括。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比较和概括，将跨越众多的文明社会和历史时期。

本卷有关政治发展的整体构架，与生物进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达尔文进化论建筑在差异和选择这两条原则上：有机体发生随意的遗传变化，最适应环境的，得以存活和繁殖。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政治制度也会产生变异，最适合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也得以存活和扩散。但生物进化和政治进化之间，又有很多重大差别。人类的制度不像基因，可得到精心的设计和选择；它们的代代传播凭借文化，而不是遗传；它们因各种心理和社会的机制，而被注入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变得不易变革。政治发展因政治衰败而经常逆转，其原因就在人类制度固有的保守性。触发制度变革的外界变化，往往远远超前于社会接受改革的实际意愿。

然而，该整体构架不是预测政治发展的理论。依我看，要找到政治变化的精简理论，就像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本是不可能的。[26]促使政治制度发展的因素既繁多又复杂，经常依赖于偶然或伴生事件。即使引证出某种发展的原因，却发现其本身仍有先决条件，这样的溯源回归是永无止尽的。

让我们举例说明。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而建立国家。[27]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但在宣布这是国家形成的通理之前，必须回答下列难题：为什么某些地区，尽管历经长期战争，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制度（美拉尼西亚）？为什么在另外地区，战争似乎反而削弱了国家制度（拉丁美洲）？为什么某些地区，其冲突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印度与中国相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原因推向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术、宗教。战争发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拥有相应技术（马匹）的地区，与发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全是沙漠的地区相比，会发挥截然不同的政治影响。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譬如，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于某种地区。

我想在本卷推介一种中间理论，既避免高度抽象（经济学家的恶习），又躲开巨细无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我希望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19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我不想一开始就向普通读者推介庞大的理论构架。在介绍历史的章节中，我会触及各种理论，但对政治发展的抽象讨论（包括基本概念的定义），我会保留至最后三章（第28—30章）。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

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没有的事。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以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态度。

有个可能不真实的故事，由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转述。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作有关宇宙论的演讲，房间后面有位老妇人打断他，说他是废话连天，而宇宙只是驮在龟背上的一只圆盘。该科学家反问，那龟又驮在何物之上？以为就此便可让她闭嘴。她却回答：“你很聪明，年轻人，但底下是无数的龟。”

这是任何发展理论的难题：作为故事开头你所挑选的龟，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龟的背上，还是站在一头大象、一只老虎或一条鲸鱼背上。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从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故事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它的起点和前提。

我把故事推得很远。讲中国发明了国家制度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起源，甚至人类社会的起源。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不是外在的。自有人类起，就有社会和冲突，因为人类天生是群居和竞争的动物。人类的老祖宗灵长目，就在实践一种缩了水的政治。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的政治行为设定框架。生物学为支撑龟们提供一定的稳固基础，但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便是生物学，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点。

[1] 参见自由之家的网站（freedomhouse.org），先找“世界上的自由”（“Freedom in the World”），再找“国家现状和等级的概述”（“Country Status and Ratings Overview”）。拉里·戴蒙（Larry Diamond）估计为40个，到第三波顶峰时增至117个。参见《民主精神：在全世界建设自由社会的斗争》（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纽约：时代出版社，2008年）：41、50页。

[2] 拉里·戴蒙，《民主衰退：金融危机前后》（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载Nancy Birdsall和弗朗西斯·福山编，《金融危机之后发展的新思路》（New Ideas in Developmen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俄克拉荷马城：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1年）。

[4] 拉里·戴蒙，《民主衰退：金融危机前后》：240—259页。

[5] 自由之家，《2010年世界上的自由：对自由的侵蚀愈益加强》（Freedom in the World 2010: Erosion of Freedom Intensifies）（华盛顿特区：自由之家，2010年）。

[6] 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过渡范式的终结》（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第13卷，第1期（2002年）：5—21页。

[7] 以2008年美元为计算单位，从197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总值从15.93万亿涨至61.1万亿。来源：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美国劳工统计局。

[8] 弗朗西斯·福山和 Seth Colby，《他们在想什么？经济学家在财政崩溃中的作用》（What Were They Thinking? The Role of Economists in the Financial Debacle），载《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第5卷，第1期（2009年）：18—25页。

[9] Fareed Zakaria，《后美国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8年）；有关批评文章，参见Aaron L. Friedberg，《老调重弹：唱衰派和凯旋派所错过的》（Same Old Songs: What the Declinists and Triumphalists Miss），载《美国利益》第5卷，第2期（2009年）。

[10] William A. Galston，《极化的美国政党制度“健康”吗？》（Can a Polarized American Party System Be“Healthy”?）（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治理问题研究第34号，2010年4月）。

[11] 参见Thomas E. Mann和Gary Jacobson的章节，载Pietro S. Nivola和David W. Brady所编的《红色和蓝色的国家？》（Red and Blue Nation?）第1卷（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06年）；亦参见James A. Thomson的《分裂的家庭：极化及其对兰德公司的影响》（A House Divided: Polar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Rand）（加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2010年）。美国公众的极化程度已引起不少争论。在很多文化问题上，如堕胎和私人拥有枪支，广大中间派并没有强烈信念，两端的少数派却异常坚定。参见Morris P. Fiorina等编，《文化战争？极化美国的神话》（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第3版（波士顿：朗文出版社，2010年）。

[12] 相互交往的繁多选择造就政治交流的愈加类聚。多年前，Ithiel de Sola Pool已作出类似预测，参见《自由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Freedom）（马萨诸塞剑桥：Belknap出版社，1983年）。

[13] 例如Isabel V. Sawhill和Ron Haskins，《进取或败退：美国的经济流动性》（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 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08年）。

[1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家庭私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隔代社会流动性》（A Family Affair: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cross OECD Countries），载《争取增长》（Going for Growth）（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Emily Beller和Michael Hout，《隔代社会流动性：比较视角下的美国》（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载《孩子的未来》（Future of Children）第16卷，第2期（2006年）：19—36页；Chul-In Lee和Gary Solon，《隔代流动性的趋势》（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经济和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第91卷，第4期（2009年）：766—772页。

[15]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静悄悄的政变》（The Quiet Coup），载《大西洋》杂志（Atlantic），2009年5月。

[16] 阿马蒂亚·森，《民主乃普世价值》（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第10期（1999年）：3—17页。

[17] 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群众：帝国时代的战争和民主》（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年）。左派中的重要派别在20世纪下半部趋于成熟，接受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在进步议程上取得成就，还得倚靠“透过制度的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institutions）。德国绿党（German Greens）采纳同一口号，以参与德国的民主政治过程。

[18] 参见Bronislaw Geremek，《公民社会：过去和现在》（Civil Society: Then and Now），载拉里·戴蒙和Marc E. Plattner编，《全球民主的中兴》（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第2版（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6年）。

[19] 参见Charles Gati的《退色的浪漫》（Faded Romance），载《美国利益》第4卷，第2期（2008年）：35—43页。

[20] Walter B. Wriston，《主权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Sovereignty）（纽约：Scribner出版社，1992年）。

[21] 参见http://w2.eff.org/Censorship/Internet-censorship_bills/barlow 0296.declaration。

[22] 参见Thomas L. Friedman的章节《金色紧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载《凌志轿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纽约：Farrar, Straus和Giroux出版社，1999年），99—108页。

[23] 例如 Ron Paul，《终止联邦储备局》（End the Fed）（纽约：大中央出版社，2009年）；Charles Murray，《成为自由至上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一项个人解释》（What It Means to Be a Libertarian: 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纽约：百老汇出版社，1997年）。

[24]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编，《国家建设：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外》（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

[25] “达到丹麦”实际上是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伍考克（Michael Woolcock）的原始标题，后改为《解决方案本身成为问题时的应对：重整发展中的紊乱》（Solutions When the Solution Is the Problem: Arraying the Disarray in Development）（华盛顿特区：全球发展中心工作论文，第10期，2002）。

[26] 经济增长理论，如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索洛模型（Solow）、内生模型（endogenous growth theory），都是纯粹推理式的，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实际增长时，究竟有多少价值很难说。

[27] 提出此论点的评论家，始于19世纪的赫伯特·斯宾塞，继以Werner Sombart、John Ulric Nef、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参见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纽约：D. Appleton出版社，1896年）；John Ulric Nef，《战争与人类进步：论工业文明的兴起》（War and Human Progress: An Essay 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2年）；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990—1990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马萨诸塞剑桥：Blackwell出版社，1990年）；Bruce D. Porter，《战争与国家的兴起：现代政治的军事基础》（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纽约：自由出版社，1994年）。

第2章
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的哲学讨论；现代生命科学彰显人性和政治的生物学基础；黑猩猩和灵长目中的政治；诱发政治的人性特征；人类出现于世界不同地域

西方哲学传统中对“自然状态”的讨论，一直是理解正义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议题。而正义和政治秩序，又是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古典政治哲学把天性和惯例（或称法律）截然分开。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主张，合理城邦必须存在，与之相匹配的是永久人性，而不是昙花一现和不断变化的人性。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给予这差别以进一步的拓展。他们撰写有关自然状态的论文，试图以此作为政治权利的基石。讨论自然状态，其实是讨论人性的手段和隐喻，用来建立政治社会应予培养的各级人性美德（a hierarchy of human goods）。

但在一个关键命题上，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洛克、卢梭泾渭分明。他主张，人类天生是政治的，其自然天赋使之在社会中兴旺发达。而这三位早期现代的哲学家则恰恰相反。他们争辩说，人类天生不是社会性的，社会只是一种手段，使人类得以实现单凭个人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在罗列人类的自然激情后主张，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害怕是暴毙。他由此演绎，大家享有保护自己生命的自由，这就是基本自然权。人性中有三项诱发争端的特征：竞争、畏葸（害怕）、荣誉；“第一项，诱发人类侵略以获好处；第二项，以获安全；第三项，以获荣誉”。因此，自然状态被描绘成“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为逃离这一危险处境，人类同意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以换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权。国家，也就是利维坦，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来执行这一相互的允诺，来保障他们天生拥有但在自然状态中无法享受的权利。政府，也就是利维坦，借保障和平来保障生命权。[1]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对自然状态的观念，比霍布斯的温和。他认为，人类所忙碌的，主要是将劳动与自然物结合起来，以生产私人财产，而不是彼此打斗。洛克的基本自然法，不限于霍布斯的生命权，还包括“生命、健康、自由、财产”。[2]依照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不受节制的自由会引发战争；为保护自然的自由和财产，社会契约便成为必要。依照洛克，国家虽是必要的，但也有可能成为自然权利的褫夺者。所以他保留反抗不公正权威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提倡的生命、自由、追寻幸福之权，直追霍布斯的天赋人权，再辅以洛克有关暴政的修正。

霍布斯的暴力的自然状态，与卢梭较和平的版本，一直是鲜明的对照。在霍布斯那里，人生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和短暂的”，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好几处公开批评霍布斯：“最重要的，让我们与霍布斯一起总结：人天生是恶的，因为他对善念一无所知；他品行不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美德为何物；他拒绝为同类做事，因为他自信不亏欠他们；他因此而理直气壮，要求得到一切想要的，并愚蠢地视自己为整个宇宙的主人。”[3]卢梭认为，霍布斯实际上没能发掘出自然人，《利维坦》讲述的暴虐人，其实只是数世纪承受社会污染的产物。对卢梭而言，自然人虽很孤独，但却是胆小恐惧的；彼此可能互相躲避，而不是交战。野蛮人的“欲望，从不超越其物质需求；除了食物、配偶、休息，他不知道任何其他财产”；他害怕疼痛和饥饿，而不是抽象的死亡。政治社会的产生，不代表拯救于“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反而因相互依赖，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奴役。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开门见山：“我们此时所从事的研究，不可当作历史真相，只算是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论。它适合于解释事物的本性，并不适合于显示其真正起源。”对卢梭和霍布斯而言，自然状态与其说是历史叙述，倒不如说是揭示人性的启发教具——那是指，去掉文明和历史所附加的举止后，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特征。

很清楚，《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意图是提供人类行为的发展史。卢梭谈论人的完美性，推测其思想、激情、行为的长期进化。他引证新大陆加勒比人（Caribs）和其他土著的丰富资料，评判观察动物所获得的论据，尝试弄清天生人与社会人的差别。自认懂得伟大思想家的真正意图总是很危险的。霍布斯、洛克、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解释，涉及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所以，将之对照我们因生命科学最新进展所认识的人类起源，不能算作不公平。

此类认识存在于若干领域，包括灵长动物学、人口遗传学、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当然还有进化生物学的总构架。我们可以用更好的实证资料，再次运行卢梭的思考试验。所得的结果，既确认他的部分洞察力，又对他的其他观察提出疑问。以现代生物学来寻找人性，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提供最基本的部件。我们可借此来理解人类制度后来的进化。

卢梭的有些观察是非常精彩的，如他认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冶金、农业、私人财产的发展。但卢梭、霍布斯和洛克，在一个重要论点上是错误的。这三位思想家，都视自然状态的人为隔离中的个体，都视社会为非自然的。根据霍布斯，原始人类的相处，主要表现为害怕、羡慕、冲突。卢梭的原始人更为隔离，性是自然的，但家庭却不是；人类的相互依赖几乎是意外发生的，如农业的技术发明，使大规模的合作成为必要。他们认为，人类社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出现，人与人相互妥协，从而放弃自然的自由。

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国法律学家亨利·梅因，在1861年出版的《古代法》中，以下列词句批评这些自然状态理论：

这两种理论（霍布斯和洛克的），将英国的严肃政治家长期分裂成敌对的两派。其相似处，只有对史前无法取证的人类状态的基本假设；其分歧处，则有前社会状态的特征，以及人类将自己提升入社会的反常。我们熟悉的，只是社会。但他们一致认为，原始人与社会人之间有一道鸿沟。[4]

我们可将之称为霍布斯式谬误：人类一开始各行其是，仅在发展中较迟阶段进入社会，因为他们作出理性推算，社会合作是达到各自目标的最佳方法。原始个人主义这个假设，支持美国《独立宣言》对权利的理解，也支持后来兴起的民主政治社群。该假设更支持了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其各项模型的前提是：人类是理性的，并希望将自己的功效或收益发挥到极点。但在事实上，人类历史上逐渐获得发展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社会性。今天，个人主义似乎是我们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核心，那是因为我们发展了相关制度，以克服身上更自然的群体本能。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天生是政治的，他比这些早期现代的自由理论家更为正确。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人类动机，有助于解释今日美国商品交易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活动，却不是理解人类政治早期发展的最佳途径。

现代生物学，与人类学所介绍的自然状态完全相反：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没经历过隔离时期；人类的灵长目先驱，早已开发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技巧；促进社会合作的功能是人脑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可被描绘为战争状态，因为暴力是自发的。实施暴力的，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是密切结合的社会群体。人类并不因为自觉且理性的决定，而进入社会和政治生活。公共组织在他们中间自然形成，只是不同的环境、思想和文化，塑造出了各自独特的合作方式。

事实上，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前，就有合作的基本形式。生物学家找到合作行为的两个自然来源：亲戚选择（kin selection）和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关于第一，生物进化的竞争，不是指有机体本身的继续生存，而是指有机体体内基因的继续生存。这种情形一再出现，以致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将之定为包容适存性原则（inclusive fitness）或亲戚选择。该原则认为，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对待亲戚时是利他的，利他程度与它们分享的基因呈正比。[5]父母和小孩，亲兄弟姐妹，分享50%的基因。他们之间的利他，更强于他们与堂表亲之间，因为后者仅分享25%的基因。这种行为可见证于各类物种。譬如，黄鼠在筑巢时竟能分辨嫡庶姐妹。就人类而言，现实世界的裙带关系，不仅基于社会缘由，更基于生物学缘由。[6]将资源传给亲戚的欲望是人类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态。

与遗传上的陌生人合作，被生物学家称作互惠利他。这是亲戚选择之外，社会行为的第二生物学来源，也可见证于众多物种。社会合作取决于如何解答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游戏（prisoner’s dilemma）。[7]在那些游戏中，如大家合作，参与者都有可能获益；如他人合作而自己免费搭乘，则可获益更多。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艾克塞洛德（Robert Axelrod）组织了解答“囚徒困境”游戏的电脑程式比赛。优胜战略是“一报还一报”：如对方在较早比赛中是合作的，则采用合作态度；如对方以前不予合作，则采用拒绝态度。[8]艾克塞洛德以此论证，随着理性决策者彼此间长期互动，道德可自发产生，尽管一开始是由自私激起的。

除人类之外，互惠利他还出现于其他众多物种。[9]吸血蝙蝠和狒狒被观察到在群居地喂养和保护伙伴的后代。[10]另一些情况中，就像清洁鱼和它们所清理的大鱼，相互帮忙的纽带可存在于全然不同的物种。狗和人之间的交往，显示了这两个物种相互进化得来的行为。[11]

黑猩猩政治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

进化生物学，为我们弄懂人类如何从灵长目先驱进化而来提供了宏大框架。我们知道，人类和现代黑猩猩共享一个类似黑猩猩的祖先。人类分支出来，约在五百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染色体，约有99%的重叠，多于灵长目内任何其他的一对。[12]（除了解剖上的重要差别，那1%的偏离与语言、宗教、抽象思维等有关，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不可能研究这一共同祖先的行为，但灵长学家花费很长时间，在动物园和自然栖息地观察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行为，发现它们与人类拥有明显的连贯性。

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在他《雄性恶魔》一书中，叙述成群结队的野外雄性黑猩猩，远离自己领土去攻杀邻近社区的黑猩猩。这些雄性彼此合作，悄悄追踪包围，先杀死单独的邻居，再逐一消灭社区内的其他雄性，然后捕获雌性，以纳入自己的族团。这很像新几内亚高地男人的所作所为，也像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所观察到的雅诺马马印第安人（Yanomamö Indian）。根据兰厄姆的研究，“甚少动物生活于雄性组合的父系群体，其雌性为避近亲繁殖，经常去邻区寻求交配。组成一个紧密的系统，由雄性发起领土进攻，包括突袭邻近社区，寻找弱小敌人，再加以攻击和消灭，如此做的，已知道的仅两种”。[13]这两种，就是黑猩猩和人。

根据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Steven LeBlanc）的研究，“非复杂社会的人类战争，大部分与黑猩猩的攻击相似。在那个社会层次，人类大屠杀其实是罕见的。由消耗战而取得胜利是可行战略之一，另外还有缓冲区域、突袭、收纳女俘、刑辱敌人。黑猩猩和人类的行为，几乎是彻底平行的”。[14]其主要差异，只是人类的更加致命，因为他们的武器更多样、更犀利。

黑猩猩像人类群体一样，保卫自己的领土，但在其他方面又有很多不同。雄性和雌性不会组成家庭来抚养小孩，只是建立各自的等级组织。然而，等级组织中的统治权运作，又令人想起人类群体中的政治。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老大（Alpha Male），并不生来如此，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头人一样，必须借建立同盟来赢得。体力虽然要紧，但最终还得依靠与他人的合作。灵长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荷兰阿恩海姆动物园观察驯养的黑猩猩群体。他叙述两只年轻黑猩猩，如何联手取代较年长的雄性老大。篡夺者之一，取得雄性老大地位后，即凶狠对待它曾经的同盟者，并最终将之杀害。[15]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级组织中，一旦取得各自的统治地位，便行使权威——即解决冲突和设定等级规则的权力。黑猩猩通过卑顺的招呼来承认权威：一系列短促的咕噜声，再加上深鞠躬；向上级伸手，亲吻上级的脚。[16]德瓦尔介绍一只占统治地位的雌性黑猩猩，名叫妈妈（Mama），相当于西班牙或中国家庭中的老祖母。“群体中的紧张气氛达到巅峰时，甚至包括成年雄性在内的参战者总是求救于她。我多次看到，两只雄性之间的激烈冲突告终于她的手臂。冲突升到顶点时，对手们没有诉诸暴力，反而大声尖叫，奔向妈妈。”[17]

在黑猩猩社会建立同盟，不是直截了当的，需要有评判他人品质的能力。像人一样，黑猩猩擅长欺骗，所以需要评估潜在同盟者的可信度。在阿恩海姆动物园长期观察黑猩猩行为的人注意到，每只黑猩猩都有显著个性，有的比其他的更可信赖。德瓦尔描述一只名叫普依斯特（Puist）的雌性黑猩猩，被观察到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伙伴或假装和解，等其他黑猩猩放松警惕再有所行动。由于这些行为，低等级的黑猩猩都学会远离她。[18]

黑猩猩似乎懂得，它们被企盼遵循社交规则，但不总是照办。如违反群体规则或违抗权威，它们会流露像是犯罪或困窘的感觉。德瓦尔讲起一件轶事，一位名叫伊冯的研究生，与一只名叫可可（Choco）的年轻黑猩猩同住：

可可变得益加淘气，该管管了。一天，可可多次把电话听筒搁起。伊冯一边把可可的手臂攥得特紧，一边给予严厉的责骂。这顿责骂似乎蛮有效果，伊冯便坐上沙发，开始读书。她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突然可可跳上她的膝盖，伸出手臂搂她的脖子，并给她一个典型的黑猩猩亲吻（嘴唇敞开）。[19]

德瓦尔很清楚将动物人格化的危险，但贴近观察黑猩猩的人们，绝对相信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潜流。

黑猩猩行为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人类和黑猩猩，都进化自同一的类人猿祖先。现代黑猩猩和人类，尤其是生活在狩猎采集或其他相对原始的社会中的，表现出相似的社交行为。如霍布斯、洛克或卢梭对自然状态的叙述是正确的，那我们必须假定，在进化成为现代人类的过程中，我们的类人猿祖先短暂抛弃了自己的社交行为和情感，然后在较迟阶段，从头开始第二次进化。较为可信的假定应是：人类从没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社交和融入亲戚团体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交性，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类天生的。

唯独人类

将人类与类人猿祖先分开的1%染色体，还含有什么？我们的智力和认知力，总被认为是我们人类身份的关键。我们给人类的标签是智人（Homo sapiens），即人属（Homo）中“有智慧的”。人类自类人猿祖先分支出来，已有五百万年。其间，人类的脑容量翻了三倍，这在进化史上是异常神速的。不断增大的女人产婴通道，勉强跟上人类婴儿硕大头颅的需求。那么，这认知力又来自何方呢？

乍看之下，人类似乎需要认知力来适应和征服他们的自然环境。更高的智力，为狩猎、采集、制造工具和适应苛刻气候等提供优势。但这一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很多其他物种，也狩猎、采集、制造工具，却没能获得类似人类认知的能力。

很多进化生物学家推测，人脑如此迅速增长的原因，是为了与人合作，是为了与人竞争。心理学家尼古拉·韩福瑞（Nicolas Humphrey）和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分别表明，人类实际上走进一场相互的军火竞赛；运用新的认知力来理解彼此行为，以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成为竞赛中的优胜者。[20]

前文提及的博弈论表明，经常与人互动的个人，愿意与诚实可靠者合作，避开机会主义者。但要行之有效，他们必须记住彼此的过去，并揣测动机，以测将来。这颇不容易，因为潜在合作者的标记，只是诚实外表，而不是诚实本身。譬如，依照经验你似乎是诚实的，我愿意与你携手合作；但如果在过去，你只是在故意积累信任，将来，你就能从我这里骗得更大好处。所以，自利推动了社会群体中的合作，也鼓励了欺瞒、行骗和其他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

黑猩猩能达到数十成员的社会族团层次，因为它们拥有所要求的认知技术来解答基本的“囚徒困境”游戏。如阿恩海姆动物园的普依斯特，因她不可靠的历史，而遭遇其他黑猩猩的回避；“妈妈”取得领袖地位，因她调停纠纷时公正的声誉。黑猩猩拥有足够的记忆和沟通技巧，以解释和预测可能的行为，领袖与合作遂得到发展。

但黑猩猩无法迈进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早期人类中出现的语言，为改进合作和发展认知力，提供了大好机会。有了语言，谁诚实和谁欺诈，不再取决于直接经验，而变成可传送给他人的社会信息。但语言又是说谎和欺骗的媒介。发展更好的认知力来使用和解释语言，从而测出谎言，能这样做的社会群体，对其竞争者就占有优势。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认为，求偶对认知力的独特需求促进了大脑皮层的发展，因为男女不同的繁衍战略，为欺骗和侦测生育能力创立了巨大奖励。

男性繁衍战略是，寻求尽可能多的性伙伴，以取得最大成功。女性繁衍战略是，为自己后代谋求最佳的雄性资源。这两种战略，目的截然相反。所以有人认为，这在进化方面激励人类发展欺骗本领，其中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21]另一位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语言、社交能力、掌控环境都在相互加强，为精益求精而施加进化压力。[22]这解释了脑容量增加的必要，大脑皮层很大一部是用于语言的，它恰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behaviorally modern humans）所独有的，而在黑猩猩或古人类身上是找不到的。[23]

语言的发展，不仅允许短期的行动协调，还令抽象和理论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所独有的关键认知力。词语可指具体物件，也可指物件的类别（狗群和树丛），甚至可指抽象的无形力量（宙斯和地心引力）。综合两者，便使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成为可能——那是指因果关系的一般声明（“因为太阳发光，所以变得温暖”；“社会强迫女孩进入定型的性别角色”）。所有的人都在制造抽象的心智模型。这样的推论能力给予我们巨大的生存优势。尽管哲学家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无数一年级统计学的教授一再告诫，关联不表示因果，但人类经常观察周遭事物的关联，以推断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要踩蛇，不吃上周毒死你表亲的草根，你将免遭同样命运，并可迅速将此规矩告诉子孙。

制造心智模型的能力，将原因归于冥冥中的抽象概念，这就是宗教出现的基础。宗教——笃信一个无形的超自然秩序——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很不幸，试图重建早期人类血统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其精神生活只能提供甚少的线索，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化石和营地的物质记录。但我们尚未发现没有宗教的原始社会，并有考古迹象表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其他原始人类群体，也可能有宗教信仰。[24]

今天有人主张，宗教是暴力、冲突、社会不协调的主要来源。[25]但在历史上，宗教恰恰扮演相反的角色，它是凝聚社会的源泉。经济学家假设，人类是简单、理性、自私的参与者。宗教则允许他们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广泛更安全。据我们所知，彼此一起玩囚徒困境游戏的参与者，应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合作。但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显示，随着合作群体的逐渐扩展，集体行动便开始瓦解。在庞大群体中，越来越难监察每个成员的贡献，免费搭乘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变得司空见惯。[26]

宗教得以解决这集体行动的难题，通过奖罚而大大增强了合作的好处，甚至在今天也是这样。如我认为部落领袖只是像我一样的自私家伙，我就不一定服从他的权威。如我相信部落领袖能调动已死老祖宗的灵魂来奖励或处罚我，我会对他更加尊崇。如我相信已死老祖宗在旁监视，比活人亲戚更能看清我的真正动机，我的羞耻感可能更大。与宗教信徒和世俗者的见解恰恰相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是很难得到证实或证伪的。即使我怀疑部落领袖与已死老祖宗的联系，我也不愿承担风险，万一这是真的呢？根据“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我们应该相信上帝，因为他可能存在。这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适用，虽然在早期怀疑者可能会更少。[27]

在加强规范和支撑社区方面，宗教的功能一直是公认的。[28]“一报还一报”（tit-for-tat），即以牙还牙和报李投桃，是反复互动的合理结果，也是圣经道德的基础，更是人类社会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你待他人，如他人之待你，这条黄金定律只是“一报还一报”的异体。它只是强调善，不讲恶罢了。（由此看来，基督教以德报怨的原则是反常的。人们可能注意到，即使在基督教社会，它也很少付诸实施。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社会，把以怨报德当作其群体的道德准则。）

进化心理学家主张，凝聚社会所提供的生存优势是人类天生偏爱宗教的原因。[29]思想可增加集体的团结，宗教不是唯一方式——今天，我们有民族主义，还有世俗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但在早期社会，宗教在社会组织走向复杂一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宗教，很难想象人类社会得以超越族团的层次。[30]

从认知观点出发，可把任何宗教信仰称作现实世界的心智模型。它们把因果关系，归因于日常世界之外的无形力量，归因于形而上的王国。改造自然界的理论由此而生。例如，神的愤怒造成干旱，把婴儿血洒入大地的犁沟，便可使之平息。之后，它又导向礼仪，即有关超自然秩序的重复表演。人类社会希望借此来获得对环境的主导。

礼仪反过来又帮助区分群体，标记边界，使之有别于其他群体。它促进社会团结，最终会脱节于导致其产生的认知理论。譬如当代世俗欧洲人，仍继续庆祝圣诞节。礼仪本身和支撑它的信念，会被赋予极大的内在价值。它不再代表心智模型，不再是遇上更好选择时可随意抛弃的普通理论，而变成目的本身。

红脸野兽

促使人类合作和存活的心智模型和规范，产生时可能是理性的，恰似经济学家所说明的。但宗教信仰在信徒眼中，即便证明有错，也从来不是可弃之如敝屣的简单理论。它被视作无条件的真理，如指控其谬误，会受到社会和心理的沉重惩罚。现代自然科学带来的认知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实验模式，允许我们更好地改造环境（如使用灌溉系统，而不是人的血祭，来提高农业生产力）。这里有个疑问：人类为何忍受如此僵硬难改的理论构思？

基本正确的答案是：人类之遵循规则，主要植根于情感，并不依靠理性过程。人脑培养了情绪反应，犹如自动导航装置，以促进社会行为。喂奶的母亲看到婴儿，便会分泌乳汁。不是因为她清楚想到她自己的小孩需要食物，而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她大脑产生荷尔蒙，诱发了乳腺分泌。对陌生人的好意表示感激，对无缘无故的伤害表示愤怒，这不是精心考虑的反应，也不一定是学来的情感（尽管通过实践，这些感受会获得加强或受到抑制）。同样，当有人表示不敬，在朋友前蔑视我们，或评论我们母亲或姐妹的德行，我们不会核算评论的精确度，也不会考虑为未来交往而保护声誉，我们只是感到愤怒，只想痛揍这不尊重他人的家伙。这些行为——对亲戚的利他主义，捍卫自己的声誉——可用理性的自利来解释，但却是在情绪状态下作出的。一般情况下，情绪化的反应却是理性的正确答复。为什么？这是进化的安排。行动经常是情感的产品，而不是计算的产品。所以我们经常弄错，打了更强壮、更会报复的人。

这种情绪化反应，使人类中规中矩，遵循规范。规范的独特内容由文化决定（不吃猪肉、尊敬祖先、宴会上不点香烟），遵循规范的能力却是遗传的。同样，语言因文化而异，但都植根于人类普遍的语言能力。例如，在违反规范和他人都遵守的规则时被人看到，大家都会觉得困窘。很明显，困窘不是学来的举止，因为小孩通常比父母更易觉得困窘，即使是小小过失。人类能将自己置于他人位置，并通过他人眼睛观察自己的行为。今天的小孩，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被诊断为具有自闭症的病理征兆。

通过愤怒、可耻、有罪、骄傲的特殊情感，遵循规范的习惯得以嵌入人性。规范受到侵犯时，如陌生人费尽心思羞辱我们或团体分享的宗教礼仪受到嘲笑或忽视，我们会感到愤怒。无法跟上规范时，我们会感到耻辱。取得大家赞许的目标，从而获得群体的称赞，我们会感到骄傲。人类在遵循规范中，投入这么多情感，以致失去理性，危害自身的利益。帮派成员因受到侮辱（实际上的或想象的），而向另外帮派的成员施以报复，但心里很清楚，这将导致暴力的逐步升级。

人类也将情感投入后设规范（metanorm），即如何恰当地阐述和执行规范。如果后设规范得不到妥善的遵循，人类会发起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所称的“说教型进攻”。[31]某命案的结局与自己利益毫不相关，但人们仍想看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解释了犯罪影片和法庭戏剧为什么特受欢迎，还解释了人们对巨大丑闻和罪行为什么着迷关注。

规范化行为植根于情感。它促进社会合作，明显提供生存优势，协助人类进化至今。经济学家主张，盲目遵守规则在经济上却是理性的。如每一次都要计算得失，就会变得非常昂贵和适得其反。如必须跟伙伴不时谈判新规则，我们会陷入瘫痪，无法从事例行的集体行动。我们把某些规则当作目标本身，而不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一事实大大增加了社会生活的稳定。宗教进一步加强这种稳定，并扩充潜在合作者的圈子。

这在政治上造成难题。很多案例中成效明显的规则，遇上短期的特殊情况，却变得苍白无力，甚至功能失调，因为导致其产生的情形有了大变。制度规则是很“黏糊”的，它抗拒改革，变成政治衰败的主要根源之一。

寻求承认的斗争

规范被赋予内在价值后，便成为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 F. Hegel）所谓“寻求承认的斗争”的目标。[32]寻求承认的欲望，截然不同于经济行为中获得物质的欲望。承认不是可供消费的实物，而是一种相互的主观意识。借此，个人承认他人的价值和地位，或他人的上帝、习俗、信念。我作为钢琴家或画家，可能很自信。如能获奖或售出画作，我会有更大的满足。自从人类把自己组织起来，进入社会等级制度后，承认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使寻求承认的斗争，大大有别于经济交易的斗争。它是零和（zero sum），而不是正和（positive sum）。即某人获得承认，必然牺牲他人的尊严，地位只是相对的。在地位比赛中不存在贸易中的双赢情形。[33]

寻求承认的欲望有其生物学根源。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在各自的族团中，争夺雄性老大和雌性老大的地位。黑猩猩群体的等级制度提供繁衍优势，因为它控制群体内的暴力，凝聚成员，一致对外。雄性老大获得更多性伙伴，以保证繁衍成功。在包括人类的各种动物中，寻求地位的行为已成为遗传，与寻求者大脑中的生化变化直接有关。当猴子或个人顺利取得高级地位时，其血液中重要的神经传递物复合胺（serotonin），会获得大幅提高。[34]

人类具有更为复杂的认知力，其寻求的承认不同于灵长目。黑猩猩雄性老大只为自己寻求承认，而人类还为抽象概念寻求承认，如上帝、旗帜、圣地。当代政治的大部，以寻求承认为中心。对少数民族、女性、同性恋者、土著等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有历史理由相信，自身价值从没得到重视。这些寻求可能有经济色彩，如同工同酬，但通常只是尊严的标记，并不是目标本身。[35]

我们今天把寻求承认称作“身份政治”。这类现象主要出现于流动且多元的社会，其成员可具多重身份。[36]甚至在现代世界出现之前，承认已是集体行为的重要动机。人类奋斗，不仅为自身利益，而且代表群体，要求外人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上帝、传统。所采取的形式，有时是统治外人，更多时候是相反。人类自由的基本涵义是自治，即避免隶属于不配的外人。犹太人三千多年前逃离埃及的奴役，以后每逢逾越节所庆祝的，就是此种自由。

承认现象的根本所在是裁决他人的内在价值，或人为的规范、思想和规则。强迫的承认毫无意义，自由人的赞美远远胜过奴隶的卑从。群体钦佩某成员，因为他显示出彪悍、勇气、智慧、判决纠纷时的公平，政治领袖遂得以产生。政治可说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也是追随者的故事。大众甘做部属，愿意给予领袖更高地位。在凝聚且成功的群体中，部属地位是心甘情愿的，这基于领袖有权统治这一信念。

随着政治制度的发展，认可自个人移至制度——转移到持续的规则或行为模式，像英国君主制或美国宪制。在这两个范例中，政治秩序都基于合法性，以及合法统治所带来的权威。合法性意味着，社会成员大体上承认制度是基本公正的，愿意遵守其各项规则。我们相信，当代社会的合法性，表现在民主选举和尊重法治。但在历史上，民主制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政治力量最终以社会凝聚为基础。凝聚可源自自利，但光是自利不足以诱使追随者为群体而牺牲自己生命。政治力量不仅是社会可掌控的公民人数和资源，也是对领袖和制度合法性的认可程度。

政治发展的基础

现在，我们有了一切重要和自然的构件来组建政治发展的理论。人类虽然自私，但却是理性的，如经济学家所称的为自利而学会互相合作。此外，人性提供通向社会性的既定途径，为人类的政治披上下列特征：

· 包容适存性、亲戚选择、互惠利他是人类交际性的预设模式。所有的人都倾向于照顾亲戚和互换恩惠的朋友，除非遇上强烈的惩罚。

· 人享有抽象和理论的能力，以心智模型探究因果关系，又偏爱在无形或非凡的力量中寻找因果关系。这是宗教信仰的基础，而宗教又是凝聚社会的重要源泉。

· 人倾向于遵循规范，以情感为基础，而不是理性。心智模型和其附属的规则，常被赋予内在价值。

· 人渴望获得他人的主观承认，或对自己的价值，或对自己的上帝、法律、习俗、生活方式。获得的承认成为合法的基础，合法本身则允许政治权力的实施。

这些自然特征是社会组织益加复杂的基础。包容适存性和互惠利他，不仅属于人类，也见于众多动物，为（主要是）亲戚小群体的合作作出了解释。人类初期的政治组织，很像在灵长目中看到的族团社会，如黑猩猩的。这可被认作社会组织的预设。照顾家人和朋友的倾向，可通过新的规则和奖励加以克服。譬如，颁发规定，只能雇用合格者，而不是家人。某种意义上，较高层次的制度则显得颇不自然，一旦崩溃，人类就会返回较早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我讲的家族制的基础。

人类以其抽象理论的能力，很快建立征服环境和调节社会行为的新规则，远远超过黑猩猩中存在的规则。尤其是祖先、精神、上帝和其他无形力量的观念，订下新规则和相应的奖励。不同种类的宗教大大提高人类社会的组织程度，并不断开发社会动员的新形式。

与遵循规范有关的一套高度发达的情感，确保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心智模型即使不再符合现实，也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甚至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虽有假设检验的明确规则，但科学家偏爱现存理论，宁愿抵制相反的实验证据。）心智模型和理论常被赋予内在价值，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允许社会的扩展。但这显示，社会是高度保守的，将顽强抵制对其支配观念的挑战。这在宗教思想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世俗的规则，以传统、礼仪、习俗的名义，也被注入极大的情感。

社会在规则上趋向保守，是政治衰败的来源之一。因应环境而建立的规则或制度，在新的环境中变得功能失调，却得不到更换，因为人类已注入强烈情感。这表示，社会变化不会是直线的——随时势的变动而作频繁的小型调整，而是延长的淤滞，继之以剧烈变革的爆发。

由此说明暴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霍布斯指出，对暴毙的恐惧，与获益或经济欲望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很难为自己的生命或爱人的生命标出一个价格。所以，害怕和不安全对人类的激发，往往是单纯自利所比不了的。政治出现是为了控制暴力，但暴力又是政治变化的背景。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中，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变革。为打破这一平衡，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有时就变得不可或缺。

最后，获得承认的欲望，确保政治不会降成简单的经济自利。人类对他人或制度的内在价值、功用、尊严不断作出裁决，再借此建立等级制度。政治力量最终植根于承认——领袖或制度被公认的合法性，得以赢得追随者的尊敬。追随者可能以自利出发，但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其合法性以广受欢迎的观念思想为基础。

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发展的构件。横跨不同社会的人性是基本不变的。我们所看到政治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首先是人类所处环境的产物。人类社会分支蔓延，填补世界上多样的自然环境。他们在特定进化（specific evolution）的过程中，发展出与众不同的规范和思想。此外，各群体也在互动，在促进变化方面，其重要性与自然环境不相上下。

分隔甚远的社会，对政治秩序问题却提出异常相似的解决方案。几乎每个社会，都曾一度经历过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阶段，其规则逐渐变得复杂。多数社会随后发展了国家制度和非人格化管理方式。中国、中东、欧洲和印度的农业社会，得以发展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以及益加官僚化的政府。甚少文化联系的社会，却发展出相似的制度，如中国、欧洲、南亚政府所建立的盐业专卖。近年来，民主负责制和人民主权成为普遍接受的规范思想，只在实施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不同社会经不同路径而走到一起，这一重聚提示了人类群体在生物学上的相似。

进化与迁移

古人类学家追溯从灵长目先驱到“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进化。人口遗传学家所作的贡献，则是追踪人类朝地球不同地区的迁移。普遍认为，类人猿至人类的进化在非洲发生。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世界各地，经历了两次大迁徙。所谓的古人类——直立人（homo Erectus）和巨人（Homo ergaster）——早在一百六十万至二百万年前就离开非洲，迁往亚洲北部。三十至四十万年前，巨人的后裔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自非洲抵达欧洲。他们的后裔就是欧洲后来的人类，如赫赫有名、散居多处的尼安德特人。[37]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其尺寸和体格特征，大致等同于现代人类——出现于约二十万年前。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约在五万年前。他们能用语言进行交流，并开始开发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

依据时下的理论，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约在五万年前，这个其成员可能仅150人的群体离开非洲，穿越阿拉伯半岛的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缺乏书面材料，但人口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使古人类学家得以跟踪此一进程。人类的遗传，包括Y染色体和含历史线索的线粒体DNA。Y染色体归男性独有，余下的DNA则由母亲和父亲的染色体重组，代代有别。Y染色体由父亲单传给儿子，基本上完好无损。相比之下，线粒体DNA是陷入人类细胞的细菌痕迹。数百万年前，它就为细胞活动提供能源。线粒体有它自己的DNA，可与Y染色体媲美，由母亲单传给女儿，也基本上完好无损。Y染色体和线粒体都会积累基因的突变，然后由后代儿子或女儿所继承。计算这些基因突变，弄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人口遗传学家便可重建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血统。

于是有下列的假定：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因为在中国、新几内亚、欧洲、南美洲，当地人口都可回溯至同一的父母血统。（非洲本身有较多血统，因为现居非洲外的人口，只是当时非洲数个群体之一的后裔。）该群体在阿拉伯半岛分道扬镳，一个族团沿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海岸线，进入现已不存的巽他大陆（Sunda，连接现今的东南亚诸岛）和萨浩尔大陆（Sahul，包括新几内亚和澳洲）。他们的迁移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冰川期，地球的大部分水源已冻成冰帽和冰川。与今日相比，当时海平面足足低了数百英尺。依据遗传定时法（genetic dating），我们知道，目前居住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澳洲土著，已在那里定居了将近四万六千年。这表示，他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后，仅花费不长时间便抵达这一偏远角落。

其他族团离开阿拉伯半岛后，朝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迁移。前者经过近东和中亚，最终抵达欧洲。在那里，他们遇上早先脱离非洲的古人类后裔，如尼安德特人。后者则在中国和亚洲东北部定居繁衍，再穿越其时连接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陆地桥梁，最终南下至中南美洲。约在公元前一万二千年，已有人抵达智利南部。[38]

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圣经故事称，上帝把统一联合的人类驱散到各地，令他们讲不同语言。在比喻意义上，这确是真相。人类迁移到不同环境，随遇而安，发明新的社会制度，开始退出自然状态。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看到，起初的复杂社会组织，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其出现全靠宗教思想的协助。

[1] 该论点由托马斯·霍布斯提出，其有关自然状态的第二条定律是：“先有一人愿意，他人也附和，为了和平和自我保护，有必要放弃随心所欲。他满足于自己享有反对他人的自由，也允许他人享有同等自由来反对自己。”《利维坦》第1部和第2部（印第安纳波利斯：Bobbs-Merrill出版社，1958年），第13和14章。

[2] 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印第安纳波利斯：Bobbs-Merrill出版社，1952年），第2章，第6节。

[3]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10年），第1部分。

[4] 亨利·梅因（Henry Maine），《古代法》（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3年），第5章。Karl Polanyi也有类似见解，参见《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纽约：Rinehart出版社，1944年），48页。

[5] 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The Genetic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载《理论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第7期（1964年）：17—52页。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也有详细描述，参见《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

[6] P. W. Sherman，《裙带关系和警告的演变》（Nepot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Alarm Calls），载《科学》第197期（1977年）：1246—1253页。

[7] 有关博弈论作为社会合作的基础，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纽约：自由出版社，1999年），第10章；Mart Ridley，《美德的起源：人的本能和合作的进化》（The Origins of Virtue: Human Instin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纽约：维京人出版社，1987年）。

[8] Robert Axelrod，《合作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4年）。

[9] Robert Trivers，《互惠利他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载《生物学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第46期（1971年）：35—56页。

[10] Jerome H. Barkow，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编，《适应的头脑：进化心理学和文化世代》（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167—169页。

[11] Robert Trivers，《互惠利他的进化》，47—48页。

[12] Nicholas Wade，《黎明之前：找回我们已遗失的祖宗历史》（Before the Dawn: Recovering the Lost History of Our Ancestors）（纽约：企鹅出版社，2006年），7页，13—21页。

[13] Richard Wrangham和Dale Peterson，《雄性恶魔：类人猿和人类暴力的起源》（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Violence）（波士顿：Houghton Mufflin出版社，1996年），24页。最初创造“男性结盟”一词的是人类学家Lionel Tiger，参见《群体男性》（Men in Groups）（纽约：兰登书屋，1969）。

[14] 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Constant Battles: 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3年），83页。

[15] 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章。另请参阅他的《好心：人类和其他动物中的是非起源》（Good Natured: The Origi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 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87页。

[17] 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56页。

[18] 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66页。

[19] 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42页。

[20] Nicolas Humphrey，《智力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lect），载P. P. G. Bateson和R. A. Hinde编，《动物行为学的萌芽》（Growing Points in Etholog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303—317页；Richard Alexander，《人类怎样进化：反思绝无仅有的种类》（How Did Humans Evolve?: Reflections on the Uniquely Unique Species）（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0年），4—7页；Richard Alexander，《社会行为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载《生态学和生物分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第5期（1974年）：325—385页。

[21] Geoffrey Miller，《求偶思维：异性选择造就人性的演变》（The Mating Mind: How Sexual Choice Shap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纽约：双日出版社，2000年）；Geoffrey Miller和Glenn Geher，《求偶的智慧：性、关系和思维中的繁殖系统》（Mating Intelligence: Sex, Relationships, and the Mind’s Reproductive System）（纽约：Lawrence Eribaum出版社，2008年）。

[22] Steven Pinker和Paul Bloom，《自然语言和自然选择》（Natural Language and Natural Selection），载《行为和大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第13期（1990年）：707—784页。

[23] George E. Pugh，《人类价值的生物起源》（The Biological Origin of Human Values）（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7年），140—143页。

[24] 有关宗教的普世性，参见Nicholas Wade，《信仰本能：宗教的演变与持续》（The Faith Instinct: How Religion Evolved and Why It Endures）（纽约：企鹅出版社，2009年），18—37页。

[25] 例如Christopher Hitchens，《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God Is Not Great: 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纽约：特威尔出版社，2007年）；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幻觉》（The God Delusion）（波士顿：Houghton Mufflin出版社，2006年）。

[26]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马塞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

[27] 参见Nicholas Wade，《信仰本能：宗教的演变与持续》，第5章。

[28] 这个见解特别与埃米尔·涂尔干有关。参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纽约：自由出版社，1965年）。批评文章，参见埃文斯—普理查德的《人类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nthropological Thought）介绍涂尔干的章节（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1年）。

[29] 例如Steven Pinker，《头脑怎样工作》（How the Mind Works）（纽约：诺顿出版社，1997年），554—558页。

[30]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称：“我们观察到，如果好处超过成本，人们会违反社会规则。我们也看到，人们仍在服从规则，尽管个人小算盘会让他们反其道而行。人们为何不在农村乱丢废物？他们为何不骗不偷，尽管处罚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与好处相比……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社会学知识，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解释当前的资源分配和历史上的变更。我们无法解决搭便车的根本困境，也无法解释各社会在合法性上作出的巨额投资。”参见《经济史的结构和变化》（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纽约：诺顿出版社，1981年），46—47页。

[31] Robert Trivers，《互惠利他的进化》。

[32]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第13—17章。

[33] Robert H. Frank，《选择正确的池塘：人的行为和对地位的追求》（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

[34] Robert H. Frank，《选择正确的池塘：人的行为和对地位的追求》（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21—25页。相反，地位低下的人经常患上慢性抑郁症，如得到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药物治疗，像百忧解（Prozac）和乐复得（Zoloft，或称舍曲林，左洛复）等，效果不错。这些药物帮助增加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参见Roger D. Masters和Michael T. McGuire，《神经递质的革命：血清素、社会行为和法律》（The Neurotransmitter Revolution： Serotoni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Law）（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4年），10页。

[35]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弗朗西斯·福山，《身份、移民与自由民主制》（Identity, Immigr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载《民主杂志》第17卷，第2期（2006年）：5—20页。

[36] 参见 Charles Taylor，《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

[37] Nicholas Wade，《黎明之前：找回我们已遗失的祖宗历史》，16—17页。

[38] 参见R. Spencer Wells等，《欧亚心脏地区：以大陆角度看待Y染色体的差异》（The Eurasian Heartland: A Continental Perspective on Y Chromosome Diversity），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第98卷，第18期（2001年）：10244—10249页。

第3章
表亲的专横

人类社会进化的事实和性质，以及相关的争议；家庭或族团层次的社会向部落的过渡；介绍血统、宗族和其他人类学基本概念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年）发表之后，涌现出大量涉及人类早期制度起源的理论。首先在19世纪末，新兴人类学的首创者，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收集积累了尚存原始社会的实证资料。[1]摩尔根对日益减少的北美洲土著进行实地勘察，发明了解释其亲戚关系的详尽分类，并将此推及欧洲的史前。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阶段——野性、野蛮、文明，他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须一一经历这三个阶段。

卡尔·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读了摩尔根的书，运用该美国人类学家的民族学研究，发展出私人财产和家庭的起源理论，之后变成共产世界的福音。[2]马克思和恩格斯携手推出现代最著名的发展理论：他们设置一系列的进化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全部由社会阶级的基本矛盾所驱动。马克思主义这一错误和从简的发展模型，误导了后来数代的学者，或寻找“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试图在印度找到“封建主义”。

早期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第二动力，来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以及其自然淘汰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将生物进化原理应用到社会进化上，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在20世纪初所作的，在逻辑上讲得通。[3]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都要参与生存竞争，优秀的得以支配低劣的。欧洲之外社会的发展，或受到阻妨，或停滞不前。达尔文之后，进化理论在辩护当时的殖民秩序上确实取得成功。全球等级制度的顶端是北欧人，通过黄色和棕色皮肤的深浅不同，一直降至身处底部的黑色非洲人。[4]

进化理论中褒贬和种族的特色，酿成20世纪20年代的逆反回潮，至今仍在影响世界上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部门。优秀的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主张，人类行为受到社会彻头彻尾的改造，并不植根于生物学。他在一项著名研究中，以移民头颅大小的实证资料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归因于种族的东西，实际上却是环境和文化的产物。博厄斯还认为，早期社会的研究需摒弃对各式社会组织的高低评估。在方法论上，民族学家应放弃自己文化背景的偏见，全身心投入他们所研究的社会，评估其内在逻辑。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倡“深描”（thick description）；他认为，不同社会只可解说，不可互比，不分轩轾。[5]博厄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则把文化人类学科继续引向非评判性的、相对的、绝无进化的方向。

早期的进化理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还存有其他问题。它们的社会形式，往往是相对直线的，有严谨的等级，前阶段必须早于后阶段，某元素（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阶段的特征。随着对尚存原始社会的知识积累，大家愈益清楚，政治复杂性的进化不是直线的。任何指定的历史阶段，往往包含前阶段的特征。将社会推至下一阶段，又凭借多重的动态机制。事实上，我们可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前阶段并不被后阶段完全替代。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便由基于亲戚关系的组织过渡至国家层次。但时至今日，复杂的亲戚关系组织，仍是一部分中国社会的特征。

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由文化的比较研究总结出真正的普遍规律。发现了违反所谓社会发展规律的冷僻社会，人类学家常常感到兴奋。但这并不表示，不同社会中没有进化形式中的规则性和同类性。

史前阶段

以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背景，博厄斯派的文化相对论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在比较人类学的领域里，留下了政治上求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持久遗产。严格的文化相对论，有悖于进化论，因为后者明确要求厘清社会组织的不同层次，并确定后一层次取代前一层次的原因。人类社会随时间而进化，这是显而易见的。生物进化的两个基本组件——变化和选择——也适合人类社会。即使我们细心避免后期文明“高于”前期文明的评判，但它们确实变得更为复杂、更为丰富、更为强大。因应成功的文明，常常战胜因应不成功的，恰似个体有机体之间的竞争。我们继续使用“发展中”或“开发”的名词（如“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佐证了下列共识：现存的富裕国家是上一阶段社会经济进化的结果，贫穷国家如有可能，也将参与这一进化过程。在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政治制度借文化而获得传递，与借基因的生物进化相比，则面对更多的悉心设计。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原则与人类社会的进化竞争，仍有很明显的类似。

这一新认可导致了进化理论在20世纪中期的复兴。人类学家如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6]、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7]、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8]、莫顿·弗莱德（Morton Fried）[9]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0]认为，各式社会在复杂、规模、能源使用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升级。[11]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人类群体都经历所谓的“特别进化”，以适应他们所占居的生态环境，其结果便是社会形式的多样化。对社会组织的普遍问题，不同社会往往采取类似的应对方法。由此表明，相交相汇的“普遍进化”在生效。[12]

人类学家的难题是，没人能直接观察，人类社会如何从早期模式发展到较复杂的部落或国家。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假设现存的狩猎采集或部落社会是早期模式的实例，再通过观察其行为来推测引发变化的力量，如部落何以演变为国家。可能是基于此，对早期社会进化的推理，已从人类学移至考古学。不像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可通过不同文明在数十万年间留下的物质记录，追踪其社会活力的伸张。例如，考古学家调查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人住宅和饮食的改变，得以了解战争和环境压力对社会组织的改造。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缺乏民族学研究的丰富细节。太依赖考古学记录，会导致对唯物主义解释的偏爱，因为史前文明的精神和认知世界，其大部已永远丢失。[13]

泰勒、摩尔根、恩格斯之后，对社会发展的进化阶段的分类系统，也经历了自身的进化。放弃了具强烈道德色彩的词句，如“野性”和“野蛮”，而改用中性的描述，如点明主要技术的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另一系统则点明主要的生产方式，如狩猎采集、农业、工业社会。进化人类学家，以社会或政治组织的形式来排列阶段。这是我在此所选用的，也是我的主题。埃尔曼·塞维斯发明了四个层次的分类，即族团、部落、酋邦、国家。族团和部落中[14]，社会组织以亲戚关系为基础，成员之间相对平等。相比之下，酋邦和国家等级分明，不以亲戚关系而以领土为基础来行使权力。

家庭和族团层次的组织

很多人相信，原始人类社会组织是部落的，这一见解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比较人类学家，如努马·丹尼斯·甫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和亨利·梅因，认为要在复杂的亲戚团体中去理解早期的社会生活。[15]但部落组织的兴起，要到九千年前定居社会和农业出现时。这之前，狩猎采集社会历时数万年，由类似灵长目族团的流浪家庭集居而成。这样的社会，至今尚存于合适的边缘环境，如爱斯基摩人、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澳洲的土著。[16]（也有例外，如美国太平洋西北部的土著，属狩猎采集者，却生活于可支撑复杂社会的富饶区域。）

卢梭指出，政治不平等起源于农业的兴起，他在这点上是基本正确的。出现农业之前的族团层次社会，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的私人财产。就像黑猩猩的族团，狩猎采集者居住于他们守卫的领土，偶尔为之争斗。但他们不像农人，犯不上在一块土地上设立标志，说“这是我的”。如有其他族团前来侵犯，或有危险猎食者渗入，由于人疏地广，族团层次的社会有移居他方的选择。他们较少拥有像已开垦的耕地、房子等投资。[17]

族团层次的内部，类似现代经济交易和个人主义的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这个阶段没有国家暴政，更确切地说，人类只体验到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所称的“表亲的专横”。[18]你的社交生活囿于你周遭的亲戚，他们决定你做什么，跟谁结婚，怎样敬拜，还有其他一切。家庭或数户家庭合在一起打猎和采集。特别是打猎，与分享直接有关，因为那时没有储存肉类的技术，猎到的动物必须马上吃掉。进化心理学家纷纷推测，现代流行的进餐分享（圣诞节、感恩节、逾越节），都起源于长达数千年的猎物分享传统。[19]此类社会中，大多数的道德规则不是针对偷人财产者，而是针对不愿与人分享者。在永久匮乏的阴影下，拒绝分享往往影响到族团的生存。

族团层次的社会高度平等，其主要差别仅在年龄和性别上。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繁衍一事自有天然分工。族团内，家庭之间仅有极小的差别，没有永久领袖，也没有等级制度。个人因突出的品质，如力大、智慧、可信，而被授予领袖地位。但该地位是流动的，很容易移至他人。除了父母和孩子，强制的机会非常有限。如弗莱德所说：

简易平等社会的民族学研究中，很难找到某人要求他人“做这做那”的案例，却充满了某人说“如能完成此事，那真太好了”之类的话语。之后他人可能照办，也可能不予理睬……因为领袖无法迫使他人。在我们的叙述中，领袖扮演的角色只牵涉权威，无关乎权力。[20]

此类社会中，领袖因群体的共识而浮现。但他们没有职权，不能传予子孙。没有集中的强制力量，自然就没有现代意义的第三方执法的法律。[21]

族团层次的社会围绕核心家庭而建，通常奉行人类学家所称的异族通婚和父系中心（patrilocal）。女人嫁出自己的社会群体，搬到丈夫的居所。这种习惯鼓励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基因的多样化，创造群体之间发生贸易的条件。异族通婚也在减轻冲突中发挥作用。群体之间有关资源或领土的争议，可通过女人的交换而获得谅解，就像欧洲君主为政治目标而安排的战略性联姻。[22]群体的成员组成，与之后的部落社会相比，则更为流动：“任何地域的食物来源，不管是派尤特人（Pauite）的松果或野草籽的丰收，冬春猎场上海豹的数量，还是中部爱斯基摩人在内陆峡谷遇上驯鹿群的迁移，都是不可预测的，且分布太疏，以致任何一代的亲戚，即使想组成凝聚排外的群体，也屡屡遭挫。因为生态机遇时时在诱惑个人和家庭采取机会主义。”[23]

从族团到部落

农业的发展，使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层次变得可行。九千到一万年前，世界上很多地区出现农业，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大洋洲、中美洲，常常位于肥沃的冲积流域。野草和种子的驯化逐一发生，伴以人口的大增。新兴的产粮技术促使人口繁密，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但埃斯特·博塞鲁普（Ester Boserup）认为，这样讲是因果颠倒了。[24]无论如何，它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取决于气候，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1到1人，而农业的发明，则允许人口密度上升至每平方公里40到60人。[25]至此，人类的相互接触更加广泛，便会要求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部落、氏族、家族、宗族”，被用来描绘高于族团的新层次社会组织，但用得不够精确，甚至靠此吃饭的人类学家也是如此。其共同特征是：第一是分支式（segmentary）的，第二是以共同的老祖宗为原则。

社会学家涂尔干以“分支”一词来解释由小型社会单位自我复制而成的社会，如蚯蚓的分段。这样的社会以添加新的支系而获得扩展，但没有集中的政治机构，没有现代的分工，也没有他所描绘的“有机”团结。发达社会里，没有人是自给自足的，每个人都要依赖社会中大批他人。发达社会的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生产自己的粮食、修理自己的汽车、制造自己的手机。在分支式社会中，每个“支系”都是自给自足的，都能丰衣足食，都能自我防卫。因此，涂尔干称之为“机械”团结。[26]各支系可为共同目的聚在一起，如自卫，但他们不依赖对方以获生存。在同一层次上，每个人只能属于一个支系。

部落社会里，支系以共同老祖宗为原则。其最基本单位是宗族，成员们可追溯到好几代之前一名共同老祖宗。人类学家使用的术语中，后裔可以是单传（unilineal），也可是双传（cognatic）。单传系统中，后裔追随父亲，被标为父系；追随母亲，被标为母系。双传系统中，后裔可追随父母双方。稍作思考便可明白，分支式社会只能是单传。为了避免支系的重叠，每名小孩只可分给一个后裔群，或是父亲的，或是母亲的。

在中国、印度、中东、非洲、大洋洲、希腊、罗马曾经流行的宗族组织是父系家族。它是最普遍的，也存在于战胜欧洲的野蛮部落。罗马人称之为 agnatio（族亲），人类学家遂称之为aganation。父系家族只追踪男性的血脉。女人结婚时，便离开自己家族，转而加入丈夫家族。中国和印度的男系家族制度中，女人几乎彻底切断与自己家族的联系。所以，婚姻之日变成妻子的父母悲伤时，只能在女儿的聘礼上获求补偿。女人在丈夫家里没有地位，直到生下儿子。其时，她彻底融入丈夫的宗族组织，在她丈夫的祖先坟前祷告祭祀，保障儿子将来的遗产。

父系家族虽是最普遍，但不是单传的唯一形式。在母系社会里，后裔和遗产追随母亲家族。母系社会（matrilineal）不同于女性掌权得以支配男性的女家长社会（matriarchal）。似乎没有证据显示，真正的女家长社会真有存在。母系社会仅表示，结婚时是男子离开自己家族，转而加入妻子的家族；权力和资源，基本上仍掌握在男子手中；家庭中的权威人士通常是妻子的兄弟，而非孩子的生父。[27]母系社会远比父系社会罕见，但仍可在世界各地找到，如南美洲、美拉尼西亚、东南亚、美国西南部、非洲。埃尔曼·塞维斯指出，它们通常建立于特殊环境，如依靠女人劳作的雨林园艺区域。但该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美国西南沙漠地带的霍皮人（Hopi），也是母系社会和母系中心的（matrilocal）。[28]

宗族有个神奇的特点，只要追溯到更早祖先，便能进入更为庞大的宗族组织。例如，我是追溯到我爷爷的小宗族成员，邻人的爷爷便是外人。如作进一步的追溯，到第四代、第五代甚至更早，我们两个宗族又找到亲戚关系。如情况合适，大家就有可能携手合作。

此类社会的经典描述是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对努尔人（Nuer）的研究，他的著作《努尔人》为数代人类学的学生所必读。[29]努尔人是居住在苏丹南方养牛的游牧民族。20世纪末，他们和传统对手的丁卡人（Dinka）联合起来，在约翰·加朗（John Garang）和苏丹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向喀土穆的中央政府展开长期斗争，以争取南方独立。但在20世纪30年代，埃文斯—普理查德进行实地考察时，苏丹仍是英国殖民地，努尔人和丁卡人仍生活在传统中。

根据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部落是分支式的。我们把最大的支系，称之为主要部落。它再一步步分割成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部落……第三层次由数个村庄组成，其居民相互之间都有亲戚和家庭的关系”。[30]

努尔人的宗族组织彼此经常打架，通常是为了在他们文化中占中心地位的牛。同一层次内，血统之间互相打斗。但他们又能联合起来，在更高层次作战。到了最高层，全体努尔人同仇敌忾，向以同样方法组织起来的丁卡人开战。埃文斯—普理查德解释说：

每个支系，本身也是可分的，其成员互相存有敌意。为反对同样层次的邻近支系，支系的成员会联合起来；为反对更高层次的支系，又会与同样层次的邻近支系联合起来。努尔人以政治价值来解释这些联合原则，他们会说：如果娄（Lou）部落的郎（Leng）第三层次支系与努阿克瓦科（Nyarkwac）第三层次支系打仗——事实上，两支系之间战事频频——组成这两支系的各个村庄都会参战；如果努阿克瓦科第三层次支系与鲁莫乔科（Rumjok）第二层次支系发生争执——不久前，为了用水——郎和努阿克瓦科将团结起来，以反对共同敌人鲁莫乔科。鲁莫乔科也将组成其各支系的联盟。[31]

各支系能在较高的层次汇总。一旦联合的原因（如外部威胁）消失，它们又倾向于迅速瓦解。可在众多不同的部落社会中，看到多层次的支系。它体现在阿拉伯的谚语中：“我针对我兄弟、我和我兄弟针对我表亲、我和我表亲针对陌生人。”

努尔人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执行法律的中央权威，没有制度化的领导等级。像族团层次的社会，努尔人社会也是高度平等的。男女之间有分工，宗族之内有分代的年龄级别。所谓的豹皮酋长，只扮演礼仪的角色，帮助解决成员的冲突，但没有强迫他人的权力。“在整体上我们可以说，努尔人酋长是神圣的人，但这神圣并没给他们带来特殊场合之外的权力。我从未看到，努尔人特别尊敬酋长，或在谈话中把他们当作重要人物。”[32]

努尔人是分支世系组织获得充分发展的范例，其宗族系谱的规则严格决定社会的结构和地位。其他的部落社会，则更为松散。共同老祖宗，与其说是严格的亲戚规定，倒不如说是建立社会义务的借口。甚至在努尔人中，仍有可能把陌生人带入宗族，视之为亲戚（人类学家称之为虚拟的亲戚关系）。很多时候，亲戚关系只是政治联盟的事后理由，并非构建社团的原动力。中国的宗族往往有成千上万的成员，整个村庄使用同样的姓，这显示中国亲戚关系的假想和包容。当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把自己称作“家庭”时，它的血誓仅是血亲的象征。现代的种族划分，把共同老祖宗推到很远，使宗族系谱的追溯变得异常艰难。我们把肯尼亚的卡冷金（Kalenjin）或基库尤（Kikuyus）称作部落，该称呼是非常松散的，因为他们各自的人数，少至数十万，多至数百万。[33]

祖先和宗教

实际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曾经组成部落。因此，很多人倾向于相信，这是自然的情形，或有生物学上的原因。但弄不清，为什么你想与四圈之外的表亲合作，而不愿与非亲的熟人合作。难道，这只是因为你与表亲分享了六十四分之一的基因。动物不这样做，族团层次的人也不这样做。人类社会到处建立部落组织，其原因是宗教信仰，即对死去祖先的崇拜。

对死去祖先的崇拜开始于族团层次社会，每个族团内都会有巫师或宗教人，专司与死去祖先联络的工作。随着宗族的发展，宗教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建制化，反过来又影响其他制度，如领导权和产权。相信死去祖先对活人的作用，才是凝聚部落社会的动力，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生物本能。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提供了有关祖先崇拜的最著名描述之一。他的《古代城市》初版于1864年，给数代欧洲人带来启示。欧洲人习惯于把希腊和罗马的宗教与奥林匹克的众神挂起钩来。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则揭示更古老的宗教传统，其他印欧群体，包括移居印度北部的印度—雅利安人，也在遵循这一古老传统。他认为，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说，死者的灵魂并不飞上天国，却住在葬地的底下。基于此，“他们总是陪葬他们认为死者需要的东西——服装、器皿、武器。他们在他坟上倒酒以解渴，放置食物以充饥。他们殉葬马匹和奴隶，认为这些生命将在坟里为死者继续服务，就像生前一样”。[34]死者的精灵——拉丁文是manes——需要在世的亲戚不断的维持，定期供上食物和饮料，免得他们发怒。

在最早期的比较人类学家中，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知识领域远远超出欧洲史。他注意到，灵魂转世（死时灵魂进入另一肉体）和婆罗门宗教的兴起之前，印度教徒奉行类似希腊罗马的祖先崇拜。亨利·梅因也强调这一点，他认为，祖先崇拜“影响着自称为印度教徒的大多数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在多数人的眼中，自己家神比整个印度万神庙更为重要”。[35]假如库朗日的知识领域涉及更远，他很有可能发现古代中国相似的葬礼。那里，崇高地位人士的墓穴填满了青铜和陶瓷的三足鼎、食物、马、奴隶、计划陪伴死者的妾。[36]像希腊和罗马人，印度—雅利安人也在家里供养圣火。圣火代表家庭，永远不得熄灭，除非家族本身不复存在。[37]所有这些文化中，圣火被当作代表家庭健康和安全的神而受到崇拜——这里家庭不仅是现存的，而且是死去多年的列祖列宗的。

部落社会中，宗教生活和亲戚关系紧密相连。祖先崇拜是特定的，不存在整个社群都崇拜的神。你只对自己祖先有责任，对你邻居或酋长的祖先则没有责任。通常，祖先并不久远，不像所谓的罗马人祖先的罗慕路斯（Romulus）。祖先只是三或四代之前的人，家中老人可能还记得。[38]根据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它丝毫不像基督教对圣徒的崇拜：“葬礼的礼仪只容最亲近的亲戚做虔诚表演……他们相信，祖先不会接受他人的奉献，只接受家人的；祖先不需要崇拜，除非是自家的后裔。”此外，每人都渴望有男性后裔（父系家族），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其死后照料他的灵魂。因此，结婚和育有男性后裔变得非常重要。大多数情形下，独身在早期希腊和罗马都是非法的。

这些信念的结果是，除了现存子女，每个人与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都有关联。裴达礼（Hugh Baker）这样解释中国的宗族关系，一条绳子代表血脉，“两端是无穷尽的，经过一把象征现在的剃刀。如果绳子遭到腰斩，两端就会自行掉离，绳子不复存在。如果一名男子死而无后，其祖先和后裔的连续体便跟着一起消亡……他的存在是必须的，因为他是整体的代表。除此之外，他又是无关紧要的”。[39]

部落社会中，以宗教信仰形式出现的思想，对社会组织有极大影响。对先祖的信仰得以凝聚众人，其规模大大超过家庭或族团层次。该“共同体”包括的，不仅是宗族、氏族、部落现有成员，而且是祖先和未来后裔的整条绳子。甚至最疏远的亲戚都会觉得，他们之间有牵连和职责。这种感受，借共同体共同遵循的礼仪，而获得加强。对如此的社会制度，成员不相信有选择的权力。说得确切些，他们的角色在出生之前已被社会预定。[40]

宗教和权力

军事上，部落社会远比族团层次社会强大。一获通知，他们可动员数百乃至数千名的亲戚。第一个以祖先崇拜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敌人的巨大优势。一经发明，它就会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战争不仅造就了国家，也造就了部落。

宗教在促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很自然，人们要问：部落组织是既存宗教信仰的结果呢？抑或，宗教信仰是后添的，以加强既存的社会组织？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相信后者。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它是精英们发明出来以巩固其阶级特权的神话。据我所知，他没有对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发表过任何意见。但也可推而广之，说家长在操纵死去祖先的愤怒，以加强自己在活人中的权威。另一解释是，需要帮助以对抗共同敌人的族团领袖，为赢得邻人支持，而求援于传奇或神话中死去多年的共同祖先。虽是他的首倡，但这想法蔓延滋长后自成一体。

很不幸，我们只能推测思想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无人目睹从族团层次到部落社会的过渡。考虑到宗教观念在后来历史中的重要性，假如因果关系不是双向交流的，人们反而会感到惊讶。宗教创意影响社会组织，物质利益也影响宗教观念。但要记住，部落社会不是“自然”的，不是其他更高社会崩溃时回归的首选。它出现于家庭和族团层次社会之后，只在特殊环境中繁荣昌盛。它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靠某种宗教信仰获得维持。如若新宗教引入，原有信仰发生变化，部落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我们将在第19章看到，这就是基督教挺进野蛮欧洲后所发生的。随时间流逝，部落社会被更有弹性、更易扩张的社会所取代，但其缩了水的变种从未消失。

[1]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或《人类进步研究：从野性、野蛮到文明》（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纽约：Henry Holt出版社，1877年）；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Language, Art, and Custom）（纽约：G. P. Putnam出版社，1920年）。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of Lewis H. Morgan）（纽约：国际出版社，1942年）。

[3] 赫伯特·斯宾塞，《生物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纽约：D. Appleton出版社，1898年）和《社会学原理》。

[4] 例如参见Madison Grant，《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或《欧洲历史的种族基础》（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修订第4版（纽约： Scribner出版社，1921年）。

[5] 这一经典之句出自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3年）。

[6] Leslie A. White，《文化的演变：罗马崩溃前的文明发展》（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纽约：麦克劳希尔出版社，1959年）。

[7] Julian H. Steward，《文化变迁的理论：多线性演化的方法学》（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伊利诺伊州乌尔班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3年）。

[8] 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第2版（纽约：兰登书屋，1971年）。更早尝试进化思路的是V. Gordon Childe，《人类自己创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伦敦：Watts出版社，1936年）。

[9]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纽约：兰登书屋，1967年）。

[10] Marshall D. Sahlins和Elman R. Service，《进化与文化》（Evolution and Culture）（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0年）。

[11] 有关进化理论的背景，参见Henri Claessen和Pieter van de Velde，《社会进化概论》（Social Evolution in General），载Henri Claessen，Pieter van de Velde和M.Estelle Smith编，《发展和衰落：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变》（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e Evolution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Bergin and Garvey出版社，1985年）。

[12] Marshall D. Sahlins和Elman R. Service，《进化与文化》，第1章。

[13] Jonathan Haas,《从领袖到统治者》（From Leaders to Rulers）（纽约：Kiuwer Academic/Plenum出版社，2001年）。

[14] 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

[15] 甫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古代城市》（The Ancient City）（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5年）；亨利·梅因，《古代法》（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3年）。

[16]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47—54页。此类社会的知识来自对本土美国群体的研究，像Algonkian或 Shoshone的印第安人，但他们现都已消失。

[17]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94—98页。

[18] 参见Ernest Gellner，《民族主义与复杂社会的两种凝聚形式》（Nationalism and the Two Forms of Cohesion in Complex Societies），载Ernest Gellner，《文化、身份与政治》（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6—28页。

[19] Adam Kuper，《中选的灵长目：人性与文化差异》（The Chosen Primate: Human Nature and Cultural Diversit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227—228页。

[20]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83页。

[21]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90—94页。

[22]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69页。

[23] C. D. Forde，引自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61页。

[24] Ester Boserup，《人口与技术变化》（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40—42页。

[25]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7年），27页。

[26]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的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3年），特别参见第6章。涂尔干所用的分支式比我的更为广泛，事实上，也许太广泛了，以至不能通用。他将之用于已有高级政治发展水平的国家层次社会。有关批评，参见Ernest Gellner，《民族主义与复杂社会的两种凝聚形式》。

[27] 在这样的社会中，兄弟姐妹之间和母亲女儿之间的纽带，强于丈夫妻子之间和父子之间。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115页。

[28]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居民是父系的，沿海群体中很多却是母系的。两个制度都培植强烈的部落身份感。《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110—111页。

[29] 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40年）；《努尔人的亲戚关系和婚姻》（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Nuer）（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1年）。

[30]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39页。

[31]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42—143页。

[32]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73页。

[33] 有关部落标识的松弛，参见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157页。有些父系家族的部落以双传规则来接纳成员，尤其在政治上于己有利的时候。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遇上需要，也有类似的情形。流行于欧洲大部的萨利克法律，严格规定父系家族的遗产继承。如果君主没有男性继承人，只有意志坚强的女儿，也会想方设法扭曲规则，让女儿继位。

[34] 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古代城市》，17页。

[35] 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Early Law and Custom: Chiefly Selected From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德里：B. R. Pub. Corp出版社，1985年），56页。

[36]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165页。

[37] 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古代城市》，29页。

[38] 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53—54页。

[39] 裴达礼（Hugh Baker），《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26页。

[40] 像努尔人那样的部落社会，对政治学的理性选择提出了挑战。这些团体中的很多行为，似乎并不基于个人选择，而基于复杂的社会规范。促成努尔人社会组织的，很难想象是社会成员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更像是社会学的解释，让社会组织植根于宗教信仰，譬如祖先崇拜。
政治学家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接受了这一挑战。依他看，社会学传统，无论是涂尔干式的，马克思式的，还是韦伯式的，都认为秩序源于道德、强制或权威的规范。他继续以理性选择理论来审阅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努尔人》，该理论认为人们行为植根于彻底的个人主义。他认为，努尔人家庭或分支所作的彼此交往的选择，反映了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通常与牛资源的效用最大化有关。他列举各种方法，以个人主义的前提来模拟家庭团体之间的争端处理。努尔人的制度可被视作应付互相配合的有效方法，也可通过博弈论来得到模拟。他总结道：“它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真的。政治社会学的问题在于它太偏向社会学，为了强调社会的至高无上，根本不想知道集体行为能否来自个人的决策。此外，它极力坚持方法论的基本假定，如‘社会事实的独立有效性’，或‘各层次分析’的严格分离，进一步显示它实在无法解决问题。它确信社会生活没有疑问的文化高姿态，不鼓励他人去审查私人选择和集体行为之间的联系。然而社会秩序的问题，恰恰需要如此的检验。”罗伯特·贝茨，《无政府社会中的秩序维持：重新解释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The Preservation of Order in Stateless Societi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Evans-Pritchard’s The Nuer），载罗伯特·贝茨，《非洲乡村的政治经济》（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19页。
然而，贝茨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作了错误的两分法。不管是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人类学的角度，既不要求所有行为都基于规范，也不要求个人的理性选择在最终决策中没有发挥影响。总是有某种层次上的互动—通常在最高聚合的社会单位—在那里，理性选择是社会单位所作所为的最好解释。与欧洲相比，奥斯曼帝国具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但在外交政策中，它仍遵循熟悉的规则，作出现实政治的选择来促进自己利益，而不是宗教的选择。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难以解释的是低层次社会单位本身。努尔人为何组成后裔团体，而不是宗教互助会，或像美国年轻人那样的自愿协会？理性选择不可能提供社会动员的理论，因为它故意忽略了思想和规范的作用。后者可能反映出进化更深刻的理性，所考虑的是团体利益，而不仅是个人利益。进化生物学家们正在讨论，基因能否编入程序，从而塑造促进团体适存性的行为，而不仅是个体适存性（就像包容适存性）。没有特别理由证明，社会规范不能促进此类的行为。像自杀爆炸那样的现象，单单它的存在就表明，这并非天方夜谭。参见David Sloan Wilson和Elliott Sober，《为他人：无私行为的进化和心理》（Unto Others: 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r）（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David Sloan Wilson，《集体选择的论争：历史和现状》（The Group Selection Controversy: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载《生态系统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cological Systems）第14期（1983年）：159—187页。

第4章
部落社会的财产、正义、战争

亲戚关系和产权发展；部落社会中正义的性质；部落社会作为军事组织；部落组织的优缺点

法国大革命以来，分隔左右两派的最大争议之一就是私人财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将不公平的起源追溯到圈地标为己产的首位男人。卡尔·马克思把废除私有财产定为政治目标，受他激励的所有共产党政权，所采取的最早施政之一就是“生产工具的国有化”，不单是土地。相比之下，美国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论》第10篇中坚持，政府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保护个人不均平的致富能力。[1]现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将私人产权视作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用道格拉斯·诺斯的话，“增长根本不会发生，除非现存经济组织是高效的”，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制度和产权”。[2]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里根—撒切尔的革命。自那以后，市场导向的政策制定者，其当务之急就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率，虽然遭到左派的激烈反对。

共产主义的经验，大大提升了现代私人财产的重要性。基于对摩尔根等人类学家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阶级剥削兴起之前，曾存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意图恢复的理想国。摩尔根描述的惯例财产（customary property），由密切相处的亲戚团体所拥有。前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则强迫数百万无亲无故的农民，参加集体农庄。集体化打破努力和报酬之间的关联，摧毁对工作的奖励，在俄罗斯和中国造成大规模饥荒，严重降低农业生产力。在前苏联，仍在私人手中的4%土地，却提供将近四分之一的农业总产量。1978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在改革家邓小平的领导下获得解散，农业产量仅在四年间就翻了一番。

私人财产重要性的争论，大都牵涉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传统英国村庄，其放牧地由村庄居民集体所拥有，共同使用。但其资源是可耗尽的，常因使用过度而荒芜。将共有财产转为私人财产是避免荒芜的对策。业主甘心投资于维护，在持续基础上开发资源。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著名文章认为，众多全球性的资源，如洁净空气和渔场等，都会遇上公地悲剧；如无私人产权或严格管理，将因过度消耗而变得一无用处。[3]

现代有关产权的非历史性讨论中，人们往往觉得，因为缺乏现代私人产权，人类一直面对公地悲剧。集体所有与有效使用是背道而驰的。[4]现代产权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上的理性行为，人们讨价还价来分割共有财产，就像霍布斯的“利维坦”从自然状态中脱颖而出。如此解释会遇上两个疑问。第一，现代产权出现之前，曾存在各种各样的共有财产，虽未能像现代产权那样鼓励高效地使用，但也没导致类似的公地悲剧。第二，找不到很多案例来证明，现代产权始于和平自发的讨价还价。共有财产让位于现代产权，其过程是狂暴的，武力和欺骗扮演了重要角色。[5]

亲戚关系和私人财产

最早的私人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宗族或其他亲戚团体。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宗教和社会的。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强迫性集体化，试图逆转时光，进入想象的、从未存在的理想国。它们让无亲戚关系的人合在一起，拥有共同财产。

把希腊和罗马人的家庭牵连到具体地产的有两样东西：屋内供圣火的家灶（hearth）和附近的祖坟。渴望得到地产，不仅是为了它的生产潜力，还为了死去的祖先和不可移动的家灶。地产必须是私人的，只有如此，陌生人或国家才无法侵犯祖先的安息地。另一方面，早期私人财产缺乏现代产权的重要特征，通常只是使用权（usufructuary），不能出售，也不得改造。[6]其主人不是单独的业主，而是现存和死去亲戚的整个社团。财产就像一种信托，为了死去的祖先和未来的后裔。很多现代社会也有类似安排。20世纪初，一名尼日利亚酋长说，“我想，地产属于一个大家庭，其成员中，很多已死，少数还活着，还有无数尚未出生的”。[7]地产和亲戚关系由此而紧密相连。它使你有能力照顾前世和后世的亲人，并通过与你休戚相关的祖先和后裔来照顾你本人。

沦为殖民地前的部分非洲，其亲戚团体受土地的束缚，因为他们祖先葬在那里，就像希腊和罗马人。[8]西非的长期定居点则有不同形式的宗教运作。首批定居者的后裔，被指定为土地祭司来维持土地庙，并主持有关土地使用的各式礼仪。新移民不是通过买卖，而是通过加入当地礼仪社团，以取得土地使用权。社团把种植、狩猎、捕鱼权，当作社团会员的特权，但不是永久的。[9]

部落社会中，财产有时由部落集体拥有。历史人类学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如此描绘凯尔特部落（Celtic），“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依亲戚关系而聚居（父系家族）。他们集体拥有土地，其地界往往与村庄边界不同，像蜘蛛网分布在不同定居点”。[10]集体拥有并不表示集体耕耘，像20世纪苏联或中国的集体农庄，个别家庭经常分到自己的耕地。其他情况下，个人可以拥有地产，但受严重限制，因为他有对亲戚的义务——活的、死的，还有未出生的。[11]你的土地挨着你表亲的，收获时互相合作，很难想象将你的土地卖给陌生人。如你死而无后，你的土地归还给亲戚团体，部落经常有权再分配地产。根据维诺格拉多夫，在印度的边界地区，战胜的部落在大块土地上定居下来，但没把土地划分给亲戚。有时或定期的重新分配，证明部落对土地的有效统治。[12]

现代的美拉尼西亚，仍有亲戚团体的共有财产。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95%以上的土地仍是共有财产。采矿公司或棕榈油公司想买地产，必须应付整个一语部落。[13]任何交易，部落中每个人都享有潜在的否决权，而且不受时效法律限制。因此，某亲戚团体决定将土地卖给公司；十年后，另一团体会站出来说土地是他们的，只在数代前被人偷走了。[14]还有很多人，不愿在任何情况下出卖土地，因为祖先的神灵仍在那里居住。

亲戚团体中的个人不能充分利用其财产，不能将之出售。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忽略或不负责任。部落社会中的产权分得很清楚，即使不是正式或法律上的。[15]部落拥有的财产是否得到很好照顾，与部落内部的聚合力有关，与部落所有权无关。哈丁叙述的共有财产灾难，在英国历史中到底造成多大灾难，尚不清楚。因议会圈地运动（Parliamentary Enclosure Movement）而告终的敞田制（open-field），并不是有效的土地使用方法。18和19世纪的富裕地主，怀有强烈动机，把农民赶出共有地产。起初，敞田制与亲戚关系有关，以邻里耕耘者的团结为前提[16]，通常没有使用过度和浪费的现象。[17]如果有，也是由于英国乡村中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世界上其他运作良好的部落社会里，很难找到公地悲剧的纪录。[18]此类问题，肯定没有骚扰美拉尼西亚。

努尔人那样的部落社会，从事畜牧而非农业，其规则略有不同。他们不把祖先埋入需永久保护的坟墓，乃因追随牛群而要跋涉宽广地域。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不是排他的，只是为了通行和使用，就像希腊和罗马家庭的土地。[19]权利不全是私人的，但像其他的共有安排，这并不表示牧场一定会遭到过度开发。肯尼亚的图尔卡纳人（Turkana）和马赛人（Masai），西非的游牧民族富来尼人（Fulani），都发展了互相可以享用牧场但拒绝外人的制度。[20]

西方人没能理解共有财产的性质，以及它与亲戚团体的难解难分，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调的根源之一。欧洲殖民官员相信，缺乏现代产权，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产权是独立且可转让的，并获法律制度的确认。很多人相信，如听任自由，非洲人将不懂如何有效且持久地使用土地。[21]他们自己也有私心，或为天然资源，或为商业农场，或代表欧洲移民。他们想获得地契，便假设酋长“拥有”部落土地，宛如欧洲的封建君主，可以擅自签约转让。[22]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请酋长做代理人，不仅为了土地，还把他招为殖民政府的一员。非洲的部落社会中，传统领袖的权力曾受到复杂亲戚制度的有效制衡。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认为，欧洲人欲建立现代产权，故意让一帮贪婪的非洲头人攫取权力，以非传统的方式欺负自己部落的伙伴，从而助长了独立后世袭政府的滋长。[23]

法律和正义

部落社会只有软弱的中央权威——头人或酋长，因此，其强制他人的能力远远低于国家。他们没有现代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方执法。维诺格拉多夫指出，部落社会中的正义，有点像现代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各式各样的主权决策者，有时互相谈判，有时全靠自助。[24]埃文斯—普理查德如此解说努尔人的正义：

血亲复仇是部落社会的规则，发生于违反法律之后，以获补偿。事实上，对血亲复仇的恐惧是部落中最重要的合法惩罚，也是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主要保障……个人觉得受了损害，但投诉无门，无法得到赔偿。所以，他便向损害自己的人提出决斗，这一挑战必须获得接受。[25]

显而易见，埃文斯—普理查德在此提到的“法律”和“合法惩罚”都是泛指的，因为国家层次的法律与部落社会的正义很少存在关联。

然而，如何实施血亲复仇，又有一套规则。遇害努尔人的亲戚，可以追缉作案者和作案者的男性近亲，但不能碰作案者母亲的兄弟、父亲的姐妹、母亲的姐妹，因为他们不是作案者的宗族成员。豹皮酋长会在中间调解，其住房又供作案者寻求避难和遵循礼仪，以净化自己沾上的遇害者的血。有关各方也需遵守精心的礼仪，以防冲突的扩大。例如，将伤害对方的矛送到受害者的村庄，以获魔法处理，从而避免伤口变得致命。豹皮酋长作为中立人士，享受一定的权威。他与被告村庄的其他长者一起，倾听对方的申述，但没权执行判决，就像无法执行现代国家之间判决的联合国仲裁人。仍以国际关系为例，实力是至关重要的，弱小的宗族很难从强大的宗族获得赔偿。[26]讨回公道的程度，则取决于争执双方出于自利的斟酌。大家都不愿看到，血亲复仇逐步升级，造成更多伤害。

实际上，所有部落社会都有寻求正义的相似规则：亲戚们有义务为受害者寻求报仇和赔偿；无约束力的仲裁制度，以帮助争端的和平解决；与各种犯罪相对称的赔偿表，北欧日耳曼部落将之称为赔偿金（wergeld）。《贝奥武夫》（Beowulf）传奇，就是一篇亲戚为遇害者寻求报仇或赔偿的英雄叙事长诗。不同的部落社会，自有不同的仲裁制度。太平洋海岸克拉马斯河（Klamath）的印第安社会中，“尤罗克（Yurok）人如想提出诉求，就要雇用二、三或四名越界者（crosser）。他们是来自其他社团的非亲人士，被告也要雇用自己的越界者。这群人合在一起充当中间人，确定诉求和反驳，并收集证据。听过所有证据之后，越界者会作出赔偿裁决”。[27]像努尔人的豹皮酋长，越界者无权执行自己的判决，如当事人拒绝接受裁决，只能付诸排斥的威胁。部落男性同居于“流汗屋”（sweathouse）的事实，使之较为有效。被告核算，如自己将来受到委屈，也需要流汗屋伙伴的支持。因此，付出赔偿是得到鼓励的。[28]

同样，自6世纪克洛维一世（Clovis）时代以来，萨利族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在日耳曼各部落中胜出，他们的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也建立正义规则：“萨利族法兰克部落成员，如向邻居提出诉求，在传召对方时一定要遵循精确的程序。他必须前往对方居处，在其他目击者面前宣布自己的诉求，并定下对方出席司法聚会的日期。如被告不来，他必须数次重复如此的传召。”维诺格拉多夫总结说：“我们清楚看到部落社会司法的固有弱点：其法律裁决的执行，通常不靠最高权威，在很大程度上落在诉讼者和其朋友的手中。所以只能说，这是部落社会在司法上批准和认可的自助。”[29]

第三方强制执行司法裁决，还必须等待国家的出现。但部落社会确实开发了愈益复杂的制度，以便在民事和刑事纠纷中提供妥当的裁决。部落法律通常不是书面的，但为了引用前例和建立赔偿额，仍需要监护人。斯堪的纳维亚发明了雷格曼一职（laghman），他是民选的法律专家，专门在审讯时发表有关法律规则的演讲。

民众聚会起源于部落纠纷的判决。《伊利亚特》（Iliad）有关阿喀琉斯护盾（shield of Achilles）的章节，就描述一场涉及被杀男子价格的争论，在市场的大庭广众面前发生，再由部落长者读出最后的裁决。讲个更具体的案例，执行萨利克法律的是条顿制度（Teutonic），称作百户法庭，由当地村民组成，即现代模拟法庭（moot court）的源头。百户法庭在露天开会，其法官都是住在本地的自由民。百户法庭的主席（Thingman）是推选的，他主持实际上的仲裁法庭。亨利·梅因认为，“其主要功能是让热血有时间冷却，防止人们自行寻求赔偿，把争执接管过来，并协调赔偿的方法。如有不服从法庭的，最早的惩罚可能是逐入另册。不愿遵守其判决的人，将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被杀，其亲戚们迫于舆论压力，将不得参与本属职责和权利的复仇”。[30]梅因指出，英国国王也派代表出席类似的法庭，最初是为了分享罚款。随着国家的出现，英国国王逐渐坚持自己的裁决权和更重要的执法权（参看第17章）。百户法庭和主席一职，作为司法制度早已消失，作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却得以保存。我们将看到，它最终成为现代民主代议制的一部分。

战争和军事组织

迄今为止，我还没从理论上解说，人类为什么自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社会。我只提及，它与历史上出现农业后生产力大大提高有关。农业使人口的高度密集成为可能，并间接创造了对大型社会和私人财产的需求。如我们所见，私人财产与复杂的亲戚组织，紧密纠结，盘根错节。

人类过渡到部落社会的另一原因是战争。定居的农业社会的发展意味着，人类群体变成近邻。他们生产的粮食，远远超过生存所必需，因此有更多的动产和不动产需要保护，或可供偷窃。部落社会的规模，远远超过族团层次，在人口数量上可压倒后者。它还有其他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组织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努尔人身上看到，部落社会遇上紧急状况可迅速扩展，不同层次的分支能组成各式联盟。恺撒在介绍他所战胜的高卢人（Gauls）时指出，一俟战争爆发，其部落便选出联盟的共同领袖，开始对他手下行使生死权。[31]基于此，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把分支式宗族描述成“掠夺性的扩张组织”。[32]

类人猿祖先和人类的连贯性似乎是暴力倾向。霍布斯有个著名断言：自然状态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卢梭则不同，明确表示霍布斯弄错了。他认为，原始人是温和隔绝的，只是在社会使人腐化的较晚阶段才出现暴力。霍布斯比较接近事实，但要有重大调整，即暴力应发生于社会群体中，而不是隔离的个人之间。人类高度成熟的社交技术和合作能力，与黑猩猩和人类社会中常见的暴力并不矛盾。说得确切些，前者还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这表示暴力是一项社交活动，参与者是成群结队的雄性，有时还有雌性。黑猩猩或人类都面对同类的暴力威胁，因此需要更多的社会合作。孤独者容易受到相邻领土的打劫帮派的攻击，与伙伴携手合作得以自保的，方能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

对很多人来说，人性中的暴力倾向是很难接受的。众多人类学家像卢梭一样，坚信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还有很多人情愿相信，早期社会懂得如何与生态环境保持平衡。但很不幸，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撑这两种观点。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和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以详尽的考古记录显示，史前人类社会的暴力一直持续不断。[33]基利还指出，根据跨文化的调查，每五年中，70%到90%的初期社会——族团、部落、酋邦的层次——参与战争。这样的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经历低水平的突袭或暴力，通常是由于环境提供了屏障阻止邻人来犯。[34]狩猎采集者的残余群体，如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和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如果不受干涉，我行我素，其凶杀率是美国的四倍。[35]

就黑猩猩和人类而言，狩猎似乎是战争的源泉。[36]黑猩猩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追捕猴子，再以同样技术追捕其他黑猩猩。人类也是如此，只不过人类的猎物更大、更危险，所以要求更高度的社会合作和更精良的武器。将狩猎技术用于杀人是司空见惯的，我们有历史记录。例如，蒙古人的骑术和马背上打猎，正好用来对付敌人。人类完善了追猎大动物的技术，以致考古学家往往把某处巨大动物群的绝迹，定在人类迁移至该地的时期。乳齿象、剑齿虎、巨型鸸鹋、大树懒——这些大动物，似乎都被组织良好的原始猎人斩尽杀绝了。

随着部落社会的出现，我们看到武士阶层的兴起，还看到人类最基本最持久的政治组织，即领袖和他的武装侍从。后续的历史中，这种组织实际上无孔不入，至今依然安在，如军阀和手下、民兵队、贩毒卡特尔、社区帮派。他们掌握了武器和战争的专门技术，开始行使以前族团层次中所没有的强制权力。

部落社会中，致富显然是发动战争的动机。讲到10世纪末战胜俄罗斯的维京人精英时，历史学家杰罗姆·布鲁姆（Jerome Blum）说：

君主（维京人酋长）支持和保护他的侍从，以换取他们的服务。起初，他们与君主同住，像他的家庭成员。其赡养费，则靠斩获的战利品和部落上缴的保护费……弗拉基米尔王的侍从埋怨，因为没有银勺，他们必须用木勺进食。君主旋即命令，赶快安排银勺，并说“金银难买侍从，有了侍从，就能获得金银”。[37]

20世纪90年代，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两国沦为军阀混战，因为福戴·桑科（Foday Sankoh）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积极招募侍从。这次，他们凭借武装侍从争夺的不是银勺，而是血钻石。

但战争的爆发，不单单依靠致富的冲动。武士可能贪婪金银，但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勇敢，不是为了资源，而是为了荣誉。[38]为一个目标而甘冒生命危险，为获得其他武士的认可，这就是荣誉。请看塔西佗（Tacitus）在1世纪编写的日耳曼部落历史，这是有关欧洲人祖先的罕见的同代人观察：

侍从中有很大竞争，决定谁是酋长手下第一副将；酋长中也有很大竞争，决定谁拥有最多、最犀利的侍从。身边有大量精选青年的簇拥，这意味着等级和实力……到达战场时，酋长的膂力比不上他人的，侍从的膂力跟不上酋长的，那是丢脸；比酋长活得更久，得以离开战场的，那是终身的臭名和耻辱；保卫酋长，以壮举颂扬酋长，那是侍从忠诚的精髓。酋长为胜利而战，侍从为酋长而战。[39]

即使从事农业或贸易的报酬更高，武士也不愿与农夫或商人交换地位，因为致富只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武士发现农夫生活可鄙，因为它不共担危险和团结：

如果出生地的社区长期享有和平和宁静，很多出身高贵的青年，宁可自愿寻求其时忙于战争的其他部落；休息于比赛无补，他们更容易在动乱中功成名就；再说，除了战争和暴力，你很难挽留优秀的侍从……说服他们向敌人挑战，以伤疤为荣，比让他们犁地以待丰收更为容易；凭流血可获的，你偏要通过辛苦劳作，这似乎有点窝囊和闲散。[40]

塔西佗评论，战争之间的空闲期，年轻武士们懒散度日，因为从事任何民间工作只会降低他们的身份。这种武士道德被取代，一直要等到欧洲资产阶级兴起的17和18世纪。其时，以获利和经济计算为内涵的道德规范替代荣誉，成为杰出人士的标志。[41]

政治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其原因之一，就是无法预知领袖与侍从之间的道德信任。他们的共同利益以经济为主，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掠夺。但单靠经济是不能把追随者与领袖捆绑在一起的。1991年和2003年，美国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作战时，它相信战场上失败将迅速导致其政府的倒台，因为他的重要部属会意识到，去掉侯赛因应是一件好事。但那些部属，由于家庭和私人的联系，加上害怕，结果却紧密团结，同舟共济。

长期互惠所建立的互相忠诚，是凝聚力的非经济原因。部落社会向亲戚关系注入宗教意义和神灵制裁。此外，民兵通常由尚未成家、没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年轻人组成。他们身上荷尔蒙高涨，偏爱冒险生活，对他们而言，经济资源不是掠夺的唯一对象。我们不应低估，性和俘获女人在造就政治组织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通常用女人作为交换中介的分支式社会。这些社会相对狭小，由于缺少非亲女子，其成员往往通过对外侵略来遵循异族通婚的规则。蒙古帝国的创始者成吉思汗，据称如此宣称：“最大的快乐是……击败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的财富、看他们的亲人痛哭流涕、骑他们的马、把他们的妻女拥入怀中。”[42]在实现最后一项抱负上，他是相当成功的。根据DNA的测试，亚洲很大一块地区，其现存的男性居民中约有8%是他的后裔，或属于他的血统。[43]

部落社会中的酋长和侍从，不同于国家层次中的将军和军队，因为两者的领导性质和权威是截然不同的。在努尔人中，豹皮酋长基本上是一名仲裁人，没有指挥权，也不是世袭的。现代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或所罗门群岛，其头人处于同等地位。根据传统，他是亲戚们选出的，也可能会以同样方式失去该职。塔西佗写道，日耳曼部落中，“他们国王的权力不是无限或任意的；他们的将军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榜样及他人由衷的赞美，站在队伍的前列来控制人民”。[44]其他部落则组织得更为松懈。“19世纪的科曼奇（Comanche）印第安人，甚至没有称作部落的政治组织，没有率领百姓的强悍酋长……科曼奇的人口，由大量组织松散的自治族团组成，没有应付战争的正式组织。战争头领只是战绩累累的杰出战士；如能说服他人，任何人都可动员一支战斗队伍；但其领导地位只在攻袭期间有效，还必须依赖他人的自愿。”[45]等到欧洲移民入侵北美，施加了军事压力，夏安人（Cheyenne）等的印第安部落才开始发展出持久和集中的指挥机构，如固定的部落会议。[46]

疏松且分散的组织，对部落社会来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们联网的组织，有时可以发起强大的攻击。配备以马匹，游牧民族的部落能奔赴远方，征服广袤的领土。阿尔莫哈德王朝就是一个案例，其柏柏尔部落在12世纪突然崛起，征服了北非全地和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斯。没人可与蒙古帝国媲美，他们来自亚洲内陆的大本营，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设法攻克了中亚、中东大部、俄罗斯、部分东欧、印度北部、整个中国。但其永久领导的缺席、分支式联盟的松散、继位规则的缺乏，注定了部落社会最终衰弱的命运。他们没有永久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能力，无法治理征服的领土，只好依赖当地定居社会提供的例行管理。几乎所有征战的部落社会——至少是没能迅速演进为国家层次的——都会在一代或两代以内四分五裂，因为兄弟、表亲、孙子都要争夺创始领袖的遗产。

国家层次的社会，在继承部落层次的社会后，其中的部落制并不消失。在中国、印度、中东、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国家制度只是重叠在部落制度上，两者长期共存，处于勉强的平衡。早期现代化理论的错误，一是认为政治、经济、文化必须相互匹配，二是认为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过渡是干净和不可逆转的。世界上只有欧洲，自觉自愿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完全取代部落制，基督教发挥决定性作用，打破了以亲戚关系为凝聚基础的传统。多数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都是欧洲人。他们假设，世界其他地区走上现代化，会经历与亲戚关系的类似告别，但他们错了。中国虽是发明现代国家的第一文明，但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却从未能成功压抑亲戚关系的弄权。因此，其两千年政治历史的大部分，一直围绕在如何阻止亲戚关系重新渗透国家行政机构。在印度，亲戚关系与宗教互动，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迄今仍是定位印度社会的最好特征。从美拉尼西亚的一语部落、阿拉伯部落、台湾人宗族，到玻利维亚的“艾柳”（ayllu）村社，复杂的亲戚关系组织仍是现代世界众多社交生活的主要场所，并塑造其与现代政治制度的互动。

从部落制到保护人—依附者和政治机器

我以亲戚关系来定位部落制（tribalism），但部落社会也在进化。分支世系制的严格系谱，慢慢变成父母双传的部落，甚至是接受无亲戚关系成员的部落。如果我们采用更广泛的定义，部落不但包括分享共同祖先的亲戚，还包括因互惠和私人关系而绑在一起的保护人和依附者，那么，部落制便成了政治发展的常数。

例如在罗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描述的父系亲族，叫作家族（gentes）。但到共和国初期，家族开始积累大量无亲戚关系的追随者，叫作依附者（clientes）。他们由自由民、佃户、家庭侍从所组成，到后来甚至包括愿意提供支持以换取金钱或其他好处的贫穷平民（plebeian）。从共和国晚期至帝国初期，罗马的政治离不开强悍领袖动员各自依附者来攫取国家机构，像恺撒、苏拉（Sulla）、庞培。富有的保护人，把他们的依附者编成私人军队。在考察共和国末期的罗马政治时，历史学家塞缪尔·芬纳（Samuel Finer）很小心地指出，“如果抛开具体人物……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尔虞我诈、大公无私、高贵庄严，并不比一个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国多多少。如果把罗马共和国看成是弗里多尼亚共和国（Freedonian Republic），将时间设在19世纪中期，将苏拉、庞培和恺撒想象成加西亚·洛佩兹、佩德罗·波德里拉和海梅·比列加斯，你会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由依附者构成的派系、私人军队和对总统职位的武装争夺”。[47]

宽泛意义中的部落制，仍是活生生的事实。例如，印度自1947年建国以来，一直是成功的民主政体，但印度政治家在议会竞选中，仍需依赖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私人关系。严格讲，这些关系有时仍属部落的，因为部落制仍存在于印度较穷、较落后的地区。其他时候，政治支持以种姓制度或宗派主义为基础。但在每一件案例中，政治家与支持者的社会关系，与在亲戚团体中的一模一样。它仍建基于领袖和追随者的相互交换恩惠：领袖帮助促进团体利益，团体帮他获得竞选。异曲同工的是美国城市的赞助政治。其政治机器所依据的，仍是谁为谁搔了痒，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现代”动机。所以，以非人格化形式的政治关系取代“部落”政治的斗争，仍在21世纪继续。

[1] “财产权源于各自的能力。对利益一致来说，能力上的差异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标。”詹姆斯·麦迪逊，《联邦论》第10篇。

[2] Douglass C. North和Robert P. Thomas，《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编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1—2页。

[3] Garrett Hardin，《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载《科学》第162期（1968年）：1243—1248页。另请参阅Richard Pipes，《财产和自由》（Property and Freedom）（纽约：Knopf出版社，1999年），89页。

[4] 例如Yorani Barzel，《产权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

[5] 在1849—1850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这些权利据说得以自然涌现。矿工举行和平谈判，以分配他们所标出的开采地。参见Richard Pipes，《财产和自由》，91页。但这解释忽略了两条重要的上下文：第一，矿工都是英美文化的产物，对私人财产权的尊敬已深植人心；第二，这些权利以众多本土居民的习惯权利为代价，这些习惯权利没有得到矿工的尊重。

[6] 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Land Law and Custom in the Colonies），第2版（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1968年），26页。

[7] 引自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Colonial Period on the Definition of Land Rights），载Victor Turner编，《非洲殖民主义1870—1960年》第3卷：《变化中的侧面：非洲社会与殖民统治》（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3: Profiles in Change: African Society and Colonial Rul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203页。

[8] 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6页。

[9] 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200页。

[10]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Historical Jurisprudence）（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3年），327页。

[11] 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17页。

[12]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22页。

[13] 有关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利弊，参见 Curtin，Holzknecht和Larmour，《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地注册》。

[14] 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产权谈判的困难，参见Kathy Whimp，《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本土地主和代表权》。

[15] 产权的现代经济理论并不指定，如要制度有效，产权应属何种社会单位。根据一般假设，单位是个人，但家庭和公司也经常充作产权所有人。它们的成员，在有效使用共有资源上，被认作分享共同的利益。参见Jennifer Roback，《交换、主权和印英关系》（Exchange, Sovereignty, and Indian-Anglo Relation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马里兰州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 出版社，1991年）。

[16]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43页。

[17] Gregory Clark，《常识：共有财产权、效率与制度变革》（Commons Sense: Common Property Rights,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载《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58卷，第1期（1998年）：73—102页。另请参阅Jerome Blum，《评论：英国议会圈地》（Review: English Parliamentary Enclosure），载《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53卷，第3期（1981年）：477—504页。

[18]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引用很多资源合用的案例（即互不排斥，但仍有竞争）。尽管没有私人产权，社区仍能给予持续发展的管理。参见Elinor Ostrom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19] 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13—14页。

[20] 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202页。

[21] Thomas J. Bassett和Donald E. Crummey，《非洲农业体系中的土地》（Land in African Agrarian Systems）（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3年），9—10页。

[22] 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196—197页；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12页。

[2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非洲抢夺中，欧洲强权在建立行政制度时因陋就简，利用本地领袖的网络来执行规定、征募劳役、收集人头税。参见Mahmood Mamdani，《公民和百姓：当代非洲和殖民主义晚期的遗产》（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

[24]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51页。

[25]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50—151页。

[26] 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50—169页。

[27] 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Customary Indian Law: Two Case Studie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29—30页。

[28] 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Customary Indian Law: Two Case Studie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31页。

[29]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53—355页。

[30] 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170—171页。

[31] 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45页。

[32] Marshall D. Sahlins，《分支世系制：掠夺扩展的组织》（The Segmentary Lineage: 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63卷，第2期（1961年）：322—345页。

[33] Lawrence H. Keeley，《文明之前的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

[34] Lawrence H. Keeley，《文明之前的战争》，30—32页。

[35] Lawrence H. Keeley，《文明之前的战争》，29页。

[36] Lionel Tiger，《群体男性》，这是男性结盟一词的起源。参见Steven LeBlanc和 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90页。

[37] 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和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38—39页。

[38] 像罗伯特·贝茨那样的政治学家，以经济眼光看待政治，有时将武士列为“暴力专家”，好像其所作所为只是在从事一项经济职业，像鞋匠或房地产中介人。他们这样做掩饰了武士社会团结的非经济来源，不管是彼此之间，还是与领袖的。参见罗伯特·贝茨的《繁荣与暴力》（Prosperity and Violenc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

[39] 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Agricola Germania Dialogus I），翻译者 M. Hutt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13.3—4，14.1。

[40] 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Agricola Germania Dialogus I），翻译者 M. Hutt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14.2—3。

[41] 有关替代的思想历程，参见Albert O. Hirschman，《激情和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观点》（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

[42] James Chambers，《魔鬼的骑士：蒙古入侵欧洲》（The Devil’s Horsemen: The Mongol Invasion of Europe）（纽约：Atheneum出版社，1979年），6页。

[43] Tatiana Zerjal等，《蒙古人的基因遗产》（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Mongols），载《美国人类遗传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第72卷（2003年）：717—721页。

[44] 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7.1。

[45] 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33页。

[46] 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36页。

[47] S. E. Finer，《政府史》第1卷：《古代君主政体和帝国》（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Vol. I: Ancient Monarchies and Empir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440—441页。

第5章
“利维坦”的降临

不同于部落社会的国家层次社会；国家的“原生”形成和竞争形成；国家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此路不通的灌溉论；国家为何仅出现于部分地区

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层次社会具有下列重要差别：[1]

第一，它们享有集中的权力，不管是国王、总统，还是首相。该权力委任等级分明的下属，至少在原则上，有能力在整个社会执行统一规则。该权力超越领土中所有其他权力，这表示它享有主权。各级行政机关，如副首脑、郡长、地方行政官，凭借与主权的正式关联而获得决策权。

第二，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国家有足够权力，防止分支、部落、地区的自行退出。（这也是国家与酋邦的分别。）

第三，国家权力是领土性的，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因此，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法兰西还不算国家。其时，统治法兰西的是法兰克国王，而不是法兰西国王。国家的疆土可远远超越部落，因为其成员资格不受亲戚关系的限制。

第四，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更为等级分明，更为不平等。统治者和他的行政官员，常与社会中的他人分隔开来。某种情况下，他们成为世袭的精英。部落社会中已有听闻的奴役和农奴，在国家的庇护下获得极大发展。

第五，更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将合法性授予国家。分开的僧侣阶层，则充任庇护者。有时，僧侣阶层直接参政，实施神权政治；有时，世俗统治者掌管全部权力，被称作政教合一（caesaropapist）；再有时，政教并存，分享权力。

随着国家的出现，我们退出亲戚关系，走进政治发展的本身。下面几章将密切关注中国、印度、穆斯林世界以及欧洲如何自亲戚关系和部落过渡到非人格化的国家机构。一旦国家出现，亲戚关系便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因为它时时威胁要返回部落社会的私人关系。所以，光发展国家是不够的，还要避免重新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我所谓的家族化。

世界上，不是所有社会都能自己过渡到国家层次。欧洲殖民者出现之前，19世纪的大部分美拉尼西亚，由群龙无首的部落社会组成（即缺乏集中的权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一半，南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2]缺乏悠久国家历史的事实，大大影响了它们在20世纪中期独立后的进展。与国家传统悠久的前东亚殖民地相比，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国家，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没有，尽管人类抵达后者更早。为什么？这就是我希望回答的问题。

国家形成的理论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会，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以及地理界限。

国家源于自愿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一开始并不想提供国家如何出现的实证。相反，他们只是试图弄清政府的合法性。但最先的国家是否通过部落成员的明确协议而建立集中权力，弄清这一点还是很值得的。

托马斯·霍布斯如此解说有关国家的“交易”：国家（即利维坦）通过权力的垄断，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安全，公民放弃各行其是的自由以作交换。国家还可向公民提供无法独自取得的公共服务，如产权、道路、货币、统一度量衡、对外防卫。作为回报，公民认可国家的征税和征兵等。部落社会也可提供一定的安全，但因缺乏集中的权力，其公共服务非常有限。假如国家确实源于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假设，在历史上的某一天，部落群体自愿决定将独裁的统治权委托给个人。这种委托不是临时的，如部落酋长的选举，而是永久的，交到了国王和其后裔手中。这必须是部落中所有支系的共识，因为如有不喜欢，每一支系仍可出走。

若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即产权的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国家源于社会契约似乎是不可能的。部落社会是很平等的，在密切相处的亲戚团体中，又很自由自在。相比之下，国家是强制、专横、等级分明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国家称作“最冷酷的怪物”。我们想象，自由的部落社会只会在极端逼迫之下才出此下策。譬如面对即将来临的异族入侵和灭绝，委托一名独裁者；或面对即将摧毁整个社团的瘟疫，委托一名宗教领袖。实际上在共和国期间，罗马独裁者就是这样选出的，如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汉尼拔（Hannibal）对罗马造成了切实的威胁。这表明，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胁。社会契约只是有效途径，并非终极原因。

国家源于水利工程

社会契约论的变种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工程”论，前人为此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笔墨。魏特夫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蜕变成反共产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专政出现于非西方社会提供了经济解释。他认为，大规模的灌溉需求，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方能满足，从而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墨西哥的国家兴起。[3]

水利工程的假设要解答很多疑问。新生国家的地区，其早期灌溉工程多数都是小型的，地方上自己就能应付。像中国大运河这种大工程，是在建立强大国家之后，只能算是结果，不应该是原因。[4]魏特夫的假设若要成真，我们必须假设，部落成员聚集起来说：“我们将心爱的自由交给一名独裁者，让他来管理举世无双的大型水利工程，我们将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放弃自由，不仅在工程期间，而是永远，因为我们的后代也需要卓越的工程主管。”此种情形如有说服力，欧洲联盟早已变成一个国家了。

密集人口

人口统计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主张，人口的增加和密集是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力。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江河流域的密集人口，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它涉及大规模灌溉、高产作物、各式农业工具。人口密集允许专业化，允许精英和百姓的分工，从而促进国家的形成。低密度人口的族团和部落社会，为减少冲突可分道扬镳；如发现不能共存，便自立门户。但新兴城市的密集人口并无如此的选择，土地匮乏，如何取得重要公共资源，这一切都可触发冲突，从而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口密集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仍有两个未获答案的疑问：一开始是什么造就了密集人口？密集人口与国家又是怎样互动的？

第一个问题似乎有简单的马尔萨斯式答案：如农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大大提高了土地产量，导致父母生育更多孩子，从而造成密集人口。问题是，有些狩猎采集社会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当地环境的富饶能力。新几内亚高地居民和亚马孙印第安人开发了农业，尽管在技术上做得到，却不愿生产余粮。有了提高效率和产量的技术，可以增加人口，但并不保证这一切确实发生。[5]人类学家表明，在某些狩猎采集社会，粮食供给的上升反而导致工作量的降低，因为其成员更在乎休闲。按平均来说，农业社会的居民比较富庶，但必须工作得更加努力，这样的交换可能并不诱人。或者说，狩猎采集者只是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低平衡。那是指，他们掌握了转移至农业的技术，因为面对他人分享盈余的前景，旋又打消了转移念头。[6]

这里的因果关系，可能被颠倒了。早期社会的人们不愿生产盈余，除非挥鞭的统治者强迫他们这样做。主人自己不愿辛苦工作，却很乐意压迫他人。等级制度的出现，不在经济因素，而在政治因素，如军事征服或强迫。埃及金字塔的建造，顿时浮现在眼前。因此，密集人口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终极原因，只是中间的变数，其本身又是尚未确定原因的产物。

国家源于暴力和强迫

经济解释的弱点和空缺，把国家形成的来源指向暴力。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涉及了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损失。很难想象，为了灌溉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部落社会愿意这么做。所以，牵涉的利害关系必须更大，威胁生命的有组织暴力比较可信。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实际上一直参与暴力，尤其是在部落层次。一个部落战胜另外一个时，可能出现等级和国家。为了在政治上控制战败部落，战胜者建立了集中的强迫机构，渐渐演变成原生国家的官僚系统。如果两个部落在语言或种族上是不同的，战胜者可能建立主仆关系，等级制度慢慢变得根深蒂固。异族部落前来征服的威胁，也会鼓励部落群体建立起更永久、更集中的指挥中心，如夏安和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7]

部落征服定居社会的案例，在历史记载中屡有发生，如党项、契丹、匈奴、女真、雅利安（Aryans）、蒙古、维京人（Vikings）、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以此建国的。唯一的问题是，最早国家也是这样起家的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苏丹南部的部落战争，历时数世纪，却一直没能建起国家层次的社会。人类学家认为，部落社会自有平衡的机制，冲突之后会重新分配权力。努尔人只收纳敌人，并不统治他们。于是，解释国家的兴起似乎还要寻找其他原因。彪悍的部落群体，从亚洲内陆草原、阿拉伯沙漠、阿富汗山脉向外出征时，才会建立更为集中的政治组织。

地理界限和其他环境因素

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注意到，就国家形成而言，战争虽然是普遍和必要的，但还不够。他认为，生产力增长，如发生于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或发生在敌对部落的有效包围中，才能解释等级制国家的出现。在非环绕地区或人口稀少地区，衰弱的部落或个人可随时跑掉。夹在沙漠和海洋中间的尼罗河峡谷，以沙漠、丛林、高山为界的秘鲁峡谷，都不存在逃跑的选择。[8]地理界限也能解释，由于没人搬走，生产力的增长只会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加。

新几内亚高地的部落也有农业，也住在被环绕的峡谷。所以单凭这些因素，也是无法解说国家兴起的。绝对规模可能很重要，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峡谷、墨西哥峡谷，都是相当规模的农业区，又有山脉、沙漠、海洋的环绕。他们可以组成较大、较集中的军队，尤其是在马或骆驼已获驯养的情况下，可在广阔地区施展威力。所以，不仅是地理界限，还有被环绕地区的大小和交通，决定国家的形成与否。地理界限尚可提供额外的帮助，暂时保护他们免遭峡谷或岛屿外敌人的攻击，让他们有时间扩军备战。大洋洲的酋邦和雏形国家，只在斐济、汤加、夏威夷那样的大岛上出现，而不在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Vanuatu）、特洛布里恩群岛（Trobriands）那样的小岛。新几内亚虽是大岛，但多山，被分割成无数个微型的生态环境。

国家源于魅力型权威

推测政治起源的考古学家，偏爱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环境和技术；不大喜欢文化因素，如宗教。这是因为，我们对早期社会的物质环境，已有较多了解。[9]但宗教思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部落社会丧失自由，过渡到等级制度，都可从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在传统和现代理性的权威中，马克斯·韦伯挑出了他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权威。[10]这是希腊文，意思是“上帝碰过的”。魅力型领袖行使权力，不是因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选他，而是因为他是“上帝选中的”。

宗教权威和军事威武携手并进，让部落领袖得以调度自治部落之间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它也让自由的部落成员，将永久权力委托给领袖和其亲戚，这比经济利益更有说服力。之后，领袖可使用该权力建立集中的军事机器，战胜反抗部落，确保境内的和平和安全，在良性循环中再一次加强宗教权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到其固有规模的限制，因此需要一个有的放矢的新宗教。

展示此一过程的具体案例是正统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Patriarchal ＆ Umayyad caliphates）时期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兴起。数世纪以来，部落群体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属埃及、波斯、罗马、拜占庭等国家层次社会的边缘地域。他们的环境恶劣，不适合农耕，所以没有遭遇他人的侵占，也没遇上仿效建国的军事压力。他们只在附近定居社会之间充任中介和商人，自己不能生产相当的粮食盈余。

公元570年，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城镇的麦加，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根据穆斯林传统，穆罕默德40岁那年获得上帝的首次启示，随即开始向麦加部落布道。他和追随者由于受到迫害，在622年搬至麦地那。麦地那部落的争执需要他的调解，他便草拟所谓的麦地那宪法，为超越部落忠诚的信徒团体（umma）定位。穆罕默德创立的政体，尚无真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它脱离了亲戚关系，不靠征服，而靠社会契约，这全凭他作为先知的魅力型权威。新成立的穆斯林政治体经过数年征战，赢得信徒，占领麦加，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中部，一举成为国家层次的社会。

在征战国家中，创始部落的领袖血统通常开创新朝代。但在穆罕默德的案例中，这没有发生，因为他只有女儿法蒂玛（Fatima），没有儿子。新兴国家的领导权因此传给穆罕默德的同伴，他属倭马亚氏族，也是穆罕默德的古莱什部落（Quraysh）中的支系。之后，倭马亚氏族确实开创了新王朝。倭马亚国家在奥斯曼（Uthman）和穆阿维叶（Mu‘awiya）的领导下，迅速战胜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在这些现存的国家层次社会中实施阿拉伯统治。[11]

就政治思想的重要性而言，先知穆罕默德促使阿拉伯国家兴起是最好的证明。之前，阿拉伯部落只在世界历史中扮演边缘角色。多亏穆罕默德的魅力型权威，他们获得统一，并把势力扩展到整个中东和北非。阿拉伯部落自己没有经济基础，但通过宗教思想和军队组织的互动，不但获得经济实力，还接管了产生盈余的农业社会。[12]这不是纯粹国家原生形成的案例，因为阿拉伯部落已有周边如波斯和拜占庭等现成国家，先作为仿效榜样，后予以征服。不过，其部落制的力量非常强大，后来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完全予以控制，也建不成无部落影响的官僚机构（参看第13章）。这迫使后来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朝代采取特别措施，如军事奴隶制和招聘外国人充当行政官，以摆脱亲戚关系和部落的影响。

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创立，昭示了宗教思想的政治力量。这是非常突出的案例，但几乎所有国家，都倚靠宗教使自己获得合法地位。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创始传说，都把统治者的祖先追溯到神灵，或至少一名半神半人的英雄。如弄不清统治者如何控制宗教礼仪以取得合法地位，就不能理解早期国家的政治力量。请看中国《诗经》中，献给商朝创始者的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天帝任命燕子降，入世生下我商王，居衍殷地广且强。古时帝命神武汤，整顿边界安四方。）

另一首颂诗《长发》称：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睿智的商君，早现朝代的祯祥。洪水滔滔，禹来治理大地四方。）[13]

我们似乎在接近国家原生形成的齐全解释，它需要若干因素的汇合。首先，那里必须资源丰富，除维持生活，还有盈余。这类丰裕可以是纯粹自然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充满猎物和鱼，其狩猎采集社会得以发展成酋邦，虽然还不是国家。但更多时候，创造丰裕的是技术进步，比如农业的兴起。其次，社会的绝对规模必须够大，允许初级分工和执政精英的出现。再次，居民必须受到环境的束缚，技术机遇来到时，其密度会增高；受到逼迫时，会无处可逃。最后，部落群体必须有强烈动机，愿意放弃自由来服从国家权力。这可通过组织日益良好的团体的武力威胁，也可通过宗教领袖的魅力型权威。上述因素加在一起，国家出现于像尼罗河峡谷那样的地方，这似乎是可信的。[14]

霍布斯主张，国家或“利维坦”的产生，起源于个人之间理性的社会契约，以终止暴力不断和战争状态。在第2章的开头，我曾表明，全部自由社会契约论都有一个基本谬误：因为它假设在史前自然状态时期，人类生活于隔离状态。但这种最早的个人主义从没存在过。人类天生是社会的，自己组成群体，不需要出于私心。在高层次阶段，社会组织的特别形式往往是理性协议的结果；但在低层次阶段，它由人类生物本能所决定，全是自发的。

霍布斯式谬误，还有其另外一面。从蛮荒的自然状态到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从来未见干净利落的过渡；而人类的暴力，也从未找到彻底的解决办法。人类合作是为了竞争；他们竞争，也是为了合作。利维坦的降临，没能永久解决暴力问题，只是将之移至更高层次。以前是部落支系之间的战斗，现在是愈益扩大的战争，主要角色换成了国家。第一个国家问世，可建立胜利者的和平。但假以时日，借用同样政治技术的新兴国家将奋起提出挑战。

国家为何不是普世共有？

我们现在明白，国家为何没在非洲和大洋洲出现，部落社会又为何持续存在于阿富汗、印度、东南亚高地。政治学家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认为，非洲很多地区缺乏自生国家，原因在于各式因素的聚合：“非洲的建国者——不管是殖民地的国王和总督，还是独立后的总统——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口稀少且不适居住的领土上行使统治权。”[15]他指出，与大众的想象相悖，非洲大陆上仅8%的地区处于热带，50%的地区降雨不够，难以支撑农业。人类虽在非洲起家，却在世界其他地域繁荣昌盛。现代农业和医学到来之前，非洲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其在1975年的程度，刚刚达到欧洲在1500年的水平。也有例外，如非洲肥沃的大湖区和东非大裂谷（the Great Rift Valley），养活了高密度的居民，并出现集权国家的萌芽。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权力的行使变得艰巨。非洲只有很少适合长途航行的河流（这一规则的例外是尼罗河下游，它是世界上最早国家之一的摇篮）。萨赫勒地区（Sahel）的沙漠与欧亚的大草原迥然不同，成为贸易和征服的一大障碍。那些骑在马背上的穆斯林战士，虽然设法越过这道障碍，却发现自己的坐骑纷纷死于孑孓蝇传染的脑炎。这也解释了，西非的穆斯林区为何仅局限于尼日利亚北部、象牙海岸、加纳等。[16]在热带森林覆盖的非洲部分，建造和维修道路的艰难是建立国家的重要障碍。罗马帝国崩溃一千多年后，其在不列颠岛上建造的硬面道路仍在使用，而热带的道路能持续数年的寥寥无几。

非洲只有少数在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统治者因此而遇上极大的困难，将行政管理推入内地，以控制当地居民。因为人口稀少，通常都有荒地可开；遇上被征服的威胁，居民可轻易朝灌木丛做进一步的撤退。非洲的战后国家巩固，从没达到欧洲的程度，因为战争征服的动机和可能性实在有限。[17]根据赫伯斯特，这显示，自部落社会向欧洲式领土政体的过渡从来没有发生于非洲。[18]非洲的被环绕地区，如尼罗河峡谷，则看到国家的出现，这也符合相关规则。

澳洲本身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与非洲雷同。大体上说，澳洲非常贫瘠，而且甚少差别。尽管人类在那里已居住良久，但人口密度总是很低。没有农业，也没有被环绕地区，由此解释了超越部落和宗族的政治组织的缺乏。

美拉尼西亚的处境则不同。该地区全由岛屿组成，所以有自然环境的界限，此外，农业发明也在很久以前。考虑到多数岛屿都是山脉，这里的问题与规模大小和行政困难有关。岛屿中峡谷太小，仅能养活有限人口，很难在远距离行使权力。就像较早时指出的，具大片肥沃平原的大岛，如斐济和夏威夷，确有酋邦和国家出现。

山脉也解释了部落组织为何持续存在于世界上的高山地区，包括：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老挝和越南的高地，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域。对国家和军队来说，山脉使这些地区难以征服和占领。土耳其人、蒙古人、波斯人、英国人、俄国人，还有现在的美国人和北约，都试图降伏和安抚阿富汗部落，以建立集权国家，但仅有差强人意的成功。

弄清国家原生形成的条件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国家出现的物质条件。但到最后，有太多互相影响的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一条严密且可预测的理论，以解释国家怎样形成和何时形成。这些因素或存在，或缺席，以及为之所作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吉卜林的《原来如此》（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亚的部分地区，其环境条件与斐济或汤加非常相似——都是大岛，其农业能养活密集人口——却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无法复原的历史意外。

找到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有多重要，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是原生形成的，而是竞争形成的。很多国家的形成是在我们有书面记录的年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得很早，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与地中海和新世界（New World）的国家兴起几乎同时。早期中国历史，有详尽的书面和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中国政治纹理。但最重要的是，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中国人发展出了明确反家庭的政治原则，其早期统治者刻意削弱豪门和亲戚团体的力量，提倡非人格化的行政机构。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两千年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中国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远远超过罗马。罗马统治一个帝国，其公民权最初只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少数人。最终，罗马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从不列颠到北非，从日耳曼到叙利亚。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组成，并允许他们相当可观的自治权。相比之下，中国帝王把自己称作皇帝，不叫国王，但他统治的更像王国，甚至更像统一国家。

中国的国家是集权官僚制的，非常霸道。马克思和魏特夫认识到中国政治这一特点，所以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词语。我将要在后续章节论证，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在中国，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之前，后者可以是拥有领土的世袭贵族，组织起来的农民，以商人、教会和其他自治团体为基础的城市。不像罗马，中国军队一直处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从没对政治权力构成独立威胁。这种初期的权力倾斜却被长期锁定，因为强大的国家可采取行动，防止替代力量的出现，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要到20世纪，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才能出现，打破这种权力分配。强大的外敌曾不时占领部分或整个中国，但他们多是文化不够成熟的部落，反被中国臣民所吸收和同化。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带来的外国模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途径提出挑战，中国这才真正需要作出应对。

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主要表现在：其他建制化的力量，无法抵消这早熟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无法加以束缚，例如法治。在这一方面，它与印度截然不同。马克思最大错误之一是把中国和印度都归纳在“亚细亚”模式中。印度不像中国，但像欧洲，其建制化的社会抵抗力量——组织起来的祭司阶层和亲戚关系演变而成的种姓制度——在国家积累权力时发挥了制动器作用。所以，过去的二千二百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统一帝国，缀以内战、入侵、崩溃；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弱小政治体的分治，缀以短暂的统一和帝国。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一千八百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亲戚关系成为可行。就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

[1] 有些人类学家，如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和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在部落和国家中间再分出一个层次，即酋邦。酋邦很像国家，它也等级分明和中央集权，并从建制化的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它与国家的不同处在于，通常不维持强大的常备军，也无权防止属下部落或地区的出走。埃尔曼·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第5章；罗伯特·卡内罗，《酋邦：国家的先驱》（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载Grant D. Jones和Robert R. Kautz编，《新大陆向国家的过渡》（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2] 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 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编，《非洲政治制度》（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5—6页。

[3] 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参见Henri Claessen，Pieter van de Velde和M. Estelle Smith编，《发展和衰落：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变》，130—131页。参见Henri Claessen和Peter Skalnik编，《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海牙：Mouton出版社，1978年），11页。

[4] 参见Michael Mann的讨论，《社会力量的来源》第1卷：《从开始到公元1760年的权力历史》（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1760）（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94—98页。另请参阅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127—129页。

[5] 参见Kent V. Flannery的讨论，《文明的文化演变》（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载《生态学和生物分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第3期（1972年）：399—426页。

[6] 这是斯蒂芬·勒布朗的建议，出自私人对话。

[7] 参见Winifred Creamer，《中央集权的起源：格兰德古典时期地方控制的变化特征，1325—1540年》（The Origins of Centralization: Changing Features of Local and Regional Control During the Rio Grande Classic Period, A.D.1325-1540），载Jonathan Haas，《从领袖到统治者》。

[8] 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国家起源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载《科学》第169期（1970年）：733—738页。另请参阅罗伯特·卡内罗，《人口密度和社会组织复杂性的关系》（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ze of Population and Complex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载《人类学研究杂志》（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第42卷，第3期（1986年）：355—364页。

[9] 这一点由Kent V. Flannery在《文明的文化演变》中提出。

[10] 这三种权力为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经济与社会》第1卷（Economy and Society, Vol. I）（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212—254页。

[11] 如需背景资料，参见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章。

[12] 如需背景资料，参见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章；Joseph Schacht编，《伊斯兰教的遗产》（The Legacy of Islam）第2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187页。

[13] 引自F. Max Muller 编，《东方圣典》第3卷（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Ⅲ）（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79年），202页。

[14] Robert C. Allen，《古埃及的农业和国家起源》（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 in Ancient Egypt），载《经济史研究》（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第34卷（1997年）：135—154页。

[15] Jeffrey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11页。

[16] Jack Goody，《非洲的技术、传统和国家》（Technology, Traditio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37页。

[17] Jeffrey Herbst，《非洲的战争和国家》（War and the State in Africa），载《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4卷，第4期（1990年），117—139页。

[18] Jeffrey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第2章。

第二部分

国家建设

第6章
中国的部落制

中国文明的起源；古代中国的部落社会组织；中国家庭和宗族的特征；周朝的封建扩张和政治权威的性质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有部落制，分支世系制迄今仍残留于中国南部和台湾。历史学家谈起中国“家庭”时，不是指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而是指成员达数百乃至数千的父系家族。中国早期历史有相当齐全的记载，提供了观察国家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的罕见良机。

人类长居中国。早在80万年前，像古直立人的古人类已现踪迹。智人离开非洲数千年后，也抵达中国。稷（北方）和稻（南方）很早获得人工培植，冶金和定居社区的首次出现，则在中国朝代之前的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到龙山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可见城郭和社会等级分化的明显遗迹。在这之前，宗教基于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由巫师主持。他不是专家，像在大多数其他族团层次社会，只是社区的普通一员。随着等级社会的逐渐成形，统治者开始垄断巫术，借此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1]

开发农业后，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恐怕是马匹驯养，公元前四千年在乌克兰率先发生，又在公元前二千年早期传至中西亚。过渡到草原游牧业则完成于公元前一千年初，也是马背部落向中国挺进的开始。[2]这种挺进主宰了中国后续历史的大部分。

古代中国的分期有点让人困惑。[3]仰韶和龙山不是朝代，而是考古学的范畴，以中国北部黄河中下游的定居点而命名。中国王朝始于三代，即夏、商、周，公元前770年，周朝又发生分裂，从陕西的镐京迁都至现代河南的洛阳，前为西周，后为东周。东周本身又分春秋和战国前后两段。

表1. 古代中国

从远古到统一中国的秦是古代中国所涵盖的历史。我们的有关知识来自浩淼的考古资料，包括用于占卜的甲骨文（通常是羊肩骨）、青铜器彝文、官员用来记录政务的竹简。[4]另一来源是问世于东周最后数世纪的伟大经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嗣后成为中国官员的教育之本。据称，这五部经典是孔子编纂和传播的，再加上卷帙浩繁的注释，构成了塑造千年中国文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经典的形成背景是东周时期，其时内战方兴未艾，政治分崩离析；《春秋》就是鲁国十二名国君的编年史，在孔子眼中，显示了这段时期的退化和堕落。这些经典和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人的著作，虽然蕴含大量历史信息，但大体上仍属文学作品，其精确性尚不明确。

但有确凿证据显示，中国政治体数量经历了极大的收缩，从夏初的大约一万，到西周开国时的一千二百，到战国时只剩下七个。[5]中国西部的秦孝公和谋臣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秦王征服所有对手，建立统一国家，并将秦首创的制度推向中国北方的大部，国家巩固由此告成。

部落的中国

从部落到国家层次的过渡在中国慢慢发生，新的国家制度重叠在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之上。夏商时期被称作“国”的，虽然有日益明显的等级和集中领导，实际上只是酋邦或部落。一直到商末，亲戚团体仍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到了周朝才有变更，涌现了拥有常备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真正国家。

中国历史的早期社会由宗族组成，即同一祖先的父系家族。基本军事单位由宗族内大约百家男子组成，以宗族领袖为首，聚集在同一旗号下。宗族又可灵活组合，凝聚而成氏族（clan）或更高层次的宗族，而国王只是特定地区所有宗族的最高领袖。[6]

三代时期，宗族中的仪式被编纂成一系列法律。这些仪式涉及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在祭有祖先神位的庙堂举行。庙堂内分划不同的祭殿，对应不同层次的宗族，宗族领袖掌控仪式以加强自身权力。未能正确遵守仪式或军事命令，会引来国王或宗族领袖的严苛处罚。依此类推，如要彻底摧毁敌人，一定要毁其祖庙，劫其珍宝，杀其子孙，绝其香火。[7]

像其他部落社会，中国社会组织的层次也时高时低。一方面，村庄范围的宗族为战争、自卫、商业而团结起来，有时出于自愿和共同利益，有时出于对个别领袖的尊敬，但更多时候是迫于强制。战争变得愈益频繁，夯土围墙的城镇在龙山时期变得星罗棋布。[8]

另一方面，宗族社会又在分化瓦解。年轻人开发荒野，自立门户。其时，中国仍属地广人稀，只要搬到他地就能逃避现存宗族的管辖。[9]因此，正如国家形成理论所预测的，人口稀少和缺乏界限阻碍了国家和等级制度的形成。

尽管如此，在黄河峡谷的古老地段，人口密度与农业生产力一起上升。商朝的等级制度愈加分明，这可见证于领袖对追随者施加的惩罚，以及其时流行的奴役和人祭。甲骨文提及五种处罚：墨（面部刺字涂墨）、劓（割鼻）、剕（断足）、宫（阉割）、大辟（处死）。[10]很多当时的葬地，挖掘出八至十具作揖的无首骨骼，许是奴隶，又许是战俘。高级领袖的陪葬人数竟高达五百。在殷墟出土的陪葬人总共一万，还有大量马匹、战车、三足鼎和其他珍贵工艺品。为平息死去祖先的灵魂，活人竟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包括人、动物、器物。[11]很明显，自部落到等级分明政体的过渡正在展开。

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

社会组织中家庭和亲戚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重大常数之一。秦国君主试图抑制亲戚裙带，以推崇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先在自己王国，统一成功后再推向全中国。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台后，也尝试使用专政权力消灭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使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但这两项政治工程，都没获得发明者所期待的成功。中国家庭证明是颇有韧性的，父系家族迄今仍活跃于中国部分地区。[12]短暂的秦朝之后，非人格化管理最终在西汉期间得以确立（公元前206—公元9年）。到了东汉末期和隋唐，亲戚团体又卷土重来。要到第二个千年初期的宋明，非人格化国家管理才得以恢复。尤其是在中国南方，宗族和氏族一直处于强势，直到20世纪。它们在地方上发挥准政治的功能，在很多事情上取代国家成为权力的来源。

关于中国亲戚关系，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料，大部分由人类学家所编撰。他们研究台湾和中国南部的现代社区，所使用的亲戚团体记载可追溯到19世纪。[13]个别亲戚团体所保存的详细记录，有助于研究更为早期的家庭关系。但在古代中国亲戚关系上，我们却只有很少信息。将现代趋势投射得那么久远，风险不小。有学者主张，当代宗族是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政策的产物，与公元1000年之前的亲戚关系是迥然不同的。[14]尽管如此，在中国数世纪的历史中，亲戚团体的某些特征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中国社会的亲戚关系严格遵循父系社会或父系家族的规则。有人类学家将之定义为“使用统一礼仪、显示共同祖先的集团（corporate）”。[15]某些现代宗族的祖先可追溯到二十五代以上，但历史上的宗族通常不超过五代。相比之下，氏族是容纳若干宗族的更高级组合，通常基于虚拟（fictive）的亲戚关系。这种氏族和相关的姓氏联盟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确定异族通婚。[16]

像其他父系家族社会一样，继承和遗产只通过男子。女子不是宗族的永久成员，而是与其他重要家庭联姻的潜在资源。结婚后，她与生身家庭一刀两断，在很多中国历史时期，只可在规定时日回访娘家。妻子不再往生身的家庙祭拜，而是改去丈夫家的。香火传承全靠男子，因此，她在新家庭中没有地位，直到生下儿子。除非有了将来为父母灵魂祈祷的儿子，她的灵魂将不得安宁。讲得实在些，儿子又是她晚年的经济保障。

数世纪来，无数中国小说和戏剧记载了年轻妻子与婆婆之间的紧张关系。婆婆虐待未生儿子的媳妇是理所当然的。但一旦有了儿子，女子作为重要宗族继承人的生母，又可获很高的地位。中国王朝众多的宫廷权术，都涉及意欲提升儿子政治地位的擅权遗孀。西汉时期的皇太后，至少六次得以选择皇帝继承人。[17]

前现代（premodern）社会的可悲真相之一，就是很难把儿子抚养成人。现代医药发明之前，地位和财富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差别。世界君主政体的历史，充斥着王后或妃嫔没能生下儿子而引起的政治危机。日本皇太子徳仁亲王于1993年结婚，与妻子雅子一起尝试生个儿子（而未成功），引起众多现代日本人的急切关注。与一连串早期皇帝相比，这又算不了什么：仁孝天皇（1800—1846）十五个孩子中，仅有三个活到三岁；明治天皇（1852—1912）十五个孩子中，仅有五个活到成年。[18]

跟其他社会一样，传统中国的因应对策是纳妾。地位高级的人士可娶二房、三房甚至更多的妻子。为确定个中的继承权，中国发展了复杂的正式规章制度。妻子再年幼的儿子对妾的儿子，仍享有优先继承权，但也有违反此例的皇帝。虽然有具体规矩，继承权的不确定性仍是宫廷政治的主题。公元前71年，霍光妻霍显设法谋害了坐月子的许皇后，让女儿成君取而代之。公元115年，汉安帝多年不育的阎皇后鸩杀了刚生下儿子的皇妃李氏。[19]

像库朗日所描述的希腊和罗马，中国亲戚制度也与私人财产制度有关。周朝宣称，所有土地都是国家财产，但周天子太弱，难以付诸实现。土地日益私人化，买卖和改造也变得普遍。[20]作为整体，宗族拥有祖庙或祠堂。较富的宗族又投资于共同财产，如水坝、桥、井、灌溉系统。单独家庭拥有自己的耕田，但不得随意处置，因为有对宗族的礼仪义务。[21]

宗族增长始终给遗产的继承制造难题。周朝早期有长子继承权制度，之后又改为儿子们平分。这一规矩延续了中国历史的大部，直到20世纪。[22]根据这个制度，家庭的土地经常越分越小，以致无法维生。中国开发了大家庭概念，数代男子同堂。成年的儿子或在分到的祖地上安家，或试图购买邻地。对宗族的共同财产，他们仍然有份；对共同的祖先，他们仍有祭拜的责任。这一切阻止了他们的搬迁，或出售祖地。[23]

在财产和同堂方面，不同区域出现了巨大差异。中国北方，宗族力量逐渐变弱，宗族成员搬往分散的村庄，丧失了相互之间的认同。在南方，宗族和氏族成员继续并肩生活，以至整村人只有一个姓。为此出现很多解释，其中之一是这么认为的：很多世纪以来，南方一直是蛮荒地带，宗族即使增长却仍能抱成一团；而在北方，战争频仍，流离失所时有发生，从而拆散了数代同堂的宗族。

要记住，宗族组织在很多情形中纯属富人特权。只有他们才能负担得起平分的庞大地产、共同财产、为传宗接代而娶的多房妻妾等。事实上，周朝首次编纂的宗法规则，只适用于精英家庭。贫困家庭只能负担很少的孩子，有时为弥补无子无孙，而让入赘女婿改用妻子的姓氏。这在日本很普通，在中国却遭否定。[24]

中国的“封建”时期

商灭于周。周的部落定居于渭河流域（当代陕西省），在商的西方。周的征服始于公元前11世纪初，历时数年。其时，商的军队还必须在山东应付马背游牧民族的袭击。周王杀死商的储君，谋害自己兄弟，夺取政权，建立新朝。[25]

这一征服开创了很多学者所谓的中国封建时期。其时，政治权力非常分散，掌控在一系列等级分明的氏族和宗族手中。从西周到东周早期，亲戚关系仍是社会组织的原则。到了春秋和战国，这些亲戚团体之间战火纷飞，国家开始慢慢成形。我们可仔细追溯国家形成的各项因素，所依靠的不再是考古学的重新组合，而是历史记载中的证据。

从对比角度看，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格外有趣。它在很多方面为欧洲几乎一千年后的历程树立了先例。周部落征服长期定居的商朝领土，建立了封建贵族阶层。无独有偶，日耳曼野蛮部落打败衰败凋零的罗马帝国后，也创立了类似的分散政体。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发动战争的需求促使了国家的形成：封建属地逐渐聚合成领土的国家，政治权力趋于集中，现代非人格化行政脱颖而出。[26]

然而，中国和欧洲又有重要差别。英语版的中国朝代史，给中国平行制度贴上既定标签，如“封建的”、“家庭”、“国王”、“公爵”、“贵族”，从而遮掩了中间的差别。所以，我们需要确定这些标签的意义，既指出重要对应，也挑明不同文明的分道扬镳。

最混乱和误用最多的，可算是“封建的”和“封建主义”。由于学者和辩论家的混乱使用，这两词基本上变得毫无意义。[27]根据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观念，“封建主义”往往指欧洲中世纪庄园上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有个避不开的封建阶段。这种按图索骥的僵硬，迫使传统学者到处寻找封建阶段，即使在毫不相干的社会。[28]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关注存在于中世纪欧洲的采邑（fief）和属臣（vassalage）制度，从而给封建主义提供了历史上比较准确的定义。采邑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契约，后者获得保护和土地，一定要向领主提供军事服务作为交换。契约在特定仪式中获得尊严，领主将属臣的手放入自己的手中，以亲吻来锁定相互的关系。这种双方兑现义务的从属关系，需要一年一度的更新。[29]属臣之后还可将采邑分割成更小的子采邑（subfief），与自己的属下再签新的契约。该制度自有一套复杂的道德规范，与荣誉、忠诚、宫廷婚姻有关。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欧洲封建主义的关键不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隐含的权力分散。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说：“西欧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政府……其中，一队军事领袖垄断政治权力，队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却又相对平等。”[30]这个定义与马克斯·韦伯有关，也是我在本卷所使用的。该制度的核心是分派采邑或封地，属臣可以在其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权。封建契约在理论上可随意取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属臣们把采邑转换成自己的家族财产。这表示，后裔得以继承采邑。他们在自己采邑享有征兵征税的政治权力，能独立作出司法裁决，不受领主的干涉。因此，他们一点不像领主的代理人，却是实打实的小领主。马克·布洛赫指出，封建制度晚期的家族性质实际上代表了该制度的退化。[31]总之，封建制度的独特处恰恰是它分散的政治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周朝的中国是个封建社会[32]，与中央集权国家没有相似之处。像很多征战的朝代，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周天子发现自己没有足够军队或资源来直接统治所占领的土地，特别是在草原游牧部落频繁骚扰的西方，还有后来成为楚国的南方边境。所以，他分派封地给麾下的将领。考虑到周社会的部落性质，那些将领多是他的亲戚。周天子共设七十一处封地，其中五十三处由他的亲戚治理，剩下的则分给其他文武官员，以及已被击败但愿效忠的商贵族。这些属臣在治理自己封地时享有实质性的自治。[33]

周朝的中国封建主义与欧洲的相比，仍有重大区别。在欧洲，野蛮部落一旦皈依基督教，分支式的部落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即遭摧毁，通常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机制，把没有亲戚关系的领主和属臣绑在一起，在亲戚关系不复存在的社会中促进社会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参与者不是独立分散的领主，而是领主和他们的亲戚团体。在欧洲领主的境内，领主与农民签署封建合同，非人格化管理已开始扎根。权力在领主手中，而不在领主亲戚团体的手中。采邑只是他的家庭财产，并不属于更大的亲戚集团。

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地授予亲戚团体，之后又逐次分封给下一级的宗族或部落分支。中国贵族与欧洲领主相比，其权力比较薄弱，其等级森严比较缓和，因为他陷入了限制他擅权的亲戚架构。我曾提到，部落社会的领袖地位往往是赢取的，而不是继承得来的。周朝的中国领袖，虽然趋向于等级分明，但仍受亲戚人脉的限制，看起来比欧洲的更像是“部落的”。有位评论家指出，在春秋时期，“国家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统而不治；大夫们很重要，不是因为其职位，而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戚，或是显赫家庭的家长”。[34]君主与其说是真正的一国之主，倒不如说是伙伴中的老大。“各种故事讲到，贵族当众责备君主，并吐口水，却没受到他的训斥或处罚；拒绝他对珍玩的索求；在他妻妾群中与他一起玩游戏；未获邀请而坐上他的桌子；上门邀他分享晚餐，却发现他在外射鸟。”[35]

周朝社会的氏族组织中，军队也是分支式的，没有中央统领。各个宗族动员自己的军队，再蜂聚到更大单位中（像努尔人的分支）。“有关战争的记述透露，战场上，征来的士兵只跟随自己的将领；重要的决定通常由将领们集体讨论决定；部队编制松散，以致将领只能指挥自己手下，而顾不上其余。”[36]很多案例显示，因为没有严格的统领制度，部将得以修改名义上君主的命令。根据第5章介绍的人类学分类，周朝早期政体是部落的，至多是酋邦的，而绝不是国家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非常相似，都发展了悬殊的阶级分化和贵族阶层，起因是关于荣誉、暴力、冒险的道德信念。开始时，早期部落社会相对平等，并有防止地位悬殊的各式调整机制。然后，某些人开始在狩猎中出类拔萃。狩猎与战争有关联，这可追溯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等级制度在狩猎和征战中脱颖而出，因为有些人或群体就是略胜一筹。优秀猎手往往又是优秀战士，狩猎所需要的合作技能进化成军事战术和战略。通过战绩，有些宗族获得更高的地位；宗族内，卓越的战士崛起而成为将领。

这也在中国发生。狩猎和战争的关联保存于一系列礼仪，使武士贵族的社会地位获得合法化。陆威仪（Mark Lewis）解释说，春秋时期，“君主之所以在群众中鹤立鸡群，全靠在圣坛前的‘壮举’，即礼仪化的暴力，如献祭、战争、狩猎”。[37]狩猎把动物送上祖先的祭台，战争把战俘送上祖先的祭台。血祭是商朝的习俗，到周朝仍然继续，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军事征战出发于庙堂，为确保战争的胜利，既有牺牲品又有祈祷。礼仪中，大家分享祭肉，战鼓因战俘的血液而变得神圣，特别可恨的敌人则被剁成肉酱，供宫廷或军队成员进食。[38]

周朝早期的贵族战争高度礼仪化。发动战争是为了使另一氏族承认自己的霸权，或是为了荣誉受到藐视而实施报仇。军队向前冲是为了保护“继承下来的祖业”，不克尽责的领袖，死后将得不到妥善的祭拜。他们通过在仪式上展示的力量和荣誉来达到目的，不需付诸殊死的实战。战役经常在贵族之间预先安排，需要遵守复杂的规矩。敌人一旦在战场出现，军队一定要上前迎战，否则就是耻辱。不向敌人的最强部位发起攻击，有时也被认作丢脸。敌方君主去世时，为了不影响对方的哀悼义务，军队就会退出战役。春秋初期，贵族打仗多用战车。而这种战车，既昂贵，操作起来又需要高超技术。[39]显而易见，军事战略家孙子依靠奇袭和欺骗的“迂回”战术，还要等到中国历史的后期。

周朝早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部落和酋邦之间。史书中称为“国”的，都不是真正的国家。周朝的中国好比是家族社会的教科书，换言之，整个国家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亲戚团体所“拥有”。土地和定居于此的民众，都是可传给后裔的家族财产，只受父系家族亲戚规则的约束。这个社会中没有公私之分，每个占统治地位的宗族都可征兵征税，并作出自认妥善的司法裁决。然而，这一切将很快发生变化。

[1]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2—130页。

[2] 鲁惟一（Michael Loewe）和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编，《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909—911页。

[3] 有关早期中国的分代，参见李学勤，《东周和秦的文明》（Eastern Zhou and Qin Civilization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3—5页。

[4] 有关这段时期，参见顾立雅（Herrlee G. Creel），《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研究》（The Birth of China: 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纽约：Ungar出版社，1954年），21—37页；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西周历史资料：青铜器铭文》（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

[5]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26—27页。

[6]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35页。

[7]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41页。

[8]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85页。

[9]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124页。

[10]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170页。

[11]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164—165页。

[12] 有关中国家庭主义的残存，参见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6年），69—95页。

[13] 参见Olga Lang，《中国的家庭与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伦敦：Athlone出版社，1958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jian and Guangdong）（伦敦：Athione出版社，1966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亲戚》（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孔迈隆（Myron L.Cohen），《台湾的中国家庭制度》（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黄介山（Chieh-shan Huang），《中国的婚姻与过继，1845—1945年》（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1945）（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

[14] 有关当代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讨论，参见 James L. Watson，《中国的亲戚关系：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92期（1982年）：589—627页。

[15] 有关当代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讨论，参见 James L. Watson，《中国的亲戚关系：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92期（1982年），594页。

[16] 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Chinese Kinship）（波士顿：劳特里奇出版社，1983年），19—26页。

[17] 鲁惟一（Michael Loewe），《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E-220 CE）（印第安纳波利斯：Hackett出版社，2006年），6页。

[18] Donald Keene，《明治天皇和他的世界，1852—1912年》（Emperor of Japan: Meiji and His World, 1852-1912）（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2页。

[19]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6页。

[20] 柯昌济（Ke Changji），《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载Timothy Brook编，《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Armonk，纽约州：M. E. Sharpe出版社，1989年）。

[21] 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中国传统财产观念》（Traditional Property Concepts in China），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第15卷，第4期（1956年）：507—516页。

[22] 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25页。

[23] 裴达礼，《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55—59页。

[24] Paul Chao，《中国亲戚关系》，19页；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172—173页。

[25]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72），36—37页。有关周的起源和对商的征服，参见顾立雅，《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研究》，219—236页。

[26] 有关此类的对比，参见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27] 有关封建主义概念的主要评论，参见Elizabeth A. R. Brown，《建构的暴政：封建主义与欧洲中世纪历史学家》（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 Feudalism and 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9卷，第4期（1974年）：1063—1088页。另请参阅 Jørgen Møller，《重返封建主义：历史学家的技艺，以及对概念工具和概括的需要》（Bringing Feudalism Back In: The Historian’s Craft and the Need for Conceptual Tools and Generalization），未刊稿。

[28] 有关讨论文章，参见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和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Chin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34—40页。

[29]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年），161页。

[30] Joseph R. Strayer，《西欧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Western Europe），载Fredric L. Cheyette编，《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和社区：选读》（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Selected Readings）（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68年），13页。

[31]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90页之后。

[32] 有关周朝和欧洲封建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李峰，《封建主义和中国西周：评论》（“Feudalism” and Western Zhou China: A Criticism），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63卷，第1期（2003年）：115—144页。李峰认为，西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已超过“封建主义”这一术语所能指称的。

[33]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37—41页；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5年），53页；列文森和弗朗茨·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30—32页。

[34]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8页。

[35]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33页。

[36]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35页。

[37]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17页。

[38]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28页。

[39] 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22、37—38页。

第7章
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国家源于军事竞争；商鞅的现代化改革；法家对儒家家庭主义的批判；没有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伴的政治发展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真正的国家开始在中国成形。它们设立常备军，在界定领土内实行统一规则；配备官僚机构，征税执法；颁布统一的度量衡；营造道路、运河、灌溉系统等公共基建。尤其秦国，全力投入不寻常的现代化工程，目标直指周朝早期亲戚家族的社会秩序。它绕过武士贵族，直接征募大量农民，使军队趋于民主化；从事大规模土地改革，将家族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破坏世袭贵族的权力和威望，从而提高社会流动性。这些改革听起来像是“民主的”，但其唯一目的是富国强兵，打造冷酷的专政。这些现代政治制度的优势，令秦国打败所有对手，进而一统天下。

战争与国家建设

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有个著名论点：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1]战争和国家建设的关联不是普世共有的。总的来说，拉丁美洲就没有这一历史过程。[2]但毫无疑问，在中国的东周时期，国家形成的最重要动力就是战争。从公元前770年的东周初期到前221年的秦朝统一，中国经历了连绵不绝的战争，规模、耗资、人命的牺牲有增无已，从分散封建国家到统一帝国的过渡全凭武力征服。这时所建立的几乎每一个现代国家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发动战争息息相关。

与其他好战社会相比，中国在东周期间的血腥记录仍然突出。有学者计算，春秋时期的294年，中国的“国家”之间共打了1211次战役，和平岁月仅有38年，超过110个政治体被灭绝。后续的254年战国时期，打了468次战役，仅有89年太平无事。兼并使国家数量大跌，战役总数因此减少，战国七雄灭了其余十六国。另一方面，战役的规模和历时却有显著的上升。春秋时，有些战役只打一个回合，一天就完。到战国末期，围攻可持续数月，战役可持续多年，参战将士高达50万。[3]

与其他军事化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有个估计，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而古罗马共和国的仅1%，希腊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的仅5.2%，欧洲早期现代则更低。[4]人员伤亡也是空前未有的。李维（Livy）报道，罗马共和国在特拉西美诺湖战役（Lake Trasimene）和坎尼会战（Cannae）中，总共损失约5万军人。而一名中国史官称，24万战死于公元前293年的战役，45万战死于公元前260年的战役。总而言之，从公元前356年到前236年，秦国据说一共杀死150多万他国士兵。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数字夸大其词，无法证实。但它仍颇不寻常，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倍。[5]

持续战争带来的制度改革

激烈战争造就强烈的奖励，导致了旧制度被摧毁和新制度取而代之。它们都与军事组织、征税、官僚机关、民间的技术革新以及思想有关。

军事组织

一点也不令人惊奇，激烈战争的最初影响是参战各国军事机构的演变。

如早先提到的，春秋早期的战事是驾战车贵族的互相厮杀。每辆战车配备一名御手和至少两名武士，还需多达七十人的后勤支持。驾车开打是高难度的技术，需要实质性的训练，的确是适合贵族的职业。[6]这时的步兵仅发挥辅助作用。

从战车到步兵加骑兵的转变逐渐发生于春秋末期。在南方湖泊和沼泽众多的吴越两国，战车用处非常有限，在多山地区更是相形见绌。很显然，与西方草原马背野蛮人打交道的经验，促使骑兵出现于战国初期。随着铁兵器、弩、盔甲的广泛使用，步兵变得更为有效。西部的秦是最早重整军队的国家之一，它淘汰战车，改换为步骑兵的混成。其主因，既是秦的地形，又是野蛮人的持续压力。楚是在他国征兵的第一国，击败陈之后，强迫当地农民提供军事服务。这些军队不再是亲戚团体的组合，而是等级分明的军事单位，统领着固定数量的部下。[7]公元前6世纪中期，第一支全步兵军队投入战斗，在未来两个世纪内，完全取代战车军队。到战国初期，将农民大批征入军队已成司空见惯。[8]

中国军队打击力量的核心从战车转到步兵；无独有偶，欧洲也从盔甲骑士转到弓箭和长矛的步兵军队。担任战车手和骑士的贵族，在这两个转向中，根本无法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在这两个文明中，负担得起旧式装备和培训的只有贵族精英。这个转向似乎与技术改革有关；中国贵族数量持续下降，够格的战车手日渐稀少，可能是另外原因。

贵族阶层的人员损失，推动了军内的论功封赏。周朝早期，军事将领全凭亲戚关系和在氏族中的地位。斗转星移，越来越多的非贵族将领，单凭自己的骁勇善战而获晋级。国家也开始分配土地、爵位、家奴给将士以作奖励，无名小卒跃升为将军时有发生。[9]参战的野战军队中，骁勇善战不是文化规范，而是存活的前提。所以很有可能，论功封赏的原则始于军队，辗转传入文官体系。

征税和人口注册

将农民大批征入军队，需要相应的物质资源来支付和装备他们。从公元前594年到前590年，鲁国开始征收田赋，不再作为亲戚团体的财产，而是以众多农家合成的“丘”为计量单位。邻国齐的入侵，迫使鲁国快速增征甲兵。从公元前543年到前539年，子产在郑国重划带渠的田地，把农民编成五户一组以征收新税。在公元前548年，楚国丈量土地，登记盐池、鱼塘、沼泽、森林、人口。这项调查是为日后的征税征兵预作准备。[10]

官僚机构的发展

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官僚机构自周朝中国的混乱中崛起，全没计划，只为征收战争所需的税金。

周朝头几年的管理是家族式的，像其他早期国家一样，如埃及、苏美尔、波斯、希腊、罗马。行政官位配给君主的亲戚，被视作君主家庭的延伸。决策时，并不严格遵守等级分工，而是以咨询和忠诚为依据。所以，君主可能掌控不住大夫，如有分歧，也不能予以解雇。像一语部落中的头人，面对让贤的强大共识，周朝一名君主只好束手听命；除非他铤而走险，如公元前669年的晋献公，把合谋反己的所有亲戚统统杀光。宫廷权术不是个人操作的，而是宗族，满门抄斩才能绝其香火。[11]

官僚化始于军队，各项职能由贵族转让给庶民。军队需要征募、装备、训练大批新兵，记录和后勤也是不可或缺的。支援军队的需要又增加了对文官体系的需求。他们帮助征税，确保大规模军事动员中的连贯性。军事机构成为文官的训练场所，并促进统领体系的形成。[12]同时，周朝贵族内部的自相残杀，为大夫家庭提供了社会升迁良机。大夫虽在传统上也来自贵族阶层，但经常属于远离君主和其亲戚的外围。士族是低于贵族的另一阶层，包括军人和其他有功绩的庶民，也得以取代家族关系的大夫，承担重要职位。所以，随着贵族阶层的日渐式微，论功封赏而不是论出身封赏的原则开始慢慢获得认同。[13]

民间的技术革新

公元前4世纪到前3世纪，中国经历了集约型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集约型增长靠的是技术革新，包括青铜工具转向铁工具、基于双向活塞鼓风的生铁冶铸、牲口耕犁的改进、土地和灌溉的改善。中国各区域之间的商业交流增加，人口密度也开始出现显著上升。粗放型增长靠的是人口增长，以及开发像四川那样的新边境。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增长源于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因素”。这表示，它不是经济制度的内部逻辑所造成的，而是得益于意外的技术革新。军事上的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动力。战国时期的每个国家都面对增税的巨大压力，为此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仿效对方的技术革新以加强自己实力。[14]

思想

那么剧烈狂暴的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思潮，这很值得钦佩。战乱不断所造成的流离失所，促使了对政治和道德的深刻反思，并为天才的老师、学者、谋士提供了出人头地的良机。其时，众多老师四下游学，招揽学生。其中有孔子，他出身于贵族，但只是作为学者和老师而谋生。战国初所谓的百家争鸣时期，还有很多如此的学者，包括墨子、孟子、孙子、韩非子、荀子，身后都留下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的著作。当时的政治不稳定，似乎造就了文人的无根无蒂，这反映在文人的周游列国，不管何等政权，只要感兴趣，他们都愿奉献自己的服务。[15]

这种智慧横溢有两层政治意义。首先，它创建了宛如意识形态的东西，即政府如何施政的思想，后代中国人可以此来评判自己政治领袖的表现。最为著名的就是儒家，而儒家学者又与其他学派展开激烈争辩，例如法家——这些争辩其实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真实写照。中国的学者和文人享有最高级荣誉，甚至高于武士和巫师。事实上，文人和官僚的作用合二为一，在其他文明中是找不到的。

其次，中国文人的流动性又孕育了愈来愈像全国文化的东西。其时创作的伟大经典著作，变成精英教育的基石和中国文化的基础。有关经典著作的知识，成为国民身份的坐标。它们享受如此高的威望，以至在中华帝国无远弗届，甚至传播到边界之外。边境线上的游牧王国，有时在武力上强于中国，但无法匹配中国的智慧传统。所以，他们倾向于以中国的制度和技术来治理中国。

商鞅的反家庭运动

周朝晚期，中国各地逐渐采用现代国家制度，但都比不上西部的秦国。大多数情况下，新制度的采用全凭运气，是反复试验和政府别无选择的结果。相比之下，秦确立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率直地阐明中央集权新国家的道理。秦的建国者清楚看到，早期的亲戚网络是中央集权的障碍，为了取而代之，特意实施把个人与国家绑在一起的新制度。这些原则被称作法家思想。

商鞅起初在魏国做官，后来投奔相对落后的秦，一举成为秦孝公的总顾问。他上任初期，就向既存的家族管理发起进攻。他攻击继承得来的特权，最终以论功封赏的二十等爵制取代了世袭官职。在这个边境国家，论功封赏中的功就是军功，土地、家臣、女奴、服饰，都按各人战绩来分配。[16]另一方面，不服从国家法令的将面对一系列严厉处罚。最重要的是该制度下获得的职位不可转为世袭财产，像家族贵族那样，而要由国家定期重新分配。[17]

商鞅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除井田制，再把土地分给由国家直接监护的农家。井田制中，农田分成九方块，就像中文的井字。八户农家各耕一块，中间的是公田。每个贵族家庭拥有若干井田，耕耘的农家为此需要履行徭赋和其他义务，很像封建欧洲的农民。井田上布满路径和水渠，方便管理，八户农家组成贵族地主保护下的公社。[18]废除井田制使农民挣脱对地主的传统义务，并允许他们搬往他人新开发的土地，或干脆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使国家避开贵族，向全体地主征收以实物支付的统一地赋。

此外，为了资助军事行动，商鞅还向所有成年男子征收人头税。国家颁布，家庭如有若干儿子，长大后一定要分居，不然就要缴双倍的税。商鞅的矛头直指传统儒家的大家庭，而赞许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对没有足够财产可分的穷苦家庭来说，该制度造成了莫大艰辛。其目的可能是提倡个人奖励，也加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这次改革还与新的家庭注册有关。传统中国由庞大的亲戚团体组成，商鞅则把家庭分为五户和十户的群体，让他们相互监督。其他国家也在实施类似改革，如鲁国的“丘”，不同之处是秦在执行中的暴虐。群体中的犯罪活动，如不予检举，惩罚是腰斩；举报人有赏，等同于在战斗中斩敌首级。该制度的翻版在明朝得以复活，称为保甲。

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书中认为，所有国家都具备共同的特征：它们都试图掌控各自的社会，一开始就“昭告”天下。[19]它们清除自生自长的弯曲小街的旧区，代之以几何图形般秩序井然的新区，就是为此。19世纪，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在巴黎中世纪废墟上建造宽敞的林荫大道，不单是为了美观，还有控制人口的动机。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于商鞅治下的秦。除了废除井田制，他还将郡县制推向全国。他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设四十一个县；县令不是地方推举的，而是中央政府指派的。一开始，这些县位于边境地区，表明其作为军事区的起源。取代井田制的是更大的整齐矩形，与东南西北的轴心相对称。现代地图学显示，曾是秦国的地域都有这种直线布局的地貌。[20]商鞅还颁布在秦国通用的统一度量衡，以此来替代封建制度下的杂乱标准。[21]

商鞅竭尽全力投入社会工程，将传统亲戚关系的权力和地产制度转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非人格化统治。显而易见，他招惹了秦国家族贵族的极大反感。庇护人秦孝公一去世，继位人立即反目，商鞅只得逃亡。他最终遭人检举，所依据的恰恰就是自己颁布的严禁庇护罪犯的法律。据传，商鞅遭车裂之刑，即四车分尸，他的宗族成员全被诛杀。

东周的中国，每一项制度革新都与战争的需求直接相连：服役扩充至全体男子、先是军队后是文官的永久性官僚体系、家族官职减少、论功封赏、人口注册、土地改革、家族精英地产的重新洗牌、更好的通信和基建、非人格化的等级行政部门、统一的度量衡。这一切，都可在军事要求中找到根源。战争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唯一引擎，但肯定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涌现的主要动力。

儒家与法家

商鞅在秦国实施的政策得到后续学者的肯定，如韩非子，并被归纳成全套的法家意识形态。在法家和儒家的紧张关系中，可以读懂中国后来历史的大部，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那份紧张都与政治中的家庭作用有关。[22]

儒家极力主张向后看，其合法性扎根于古代实践。孔子在春秋末期编辑他的经典作品，十分怀恋周朝的社会秩序。但它因战事不断，已在分崩离析中。家庭和亲戚关系是家族秩序的核心。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

所有部落社会都实行祖先崇拜，虽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儒家给中国版本涂上了特殊的道德色彩。儒家的道德原则规定，对父母的责任，尤其是对父亲的，要大于对妻子或子女的。对父母不敬，或在经济上没尽扶养责任，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儿子对妻子或子女的关心，如超过对他父母的，也要受到严厉惩罚。如发生冲突，例如父亲被控犯了罪，父亲的利益一定高于国家的。[23]

家庭和国家的紧张关系、家庭责任高于政治责任的道德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迄今，中国家庭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竭力捍卫它的自治，不愿接受政治权力的干涉。家庭和国家的力量关系呈反比。19世纪清朝式微，中国南方强大的宗族干脆接管地方事务的治理。[24]1978年的中国，邓小平推行包产到户的改革，农民家庭又变得生龙活虎，成为后来影响全国的经济奇迹的主要引擎。[25]

相比之下，法家向前看。它把儒家和对家庭的尊崇，看作巩固政治权力的绊脚石。儒家精致微妙的道德和责任，对他们丝毫没用。作为替代，他们追求直截了当的赏罚分明——特别是惩罚——使百姓臣服。如法家思想家韩非子所说的：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26]

法家建议，不可把臣民当作可以教诲的道德人，只可当作仅对赏罚有兴趣的自私人——特别是惩罚。所以，法家的国家试图打破传统，废除家庭道德责任，以新形式将臣民与国家绑在一起。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推动的社会工程与法家有明显关联。就像早先的商鞅，毛泽东也把传统的儒家道德和中国家庭看作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的反孔运动意在铲除家庭道德的合法性，共产党、国家、公社变成帮助中国人团结起来的新式制度。一点不令人惊讶，商鞅和法家在毛泽东时代得以复兴，在很多共产党学者的眼中成为现代中国的先例。

有学者说，“儒家推崇圣王理想，可被视作道德的专制主义；作为对照，法家否定道德与政府的关联，可被视作赤裸裸的专制主义”。[27]对皇帝的权力，儒家无法想象任何制度上的制衡。更确切地说，儒家试图教育君主，缓和他的激情，使他深感对人民的责任。让君主获得良好教育，以建良好政府，西方传统对此并不陌生。这实际上是苏格拉底在描绘合理城邦时所简述的，记载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皇帝到底深感多少对人民的责任，还是仅仅利用儒家道德来保护自身利益，那是后续章节的主题。法家直接剥去道德政府的外衣，公开宣称臣民是为君主而活的，不可颠倒过来。

我们不应存任何幻想，推崇法令的法家思想与我在本卷中常提的法治有任何关联。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有一套受宗教庇荫的既存法律，并获得教士等级制度的捍卫。它独立于国家，其历史比国家更长。与当前统治者相比，这套法律更古老、更高级、更合法，因此对统治者也具有约束力。法治的含义就在：甚至国王或皇帝也是受法律束缚的，不可随心所欲。

这种法治从没存在于中国，对法家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他们认为，法律只是记录国王或君主口述的典章。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看来，这是命令，而不是法律。它只反映君主的利益，不是治理社区的道德共识。[28]商鞅认为，惩罚一旦确定，适用于社会所有成员——贵族不得豁免。那是法家法令与现代法治所分享的唯一共同点。[29]

战国时期的中国

商鞅所创建的新式国家制度，使秦国在调动资源方面，比以前更加广泛，比邻国更加有效。但仍不是取胜的保票，因为敌对国家的强烈竞争导致了互相仿效。秦国崛起进而称霸全中国的故事，与其说是发展领域的，倒不如说是国际关系领域的。

春秋末期为巩固国家而发起的争战中，秦国实际上是配角，只在更强大的对手中间发挥平衡作用。它处于争战国家中的最西面，在地理上受一定保护（参看地图）。从公元前656年到前357年，涉及大国的160场战役中，秦仅发动11场。秦孝公和商鞅开展国家改革后，这就有了大变。从公元前356年到前221年，秦发动了96场大战役中的52场，打胜48场。公元前4世纪最后十年，秦打败南方大国楚，又在前293年打败东面的邻国魏和韩。东方的齐国是仅存的主要敌人，也败于前284年。到了公元前257年，所有他国都丧失了大国地位。始于公元前236年的统一战争，最终导致中国在前221年出现大一统的秦朝。[30]

争战国家到底图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东周冲突背后的症结是旧贵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寻觅新机会，以攀登权力阶梯。这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儒家和法家为此而争论不休。这个争论发生于一国之内，也发生于各国之间；既是争战的原因，又是争战的结果。秦国把自己当作法家的旗手，它的动机与其说是信服，倒不如说是实用。[31]

这里利害攸关的主导思想，不同于上述争论，而是商周统一中国的古老理念。统一中国的实现，其传说的色彩大于现实。东周的分裂始终被看作旷日弥久的异数，需要承担天命的血统崛起，予以拨乱反正。寻求承认的斗争，就是看哪个宗族获得统治整个中国的荣誉。

中国发展路径为何异于欧洲

许田波（Victoria Hui）等学者提出这样的超历史大题目：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由多极国家体系组成，最后巩固成单一的庞大帝国，而欧洲却没有。欧洲国家体系实际上也有兼并巩固，从中世纪末的400个主权政治体降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25个。尽管有不少尝试，包括哈布斯堡（Habsburg）的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希特勒，但还是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

有下列可能的解释，第一条是地理。欧洲因河流、森林、海洋、山脉而分成众多区域，如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莱茵河、多瑙河、波罗的海、喀尔巴阡山脉，等等。不列颠岛屿又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欧洲历史上扮演了破坏霸权组合的平衡角色。相比之下，第一个中华帝国仅拥有今日中国的部分领土，由西向东，只是从渭河峡谷到山东半岛而已。战国时期已修筑很多道路和运河，当时的军队很容易在这个地区纵横驰骋。这个核心地区巩固成单一强国之后，才开始向南、北、西南方向拓展。

第二条与文化有关。商和周的部落之间有种族差异，但周朝时期涌现出的各国，则无种族和语言的明显区分，不像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法兰克人、维京人、斯拉夫人、匈人之间。中国北方有不同方言，但商鞅和孔子的周游列国，以及相互的思想交流，都证实了日益增长的文化统一。

第三条是领导，或领导的缺乏。许田波指出，多极国家体系不是自我调整的机器，不能永远取得防止霸权崛起的平衡。国家有自己领袖，解读自身利益。秦国领袖运用机智的治国术，以分而治之的策略击破敌国的联合。而敌人无视秦国的凶险，反而经常自相残杀。

最后一条与中国和欧洲政治发展走上不同路径直接相关。欧洲从没见过像秦朝那样的强大专制国家，唯一例外是莫斯科大公国。但它发展较晚，一直处于欧洲政治的边缘，直到18世纪的下半叶。（俄罗斯进入欧洲国家体系后，很快占据欧洲的大部，先是在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后在1945年斯大林时代。）17世纪晚期，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国家通常也被称作“专制主义”。我们将会看到，它们在征税和动员方面，远远比不上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潜在的专制君主开始其国家建设大业时，就会遇上组织良好团体的阻挠。例如，既得利益的世袭贵族、天主教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独立自治的城市。所有这一切，都可在国境内外灵活运作。

中国情形很不同，它依赖广泛的亲戚体系。中国的封建贵族，从没建立起与欧洲领主一样的地方权力。根于宗族的中国贵族，其权力往往分散于各地，又纠缠于其他亲戚团体；作为对照，欧洲封建社会发展了强大且等级分明的地方政治主权。此外，不像欧洲贵族，中国贵族得不到法律、古老权利、特权的保护。中国贵族的人数，因数世纪不断的部落战争而几近耗尽；专业政客得以组织强大的庶民军队，轻易击败早期的贵族军团。周朝的中国从没发展出可与欧洲媲美的强大世袭地主贵族。君主、贵族、庶民阶层之间的交叉斗争，对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却从没在中国发生。相反，它有个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一开始就打败所有的潜在对手。

马克斯·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很熟悉中国的韦伯为何把中华帝国描述成家族国家，这是个谜。[32]迷惑韦伯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没有经济现代化的陪伴，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也没有社会现代化的陪伴，亲戚关系没有转换为现代个人主义，反而与非人格化管理共存，一直到今日。像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一样，韦伯相信发展中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紧密相连的。很可能是因为现代化的其他方面没在中国出现，所以韦伯认不出中国的现代政治秩序。欧洲的实际发展中，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也没有密切相连，有顺序上的先后，它的社会现代化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所以，欧洲的经验是独特的，不一定能在其他社会复制。

多种现代化

秦统一中国后，政治现代化为何没有导致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国家的出现是集约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还不够。如要资本主义出现，其他制度也要到位。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有一场认知革命，发明了科学方法、现代大学、以科学观察创造财富的技术革新、鼓励革新的产权体系。秦朝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是智慧的沃土，但其主要学术传统是向后看，无法达到现代自然科学所需要的抽象。

此外，战国时期没有出现独立的商业资产阶级。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不是商业中心，也没有独立自治的传统。商人或工匠没有社会威望，崇高地位只属于地主。[33]虽有产权存在，但其形式无法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秦朝的独裁政府，剥夺大批家族地主的土地来削弱其权力，向新地主征收重税来支持军事扩张。国家不是创造奖励，让农人的耕耘更为有效，而是订出产量定额，如果完不成，还要加以处罚。秦朝最初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世袭的地主庄园，开辟了土地买卖市场，但随之没有出现自耕农阶层，土地又被新贵阶层所吸纳。[34]没有法治来限制主权国家没收私人财产的权力。[35]

亲戚关系体系崩溃，被更自愿、更个人形式的团体所取代，这就是社会现代化。但它在秦统一后没有发生，原因有二。首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出现，促进新社会团体和新身份的广泛分工也无从说起。其次，破坏中国亲戚关系的努力是独裁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相比之下，破坏西方亲戚关系的是基督教，既在理论层次上，又通过教会对家事和遗产的影响力（参看第16章）来进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生根发芽，比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足足早了数个世纪。

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经常不能达到目标。中国的父系宗族和以此为基础的家族政府，其相关制度虽遭受痛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将看到，昙花一现的秦朝之后，它们又卷土重来，并作为权力和感情寄托的来源，在后续世纪中一直与国家明争暗斗。

[1]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990—1990年》；查尔斯·蒂利，《集团犯罪式的开战和建国》（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载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 Theda Skocpol编，《收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马萨诸塞州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另请参阅Bruce D. Porter，《战争与国家的兴起：现代政治的军事基础》。

[2] 参见Cameron G. Thies，《拉丁美洲的战争、竞争与建国》（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载《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49卷，第3期（2005年），451—465页。

[3]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56—58页。

[4] Edgar Kiser和蔡勇（Yong Cai），《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载《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68卷，第4期（2003年）：511—539页。

[5]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67页；Edgar Kiser和蔡勇，《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2003年），520页；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和国家形成》，87页。

[6] 有关概述，参见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5卷第7部分，《军事技术》（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5, Pt.7: Military Technolog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

[7] 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55—58页。

[8] 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60页；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1页。

[9]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3—75页。

[10] 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58—59页。

[11]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82—87页。

[12] Edgar Kiser和蔡勇，《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516—517页。

[13] 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64—65页。

[14] 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67—73页。

[15] 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82—100页。

[16] 李又宁，《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纽约州白原市：M.E.Sharpe出版社，1977年），32—38页。

[17] 李又宁，《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纽约州白原市：M.E.Sharpe出版社，1977年），38—39页。

[18] 农民家庭通常太穷，不能维持世系，可将井田制视作延展性亲戚团体的替代。

[19] James C. Scott，《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 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63页。

[21] 李又宁（Yu-ning Li），《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66页。

[22]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Burton Watson译，《韩非子：基本作品》（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1—15页。

[23] 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133—134页。

[24] 裴达礼，《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152—161页。

[25]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的讨论，93—94页。

[26] 引自李又宁编，《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127页。编者按：福山此处所引文字，实际上乃是法家学派李斯所说（上秦二世《督责书》），见李又宁该书所收萧公权先生的论文《法家思想与专制政体》（Legalism and Auto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原始引文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27] 萧公权，《法家思想与专制政体》，引自李又宁编，《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16页。

[28] 鲁惟一和夏含夷编，《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1003页。

[29] 鲁惟一和夏含夷编，《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1009页。

[30] 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65—66页。

[31] 商鞅在国内破坏基于亲戚关系的传统秩序，在国外从事权术外交，打破了贵族限制冲突的约定和规范。例如，他游说自己以前的国君魏惠王，让他称霸，摆出周天子的场面，使之陷入与邻国韩和齐的纷争，最终败于齐国。公元前340年，秦国攻打魏国。商鞅邀请魏军首领公子昂来自己营地参与和谈，却在会谈后生擒公子昂。像在国内所颁布的严厉处罚一样，这一切都在强权政治的名义之下得到美化。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70—71页。

[32] 韦伯多次写到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纽约：自由出版社，1951年）和《经济与社会》第2卷（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1047—1051页。

[33] 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99—100页。

[34]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88页。

[35] 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69—70页。

第8章
伟大的汉朝制度

秦始皇和他所创建的朝代为何迅速倒塌；汉朝恢复儒家制度，但仍保留法家原则；秦汉时期的中国治理

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创始人嬴政（死后庙号是秦始皇帝，生于公元前259年，卒于公元前210年），精力充沛，且不可一世，全凭政治权力改变了中国社会。世界闻名的兵马俑是特地为他铸造的，在1974年出土于一个2平方英里的陵墓区。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声称，造秦始皇陵动用了70万劳工。即便是夸大其词，但很明显，他创建的国家掌控大量盈余，以惊人的规模调配资源。

秦始皇把秦的制度推广到全中国，其所创造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将在后继者汉朝手里变成一种统一的中国精英文化。这不同于群众现象的现代民族主义。尽管如此，将中国社会精英链结起来这一新意识，坚韧不拔，在朝代兴亡和内乱之后，总能浴火重生。外邦人好几次打败中国，但无法改变中国制度，反被吸收消化，直到19世纪欧洲人抵达。邻居的朝鲜、日本、越南，虽独立于中国政体，但借鉴了大量中国思想。

秦始皇用来统一中国的是赤裸裸的政治权力。他实施了商鞅所阐述的法家原则，其时，秦仍是个边陲国家。他攻击既存传统，推行庞大的社会工程，所作所为几近极权主义，从而激发了社会中几乎每个阶层的强烈反对。仅十四年后，秦朝轰然倒塌，改朝换了姓。

秦朝为后世君主留下一份复杂遗产。一方面，受秦始皇攻击的儒家和传统派，在之后的世纪中，诅咒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不道德、最为暴虐的政权之一。儒家在汉朝重新得势，试图推翻秦的很多革新。另一方面，秦朝凭借政治权力所建立的强大现代制度，不但活过了汉初的贵族复辟，而且在事实上定义了中国文明。尽管在后来中国王朝中，法家不再是钦准的意识形态，但在国家制度中仍可看到它留下的遗迹。

秦朝国家和崩溃

秦始皇的政策由丞相李斯执行。李斯是法家思想家韩非子的同学，但设下阴谋让后者蒙辱自杀。一旦掌权，这名建国设计师的最初行动是将帝国行政分为两级，共设三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全由皇帝从首都咸阳指派，旨在取代地方上的家族精英。早已孱弱的封建贵族是打击对象，历史记载说，为方便监督，全国十二万贵族被迫迁至首都近郊。[1]在人类历史这么早的时期，很难找到如此使用政治集权的案例。这显示中国离开部落社会已有多远。

秦始皇留用的儒家官员抵抗国家集权，在公元前213年建议皇帝重新分封，试图在乡野为自己打下新的权力基础，这似乎不是偶然的。李斯认为，这将破坏他们的国家建设大业：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2]

秦始皇表示同意，遂命令焚烧经典，据称还下令活埋了四百名不服的儒家信徒。这些行为招致了后世儒家对他经久不衰的憎恨。

商鞅治下的秦国已有统一度量衡，现在推广至全中国。秦始皇还以史籀大篆统一全国文字，这也是秦国当初改革的延伸。改革目的是为了促进政府文件中的文字统一。[3]就是今天，中国各地仍有不同方言。文字统一为确定中国身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但行政部门有统一语言，而且全国各地都可分享经典的同一文本。

秦朝严格遵守法家方法，其统治如此暴虐，以致在全国激起一系列起义。它的轰然倒塌是在秦始皇死后不久的公元前210年。被押去军事营地的一队罪犯，因暴雨而受阻，遂揭竿而起。法律规定，无论什么原因，延迟到达者都是死罪。小队领袖决定，即使造反，他们的命运也不会变得更糟。[4]叛乱迅速蔓延至帝国其他地区，很多幸存的前君主和前封建贵族，看到秦朝变得衰弱，便拥兵宣告独立。同时，丞相李斯与一名宦官共谋拥戴秦始皇次子胡亥登基，反而死于宦官之手。接下来，宦官又死于他想立为皇帝的子婴之手。出身楚国贵族的项羽，还有其庶民出身的部下刘邦，组织新军队，攻入秦首都，消灭秦朝。项羽分派土地给亲戚和拥护者，试图返回周朝的封建主义。刘邦（死后谥号是汉高祖）转过身来反对项羽，四年内战后成为胜利者。他在前202年建立汉朝，史称西汉。[5]

在项羽封建复辟和秦始皇现代专政之间，新皇帝汉高祖的政权采取折中路线。不像秦始皇，汉高祖没有既存国家的权力基础。他的合法性来自他的魅力，他是反暴政的造反军的成功领袖。为取得政权，他统领一个由杂乱军队组成的同盟，包括很多传统家族和前君主。此外，他还须提防北方游牧部落的匈奴。因此一开始，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远远低于其前任秦始皇。

高祖创建双轨制度，部分地区恢复了周朝的封建主义。他把内战中支持自己的前君主和将军们分封去小王国，又给自己家庭成员分派新的封地。剩下的地区则保留秦朝的非人格化郡县制，构成高祖自己的权力核心。[6]最初几年，朝廷对小王国的控制很弱。秦朝统一中国的工作本来就不彻底，汉朝早期仍需继续努力。高祖启动这一过程，逐渐取消地方封王中不是刘姓的权力。继承者汉文帝在公元前157年，废了长沙最后一个小王国。皇族成员管辖的封地持续较久，与搬到长安的中央政府日益疏远。公元前154年，它们中的七个为取得完全独立而反叛。成功的镇压导致汉景帝宣布，剩下的封地不再享有行政权力。政府提高征税，迫使封地在兄弟姐妹中分家。西汉开国一百年后，封建统治最后的残余变得无权无势，地方官几乎都是中央政府指派的。[7]

家族拥有地方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管辖的周朝封建主义，在中国后来历史上定期回潮，尤其是在朝代交替的混乱时期。中央政府一旦站稳脚跟，又夺回对这些政治体的控制。从来没有一次，封王强大到可逼迫帝王作出宪法上的妥协，如英国的大宪章。中国地方上的封王，不像封建欧洲的对应阶层，从未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我们将看到，以后的世袭贵族试图在中国掌权，不是打造地方上的权力基础，而是直接攫取中央政府。强大国家早期的中央集权，随着时间的推移，竟使自己变得永久化了。

在中国不同地区根除家族统治，代之以统一的国家政府，事实上是法家的胜利，也是秦建立集权强国传统的胜利。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儒家的传统主义得以东山再起。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治下，儒家学者重返行政高位，兴办太学，设置儒学五经博士，专门研究各自的经典。读好经典成为做官的敲门砖，著名的科举制度的雏形也于此而起。[8]

思想领域也发生重大变化。法家为君主着想的残酷统治，原是商鞅和韩非所倡导的，此时遭到贬谤，民为邦本的古代儒家见解重又获得尊敬。这离民主观念还很远，没有一名儒者相信，对皇帝的权力或权威应有制度上的正式制衡，更不用说普选或个人权利。对皇帝权力的唯一制衡是道德；也就是说，给予皇帝正确的道德教育，敦促他仁民爱物，并时常劝诫他不可辜负这些理想。

早期的皇权也有限制，因为皇帝身处儒家官僚机构之中。官僚机构只是皇帝的代理人，没有制衡皇帝的正式权利。但像所有的官僚，凭借专长和帝国运作的知识，他们施加了可观的非正式影响。像任何等级组织的领袖，从军队、公司到现代国家，坐在汉朝政府顶端的皇帝，必须依赖众多顾问来制定政策、执行命令、判决呈入朝廷的案件。这些官员负责训练年轻太子，等他们长大登基后，再提供咨询服务。传统和文化上的威望，增加了高级官僚左右皇帝的影响。历史记载中，丞相和尚书批评皇帝的案例很多，有时还得以扭转有争议的决定。[9]

武装起义是对坏皇帝的最后制裁，根据儒家天命流转的原则，又是正当合法的。天命的首次提出是为了辩解公元前10世纪周对商的篡夺，之后又被用来辩解对不公或腐败皇帝的造反。没有精确规则来确定谁享有天命，其获得往往是在造反成功之后（第20章对此有更详尽的讨论）。显而易见，这种制衡是非常极端的，带有极大风险。

君以民为贵的儒家思想，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但要注意，这个负责制不是正式或程序上的，而是基于皇帝自己的道德观念，而这观念又是官僚机构所塑造的。列文森（Levenson）和舒尔曼（Schurmann）认为，官僚机构所塑造的道德说教，主要反映了自身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强烈反对法家君主赤裸裸的专制统治，因为儒家就是这种权力的首批受害者。他们只想在汉朝复辟时期保护自己的地位。这些官僚不是公众利益的监护人，而在代表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自己，又恰恰身处该制度的顶端。[10]尽管如此，对这一执政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多讲几句。它至少在原则上坚持君主应对人民负责，并执意保护抗衡集权的现存社会制度。

汉朝政府的性质

汉朝时期涌现出的中央政府，在秦朝的独裁集权与周朝的亲戚制度之间，取得了更好的平衡。它日愈合理化和建制化，一步步解决家族统治的地方势力。在西汉末期王莽的土地改革之前，没有试图使用权力来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基本上，它不触及既存的社会人脉和产权。为营造公共工程，它也征用徭赋，但没有秦朝那样穷凶极恶。

汉朝时期，中国政府愈益建制化。在家族制中，无论是周朝的中国，还是当代的非洲或中亚国家，政府官员获得任命，靠的不是自己的资格，而是与统治者的亲戚或私人关系。权力不在职位，而在担任此职的人。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就是指家族统治被官僚机构所取代。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现代官僚机构的特征包括：因功能而分的官职需有明确专长、在界定清晰的等级制度中设立各级官职、官员不得有独立的政治基础、官员必须遵守等级制度中的严格纪律、薪俸官职只是谋生的职业。[11]

西汉的中国政府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12]政府内确实有很多留用的家族官员，尤其是在高祖统治的早期，因为皇帝需要反秦和内战盟友，以帮助自己巩固新政权。但在中央政府，非人格化基础上选出的官员逐一取代家族官员。朝廷显贵和执行君主决策的永久官僚机构之间，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差别。

始于公元前165年，皇帝昭告全国高级官员，推荐定额的优秀青年以任公职。汉武帝治下，官员被要求担保其推荐人选的孝悌和正直。在公元前124年，郡官推荐的学生赴都城长安的太学参加考试。考试成绩最好的，接受老师和学者的一年培训，以钦准的儒家经典为基础，然后再次参加考试，以担任政府要职。用人的来源也在进化，例如设立专职人员巡游帝国查找人才，或邀请公众就帝国现状撰文参加竞赛。这种非人格化用人，允许非汉族人才脱颖而出，例如出身匈奴的军事将领公孙昆邪。[13]

公元前5年，中国的编户人口是六千万，在首都和省级供职的就有大约十三万官员。政府设立专门培养公职人员的学校，训练十七岁或以上的青年，测试他们阅读不同文体、管账等能力。（到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将变得更为成熟。）汉朝仍有很强的家族因素，高官可推荐儿子或兄弟担任要职，推荐制度肯定不能杜绝一切私人影响。就像后续的朝代，任人唯贤仍有教育条件的限制。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培育出满腹经纶的儿子，有资格获得推荐或参加考试。

尽管尚有家族制的残余[14]，根据韦伯的定义，汉朝的中央政府日愈官僚化。职位最高的官员是三公，从高到低分别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有时，丞相职位一分为二，分成左右丞相，可以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三公之下是九卿，各有自己的僚属和预算。最重要的卿中，有掌管宗庙祭祀的奉常（后改称太常）、负责皇帝禁卫的光禄勋（秦时称郎中令）、负责皇宫和京城守军的卫尉、负责皇帝财政的少府、负责司法的廷尉、负责粮食和税收的大司农。在当时农业社会里，这最后一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手下有六十五个机构，派遣高级官员去各州帮助管理谷仓、农活、水利。[15]

理性的官僚机构不一定追求理性的目的。奉常手下的机构分管奏乐（太乐）、祝祷（太祝）、牺牲（太宰）、星象（太史）、占卜（太卜）。太史向皇帝提供举办大事和仪式的凶吉日期，还监督文官考试。太祝下设三十五名僚属，太乐掌管三百八十名乐人，政府的规模于此可见一斑。[16]

汉朝政府最不寻常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有效控制，这可追溯到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中国截然不同于罗马，后者雄心勃勃的将军，如庞培（Pompey）和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经常争夺政治权力。中国也不同于军事政变频繁的现代发展中国家。

这不是因为中国缺乏军人权威或魅力，其历史上充满了常胜将军和赫赫武功。即使在战国之后，中国仍继续打仗，主要与草原游牧民族，但也包括朝鲜、西藏以及南方部落。几乎所有朝代的创始皇帝，都凭借自己的军事能耐而登上龙位。如我们所知，刘邦原是农家子，全凭军事上的组织和战略能力才当上汉高祖，他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到了唐朝，像安禄山那样野心勃勃的将军也试图争夺王位。唐朝的最终崩溃，是因为防御北方野蛮部落的边境军队得以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

一般来讲，征战成功的王朝创始人一旦登基，就会卸下戎装，实施文官统治。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摒除将军于政治之外，放逐野心军人至遥远边境，镇压妄图起兵造反者。不像罗马近卫军（Praetorian Guards）或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ies），皇帝的宫廷卫士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扮演过王者之王的角色。考虑到战争对国家形成的重要性，中国文官统治为何如此强大？弄清此事非常重要。

原因之一是军事等级的建制化比不上文官。太尉、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按理说，其地位都高于九卿，但这些职位经常是空挂的。它们多被认为是仪式性的，没有真正军事权力，通常由文官担任。此时，军队中尚无专业军官，皇帝手下的官员出将入相，被认作文武双全。一旦开国的内战结束，军事长官通常被派去边远的草原或要塞，远离文明。抱负不凡者所追求的，不会是这种职业。[17]

这些理由又带出新的疑问，中国制度中的武官为何获得如此低下的威望，答案很可能是规范化。春秋和战国的严峻考验中涌现出一种思想：真正的政治权威在于教育和教养，而不在于军队威力。觊觎王位的军人发现，必须披上儒家学问的外衣，方能获得他人的信服；必须让儿子接受大儒的调教，方能继承王位。光说笔杆子比剑更为强大，这似乎还不够。我们应该考虑，文官政府得以成功控制军队，最终还得依赖有关合法权威的规范思想。如有需要，美国军队明天就可夺走总统权力，但它没有这样做。这意味着，大多数军官即使在梦中也不想去推翻美国宪法，如果真的想做，他们指挥的大多数士兵也不会服从命令。

汉朝在两种利益群体中取得平衡：一方面，大家都想创建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以避免东周式的动乱和战争；另一方面，全国的地方精英又试图尽量保留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秦始皇打破制度上的平衡，过于偏向集权国家，所侵犯的不仅是家族精英的利益，而且是普通农民的利益。农民以前面对地方领主的暴政，现在则换成了国家暴政。汉朝重作平衡，既考虑曾是秦朝打击对象的封王和贵族的利益，又致力于逐渐减少他们的影响。它的儒家思想，虽糅入法家精神，但又矢口否认，使自己重归合法。西汉创建的国家是稳定的，因为大家达成妥协。但与秦朝比，它又是薄弱的，尽量避免与残余的贵族影响发生正面冲突。这一新平衡是成功的。除了篡位皇帝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短命的“新朝”，汉朝存活了四个多世纪，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这是颇不寻常的政治成就，但很遗憾，最终还是不免寿终正寝。

[1]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85—86页。

[2] 引自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87页。编者按：原始引文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3]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271页。

[4] Edgar Kiser和蔡勇，《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

[5] 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80—81页；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95—96页。

[6]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43页。

[7]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276页。

[8] 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83页。

[9]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95—97页。

[10] 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88—91页。

[11] 特征列表：
a．官员本身是自由的，只须在规定范围内服从权威。
b．他们被分配到明确定位的等级制度的职位。
c．每个职位都有规定的专长范围。
d．职位的任免基于自由的契约关系。
e．选择候选人是以技术资格为基础。
f．官员的酬劳是固定薪水。
g．职位是任职者唯一的职业。
h．职位成为一种职业。
i．所有权和管理之间的分离。
j．官员遵守严格的纪律和掌控。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220—221页。很多评论家提到，韦伯的定义最适用于他最熟悉的普鲁士—德国的官僚机构，却不能准确描述今天诸多公共或私人的有效科层机构。例如，平面管理（flat management）的很多范例将高度自治权下放给属下，并放松经典等级制度的严格掌控，使不同职位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但依我看，现代官僚机构最重要的特征，如职位的专业性、职位从属于更高级政治权力、公私分明，仍是所有现代公共管理制度的特征。Allen Schick主张，公共管理中最新革新，仍需基于传统的科层官僚机构。参见他的文章《为何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应尝试新西兰的革新》（Why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Not Try New Zealand Reforms），载《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第13卷，第8期（1998年）：1123—1131页。

[12] 这一点由顾立雅在《中国官僚机构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中指出。

[13]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74—76页。

[14] 家族制主要幸存于小王国和藩国，作为汉朝当初政治妥协的一部分。秦朝的郡县制，现被复杂的多层行政所取代。郡和藩国被分割为县、国、道、邑。到公元2年，如此的行政单位在全国有1 577个。国（侯国）是家族化的官职，可出钱购得，也可安插皇帝的亲戚或豪强贵族。它是世袭的，在某种情况下，可被用于奖励皇帝的亲戚。然而，不像欧洲的封建领地，它们不是独立的世袭贵族阶层的堡垒。更确切地说，国像是中央政府可轻易创造或撤销的封赏，以示对各政治参与者的抚慰或处罚。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46—50页。

[15]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24—30页。

[16]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24—25页。

[17] 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56—62页。

第9章
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四百年汉朝为何倒塌；大庄园增长的意义和马尔萨斯式社会的不公；门阀士族攫取政府和国家变弱；中国意义的国家

不能假定，政治秩序一旦出现就能自我持续。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开初只是一篇名叫“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的文章。他认为，与现代化理论的循序渐进相反，没有理由可以假设，政治发展比政治衰败更有可能。社会中各竞争力量取得平衡，政治秩序便会涌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和外部都会发生变化。当初建立平衡的参与者在进化，或干脆消失了，又出现新参与者；经济和社会条件也会发生变更，社会遭遇外部侵略，或面对新的贸易条件，或引进新的思想。因此，先前的平衡不再有效，引起政治衰败，直到现存参与者发明新的规则和制度来恢复秩序。

汉朝的崩溃原因多种多样，涉及早先政治平衡方方面面的变迁。公元2世纪，由于外戚和宦官的干涉，汉朝皇族的团结和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破坏。除了中国，宦官还在很多帝王的宫廷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已被阉割，不再有性感觉和性能力，所以深得信任。他们没有家庭，在心理上完全依赖主人，也不会想方设法为子女（因为不存在）争夺利益。他们扮演重要角色，帮助中国皇帝避开强大自治的官僚机构，并慢慢发展了自己的集团利益。

先是外戚梁太后一族的领袖挑选软弱的汉桓帝（公元147—167年在位）继承皇位，以便自己的宗族获得政府高位和特权。不久，大难临头。皇帝在宦官的帮助下发动了现代拉丁美洲人所谓的自我政变（auto-golpe），残杀梁氏外戚。宦官摇身一变，成了强大政治力量，获得皇帝褒奖的官职、免税等，从而威胁了官僚和儒家的地位。始于165年，官僚和儒家开始发起反宦官运动，最终取得彻底胜利。[1]

环境条件令形势雪上加霜。173、179、182年发生瘟疫；176、177、182、183年发生饥荒；175年发大水。广大民众的悲惨导致道教的兴起，它在农民和其他庶民中吸引众多信徒。儒家是一种道德，不是超现实的宗教，一直是精英的行为准则。道教源于古老的民间信仰，现在变成非精英的抗议宗教。184年爆发的黄巾（他们头戴黄色头巾）起义以它为精神支柱，更因过去十年中农民所忍受的艰辛，而迅速星火燎原。虽在二十年后遭到血腥镇压（据传死去五十万人），它摧毁了大量的国家设施和生产力。[2]这些灾难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的骤减，从157年到280年，骇人听闻地减少了四千万，等于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3]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家族精英攫取国家权力以削弱中央政府，是汉朝衰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秦朝消灭封建主义，创建非人格化现代国家，这一努力现在遭受极大挫折。在中国，亲戚关系再次成为权力和地位的主要途径，一直延续到9世纪的晚唐时期。[4]

但这不是周朝封建主义的复辟。秦朝以来已有太多变动，包括强大的中央政府、官僚机构、披上礼仪合法性的宫廷。西汉已逐步消除封地上的家族影响，当贵族家庭卷土重来时，他们没有重建地方上的权力基础，而是直接参与中央政府机构。周贵族和汉贵族之间的区别，有点类似17世纪晚期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之间的区别：英国领主仍住在自己庄园，行使地方上的权力；而法国贵族被迫迁去凡尔赛，以靠近宫廷和国王来谋取权力。在中国，宫廷中的权力就是通向地产的阳关大道，有权有势的官员可获得土地、侍从、农民、免税特权。

富人更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历了大庄园（latifundia）愈益扩张。它们受贵族家庭的控制，其家人身居高位，要么在长安的中央政府，要么在地方州郡。这加剧了贫富悬殊，一小群贵族家庭掌控日益集中的财富。他们逐步剥夺政府的税收，因为自己的富饶农地无需纳税，这些家庭就是今天所谓的追求租金精英的早期版本。他们利用政治关系攫取国家权力，再使用国家权力使自己富上加富。

农业社会有条大庄园的铁律：富人将变得更富，除非遭到遏制——或是国家的，或是农民起义的，或是国家害怕农民起义而采取的。在前现代农业社会里，财富上的不均不一定反映能力或性格上的不均。技术是呆滞的，创业或创新的人得不到奖励。农业机械化之前，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好处，所以无法解释大庄园的扩张。大地主的耕田都是分成小块，让单独农民家庭各自耕作。因债务机制，最初资源的小差别将与日俱增。富农或地主会借钱给较贫困的；遇上坏季节或坏收成，负债人不但赔掉家产，甚至可能沦为农奴或奴隶。[5]大地主又可购买政治影响，以保护和扩充自己的财产，长此以往，富人优势自我更新，有增无已。

所以，把现代产权理论误用于历史场景，只会导致根本上的误会。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健全的产权促进经济成长，因为它保护私人投资的回报，从而刺激投资和经济成长。但中国汉朝的经济生活，不像工业革命后二百年的世界，却像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学原理》中所描述的。[6]今天，我们期待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劳工效率增长（人均产量）。但在1800年之前，效率增长全靠运气。开发农业、灌溉、印刷机、火药、帆船远航，都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7]但在间隔的漫长岁月中，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反而降低。很多农业社会已达到其技术可能性的顶端，进一步投资不会增加产量。唯一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增长，即开发新耕地，或干脆争夺他人的。所以，马尔萨斯的世界就是零和，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富有地主不一定比小地主更为勤劳，他只是有更多资源来挨过难关。[8]

在集约增长不可能的马尔萨斯式世界，健全产权只会巩固资源的既存分配。财富的实际分配，代表不了生产效率或勤劳与否，只能代表起初的运气，或者业主与政治权力的关联。（甚至在今天流动和创业的资本主义经济，古板的产权捍卫者经常忘记，现存财富分配并不一定反映富人美德，市场也不一定是高效的。）

如由他们自由选择，精英们倾向于扩张大庄园。在这面前，君主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与农民站在一起，运用国家权力来促进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权，剪去贵族的翅膀。这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18世纪末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参看第28章）。或者，君主站在贵族一边，运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地方寡头对农民的控制。这发生在俄罗斯、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那里的农民原本多是自由的，但自17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的同流合污，却逐渐沦为农奴。法兰西王国的君主政体太软弱，不能剥夺贵族，也不能取消其免税地位，只好把新税负担全部压在农民头上，直到整个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我爆炸。君主的何去何从——保护现有的寡头政治，或反戈一击——取决于很多具体因素，如贵族和农民的凝聚力、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宫廷内部的钩心斗角。

汉朝的中国君主最初选择支持农民，一起反对愈益强大的大地主。西汉时期，有人不时呼吁回到商鞅废除的井田制。当时，它被视作农业社会地方自治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制度。贫困农民因大庄园兼并而丧失土地，其困境促使了恢复井田制的呼吁。公元前7年，有人建议大庄园地产不得超过三千亩（1亩等于0.165英亩），由于大地主的反对，最后无疾而终。篡夺王位终止西汉的王莽也尝试实施土地改革，使大庄园国有化。他也面对极大反抗，最终在应付赤眉军（他们把眉毛画成红色）起义中筋疲力尽。[9]

王莽土地改革的失败，反让家族贵族在东汉恢复时扩充财产，巩固权力。大庄园成功控制成百上千的侍从、佃户、族人，还经常拥有私人军队。他们为自己和部下取得免税地位，减少帝国税收以及可供劳役和征兵的农村人口。

中央政府因军队的衰退而进一步变弱。中国大部分军队专注于西北部的匈奴部落，驻扎在遥远的要塞，供应线拖得很长。农民很不愿意服这样的兵役，政府只好改在当地野蛮居民中招募雇佣军，或招募奴隶和罪犯。军人愈来愈像一个特殊阶层，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居住和务农，子承父业。这种情况下，获得军人忠诚的更可能是曹操和董卓那样的当地将领，而不是遥远的中央政府。[10]

日益增加的土地不均，加上2世纪70年代的自然灾害和瘟疫，黄巾起义终于爆发。秩序荡然无存，中央政府因派系斗争而分崩瓦解，这一切促使大户家庭躲在围墙后的庄园和地区，不再接受软弱国家的控制。汉朝的最后几十年，中央国家完全崩溃，权力落到一系列地方军阀手中，他们要么选择自己中意的皇帝，要么自己黄袍加身。[11]

国家分裂和家族制复辟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最长命的朝代汉朝，终于在公元220年彻底崩溃。除了很短的例外，中国在今后的三百年中不再有统一国家。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小说之一《三国演义》，讲的就是东汉到晋朝这段时期。晋朝始于280年，但持续很短时间。小说作者罗贯中，在明朝写成（也许在14世纪晚期，但没有确定日期）这部作品。其时，明朝已从蒙古人手中解放中国，在汉人自己统治下，再度统一中国。[12]小说的潜在主题是中国的不统一（内乱），造成混乱和外国侵略（外患），还阐述了恢复国家统一的条件。在塑造现代中国人历史意识方面，《三国演义》可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媲美。它被改编成电子游戏和无数电影版本。北京要求统一台湾，其背后对分裂的痛苦记忆，就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观点看，值得关注的是亲戚关系和家族制，如何在汉和隋之间的空白时期（581年中国再度统一）重新成为中国政治的组织原则。中央国家的力量，正好与家族团体的力量成反比。即使在现代国家获得建立之后，各种形式的部落制仍是预设的政治组织。

汉朝终止之后的时期是非常复杂的，但从发展角度看，细节就不那么重要。中国最初分裂成所谓的三国：魏、蜀汉、吴。魏得以在西晋名下重新统一中国，但很快发生内战。西晋的都城洛阳在311年遭到匈奴部落的洗劫和占领，匈奴国王在中国北部创建众多外族朝代中的第一个。逃至南方的西晋幸存者，在长江边上的建康（现代的南京），也建立数个南方朝代中的第一个，即东晋。北方和南方一分为二，都经受了持续动乱。在北方，洗劫洛阳导致了所谓十六国的部落战争。有两次新的野蛮人入侵，第一次是原始西藏人的氐和羌部落，第二次是拓跋部落，即突厥鲜卑人的分支。拓跋部落建立了北魏（386—534），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汉化。他们冠中国人的姓，与汉人家庭通婚联姻。拓跋部落中的紧张导致再一次的内战，到6世纪早期分成东魏和西魏。在南方，迁自北方的旧宫廷重组东晋朝代，大量贵族家庭和侍从跟踪而来。到4世纪中，东晋灭于军事政变，之后又有武将建立的数个孱弱朝代。[13]

汉朝军阀曹操和儿子曹丕在220年建立魏国，制定九品中正制，从而加速了始于东汉的家族制倾向。每个郡和州，都派有仲裁人，官名叫中正，依据品德和能力评议官职的候选人。不像早先的汉朝推荐制度，遴选仲裁人的不是中央，而是地方，显然要受更多地方精英的影响。新招聘制度将所有精英家庭排成正式等级，又与各层官位挂上钩。汉朝时，不做官的人仍可有高级地位。自从有了九品中正制，官位变成争取高级地位的唯一途径。加上对血统的愈益重视，子承父位便成家常便饭。[14]

在强大中央政府的手中，九品中正制可以是削弱豪门、加强国家的对策。17世纪和18世纪初，法国君主出售一套精细的爵位和等级给贵族阶层，从而削弱该阶层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每个贵族家庭太忙碌了，沾沾自喜，瞧不起底下人，以致不能互相合作来保护自己广泛的阶级利益。3世纪的中国，九品中正制却似乎成了贵族攫取国家的手段。庶民人才不能再通过推荐或考试攀至高位，这些官位只保留给现任官员的孩子，好像他们是战胜部落的领袖。其时的皇帝往往不能保证自己的宠臣得到高位，因为宠臣缺乏合适的血统。这一切证明，真正的权力不在国家手中，而在贵族家庭手中。[15]

西晋垮台后，家族制在北方和南方各有不同发展。在南方，东晋宫廷由本地大户和洛阳迁来的贵族流亡者所掌控。他们把九品中正制也带来，政府操纵在王、陆、张姓的大户手中，都是高级血统的近距离表亲。[16]

大庄园的继续扩张加剧了贵族控制。早在3世纪晚期，西晋颁布土地法，规定所有农民有权获得最低数量的土地，以换取他们的徭赋负担。它也规定了贵族家庭拥有土地、免税租户和侍从的最高限额。但它和东晋时颁布的类似法律，从没得到执行。像王莽夭折的土地改革，这些失败证明了大庄园势力的日益壮大，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控制和资源。[17]

在北方，战胜的羌人和突厥人首先是部落组织，就把自己的主要宗族安插到重要官位。初期仍有持续的冲突和部落之间的争战，这些外族家庭便是整个地区的领导精英。汉朝时兴起的中国贵族家庭，要么南逃去投奔东晋宫廷，要么退回自己的庄园。他们仍拥有地方权力，但避开宫廷政治。5世纪的后半叶，北魏朝代得以集中权力，5世纪90年代迁都到历史名城洛阳，事情于是开始发生转变。魏孝文帝禁止在宫廷使用鲜卑语和鲜卑服，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邀请主要的汉贵族家庭赴宫廷供职。他得以创造统一的贵族阶层，将所有精英家庭排成正式等级，就像南方的九品中正制。在这样的环境中，多数高级官员同属一个宗族，贵族等级又是晋升高级官位的必要条件。[18]大庄园兼并土地，贵族阶层权力日益增加，也都是北方的难题。485年北魏颁布一条法令，限制大庄园，保证农民获得最低数量的土地。[19]

强大的中国国家

6世纪中期，北方的东魏和西魏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577年，北周进攻并打败了北齐。时任北周将领的杨坚成为风云人物，他出身鲜卑族，妻子来自匈奴一个强大氏族。杨坚在内斗中击败对手，于581年建立隋朝。他的军队在587年打败南方的梁，在589年打败南方的陈。这是220年汉朝崩溃以来，中国在单一中央政府治理下的首次统一（实际领土与秦汉时不同）。谥号为文帝的新皇帝把京城搬回长安，以汉朝为榜样重新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他儿子兼继位人炀帝执迷于运河营造，还向朝鲜的高句丽王国发起草率的进攻最终失败。他死于618年，隋朝很快消失，这一段空白很短。名叫李渊的北方贵族在617年起兵，下一年攻取长安，宣布成立新朝代。唐朝是中国最伟大的朝代之一，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直到10世纪初。

隋唐重建中央集权，但没能终止贵族家庭的影响。他们在间隔的空白时期，攫取了众多小国的政府权力。我们将在第20章和第21章看到，反对家族制的斗争将持续随后的三个世纪，一直要到11世纪的宋朝，行政机构才返回汉朝时的“现代”基础。中国国家的重新集权，得以激活像科举考试和学而优则仕那样的制度。在先前的数世纪中，这些制度在门阀贵族面前一输再输。

汉隋之间三百年混乱所提出的最有趣问题之一，不是中国为何崩溃，而是中国为何再次统一。在如此广阔的领土上维持政治统一，这个命题绝对不是琐碎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尽管有查理大帝和其他神圣罗马皇帝的努力，仍然得不到重组。汉朝之后的多国制度凝固成像欧洲一样的半永久制度，众多国家，相互竞争，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有了。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即使中央国家崩溃了，它的许多继承者在自己边界内，仍尽量复制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仍尽量追求在自己领导之下完成统一大业。合法性最终来自天命的继承，而不在于偏安一隅。那些继承国家在边界内复制汉朝机构，从而防止进一步的分崩离析。所以，没有在中国出现像欧洲那样的一再分封。

中国何以再次统一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更为重要，能向当代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中国在秦汉时期所创造的，除了强大国家，还有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不能算所谓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它仅存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而不存在于广大老百姓。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情：中国的定义就是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

遇上不同传统的外族野蛮人时，这种共同文化的力量变得尤为显著。占领中国的几乎所有入侵者——匈奴、鲜卑（拓跋），或更迟的女真（满人）、蒙古、党项（西夏）、契丹——起初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部落传统、文化、语言。但他们很快发现，如不采用中国精湛的政治制度，便无法治理中国。更有甚者，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化。

中国得以重新统一是因为秦汉两朝已创下先例，统治整体比统治其中一部更为合法。谁有此权利呢？这是个复杂题目，要作出回答，先要认真弄清中国对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朝代的间隔期尤其富有启示。这段时期无疑是一场自由竞赛，政治权力的门外汉——农家子、可疑种族背景的外族人、未受儒家教育的军人——都有机会攀爬到制度的尖顶。中国人愿意向他们和其后裔提供合法性和绝对权力，其原因有点扑朔迷离。在后面论以及其他的改朝换代时，我会重新回到这一问题。

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制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强大国家，无疑是一个专制国家，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统一中国的秦朝作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它没有激励人心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专制是如此暴虐，以至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

后续的中国政府学会收敛雄心，学会与现有的社会力量并存不悖。在这一方面，它们是专制的，但不是极权的。与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国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颇不寻常。

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程与印度截然不同。这两个社会作为“亚洲”或“东方”的文明，经常放在一起。它们在早期表现出相似特征，后来却各奔东西，南辕北辙了。过去两千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中央官僚国家，缀以分裂和衰败；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一系列弱小王国和公国，缀以短暂的政治统一。我们如果察看印度的历史长河，它是民主国家的事实就丝毫不足为奇。这不是说印度早期就有民主思想，从而创下先例；而是说很难在印度政治中，建立起专制统治。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其原因在宗教和思想的领域。

[1]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74—177页。

[2]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79—181页。

[3]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82页。中国历史人口的计算有很多争议。邓刚（Kent Deng）以调整后的正式人口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公元157年的五千六百五十万，跌至公元280年的一千八百五十万，跌幅高达67%。邓刚，《以正式普查资料揭示前现代中国的真正人口统计》（Unveiling China’s True Popul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Pre-modern Era with Official Census Data），载《人口评论》（Population Review）第43卷，第2期（2004年）：32—69页。

[4] 参见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东汉的荫庇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the Later Han），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03卷，第3期（1983年）：533—542页。

[5] 有关墨西哥的当代案例，参见Kent V. Flannery，《文明的文化演变》。

[6] 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纽约：企鹅出版社，1982年）。

[7] 参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Growth and Intera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Roots of Modernity）（华盛顿特区：AEI出版社，2001年），21—27页。

[8] 中国案例被描绘为“高级平衡的陷阱”，伊懋可（Mark Elvin），《旧中国模式：社会和经济的解释》（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

[9] 白乐日（Etienne Balazs），《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Chinese Civilizations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102—103页。

[10] Scott Pearce，Audrey Spiro和伊沛霞编，《中国重建中的文化和权力，公元200—600年》（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8—9页。

[11]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81页。

[12] Moss Roberts，《编后记：关于〈三国演义〉》，载英译本《三国演义》（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938—940页。

[13] J. A. G. Roberts，《中国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40—44页；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21页。

[14]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7—18页。

[15]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1页。

[16]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2页。

[17] 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104—106页。

[18]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5—26页。

[19] 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108—109页。

第10章
印度的弯路

印度早期的发展因婆罗门教的兴起而不同于中国；瓦尔纳和迦提；印度早期的部落社会；印度亲戚关系的特征；印度在建国大道上的弯路

印度早期的政治发展明显与中国形成分流。一开始，它们都是分支式的部落社会组织。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第一批酋邦和国家从印度北部的部落社会中脱颖而出，比中国晚不了太多。在这两个文明中，酋邦和国家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而是由等级分明的政府，开始在领土范围内行使强制权力。

就战争而言，它们的轨迹却截然不同。印度从没经历像中国的春秋和战国时期持续数世纪的暴力。原因不很明确，可能是由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中国，受地理局限较少；与其顺从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倒不如迁移他处。[1]无论如何，早期印度国家无须像中国所经历的那样，应对社会动员的极端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出现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对印度政治造成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大约在国家刚刚形成之际，便涌现出界限分明的四大社会阶层，被称为瓦尔纳（varnas，阶层）：它们是祭司的婆罗门（Brahmins）、武士的刹帝利（Kshatriyas）、商人的吠舍（Vaishyas）、包罗其余的首陀罗（Sudras，主要是农民）。从政治观点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它把世俗和宗教的权力一分为二。中国也有祭司和宗教官员，像主持宫廷礼仪和皇帝祖陵的礼部尚书，但只是国家雇员，严格屈从于皇家权力。中国祭司从没作为独立集团而存在，中国也就发展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另一方面，印度的婆罗门与刹帝利判然分开，甚至比武士享有更高权威。虽然它没有组成像天主教一样的严密集团，但仍享有类似的道德权威，不受国家干涉。此外，婆罗门阶层被当作神圣法律的监护人，而这法律不但独立于政治统治，且具更长历史。所以，国王必须遵从他人所编纂的法律，自己不是一言九鼎的法律制定者，如中国皇帝。跟欧洲类似，印度也有可称作法治的萌芽，以限制世俗的政治权力。

第二项重要社会发展是迦提（jatis）的涌现，最终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它把所有的瓦尔纳，再细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对内通婚的职业群体，从各式祭司、商人、鞋匠到农民，达成评论家所谓的职业秩序的神圣化。[2]迦提重叠在现有血统结构之上，为氏族的异族通婚设定界限。也就是说，异族通婚的父系家族的血统，必须在迦提范围内谈婚论嫁，鞋匠女儿必须嫁给不同氏族的鞋匠儿子。成员相互合作，共同生活于自给自足的社区，在这一点上，迦提保留了其他部落社会的分支式特征。但他们又是相互依靠的，是更广泛分工的一部分。与工业社会相比，这种分工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它又远比单纯的部落社会复杂。依照涂尔干的标准，迦提显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双重特征——这是指，个人既是自我复制相同单位的成员，又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互助。

在中国，出现于周朝的国家在社会顶端取代了分支式或部落的组织。宗族仍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国家和亲戚团体之间出现了权力的此起彼落，一方强大了，另一方就变弱。到最后，塑造中国文明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在印度，瓦尔纳和迦提所创造的社会分类成为社会基石，大大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掌控。以瓦尔纳和迦提为定义的印度文明，获得广泛扩散，从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到东南亚，统一了语言和种族的众多群体。不像中国，这块辽阔领土从没受到独家政治权力的统治，也没发展出独家文学语言。20世纪晚期之前，印度历史只是持久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软弱，最为成功的统一政治体中不少是外国入侵者，其政治力量依赖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印度部落社会

与中国相比，我们对印度部落社会以及其向国家的过渡，所知极其有限。虽然处于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印度社会的文化水平要低得多，绝对比不上记载商朝政治活动的大量甲骨文或东周的冗长编年史。印度最早的定居点是旁遮普（Punjab）和西部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它的哈拉帕（Harappan）文明仅留存于考古学资料。[3]我们所了解的印度早期社会组织，都是从“吠陀本集”（Vedic texts）中推断而来。该本集记载圣歌、祈祷、注释等，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或三千年，以前是口口相传，直到公元前一千年中期才变成书面记录。[4]印度第一个本土帝国是孔雀王朝（Mauryas，公元前321—前185年），在很多方面，它又是最伟大的本土帝国。但它的文字记载仅有流散到次大陆的数块法令岩石，再加上希腊、中国和其他外国著作的提及。这里可能有因果关系：缺乏流传广泛的书面文化，尤其是在印度统治者和行政官员中，大大阻碍了强大集权国家的开发。

印度—雅利安部落自黑海和里海（Caspian）之间的俄罗斯南部迁移至印度，由此开创了印度政治发展。某些部落群体转向西方，成为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其他欧洲团体的祖先；另一群体朝南抵达波斯，第三群体向东到阿富汗东部，再穿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峡谷（Swat Valley），直达旁遮普和印度河—恒河（Indo-Gangetic）分水岭。现在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可以追踪印度—雅利安群体之间的血缘关联，但首次确定相互关系的却是语言学家，他们在印度梵语（Sanskrit）和西方语言之间找出相似，因为它们同属更大的印欧语系。

早期印度—雅利安部落是游牧民族，放牧牛群，以牛为食，并已驯养马匹。他们第一次迁入印度河—恒河平原时，碰上他们称作达萨（dasas）的其他定居者，后者可能属于不同种族，使用达罗毗荼语（Dravidian）或澳斯特罗—亚细亚语（Austro-Asiatic，又称南亚语）。[5]这段时期，这些部落的行为与他处部落非常相似。他们袭击达萨社区，偷他们的牛，与其他部落打仗。如果遇上强有力的军事抵抗，他们就退避三舍，该地当时仍属人烟稀少。吠陀本集中最古老的是《梨俱吠陀》（Rg Veda），它提及部落之间的频繁冲突、拉贾（Raja）或部落领袖的涌现、确保战争成功的祭司。印度—雅利安人开始在恒河平原安顿下来，从单一游牧业转为游牧业和农业的混合。种植由小麦改成稻米，农业技术因此获得改进，使更多盈余、更突出的送礼和礼仪奉献成为可能。大约同时，奶牛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从印度—雅利安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像努尔人一样），到受人崇拜的图腾动物。[6]

在这个发展阶段，与我们已经解说的其他分支式社会相比，印度—雅利安社会似乎没有任何的别具一格。例如，拉贾一词经常被译成国王，但实际上只是当时的部落领袖。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指出，拉贾的主要词根是“发光、带领”，但它的另一词根是“使人满意”。这显示，拉贾在部落中的权威有赖于众人的共识。[7]拉贾又是军事领袖，帮助保卫自己的社区，率领众人向邻近部落发起袭击以攫取战利品。他的权力受亲戚团体集会的制衡，如维达萨（vidatha）、萨巴（sabha）、萨米提（samiti）。其中的维达萨，专门负责在社区内分派战利品。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头人，拉贾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奉献和盛宴中分配资源的能力。拉贾们彼此竞争，看谁可摆出最多的财富以及最终的浪费，很像夸扣特尔（Kwakiutl）和其他西北太平洋海岸印第安人的庆典。[8]

像其他部落社会，印度没有法律制度，以赔偿金解决争端（杀人赔偿金是一百头奶牛）。拉贾没有征税权力，也不在现代意义上拥有土地。所有权都在家庭手中，还有对亲戚团体的义务。像其他分支式社会，印度—雅利安部落可团结起来，组成像般庶王朝（Panchalas）那样的高层次分支，高层次分支之间可以再次联手，以达成更高层次的联盟。

印度家庭和亲戚关系

像希腊、罗马、中国，印度—雅利安部落也组成父系家族的血统。19世纪的历史人类学家，包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和亨利·梅因，在希腊、罗马、凯尔特、条顿、当代印度人中，找到甚多相似的亲戚结构。我曾提及，希腊、罗马、早期印度人都在家庭祭坛供养圣火（参看第3章）。从1862年到1869年，梅因是在印度度过的。作为总督会议的法律成员，他潜心攻读印度的原始文献。他确信曾有过统一的“雅利安”文明，包括罗马和印度。由于共同的历史起源，他们有关财产、遗产、继承的法律条款都非常相似。他相信，印度以某种方式保存了法律和社会实践的古代形式，人们可从印度的现在看到欧洲的过去。[9]

后来的人类学家对梅因提出严格批评，认为他过于简化印度的亲戚关系，并在它之上强加了不妥当的进化结构。在显示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共同种族起源上，他似乎确有强烈兴趣，也许是为了提供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基础。但他仍是比较人类学的伟大创始人之一，并以渊博知识展示，不同文明发展了相似方案，以解决社会组织问题。当代人类学家都意识到，各社会的亲戚结构中存有难以置信的微妙差异，但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认不清同级发展水平的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似程度。

像中国一样，我们也不能将当代印度亲戚组织，投射到早期的印度—雅利安人。亲戚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结构原则，从没在印度消失，这不像西方，倒与中国相近。所以，印度的社会组织自有其潜在的持续性，我们必须心领神会，方能解释其政治发展的此起彼伏。

印度的亲戚组织分属三大区，与次大陆的三大民族语言区相对应：第一，北部，其居民是讲梵语的印度—雅利安后裔；第二，南部，其居民讲达罗毗荼语；第三，东部，与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非常相似。[10]几乎所有的印度亲戚团体，都形成分支式的世系，绝大多数是父系社会。然而，在印度的南部和东部又有重要团体，分属母系社会和母系中心，例如马拉巴地区（Malabar）的那雅人（Nayar）。[11]跟中国一样，后裔团体基于共同祖先，通过某种形式的共有财产而取得集团身份。

印度亲戚关系不同于中国，因为瓦尔纳和迦提的等级制度参与其中。迦提确立异族通婚的界限。这意味着，任何人通常不得与自己瓦尔纳或迦提之外的人谈婚论嫁。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等级森严，较低地位女子如何“高攀”较高地位男子，或较低地位男子如何“高攀”较高地位女人（后者比较少见）（人类学家称之为向上通婚[hypergamy]和向下通婚[hypogamy]），它都设有精细规则来作规范。每个瓦尔纳和迦提的本身，在地位级别上又作进一步的条分缕析。所以，即使在自己分类中通婚，也会遇上甚多禁忌。例如，婆罗门中有些必须主持家庭仪式，而另一些则不必；有些主持葬礼，而另一些则不必。婆罗门最高级别的男子，绝不可能娶最低级别婆罗门的女儿（即主持葬礼的）。[12]

梵语的北方和达罗毗荼语的南方，它们在亲戚规则上的差别涉及表亲通婚，从而影响政治组织。在北方，儿子必须与父亲血统之外的人通婚，不可与第一表亲通婚。在南方，儿子同样必须与父亲血统之外的人通婚，但是，与父亲姐妹的女儿通婚，不但允许，而且获得鼓励。这种做法叫作交叉表亲（cross-cousin）的婚姻。而平行表亲（parallel cousin）的婚姻，即与父亲兄弟的女儿通婚，则不可，因为这违反了氏族的异姓通婚规矩。所以，男子可与姐姐的女儿和舅舅的女儿通婚。换言之，像很多阿拉伯部落一样，南方的印度部落倾向于把婚姻（以及相关的遗产）局限于狭窄的亲戚小圈子，相连的血统因此而聚居在一起。在北方，家庭为了孩子能找到合适的配偶，被迫在更大范围内撒网。达罗毗荼的交叉表亲婚姻，加强了其社会关系狭小内向的特征，这存在于所有的部落社会。[13]可以假定，这样的婚姻实践降低奖励，使南方的国王不愿去寻求远方的婚姻同盟，如建立现代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Aragon）和卡斯提尔女王（Castile）的联姻。

这段简洁的概述，尚未触及印度复杂亲戚关系的皮毛。对梵语的北方和达罗毗荼语的南方，虽然可做出一个概述，但这两个地区在亲戚规则方面，因地理位置、种姓制度以及宗教的不同，而展示出巨大的内部差异。[14]

过渡到国家

促使印度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国家，其原动力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相关信息，远远少于中国案例。我们有两种关于国家形成的虚幻解说，与人类学家的暴力和社会契约理论遥相呼应。第一种解说，“吠陀本集”中较晚文本的《爱达罗氏梵书》（Aitareya Brahmana，或译《他氏梵书》）解释：“众神与魔鬼大打出手，但在敌人手中吃尽苦头，便聚会讨论，决定要一名拉贾来率领打仗，于是指定因陀罗（Indra）为他们的国王，战势很快获得逆转。”这个传奇显示，印度最早的国王应人们和军事的需求而生，其首要职责是率领部下打仗。[15]第二种解说来自佛教资料：

当人们丧失原始的光荣，阶级差别（瓦尔纳）遂出现。他们签订协议，接受私人财产和家庭的制度，盗窃、谋杀、通奸和其他罪行由此而起。人们聚会讨论，决定要选出一名成员来维持秩序，报酬是分享一份土地和畜牧的收获。他被称为“大选出王”（Mahasammata），头衔是拉贾，因为他取悦于其他成员。[16]

佛教始终是印度教的翻版，只是更为仁慈，更为温和。它强调非暴力，以及轮回转生的更为可行。所以，佛教徒认为国家形成获得大家同意，也属意料之中。但上述两种解说都不是历史记载。

实际的过渡也许牵涉到其他社会在建立国家时所遇到的所有因素。第一是征服：《梨俱吠陀》讲到印度—雅利安人遇上达萨人，发动战争，最终征服后者。最早提及的瓦尔纳，不是大家熟悉的四大社会阶层，而是两大社会阶层，分别是雅利安阶层和达萨阶层。所以很明显，从平等部落社会到等级国家社会的过渡，开始于军事征服。最初，达萨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种族和语言而与征服者有所区别，到后来，达萨一词变成了从属或奴隶的代名词。这个转变是逐渐发生的，时间在印度—雅利安从游牧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之后。[17]剥削从属阶级创造庄稼收获的盈余，自己部落不必投入劳动，便可收取一笔地租。“拉贾”的意思，也从部落领袖变为“自土地或村庄享受收入的人”。[18]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等级的日益分明又与永久定居、雏形城市、土地所有权紧密相连。[19]在土地上劳作的，不再是亲戚团体共同协作的家庭，而是与地主并不沾亲带故的农民。[20]为了使低级阶层永远处于被主宰的地位，为了防止他们逃逸，常备军和领土的政治控制变得不可或缺。

跟中国相似，促进政治巩固的还有技术变化。其中之一是铁器，它在公元前800年之后得到与日俱增的使用。铁斧可用来清除密集的森林，铁犁可帮助耕地。国家没有控制铁的生产，但铁工具的使用带来威望，并增加国家可挪用的有效盈余的总水平。[21]

像中国和其他从部落过渡到国家的社会，独特和永久的祭司阶层婆罗门，赋予部落领袖愈益增长的合法性，使后者权力获得很大提升。拉贾行使政治权力，祭司通过仪式使之合法化；拉贾又支持祭司，并提供资源来补偿这些服务。早期的拉贾凭借祭司而获得神性，从而将自己职位转为祖传财产，通过渐渐流行的长子继承权再传给儿子。显而易见，半神半人不再是部落长者中的老大。所以，部落集会的萨巴失去了选择氏族领袖的能力，开始扮演咨询的角色。国王的授权仪式发展成持续一年的献祭仪式；其间，拉贾经历净化和象征性的新生；到终结时，婆罗门再赋予他职位和神性。[22]

公元前6世纪末，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社会已从部落过渡到雏形国家或酋邦，被称为伽那—僧伽（gana-sangha，编按：前者意为“众多”，后者意为“集合体”）。北方的国家，如鸯伽（Anga）、摩揭陀（Magadha）、俱卢（Kuru）、般庶，控制界定的领土，治理城市中相对密集的人口，完全是主权政治体。它们等级森严，王位世袭，其精英向农民抽取租金。相比之下，伽那—僧伽尚保留部落社会的特征：等级松弛，领导权模糊，不能像真正国家一样行使强制权力。[23]

弯路

到此为止，印度北部和两三千年前的中国西周，它们所经历的政治发展没有重大差别。最初，社会组成父系氏族的联合体，信奉祖先崇拜；大约在过渡到定居农业社会时，转向等级分明、世袭领袖、统治者和祭司的分工。很有可能，商朝统治者比印度的统治者行使更多权力，但差别不很惊人。

首批真正国家出现于印度河—恒河平原时，印度的政治演变以戏剧性的方式与中国模式分道扬镳。印度国家没有经历五百年日益激烈的连续战争，就像中国早期国家在东周时所承受的。之后的数世纪内，印度国家也彼此打仗，也与伽那—僧伽交战，但从没达到中国所实施的相互灭绝的惨烈程序。如我们所知，中国独立政治体的总数，从东周初的数百持续下跌到东周末的一枝独秀。相比之下，印度只有较少较不激烈的战争，以及较低程度的统一。较为原始的伽那—僧伽，没被强大的国家所兼并，一直生存至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在发展现代国家制度方面，战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体不得不仿效邻国，而印度政治体显然没有此种压力。公元前3世纪末，孔雀王朝得以统一次大陆的大部，建成单一帝国，但仍有部分地区从没被征服，甚至其核心地带的统治也没得到彻底的巩固。孔雀王朝持续仅136年，这种幅员辽阔的政治体再也没有在本土政权下重现，直到1947年印度共和国出现。

差别的第二领域涉及宗教。中国设立了专业祭司，主持向国王和皇帝赋予合法性的礼仪，但其国家宗教从没超越祖先崇拜的层次。祭司主持对皇帝祖先的崇拜，但没有自己的司法权。末代皇帝失去合法性时，或朝代之间没有合法统治者时，没有作为机构的祭司来宣布谁享有天命。这种合法性可由任何人赋予，从农民、军人到官僚。

印度宗教则走上迥然不同的路。印度—雅利安部落的原始宗教，可能也像中国那样基于祖先崇拜。但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即“吠陀本集”创作时，它发展成精细的形而上学系统，以无形超然的世界来解释尘世的全部现象。新兴的婆罗门宗教，把重点从个人的祖先和后裔转到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为这超然世界把关的就是婆罗门阶层，其权威是很重要的。他们在未来世界中所保障的，不但是国王的血统，而且是最低级农民的福祉。

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分别是雅利安人和达萨人的两大瓦尔纳，进化成四大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处于顶端的是祭司阶层，他们创作了构成“吠陀本集”的仪式祈祷。随着宗教的发展，历代的婆罗门默记这些祈祷。这礼仪咒语的倒背如流成为他们的专业，与其他瓦尔纳争夺社会地位时，又变成其优势。法律就从这些仪式中脱颖而出，起初只是惯例，口口相传，最终写入法律书籍，像英国人所称的《摩奴法典》（Manava-Dharmasastra）。所以在印度传统中，法律并不来自政治权力，这不像中国；它的源泉既独立于统治者，又比统治者更为崇高。事实上，《摩奴法典》讲得很清楚，国王之存在是为了保护瓦尔纳制度，不可颠倒过来。[24]

如果我们把中国案例当作政治发展的标准直线，印度社会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走上一条大弯路。印度没有经历漫长的战争，以开发现代非人格化的集权国家。[25]权力没有集中于国王，而在界限分明的祭司阶层和武士阶层之间平分。他们相互依赖，以求生存。印度虽然没在当时开发出像中国一样的现代国家，但创造了限制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法治雏形，中国则没有。很明显，印度始终不能以中国方式集中权力，其根源就是印度宗教，我们将对此作更仔细的审视。

[1] 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From Lineage to State: Social Formations in the Mid First Millennium B.C. in the Ganga Valley）（孟买：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157页。

[2] 哈罗德·古尔德（Harold A. Gould），《印度种姓制度》（The Hindu Caste System）（德里：Chanakya出版社，1987年），12页。

[3] 参见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A New History of Ind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14—23页。

[4]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10—111页。

[5]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12—113页。

[6]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14—116页。

[7]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20页。

[8]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27页。

[9] 梅因，《古代法》；梅因，《东西方的村庄—社区》（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纽约： Arno出版社，1974年）；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Family,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India）（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8—12页。摩尔根比较亲戚组织的研究指出，印度达罗毗荼部落的亲戚术语，很像北美土著群体的，如易洛魁人。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14—15页。

[10] 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50页。

[11] 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67页。

[12] 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53页。

[13] 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67—68页。

[14] 印度东部的居民群体，如Mundanri和Mon-Khmer，说的是流行于整个东南亚的南亚语。在印度—雅利安人那样的外来征服者到达之前，这些群体代表定居于次大陆的本地人口。他们今天只生存于深山老林或闭塞地区，有些仍是部落。他们的亲戚规则相当纷杂，代表了古代模式和邻近社会新式影响的混合。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72页。

[15]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A Survey of the Culture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Muslims）（伦敦：Sidgwick and Jackson出版社，1954年），81页。

[16]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A Survey of the Culture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Muslims）（伦敦：Sidgwick and Jackson出版社，1954年），82页。

[17]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12页。

[18] 罗米拉·塔帕，《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155页。

[19]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17页。

[20] 罗米拉·塔帕，《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158页。

[21]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44页。

[22]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21—122页。

[23]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37—138页。

[24]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Aspects of Political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India）（德里：Motilal Banarsidass出版社，1968年），159页。

[25] 历史前因后果的层叠龟中有一只龟，那就是早期印度部落、酋邦、国家的战争为何少于中国。如果印度北部的居民，与东周时期的中国居民相比，确实较为稀疏，且比较不受地理上的限制，那么原因就在环境。但也有可能是宗教的角色，以某种方法，压抑了印度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和动机。

第11章
瓦尔纳和迦提

经济与宗教，作为社会变化的源头；印度的社会生活因宗教而变得包罗万象；印度宗教对政治权力的启示

作为社会变化的源头，经济利益与思想到底谁占鳌头？这是社会理论家最古老的争辩之一。从卡尔·马克思到持现代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物质利益享有优先权。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这个神话是精英编出的，为了辩护其对社会他人的掌控。很多现代经济学家不像马克思那么尖刻，但仍认为他们的功利最大化的理性架构（rational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足以解释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Becker）曾表示，不同意者只是研究得不够认真。[1]思想被认为是外在因素，也就是说，为了解释物质利益，它只是在事后建立的，并不是社会行为的独立原因。

站在该论点对面的是一批现代社会学创始人，包括韦伯和涂尔干。他们认为，宗教和宗教观念是主要因素，既是人类行动的动力，又是社会身份的来源。韦伯坚持，在现代经济学家所运作的架构中，个人是主要决策者，物质利益是主要动机；但最终，这架构本身又是新教改革的观念的产品。写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韦伯继续写出有关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著作。它们显示，要理解经济生活是如何组织的，宗教观念不可或缺。

如果要举马克思一方的例子，即宗教在为少数精英掌控他人作辩护，一定不会选普世平等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而要选公元前最后两个千年出现在印度的婆罗门教。根据《梨俱吠陀》：

众神奉献牺牲时，以普鲁沙（Man）为祭品……

他们分解普鲁沙时，将他分成多少块？

他的嘴和双臂叫什么？双腿和两足又叫什么？

婆罗门是他的嘴，他的双臂成为武士。

他的双腿成为吠舍，从两足生出首陀罗……

众神作完奉献，这是神圣法律之首。

这些大力神飞天，那里住有永久神灵。[2]

婆罗门不仅将自己安置在这四大社会阶层的顶端，而且授予自己对祈祷和圣歌的永久垄断。那些祈祷和圣歌在赋予合法性的各种仪式中不可或缺，从最高级的国王授权，到最低级的婚礼或葬礼。

以纯唯物主义来解释印度社会中的宗教功能，难以让人满意。首先，它无法解释神话中的实际内容。如我们所见，在过渡到国家的前夕，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有很多结构上的相似。中国精英，像每个已知社会的精英，也利用赋予合法性的仪式来提升自己的权力。但中国人想象不出一个像印度那样的既深刻又复杂的形而上学系统。事实上，即使没有超然宗教的帮助，他们仍能有效夺取和保有权力。

此外，在印度占居首位的不是拥有强制和经济权力的精英，反而是仅有仪式权力的精英。即使有人相信物质原因是最重要的，他仍要回答这一疑问：为什么刹帝利和吠舍——武士和商人——甘愿臣服于婆罗门，不仅向后者提供土地和经济资源，而且让后者控制自己个人生活的隐私。

最终，就印度社会而言，不管是经济解释，还是唯物主义解释，都必须解释该制度为何经久不衰。公元前600年，婆罗门教适合精英小团体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并不适合印度社会中其他阶层和团体的利益。为何没有反精英运动的兴起，宣扬新的宗教思想，以提倡普世平等？在某种意义上，佛教和耆那教就是抗议宗教。两者继承了很多婆罗门教的形而上学假设，但在次大陆却得不到广泛接纳。对婆罗门教霸权的最大挑战，却是外国入侵者凭借武力进口的——莫卧儿帝国带来了伊斯兰教，英国人带来了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思想。所以，必须把宗教和政治本身看作行为和变化的动力，不可视之为宏大经济力量的副产品。

印度宗教的合理性

就现代经济的需求而言，很难想象还有另外一个社会制度，其兼容度低于婆罗门教迦提制度。现代劳工市场理论要求，每个人通过在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投资，自由地与人签约来出售自己的服务，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话。信息流通的灵活劳工市场，能够导致个人处境的最大改善和资源的优化分配。相比之下，根据迦提制度，个人天生只能从事有限行业。他们必须继承父业，必须与同一迦提团体的成员通婚。投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个人永远都不能在生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在迦提制度中，社会升迁只适用社区总体，不适用个人。所以，迦提的团体可决定搬往新区，或开发新的商机，但不允许个人创业。该制度对社会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碍，对某些婆罗门来说，光是看见贱民就需要一个冗长的净化仪式。

从现代经济观点看，这很不合理；对接受婆罗门教根本前提的人来说，这又完全合理。整个社会制度，包括种姓制度中最细微的规则，作为宏观形而上学系统的逻辑结论，却是非常完美的。现代评论家经常试图以实用或经济功利来解释印度的社会规则，例如，禁食奶牛刚开始只是卫生措施，为了避开受污染的牛肉。除了不符合早期印度—雅利安人像努尔人一样吃奶牛的事实，这种解释无法看透主观上体验到的社会凝聚，反而折射了评论家自己的世俗偏见。

韦伯认识到婆罗门教理后面的高度合理性——自然神学（theodicy），或上帝的理由，他称之为“天才的手笔”。[3]去印度修道院研读的西方皈依者，往往能体会到这一天才，其始于否认现实的现象世界。下面是皈依者自己的话语：

所有印度宗教系统，其终级目的是为了超越生命（moksha）。它们都假设，感知的存在是对现实（maya）的误解，仅是外表，躲在背后的才是终级存在的梵（brahman）。它无形无体，正因为无形无体，所以永恒。它是唯一的现实。我们所感觉的，我们因自己的物质存在而有所依恋的，都是稍纵即逝的（都会凋零和死亡），所以是虚无缥缈的（maya）。不像有些解说者所宣称的，存在的“目的”实际上不是“获得”对梵的认同，而是排除万难去体会，个人内心（atman）中真实永久的东西就是梵。[4]

凡人的生存涉及物质的生物生存，其对立面，就是超越此时此地的无形无体的真正存在。早期婆罗门认为，“与分娩有关的流血、与疾病和暴力有关的痛苦和变形、与人体排泄物有关的污浊恶臭、与死亡有关的衰败腐烂”，都会牵涉凡人生命，都需要得到超度。这就是为什么婆罗门在社会等级制度中授予自己特权地位：“污染物质渗透了凡人的生存，在现世和漫长的上升轮回（samsara）中，需要婆罗门主持的仪式来予以控制和削减，这是获得解脱（moksha）的必要途径。”[5]

迦提制度源于业力（karma），即个人在现世所做的一切。职业的地位有高有低，取决于它们离污染源有多远——诸如血液、死亡、泥土、腐败的有机物。皮革匠、屠夫、理发匠、清扫夫、收生婆，以及处理动物尸体或死人的行业，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相比之下，婆罗门是最完美的，因为遇上血液、死亡、泥土时，他们可依赖他人的服务。这解释了婆罗门的素食主义，因为吃肉就好比吃尸体。[6]

社会升迁在现世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指望来世。业力只在代代相传时才有变更，因此，个人一生都陷于自己的业力。在迦提等级制度中，个人到底获得升级还是降级，则取决于自己是否履行了所属迦提的法（dharma），即良好行为的准则。未能遵守准则的，将在来世等级制度中降级，从而更加远离真正的存在。婆罗门教将神圣化赋予现有的社会秩序，履行现存迦提的法变成了宗教责任。

瓦尔纳秩序发展自同样的形而上学前提。前三级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被认为是“两次投胎”，所以获得允许，进入仪式地位。包含大多数人口的首陀罗是“一次投胎”，只能希望在来世获得仪式地位。历史上不是很清楚，印度社会离开部落组织时，瓦尔纳和迦提的出现谁早谁晚。可能是宗族进化为迦提，它们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都有精细的亲戚关系规则。但也有可能是先进化为瓦尔纳，再为随后出现的迦提设置架构。[7]

宗教信仰所造成的迦提制度，创造了颇不寻常的组合，既有分支式的隔离，同时又有社会中的相互依赖。每个迦提成为世袭地位，以调整现存的宗族系统。迦提设置了氏族的异姓通婚的外限，在众多分支式单位中，又倾向于成为自给自足的社区。另一方面，每种职业又是更大分工的一部分，所以需要相互依赖，从高级祭司到葬礼工。[8]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引用布兰特（编按：E. A. H. Blunt，1877—1941，英属印度殖民地官员）的资料：

理发匠联合抵制曾拒绝为他们婚礼跳舞的舞女。

在格拉克珀（Gorakhpur），一名地主试图中断皮革匠的生意。他相信他们在毒死自己的牛群（经常有如此的怀疑），便命令他的租户将无缘无故死去的牛的皮革故意割碎。皮革匠奋起反抗，命令他们的女人停止收生婆的服务。地主只好让步。

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又译阿默达巴德，位于古吉拉特邦），一名正在重盖屋顶的钱庄老板与糖果店主发生争执，糖果店主说服瓦片制造商，拒绝为钱庄老板提供瓦片。[9]

这不单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为每个执行自己功能的迦提，对其他迦提都具有仪式上的重要意义。

思想及其政治后果

瓦尔纳制度对政治有巨大影响，它要求武士的刹帝利服从婆罗门。[10]根据哈罗德·古尔德（Harold Gould），“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有共生的相互依赖。王室权力需要连续获得祭司（即仪式）权力所赋予的神圣化，以维持神圣的合法性”。[11]每位统治者需要与宫廷祭司（purohita）建立私人关系，他作为世俗领袖所采取的每一次行动，都要得到宫廷祭司所赋予的神圣化。

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力在理论上的分离，何以在实践中对后者设限，初看上去不很清楚。婆罗门教的等级制度，没有像天主教那样组成正式的中央权威机构。它有点像巨大的社会网络，单独的婆罗门互相交流和合作，但并不行使制度化的权威。单独婆罗门拥有土地，但作为制度的祭司阶层，不像欧洲教会，却没有自己的领地和资源。婆罗门肯定不能像中世纪的教皇，召集统领自己的军队。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1076年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革出教门，并迫使后者赤脚来卡诺莎（Canossa）请求赦免，这在印度历史中绝对找不出可媲美的案例。世俗统治者需要宫廷祭司来祝福自己的政治计划，在收买后者一事上，好像总能如愿以偿。印度宗教和社会的制度等级分明，各有分支，但它们如何使政治集权难以实现，我们还需寻找其他原委。

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限制了军事组织的发展，这个影响很明显。武士的刹帝利是瓦尔纳制度四大阶层之一，自动限制了印度社会军事动员的潜力。像匈奴、匈人、蒙古人的武装游牧民族，之所以如此强大，原因之一就是可以动员几近100%的健壮男子。就必不可少的技能或组织而言，武装掠夺和游牧漂泊没有什么两样。仍是游牧民族时，印度—雅利安人曾经也很强大，但现已定居下来，建立了瓦尔纳社会。武士地位成为少数贵族精英的专业，如想加入，不但讲究训练和出身，还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

在实践中，该制度并没有始终限制他人的加入。很多印度统治者出生于刹帝利阶层，但也有不少来自婆罗门、吠舍、首陀罗。新统治者夺取政治权力后，倾向于在事后获得刹帝利地位。以这种方式成为刹帝利，比成为婆罗门更为容易。[12]瓦尔纳四个阶层都参与战争，婆罗门中有级别很高的军事将领，首陀罗倾向于充当辅助部队。就从属关系而言，军队的等级制度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拷贝。[13]不像秦国和其他后期东周列国，印度政治体从未能动员大部分的农民。[14]考虑到仪式上对血液和尸体的厌恶，很难想象，受伤军人能从高贵战友手中获得很多救助。在采用新兴军事技术方面，如此保守的社会显然是迟疑不决的。他们在基督时代之后才放弃战车，比中国人晚了好多世纪；大象继续用于战争，尽管其效用早已被人怀疑。印度军队从没开发有效的射箭骑兵，以致惨败于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和12世纪的穆斯林。[15]

从社会上层一直到底层，印度社会以迦提为基础形成众多紧密结合的小集团，其组织动力正是由婆罗门教提供的。这是限制政治权力的第二条途径。这些集团自我管理，不需要国家帮忙组织。事实上，它们抵抗国家的渗透和控制，政治学家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称之为软弱国家和强势社会。[16]这种情形维持至今，种姓制度和村民组织仍是印度社会的支柱。

19世纪的西方评论家，包括卡尔·马克思和亨利·梅因，注意到印度社会自我组织的特征。马克思宣称国王拥有一切土地，但又指出，印度村庄在经济上偏向于自治，以一种原始共产主义为基础（这种解释有点自相矛盾）。梅因指的是自我调整、一成不变的村庄社区，这种看法在维多利亚的英国非常流行。19世纪早期，英国行政官员把印度村庄当作能幸存于帝国毁灭的“小小共和国”。[17]

20世纪的印度民族主义者，部分原因是依据上述解释，想象出一幅本土村庄民主的田园画像，即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他们声称，这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源头，直到被英国殖民者破坏。现代印度宪法的第40条，详细解释了复原的潘查亚特机构，旨在促进地方民主，曾在1989年获得拉吉夫·甘地政府的特别关注。其时，政府正试图在印度联邦制中推动权力分散。但印度早期的地方统治，不像后来评论家和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实际上不是民主和世俗的，而是基于迦提或种姓制度的。每座村庄倾向于有个强势种姓，也就是说，其人数和拥有的土地都超过其他种姓，而潘查亚特制度仅仅是该强势种姓的传统领导组织。[18]

单独村庄自有地方的统治机构，不需要国家从外部提供服务。潘查亚特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司法，它依据惯例来裁决迦提成员之间的争论。村庄中的产权不是共有的，这有悖于马克思的想象。像其他分支世系社会，财产为复杂的亲戚团体所拥有，单独家庭在处理土地时要面临很多责任和限制。这意味着，国王虽是名义上的主权君主，却没有真正“拥有”村庄土地。我们将在后续章节看到，在征税和征地时，印度政治统治者的权力往往非常有限。

商业活动也依据迦提，宛如不需外界支持的自控公司。从9世纪到14世纪，印度南部的贸易大多由像阿育尔（Ayyvole）那样的商人行会控制。它们派出的代表满布次大陆，与印度之外的阿拉伯人商人打交道。古吉拉特邦的商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长期控制印度洋、东非、阿拉伯半岛南部、东南亚的贸易。艾哈迈达巴德商人组成全市大公司，吸引所有主要职业团体的成员。[19]在中国，贸易网络只靠宗族，不像印度同行那样组织良好。中国宗族的司法权，往往局限于家法、遗产和其他家庭琐事（尤其在强大政府时期）。印度的迦提除了地方社会的行政管理，还发挥公开的政治功能。根据萨提希·萨贝瓦尔（Satish Saberwal），“迦提提供了社会动员的各式场合：进攻性的，则争取掌控权和统治权……防御性的，则抵制国家和帝国入侵迦提领域……破坏性的，则任职于更大政治体，运用其权力和高位来谋取私人利益”。[20]迦提还为成员提供地理和社会上的升迁。例如，泰米尔（Tamil）纺织种姓的凯寇拉（Kaikolar），在朱罗王朝（Chola）时期改行，变成商人和军人；19世纪后期，锡克人的木匠和铁匠离开家乡的旁遮普，迁往阿萨姆邦（印度的Assam）和肯尼亚（非洲的Kenya）。[21]这些决定由众多家庭集体作出，以便在新环境中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在印度北部，拉杰普特（Rajput）迦提在扩充地域方面尤为成功，得以控制大片土地。

限制政治权力的第三条途径是婆罗门教社会制度对文化的控制，这一习俗延续至今，使大批印度人陷于贫穷和绝望。现代印度处于某种吊诡状态。一方面有大量印度人接受良好教育，攀登众多领域的世界顶峰，从信息技术、医药、娱乐到经济。境外印度人始终享受较多的社会升迁机会，这一事实多年前便引起小说家奈保尔爵士（V.S. Naipaul）的注意。[22]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出现，境内印度人也开始兴旺起来。另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居民仍是少数，国内文盲和贫穷的程度高得惊人。快速增长的城市，如班加罗尔（Bangalore）和海得拉巴（Hyderabad），其郊外是广阔的乡村内地，那里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上竟名列底层。[23]

这些差距的历史根源最终还归罪于瓦尔纳和迦提的制度。作为仪式监护人，婆罗门当然掌控学习和知识。一直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他们坚决反对把最重要的“吠陀本集”付诸文字。根据萨贝瓦尔，“为仪式上的使用而默记圣歌——既为自己，又为主顾——是婆罗门最独特的学习方式。仪式上和学习过程中的高效，并不要求弄懂所背诵的东西……很多婆罗门献身于浩瀚的默记、逻辑分析、辩论”。[24]为达到所需求的仪式效果，精确默记“吠陀本集”是必须的。据说，朗诵中的小错将导致灾难。

也许并非偶然，婆罗门坚持口头传诵“吠陀本集”，设置加入婆罗门的额外障碍，更加强自己的至高无上。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从他们宗教传统的一开始就是“圣书上的民族”，婆罗门却顽强抵抗文字和有关的书写技术。5世纪和7世纪，中国取经人来印度寻求佛教传统的文献，竟找不到书面文本。中国人和欧洲人改用羊皮纸之后很久，印度人仍在使用棕榈树叶和树皮。讨厌耐用的羊皮纸有宗教起源，因为它来自动物的皮肤。11世纪造纸技术来到时，婆罗门仍然迟迟不用。[25]在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的乡村，日常行政管理中的纸张使用一直要等到17世纪中期。一出现，它们就大大改善了记账和监管的效率。[26]

公元1000年之后，书写才变得普遍，自婆罗门扩散到印度社会其他群体。商人开始制作商业记录，迦提开始记载家庭谱系。在喀拉拉邦（Kerala），“王家和贵族血统”的那雅人开始学习书面梵语，该邦的统治阶级开始制作大量政治和商业的记录。（20世纪晚期，当地共产党政府治理的喀拉拉邦成为印度治绩最佳的邦之一。有人怀疑，这样的治绩是否植根于数世纪前的文化传统。）

与中国相比，婆罗门垄断知识，抵制书写，严重影响了现代国家的发展。从商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使用文字传递命令、记录法律、保管账目、书写详尽的政治历史。在中国，对官僚的教育集中于识字、攻读漫长复杂的文学传统；对行政官员的训练，依现代标准看仍属有限，但仍涉及反复分析书本、以史为鉴。汉朝以来，科举制度获得采用，政府用人基于对文学技能的掌握，并不局限于特定阶层。虽然在实际情形中，普通老百姓登上政府高位的机遇非常有限，但中国人都知道，教育是社会升迁的重要途径。所以，宗族和地方社区在儿子的教育上全力以赴，充分利用科举制度。

如此情形在印度是不存在的。统治者自己是文盲，依靠同样无知的家族官员来维持治理。文化是婆罗门阶层的特权，他们维持对知识和仪式的垄断来保障自身利益。跟军队的情形一样，瓦尔纳和迦提的等级制度阻止了大多数人获得教育和文化，从而减少了可为国家所用的称职人才。

在印度发展历史中，宗教影响政治权力的最后途径是建立了所谓法治的基础。法治的本质是一组反映社会正义感的规则，比国王的意愿更为崇高。这就是印度的情形，各种法典中的法律不是国王创建的，而是婆罗门依据仪式知识所制定的。这些法律讲得很清楚，瓦尔纳不是为国王服务的，更确切地说，国王只有变成瓦尔纳的保护人，方可获得合法性。[27]如果国王触犯了神圣法律，史诗《摩诃婆罗多》公开认可反抗，宣称此人已不再是国王，而是一条疯狗。在《摩奴法典》中，主权在法律，而不在国王：“在本质上，法律（danda）即是国王，享有权力，维持秩序，发挥领导作用。”（《摩奴法典》第7章第17节）[28]

不少古典文献叙述有关梵那（Vena）国王的警世故事，他禁止除了给自己的所有其他祭品，还推行种姓之间的通婚。结果，神圣的众神向他发起攻击，以奇迹般化成矛的青草叶，将他杀死。很多印度朝代，包括难陀王朝（Nanda）、孔雀王朝、巽伽王朝（Sunga），都因婆罗门的阴谋而变弱。[29]当然，就像中世纪的天主教，很难弄清婆罗门是在捍卫神圣法律，还是在保护自己利益。像欧洲而非中国，印度的权威是分裂的，对政治权力造成了颇具意义的制衡。

印度的社会制度源于宗教，大大限制了国家的集权能力。统治者不能动员大批人口以建立强大军队；不能渗透存在于每座村庄的自治且严密组织的迦提；自己和部下缺乏教育和文化；还要面对维护规范化秩序的严密的祭司阶层；自己在这一秩序中仅扮演从属角色。就上述的方方面面而言，印度统治者的处境非常不同于中国。

[1] Gary S. Becker，《诺贝尔奖答谢辞：以经济眼光看待行为》（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载《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101卷，第3期（1993年）：385—409页。

[2]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241页。

[3] 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The Religion of India: The Sociology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伊利诺伊州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8年），131页。

[4] 哈罗德·古尔德，《印度种姓制度》，15页。

[5] 哈罗德·古尔德，《印度种姓制度》，15—16页； Martin Doornbos和Sudipta Kaviraj，《国家形成的动力学：印度与欧洲的比较》（Dynamics of State Formation: India and Europe Compared）（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塞奇出版社，1997年），37页。

[6] 路易·杜蒙（Louis Dumont），《等级人：种姓制度及其衍生现象》（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150页。其他流派，尤其是耆那教，在遵循非暴力原则（ahimsa）和素食主义方面，远远超过正统印度教。它们甚至避免昆虫的杀戮。杜蒙将之归功于不同流派之间的竞争，有点像军备竞赛。耆那教徒和婆罗门，都想在纯净仪式上比对方略胜一筹。

[7]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24页。

[8] 罗米拉·塔帕，《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169—170页。

[9] 杜蒙，《等级人：种姓制度及其衍生现象》，176页。

[10] 这一论断往往与杜蒙有关。他认为，种姓制度来自基于纯净度而分层的宗教，与世俗的权力截然分开。这个见解受到不同角度的批评，尤其是Ronald B. Inden。他认为，杜蒙进口了西方的两分法，将之强加于一个毫不相干的社会。有人反对婆罗门的地位高于刹帝利的见解，认为两者只是整体的宗教—政治制度的正反两面。还有人甚至认为，种姓制度在印度历史上并不重要，是英国殖民当局故意创造的，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
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的分隔，可能是现代西方社会规范化的偏爱。把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分成各自的分析对象，这一想法并不表示西方的偏见。这两种权威在不同社会中可以多种方式出现，或分开或混合。如果没有分类，就无法将印度与中国或中东作比较。对杜蒙的批评似乎反映了印度学家的狭隘偏见，他们没有将印度与其他社会作比较的习惯。参见Ronald B. Inden，《想象印度》（Imagining India）（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Gloria Goodwin Raheja，《印度的种姓制度、王位与统治》（India: Caste，Kingship，and Dominance Revisited），载《人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第17卷（1988年），497—522页；V. Kondos，《讨论正义：对杜蒙〈等级人〉的回应》（A Piece on Justice: Some Reactions to Dumonts Homo Hierarchicus），载《南亚》（South Asia）第21卷，第1期（1998年）：33—47页；William S. Sax，《四面出击：印度教的宗教和政治》（Conquering Quarter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Hinduism），载《国际印度教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ndu Studies）第4卷，第1期（2000年）：39—60页；Rohan Bastin，《印度社会的死亡》（Death of the Indian Social），载《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第48卷，第3期（2004年）：205—213页；Mary Searle-Chatterjee和Ursula Sharma编，《将种姓制度语境化：杜蒙之后的方法》（Contextualising Caste: Post-Dumontian Approaches）（马萨诸塞州剑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4年）；Nicholas B. Dirks，《种姓制度的发明：殖民地印度的民间社会》（安阿伯：密歇根大学，CSST工作论文第11号，1988年）。

[11] 哈罗德·古尔德，《印度种姓制度》，19页。

[12]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161—162页。

[13]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128页。

[14]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129页。

[15]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129—130页。

[16] Joel Migdal，《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家能力》（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

[17] 路易·杜蒙，《等级人：种姓制度及其衍生现象》，158—159页。

[18] 如路易·杜蒙所指出的，它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世俗的，只是反映了迦提制度中固有的权力统治关系。路易·杜蒙，《等级人：种姓制度及其衍生现象》，158—163页；也参见罗米拉·塔帕，《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164—165页。

[19] Satish Saberwal，《分段工资：欧洲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Wages of Segmentatio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ies on Europe ana India）（新德里：东方朗文出版社，1995年），27—29页。

[20] Satish Saberwal，《分段工资：欧洲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Wages of Segmentatio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ies on Europe ana India）（新德里：东方朗文出版社，1995年），26页。

[21] Satish Saberwal，《分段工资：欧洲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Wages of Segmentatio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ies on Europe ana India）（新德里：东方朗文出版社，1995年），25页。

[22] 奈保尔（V. S. Naipaul），《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纽约：Vintage出版社，1978年）。

[23] 在2004年，印度34%以上人口的生活费低于每天1美元。Shao-hua Chen和Martin Ravallion，《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指数，1981—2004年》（Absolute Poverty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1981-2004）（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论文WPS4211，2007年），26页。

[24] Satish Saberwal，《分段工资：欧洲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113页。

[25] Satish Saberwal，《分段工资：欧洲和印度的比较历史研究》，114—116页。

[26] Frank Perlin，《国家形成再思考》第2部分（State Formation Reconsidered Part Two），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19卷，第3期（1985年）：434页。

[27]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159—160页。

[28] 引自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On the Enchantment of the State: Indian Thought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Narrative of Modernity），载《欧洲社会学杂志》（Modern Asian Studies）第46卷，第2期（2005年）：263—296页。

[29]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87页。

第12章
印度政体的弱点

孔雀王朝何以成为印度第一个且最成功的本土统治者；孔雀王朝治下的国家性质；阿育王的性格；式微、分裂、笈多王朝的复兴；印度为何被外国所征服

一开始，印度的社会发展就压倒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次大陆获得一种以宗教信仰和社会实践为特征的共同文化，在尝试取得政治统一之前，就被标为与众不同的文明。统一过程中，社会力量足以抵制政治权力，阻止后者对社会的改造。中国发展了强大国家，其社会因此而处于孱弱地位，并自我延续。印度有个强大社会，先发制人，反而阻止了强大国家的兴起。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初的印度次大陆，成千上万的小国和酋邦，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其中三个王国——迦尸（Kashi）、拘萨罗（Kosala）、摩揭陀——和酋邦（或伽那—僧伽）的弗栗恃（Vrijji），成为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逐鹿者。摩揭陀（其核心地区在现代的比哈尔邦[Bihar]）注定要扮演秦国角色，统一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公元前6世纪的下半世纪，频毗娑罗王（Bimbisara）登基，凭借一系列战略性的婚姻和征服，使摩揭陀成为印度东部的主要国家。摩揭陀开始征收土地税和收成税，以代替国家形成之前低级血统的自愿进贡，由此而招聘征税人员。税率据说是农业产品的六分之一，如果属实，这在早期农业社会是相当高的。[1]国王并不拥有国内所有土地，只享有荒地，其时人口稀少，应该是相当广袤的。

儿子阿阇世王（Ajatashatru）谋杀频毗娑罗，兼并西部的拘萨罗和迦尸，并与弗栗恃展开持久斗争。后来，他在伽那—僧伽领袖中挑拨离间，终获大胜。他死于公元前461年，其时，摩揭陀已迁都至华氏城（Pataliputra），控制了恒河三角洲和恒河下游的大部。统治权传给一系列国王，包括出身首陀罗的短命的难陀王朝（Nanda）。亚历山大大帝曾遭遇难陀军队，由于军队哗变，而不得不转向旁遮普。希腊的资料称，难陀军队有两万骑兵、二十万步兵、一千辆战车、三千头大象。这些数字肯定是夸大的，以证明希腊人的退却是正确战略。[2]

继承难陀王朝的是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又称月护王）。他极力扩充领土，在公元前321年建立了印度次大陆第一个本土政治体——孔雀帝国。他是婆罗门学者兼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的门生，后者的《政事论》（Arthasastra）被视作是印度经世王道的经典论文。月护王率军攻击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征服西北部，并将旁遮普、阿富汗东部、俾路支地区并入孔雀王朝的版图。至此，他的帝国西到波斯，东到阿萨姆邦。

对印度南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则留给了月护王的儿子宾头娑罗（Bindusara）和孙子阿育王（Ashoka）。宾头娑罗将帝国扩展到南方德干高原的卡纳塔克（Karnataka）。经过一场众所周知的持久的血腥征战，阿育王在公元前260年占领东南部的羯陵伽（Kalinga）（包含现代奥里萨邦[Orissa]和部分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其时，印度缺乏文学文化，阿育王的功绩从未见于史书，像中国的《尚书》和《春秋》。后代印度人一直要等到1915年，方才把他视作伟大的国王；其时，大批法令岩石的古文字获得译解，考古学家终于拼搭出他治下的帝国疆域。[3]

孔雀王朝历经三代而建起的帝国，占据了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整个印度北方，西至波斯，东至阿萨姆，南至卡纳塔克。印度次大陆上，唯一没被统一的是南方边缘地带，分别是现代的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斯里兰卡。没有单独的印度本土政权再一次统治这么辽阔的领土。[4]莫卧儿帝国所征服的德里苏丹国要小得多，英国人在次大陆的帝国更大，但不得不问：说阿育王、阿克巴（Akhbar）、英国总督统治印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孔雀帝国：何等国家？

历史学家在古印度国家的性质上争论不休。[5]如果从比较眼光看，特别是对照阿育王的印度和秦始皇的中国，我们也许能看得更加清楚。这两个帝国几乎在同时形成（公元前3世纪的中到晚期），但它们政体的性质可说相差十万八千里。

两个帝国都环绕一个核心而组成，分别为摩揭陀国和秦国。秦国是个真正的国家，具有马克斯·韦伯所界定的现代国家政府的许多特征。管理国家的世族精英，大多已在数世纪的战争中战死，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凭借非人格化基础而获选的新人。秦国废除井田制，推翻传统的产权，以统一的郡县制取代世族封地。它最终打败对手，建立大一统帝国，便将这中央集权政府推向全中国。推广至被征服国家的，还有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我们已在第8章看到，秦朝君主的社会工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家族统治在西汉卷土重来。但汉朝统治者坚持中央集权，逐渐取消剩余的封地。它所建立的不算帝国，而是统一的中央国家。

阿育王的帝国

此类事项在孔雀帝国发生得很少，核心国的摩揭陀好像没有任何现代特征。与秦国相比，我们对其行政管理的性质了解得实在太少。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的严格限制。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讲明，高级官位的主要资格应是高尚出身，其“父亲和爷爷”必须是大臣（amatya）或更高，他们几乎全是婆罗门。官僚的薪俸非常悬殊，最低与最高之间的比率是1∶4 800。[6]没有证据显示，官府用人是选贤与能的，或前三级瓦尔纳之外的人也可申请公职。这些事实曾得到希腊旅行家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的确认。[7]将摩揭陀推上战胜国地位的战争没有那么持久和残忍，不像秦国所经历的那样。旧精英得以留存，摩揭陀的处境从没恶化到非要动员男子总人口的地步。据我们所知，孔雀王朝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事实上，迟至公元16世纪，印度国家仍在努力推行统一标准，其最终实行是在英国治下，距孔雀王朝已将近整整两千年。[8]

通过联姻和征服获得的地区，其与摩揭陀的关系也大大不同于中国。秦国灭绝他国，往往是消灭或放逐整个统治宗族，并鲸吞其领土。东周时期，中国精英宗族的数量大幅下降。孔雀帝国的建立则较为温和，涉及大量伤亡和焦土战术的唯一战役是对羯陵伽的攻占，给战胜者阿育王带来很大震撼。其他情形中，现有统治者吃了败仗后，便接受孔雀帝国在名义上的主权。《政事论》建议，孱弱的国王最好屈服，自愿向强大邻国进贡。没有出现中国或欧洲式的“封建主义”，即剥夺现有统治者，把领土赏赐给王室成员或侍从。印度历史学家有时谈到属臣国（vassal），但它没有欧洲属臣的契约意义。[9]说孔雀王朝重新分配权力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中央集权。孔雀王朝也没有设法将其国家制度，自核心国推向帝国其他地方。地方政府完全是家族的，没有试图建立永久且专业的行政制度。这意味着，每位新国王带来新的忠诚侍从，替换现有的行政官员。[10]

孔雀帝国在它管辖区域内，仅行使松弛的统治；它称霸的整段时期，部落联盟或酋邦（伽那—僧伽）始终存活，就是明证。与等级分明的王国相比，伽那—僧伽的政治决策涉及较多的参与和共识，但它仍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幸存的部落政体。印度历史学家有时称之为“共和国”，这只是在为它涂上现代光彩。[11]

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详尽讨论了财政政策和征税，只是不清楚他的建议究竟有多少被付诸实践。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信徒相悖，国王并不“拥有”全部土地。他有自己地盘，另外宣称掌控荒地、森林等，但通常不向现存产权提出挑战。不过，国家坚持向各式地主征税的权利，缴税可依据个人、土地、收成、村庄、边界的小统治者，基本上以实物或劳役的形式。[12]似乎没有一名印度统治者尝试大型变革，像商鞅的废除井田制，或王莽雄心勃勃但一败涂地的土地改革。

阿育王死于公元前232年，他的帝国旋即衰落。西北部落到了大夏国（Bactrian Greek）手中，部落的伽那—僧伽在西部的旁遮普和拉贾斯坦（Rajasthan）重又兴起，南方的羯陵伽、卡纳塔克和其他领土纷纷脱离，返回独立王国的地位。孔雀王朝重又回到中央恒河平原的摩揭陀王国，其末代国王波罗诃德罗陀（Brihadratha）于公元前185年遇害。还要等五百多年，笈多王朝（Gupta）方才崛起，再次统一印度，其规模可与孔雀帝国媲美。次大陆的孔雀帝国仅维持一代，它的王朝持续一百三十五年。孔雀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于国家之前的层次。

孔雀帝国的统治如此短暂，至少从外表上看，它对下辖区域从没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事实上，这不是牵强附会。孔雀王朝从没建立强大的国家制度，也从没自家族政府过渡到非人格化政府。它在整个帝国维持广泛的间谍网，但没有证据显示，它像中国一样建造道路或运河，以促进交通。很不寻常，除了首都华氏城，孔雀王朝没在任何地方留下有关它强盛国力的纪念物。后代没把阿育王当作帝国创建者，这也许是原因之一。[13]

孔雀王朝的统治者从没想到国家建设，也就是说，没有尝试以一套新颖的共同规范和价值穿透整个社会。孔雀王朝没有真正的主权概念，即在全国范围实施非人格化统治的权利。次大陆没有统一的印度刑法，直到英国统治下诗人兼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cCaulay）第一次引入。[14]国王没有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反而保护现存的各式社会秩序。

印度从没开发出像中国法家一样的思想，即政治目标就是赤裸裸地集权。《政事论》之类的论述，可向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君主提供建议，但只针对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与政治无关。此外，婆罗门教的精神孵育了非军事思想。非暴力主义（ahimsa）可在“吠陀本集”中找到根源，认为杀生对业力造成负面影响。它的有些文本批评吃肉和动物祭品，但另一些却予以批准。如我们所知，像佛教和耆那教的抗议宗教，非暴力更是中心思想。

孔雀王朝第一位国王旃陀罗笈多最后皈依耆那教，为了遂愿当一名苦行者，而自动让位给儿子宾头娑罗。他与一批僧侣搬到印度南方，据说，最后以耆那教的方式慢慢饿死。[15]他的孙子阿育王起初是正统的印度教徒，在生命后期皈依佛教。羯陵伽征战中的伤亡激起阿育王深深的悔恨，据传十五万羯陵伽人被杀或受逐。根据他的岩石赦令（Rock Edicts），“羯陵伽已被兼并，此后，陛下便开始了对宗教法律的热诚追求”。他还宣布，“曾遭杀戮和俘虏的羯陵伽人，其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如在今天遭受同样厄运，也会是陛下的遗憾。此外，如果有人冒犯他，只要还可以忍受，陛下也必须忍耐”。阿育王继续敦促仍在帝国边境的外人，“不用怕他，应信任他，应从他那里获得幸福，而不是悲伤”。他还呼吁他的儿子和孙子避免进一步征战。[16]帝国扩展由此戛然而止。不管阿育王后裔究竟是遵从他的意愿，还是本身就不中用，反正他们治下的帝国冰消瓦解。有人会问，如果印度开发了像中国法家一样的权力原则，而不是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阿育王的帝国会变成怎样——如果真是这样，它就不是印度了。

社会战胜政治

孔雀帝国崩溃后，印度经历了政治衰败，尤其是在北方，部落政体在西部的拉贾斯坦和旁遮普再次出现。该地区又受到来自中亚部落的侵略者的骚扰，部分原因是中华帝国的政治发展太具优势。秦朝开始建设长城以御外人，迫使游牧的匈奴返回中亚，取代当地一系列部落。这一连锁反应又导致斯基台人（Scythians，即塞克人[Shakas]）对印度北部的侵犯，紧跟在后的是月氏，它在现为阿富汗的地方建起贵霜帝国（Kushana）。印度北方的王国中，没有一个组织良好，可以考虑像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所以，部分印度北方平原为这些部落所占。[17]

在遥远的南方，地方上的酋邦发展成王国，例如公元前1世纪统治西部的等乘王朝（Satavahana）。但这个政治体持续不长，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中央机构，尚比不上孔雀王朝。为了控制德干北部，它与其他小王国发生冲突。此外，小王国之间也在争斗，如注辇国（Cholas）、潘地亚国（Pandyas）、萨提亚普特拉国（Satiyaputras）。这段历史相当复杂，难以融入政治发展的大叙述，也就缺乏启发功能，从中呈现出来的只是普遍的政治衰败。南方国家经常无法发挥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例如征税，因为其治下的社区既强大，又组织严密。[18]没有一国得以在永久基础上扩展疆域，实现霸权，也没开发更为复杂的行政机构，以实施更为有效的统治。这个地区的政治分裂状态还要持续一千多年。[19]

在印度第二次成功创建大型帝国的是笈多王朝（Guptas），始于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 Gupta I）。公元320年，他在摩揭陀国当政，其权力基础与孔雀王朝相同。他和儿子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 Gupta），再次统一印度北方的大部。沙摩陀罗笈多在拉贾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其他地区，兼并了众多伽那—僧伽，这种政治机构因此而寿终正寝。他还征服克什米尔，逼迫贵霜帝国和塞克国进贡。在他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的治下，文化生活变得繁荣，建了不少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庙宇。笈多王朝再持续两代，直到塞建陀笈多国王（Skanda Gupta）死于5世纪的下半叶。其时，西北部的酋邦变得衰弱，中亚新兴的游牧部落匈人（Huns或Huna）趁虚而入。笈多帝国在这场战争中耗尽自身，在515年将克什米尔、旁遮普、恒河平原的大部都输给匈人。[20]

姑且不论它的文化成就，笈多王朝没在国家制度方面作出任何革新，也没有试图把征服的政治体整合成统一的行政机构。被打败的统治者，以典型的印度方式留下来继续执政，只是以后需要上缴贡品。笈多王朝的官僚，甚至比孔雀王朝的前任更为分散，能力更差。它征收农业收成税，拥有关键的生产资料，像盐场和矿山，但没有干预现存的社会安排。笈多帝国的疆土更小，因为没能统一印度南方。它持续了将近两百年，最后分裂为相互竞争的众多小国，从而进入政治衰败的新时期。

外国人的国家建设

10世纪后，印度的政治历史不再是本土发展史，而是一连串外国入侵史，先是穆斯林，后是英国人。从今以后，政治发展成为外国人如何将自己制度移植到印度土壤。他们仅取得部分成功。每个外国入侵者必须对付这同一的“小王国”社会，四分五裂，却又组织紧密；它们不团结，所以很容易征服；它们屈服后，又很难统治。外国入侵者留下了一层层新制度和新价值，在某些方面是移风易俗的，但在另外很多方面，又没触碰内在社会秩序的一根毫毛。

10世纪末之后，一系列突厥—阿富汗的穆斯林侵入印度北方。伊斯兰教在7世纪涌现后，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先后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在很多方面开发了比印度本土政体更为精细的政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军事奴隶制和外国人充任行政官的制度（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允许阿拉伯人和突厥人超越亲戚关系，实施选贤与能的用人制度。一批批穆斯林入侵者来自阿富汗，最为著名的是拉杰普特人部队（Rajputs）。印度国家的军队竭力抵抗，但实在太薄弱、太分散。13世纪早期，马穆鲁克（Mamluk）朝代的顾特布-乌德-丁·艾贝克（Qutb-ud-din Aybak）得以建立德里苏丹国。

德里苏丹国维持三百二十年，长过任何一个本土印度帝国。虽然穆斯林建立持久的政治秩序，但其国家权力有限，仍不能改造印度社会。跟笈多王朝一样，它也没能向印度南方推进太多。用苏迪普塔·卡维拉吉（Sudipta Kaviraj）的话说，“伊斯兰政治统治者，在社会习俗方面，含蓄地接受了对自己权力的限制，这与印度本土统治者非常相像……伊斯兰国家知道自己像其他印度国家，既有局限，又游离于社会之外”。[21]今天，穆斯林统治的遗产体现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还有印度一亿五千多万的穆斯林公民。就幸存的制度而言，穆斯林的政治遗产不是很大，除了像查明达利（zamindari）土地所有制之类的实践。

英国统治则不同，其影响既持久又深远。在很多方面，现代印度是外国人建国计划的产物。卡维拉吉认为，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叙述相悖，“英国人没有征服一个既存的印度。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征服了一系列独立王国。在他们的统治时期，这些独立王国又聚合成政治层次的印度，也算是对英国统治的答复”。[22]这呼应了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的见解，与社会层次相对，政治层次的“印度”在英国统治之前是不存在的。[23]将印度凝成政治体的重要制度，如行政机构、军队、共同的行政语言（英语）、实施统一和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民主本身，既是印度人与英国殖民政府互动之后的成果，又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融入印度历史经验之后的产物。

另一方面，就社会层次的印度而言，英国的影响又很有限。英国人修改了他们发现的可恶社会习俗，例如自焚殉夫（Sati），引进了人人平等的西方观念，促使印度人反思种姓制度的哲学前提，鼓励对社会平等的追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印度精英，在20世纪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种姓制度本身、自给自足的村庄社区、高度地方化的社会秩序，基本上完整无缺，远离殖民政府的权力。

中国和印度

21世纪初，中国和印度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前景引起极大的讨论。[24]讨论的大部分围绕它们各自政治制度的性质。作为威权国家，中国在推动大型基建工程方面比印度更为成功，像高速公路、机场、发电厂、大型水电项目。它的三峡大坝需要在漫水区迁走百万以上的居民。中国的人均储水量是印度的五倍，主要依靠大坝和灌溉工程。[25]中国政府一旦决定拆除街区，以建设工厂或公寓大厦，可以直接要求居民搬走。后者几乎没有途径保护自身权利或表述愿望。另一方面，印度是个多元的民主政体，各式社会团体都能组织起来，利用政治制度来达到自身的目标。印度的市或邦政府想建造新发电厂或新机场，很可能遭到反对，从环保非政府组织到传统的种姓协会。很多人认为，这会使决策程序瘫痪，经济增长的远景因此而变得暗淡。

这类比较都有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各自的政治制度均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例如，很多人相信当代印度民主只是历史发展的副产品，而这历史发展又是相对近代的，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有些民主理论认为，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维持成功的民主，这使很多人感到惊奇。印度丝毫不符合稳定民主“结构上”的前提：它过去非常贫困，从某种角度看，现在依然如此；在宗教、种族、语言、阶级等方面，它又是高度分裂的；它在公众暴力的狂乱中诞生，随着不同小团体的相互争斗，公众暴力又会定期重现。根据这个见解，在印度高度不平等的文化中，民主只是文化舶来品，由殖民政权输入，并不深植于国家传统。

这是对当代印度政治相当肤浅的见解。这倒不是说，现代制度所表现出的民主深深植根于古代印度实践，如阿马蒂亚·森等评论家所提示的。[26]而是说，印度政治发展的历程显示，它从来没有为暴政国家的发展提供社会基础，以便其有效集中权力来渗透社会和改造基本社会制度。在中国或俄罗斯出现的专制政府，即剥夺全社会（包括精英阶层）财产和私人权利的制度，从没存在于印度大地——不管是印度本土政府，还是蒙古人和英国人的外来政府。[27]因此而引发了如下的吊诡事态：印度有很多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但不像欧洲和中国，大体上从不针对印度的执政当局。更确切地说，它们只是针对婆罗门所控制的社会秩序，经常表现为异端的宗教运动，像耆那教或佛教，以否定现世秩序的形而上学基础。政治当局被认为离日常生活太遥远，也就太不相干了。

中国情形则不同。那里，拥有现代制度的强大国家早已产生，可刻意追求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广泛干预，并在塑造国家的文化和身份上取得成功。当新的社会组合出现并提出挑战时，国家的早期独尊给自己带来优势。今天，由于经济发展和融入世界全球化，有迹象显示，中国公民社会正在渐渐成形，但中国的社会参与者始终比印度的更为薄弱，更加不能抵抗国家。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和阿育王正在建造各自的帝国，这一比照在当时很明显，在今天依然真实。

中国早熟出世的强大国家，始终能够完成印度所做不到的任务，从建造阻挡游牧入侵者的长城，到兴建21世纪的大型水电工程。从长远看，中国人是否因此而得益，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中国强大的国家从来不受法治的约束，也就无法遏制其统治者的异想天开。它可睹的成绩，都以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作为代价，而老百姓基本上无力（过去和现在）来抵制国家的征召。

印度人也身历专横，不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专横，而是我前文提出的“表亲的专横”。在印度，个人自由受到诸多限制，如亲戚关系、种姓制度、宗教义务、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印度的表亲专横允许他们对抗暴君的专横，社会层次的强大组织平衡和抑制了国家层次的强大机构。

中国和印度的经验表明，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同时出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互相平衡，互相抵消，这样才会有较好形式的自由。这个主题，我以后还会回顾。但此时，我将考察浮现于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及其独特制度，它们允许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政体走出部落制。

[1]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52页。

[2]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56页；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131页。

[3]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78—179页。

[4] 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55—69页。印度共和国今日所包括的最南端和像阿萨姆（Assam）一样的东方属邦，并不在孔雀王朝的版图上；今日所不包括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其大部却出现在孔雀王朝的版图上。

[5] 相关概述，参见Hermann Kulke，《导论：前现代印度的国家研究》（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the State in Pre-modern India），载Hermann Kulke编，《从1000年到1700年的印度国家》（The State in India 1000-1700）（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86—287页。Sharma 认为，孔雀王朝的国家“从现代意义看，可被认为是不理性的……它不算家族制，因为它并不属于皇室家庭”。但这种讲法只在最狭义的家族制定义下才讲得通。另请参阅罗米拉·塔帕的《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他计算出的比率是1∶96（195页）。

[7]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165—166页。

[8] Frank Perlin，《国家形成再思考》第2部分。

[9]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93—94页。

[10]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206页。

[11] 有些部落团体，如弗栗恃，打败后并入摩揭陀；而西方很多部落继续存活下来，后来遇上亚历山大大帝。在帝国边缘的西北山区—现在的阿富汗东部—这些部落在21世纪初仍然存在，并与北约军队交上火。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96—97页；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04页。

[12]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5—187页；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88—289页。

[13]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9页。

[14] Martin Doornbos和Sudipta Kaviraj，《国家形成的动力学：印度与欧洲的比较》，93页。

[15]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78页。

[16] 引自 Hemchandra Raychaudhuri，《古代印度政治史：从环住王即位到笈多王朝覆灭》（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From the Accession of Parikshit to the Extinction of the Gupta Dynasty）（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288—290页。另请参阅罗米拉·塔帕的《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1页。

[17]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219页。

[18] Burton Stein，《国家形成与经济再思考》（State Formations and Economy Reconsidered），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19卷，第3期（1985年）：387—413页。

[19] 注辇国的集权如此软弱，以致历史学家称之为“分支式”的。它有一个中央管理的小核心，仅在名义上统治众多外围的自治聚落。参见伯顿·斯坦因（Burton Stein），《南印度农业系统的汇合》（Integration of the Agrarian System of South India），载Robert E. Frykenberg编，《印度历史上的土地控制和社会结构》（Land Contro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Indian History）（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9年）。斯坦因将南方印度国家比作非洲阿鲁尔（Alur）前国家状态的分支式部落社会。

[20] 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88—94页。

[21]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70页。

[22]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73页。

[23] Sunil Khilnani，《印度思想》（The Idea of India）（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1998年）。

[24] 例如Bill Emmott，《竞争对手：中国、印度及日本之间的权力斗争将怎样塑造我们的下一个十年》（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纽约：Harcourt出版社，2008年）；Edward Friedman和Bruce Gilley编，《亚洲巨人：比较中国和印度》（Asia’s Giants: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5年）；Tarun Khanna，《亿万企业家：中国和印度正在怎样重塑他们和你们的前途》（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shaping Their Futures—and Yours）（波士顿：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8年）。

[25] Somini Sengupta，《常被烤干的印度尽量利用季风雨》（Often Parched, India Struggles to Tap the Monsoon），《纽约时报》，2006年10月1日。

[26] 阿马蒂亚·森（Amartya K. Sen），《作为自由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纽约：Knopf出版社，1999年），234—240页。

[27]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30页。

第13章
军事奴隶制与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部落制是阿拉伯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军事奴隶制最早兴起于阿拔斯王朝；部落成员长于征服，却短于管理；柏拉图应付家族制的对策

16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正处权力的巅峰，大约每隔四年就会看到一次非同寻常的征召。1453年，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落到土耳其手中。1526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在莫哈奇（Mohács）战役中征服匈牙利；到1529年，才受挫于维也纳城门。在帝国的巴尔干半岛省份，官员分头寻找十二至二十岁的年轻男子，这便是德米舍梅征募制（devshirme）[1]，或基督徒壮丁征募制。这些官员像寻找足球明星的探子，在评判年轻人潜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经验丰富，要完成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规定的配额。官员访问村庄时，基督教士被要求提供所有获洗礼男童的名单，适龄的被带来供官员检验。多数富有潜力的男孩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编成一百至一百五十人的小组。他们的名字仔细登记在两本花名册中，一本是在家乡获选时，另一本是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时，互相对照，以防止父母把孩子赎回。如果儿子们长得特别强壮，父母身边可能一个也留不住。官员带着俘虏一起返回伊斯坦布尔，家人将永远见不到自己孩子。那段时期，这样带走的孩子估计为每年三千。[2]

他们不是注定在卑微和耻辱中度过一生。恰恰相反，最优秀的10%会在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Edirne）的宫殿中长大，受伊斯兰教世界中最好的培训，为充任帝国高级官员而作准备。其余的则被抚养成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加入著名的土耳其禁卫军。这是精英的步兵部队，陪伴苏丹左右，在欧洲和亚洲南征北战。

服务于宫殿的精英男孩，在宦官的监督下接受两至八年的训练。最为杰出的，再被派去托普卡帕宫（Topkapi），以获取进一步的调教，那是苏丹在伊斯坦布尔的居所。他们在那里攻读《古兰经》，学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音乐、书法、数学，还参与严格的体育锻炼，以及学习马术、剑术和其他武器，甚至要涉猎绘画和书籍装订。那些进不了宫殿的，则在皇家骑士队（sipahis of the Porte）中担任高级职位。[3]如果年轻的奴隶军人证明是强壮能干的，可逐步升级为将军、维齐尔（vizier，大臣）、外省总督，甚至是苏丹治下最高级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即政府首相。在苏丹皇家军队服完役之后，很多军人会被安置在指定的庄园，靠居民的缴税而安享晚年。

另有一个平行的女奴制度，不属于军事奴隶制度。这些女孩是在奴隶市场从巴尔干半岛和南俄罗斯的掠夺者手中买来的。她们将担任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妻妾，像男孩一样，也被养在宫殿，高度制度化的规则督导她们的成长和教育。很多苏丹是奴隶母亲的儿子，像其他君主的母亲，她们也可通过儿子施展重要影响。[4]

但这些奴隶必须面对一个重要禁忌。他们的职位和庄园不算私人财产，既不可出售，也不能传予子女。事实上，这些军人中的多数被迫终生保持单身。也有人与来自基督教省份的女奴组织家庭，但孩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地位或职位。不管如何有权有势，他们永远是苏丹的奴隶。苏丹稍有不满，就可对他们罚以降级或砍头。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度是非常奇特的。没有一名穆斯林可成为合法的奴隶，所以，也就没有帝国的穆斯林居民追求政府高位。像中国一样，文武官员都是量才录用，以固定的程序招聘和提拔最能干的军人和文官。但又不像中国，这个招聘和提拔只对外国人开放，他们在种族上不同于自己所治理的社会各阶层。这些奴隶的军人和官僚在泡沫中长大，与主人和同僚建立亲密纽带，但与自己所治理的社会却格格不入。像在封闭阶层工作的许多人一样，他们发展了高度的内部团结，成为一个凝聚的团体。在帝国的晚期，他们变成了王者之王，擅自决定苏丹的废黜和任命。

不出意料，面临此种征召的基督教欧洲人，包括那些住得遥远只是听说此事的人，都心怀恐惧。等级分明的奴隶在治理一个强盛的帝国，这一图像在基督教西方的眼中，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象征。到了19世纪，奥斯曼帝国已趋式微。不少评论家认为，土耳其禁卫军是怪诞且过时的制度，在阻挡土耳其帝国的现代化。禁卫军在1807年罢免塞利姆三世（Selim Ⅲ），在下一年拥戴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登基。后者在后续年份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在1826年放火焚烧禁卫军兵营，害死大约四千人。扫除了挡道的禁卫军，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现在可以推动改革，照现代欧洲的模式重建一支军队。[5]

显而易见，把孩子从父母身边抢走，使之成为改信伊斯兰教的奴隶，这种制度非常残酷，与现代民主价值格格不入，即使这些奴隶享有特权。穆斯林世界之外，没有看到可以媲美的相似制度，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等评论家认为，它的创建最终归于伊斯兰教深处的宗教原因。[6]

但进一步观察后发现，穆斯林的军事奴隶制并不从宗教原则进化而来，仅仅是强大部落社会中建国的对策。它发明于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其统治者发现，不能依赖部落组织的军队来维持帝国。阿拉伯部落的征召和扩军很快，以取得速胜。统一后，他们凭借伊斯兰教的激励，又成功占领中东的大部和地中海世界的南部。如我们所知，中国、印度、欧洲的部落层次制度，因不能完成持续的集体行动，而被国家层次的制度所取代。部落社会高度平等，以共识为基础，不轻易服从，倾向于发生内讧和分裂，很难长期守卫领土。

为了创建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军事奴隶制在世界最强大部落社会之一应运而生，成为一个精彩的适应。它作为集中和巩固国家权力的措施，极为成功，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认为，它挽救了伊斯兰教，使之成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7]

创建穆斯林国家

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古莱什部落，其时，该地不属于任何国家。如第5章所提及的，他运用社会契约、实力、超凡魅力的组合，首先统一了争吵不休的麦地那部落，然后是麦加和周边城镇的部落，从而建成了国家层次的社会。在某个意义上，先知的布道是故意反部落的。它宣称有个信徒团体，其忠诚只献给上帝和上帝的话语，而不是自己的部落。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在内争好斗的分支式社会中，为拓宽集体行动的范围和延伸信任的半径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维持政治统一始终是阿拉伯部落制背景下的艰辛斗争。穆罕默德死于公元632年，麻烦立即露出端倪。先知的超凡魅力足以凝聚他所创建的政治体，现在却面临四分五裂的威胁，其组成部分很有可能分道扬镳，如以麦加为基的古莱什部落、来自麦地那的“辅士”（Ansar）和其他部落的信徒。穆罕默德同伴之一的艾布·伯克尔（Abu Bakr），以他娴熟的政治运作，说服部落团体承认自己为第一任哈里发（caliph），即继承者。此外，他还是部落系谱的专家，借用他在部落政治上的渊博知识而赢得拥护自己的共识。[8]

在头三个哈里发的治下——艾布·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欧麦尔（Umar，634—644年在位）、奥斯曼（644—656年在位）——穆斯林帝国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兼并整个阿拉伯半岛，以及今日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埃及的主要地区。[9]最壮观的胜仗是卡迪西亚会战（Qadisiyyah），打败了波斯的萨珊帝国。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曾大肆庆祝这一历史战役。661年，随着倭马亚王朝建立于大马士革，版图扩展仍在继续，进一步征服了北非、小亚细亚（Anatolia）、信德（Sind）和中亚。阿拉伯军队在711年占领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山的北边继续挺进，直到732年在法国的图尔战役（Battle of Poitiers）中受到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的遏制。

阿拉伯部落虽有宗教动机，但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奖励。他们所征服的定居农业社会，可提供大量土地、奴隶、女子、马匹、动产。最初的统治问题是所有掠夺游牧民族所面临的：如何分配战利品，以避免各部落之间的内讧。通常当场分配可搬走的战利品，五分之一给哈里发，运回麦地那。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变成哈里发治下的国家领土，不少干脆落到参与战役的各部落手中。[10]

过不多久，阿拉伯部落男子必须由征服者变为管理富饶农地和居民的统治者。哈里发不需要重新开发国家制度，因为四周都是成熟的国家或帝国。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萨珊帝国提供最及时的中央管理模式。曾属君士坦丁堡的领土现已被阿拉伯征服，居住于此的很多基督徒前来参加穆斯林政府的工作，从而带来拜占庭政府的治理方法。

真正的穆斯林国家何时出现？与文学描述相对的历史记载，相对来说比较缺乏，使精确判定变得异常困难。维持常备军队和警察、定期向居民征税、设立行政机构以收税、裁定司法以解决争端、主持像大清真寺那样的公共建设，从事上述这一切的政体，肯定存在于倭马亚王朝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685—705年在位）时期。或许更早，甚至在倭马亚王朝第二任哈里发穆阿维叶（Mu‘awiya，661—680年在位）时期。[11]很难说先知穆罕默德创建的不是部落联合体而是国家，因为上述的制度特征在他生前尚未出现。

波斯的理想绝对君主制中，其国王强大得能够维护和平和遏制贪婪的武装精英，后者是农业社会中冲突和混乱的主要来源。从现代民主角度看这样的社会，我们倾向于认为，农业社会的君主只是掠夺性精英团体的一员，也许由其他寡头选出来保护他们的租金和利益。[12]但实际上，这些社会中几乎总有三角斗争，分别是国王、精英的贵族或寡头、非精英的农民和市民。国王经常站在非精英一边来反对寡头，既可削弱潜在的政治挑战，又可争到份下的税收。于此，我们可看到国王代表大众利益的概念的雏形。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寡头精英的大庄园扩展，皇帝为此而受到威胁，遂运用国家权力来予以限制和破坏。同样道理，萨珊帝国的绝对君主政体被视作秩序的壁垒，以反对损害大众利益的精英的相互争执。所以有人强调，君主执行法律便是正义的标志。[13]

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的社会，早期阿拉伯统治者享有几点优势。绝对君主制的中央行政官僚模式，作为国家层次社会的规范，早已存在于周边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宗教意识形态。就某种意义而言，以巴士拉（Basra）和阿拉伯半岛为基地的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从先知布道中得出了最符合逻辑的结论。他们认为，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只要是穆斯林就够，不管他是不是阿拉伯人，也不管他来自哪个部落。如果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如此照办，他们可能会尝试创建一个包容不同种族的超级帝国，基于意识形态，不靠亲戚关系，就像神圣罗马帝国。但对倭马亚王朝来说，光是维持帝国统一，且不谈建立横跨各地域的中央政府，已证明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顽强的部落忠诚胜过意识形态，穆斯林国家继续受困于亲戚关系的争吵和仇恨。

先知死去不久就爆发了一起最重要的冲突。穆罕默德属于古莱什部落的哈希姆（Hashemite）血统，但又与竞争的倭马亚血统共享曾祖父阿卜杜·玛纳夫（Abd Manaf）。倭马亚血统和哈希姆血统争吵得很厉害，不管是先知出生之前，还是先知在世时，前者甚至起兵，反对穆罕默德和他在麦地那的穆斯林信徒。穆罕默德征服麦加后，倭马亚血统改信伊斯兰教，但两个血统之间的仇恨仍在继续。穆罕默德没有儿子，只跟最心爱的妻子阿以莎（Aisha）生了女儿法蒂玛（Fatima），长大后嫁给先知的表亲阿里（Ali）。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属于倭马亚血统，把很多亲戚带入权力圈，最终死于行刺。继承他的是阿里，却被赶出阿拉伯半岛，在库法（Kufa，今日伊拉克）祈祷时，又被哈瓦利吉派系的人杀死。随之，哈希姆血统、哈瓦利吉派、倭马亚血统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内战（fitnas）。等到阿里儿子侯赛因（Husain）战死于伊拉克南部的卡尔巴拉（Karbala）战役，倭马亚血统才得以巩固政权，开拓新朝代。阿里的党羽被称为什叶派（Shiites），信奉正统主义，认为阿拉伯帝国只能属于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14]倭马亚王朝穆阿维叶的追随者发展成为逊尼派（Sunnis），声称自己是正统理论与实践的奉行者。[15]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大分裂，起源于阿拉伯部落竞争，在21世纪的今天，仍引发汽车爆炸、对清真寺的恐怖袭击等。

早期的哈里发尝试创建超越部落忠诚的国家组织，尤其是在军队里，其十人和百人单位都是跨越部落的。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新兴的穆斯林精英“知道部落身份在阿拉伯社会中植根太深，既不能以法令废除，也不能以超越部落排外性的措施将之驱走。他们能否将部落成员成功融入国家，既取决于为自身利益利用部落关系的能力，也取决于自己超越部落关系的能力”。[16]占领伊拉克安巴（Anbar）省的美国人，在2003年入侵之后发现，倚靠部落领袖的传统权威，比创建无视社会现实的非人格化单位，更容易掌控部落军人。部落成员与指挥官发生争吵，可能会悄悄溜走，返回自己的亲人中。如指挥官又是自己部落的酋长，他就会三思而不行了。

但是，以部落为基础的国家本质上是孱弱和动荡的，部落领袖的暴躁闻名遐迩。他们缺乏纪律，经常因为争吵，或受到忽略，而与亲戚们逃之夭夭。早期哈里发对所招募的部落领袖满腹狐疑，通常不让他们担任重要的指挥职位。此外，新建国家经常受到独立游牧部落的威胁，穆斯林领袖对之只有轻蔑。据传，哈里发奥斯曼不愿理会一名重要部落领袖的见解，斥之为“低能贝都因人”的唠叨。[17]

军事奴隶制的起源

军事奴隶制发展于9世纪中期的阿拔斯王朝，用以克服之前穆斯林军队基于部落征召的重重弊端。[18]阿拔斯王朝属于哈希姆血统，在什叶派和波斯的呼罗珊（Khorasani）义军帮助下，于750年推翻倭马亚王朝，并把首都从大马士革迁至巴格达。[19]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在巩固其统治方面非常残忍，尽量灭绝倭马亚王朝的血统，并镇压曾经的盟友什叶派和呼罗珊义军。国家集权有增无减，大权独揽的是称为维齐尔的首相。宫廷的规模和奢华均有增加，定居城市的帝国与其发源的部落区域则更加分隔。[20]

一开始，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就暗示，基于亲戚关系的政治权力趋于浮躁善变，可能的解决之道就是军事奴隶制。哈里发马赫迪（al-Mahdi，775—785年在位）宁可选择一批毛拉（mawali，释奴）作为自己的仆人或助手，也不愿挑选亲戚或呼罗珊盟军。他解释道：

我坐在观众席里，可以唤来毛拉，让他坐在身边，他的膝盖触碰我的膝盖。等到散席，我可命令他去侍候我的坐骑，他仍然高兴，不会生气。如果我要求其他人做同样的事，他会说：“我可是你的拥护者和亲密盟友的儿子”，或“我可是你（阿拔斯王朝）霸业的老兵”，或“我可是首先投入你霸业的人的儿子”。而且我不能改变他的（顽固）立场。[21]

到马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和穆尔台绥姆（al-Mu’tasim，833—842年在位）的治下，阿拔斯王朝征服中亚的河中地区（Transoxania），大批突厥部落投靠帝国，外国人充当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方才成为惯例。当阿拉伯人遇上生活在中亚大草原的突厥部落时，其领土扩展受到阻止，后者优秀的打仗能力获得很多阿拉伯学者的承认。[22]哈里发不能招募整个突厥部落为自己打仗出力，因为它们同样有着部落组织的缺陷。所以，突厥人只是作为个别奴隶，在非部落军队中接受训练。马蒙创建了四千突厥奴隶的卫兵队，称作马穆鲁克，到穆尔台绥姆时期，壮大至将近七万人。[23]他们是凶悍的游牧人，新近皈依伊斯兰教，充满了对穆斯林事业的热情。他们成为阿拔斯军队的核心，“因为他们在威力、血气、勇敢、无畏方面，都比其他种族优越”。根据一名见证马蒙征战的观察员，

停战区道路两侧站着两行骑士……右首一侧是一百名突厥骑士，左首一侧是一百名“其他”骑士（即阿拉伯人）……大家都排成战斗行列，等待马蒙的莅临……时值正午，天气愈益炎热。马蒙到达时发现，除三四人外，突厥骑士依然危坐于马背，而“混杂的其他人”……早在地上东倒西歪。[24]

穆尔台绥姆把突厥人组成马穆鲁克团，因为本地居民与突厥士兵的暴力争端，而把首都从巴格达迁至萨迈拉（Samarra）。他让他们在自己学院中接受训练，购买突厥女奴配给他们成家，但不准与本地人混杂，由此创建了一个与周围社会分隔的军事种姓。[25]

忠于家庭，还是忠于公正的政治秩序，两者之间存在矛盾。这种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具有悠久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记载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一群年轻人的讨论，他们试图在“讲说中”创造一个“正义之城”。苏格拉底说服他们，正义之城需要特别激昂的保卫者阶层，为防御自己城邦而感到无比自豪；保卫者是武士，其首要原则是对朋友友善、对敌人凶狠；他们必须接受妥善的音乐和体操的训练，以培养公益精神。

早期阿拉伯帝国治下的扩张

《理想国》第五卷有段著名论述，谈到保卫者应实行妻小共有制度。苏格拉底指出，性欲和生儿育女都是自然的，但保卫者又要忠于自己防御的城邦，两者会有竞争；为此，必须告诉孩子一个“高尚谎言”，他们没有生身父母，只是大地之子。他还主张，保卫者必须过集体生活，可有不同的性伙伴，但不可跟单独女子结婚，生下的孩子也必须过集体生活。自然家庭是公益的敌人：

那么，我们已讲过的和我们正在这里讲的这些规划，是不是能确保他们成为更名副其实的保卫者，防止他们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把公有的东西各各说成“这是我的”，各人把他所能从公家弄到手的东西拖到自己家里去，把妇女儿童看作私产，各家有各家的悲欢苦乐呢？[26]

不很清楚，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是否相信此举的可行性。事实上，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对“讲说中”的正义之城能否成为现实，表示了巨大疑问。讨论的目的在于指明，亲戚关系和对公共政治秩序的义务之间永远存在紧张关系。它的启示是，成功的秩序需要通过某种机制来抑制亲戚关系，使保卫者把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

如果说马蒙、穆尔台绥姆或其他早期穆斯林领袖读到了柏拉图的著作，或知道他的想法，这非常可疑。但军事奴隶制确实应答了柏拉图所提出的必需，没说他们是大地的孩子，只知道出生地非常遥远，除了代表国家和公益的哈里发，不欠任何人。奴隶们不知道生身父母，只认主人，忠心耿耿。他们获得通常是突厥语的普通新名，身处基于血统的社会，却与任何血统毫不关联。他们没有实行女人和孩子的共产主义，但隔离于阿拉伯社会，不准扎根，尤其不可自立门户，以避免“把能弄到手的所有东西都搬回家”。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裙带关系和部落忠诚的难题，就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

作为军事制度的马穆鲁克来得太迟，以致不能保住阿拔斯王朝。9世纪中期，帝国已分裂成一系列独立主权政治体。756年，逃亡的倭马亚王子在西班牙设立第一个独立伊斯兰国，帝国分裂自此开始。8世纪末9世纪初，独立王朝建立于摩洛哥和突尼斯；9世纪末10世纪初，独立王朝又在伊朗东部出现。到10世纪中期，埃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也从版图上消失，阿拔斯国家只保留伊拉克的部分地区。阿拉伯政权，不管是王朝还是现代，再也没有统一的穆斯林或阿拉伯世界。统一大业只好留给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

阿拔斯帝国灭亡了，但军事奴隶制得以幸存。事实上，它在后续世纪中，为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个新的权力中心涌现出来，都基于军事奴隶制的行之有效。第一个是伽色尼（Ghaznavid）帝国，曾在前一章中提及。它以阿富汗的伽色尼为中心，统一了波斯东部和中亚，还渗入印度北部，为穆斯林统治次大陆铺平道路。第二个是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在阻止基督教十字军和蒙古军方面，扮演了生死攸关的角色，可能因此而挽救了作为世界宗教的伊斯兰教。最后一个就是奥斯曼帝国，它改善军事奴隶制，为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打下基础。所有三个案例中，军事奴隶制解决了部落社会中建立持久军事工具的难题。但在伽色尼和埃及马穆鲁克的案例中，亲戚关系和家族制渗入马穆鲁克制度，使该制度衰落。此外，作为埃及社会最强大制度的马穆鲁克，不愿接受文官的控制，进而接管国家，预示了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专政。只有奥斯曼帝国清楚看到，必须把家族制赶出国家机器，其照章办事将近三个世纪。尽管文官政府严格控制军队，但从17世纪晚期起，当家族制和世袭原则重新抬头时，它也开始走下坡路。

[1] 我使用罗马拼法，而不是现代土耳其文的拼写，所以是 devshirme和sanjak，而不是devşirme和sancak。

[2] 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纽约：AMS出版社，1978年），49—53页；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纽约： Knopf出版社，1972年），49—50页。

[3]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1—52页。

[4] 这在1574年之后尤其如此。其时，奥斯曼帝国征服突尼斯，并将北非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参见William H. McNei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Europes Steppe Frontier, 1500-180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29页；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纽约州新罗谢尔市：奥菲斯出版公司，1989年），86—87页。

[5] Patrick B. Kinross，《奥斯曼世纪：土耳其帝国的兴衰》（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77年），453—471页。

[6] Daniel Pipes，《奴隶军与伊斯兰教：军事制度的起源》（Slave-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93—98页。

[7]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历史绪论》（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引自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I: Politics and War）（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97页之后。

[8]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82—85页；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197—198页。

[9] 有关这些征服的详细介绍，参见Hugh N. Kennedy，《阿拉伯大征服：伊斯兰教的扩张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How the Spread of Islam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

[10]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39—242页；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I: The Central Islamic Land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64—65页。

[11] Fred M. Donner，《伊斯兰教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06卷，第2期（1986年）：283—296页。

[12] 例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和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暴力和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他们眼中，国家变成了相对同等的寡头之间的集体行动问题。

[13] 其实用价值就是君主的经常干涉，以降低本地精英强加于自己臣民的掠夺性税收。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1—282页；Fred M. Donner，《伊斯兰教国家的形成》，290—291页。

[14] 参见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引自Joseph Schacht编，《伊斯兰教的遗产》（The Legacy of Islam），164—165页。

[15] 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72页。

[16]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58页。

[17] 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63页。

[18]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 David Ayalon，《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Islam and the Abode of War: Military Slaves and Islamic Adversaries）（佛蒙特州布鲁克菲尔德：Variorum出版社，1994年）。

[19] 有关阿拔斯王朝的兴起，参见Hugh N. Kennedy，《巴格达统治穆斯林世界时：伊斯兰教最伟大朝代的兴衰》（When Baghdad Ruled the Muslim World: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s Greatest Dynasty）（马萨诸塞州剑桥：Da Capo出版社，2006年）；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4页。

[20] 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6页。

[21] 引自 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页。

[22]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Outsiders in the Lands of Islam: Mamluks, Mongols, and Eunuchs）（伦敦：Variorum出版社，1988年），325页。

[23] 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125页。

[24] 引自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5页。

[25] 引自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9页；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125—126页。

[26] 柏拉图，Allan Bloom译，《理想国》（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8年），464页c—d。

第14章
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

马穆鲁克如何在埃及上台；中东阿拉伯的权力却在突厥奴隶之手；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于十字军和蒙古军；马穆鲁克实施军事奴隶制的缺陷导致政权的最终衰落

军事奴隶制帮助穆斯林政权在埃及和叙利亚掌权近三百年，从阿尤布（Ayyubid）王朝终结的1250年到1517年。其时，马穆鲁克苏丹国败在奥斯曼帝国的手中。今天，我们把伊斯兰教和全球的穆斯林社区（现今总人口约15亿）视作理所当然。但伊斯兰教的扩张，不仅取决于宗教思想的号召和吸引力，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治权力。根据穆斯林的信念，穆斯林军队必须向身处战争土地（Dar-ul Harb）的非信徒发起圣战（jihad），再把他们带入伊斯兰土地（Dar al-Islam）。归功于穆斯林，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在中东不再是主要宗教。同样道理，如果十字军得以掌控中东，或蒙古军一路扫到北非，伊斯兰教也可能成为次要流派。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多哥、加纳等北部边界，就是当初穆斯林部队的远征终点线。要不是穆斯林部队的打仗威力，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的穆斯林少数派就不复存在。它的出现不仅靠宗教狂热，还靠国家建立有效制度来集中使用权力——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奴隶制。

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取决于军事奴隶制，这一见解与阿拉伯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伊本·赫勒敦不谋而合。他活在14世纪的北非，与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同一时代。他在《历史绪论》（Muqadimmah）中说：

（阿拔斯）国家淹没于颓废和奢华，披上灾难和衰弱的外衣，被异教的鞑靼所推翻。鞑靼废了哈里发的宝座，毁掉该地的辉煌，使非信徒在信念之地得逞。这全是因为信徒们自我放纵，只顾享乐，追求奢侈，精力日衰，不愿在防卫中重振旗鼓，放弃了勇敢的脸面和男子汉的象征——然后，善良的上帝伸出救援之手，复苏气息奄奄的人，在埃及恢复穆斯林的团结，维持秩序，保卫伊斯兰教的城墙。上帝从突厥人和其众多部落给穆斯林送来保护他们的统治者和忠实助手。这些助手借助奴役的渠道，从战争土地来到伊斯兰土地，本身便藏有神的祝福。他们通过奴役学习荣誉和祝福，荣获上帝的恩惠；受了奴役的治疗，他们以真正信徒的决心走进穆斯林宗教，保持游牧人的美德，没受低级品行的玷污、享乐的腐蚀、文明生活的污染，他们的激情不受奢华的影响，仍完好无缺。[1]

马穆鲁克制度创立于库尔德人的阿尤布王朝末期，那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阿尤布王朝短暂统治埃及和叙利亚，其最著名的子孙是萨拉丁（Salah al-Din，在西方被称作 Saladin）。阿尤布王朝曾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反十字军战争中，投入了突厥奴隶军。它的最后一任苏丹萨里（al-Salih Ayyub），创建了伯海里（Bahri，编按：意即河洲）团，以总部所在地的尼罗河小岛的城堡命名。据传，库尔德士兵的不可靠使他转向突厥人。[2]该团含八百至一千的奴隶骑士，主要是钦察突厥人（Kipchak Turkish）。像钦察一样的众多突厥部落，开始在中东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其时，他们受到另一强大游牧民族的挤压，蒙古人正在把他们从中亚传统的部落地域赶走。

伯海里团很早就证明了自己的骁勇善战。法王路易九世1249年在埃及登陆，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翌年，他败在伯海里团手中。率领伯海里团的是一名钦察人，名叫拜伯尔斯（Baybars）。他曾是蒙古人的俘虏，作为奴隶卖到叙利亚，最后被招聘为新马穆鲁克的领袖。由此，十字军在埃及遭到驱逐，路易九世的赎金相当于法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1260年，拜伯尔斯和伯海里团，在巴勒斯坦的阿音札鲁特（Ayn Jalut）战役中取得更为重大的胜利，他们打败了蒙古军。其时，蒙古军已经征服欧亚大陆的大部。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此前蒙古各部落已经在他手上完成统一。13世纪30年代，他们摧毁了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打败了中亚的花剌子模帝国；同时又战胜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王国；侵犯和占领了俄罗斯的大部，1240年洗劫基辅；在13世纪40年代挺进东欧和中欧。他们最终停止前进，不是由于基督教军队的威力，而是因为大汗窝阔台（成吉思汗的儿子）的去世。蒙古指挥官奉召撤退，以讨论继承人选。1255年，蒙哥命令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征服中东。他占领伊朗，建立伊儿汗国（Ilkhanid），再朝叙利亚挺进，旨在征服埃及。1258年，陷落的巴格达遭到彻底蹂躏，阿拔斯王朝的末代哈里发也被处死。

马穆鲁克在阿音札鲁特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兵力优势，由于蒙哥的去世，旭烈兀不得不率领主力部队撤退。尽管如此，为了攻击马穆鲁克，他仍留下最好的指挥官之一和实质性的兵力。蒙古人是优秀的战术家和战略家，以迅速转移和简易给养，设法包抄敌人。相比之下，马穆鲁克装备得更好，战马更为高大，携带更为坚实的盔甲、弓、矛、剑，并且纪律异常严明。[3]阿音札鲁特的胜利不只是侥幸，马穆鲁克曾与伊儿汗国发生一连串战役，以保卫叙利亚，直到1281年战争结束。它后来在1299、1300、1303年，又三次阻挡蒙古人的入侵。[4]

伯海里系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2年

马穆鲁克取代阿尤布王朝，与伊儿汗国开战时，就以拜伯尔斯为第一任苏丹，开始了他们的统治。[5]以马穆鲁克为基础的政权比之前的王朝更为稳定。萨拉丁是伟大的军事领袖和穆斯林的英雄，但他组建的政体非常脆弱，与其说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公国联邦。他的军队并不忠于王朝，在萨拉丁死后，分裂成一群相互竞争的民兵。相比之下，马穆鲁克治理一个真正的国家，设有中央官僚机构和专业军队——实际上军队就是国家，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6]不像阿尤布王朝，马穆鲁克没有瓜分国家，也没有分发封地给亲戚或宠臣。不像萨拉丁死后，叙利亚在马穆鲁克的治理下，也没有马上脱离埃及。[7]

马穆鲁克制度在埃及马穆鲁克政权的统治下获得进一步的加强。苏丹国得以从中亚草原、西北和北方的拜占庭领土获得一波波新兵，这是成功的关键之一。有些新兵已是穆斯林，另外的是异教徒和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重建了他们的忠诚，并拉近了他们与新主人的感情。新兵与家庭和部落完全隔绝，经过从小伊始的培训而获得新家，即苏丹家庭和马穆鲁克相互的手足情谊，这是另一个关键。[8]

太监在制度运作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不像中国或拜占庭帝国的太监，穆斯林太监几乎都是在穆斯林土地之外出生的外国人。有位评论家这么说，“穆斯林没有生下他。他也没生下一名穆斯林”。[9]马穆鲁克几乎都是突厥人或欧洲人，太监则有可能是从努比亚（Nubia）或南方其他地区招募来的非洲黑人。跟马穆鲁克一样，他们也与自己家庭完全隔绝，因此对主人忠心耿耿。去势得以让他们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年轻马穆鲁克的教师。后者的获选，除了体力和尚武，还取决于他们的健美。作为只有袍泽之谊而难近女色的军人集体，老牌马穆鲁克的同性恋索求，始终是一件头痛事，太监还可从中发挥缓冲的作用。[10]

作为政治制度的马穆鲁克之所以成功，除了教育特殊，还因为贵不过一代的原则。他们不能将马穆鲁克地位传给孩子，儿子会融入普通老百姓，孙子则完全享受不到任何特权。其中的道理简单明了：穆斯林不能是奴隶，而马穆鲁克的孩子生来就是穆斯林。此外，马穆鲁克的孩子生于城市，没经历过草原上流浪生涯的锻炼，在那里，孱弱就等于夭亡。假如马穆鲁克地位变成世袭，就会违反当年获选时严格的量才录用原则。[11]

马穆鲁克的衰退

马穆鲁克制度的设计中至少有两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它本身变得日益软弱。第一，马穆鲁克军中没有制度化的统治机制。苏丹以下有等级分明的指挥链，但苏丹本身却没有明确的选任规则。有两条相互竞争的原则，第一条是王朝原则，当政的苏丹选择一个儿子来继位；第二条是非世袭原则，各派马穆鲁克一边争权夺利，一边试图达成人选的共识。[12]第二条比较占上风时，各资深埃米尔（emir，王公）所选出的苏丹，经常只是门面装饰。

马穆鲁克国家结构的第二个缺陷是缺乏最高的政治权威。马穆鲁克创建时，仅是阿尤布王朝的军事工具。到最后一任阿尤布苏丹去世，马穆鲁克却接管了国家，造成了逆向的代理。大多数政治等级制度中，主人拥有权力，委任代理人去执行自己的政策。很多政体发生功能的紊乱，因为代理人自有打算，与主人的目标大相径庭。制度的设计就是要鼓励代理人遵循主人的命令。[13]

相比之下，在马穆鲁克的案例中，代理人自己又变成了主人。他们既是服务苏丹的军事等级机构，同时自己又在争夺苏丹职位。这意味着，他们既要做军官工作，又要图谋攫取权力并削弱对手。这自然给纪律和等级制度造成极坏的影响，就像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军政府。这个问题在1399年变得异常尖锐，其时，蒙古的帖木儿国侵犯叙利亚，洗劫阿勒颇（Aleppo），而马穆鲁克忙于内斗，无暇组织防御，竟撤回开罗。此外，他们也让地方部落夺走对上埃及的控制。最终幸免于难，只是因为帖木儿国需要应对另一新兴力量的威胁，即奥斯曼帝国。[14]如果马穆鲁克服从于文官政府，像奥斯曼帝国那样，文官政府就可采取措施予以解决。[15]

反世袭原则逐渐衰退，最终导致埃及马穆鲁克国家的崩溃。随着时间的推移，世袭不但用于苏丹，甚至蔓延至马穆鲁克，他们也试图建立自己的朝代。像中国的非人格化科举制度，贵不过一代的原则违背人们的生物性追求，马穆鲁克都试图保障家人和后裔的社会地位。富有的马穆鲁克发现，他们可以捐赠给伊斯兰宗教慈善事业瓦克夫（waqf）、伊斯兰学校（madrassa）、医院和其他信托机构，让自己的后裔担任主管，从而战胜贵不过一代的原则。[16]此外，有些马穆鲁克没有直系亲戚，却把种族关系当作团结基础。苏丹盖拉温（Qalawun）废弃钦察人，开始招募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和阿布哈兹人（Abkhaz）的奴隶，以组建新的布尔吉团（Burji）。最终，切尔克斯派从钦察派的手中夺走苏丹国。[17]

到14世纪中期，马穆鲁克制度的严重退化已经相当明显。事实上，其时的情形是一片和平繁荣，对马穆鲁克的纪律却有灾难性的影响。圣地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多已消失，马穆鲁克在1323年与蒙古人签订和平条约。自己不是马穆鲁克的苏丹纳绥尔·穆罕默德（al-Nasir Muhammad），开始委派非马穆鲁克的效忠者担任高级军职，并清洗他心疑的能干军官。[18]

政府随着苏丹巴库克（Barquq）在1390年的上台而获得短暂活力。他的掌权全靠布尔吉，即切尔克斯人的马穆鲁克，他还恢复了招募外国奴隶的旧制度。后续的苏丹使用国家垄断所积累的资源，大大扩充了对年轻马穆鲁克的招募，从而造成代沟问题。老牌马穆鲁克开始演变成军事贵族，像现代美国大学的终身制教授，在等级制度中盘根错节，固守现状，以应对年轻一代的挑战。资深首领的平均年龄开始上升，人员流通显著减缓，古老贵族分为氏族。马穆鲁克开始提拔自己的家人，以财富的炫耀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女眷也在争取子孙利益上扮演更大角色。马穆鲁克制度，最初创建时是为了在军事招募中克服部落制，自己现在反而变成部落。[19]新的部落不一定基于亲戚关系，但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的冲动：应付非人格化社会制度，以促进和保障后裔、朋友、依附者的利益。

久而久之，马穆鲁克制度从中央国家退化成军阀的寻租联合体。年轻的马穆鲁克不再忠于苏丹，如一名历史学家所说的，反而变成

一个利益团体，它在战场上的可靠性是可疑的，它的造反倾向却是自然的。苏丹国的最后几十年，开罗的逐日编年史就是一个不断要求苏丹付款以换取国内稍稍稳定的故事。招募来的马穆鲁克以掠夺……欢迎甘素卧·胡里（al-Ghawri，一位晚期苏丹）的登基。受训新兵烧了五名高级长官的豪宅，以表达对自己低报酬的不满，作为对照，大首领通常聚敛巨额的财富。[20]

将马穆鲁克与早期苏丹绑在一起的道德关系，已被经济考虑所替代。高级马穆鲁克向低级军人购买忠诚，后者再向国家或平民百姓榨取租金，以期获得赞助人的奖励。苏丹只是伙伴中的老大，有些遭到了马穆鲁克派系的行刺或撤职，所有晚期的苏丹都不免会提心吊胆。

除了政治上的不稳定，政府在15世纪晚期又遭遇财政危机。葡萄牙海军在印度洋取得首要地位，切断了香料贸易，苏丹的收入在14世纪末开始下跌，只好依靠税率的增加。这迫使经济主体——农民、商人、手艺人——想方设法隐瞒资产来逃税，征税官员愿意低报税率来换取自己荷包的回扣。结果，虽然税率增高，实际税收反而下降。政府只好诉诸没收所能找到的资产，包括马穆鲁克用来为后裔隐藏财富的伊斯兰慈善事业瓦克夫。[21]

作为犯罪集团的国家

政治学家将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比作有组织犯罪。他们的意思是，国家统治者使用自己组织暴力的专长，向社会上其他人榨取资源，经济学家称之为租金。[22]有些学者使用“掠夺国家”的字眼来描绘一系列现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像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治下的扎伊尔（刚果），或查尔斯·泰勒治下的利比里亚。在掠夺国家里，掌权精英试图向社会提取最高程度的资源，以供自己的私人消费。这些精英之所以追求权力，就是因为权力可向他们提供经济租金。[23]

毫无疑问，有些国家是高度掠夺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所有国家都是掠夺性的。在理解政治发展时要面对一个重要议题，即国家是否在掠夺最大化的租金，或出于其他考虑，仅在提取远远低于理论上最大化的租金。以租金最大化来描绘成熟的农业社会，如奥斯曼土耳其、明朝中国、“旧制度”下的法兰西王国，并不一定恰当。但对有些政治秩序来说，如蒙古人等游牧部落所设置的征服政权，这肯定是精确的，也愈来愈成为后期马穆鲁克政权的特征。马穆鲁克苏丹的征税，既是没收性的，又是任意的，使长期投资变得难以想象，主人只好将财产投入非优化的用途，像宗教慈善事业瓦克夫。有个有意思的推测：当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在意大利、荷兰、英国起飞时，在埃及却被扼杀在摇篮中。[24]

另一方面，高水平征税仅出现于埃及马穆鲁克三百年统治的末期。这表明，早期苏丹的征税远远低于最大化。换言之，最大化的租金提取并不是农业社会中前现代国家不可避免的特征。根据波斯的中东国家理论，君主功能之一就是保护农民，以正义和稳定的名义来对抗贪婪的地主和其他追求租金最大化的精英。这个理论为阿拉伯人所采用。所以，国家不单是占据领土的强盗，更是新兴公共利益的监护人。马穆鲁克国家最终走向完全的掠夺，归因于内外力量的交汇。

诸多原因导致马穆鲁克政权的政治衰败，它在1517年遭到奥斯曼帝国的摧毁。从1388年到1514年，埃及承受二十六年的瘟疫。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马穆鲁克越来越难以招募奴隶军，因为奥斯曼帝国直接挡在赴中亚的贸易途径上。最后，马穆鲁克制度证明太僵硬，不愿采用新军事技术，尤其是步兵军队的火器。面对欧洲敌人的奥斯曼帝国，早在1425年就开始使用火器，约在欧洲探索此项革新的一个世纪之后。[25]他们很快掌握这些新武器，其大炮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马穆鲁克要到甘素卧·胡里苏丹（1501—1516年在位）时期，方才认真试验火器，离他们毁灭于奥斯曼帝国已经不远。马穆鲁克骑士发现使用火器有损自己尊严，而政府又受铜铁矿产匮乏的限制。经过一些夭折的测试（十五门火炮在试用时全部炸坏），苏丹国设法装备了有限数量的火炮，并组建了非马穆鲁克的火枪第五军团。[26]但这些革新姗姗来迟，无法保住这个资金短缺、堕落、传统的政权。

阿尤布苏丹创建伯海里团，所想解决的问题与早期中国建国者所面临的完全相同，即在高度部落化的社会中组建军队，不得忠于自己的部落，只能忠于以他为代表的国家。他的对策是购买年轻外国人，切断其对家庭的忠诚。他们进入马穆鲁克奴隶大家庭后，在选贤与能的基础上获得晋升；每年招募新人，前途全凭自己的才干。如此建起的军事机器令人印象深刻，顶住两代蒙古军的进攻，将十字军战士赶出圣地巴勒斯坦，为保卫埃及而打退帖木儿国。如伊本·赫勒敦所说的，马穆鲁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伊斯兰教，否则，后者可能早已变得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马穆鲁克的制度设计又包含了自己消亡的种子。马穆鲁克直接参政，不满足于担任国家的代理人。没人可以管教他们，每一名马穆鲁克都能追求苏丹一职，因此蓄谋弄权。王朝原则很早为最高层领袖所接受，很快传染给整个马穆鲁克上层，变成既得利益的世袭贵族精英。同时，这些精英没有安全产权，想方设法从苏丹手中保住自己的收入，以传给后裔。在布尔吉系马穆鲁克的治下，精英群体分化于年龄的差异，老牌马穆鲁克将年轻者招入自己的家族网络。曾将年轻马穆鲁克与国家绑在一起的训练不见了，只有为自己派别的赤裸裸的租金追求，他们使用强制力量，从平民百姓和其他马穆鲁克那里榨取资源。马穆鲁克精英为这些权力斗争煞费苦心，以致不得不采用非常谨慎的外交政策。仅仅凭运气，15世纪早期的帖木儿国侵略，没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外部威胁，一直到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逐一崛起的世纪末。由于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和外贸的丧失，马穆鲁克的财政日渐捉襟见肘。没有外部威胁，也就没有军事现代化的激励。奥斯曼帝国完善了军事奴隶制，并组建了更为强大的国家。所以，马穆鲁克1517年败于奥斯曼帝国，早成定局。

[1] 引自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97—98页。《历史绪论》在技术上只是现在很少阅览的巨著的序言。

[2]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328页。

[3] Reuven Amitai-Preiss，《蒙古人和马穆鲁克：马穆鲁克与伊儿汗国的战争：1260—1281年》（Mongols and Mamluks: The Mamluk-Ilkhanid War:1260-1281）（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215—216页。

[4] Reuven Amitai-Preiss，《蒙古人和马穆鲁克：马穆鲁克与伊儿汗国的战争：1260—1281年》（Mongols and Mamluks: The Mamluk-Ilkhanid War:1260-1281）（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228页。

[5] 参见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The Bahri Mamluk Sultanate, 1250—1390），载 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I: Islamic Egypt, 640-1517）（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

[6] R. Stephen Humphreys，《马穆鲁克军队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the Mamluk Army），载《伊斯兰教研究》（Studia Islamica）第45卷（1977年）：67—99页。

[7] Peter M. Holt，《马穆鲁克苏丹的职位和权力》（The Position and Power of the Mamluk Sultan），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第38卷，第2期（1975年），237—249页；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63页。

[8]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328页。

[9]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69页。

[10]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72页。

[11] 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328页；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56—257页，但一代的原则从来没在任何地方明说。

[12] Amalia Levanoni，《马穆鲁克对苏丹国的概念》（The Mamluk Conception of the Sultanate），载《国际中东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26卷，第3期（1994年）：373—392页。

[13] 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第2章。

[14] Jean-Claude Garcin，《切尔克斯马穆鲁克政权》（The Regime of the Circassian Mamluks），载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292页。

[15] 该问题有个当代版本。世界银行建议，发展中国家将决策者与服务者分开，后者仅仅是代理人，如表现不良，可以受到前者的处分。参见世界银行的《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4），46—61页。

[16]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57页。

[17]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58—259页。

[18]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61—262页。

[19] Jean-Claude Garcin，《切尔克斯马穆鲁克政权》，290页。

[20] Carl E. Petry，《马穆鲁克晚期的军事制度及革新》（The Military Institu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Late Mamluk Period），载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468页。

[21] 《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470—473页。

[22] 查尔斯·蒂利，《集团犯罪式的开战和建国》，载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pol编，《收回国家》。

[23] Peter B. Evanss，《掠夺、发展和其他国家机器：比较分析第三世界的国家》（Predatory,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Apparatus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ird World State），载《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第4卷，第4期（1989年）：561—582页。

[24] 参见Carl E. Petry的《马穆鲁克晚期的军事制度及革新》，478页。

[25] David Ayalon，《马穆鲁克王国的火药和火器：对中世纪社会的挑战》（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the Mamluk Kingdom: A Challenge to a Mediaeval Society）（伦敦：Vallentine Mitchell出版社，1956年），98页。

[26] Carl E. Petry，《马穆鲁克晚期的军事制度及革新》，479—480页；David Ayalon，《马穆鲁克王国的火药和火器：对中世纪社会的挑战》，101—105页。

第15章
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奥斯曼帝国以欧洲君主做不到的方式集中权力；奥斯曼帝国完善军事奴隶制；不稳定的土耳其国家依赖持续的对外扩展；奥斯曼制度衰退的原因；军事奴隶制走进发展的死胡同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著名的政论《君主论》写于1513年。其时，奥斯曼帝国正处在权力的巅峰，将征服匈牙利，还将向哈布斯堡首都维也纳发起首次进攻。在该书第4章中，马基雅维利作出以下观察：

在我们的时代，两种各异的政府是土耳其和法国国王。土耳其整个君主政体由一人统治，其余的都是他的仆人。他将王国分割为众多桑贾克（sanjaks，编按：相当于中国的县或区），派去不同的行政官，可以随意调换。而法国国王身处自古就有的领主中间，后者在国内获得百姓的认可和爱戴，享有自己的特权，国王不可予以取消，否则会有危险。因此，无论谁在觊觎这两个国家，你将发现很难征服土耳其，但一旦征服，维持非常容易；作为对照，在某些方面，你会发现攫取法国比较容易，但很难维持。[1]

马基雅维利抓住了奥斯曼帝国的本质：它在16世纪早期的治理，比法国更加集中、更加非人格化，因此更加现代化。16世纪后期，法国国王攻击地主贵族的特权，试图创建同样集中统一的政权。他从巴黎派遣总督（intendents）——现代地方长官的前身——去直接管理王国，像治理各桑贾克的土耳其长官贝伊（bey，县长或区长），以取代地方的家族精英。奥斯曼帝国采用的制度与众不同，以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为基础，建成了高度强大且稳定的国家，可匹敌欧洲其时的任何政权，治理着比阿拉伯哈里发或苏丹所打造的任何一个都要大的帝国。奥斯曼社会与同时代的中国明朝有相似处，它们都有强大的中央国家，国家之外的社会参与者都相当薄弱，缺乏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奥斯曼政权仍受法律限制。）奥斯曼的国家制度是现代和家族制的奇怪混合体。家族制一旦以现代因素为代价来保护既得利益，国家制度就会衰败。奥斯曼帝国完善了马穆鲁克的军事奴隶制，但最终还是屈服于精英把地位和资源传给孩子的天性。

仅一代的贵族

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行政制度，即土耳其苏丹随意派遣和调换去外省的行政官，其根源在于，奥斯曼帝国尚是新兴的征战朝代，没有古老的制度可以继承，只能创建全新的制度。蒙古人13世纪的征服把一系列土库曼（Turcoman）部落，从中亚和中东赶到小亚细亚西部的边境地区，使之夹在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和东方的塞尔柱（Seijuk，自1243年起成为蒙古伊儿汗国的属国）苏丹国之间。这些部落组织起来，向拜占庭发动攻击（gaza）。领袖之一的奥斯曼（Osman）1302年在巴菲翁（Baphaeon）打败拜占庭军队，因此而声名鹊起，鹤立鸡群，吸引其他边境领袖前来投靠。于是，宛如暴发户的边境国家奥斯曼得以站稳脚跟。它东西出击，以征服新领土，并向周边的成熟国家借用现成制度。[2]

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源于15世纪的西帕希骑士（sipahi）和其封地蒂玛（timar，养马的意思）。最小的封地只有一至数座村庄，其税收只能负担拥有马和其他装备的单名骑士。较大的封地叫扎美（zeamet），分配给称为扎伊姆（zaim）的中级官员，高级官员分到的封地叫哈斯（has）。骑士或扎伊姆住在自己的封地，向本地农民征收实物税，通常是每个农民每年上缴一车木材和饲料，再加上半车干草。该制度是拜占庭的，奥斯曼帝国只是信手拈来。像欧洲的领主，骑士也提供地方政府的功能，如安全和司法。他还要想方设法将实物转换成现金，以支付装备和奔赴前线的旅费。较大封地的主人被要求提供第二名骑士，包括侍从和装备。整个制度称作迪立克采邑制（dirlik），迪立克意即生计，这也是它的功能。其时的经济仅取得部分货币化，苏丹的军队由此获得维持，无须增税以付军饷。[3]

地方政府围绕桑贾克组成，包括数千平方英里和将近十万人口。奥斯曼帝国征服新领土，便组成新的桑贾克，并实施详尽的土地清查，列出每个村庄的人力和经济资源，目的就是为了纳税和分配封地。起初，用于各地的规则因地制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领土的快速增加，法律和规则趋于统一。[4]桑贾克长官贝伊不是从本地招聘的，而由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指派。跟中国的地方官一样，他们任职三年后必须改任他职。[5]参战时，他们又是率领自己治下的骑士军队的将领。[6]比桑贾克级别更高的行政区是州（beylerbeyilik），他们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区域。

如马基雅维利承认的，迪立克制度与欧洲封建制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土耳其封地不能转换成遗传财产，不能传给骑士的后裔。由于新兴帝国的多数领土都是新近征服的，国家拥有大量土地（约87%在1528年获得），封给骑士的期限只是他的一生。封地是为了换取军事服务，如果没有提供军事服务，苏丹就可收回封地。跟欧洲不同，大片封地的主人不可再作进一步的分封。骑士太老不能参与战役，或中途夭亡时，他的封地便要上缴，被分配给新骑士。骑士的地位不可遗传，军人的孩子必须回归平民。[7]在封地上耕种的农民，只有使用权，但不像他们的主人，其孩子可继承这种使用权。[8]所以，奥斯曼帝国创造出仅一代的贵族，防止了享有资源基础和世袭特权的强大地主贵族涌现。[9]

防止领土贵族的出现还有其他实际的原因。奥斯曼帝国经常处于战争，因此要求骑士在夏季前来报到候战。所以每年有好几个月，封地主人外出，既减轻农民的负担，又削弱了骑士与封地的联系。有时，骑士必须在他处过冬，妻子和孩子要在家里独立谋生。骑士经常利用外出机会，挑上新的配偶。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贵族与封地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欧洲发展中是异常重要的。[10]

完善军事奴隶制

迪立克采邑制得靠军事奴隶制，不然就会管理失当。奥斯曼帝国以阿拔斯王朝、马穆鲁克和其他土耳其统治者的军事奴隶制为基础，但剔除了使马穆鲁克制度失灵的缺陷。

最重要的是文官和军官之间有明确差别，后者严格服从前者。军事奴隶制始于苏丹家庭的延伸，像阿尤布的马穆鲁克。但又有不像之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一直保留对军事奴隶制的控制，直到帝国晚期。王朝原则仅适用于奥斯曼统治者的家庭。不管职位多高，才能多大，奴隶永远都不能成为苏丹，或在军事机构中创建自己的小朝廷。因此，文官政府可建立招收、训练、晋升的明确规则，侧重于建立高效的军事管理机构，不必担心其以军政府名义夺取政权。

为了防止军事机构中的小朝廷，遂定下有关孩子和遗产的严格规则。禁卫军的儿子不得加入禁卫军，在帝国早期，他们甚至不得结婚和组织家庭。皇家禁卫骑士（sipahis of the Porte）的儿子可加入骑士团队充任侍从，但孙子绝对不可。奥斯曼帝国似乎一开始就明白，军事奴隶制就是为了避免既得利益的世袭精英。军事奴隶制中的招收和晋升全靠能力和服务，他们的奖励是免税地位和庄园。[11]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派驻苏莱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宫廷的大使布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提及，缺乏世袭贵族的事实允许苏丹挑选奴隶，全凭能力来提拔，“出身于牧羊人的杰出大维齐尔，欧洲评论家对他一直着迷不止”。[12]

奥斯曼帝国改善了马穆鲁克制度，将招募进执政机构的非穆斯林奴隶（askeri）与帝国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百姓（reaya）严格分开。后者可有家庭和财产，可将财产和土地遗传给子孙。他们也可根据宗派附属关系，组织成半自治的社区米勒特（millets），但不能成为执政精英的一员，不能携带兵器，不能当兵或在奥斯曼政府中当官。非穆斯林奴隶的干部通常每年更新，因为年年都有新招募的基督徒。他们被切断与家庭的关联，只对奥斯曼国家效忠，没有行会、派别、自治协会，一切忠诚献给统治者。[13]

作为治理机构的奥斯曼国家

有证据显示，初期的奥斯曼帝国没有实施最大化征税。说得更确切些，他们视自己为监护人，除了较低水平的征税，还在保护农民对抗更像有组织犯罪的精英。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晚期发生财政困难，苏丹不得不大大提高征税水平。

继承于早期中东政权的自我约束已融入奥斯曼的国家理论。波斯萨珊王朝的库思老一世（Chosroes I，531—579年在位）曾说，“如有公正和适度，百姓将生产更多，税收将增加，国家将变得富强，公正是强国的基石”。[14]这里的“公正”意味着适度的征税。[15]我们可能发现，这无疑是里根执政时流行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的中东版本：低税率给予个人较多奖励，个人因此生产较多，最后的总税收也水涨船高。这种想法获得早期土耳其学者的赞同[16]，并进入所谓的公平圆圈（circle of equity），由八条谚语组成：

1. 没有军队就没有皇家权力。

2. 没有财富就没有军队。

3. 百姓生产财富。

4. 苏丹以公正统治来留住百姓。

5. 公正需要世界的和谐。

6. 世界是花园，国家是花园的围墙。

7. 国家支柱是宗教法律。

8. 没有皇家权力，宗教法律就失去支持。

这些谚语通常环绕一个圆圈写下，到了第八条再轮回到第一条。这显示，对皇家权力（第一条）来说，宗教合法性（第八条）又是不可或缺的。[17]这是一份异常简洁的声明，阐述军事力量、经济资源、公正（包括税率）、宗教合法性的相互关系。这表明，土耳其统治者的目标不是经济租金最大化，而是平衡了权力、资源和合法性的综合国力最大化。[18]

与同期的欧洲君主政体相比，奥斯曼制度有个重大缺陷，因此而变得不稳定，那就是缺乏成熟的长子继承制或其他继承规则。按照中东的古老传统，统治者的继承权在上帝手中，建立继承规则有悖上帝的愿望。[19]在继承权未定时，不同候选人急需禁卫军、宫廷官员、乌里玛（ulama，教权阶层）、行政机器的支持。苏丹青春期的儿子跟导师一起去不同省城，以获取总督的工作经验，最靠近首都的儿子在影响禁卫军和宫廷方面就占了便宜。苏丹死后，儿子之间经常发生内战。偶尔，苏丹尚未死去就有人抢班夺权。在这些情况下，兄弟之间的残杀在所难免。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Ⅲ，1595—1603年在位）夺权时，在宫殿里处决了十九个兄弟。他终止将儿子送去外省的安排，让他们住在宫殿内特别居所，其生活宛如囚犯。[20]有人会说，这种制度确保新苏丹将是最严厉最残忍的儿子。但没有制度化的继承规则，往往造成致命弱点，在继承期间容易受到外国威胁，并让制度中的参与者获得过度的影响力，如仅是苏丹代理人的禁卫军。

奥斯曼帝国混乱的继承机制，让人们怀疑其制度在总体上的建制化。像处理中国情形一样，马克斯·韦伯也把奥斯曼制度归为家族制，而不属于现代。如果把“家族制”定位为整个政府听从统治者家庭，一切取决于统治者的心血来潮，奥斯曼制度确实如此。几乎国家的所有雇员，其正式地位都是奴隶，这表明苏丹对整个官僚机构享有绝对控制权。跟中国皇帝一样，他可以命令处决上至大维齐尔（首相）的任何官员。苏丹还有权更改制度上的任何规则，如苏莱曼一世决定放松禁卫军不得组织家庭的禁令。

另一方面，不管苏丹在理论上的权力，他治下的政府照章办事，所作的决定可以预测。首先，奥斯曼苏丹受穆斯林宗教法律——伊斯兰教法（sharia）——的束缚，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像中世纪的基督教君主，苏丹正式承认上帝的主权和法律，他自己的权力只是来自上帝的委托。法律的监护人是庞大庄严的宗教机构，乌里玛（神职学者）解说法律，主持宗教法庭，裁决家庭、婚姻、遗产和其他私人事务。对日常层次的执法，苏丹不予干涉。私人产权和国家土地的使用权受到类似保护（参看第19章）。甚至混乱的继承权争斗，在一定意义上也以伊斯兰法律为依据，其原则就是禁止长子继承权。

奥斯曼政府照章办事，还出于代理制的需要。绝对统治者必须将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委托给代理人，这是简单的生活常识。由于专长和能力，代理人开始营建自己的权力。这在统治像奥斯曼帝国这样辽阔、多样、复杂的地域时，尤其如此。

很奇怪，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却是奥斯曼帝国最现代的特征之一。在功能上，它的目标与中国科举完全相同：都是国家非人格化招聘的来源，确保源源不断的候选人面对激烈的选择，只效忠于国家，与家庭和亲戚没有牵连，以攀高位。与中国相比，它比较不合理，因为它只允许外国人参与。另一方面，这种限制是为了防止家族化，可以撇开与家庭或地方藕断丝连的本地精英。[21]

衡量国家制度现代性的另一尺度是法律和程序在帝国的统一。理所当然，中国人设下了最佳标准，很早就创造了不同寻常的统一行政制度，很少例外。奥斯曼制度则允许较多的差异，帝国的中央地区、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开始实施相当统一的规则，如土地租佃、征税、司法等。奥斯曼帝国强迫奴隶军改信伊斯兰教，但没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外省的行政机构。希腊人、亚美尼亚基督徒、犹太人，虽然享受不到穆斯林的法律权利，但仍能组织半自治社区。这些社区的宗教领袖负责财政、教育、执法和其他有关家庭法律和人身地位的事务。[22]离帝国的中心越远，地方上的制度就越偏离核心规则。在1517年打败马穆鲁克之后，中东的重要地区，包括埃及、叙利亚、汉志（Hejaz，现代沙特阿拉伯沿红海的西部地区），并入帝国的版图。马穆鲁克获准保留自己的军事奴隶制，但必须承认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汉志则实施自己的特殊规则，因为拥有穆斯林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奥斯曼帝国现是穆斯林的监护人。

家族制的复辟和衰败

奥斯曼制度的衰退归罪于内外两种因素。外部因素包括帝国的地理极限，以及人口和环境的巨大变化。这些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变化，不仅影响了土耳其，而且影响了所有的农业大国。内部因素包括军事奴隶制的崩溃、禁卫军由国家权力的工具蜕变成既得利益团体。

如我们所知，奥斯曼制度一开始就是一个征服王朝，依赖领土的持续扩张来增加税收和封地。到16世纪30年代末，奥斯曼帝国面对两条战线，相隔几乎两千英里：在东欧与奥地利人对峙，在波斯与新近崛起的萨非王朝（Safavid）争锋。奥斯曼帝国虽能动员其人力的大部，但军队不能整年驻扎在外。以当时的技术，他们开发了先进的物流制度，但军队仍需在春天聚合，行军数百英里，奔赴前线。第一次征服维也纳败北，因为军队抵达维也纳郊外已是1529年9月27日，围攻不到三个星期，就不得不放弃，因为军队要在冬天之前返回自己的土地和家庭。类似的局限也存在于波斯前线。[23]

奥斯曼帝国为此决定全年防守匈牙利，并改善海军，以开展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他们继续赢得战利品（如塞浦路斯岛和克里特岛），直到17世纪中期。但是，轻易的领土征服到16世纪中已近尾声，武装的外部掠夺不再是经济租金的良好来源。这给内部统治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更高水平的资源榨取必须来自帝国核心地区，而不是边境地区。没有新的基督教领土，也就减少了征募制人选的供应。

另一个外部发展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互为表里。从1489年到1616年，小亚细亚谷物的恒定银价上升了400%。很多学者将价格上升归罪于来自西班牙新大陆的金银增长，但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认为，有理由说奥斯曼帝国的通货膨胀不是货币事件，因为没有找到新金银进入奥斯曼土地的证据。实际上，政府因为白银短缺而一再降低铸币的含银量。更确切地说，通货膨胀是由于快速的人口增长。从1520年到1580年，小亚细亚的人口增长了50%到70%。从1520年到1600年，伊斯坦布尔的人口从十万增至七十万。这种人口增长同时也在欧洲和中国发生，原因不明，但一定与15世纪摧毁欧亚大陆人口的瘟疫的退潮有关。戈德斯通认为这可能与气候有关，再加上人类由此而增强的免疫力。[24]

这些变化大大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制度，通货膨胀使采邑制度愈来愈靠不住。采邑的骑士靠土地生活，但另有土地和军事装备的货币开支，现在变得不堪忍受。很多人拒绝参与战役，另外的干脆放弃封地，开始组成掠夺农民和地主的强盗帮派。驻扎在城市的禁卫军，为应付开支，获准从事手艺人或商人的民间职业，这模糊了奴隶和百姓之间的明显界限。有些禁卫军当上财政官员，操纵采邑登记以谋私利，或授予自己土地，或分配土地给百姓以换取贿赂。[25]

16世纪晚期，中央国家也面对财政危机。火器的引进使曾是15世纪奥斯曼部队支柱的骑士变成老皇历，国家必须以骑士为代价迅速扩充步兵。从1527年到1609年，禁卫军的人数从五千增至三万八千，再增至1669年的六万七千五百。此外，政府开始招募无地农民（sekbans）充任临时火枪手。[26]不像自我负担的旧骑士，这些新式步兵需配备现代武器，领取现金薪水。所以，政府急需将征税得来的实物，转换成已是经济交易基础的现金。骑士人数的跌幅相当于步兵人数的涨幅，放弃的采邑现在租给私人经营者，出身于非奴隶的税务承包商向他们征收现金。先前，政府约束对农民的剥削，现在为应付财政收入的燃眉之急，也就顾不上了。[27]

考虑到财政困境，军事奴隶制的规则受到腐蚀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根据马穆鲁克的经验，阻止奴隶军人将地位和资源传给孩子的规则很难执行，因为这有悖人性。奥斯曼帝国的原始制度非常严格，规定禁卫军坚持独身，不得组织家庭。但在制度内部，一直有放松规则的压力。当遇上与日俱增的财政压力时，政府只得作出让步。这一过程始于塞利姆一世（Selim the Grim，1512—1520年在位）和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先允许禁卫军结婚和组织家庭。随之，这些禁卫军又向宫廷施加压力，允许他们的儿子加入军队。这发生于塞利姆二世（Selim Ⅱ，1566—1574年在位）时期，设立了专收禁卫军儿子的定额。苏丹穆拉德四世（Murad Ⅳ）在1638年正式废除征募制，这等于确认了禁卫军子承父业的纳新制度，甚至百姓也被允许加入军人阶层。[28]晋升不再依据规则，愈来愈靠国家制度中的私人关系。以前局限于宫廷政治的家族制，现在扩散到整个体系。[29]

跟布尔吉马穆鲁克一样，将禁卫军与苏丹绑在一起的道德关系也受到蛀蚀，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福利和家庭，变成一个为己谋利的利益团体。纪律趋于崩溃，禁卫军开始定期在首都发动骚乱，以抗议薪酬的拖欠或铸币的贬值。跟马穆鲁克相似，他们与民用经济挂钩，收购商业，或提取被人遗弃的采邑的租金。[30]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奥斯曼帝国从17世纪初开始的衰落并非不可避免。事实上它还维持了三百多年，直到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奥斯曼帝国仍能展示令人惊讶的精力，例如17世纪的下半世纪，科普鲁律（Köprülüs）大维齐尔得以在帝国的中央省恢复秩序，在地中海继续扩张，征服克里特岛，并于1683年再一次向维也纳发起进攻。[31]但这次中兴又遭逆转。什叶派的萨非王朝在波斯崛起，导致什叶派和逊尼派的长期战争。奥斯曼帝国鼓励在全国贯彻逊尼派的正统观念，并杜绝外部新思想。它发现自己愈来愈无法赶上邻近欧洲帝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革新，从而不得不割让领土，每隔十年再来一次。虽然如此，土耳其仍在加里波利（Gallipoli）打败英国人，进入20世纪时，继续是欧洲政治的主要角色。

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奥斯曼帝国是穆斯林世界中迄今最成功的政权。他们凭借自己创造的制度基础，集中权力，其规模在那个地区是空前的。他们在异常短暂的时间内，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的社会，然后发展了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国家制度。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和军队，以非人格化的择优标准，挑选和晋升有限的外国招聘对象。这一制度得以克服中东社会的部落机构的局限。

此外，奥斯曼帝国创造了可从中央遥控的省级行政制度。通过这个制度，他们实施相对统一的规则，确定经济的日常运作，维护辽阔帝国的治安。不像欧洲的封建主义，奥斯曼帝国从没允许制造政治分裂的地方贵族涌现。所以，不像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苏丹也无需向贵族讨回权力。奥斯曼帝国的制度，比15世纪同期的欧洲政治组织更为成熟和先进。

就集权和支配社会的能力而言，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比较不像同期的欧洲国家和印度次大陆上建立的本土国家，而更接近于中华帝国。跟中国类似，它只有很少独立于国家的组织良好的社会团体。如马基雅维利所注意到的，没有古老的贵族血统，没有获得宪章的独立商业城市，没有民兵组织和法律制度。跟印度不同，村庄没有依照古老的宗教社会规则组织起来。

奥斯曼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先驱者，其不同于中国之处是存在立法的宗教机构，至少在理论上独立于国家。它能否限制国家的集权，说到底，取决于宗教权威本身的制度化程度。（我在第21章讨论法治起源时，将回到这一题目。）

就全球的政治发展而言，作为奥斯曼帝国核心力量的军事奴隶制只是一条死胡同。它的产生基于一种担忧，同样的担忧促使中国人发明了科举制度。今天，中国科举制度的实用等同物都在应用之中，不管是现代欧洲和亚洲的官僚招聘，还是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和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e）。相比之下，军事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已从世界政治舞台消失，不留任何痕迹。穆斯林世界之外的人，从未认为它是合法的。问题不在奴隶，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西方都视奴隶制为合法制度。欧洲人或美国人所无法想象的，是奴隶后来又变成政府高官。

从14世纪到16世纪，军事奴隶制充任奥斯曼帝国迅速崛起的基石。但它面对各种内部矛盾，不能幸免于16世纪晚期帝国面临的外部变化。奥斯曼帝国从没发展出本土的资本主义，不能长期取得持续的生产力增长，所以只能依赖粗放式增长来增加财政资源。经济和外交的政策失败，彼此雪上加霜，使本土制度无法承受。它继续生存于20世纪，多亏了创新的苏丹和最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改用西方制度。但这一切不足以保住政权，继承它的土耳其共和国则依据截然不同的制度原则。

[1]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Harvey C. Mansfield译，《君主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年），17—18页。

[2] 有关奥斯曼的早期历史，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5—8页。

[3] 有关奥斯曼的早期历史，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07页；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The Sultan’s Serva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tom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550—165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9—13页。可在俄罗斯找到平行制度，名叫给食（kormlenie）。

[4] 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14—15页。

[5] 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Bandits and Bureaucrats: The Ottoman Route to State Centralization）（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36页。

[6] 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24页。

[7] 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36页。

[8]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09页。

[9]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14—115页。

[10]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8—40页。

[11] 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66—70页。

[12] 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31—32页。

[13]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8—59页。

[14]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5页。

[15] 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28页。

[16] 例如写于1069年的《福乐智慧》（Kutadgu Bilig），献给了喀喇汗国（Karakhanids）的突厥统治者。它称：“控制国家需要庞大军队；支撑军队需要大量财富；若要取得财富，民众必须繁荣；若要繁荣，法律必须公平；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环，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引自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6页。

[17]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88页。

[18] 奥斯曼农民在帝国早期为何只承担了较轻的税赋？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给出了另一原因。由于征募制，执政精英自己来自巴尔干半岛和其他贫穷农村；军人兼行政官比较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辛，对百姓抱有同情。他还指出，帝国核心地区的农民之所以得以承受较轻的税赋，全靠在帝国边境不断掠夺。组成军队大部的骑士都是自给自足的，依靠自己的封地。支撑军队扩展的税赋基础非常局限，所以，扩军就需要征服新领土，以设立新封地。我们将看到，帝国扩展到极点而被迫在核心地区增强税收时，该制度便开始倒塌。参见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2页。

[19]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59页。

[20]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0页。

[21] 马克斯·韦伯将奥斯曼制度定性为家族制。事实上，当代政治学家用韦伯的“苏丹制”来描述建制化很糟糕的制度。其理由在于，奥斯曼制度的最高层确实很少遵循规则，所以仍属家族制。相关人士自由参与竞夺的继位制，就是其中的一例。像波斯、罗马、中国和其他帝国，统治者的家人和宫殿侍臣易受随意的伤害，由于他们都是零和权力斗争中的潜在参与者。苏丹可以任命自己的儿子和亲戚，充当总督和军队高级将领，他确实这么在做。如想升任为维齐尔，或大维齐尔，全凭荫庇网络和私人影响。政治权力和私人财富，就要看与宫廷和苏丹的私人关系。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1025—1026页；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30—32页。

[22]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9页。

[23]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42页。

[24] 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355—362页；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51—52页；参阅Omer Lutfi Barkan和Justin McCarthy，《16世纪的价格革命：中东经济历史中的转折点》（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Turning Point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载《国际中东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第6卷，第1期（1975年）：3—28页。

[25]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89—90页；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363—364页。

[26]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2—93页。

[27] 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365—366页。

[28]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60—610页；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1页。

[29] 奥斯曼制度的故障已呈现很多症状。17世纪初，乡村发生一系列强盗部队的叛乱，很多是退伍的辅助军人。他们曾是农民，学了军事技能后回到自己村庄，却找不到就业机会。有些强盗部队竟聚众两万人，到17世纪的头十年，中央政府已失去对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部的领土控制。该现象是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的题材。另请参阅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2—93页。

[30] 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1—92页。

[31] 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133—134页。

第16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观念

令欧洲退出亲戚关系的是宗教，不是政治；对欧洲家庭性质的普遍误会；天主教会摧毁延伸的亲戚团体；英国个人主义甚至在欧洲也属极端

我迄今所叙述的世界三个地区，其国家制度都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早期社会组织，都以父系家族的血统为基础，建立国家是为了克服部落社会的局限。每一个案例中，建国者想方设法让个人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地方上的亲族团体。以领土和中央合法统治权力为基础的制度，不得不重叠在顽固的分支式社会之上。最极端的对策来自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他们绑架儿童，使之在人造家庭中长大，只忠于国家，不忠于自己的亲戚。

但在这些案例中，不让亲戚关系成为社会组织基础的建国努力，自上而下，都归于失败。事实上，这些社会的制度发展历史，大多涉及亲族团体的重新问政——我称之为家族制复辟。所以，秦朝和西汉所创建的非人格化国家制度，在东汉崩溃时又落到强大宗族手中，这些家庭继续成为中国政坛中的重要角色，直到隋唐。印度在创建强大的非人格化制度上，一开始就成绩平平，以分支式迦提组织起来的印度村庄，其社会生活大体上又与这些制度毫不相干。土耳其国家是最为成功的，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区削弱了部落组织的影响，但在治理不严的阿拉伯省却不如人意。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在边远的贝都因（Bedouin）社区，仅行使非常有限的统治，其部落组织至今保持原样。所有这些地区——中国、印度、中东——家庭和亲戚团体至今仍然强大，成为社会组织和身份的来源，远远超过欧洲或北美。在中国台湾和南方地区尚有成熟的分支世系家族，印度婚姻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的结合。部落的依附关系在阿拉伯中东无所不在，尤其是在贝都因的群体中。

例外的欧洲

欧洲的亲戚关系采纳不同形式。人口统计学家约翰·哈吉那尔（John Hajnal）在1965年的文章中注意到，西欧婚姻模式与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形成强烈对照。[1]西欧男女倾向于晚婚，从总体上讲，不结婚的比率较高，这两个因素导致相对较低的出生率；更多年轻女子参加工作，家庭中有更多平等，由于晚婚，女子又有较多机会获取财产。这不仅是当代现象，哈吉那尔把这种模式的时期定在1400年到1650年。

西欧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差异也很突出。共同祖先的亲戚团体所组成的社区，其在欧洲的消失远远早于哈吉那尔所指出的。对欧洲人而言，亲戚和后裔很重要，特别是国王和贵族，他们有实质性的经济资源传给子孙。但跟中国贵族不同，他们没有陷入表亲的专横，因为分割遗产和长子继承权的原则早已深入人心。在中世纪，欧洲人享有更多自由，无须征得大批亲戚的同意，便可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和动产。

换言之，欧洲社会很早就是个人主义的。在婚姻、财产和其他私人事务上，当家做主的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或亲戚团体。家庭中的个人主义是所有其他个人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无须等待国家的出现，无须等待它来宣告个人法律权利，并行使强制权力来予以保障。更确切地说，个人已在享受实质性的自由，无须承担对亲戚的社会义务，先有这样的社会，再来建起国家。在欧洲，社会发展走在政治发展的前列。

欧洲何时退出亲戚关系？如果不是政治，转型动力何在？前者的答案是：蹂躏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在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就开始退出。后者的答案是：天主教会。

马克思的错误

很明显，现代欧洲人的祖先都曾组成部落。他们的亲戚关系、法律、习惯、宗教实践，只要能找到的，19世纪伟大的历史人类学家都已作了详细记载，如甫斯特尔·德·库朗日、亨利·梅因[2]、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弗雷德里克·梅特兰（Frederic Maitland）[3]、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他们是比较人类学家，掌握不同文化的渊博知识，为父系亲戚组织之间的相似而感到吃惊。那些组织分布于世界各地，如印度、希腊、日耳曼的社会。[4]

19世纪的历史人类学家相信，亲戚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人类社会有普遍的发展模式，从亲戚团体的大集团，转向个别男女自愿结合的小家庭。梅因有个著名概念：现代化涉及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5]换言之，早期社会将社会地位赋予个人，安排一切，从婚配、职业到宗教信仰。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个人可随意与人签约，走进不同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婚姻合同。但梅因没有提出一种动态理论，以解说过渡是何时和如何发生的。

实际上，对欧洲亲戚模式的过渡时间和过渡原因存在很多误解。很多人相信，跟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类似，欧洲人始终居住于部落或庞大的家庭团体，一直到工业革命。其时，机器生产的压力和社会流动的必要性，才将之打破。根据这个见解，工业化带来经济变化和核心小家庭出现，都属于这同一过程。[6]

这个见解很可能来自早期现代化理论。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促使资产阶级兴起的，依次是技术革新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马克斯·韦伯指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有严重断裂。传统社会的特征是：广泛的亲戚关系，宗教或亲戚的约束对市场交易设限，缺乏个人社会流动性，基于传统、宗教、超凡魅力的非正式社会规范。而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的、平等的、以优秀和市场为导向的、流动的，并以法理型合法性权威组建起来。韦伯主张，这些特征属于一个整体，如果由教士指定价格，或财产受亲戚义务束缚，这样社会就不能发展出高效的市场经济。他相信，这种理性的现代化仅在西方出现，并把向现代化的过渡定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和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经济变化促使个人主义和核心小家庭的兴起，而韦伯则把基督新教当作主要动力。总之，依他们看，这个变化仅有几百年历史。

从身份到契约

20世纪的社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把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一直往前提。我已提及，哈吉那尔认为欧洲的特殊模式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英国个人主义起源的研究显示，生前任意处置财产和死后在遗嘱中剥夺子女继承权，早在16世纪初就获得英国普通法的承认。[7]这很重要，因为他所标志的“农民社会”中，如东欧和世界大部分区域，亲戚义务大大限制了业主出售土地的能力。农民社会的特征就是大家庭，产权要么共有，要么陷于亲戚的相互依赖之中。这样的社会中，许多非经济因素把农民牢牢绑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诸如祖先葬于此之类的理由。

但麦克法兰注意到，土地所有权（seisin）流行于英国，至少还要往前再提三个世纪。根据一项研究，15世纪晚期英国某区的地产转户中，生前赠与家人的占15%，死后遗赠给家人的占10%。[8]更早的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英国的佃户（villeins，不得随意离开土地）无须获得领主的许可，已在购买、出售、出租土地。[9]

如要衡量复杂亲戚组织的衰退，就要考量女子拥有和处置财产的法律权利。父系家族的社会中，女子嫁与宗族中的男子，或给宗族生下男性后裔，方才取得法律地位。寡妇和未婚女儿有分享遗产的权利，但通常必须将宗族的财产留在父系家族中。1066年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之后不久，英国女子就可自由拥有和处置财产，并可将之卖给外人。至少从13世纪起，她们不但可拥有土地和动产，而且可起诉他人，或被他人起诉，甚至可签署遗嘱和合同，无须征得男子监护人的许可。父系社会一旦承认这种权利，就会破坏宗族控制财产的能力，从而破坏社会制度的整体。[10]所以，女子拥有和遗赠财产的能力是部落组织退化的标志。它显示，严格的父系社会规则已经消失。

根据麦克法兰，早期英国个人主义的一个有趣标志是“扶养合同”。它最早出现于13世纪，由孩子和父母签署。共同祖先的后裔团体所组成的部落社会，通常崇拜共同祖先。儒家道德的大部分涉及孩子照料父母的义务，尤其是儿子。儒家道德家讲得很清楚，对父母的义务大于对自己孩子的，中国法律严惩不孝子女。

英国的习俗却不同，父母活着时，如把产权愚蠢地转移给孩子，就得不到惯例的剩余权利。中世纪有一首诗歌，描述了父亲将财产移交给儿子的故事：儿子后来觉得扶养父亲的负担太重，便开始施以虐待。一天，父亲冷得直打寒战，儿子叫孙子送去一只麻布袋，“小男孩把麻布袋一割为二，一半留给爷爷，另一半带回给父亲。他的意思是，现在父亲虐待爷爷，等到自己长大，也会如法炮制，给他半个麻布袋以御寒”。[11]为了避免如此的困境，父母与孩子签署扶养合同，规定孩子在继承父母财产后所承担的扶养责任。“贝德福德的一对夫妇在1294年放弃财产，作为回报，将得到食物、饮料、主屋的居住；如果两对夫妇发生争吵，老夫妇会搬到另外房子，将在圣米迦勒节（Michaelmas）获得五十六蒲式耳的谷物，其中二十四蒲式耳的小麦，十二蒲式耳的大麦，十二蒲式耳的大豆和豌豆，八蒲式耳的燕麦。此外，他们还将得到这另外房子的一切，可动的和固定的。”[12]

让马克思暴跳如雷的“纯粹的金钱关系”，似乎不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发明，其在英国的出现比资产阶级的兴起早了好多世纪。将父母寄放在疗养院，在西欧有很深的历史根源。这显示，与马克思的主张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只是社会关系和习俗变化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说欧洲在13世纪离开复杂的亲戚关系，即从身份过渡到契约，这依然太迟。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注意到，封建主义在9至10世纪兴起之前，亲戚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部落宗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在欧洲社会有悠久历史，我们对此很熟悉，只要看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知道了。此外，布洛赫证明，在那段时期，亲戚团体或庞大家族共同拥有财产，即使个人已开始随意处置土地，卖主仍需获得亲戚团体的同意。[13]

不过，布洛赫提示，可以追溯到像中国、印度、中东那样单一祖先的巨大父系宗族，很久以前就在欧洲消失了。“罗马家族视男性后裔为绝对重要，立场异常坚定。但此事到了封建时代，已变成闻所未闻。”作为证据，他指出，中世纪的欧洲人从不单凭父亲来追溯他们的后裔；而在部落社会中，为了维持宗族分支的界线，这是不可或缺的。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母亲让女儿冠母姓是很普遍的，这在中国那样的父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经常认为自己属于两个相互平等的家庭，母亲的和父亲的。两个杰出家庭的子孙往往合并两个宗族的姓氏（如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其中季斯卡和德斯坦都是姓氏[编按：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系法国前总统，1974—1981年任职]。今日西班牙人喜用父母的双姓）。到13世纪，类似当代的核心家庭已在欧洲遍地开花。血亲复仇很难继续，因为报仇圆圈变得越来越小，很多人觉得，自己与争论双方都有关联。[14]

在布洛赫看来，某种意义上，封建主义的整个制度可被理解为迫不得已的调整，这是为了适应社会上的隔绝，因为亲戚关系不再是社会团结的来源。自7世纪晚期起，欧洲遭受了一系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来自北方的维京人、来自南方借道于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或撒拉森人（Saracens）、来自东方的匈牙利人。即使阿拉伯人受挫于图尔战役，穆斯林对地中海的控制仍然切断欧洲与拜占庭和北非的贸易，它曾是罗马经济的基础。[15]随着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在9世纪的式微，城市也开始凋零，受无数军阀骚扰的居民撤回自给自足的村庄。

在这欧洲文明的最低点，由于更大政治结构的倒塌，亲戚关系试图卷土重来。但其时，欧洲的父系宗族结构已变得如此脆弱，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支持的来源。封建主义兴起，成为亲戚关系的替代：

暴力气氛所孕育的无数危险，时时都在威胁个人。甚至在封建的初期，亲戚团体似乎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根据它们当时存在的形式，这些团体的范围太模糊，太多变。父母都可界定后裔这种二元性，更造成了深刻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迫寻求或接纳其他的纽带。在这点上，历史是决定性的。仍有强大父系团体的地区——北海边上的日耳曼地区和英伦岛上的凯尔特地区——对属臣、采邑、庄园一无所知。亲戚关系只是封建社会的必要元素之一，它的相对孱弱解释了封建主义的出现。[16]

封建主义是指，个人自愿屈服于无亲戚关系的他人，仅仅是以服务交换保护。“国家和家庭不再提供足够的保护，村庄的社区仅能维持界线之内的秩序，城市的社区几乎不存在。各处软弱者觉得有必要获得强人的庇护，而强人必须通过说服或强制来获得签约下属的支持，以保障自己的威望、财富、人身安全。”[17]

但我们还没算出欧洲脱离亲戚关系的日期，以及合适的因果关系。[18]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为过渡日期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把过渡的起点提至6世纪，将责任放在基督教身上——具体地说，放在天主教会的机构利益上。[19]

古迪注意到，罗马帝国结束时，与众不同的西欧婚姻模式从主要的地中海模式分化出来。包括罗马家族的地中海模式，属于严格的父系家族或父系社会，具有分支式的社会组织。父系团体倾向于同族通婚，有些更偏爱交叉表亲的婚姻。（我在第11章提及，交叉表亲的婚姻在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文化中非常流行，在阿拉伯世界、普什图人[Pashtuns]、库尔德人、众多突厥人中也很普遍。）男女有严格的分隔，女子拥有财产或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很少。在所有这些方面，西欧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分配遗产时男女都有份、禁止交叉表亲的婚姻、提倡异族通婚、女子有更多的产权和参与权。

天主教会促动了这一分化，它极力反对四种行为：与近亲结婚、与兄弟的寡妇结婚（levirate，即所谓的兄终弟及或夫兄弟婚）、领养孩子、离婚。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6世纪敦使异教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尊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在报告此事时就提及，格里高利直率谴责部落实行的与近亲和兄弟的寡妇的婚姻。后来的教堂法令禁止纳妾，提倡一生不分的一夫一妻婚姻。[20]

古迪认为，这些禁令并不直接依据《圣经》或基督教经典。被禁的行为在耶稣诞生的巴勒斯坦是很普遍的，耶稣父母可能就是交叉表亲的婚姻，与兄弟的寡妇结婚在犹太人中也很流行。事实上，基督教福音是反家庭的：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爱父母超过爱我的人，不配我；爱子女超过爱我的人，也不配我”。古迪又称，这些话语来自宣称耶稣将统治尘世一千年的先知，他试图招募人们离开安全的亲戚团体，进入新兴的分裂教派。赞成禁令的神学观点则经常来自《旧约》，犹太人对此却有不同见解。

根据古迪，教会坚持这个立场的原因，与其说为了神学，倒不如说为了教堂自己的物质利益。交叉表亲的婚姻（或任何其他近亲的婚姻）、与兄弟的寡妇结婚、纳妾、领养孩子、离婚都是他所谓的“继承策略”；借此，亲戚团体得以继续控制代代相传的财产。其时，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居民寿命低于35岁。夫妇生下儿子、长到成人、再一次传宗接代的可能性相当低。因此，为了让人们得以孕育继承人，社会提供各式合法途径。讨论中国时，已解说过纳妾一事。在一夫一妻的社会，离婚可被视作变相纳妾。哥哥在生孩子之前就已去世，嫂子就与弟弟结婚，以确保哥哥的财产将与弟弟的融合在一起。交叉表亲的婚姻能保证家产留在自家人的手中。无论什么情形，教会有计划地切断将财产传给后裔的各种途径。同时，它又强烈提倡信徒向教会自愿捐出土地和财产。拥有财产但无继承人的基督徒日益增多，得益的便是教会。[21]

西欧女子相对较高的地位也是教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意外结果。寡妇若在家庭团体内重新结婚，会将财产归还部落。教会尽量使之难以实现，所以她本人必须拥有财产。女子有权拥有和处置自己的财产，对教会大有裨益，无子女寡妇和老处女变成了捐献的一大来源。女子有权拥有财产破坏了单传原则，从而敲响了父系宗族的丧钟。[22]

规则发生变化后的数世纪中，天主教会在财政上非常成功，这绝对不是牵强附会。7世纪结束之前，法国富饶土地的三分之一都在教会手中；从8世纪到9世纪，在法国北部、日耳曼、意大利的教会财产翻了一番。[23]这些捐献使教会成为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强大的机构，为格里高利七世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flict）铺平道路（见后文第18章）。这些捐献，跟富裕穆斯林给伊斯兰慈善事业瓦克夫的捐赠有相似之处，但后者主要是富人避税和遗赠子女的对策。而在天主教的欧洲，无子女寡妇和老处女所捐出的土地，则没有附带任何条件。教会因此发现自己成了大地主，在欧洲各地管理庄园，监督农奴的经济生产。这帮助教会履行其赈济饥民和照顾病人的使命，使教士阶层和男女修道院的大幅扩充成为可能，也使内部规则和等级制度的发展变得必不可少。这一切让教会在中世纪的政治舞台中成为一名独立角色。

这些变化对西欧的部落组织构成相当大的破坏。日耳曼、挪威、马札尔（Magyar）、斯拉夫的部落皈依基督教后，仅在两代或三代的时间就见证了其亲戚架构的解散。事实上，这种皈依植根于政治，如马札尔国王伊斯特万（István，或St. Stephen）在1000年接受圣餐。但社会风俗和家庭规则中的实质性变化，不靠政治当局，而靠运作于社会和文化层次的教会。

欧洲建国的社会背景

欧洲（以及其殖民地）是个例外，因为它脱离复杂的亲戚关系，首先在社会和文化层次，而不在政治层次。在某种意义上，教会采取政治行为，更改了婚姻和遗产的规则，但其动机却是经济的。教会不是其所在领土的主权统治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个社会参与者，它的影响只在制定文化规则。因此，中世纪时，欧洲社会已经非常个人主义了。它早于欧洲国家建设的开端，比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更早了数个世纪。家庭中的变化，与其说是这些现代化巨变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促进现代化发生的有利条件。16世纪在意大利、英国、荷兰兴起的资本主义，不必去克服印度和中国那样的亲戚大集团的抵抗，后者亟欲保护自己拥有的实质性财产。相反，资本主义在那些社会顺利扎根，它们已有私人产权的传统，财产经常在陌生人之间转手。

这不是说，欧洲的建国者一帆风顺，没有遇上既得利益的社会建制。恰恰相反，我们在第21章继续讲述欧洲国家起源时，将看到各式强大的社会参与者，他们在创建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方面至关重要。虽然没有氏族或部落，但有既得利益的贵族，他们在封建时期积累下了财富、军队、法律地位。

这些社会建制是封建的，并不基于亲戚关系。这一事实，对后世的欧洲政治发展来说，造成了重大差别。属臣的封建关系是强者和弱者自愿签署的合同，规定了双方的法律义务。它将高度不平等和等级化的社会形式化，但也为个人主义（签署合同的是个人而不是亲戚团体）和法律人的理解树立先例。历史学家杰诺·苏克斯（Jenö Szücs）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到1200年便获得契约特征，从而打下了将尊严扩充到农民阶层的基础。自那以后，“西方每一次农民反抗，都在表述地主违反合同所激怒的尊严，都在诉求自己的‘自由’权利”。[24]但这种事没有发生于下列社会：土地产权以亲戚关系和惯例为基础的，或以某亲戚团体称王称霸于另一亲戚团体为基础的。

以封建制度替代亲戚关系建制，对地方治理的功效而言，另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宗族和封建制度都在不同时期发挥主权和统治的功能，尤其是在中央国家式微时。它们都可提供地方安全、司法和经济生活的组织。但封建制度更为灵活，因为依据的是合同，更能组织决定性的集体行动，因为其等级分明。跟宗族中的权威不同，封建领主的权利一旦获得合法确认，便不需要持续的重新谈判。财产的法律文件，无论在强者或弱者的手中，都代表自由买卖的权利，不受基于亲戚的社会制度的限制。地方上的领主可“代表”社区讲话，但部落领袖做不到。如我们所知，欧洲殖民者在印度和非洲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假设部落领袖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地方领主。在事实上，两者截然不同。

马克斯·韦伯的遗产之一，就是以价值概念来考量宗教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他的新教工作伦理（work ethic），据说通过工作的神圣化，而直接影响工业革命中企业家的行为。价值肯定是重要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基督原则，使女子更容易获得拥有财产的平等权利。

但此类解释经常引申新的疑问，为何有些宗教价值首先在社会中获得提倡，并深入人心。教会攻击延展的亲戚关系，就是一例，这些价值并不起源于基督教原则。毕竟，同是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并没有设法改变婚姻和遗产的法律。所以，紧密相关的亲戚社区在拜占庭统治的地区存活很久。例如，塞尔维亚代代相传的著名乡村团体“杂住盖”（zadruga），以长期血亲复仇著称的阿尔巴尼亚氏族。这些建制消失于西欧，归功于教会的物质利益和权力。教会对社会价值的控制，变成了为己谋利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经济龟站在宗教龟的上面；但从另一角度看，宗教龟又站在更为底下的经济龟上。

不管其动机是宗教的，还是经济的，天主教会变成了独立的政治参与者，其建制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的宗教权力。中国从没发展出超越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的本土宗教。相比之下，宗教发明一开始就塑造了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成为政治权力的重要制衡。但在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世界，以及印度次大陆，宗教权力从没凝聚成国家之外的中央官僚机构。它只在欧洲出现，与现代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今天所谓的法治的出现又密不可分。

[1] John Hajnal，《透视欧洲的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载David V. Glass和D. E. C. Eversley编，《历史人口：历史人口统计学论文》（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芝加哥：Aldine出版社，1965年）。

[2] 亨利·梅因，《关于早期制度史的演讲》（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伦敦：John Murray出版社，1875年）；《早期法律和习俗》。

[3] Frederick Pollock and和Frederic W. Maitland，《爱德华一世之前的英国法律史》（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23年）。

[4] 关于该文献的概述，参见Lawrence Krader的引言，Lawrence Krader和Paul Vinogradoff，《人类学和早期法律：保罗·维诺格拉多夫选集》（Anthropology and Early Law: Selected from the Writings of Paul Vinogradoff）（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6年）。

[5] 亨利·梅因，《古代法》，第5章。

[6] 例如Peter Laslett编，《过去的家和家庭》（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Richard Wall编，《欧洲历史上的家庭形式》（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7]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83页。

[8]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95页。

[9]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25页。

[10]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31—133页。

[11]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42页。

[12]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42页。

[13]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25—127、131—132页。

[14]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38—139页。

[15] 有关贸易终止的后果，参见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贸易复兴》（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3—25页。

[16]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42页。

[17]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48页。

[18] Alan MacFarlane并没有解释英国个人主义为何发展得这么早。马克·布洛赫认为，亲戚关系的衰退与11世纪开始的贸易增长有关。但不清楚个中的道理，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像中国或中东，贸易的消长与宗族的稳定并没有明确的关联。

[19]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另请参阅Jack Goody，《欧洲的家庭：历史人类学论文》（The European Family: An Historico-Anthropological Essay）（马萨诸塞州摩顿市：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0年）。

[20]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39页。

[21]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95页。

[22]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43页。

[23]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105页。

[24] Jenö Szücs，《欧洲三个历史性地区：大纲》（Three Historical Regions of Europe: An Outline），载John Keane编，《公民社会与国家：新欧洲视角》（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纽约：Verso出版社，1988年），302页。感谢Gordon Bajnai，他提供了此条参考。

第三部分

法治

第17章
法治的起源

法律在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凸显欧洲的例外；法治的定义和争论；法律优先于立法的哈耶克理论；英国普通法依据皇家权力来加强国家的合法性

欧洲的政治发展是个例外。欧洲社会得以较早脱离部落组织，却没有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欧洲例外还表现在，其早期建国者的杰出能力，与其说是在军事上，倒不如说在分配正义上。欧洲国家权力和合法性的增长，与法治的涌现密不可分。

早期欧洲国家分配的只是正义，不一定是法律。法律植根于他处，或在宗教（像上一章所讨论的有关婚姻和家庭的法令），或在部落和其他社区的习俗。早期欧洲国家偶尔立法——即制定新法律——但其权力和合法性更多依赖公正执法，所执的法无须是自己订出的。

弄清法律和立法之间的差异，对理解法治是至关重要的。似乎有多少法律学者，就会有多少“法治”的定义，很像“民主”这个字眼。[1]我所使用的，符合思考此一现象的西方重要潮流：法律是凝聚社区的有关正义的一组抽象规则。在前现代社会，制定法律的权威据信是超凡的，或神权，或古老习俗，或自然。[2]另一方面，立法属于现在所谓的制定法（positive law），它在发挥政治权力的功能。就像国王、男爵、总统、立法院、军阀，凭借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在制定和执行新的规则。如果有高于任何立法的现存法律，方能说有法治的存在。这意味着，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必须接受法律的束缚。这不是说，立法机构不可制定新法，它们如想在法治中发挥作用，必须依据现存法律的规则来制定新法，不可随心所欲。

法律的最初理解，即制定者是神权、古老习俗或自然，指的是人们不得更改法律，但可以为特殊情境作出妥善解释，有时还是必须的。现代时期，随着宗教权威的走低，自然法信徒的锐减，我们开始将法律视作人造的东西，但必须经过严格程序，以确保它符合基本规则的广泛共识。法律和立法之间的差异，现在相当于宪法和一般法律之间的差异。前者具有更严格的要求，例如绝大多数人的投票同意。在当代美国，这表示国会通过的新法律，必须符合现存的更为重要的宪法，一切以最高法院的解释为准。

迄今为止，我讨论了政治发展中的建国以及国家集中和使用权力的能力。法治是政治秩序中的另一组件，以限制国家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最初制衡不是民主集会或选举，而是人们坚信统治者必须依法行事。所以，国家建设和法治一直在紧张氛围中共存。一方面，统治者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或以法律的名义行事，这可提高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法律可防止他们做随心所欲的事，不能只考虑私人利益，还要考虑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所以，政治权力的欲望经常威胁法治，从17世纪避开议会自筹税收的英国国王，到20世纪以法外行刑队来对付恐怖主义的拉丁美洲政府，皆是如此。

法治的现代迷惑

在当代发展中国家，最大政治缺点之一就是法治的相对软弱。当代国家的所有组件中，高效法律机构也许是最难构建的。军事和征税的机构，天然来自人类基本的掠夺本能。军阀组织民兵向社区榨取资源，这并不困难。在另一极端，民主选举的安排也相对容易（只是比较昂贵），何况今天还有国际组织的援助。[3]但法律机构必须遍布整个国家，持续不断，长期运作。它们需要设施，投资于律师、法官及法庭其他职员的训练，还有最终执法的警察。但最重要的，法律机构必须被视作合法和权威的，不仅在普通人眼中，而且在更有力的精英眼中。做到这一点，证明是颇不容易的。今天，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是民主的，但其法治却非常软弱，到处是收贿的警官和逃税的法官。俄罗斯联邦仍举行民主选举，自总统而下的精英都违法乱纪，肆无忌惮，尤其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当政之后。

有很多文献，将法治的建立与经济发展挂起钩来。[4]这些文献从根本上反映出一条重要观点，即现代资本经济世界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既存的法治，缺乏高效的法治是贫困国家不能取得较高增长的主要原因。

但这些文献非常混乱，在法治的基本定义和它的存在与否上，前后又不一致。此外，将法治的不同组件与经济增长挂钩的理论，其实证经验有点靠不住；将它投射到马尔萨斯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困惑只会加倍。我们在讲法治起源的历史之前，需要清除一下当代讨论所留下的累赘。

经济学家谈论法治时，通常指现代产权和合同执行。[5]现代产权是指个人拥有的财产，可自由买卖，不受亲戚团体、宗教当局、国家的限制。经济增长受产权和合同的影响，这理论非常直截了当。没人会做长期投资，除非知道自己的产权是安全的。如果政府突然对某种投资增税，像乌克兰在20世纪90年代签署移动电话基建协议后所作的，投资者可能会在中途改弦易辙，并对将来项目心灰意冷。同样，贸易需要法律机构来维持合同，裁判合同双方不可避免的争执。合同的规则越透明，合同的维持越公正，就会鼓励越多的贸易。这就是为何很多经济学家强调，“可信承诺”是国家制度发展的重要标志。

这个法治定义与本章开头的那个略有重叠。显而易见，如果政府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享有主权，不受既存法治的束缚，那么无人可阻止它充公自己公民或外国贸易伙伴的财产。如果普遍的法律规则，一旦牵涉到强大的精英阶层或最强大的政府本身，就无法得到执行，那么产权或贸易的安全可能只是空头支票。政治学家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注意到，强大的国家既可保护产权，也可取消产权。[6]

另一方面，有“足够好”的产权和合同执行，允许经济的发展，但没有真正的法治（即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意思），这完全可行。[7]……中国经济取得三十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并不需要“法治”的抽象承诺。1978年，共产党以包产到户的法律解散了人民公社，但没有恢复中国农民的现代产权（个人转让土地的权利）。更确切地说，他们只获得可遗传的土地使用权（长期租赁权），类似于奥斯曼帝国中央省的农民。这些权利已经“足够好”，导致农业产量在改革后的四年功夫翻了一番。

古代帝制中国没有法治。另一方面，正常时期的中华帝国很可能在地方层次享有“足够好”的产权，至少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到其时技术所容许的极限。那时的产权与今天中国农民的产权相比，不会相差很多，与其说受到掠夺性国家的约束，倒不如说受到亲戚关系的约束。父系宗族将无数的权利和习俗强加于财产之上，一直到20世纪的中华民国，家庭仍有权利限制土地的出售。[8]

此外，不是很清楚，最好的现代产权足以在实质上提高生产效率，还是足以在马尔萨斯式社会中创建出现代资本主义。确保技术持续进步的其他建制（如科学方法、大学、人力资源、研究实验室、鼓励探险和试验的文化氛围，等等）尚未问世时，单凭良好产权所创造的生产效率增长仍然有限，因此不能假设技术的持续进步。[9]

所以，经济学家对法治下现代产权和合同执行的强调，可能有两个错位。首先，在技术持续革新的当代世界，虽然没有至高无上的法治，“足够好”的产权仍足以创造高度的经济增长。其次，在马尔萨斯式世界中，即使有现代产权和法治的存在，还是无法取得如此的增长，因为限制增长的约束出自其他地方。

法治还有一个定义，对经济生活具有极大影响，不管是在前现代还是在当代。这就是人身安全，即从暴力的自然状态中退出，从事日常活动，不用担心被杀或被抢。它存在时，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它缺席时，我们会尤其珍惜。

最终，谈论法治时一定要弄清法律对象，即是说，受法律保护的法人群体。社会的基本执法对大家是一视同仁的，但保护公民免受国家任意侵犯的法治，最初往往只适用于特权阶层的少数。换言之，法律仅仅保护靠近或控制国家的精英的利益。在此意义上，法律就像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标榜的“强盗帮派的正义。”

举塞维涅夫人（Mme. de Sévigné）写给女儿的信为例，她是17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沙龙赞助人之一。这位聪明敏感的女子描绘，士兵在布列塔尼征集新税，把老人和孩子从家中赶出，再在屋子里寻找可供夺取的财产。因为不付税，大约六十名市民将在下一天上绞刑架。她继续写道：“那个手舞足蹈、想偷印花税纸的闲汉在车轮上就刑，被割成四块，分别在城市四个角落示众。”[10]

显而易见，法国国家不会向塞维涅夫人和她朋友圈子施以如此激烈的惩罚。我们将在第23章看到，它将繁重税赋仅仅加给平民，因为它太尊重贵族的产权和私人安全。所以，说17世纪法国没有法治是不正确的，但法律并没认为平民也是法人，也享有与贵族相同的权利。美国初创时也是如此，否定非裔美国人、妇女、美洲原住民——除了拥有财产的白人男子——的选举权。民主化的过程逐渐拓展法治范围，以包纳所有的居民。

法治定义的混乱，其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富国设计的改善法治计划，很少在贫穷国家产生效果。[11]住在法治国家的幸运儿，往往不懂它如何首次涌现，误把法治的外表当作法治的实质。例如，“相互制衡”是强大法治社会的特征，政府各部门监督彼此的行为。但制衡的正式存在，并不等于强有力的民主统治。法庭可被用来阻挠集体行动，如当代印度，其冗长的司法上诉可拖死重要的基建项目。它又可被用来对抗政府的愿望，以保护精英利益。1905年最高法院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 New York），其宗旨就是击败限制工时的立法，以保护企业利益。所以，分权的形式常常名不副实，与守法社会的主旨无法对应。

在接踵而来的讨论中，我们将从尽量广阔的角度去关注法治的发展：法律本身——整套正义规则——来自何方？产权、合同执行、商法的特定规则如何发展至今？最高政治当局如何接受法律的至高无上？

法律早于立法的哈耶克理论

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展了关于法律起源的精深理论，为法治的涵义提供了重要见解，成为今日人们思考法律的框架。哈耶克被称作当代自由至上主义的教父，但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反对规则。根据哈耶克，“共同规则的存在使社会中个人的和平共处成为可能”。[12]在法律起源上，哈耶克把批判矛头指向所谓的“唯理主义”或“建构主义”理解。这种理解思路认为，立法者理性地研究社会问题，从而发明法律，以建立自以为更好的社会秩序。在哈耶克看来，建构主义只是过去三百年的自负，尤其是部分法国思想家，包括笛卡尔（Descartes）和伏尔泰（Voltaire），都认为人的大脑足以理解人类社会的工作方式。这导致了哈耶克所谓的铸成大错，如法国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其时，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以公正社会的预设重整社会。在哈耶克的时代（20世纪的中期），这个错误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依赖理性计划和中央集权的苏联，还发生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福利国家。

在哈耶克看来，错误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没有一名计划者，能掌握足够的社会实际运作知识，以作出理性的重新安排。社会中的知识，大部分具有本地特性，再向整个社会扩散，没人能掌握足够信息来预测法律或规则改革后的效果。[13]

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不是自上而下的理性计划的结果，而是在数百或数千分散个人的互动中自发产生的。那些个人尝试各式规则，保留有效的，拒绝无效的。社会秩序产生的过程是递增、进化、分散的，只有借用无数个人的本地知识，有效的“大型社会”方能出现。自发的秩序获得发展，以达尔文为生物有机体所安排的方式——分散的适应和选择，并不倚靠创世主的专门设计。

在哈耶克看来，法律本身便构成一种自发秩序，“毫无疑问，人们发现可以制作或更改法律之前，它已存在良久”。事实上，“个人学会观察（和遵守）行为规则之后的很久，才用语言将之表述出来”。立法——有意识颁布的新规则——“发生于人类历史的相对晚期……所有的法律都是、能够是、也应该是，立法者的自由发明……事实上，这是一种谬误，一个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谬种”。[14]

哈耶克心目中的自发秩序模型就是英国的普通法，无数法官设法将普遍规则用于所面对的特定案例，其判决的累积促使法律的进化发展：

英国人享有的自由在18世纪令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们羡慕不已……它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即支配法院审判的法律乃是普通法。该法律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它既约束独立的法院，又为这些法院所发展。对于普通法，议会很少加以干预，即便有所干预，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澄清某一法律系统内的疑点。[15]

哈耶克由此锁定法治的本质：代表整个共同体愿望的既存法律，高于当前政府的意志，它限制着政府的立法范围。他对英国普通法的偏爱，获得当代经济学家的赞同，他们也认为，它比欧洲大陆的民法传统更为灵活，对市场更为友好。[16]

哈耶克在解说其法律起源理论时作出两项声明，一项是实证性的，另一项是规范性的。他主张在大多数社会中，法律以自发的进化方式发展，这种自然生成的法律应该优于有意识制定的法律。这一解释也是伟大的英国法学家爱德华·柯克（Sir Edward Coke）所推崇的，他认为普通法始于太古时代。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为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辩护时，也援引此一解释。[17]哈耶克是强大国家的伟大敌人，不管是苏联风格的共产党专政，还是以再分配和调节来实现“社会公正”的欧洲社会民主政体。在法律学者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所谓的“法律中心论”和“法律外围论”的长久争论上，哈耶克立场鲜明地站在后者一边。前者认为，正式制定的法律创立和塑造了道德规则；后者主张，它们只是编纂了非正式的既存规范。[18]

然而，哈耶克对最低限度国家的规范性偏爱，扭曲了他对法律起源的实证性见解。在很多社会，法律的存在确实早于立法，但政治当局经常介入以作修改，甚至在早期社会也是这样。现代法治的出现全靠强大中央国家的执法，其显而易见之处甚至可在他偏爱的普通法的起源中找到。

从惯例法到普通法

哈耶克认为，法律在社会规则分散演变的基础上获得发展，这一基本见解在广义上是正确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但法律发展有重要中断，只能以政治权力的干预来解释，而不是“自发秩序”进程的结果。哈耶克只是把历史事实搞错了。[19]

这些过渡中有一个是英国从惯例法到普通法的过渡。普通法不只是惯例法的正规文本，它们之间有根本的差别。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社会从部落组织过渡到国家组织，法律的意义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部落社会中，个人之间的正义有点像当代国际关系，以竞争团体的自助为基础，没有更高级别的第三方执法。相比之下，国家层次的社会恰恰有如此的执法者，那就是国家本身。[20]

罗马帝国终结后的英格兰仍是部落组织，由盎格鲁人（Angles）、西萨克逊人（West Saxons）、朱特人（Jutes）、凯尔特人（Celts）等组成，尚无国家。家庭组成村庄，村庄再组成所谓的百户（足以承受百户居民）或县的更大单位。该层次之上就是国王，但早期君主没有武力的垄断，也不能对部落单位执行强制规定。他们不把自己当作领土的统治者，只是民众的国王——如盎格鲁人的国王（Rex Anglorum）。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6世纪末，本笃派（Benedictine）的修道士奥古斯丁（Augustine）抵达英格兰，基督教便开始破坏盎格鲁—萨克逊的部落组织。但部落法律受到的侵蚀只是日渐月染的，到公元第一个千年后半期的混乱时代，仍然盛行。亲戚团体内有深深的信任，但竞争氏族之间却有敌意和警惕。所以，正义牵涉亲戚团体之间的相处规则。

盎格鲁—萨克逊编纂的第一本部落法律，是公元600年左右的《埃塞尔伯特法典》（Laws of Ethelbert），与稍早的墨洛温（Merovingian）国王克洛维一世的《萨利克法典》非常相似，罗列出各种受伤的赔偿金：

四个前门牙，每个价值六先令；其旁边的牙齿价值四先令，剩下的牙齿价值一先令；大拇指、大拇指指甲、食指、中指、戒指手指、小手指，各自的指甲都有区分，分别定价。相似分类也用在耳朵上，损失听力、耳朵削掉、耳朵穿孔、耳朵割裂；用在骨头上，骨头暴裸、骨头损坏、骨头断裂、头骨打破、肩膀失灵、下巴断裂、领子骨断裂、手臂断裂、大腿骨断裂、肋骨断裂；用在瘀伤上，衣服外的瘀伤、衣服内的瘀伤、没显黑色的瘀伤。[21]

基于赔偿金的惩罚，其特征是不公平，因受伤者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差异。所以，杀死一名自由人的赔偿金，也许是杀死仆人或奴隶的好几倍。

日耳曼的部落法律在本质上类似于其他部落社会，从努尔人，到当代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一语部落。如果有人伤害了你或你的亲戚，你的氏族为了保护自己的荣誉和可靠性，必须施以报复。受伤和报复都是集体的，报复对象不一定是行凶者，他的近亲通常就也足够。赔偿金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争端，以防升级，成为无休止的血亲复仇或部落间的仇杀。

现代法庭的遥远起源就是调停血亲复仇的氏族聚会。在盎格鲁—萨克逊部落，这就是模拟法庭，倾听控告和被告的作证，然后商讨适当的赔偿。但它没有现代的传讯权利，以逼迫证人出庭。它的裁决也得不到执行，除非达成协议。法律的证据往往有赖于用刑，譬如迫使被告赤脚走过火红的煤炭或犁头，或干脆将他们扔进冷水和热水，看是沉还是浮。[22]

如尼采所观察到的，基督教传入日耳曼部落后，给道德带来了深远启示。基督教的英雄是和平圣徒和烈士，不是武士或报仇的征服者；其传道的普遍平等，又相悖于部落社会基于荣誉的等级制度。基督教有关婚姻和遗产的新规则，不仅破坏部落团结，还创造新社区观念，其成员不再忠于亲戚团体，而分享共同信仰。国王的概念也从共同祖先团体的领袖，变成广大基督徒社区的领袖和保护人。不过，这个改变是循序渐进的。

部落制在基督教社会中的消亡并不意味家族制的死亡。在东正教中，这段时期的主教和教士可以结婚生子，还可实行宗教名义下的纳妾（nicolaism）。教会通过信徒的捐献获取愈来愈多的财产。教会领袖争取将圣俸传给孩子，加入地方的氏族和部落的政治运作，都变得不可避免。教会职位经手这么多的财富，本身也变成可供交易的珍贵财产，该做法叫作圣职买卖（simony）。

日耳曼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就像阿拉伯或突厥部落社会中不信者之皈依伊斯兰教，向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理论提出了有趣挑战。浏览哈耶克的相关阐述，找不到点滴的宗教因素。然而众所周知，在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穆斯林的社会中，宗教是法律规则的重要来源。基督教进入欧洲，给刚从部落习俗中脱颖而出的惯例法带来第一次主要中断。婚姻和产权规则发生变化，允许女子拥有财产，但这不是地方法官或社区的自发试验，而是强大的天主教等级制度所颁布的革新。教会并不反映地方上不同的价值观念，东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当局，都没以相似方式来改造社会上现存的亲戚规则。教会很清楚，它不只是在批准惯例法：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在1092年告诉佛兰德伯爵（Count of Flanders）：“你宣称，你只不过是照地方上的古代习俗行事？即使如此，你应该知道，创世主说过：我的名字是真理；他没有说过：我的名字是习俗。”[23]

英国法律发展中第二个主要中断是普通法的引入。普通法并不是惯例法的自发演变，它与早期国家的兴起密切相关，并凭借国家权力而取得最终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在诺曼征服之后，向全国颁布统一的普通法，已变成扩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伟大的法律学者弗雷德里克·梅特兰和弗雷德里克·波洛克，如此解说普通法的起源：

国王法庭（royal court）的习俗就是英国的习俗，从而变成了普通法。对于地方习俗，国王法官以一般性的语言表示尊敬，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移风易俗的主观愿望。不管如何，地方习俗即使没遭破坏，也得不到成长。尤其是程序，国王法庭取得了对所有其他法庭的彻底控制，将自己的规则视为唯一公正的。[24]

弄不清早期欧洲国王的作用，就不能理解这个过程。11世纪的国王不是领土统治者，更像分散封建秩序中伙伴中的老大。像威廉一世和亨利一世那样的国王，花大部时间在旅途中察看国土的各部分。其时，大家都已退回各自分隔的村庄和庄园层次的小社会，这也是国王宣告权力和保持联系的唯一方法。国王的主要服务是充作上诉法庭，若有人不满意领主法庭（seigneurial）或庄园法庭（manor）所提供的正义。从自身利益出发，国王也希望扩充自己法庭的司法权，因为它的服务是收费的。向国王法庭提出上诉增强国王的威望，他可以推翻地方领主的裁决，从而削弱后者的权威。[25]

起初，各类法庭相互竞争，以取得司法生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法庭开始占据优势。人们避开地方法庭有多种原因。巡回的国王法庭被视为更加公平，与领主法庭相比，它与本地诉讼人的牵连更少。它们也有程序上的优势，如强迫民众参与陪审团的工作。[26]长年累月，它们又获益于规模和范围上的经济效益，司法需要人力、专长、教育。第一个全国官僚机构是国王法庭所建立的，它开始编纂惯例规则，建立先例系统。显而易见的，写作是必要的前提。每过十年，熟悉先例的法律专家越来越多，再被指定为法官，派往全国。

顾名思义，普通法就是不特殊，普遍适用。也就是说，英国不同地区的众多惯例规则，现由单一的普通法所取代。各地的先例适用于全国，即遵循先例的原则（stare decisis）。执法的是法官网络，其工作环境是统一的法律系统，比以前拼凑的惯例规则更为系统、更为正式。普通法基于惯例法所订下的先例，但国家权力的兴起，创造了惯例规则不敷使用的全新环境。例如，以前亲戚团体以赔偿金解决的犯罪，现受到更高级别的第三方的起诉，或是庄园主，或是国王本人。国王法庭也开始变成无争议事项的登记场所，如财产注册和土地转移。[27]

因此，普通法代表了英国法律发展的中断。它依据较早的先例，如果没有诺曼征服，绝不可能成为全国法律。诺曼征服赶走了古老的丹麦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贵族，建立起愈益强大的大一统中央政权。以后的普通法演变可能是自发的，但它作为法律裁决的架构，又需要中央政治权力的干涉。[28]

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认为，中世纪时，早期国家的创建涉及法律制度和财政制度，而不是军事组织；军事动员促进国家建设，则要等到早期现代。在某种意义上，法律机构甚至早于财政机构，因为国王法庭是国王收入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国王提供平等正义的能力——不像惯例法中，依据受害者社会地位而定不同的赔偿金——加强了自己的威望和权威。[29]像中东传统中的君主，国王不一定被视为最大最具掠夺性的军阀。他又可充任受地方领主掠夺的牺牲者的保护人，一个主持正义的人。

中央国家的法律功能，对英国后来的产权发展和国家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对地方领主与自由佃户和非自由佃户的交易，领主法庭享有专门司法权，直到大约1400年。这种情形下，一旦发生财产争执，就有点像由狐狸来守护鸡笼。逐渐地，国王法庭宣称有权过问这些纠纷。13世纪早期，有人提出国王在全国范围享有司法权，低级法庭的司法权来自国王的委托。原告偏爱把诉讼送到国王法庭，久而久之，领主法庭慢慢失去对土地租佃纠纷的司法权。[30]这一市场驱动的选择显示，国王法庭肯定被视作更加公平，更少偏向地方领主，更可能执行裁决。

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发生类似的改变。尤其在法国，领主法庭保留对土地租佃纠纷的司法权，直到法国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很讽刺。一般认为，17世纪的法国国王，如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明显不同于英国国王，通过坚持自己的绝对权力来削弱贵族阶层，但他们却把地方法庭的司法权留给省城贵族。亨利·梅因爵士在他的论文《法国和英国》中指出，革命爆发之后，全法国的庄园主住宅被烧，纵火的第一对象是储存财产文件的契约房（muniment room）。不像英国农民，法国农民觉得地主手中的地契不合法，由于地方领主控制的法庭一直抱有偏见。[31]

最后的案例点明了法治性质的要点。法治依靠法律本身和可见的管理机构——法官、律师、法庭等，也依靠制度运作的正式程序。但法治的正常运作，既是制度或程序上的事务，也是规范性的事务。和平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服从法律，不是因为做了理性的利弊计算，恐惧处罚；而是因为相信法律基本上是公平的，在道德观念上已习惯于遵守。如果相信它是不公平的，他们就比较不愿服从。[32]

被视作公平的法律，如果执行不均，或有钱有势者得以豁免，也将被认作不公平。这似乎将负担重又放回制度和程序，以及其公平执法的能力。这里仍有规范化的问题，如果有钱有势者在某种程度上不相信自我约束的必要，甚至不相信有约束同类的必要，光是制度何以遏制他们？在很多法治软弱的国家，法官、检察官、警察可被收买，或可被胁迫，正式制度的存在又能发生什么效用呢？

要建立规范化的法律秩序，不但国王接受，老百姓也愿接受，宗教就很有必要。波洛克和梅特兰写道，国王并不在法律之上：“每个国家一定要有某人或某些人在法律之上，一名既无义务又无权利的‘君主’，这样的理论一定会遭到拒绝……没人假设，国王可以更改天主教会的普通法，即使获得高级教士和男爵的同意。”[33]国王受到约束，因为百姓会以造反来反对他们所认定的不公。什么是不公，什么会动员百姓起来反抗国王，全看国王的做法合不合法。[34]

即使是公平的规范化秩序，也需要权力。如果国王不情愿执行针对精英的法律，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法律的合法性就会受损，不管其来源是宗教、传统还是习俗，这是哈耶克和他的自由至上主义追随者所疏忽的。普通法可能是分散各地法官的业绩，倘若没有强大的中央国家，它首先不会形成，之后也得不到执行。

英国很早就完成了从惯例法到现代法律制度的过渡，让人印象深刻，这构成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其他欧洲国家在13世纪完成类似过渡，但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即来自《查士丁尼法典》的民法。欧洲大陆的过渡，其关键也是天主教会的行为。这个故事，以及教会如何不同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机构，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 有关法治定义的讨论，参见 Judith N. Shklar，《政治理论与法治》（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Rule of Law），载Stanley Hoffmann编，《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inker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

[2] William Blackstone认为，确实有自然法的存在，可通过理性寻得，“对世界上所有国家永远享有约束力，与之相抵触的任何其他法律都无效”。他还认为，宗教法只是自然法的不同版本，“启示性的法律，与道德家所规定的道德体系相比，具有更多真实性，多得简直无法衡量，所以命名为自然法。”参见William Blackstone，《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费城：Birch and Small出版社，1803年），41—42页。

[3] 例如Krishna Kumar，《冲突后的选举、民主化与国际援助》（Post-conflict Elections,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科罗拉多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8年）。

[4] 有关该文献的概述，参见Stephan Haggard，Andrew Maclntyre和Lydia Tiede，《法治与经济发展》（The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载《政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第11卷（2008年）：205—234页。另请参阅Stephen Knack和Philip Keefer，《制度与经济表现：应用另类标准的全国测试》（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Measures），载《经济与政治》（Economics and Politics）第7卷（1995年）：207—227页；Philip Keefer，《有关治理的政治经济学述评：从产权到呼声》（A Review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ance: From Property Rights to Voice）（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研究所工作论文3315号，2004年）；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Massimo Mastruzzi，《治理很重要》第4卷：《1996—2004年的治理指标》（Governance Matters IV: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研究所，2005年）。

[5] Yorani Barzel，《产权的经济分析》。

[6] Barry Weingast，《政治制度的经济作用：保护市场的联邦制与经济发展》（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载《法律、经济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第11卷（1995年）：1—31页。

[7] “足够好”的产权是Merilee S.Grindle所提出的，《足够好的治理：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改革》（Good Enough Governance: Poverty Reduction 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载《治理》（Governance）第17卷，第4期（2004年）：525—548页。

[8] 弗朗茨·舒曼，《中国的传统财产概念》。

[9]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不存在允许私人回报的产权，技术革新就不会发生，而这私人回报又接近于社会回报。参见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化》（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159—160页。如果技术革新得以将科学知识直接嵌入特定产品，这一见解就是正确的。但推动技术进步的很多科学研究，带有公益性质，需要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与知识产权（专利、版权等）相比，土地和动产的产权可能有不同影响。

[10] 引自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Harvey C. Mansfield和Delba Winthrop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卷，第3部分，第1章，537页。

[11] 有关当前促进法治的项目，参见Thomas Carothers，《在国外促进法治：寻求知识》（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基金会，2006年）。

[1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卷，72页。

[13] 该论点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哈耶克和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攻击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基础。参见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载《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35卷，第4期（1945年）：519—530页。另请参阅《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

[14]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72—74页。

[15]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85页。

[16] 例如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和 Robert W Vishny，《外部财政的法律决定因素》（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载《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52期（1997年）：1131—1150页；《法律与财政》（Law and Finance），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106期（1998年），1113—1155页。这一文献激起了大争论，对经济增长来说，普通法制度是否优于民法，尚是一个未知数。哈耶克自己偏爱普通法，但仍强调，作为民法基础的《查士丁尼法典》，本身即是罗马法学家累积下的成果。到最后，夸大两者之间的差异又变得太容易。参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1976年），83页。

[17] J. G. A. Pocock，《伯克和古代宪法—思想史上的问题》（Burke and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A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Ideas），载《历史杂志》（Historical Journal）第3卷，第2期（1960年）：125—143页。

[18] Robert C. Ellickson，《没有法律的秩序：邻里如何解决争端》（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

[19] 有关哈耶克的评论文章，参见Judith N. Shklar，《政治理论与法治》。

[20]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Richard E. Messick，《法庭的起源和发展》（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ourts），载《司法》（Judicature）第85卷，第4期（2002年）：175—181页。有人将法律定为第三方执行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并不存在于部落社会。尽管如此，我会继续使用部落法律一词。

[21] 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54页。

[22] 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56页。

[23] 引自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13页。

[24] Pollock和 Maitland，《爱德华一世之前的英国法律史》，184页。

[25]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29—30页；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Courts: A Comparative and Political Analysi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74页。

[26] Paul Brand，《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1150—1400年》（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1150-1400），载 Antonio Padoa-Schioppa编，《立法与正义》（Legislation and Justice）（纽约：克拉伦登出版社，1997年），107页。

[27] Paul Brand，《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1150—1400年》（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1150-1400），载 Antonio Padoa-Schioppa编，《立法与正义》（Legislation and Justice）（纽约：克拉伦登出版社，1997年），108页。

[28] 在这点上，参见Arthur T. von Mehren，《民法体系：法律比较研究的案例和材料》（The Civil Law System: Cases and Materials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aw）（波士顿：Little, Brown出版社，1957年），7—11页。

[29]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26—31页。

[30] Paul Brand，《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1150—1400年》，104页。

[31] 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296—328页。实际上，法国国家在18世纪愈益支持农民的法律索赔，以反对本地领主，进一步侵蚀了贵族的特权。托克维尔认为，这导致了农民期望的相应升高，对犹存的不平等倍感愤怒。参见Hilton Root，《勃艮第的农民与国王：法国专制主义的农业基础》（Peasants and King in Burgundy: Agrarian Foundations of French Absolutis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7年），20—21页。

[32] 参见Tom R. Tyler，《人们为何服从法律》（Why People Obey the Law）（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 Pollock和 Maitland，《爱德华一世之前的英国法律史》，182页。

[34] Martin M. Shapiro主张，英国司法的独立性一直受到夸大，英国人始终对国王与议会合二为一的主权抱有信念。参见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65—67页。

第18章
教会变为国家

天主教会对法治在欧洲的形成至关重要；叙任权斗争和后果；教会获得国家般的特征；世俗统治领域的出现；当代法治植根于上述发展

最深刻意义上的法治意味着：社会产生共识，其法律是公正和既存的，能够约束其时统治者的行为；享有主权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法律；统治者的正当权力只能来自法律，方才享有合法性。

在我们的世俗现代之前，在政治秩序之外，公正法律的最显著来源是宗教。宗教权威只有独立于政治权威，基于宗教的法律才能约束统治者；如果宗教权威组织涣散，或国家控制着教会的财产及教士的任免，那么宗教法律更有可能是在支持而不是限制政治权威。要理解法治的发展，不但要看宗教规则的来源和性质，还要关注宗教权威的组成和建制化。

欧洲的法治植根于基督教。欧洲国家出现之前，罗马就有颁布权威法律的基督教主教（pontiff）。欧洲关于婚姻和遗产的规则，最初不是君主所规定的，而是来自像教皇格里高利那样的个别人士。他的特使奥古斯丁带着他一清二楚的指示，远赴不列颠岛，以说服异教的埃塞尔伯特国王皈依基督教。

激进伊斯兰主义在20世纪晚期兴起以来，很多人指出，西方的教会和国家截然分开，但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的穆斯林国家却政教不分。但这一差别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自基督教出现以来，西方的政教分离并不是常数，而是时断时续的。

基督教起初只是一个千禧宗派，在其存在的头三个世纪受到残酷的迫害，先是犹太人，再是罗马政治当局。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皈依基督教，它从非正统宗派一下子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的西部遭到异教野蛮人的征服，宗教和政治权力又一次分开。西方政权的孱弱给予天主教更多的独立机会，教皇哲拉修一世（Gelasius，492—496年在位）在教条中争辩，高级教士拥有比君主行政权更高的立法权。[1]到了黑暗时代之末，政治权力重新恢复，政教第二次交融。

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是一种制度，它的宗教权威完全服从于国家，像基督教向罗马国教的转化。现保留给教皇的最高教士（pontifex maximus）头衔，曾是罗马皇帝的，因为他也是罗马国教的首脑。中国始终是政教合一（唐朝可能是例外。其时，佛教在精英中颇受欢迎），此外还有什叶派掌控地区之外的大部分穆斯林世界。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是现代东正教的老祖宗，也是政教合一称号的发源地。它始终不变，直到土耳其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大家所忽视的是，到了11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都已变成实际上的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实际意义是指政治当局对教会享有委任权，中世纪早期的欧洲都是如此。全欧洲的皇帝、国王、封建领主都在任命主教，也有权力召开教会会议，颁布教会法律。教皇将合法性赋予皇帝，皇帝却也在指定和罢黜教皇。1059年之前的二十五位教皇中，皇帝任命了二十一位，罢黜了五位。教会当局对文官当局的惩罚，欧洲国王都享有否决权。[2]

在多数欧洲国家中，教会确实拥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从而得到收入和自治。由于政治当局控制了教会圣职的任命，教会的独立程度还相当有限。教会的土地经常被认为是皇家的赞助，统治者经常委任亲戚为主教，主教和教士又允许结婚，经常会卷入他们所管辖地域的家庭和宫廷的政治。教会土地可变成遗产，传给主教的孩子。教会官员也担任政治职位，进一步增强了宗教和政权的牵连。[3]所以，教会本身就是前现代的家族组织。

天主教会宣告独立

11世纪晚期，天主教开始独立于政治权力。领衔带头的是一位名叫希尔德布兰德的修道士（Hilderbrand），后来他成为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4]他在教皇派中凝聚了一帮人，包括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i）、红衣主教汉伯特（Humbert）、教皇帕斯卡尔二世（Pascal Ⅱ）。他们认为，教皇应对所有的基督徒和政治当局行使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力，并有罢免皇帝的权利。他还宣称，任命主教的唯一机构是教会，而不是世俗当局。其时背景是神圣罗马皇帝亨利三世（Henry Ⅲ）的阴谋诡计。为了出席加冕典礼，他抵达罗马，马上罢免作为对手的三位教皇，以推举自己的候选人。[5]

根据希尔德布兰德，教会一定要实施改革，才能独立于政治权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严禁教士、主教结婚和生儿育女。他攻击常见的宗教纳妾和圣职买卖，它们让教会职位变成了可供交易和遗传的财产。[6]希尔德布兰德派发起了一场传单战役，敦促基督徒不要接受已婚或纳妾教士的圣礼，并抨击为赚钱而提供教会服务的行径。[7]成为格里高利七世后，他把教士独身订为教会的正式原则，并迫使已婚教士在教会义务和家庭义务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向教士既得利益的挑战，导致教会内部艰巨而激烈的斗争。教皇格里高利的目标是想在教会内终止腐败和寻租，所以攻击家族制的根源，即主教和神父的生儿育女。他的思维逻辑无异于中国和拜占庭依赖太监、奥斯曼帝国从家人手中夺走军事奴隶。如果在忠于国家和忠于家庭之间作出选择，大多数人出于生物本能会选后者。所以，减少腐败的最直接方法，就是禁止官员组织家庭。

这项改革自然遭到现有主教的反对。教皇格里高利明白，他赢不了这场战役，除非他有权任免主教，而不是皇帝。在1075年的教皇宣言中，他要将罢免主教和世俗教职的权利从国王手中收回。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的答复，是要将他罢黜，“下台，下台，你这个受诅咒的”。格里高利的回应是将皇帝逐出教会。[8]很多日耳曼君主和一部分主教支持教皇，迫使亨利四世在1077年赶来格里高利在卡诺莎的住所。他足足等了三天，赤脚站在雪地，以求教皇的宽赦。

有些历史性事件全由个人引起，如不提及他们特殊的道德品质，就难以解释。叙任权斗争就是这样的事件。格里高利有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在教皇派中，曾被伙伴称作“我神圣的撒旦”。就像四个世纪后的马丁·路德，他对改革之后的教会以及其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抱有恢宏的远见。他不怕胁迫，愿意看到与皇帝的冲突逐步升级，直至全面对抗。

但这历史上的著名冲突，仅靠个人意志是解释不清的。天主教会成为自治的政治参与者，其重要背景是欧洲普遍的政治软弱。拜占庭的东正教及其在俄国的正统继承者，不得不接受其所在帝国的监护。相比之下，西方教会位于政治上分崩离析的意大利半岛，北方邻国的日耳曼人也是散沙一般，神圣罗马帝国只取得名义上的统一。11世纪的法国并不团结，无法果断地干涉教皇政治。这段时期的教会虽然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很容易在周边政治体的相互竞争中合纵连横。

亨利四世在卡诺莎接受教皇的权威，但仍不愿承认教皇委任主教的权利，依旧拒绝格里高利的要求。他继续占领罗马，罢免格里高利，让自己提供的候选人克雷芒三世（Clement Ⅲ）成为一位对立教皇（antipope）。格里高利向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国王们求救。他们答应，但到最后洗劫罗马，引起罗马居民的反抗。格里高利被迫与诺曼同盟一起撤回南方，于1085年死于萨莱诺（Salerno），身名俱败。叙任权斗争延续到下一代，格里高利的继承者，再将亨利四世和其儿子亨利五世逐出教会。另一方面，皇帝罢免教皇，扶持自己的候选人成为对立教皇。最终达成协议的是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皇帝基本上放弃叙任权，而教会承认皇帝在一系列世俗事务上的权力。

叙任权斗争对欧洲后续发展非常重要。首先，它允许天主教会进化成现代的、等级制的、官僚化的、依法而治的机构，如法律历史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Berman）所认为的，还为后来建国者树立了榜样。根据亨廷顿，机构发展的标准之一就是自治，如果不能控制对自己官员的任命，机构就不可能是自治的。这也是叙任权斗争的中心争执。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之后，教皇变成教会等级制度中无可争辩的执行总裁，在红衣主教学院的建议下，可随意任免主教。

教会也纯洁自己的行止。教士的独身制消除了将圣俸授予亲戚和后裔的诱惑，并给教职出售涂上新的道德色彩。教会可以什一税（tithe）的形式征收税赋，由于教职人士脱离地方氏族的政治，而变得更善于处置自己的财政资源。它还显示出真正国家的特征，有时组织自己的军队，在确定领土中（尽管很小）行使直接司法权。

教会对世俗事务的介入，当然未因叙任权斗争而告结束。世俗统治者也在继续设法操纵教皇职位，安置自己的候选人，例如14世纪的阿维农教皇（Avignon）。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新式滥权，最终为宗教改革铺平道路。与世界任何其他宗教机构相比，天主教在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连贯性方面的建制化更为高级。

叙任权斗争的第二个重要成果是精神领域和尘世领域的明确分离，从而为现代世俗国家铺平道路。如早先提及的，这个分离只在基督教中隐性存在。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在西方教会的历史上永远终止了政教合一时代。这种方式，从没出现于东正教或穆斯林世界。

为了削弱政治统治者的权力，格里高利的改革宣告教会的普遍权威，不管是精神还是尘世，甚至还包括罢免国王和皇帝的权利。事实上，基督教皇是在要求印度婆罗门从一开始就在行使的权威。然而，经过漫长的政治和军事的博弈，教会被迫妥协。它划出明确界定的精神领域，让自己实施无可争辩的控制，同时又承认，世俗统治者有权在另外范围行使统治权。这一分工，为后来世俗国家的兴起打下基础。[9]

最后，叙任权斗争对欧洲法律和法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教会阐述系统性的教会法规取得合法化；第二，教会创造了建制化的精神权威的单独领域。

罗马法的再现

与皇帝发生冲突时，格里高利和继承者没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调动，只能通过呼吁合法性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于是，教皇派发动了一次对法律源头的搜索，以支持教会享有普遍司法权的主张。搜索结果之一是11世纪末，在意大利北部的图书馆内重新发现《查士丁尼法典》（Corpus Iuris Civilis）。[10]迄今，《查士丁尼法典》仍是民法传统的基础，不管是欧洲大陆，还是受其殖民或影响的其他国家，包括从阿根廷到日本。很多基本的法律常识，如民法和刑法、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差别，都可从中找到起源。

《查士丁尼法典》是罗马法律高度精细的汇集，6世纪初，在查士丁尼皇帝治下的君士坦丁堡成书问世。[11]重被发现的文本包含四部分：摘要、制度、法典、案例，其中摘要最为重要，涵盖的题目包括个人地位、民事侵权、不公平致富、合同、补偿。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学家相信，它是早期罗马法（现已遗失）最重要遗产的汇总，并变成12世纪新一代欧洲法学家的研究主题。[12]

罗马法的复兴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在新式机构中开展了法律研究，那就是新兴的现代大学。11世纪末，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成为研究中心，来自欧洲各地的数千学生聚集起来，聆听像伊尔纳留斯（Irnerius）那样的教授讲解摘要。[13]新的法律课程让欧洲人看到一套详尽的法律系统，可立即用于自己的社会。《查士丁尼法典》的知识由此传播到欧洲大陆最遥远的角落，法律学院在其他城市纷纷涌现，如巴黎、牛津、海德堡（Heidelberg）、克拉科夫（Cracow）、哥本哈根。[14]有点像英国普通法的情形，罗马法的恢复突然取代了盛行于欧洲的日耳曼惯例法，代之以更为统一的跨国规则。[15]

推介《查士丁尼法典》的第一代学者被称为训诂者（glossators），其主要工作是重建罗马法。后续一代的学者，如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看得更远，为寻求法律的思想基础而直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认为，习俗和见解需要接受人们的理性考量，并对照于更普遍的真理标准。阿奎那将这条原则，用于自己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他所建立的哲学传统，鼓励后代法律评论家不要机械复制现存法律，而要推论法律来源，以做到活学活用。[16]欧洲大学所复原的古典传统，不仅是向静态的文本寻求权威，而是对文本的涵义进行理性查询。

新兴大学培养了一批特别律师，既能解释古典文本，又掌握专门知识。教会和世俗的当局开始认为，他们需要依赖律师的专长来作出裁决，尤其是在极为重要的商业合同和产权方面。律师依次发展自己的机构利益，拒绝非专家和自私的政治派别闯入他们的专业领域。

格里高利改革之前，教会法律包括宗教会议的法令、教父的著作、教皇法令、代表教会的国王和皇帝所颁布的法令。此外，还混杂有罗马法的残余和日耳曼的惯例法。[17]随着教会等级制度的建立，教会第一次有可能权威地制定法律，凭借愈益专业的教会法律专家，将统一性注入新法典。受过法律训练的修道士格拉提安（Gratian），分析、校对、调和了数世纪以来的几千条正典（canons），再将之综合成统一的法规。这本《教会法规汇编》（Concordance of Discordant Canons）出版于1140年，洋洋洒洒一千四百页。格拉提安建立了神圣法、自然法、制定法、惯例法的法律等级制度，又设计了理性程序，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格拉提安之后的一个世纪，教会法规得到极大扩充，涵盖了广泛的法律题目，包括刑法、家庭、财产、合同、遗嘱。[18]

天主教会通过统一教会法规的概念而取得国家属性，又通过发展行政官僚机构，而变得更像一个国家。法律学者认为，韦伯所定义的现代官僚的“职位”（office），其第一个模型是在12世纪教会等级制度中产生的。[19]现代职位的特征之一是职位和官员的分离，职位不是私人财产，执掌职位的只是领薪官员，身受所处等级制度的纪律约束；职位依功能而分，执掌职位要有技术专长。如我们所知，所有这些都是秦朝以来中国官僚制的特征，尽管有不少“职位”在后续朝代中重新家族化了。教会的叙任权从世俗政权的手中获得解放，教士独身制又得到强行的实施，自此以后，教会的官僚制特征愈益明显。例如，教会开始在12世纪早期区分教职（officium）与圣俸（beneficium）。教职人士不一定收到封建圣俸，现只是领薪的教会员工，根据自己的工作表现或被雇用，或被辞退。这些官僚开始任职于教皇秘书处（Papal Chancery），很快又变成世俗统治者秘书处的榜样。[20]

法律和现代国家的兴起

9世纪卡洛林王朝崩溃之后，权力四下分散。到格里高利改革时期，欧洲的政治秩序见证了逆转的开头。权力流向一系列的地区领袖，当地方领主在10世纪末纷纷建造城堡时，又受到进一步的分割。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生产和军事的单位，以领主的城堡和土地为中心——变成整个欧洲的统治来源。这个系统之上又出现几家王室，如以法兰西岛（Île de France）为中心的卡佩家族（Capetians）、征服英国和意大利南部的各式诺曼男爵。他们只是比对手拥有更多土地，遂变成新型领土国家的核心。

格里高利的改革不仅向领土国家提供了官僚和法律的榜样，并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建制。世俗统治者负责领土内的和平和秩序，并提供规则以促进新兴商业。这导致了独特法律领域的形成，分别与封建、庄园、城市、长途贸易有关。哈罗德·伯尔曼认为，法律形式的多样化激发了司法辖区之间的竞争和革新，从而促进自由在欧洲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独立城市的兴起，它的自由人口和对外贸的依赖，刺激了对商业法律的新型需求。[21]

教会在建制上趋向独立，更刺激了封建社会其他领域的集团组织。在11世纪，主教杰拉德·德·坎布雷（Gérard de Cambrai）和主教阿尔德贝隆·德·拉昂（Aldabéron de Laon）创立社会等级一分为三的原则：贵族、神职人士、平民——即打仗者、祈祷者、支持前两者的劳作者。这些功能组织与地域没有关系，其为三个代表阶层的形成打下意识形态的基础。统治者定期召集各代表阶层，以批准征税和讨论国家大事。如后续章节所显示的，欧洲国家今后发展的是负责制政府还是专制政府，将取决于这些阶层能否顶住中央君主的压力。[22]

欧洲国家建设的特征之一，是很早就非常依赖法律。法律在国家制度成长方面，既是动机，又是过程。专家习惯于认为，战争和暴力是欧洲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在早期现代肯定没错，其时，专制主义的兴起与军事动员的财政需求休戚相关。但在中世纪，国家获得合法性和权威，靠的是分配正义的能力，其早期机构多为执法部门。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非英国莫属。21世纪初，我们习惯把英国及其衍生品美国，当作盎格鲁—萨克逊经济自由主义的家园，把法国当作中央集权政府的诞生地。然而在14世纪之前，这正好恰恰相反。所有的欧洲政治体中，英国国家是最集中最强大的，其基础就是国王法庭，以及它向全国提供正义的职能。到1200年，它已拥有常设机构，配置以专业或半专业官员。它颁布法令规定，与土地权有关的案例，一定要得到国王法庭的命令方可成立。它还向全国征税。[23]中央权力的证据就在《末日书》（Domesday Book，即《土地调查清册》），它的编纂在诺曼征服后不久，核查了国内每一郡的居民。[24]

当时已有了英格兰国家身份的雏形。1215年男爵们在兰尼米德（Runnymede）对抗国王约翰，强行施加《大宪章》（Magna Carta）。他们这样做，不是作为只想为自己争取豁免权的军阀。他们期待统一的中央政府，通过国王法庭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这一点上，他们把自己当作更大社区的代表。[25]相比之下，法国其时比较分散，各地区之间有重要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国王筹集税赋，只能在法兰西岛周围的自己领地。

中世纪教会为法治树立先例

天主教会在12世纪成为现代官僚机构，并颁布统一连贯的教会法规，但这离现代法治还很远。法治牢固的发达国家，向政府统治提供合法性的通常是书面宪法。但这套法律并不起源于宗教权威，事实上很多宪法规定，在牵涉宗教的道德问题上必须维持政治的中立。现代宪法的合法性来自某种民主的批准程序。这套法律可被看作扎根于永恒或普遍的原则之中，在亚伯拉罕·林肯看来，美国宪法就是一例。[26]但多数现代宪法对其合法性的最终来源都有点隐约其词。[27]从实用角度看，那些原则的解释仍然取决于政治上的争论。到最后，借民主取得合法性的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其权力仍然要受制于借民主取得合法性的宪法。后者取决于更严格的社会共识，如某种形式的超多数选举。在最近发展中，各国政府也要受制于跨国法律机构，如欧洲人权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和国际战犯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不过，与国家层次的法庭相比，它们的合法基础比较暧昧。[28]包括以色列和印度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宗教法庭仍在家庭法上享有司法权。但这只是例外，宗教权威不得参与法律制度是普遍规则。

那么，为何要说基于宗教的法律为现代法治奠下了基石？

宗教权威的分开存在，使统治者倾向于承认，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弗雷德里克·梅特兰坚信，没有一位英国国王认为自己高于法律。但这不适用于任何一位中国皇帝，因为没有一条法律是他们承认的，除非是自己的金口玉言。在这方面，像印度的拉贾和刹帝利、阿拉伯和土耳其的苏丹，基督教君主同意自己身处法律之下。

在每个实行以宗教为基础的法律的社会中，政治统治者都制定法律，试图侵入宗教法律的领域。在许多情况中这种侵入是必要的，因为有很多方面宗教法律不敷使用，但最危险的侵入是针对原则的。早期现代欧洲的重要政治斗争（将在后续章节中作详细说明）涉及崛起的君主，他们凭借新颖的主权原则，将自己置于等级制度的顶部，以取代上帝。这些国王像中国皇帝，声称自己可单独制作法律，不受既存法律、习俗和宗教的束缚。成功抵制这些声称，重申法律的至高无上，那就是现代法治兴起的故事。法律本身可能还不够，所以又从宗教传统那里获得圣洁、自治和连贯性，从而更易实行这种抵制。

法律体现有关正义规则的广泛社会共识，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中世纪法治和现代法治之间的中断，与其说是实质性的，倒不如说是表面上的。这也是哈耶克所说的法律早于立法的涵义。在12世纪的宗教年代，或在同时期的穆斯林或印度世界，社会共识往往通过宗教表述出来。与今天相比，那时宗教在日常生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宗教法律不是从外空掉入社会的，一开始可能伴随暴力和征服而至，再与社会共同进化，渐渐演变成本土的道德规则。[29]当时，宗教和世俗的领域互不分离，阐明社会共识就不得不使用宗教语言。在宗教扮演较为局限角色的今天，无可避免地，必须通过其他途径来确定社会共识，譬如通过民主选举。无论用宗教语言还是世俗语言，法律始终是广泛分享的正义规则的表述。

12世纪浮现的宗教法律，对现代法治施加了重大影响，它帮助促进了法律的建制化和理性化。法治若要存在，光是建立统治者服从法律的理论原则还不够。还要有体现有关法律的具体机构，并取得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程度的自治，否则就很难控制国家的随心所欲。此外，如果法律不是一套连贯和清晰的规则，就不能限制行政权力。宪法上的分权，必须依靠一个切实的法律体系，该体系掌控自己的用人和晋升，设立自己的专业标准，训练自己的律师和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享有不受行政机构干涉的真正权力。英国国王负责创建了以国王法庭为终极权威的普通法，他也将大量权力下放给法官，允许法律专业的茁壮成长，其就业和收入并不完全依赖国家。在欧洲大陆，查士丁尼的民法传统，意味着较为集中的法律诠释，但也有自治的法律专业的平行成长——事实上，出现了多种法律的多门专业。两种情形中，西方法律的理性化程度都要大于印度或穆斯林逊尼派。后两种传统文明中，没有涌现像修道士格拉提安那样的人，将整套既存的宗教法令统一连贯起来。

西欧出现的法律传统明显不同于东正教。影响后来政治发展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西方基督教所采用的特别制度。东正教的主教继续接受皇帝或本地统治者的任命，教会在总体上也从没宣告自己的独立。不像西方的教会，东正教从未丧失罗马法的传统，也从未宣称法律有高于拜占庭皇帝的至上地位。

法治的涌现是构成现代政治发展的三大组件中第二个。跟确定欧洲脱离部落或亲戚社会组织的过渡时间一样，法治出现的时间也需要再往前提，其远远早于早期现代时期——至少要提到到12世纪。这也点出了本卷的中心主题，即现代化的不同组件，并不全是某种一揽子解释的一部分，它们并非都是伴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而来的。独立城市和新兴贸易的需求，促使了现代商业法律的发展。但法治一开始不是经济力量的产品，而是宗教产品。所以，作为经济现代化关键的两个基本制度——可以自由选择个人的社会关系和财产关系，透明预知的法律为政治统治设限——都是前现代中世纪教会所创造的。只是到了后来，这些制度证明在经济范围内也相当有用。

[1] Norman E Cantor，《中世纪的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the Middle Ages）修订版（纽约：哈珀出版社，1993年），86—87页。

[2] 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91页。

[3] 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88页。

[4] 9世纪晚期，弗兰克神职人士已开始主张，基督教国王从上帝那里获得统治权，像“上帝的教士”。他们试图取消国王的宗教权威，即以前查理大帝等所享受的，只让教会享有宗教合法性。教士和主教的政治介入造成高度腐败，在10世纪和11世纪激起一系列改革运动。最早的是以法国南部克吕尼（Cluny）修道院命名的克吕尼运动，。它将欧洲志趣相投的修道院第一次组成统一的等级秩序。该运动促进上帝的和平，敦促基督徒对教士、圣地朝拜者、商人、犹太人、女人、农民勿施暴力或战争。Wilfred L. Warren，《诺曼和安茹的英国统治，1086—1272年》（The Governance of Norman and Angevin England, 1086-1272）（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7年），15—16页。

[5]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 Norman E. Cantor，《中世纪的文明》，249—265页。

[6] 这种情形遭到的抨击，不仅在克吕尼运动中，还在红衣主教亨伯特（Humbert of Moyenmoutier）所写的《反对圣职买卖三书》（Three Books Against the Simoniacs）等著作中。该书出版于格里高利七世担任教皇之前的1058年，强烈谴责神职的买卖。James R. Sweeney，《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Review of Harold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载《法律与宗教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Religion）第2卷，第1期（1984年）：201页。

[7] 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89—90页。

[8] 这里有先例，教皇哲拉修一世（Gelasius I）曾将君士坦丁堡的牧首逐出教会，因为后者太屈从当地皇帝。参见Norman E. Cantor，《中世纪的文明》，86页。

[9]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21—22页。

[10] Harold J. Berman，《信念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调和》（Faith and Order: The Reconciliation of Law and Religion）（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1993年），40页。

[11] 罗马法律创发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创发者称作法学家（jurisconsult）。他们是法律专家，可谓现代法官的先驱。罗马法典在拜占庭帝国仍获使用，但数世纪以来，其权威文本失传于西欧的大部。Norman E. Cantor，《中世纪的文明》，125—126页。

[12] Mary Ann Glendon，Michael W. Gordon和Paolo G. Carozza，《法律传统的比较》（Comparative Legal Traditions）（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西部出版社，1999年），19页。《查士丁尼法典》的功劳，就是精简了庞杂的古代罗马法律，并使之连贯统一。参见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128—130页。

[13] 大学提供了新式的教学模式。相对富有的学生通过交费来资助教授，他们对教学的方法和内容的控制，当会引起对教授不满的后代学生的艳羡。Harold J. Berman，《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123—127页。

[14]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25—26页；Mary Ann Glendon，Michael W Gordon和Paolo G. Carozza，《法律传统的比较》，25页。

[15] 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131页。

[16] Mary Ann Glendon，Michael W Gordon和Paolo G. Carozza，《法律传统的比较》，24页。

[17] Mary Ann Glendon，Michael W Gordon和Paolo G. Carozza，《法律传统的比较》，22—23页。

[18] Harold J. Berman，《西方法律中的宗教基础：历史透视》（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Law in the West: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载《法律与宗教杂志》第1卷，第1期（1983年）：9页。

[19] Udo Wolter，《作为现代行政原型的中世纪教法中的神职》（The officium in Medieval Ecclesiastical Law as a Prototype of Modern Administration），载Padoa-Schioppa，《立法与正义》，31页。

[20]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34页。

[21] 参见Harold J. Berman，《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的错误前提》（Some False Premises of Max Weber’s Sociology of Law），载Harold J. Berman，《信念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调和》，244—250页。

[22]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建设与政权》（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53—54页。

[23]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42—43页。

[24] 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The Paradox of Taxation），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Fiscal Crises,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15页。

[25] Joseph R. Strayer，《现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46页。

[26] 林肯在与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的辨论中主张，宪法的基础是《独立宣言》明确列出的平等原则，这限制了多数派迫使他人成为奴隶的能力，即使多数派是民主合法选出的。相比之下，道格拉斯认为，没有比民主更高的原则，可以用来裁决此类问题。参见Harry V. Jaffa，《分家危机：解说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s）（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

[27] 现代宪法提到普世原则，像天赋权利或人权，需要民主的批准。但它并没解说，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应该如何调和。

[28] 参见Tom Ginsburg，《引论：国会主权的式微和垮台》（Introducti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载Tom Ginsburg编，《评新兴民主国家中的司法：亚洲案例中的宪法法庭》（Judicial Review in New Democracies: Constitutional Courts in Asian Case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

[29] 例如基督信仰是通过征服和暴力强加于西半球本土居民的。在拥有大量本土人口的国家内，如墨西哥和秘鲁，现代天主教只是基督教和异教的实践混合，如亡灵节（the Day of the Dead）的庆祝。尽管如此，把它们当作历史上的天主教国家仍不无道理。

第19章
国家变为教会

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发展，但在中国缺席；中东世俗和宗教的当局有效分享权力；前现代中东政权遵守产权；穆斯林乌里玛不能以基督教会的方式制衡国家权力；当代阿拉伯世界没有法治；现代法治的比较

在中国，宗教并不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共识，毋宁说是社会抗议的手段。这体现在汉朝的道教、唐朝的佛教、19世纪受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等。中国的国家轻易掌控各式祭司团体，从不承认比国家本身更高的宗教权威。

所以，中国没有基于宗教的法治的历史基础。中国的传统以法家思想为基石，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律主要是制定法（positive law），也就是皇帝所颁布的王法。秦、汉、隋、唐、明等朝都出版了重要法典，很多篇幅只是各式违法的处罚表。7至8世纪陆续颁布的《唐律》，不提法律的神圣来源，只说法律是世俗统治者所制作的，以控制百姓的行止和避免自然和社会的失衡。[1]

印度则完全不同，与印度国家形成同期或稍早的婆罗门教，规定政治/武士阶层——刹帝利——必须从属于祭司阶层的婆罗门。印度宗教以四大社会阶层的瓦尔纳为基础，印度统治者必须向身处顶端的祭司取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所以，法律深深植根于宗教，而非政治。最早的法律文本《法论》（Dharmasastras），不是像中国那样的皇帝法令，而是宗教权威所写下的文本。[2]印度后来的法律发展有点像英国的普通法，没有严格遵循这些法律文本，反而依据判例，并把班智达（panditas，精通宗教典籍的学者）所创造的先例前后连接。[3]执行裁决的经常是婆罗门，而不是政治当局，不允许分开的世俗领域来制订规则。法律有很多哈耶克提及的特征，通常是不可更改的，除非能找到与当前法律有关的更古老先例。[4]独立后，印度议会试图修改婚姻和离婚的法律，据称有名保守印度人这样说：“议会的权力不可推翻经典（Shastras）的命令，那是上帝说的话，由圣人（Rishis）为我们抄录下的。印度人不可接受经典之外的任何权威。”[5]

然而，婆罗门阶层没有组织成单一的等级制度，不能对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没有印度教皇，也没有印度教会。婆罗门阶层仅代表一个网络，其成员居住在无数的村庄和城市，彼此联络而已。婆罗门内部又分出不同的迦提，由此而充满等级差别。主持国王授权仪式的婆罗门，可能不愿与主持葬礼仪式的交往。宗教权威在地方上享有极大影响，几乎每一项社会事务都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从不臣服于国家，或成为国家的雇员，但也无法凭借建制化的等级制度来采取集体行动。迦提所造成的权威碎片化，不单影响政治权力，也影响宗教权力。

中东的法治

除了印度和欧洲，出现法治的另一个世界文明是伊斯兰教的中东。今天，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的很多人都知道，那里的很多政权是残酷的独裁专制政府，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内，不受任何更高法律或正义的约束。[6]西方人通常认为，教会和国家的交融合一是伊斯兰教的本质，对基督教欧洲来说，才是天方夜谭。伊朗1979年革命后所建立的神权政府，只是返回传统的穆斯林统治。但这一切都不准确。

现代穆斯林独裁专制政府的出现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个偶然就是该地区与西方的碰撞对峙，以及之后向现代性的过渡。在基督教的欧洲，政治和宗教的权力经常联合起来。在穆斯林世界，它们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倒是有效隔离的。法律在穆斯林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与在基督教领土上的完全相同：制衡政治统治者的随心所欲——虽然较弱。法治是穆斯林文明的基础，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定义着这一文明。

让我们总结一下法律在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的社会作用的相同之处。在这两个传统中，法律都植根于宗教，只有一位上帝，行使普世的司法权，是所有真理和正义的源泉。这两个传统，再加上犹太教，都深深倚靠宗教的经典，其基本社会规则很早就被编纂成书。在伊斯兰教中，这些规则不仅是神圣的《古兰经》，还有圣行（sunna）和圣训（hadith），后者是穆罕默德生前的故事和训话，可作人们行为的指针。但这些规则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中又是模棱不定的，必须拜托专门的教士阶层——基督教中的牧师和伊斯兰教中的乌里玛（宗教学者）。在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法律并不像中国那样出自政治权力，而是来自对政治当局享有统治权的上帝。穆罕默德生前可能已是部落的统治者，但在阿拉伯伙伴的眼中，他的权威并不在他所指挥的军队，而在他是上帝启示的使者。

跟穆罕默德一样，最初几位哈里发集宗教和政治的权力于一身，这在倭马亚朝代始终如此。该朝代结束时，政治和哈里发的权力才开始分隔。其时，倭马亚王子逃离阿拔斯王朝，在西班牙建立了分立的西方哈里发政权。阿拉伯帝国的不同省份，随着岁月的消逝而逐一分离出去，哈里发的权力只达首都巴格达和周边地区，甚至变成掌权军事指挥官的傀儡。[7]法蒂玛王朝（Fatimids）先后在突尼斯和埃及分别建立分立的哈里发政权。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从没获得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的承认。哈里发可以宣称享有普遍的精神权威，但其真正的司法权非常有限。

到了11世纪，哈里发和在领土中行使政治权力的人分享权力。真正的掌权者——世俗君主——披上了“埃米尔中的埃米尔”的头衔。通过立法上的巧立名目，哈里发声称把世俗权力委托他人，以换取自己在狭窄宗教事务中的权威。[8]中世纪伊斯兰教法律学者艾布·哈桑·马沃尔迪（Abu al-Hasan al-Mawardi）解说这是合法的，因为哈里发通过代理人仍在行使世俗的权力，真相恰恰相反，哈里发只是埃米尔的傀儡。[9]伊斯兰教的世界实质上是政教合一，而不是神权。世俗统治者掌控权力，请哈里发和乌里玛来到自己领土，帮助管理伊斯兰教法。[10]

在逊尼派穆斯林世界中所缺乏的，恰好是哈里发和乌里玛脱离政治，发展成为分立的单独机构，享有分明的等级制度、司法权、人事权。也就是说，没能建成单独的穆斯林“教会”，可与格里高利改革之后涌现的天主教会媲美。跟叙任权斗争之前的天主教会一样，穆斯林知识阶层只是分散的网络，由教士、法官、阅读和应用穆斯林判例的学者所组成。逊尼派的传统内，有四家主要的穆斯林法律学派，相互竞争，在哲学上各持己见，其地位起伏有赖于权力的惠顾。乌里玛一直没有形成建制化的等级制度，无法建成单独法律传统和穆斯林等级制度，以罗马教皇的方式向政治权力提出挑战。

国家与清真寺的分离

但这并不意味宗教和世俗权力之间没有功能的分离。图森·贝（Tursun Bey）写道，15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可在伊斯兰教法之外自行制定世俗法律。这套世俗法律叫作卡奴纳莫（kanunname，该词源自欧洲使用的canon law [教会法]），用于传统伊斯兰教法鞭长莫及的领域，如公共和行政的法律。所征服领土的征税和产权、发行货币、贸易管理，全靠这套世俗法律。[11]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主要涉及婚姻、家庭、遗产和其他私人事务，由教法专家卡迪和穆智泰希德（kadis and mujtahids）执行。他们熟谙穆斯林经典，能将这一庞杂的法典应用到特定案例，很像印度的班智达。[12]这就需要平行的两套司法建制，一个是世俗的，另一个是宗教的。卡迪应用伊斯兰教法，但其裁决必须依赖世俗当局的执法。[13]

在理论上，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世俗法律从属于伊斯兰教法，需要接受宗教权威的审阅。哈里发在理论上高于苏丹，但在实际上却依赖苏丹。同样道理，因为日益增长的商业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规则，实际上的宗教法律反而遭受排挤。等到奥斯曼法庭设立大穆夫提（grand mufti，教法说明官）一职时，宗教权威的独立受到更大限制。以前，政府从学者圈中选任教法执行官卡迪，让他们自主处置法律内容。新的大穆夫提和他的属下，现在有权就伊斯兰教法的内容，发布不受限制的意见或论断（fatwas）。土耳其愈益增加对宗教的政治控制，所走的方向与欧洲恰恰相反。[14]如果说罗马教会展示出国家特征，土耳其国家则展示出教会特征。

前现代的中东究竟在什么程度上遵守法治？如第17章所提到的，今天普遍认可的法治至少有两层分开的意义：第一，遵守产权和合同的法律，允许商业和投资的发生；第二，统治者和统治阶级自愿接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第二层意思直接影响第一层，如果社会精英不遵守法治，使用权力随意攫取弱势群体的财产，便成为巨大的诱惑。如前所述，统治者仍有可能在实践中遵守日常法治，但在理论上却有任意侵犯产权的权力。

对我们深入研究的两个中东政权来说，即埃及的马穆鲁克和土耳其的奥斯曼，第一意义中的法治作为预设条件而存在。也就是说，它们有关于财产和遗产的完善规则，允许长期的投资和可预知的商业交易。第二意义中的法治也同样存在，马穆鲁克和奥斯曼苏丹都承认，他们的权力受上帝创建的既存法律的限制。但在实践中，他们在解释法律以袒护自己私利时，仍享有相当大的余地，尤其在财政严峻时期。对税收的迫切需求，促使他们违反长期的法律规范。

但这两个案例都没有完全的现代产权，现代产权的付之阙如是否限制了穆斯林世界的经济发展，这不很清楚。[15]奥斯曼帝国拥有大量土地，分配给提供军事服务的骑士。替骑士耕种土地的农民，可把自己的使用权传给孩子。手艺人和商人等其他百姓享有私人产权，如果幸运和技术精湛，可积累大笔财富。所有传统的中东统治者，非常清楚苛捐杂税的危险，尽可能以“正义”名义予以回避。此外，他们像其他君主一样，把自己视作保护人，使平民免受贵族精英本能上的掠夺。甚至苏丹也不可越过法律。如果苏丹的骑士遵命来执行处罚，他们仍需要把被控者带到卡迪那里，以取得法律的裁决。如个人去世而未留遗嘱，财产在国家能够拿走之前必须由理论上的遗嘱执行者保管。非穆斯林的外国人过世后，其财产同样由法学家记录下来，直到继承人出现。[16]

法律如何限制传统穆斯林政府的权力，可在慈善性质的瓦克夫的作用中找到明显证据。如我们所知，掌权的奴隶军精英最初不可拥有后裔，也不可积累财产。马穆鲁克和土耳其禁卫军，首先避开规则以组织家庭，然后再设立慈善基金，安置自己孩子或亲信来运转这些基金，其收入将保证后代的生计。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统治者，让这些瓦克夫完整无缺地持续数代，但有对改动遗产的严格限制，从而束缚了它们的经济效率。[17]

如果瓦克夫限定了国家攫取私人财产的能力，它的频繁使用意味着，其他不受宗教保护的财产往往面临随意的征税。尽管不是每个国家都堪称匪寇，但如有紧急情形，所有国家都可能成为掠夺者。15世纪的切尔克斯系马穆鲁克政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陷入愈益可怕的财政困局，导致苏丹寻求火烧眉毛的计策以增加收入。他们任意提高税率，截获各种财富，导致富人寻找越来越具创意的方法来隐藏财产，不愿做任何投资。同样，奥斯曼在16世纪后半叶面临财政危机，导致税率增长，并威胁到传统产权。禁卫军职业的制度化老规矩，不得成家的禁令，都被一一放松。国家的封地不再留作军事服务的报酬，而被腐败当权人售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像基督教统治者时时觊觎修道院的财富和其他教会财产，马穆鲁克甚至也突袭瓦克夫来筹措资金。

教皇的师团

据说，斯大林曾鄙视地问：“教皇手下有多少师团？”如我所说，既然法治植根于宗教，我们可向法官和律师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他们在法治国家中部署了多少师团？他们凭什么来迫使统治者服从他们所解释的法律？

答案当然是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分权只是隐喻性的。行政官拥有强制权力，可召集军队和警察来执行他（她）的意志。司法部门的权力，或身为法律监护人的宗教权威，体现在可向统治者提供合法性，以及作为社会共识保护人而获得广泛支持。格里高利七世可迫使亨利四世来卡诺莎，但实际上无法罢免这个皇帝。对此，他必须依赖军事同盟，比如嫉妒亨利四世的日耳曼君主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国王。教皇能否吸引世俗的同盟，则要依赖其事业的合法性，以及他们为自己短期利益所打的小算盘。叙任权斗争的结果是个复杂的混合体，既有物质因素，也有道德因素。最终，拥有军队和经济资源的世俗统治者，被迫与具有部分经济资源但全无强制权力的精神领袖达成妥协。教皇的权威确实存在，并不依赖他的师团。

穆斯林乌里玛的权威在于可向苏丹授予合法性，就像教皇的权威。遇上继承权的斗争，这种权威就变得非常重要。在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教和突厥部落习俗，都反对建立王朝继承的明确规则，比如长子继承权。苏丹可指定继承人，但实际的继承过程经常变成一场苏丹儿子的自由参赛，或在马穆鲁克的情况中，变成一场主要派系领袖的自由参赛。在这种情境下，乌里玛给予或保留其支持的权力就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权力斗争中的干预变得太公开，像切尔克斯系马穆鲁克时期的哈里发事件，他们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我们不应夸大法治在前现代穆斯林社会中的作用。在保护产权和商业上，法律的运作尚属“足够好”，但提供不了像宪法保障的东西，以对抗存心违法乱纪的统治者。大穆夫提和卡迪都是国家选择和雇用的，明显减弱了他们的自治性，全然不同于12世纪之后天主教会聘请的独立法官。奥斯曼国家从头到尾都是政教合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穆斯林学者的控制程度日益增加。

印度和伊斯兰教的法治无法幸免于西方的叩门

在变成殖民地或接受西方重大影响之前，印度和中东的法治互相之间有很多类似之处。它们都有传统的书面法律，仰承宗教权威的保护，还有数世纪宗教法官（印度的班智达和穆斯林的卡迪）所积累的判例，作为先例而被继承下来。它们的宗教法律都是正义的最终来源。至少在理论上，政治统治者获得授权或代理权来执政。

印度和中东在这一方面，与基督教欧洲的距离，远远近于这三个地区与中国的距离。它们不同于欧洲的地方，在于其宗教机构都没有脱离政治秩序。婆罗门教中从来没有教皇，穆斯林的哈里发在倭马亚王朝之后，基本上成为伊斯兰地域中执政统治者的俘虏。这两种宗教机构不能独立于政府，也就无法发展成为自主控制用人和晋升的现代等级制官僚机构。没有自治，宗教法律的机构难以对国家发挥强大制衡。宗教机构与国家相互渗透，国家本身也不能发展成单独的世俗机构。

不管是印度还是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法治都没能在现代化之后继续幸存，对后者来说尤属悲剧。在1772年的印度，以瓦伦·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为首的东印度公司管辖区，决定将印度的法论用于印度教徒，将伊斯兰教法用于穆斯林，将英国版本的“正义、公平、良心”的法律用于其他案例。[18]在应用“印度教法”时，英国人误解了法律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他们相信，法论（Dharmasastra）相当于欧洲的教会法，也就是，与世俗法律相对的、纂成法典并统一适用于所有印度教徒的宗教法。如我们所知，欧洲的教会法规发展至今，经历了漫长演变，但印度法律从没有过类似的进化。它与其说是基于文本的法律，倒不如说是一套鲜活衍变的规则，接受班智达的审视，依据语境而用于印度不同区域。[19]此外，英国统治者还因阅读梵语的能力有限而跌跌撞撞。英国人起初把班智达当作法论专家使用，随着更多梵语文本译成英语，遂改持不信任和回避的态度。班智达的使用到1864年完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英国法官，全靠自己来设法解读传统的印度教法。（用于印度穆斯林的伊斯兰教法也遇上同样的中断。）[20]此时，作为活的传统的印度教法全然崩溃，到了印度共和国方才复兴，但传统的连续性已被腰斩。

穆斯林的法治传统发生更为彻底的中断。奥斯曼政府像英国人对待印度法律那样改革伊斯兰教法。它从1869年到1876年编纂了马雅拉法典（Mecelle，又译麦吉拉）。其目标是整顿伊斯兰教法，将之汇集成统一连贯的法典，以期达到1140年格拉提安整理基督教法规的效果（编按：参见本书第18章）。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削弱了乌里玛的传统社会作用。因为与灵活不定的体系相比，在严密编纂的体系中，法官作用完全不同，其重要性下跌。1877年的奥斯曼宪法将伊斯兰教法降为各种法律之一，剥夺了它赋予政权合法性的作用。接受西方法律训练的法官，逐渐取代传统学者阶层。凯末尔（Kemal Ataturk）和土耳其共和国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废除伊斯兰王朝，以世俗民族主义取代土耳其国家的伊斯兰基础。[21]阿拉伯人从不接受马雅拉法典的完全合法性，随着奥斯曼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等运动的展开，认同感的分裂日益增强。独立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陷于尴尬境地，一边是已简化的传统伊斯兰教法，另一边是殖民者带来的西方法律。

从殖民地走到独立之后，印度和阿拉伯的途径分道扬镳。印度共和国建立了宪法秩序，行政权力接受法律和立法选举的限制。独立后的印度法律一直都其貌不扬——像是现代和传统法律的拼凑物，以讲究程序和慢条斯理而声名狼藉。但它至少是一套法律，除了20世纪70年代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的短暂紧急状态，印度领袖愿意在它的约束下运作。

阿拉伯世界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殖民当局，其安插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的传统君主，很快被世俗的民族主义军官所取代。后者继而组织强大的中央政府，不受立法机关和法庭的限制。在这些政权当中，乌里玛的传统作用均遭废除，换成来自行政机构的“现代化”法律。唯一例外是沙特阿拉伯，它从没沦为殖民地，维持新原教旨主义（neofundamentalist）的政权，其行政权力受到瓦哈比派（Wahhabi）宗教机构的制衡。很多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阿拉伯政权，蜕化成压制性的独裁，无法为国民提供经济增长或人身自由。

法律学者挪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认为，21世纪早期的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重新兴起，人们纷纷要求返回伊斯兰教法，既不满意当代威权政府的无法无天，又在怀念行政权力曾经尊崇法律的旧时代。他声称，回到伊斯兰教法的呼吁，与其说是反拨时钟，倒退回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倒不如说是在祈求政治权力遵守规则的平衡社会。反复诉求“正义”，甚至融入很多伊斯兰政党的名字。这不是在追求社会平等，而是在追求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现代的强大国家，如果没有法治或负责制的制衡，能够成功实施完完全全的暴政。[22]

现代伊斯兰主义者能否建成接受法治制衡的民主政权？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1979年革命后，伊朗伊斯兰教共和国的经验差强人意。自从19世纪以来，什叶派的伊朗一直拥有组织良好的神职等级制度，胜过逊尼派世界中任何其他组织。它在霍梅尼（Khomeini）阿亚图拉的领导下，夺取伊朗政权，建起真正的神权国家，政府部门都受神职人员的控制。该国发展成为神职的独裁政府，监禁和杀害政治对手，为达目的甘愿徇私枉法。

在理论上，伊朗共和国1979年宪法可以是温和、民主、守法国家的基础。它允许立法机关和总统的选举，但要接受限制。限制来自一名非民选的最高领袖，以及代表上帝的高级神职人员所组成的监督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此类安排不一定是“中世纪”或前现代的。马克斯·韦伯认为是现代理性国家典型的德意志帝国（Wilhelmine Germany），其宪法规定要有民选的立法机关，但受非民选的恺撒的制衡。如果伊朗的最高领袖或监督委员会，把自己当作高级的传统乌里玛，享有类似最高法院的权威，不时宣布民选伊斯兰会议（Majlis）的立法不符伊斯兰教法，那么将之称作新式的伊斯兰教的法治，这还有一点道理。然而，1979年宪法赋予最高领袖的，不仅是司法权，更是实质性的行政权。他控制伊斯兰教革命卫队军团和民兵（Basij），主动干涉让选举候选人丧失资格，操纵选举以制造有利结局。[23]像俾斯麦（Bismarck）宪法，或模拟它的日本明治宪法，伊朗宪法特地保留部分行政权力，不是给皇帝，而是给神职等级制度。与在日本和德国发生的情形一样，这种行政权力使人堕落，军队因此而加强对知识阶层的控制，恰恰与宪法所规定的相反。

国家建设旨在集权，法治却在一旁掣肘。 因此，法治发展将遭遇政治竞争，并受制于特殊参与者的政治利益，如早期英王、雄心勃勃的教皇、要求回到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反对派。欧洲法治的基础始建于12世纪，其最终巩固还得有赖数世纪的政治斗争。后来，法治的故事开始与负责制政府兴起的故事水乳交融，因为负责制政府的倡导者不但要求民主选举，还要求行政部门遵守法律。我将在第27章再次讨论这个故事。

西欧的法治为何较强

过渡到现代化之前，法治便存在于中世纪的欧洲、中东、印度。这些社会的统治者承认，必须在并非由自己创造的法律下过活。然而，限制他们行为的实际程度，不仅取决于理论上的认可，还要依赖立法和执法的建制化状况。要想让法律对统治者构成更为有效的约束，需要某些特定的条件：它被编纂成权威的文本；法律的内容不由政治当局而由法律专家来确定；最后，法律被有别于政治等级的建制性秩序所保护，拥有自己的资源和任免权。

与中东或印度相比，西欧的法治获得更大程度的建制化。这与其说是宗教思想的缘故，倒不如说是欧洲发展中历史性的偶然情势所致，因为东正教就从未有过类似的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权力的极端分裂，给了教会极大的机遇。这导致了颇不寻常的情形：法治得以在欧洲社会中生根发芽，不但早于民主和负责制政府的出现，而且早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这在建制化法律的方方面面都是昭然若揭的。

编纂

印度的“吠陀本集”口传心授，到后期方才写成文字。明显不同的是一神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很早就开始以权威的经典为基础。他们都被称作“圣书上的民族”。但只有在西欧，混乱的文本、法令、解释和评论被梳理成逻辑统一的整体。在穆斯林、印度和东正教的传统中，找不到《查士丁尼法典》和格拉提安的《教会法规》的等同物。

法律专业化

在这一方面，基督教与其他传统基本上大同小异，大家都培养了解释和执行法律的专家。只是法律教育在先进大学系统中获得的开发和正规化，西欧要胜过其他地方。

机构自治

按照亨廷顿的分类，自治是机构发展的典型特征。在这一方面，跟其他地方相比，西方法律获得更多进展。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类似格里高利改革和叙任权斗争的经历。其时，整个基督教会机构都投入与世俗统治者的持久政治冲突，造成势均力敌的僵局。最后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确保教会作为一个机构的自治地位，并大大鼓励它发展自己的官僚机构和正式规则。

所以在前现代，与中东、印度和东正教相比，西欧的法治对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实施了更为强大的制衡。就后来自由制度的发展而言，这个意义重大。

欧洲的法治得以存活下来，尽管它的合法性基础在向现代化的过渡中发生了变化。这是内部有机发展的结果，宗教改革破坏了教会权威，启蒙运动的世俗思想又腐蚀了当时的宗教信念。基于国王、民族或人民的新主权思想，开始取代上帝的主权，而变成法律合法性的基础。许多评论家指出，西方法治比现代民主足足早了数个世纪，所以18世纪的普鲁士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Rechtsstaat），在人民主权原则获得承认之前，已在制衡行政权力。到19世纪的晚期，民主思想获得合法性，法律越来越被视为民主社会的正面措施。此时，法治所造成的习惯已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文明生活与法律共存的观念、强大自治的法律机构的存在、资本主义繁荣经济的需求，合在一起加强了法治，尽管其合法性的基础已有变更。

我反复强调，一个没有法治的伟大世界文明是中国。中国皇帝当然有能力实施暴政，如秦始皇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基础创建大一统国家。然而，中国历代皇朝并不以严酷统治著称。在有关产权、征税及为重塑传统社会风俗而行干预的程度上，中国国家遵守明确的限制。如果这些限制不是来自法律，那源头到底是什么？作为成熟的农业社会，中国如何治理？这是下面两章的主题。

[1] John W. Head，《法典、文化、混乱和冠军：中国、欧洲和北美法律编订的共同特征》（Codes, Cultures, Chaos, and Champions: Common Features of Legal Codification Experiences in Chin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载《杜克大学国际比较法律杂志》（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第13卷，第1期（2003年）：1—38页。另请参阅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169—181页。

[2]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J. Duncan M. Derrett，《印度的宗教、法律与国家》（Religion, Law, and the State in India）（伦敦：Faber出版社，1968年），第3章，第4章。

[3] 参见Richard W. Lariviere，《司法与班智达：古印度法论当代读本所闹的笑话》（Justices and Panditas: Some Ironies in Contemporary Readings of the Hindu Legal Past），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48卷，第4期（1989年）：757—769页。

[4] J. Duncan M. Derrett，《印度法律史》（History of Indian Law[Dharmasastra]）（莱顿：E. J. Brill出版社，1973年）。

[5] Richard W. Lariviere，《司法与班智达》，763—764页。

[6] Alfred C. Stepan和Graeme B. Robertson提到，自由民主制的真正缺席与其说在穆斯林世界，倒不如说在阿拉伯世界。参见Alfred C. Stepan和Graeme B. Robertson，《阿拉伯的民主空白超过穆斯林》（An“Arab” More Than a“Muslim” Democracy Gap），载《民主杂志》第14卷，第3期（2003年）：30—44页。

[7]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165—166页。

[8]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168页。

[9] 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37—38页。

[10] 哈里发如果牵涉政治太深，其权力的受限便变得愈益明显。伯海里系马穆鲁克苏丹国，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从巴格达调到开罗。后者因此在赋予马穆鲁克合法性一事上，只得扮演次要的角色。到苏丹国的末期，穆泰瓦基勒三世（al-Mutawakkil Ⅲ）卷入反对切尔克斯人的密谋，为此而被罢黜，过后又获复位。他的儿子穆斯泰因（al-Mustain）当上哈里发，先受埃米尔的利用，后被罢黜。另一继任者嘎伊姆（al-Qaim），也因参与尝试的政变而遭罢黜。Jean-Claude Garcin，《切尔克斯系马穆鲁克政权》，载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

[11]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70页。

[12] Wael B. Hallaq，《伊斯兰教法律的起源和演化》（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slamic Law）（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75—80页。马克斯·韦伯确定，卡迪坐在市场上，提供完全主观的裁决，无须参考正式的规则或规范。在韦伯的法律分类体系中，它是实质非理性的原型。但在实际上，法学家仍以判例和先例为基础，其方式无异于欧洲法官。欧洲的教法和世俗法，在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改革之后，经历了综合化和系统化。但穆斯林法律没有经受同样历程，它的不严密明显助长了个别法官的滥用权柄。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75页；Max Rheinstein为《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一书写的《导言》（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xlviii页。

[13] 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36—37页。

[14] 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50—52页。时至今日，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仍严格控制穆斯林宗教机构。

[15] “有效约束（Binding constraint）”引自Dani Rodrik Ricardo Hausmann和Andres Ve lasco，《增长的诊断》（Growth Diagnostics），载Narcís Serra和Joseph E. Stiglitz编，《华盛顿共识再思考》（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穆斯林世界，除了不牢靠的产权，还有许多阻止经济持续增长的其他约束。最重要的也许是知识阶层不愿投入有关社会制度的公开讨论，尤其是在17世纪末与萨法维王朝（Safavids）发生冲突之后，西方国家仍在继续超前。关于伊斯兰教与经济落后的关联，参见Timur Kuran，《伊斯兰教与钱魔：伊斯兰教的经济困境》（Islam and Mammon: The Economic Predicaments of Islamis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年），128—147页。

[16] 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75页。

[17] Timur Kuran，《伊斯兰教法律有关公益的条款：伊斯兰慈善事业瓦克夫的起源、影响与局限》（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Under Islamic Law: Origins, Impact and Limitations of the Waqf System），载《法律与社会》第35卷（2001年）：841—987页。

[18] J. Duncan M. Derrett，《印度法律史》，2—3页。

[19] John W. Head，《法典、文化、混乱与冠军：中国、欧洲与北美法律编订的共同特征》，758—760页。

[20] Muhammad Qasim Zaman，《当代伊斯兰教中的乌里玛：变化的监护人》（The Ulama in Contemporary Islam: Custodians of Chang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21—31页。

[21] 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62—68页。

[22] 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111—117页。

[23] Shaul Bakhash，《阿亚图拉的统治：伊朗与伊斯兰革命》（Reign of the Ayatollahs: 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4年）。

第20章
东方专制主义

唐朝之后，现代国家重获巩固；女皇帝武则天的篡位和从中透露出的中国政治制度；天命和政治合法性在王朝中国的确立

在王朝中国，没有皇帝承认法律权威的至高无上，法律只是皇帝自己颁布的制定法。换言之，没有对皇帝权力的司法制衡，遂给暴政留下充分余地。

对中国政治制度而言，这至少提出四个基本问题。第一，缺乏法治给政治带来的影响。西方有悠久的传统，把中国列作“东方专制主义”。这种想法是出于无知、傲慢和欧洲中心主义吗？或者，中国皇帝的确比西欧的君主掌握更大权力？

第二，中国制度中的合法性来自何方？中国历史充满无数起义、篡位、内战和改朝换代的尝试。然而，中国人始终返回平衡，让他们的君主掌控巨大权力，这样做的原因何在？

第三，尽管存在着周期性的皇权专制，中国统治者为何没有尽量行使理论上所享有的权力？虽然没有法律，他们的权力仍有实实在在的制衡；中国历史上有很长时期，皇帝主持稳定和守序的政体，没有肆意侵犯百姓的日常权益。还有很多时期，皇帝确实很弱，无法在刁蛮社会中强制执行规则。在传统中国，究竟什么在设置国家权力的真正极限？

最后，就仁政的性质而言，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何种教训？中国人发明了现代国家，但阻止不了国家的重新家族化。中国王朝历史的后续世纪就是一段持久的斗争史，防止这些制度的衰退，抵制权贵为自己和家庭谋求特权的权力家族化。什么力量促进政治衰败，以及它的逆转？

我将尝试在本章解答头两个问题，以下一章解答后两个。但首先得概述一下从唐朝到明朝的中国历史。

唐宋过渡之后的中国现代化

我最后一次讨论中国是在第9章。从3世纪到6世纪，中国经历了三百年的政治衰败。我们追踪它的发展，直到隋唐的重新统一。我提到，秦汉时期就已到位的现代国家制度，遭受严重的崩溃，政府重又家族化。汉朝之后的继承国，多半由贵族家庭掌控，他们将亲戚安插在主要职位，竞相攫取更多权力。重新统一中国的隋唐两朝的创始人，杨坚和李渊，都出自这个阶层。前者来自北周重要的贵族家庭，后者来自中国西北部的李氏望族，曾被封为唐国公。[1]像大部分继承国，隋朝和唐朝早期都操纵在贵族手中，他们官居要职，统帅军队，掌控地方政权。这个精英由北方军事贵族组成，其成员与鲜卑等野蛮血统进行广泛的通婚。605年重新建立的科举制度，只是敷衍了事，在招纳非精英进入仕途上乏善可陈。[2]

唐朝持续近三百年，但在后期非常不稳定（请看表2的朝代排列）。从7世纪中期“邪恶”皇后武则天崛起开始，贵族精英杀死很多自己的同伴。到8世纪中期，帝国东北边境上的粟特—突厥（Soghdian-Turkish）将军安禄山发动叛乱，唐朝皇帝和太子不得不在深更半夜朝不同方向逃出首都长安。叛乱在八年后终告平息，但帝国中心区域的内战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损失和经济衰退。帝国再也没有获得全盘恢复，权力流失到愈益自治的边境节度使。中国政治制度始终保持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但从此时开始像罗马帝国，强悍的将军将辖下的藩镇当作权力基础，追求自己的政治前程。唐朝最终在1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崩溃于叛乱和内战，北方出现军人掌权的五个短命朝代，南方则看到十个王国你方唱罢我登场。

表2. 后期中国朝代

尽管有将近五十年的中断，中央国家的合法性在唐朝末年仍然获得广泛的认同，以致将领之一的赵匡胤在960年重新统一中国，以太祖皇帝的名号开创宋朝。在很多方面，宋朝在文化思想上是最多产丰饶的朝代。佛教和道教在隋唐两朝广受中国百姓和精英的欢迎，而儒家在北宋期间得到巨大的复兴，夺回不少信徒。宋明理学是一次强大的思想运动，波及邻国的朝鲜和日本，大大影响了整个东亚的思想文化生活。[3]

同时，中国开始承受一系列来自北方部落的入侵，他们得以占领大片领土，最终竟是整个国家。[4]边患始于契丹，它是蒙古边界的一个突厥—蒙古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庞大的辽国，夺得汉族聚居的燕云十六州。党项人在辽国西边创建了西夏，包括前几朝已受中国控制的边界地区。下一个出现的是来自东北的女真部落（满族的老祖宗），它击溃辽国，并把契丹赶到中亚。（他们向西逃得很远，竟然碰上俄罗斯人。自此，后者把所有中国人都叫作契丹斯基Kitaiskiy。）1127年，女真人洗劫宋朝首都开封，囚禁刚退位的皇帝和其儿子，迫使宋朝播迁南方，开创南宋朝代。女真人的金国在最旺盛时控制大约中国的三分之一，直到1234年败于另一入侵的游牧民族蒙古人。[5]占领中国北部之后，忽必烈可汗率领的蒙古军向西南发起进攻，一举占领整个中国。1279年，蒙古军追逐南宋朝廷到广东沿海小岛的崖山。在蒙古军的团团包围下，数千朝臣自悬崖跳入海中自尽[6]，忽必烈可汗成为新创元朝的第一任皇帝。元朝统治者最终在1368年的民族起义中遭到驱逐，为本土的明朝所取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持久战争激发了愈演愈烈的建国举措，宋朝时的外敌入侵，却没对中国政治秩序发挥类似的作用。尽管有北宋兴起的理学派的辉煌成就，这仍是一段相当令人沮丧的时期，中国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阻止了政权对迫在眉睫的边患作出充分准备。军事压力来自社会发展程度远远低于中国的游牧民族，反而成为骄傲自满的理由。在当时的人类历史节点上，国家层次的社会与组成灵活骑兵的部落民族对峙，并不一定因先进的政治发展而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如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中国、中东和欧洲，因为邻接中亚辽阔的大草原，而遭遇周而复始的衰落—野蛮人征服—文明复苏。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一旦征服中国领土后，最终都采用中国制度，走后也没留下重要的政治遗产。只有欧洲先进“野蛮人”前来征服，方才刺激中国政治制度酝酿更为根本的改革。

从隋朝开国的581年到12世纪的宋朝晚期，中国最普遍的政治发展之一是家族政府的逆转，中央集权得以复原到西汉的古典官僚制。到结束时，中国政府已不再受贵族家庭小圈子的控制，治理国家的是从社会广泛阶层招纳来的士绅精英。官僚作为儒家价值的监护人，其道德节操获得修复，并为14世纪明朝的可观政府打下基础。中国人口在这段时期急剧增加，到1000年已有五千九百万，到1300年更高达一亿。[7]中国开发南方的大片边境地区后，其领土也扩充到几近今日的版图。在这巨大的疆域上，随着运河和道路的建造，商业和通信获得实质性的增长。尽管疆域辽阔，中国还是发明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设定规则，征收税赋。统治如此广阔领土的欧洲国家，还要再等五百年。

中国建立（或重建）较为现代的政治制度，不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与西方接触之后，而是在唐宋之间的过渡期，这一见解首先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新闻记者兼学者的内藤虎次郎（Naito Torajiro），即内藤湖南。[8]内藤认为，贵族统治在公元750年之后的动乱时期遭到席卷。其时，唐朝经历一系列叛乱和战争，非贵族背景的军事强人乘机掌权。宋朝在960年当政，皇帝不再受贵族家庭的威胁，形成更为纯粹的中央专制主义。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更为公开的途径，平民对贵族地主的农奴般的义务终告结束，其地位得到改善。共同的生活模式在全国建成，较少依赖世袭特权，白话文和平易近人的通俗文学和历史话本，逐一取代唐朝高度正规的文体。内藤从中找到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显著平行，其时的欧洲，在强大专制国家的庇护之下，终止封建特权，引进公民平等。[9]虽然内藤的假设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他将西方分期法套用在东亚历史上的努力），但他的主要结论中，已有很多获得了晚近学者的认可。[10]

我们现可以返回本章开头的中国政治秩序的四个问题，首先是专制问题，中国的专制是否比其他文明中的更为严峻？

“毒侔蛇虺”的女皇武则天

被后世中国史家称为“毒侔蛇虺”的武曌（624—705），其故事值得在此重提，其意义不只是它可以告诉我们中国政治的性质。女皇武则天是以自己名义统治中国、并建立自己朝代的唯一女子。她的起伏是一部有关阴谋、残忍、恐怖、性、神秘、女人掌权的编年史。她是极具天赋的政治家，单凭自己的意志和狡猾而获得权力。儒家意识形态以歧视女子著称，在这样背景之下，她的成就显得格外刺目。[11]

我以前讨论法治时曾提到，它最初往往只适用于精英，而不是广大的民众，普通大众被认为不算完整意义上的人，不值得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在法治不存在的地方，精英成员通常比普通人面临更多危险，因为在上层赌注更大、权力斗争更激烈。这就是武则天治下的情形，她向中国的古老贵族家庭撒出恐怖的天罗地网。

有些历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在武则天的兴起中看到重大的社会启示。有的认为，她代表了上升的资产阶级；有的说，她是人民大众的斗士；还有的认为，她发挥了重要作用，把隋和唐初的家族精英赶走，代之以非贵族官员。尚不清楚，这些理论中哪一条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她自己拥有无懈可击的贵族血统，与隋朝皇族杨家有渊源。她并没有提携能干的平民，事实上她取消科举考试数年，为的是在官僚机构安插自己的宠臣。她对唐宋过渡的贡献，表现在她清洗实际上和受怀疑的贵族对手，大大削弱他们的人数，使整个贵族阶层变得孱弱，从而为安禄山的叛乱铺平道路。安史之乱标志唐朝走向末路的开始，促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

像中国宫廷的很多其他女人，武曌发迹于当上唐朝第二个皇帝太宗的低级嫔妃。她父亲是唐朝第一个皇帝高祖的拥护者，后来升任高职。如上所述，她母亲是隋朝皇室的后裔。据谣传，她与太宗的儿子高宗甚至在太宗去世之前就已有染。太宗死后，她削发为尼，搬到佛教寺庵。但新皇帝高宗的王皇后，想转移丈夫对淑妃的宠爱，故意将她带进宫，以观鹬蚌之争。

这证明是个致命的大错。高宗皇帝为武曌神魂颠倒，在他漫长的当政时期，证明自己是软弱的，很易受武曌的迷惑。武曌与皇帝生得一女，在无儿女的王皇后来访之后，设法让女儿窒息而死。王皇后被控杀死武曌的女儿，与淑妃一起被废成庶人，家人都被放逐到遥远的南方。随之，武曌获得晋升，到655年当上皇后，遂下令将王皇后和淑妃截去手足，投入酒瓮。曾支持王皇后、反对武曌为皇后的宫廷官员，包括曾忠实服务于前代皇帝的，或被放逐，或被处死。

很多中国女子躲在当上君王的儿子或丈夫的幕后，却行使实质上的大权，但武皇后决心变成真正的共同皇帝（编按：与高宗一同上朝，临朝听政，合称“二圣”），在公共场合中愈益显示自己的自主权。皇帝为了摆脱她的操纵，曾指责她玩弄巫蛊和妖术。但她当面力争，反而迫使皇帝杀死控告者，并从宫廷中清洗他们的拥护者。她恢复古代仪式，为自己和丈夫加封，震撼宫廷；为了逃避所谋杀的很多对手的鬼魂，她从长安迁都到洛阳。武皇后安排毒死自己身为太子的长子，诬蔑二子阴谋篡夺父位，将他放逐，迫他自杀。她丈夫最终于683年去世，她又把继承者（她的三子）中宗从皇位上拖下，处以幽禁。

不出意外，武皇后的兴起导致了684年的公开叛乱，叛乱来自身受其害的唐朝贵族家庭。武皇后迅速予以镇压，然后设置间谍和告密者的网络，厚赏检举者，从而对整个贵族阶层实施恐怖统治。她任用酷吏广泛从事现在所谓的“法外扑杀”（extrajudicial killings）。等恐怖发作完毕，她又把矛头指向酷吏头目，把他们也给杀了，这一切为她建立新朝铺平道路。690年，她改国号为周，不再以她男性亲戚的名义，而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执政。

武则天提倡爱民政策，减轻赋役，削减靡费的公共开支，扶助老弱病贫。她也推动为女子著书立传，延长对母丧的哀悼，封自己母亲为荣国夫人。她确实发动了一场社会革命，杀死大量在朝做官的唐代贵族和儒家学者。但她提拔的，不是有才能的平民干部，而是自己的宠臣和阿谀奉承之人，为此而特别放松相关考试和教育的标准。她统治的末期充斥着神秘主义、众多男宠（往往与她的宗教激情有关）、公开的贪污受贿，对于这些她并未试图加以遏制。几近八十岁的她，最终在政变阴谋中被迫让位；儿子中宗登基，改回唐朝国号。

武则天的行为在中国统治者中不算典型，后世的儒家卫道士申斥她是尤其恶劣的统治者。但作为暴君，对政权内的精英进行大肆的恐怖统治，她在中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多数的欧洲君主，其行事处世较守规则，但对治下的农民和其他平民，往往更加残酷。

武则天的兴起反而给中国女子掌权带来挫折，因为后来的文人学士将她当作女人干政只会坏事的例证。明朝皇帝在宫门上悬挂一块铁牌，告诫自己和继承者，时刻小心后宫女子的阴谋。后者不得不回到幕后，重新操起遥控儿子或丈夫的故技。[12]

天命

武则天试图攫取皇位，创建自己的新朝代，这引出中国君主一开始如何取得合法性的问题。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主权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在这份契约中，每个人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以保障自己的生命权，否则就会面对“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如果我们以“群体”替代“人”，很明显，很多前现代社会的运作就凭借这种社会契约，包括中国。人类愿意放弃大量自由，将相应程度的酌情权力授予皇帝，让他施政，以保障社会和平。他们宁愿这样，而不愿看到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交战状态。其时，寡头强人一边彼此厮杀，一边尽情剥削自己的臣民。这就是天命的涵义，中国社会将合法性赋予具体的个人和其后裔，让他们享有统治百姓的独裁权力。

中国制度使人困惑的，首先不是天命存在与否，所有君主社会中都有类似的东西。它其实是程序问题：觊觎皇位者如何知悉他（在武则天的案例中就是她）已获得天命？一旦得到，其他觊觎皇位者如有机会为何又不来抢走（要知道皇帝享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

前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其合法性可来自多方面。在狩猎采集和部落的社会，它通常是某种形式的选举的结果，参与的如果不是全体成员，就是主要氏族。或者，部落的长者开会来投票决定谁当领袖。在封建欧洲，某种形式的选举程序一直存活到早期现代。名叫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或议会（Cortes）的机构，聚集起来开会，以批准新朝代的当政。这甚至发生于俄罗斯，1613年将权力转给罗曼诺夫王朝，为取得合法性而召开了缙绅会议（zemskiy sobor，编按：俄语зе́мскийсобо́р）。

王朝合法性的其他主要来源是宗教。在基督教欧洲、中东和印度，有强大的宗教机构，既可将合法性赋予统治者，也可将之收回（如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皇帝的较量）。通常，这些宗教机构在政治当局的掌控之下，别无选择，只好确认。但在权力斗争时期，这些宗教权威又可通过授予合法性的能力，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不同于其他文明，因为天命涉及的既不是选举，也不是宗教赋予的合法性。中国没有类似三级会议的机构，可供社会精英开会，以批准新王朝的创始人；也没有宗教等级制度可提供合法性。中国制度中没有超凡的上帝，天命中的“天”，不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神。此外，后三种宗教各有自己明确的书面规则。更确切地说，天命更像“自然”或“大道”，可被打乱，但必须返回平衡。此外，基督教皇或穆斯林哈里发，将合法性赋予国王或苏丹，但中国不同，它没有宗教机构可代表“天”来授“命”。[13]

改朝换代永远涉及合法性，因为新朝代上台往往通过简单的篡政或暴力。天命概念第一次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的商周更替，周武王很明显从合法持有人那里夺得王位。在随后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多次的改朝换代。不但有主要朝代，像秦、汉、唐、宋、明，还有无数小朝代，像汉朝崩溃后的三国，唐朝之后的五代。此外，有时中国分裂成众多区域，各有自己的朝代。

成为王朝创始人不需要社会先决条件。有的是前朝的贵族和高级官员，如隋唐的创始人。也有的是平民，如汉朝的刘邦和明朝的朱元璋。事实上，明朝开国皇帝一开始只是农家孤儿，幸免于饥荒和瘟疫，在佛寺里充任小沙弥，后来成为红巾军的将领。红巾军是一起宗教运动，聚集农民、强盗和投机者向地方当局的不公正提出挑战。自那以后，他在愈益澎湃的反元运动中统领越来越多的军队。元朝末年的中国沦落到一系列地方军阀手中，朱元璋就是其中之一。像很多其他的王朝创始人，在某种意义上，他证明自己是最能干最严厉的军阀，最终攀上顶峰。

在中国，是否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命是否只是军阀权力斗争的事后核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一点也不奇怪，这个命题已有大批中国文献，如公元1世纪班彪的文章，解释为何有些统治者应得天命，而其他的却不值。但很难从这些文章中，提取一整套原则或程序，既能明确解说天命的授予，又不便在事后套在成功者的头上。[14]个别领袖的统治能否享有“朝代”的称号，往往要等很久才能得到历史学家的确认，从而使当时颇为可疑的政权赢得合法性。历史学家牟复礼（Frederic Mote）指出，默默无闻的北周创始人郭威和十年后创建强大宋朝的赵匡胤，他们都事涉篡位，上台都与背叛和欺骗有关，很难分辨。郭威的北周早早夭折，只因为儿子郭荣在三十八岁意外去世。如果郭荣活得长久，赵匡胤可能只是历史上一名试图搞叛国政变的能干将领。[15]

但皇帝和强悍军阀之间的道德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前者是合法统治者，他的权力得到大家的自愿服从，后者只是暴力的篡位者。哪些领袖有资格获得天命，哪些没有，中国精英自有一套理念，虽然不能付诸明确的程序规则。儒家的正名思想意味着，皇帝必须遵循理想前任的榜样，还必须拥有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成功君主的美德。显而易见，未来皇帝必须是天生领袖，能激励他人追随自己的权威，敢于冒险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最常见的领导能力是指挥军事（武功），所以有很多王朝创始人都是以军事将领起家。但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又比较不重视军事威力。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饱学的士大夫，而非粗野的军阀。觊觎皇位者，如果展示不出对儒家价值的恭敬和自身的教养素质（文治），便招揽不到宫廷内外各式派别的支持。牟复礼把明朝创始人朱元璋和他的竞争对手张士诚对照起来：

张士诚当过走私犯和强盗，在潜在的精英顾问和政治伙伴眼中，成了他的先天不足。很难在他的痞子经历中找到将会有大造化的证据……其早期谋士在他身上开了一个文人玩笑，朱元璋对此津津乐道。那些早期谋士给他和他兄弟换上雅致的大名，选了“士诚”二字，但没告诉他，《孟子》中有一名句，也包含依次出现的这两个字。但只要移动一下句读，该名句便变成：“士诚，小人也”。这一巧妙的蔑视让朱元璋哈哈大笑，直到有一天他怀疑，身边的文人顾问也有可能在用同样的妙计诋毁自己。[16]

中国的社会精英没有投票批准新朝代，但在潜在统治者的权力斗争中，仍发挥重要的幕后影响。天命并不总是授给最残忍最暴虐的军阀，虽然这样的人不时在中国上台执政。

很多像武后那样的觊觎皇位者，安排参与使自己获得君王权威的仪式——选择自己的庙号和朝代开始的年号——但很快垮台。中国制度能在建制化上做得特别讲究。一旦呈现某人拥有天命的社会共识，其合法性通常不会受到挑战，除非出现异常。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远比周遭的部落社会先进。

皇帝收到天命后，其权力实际上是无限的。然而，中国皇帝很少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力。暴政永远可能，但往往不是现实。其何以如此，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中国隋唐，589—906年，第1部分》（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 Sui and T’ang China,589-906, Part I）（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57—58、150—151页。

[2]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中国隋唐，589—906年，第1部分》（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 Sui and T’ang China,589-906, Part I）（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86—87页。

[3] 有关宋朝文化思想的发展，参见刘子健（James T. C. Liu），《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88年）。

[4] 有关概述，参见Anatoly M.Khazanov，《游牧民族与外部世界》（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第2版（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帝制中国（900—1800年）》（Imperial China 900-18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2、17—19章。

[6] 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96年），4页。

[7]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更新第2版，（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2 nd. ed., revised and updated: 960-2030 AD）（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心，2007年），24页。邓刚（Kent Deng）将1006年的人口定在四千三百万，将1330年的人口定在七千七百万。邓刚，《以正式普查资料揭示前现代中国的真正人口统计》。

[8] 内藤虎次郎，《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歷史と地理》第9卷，第5号（1922年）：1—12页。Joshua A. Fogel，《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的案例（1866—1934年）》（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1984年）。感谢关西大学的陶德民教授，为我提供内藤虎次郎的背景资料。

[9] 宫川尚志（Hisayuki Miyakawa），《内藤假设及其对日本汉学影响论纲》（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第14卷，第4期（1955年）：533—552页。

[10] 例如Robert M. Hartwell，《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2卷，第2期（1982年）：365—442页； 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和华琛（James L. Watson，又名屈顺天），《晚期帝制中国的宗族组织（1000—1940年）》（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内藤在中国历史学界是个争议人物，因为他与日本侵略中国有关。参见Joshua A. Fogel，《政治与汉学：内藤湖南的案例（1866—1934年）》，xvii—iii页。

[11] 此处对武则天的叙述，取自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5、6章。

[12]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明朝（1368—1644年）第2部分》（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2）（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18页。

[13] 当然会有预言者、占星家、占卜者。他们仰观星座，俯查自然现象，以寻找吉凶。主要的王位争夺始终涉及吉凶的预兆，例如，隋朝时起谣诼，预言新朝的开国皇帝姓李。预兆又会受到觊觎者的操纵，例如河中找到的白石据说预示武则天的兴起（参见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3卷，302页）。隋唐时期，强大的佛教和道教组织得以创立，但从未扮演过与世界其他宗教组织媲美的角色。

[14] 参见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1卷，726—737页。

[15] 牟复礼，《帝制中国（900—1800年）》，97页。

[16] 牟复礼，《帝制中国（900—1800年）》，562页。

第21章
“坐寇”

所有国家都是掠夺性的吗？能否给明朝的中国贴上如此标签；中国历史后期的独断专行；没有对行政权力的制衡，能否维持清廉政府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提出政治发展的一个简单模式。[1]世界最初落在“流寇”（roving bandit）的手中，像20世纪早期中国的军阀混战，或21世纪初在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军阀割据。这些强盗纯粹是掠夺性的，经常在短时间向居民榨取尽可能多的资源，以便移往他处，寻找其他受害者。到一定时刻，其中一员变得鹤立鸡群，掌控整个社会：“这些暴力企业家当然不会自称为强盗，恰恰相反，他们会给自己和后裔冠上高贵的名号，有时甚至宣称享有神授君权。”换言之，自称合法统治的国王只不过是“坐寇”（stationary bandit），其动机与他所取代的流寇，没有什么差异。坐寇知道，如果不做短期的掠夺，反而向社会提供稳定、秩序和其他公共服务，让它在长远时期变得更加富饶，更能承担税赋，自己也就得到更多的收获。对受统治者而言，与流寇相比，这是一大进步。“流寇定居下来，向百姓提供政府服务，这出自他的理性自私。这理性自私将使他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化的资源，以供自己的享用。他将使用垄断的强制权力，攫取最大化的税赋和其他勒索。”

奥尔森继续指出，坐寇的最大化税率可与微观经济中的垄断价格媲美。如果实际税率超过这个限制，将打消生产动机，从而导致总税收的下跌。奥尔森认为，专制统治者不可避免总是制订最大化税率，而民主政权总是制订比专制政权更低的税率，因为它们必须求助于承担主要税责的“中间选民”（median voter）。

统治者就是坐寇，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值的税赋，除非在政治上受到阻止。奥尔森解说政府如何运作的这一概念，虽然愤世嫉俗，却讨人喜欢。这符合经济学家的努力，他们试图将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行为模型推进政治领域，把政治看作经济的衍生物。这非常吻合美国政治文化的反中央集权的传统，后者对政府和征税始终保持怀疑态度。这还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预言性的漂亮模式，近年来得到了其他社会学家的极大扩展。[2]

但奥尔森理论是不正确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者，经常无法使用奥尔森的最大化税率向臣民征税。要回到一个不完全货币化的社会，凭借残缺不齐的历史税收数据，估算出当年的最大化税率，当然非常困难。但我们知道，前现代统治者经常增税，以满足像战争等的特定需求，待到紧急状态结束时再予以减税。仅在特定时期，统治者才会把社会逼上适得其反的绝境，这通常发生于朝代末期，以救燃眉之急。正常年代，他们向社会的征税一定远远低于最大值。

奥尔森模式的欠缺，最佳例证就是明朝中国。广泛的共识认为，当时的税率远远低于理论上的最大值，甚至低于最基本服务所必需的水平，譬如保障社会生存的国防。在明朝中国发生的，同样也会在其他农业社会发生，如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君主政体。这还可成为其他理论的组件，以解释传统政权为何很少采用最大化税率。[3]

皇帝并没行使理论上的权力，不单表现在征税上。武则天式的专制只是偶见，并不是持续现象。很多中国统治者对治下的百姓，表露出可被称为仁慈或忍让的态度，或儒家所谓的“仁”。中国有悠久的抗税历史，儒家的传统更认为，重赋代表了国家的道德缺陷。《诗经》就有如下的诗歌：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4]

明朝皇帝在权力上受到的约束并不来自法律。如我们在武则天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中国统治者不像欧洲统治者，如要增税，无须征求高等法院或议会的同意。他们不但可以颁发行政命令，任意调整税率，甚至可以随意没收他人财产。早期现代的法国和西班牙“绝对”君主，遇上强大精英时必须小心翼翼（参看第23章和第24章）。相比之下，明朝开国皇帝太祖，一下子就没收了全国最大几个地主的地产。据说，他清算了“无数”富裕家庭，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因为他相信那里有特别顽固的反抗。[5]

对中国权力的真正约束大体有三种。第一，缺乏诱因来设置庞大的行政机关以执行命令，尤其是征收较高的税赋。明初，中国已是大国，其人口在1368年超过六千万，到17世纪末更增至一亿三千八百万。[6]在这样辽阔的领土上征税并不容易。在14世纪，货币流通很少，每个居民要缴的基本农业税都是实物[7]，通常是谷物，也可能是丝、棉花、木材和其他货物。当时没有综合的货币制度，以记录这些税赋，或将之转换成共同的计量单位。很多税赋归当地消耗（纳入预算），其余的运到逐级而升的粮仓，最终抵达首都（先在南京，后在北京）。纳税人承担的运输费用，往往超过所运货物的价值。地方和中央的收入和预算不做分门别类。有学者将之比作老式的电话接线板，电线来自各方，再插入各方，复杂得像一团乱麻。[8]户部人手不足，根本无法控制或理解这个制度。作为土地税基础的土地清查，实施于朝代早期，但并不齐全，之后又没有更新。人口增长、所有权变更、地理变化（洪水淹没或开辟荒地），很快使人口登记册过时。像其他民族，中国人也非常擅长于隐藏资产，并策划掩饰收入的计谋。[9]

皇帝征税和没收的无限权力常常是闲置的。它的使用多在朝代初期，皇帝正在巩固权力，与早先的对手一一算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廷经常需要那些精英的合作，便在早先没收财产的地区实施显著较低的税率。

第二，缺乏行政能力所限制的只是供应方面，而不同的皇帝也有自己不同的税收需求。奥尔森假定，任何统治者都想获得税收最大化。这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普通假设：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共同特征。但这是时代倒错，将现代价值向历史投射，当时社会并不一定同享这种价值。明朝开国的太祖皇帝是一名非常节俭的独裁者，他削减中央政府，避免涉外战争，粮仓实际上常有盈余。他的继承者明成祖朱棣（1360—1424）则截然不同，启动了雄心勃勃的营造运河和宫殿的大工程。明成祖也资助宦官将领郑和（1371—1435）下西洋，其巨型舰队抵达非洲，甚至可能更远。其政府开支是太祖时的两至三倍，额外税赋和徭役都有相应提高，引发了抗税起义和普遍不满。结果，第三任皇帝和后续继承者只好降低税率，向太祖时的水平靠拢，还向受触犯的士绅阶层作出其他政治让步。[10]明朝的大部分时期，土地税定在总产量的5%，远远低于其他农业社会。[11]

中国君主一点也不逊于其他前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却往往展示出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中文名司马贺）所谓的“适可而止”（satisficing）行为，而不是最大化行为。[12]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如战争所引起的急需，他们经常满足于让睡着的狗继续躺着，仅仅征收应付正常需要的税赋。[13]下定决心的皇帝可能追求最大化税收，如明成祖，但所有专制政治领袖都会自动追求最大化的想法，显然不是真实的。

对皇帝权力的第三种限制不在征税和财政，而是权威的转授（delegation）。所有大型机构，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公司，都必须转授权威。这样做时，位居行政等级顶端的“领袖”，便会对机构失去相当程度的控制。转授的权威可以给功能专家，如预算官员或军队后勤，也可以给省、州、市和地方当局。这种权威转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统治者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知识作出国内所有的重要决定。

权威转授的背后是权力转授。代理人以专门知识向委托人行使反制的权威。它可能是管理特殊部门的技术知识，也可能是某地区特别情形的本地知识。因此，像赫伯特·西蒙那样的组织专家认为，大型官僚机构中的权威不是一味从高到低，有时竟往往是反方向的。[14]

像现代的总统和首相，中国皇帝也遇上这类难题，官僚机构要么反应迟钝，要么蓄意违抗。尚书们或者反对皇帝的提议，或者悄悄地阳奉阴违。当然，中国统治者享有现代主管所没有的手段：他可以廷杖各级官员的赤裸屁股，或随便判以监禁和处决。[15]但这种强制方案，并没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潜在的信息问题。官僚经常不执行领袖的意愿，因为他们比较了解帝国的实际情形——并可欺上瞒下。

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其治理必须转授权力，必须依赖地方政府。不过，地方政府会滥用职权，腐化堕落，甚至共谋以反中央。正规的行政机构不足以对付此类问题。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但信息不一定回馈上去。如果他根本不知道滥权的发生，最独裁的皇帝也不会去惩治恣意妄为的官员。

君主权力的局限，曾在“封建制”和“郡县制”孰是孰非的标题下，在前现代中国受到讨论。这里的封建与欧洲封建主义的复杂内涵毫不相干，只表示权力的分散，而郡县制的地方官员都是中央指派的。根据明朝学者顾炎武（1613—1682）：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16]

为了应付反应迟钝的行政机构，中国统治者的典型对策是设置间谍和告密者的平行网络，完全脱离正式政府，只是重叠在其上。这显示宦官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不像普通官僚，宦官可以直访皇帝居所，通常获得比政府官员更大的信任。皇宫因此派他们外出，或刺探情报，或惩罚正式官僚。到明末，皇宫估计有十万宦官。[17]从1420年开始，他们组织成奥威尔式（Orwellian）的秘密警察，全名叫东缉事厂，受东厂掌印宦官的管辖，在朝代晚期演变成“极权恐怖主义的机关”。[18]但皇帝又发现，他也控制不了宦官。尽管有内正司（编按：明代负责惩处违纪太监的专门机构），他们还是自订政策，上演政变，共谋反对皇帝。[19]中国政治制度没有任何政治负责制的机制——没有地方选举或独立媒体，以保证官员的诚信。因此，皇帝不得不将一套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系统，叠放在另一套之上。虽然如此，他仍然无法取得对国家的严密控制。

明朝不愿和不能征收它所需要的税赋，最终导致它的倒塌。明朝统治的头两个世纪，中国基本上没有外患威胁。到16世纪末，安全情形急剧恶化。日本海盗开始突袭富庶的东南海岸，幕府将军丰臣秀吉在1592年侵犯朝鲜。同年，内蒙古发生战争，南方的土著也纷纷起义。最为严峻的是北方的后金，它变得更加强悍，组织得更加严密，已在东北边境频作骚扰。

政府对危机的回应完全无力。面临攀升的开支，它耗尽银子储备，但仍然拒绝向士绅阶层增税，最终坐失良机。虽然军事威胁变得愈益明显，累计欠税在17世纪最初几十年仍持续上升。皇帝甚至几次颁布税赋大赦，在征收欠税上显然认输。戍边军队早先组织成自给自足的军事屯垦区，现再也无法支撑，必须仰赖中央政府长途运来的给养。政府没能组织妥善的押运制度，因此做不到准时支付军饷。朝廷步履蹒跚，勉强维持到1644年。其时，北京政府因李自成的汉族起义军的打击而愈益衰弱，最终毁于获得明军降将帮助的满洲军队。

好政府，坏政府

20世纪之前，明朝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本土政权，其传统政治制度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机构现在看来是非常现代和有效的，但其他方面却落后和失灵得难以置信。

首先是帝国的官僚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的根源可追溯到汉朝，但在隋、唐、宋初，出仕人选仍局限于精英家庭的小圈子。到了明朝，科举制度才成为进入政府的主要途径，赢得了威望和自主，使之成为所有后世科举制度的榜样。

科举制度与更广泛的教育机构相连。全国各地都有儒家学校，接受望子成龙的父母送来的孩子。最好的学生由老师推荐去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深造，将来参加科举考试。（推荐不争气学生的老师要受罚。此法现代大学可以借鉴，用以抵制贬值的分数。）精英家庭仍有可能以“例监”的名义，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去。但这些靠捐纳取得资格的监生（类似于当代哈佛和耶鲁的遗产特选生，即富裕校友的孩子），很少抵达官僚机构的最高层，那里仍然严格要求选贤与能。[20]最高荣誉属于连中三元者，即在三级考试中都获第一名：省的乡试、京城的会试、宫廷的殿试。在明朝历史中，完成此一壮举的仅商辂一人。他在官僚机构中级级高升，到15世纪晚期成为谨身殿大学士。[21]

中国的官僚机构树立了一个模版，几乎所有现代的官僚机构都是它的复制品。它有中央集权的委任和晋升制度，各等官职从顶端的一品到底部的九品（很像美国政府的文官序列表），每一品又分正从两级，所以，官职提升可从正六品到从五品。经科举而入仕的官员，会被派到全国各地担任低层官职，但不得在自己家乡。如果亲戚碰巧分配在同一衙署，年少的通常必须引退。三年之后，官员得到部门主管的评估，再直接上报吏部。不鼓励官僚的水平调动。经受住这个制度淘汰、并被提升到顶端的官员，往往是才华特别出众的。[22]

然而，这些才干优长、组织良好的官员在为一位独裁者服务。他无须遵守任何规则，大笔一挥便可否决仔细谋划出来的政策。他们面对皇帝变化无常的处罚和清洗，只有很少高官得以结束自己的任期，而没有受到羞辱。最坏的决策出自开国的太祖皇帝，他对自己的丞相产生怀疑，不但废除丞相制，而且规定“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这意味着，后代皇帝不能有相当于总理的助手，只好亲自与掌管实际工作的数十部门打交道。这个制度在精力充沛、巨细无遗的明太祖手中，尚能勉强运转；在能力较差的后代统治者手中，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十天内，太祖必须应答1 660本奏章，处理3 391件不同事项。[23]可以想象，继任者对太祖所规定的工作量的愤慨。

很多后代皇帝不胜其任。传统上认为，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最不堪者之一。他自1572年到1620年的漫长统治，正好对应着明朝的式微。[24]在位的后半期，他干脆拒绝与尚书们见面和主持朝廷。数千份奏折留中不发，在宫廷里堆积如山，既不看也不予答复。事实上，他一连数年不出宫殿，其间重要的政府决策都无法制定。他也非常贪心，挪用国家财政来支付私人费用，例如建造壮观的定陵。17世纪早期的军事危机中，国家储备仅剩二十七万两银子，他自己名下却累积两百多万两。不顾户部尚书的屡屡请求，他仍拒绝发放足够的帑银来支付军饷。[25]他的行动直接导致了最终摧毁明朝的满族力量的增长。

“坏皇帝”的问题

我们所讨论的政治发展三大组件中——国家建设、法治、负责制——中国在历史早期就获得了第一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他们设计的行政机构是理性的，按照功能而组织起来，以非人格化标准进行招聘和晋升，这绝对是世界第一。也许因为中国社会如此重视家庭，国家建设者认定，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在政府中杜绝腐败根源的家族或裙带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的战争洪炉中建立如此制度是一回事，要在后续两千年中维持下去是另外一回事。早已获得现代性的官僚机构，在国家崩溃或遭受贵族家庭的瓜分时，又变成衰败和家族制复辟的牺牲品。国家衰退在数世纪内逐渐发生，再要恢复到当初秦汉创建者的设计，也要花费数世纪。到了明朝，古典制度在很多方面获得完善。它更加任人唯才，所控制的社会比汉朝的更为庞大，更为复杂。

在其他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又是落后的。它从没创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机制。国家之外的社会像以前一样，与欧洲或印度相比，组织得更为松散，很难采取政治行动。没有拥有土地的独立贵族，也没有独立城市。四下分散的士绅和农民，只可被动地抵制政府命令，不时爆发激烈的起义，又遭到残酷的镇压。他们从来没有像斯堪的纳维亚农民所做的那样，组织成集团向国家争取权利。随着佛教和道教的流传，独立的宗教团体在隋唐时期蓬勃兴起。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些宗教团体发挥反国家的作用，从红巾军到太平天国。但宗教始终只是小宗派现象，在正统儒家当局的眼中是可疑对象，从没能代表强大的社会共识，也不能以法律监护人的资格来限制国家权力。

中国王朝的重大遗产是高品质的威权政府。世界上几乎所有成功的威权现代化者，包括韩国、新加坡，现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是分享中国共同文化遗产的东亚国家，这不是偶然现象。很难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中东，找到像新加坡的李光耀或韩国的朴正熙那样素质的威权统治者。

但明朝和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经验，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没有法治或负责制的情况下，良好统治能否长久。如遇坚强能干的皇帝，该制度卓有成效，雷厉风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遇变化无常或庸碌无能的君主，他们大权独揽，经常破坏行政制度的效率。武则天清洗官僚机构，安插自己不合格的追随者；明太祖废除丞相制，让继任者束缚于这一困境；明神宗完全不理政事，导致政府瘫痪。中国人视之为“坏皇帝”问题。

中国制度中确有一种负责制。皇帝接受教育，深感对人民的责任。他们中的优秀者，尽量回应人民的需求和抱怨。尽责的统治者还经常以人民名义惩戒手下官员，并依靠宦官网络来刺探谁在做好事，谁在做坏事。但制度中唯一正式的负责制是向上的，即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员必须担忧，宫廷如何看待他们的表现，但绝对不会在意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因为后者无法依赖司法或选举的程序来反对自己。对普通中国人而言，遇上昏官的唯一求援是上诉，希望皇帝有可能获悉。即使是好皇帝，在如此辽阔的帝国中，要想得到他的注意简直是缘木求鱼。

……

然而，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滥权的绝大多数，并不来自暴政的中央政府，而是来自散布四方的各级地方官员。他们狼狈为奸，或偷窃农民的土地，或接受商人的贿赂，或漠视环保和安全的规则，或遵循历来地方官员所从事的。如有灾难发生，例如地震披露的豆腐渣学校工程和管理不善的公司的奶粉污染，中国人的唯一求援就是向中央政府上诉。而中央政府则不一定作答。有时，它会对犯法官员采取严厉措施，但在其他时候，它自己太忙，或心不在焉，或要应付更为紧要的事务。

法治和政治负责制本身很好，但有时会搅乱卓有成效政府的运作，如印度国家由于诉讼和公众抗议，而无法作出基建项目的决策；或美国国会由于说客和利益团体，而不愿面对像社会福利这样的紧迫问题。

但在其他时候，为维护卓有成效的政府，法治和负责制又属必不可少。在适当条件下，强大的威权制度可以建立非常有效的政府。政治制度要能承受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内部领袖的变更。法治和负责制制衡国家权力，从而减少政府表现的参差不齐。它们约束最好的政府，但也防止坏政府的失控。相比之下，中国人从未能解决坏皇帝的问题。

光有制度还不够

传统中国为何发展不出本土的资本主义？这引起了广泛争论，包括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本卷目的不是为了参与争论，只是想解说，遏制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大概不是由于良好制度的缺席。

现被认为与现代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制度，明朝中国已拥有大部。它有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国家，可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卖官鬻爵和其他公开的腐败虽然存在，但不像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参看23章和24章）那么猖獗。[26]暴力处于控制之中，与很多当代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实现了文官政府对军队的高度控制。其弱点当然是法治的缺乏，产权因此而受害于政府的朝令夕改。如我在第17章中所争论的，对经济增长而言，宪政意义上的法治并不是必须的。虽然土地不时被征用，尤其是在朝代初期，但国家得以维持几十年“足够好”的产权，在农村的征税也尤其偏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足够好的产权，以支持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27]

当然，明朝中国奉行经济上不理性的政策，严格控制商人和贸易。它对食盐生产的垄断将价格人为提高，像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导致大量走私和腐败。对发展来说，政策远远没有制度那么重要，朝令可以夕改，而制度的建立则艰难得多。

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是经济学家假设为人类共同特征的利益最大化精神。明朝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沉浸在巨大的满足之中。皇帝觉得没有必要收取力所能及的税赋，其他种类的革新和变更也都不值一试。下西洋总兵正使郑和远航印度洋时，发现了全新的贸易通道和文明社会，但没有激起好奇心，也没有后续的远航。下一个皇帝为了节约而削减海军预算，中国的大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刚刚开始，便告结束。同样，名叫苏颂的宋朝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座机械时钟，由水轮推动庞大多层的齿轮系统，因女真人攻陷首都开封而遭遗弃。时钟的部件散落各地，如何制作，乃至它的曾经存在，经过几代人就湮没无闻了。[28]

阻碍明清中国取得经济增长的因素，今天已不复存在。早期西方评论家认为拖中国后腿的文化缺陷，现也不再是原因。20世纪初，大家都嘲笑儒家理想中的士绅学者，留长指甲，除了当官，拒绝做任何其他工作，成为现代化的障碍。这一独有的士绅理想已在20世纪消失，但重视教育和私人进取的文化遗产仍然生龙活虎，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它体现在全世界无数中国母亲身上，省吃俭用，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敦促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出人头地。导致明成祖的继任者取消远航的自满，已被异乎寻常的强烈意愿所取代，中国领导人渴望学习外国经验，如果合适便加以采用。首创门户开放的政治家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在前一世纪全球经济比赛中表现得如此糟糕，现在又如此杰出。较为信服的解释是它对科学、知识和革新的态度，而不是它的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

[1]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独裁、民主与发展》（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87卷，第9期（1993年）：567—576页。

[2] 例如罗伯特·贝茨，《繁荣与暴力》；罗伯特·贝茨，Avner Greif和Smita Singh，《组织暴力》（Organizing Violence），载《解决冲突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第46卷，第5期（2002年）：599—628页；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3] 曼瑟尔·奥尔森的其他理论，譬如民主社会的税率低于专制社会，也是错的。我们将在第27章中看到，英国议会负责制的出现反而导致税率的大幅增加。

[4] 引自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和布鲁姆（Irene Bloom）编，《中国传统研究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第2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卷，39页。

[5]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10页。黄仁宇（Ray Huang），《明代的财政管理》，载贺凯（Charles O. Hucker）和林懋（Tilemann Grimm）编，《明代的中国政府七论》（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105页。

[6]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更新第2版，24页。

[7]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31页。

[8] 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82页。

[9]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28—129页。

[10]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07—109页。

[11] 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85页。

[12] Herbert Simon，《经济和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Theories of Decision-Making in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Science），载《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49期（1959年）：253—283页；Herbert Simon，《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式》（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59期（1955年）：98—118页。

[13] 中国统治者是“税收最大化者”的见解，只是将基于现代行为的假设，投射到过去，却没有历史事实的基础。最大化的执行需要他们作出更大努力，很可能大大增加相应的成本，体现在政治反对、农民起义、官僚机构的抗议等。在王朝晚期，长江下游富庶地区的富有贵族发起激烈的抗税，导致了惊人水平的欠税。政府不仅没有加以追究，实际上反而宣布税率削减。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107—109页。

[14] Herbert Simon，《行政行为：行政组织中的决策研究》（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纽约：自由出版社，1957年），180—185页。

[15]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中国剑桥历史》第8卷，52—53页。

[16] 杨联陞，《地方管理》（Local Administration），载贺凯和林懋编，《明代的中国政府七论》，4页。

[17]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21页。

[18] 贺凯，《明代的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1卷（1958年）：25页。

[19]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24页。

[20]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32—33页。

[21]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38页。

[22] 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41—53页。

[23] 贺凯，《明代的政府组织》，28页；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04—105页。

[24] 有关万历皇帝统治的详情，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

[25] 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112—116页；牟复礼，《帝制中国900—1800年》，734—735页。

[26] 参见 Koenraad W. Swart的《17世纪的公职出售》（Sale of Offic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海牙：Nijhoff出版社，1949年），其中有关中国的章节。

[27] 从所谓的“自然”（natural）秩序，到“开放准入”（open access）秩序，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提出过渡三台阶：文官控制军队、针对精英的法治、“永久”组织（其他社会学家称之为制度[机构]）。如果我主张的中国享有“足够好”的产权获得赞同，那么中国符合这三个条件，至少不差于后来成为“开放准入”秩序的许多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参见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28] David S. Landes，《计时上的革命：时钟和创造现代世界》（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修订版（马萨诸塞州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2000年），15—16页，引自李约瑟，王玲和Derek de Solla Price，《神圣的时钟：中国中世纪伟大的天文钟》（Heavenly Clockwork: 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s of Medieval China）（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

第四部分

负责制政府

第22章
政治负责制的兴起

何谓政治负责制；欧洲建国的迟到反成自由的来源；辉格史观错在何处；比较各国才能理解政治发展；欧洲五种不同的结果

负责制政府意味着，统治者相信自己应对治下的民众负责，应将民众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负责制可以多种方式获得，如道德教育，这是中国和受儒家影响国家所奉行的。君主接受教育，深感对社会的责任，并从老练通达的幕僚那里，接受经邦纬国的咨询。今天，统治者自称关心民众，但又不受法治或选举在程序上的限制，如此的政治制度，西方人士往往嗤之以鼻。但道德负责制在威权社会中仍有实际意义，约旦哈希姆王国与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复兴党（Ba’athist）政权形成明显的对照。它们都不是民主政体，但后者实施残酷和无孔不入的专政，主要为萨达姆亲朋好友的利益服务。相比之下，除了权力极其有限的议会，约旦国王无须对人民负责，但还在尽量满足约旦社会各团体的需求。

正式的负责制只是程序上的：政府愿意屈服于限制其随心所欲的机制。归根结蒂，这些程序（通常在宪法中得到详细说明）允许社会公民因政府渎职、无能或滥权而将之完全取代。今天，程序上负责制的主要形式是选举，其中最好的是成人普选的多党选举。但程序上的负责制并不局限于选举。在英国，对负责制政府的早期要求是以法律名义，公民相信国王也应服从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通法，基本上是由非民选法官所塑造，再加上非普选议会所制订的。所以，最早形式的政治负责制，其对象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代表社会共识的传统法律，以及寡头的立法机关。我在此使用“负责制”，而不用“民主”，道理就在这里。

久而久之，民主渐渐发生。选举权逐一抵达更为广泛的阶层，包括无产男子、女子、少数种族、少数民族。此外愈来愈明显，法律不再依据宗教，而要求得到民主的批准，即使其执行仍留给专业法官。在英国、美国和西欧，程序上负责制的完全民主化，一直要等到20世纪。

姗姗来迟的欧洲建国

早期现代时期，欧洲国家建设者方才投入等同于中国和土耳其的工程——建造强大的中央国家，在全国领土上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并宣称主权。这些努力开始得很晚，始于15世纪末，成于17世纪末。国家主权的理论来自学者的笔尖，如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和霍布斯。他们主张，真正享有主权的不是上帝，而是国王。

总的来说，欧洲君主在此项工程中遇上更大阻力，与中国或土耳其相比，欧洲社会中其他政治参与者组织得更为严密。国家建设继续进行，但经常遭遇有组织的反抗，迫使统治者寻找同盟以求折中。地主贵族早已根深蒂固，坚守在固若金汤的城堡，拥有独立的收入和军队。中国贵族从未获得如此的独立；如我们所知，奥斯曼帝国从不允许此种贵族阶层诞生。国家建设广泛开展时，西欧涌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元素。商人和早期制造商创造大量财富，不受国家的控制。自治城市愈益成熟，尤其在西欧，还依据自己的规则来组织自己的民兵。

欧洲法律的早期发展在限制国家权力上发挥重要作用。君主经常侵占百姓的产权，但漠视法律依据而随意没收私人财产的却很少。因此，他们并不享受无限的征税权力，为了资助战争还要向银行家借钱。就任意的逮捕或处决而言，欧洲贵族享有更多的人身安全。除了俄罗斯，欧洲君主也避免在自己社会中向精英发动赤裸裸的恐怖和威胁。

欧洲国家建设的迟到，恰恰是欧洲人后来享受的政治自由的来源。早熟形成的国家，如果缺乏法治和负责制，能对百姓实施更为有效的暴政。物质条件和技术的每一项进步，落在不受制衡的国家手中，便意味国家更有能力为自身目的而严格控制社会。

向平等进军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开门见山：过去八百年中，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认可，这一事实是天赐的（providential）。[1]贵族的合法性——有人生来就高贵——不再是理所当然。没有奴隶的改变意识和寻求承认，主子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颠倒过来。这一思想革命有很多来源。所有的人，尽管在自然和社会的层次有明显差异，但在尊严和价值上却是平等的。这个概念是基督教的，但在中世纪教会的眼中，其实现并不在今生今世。宗教改革，加上印刷机的发明，赋予个人阅读圣经和追求信仰的权利，不再需要像教会那样的中介。始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已开始质疑既存权威，现在这种质疑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那时，人们开始重新学习古典文献。现代自然科学——从大量实证数据中提炼普遍规则，通过可控试验来测试因果理论——树立了新式权威，很快在各大学中获得建制化。它所孵化的科学和技术，可供统治者利用，但不受控制。

奴隶日益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而变得理直气壮，这种转变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追求自己的政治权利。换言之，他们要求分享共同决策权。该权利曾存在于部落社会，只因国家兴起而湮灭。这项追求导致了社会团体的大动员，像资产阶级、农民和法国大革命中的城市“群众”，曾经都是治下的消极老百姓。

这项追求寓于普世的字眼之中，对现代负责制政府的兴起至关重要——如托马斯·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告的，它是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纵观人类历史的先前阶段，不同个人和团体为获得承认而斗争，但其寻求的承认是为他们自己、他们的亲戚团体和社会阶层；他们试图自己成为主人，而从不质疑主子和奴隶的关系。对普遍权利的新式理解显示，接踵而至的政治革命，不再以新的狭窄精英团体去替换旧的，而在为全体人口逐渐获得选举权而铺平道路。

思想变化的累积效果是极其巨大的。法国有中世纪机构三级会议，如有国家大事，可召集全国代表来开会作出决定。1614年，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s）摄政王召开的三级会议，对腐败和税赋频发牢骚，怨声载道，但最终还是接受皇家的权威。到1789年，由于启蒙和人权思想的影响，它的再次召开遂激发法国大革命。[2]

如果没有权力和利益的潜在平衡，使参与者认为它是糟糕选择中最好的，单凭思想观念，还不足以建成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强大国家既执行法律，又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制衡，这种奇迹全靠社会上不同的政治参与者彼此之间维持大致的均势。他们当中，谁也不是龙头老大，便不得不达成妥协。我们所理解的现代立宪政体，就是这些不受欢迎、计划之外的妥协的结果。

自共产主义倒塌和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我们目睹了这种动态。第三波始于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在20世纪70年代的民主过渡；到70年代和80年代，再转移至拉丁美洲和东亚；随着1989年后东欧共产主义的倒塌而抵达顶峰。民主政体是最为合法的，甚至是唯一合法的，这种思想已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民主宪法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前共产主义世界获得重订，或首次制订。但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仅占参与民主过渡国家的一部分，因为社会力量的对比，未能迫使不同参与者达成宪政上的妥协。这个或那个参与者——通常是继承了行政权威的——总会比其他参与者更为强大，并以他人为代价扩充自己的势力。

支持现代民主的启蒙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一直抵达俄罗斯。各国接受程度则有显著的差别，取决于不同政治参与者对自身利益所受影响的估量。要了解负责制政府的出现，必须了解欧洲各地既存的政治力量，有些提倡负责制，另一些并不反对专制主义的抬头。

仅了解一个国家等于不懂国家

我谈论欧洲时，好像它是与中国或中东作比的单独社会，但在事实上，它拥有政治发展的多种模式。现代宪政民主的故事经常基于胜利者的观点，即老是依据英国和其殖民衍生品美国的经验。在所谓的“辉格史观”（Whig history）中，自由、繁荣和代议政府的同步成长，被视为人类制度无可阻挡的进步，其始于希腊民主和罗马法律，铭记于大宪章，虽受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威胁，但在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期间，获得了捍卫和昭雪。这些制度通过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再输给世界各国。[3]

辉格史观的问题，不是指它的基本结论是错的。实际上，强调征税在驱动负责制政府出现上的首要作用，大体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像所有仅从单一国家历史出发所作的论证一样，它不能解释议会制度为何出现于英国，而缺席于情形相近的其他欧洲国家。这种史观经常导致评论家断定，已然发生的事必然发生，因为他们不清楚导致特别结果的复杂背景关联。

举例说明，在兰尼米德七年之后的1222年，皇家侍从阶层迫使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Andrew Ⅱ）签署让步的金玺诏书（Golden Bull），被誉为东欧的大宪章。该诏书保护精英免受国王的随心所欲，如果国王违诺，主教和议会要员享有抵制权利。但这诏书从没成为匈牙利自由的基础。这部早期宪法在限制匈牙利国王权力上颇为有效，实际统治权竟而落到了不愿自律的贵族阶层手中。该宪法并没开发新政治制度，以立法机关来制衡行政权力，反而阻碍了强大中央政府的出现，以致国家无法抵抗外来侵略。国王也无法保护国内农民免遭寡头的贪得无厌。到了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匈牙利完全丧失自由，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战利品。

负责制政府兴起的任何解释，既要看成功案例，也要看不成功的。这样才能了解，为何代议制度出现于欧洲某地而专制主义却盛行于其他地方。从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欣策（Otto Hintze）开始，已有人在作出努力。查尔斯·蒂利再接再厉，认为外部军事压力和征税能力是主要的变量。[4]最近的卓越努力来自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他查阅的案例远远超过大多数比较历史研究，并对大部分观察到的差异作出了较为信服的解说。[5]

这种研究还无法成为政治发展的真正理论。说到底，能否创立这样理论都还是未知数。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麻烦在于有太多变量，而没有足够案例。该理论尝试解释的政治结局，不仅是代议政府和专制主义的黑白之分。如下所述，至少有五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在欧洲出现，其起源都需要得到解释。例如，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主义，跟普鲁士和俄罗斯的就相当不同。事实上，普鲁士和俄罗斯彼此之间又有很大差异。有实证显示，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不同结局的变量，其数字是很大的，既有蒂利说的外部军事压力和征税能力，还有内部阶级关系的结构、国际谷物价格、宗教和思想、统治者和民众接受变量的方式。要想从这么多因果关系中，找出可预测性的普遍理论，其前景确实微茫。

我将在后续章节中，尝试描述欧洲政治发展的重要路径，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原因。也许可从一系列案例中概括出哪些因素最重要哪些最不重要，但远远不能成为真正的预测性理论。

欧洲的东周时期

在很多方面，1100年的封建欧洲很像周朝的中国。有名义上的君主或统治朝代，但实际权力落到高度分散的封建领主手中。他们保持军队，维持秩序，主持正义，在经济上基本上自给自足。也像中国一样，有些王室凭借严密的组织能力、冷酷无情以及运气，而变得出类拔萃，并开始在愈益扩展的地域中巩固自己的领土。

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动，导致强大国家的兴起，可与中国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国家建设媲美。变更背景是人口的大幅增长，尤其是在16世纪，再加上人均财富的递升。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如我们以前讲到的，也影响奥斯曼帝国。它在欧洲造成的效果，比在中东也许更为良性。欧洲人口从1500年的六千九百万，增至1600年的八千九百万，增长率几近30%。[6]大量金银来自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经济货币化在迅速流行。贸易增长开始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1470年到19世纪初，西欧商船的规模增长十七倍。[7]

这段时期的一开始，多数欧洲政体只是“领地国家”（domain states）。国王的全部收入来自自己的领地，只占他名义上统治疆土的一小部分。行政人员很少，来自国王家庭。实际权力分散在各级封建属臣手中。他们都是自治的政治实体，保持自己的军队，向自己的百姓征税，在地方上主持正义。如果自己是强大的男爵，就提供服务给国王。如果自己是较低等级的属臣，就提供服务给男爵。他们不是以税赋而是以自己的鲜血来履行义务，或亲自披挂上阵，或率领侍从。事实上，大多数贵族因此而免缴税赋。国王的领地可能散播于辽阔的疆土，分成数块，互不相连。他的王国只是各级属臣领土的拼凑图，甚至忠于敌对国王的属臣也会间杂其中。

到这段时期结束，大部分欧洲政治秩序已转化成国家体系。领地国家转化成缴税属国，君主的收入不仅来自国王自己的领土，而且来自他所能征税的整个疆域。管理这个制度需要更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最开始是秘书处和财政部，以掌控收入的征集和支付。地方领主的自治受到严重限制，现在需要缴税，而不再提供服务。中央政府向农民直接征税，从而破坏了领主与农民的传统关系。欧洲教会的地产都被国家夺走，国家直接控制的领地显著增加。国家司法的领土也从互不相连的拼凑图，变换成相邻的一整片。例如，法国版图就是在那时形成现在熟悉的六边形。通过征服、联姻或外交，各国吸收弱小政治体而得以扩展。各国也开始渗透社会，以宫廷语言来统一和减少各地方言，调整社会习俗，在愈益增大的管辖区内，建立法律和商业的统一标准。

该变化的速度和程度颇不寻常，在很多方面可与东周时期的中国媲美，不同处只在最终幸存国家的众多，而不是大一统帝国。以征税为例，在哈布斯堡帝国内，1521—1556年的征税为430万弗罗林（Florins），1556—1607年便涨到2 330万。英国的平均年度税收，从1485—1490年的5 200英镑涨到1589—1600年的382 000英镑。卡斯提尔王国（Castile）在1515年征税150万枚达克特（ducat）金币，到1598年征税1 300万枚。[8]增加的税收用来支付更大更为专业的公共机构。1515年，法国有七至八千官员为国王服务；到1665年，皇家行政人员升至八万。巴伐利亚政府在1508年有162名官员领取薪俸，到1571年增至866名。[9]

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植根于主持正义的能力，但到16世纪之后，几乎全是为了资助战争。这段时期的战争愈打愈大，几乎持续不断。其中大型的包括：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为争夺控制意大利的持久战；西班牙征服荷兰联合省的努力；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在新大陆争夺殖民地；西班牙试图侵略英国；宗教改革之后日耳曼内的持续对峙（以三十年战争而告终）；瑞典向中欧、东欧和俄罗斯的扩张；奥斯曼、哈布斯堡和俄国之间的战火连绵。

早期现代的国家除了基本治安和正义，没有提供多少服务。它们预算的大部用在军事开支。荷兰共和国预算的90%，花在与西班牙国王的长期战争上。哈布斯堡帝国预算的98%，用来资助与土耳其和17世纪新教政权的战争。17世纪从头到尾，法国的预算上涨五到八倍。从1590年到1670年，英国预算增加了十六倍。[10]法国军队人数从13世纪的一万二千，增至16世纪的五万和17世纪30年代的十五万，再增至路易十四统治晚期的四十万。[11]

法律在欧洲发展中的作用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中国从少量贵族驾驶战车的战争，过渡到向全民征募的步兵战争。在12世纪和13世纪，类似的技术过渡也在欧洲发生，披甲戴盔的骑兵由配备弓矛的大批步兵所取代。跟中国的早期建国者不同，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没在自己领土上征募大量农民。查理五世（Charles V）投入战场的精锐军队，以卡斯提尔部队的步兵方阵（tercio）为核心，再配以来自国内外签有合同的雇佣兵。[12]欧洲的大规模征募仅出现于18世纪，但他们仍然不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征兵制（levee en masse）。相比之下，像秦国一样的东周列国，直接从骑兵的贵族战争过渡到大规模征募，中间没有雇佣兵阶段。[13]

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为何没像中国君主那样，直接征募自己领土上的大量农民？为何不以增税来付军饷，反而要依赖贷款和卖官鬻爵？

主要原因之一是欧洲的法治。我们在第18章中看到，它由宗教法律发展而来，在各领土上广泛流传。欧洲封建主义的整个等级结构，受到承继下来的法律的保护，将主权和权力有效地分配给各式从属政治体。农民受一系列封建法律和义务的束缚，主要是欠自己领主的。国王没有征募农民的法律权利，事实上，他甚至不能征募自己领土上的农民。因为后者的义务定得十分详细，可能没有军事服务。欧洲君主并不觉得自己可攫取精英的财产，因为后者可援引基于封建契约的古代权利。国家可以征税，但必须通过组织起来的各式会议（像法国的三级会议），以证明征税的正当性，方可取得许可。专制君主曾尝试削减这些会议的权力，但其操作仍局限于赋予君主合法性的法律总框架。国王并不觉得自己有权侵犯对手的私人安全，或任意拘留，或随便处死。（但要注意，这些规则很少用于非精英者，像农民和其他平民，他们还要再等到历史的后期。）

早期中国君主所实使的暴政，很少欧洲君主敢于尝试，不管是在封建时期还是早期现代。中国君主从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任意处决当朝的行政官员，迁移整个区域的人口，疯狂清洗贵族对手。出现此类行为的唯一欧洲宫廷是俄罗斯。这种不受节制的暴力要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方才变得流行。当时，源于古老欧洲秩序的所有法律约束，被现代化一扫而空。

欧洲的国家发展必须应付限制国家权力的全套法律，懂得这一点很重要。欧洲君主试图扭曲、违反和回避有关法律，但其选择仍受成熟于中世纪的既存法律的限制。

国家建设的架构

为了投入战争，国家必须以愈益增大的规模动员资源。对资源的需求，导致更高水平的征税，想方设法将更多人口和社会资源纳入征税范围。财政资源的管理，促使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大和机构的愈益合理化，以谋求最高效率。国家要有辽阔领土，以扩大税收基础；要有相邻领土，以达防御目的。政治异见会被敌人利用，因此有必要在整片领土上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

欧洲的某些地区——日耳曼和东欧的一部分，还有像瑞士那样的地理隔离地区——没有面对早期的军事竞争，因此组织现代国家较晚。所有的其他强国——法国、西班牙、英国、荷兰、瑞典、俄罗斯、哈布斯堡帝国、波兰、匈牙利等——从15世纪以来，都面对军事开支和中央集权的需求。[14]

欧洲历史此时的政治发展，体现在集权国家和抵抗团体之间的互动。如果抵抗团体单薄且组织不良，或被国家收买去帮助榨取他人的资源，那里就出现专制政府。如果抵抗团体组织良好，中央政府无法颐指气使，那里就出现较弱的专制政府。如果抵抗团体与国家不相上下，那里就出现负责制政府，他们坚持“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愿意提供实质性的资源，但一定要参与如何使用的决策。

斗争的结果不是国家与整个社会的双边权利争夺战。粗略而言，斗争牵涉四支力量：中央君主政府，高级贵族，更为广泛的士绅阶层（小地主、骑士和其他自由人），包括市民在内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的雏形）。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尚不是重要参与者，因为他们还没动员起来，还没成为代表自己利益的社会集团。

对国家集权的抵抗程度，取决于国家之外的三个群体——高级贵族、士绅、第三等级——能否合作，以对抗皇家权力。它也取决于每个群体所显示的内部凝聚力。最终，它还取决于国家本身的凝聚力和使命感。

在后续章节中，我将显示四个欧洲国家建设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为何迥然不同的原因。这个分类覆盖了最为纷纭的案例，从最为代议的到最为专制的。它们是：

1.软弱的专制：16世纪和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君主政体，代表了新型的专制国家，在某些方面，比荷兰和英国更为集权，更为独裁。另一方面，它们仍不能完全支配社会上的强大精英，更重的税赋落到了最无力抵抗的阶层。它们的中央政府仍是家族的，事实上，其家族制的程度日益增长。

图1. 农业社会的政治权力

2.成功的专制：俄罗斯君主政体收买贵族和士绅，使之变成完全依赖国家的服务阶层。能够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三方都有共同利益，都想将农民绑在土地上，并向其征收最重的税赋。当时的政府仍是家族制的，但阻止不了俄罗斯君主对贵族阶层的恐吓和控制，其程度远远超过法国或西班牙国王所做的。

3.失败的寡头制：匈牙利和波兰的贵族一开始就向国王权力施以宪法限制，导致后者一直软弱，无法构建现代国家。软弱的君主政体无法保护农民利益，以对抗贵族阶层的残酷剥削；也不能提取足够资源来建造国家机器，以抵御外来侵略。这两个国家都没建成非家族的现代政府。

4.负责制政府：最后，英国和丹麦发展出了稳定的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同时又建成能发起全民动员和防御的中央国家。英国如何发展议会制度，这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斯堪的纳维亚通过不同的政治进程，却获得同样结局。到19世纪末，一个成为自由派国家，另一个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法律和负责制的原则早已深植人心。

除了上述这些，还有其他重要的变量和结局。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联邦，代表了另一类通向负责制政府和法治的共和途径。普鲁士君主政体虽然没有负责制，却发展了法治和强大的现代国家。我无法一一介绍这些和其他边缘案例。重要的是弄清大致的相关条件，哪些支持负责制政府，哪些支持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

[1] 相关讨论，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平等的进军》（The March of Equality），载《民主杂志》第11卷，第1期（2000年）：11—17页。

[2] 托克维尔详尽讨论了18世纪晚期法国思想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第1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册，第1章。

[3] Herbert Butterfield，《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伦敦：G. Bell出版社，1931年）。

[4] 奥托·欣策（Otto Hintze），《奥托·欣策历史论文集》（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年》。蒂利更为展开的见解认为，战争和资本的互动才是欧洲国家形成的动力。

[5]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

[6] 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Tax State”），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267页。

[7] 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21页。

[8] 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269—270页。

[9] Winfried Schulze，《“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268页。

[10] Marjolein’t Hart，《“税收国家”的出现和巩固》，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282页。

[11]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Early Modern France, 1450-1700），载Philip T. Hoffman和 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282页。

[12] 有关西班牙军队组织的概述，参见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1567—1598年：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胜败的后勤》（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1567-1598: The Logistics of Spanish Victory and Defeat in the Low Countries’ Wars）（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21—41页。

[13] 许田波是对欧洲和中国的国家建设作出明确比较的少数学者之一。她指出，这种差异是欧洲方法的主要弱点（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32页和36页）。她还重复提到，欧洲人未能做到中国所实施的“自强”，但没有解释欧洲统治者为何不做。

[14] 这个关联确实存在，但尚不能完全预测国家建设。此时很多欧洲国家都感受到动员的需要，虽然不一定对应他们所面临的客观威胁。在16世纪，西班牙国王面对的是王朝继承权的威胁，而不是来自新兴荷兰联合省的生存威胁。这并没有阻止他试图迫使荷兰就范，却根本无效，反而使自己的王国破产。相比之下，波兰和匈牙利确实面临来自强大邻国的生存威胁，却没能在军备上作出妥善的投资。

第23章
寻租者

法国的财政危机导致家族政府的兴起；总督和中央政府的成长；法国精英把自由当作特权，遂无法付诸集体行动；法国政府的致命弱点，既无法控制自己的精英，也无法向其征税

法兰西王国呈现极端矛盾的形象，既强大，又充满潜在的虚弱。参观过巴黎郊外凡尔赛宫的人都会明白，路易十四时代的欧洲人为何如此敬畏法国君主政体。相比之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波茨坦的无忧宫（Sanssouci）似乎只是小木屋。17世纪晚期，路易十四的英国和荷兰对手，把法国看作幅员辽阔、富有、强大、野心勃勃的陆地强权，时时在威胁整个欧洲的自由，有点像冷战期间美国人眼中的苏联。法国君主政体是欧洲国家建设进程中的急先锋，为建立现代中央行政国家打下基础。托克维尔在19世纪40年代写道，与他同代的法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只是伴随法国大革命而出现的。如他所证明的，其基础却在两个世纪之前就打下了，法兰西王国的国王“越过大革命的深渊，与现代法国握手”。

同时，法国的国家大厦建造于腐烂和倾圮的地基。当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时，他的国家已彻底破产。皇家债务几达20亿里弗（livre），这还不包括6亿里弗的政府短期债券。法国的债权人已拥有直到1721年的未来税收，光是按期偿付连本带利的债务，便已超过可预期的未来税收。[1]这般险恶的财政并非新鲜事，路易十四的激进外交只是使之急剧恶化。法国国王为打造中央国家，持续一个多世纪，与地方有权有势者达成异常复杂的交易，后者以现金换取各式特权与豁免。国家逐渐蚕食所有百姓的自由，并以无法持久的方式将未来抵押给腐败的公职人员。它无法达到专制主义的更高阶段，像中国在数世纪之前所实现的。最后出于规范，它必须尊重它尝试掌控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还必须尊重承继下来的法律。等到那些社会阶层被大革命的浪潮卷走，真正的现代国家才得以浮现。

在很多方面，法国君主政体的处境与当代发展中国家很相似，它们都把法治当作抵达目标路上的讨厌障碍。政府非常挥霍，将大笔资金投入战争，不愿花在补助金或社会福利上。由此而生的预算赤字必须找到资金，君主政体为此而四下寻觅。只要有逃之夭夭的可能，它都会牵强附会、扭曲、违反有关法律。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最终，它还是要回到同一群债权人那里，去寻求新的资金。这种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君主政体征用精英的财产，那也是大革命最终付诸实现的。但这超越了旧制度的想象力或能力，它因此发现自己陷入了永久的经济危机。

同时，政府寻求资金的对象，即法国社会，也无法反过来坚持负责制的基本原则。原因在于，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缺乏社会团结，或社会资本。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更早历史时期曾有过团结，但现在彼此不抱同情。跟英国的情形不同，他们不相信自己是单一国家的一部分。这三个阶层内部又分化成自尊的等级，每一等级非常在乎自己的特权，以及相对于下一等级的优越地位，并不在乎政府掌控自己的阶层或国家。自由被当作特权，如托克维尔所说，在大革命的前夕，法国社会中“愿意为共同目标而一起奋斗的尚不满十人”。

在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中，中央国家和抵抗团体如果组织得不够严密，便出现弱的专制主义。法国的结局偏向于专制主义，但它非常脆弱，招架不住以人权为合法性基础的启蒙思想。

家族专制主义的起点

第一任波旁国王亨利四世在1594年加冕，其时，法国离统一国家或现代国家还很遥远。早期的法国国王以巴黎附近地区为权力基础，聚集数个公国，分别是勃艮第（Burgundy）、诺曼底（Normandy）、布列塔尼（Brittany）、纳瓦拉（Navarre）、朗格多克（Languedoc）。但在语言和习俗上，各区域之间仍有很大差异。王国一分为二，分别叫作财政区省（pays d’élections）和三级会议省（pays d’états）。前者是巴黎附近地区，构成国家的核心。后者是新近扩张的，处于疆土的边缘，使用不同的法律规则。此外，宗教改革又造成宗派分裂。天主教同盟和胡格诺派之间的宗教内战，要到原是新教徒的亨利四世皈依天主教，方告结束。他在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把天主教当作国教，但授予新教徒同等权利。

从波旁王朝到1789年大革命，法国的国家建设追随两条平行途径。第一条，法国国家愈益集权，从属单元的政治权利愈益缩小。这些从属单元早在封建时期便已存在，包括所有的公国，曾是地方政府的独立贵族，以及愈益纳入国家的保护和控制的市政厅、行会、教会乃至独立的私营商业组织。

第二条涉及集权的方式。不像早期的中国国家，也不像18世纪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涌现的德国，法国的中央国家，并未建立在非人格化的任人唯贤的官僚机构基础上，因此也谈不上官僚职能专业化和教育。恰恰相反，它变成彻底的家族化。国家经常缺乏现金，急需收入，便把官位卖给最高投标者，从军事将领到财政部、征税官的公职，都可以拿钱来换。换言之，政府的私有化直达它的核心功能，公职都变成世袭的私人财产。[2]

如果以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来理解廉政，代理人遵循委托人的指示必须得到鼓励。那么，法国政府所创造的制度绝对是一场梦魇。实际上，它给寻租和腐败披上了合法化和制度化的外衣，允许代理人在履行公职时谋取私利。事实上，租金一词（rente）就源自法国政府出售公职的实践，例如，出售征收特定税赋的权利，让买主获得长年累月的收入。[3]如果现代公共管理是公私分明，那么，法兰西王国代表了彻头彻尾的前现代制度。所以，法国国家只是现代和家族元素奇特而又不稳定的混合物。

中央行政国家和家族化公职的发展相互纠结，无法分开追踪它们的发展。法兰西王国的财政制度高度复杂，反映出它零敲碎打的发展过程。各种税项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税（taille），直接征于农产品，由农民负担。还有人头税和一系列间接税，征于国内运输的酒和商品。国家垄断制造的食盐也须缴税（gabelle）。[4]后续的国王还征收其他税赋，包括人头税（人均税）和所得税（vingtième）。

直接财产税很难评估，因为没有制度来维持最新的人口普查，以及居民和资产的登记，像中国、奥斯曼和英国所做的那样。[5]富有家庭自然不愿诚实公开自己的资产，不然，他们的税赋就会上涨。[6]间接税的征收也很难，考虑到法国辽阔的疆土（如与英国相比）和分散的数千市场。17世纪的法国经济尚未完全货币化，用来缴付现金税的硬币总是短缺。在这段时期，法国仍然是农业社会，那些在技术上容易收集的，如进口关税，尚没能提供实质性的收入。[7]

税赋制度的真正复杂性在于各种免税和特权。封建法国在中世纪晚期开发了两层会议的制度，一层是全国三级会议，另一层是一系列的地方或省级会议——又称为高等法院（sovereign courts, or parlements）——国王需要与之交换意见，以获得征收新税的许可。[8]为了鼓励各省加入法国的疆域，他授予省级会议特别的恩惠，承认地方精英的习俗和特权。税制因地区而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财政区省和三级会议区省之间。贵族利用软弱的国王来为自己赢得各种豁免，从直接税到自产货物的消费税。这些免税和特权，开始自贵族向外扩散，抵达城市富有平民、皇家官员和各级地方官员等。赢不到免税的就是非精英者，即构成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工匠。[9]

公开出售公职的做法（venality，即捐官制或卖官鬻爵制）始于16世纪。法国为控制意大利，发动了与西班牙的持久战争，因此承担急需国家收入的压力。其时的国王光凭自己的收入尚不够支付战争费用，所以开始向意大利、瑞士、日耳曼南部新兴的金融中心举债。法国的信用从来不高，在1557年拒绝还债给“大借款”的银行家联盟后，更遭受极大的损害。它也拖欠为其打仗的外国雇佣军如瑞士人的薪金。在1602年，法国欠下3 600万里弗，债主是瑞士的州和市，以及指挥其军队的瑞士上校和上尉。法国政府一旦违约，瑞士雇佣军就停止参战。[10]

为了解决信用问题，国家的对策是通过一种租赁机制出售公职给私人。与普通放贷相比，租主享有该公职所控制的特定长期收入。他们至少在财政区省负责征收土地税和其他税项。由于税赋经过自己的手，他们得到取回本利的较大保障。内部财政（inside finance）的制度由此而生，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不再是私人银行家，而是已属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富人。后者因自己的投资，而与国家沆瀣一气。

到头来，这些租金的信用也靠不住。政府很快将矛头指向租主，要求重新谈判相关条款。在亨利四世和财政部长叙利（Sully）治下，国家在16世纪早期想出一个新花样官职税（paulette）：租主如果愿意付费，可将自己的公职转变成世袭财产，以传给后裔。[11]家族制的复辟可以从早期天主教会的改革中找到根源，那时教会为现代行政管理树立了一个先例，将圣俸从圣职中区分开来（参看第18章）。前者享有经济租金，它的传袭因神职人士的独身而受到限制；后者是功能性职位，并接受官僚等级制度的约束。但是，一旦非神职的平民进入国家官僚机构，因为没有圣俸或封建领地的许诺，便想方设法保住工作和照顾子女。法国政府也看到，让平民融入国家，变成了削弱古老贵族影响的有效措施。追求公职的最大客源是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成员，他们希望购买公职来提高自己的身份。所以，全面家族化渗进了法国公共行政的核心。

官职税的采用并没终止国家筹款的诡计。国家将征收间接税的权利出售给包税商。后者在保证国家获得固定税金之后，得以保留额外的税收。国家也出售征收新税种附加税（droits aliénés）的权利，很快使传统土地税相形见绌。此外，国家增加出售公职的数量，以压抑现有公职的价格，从而稀释持有人的产权。对公职的如饥似渴，甚至令该制度的创建者感到惊讶。路易十四问他的财务总监蓬查特兰（Pontchartrain），他是如何找到购买公职的新人的。蓬查特兰回答：“陛下……国王一旦设定一份公职，上帝就会创造一名购买它的傻瓜。”[12]

该制度造成的低效和腐败非常可怕。财政部公职颇受欢迎，通常为私人金融家所购买，因为可以提前知道国家可能的招标，从而占据对付竞争对手的优势。财政部长定期主持汇票和其他财政记录的烧毁，以防秋后算账。[13]英国在发展公共财政和优化征税的高级理论，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法国的征税却日益投机取巧、严重失调。[14]例如，法国各地的盐税高低不平，创造了人为的“盐税边界”，从而鼓励自低税地区朝高税地区的走私。[15]最重要的，法国财政制度特地鼓励寻租。富人不愿投资于私人经济中的产业，宁可购买不会创造财富只会重新分配的世袭公职。与其致力于技术革新，他们宁可挖空心思来与国家和税务制度斗智。这削弱了私人企业家的活力，使新兴的私人经济领域愈益依赖国家的援助。同时，英吉利海峡对面的私人市场却在蓬勃发展。

17世纪晚期开发的法国财政制度相当落后，让穷人纳税，以支持有钱有势者。几乎每一个精英群体，从高级贵族、行会成员到资产阶级市镇，都为自己争取免税，把最沉重的税赋负担留给农民，这自然激起了一系列农民起义和反抗。为支持路易十四的战争而实施的增税，在1661、1662、1663、1664、1665、1670、1673、1675年都激起反抗。最后一次即是著名的法国红便帽起义。[16]它们一一遭受残酷的镇压。例如，1662年的反税起义中，政府军带走五百八十四名俘虏，年过七十岁和不满二十岁的获得赦免，其余的都上了苦役船。[17]征税是为了支付军饷，但为了用武力执行征税任务，军队又必须自边境撤回，这不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它凸显了税收政策的根本教训：征税成本与百姓眼中征税当局的合法性，正好成反比。

总督和中央集权

17世纪下半叶，在路易十三和首相黎塞留（Richelieu）、路易十四和马扎然（Mazarin）治下，法国财政危机以总督这一新建制为中央集权铺平道路。他们通常是年轻官员，前程全靠自己。如托克维尔所说，他们“并不是靠选举权、出身或买卖官职才获得手中权力”。重要的是，他们与地方精英或管理财政的鬻官等级制度全无瓜葛。总督通常是新近封爵的人，其直接下属即是平民。他们不像寻租者，巴黎的政府部门可随意予以辞退。中国为郡县配备官员，土耳其派人管理外省，现在法国发明了相同的制度。托克维尔继续说道：

然而，这些强势的官员在残余的古老封建贵族面前仍然黯然失色，仿佛消失于贵族所尚存的光芒之中……在政府内，贵族簇拥着国王，充实宫廷；他们统率舰队，指挥陆军。总而言之，贵族不仅是那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连后代的眼光也常常停留在他们身上。若是有人提议任命大领主为总督，那便是对他的侮辱。最贫困潦倒的贵族，通常也会拒绝这样的职位。[18]

17世纪中期之前，总督的派遣没有全盘计划，只是中央政府为应付特定麻烦而派出的。[19]渐渐地，他们愈益牵涉征税，尤其是传统上由地方官员监督的土地税。他们的篡权就是该世纪中期宪法危机的背景。

中央政府和地方参与者分享权力的斗争，主要涉及高等法院所发挥的作用。如前所述，法国有传统的两层会议制度。一层是省级会议，每省一个（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黎高等法院），另一层是全国三级会议。在中世纪晚期，法国国王定期召开全国三级会议来批准税赋，像英国议会一样。但没有它们，国王自己也能单独统治，这被视作专制权力的标志。从玛丽·德·美第奇摄政王的1614年，到大革命前夕的1789年，竟没召开过一次全国三级会议。代议制度在英国获得发展，在法国却没有。要弄清其中原委，必须了解高等法院为何在一国发展成为强大机构，在另外一国却没有。

代表地方精英利益的省级高等法院基本上是司法机构。跟全国三级会议不同，它们经常开会，可以成为对国王权力的制衡。国王如想颁布一项新税，就要来高等法院注册。高等法院通常举行公众讨论，遇上税务事项，会变得相当激烈。然后，高等法院可注册原封不动的法令，可修改，也可拒绝。不受欢迎的法令会在法庭上接受地方官员口头或书面的抗议。高等法院的权力很有限，因为国王可召开所谓的御前会议（lit de justice），将高等法院所拒绝的法令强行注册。[20]高等法院的抗议仅仅让国王蒙羞而已。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之后，该制度面临严重危机。其时，三十年战争的累计债款促使法国政府试图在和平时期继续战时的征税水平。巴黎高等法院的拒绝，最初导致马扎然打退堂鼓，从大多数的外省撤回总督。但高等法院领袖随后被捕，激起了所谓投石党（Fronde）的普遍叛乱。[21]从1648年到1653年，投石党运动分成两个阶段，代表了传统地方精英和贵族，对君主实施最终制裁，即武装叛乱。双方都有可能赢得内战，但到最后，政府政策激怒的各式社会参与者不能团结一致以取得军事胜利。

高等法院和贵族的失败，为法国政治制度的彻底集权铺平道路。17世纪下半叶，路易十四和财务总监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故意将总督转化成国家工具，让皇家会议（Royal Council）赋予他们在全法国的统一权力。[22]他们被安插到每个省份，权力大为增加。他们开始招募和监督地方民兵，接管公共建设，负责公共秩序。救济穷人的义务，早已被封建贵族放弃，也变成由总督经手的中央政府的功能。[23]

国家建设过程中湮灭的自由，还包括城镇和市政的自治权。直到17世纪晚期，法国的城镇居民一直行使权利，以民主方式选出地方法官。他们维护自身权利，经常还获得国王的支持，作为削弱地方贵族的手段。[24]但到1692年，第一次废除选举，地方法官改成中央指派的总督。托克维尔对此作出评论：

值得历史大加蔑视的是，这场伟大的革命在并无任何政治目的的情况下完成了。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因为它的民主性质使他感到恐惧；路易十四之所以摧毁城市自由并非出于恐惧，真实情况是他把城市自由出售给所有能赎买的城市。其实他并不想废除城市自由，而是想以此为交易，即使他实际上废除了城市自由，那也绝非本意，而仅仅是基于财政目的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是，这套把戏一成不变，竟然持续了八十年。[25]

托克维尔有一条非常有趣的评论。他所钦佩的新英格兰城镇是美国民主的基础，与中世纪的法国城镇一样，都源自相同的封建地方机构。到18世纪，两者却分道扬镳，原因在于法国中央政府的收买。[26]法国城镇政府开始受到寡头的控制，他们愈益通过买卖官职来获得公职，让自己出名。社区团结因而遭受破坏，除了掌控公职的精英，其他民众陷入冷漠。

政治集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更为划一的国家。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让天主教独霸一方，导致很多企业家和巧匠的新教徒移民到欧洲他处，甚至远赴北美和南非。中央政府现有更大权力，可以宣布新税，不用担心已被慑服的高等法院的反对，全国各地的税赋差异得以降低。投石党叛乱失败之后，贵族失去了其在农村的权力基础，反被召到宫廷。他们在那里直接为自己的补助金和免税进行游说，为觐见国王而忍受操纵。古老贵族争相出席路易十四的晨服仪式（levée），就是其中一例。贵族以真正的政治权力和财富作为代价，得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地位。[27]仍然剩下的权力只是他们继续控制的领主法庭。我们在第17章中看到，此类法庭在英国逐渐纳入皇家的控制。所以，法国只在错误的地方获得统一：丧失地方上的政治自治，以致不能在社区问题上做出决定；保留了地方贵族掌控的不平等司法制度，以致人们更加不相信既有产权的公平。

中央集权的局限和改革的不可行

18世纪早期，法国国家日益增强的权力践踏了个人权利，首当其冲的是产权。但它的做法，却是典型的欧洲方式，即通过操纵法律制度，而不是罔顾法律、纯用强力。要废除惯例的权利和约束，必须经过漫长的辩论，并依照封建法律秩序的规定，在政治上争个明白。因此，剥夺高等法院的权力，足足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法国国王对反抗的农民非常残忍，对精英参与者却有不寻常的尊敬。在投石党叛乱遭受失败之后，两名带头造反的贵族蒂雷纳（Turenne）和孔代（Condé），要求并获得了路易十四的饶恕。如果这些人是中国贵族，他们和所有家人都会被处死。

路易十四死于1715年，身后的君主政体债台高筑。为了减少负债，国家诉诸类似保护费诈骗的伎俩。它掌控名叫司法堂（chambre de justice）的特别法庭，然后威胁要调查债权人的私人财务。几乎所有债权人或多或少都涉及腐败，便同意降低政府的欠债，以交换调查的取消。[28]用选择性的反腐调查来筹集收入，或胁迫政治对手，这种策略时至今日仍然流行。

新财政部长约翰·劳（John Law）上任后，法国尝试另一套应付债权人的办法。它创建国家银行，订出硬币换成钞票的固定比率，然后强迫百姓统统以硬币兑换钞票，如有不从，则以起诉、抄家、充公来威胁。过后，银行又毁约，让钞票在硬币的基础上一再贬值，实际上只想少付债务利息。约翰·劳宣称，个人手中的财产，只有用于国王认可的正当用途，方才真正属于个人，导致孟德斯鸠（Montesquieu）称他为“欧洲史上促进专制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但约翰·劳的制度最终证明无法实施，随后很快破产。[29]像近代的很多专政政体，法国君主政体发现，政治法令既不能建立投资者的信心，也无法取消经济的基本原理。

18世纪时期，法国各式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者，相互均势发生了重要改变。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增长，提高了生产效率，导致物质财富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剧增。就重要性而言，这些经济变化却比不上同时发生的思想运动。关于人权和平等的启蒙思想，在欧洲迅速扩散，获得突如其来的胜利。18世纪80年代重开三级会议，开会原因完全不同于先前：三级会议限制国王权力的权利，不再基于封建习俗的古老起源，而基于它们能代表享有平等权利的广泛公众。一般认为，法兰西王国的财政制度已变得非常可怕，既复杂又不公平。早先数代财政部长，使用各式花样来赖债和搜刮债权人，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新见解：征税应该统一和公平，合法性来自法国人民推选的代表。

法国大革命和民主莅临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不想在本书详尽叙述。我之所以提起，只是为了一个不同目的。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法国政治家，接受新思想的影响，尝试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改造旧制度，但由于既得利益团体紧紧抓住政治权力不放，而屡屡受挫。

这样的努力有过两次。第一次始于路易十五和首相莫普（Maupeou）治下的1771年。莫普发起与高等法院的冲突，禁止他们彼此联系和举行罢工。对方拒绝听命后，莫普重组整个司法系统，并取消巴黎高等法院的大部分司法权。最重要的是，他废除司法等公职的出售，让由国王直接付薪的新法官取代寻租者。更为公平的新所得税也变成永久性的，所依据的是对资产更为严格和诚实的评估。政府由此向卖官鬻爵的整个制度发动正面进攻，所威胁的不但是捐官者的职位，而且是其家庭储蓄的投资。[30]

该行动引起极大反抗，反抗者既有捐官者的既得利益团体，也有新兴的民主公众，后者奋起支持寡头反抗专制权力的扩展。传统的家族精英，把自己对改革的反抗描绘成对独裁的抵制。颇不受欢迎的路易十五突然死于1774年，他的继承者路易十六（大革命期间被送上了断头台），最终被迫恢复高等法院所有的权利和特权。[31]

第二次是在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担任财务总监的18世纪70年代。他是重农主义者，对政治改革不感兴趣，但深受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希望使法国经济更趋合理化。在这点上，他很像现代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长。那些部长自己是技术专家，信奉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脱颖而出。杜尔哥废除了谷物的出口限制，以及旨在稳定面包价格的其他复杂规定。他进一步颁布法令，废除享有特权的行会，将劳役转换成地主的新税。所有这些，都可被视为现代化和理性的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必需的。但它们遇上狂暴的抗议，不仅来自面临面包价格上涨的城镇穷人，还来自行会和其他依赖国家租金的既得利益团体。杜尔哥倒台，第二次努力终告结束。[32]

法兰西王国的政治制度无法自我革新。广大的寻租联合体获得权利，并在传统和法律中寻求保护，这就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他们的产权体现在公职中，但这是非理性和紊乱的，且多数又属不义之财。等到寻租者被非人格化和任人唯才的官僚所替代，现代法国方能涌现。如果政府正面攻击这些权利，就会使自己权力所依赖的法律制度变得非法。作为现代政治制度重要组件的法治，很早就在法国获得发展，远在负责制政治机构和资本主义之前。所以，它所保护的不是现代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传统的社会特权和国家掌控的低效经济。即使等级制度高层，在思想上接受旧制度的破产和根本改革，他们也没有力量打破寻租联合体所建立的平衡。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即制度外非精英团体的愤怒，借用革命来将之彻底摧毁。

抵抗法国专制主义的失败

如果说专制主义没在法国取得完全胜利，那么抵制它的社会团体，也没能向国家强加某种形式的政治负责制。事实上，后者的失败显然更为重要，源于他们未能团结一致、采取行动（参看图2）。反抗场所应该是省级的高等法院和国家级的三级会议。这些法庭作出抗议、埋怨、辩论和抵抗，多次迫使法国君主政体撤回它们所反对的建议。但在革命前夕的三级会议之前，高等法院从没迫使君主政体接受自己高于行政机构的宪政原则。自然有人会问：这些封建时代遗留下的传统政治会议，为何没能参照英国的方式组织集体行动？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高等法院。在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城市也组织成自治的政治机构。为何前者最终发展成新英格兰城镇，后者却沦作被动的行政单位？

图2. 法国

未以比较方式检视其他国家之前，我们尚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可建议大致的分类，以缩小对有关原因的搜索。第一种解释，要在法国社会结构中寻找答案，如果不是更早，也要追溯到封建时代。政治学家托马斯·埃特曼认为，家族专制主义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诺曼王国的兴起，肯定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那里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有关。卡洛林帝国之外的欧洲——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部分东欧地区——平民和贵族之间存在更多的社会团结，并发展出了强大的基层政治机构，幸存至早期现代。在拉丁语的欧洲，这些地方机构的软弱，再加上中世纪以来的频繁战争，解释了应付专制主义的集体行动的缺席。日耳曼是卡洛林帝国的一部分，发展了非家族的专制主义。它不像西班牙和法国，没有那么早就陷入地理政治的激烈竞争。等到它真正面对军事威胁，可避免他人的错误，建立更为现代的官僚机构。[33]

托克维尔赞成的第二种解释，将法国失败归罪于并不遥远的近代。特别是他认为，法国贵族和平民之间缺少社会团结，是君主政体的故意挑拨所致。托克维尔解释说，欧洲各地的封建制度并没有特别悬殊的差异，庄园、城市、农庄都有类似的法律和社会团结。他的第二本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第9章和第10章中提供了很多案例。地方上的法国领主和其平民属臣，每隔两星期出席领主法庭来裁判案件，就像英国的百户法庭。14世纪的资产阶级在省级会议和三级会议中，都扮演积极的角色，只因遭到社会差别的排斥，才在后续世纪变得消极。“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在中世纪便已得到确立，不管是法国还是英国。[34]

对托克维尔来说，专制主义之下的法国社会不和，植根于家族制实践本身，并不植根于古代传统。“在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制造差别的所有方法，其中流毒最甚、最容易在不平等之上再添加孤立的，就是征税不公平。”麻烦始于14世纪下半叶：

我敢断言，自国王约翰被俘、查理六世疯癫而造成长期混乱、国民疲敝不堪之日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和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的余生，并最终导致它的暴毙。[35]

免税在所有特权中最受憎恨，随着税赋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稳定上涨而愈演愈烈。再加上卖官鬻爵，免税不只是某个社会阶层的特权，也变成个别家庭的特权。购买公职的个人，只要自己觉得安全，宁愿让同胞的权利受损。在英国，穷人享受免税特权。在法国，富人享受免税特权。

不平等的征税使人堕落，不管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前者丧失他们的统治权，作为补偿，愈加死守世袭的社会地位。考虑到有那么多新近买爵的平民，旧贵族规定，很多公职需要候选人显示“四名祖先”（即四名祖父母）的贵族出身。暴发户自己挤入行列后，又尝试对后来者关上大门。资产阶级通过搬到城市和谋求公职，试图将自己与农民分开。他们原可投入企业活动的精力和雄心，现在转向公共权威所推崇的地位和安全。[36]

这还不是解释的终止。捐官和特权也存在于英国，但英国君主政体从没像法国那么有效地破坏议会团体的团结。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英国贵族从一开始起，与其说是世袭的种姓制度，倒不如说是真正的执政贵族（最佳者的统治）。才华超众的英国平民加入贵族阶层，比在其他欧洲社会更为容易，原因源自历史早期，现已模糊不清。我们再一次回到支撑龟的问题。很有可能，公职家族化本身也有赖一系列先在的社会条件，甚至被有意的政府政策所鼓励。

寻租的社会

法兰西王国就是今天所谓寻租社会的早期原型。在这样的社会中，精英花费所有时间来攫取公职，以保证自己的租金收入——在法国的例子中，那就是可以私用的长期固定收入的法律权利。

寻租联合体稳定吗？它持续几乎两个世纪，为法国作为主要大陆政权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冠冕堂皇的法国宫廷掩盖着严重的虚弱。最重要的是联合体之外的人们，都感受到愤怒和不公，这种感觉鲜明而强烈，最终在大革命中爆发出来。甚至联合体内的人，也不相信它的原则。如能彻底废除卖官鬻爵，君主政体会很高兴，曾在王国末期作出尝试。寻租者只顾自己，对他人存有很少同情。他们自己已深深陷入这个制度，所以无法容忍改革的想法。这是完美的集体行动难题：废除该制度，社会整体会受益匪浅；但制度参与者出于个人利益，便会阻止合作和变更。关于政治发展中法治的作用，法国的例子提供了教训。现代国家存在之前，法治便已出现于中世纪。它约束暴政，但也约束现代国家的建设。为了引进真正的现代社会，必须废除它所护卫的旧社会阶层和习俗。早期现代时期，对抗君主政体以捍卫自由，实际上是在保护传统的封建秩序和世袭的封建产权。而这封建产权，恰恰又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水火不容。政府觉得，它必须尊重传统精英的产权，既然不能直接征用，只好诉诸借贷和愈益离奇的财政花招。于是，家族统治如鱼得水。国家对法治的尊敬，反而帮助建立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虽然尝试染指寡头精英的财富，但终告失败。所以，它只能在穷人和政治弱者身上筹集收入，从而加剧不平等，并为自己的灭亡铺平道路。

法国古老的家族制在革命中死去。不过，西班牙旧政权却创建了类似的制度，在18世纪躲过革命和改革，并将之输往拉丁美洲，后者不得不与这份遗产长期共处。

[1]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76页。

[2] 有关概述，参见 Koenraad W. 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

[3]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98—99页。

[4]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30页；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法国的财政和政治（1589—1661年）》（The King’s Debts: Finance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589-1661）（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15—16页。

[5] 14世纪举行了大型人口普查“L’état des paroisses et des feux de 1328”（1328年国家的教区和炊爨）。

[6] Richard Bonney，《收入》（Revenue），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434页。这个问题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中是相当普遍的，参见哥伦比亚政府在土地清查和财产评估上的努力，Albert O. Hirschman，《迈向进步的旅程：拉丁美洲经济决策研究》（Journeys Toward Progress: Studies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Latin America）（纽约：20世纪基金会，1963年），95—158页。

[7]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31—232页。

[8]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72—73页。

[9]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29页。

[10] 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55页。

[11] 旧法律规定，如果官员将公职转给他人，自己又在四十天内去世，该公职必须回归国王。Charles Paulet所想出的新法律规定，他们只要缴纳一笔小额年费，就可得到豁免，该年费便被称为官职税（Paulette）。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43—244页。

[12] Koenraad W.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15页。

[13] 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7页，12页。

[14] 参见Richard Bonney，《收入》，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和国家财政》，424—425页；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14页。

[15] 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14—15页。

[16]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Political Change in France Under Richelieu and Mazarin, 1624-1661）（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434页。

[17] Richard Bonney，《收入》，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436页。

[18]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0—121页。

[19]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32—33页。

[20] 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28页和280页；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239—240页。

[21]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52—56页。

[22] François Furet，《革命的法国，1770—1880年》（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马萨诸塞州摩顿市：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2年），6页。

[23]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71—74页；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2—124页。

[24] Hilton Root，《勃艮第的农民与国王：法国专制主义的农业基础》，49页。

[2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4—125页。

[2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9页。

[27]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441—442页。

[28] Kathryn Norberg，《法国1788年的财政危机与1789年大革命的财政起源》（The French Fiscal Crisis of 1788 and the Financial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 of 1789），载Philip T. Hoffman和 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277页。

[29] Kathryn Norberg，《法国1788年的财政危机与1789年大革命的财政起源》（The French Fiscal Crisis of 1788 and the Financial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 of 1789），载Philip T. Hoffman和 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277—279页。

[30] François Furet，《革命的法国，1770—1880年》，17—18页。

[31]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43—144页。

[32] François Furet，《革命的法国，1770—1880年》，25—26页。

[33]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24页，237—238页。

[3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4—155页。

[3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7页，164页。

[3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8—163页。

第24章
家族化跨越大西洋

拉丁美洲政府的特征未见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现代的西班牙发展出与法国类似的家族专制主义；西班牙制度和其移植至新大陆殖民地

拉丁美洲大陆在地理、种族、文化和经济上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但各国又显示出共同特征，使拉丁美洲的政府模式，与东南亚、中东和非洲迥然不同。

到21世纪早期，拉丁美洲人口的大多数居住在世界银行标为“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们的年度人均收入在4 000到12 000美元之间，不但超过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甚至超过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和中国。[1]然而，经济增长趋于跳跃式，平均来看，仍远远低于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东亚国家。[2]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它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地区之一。随着民粹政府的兴起，例如在委内瑞拉，也出现了民主倒退。[3]

拉丁美洲在两个方面表现平平。第一是平等。该地区在收入和财富的不均上名列世界前茅。21世纪的头十年，某些国家的不均水平略有下降，但仍相当顽固。[4]第二是法治。举行选举，使用民主负责制来摆脱不得人心的领袖，拉丁美洲国家做得都不错，但司法的日常工作却比较落后。这体现在治安不良、犯罪率居高不下、法庭程序堵塞、脆弱或无保障的产权、很多富人和强人的胡作非为。

这两个现象——不平等和脆弱的法治——互有关联。法治的保护在拉丁美洲通常只适用于极少数人，如大企业主管或工会成员。在秘鲁、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多达60%到70%的人口生存于所谓的非正式领域（informal sector）。这些人经常没有自己住家的房契，从事无照的商业，如果受雇，也不是工会成员，得不到正式的劳工保护。很多贫困的巴西人住在蔓延的贫民窟（favelas），政府当局袖手旁观，正义经常私下解决，有时还得靠犯罪集团。执法不公平更促进了经济不公平，穷人居住的世界基本上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不愿投资于自己的家，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文件。他们身受犯罪之害时，也不愿信任警察。[5]

要发现不平等的来源很容易，其大部分都是承继下来的。很多古老精英的富有家庭是大地主，其祖先建立大庄园，又将之顺利传给后裔。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制度，又使不平等得到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富裕国家，其财政制度主要用于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它的实施可通过累进税制度（如美国），也可通过再分配政策，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资助和社会服务（如欧洲）。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财政制度只做很少的再分配，在某种情况下，再分配却给了相对优越的团体，像参加工会的公务员或大学生。正式领域的工人和各式精英，得以保住自己的福利和补助金。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逃税方面相当成功。不像美国的累进个人所得税，拉丁美洲国家的税收很少来自个人。其富人擅长于隐藏自己的真正收入，或转移财产到海外，远离税务官的控制。这意味着，征税主要来自消费税、关税和增值税，落在穷人头上的便高得不成比例。

21世纪初，拉丁美洲政府在管理宏观经济政策上大有长进，但这只是近况。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拉丁美洲政府因预算赤字、公共部门大量举债、通货膨胀和国债违约而声名狼藉。[6]全洲范围的最后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都宣告延期还债，通货膨胀随之猛升。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年增长率超过1 000%。它在2001年又一次面临财政崩溃和国债违约。

在政治上，拉丁美洲的统治也与众不同。如上所述，该地区近来有很好的民主记录。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即古巴革命之后，该洲所有大国都屈服于军事独裁。虽然民主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第一个独立国家，但拉丁美洲没有一个政权其民主政府的历史始终不断。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该地区的独裁政府没能建成可被称为极权主义的强国，也没能掌控足够的强制力，实施真正的社会革命，如剥夺富有精英的资产和收入。该地区的威权政府从没能采取极端措施（很幸运），像苏联或中国共产党政权下那样的集体化，或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规模死亡。做不到的还有“选举式威权”（electoral authoritarian）政权，如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它们甚至无法控制政权本身的犯罪或腐败。[7]国家权力的伤害，大多落在非精英身上。如20世纪80年代，危地马拉政府发动可怕的剿反，以反对原住民族的游击队运动。富有的精英学会与非民主政府和平共处，避开国家权力的锋芒，经常获益于制度化的腐败。

如果这听起来亲切，那是因为这使人忆起法兰西王国的统治模式。在拉丁美洲，这些先例来自非常相似的家族政权，即早期现代的西班牙。跟法国相似，西班牙专制国家在1492年之后勉强拼凑而成。由于无止境的战争，西班牙君主政体永远处于破产之中。它试图通过借贷来弥补预算赤字，但很快在债权人面前丧失信用，最终诉诸像法国一样的各式伎俩来筹集资金，包括债务一再重整、货币贬值和出售公职。事实上，这个外强中干的国家为了搜寻现金，将愈来愈多的公职，包括大部分军队，都售给私人企业家。其结果是如出一辙的内部财政，私人成功地获取了国家创造的寻租权。贪污现象比比皆是，卖官鬻爵完全腐蚀了公私之分。

同时，托克维尔所叙述的法国因素，也在西班牙削弱对专制主义的抵抗。贵族、士绅和第三等级，本来应该团结起来抵抗王室权力，但却由于国家向个人提供参与分享租金的机会，而陷入四分五裂。中世纪时，西班牙议会（Cortes，像法国高等法院和英国议会）必须批准新税。但到后来，它中止了其制衡国家权力的功能。对公职和级别差异的耿耿于怀，又阻碍了西班牙社会采取集体行动。

这就是移植到新世界的政治制度，借助于新西班牙（墨西哥）总督辖区（viceroyalty）和秘鲁总督辖区。此外，它治下的社会制度比欧洲的更为不平等。就像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之后的西班牙，新大陆也是军事征服得来的。但不像前摩尔人领土，新大陆有大量原住民。16世纪40年代，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Potosí）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发现重要银矿，由此开创了庞大的采矿帝国。欧洲统治者享用开矿租金，做工的都是沦为奴隶的原住民劳力。编年史家注意到，奔赴新大陆的西班牙人，不是去做工，而是去当主人：他们“全靠印第安人的劳动、手工和汗水”。[8]从一开始，西班牙美洲的经济道德就不同于定居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农民小地主。如果美国政治制度都以黑奴历史悠久的南方各州为基础，其结果就是拉丁美洲的殖民政府。

破产的西班牙国家

随着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在1469年的联姻，现代西班牙国家迅速出现于世界舞台。该联姻合并了阿拉贡王国和卡斯提尔王国，再加上阿拉贡属下的领土加泰罗尼亚（Catalonia）、那不勒斯、西西里岛。联袂后的君主政体在1492年征服摩尔人的最后堡垒格拉纳达（Granada）。同年哥伦布前往新大陆，为西班牙争得西印度群岛（the Indies）。他们的孙子查理五世添加了包括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和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勃艮第，到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更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纳入版图。

16世纪中期哈布斯堡帝国在欧洲的统治范围

16世纪20年代，查理五世控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帝国形成是通过王朝同盟，而不是征服，这一事实造就了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从而对国家制度发展的性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查理五世和儿子腓力二世（Philip Ⅱ）只有卡斯提尔一个安全的征税基地（包括珍贵的新大陆殖民地），不能向帝国其他地区抽取资源来应付开支。[9]尽管如此，哈布斯堡君主政体在半岛之外担起了昂贵的担子。其中之一就是在16世纪发起与法国的持久战争，为了控制意大利，尤其是米兰公国。另外的是与荷兰联合省长达八十年的战争。最后，还有在日耳曼土地上发生的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它由于法国首相黎塞留支持新教徒，而演变成一场泛欧大战。这段时期的战争，因开发了星状要塞（trace italienne），而变得异常昂贵。这种要塞不易遭受围攻炮火的伤害，但城防工程因此而变得格外拖延和艰辛。[10]所有这些战争费用，卡斯提尔纳税人承担了其中的80%。[11]

尽管有来自新大陆的贵金属，这些昂贵的外务负担几乎压垮了西班牙的财政制度。在16世纪和17世纪，政府费用始终数倍于美洲殖民地的汇款。金银进口，从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每年20万至30万枚达克特，增至16世纪末最高的每年220万枚。但仍跟不上增长的债务，它在同期从120万涨至600万枚。[12]

16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国王宁愿借贷，也不愿增税，很快发现自己的信用不佳。在16世纪20年代，债务服务费用就超过税入的三分之一。到西法持久战争结束的1560年，它已超过税入的100%。[13]西班牙国王募集不到足够的资金来应付赤字，只好在1557、1560、1575、1596、1607、1627、1647、1652、1660和1662年宣布破产。[14]这些破产并没赖掉债务，更像今天所谓的债务重整。国王以这些债务属于高利贷为由，宣布延期偿付短期和浮动的债务，然后再跟债权人开始拖延和不怀好意的谈判。债权人被迫将旧债务换成一纸新契（juro al quitar），有资格分享未来的税收，就像法国的租金。这种债券未标日期，可以转让，最初年息是7%，但要面对利率和本金的任意调整。通过这种债券，西班牙君主政体得以染指卡斯提尔社会精英的储蓄——神职人员、贵族、士绅、官僚等。最强大的债权人往往能获得较好条款，或者不受延期偿付的限制，或者让较弱的债权人承受债务重整。维多利亚公司（Vitoria）无法收到政府付款时，便拒绝偿付自己的债权人，包括“修道士、修道院、救济院、寡妇孤儿、其他非商人”。[15]政府发现，在政治上更难向这些精英直接征税，宁可选择不断赖账。这个传统也传至拉丁美洲的当代政府，如阿根廷。它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后，强迫外国投资者以及国内的养老金者和储户大量放弃手中的国债。

无代表仍纳税

当时很多欧洲人，尤其是受到西班牙威胁的英国人，对西班牙国王所谓的专制权力心存敬畏，相信他具有“像土耳其一样”的征税权和特权。但西班牙政权的财政基础却非常不稳定，国王对自己属下精英的权威也受法律和习俗的限制。西班牙的专制主义太弱，不敢像中国和俄罗斯那样向自己的精英发起正面进攻。它也无法像英国所做的那样开发基于情愿的合法征税制度。

像其他欧洲国家，聚集成西班牙的各王国都有称作议会的中世纪机构。莱昂王国（Kingdom of León）的议会是欧洲最古者之一，阿拉贡王国的议会是组织最好者之一，非常强势。[16]兼并莱昂的卡斯提尔王国议会，与英国议会或法国三级会议相比，其代表性少而限制多。它通常并不邀请作为集团的神职人员或贵族跟平民坐在一起开会。在14世纪，召集到议会的有一百座城镇的代表（procuradores），到15世纪，该数字跌至来自十八个城市的各两名代表。这三十六个人声称可代表全西班牙讲话，但实际上只是治内主要地区的寡头代表。[17]

议会的传统权力也受到限制。它没有立法权，因为已经留给国王。腓力二世在1567年颁布的新法典（Nueva Recopilacion）说，“一定要召集议会，征得代表的首肯，方能在整个王国征收税赋、捐献和其他税项”。但这指的是新设的额外税。像消费税（alcabala）、关税（regalias）、盐税及矿物开采税（quintos）的既存税，则不需要获得批准。国王也宣称，如果需求“合理”，议会无权拒绝。什么是合理，全凭国王说了算。

国王和议会的相对权力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央政府将消费税包给包税商，但遭到各城市的反对，后者宁要由自己负责收集和分配的人头税（encabezamiento）。人头税当年是伊莎贝拉批准的，1519年被查理五世废除，从而激发所谓的公社叛乱（comuneros）。查理五世在议会安插自己心腹，不顾反对，强行通过新税。反对原因在于他被视为外国人（出生于佛兰德斯），向卡斯提尔征收的税，又用于不涉及本地利益的外国战争。卡斯提尔所有的城镇都奋起反抗，组织民兵，并要求另组民选议会，拥戴胡安娜女王（Queen Joanna）当政。要不是公社叛乱进而反对贵族，查理五世很可能丢失对王国的控制。贵族转而向国王靠拢，查理五世最终得以重建军事控制。[18]

公社叛乱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很像一百三十年后法国的投石党叛乱。国王以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宣称他对城市的权威。由民选的独立议会充任西班牙的自由保护人，这种想法彻底寿终正寝。同时，国王意识到他需要化解不满，遂逐一收买潜在的对手。当初激发叛乱就是因为人头税的废除，他现在予以恢复，还将服务税（servicios）和普遍税（millones）的新税留在地方当局手中。他们多半是家族官僚，帮国王征税，自己可保留一部分。[19]议会后来重开时，只提供咨询，再也没有要求或获得征税的权力。但他们的偏袒还是会影响公共财政，因为他们不愿支付财产税，所以新税都是影响穷人甚巨的商业税，从而阻碍西班牙的经济增长。

西班牙国家的家族化始于16世纪60年代，在腓力四世（1621—1665）治下到达顶峰。跟法国一样，驱动这一进程的是西班牙的持久战争和无止境赤字。西班牙第一次破产是在1557年，国王要他的朋友和侍臣鲁伊·戈麦斯（Ruy Gómez）去兜售市政公职，多多益善。[20]跟法国不同，西班牙的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城市和地区的。该措施受到广泛谴责，大家知道售出的公职不能提供足够的回报，除非走歪门邪道。[21]尽管如此，财政困境促使国家出售更多公职。到了1650年，据估计政府共创造三万名捐官，按人均来算是同期法国的两倍。[22]此外，卡斯提尔领土的30%回归领主法庭的管辖，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是因为君主政体急需现款。各城镇的全部权力，包括征税权和司法权，都出售给私人。在某个意义上，西班牙的国家建设开了倒车，由于财政上的短见，中央政府失去对大部分领土的控制。

家族制也影响军事组织。西班牙经历很多世纪，方从摩尔人的手中获得解放。卡斯提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联姻合并时，军队组成所谓的步兵方阵，配备长矛，以后又改成火绳枪（arquebus，编按：中国称鸟铳或鸟枪）。[23]如此训练和装备的西班牙军人，在科尔特斯（Cortés）和皮萨罗（Pizarro）的率领下，战胜了新大陆的本土帝国。他们也奔赴西班牙帝国的其他地区驻防，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基地，从那里可经过所谓的西班牙路（Spanish Road）直达低地国家。[24]卡斯提尔士兵参与了1533年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维也纳防御战。西班牙水兵也以少量舰队参与1535年进攻突尼斯（Tunis）、1538年试图攻占阿尔及尔（Algiers）、1571年重大的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到了17世纪，募集陆海军的任务越来越多地交托给自资招募军人的私人和装备自己舰船的沿海城镇。向军队供应必需品的后勤基础，又受控于热那亚（Genoa）的金融家。这意味着，到17世纪中期，西班牙君主政体对属下的武装力量只行使很有限的控制。[25]

像其他西欧国家，法治扮演了重要角色，限制了西班牙国王在产权和公众自由方面的权力。跟北欧不同，罗马法的传统在西班牙没有完全消失。《查士丁尼法典》重现于11世纪之后，西班牙发展了颇为强大的民法传统，民法被视作神法和自然法的成文化。国王可颁布制定法，但新法典讲得很清楚，必须遵循既存的法律先例，与之相悖的皇家法令则没有效用。天主教会仍是教法的监护人，并经常向皇家特权挑战。与习惯权利和特权相抵触的皇家命令常常受到抵制，此举被称作“服从但不执行”（Obédezcase, pero no se cumpla）。赴新大陆的征服者（conquistadore），如果从总督辖区接到自己不喜欢的命令，经常援引此理。个人如不同意收到的皇家命令，有权向皇家会议提出申诉。后者像英国的对应物，享有西班牙的最高司法权。根据历史学家汤普森（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的皇家会议信奉条文主义（legalism）和正当程序，反对随心所欲。它还主张相对于行政模式的司法模式，积极抵制非正常程序，始终保障既定的权利和契约义务。[26]

该法律传统的影响，体现在西班牙国王如何处置国内敌人和百姓产权。在西班牙，找不到秦始皇或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那样的帝王，他们会任意处决自己宫廷的成员，以至灭族。像同期的法国国王，西班牙君主在搜索财源中不断侵犯国人产权，但仍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中运行。他们没有任意征用资产，只是重新谈判利率和本金的偿还表；不愿增税以造成对抗，只是使货币贬值，承受较高的通货膨胀。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实际上也是一种税赋，但无须通过立法，对普通百姓的伤害超过精英，后者拥有的大多是实物资产，而不是货币资产。

制度移植到新大陆

与长期定居、拥有古代习俗的社会相比，征服社会为制度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征服社会可实施当代企业所戏称的“未开发地区的发展”——不受既得利益团体和习惯行为的妨碍，彻底重建制度。奥斯曼帝国在封地上安顿骑士，使之成为仅一代的贵族，因为土地是不久前抢来的。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西班牙征服新大陆时，随身带来了现成制度。与欧洲相比，他们面对更少既得利益者的遏制，以及不同的经济机会和自然资源。如果拉丁美洲的统治类似于西班牙王国的统治，制度移植却不一定直截了当，或刻不容缓。

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战役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西班牙征服美洲：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目睹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格拉纳达凯旋入城；科尔特斯的叔叔和父亲参与反对摩尔人的战役。科尔特斯在与阿兹特克人（Aztec）打仗时，好像仍在与摩尔人作战，运用分而治之的类似策略。[27]

很多有关定居、殖民和政治制度的技术，直接搬自西班牙南部的殖民经验。事实上，征服者习惯把美洲本土庙宇称作“清真寺”。

这些早期探险受到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但主要依靠组织探险的私人企业家的能量。一边是身处新大陆的个人，另一边是尝试严控殖民地的马德里政府，两者之间的互动造就了拉丁美洲的制度发展。金银开采权利特别重要，因此颁给私人的土地不包括地下权益，全部留给国家。赴秘鲁和墨西哥的大部分移民，并不涉及金银的开采。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想充任土地和由此而生的农业资源的主人。与西班牙南部相比，他们面对全新环境，所征服的土地住有密集人口，适合不同模式的开发。

为了奖励和控制征服者，西班牙当局发明了托管权（encomienda）制度，所赠予的不是土地，而是原住居民。如奥斯曼帝国的封地，国王的意图是防止既得利益的地方贵族兴起。托管权的赠予是有条件的，不得遗传。[28]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án），其幸存属下中大约有40%获得托管权，相当多的皮萨罗追随者在秘鲁也获得托管权。从技术角度看，托管权并不将原住民当作奴隶，但要求他们提供劳力，以换取监护者给他们的基督教教育和善待。西班牙国王以家长姿态，担忧新主人虐待原住民工人，也担忧天花和其他极易为印象第安人感染的疾病造成原住民人口急剧下降。所以，基于种族的主奴等级关系成为早期拉丁美洲制度的组成部分。

为统治美洲殖民地，西班牙迅速建立了相对有效的现代行政机构。西班牙新大陆帝国的合法性来自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3年的诏书，它将西印度群岛（地理范围不明）永远赐给卡斯提尔和莱昂的国王。权力属于西班牙国王和马德里的西印度群岛理事会，再传至设立于墨西哥和秘鲁的总督辖区。用于新大陆的法律是卡斯提尔的，与帝国其他地区毫无关联，尽管很多西班牙征服者和新移民出生于他处。科尔特斯在1519年开始对墨西哥的征服，下一年就发生重大的公社叛乱。由于这场叛乱，移植到新大陆的政治制度不包括强大的议会，或其他类型的代议制度。政治独立的唯一努力来自皮萨罗的兄弟贡萨罗（Gonzalo），他尝试成为独立的秘鲁国王，在1548年被皇家军队打败并处决。自那以后，中央权力再也没有受到新大陆西班牙人的挑战，直到19世纪早期的独立战争。

西班牙当局移植罗马法律制度，在十处建立高级法庭（audiencia），包括圣多明各、墨西哥、秘鲁、危地马拉、波哥大。派去帮助治理殖民地的行政人士中，有很多是具丰富民法经验的律师和法官。行政人员不得与本地女子结婚，或在领地上建立家庭联系，很像中国的县令或奥斯曼帝国的桑贾克贝伊。历史学家约翰·赫克斯泰布尔·艾略特（J. H. Elliott）在评论殖民地政府时写道：“如果现代国家中的‘现代性’，指的是将中央权力的指令传达到遥远地区的机构，那么西班牙美洲殖民政府要比西班牙政府，甚至其他任何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更为‘现代’。”[29]在这一方面，它与英国君主政体对北美殖民地的放任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大庄园的铁律

1570年在新大陆的西班牙行政机构，似乎比同时代的欧洲制度更为现代，但好景不长。西班牙政治制度的家族化要到17世纪才加大油门，卖官鬻爵之类的制度移植到新大陆也属无可避免。推动这个过程的基本动力，来自殖民地实际参与者的倡议。他们试图增加自己的租金和特权，而马德里的中央政府太软弱、太遥远，无法予以制止。

大地产或大庄园的铁律——富人将变得更富，除非遭到国家的遏制——既适用于像中国和土耳其那样的农业社会，也适用于拉丁美洲。移民阶层强烈抵制托管权仅维持一代的规定。一点也不奇怪，他们要求将自己的权利传给孩子，便在16世纪40年代公开违抗托管权自动回归国王的法律。拥有原住民的劳力，使部分托管权主人发财致富，并开始购买大片土地。不像托管权，土地可以遗传。到16世纪晚期，美洲面对本土居民濒临灭绝的危机。墨西哥的人口从2000万跌至160万。[30]这意味着许多人口稀少的土地突然进入市场。

新兴的克里奥尔（creole，编按：指生于美洲的西班牙白种人）精英大多住在城镇，雇用劳力开发土地，自己只是缺席地主。拉丁美洲惯例的土地所有制，与其他部落社会相比，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异。产权共有，并联系着扩展的血缘团体。剩下的印第安人，要么受骗售出自己的土地，要么被人赶走。共有土地变成私人地产，由于玉米和木薯等本地作物被欧洲经济作物所取代，周遭环境大变。很多农地转换成养牛牧场，对土壤肥力造成极大损害。马德里政府承诺保护原住民地主的权利，但天高皇帝远，无法控制实际局势。而地方上的西班牙当局往往与新兴的地主阶层狼狈为奸，帮助后者逃避有关规则。这就是拉丁美洲大庄园（hacienda）的起源，在后续年代里，成为不平等和持久冲突的根源。[31]

少量精英却拥有大片土地，在西班牙长子继承权（mayorazgo）实践中找到支持。它防止土地的分割出售和大庄园的瓦解。17世纪见证了富人的大肆兼并，甚至是整座村庄和城镇。他们再借用长子继承权，以防遗产分配造成土地流失。长子继承权也已移植至新大陆。西班牙当局试图限制长子继承权的牌照，所依据的道理与他们要求收回托管权一样。地方上的克里奥尔或移民群体，转而使用改进继承权（mejora）。父母在遗产分配上可作偏袒，目的仍是维持宗族的实力和地位。[32]

强大的地主阶层出现，但无法成为凝聚的政治参与者。像法兰西王国，税务制度帮助将个别移民与国家绑在一起，破坏了他们可能建起的与非欧洲同胞的团结。构成早期移民浪潮的有大批单身男子，结果与本土女子要么结婚，要么生孩子，造就了麦士蒂索混血阶层（mestizo）。愈来愈多的黑奴运来新大陆，与白人一起生下的后代叫穆拉托（mulatto），成为又一单独阶层。区别于这两个阶层，西班牙移民的后裔克里奥尔可以享受免税。这种待遇，如在西班牙，只属于贵族和士绅（hidalgo）。就像在北美，身为白人就能获得地位，截然不同于恭恭敬敬的印第安人和黑人。[33]

考虑到国王在马德里的财政拮据，卖官鬻爵的欧洲制度最终越过大西洋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西班牙美洲的财政管理，在16世纪的大部都还不错。殖民地毕竟是贵金属的主要来源，再逐渐改为农产品。到世纪末，矿产开始下跌。随着三十年战争的进行，西班牙国王对税收的需求又有增加。君主政体防止新大陆出现贵族阶层的努力，因此而销声匿迹。艾略特如此描述这个转变：

城市的主要家庭借助与皇家管理机构的特殊关系，聚积资源，按自己需求建立继承权，巩固对城镇和内地的掌控。他们还利用国王日益恶化的财政困境，趁机购买公职。市政会职位（regimiento）的私人交易由来已久，从1591年起，更变成公开出售。从1559年起，公证官的职位上市。到1606年，几乎所有地方公职都跟进买卖。腓力二世和腓力三世反对出售财政部的公职，但到1633年，腓力四世开始放开买卖。最终，到17世纪下半叶，甚至最高级职位也上了市场。从1687年起，就系统性地出售高级法庭的职位。[34]

像法国和西班牙，对商人阶层来说，购买公职成为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他们现在把自己当作绅士（caballero），将来再传给孩子。古老家庭更可购买西班牙贵族的爵位，以保护他们相对的优越地位。17世纪的西班牙君主敞开大门，允许数百名克里奥尔进入颇有声望的西班牙军事修道会（Military order），分封其余的为侯爵和伯爵。

到18世纪，平等和人权的原则开始向新大陆殖民地渗透，但西班牙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已在拉丁美洲获得再生。讽刺的是，家族制度的移植违背了马德里殖民当局的初衷。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尝试在殖民地建立更为现代的非人格化政治秩序，但这些计划均因国王日益恶化的财政而搁浅，使他们难以实施更为强硬的遥控。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现的公私不分，也在美洲发生。

在法国，寻租者和捐官者攫取国家，破坏国家权力，最终造成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爆炸。在西班牙，相同的政治演变造成国力的长期衰退。但类似的政治革命，从没光顾西班牙的母国或殖民地。19世纪早期的独立战争推崇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自由和平等，但其领袖是克里奥尔的精英——像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他们曾深深陷入旧政权的家族政制。

法国大革命得以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重新划定明确界限。它没收所有捐官者的世袭财产和特权，谁反抗就砍谁的头。新式的政治制度，其公职的招聘基于非人格化的选贤与能——中国人在将近两千年之前就已发明的——又由马背上的拿破仑带往欧洲其他国家。1806年，他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Jena-Auerstadt）两次击败普鲁士的家族化军队，从而说服新一代的改革家，像冯·施泰因男爵（Baron vom Stein）和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普鲁士国家必须以现代原则进行重建。[35]19世纪的德国官僚机构，成为韦伯现代合理政府的模型。它并不来自家族化官僚，而是与传统的刻意分手。[36]

在拉丁美洲，独立成功之前从没发生社会革命，家族制仍然嵌入很多独立后的政权。虽然出售公职和贵族封号的做法遭到废除，正式的民主制度获得建立，但旧心态依旧长存。19世纪拉丁美洲的新国家中，很少强大到能直面自己的精英，或加以征税，或加以抑制。那些精英渗透和控制国家本身，并找到空隙，将自己社会和政治的特权传给孩子。直到20世纪晚期，西班牙旧政权的财政恶习，像持续赤字、过分借贷、债务重新谈判、隐性征税的通货膨胀，仍在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徘徊。正式的民主和宪政，并不基于社会各阶层的对抗和妥协，而是精英自上而下所施与的，如果不再符合自身利益，又可收回。这引发高度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社会在20世纪的涌现，并酿造了真正的社会革命力量——体现于墨西哥和古巴的革命。过去一世纪中，拉丁美洲国家定期遭遇骚乱，要求对整个社会契约进行重新谈判。

近来出现很多新兴的社会参与者，譬如工会、有密切国际关系的商业团体、城市知识分子、试图要回殖民者所夺走的地位和权力的原住民团体。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对策，不管是民主的还是威权的，都趋于让他们一步步参与国家，从而收买他们，而不是政治权力真正的重新调整。例如在阿根廷，20世纪初的前数十年，工人阶级的兴起遇到传统地主精英的顽强抵抗。在欧洲，工人阶级加入广泛组合的社会民主党，提倡再分配政策，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基础。相比之下，代表阿根廷工人阶级的却是军事领袖胡安·庇隆（Juan Perón）。他的阿根廷正义党（Partido Justicialista），向拥护者网络提供选择性的好处。阿根廷在民粹狂热和军事独裁之间左右摇摆，并没开发出真正欧洲风格的福利国家。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治下的墨西哥也有类似情形，特别优惠只给选出的组织良好的拥护者。墨西哥比阿根廷更稳定，但同样无法解决社会隔绝和贫穷的难题。所以，西班牙旧政权的家族遗产仍在21世纪存活。

[1] 在2009年，上中等收入是年度人均收入在3 856美元和11 905美元之间。属于这一级别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牙买加、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2] 参见James Robinson，Adam Przeworski和Jorge Dominguez写的章节，载弗朗西斯·福山编，《愈加落后：解释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发展差距》（Falling Behind: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不管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开始之前，还是之后，拉丁美洲都比东亚更为民主。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和 Sanjay Marwah，《比较东亚和拉丁美洲：发展的各方面》（Comparing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载《民主杂志》第11卷，第4期（2000年）：80—94页。

[4] 有关拉丁美洲不平等在21世纪的减少，参见 Luis Fehpe Lopez Calva和Nora Lustig编，《拉丁美洲不平等的减少：十年进步？》（Declin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 Decade of Progress?）（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10年）。

[5] 有关非正式领域的问题，参见Hernando De Soto，《其他路径：第三世界的无形革命》（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纽约：哈珀出版社，1989年）； Santiago Levy，《好意图，坏结果：社会政策、非正式领域与墨西哥的经济增长》（Good Intentions, Bad Outcomes: Social Policy, Inform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Mexico）（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08年）。

[6] 例如Albert O.Hirschman，《迈向进步的旅程：拉丁美洲经济决策的研究》中有关智利的章节，161—233页。

[7] “选举式威权”政权虽然通过选举来获得验证，但过程接受高度的操纵，并不允许真正公平的民主竞争。参见Andreas Schedler，《操纵的菜单》（The Menu of Manipulation），载《民主杂志》第13卷，第2期（2002年）：36—50页。

[8] 引自Henry Kamen，《西班牙走向帝国的道路：世界强国的形成1493—1763年》（Spain’s Road to Empire: The Making of a World Power 1493-1763）（伦敦：企鹅出版社，2003年），124页。

[9] 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118—131页。

[10] 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4—9页。

[11]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Castile: Polity, Fiscality, and Fiscal Crisis），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141页。

[12]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7页。

[13]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6页。

[14]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60页。

[15]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61页。

[16] Alec R. Myers，《1789年之前的欧洲议会和等级》（Parliaments and Estates in Europe to 1789）（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75年），59—65页。

[17]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45—146页。阿拉贡议会却不如此，它很强大，以自由的城镇为靠山。然而，西班牙从没在整个半岛搞过全国的议会。

[18]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83—184页。

[19]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4—115页。

[20] Koenraad W. 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23页。

[21] 有评论家说，“人们为何要……付数千枚金币（ducat）去买一个薪水仅两千至三千枚银币（maravedi）的议员公职（regidor）？”Koenraad W. 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26页。

[22]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18—119页。

[23] Henry Kamen，《西班牙走向帝国的道路》，28页。

[24] Geoffrey Parker，《佛兰德斯军队与西班牙的道路》，第3章。

[25]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20。

[26] I. A. A. Thompson，《卡斯提尔：政体、财政与财政危机》，148—149页。

[27]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20页。

[28]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40页。

[29]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127页。

[30] 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纽约：诺顿出版社，1997年），210—212页。

[31] Henry Kamen，《西班牙走向帝国的道路》，273页。有关中美洲本土地主和拉丁语移民之间的冲突，以及西班牙政府试图保护前者，参见 David Browning，《萨尔瓦多：风景和社会》（El Salvador: Landscape and Society）（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1年），78—125页。

[32]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169页。

[33]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170页。

[34]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175页。

[35] 它也使哲学家黑格尔信服，历史进程已达终点。

[36] 参见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与独裁：普鲁士经验，1660—1815年》（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Hans-Eberhard Mueller，《官僚、教育与垄断：普鲁士和英国的文官制度改革》（Bureaucracy, Education, and Monopoly: Civil Service Reforms in Prussia and Englan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

第25章
易北河以东

匈牙利成为失败负责制的另一选择；西方废除的农奴制却在东欧冒头；宪政主义和贵族统治出现于匈牙利；自由如要兴盛，既要有强大中央国家，又要有对它的制约

早期现代的法国和西班牙是弱的专制主义和失败负责制的案例。形成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国家是专制的，因为它的君主政体集中权力，无须以正式方式向议会或其他代议机构负责。其他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者，如高等法院和西班牙议会，公社叛乱者和投石党人，反对国家集权，最终都被一一击败。他们失败的方式凸现了专制权力的基本弱点。国家向精英参与者提供一部分国家职能，将他们逐一收买，既削弱了他们集体行动的能力，也限制了可在他们身上行使的权威。他们的财产和特权，虽然经常受到挑战和侵蚀，但基本上完整无缺。

相比之下，匈牙利和俄罗斯提供了两条另类发展路径，它们彼此之间不同，又有别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模式。这四个案例最后都以政治负责制的缺席而告终。在匈牙利，专制努力最初是失败的，因为强大和组织良好的贵族阶层，可以向国王权力施加宪法的限制。跟英国议会一样，匈牙利议会也迫使匈牙利国王向自己负责。但他们对负责制的追求，并不代表全体国民，只代表狭隘的寡头阶层；他们只想使用这份自由，以进一步榨取自己属下的农民，又避免向中央国家缴纳重税。其结果是愈益恶劣的农奴制得到扩张，国家趋于孱弱，最终不能抵抗土耳其。换言之，一个阶层的自由导致了其余阶层的不自由，还导致国土被强大邻国宰割。

我们花时间来考虑匈牙利的例子，只想显示，对中央政府权力的宪法限制，并不一定能建成政治负责制。匈牙利贵族阶层所追求的，是更加彻底地剥削农民的“自由”，强大中央国家的缺席让他们得逞。大家都理解出自中央专政之手的中国式暴政，但暴政也可来自分散的寡头统治。真正的自由倾向于在社会精英参与者的均势中出现，匈牙利从没能做到这一点。

主人和奴隶

欧洲历史中重大谜团之一是早期现代之初，即16世纪和17世纪，主子和奴隶的关系在东西欧得到截然不同的发展。易北河以西的地区——西部日耳曼国家、低地国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中世纪期间强加于农民的农奴制逐渐取消。奴隶制从未在西班牙、瑞典和挪威出现。相比之下，易北河以东的地区——波希米亚（Bohemia）、西里西亚（Silesia）、匈牙利、普鲁士、利沃尼亚（Livonia）、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先前自由的农民却在历史同期逐渐沦为农奴。[1]

跟封建制一样，农奴制有繁多定义。历史学家杰罗姆·布鲁姆认为，“如果一个农民受领主愿望的束缚，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他低人一等，并在社会中无能为力；这种情形又被认作是领地上法律和社会结构的根本，而不是领主与他的契约或协议的结果；这样农民就是不自由的”。对农民享有司法权的是领主，而不是国家。他们的关系可由详细的惯例规则所定位，但领主可以修改规则，使之更加不利于农民。农奴仅保留少许的法律权利，不同于奴隶，但实际差别并不大。[2]

从12世纪以来，西欧农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赢得自由。他们通常先升为领主土地上的佃户，土地使用权可能限于自己的一生，也可能传给孩子。有些土地受到限制（mainmortable），只能传给与自己同住的孩子，否则就要归回领主。在18世纪，废除该限制成为自由改革家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其他案例中，农民直接升为地主，享有随意买卖和赠与土地的全部权利。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法国农民已拥有土地的50%，超过贵族的两倍。[3]托克维尔指出，那时的领主早已停止参与对农民的统治。这就是残留的收费权利，或迫使农民使用领主的磨坊或酒坊，受到如此强烈憎恨的原因。[4]

在东欧发生的情形恰恰相反。中世纪时期，与西方相比，那里反而有相当充分的自由。多半因为它仍属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带，来自西欧和欧亚大陆的殖民者，可遵循自己的法律。从15世纪开始，整个东欧建立新规则，限制农民的迁徙。农民不得离开他耕耘的土地，否则就要面对大笔罚款的威胁。帮助潜逃农奴要受沉重处罚，城镇收容农民的能力大受限制，以防止他们逃避庄园上的义务。

农民损失最大自由的是俄罗斯。回溯到12世纪的基辅罗斯（Kievan Rus），其时已有奴隶和农奴。随着15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兴起，农民的义务持续上升，活动自由也在逐渐减少，直到每年仅得一次假（前提是债务已经还清），在圣乔治节（St George’s day）的前后。到了下一世纪，连这唯一年假也被取消。[5]俄罗斯领主对农奴的权利稳步加强，直到18世纪末。其时，人权原则正在整个西方传播。农奴永久绑在主人身上，没有活动权利。事实上，主人可随意调遣农奴，从一处地产迁到另一处，甚至将农奴放逐到西伯利亚，之后又任意召回。俄国统治阶层开始以手下农奴的数量来评估自己的地位。俄罗斯的贵族高层富得惊人：伯爵尼古拉·谢列梅捷沃（N. P. Sheremetov）拥有185 610名农奴；到他儿子手上，这个数字增至30多万。18世纪末，伯爵沃龙佐夫（Vorontsov）拥有54 703名农奴；到19世纪中期农奴制废除之前，他的继承者光是男奴就有37 702名。[6]

农奴制在东西欧为何有如此迥异的发展？答案在于经济、人口和政治因素的总汇，使农奴制在西方难以维持，在东方却盈利丰厚。

西欧人口密集，在1300年是东欧的三倍。随着始于11世纪的经济繁荣，众多人口变成城市居民。这些城市从意大利的北部辐射至佛兰德斯，其存在首先是政治软弱的产物，再就是国王发现，保护城市的独立可以挖对手大领主的墙脚。城市也受到古老封建权利的保护，罗马时代的城市传统并未消失。由于受到如此庇护，城市发展成为独立的社区，通过贸易增长来开拓自己的资源，独立于庄园经济。[7]自由城市的存在，又使农奴制愈加难以维持。它们好像是国内的边境线，农奴可以逃到那里来赢得自由，因此有中世纪的说法，“城市空气使你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8]相比之下，人口相对稀少的东欧城市更为小型，跟中国和中东类似，主要充任现有政治权力的行政中心。

14世纪的灾难性人口下降，更促使西欧趋向自由和东欧趋向非自由。重复发生的瘟疫和饥荒对西欧的打击，比对东欧更为严峻，爆发时间也更早。经济增长在15世纪恢复，西欧看到城镇的再生。它们提供避难所和经济机会，防止贵族进一步榨取手下的农民。事实上，为了挽留农民继续耕耘，领主必须提供更多自由，从而开启了现代的劳动市场。中央君主政体发现，保护城镇的权利可以削弱贵族对手。日益增加的需求必须依赖来自东欧和中欧的进口，包括食物和贵金属。但在易北河的东面，软弱的独立城市和国王，允许贵族依靠农民劳力来开发农产品的出口。如历史学家杰诺·苏克斯所说：“从长远看，易北河对岸的地区为西方复苏作出了贡献……‘第二次农奴制’的立法凶兆，以可怕的同步出现于勃兰登堡（1494）、波兰（1496）、波希米亚（1497）、匈牙利（1492、1498）、俄罗斯（1497）。”[9]

这是对东西欧农民权利不同模式的最明显解释。在西方，愈益强大的国王支持城市，其存在可以抵消贵族权力。在法国和西班牙，国王最终在长期斗争中获胜。与领主有委屈或冲突的农民和其他参与者，从精英的竞争中获得更多机会。在东欧，城市和君主权力都很弱，让贵族阶层自由支配属下的农民。这样的模式出现于匈牙利和波兰，国王由贵族阶层选出。东欧两个地区有强大国家：15世纪之后的俄罗斯和18世纪之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然而，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都没有代表平民来反对贵族，反而联合贵族来反对农民和资产阶级，再招聘贵族服务以增加自己的权力。

后来，农民在大规模行动中获得解放，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宣言。但非精英的真正自由——不仅农民还有城市中的工匠和资产阶级——还需依赖现有精英参与者的僵局或均势。非精英团体在两种情况下都受到压榨：第一，分散寡头变得太强大，那是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形；第二，中央政府变得太强大，那是俄罗斯的情形。

宪政主义及其在匈牙利的衰落

今日匈牙利只是中世纪幅员辽阔王国的缩影，它曾在不同时期囊括今日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等部分。匈牙利人是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侵犯欧洲的部落民族，由七个部落组成，其主要部落马扎尔（Megyeri）的统治者创建了阿尔帕德（Árpád）王朝。阿尔帕德大公伊斯特万（István），在1000年受洗为基督徒，并获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他监督匈牙利皈依基督教，后来被追认为圣人，即匈牙利的守护神圣斯蒂芬。[10]

14世纪初的匈牙利

匈牙利的王朝斗争消耗了君主政体，使之变得愈益孱弱，结果就是持续的寡头统治。随着部落财产共有制的瓦解，匈牙利君主政体最初拥有甚多地产，再加上来自皇家矿产的收入，其资源可与法英国王媲美。到贝拉三世（Béla Ⅲ，1148—1196）统治的晚期，国王开始分赠皇家地产、属下各县的大片土地、关税、市场收入等。这些不是西欧那样换取服务的封建赠与，而是新兴男爵阶层手中的自由财产。贝拉三世的继承者们为权力斗争继续向贵族竞相分送皇家礼物。[11]

这就是1222年国王安德鲁二世签署金玺诏书的背景（参看第22章）。[12]它实际上是限制国王权力的宪法文件，只是来自颇为不同的社会参与者。在大宪章的案例中，强大的英国男爵代表整个王国发言，迫使国王约翰限制自己享有的权力。迫使国王签署金玺诏书的不是匈牙利男爵，而是皇家和城堡要塞的军人。实际上，他们想要国王保护自己免受男爵的掌控。[13]匈牙利教会获得格里高利之后强大罗马教皇的支持，也是要求政策变化的重要政治参与者。教会想保护自己的土地和特权不受进一步的侵蚀，也要求把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商人驱逐出国，让基督徒商人取而代之。金玺诏书的政治运作显示，匈牙利社会已在国家之外组织成强大的竞争团体，包括男爵或上层贵族、士绅、神职人员。[14]

中央权力软弱的第一后果是蒙古人对匈牙利的掠夺。后者征服俄罗斯后，在1241年入侵匈牙利。[15]国王贝拉四世试图加强自己的力量，所以邀请大批异教库曼人（Cuman）进入匈牙利，反而激怒自己的贵族，后者因此拒绝参战。库曼人最后也没参战，匈牙利部队在蒂萨河之战（Battle of Mohi）中遭到彻底摧毁。蒙古人占领整个国家，得知大汗在蒙古过世消息之后，方才撤退。

匈牙利在军事上的薄弱促进了国家建设。[16]匈牙利不知道蒙古人何时归来，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东方入侵者。为未来威胁作准备，路易一世（Louis I）等的后续国王投入实质性的军事行动，以扩充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甚至抵达遥远的那不勒斯。国家还实施很多改革，以保护自己免受侵略。这包括建造大量石堡和城防，以替换顶不住蒙古进攻的木砖建筑；还以西欧模式的重甲骑士，取代匈牙利军队的轻骑兵。

军事压力导致匈牙利国王促进士绅的利益。然而，这类军人和官员没有直接进入中央国家的架构。后来的软弱国王允许他们为强大男爵服务，促使单一贵族阶层涌现。到14世纪，当初促成金玺诏书的皇家和城堡要塞的军人发现，自身的利益不在国王一边，而在男爵一边。[17]

结果是非常软弱的国家，以及寡头地主团体所控制的强大社会。包括新近获得爵位的士绅的匈牙利贵族阶层，完全拥有自己财产，不欠国王任何服务义务。阿尔帕德朝代在1301年结束之前，国王虽是当选的，却只是个装饰。他手下没有重要的军队或资源，也没有强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后继的安茹（Angevin）王朝治下，分权过程得到暂时逆转。该王朝终结于1386年，贵族迅速卷土重来。

一直到16世纪末，莫斯科公国的创始家族，持续成功地孕育男性继承人。这大大帮助了其强大国家的兴起，再一次显示人类制度的偶然性。相比之下，匈牙利却面对重复的继承权斗争，因为它的朝代短命，很多国王又有外国出身。[18]觊觎王位者为了争得权力，只好让贵族得到资源好处。在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国王治下，很多国王城堡都落到了贵族手中。[19]

事实上，匈牙利贵族以议会形式将自己的权力制度化，其权力超过法国的高等法院、西班牙议会、俄罗斯的缙绅会议。[20]远远早于约翰·洛克，贵族阶层“宣布他们有权保护王国的福祉，甚至可以反对国王，如果他试图损害共同利益”。他们还以此理由监禁一名国王。[21]召开议会的先例可追溯到金玺诏书的时代，到15世纪中，国家议会每年开会，有权选择国王。不同于英国议会，匈牙利议会受大地主贵族的控制，仅仅代表贵族阶层的利益。如历史学家派尔·恩格尔（Pal Engel）所说，“新制度的本质是决策权的分享，在理论上分给王国中所有地主，在实践中只给参与政治的贵族”。[22]早些时候，城市也可以参加议会，但随着其影响的式微，而逐渐中止。[23]（图3显示中世纪匈牙利的政治权力分配。）

图3. 匈牙利

匈牙利打造强大国家的最后机会是在15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已在东南方蠢蠢欲动。贵族地主约纳斯·匈雅提（Janos Hunyadi）在1446年被议会推选为摄政王。他通过一系列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包括1456年英勇的贝尔格莱德保卫战，而获得巨大威望。[24]约纳斯儿子马蒂亚斯（Mátyás，或写作Matthias Corvinus）在1458年因此而当选国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期间，完成了中央国家的现代化。这包括创建国王直接控制的强悍的黑军（Black Army），以取代纪律不佳和半私人的贵族部队，后者曾是匈牙利军队的基础；发展皇家秘书处，并配以大学培养的官员，以取代家族化的贵族官员；实施全国海关和直接税赋，中央政府征税急剧上升。[25]马蒂亚斯使用这些权力新工具，在波斯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取得了对土耳其、奥地利、波兰和西里西亚的重大军事胜利。[26]

因军事上的必需，马蒂亚斯投入其他现代化专制君主也在做的努力。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他仍需面对强大和组织良好的贵族阶层，被迫定期向选他当国王的议会征求咨询。贵族因他的军事成功而给他活动余地，但怨恨他所强加的与日俱增的税赋，以及在决策中自身影响力的销蚀。马蒂亚斯死于1490年，贵族收回中央国家在前半世纪争得的大部分权利。他们愤愤不平于自己特权的损失，渴望恢复旧状。所以，男爵们将一名软弱的外国君主推上王位，删减黑军的经费，然后将之送上土耳其的战场，结果遭到歼灭。贵族阶层还以国防能力为代价，将自己的税收负担降低70%到80%。

匈牙利返回到贵族分权的均势，很快承受后果。纪律散漫的贵族部队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中被苏莱曼一世打败，匈牙利国王被杀。相互争执的男爵只顾反对国家，不顾国家防御；如此场景曾在蒙古入侵中发生，现又重演。匈牙利失去独立地位，一分为三，分别受奥地利哈布斯堡、奥斯曼、土耳其属国特兰西瓦尼亚的控制。

自由和寡头政治

我详细讨论匈牙利的例子，是为了挑明一条相对简洁的见解：强大、凝聚且武装齐全的民间社会，能抵制中央政府，但不一定能获得政治自由。即使有宪政安排，对行政权力实施严格的法律限制，也不能保障政治自由。匈牙利正好符合上述的一切，它得以削弱中央权力，以致国家都不能抵御迫在眉睫的外国敌人。波兰身处类似情境，软弱的国王受贵族会议的控制。两个世纪之后，波兰步匈牙利的后尘，也失去国家的独立地位。

国家独立的丧失不是匈牙利失去的唯一自由。毕竟，匈牙利面对的是庞大和组织良好的土耳其帝国，后者已在欧洲的东南部兼并了多数王国和公国。即使是一个更为集权的现代国家，恐怕也承受不了土耳其的冲击。匈牙利中央国家的脆弱，使匈牙利农民和城市处于从属地位。蒙古入侵带来了动乱和人口骤降。这之后，农民基本上成为自由人，尤其是住在皇家领地上的。作为皇家“客人”，他们有固定的权利和义务，既可充任士兵，又可以缴税来替代。他们最重要的自由是流动自由，并可选举自己的法官和教士。[27]

但世俗和教会的地主都想把他们绑在土地上，成为可供交易的商品。皇家土地分给私人始于13世纪，结果使更多农民陷入地主的司法权和掌控。始于16世纪早期的食物涨价，促使地主增加农民所欠的领地实物税。农民被迫从事更多的劳役，从前一个世纪的每星期一天，到1520年的每星期三天。农民选择地方法官和教士的权利也很有限，需要接受领主的控制。[28]此外，地主开始阻止农民在不同领地之间自由搬迁，或阻止他们移往城镇。日益恶化的境况导致了1514年的农民大起义，起义遭到残酷镇压。起义领袖被架在火堆上“登基”，他的同伴被迫分吃从他身上割下来的肉。[29]这次起义发生在土耳其人入侵的前夕，为奥斯曼帝国的胜利贡献了有利条件。[30]

如本章开头所提到的，愈益剧烈的农奴制回潮并不局限于匈牙利。它也发生于波希米亚、波兰、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整个地区的贵族要求增强税赋，取消自由，限制属下人口的流动。20世纪教诲我们，把暴政视作强大中央国家的行径，但它也可来自地方上的寡头。在当代中国，侵犯农民权利、违反环保和安全法律、从事肆无忌惮的贪污，其中最恶劣的案例，多是地方党员干部所为，或是受他们庇护的私人雇主所为，与北京的中央政府无关。中央政府的责任，就是以执法来抑制寡头；有时失去自由，不是因为国家太强大，而是太软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编按：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和种族隔离持续二十年，其终止还要靠联邦政府在南方各州强制执行宪法。由此看来，赢得政治自由，不是国家权力受到遏制时，而是强大国家遇上同样强大社会的制衡时。

美国创始人理解此种平衡的必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论》第17篇中，描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利分享。他说：

君主最终战胜属臣的案例中，其成功主要原因是属臣对其手下实施暴政。男爵，即贵族，既是君主的敌人，又是平民的压迫者。君主和平民对男爵又怕又恨，直到相互的危险和利益促成他们联合起来，那就会置贵族权力于死地。如果贵族以仁慈和公正保住其侍从和追随者的忠心耿耿，在与君主的竞争中，几乎永远是赢家，从而削弱或颠覆君主的权力。

汉密尔顿继续说，联邦架构中的州政府就像封建社会的男爵，它们独立于中央政府，其独立程度则取决于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本质上是不分好坏的，其对自由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它与从属权力机构的互动。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真理，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历史上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如果强大国家与强大寡头相互勾结，自由就面临尤其严峻的威胁。这就是俄罗斯所处的情境，莫斯科公国在匈牙利国家消亡的同一世纪崛起。

[1] Jerome Blum，《东欧农奴制的兴起》（The Rise of Serfdom in Eastern Europe），载《美国历史学评论》第62期（1957年）。

[2] Jerome Blum，《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农民》（The European Peasantr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华盛顿特区：历史教师服务中心，1960年），12—13页。

[3] Jerome Blum，《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农民》（The European Peasantr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华盛顿特区：历史教师服务中心，1960年），15—16页。

[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册，第8章，第12章。

[5] Richard Hellie，《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制和军事变化》（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cov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1年），77—92页。

[6] 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370页。

[7] 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贸易复兴》，77—105页。

[8] 参见马克斯·韦伯，《城市》（The City）（伊利诺伊州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8年）。

[9] Jenö Szücs，《欧洲三个历史性地区：大纲》，载John Keane编，《公民社会与国家：欧洲新视角》，310、313页。

[10] 参见László Makkai，《匈牙利人史前史和他们对匈牙利的征服及对西方的袭击，截至955年》（The Hungarians’ Prehistory, Their Conquest of Hungary and Their Raids to the West to 955）和《匈牙利基督国家的基础，950—1196年》（The Foundation of the Hungarian Christian State, 950-1196），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A History of Hungary）（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0年）。

[11] László Makkai，《转变为西方式国家，1196—1301年》（Transformation into a Western-type State, 1196-1301），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71页。

[12] Denis Sinor，《匈牙利史》（History of Hungary）（纽约：Praeger出版社，1959年），62—63页。

[13] Janos M. Bak，《匈牙利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政治、社会与国防》（Politics, Society and Defense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ungary），载Janos M. Bak和Bela K. Kiraly编，《从匈雅提到拉科奇：匈牙利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战争与社会》（From Hunyadi to Rakoczi：War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ungary）（纽约州布鲁克林市：布鲁克林学院社会与变革项目，1982年）。

[14] 俄国的权力以沙皇和士绅之间的牢靠同盟为基础，而反对匈牙利国王的，除了男爵和教堂，还有士绅阶层。他也不像英国国王，没有强势的法庭或新兴的皇家官僚，作为自己权力的基础。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72—273页；László Makkai，《转变为西方式国家，1196—1301年》，24—25页。

[15] Denis Sinor，《匈牙利史》，70—71页。

[16] 埃特曼（Thomas Ertman）认为，在15世纪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前，匈牙利没有面对严峻的地理政治压力。但考虑到路易斯一世（Louis I）和后续国王所投入的战争，这就不很确定了。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73—276页。

[17] Pal Enge，《安茹王朝时代，1301—1382年》（The Age of the Angevins,1301-1382），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43—44页。

[18] C. A. Macartney，《匈牙利简史》（Hungary: A Short History）（芝加哥：Aldine出版社，1962年），46—47页。

[19]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The Late Medieval Period, 1382-1526），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54—55页。

[20] 有关匈牙利议会的建制化，参见 György Bonis，《匈牙利联邦议会，13—18世纪》（The Hungarian Federal Diet, 13th-18th Centuries），载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第25卷（1965年）：283—296页。

[21] Martyn Rady，《匈牙利中世纪的贵族、土地与服役》（Nobility, Land and Service in Medieval Hungar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1年），159页。

[22] Pal Enge，《圣斯蒂芬的国土：匈牙利中世纪史，895—1526年》（The Realm of St. Stephen: A History of Medieval Hungary, 895-1526）（伦敦：I. B. Tauris出版社，2001年），278页。

[23]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65页。

[24] 有关匈雅提的兴起，参见Pal Enge，《圣斯蒂芬的国土》，288—305页。

[25]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88页。

[26]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71—74页。

[27] László Makkai，《转变为西方式国家，1196—1301年》，32—33页。

[28] Jerome Blum，《东欧农奴制的兴起》。

[29]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78—79页。

[30] William H. McNei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4页。

第26章
更完美的专制主义

莫斯科国家的涌现和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特征；君主政体依赖贵族，造成俄罗斯农民逐渐沦为农奴；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专制主义在俄罗斯取得更为彻底的胜利

尤其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兴起的21世纪初，俄罗斯联邦成为政治学家所谓的“选举式威权”政权。[1]政府基本上是威权的，受控于政治家、官员和商业利益所组成的灰色网络，但仍然举行民主选举，使继续执政获得合法性。俄罗斯民主的质量很低。政权控制几乎所有的主要媒体，不允许对政府的批评，威胁反对派候选人，或使之丧失参选资格，还向自己的候选人和拥护者提供优惠。

它在法治上的表现，比民主质量问题更为糟糕。揭露官方腐败或批评政府的新闻记者突然死去，没有看到找出杀手的真正努力。私人企业遇上政权内线人士的敌对接管，便会遭到政府部门的诬陷指控，从而被迫放弃资产。不夸张地说，重要官员即使参与谋杀，也可逍遥法外，无须负责。专门调查世界上腐败水平的非政府机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俄罗斯排在180个国家中的第147名，劣于孟加拉、利比里亚、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稍稍优于叙利亚、中非共和国。[2]

很多人看到21世纪的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连贯性，又因俄罗斯人经常表达对斯大林和苏联岁月的怀旧，而得到放大。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七十年，共产主义扎根于俄罗斯，当然塑造了当代俄罗斯人的态度。

但在共产主义的下面藏有很多龟。如果仅把当代威权主义归罪于20世纪的政治，首先就要解说，共产主义为何在俄罗斯和中国获得彻底的成功。当然，发挥作用的还有更古老的专制传统。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已发展了强大的中央国家，其行政权力只受法治或负责制立法的软弱约束。布尔什维克之前的俄罗斯，其取得的专制主义的性质，不同于法国或西班牙的旧政权，更接近于前现代中国或奥斯曼。个中的原因与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对它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来源

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俄罗斯国家起源于乌克兰的基辅地区，基辅曾是主要的贸易站，连接北欧和拜占庭帝国等。它的持续存在中断于13世纪30年代末，其时，拔都可汗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队侵占俄罗斯，基辅遭到彻底摧毁。身为教皇使节的大主教迦儿宾（Carpini）写道，经过基辅时，“我们看到现场有无数死人的头颅和骸骨，该城曾经很大，人口众多，现在却一片荒芜，只有两百栋房子还立在那里，俘虏在从事着最为恶劣的苦役”。[3]蒙古占领持续了将近二百五十年。很多当代俄罗斯人，被问到为何他们的国家和政治文化迥然不同于西欧时，立即把责任推到蒙古人身上。西方也有观察俄罗斯的悠久历史，如侯爵德·屈斯蒂那（de Custine）。他坚持俄罗斯应被视作“亚洲”强国，它与蒙古人、奥斯曼人、库曼人和其他亚洲人的互动，对它的成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4]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出现，见解已经转变。新一轮修正主义的历史评论，以更为肯定的语气解说蒙古人的作用。[5]

不管怎样，蒙古入侵对俄罗斯后续的政治发展施加了重大影响，且多半是消极的。[6]首先，它切断了俄罗斯与拜占庭和中东的贸易和思想交流，后者曾是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的来源。也阻碍了它与欧洲的联系，这意味俄罗斯没像西欧那样，深入参与相关的历史进程，比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其次，蒙古占领大大延误了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基辅遭到彻底摧毁后，基本上需要重头开始，当代乌克兰的基辅地区曾是俄罗斯老祖宗的定居点。蒙古人抵达之前，俄罗斯国家已经开始分裂。政治权力向无数自称为王的小封地流散，又因蒙古占领而获得确认。俄罗斯的重心从黑海北部的欧洲本都地区（pontic）转向东北部，当地的莫斯科大公国崛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不像持续八百年的欧洲封建主义，俄罗斯的封地仅生存两个多世纪——从1240年开始套上鞑靼轭（Tatar yoke）到伊凡三世当政的16世纪中期——很快，小封地的领主必须面对日益强盛的中央君主政体。

最后，蒙古人破坏了继承于拜占庭的法律传统，使政治生活变得更为恶劣、更为残忍。与欧洲的基督徒君主相比，蒙古统治者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掠夺者，其目的就是从所控制的居民身上榨取资源。他们仍处在部落层次，从未发展出政治制度或正义理论，可以带给所征服的居民。他们不像传统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并不矫饰自己是为被统治者而存在的。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表，愿意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大规模榨取资源。他们严惩任何抵抗力量，为了杀鸡儆猴，甚至愿意处死整座城镇的居民。他们招募俄罗斯的领主成为自己的征税官，包括将来创建俄罗斯国家的莫斯科大公。他们以自己的掠夺策略，训练数代的俄罗斯领袖。事实上，他们通过联姻而融入俄罗斯人口的基因。

俄罗斯的兴起

像我们所讨论的几乎所有政治体，发动战争的需要促动了俄罗斯的国家建设。像基于法兰西岛的卡佩家族，莫斯科的留里克王朝（Rurik）从自己的中心位置向外扩展，征服和吸收其他封地公国、蒙古和立陶宛等的外国军队。伊凡三世（1440—1505）治下的国家成为重要力量，兼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Tver）。他给自己冠上全俄罗斯大公的称号，莫斯科公国从伊凡一世（1288—1340）的六百平方英里，到瓦西里二世（1415—1462）的一万两千平方英里，再到他自己统治结束时的五万五千平方英里。[7]

封地期间的俄罗斯国家，其形成非常类似于中国和奥斯曼的国家形成过程。像中国西周的创始朝代，基辅贵族家庭的后裔分布于俄罗斯各地，尤其是在蒙古入侵之后。他们组建一系列小公国，相当于俄罗斯版本的封建主义。每位领主控制自己的领地、经济资源和军队，并与自由贵族（boyar）签订契约以获服务。

莫斯科国家的权力基于服役贵族（middle service class），由骑兵组成，报酬不是现金而是封地（pomest’ia），每块封地上约有五或六户农家。由于地多人少，控制人口比控制土地更为重要。骑兵不是常备军，受领主召集而提供服务，军事季节结束后，再回到自己封地。俄罗斯和奥斯曼的封地非常相像，这可能不是意外。其时，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接触愈益增多。像奥斯曼的骑士，俄罗斯部队的核心成员，如果身处欧洲其他地区，便被称作低层士绅，其土地和资源全部来自国家。俄罗斯骑兵配置相对轻便的装备，主要倚靠迂回战术。这很像奥斯曼骑兵，而迥然不同于西欧的重甲骑士。莫斯科政权组建此种部队的动机，也与奥斯曼相似。这个军事组织的地位全靠国家，不会要求现金军饷。它可被用来抵消领主和贵族的势力，后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资源。[8]

这是俄罗斯和匈牙利的重大差异。在俄罗斯，服役贵族接受招募，直接为莫斯科国家服务。在匈牙利，它变成贵族阶层的一部分。这不同选择也许足以决定后来的分道扬镳，一个社会走上中央集权，另一个趋于权力下放。与西欧社会相比，俄罗斯社会对莫斯科的国家建设设置了较少障碍，原因之一就是：服役贵族直接从属于国家，没有接受领土贵族的再次分封。

俄罗斯版本的封建主义历史太短，尚没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这是俄罗斯贵族无法限制中央国家权力的另一原因。俄罗斯是否经历过封建主义？俄国史学界对此有长期争论，因为俄罗斯的封地从没获得西欧对应物所享受的自治权。[9]俄罗斯的领主和较低层次的贵族没有时间建造城堡，俄罗斯的平原和大草原，将优势赋予快速移动的进攻军队，而不是防御军队。

莫斯科国家颁布门第选官制（mestnichestvo，编按[下同]：俄语为Местничество），故意在贵族中播种不和。它将贵族家庭以及家庭内的个人划出等级。像法国和西班牙的爵位和特权的出售，门第选官制也让贵族互相竞争，从而破坏了贵族内部的凝聚力。[10]所以，俄罗斯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其内部团结很差，几乎没有发展出联合抵抗中央国家的机构。他们以内部的小争执而著称，经常自我损耗。

在俄罗斯，法治一开始就比西欧薄弱。天主教会在领土主权国家之外建立教会法规，但俄罗斯东正教从没扮演过类似角色。被俄罗斯当作模型的拜占庭帝国，其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是政教合一。东罗马皇帝委任君士坦丁堡的牧首（Patriarch，最高主教），裁决教会中的教条争议。格里高利改革和叙任权斗争的相似情形，从没在拜占庭的世界发生。东正教没有发展出可颁布法律的国家般的中央机构，也没像天主教会一样，将牧首法令编纂成统一的教会法规。当蒙古入侵切断了俄罗斯教会与拜占庭的交往时，它在莫斯科国家身上找到新监护人。教会和国家的利益相互吻合，后者提供赞助和权力，前者鼓吹后者作为“第三罗马”的合法性。大牧首尼康（Nikon）在1666年遭到开除，之后的俄罗斯教会彻底变成政教合一。到1721年，彼得大帝颁布《宗教事务管理章程》，干脆取消牧首职位，取而代之的是沙皇指定的神圣宗教会议（Holy Synod）。[11]

如果怀疑法治保护西欧精英的重要性，我们只要想想所谓的沙皇特辖制（oprichnina，俄语опричнина）。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黑暗年代，时值伊凡四世（1530—1584）统治的后半期，在西欧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他被后人称作伊凡雷帝（Ivan Grozny，俄语Иван Грозный），既可译作恐怖伊凡，也可译作伊凡大帝。他心爱的年轻妻子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俄语Анастасия）死于1560年，使他对周遭的宫廷官员疑鬼疑神。他突然离开莫斯科，至1565年方才返回，要求贵族让他建立所谓的非常行政区，并让他享有处理恶人和叛徒的唯一大权。一旦获得同意，他就发起恐怖统治，反过来攻击贵族。愈来愈多的贵族与家人一起遭到逮捕、折磨、处决。伊凡创建了所谓的特辖军（oprichniki，俄语опричники），身穿黑衣，骑黑马，成为他法外统治的特殊工具。特辖区内的私人财产遭到国家没收。之后，它又得到扩张，最后面积相当于全国的一半。估计有四千至一万的贵族被杀，古老领主家庭中存活的仅得九家，大部分土地都被充公。[12]伊凡四世好像完全失去情绪平衡，一度致命地伤害了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他死后，俄罗斯只能说仍然心有余悸。[13]很难说，它不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实施党内清洗的先例。其时，苏共总书记怀疑身边处处有阴谋诡计，杀光了当年与其携手闹革命的老共产党员。[14]它也使人不得不忆起清洗贵族精英的中国统治者，像武则天。

从俄罗斯政治发展来看，使人迷惑的是贵族为何授予伊凡这些特权，祸及自身。有人认为，他们不敢想象自己可以独自当政，也害怕君主不掌大权的后果。在伊凡四世奇怪消失于莫斯科的时候，有人提出如此可能。俄罗斯人对软弱国家会造成的混乱和崩溃心怀恐惧，这并不荒谬。他儿子费奥多（Feodor，俄语Фёдор）去世于1598年，没有留下子女，留里克王朝因此而告终，开始了所谓的混乱时期。莫斯科国家饱受饥荒和外国侵略的困扰，因一系列“伪德米特里”（false Dmitri，俄语Лжедмитрий）竞争君位而分崩离析。莫斯科君主创造的国家机器不够强大，承受不了漫长的继承权斗争。即使君主权力崩溃，也不能回归到分权的封建统治。结果只是失序的暴力和外国的霸权，直到罗曼诺夫王朝在1613年涌现。

自由选择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兴起并不由俄罗斯文化内在逻辑所命中注定。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上有西方的共和或代议制度的先例，为其他可能性提供视野。西北部的城市诺夫哥罗德从没被蒙古人征服，在早期封地时期，一直是颇具活力的商业共和国。它与波罗的海贸易紧密相连，发挥门户作用，让欧洲货物进入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的君主统领军队，但在执政时受市民大会（veche，俄语вече）的限制。市民大会从城市贵族中选出市长，所有自由公民都可投票。它还控制税赋、法律和外交，甚至可以解雇君主。城市内，社区在料理自己事务上行使很大自治权。诺夫哥罗德最终被伊凡三世征服，在1478年成为莫斯科国家的一部分。伊凡三世废除诺夫哥罗德所有的共和机构，将很多当地领袖当作叛徒处死，并将大量贵族和商人家庭驱逐出境。[15]

第二个代议机构是缙绅会议，由贵族组成，近似于法国三级会议和西班牙议会。它的开会并无定律，但在适当时刻扮演重要角色。它批准了伊凡四世的数项倡议，例如他向利沃尼亚的开战。其他会期批准了伊凡四世儿子费奥多在1584年的继位，并在1598年向摄政王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俄语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提供皇位。它最重要的举动是在1613年核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khail Romanov，俄语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成为沙皇，从而终止混乱时期。该议会在17世纪还继续开会，批准了多次宣战和税赋，直到彼得大帝使之边缘化。[16]自那以后，代议机构在俄罗斯销声匿迹，直到1906年日俄战争之后召开的立法机构杜马（Duma，俄语Дума）。

抵制权力的最后潜在来源是俄罗斯教会。如上所述，评论家经常谴责俄罗斯教会是莫斯科统治者的驯服工具，不管是沙皇时期，还是今天。但在大牧首尼康被开除之前的时期，仍有可能走上不同途径。俄罗斯东正教曾拥有近乎四分之一的俄罗斯土地，由此而享受自治。自圣谢尔盖（St. Sergius）改革以来，俄罗斯就有优良的修道院传统，但经常引起世俗统治者的怀疑。至少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Florentine Union）触发危机之前，莫斯科的都主教（Metropolitan）都由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指派，俄罗斯君主无从置喙，之后才由俄罗斯主教会议选出。[17]也有个别教会领袖不畏暴政，如莫斯科都主教菲利普（Philip），因为谴责伊凡四世，而被赶出自己的教区，最终竟被勒死。[18]

这些案例表明，俄罗斯传统并不是暴政不断，自由选择时有发芽开花。共产主义倒台后重现创造更为自由社会的诺言，但其兑现恐怕还在将来。

农奴所有者结成卡特尔（Cartel）

17世纪末的俄罗斯国家已有中央集权，但还比不上欧洲对手。没有整齐的中央官僚机构，只有一系列所谓的衙门（prikazy，俄语Приказы），其职责既有重叠，又不一致，来自沙皇繁杂的指令（prikaz，俄语Приказ）。[19]不同于法国的总督制度，从地方到中央的政府任命，都出自沙皇，被称为“给食”（kormienie，俄语Кормление），这名字就表明制度背后的监督和掠夺意味。早在16世纪既已存在的地方自治政府，在伊凡四世的治下遭到废除，国家倚靠军事总督制度（voevody，俄语Воевода）来实施行政命令。军队也同样原始，仍然基于骑兵，只在首都组织新型步兵，但不一定靠得住。[20]

俄罗斯国家建设的下一轮是在彼得大帝（1672—1725）治下。他迁都圣彼得堡，又从欧洲引进一大批新制度。彼得是个巨人，不论是体形，还是领导才能，单枪匹马尽力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战争再次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对抗瑞典的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彼得在1700年纳尔瓦战役中，败于瑞典皇帝查理十二世，遂开始对当时欧洲边界的俄军进行彻底重整，并从零开始打造海军（从最初的单船只舰发展到最终能够战胜瑞典海军的八百艘）。他也推行俄罗斯中央政府的现代化，废除老式衙门，换成模拟瑞典的参政院（a system of colleges）。参政院以技术专长为基础——大多来自外国——在辩论和执行政策方面发挥了特殊功能。

15世纪和16世纪国家建设的第一期，主要是动员服役贵族，这分裂了贵族阶层，确保他们大部分直接依赖国家。彼得甚至更进一步，征召整个贵族阶层参与国家服务。贵族入伍先当小厮，其提升全凭现代的择优标准，一生必须附属于自己的团队。所以，与欧洲相比，俄罗斯贵族服务的观念更为持久，虽然实施方式大相径庭。为国家服务的贵族随身不带自己的属臣和侍从，却在中央等级机构中获得职位。这导致俄罗斯社会的总体军事化，在道德上重视责任、荣誉、等级、服从。[21]

支撑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内部政治力量，其平衡可用图4来说明：

图4. 俄罗斯

彼得大帝在1722年以官秩表（Table of Ranks）替换古老的门第选官制。每个国民都有自己的法定等级，以及相应的特权和义务。非贵族人员一旦升到足够的等级，不管是在官僚机构还是在军队，就可自动进入世袭贵族的行列。新鲜血液进入贵族，这很有必要，因为国家需要大批公职人员。官秩表确定贵族的集团身份，并加强其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但它从不将自己视作君主政体的对手，因为其利益与国家紧密相连。[22]

贵族提供服务，以换取免税、土地人口专有权和进一步榨取农奴的机会。农奴在君主赠与贵族的封地上首次出现，这显示农民条件的恶化和贵族服务阶层的兴起，以及两者的密切相连。这些封地倾向于在南方、东南和西方，都是国家夺之于邻国的新土地。辽阔的北方领土上没有战事，它的农民处境要好得多——基本上只是国家的农民，只有欠国家的义务，不欠私人地主的。[23]

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农民的税赋日益上涨，而更为重要的法律限制则针对农民的行动自由。根据古老的传统，农民有权离去，但在后来受到愈来愈多的限制，最后竟被全部废除。[24]限制农民的迁徙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俄罗斯贵族的团结，以及贵族与君主政体的同盟。

讽刺的是，此中原因与俄罗斯的地理有关。它缺乏地理界限，非常不适于奴隶制的发展。俄罗斯只有很少阻挡迁徙的自然屏障，如无法通行的大河或山脉。国家因扩张而不断拉长边境线，尤其是在南方和东南方。乌克兰南部和顿河盆地（Don Basin）的自由哥萨克社区，据说由逃走的农奴所建。像蓄奴农地与开放边境相邻的美国南方，只有农奴主之间达成牢固协议，以限制农奴行动、送回逃奴、既严罚逃奴又严罚违规地主，农奴制度方能取得成功。如有主要参与者不予合作——或是部分地主，或是自由城市，或是向逃奴提供保护的国王——整个制度就会崩溃。考虑到这段时期劳力缺乏，任何地主如果退出联盟，以较好条件将农奴吸引到自己领土，便会获取丰厚的利润。所以，必须以显著的地位特权和严守反迁徙规则的承诺，来加强地主卡特尔的团结。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基础，就是君主和上下层贵族的同盟。他们都答应遵循有关规则，牺牲品就是农民。

维持农奴卡特尔的需要，解释了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众多现象。自己没有农奴的个人，欲自由拥有土地，会受到政府愈来愈多的限制。要想得到土地，必须先变成贵族。一旦成为贵族，便能自动获得农奴，以及维持这一制度的义务。此举遏制了资产阶级在独立商业城市的成长。西方的城市在促进农民自由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俄罗斯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是贵族，而不是独立的资产阶级。[25]维持卡特尔的需要，也解释了俄罗斯向南方和东南方的扩张。边境旁边的自由哥萨克社区的存在，无疑是持续的诱惑，也是逃跑农民的良机，必须遭到镇压。

彼得大帝之后

彼得大帝是推行现代化的伟大人物，在很多方面促使俄罗斯“欧洲化”，并使之成为欧洲政坛中的主要角色。但他从上到下的强行改革，遇上了俄罗斯社会本质上的局限。例如，他试图创立省和地区的两级制度，以及新式的市政规则，以改造省、市和地方的政府，到最后都不了了之。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字眼来说，原因在于“能力缺乏”。那是指，地方上受过训练的行政人员不够，现存的又缺乏热情。中央颁布的法令得不到实施，政权也无法铲除既有的腐败和独断专行。[26]

彼得大帝在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中，推行选贤与能的现代晋升制度。他死后，便难以为继。他的很多革新全靠自己的监督和精力，例如，他曾旁听政府招聘干部的考试。他去世后，宫廷内外的强大家族使行政机构重趋家族化。他的继位者软弱。想要晋升到文武官职的最高等级，全得倚靠豪门巨室的赞助，像多尔戈鲁科夫（Dolgorukov，俄语Долгоруков）、拉雷斯金（Naryshkin，俄语Нарышкин）、戈利岑（Golitsyn，俄语Голицын）、萨尔蒂科夫（Saltykov，俄语Салтыков）。日益掌控国家政策的贵族在1762年废除自己的服务义务，并获得更多针对农民的权利，如随意迁徙和驱逐农民的权利。[27]豪门家庭及其赞助网络的相互竞争，甚至延伸到军队，战斗力因此而受损。

贵族家庭的兴起分散了俄罗斯制度的权力，并软化伊凡四世和彼得大帝所遗留下的专制传统，再加上法国文化在俄罗斯精英中所享有的主导地位，这一切使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所描述的19世纪早期的贵族社会，看来酷像欧洲的贵族社会。如在两百年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但这种权力分散与西方现代行政国家的兴起，不可混为一谈。历史学家约翰·勒多内（John LeDonne）说：“全国范围家族和依附者的网络，无不在嘲弄立法文件所建立的严格等级制度。此类立法努力，一直在寻找行政秩序和‘规范化’。它解释了为何俄罗斯政府，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是人的政府，而不是法的政府。”[28]

专制主义完成

有关俄罗斯的解说，以18世纪晚期稳固专制国家的出现而告结束。显而易见，之后又有很多新的发展，包括19世纪的自由派实验和20世纪极权国家的兴起。到法国大革命时，俄罗斯统治的特征已昭然若揭，它既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弱的专制主义，也不同于中国和奥斯曼的国家。

在若干方面，俄罗斯的国家比法国或西班牙更为强大。至少在与精英打交道时，后者受到约束，必须尊重法治，这在俄罗斯却是闻所未闻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政府，以债务违约和货币操纵来蚕食产权，甚至捏造指控，通过法律程序来勒索钱财。但至少，他们觉得必须运用现有的法律机构。相比之下，俄罗斯政府无需法律借口来没收私人财产，逼迫贵族为政府服务，处置敌人和叛徒时，漠视正当的法律程序。伊凡四世的特辖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意外，之后也没有相似的复制，直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府。但它的曾经发生，为后来俄罗斯统治者创立了重要的先例。他们很清楚，他们手中针对精英的极端措施是西方主权国家所没有的。在这一方面，俄罗斯政府更接近帝制中国，更远离西方。俄罗斯政府发展了类似奥斯曼的专制制度，譬如作为骑兵报酬的封地。奥斯曼和马穆鲁克，即使在最兴盛时期，也比俄罗斯统治者更加尊重法治。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专制主义更为家族化，远远超过中国或奥斯曼的版本。如我们所见，中国人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和非人格化的中央统治。大体上，中国历史是国家与家族制复辟的斗争史。早在中国统一之前的公元前3世纪，非人格化和选贤与能的政府的理想就已问世。奥斯曼的军事奴役制建立任人唯才的行政制度，不受家族影响，在其全盛时期，不乏来访欧洲人的赞美。彼得大帝想在俄罗斯创建同样制度，只取得部分的成功。俄罗斯的家族力量随后轻易夺回政府，以不透明的方式在幕后制定政策。

当代俄罗斯，与彼得大帝死后的百年社会有惊人的相似。尽管有现代的正式宪法和书面法律，俄罗斯国家仍受灰色精英网络的掌控，很像曾经控制帝制俄罗斯的萨尔蒂科夫和拉雷斯金家族。这些精英行使权力的方式，不是法律或规范程序所能定义的。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己着想。

俄罗斯没有陷入历史的泥潭。伊凡四世、彼得大帝、斯大林开下专制先例，但接踵而至的却是自由化。今日社会已被动员起来，其方式不同于旧政权时期，资本主义的引进允许精英的组成定期更换。今日腐败和紊乱的选举式威权主义，不再是俄罗斯人曾承受的残酷独裁。俄罗斯历史提供很多通向较多自由的其他选择，可作为将来改革的先例。

[1] 参见 Andreas Schedler，《选举式威权主义：不公平竞争的动态》（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Lynne Rienner出版社，2006年）。

[2] 这些排名来自2008年的腐败感受指数，参见：http://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

[3]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A History of Russ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79页。

[4] 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的俄罗斯》（La Russie en 1893）（巴黎：Amyot出版社，1843年）。

[5] 在蒙古本土，成吉思汗今天仍被敬作国家英雄。甚至在俄罗斯，对自己真正根源的搜索，也给蒙古时期涂上比较鲜艳的色彩。例如Jack Weatherford，《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塑造》（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纽约：皇冠出版社，2004年）。

[6] 有关简易的裁决，参见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78—83页。

[7] 有关简易的裁决，参见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16页；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History of Russia）（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部，1964年），101—124页。

[8] 参见Richard Hellie，《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制与军事变革》，第2章；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俄国政治秩序的形成，1700—1825年》（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Order 1700-182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6页；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170—171页。

[9] 和往常一样，很多苏联历史学家采用广泛经济定义的封建主义，主张它的存在上至基辅时期下至19世纪晚期。如用马克·布洛赫对封建主义的定义，既有类似，又有明显差异。“俄罗斯的社会形式经常像是低层次的，与西方模式相比，至少是更为简单和更为粗糙的版本。”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27—128页。

[10]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64页。

[11]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57页。

[12] 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144—146页。

[13]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64—170页。英国旅客Giles Fletcher在伊凡四世死后访问莫斯科，该“政策和暴政（尽管现已停止）如此扰乱那个国家，使之始终充满怨怼和刻骨仇恨，以至不会自行熄灭（现在似乎如此），直到再次燃起国内的熊熊大火”。引自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动乱时期：16世纪和17世纪莫斯科公国内部危机和社会斗争的历史研究》（The Time of Trouble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ternal Crises and Social Struggle in 16th-and 17th-Century Muscovy）（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0年），25页。

[14] 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在《伊凡雷帝》电影中作出这一联想，斯大林自己也有同一联想。感谢Donna Orwin指出这一点。

[15]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88—93页；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62—63页。

[16]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09—210页。

[17]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100—101页。

[18]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132页。

[19] 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64页。

[20]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12—213页。

[21] “1822年对若干省份的调研显示，军队的内部结构已被移植到省行政机构。元帅、法官、警长、治安官代表第一线（stroi），文官财务长和会计代表非战斗人员（nestroevoi）。”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19页。

[22] 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02—203页。

[23]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05—206页。

[24] 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47—268页。

[25] 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6页。

[26]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56—258页。

[27] 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03页。

[28] 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20页。

第27章
征税和代表权

失败的负责制案例，帮助理解议会制度在英国的发展；政治团结的来源，其在诺曼征服之前英国的扎根；英国制度合法化中的法律作用；光荣革命所真正实现的

政治负责制如何发展的最后案例是英国，其政治发展的三大组件——国家、法治和政治负责制——都成功获得了制度化。我最后审视英国是为了避开辉格史观的缺陷。关于英国代议政府的兴起，已有很多论述认为，它是可溯源自古代雅典的西方发展模式的逻辑的、必然的或无可避免的结果。但这些论述很少互作比较，所引证的一系列因果事件，又忽略了不易察觉或更为遥远的因素。而在事实上，那些因素却在扮演重要角色。换言之，它们只看到顶部的龟，而忽视了蛰伏于下的龟。

我们得以避免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讨论四个负责制政府无法出现的欧洲国家——如果把所讨论过的非西方案例也包括在内，那就不止四个。我们观察英国与其他案例的异同，将更好地了解促使负责制发展的组合因素。

跟法国、西班牙、匈牙利和俄罗斯一样，英国首先是部落社会，然后是封建社会，它的中央集权始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这些社会的精英都组成政治团体——英国议会、法国高等法院、西班牙议会、匈牙利议会、俄罗斯缙绅会议——推行现代化的君主要向它们寻求支持和合法性。在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这些团体没能凝聚成强大的制度化参与者，没能对抗中央国家，没能取得宪政上的妥协，没能获得国王对自己的负责。相比之下，英国议会却是强大而凝聚的。

具体地说，不同于主要代表卡斯提尔城市的西班牙议会，或贵族掌控的法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团体，英国议会不仅代表贵族和神职人员（世俗和精神的领主），而且代表广泛的士绅、市民和业主。这些平民是议会的灵魂和动力。英国议会强大到成功击败国王的诸多计划，包括增税、组建新军、躲避普通法。它还创建自己的军队，在内战中打败国王，将之处死，迫使继任君主詹姆士二世退位，拥戴来自欧洲大陆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到最后，统治英国的不是欧洲大陆那样的专制君主，而是正式承认议会负责制原则的立宪君主。英国议会获得如此进展，而欧洲其他地区的议会却四分五裂和软弱无能，或被拉拢收买，或主动支持君主专制，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有人自然要问，这是为什么？

英国还在另一方面为当代发展中国家树立先例。17世纪初，早期斯图亚特治下的英国不但日益专制，而且非常腐败。渗透法国和西班牙政府的实践，如卖官鬻爵和家族攫权，同样也发生在英国身上，只是在规模上还算适中。但到该世纪末，英国的公共腐败问题，即使没有得到解决，至少已有很大收敛。政治制度得以废除公职买卖，建立现代官僚机构，提升国家整体的力量和效率。这虽然没有彻底解决英国公共生活中的腐败问题，但阻止国家陷入最终摧毁法兰西王国式的腐朽泥潭。今天，面对普遍公共腐败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英国政治制度的应对方法。

英国政治团结的根源

我们看到，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君主政体使用种种策略，在贵族、士绅和资产阶级当中，收买、胁迫、化解潜在的对手。英国君主作出同样的尝试，但议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团结起来，抵制并最终打败国王。问题在于，这团结来自何处。

答案至少有三，有的已在以前章节中获得详细解释。第一，很早以来，英国社会团结的政治性大于它的社会性。第二，普通法和英国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获得广泛认同，业主保卫自己财产的意愿强烈。最后，此时的宗教，虽然在英国人中间造成痛苦的分裂，却赋予议会超越的使命感。如果与国王的争执只是为了财产和资源，该使命感便不复存在。

地方政府和团结

我们在第16章中提到，欧洲的部落社会组织因基督教的影响而趋于崩溃，远远早于现代国家建设。英国在这一过程中，比任何其他地方走得都要快。6世纪晚期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传教开始，更加个人主义的社区便取代了扩展的亲戚关系。（这并不适用于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他们的部落关系——例如高地氏族——持续到很晚的历史后期。）邻居之间毫无关联，这样的社区在诺曼入侵之前的盎格鲁—萨克逊时期已属司空见惯，使当地农业社会截然不同于东欧，更不同于中国和印度。[1]

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虽然孱弱，但并不排除社会团结。紧密相连的亲戚团体，可在团体范围内提供集体行动，但遇上宗族或部落之外的合作，又会变成障碍。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其集体行动的范围非常狭窄，所以需要政治制度。

英国社会早期的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社会团结的消失，只是团结形式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诺曼征服之前，英国分成相对统一的各郡（shires），它们可能曾是独立的小王国，现已聚集成更大的英格兰王国。主持郡务的是称作长老（ealdorman）的古老官员，其职位是世袭的。（它的词根来自丹麦，现在仍存活于美国的地方政治，市府参事即写作alderman。）[2]但实际权力渐渐落到皇家官员手中，即郡治安官（shire reeve，or sheriff），后者受国王的指派，代表皇家权力。每半年，他组织一次郡会议，该区所有自由民（后来变成自由地主）必须出席。[3]诺曼征服并没摧毁该统治制度，只是将郡改为县，以符合欧洲大陆法兰克人的习惯。然而，治安官的权力大增，取代了世袭的长老。郡会议演变成县法庭，用弗雷德里克·梅特兰的话说：“国王的大领主必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与自己的属臣相聚。租户可能与自己领主坐在一起，俨然像个同等伙伴。”[4]

今天，这些制度的详情好像只有考古价值，但在解释议会作为政治制度的演变时却非常重要。欧洲大陆封建主义的性质，尤其是在卡洛林帝国地区，看来非常不同。欧洲领主贵族享有对司法权的控制，其程度远远超过英国。[5]在英国，国王享有优势。诺曼征服之后，国王利用县法庭来监察封建法庭。如个人觉得在领主那里得不到正义，就可向治安官提出上诉，要求将诉讼移至县法庭。后来，国王法庭（详见第17章）取代县法庭成为重要案件的预审庭。后者只得主持较不重要的诉讼，譬如金额不超过四十先令的土地纠纷。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非精英更有机会运用这些机构。

县法庭开始失去其司法功能的同时，却获得新的政治功能，成为更广泛政治制度的代议场所。正如梅特兰所说：

到13世纪中期，我们发现，民选代表被召集来参加全国会议，或叫议会（parliament）。他们是县法庭的代表，不是无组织群体的代表。我们几乎可称他们为集团代表。理论上，整个县都由县法庭代表……国王的巡回法官不时来访，整个县的地主团体（totus comitatus），前来晋见，报告上次来访之后的所作所为。县法庭可作出裁决，也可作证，如有犯错，还会被罚款。[6]

所以，县法庭是奇怪的组织，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它由国王所创建，受由国王任命并对国王负责的治安官统辖。但它又以全体地主的广泛参与为基础，不受世袭等级和封建地位的限制。治安官反过来又受地方民选督察官（coroner）的制衡，民选督察官应代表县民利益的观念因此而获得合法性。既有对国王的向上负责，又有对县民的向下负责，两者日益趋于平衡。

郡或县下面还有更小的地方行政单位，叫作百户（hundreds），相当于卡洛林帝国的乡（centenae）。（这些行政单位也传到美国。）百户区有自己的聚会，叫作百户法庭，开始在司法方面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百户区由治安官任命的巡警所治理，一起负责警察功能，如抓捕罪犯。百户也是英国陪审团制度的基础，需要提供审判刑事案件的十二名陪审员。[7]

因此，甚至在诺曼征服之前，整个英国社会已组建高度参与的各式政治单位，一直抵达村庄层次。这不是地方社会组织参政的基层现象，而是全国政府邀请地方上的参与，构建地方上的生活，扎根成为社区的来源。

普通法和法律机构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英国政治代议制度的构成部件，一开始只是司法机构，像县法庭和百户法庭。英国历史上，法治的出现远早于政治负责制，后者又始终与保护法律密切相联。英国司法的参与性质，加上普通法因应地方需求以定规则的特征，帮助造就了法律属于大家的感情，其强烈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欧洲社会。公共负责制首先意味着对法律的服从，尽管那时的法律，不论是法官作出的，还是颁成文本的，都没有走过民主政治的程序。

法治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保护产权。在这一点上，英国普通法比其他地方的法律更为行之有效。正如哈耶克所说的，原因之一在于普通法是分散决策的产物，能尽量适应各地的情形和知识。不过吊诡的是，原因之二在于国王愿意在产权上支持非精英对贵族的反抗，这便需要强大的中央国家。在英国，原告早就可以将产权诉讼移至国王法庭，如金额不够，仍可移至县法庭或百户法庭。中世纪有不少复杂的传统产权，如佃权（copyhold）。土地在技术上是领主财产，但佃户（villein）又可将之传给儿子或亲戚。国王法庭倾向于反对领主，保护佃权所有人的权利，以致这种财产渐渐进化成真正的私人财产。[8]

县和百户层次的法庭众多，国王在地方产权争执中愿意充任中立仲裁人，这一切大大增强了英国产权的合法性。[9]到15世纪，英国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获得认可的中立性，允许它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它变成真正的“第三分支”，有资格裁决宪法问题，如议会废除专利特许证的权利。有评论家指出，“很难想象，此类问题能在中世纪欧洲的其他地方获得解决——并且是完全独立的解决——全靠法官以专业语言作出讨论，而不是政治上的樽俎折冲，或有关团体的胁迫。”[10]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仍缺乏如此的司法才能和司法独立。

到了17世纪的重大宪政危机时，不让君主破坏法治成了保卫英国自由的呐喊和议会团结以抗国王的源泉。出现于早期斯图亚特（1603—1649年）的威胁是国王的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其起源和司法权都很模糊），其为了“更有效地”起诉犯罪，而省去一般法庭的正常保护程序（包括陪审团的审讯）。在第二任斯图亚特国王查理一世（1600—1649）的治下，它带有更多政治性，不只是起诉犯罪，还用来对付假想的国王之敌。[11]

英国法律独立的更佳象征，莫过于爱德华·柯克爵士（1552—1634）。他是法学家和法律学者，最终升至王座法院（King’s Bench）的首席法官。他在各种法律职务中不折不挠，抵抗政治权威和国王对法律的侵犯。詹姆士一世试图将某些案件从普通法搬至教会法之下审理，柯克坚持说，国王没有足够权力来任意解释法律，从而引起极大愤怒。国王宣称，坚持国王在法律之下，无疑是叛国罪。柯克引用布拉克顿（Bracton）的话作答：“国王不应在人下，但应在上帝和法律之下（quod Rex non debet esse sub homine set sub deo et lege）。”[12]再加上其他的冒犯，柯克最终被解除一切法律职位，转而加入议会，成为反皇派领袖。

宗教作为集体行动的基础

跟法国、西班牙、匈牙利和俄罗斯不同，英国对专制权力的抵抗也涂上宗教色彩，大大加强了议会阵营的团结。第一任斯图亚特国王詹姆士一世，其母亲是被处决的玛丽·都铎（Mary Tudor），即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其儿子查理一世（Charles I）娶法国路易十三的妹妹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为妻。父子都表示相信新教，但常被怀疑对天主教抱有同情。大主教劳德（Laud）试图使英国国教向天主教靠拢，更加重视仪式，为此深受清教徒（Puritan）的憎恨。早期斯图亚特的专制主义教条和王权神授，与法国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君主的观点遥相呼应。很多新教徒从中看到国际天主教意欲剥夺英国人天生权利的大阴谋。1641年爱尔兰的天主教叛乱仿佛就在家门口。新教徒移民遭受暴行的报告，似乎确认了很多英国人对国际天主教扩张的最坏担心。其中还真有一定的道理。西班牙国王在16世纪末派来无敌舰队（Armada），并投入八十年战争，以征服新教徒的荷兰联合省。法国的路易十四在17世纪末接过这项任务，出兵侵犯荷兰，他的秘密同情者就是英国最后一位天主教国王詹姆士二世。

有关英国内战的浩瀚史籍总有周期的修正。它不断学术性地改变对战争动机的理解，以跟上流行的思想风尚，以致有些历史学家对取得共识放弃希望。[13] 20世纪的很多解释，淡化了战争参与者的宗教动机，并将宗教意识视作阶级或局部的经济利益的面罩。事实上这段时期的宗教和阶级，其间互动非常复杂，很难厘清宗教和政治的效忠对象。有站在议会一边的国教徒，也有作为保皇派的新教徒。很多高层国教人士认为，与天主教会相比，像公理会（Congregationist）和贵格会（Quaker）那样的非国教徒，对道德秩序构成更可怕的威胁。[14]显然，较激进的新教流派变成了社会动员和经济进步的载体，并为抗议和团结提供机会，而传统的等级制的宗教渠道是无能为力的。

另一方面，即使有人主张冲突的主要原因不在宗教，但宗教在动员政治参与者和扩大集体行动范围上，仍然发挥重大作用。这在议会阵营，以及议会创建的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中，尤其如此。由于很多军官的宗教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模范军变成反皇派激进主义的大温床。光荣革命期间，议会愿意接受奥兰治公国的威廉，以取代英国的合法君主詹姆士二世，就是因为前者是新教徒，后者是天主教徒。不然，真不好解说。

所以，英国地方上的自治团体、深植人心的法律、产权不可侵犯的信念、君主政体涉嫌参与国际的天主教阴谋，这一切都有助于议会阵营的精诚团结。

自由城市和资产阶级

现代传统智慧认为，如果没有强大中产阶级的存在，民主就不会出现。他们是有产阶级，既不是精英，也不是乡村穷人。这个概念起源于英国的政治发展，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可能的例外是荷兰）相比，英国看到更多城市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早期涌现。城市中产阶级在议会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内战和光荣革命之前，就已获得经济和政治的实质性力量。在权力的三角比赛中，它是抗衡领主和国王的大砝码。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是更为广泛的西欧变迁的组成部分，包括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和日耳曼北部的汉萨同盟（Hanseatic）港口城市。详细描述这一重要现象的有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5]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兴起”当作他现代化理论的中心命题，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

我们在第25章中看到，自由城市的存在促成了西欧农奴的解放。对英国政治发展和议会获胜来说，强大且凝聚的资产阶级是非常重要的。但资产阶级在英国和西欧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方面却是异乎寻常的。它是特殊境遇的后果，其他欧洲国家只是没遇上如此境遇而已。尤其是在易北河以东，那里只有很少独立自治的商业城市，遵照自己的法律，受自己民兵的保护。那些城市更像中国的，只是地方领主控制的行政中心，碰巧也充任商业中心。马克思的巨大影响促使好几代学生，继续把“资产阶级的兴起”看作经济现代化的伴随物，无须作出进一步解释，认定该阶级的政治力量来自其经济力量。[16]

早于马克思几乎七十五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资产阶级的起源，提供了更为周详、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的兴起当中，政治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斯密在第一卷第三章的篇首提出，他所谓的“富裕”（opulence），即经济增长，会有自然的升级，始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导致更多国内的城乡贸易，到最后才是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他注意到，欧洲现代国家所经历的次序恰恰相反：国际贸易发展在国内贸易之前，前者兴旺起来之后，强大男爵和地主的政治霸权才被打破。[17]

在斯密看来，造成这奇特次序有好几条原因。第一，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大部分土地都在强大男爵手中，他们宁愿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力，也不愿追求财产回报的最大化。所以，他们创建长子继承制和其他限制性的规则，以防地产的流失。此外，他们又将农民贬为农奴或奴隶；斯密认为，农奴或奴隶既不愿卖力干活，又不愿投资于土地。不愿追求回报最大化的另一原因，是缺乏以盈余去购买的消费品。在欧洲的黑暗时代，贸易不存在。因此，有钱有势者没有其他选择，只得与大批侍从共享盈余。[18]

斯密又注意到，出现于中世纪的城市，其最初居民是“商人和工匠”。他们属于低级阶层，甚至处于奴役地位，但是他们逃离了领主的控制，在城市找到庇护。久而久之，国王授予特权，让他们可以自由嫁女（编按：指无需领主同意而自主决定），组织自己的民兵，最终作为集团实体而享有自己的法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起源，虽然亚当·斯密没有使用如此字眼。不同于马克思，斯密提到独立城市的兴起必须有重要的政治前提：

领主鄙视市民，认为他们属于不同层次，只是被解放的农奴，几乎不是自己的同类。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领主愤怒，一有机会就掠夺欺凌，不稍宽恕。市民自然也既嫉恨、又畏惧领主。恰好，国王也嫉恨和畏惧领主。国王虽可能亦会鄙视市民，但却没有理由去嫉恨和畏惧他们。所以，相互利益促使他们支持国王，又促使国王支持他们来反对领主。[19]

斯密接着说，这就是国王将独立宪章和法律赋予城市的原委，允许他们在国王与领主的斗争中成为一枚平衡砝码。

城市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与马克思所相信的相悖，不只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的结果。刚开始，他们非常软弱，从属于强大的领主，除非获得政治保护。这就是在波兰、匈牙利、俄罗斯和易北河以东其他土地上所发生的。那里，政治力量的不同配置使君主变得软弱，或促使君主与贵族的派别结盟，以反对市民利益。由于这个原因，东欧从来没有强大独立的资产阶级。技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市场，其引进者不是市民，而是进步地主，或国家本身，因此无法达到相似的繁荣程度。

基于城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旦出现，我们便离开古老的马尔萨斯式世界，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制度，生产效率的增长变成家常便饭。此时，日益富有的资产阶级，越来越能颠覆旧式地主秩序的权力，政治发展的条件因此而发生变化。斯密表明，旧精英受财富的诱惑而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力——钻石扣环，“更适合于作孩子的玩具，而不应是大人的认真追求”——旧农业经济是无法创造这种财富的。[20]因此而开始了政治发展的现代制度：政治变化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但一开始，资产阶级的兴起要有政治前提——市民和国王都憎恨领主。这个条件不存在的地方，如东欧的大部，就没有资产阶级的出现。

征税斗争

自13世纪以来，英国议会开始定期开会，比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更为频繁。如上所述，它们的原始功能是司法，但久而久之，开始扮演更广阔的政治角色，成为国王的联合统治者。在批准税赋上，议会作用尤其重要，因为议会包括全国大多数地主，其资产和收入是国家征税的基础。到14世纪和15世纪，下议院与英国君主密切合作，以剔除不够格或腐败的官员，并定期监督议会拨款的具体花费。[21]图5显示的是内战前夕的1641年的英国社会力量。

查理一世在1629年解散议会，开始了十一年的“亲政”，试图以议会为代价来扩展国家权力。这导致查理一世与议会对手在好多问题上发生争执，有的已在前面篇幅介绍过。议会中很多人不喜欢大主教劳德的专制国教，怀疑查理一世同情天主教，因为他有兴趣与法国和西班牙建立外交关系。宗教问题和保卫法治互相交融，星室法庭、高级专员公署（High Commission）、北方政务会（Council of the North）起诉反主教制（anti-Episcopal）的清教徒。清教徒传教士亚历山大·莱顿（Alexander Leighton），遭到星室法庭野蛮逮捕和残酷折磨，却得不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被认为是宗教和皇家权力肆无忌惮的滥用。

图5. 英国

其时还有两大问题，一是没有议会批准、国王擅自增税的权利。国王提出新关税，向地主施以任意的罚金，重新引进蓄意避开禁令的垄断专利，在和平时期为重整海军而征收“船舶筹款”。[22]英国税务制度的发展不同于法国，英国的贵族和士绅未以法国方式购买特权和免税，税收负担的最大部分都落到了议会所代表的富人头上。可能与紧密的地方团结有关，富人阶层没有与国王共谋，将税收负担推向农民、工匠和新近致富的中产阶级，反而认为自己与议会的权力和特权休戚相关。

第二个问题涉及政治腐败。与法国和西班牙一样，英国也躲不过家族化和买卖公职的做法。从都铎时期开始，皇家公职的获得愈益依靠政治赞助，晋升不是选贤与能，而是以各种荫庇关系圈子的圈内人资格为准。[23]公职待价而沽，又变成世袭财产。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法国包税（关税）和内部财政（向国家官员借款）的做法获得引进。国王建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就像法国的司法堂，以私人腐败的借口敲诈富有官员。[24]

1641年爆发的内战持续十年，最后在1649年，以议会的胜利和查理一世被砍头而告终。但国王和议会的长期斗争，其最终解决并不全然依靠武力，虽然暴力和暴力的威胁仍是重要的决定因素。[25]胜利的议会派因处决国王而抹黑了自己声誉；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护国公时期，又因追求愈益激进的政策而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所以，查理一世的儿子在1660年成功复辟，登位为查理二世，反而带来一种解脱。二十年的强烈政治冲突之后，国家得以返回常态。

复辟确实解决了当初引起内战的腐败问题。议会在内战和护国公时期推行很多政府改革，譬如建立严密的现代新模范军和清洗腐败的皇家官员。但查理二世的上台，又带回很多早期斯图亚特的腐败做法，包括出售公职和赞助任命。但是，多种因素聚合起来，在英国政府中建立了改革同盟，最终打退这些倒行逆施。

首先是第二次荷兰战争（1665—1667）爆发，加上瘟疫突发和伦敦大火，导致国防严重衰弱，以致荷兰船队溯泰晤士河而上，烧毁英国海军船坞。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也取得进步，以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威胁欧洲大陆的均势。显然，军费必须上涨。第二是查理二世希望量入为出，以避免向议会请求特别征税。第三是政府中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精明改革家，包括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爵士和喜记日记的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他们关心日益增长的外国威胁，认识到财政制度和行政管理必须改革才能获得高效。[26]最后，告别内战和护国公时期的议会，对政府的浪费和腐败深感怀疑，其时政府将税收用于非公共的开支。

不同压力的汇合允许唐宁组织的第二财政委员会（Second Treasury Commission）推荐和实施重要的改革，使英国公共行政管理更为现代化，进一步脱离家族化。它取消从都铎时期起便是腐败温床的国库（exchequer）的权力，移交给总管所有政府开支的新财政部。它向公众发行遵守公共债券市场纪律的新债券（Treasury order），以取代内部财政。最后，它将私人拥有的公职改成“悉听尊便”（at pleasure）的职位，并取消新的公职出售。[27]

1667年后发生的改革努力沉重打击了家族化实践，确保英国在管理公共资金上比法国或西班牙更为有效。反对腐败政府的斗争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唐宁在17世纪60年代发起的很多改革，其完全实施尚要等到18世纪早期。这些努力也没有排除后续稽查的需要，因为假以时日，家族制总是试图卷土重来。

17世纪晚期确实提供了扭转家族化的重要模式，对今天的反腐努力仍有意义。促使晚期斯图亚特王朝改革的所有因素依然重要：外部环境的压力迫使政府改善效率；首席执行官如果没有发挥带头作用，至少不拖后腿；政府内有人倡导改革，并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来付诸实行；最后，来自纳税人的强大政治压力，他们不愿看到浪费。

国际机构最近作出的很多反腐努力，比如世界银行或英国国际发展部，但却功亏一篑，就是因为上述因素之一的缺席。现代世界的问题在于，腐败政府经常无需向自己公民谋求税收，像查理二世所作的，因此没有议会或公民社会来监督它们的开支。它们的收入或者来自自然资源，或者来自并不要求财政负责制的国际捐赠人。亨廷顿建议，如果英国议会的呐喊是“无代表即不纳税”，今天口号应该是“不纳税即无代表”，因为最能激励政治参与的乃是后者。[28]

光荣革命

国王与议会争斗的结果是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詹姆士二世被迫退位。奥兰治公国的威廉从荷兰赶来，登基为国王威廉三世。直接原因是天主教徒的詹姆士二世试图扩军，并配以天主教军官。这即刻引起怀疑，他是否打算利用军队实施专制，并与法国和其他天主教势力结成同盟。更大原因则与议会当初反对国王导致内战的原因相同：合法性最终应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得不到同意，国王无权强加于人。危机中达成的和解，涉及宪法、宗教、财政、军事等重要方面。在宪法上，它建立了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建军的原则；议会还通过议案，罗列国家不得侵犯的国民权利。在财政上，它确立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新税的原则。在宗教上，它禁止天主教徒成为国王或王后，还添上增加异见新教徒权利的容忍议案（但排除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索齐尼派教徒）。[29]最后，它允许政府发行更多债券，使国家机构的大大扩展成为可能。议会主权的原则要在数年后才得到最后确认，光荣革命不愧为现代民主发展的主要分水岭。[30]

光荣革命导致了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大改变。作为这些事件的评论家和参与者，哲学家约翰·洛克扩充了霍布斯的观点，即国家源于为保障天赋权利而签署的社会契约。[31]其《政府论》上篇攻击罗伯特·菲尔麦（Robert Filmer）爵士为君主政体辩护的君权神授；其《政府论》下篇力辩，与霍布斯相悖，侵犯臣民天赋权利的暴君可被撤换。这些原则使用普世性的论述，对1689年的宪政和解至关重要。光荣革命不是某个统治者或一群精英从他人手中夺得国家和租金，而是定出如何选择后续统治者的原则。从洛克的《政府论》下篇，到美国革命和美国创始人的宪法理论，其间距离很短。尽管现代民主有复杂的方方面面，但1688—1689年的事件，牢固建立了政府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基本原则。

光荣革命使政治负责制和代议政府的原则制度化，但还没引进民主。此时的英国议会，只由很小比例的人口选出。出席议会的有高级阶层、议员和士绅。后者是英国最重要的政治阶级，根据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它代表了大约总人口的4%到5%。[32]更为广泛的民众参与地方统治，或参加陪审团，或协助百户区和县政府的工作，包括大部分条件较好的自耕农（yeoman）。如把这个团体也包括在内，政治参与者会接近男性成人总人口的20%。[33]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无论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所有成年人都享有选举权——要到20世纪的英国或美国，方才得到实施。跟美国独立宣言一样，光荣革命建立了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让后人再去拓宽政治意义中的“人民”的范围。

有些人认为，光荣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志了英国安全产权的开始，其实非也。[34]数世纪之前，健全产权即已建立。包括女子在内的个人早在13世纪就行使买卖财产的权利（参看第14章）。普通法、国王法庭、县法庭和百户法庭，允许非精英地主在领主司法范围之外，提出产权争执的诉讼。到17世纪晚期，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参与反斯图亚特专制的中产阶级，都已出现。光荣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强大可靠产权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它的结果。英国有产阶层觉得有重要东西需要保护。

光荣革命也未给新近壮大的纳税人减税的借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所提示的。[35]恰恰相反，政府开销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689—1697年的11%，涨至1741—1748年的17%，再涨至1778—1783年的将近24%。[36]在18世纪的高峰时期，英国征税高达30%。

光荣革命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使征税合法，从此以后，征税全凭同意。民主政体的公众并不一定反对高税，只要知道这是为了重要的公共目标，比如国防。他们所不喜欢的是非法征税、税款被浪费或掉进贪官污吏的荷包。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投入两场与路易十四法国的昂贵战争，即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继位战争（1702—1713）。二十年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证明是非常昂贵的。从1688年到1697年，英国舰艇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纳税人愿意支持这些及后来的战争，因为他们在战争得失上得到咨询，被要求批准新的税收。不用多作解说，英国较高的征税并没有遏制资本主义革命。[37]

与专制法国的对照是很醒目的。法国没有接受同意的原则，征税必须依赖强力。政府在同一时期从没能征收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到15%，真正到手的往往更低。法国社会中最负担得起的精英却在购买免税和特权，这意味着税收负担落到社会最弱成员的身上。所以，在路易十四过世的1715年，人口几乎是英国四倍的法国发现自己已经破产。

光荣革命和随之发生的财政和银行改革，如1694年建立的英国银行，确实使公共财政经历了革命性的变更。它们允许政府在透明的公共债务市场上借贷资金，而法国或西班牙是无法企及的。因此，英国政府借贷在18世纪激增，使得国家愈加壮大。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本卷对政治发展的介绍到此结束，时值18世纪末，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在此停下有逻辑上的原因。黑格尔的伟大注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出生于俄罗斯，后来长住法国）认为，众所周知的历史终结于1806年，其时，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击败普鲁士君主政体，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带到黑格尔的欧洲。科耶夫以他通常的讽刺和顽皮说明，1806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包括间杂世界大战和革命的20世纪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只是在填平历史所留下的坑坑洼洼。也就是说，现代政府的基本原则在耶拿战役时已获建立，后续任务不是发现新的原则和更高级的政治秩序，而是将之推至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38]

我相信，科耶夫的声明仍值得认真考虑。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组件——强大且有能力的国家、国家从属于法治、政府对所有公民负责——已在18世纪末世界上的某地获得确立。中国很早就开发了强大国家；法治存在于印度、中东、欧洲；负责制政府首次出现于英国。耶拿战役之后的政治发展，只涉及这些制度在全世界的复制，而没有看到全新制度的补充。20世纪的共产主义曾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到了21世纪，却又在世界舞台上几近消失。

英国是三大组件聚合在一起的第一个大国。这三者互相之间高度倚靠。没有强大的早期国家，就没有法治，以及对合法产权的广泛认识。没有健全的法治和合法产权，平民绝不可能群起奋争，将负责制强加给英国君主政体。没有负责制的原则，英国绝不可能在法国大革命时成为强大国家。

其他欧洲国家，包括荷兰、丹麦和瑞典，也在19世纪建立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的整套制度。它们所走的途径与英国有实质上的不同。但要承认，整套制度一旦到位，它所创建的国家如此强大，如此合法，对经济增长如此友善，以至成为推向全世界的模式。[39]在缺乏英国式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国家，这个模式将有怎样的遭遇，那将是第2卷的主题。

[1] 参见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Wilfred L. Warren，《诺曼和安茹的英国统治，1086—1272年》，1—9页；Richard Hodges，《盎格鲁—萨克逊的成就：考古学和英国社会的起源》（The Anglo-Saxon Achievement: Archaeology and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Society）（绮色佳：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9年），186—202页。

[2] 感谢Jørgen Møller帮助指出这一点。

[3]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40页。

[4]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1年），42页。

[5]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43页。

[6]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43页。

[7]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46页。

[8]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49—50页。

[9] Yoram Barzel提出英国产权的不同起源。他认为，英国国王一开始只是绝对独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省悟到，如果通过独立执法的第三方来树立国家信誉，可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这就是信奉理性选择的经济学家的例子。他们无视实际的历史事实，只是将基于现代行为的假设，投射到过去。Yoram Barzel，《产权和国家的演变》（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e），载《统治经济学》（Economics of Governance）第1期（2000年）：25—51页。

[10] 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16页。

[11]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262—263页。

[12] Frederic W. Maitland，《英国宪政史》，269页。

[13] 例如Christopher Hifi，《清教主义与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的解释》（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 Studies 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纽约：Schocken出版社，1958年）；Lawrence Stone，《英国革命的原因，1529—1642年》（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纽约：Harper出版社，1972年）。

[14] G. E. Aylmer，《反抗或革命？1640—1660年的英国》（Rebellion or Revolution? England, 1640-1660）（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28—32页。

[15] 马克斯·韦伯，《城市》；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贸易复兴》。

[16]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它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面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对马克思来说，政治权力只是该阶级经济力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17]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1章。

[18]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2章。

[19]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3章。

[20] 亚当·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经典作品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5章。

[21]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76—177页。

[22] G. E. Aylmer，《反抗或革命？1640—1660年的英国》，5—6页。

[23] Joel Hurstfield，《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王时的自由、腐败与政府》（Freedom,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in Elizabethan England）（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137—162页。

[24]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84页。

[25] 就像所有其他的战争，对峙双方的时来运转往往取决于意外事故，牵涉到个人的英勇事迹、错误判断、怯懦、无能。该战争可与几乎同期发生的法国投石党起义互作比较，后者对峙双方是路易十四和法国高等法院的拥护者。法国君主政体赢得了斗争，而英国的却输了。由于军事结果的偶然性，很容易想象它们的反面。法国会采用议会政府吗？英国君主政体会巩固专制国家吗？
即便知道，事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事件当初却是意外事件，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如果议会败于内战，也不会导致英国代议政府的终止。内战中，议会派更为凝聚。其比投石党代表远广泛得多的英国社会。事实上，投石党起义本身分为两段，即高等法院拥护者的投石党和贵族的投石党。从一开始，两派就没有投入行之有效的合作。法国的高等法院拥护者是争吵不断的个人，试图保护自己家庭的特权，丝毫没有英国议会人士的集团意识和内部纪律。此外，奥立佛·克伦威尔死后不久，护国公政府在1660年分崩离析，议会派实际上已被打败。但复辟后的君主政体仅持续十八年，在光荣革命中又遭推翻。这表明，英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并不取决于战争的运气。

[26] G. E. Aylmer，《皇冠的仆人：查理二世治下的政府和文官，1660—1685年》（The Crown’s Servants: Government and Civil Service Under Charles Ⅱ,1660-168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213—219页。

[27]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96—197页。

[28]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65页。

[29] 该危机的宗教因素很复杂。这段时期，英国的基本分歧不在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间，而在国教高层派—以内战前的大主教劳德为代表—和异见新教徒之间，包括公理会和贵格会的信徒。后者经常怀疑，前者同情天主教的做法和利益。复辟之后，异见者的权利受到限制。两个团体之间的平衡，随着加尔文派的威廉即位，又有所变动。国教高层派变弱，异见者的地位获得加强。威廉当初寻求英国王位，其动机之一就是终止反对荷兰的英法同盟的可能。

[30] 参见John Miller，《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第2版（纽约：朗文出版社，1997）；Eveline Cruickshanks，《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0年）。

[31] 1683年后，洛克流亡荷兰，到1689年与奥兰治的威廉之妻一起返回英国。他的两篇论文出版于1689年晚期，其创作可能更早。

[32] 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33页。

[33] 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34—35页。

[34] 道格拉斯·诺斯和巴里·温加斯特认为，光荣革命解决了政府问题，它设立机构性的制度，有效承诺牢靠的产权，如打退堂鼓，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利。诺斯和温加斯特，《宪法与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制度的演变》（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载《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49卷，第4期（1989年），803—832页。诺斯和温加斯特引用大量统计数字，为了证明光荣革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帮助，但实际上只是公债的增长。他们将经济增长直接追踪到宪政和解的实证证据，尚嫌不足。

[35] 我已提及曼瑟尔·奥尔森的“坐寇”理论，在传统社会中寻求尽可能多的税收，直到得不偿失。奥尔森进一步认为，光荣革命和民主出现之后，税率应该降低，因为对人口总体负责的统治者会受限制，无法征收高额的税赋。奥尔森，《专政、民主与发展》。

[36] 该数字引自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20页。另请参阅 John Brewer，《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国家，1688—1783年》（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

[37] 诺斯和温加斯特认为，1688—1689年的宪政和解锁定了牢靠的产权，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平衡，双方—国王和议会—如要偏离，只会严重损害自身的利益。支撑它的持久，与其说是和解的形式，倒不如说是签约双方的相对力量和凝聚性。任何国家都可采用英国式宪政，将征税和立法的权力授予议会，让它与行政长官分享大权。但这并不能阻止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事后违反协议，侵占公民的产权。使英国和解经久不衰的是平民团结，并有强大国家来平衡之。如上所述，该团结得归功于更早的先例，像地方政府、社会结构和法律。

[38] 亚历山大·科耶夫，James H. Nichols Jr.译，《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9年）。

[39] 参见 Walter Russell Mead，《上帝和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创建》（God and Gold: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纽约：Knopf出版社，2007年）；Michael Mandelbaum，《征服世界的思想：21世纪的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2年）。

第28章
负责制或专制主义？

前述案例的互相比较；通向代议政府的英国路径不是唯一；达到丹麦；历史讨论与今日的民主斗争息息相关

我们现已介绍了五个欧洲案例，在负责制和代议制度方面，引出四个不同结果。法国和西班牙创造了弱的专制主义，但没有建立议会负责制的原则。两个国家分割出卖自己的功能给众多精英，精英以特权和免税保护自己——但不包括其余社会群体——避开国家的任意权力。俄罗斯建立了更为彻底的中国式专制主义，其君主政体将精英征入国家服务，予以掌控。在匈牙利，强大凝聚的精英在君主权力上实施宪政制衡，从而建立起负责制的原则。但这制衡太过强大，以致阻碍了国家的有效运作。最后，只有在英国，强大的议会将负责制原则强加于国王，但并没有破坏强大和统一的主权政府。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

可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来解释这些差异，其与我们所介绍的农业社会中四大政治参与者的均势有关。它们是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本身、高级贵族、士绅以及我所谓的第三等级。这种四分法过于简略，但对结果的理解大有裨益。

欧洲有些贵族家族先发制人，取得优势，而变得强盛起来——法国的卡佩家族、匈牙利的阿尔帕德王朝、俄罗斯的留里克王朝、征服后的诺曼王朝——从而出现国家。它们的兴起归功于有利地理、卓越领导、组织能力和掌控合法性的能力。合法性可能是统治者最初优势的来源，如率领马扎尔人（Magyars）皈依基督教的伊斯特万。有人以赫赫武功征服军阀对手，给社会带来和平和安全，合法性也可能接踵而至。

高级贵族可说是遗留下来的军阀，拥有自己领土、大批侍从和资源。这个群体有效治理自己的领土，可传给后裔，也可交换成其他资产。

士绅是低级精英，虽有社会地位，但不一定拥有重要的土地或资源。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贵族，明显从属于贵族。

第三等级包含工匠、商人、解放了的农奴，以及不受庄园经济和封建法律管辖的城镇居民。

除了这四个群体，还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然而，农民还不是重要的政治参与者。到18世纪，他们才在北欧某些地区参与政治。四下分散、贫困和缺乏教育的农民，很难完成重大的集体行动。中国、土耳其和法国的农业社会，农民起义同期性爆发，最终都被镇压，经常伴随可怕的野蛮和残忍。那些反抗影响了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和计算，例如，国家在考虑增加农业税时会特别小心。在其他时刻，农民起义可帮助推翻中国皇朝。但农民很难采取集团行动，以迫使整个制度实施关心农民利益的长期改革。

这五个群体的交叉关系在图1中得到说明（参看第22章）。除农民外，这些社会群体都组织起来（只在程度上有深有浅），可以成为政治参与者，为夺得权力而斗争。国家尝试扩充自己的统治。国家之外的群体试图保护和扩充现有特权，或反对国家，或互相争斗。这些斗争的结果多半取决于主要参与者的集体行动，甚至国家本身也需要精诚团结。王朝的内部分裂、组织故障、侍从不再相信王室的合法性、国王没能孕育继位者，都有可能造成国家的软弱。此外，这些不同群体可以组成各式同盟——国王和士绅之间、国王和第三等级之间、高级贵族和士绅之间、士绅和第三等级之间，等等。

图6. 集体行动的故障

出现专制主义的案例中，无论是强大的还是软弱的，抵抗国家的群体不可避免地遇上了集体行动的故障（参看图6）。哪里有负责制，哪里的国家相对弱于其他政治群体。议会政府出现的地方，凝聚的国家和组织良好、善于自卫的社会之间产生了相对均势。

弱的专制主义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早先章节所描述的各种结果。

相对软弱的国家遇上组织良好的社会，但前者仍得以掌控后者，这就是法国和西班牙，遂出现弱的专制主义。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的权力基础依靠有限的领土，包含皇家领地和国家直接征税地区——对法国君主政体来说，即巴黎周围的财政区省（编按：原文误为三级会议省[pays d’états]，据前文第23章改正）；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来说，即卡斯提尔区域。它们都想通过拉拢收买、王朝阴谋和直接征服来取得更多领土，但西欧的地理，以及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军事技术，尚不允许快速的武力扩张——应该还记得，星状要塞使围攻战争变得既昂贵又必不可少——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很快发现，自己因军事开支和帝国扩张而深陷财政危机。

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之外还有强大的地方参与者，竭力抵制中央集权。他们包括拥有土地和资源的古老血缘贵族、广大的士绅阶层、城市资产阶级，已经组成正式的等级——法国的高等法院和西班牙的议会。法国和西班牙国家一步步收买这些群体，开始时好像不是国家建设的战略计划，只是防止破产的绝望革新。最初，法国在财政区省以免税和特权来购买地方精英的忠诚。它在1557年对“大借款”赖债不还，引发破产。这之后，它开始向富有个人出售公职，到17世纪早期又摇身变为世袭财产。公职的出售和再出售，一直持续到世纪末的路易十四年代。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持久王朝战争，使西班牙国家早早陷入破产。来自新世界的收入使之维持到16世纪末。到17世纪，它也只好诉诸拍卖国家的部分职能。

法国和西班牙君主的集权能力，受到两国既存法治的严格限制，他们觉得必须尊重封建权利和臣民的特权。但他们试图抓住每一次机会，以扩充征税和征兵的权力，一有可能就想方设法扭曲、违反或规避有关法律。他们鼓励知识分子传播专制和主权的教条，以支持自己是法律最终来源的宣称，但没有设法废除或忽略法律。到最后，他们仍受规范化的遏制，无法从事中国皇帝式的随心所欲，像血腥清洗贵族对手的武则天，或像任意没收豪族土地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对精英的一步步收买，意味着一再扩展寻租联合体，先是传统的贵族精英，再是新动员起来的社会参与者，如城市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与其联合起来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这些精英宁愿以政治权力来交换社会地位和部分国家职能——不是议会的代表权，而是国家征税权的分享。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自由被理解为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自治。这导致弱的专制主义，一方面，国家权力不受正式宪法的约束，另一方面，它又将自己前途抵押给了自己很难掌控的大批强势个人。

对法国和西班牙来说，国家的软弱最终证明是致命的。因为国家建设以精英免税为基础，税收负担都落到农民和普通商贩的头上。两个国家都无法征集足够收入，以满足统治者的帝国野心。法国竞争不过更小的英国，后者的税收基础因议会负责制的原则而获得保证。西班牙进入持续一世纪的军事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国家都丧失了合法性，因为其组成方式本身就是腐败的，法国改革的失败为大革命铺平道路。

强大的专制主义

俄罗斯建立了更接近中国的强大专制主义国家。只要将它的发展与法国或西班牙作一对比，个中原因显而易见，其间重大差异至少有五项。

第一，俄罗斯的地理——广阔大草原，只有很少自然障碍来应对基于骑兵的军队——使之易受来自西南、东南和西北的入侵，且经常是同时发生的。军事动员因此而变得非常重要。这还意味着，与对手相比，先发制人的军阀享有规模上的极大优势。莫斯科国家的权力基于对服役贵族——相当于士绅——的军事招聘。它能这样做，因为它仍是边界不定的边境国家。跟奥斯曼帝国西帕希骑士的情形一样，该阶层成员所获的奖励就是新土地，这些骑兵变成了国王的直接受养人。（最相似的西欧做法就是西班牙国王，将新大陆的托管权作为服务的报酬赠与征服者，导致了同样的政治等级制度。）莫斯科公国凭借对鞑靼的早期军事成功而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因此享有比其他封地领主更多的合法性。

第二，从卸下鞑靼轭到莫斯科投入国家建设，其间只有很短时期。封建主义在西欧扎根八百年，孕育了骄傲的血缘贵族，坚守在散布四野的险固城堡。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封地时期仅持续两个世纪，贵族成员组织松弛，根本无法抵制中央君主的权力，也没有城堡可住。与西欧相比，他们以及像诺夫哥罗德那样的独立城市，较少受到地理上的保护。

第三，俄罗斯没有可与西欧媲美的法治传统。指派俄罗斯牧首的拜占庭东正教，本身没有经历类似叙任权斗争的冲突，始终是政教合一，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失陷。拜占庭帝国的法律也没变成综合法典，受西方那样法律专业自治团体的保护。俄罗斯东正教是拜占庭教会的精神继承人，虽然时有偏离莫斯科统治者的政治独立，但也从国家赞助那里收获重大好处。天主教会可在分裂的西欧政治舞台中合纵连横，俄罗斯教会没有选择，只好去莫斯科，通常成为国家的顺从拥护者。没有独立的教会权威来监看一套教会法规，这意味着，接受训练的法律专家没有属于自己的机构来培养集团身份。教会官僚担任早期西欧国家的行政官员，在俄罗斯，管理国家机构的是军官和家族人选（经常是同一人）。最后，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统治者的榜样不是依法执政的君主，而是纯粹掠夺的蒙古征服者。

第四，地理环境使农奴所有者结成卡特尔成为必需，将贵族和士绅的利益与君主政体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因为没有地理界限，要维持像农奴制那样的制度，全靠农奴主在处罚和归还逃奴上的严格自律。沙皇只要支持对农奴实施越来越紧的限制，就可把精英拴在国家这一边。相比之下，西欧的自由城市是庇护所，逃离领主和庄园经济的农奴，为追求自由而来投奔城市。在俄罗斯，城市充任功能上的边境——最终都被封闭。明显不同于俄罗斯君主和其他东欧统治者，西欧的国王发现，自由城市在反对强势领主的斗争中于己有利，因此予以保护。

最后，有些思想在俄罗斯的渗透，达不到在西方国家那样的程度。首先是法治，再延伸到源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整套思想。丹麦王太后索菲亚·玛德莲娜（Sophie Magdalene）在皇家领地上释放农奴时，曾是伏尔泰朋友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却在对俄罗斯农奴的行动自由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当然，很多启蒙运动的思想被推行现代化的俄罗斯君主所采用，像彼得大帝。三代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方才解放农奴。与欧洲其他部分相比，现代思想对俄罗斯的影响更为缓慢、更为虚弱。

英国的结果为何不像匈牙利？

以这些未能抵抗专制的国家为背景，英国的成果便显得愈加惊人。英国主要社会群体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反对国王，所显示出的团结胜过任何其他地方。英国议会包括从大贵族到自耕农的全部有产阶级的代表。其中两个群体特别重要，那就是士绅和第三等级。前者的阶层没有被招募进入国家服务，像俄罗斯那样；后者基本上不愿以政治权利来交换爵位和个人特权，如法国那样。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的君主政体，向精英中的个人兜售官爵，从而破坏精英之间的团结。俄罗斯的门第选官法，其目的很像法国和西班牙的卖官鬻爵。英国君主也尝试像出售公职那样的手段，但议会仍是凝聚的机构，其原因早已提到——即对地方政府、普通法和宗教的普遍认可。

这还不足以解释英国议会为何如此强大，以致君主政体被迫接受宪法。匈牙利议会中的贵族也很强大，也组织良好。像在兰尼米德的英国男爵，较低层次的匈牙利贵族在13世纪强迫君主接受宪法妥协，即金玺诏书，在后续年份中又死死看住国家。[1]在马蒂亚斯·匈雅提于1490年去世后，贵族阶层扭转君主政体在前一代作出的中央集权改革，夺回权力。

但匈牙利贵族阶层没有运用权力来加强整体国家能力。更确切地说，他们以国防能力为代价给自己减税，保护自己的狭隘特权。相比之下，源自1688—1689年光荣革命的宪政和解，大大加强了英国的国家能力，以至它在未来一世纪中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那么，我们要问的是，既然英国议会已经强大到能够遏制掠夺性的君主，但议会本身为何没有发展成寻租联合体，没有像匈牙利议会一样作茧自缚。

英国负责制政府没有退化成贪婪的寡头政治，至少有两条原因。首先，英国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匈牙利。英国议会中的团体是寡头政治，但与匈牙利相比，他们底下的社会更为流动，向非精英开放的程度更高。在匈牙利，士绅被吸收到狭窄的贵族阶层；在英国，他们代表一个庞大且凝聚的社会群体，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贵族还要强大。不像匈牙利，英国拥有基层政治参与的传统，体现在百户法庭、县法庭和其他地方治理机构。英国领主习惯于出席会议，与自己的属臣和佃户平等相处，讨论决定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此外，匈牙利没有英国那样的自耕农。自耕农是相对富裕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参与地方上的政治生活。匈牙利城市受到贵族阶层的严格控制，不能像英国那样衍生出富庶和强大的资产阶级。

其次，尽管英国有个人自由的传统，但它的中央国家既强大，又在社会上获得大致的好评。它是发展出统一司法制度的首批国家之一，保护产权，为应付欧洲大陆的各式敌人而建起实质性的海军。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之后，英国又试验了共和政府和克伦威尔的护国公体制，结果都不如人意。甚至在议会拥护者的眼中，弑君本身似乎都是不正义的非法行为。英国内战见证了同样的愈趋激进，像法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后来所经历的一样。更为激进的反皇派，像平均派（leveller）和掘地派（digger），所追求的似乎不只是政治负责制，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革命，从而吓坏了议会所代表的有产阶级。所以，随着查理二世的登基，君主政体在1660年得以复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2]复辟之后，政治负责制的问题在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的治下重新泛起，其阴谋诡计招致议会的怀疑和反对，最终引致光荣革命。但这一次，没人再想废除君主政体或国家，只想要一位对自己负责的国王，那就是奥兰治的威廉。

这再次证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到17世纪晚期，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的思想家，摆脱了基于阶级和等级的封建秩序的概念，转而赞成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就激情和彼此施暴的能耐而言，人与人在根本上都是平等的；此外，他们还享有天赋权利。洛克接受这些前提，并抨击不经被统治者同意也可有合法统治的主张。只要依照同意原则，就可以推翻国王。这些早期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利是抽象和普遍的，任何强人不得合法剥夺。但在这些思想传到匈牙利之前，匈牙利早已向土耳其和奥地利屈服称臣了。

从上述比较中可得出一个简单的教训。政治自由——即社会自我统治的能力——不但要看社会能否动员起来，以对抗中央集权，并将宪法约束强加于国家；还要看国家是否足够强大，能在必要时采取行动。负责制不是只从国家流向社会的单行道。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团结行动，没有广泛接受的共同目标，就无法奠定政治自由的真正基石。明显不同于马蒂亚斯·匈雅提死后的匈牙利，1689年之后的英国仍然强大而团结。议会愿意向自身征税，为18世纪的海外持久争斗作出牺牲。与没有制衡的政治制度相比，高度制衡的不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功，因为政府需要定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所以，负责制政治制度的稳定，全靠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广泛均势。

达到丹麦

辉格史观的问题之一在于，它将英国的经历当作宪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兴起的范例。然而，欧洲其他国家走上不同路径，最后抵达与英国相同的目的地。我们开始解说冗长的政治发展史时，曾提出丹麦如何变成今日丹麦的问题——守法、民主、繁荣、执政清廉的政体，其政治腐败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我们需要时间来解释这个结果。

在1500年，还看不出丹麦（或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将会不同于中世纪晚期的其他欧洲社会。有些评论家尝试将今日的丹麦一直追溯到当初定居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3]除了他们不骑马，驾长艇远行，很难想象这一掠夺部落，如何将自己从来自罗马帝国之后定居欧洲的日耳曼野蛮人中彻底区分出来。

丹麦的君主政体具有很古老的血统，从13世纪起变得相对软弱。国王被迫签署宪章，允诺向贵族议会征求咨询，向教会提供特权。[4]像欧洲的其他国家，丹麦的经济仍以庄园为基础。丹麦地处波罗的海的进口，邻近汉萨同盟的港口城市，使国际贸易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5]卡尔马联盟（Kalmar Union）在15世纪中期曾短暂地统一大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解散后，丹麦仍是相当重要的多民族政权，控制着挪威、冰岛、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Schleswig ＆ Holstein），以及现是海湾对面的瑞典西部省份。

如果说有一个事件，促使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走上独特发展道路，那就是宗教改革。跟在欧洲其他地区一样，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思想证明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催化了大众对天主教会的长期不满。在丹麦，短暂内战导致新教徒的胜利，以及1536年路德派丹麦国教的建立。[6]促成这个结果的，既有道德因素，也有物质因素，丹麦国王视之为攫取教会资产的良机。当时，教会拥有相当多的财富，大约占有丹麦土地的30%。[7]

宗教改革在丹麦的持久政治影响是鼓励农民脱盲。路德教会坚信，普通老百姓要与上帝沟通，需要阅读圣经，或至少要读路德教的简易问答集（Lesser Catechism）。始于16世纪，路德教会在丹麦每一座村庄设立学校，让教士向农民传授基本的读写技能。结果在18世纪，丹麦农民（还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地区）已成为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日益组织起来的社会阶层。[8]

当代社会的社会动员通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也是中世纪英国所走的道路。普通法的产权扩展，促使英国农民的最高层进化成政治上活跃的自耕农。相比之下，在前现代16世纪的丹麦，促进社会动员的是宗教。脱盲允许农民改善经济条件，还帮助他们互相交流，并作为政治行动者组织起来。到19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乡村，彼此之间的悬殊是无法想象的，尽管两者的地理相近，气候相似。

跟英国的情形不同，这里的代议民主制并不来自组织良好、足以抵抗中央国家的封建残余机构（议会）。丹麦在1660年败于瑞典，遂建立了专制国家，其官僚机构变得愈益精明。[9]丹麦议会已被废除，没有基于社会等级的政治结构，可供君主前去要求增税。

从1760年到1792年，丹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革命。开明君主开始逐渐废除农奴制（Stavnsbånd），先在皇家领地，再扩展到所有地主，并限制地主处罚下人的权利，譬如不能再将农民放在木马上鞭打。[10]农民仍然没有选举权，但可以拥有土地，并能在同等的基础上从商。[11]

丹麦君主将农民自由视作遏制贵族地主的良机，遂遭到了地主的顽强抵抗。他又可将获得自由的农民，直接征募进国家军队。思想也很重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他认为，自耕农的生产效率将远远超过农奴。同样重要的是农民本身得到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动员，充分利用自由经济的机会，投入到盈利较多的增值生意，例如食物加工。

使丹麦现代民主成为可能的第二个重大事件来自外国。到18世纪末，丹麦仍是欧洲中等的多民族政权。在1814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失去挪威。19世纪前几十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传播促成复杂的政治后果。它刺激了基于阶级的两项需求，一项来自资产阶级和农民，跟政治参与有关；另一项来自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与国家认可有关。

普鲁士解决了第二项需求，通过一场短暂但决定性的战争，在1864年兼并了主要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只过一个晚上，丹麦就变成基本上讲丹麦语的整齐划一的小国。它知道自己别无他法，只好接受小国寡民的处境。

丹麦的民主出现于19世纪后期，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于20世纪早期，这就是它们的来龙去脉。教士兼教育家的葛隆维（N. F. S. Grundtvig）所激发的农民政治运动，最初只装扮成宗教复兴运动。它摆脱官方的路德教会，在全国各地大办学校。[12]等到立宪君主政体在1848年当政，农民运动和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开始要求直接的政治参与，并在翌年获得选举权。丹麦在20世纪成为福利国家，这已超越本卷的范围。当它最终来到时，并不完全依靠新兴的工人阶级，还需要农民阶级的帮助。在关键时刻，促使农民动员起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宗教。

民主和现代市场经济在丹麦的发展，比在英国经历了少得多的冲突和狂暴，更不用提相比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了。为了到达现代丹麦，丹麦人确实与邻国打了好几仗，包括瑞典和普鲁士，也在17世纪和19世纪发生了激烈的国内冲突。但没有持久的内战，没有圈地运动，没有专制暴政，没有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赤贫，所留下的阶级斗争遗产非常薄弱。就丹麦的故事而言，思想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指路德教会和葛隆维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有18世纪和19世纪一系列丹麦君主所接受的关于权利和宪政的启蒙思想。

丹麦的民主兴起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不能在别处复制。丹麦抵达现代自由民主制的途径完全不同于英国，但最终都抵达非常相似的目的地。它们都发展了强大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这似乎显示，“达到丹麦”可有多种途径。

[1] 广泛政治参与所激起的国家整体感，反映在大宪章和金玺诏书的对照之中。促成金玺诏书的，不是男爵，而是皇家和城堡要塞的军人。他们想要国王来保护自己免遭男爵的掌控。英国男爵宣称代表国家整体，包括教会和普通百姓，索求保护他们权利的宪法保障。相比之下，促成金玺诏书的匈牙利贵族，主要是想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像法国和俄国的贵族，他们懂得自由只是特权，而不是公民的普遍权利。他们把自己照顾好，在保护他人权利方面便兴趣索然。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15页。

[2] 有关这段时期，参见Ronald Hutton，《复辟：英格兰、威尔士的政治与宗教史，1658—1667年》（The Restoration: A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1658-1667）（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

[3] 参见 Gert和Gunnar Svendsen，《社会资本和福利国家》（Social Capital and the Welfare State），载Michael Boss编，《转变中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 in Transformation）（丹麦奥胡斯[Aarhus]：奥胡斯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Kenneth E. Miller，《丹麦的政府与政治》（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Denmark）（波士顿： Houghton Muffin出版社，1968年），23页。

[5] 有关邻国瑞典的中世纪农民经济，参见Eli F. Heckscher，《瑞典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25—29页。

[6] Thomas K. Derry，《斯堪的纳维亚史：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A History of Scandinavia: Norway, Sweden, Denmark, Finland and Iceland）（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79年），90—91页。

[7] 参见Richard Bonney，《收入》，452页。

[8] Ove Korsgaard，《为人民的斗争：丹麦五百年简史》（The Struggle for the People: Five Hundred Years of Danish History in Short）（哥本哈根：丹麦教育学院出版社（Danish School of Education Press），2008年），21—26页。

[9] Kenneth E. Miller，《丹麦的政府与政治》，26页；Nils Andren，《北欧国家的政府与政治》（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斯德哥尔摩：Almqvist and Wiksell出版社，1964年），29页。

[10] Uffe Østergård，《强大的小国丹麦：丹麦现代性的农民之根》（Denmark: A Big Small State： The Peasant Roots of Danish Modernity），载John Campbell，John A. Hall和Ove K. Pedersen编，《国民身份与资本主义变种：丹麦经验》（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Danish Experience）（安大略省金斯顿：麦吉尔大学与皇后大学联合出版社，2006年）。

[11] Harald Westergaard，《丹麦的经济发展：世界大战之前和之间》（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nmark: Before and During the World War）（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22年），5—6页。

[12] Uffe Østergård，《强大的小国丹麦：丹麦现代性的农民之根》，76—81页；Ove Korsgaard，《为人民的斗争：丹麦五百年简史》，61—65页。

第五部分

迈向政治发展理论

第29章
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政治的生物基础；政治秩序的进化机制；政治不同于经济；制度的定义；政治衰败的来源；国家、法治、负责制的相互关联；政治发展条件的历史演变

本卷提供的政治发展史是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和美国革命前夕，直到这时，真正的现代政治方才问世。此后，众多政治体出现，囊括现代政治制度的三大重要组件：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

至此，有些读者可能会断定，我对政治发展的解读是历史决定论的。通过介绍各种政治制度复杂且背景独特的起源，我似乎在主张，类似的制度要在今日出现必须要有类似条件，各国因独特的历史背景已被锁定在各自单一的发展路径上。

这肯定是误解。能把优势带给社会的制度，总是被他人复制和改进；知识和制度的跨社会交汇，伴随着历史的始终。此外，本卷的历史故事，结束于工业革命前夕，而工业革命本身，又大大改变了政治发展的条件。这两点，将在最后一章得到详细描述。本书的第2卷，将描述和分析后马尔萨斯世界（post-Malthusian world）的政治发展。

人类社会对制度持强烈的保守态度，不会每过一代就把台面上的赌注一扫而光。新制度往往重叠在既有制度上面，例如分支世系制，它是社会组织最古老的形式，却依然存在于现代世界的很多地方。如不弄清这一遗产和它对今日政治行动者选择的限制，就不可能理解今日改革的可能性。

此外，厘清制度初建时的复杂可帮助我们看到，它们的转变和模仿，即使在现代情形下，也是异常艰难的。政治制度得以建立，往往出于非政治原因（经济学家称之为政治制度的外部因素），我们已看到若干案例。其中之一是私人财产，它的出现不仅为了经济，还因为宗族需要土地埋葬祖先以平息死者灵魂。同样，法治的神圣不可侵犯，在历史上全靠法律的宗教起源。国家在中国和欧洲出现，根源就是当代国际体系所竭力阻止的无休止战争。没有这些外部因素，仍想重建这些制度，往往举步维艰。

我将总结本卷中有关政治制度发展的主题，并从中提炼出政治发展和衰败的理论大纲。这可能算不上真正的预测性理论，因为最终结果往往取决于互有关联的众多因素。此外还有龟的问题，即选来充当原因的龟，结果又要以底下的龟为基础。我以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为本卷的开头，因为它是明显的起点，可算作底层的龟（Grund-Schildkröte），可以背驮后续的龟群。

政治的生物基础

人类在社会中组织自己行为时，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们共享一种生物本性。考虑到非洲之外的多数当代人，都可认祖归宗到大约五万年前的小群体，这种本性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共享的本性不能决定政治行为，但可限定可能的制度性质。这表示，人类政治取决于人类重复的行为模式，既横跨文化又纵越时间。共享的本性将在下述论点中获得说明：

人类从未在无社会状态中生存。据称，人类曾是隔离的，要么在无政府暴力中与他人互动（霍布斯），要么在和平中对他人一无所知（卢梭），但这却是错的。人类及其灵长目祖先，一直生活在基于亲戚关系的大小社会群体中。生活得如此长久，以至社会合作所需要的认知和情感，都已进化成人类的天性。这表明，有关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即他们核算合作的利弊，大大低估了人类社会既存的合作，也误读了其中的动机。[1]

人类天生的社会交往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亲戚选择原则，又称包容适存性原则，是指人类会大致根据共享的基因比例，对跟自己有遗传关系的亲属（或被认为有遗传关系的个体）做出利他行为。互惠利他原则是指，随着与其他个体的长时间互动，人类会发展出共同的利害关系。跟亲戚选择不同，互惠利他不依赖遗传关系，而是依赖重复、直接的人际互动，以及从这类互动中产生的信任关系。在缺乏其他更为非人格化制度激励的情况下，这些形式的社会合作是人类互动的预设模式。一旦非人格化制度出现衰败，这两种合作又会重现，因为这是人类的本性。我所谓的家族化，就是指基于这两项原则的政治用人。所以，当中国汉朝末年皇亲国戚充塞朝廷，当土耳其禁卫军让自己的儿子入伍接班，当法兰西王国卖官鬻爵制造世袭产业，只不过是自然的家族制原则复辟了。

人类天生喜欢制定和遵循规范或规则。从根本上说，制度就是限制个人选择的规则，由此类推，可以说人类天生喜欢建立制度。人们核算如何可获最大私利，从而制定理性规则，与他人一起履行社会契约。人类天生具有认知能力，知道如何解答“囚徒困境”类的合作问题。他们记住过去行为以作未来合作的指南；他们通过闲聊和其他分享，传播和获悉他人的可信度；他们有敏锐的知觉，通过察言观色以侦测谎言和不可信赖的行为；他们掌握分享信息的共同模式，不管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在某种意义上，制定和遵循规则是在走捷径，可大大减少社交成本，允许高效率的集体行动。

人类遵循规则的本能，往往基于情感，而非理性。像罪过、可耻、骄傲、愤怒、困窘和赞美，都不是学来的，都不是洛克所谓的出生后、与外界互动时获得的。它们在小孩身上表现得非常自然，小孩依照这基于遗传但寓于文化的规则来组织自己的行为。我们制定和遵循规则的能力很像我们的语言能力：规则的内容是传统的，因社会而异；但规则的“内在结构”和我们的接受能力却是天生的。

人类倾向于将内在价值注入规则，这有助于说明社会的保守和顽固。规则的产生是为了因应特殊情形；之后，情形本身有了变化；久而久之，规则变得过时，甚至严重失调，但社会仍然拽住不放。欧洲人示范了枪械的卓有成效，但马穆鲁克仍予以拒绝，因为他们已向骑士征战注入了特殊情感，这直接导致了他们惨败于应时而变的奥斯曼帝国。因此，各社会都有竭力保留现存制度的普遍倾向。

人类天生具有暴力倾向。从存在的第一瞬间，人类就对其同类行使暴力，就像他们的灵长目祖先。尽管我敬仰卢梭，但暴力倾向不是人类在历史某时某刻学来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控制和转移暴力。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调控暴力出现的层面。

人类天生追求的不只是物质，还有承认。承认是指对他人尊严或价值的承认，又可称作地位。追求承认或地位的奋斗，往往不同于为物质的奋斗；地位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即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所称的“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 good）。[2]换言之，只有他人都处于低级地位时，你才算拥有了高级地位。像自由贸易的合作游戏是正和，允许大家都赢；然而，追求承认或地位的斗争却是零和，你的增益一定是对方的损失。

人类政治活动的大部分都以寻求承认为中心。不管是寻求天命的中国未来君主，打黄巾或赤眉旗号的卑微农民，还是法国红便帽起义军，他们都在追求承认。阿拉伯部落平息相互纠纷，征服北非和中东的大部，这是在为伊斯兰教寻求承认。欧洲战士征服新大陆，打的是基督教的旗帜。近代民主政体的兴起，如避而不谈其内核的平等承认，也是无法理解的。在英国，追求承认的性质循序渐进，从部落或村庄的权利，到英国人民的权利，再到洛克式的天赋人权。

抵制人类只追求物质利益的讲法是很重要的。人类历史中的施暴者，往往不在寻求财富，而在追求承认。冲突的长期持续，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承认有时与财富有关，有时又以财富为牺牲品；如把承认视作另类的“功用”（utility），那就偏于简单，于事无补了。

思想作为原因

在解释社会差异和独特发展路径时，如不把思想当作原因，便无法打造政治发展的理论。在社会科学的术语中，思想是独立的变数；在龟的术语中，思想处在龟群的下层，它的底下绝对没有经济或自然环境的龟。

所有的社会都制造现实的心智模型。这些心智模型在不同因素中——时常是无形的——寻找因果关系，为了使世界更清晰、更可预言、更容易操纵。在早期社会，这些无形因素是精神、魔鬼、上帝、自然，时至今日则演变成抽象概念，像地心吸力、辐射、经济自利、社会阶级等。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现实的心智模型，都把观察到的现象归因于无法或很难观察的力量。至少从大卫·休谟起，我们懂得，单靠实证资料是无法核实因果关系的。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改用新的因果理论以控制实验或统计分析，至少可以证伪。有了测试因果的更好办法，人类得以更有效地操纵环境。例如，改用肥料和灌溉来增加粮食产量，而不是牺牲者的血液。每个已知的人类社会都制造现实的心智模型。这表明，这种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学的。

共享的心智模型，尤其是宗教，在促进大规模集体行动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建立在理性自利上的集体行动，解释不了世界上客观存在的社会合作和利他主义。[3]宗教信仰激发人们所做的事，只对财富感兴趣的人通常是不做的，就像我们看到的伊斯兰教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的崛起。信念和文化的分享会增进合作，因为有共同目标，还有应付类似难题的协调。[4]

很多人看到当代世界的宗教冲突，从而反对宗教，认为它们是暴力和心胸狭隘的来源。[5]这在重叠宗教和多样宗教的世界，可能是千真万确的，但他们忽视了宗教的历史作用。它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允许超越亲友的合作，成为社会关系的来源。此外，世俗的意识形态，如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已在很多当代社会取代宗教信仰，呈现出不相上下的破坏能量，也能激发强烈的信念。

心智模型和规则紧密相连，因为它往往明确指出社会必须遵循的规则。宗教不只是理论，而且是道德规范的处方，要求追随者严格遵守。宗教，就像其颁布的教规，都被注入深厚的情感；信教是为了它的固有价值，不是为了它的准确或有用。宗教信仰，既不能确认，也很难证伪。所有这一切加深了人类社会的保守性。现实的心智模型一经采纳就很难变更，即使出现不利的新证据。

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有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这表明，宗教很可能植根于人的天性。就像语言和遵循规则，宗教信仰的内容是传统的，因社会而异，但建立宗教原则的能力却是先天的。[6]我的叙述与宗教的政治影响有关，但不以“宗教基因”的存在与否为前提。即使宗教是后学的，它对政治行为仍施加巨大影响。

像马克思和涂尔干那样的思想家，看到宗教信仰在联合群体上的高效率（或是社区整体，或是阶级整体），从而相信宗教是故意为此打造的。如我们所见，宗教思想与政治经济一起发展，从萨满教（shamanism）和巫术，到祖先崇拜，再到拥有成熟原则的多神论和一神论宗教。[7]宗教信仰与信徒团体的生存条件，必须发生明显的关联。自杀教派，或禁止其成员繁衍的教派，如震教徒（Shakers），就不会存活太久。所以很容易产生一种倾向，以物质条件来解说宗教，并视宗教为它的产物。

然而，这是一个大错。既存的物质条件永远解释不了宗教。最明显的案例是中国和印度的对照。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终止时，两个社会的社会结构非常相似，都有父系血统的家族和由此产生的政治模式。之后，印度社会转入弯路，唯一的解释是婆罗门宗教的兴起。该教形而上学的主张是非常复杂的，但要把它与当时印度北部的经济和环境条件挂起钩来，却是徒劳无益的。

我描绘的众多案例中，宗教思想都在塑造政治结果方面扮演了独立角色。例如，在欧洲两个重要制度的形成中，天主教会曾发挥主要作用。6世纪以来，日耳曼野蛮部落逐渐征服罗马帝国；但在颠覆日耳曼的亲戚团体产权结构上，天主教会是关键，更削弱了部落制本身。欧洲由此走出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用的是社会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与中国、印度和中东截然不同。在11世纪，天主教会宣告独立自主，不受世俗政府的管辖，并将自己组织成现代的等级制度，推动全欧洲的法治。相似的独立宗教机构，也存在于在印度、中东和拜占庭帝国，但在促使独立法律的制度化上，都比不上西方教会。没有叙任权斗争及其后果，法治绝不可能在西方落地生根。

没有案例显示，宗教价值是超越物质利益的。像印度的婆罗门和穆斯林社会的乌里玛，天主教会也是拥有物质利益的社会团体。教宗格里高利一世所颁布的遗产新法，似乎不是为了教义，而是为了私利；它鼓励把土地转让给教会，而不必留给亲戚团体。尽管如此，教会不只是简单的政治参与者，像当时支配欧洲的各式军阀。它无法将资源转换成军事力量，没有世俗政府的帮助，也无法从事掠夺。另一方面，它却可将合法性授予世俗的政治参与者。这件事，后者光凭自己是做不到的。经济学家有时谈起政治参与者如何“投资”于合法性，好像合法性是生产工具，像土地或机器。[8]如要理解合法性，就一定要投入它的特殊语境，即人们对上帝、正义、人生、社会、财富、美德等的观念。

人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平等的承认——发生于本卷所涵盖时期的结尾，可以说正是这一观念定义了现代世界。人类平等思想有很深的根源：学者如黑格尔、托克维尔和尼采，把现代的平等思想追溯到圣经中以上帝形象造人的说法。然而，享有同等尊严的人类小圆圈，其扩张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要到17世纪之后，才开始包括社会较低阶层、女性、种族、宗教等少数人群体等。

从族团和部落层次的社会迈入国家层次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人类自由的一大挫折。与基于亲戚关系的前任相比，国家更为富饶，更为强大。但这财富和力量，却铸造了悬殊的等级差别，有的变成主人，更多的变成奴隶。黑格尔会说，在如此不平等的社会中，统治者获得的承认是有缺陷的，最终连自己也不满意，因为它来自缺乏尊严的人。现代民主的兴起为所有人提供自决机会，以承认相互的尊严和权利为基础。因此，它只是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里，恢复当初迈入国家时所失去的。

负责制政府出现，与相关思想的传播是分不开的。我们在英国议会的案例中看到，对英国人民权利的信仰是议会团结的根本，洛克式的天赋人权塑造了光荣革命。这些思想进而推动美国革命。我在此书呈现的负责制兴起的历史原因，似乎植根于政治参与者的物质利益，但我们必须同时考虑，确定政治参与者和集体行动范围的相关思想。

政治发展的普遍机制

政治制度的进化，大致可与生物进化媲美。达尔文的进化论以两项简单的原则为基石：变异和选择。有机体的变异，源于基因的随意组合；能更好适应环境的变种，则获得较大的繁殖成功，适应力较差的就要付出代价。

以长远的历史观点看，政治发展遵照同一模式：不同人类群体所使用的政治组织发生了变异，较为成功的——能发展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得以取代较不成功的。在高层次的抽象中，很难想象政治发展还有他路可走。但先要弄清政治进化与生物进化的差异，其至少有三条。

首先，在政治进化中，选择对象是体现在制度身上的规则，而生物进化中的选择对象是基因。尽管人的天性促进规则的制订和遵循，但不能决定其内容，所以会有内容上的极大差别。制度以规则为基础，将优势授予其生存的社会；在人类代理人的互动中，获选的是优势制度，淘汰的是劣势制度。

其次，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变异可按计划，可作商讨，不像基因变异那样随意。哈耶克强烈驳斥人类社会自觉设计制度的想法，将之追溯到后笛卡尔（post-Cartesian）的理性主义。[9]他认为，社会中多数信息其实是本地的，无法获得中央代理人的理解。[10]哈耶克论点的缺陷是，人类一直在社会各层次成功地设计制度。他不喜欢自上而下、集中的国家社会工程，但愿意接受自下向上、分散的制度革新，尽管后者仍是人为设计的。大规模设计的成功频率，可能低于小规模的，但确有发生。人类很难将意外结果和信息残缺纳入计划，但能作计划的事实表明，自觉建立的制度之变异，比简单的随机而变更有可能适应解决问题。不过，哈耶克仍是正确的，制度进化并不取决于人们设计制度的能力，单是变异和选择，便可取得适时应务的进化结果。[11]

最后，被选择的特征——政治进化中是制度，生物进化中是基因——借文化而获得传递，不靠遗传。就适应性而言，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文化特征，如规范、习惯、法律、信念或价值，至少在理论上，可在一代人的时间获得迅速修改，如7世纪的伊斯兰教，或16世纪丹麦农民的扫盲。另一方面，人们偏爱将内在价值注入心智模型和由此建立的制度，导致制度的经久不衰。相比之下，生物有机体不会敬畏或膜拜自己的基因，如不能帮助生物的存活和繁殖，选择原则便会无情将之去掉。所以，制度进化既可快于也可慢于生物进化。

与生物进化不同，制度可通过模仿而获得扩散。衰弱制度的社会，被强大制度的社会打败了，或干脆消灭了，但也有采纳“防御性现代化”的[12]，从而引进竞争者的制度。17—19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治国的封建君主们从葡萄牙人和其他旅客处，很早就获悉火器的存在。但他们正处于长期的军火自我管制中，大家同意不引进火器，因为不想放弃传统的冷兵器战争形式。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和他的“黑船”在1853年的东京湾露脸时，执政的精英知道，如果不想成为第二个中国，他们必须终止这种舒适的自我管制来取得美国人所拥有的军事技术。1868年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引进的不只是军火，还有新式政府、中央官僚体制、新教育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制度，均借鉴于欧洲和美国。

生物进化既是特别的，又是普遍的。特别进化是指物种适应了特殊环境，并作调整，如著名的达尔文雀（Finches）。普遍进化是指成功的物种跨越本地环境，而向外扩散。所以有大规模的普遍进化，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的有机体，从无性繁殖到有性繁殖，从恐龙到哺乳动物等。政治发展也是如此。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大约在五万年前离开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他们努力适应遇上的不同环境，开发了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制度。同时，某些社会凑巧碰上能提供优势的社会组织。于是，也发生了普遍进化，从族团层次，转到部落层次，再转到国家层次的社会。国家层次社会中，组织较为完善的又击败或吸收组织较差的，使自己的社会组织获得传播和扩散。所以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既有分流，也有汇集。

跟生物进化一样，竞争对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如没有竞争，就不会有对制度的选择压力，也不会有对制度革新、借鉴、改革的激励。导致制度革新的最重要竞争之一是暴力和战争。经济生产力的增长，使族团层次向部落层次的过渡得以实现，但直接动机则来自部落社会动员人力的优势。第5章中，我讨论了国家原生形成的不同理论，包括经济自利、灌溉、密集人口、地理界限、宗教权威、暴力。虽然，所有因素都发挥了作用；但从自由的部落社会到专制的国家社会，此项艰难的过渡，更像是由保全生命而不是经济利益的需要促成的。浏览诸如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等地国家形成的历史记录，我们看到暴力再一次成了主角。它鼓励国家形成，还鼓励与现代国家相关的特别制度的建立。本章后面还会讲到，合作中遇到的某种问题，除了暴力，没有其他方法。

处处是拱肩

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Stephn Gould）和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在1979年的文章中，以建筑学上的拱肩（spandrel）来解释生物变异中的不可预知。[13]拱肩是支撑圆屋顶的拱门背线与相邻直角形成的弧形区域。它不是建筑师故意设计的，而是其他精心计划的零件组装后留下的副产品。尽管如此，拱肩开始获得装饰，并随时间的推移而自成一格。古尔德和列万廷主张，有机体身上为某个原因而进化的生物特征，到后来，却能为完全不同的原因，提供适应的优势。

拱肩（左上角）

我们在政治进化中看到不少类似拱肩的东西。公司——一个有着与其组成人员清晰可分的身份并可以永久存在的机构——最初是作为宗教组织出现的，没有任何商业目的。[14]天主教会支持女子的继承权，不是想增加女子权利——这在7世纪是不合时宜的——而是看上了强大家族手中的珍贵地产，认为这是很好的途径。如果说，教会领袖当时就预见，这将影响亲戚关系的整体，这是很可疑的。最后，忙于叙任权斗争的人，脑海中并没有浮现以独立司法限制政府的想法。当时，那只是一场道德和政治的斗争，为了争取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然而在西方，宗教组织赢得的独立自主，经过长期进化，变成了司法部门的独立自主。法律的宗教基础被世俗来源所取代，但它的结构仍保持原样。所以说，法治本身就是一种拱肩。

实际上，不同制度的历史根源，往往是一长列历史意外事件的产品，没人能够预测。这看起来令人泄气，因为当代社会无法经历同样事件来获得类似制度。但这忽略了政治发展中拱肩的作用，与制度的历史来源相比，制度的功能更为重要。一旦发现，其他社会可以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来模仿和采纳。

制度（机构）[15]

在本卷中，我一直使用亨廷顿对制度的定义，即“稳定、有价值、重复的行为模式”。[16]至于被称作国家的那个制度或机构（the institution called the state），我不仅使用韦伯的定义（在界定的领土上合法行使垄断暴力的组织），还使用他对现代国家的标准（按专门技术和技能合理地分工；使用非人格化的用人制度，对公民行使非人格化的权威）。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不管是建立还是维持，都很困难。家族化——基于亲戚关系和互惠利他的政治用人——是社会关系的自然形式，如果没有其他的规范和鼓励，人类就会回归。

现代组织还有其他特征。亨廷顿列出四条标准来测量国家制度（机构）的发展程度：适应和僵硬，复杂和简单，自主和从属，凝聚和松散。[17]这是指越善于适应、越复杂、越能自主和越凝聚的机构，其发展程度就越是成熟。善于适应的组织，可评估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再修改其内部程序来应对。环境总在变化，所以善于适应的机构活得长久。英国的普通法系统，其法官因应新情形，不断在重新解释和延伸有关法律，就是善于适应的样板。

成熟的机构更为复杂，因为它们有更大的分工和专业化。在酋邦或初期国家中，统治者可能同时又是军事长官、总教士、税务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这些功能由各自为政的组织承担，它们负有特别使命，需要高度的技术能力。汉朝时期，中国已在中央、郡、地方层次派驻无数官僚机构和部门；虽然比不上现代政府，但与犹如君主家庭简单延伸的早期政府相比，却是一大进步。

自主和凝聚是机构标准的最后两条，如亨廷顿指出的，它们密切相关。自主是指机构开发自觉的集团身份，不受社会其他力量的影响。在第17至19章讨论法治时，我们看到，法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庭所取得的制度性自治。这里的自治是指不受政治干涉，有权训练、雇用、晋升、惩罚律师和法官。[18]自主与专业化也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它适宜被看作比较成熟的机构的特征。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掌控自身内部升迁的军队，比将军是政治任命的军队，或将军是金钱买来的军队，更具战斗力。

另一方面，凝聚是指政治系统中，不同组织的职责和使命都有明确的界定并被遵从。松散的政治制度中，很多组织参与政府行为，如征税和公共安全，但弄不清到底谁在负责。众多自治机构组成的国家部门，比众多从属机构组成的更有可能是凝聚的。在家族化社会中，领袖的家庭或部落成员，在各政府功能上享有重叠或暧昧的权力，或干脆为特殊个人设立特殊官位。忠诚比公共管理能力更为重要，这种情况迄今仍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少数发达国家）。国家部门中的官方权力分工，与权力的实际分配不符，导致机构的松散。

制度（机构）的四条标准隐含一个概念，即制度是规则，或是重复的行为模式，比任何掌管机构的个人，都要活得长久。先知穆罕默德，生前以自己的魅力使麦地那部落团结起来，但他没有为阿哈里发的继承留下任何制度。年轻的宗教勉强活过第二代的权力斗争，在很多方面仍在为当初的缺陷付出代价，那就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大分裂。穆斯林世界中后来的成功政权，全都依靠制度的创建，像奥斯曼帝国的征募制，招募奴隶军，不依赖个人权力。在中国，皇帝实际上变成属下官僚和繁复规则的囚犯。领袖可塑造机构，而高度发达的机构，不仅比拙劣的领袖活得更长，更有训练和招募优秀领袖的制度。

政治衰败

制度之间的竞争促使政治发展，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与此对应的，还有一个政治衰败过程；彼时，社会的制度化越来越弱。政治衰败可在两种形式中发生。制度的建立最初是为了迎接特殊环境的挑战。那环境可以是物质的，如土地、资源、气候和地理，也可以是社会的，如对手、敌人、竞争者和同盟者等。制度一旦形成，倾向于长久存在。如上所述，人类天生偏爱将内在价值注入规则和心智模型。如果没有社会规范、礼仪和其他情感投资，制度便不成其为制度——稳定、富有价值、重复的行为模式。制度长存带有明显的适应价值：如果不存在遵循规则和行为模式的天性，就要不断举行谈判，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就制度而言，社会是极端保守的；这意味着，促使制度成立的原始条件发生变化时，制度却做不到随机应变。制度与外部环境在变化频率上的脱节，就是政治衰败，就是反制度化。

社会对现存制度的历代投资，导致双重失误：不仅没能调整过时的制度，甚至察觉不到已出毛病。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失调”，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案例。[19]某社会因优秀制度而变得更富裕，或在军事上更强大，其他竞争力较弱社会的成员，如想继续生存，就必须正确地把上述优势归因于根本性的制度。然而，社会的结果总有多种原因，总能为社会弱点或失败找出似是而非的狡辩。从罗马到中国，众多社会把军事挫折归咎于对宗教的不诚，宁可献上更多的礼仪和牺牲，也不愿全力以赴地重整军队。近代社会里，很容易把社会失败归咎于外国阴谋，不管是犹太人的，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而不愿在自己制度身上寻找原因。

政治衰败的第二种形式是家族制复辟。眷顾家人或互惠的朋友是自然的社会交往，也是人类互动的预设。人类最普遍的政治互动，发生在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领袖以恩惠换取追随者的支持。在政治发展的某些阶段，这种政治组织曾是唯一的形式。但是，随着制度的演化，产生了新的规则，用人标准慢慢改为功能或才干——中国的科举制度、土耳其的征募制、天主教的教士独身制、禁止裙带关系的现代立法。但家族制复辟的压力始终存在。最初以非人格化原因聘入机构的人，仍试图将职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或朋友。制度遭受压力时，领袖经常发现自己必须做出让步以保证政治优势，或满足财政需求。

这两种政治衰败，我们可看到很多例子。17世纪前期，组织良好的满人在北方虎视眈眈，中国的明朝面对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政权的生存，取决于朝廷能否整顿资源，重建精兵，北上御疆。结果一无所成，因为政府不愿或不能增税。此时，政权与不愿承担更高税赋的精英，处于某种大家都觉满意的共存关系；疏于朝政的皇帝发现，比较容易的对策是让睡着的狗继续睡下去。

家族制复辟是一种循环现象。中国西汉时期建立的非人格化官僚制度，逐渐受到贵族家族的侵蚀；他们试图为自己和后裔在中央政府中保留特权；这些家庭在后来的隋唐两朝仍得以支配中国的官僚机构。埃及的马穆鲁克和土耳其禁卫军先要求成家，再要求自己的孩子进入军事机构，从而破坏了非人格化的奴隶军制度。马穆鲁克一例是对13世纪晚期局势的回应，当时蒙古威胁逐渐减退，鼠疫频仍，贸易条件恶化。奥斯曼一例的起因是通货膨胀和预算压力，导致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向土耳其禁卫军做出类似让步。天主教会禁止教士和主教成家以建立现代官僚制度，久而久之也发生故障；神职人员寻求圣职与圣俸的合一，使之成为世袭产业。在法国和西班牙则出现公开的卖官鬻爵，政府部门私有化，再由后裔继承。

这两种政治衰败——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经常同时发生。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即家族化官僚，会极力阻止改革。如制度彻底崩溃，往往又是他们，凭借其荫庇关系网络出来收拾残局。

暴力和功能失调的均衡

我们除了指出制度长存的自然倾向，还可精确解释制度在适应环境时的姗姗来迟。任何一个制度或制度系统，即便在整体上提供诸如内部和平和产权等的公共服务，也一定会惠顾社会上某些群体，并以其他群体为代价。受惠顾的群体，可能在人身和财产方面感到更加安全，可能因靠近权力而收取租金，可能获得特别的承认和社会地位。这些精英组织在现存制度安排中享有既得利益，会尽力保护现状，除非自我分裂。使全社会获益的制度性变化，如征集土地税以应付外来威胁，仍会遭到组织良好的群体的否决，因为对他们而言，净得仍然是负数。

经济学家很熟悉此种集体行动的失败。博弈理论家称之为稳定的均衡（stable equilibrium），因为没有一名参与者能从现存制度安排的变更中得到个人的好处。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这个均衡是失调的。曼瑟尔·奥尔森认为，任何社会的既得利益群体，经过长年的累积，为保护其狭隘的特权，会组成寻租联合体（rent-seeking coalition）。[20]他们的组织能力远胜过人民大众，所以后者的利益往往在政治制度中得不到代表。失调的政治均衡可借民主而获缓和。民主允许非精英，至少在理论上，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但通常，精英和非精英的组织能力有云泥之别，从而阻止了后者的任何果断行动。

寻租联合体阻止必要的制度变革，从而激发政治衰败；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其经典案例就是法兰西王国，也是租金一词的发源地。其时，法兰西君主在两个世纪中，招诱大部分精英，而逐渐强大。招诱的形式是出卖国家功能的一小部分，之后变成世袭产业。像莫普和杜尔哥这样的改革部长，力图废除卖官鬻爵，却遭到既得利益者强有力的阻挠。卖官问题的解决，最终只有通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力。

功能失调的均衡（dysfunctional equilibria）很早就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考古证据显示，族团层次社会早已掌握农业技术，但持续几代仍坚持狩猎采集。个中原因似乎又是既得利益者。平等的族团层次社会中，分享食物相当普遍，一旦出现农业和私人财产，就难以为继。定居下来的第一户，其生产的粮食必须与族团其他成员分享，反过来摧毁了转向农业的奖励。农业的生产效率，高于狩猎采集。所以，改变生产方式将使全社会更加丰裕，但会剥夺部分成员的免费享用。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认为，部分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之所以缓慢，就是因为无法解决此类合作问题。[21]

所以，社会能否实施制度变革，取决于能否分化手握否决权的既得利益群体。有时，经济变化削弱现存精英，加强赞成改制的新精英。17世纪的英国，与商业或制造业相比，地产的回报逐渐降低，从而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获益，吃亏的是旧贵族。有时，新兴的社会参与者因新宗教的涌现而赢得权力，像印度的佛教和耆那教。宗教改革后，由于扫盲和圣经的广泛传播，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一盘散沙。还有的时候，促成变化的是领袖意志和凝聚各无权群体的能力，像叙任权斗争中格里高利七世所组织的教皇派。实际上，这就是政治的精髓：领袖们能否借助权威、合法性、恐吓、谈判、魅力、思想和组织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功能失调的均衡可持续很久，由此说明，暴力为何在制度革新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经典的看法认为，政治就是为了解决暴力问题。[22]但有时，要把阻挡制度变革的既得利益者赶走，唯一办法却是暴力。人类对暴毙的害怕强于获利的欲望，由此激发在行为上的深远变化。我们已在第5章提到，很难同意经济动机（如实施大型水利工程）是国家原生形成的原因。相比之下，无休止的战争，或害怕较强群体前来征服，促使自由骄傲的部落成员走进集权国家，倒是入情入理的解释。

中国历史上，家族化精英一直是现代国家制度形成的障碍，无论是在秦朝兴起时，还是在隋唐时的复辟期。秦朝方兴的战国时期，贵族带头的无休止战争，摧毁了自己阶层，为非精英军人进入政权打开大门。女皇帝武则天崛起于唐朝早期，清洗传统贵族家庭，促使较为广泛的精英阶层涌现。两次世界大战为1945年后走向民主化的德国提供了类似的帮助。它们清除容克贵族阶层（Junker），制度变革遂再无阻挡。

尚不清楚，民主社会能否和平地解决此类难题。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少数美国人试图竭力保留他们的“特有制度”——奴隶制。只要在美国的西部扩张中，没有足够的自由新州加入以推翻南方的否决权，当时的宪法规则就允许奴隶制的存在。最终，冲突无法在宪政框架内得到解决，战争遂成为必须的选择，六十多万美国人因此而丧生。

现代世界的规范和制度，在很多方面，已把暴力解决政治僵局的大门紧紧关上。没人期望或希望，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为建立强大巩固的国家，也经历如中国和欧洲所体验的数世纪坎坷。这意味着，制度革新的责任将落在前述的非暴力机制上。不然，社会仍将遇上政治衰败。

幸运的是，国家、法治、负责制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得以锻造成功的旧世界，十分不同于当代世界。美国和法国革命以来的两个多世纪，世界经历了工业革命和大幅提高社会交往的技术革新。如今，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组件在发展中的互动，大大不同于1806年之前。怎样的互动呢？那是本卷最后一章的主题。

[1] 关于这一点，参见 John J. DiIullio, Jr.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评论，《坚持原则的代理人：联邦官僚机构中行为的文化基础》（Principled Agents: The Cultural Bases of Behavior in a Federal Government Bureaucracy），载《公共管理研究与理论杂志》（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第4卷，第3期（1994年）：277—320页。

[2] Robert Frank，《选择正确的池塘；追求奢侈》（Choosing the Right Pond; and Luxury Fever）（纽约：自由出版社，1999年）。

[3]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化》，45—58页；道格拉斯·诺斯和Arthur Denzau，《分享的心智模型：意识形态与制度》（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载《循环》（Kyklos）第47卷，第1期（1994年）：3—31页。

[4] 哈耶克可能比其他任何社会学家更为清楚，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原因就是它的复杂性，使之不能成为在预测能力中接近物理学或化学的确定科学。参见Bruce Caldwell，《哈耶克的挑战：哈耶克评传》（Hayek’s Challeng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 A. Hayek）（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例如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幻觉》；Christopher Hitchens，《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

[6] Nicholas Wade，《信仰本能：宗教的演变与持续》，43—45页。

[7] 对社会人类学中的宗教发展作经典分析的是James G. Frazer，《金枝：巫术和宗教的研究》（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

[8] 例如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化》，44页。

[9]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9—11页。

[10] 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

[11] 这一点也被Armen A. Aichian提及，《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载《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58期（1950年）：211—221页。

[12]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3页。

[13] Steven Gould和Richard Lewontin，《圣马可和潘葛洛斯范例的拱肩：对适应主义方案的批评》（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rogra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ationist Programme），载《伦敦皇家学会论文集》205号（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05）（1979年）：581—598页。

[14] Oscar Handlin和Mary Handlin，《美国商业公司的起源》（Origins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载《经济史杂志》第5卷，第1期（1945年）：1—23页。

[15] 编者按：此处小标题原文为institutions，可译为“制度”或“机构”，在本书中，该术语既指规范政治运作的一整套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其相当于本书标题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又指落实这套规则和秩序的组织性机构；有时兼有上述二意，如本节。译者毛俊杰先生全部译为“机构”，编者认为，作者福山在本书中更多强调的是规则、秩序这个层面的institution，所以编辑时大都将该术语改译为“制度”，只在确有必要时保留“机构”的译法，有时也用“建制”的译法。同一术语未能对应同一译文，这种做法是学术翻译上的一个妥协，也希望读者阅读时能够在思维中建立起“institution—制度—机构—建制”这样的联想关联。

[16]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页。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斯，将制度定为“塑造人们互动的人为约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他的制度（institution）不同于体现特定人群规则的组织（organization）。问题在于，诺斯对制度的定义太广泛。它所包括的，上自美国宪法，下至我选择熟橙的习惯。最重要的是它忽略了，传统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之间的重大差别，前者如宪法和法律制度，后者属于文化领域。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对重要性而言，社会学理论界发生很多重大的辩论。但对诺斯和其追随者来说，它们都是“制度”。此外，他并不提供测试制度化程度的标准，像复杂性、适应性、自治和凝聚力。诺斯，《制度、制度变化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3页。

[17]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24页。

[18] 在现代组织中，日本财政部是个精英团体，只从日本最有名望的大学招募新式官员。该部对如何管理日本经济有自己的见解，不单是服从命令，有时甚至操纵它的政治上级，经常被视作自主机构的范例。参见Peter B. Evans，《嵌入式自主：国家与工业转型》（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 Leon Festinger，《认知失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另请参阅Carol Tavris，《错不在我：为什么我们要为愚蠢信念、糟糕决定和有害行动辩解》（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 Bad Decisions, and Hurtful Acts）（纽约：Mariner Books出版社，2008年）。

[20] 这是奥尔森有关20世纪英国的论点，《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该书基于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简述的集体行动的普遍理论写成。

[21] 与斯蒂芬·勒布朗的私人对话。

[22] 例如罗伯特·贝茨，《繁荣与暴力》；罗伯特·贝茨，Avner Greif和Smita Singh，《组织暴力》；诺斯，温加斯特和沃利斯，《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第30章
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自18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条件发生剧烈变化；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及其在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互动；在今天的互动；当代世界的期望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的中心见解是，政治发展有其独特逻辑，与经济和社会的逻辑既有关联又有差异。他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一旦超越政治发展，政治衰败就会发生，因为现存政治制度无法容纳动员起来的新兴社会群体。他还认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遭遇此起彼伏的政变、革命、内战，原因就在这里。

有人认为，政治发展遵循自己的逻辑，未必是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看待这个观点要以经典现代化理论为背景。该理论来自19世纪的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滕尼斯和韦伯。他们试图分析欧洲社会的工业化所引起的巨变。尽管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他们都倾向于主张，现代化是个整体，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随之而生的大规模分工、强大的集权官僚国家、亲密的村庄群体变为不近人情的城市群体、公共的社会关系变为个人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一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汇聚。该宣言宣称，“资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一切，包括劳动条件、全球竞争、最为私密的家庭关系。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这些变化始于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在之后三个世纪得到迅猛的展开和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现代化理论家移军美国，抢占地盘，像哈佛大学的比较政治系、麻省理工的国际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比较政治委员会。哈佛大学的比较政治系，由韦伯心爱的学生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军，希望建立跨学科的社会综合科学，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冶于一炉。[1]现代化理论家将强烈的规范化价值注入现代化本身，在他们眼中，现代化的好处总会一同到来。经济发展，亲戚团体瓦解，个人主义兴起，更高更包容的教育，价值观以“成就”和理性为方向发生规范性转变，世俗化，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这一切被视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经济发展将提供更好教育，导致价值观的改变，依次再促进现代政治，等等，从而取得无止境的良性循环。[2]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摧毁现代化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强调，现代性的好处不一定相得益彰。尤其是民主，对政治稳定而言，不一定是好事。亨廷顿讲的政治秩序，相当于我在本书中所论的国家建设。他的发展策略，被称作“威权式过渡”（authoritarian transition），主张政治秩序优先于民主，该书因此而变得名闻遐迩。[3]这也是土耳其、韩国、中国台湾、印尼所走的道路：先在威权统治下实现经济现代化，再在政治制度上开放民主竞争。

本卷呈现的历史材料确证了亨廷顿的基本见解，即发展中的各方面应分开对待。如我们所见的，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创造了韦伯式的现代国家，但没有法治或民主，更不用说个人的社会关系或现代资本主义了。

此外，欧洲的发展又与马克思和韦伯的描述大相径庭。欧洲现代化的萌芽远早于宗教改革。我们曾在第16章看到，随着日耳曼野蛮人皈依基督教，脱离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便已开始。到13世纪的英国，自由买卖财产的个人权利，包括女性的财产权，已属根深蒂固。天主教会11世纪晚期与皇帝的争斗是现代法律秩序的根源。它建立欧洲第一个官僚化组织，以管理教会的内部事务。它一直被当作现代化的障碍而横遭诋毁。但从长远看，在推动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上，它至少像宗教改革一样重要。

所以，欧洲走向现代化，不是全方位的突飞猛进，而是几乎历时一千五百年的点滴改良。在这特有的次序中，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可早于资本主义，法治可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封建主义作为地方抵抗中央的顽固堡垒，可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上升之前的发展阶段。但在事实上，它主要是欧洲的独特制度。不能把它说成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过程，也不能期望非西方社会遵循相似的发展次序。

然后，我们需要分别对待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弄清它们作为分立的现象，又是如何相互关联、如何周期性互动的。我们必须弄清此事，因为它们现在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与在马尔萨斯式世界的历史条件之下，已然十分不同。

托马斯·马尔萨斯

约在1800年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那之前，生产力因技术革新而持续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美事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它几乎不存在。

但这并不表示，1800年之前没有发生过生产力的大幅增长。农业、灌溉、铁犁、印刷机、远航帆船，都提高了人均产值。[4]例如，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间，墨西哥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的农业生产力因引进玉米新品种而增长两倍。[5]那时所缺乏的是年复一年的生产力和人均产值的稳定增长。我们今天假设，电脑和互联网在五年后将获得巨大改进，这很可能是正确的。而中国西汉的农业技术，即基督诞生后不久，与19世纪沦为半殖民地之前的清朝的相比，则相差无几。

图7. 人均GDP水平比较：中国与西欧，400—2001年（单位是1990年国际元）来源：麦迪逊（Maddison）（1998，2001，2003a）

图7是西欧和中国在公元400年至2001年之间的人均产值估计。它显示，从公元1000年到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在八百年期间逐步上升，之后却突飞猛进。同期的中国人均收入，几乎是停滞不前，但在1978年后腾飞，速度甚至超过西欧。[6]

1800年后生产力大幅增长的原因，一直是研究发展的核心命题。首先是智识环境的巨变，促进了现代自然科学、实用科技、复式簿记、专利法和版权的涌现。最后两项又是鼓励不断创新的微观经济制度。[7]注重最近两百年的发展是未可厚非的，但这阻碍了我们对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理解。经济可以持续增长的假设，使我们重视有助于这种增长的制度和条件，如政治稳定、产权、技术和科研。另一方面，如果假设生产力的改进非常有限，社会就会陷入零和的世界，掠夺他人资源往往变成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更佳途经。

这个生产力低下的世界，因英国神职人员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分析，而引起世人的注意。他的《人口学原理》初版于1798年，其时他仅32岁。身为八个孩子之一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假设女子“自然”生育率是每人生育十五个小孩），而谷物生产以算术级数增长，这表示人均谷物生产只会下降。马尔萨斯还认为，农业效率可以提高，但从长远看，仍跟不上人口增长；实施道德限制，如晚婚和禁欲，可以帮助控制人口的增长（那是避孕尚不普遍的世界）；但人口过剩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饥荒、疾病和战争。[8]

马尔萨斯的文章出现于工业革命前夕。如上所述，工业革命引发了1800年后生产力的惊人增长，尤其是在开发煤炭和石油的能量上。从1820年到1950年，全球的能源供应增长六倍，而人口仅增长一倍。[9]随着现代经济世界的出现，马尔萨斯经济学遭到普遍贬斥，譬如说它的眼光短浅，对技术进步过度悲观。[10]但是，如果说马尔萨斯的模式不能用于1800—2000年这段时期，它却可作为理解此前世界政治经济的基础。

作为1800年前经济生活的一种历史描述，马尔萨斯模式必须作出重要调整。埃斯特·博塞鲁普认为，人口的增加和密集，不仅没有造成饥荒，反而促进了提高效率的技术革新。例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中国发展出了密集农业模式，实现了大面积灌溉、新高产作物培育和农业工具的改进。[11]因此，人口增长本身未必是件坏事。食物供应量与死亡率并没有直接关联，除非在大饥荒时期。在抑制人口增长上，疾病一直比饥饿更为重要。[12]如食物不够，人类不必死去，可以缩小身躯来降低对卡路里的需求。[13]类似这样的情形似乎就在上一世代的朝鲜发生过，以应付广泛的饥荒。[14]最后，除了人口过剩，本地环境的恶化也是人均谷物生产下降的原因。对人类社会来说，环境破坏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今日的规模前所未有）。过去的社会曾杀尽大型动物、侵蚀表土、颠覆当地气候。[15]

经过上述修改的马尔萨斯模式可提供良好架构，帮助我们梳理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发展。全球人口在过去一万年中有惊人增长，从新石器初期的大约六百万，到2001年的六十多亿，这是一千倍的增长。[16]不过，增长的大部发生在20世纪；讲得更确切些，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182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大都是粗放型的，例如，开垦处女地、给沼泽排水、清除森林、填海造地等。新土地一旦得到开发，产量达到当时技术的限度，生活重又回归到零和。一人增加资源，他人必须削减，人均产量得不到持续增长。不管是世界整体还是本地居民，绝对增长之后便是停滞不前和绝对下跌。在全世界范围，人口因疾病而经历大幅度的滑坡。其中一次发生于罗马帝国末期，那时它面对野蛮部落的入侵、饥荒、瘟疫。另一次发生在13世纪，蒙古侵占欧洲、中东和中国，并把瘟疫带到世界各地。在1200年至1400年之间，亚洲人口从大约两亿五千八百万跌至两亿零一百万。在1340年至1400年之间，欧洲人口从七千四百万跌至五千二百万。[17]

如此缓慢的技术进步具有双刃特性。短期内，它改进生活水平，革新者为此而得益。但较多资源促成人口增加，从而减少人均产量。与革新之前相比，人类平均生活水平并没得到改善。所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过渡，反而使人类生活越过越糟。虽然谷物生产的潜力大增，但人类的食谱更为狭窄，从而影响健康。他们为生产粮食消耗更多体力，居住在密集地域，为疾病的蔓延提供温床，等等。[18]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政治

在零和的马尔萨斯世界，人的生存对政治发展有巨大的意义，也与今日的发展大相径庭。马尔萨斯式世界的人们虽有资源，但只有很少的投资机会，譬如促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工厂、科学研究或教育。如想增加财富，最好走政治途径来从事掠夺，即强夺他人资源。掠夺有两种：享有强制权力的人，可通过征税或赤裸裸的偷窃，夺走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源；或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去攻击和偷窃邻近社会。为掠夺而组织起来，增强自己的军事或行政能力，往往比投资于生产能力更为有效。

图8. 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认识到战争是限制人口的因素，但马尔萨斯的经典模式可能低估了战争在限制人口过剩中的重要性。它作为人口的控制机制，与饥荒和疾病互为表里，因为饥荒和疾病通常由战争引起。跟饥荒和疾病不同，掠夺是一种可以由人有意掌控、用以应付马尔萨斯式压力的手段之一。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指出，史前社会中的战争和暴力不断，原因就在于人口老是超越环境的支撑能力。换言之，多数人宁可打仗，也不愿挨饿。[19]

图9. 马尔萨斯条件下的发展

马尔萨斯模式加以扩充后，看去就像图8。像新作物或农具那样的技术进步，会暂时提高人均产量。但假以时日，这个增产会被人口增加或环境破坏所抵消，人均产量再一次降低。阻止贫穷的蔓延有四种主要机制：他们忍饥挨饿，体型变小；死于疾病；从事内部掠夺；向其他社群发起进攻（外部掠夺）。然后，人均产量又会上升，因为土地和粮食变得更为充沛，或因掠夺他人而致富。

在没有持续技术革新的马尔萨斯式世界中，千万不要高估零和思想所占的主导地位。除了掠夺，还有很多大家都可得益的合作机会。农民和城镇居民开展贸易，便可增加大家的福利；政府提倡公共服务，如治安和互相防卫，会使政府本身和百姓都得到好处。事实上，掠夺要求紧密合作，这一事实又是发展政治组织的最重要动机之一。

图9表明工业革命之前，马尔萨斯式世界中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集约型经济增长单独处于左上方，没有任何箭头指向它。集约型增长全靠技术进步，但这些进步不可预测，发生时间的前后往往又有很大间隔。对整个制度来说，那时的技术革新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因素，独立发生，与发展的其他任何方面无关。（博塞鲁普假设，与日俱增的人口密集周期性刺激技术革新，又使技术革新成为内在因素。但它和人口增长之间，又找不到预测或正比的关系。）所以，所发生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这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总体的人口和资源有所增长，但不在人均基础上。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它是取得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强制能力——军队和警察——是开展外部掠夺（战争和征服）的资源，又可用于国内居民以保障统治者的掌权。反过来，通过征服或征税而获得的资源，又可转换成强制能力。于是，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安全和产权，可提高经济生产力，但仅得一次——即奥尔森所解释的从流寇变成坐寇——但它无法促使生产力持续增长。

国家权力受合法性的影响，法治和社会动员如要影响政治，全凭作为传送带的合法性。在大多数马尔萨斯式社会，合法性以宗教形式出现。中国、拜占庭帝国和其他政教合一的国家，从其控制的宗教权威那里获得合法性。在基于宗教的法治社会中，宗教将合法性赋予独立的法律秩序，后者再向国家颁发或拒绝法律上的批准。

在马尔萨斯社会中动员新的社会群体，会比在当代世界遇上更多限制。在动员惰性社会参与者方面，宗教合法性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7世纪的阿拉伯部落和唐朝的佛道两教。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在动员新兴精英上发挥了类似作用。在农业社会，宗教经常成为抗议的载体，以反对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它不仅能提供合法性，还能制造不稳定。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政治发展的可能性体现在两条主要途径上。第一条围绕国家建设的内部逻辑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政治权力创造经济资源，后者回过来又创造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这个过程自作循环，直到一个极点：对外扩张的政治体遇上物质上的极限，如地理或技术的；或碰上另外一个政治体；或两种情形的组合。这就是在中国和欧洲出现的建国和战争的逻辑。

政治变化的第二条途径与合法性有关。它或者建立法治，或者授权给新兴的社会参与者，以影响国家权力。我所谓的印度弯路，其根源就是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它削弱了印度统治者仿照中国方式集中权力的能力。新兴的社会参与者一旦获得宗教授权，既可对国家权力作出贡献，如阿拉伯人；又可约束君主集权的尝试，如英国议会。

在马尔萨斯式世界，变化的来源相对有限。国家建设的过程非常缓慢，在中国和欧洲都持续了好多世纪。它也避不开政治衰败，政体回到低层次的发展阶段，不得不再从头开始。新兴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不时出现，但像技术革新一样，有点靠不住，无法向现存制度提供持续的活力。此外，技术限制了人们和思想在世界上的迁徙和传播。中国秦始皇发明国家的消息，从没传到罗马共和国领袖的耳朵。只有佛教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其他制度大多困顿于自己的出生地。基督教欧洲、中东和印度的法律传统都自我发展，很少相互影响。

当代条件下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发展的不同方面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如何互动。最重要的变化是持续性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出现，从而影响了发展的几乎所有方面。粗放型经济增长继续出现，但在促进政治变化上，其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人均产量。此外，民主加入国家建设和法治的行列，成为政治发展的组件。这在图10中获得说明。

这些不同方面在当代世界的客观关联已有实质性的研究，可在下列关系中得到总结。

图10. 发展的诸方面

国家建设和经济增长之间

国家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示范了该命题的反面，即国家崩溃、内战、国际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20世纪晚期，非洲的大部分贫穷都得归罪于国家的薄弱，以及不时发生的瘫痪和动乱。除了建立国家以提供基本秩序外，强大的行政能力与经济增长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绝对低水平时（少于1 000美元），国家变得尤其重要。到了较高水平的收入，国家仍然重要，但其影响可能会发生不成比例的改变。已有很多文献，把良好统治与经济增长联在一起。“良好统治”的定义，因不同作者而各有差异，有时包括政治发展的三大组件。[21]

强大凝聚的国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早已确定，但相互的因果关系却并不很清楚。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良好统治是内生的，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它的成果。[22]这听起来很有逻辑，因为政府是大开支。穷国腐败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付不起好薪水，以致它们的公务员很难负担家用，所以趋于受贿。政府方面的开支，包括军队、通向学校的道路、街上的警察，在2008年的美国大约是人均17 000美元，在阿富汗却只有19美元。[23]所以一点也不奇怪，阿富汗的国家远远比不上美国，或者，对之大笔援助只会制造腐败。

另一方面，既有经济增长没能促成良好统治的案例，也有良好统治促成经济增长的案例。举韩国和尼日利亚为例。朝鲜战争之后的韩国，1954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尼日利亚，后者在1960年从英国手中赢得独立自主。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尼日利亚的石油收入超过三千亿美元。然而，其人均收入却在1975年和1995年之间出现下跌。相比之下，同期的韩国经济每年增长7%到9%，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成为世界上第12大经济体。这表现上的差异，几乎完全归功于韩国政府，它的治理成绩远远超过尼日利亚。

法治和增长之间

在学术文献中，法治有时被认作统治的组件，有时被认作发展的方面（我在本书的做法）。如第17章所指出的，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法治，涉及产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有大量文献显示，这个关联确实存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视之为理所当然，但不清楚，对经济增长来说，普遍和平等的产权是否必不可少。在很多社会中，稳定的产权只为精英而存在，也足以推动经济增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24]此外，像当代中国那样的社会，拥有“足够好”的产权，虽然缺乏传统法治，仍能取得很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和稳定民主之间

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注意发展和民主的关联。自那以后，出现了很多将发展与民主连在一起的研究。[25]经济增长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即更多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产生更多的民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显示，低水平收入时的关联较强，中等水平收入时的关联较弱。[26]有关发展和民主的最完整研究之一显示，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可在发展的任何阶段发生，如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遇上逆转的机会较小。[27]

经济增长似乎有助于民主的稳定，但逆向的因果关系却不大明显。这似乎很有道理，只要数数近年来取得经济增长惊人纪录的威权政治体——当初仍处于独裁统治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新加坡、苏哈托（Suharto）治下的印尼、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治下的智利。因此，凝聚的国家和良好的统治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民主是否发挥同样的正面作用，就有点含混不清。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或公民社会发展）之间

很多古典社会理论将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与经济发展联在一起。[28]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增长与社会上的分工有关：市场一旦扩展，公司充分利用规模上的经济效益，社会专业更加精益求精，新兴的社会群体（如工人阶级）得以涌现。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流动性和开放途径，打破了很多传统形式的社会权威，代之以更有弹性的自愿组合。分工愈细所造成的转型效果是19世纪思想家著作的中心思想，例如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

社会动员和自由民主制之间

自托克维尔开始，大量的民主理论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参与的公民社会，现代的自由民主制无法生存。[29]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允许形单影只的个人汇集各自利益，投身政治领域。即使不追求政治目标，志愿组织也会有意外效用，帮助培养在新奇环境中彼此合作的能力——通常被称为社会资本。

上述的经济增长有助于自由民主，恐怕要通过社会动员的途径来生效。经济增长促使社会新参与者出现，随之，他们要求在更为公开的政治制度中获得代表权，从而推动向民主的过渡。如果政治系统已有很好的制度化，便可容纳这些新参与者，然后可有迈向全面民主的成功过渡。这就是20世纪的前几十年，随着农民运动和社会党的兴起，在英国和瑞典所发生的。这也是1987年军事独裁垮台后，在韩国所发生的。

高度发展的公民社会也能成为民主的危险，甚至可以导致政治衰败。基于民族或种族的沙文主义群体会散播不容忍的偏见；利益群体会尽力追求零和的租金；经济冲突和社会冲突的极度政治化会使社会瘫痪，并破坏民主制度的合法性。[30]社会动员也可导致政治衰败。政治制度拒绝社会新参与者的要求，即所谓的亨廷顿式过程，就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一再罢免获选的总统。[31]

民主和法治之间

民主的兴起和自由主义法治的兴起在历史上一直有密切关联。[32]如我们在第27章所看到的，负责制政府在英国的兴起与保卫普通法不可分。越来越多的公民受到法治保护，这一向被视作民主本身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关联在1975年之后的第三波民主化中继续有效，共产主义专政的垮台导致了代议民主制的兴起和立宪政府的建立，以保护个人权利。

思想、合法性和发展的其他方面

有关合法性的思想，其发展有自己的逻辑，但也受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如果没有在大英图书馆奋笔疾书的马克思，20世纪的历史可能会相当不同，他对早期资本主义作了系统性的批判。同样，共产主义在1989年的垮台，多半是因为很少人继续信奉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

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影响了人们对思想合法性的认同。对法国人来说，人权的思想顺理成章，因为法国阶级结构已发生变化，还有18世纪晚期新兴中产阶级高涨的期待。1929—1931年的金融大危机和经济受挫，破坏了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使国家干涉经济获得合法性。后来，大福利国家的兴起、经济停滞、由此而生的通货膨胀，为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的里根—撒切尔（Reagan-Thatcher）革命打下基础。同样，社会主义无法兑现关于现代化和平等的诺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居民眼中，反使自己名誉扫地。

如果政府成功推动经济增长，也可获得合法性。很多迅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即使没有自由民主制，也广受民众支持。相反，经济危机或管理不善所引起的经济倒退，可能动摇政府的稳定，如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印尼独裁政府。[33]

合法性也有赖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分配。如果好处只给处于社会顶端的寡头小集团，没有得到广泛的分享，反而会动员社会群体奋起反对既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专政下的墨西哥。从1876年到1880年，再从1884年到1911年，他治下的国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长，但产权只适用于富裕精英，为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和长期内战创造了条件。其时，弱势群体为争取份内的国民收入而奋斗。最近，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受到民粹领袖的挑战，后者的政治基础是穷人和先前遭到边缘化的群体。[34]

现代发展的范例

发展的不同方面中有多重关联，这表示今天有很多潜在的路径通向现代化，其大部分在马尔萨斯式环境中是无法想象的。让我们以韩国为例，它的发展组件得到特别满意的聚合（参看图11）。

图11. 1954—1999年的韩国

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有相对强大的政府。它自中国继承了儒家的国家传统，并在1905年到1945年的日本殖民期间建成很多现代制度。[35]朴正熙将军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韩国在他的领导下，推行工业化政策，以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箭头1）。韩国的工业化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就将一个农业穷国改造成为主要的工业强国，并开启了新兴力量的社会大动员——工会、教会团体、大学生和其他传统社会所没有的民间参与者（箭头2）。全斗焕将军的军政府因1980年的光州镇压而丧失合法性，这些新兴的社会团体开始要求军政府下台。在盟友美国的温和推动下，1987年军政府下台，宣布了总统的首次民选（箭头3）。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家的民主过渡，帮助加强了政权的合法性。反过来，这又帮助韩国平安渡过1997—1998年的严重亚洲金融危机（箭头4和5）。最后，经济增长和民主莅临都有助于韩国法治的加强（箭头6和7）。

在韩国的案例中，如现代化理论所表明的，发展中不同方面倾向于互相支持，彼此加强，尽管有明确的次序，如代议民主制和法治的开始，要等到工业化发生之后。韩国模式未必是普世的，通向现代化还有很多其他路径。在欧洲和美国，法治存在于国家巩固之前。在英国和美国，某种形式的民主负责制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中国迄今为止走的是韩国路径，但忽略了箭头3、箭头4、箭头7。1978年邓小平发动经济自由化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相当高效的国家。开放政策促使了未来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数百万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参加工业就业，社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迁。经济增长帮助国家取得合法性，并建立公民社会萌芽，但没有动摇政治制度，也没有施加民主化的压力。此外，经济增长导致了法治的改善，因为中国试图将其法律制度提高到世界贸易组织所颁布的标准。中国未来的大问题在于，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大动员，会导致对更多政治参与的难以抑制的需求。

什么变了

马尔萨斯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发展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发展，两者的前景如果放在一起考察，可立即看到大量差异，关键是经济持续密集型增长的可能性。人均产量的增长，其所实现的不只是在国家手中注入更多资源。它还刺激社会的广泛转型，动员各式社会新力量，假以时日，将变成政治参与者。相比之下，在马尔萨斯式的世界中，社会动员非常罕见，要是有，大多源于合法性和思想。

传统精英锁在寻租联合体之中，由此造成功能失调的均衡，社会动员是打破这种均衡的重要手段之一。丹麦国王能在18世纪80年代削弱既得利益的贵族的权力，全靠组织良好的有文化农民的涌现——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鲜事，以前只有失序动乱的农民起义。这是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动员来源是宗教，打起宗教改革和普遍脱盲的旗号。20世纪80年代，韩国军队和商业精英对权力的掌控，因社会新参与者的出现而被打破。二战后韩国经济起飞时，这些新参与者几乎都尚未问世。政治变化因此而来到丹麦和韩国。丹麦的动员似乎是个意外——丹麦国王选择路德教——而韩国的动员却是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经济增长的结果，可以预测。在这两件案例中，社会动员在民主传播上都有良好影响，但在其他方面，也导致了政治不稳定。

那时的政治发展与现在相比，另一重要差异是国际因素对国内制度的影响。本书所介绍的几乎所有故事，只涉及单一国家，以及国内不同政治参与者的互动。国际影响基本上是战争、征服、征服的威胁，偶尔还有横跨边界的宗教传播。其时的“跨国”机构，像天主教会和伊斯兰的阿拉伯帝国，在跨越政治边界传播《查士丁尼法典》或伊斯兰教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早期现代的欧洲人尝试重新发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这属于跨代的学习借鉴。但从整个地球看，发展倾向于各自为政，按地理和地域而分。

今天，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只是数世纪来持续开展过程的最新篇章，其间，与运输、通讯和信息有关的技术在不断蔓延推广。独立发展、几乎没有外界输入的社会，在今天是微乎其微。即使是世界上最隔离最困难的地区，像阿富汗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也不能幸免。国际参与者以外国军队、中国伐木公司、世界银行经理的形式崭露头角，不管邀请与否。与以往所熟悉的相比，他们自己也感受到变化的加速。

世界各社会的更大交融增加了互相竞争，其本身就足以制造更频繁的政治变化和政治模式的汇聚。特别进化——即新物种形成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发生时，有机体扩散进入明显不同的微型环境，互相之间又失去联系。它的反面是生物全球化，暂栖船舱底层的生物从一个生态区域迁徙到另外一个，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故意。斑马贝、野葛、杀人蜂（Africanized killer bee）都与本土物种展开竞争。这一切，再加上竞争力最强的人类，已导致全球物种数量发生骤减。

这也在政治领域中发生。任何发展中国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发展模式，无须顾及本土的传统或文化。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试图输出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到了今天，美国仍有促进民主的项目。此外，还有国家指挥的东亚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那样的国际机构，随时准备提供关于建立制度的建议，以及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援，以帮助扩大生产能力。现代的后发达者在制度或政策上无须重新发明车轮。[36]

另一方面，坏事也得以轻易跨越边界——毒品、犯罪、恐怖主义、各式武器、不法资金等。全球化被称作“主权的黄昏”[37]，这未免太夸张。但技术和增长的流动性，使国家很难在自己领土上执法、征税、规范行为、实施与传统政治秩序有关的其他操作。在大多数财富仍体现在土地上的时代，国家可对富裕精英施以相当大的影响。今天，财富可轻易逃至海外的银行账户。[38]

所以已不可能光谈“国家的发展”。在政治学中，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明显的分支。前者涉及国内发生的事情，后者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但现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被当作一个综合体。我们如何到达这一步，政治发展如何在当代世界发生，都将是第2卷的主题。

最终，社会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经济增长、社会新参与者的动员、跨边界社会的组合、竞争和外国模式的流行，都在提供政治变化的契机。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些政治变化要么不存在，要么颇受限制。

然而，社会并不能在一代人时间内自由重组自己。全球化对世界各社会的整合，其程度很容易言过其实。社会之间交换和学习的水平远远超越三百年前，但大多数人继续生活在基于传统文化和习惯的环境中。社会惯性仍然很大，外国的制度模式虽比过去更加容易得到，但仍需要融入本土。

必须以恰当的眼光看待本书关于政治制度起源的历史介绍。不应该期望，当代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蹈中国和欧洲社会所经历的狂暴步骤，以建立现代国家；或现代法治必须以宗教为基础。我们看到，制度只是特殊历史情境和意外事件的产物，不同处境的社会很难予以复制。它们起源的偶然，建立它们所需的持久斗争，应让我们在接受建立当代制度的任务时，备感谦逊。如不考虑现有规则和愿意支持的政治力量，很难将现代制度移植入其他社会。建立制度不像建造水电大坝或公路网络，它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首先得说服大家制度变革是必需的；再建立支持者的同盟，以战胜旧制度中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最后让大家接受新行为准则。通常，正式制度需要新文化的补充。例如，没有独立的新闻界和自我组织的公民社会以监督政府，代议民主制将不会行之有效。

孕育民主的环境和社会条件是欧洲的独特现象，立宪政体似乎因意外事件的环环相连，脱颖而出。但一旦出现，它造就的政治和经济体那么强大，以至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复制。普遍的承认已成为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并指向政治发展的初期。其时，社会更加平等，容纳更广泛的参与。我注意到，与取而代之的国家层次社会相比，狩猎采集和部落的社会提供更多的平等和参与。平等尊敬或同等高贵的原则，一旦获得明确的阐述，就很难阻止人们提出此类要求。这可能有助于说明，人人平等的概念在现代世界的无情蔓延，一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提出的。

今天的负责制

如第1章所指出的，民主在世界各地未能得到巩固的原因，与其说是思想本身的呼吁不够，倒不如说是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缺席，无法促使负责制政府出现。成功的自由民主制，既要有强大统一、能在领土上执法的国家，又要有强大凝聚、能将负责制职责强加于国家的社会。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之间的平衡方能使民主生效，不管是在17世纪的英国，还是在当代的发达民主国家中。

欧洲早期现代的案例与21世纪初的情形之间有很多平行和对照。自第三波开始以来，欲巩固权力的未来威权领袖和希冀民主制度的社会群体，两者之间发生了频繁的斗争。

图12. 今天的政治权力

这是很多苏联继承国的情形，后共产主义的统治者——通常来自前任执政党——开始重建国家，集大权于己身。这也是委内瑞拉、伊朗、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的情形。有些地方，像2000年之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或2009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伊朗，这种做法得以成功，政治反对派联合不起来，无法阻止专制国家的建立。但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动员起来的政治反对派抵制国家权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胜利。在前南斯拉夫，国家彻底崩溃。

早期现代欧洲的情形显然与21世纪初大不相同，但仍有集权化和社会抵抗的相似场景。今天有工会、商业团体、学生、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参与者（参看图12），以取代贵族、士绅、第三等级、农民。当代社会所动员的社会参与者，与我们研究的农业社会相比，更为广泛，更加多样。相关的政治分析，必须弄清国内外不同参与者的性质和凝聚程度。公民社会是否齐心合力和众志成城，或同盟中已有分裂？军队和情报部门是否忠于政权，或存在愿意与反对派谈判的温和路线派？政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掌控怎样的合法性？

今天的国际体系，与我们所研究的早期现代案例相比，对这些斗争有着更大的影响。反对派群体可从国外获得资金、训练、甚至偶尔的武器，而当局也可向志趣相投的盟国呼吁支持。此外，经济全球化提供财政收入的其他来源，如自然资源的出租或外援，从而允许政府避开自己的公民。国王和议会的征税争执不会在石油丰富的国家发生，可能解释了它们中极少民主政体的原因。

未来会怎样

就未来的政治发展而言，我们可提出迄今尚无答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与中国有关。我从一开始就宣称，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拥有全部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没有法治或负责制，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到底是受控于强大的威权国家，还是激起对民主负责制的强烈追求？国家和社会的平衡长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会能否出现民主？没有西式的产权或人身自由，中国能否拓展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

第二个与自由民主制的未来有关。考虑到政治衰败，在某一历史时刻取得成功的社会不会始终成功。自由民主制今天可能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政府，但其合法性仰赖自己的表现。而表现又取决于维持恰当的平衡，既要有必要时的强大国家行为，又要有个人自由。后者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础，并孕育私营经济的增长。现代民主制的缺点有很多，呈现于21世纪早期的主要是国家的软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成为僵局，什么都是硬性规定，无法作出困难的决策，以确保自己经济和政治的长期生存。民主的印度发现，很难整修自己行将崩溃的公共基础设施——道路、机场、供水和排污系统等——因为既得利益者借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欧盟的重要成员发现，显然已负担不起自己的社会福利，但无法作出削减。日本累积了发达国家中最高水平的公债，仍然没有采取措施，以消除经济中阻碍未来增长的僵硬。

还有美国，它无法认真处理长期的财政难题，像健康、社会保障、能源等，似乎在政治上日益陷入功能失调的政治均衡。每个人都同意，必须解决长期的财政困境，但消弭赤字而必需的增税或削减开支，仍受到强大利益群体的阻挠。国家制度的设计基于相互制衡，使难题的解决变得尤其困难，加上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僵硬，使之束缚于既定的对策范围。尽管出现这些挑战，美国不太可能重蹈法兰西王国的覆辙，即公职家族化。但它可能也是只有短期的权宜之计，推迟而不是避免最终的危机，像法国政府那样。

现在回头看，制度的最初出现是为了历史上不确定的原因。其中某些存活并得以流传开来，因为它们能满足某种意义上的普遍需求。这就是为何制度在历史上得以互相结合，为何可以提供政治发展的概论。但制度的继续生存也涉及很多意外。一个人口中位年龄在二十几岁的迅速增长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卓有成效，但可能不适合三分之一公民已在退休年龄的停滞社会。如果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将面临危机或崩溃，可能被迫改用其他制度。不管是非民主政治制度，还是自由民主制度，它都一视同仁。

但有重要理由相信，政治负责制的社会将胜过没有政治负责制的。政治负责制为制度的改善提供和平途径。中国政治制度在王朝时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坏皇帝”，像武则天或万历皇帝。英明领导下的威权制度，可能不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为它可作出快速决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决于英明领袖的持续出现。如有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其负责制只朝上，不朝下。

我在卷首指出，这里所提供的制度发展的历史介绍，必须对照工业革命后的不同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重新洗过牌，以便直接解说和修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问题。工业化发轫后，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取得极为迅速的进展，大大改变了政治秩序三个组件的发展前景。这将是我在第2卷解说政治发展时所用的架构。

[1]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 Nils Gilman，《未来的文官：美国冷战时期的现代化理论》（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章。另请参阅 Vernon Ruttan，《政治发展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第39卷，第2期（1991年）：265—292页。

[2] 例如 David C. McClelland，《成就社会》（The Achieving Society）（普林斯顿： Van Nostrand出版社，1961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 Shils）编，《走向普遍的行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

[3] 该论点的最新版本由亨廷顿的学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提出，除了国家建设，他还强调法治作为政治秩序的组件。参见《自由的未来：美国内外的不自由民主）（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

[4] 参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12—30页。Gregory Clark认为，从狩猎采集时期到1800年看不到生产力的增长。但这难以置信。Gregory Clark，《告别救济》（A Farewell to Alms）。

[5]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

[6] 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9页。

[7] 例如David S. Landes，《松绑的普罗米修斯：技术变化和工业发展》（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David S. Landes，《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纽约：诺顿出版社，1998年）；Nathan Rosenberg和L. E. Birdzell，《西方如何变富》（How the West Grew Rich）（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6年）；道格拉斯·诺斯和Robert P. Thomas，《西方世界的增长》（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Philippe Aghion和Steven N. Durlauf编，《经济增长手册》（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第1卷（阿姆斯特丹：Elsevier North Holland出版社，2005年），尤其参见Oded Galor的章节：《从停滞到增长：统一增长理论》（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 Unified Growth Theory）；Oded Galor和David N. Weil，《人口、技术与增长：从马尔萨斯式停滞到人口统计学过渡及更远》（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90卷（2000年）：806—828页。

[8] 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An Essay on European Demographic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12页。

[9]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28页。

[10] 参见Alan Macfarlane，《马尔萨斯式陷阱》（The Malthusian Trap），载William A. Darrity Jr.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2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年）。

[11] Ester Boserup，《人口与技术变化》，63—65页。另请参阅Ester Boserup，《发展中经济和人口统计的关系》（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Relationships in Development）（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

[12] 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119页。

[13]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6页。

[14] 参见 Marcus Noland和Stephan Haggard的《朝鲜的饥荒：市场、援助与改革》（Famine in North Korea: Markets, Aid, and Refor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 这是Jared Diamond的主题，《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纽约：维京人出版社，2005年）。

[16]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1页；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7页。

[17]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1页。

[18] 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20页；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人口与技术变化》，35—36页。

[19] 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68—71页。

[20] 参见Paul Collier，《最底层的十亿人：为什么最贫穷的国家走向失败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21] Stephen Knack和Philip Keefer，《制度与经济表现：应用另类标准的全国测试》；Dani Rodrik和Arvind Subramanian，《制度的首要性（这究竟意味什么）》（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and what this does and does not mean]），载《财政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第40卷，第2期（2003年）：31—34页；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Massimo Mastruzzi，《治理很重要》第4卷：《1996—2004年的治理指标》。

[22] Jeffrey Sachs，《终止贫穷：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行性》（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年）。

[23] 参见Melissa Thomas，《高度期望：富有的捐赠者与穷国政府》（Great Expectations: Rich Donors and Poor Country Governments），载《社会科学研究网工作论文》（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working paper），2009年1月27日。

[24] Stephen Haber，Noel Maurer和Armando Razo，《产权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Right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Mushtaq H. Khan和Jomo Kwame Sundaram编，《租金、寻租与经济发展：亚洲的理论和证据》（Rents, Rent-See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in As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25] 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民主的一些社会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53卷（1959年）：69—105页；有关文献，参见Jared Diamond，《经济发展与民主再思考》（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载《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第15卷，第4和第5期（1992年）：450—499页。

[26] Robert J. Barro，《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全国调查》（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urvey）（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7年）。

[27] Adam Przeworskj等，《民主与发展：世界政治制度与和物质幸福，1950—1990年》（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Material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28] Ernest Gellner，《自由的条件：公民社会及其对手》（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纽约：企鹅出版社，1994年）。

[29] Ernest Gellner，《自由的条件：公民社会及其对手》（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纽约：企鹅出版社，1994年）。

[30] 例如Sheri Berman，《公民社会与魏玛共和国的倒塌》（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载《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第49卷，第3期（1997年）：401—429页。

[31] George Gray Molina，《出生于1952年的孩子：贫穷、受排挤和大众参与的前途》（The Offspring of 1952: Poverty, Exclusion and the Promise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H. Klein，《1952年以来玻利维亚的社会变化》（Social Change in Bolivia since 1952），载Merilee S.Grindle编，《宣布革命：比较视角下的玻利维亚》（Proclaiming Revolution: Boliv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伦敦：拉丁美洲研究学院，2003年）。

[32] 这一点由Thomas Carothers提出，《次序的谬误》（The “Sequencing” Fallacy），载《民主杂志》第18卷，第1期（2007年）：12—27页；Marc F. Plattner，《自由主义与民主》（Liberalism and Democracy），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77卷，第2期（1998年）：171—180页。

[33] Juan J. Linz和Alfred Stepan编，《民主政权的崩溃：欧洲》（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Europe）（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

[34] 关于拉丁美洲的不平等，以及它与民主稳定性的关系，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编，《愈加落后：解释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发展差距》。

[35] 参见郑恩雨（Jung En Woo），《捷足者必先登：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财政》（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

[36] 参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历史视角下的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37] Walter B. Wriston，《主权的黄昏》。

[38] 参见Moses Naim，《非法活动：走私犯、偷运客和仿冒者在如何劫持全球经济》（Illicit: How Smugglers, Traffickers, and Copycats Are Hijacking the Global Economy）（纽约：双日出版社，2005年）。

参考文献

致谢

如果没有诸多人士和机构的鼎力相助，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我构思和起草本书时，仍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担任教授，并兼任其国际发展项目的主任，该学院为我的苦思和下笔提供了良好环境。对研究院以及院长Jessica Einhorn所提供的支持，我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在高等国际研究院笔耕本书的同时，我还在各地课堂中演讲它的主题，包括丹麦的奥胡斯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中获得了很多颇有价值的反馈。

我要感谢Farrar，Straus ＆ Giroux出版公司发行人Jonathan Galassi的支持，感谢其编辑Eric Chinskj的帮助。Eric 是一位非常体贴、富有同情心的读者，促使我在本书中全面考量众多的重要课题。对我的版权代理人，即国际创意管理公司的Esther Newberg和柯蒂斯·布朗公司的Betsy Robbins，我一如既往地心抱感激。他们的鼎力相助，方使本书和我的其他著作成为现实。

我还要感谢襄助我完成本书的下列人士：Seth Colby、Mark Cordover、Charles Davidson、Larry Diamond、Nicolas Eberstadt、Adam Garfinkle、Saurabh Garg、Charles Gati、Mary Ann Glendon、Francisco Gonzalez、George Holmgren、Steve Kautz、Sunil Khilnani、Pravin Krishna、Ove Korsgaard、Steven LeBlanc、Brian Levy、Peter Lewis、Arthur Melzer、Rick Messick、Jørgen Møller、Mitchell Orenstein、Donna Orwin、Uffe Øtergård、Bruce Parrott、Steven Phillips、Marc Plattner、Jeremy Rabkin、Hilton Root、Nadav Samin、Abe Shulsky、Georg Sørensen、Melissa Thomas、Avi Tuschman、Justin Vaisse、Jerry Weinberger、Jason Wu和Dick Zinman。更有下列人士充任我的研究助手：Khalid Nadirj、Kevin Croke、Michael Leung、Matt Scharf、Bryan Prior、Purun Cheong和Kamil Dada。Mark Nugent为本书的地图作出重大努力。我也要感谢我在高等国际研究院的助理Robin Washington，不管是本书还是我的其他著作，都曾得到她的大量帮助。最后，我的妻子Laura Holmgren和孩子茱丽、大卫和约翰，在本书成形的进程中评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始终在旁充任我的啦啦队。

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奥托镇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英] 蒂莫西·加顿艾什 于金权 译

事实即颠覆
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TIMOTHY GARTON ASH
FACTS ARE SUVERSIVE：
POLITICAL ARITUNG FROM A DECADE
WITHOUT A NAM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FACTS ARE SUBVERSIVE
　　by Timothy Garton Ash
　　Copyright © Timothy Garton Ash， 200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eijing Book Paradis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事实即颠覆 / （英） 加顿艾什著 ; 于金权译.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2016.12 重印）

ISBN 978-7-5495-5686-1

Ⅰ. ①事… Ⅱ. ①加… ②于… Ⅲ. ①国际形势－研究 Ⅳ.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290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老英国自由派的犹豫

序言

第一章 天鹅绒革命，绵延不绝

米洛舍维奇的奇怪倒台

国家召唤我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这不是革命

1968和1989

第二章 欧洲和其他令人头痛的问题

机器中的鬼魂

英国属于欧洲吗？

欧洲实力有道德基础吗？

孪生兄弟的新波兰

帝国的变迁

为什么英国在欧洲

欧洲的新故事

国歌

啊，裂缝，属于你的墙在哪里？

完美的欧盟成员国

第三章 伊斯兰、恐怖和自由

有好的恐怖分子吗？

阿尔罕布拉

欧洲的伊斯兰

无形的前线

破除禁忌

尊重？

世俗主义还是无神论？

没有如果，没有但是

第四章 美国！美国！

总统先生

“9·11”

美国的反欧主义

为骑墙派辩护

左尔巴布什

世界的选举

密苏里州的华沙

与历史共舞

自由主义

第五章 西方之外的世界

缅甸的美女与野兽

隐遁伊玛目的战士

东西相接

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法老

无上帝之城

超越种族

第六章 作家和事实

格拉斯的棕色记忆

我们脑海中的斯塔西

我们这个时代的奥威尔

奥威尔的名单

“英国知识分子”是矛盾修辞吗？

“我是柏林人”

事实文学

第七章 尾声

大象，泥足

去文明

风琴里的老鼠

致谢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老英国自由派的犹豫

梁文道

一

据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未来的历史。这句话简单直接，似乎大家都能明白它的意思，甚至还能同意。但只要稍稍一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其实问题重重。例如，它似乎隐含了一个标准，一个什么事情能被写进历史的标准；难道只有今天被新闻媒体报道过的事实才够得上历史的殿堂吗？当然不，因为我们在报道新闻的时候，在判断什么事情才有新闻价值的时候，总是已经先有了一套预设，而这个预设又总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时代的视界；明天的史学家凭什么要全盘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视界呢？此所以重大的史学进展往往和新史料的发掘相关；那并不只是新发现了一批被人遗忘的文档那么简单，而是更根本地把一些前人根本不看重也根本从未想过要入档留存的东西当成史料。比方说树木的年轮，前人可曾觉得这是诉说他们那个时代事实的重要线索吗？可今天的史家已能学会在一片树林的年轮里判读过去气候变化的痕迹，从而掌握往昔人们生活劳作背后的自然条件。所以我们不妨大胆地说，今天的新闻固然可以是未来的历史，但对今日新闻标准的疑问更有可能是未来历史学者的重点。

事实，乃是现代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只是事实如何发掘，更是事实到底可以证明什么的问题。自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以降，一种忽略事实与证明之关系，转而强调事实被诠释被叙述的倾向（或者可以叫做后现代倾向），就渐渐又变成史学主流的趋势了。因为什么算是史料，什么叫做事实，基本上是个看你把它们放在什么框架之下叙说，又如何叙说它们的问题。毕竟，任何时代的人用以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视界及价值标准，都是一些可以说出来的叙事，并且还可以不断重新叙说。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谈历史的时候，讲“故事”、“叙述”和“书写”乃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几乎恨不得把历史看成是一套像小说似的纯粹叙述技艺。相反，依旧坚守某种单纯甚至天真的事实之力量，则是不合时宜的，令人打呵欠的。所以，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的《事实即颠覆》不可能是一本很符合潮流的书，因为它连书名都很老派。就像他在是书序言里所讲的，他依然相信“事实具有颠覆性，能够推翻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间谍和英雄、拷问官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断言，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能够推翻所有‘为了安慰悲惨之人而脱口而出的演讲’”。这是真的吗？事实本身就具有这样的颠覆性吗？还是说编纂事实和安排事实的新叙事使得事实颠覆？

加顿艾什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当过英国《观察家》杂志的编辑，后来在《卫报》有固定的专栏，而且还是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曾经长年住在东德、波兰和捷克，跟哈维尔与瓦文萨变成了老朋友，也被人认为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身边的顾问，穿梭于学院、政坛和大众媒体之间，其著作读者不计其数。老和他笔战的新左派史学大师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带着贬义地）说他是冷战末期推倒东欧共产政权最有力的一个声音。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才译出了他这部作品，算是和中文读者的第一次接触。虽然我不能同意他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可我还是长年阅读他的著述。且引一句当今左派大红人齐泽克的话：“尽管他是我的政治对手，我也一直认为他那些丰富的精确观察仍是值得阅读的，可以作为东欧沧桑剧变的可靠材料来源。”的确，整个英语世界大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前东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他的本行领域。在他迄今最出色最动人的著作《档案》（The File）当中，他回到德国翻查公开了的斯塔西档案，发现不少当年圈子中的朋友原来都是秘密警察的线人，曾向当局报告他这个英国人的言行和心理，这个发现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满阴郁气氛的溯往旅程，让我们看到了人间情谊的脆弱与极权社会最深处的秘密。这种经历不是每个外国人都会有的；就算有，也不会有他那种专业史学训练所赋予的识见和涵养，好把这个经历写成一部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分量十足的深度回忆。

为了方便理解，不妨拿中文读者比较熟悉的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作比。布鲁玛的对象是日本和东亚，而加顿艾什则可说是东欧的布鲁玛。他俩都是记者型的学者，或者反过来说是学者型的记者。从奥威尔开始，记者就已经取代了那种会渲染异国风情和浪漫化自身经验的传统外游作家（例如吉卜林，他可以把他从未去过的曼德勒写成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成为比较可靠也比传统学者有趣的外国知识来源。所以当前市面上介绍各国情况的非虚构书籍当中，那些驻外记者的作品总是最受欢迎的。他们晓得怎样和公众读者沟通，又有长年的第一手经验，有的甚至还具备了相当不错的学养。加顿艾什和布鲁玛就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是20世纪后期大众传媒国际化年代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有点像人类学家，在祖家和他乡之间迂回，因此往往能在一段距离中清醒观察本地人视而不见的事实，然后再把它们放在另一个框架之中考察省视。当然，加顿艾什同时还是个历史学家，他对德国史的了解要比许多德国百姓厚实得多，于是他在看待今日暗角的时候就有了一道从往昔深处照下来的微光。

然而，《事实即颠覆》并非典型的加顿艾什。因为东欧在他这部文集所占的分量真是太少了；相反，他写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缅甸，甚至香港。于是问题出现了，他凭什么去写那些他没有长住过的土地？又凭什么去和当地人沟通（访谈是记者获得事实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晓当地语言一向是学者型记者的基本要求。加顿艾什会波兰文、捷克文与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吗）？他甚至从来不是研究伊斯兰的专家，他怎能写那么多关于欧洲穆斯林的评论呢？当所有通向事实的管道都不是那么扎实，当事实本身都难以获致的时候，事实还可能有颠覆的力量吗？

二

虽然蒂莫西·加顿艾什在牛津大学教书，是个有地位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学院里的理论发展似乎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不会像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那样，在史学方法论上细致探讨事实、证明与修辞的关系。他用心的事实问题，是种更接近新闻记者专业关怀，更贴近常识意义，或许因此也更容易为人理解——同时也更容易犯错——的问题。比如在谈到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拥有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把它当成事实。结果呢？他自然错了。在整个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像个不好笑的笑话一样。不只如此，加顿艾什在那篇文章里头竟还说道：“萨达姆政权是当今世上最令人厌恶的政权之一。他对库尔德人进行了种族大屠杀，还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中。推翻他对他的国家和该地区而言都是福音。无论战后的伊拉克会多么混乱——肯定会混乱，就像战后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样——它几乎已经不能更糟糕了。”可今天的事实却颠覆了他当年的判断，这大概是所有时事评论家的尴尬。

《事实即颠覆》原书出版于2009年，加顿艾什本来有机会删掉这篇他自己都很后悔当时弄错了事实的分析；可他没有。一来，就像他所讲的，错了就是错了，不掩过乃是道德义务。二来，我猜让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饰地在那篇文章题目里头就已经表达出来的态度；它叫做“为骑墙派辩护”。也就是说，尽管他相信“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是个事实，相信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的伊拉克一定会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轻言美国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对的。因为他觉得反战派的主张也很有道理，也很说得过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不要忘记，那可是个黑白多么分明的时刻。布什声称：“你要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就是站在他们那边。”中国则有人一边看着电视里的世贸大楼倒塌一边拍手叫好，同时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识分子联署宣布“今天我们都是美国人”。战或不战，义或不义，几乎没有任何灰色地带，而加顿艾什居然要为骑墙派辩护？没有立场？那你写这篇东西干什么？他的解释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做，热情洋溢，过分简单地相信复杂的两难处境中的一面，即使这样确实可以让电视更好看。”他甚至认为，这不单是他个人的态度：“我的直觉是，如果你在黑夜中为托尼·布莱尔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将基本上坦承这种自由派的犹豫不决。”“自由派”，就是这里头的关键词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老派的英式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像时下中国许多施密特及施特劳斯的信徒所以为的那样，是批没有价值倾向的虚无论者。最起码，自由主义者要相信言论的自由。好比加顿艾什，他可以同情欧洲穆斯林的处境，但他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信仰受到冒犯，于是就理直气壮地跑去杀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画家。而且他还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主张“所有神明的信奉者与那些坚持没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广场上试一试”；所以他比较不赞成法式启蒙运动的路子，干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头罩还是十字架项链——出现在广场之上。这样的自由派会拥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权，所以当年他要和哈维尔等东欧异见分子站在一起，主张出版结社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派还会看重一些最显眼的事实矛盾，不屑于理会对那些矛盾的各种深奥辩解，所以他要说前东德禁止了自己国歌的歌词（因为它歌颂“统一的德国”），是对自己覆灭的恐惧（因为它害怕会被西德统一）。我们知道，除了前苏联和前东德，这世上还真有些政权害怕人民过度认真对待国歌与执政党的党歌，而且居然有人辩说那是“复杂国情与时代的错位，不能简单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加顿艾什这种自由派看来，你担心人民把国歌当真，这就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问题，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烦不是价值虚无，而是对付不了种种身份认同困扰背后的激情。在英国人算不算是欧洲人这个大题目上，懂得欧洲并且亲近欧洲的加顿艾什分析过其中各个应该考虑的条件之后，再度摆出了骑墙的态度：“我的结论？没有结论，这是因为身份研究的本质很少会有明确的发现，也因为英国身份的特质。或许‘没有结论’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结论，甚至还是一个重要又积极的结论。”身份认同也好，政治立场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确的结论，可加顿艾什这种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却只能提供倾向。他欢迎前波兰和前捷克政权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个转型的困难。所以他当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当成神祇来朝拜的人那样，不顾现实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愤慨现实的人，走上怀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国家主义的道路。像加顿艾什这般的自由主义者，总是要在信念支撑的理想倾向与层出不穷且困扰理想的事实之间，进退犹豫。

由于《事实即颠覆》离开了加顿艾什熟悉的安全地带，因此他在这部文集里头变得更像那些什么国家的事都能够畅谈一番的“国际问题专家”，这部书于是就更能考验他身为记者、评论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能耐了。又由于他在事实材料的拥占上不具优势，所以带动他写作的信念和倾向就会变得更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战。他是个记者，把自己的写作类型规定为“当下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误会，这不是福柯所说的那种“现在如何成为现在的历史”，而是冷战“围堵理论之父”乔治·凯南推介的学术与新闻的混合写作），所以他当然要发掘事实，最大程度地亲近现场。但他究竟是个历史学家，就算不爱谈太过哲学化的史学方法论，却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从现场带回来的材料：

1989年，布拉格天鹅绒革命期间，瓦茨拉夫·哈维尔身边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灯剧院一间奇特的玻璃墙房间里会面，做重要的决定。大多数时候，我是唯一在场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个人拿着一本笔记本，试图记下他们说的话。我记得当初想：如果我不记下来，就没有人记下来了。像大多数历史一样，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这样写成的历史，基础是多么脆弱……记忆问题就是见证人问题的核心所在……记忆是一个可以重新加工的CD，会受到不断地加工，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仅让我们理解故事，还让我们感到更加舒服。

历史学家加顿艾什疑虑的，大抵就是这种舒服，把事实裁剪修整得较为合体，较为符应论点逻辑的舒服。老式英国自由派加顿艾什所疑虑的，则是让自己皈依某个既定立场的舒服。他宁愿让理想和倾向不停在现实上头对焦，找不着安稳的落脚之处；他宁愿让现实持续地发出噪音，扰动理想世界的安宁。所以他总在犹豫、进退。在我看来，这样的态度，或许就是这本书值得当今国人一读的理由。

献给拉尔夫·达伦多夫

序言

事实具有颠覆性，能够推翻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间谍和英雄、拷问官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断言，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能够推翻所有“为了安慰悲惨之人而脱口而出的演讲”。

如果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或者知道相关情报是多么站不住脚，英国议会或许就不会投票赞成参与伊拉克战争了，甚至美国也可能犹豫，这十年的历史可能就会有所不同。2002年7月23日，在唐宁街10号召开了一次首相参与的高层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只能从惯用的代号“C”辨认出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概括“他最近在华盛顿的会谈”：“布什想以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通过军事行动扳倒萨达姆。但是正在围绕该政策搜集情报和事实。”当时，正在搜集事实。

历史学家和记者的首要工作是寻找事实：不是唯一的工作，或许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首要的。事实像鹅卵石，有了它们，我们才能铺就分析之路；事实像马赛克瓷砖，我们将它们拼在一起，拼出过去和未来的画面。对于道路通向何方，以及马赛克画面披露的现实或真相，人们会有分歧。事实本身必须接受所有现有证据的考验。不过有些事实千真万确，世界上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也会因此栽跟头。作家、异见分子和圣人也可能如此。

对于事实来说，曾有更糟糕的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大量极权主义有组织的说谎机构，德国人或俄罗斯人获取信息的其他渠道比当今的中国人或伊朗人还要少，中国人和伊朗人可以使用电脑和手机。更早些时候，甚至有过更大的谎言，但人们显然信以为真。作为不丹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国父夏仲阿旺朗杰（Shabdrung）于1651年去世后，他的大臣们至少假装了五十四年，称伟大的夏仲仍然活着，不过是去静修了，并且继续用他的名义颁布法令。

在我们这个时代，主要可以在政治和媒体之间的边缘地带找到采集事实的资源。政客创造了日益成熟的方法，通过媒体来强加主流的报道。伦敦和华盛顿编故事大师的作品系统地模糊了现实和虚拟现实之间的界线，俄罗斯“政治技师”的作品更是如此。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相信这种报道，相信的时间又足够长，你就将继续掌权。其他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与此同时，信息和通信的新技术及其带来的商业影响正在改变媒体。我同时在大学和报社工作。在今后十年间，大学依然是大学。谁知道报社将怎么样呢？对于寻找事实的人来说，这就带来了风险和机遇。

“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这是《卫报》（Guardian）传奇编辑斯科特（C. P. Scott）最著名的话。在当今的新闻界中，这话变成了“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昂贵的”。由于新闻采集的经济原理发生了变化，许多新闻领域——体育、商业、娱乐、各种特殊的兴趣—都找到了新的收入模式，但编辑仍在努力想办法维持涉外报道和严肃调查性新闻报道的昂贵业务。与此同时，著名报纸的驻外机构正在关闭，如同值夜班的门卫正在关办公室的电灯。

从光明的一面看，摄像机、卫星、手机、录音设备、文件扫描仪，以及上传它们作品到万维网的技术简单易行，为记录、分享和辩论当前的历史创造了新的可能——更不说为后代保存它了。想象一下，我们拥有奥斯特利茨战役（Austerlitz，位于捷克，拿破仑于1805年在此击溃俄奥联军——译注）的数字视频片段，查理一世在白厅宴会厅外被砍头的YouTube 视频片段（“对那令人怀念的事业，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或者说他是这样吗？），亚伯拉罕·林肯发表葛底斯堡演讲的手机照片，最好还有一份有关那些常常被历史遗忘的所谓“普通”人生活的音像样本。（但是不同地方和时代的气息还是会被历史几乎完全湮没，尽管你身临其境时它是最深刻的那部分体验。）

缅甸是地球上最封闭和专制的国家之一。2007年，在缅甸，佛教的僧侣发动了和平抗议。这次抗议通过短信将手机拍摄的照片发给朋友，然后上传到网上，为世界所知。美国政客无法再在遥远的竞选舞台上胡乱说话而不用负责任。正如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艾伦（George Allen）发现自己所付出的代价那样，一个上传到YouTube上的视频片段可能断送你竞选总统的前程。（在该片段中，他轻蔑地称竞争党派的一名有色活动分子为“黑猴”，因此有了词组“黑猴时刻”。）过去，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秘密文件才会被披露。如今，许多东西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在万维网上找到副本，比如说法庭和议会的听证、目击证人的证词副本，有关逮捕醉醺醺的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警方原始报告，以及一位加州警察用手记录下来的该演员的反犹太言论，还有千千万万的东西。

数量往往无法与质量相伴而行。记录器的背后仍然还有人在进行这样那样的操控。摄像机的视角也表达了观点。视觉说谎已经成为小孩子的把戏，现在只要轻轻敲击键盘便可伪造任何数码照片，这么精巧的技术，斯大林的修图师只能做梦想想。我们浏览网页的时候必须当心，看上去是事实的东西结果未必是事实。由于那些海外分社关闭，当你没有训练有素的记者在当地通过屡试不爽的方法仔细检查报道时，区分事实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就会变得更加困难。然而，总的来说，这些都是抓住当下历史的美好时期。

“当下历史”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明的一个术语，用来形容一种融学术与新闻于一体的混合法。这种混合法我践行了三十年。因此，比如写出一篇分析性报道的文章（这类文章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在初始的研究阶段，我会利用两所杰出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资源：它们非凡的图书馆、各个领域的专家和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因此，在去任何地方之前，我就有了一些笔记、带注释的材料和入门的东西。

在第二个阶段，我会去自己想要报道的地方，比如去阿亚图拉统治下的伊朗，去缅甸会见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去处于内战边缘的马其顿，因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倒台去塞尔维亚，去橙色革命期间的乌克兰，去分裂出来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尽管有记录的新技术，但身临其境仍然是无可比拟的。通常，我会讲一两次课，从与学界同仁和学生的会面中学习，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像一个记者一样工作，起早贪黑，一边观察，一边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记者”有时被认为是新闻生涯中层次最低的，但在我看来却是最高的。我会骄傲地戴上这个徽章。

身临其境——在那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摊开你的笔记本——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无法实现的梦想。只有很久以前担任记者的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想象一下，能够像1789年7月他们在巴黎那样观察、倾听、触摸甚至闻一闻会如何。如果与普通的新闻记者（我非常钦佩他们的报道）相比，我拥有优势的话，那这一优势就是围绕一篇报道或者一个问题，我可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搜集证据。（在杂志上发表长文的作家享有同样的待遇。）比如，在塞尔维亚，米洛舍维奇倒台后几个小时内，我可以反复询问大量亲眼目睹米洛舍维奇倒台的人。在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发展的过程。

最后一个阶段是回到我的牛津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反思和写作：静静地追忆情感。我也会在研讨会上讨论和提炼我的发现，与同事们交流。理想状态下，整个过程是周而复始的，研究、报道和反思的过程要重复好几次。在我上一部名为《当下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一书的引言中以及收入本书的《事实文学》一文中，有关于这种混合法更详细的介绍。

您在本书中发现的篇幅较长的分析性报道大部分都首发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有关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等作家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有些章节由演讲整理而成，包括我对英国与欧洲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调查以及对欧洲力量（真正或据称）的道德基础的调查。大多数较短的文章都出自《卫报》的专栏。我将这些篇幅极短的随笔称为中欧新闻小品文的英文版：对一个主题自由发挥，发表个人见解，往往笔调轻松，围绕一个细节阐述，像一粒沙子将牡蛎转变成珍珠。或者说这是写这种小品文的人梦寐以求的。

相比之下，每周我在《卫报》上定期发表的许多评论文章都是展望未来，敦促读者、政府或者国际组织有所作为，尤其是督促政府不要做一些他们当前正在做或提议要做的有害或愚蠢之事。“我们必须……”或者“他们不能……”，在这些专栏中这样大声疾呼往往无济于事。这类专栏文章具有自身价值，但未免过时。它们没有收录在本书中。预测和对策都要丢进垃圾箱。描述和分析可能会更持久一点。

全书我坚守一个立场，即我自认为可以被准确地形容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尤其在美国，这个被大量滥用的词的内涵需要详加说明（见《自由主义》一文）。作为一个欧洲人，我认为，在所有不时被拿来尝试的各种版本的欧洲中，欧盟是最糟糕的一个。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常常对我们充满好奇、合并而成的祖国（曾经是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深感沮丧。

我的工作中心仍然在欧洲。然而，在这十年中，我走出欧洲，到我们经常称之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其他地方做报道和分析。目前，我每年要在美国待三个月。除了西方，我还去了一些别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普遍称之为“亚洲”和“穆斯林世界”的一些角落。

与研究更久远时代的历史学家相比，任何研究当下的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限制是不知道他或她所描述的事件较长期的影响。读者在本书中读到的文章稍有编辑，主要是删掉了一些令人厌烦的重复内容和诸如“昨日”或者“上周”等一些不协调的东西，统一了拼写和风格。我还纠正了一些事实错误。（如果还有错误，欢迎指出来。）除此之外，出版的文章保留了原来的风貌，首次公开发表的日期标在最后。因而，您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不知道的东西，评论我的误判。它们当中最令人痛苦的误判是伊拉克战争。读者将在《为骑墙派辩护》一文中觉察到，我不支持伊拉克战争，但也没有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我本应该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的。我过于相信唐宁街10号那些搜集事实的人了，过于相信我所尊重的美国人了，尤其是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我错了。

由于这是我第三次将自己十年内的文章收集成册，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十年——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以十年分段是对时间的随意划分。有时历史与它们合拍，不过通常并非如此。我的第一部文集《灾难的价值》（The Uses of Adversity）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欧。20世纪80年代在1989年——世界历史转向中欧事件的时刻——光荣谢幕。《当下历史》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更广泛的欧洲，包括一些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悲剧。与1989年相比，1999年并不是一个转折点，但正是在这一年引入了欧元；北约扩张，三个先前身在铁幕之后的中欧国家加入了北约；似乎在科索沃爆发了最后一场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我们正在“进入新千年”的不争事实让人感觉历史告一段落，或许也让人产生这样的幻觉。

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不同，这是难以形容的十年。我不会用“〇〇年代”来形容它，令它难堪。这压根就不是一种好的尝试。这好像给一位大汗淋漓的人穿上一件缀有许多褶边的长礼服。不知道为什么，不要为这十年取名似乎更加合适，这不仅因为其特点，还因为其持续的时间依然不明朗。它并不是开始的时候才开始，却在结束之前已经结束了。经历漫长的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进入了我们可以任意命名的短暂时期。

得益于后见之明，我认为20世纪90年代始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或者欧洲人所写的9/11），结束于2001年9月11日（世贸大厦倒塌或者说美国人所写的9/11）。事后来看，20世纪90年代似乎夹在两个9/11之间，也夹在结束于1989年的20世纪和开始于2001年的21世纪之间。如果读者仔细阅读我对2001年5月与布什（George W. Bush）漫长谈话的描述（见《总统先生》一文），将会发现，当时这位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的担忧，与即将出现的担忧相当不同。伊斯兰主义的恐怖分子则根本只字未提。

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迅速得出结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也认同该结论，即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一个他们称之为“全球反恐战争”的时代。新保守派作家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称之为第四次世界大战。但在2008年11月4日那个难忘的夜晚，我够幸运，在华盛顿亲眼目睹了一切（见《与历史共舞》一文）。由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击败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成为了美国第44任总统，这个时代几乎还未开启就结束了。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再面临伊斯兰主义的恐怖分子给我们的生活和自由带来的严重威胁——我们过去面临这样的威胁，现在依然如此——而是因为其他的危险和挑战出现了，或者说提到了议程的前列。正如一位资深的内部人士曾经说的：问题通常没有被解决，只是被其他问题代替了而已。

在这个新的“新时代”中，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全球变暖的挑战（布什政府对燃油问题不屑一顾）、有人所谓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抑或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版本而已？）都是更为重大的问题。与此同时，奥巴马主义温暖人心的现象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但是能持续多久呢？因此，其实这个十年看起来可能只持续了七年多一点，从2001年9月11日至2008年11月4日。

这是否高估了美国单方面的重要性？或许吧！然而，自从影响深远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与任何十年一样，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政策改变了世界。不过可惜这次主要是向更糟糕的方向改变了。此外，我大胆猜测，由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美国自身深陷金融困境（亚洲的存款资助美国的挥霍无度将两者连在了一起），美国将无法像这十年一样塑造下一个十年。

至于欧洲，我们这片古老大陆浪费了大部分这些难以形容的岁月，未能团结一致应对一个越来越非欧洲的世界。因此，欧洲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差，与20世纪80年代（当时，欧洲仍然是全球冷战的中心舞台）或者说20世纪90年代的表现没什么两样。除非我们欧洲人幡然醒悟，认清我们所处的世界——但我们没有表现出什么这样的迹象——今后我们的影响力将继续减弱。

然而，这些只是根据历史做出的猜测而已，真心希望事实将证明我是错的。万花筒从未停止转动。所以我期待再记录一个十年，我们大概会将它称为21世纪10年代。事后的总结恐怕要等到2020年了。

蒂莫西·加顿艾什

2009年3月于牛津

第一章
天鹅绒革命，绵延不绝

米洛舍维奇的奇怪倒台

2000年10月5日，星期四，塞尔维亚人冲进位于贝尔格莱德的议会大楼，从燃烧着的窗户中挥舞着旗帜，并占领了国家电视台的总部（有一位反对派领导人曾经将它们称为“电视巴士底狱”），这看起来像是一场真正的旧式欧洲革命。攻打冬宫！攻陷巴士底狱！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终结后继续掌权的最后东欧统治者、“巴尔干屠夫”会步上所有暴君的后尘。有激动人心的报道称，三架飞机正在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及其家人送出国。也有报道称他像希特勒一样躲在地下掩体中。他会被私刑处死吗？会像齐奥塞斯库一样被处死？还是会像他的父母一样自杀？“拯救塞尔维亚，”人群喊道，“自杀吧，斯洛博丹。”革命的形象以及“巴尔干半岛人”让人联想到的所有血腥场面，引来了数百名记者，前来报道这一可怕却适合上镜的结局。

出人意料的是，10月6日，星期五晚上夜深的时候，米洛舍维奇出现在另一个国家电视台上，发表了和善的败选演讲。人们觉得美国总统或者英国首相才会发表这样的演讲。他说，他刚刚收到消息，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štunica）赢得了总统大选。（这话竟然出自他之口，过去11天，他一直在努力通过选举舞弊、恐吓以及操纵法庭来否认这一点。）他感谢了那些选他的人，同时也感谢了那些没有选他的人。现在，他打算“多陪陪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孙子马尔科”。随后，他希望重建其社会党，使它成为反对党。“我祝贺科什图尼察先生获得胜利，”他总结道，“我祝愿南斯拉夫的所有公民在今后几年取得成功。”

他像往常一样穿着整洁的西服、白衬衫，打着领带，但却僵硬地站在南斯拉夫国旗的旁边，双手交叉着，在身前放得很低，像一个作弊被抓的男学生一样，或者说像在牧师前忏悔的人（他的父亲曾经希望当牧师）。对不起，神父，我在选举中作弊了，毁掉了我的国家，带给了邻国无尽的杀戮和痛苦，但是从现在起我将做一个好人。假装这只是一次普通又民主的领导人换届，既不协调又离奇可笑。

然而，这也正是新总统希望假装的。科什图尼察总统后来告诉我，米洛舍维奇曾打电话问他是否可以发表演讲，他很高兴，因为他希望让塞尔维亚的所有人知道，权力的民主和平交接是可能的。同一天晚上早些时候，科什图尼察曾出现在“解放”的国家电视台上，一如既往地穿着得体且严肃，回答公众的电话提问，镇定自如地谈论投票制度，似乎这是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

没错，当晚，我发现有年轻人在议会大楼前吹哨跳舞庆祝。但是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朋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人——既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也没有表现出愤怒不已，而是在情不自禁的喜悦中略感疑惑。他真的完蛋了吗？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很明白。见鬼，这不应该是一场革命吗？但这场革命似乎始于星期四晚上，而星期五早上就结束了。不再有壮观的场面。没有流血事件。塞尔维亚人没有引发流血事件。他们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广播公司（A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失望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更会配合。他们正在互相拼杀。因此，第二天，一半摄影组奔向了以色列。那些留下来的人还在继续琢磨这样一个问题：这算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混合体。同日早上，科什图尼察搬进了有回声的联邦宫（Federation Palace），就在接待俄罗斯外长前几分钟，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叛乱中的传奇老兵“德拉甘上校”（Captain Dragan）在他的手臂下面别着一把天蝎式自动武器，带着一队武装人员向联邦海关大楼走来。他去那儿是为了将米哈利·科特斯（Mihalj Kertes）驱逐出境，米哈利·科特斯是米洛舍维奇的亲信，通过海关控制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德拉甘上校告诉我，科特斯在颤抖，苦苦哀求饶他不死。

星期六，科什图尼察不得不在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萨瓦中心的简陋接待室里站了几个小时，等待反对党和米洛舍维奇的社会党新当选的议员解决他们的分歧，让他按照宪法正式宣誓就职。与此同时，一队“红色贝雷帽”国家安全特种突击队，包括参加过武科瓦尔（Vukovar）和科索沃（Kosovo）行动的塞尔维亚老兵，正在占领内政部。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反对米洛舍维奇，或者说至少部分原因是如此。

在政党会面共同讨论新联邦政府之际，工厂和办公室内自封的“危机委员会”以人民的名义解雇了他们先前的老板。前一分钟，我还在看准军事部队领导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Šešelj）在塞尔维亚议会的会议上谴责这场革命。接下来，我就在仔细观察德拉甘上校从可恨的科特斯那里拿过来的手枪了。那把手枪相当轻便，紫檀木的枪托上刻有花纹，相当漂亮，里面有五发软头子弹和一发普通子弹。

然而，米洛舍维奇一直静静地坐在德丁杰（Dedinje）郊区郁郁葱葱的山间别墅中，与他的旧党在一起商讨。在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天，我开车经过尤兹克卡（Užicka）大街上的这些房子，它们躲在高墙和防护篱笆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连门铃都无法找到。

一

这场塞尔维亚革命是什么？显然，有关塞尔维亚事件的许多事情尚不明朗，但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会被跟波兰1980—1981年间“自我约束”的革命和1989年欧洲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evolution）进行比较。我最初的解读是，在塞尔维亚发生的一切是一个独一无二又错综复杂的组合体，由四个要素组成：有点儿民主的选举、自我约束的新天鹅绒革命、较古老的短暂革命政变和些许旧式的巴尔干阴谋。

首先是选举。许多外界人士不知道的是，与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不同，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从来不是一个极权国家。这是他倒台与众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没错，他是一个战争犯，给前南斯拉夫中塞尔维亚的邻国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在国内，他不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统治者。相反，他的政权是民主和独裁的奇怪混合体：民主专制国家。

在米洛舍维奇的统治下，党派斗争不断，多个党派互相斗争。连执政党也有两个：他自己和他妻子各自所属的政党。他自己的后共产主义时代塞尔维亚社会党与妻子的南斯拉夫左翼联盟（Yugoslav United Left）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他的权力根基动摇。但是如今即将掌权的反对党和反对派政客，包括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也已经参政十年了。没错，是有警察及秘密警察的镇压活动，甚至还包括政治暗杀，但是也有选举，米洛舍维奇在选举中获胜了。

它们不是自由公平的选举。他的政权最重要的单一支柱是国家电视台，被用来维持民族主义的受困心理，在居住于没有什么其他信息来源的乡下和小镇上的人们中间尤其是如此。因此，他最早的政治对手之一，武克·德拉什科维奇（）称之为电视巴士底狱。但是也有设防的独立广播电台和私营报纸。人们可以旅行，几乎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可以上街游行。反对党可以组织活动和竞选，在议会和市议会中也有他们的代表。米洛舍维奇掌权的另一种方法是在他们中间巧妙周旋，分而治之。比如，上面提到的德拉斯科维奇受命接管了贝尔格莱德市政府，人们都说他同时也接收了随之而来的致富源泉。

在这个贫穷、目前深陷腐败的国家，钱财在政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所指的钱财是指塞在黑色皮夹克口袋里或装在手提箱里带出国的大量德国马克。政界、商界和有组织犯罪机构之间的边界完全消失了。米洛舍维奇的可恶儿子马尔科是一名商人，同时也是个强盗。他有众多家产，其中一家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香水店叫斯康达（Skandal），这个名字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译按：谐音scandal，意为“丑闻”）。10月6日，星期五晚，我和一群人站在一起注视着这家被洗劫一空、烧焦的店。他带着米洛舍维奇的孙子马尔科逃到了莫斯科。

从黑手党的角度来理解，执政的家庭是更大家庭的核心。然而，这位“教父”还在表面上保留了宪法的形式，定期在选举中寻求连任。他获胜得益于电视巴士底狱和有些悄无声息的投票舞弊，还因为他可以利用四分五裂的反对派，依靠真正相当高的支持率。

只有知道这些背景，才能理解为何7月初米洛舍维奇决定修改宪法，寻求直接连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总统。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了。但当初，这样认为的人寥寥无几。

他自己呼吁在9月24日进行选举，为什么他会在选举中败北？最首要也最温暖人心的部分答案无疑是：动员其他塞尔维亚人击败他。在“塞尔维亚人”都被妖魔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他们”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所作所为，人们常常无法坚定地说总是还有其他塞尔维亚人。一开始就有塞尔维亚人发表演说、写文章和组织活动来反对米洛舍维奇。他们的斗争与在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异见分子的斗争不同，但难度或者危险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苏联的异见分子冒着被克格勃（KGB）逮捕入狱的危险。塞尔维亚的异见分子冒着在漆黑的小巷中被陌生的暗杀者枪杀的危险。他们人数不多，但总是有这么一些人。

韦兰·马蒂奇（）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身材粗壮，留着大黑胡子，性格沉着冷静。你总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他在一台轻巧的手提电脑上打字。马蒂奇有一个敬业的记者团，又有西方的大量金融资助，于是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广播电台——B92电台，科索沃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当局控制了这个电台，但它仍然在网上提供新闻。他还开办了一个叫ANEM的网站，为不受米洛舍维奇控制的省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提供独立的新闻和时事节目。目前，“电视巴士底狱”谴责科什图尼察和反对派是北约的走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但该网站却泰然自若地告知贝尔格莱德外面的人这场竞选活动的真相。此外，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记者因为报道他们自认为是真相的东西锒铛入狱。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名为“奥特波尔”（Otpor）——意为“抵抗”——的学生运动。它成立于1998年，与1996年和1997年的抗议一脉相承，但更加激进。一名活动人士告诉我，在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举办的研讨会上，奥特波尔的成员学习了其他地方的权力运动和非暴力反抗是如何组织的，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到去年在克罗地亚的活动。这些都是“比较革命”专业的学生。但是他们自己添加了很多种创新的变化。比如，他们会穿着上面有“塞尔维亚的一切都不错”字样的T恤，出现在购买糖和石油的长队中。他们举着画着紧握拳头图案的独特横幅，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警察。在革命爆发前的一年里，有1 500多名奥特波尔的活动分子被捕。

在1998年的斯洛伐克选举中，民间团体的活动分子推翻了弗拉基米尔·梅恰尔（），与此一样，他们组织了运动来“摇动投票”。流行的摇滚音乐会与出去投票的信息相结合。他们设计了一个口号，“Vreme je！”，即“时机已到！”或“现在是时候了！”，而这恰恰是1989年人们在布拉格所喊的口号。随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口号，“Gotov je！”，即“他完蛋了！”，作为这场革命的名言，涂在米洛舍维奇的海报上，写在帽子和横幅上，涂在这座城市的墙壁上，还被十万人喊着。

在这个独立活动的世界中，还有许多人——在斯洛伐克，他们被称为“第三部门”——致力于该事业。独立的民意调查者（其中一些人由美国资助）会定期作调查，调查表明科什图尼察正在取得胜利。竞选志愿者和独立的选举监督人员数不胜数。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欧洲，西方在“民间团体”项目上浪费了数百万美元。但是这次，在这里，确实是物有所值了。

其次是意见迥异的反对党最终团结起来的事实。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反对党。最大的反对党，即武克·德拉什科维奇的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党（Serbian Renewal Movement），拒绝加入。此外，黑山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呼吁抵制选举，因而让米洛舍维奇实际上拿到了所有留下来的黑山人的选票。但是还是有十八个党一起加入了塞尔维亚民主反对党（Democratic Opposition of Serbia）。其中最大的党是民主党，该党党首是反对派领导人佐兰·金吉奇（），他任职很久了，但容易妥协，不得人心。

米洛舍维奇败北的第三个原因是，金吉奇和其他人彻底平息了他们内部的争执，一致提名让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当候选人。科什图尼察是小塞尔维亚民主党的领袖，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民主党分离出来。科什图尼察不太愿意去竞选——他自嘲道，自己是第一位犹豫不决的选民，但这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因为他集四种品质——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不腐败和迟钝——于一身，独一无二。

科什图尼察从来都不属于共产党。他是一名宪法律师和政治学家，1970年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反对党在多党制中的作用。他后来翻译了《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还专门研究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洛克（Locke）。由于反对铁托（Tito）1974年颁布的宪法，称该宪法对塞尔维亚人不公平，他被贝尔格莱德大学开除。与大多数其他反对党领导人不同，他竟然从未见过米洛舍维奇，直到10月6号，星期五，军队总司令内博伊沙·帕夫科维奇（）才给即将离任和上任的总统安排了一次简短的会面。科什图尼察自豪地告诉我：“因此我是在他垮台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

他是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曾支持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强烈批评北约在科索沃发动的战争。与德拉斯科维奇和金吉奇不同，人们从未看到他与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过从甚密。轰炸期间，他一直留在贝尔格莱德，而金吉奇逃到了黑山，或许正是担心自己的小命不保。

他不腐败。我基本上还未见过比他的党务办公室还简陋的办公室。他和妻子还有两只猫一起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开的是一辆破旧不堪的南斯拉夫牌汽车。这又与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尤其是金吉奇和德拉斯科维奇）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穿着光鲜亮丽的西服，开着快车，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贪污腐败。在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世界里，大多数政客都是这样做的，由来已久。

他的一大劣势是他的迟钝。不过在这件事上，连迟钝也是一项优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他们喜欢他慢条斯理、行动迟钝的风格。他们说，迟钝非常受欢迎，与米洛舍维奇悲壮的装模作样和他的许多对手，比如说武克·德拉什科维奇的夸夸其谈形成对比。一位首席独立记者告诉我：“你懂的，我想要一位乏味的总统，还想生活在一个乏味的国家里。”

话说回来，毕竟科什图尼察也没有那么迟钝。他发现自己成为祖国解放运动的领袖，备受鼓舞（谁会不受鼓舞呢），于是带来了一些英勇无畏又令人难忘的时刻。他在议会和电视台被占领的那天晚上所说的“晚上好，解放的塞尔维亚”将载入史册。

9月24日，星期日，至少有240万塞尔维亚人在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圆圈。当然，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让他们这样做的所有动机，但是有人给我提供了两个引人注目的部分解释。

一个解释与北约的轰炸有关。我问政客和分析人士，他们认为革命是何时开始的。有几个人表示，常常撅着嘴说：嗯，老实说，科索沃战争结束的时候。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一结束后，都在国旗下举行过爱国集会，米洛舍维奇也从中受益。但是这也太荒唐，太“奥威尔”（Orwellian）[1]了，国家电视台竟然声称这个历史性的明显战败是一次胜利：塞尔维亚的耶路撒冷——科索沃——输得其所。在经济方面，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在轰炸的影响下，每一项勒紧裤腰带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科卢巴拉煤矿的矿工——他们的罢工对这场革命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告诉我，战后他们的工资从平均每月150德国马克降到了70德国马克的低位。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为战后重建交税。但这让他们怒不可遏。

正如韦兰·马蒂奇所说，当时米洛舍维奇“竞选不是为了对抗我们，而是为了对抗北约”。然而，这没有起作用，因为人们内心更深处认为：“不过，他对抗北约输了，不是吗？”如果马蒂奇说得对，那么科什图尼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所谴责的轰炸的受益人。当然，这种解释疑点重重，永远无法证实。但战争推波助澜引发革命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另一种部分解释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也令人信服，至关重要。那就是许多过去选米洛舍维奇的人只是觉得受够了而已。这位领导人脱离了现实。他执政这么久，应该为当前的苦难负责。变革的时候到了。奥格年·普林彼斯维奇（）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米洛舍维奇，他说，这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分别掌权十一年和十六年之后发生的一切一样。与撒切尔或科尔作比较可能令人吃惊，甚至显得无礼。但这是一个有用的提醒，提醒我们，对于许多塞尔维亚的选民来说，米洛舍维奇不是一个战争犯也不是一个暴君。他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一些坏事，但是现在必须下台了。

正是这些人最终选了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让他的票数超过了50%，在第一轮中当选。

这场选举就是那样。在9月24号，星期日晚上，一个成熟又独立的选举监督组织——外国资助的“第三部门”的一部分——告诉反对派，科什图尼察已经获胜，人们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一直狂欢到凌晨。但所有人都知道，米洛舍维奇不会认输。他可能试图“偷走这场选举”，声称从黑山和科索沃获得了额外的选票，来欺骗人们。好戏才刚刚开始。

可以肯定的是，米洛舍维奇让联邦选举委员会宣布科什图尼察获得票数比他多，但不足以在第一轮中胜出。必须要在10月8号举行第二轮选举。反对派当时没有听从许多西方政客和支持者的建议，豪赌了一把。他们表示：不行，我们不会进行第二轮选举。相反，通过策划和平的大众抗议，他们将迫使米洛舍维奇承认他在选举中败北。他们还设定了截止时间：10月5号，星期四下午3点。

这场竞选运动已经带有革命动员的性质，与1989年夏季在波兰团结工会发起的竞选运动如出一辙。这就是所谓的反思。但是目前形势更加明确地朝着新风格的和平革命发展。人们走上贝尔格莱德以及其他城镇的大街举行大游行。反对派知道这样还不够。毕竟，1996—1997年的那个冬天，米洛舍维奇挺过了三个月的大游行。[2]因此他们呼吁进行全面罢工。他们呼吁塞尔维亚的所有公民在10月5日星期四那天来贝尔格莱德游行，结束所有的游行。

全面罢工一开始非常零散，但在一个重要的地方站稳了脚跟：科卢巴拉的巨大露天煤矿场，大概在贝尔格莱德向南三十英里的地方，该煤矿场提供的燃料发出了塞尔维亚一半以上的电。它不可避免地被比作了格但斯克（Gdańsk）的列宁造船厂——1980年波兰革命的发源地。探访科卢巴拉的矿井确实感觉回到了二十年前波兰的矿井和造船厂。同样的塑料桌子、盆栽植物、透孔的窗帘、无数的茶杯，还有一台旧收音机中传出的民乐。工人们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留着胡子，脸上脏兮兮的，带着失而复得的尊严。

与那里一样，在这里，共产主义工业化的一大堡垒——此刻大约有17 500人受雇在科卢巴拉的基地工作——最终向其制造者倒戈。同样，在这里，更加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都与民主反对党有关系，是革命的半导体。像三十六岁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卡里卡自称是科卢巴拉的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他说：“但有许多莱赫·瓦文萨，我们都是莱赫·瓦文萨。”卡里卡坐在咖啡厅里，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戴着一顶鲜橙色的棒球帽，喊着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英雄的口号：1+1=2。一个选举监管组织把他挑了出来。卡里卡透露说，他最喜欢的流行歌曲非常红，是由著名的南斯拉夫乐队阿兹拉（Azra）演唱的，庆祝的是1980年格但斯克罢工。

与在格但斯克一样，经济问题推波助澜，引发了这场罢工，但工人立即牺牲了他们当地和物质上的需求来满足全国和政治的需求。当军队总司令帕夫科维奇和与他随行的政府部长答应如果他们复工便给矿工增加一倍工资时，他们坚持只要一样东西：认可选举结果。罢工工人也有团结，但力度不够。10月3日至4日的晚上，煤矿场罢工的工人减少了，警方入驻了。因此罢工的领导者呼吁人们前来支持他们。附近的拉扎雷瓦茨镇和首都来了数千人。在一个矿井外面，警察警戒着，但有些踌躇。最终，三位老人开着一辆拖拉机，缓缓朝他们开去，警方的警戒线打开了一个缺口。这要么是电影里的场景，要么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刻。

不应该夸大与格但斯克的相似性，我可以说出许多不同点。但是科卢巴拉的罢工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它增强了革命的势头，进一步破除了恐惧的壁垒。随之而来的完全是塞尔维亚人。

10月5日，星期四凌晨，许多汽车和卡车车队纷纷从省城、查查克（Čačak）和乌日策（Užice），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和瓦列沃（Valjevo）出发，还有从位于北部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肥沃平原和位于南部的塞尔维亚中心地带舒马迪亚（Šumadija）出发。来自查查克的车队由长期担任市长的反对党人韦利米尔·伊利奇（Velimir Ilić）领导。该车队有一辆铲车、一辆重型推土机和一些重型卡车，上面装着大石块、电锯，没错，还有枪。他们差不多将强行堵在路上的警车推到了一边。其他车队也通过谈判和武力打破了警方的封锁。

许多赶到贝尔格莱德的人都是来自反对党控制的城市的普通民众，由于当地有独立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有时他们收到的信息要比住在首都的民众多，但是生活常常没有住在贝尔格莱德的人好，因此更加愤怒。然而，在他们当中也有当过警察和士兵的，还有参加过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战争的老兵。他们表情坚毅，光着头，皮夹克下面夹着枪。他们知道如何战斗，决定取得那天的胜利。

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贝尔格莱德，加入了成千上万贝尔格莱德人的游行大军中。宪法法院最近作出了荒唐又富有挑衅性的裁决——宣布这场总统选举无效，这进一步激怒了他们。因此，他们聚在一起，举着国旗，吹着哨子，拿着写有“他完蛋了”的横幅，站在壮观的议会大楼（联邦选举委员会伪造了选举结果，它的总部也在这里）前。

3点钟了——这是这场革命的截止时间。接着过了3点，人群中就有人对扎克·科拉奇（Žarko Korać）（他是反对派的领导成员，设定了该截止时间）说：“哦，教授，已经7点多了……”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这样吗？

二

10月5日，星期四下午大概在3点至7点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一名穿着红衬衫的男子不惧警察的警棍和催泪弹，带领人群占领了议会大楼。紧接着不久，附近的国家电视台总部被烧毁。一些其他的重要媒体机构，包括国家电视台的演播室、传送中心和韦兰·马蒂奇的B92电台也被接管，不过采用的方式更加和平。“晚上好，解放的塞尔维亚”， 科什图尼察向欣喜若狂的人群喊道，他们在街道上庆祝。

这些事件引发了对形象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短暂反思。那些占领议会的人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解放形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将这一形象传向了全世界。接着这一形象变成了现实。占领国家电视台本身又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电视形象：“电视巴士底狱”化为了灰烬。但这也意味着目前反对派控制了制造形象的地方。此外，军队和警方都不是现代政治的中坚力量。

我记得，1989年的时候，波兰反对派领导人亚采克·库龙（Jacek Kuroń）曾在华沙表示，如果他必须在控制秘密警察和电视之间选择，他会选择控制电视。我们的民主是电视民主。（在这场革命期间，我们停下脚步观看了一场阿尔·戈尔[ Al Gore ]与乔治·W. 布什的电视辩论，这场辩论将决定一场更加正常的总统选举。）米洛舍维奇的专制统治是电视的专制统治。电视对革命至关重要。通过电视革命，推翻了电视专制，走向了电视民主。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转折，具有政变的影响。是谁负责的呢？我至少收集了十二名目击者对占领议会情形的描述，他们的描述大相径庭。邀功之人往往很多。那些做了英雄之举或者策划该行动的人像耶稣被钉死的那个十字架的遗迹一样不断增多。对于这类事件，完整准确又缜密的真相永远无法为人所知，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除了许多自发的行为外，还有精心策划夺取权力的革命，它也是强有力的组成部分。

查查克的市长韦利米尔·伊利奇向我描述了他和他的组织是如何准备其贝尔格莱德之行的，整个准备工作显得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一样。当我向他的一名先锋（他身材魁梧，之前是精英第63伞兵团的伞兵）询问这次行动的目标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必须在下午7点30分的时候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伊利奇在他们出发前告诉他们：“今天，我们要么获得自由，要么牺牲。”

在这些描述中无疑有事后自我吹嘘的成分，但其他目击者也表示，来自查查克的人站在前面严阵以待，准备与警察战斗。一位在场的贝尔格莱德的朋友回忆说，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站在议会大楼前，向人群嘲弄道：“你们这些贝尔格莱德人要我们查查克人展示怎么拿下你们自己的市政厅吗？”这位省城的少年对这幢大楼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还是冲了进去。

查查克并不是孤军奋战，还有许多来自其他省城的愤怒民众。警方发动第一波猛烈的催泪弹时，贝尔格莱德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已逃到附近的公寓、办公室或咖啡馆了。另一位遇到熟人的朋友说：“这是最大的葬礼，史无前例。”她认为起义失败了。但是来自各省的顽强民众重新回到了广场上。他们无法到附近的公寓躲避，来这里是完成使命的。

贝尔格莱德市卓越的足球俱乐部“红星”的粉丝挽回了该市的荣誉。据大家说，他们也奋战在前线。他们已经在足球场上这样做过，大喊“拯救塞尔维亚，斯洛博丹自杀吧”来嘲弄警察。他们对警方的手段了如指掌。后来，贝尔格莱德的新市长、历史学家、反对派领导人米兰·圣·普罗蒂奇（Milan St. Protić）感谢了他们的英雄之举。一位市长感谢他的足球小流氓闹事恐怕只此一次吧。

也不是只有查查克制定了计划。查查克的市长是联合全国反对派领导层的成员，该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也各自做了准备。佐兰·金吉奇是民主党领导人，这一头衔要比科什图尼察的“助选团长”这一平庸的头衔重要得多。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反对派同僚也有从后面拿下议会的计划，但是“查查克比我们抢先了一步”。他的左右手切多米尔·约万诺维奇（Čedomir Jovanović）（一名魅力十足的前学生领袖）在现场，穿着一件防弹背心。还有一辆推土机也是他们叫来的。德拉甘上校坚称，他占领电视台的B演播室是受到金吉奇一名亲密助手的指示。他奉命行事，护送警卫人员安全地穿过了愤怒的人群。有几位反对派人士表示他们在警方那边有内线，这些内线给他们传出消息，告诉了他们警方采取的手段。下午7点前，一名指挥官通过从警方手中夺取的无线电设备说：“放弃吧，他完蛋了。”

对于有计划的行动和自发行动的事后说法和反驳，还有一百多种谜团没有解开。但是基本要点是无疑的。塞尔维亚在经历1980年和1989年那样的革命后，还短暂出现了1917年那样的革命：有意但有克制地使用革命暴力。没有这样做，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突破。但引人注目的是有多克制，该国回归新式的和平革命有多迅速。在一星期内，奥特波尔的活动分子便开始组织行动鼓励人们归还他们从商店抢来的商品。尽管这是一个危险的词组，但有人往往会说他们使用了最少的必要暴力，这不禁让人想起奥登（Auden）那句臭名昭著的话——“必要的杀人犯”。

为什么米洛舍维奇一手组建的军队、强大的警力和国家安全特种部队没有插手，而是让一些普通的警察扔一些催泪弹，接着就放弃了？这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些武装力量装备精良、身经百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引发一场大屠杀，不过这可能只会让该政权以血腥得多的方式加速垮台。

现在，我们进入最模糊不清的领域。关于军队的说法中，有一种称，先前以米洛舍维奇铁杆盟友著称的军队总司令帕夫科维奇将军拒绝下令出动坦克。或许更加可信的说法是，帕夫科维奇与其高级指挥官商议后，发现他们不愿冒险出动大部分是征召来的士兵去对付自己人。（据报道，9月24日，军队和警察的大部分选票显然都投给了科什图尼察。）佐兰·金吉奇告诉我，受惊的“红色贝雷帽”——之前是塞尔维亚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安全服务的特别行动队——接到直接命令进行轰炸并夺回议会大楼和电视台。他们没有执行命令。相反，两天后，这些“红色贝雷帽”接到绰号“军团”的米洛拉德·乌莱梅克将军（Milorad ‘Legion’ Ulemek）（从他脖子上的红玫瑰纹身可以认出他来[3]）的命令，为金吉奇接管了内政部，或者至少是与金吉奇合谋接管了内政部。[4]

贝尔格莱德就是贝尔格莱德，还有更黑暗的推测。在这里，我所到之处都有人一直告诉我有关阴谋——有国内的，也有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的奇妙故事。这是阴谋论的世界首都。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该推测是，这些不忠的军队、秘密警察和特种部队前成员此前一直在想方设法推翻米洛舍维奇，现在推波助澜确保米洛舍维奇无法获得准确消息，部队不做出反应。在军队方面，毫无秘密可言。米洛舍维奇的两位前高级将军莫姆契洛克·佩里希奇（Momčilo Perišić）（1998年被解除了参谋长的职务）和伍克·奥布拉多维奇（Vuk Obradović）现在成了反对派的领导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都呼吁其前战友不要对民众采取行动。但是最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是前秘密警察指挥官约维察·斯坦尼斯奇（Jovica Stanišić），1998年他被米洛舍维奇解职，但据说在那些秘密警察、准军事部队、商人、政客和黑社会式歹徒混杂的阴暗的贝尔格莱德边境，他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些躲在背后的人的动机是什么？首先，正如政治分析人士布拉蒂斯拉夫·格鲁巴季奇（Bratislav Grubačić）对我所说的，“就是对付米洛舍维奇”。这些曾受米洛舍维奇重用，接着又被其抛到一边的人是在报复。其次，正如一位曾经与米洛舍维奇很亲密的消息人士解释的那样，“保他们自己的命。还有钱，你懂得，大量的钱。可能还要保住他们的自由”。还有试图与即将上台的政权达成一些和解。这里似乎主要指佐兰·金吉奇，一直有谣传说之前他曾与前秘密警察指挥官会过面。当我问金吉奇为什么在秘密警察的总部没有出现像东德人占领斯塔西（Stasi，即国家安全部，东德的秘密警察）那样的大规模游行时，他慌乱地回答道：“不，我们认为那里有宝贵的装备，那些东西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我对此感到很吃惊。

仅此而已，我再重申一遍，仅仅是基于可靠消息的推测而已。进一步证实需要调查，但我无意调查。这根本不像1989年罗马尼亚那样，在罗马尼亚，一群政府的前官员组织了政变，还把它伪装成一场公众革命。但是贝尔格莱德是一座人与人之间存在最奇怪关系的城市。除了武装部队出于爱国心的克制与和平公众抗议的天鹅绒力量外，要解释没有出现严重的镇压现象，似乎确实还缺点什么。如果一点旧式的巴尔干阴谋促成了这样的结果，那么为旧式的巴尔干阴谋欢呼三声吧。

10月5日，星期四的下午，一位妇女死在一辆卡车的车轮之下。一位老人死于心脏病。国家电视台的总编以及许多警察和游行人员遭到了毒打。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有两名警察死亡。就这些了。在这个表面上仍然由米洛舍维奇统治的国家，藏着大量的枪支，人们使用起来已经驾轻就熟，在这里没有什么奇迹。

这四个因素——基于先前多党政治的选举、新式的和平革命、短暂的革命性大转折和一些阴谋——的结合有助于解除世界各地的记者抵达贝尔格莱德时遇到的困惑。不同的反对派领导人喜欢用不同的手段：吉伦特派[5]的科什图尼察总是希望采用和平、合乎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式公开开始；雅各宾派[6]的金吉奇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而其他人介于他们两者之间。这一事实也有助于解除世界各地的记者抵达贝尔格莱德时遇到的困惑。

三

从形式上来说，塞尔维亚的超级星期四过去四天后，反对派中掌权的只有总统一人。我们坐在联邦宫的时候，科什图尼察先生揶揄道：“没错，当时只有我一人。”他是这片土地上的法定继承人。两星期后，反对派与米洛舍维奇的前执政党社会党和武克·德拉什科维奇的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党在组建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过渡政府方面达成了一致，大部分真正的行政权力都在该过渡政府手中。这似乎很可能包括一些旧政权中积极妥协的代表。

你可以到处看到悄悄叛变的人。在一个省城，奥特波尔的活动分子正在向叛变者分发象征性的管装凡士林。但是每一个新的民主国家都需要这些阿谀奉承的机会主义者。人们仍然担心米洛舍维奇东山再起——吸血鬼从坟墓中出来，但他的社会党的主要成员已经在呼吁他辞职。他的社会党可能确实还有政治前途，就像后共产主义时代欧洲其他地方的后共产主义社会党一样，只是没有了他而已。

以法国为首的世界各国纷纷前来道贺，提供帮助。法国是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希望与塞尔维亚建立特殊关系。当然，经济重建任务艰巨：目前塞尔维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差不多是1989年时的一半。但是，按照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塞尔维亚拥有后发优势。作为最后一个国家，它可以从所有其他后共产主义的过渡中学习经验。姆拉詹·丁基奇（Mladjan Dinkić）是所谓G17+集团[7]经济学家中的代表，他们已经在为民主过渡做准备。他告诉我，他们将结合波兰式的休克疗法和更加谨慎的私有化。他们还将接受西方的许多帮助。为什么？因为，大体而言，塞尔维亚虽小，但很危险。（俄罗斯很危险，但却是大国；保加利亚是小国，但不够危险。）这是米洛舍维奇留下的一项间接的有用遗产。一项重要的考验是，他们能否在一个犯罪率高的社会中建立法治，这是我们从其他过渡中学到的经验。这将决定塞尔维亚会变成一个小俄罗斯，还是变成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

还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科什图尼察致辞的时候说是“解放的塞尔维亚”，但接着宣誓就职的却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总统。黑山并不这样认可他，目前他提议将国家的名字改为塞尔维亚—黑山，这不禁让人想起1990年的提议——带有连字符的捷克—斯洛伐克，紧随其后发生了“天鹅绒分离”。塞尔维亚新选举之后，关于与黑山新关系的谈判将开启。科什图尼察已经明确表示，他将尊重黑山公投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在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无论如何都不想与黑山人组成一个不平等或者虚假的联盟。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过去？在西方看来，这通常变成了：如何处理米洛舍维奇？是在海牙（Hague）吗？科什图尼察曾接二连三地表示不会引渡。在塞尔维亚进行审判？塞尔维亚的许多人都希望能这样做。“在荷兰坐牢太便宜他了。”这是我听到的一种评论。“让他试试塞尔维亚的牢房”，还是让他“多陪陪他的家人”就好了？佐兰·金吉奇说：“我真的不关心他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有别的任务要先去完成。”

但是过去的问题要大得多，也要复杂得多，绝不仅仅是米洛舍维奇的命运问题。有许多人，包括反对派中的一些高层，之前都是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官员或者支持者。此外，大多数普通塞尔维亚人的片面观点（他们认为自身是米洛舍维奇和北约的受害者），和许多外界人士几乎同样片面的观点（他们认为“塞尔维亚人”只是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受害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塞尔维亚的真相委员会将面临艰巨的任务。

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是，事件已经过了两星期，目前，我们可以自信满满地说什么已然结束，什么才刚刚开始。

如果波兰团结工会的革命拉开了共产主义终结的序幕，那么这场革命是共产主义终结的闭幕式。它是二十年间中欧和东欧一系列新式革命中的最后一场，每场革命都借鉴了上一场革命，但也添加了新成分和变化。[8]还不仅仅在欧洲是如此，在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也有响应。有人希望，信息能够传递给其他国家。在当前全球化的政治中，我们已经超越了1789年和1917年那种旧式的革命模式。如果它可以在塞尔维亚发生，那么为什么不能在缅甸发生呢？为什么不能在古巴发生呢？

解放是一个大词，对于在米洛舍维奇统治下仍然享有一半自由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现在除了执政结构和一些人员没有变动外，还保留了许多旧政权的东西。但他们觉得更加自由了，并且这种自由感与日俱增。一位熟人告诉我：“我们呼吸起来更加自由了。”此外，他们至少可以规划未来了。自由国家的一种定义是人们回归而不是离开的地方。现在塞尔维亚将成为这样一个国家。

正如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改变了匈牙利在世界的形象一样，这次塞尔维亚的革命也将改变塞尔维亚在世界的形象。与1945年的德国人不一样，塞尔维亚人是实现自我解放的。如果他们自己能够继续处理好过去的问题，那么他们将获得更好的声誉。

这是巴尔干战争的终结。科什图尼察非常关心所有在克罗地亚（留在那里的人非常少）、波斯尼亚、科索沃（他希望看到更多塞尔维亚的难民从那里回归）和黑山的塞尔维亚人。但是他是一个主张和平的人，将通过谈判争取塞尔维亚的国家利益。目前唯一可能想发动一场巴尔干战争的人是科索沃和马其顿（Macedonia）的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如果北约驻扎在科索沃的数千兵力无法阻止这场战争，那么不如让自己变成一个烹饪俱乐部算了。

这也是塞尔维亚帝国梦的终结。我在贝尔格莱德与作家多布里察·乔西奇（Dobrica Čosić）谈过，他因在1986年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科学院的备忘录上倡导这些梦想而受到许多人称赞。他坐在塞尔维亚科学与艺术科学院的总部告诉我，目前的重点就是建设一个现代的塞尔维亚国家。如果黑山人想自行其是——不过他急忙补充说，“黑山性”是斯大林主义国籍政策的产物——那也无所谓，随他们去。塞尔维亚人必须继续建设自己的国家。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将接近一个更长、更大故事的尾声：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形成现代欧洲国家的过程，持续了两个世纪，旷日持久，时断时续。

这反过来给西方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最重要的是给欧洲尤其是欧盟带来了巨大挑战。米洛舍维奇倒台后，我们建设一个自由共同体不再面临任何外部障碍，这个自由共同体不再仅仅由15个民主国家组成，而是由30个民主国家组成。现在我们真的有了机会，但也面临建设“一体化和自由欧洲”的艰巨任务（老布什在冷战结束前夕提出了这项任务，令人难忘）。

一个星期四下午3点至7点之间发生的事情真不少。

2000年

[1] 代指奥威尔在其作品《一九八四》中描述的情形：事实真相被掩盖，宣传信息遭到了控制等。——译注

[2] 对于这些游行的描述详见我《当下历史：20世纪90年代发自欧洲的随笔、小品文和报道》（History of the Present： Essays， Sketches， and Dispatches from Europe in the 1990，纽约：古典书局，2001年）一书中的“塞尔维亚的悲剧”一文。

[3] 他名字中的“军团”是因他参加过法国外籍军团而得名。——译注

[4] 这个故事还有血腥的后果。2006年，该“军团”将军因在2003年组织过暗杀佐兰·金吉奇的行动而被判有期徒刑四十年。详见《文明抵抗和权力政治：从甘地到现今的非暴力行动经历》（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亚当·罗伯茨和蒂莫西·加顿艾什主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中伊万·韦沃达（Ivan Vejvoda）撰写的章节。

[5] 吉伦特派（Girondin），法国大革命期间立法议会中温和的共和派，这里代指温和派。——译注

[6] 雅各宾派（Jacobin），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团体，以极端激进主义和暴力闻名，这里代指激进派。——译注

[7] G17+，1997年成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2002年变为一个政党。——译注

[8] 说“最后一场”为时过早了。尽管在共产主义到后共产主义期间，米洛舍维奇一直执政，但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和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可能也属于这个系列。

国家召唤我

这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夜。革命的营地驻扎在基辅相当于伦敦摄政街的街道上，站在营地帐篷中间的是斯维亚托斯拉夫·施莫林（Svyatoslav Smolin）。他看上去相当硬朗，脸色苍白，穿一件卡其布的夹克，平常的工作是检测切尔诺贝利的辐射水平。他告诉我，在两周多前那个至关重要的星期一，当他听到据说反对党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败选的消息时，他转向妻子说：“我必须过去。”他来到基辅，加入独立广场上大批抗议民众中，为之提供服务，而帐篷，眼看着一天天多起来。这座组织有序的“帐篷之城”，在城市宽敞的大道上延展了约莫半英里，他在其中的一个分区负责指挥保安人员。

在一个火盆旁边烧木取暖的是瓦西尔·霍尔库达（Vasil Khorkuda），他身体强壮，目光炯炯有神，来自喀尔巴阡山脉附近的农村，在当地经营一家小旅行社。他说，之前他从未积极参与过政治。但是那个星期一，他也确信自己必须去基辅。他来了以后一直待在这里，将继续待下去，直到“成功”，他解释说，成功是指在自由公平的选举中选出总统。

此外，在一棵纯橙色的人造圣诞树——这是橙色革命，因此连圣诞树也与之相称——旁边咯咯傻笑的是埃琳娜·玛雅丘克（Elena Mayarchuk）。她穿着皮衣，围着应景的橙色围巾，是乌克兰中部一个小镇一家玫琳凯美容院的老板。又是那个同样的故事：她听到消息，知道自己必须过来并将坚持到底。还有沃瓦（Vova），他是东北部一座工业城市的工人，摆出一副英雄姿态——举起两只戴着黑色手套火腿般粗细的双手，比划出V形胜利符号，郑重地宣称：“这个国家召唤我。”

11月22日，星期一，这些自发行动起来的所谓普通人创造了历史。一开始是基辅人控制了自己的城市。接着是外来人员。所有为反对党候选人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所做的资金充足的竞选活动，所有精心准备参加抵抗运动波拉（Pora，意为“是时候了”）的学生活动分子，所有西方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和选后民调等，所有国际选举监督机构，所有来自华盛顿或者布鲁塞尔的电话——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像斯维亚托斯拉夫、瓦西尔、埃琳娜和沃瓦这样的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基辅的街头，改变了一切，都无法战胜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的邪恶政权。该政权操纵媒体，拥有俄罗斯的顾问，还制造选举骗局。

乌克兰政坛依然还有许多模棱两可、腐败不堪和弄虚作假的情况，但在这次变革的核心位置有一点非常真实的东西：人类希望掌控自己的命运。无论多么短暂，历史渺小的客体将成为活跃的主体。主体将成为公民。

外界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和美国争夺欧亚大陆的控制权和塑造新欧盟，但你在街上和广场上听到的情况并非如此。连最支持欧洲的学者也承认，后苏联向欧盟转变的吸引力在这场运动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

的确并非如此，你听到的情况是十三年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到了现在才开始创造主权独立、准民主国家的社会现实。还有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领导下的后共产主义政权一直玩弄手段、恃强凌弱、腐败不堪，连谨慎的分析人士也将它形容成“强盗政权”。在他们所谓的“敲诈国家”中，总统控制着公共生活的大部分最高职位，通过抓住官员非法活动的“把柄”——人们用的是旧苏联秘密警察的术语kompromat——来确保其忠诚度。通过把柄来治理。

如果合作者真的踏出了红线，他们的企业会被封，或者他们会锒铛入狱，又或者被毒打一顿，也可能更糟糕。维克托·尤先科曾经帅气的脸上那些可怕的痈很可能是故意被人下毒所致。正如尤先科自己所说：他的脸反映了当今乌克兰的面貌。

但是，掌权者希望，这不是乌克兰未来的面貌。最终，他们玩得过火了。他们推选了一名大政治机构的官员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当总统，他年轻的时候因偷窃和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坐过两年牢。（在基辅流传的许多玩笑中，有一个玩笑说，与现任总统库奇马不同的是，亚努科维奇不会想连任三次。）主要电视台上的谎言和选举舞弊变得过于明目张胆。接着莫斯科的教父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据说他掌握着库奇马的把柄）像乌克兰仍然是苏维埃俄罗斯的一个辖区一样行动。这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民主和国家进程齐头并进，在乌克兰历史上可能尚属首次。在波斯尼亚、东帝汶或者伊拉克，西方占领者谈论“国家建设”，令人难以置信。在这里，你在呼喊人群的团结和挥舞的新象征物中可以看到国家是如何建成的。一位俄罗斯籍的年轻人说：“与三周前相比，现在我觉得更像个乌克兰人了。”这短短的一句话体现出了真正国家建设的实质。在这个依然基本上说俄语的国家，在今年2月份一项全国调查的对象中，只有42%的人称自己“终究”是乌克兰公民。（令人惊奇的是，有13%的人的回答是“苏联公民”。）一位该调查的设计者跟我打赌说，明年2月份，这一比例将达到50%或者更多。

国家建设包括创造传统。这些天，创造传统的不是吟游诗人和历史学家，而是电视。我已经在这里更加独立的电视台上看到了在雪中戴着橙色饰品的示威人员的照片集，有靓丽的女孩、呐喊着的老奶奶和爱国歌曲。没错，还有独立广场上白色与金色相间的大石柱，看上去仿佛肯定是19世纪初的杰作，其实立于2001年。

目前，议会已经为12月26日腐败的第二轮选举不再重演铺平了道路。我刚好回来了，没有听到维克托·尤先科向在那根大石柱下面挥舞旗帜的人群宣布“经过漫长的17天后赢得了胜利”。他说：“在这17天中，我们让这个国家变得民主。”但他甚至还没有赢得选举。前方还有很多的坎坷。即使他现在当选（这似乎最有可能），在总统尤先科的领导下，失望会随之而来。令人感动的是，我看到布拉格天鹅绒革命之父、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其翻领上戴着一条橙色的装饰带，出现在了乌克兰的电视上，警告的正是革命后不要抱幻想。

浪漫的理想化肯定不是我们应该在这里给予的，但有眼光的尊重却可以。在零下10度的情况下，你会离开你的工作和家庭，数星期去和陌生人住在脏兮兮大街上的拥挤帐篷中吗？我待了两个小时就冷得受不了，必须回宾馆喝点热茶来急救一下。他们在那里待了两星期。这些所谓的普通人现在正做着非凡之事，至少获得了不被视为外界意识形态幻想或者臭名昭著的阴谋论对象的权利。相反，我们可以怀着敬畏之心，倾听他们亲自讲述为何身在此处的故事。

2004年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1]

去年秋天，在其历史上，乌克兰首次在世界政治意识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所谓的“橙色革命”中，大批围着橙色围巾的人在低于零度的气温下聚集在基辅的独立广场，要求一场公正的总统选举。

观察人士将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归入一系列和平的民主革命中，从1989年中欧的“天鹅绒革命”到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再到黎巴嫩有些人所谓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这个引人注目的称呼与过去他们基本上负面或者默默无闻的形象截然不同，许多乌克兰人为这个称呼感到高兴可以理解。然而，我们必须透过新闻的头版头条，去发现这种变革是如何发生的，为何会发生，以及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一

乌克兰的历史始于一千年前，当时建都基辅（Kiev）——或者说Kyiv，这是乌克兰语的拼法——的一个贸易国的统治者皈依了拜占庭基督教（Byzantine Christianity）。蒙古入侵之后，当时波兰—立陶宛合并在一起的国家吞并了基辅和周围的土地，在该国，乌克兰人受到了文艺复兴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随着俄国的力量向西辐射，受过良好教育的乌克兰人就为俄罗斯帝国提供服务了。与波兰语和俄罗斯语都相关的乌克兰语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融入了其中。随着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俄罗斯人开始把乌克兰视为本国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一场乌克兰的民族运动开始清楚地传达一种独特的乌克兰文化。

然而，1918年，乌克兰没有实现独立。乌克兰人建立国家的努力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和波兰势力的阻挠。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认为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西方列强认同乌克兰的土地由俄国白军控制，希望他们能够打败布尔什维克主义。1921年，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瓜分了乌克兰。[2]布尔什维克在新苏联里划了一块很大的地给乌克兰，但是农业集体化让苏维埃乌克兰的农民深受其害，与此同时，东正教低人一等，腐败不堪，大批知识分子惨遭杀害。斯大林犯下的最严重罪行之一是1932—1933年期间有组织的饥荒，该饥荒夺走了苏维埃乌克兰300多万人的生命。1941年，纳粹分子推翻了他的政权，认为乌克兰人是低劣种族，因此对他们相当残暴。乌克兰中的犹太人在那场大屠杀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的占领者获得了一小部分乌克兰人的协作。一些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攻击并杀害了当地的波兰人。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士兵饿死在德国集中营里。尤先科的父亲在奥斯维辛集里营里活了下来，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

战后苏联东山再起，乌克兰土地聚集成了一个政治实体。1945年，斯大林吞并了属于波兰的乌克兰西部，将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带入了苏联。其中一些人来自加利西亚（Galicia），它在1772—1918年间是奥地利的一部分，后来并入了波兰。这些乌克兰人基本上是希腊的天主教徒，他们的“东仪天主”（uniate）教会奉行东方的礼拜仪式，接受梵蒂冈的领导。在二战期间，加利西亚人一直是波兰的公民，尽管波兰日益成为一个专制国家，但总体而言还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和接受法治的国家。1945年后，掌管乌克兰的共产党官员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接管了其西部的苏维埃和解工作。正是他于1954年将克里米亚半岛划给了苏维埃乌克兰，让该国有了现在的版图。

苏联的力量削弱或者消除了乌克兰文明社会中的那些要素——私有农场、教会和知识分子，这些要素曾为更加幸运的邻国（比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铺平道路。不过，1991年，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仍然有名字和首都，在地图上也有一席之地。但是乌克兰的独立没有经历一场重要的全民运动[3]，其根基不牢。许多俄罗斯人不接受乌克兰独立的现实。

20世纪90年代期间，乌克兰从一个选举的民主国家摇摇晃晃地过渡到后苏联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1994—2004年间，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领导的政权采用了日益腐败、残暴和不民主的手段，总统几乎任命了所有重要人员。库奇马开创了所谓的“敲诈国家”。[4]腐败不断自我扩散，他的政权利用官员和普通公民不当之举的证据来威胁进而敲诈他们。这些证据是秘密警察收集的，称为“kompromat”（旧苏联术语，意为“把柄”）。库奇马还与一些乌克兰新兴的工业大佬培养了亲密的关系，让他们接管国有资产——尤其是煤炭、钢铁和天然气，还给他们其他好处，从而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这个制度似乎挺有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乌克兰保守派人士维亚切斯拉夫·里皮尼斯基（Vyacheslav Lypyns’kyi）有一个乐观的想法：即便是一个腐败的乌克兰国，如果能够持续的话，也能创造一个乌克兰民族。富人将遵守法律，与国家官员套关系。如果他们在各个机构中有利益的话，那些与乌克兰没有文化渊源的人也会将把自己视为乌克兰的公民。[5] 20世纪90年代考验了这些想法。机敏的生意人接管了先前的国有资产，创造并利用垄断企业，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远东地区，一名矿工的儿子雷纳托·阿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以煤炭和钢铁起家，现在大概积累了30亿美元的财富。这些寡头——基本上是东部说俄语的人——通过资助政党当选议会议员。其中许多人搬到基辅，向库奇马献殷勤。其中有一位叫维克托·平丘克（Viktor Pinchuk）的人，娶了库奇马的女儿。这些寡头在乌克兰的幸存中有既得利益。而在扩大的俄罗斯或东山再起的苏联中，他们将只是大池塘中的一条小鱼，其关系毫无价值。

库奇马的乌克兰支持建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应该拥有的机构和象征。它有大使馆、军队和自己的警察。1992年，重新启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独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所使用的国歌，2003年对其进行了修订。每晚，人们都可以在电视的天气预报地图上看到自己国家的版图。乌克兰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外国记者被要求使用“Kyiv”而不是“Kiev”来表示基辅。精英学校的老师在课堂上要使用乌克兰语，行政部门的文本和大学考试也都使用乌克兰语。尽管许多政治精英私下里还是用俄语，但在公共场合使用乌克兰语成为这个国家已经成立的一个标志。[6]库奇马出版了一本名为《乌克兰不是俄罗斯》（Ukraine is Not Russia）的著作。

2004年，库奇马的制度实现了升级。尽管维克托·平丘克和雷纳托·阿克梅托夫的出价（8亿美元）低于以美国钢铁公司为首的集团，但他们还是收购了私有化的克里沃罗格（Kryvyi Rih）钢铁厂。投桃报李，阿克梅托夫资助库奇马的总理、指定继承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总统竞选。如果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乌克兰依然会是独立的国家，但其资源更加会被少数寡头紧紧掌握在手里。然而，库奇马的制度有两大缺陷。第一大缺陷是，乌克兰人有选举权。库奇马政权及其候选人（一位年轻时判过两次刑、超级没有魅力的政客）不得人心。第二大缺陷是，并不是所有有权有势的人都心满意足了。

比如，尤利娅·季莫申科（Julia Tymoshenko）就是一名有所不满的寡头。她是一名来自乌克兰工业中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东部的经济学家，靠投机天然气，利用国有企业可以用重新出售的商品而不是现金来支付能源的法律漏洞牟利。中间人可以按这种方法积累自己的财富。季莫申科以“油气公主”著称。后来，1999—2001年担任政府部长时，她堵住了这些法律漏洞，迫使能源业成为现金经济的一部分。她与前中央银行行长、时任总理维克托·尤先科一道，对乌克兰经济进行了改革。库奇马解雇了他们二人，并将季莫申科送进了监狱。她的勇气和胆识让她成了一个颇具魅力的人物。她很快被释放。然而，尤先科成了乌克兰最受欢迎的政客。他能够吸引这样的企业家：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在与政权的关系不那么重要、法治更为重要的经济中兴旺发达。

2000年9月，在基辅外面的森林中发现了格奥尔基·洪哈德斯（Heorhiy Honhadze）的无头尸，洪哈德斯是一名以批评库奇马著称的记者。据称，库奇马的一位保镖泄露的录音带录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库奇马在下令干掉洪哈德斯。乌克兰人走上街头，要求一个“库奇马下台的乌克兰”。抗议的学生在基辅建起了一个帐篷城市。尽管他们的运动失败了，但这次深得人心的动员运动对于数千名乌克兰人来说是一种新体验。

三年后，维克托·尤先科发起了一场烛光祷告，纪念1932年和1933年在斯大林政权统治下发生的饥荒的数百万受害者。总统竞选如火如荼，许多乌克兰人敬重尤先科请公众默默记住这个国家过去的方式，但他的对手、总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有库奇马的支持、寡头的金融资助，以及无休止的电视宣传。尤先科几乎无法上电视，于是亲自到每个地方竞选，亲自访问乡村，与人握手，与人见面，以此来应对电视上对他的攻击。

去年9月，选举前几星期，他中了二氧芑的毒。他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共进晚餐后首次出现了相关症状，尽管这没有与中毒扯上明确的关系。他重新开始竞选时，原本英俊的脸已面目全非，上面有严重的粉刺和伤疤。他说，这是“当今乌克兰的面貌”。库奇马政府暗中指示电视台宣称，尤先科被蓄意下毒乃是“不要脸的谎言”，是一种竞选伎俩。[7]维克托·梅德韦丘克是与库奇马关系密切的一名寡头，他的电视台称尤先科的病是其不良个人习惯所致。

二

尽管障碍重重，尤先科还是在10月31日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多数票。11月21日，星期日，在第二轮选举中，库奇马政权组织竞选活动伪造了投票结果。那天晚上，该政权宣布亚努科维奇以3%的微弱优势获胜。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随即对他表示祝贺。然而，独立委托和西方资助的选后民调清楚地表明，尤先科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于是橙色革命爆发了，抗议舞弊的选举。尽管库奇马政权主导着电视，但自称为“波拉”（意为“是时候了”）[8]的学生运动利用互联网，在谷歌上查找有关从斯洛伐克到格鲁吉亚等地其他抗议组织方式的信息。这样利用网络在东欧天鹅绒革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97年的时候，一名在贝尔格莱德游行示威的学生告诉我：“我不是互联网时代的孩子，但我很想成为那样的孩子。”[9]星期一凌晨，乌克兰的学生开始在基辅的主要商业街上搭帐篷的时候，他们的网站在2点33分11秒用英语向世界宣布了这一事实。他们后来解释说，他们料到库奇马政权会在第二轮选举中造假，早就提前准备好了下一步行动。同日，许多在基辅和国外的外交官宣布他们“全力且无条件”支持尤先科。他们的声明用邮件发给了全世界。

然而，改变一切的是普通民众的回应。一开始，数千名基辅市民走上了街头，接着增加到上万人，随后，乌克兰其他地方的民众纷纷响应来到了基辅。这不禁让人想起1989年的布拉格或者1980年和1981年首次团结工会革命期间的波兰。但是二十五年前，在波兰，充当先锋的是工人和农民，而这里充当先锋的是刚刚起步的中产阶级——学生、旅游中介、美容院老板。

在这些革命的秋日里，尤先科和季莫申科经常一起出现在独立广场的讲台上：他高大魁梧、让人安心，脸上因二氧芑中毒而留下的可怕痘疤现在已经成为国家英雄的圣痕；她小巧玲珑、热情洋溢，常常穿着乌克兰的民族服装，一头金发扎成了平民风格的辫子。尽管总是看起来更像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10]，但这位“油气公主”成为了“革命女神”。

橙色革命者的首要准则是：绝不使用暴力。这是天鹅绒革命与1789年雅各宾派和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区别开来的最显著特征。与自1989年以来和其间的几次其他革命一样，安全部队人员没有动用武力对付抗议人员。[11]尤先科、季莫申科及其盟友占领了独立广场，维持了政府大楼周围的和平封锁状态，静待协商的机会。

最高法院命令中央选举委员会不要发布任何胜选声明，对欺骗行为展开了调查。12月3日，最高法院发现，确实存在欺骗行为，宣布12月26日重新举行第二轮选举。与此同时，在国际调解人的协助下，通过一系列“圆桌会议”，尤先科与即将离任的总统库奇马达成了协议，库奇马同意置身事外，不再支持亚努科维奇。尤先科同意削弱总统的权力。12月8日，议会通过了相应的宪法修正案。

在12月26日重新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尤先科获得了胜利并于1月份宣誓就任总统。2月4日，确认季莫申科担任总理。

原本反对新当选领导人的寡头似乎勉强同意了新规则。2005年1月，平丘克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如果新掌权者不做违法行为，他将支持他们，他还认为乌克兰东部最大的寡头雷纳托·阿克梅托夫也将支持他们。平丘克说，他们只要求尊重法律。对于任何了解他们历史的人来说，这可能听起来像谎话，但这是有用的谎话。

三

该国说乌克兰语的西部和说俄语的东部在宗教、历史和语言方面的所谓巨大差异已经很说明问题。实际情况更加复杂。乌克兰是一个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包括大量的希腊天主教徒，但是东正教的信奉者占绝大多数，他们的选票分给了两位候选人。文化和历史影响了当今的政治结果，但无法支配它们，这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书中的观点相反。一位乌克兰的历史学家评论道，苏联解体后，过去波兰对乌克兰某个特定地区统治的时间越长，该地区的选民就越有可能支持强调乌克兰爱国主义的候选人。在1991年首次总统大选中，鲁赫（Rukh）独立运动的候选人在被波兰统治了500年的省份赢得了选举。1994年，亲西方的候选人拿下了被波兰统治了300年的省份。2004年，尤先科还拿下了只被波兰统治了100年的省份。[12]乌克兰西部不断向东部扩张。

在橙色革命期间，显然愤怒不已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说：“整个国家都说俄语。”[13]其实，该国说两种语言。苏联的政策确保了受过教育的乌克兰人都说俄语，这是一种同源但相当独特的斯拉夫语。如今，在乌克兰西部，有年轻人不会拼俄语，在南部和东部的许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不会说乌克兰语。但是大多数人两种语言都说，其中许多人都会根据心情或者情况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常常为了消除敌意，说半句就会换。决定选举结果的不是语言而是政治倾向。尤先科在俄语为主要语言的省份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在切尔尼戈夫，他赢得了71%的选票，在波尔塔瓦获得了66%的选票，在苏梅获得了79%的选票，在基辅获得了78%的选票。

基辅是一个说俄语的城市，这里的人们知道何时说乌克兰语。基辅人即使在说俄语的时候，也总是用乌克兰语的发音来说“独立广场”。在竞选期间，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在公共场合都说乌克兰语。12月8日，尤先科宣布革命胜利的时候，他的手放在胸前，带领人群一起唱国歌。这是最近才养成的一个习惯，显然是从美国总统那边学来的。在广场上，说俄语的基辅人把他们的手放在胸前，也用乌克兰语唱起了国歌，或者说至少试着去唱国歌：

乌克兰的光荣和自由还没有逝去

命运将会再次向我们的同胞微笑

我们的敌人将会像朝阳下的露珠一般消失

同胞们，我们将统治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土……

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说的乌克兰语要比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好。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说的俄语也比他们好。他们都是东部人，证明并不是只有西部说乌克兰语。然而，他们知道，必须向东部的矿工和钢铁工人说明一下。革命之后，他们两人立即前往顿涅茨克——阿克梅托夫的东部基地，去应对怀疑者。“革命女神”出现在了阿克梅托夫的电视台上。面对充满敌意的俄语提问，她应对自如。“整个国家都说俄语”，这句话可能并没有像普京总统似乎认为的那样令人欣慰。

四

普京政府愤怒地指责美国和欧盟在国外策划了橙色革命。荷兰的外交部长——荷兰当时担任欧盟的轮值主席国——几乎每天都接到俄罗斯外交部长的愤怒电话。

尤先科明确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在独立广场上，他说：“世界已经看到，乌克兰可以称为欧洲国家了。”在达沃斯上，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打算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对该革命推波助澜靠的不过是其作为一个许多国家希望加入的俱乐部的吸引力而已。这是战后欧洲政治的一个长期特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之父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到了“欧罗巴磁铁”（Magnet Europa）。

欧盟的一些成员国——一位乌克兰活动人士提到了英国和荷兰——给选举监督人员、乌克兰学生、专业人士以及来自民间的其他团体提供了巨大的直接支持。2004年5月，欧盟增加了其成员国，让八个中东欧国家加入，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它们与乌克兰一样，1991年之前一直属于苏联共和国）和邻国波兰。这将这块磁铁带到了乌克兰边境。荷兰担任主席国的欧盟一反常态，猛烈谴责11月份的选举舞弊。当时，欧盟的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相当于欧盟的集体外交部长）在基辅与乌克兰领导的圆桌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参加谈判的还有立陶宛总统。然而，谈判的非正式主席是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波兰在1989年首创通过圆桌谈判实现政权更迭。

波兰人早早地参与了这场革命。第一周，一个庞大的波兰代表团就抵达了独立广场，大声呼喊，在空中挥舞着红白相间的波兰国旗和引人注目、衬在蓝色背景上的黄色星星的欧盟旗帜。波兰人出现在基辅是持续战略的最新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波兰仍然是苏联的卫星国，富有影响力、总部位于巴黎的流亡者月刊《文化》（Kultura）在共产主义终结后向波兰提议了一个新政策。尽管斯大林夺走了该国的一半领土，但波兰人必须接受战后新的东部边境。如果波兰人提前接受这些边境，不要求归还他们之前的领土，那他们就可以与邻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民主反对派运动更好地合作，当苏联解体时，就能与它们建立友好关系。

20世纪80年代，反共产主义的波兰反对派接受了这些条件，1989年后，它们成为团结工会领导的波兰政府的外交政策重心。[14] 1991年苏联解体前，华沙就将苏维埃乌克兰视为独立国家了。后来波兰迅速与独立的乌克兰签订了协议，协议认可了当前的边境并保护了两国国内的少数民族。

1995年后，波兰总统、前共产主义者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采用了由团结工会首创、《文化》进行完善的战略。克瓦希涅夫斯基与库奇马总统一起纪念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国家悲剧。在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克瓦希涅夫斯基能成为双方接受的调解人，一个原因是他与库奇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波兰不停地游说欧盟，让它为乌克兰放宽条件。除了老牌的欧盟成员国不太愿意接受较贫穷的东欧国家外，主要问题在于库奇马政权。现在克瓦希涅夫斯基可以用更大胆的语调了。克瓦希涅夫斯基在达沃斯与尤先科站在同一个讲台上，热情洋溢地为乌克兰加入欧盟造势，“这个非凡的国家……一个拥有伟大领导人的伟大国家”。

美国在这场选举中做了什么？美国政府以及以个人名义捐赠的美国人为乌克兰民主人士提供的支持比西方的欧洲人还多。美国国务院表示，2003—2004年，它在乌克兰的开支高达6 500万美元。2004年10月20号，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乌克兰的基金会——国际复兴基金会（International Renaissance Foundation）的报告称，它向非政府组织“选举相关的项目”分配了1 201 904美元。美国的大部分资金（与中西欧的基金一样）都流向了非政府组织，包括为学生活动分子提供培训和为独立媒体与电视台提供支持的组织，以及选举监督机构和两项独立的选后民意调查。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选后民意调查在激起这场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旧苏联会说这些活动是“干涉该国内政”，是这样吗？确实是如此。俄罗斯方面给亚努科维奇的竞选投入了大量资金，俄罗斯媒体估计投入的资金高达3亿美元左右。俄罗斯政治顾问帮忙设计了对付尤先科的不正当竞选。俄罗斯当局传唤季莫申科，要求她接受犯罪指控的审讯。（她回应说：“请不要阻碍争取乌克兰国解放的斗争。”[15]）普京两次出现在乌克兰的总统竞选中，支持亚努科维奇。这些活动也是干涉该国内政。毒害尤先科的调查还在继续，初步证据表明这种毒素最有可能来自俄罗斯。

外国人的有些“干预”是情有可原的，但有些显然并非如此。应该对外界干预，主要是金融干预推动民主的基本原则展开公开的辩论，就像已经对基于人道主义或者其他原因进行军事干预的标准展开过深入辩论一样。[16]但是美国和欧洲在乌克兰的政策在道德层面上肯定站得住脚。橙色革命并不是华盛顿制造或者布鲁塞尔逼迫发起的。西方帮助乌克兰公民做了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维克托·尤先科获选后，就与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一起到喀尔巴阡山脉度假了。萨卡什维利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之后成为该国的总统。他们两人发布了《喀尔巴阡宣言》（Carpathian Declaration），称他们两国的变革是“欧洲新一波解放运动的开端，最终将带来欧洲大陆自由和民主的最终胜利”。萨卡什维利总统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明确表示，这“第三波也是最后一波欧洲解放运动”应该囊括“整个后苏联地区”。[17]

一厢情愿？或许吧。然而莫斯科的一些保守人士似乎同意该看法。在乌克兰革命期间，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报》这样写道：

俄罗斯在争夺乌克兰的战斗中输不起。别的不说，输了将意味着今后两年，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可能包括亚美尼亚，将成为基辅的变体，爆发天鹅绒革命。[18]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也将对普京日益不民主的国家产生直接影响。不出意外的话，一个说俄语的邻近大国的自由媒体和电视将对他的政权控制信息带来挑战。在一项俄罗斯新闻服务委托的民调中，俄罗斯人被问道：“您认为在俄罗斯会爆发像乌克兰那样的政治危机吗？”大约42%的人的回答是“永远不会”，35%的人的回答是“会，但不是现在”，还有17%的人的回答是“会而且即将发生”。[19]在2005年的一次交谈中，维克托·平丘克称，他的俄罗斯生意伙伴、兄弟寡头羡慕其乌克兰同仁享受到的世界尊重。接着他讲了一个最近在莫斯科听到的笑话：“列昂尼德·库奇马写了一本名为《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著作。现在普京也在写一本书，名叫《俄罗斯不是乌克兰》（Russia is Not Ukraine）。”

2005年

[1] 本文是我与耶鲁大学的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共同撰写的，他是研究现代中欧和东欧历史首屈一指的专家。

[2] 如今乌克兰的更小一部分地区陷入了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战。

[3] 1991年期间，支持独立的运动“鲁赫”（Rukh）确定了辩论的期限，但没有赢得选举。

[4] 基思·A. 达登（Keith A. Darden），“敲诈作为国家统治的工具：库奇马统治下的乌克兰”（Blackmail as a Tool of State Domination： Ukraine under Kuchma），《东欧宪法评论》（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第10卷，2001年第2期，67—71页。

[5] 详见伊凡·L. 鲁登斯基（Ivan L. Rudnytsky），《现代乌克兰史随笔》（Essays in Modern Ukrainian History），埃德蒙顿：加拿大乌克兰研究所，1987年，447—461页。

[6] 详见奥克萨娜·谢维尔（Oxana Shevel）的“乌克兰的国籍：接触的一些规则” （Nationality in Ukraine： Some Rules of Engagement），《东欧政治与社会》（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第16卷，2002年第2期，386—413页。

[7] 详见“Temnyk po khvorobi Iushchenka”，Ukrains’ka pravda，2004年10月1日。Temnyk是库奇马的助手给电视台的秘密指示，引导某些话题。

[8] 这出自诗人伊凡·弗兰科（Ivan Franko）的著名诗句：“现在是时候为乌克兰而活了！”但“现在是时候了”也是2000年贝尔格莱德和1989年布拉格的口号。

[9] 详见蒂莫西·加顿艾什的《当下历史：20世纪90年代发自欧洲的随笔、小品文和报道》一书中的“塞尔维亚的悲剧”一文。

[10] 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挥金如土，被称为“赤字夫人”。1792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译注

[11] 详见奇弗斯（C. J. Chivers）的“乌克兰的高级间谍如何改变国家的路线” （How Top Spies in Ukraine Changed the Nation’s Path），《纽约时报》2005年1月17日。

[12] 这稍微纠正了一下雅罗斯拉夫尔·赫次卡（Iaroslav Hrytsak），“修正：乌克兰的诞生”，Krytyka（《基辅》），1—2（2005）。

[13] 《真理报》在线版，2004年12月3日。

[14] 该主题更全面的阐述，详见蒂莫西·斯奈德：《国家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年》（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年。

[15] 详见《共和报》（Rzeczpospolita）2005年1月27日第六版。

[16] 详见2004年12月16日《卫报》蒂莫西·加顿艾什的“6500万美元的问题”和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的“民主援助是什么……不是什么”，《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2005年第1期。

[17] 详见《金融时报》2004年12月20日。关于较早的解放工程，详见蒂莫西·斯奈德的《秘密战争的素描：一位波兰艺术家解放苏联乌克兰的使命》（Sketches from a Secret War： A Polish Artist’s Mission to Liberate Soviet Ukraine），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 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2004年12月27日的《国家评论》上引用了这段话。

[19] RBC新闻，2005年1月10日至11日，6130条回复。

这不是革命

我呼吁《卫报》“自由评论”网站上的读者和发帖者对白俄罗斯发表看法，有一位网名“thedacs”的网友回应说：“不，仍然毫不在乎。”但是大量的其他回应表明，许多人确实关注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那个深陷困境的严寒地带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看法有太大的不同，但所有人对于如何处理这种情况都不甚了了。

显然我们必须从在白俄罗斯出现的实际情况入手。问题在于，对白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在其现实的定义甚至本质上出现了争论。各方的发言人和媒体对现实的说法各执一词，他们的目的是创造现实。

正如研究后苏联时代的专家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在其优秀的作品《虚拟政治》（Virtual Politics）中所表明的那样，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是后苏联时代的新式政权通过威尔逊所谓的“伪民主”获取权力的一个例子。至少与克格勃（在白俄罗斯仍然这样称呼）等逮捕、恐吓或者迫害反对派领导人的国家权力机构同等重要的，是所谓的“政治技师”和私人的俄罗斯管辖机构（Russosphere agencies），这些机构有的称为Nikkolo-M，其中M代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an），有的称为Image-Kontakt。它们创造了残忍而狡诈的选举战略，让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看起来像是母亲联合会（Mothers’ Union）中一名更有教养的成员。接着由前俄罗斯内政部长领导的前苏联选举监督小组，宣布举行的选举“自由、公开和透明”。黑色是白色，或者用后苏联时代的话说黑灰色是浅灰色，就是不是橙色。

另一方面，获得欧洲和美国顾问帮助的反对派领导人努力创造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讲述一个国家正在崛起摆脱独裁统治。在互联网时代，你可以在网站上，比如九七宪章组织（Charter 97 group）的网站上跟读这类故事，该网站的建立有意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Charter 77 movement）。在那个充满舞弊选举的星期日晚上，你每分钟都可以在www.charter97.org上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不畏冰天雪地和警察而游行示威的报道。到星期日早上4点05分，一支“一万人的强大队伍”变成了“四万人”（这一估计数字比所有外国记者的估计数字都要大得多）。那天早上晚些时候的头条，呼吁人们在十月广场聚集，宣称：“如今，我们出生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更加勇敢和自由的国家。叫上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家人一起过来。我们是多数群体，我们应该能够获胜！”

但他们不是多数群体。大多数独立的观察机构一致认为，这些选举毫无公平公正可言，在92.6%的有效选票中，卢卡申科其实不可能获得他所说的82.6%的选票。大多数人还认为，虽然选票的实际情况无从知晓、富有争议，但投给他的实际票数可能远远低于50%。这并不只是来访记者的粗略印象。比如，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eyevich）（她声称卢卡申科是独裁者，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也表示：“这个社会的很多人都认同在该国正在发生的一切。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某个地方谋生，他们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有一些名额，还有一些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显然还有靠从俄罗斯进口廉价能源而繁荣的经济。

尽管如此，如果反对派领导人同样拥有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他们没有），我们不知道大多数会是什么样子。因此，本着19世纪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精神——“若有勇气，即使是一个人，也可比得上千军万马”， 他们正在试图通过街上的人群创造一种“人民力量”的多数群体。不过，在明斯克的街上持续游行需要勇气。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起来他们似乎并没有取得成功，不像他们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的先行者们。游行示威的人数似乎一天天减少而不是增加，而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却是一天天增加的。据报道，有两百名抗议人员在十月广场上安营扎寨，尽管有警察威胁，反对派呼吁下星期日再次举行大集会，但国际媒体的报道已经声称“这不是革命”。或许革命仍会爆发。或许卢卡申科认为白俄罗斯抵制了“颜色革命的病毒”得意得太早了，但他的声明也是在创造现实。

读到这里，一些了解我以前作品的读者可能怀疑，我受到了令人不快的后现代相对论的影响。一点也没有。卢卡申科和他的对手在道德上无法相提并论。但是我坚持认为，恰恰是我们这些最关注欧洲自由传播的人必须最小心，不要将我们的愿望和现实混淆起来。比如，当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的网站（www.rferl.org）不断用“克服恐惧”作为大标题报道白俄罗斯时，我必须指出，它们忘了在后面加个问号。最重要的是，我们坚持，即便在这样一个虚拟或者潜在现实的争论中，无论事实多么难找，都还有潜在的事实基础，我们必须坚持这些事实。有太多的人，也只有这么多人被关起来了。有太多的人，也只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

这是我们的首要职责：实事求是。接着再解读。三条冲突的主线在白俄罗斯这个支点上相遇了。有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冲突线，后苏联时代的政治技师，比如Nikkolo-M，已经将模糊这条线作为其任务；发达的西方自由帝国——欧盟和美国领导的北约——和衰落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冲突；当下有关更自由市场的优势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更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对立的争论。限于篇幅，我将另选时间论述。除了事实和解读，总是还有列宁同志的疑问：怎么办？

在此，我一刻也没有混淆愿望与现实，知道该做什么。自从冷战结束后，白俄罗斯东西边的邻国采用不同的方式——波兰的方式和俄罗斯的方式——有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波兰人希望加入欧盟，欧盟明确表示，如果波兰人能满足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等方面的标准，就可以加入。目前，正是作为欧盟新成员的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立陶宛人以及其他最近自我解放的欧洲人在说，我们必须在维持白俄罗斯等地的自由事业方面做更多努力。除了直接支持独立媒体、民间团体和民主反对派，给该国的领导人施压外，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提供这个长远的欧洲前景。

他们说得没错。这是我们能够直接并合理改变的白俄罗斯现实困境。所以如果你关注白俄罗斯又是欧盟公民的话，就向你的政府发博文吧，直到它注意为止。这包括你，“thedacs”。

2006年

1968和1989

在1989年天鹅绒革命期间，我在布拉格的一家商店橱窗上发现了一张临时广告。该广告显示，“68”旋转180度就变成了“89”，有箭头指示旋转。1968年和1989年：双革命记。或者至少说，两波当时许多人所称的革命。1968年的革命今年是四十周年，1989年的革命明年是二十周年。这两个，哪个将最值得纪念呢？又是哪个带来的实际变化更多呢？

从纪念的意义上来说，1968年将很难被打败。在回忆1968年上所费的笔墨已经超过1789年后巴黎断头台上所流的鲜血。据报道，单单在法国，有关1968年五月革命的著作就出版了上百种。德国也有大批的学者，华沙和布拉格重温了各自喜忧参半的模糊春天，连英国的《展望》（Prospect）杂志也用了一期加以回顾。

出现这种出版潮的原因不难发现。68一代是全欧洲独特又明显的一代人，或许是有人可能会称之为39一代以来最棱角分明的一代人，39一代青少年时期的二战经历塑造了他们的人生。1968年时是学生的那一代，现在大约六十岁，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占据了文化生产的制高点。想想他们会放过谈论自己青春的机会吗？你肯定在开玩笑。我不重要吗？

1989革命的阶层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神奇之年的主角更加多样化：资深的异见分子、政府官员、教会领袖和中年的男女职工耐心地站在街上，终于喊出受够了。学生在一些地方发挥了作用，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其中一些人已经成为国家公共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但是1989年革命中的领导人基本上更老一些，许多人其实是68一代。连苏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身边的“撤退英雄”也受到了1968年记忆的影响。

通常，我们记忆最深的是那些我们年轻时经历的事情。你二十岁时见到的曙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曙光，你在五十岁时见到的曙光可能永远改变世界。但是记忆这狡诈的东西总是喜欢先入为主。此外，1968年，在欧洲东西部，巴黎和布拉格都爆发了革命，而1989年，其实只在东部爆发了革命。

从政治上来说，1989年带来的变革要多得多。1968年的华沙和布拉格之春以失败告终，巴黎、罗马和柏林之春以部分重建或者只是以逐渐变革告终。或许1968年5月在巴黎街上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是政治权利的表现，接着法国选民重新掌权了十年。在西德，1968年的一些精神更加成功地传到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中。在西方各地，资本主义幸存下来，进行自我改革并实现了繁荣。相比之下，1989年的事件结束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苏联帝国、德国的分裂以及曾影响世界政治达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斗争——冷战。在地缘政治的成果方面，1989年所取得的成果与1945年或者1914年一样大。相比之下，1968年的地缘政治显得微不足道。

如今重温起来，1968年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毛主义者或者无政府解放论者的言论确实显得可笑、幼稚并且在道德上不负责任。这用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是玩火的人甚至不知道火是烫的。通过开启“文化大革命的过渡期”——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成为了欧洲效仿的模式，还将越共形容成对抗美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力量”， 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在西柏林告诉越南国会说，这些解放的真相是通过“学生生产者生产的特殊关系”发现的。这是胡说八道。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们反复说：“我们想要什么？什么都要。我们什么时候要？现在。”真是披着红旗的水仙。

68一代在一些其父辈一代（39一代）走过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他们曾经一直与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者同流合污，在这周年之际，他们可能只希望对自己与他们知之甚少的遥远国度的恐怖者掉以轻心地同流合污做一点反省。但是许多68一代的主要代表还是从这些错误和轻浮的行为中吸取了教训。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他们参与了争取自由、社会民主或者绿色“新进化论”（借用波兰68一代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词组）等更加严肃的政治活动，包括推翻一系列从葡萄牙到波兰的欧洲专制政权，以及在他们了解较多的遥远国度促进人权和民主。

因此，只是将1968年形容成严肃不足、转瞬即逝、无关紧要，而将1989年形容成严肃认真和至关重要，这样的比对过于简单了。典型的68一代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指出了必不可少的一点：“我们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取得了胜利，但不幸的是，我们在政治方面输了。”1989年，在没有出现暴力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实现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在文化和社会方面，1989年更具复原的特征，或者至少说是重建或效仿现存的西方消费社会。1968年没有实现无与伦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转型，但确实促进了中西欧文化和社会的深远变革。（这里的“1968”其实代表一种更加广泛的现象，“60后”，推广口服避孕药比任何游行示威或者路障都更为重要。）

这样大规模的变革从来都不会只有积极的一面，如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消极影响了，但总体而言，这让人类解放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我们所处的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时候，对于如今的妇女、许多来自少数民族和之前受到令人窒息的等级制度限制的社会阶层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机会要比1968年前多得多。连1968年的批评者，比如尼古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也是那场变革的受益者。（在1968年前他想象的保守环境中，移民的儿子同时又离异的人能成为总统吗？）

尽管两场运动截然不同，但正是乌托邦的68革命和反乌托邦的89革命的共同作用给欧洲大部分国家和世界的许多国家带来了社会和文化自由、政治社会民主、全球化的改革资本主义。然而，在68革命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正在发现这个改良资本主义的发动机房里的问题。如果正好在明年89革命周年纪念之际，问题进一步恶化，将会怎么样？现在看来，可能会出现一场革命。

2008年

第二章
欧洲和其他令人头痛的问题

机器中的鬼魂

万圣节那天，波兰人会纪念逝去的人。这是一片令人吃惊的景象。正午的时候，波兹南市中心非常冷清，就像圣诞节那天午餐时间的一个英国小镇。但在波兹南市郊区秋季树林中的主要公墓里，有许多人沿着小径缓慢移动，家家户户都带着鲜花和装在防风罐里的特殊蜡烛，将它们放到他们所爱之人墓前。到吃午饭的时候，几乎每个墓前的石板上都有鲜花和燃烧着的蜡烛，视野所及之处可以看到一个一闪一闪的花园。

这种流行的节日纪念，我在波兰亲眼看到过好几次，每次都令人难忘。傍晚的时候，由于霜的出现，一万支蜡烛在墓碑和树木的黑色影子中变成了火焰岛。在远处的某个地方，一个唱诗班唱起了古老的爱国圣歌。你几乎可以看到亲爱的逝去之人的幽灵。此时此刻，如果你的脊梁骨没有颤抖，那就是你的脊梁骨有问题。

这就是一个欧洲国家的写照：一种称之为记忆的黏合剂将一群想象出来的死者、活着的人以及尚未出生的人连在一起。这就是让波兰人挺过近两个世纪的分离和外国占领的力量。根据1995年所做的一项民调，在万圣节那天，98%的波兰人会去扫墓。由于波兰成了一个更加“正常”、现代和西方式的消费国家，或许如今这一比例稍微小一些了。年轻的波兹南人不去扫墓，反而可能待在家里看DVD，或者到当地的乐购（Tesco）购物（乐购在波兹南的业绩相当不错）。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健康的正常化，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来自哪里，你就不会知道自己是谁。任何人如果看到过某个年老的亲戚逐渐失去记忆，就会明白没有记忆的人就是一个孩子。没有记忆的国家不是一个国家。欧洲如果没有记忆，将不会长存。

其实，这是欧洲当前最根本的问题之一，不那么起眼，但与我们的经济问题或者我们的福利国家危机一样影响深远。欧洲六十年前的样子仍然是继续建设欧盟最强有力的理由之一，或许是所有理由中最强有力的。但是如果没有人记得欧洲六十年前是什么样子，这个理由就没有说服力。

以我过去几年从柏林到波兹南游历的欧洲范围为例。透过火车车窗向外看，你可以看到木谷仓、牢固的砖块砌成的农舍，以及可爱的松树丛、欧洲山毛榉丛和白桦树丛。在阳光明媚的秋日，这看起来像一个田园。但是如果你知道一些历史，那你就会知道这些树的根扎在尸体演变而来的丰富堆肥中。有波兰人的尸体，他们在抵抗德国占领中阵亡。有犹太人的尸体，他们因为试图逃脱纳粹将他们转移到死亡集中营而死。有德国人的尸体，他们在红军的进攻下向西逃亡时身亡。至少还有成千上万俄罗斯年轻士兵的尸体，他们在进攻柏林的过程中被杀。这些你看到的房子几乎都曾被强制从一个房主转到另一个房主。沿途还有柏林墙（其界限现在已难以追寻）、铁幕、斯塔西和戒严令。

太多的记忆也会带来问题。这发生在单独的男男女女身上，我称之为创伤后压力。过去缠绕着你。但是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波兰和德国，大趋势是遗忘。人们只考虑当前的不满。一些德国人指责波兰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一些波兰人感觉受到了德国公司的剥削。由于高失业率、犯罪和社会不安全，德国人和波兰人一致指责其政客。他们缺乏只有历史能带来的视角。

所以，除了历史教训，我们需要纪念物。在柏林，我和妻子在大屠杀纪念物的深灰色混凝土板或者石碑中漫步，这些纪念物占据了勃兰登堡门南边的整个街区。当你沿着鹅卵石铺成的狭窄走道在这些黑色、高大的石块中间走动时，会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威胁感，但接着你会因咯咯傻笑的孩子在这迷宫中玩捉迷藏的游戏而感到振奋。你的思绪会由死者转向活人，接着又会回到死者身上。

然而，这种公共、国家支持的纪念物也会带来危险。如今，德国和波兰之间为数不多的主要争议来源之一是建立纪念驱除事件的博物馆的计划，该计划的灵感来自二战结束的时候，德国的组织被驱除出如今属于波兰的领土。在各种情况下，问题变成了：为什么国家要纪念这次悲剧而不纪念那次悲剧？以受害者自居的其他民族、宗教组织或者不同性取向的人也要求认可他们的“浩劫”。

在英国，快到11月11日荣军纪念日（Remembrance Day）的时候，许多人都会佩戴罂粟花。主要的纪念仪式是在白厅（Whitehall）[1]的阵亡士兵纪念碑前放花圈，传统的理解是，这纪念所有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而牺牲的士兵、水手和飞行员。最近，为纪念战争中受害的动物，在公园街（Park Lane）上立起了一块巨大的纪念碑。还是在最近，纪念二战中身亡的妇女的纪念碑出现在了白厅，就立在阵亡士兵纪念碑前面。在我看来，纪念的顺序似乎颇具英国特色：首先是战士，接着是动物，再接着是妇女。

通常效果最好的是小纪念物，与特定的当地社区甚至只与一座房子有关。在柏林东部曾经是犹太人住地的一个小广场上，有一个纪念受到驱除的犹太人的纪念物，不过由一张简单的饭桌和两把椅子的青铜雕塑组成，其中一把椅子倒在地上。在汉堡，人行道的鹅卵石上刻着曾在某个特定的房子中住过的犹太人的名字和日期。

如今，只要稍微挖掘一下，你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纪念。我在波兹南拉姆斯基酒店（Hotel Rzymski）——即罗马饭店（Rome Hotel）中写这篇文章。该酒店的外观、大厅和楼梯展现了毫无生气的新古典主义，它可以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波兰、20世纪40年代初的纳粹或者20世纪40年代末的斯大林主义。在第一层的楼梯平台上，我发现了建筑师弗朗茨·博默（Franz Böhmer）关于波森（Posen，波兹南的德文名称）“罗马饭店”的一些结构计划。上面的日期是1941年。该酒店中有后现代风格的缩短的罗马圆柱，我坐在该酒店翻修过的咖啡馆中，通过无线网络用我的手提电脑谷歌了一下弗朗茨·博默。原来他是希特勒的建筑师之一，还奉命将这条街上的一座皇宫改造成元首的指挥部，以监视其东部领土。我的手提电脑颤了一下。这机器中有鬼魂。

2005年

[1] 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英国的行政部门都在此街上或附近。——译注

英国属于欧洲吗？

最近几年，我们关于英国的身份和欧洲进行了广泛又无规则的德国式辩论。什么是英国？什么时候是英国？英国仍然存在吗？英国会幸存下来吗？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已经宣布英国“不复存在”， 而彼得·希钦斯（Peter Hitchens）则“废除”了英国。数十年来，人们一直把英国当作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现在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告诉我们，英国从来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安东尼·巴尼特（Anthony Barnett）表示，尽管英格兰是一个民族，但英国从来不是一个民族。但是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在其关于英格兰的杰出著作中告诉我们，英格兰——他认为也不复存在了——也不是一个民族，只是一个国家、一片土地、一个家园。有人开始渴望像德国那样就身份进行简单明了的辩论，以民族（Staatsvolk）和文化民族（Kulturvolk）等的基本区别为基础。

更加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考虑到如今有时古怪地称之为“自治领土”（the devolved territories）的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英国属于欧洲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会截然不同。实际上，安东尼·巴尼特在他的书《当今时代》（This Time）中称，英国人反对欧洲其实是英格兰人反对欧洲。

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更加欧洲化，才可以拯救英国；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我们去欧洲化，才能拯救英格兰。不过，对于两者而言，这个问题都至关重要。雨果·扬（Hugo Young）在《这一片幸福的国土》（This Blessed Plot）中表示，过去五十年根本的问题在于“英国……是否能够真正接受其现代命运而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英国”这个名词难以理解，那么“欧洲的”这个形容词更是如此。这在所有欧洲语言中都是如此，在英语中尤其如此。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欧洲的六种可能含义。有两种含义已经鲜为人知，但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成为欧洲人意味着成为基督徒，成为欧洲人还意味着成为白人。接下来是三种互相交叉的含义，人们更加熟悉。第一种是地理学上的含义：欧洲是第二小的大陆，是欧亚大陆向西扩展的产物。我们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吗？地理学家的回答是肯定的。许多英国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三种互相交叉的含义中的第二种，正如《柯林斯英语词典》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除大不列颠群岛之外的欧洲大陆”。（有人纳闷那把爱尔兰放哪儿了？）这是一种常用用法。我们说“杰姆去欧洲了”或者“弗雷德从欧洲回来了”。欧洲是其他地方。第三种含义是，欧洲指欧盟。

在当代英国，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不会在意这三种含义，但第三种含义在政治辩论中占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属于欧洲吗？”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就变成了：英国完全加入欧盟了吗？英国会支持欧洲大陆人称为欧洲项目之类的东西吗？

然而，最后，关于欧洲还有第六种含义，这种含义更加崇高，更加神秘。这第六种含义是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最近的一个标题中体现出来的：“小组建议欧盟结束对‘欧洲’奥地利的制裁。”三名“智者”组成的小组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刚刚得出结论，奥地利属于欧洲。不过，这声明听起来挺可笑的。他们认为奥地利还能属于哪个洲？非洲？但我们知道他们的意思。他们有一套所谓“欧洲标准”或者“欧洲价值观”的东西，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衡量奥地利。换言之，衡量的依据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标准、规范和理想化的欧洲，或者就是冈扎格·雷诺（Gonzague de Reynold）所谓的符合欧洲标准的欧洲（l ’Europe européenne）。在符合欧洲标准的欧洲中，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不是欧洲人，或者至少说是非欧洲人。这如同一个非欧洲活动的内务委员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国属于欧洲吗？你可以记下欧洲价值观的清单，然后在每一条上打勾、打叉或者打问号。但是如果我们认为用这种理想的方式来问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的话，那也只不过是有那么一点意义而已。

一

在将这些有关欧洲的相互矛盾的含义铭记于心的同时，我希望以一种更加通俗、经验主义——我能斗胆说英国式或者英格兰式吗？——的方式来问这个问题。在哪些方面，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差异要大于欧洲大陆国家自身之间的差异？在哪些方面，英国与其他国家——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相似度要高于其与那些欧洲国家的相似度？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是“历史”。我们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英国——或者说英格兰？——例外主义的故事加以讲述的。这是一个分离的故事，从近海岸的岛屿从大陆分离开始，但是接着百年战争结束后出现了政治分离。这是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组织机构、普通法、议会和独特的主权观念缓慢又稳步的自然发展，授予了议会权力。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认为，如果英国和法国、德国一样加入欧洲大陆的共同体，这“一千年的历史”会受到威胁。屈维廉（G. M. Trevelyan）、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费希尔（H. A. L. Fisher）在优美的散文中讲述了这个故事。最初的历史观可以追溯至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

比如，在1997年1月，一个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在致《每日邮报》的信中写道：“我们似乎离丧失主权、丧失独立、丧失不止一千年乃至从第一次有人争取保护该国不受侵略算起的历史，只有一线之差。”或者听听亚裔英国人汤姆·帕特尔（Tom Patel）怎么说吧，他是一名同性恋，刚刚和爱人约翰·史密斯从科孚岛度假回来，他对亚斯明·阿里巴海—布朗（Yasmin Alibhai-Brown）说：“你懂的，我们英国人太不容易了。他们与我们不一样。我和约翰悄悄拥吻的时候，与我们在英格兰拥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那种败坏道德的气息。我们是一个岛屿上的民族，我们与这些农民不一样。”

所以说，英国或者英格兰例外主义的信念深入人心。现在历史学家的问题肯定是：英国例外主义有多例外？实际上，如果你关注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编纂学，你会发现例外主义是正常现象。每个国家的历史编纂学关注的都是该国独特的东西。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例外主义与一些理想化的“西方”或者“欧洲”常态进行比较，在这方面，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法国和英国。每个东欧国家的历史编纂学也都有这些要素。

这也取决于你拿哪个欧洲与我们进行比较。如果你就是拿英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最初六个成员国（继承了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即加洛林王朝——大批共同遗产的国家）进行比较，那么英国的确显得例外。但是如果你拿英国与目前欧盟的其他14个成员国或者即将成为成员国的20个国家又或者在今后十到十五年内可能成为成员国的30个国家进行比较，那么英国一点也不显得例外，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

此外，在过去二十年间，休·科尔尼（Hugh Kearney）、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和诺曼·戴维斯等历史学家对于英国或英格兰例外主义的重大论述作了大量的解构。大多数这类解构都不是在过去中寻找新东西，而只是促进关注点的双重转变。首先，它使关注点转向了大不列颠群岛的整个历史。其次，它在更大的欧洲框架中审视我们的国家历史。杰里米·布莱克的工作特别有助于系统地比较欧洲大陆各国的经历。比如，他提醒我们一些欧洲的民族也信奉新教（Protestantism）——实际上是其中的一两个民族开创了它。

最重要的是，这种解构向我们表明，重大论述所提出的连续性要少得多，如果你关注威尔士、苏格兰或爱尔兰历史的话尤其如此。在《群岛》（The Isles）中，诺曼·戴维斯列出了16个在这些岛屿的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同国家，其中10个国家是在过去五百年出现的。杰里米·布莱克表示，英国“具有出现连续性的天赋”。费迪南·曼特（Ferdinand Mount）在其有关英国宪法的著作中称此为“连续性神话”。我们发明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不仅仅是这本书，还有传统。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说，“英国是一个新发明的国家，历史没有比美国长那么多”，一语中的。

尽管有这种比较性的解构，但毫无疑问的是，1939年的英国仍然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书的最后一页引发了这种例外主义，令人难忘。当时他从西班牙内战回来，乘坐火车穿越英格兰南部去伦敦，书中写道：

脏兮兮河流上的驳船、熟悉的街道、发布板球比赛和皇家婚礼消息的海报、戴着圆顶礼帽的男子、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鸽子、红色的公交车和穿着蓝色衣服的警察——这一切都在深深沉睡的英格兰（当然，他特意指出了英格兰）长眠，我有时担心，我们将永远沉睡，直到炸弹的巨响将我们唤醒。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新故事，这是与解构或者重构我们国家历史相伴而生的。正是在英国被炸弹的巨响唤醒以来的过去六十年中，英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变得不那么与世隔绝、不那么跨大西洋和后帝国主义了。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似乎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没错，英国变得不那么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了。但是我们身份中的跨大西洋或者后帝国主义成分，特别在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民族的关系中，真的减弱了吗？

我们见证了英国摆脱与世隔绝。但是代替它的是欧洲化、美国化还是只是全球化尚不清楚。如果我们从非常高层面的主权、法律和政府来看，显然英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从《罗马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再到现在的《尼斯条约》，英国主权一直被共享和限制。我们英格兰的普通法与苏格兰法律一样常常要服从欧洲的法律。我们甚至还有欧洲大陆那奇怪的成文法，将《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写入英国的法律。在政府的实践方面，与欧盟伙伴的亲密合作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如果关注政策的内容并询问过去二十年间英国政策最追求的对象是哪个国家，答案肯定是美国。这是撒切尔政府和布莱尔政府的共同之处：对美国政策和美国解决之道着迷。

没错，在国防政策方面，自从1558年在加来战败后，时隔将近四百年，我们再次作出了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谓的“大陆承诺”。英国军队永久驻扎在了欧洲大陆上。但以什么名义呢？以北约的名义：跨大西洋组织。哪怕计划好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会改变这种情况，也只能缓慢改变。没错，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与欧洲伙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但看看巴尔干半岛：过去十年，欧洲外交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关键政策是在哪里作出的？不是在欧盟，而是在由四个主要欧盟大国加上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后来是所谓的“五胞胎”（Quint），还是那个联络小组，只是少了俄罗斯。谁是关键伙伴，第一个电话通常打给谁？美国。

我们的资本主义怎么样？在《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一书中，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将我们归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的一部分，与莱茵河—阿尔卑斯模式相反。威尔·赫顿（Will Hutton）在其《我们所在的国家》（The State We’re In）中将我们界定在两者之间。我们的经济和美国经济一样，优势都在于金融服务或者媒体领域。我们没有那么多法国和德国那种小农民和大生产商的特色，在结构上从欧盟中受益。没错，我们的大部分贸易都是与欧盟做的，但是我们最大一部分投资的目的地和来源国都是美国。

社会呢？哈尔西（A. H. Halsey）在2000年的《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概要中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引用了另一段乔治·奥威尔对英国独特性的著名描述，这次是引自《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大镇上的人们脸上有点疙瘩，牙齿差但彬彬有礼，与欧洲的人们不一样。”哈尔西说，如今不同了。他根据社会现实的各类资料总结出，“英国的生活已经与欧洲和北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在社会现实的测试中，伦敦与多伦多的相似程度肯定要高于伦敦与基辅的相似程度。因此英国所属的欧洲“类型”并不是这类欧洲国家，而是常常所说的“西方”。

另外，许多“亲欧人士”喜欢援引生活方式来证明英国的欧洲化：“看看我们喝的基安蒂葡萄酒（Chianti）和卡布其诺咖啡，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度过的假期，在法国拥有的房子。”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家喻户晓”的名字不再是英王亨利（Harry the King）、培福（Bedford）和埃克塞特（Exeter），而是阿尔塞纳·温格（Arsène Wenger）、热尔博（P. Y. Gerbeau）和斯文—戈兰·埃里克森（Sven-Göran Eriksson）（英格兰足球队的新主帅）。[1]但是每个这样的欧洲化例子都至少有一个相对应的美国化例子。有一个卡布其诺咖啡吧就至少有一家麦当劳或者星巴克。美国电影、美剧和美语是我们流行文化的主要甚至是主导部分。

你可能会说，在21世纪初，这只是欧洲化的一部分。这种美国化也是一种所谓的欧洲现象。从许多方面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在英国特别严重，我们美国化的方式与欧洲大陆不一样。这也不单单是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所致。在1990年的一次哈里斯民调中，英国人被问到他们喜欢到哪个其他国家住。50%以上的人提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或者新西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分别只获得了3%。这绝对是某种态度的证明，多了一个小小的语义指示。谈到美国的时候，许多英国人会用一个词组：“池塘的那一边。”“池塘的那一边”——似乎大西洋就像一个放鸭子的池塘，美国就在乡村草坪的另一边。从某种语义上来说，英吉利海峡比大西洋还宽。

雨果·扬坚持认为这都太过时：依然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的民族”相提并论的身份正在变淡，毕竟在美国，西班牙裔的人越来越多，盎格鲁血统不再那么纯正。他写道：“盎格鲁—美利坚主义必须在这个欧洲国家停止阻碍欧洲意识的兴起。”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不现实，可能也不可取。我赞同罗伯特·坎昆斯特（Robert Conquest）的看法，他写道：“在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在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之间开辟并保持中间道路的还是说英语的国家。”这话听起来有点沾沾自喜，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种历史概述似乎相当真实。这是我们的身份重要而积极的一部分。

二

那么，在“英国是全身心地致力于欧盟和一些欧洲项目的吗”这一最熟悉——也是最肤浅——的意义上，我们回到“英国属于欧洲吗”这个问题吧。不过，又要问我们所指的由英国决定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指的是当前选举产生的政府，那么答案显然是响亮的“是”。如果我们指的是民意，那答案是响亮的“不是”。

2000年10月，“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针对与欧盟的同一性提了一些常规问题。英国位于图表的底部。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您的国家有利吗？只有25%的英国人说“有利”。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您的国家带来过好处吗？25%。信任欧洲委员会吗？24%。支持欧元吗？22%。只有在支持共同的安全政策和扩张方面，英国不是垫底。

根据自己的看法，你可以对这种情况描述一番——令人沮丧或者鼓舞人心。首先，这些英国的答案特别多变。以第一个问题作为欧盟成员国是否是一件好事为例，相关数据如下：1973年，31%；1975年，50%；1981年，21%；1991年，57%；1997年，36%。可谓大起大伏。罗伯特·伍塞斯特（Robert Worcester）坚持认为，英国对欧盟的看法坚定不移但并非根深蒂固。伍塞斯特区分了“舆论”、“态度”和“价值观”。他称，这些只是舆论而已，受到了最近媒体普遍对欧盟负面报道的影响。态度是指更加固定的看法，伍斯特尤其在“中产阶级、偏老的人”当中找到了态度。然而，我一点点收集来的证据和每天与所谓的“普通人”交谈的经历表明了如下事实：还存在更深的态度，绝不仅仅限于仍然主导政治和媒体辩论的中产阶级、偏老的人当中。所以，再援引一项民意调查，1995年英国广播公司莫利民意调查问道“您觉得欧洲怎么样？”，只有8%的受访者说“非常好”，15%的受访者说“一般”，但是49%的受访者说“很差”。

人们常说，将欧洲说成其他地方是英国的专利。其实不然。在欧洲，有几个国家的人们也将欧洲说成其他地方，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波兰人、希腊人和匈牙利人都是这么说的。区别在于，对于他们来说，欧洲可能是其他地方，但他们想成为那样的地方。我认为，欧洲只有两个国家不仅把欧洲说成其他地方，而且还不确定它们是否想成为那里的一部分。它们是英国和俄罗斯。

1971年10月，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在下议院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正走向一个节点，如果本院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们的共同体就将等同于他们的共同体。”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向那个节点靠近一点。

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精英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但是连最支持一体化的英国“欧洲人”也不像欧洲大陆精英分子那样，把欧洲说成理所当然的问题。我们不像从事于公共事业的欧洲人那样单纯地谈论欧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虚伪。我们怀疑欧洲思想的国家工具化。记住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对戴高乐（de Gaulle）的评价：“他说的是欧洲，其实指的是法国。”自麦克米伦以来，可能每位英国首相都很想在私下里对当任法国总统作出这样的评价（希思对蓬皮杜的评价可能是个例外）。这部分是事实，而且不仅仅只有法国如此。我写了整整一本书（《以欧洲的名义》）来描述德国如何以欧洲的名义来追求其国家利益。但这只是部分事实。对于一个更大的欧洲共同工程还有一种真正的情感认同，在德国基本上是如此。政治中的情感总是位于靠近真实与虚假之间、真诚与虚伪之间边缘的某个地方，但这里有一份真实的情感。

这与我的第六种、也是最后一种欧洲含义有关：符合欧洲标准的含义。欧洲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神话，政治身份就是由这些东西造就的。似乎在我看来，甚至在英国“欧洲人”当中几乎完全缺失的正是这第六种含义。近几年，我只看到过一点点苗头。就是当初“八八宪章组织”（Charter 88）和中左翼的其他人在“欧洲化”英国方面主张宪法改革。这个语境中的“欧洲”意味着更加民主、更加现代、公正、开明，这是最佳现代欧洲惯例的精华。但是接着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eedland）站出来表示，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化的英国；我们需要，正如他的著作所宣示的那样，《给祖国带来革命》（Bring Home the Revolution）。这是指美国革命。由于这是英国，理想化的美国胜过理想化的欧洲。

我的结论？没有结论，这是因为身份研究的本质很少会有明确的发现，也因为英国身份的特质。或许“没有结论”的声明本身就是一个结论，甚至还是一个重要又积极的结论。

毫无疑问，欧洲身份可以成为英国的一种身份。如果我们想选择建立一种欧洲身份，说“我们”而不是“他们”的话，这里有大量的材料。但英国不能接受这个身份。我们不能作出雨果·扬似乎希望作出的声明：“英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句号。”我们也不能说我们采用的是美国化的方式，就加句号。

其他身份也太强烈了——海岛的身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西方和跨洋的身份以及不仅仅与美国还有所有说英语民族的身份一致性太强烈了。此外，还有所有内部身份，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英格兰。对于“英国属于欧洲吗”这一问题的答案必须是“属于，但不只属于欧洲”。英国的欧洲身份只能是部分身份，因为只要有英国存在，英国一直以来都是，也将继续是一个拥有多重、重叠身份的国家。

然而，说“部分身份”并不意味着肤浅的身份，目前英国的欧洲身份就是肤浅的身份。毕竟，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拥有部分身份也可以很深刻的例子：英格兰身份、苏格兰身份。如果英国要全身心有效地参与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项目，无论欧盟随着扩张会变成什么样，这种身份必须变得更加深刻。对于共同的事业必须要有更多的情感认同，或许一点点理想主义，甚至我所说的第六种含义就行。

这不仅对我们在欧洲的地位至关重要，对项目本身也至关重要。英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如果没有情感认同的纽带、没有一些共同的神话、一些神秘感或者白芝浩（Bagehot）在描写英国宪法时直接称之为“魔法”的东西，人为创造的政治结构就无法幸存。当然，代指欧盟的欧洲目前就是一个人为创造的脆弱政治结构，英国曾经也是如此，可能现在又这样了。

2001年

[1] 英王亨利、培福、埃克赛特是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中的人物；温格是英超阿森纳队的主教练；热尔博是法国冰球运动员，曾入选法国国家队，退役后在英国从事商业活动；埃里克森，瑞典人，曾任英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编注

欧洲实力有道德基础吗？

我一开始到牛津大学学习历史的时候，对德国抵抗希特勒特别感兴趣。我曾站在柏林前德军司令部的可怕庭院中，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上校（Claus Count Stauffenberg）及其同党就是在此被枪决的。我也曾亲眼目睹了1974年7月20日炸弹计划的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在牛津大学学完第三帝国的历史后，我回到柏林开始着手我的毕业论文，研究纳粹统治给柏林带来的痛苦。让一个人成为抵抗的战士、另一个人成为助纣为虐者的东西是什么？抵抗的战士是指施陶芬贝格，助纣为虐者是指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我对这个问题着迷不已。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是这方面特别有趣的一个例子，因为他的抵抗之路既漫长又复杂。特罗特深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又痛恨统治祖国的独裁者，爱恨交织，备受折磨。[1]

事与愿违，我最终并没有写德国抵抗希特勒的故事。我发现，在柏林墙的另一边，在共产主义的东德，人们同样面对着抵抗还是配合的两难困境，尽管形式要温和一些。因此，我没有写一篇有关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的论文，而是写了一部有关昂纳克（Honecker）统治下的柏林的著作。我还研究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欧的异见分子，陪伴他们在艰难的解放之路上前行。这些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异见分子与德国的纳粹主义抵抗者有两点共同之处：一点是总纠缠于道德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另一点是总担心战后（对于反共产主义的异见分子来说，这是指冷战后）可能出现的任何欧洲新秩序的道德基础。

在实力和道德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建议我们多怀疑实力而不是相反。正是这个原因，历史上的政治理论家针对该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从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美德是良政之因亦为其果，到当代国际关系方面的学术研究著作，解决人道主义干预、人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等问题。（我希望，如果我基本上互换使用道德和伦理的术语，哲学家们能够原谅我。）

我应该把这些学识和思想应用到我所谓的“欧洲实力”中。这也需要解释一下。我这里所说的“欧洲”主要“指欧盟或者与欧盟相关”。我很清楚，欧洲和欧盟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此我确实主要指欧盟，作为各国的独特共同体，外交政策的独特参与者。这个名词“实力”一直被简洁明了地定义为“达到任何预期效果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说，你想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的能力。

“欧洲拥有什么样的实力？”这个问题引人入胜。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给出的一种答案是“没什么”。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将其有关美国人来自火星和欧洲人来自金星的著名文章题为《强权和弱势》（Power and Weakness）。美国强大，欧洲弱小。如果你像许多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对实力只有一维的定义，即简化为军事实力的单一维度，这种立场才站得住脚。即便在当时，欧洲也不乏潜在的军事实力。毕竟，欧盟的成员国拥有一百多万武装人员。然而，欧盟缺少可以部署和运作的军事实力，也缺乏动用军事实力的意愿。有人可能会补充说，对于许多欧洲人而言，不愿动用军事实力正是欧洲实力的道德基础之一。可能是如此，但还必须考虑实力的另外两个维度：经济实力（在这方面，欧盟基本上与美国旗鼓相当）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谓的“软实力”（经济、社会、文化甚至还可能是大学的吸引力）。

然而，欧洲实力还有第四个维度，这是欧盟特有的。我称之为诱导力。这种诱导力首先可以按磁铁的诱导力来理解：通过磁力影响附近物体行动的力量。欧盟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种力量。但这种磁力取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诱导力的大小：该过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的邻国将被诱导加入欧盟，就像有人被诱导加入俱乐部或协会一样。可以看到目前这种诱导力正在土耳其和乌克兰发挥作用。在与邻国的关系中，这种实力是美国所不具备的；这是欧洲的第四个维度。

除了美国或许还有联合国外，与其他任何政治共同体的实力还有道德基础的说法相比，欧洲实力还有道德基础的说法更加广泛。20世纪20年代，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在倡导欧洲一体化时，将其工程形容成“一个道德的欧洲联盟”。这种说法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发展，我准备对其中的十种说法审视一番。我的“十诫”并不是由戒律组成，而是由问题组成的。

一

第一种说法显示在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小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它们呈现了历史人物，从奥利金（Origen）和奥古斯丁（Augustine）到阿奎那（Aquinas）、安瑟伦（Anselm）、威克里夫（Wycliffe）、路德（Luther）、加尔文（Calvin）、茨温利（Zwingli）、格劳秀斯（Grotius）和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一直到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e）。唯一缺了让·莫内（Jean Monnet）。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有关欧盟精神和知识遗产的说法。我最近听到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引用了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对于欧洲实力基础的著名描述：“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然而，巴罗佐立即补充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阿拉伯—伊斯兰的贡献，以及斯拉夫和凯尔特的资源。”

更加频繁的是会提到犹太基督教的传统。1948年5月在海牙的欧洲大会上，泛欧洲运动的创始人理查德·尼古劳斯·冯·康德霍夫—卡利吉伯爵（Count Richard Nikolaus von Coudenhove-Kalergi）提供了另一种配对：“如果欧洲再次崛起，我们必须将其未来奠定在过去两种最高贵的基础之上：希腊的个人主义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但是他还引用了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的一封信，盛赞欧洲工程是对抗苏联威胁的壁垒，以及该工程对“推进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贡献。如今，我们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话。

真相是，像以往一样，基于该学院显示欧洲身份的彩色玻璃的说法主要是关于基督教，明确地说是关于西方的基督教。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说法没有什么依据。首次提到欧洲人是在记录733年普瓦捷战役[2]——这是一场对抗入侵的阿拉伯穆斯林人的战役——的编年史中。教皇庇护二世继承了基督教的观念，他的笔推进了“欧洲”这个术语的广泛使用。“欧洲”被有意定义为应对土耳其人入侵和伊斯兰发展的办法。庇护二世给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写了一封非凡的信。在信中，他首次引出了欧洲各国：“西班牙坚如磐石，法国骁勇善战，德国人多势众，英国强大无比，波兰勇猛过人，匈牙利积极进取，意大利资金雄厚、士气高涨、久经沙场。”接着他对穆罕默德二世说，实际上，你不可能打败我们，所以加入我们吧。“然而，能造就你，穆罕默德，成为你这个时代最伟大、最强大和最著名之人的是一样小小的东西。你问是什么。这东西并不难找。它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一点点水，有了它，你就可能被洗礼，皈依基督教。”这是自知、自我定义的新欧洲发出的第一条信息。

15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期间，这种西方基督教的观念——天主教或者新教但不是东正教——都是欧洲工程某种论述和自我定义的核心，无论对于信奉基督教的民主人士还是社会主义者都是如此。然而，现今显然并非如此。出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欧洲仍然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大陆？在2000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当被问到“宗教是否对您非常重要”的问题时，57%的美国人说“是”。在英国，这一数字为13%；在法国为11%，在德国为9%。现在欧洲或许是地球上最世俗的大陆。在我们的领导人当中，托尼·布莱尔在这方面是一个特例——我认为可以说，这是他要比别人跟乔治·W. 布什相处得更好的原因之一。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Zapatero）或许更加典型。最近有人引用他的话：西班牙人想少看到一些宗教，多看到一些运动。

尽管约翰·保罗二世和保守天主教徒的波兰人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提议的欧洲宪法条约前言中并没有明确提到上帝或基督教。如果在欧洲，我们信奉宗教是按照遵守宗教仪式来理解，那如今我们最有可能是伊斯兰教徒而不是基督徒。在柏林，目前宗教势力大小的顺序是：首先是新教，其次是伊斯兰教，最后是天主教。欧盟境内可能有1 500万伊斯兰教徒。由于移民和欧盟的不断扩张，将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等国纳入其中，欧洲将变得更加伊斯兰化。因此，欧洲将自我定义为积极地象征着西方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我看来站不住脚。

二

欧洲实力的道德基础的第二种说法称，该工程的关键历史基础无法在西方的基督教中找到，但可以在启蒙运动中找到。如果你是一位富有思想的历史学家，你可能马上会问：哪次启蒙运动？英国的启蒙运动还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启蒙运动还是波兰的启蒙运动？但是，与欧盟价值观和教皇庇护二世的价值观的匹配程度相比，这些启蒙运动中任何一次运动的价值观和欧盟如今声称的价值观的匹配程度一定更高。然而，这正是我们与美国的共同之处。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写过一部有关美国的精彩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名为《应用启蒙运动》（Applied Enlightenment）。也可以用同样的标题来形容欧盟。然而，从一方面来说，我们跟在美国的后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又超越了美国。我们的“落后”体现在泾渭分明的政教分离上，它写入了美国的宪法，此后在美国得到了践行。英国还有一个国教。瑞典，先进、进步的瑞典在2000年之前也有一个国教。在德国，你还要交所谓的“教会税”，在你的年度税收申报表中还有这个税种。

另一方面，从伏尔泰“踩死败类”（écraser l’infâme）的精神上来说，我们超越了美国。伏尔泰会为自己在当今欧洲社会看到的许多东西感到高兴，该东西是指盛行的世俗主义：世俗主义是一种积极、具有攻击性的意识形态。世俗主义可以说是法国的国教。实际上，前几天，有人引用了一位法国外交官的话。该外交官在提到提议的欧洲宪法时说，“我们不喜欢上帝”。前西班牙外交部长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补充说，“我们高举的唯一旗帜是世俗主义”。

如果你看看9·11事件后的讨论，你会发现欧洲的世俗主义甚至比美国还要多，欧洲的一些反应确实表明了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在于伊斯兰本身，而不在于对伊斯兰的曲解。言外之意显而易见，伊斯兰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一种不正常的宗教，或者甚至说是一种错误的宗教，而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宗教。

这种富有攻击性的世俗主义会增强欧洲的实力吗？或许不会。一方面，显然，欧洲吸引年轻的伊斯兰教徒有很多方式。另一方面，他们来到这里生活的时候，他们在欧洲社会发现的一些东西有力地排除他们：咄咄逼人的世俗主义、无神论、道德相对论和享乐主义。其中一些年轻的伊斯兰教徒受到了这种富有攻击性的世俗主义的严重排斥，而他们正好是在欧洲，而不是在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美国遇到这种世俗主义的，因此他们在此地变成了恐怖分子。协助在纽约发动9·11袭击的基地组织汉堡分支是如此；2003年3月11日，轰炸马德里的摩洛哥人肉炸弹是如此；在荷兰谋杀提奥·梵高的人也是如此。所以有人甚至称，欧洲社会富有攻击性的世俗主义并不是一种资产，反而是欧洲软实力的一种负担。

三

其三，有人可能以传统的形式称，欧盟的合理性在于它是一个外交政策的参与者。但是接着我们不得不问：当哈维尔·索拉纳去乌克兰斡旋，他为欧洲说话的权利是什么，获得了什么授权？答案似乎是：尚未批准的宪法条约赋予的预期权力。实际上，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一种混乱合并起来的权力。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期间，代表“欧洲”坐在圆形谈判桌上的是欧盟公共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但是还有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的一名代表、波兰的总统和立陶宛的总统。那些作为国家政府的成员、具有直接民主合法性的人只是间接负责欧洲的外交政策。那些直接负责欧洲外交政策的人只有间接的合法性。

我认为，在此得出的结论似乎很清楚：至于传统的合法性，目前欧盟外交政策展示的欧洲实力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合法。如果你问“这种实力的代表凭借什么权力使其有权让年轻的士兵为了一项政策冒生命危险”，那么像欧盟这样给出的答案会更加不清楚。实际上，哈维尔·索拉纳作为指定的外交部长，在提议的宪法条约中并没有赋予他这样的权力。正如简–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在一篇有关欧洲爱国主义的好文章中所说，“为国捐躯甜蜜又光荣”的格言不太令人信服。

四

接下来这种说法当前在欧洲相当流行，是关于道德价值观，实际上是关于欧洲“社会模式”的优越性：体现社会公平、团结和平等等优于美国的品质的一系列内部安排。对了，顺便提一下，我们没有死刑。因此，比如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最近说：“我们欧洲人很清楚，我们的社会模式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成果。”他说，只有欧洲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特殊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团结生活在一起的特殊方式。

这反过来又与一些独特的“欧洲价值观”有关。我们还可以在伊拉克危机期间由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撰写、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联合署名的宣言中看到这种争论。这是欧洲道德基础的一种定义，将社会公平作为一系列价值观的核心并将欧洲定义为非美国。

这种说法经不起更严密的实证调查研究。首先，我们的社会模式从两方面来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它并不是单一的：事实上，在欧盟的25个成员国（本文写作时的欧盟成员国数量）中，有大量的社会模式，更不用说更广泛的欧洲了。在其杰出的著作《资本主义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一书中，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大卫·索斯吉斯（David Soskice）指出，在如今的欧盟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民主资本主义。他们将它们称为“市场”、“协调的”和“地中海的”。寻找欧洲社会模式的外界人士，像中国人那样，最后意识到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社会模式。因此，他们一点点地吸收，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等拼凑在一起。

第二，欧洲社会模式并非独一无二的原因是它根本不仅限于欧洲。我们所谓的欧洲社会模式可以在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甚至在美国一些更加以福利为导向的州找到相应的版本。我认为，欧洲社会模式显然在道德上占据高地也不可能令人信服。可以肯定的是，在收入平等和福利服务方面要更胜一筹，但通常在就业和创造就业岗位方面要略逊一筹。关于即将称为的“第三种方式”，正如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一次国际对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失业本身也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形式。欧洲在福利待遇方面更好，这是我们能够吸引大量移民的原因之一。欧洲让移民感觉宾至如归的能力不及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太多的福利待遇，这使已经生活在这些社会中的穷人、无依无靠的人和失业者产生了怨恨情绪。当然，就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而言，尤其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核心国家，我们的社会模式也很难说创下了良好的记录。我们可能更善于重新分配财富，但我们并不擅长创造财富用于重新分配。目前，有流行的说法称，欧洲实力的道德基础基于我们独一无二、胜人一筹的社会模式。但综上，这种说法也相当有问题。

五

有人会称，欧洲对有人所谓的国际社会公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即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公平。目前，所有欧盟成员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是美国的三倍多。我们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和《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等。但是我们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农业补贴方面超差的记录彻底撕破了这张皮。

总部位于牛津的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关注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制定了其所称的“双重标准指数”（Double Standards Index）。欧盟因贸易干预和农业补贴而位居双重标准名单的榜首。比如，2000年，欧盟对每头欧洲奶牛的平均补贴为913美元；我们给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每个人的援助为8美元。给一头欧洲奶牛913美元，却只给一个非洲人8美元！与此同时，共同农业政策（CAP）进行了一些改革，我们还有“武器之外的一切”（Everything But Arms）的计划，鼓励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但事实依然是，2003年，共同农业政策仍然占到欧盟预算的46%，是其分配给援助的预算的7倍。世界银行称，如果没有贸易壁垒和农业补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本可以出口到发达国家、事实却在出口中损失的金额估计达1 000亿美元。这是整个经合组织提供的发展援助的两倍。所以说，基于致力于国际社会公平的说法也难以为继。

六

据说，欧洲政策因其尊重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而在全世界独树一帜。实际上，与美国相比，欧盟在程序的合法性方面确实拥有良好的记录。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原因很简单，欧盟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组织或者说一系列国际组织，建立在一部跨国法律之上。由于其性质，它往往会更加尊重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律。（我将单个成员国代表本国所作所为的问题放到了一边：比如，法国在其非洲的前殖民地采取了单边行动。）

更深层的道德问题在于，这种谨慎地尊重国际法律和国际组织有利还是无利，反而阻碍我们防止在我们的大陆上——1992年至1995年在波斯尼亚——出现种族大屠杀。1999年，当我们着手防止科索沃变成“另一个波斯尼亚”时，我们的干预却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在一份优秀的报告中，独立的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总结说，对科索沃的干预“非法但合理”。对于这类干预可能非法但合理的情况，欧洲人需要解决许多艰难又严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亚当·冯·特罗特和1944年7月20日对抗希特勒的炸弹计划的记忆可能有所帮助。诛杀暴君在国际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无论如何，很难想象，诛杀暴君会提前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授权。然而，1944年，试图诛杀暴君是一项具有深远道德意义的行为。

七

欧盟是一种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模式。它将数百年来互相争斗的国家聚在了一起，它们现在决定只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其冲突和分歧。这使来自欧洲许多不同的国家、欧洲反法西斯斗争的许多前成员在1945年后成为欧洲工程的创始人。他们的座右铭是“绝不重蹈覆辙”。或者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动口不动手”。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欧洲实力的道德基础最有力的一种说法。如果我们厌烦了布鲁塞尔那些没完没了的谈判和官僚妥协，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布鲁塞尔的口水是和平的代价。如果我们要向我们年轻的公民讲述欧洲的故事，要回答他们完全合理的问题——为什么是欧洲、欧盟到底是干什么的，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最佳的单一答案必须基于一项有关如果欧盟不存在可能发生什么的反面陈述。很难摆出这个论点，因为这种情况永远无法证明。

然而，在我看来，这绝不仅仅是哈贝马斯关于我们社会模式的看法，而是欧洲在这方面确实独一无二，是一种模式。目前，在地球上还没有其他这样的国家组合。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和东盟（ASEAN）都无法相提并论。这也是欧洲软实力（吸引力）的重要部分。比如，非洲国家组织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States）更名为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绝非偶然。这直接受到了欧盟的影响，不过当然非盟的行动方式无法与欧盟相提并论。这种模式的吸引力有力地向我们的邻国扩散，其中大多数国家希望加入我们，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不仅仅是要获得民主，而是因为，按照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说法，欧盟是一个安全共同体。

八

第八种说法：欧洲创造了一种政权和平更迭的模式。这种说法与其说适用于欧盟现有成员国，还不如说适用于那些位于欧洲大陆但不属于欧盟又希望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欧洲政权和平更迭的模式融合了如下元素：第一是来自基层的和平社会压力，包括大规模的非暴力反抗——所谓的“人民力量”；第二是政府和反对派精英之间的谈判，常常在圆桌上进行；第三是支持性的国际框架。这是一种天鹅绒革命的模式，它于1989年代替了1789年的雅各宾—布尔什维克模式。这种模式在1989年之前已有渊源。人们可以追溯到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以及西班牙和希腊的转型。2000年，它席卷了塞尔维亚，2004年席卷了乌克兰。

在此，对于这种政权和平更迭的模式，我只想说明两点。第一点是道德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在讨论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导致共产主义终结时，波兰反对派领导人和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表示，他们从欧洲历史吸取的教训是，那些以攻占巴士底狱起家的人最终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巴士底狱。与雅各宾—布尔什维克“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相反，这种新欧洲模式坚持认为手段也决定目的。因为你选择的手段可以非常腐败，所以它们确保了预期的目的其实永远无法达到。在我看来，这确切地说是欧洲20世纪的远见卓识。这种远见卓识可以成为跨大西洋的艰难对话的重要部分，谈论更广泛的中东转型。欧洲和美国对该对话的真正贡献是：我们完全赞同你们的目的，我们的问题在于你们选择的手段。

第二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三十年间，从1974年的葡萄牙到2004年的乌克兰，民主的希望和欧洲的希望携手并进。无论欧盟内部的民主缺陷如何，在外界看来，对于邻国而言，欧盟一直是民主的催化剂和倡导者。那些和平革命的口号一直是“回归欧洲”。有的国家走向民主就是为了“回归欧洲”，确切说是为了加入欧盟。加入欧盟，你也就获得了脆弱的民主。欧洲和民主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九

因此欧洲是一种规范力量。在其有关中国人权政策的著作中，罗斯玛利·弗特（Rosemary Foot）将美国和欧盟描述成世界两大“规范企业家”——规范的创造国和出口国。这是描述欧洲所作所为的另一种方式，参考了一些或多或少经得起历史考验、有关什么是欧洲人的说法。但是，在不渴望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和渴望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家（这些国家我称之为欧元候选人[europapabile]）之间，欧盟为在经济关系和尊重人权之间创造联系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具有巨大差异。对于一些遥远的国家，欧盟还是相当不一致。不一致体现在对于缅甸和中国采用不同的标准。不一致还体现在我们利用这些标准的方式上，特别是因为每个欧盟成员国都坚持采用自己的方式。有人认为，在与中国关系的处理上，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所作所为形成了对比。因此，我们的政策支离破碎、不一致、不断变化。

相比之下，我们对待那些渴望加入欧盟的邻国和已经成为欧盟成员国候选人的方式，非常行之有效和引人注目。当我们提及“干预”国际关系时，我们往往会想到军事干预，像在科索沃或者伊拉克那样。但事实是欧盟在中欧和东欧大规模干预了邻国的内政，现在还干预了土耳其的内政。从“赫尔辛基进程”（Helsinki Process）到欧盟成员国的“哥本哈根标准”（尤其是第一条哥本哈根标准：民主、法治和人权），欧盟大规模参与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转型。这种转型实质上与美国在占领伊拉克时所作的一样——但在这里，政权更迭是以同意为基础的。这是欧洲独特的诱导力：欧洲实力的第四个维度。

在某个特定的国家体现欧洲实力——从欧盟的实力意义上来说——的最伟大时期是在该国加入欧盟后不久那段时间。一旦你成为成员国，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近乎垄断了意大利的地面电视，这在欧盟成员国的候选人中是无法接受的。如今的意大利可能无法成为欧盟成员国，但是，一旦你成为欧盟成员国，欧洲力量的限制效力要小得多，如果你是一个较大的成员国，更是如此。

无论如何，这种诱导力的问题在于，它只适用于那些显然希望加入欧盟且欧盟准备接受其成为成员国，或者至少准备用一定程度的确切口吻表示希望接受它们成为成员国的国家。我在此特别想到了土耳其。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前景一消失，我们的规范力量就会蒸发，或者至少说大大削弱。即便在地中海所谓的“巴塞罗那进程”中，欧洲的规范力量也大大减弱了。

十

1948年5月，在海牙的欧洲大会上，康德霍夫—卡利吉伯爵说了如下令人难忘的话：“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欧洲是一种手段，没有目的。”欧洲是一种手段，没有目的。这么说，欧洲不仅以其关注手段和目的为特色，还以其本身只是实现更高目的的一种手段的事实为特色。许多现代的欧洲人忘记了这位欧盟创始人的远见卓识。对于他们来说，手段成了目的。但是欧盟像德国统一一样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欧盟应该是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是走向伊曼纽尔·康德在其精彩的论文《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世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中所说、我引用的“die vollkommene bürgerliche Vereinigung in der Menschengattung”——大意为“一个完整的人类文明联盟”——的垫脚石。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地将欧洲工程看作普世规范的倡导者，那么有一种逻辑会导致欧盟不断地扩张。按照这种逻辑，每次扩张会带来下一次扩张。一种超凡的模式已经出现，按照这种模式，许多国家从历史上来看是彼此最大的仇敌，在扩张的过程中变成了彼此最亲密的盟友。因此，德国曾是波兰成为欧盟成员国最强有力的倡导者；希腊成了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另外，现在波兰是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最有力的支持者。正如我所说，有一种强大的逻辑引导着一步走向另一步，总是认为达到了“哥本哈根标准”。因此，到2024年，我们可能不仅要面对乌克兰是否成为欧盟成员国的问题，还要面对土耳其的邻国伊拉克是否成为欧盟成员国候选人的问题。当然，还有以色列。有人可能会有点夸张地说，欧洲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政府不断扩大的核心。

为什么不是如此呢？因为这个核心不会是硬的。它是软的并且会日益变软。这样扩张会导致欧盟完全不一致，毫无基于一些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和共同政治身份要素的团结可言，当前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显然基于此类要素。如果哪儿都是欧洲，那就哪儿都不是欧洲。然而，我不相信，康德的这一绝对律令如果获得了恰当理解，还会必然导致一种无限扩张的前景。它反而应该引导我们迫切考虑一下，欧盟可以为不是其成员国候选人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成为候选人的邻国做些什么，这样一来，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欧洲就无法使用其独特的诱导力了。其次，如果本着康德霍夫—卡利吉伯爵的精神——欧洲是一种手段不是一种目的，我们把欧洲当作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那么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这种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和其他建造自由世界的基础材料——从美国算起，但是还包括其他说英语的民主国家，再到所有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当然还包括联合国——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

现在，你可能觉得这个结论正在迅速接近我们在英语中所说的“天上的馅饼”（pie in the sky），或者德语中更有礼貌、更加诗意的说法——Zukunftsmusik（远在天边的幻想）。对此，我没什么可辩解的。我们可以从德国抵抗希特勒和中欧异见分子对抗共产主义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现实主义还不够。以1944年的德国、1984年的波兰或者2004年的乌克兰为例，自称的现实主义者最终都不现实，理想主义者反而是更好的现实主义者。在国际事务中，要既符合道德又实际有效地思考和立即行动，其面临的挑战是恰当地融合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因地制宜。我们要双脚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

2004年

[1] 本文由亚当·冯·特罗特纪念讲座的内容整理而成，该讲座由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和曼斯菲尔德学院主办，在曼斯菲尔德学院的小教堂内举行，因此第一部分中提到了小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窗。

[2] 通常认为是732年，但两位法国学者认为实际上是在733年；详见罗伊（J. H. Roy）和戴沃塞（J. Deviosse）的《普瓦捷战役——733年10月》（La Bataille de Poitiers—Octobre 733），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6年。

孪生兄弟的新波兰

民族可以比人民更幸运。人民只能年轻一次。他们抓住机会或者错过机会，接着慢慢变老死去。尽管浪漫的民族主义者喜欢用拟人的手法——“年轻的意大利”、“年轻的德国”，从某些重要意义上来说，民族能够“活”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由真正或者设想出来的政治地理学和共同经历的连续性维持。它们可以“病怏怏”或者“老态龙钟”数百年，但接着还可以焕发活力和青春。

如今的中国是一个例子，西班牙是另一个例子，波兰是第三个例子。两百年来，从18世纪末第一个波兰“共和国”（其实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君主专制政体）像圣诞节的火鸡一样被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帝国瓜分，一直到20世纪末波兰实现完全独立（边界截然不同），波兰人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只有二十年的脆弱自治：即他们的“第二个共和国”，从1918年到1939年。

波兰的常态似乎是被占领、落后、沮丧和力求摆脱外国控制。它开始以忍耐力、文化的生命力和英勇但不屈不挠的抵抗的美德著称。其白鹰被外国的箭射中，流出的鲜血让红白两种国家颜色焕然一新。其英雄是烈士。连像诺曼·戴维斯这样同情波兰事业的历史学家也在1983年写道：“波兰通常政治失败，经济混乱，落于人后。”[1]

关注今日波兰的任何人肯定会得出该国的基本形势已经转变的结论。如今，波兰是一个自由国家。与这片亲密无间的大陆上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波兰是一个主权国家，自1999年以来在北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2004年5月1日后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一些分析人士已经将波兰列为欧盟25个成员国中的“六大国”之一，其他五国分别为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自1990年恢复独立以来增长了50%左右。年轻的波兰人——超过40%的人口在三十岁以下——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其中成千上万的人现在在英国等欧盟成员国内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如果我踏出牛津大学的前门，很可能会遇到一名在这里学习或者在当地咖啡馆打工的波兰学生。[2]

1979年，我首次去波兰的时候，纳粹党人占领和斯大林迫害的记忆仍然萦绕着该国。一天晚上，我从华沙的一家餐厅出来发现，有人故意放掉了我汽车前轮的气。我的房东说：“他们一定认为你是德国人了。”在如今十几岁的波兰人当中，这些记忆已经远去，因此手机上要求短信服务的俚语词组是“给我派个保镖（SS man）”（译按：SS man是指纳粹德国时期政府高官的保镖）[3] 。

一

如果你问波兰的历史何时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一个答案是1980年8月14日星期四9点左右。当时一名叫莱赫·瓦文萨的年轻失业电工，跳出位于波罗的海格但斯克港口的列宁造船厂围墙，抢到了一场职业罢工的领导权，该罢工诞生了一场称为团结工会的运动。瓦文萨自己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1978年10月，当时克拉科夫的红衣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被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抵抗精神不仅在波兰增强了，而且在整个中欧也增强了。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愤怒的是，瓦文萨将欧洲共产主义统治终结的历史功绩分配如下：50%归功于波兰教皇，30%归功于团结工会运动和其他中欧的解放运动，20%归功于戈尔巴乔夫和改革。

“Kurcze， panie！”（礼貌点可以翻译为“真该死，先生！”）他告诉我，“我在这些事件中看到了上帝之手！”[4]如果那个8月的早上像他及同伴原本计划的那样，试图早几个小时在早上6点的时候到达造船厂，那么秘密警察可能已逮捕他了，但他迟到了。他不记得迟到的原因了。罢工差点泡汤，但这也是好事，因为最终成立了好得多的罢工委员会。他一边用整只手臂富有激情地做手势，一边发出他富有特色、爆炸性的惊叹。“后来，在斗争中，处境多么尴尬……这个世界上谁能这样扭转乾坤？……只有上帝之手！”

六十二岁的瓦文萨精力充沛、身材魁梧、面色红润，嘴角两侧仍然留着粗长的胡子，与该国首次尝试民主时期的古老画像中胖胖的、挥舞着军刀的18世纪波兰贵族越发相像。前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领袖、前波兰总统仍然滔滔不绝，他的语言一如既往地生动形象、无法模仿，几乎无法翻译。在言语中不仅有精彩的幽默片段，还闪耀着脚踏实地的智慧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它们提醒你，莱赫·瓦文萨可算是屈指可数、天赋异禀、受人欢迎的领导人。

无论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终结的历史功绩的公平分配是怎么样的，1980年8月团结工会运动的开创性贡献巨大，因此二十五年后，2005年8月，乘坐飞机的前政治领导人和现任政治领导人在格但斯克的莱赫·瓦文萨国际机场走下飞机庆祝周年活动。前来庆祝的人包括瓦茨拉夫·哈维尔、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Baker III，代表大小布什两位总统）、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德国总统、塞尔维亚总统和欧洲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

他们在一张巨大的蒙太奇照片前演讲，在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骨牌是一张1980年他的工友高举莱赫·瓦文萨的照片，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代表1989年的波兰（苏联集团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成立）、布拉格的天鹅绒革命（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塞斯拉斯摇他的钥匙）、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尤先科），最后一张基本上隐藏的多米诺骨牌描述的是另一个革命群体，我无法认出他们的国籍，但可能代表白俄罗斯。许多演讲者都表达了与白俄罗斯（欧洲最后一个独裁国家）受压迫的人们的团结之情，并且希望在那里也发生类似的变革。

这个过去二十五年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版本，不像随附的口号“今天诞生于格但斯克”那样只体现了波兰以救世主自居的情结。实际上，像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会指出，这一系列的成功有许多开创者。然而，事后一想，我们可以说，波兰1980年至1981年的革命是第一场天鹅绒革命。尽管1981年12月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General Wojciech Jaruzelski）实施了戒严令，但团结工会幸免于难——不过只是没全军覆没而已，许多领导人都被逮捕了，后来1988年通过更进一步的一波罢工东山再起。它的卷土重来让波兰成为1989年中欧和平革命中的第一场，还有第一次随之而来的圆桌谈判，在那次谈判中，共产党统治者和反对派领导人谈判，实现了向民主的和平过渡。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肯定了1989年革命的重要性，它推进了最近一波革命（有时被称为“颜色革命”），从2000年在塞尔维亚推翻米洛舍维奇，到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再到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

所以2005年8月在格但斯克可以庆祝一番。但在庆祝的背后和场外，新波兰对其近期的情况喜忧参半，对未来忧心忡忡。我从格但斯克（不再是列宁）造船厂附近庆祝的人群中离开，回到了2号门，瓦文萨过去常常在这扇门的上面给人群发表风趣幽默又鼓舞人心的演讲。这扇蓝灰色的门再次装饰上了约翰·保罗二世的肖像、琴斯托霍瓦的黑圣母、红白色的国旗和鲜花，与记忆中我1980年8月抵达这里目睹历史性罢工时的情况差不多。但有三个地方不同。现在在入口的右侧是自动取款机。在门的后面是一片破旧的大楼、瓦砾和杂草组成的景象，现在在这家造船厂（目前由一家叫EVIP的公司拥有）工作的工人还不到3 000人，在共产党鼎盛时期，雇佣的工人超过15 000人。在这扇门的前面一个巨大的木制枷，过去用于枷罪犯。其三个枷头的三个孔上枷着穿着黑色制服、白色衬衫和照片作为脸的稻草人。下面写着“马克·罗曼（Marek Roman），EVIP公司的总裁——盗贼”、“雅努什·斯兰塔（Janusz Szlanta），前总裁——盗贼”、“耶日·莱万多夫斯基（Jerzy Lewandowski），现任总裁——骗子”。后面庆祝的人群合唱着歌颂和平、宽容和爱情的歌曲。

二

在团结工会运动周年活动后两个月内，波兰人选出了新议会和新总统。2005年9月，选举的投票率刚好超过40%，他们将大部分选票投给了名为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的中右翼政党，更加自由的公民纲领党（Civic Platform Party）位居第二。十多年来，主要由共产党的前成员——自1989年来以“后共产主义者”著称——领导的民主左派联盟党（Left Democratic Alliance）一直是执政党，在9月的选举中，其在议会中的席位从217席大幅降到了55席。一个月后，在总统大选的第二轮选举中，选举的投票率刚好超过50%。大部分参加投票的选民选择了法律与公正党的候选人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而不是公民纲领党的领导人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

这两大中右翼政党（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接着并没有就联合政府达成一致，之前它们都表示将组成联合政府。相反，法律与公正党创建了一个少数派政府，该政府将依赖两个更加极端、民粹主义的、信奉天主教的政党（即所谓的自卫党和波兰家庭联盟党）在议会的支持，它们都反对经济和社会自由主义，对欧盟抱有深深的怀疑。总理是相当一本正经、之前当过老师的卡齐米·马辛基维茨（Kazimierz Marcinkiewicz），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总理宝座的幕后掌权人是法律与公正党的党魁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的孪生兄弟。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欧洲大国由一对孪生兄弟有效掌管的奇观，这对孪生兄弟几乎一模一样，很容易认错（莱赫的鼻子一侧有一颗明显的痣）。他们出生于1949年。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后不久，他们的父母在反纳粹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抗争中战斗过，并将这种爱国斗争的巨大遗产传给了他们的儿子。十二岁的时候，这对金发孪生兄弟就在一部名为《偷月亮的两个人》的儿童电影中担任主演。这部电影的DVD在波兰成为畅销品。我在华沙的时候买了一张，亚切克（Jacek）和普拉切克（Placek）（他们在影片中的名字）确实是一对魅力十足的“淘气包”。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两兄弟就认真地参加了波兰反共产主义的反对派。留在华沙的雅罗斯瓦夫参加了一个主要的民主反对派“保卫工人委员会”（KOR）。莱赫搬到了格但斯克，他在那里学习法律，并帮助波罗的海沿海的工人组织独立的贸易工会，对抗共产主义国家。一些朋友叫他莱谢克（Leszek），从而与他们当中的另一个莱赫——电工莱赫·瓦文萨——区别开来。

莱赫·卡钦斯基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是团结工会在格但斯克的一名活动分子，1981年实施戒严令后，在秘密抗争的那些年里，他仍然相当活跃。我记住他是在一场1988年的罢工中，该罢工占领了格但斯克造船厂。这为1989年的圆桌谈判铺平了道路，他也参加了那次谈判。共产主义终结后，1990年，他支持莱赫·瓦文萨成功竞选总统，但是后来因为在个性和立场方面的严重分歧而与莱赫·瓦文萨分道扬镳。自那以后，他和他的孪生哥哥一直活跃在波兰后团结工会时代的右翼政坛，努力组建一个能够胜选的政党。瓦文萨轻蔑地称：“他们一生都致力于获取权力！”现在他们成功了。

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比莱赫早出生45秒，是一名技艺超群、毫不妥协的幕后政治战略家。据说，他那总体上较温和的弟弟对他敬畏有加。莱赫当选总统后，在其胜选演讲中向他的兄长暨党魁致谢，并以一位士兵向指挥官报告的形式作结。他说：“主席先生，报告：任务完成。”

关于他们的名字缩写（kaczor，意思为“鸭子”，严格地说是“公鸭”）的文字游戏带来了许多关于鸭子的笑话，尤其在较年轻、更加自由或者左翼的波兰人中间，他们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手机上的短信传播这些笑话。有人可能会说，现在的波兰就是《鸭汤》[5]的翻版。它从马克思变成了马克斯兄弟。德国媒体的一些评论人士评述这一轮转变却没有那么幽默，表示这位新总统不仅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民族主义者，强烈反对堕胎和同性恋，还受到了反犹太主义的不良影响。我的一些犹太朋友，他们自从莱赫·卡钦斯基早年当异见分子时就认识他，已经三十年了，他们强烈反对那种旧式反波兰模式的复兴。他们说，就卡钦斯基来说，事实绝非如此。实际上，他们表示他接受天主教的民族主义，至少在基于任何深刻的个人信仰的同时，体现了战术性和战略性，将此视为在波兰成立有效右翼政党的唯一方法。

然而，公允地说，新总统一贯都对德国和俄罗斯持怀疑态度，更不用说欧盟了。他不会说任何外语，在当华沙市长期间非常不愿意寻找外国人签协议。此外，他深受有关国内和国际政治阴谋论的熏陶，能够看到安全服务中看不见的手，这是其他人发现不了的。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奥斯特（David Ost）所说，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著名分析一致，卡钦斯基及其盟友代表波兰政坛中的“多疑风格”。[6]

1980年“八月波兰”过去二十五年后，波兰最终由一对孪生兄弟领导，他们是团结工会右翼传统的真正代表，但却通过利用某些人的不满上台，这些人对1989年团结工会胜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感到不悦。他们将这些不满串成了一种论述，这种论述与后团结工会时代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自由人士（过去十六年，波兰基本上由这些自由人士领导）讲述的富有说服力的成功故事截然不同。[7]比如，杰出的历史学家、前团结工会顾问、1997年至2000年担任外交部长的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Bronisław Geremek），以及谈吐清晰、稳扎稳打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自由派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等人，他们能够说流利的英语、法语或者德语，不厌其烦地向世界解释，波兰如何开创共产主义向自由民主和平转型的先例，如何在用繁荣的自由市场代替旧计划经济的同时，达到欧洲尊重人权的标准。无论有什么不足之处，这个成功的故事本身大大促进了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吸引外国投资的外在成功。

然而，连最乐观的波兰自由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向资本主义过渡在人力方面所付出的代价高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市场价格的引入，以及来自西方进口商品的竞争导致许多波兰人失去工作。目前，失业率在18%左右。在欧盟，波兰的就业率创下了最低纪录，在十五岁到六十四岁这个年龄段中，只有一半人（51.7%）就业。[8]其中损失最惨重的人就是那些对团结工会运动的胜利贡献最大的人：工人。1980—1981年的波兰革命可能是我们最近看到的真正“工人”革命。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在纪念活动的演讲中表示，波兰18世纪争斗不休的贵族摧毁了该国自己缔造的“贵族民主”，而20世纪的工人也摧毁了苏联强制实施的“工人国家”。但是如今，如果你与工人和失业的格但斯克造船厂前工人交谈，其中大部分人都相当愤怒和失望。

尽管一些波兰人变富裕了，但更多波兰人变穷了。世界银行的一份最近报告显示，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导致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数增多。[9]瓦文萨非常言简意赅地表示：当时，人们有安全保障但没有自由，现在他们有自由但缺乏安全保障。当时，他们拥有强制的平等，现在有人是百万富翁，但其他人贫困交加。此外，他补充说，“那个百万富翁的赚钱方式可能并不是最干净的……”

与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如今波兰的财富常常始于法律不清楚的时期，当时，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被废除，许多野心勃勃的人，其中一些是后共产主义者或者与安全服务部门有良好的关系，获得了商品。如果现实通常是黑暗的话，那观念，尤其是过渡中的“输家”的观念更加黑暗。正如格但斯克造船厂前那些新中世纪的木制枷（“现任总裁——骗子”）所示，许多普通的波兰人坚信，任何富裕的人都是盗贼或者骗子。

这与卡钦斯基兄弟指出的另外两种普遍的不满有关。第一种不满是感觉在1989年之后在如下方面做得还不够：让公众反思共产主义的过去、清除安全服务机构、让共产党政权中参与镇压的人退出公众视野。波兰没有南非或者拉丁美洲式的“真相委员会”。相当于德国 “高克管理局”（Gauck Authority，为受害者提供秘密警察的档案）的机构，五年前才刚刚运行。与此同时，公共视野中的重要人物被指控早前曾与共产主义的安全服务机构狼狈为奸，这动摇了波兰尚年轻的民主。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总理约瑟夫·奥莱克西（Józef Oleksy）就因这种指控而辞职。

第二种相关的不满是波兰的国家危机，人们觉得整个国家弱小、臃肿、缺乏效率，很可能走向腐败。新总理义正词严地谈到了“百慕大四边形”（Bermuda quadrangle），即腐败的政客、秘密警察操作者、生意人和罪犯。在这方面主要的政治目标是后共产主义者，他们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得理智而负责，但在国内身陷一系列见不得人的钱权交易丑闻。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所谓的“雷温事件”或者说“雷温门”，在这起事件中，一位电影制片人承诺，拿1750万美元来，“集体控制权”（该词组在波兰已经臭名昭著）将修改管理大众媒体的预定法律。

卡钦斯基及其顾问巧妙地结合了这些普遍的不满，进而呼吁在波兰发起一场“道德革命”。莱赫·卡钦斯基是一位法学教授，拥有辉煌的履历，担任过司法部长和国家审计局局长，其政党的名称——法律与公正党——也暗示着这对兄弟将重整波兰的法纪，给波兰社会带来公正。实际上，他们更进了一步。他们最成功的一份竞选海报的内容是，莱赫·卡钦斯基展现出一副慈祥、年长、专业的形象，在堆满书籍的书房中挥舞着一支笔。下面写着“第四共和国的总统”。

这是一份政治营销的优秀作品，但是一名真正的保守人士本应该更加清楚的。大多数波兰人将1989年之后出现的主权民主国家描述成“第三共和国”，从而否认了1945年后共产主义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作为真正波兰共和国的尊严。人们对于第三共和国到底何时开始意见不一，是1989年6月4日，该国首次半自由的选举导致波兰的共产主义有效终结的时候吗？是1989年9月，团结工会顾问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成立自1945年以来首个非共产党政府的时候吗？是1990年1月修改宪法，重新使用旧名称——波兰共和国的时候吗？是1990年12月，新共和国的新总统莱赫·瓦文萨，选择从1918年成立的第二共和国的合法继承人、位于伦敦的流放政府的总统那里，而不是从戒严令的设计师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总统、事实上的前任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那里，接受官衔的时候吗？

不论确切的成立日期是哪天，1997年颁布并通过全国公投的新宪法称，第三共和国已经存在并将持续存在。现在卡钦斯基兄弟想修改该宪法，但是在其提出的修改中，即使假设他们能够让这些修改被议会通过，也无法证明这将成立一个新共和国的说法合情合理。

然而，作为赢得选举的工具，“第四共和国”的口号能够非常有效地与对整个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掌权的“政治阶层”的普遍不满遥相呼应。民调组织民调研究中心（CBOS）表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波兰民主的运作方式不满意。现在高达40%的人同意“强人掌权要比民主政府好”的说法——这是自恢复独立以来的最大比例。[10]低选举投票率也反映出了这种幻想的破灭。

卡钦斯基及其政治盟友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尽管他们称将改头换面，但他们本身一开始就是波兰第三共和国这个名誉扫地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他们一上台就开局不利，争吵不休、失败的联合谈判，正好体现了他们宣称要摈弃的、不光彩的争权夺利。首篇有关他们属下腐败丑闻的报道正出现在波兰媒体中。同时，他们承诺的“道德革命”被期望通过清除警察和安全服务机构、公布与共产主义的秘密警察狼狈为奸的官员名单和在十年内自动解除那些合谋者的公务员身份来进行。很有可能对更多的共产党高官进行审判。我与现年八十二岁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交谈时，他心酸地告诉我，他预计要在“被告席上”度过余生。[11]在选举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律与公正党作出的实质性改善的承诺无法兑现，“如果人们无法获得面包，他们必须有马戏”。他希望成为马戏的一部分。

这种“道德革命”的另一面，对于那些了解美国的人来说，似乎更为熟悉。波兰保守人士特别看重宗教和社会问题，尤其反对堕胎和同性恋。作为华沙市市长，莱赫·卡钦斯基禁止男女同性恋“平等游行”，其他市长现在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这引发了抗议。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团结工会组织出面守护该市的“平等游行”，另外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一名法官作出裁决称，这一地方禁令不合法。与此同时，波兰欧洲议会的保守成员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厦举办的一场展览，将堕胎比作纳粹集中营的屠杀，让一些同僚震惊不已。

美国有著名的“红色”州和“蓝色”州之分。在总统选举的地图上，波兰可以分为“橙色”和“蓝色”区。橙色代表该国更加自由的区域，更加喜欢唐纳德·图斯克；更加保守的蓝色区域偏向卡钦斯基。该国的西北部，包括德国边界上的什切青和波罗的海上的格但斯克，主要是橙色区。除了首都华沙是个主要的特例外，波兰的中部、东部和东南部基本上是蓝色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社会经济的划分，因为东部和东南部较贫穷。但历史学家指出，波兰被瓜分期间，现在该国的橙色区主要由德国统治，而蓝色区主要由俄罗斯和奥地利统治。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欧洲，非常古老的分界线再现于新政治版图上并不是第一次，好像是用看不见的墨水画着似的。

与美国的红蓝之分一样，现实在地理和社会方面都更加复杂。但是经历这些选举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个波兰”的感觉：一个更加自由、都市化、包容和对外开放，另一个更加保守、宗教化、褊狭和内向。

三

在卡钦斯基兄弟的领导下，这个第三多一点的共和国会怎么样呢？这对孪生兄弟及其阵营最多能在加强国家管理和法治方面有所作为。他们可以解决共产主义过去的顽疾，只要表现得现在对此做不了什么。他们可能从不稳定、鱼龙混杂的右翼集团中成立稳定的波兰版基督教民主党，而不是像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在西班牙人民党中做的那样。他们最好还能提高该国的经济活力，稍微降低税收，同时控制庞大的预算赤字，如果在社会方面保守的话，可以继续保持波兰作为欧盟现实和建设性的成员。

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会掌管一个虚弱的少数派政府，迅速带来新一轮的丑闻；进行不公平的政治迫害，而不是谨慎地审视共产主义的过去；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过民族主义的保护主义让外国投资望而却步；毁掉波兰成为塑造欧盟未来“六大”成员国之一的机会。他们迟早会步前任执政者的后尘，众叛亲离，接着受到不满选民的惩罚。

根据波兰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标准，这些也算不上巨大的选择。即使卡钦斯基兄弟表现出现最差的情况，该国的独立、政治自由和安全，也会像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年轻的波兰人对此了然于心，这就是他们的反应各式各样的原因：抗议、用脚投票、开“鸭子”玩笑等。

民族要比人民幸运。但在特定的时间，最重要的是组成国家的每个人的幸福。诚实需要坦然地承认，对于数百万波兰人来说，尤其是工人、穷人和老人以及那些生活在南部和东部的人，1989年以来的这些年一直充满痛苦和失望。对于他们来说，自由的现实与梦想截然不同。

然而，还有另外一面。团结工会运动周年活动的再聚首带来的一个惊喜是，不仅可以遇到新老朋友，还可以遇到他们的孩子——现在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已经二十岁出头了。早在1980年，我和我的波兰朋友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那时年轻的波兰人的政治可能性和生活机会受到的限制要比年轻的英国人多得多，简直无法比较。在我们的孩子一代，情况已经不再如此。如今，正如我每天在牛津大学看到的波兰学生和打工的学生那样，积极进取的年轻波兰人的生活机会可以与年轻的英国人相提并论，绝不仅仅是那些拥有优越背景的人才享有。总有些东西赢了。

2006年

[1] 详见诺曼·戴维斯，《欧洲的心脏：与波兰当代有关的历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462页。序言写于1983年。

[2] 英国一直特别欢迎来自中欧和东欧所谓的“欧盟新成员国”的工人。自从2004年5月1日它们加入欧盟以来，在逾二十九万正式申请在英国工作的人当中，大约有十七万人来自波兰。详见2005年11月23日《卫报》的报道。如果二十九万人真的在英国工作，这相当于该国总劳动力的1%。

[3] 这是我华沙的朋友在谈到他们自己年轻的孩子时告诉我的。这在一本富有吸引力的波兰年轻人新俚语使用指南中得到了证实，用的是波兰的发音“esesman”，详见鲍尔泰克·查茨斯基（Bartek Chaciński），Wypasiony： Słownik Najmłodszej Polszczyzny，Kraków：Znak，2005年，36页。

[4] 引自2005年11月10日在伦敦的对话。下文瓦文萨的话也引自该对话。

[5] 《鸭汤》是一部由马克斯兄弟主演的喜剧片。——译注

[6] 详见大卫·奥斯特，《团结工会运动的失败：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愤怒和政治》（The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5年，187、229页。

[7] 当然，现在“自由”这个词在欧洲和北美不同的背景中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但大多数政客都普遍支持经济自由主义（坚信自由市场，有时又称为“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与“左翼自由”差不多）和文化自由主义（有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某种组合；因此“自由”似乎是一个恰当的简便词。

[8] 真正的就业数字，包括黑色经济和那些在国外工作的人，可能要更高一些。

[9] 世界银行：《增长、贫穷和不平等：东欧和前苏联》（2005），基于世界银行：《加入欧盟前的波兰的增长、就业和生活水平》（2004）。

[10] CBOS所作的调查详见www.cbos.pl和2005年12月16日的《选举报》。

[11] 2005年11月5日，华沙的对话。

帝国的变迁

在蒂拉斯波尔（Tiraspol）列宁大街的一个咖啡馆里，我坐在三位穿着深绿色克格勃制服的靓丽女军官边上，有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想法：苏联会加入欧盟吗？

超现实的准国家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Transnistria）从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的东岸分离出来，乍一看像是旧苏联的一个缩影。在首都的中心，一尊巨大的列宁红石像自豪地矗立在最高苏维埃面前。在10月25号大街（以1917年的俄国革命命名）上有一辆放在底座上面的服役坦克。在“先锋馆”内，展板上展示着饱经风霜、挂着勋章的苏联老战士向如饥似渴的年轻人解释“没有战争多美好”！不仅在列宁大街上，在苏联大街、共产主义大街、和平大街上，每三个人中似乎就有一个人穿着制服。这些女军官精致的化妆、油光发亮的染发、高跟皮鞋与他们原始的制服相得益彰，她们的肩章表明她们隶属于国家安全部（MGB），但人们还是非正式地称她们为克格勃。在每个政府办公室里都有一名闷闷不乐的秘书、一株盆栽和一幅装在镜框里的领导人画像。

这让我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但是再稍微仔细一看，情况并非它们表面看上去那样。在先锋馆的地下室里，孩子们在玩西方的电脑游戏：古墓丽影（Tomb Raider）、坦克赛车（Tank Racer）。10月25号大街上的商店包括阿迪达斯专卖店和一家装饰着放大的美国摩天大楼巨型照片的快餐店。沿着大街，有一个庞大的新建体育馆，该馆由当地最大的公司建造，名字为“县治安官”（Sheriff），以向拓荒前的美国西部边境的执法官致敬。在蒂莫蒂酒店（Hotel Timoty），接待员塔尼亚（Tania）穿着有弹性的白色运动服，上面印着杜嘉班纳（Dolce e Gabbana）的商标。当然不是真品。她向我解释说，这个酒店的名字——蒂莫蒂——在俄语中代表蒂拉斯波尔—莫斯科—蒂拉斯波尔（TIraspol-MOscow-TIraspol），表明了与俄罗斯首都的重大关联。

连底座上的坦克也讲述着一个新故事，它纪念的并不是苏联1941—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而是1992年的英雄“之战”，在这场战斗中，这片严重苏联化、基本上说俄语的土地上的当地部队，在俄罗斯第十四军的协助下，从摩尔多瓦当局获得了实际自治。摩尔多瓦当局将拉丁语而不是西里尔文字作为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的官方语言，正试探性地将德涅斯特河以西的领土重新向罗马尼亚、欧洲和西方靠。自那以后，该实体在英语中最为方便地称为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即德涅斯特河以西地区），其俄语的名称可以直译为“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多瓦共和国”。它拥有自己的国旗、国徽（锤子镰刀形）、国歌、总统、议会、穿着制服的边界守卫、安全服务机构、警察、法庭、学校、大学和宪法——大多数国家的特质，但没有得到国际认可。

其总统伊戈尔·斯米尔诺夫（Igor Smirnov）看上去像是浮士德博士和临时牙医的结合物，掌管着充满压迫和腐败的政权，靠实际上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提供的免费能源、一小部分俄罗斯军队和一些当地工业——包括军工厂，据说还有不少非法的武器走私和人口贩卖——来维系。尽管最近有人向秘密从事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出售一枚装备“脏弹”弹头的后苏联火箭导弹（post-Soviet Alazan missile）的事情可能是骗局，但西方相关专家认为，无赖政权和潜在恐怖分子的武器确实是从或者通过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获得的。

然而，目前，斯米尔诺夫的政权备受压力。在其西面，国际认可的摩尔多瓦总统（尽管他自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正在努力向欧盟和美国靠拢。它的另外三面是乌克兰，在那里，橙色革命带来了一位更加亲西方的总统，对填补这种黑洞更加感兴趣。欧盟和美国正在再次寻找可能的协商解决方法。斯米尔诺夫在国内也面临一些反对势力，该反对势力受到了强大县治安官寡头的部分支持。连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也有最微弱的橙色气息。

坐在维护人权基金会简陋又寒冷的办公室里，亚历山大·拉琴科（Alexander Radchenko）告诉我，斯米尔诺夫“拥有斯大林或者萨达姆·侯赛因拥有的权力”。他和其他议员想修改宪法，从而允许他们弹劾总统和加强宪法法庭等。他收到过威胁电话：“你会葬身于德涅斯特河。”然而，更进一步的询问发现，矮小而强壮的红军前政治委员真正喜欢的与其说是“回归欧洲”，还不如说是回归苏联。他微笑的时候露出了几颗金牙，称：“当然，在苏联，有和平、人与人之间有友谊还有福利。没有人失业，没有人无家可归，没有人吸毒上瘾，没有妓女，没有人口贩卖。”他说，斯大林死后不久，情况便开始变坏。这是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式的橙色。

像我一样，对于不是丁丁迷[1]和神秘东欧冲突行家的任何人来说，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有什么重要性？或许没有什么重要性——除了生活在那儿的人们，从那儿残忍贩卖过来的妇女，以及那些被出自那儿的武器杀死的人。然而，它还凸显了一种历史发展，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觉察到了一半，这种历史发展促进了过去二十五年我们在欧洲目睹的许多变革，如今依然在促进欧洲的变革。

这种发展是俄罗斯帝国的兴衰。首先，有可能相信，这只是苏联帝国而不是俄罗斯帝国的衰落。当你到达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这已经不再可能。在蒂拉斯波尔的市中心有一尊陆军元帅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的巨大雕像。这标志着在18世纪末，这位伟大的沙皇将军征服了这片土地并建立了这座城市。在此，不仅苏联帝国正在衰落，沙皇帝国也在衰落。

如今，我们欧洲人有三种选择。我们可以把这类领土当作黑洞，置之不理。我们可以让美国成为新的帝国力量。或者我们可以决定，与美国拥有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的欧盟应该逐渐扩张，进而给前苏联的这些地区带去更多的自由、尊重人权和长期的繁荣前景。当然，前提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希望这样。

然而，欧盟是人类历史上最不主动的帝国。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扩张已经导致像法国这样的核心国家投了反对票。如果欧盟不扩张吸收前苏联的更多地区，像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这样的地方将依然是黑洞。如果这样做，欧盟将有步前苏联后尘的风险。德涅斯特河左岸像红军的火箭光芒一样，这是我们透过它看到的两难困境。

[1] 埃尔热在比利时的《20世纪报》副刊创造了他的丁丁世界，丁丁是一名小记者，身处每一个现实世界的冲突地：苏联、刚果、美洲、远东等。——译注

为什么英国在欧洲

根据历史、学术传统和相关国家的语言，“为什么‘某国’在欧洲”这一问题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回答。比如，如果我们问为何法国在欧洲，一名法国的学者可能会回答：“因为不在欧洲的法国就不再是法国了，没有法国的欧洲也不再是欧洲了！”现在，这个答案可能无法让我们完全满意，但是如果它似乎可以让他及其足够多的同胞满意，那么从某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令人满意甚至是完满的答案。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德国在欧洲，有人可能会像赫尔穆特·科尔的顾问沃尔夫冈·伯格道夫（Wolfgang Bergsdorf）那样回答：“统一的德国存在的理由就是融入欧洲。”或者正如资深的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有一次所说：“我们的外交政策越是体现国家性就越体现欧洲性。”这些答案可能显得公式化，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如果它们同样能让足够多的德国人相信，那么从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它们是令人满意又完满的答案。至于为什么波兰在欧洲的问题，答案必须富有诗意——这是波兰的风格。用伟大的浪漫诗人尤利乌斯·斯沃瓦茨基（Juliusz Słowacki）的话来说：“如果欧洲是一名妙龄少女，那么那不勒斯是这名妙龄少女明亮蓝色的眼睛；华沙则是她的心脏。”约翰·梅杰（John Major）告诉我们英国应该位于欧洲的中心是一回事，一位伟大的浪漫诗人说你位于欧洲的中心又是另一回事。

简而言之，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客观、科学或者说哪怕完全合理的答案。各国都有根植于国家历史、经历特别是语言的答案。所以关于“为什么英国在欧洲”这一问题，我们寻找的答案肯定是英国的答案，根植于我们的国家经历、我们的学术传统和历史。在本文中，我探讨了四种可能的答案：从地理、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我们1945年前的历史观、当代历史，尤其是1945年至1975年间，英国加入现在所谓的欧盟，以及在全民公投中决定继续留下去的历史等角度，还有最后政治的角度，提出如今这是否对我们有利和我们为何还在那里的问题。[1]

一

首先是地理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历史制图学。为何我们在欧洲，一个明显的英国答案是：我们在这儿，故我们在这儿。或者，正如许多英国人也许会说的那样：我们在那儿，故我们在那儿。这可以从菲利浦学校地图册开始算起的任何地图上看到，年轻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Margaret Hilda Roberts，撒切尔的全名）1939年和1940年上学的时候几乎肯定用过菲利浦学校地图册中的地图。无论我们怎么看世界，倒着看还是正着看，英国都在欧洲。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地图上来看，英国在欧洲。最近，在霍梅茵镇，我在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外面的一个书刊亭里买了一份伊朗版的欧洲地图。同样，英国仍然坚定地在欧洲内——不像土耳其，一半在欧洲内，一半在欧洲外。我特意询问了大英图书馆的地图图书管理员，他是否知道任何以某种形式不包含大不列颠群岛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欧洲地图。他的回答是不知道。

地图不仅仅表明了有形的现实。它们是看待方式、思维方式的体现，人类分类和人类想象的产物。但是这种特别的人类分类相当古老和持久。到目前为止，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差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性地缘政治差别。当然，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从制图方面来说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如果我们根据公元前二三世纪生活在亚历山大市的古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重新绘制的世界地图，会发现尽管欧洲的形状相当古怪，但可以看到欧洲的位置与现在欧洲的位置一模一样，左上的大岛是大不列颠群岛。

在中世纪许多对托勒密（Ptolemy）地理学的重建中，英国都非常坚定地在欧洲内。实际上，在托勒密地理学中，第一部分总是欧洲，而这一部分的第一张地图总是英国。随后还有中世纪的“T和O”地图，以其三分世界而著名。有欧洲，在欧洲内，有大不列颠群岛。在历史制图方面，土耳其的位置在还是不在欧洲内备受争议；俄罗斯和马格里布（Maghreb）的位置也有争议。但是历经二十三个世纪，如今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来看，英国都是欧洲的一部分。

当然，通过地图还可以体现出其他的看待方式。比如，在所谓的“初级地图”（Elementary Map，这是19世纪初展现有形地理要素的地图），我们将熟悉的岛屿作为一种地理要素，与洲或者大陆相对。此外，我们还有帝国地图，英国位于中心，欧洲实际上根本不复存在。在一张体现最近、非常严肃的大英帝国历史的帝国地图中，当你关注欧洲大陆的时候，所有标注都写着“法兰西帝国”。这或许是英国对欧洲相当独特的看法。

所以说思维地图差异很大。2003年，我参加了辩题为“英吉利海峡比大西洋更宽”的伦敦辩论，那是一次有趣的经历。正方是保守的疑欧派约翰·雷德伍德（John Redwood）等人，论证充分。大多数富裕的伦敦听众认为，英吉利海峡比大西洋更宽。我们装着这种思维地图从地理走向历史，因为这些相对距离的观念是由历史观塑造的。

二

我们如何看待我们1945年前的历史？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接近尾声的地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三流学者。”务实者更是一些过世历史学家的奴隶。像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务实女性在1999年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说：“上帝将英国从欧洲大陆分离出来是有目的的。”这是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绝妙浓缩，要么预示着历史从地理向前推进，要么预示着倒退回地理。

这一简单句子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最初源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对于英国历史的完整论述，从大不列颠岛屿走向帝国，从技术上向传播自由的目标迈进。经典的论述可以在约翰·西利（John Seeley）的剑桥演讲中找到，这些演讲已于1883年出版，名为《英国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约翰·西利问道：“英国历史的总体趋势或者目标是什么？”（也许只有在英国才可以把“趋势”和“目标”当同义词用。）他自问自答道：“我们脱口而出的答案是自由、民主。”接着他讲述了英国扩张的故事，首先囊括不列颠群岛成为了大不列颠（他将大不列颠看作一种内部帝国），接着成为了他所谓的更大的不列颠，即海外帝国。

这种重大论述更富影响力的版本是马歇尔（H. E. Marshall）的儿童读物《我们小岛的故事》（Our Island Story）。该书的序言标题为“本书是如何写成的”，信上的地点和时间为澳大利亚墨尔本，1905年。书是这样开头的：

斯彭（Spen）看着刚刚送到的狭小信封，听着薄纸发出的清脆响声说：“爸爸，这封信真有趣。”

爸爸说：“是吗？它是从国内寄来的。”

斯彭大笑说：“国内寄来的！爸爸，为什么，这就是国内啊。”

“我是指旧国家，斯彭。”

薇达（Veda）放下洋娃娃，靠到她爸爸的膝盖上说：“爸爸，旧国家？旧国家？什么意思？”

爸爸说：“我是指西边的那座小岛，我们属于那里，我过去生活在那里。”

斯彭问道：“但这是一座岛，一座很大的岛，妈妈说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怎么会属于一座小岛呢？”

“额，我们确实属于一座小岛——至少这座大岛属于那座小岛，那座小岛又属于这座大岛。”

薇达说：“哦，爸爸，解释一下嘛。你根本没有解释。”

爸爸叹了一口气说：“好吧。很久很久以前……”

“哦！”斯彭说，“是一个故事。”于是他便开始坐下来倾听。

“对，”爸爸说，“是一个故事，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我觉得我应该请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你们。”

而这个人就是马歇尔女士。这篇序言完美地概括了这种论述的来源，具体而言是源于帝国的经历，这里特指源于澳大利亚。

费舍尔在1935年出版的《欧洲历史》中写道，英国痛惜其在14世纪和15世纪丧失的法国领土，并没有意识到“一名善良的仙女正准备将他们遥远的岛屿放到可居住地球的中心”。思维中的地理也是：“位于可居住地球的中心”。

这种著名的论述在二战期间，尤其在1940年的上升时期，得到了大大提升：英国独自屹立着——正如在大卫·罗（David Low）的卡通中，英国士兵英勇无畏地站在差点被海浪吞没的海岸上，向布满纳粹飞机的天空挥舞拳头——那位陆军上尉说：“一个人，很好！”那段时间，最伟大的作家、推广者之一是屈维廉（G. M. Trevelyan），大卫·坎纳戴恩（David Cannadine）为他写过一部富有启蒙意义的传记。屈维廉的《英国社会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第一版于1944年在英国出版，到1949年，售出了将近40万册；正如普鲁姆（J. H. Plumb）所评论的那样，它不仅是一部社会历史，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屈维廉在书中写到，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后，“英国变成了一座奇怪的岛，与大陆脱离”。他接着探讨了英国的例外主义，补充说，“如果法国的贵族阶级能够与农民打板球，那么他们的城堡就不会化为灰烬了”。一直到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穷人的屈维廉，他在其战时的冗长文集《忍耐的岁月》（The Years of Endurance）和《胜利的岁月》（Years of Victory）中描述了他所谓的“自由的小岛……进入银色的海洋”。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有力又能引起回忆的重大论述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些人在写它，比如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他的《近海岛民：从罗马占领到进入欧洲的英国人民》（The Offshore Islanders： England’s People from Roman Occupation to European Entry）出版于1972年，在封面上印着1962年——英国首次申请加入欧共体的时间——休·盖茨克尔所说的名言，这将是“一千年历史的终结”。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小岛故事”的论述具有影响力是因为我所谓的“教科书时间差”。正常情况下，要花多年才能将传统的史料编纂智慧选入教科书中。接着这些教科书要在教室里用好多年，或者说像《我们小岛的故事》这样的儿童读物，要在家里用好多年，家长常常喜欢在家给他们的孩子读他们自己喜欢的故事。而你儿时读的历史通常是对你影响最大的，深深刻在你的记忆中。所以教科书时间差很容易变成四五十年。凯恩斯表示，人们是一些“若干年前”三流学者的奴隶，但是这时间可能是好几十年前。

1939年和1940年，撒切尔女士在学校学习和吸收的是这样的历史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有点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我们非常现代和自由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前几天在一场有关历史的公众角色讨论后竟然提到，《我们小岛的故事》一直是他小时候最喜爱的图书之一。这种重大的论述是我们这代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时候在学校学习）的论述，伴随着我们成长。这是托尼·布莱尔在预备学校和公共学校学习吸收的论述（只要他学过历史），你在他关于欧洲的演讲中可以找到相应的痕迹。比如，2000年在华沙发表的演讲中，他这样描述英国：“英国是二战中的战胜国，美国的主要盟友，一个具有自豪感和独立思想的岛屿民族（不过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许多欧洲血液）。”“岛屿民族”——阿瑟·布莱恩特，你应该活到现在！这种历史深入人心，我们小报的报道不断地反复讲述这种历史，正如《太阳报》受到提议的欧洲宪法条约的刺激，在一篇令人难忘的头版中说：“1588年：我们赶走了西班牙人；1805年：我们赶走了法国人；1940年：我们赶走了德国人；2003年：布莱尔让英国向欧洲投降了。”

自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以来，不像《太阳报》的记者，专业的历史学家一直在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纠正这种历史观。首先，他们做了有人所谓的史学的史学。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民族身份是如何构建的，传统是如何发明的，让人想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特伦斯·兰格（Terence Ranger）合著之书的著名书名（译按：即《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在其富有影响力的《英国人》（Britons）一书中引用了如下论断：英国是一个“发明的国家，历史并不比美国长多少”。当然，“发明的”与在法国的说法不同，按照身份研究的可怕术语，我听说在法国就是所谓的“对立的”。谢默斯·迪恩（Seamus Deane）写道：“英国为了定义自己对它的理解，必须在法语中创造其反面意义。”“对立的”这个法语词的创造非常有效，因此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父亲、市参议员阿尔弗雷德·罗伯茨（Alderman Alfred Roberts）等人认为法语“自上而下都有错误”。

这种史学的史学一直是更广泛的比较国际训练的一部分，在比较国际实践中，许多欧洲国家都批判性地审视了自己的史学。这也常常受到国家例外主义说法的影响。比如，战后德国所谓的“特殊道路”（Sonderweg）的史学，德国现代历史的“特殊道路”。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Mommsen）曾评论说，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特殊道路”的史学依靠的是一种反事实的模式，这是英国走向自由民主的一种理想化模式。因此，德国例外主义的定义照搬了英国认为的英国例外主义，并将此作为现代西方常态的标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将此作为欧洲标准。我们国家的例外主义成为了他们欧洲常态的标准。

此外，在过去三十年，尤其是过去十五年，专业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努力主要是通过强调我们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共同而不是不同之处，来帮助我们在更加广泛的国际环境下看英国历史的全貌。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是诺曼·戴维斯的著作《群岛》，该书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国王用原始语言写成的名字，同时还提供了大约公元前8000年——即在所谓的“英吉利海峡”的水带出现之前，当时我们确实是“一片大陆，是大陆的一部分”——英国的第一张地图。这与现代历史的关系尚不清楚，但其意义在于这是书上的第一张地图，试图给我们英国是欧洲一部分的感觉。

其他历史学家探索了英国现在成为跨英吉利海峡政治组织一部分的方式，就其大部分历史而言，英国都是跨英吉利海峡政治组织的一部分。他们称，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大断裂期，从亨利王改革（Henrician Reformation）到17世纪的革命，连续性要比以前认为的多得多。他们还探索了英国历史与被称为盎格鲁势力范围（Anglosphere）的其他部分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因此，这种新史学并不仅仅是用英国只是另一个欧洲国家的说法，来代替英国是一个创造帝国的特殊岛屿的说法。准确地说，它描述了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所称的“海洋与大陆的双重性”，他的这种说法恰如其分，定义了我们的历史。英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但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

最后，在过去三十年，专业历史学家对我们所争辩的分离及分离的现实所作的研究，提醒我们，像屈维廉那样将一个小岛称为英国，可笑至极。我们必须谈谈群岛，它们包含了四个国家。休·科尔尼的书叫《群岛：四国的历史》（The Isles： The History of Four Nations）。如果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历史包括其中，那么与欧洲大陆的历史就有了更多的共同之处和交流互换。许多在英国开车转悠的苏格兰人，在车上用法语写上自己国家名字：Écosse，这并非偶然。

所以有大量的专业编史学可以研究。但是，这是如何影响——用麦考莱（Macaulay）那个著名的词来说——每个学生所知的东西呢？恐怕事实是对于每个学生所知的东西影响微乎其微。我们从对于“我们小岛的故事”的民族主义史学的必要、健康解构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我们的学校课程中删除了任何连续国家历史的意义。目前，大多数英国孩子在学校体验的是戈登·马斯登（Gordon Marsden）所谓的“呦！寿司”（Yo！ Sushi）式学校的历史指导，就像在“呦！寿司吧”一样，一只只小塑料盘装着的寿司从传送带上运过来。首先学了点希特勒，接着又学了点斯大林——每个人都学了点希特勒和斯大林。接着又可能学了点工业革命，或许还学了点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最终，无论多么批判性地审视，你都没有一点英国历史连续性的感觉。我们从一个简单、误导性的虚构故事——“我们小岛的故事”走向了一种没有任何故事可言的境地。

三

我的第三种探讨途径是当代历史，尤其是1945年至1975年之间的相关时期。在这方面，为何英国在欧洲，这一问题进一步缩小，变成为何英国加入并决定留在现在的欧盟；更准确地说，为何英国的执政精英在三个不同政府的领导下选择申请加入欧盟，不仅仅是一次而是三次，接着向民意推销这个决定。在这方面，我们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私人和公共的文件，接受系统访谈的目击者，从迈克尔·查尔顿（Michael Charlton）的开创性工作开始，再到现代英国历史研究所收集的口述历史。我们还有阿兰·米尔沃德（Alan Milward）、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本·平洛特（Ben Pimlott）、彼得·亨尼西（Peter Hennessy）、约翰·扬、雨果·扬、安德鲁·格迪斯（Andrew Geddes）、安妮·戴顿（Anne Deighton）、斯蒂芬·乔治（Stephen George）和皮尔斯·勒德洛（Piers Ludlow）等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记者作出的丰富的自主分析。

在编纂这部分历史方面，目前依我看，没有太大的争议：情况相当清楚，意见基本一致。我想从这浩如烟海的资料中选出几个显著的要点。首先，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加入的申请是对衰落的观念和现实作出的反应。大卫·雷诺兹用四个单词概括了其有关英国20世纪外交政策《被否决的大不列颠》（Britannia Overruled）一书的观点：“英国已经失势。”这也是对可感知的经济衰退所作出的反应，最初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六个成员国的经济表现超过了英国，欧洲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要比英联邦内部快得多。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当时的辩论，令人吃惊的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理由是多么的显著，尤其是如下理由：在冷战的背景下，稳定、团结的西欧是英国一项重要的国家利益。如果你阅读1971年和1975年全民公投期间下议院的演讲，会发现演讲人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了安全问题——西欧与前苏联集团的安全。同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不断地敦促我们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最重要的是，当时私下和公共辩论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它们围绕着英国世界角色的观念。保罗·夏普（Paul Sharp）恰当地坚持认为，可以说，我们必须在不列颠前保留那个“大”字，我们必须保留一个世界角色，让其本身成为英国精英定义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比如，一名外交部的前常务次官回顾申请决定时说，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抓住这次机会，我们将沦为一个边缘的欧洲小国。”他反思说：“我们加入是为了防止自己沦为一个真正较低端的联盟。”

这种后帝国时代的忧虑是这些辩论的永恒主题，你已经可以在丁尼生（Tennyson）19世纪末的诗歌中听出来。丁尼生写道，没有帝国，我们应该是“某种三流的岛，一半淹没在我们北面的汪洋中”。有趣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决定不加入的一个主要原因正好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决定加入或者试图加入的原因。1950年，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对美国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抗议道，“ 英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她可不是什么卢森堡”。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反思我们不是帝国和联邦会怎么样时说，“我们应该不过是最多几百万人生活在欧洲一个离岸的岛上而已，没有人会有特别的兴趣”。正是这种担忧促使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加入欧洲共同体。目标没变，只是手段变了。这在1971年的《白皮书》中非常清楚地反映出来，该《白皮书》称，如果我们不加入欧共体，“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将放弃帝国的过去，拒绝欧洲的未来”。这种世界角色的观念与英国一直着迷的“领导者”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可以在托尼·布莱尔的演讲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这种观念，即英国在欧洲必须处于领导地位。据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回忆，1967年时任外交大臣乔治·布朗对他说的话几近荒谬地表达了这种看法：“维利，你必须让我们加入，这样我们就可以领导了。”

当然，“我们”总是指精英们。这引出了我对现代历史的最后一点看法。在分析、反思和决定的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考虑民意，直到民意变成了一个问题。1962年9月的内阁会议纪要上记着，“民意正表现出怀疑的态度，非常危险，需要纠正”。“纠正”——像刑法修正。因此展开了一阵猛烈的宣传攻势，接着又将民意抛到了脑后。20世纪70年代，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了，当时盖洛普（Gallup）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都支持收回申请。1975年1月，政府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更为有效的运动，获得其想要的“支持票”，接着再次将民意抛到了脑后，没有向英国的民众作出系统的告知，更别提说明英国在欧洲的原因。这是英国欧洲政策的一个永恒特征。因此，如果我们问当今的每个学生对1945—1975年期间这段完好记载的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史知道多少，答案是：一无所知。

四

这直接将我引到了我的最后一部分：当代政治。如果我们问为何英国还留在欧盟、欧盟成员国的身份是否一直对英国有利、如今留在欧盟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显著的事实是，尽管我们有一个没完没了的东西叫英国“欧洲辩论”——这种形式让人想起圣烛节（Groundhog Day），你一觉醒来又听到一名亲欧人士和一名疑欧人士在英国广播电台第四频道《今日》节目中争吵不休，重复我们已经听过无数次的同样观点——但是我们还无法对这些问题给出任何合理充分的判断。英国人自己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他们对欧盟不太了解；他们既不信任欧洲组织，也不信任英国媒体告诉他们有关欧洲组织的信息；他们根本不关心。一无所知、毫不信任、漠不关心。

令人吃惊的是，对于欧盟成员国的身份是否有利，以及代价和好处是什么，很难找到一份没有偏见的分析型资产负债表。我所知的最后一次认真尝试，是由西蒙·布尔默（Simon Bulmer）编辑并于1992年出版的一本书做出的。但连基本事实也富有争议：比如，所谓300万英国人的工作依靠我们与欧洲的贸易的事实。

此外，连判断我们仍然留在欧盟是否有利的基本标准也富有争议，比如，英国应该拥有世界角色是否重要有很大的影响。对于从托尼·布莱尔到大多数高级官员等支持留在欧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可以影响有关气候变化、非洲或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议程。但是，有一个非常一致的立场称，“为什么我们应该这样？”疑欧派的领军人物、《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有一次对我说：“你知道的，所谓的世界角色是外交辞令。我们不需要什么角色。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应该富裕和自由。”一个近海的瑞士？为什么不呢？

除非你决定了判断该资产负债表的标准，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作出合适的判断。此外，如果你更进一步审视关键理由，你会发现它们依靠的是反事实的东西。欧盟倡导者一个关键的反事实的东西是：没有欧盟，欧洲会怎么样？当然，这完全没法知道。世界还会有最大的单一市场吗？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会是民主国家吗？欧洲大部分地区还会有和平吗？然而，这是支持欧盟的核心理由。激进的英国疑欧人士（那些希望退出欧盟的人）关键的反事实的东西是：英国没有加入欧盟会怎么样？同样，答案也完全无法知道。挪威和瑞士等国是我们唯一可以参照的例子，但是这些国家要比英国小得多，历史也截然不同，他们实际的立场也富有争议。

在1975年我们举行全民公投和2006年我们没有举行全民公投期间，欧盟显然在不经意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英国的辩论在如今欧盟的现实背后至少持续了十年。与此同时，“英国在欧洲”这个词组中的主语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分权，这已经不是那个英国。现在冷战已经结束，因而那个出于西欧安全要求、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已经站不住脚——至少就应对苏联的安全而言是如此。因此，美国不再热情地支持欧洲一体化或者英国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一部分。[2]法德两国和英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基本上彻底改变了；目前比我们还苦苦挣扎的是他们。已扩展至25个成员国、很快将有27个或更多成员国的欧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联邦的超级大国。实际上，法国“否决”欧洲宪法条约后，法国首屈一指的思想家阿兰·迪阿梅尔（Alain Duhamel）评论说，2005年5月9日星期日的全民公投日可能成为英国或者大不列颠欧洲的生日：庞大、松散、自由贸易、开放、深深地非法国式。欧洲大陆上的许多人都持这种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否决”票，在法国尤其如此。然而，英国的大多数人甚至几乎都没有注意这种看法，因为我们既没有必要的历史知识水平（我们学校的错），也没有现代的报告和分析（我们媒体的错）。

五

为了回答为何英国在欧洲的问题，我们从四种探讨途径进行了简要探讨：地理、史学、当代历史和政治。我们从中发现，牢固、毫无争议的事实要比你可能认为的少得多，更多的是选择、解读和反事实的问题，看待方式（包括地图）、思维方式、感觉方式的问题，以及最重要的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选择问题。在我们开始回答为何英国在欧洲的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问：我们自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讲述什么故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英国在更广泛的世界里扮演什么角色？如果没有上述探讨（在我们的公开辩论中就是没有探讨），其实根本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回答了。

可惜的是，与五年、十年或者十五年前相比，现在更不可能探讨了。在20世纪90年代、约翰·梅杰执政期间、1997年布莱尔选举前期以及布莱尔执政前期，确实提出了这个问题。英国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英国在欧洲的重要性来衡量。在出版于1996年的《希望与荣耀：1900—1990年间的英国》（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1990）一书的最后一段，历史学家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e）写道，英国政治的所有难题日益围绕我们与欧盟的关系。他写道，“这些问题到21世纪应该可以解决了”。可是，我们早就进入21世纪了。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猜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无法解决。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对欧盟宪法条约进行全民公投，是迫使我们对“为何英国在欧洲”的问题展开辩论的一种方法，我们没有进行公投，因此我们不会对此展开辩论。如果不举行全民公投，托尼·布莱尔根本不会试图引导我们展开这样的辩论。与托尼·布莱尔相比，戈登·布朗对欧盟更加谨慎，对美国更加着迷；他肯定不会带我们展开辩论。戴维·卡梅伦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一名自由的现代主义者，但是对于一名自由的现代主义者而言，欧洲工程显得有点过时，另外，他是通过向其疑欧派的同僚作出承诺而当选党魁的。他们当中没有人有兴趣将这个问题放到英国公开辩论的风口浪尖。别的不说，这样做将有分裂自己党派的风险。因此，未来许多年，这个问题似乎不会直接被放到英国公众的面前，自从1975年那短暂一刻起，它就没有被放到英国公众面前过。据说，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曾说过，没有决定也是决定。无论是否如此，这是英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作出的唯一一种决定。

2005年

[1] 本文由2005年本·平洛特纪念活动的开幕词整理而成。原演讲还配有提到的地图幻灯片。

[2] 本文写于布什执政期间，乔治·W. 布什第一个任期时尤其如此。

欧洲的新故事

欧洲疯了。在我们庆祝已经变成欧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50周年之际，欧洲已不知自己想讲述什么故事。对于战后西欧一体化的工程，一个共同的政治故事支撑了三代人，但冷战结束后，一体化变得四分五裂。现在大多数欧洲人都不知道我们来自何方，我们也没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我们不知道为何我们拥有欧盟，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因此我们急需一个新故事。

在《罗马条约》50周年之际，我提议我们的新故事应该从六条线来编，每条线都代表一个共同的欧洲目标。这些线是自由、和平、法律、繁荣、多样性和团结。这些并不是欧洲独一无二的目标，但大多数欧洲人都一致认为，追求这些目标是当代欧洲的特色。然而，我们的表现常常与该理想差一大截。这差的一大截本身就是我们新故事的一部分，必须加以讲述。因为当今的欧洲还应该有能力不断地自我批评。

在这份提议中，我们的身份不会以历史性欧洲国家的形式构建。我们的身份曾经幽默地被定义为因共同憎恨其邻国、共同误解自己的过去而团结起来的一群人。我们甚至不应该试图将欧洲历史重新讲述成那种颇富19世纪国家建设特色的目的论神话。像神话一样编造我们的历史毫无好处（“从查理曼大帝到欧元”），也不会有任何作用。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明智地将国家分析成拥有共同记忆和失忆的共同体，但是一个国家希望忘记的东西，另一个国家希望记住。欧盟的成员国越多，国家记忆的大家庭就越多样化，对于共同的过去构建一个共同的神话就越难。

消极地套用敌人或者“对立面”（身份研究中的专业术语）也无法给我们带来欧洲的团结感，比如18世纪和19世纪构建的“英国”与老套的法国形成对比。共产主义苏联的“东方”（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1989年，西欧一直以它的对立面定义自己）崩溃后，目前一些政客和学者试图在美国或者伊斯兰中找到欧洲的“对立面”。这些尝试愚蠢又自找麻烦。它们分裂了欧洲人而不是团结了他们。消极地套用对立面和像神话一样编造我们自己的共同过去是我所谓的欧洲民族主义（Euronationalism）——试图在欧洲层面上复制建立政治身份的民族主义方法——的典型。

在这份提议中，欧洲唯一明确的“对立面”是过去的自己：更加具体地说，欧洲文明历史中不愉快、自我摧毁、时而完全野蛮的篇章。南斯拉夫的一系列战争，科索沃未遂的种族大屠杀，这一不愉快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最后一年。这并不是遥远的过去。历史知识和意识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必须是真实的历史，展现所有细节，而不是编造的故事。

与许多传统欧盟论述相比，统一和实力在此都不是欧洲工程的明确目标。无论是国家还是大陆的统一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实力也是如此。欧盟确实需要更多的能力施展其实力，尤其在外交政策方面，以便保护我们的利益，实现一些美好的目标。但要认为欧洲实力本身是一个目的，或者只是为了与美国的实力媲美，这是欧洲民族主义而不是欧洲爱国主义。

因此，我们的新故事将真诚、自我批评式地讲述从不同的过去向可以构建共同未来的共同目标迈进的进步（非常不完美的进步，但终究是进步）。就其本质而言，这些目标无法完全实现（至少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和平和自由），但一起朝这些目标努力本身可以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下面是编写这样一个故事的要点，本身就具有批判性。如果这些内容中的一些东西无法吸引足够多的欧洲人，再继续下去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吸引到了足够多的欧洲人，或许还有意义。

自由

过去六十四年的欧洲历史就是传播自由的故事。1942年，欧洲只有四个充满危险的自由国家：英国、瑞士、瑞典和爱尔兰。到1962年，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西欧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自由的。1982年，像希腊一样，伊比利亚半岛加入了自由国家的行列，但是大多数我们所谓的东欧国家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之下。如今，在可能明确算欧洲国家的国家中，只剩下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小专制国家——白俄罗斯。大多数欧洲人都生活在自由的民主国家。这是前所未有的，两千五百年来都没有过。这值得庆祝。

欧盟当前的大多数成员国都曾是独裁国家，这还记忆犹新。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清晰地记着墨索里尼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欧洲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在葡萄牙萨拉萨尔（Salazar）的独裁统治下长大。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哈维尔·索拉纳还记得躲避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的警察。不到二十年前，2007年春相聚在欧洲理事会会议桌上的27位政府首脑中，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内的11位政府首脑还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之下。他们知道自由是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不自由。

可以肯定的是，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的人们想要自由，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自由，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成为欧盟人。但是进入现在所谓的欧盟的前景，促使一个个国家，从三十年前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到如今的克罗地亚和土耳其，转变其国内政治、经济、法律、媒体和社会。欧盟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政权和平更迭的引擎。几十年来，争取自由的努力与动人地称为“回归欧洲”的努力携手并进。

缺陷

进一步地仔细审视表明，许多欧洲的新民主国家充满缺陷，腐败盛行，尤其但绝不仅限于东南欧。像美国一样，金钱也在我们牢固的民主国家的政治、法制和媒体中发挥了太大的作用。无论理论是什么，实际上富裕的欧洲人比贫穷的欧洲人更加自由。欧盟大大促进了民主，但其本身并不是非常民主。欧盟的规章制度是以《罗马条约》“四项自由”——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名义来证明其合理性，但这些规章制度本身就侵犯了个人自由。无论如何，欧盟不能独享所有的称赞：美国、北约和欧洲的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在获取欧洲自由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最近，为个体人权和公民自由辩护的与其说是欧盟，还不如说是欧洲理事会及其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和平

上百年来，欧洲是一个战争的舞台。现在它是一个和平的舞台。我们在足球上而不是在战场上展现我们的国家实力。欧洲国家之间的争议通过布鲁塞尔没完没了的谈判而不是武力冲突解决。欧盟是一个固定、机制化的冲突解决体系。如果你厌烦了布鲁塞尔的胡说八道和敷衍了事，好好想想其他选择。对你来说，法国和德国再次互相交战似乎无法想象，但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就在前天还在互相厮杀。你无法仅仅依靠善意来维护欧洲的和平。这可能是欧洲一体化一个古老而熟悉的理由，但它依然很有说服力。有时，古老的理由依然是最好的。

缺陷

我们无法证明，正是欧洲一体化维护了1945年后西欧的和平。有人会说，是北约、冷战的霸权制度和美国作为“欧洲的抚慰者”维护了和平；有人还会引用如下事实：西欧已经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区域，自由的民主国家不会互相开战。几件事情同时发生，历史学家可以评论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无论如何，1945年后，中欧和东欧并没有生活在和平中：苏联的坦克开进了东柏林、布达佩斯和布拉格，1981年波兰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此外，欧洲——从欧盟的意义和更加广泛的欧洲牢固的民主国家的意义上来说——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防止战争重归欧洲大陆。美国曾两次干预阻止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所以我们有什么好自豪的？

法律

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欧洲人都生活在法制之下。我们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人权和民权，我们可以上法院保障这些权利。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警察是维护我们的，而不是为那些掌权的人谋取利益，对当地的黑社会唯命是从，为自己捞钱。我们忘记了这是多么不寻常。对于大部分欧洲历史而言，大多数欧洲人都没有生活在法治之下。如今，至少三分之二的人类依然如此。一名非洲的官员在收取霸道的“罚款”之前，站在路障旁边对我认识的一名记者说：“我有枪，我决定什么是法律。”

欧盟是一个法治的共同体。欧洲法院将《罗马条约》和后续的条约转变成了一部累积型的宪法。一位学者将欧洲法院形容成“世界历史上最有效的超国家司法机构”。欧盟的法律超越国家法律。连最强大的政府和企业最终也必须服从欧洲法官的判决。为什么欧洲一流的足球队充满了其他国家的队员？因为1995年欧洲法院的一项判决。得益于欧洲法律对“四项自由”的司法实施，现在大多数欧洲人可以到他们喜欢的大部分欧洲国家旅游、购物、生活和工作。

缺陷

实际上，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加平等。看看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此外，还有大片没有法治的区域，尤其在东欧和东南欧。在牢固的民主国家，包括未经审讯便拘留的安全部门权力得到了加强，以“反恐”的名义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当然，欧洲法律和法官权力的至高无上正是疑欧人士——尤其在欧洲——所讨厌的。他们将此视为剥夺主权国家民选议会的权力。

繁荣

大多数欧洲人都比他们的父母富裕，要比他们的爷爷奶奶富裕得多。他们住在更加舒适、温暖和安全的房子里，吃着更加丰富、多样化的食物，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以享受更加有趣的假期。我们从没有这样幸福过。看看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精彩绝伦的摄影集《欧洲人》，你会想起20世纪50年代，许多欧洲人还是多么贫穷。如果你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地图中标注出来，再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注为阴影部分，你会发现欧洲是世界上最富裕的集团之一。

缺陷

班德街（Bond Street）和库弗斯坦达姆大街（Kurfürstendamm）并不是欧洲的典型。即便在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也有个别非常贫穷的地方，另外在欧洲东部还有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也很难确定这种繁荣多少是由于欧盟的存在。在《欧洲重生》（Europe Reborn）一书中，经济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制作了一张图表，展示了20世纪法国、德国和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二战期间锐减，二战后快速增长实现了复苏。总体而言，20世纪前半叶（当时我们还没有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繁荣增长率基本上与后半个世纪（那时我们已经有欧洲经济共同体）相同。詹姆斯表示，这样稳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科技的发展和应用。

欧盟的单一市场和竞争政策几乎肯定提高了我们的繁荣程度，像共同农业政策和由于欧盟法规和社会政策带来的额外成本机会肯定没有。像瑞士和挪威等国在欧盟外表现相当好。无论如何，欧洲增长的光辉岁月已远远离我们而去。在过去十年，更加发达的欧洲经济体的增长比美国还慢，比亚洲新兴的大国更是慢得多。

多样性

在《与欧洲小不点为伍》（Among the Euroweenies）一文中，美国幽默作家奥鲁尔克（P. J. O’Rourke）曾经抱怨欧洲“迟钝小国”的扩散。他抱怨说：“连语言也是小语种，有时要用上两三种语言才能吃上午饭。”但这正是我喜欢欧洲的地方。你可以在早上享受一种文化、城市景观、媒体和烹饪，接着乘一会儿飞机或者火车，在同一天晚上便可以享受另一种方式。此外，第二天还可以换一种。我说“你”时，我并不只是指一位小小的精英。乘坐廉价航班旅行的学生和乘坐通宵长途汽车的波兰水管工也可以享受它。

欧洲是一块复杂的彩色拼接板。每种国家（和次国家）文化都有其特色和动人之处。每一种小语种都揭示着生活和思考方式的细微差别，历经几个世纪才成熟。英国人说：“大地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德国人会说：“老天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哲学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融入了日常用语。Awantura在波兰语是指声响大但秘密进行、相当愉快的争吵。Bella figura在意大利语中是一种无法翻译的观念：在有其他男人和女人的陪伴下，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应该怎么做。

这不仅仅是一种多样性，而是一种和平、可控和培养出来的多样性。美国有富人，非洲具有多样性，但是只有欧洲将富人和多样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缺陷

我在这条线上看到的可靠批评是最少的。疑欧人士诋毁欧盟是一种霸权力量，消除了旧式的国家特色，比如手工意大利奶酪（加美味的调料）或者以标准磅和品脱计量的英国牛肉和啤酒。但是，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欧盟法规每消失一种旧式多样性中的成分，就会出现两种新成分，从英国大街上的尼路咖啡（Caffè Nero）到布拉格的廉价周末行。总体而言，欧洲化与其说是全球化的霸权版本，还不如说是美国化的霸权版本。

团结

这不是今日欧洲最富特色的价值观吗？我们相信，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有社会公正、自由企业与社会安全相互平衡——我们通过欧洲法律和全民福利国家来做到这一点。欧洲的社会民主人士和基督教民主人士一致认为市场经济不应该意味着市场社会。在欧洲一定不能有美国式、社会达尔文的资本主义丛林，让穷人和弱者死在贫民区。

我们还相信较富裕的国家和较贫穷的国家之间的团结和欧盟内地区之间的团结，因此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在过去二十年里从欧盟基金中明显受益。此外，我们还相信世界富裕的北部和贫穷的南部之间的团结，因此我们有慷慨的国家和欧盟援助预算并承诺放缓全球变暖（这将不相称地伤害一些世界最穷的人）。

缺陷

在这条线上，欧洲的现实与其追求的目标差一大截。在国家的调和下，较富裕的欧洲国家具有很大程度的社会团结，但是即便我们最繁荣的城市，还是有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在东欧较贫穷的国家，福利国家基本上是一纸空文。欧洲荒凉东部的穷人、老人和病人像美国荒凉西部的穷人、老人和病人一样难熬。没错，有大量金融援助转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但给当前欧盟新成员国的金融援助要少得多。2004年至2006年间，15个“老”成员国给欧盟用于扩张的预算投入了平均每个公民每年26欧元，因此我们跨欧洲的团结的价格达到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格。至于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团结：我们的农业保护主义不比任何国家好，欧盟和美国还要为世界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可耻的停滞不前负责。

我重申一下，这些只是编写新欧洲故事的要点。或许我们需要添加或者提炼一两个主题。接着必须要让骨架变得有血有肉。列出六个抽象的名词无法引起普通的关注，更不用说热情了。一切取决于个性、事件和轶事，让叙述变得生动有趣、多姿多彩。这些将因地制宜。欧洲自由、和平或者多样性的故事在华沙和马德里、左翼和右翼可以也应该以不同的方式讲述。我们不需要千篇一律的故事，不需要像欧元区利率一样统一的故事。实际上，在称赞多样性的同时要求统一将自相矛盾。然而，鉴于骨架相同，芬兰、意大利、瑞典或者法国讲述的有血有肉的故事将拥有强烈的相似性，就像欧洲的城市一样。

六条线交织在一起将讲述我们来自何方和我们追求的目标。然而，不同的线将对不同的人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对于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故事是那些讲述自由和多样性的故事。我真诚地感谢其他几点，但这两点能让我心跳加速。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是我爱欧洲的原因。当然，这与我爱家人的感觉不同，无法相提并论。甚至也不是我爱英国的感觉，尽管下雨天的时候，欧洲和英国很像。但是，我可以说，从某种有意义的意义上来说，我爱欧洲——换句话说，我是一名欧洲爱国者。

我们新的欧洲故事永远不会带来1914年前国家特有的愚忠。幸运的是，如今的欧洲并非如此。我们的企业不需要甚至不想要这种情感之火。欧洲性仍然是更吸引人的二级身份。如今，欧洲人并没有受到号召去为欧洲牺牲。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受到号召为欧洲而活。只需要我们让欧洲活着。

2007年

国歌

2008年一个冬日的星期一，普莱西多·多明戈（Placido Domingo）本应该站在马德里，唱为西班牙国歌提议的新歌词。西班牙奥委会组织的一场比赛的胜者——它们至少从英译版来看极其平庸：

长存的西班牙！

绿色的山谷

浩瀚的海洋

歌颂兄弟情谊

如此等等。但是在一个居民对其有多少个民族尚意见不一的国家里，这一删改文本的泄露引发了一阵争议。一名首席评论员说：“这完全是扯淡。”无论如何，难道不应该用巴斯克语（Basque）和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演唱吗？抑或像南非的国歌一样，融合五种语言吗？继续使用只有曲没有歌词的历史性《皇家进行曲》（Royal March）——当西班牙成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佛朗哥将军批准的歌词便被弃用，此后该国歌便只有曲没有歌词——是不是反而更明智呢？因此，西班牙奥委会刚好提前五天突然收回了该提议，不过坚称还在继续寻找新歌词。

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个角落，据说一个科索沃国歌遴选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election of a Kosovo National Anthem）正在运作，为预期中的宣布独立做准备。如果这个新小国不采用与邻国阿尔巴尼亚完全相同的国旗和国歌，国际将会对此表示赞赏。科索沃前总统易卜拉欣·鲁戈瓦（Ibrahim Rugova）曾亲自尝试写新国歌：“当作战口号降临科索沃。”作战口号！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可是，由于还有一些塞尔维亚人生活在科索沃，新国歌的部分歌词是不是应该用塞尔维亚语呢？或许吧，本着激进多元文化主义的真正精神（“你们有你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文化”），国歌中阿尔巴尼亚语的歌词可以誓言消灭他们的敌人（未言明但显然是塞尔维亚人），接着塞尔维亚语的歌词可以誓言消灭他们的敌人（未言明但显然是阿尔巴尼亚人）。

国歌的历史是一部尴尬的历史。像X射线一样，它们展现了国家这个身体中所有的弱点和裂痕。一般情况下，当一个国家唱不起国歌时，这个国家肯定遇到麻烦了。斯大林逝世下台大约二十年后，苏联没有唱其国歌的歌词，因为歌词上宣布（按照保罗·罗伯逊易记的译文）：

我们的领袖斯大林相信人民

激励我们建设我们深爱的土地

东德预见到了自己的覆灭，于是禁止了其国歌的歌词，因为它们歌颂“德国，统一的祖国”（该歌词写于20世纪40年代，理想是祖国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统一）。最近，波斯尼亚的宪法法院宣布旧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国歌（该国歌被波斯尼亚内所谓的塞尔维亚共和国采用）违宪。

拥有统一、单一语言国歌的国家罕见又幸福，这种国歌音调和谐、毫无争议、不同寻常。就其平庸而言，那些生命力短的西班牙歌词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比如，我记得，我们在悉尼街上散步的时候，一名年轻的澳大利人用轻蔑嘲笑的曲调向我的家人演唱《前进澳洲美之国》（Advance Australia Fair）的歌词。但是巴哈马人（Bahamas）实在可笑：

面向朝阳抬起头来，巴哈马；

走向光荣，你明亮的旗帜高高飘扬。

看全世界注视着你！

坦白地说，《天佑女王》的第一段也相当沉闷。其实到第二段才有感觉：

保王室，歼敌人，

一鼓涤荡。

破阴谋，灭奸党，

把乱盟一扫光

现在这才值得演唱，但通常我们不这样做。

然而，连平庸的国歌也能引发瞬间的共鸣，让你须眉倒竖。当它是为数不多的几首伟大国歌之一时，更是如此。一位南非的朋友描述了自己首次看到一个白人组成的南非橄榄球队演唱《天佑南非》（Nkosi Sikelel’iAfrika）时的感动之情。人们几乎不敢提欧洲的犹太人在纳粹灭绝集中营的笼罩下演唱《希望》（Hatikvah），情况相当惨烈。

《星条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肯定也算是伟大的国歌之一，但最伟大的国歌是《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希望成为法国人有多个好理由，演唱《马赛曲》是最好的理由。如果你问“国家意味着什么”，哲学家会将此称为一种实物定义。每个人都知道《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中的情景，当时维克托·拉兹洛（Victor Laszlo）让里克酒吧中的管弦乐队演奏《马赛曲》，以淹没德国人演唱的《保卫莱茵河》（Die Wacht am Rhein）。

我早就坚信，《卡萨布兰卡》的编剧盗用了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更伟大的电影——的思想，该电影比《卡萨布兰卡》早五年拍摄。在这部影片中，法国的战俘正在表演一场时事讽刺剧，有的穿着女人的衣服，在他们的战友和一些德国军官组成的观众面前表演，这时一名表演者突然说，“我们夺回了杜奥蒙”。管弦乐队立即提高了曲调，那些“女人”摘掉假发，立正站着，所有法国战俘开始高唱“拿起武器，公民们/排好你们的队伍”，盯着抓他们的人，要求侵略者的“不洁之血”灌溉法国的战壕。

国歌不仅仅是国家的象征，它们至多还可算是现存政治共同体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从这方面来看，令人吃惊的是成功的国际歌是多么少。马德里的试验显然受到了北京奥运会的推动。奥运会实际上有其自己的会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其歌词是最纯洁无瑕的。人们在奥运会上——更不用提在足球比赛或者战争中——真正期待的是他们国家的曲调。

欧盟有一首伟大的曲调，即贝多芬《欢乐颂》（Ode to Joy）的曲调，但没有正式的歌词。联合国也没有。非正式的抗议歌曲《我们要战胜一切》（We Shall Overcome）享有一定的国际流行度，但现代历史中最成功的国际歌曲（宗教歌曲除外）或许是全球共产主义的集结歌曲《国际歌》（Internationale）。连那些讨厌共产主义现实的人也有时喜欢唱它。有多种语言、激动人心的版本。为什么它最能与伟大的国歌竞争呢？因为它威武、暴力，展现了英勇的“我们”战胜了邪恶的“他们”。

结论显而易见。如果世界要拥有一首名副其实的歌曲，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共同敌人。恐怕气候变化、艾滋病或者流星这些没有生气的挑战都不行。我们需要的是一些要真正回击的可怕侵略者。当火星人入侵的时候，世界将拥有自己的《马赛曲》。

2008年

啊，裂缝，属于你的墙在哪里？

记住，请记住，11月9日。但是谁记住了呢？看到这个日期，你会立即知道我指的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那天晚上吗？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说，日期比我们老得快，大多数确实如此。对于中欧较老一代的人来说，11月9日是指“水晶之夜”，即1938年的“碎玻璃之夜”，当时纳粹的暴徒打碎了犹太店家的窗户，让柏林的街道上铺满了碎玻璃。对于那些更老的人来说，它让他们想起1923年11月8日至9日希特勒未遂的暴动。每个11月9日都替代了上一个11月9日。或许——但愿不要——在几年内，在11月9日，在柏林发生一场未遂的恐怖袭击，德国人将不得不决定称之为欧洲版的9/11还是美国版的11/9。

本周早些时候，我和一位东欧的老朋友花了一个下午，带我小儿子（1989年的时候才三岁）参观了柏林墙的所在地。那里已经没剩下多少东西：几块凝固的倾斜旧沙地（曾经是“死亡地带”，准备从前东德逃走的人在此被射杀），粒状的博物馆照片，一块显眼、生锈的纪念碑。波斯波利斯遗迹更加生动形象。对于我们这些到过那里的人来说，那种经历——我们的朋友长期监禁的滋味和解放的神奇时刻——令人难忘，改变人生；要将这种经历解释给那些没有到过那里的人听，需要像小说家那样努力渲染。当地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张图片，上面画着孩子们伸出手指去碰一座内部明亮、彩色的柏林墙塑料复制品（一位韩国艺术家将该墙立在勃兰登堡门前），配图文字为“感觉一下怎么回事”。准确地说，怎么也不是那么回事。

这种遥远的感觉不仅仅是岁月和有形距离的原因。晚饭时，我问我东德朋友最大的儿子（1989年夏天，二十一岁的他从匈牙利穿过有孔的铁幕逃到了奥地利，现在是西柏林的一名牧师），如果本周日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布道，他的教区居民会理解多少。他说，不会太多。西柏林的会众可能会认为：他又来讲述自己东德的旧事了，令人厌烦。他们就像父亲开始不断地重复讲述自己参加越战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厌烦的家人一样。

但是想象一下，一名年轻的女子生于1989年11月9日早上的东德，那么本星期五便十八岁了。她会如何庆祝和反思自己成年？我的朋友说：“就像西班牙人或者英国人那样。”西班牙或许是更好的比较对象。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个人出生之前，那儿的某个地方有阴暗的过去，就像对于马德里的一名年轻女子来说，有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阴影。但是这与你自己的人生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那么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标志着“掐头去尾的20世纪”（1914—1991）终结的划时代事件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淡出生活体验呢？或许是因为，比如不像7月4日，它并没有开创一个庞大的新事物，仍然与我们在一起（比如美国）。它与其说是伟大的开始还不如说是伟大的结束。

那天早上后，许多大问题弥漫在空中。德国可以（并且应该）和平统一吗？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废除了所有私人财产、削弱了法治并用“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代替了民主，它能重新转变成资本主义吗？当时有一个笑话：我们知道可以将一个养鱼缸变成鱼汤，可是能将鱼汤重新变成一个养鱼缸吗？十八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得到了答案。是的，可以。我开车到东德的中心，注意到了一家嬉皮风格的别样商店，该商店的门上贴着一句模仿冷战时期柏林著名的标语，当初那个标语上说“你现在正在脱离美国的阵营”（对于西柏林来说，即加入苏联阵营或者东柏林）。这个模仿的标语上写着“你现在正在脱离资本主义阵营”。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在这家别样商店门后的香气和珠帘中，资本主义也统治着，是吧。

资本主义胜利的最终证据可以在一份引人注目的全彩广告中看到，该广告最近几周出现在《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的页面中。广告上显示，一副沉思表情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坐在汽车的后座上，通过该车的后窗，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段为数不多残留的柏林墙。他的边上放着一个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皮包，这个世界的历史人物、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现在正在为该奢侈品制造商做广告。十八年过去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我们所在时代的完美偶像。

那么那个难以置信的11月的夜晚（当时人们穿过那座墙跳舞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留下了什么呢？正如东德的小说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悲哀地问道：“留下了什么？”我认为，除了我们淡去的记忆，至少还有一样东西将流传于世。柏林墙的倒塌或许是世界上、我们在英语中所说的“平民抵抗”——即公众的非暴力行动——最著名的胜利形象。它紧随莱比锡和东德其他城市的大规模和平游行之后。正如当时的一名东德工人对我所说：“你看，这表明列宁错了。列宁说，只有暴力的革命才能成功，但这是一场和平的革命。”

东德的“蜡烛革命”（当时有人这样称）有先例，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运动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它还有许多继承者，从几天后在布拉格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到南非、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以及最近缅甸佛教和尚领导的抗议——被过于草率地称为“番红花革命”，还有今天巴基斯坦的那些律师（估计一些记者还没有赶到现场，预计会有“律师”革命的名称）。

我参与了我牛津大学的同事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主持的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正在研究许多利用“平民抵抗”的案例，试图研究出有些案例成功而其他案例失败的原因。[1]如果其他力量因素——军队和警察、殖民力量、邻国、国际媒体和经济力量——没有充分呈现、不利或者经不起考验，勇气、想象力和熟练地组织和平抗议就还不够。你需要你的戈尔巴乔夫、赫尔穆特·科尔、西方电台的摄像机，特别是你的政党领导人在愤怒中不开枪就放弃。但是你还需要公民站在街上，带着蜡烛、旗帜、口号，以及完全和平的力量。没有他们就没有革命。有了他们，即使面对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你也可以改变世界历史的轨道。因此，那个日期可能淡去，但那个例子永存。

2007年

[1] 详见亚当·罗伯茨和蒂莫西·加顿艾什主编，《文明抵抗和权力政治：从甘地到现今的非暴力行动经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完美的欧盟成员国

开车穿过多伦多，我看到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4×4汽车，一边的窗户外插着英国国旗，另一边窗户外插着德国国旗。估计是一个有着英国和德国混合血统的加拿大家庭，对世界杯中的两个球队都非常支持。稍迟一点，我看到一辆一边插着葡萄牙国旗，另一边插着意大利国旗的汽车。我突然想到，这正好基本上概括了自二战以来我们一直试图在欧洲实现的目标。欢迎来到加拿大的欧盟。

实际上，为什么欧盟不立即邀请加拿大加入呢？在大多数方面来说，加拿大要比乌克兰，更不用说土耳其容易符合条件得多。加拿大一直不遗余力地满足欧盟所谓的成员国的“哥本哈根标准”，包括民主政府、法治、受到良好监管的市场经济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加拿大富裕，因此在欧盟招收大量较贫穷的国家之际，它可以成为欧盟预算急需的纯粹贡献者。欧洲令人苦恼的一大弱点是英国和法国意见不一，但是在这点上，两个历史性对手将立即意见一致。说英语的加拿大将加强欧盟中说英语的集团，而魁北克将加强欧盟中说法语的集团。

我可以罗列一下许多欧洲人认为我们与美国相比最具特色的东西。我们欧洲人认为自由市场应该信奉社会公正、团结和包容的价值观，并通过一个强有力的福利国家来实现。我们没有死刑。我们认为军事力量应该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并与国际法的制裁一起使用。我们支持国际组织。我们喜欢多边主义，厌恶单边主义。我们往往认为男人和女人应该基本上能随心所欲地与他们喜欢的人在一起，无论性别和性取向。我们为我们的多样性感到自豪。检验，检验，再检验。欢迎来到加拿大。

再更近一点审视民调，有几个显著的特征。加拿大人还是往往比大多数欧洲人更看重一点自食其力和林中居民的进取精神。加拿大人往往要比大多数欧洲人更加信奉宗教一点，不过没有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那样信奉。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态度要比大多数欧洲人更加积极。但是这些态度上的差异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当今欧盟广阔的范围内消化，同时加拿大对待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态度还有利于欧洲。

好吧，我知道这不会发生。接受土耳其后，欧盟很难找到清楚一致的理由拒绝其他更加遥远的候选成员国——但是在欧洲附近似乎确实还是一个要求。现在，我猜，一名敏捷的加拿大因纽特人可以穿越正在融化的浮冰到达格陵兰岛（Greenland），这个岛十二年来一直归欧盟所有，现在与欧盟有特殊的条约关系。再从格陵兰岛出发，做一次相对较短的乘船旅行便可到达冰岛，冰岛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欧洲国家。

但是很难一本正经地称加拿大在欧洲。此外，由于大约85%的出口面向美国，大量贸易、能源和人员穿过边境在南北之间往来，加拿大日益融入了美国的经济。欧盟要求其内部边境向新成员国开放的代价是他们必须收紧与非欧盟成员国的邻国的边境。加拿大与世界上最强大的邻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边界线，这对于加拿大来说将是很高的要求。

这个有点令人发笑的思想实验——加拿大作为欧盟成员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注加拿大及其价值观，是为了理解试图通过据称一套独特的“欧洲价值观”来定义欧洲是多么愚蠢。价值观重要，但与许多欧洲人相比，大多数加拿大人更信奉这些欧洲价值观。生活在推崇自由的蓝州[1]的美国人也信奉其中的许多价值观。

另外，加拿大人和欧洲人的另一点共同之处是着迷于美国，着迷于通常通过生搬硬套让自身与美国区别开来。一位加拿大作家称，他的同胞“喜欢高喊我们多么谦逊”。就像当今的欧洲人一样。加拿大人和欧洲人沉浸在相对于超级帝国的道德优越感中，但在自己的边境之外却鲜有作为。加拿大的国防开支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说也算是低的。（在北约成员国中，只有卢森堡和冰岛的国防开支更少。）其对外援助预算也是如此，2004年只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0.7%——尽管三十多年前正是加拿大的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提议发达国家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对外援助（现在这已经成为联合国的目标）。有力量的傲慢，也有无能的傲慢。

然而，这种无能是自己造成的。美国之外牢固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潜在力量——军事、经济和软实力——巨大。最大的三股力量是欧洲的民主国家，大部分但不是所有都集中在欧盟；说英语或者英联邦的民主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与法语区交叉）、南非和印度（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拉丁美洲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民主国家。我们加起来的国内生产总值要比美国大得多，还有自然资源和具体的优势都是这个超级大国无法匹敌的。我们不应该像一帮表兄弟姐妹坐在一起，总是抱怨富裕的美国大叔的所作所为，而是应该想想在我们的海岸之外，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

比如，加拿大有维和的传统，目前正富有争议地扩展到阿富汗更加富有战斗性的维和工作。由于其自然资源丰富，拥有世界上超大份额的冰雪，加拿大可以在制定国际环境政策和对抗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

加拿大拥有微妙平衡的联邦模式，在双语框架下获得了多元文化社会的权利，对于世界许多正在努力避免未成熟的民主制度变为多数人暴政——进而引发新一轮的种族冲突——的多民族国家，加拿大可以提供独特的立宪经验。为什么加拿大不以其独特的民主推广方式分享这份经验呢？还是我们认为推广民主应该由布什政府全权负责，而我们坐在一边嘲笑？

因此，至少在这方面，我从多伦多回来就希望加拿大人少像一点欧洲人。但同时，在这方面，我也希望欧洲人少像一点加拿大人。

2006年

[1] 蓝州（Blue States），在美国大选中主要支持民主党，集中在西部和东北部；与之相对的红州（Red States），支持共和党，集中在美国中部、南部和东南部。——编注

第三章
伊斯兰、恐怖和自由

有好的恐怖分子吗？

“有听说奥萨玛·本·拉登来马其顿吗？”

“没有。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宣布大赦恐怖分子。”

最近在斯科普里（译按：南斯拉夫东南部城市）有人告诉我的这个马其顿笑话引导我们反思“9·11事件”后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谁是恐怖分子？对于这个问题，国际社会急需一个答案。

斯拉夫马其顿的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面临自己的奥萨玛·本·拉登，即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的游击队领导人阿里·阿赫麦提（Ali Ahmeti）。[1]然而，他们说，美国和北约一直在与这位恐怖分子做交易并向马其顿政府施压特赦他。当然，世界民族主义的政权总是打这种语义牌——俄罗斯指责车臣人是“恐怖分子”，以色列指责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等——具有广泛不同程度的合理性。然而，就这个例子而言，并不仅仅是当地的民族主义者对阿里·阿赫麦提先生持悲观看法。

2001年6月27日，乔治·W. 布什签署了一项“行政法令”，冻结了一些人（这些人参与或者支持“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西巴尔干半岛其他地方的极端暴力行动”）的在美资产并阻止向他们捐款。该总统法令表示：“我发现这种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非同一般的威胁，因而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来应对这种威胁。”在那份人员名单接近榜首的位置醒目地写着：“阿里·阿赫麦提，民族解放军（NLA）成员”，1959年1月4日生于马其顿的基切沃（Kičevo）。该总统法令实际上并没有使用“恐怖分子”一词，但却把他当作恐怖分子来对待。2001年5月，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勋爵把阿赫麦提领导的民族解放军形容成“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暴徒，他们的目标是摧毁民主的马其顿”。

然而，8月中旬，在美国、北约和欧洲谈判人员的巨大压力之下，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的代表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为了取得宪法和新政变革，为马其顿国家中的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人争取公平权利，民族解放军将停战并将其许多武器交给北约。作为协议的一部分，马其顿总统鲍里斯·特拉伊科夫斯基（Boris Trajkovski）承诺特赦叛乱人士，这实际上是北约给阿赫麦提作出的承诺。正如特拉伊科夫斯基总统对我解释说，“我与北约秘书长签订了一份协议，秘书长的总代表与恐怖分子签订了一份协议”，令人难忘。

我从驻扎在斯科普里的西方代表对阿赫麦提的专门描述中发现了一些困惑。一位英国的高级军官曾在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军作战多年，他富有激情地向我强调，阿赫麦提及其民族解放军中的同僚是恐怖分子。他说：“如果按照北约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他们完全符合。”[2]其他北约的高级文官和军官代表将民族解放军的行动形容成“叛乱”，并对阿赫麦提及其属下在为期7个月出奇成功的行动中表现出的克制表示敬意。在文件中，国际组织特意采用委婉说法并用一个首字母的缩略词来加以掩饰。文件上写道：“EAAG”——“阿尔巴尼亚族武装集团”（Ethnic Albanian Armed Group）的缩写。

我觉得问问阿赫麦提本人或许有用。因此，带着一名阿尔巴尼亚族的司机和口译员，我驱车进入了马其顿西部美丽的深山老林中，沿途经过马其顿警察的检查站、建筑优美的山村、闪闪发光的尖塔，在西普科维卡村（Šipkovica）的入口有一个临时的标语写着：“不得入内：民族解放军。”骡子驮着大量的稻草沿着陡峭、狭窄的鹅卵石街道往上爬，我们在一群穿着牛仔裤、戴着墨镜的年轻人的带领下一路给骡子让路，艰难地来到了一座大房子前。我们等待的时候，他们自豪地指了指从马其顿议会的副议长那里“缴获”的一辆黑色奥迪车。屋内，阿赫麦提一副疲倦的样子，一头银灰色的披发，手指上粘着不少尼古丁，坐在一把破旧的扶手椅上，翘着个二郎腿。他给了我一杯他所谓的“非常好的”威士忌——来自苏格兰艾莱岛（Islay）的十五年的波摩威士忌。他也喝了一些。（在巴尔干半岛，艾莱岛胜过伊斯兰。）

经过几分钟的寒暄后，我对阿赫麦提说，“9·11”事件后，对于恐怖主义的讨论很多，“一些人会说你是一名恐怖分子”。他会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当我的问题被翻译后，他的保镖在座位上稍微动了一下。阿赫麦提泰然自若地作出了回答。我想他大概会说，“不，我是一名自由战士”，但是他的回答更加有内涵。他说：“那个人不可能是恐怖分子，他戴着军章，有自己的奋斗目标，遵守《日内瓦公约》，尊重海牙国际法庭，实名实姓地公开行动，回应自己所做的一切……他致力于该国良好的改革和民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现在当然无法再简单地说，“哦，那好吧！”人们必须看看民族解放军到底做了什么以及可能还会做什么。我们也不应该回到过去几周我在欧洲听了无数次、令人厌烦的词组的相对主义：“一个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战士。”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个问题，世界各地显然有双重标准。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是自由战士，在土耳其是恐怖分子，反之亦然，取决于你的立场。此外，没错，我们在西方政策和言辞中经常看到的那种突然转变会招致批评。遭到排斥的恐怖分子阿赫麦提在和平进程中变成了宝贵的伙伴。中情局资助、反苏联的英勇战士奥萨玛·本·拉登变成了世界的头号恐怖分子。前恐怖分子（还是自由战士？）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人们改变也是事实。他们总结出，像前德国恐怖分子霍斯特·马勒（Horst Mahler）、爱尔兰新芬党（Sinn Fein）的领导人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所做的那样，武装斗争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最好方式，因此他们像康拉德（Conrad）笔下的库尔茨（Kurtz）那样迅速变得残暴起来，或者重新走出了黑暗。有许多不同的恐怖主义，并非把所有使用暴力达到政治目的的行为描述成恐怖主义都是合适的，这也是事实。如果我们不想输掉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所称的全球“反恐战争”，我们需要深入地理解差异。

一

确定某个人是不是恐怖分子，下面是需要关注的四样东西，如果他们是，那是什么样的恐怖分子：生平、目标、方法和背景。只有结合这四样东西才能得出答案。我将以阿赫麦提和民族解放军为例，但这个模板适用于任何地方。

生平

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9·11”事件的19名暗杀者中有15名来自沙特阿拉伯？奥萨玛·本·拉登是真的想摧毁西方、净化伊斯兰、推翻沙特王室，还是只想改变沙特的皇位继承而已？情报工作中的经典问题也是有关任何可疑恐怖分子最明智的问题。生平可能并不是位于所有历史的中心位置，但是在该领域肯定是。

对于任何在科索沃和马其顿待过一段时间的人来说，对我们所知道的阿里·阿赫麦提的人生故事都相当熟悉。他来自马其顿西部山区基切沃镇附近的扎雅斯（Zajas）村，住在那里的大都是阿尔巴尼亚人，但是他在科索沃的普里什蒂纳大学学习过。（当时，那里都算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他是一名激进的学生。与当时许多其他学生一样，他融合了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坐过几个月的牢。他二十二岁的时候积极参与了1981年发生在普里什蒂纳的阿尔巴尼亚学生起义。接着他逃到了瑞士。由于无法接触到机密的情报，我不知道他在瑞士的“研究”和“工作”是什么，但他在政治上依然活跃。据报道，在流放期间，他加入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族社会主义共和国运动，并组成了科索沃马列主义者的马其顿分会。在我们漫长的谈话中，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与我辩论革命性的政治。他告诉我，他读过很多书，“比如，有关心理学和游击战的书”。

尽管他控制的农村人口基本上是穆斯林，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一字未提伊斯兰，更不用说暗示性地表露对于基地组织等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感受了。喝威士忌、前马列主义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并不将自己视为任何穆斯林国际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他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活动并不清楚。他告诉我，1993年，他回到了马其顿，但是他发现他的阿尔巴尼亚族同胞仍然希望在新独立的马其顿内部和平争取他们的权利。一篇未经证实的报道称，1997年，他在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试图组织游击队。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他的叔叔法兹利·维流（Fazli Veliu），以前是扎雅斯村的一名老师（并且也在布什总统6月7号发布的排斥名单中）。阿赫麦提加入了一个名为LPK的小政党，法兹利叔叔帮助成立了该政党。LPK是科索沃解放军（KLA）的主要前身。[3]他们还组织了“祖国召唤基金”（Homeland Calling fund），在海外生活的阿尔巴尼亚人中为科索沃的武装斗争筹集资金。[4]其中多少钱是通过毒品交易、卖淫或者收取保护费获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中一些钱是普通阿尔巴尼亚人的爱国捐献。

显然，对他来说，1998年至1999年，在科索沃的科索沃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历。阿赫麦提告诉我，当时他在科索沃，但其实并没有参加战斗。其他报道称，他参加战斗了。无独有偶，马其顿民族解放军与科索沃解放军的阿尔巴尼亚语首字母缩写一模一样：UCK。[5]民族解放军的一些领导人物来自科索沃解放军。一些武器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有现成的例子。我问阿赫麦提，他是否认为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人在1998年已经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做好了准备。他说，不这样认为，“因为科索沃的情况”。但是西方介入科索沃——大部分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人都看到了——科索沃解放军最终“获胜”后，今年初马其顿已有足够的人准备接受武装斗争的号召。民族解放军中的大多数普通战士都是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人，其中许多人都是自己买的枪。

通过概括他对我说的一切，我觉得现年四十二岁的阿赫麦提从科索沃战争中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几个月的武装斗争比阿尔巴尼亚族的政客近十年的和平政治获得的东西要多。在科索沃是如此，在马其顿也是如此。第二个结论是，西方介入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伟大的战术目标，也是最大的秘诀。他告诉我，2月叛乱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没有西方的帮忙，我们无法获胜。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会帮多少忙……”所以他必须竭尽全力让西方介入。这意味着限制他们的目标和手段。这是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的机会。这也是阿里·阿赫麦提的机会。

目标

无论自身经历引发的动机多么混乱——人类动机常常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人们还必须关注一个恐怖组织或者运动所宣称的目标。有时，比如基地组织或者德国的“红色军团”（Red Army Faction），它们的总体目标太模糊、具有灾难性和包罗万象，因此这些目标在现实世界中永远无法实现。但有时它们清楚明了——尽管我们谴责伤害无辜之人的战术——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合理的目标，可能迟早会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科索沃解放军想要科索沃独立，爱尔兰共和军想要统一的爱尔兰，埃塔（ETA）想要巴斯克国独立，等等。

民族解放军所宣称的目标相当清楚并且相对适中。从一开始起，其领导人便坚称，他们只想要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的政客自从1991年马其顿独立以来一直在争取的东西：给予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人平等地位和权利。阿尔巴尼亚人应该被公认为马其顿共和国的一个基本民族。阿尔巴尼亚语应该作为议会和公共行政部门的官方语言。阿尔巴尼亚人应该有权用自己的语言接受高等教育。阿尔巴尼亚人应该在官僚机构、法院，尤其是警察局（警察应该停止骚扰他们）有相应的任职比例。更多的权力应该下放到对阿尔巴尼亚人占大多数的那些地区具有明显影响的当地政府，但是马其顿应该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与科索沃解放军、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爱尔兰共和军或者埃塔的要求相比，这些要求看上去似乎是由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拟定的。大多数西方代表认为这些要求合情合理，马其顿政府在几年前就应该答应其中的大多数要求了。现在，你可能会说：但是这些要求都是战术性的，旨在吸引西方。当然是这样。总体而言，我发现阿赫麦提警惕、躲避甚至回避这些政治问题，也就是说，他像一个政客一样说话。像旧马列主义的同志一样，他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路线：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平等权利，仅此而已！但是，似乎在我看来，他这样做靠的是某种个人信仰，并且有充分的理由。

我问道，为什么没有人为马其顿设想出一种联邦解决方法？他微笑着说：“在一个只有200万人和25 000平方公里的国家？”这会非常可笑。联邦主义意味着各联邦国之间有新的领土边界和竞争。在一个阿尔巴尼亚族和斯拉夫族马其顿人如此混居在一起的国家，如何划分边界线？“要么我们生活在21世纪，想想融入欧洲，要么我们像他们在一百年前所做的那样采取行动……”他将手放到心的位置说，“我的祖国是马其顿。”

并不是他的所有同僚都这样认为。我和另外一位民族解放军的指挥官拉菲兹·阿里提（Rafiz Aliti）谈过，他被称为“导师”，因为在春季起义之前，他是该村的体育老师。他告诉我，他支持联邦化和“区划化”马其顿。一个单一的国家无法运作。如果马其顿方面不实施8月中旬的“框架协议”（它从名义上满足了阿尔巴尼亚族的适中要求），那么他们将再次发动战争。这次将变成领土战争。什么领土？“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领土。”

然而，大量的证据表明，大多数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政治精英已经一致认为，两个地方的中期战略目标应该不同：在科索沃是独立，在马其顿是平等权利。凑巧的是，两个目标都不是更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是。

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人采用这种渐进式的途径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根据马其顿当局的统计，大约23%的马其顿人口是阿尔巴尼亚人，但是非官方估计这一数字高达35%。“框架协议”将提供一次全新的、受到国际监督的人口普查，看看这次人口普查会是什么结果将很有趣。无论结果如何，所有人都知道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人的孩子比斯拉夫族马其顿人多。按照目前的出生率，大约到2025年，阿尔巴尼亚人可能将占人口大多数，到时这大多数人可能选举六十六岁的阿里·阿赫麦提担任马其顿的总统。

方法

这是最重要的单一标准。一个下雨的星期六下午，一位老人站在伦敦“演说角”（Speakers’Corner）的临时演说台上，要求国王将所有马莎百货商店（Marks & Spencer）夷为平地，这位老人不是恐怖分子。他是演说角里的一个疯子。苏格兰民主党的目标要比民族解放军的目标宏伟得多——它想要苏格兰完全独立，但它完全通过和平、符合宪法的手段。

个人或者组织是否通过使用暴力来实现其个人或者政治目标？暴力专门针对国家的武装力量，还是恐怖组织也针对无辜的平民？在努力限制平民伤亡的同时散布恐慌和不断侵扰——就像爱尔兰准军事组织有时通过电话发布轰炸警告那样，还是像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中明显所做的那样，大规模地屠杀无辜平民？

阿赫麦提和民族解放军故意选择暴力。他们从科索沃吸取的教训是：如果牌打得不错，一点精心策划的暴力能够获得多年非暴力政治无法获得的东西。故技重施成功了。阿赫麦提和其他人称，他们从不针对平民。他们遵守《日内瓦公约》和看重海牙国际法庭等。大多数国际观察人士一致认为，民族解放军给斯拉夫族马其顿的平民造成的伤害，要比科索沃解放军给科索沃内塞尔维亚的平民造成的伤害少得多。最直接受到阿赫麦提指挥的地区尤其如此。但是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和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几个民族解放军成员绑架、实施酷刑和虐待的案例。

我与一群从马其顿西部村庄逃出来的年轻的斯拉夫族马其顿人谈过。然而，连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在拿起武器对抗民族解放军后，也这样做过。他们讲述了可怕又熟悉的故事：曾经一起和平生活和工作多年的邻居如何突然变成了枪口相向（就像在科索沃、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那样）……根据马其顿政府的统计，大约7万人由于战斗而流离失所。国际观察人士表示，这一数字要低得多。他们还表示，平民受到的最严重伤害是由马其顿军队和安全力量造成的。一支不够格军队的枪支会不加区别地重创叛乱的村庄——不镇压叛乱是最合理的方式。与在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一样，内政部领导下的准军事组织“狮子”暗中袭击阿尔巴尼亚人。另外，毫无疑问的是，多年来，普通的阿尔巴尼亚人一直受到斯拉夫族马其顿人占大多数的警察的骚扰。

我与阿赫麦提会面后从山上下来，我们的车被一名穿着警长制服的男子和一名脖子上挂着一个木制大十字架的准军事组织的士兵拦住。这位警长辱骂了我的口译员。但我试图介入（相当傲慢地）说，早上我和特拉伊科夫斯基总统谈过，我敢肯定总统希望我们安然通过，他对我的口译员说：“告诉你的人，我他妈的才不管总统。”当我微笑时，他说：“告诉他不要微笑。”这位马其顿的警察就是阿尔巴尼亚事业的绝佳宣传者。

随后，我的阿尔巴尼亚司机愤怒得身体发抖。他用蹩脚的德语喊道：“你看到他们如何对待我们了。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个警察在路边向我们挥手示意停下来，他们就向我们开枪了啊。这样不对。”确实不对。

这是一场有点混乱低级的内战，根据巴尔干半岛的标准，双方都不是非常正确，也不是非常残暴。民族解放军发起了这场战争，但斯拉夫族马其顿方面在此期间的行为更加糟糕。这引导我们进入我们的最后一条标准：背景。

背景

马其顿框架协议的第一条基本原则上说，“完全无条件地禁止采用暴力追求政治目标”。值得赞扬的原则。但是不能太过于按表面意思来理解。毕竟，轰炸阿富汗，美国和英国就是通过采用暴力追求政治目标。你可能会说：但是经久不衰的“正义之战”的标准证明了它的合理性，国际联盟、组织和法律赋予了其合法性。无论如何，从内部实施政治暴力对付一个合法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但是谁决定一个特殊的国家是否合法呢？

即便在国际公认的国家中，只要有压迫，武装抵抗便有可能被认为是合法的。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其剧作《威廉·退尔》中借一名叛乱分子之口用无与伦比的强有力语言表达了这种说法。[6]施陶法赫尔说，当受压迫的人没有其他方法找到公正的时候，他便镇定地伸向天空，从天上取下那无法剥夺、就像星星一样不灭的永恒权利。当没有其他手段时，他必须拿起剑。18世纪和19世纪波兰争取自由的起义可能就是如此。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如此。

因此，你所在的是什么样的国家至关重要。像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或者埃塔组织在西班牙等国利用政治暴力是一回事，在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所有人都平等拥有争取和平变革的手段。巴勒斯坦组织利用政治暴力对付加沙地带或者西岸受压迫的军事占领是另一回事。黑人民族议会（ANC）对抗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又是另一回事。受到暴力镇压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拿起武器对抗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政权也是另一回事。我们可能想支持普世原则“无暴力”，但我们都知道从政治事实和道德内容上来说，这些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应该说，一些暴力的政治行动没有另一些暴力的政治行动那样具有正当性。

鲍里斯·特拉伊科夫斯基总统微笑着告诉我：“目前据我所知，世界领导人都在称赞马其顿。”哦，我有消息要告诉特拉伊科夫斯基总统——他是一个善良、体面、自己并不腐败的用心良苦之人，但是或许没有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智力或个性。他们并没有称赞马其顿。私下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咒骂马其顿。我对一位与马其顿颇有渊源的资深西方谈判员说，我从未遇到过比斯拉夫族马其顿的政治精英更加固执己见、目光短浅的精英分子。这位谈判员说：“除了我质疑你所用的‘精英’一词外，同意你所说的一切。”正如他们与民族解放军的作战方式伤害自身一样，写本文时，他们还是固执己见，坚持反对修改宪法，而大多数国际观察人士都认为修改宪法完全合理。

一个特别有争议的地方是前言中指代（在我的官方英译本中为）“马其顿是以马其顿民族的民族国家形式成立的历史事实……”的措辞。阿尔巴尼亚人不喜欢民族国家的说法，特别是因为在这种语境下“people”是指narod，暗指民族，而不是更加广泛和更加文明的民族（nacija）。斯拉夫族马其顿方面在夏季签订的和平协议中同意修改措词，但是现在议会正威胁违背协议。

超大的西方压力——欧盟的外交政策代表哈维尔·索拉纳和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几乎每周访问一次，他们的脑海中可能还想着其他几件事，比如在修正案通过前，停止对瘫痪的马其顿经济提供国际援助——似乎无法让他们改变态度。大锤难以敲开坚果。在更低的层面，官僚机构、军队和警察似乎和他们的政客一样顽固、腐败和无能。

这一切都有原因。回顾过去十年，有人肯定也会同情斯拉夫族的马其顿人。有向往州的地位的民族，也有州的地位强加给他们的民族。1991年，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时候，州的地位便强加给了马其顿人。进入20世纪后，该国的四个邻国都宣称对其享有主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塞尔维亚把它当作塞尔维亚南部的一部分，保加利亚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马其顿的语言只是保加利亚的一种方言），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希望马其顿的大片土地都是更伟大的阿尔巴尼亚的，希腊人说马其顿其实是希腊的。

1991年的时候，这些说法都还没有完全明确地尘埃落定。该国已然千疮百孔的经济，因西方制裁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和希腊阻挠国际承认马其顿（因为希腊人说，在希腊已经有一个马其顿），而支离破碎、一落千丈。（因此该国在国际上有一个相当别扭的名字——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不过直接自称为马其顿共和国。）当时，它必须应对从科索沃涌入的大量阿尔巴尼亚难民。西方承诺的经济援助和投资基本上依然是承诺而已。哦，对了，斯拉夫族马其顿人在本国将很快成为少数派。有点生存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这可以成为理由，但不能成为借口。目前在民族解放军和西方压力之下做出的（或者未做出的）大多数变革在几年前就该做出了。

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人今年年初的立场与席勒《威廉·别尔》中表明的难忘立场一点都不像。仍有可能和平变革。过去，牢固的阿尔巴尼亚政党分布在政府和议会中（它们现在依然如此），施压推动大多数同样的改革。它们无法很快地实现目标（部分原因是斯拉夫族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族马其顿的政党都有相当高程度的腐败），但是在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压力之下，它们将及时实现目标。无论民族解放军的目标和方法相对是多么克制，在仍有其他途径的情况下，民族解放军仍然固执地选择了暴力之路。结果，这加速了名义上的必要改革，但也可能阻挠了实际的改革。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阿尔巴尼族和斯拉夫族马其顿社区的进一步疏远，以及双方政治的激进化。

二

那么，我在和一名恐怖分子喝威士忌吗？呃，当然是在与一名前革命政客和游击队领导人喝威士忌，他在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故意拿起了枪。或许是他所宣称的目标的适当性和他努力不针对平民的事实刚好将他推到了对的阵营。刚好。或许吧。当然，他继续努力成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坚定变革倡导者，通过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的政治谈判推动变革。因此，或许与一名改良的恐怖分子喝威士忌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世界领导人在过去15年喝掉的威士忌恐怕只有寥寥数瓶了。

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进一步的指导吗？长期以来，联合国一直回避定义恐怖主义。最近，它已经向定义恐怖主义迈出了一小步。2000年11月，联合国第六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接近一个大致的定义，该报告称：

由于政治原因打算或者设法在普通大众、一群人或者特定人群中引发恐慌状态的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正当的，无论是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种族、民族、宗教还是其他考虑因素可能用于证明它们的正当性。[7]

但是这太宽泛。我们希望在塔利班中引发恐慌状态，难道塔利班不是“一群人”吗？谁决定什么是犯罪行为？

9·11事件后，召开有关恐怖主义的联合国大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人不禁想联合国给出的定义能有多大用处，一方面因为成员国对什么应该算恐怖主义将会有广泛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因为其自身的难度，连最中立、独立的分析人士也很难给恐怖主义下定义。实际上，能够希望获得的最好情况可能是，尽可能广泛的不同国家，包括不同“文明”的国家（按塞缪尔·亨廷顿的理解来说）对尽可能多特例的描述达成意见一致。最差的情况是，欧洲和美国应该意见一致——这根本无法保证，比如，如果有一方认为对伊拉克或者巴以问题要采取不同的手段。即使如此，可能也不会带来一个共同的政策，但至少可以从一项共同的分析入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的四个小标题——生平、目标、方法、背景——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折中的样板，但是每种情况的内容将截然不同，也没有判断结合情况的普遍指导。正如伟大的巴特勒主教曾经意味深长地评论道，凡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001年

[1] 这个观点是马其顿议会外面的一群民族主义的示威者向我提出的。马其顿的一家网站制作了一个表格对比这两个人（职业：恐怖组织的领导人；恐怖组织的领导人；伊斯兰？是；是；等等）。详见www.realitymacedonia.org.mk.

[2] 但是北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呢？这位军官记不大清楚了。随后的询问表明北约没有相关定义，至少是因为其成员对此意见不一——这又表明了困难。可能这位军官想的是英国军事理论中对“恐怖主义”和“叛乱”之间的有效区别。

[3] 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提姆·犹大（Tim Judah），《科索沃：战争和复仇》（Kosovo： War and Reveng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年）和我在2000年9月21日的《纽约书评》上关于科索沃战争发表的评论文章。我引用了1998年2月美国特使罗伯特·格尔巴德（Robert Gelbard）的话将科索沃解放军形容成“毫无疑问是恐怖组织”。

[4] 祖国召唤基金可能能够与总部位于美国的北方援助基金相提并论，在美国为爱尔兰共和军筹措资金——不同的是美国当局早就容忍了北方援助基金。当然，阿尔巴尼亚裔的美国人选票要比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少得多。

[5] 科索沃解放军是Ushtria Çlirimtare e Kosovës（UÇK）；马其顿民族解放军是Ushtria Çlirimtare Kombëtare（UÇK）。因此，当我的司机问阿赫麦提的总部位置时，他问道：“UÇK的总部在哪里？”

[6] 我情不自禁地想全部引用这些精彩的句子：
不，暴君的权力有其限度：/ 倘若被压迫者无处找到公道，/ 倘若沉重的高压已无法忍受—— / 那他就理所当然地向天空伸手，/ 从天上取下他永恒的权利，/ 这些权利如日月星辰高悬天际，/ 不可转让，不会摧毁—— / 大自然的原始状况重又恢复，/ 人和人直面相对—— / 倘若手段全都无效，/ 那就采取最后一招，给他一把剑。（《威廉·退尔》，张玉书译）

[7] 我要将这段引用和对联合国所做一切的概括归功于我的牛津大学同事亚当·罗伯茨。

阿尔罕布拉

“我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没错，我是西班牙。”诗人奥登（W. H. Auden）这样回应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六七十年后，西班牙成为另一场战争的舞台，这场战争影响每个欧洲人，所有民主国家的每个公民。这是一场持枪的人和空中的人肉炸弹无法获胜的战争。这是一场为了避免另一场战争的战争。

在马德里一条宽敞的城市街道一边，你可以在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Queen Sofia Art Centre）中看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这或许是现代世界中描述战争的最著名的单一艺术画，这幅纪念西班牙内战期间遭轰炸小镇的画，用黑、灰和白三种分明的颜色描绘了扭曲和肢解的身体部位——腿、胳膊，大部分都是人头，每个人头都张着嘴，痛苦地嚎叫着。就在几米之外，街道的另一边就是阿托查（Atocha）火车站。2004年3月11日，在这里，格尔尼卡的一幕重演了。由于安在上下班列车上的炸弹的引爆，在短短几秒内，活生生的男男女女们——父母妻儿——的身体被撕成了一块块。我们肯定可以想象，他们还张着嘴发出最后一声痛苦的嚎叫。

毕加索并没有来纪念阿托查火车站的受害者。乍一看，纪念物可能是两台自助售票机。走近仔细一看，原来是装金属键盘的，你可以在键盘上打纪念或者表达团结的语句，它能与你手的扫描像连接在一起。在这两台记忆机器的中间悬挂着巨大的白色圆柱体，人们可以在这些上面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永远不要再发生”有好几处。“阿兹纳尔、布什和布莱尔是暗杀者。”还有不合语法的波兰乐观主义的动人心声：“不要继续深陷在绝望中。波兰。”

阿托查火车站的纪念物缺少艺术的壮观。然而，其极致的平庸似乎也是恰当的——因为这场战争不会以某种大决战而是会以无数次日常的小小遭遇战（就像天天乘坐近郊列车上下班的人一样）的方式取胜或者输掉。

如果你往回走，从格尔尼卡博物馆到达拉瓦皮耶斯（Lavapiés）区，你便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许多北非移民都住在这里，好几个“3·11”爆炸案的制造者过去经常在这里出没。在特里布雷特大街（Tribulete Street）上，你可以看到小电话店（称为“展位”）闩着的铁门，移民可以在这里给家里打便宜的电话。但是这个展位的主人杰莫尔·左格姆（Jamal Zougam）利用自己电信方面的专业技能准备了几部手机，通过远程控制引爆了列车上的炸弹。现在他的房子已经用于出租，但是门上还有“新世纪展位”的图案。确实是新世纪了。

拉瓦皮耶斯区并不像是一个贫民区。在狭窄的街道上，西班牙和北非的商店仍然混在一起。人们也是一样。但我感觉这个社区可能向其中一个方向发展：要么加强和平共处，要么急速陷入低层次的城市内战。

或许西班牙人在“3·11”袭击后所做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们没有做的事情。他们没有回击，没有让任何国籍的摩纳哥人或者穆斯林当替罪羊。人权观察组织的最近报告谨慎地对此表示赞赏：“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记录在案的种族暴力事件可以直接归结于‘3·11’的爆炸事件。”该报告还援引西班牙摩纳哥工人和移民组织主席的话说：“所作出的反应总体而言可以作为楷模，这个社会知道如何区别少数恐怖分子和一个共同体。”

然而，与拉瓦皮耶斯区的人们交谈，你会发现一个接近引爆点的社会。一位西班牙的酒吧老板告诉我，他多么讨厌像他之前的邻居左格姆（手机操控炸弹的人）那样的人，颤抖的声音中透着愤怒和酒意。他说：“如果我3月11日那天有把枪，我会在这里自己打死他们。”穆罕默德·赛德是一名手上画着蛇的摩洛哥人，今年十九岁。他抱怨说，爆炸案后，警察对他们的骚扰越来越多。为什么，就在三天前，由于他朋友的手机中有一张奥萨马·本·拉登的照片，警察就打了他一顿并没收了他的手机！那么本·拉登是他这位朋友的英雄吗？没错，当然是。但赛德正在学做水管工，他说自己的老师对他一直很好。这么说，一个人正处在融合和疏远的风口浪尖。

我又问了一位能言善辩、十六岁的穆罕默德（“叫我穆罕默德就行了”），问他对去年发生在路那边阿托查火车站爆炸事件的看法。他说，他不想看到有人死掉，“即使他们是基督徒和犹太人”。但是这次是因为阿兹纳尔在伊拉克战争中所做的一切……

后来，在该市近郊一个戒备森严的会议中心，我在一次旨在讨论“民主、恐怖主义和安全”的纪念峰会上与一群杰出的政客、国际官员和思想家坐在一起。这次精心组织的会议的主题是“民主政府是抗击恐怖主义唯一合法并且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旨在一份马德里议程里制定在应对恐怖主义的民主回应中从未见过的最完整行动计划。

我期望研究结果。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下一步行动显然至关重要，从协调的警察和情报工作到移民政策，从使更广泛中东民主化的竞争战略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正如两位穆罕默德的评论明确表示的那样，相应的政策会对我们自己阿拉伯的街道产生直接影响。

但是，如果欧洲的普通民众能够通过与不同肤色和信仰的人频繁的互动来有意识地参与这场战争，才能赢得这场避免更大战争的战争。这些体验将决定已经大量生活在我们当中的穆斯林移民是走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最终走向恐怖主义，还是远离它。这不是“反恐战争”，在反恐战争中，强国强大的军队和安全设备屡屡被几个准备牺牲自己、技术精湛的人挫败。这是一场防止这类人想成为恐怖分子的战争。

一位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一个国家就是“每天一次公民投票”。这场防止在普通男女遭疏远的脑海中出现恐怖主义的和平战争也是如此。这是一场应对小事、琐碎日常行为的战争。

回到特里布雷特大街上，有一家名为“阿尔罕布拉”的阿拉伯饭店，受到指控参与“3·11”爆炸事件的人过去经常来这里。我到那里的时候，遇到两名西班牙妇女正在学习阿拉伯语，熟悉他们邻国的文化。尽管她们是没有裹着头巾的西班牙妇女，她们也受到了阿拉伯饭店老板的热情招待。这，也体现了马德里议程。

2005年

欧洲的伊斯兰

2006年一个晴空万里的夏日，我参观了巴黎近郊著名的圣丹尼教堂。我欣赏了法兰克王国国王和王后壮观的坟墓和墓碑，包括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铁锤查理”）的坟墓和墓碑。人们普遍认为，公元733年，在普瓦捷附近，查理·马特击退穆斯林军队的入侵阻止了欧洲的伊斯兰化。（详见“欧洲实力有道德基础吗？”）走出教堂，我走了约100米穿过维克多·雨果广场便到了主商业街，街上到处都是阿拉伯和非洲裔的当地购物者，包括许多戴着头巾的女子。我突然想：这样看来穆斯林终究还是赢得了普瓦捷战役！不是靠武力取胜，而是靠和平的移民和繁衍后代。

从国王的教堂出来沿着道路往下走，在“一神论协会”（Tawhid association）不起眼的后院办公室里，我会见了阿卜杜拉齐兹·伊加尤哈里（Abdelaziz Eljaouhari），他是摩纳哥柏柏尔移民的儿子，是一名口才出众的穆斯林政治活动人士。他用完美的法语流利又富有激情地讲述了巴黎周围贫穷住宅区的苦难——这正如我们所说又是抗议造成的——和对移民及其后代长期的社会歧视。他愤怒地说，法国所谓的“共和国模式”实际上是指“我说法语，叫让·丹尼尔，蓝眼睛，金发”。如果你叫阿卜杜拉齐兹，皮肤较黑，还是穆斯林，法兰西共和国就不像其所宣扬的那样做了。“我们有何平等可言？”他问道。“什么自由？什么博爱？”后来他给强硬的内政部长、继承雅克·希拉克的右翼主要总统候选人尼古拉·萨科齐发了一封私信，信中的措辞我永远都忘不了。阿卜杜拉齐兹·伊加尤哈里大声说：“我，是法国人！”

此外，他可能还会补充说，欧洲人。严重疏远许多穆斯林人——尤其是移民家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那些自身出生在欧洲的年轻男女——是当今欧洲面临的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如果形势还像现在这样恶性发展，那么这种疏远和对主流白人、基督徒或者后基督徒欧洲人的怨恨互相推动的方式，可能会摧毁欧洲最牢固民主国家的公民网。它已经促进了民粹主义反移民政党的崛起，非常直接地导致了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穆罕默德·阿塔等劫机人员就是在欧洲期间被激进化的）、2004年马德里的“3·11”爆炸事件、2004年11月2日谋杀荷兰电影制片人提奥·梵高的事件、2005年7月7日的伦敦爆炸事件，还有2006年8月10日试图炸毁多架英国飞往美国的客机但被英国当局挫败的事件。

欧洲与其穆斯林之间的困境也是过度简单化的主题，在美国尤其如此，懦弱、反美、反犹太的“欧拉伯”（Eurabia）[1]这套固有思维，日益束缚着阿拉伯/伊斯兰占支配地位的地区，目前似乎正在加剧。作为欧拉伯的一份子，我必须坚持几点基本的区别。首先，我们是在谈论伊斯兰、穆斯林、伊斯兰主义者、阿拉伯人、移民、皮肤较黑的人还是恐怖分子？这可是七种不同的东西。

在我住的地方——欧拉伯的牛津，我几乎每天都与大英博物馆联系。他们的家族血统源自巴基斯坦、印度或者孟加拉国。与我熟悉的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相比，他们是更加和平、守法和勤劳的英国公民。正如一项有关法国伊斯兰的杰出新研究的作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法国穆斯林都相对较好地融入了法国社会。[2]阿卜杜拉齐兹·伊加尤哈里抱怨的歧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存在着，对非穆斯林的移民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歧视。可以说，对皮肤较黑、用外国名字或有口音的人都同样歧视，这是赤裸裸的旧式种族主义或者仇外，而不是现在称为“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的更加具体的偏见。

在欧洲大陆，对于伊斯兰，尽管有交叉的问题，但也有许多截然不同的问题。俄罗斯联邦有1 400多万人口——至少占到其迅速减少的人口的10%——可以被认为是穆斯林，但是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他们不是欧洲问题的一部分。[3]相比之下，就拿土耳其来说，将近7 000万穆斯林人居住在这个世俗国家，欧洲人激烈地辩论了这样一个主要是穆斯林的大国（在大多数传统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定义中，它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似乎应该成为欧盟的成员国。在巴尔干半岛，有数百年历史的欧洲穆斯林社区，总共有700多万人，包括基本上是穆斯林的国家阿尔巴尼亚、迟早穆斯林将占多数的另一个实体科索沃、穆斯林占多数的脆弱国家波斯尼亚和穆斯林占不少人口的马其顿、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

这些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是老欧洲人，不是欧洲的移民。然而，像土耳其人一样，他们确实组成了德国、法国和荷兰等西欧国家穆斯林移民少数民族的一部分。在十年内，要么由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加入了欧盟，要么由于他们在另一个欧盟成员国获得了国籍，大多数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可能将成为欧盟的公民。20世纪90年代，西欧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迫害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回应虚弱无力（对克罗地亚的回应相对有力一些），令人耻辱，这加深了穆斯林在欧洲受伤害的更广泛认识。西欧人（和美国人）军事干预科索沃，防止信奉基督教的塞尔维亚人试图屠杀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常常就没有那么让人记忆深刻。

人们随意谈论“欧洲穆斯林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想到的是来自移民家庭的1 500多万穆斯林，他们现在生活在欧洲西部、北部和南部欧盟成员国内，以及瑞士和挪威（生活在波兰等欧洲中部和东部欧盟新成员国内的数量很少）。法兰西共和国在理论上不管肤色、宗教和民族，但并没有真实的统计数据，这一事实使统计变得复杂，尽管如此，或许法国大概有500万穆斯林——超过总人口的8%。德国可能有400万人——主要是土耳其人，荷兰将近有100万人，超过总人口的5%。

其中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一般在城市的特定区域，比如圣丹尼周围的行政区域，它包含了巴黎近郊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住宅区。每四个马赛市民中估计就有一个是穆斯林。在其引人入胜的新书《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案》（Murder in Amsterdam）中，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引用了一份官方统计数据：1999年，阿姆斯特丹大约有45%的人口有外国血统，到2015年，这一数字预计将上升至52%，其中大多数人是穆斯林。此外，穆斯林移民的出生率通常比欧洲“本地人”高。根据一项估计，十六岁至二十五岁的法国人口中穆斯林人超过15%。[4]

因此，由于进一步移民、相对较高的出生率、欧盟向巴尔干半岛或许还有土耳其扩张的前景，欧盟越来越多的公民将变成穆斯林。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的一些城区，他们占到的人口比例可以是20%到90%之间的任意一个数字。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非常多的人将遭受穷困，不能接受良好教育，就业不充分，被疏远——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及父母的家乡都感受不到家的感觉，受到毒品、犯罪或者政治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吸引。

如果我们传统的欧洲人（因缺乏更好的措辞暂且如此称呼），能够成功扭转目前的趋势，能够让阿卜杜拉齐兹及其孩子这样的人像新穆斯林欧洲人那样有家的感觉，那么他们可以成为一种丰富文化、增加经济动力的源泉，有助于弥补欧洲快速老龄化的人口所拖的后腿。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我们将会面临更多的爆炸。

一

伊恩·布鲁玛——荷兰和英国的混血儿、彻彻底底的世界主义者——拥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即回到自己的祖国荷兰，探究2004年11月2日电影制片人、穆斯林文化的挑衅性批评者提奥·梵高被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的二十六岁摩洛哥裔荷兰人谋杀的原因和影响。据一名目击者说，布耶里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在公共大街上向梵高开了好几枪，接着拿出大砍刀，向他的喉咙砍去——“好像砍一个轮胎似的”。他用另一把刀在梵高的胸部钉上了一个长长的杂乱无章的字条，呼吁对所有异教徒发动圣战，杀死一批他憎恨的人，从索马里出生的荷兰政客阿雅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开始到该字条上写着的要解决的人。梵高和希尔西·阿里一起拍过短片《屈服》（Submission），该短片援引《古兰经》中的语句，通过半裸着身子的年轻女子诉说自己被虐待的故事，描述了一些穆斯林家庭中女子受压迫的情况。布耶里的谋杀字条以此结尾：

我敢肯定你，哦，美国，将消亡

我敢肯定你，哦，欧洲，将消亡

我敢肯定你，哦，荷兰，将消亡

我敢肯定你，哦，希尔西·阿里，将消亡

我敢肯定你，哦，异教徒的原教旨主义者，将消亡

布鲁玛在《阿姆斯特丹的谋杀案》（兼具小品文和新闻报道的生动和敏锐）一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小时候记忆中那个宽容、文明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1975年离开荷兰的，当时二十三岁）？这片产生过斯宾诺莎（Spinoza）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土地变成什么样了？赫伊津哈在一篇发表于1934年的文章中称，如果荷兰人会变成极端主义者，那他们的极端主义也是适度的极端主义。布鲁玛写道，梵高的谋杀案是“欧洲最进步的小世外桃源宽容和光明美梦的终结”。然而，他的部分答案似乎是现实总是与荷兰宽容的神话不同——比如，如果有人关注战争时期和战后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的话。他还引用了荷兰杰出政客、前欧洲委员弗里茨·博克斯坦（Frits Bolkestein）的著名宣言：“永远不要低估荷兰人对摩洛哥和土耳其移民的憎恨程度。”请注意，不是“穆斯林”而是来自特定地方的移民。

现在，布鲁玛重访自己小时候青翠欲滴的郊区（“青翠欲滴”和“郁郁葱葱”这两个词在书中反复出现），与学者和他讽刺地称为提奥的朋友的人交谈，倾听他们讲述每种文化都有单独“支柱”的荷兰多元文化主义的模式如何崩溃。太多的移民涌入太快，他们在语言、文化和社会方面还没有充分融入荷兰社会。父母是作为德国所称的“Gastarbeiter”，即“外来务工人员”进入荷兰的，但是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没有工作。

关于荷兰人对伊斯兰的态度，布鲁玛表示，像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客皮姆·福尔顿（Pim Fortuyn）这样的人对穆斯林重新将宗教引入公众舆论非常愤怒，因为他们刚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摆脱自身宗教的束缚”，他指的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新教。更不用提穆斯林对于同性恋——福尔顿是同性恋——和女性的态度。当问及他为何反对伊斯兰教时，他说：“我无意再次解放所有女性和同性恋者。”像梵高一样，福尔顿也是被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子谋杀的（荷兰的风格），不过暗杀他的人不是穆斯林。梵高对福尔顿着迷；布鲁玛写道，实际上，他自己被布耶里杀死的时候，这位电影制片人正在筹备一部有关福尔顿暗杀事件的“希区柯克式的惊悚片”。

对于我们非穆斯林的欧洲人或者更加普通的西方人来说，福尔顿和梵高等人的回应是这个故事较容易理解的部分。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另一部分：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的经历。杀手穆罕默德·布耶里是一个孤独的疯子还是一场较大麻烦的征兆？答案无法让人放心。布耶里来自我所谓的中间人群：他们在自己所生活的欧洲国家和父母的祖国都感受不到家的感觉。他们居住在“天线城市”中，通过摩洛哥或者土耳其电视频道的卫星天线、网络和手机与父母的出生地联系。与大多数移民美国的穆斯林人不同，他们当中很多人每个夏天都亲自回“国”，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土耳其或者其他欧洲的邻国，有时一去会待上几个月。在他们欧洲的家里，第二代人通常与其兄弟姐妹说当地的语言——荷兰语、法语和英语，与他们的父母说本土语言——柏柏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正如一位摩洛哥柏柏尔裔的荷兰人对布鲁玛所说，“五五对开”。布鲁玛问这人会支持哪支足球队。摩洛哥！他更喜欢拥有哪个国家的护照？荷兰！

几乎所有我在巴黎周围易发生暴乱的住宅区遇到的年轻人都讲述了中间生活的类似故事：悠闲的夏天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他们爷爷奶奶的农田里度过；分裂的忠诚，“你会支持哪支足球队”的问题便是集中体现。那些阿尔及利亚的后代告诉我：“阿尔及利亚！”2001年，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一场比赛引人注目地沦落成了一次令人厌恶的暴乱。但是，当阿尔及利亚裔的齐内丁·齐达内（Zinedine Zidane）带领法国队参加世界杯时，他们就支持法国了。[5]阿卜杜拉齐兹·伊加尤哈里说：“在摩洛哥，我是侨民；在法国，我是移民。”

从文化上来说，他们拥有双重人格。迷茫不仅仅限于文化方面。布鲁玛会见了一位专门治疗移民精神病的精神病学家。显然女性和第一代移民的男性往往会患上抑郁症，第二代男性会患上精神分裂症。根据他的研究，第二代的摩洛哥男性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概率要比来自类似经济背景的荷兰本地人高十倍。

穆罕默德·布耶里是这些第二代摩洛哥柏柏尔裔荷兰人中的一员，左右为难。他上过一所以画家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命名的荷兰高中，说荷兰语，喝酒，吸毒，有一个一半荷兰血统、一半突尼斯血统的女朋友。他喜欢西方女孩，但当他的妹妹找了一个名叫阿卜杜的男友时，他非常愤怒。对他来说，在婚前发生性行为没有问题，但对她来说不行。如果女儿或者妹妹在婚前发生性行为，在他摩洛哥穆斯林的社区看来，传统上至关重要的家庭荣誉就会受到无法挽回的玷污。布耶里捅了阿卜杜一刀，在监狱待了一段时间。他的母亲死于乳腺癌。穆罕默德不再采用现在自己日益认为堕落的欧洲方式。他留了胡子，开始穿戴摩洛哥的长袍和祈祷帽，受到叙利亚一名激进穆斯林布道者的影响。他在网上发伊斯兰的宣传帖，观看在中东的外国异教徒被圣战士割喉的视频。根据布鲁玛引用的一处荷兰资料，布耶里的朋友努雷丁（Nouredine）结婚当晚和的自己新娘在未来暗杀者公寓的床垫上观看异教徒被屠杀的视频。

2004年11月1日，穆罕默德·布耶里和朋友们度过了平静的一晚。他们出去散了散步，通过插在数码音乐播放器上的耳机听古兰经的祷告。穆罕默德表示，那晚的夜空是多么的美。第二天早上，他5点半起来，向真主祷告后就骑着自行车去屠杀梵高了。显然，他打算在与后来警方的交火中杀死自己。

布耶里的故事与一些伦敦和马德里爆炸人员以及基地组织汉堡分支成员（他们是2001年纽约“9·11”袭击事件的主要人员）的故事惊人地如出一辙。同样是起初接受现代欧洲的世俗文化，接着愤怒地排斥它，无论是荷兰、德国、西班牙还是英国的变体，都有性放纵、毒品、饮酒和狂欢的共同诱惑；夹在两个国家之间左右为难的痛苦，两个国家都不是完完全全的家；激进伊玛目的影响以及来自网上、录音带或者盒式录像带和DVD光盘的伊斯兰材料的影响；全球伊斯兰受伤害的感觉，波斯尼亚、车臣和巴勒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报道加剧了这种感觉；一个小圈子朋友的共同想法坚定了决心；平静的自信，其中许多这样的年轻人似乎有了这份自信就接近殉教了。这类自杀式的杀手显然不能代表和平生活在欧洲的绝大多数穆斯林人；但他们毫无疑问是穆斯林移民的孩子更加广泛地疏远欧洲的极端而特殊的症状。他们病态的思想和心态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明了中间人群的病理。

二

布鲁玛专门用一章讲述了阿雅安·希尔西·阿里和《屈服》——她与提奥·梵高一起制作的电影，展现了穆斯林女性受虐待的情况。希尔西·阿里自身的故事已经在无数的简介和访谈中讲述过。实际上，她是记者无法抗拒的报道素材。她身材高大、非常漂亮、引人注目、英勇无畏、直言不讳，拥有非凡的人生故事，目前正生活在像梵高那样被屠杀的固定威胁之下。在其新评论集《笼中处女》（The Caged Virgin）一书封底列出的奖项除了道德勇气奖、自由女性国际网络自由奖、2004年的荷兰先生（原文如此，Dutchman of the Year 2004）、2004年科克荣誉勋章（Coq d’Honneur 2004）和丹麦自由奖，还有《魅力》（Glamour）杂志的“月度英雄奖”。这就是我们喜欢英雄的方式——富有魅力。如果她又矮又胖，还斜视眼，她的故事和观点可能就不会这么受关注了，这样说并没有不尊重希尔西·阿里女士的意思。

在两本书的书评见诸报端之际，围绕她的更严重丑闻爆了出来。在一篇电视报道“披露”1992年申请到荷兰避难时她提供过虚假细节后，强硬的荷兰移民部长赖塔·维丹克（Rita Verdonk）撤销了希尔西·阿里的荷兰国籍。（实际上，这个故事希尔西·阿里已经亲口讲过好几次；当布鲁玛对她说，用英国小报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组来说，她是一个假的寻求避难者，她回答说，“没错，一个非常假的寻求避难者”。）该部长的强硬决定在荷兰议会引发了一阵抗议，因为阿雅安·希尔西·阿里是维丹克所在政党的一名议会代表。维丹克被迫收回自己的撤销决定，组建荷兰政府的联盟因此变得四分五裂。但是伤害已经造成。希尔西·阿里宣布从荷兰议会辞职，打算前往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

我读过她的许多访谈，还在伦敦与她在台前和幕后聊过一个晚上，对她的勇气、真诚和透明非常尊重。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同意她的所有看法。《笼中处女》的美国版还有一个副标题：一份女性和伊斯兰的解放宣言——称之为女性从伊斯兰解放出来的宣言更加准确——她根据自己先是作为一名口译员接着作为一名政客的经历，讲述了在欧洲一些穆斯林的移民家庭中，年轻女子遭受压迫和虐待的可怕又真实的故事。其中一些年轻的女子被迫与她们不想结婚的人结婚——她用了“包办强奸”的术语。其他人被丈夫、父亲或者叔叔虐待。如果她们试图逃跑或者与男友私奔，就会受到恐吓、毒打，甚至以“维护荣誉而杀人”的方式被杀害。希尔西·阿里写道，2004年至2005年的7个月内，仅仅在荷兰的两个警区内就发生了11起穆斯林女孩这样被杀害的事件。

来自索马里等国的年轻女孩必须接受委婉所称的“女性割礼”——她描述说，整个过程包括“切除女孩的阴蒂、内外阴唇，用一个尖锐的东西——玻璃碎片、剃刀刀片或者土豆刀捣破她的阴道壁，接着将她的双腿绑起来，让阴道壁长在一起”。希尔西·阿里称这并不是“女性割礼”而是“切割生殖器官”，一语中的。（她自己在其索马里祖母的要求下经历了这个可怕的过程。）她还写了一篇令人感动又非常实用的文章《给想逃脱的穆斯林女性的十条忠告》——让她们为逃离穆斯林家庭遇到的冲击、痛苦和可能的危险做好准备。

希尔西·阿里努力让我们关注这些惨事，这些惨事是所谓宽容“多元文化主义”不为人知的一面。然而，她将她们受到的压迫归咎于伊斯兰宗教而不是她们所在的特定国家、区域和部落的文化，一些穆斯林女性对此表示反对。（希尔西·阿里承认，《古兰经》中并没有规定要切割生殖器官。）布鲁玛报道了自己与一家荷兰避难所（该避难所收留受虐待的家庭主妇和遭受毒打的女儿）中女子的电视会议，其中有几个人强烈反对电影《屈服》。有一位喊道：“你是在侮辱我们。是我的信仰让我变得强大。”布鲁玛称，她傲慢地挥了挥手，对她们的反对置之不理。

《屈服》通常意味着一种挑衅。希尔西·阿里写道，穆斯林文化需要像蒙提·派森（Monty Python）的《布赖恩的一生》（Life of Brian）这样的电影，由一名阿拉伯籍的提奥·梵高那样的人导演，穆罕默德那样的人物充当主角。（这句话可能写于梵高被谋杀之前，该书的荷兰语版是2004年出版的。）她回忆说，她自己经历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阅读一部名为《无神论者的宣言》（The Atheist Manifesto）的著作。她也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的《女性的屈从地位》（O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书中获得了灵感。她说，“我要求我们确实要质疑伊斯兰的根本原则”。在书的最后一页，她总结说，“穆罕默德的首要受害者就是穆斯林的思想。他们被禁锢在对地狱的恐惧中，因而也惧怕对生活、自由和幸福非常自然的追求”。

希尔西·阿里青少年时期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吸引，后来受到一名启蒙老师的影响，现在变成了一名勇敢、直言不讳、有点简单的启蒙运动原教旨主义者。按照政治历史学家熟悉的方式，她凭借情感力量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莎士比亚完美地概括了这种情感力量：

……改信正教的人，

最是痛心疾首于以往欺骗他的异端邪说。

这正是在许多世俗的欧洲学者看来她是一位女英雄的原因，这些学者本身也是启蒙运动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不仅仅是伊斯兰，而是所有宗教都在侮辱智者，摧残人类的精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完全基于世俗人类主义的欧洲将是更好的欧洲。或许他们是对的。（在我最好的朋友中，有一些是启蒙运动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许他们是错的。但让我们不要假装这不是对伊斯兰的正面挑战。在其疯狂的谩骂中，穆罕默德·布耶里将普通的欧洲敌人定义为“异教原教旨主义者”并没有完全弄错。

现在欧洲的每个男男女女肯定可以自由地坚持这类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观点，而不用担心迫害、恐吓和审查。像阿雅安·希尔西·阿里这类人的目的是为更好的荷兰和欧洲奋斗，而我们欧洲人却不能容忍这类人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我将此视为荷兰和欧洲深深的耻辱。但我认为，她并没有为欧洲的大多数穆斯林指明前进的道路，因为未来很多年内都是如此。数百万穆斯林将突然抛弃父母的信仰，因为这种期望的政策根本不切实际。如果他们从我们这里听到的消息是，成为欧洲的必要条件是抛弃他们的宗教，那么他们将选择不做欧洲人。世俗的欧洲人要求穆斯林信奉他们的信仰——世俗人类主义——几乎就像伊斯兰圣战分子要求我们应该信奉他们的信仰一样不宽容。但启蒙运动的原教旨主义者将抗议，我们的信仰基于理性！好，他们会回答说，我们的信仰基于真理！

三

提奥·梵高、阿雅安·希尔西·阿里和穆罕默德·布耶里的荷兰故事只是纷繁复杂的欧洲和伊斯兰故事的冰山一角。如果我们问“该做什么”答案是：因地制宜，有所作为。我们一定要做狐狸，而不是刺猬，这让人想起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恰如其分地引用阿尔基罗库斯（Archilochus）的片段：“狐狸知道很多事儿，但刺猬知道一样大事儿。”对付福克斯新闻这群难缠的刺猬，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这不仅仅是一场巨大的反恐战争，让好人消灭坏人就能获胜。

布鲁玛正确地强调了穆斯林移民的文化多样性：来自里夫山的柏柏尔人与来自低地的摩洛哥人相当不同；土耳其人的适应方式与索马里人不同，更不用提在英国的巴基斯坦人了。19世纪的时候，欧洲的帝国主义者研究了其殖民地的人种学。在21世纪，我们需要一种我们自己城市的新人种学。由于欧洲国家的移民往往集中来自其前殖民地，因此新的人种学可以借鉴旧人种学。与此同时，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一体化或者非一体化的方式截然不同，具有鲜明的优点和缺点。比如，适合布拉德福德（Bradford）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人的方式可能并不适用阿姆斯特丹的摩洛哥柏柏尔人，反之亦然。

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是我们欧洲的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什么是可以协商的。比如，我认为，法国坚持成年女子在任何官方机构都不能戴头巾——我在圣丹尼住宅区的女子那边不断听到，这是法国穆斯林多一种不满的原因——在道德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也是愚蠢的。在我看来，法兰西共和国禁止成年女子戴头巾似乎应该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强迫她们戴头巾一样遭到反对，依据同一个原则：在一个自由现代的社会，成年男女应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6]从更加实际的方面来说，就算不给自己再添这个麻烦，法国与其穆斯林人口之间的关系面临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必不可少。现在，它受到了穆罕默德·布耶里这类人的威胁，他们给阿雅安·希尔西·阿里这类人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你这样说，我就杀了你。”实际上，布鲁玛告诉我们，布耶里对法院解释说，神圣的法律不会允许他“在这个国家或者任何言论自由的国家生活”。（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返回摩洛哥呢？）但是受惊政府的绥靖政策也威胁到了言论自由，政府试图借助社区间和谐的名义引进审查。一个令人担忧的例子是英国政府最初提议制定法律反对煽动宗教仇恨。这种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是指，“你尊重我的禁忌，我也将尊重你的禁忌”。但是如果你将世界上所有文化的禁忌都集中起来，你言论自由的空间就很小了。

要在准恐怖分子行动之前抓捕他们，则熟练警察和情报工作（就像2006年8月英国警察和安全服务机构所做的那样）必不可少，这不仅仅是为了拯救潜在受害者的生命。它至关重要还因为，每一次以真主名义实施的恐怖主义暴行，都会快速加剧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欧洲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一位摩洛哥裔的荷兰年轻女子告诉布鲁玛，在纽约“9·11”袭击事件发生前，“我只是诺拉。接着突然间，我变成了穆斯林”。消除这种危险还意味着进一步严密地监视激进的伊斯兰家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是他们让不满的年轻欧洲穆斯林男子变得激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欧洲经济体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确保穆斯林人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最近的皮尤调查发现，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穆斯林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失业。鉴于从历史来看欧洲创造就业机会缓慢、来自亚洲低成本熟练工人的激烈竞争和许多欧洲国家仇外歧视的反射作用，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住房条件是另一个主要的不满来源。然而，试图通过公共开支来弥补这一点，将让业已捉襟见肘的预算更加紧张；如果以牺牲附近“本地”人的居住条件来做这一点，这也可能转化成更多支持民粹主义反移民政党的选票。

即使有独立繁荣的巴勒斯坦国，即使美国、英国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入侵伊拉克，欧洲的移民穆斯林问题（即中间人群的病理）也是存在的。但毫无疑问，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拉克战争增强了欧洲穆斯林是全球受害者的感觉。马德里和伦敦爆炸人员的个人故事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英国第四电视频道的一项最近民调显示，将近三分之一的英国年轻穆斯林受访者同意如下看法：“由于英国支持反恐战争，因此7月的伦敦爆炸是正当的。”[7]建立一个可以运作的巴勒斯坦国，从伊拉克撤出西方的军队，至少可以消除两个额外的不满来源。袭击另外的穆斯林国家，比如伊朗，将恶化情况。

在与伊斯兰作为一个宗教的关系中，鼓励能够与现代、自由和民主欧洲的基础兼容的伊斯兰版本是有意义的。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又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为阿雅安·希尔西·阿里、法国左翼和美国右翼深深不信任，但受到了许多年轻欧洲穆斯林的追捧——等伊斯兰改革者承诺可以找到它们。拉马丹坚称，如果恰当地阐释伊斯兰，伊斯兰未必会与民主的欧洲发生冲突。富有偏见的“欧拉伯”（Eurabianist）暗示“更多的穆斯林欧洲人意味着更多的恐怖分子”，而拉马丹则表示，穆斯林欧洲人越多，他们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就越小。穆斯林欧洲人，在相信者眼中，与穆罕默德·布耶里、提奥·梵高和阿雅安·希尔西·阿里（我想可以加上她吧）不同，是既可以成为好穆斯林又可以成为好欧洲人的人。[8]

最终，这对欧洲社会和欧洲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比如，法国的许多歧视都是单独的雇主所作出的决定造成的，他们正在违反该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的精神。其穆斯林公民在欧洲是否能感受到家的感觉，正是取决于成千上万的非穆斯林欧洲人在无数次小小的日常互动中所表现出的个人态度和行为。当然，还有数百万穆斯林的个人选择，以及其精神和政治领袖所做的表率。

欧洲有可能应对这个挑战吗？我觉得恐怕不行。真没可能吗？有。但是再过五分钟就到午夜了，我们正在最后一家酒吧中喝酒。[9]

2006年

[1] 最初是一份深奥期刊的名称，一位名叫贝特·耶厄（Bat Ye’or）的作家将“欧拉伯”这个词推广开来。她的《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Eurabia： The Euro-Arab Axis， 新泽西麦迪逊：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书封上概括了其观点：“本书写的是欧洲向‘欧拉伯’的转变，欧拉伯成为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文化和政治组成部分。欧拉伯彻底反基督教、反西方、反美和反犹太主义。” 耶厄女士的观点有阴谋论的强烈因素，深受一个叫作欧洲—阿拉伯对话（EAD）组织所谓的秘密指导的影响。
如下是她公平公正语调的一个例子：“欧盟通过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盟友对以色列发动秘密战争秘密实现间断性的大屠杀是不是幸灾乐祸？”她把联合国形容成“国际反犹太法庭，试图将伊斯兰的“齐米心态”（dhimmitude）强加给以色列”。布鲁斯·巴韦尔（Bruce Bawer）在《欧洲沉睡的时候：激进的伊斯兰正在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While Europe Slept： How Radical Isla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纽约：双日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不加鉴别地重复耶厄的观点，还继续表示“欧洲可能以其被动的方式继续，甘心让自己向专制的伊斯兰教法和纯粹穆斯林逐渐转型。”尽管先前有这些令人怀疑的东西，“欧拉伯”最近还是获得了跨大西洋的尊重——出现在了《经济学人》的封面上。详见2006年6月24—30日那一期的《经济学人》。

[2] 乔纳森·劳伦斯（Jonathan Laurence）和贾斯廷·韦斯（Justin Vaisse），《融合伊斯兰：当代法国面临的政治和宗教挑战》（Integrating Islam：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hallenges in Contemporary France），华盛顿特区：布鲁克林研究所，2006年。

[3] 他们数量的估计大不相同，最低只有300万，最高达3 000万。2003年，当俄罗斯申报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时，弗拉基米尔·普京说大约有2 000万人，这令人怀疑。详见爱德华·沃克（Edward W. Walker）在《欧亚地理与经济》（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46， No. 4 （2005）， pp. 247–71）中的权威讨论。我非常感谢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提供该资料。

[4] 详见蒂莫西·萨维奇（Timothy M. Savage）非常有用的文章，“欧洲和伊斯兰：伊斯兰教兴盛，文化冲撞》（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Vol. 27， No. 3（2004年夏季），25—50页。

[5] 直到世界杯决赛的最后几分钟，我一直希望齐达内作为法国队队长出色又有纪律的表现将为数百万法国穆斯林人树立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接着他恶意而精巧地用头撞向白皮肤、可能是天主教徒的意大利后卫马尔科·马特拉齐（Marco Materazzi），这给欧洲的穆斯林人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启示。后来流行文化给这个事件带来了出人意料的转折，一首好记又令人愉快的歌讽刺性地庆祝齐达内撞人，迅速在法国走红。可以在www.koreus.com/media/zidane-coup-boule-mix.html上听。

[6] 请注意，我特指成年妇女。有人称，在学校里不能戴头巾的禁令反而让十三四岁的女孩可能觉得自己从他们所谓的压迫性父母、社区或者宗教权威中解放出来了。但是，有些十三四岁的女孩想自由选择戴头巾，那么她们的权利何在呢？

[7] 关于这个话题以及有关英国穆斯林人更年轻一代异化的更多细节，参见2006年8月10日我的《卫报》专栏。

[8] 拉马丹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研究员时，做了许多讲座，这里对他立场的简短总结是根据我所听讲座作出来的。围绕他的严重争议导致他在大多数说法语的欧洲不受欢迎，无法拿到美国的签证，担任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的常务校长。从伊斯兰法律和法理学角度系统呈现他观点的是《做一名欧洲穆斯林：在欧洲背景下研究伊斯兰来源》（To be a European Muslim： A Study of Islamic Source in the European Context），莱斯特：伊斯兰基金；首次出版日期是1999年/1420 H。

[9] 本文及其讨论的伊恩·布鲁玛的作品引发了一个争议，该争议常常基于误解，有时是基于故意的误传。我还没有系统地回应过因此引发的所有观点，在此回应将破坏本书的布局。然而，我想向那些参与这场辩论的人指出，我自那以后早就弃用了“启蒙运动原教旨主义者”的说法，因为它被误解成与之有点对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该称呼现在几乎等同于“恐怖分子”。关于我们现在需要哪个启蒙运动，关于伊斯兰改革主义（塔里克·拉马丹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例子）的本质和缺陷性，还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在其他地方重新探讨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本章中的文章阐述了一些我支持的自由世俗主义的思想。

无形的前线

从美国回到欧洲，就是从一个自认为自己在反圣战恐怖主义的斗争前线其实却不是的国家，回到一个在前线却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的大陆。我是指国内的前线，国外又是另一回事。只有笨蛋才会排除对现在所谓的美国国土发动另一次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事实是自从2001年9月11日以来的六年里，在欧洲发生了几次重大袭击（马德里、伦敦）和未遂的策划。目前据我们所知，在美国，没有发生重大袭击，只有几次识破的阴谋。所有证据表明，与西欧的穆斯林相比，美国的穆斯林更好地融入了其中。上周，在德国，一群显然在计划“9·11事件”周年袭击的人被捕，这表明对“故乡”（Heimat）的威胁要比对“国土”（homeland）的大。

在欧洲，许多城市的平静街道上有一条无形的前线。无论喜欢与否，无论你住在伦敦还是剑桥，柏林还是新乌尔姆，马德里还是鹿特丹，你都在这条前线上——要比你在冷战时期所处的前线还要近。这场斗争的一部分是有关情报工作和警察工作的，防止那些已经变得狂热、暴力的圣战分子在圣潘克拉斯火车站（St. Pancras）或者巴黎北站（Gare du Nord）炸飞我们。与担心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一样，普通的非穆斯林欧洲人在这方面能提供的帮助很少。普通、和平和守法的穆斯林欧洲人可以多提供一点帮助。

这场斗争更大的一部分，更长期而言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争取年轻欧洲穆斯林人——通常是男人——的心和思想，他们还没有变成狂热、暴力的圣战分子，但可能会变成那样。在我们整个大陆及其边缘地区，有成千上万的年轻穆斯林男子可以向其中一个方向发展。他们可以成为未来的人肉炸弹或者未来的欧洲人：良好公民、我们举步维艰的国家养老金计划的出资人、坚定的国际主义者。

回顾一下三十年前“德国之秋”和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s）中的最后一波青年恐怖主义，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我住在柏林的时候，我遇到好几个人告诉我，“你知道的，有那么一刻，我本可以向其中一个方向发展”。他们本可以像其朋友的朋友霍斯特（Horst）和乌尔里克（Ulrike）一样偷偷地加入红色旅。相反，他们成为了记者、学者或者律师，现在是社会的栋梁，但这个社会正在遭受另一波更具毁灭性、潜在的恐怖主义的袭击。

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个比较拉得太远，但有一个基本特点是相同的：除了坚定的狂热分子外，还有一批可以向其中一个方向发展的人。在德国，他们过去（现在依然）被称为 Sympathisanten，即“同情者”。在欧洲穆斯林中，他们可能非常笼统地与那些在调查中拒绝谴责自杀式爆炸的人联系在一起，尽管这样的人因为对巴勒斯坦的态度而有所增加。一位分析人士估计，坚定的狂热分子可能占到英国穆斯林的1%，而“两边倒”的同情者可能占到10%。

如果你关注过去六年间真正的圣战暗杀者的生平，从“9·11”事件的爆炸者、在汉堡被激进化的穆罕默德·阿塔，到提奥·梵高的谋杀者穆罕默德·布耶里，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同样的故事：年轻人一开始对与其父母所遵行的截然不同的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着迷，接着愤怒地排斥它，转而支持政治伊斯兰暴力、极端的方式。幸运的是，还有人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埃德·侯赛因（Ed Husain）的《伊斯兰主义者》（The Islamist）富有启示意义地阐述了一名年轻的英国男子如何深陷极端的伊斯兰主义，但后来摆脱了它，不过依然是一名穆斯林。因此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10%转向野蛮的1%，还是像侯赛因一样重新加入文明的大多数。（这不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非文明之间的冲突。）

最近英国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的前高级成员马吉德·纳瓦兹（Maajid Nawaz）叛变，这又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信号。正如曾经欧洲拥有一群强大的前共产主义者一样，我们很快就可能拥有一群强大的前伊斯兰主义者。没有人比那些治愈自己疾病的人更了解如何抗击疾病了。

伊拉克是这场更大斗争中的小插曲。布什总统可能依然称，伊拉克是反恐战争的前线（“如果我们不在那里阻止他们，他们就会来这里找我们”），但连他的一些高级指挥官也不相信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现在伊拉克有一个基地组织，但在入侵伊拉克前没有。伊拉克战争使各地不满的穆斯林人更加不满——伦敦的爆炸者是这么说的——不过请注意，德国没有参加伊拉克战争，也未能幸免于难。我们也不应该不关注这个更加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即暴力的圣战分子将会把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当作本·拉登的胜利加以庆祝。

但是更大的事实是，英国士兵从巴士拉回到布拉德福德就是从一条前线回到另一条前线。这条无形的前线不是军事前线而是文化政治前线，最终在战胜圣战死亡方式的诱惑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决定性作用。与他在巴士拉拿着枪所做的一切相比，撤回的士兵没上岗的时候在家乡对待英国穆斯林的态度，可能更会减少英国恐怖主义的威胁。

阿富汗有所不同。彻底铲除基地组织和击退复兴的塔利班是对抗圣战恐怖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努力改变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激进宗教和政治的有害组合也是如此。皈依伊斯兰教的弗里茨·格勒维克（Fritz Gelowic）似乎一直是德国组织的头目，有毒的伊斯兰瓦哈比分支的导师在新乌尔姆的多元文化基地使他变得激进化，该分支位于伟大的美国盟友沙特阿拉伯，并由它提供资助。据报道，随后他到叙利亚接受了阿拉伯语的训练，在巴基斯坦边境区内一个由伊斯兰圣战联盟（最初是一个乌兹别克组织）管理的集中营中接受了恐怖主义训练。根据德国的情报，发动周年袭击的指令是从巴基斯坦通过邮件发来的。这样看来，我们既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威胁，又面临全球和地方的威胁。死亡从新乌尔姆出来通过瓦济里斯坦人（Waziristan）降临到你身上。无形的前线有5 000英里长，就在你鼻子底下。

如果我们镇定、清明和果断，我们将最终赢得这场斗争并依然自由。一个已经摆脱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陆也将摆脱这一较小的威胁。但是这将耗时好多年，我们最好为此做好准备。

2007年

破除禁忌

法国国民议会给了真理、正义和人性多么沉重的一击。上周，该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将否认土耳其人在一战期间屠杀亚美尼亚人视为犯罪的法案。太好了！欢呼吧！法国万岁！但让这只成为欧洲历史勇敢新篇章的一个开端吧。让英国议会现在就将否认1940年俄罗斯人在卡廷谋杀波兰军官视为犯罪吧。让土耳其议会将否认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使用酷刑视为犯罪吧。

让德国通过一项将否认存在苏联古拉格视为犯罪的法案吧。让爱尔兰议会将否认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可怕视为犯罪吧。让西班牙议会对任何称塞尔维亚没有试图屠杀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人至少判十年监禁吧。另外，欧洲议会应该马上通过一项欧洲法案，必须将美国殖民者对待美洲土著人的方式形容成屠杀。唯一的遗憾是，我们，在欧盟，不能对这些十恶不赦的思想犯实行死刑。但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也会改变这一点。

啊，勇敢的新欧洲！我完全无法想象，任何思想正常的人——当然，除了亚美尼亚裔法国人的游说者——怎么会将该草案（它无论如何几乎肯定会被法国议会的上议院否决）视为富有进步和启发意义的一步。法律赋予了法国议会什么权利修改历史术语来形容九十年前另一个国家对第三个国家所做的一切？如果法国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将否认维希法国（Vichy France）驱除到法国犹太死亡集中营的共犯视为犯罪，我仍然会称，这是一个错误，但我会尊重其背后自我批评的道德冲动。

相比之下，该法案与我刚刚提出的其他一些建议一样，没有道德和历史的正当性。没错，大约有50万法国公民拥有亚美尼亚的血统——包括夏尔·阿兹纳夫（Charles Aznavour），曾经也叫维林内格·阿兹纳夫尔（Varinag Aznavourian）——他们一直在施压推动该法案。至少有同样数量的英国公民拥有波兰的血统，这样的话，英国提出针对卡廷的法案同样也是正当的。英国的波兰裔议员丹尼斯·麦克沙恩（Denis MacShane）先生向前迈出这一步提出了该法案。那么英国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议员针对克什米尔提出针锋相对的法案会怎么样呢？

《卫报》在一篇头版文章中称，“该法案的支持者无疑受一种真诚的热望所驱动，想为长达九十年的不公正平反”。我希望自己也能这样自信。讨好亚美尼亚裔法国人的选民并为土耳其加入欧盟设置障碍可能是其他的动机，但猜测动机是白费力气。

对于每位聪明的读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我的看法完全不是质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屠杀、驱除、为保全性命被迫逃跑的亚美尼亚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的命运相当悲惨，欧洲主流对此的记忆甚少。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曾有力地指出，与自1945年以来所定义的一样，那些事件称得上是种族屠杀。实际上，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其他土耳其作家一直因敢于明确地表明这一点而受到土耳其刑法第301条的控诉。这要比法国法案的预期效果糟糕得多。但负负并不能得正。

没有人可以将历史真相合法化。鉴于目前还没有牢固的历史真相，必须通过无拘无束的历史研究找到它，历史学家论证证据和事实，不畏受到起诉和迫害，求证和争论各自的看法。

鉴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政治，这个提案正好向错误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如果我们自己不在这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怎么能信誓旦旦地批评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历史、民族或者宗教的原则来限制言论自由？本周在威尼斯，我又听到了一名杰出的穆斯林学者指责我们的双重标准。他说，我们要求他们接受对穆斯林禁忌的侮辱，但犹太人会接受人们可以随意否认犹太大屠杀吗？

我们千万不要通过立法创造有关历史、民族和宗教的新禁忌，而是应该废除依然在我们法律上的禁忌。那些拥有这样法律的欧洲国家不仅应该废除其亵渎神明的法律，还应该废除否认犹太大屠杀的法律。否则不可能驳回双重标准的指控。你好我也好。

我最近听说，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走过一些令人难忘的学术弯路后，解释了他反对限制批评宗教的法律但支持否认犹太大屠杀的法律的原因。他称，质疑宗教信仰是一回事，否认历史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但历史事实不会改变。历史事实正是通过对证据论证才确立的。没有争议的过程——达到并包括修正主义者直接否认的极端——我们永远无法发现哪些事实才是真正的事实。

这样的一贯性需要艰难的决定。比如，我对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关于纳粹德国试图灭绝犹太人的一些历史观点只有深恶痛绝，但我相当清楚，他不应该因此坐在奥地利大牢中。你可能会迅速反驳说，他的一些看法中的不实之处实际上是一家英国法院的审判判定的。没错，但并不是英国起诉他否认犹太大屠杀。正是大卫·欧文到法院起诉另一位说他是犹太大屠杀否定者的历史学家。他试图阻止自由、公平的历史辩论；英国法院维护该辩论。

如今，如果我们想在自己的国家维护言论自由，并在目前还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推广它，我们应该呼吁将大卫·欧文从奥地利大牢中释放出来。与法国的提案相比，奥地利有关否认犹太大屠杀的法律从历史上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从道德上来说也要值得尊敬得多——至少奥地利人正在直面其艰难的过去，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过去指手画脚——但是为了更广泛的欧洲利益，我们应该鼓励奥地利人废除该法案。

只有当我们准备允许戳我们自己最神圣母牛的眼睛时，才能信誓旦旦地要求伊斯兰主义者、土耳其和其他人也这样做。现在不是创造禁忌而是废除禁忌的时候。我们必须身体力行。

2006年

尊重？

上周末，我去唱了许多自己不信的东西。大约两千零七年前，一个天使出现在一个名叫马利亚的女人面前，告诉她没有与约瑟同房却怀孕了，我会这样认为吗？不会。仁君温瑟拉（Good King Wenceslas）走进雪地是为了给“那边的农民”送食物和酒，我会这样认为吗？不太可能。然而，那些语言既优美又熟悉，中世纪的教堂点着蜡烛，我的家人和我在一起，我感动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成千上万的人将像我一样，通常兴致勃勃地去唱那些他们不信或者至多半信半疑的歌词。根据最近一项为《金融时报》所做的哈里斯民调，在英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是“信徒”。在法国，还不到三分之一；连在意大利，也不到三分之二；只有在美国，这一数字才超过四分之三。得知在英国和法国这少数的真正信徒中穆斯林所占的比例将相当有趣。

这让我思考——在这个相当长的节日季：菩提节（Bodhi Day）、光明节（Hanukah）、圣诞节、古尔邦节（Eid-ul-Adha）、日本新年（Oshogatsu）、高宾星大师（Guru Gobind Singh）的诞辰和玛克桑格拉提节 （Makar Sankranti）——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说我们尊重别人的宗教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许多后基督徒或名义上是基督徒的欧洲人与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穆斯林之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这些穆斯林信奉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而是他们从根本上是一种宗教的信仰者。

这令少数思想深刻的欧洲人感到困惑，这些人可以说是虔诚的无神论者，转而相信科学发现的真理。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某种特定的宗教迷信，而是在于迷信本身。这也正是让大多数欧洲人担忧的地方，这些欧洲人自身拥有一些模糊、不太上心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温和的不可知论者，但是把其他事情放在首位。要是穆斯林不那么认真对待伊斯兰教就好了！许多欧洲人会补充说，要是美国人不那么认真对待基督教就好了！

现在有人会说，如果每个人都信奉自然科学无神论的真理，或者至少像大多数三心二意的半基督徒的欧洲人一样不太重视其宗教，世界是否会更好。（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存不可知论态度。）但显然，这不是我们在一个自由国家建造多元文化社会的前提。这将正好与那些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不允许信奉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信仰一样不宽容。

相反，在自由国家，必须允许每一种信仰，也必须允许彻底、直截了当甚至过度和冒犯性地质疑每一种信仰，而不用害怕遭到报复。牛津大学的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必须可以自由地表示，上帝是一种幻想。牛津大学的神学家阿利斯泰尔·麦格拉斯（Alistair McGrath）必须可以自由地反驳说，道金斯受到了蛊惑。……这是在一个自由国家的待遇：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必须可以生活，也让人生活——当想到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那位丹麦的漫画家受到死亡威胁时，这个要求就不像听上去那么小了。这个空间的防护墙就是这片土地的法律。

有趣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尊重超越了这个受到法律保护的生活和让人生活的最小空间，却因缺少在思想上尊重其他信仰（许多跨信仰的对话交流）的伪装，或缺少没有限制的相对主义而止步不前。我认为有。实际上，我会称，我知道有，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假思索这样做的。我们每天都在跟心中坚持我们认为绝对疯狂信仰的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如果他们在我们看来是好搭档、朋友和同事，我们就会这样尊重他们——而不去管他们私人的、可能也是最深的信仰。如果他们是我们亲密的人，我们可能不仅仅尊重他们，而是爱他们。我们爱他们，同时总是坚信，他们在脑海中的某个角落坚持着许多没有意义的东西。

通常，几乎是出于本能，我们会对信仰和信徒加以区别。可以肯定的是，与其他人相比，区别出一些有信仰的人要更容易。如果某人坚信2+2=5，地球由奶酪组成，这将给每天的共处多增添一些障碍。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拥有多样甚至古怪的信仰实际上也能相当愉快地共处。（普遍信奉占星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如此，无论其科学真理的成分有多少，信徒的行为会影响我们对信仰的判断。比如，我不相信有上帝，因此认为大约二千零七年前，一对名为约瑟和马利亚的夫妇只是生了个小孩。但是他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像伟大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一样，我将基督当作上帝加以研究一无所获，但作为一个人，在我看来，耶稣基督似乎是源源不断的奇妙灵感——正如布克哈特所说，甚至可能是“世界历史中最美丽的人物”。他之后的一些效仿者做得也不错。

我与道金斯学派的无神论者争论的地方，并不是他们所说的不存在上帝，而是他们所说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的历史——其中大部分都是真实的，但省掉了另一半积极的故事。正如古老的意第绪谚语所说，半真半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依我作为一个现代欧洲历史学家的判断，积极的一面要比消极的一面大。在我看来，似乎不言自明的是，如果没有基督教、犹太教和（范围较小，主要在中东）伊斯兰教的遗产，我们就不会拥有我们今天的欧洲文明。这些遗产还为启蒙运动铺平了道路，尽管是不知不觉和不情愿的。此外，在我的一生中遇到的一些最令人难忘的人正是基督徒。

无论原初的信仰是否具有科学合理性，信徒当前的行为中体现出了一种尊重。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至多能让基督徒、印度锡克教徒（Sikh）、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无神论者以及2+2=5的信奉者进行公开友好的竞争，以他们的个性和优异工作给我们留下印象。“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2006年

世俗主义还是无神论？

我们时代的一大辩论是拥有不同宗教、种族和价值观的人作为自由社会的正式公民如何生活在一起。这条共同的线索贯穿着每天的六篇新闻报道。比如昨天：一名教师因允许孩子们把一只玩具熊叫作穆罕默德而在苏丹遭逮捕并受指控；巴黎附近不同种族混居的贫困住宅区再次浓烟滚滚；巴以和平谈判对世界各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都有影响；伦敦的一所犹太学校因坚持母亲是犹太人的申请者才有资格被录取而受到批评；由于一位学生辩称社会为一名犹太大屠杀的否认者提供了平台，牛津大学出现了愤怒的场面。

这场辩论的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欧洲穆斯林的立场，但是关键是要记住，问题实际上广泛得多。最近有关欧洲穆斯林的讨论集中到了几位名人身上，包括我的一些观点。像这样将问题具体化到某个人身上有助于激活它们，但也有消失于“谁说了谁什么或者没说什么”之类阴暗又富有争议的后巷中的风险。或许此刻将名人放到一边，重申一些我提议的世俗自由立场的基础更加有用。

穆斯林始于伊斯兰。自由论者源于自由主义。我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因此我源于自由主义——并不是美国右翼宣传的拙劣模仿版，而是可以恰当地理解成追求最大限度个体人类自由、能够与其他人的自由兼容并蓄的自由主义。我相信，面对多元化日益增多带来的挑战，作为公民的我们要一致同意并更加清楚地说明一个自由社会的必要元素。戈登·布朗提议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宪章是将此向前推进的一种方法。

必要元素中有言论自由，由于来自极端主义者的死亡威胁，国家和私人机构方面对先发制人绥靖政策的误解，言论自由已经沦落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言论自由必须包括冒犯的权利，这不是义务而是权利。我们尤其必须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历史人物，他们可以是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丘吉尔、希特勒或者甘地（然后让我们的说法接受证据的考验）。我们可能不同意争论者关于这些人物的看法，但我们必须坚定地维护他们可以这样说的权利。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随心所欲地谈论活着的人应该有所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必须非常严格地控制。

自由的必要元素中有法律面前的平等，包括男女权利平等。必要元素中还要有宗教自由。由于一个核心的自由观念是：我们必须可以自由地追求我们想要的美好生活，还可以质疑和修正它，同样我们必须可以自由地传播、质疑、改变或者抛弃我们的宗教。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改宗、异端和出教都不是犯罪。这个——尤其是出教——在多数伊斯兰教派中都无法接受，但是自由的这个必要元素无法妥协。

为了获得这些自由，我们需要一个世俗的公共范围。但是我们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还不够。是哪次启蒙运动？是约翰·洛克的启蒙运动（要求宗教自由）还是伏尔泰的启蒙运动（追求摆脱宗教）？（我故意简化了一段复杂的历史。）所有神明的信奉者与那些坚持没有神明——在我看来是对的——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广场上试一试，是这样一条自由法令，还是所有神明都尽可能远离广场的自由法令？（法兰西共和国对摆脱宗教的理解更接近后者，美国第一修正案是前者的传统。）我自己更像是洛克一派，但我认为，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探讨“哪次启蒙运动”并不是最好的方式。解决具体的问题更好：信仰学校、新清真寺、进化论教学、头巾、穆罕默德卡通，等等。

然而，我们确实需要更加清楚地区分世俗主义和无神论。在我看来，世俗主义应该支持共同的公共和社会生活的安排，无神论支持科学真理、个人自由和美好社会的本质。如今有关伊斯兰的辩论深陷于这两者的困惑之中。无神论者必须可以自由地对穆斯林、基督徒或者犹太人说：“如果你能放弃信奉上帝的可笑信仰，你的思想将更加自由。”信徒必须可以自由地反驳：“如果你有信仰，你对个人自由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但两者都无权要求另一方将此作为成为自由社会公民的条件。公共政策支持宗教自由，私人信仰支持摆脱宗教或者信奉宗教，这两者应该在不同层面操作。

当然，如果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实际上无法与成为一名自由社会的正式公民兼容，那么这种区别将不复存在。我觉得，这正是当前辩论的一些参与者（无神论者和基督徒）真正认为的，但很少有人如此清楚地对此加以说明。然而，思想不断地从“伊斯兰无法与民主相提并论”等套话中涌现出来。但穆斯林以伊斯兰名义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在历史上变化很大，如今变化也很大。当然，没错，正如有《圣经》一样，有《古兰经》和《圣训》（Hadith）。但是，正如在所有巨大的宗教中一样，这些都是复杂的文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读。

当《卫报》的一名穆斯林写信者引用《古兰经》中的内容告诉我们，如果恰当地理解伊斯兰，伊斯兰支持“言论自由的重要原则”，我们这些非穆斯林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他有什么可能的好处？如果基督徒支持法治（正如我们在21世纪的世俗自由国家对其所理解的那样），我们不会大声说：“但是你们的《旧约》中说‘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当然，除非无神论的议程——显示宗教不仅无意义而且极其无意义——战胜了世俗的自由议程，而世俗的自由议程寻找的是不同信仰的人可以自由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方法。

2007年

没有如果，没有但是

萨尔曼·拉什迪在女王陛下的一臂之力下再次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所处的战线。由于英国正在因他的作品而赋予他荣誉，因此他再次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一个伊朗组织已经提供大约80 000英镑悬赏他的人头。巴基斯坦的宗教事务部长穆罕默德·伊贾兹·哈克（Muhammad Ijaz ul-Haq）——前军事独裁者齐亚·哈克（Zia ul-Haq）的儿子——告诉巴议会说，自杀式爆炸是一种正当的回应。英国上议院穆斯林议员罗瑟勒姆的艾哈迈德勋爵 （Lord Ahmed of Rotherham）的反应几乎荒唐，他对“赋予这位手上沾满鲜血的人荣誉”表达了愤怒之情。几乎奥威尔式黑白颠倒的思考方式让受害者变成了谋杀犯。

这里的问题不是拉什迪的作品是否值得授予爵位，也不是左翼、世界主义的作家是否应该接受女王陛下的荣誉。（顺便说一下，我的答案是“没错”和“为什么不呢？”）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应该因为他们所说或者所写的东西而被杀或者面对被杀的严重威胁，面对这样的恐吓，一个主权民主国家是否应该审查对其公民的认可。在这点上，不能妥协，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此刻需要我们所有的个体团结和国家所有的必要资源。尽管提议该奖项的委员会认为这似乎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但当女王用礼仪剑轻拍拉什迪的肩膀并说“起立，萨尔曼爵士”时，她在庄严地推动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在决定其界限时，背景至关重要。美国法官温德尔·霍尔姆斯（Wendell Holmes）曾恰如其分地表示，一个人不应该在一个人山人海的剧院中自由地乱喊“着火了！”的不实警报。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即使有世俗的自由学者说“疯狂的某某伊斯兰教神学教师应该被枪杀”，有人最终枪杀该教师的可能几乎是零。目前据我们所知，并没有阿尔达尔文旅（al-Darwinia brigades）在牛津北部的秘密实验室里制造炸弹，等待其深爱的伊玛目道金斯的命令暗杀某某伊斯兰教神学教师。然而，如果一名穆斯林的牧师或者学者说，“萨尔曼·拉什迪应该被枪杀”，可能就会有人采取行动。请记住拉什迪的日语译者遭到了谋杀，他的意大利语译者被刺死，他的挪威出版商被枪杀，因为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曾呼吁所有参与出版《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的人都受到惩罚。

由于这个一触即发的背景，穆斯林的演说者要特别注意其措辞。但是反过来，我们非穆斯林要大体清楚一个自由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和仅仅是我们的希望之间的区别。我们可能希望他们抛弃我们所认为的过时迷信，“发现理性”，成为现代、自由、世俗的人。容忍广泛的不同意见和信仰正是自由社会和中东意识形态政权的不同之处。拉什迪写了一部深深冒犯许多穆斯林的小说。穆斯林有权猛烈回击。自由社会只要求他们——每个公民都一样——和平地进行这场争论，遵守这片土地的法律。

我注意到并尊重越来越多的英国穆斯林（包括1989年焚烧拉什迪作品的一些人）现在如何坚定地站在这个立场上，对此表示赞赏。我会第一个站出来维护他们阐述其信仰的权利，他们采用的方式对无神论者的冒犯性可以像拉什迪的小说对他们的一样。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没有必要意见一致。只是我们必须在我们不同意的方式上达成一致。

2007年

第四章
美国！美国！

总统先生

2001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在牛津大学的办公室接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电话。一个声称来自“白宫”的少女以美音问道，下星期四下午1点40分到4点10分，我是否想去参加总统的会议，为他首次正式的欧洲之行做准备。她说，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支付经济舱的飞机票费用。

我确定这不是学生的恶作剧后，回答说，我那天确实有一个午餐的饭局，但我会努力推掉它。通常，我很警惕这种会议。我认为，写政客的人不应该与他们走得太近。另一方面，我认为没有理由不与任何级别的民选领导人分享你的专业知识。在单独的场合，我曾与玛格丽特·撒切尔、托尼·布莱尔和格哈德·施罗德等政客这样会面过。无论如何，这的确太有吸引力了，不容错过。

5月31日，星期四，在约定的时间，我们在罗斯福厅（Roosevelt Room）聚集，听一个简短的发布会。在罗斯福厅的一端，泰迪·罗斯福从马背上向下俯视，在另一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从桌上向下俯视。我们从那里转到了地图室。美国第42任总统乔治·W. 布什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时，我正在专心地研究1945年4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死前看的最后一张军事地图——一张欧洲战争最后阶段的地图，上面标注了大量德国抵抗的“范围”或者“可能的范围”。几个小时后，我写下了对该会议的回忆，当时我正在国家机场等待回国的飞机。我在笔记本上记着，“很高。方脸、褐色皮肤。黑色西装。相当正式的问候。简洁的风格。”

总统带领我们上楼，快速参观了多个地方。他说，这是林肯的卧室，曾“用于……做很多事情”。（克林顿夫妇曾遭滥用它融资的指控。）女王的卧室——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相当古怪。（“没错，我们不用那一套。”随行人员中有人开玩笑说。芭芭拉·布什还在场。）还有杜鲁门阳台，朝南，在花园之上。那次最令我难忘的是飞机从国家机场起飞，直接从白宫上空飞过。现在我的记忆永远被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转变了。当时（即2001年5月），我根本没有想到上空的飞机会是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它们只是飞机而已。

我们坐在一个称之为“黄色椭圆形大厅”（不要与椭圆形办公室混淆）的宽敞、黄色墙面的客厅中，该客厅直接与杜鲁门阳台相连。在一边宝座一样的椅子上坐着总统和皱着眉头的副总统迪克·切尼 （Dick Cheney）。在另一边坐着国家安全顾问康迪·赖斯（Condi Rice）——她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相知相识的同事——和她的副手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在他们的后面还有一些官员。受邀的嘉宾安排在两张巨大的沙发上，组成了一个不封闭的正方形：我、当时《金融时报》的美国主编莱昂内尔·巴伯（Lionel Barber）、金融界的传奇人物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和前美国驻法大使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任务是讨论欧洲；我们的对面是同样来自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以及他的同事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主要讨论俄罗斯。一些紧挨的软饮料放在一张矮矮的大桌子上，与两边沙发的距离都不舒服。我记得，在我们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只有总统敢去拿饮料。

布什用富有特色的自谦方式开场，说：“坐在你面前的是直率的德州人。”[1]他解释说，在这次重要出访之行前，他想知道更多东西。他是怀着“我们的伟大国家”被这些国际承诺限制的心情来的。他没有用杰斐逊的词组——“纠缠不清的结盟”（entangling alliances），但他讲话的精神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

他对大多数自由国际主义形式的怀疑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抱怨说，美国计划不周的军事干预太多了。我的笔记上显示他称，“我们会在卢旺达做什么”。莱昂内尔·巴伯记录他说，“我不会卷入，不会重蹈卷入索马里的覆辙”。他坚称，美国军队不应该被当作“横穿人行道的士兵”来用。但我说——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加上了“尊敬的总统先生”——“马其顿不是索马里”时，他看上去并不是非常高兴。[2]

当莱昂内尔说欧洲人担心美国可能“从愚蠢的多边主义转向愚蠢的单边主义”时，他看上去更加不高兴了。说实话，总统似乎不太熟悉多边主义这个词，更不用说它的含义了。后来当他再次讨论该话题时，他转向巴伯，说了些类似“这么说，这是你对多元文化主义……还是多元民族主义的理解……”的话，我们都觉得他是指多边主义。无论如何，肯定是某种多边的极端主义。

当时他问道：“我们希望欧盟成功吗？”莱昂内尔和我相当坚定地回答说，作为英国的欧洲人，我们当然希望欧盟成功，我们认为美国也应该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回答时，他退后说，“这是挑衅”。然而，他的政府更喜欢与单独的欧洲国家打交道，即分而治之，这表明它确实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在场的一些人，比如皱着眉头的切尼，会回答不希望。当费利克斯·罗哈廷告诉他，德国为欧洲制定了“一项联邦计划”时，总统打断他说：“你能给联邦计划下个定义吗？”罗哈廷解释说：“我的意思是像美国一样。”

对于有关欧洲的大多数问题，他似乎都持开放态度，但绝不是毫无主见。他相当支持率先由我提出并受到迈克尔·麦克福尔大力支持的建议，即从长远来看，北约应该吸纳稳定、自由、民主的俄罗斯成为其成员国。但有两个问题，他已经完全下定了决心。一个是导弹防御问题。他说：“我全心全意地致力于这个问题。”这“不是星球大战”。它旨在应对许多威胁，不仅仅是俄罗斯，伊朗的导弹也提到了。他觉得，在他与弗拉基米尔·普京即将进行的会晤中，他能够说服俄罗斯总统加入他的历史性创举中：“我的目标是让他觉得大国的地位得到了认可。”没错，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及德克萨斯一个州的，“但我不会告诉他”。相反，他希望说服普京，他们可以合作签订一份协议“保护世界”。“保护世界”……除了美国总统，还有谁可以严肃地说出这个词组？但是防御谁？

另一个他拥有坚定立场并详细阐述的主题是气候变化。他说，在自己的故乡西德州，他们谈论“一个世界政府”——“对了，我已经发现了。它是国际环境游说团体”。《京都议定书》规定了能源排放限制，但连亚洲巨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没有包括其中，他认为欧洲人正在试图偷走竞争优势，超过美国：“他们在试图欺骗我们。”根据我的笔记，阐述绿党愚蠢的长篇讲话得出了如下结论：“《京都议定书》一塌糊涂。”然而，他承认，他的政府在《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上做得不是很好（康迪爽快地说：“没错。”）并承诺他们将在此次欧洲之行前努力制定出新的方案。

他对单个国家的判断似乎与其现任领导人密不可分。他喜欢托尼·布莱尔——“很好打交道……支持导弹防御”，他也喜欢温和的雅克·希拉克，但他“与德国有一些问题”。当我问是什么问题时，他的回答总是围绕着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和其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 （Joschka Fischer）。他怀疑（后来证明这并非空穴来风），施罗德可能想让俄罗斯与美国互相竞争。至于菲舍尔，他有激进左翼的过去，最糟糕的是他是一名绿党分子。他（布什）曾嘲弄菲舍尔——“你知道的，我喜欢嘲弄”——说他曾经告诉过德国总理，他的政府中绿党人士太多了，接着他向菲舍尔眨了眨眼睛，向他表明自己在开玩笑。对此，这位毫无幽默感的德国人愤怒地回应道：“得了，问题在于你的政府中没有足够的绿党人士。”（约施卡或许不擅长开玩笑，但历史将证明他说得相当对。）

国家及其现任领导人之间的混乱状态似乎专门毁坏了21世纪初世界领导人的形象，这些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峰会上经常会晤。他们对各自国家的了解越少，他们的判断受到个性的影响就越大。比如，在一次现已臭名昭著的“契克斯高级会谈”（为了讨论1990年初德国统一的前景）上，与玛格利特·撒切尔的交谈时，我发现她个人讨厌赫尔穆特·科尔，她觉得他在欧洲领导人的峰会上欺负她，这形成了她对德国的看法。[3]更糟糕的是，他成功地欺负了她。另一方面，她通常对法国持负面态度，但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某种女性魅力冲淡了这种态度。布什和布莱尔也是一样，他们都误判了他们与法国的关系，因为他们被温和的雅克·希拉克吸引了。（这些法国人是怎么回事？）布什有关普京所说的金玉良言——“我的目标是让他觉得大国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完美地体现了国家与领导人的谬论。我们在白宫开会几周后，当他与普京第一次会晤时，他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他“看着那个人的眼睛”，发现他“非常坦诚、可靠”。此外，他“感受到了他的心”。经过那番自我反省后，布什理解了俄罗斯，但他对其他国家还有很多误解。

我们关于俄罗斯的讨论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看法。他说，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与欧洲和西方的军队并肩作战。因为在乌拉尔山脉的东部，他们面临一个崛起的中国：“这是另一场会议的主题。”我感觉，这位总统仍在寻找其核心外交政策的论述，但从他现已形成的全面地缘政治看法来看，他似乎确实认为，中国代替了苏联，成为美国巨大的全球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

他快要结束讲话的时候，直接看着我说：“顺便说一下，我认为马其顿不是索马里。前几天，我与马其顿总统在这里会晤过，作为卫理公会派唯一的两位世界领导人，我们一起祈祷了……”[4]

说完这段奇怪的结束词就散会了，我乘坐一辆破旧的华盛顿出租车赶往机场。反思这位总统，我发现他是一个奇怪、不均匀和不稳定的混合体：相当刻板、保守的东海岸绅士和鲁莽的德州牛仔；迅速反应的商业头脑和令人担忧的无知；美国第一个民族主义者并渴望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政治家；自嘲的魅力，这表明了一种核心、根深蒂固的个性，也反映出了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

有一会儿，在谈论没什么特别东西的时候，他突然转变话题，聊起了北美和南美领导人峰会上的一件趣事。在那次峰会上，康迪之前曾一遍又一遍地教导他该如何清晰有力地表达，但他却决定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当时主席转向他说：“但是总统先生，您是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而布什告诉我们：“我自认为，呃……没错……胜任这份工作需要点时间。”但是他能吗？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显然对自己能够胜任有些怀疑。我也是。

四个月后，那些飞机变成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整个世界随之改变。布什政府找到了其确切的论述：全球反恐战争。第四次世界大战。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战胜了希特勒，布什将战胜奥萨马·本·拉登。或者，当他们找不到本·拉登时，萨达姆·侯赛因也行。在这场全球斗争中，潜在的敌人中国成为了宝贵的伙伴。在这些极其考验人的情况下，世界知道了乔治·W. 布什内心最深处那个问题的答案。不，他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实际上，他成了美国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之一。他将对世界造成巨大的伤害，这是由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但更多的是由他没有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造成的。他担任总统的八年也将对自己的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对其经济、实力、美好声誉造成巨大的伤害。

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切。历史学家不能再次获得的一样最难——严格来说，不可能——的东西是理解当时人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都掉进了陷阱中，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将该陷阱称为“回顾决定论的错觉”。

这架飞机非常拥挤，当我挤到飞机后面的经济舱座位时，我发现坐在我边上的这名男子是一种特定的美国类型，对于长途航班的其他乘客来说，他有两大不利：非常胖和非常友好。进入显然意味着要进行5个小时不间断的谈话后，他问我在华盛顿做什么。我犹豫了一会儿，看了看前方的景色后回答说：“喔，我刚刚会见了政府的一些人。”

2009年

[1] 引用的内容来自我自己的笔记，偶尔通过笔记以及莱昂内尔·巴伯和迈克尔·麦克福尔的回忆来扩充，我曾与他们共事过，一起重建这次会议。尽管我和巴伯随后马上就做笔记，但在读这些引用前还是要很清楚这一点。今后，我们希望通过利用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来获取该会议的官方备忘录，但更丰富的段落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在官方记录中。

[2] 当然，我并不是建议美国海军陆战队应该开始部署“黑鹰直升机”进入马其顿。我的观点是北约和欧盟及时的外交和维和工作有相当不错的成功前景，而不参与防止当时急速恶化的形势，将有可能爆发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内战，这将对欧洲其他国家带来直接的连锁影响。详见我同年从马其顿发回的报道，“有好的恐怖分子吗？”。

[3] 更多同样奇怪的遭遇，详见我《当下历史：20世纪90年代发自欧洲的随笔、小品文和报道》一书中的“契克斯事件”。

[4] 几个月后，还是同一个马其顿总统鲍里斯·特拉伊科夫斯基告诉我：“目前据我所知，世界领导人都在称赞马其顿。”详见“有好的恐怖分子吗？”。

“9·11”

听到肯尼迪被刺杀的消息时，你在哪里？听到柏林墙倒塌的消息时呢？而现在：听到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的消息时呢？这是全球经历和情绪的标志性时刻之一，通过电视传遍全球。你走在大街上，知道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在想同一件事。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也和他们一样。

但一个大问题在于：它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全球事件？它将会像肯尼迪遇刺事件一样——令人震惊、难忘但最终不会给历史轨迹造成什么影响？还是更像柏林墙倒塌，真正地改变历史轨迹，今后数十年对全世界都产生影响？

我的直觉是事实将证明它更接近后者，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这是一场预料之中的灾难。几年来，安全专家一直警告我们，冷战结束后，我们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你可以称为西方或者北方——最大的安全威胁可能来自恐怖主义袭击。大多数人都不太相信。没错，出现过可怕的爆炸，但却没有出现真正重大的标志性时刻——没有新时代的柏林封锁和古巴导弹危机——给每一个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现在有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景观形象浓烟滚滚，彻底改变。因此，这绝非是一个一次性的反常事件，而是早已成形、预料之中的更深层趋势最糟糕的表现。

其次，我认为它将改变历史轨迹，这是因为21世纪初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美国这一单个国家的行为，而这次袭击似乎可能对该国的心理状态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自1945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重大又基本上温和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世界不直接影响大多数美国人的生命。

任何在美国待过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意思。人们会在小镇的酒吧里抱怨纠缠不清的盟友。华盛顿的国会议员和评论人士会发出孤立或者报复的威胁。但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其实并不太关心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基于大众根深蒂固的漠不关心的牢固基础，精英建筑师们树立了美国外交政策高耸入云的铁塔。随着自1814年英国军队烧毁华盛顿以来，美国本土的中心地带遭到最严重的外部袭击，这一自相矛盾的牢固根基将被动摇。担心普通美国人真正开始关心外面世界的时刻到来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但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还是怀念过去经常令外国游客恼怒的那种自我克制的冷漠。

民意阻止了美国领导人在世界上的很多行动。比如，越战后，出现了恐惧症，担心美国士兵会牺牲，马革裹尸回来。

因此，轰炸科索沃是在4 500多米的安全高度进行的。但民意几乎没有积极地迫使领导人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行动。曼哈顿的恐怖事件似乎改变了这一点——反正目前是如此。突然被碎片和灰尘呛着的人和数百万美国人高喊：报仇！当然最好是用精良的武器抓住做这一切的混蛋，没有伤亡，但若这样不可能，要有些牺牲，也在所不惜。

那么当前在后“9·11”时代的世界中会发生什么？集中起来，有三种可能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

美国开始更像以色列一样行事。美国感到四面楚歌，但又是天命所归，于是开始对甚至可能希望袭击自己的任何人滥用其高科技装备的军队。对任何恐怖袭击没等证据表明袭击真的来自何方便立即加以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从不关心谁的眼或牙。这正是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敦促美国走上的道路。他说，美国应该对恐怖主义——所有已知的恐怖分子——发动战争。

虽然以色列产生的直接影响不大，但人们永远都不要低估以色列的先例对美国共和党右翼的影响。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在黎巴嫩展现的冷酷无情和里根政府在中东表现出的强硬有着奇怪而紧密的联系。

华盛顿的许多第一反应似乎指向这个方向。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表示，无论法律立场如何，大多数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陷入了战争，他的感觉也是如此。人人谈论珍珠港事件和迅速的相应报复。针对谁？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说：“我确信是奥萨马·本·拉登。”目前，奥萨马·本·拉登，这位身为沙特亿万富翁的恐怖分子在阿富汗受到执政的塔利班保护。布什总统自己表示“我们将对实施这些行动的恐怖分子和庇护他们的人同等看待”。

那么，炸弹投向阿富汗，无辜者和犯罪者一起被杀，对美国的愤怒之情更多地席卷阿拉伯和伊斯兰的部分国家？美国变成了大以色列。

第二种情形

西方与其余国家对立。随着英国等国家与美国“肩并肩”站在一起（正如托尼·布莱尔希望的那样），布什政府采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的方法。美国与其西方的盟友共同制定一项战略，而不是采取单边的报复行动。但联盟基本上不会超出北约的盟友和其他几个西方的传统朋友。

这个大西方自身变得严阵以待。英国发现自己位于前线，金丝雀码头等英国的地标与曼哈顿办公大厦目前采用的安保无疑是一样严密的。今后几年，将与多种多样、瞬息万变的恐怖主义力量作斗争。恐怖分子在我们所谓的“无赖”国家避难，但这些国家自认为是伊斯兰的兄弟、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兄弟或者不过是世界穷人对抗世界富人大联盟中的兄弟。它们其实暗中受到某些大国的支持，这些大国在其全球博弈中寻找盟友或者扈从。

第三种情形

联合国对抗恐怖分子。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的一架侦察机在中国被击落。像在处理那场危机时一样，布什表现出耐心和克制，提供所需的时间，通过合理的可能性判断，确定谁要真的为这些袭击负责。美国直接的武装报复只针对他们。与此同时，他与联合国一起努力，并通过联合国建立一个跨越西方、打击恐怖主义的联盟。特别是该联盟包括俄罗斯和中国。有时，布什政府好像已经认为世界进入了新冷战，中国扮演了新苏联的角色。但并不是中国袭击了美国的中心地带。

短期而言，这样非常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可能在阻止特定的恐怖分子方面不那么有效，但其较长期的影响能够利用最强有力的黏合剂——共同的敌人——将不同的国家聚集在一起。不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而是保护一个共同的文明。而文明的基础包括所有人的人权和国际法面前人人平等。

这三种设想源自对布什总统准确形容成“大规模谋杀”的迅速回应。但影响要深远得多。自从布什当选以来，我们一直在推测他打算让美国“自行其是”到什么程度。用术语来说：他是单边主义者还是仍然会采取多边行动？当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会找到答案。

美国如何回应一场恐怖袭击（无论多大、多可怕的袭击）将塑造整个国际制度，这个说法似乎不可思议。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如果柏林墙的倒塌给短暂的20世纪真正画上了句话，那么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倒塌真正开启了21世纪。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2001年

美国的反欧主义

今年，尤其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话，你肯定可以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更多关于“欧洲反美主义”的文章。但是美国的反欧主义是怎样一回事呢？看看下面这番话：

我们必须将欧盟和法国的第五共和国加入注定要在欧洲历史中消失的政权形式名单中。唯一的问题在于它们的分崩离析将会多么混乱。[1]

还有这番话：

连“吃奶酪的投降派杂耍猴”（形容法国人）这个词组都像法国人常说“去他妈的犹太人”一样常用。哦，对不起，这又是一个流行的法语表达。[2]

或者从相当不同的角度：

国务院的高级官员问道：“你想知道我对欧洲人的真实看法吗？”“我认为，过去二十年，他们在每个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看法几乎都是错的。”[3]

最近的此类说法引领我到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以及属于“圣经地带”的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去看看，在可能爆发第二次海湾战争的阴影下，美国人对欧洲的态度变化。实际上，我在东海岸交谈过的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与20世纪80年代初上一次令人难忘的峰值相比，现在对欧洲和欧洲人的愤怒程度要更高。

“欧洲人”又称为“the Euros”、“the Euroids”、“the’peens”或者“欧洲小不点”，这些常常出诸笔尖舌端。国防政策委员会的现任主席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说欧洲失去了“道德指南”，法国失去了“道德观念”。[4]在布什政府中，这种愤怒程度扩张到了最高水平。在与政府高级官员的谈话中，我发现“我们在欧洲的朋友”这个词组的后面紧跟着“令人讨厌”。

欧洲人目前的模式很容易概括。欧洲人是窝囊废。他们是软弱、暴躁、虚伪、不团结、口是心非、反犹太主义（有时）以及反美（常常）的姑息者（appeasers）。总而言之：欧洲小不点。[5]他们的价值观和骨气已经在多边、跨国、世俗和后现代的舒适温浴中消磨殆尽。他们将欧元花在红酒、假期和庞大的福利国家而不是国防上。美国劳心劳力在为欧洲人维护世界安全的时候，欧洲人却在一边嘲笑。相比之下，美国人是强大、有原则的自由守护者，为世界上最后一个真正主权国家的爱国服务感到自豪。

应该对这些模式的性别形象写一份研究报告。如果反美的欧洲人将“美国人”视为恃强凌弱的牛仔，那么反欧的美国人会将“欧洲人”视为缺乏阳刚之气的娘娘腔。美国人是具有男子气概、异性恋的男子；欧洲人是女性、阳痿或者遭到了阉割。在军事方面，欧洲人抬不起头。（毕竟，他们的“重型”运输机还不到二十架，而美国有两百多架。）我在波士顿演讲结束后，一名上了年纪的美国人跌跌撞撞地走到麦克风前询问为何欧洲“缺少动物的活力”。我发现，“太监”（eunuchs）一词以“欧盟太监”（EU-nuchs）的形式出现了。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在《政策评论》中发表了富有影响力的《强权与弱势》一文，在该文中性别形象还更加详细地阐明了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不同之处。[6]“美国人来自火星，”卡根赞赏地写道，“欧洲人来自金星”——与那部有关男女关系的著名作品《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遥相呼应。

并不是所有欧洲人都不行。往往认为英国人有所不同，有时更好一些。美国的保守人士常常认为英国人根本不是“欧洲人”，精神上仍然受到玛格利特·撒切尔领导的大多数英国保守人士深有同感。托尼·布莱尔像他的前任撒切尔以及她的前任丘吉尔一样，在华盛顿被视为欧洲法则中凤毛麟角的特例。

对法国的辱骂最厉害，当然法国至少是罪有应得。我没有意识到，痛批法国作为古英语的消遣方式在美国大众文化中传播这么广泛。“你知道的，法国，我们曾两次救了他们，他们却从来不给我们做点什么。”二战老兵福林·布德·阿特金森（Verlin ‘Bud’ Atkinson）在堪萨斯城的阿美里斯达赌场（Ameristar casino）对我说。与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交谈，我遇到了一种奇怪的民间偏见：法国人似乎不洗澡。一位大学生回忆她的法国之行时说：“我感觉非常脏。”另外一位大学生补充说：“但你还是比那些法国佬干净。”

两位著名的美国记者——《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纽约客》（New Yorker）的乔·克莱恩（Joe Klein）从美国各地的图书展回来分别告诉我，他们的所到之处都发现了反法情绪——如果你挖苦法国人，总是会有人笑。《国家评论在线》（National Review Online）的编辑、自称是保守 “法国佬攻击者”的乔纳·戈德堡（Jonah Goldberg）（也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推广了上述引用的绰号“吃奶酪的投降派杂耍猴”，这个绰号首次出现在《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的电视剧中。戈德堡告诉我，1998年他开始为《国家评论》撰写反法的文章时，他发现“这玩意有市场”。他说，痛批法国成为一个“噱头”。

一

将新保守派的争论、堪萨斯城高中生对法国洗澡行为的偏见、国务院高级官员和高级政府官员的言论扔到一块，接着将此统称为“反欧主义”，这显然没有什么用。作为一名欧洲作家，我不想以美国作家通常对待欧洲“反美主义”的方式对待美国的“反欧主义”。

我们必须将对欧盟或者当前欧洲态度正当、有见地的批评和一些对欧洲和欧洲人更加根深蒂固的敌意区别开来。正如美国作家应该将欧洲对布什政府正当、有见地的批评和反美主义区别开来，或者将欧洲对沙龙政府正当、有见地的批评与反犹太主义区别开来一样，但他们通常没有这样做。每个案例中的难题（知识渊博的人可能对此意见不一，但有其理由）在于：分界线在哪里？

我们还需要保持一种幽默感。欧洲喜欢嘲笑乔治·W. 布什总统的一个原因是他说的一些话——或者据说是他所说的——很有趣。比如：“法国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一个词用来形容企业家。”[7]美国人喜欢嘲笑法国人的一个原因是，嘲笑法国是一项历史悠久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但这里还有一个陷阱。乔纳·戈德堡和马克·斯泰恩（Mark Steyn）等保守作家发表骇人的声明，其中一些显然是开玩笑，一些是半开玩笑，还有一些是严肃的。如果你反对其中一项严肃的声明，他们通常可以回答说，“但是当然我只是在开玩笑而已！”幽默是通过夸张和玩弄模式起作用的。可是如果一名欧洲作家将“犹太人”形容成“吃未发酵面包的投降派杂耍猴”，这会被理解成幽默的调侃吗？当然背景截然不同：在美国，并没有屠杀法国人。然而，这个思想实验可能让我们的幽默作家停一停。

反欧主义与反美主义并不对称。反美主义的情感主题是怨恨夹杂着嫉妒，反欧主义的情感主题是愤怒夹杂着蔑视。正如让—弗朗索瓦·雷韦尔（Jean-François Revel）所说，反美主义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困扰，对法国来说尤其如此。[8]反欧主义远未成为美国的困扰。实际上，美国对欧洲的主流态度是温和善意的漠不关心夹杂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知。我在堪萨斯州转了两天问我遇到的人，“如果我说‘欧洲’，你会想到什么？”许多人的反应是震惊和长时间的沉默，有时咯咯笑一下。接着他们会说一些“哦，我猜他们那边没有多少捕杀”（弗农·马斯库，马克洛斯的一名木匠）；“呃，那离我们很远。”（理查德·苏扎，其父母来自法国和葡萄牙）；或者，停下了思考很长一段时间后说，“呃，跨过池塘就是了”（杰克·维沙，一名有德国口音的老农）。如果你对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或者鲁塞尼亚（Ruthenia）最偏远村庄中的农民或者木匠说起“美国”，或许可以肯定，他有关这个主题可以说多得多的东西。

在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波士顿—华盛顿走廊”——我一再被告知，冷战后，连那些相当了解欧洲大陆的人也日益对欧洲漠不关心了。欧洲既没有被视为有力的盟友，也没有像中国一样被视为严肃的潜在对手。一位高中和大学都在英国读的美国朋友说：“它是老人之家。”正如保守派专家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交锋》谈话中所说：“谁关心欧洲人想什么。欧盟把所有时间花在了确保英国的大红肠用公斤还是用磅计价销售。整个大陆对于美国的利益日益无关紧要。”[9]当我向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询问，如果欧洲人继续从军力削弱的立场批评美国会发生什么时，他回答的大意是：“呃，这个重要吗？”

然而，我觉得这种漠不关心的说法也被夸大了。诚然，我的对话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告诉我他们是多么不关心。直言不讳批评欧洲的美国批评人士的本质是，他们通常并不是对欧洲一无所知或者漠不关心。他们了解欧洲——其中一半人似乎在牛津或者巴黎学习过——很快就提到他们的欧洲朋友。正如大多数批评美国的欧洲批评人士强烈否认他们反美（“不要误解我，我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一样，因此他们几乎将坚定不移地坚持，他们并不反欧。[10]

反美主义和反欧主义位于政治领域中相反的两端。欧洲的反美主义主要可以在左翼中找到，美国的反欧主义可以在右翼中找到。最直言不讳抨击欧洲的美国人是新保守人士，使用的攻击言论与他们通常抨击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言论一样。实际上，正如乔纳·戈德堡自己对我承认的那样，“欧洲人”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掩护者。因此，我问他，比尔·克林顿是欧洲人吗？戈德堡说：“是。或者说至少克林顿像欧洲人那样思考。”

有证据表明左右翼的区分也划分了公众的态度。2002年12月初，埃普索斯—里德民意调查集团在对美国民意的常规调查中专门为本文加入了几个问题。[11]要求他们在四种有关美国和欧洲对外交和战争的做法的说法中选择一种时，30%的民主党选民和只有6%的共和党选民选择“欧洲人似乎更喜欢外交解决方案，而不是战争，这是美国人可以学习的一个积极价值观”。相比之下，只有13%的民主党人却有35%的共和党人（最大的单一部分）选择“欧洲人过于愿意妥协，而不是为了捍卫自由不惜一战，这是消极的”。

当受访者被要求在有关“伊拉克战争应该采用哪种方式”的两种说法中选择一种时，情况更加泾渭分明。有59%的共和党人却只有33%的民主党人选择“美国必须继续控制所有行动，防止欧洲的盟友限制美国调兵遣将的空间”。相比之下，有55%的民主党人却只有34%的共和党人选择“美国必须与欧洲国家联合，即使它会限制美国做决定的能力”。实际上，确是共和党人来自火星，民主党人来自金星，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调查的假设。

对一些保守人士来说，国务院也是金星的前哨。美国世袭的新保守人士之一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写到了“一条和解之轴——从利雅得延伸到布鲁塞尔，再到雾谷（Foggy Bottom）”。[12]沿着波士顿—华盛顿走廊，我多次被告知，在伊拉克问题上，两派争着向布什总统献策：“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派”和“鲍威尔—布莱尔派”。英国公民相当惊奇地发现，我们的首相变成了美国国务院的高级成员。奉持大西洋主义的欧洲人不应从中获得过多安慰，因为即使在国务院毕生致力于自由的欧洲主义者当中，也有人对欧洲人失望了，尖刻地批评他们。他们失望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欧洲人没有在自己的后院阻止那场造成25万波斯尼亚穆斯林死亡的种族大屠杀。[13]自那以后，欧洲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法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因此连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就摩洛哥海岸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发生的争端也要由科林·鲍威尔来解决。

乔治·威尔（George F. Will）在华盛顿一家酒店的正式早餐上对我说，“他们不严肃”是对“欧洲人”言简意赅的评判。尽管威尔根本算不上是国务院的一名自由主义者，但国务院中的许多人都认同该看法。真可谓历史轮流转，此一时彼一时。想当年夏尔·戴高乐对美国人的评判是什么？——“不是很严肃。”

二

因此，在美国的很多地区，对欧洲失望，充满了愤怒，日益蔑视甚至仇视“欧洲人”，这在极端情况下称得上是“反欧主义”。为什么会这样？

已经出现一些可能的解释，全部拿来探讨需要写一本书。在此我只能讨论某些解释。首先，在美国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反欧洲主义。《大西洋月刊》的前任编辑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曾表示：“建立美国是为了对付欧洲。”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问道：“为什么要通过将我们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方的命运连在一起，让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幽默或者善变之中？”在19和20世纪，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欧洲就是一个要逃离的地方。

然而，对欧洲也始终有一种迷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就是著名的例子；从许多方面来说，渴望模仿进而超越最重要的两个欧洲国家——英国和法国。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引用了一句老话对我说：“当美国人死的时候，他们去巴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说：“每个人都有两个国家——他的祖国和法国。”美国人对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变得如此截然不同是在什么时候？是1940年，法国“奇怪的战败”和英国“最美好的时光”那年吗？此后，戴高乐重拾法国的自尊，与美国人作对，而丘吉尔让自己父母的两个国家建立了“特殊关系”。（要理解如今希拉克和布莱尔对待美国的方式，关键人物还是戴高乐和丘吉尔。）

五十年来，从1941年到1991年，美国和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参加针对共同敌人的联合战争：首先是纳粹主义接着是苏联的共产主义。这是地缘政治“西方”的鼎盛时期。当然，在冷战过程中也不断出现跨大西洋的紧张关系。人们可以发现如今的一些模式完全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署巡航和“潘兴”导弹，以及美国对中美洲和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的对话中形成的。[14]它们是在相同的一些人心中形成的：比如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当时因其强硬的观点而被广泛称为“黑暗王子”。这些跨大西洋的争论通常是关于如何应对苏联的，但他们最终还是受到了明确的共同敌人的限制。

现在并非如此。因此，或许我们正在见证大约十年前澳大利亚作家欧文·哈里斯（Owen Harries）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上所做的预言：这个明确的共同敌人的消失将导致作为牢固地缘政治轴心的“西方”的衰落。[15]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主要舞台，但它不是“反恐战争”的中心。相对实力的差距已经变得更大。美国不仅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这个超级大国的军费即将相当于紧随其后的15个最强国家的军费之和。欧盟并没有将其可以比肩的经济力量——正在快速接近美国10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转化成可相颉颃的军事力量或者外交影响力。但不同之处还在于力量的使用。

罗伯特·卡根称，欧洲进入了“法治、跨国协商和合作”的康德式世界，而美国仍然处在霍布斯式世界，军事力量仍然是实现国际目标（即便是自由的目标）的关键。首要而明显的问题肯定是：是这样吗？我认为，卡根（虽然他承认那是“讽刺性的描述”）实际上对欧洲太客气了，他将欧洲的做法提升到了有意为之和有条不紊的程度，但实际上这却是一个胡乱寻求和国家差异的故事。但是第二个不那么明显的问题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希望是这样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相当多的美国决策者喜欢他们来自火星的想法——当然是认为这使他们崇尚武力（martial）而不是成为火星人（martian）——，而相当多的欧洲决策者喜欢认为自己确实是进步的金星人。因此，接受卡根的文章是其本身故事的一部分。

随着即将扩大的欧盟寻求更加明确的身份，将自己定义成美国的对立面对于欧洲来说具有很强的诱惑。欧洲通过列出与美国的不同来清楚地表明自身形象。用身份研究的可怕术语来说，美国成了“对立面”。美国人不喜欢被“排斥”。（谁喜欢呢？）“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让他们更加愿意接受人们用崇尚武力和富有使命感来描述美国在世界的角色。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表示，法美两国都自认为肩负普世化、文明化的使命。现在出现了欧洲而不只是法国版的文明使命（跨国、以法律为基础的一体化的“欧盟乌托邦”），这与最近保守版的美国使命冲突得最厉害。[16]因此，比如，乔纳·戈德堡愤怒地引用德国大西洋主义老兵卡尔·凯泽（Karl Kaiser）的话表示：“欧洲人的所作所为前所未有：创造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的和平区域。欧洲人确信这个模式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效。”

双方各自认为自己的模式更好。这不仅适用于国际行为的竞争模式，还适用于那些民主的资本主义模式：自由市场、福利国家、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等的不同组合。[17]在《美国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一书的作者政治学家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看来，这预示着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文明冲突”即将到来。卡根认为欧洲长期虚弱，而库普乾认为欧洲而非中国是美国下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18]许多欧洲人喜欢相信库普乾的看法，但在美国，我发现库普乾的看法几乎无人支持。

我认为，在美国有另一种更深的趋势。我已经提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美国人对欧洲人的怀疑夹杂着羡慕和迷恋。直截了当地说，有一种美国文化低人一等的情结。这已经渐渐消退。到冷战结束和美国随后崛起为独特强国的时候，这种消退的速度已经以很难压制的方式加速。新罗马不在敬畏古希腊人。一位拥有丰富欧洲经验、退休的美国外交官最近写信对我说：“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欧洲比我们优越。这不是个人方面的优越——即使屈尊于人，我也从不觉得低人一等——而是文明方面的优越。”现在不是这样了。他写道，美国“不再羞愧”。[19]

三

冷战结束后的八年里，名誉欧洲人比尔·克林顿掌管白宫让这些趋势变得有些模糊。2001年，乔治·W. 布什（对于所有欧洲反美讽刺漫画家来说是一件活生生的礼物）携带着一份单边议程入住白宫，准备拒绝多份国际协议。“9·11”事件后，他将自己的新总统职位定义为战争总统。我发现，“9·11”之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感觉在华盛顿比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其他地方都强烈。[20]最重要的是，它处在布什政府的中心位置挥之不去。“反恐战争”促进了共和党精英中现存的一种趋势，即相信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所谓的“勇士政治”（Warrior Politics），这种政治具有很强的原教旨主义基督教气息——这在高度世俗化的欧洲显然是缺少的。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其著作《特殊天意》（Special Providence）中所说，这将“杰克逊”的倾向重新带入了美国的外交政策。[21]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是新的克里克族印第安人（Creek Indians）。

美国人给欧洲人提出的问题接着变成了正如保守的专栏专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对我所说的那样，“你与我们是不是站在同一个战壕？”一开始，答案是响亮的“是”。所有人都引用了法国《世界报》的头条标题：“我们都是美国人。”但一年半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与他们站在同一战壕的唯一欧洲领导人是托尼·布莱尔。[22]美国政府的许多人感觉，法国人重新采取了古老的反美态度，去年9月，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通过愤世嫉俗地利用反美主义赢得了连任。

欧洲和美国的感情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再次开始分裂的？在2002年初，中东的巴以冲突升级的时候。中东是促使迅速膨胀的欧洲反美主义和新兴的美国反欧洲主义（两者互相加强）急剧恶化的来源和催化剂。欧洲的反犹主义及其与欧洲批评沙龙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保守的美国专栏作家和政客最尖刻反欧评论的主题。一名自由派的犹太评论员对我解释说，其中一些批评人士自身不仅强烈支持以色列，还是“地道的利库德集团成员”。斯坦利·霍夫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似乎相信“犹太国家和美国之间的一种利益身份”。[23]支持巴勒斯坦的欧洲人对批评沙龙政府的方式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感到愤怒不已，他们谈论美国“犹太游说团”的力量，这接着证实了美国利库德集团成员对于欧洲反犹主义的最糟怀疑，就这样没完没了。

除了这种令人绝望、无比混乱、互相加深的偏见——对于一个非犹太裔欧洲人来说，要对此写点东西而又不给自己正在试图分析的困境火上浇油，是很难的，当然，欧洲和美国在处理中东问题的方式上也确实存在差异。比如，欧洲决策者往往认为，与发动伊拉克战争相比，通过谈判解决巴以冲突对于长期“反恐战争”的成功贡献更大。为了我们的目的，要点是中欧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让美国和欧洲团结了起来，中东的“反恐战争”正在让它们分道扬镳。苏联团结了西方，而中东分裂了西方。

冷静地审视，这种分裂极其愚蠢。欧洲就在中东隔壁，拥有众多并且日益增多的伊斯兰人口，与美国相比，在和平、繁荣和民主的中东甚至拥有更加直接的重要利益。此外，我发现华盛顿的两位高级政府官员相当认同如下观点——一些美国评论人士开始提出这种观点：大中东民主化应该成为复兴的西方重大的跨大西洋新工程。[24]但是当前看来并非如此。

当前，第二次海湾战争似乎只会扩大欧洲和美国之间的鸿沟。即便没有伊拉克战争，中东仍然会提供漩涡，在这个漩涡中，真正或者据说的欧洲反美主义催生真正或者据说的美国反欧主义，这反过来又催生更多的反美主义，两者都因广泛的欧洲反犹主义而变得更加严重。大西洋两岸都做出有意识的重大努力，或者2005年或者2009年华盛顿出现新政府可能带来变化。然而，同时也会造成许多损失，当前跨大西洋的不和也体现了我提到的更深的历史趋势。

你可能会说，正如我本文所做的那样，突出“美国的反欧主义”本身将导致互相不信任迅速恶化。但是作家不是外交家。美国存在反欧主义，其载体可能是漫长、糟糕夏季的第一群燕子。

2003年

[1] 马克斯·泰恩（Mark Steyn），《犹太世界评论》（Jewish World Review），2002年5月1日。

[2] 乔纳·戈德堡（Jonah Goldberg），《国家评论在线》（National Review Online），2002年7月16日。

[3] 转引自马丁·沃克，《合众国际社》（UPI），2002年11月13日。

[4] 《卫报》，2002年11月13日。

[5] 乔纳·戈德堡认为自己发明了这个词并将它在词源上与维也纳香肠——作为欧洲脊梁的比喻——联系起来。然而，似乎更早出现在奥罗克（J. O’Rourke）在《滚石》上发表的随笔“欧洲小不点的恐怖”（Terror of the Euroweenies）中。

[6] 《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No.113（2002，6/7月）。后来以书的形式出版的书名为《天堂和权力》（Paradise and Power），伦敦：大西洋图书公司，2003年。

[7] 2002年7月2日，伦敦的《泰晤士报》说是他说的，援引了有人告诉该报记者的话：雪莉·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表示托尼·布莱尔说这是布什对他说的。布莱尔的发言人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否认布什说过这样的话。

[8] 让—弗朗索瓦·雷韦尔，《让人着迷的反美主义》（L’Obsession anti-américaine），巴黎：普隆出版社，2002年。

[9] 2001年6月12日。对于英国人来说，这确实提出了一个紧急的问题：“英国大红肠”到底是什么？

[10] 乔纳·戈德堡是唯一一个我遇到的愿意承认自己是“反欧主义者”的人，他解释说，只要有人所指的“欧洲人”是那种巴黎或者布鲁塞尔无所不知、官僚和自由的国际主义者。

[11] IPSOS US-Express，2002年12月3日至5日。我尤其感谢迈克尔·彼得鲁（Michael Petrou）为此所做的安排。

[12] 《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2002年8月26日。

[13] 详见蒂莫西·加顿艾什，《当下历史：20世纪90年代发自欧洲的随笔、小品文和报道》一书中的“我们未来的波斯尼亚”（Bosnia in Our Future）一文。

[14] 1984年《经济学人》刊登了一张题为“如何通过美国人的眼睛认识欧洲人”的封面图片。欧洲人的显著特点有：“对里根愤怒不已。对俄罗斯盲目无视。缺少阳刚之气。缺乏勇气。没有毅力。胆小。妄自尊大。目中无人。但需要美国的支持。”

[15] “‘西方’的衰落”，《外交事务》，Vol. 72， No. 4（1993年9/10月刊）。

[16] 详见卡吕普索·尼科莱迪斯（Kalypso Nicolaïdis ）和罗伯特·豪斯（Robert Howse ）的“‘这是我的欧盟乌托邦……’：权力叙述” （“‘This is my EUtopia . . .’： Narrative as Power”），《共同市场研究》（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 40，No. 4（2002年11月）。

[17] 详见比如威尔·赫顿（Will Hutton）的《我们所处的世界》（The World We’re In）（伦敦：利特尔&布朗出版社，2002年）和我在2002年5月的《展望》（Prospect）上与他的辩论。

[18] 详见他2002年11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西方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est）和他所著《美国时代的终结：21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纽约：科诺夫出版社，2002年）。

[19] 2002年5月16日，我给托马斯·W. 西蒙斯（Thomas W. Simons）大使发了邮件，引用得到了他的欣然许可。迈克尔·莱丁（Michael Ledeen）的阐述不那么友善：他写道：“美国的交谈要好得多，欧洲人已经脑死亡。”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刊物《美国企业》（The American Enterprise，2002年12月）上。这一期标题为“大陆漂流：欧洲和美国分道扬镳”，是美国右翼对欧洲看法的真实选集，包括马克·斯泰恩的著名评论，“与比如说荷兰或者丹麦的未来相比，我发现更容易对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未来感到乐观”。

[20] 详见我的“资本下定了决心”（The Capital Makes Up Its Mind），《纽约时报》，12月12日。2002年8月皮尤民意和媒体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加深了这种印象。

[21] 《特殊天意：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世界》，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2年。

[22] 这是IPSOS US-Express于2002年12月3日至5日所做的民调结果。提问的问题是“下列六个国家中，你认为在对抗伊拉克的行动中，那个国家的反应与美国最团结？”59%的人认为是英国。接下来分别是以色列，11%；加拿大，7%；法国，4%；德国，3%；俄罗斯，3%。

[23] 斯坦利·霍夫曼，“高高在上”（The High and the Mighty），《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2003年1月13日。

[24] 详见比如罗纳德·D. 阿斯穆斯（Ronald D. Asmus）和肯尼斯·M. 波拉克（Kenneth M. Pollack）的“新跨大西洋工程”（The New Transatlantic Project），《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No. 115（2002年10/11月刊）。

为骑墙派辩护

观看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引人注目的表演（展示了噼里啪啦的拦截电话、卫星拍摄的照片和精心策划的电视片段），我问自己：这会改变你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吗？答案是：不会改变多少。我仍然不相信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也怀疑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理由。

一位朋友最近这样评论桂冠诗人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他牢牢地骑在墙上”。“骑墙派”算不上是一种称赞。

大多数人赞赏当机立断，鄙视犹豫不决。敌对的政党政治要求迅速站队并夸大微不足道的差异。媒体激烈地争夺电视观众、听众和读者，呼吁强硬、极端的立场：布什VS萨达姆，贝恩VS撒切尔、克里斯托弗·希钦斯VS彼得·希钦斯。你懂的，这让电视更精彩。

但在伊拉克问题上，我还是喜欢为揪心的自由派犹豫不决的立场辩护。作为自由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总是要在艰难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我强烈反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强烈反对美国干预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军事干预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对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发动战争，这都基于充分的自由主义理由。伊拉克有所不同并且更加困难。我看到了正反两方四个有力的理由。

支持

1. 萨达姆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厌恶的政权之一。他对库尔德人进行了种族大屠杀，还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中。推翻他对他的国家和该地区而言都是福音。无论战后的伊拉克会多么混乱——肯定会混乱，就像战后的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样——它几乎已经不能更糟糕了。

2. 萨达姆曾两次袭击邻国。正如鲍威尔所记录的那样，他储存了大量可怕的生化武器并且正在隐藏剩下的生化武器。他还在试图获得核武器。如果他获得了有效、可装载的核武器，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灾难——就像如果朝鲜获得核武器一样，但由于萨达姆的为人及其所在的地方，情况会更加糟糕。我支持对于独裁者的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of Dictators，CNDD）。

3．他在十二年间藐视了十六项联合国决议。他显然不想裁军或者与联合国的监察员充分合作。（自傲的主权国家独裁者会做什么呢？）与在科索沃采取军事行动相比，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在国际法中能获得更有力的理由。第二项联合国决议将为“正义战争”理论提供所需的“恰当授权”。

4. 后果（乐观）。这可以促进中东的民主变革。和平、繁荣、重建的伊拉克——“西德式的伊拉克”——可以成为整个地区的模式。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紧随其后。自由的传播可能最终改变解决巴以问题的地区背景，因为东欧的民主化最终解决了德国的分裂问题。

反对

1. 战争应该总是最后的手段。无论美国高科技的新炸弹多么精准，都将有无辜的伊拉克人丧生。难道未来几年不能通过当前威慑和限制的手段控制萨达姆吗？

2.“正义战争”的理论需要“良好的意图”。总体而言，我认为布莱尔有良好的意图。我不相信布什政府。当然，那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思，人类的动机总是复杂的。我列出了一份动机的索引，可以粗略看一下：

·感觉这是广泛“反恐战争”的一部分，“9·11”事件后，反恐战争变成了保卫美国国土安全的战争：20%。

·真正相信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自由世界构成重大威胁：20%。

·对无法抓到奥萨马·本·拉登或者收拾基地组织感到沮丧，再加上相信至少可以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萨达姆：15%。

·第一次海湾战争未竟之业的感觉再加上乔治·布什个人对“那个试图杀死我父亲的家伙”感到愤怒：15%。

·布什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初步估算的国内政治优势（或许现在后悔了）：10%。

·没有退路的感觉。萨达姆仍然当政，布什如何参加下一次总统大选？10%

·转变中东的希望，也是为了以色列的长期利益：5%。

·石油：5%、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品味改变比例，但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改变它，都无法构成总体上占多数的充足理由。

3. 萨达姆与基地组织的联系微乎其微。科林·鲍威尔掌握的所有证据都不能表明更多的联系。伊拉克战争是始于“9·11”事件的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文明斗争的延续，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奥萨马·本·拉登将萨达姆政权视为叛教者。它们是两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但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4. 后果（悲观）。即使伊斯兰恐怖爆炸者讨厌萨达姆，英美对伊拉克发动“帝国”侵略将增加阿拉伯恐怖袭击欧洲和美国的几率。如果想让中东民主化，帝国战争并不是入手的最好方法。支持伊朗的天鹅绒革命、促进沙特阿拉伯的民主改革、让沙龙和阿拉法特达成共识推进巴以问题的解决要更好。无论如何，以占领模式让西德和日本产生民主是历史中的特例。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南斯拉夫式的伊拉克”，被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瓜分。布什领导的美国还没有为“国家建设”做好准备，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阿富汗等七零八落的国际政府算不上是令人鼓舞的例子。总而言之，地区影响更可能是坏的而不是好的。

我的直觉是，如果你在黑夜中给托尼·布莱尔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将基本上坦承这种自由派的犹豫不决。除非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否则我不相信他有那种能够让我们所有人相信的秘密才能。外交办公室不断在他耳边轻声警告。但在公共场合，他热情洋溢，甚至像传教士般令人信服。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格莱斯通基督教自由干预主义者。或许因为他认为保持英国与美国的团结和影响力，甚至比伊拉克战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更加重要。但是还因为他是首相，而不是作家和时事评论员。他必须作出决定。他必须领导。他必须说服心存疑虑的公众和愤慨的政党。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这样做，热情洋溢、过分简单地相信复杂的两难处境中的一面，即使这样确实可以让电视更好看。

2001年

左尔巴布什

这是一场多么令人惊奇的大灾难。“9·11”事件后的五年里，布什政府对中东的政策换来的是连环火车相撞事件。在人类斗争中，如此强大的国家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却收获甚少前所未有。在更广泛的中东的每个重要领域，过去五年的美国政策身处困境并且更加难以自拔了。

如果后果不是那么严重，有人就会嘲笑如此带有悲壮意味的失败——这是希腊左尔巴的精神，左尔巴曾注视着自己巨大工程的散乱废墟，令人难忘地说：“你见过更加壮观的倒塌吗？”但是左尔巴布什的冲动和无能已经导致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主要是穆斯林阿拉伯人，但还有黎巴嫩基督徒、以色列人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士兵——丧生、残废、背井离乡或者穷困潦倒。除了导致穆斯林更广泛的疏远外，它还催生了这样一个世界：走在伦敦、马德里、耶路撒冷、纽约或者悉尼的大街上，我们每个人都更加不安全了。如果你敢的话，就哈哈大笑吧。

一开始，出现“9·11”袭击事件，没有人可以因此公正地指责乔治·布什，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入侵阿富汗是对那些袭击的合理回应，因为藏身于塔利班暴君统治的无赖国家的基地组织发动了该袭击。但是如果必须处理阿富汗，就必须恰当地处理。结果并没有。在地球上最粗野、最不友好、部落最桀骜不驯的一个地方，中途创造一种文明的秩序终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如果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包括扩张后的新北约的成员国，在过去五年一直致力于该任务，如今我们可能至少获得了可圈可点的部分成功。

然而，在托尼·布莱尔的协助和怂恿下，布什、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促使我们进军伊拉克，导致阿富汗的工作连一半也没完成。如今，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忠实的追随者可能仍然躲在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边境地区瓦济里斯坦山区的山洞中，塔利班又东山再起，整个国家混乱不堪。我们经过正当的干预并没有取得部分成功，反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引发了两场日益严重的灾难。

美国和英国借助虚假的借口入侵伊拉克，没有适当的合法授权和国际合法性。如果萨达姆·侯赛因这位危险的暴君和国际公认的侵略者确实秘密储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该干涉可能就情有可原了；但是他没有，因此干涉也就是不正当了。接着，由于五角大楼和白宫纸上谈兵、鼓吹战争的文官极其无能，我们将一个极权国家转变成了一个无政府的国家。我们宣称要促使伊拉克走向洛克式的自由，却将它重新拽回到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伊拉克人——那些未被杀死的人——日益表示情况比之前更加糟糕了。我们要向谁说他们错了？

目前，我们正在准备撤出。在巴士拉采取辛巴达行动（Operation Sinbad）后，数量较少的英军将退到位于巴士拉机场的基地。我们将坐在沙漠里并称之为和平。如果白宫听从贝克—汉密尔顿委员会（Baker–Hamilton commission）的建议，美国军队将采取类似举措，将其顾问留给伊拉克军队。三十年前，美国的撤退以“越南化”为名，如今它将以“伊拉克化”为名。与此同时，伊拉克人可以继续随意互相残杀，或许直到他们最终互相达成某种草率的政治协议——或许无法达成，情况可能就是如此。

神权独裁统治的伊朗是大赢家。五年前，伊朗共和国有一位改革派的总统、一个相当民主的反对派，因低油价而财政受搓。毛拉纷纷出逃，恐惧不已。目前，民主化的前景正在变弱，该政权坐拥每桶60多美元的高油价，凭借其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兄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它开发核武器的可能性也相应变大了。我们推翻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独裁者，反而增加了伊朗独裁者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本周，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再次呼吁摧毁以色列。这些原本想让中东对于以色列来说变得安全的美国新保守人士，最终却让中东对于以色列来说更加危险了。

我们不需要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Iraq Study Group）告诉我们，巴以两国的解决方案对于解决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至关重要。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克林顿政府已接近敲定协议。在布什的领导下，不进反退。随着黎巴嫩在夏季爆发战争、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蒸蒸日上（这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布什匆忙应对选举的副产品）、对以色列公众的日益失望，连布什支持的阿里埃勒·沙龙关于既成事实的分离的设想也已经消退。

黎巴嫩爆发“雪松革命”，叙利亚部队撤军，2006年夏季，布什政府通过秘密支持持续而低效的以色列军事行动破坏了其声称支持的黎巴嫩政府，取得了明显成功。如今，真主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在挑战该国受到西方支持的天鹅绒革命者：经历雪松革命后，欢迎来到“雪松反革命”。在埃及，原本是想表明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美国支持和平民主化，但伊斯兰主义者在选举中获胜（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也是如此）似乎已经让华盛顿望而却步，放弃新出炉的政策。在值得称道的方面，我们唯一可以展示的是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些较小的阿拉伯国家实施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

因此，对于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埃及的评价如下：恶化、恶化、恶化、恶化、恶化、恶化、恶化。由于詹姆斯·贝克，美国可能从儿子的罪孽回想起父亲的罪孽。毕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的时候，正是贝克和老布什让那些曾受到其鼓励而对抗萨达姆的人在伊拉克被杀了——更不用提热情地继续华盛顿与沙特阿拉伯等石油独裁政府签订的浮士德式的长期条约。令人吃惊的是，有人对我说，康多莉扎·赖斯曾表示贝克—汉密尔顿的报告几乎没有提到民主这个词。

这些年，我曾多次发出警告，反对条件反射式的抨击布什和下意识的反美主义。美国绝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让中东变得更好是世界政治中最难的挑战之一。该地区的人民要对其困境负大部分责任。我们欧洲人也是，因为过去的违法罪和如今的疏忽罪。但布什必须承受大部分指责。如此全面失败的例子在近代历史上实是罕见。恭喜您，总统先生；您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2006年

世界的选举

我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观测台上，看到一名说英语的欧洲人迷上了24/7有线新闻网络直播。我注意到，许多美国人仍然深陷在这是他们的选举的动人错觉中。多么不同寻常。难道他们不明白？这是我们的选举。世界的选举。我们的未来取决于这场选举，我们和美国人一样时刻关注。我们只是不能投票。

世界可能无法投票，但有一位候选人。2008年夏天，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台对22个国家进行的民调发现，巴拉克·奥巴马比约翰·麦凯恩更得民心，比例为4比1。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奥巴马获胜将“彻底改变”他们对美国的看法。而美国肯定需要变革。乔治·W. 布什总统两个任期间，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即一系列有关全世界民意的调查）记录了任何环游世界的人都知道的东西：美国的地位、信誉和吸引力大幅降低，因而其实力也大幅减弱。

在美国环境中，奥巴马是“黑人”或者“非裔美国人”。然而，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再次暴露出过去称为“种族”——指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的遗产——的东西如何成为美国政治的隐性基础。在国际环境中，奥巴马还有另外三种身份。首先，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日益紧密相连世界中的孩子，现在努力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不仅是非裔美国人，还有一点夏威夷、肯尼亚、堪萨斯州和印度尼西亚的血统。其次，他不像布什。约翰·麦凯恩也不像布什，但不像布什的程度要小得多。最后，奥巴马是一切外国人对美国热衷之物的化身。

在牛津以及周游欧洲的时候，我经常遇到日益对美国感到愤怒的年轻人。一位英国的学生告诉我：“你知道的，我非常支持欧洲。”对于这种罕见的情况——支持欧洲的英国人——我激动不已，问她为什么是支持欧洲的人。“我想主要是因为我是反美人士。”但她并不是真正的反美人士。我敢打包票她现在是个奥巴马迷。

从文化、社会和审美角度来说，奥巴马代表着进入年轻的欧洲人每天想象中的美国，美国的电影、音乐、文学作品和《老友记》（Friends）、《急诊室》（ER）、《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贝莱尔的新鲜王子》（The Fresh Prince of Bel-Air）甚至《星际迷航》（Star Trek）等电视剧的软实力，将这样一个美国传到了那里，同时还引发了“喜欢”这个词的一系列滥用：你可以在牛津的任何一家咖啡店里听到这个词，说话人可能是斯洛伐克人、德国人或者中国人。像奥巴马那样拥有一定程度移民背景的人能够做到如此程度，这也恢复了美国作为机遇之乡强大又积极的形象——这一美国的自我形象已经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深入人心，无论这与统计记录的有限社会流动性的事实多么不相符。

如果他当选，我们在几个月内将发现世界上一概称为“反美主义”的敌意有多少是真正的反美主义，有多少只是像许多美国人一样的强烈反感，对某位特定的总统，一系列特定的政策以及某种美国主义的强烈反感。然而，一位总统候选人这样受欢迎使这场选举的风险增加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正是因为国际的期望上升到了如此高度，如果奥巴马落选，将失望透顶。由于约翰·麦凯恩选择萨拉·佩林——像乔治·W. 布什一样，她强化了每个欧洲人有关美国人与众不同（无能、迟钝和古怪）的陈词滥调，冲击将更大。对于麦凯恩外交政策的内容，可能没有必要这样失望，但在国际政治和金融市场方面，基本上确实是令人失望。如果美国人在2004年再次选出布什后选择麦凯恩—佩林组合，我认为说许多欧洲人将感觉自己被抛弃并不过分。当然，欧洲政府不会也无法抛弃华盛顿，但它们将不得不在公众幻想破灭的受限现实中运行。

在最繁荣的时期，这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当前，这将重要得多。即便在金融危机前，新总统的收件箱（按照约翰·肯尼迪的分类，一个收件箱上标着“紧急”，另一个收件箱上标着“重要”）中待解决的问题已经堆积如山。即便在此次危机可能给业已巨额的国债增加一万亿美元之前，美国独自——单方面——实现其目标的相对力量在过去八年已经大幅减弱，特别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复兴。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将2000年左右的这段时期称为美国力量的巅峰时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盟友和国际信誉。

2008年

密苏里州的华沙

在密苏里州的华沙（Warsaw），有一个鬼魂借助陌生人之口不断对我说话。他是过去奴隶制度的鬼魂，在秋季阳光灿烂的日子，也能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湖滨小镇的大街上看到其长长的影子。一名当地的奥巴马竞选志愿者告诉我，她调查的一名妇女表示自己将投奥巴马但她的女儿不会——接着这位母亲拉低了声音——“因为他是黑人”。他的儿子也不会：“他更是一名种族主义者。”被迫这样评论自己的孩子是多么的可怕。万圣节上有趣又吓人的商品随处可见，但这些是美国真正的鬼魂和巫师。

密苏里州至关重要。它是全国的风向标。位于美国中心地带的中部，东西相连，南北相接，在过去几百年，它选出了每次总统大选的赢家，只有一次例外。在民意调查中，它是对两位候选人的支持不相上下的几个州之一。这是两周前奥巴马来此向大规模的集会发表演讲和本周四他和约瑟夫·拜登将再次来到这里的原因。这也是密苏里州的奥巴马后援组织计划动用25 000名志愿者，在竞选的最后四天向130万户左右的人家挨家挨户拉票的原因。

大多数关键的摇摆选民都住在圣路易斯市和堪萨斯城的边远郊区，但这些农村地区（在此土生土长的人包括最伟大的民主党总统之一哈里·杜鲁门）的每一张选票也将算上。我在这片农村中心地带的中心：美丽、平缓起伏的乡村，晨雾从供牛饮水的池塘中升起，树木将每位印象主义者的影子染成了秋天的赤褐色、黄色和红色，奶牛如画般地啃着茂盛的青草，路边的标语写着“出售污泥”和“耶稣是上帝”。

在范布伦（Van Buren）和柯斯丘什科（Kosciusko，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是波兰的自由战士，该镇以他的名字命名）大街的角落里，我注意到了一个整洁、粉刷成白色的房子，窗户上贴着的标语写着“此房受到上帝的庇护”。在门前，一只看门的狗叫了起来。（难道这只狗叫上帝？）草坪上还有一个标语写着：“出售”。上帝可能会保佑，但这里的人们和其他地方一样有住房和资金的困难。他们不仅捕猎。好枪法可以将一只营养丰富的火鸡或者鹌鹑送上晚餐的餐桌。因此共和党人称，奥巴马想拿走你们的枪。当地乡村音乐电台用深沉的乡下人口音宣读了一则麦凯恩的广告，“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也爱我们的枪”——你几乎可以听到第二个大写字母G。它还表示，“自由派”想拿走它们，“不让我们美国接触”。

种族在这里是个问题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旧伤和偏见如此显而易见，我还是感到震惊。我根本不用问，它就源源不断地涌现了。在当地的麦凯恩竞选总部，四名热情好客的当地女士告诉我她们对萨拉·佩林的热情。当谈话转到不可回避的主题时，其中一位女士说，如果人们站出来反对奥巴马，他们害怕被当作种族主义者。另一位女士回忆了她小时候的情况，当时，离这不远处，三K党（Ku Klux Klan）依然活跃，黑人走在路上都不安全。她们补充说，19世纪的华沙是一个奴隶小镇，但在同一个郡、离这只有几英里、由德国路德主义者建立的科尔营（Cole Camp）不是。因此，密苏里州人在内战期间争取奴隶解放，在这个过程中华沙曾多次被烧毁，夷为平地。

在塞达利亚的路上，一位前军官（多年来一直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告诉我他将把选票投给奥巴马。他对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向他们说谎的方式厌恶不已。但是如果奥巴马是白人将更容易。实际上，如果奥巴马真的是非裔美国人，他将发现很难把选票投给他。他积极地向我这位外国人解释说：“那是美国的黑奴。”他说，那些人内心很“疯狂”，“疯狂”之意取自“mad”这个单词在美国口语中的意思。幸运的是，奥巴马并不是真正的非裔美国人，只是一个父亲是非洲人的美国人，但他仍然对此感到“不舒服”。

现在不要误会我。在此，我显然不是一名屈尊的城市自由派，决定嘲笑这些悲伤、边远地区的乡下人，诽谤他们是种族主义者。绝不是这样。我遇到的这些人正直、诚实、友好，他们坦率地承认并努力解决残留的种族主义问题，而不是鼓吹它。我也没有草率地得出如下简单的结论：“种族将决定这场总统大选。”在一个摇摆州的保守农村地区，我的结论是其中一个小镇人口（路标显示人口为2 070人）中大约1%人口的不科学样本。

由于特别的奥巴马及其挨家挨户地特别竞选，这场选举变成了一次全国大会谈，不仅谈论了美国的未来还谈论了其艰难的过去。密苏里州的地图古怪地充满了旧欧洲的名字：华沙、德累斯顿（Dresden）、温莎（Windsor）、敖德萨（Odessa）、凡尔赛（Versailles，正确的拼法是Ver-sails）。旧欧洲城市拥有丰富的历史，包括许多流血事件和种族冲突。然而，我怀疑，如今在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城市，或许连在波兰的华沙，过去的错误造成的伤疤也没有其在宁静的密苏里州的华沙的伤疤那样深或者刺痛，在密苏里州的华沙，和善的共和党中年妇女会立即告诉你一百五十年前，谁给谁做了什么。

奥巴马的竞选可能更加关注未来，但这次有关美国过去的艰难谈话本身也与未来有关。这令人痛苦，甚至有点冒险，但能带来治愈的可能，尤其如果足够多的美国人能够克服其秘密疑虑、“不舒服”并响应奥巴马引人注目的号召，“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样团结起来，再次选择我们更好的历史”的话。

2008年

与历史共舞

2008年11月4日，星期二，刚入半夜的时候，加入白宫前激动万分的人群是与历史共舞。“现在布什下台了！”“再见，na na na na”，他们和着鼓声喊道。“奥巴马！奥巴马！”汽车的喇叭声响着。萨克斯管的声音从一辆亮红色皮卡的乘客窗传了出来。一名年轻的男子用一个金属勺子敲着平底锅。一名裹着星条旗头巾的非裔妇女在16号大街上狂欢的时候欣喜如狂地说：“这是我至今参加过的最大乔迁会。”这是我们欢庆的时刻，每个人都在狂呼，用手机拍着照。

不过，大多数人，主要是年轻的狂欢者高喊着奥巴马刚刚在芝加哥胜选演说中所喊的主题口号：“是的，我们能行！是的，我们能行！”连汽车的喇叭声也是连响三声的节奏：嘀—嘀—嘀。我睡觉的时候已是凌晨，但我还可以听到叫喊声回荡在我宾馆的窗边。是的，我们能行！是的，我们能行！

但他们能行吗？他能行吗？我们能行吗？

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与其说是开辟一个新篇章，还不如说是写了最后一个篇章的最后几行字。这个痛苦的篇章相当古老又令人震惊地近在眼前。我看到人们在非洲人美以美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教堂的市中心投票站投票，根据标牌上的记录该教堂建于1789年，为了抗议种族隔离的宗教崇拜。在阿纳卡斯蒂亚河边的贫穷区，我几乎是唯一的白人，一位选举监督员——平时是牧师——告诉我非裔美国人（通常是首次投票的人）如何带他们的孩子过来见证金博士曾梦想的时刻。只有倾听他们的心声，你才能完全明白仅仅看到一个黑人的家庭入住白宫将产生的影响。

但奥巴马绝不仅仅是黑皮肤的美国人。像我们紧密相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公民一样，正如专栏作家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恰如其分地指出，他是“一个集各种族于一身的人”。这使他有资格代表那些各种肤色的美国人，我看到他们在华盛顿市中心和白宫前排着长龙等待投票。“你来自哪里？”我向一名我猜可能来自北非的男子问道。他停下舞蹈，看着我说，“来自我母亲”。精彩的回答，同时也是一种指责，为奥巴马时代而刚刚创造的。

同时，奥巴马也是第一位后种族时代的总统。将这个故事缩减成黑白两个故事与一张彩色背景的黑白照片一样有用。约翰·麦凯恩可能选择水管工约瑟夫代表过时、公认“沉默的大多数”美国白人的工人阶级，但其实他们现在是（不那么）沉默的少数人。水管工约瑟夫将选票投给了奥巴马。实际上，奥巴马的得票几乎得益于美国日益多样化人口结构的方方面面。竞选期间，比尔·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州介绍他时突出了这种新的多样性，表示佛罗里达州和奥巴马代表着“世界的现状和美国的未来”。在我看来似乎刚好相反：它是美国的现状和世界的未来。在这方面，美国曾经落于人后，现在领先一步。

然而，要认真标注奥巴马的模式。它利用文明的民族主义超越了种族多样性。在星期二的狂欢者当中，许多人挥舞着星条旗，或者他们衣服的某个部位印着星条旗。没有任何右翼的共和党人能够比奥巴马更加坚持美国的独一无二、例外主义和天命所归。他宣称的目的是“让本世纪成为下一个美国世纪”。如果乔治·W. 布什这样说，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我们可能将这当作令人厌恶的民族主义的自负。因为出自奥巴马之口，我们不知怎么地接受了。

轮到说考验了。正如他在郑重的胜选演说中所承认的那样，美国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正是确保他获胜的情况使他更难成功。有人会争辩“如果……会发生什么”，但无可辩驳的是，9月金融危机爆发后，竞选开始明显对他有利。如今，危机正在真正冲击实体经济，即他所选择的普通美国人的工作、住房、储蓄和医疗保险等领域。他从布什那继承了不断飙升的国债，布什进行了重大的重新分配，将子孙后代的财富分配给了这代人。该国还面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其他的挑战。

与此同时，美国本身依然分裂。红色阵营和蓝色阵营之间的鸿沟甚至可能比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更难填平。许多美国人仍然毫无道理地怀疑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但是完全理性的观察人士会做出如下总结：他天生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比那些文化保守的共和党人更加自由，但在经济方面没有那些自由的共和党人自由。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他将不得不采取中间路线甚至中间偏右的路线执政，让自己的支持者失望，与国会中一些胜利主义的民主党人周旋。

他本人、他的团队和他可支配的权力资源，这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在投票前，我花了几天时间与华盛顿的不少内部人士谈过，包括一些在他的竞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一致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在众多政策选择中他将选择哪一项；我们不知道他将选择谁担任重要职位；我们不知道他工作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几乎没有总统候选人拥有更少的行政或立法记录，从这些记录可以推测未来他们在与众不同的职位上的表现。

有一点所有人一致同意：如果他能够以其竞选的方式——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经营这个国家，那么美国将获得良好的治理。但一个国家并不是一场竞选。他很冷静，充分体现了这个滥用之词的每一种含义。连在一群欣喜如狂的人群面前发表胜选演说，他看上去也不怎么兴奋。作为总统，他的硬实力资源可能有些减少了，但目前其软实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的。布什政府用军力“威慑”追寻最终证明那里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奥巴马本身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此外，他可以利用或许是美国最大的力量资源：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进取心和勤奋以及公民的爱国主义，该国希望所有人接纳这些东西，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奥巴马在其胜选演说所谓的“美国信仰：是的，我们能行”概括了该承诺。这就是那个难忘的星期二晚上他们在白宫外面谈论的美国信仰。

如果你问我，这一切是否足以克服美国现在面临的所有困难，我必须诚实地回答，根据谨慎的评估，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我们可以再次希望，而且我们也必须希望。

2008年

自由主义

巴拉克·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政府和市场在法治社会中有其各自的一席之地，但如果它们不受限制的话将成为催生弊端的力量。他的演说中唯一缺少的是写入美国宪法核心内容、建议各种平衡的政治哲学的合适名称：自由主义。

与奥巴马的许多演说一样，该就职演说从本质上来说综合了古典宪法和现代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是这回事，但从来不是这个词。任何有点了解美国现代政治演说的人都知道原因。

二十多年前，由历史学家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召集起来的一群杰出的美国学者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试图针对罗纳德·里根和美国右翼其他人对“自由主义”的滥用，为“自由主义”这个词辩护。结果白费力气。在过去二十年，一个真正古怪的用法在美国公共辩论中胜出。自由主义已经变成一个贬损的术语，意指——用稍微有点轻浮的方式来说——某种和大政府通奸的邪恶婚姻。

这种古怪的用法在极端的情况下带来了这样的书名——《救我们脱离魔鬼：打败恐怖主义、专制统治和自由主义》（Deliver Us from Evil： Defeating Terrorism， Despotism， and Liberalism），这是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的作品。但这也影响主流。在初选辩论中，当希拉里·克林顿被要求定义“自由”并问她是否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时，她回答说，原本与自由信仰有关的一个词不幸的是开始意味着支持大政府。因此，她总结说，“我更喜欢进步一词，该词拥有真正的美国含义”。这意味着“自由”的含义肯定不真实、不是美国的，或者可能既不真实也不是美国的。

美国并不是唯一对“自由主义”争论不休的地方。2009年1月，在奥巴马就职演说前夕，在牛津大学举行了一次会议，来自美国、欧洲、印度、日本和中国的讲话人探讨了组织者（我是组织者之一）故意称为“自由主义”的问题。有趣的是，受到猛烈抨击的“自由主义”在法国以及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正是美国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者“财政保守派”最钟爱的。当法国的左翼人士和波兰的民粹主义者谴责“自由主义”时，他们指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式、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有时，加前缀“新”或者“极端”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一名中国学者告诉我们，在他的国家“自由主义意味着所有政府不喜欢的东西”。在中国，该术语是政治攻击的工具，尤其用于攻击提倡进一步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人。在社会或者文化方面，判定自由的标准也千差万别。一位印度的讲话人苦笑着说，在印度，允许其孩子选择自己想结婚的对象就是一名“自由”的父亲。

面对全世界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有人在会议上称，我们应该弃用该术语，或者至少将它拆分成几个意思更加明确的成分。但综合和平衡属于自由主义定义的本质，整个的含义要比各成分的总和丰富。正如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弗雷登（Michael Freeden）所说，如果只有一个必要的成分——比如自由市场——独领风骚，那结果会是反自由主义。有关自由主义至关重要、没完没了的辩论不只关于其不可或缺的要素，还关于这些要素的形式、比例和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21世纪自由主义合理的最少要素名单包括：法治下的自由、受限和负责任的政府、市场、宽容、某种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以及某种人类平等、理性和进步的观点。各要素的组合各地各不相同。某位远亲是否真的属于自由主义扩展的家族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但在这个争论、演化的结合过程中，有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这是一场美国的争论，有人会说这场美国争论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实际上，美国仍然充满了自由主义者，包括进步或者左翼自由派，我还会坚持说，保守或者右翼自由派。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不用这个词罢了。美国人热爱自由主义，但不敢说出口。

原因显而易见，当前，我们正在见证世界批评一种纯粹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或者说新自由主义，指责它导致我们陷入了当前的经济混乱。然而，我的中国和欧洲同行一致认为，市场仍然是自由不可或缺的条件。一位杰出的中国经济改革家甚至表示，在那些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省份，收入不平等恰恰较少。

我不期望奥巴马总统会很快使用这个词。但我们这些相信自由主义普通、永恒价值的人乐见他开始积极地恢复更多的自由主义。他已经明确重申了在法治下平等自由的重要性，尤其是通过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的监狱。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求更加公正和有效的平衡是他国内议程的核心。他也找到了用新语言呈现传统自由宽容价值观的方式，用这种新语言向我们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演讲。

那么，或许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他甚至可能敢于挽救这个词了。

2009年

第五章
西方之外的世界

缅甸的美女与野兽

首先，有如下困难：亮明在缅甸与我谈话的人的身份会将他们送回牢房。这个奇异军政国家领导人的官方称谓像学生版奥威尔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称谓，“书记—1”，“书记—2”，“书记—3”。因此，在我的笔记本（后来偷带出来的）上，我将他们的受害者和我的对话者叫做U-1，U-2，Daw-1，Daw-2等——“U”和“Daw”在缅甸语中是“先生”和“女士”的敬称。在此，我必须进一步隐瞒身份，省略细节，因为它会泄露准确的身份。

一

“我是一名素食主义者，”U-5说，“我坐牢后变成了一名素食主义者。你知道的——很遗憾地告诉你——我们吃老鼠。”但他们是怎么烧的呢？“我们没法烧。我们就让它们在太阳下晒干然后生吃。”站在一家环境优美的中餐馆阳台上，我们瞭望着曼德勒壮观的皇家城堡，宽阔的护城河在黄昏中闪烁。一道令游客欣喜的景观。U-5对我说，该护城河的堤坝是由被迫的劳工最近重新建造的。他自己的家庭被迫参加这项工程。之前，在曼德勒山山顶，他首次指出了导游从来不会提的标志性建筑：庞大、半圆形的监狱。他和许多人一样，由于参加了1988年支持民主的抗议在那里被单独囚禁了数年。鼠屋。

U-13描述了审讯人员给他的头套上的蓝色厚面罩。审讯人员在他身体的四个部位安装了电极，他几乎无法呼吸。他们借助一部原始、手动的小发电机给电极通电。每当他听到曲柄转动的声音时，他知道又一轮电击要来了。

我发现，在这里，每日的恐惧比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还要多。而且每天都很绝望。在乡村更加贫穷的地方，农民相互询问，“手指还是汤勺？”“手指”更好：它意味着你的碗里有足够的米饭可以用手指来吃。“汤勺”意味着一碗水汤里只有几粒米。现在回答是“汤勺”的越来越多了。

一百年前，缅甸每年出口200多万吨大米。它被称为印度的大米摇篮。四十年前，它仍然还出口100万吨。1999年，这一数字就不到7万吨了。随着该国大米出口的减少，非法毒品出口暴增。缅甸从印度的大米摇篮变成了世界的鸦片基地。

1990年5月，缅甸的公民压倒性地投票支持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少数民族居住的大批乡村投票支持其他反对党。此后十年充满了悲惨和恐怖的故事。他们投票支持的政党被否决，他们过了这样悲惨又恐怖的十年。

然而，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依然是令人心碎的美丽。有一天清晨，我和一位朋友驱车经过伊洛瓦底三角洲。随着太阳的升起，清晨的薄雾中显现出了一种奇妙的景象：桩子支撑的竹屋置身于无边无际、青翠欲滴的稻田中，戴着宽边帽的农民默默地沿着显现的河岸骑着自行车，拥有镀金圆锥形塔尖的亮白色宝塔点缀着这片景象，像许多粉刷过的蚁丘；拉着木犁的牛缓缓地翻着水下的烂泥。

我打了一会儿瞌睡，又醒了过来，在路边，看到了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衬着曙光。她从头到脚穿着粉红色和白色的衣服，她用优雅、性感又端庄的动作递过来一个巨大的银色募捐碗。一个害羞的微笑从圆锥形的大竹帽中露了出来。刹那间，她就不见了。我一直在做梦吗？七小时后，我们再次回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她还在这儿，看上去依然美丽动人，神采奕奕。此外，她已经为当地的寺庙募集到了2 500缅币（按照自由市场的汇率来算大概8美元）。

后来：木质老帆船在宽阔、充满烂泥的河中缓缓下行，载着来自勃生（Bassein）古老大米加工厂的一袋袋大米；削发的佛教小僧侣穿着深红色的长袍，光着脚迈着迷人又有规律的步子，“心无旁骛”地从信徒家中收集饭菜。

在仰光，大金塔的奇迹无限，壮观、镶边的金尖塔会随着灯光的移动细微地改变颜色。到缅甸的第一个夜晚，我走到大金塔的时候大概九点钟，发现自己是整个寺庙建筑群中唯一的外国人。我的周围都是缅甸人，无论男女都穿着传统的“笼基”（longyi）——这是一种长到踝关节、像裙子一样的衣服。有人虔诚地向其中一位菩萨祷告，也有人坐着吸雪茄烟或者在香气氤氲的环境中闲聊着。我对全国的圣地的这份宁静惊叹不已，这似乎还是真正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份宁静在圣彼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或者泰姬陵是无法想象的，早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曼谷的寺庙，在那里，你每走几步便能遇到一名德国的游客，紧握摄影机向伟大的索尼神祈祷。

我几乎没有见过一个更加美丽的国家和一个更加丑陋的政权。这份美丽与那头野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人们往往会简单地说，无论其政治如何，这个国家依然美丽。但是这样说太轻率了。因为这些较古老世界的温和魅力也是孤立和四十年不良政治导致的经济衰退造成的。这是落后的美丽。游历共产党执政的东欧，也能感受到同样喜忧参半的魅力，原因也基本上相同。我将它称为革命保护的悖论。并不是所有革命都有奇怪的保护效果——“文化大革命”肯定没有——但一些革命有。

不过，结果却总是古老之物的衰颓版本。缅甸看上去可能依然像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笔下“美丽懒散的国度，充满了非常美丽的小女孩和非常差的雪茄烟”。此外，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或许真的可以从更缓慢、更传统的生活方式中，从四季更替，宝塔纪念活动，闲适、嘈杂、低俗的民间舞台表演和公认宗教的永恒安慰中，找到更深层次的愉悦和满足。每个人的快乐秘诀神秘莫测，无法从沃尔玛中获取。

然而，最清楚的是，还有一个艰难又逐渐恶化的现实：贫穷和营养不良日益严重，婴儿死亡率增加；300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一些人现在住在丛林中，几乎过着非人的生活；被迫劳动，腐败、盗匪、性侵犯盛行，还有紧密相连的药物滥用事件和艾滋病（估计缅甸有50万人已感染艾滋病病毒）。

与此同时，在吸引条件优越的西方游客的古老之美中，你可以发现对西方最廉价标志产品的极度渴望。年轻人除了穿着普遍的民族服装——平底人字拖鞋、笼基和棉质男衬衫或者女衬衫外，还自豪地戴着棒球帽。有几个人已经将棒球帽朝后戴了：全球化拙劣的模仿。抛弃了雪茄烟，开始抽名为“伦敦”的乐富门低价香烟，这种香烟的华丽广告随处可见。连僧人也拥有电视（藏在旧木橱柜中），他们似乎都是足球迷。

我坐在一座宝塔的台阶上，一位友好的年轻僧人凑向我说：“Aya Shiya！Aya Shiya！”这其中蕴含着什么永恒的东方智慧？最终，我听出了阿兰·希勒（Alan Shearer）这个名字，纽卡斯尔联队前锋。

二

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笑话上说，军事情报从名称上来说是一个矛盾。缅甸是一个由军事情报统治的国家。军情局是该政权最重要的机构，现已被正式命名为“国防服务军情局”（Directorate of Defence Services Intelligence）。其局长、中将钦纽（Khin Nyunt）虽然不是统治军团的正式首脑，却是书记—1。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军情局已经统治了这片金色的土地四十年。

舒猛（Shu Maung）原来是一名极其迷信的邮政员，现在世界上都称他为奈温将军（“像太阳一样明亮”）。1962年，他组织了一场军事政变，称该国虚弱的多党民主制无法继续将缅甸联邦团结在一起，对抗共产党和少数民族的叛乱。奈温领导缅甸走他所谓的“缅甸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陷入了二十六年超现实的孤立。他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更像日本20世纪40年代（当时日本训练了最初的缅甸独立军）的国家社会主义夹杂着后殖民的民族主义，实行自给自足的政策，信奉庸俗的佛教和占星术，残忍地镇压叛乱分子。这个亚洲的阿尔巴尼亚太不喜欢结盟了，甚至退出了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今年5月，奈温已经八十九岁，还住在仰光茵雅湖边，刚好与昂山素季隔湖相对。人们认为他依然对该政权施加着看不见的影响力，但已经不再过问日常事务。

实际上，1988年6月这位年老的专制统治者宣布辞职成了一大催化剂，引发了“1988年8月8日”（据说是“吉日”）的抗议。为了暴力镇压那些抗议——估计在后来的大肆镇压中丧生的人数在3 000至10 000之间，军部成立了“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或者简称SLORC，听起来更像是野兽。公关公司表示，这个名字在西方反应很差。几年前，将军们显然接受了公关公司的建议，将它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从托尔金式变成了奥威尔式。[1]然而，该政权的反对者仍然称它“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我也是。

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不仅是军事独裁政权，还是一个军政国家，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是党制国家。军官影响或者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运作和日常社会生活的大多数活动。连红十字会也是准军事组织。军方估计占用了国家40%的预算，令人瞠目结舌。即便根据官方的数据，国防开支也是医疗保健开支的十六倍。自1988年以来，军队从20万左右扩张到了40多万。士兵随处可见。

这个国家展现着独裁政权所有熟悉的特点：灰色的高墙、带刺的电线、武装的守卫、官僚、一式四份的拙劣纸质表格、宣传、审查、低效和恐惧。在褪色的红色宣传栏上，在“人民意愿”的标题下写着，“反对那些依靠外部因素、甘当走狗、持消极观点的人”。不过偶尔，似乎为了弥补，有一块绿色的宣传栏上写着，“请为国际游客提供帮助”。哦，谢谢，Slorc！

我曾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要被迫读比东德共产党日报《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更无聊的报纸。我没有读过《缅甸新光报》（The New Light of Myanmar）（“Myanmar”是继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之后的又一次更名，弃用了有帝国主义意味的“Burma”，选用了另一个缅甸语中的单词来替代）。《缅甸新光报》用沉闷的散文形式记录了书记—1（通常在头版），书记—2（第二版）或者书记—3（第三版）探望一所欣欣向荣的学校、医院或者工厂，受到总是露着微笑的学生、医生和工人的欢迎。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我们有佛教。任何问题没有提到将军到寺院许愿就不完整：“总之，书记—1表达了自己的愿望，‘看在我建造该中心并为它捐款的份上，保佑我上天堂吧，保佑我成为一名能够促进佛教交流的犁牛之子吧，以防我要轮回转世……’”否则，我想他来世恐怕要投胎成老鼠了。在其他版面，《缅甸新光报》会报道塔玛多（缅语Tatmadaw，“武装部队”，缅甸人以指军政府）。缅甸的军方从日本学到了国家社会主义，从英国学到了高尔夫球。显然，这是高层最热衷的比赛之一。

资深观察人士表示，高级指挥官自认为是缅甸专制君主的继承人，从中世纪蒲甘王朝的阿奴律陀（Anawrahta of Bagan） 到不幸的国王锡袍（King Thibaw）。1885年，英国人果断将锡袍赶出了曼德勒宫殿。在最近为外交使团举办的欢迎会上，将军们提供了一场“屈尊舞”，这舞过去是专门敬献国王用的。

由于这是一个军政国家，经济也由军方直接经营，这给该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不过对将军们来说并非如此。1988年后的军队领导人将许多公司私有化，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一杯羹分给了外国投资者，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新加坡、台湾和日本的投资者以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但几乎在所有合资公司中，缅方的合伙人要么是军方或前军方的，要么与军方有关。腐败盛行。为一家外资烟草公司工作的一个人向我描述说，必须将一份非常大方的礼物——比如一片昂贵又全新的高尔夫俱乐部场地——送到负责相关事务的将军家里，他才会接见有求而来的生意人。结果，高级军官住在豪华大宅内，而下级军官和其他军官同样过着普通的贫穷生活。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该国经济急速下滑。

似乎让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采取的所有手段变得情有可原的是“联邦没有解体”。《缅甸军队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he Myanmar Army）（空旷、有守卫的博物馆中有售）想方设法不提1990年的选举，转而阐释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挽救该国免受了“（前）苏联、南斯拉夫和印度尼西亚所经历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将军们的一大重要成就是，与大多数尽管不是所有少数民族的叛乱分子签订了停火协议。这些协议通常让叛乱的领导人掌控自己那块地盘，常常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可以为所欲为。在有几个协议中，这还包括非常直接地参与大规模地生产和出口海洛因和安非他明。像坤沙（Khun Sa）（他现在通行无阻地住在仰光）这样臭名昭著的大毒枭反过来通过投资缅甸的经济来转移利润。去年，另一位声名狼藉的毒贩的总部开张，书记—1还莅临参加了开张仪式。

然而，这些停火都是暂时性的，正在等待新宪法，但该政权花了七年仍然没有结果。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宪法提案指出了“国家”政治之间的区别，在该提案中，“武装部队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就像苏哈托（Suharto）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和“政党”政治那样，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可以与所有其他政党竞争。然而，与此同时，印尼的模式根本不管用，脆弱的新民主模式替代了它。昂山素季的母亲在大学大道上有一座别墅，与老专制统治者奈温的住处隔着茵雅湖。昂山素季在那里被软禁了六年，1995年，她从那里出来以后，全国民主联盟拒绝与那个不平等的谈判扯上关系。

三

当然，我见了素。我这样亲切地叫她“素”，因为多年来，我和她的丈夫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他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好朋友和同事）一直管她叫“素”。1999年，迈克尔悲惨地死于癌症，受到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残忍阻挠，未能再见他的妻子一面。他曾告诉我，她对异见分子在中欧准备和平变革的方式非常感兴趣。我们早就在计划我的缅甸之行。我还从其他共同的朋友那里了解素，她作为学生、年轻的文化历史学家、手头拮据的家庭主妇和用心的母亲在牛津北部待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他们很好地了解了她。

在五千英里之外，自己的祖国，她是无冕女王，连亲密的朋友也尊称她为“昂素”，数百万缅甸人只知道叫她“夫人”。她成为这样一个传奇，她是该国开国元勋昂山的女儿，昂山是缅甸独立的设计师，1947年被暗杀，当时她两岁；她以不同寻常、富有魅力的风格加入自己所谓的“缅甸第二次独立斗争”，1988年她在大金塔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发表演说并从此领导该斗争；还有长期囚禁、国际名声——就她来说，包括199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和政府日常的辱骂相结合带来曼德拉式的神秘感。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总是问我，“她怎么样？她身体好吗？”公众的想象几乎赋予了她超自然的力量。在这般依赖一个人的道路上，还有更痛苦的东西。

昂山素季形式上已经解除软禁，但大学大道上经过她家的区域已经被封锁，军情局只允许外交官、联合国官员以及几名亲密的助手进入。她自己在仰光内的走动也受到限制。我们在一位友好的外交官家里见面。

首先，她像照片里一样美丽动人，她的画像在全世界到处可见。她看上去要比五十四岁年轻得多，姿态优雅、挺拔，穿着高雅的缅甸传统服装：头上戴着鲜花，穿着长长的深红色的笼基和蓝色平绒鞋。女人味十足。实际上，她的女人味略带盎格鲁—印度学校的旧式高雅风度——她“毕业于”新德里的斯丽兰女子学院（Lady Sri Ram College），她母亲在新德里担任缅甸的大使。因此，有优雅的简短谈话，略显拘谨，但一个随意风趣又充满少女情怀的哈哈大笑欢乐地打破了这种氛围。

那么，她脆弱吗？脆弱，但也雷厉风行、当机立断，很像她的父亲。是一名领导人。干脆利落，纪律严明，要求苛刻——她对前盟友的评判也很苛刻，在监狱待了几年后，他们没有回来继续与全国民主联盟并肩作战。但她对自己更加苛刻。在《摆脱恐惧》（Freedom from Fear）（她的文集）一书的引言中，迈克尔·阿里斯回忆了1989年她如何持续绝食抗议，要求必须允许她和她的追随者一起关到条件可怕的永盛监狱（Insein prison）。由于决定加入自己人民的斗争中，她本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多年与自己的孩子分隔两地。她的大部分时光都在湖边日益破旧的大别墅中度过，严格按照锻炼、调解、写作、读书和处理党内事务的安排进行。

她的一大爱好是文学。我们谈到了简·奥斯汀（Jane Austen）、狄更斯（Dickens），必然也谈到了吉卜林——尽管他只在缅甸待了几天并且根本没有去过曼德勒，但他凭借信手拈来到让人嫉妒的天分，在其诗歌《曼德勒》中令人难忘地抓住了这个地方的精神。碰巧在曼德勒有人告诉我，她把吉卜林的《如果》翻译成了缅甸文。她说这不是真的，但她在自己的集会上使用并解读了现有的译本，另外带有她的评论的文本已经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在英国，这首诗通常被蔑称为帝国主义夸夸其谈的缩影，但她认为，它“对异见分子来说是一首伟大的诗”。

她和迈克尔将他们最小的儿子取名金，就是以吉卜林小说中的英雄命名的。她问我，我是否可以找到这首诗的完整版，在《金》的最后一章有如下引言：

放下吊桥，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君王

美梦成真的梦想家。

她说，这几行字对她来说总是意义非凡。

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谈论政治，因为这是她毕生奋斗的事业。像提名她为诺贝尔和平奖获选人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她坚称自己天生要与政治打交道。然而，哈维尔既是持不同政见的剧作家，也是天生的政治家。20世纪80年代，与哈维尔交谈的时候，我总是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政治战略。与素交谈，我并没有这种印象。她牢牢地把握了缅甸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新制度，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尚无那么清晰的想法。但是，其他人有吗？

批评她的人——在缅甸国内和流亡社区中——表示她不懂变通，不愿妥协。然而，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无疑是，如果有人想要非暴力的过渡，她认为必须妥协，而对于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来说，非暴力绝对是必须的。任何新政治开局的起点必须是当局认可1990年5月的选举结果，但接着必须有一次关于过渡安排的谈判。军方高层无需担心自己的性命。“那些我谈过的人知道我不会威胁他们的，”她说，谈论狱卒就像一位女校长讨论一群淘气的孩子。为了有利于实现和平过渡，甚至可能证明有必要让他们保留“一些不义之财”。她会选择真相委员会而不是私设法庭作为处理可怕过去的工具。

然而，她认为这样妥协的时机还未到。当前是施加更多压力而不是减少压力的时候，这样才能把将军们带到谈判桌上。当她不用制定影子外交政策的时候，就忙着全国民主联盟的事务——当局在形式上仍然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政党，与此同时却在迫害和关押其成员。她怀疑，1995年，将军们放她出来是因为他们认为全国民主联盟完蛋了。但她坚称，该政党并没有完。特别重要的是他们与一些少数民族的政党一起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代表1990年5月选举之后本来应该组建的议会。

第二天，我来到全国民主联盟的总部发表演说。下车后，我匆忙走向入口——因为外面有大量军情局的人——发现了一座狭小的两层楼，装饰着运动时用的红旗，阻挡着高温，里面活动气氛浓烈。我向满满的一屋子人（大概有两百人）发表演说，其中可能有一半人不到三十岁，因为这是官方日常的“青年日”。素主持这场会议，将我的谈话翻译成缅甸语，还增加了自己简洁有力的评论。像希腊合唱队一样坐在我们两边的人，她称为“大叔”——资深党员，其中有几位是前军队官员，她非常依赖他们的支持和建议。

我谈论了中东、南非以及其他地方的民主过渡。尽管毫无疑问有当局的特工在场，但人们还是自由地发问，似乎永远不想停下来。许多人消息相当灵通，尤其是关于最近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变革。（在这里，与曾经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一样，用本地语言广播的西方电台是重要的生命线。）他们钟爱将军在真相委员会面前冒汗的想法。一名在前排、准备做笔记、一脸认真的女孩问道：“如何定义真相委员会？”后排的一名男子想知道这个程序是否会像在南非那样有必要有特赦，当听到没有时似乎松了一口气。

素随后说：“你看到了！没有那么糟糕，对吧？”后来她去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青年翼的代表团谈话，而我乘车去了机场，在机场，“海关官员”仔细搜查了我的行李，删掉了我数码相机中的视频。

四

在缅甸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和平变革？发生丝绸革命（Silken Revolution）的可能性有多大？有人肯定一开始就会说，最好的机会可能十年前已经错过了。1990年5月，当局被全国民主联盟的选举胜利震惊。当时在仰光的世界媒体和电视看来，如果全国民主联盟立即组织大规模游行前往大学大道，解除昂山素季的软禁，该国如今可能截然不同了。但是当时领导全国民主联盟的“大叔们”过于害怕冒暴力的风险，可能也过于相信其以前的部队战友，没能抓住那一刻。那是一个历史没有转变的转折点。

十年后，缅甸的核心问题是，素拥有了所有合法性，而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拥有了所有权力。如果全国民主联盟再多拥有一点的真正权力，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再多拥有一点合法性，一场经过谈判的过渡将更易想象。毫无疑问，素和全国民主联盟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在支持。“为什么40万男人这么害怕一个女人？” 一个英国的支援小组所问的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明天举行选举，反对党几乎肯定会获得另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问题在于将军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尽管拥有所有武装力量，但还是生活在恐惧中。我从一个可靠的消息中得知，许多政府军的高级指挥官其实都睡在办公室或者营房中。这充分显示出了受困心理。如果十年前他们害怕公众的报复，那他们现在一定害怕得更多。对于历史上的每个独裁政权，乐观的解读者——不是苏联问题专家而是政府军问题专家——认为“改革者”躲在关闭的门后面。书记—1甚至被称为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的安德罗波夫（Andropov）。但将军们没有露出任何准备就绪、认真应对的迹象。

同时，尽管全国民主联盟的潜在力量巨大，但其真实、有效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仰光的办公室是特例。更加典型的是省城一位全民联的书记告诉我的那样，“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他的妻子刚刚因与全民联有关系而失去工作。素最聪明的政治顾问要么被关在牢里，要么被流放了。目前，尽管有大量的国际观众，但当局还是相当有效地将她和“大叔们”控制在了一个狭小、保护半隐私的空间里。

与我交谈过的那些人意识到了波兰的异见分子所谓的“社会自我组织”的重要性。但他们共同的回答是“在这里不可能”。与一位仰光的作家谈话的时候，我问道：“什么是文明社会？”他哈哈大笑起来，向一间几乎没有东西的小房间示意了一下，那边有两位忧郁的同事坐在一小堆杂志边上：“这就是我们的文明社会！”这是独立辩论留下来的杂志，但它们经过了严格的审查。我看了最近的一期期刊，连提到“人们担心未来”和“那些对新事物感兴趣的人”这样的内容也被删掉了。在另一个编辑办公室，有人告诉我，有一篇有关仰光蚊子泛滥的文章也被禁了。审查人员显然怀疑有政治寓意。

学生可以成为更有力的力量。这是缅甸的传统：昂山将军就是以学生领导开始其政治生涯的；20世纪70年代，城市里，反对奈温最勇敢的力量来自大学；也正是学生发起并领导了1988年的抗议。不过，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一名学生活动分子被判处五十二年有期徒刑，国内的大多数大学被封。与其冒失去权力的风险，军方领导人宁愿牺牲一代人的高等教育及国家的未来。一些大学部门已经重新开放，通常被小心安置到主要城市的外面。交得起学费的年轻人私下里学英语、计算机或者商务的课程。与此同时，军方有医学院和工程学院以确保自己的孩子不遭殃。[2]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是佛教的僧人。对于小乘佛教（Thera-vada Buddhism）是否鼓励抵制独裁统治，支持民主的问题，我听到了相当矛盾的看法，但毫无疑问的是，僧人既成为抗议者又成为协调者的潜力很大。去年11月，该国最大寺院之一的方丈向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丹瑞（Than Shwe）、昂山素季和奈温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这个国家的儿女”进行对话。我本希望去见见他，但有人告诉我，他受到严密的监视，我的拜访“对他或者对你都不好”。然而，我赤脚坐在另一位可敬的圣人面前。嗡嗡叫着的蚊子悠闲地在我的脚上享用着大餐，他伤心地向我解释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如何通过捐赠、电视、汽车以及恐吓和奉承的明智结合来收买机构化的佛教阶层。然而，这位圣人继续说道，普通的僧人同样遭受了他们所在社会的苦难，同样对他们所在的社会感到沮丧。1988年的时候，僧人冲在游行队伍的前方，在曼德勒尤其是如此。现在他们再次等待号召。有估计表明在缅甸有多达四十万的僧人：与士兵一对一。

最后，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可能自动引发公众抗议。但这不是工业化的经济，在工业化经济中，经济危机会引起愤怒工人的极大关注，工人能够采取共同行动。逾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仰光，分散的农村人口通常更容易镇压。将军们先发制人，已经将许多穷人赶出仰光，将他们赶到了河另一边的居住区。这些河上的桥都有重兵把守，正如奈温1988年的名言所说，“士兵一旦开枪，便能百发百中”。

粗略一看可能的变革力量也必须提到少数民族以及所谓的半外部和外部的参与者。因为缅甸的政治绝不是素与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之间童话般美女与野兽之间的冲突那么简单。我没有亲眼目睹，也无法开始亲眼目睹少数民族的不满、叛乱和毒品交易错综复杂的情况，这类情况在该国众多的少数民族——掸族（Shan）、克伦尼族（Karenni）、孟族（Mon）、佤族（Wa）、钦族（Chin）和克钦族（Kachin）等——中大不相同。 这些少数民族加起来几乎占到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所有民族主义的学生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比例。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对于塑造缅甸的政治一直都是至关重要，在任何经过谈判的过渡中，少数民族的领导人将立即要求在谈判桌上要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我所说的“半外部”参与者，一方面是指1988年血腥镇压后逃到泰国的数千名学生和其他政治活动人士，其中一些人仍然在那条防不胜防的边境上进进出出，另一方面是指流亡政府，它有时与全国民主联盟一起行动，但协调不够。这些反过来与缅甸外国支援小组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因为缅甸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象征性的伟大事业之一。目前，有一百多个非官方的缅甸网站。自由来临的时候，这份理想主义以及这些人投入的精力将是巨大的资产，但目前这个虚拟的缅甸对真正缅甸的影响很小。一位分析人士干巴巴地说，1999年9月9日——迷信的缅甸人普遍认为这又是一个采取行动特别吉利的日子——期待已久的反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抗议，与其说是缅甸国内的大事还不如说是国外的大事。

各邦协调一致的行动可能要比“国际文明社会”对当局产生的直接影响大。缅甸享受着每年都被联合国决议谴责的罕见待遇。由于缅甸不断使用被迫的劳动力，国际劳工组织（ILO）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已经接近取消缅甸的成员国资格。联合国秘书长为该国任命了新的特使马来西亚人拉扎利·伊斯梅尔（Razali Ismail），人们希望他能比上一位特使更加积极。

然而，除此之外，令人遗憾的是，在缅甸有利益的国家意见不一。英国和美国支持施压政策和选择性的制裁：昂山素季和全国民主联盟支持该做法。尤其是美国的制裁不为缅甸提供重大的外国投资和国际发展贷款。一个更温和版本的英美政策也是欧盟的一致立场，尽管德国和法国更倾向于与缅甸缓和关系。日本、韩国和几个东盟国家随之采取了温和得多的“民间外交”和经济接触的政策。1997年，东盟违背全国民主联盟的意愿，接受缅甸成为其成员国。这一切让人想起冷战期间关于“扩音器外交”的优点和“建设性接触”的优点之间的争论，但这里还多了一个所谓的“亚洲”做法和“西方”做法的维度。3月，有重大利益的大国举行了秘密会议，试图缩小分歧。令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懊恼的是，该会议在首尔举行，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盟成员国参加了该会议。

然而，即使这些“亚洲”和“西方”的政策达成一致，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仍然可以依靠最大的亚洲国家：中国。尽管官方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目前缅甸几乎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附庸国。繁荣的贸易穿梭在古老的缅甸道路上，往返于云南省，每个条款都是对中国有利的。曼德勒越来越像唐人街了，中国的商人像君主一样生活着，住的房子甚至比那些将军还要大。缅甸的另一个亚洲邻国印度称，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已经允许其中国盟友在战略上进军印度洋。……

只有笨蛋才会预测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的未来。基于我交谈过的许多人的看法，我自己忧郁的直觉是爆发的可能性要比谈判大。有几个人向我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由于短期的暴力抗议，缅甸佛教长期挣扎的温和已经改变。没有人知道导火线会是什么，不过奈温的逝世和葬礼可能是当局面临的一个潜在的危险时刻。爆发，尤其是以农民起义的形式爆发，可能很快就会被准备就绪的军队用更血腥的方式镇压。这样的危机也会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因为它会让西方站在一边，中国站在另一边。那样缅甸就步了台湾的后尘！

正如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那样，这样的暴力最终将促进谈判，希望如此。那么我们要实现四大奇迹——似乎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本身已经不是奇迹。首先，反对派和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可以谈判向民主有序过渡。其次，在对所有多民族政治组织来说最危险的时期——独裁政权正在覆灭而民主制度还未诞生的时候——该国也不会分崩离析。十年前，少数民族的主要政治代表准备在新民主联盟的框架内工作。现在他们是否会这样做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再次，在外界的帮助下，新政府能够着手解决一系列可怕的问题：贫穷、营养不良、偷盗、过于强大的军队、腐败、落后的教育、破旧不堪或者不存在的基础设施、毒品、少数民族的叛乱、拥有自己部队的少数民族叛乱毒枭、艾滋病——你说得出什么，缅甸就有什么。

最后，我觉得恐怕是最不现实的，我将怀抱一丝希望，希望出现第四个奇迹：孤立、传统文化的那份宁静之美（在当今的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挺过现代化必不可少、期待已久的暴风雨。但全球资本主义的军队正在前线待命，发动机加速旋转着，集装箱中装着花哨的产品、准备就绪的生活用品包裹、性趣用品、鸭舌朝后的棒球帽以及最先进的软件，以便不断生产满足消费者的新欲望。这些军队比任何政府军或者人民军都更加势不可挡，因为它们是解放者，深受欢迎。如果在中欧，旧世界留下的好东西寥寥无几，那里的条件要更加有利得多，在这里如何挽救它们？

五

最后一晚像第一晚一样，我去了大金塔。还是有一份宁静的美丽。我坐着仰望金色闪闪发光的奇迹，衬着黑色天空，思索着我所看到的一切、思索着迈克尔和素。

突然，一个胖女人走近与我攀谈，她穿着昂贵的衣服，背着一只漂亮的皮挎包，面无表情，令人奇怪：“你来自哪里？”她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告诉我，她非常热爱波达哈神（Lord Booodah）以及她是如何过来为她的丈夫（他是在周二出生的）祈祷的。她说：“缅甸人乐于帮助外国人，只有几个不友好的人才不帮忙。”她补充说，她的儿子在读大学——有一个是读医学。那她出生于周二的丈夫呢？哦，他是缅甸空军的大将军。她又短又粗的手指上戴着四个镶着我至今见过的最大、最重宝石的戒指。外在的财富——万一出问题很容易携带。素用过一个什么词来着？“不义之财”。接着这位将军夫人一摇一摆地走了，后面紧跟着两个仆人。

我待了一会儿后，做了一个世俗的祷告：我所有悲观的分析应该被证明相当错误，四个奇迹应该接二连三地出现，昂山素季自己应该成为“美梦成真的梦想家”。

2000年

[1] 世界上最后一个奥威尔式政权在奥威尔自身当过殖民警察的国家仍然掌权，这种讽刺意味显而易见，不言而喻。奇怪的是，奥威尔的《在缅甸的日子》在我的仰光酒店里有售——可能作为一份不错的反殖民文本提供给来访的生意人或游客。

[2] 多个慈善机构通过为能够出国的缅甸学生提供国外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减弱这一灾难性政策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是展望缅甸（Prospect Burma）（总部位于英国的慈善机构，最初以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奖金创建）和总部位于纽约的缅甸工程（Burma Project）（乔治·索罗斯支持的众多有价值的行动之一）。
对于这个高度复杂的问题介绍得最好的是马丁·史密斯的《缅甸：少数民族的叛乱和政治》（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伦敦：赛德图书出版公司，修订版，1999年；由圣马丁出版社在美国出版）和伯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的《反抗中的缅甸：1948年以来的鸦片和叛乱》（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y since 1948）（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Westview出版社，1994年）。在准备本文的时候，许多顶级的缅甸专家给予了慷慨帮助，我在此表示感谢。

隐遁伊玛目的战士

纳克歇·罗斯塔姆（Naqsh-e Rostam）岩石高耸入云，俯瞰沙漠，在其高处刻着两千五百年前波斯大帝的王陵：大流士一世（Darius）、薛西斯一世（Xerxes）和亚达薛西（Artaxerxes）。在这座皇家拉什莫尔山的崖壁下面，你可以看到一块巨大的画像石，在热气中闪烁。上面画着伊朗代国王沙普尔一世（Shapur I）接受罗马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的投降，按照基督教的历法来算，那一年是公元260年。这位征服者骑在马背上，穿戴威武，俯视着徒步、没有佩剑、战败的恺撒。我问我伊朗的同伴：“瓦莱里安怎么了？”“呵，当然被杀了。”

一

2005年秋，正当如今的伊朗统治者藐视新罗马而执意推行其核计划，我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旅行了两周。伊朗历1384年，我与用着手提电脑的毛拉、来自宗教圣地库姆的当局支持者以及强烈批评当局的伊斯兰哲学家交谈。我会见了各类学者、艺术家、农民、政客和商人。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与一些年轻的伊朗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紧张谈话，他们占伊朗人口的大多数。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他们一张张认真的脸浮现在我面前，尤其是那些女子的脸，定格在必须戴的伊斯兰头巾中，她们将头巾变成了优雅的装饰，相当迷人。

在伊斯法罕（Esfahan）这个奇妙城市的一家屋顶餐厅中，我目睹了波斯文化的延续性。一名歌手唱着14世纪的诗人哈菲兹（Hafez）的诗，用餐者抬头仰望着谢赫·洛特法拉（Sheikh Lotfallah）清真寺蓝色、乳白色和青绿色的圆屋顶在夜空中闪闪发光。（你很少能在英国的酒吧中听到有人唱乔叟的诗。）更加典型的是，我陷入了热气、灰尘和刺眼的污染和德黑兰自杀式的交通中，这个无法无天的城市有1 200万人，司机将每个环状交叉路视为玩互不相让游戏的场地，当两辆车的保险杠差一点点就要相撞的时候才转弯。有时还不转弯。

我还感受了中层和上层阶级住处的花园高墙后面的生活，在那儿，立即会摘掉头巾，发表的看法强烈鄙视该国新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衰退的革命伊斯兰热情。我到这样一个住处还不到几分钟，穿着比基尼的女人便开玩笑式地邀请我裸身进入游泳池，男人们给了我一杯从一个标着“酒精浓度98%”的酒瓶中倒出来的酒。

这些邂逅表明了一个特点（显然是源远流长的世系），我在伊朗的对话者不断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该特点上：伊朗人在外面所说的话和他们在这些高墙内所说的话之间的对比。故弄虚玄地说话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从未到过这样一个国家：许多人都告诉我，我不应该相信人们所说的话。（严格来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建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什叶派虚伪（taghiye）的习俗，为了维护其信仰，信徒根据该习俗有权撒谎。如今，非信徒也很虚伪。

伊朗人还警告我说，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充满迷信的国家——有时是通过非常现代的方式传达的。在德黑兰交通堵塞期间，我的司机收到了一条短信。该短信要求他立即祈祷隐遁伊玛目（什叶派第十二代伊玛目或者马赫迪）回归，据说大约在一千一百二十七年前，他就隐遁了。一个世俗的思想者很好奇，这样充满虚伪和迷信的社会是否完全不受理性理解的影响。

在古代和现代的大杂烩中，我寻找一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国内社会和政治力量可能如何转变伊朗后革命时代的伊斯兰政权，是逐渐转变还是突然转变？还可以加上第二个问题：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幸运的是，当前它们的政策还没有包括通过军事占领迫使“政权更迭”的伊拉克式的尝试）可能如何影响那些国内力量？

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系既非常复杂又极其简单。我遇到的大多数伊朗人更喜欢强调其复杂性。任何时候，该国至少有两个政府：半民主的正式国家结构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指挥结构，前者目前由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领导，后者由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领导。有众多正式和非正式互相转化的力量中心，包括议会中的政党、内阁、富裕的宗教基地、革命卫队、数百万巴基斯民兵（他们的动员帮助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了总统）。此外，还有秘密的少数民族或者地区的黑手党，大量相互竞争的情报、安全和警察机构——根据最近一项统计有十八家。难怪伊朗的政治学家提出了“多元政治”、“选举寡头政治”、“半民主”或者“新世袭制”等术语。

然而，我在那里待的时间越长，我越发强烈地感受到，该政权的实质仍然相当简单。从本质上来看，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专政。其核心的组织原则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1）只有一个真主，穆罕默德是其先知。（2）真主最了解什么对男人和女人有好处。（3）伊斯兰的阿訇，尤其是其中最博学的人和教法学家有资格解读伊斯兰教法，最了解真主想要什么。（4）博学的教法学家出现分歧时，最高领袖做出决定。

这个体制的发明者大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Grand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通过极端地重新解读伊斯兰的概念——velayat-e faqih，通常译为“教法学家的监护”（Guardianship of the Jurist）来证明该体制的合理性。该体制并不是伊斯兰的，而是霍梅尼主义的。没有这位老人就不会有该体制，他的严肃肖像仍然在伊朗各个地方盯着你，不过目前通常在他的旁边挂着其继承人、支持者、戴着眼镜的人物肖像——现任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如果你怀疑过个体在历史中的重要性，那就想想霍梅尼的故事吧。

我在偏远的集镇霍梅尼参观了他儿时的住处——阿亚图拉通常根据其家乡的名称取一个尊称，因此霍梅尼意味着是“霍梅尼人”。那是一个坚固、相当漂亮、黄砖砌成的房子，拥有传统的内外两个院子，还有一块碑文歌颂“霍梅尼太阳的出生地”。他四个月大的时候，父亲被人谋杀，十五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被送到了神学院，神学院将他训练成了神职人员。如果双亲中有一位在世，这可能会是不同的故事吗？外面的一个布告板上将他形容成“当代世界宗教政府的复兴者”，再正确不过了。

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中的列宁和斯大林。他创造的体制与共产党政权有些相似之处。在霍梅尼主义中，“教法学家的监护”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政治原则，功能相当于共产主义中党的领导作用。此外，还有同等的思想和国家权力等级，前者通常最终战胜后者。伊斯兰共和国思想上的那一半几乎完全不民主：最高领袖受到监护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伊斯兰司法机构和专家会议（Assembly of Experts）的协助。这些机构都由保守的神职人员主导。国家机构更加民主，要通过真正的竞争获取权力，尽管竞争有限。然而，监护委员会专横地取消了数千名议会准候选人的候选人资格，当局控制着所有重要的国家电视频道，巴斯基民兵等安全部队既可动员选民，也可恐吓选民，因此人们不能认真地谈论自由公平的选举。

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样，有激烈的派系斗争，西方观察人士有时将此误解成多元主义。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同的是，各派系呼吁选民其实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艾哈迈迪·内贾德成功地在选民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了该体制之外不太讲究的清教徒，然而他现在完全是该体制中的一员，与哈梅内伊和监护委员会亲密合作。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他污蔑其对手前总统哈什米·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与受到控制的一群充满怨恨的毛拉过从甚密：一名伊朗政客告诉我，“一个大棒就能战胜拉夫桑贾尼”。拉夫桑贾尼现在高明地批评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联合国发表伊斯兰革命风格的演讲缺乏外交策略。然而，他自己仍然是强大的权宜委员会（Expediency Council）的主席，该委员会在半民主、意识形态的僧侣政治和半民主的议会之间斡旋。正是拉夫桑贾尼在今年夏天宣布“该体制已经决定”重启铀加工。但领导人使用这个特殊的术语nazam，即“体制”时，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指的是上至最高领袖——真主在地球上的代表——意识形态上的指挥阶层。

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中，可以在《真理报》或者《新德意志报》的版面中找到党的路线。在伊斯兰毛拉领导的国家中，“伊玛目的路线”是通过周五礼拜活动传承下来的。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集会，第一次是在伊斯法罕壮丽的世界图案清真寺（Pattern-of-the-World mosque），第二次是接下来的一周在德黑兰大学有警察严密戒备的场地。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一名高级别的伊斯兰神职人员——在德黑兰集会上是监护委员会的主席——发表谴责性的政治演说，尤其是谴责美国和英国。政治信息夹在传统的穆斯林祈祷者中，就像夹在印度面包中的烤肉串。在德黑兰，最后的祈祷者以精心安排的齐声大喊结束：“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教法学家的监护’的敌人！”

三

如何转变或者改革（许多人仍然喜欢这样说）这样一个政权？我周游伊朗的时候，“改革”一词听过无数次。我很快意识到它有多种不同的意思。首先，伊斯兰学者之间有意识形态的辩论，让人想起了共产主义世界中曾经所谓的“修正主义”——即试图修正立国的意识形态。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波兰，修正主义者的观点也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更广泛辩论的一部分，与此相同，这些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对国际伊斯兰也有重大的影响。

这场辩论的激烈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伊朗人显然厌恶硬要他们把伊斯兰教当国教，但我并没有感觉到伊斯兰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无人问津的问题，不过比如在中欧，到20世纪80年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便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问题。远非如此。在霍梅尼的神学之都库姆（目前大约有两百家伊斯兰的智库和高等教育机构），我会见了一个研究伊斯兰政治哲学的研究小组。我问道，为什么伊斯兰与世俗、自由的民主国家不能共存呢？在土耳其已经日益如此。穆赫辛·雷兹瓦尼（Mohsen Rezvani）是一名年轻的哲学家，穿着长袍，戴着毛拉的头巾，对桌边发笑的人说：“土耳其不是库姆。”雷兹瓦尼说，伊斯兰“从人类学、神学和认识论上来说”与自由民主都不能共存。从人类学上来说，因为自由民主基于自由的个人主义；从神学上来说，因为它将真主排除在公众范畴之外；从认识论上来说，它基于理性而不是信仰。接着他们递给了我一期《政治学季刊》——并不是那个同名的美国期刊而是他们在库姆自制的版本。我从中读到了一篇令人敬佩的论文的英文摘要，这是一篇关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论文，由雷兹瓦尼撰写。

我跟他开玩笑说：“这样看来，你是新保守派。”

他回答说，不，不，美国的新保守派没有恰当地理解列奥·施特劳斯。

在没看到该论文的全部译文前，我也能马上看出保守的伊朗毛拉可以从施特劳斯那里找到什么令人羡慕的东西：坚持认为经典文本中有唯一的真理，新柏拉图主义的学术先驱（由于《古兰经》，雷兹瓦尼渴望成为伊斯兰教法学家中的一员）能最好地解读作者（比如在《古兰经》中是真主）的意图。然而，这位库姆的沃尔福威茨（Wolfowitz）立即受到了桌边其他人的反驳，他们引用了阿多卡里姆·索罗什（Abdolkarim Soroush）等伊斯兰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索罗什认为伊斯兰能够与世俗国家共存。

回到德黑兰，我会见了最令人难忘的伊斯兰修正主义者穆赫辛·卡迪瓦尔（Mohsen Kadivar）教授，他是一位面带微笑、知识渊博、英勇无畏的毛拉。伊朗伊斯兰的辩论如此激烈的一个原因是，什叶派的传统不仅允许而且还鼓励最高层互为对手的大阿亚图拉（即那些获得“模仿对象”头衔的人）的追随者有不同的思想见解。卡迪瓦尔教授是大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Hossein-Ali Montazeri）的门徒，在革命之父剥夺他的继承权，将他软禁在库姆前，蒙塔泽里一直是霍梅尼的继承人，继承他担任最高领袖。

几年前，卡迪瓦尔大胆辩称，教法学家的监护在《古兰经》或者主流的伊斯兰思想中没有良好的基础，与真正共和国的本质不相容。他还质疑伊斯兰在人们不在场的时候判处其（比如萨尔曼·拉什迪）死刑的正确性，在一篇新闻访谈中表示，如今伊朗重现了伊朗国王君主统治的特点：“人们发起革命是为了他们能够做决定，而不是为了别人为他们做决定。”他为自己理性上的诚实付出了代价，在监狱中待了十八个月。

因此，这就是当局的拉拉队长在周五礼拜活动中大喊，“打倒‘教法学家的监护’的敌人！”时所指的内涵。直接批评教法学家的监护和最高领袖的“君主”统治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该国最著名的政治犯记者阿克巴尔·甘吉（Akbar Ganji）就犯了这种罪，他曾经像卡迪瓦尔一样，是伊斯兰革命狂热的支持者。

我引用波兰哲学家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他本人是前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话对卡迪瓦尔说，民主共产主义的理念像油炸的雪球。“千真万确！” 卡迪瓦尔大叫起来。民主霍梅尼主义像油炸的雪球。

另一组人也称为“伊斯兰改良主义者”，曾经是卡迪瓦尔的革命同志，他们强烈不赞同这种看法。我们可能会称他们为“体制内”的改革派，过去八年，他们一直在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领导的政府中工作。准确地说，他们的希望是，他们可以改革并部分民主化伊斯兰共和国，但不动霍梅尼主义的核心支柱。他们失败了。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末支持哈塔米及其改革派的人告诉我，他们相当失望。

我与体制内改革派中最富影响力的战略家赛义德·哈贾里安（Saeed Hajjarian）交谈过，他是反情报局的前局长，2000年被子弹打穿颈部，暗杀人员可能来自与革命卫队有关系的具有竞争力的秘密服务机构。我们在他斯巴达式、点着霓虹灯的、融办公室和病房于一体的房间中见面，这个房间在一幢阴沉、散发着霉味、不起眼的大楼里，而这幢大楼原来属于总统的情报部门。在他光秃秃的办公室墙壁上有一幅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斯兰共和国，他的官方称谓是伊玛目霍梅尼——的画像，不可思议的是，该画像盘旋在他自己的坟墓上方。桌子下方有一大堆西方学术期刊中分析民主过渡的影印文章。

或许只有在伊朗，你才能坐在这样一幢秘密服务的大楼中：里面有一张神秘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画像注视着一大堆有关民主过渡的西方文章。但这些要素到底是怎样组合的呢？哈贾里安穿着浅黄褐色的运动服，身体虚弱，脸色发黄。由于曾遭暗杀，他的身体几乎不能动，说话也有些模糊不清。然而，他的有力回答传递出了敏锐的政治智慧。他说，改革派可以东山再起，通过更加专业的组织与更好地利用媒体和电视来重新获取公众的支持。他一直这样说直到累了才停下来。他称，正如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竞选中成功所做的那样，他们应该从商界募集更多的资金，关注普通民众日常的物质问题。但我从这次会面回来感觉，体制内伊斯兰改革派的完全恢复与哈贾里安自己完全康复一样不可能。

四

直言不讳的记者艾玛德迪·巴吉（Emadeddin Baghi）也同样持怀疑态度，他曾是伊斯兰改革派，由于自己的批判性写作而在监狱中待了两年多。巴吉为维护犯人的权利创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他留着黑胡须，刚入中年，彬彬有礼，坐在该组织整洁、现代的办公室里告诉我，当前需要的并不是毛拉政权内部从上而下的改革——正如哈贾里安倡导的那样——而是在文明社会中从下层开始组织。这让我想起了布拉格之春和杜布切克（Dubček）的“带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失败后的中欧异见分子。像他们一样，巴吉认为出路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修正主义和体制内的改革——前总统哈塔米失败的、带有人道面孔的霍梅尼主义——而是人们在一个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中将自己组织起来。

尽管我发现他的总体观点令人信服，但我觉得巴吉（他还有一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在社会组织方面谈到的尝试还非常小。他明确表示，这样的努力应该在毛拉政权觉得在政治上不受威胁的范围内进行。他深知，连他自己这样著名的活动人士以及最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的亲密同事也会随时被关起来。他也知道，就像他自己的报纸一样，批评性的期刊和报纸通常会被封。

到目前为止，几乎我提到的所有人——从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等当局的高级官员，到哈贾里安、卡迪瓦尔和巴吉等批评人士，再到阿克巴尔·甘吉等政治犯——曾经都是伊斯兰革命积极的参与者。他们是革命的孩子。然而，还有许多世俗的左派和自由派，他们反对伊朗国王但从未参加过伊斯兰革命，现在在非政府组织、出版业、大学或者文化产业工作，其中包括该国通常令人振奋的电影制作者。在西方特别出名的一位世俗自由派是拉敏·贾汉贝格鲁博士（Dr Ramin Jahanbegloo），他写了一部与以赛亚·伯林对话的著作，曾聚集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等思想家在德黑兰给2 000名兴趣浓厚的观众演讲。

然而，无论是世俗还是伊斯兰，那些在“文明社会”（他们喜欢这样称）中工作的人的调度空间非常有限。比如，所有非政府组织必须正式登记，他们的许可证必须每年更新。图书的校样必须递交到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Ministry for Culture and Islamic Guidance）审查，接着经过审查的页面必须重新排版，这样读者就无法知道删减的地方了。大学受到严格的控制。在理论上讨论民主的优点是可能的，但切实批评教法学家的监护根本不可能。

该体制拥有多个权力中心的不争事实增加了一种额外的不确定性。比如，我交谈过的一名持不同政治意见的学生被官方国家安全服务机构释放，结果几个月后被革命卫队再次拘捕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界限。因此，出现了非常自由的思想辩论和永恒的潜在恐惧。

有人曾研究过后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无论在欧洲、拉丁美洲还是南非，它们都逐渐成了不那么压迫的国家并最终成为民主国家。对于这些人来说，伊朗的主要问题如下：伊朗社会中有什么力量可能有助于增加和平社会压力，促进政权逐渐转变？

到目前为止，伊朗的工人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组织自己的迹象，与二十五年前波兰工人在团结工会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不同。在农民当中，有许多农村的人失业并有一些不满。在一个日晒严重的山村，我与牧羊人交谈，他们告诉我，一半村民没有工作。许多人晚上跑到田里吸毒。然而，应对农村苦难的主要方式是移居到镇上。这样他们大大增加了城里的穷人数量，无法为政治反对派做出贡献，反而更可能被当局的巴斯基民兵雇为打手或者在街上受到他们的动员。

富裕、西方化的商界领袖怎么样呢？我交谈过的商界领袖私下里猛烈地批评当局，但其生意却依赖当局。一些人与有权势的毛拉建立了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像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寡头一样，他们可能在决定性变革的时刻愿意支持反对派的运动，但在此之前不会。无论如何，他们自己指出，伊朗的大部分经济还是掌握在该国丰富市集（bazaaris）的传统商人手中，他们有的是小商店的店主，有的是一流的进出口运营商，不一而足。在伊朗，这些传统商人通常是伊斯兰神职人员（ulama）的盟友，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立场的迹象。

与此同时，当局有保持其权力的大量资产。我写本文的时候，每桶油价超过60美元，其六个月的石油收入便能支付当前财年的所有国家预算。当局可以大量补贴基本的食物——面包、茶、糖、大米——为该国狂躁的司机维持极低的燃料价格。我在该国的时候，汽油价格只要惊人的每加仑35美分。有四分之一的在职人员是国家的员工，其工作依赖当局。大量的安全服务机构如日中天。起初和平的革命转变成暴力和受到镇压的革命过去不到三十年，大多数有点记忆的人已经不想发起另一场革命。如果美国和英国，撒旦（Great Satan）和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Perfidious Albion），试图从外部施压，伊朗可以让占领伊拉克什叶派地区（伊斯兰共和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加）的外国人的处境更艰难。

那么当局害怕什么呢？我得出的结论是，只害怕一点，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自己的年轻人，那场革命的子孙。

五

伊朗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国家，有大约两千五百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它也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在其7 000万人口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不到三十岁。这至少一定程度上是有意推行政策的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毛拉们鼓励婴儿潮，谴责西方控制生育的堕落行为，呼吁大规模生育，替代该国在伊朗—伊拉克战争中牺牲的数百万战士。生育五个或五个以上婴儿的爱国夫妇将获得一块免费的建筑用地。当局的宣传称这些孩子是“隐遁伊玛目的战士”。

为了将这些年轻人培养成良好的伊斯兰公民，毛拉们开办了全国新大学网，称之为伊斯兰自由大学，以补充现有的大学。根据伊朗历1382年（公元2003—2004年）的伊朗统计年鉴，伊朗目前大约有200万名学生被大学录取，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女生。此外，还应该将最近毕业的数百万人加入其中。

因此现在你可以在各地看到他们，这些“隐遁伊玛目的战士”在其手机上聊天或者在公园里调情，女孩子戴着透明的粉红色或绿色头巾，还戴得很后面，露出诱人的卷发，而她们卷起来的牛仔裤故意将赤裸裸的脚踝露在外面，脚上穿着漂亮、尖尖的皮鞋。在城市里，之前原本必须要穿隐藏身材、长长的黑夹克，现在已经被短短的紧身白夹克或者粉红色夹克替代。在伊斯法罕一座17世纪的砖桥拱门下面的茶室中，我遇见了一位靓丽的年轻女子，她化着浓妆，身上洒了香水，炫耀着裸露在外十多厘米的娇美小腿，脚踝上方戴着珍珠链子。她咯咯笑着说，没错，有传言说，新政府上台后，他们将对露肉罚款，每露出一厘米，将罚款25 000土曼（大约15美元）——但她不在乎。即便在偏远的霍梅尼太阳的出生地，年轻的女子也在紧身的夹克下面穿着西式的牛仔裤和鞋子。

男人穿的衣服是一种不那么熟悉的符号语言。一名法学院的学生穿着黑色西服打着领带来见我。起初，我以为他一定是一名年轻的老顽固。我完全错了。因为当局关于男人的穿着规定要求绝对不能戴领带（就像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那样），穿西服打领带是勇敢叛逆的标志。另一位曾因参加异见分子的活动而多次入狱的学生告诉我，“领带是抗议的标志！”

通常，他们是以非政治的形式进行抗议的。许多人希望移民，加入数百万移居海外的伊朗人中。我不断被告知这代人的享乐主义，在德黑兰繁华的北部，公寓楼高墙的后面有疯狂的派对，西方的流行音乐、酒、毒品和性游戏。我在德黑兰的市场上发现有一件T恤上印着，“渴求：纯粹的一夜情”。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他们会溜到迪拜玩几天，在那里，年轻的女子可以摘下头巾，随心所欲地跳摇摆舞。

然而，我见到了许多颇有思想、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人都非常了解自己的国家并渴望改善它，见面的那几个小时显得漫长又令人难忘。他们如果仔细读当地媒体的话，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听西方的广播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的波斯频道或者美国支持的法尔达电台），观看卫星电视，尽管官方禁止卫星电视，但估计四个伊朗人中就有一个能看到卫星电视。他们能够非常具有创造性地利用互联网。一些政治上或道德上可疑的网站会受到伊朗服务器的屏蔽，比如持异议的大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的网站（montazeri.com），相当令人吃惊的是被屏蔽的竟包括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网站（让我注意这一点的伊朗资深网络冲浪者表示，伊朗审查人员的自动搜索引擎肯定在弗吉尼亚中发现了“处女”[virgin]这个词）。但他们有办法绕过屏蔽。

伊朗还至少拥有五万名博客作者。一名学生解释说，由于这些博客通常是匿名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通常连在学生的朋友圈中也不敢这样说，因为在那些朋友中可能有当局的间谍。当局委婉地将其情报人员称为“隐遁伊玛目的无名战士”，学生极具讽刺意味地用“隐遁伊玛目的战士”来暗指他们。当然，这本来是指他们自己的。

当局花了二十五年，试图让这些年轻的伊朗人深深地支持伊斯兰、反美、反西方和反以色列。事与愿违，其中大多数怨恨伊斯兰（至少怨恨当前国家强制的形式）而支持美国，对以色列有一种友好的好奇感。一名本身是伊斯兰改革派的学者表示，伊朗现在——可以说戴着头巾——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世俗的社会。许多人还梦想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戴着比如说上面写着“哈佛工程学院”的棒球帽。还有不少年轻的伊朗人甚至欢迎入侵伊拉克，希望它让自由和民主更近他们一步。他们看到美国的入侵如何给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带来好处，开玩笑说乔治·W. 布什总统是“第十三代伊玛目”。

这4 500万年轻人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平政权更迭的最大希望。他们的“软实力”可能比四十五支美国海军陆战队更有效。改革派总统哈塔米八年的总统任期留下的一项积极遗产是，这代人不像其前人那样害怕了。1999年夏天，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他们永远不会原谅哈塔米对抗议的镇压。自那以后，每年，他们当中的一小部分人都试图通过游行来纪念，但游行一直受到警察的破坏。镇压很猛烈：我写本文的时候，一名著名的学生领袖刚刚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然而，我从与自己交谈过的年轻人中获得的印象是，他们打算继续斗争，或许会采取更加精明和创新的抗议方式。

我所看到的青年波斯拥有巨大的潜力。这些年轻的伊朗人接受过教育、感到愤怒、幻想破灭、不耐烦，当他们离开大学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们如果能获得时间和恰当的外部条件，或许能带头施加那种有组织的社会压力，允许——和要求——改革甚至转型的倡导者在双重国家中处于上风。

然而，如果美国得出结论称年轻的伊朗人是西方或者说第十三代伊玛目的战士，那美国就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对西方的政治态度错综复杂，常常令人费解、瞬息万变。不像邻国土耳其，连最直言不讳的准民主化人士也没有设想其国家会变成西方的一部分。他们寻求具有伊朗特色的现代社会。如果他们从更广泛的地域背景来看其古代文明，他们会将它称为中东或者亚洲。一名学生活动分子开篇说：“我们东方人。”此外，他们对伊朗的政策了如指掌，但对西方的政策和现实却知之甚少。

伊朗的核计划呢？对于我遇到的年轻人来说，这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和我的谈话中，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当我向他们问及这个问题时，他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伊朗是一个高傲但不安全的国家，夹在已经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中间，不仅有权拥有民用核能还有权拥有核武器。第二种意见认为，民主的伊朗毫无疑问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但他们宁愿这个充满压迫的国家没有获得核武器。然而，两者同样坚定地认为，针对伊朗的核野心，美国或者以色列轰炸核装置，更不用说伊拉克式的入侵，完全无法接受。

我们坐在德黑兰肯德基餐厅时，一个富有思想、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子说：“我爱乔治·布什，但如果他轰炸我的国家，我将讨厌他。”她连对该国采取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也反对。一名富有洞察力的当地分析人士强化了这种观点。他问道，谁或者什么可以让当局重新获得公众的支持，尤其是年轻人的支持？“只有美国！”

然而，如果欧洲和美国能避开该陷阱，如果我们为了延缓伊朗核进程所做的一切最终并非仅仅延缓了伊朗的民主化，如果同时我们能够找到帮助青年波斯实现逐渐社会解放和最终自我解放的政策，那么长期前景是美好的。与此前的法国和俄罗斯革命一样，伊斯兰革命一直忙于毁灭自己的孩子。有一天，其子孙将毁灭这场革命。

2005年

东西相接

我在《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中读到，袋鼠源自中国。该报纸的消息来自澳大利亚袋鼠基因英才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Kangaroo Genomics），因此这肯定是真的。接下来是什么。熊猫源自法国？几维鸟（Kiwis）源自哥斯达黎加？

时代脱节。天空中充满了不祥的预兆。昨日的金融巨头化作了尘埃，通用汽车公司变成了政府门前的乞丐。世界在我们眼前重塑，在香港，一些世界上最敏锐的商人在悄无声息地标记这些转变。

从香港这个独一无二的中西相接之地来看，首要又明显的转变是从西方转向东方。更加具体地说：中国之手变强，而美国之手变弱。现在徜徉于通过空中走道连接的香港摩天大楼建筑群时，有人看上去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大厦有点担忧，对贝聿铭（I. M. Pei）设计的中国银行大厦黑玻璃的尖角或许多了一点尊重——尽管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汇丰银行大厦似乎仍然雄伟地屹立着。看电视的时候，有人不停地在两个台之间切换，一个台上在播由全美足球运动员变为财政部长的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在国会委员会面前失去了往常的冷静，因为他的救助计划似乎需要救助，另一个台上在播胡锦涛沉稳地带着六百人的强大代表团前往秘鲁参加亚太峰会，在秘鲁，中国主席将签订一份双边贸易协议，这将让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秘鲁的主要贸易伙伴。

在接受一个地区频道的采访时，印度财政部长满意地指出，华盛顿的金融峰会是二十国集团而不仅仅是八国集团。他说，就应该如此并且还应该保持如此。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监事会监事长金立群说，发达国家应该“谦逊地”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寻求帮助，一改中国领导层在发展方面的谦逊态度（“超级大国？什么，我们？”）。谈到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入更多资金的要求时，他评论说：“如果你希望中国在金融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花钱，却不给我们什么投票权，没有人会跟你玩。”

力量的转变会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吗？千真万确的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有点阴云密布，连香港这样的自由市场贸易的温床也是如此，而中国大陆更多中央集权的市场经济，再加上在这样的危机中可以动用大量外汇储备，看上去相当光明。有人告诉我，一些中国香港人就是这样解读的，甚至还有点民族自豪感。但他们也非常熟悉中国制度的所有缺陷，其大陆的亲戚朋友（他们轻信了中国模式闪闪发光的简单看法）体验了这些缺陷——不平等、腐败、不安全，没错，还有低效。

实际上，在这里，有人给我讲述的故事要生动有趣和不可思议得多。这是一个有关全中国务实大辩论的故事，香港的中国学者和文明社会的活动人士可以并且确实参加了该辩论。中国社会是如何将市场经济的效率（开发能够与美国创业精神相提并论的本土创业精神）和一定程度上的公平、社会团结甚至“和谐”结合起来的？……

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框架依然意义重大。胡主席不会寻求他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即将成为前总统的乔治·布什也不会接受“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在大标签下，现实往往令人吃惊。比如，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国家，中国是大政府国家。但中国学者王绍光估计，在当今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加起来还是只重新分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在美国，这一数字要高得多；有多高取决于你所在的联邦州，但蓝色的美国政府重新分配的国内生产总值肯定要比红色的中国多。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有效。一些香港人甚至将这种复杂的务实主义延伸到了政治制度中。他们说，这不仅仅是民主或不民主，白色或黑色的问题。还有许多民主的阴影部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建议是，香港“选举”特首的制度——主要由所谓的功能界别（不同的经济部门、宗教组织，甚至还有二十名中医代表）提名的代表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与当局的最终任命相结合——是中国领导层关注的模式之一，后者正在考虑如何将其所谓的民主延伸到自己的制度中。

如果这是真的，那将非常吸引人，也将是一种进步。但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那一幕在我的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使我无法相信这完全是民主。没错，在绝对的暴政和自由民主之间有许多变体，但途中的某个地方有明确的界线；这条界线并不难找。一测便知：如果你不知道谁将赢得选举，你可能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不敢肯定奥巴马将获胜——记得吧？……这条基本的界线清楚明了。

然而，关于社会经济制度——关于增长、社会团结和环境可持续性或者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复杂权衡，我确实相信，在市场经济的世界中，已经不存在非常清楚的界线，也没有黑白之分。像中国大陆一样，香港甚至台湾也在复杂、有时间接的谈话中讨论在中国社会中该怎么做，因此，中国决策者与印度或者巴西的领导人坐下来讨论：那么在你们那里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这是完全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们在这里试图做的。

肯定参观过香港的大英帝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一首题为“东西方民谣”的著名诗歌中写道：“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永无交叉……”如果当初这是事实的话，现在可不是如此了。它们总是融合在一起。该诗中还写道：“……既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当两位强人面对面站着时……”如今，更像是：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当虚弱的政府在过热的星球上试图满足不安民族的要求时。

2008年

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法老

在艾得夫（Edfu）神庙高耸入云的金色砂岩入口的前面，矗立着壮观的猎鹰花岗石雕像，大约有3.6米高，代表首位合并而成的埃及守护神荷鲁斯（Horus）。在其胸部刻着一个小人物，他是该神庙建造时埃及的希腊统治者之一。为了支撑其政治合法性，这位外族的新法老不仅给自己披上了国旗，还将自己刻在了强大守护神的石像中。数千年来，埃及的统治者一直在玩这把戏，如今他们又故技重施了。

基督出生前三千多年的时候，古代的英国人还在原始森林中赤裸闲逛，行为像预料中的足球流氓一样，那时，法老的第一个王朝已经在尼罗河流域的下游建立了统一的王国，他们被视为半神。后来，他们将自己塑造成了太阳神瑞（Ra）、伊希斯（Isis）和俄赛里斯（Osiris）以及他们的神圣子孙长着鹰头的荷鲁斯神的孩子和亲信。

天神是伟大的，能让你继续掌权，但他们也是可以替代的。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政治的变化，出现了天神合并和像公司收购一样的天神收购。卢克索（Luxor）的杰出人物阿蒙（Amun）和太阳神瑞合并变成了强有力的全新品牌阿蒙—瑞（Amun-Ra）。亚历山大大帝的托勒密王朝继承人倡导塞拉皮斯（Serapis），故意融合了希腊神和埃及神。在菲莱希腊—罗马神庙（Graeco-Roman temple of Philae），你可以在神庙的墙上看到母亲和孩子的雕像，但母亲的脸是抹掉的。在基督教时期，伊希斯被粗糙地重塑成了玛丽，鹰头的荷鲁斯变成了耶稣。

后来，当然还有安拉（Allah）及其信使穆罕默德。对于19世纪出生于阿尔巴尼亚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来说，新神是欧式的现代性。对于拿破仑（Napoleon）和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来说，有代表进步和文明、带着刺刀和加特林机枪的西方上帝。对于后殖民埃及设计师的纳赛尔（Nasser）来说，有泛阿拉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伊斯兰。

现在，他们又在改变法老宫殿中的神了。穆巴拉克总统执政二十六年，现在提议修订《宪法》。第一条并没有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而是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一个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就像菲莱神庙中伊希斯的脸一样被抹掉了。在《宪法》的其他九大条款中提到它的地方也被删掉了。

尽管有世俗和信奉科普特基督教的政客的反对，第二条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法作为埃及立法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通过禁止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总统所在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旨在将其主要敌人——非法但深得人心的穆斯林兄弟会排除在外，以免它在今后的竞争中获取合法的政治权力。因此它试图接受伊斯兰却打击伊斯兰主义。

从埃及五千年的历史来看，政治与你在美国公民教科书中发现的截然不同。它并不是关于采用以这种或者那种意识形态为基础构建这种或者那种有逻辑、合法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它是统治者借用、扭曲和合并诸神、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适应内外力量，威逼利诱，必要的时候施点小恩小惠，但总是为了让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最大化，尽可能长时间地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紧握它们不放。那些过于认真对待合法宗教或者意识形态——无论是俄赛里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没有抓住本质。诸神变化多端，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是人类对于权力和财富的欲望，对于永生不灭的徒劳追求。

这带我们回到了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的政权，他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尽管他要到2011年才面临重新选举，但继承危机——专制政权的克星——正在酝酿之中。在2005年第二轮总统选举期间，人们上街参加Kifaya（意即“够了！”）抗议运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可能正准备让自己的儿子贾迈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继承他。资深左翼活动人士卡迈勒·哈利勒（Kamal Khalil）喊道：“尽管有警察，也不准延期，不准继承。”他还说：“埃及啊，你还有宫殿，还有贫民窟，告诉那些住在奥罗巴（有许多豪宅的街区，其中包括总统的府第）的人，我们十人才住一间房。”

目前，穆巴拉克总统送走了Kifaya运动，也没有了美国要求其迅速民主化的短暂压力。其统治的军队、警察和安全服务基础似乎像卡纳克（Karnak）神庙的大塔门一样牢固。（他们还为五角大楼提供宝贵的服务，包括大量飞越领空的设施和特别引渡的不正当业务。）他有一位相当令人难忘的总理艾哈迈德·纳齐夫博士（Dr Ahmed Nazif），纳齐夫接受的教育让他成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他对我说，政府正在努力让埃及融入全球经济。他们正在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去年实现了逾5%的增长。贾迈勒·穆巴拉克拥有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曾供职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他是该政府新自由市场议程的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有经济效益的话，长期而言，它才能惠及穷人，而代价将很快感受到——比如国家对汽油和家用燃料的补贴减少。

对于许多住在开罗较贫穷地区十人一间小屋内的人来说，伟大的神话依然是穆斯林兄弟会，其简短有力的口号说“伊斯兰是解决之道”。只要禁令在，穆斯林兄弟会就无需展示伊斯兰到底如何解决问题。人们几乎不能期望它制定出详细的政策，更不用说实施了。实际上，穆巴拉克政权继续迫害穆斯林兄弟会，帮了它大忙。试图遏制伊斯兰主义，反而助长了它。我交谈过的世俗左翼和信奉科普特基督教的反对派觉得自己夹在了魔鬼和绿色的深海之间（绿色是伊斯兰的颜色）。在许多文化问题上，包括女权，他们其实认为穆巴拉克政府没有那么邪恶。

今后十年，无论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后的过渡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无论我们获得了穆巴拉克二世总统，还是军队支持的候选人，抑或其他人——我敢肯定一点：在合法化混合神的埃及政治中，伊斯兰成分可能变强而不是变弱。如果你觉得这令人担忧，我可以说出唯一一点小小的安慰：它终将消逝。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十年，但有一天，伊斯兰主义也将加入五千年历史中失败的天神之列。

2007年

无上帝之城

他们通常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贩毒团伙中干活了。年龄最大的大概二十一岁。之后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死了。”他们在与其他犯罪分子和警察的交火中身亡或者在市里地狱般的监狱里被谋杀。我站在皇家公园棚户区中一条弯弯曲曲的泥路上。环顾四周，就在几百米之外，我可以看到圣保罗（São Paulo）一个较富裕住宅区的公寓楼，每幢精致粉刷过的公寓楼都围着高墙和电网。路那边私立学校的富家子弟来棚户区是为了解一下毒瘾。“这是一种免下车的服务。”我的导游说，他是一名大学毕业生，选择住在了这里并致力于一项社区工程。

如果儿子加入了贩毒团伙，母亲会如何反应？“她们会去教堂。”我们走出一条小巷，发现了一家在巴西穷人当中非常受欢迎的新五旬节派的教堂——其实不过是一个简陋、轻型建筑砖块砌成的房子，上面手工画了一个标志。在该教堂的前面站着一群穿着漂亮运动服和运动鞋的青少年。我的导游突然高喊：“不要拍照。”他们是毒贩子。这些小孩宁愿在贩毒团伙中过短暂、刺激的生活，也不愿过漫长的乏味生活，为周边的富人当园丁、洗汽车或者遛狗。这总比上学好。连当个把风的新手，赚的钱也比老师多。为什么还要接受教育呢？

傍晚，沿着一条都是小棚子搭成的商店和酒吧的街道回来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头发打着死结的小伙子，他自称叫“可可”，是一名街头说唱艺人，艺名叫“MC·马古斯”（MC Magus）。他唱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吗？当然。在那积满灰尘的大街上，他开始唱了：“过同样的日子难以忍受，人们干着苦差事，被规范、计划和杀人罪束缚着。”（伴着葡萄牙的节奏和说唱的拍子更好听）他唱到了压迫、绝望和种族歧视——这里与大多数棚户区一样，大多数人都是黑人。随后，在其轻型建筑砖块砌成的小屋里，他的女朋友从破旧的电脑中给我打印出了这首歌——“行走在黑暗中”，我们还聊了聊。MC·马古斯说，从某些方面来说，自贩毒团伙接管这里以来，情况好转了。至少他们维护了棚户区内的和平。警察呢？他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只会来这里收一份贩毒所得的钱。

在大圣保罗广阔城郊居住的1 900多万人口中，估计有250万住在棚户区。皇家公园的棚户区是最好的。当地一名研究城市暴力的专家微笑着告诉我：“啊，那是棚户区中的切尔西。”[1]

要看到更糟糕的棚户区，你必须至少驱车一个小时到达圣贝尔纳多（São Bernardo）那样的地方，该国总统卢拉就在该行政区极度穷困的环境中长大，因担任汽车工人联盟的领导人而名声大噪。这里，一眼望去都是简陋的小屋。对于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我坐小汽车一小时，他们要花四小时坐公交车，再走路才能到繁荣的街区做家仆（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在圣保罗市一家出色的餐厅里吃丰盛的午餐期间，该市富裕的左翼自由派描述城市穷人有一个富有特色的开场白：“我的仆人”。比如“我的仆人必须凌晨四点起床，八点才能赶到我的公寓”。

除了印度和美国之外，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它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还不到二十年，经过了互相竞争的政党和总统之间和平交接的考验。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挺过了经济危机、勉强运作又错综复杂的联邦制度和不断发生的腐败丑闻。它拥有充满生机、富有战斗力的自由媒体。军方曾经当政，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鼓舞人心的试验。但巴西引发的问题是，有不平等、贫穷、社会排斥、犯罪、毒品和目无法纪等极端情况的自由民主能维持多久。在邻国，乌戈·查韦斯统治的委内瑞拉，民粹主义的诱惑始终存在。

实际上，鉴于这样的极端情况，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你可以真正地将这称为自由民主。巴西的法学学者奥斯卡·维赫纳·维埃拉（Oscar Vilhena Vieira）称，在法律面前根本没有基本平等的情况下，谈法治——自由的要素之一，与仅有选举民主相对——不合适。在这里，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2]如果是巴西人就不会入狱——而许多穷人不受法律保护。富人实际上在当地警察那儿享有豁免权，而当地警察无论对穷人做了什么事情，且多数发生在黑人身上，实际上也不会受到处罚。在棚户区，大多数杀人犯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还不会受到调查，在圣贝尔纳多的一个州立学校，我应邀在一节英语课上讲几分钟。我问道，孩子们长大后想做什么。一名十一岁的男孩喊道：“警察！”为什么他想当警察呢？“那样我就可以杀人了。”他用手做出了一个开枪的姿势。砰！砰！

我并没有夸张。我并没有刻意引导问题。我还重新检查了一遍孩子所说的话的翻译。如此轻而易举地进入一个充满贫穷、毒品催生的暴力和警察腐败的世界，其本质与费尔南多·梅雷莱斯（Fernando Meirelles）引人入胜的电影《上帝之城》（City of God）所描绘的世界极其相似，只是没有动感的音乐和绚烂的色彩，这相当令人震惊。

但人们必须避免掉入媒体老调重弹的陷阱中，不能忽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MC·马古斯告诉我，他不喜欢梅雷莱斯的电影，因为它只展现了不好的东西。尽管条件恶劣，但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努力追求美好的工作生活。他自己就工作很长时间，骑着摩托车送比萨。就在昨天，他们在街上举办了大聚会，庆祝受欢迎的圣徒纪念日。在棚户区，有一小部分小企业和企业家，但数量正在增多。像我导游这样令人难忘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人士努力通过电脑、剧院、运动或者街头说唱来开阔人们的视野。

在连续两届总统，卢拉及其前任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领导下，政府努力扩大就业机会，加大专业训练，最重要的是扩大基础教育。在我当了一会儿客座老师的那个学校，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在那儿，是因为他们花85%的时间上学，家里就能拿到现金补贴（钱是直接付给母亲的）。该学校的校长说：“拿补贴的孩子来上学了。”由于他们是分早上、下午和晚上三个时间轮着来上课的，老师工作量过大，工资超低，他们能学到多少又是另一个问题。

紧接着那个想当警察的男孩，一名坐在第三排的女孩说：“我想当医生。”为什么呢？“我想挽救生命。”巴西自由民主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两名孩子的儿时梦想哪个能更好地实现。

2007年

[1] 切尔西是伦敦西南部的一个住宅区，为艺术家和作家的聚居地。——译注

[2] 美国著名模特、演员、歌手、作家、商人和设计师，希尔顿集团继承人，2007年因违反缓刑条令而被法官判处拘役45天。——译注

超越种族

前段时间，巴西的人口普查人员请人们描述自己的肤色。巴西人想出了134种说法，包括alva-rosada（白里透粉）、branca-sardenta（有褐色点的白色）、café com leite（咖啡牛奶色）、morena-canelada（肉桂一样的深色）、polaca（波兰色）、quase-negra（几乎黑色）和tostada（烤黄色）。这种常常对自己轻松的诗意描述反映了你自己亲眼所见的现实，尤其是在巴西大城市较贫穷的地方。

在上帝之城中行走，就在里约热内卢外面一块穷人的住宅区——《上帝之城》这部电影的布景——里，我看到了每一种可能不同的肤色，有时就在同一个家庭中。阿尔巴·扎卢亚（Alba Zaluar）是一名杰出的人类学家，已经在该地区的人们中工作多年，他告诉我他们彼此之间会对此开玩笑，“你个小白脸”和“你个小褐脸”等。这些特点各不相同又互相融合，常常美丽动人。

巴西是一个人们将丰富的通婚作为民族的特性加以颂扬的国家，赋予从其本源来说误称的丑陋北美人以积极的含义。然而，这个故事还有令人厌恶、不为人知的一面。“种族民主”是20世纪初巴西塑造的自我形象，与当时依然种族隔离的美国形成对比。然而，如今的现实仍然是，大多数其他肤色的人在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要比白人差。而这种不平等的部分原因是由种族歧视造成的。

我到巴西问有关贫穷、社会排斥和不平等的问题。几分钟内，我的对话者就开始谈论种族了。在与令人印象深刻的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交谈时也是如此。在生动的回忆录《巴西的偶然总统》（The Accidental President of Brazil）[1]中，他回忆了自己作为年轻的社会学家时对棚户区的研究。他注意到了种族的广泛融合，但还是得出了如下结论：“总体而言，巴西的黑人就是穷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政府启动了反歧视行动计划，卢拉总统对此进一步发展。现在许多大学对来自州立学校的申请者和黑人大学生都有配额。那些针对黑人学生的配额是极富争议的对象。首先存在对原则的反对。黑人诗人和作家玛丽亚—特里萨·莫雷拉·德热苏斯（Maria-Tereza Moreira de Jesus）曾说过：“从在商店中的待遇到求职中的面试，种族歧视是存在的，但根据种族入学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歧视。”MC·马古斯告诉我，他认为这种配额是个坏主意。他说：“我们都是平等的。”

另外，还有实际困难。在一个如此混杂的社会中，如何确定谁是黑人呢？同卵双胞胎亚历克斯·特谢拉·库尼亚和艾伦·特谢拉·库尼亚（Alex and Alan Teixeira da Cunha）的案例生动地表明了这个问题，他们都在该配额计划下申请巴西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asilia）。艾伦以黑人身份被录取了，而亚历克斯不算是黑人被拒绝了。该大学实际上有一个委员会，根据申请人的照片，利用包括头发、肤色和脸部特征在内的表现型来确定种族。第一个告诉我这一点的人是朱里胥（Jewish）。他说：“你可以想象我是怎么看的。”

该国一些非常活跃的黑人运动更喜欢“非洲的后裔”这个名称。但线粒体和细胞核脱氧核糖核酸的最新科学研究估计，高达85%的人口——包括数千万自认为是白人的巴西人——在其基因组中有逾10%的非洲基因。那些早期的葡萄牙移民通常没有带妻子跟他们一起过来。

这偏离了巴西通常使用的主观自定义。地理和统计官方机构的最新数据表明，大约有50%的巴西人自认为是“白人”，40%多一点的人自认为是“棕色皮肤的人”，只有6%多一点的人自认为是“黑人”，不到1%的人自认为是“本地人”或者“黄种人”——即亚洲，尤其是日本的后裔。这是对五类人的直译。在一次大胆的行动中，黑人运动的代表（其中一些受到北美基金会的支持）称，所有不是白人的人口都应该被归为黑人。那么一切就变得简单了——黑人和白人。

其他人惊恐地喊道，这将引进最糟糕的美国式的种族分类，全盘否定巴西种族通婚的特色。如果真的必须要根据肤色决定大学录取的配额——美国的法院已经判定这是歧视——让它们至少以巴西自定义的传统方法为基础。过去，人们往往将自己往色谱中颜色较淡的一端定义，尤其是他们变得更加富裕的时候。一位社会学家冷冷地评论道：“钱让人变白。”如果配额可以让多一点的人宁愿成为黑人，那就实施吧。这么多个世纪以来，白人都更加具有优势——1888年，巴西才废除奴隶制——因此有理由以另一种方式以防万一。此外，如果这意味着有一天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白人的女孩以黑人身份申请大学，那么祝她好运吧。

作为一个外人，我没有资格评判这种看法。我可以看到反对肤色配额的有力理由，也看到了必须处理的根深蒂固的歧视现实。巴西人将自己做出决定。但我会真诚地说，我希望巴西向让“种族民主”的古老神话变为现实靠近一步，而不是重新使用过时的种族分类，将错综复杂的身份减少到单一身份。我在巴西发现的东西也预示着我们的未来，各民族将在一个世界中日益融合。

看上去像个富裕的白皮肤——不过，没有白里透粉那样白——外人到棚户区逛几天，还称，“这些人多么漂亮！”这很危险，当然我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我会写东西自嘲。然而，我还是会说出来。即便在上帝之城的贫穷和毒品催生的暴力中，我在巴西还是看到了种族通婚的美丽之处。我学会了从巴西人的角度颂扬它。

正是种族通婚让巴西人成为地球上最帅气的人类。这预示着——但我要重申，只有巴西解决可怕的社会和经济不平衡问题才行，包括代代相传的歧视——可能出现这样一个世界：肤色只不过是一种物理特征，就像眼睛的颜色或者鼻子的形状，可以羡慕、冷静地关注或者开玩笑。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唯一重要的种族就是人类。

2007年

[1] 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译名为《巴西崛起：传奇总统卡多佐回忆录》。——译注

第六章
作家和事实

格拉斯的棕色记忆

没错：他是党卫军中的一员。但假设这一披露并没有像蘑菇云一样遮住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出版的回忆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剥洋葱》（Peeling the Onion）？我认为，我们应该说这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写了许多令人失望、缺乏生机还有时令人不堪忍受的吓人作品，而该作品回归了格拉斯经典的领域和风格，是其以《铁皮鼓》（The Tin Drum）为首的伟大的小说“但泽三部曲”（Danzig trilogy）的完美延续。这是我们应该首先要说明的情况。

《剥洋葱》描述了他从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作为一名十一岁的战争狂热分子，他收集了在家乡格但斯克（Danzig）第一次交战留下的炮弹碎片——到1959年《铁皮鼓》出版期间的生活，书中惊喜不断、令人愉悦，段落中处处透露着强大的描述力。他不仅让我们看到还让我们听到、触摸到和闻到了格但斯克两室小公寓中的生活，他在那儿长大，该公寓的楼梯上有一个公共厕所——“臭气熏天，墙壁被手指弄脏了。”[1]这位少年渴望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加入元首的军队，为其服务，他认为那是浪漫、充满英雄气概的世界。因此，十五岁那年，他就自愿加入U—潜艇上的战斗，但他的申请未被接受。

没有哪位作家能更好地调动起嗅觉——感官文学中的灰姑娘。很少有小说家更加生动地描述过食物，赞扬德国大香肠和冷水鱼。所有泥土里的东西散发着泥土气息，所有肉类散发着肉味，这是格拉斯作品中特有的。他对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富有特色、极其现实的融合既动人又有趣。他回忆说，对于青春期的他来说，德国军队在东方战线上的胜败（日益处于下风）尽管令人担忧，但与自己阴茎不可预测的涨落相比，根本不是那么迫在眉睫的问题。他向其告解神父详细地讲述了这件事。

1944年秋，他十六岁应征入伍的时候，发现自己分在党卫军中。他对艰苦训练作出的回应是在树林——他接到的命令是要穿过这片树林，每天给连队的下级小队领袖和高级小队领袖带一壶咖啡——中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停下来，在他们的咖啡中撒一泡尿。他重复这样做，“我早上的日常报复行动”，还认为这让他坚持了下来，凭借“内心的会心一笑”挺过了最残酷的待遇，不像隔壁连队里可怜的家伙，用自己防毒面具的带子上吊自杀了。

1945年4月，他所在的坦克连几乎被进攻的俄罗斯军队包围，他对坦克连绝望行动的描述是我读过的对战争经历最生动的描述之一：托尔斯泰（Tolstoy）撞上了冯内古特（Vonnegut）[2]。红军所谓的“斯大林风琴”火箭弹飞过来，他躲在坦克下面都吓尿了。在火箭弹过后的沉寂中，他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后面有很响、持续的牙齿哆嗦声。当他从坦克下面爬出来的时候发现，这牙齿的哆嗦声来自一位党卫军的高级军官。这位年轻狂热分子心中条顿人的英雄形象开始坍塌。在他们的周围，“血肉横飞”。

他在俄军前线后方迷了路。在树林中游荡，身心俱疲，又饿又怕，他听到附近有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紧张地唱起了一首德国民歌的开头，说的是小汉斯独自闲逛走入了广阔的世界，“矮小的汉斯独自闲逛……”让他大松一口气的是，那个隐蔽着的陌生人唱出了剩下半句，“……进入了这个广阔的世界”。如果另外那个人是俄国人，那我们恐怕就不会有《铁皮鼓》了。但是，他是一名长辈式的德国下士，建议当时十七岁的格拉斯脱掉党卫军的夹克。如果他被俘，俄罗斯人是不会对党卫军的人手下留情的。

他们在一个野外的餐厅里狼吞虎咽地喝着土豆汤，沐浴着春日的阳光，享受这甜美的平静时刻。由于他的描述力，你可以闻到那汤的香味，听到那突然的寂静，感受到他脸上阳光的温暖。接着又好像天塌下来似的。这位下士的腿被榴弹碎片击中。在救护车上，他请格拉斯解开他的裤子，检查一下他的鸡鸡和蛋蛋是否还在。还好它们还在，但他的腿很快就要被截掉了。这就是人类战争的现实，无论在奥斯特利茨、库尔斯克（Kursk）还是如今的巴格达都是如此。（因为那次袭击，格拉斯的左肩上还残留着一块榴弹碎片。）

还有其他令人难忘的段落。对其深爱的、积极上进的母亲的描述，战争结束几年后，她因为癌症死在了一个简陋得连窗户都没有的医院后房，失伴的丈夫喃喃地唤着她的名字：“莉晨啊……莉晨”。他的母亲和妹妹拒绝谈论“解放”的时候俄国士兵对她们做了什么，但他最终从妹妹说的一句话中得知，母亲代替女儿将自己献了出去——你懂的，就是作为轮奸的对象。他回忆了自己独自穿梭于战后德国的各个废弃城市，包括在煤矿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在煤矿巷道里吃午饭时老共产主义者和老纳粹分子还激烈争论。

害怕和渴望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两种感觉。他将描述党卫军所作所为的一章题为“我怎样学会了害怕”。他有三重渴望。首先是渴望食物，尤其是在美国战俘营的时候。其次是渴望性爱，以娓娓道来的方式描述了令人发笑的身体细节，这让我想起英国诗人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的作品，他的诗歌“洋葱，记忆”提前做到了格拉斯用一本书的篇幅阐述的隐喻。

食物和性爱组成了格拉斯的一个关键词Fleisch，它在德语中既有肉类的意思（比如牛肉或猪肉），也有肉体的意思。他描述做煤矿工人期间，新婚之夜的晚上四个酩酊大醉的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他写道没有任何一瓣记忆的洋葱皮能想起“这么多‘肉’之间发生了什么”。“原来是肉”，教父傅箴修（Fulgentius）——战后，为这位名义上仍然信奉天主教的年轻人提供膳宿的僧侣之一——说，还习惯性地采取防御状态，将双手插到手臂下面。在格拉斯看来，‘肉’是一个新创造的词。

食物和性爱之外，格拉斯最后的渴望对象是艺术。他将介绍自己成为艺术家的那一章称为“第三种渴望”。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坦诚的利己主义，独立一人在战后德国物理上和社会上的碎石山路上艰难前行，一开始成为一名石匠和兼职的雕刻师，接着成为绘画艺术家，再后来成为诗人，直到最后他快三十岁的时候，受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和乔伊斯（Joyce）《尤利西斯》（Ulysses）的启发，成为散文家。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的瑞士父母相当富裕又有教养，在其藏书室里，他发现并阅读了那两本书。他称之为“安娜的嫁妆”。回忆录以他在巴黎的发现结束，“没错：我是精神病院里的一员”，这将成为所有小说中最著名的开篇之一。

与格拉斯的许多作品一样，《剥洋葱》太啰嗦。编辑再大胆一些用红笔勾出来就好了。他反复阐述剥洋葱的隐喻，直到我们希望这种令人厌烦的蔬菜——格拉斯为每章开篇画的画已经完全展现了各个分解阶段——早就可以扔进垃圾桶为止。另外，在相当微不足道的语境中，他用了两次其最著名的句法修辞，“没错：……”可以肯定的是，将它用于说明更重要的东西时更加明智：比如作为一名伟大的德国作家他的问题在于，普通德国人与纳粹过去的牵连是他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但对于他自己本身是党卫军一员的秘密却保守了六十多年。然而，这本回忆录仍然是一部成熟的佳作，当许多其他东西被人遗忘的时候，它将继续流传，是收官之作，是无可比拟的《铁皮鼓》的非小说类版。[3]

一

它披露了什么？2006年8月11日，《法兰克福汇报》在其网站上报道称，格拉斯曾是党卫军成员。格拉斯在其即将问世的回忆录中披露了这一点，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证实了它，次日，《法兰克福汇报》刊登了访谈的全部内容。这相当于文学政治界的核爆炸。我能清晰地记得自己的身体几乎剧烈抖动了一下。德国的负面回应持续不断而且常常来势汹汹，在格拉斯的出版商出的一份资料——Ein Buch， ein Bekenntnis（即“一部著作，一次坦白”）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一名批评人士说，如果人们知道这一点，他就永远不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此外，还有一名政客呼吁他归还诺贝尔文学奖。研究纳粹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评论说：“现在，我连这个人用过的汽车也不会买。”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说：“我希望我们一开始就完全知道这部自传。”专栏作家指责他披露这一点是为了给自己的新书造势。尖酸刻薄的评论人士亨里克·M. 布罗德（Henryk M. Broder）写道，格拉斯从“精英部队”的成员——讽刺地指代格拉斯对于自己十六岁时关于党卫军看法的描述——一路爬升到了文化产业里的精英。

格拉斯对于这一切的反应是惊讶、困惑和生气的奇怪组合。当我在看他有关该主题的电视访谈时，作者（尽管已经年近八旬，但依然精神抖擞）让我联想起一只疲惫不堪的老熊。他被逼到墙角，猛烈回击。他谴责以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艺术版面为首的报纸和电视的“非法法庭”和德国新闻业的“堕落”。今年春季，他出版了名为《愚蠢的八月》（Dummer August）的诗歌和绘画集，唤起了去年夏季狂轰滥炸期间自己的痛苦、忧郁和气愤。在一首题为“Was Bleibt”（“剩下什么”）的诗中，他描述了自己是如何花三年时间写回忆录的：“然而，当初，一个善于制造敌意的人从庞大的建筑中拆下一句话，将它放在了充满谎言的讲坛上。”

东德小说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让“剩下什么”成为一个著名的标题，她之前曾因自己作为年轻的专栏作家与斯塔西有过短暂的合作而受到《法兰克福汇报》的攻击。现在格拉斯把《愚蠢的八月》献给沃尔夫，因为正如他在莱比锡书展的一次访谈中所解释的那样，她也曾是那些法兰克福的可怕保守黑客试图在文学方面暗杀的对象。[4]在他们那一代的德国杰出小说家严阵以待的团结中有某种几乎完全对称的东西，西德和纳粹是一丘之貉，东德和斯塔西也是一丘之貉。[5]在那次访谈中，格拉斯还解释了写这些诗是如何让他在心理上熬过那个痛苦的夏天的：“如果我默不做声，那将更加糟糕。”六十年后，他高产的诗歌和绘画集是这位老坦克兵在艺术方面的报复，相当于在高级小队领袖的咖啡壶中撒尿。只是味道好一点而已。

对于德国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格拉斯确实说对了一半。全世界的记者都有一种可悲的模式，即他们先把名人捧到荒唐的高度，接着又拆自己的台。在格拉斯身上发生的是这种先建后拆熟套的夸张版。一些德国的批评还有一条一代人的边缘线。实际上，一些没有耐心、较年轻的批评人士本身足够幸运，从来没有受过格拉斯青少年时期面临的威胁和诱惑的考验，正如赫尔穆特·科尔曾经所说的那样，他们享受着“晚出生的幸运”。现在他们宣称：老家伙，下台吧，让我们代替你的位置。这是古老的文学篡位。他做出这样痛苦的披露只是为其新书造势，这种指责对于《剥洋葱》的公正读者不言而喻的是，其根本没有艺术和道德努力方面的价值。公关指控与其说是关于这只老熊的精神世界还不如说是关于那些做出该指控的那些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恐怕格拉斯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真正令人吃惊的是他太吃惊了。回想一下，格拉斯不断攻击赫尔穆特·科尔和科尔的家乡美因茨市（Mainz）的主教等联邦共和国领导人的方式，他引用圣约翰的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无罪的人，谁就可以先扔石头。”四十多年来，自从他成为著名的作家，君特·格拉斯一直是文学界最资深的扔石人。在数千次演讲和访谈以及数千篇文章中，他怒斥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怒斥德国的统一（自从统一的德国“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奠基”后，他一直强烈反对德国的统一），怒斥康拉德·阿登纳、赫尔穆特·科尔及其所有新闻界的支持者。他像儿时仰慕的一名条顿骑士一样，拿着根大头棒将自己推向左翼和右翼——近几年，主要是偏向右翼。他将自己塑造成了政治和道德权威，还做出了苛刻的评判。他的语言常常毫无节制。现在是他为那些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批评他的一些人此前批评格拉斯采用简单、说教的评判，将纳粹的过去提升到道德或者不道德的单一标准上加以衡量，现在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用的正是这种评判模式。[6]

尽管如此，愤怒和惊讶似乎并不乱。愤怒的并不是他青少年时在党卫军中服役过这一事实，而是此后他处理该事实的方式。研究党卫军的领军人物、历史学家贝恩德·韦格纳（Bernd Wegner）表示，格拉斯当坦克兵时所在的“弗伦茨贝格师”主要由帝国劳工团（RAD）的成员组成，他们都是被迫入伍的”。[7]由于格拉斯先前应征加入了帝国劳工团，他之前自愿加入U—潜艇的战斗似乎与他被分配到党卫军没有什么关系。没有资料表明他参与了任何暴行。据他自己所说，他几乎没有愤怒地开过一枪。

没错，他的战争经历并不是引发愤怒的原因。数千名年轻的德国人都有同样的命运。许多人因此丧命。令人愤怒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不断借此谴责战后的西德人没有直面纳粹的过去，而他自己却未能完全坦承自己全部的纳粹的过去。非常失望的一个反应来自他最近的一位传记作家米歇尔·尤格斯（Michael Jürgs），他为格拉斯写的传记2002年才面世。格拉斯与尤格斯交谈过很长时间，然而他重复的标准版本是这位小说家战争期间先是一名预备防空炮手（在加入党卫军前，他也短暂地当过这个），接着加入了德军。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我会说这算是说谎了。此外，如果保守的德国政客这样做，格拉斯自己肯定会将此称为说谎，还要再加上一些“朴实”的形容词。

更糟糕的是，尽管对自己的经历了如指掌，1985年的时候他还谴责罗纳德·里根和赫尔穆特·科尔一起参拜比特堡（Bitburg）的墓地，在那里葬着许多战争死难者，其中包括四十九名党卫军的战士。在这四十九人中，有三十二人还不到二十五岁。其中最年轻的可能像君特·格拉斯一样应征入伍。他本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谴责比特堡之行，同时却不承认他自己曾在党卫军中服役过，这是极其虚伪、双重思想和草率鲁莽的行为。

比愤怒还要多的是纯粹的惊讶。毕竟，格拉斯未曾隐瞒他年轻的时候曾是狂热纳粹分子的事实。他写作的优势和道德权威正是来自如下事实：他可以从亲身经历讲述普通的德国人怎么会与魔鬼沆瀣一气。如果他大概在20世纪60年代，《铁皮鼓》出版后完全说出真相，那只会增强其作品和声音的影响。事实上，他似乎离说出真相只差一点点。他的朋友克劳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当初打算为他写传记，最近去查1963年他记的谈话笔记时，发现当中提到了党卫军。[8]但传记并没有写成。如果那传记写成就好了。当时，格拉斯似乎还与至少一位以上的其他亲密朋友分享过在党卫军中的那段时光。那么，为什么他四十年之后才公开承认？

他在《剥洋葱》中写道：

几十年来，我拒绝向自己承认那个单词和两个字母（即Waffen-SS，党卫军——译注）。战后，我想掩盖自己少年时满怀愚蠢自豪感接受的东西是出于越来越多的羞愧感。但负担依旧，没有人可以减轻它。诚然，在我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坦克兵期间……从未听说那些后来逐渐公之于世的战犯，但这种无知的说法无法模糊这样的领悟，即我曾是这样一个制度中的一部分，该制度计划、组织并实施了数百万人的大屠杀。即使我可以免除积极同流合污的罪责，但时至今日仍然还有一点点通常所谓的共同责任。我必定将背负着它度过我的余生。

当采访者问他这个问题时，答案总是模棱两可、无法令人满意。在引发去年夏天群情激愤的那场最初采访中，他告诉《法兰克福汇报》的弗兰克·施尔玛赫（Frank Schirrmacher）：“它压抑着我。”“我沉默这么多年是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德国电视一台的乌尔里希·维克特（Ulrich Wickert）问道，为什么是现在？“这事埋藏在我心里。我也说不出确切的原因。”在今年春季的莱比锡书展上，他若有所思地说，他必须寻找恰当的文学形式来坦白这件事，他说，这意味着要等到自己写自传的年纪。仿佛这解释了六十年沉默的原因。

格拉斯自己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让我试着给出一个不可避免的猜测性答案吧。或许他刚好错失了时机。如果他在党卫军中的短暂服役期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瓦根巴赫的传记中，它只不过将成为他故事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他曾坦承自己青少年时期曾应征入伍在党卫军中服役过，他将永远无法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似乎难以置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党卫军所做的暴行，随着1968年后谴责较老的一代掩盖纳粹过去的方式的呼声越来越响，随着格拉斯自己成为该呼声中最刺耳的声音之一，这份姗姗来迟的披露所付出的代价就更高了。路德曾经说过，一个谎言像滚下山的雪球：滚得越长，就越大。

为何现在披露呢？随着他走近人生的尽头——在诗歌中，他关于一双新皮鞋写了一句美丽的诗句，好像这双鞋要比穿它们的人更长久似的——这显然在心理和道德上压抑着他。有人怀疑，他担心研究人员会在斯塔西的档案中找到一些资料，我们知道斯塔西收集了一些有关杰出西德人的纳粹过去、有可能泄露的材料。（结果表明，斯塔西实际上并没有这项深深隐藏的细节，但他并不知道他们没有。）无论如何，他肯定真的猜想过，有朝一日，某位深入探究的德国学者将翻看他的战俘记录，上面有令人讨厌的三个字母W-SS。（它在文献书籍中再现了。） 就像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晚年的时候决定谈论自己置身维希（Vichy）的过去并对其作出自己的解释一样，这是格拉斯最后的机会以自己的方式将它说出来。《剥洋葱》一开篇，格拉斯就问自己为何要写这部回忆录，还总结出了一系列原因：“因为我想说完最后的话。”当然，他不会说完。[9]

二

我们应该如何评判格拉斯事件？不应该在媒体迅速反应的“非法法庭”中评判它，而是应该在缓慢的历史法庭中心平气和地考虑所有可以利用的证据。首要又明显的一点是他作为小说家的成就不会受到影响。奥登对此说的比任何人都好：

时间对勇敢和天真的人

可以表示不能容忍，

也可以在一个星期里

漠然对待一个美的躯体，

却崇拜语言，把每个

使语言常活的人都宽赦，

还宽赦懦弱和自负，

把荣耀都向他们献出。

时间以这样奇怪的诡辩

原谅了吉卜林和他的观点，

还将原谅保尔·克劳德，

原谅他写得比较出色。

（“纪念叶芝”，1939年）

时间将原谅君特·格拉斯。因为德语因他而活，同样也以不同的方式因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而活，因他写《铁皮鼓》时在巴黎以友相待的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而活。

他最忠实的支持者称，他作为政治和道德权威的地位也不会受影响。在我看来，温和点说，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并不是所有他的行动主义都会受到同等的影响。或许他最突出的政治贡献是德国—波兰的和解。他模范性态度的一个小标志是，他在回忆录中用波兰的名称来指代如今的格但斯克（原先称为但泽）——这在德国作家当中不同寻常。当然，一开始披露出来的时候，波兰人和任何人一样震惊，莱赫·瓦文萨随即表示应该剥夺格拉斯的格但斯克荣誉市民身份。

但后来格拉斯给格但斯克的市长写了一封痛苦、有品格的道歉信。在我看来，整个文件记录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是，该市长阐述他及其同事如何紧张地等待这位小说家的信（他会说需要什么吗？他会找到恰当的语气吗？），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大松了一口气并满怀感激地读它，迅速将它翻译成波兰语，接着请了一位演员将它读给聚集在市政厅的许多人听。那位演员读完的时候，全场沉默了一会。随后，听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该市长用德语总结了阐述的内容，“Danzig versteht seinen Sohn”（即“格但斯克理解自己的儿子”）。或者说，他最初肯定是用波兰语写的，“格但斯克理解自己的儿子”。

因此，他的波兰—德国贡献没有受影响。对于他不依不饶、肆无忌惮地批评美国，那些喜欢这种方式的人依然喜欢，那些不喜欢的人将更加不喜欢。显然受影响并且受损的是，他再也无法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从阿登纳到科尔的西德保守派没有正视纳粹的过去了。

然而，在此，让我尝试一下超越有意识目的范畴的挽救办法。格拉斯姗姗来迟的披露会有什么影响？随着他接近人生的尽头，纳粹主义的记忆淡化，弗伦茨贝格师党卫军的活动成为美国周末休闲战争游戏的对象[10]，格拉斯突然破坏了自己的雕像——不是作为小说家的雕像，而是作为坦诚、及时地正视纳粹过去的道德权威的雕像——让其废墟留在路边作为警示，就像雪莱（Shelley）的《奥西曼迭斯》（Ozymandias）。关于这个主题，他所说和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他现在留给我们的自身例子一半有效。六十年来，连君特·格拉斯也不愿和盘托出自己曾是党卫军中的一员！看，陌生人，颤抖吧。

当开始思考这个谜时，我与一位德国朋友讨论了一番，这位朋友只比这位小说家小两岁，但战争的经历完全不同。他说：“你知道的，我对此有一个理论。我认为格拉斯从未参加过党卫军。他只是让自己相信参加过而已。”我肯定我的朋友说的不是表面意思。我把他的话理解成是一种诗意的洞察力，洞察到了德国人的记忆痛苦又错综复杂的特质。他补充说：“但不要写上，否则格拉斯将告你宣称他没有参加过党卫军。”

2007年

[1] 翻译基本上是我自己做的，为了本文的目的，翻译尽可能接近于德语原文：Beim Häuten der Zwiebel（哥廷根：史泰德出版社，2006年）。快速浏览了一遍，我觉得迈克尔·亨利·海姆（Michael Henry Heim）的《剥洋葱》译本似乎巧妙地将不可翻译的东西都翻译了出来。

[2] 冯内古特，美国小说家，黑色幽默小说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没有国家的人》、《第五号屠宰场》。珍珠港事件后，冯内古特入伍参战，1944年被德军俘虏，在二站末期的轰炸中幸运生还。——译注

[3] 格拉斯拥有强大的想象力，但他的最优秀小说取材于生活。比如，《铁皮鼓》中奇妙的小矮人表演者。但在《剥洋葱》中，格拉斯回忆说，在去参加党卫军的路上，他看到一群小矮人在柏林火车站的防空洞里表演。《铁皮鼓》这部精彩电影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在筹备该电影的时候说，他得出结论，“这些小说中的东西都不是创造的”。

[4] 详见http：//www.zdf.de/ZDFmediathek/inhalt/29/0，4070，5255773-5，00.html.

[5] 更多有关纳粹—斯塔西的联系的信息参见本书的下一篇文章，“我们脑海中的斯斯塔西”。

[6] 我将该评论归功于我的斯坦福大学同事阿米尔·埃莎尔（Amir Eshel），她即将出版的新书有关德国和以色列文学的历史记忆位置，将在这方面发表更多引人注目的看法。

[7] 贝恩德·韦格纳，《党卫军：组织、意识形态和功能》（The Waffen-SS： Organization， Ideology and Function），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1990年，370页， 注释 60。

[8] 克劳斯·瓦根巴赫，“Grass sprach schon 1963 über SS-Mitgliedschaft”，《世界在线》（Weltonline），2007年4月25日。

[9] 似乎值得补充的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君特·格拉斯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共聚一堂，安德鲁·奥哈根（Andrew O’Hagan）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访谈，而又正值《剥洋葱》在美国出版，梅勒——他说发现该书“如果不是我读过的最优秀的战争题材作品，就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对格拉斯的行为做出了相当敏锐又同情的猜测：
我认为他可能觉得无法下手，因为一方面，他没有准备写它（即没有找到合适的文学形式），另一方面，要牺牲的东西太多。随着时间的流逝，要牺牲的东西太多了。对于他所信奉的东西，要牺牲的还要越来越多……因此现在他在为此付出代价。但我必须指出，今晚我很高兴与他在这里相聚，我尊重他。
梅勒认为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还告诉观众格拉斯的故事促使他开始“搜索自己的人生，问自己有没有隐藏了很久却从未写出来的东西，其实……可能永远不会写吗？在我看来，背叛我妻子阿黛尔的事情，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写。”
该访谈的录音可以在www.nypl.org/research/chss/pep/pepdesc.cfm？id=2678上找到。

[10] 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我们不是以政治为导向的组织，只是想享受二战时期快节奏和刺激气氛的再现。”

我们脑海中的斯塔西

德国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在世界的想象中，将自己如此亲密地与人类历史上最危险世纪中两大最糟糕的政治制度中最邪恶的魔鬼联系起来。“纳粹”、“党卫军”和“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全球已经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极端的不人道。现在“斯塔西”一词正在全球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秘密警察恐怖的代名词。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执导的影片《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直译“他人的生活”）在世界各地大获成功，顺理成章地荣获了奥斯卡奖。这将增强第二种联系，而第二种联系基于第一种联系对我们想象的预先编程。纳粹，斯塔西：德语中令人越发痛苦的半押韵。

不过并非总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我到柏林居住的时候，我对纳粹的魔鬼如何吞噬这个文化高度发达国家的谜非常感兴趣。我开始发现魏玛时代柏林人民的行为为何与阿道夫·希特勒执政后柏林人民的行为相同。最让我着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品质和人性让一个人（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上校试图刺杀希特勒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成为异见分子或者抵抗的战士，让另一个人（阿尔贝特·施佩尔）成为国家有组织犯罪的同谋？

我很快发现，在柏林墙后面的东德，尽管大屠杀较少，但男男女女们在另一个德国独裁统治下面临着类似的两难处境。我可以不用在布满灰尘的档案馆中研究这个人类的难题，而是可以在当下历史中研究。因此，我住进了东柏林，最终写了一部讲述共产党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而不是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的著作。[1]当我以旅游为主游玩另一个德国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面临斯塔西的恐怖。一名演员刚刚担任了歌德《浮士德》电影中的主演，走回该演员的公寓时，一位朋友轻声对我说：“当心，浮士德正在斯塔西工作。”我严厉批评共产主义东德的著作在西德出版后，一位英国外交官被召到东德外交部接受官方的抗议（政论家期待的最优秀的书评之一），我也被禁止再次进入该国。

东德是另一个可怕的独裁国家，但是当时西方根本没有普遍接受这种观点。连对于将纳粹和斯塔西进行比较的建议，许多西方的左翼人士都认为是过时、反动的冷战歇斯底里，对缓和政策的精神不利。1977年，《卫报》记者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总结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种体面的专制福利国家模式，东欧国家现在就成了这样的国家”。连那些自诩是“现实主义者”的保守派谈论共产主义东德的语气也与他们现在采用的语气截然不同。当时，“斯塔西”一词并不是那么难说出口。

两项进展结束了这种长期的短视。1989年，东德人民最终发起了反抗，谴责斯塔西是其先前压迫的缩影。他们常常同时受到压迫——“压抑”一词隐秘的弗洛伊德式含义——他们自己每日妥协的记忆和维护共产党政权稳定的个人责任，这都只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1990年后，联邦共和国彻底接管前东德，这意味着，与所有其他后共产主义的国家不同，新老安全服务机构之间没有连续性，毫不犹豫地揭露前秘密警察国家的恶行。大翻转。

在马丁·路德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在的国度，清教徒显然热衷于正视过去的恶行；一些东德的异见分子强烈渴望披露该政权的罪行；许多西德人（尤其是68一代）不想重蹈1949年后掩盖和遗忘纳粹主义恶行的覆辙。由于他们的推动，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迅速、广泛和系统性地开放逾177千米长的斯塔西档案。四十年后的第二个轮回，德国决心恰当地来“直面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当然，俄罗斯的克格勃（东德老大哥的老大哥）并没有采取此类行动。

一番犹豫后，我决定回去看看自己是否有一份斯塔西的档案。真有。我读了一遍，对我过去生活的详细记录——325页有毒的玛德莲蛋糕——深深地打动了我。德国曾经成立过历史情报机构，在它的帮助下，我能够极其详细地研究制作该档案的政治胁迫机构。接着，像一个侦探一样，我找到了告发我的熟人和参与我这件案子的斯塔西的官员。除了一个人外，所有人都愿意谈一谈。他们告诉了我自己的人生故事，解释了他们为何开始做他们所做的东西。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理解，都太可以理解了；富有人情味，都太有人情味了。关于整个经历，我写了一本书，称之为《档案》（The File）。[2]

一

因此，我特别感兴趣地坐下来看这部有关斯塔西的著名电影《窃听风暴》，该电影由一名西德的导演执导，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他只有十六岁。设定的时间是奥威尔的1984年，该片讲述了尽职尽责的斯塔西上尉格尔德·卫斯勒（Gerd Wiesler）对该国著名剧作家格奥尔格·德莱曼（Georg Dreyman）及其美丽动人、敏感的演员女友克丽丝塔—玛丽亚·西兰（Christa-Maria Sieland）实行全面监听的故事。随着案件的发展，我们看到这位斯塔西上尉逐渐对自己的任务失望。他意识到，整个行动只是为了让文化部长摆平剧作家这个对手，利用自己的职务捕获可爱的克丽丝塔的芳心。卫斯勒问他的上级安东·格鲁比奇上校（Colonel Anton Grubitz）：“这是我们参加组织的理由吗？”

与此同时，他开始好奇地着迷于他通过与隐藏在剧作家公寓墙纸后面的窃听器相连的头戴式耳机听到的东西：那个文学、音乐、友谊和美妙性爱的丰富世界，与自己在沉闷塔楼里乏味、孤独的生活（只能偶尔跟斯塔西委派的老妓女短暂地放松一下）不同。在公寓楼顶层他监听的藏身之处，卫斯勒坐着一动不动地倾听着德莱曼演奏一首名为《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钢琴曲——这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戏剧导演送给该剧作家的生日礼物，文化部长禁止这位导演继续自己的职业，后来他就自杀了。这位秘密的监听者违反所有他自己在斯塔西的大学教授的规定，溜进公寓，偷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写的一卷诗歌。接着他躺在沙发上，沉醉在布莱希特更加伤感的诗歌中。

在错综复杂又扣人心弦的剧情高潮部分，角色发生了逆转，剧作家的女友将他出卖给了斯塔西，但斯塔西的上尉牺牲了自己今后的事业救了他，让他免受暴露和逮捕。他沦落到与一名下级军官一起在斯塔西的地窖里利用蒸汽拆信，这位下级军官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在斯塔西的食堂里开政治玩笑的那个人，在令人害怕的对话中，格鲁比奇上校问了他的名字和军衔。

柏林墙倒塌后，这位剧作家读了自己的斯塔西档案，从内部证据中发现卫斯勒——在档案中的名称是HGW XX/7——肯定保护了他，剧作家后来写了一部小说，像那首曲子一样，将其题为《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影片最终以三行电影俳句结束。在东柏林——现在我们已经处在1993年——的卡尔·马克思书店里，这位前斯塔西成员翻开了这本新出版的小说，发现它“感激地献给HGW XX/7”。书店的店员问：“要包起来送人吗？”“不用，”卫斯勒说，“这是给我的（es ist für mich）。”字幕：剧终。恰到好处。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被深深感染了。然而，我又由于感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了反对意见：“不！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这太五彩斑斓、浪漫甚至戏剧化了；在现实中，要灰暗、俗丽和乏味得多。”比如，那位剧作家穿着棕色的灯芯绒西装和开领衬衫，穿着和言谈举止都像是来自慕尼黑的高尚社区施瓦宾格（Schwabing）的西德学者而不是东德人。几个细节也有错误。日常执勤的时候，斯塔西的官员不会穿那些漂亮的制服、长到膝盖的发亮皮靴、皮带和装甲兵式的裤子。相反，剧中斯塔西大学里的学生穿的是普通、学生式的平民服装，而他们本应该穿着制服的。斯塔西的监视小队最不可能在同一幢大楼的顶层住下——这肯定会让居民知道，卫斯勒向楼梯井上那位剧作家的邻居发出的那种可怕警告（“只要有一个字泄露出去，玛莎就不能继续在大学学习医学。明白吗？”）并不能确保所有居民都守口如瓶。

剧中的一些语言也太高雅、太老式了，完全是西方的语言。知道面包哪一面涂了黄油的剧作家在与文化部长的交谈中根本不会用西德的单词——Berufsverbot——来表示黑名单。我在东德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称一个女人为“gnädige Frau”，它是一个旧式的短语，表示“小姐”和“我的夫人”之间的一个意思。斯塔西的上校在审讯中也不会称克丽丝塔为“亲爱的”。我敢用最后一个德国马克打赌，1984年的时候，西德新闻杂志《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记者不会谈到整个德国（Gesamtdeutschland）[3]。这在我看来与其说是1984年真实东德所用的词汇，还不如说是背井离乡的德国贵族的词汇。导演和编剧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就是在贵族中长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的父母从德国的东部逃了出来。

但这些反对意见尚未切入正题。重要的是这是一部电影。它运用好莱坞的套路和习惯，向尽可能广泛的观众传递一部分斯塔西监控下的生活的真相，以及那些经历所披露出关于人性的更大真相。它融合了历史事实（有几个斯塔西的位置是真的，大多数术语和谍报也是准确的）和快节奏惊悚片与爱情故事的元素。

我在牛津大学见到了冯·唐纳斯马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与他讨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尽管极力为该影片基本历史的准确性辩护，他马上承认一些细节是为了戏剧效果而故意改变的。因此，他解释说，如果他让斯塔西的学生穿着制服，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普通人无法与他们产生共鸣。但由于他让他们（错误地）穿着学生式的平民服装，还让其中一个人（难以置信地）问了一个极其幼稚的问题——“在审讯中恐吓是不对的吧？”——观众可以与他们产生共鸣，被故事吸引。他称，在电影中，现实总是要被浓缩（verdichtet），但要具有Dichtung（即诗歌或者更广泛地说，小说）的言语联系。因此有了升级的语言（“我求你，我求你”——“我求你了”[Ich flehe dich an]——该剧作家那会说，要求他的女友不要再次屈服于部长的贪婪色欲）。因此有了丰富的绿色、棕色和浅灰色的绚烂调色板（整部电影都是在这色调下拍摄的），以及克丽丝塔之死相当歌剧化的登场。

在牛津大学电影院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该导演在不同的回答中提到了他钦佩的两部电影：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令人害怕的大屠杀纪录片《浩劫》（Shoah）和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版的《天才雷普利先生》（The Talented Mr Ripley）——一部有关谋杀和假冒身份的惊悚片，他选出它们是因为“它没有让我感到无聊，为此，我非常感激”。在《窃听风暴》中，《浩劫》遇上了《天才雷普利先生》。冯·唐纳斯马克确实在意历史事实，但他更在意不让我们感到无聊。为此，我们非常感激。正因为他不是一名东德的幸存者而是美国化西方世界主义者的新生儿，条件优越、说流利美国英语和好莱坞通用语言的西德人（其粉色的领扣衬衫的领尖纽扣特意不扣），他才能将东德的经历转化成一种吸引世界想象力的习语。

当今最优秀的影评作家之一安东尼·雷恩（Anthony Lane）通过改编卫斯勒的最后一句话——“这是给我的”——来总结其在《纽约客》中令人钦佩的影评。雷恩写道，你可能认为这部电影只是针对现代德国人的，但它不是：“这是给我们的（Es ist für uns）。” 他可能比自己知道的还要正确。《窃听风暴/他人的生活》是一部为他人精心策划的电影。与许多德国制造的其他东西一样，它旨在出口。雷恩所说的“我们”——《纽约客》的读者——正是其理想的外国消费者。或者确切地说，那些《纽约书评》的读者。

有什么必要的东西在这个翻译的版本中丢失了吗？总体而言，为了传递出更深刻的真相，小小的不准确和不真实是情有可原的艺术创作风格。然而，它确实丢失了重要的东西：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如此知名的称之为平庸的恶的感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网眼帘布、塑料板搭成的小屋和拖车里是最平庸的恶。然而，这是极难再现的，当然对于更广泛的观众来说，正是因为它太平庸，太无趣了。（或者说，伟大的编剧和导演能创造一部有关无聊的有趣电影吗？我把挑战放在这里。）

这部影片的一种核心说法仍然令人烦恼。那就是在影片的结尾明确暗示的想法，即斯塔西的上尉是奏鸣曲中的“好人”。现在我听到斯塔西的告密者最终保护了那些他们正在告发的人。我知道全职的斯塔西特工开始幻想破灭，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此外，在与前斯塔西官员多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从未遇到一个我感觉纯粹是恶人的人。软弱无能、心胸狭隘、投机取巧、自欺欺人，没错；做过坏事的人大多都这样；但我总是能看到，他们的身上还留着好的一面，这好的一面可能会在其他情况中扩大。

我们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卫斯勒自己发生了转变，这转变似乎难以置信的迅速，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尽管东德演员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演妙到毫巅。一开始，展现给我们的是干劲十足的苦行者，那首奇怪的奏鸣曲和布莱希特的诗歌不足以改变他。我发现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历史顾问曼弗雷德·维尔克（Manfred Wilke）在电影附带的书中（包含原始的电影剧本）为该电影的许多方面提供了历史依据，但没有提供一个记录在案的例子，讲述斯塔西的官员这样做却逍遥法外的。相反，他引用了两位反叛官员的例子，一位是少校，是在1979年，另一位是上尉，是在1981年，他们两位都被判死刑并被处决了。然而，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转变和掩盖刚好在可能的范围内。（如果格鲁比奇上校揭露卫斯勒，他将危及自己。）

因此，卫斯勒做了一件好事，与他之前所做的无数坏事反向而驰。但从这一跃得出他是“一位好人”的观点是过分的艺术夸张。在处理评估独裁统治下人们行为方式的危险道德迷失时，有两个典型的错误。一个错误是简单、非黑即白、摩尼教式地划分好人和坏人：X是告密者，因此他肯定是坏人；Y是异见分子，因此她肯定是好人。任何曾在这种情况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事情要复杂得多。另一个同等但相反的错误是道德的相对主义，这最终模糊了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分界线。在自由思想的西方人——绝非巧合的是，通常是当时通过玫瑰色眼睛看东德的人——那里经常可以遇到这种道德的相对主义。与此通常如影随形的是这样的看法，即斯塔西的档案根本不可信：“档案是假的（Die Akten lügen）。” 冯·唐纳斯马克本人与这种相对主义相隔十万八千里，但他的电影令人不安地朝它靠近。该影片中的“好人”是一名为了保护艺术家而伪造报告的斯塔西上尉。

这是一个错误，但并不致命。毕竟，仅凭《窃听风暴》的影响不会引发一波全世界对前斯塔西官员的同情。它将以风格化的时尚方式，把那个制度的恐怖带给国内之前对此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观众。这是一部令人难忘、精心制作的影片。因此，它配得上奥斯卡奖。

二

根据《明镜》周刊的一篇报道，奥斯卡颁奖典礼后，情绪激动的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最终抵达德国的深夜庆祝会时，他在空中挥舞着奥斯卡的小雕像欢呼，“我们是世界冠军（Wir sind Weltmeister）！”该词组并不是指世界的主宰者，而是指世界冠军（比如足球方面）或者世界大师（比如在高尔夫球方面），另外还附带暗示艺术大师，比如在名歌手或者名著方面。但是德国人到底在哪个方面是世界大师？在足球方面，差不多是。他们在2006年世界杯中的良好表现带来了真正爱国的庆祝场面——这在战后的西德是非同寻常的，而这可能就是冯·唐纳斯马克的心中所想。当然，在出口业中，有向英国出口的宝马车，向伊朗出口的机械工具，向中国出口的生产线，还有偶尔出口的电影。《窃听风暴》在世界各地已经获得了2 300多万美元票房——对于德国经济来说是一笔相当不错的出口额。

有人可能往往会说，尤其在看完该电影之后，德国也是建立残酷独裁统治的世界大师。保罗·策兰在其无与伦比的“后大屠杀”诗歌“死亡赋格曲”（Death Fugue）中写道，“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在法西斯主义上，希特勒的德国无疑是世界冠军——简直是举世无双。但昂纳克领导的德国也是如此吗？是的，这个只有1 700万人口的小国家是心理恐吓的缩影。正如奥威尔所认为的那样，完美的极权制度不需要杀人或者在心理上折磨任何人。我最不愿意缩小东德政权所做的恶行，但与在斯大林的古拉格（Gulag）[4]、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和波尔布特（Pol Pot）[5]的种族大屠杀中死亡的数百万人相比，很难坚持说这是共产主义带来的最糟糕情况。

在那个更大的背景中，与纳粹德国不同，东德只是小插曲而已。斯塔西是以克格勃为模型，并不是像许多人模糊想象的那样以盖世太保（Gestapo）[6]为模型。随着其他苏联集团国家的档案的开放，我们发现它们的秘密警察的工作方式非常相似。不过，或许斯塔西要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因为它是德国的；而在克格勃的档案中还有许多更大的恐怖。另外，我们不要忘记，斯塔西国家的那点心理恐怖自始至终依靠红军的存在和苏联使用武力的意愿。这些一消失，斯塔西国家也完蛋了。

那么为什么是“斯塔西”这个词——而不是“克格勃”、“红卫兵”或者“红色高棉”（Khmer Rouge）[7]——正迅速在全球成为共产主义恐怖的代名词？因为德国人真正堪称世界冠军的行业是对其国家恐怖形式的文化再现。没有哪个国家在调查、传播和呈现——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其过去的恶行方面比它更有才华，更持之以恒和更具创新性。

这种文化再现必须处理犯罪者和受害者的性格。在希特勒的大屠杀中，古腾堡（Gutenberg）[8]的传人开始灭绝书籍的传人。欧洲最有天赋、最渊博和最具创造力的一个民族试图摧毁另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两个民族都生活在繁荣昌盛的文化中，互相依存。（一名波兰的民间木雕师曾对我的一位朋友说：“德国人是犹太人的坏情人。”）后来，两个民族一丝不苟地用前所未有的艺术创作来纪念那恐怖。在策兰的“死亡赋格曲”中，这首德语诗歌低声回应着哈西德教派的神秘主义，这种纪念方式本身就是德国人—犹太人相互依存的新胜利。策兰自己曾说到他深爱的德语是如何在“死亡演讲的无尽黑暗”（die tausend Finsternisse todbringender Rede）中幸存下来的。现在，该语言通过他再次重生，而他自己刚刚避开了德国来的那位大师。

至于共产主义，德国人自己实行了它——不过并不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古腾堡的传人压迫路德的传人。这段历史一结束，兰克的传人又马上接手。整整一代西德的现代历史学家，在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中受到了训练，现在又把他们熟练的技能应用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上。只有西德的存在和特点及其应对艰难过去极具道德性和专业性的方法，能解释斯塔西现象的独特文化传播。（想象一下，一个民主的西俄罗斯接管前苏联，积极准备着揭露克格勃的所有恶行。）现在我们又有了由完全美国化的年轻西德人制作的电影版本。

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环环相扣。认知学的科学家告诉我们，重复文字和图像可以加强神经突触，它们连接着神经回路中的神经元，在我们的大脑中负责处理这些文字和图像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精神上的联系变成了电化学上的本能联系。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窃听风暴》直接勾起了这些早已存在我们脑海中的联系。比如说显然微不足道的细节——斯塔西的官员的制服。为什么它至关重要？因为一看到德国人穿着一身普鲁士的灰色制服，闪亮的长筒皮靴，我们的神经突触就会开始尖叫：纳粹。

早在1984年——该影片的故事发生的时间，饰演卫斯勒的阴险上级格鲁比奇上校的演员因在西德的舞台上饰演党卫军而成名，有人发现这一点根本不足为奇。斯塔西的真正日常制服不过是大批量生产的廉价涤纶制品配上廉价的、邮差穿的靴子，这就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了。由于用戏剧性的方式拍摄他们，剧作家德莱曼在文化部长周围跳舞的场景让我猛然想起《摩菲斯特》（Mephisto），这是一部由伊斯特凡·萨博（István Szabó）[9]执导的精彩影片，讲述了一名演员兼导演古斯塔夫·古鲁丹斯（Gustaf Gründgens）及其与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之间浮士德式的协议。又一个纳粹—斯塔西的回路联系在不知不觉中被触动了。

接下来就是影片的关键时刻，德莱曼在钢琴上演奏古典的《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卫斯勒通过头戴式的耳机倾听着。演奏结束后，德莱曼转向克丽丝塔大声说道，“听过这音乐的人，我是说真正听过的人，还会是一个坏人吗？”冯·唐纳斯马克表示，自己是从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的一段话里得到的灵感，高尔基在这段话中写到，列宁曾说他不能倾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Appassionata），因为它让他想说一些甜蜜而愚蠢的东西，轻拍小人物的脑袋，但是实际上必须敲打那些小小的脑袋，狠狠地敲打，才能实现革命。作为一名一年级的电影系学生，冯·唐纳斯马克想知道“如果一个人强迫列宁倾听热情奏鸣曲会怎么样”，这就是他这部电影最初的灵感。（德莱曼其实提到了列宁的话。）

因此，该场景的灵感来自俄罗斯。但当我们观看影片的时候，我们——尤其是雷恩提到的“我们”——会立即产生什么联想？我们肯定会想到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钢琴师》（The Pianist），影片中，一名德国军官被一名波兰犹太裔的钢琴师演奏的肖邦（Chopin）深深打动，放过了他——就像卫斯勒放过德莱曼一样。我们也肯定会想到那些受过教育的纳粹杀手，他们晚上听着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音乐，然后第二天早上出门去杀害更多像门德尔松这样的人。难道他们没有真正地倾听音乐？良好的教养能赋予人性吗？我们又再度陷入了20世纪德国最深奥的谜题，该谜题在音乐与诗歌中以最感人的方式传达了出来。正是这些神经突触的联系让《窃听风暴》在我们的脑海中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共鸣。

在21世纪的头几年，制作该影片的德国是地球上最自由和文明的国家之一。在如今的德国，与传统的自由家园——例如英国和美国——相比，人权和公民自由获得更加让人羡慕和有效的保护。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有历史学家的职业素养、新闻记者的调查技巧、国会议员的严肃认真、投资者的慷慨大方、神父和道德家的理想主义、作家的创作天才，没错，还有电影制作人的才能，这一切合起来巩固了世界对德国与邪恶之间最难以磨灭的联系的想象。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德国就不可能成为一片如此美好的土地。在人类文化的所有记录中，难道还曾有过更自相矛盾的成就吗？

2007年

[1] ‘Und willst Du nicht mein Bruder sein...’ Die DDR heute （Reinbek： Rowohlt， 1981）. 部分以英语版的形式出现在《灾难的价值：有关中欧命运的随笔》（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纽约：兰登书屋，1989年。

[2] 2009年由大西洋图书公司再版，添加了新的后记。

[3] 指战后的整个德国，有时不仅包括东德，还包括以前德国东部的领土，比如西里西亚（Silesia），1945年后给了波兰。

[4] 古拉格，苏联的劳动营和监狱系统，20世纪20—50年代中期关押苏联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机构。——译注

[5] 波尔布特，1976年至1979年间出任民主柬埔寨总理。——译注

[6] 盖世太保，德国纳粹时期的秘密警察。——译注

[7] 柬埔寨的左派势力，1975至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建立了民主柬埔寨政权，他们极端野蛮的统治导致多达200万人死于饥饿、困苦以及死刑。——译注

[8] 古腾堡（约1398—1468），德国发明家，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译注

[9] 伊斯特凡·萨博，匈牙利著名导演，其执导的《摩菲斯特》在1981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译注

我们这个时代的奥威尔

即使你和我一样是奥威尔热情的崇拜者，面对制作精美、注解惊人的二十卷本《乔治·奥威尔全集》，你肯定会问：为什么是奥威尔？在所有作家中，为什么要将他青少年时期伤感的爱情诗像弥尔顿失传的十四行诗一样编辑？他那数百篇书评和专栏文章的持久价值是什么？他的录音谈话，担任他人谈话节目制作人时的无聊信件，甚至还有在英国广播公司印度部工作的两年时间里的内部“谈话预定表”，组成了厚厚的三卷，你要如何说明其合理性？当彼得·戴维森博士说《全集》时，他强调的是“全”。[1]

每一行字都像对待莎士比亚一样。然而，奥威尔不是莎士比亚。他不是公认的天才。他也不是天生的英语大师。他早期的许多作品极其糟糕。一位诗人朋友称这位年轻的准小说家“像一头拿着步枪的牛”。他后来自己将两本出版的小说《牧师的女儿》（A Clergyman’s Daughter）和《让叶兰在风中飞舞》（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在该全集中都进行了精致的重印）评为“十足的滥书”。他临死的时候，留下遗嘱，“不要”重印它们（他的资产）。连他最后的杰作《一九八四》也因拼拼凑凑的情节和差劲的写作技能而大打折扣。只有《动物庄园》是完美的杰作。

一行行，一页页文字相比，人们可以立即想出六位20世纪更加优秀的作家：康拉德、乔伊斯、艾略特、劳伦斯、奥登、沃。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获得这样的待遇呢？为什么是奥威尔？

一

这个问题的一个可能答案是：其他人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待遇。这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想法，但值得考虑一番。将所有散文、文章、广播、评论、书信、日记、笔记条目还有其他人回复的精选，按照写作的日期和年份编排印刷会带来极其丰富的理解。当你徜徉于生活和工作的紧密联系中时，单个作品纯粹的文学价值就不那么重要了。你会发现多重联系：在奥威尔评论的书和自己所写的书之间，在自己的爱情经历和他创造的人物的爱情经历之间，在他青少年时期抓到的可怕老鼠、西班牙监狱中的老鼠和在《一九八四》中耸人听闻的101号房间里最终咬伤温斯顿·史密斯的老鼠之间（“这样弄裘利亚！”）。

这样编辑甚至可能有助于产生一种新的智识民主。不用管出版的传记。这里有你写传记所需的原材料。智识民主主义者奥威尔肯定会赞成这种做法。因此，或许每一位重要的作家都应该接受戴维森式的彻底重组。康拉德和乔伊斯只需要找到自己的戴维森，他们愿意投入小小的资金和十七年令人疲惫的编辑工作。接着要有出版机构或者慈善家让这些成果以人们能够负担得起的形式呈现（这次奥威尔的全集也是如此），平装本或者电子版的形式都行。如果按照精装本的价格，只有大学的图书馆和几位幸运的书评作家将拥有智识投票权。

对于“为什么是奥威尔”这个问题，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独特魅力和持久的重要性。魅力和重要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先谈一谈魅力。戴维森引用了奥威尔的同学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的著名评论：“奥威尔的一切都相当有趣。他像劳伦斯，他所说或者所写的所有东西中都闪耀着个性。”确实如此，那是一种古怪、固执、叛逆、地道的英国个性。

少量的传记事实就够有趣的了：伊顿公学富有天赋的奖学金获得者竟然在缅甸做过殖民警察，在巴黎当过洗碗工，在伦敦当过流浪汉；他在乡下开过店，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抛弃伦敦的左翼文学，住到了苏格兰岛偏远地区的一个农场里，在文学胜利的时刻死于肺结核，年仅四十六岁。他又高又瘦，穿着破旧的粗花呢夹克、宽松的灯芯绒裤子和黑色的衬衫，留着古怪的铅笔线胡子，嗓门又高又尖，吸工人的卷烟，他在世的时候，这些是轶事，他死后变成了传奇。奥威尔去世五天后，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在自己的日记中指出：“通过阅读凯斯特勒（Koestler）、普里切特（Pritchett）和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等人给乔治·奥威尔写的各种讣告，可以看到人类传奇是如何创造的。”

没有人能比奥威尔更好地刻画英国的人物，他自己就是一个体现英国人特点的活文集。他与阶级的复杂关系非常英式：对最细致的等级分类相当警惕（众所周知他曾将自己的家庭形容成“上层中产阶级偏下”），讨厌绅士气派和阶级差别，却永远无法避开它们。五十年来，中产阶级的左翼人士一直在与这种紧张关系做斗争，奥威尔的鬼魂总是跟在它们的后面，这表明他深爱的英国改变这一点是多么的缓慢。

他的幽默感也非常英式，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砂纸般的魅力所在。佛朗哥的狙击手打穿奥威尔的喉咙后，奥威尔的指挥官乔治·柯普（Georges Kopp）在真实报告奥威尔的身体状况时写道：“呼吸完全正常。幽默感不会受影响。”他有发表一些骇人言论——“所有烟草商都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习惯，随后还藐视你不认真对待它。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是他的政治对手，但他们都写讽刺性的文章。他集道德家和讽刺作家于一身。康诺利说，在手帕工厂里，奥威尔不对其条件说教一番就不舒服。

他在处理与女性的关系上笨手笨脚，这也是英式的，啊，太英式了。有一些伤感、几乎哀求的信：“我希望有一天，你能让我再次和你做爱，但如果你不让也没关系，我总是会感激你对我的好。”在情感的保守陈述方面也是英式的，太像戴安娜死前的英国式了，这种保守的陈述甚至比其喜剧化的夸张还要极端。毫无疑问，他与活泼、聪慧、机智又会提供支持的第一任妻子艾琳（Eileen）的婚姻对他相当重要。但她在手术台上意外英年早逝后，他对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2]表达自己的悲痛说：“她是个不错的伴儿。”

他热爱乡村、动物和园艺也是英式的。最重要的是，他所有的聪明才智及其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是英式的。他热衷于写日记、记笔记和列名单。这些资料包装紧凑，包含着惊奇的真相和细致的观察，从不同品种母鸡的习惯到德国炸弹落到伦敦大街上。他爱真相。如果他心中有一个神的话，那它就是吉卜林的“实事求是之神”。

然而，出现了复杂局面，这也是魅力的一部分。奥威尔将太多自己的生活放入了作品中。他的九部长篇大作（现在是《奥威尔全集》中的前九卷）有三部看上去是自传。他率先有力地使用第一人称“我”。这个奥威尔清清楚楚的声音是一种反抗又质朴的诚实，是一个老实人直言不讳地讲述事实。但这个“我”到底是谁？是真人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译按：乔治·奥威尔原名）还是创造的人物——乔治·奥威尔？从大多程度上来说，他给我们讲述的东西是真的？

他最突出的早期随笔之一描述了在缅甸亲眼目睹行刑的情景。但他后来告诉三个不同的人，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那么他曾亲眼目睹过行刑吗？他给一本《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作了注解，送给一位女友：这是真的，几乎像真的一样，但“这件事是编造的”。无论如何，在他讲述的故事中，他好像真的穷困到了身无分文，但这是一个根本的谎言。在英国，他有亲戚朋友，在法国，有最喜欢的姑母，他们肯定会出手相助。

美国“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3]的化身在写作之前读了他的作品吗？即使他们没读，他也是此中先驱。新新闻主义关于真实报道的本质和虚构与非虚构真相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今对整个更高的新闻界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奥威尔”中都有。

这已经是上千种批评研究的对象。所有英语文学学院似乎都一直在忙于解开、三分、解构和重构奥威尔作品中的事实和虚构成分。然而，如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书的作者在上半个世纪没有大获成功，在全世界产生影响，这种传记和批评的魅力就不会存在，更不用说不断地像复制真十字架文物一样复制奥威尔。魅力最终无法与重要性分开。

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曾写道：“至于对历史的影响，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是20世纪首屈一指的作家。谁能与他争锋？奥威尔？凯斯特勒？”这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我会说奥威尔。首先，他的影响力要广泛得多。“老大哥”、“新话”和“双重思想”已经收录进英语词典。它们常常运用于不太恰当或者非常不恰当的语境中。他的影响力的主要证据来自他发明的政治术语的滥用，而他发明这些术语就是为了警告这种滥用，奥威尔对于这种讽刺可能不太好受。

与此同时，“奥威尔式”（Orwellian）一词随处可见，作为形容词用来形容极权主义的恐怖和篡改历史等（与“卡夫卡式”差不多），作为名词用来形容其作品的崇拜者和有意的追随者。收获既作为形容词又作为名词双重词性的作家寥寥无几。我一下子只能想到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狄更斯、托尔斯泰、乔伊斯和詹姆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分是巧合，刚好听起来悦耳。“Solzhenitsynian”又长又难读，“Eliotian”的读音听起来像“hair oil”。）

不，奥威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作家。他的朋友亚瑟·凯斯特勒根本不能与他相提并论。谁能呢？波普尔（Popper）[4]？哈耶克（Hayek）[5]？萨特（Sartre）[6]？加缪（Camus）[7]？布莱希特？阿隆（Aron）[8]？阿伦特？伯林？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力可能要比这些人都大。然而，早在索尔仁尼琴之前，时间要长得多——从1945年到1990年，整个冷战期间——我们当时所称的“西方”将奥威尔视为普通极权主义尤其是苏联极权主义至高无上的描述者。

在索尔仁尼琴有竞争力的领域，他也能与索尔仁尼琴并驾齐驱。在当时所谓的“东方”，任何拥有偷渡版《动物庄园》或者《一九八四》的人都会在一夜之间读完，意识到它极其讽刺性地批评了他们自己所处的现实。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尼克里契（Aleksandr Nekrich）写道，“乔治·奥威尔可能是了解苏联世界最核心东西的唯一西方作家”。俄罗斯诗人纳塔利娅·格班耶维斯卡娅（Natalya Gorbanyevskaya）告诉我，她感觉奥威尔是东欧人。

但他不是。他是地道的英国人，从未去过离俄罗斯或者东欧很近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波兰和捷克的朋友会向我展示其秘密出版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并说，“但是他是怎么做到的？”是谁告诉他在他们公寓楼的“走廊里有煮熟的卷心菜味道和破旧的席子”？从缺乏剃须刀刀片到双重思想根深蒂固的心理，他是如何理解这一切的？他又是如何知道的？

答案既复杂又简单。这其实要从西班牙的内战说起。由于他曾加入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统工党（POUM）的民兵组织而不是共产主义领导的国际纵队，他和他的妻子后来在巴塞罗那对马统工党的暴力镇压中受到牵连。与他一起在前线并肩作战的朋友，要么被俄罗斯领导的共产党人——原本应该是他们共和国的盟友——送入监狱，要么被他们杀死了。奥威尔成了街上的逃亡者。这套全集中印出了一份秘密报告，是递交给审判间谍罪和叛国罪的法庭的，在该报告中，埃里克和艾琳·布莱尔（译按：即奥威尔和他的妻子）被形容成是“狂热的托派分子”和“马统工党的特工”。如果他们没有早几天逃出西班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像乔治·柯普一样锒铛入狱，受到折磨，被扔到一个有大老鼠的煤仓中。

这种共产主义的恐怖、背叛和谎言的直接体验是理解他所有后续作品的关键。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在巴塞罗那，有一名俄罗斯特工受到指控，说他诽谤马统工党是托派佛朗哥背叛者，他在描述这位特工时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职业就是说谎——除非有人把记者算上。”后半句是典型的黑色幽默，但也反映了进一步的失望发现。回到英国，他发现实际上所有左翼的媒体都在隐瞒或者编造有关巴塞罗那事件的事实。这是他西班牙经历的第二部分，对他的打击更大，因为这发生在自己的国家。从此他开始着迷于自己在《一九八四》中所形容的大洋国统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篡改历史”。编造、美化或者重写历史：简而言之，记忆之洞。

继西班牙之后，他继续满怀讽刺地热情关注纳粹和苏联极权主义的动向，尤其是苏联的极权主义。他仔细地阅读报纸。他众多笔记本中的一本记录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包括纳粹—苏联协议。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让他形成了世界可被分成三个大集团的想法。他是谈论卡廷大屠杀的先驱之一，内务人民委员会部（NKVD）[9]实施了该大屠杀，杀害了数千名波兰军官，但将它推到了德国人身上。此外，他也写书评。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反乌托邦作品《我们》是公认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一名美国记者对苏联生活的叙述包含《一九八四》中的核心修辞：“2+2=5。”（这其实是苏联的一个海报，表示五年计划能够在四年内完成。）

在奥威尔想象的1984年中，许多对于满目疮痍、散发着臭味的伦敦的切身感受来自1946年至1948年间满目疮痍、散发着臭味的伦敦。（没有人猜到的是，到了真实的1984年，华沙和莫斯科仍然是满目疮痍，散发着臭味。也有一些细节是以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为基础的。戴维森表示101号房间是一个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玩笑。奥威尔在广播大厦（Broadcasting House，译按：英国广播公司的办公大楼）的101号房间参加过许多令人乏味的印度部会议。

最后，与所有作家一样，一些素材是非常个人的东西。在闪耀着阳光的林地溪谷中做爱是不断浮现的幻想，他至少和一位女友埃莉诺·雅克（Eleanor Jaques）这样干过。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他记得她“那在深绿色青苔上雪白肌肤的身体”。在《一九八四》中，那个雪白肌肤的身体又回到了树林中（裘利亚的“身体在阳光中晶莹剔透”）。还有他一生难忘的老鼠。此外还有一些相当黑暗的东西：他能够如此生动形象地描写残忍的警察镇压甚至施虐狂，不仅因为他曾真的做过压迫人的殖民警察，还因为他的个性中有一点点残忍。

所有素材都齐了，但秘诀在于组合。新组合是他早期作品的主要缺点，现在神奇地转变成了优点。他作为小说家的不足在于他没有足够转化创新性想象力的力量。他后来关于《在缅甸的日子》对一位记者写道：“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报道了我所看到的东西而已。”你可以用这句话来评论他的所有小说。在他的小说中，有一半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报道而已。他作为记者的不足（不那么严重，但仍然是不足）是他喜欢说毫无根据、笼统、粗暴的大话：“真正的革命者都不是国际主义者”，“高度工业化国家中的所有左翼政党实际上都是做做样子”和“人道主义者通常是伪君子”等。正如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10]评论的那样，他“像野蛮人一样夸大其词”。当然，这部分是他的幽默。但这种新闻风格的问题在于最终你都不知道是否要认真对待。

现在看一看在《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里发生了什么。这两本书的影响力正是来自如下事实：它们非常紧密地以1917年后三十年间的真正事件、细节和趋势为基础。他在给出版商写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这种紧密程度，在信中，他要求出版商将在《动物庄园》中描写人类炸风车那一幕的那句话，“包括拿破仑在内的所有动物扑向他们的脸”，改成“除了拿破仑之外的所有动物”，因为“这样改对J.S.才公平，因为德国进攻的时候，他确实待在莫斯科”。如果俄国人和东欧人奇怪地感觉到在《一九八四》中能认识到他们所处的现实，那是因为起点是他们所处的现实——有一些纳粹主义，20世纪40年代的伦敦也迅速卷入其中。但后来一位喜欢野蛮、黑色幽默大话的人将这种紧密观察到的现实搬上了大屏幕。破坏新闻主义的东西造就了杰作：先是短小、形式完美、斯威夫特式的讽刺寓言，接着是更大、形式不那么完美但最终更加有力的反乌托邦作品。

最后是时机。由于他的西班牙经历，当大多数他同时代的人还在歌颂我们斯大林格勒的英勇盟友时，奥威尔已经在关注苏联问题了。著名的是，维克多·戈兰茨公司（Victor Gollancz）、费伯出版社（Faber’s）的T. S.艾略特（艾略特富有思想的信在该出版社出版）、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和信息部匿名官员的建议都拒绝了《动物庄园》。该书于1945年8月出版，当时英国开始意识到他们可能必须正视另一场战争，这次是对其前盟友的“冷战”。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奥威尔是在英语中使用“冷战”这个词组的第一人。近代历史学家描述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1945年和1946年的时候，英国试图让不情愿的美国卷入冷战中。1946年8月，北美出版《动物庄园》本身就是这个过程的一小部分。1949年，刚好柏林封锁之后，《一九八四》出版，当时那场新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接着奥威尔使出了最后的绝招。他去世了。文学界的朋友纷纷称赞他，如果他还是一名活着的竞争对手的话，或许他们就没有这么慷慨地称赞他了。他是冷战时期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1]，英国文学研究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FK）。如果他还活着，像凯斯特勒一样因步入大众科学的领域而让自己的名誉受损，或者像现在的索尔仁尼琴一样忙于拆毁自己的纪念碑，那就没有那么令人满意了。正如埃德蒙·克莱里休·宾利（Edmund Clerihew Bentley）所写的那样：

对于死

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猜一猜奥威尔可能会走哪条路是相当不错的在家里玩的游戏。无论他走哪条路，那都是固执己见、背道而驰的路。他致力于把平等作为其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但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年，他很少让人陪着，将自己收养的儿子送到了威斯敏斯特学院。更加严重的是，从他最后的草稿中发现，他又回归到了虚弱、模糊的萨默塞特·毛姆式小说，可怕地回归成了拿着步枪的牛。

但是并没有回归，由于1950年他死于创作上的巅峰时期，他的神话将越来越多，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左翼和右翼都宣称他属于自己那一派，争论他的遗产。

二

奥威尔是左翼的冷战分子，反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被迫在俄国和美国之间选择时，他于1947年告诉其前出版商维克多·戈兰茨公司，“我总是会选择美国”。但他迅速指出，美国对《一九八四》的解读是，攻击英国的工党政府及其标榜的社会主义。他说，该书的传达的信息是：“不让它发生。这取决于你。”

短暂当过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成员后，他总结说：“只有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作家才能诚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当骑墙派。远远不是如此。他举例说明了以观众身份参与的无党派性。他坚持到了最后。他不仅像许多左翼作家一样去了西班牙，还为共和国而战，被人打穿喉咙。由于疾病缠身无法加入英军对抗纳粹德国，他成为乡团（Home Guard）的热情的中士。

他认为，在冷战中，作家的职责也是战斗，不仅与自己的作品战斗，还要在志愿者组织中战斗。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他与亚瑟·凯斯特勒计划组建一个他是副主席的另一个组织，该组织恰如其分地被命名为“自由维护委员会”（Freedom Defence Committee）。1948年，政府员工由于跟共产主义的可能联系开始受到系统的调查，他签署了一份“自由维护委员会”的声明，称只要受调查者有权让贸易工会的官员代表自己，军情五处（MI5）和政治部（Special Branch）的证据总是确凿，员工可以互审其调查者，此类调查（后来称为“审查”）就可以接受。这是他冷战时期的政治学。

你可能还是会问：为什么是奥威尔？他既不是公认的天才也不是伟大的小说家。埃里克·布莱尔告诉我们的所有英国现象在托尼·布莱尔所处的英国依然至关重要，尤其是因为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斯开始各行其是。但这主要与我们英国人相关。他是冷战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作家。但冷战已经结束。企鹅出版公司在1979年版的平装本《一九八四》上说，“首次出版于1949年，它现在仍然像当初那样具有众多的相关性”，现在他们不能再这样说了。尽管如今秘密电子监控的技术让思想警察的电幕显得原始，但那种中央集权、共产党国家极权主义的威胁已经消退，除非我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所有想了解20世纪的人还是必须读奥威尔。他的名字将继续在他从未梦到过的情景中出现。我最近发现，我十四岁的大儿子在苹果Mac 用户的在线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在该文章中，他将一些微软公司针对苹果公司的一些邪恶策略形容成“奥威尔式”。因此对于他和他的朋友来说，比尔·盖茨是老大哥。[12]但是他这一代应该读什么样的奥威尔，是21世纪的奥威尔吗？

我在牛津大学拿到我的第一个学位后，那个漫长的夏天，我阅读了奥威尔的所有作品，自己有意识地把他当作一个榜样和准作家的向导来阅读。对我影响最深的作品是企鹅出版公司出版的四卷平装本《随笔、新闻文章及书信集》（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现在这一套便捷的作品被戴维森的十一卷随笔、新闻文章、书信、回复、日记、笔记、广播谈话以及谈话预定表格集取代。这些作品应该用平装本或者只读光盘的形式出现。但是即使在最漫长的空闲夏天，还会有学生像我读原先企鹅出版的作品那样读它们吗？奥威尔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有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

《动物庄园》可以像《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一样

来读，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读。《一九八四》引人入胜，对于理解现代历史来说必不可少。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要获得奥威尔的精华还需要企鹅出版公司出版两本平装书。[13]一本是他最优秀、最重要的散文、文章和书信的新选集，要有以这绝妙版本为基础的文本和脚注。另一本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里面浓缩了奥威尔核心、持久的相关成就，按他自己的话来说，“让政治写作变成了一门艺术”。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该书在奥威尔的有生之年每年的销量大约只有五十本，现在超过一万本——是一种如何写国外政治危机、战争或者革命的样板。他亲临那里，实地考察，做笔记，以身涉险。接着他以第一人称写作，并不是因为他要放纵自己，“看，我是多么勇敢的小海明威”，而是因为这样确实更真诚。那个“我” 让他的看法偏向性暴露无遗。为了让人记住这一点，他在该书的结尾告诉读者：“请注意我的偏见、我对事实的误解以及因我只从事件的一个角度看问题必然导致的曲解。”

他使用了所有来之不易的写作手法，一改简洁、生动的散文风格，运用了比喻、巧妙又富有特色的夸张手法；但他尽量让所有事实准确无误。[14]正如他在称赞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时写道，“这是获取真正事实的真正尝试”。对于奥威尔一些早期作品中事实基础的所有疑问，他1937年之后公开发表和未公开发表的作品表明他追求旧式、经验主义的真相，与后现代相去甚远。至关重要的是，这包括有关自己的不太令人愉快的真相。而他特意用最直言不讳的方式披露了它们。

没错，他请读者“跳过”两章详细的、充满首字母的政治披露。戴维森在这方面遵从了奥威尔后来的愿望，将它们编成了附录。我认为，他本应该凭借编辑的判断忽视这些愿望——正如他重印《牧师的女儿》和《让叶兰在风中飞舞》那样。因为这几章是清晰明了、富有激情的政治写作的精彩章节，是一本描述，正如奥威尔所说的“其实是政治战争”的著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你可以将我所谓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测试运用到过去三十年间任何叙述明确外交危机——越南、阿富汗、波兰、尼加拉瓜、南非、卢旺达、波斯尼亚——的作品中。我肯定读过二十本有关波斯尼亚的著作，但我认为没有一本真正通过该测试。

他伟大的随笔横跨政治和文学。它们探讨狄更斯、吉卜林、托尔斯泰、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甘地和少年周刊。在《政治和英语》一文中，他表明了语言的堕落对于建立和维护糟糕、压迫的政治有多重要。但是他也表明了我们可以如何回击权力的滥用者，因为他们正在使用我们的武器：单词。自由取决于作家保持干净的单词之镜。在一个媒体操纵严重的时代，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其最优秀的文章和信件中，他以自身坚忍不拔的例子向我们说明了作为一个作家要如何参与政治。他选边站，但还是他自己。他不会让自己为执政或者追求权力的政党服务，因为这意味着在一个民主国家要说半真半假的话，在一个独裁国家要说谎话。他犯过错，但接着便会改正错误。有时，他会和其他人一起加入志愿者组织或者参与乏味的委员会工作，维护自由。可是，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孤军奋战，对抗所有“现在正在与我们的灵魂抗争、散发着臭味的小小正统说法”。

在《文学的预防》（The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一文中，他突然写到了一首古老的复兴运动者的圣歌：

敢于做但以理，

敢于孤军奋战；

敢于坚定目的，

敢于公之于众。

他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描述狄更斯时写道，在他作品的背后，你可以看到一张相当愤怒的脸。这就是伟大的奥威尔。我们还需要他，因为奥威尔的作品将永远流传。

1998年/ 2009年

[1] 彼得·戴维森编，《乔治·奥威尔全集》20卷，伦敦：塞克&瓦伯格出版社，1998年。

[2] 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英国作家、诗人。——译注

[3] 新新闻主义，一种新闻报道形式，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译注

[4] 波普尔（1902—1994），奥地利籍的英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放人》、《猜想与反驳》、《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译注

[5] 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为《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自由的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译注

[6] 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主要著作有《存在与虚无》、《厌恶》等。——译注

[7] 加缪（1913—1960），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为《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译注

[8] 阿隆（1905—1983），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知识分子的鸦片》、《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论自由》。——译注

[9] 内务人民委员会部，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秘密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译注

[10] 普里切特（1900—1997），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译注

[11] 詹姆斯·迪恩，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译注

[12] 奇怪的是，该杂志叫《1984》。然而，有人告诉我说这与奥威尔无关，而是指Mac发布的年份。

[13] 企鹅出版公司基本上采纳了该建议；见《奥威尔和政治》（Orwell and Politics）（伦敦：企鹅出版社，2001年）和《奥威尔和西班牙》（Orwell and Spain）（伦敦：企鹅出版社，2001年）。

[14] 如果他的事实有错误的话，那至少部分原因是在巴塞罗那，一个秘密警察在他住的酒店房间搜查期间，他的所有文件——可能包括他的西班牙战争日记——被人拿走了。戴维森提出了引人注目的看法，即这些东西现在可能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奥威尔卷宗中，有消息称，该卷宗在苏联档案馆中。

奥威尔的名单

因此还真的有，1949年5月4日，乔治·奥威尔那份臭名昭著的“秘密共产主义者”名单的副本进入了外交部半公开部门的档案里。它就在我面前，装在一个暗黄色的皮革文件夹中，放在一位外交部高级档案保管员的办公桌上。尽管有关这份名单的争议不断，但自从1949年5月2日，有人根据奥威尔在病床上给亲密朋友西莉亚·科万（Celia Kirwan）的原名单打出该官方副本以来，逾五十四年来，没有任何未经官方许可的人看过该名单。西莉亚那时刚开始在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RD）工作，该部门主要从事反共产主义的宣传。该名单中包含了三十八名记者和作家的名字， 4月6日，他在给西莉亚的信中写道，他们“在我看来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或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不应该信任他们是（反共）宣传者”。

奥威尔的名单兼收并蓄，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名字”、“工作”和“言论”命名。其中包括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和演员迈克尔·雷德格雷夫（Michael Redgrave），他们都打着“？”或者“？？”，这表明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追随者。研究国际关系和苏俄的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被列为“姑息者而已”。《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编辑、奥威尔憎恶的老家伙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光荣地获得了额外的评论：“？？完全说他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太不诚实了，但他在所有问题上都坚定地支持俄国。”除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沃尔特·杜兰德（Walter Duranty）和前托派作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同情者而已”）外，还有许多不那么著名的作家和记者，这些人中的第一个是《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工业记者，称他“可能只是同情者而已。好记者。愚蠢。”

过去十年间，“奥威尔的名单”一直是许多文章的主题，文章的标题相当耸人听闻，比如“外交部的老大哥”、“社会主义的偶像成了告密者”和“奥威尔的黑名单如何协助秘密服务机构”。所有这种对《一九八四》作者推断性的谴责基于三种不完整的信息来源：非常私人的笔记本中许多（但并非所有）条目的出版，奥威尔试图在该笔记本中指出“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和“F.T.”（他对共产主义追随者的简称）；他与西莉亚·科万来往信件的出版以及七年前外交部信息研究部披露的部分相关档案。但在FO 1110/189号档案中插着一张卡片，卡片上说还保留着一份文件，边上还有一份奥威尔1949年4月6日写给西莉亚的信的副本。

由于女王陛下的政府还煞费苦心地守护着一份奥威尔最后的秘密，直到去年秋天，西莉亚·科万去世，她的女儿阿丽亚娜·班克斯（Ariane Bankes）在母亲的文章中发现了一份名单的副本，随后邀请我报道这件事，这个问题才告一段落。我们在《卫报》上公布该名单后，我请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公布原名单。[1]他同意了，“现在名单中的所有信息已经公之于众”，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其相关地方阅读它，FO 1110/189号档案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中。

一

这是文本。那背景是什么呢？1949年2月，乔治·奥威尔躺在科茨沃尔德（Cotswolds）的疗养院中，肺结核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熬不过一年了。那个冬天，他费尽最后一份力重打了《一九八四》的整份手稿，这是他发出的悲凉警告，警告如果英国屈服于极权主义可能会发生什么。他孤独寂寞，年仅四十四岁便生命垂危，绝望已极，对俄国共产主义的进程非常悲观，他亲身经历了它的残忍和背叛，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巴塞罗那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在1948年2月的布拉格政变中，共产主义者刚刚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他们还封锁了西柏林，试图借此让该城市屈服。

他认为正在发生一场战争，即“冷战”，担心西方国家输掉。他认为，我们正在输掉的一个原因是民意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一无所知。部分原因是，苏联在打倒纳粹主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们自然而然地对它心怀感激，因而产生了这种盲目性。然而，这也是一群令人厌恶的天真、多愁善感的苏联制度崇拜者、宣誓过的共产党员、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和雇佣的苏联间谍的杰作。他怀疑，正是这些人让他在上一场战争的最后一年出版其反苏联的寓言故事《动物庄园》变得如此困难。

然而，他也知道，那个时候，真正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信奉者开始厌恶他们看到的东西。一些人成了“不灵验的上帝”的最严厉批评者，“不灵验的上帝”是一本有关共产主义的著名著作的书名，该书于1950年1月奥威尔去世的那个月出版，由亚瑟·凯斯特勒和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联合编写，克罗斯曼作序，收录了凯斯特勒、斯蒂芬·斯彭德和依纳齐奥·西隆尼（Ignazio Silone）等人的随笔。这些作家对像奥威尔这样的反共产主义左翼人士来说至关重要，正如奥威尔自己写道，他们相信“如果我们想复兴社会主义运动的话，摧毁苏联的神话必不可少”。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间的某个时候，他开始记私人笔记，在该笔记本中他努力想确定谁是什么人：彻底的共产党员、特工、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多愁善感的同情者……

该笔记本（我能够不受限制地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奥威尔档案馆中查阅）显示他对这份名单忧心忡忡。上面有用钢笔和铅笔写的条目，还有对一些名字做的红色和蓝色星号标记。总共有135个名字，其中十个名字已经被划掉，要么因为已经去世了——比如前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要么因为奥威尔已经确定他们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比如，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的名字被划掉了，附有奥威尔的评论，还加了加粗的下划线，“在弗罗茨瓦夫会议上采取了反共路线”，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也被划掉了，奥威尔推翻了自己之前对他的评估，评论说：“不。他谴责了捷克政变和弗罗茨瓦夫会议。” 斯蒂芬·斯彭德（“多愁善感的同情者……有同性恋倾向”）和理查德·克罗斯曼（“完全说他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太不诚实了”）还没有被划掉；但这是在《不灵验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出版之前。他对自己的评估纠结不已可以从普里斯特利那一栏中看出来。先是在上面做了红色的星号标记，后来又用黑色的网线划掉，接着又在上面画了一个蓝色的圈圈，还打了个问号。

1949年2月，给这位消沉、病入膏肓的天才政治作家带来了一则令人欣喜的个人消息。西莉亚·科万（姓佩吉特）从巴黎回到了伦敦。西莉亚是一位相当美丽动人、活泼、热心的年轻女子，和她的双胞胎妹妹玛曼因（Mamaine）一样都在左翼文学圈内活动，后来玛曼因与奥威尔的朋友亚瑟·凯斯特勒结婚了。奥威尔遇到西莉亚是在1945年，当时他们与亚瑟和玛曼因一起在威尔士过圣诞节。那一年早些时候，他的第一任妻子刚过世，他孤独寂寞，有些情绪波动。西莉亚和他很合得来，在伦敦又见了几面。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五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他给了她一封情感真挚的信，相当笨拙地提议要么结婚要么做他的情人。信的结尾写道：“晚安，我最亲爱的爱人，乔治。”西莉亚温柔地拒绝了他，她后来将它形容成一封“相当模棱两可的信”，但他们仍然是亲密的朋友。一年后，她到巴黎为一家思想评论杂志工作去了。

2月13日，当时他在科茨沃尔德的疗养院里写道：“最亲爱的西莉亚，收到你的信，知道你再次来到了英国，非常高兴。”“我的新书（就是《一九八四》）出版的时候（我认为大概六月会出），将送一本给你，但我认为你不会喜欢；这真是一本可怕的书。”他希望在“某个时候，或许在夏天”看到她，他最后写到“非常爱你的乔治”。

比预期的早，3月29日，西莉亚到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来看他，但同时还有一个使命。她在为外交部的新部门工作，试图对抗来自斯大林最近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一波波共产主义的宣传攻势。他能帮上忙吗？在他们见面的官方备忘录上，她记录着奥威尔“全心全意、满怀热情地支持我们的目标”。他说，他自己无法为信息研究部写任何东西，因为他病得太重，也不喜欢“约稿”写作，但他推荐了几个可能这样做的人。4月6日，他用自己工整、相当精致的笔迹写了一封信，又推荐了几个名字，提供了一份名单：

那些不能当作宣传者加以信任的人。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应该把留在家里的那本笔记本发给你，如果我把这样一份名单给你，这份名单必须严格保密，因为我认为把某些人说成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有损其名誉。

西莉亚将这封信交给了她的上级亚当·沃森（Adam Watson），他评论了一番，接着补充说：

P. S. 科万女士肯定要在奥威尔先生那边拿到这份秘密共产主义者的名单。她将“严格保密”并在一两天后发回来。我希望这份名单有理有据。

科万女士按照指示做了，4月30日在“卡尔顿府联排（Carlton House Terrace） 17号的外交部”里写道：

亲爱的乔治，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有益建议。我的部门很想看到它们……他们让我代话，如果你能让我们看到你有关共产主义追随者和秘密记者的名单，他们将非常感激：我们将以最慎重的方式对待它。

她的信的结尾要比他的冷淡：“你永远的朋友，西莉亚。” 至少在FO 1110/189档案中存的打印版信中是如此。

与此同时，奥威尔请自己的老朋友理查德·里斯（Richard Rees）把那笔记本从苏格兰岛侏罗山脉遥远的住所（他就是在这里写的《一九八四》）送过来。4月17日，奥威尔为此感谢他时写道：

我认为科尔[即历史学家G. D. H. Cole]可能不应该出现在名单上，但要是发生战争，我对他就不那么确定，对拉斯基（Laski）[2]要确定一些……整个东西很难处理，只能靠自己的判断来做，每个案例都单独处理。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奥威尔躺在疗养院的床上，面容憔悴、痛苦不堪，看着那本笔记本，或许在已经加了红色星号和黑色网线的普里斯特利的名字上加蓝色的问号，想着如果真的与苏联开战，科尔或者拉斯基，克罗斯曼或者斯彭德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想着135个名字中哪些要传给西莉亚。

收到她的信后，他立即回信，附上一份有三十八个名字的名单：

它不会太轰动，我认为它不会有你的朋友不知道的东西。（请注意提到了“你的朋友”，奥威尔并没有幻想这封信只会她看到）与此同时，让可能不太可靠的人上名单，这个主意不错。如果早一点这样做，就能阻止彼得·斯莫利特（Peter Smollett）这样的人慢慢地坐上重要的宣传位置了，在这些位置上，他们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伤害。即使它成立，无论用的是什么词，我觉得这份名单也是非常损害名誉或者诽谤性的，所以说你看完后一定要还给我。

信上写着“爱你的乔治”。同一天，他又给理查德·里斯写了信：

假如拉斯基拥有一份重要的军事秘密。他会将它出卖给俄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吗？我觉得不会，因为他还没有真的决定做卖国贼，他在这方面所作所为的本质也相当清楚。当然，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会交出秘密并且不会有丝毫愧疚感，一名真正的秘密共产主义者也会如此，比如普里特[议员，D. N. Pritt]。总体的困难在于确定每个人的立场，每个人都必须单独对待。

令人苦恼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文档已经无迹可寻。我们知道西莉亚·科万本应该在下一个周日过去看奥威尔；我们知道，5月13日，他感谢她给自己送了一瓶白兰地。在部里打了一份副本（该副本现已在FO 1110/189号档案中）后，如果她再次去看他，那份名单她还了吗？如果真的又见面了，他们见面的时候说了什么？接着又发生了什么？这些名字有交给其他部门吗？

档案本身显示，对于那些名单上的人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外交大臣在写给我的信中宣布了要公开原始的名单，在信中写道：“对我们记录的检查证实该名单是有关奥威尔与信息研究部联系的唯一未公开的文件。”但还有许多信息研究部的档案没有公开，公开文件中的一部分内容被掩盖，因为它们包含与情报相关的问题，因此被外交部档案保管员所谓的“毯子”掩盖了。无论如何，在档案中总是只有部分真相。

二

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判断信息研究部这个神秘部门的性质。因此，我专心研读了讲述该部门的已出版的文献，还读了一些存在英国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ce）中的档案。[3]我还与几位当时在该部门工作的前成员交谈过。他们包括指示西莉亚·科万向奥威尔要名单的官员亚当·沃森；研究苏联恐怖的资深编年史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他后来与西莉亚·科万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工作，自己“疯狂地爱上了”她；人如其名的约翰·克洛克（John Cloake）。

显现出来的画面是一个不太明确的组织，有一群截然不同的人摸索着从刚刚结束的对抗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战争（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中走出来，进入对抗作为战时英国盟友的共产极权主义的新“冷战”。与通常称为军情六处的秘密情报机构（政府否认它的存在）不同，信息研究部出现在外交部部门的名单中，但并不是所有其官员都能在那儿得到确认。其大部分资金来自“不记名投票”（Secret Vote），是一种政府拨款，用于资助秘密服务机构，不受一般形式的议会审查。1951年，外交部内部的一份描述直截了当地说，“应该注意的是该部门的名字意在掩护其工作的真正性质，对于这点必须严格保密”。[4]

起初，那个“真正的性质”主要是收集和概括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恶行的可靠信息，将这些信息散布给友好的记者、政客和贸易工会会员，在经济方面支持反共产主义作品的出版。该部门由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成立，对拥有良好左翼背景的作家特别感兴趣。比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了三本简短的书，它们的出版受到了信息研究部的资助：《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失败？》（Why Communism Must Fail）、《什么是自由》（What is Freedom？）和《什么是民主？》（What is Democracy？）。据信息研究部的资深人员说，一些作家，像罗素，深知让他们写书的出版商（背景图书公司）受到外交部该半公开部门的支持；其他人当后来得知出版商的资金来源时愤怒不已，比如哲学家布赖恩·马吉（Bryan Magee），他写了《民主的革命》（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这种模式与文化冷战中其他有名的事件如出一辙，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邂逅》（Encounter）[5]。

显然，这些作家中较著名者的作品无论如何都会出版，但是信息研究部让他们的作品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已经受到共产主义统治或者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外。拿奥威尔的作品来说，该部门支持了《动物庄园》的缅甸语、汉语和阿拉伯语版，委托制作了与该书同名、相当粗糙的连环画（给猪少校画了列宁的大胡子，给拿破仑猪画了斯大林的八字胡，以防头脑简单的读者看不懂意思），还在英联邦的“落后”地区组织放映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政治上扭曲——的《动物庄园》动画电影。

该部门还与英国广播公司的海外服务部门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在一份档案中，我读到信息研究部的官员试图向时任英国广播公司总裁伊恩·雅各布爵士（Sir Ian Jacob）施压，采用其建议的选词来描述苏联。[6]（一个选词的例子是：“警察国家。又一个有用的词组，突出了该制度中有时被忽视但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在这件事上，英国广播公司顶住了压力，监管信息研究部的外交部官员告诉其下属不要指手画脚。

然而，信息研究部的一些特工似乎并没有仅仅限于使用这些欧内斯特·贝文所谓的“反共产主义宣传”相对较温和的手段。他们使用在之前战争中为政治作战执行部（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7]或者军情六处工作过程中学到的方法，显然是试图通过确认共产主义成员或者据称的共产主义成员，散播有关他们活动的可怕谣言——或许更可怕的东西，来对抗他们认为已经被共产主义渗透的贸易工会、英国广播公司或者像全国公民自由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这样的组织。

因此，我们肯定可以想象，罗伯特·康奎斯特坐在卡尔顿府联排的一个房间里，一丝不苟地收集和筛选着东欧政治的信息。在另一个办公室里，二战期间的政治作战执行部或者军情六处的前成员可能正在准备某种稍微不那么谨慎的行动。你在隔壁可以见到富有魅力的专业外交官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他在信息研究部工作了三个月，作为苏联的特工，将这边的所有情况告诉了在莫斯科的上峰。在走廊的另一边，坐着一位叫费伊（Fay）的年轻女子，不过这只是从1952年开始。小说家费伊·韦尔登（Fay Weldon）后来回忆说，当军情六处的人过来时，会告诉她和她的同事“转过身去！”，这样这位詹姆斯·邦德式的人物经过走廊的时候就不会被看到了。（“亲爱的，那位绅士经过的时候，看墙壁。”）但他们偷偷看了。

随着冷战的加剧，早些年的白色宣传似乎日益被灰色或者黑色宣传所取代。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据当时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人说，信息研究部是外交部中有名的使用卑鄙手段的部门，尽情地诽谤人格、发送虚假电报、在抽水马桶的位置上放痒痒粉和制造冷战的恶作剧等……这些在档案中几乎找不到，即使与情报相关的档案最终公布，在那些档案中也找不到。

所有幸存者都坚持表示，1949年奥威尔提供的名字最不可能传给任何其他部门，尤其是英国的国内安全服务机构军情五处和负责国外情报的军情六处。亚当·沃森对我说：“老实说，我不记得我们给军情五处或者军情六处说过的任何案例。‘你听说说某某人说谁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吗？’”然而，正如沃森自己提醒我说，“老年人记性不好”。显然，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情况，比如信息研究部的负责人拉尔夫·穆雷（Ralph Murray）和军情六处的一位朋友在卡尔顿府联排附近的游客俱乐部里喝白兰地的时候会轻声说些什么。

西莉亚·科万总是大力维护奥威尔对信息研究部工作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对他这份名单的怀疑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说：“我向来知道他是两面派。”工党议员杰拉尔德·考夫曼（Gerald Kaufman）在《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中写道：“奥威尔也是一位老大哥。”西莉亚·科万坚持认为：

我认为乔治这样做是相当正确的……当然，所有人都认为天一亮，这些人就会被枪毙。但在他们身上只会发生一件事，那就是不会请他们为信息研究部写东西。如今，一些作家称，信息研究部的反共产主义活动相当于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的英国版。如果是这样，那么有人会惊奇，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相比，这是多么的温和。麦卡锡主义促使亚瑟·米勒写了《熔炉》（The Crucible），查理·卓别林逃回了奥威尔的英国。

想一想名单上的一些人是谁，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奥威尔在给西莉亚的随附信件中特别提到了彼得·斯莫利特，他指出：“……强烈觉得是俄罗斯特工。非常圆滑的一个人。” 彼得·斯莫利特出生于维也纳，当初叫彼得·斯莫尔卡（Peter Smolka），二战期间担任英国信息部苏联分部——奥威尔真理部的灵感来源之一——的负责人。现在，我们又多知道了关于他的两点信息。第一点是，根据克格勃文件中的米特罗欣档案（Mitrokhin Archive），斯莫利特—斯莫尔卡确实是金·菲尔比（Kim Philby）雇用的一名苏联特工，代号为“ABO”。第二点是，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那位建议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把《动物庄园》当作不健康的反苏文本，拒绝出版它的官员。当时，英国是如何起诉或者迫害这位苏联特工的呢？让他获得了官佐勋章（Offic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后来，他成了伦敦《泰晤士报》的中欧记者。在他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似乎是，他关于战后维也纳的那些短篇故事大都被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吸收到小说《第三个人》中去了。在电影中，他开了一个知情人才听得懂的笑话，观众肯定认为有一个酒吧或者夜总会的名字叫斯莫尔卡。

根据米特罗欣克格勃的文件，工党议员汤姆·德赖伯格（Tom Driberg）——“通常称为‘秘密的’支持共产党的人士，但在我看来不是可靠的支持共产党的人士”——在莫斯科新都城酒店下面的厕所内与克格勃第二总局的一名特工发生了危险的同性恋关系后，1956年被雇为无疑是非常不可靠的苏联特工（代号为LEPAGE）。然而，他去世的时候是著名的作家和梅尔的布拉德韦尔勋爵（Lord Bradwell of Bradwell-juxta-Mare）。E. H. 卡尔、艾萨克·多伊彻、小说家内奥米·密契森（Naomi Mitchison）（“愚蠢的同情者”）以及普里斯特利的事业都很成功，目前据我们所知，没有受到英国政府的任何阻挠。讽刺意味十足的是，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在1956年根据奥威尔《一九八四》拍摄的电影中担任了主演。

换句话说，在他们身上都没有发生不好的事情，连在斯莫利特这样的人身上也没有，他身上本应该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那三十八个名字组成的名单中所有不那么著名的作家和记者都是如此：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至今，我发现的唯一有点像“列入黑名单”的案例是阿拉里克·雅各布（Alaric Jacob），他是一位二流作家，与奥威尔上的同一所私立学校，满怀愤慨地追求自己的事业。根据英国政治审查的一项研究，阿拉里克·雅各布于1948年8月在卡弗舍姆（Caversham）加入了英国广播公司的监控服务机构，但在1951年2月“突然被剥夺了编制的权利，这意味着他不能拿到养老金”。[8]他向自己的堂兄伊恩·雅各布爵士抱怨，伊恩·雅各布与信息研究部打过交道，后来成为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总裁。阿拉里克·雅各布的妻子艾丽斯·莫利（Iris Morley）——她也出现在奥威尔的名单中——在1953年去世后不久，他编制节目和拿养老金的权利就恢复了。

英国广播公司与信息研究部等半公开的部门和秘密审查其员工的情报部门合作的方式，是英国冷战中更加阴暗的篇章之一。但是失去两年英国广播公司的“编制权”算不上是《正午的黑暗》和101房间的会议。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表明奥威尔的名单与大约两年后临时将阿拉里克·雅各布列入黑名单有任何关系。

三

就在奥威尔将名单发给西莉亚的几个月前，他描述甘地时写道：“圣人应该总是被判有罪，直到他们被证明是无罪。”现在，奥威尔的法则必须用到自己（英国政治写作的圣人乔治）的身上。然而，即使所有可能的档案都公之于众，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权衡所有有关信息研究部、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可以利用的证据，最终也永远无法证明他“无罪”。或许奥威尔根本不想辩护无罪，而是咆哮“指控的罪责”。这完全取决于指控。

如果指控奥威尔是冷战分子，那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奥威尔早在冷战开始前就是冷战分子，大多数人还在称赞我们英勇的苏联盟友时，他就在《动物庄园》里警告苏联极权主义的危险了。在《牛津英语词典》中，他似乎是在英语中使用“冷战”这个术语的首位作家。他曾在西班牙手拿着枪对抗法西斯主义，被子弹打穿喉咙。他用打字机对抗共产主义，疲劳过度加速了自己的死亡。

如果指控他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信息研究部是一个奇怪的冷战组织，但一点都不像思想警察。与可怕的天才贝托尔德·布莱希特不同，奥威尔从不相信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我们发现他一次又一次对理查德·里斯说，必须单独对待每一个案例。他反对在英国禁止共产党。自由维护委员会（他在该委员会中担任副主席）认为政治审查公务员是不可避免的灾祸，但坚持认为相关人员应该由贸易工会代表，必须拿出同谋的证据，受指控的人应该可以互查那些提供对他们不利证据的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军情五处或者联邦调查局的方法。他告诉西莉亚，他赞同信息研究部的目标，这并不意味着他将赞同他们后来所采用的方法。

这份名单再次让我们反思我们对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态度的不对称性。奥威尔喜欢列名单。1942年，在写给《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伦敦通信”中，他写道，“我认为我至少还能列出一份预备名单”，如果德国人占领英国，这些人将倒向纳粹一边。假设他有这样一份名单。假设他的秘密纳粹分子名单交给了政治作战执行部。会有人反对吗？

早该公布的信息研究部的名单还突出了奥威尔的私人笔记本和存在外交部、他发给西莉亚的名单之间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通常都模糊不清。根据不同品味，读者可能对他笔记本中的条目更加震惊或者更加愉悦。他们在里面可以感受到古老的殖民警察，间谍的感觉以及大量他富有特色、粗暴的黑色幽默。（他在笔记本的名单中这样总结来自“收入所得税部门”的人：那些税务稽查员是血腥的共产主义者。）但所有作家都是间谍。他们像卡尔顿府联排中的费伊·韦尔登一样偷看。他们偷偷地在笔记本中记下东西。

该笔记本触动我们现代神经的一个方面是其对人的种族分类，尤其是“犹太人？”（查理·卓别林）、“波兰犹太人”、“英国犹太人”或者“犹太女人”的八种变体。奥威尔一生都在努力克服对自身阶级和自己这一代人的偏见，但他从未完全克服这一点。

关于他真正发出的这份名单，仍然最令人不安的是，无论合作多么微不足道、宣传多么“真实”、出发点多么好，一位作家（现在他的名字已经等同于政治独立和新闻诚实）是如何卷入与官僚宣传部门的合作中的。在信息研究部的档案中，你可以找到我们现在习惯性地形容成“奥威尔式”或者“卡夫卡式”的官僚语言。在FO 1110/189号档案中，奥威尔亲笔信（“亲爱的西莉亚……爱你的乔治”）的边上有一封来自驻莫斯科英国大使馆打印的信，开头是“尊敬的部门”，署名是超现实的“你永远的朋友，档案馆”。

然而，或许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因为奥威尔从内部了解这样一个世界并从中为其“可怕的作品”获得素材。尽管《一九八四》是对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即苏联社会主义者）——因此有了“英社”（Ingsoc）[9]——极权主义的警告，但许多细节都源于自己在战时伦敦的经历和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经历，英国广播公司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英国官僚机构，与信息部关系密切，也是原始101号房间的所在地。

所有解读中最微妙又最受怀疑的部分是奥威尔与西莉亚·科万的关系。在他写给西莉亚的信中几乎有一种痛苦的渴望。你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一位特别吸引人、热心和有文化的女子持续不断的强烈感情。但在至今我们关于他所知道的一切中，你还可以感受到更广泛的东西：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更加普遍、绝望地渴望充满深情的女性的支持。有人回忆了他迅速向西莉亚以及其他两位或者三位较年轻的女子求婚前三年内的情感波动。困在科茨沃尔德的疗养院里，孤独寂寞，不愿意想自己四十五岁便无法行动，他渴望通过爱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应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吗？

西莉亚尽管仍然是他可靠的朋友，但并没有与乔治进一步发展。然而，他们关于名单交流后不久，另一位美丽的年轻英国女子（在先前的情感波动中，他也向她求过婚）像西莉亚一样从巴黎回来，到疗养院去看他。索尼娅·布劳内尔（Sonia Brownell）正在从与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激情浪漫中走出来。奥威尔可能感受到了一些激励，再次向她求婚了。受到奥威尔有力的出版商弗里德里克·沃伯格（Frederic Warburg）的怂恿，索尼娅接受了。

在《一九八四》中，温斯顿·史密斯对极权主义官僚制度的抗议是与裘丽娅——这个人物至少部分是以索尼娅为原型的——做爱。在现实生活中，至少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获得西莉亚充满深情的关注的渴望将“奥威尔先生”带入英国官僚机构的秘密档案中的吗？

这种传记式的推测并不是要淡化他清醒的政治选择：将那些名字提供给外交部的一个部门。然而，你必须自问如下问题：如果1949年3月29日，拜访他的是戴着圆顶礼帽，穿着细条纹衣服的克洛克先生，他会愿意发给他名单吗？但拜访他的并不是克洛克先生，而是他“最亲爱的西莉亚”。

奥威尔想方设法对抗自己最后的敌人——死亡；然而正是他英年早逝让他获得了不朽的名声。鉴于这份名单，猜测如果他没有死，他会选择哪条路——会成为《新政治家》特立独行的左翼声音吗？成为《邂逅》杂志暴躁的老冷战分子吗？——很诱人，但都不合理。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然而，有一点很清楚：他会选择明确又坚定的政治立场，进而疏远左翼或者右翼人士，也可能两者都疏远。只是他英年早逝才让所有人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美化他。他会写更多的书——可能像他之前的小说和最后的草稿一样，没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那样优秀。

我们会多么喜欢读他关于建造柏林墙、越南战争和1968年学生抗议的观点。1989年，苏联共产主义的老大哥最终崩溃的时候，我在中欧见到八十六岁的他会多么享受。如今听到他评论伊拉克战争宣传语言、缅甸持续不断的不幸或者托尼·布莱尔两难处境的声音——由于没有留下他声音的录音，我们想象的声音只会更加生动——会多精彩。但百岁的奥威尔通过其笔记本中的星号标记和叉叉咆哮道：“别傻了。自己解决。”

2003年

[1] 2003年6月23日的《卫报评论》重印了整份名单。

[2] 拉斯基（1893—1950），英国政治学家、教育家和政治领袖，费边主义者，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译注

[3] 详细但有偏见的描述是保罗·拉什马（Paul Lashmar）和詹姆斯·奥利弗（James Oliver）的《英国秘密宣传战：1948–1977年》（Britain’s Secret Propaganda War，1948-1977）（斯特劳德：萨顿出版社，1998年）。较短但更加细致区别对待的是休·威尔福德（Hugh Wilford）的《中情局、英国左翼和冷战：谁做主？》（The CIA， the British Left and the Cold War： Calling the Tune？）（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公司，2003年）。另见斯科特·卢卡斯和莫里斯（W. Scott Lucas and C. J. Morris）的“英国的十字军东征：信息研究部和冷战的开端”（A Very British Crusade：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收录在理查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J. Aldrich）编的《英国情报、战略和冷战》（British Intelligence， Strategy and the Cold War）（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2年）中；菲利普·迪里（Phillip Deery），“对抗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乔治·奥威尔和信息研究部的冷战攻势：1948—1950年”，《工党历史》（Labour History）No. 73 （1977年11月）；《信息研究部：外交部信息研究部的起源和建立：1946—1948年》（IRD： Origin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eign Offc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1946–48）（伦敦：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历史学家的历史注释，No. 9， 1995年8月）以及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在《谁来付代价？中情局和文化冷战》（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中进行了简明扼要、控告性的阐述。

[4] 详见FO 1110/383号档案里1951年的备忘录。

[5] 《邂逅》（Encounter），英国的一本文学杂志，已于1991年停止发行。——译注

[6] 详见FO 1110/383号档案。

[7] 政治作战执行部，二战期间，英国的一个颠倒黑白的秘密宣传机构。——译注

[8] 马克·霍林斯沃思（Mark Hollingsworth）和理查德·诺顿—泰勒（Richard Norton-Taylor），《黑名单：政治审查的内幕》（Blacklist： The Inside Story of Political Vetting），伦敦：霍加斯出版社，1988年。

[9] “英社”（Ingsoc），《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极权主义政府所秉持的意识形态。——译注

“英国知识分子”是矛盾修辞吗？

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是知识分子吗？你是知识分子，还是与这个称号相距甚远？有一天晚上，我问一位我认为显然是英国知识分子的时事评论员他是否是知识分子，透过他的眼镜可以看到一丝惊慌，他回答说：“不，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我害怕患上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

在其绝妙的新书《思想的缺失》（Absent Minds）中，思想史家斯特凡·柯里尼（Stefan Collini）描绘了英国这种否认传统的悠久历史。[1]在其他欧洲国家会被形容成知识分子的人一次又一次否认他们是。柯里尼所谓的“缺失主题”称，与法国人、波兰人或者奥地利人不同，我们没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始于加莱（Calais）。“英国知识分子”是一种矛盾修辞，与“军事情报”一样。口头英语之河承载着厚厚一层有点轻蔑或者讽刺的绰号：书呆子、老学究、风雅之士、女才子、自称无所不知的人、电视明星、媒体明星、空谈阶层、聪明过头的人。修饰语“所谓”总是与“知识分子”这个词连在一起，就像一个保镖。引号所表示的讽刺意味并不遥远。

柯里尼说得很对，这让我们处在了一种虚假的清醒状态中。与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那么特别，反而比我们自己认为的还要像欧洲人。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柯里尼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意义。首先是主观、个人的意义：博览群书、对想法感兴趣、追求思想生活的人。人们说一位朋友或者亲戚“有点知识分子的样子”时，通常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通常这并没有什么恶意，仿佛谈论无伤大雅的兴趣和小缺点一样。）其次是社会学上的用法：比如，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可能由所有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组成。但这种社会学上的用法在英国从未真正流行过，与在中欧和东欧不同，在那儿，这是标准描述方式的一部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意义是文化角色的描述。柯里尼试图给它下一个缜密的定义。在这种意义上，知识分子是指某个人首先在创新、分析或者学术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就，接着利用现有的媒体或者表达渠道参与更广泛公众的更广泛问题，其中一些人随后成为公认的权威——或者至少说是公认的人物和声音。几年前，在一场与捷克知识分子的辩论中，我试图给知识分子的角色下的定义如出一辙：“这是思想家或者作家的角色，参与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讨论，参与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却有意不谋取权力。”最后一条标准化的限制条款对我来说似乎非常重要，不过瓦茨拉夫·哈维尔等知识分子不接受这一条，他参与政治并获得了巨大的权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开始将这类人形容成“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术语像“风雅之士”一样都是从美国引进的。但是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指发挥上述描述的作用的人，那么“公共知识分子”便是赘述，“私人知识分子”是矛盾修辞。隐士或者隐居者可能“有点知识分子的样子”，但参与到更广泛的公众中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有些人或许只有死后才能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这一事实使情况更加复杂了。只有十一个人参加了卡尔·马克思的葬礼，但他成为有史以来对政治最富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因此，可以说有死后的公众。

但英国知识分子诋毁或者不接受知识分子这个术语时，他们有时只是在表达英国的经验主义对各种更为抽象理论化的大陆形式的厌烦而已。这也正是奥威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将让—保罗·萨特形容成“一袋风”的原因之一。正如诗人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在“马尼拉宣言”（Manila Manifesto）中所说，“我们对法国人说：要么闭嘴，要么说有价值的东西（AUT TACE AUT LOQUERE MELIORA SILENTIO）。”“牛肉在哪儿？”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抛给德里达（Derrida）、阿尔都塞（Althusser）或者海德格尔（Heidegger）的问题。但是这仅仅是不同知识分子传统之间的冲突而已。此外，通常在英国，思想越偏右的人对知识分子越怀疑。英国的共产主义者会相当愉快地谈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这有助于解释奥威尔厌恶该称呼的原因），而保守派的历史学家、记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如果有知识分子的话，那他就是）写了整整一本书阐述知识分子有多么讨厌。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如今的欧洲，英国是拥有最丰富知识分子文化的地方之一。与知识分子的发源地法国相比，在英国，关于理念、政策和书籍可能有更真实、实质性和创新性的辩论，进入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与塞纳河（Seine）左岸相比，泰晤士河南岸没有那么优雅，但更加富有知识分子的生机。

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他地方拥有如此众多的智库。似乎每个月都会有一场文化盛宴，大量的观众排队聆听许多书呆子和科学家的话。我们拥有欧洲最好的大学，一些英国的学者还成功摆脱了政府强制实施的研究评审工作那可怕、苏联式的控制，争取足够的时间与更广泛的公众分享知识。我们拥有英国广播公司，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通过梅尔文·布拉格（Melvyn Bragg）的《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和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的《开启一周》（Start the Week）等节目来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英国广播公司总裁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在展望公司的未来时，再次重申将致力于雷斯（Reith）[2]三脚架的第三只脚：提供教育、信息和娱乐。

我们的商业图书出版商成功地将严肃的作品推广给了更广泛的读者群。（我们书店的情况堪忧，但幸运的是总是有亚马逊。）我们拥有一流的学术期刊：《展望》（Prospect）、《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LS）、《卫报评论》（Guardian Review）、《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和openDemocracy.net 网站等。通过英语和跨大西洋频繁的文化交流，我们不仅参与到了美国的大辩论中，还参与到了整个英语世界的大辩论中。互联网和博客空间为任何试图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提供了非凡的机会。如果他们说的东西很有趣，公众将找到他们——而且不仅仅是英国的公众，还有全世界的公众。

总而言之：英国知识分子从未这样良好表现过。因此，他们继续否认他们存在还重要吗？可能不重要了。或许这甚至还有助于防护在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中有时遇到的那种自我重要性的夸大意义，也可以说防止成为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 Henri-Lévy）[3]。让法国人执着于字词，我们继续满足于实物吧。

2006年

[1] 斯特凡·柯里尼，《思想的缺失：英国的知识分子》（Absent Minds： Intellectuals in Britain），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雷斯，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一任总裁。——译注

[3] 伯纳德-亨利·列维，法国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写过三十多本书，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美国眩晕》（2006年）和《左派的黑暗年代：对抗新野蛮主义》（2008年），均由兰登书屋出版。

“我是柏林人” [1]

你年轻的时候，无法想象老人也曾年轻过。随着你慢慢变老，这就更容易了。我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以赛亚·伯林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是英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偶像人物，戴着厚厚的边框眼镜，穿着黑色的三件套，更令人难忘的是他充满模仿、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引经据典的谈话，通常会同意与一小群本科生共度一个夜晚。对于一位十九岁的学生来说，他似乎相当于玛士撒拉[2]——不过在二十五年的亲密接触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位非常渴望闲谈并且拥有闲谈天赋的玛士撒拉。

亨利·哈代（Henry Hardy）精心编辑了以赛亚·伯林1928—1946年间的书信集，该书信集展现了以赛亚·伯林年轻时的样子。[3]他的人生以一系列不断扩大的圈子展开。第一个圈子是他亲密又提供支持的俄罗斯犹太家庭，1921年，整个家庭从里加（Riga）移居到了英国。有一封早期感人的信，是十九岁的沙亚（Shaya，他当时的名字）写给精神抖擞、喜欢音乐、追求浪漫的母亲玛丽的。她因提心吊胆地与其做生意的父亲孟德尔·伯林（Mendel Berlin）生活在一起而感到沮丧，他写信安慰她（“我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信的结尾提出了如下劝告：“记住：生活是美好的，无论看上去多么糟糕，总会好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经历20世纪所有恐怖的事情，这仍然是以赛亚的个人信仰，这种完全乐观、坚信生活的态度是让他成为如此鼓舞人心的人物的品质之一。

如此深情、忠诚、让人放心的写给“爸妈”的信贯穿了整本书，他们经常担心他的身体和形象。有时，阅读它们感觉像偷听私人谈话。二十四岁、已是牛津大学新学院讲师的他写道：

尊敬的母亲：依次回答您的问题：（1）我在吃药。（2）我好多了。肚子不那么痛了。我在注意饮食。（3）目前据我所知，我没有带走新手帕。我会再看看，但我觉得没带。（4）我洗了两次澡！（2）指甲等不是很干净。我会尽量弄干净的。

毫无疑问，玛土撒拉也有一位爱忙活的犹太母亲。哈代在多个地方插入了孟德尔·伯林私下里对自己儿子相当感人的真实勾勒的片段，写到以赛亚的时候用的是“你”。

第二个圈子是牛津大学，1928年来到该大学读本科，1997年在那里去世。牛津大学是以赛亚生活的核心——1944年，他在华盛顿写道：“伦敦是天堂，但牛津大学是七重天。”——这些信件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牛津大学还自信地自认为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中心。他赞赏地引用了德国学者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评论，“英国文化的晴雨表在牛津和剑桥而不是在伦敦”。（如果曾经是这样的话，现在已经不是了。）战争时期，他待在美国，发回的报道说：“与牛津大学相比，哈佛大学是一片沙漠。”

以赛亚·伯林的牛津大学与以赛亚的全部世界一样，总是围绕着特定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穿插在行文中，出现在生动简短的描述、闲谈、贺词和哀悼中，他这样描述他们：慷慨、诙谐幽默、偶尔发脾气、充满生活乐趣。有人告诉我们，他融入了位于“舒适”的小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本科学院的社交生活，参加了每个学生社团，他的房间成了其他学生寻找同伴和聊天的胜地。他交友的天赋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

一开始，那个社交圈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古典主义者为了讨生活加入了殖民地服务机构（Colonial Service），他们喜欢想象：“杰里的事业似乎完全定下来了。尽管我收到克鲁克香克（Cruikshank）发来的有关非洲、有点辛酸的信出乎意料，但我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但他很快进入了更加显赫、有头有脸、富裕的上流社会（haute volée），或者正如以赛亚自己所说，“有点邪恶躯体味道的社会”——大概是暗示伊夫林·沃的《邪恶的躯体》（Vile Bodies）。有史以来首位犹太学者当选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后，他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陪同下去了剑桥大学，和维克多·罗斯柴尔德（Victor Rothschild）以及他的妻子一起住，后来又坐私人飞机从剑桥大学飞回了牛津大学。

以赛亚的第三个圈子：上流社会。起初是英国的上流社会，但很快扩展了出去。晚年的时候，他说“世界上有567个人，我全认识他们”。然而，他作为观察家已经够讽刺的了，不能再说他是一个“势利者”，“势利”在文中似乎是一个极具批判性的词。他拥有无法餍足的欲望和能力（他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已经很明显），认识非常广泛的人群，尤其是政治界、外交界、文学界（斯蒂芬·斯彭德是他早期认识的重要的终身朋友，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是经常联系的人）、新闻界、音乐界、当然还有学术界的人。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似乎真的认识——或者已经认识——“所有人”。这得益于某种交谈变色龙的品质（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意每位对话者的观点，通过慷慨地认同来取悦他们，然后再加一点自己的想法。在描述两位哲学家和一名女子的紧张三角恋时，他自嘲说：“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微妙、机智地充当全世界的朋友。”在他的晚年，我有时觉得他将它提升成了实用的原则：为了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快乐，采用变色龙主义是合情合理的。

在这些20世纪30年代的信中，他是一个机智的社会观察者，写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话：“理查德·克罗斯曼正在试图再次出卖自己的灵魂，但连在那些认为他有灵魂的人当中也找不到买家”；指导本科生“就像在肥皂上点火柴”；“大卫·塞西尔（David Cecil）还是跑进跑出，发出的声响就像带着一笼母鸡穿过田野”。他的信大谈早已不复存在的各类“明星”和“有点邪恶躯体味道的社会”，还采用有意强调和有点聪明年轻人的风格叙述，这有时令人厌倦。万灵学院的全称是“忠实逝者的万灵学院”（The College of All Souls of the Faithful Departed），但有时它感觉是“不成熟逝者的万灵学院”（All Souls of the Frivolous Departed）。正如他在一封写给伊丽莎白·鲍恩的信的结尾自嘲所说：“这里面可能有许多戏剧性的废话，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重读这些信。”

我们没有听说太多有关他追求知识的东西，或许这并不令人吃惊，不过可以看到每周四他与弗雷迪·艾耶尔（A. J. Freddie Ayer）、奥斯丁（J. L. Austin）、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进行哲学座谈会时极其兴奋的状态，以及与斯蒂芬·斯彭德的一些惬意的文学交流。1935年，在万灵学院写给斯彭德的一封信中，他评论了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及其1900年的著作《生活的挂毯》（Der Teppich des Lebens）：

我觉得你对格奥尔格的评价很对。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凡的诗人，有时“生活的挂毯”华丽无比，其他书中的古怪东西也是一样：至于你引用的段落，我认为他是一个迫害自大狂，他最亲密追随者的任何辩护都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即他是一个有着令人厌恶的看法或实际生活模式的人，他毁掉了自己的许多朋友，剥削他们，利用他们，等等，就像瓦格纳（Wagner）有时所做的一样，不仅像乔治·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烧死他们，或者像劳伦斯有时肯定会做的那样折磨他们（这是不是废话？），还冷漠地利用他们，不是凭借他的本性而是凭借他自认为的身份，或者至少说是凭借他决定发挥的作用。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侵扰中，欧洲政治受到的威胁相对那么少。1931年，在一次与斯蒂芬·斯彭德一起去萨尔茨堡音乐节最早的每年定期旅行中，他记下了自己“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纳粹党人——一个大腹便便的家伙，穿着官方的褐色制服，在他的袖子上有一个红黑色的卐字，戴着小小的黑羔皮帽，帽子上还绣着银色的标记”。1933年去了罗塞尼亚（Ruthenia）：“五种主要语言、七种次要语言、四条边境线、美丽又疯狂的犹太人、小气的乌克兰争吵者。”在万灵学院的晚餐桌上，回响着安抚希特勒的争论声。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牛津大学的德国贵族，后来因参与抵制希特勒被处死——在柏林圈内进进出出。但是，关于分崩离析的欧洲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听到的东西就像从学院高墙另一边繁忙大街上传来的回声。

这可能刚好部分反映出以赛亚认为适合写信的内容，又刚好这些信件幸存了下来，传到了他的传记作家亨利·哈代的手中，哈代呼吁所有拥有其他信件的人将信拿出来并开始编辑该书。实际上，为了恰当地阅读该书，你还需要有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关于以赛亚撰写的优秀传记。[4]在其他情况下，以赛亚可能仍然只不过是牛津的一个伟大人物，是当地的传奇但并不是一个拥有更广泛重要性的人物，就像他之前的榜样莫里斯·博拉（Maurice Bowra）一样，伊格纳季耶夫称，伯林著名的声音和风格就是模仿莫里斯·博拉的，然而，你从中可以看到这是怎么回事。让他免受这样的命运、让他成为本国和国际重要思想家的是他的更广泛的三个生活圈子：他的犹太联系，与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巴勒斯坦以及后来以色列的关系；美国（1940年他去了美国）；俄国。

对于我来说，该书披露出了1934年以赛亚首次巴勒斯坦之旅惊心动魄的生活。显然，以赛亚深知自己是犹太人，但人们可以在文中看到，他一边被完全接受为英国社会聪明的年轻成员，一边他还是被清楚地定义为“犹太人”。在新学院的晚宴上见到他后，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对她的外甥昆汀·贝尔（Quentin Bell）写道：“有伟大的以赛亚·伯林，从相貌来看是葡萄牙裔犹太人；牛津大学的重要人物；我认为他是共产主义者、吞火者。”

现在，在巴勒斯坦，英国人和犹太人的双重身份如果不是直接冲突的话，也是处于紧张关系中。他与他父母的俄裔犹太朋友伊扎克（Yitzchok）和艾达·沙穆诺夫（Ida Samunov）一起住在耶路撒冷乔治国王大道的潘森·罗姆酒店（Pension Romm），而他的旅游同伴、万灵学院的非犹太研究员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下榻在更豪华的大卫王酒店。以赛亚在一封信中对他的父母解释说：“那里有些麻烦，所有犹太员工都被突然开除了——劳动力的问题——因此现在犹太人待在那儿不太受欢迎。”一位儿时的犹太朋友非法在“一家巴勒斯坦的报纸”工作。但“今晚我和福斯特与许多年轻的（英国）官员吃饭。伊扎克想要我‘教育’他们。这个我不会做”。

他一下子在殖民政府里与牛津的同时代人、朋友坐在一起，一下子又与一位觉得受到可怕压迫的犹太家庭的朋友坐在一起。他对自己的父母写道：“然而，气氛虽然紧张但美妙：犹太人。到处都是犹太人。假期的时候，你可以轻松一下：许多希伯来人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的郊区唱着俗气的歌，但唱得不是很响，人们在塔尔西姆（Talésim）闲逛等。”然而，“犹太人的观点与英国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关于一般政策的东西比关于小小的粗鲁、野蛮和侮辱的东西少。”他还补充说，“英国人是C3”——指低级的。他给马里昂（Marion）和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写道，巴勒斯坦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共学校的人——低下的群体——充当的”。“至于犹太人，他们最不寻常又最迷人，我对他们同样感到不自在，避开他们。”

有点令人惊奇的是，他在英国自称是“Metic”——这是一个古希腊词，指住在希腊城的外来人，拥有一定的而不是所有的公民权。正是这种外国性、临界距离、从未有相当完全自在的感觉，让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提高。通常，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在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异化。所有知识分子在精神上都是Metic。比如说伯林，他价值多元主义的核心哲学观点起源于这种经历和紧张关系，这样假设似乎是公平的。

伯林在美国的五年多岁月（这占到了该书近一半的篇幅）以最不可能的方式发生了——因为他试图去俄国。到了1940年的夏天，他的大多数英国朋友要么在军队，要么在政府部门工作。哈代表示，以赛亚因出生时受伤，左臂无力，无法参军，又因为他是外国血统，无法进入政府部门。他沮丧不已，给时任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写了一封信，想在俄国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文化—政治情报站服务并担任英国的调查员（“只听到我说话的俄国人根本不会认为我是外国人”）。该信似乎不是以这种形式发送的，但或许是以相似形式发送的。

大概在同一时间，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拜访了他，当时伯吉斯是以品行不端、醉酒闻名的英国外交官，但事实上他是一名苏联特工。伯吉斯建议伯林做英国媒体驻莫斯科的随从，他（伯吉斯）应该陪他先到美国获取必要的苏联文件，然后再去莫斯科。伯吉斯可能觉得以赛亚是他向其秘密苏联上峰回报的有用掩护。哈利法克斯勋爵随后很快签署了旅游护照，要求“让以赛亚·伯林先生通过美国和日本自由地进入莫斯科”。

当时，以赛亚有点契诃夫的样子，在华盛顿闲坐叹息着“要去莫斯科！”，而他不知道的是，约翰·福斯特敦促政府加以阻止后，只有正在旅行的外交官菲茨罗伊·麦克莱恩（Fitzroy Maclean）心急如焚，但实际上巧妙地阻止了伯吉斯不同寻常的计划。（亨利·哈代精心重建了这个故事。）幸运的是，后来英国情报部门和大使馆发现了他的才能。他的任务是报道和试图影响美国的犹太社区和有组织的劳动力。影响他们就是让他们更同情英国对抗希特勒的事业，当时，美国没有参与。他在纽约愉快地向父母写道：“这里的犹太人很难对付，但我希望应对他们，让国王陛下的政府受益。”然而，他同样善于认识新政华盛顿政府（New Deal Washington）的上层阶级，比如艾尔索普兄弟（Alsop brothers）、菲利普（Philip）和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他交朋友的天赋有了很好的发挥余地。

以赛亚从纽约和华盛顿发回来的报道非常丰富生动，甚至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还带来了一个著名的片段，当时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5]应邀出席克莱门汀·丘吉尔（Clementine Churchill）的午宴，接着英国首相开始嘲讽美国的政治，误以为自己在与写那些非凡报道的以赛亚·伯林聊天。

哈代在此收入了一个以赛亚报道天赋的例子——一份“美国人对英国人有偏见的东西”的名单，包括从帝国主义、阶级制度到“英国人说话不爽快”，不一而足。在美国的英国人用谨慎和保守代替了圆滑，不允许自己强烈同意或者不同意美国说话者的观点，但想说这“非常有趣”。英国外交官将这份名单传给了伦敦的外交部，他将其作者形容成“在英国驻美宣传部工作的非常聪明的犹太人。这个文件能够让人感受到该犹太人的幸灾乐祸，他发现另一个种族（哈代在这里加了‘原文如此’）也不讨人喜欢——但它是相当高明的，大约有60%的内容是准确的”。

与此同时，私下里，以赛亚坦言非常思念英格兰。（与许多他那一代的英国作家一样，以赛亚互换使用“英国”和“英格兰”，但“英格兰”承载着更多积极的情感。）1940年8月，他在纽约给父母写信说：“英格兰要美丽得多啊。”六个月后，“我希望能在英格兰”。特别是纽约，他发现很难接受。他后来有些夸张地回忆说：

我过去常常站在洛克菲勒大厦（Rockefeller Building）的第44层，往下面的大街看，有某种想自杀的冲动。那些乱爬的小蚂蚁，多一只，少一只，根本没有关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自己只是个无用的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没有任何个性。在华盛顿，我的感觉相当不同。

他努力向总是充满爱意、关心有加、忧心忡忡的父母隐瞒这种更深的不满。他总是给他们发电报说：“身体很好。”（因此，书信集的英国版标题就是“身体很好”，遗憾的是，美国版的标题没有用它）甚至“请建议把伯林当作身体很好的同义词”。然而，有一次，他被迫承认：“我必须承认，像昨天我所做的那样在电报里告诉你我‘身体很好’并不是非常明智或者真实，那是夸张的。”他在纽约医院里写了这封信，当时他得了肺炎，正在慢慢康复。然而，当时，他还总结说：“我的身体基本上没问题。”

他写道：“母亲会很喜欢美国。开放、有激情、二乘以二等于四的人喜欢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没有细微差别。”但以赛亚本人要不那么肯定得多。他对亲密的牛津朋友玛丽·费舍尔（Mary Fisher）透露说：“不像我在牛津、剑桥、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甚至爱丁堡等地期待的那样，没有社会秘密，也没有原则上来说无法用明确计划应对的特别社会迷宫。这非常重要。还完全没有盐、胡椒粉和芥末等。”他给马里昂·法兰克福特（Marion Frankfurter）写信，给其美国记者更加积极地讲述了美国：

我自己对这种可怕的清楚和强调有点不舒服：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凡事都用许多非常明确的词来表述，没有秘密调料吊人胃口，凡事都实事求是，有时还为此详细地阐述。但这要比英格兰或者法国的只见其小和逃避好。审美方面略输一筹，但在道德方面高人一等。

完美地表达出了一个英国人对美国的矛盾态度。

显然，以赛亚在华盛顿和美国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为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1945年，《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讲述其影响力的文章，尽管以赛亚给其老板亨利·卢斯（Henry Luce）——当然他认识卢斯，因为他似乎认识所有人——发电报，试图阻止该文章刊登。《时代》周刊用富有特色的带有连字符的形容词报道说：

黑皮肤、拥有乌黑头发的伯林的主要工作是在美国编辑每周的报道，通过参加漫长的晚宴和鸡尾酒会积累报道材料。东道主和客人着迷于他那牛津口音对世界的评论及其精辟性；记者伯林则着迷于他学到的东西。

第二次对于“着迷”一词的使用值得商榷，至少没有一些秘密调料。要在孟德尔·伯林真诚、令人感动的评判的基础上阅读《时代》周刊的报道，在其家族回忆录中，孟德尔·伯林用其有点奇怪的俄式英语概括了以赛亚在美国的岁月：

你扩充了自己的个性，开始联系牛津学术圈之外更大的世界……获得了大量的自信。你获得了政治和外交知识，不会像过去和现在的许多学者一样轻易被骗了。

他以一位父亲关心、爱护的角度做出了该评判，在我看来似乎是恰当的。但以赛亚自己相当不安，似乎尤其是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引人注目的是，它几乎没有在文中出现；我指的是大屠杀这样可怕的事情，并不是这个词，这个词后来被广泛使用）正在自己犹太人和英国人的身份之间制造日益紧张的关系，就像十年前在巴勒斯坦预言的那样。1944年1月，他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给父母写信说：“犹太问题肯定会在这里变得日益严重，我竭尽全力避开它，但没有成功，最终一切还是摆到了我的桌前，我必须实现外交周旋的奇迹。”他继续写道：所有人都极其友善、富有魅力和有礼貌；这个国家无疑是最大的善良人聚集地，但待在这里的想法仍然是一个噩梦。欧洲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天，我就可能疯狂地尝试回到牛津。然而，在他回到那学院高墙和有秘密调料的安身之处前，他进入了自己经历中最深、最黑暗的圈子：俄国。与契诃夫的三姐妹不同，以赛亚最终真的到了俄国——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月，待了四个月。我们从他的其他作品——尤其是令人感动的“1945年和1946年与俄国作家的会面”——中认识到，伯林世界中的这第六个圈子，扩大、加深和影响了他后来所说和所写的所有东西，影响甚至比巴勒斯坦和美国还要大。这是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体验到极权统治，这破坏了他那些亲近亲戚的生活，包括他的叔叔营养学教授列弗或者利奥·伯林（Leo Berlin），他是以赛亚寻找和拜访的对象。利奥·伯林于1952年被捕，被控属于英国间谍的范畴，其中也包括以赛亚。他被审讯和折磨直到他“招认”为止。斯大林死后，他被释放，却因在街上看到严刑拷打他的人而犯心脏病去世。

尽管编辑没有错，但本书的俄国部分令人失望。只有几封信保存下来，也没有什么信添加进来。哈代不得不寻找其他资源，重印以赛亚一次列宁格勒之行的官方报告，他儿时就住在列宁格勒。但正如哈代指出的那样，伯林“有意淡化、实际上有点编造”自己与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的邂逅以及通宵的交谈，这对他们两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理解这一点，你还必须去读以赛亚自己的作品、伊格纳季耶夫的传记，当然还有阿赫玛托娃的“没有英雄的诗歌”，这首诗极富诗意地称赞了以赛亚，写这首诗是了纪念她与他在自己丰坦尼宫（Fontanny Dom）简朴的公寓里第二次见面十周年：

他不会成为我深爱的丈夫

但我们的成就、我和他，

将影响二十世纪。

这与1928年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的闲聊相距十万八千里。

再在华盛顿待上最后几个月后，当时三十七岁的以赛亚将回到牛津大学的新学院。他给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6]写信说：“在昏暗的休息处，我应该会有些怀旧，但不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遗憾，我认为我应该不会回忆这个世界。”然而，他也无法完全忘掉它。沙亚变成了以赛亚，那个三十年后我将在另一个学院里遇到的可以辨别的以赛亚：一个牛津大学的人物因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和俄国三个更广泛的圈子而变得高大，变得独一无二。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大概是从1946到1966年，他将发表大量的作品——不止纯粹哲学和专著，还有思想史、传记和政治理论的讲座和随笔——这将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声誉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将论证一种复杂、精微、多元主义版本的自由主义——用朱迪丝·史珂拉（Judith Shklar）的完美词组来说是“恐惧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是为了“搅乱20世纪”，而是试图为这一个世纪的可怕动荡寻找一个文明的答案。他的回答如此微妙、宽容、积极向上，以至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会感动地说：“我是柏林人。”

2004年

[1] 译按：原标题为德语“Ich bin ein Berliner”，在西文中，作为地名的柏林（Berlin）与作为姓氏的伯林（Berlin）的拼写完全一样。

[2] 玛士撒拉（Methuselah），《旧约》中提到的老人，活了969岁。——译注

[3] 以赛亚·伯林，《飞扬年华：1928—1946年间的信》（Flourishing： Letters 1928–1946），亨利·哈代（编），伦敦：查托&温达斯出版社，2004年。

[4]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以赛亚·伯林的一生》（Isaiah Berlin： A Life），纽约：大都会图书公司，1998年。

[5] 欧文·伯林，美国作曲家、流行音乐词作家。——译注

[6] 埃夫里尔·哈里曼，美国富豪，银行家、船王、外交官。——译注

事实文学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边境工作。晚上、大雾、武装守卫、紧张的状态。在柏林，沿着白雪覆盖的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sse）走几步，穿过散发着霉味的东德关卡，你就从西方世界进入了东方世界。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改变了。或者在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和被解放的科索沃之间沙袋堆成的边境哨位：面带稚气的加拿大士兵温和地让你从一个黑暗之地进入另一个黑暗之地。但是政治和文化之间、欧洲大陆和盎格鲁势力范围之间、学术界和新闻界之间、左翼和右翼之间、历史和报道之间的边境也是如此，有时几乎像时态一样。

我喜欢穿越边境，已经披露了很多有关边境的东西。本文，我想探讨事实文学和虚构文学之间的边境。我故意使用不那么熟悉的“事实文学”，而不使用英语出版商目录中的大词——“非虚构文学”。它存在于波兰语（“literatura faktu”）和一些北欧语中：在瑞典语中是“facklitteratur”，在挪威语中是“faglitteratur”。“事实文学”：这个词组优美，同时又包含了关键词——事实。但首先，这个词组的另一半、那个大词“文学”是什么呢？[1]

在我看来，似乎不言自明的是，事实和虚构这两个相邻的领域都属于文学，就像法国和德国都属于欧洲一样。“文学”通常指创造出来的世界。20世纪继承了19世纪优先采用创造性想象的浪漫手法。但谁能说修昔底德（Thucydides）、麦考莱（Macaulay）和尼采（Nietzsche）的作品、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奈保尔（V. S. Naipaul）的《在信徒中间》（Among the Believers）不是文学？无论文学的分界线在哪儿，它都不在这里。

事实文学和虚构文学的边境是开放、没有标记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在无意间便跨过了它，就像有人在马赛马拉（Masai Mara）旅行跨过边境一样——没有边境哨位、相同的灌丛带、相同的尘土、相同的狮子，但突然你已经不在肯尼亚，而是在坦桑尼亚了。在旅游大师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zsard Kapuściński）的报道中，我们发现了挥之不去的说法，这种说法肯定没有引起《纽约客》事实核查者的注意。（我随意翻开他的《伊朗王中王》[Shah of Shahs]阅读：“伊朗的什叶派人曾在地下墓穴中生活过八百年。”）在卡普钦斯基的作品中，我们不断从事实的肯尼亚穿到虚构的坦桑尼亚，又返回来，但穿越的地方并没有明显标记。

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游记《火车大巴扎》（The Great Railway Bazaar）里充满了有趣的事件和精彩好笑的对话，在结尾处为其严格、报道式的准确性作了详细的辩解。他详细地描述了四本厚厚的笔记本，在这些笔记本中，他记录了发生的事情，“记得都是用过去式记的”。他写道，在这次亚洲的火车之行中，他明白了“游记和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记录所见的东西和发现想象出来的东西之间的不同。小说是纯娱乐的——我不能像小说一样重新加工旅行多么悲哀”。或许是我错了，但即使四本受到天气影响的笔记本中包含的文字和那些出版的文字一模一样也不能说服我，因为记录的时候就是创作了。

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鼓舞人心、明确实验性的《死亡的确定性：无保证的推论》（Dead Certainties ：Unwarranted Speculations），以一名参加过魁北克战役（Battle of Quebec）的士兵迷人的目击叙述开篇。在该书的结尾处，沙玛透露出那叙述是虚构的，“是根据许多现代的文件构建的”。因此，你终究还是到了坦桑尼亚。沙玛表示作为讲故事和文学的历史，必须重新夺回它输给作为科学或者伪科学的历史的地盘。我完全同意，但从这种特殊的文学手法中并不难得出后现代主义者的结论：任何历史学家的“故事”和任何其他人的故事一样好。

有时，文本本身并没有跨境，但是作家建立的背景跨境了。根据詹姆斯·帕克·斯隆（James Park Sloan）给耶日·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写的传记，伊利·威塞尔（Elie Wiesel）起初对科辛斯基的小说《彩绘鸟》（The Painted Bird）比较冷淡，该小说讲述的是战争期间，一位犹太的小孩独自躲在一个波兰乡村里，被反犹太的波兰农民扔到了泥浆坑里，此后便不再说话。后来，威塞尔从科辛斯基那里得出结论，该书基本上以科辛斯基自己儿时的经历为基础，因此，他称赞它是“编年史”和“辛酸的第一人称叙述”。该小说被誉为“证据”——见证者的作品。后来，事实证明科辛斯基从未独自躲起来过，被扔进泥浆坑或者从此不说话。该作品的声誉正好毁在建立其声誉的地方。科辛斯基的自我辩解对我们的目的来说相当有趣。这位小说家说：“我的目标是真理并不是事实，我的年纪已经够大，足以知道它们的不同之处。”

现在我想为这条开放、标记不清、常常跨越的边境辩护；这样的辩护相当困难，与这个时代的精神（“谁关心呢？”“完全是娱乐一下而已”）不符，但当关系到见证者的道德和艺术品质的时候，这种辩护对我来说似乎恰恰是最重要的。

当然，科辛斯基是有道理的。正如文学向边境的两边延伸一样，真理也是如此。事实和虚构同样都属于真理的另一块大陆。你可能会说：“啊，这可是两种不同的真理。”然而，这正是需要检查的地方，因为我们说两者都属于文学是想表明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其实是同一种真理，而我认为这是对的。

我们也不应该天真地认为只能在边境的一边找到“见证者”。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2]在其一首最著名的诗中写道：“伤害普通人的你……”

不会有安全感。诗人记得。

你可能会杀他——另一人将出生。

应该记录言行。

诗人记得：Poeta pamięta！诗歌和小说是见证者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我必须表明，任何有意义的见证者概念取决于拥有这条边境的清晰轮廓并且任何时候你都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小说《赎罪》（Atonement）想象了一位小说家快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通过说出真相来努力为她在儿时所做的可怕之事赎罪。但由于在小说中，她是这样做的，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创造的，什么是真实的。她无法赎罪，因为她在那个创造的世界中是上帝。

“见证人”、“证词”、“证据”当然还有“事实”等词在法庭中有明确的位置。与法律中的见证人一样，文学中的见证者通常也是为了证明一个特定的事实：通常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做了某事的事实。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事实”一词最常见的意思是“一种恶行或者罪行”。一位十六世纪的权威人士写道：“他在事实发生的地方附近被绞死了。”（这种用法在英语词组“事后从犯”[accessory after the fact]中保留了下来。在德语中，Tatsache指“事实”，Tatort指犯罪现场。）当我们说“见证者文学”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见证了人类在其他人类身上犯下的“罪行”，在战争、种族隔离、大屠杀或者古拉格中都是如此。

为这条边境辩护，我们首先必须同意那些愉快跨过边境的人的许多东西。首先，所有历史学家、记者和律师都知道，见证人非常不可靠。他们会遗忘、说谎、夸大其词、让人困惑。因此，研究《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圣经》反映了多人见证的犹太法律。耶稣挑选了十二位见证人来见证他的行为。但（正如该例子表明的那样）即便多人合作也只能非常接近于原始的实际情况。20世纪90年代末，我花了一些时间与目睹科索沃暴行的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交谈。从塞尔维亚人转向阿尔巴尼亚人，又转回来，我常常想用著名乡村调解者、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3]的父亲在听到一方的观点后据说经常会说的话来对他们说：“从你告诉我的东西来看，我认为你完全是错的。现在我该听听另一方的了；或许你的是对的。”

此外，书写下来的历史的证据基础往往极其单薄。有时，我们只有一位见证人。1989年，布拉格天鹅绒革命期间，瓦茨拉夫·哈维尔身边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灯剧院一间奇特的玻璃墙房间里会面，做重要的决定。大多数时候，我是唯一在场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个人拿着一本笔记本，试图记下他们说的话。我记得当初想：如果我不记下来，就没有人记下来了。像大多数历史一样，它也将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这样写成的历史，基础是多么脆弱。

当然，在场的其他人将添加自己的回忆。但是回忆有什么用呢？记忆问题就是见证人问题的核心所在。几年前，我开始研究自己的斯塔西档案时，我想：“这是检验秘密警察档案可靠性的完美方法。毕竟，如果我不知道其他东西的话，我知道自己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但是，当我阅读档案，与告发我的人和监视我的秘密警察交谈后，我发现我连自己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或者准确地说，我自认为知道的东西不断随着每一项新的披露而发生变化。我们不单单会忘记，还会重新记起来。记忆是一个可以重新加工的CD，会受到不断地加工。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仅让我们理解故事，还让我们感到更加舒服。如果两个人各自向你描述他们之间的争论，两人似乎都有理，难道这不奇怪吗？

哲学家早就用不同的方法研究过该问题。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写道：“想象和记忆是同一样东西而已。”尼采最深刻的一句格言说：“我的记忆说‘我做过’。我的傲慢仍然坚定地说，‘我不可能做过’。最终记忆让步了。”叔本华（Schopenhauer）将这归结为虚荣而不是傲慢。最近，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研究左半脑和右半脑不相连的病人后表示，他所谓的“解读者”明确位于人类的左脑中，负责将我们的经历串成似乎有意义的故事。简而言之，我们的大脑中都有一位小说家。名为“记忆”的小说家不停地重新编写我们称之为“我的生活”的简短故事。

然而，这只是我们这条边境的辩护者必须同意的一半内容，最好继续前进。假设有那么一会儿，记忆中没有自然而然的创新性想象。假设我们能够完美、公正、科学地记录真正发生的东西。（随着摄像机新技术的发展，尽管只用了人类见证人四种感官中的两种，我们也能够比以往更接近做到这一点。摄像机没有嗅觉和触觉。）即使到那时，我们几乎还是什么都没有——又太多了。为了在巴黎的一个角落里研究法国大革命五年，你将不得不在屏幕前坐五年。

为了创造事实文学，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都像小说家一样工作。我们挑选。我们弄清对象，也会模糊对象。我们想象。我们想象阿尔巴尼亚的老妇人对着被谋杀的儿子尸体哭泣会是什么样子，或者想象14世纪的法国农奴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丰富的想象，与你写的人物感同身受，就不会写出优秀的历史和报道。我们的人物是真人，但我们通过对他个性的自我解读，再把他们的性格塑造出来。接着我们谈论“米什莱（Michelet）[4]的拿破仑”、“丹纳（Taine）[5]的拿破仑”和“卡莱尔（Carlyle）[6]的拿破仑”，因为从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每种拿破仑都是作者的杰作。

有意想象的特性肯定不是仅限于虚构的坦桑尼亚。想象是太阳，照亮了两个国家。但这给我们带来了诱惑。你耳边有一个声音在低吟，“你知道那个戴着垂边软帽的肯尼亚人真的说了你认为他差点就说出来的有趣之事。写下来就好了。没有人会知道。看，跨过边境，有一朵绚烂的花——一个错失的小说细节将让整个故事变得生动。冲过去摘它。没有人会注意的。”我知道这种声音。我也听到过它。但是如果我们宣称要写事实文学，必须抵制它。

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道德原因。描写现实世界的文字会在现实世界里产生影响。如果在我的著作《档案》中，我将一个事实上不是斯塔西告密者的人说成是斯塔西告密者——我差点就这样做了——那个人可能发现自己的生活就毁掉了。朋友会回避他，他可能会失去工作，也可能更糟糕。（至少有一名被披露为斯塔西告密者的人自杀了。）更广泛地说，上一个十年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是由各方所写的糟糕历史造就的。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在显然不会得罪人的键盘上敲出的句子可能就是判死刑。”无论是活着还是去世的受害者，都要在道德上为他们负责。如果我们发现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如果这是一个人》（If This is a Man）中描述的事件是有意创造或者美化的，我们会有什么感受，幸存者会有什么感受？

这些道德原因已经足够，但还有艺术原因。作家常常跨过这条边境是因为他们认为其作品将因此提高。报道或者历史将成为文学。一段一段来说可能是如此。但总体而言，作品档次就下降了。

我们还需要问：“怎么做？”（通常这个问题比“为什么？”更难）鉴于我对见证人的不可靠性、记忆自然而然的创造性和有意想象的必要性所说的一切，该如何判断什么时候已经跨过这条边境？一个简单的、19世纪实证哲学家关于科学真理的答案是没有用的。因为从许多方面来说，事实文学达到的真理与虚构文学达到的真理一样。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可能已经按这种方式行动、思考和感觉，这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作家艺术和想象的结果。

除了通过所有适用于小说的真理测试外，我认为事实文学还必须通过另外两项特殊的真理测试：“真实性”和“诚实性”的测试。首先是真实性。那些在文中宣称是事实的东西真的是事实还是只是——用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创造的生动新词来说——似是而非的事实（factoid）而已？日期、地点、事件、引用。拥有不协调的代号“史密斯”、在我的斯塔西档案中确认的告密者，真的签了正式协议作为“非官方的合作者”为秘密警察工作，还是没有签？其他一切——原因、动机、后果——严格来说都是猜测；这是事实（事实上，我知道“史密斯”确实签了，因为我研究过原始文件）。许多据称的事实可以通过外部来证实。历史的纪律和报道的技术已经为检验证据制定了规则和程序，培养了专门的技能。有些甚至称得上“科学”。（比如，对“史密斯”誓约上墨迹的分析。）通过这个基本的真实性测试并不能让一个文本变得真实，但没有通过测试肯定是不真实的。

然而，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见证者文学”，他或她描述的地方只有见证者一个人。只有他或她的眼睛、良心和想象。如果我们发现见证者在我们知道的东西上是准确的，那我们更有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上相信他们；但有时，我们知道或能够检验的东西很少。这时什么测试有效？我能想到的最好方法是相当不科学的诚实性测验。我们阅读文本的时候，能感受到作家在努力做乔治·奥威尔称赞亨利·米勒时所说的“尽可能获得真正事实”吗？

对于我来说，这种诚实性的典范是奥威尔自己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实际上，奥威尔弄错了一些外部证实的事实——尤其是因为在巴塞罗那，一位秘密警察搜查他的宾馆房间期间，他的大部分笔记被偷走了。但我们从不怀疑他在努力实事求是地讲述。当我们在该书的结尾看到他为真实性辩解时，他的辩解与保罗·索鲁的辩解正好相反。奥威尔用自己努力达到的精彩又坦率、对话式的风格写道：“以防我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没有说明这一点，我将在这里说明：请注意我的偏见、我对事实的误解，以及因我只从事件的一个角度看问题必然导致的曲解。”实际上，他说，“不要相信我！”——结果我们相信他了。

诚实性体现在语调、风格和表达上。这让我们回到了为这条边境辩护的艺术原因。一位作家跨境的时候，你常常可以从内部的风格证据中看出来。举一个现在臭名昭著的例子：1995年，本杰明·威尔科姆斯基（Binjamin Wilkomirski）出版了一本名为《碎片》（Bruchstücke）的书，该书声称是在纳粹死亡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波兰犹太裔孩子的回忆录。现在已经不是合理的怀疑而是确定该作者是拥有不幸过去和精神病的瑞士音乐家，原名叫布鲁诺·格罗斯金（Bruno Grosjean），他从未靠近过纳粹死亡集中营，而是想象自己有那样的过去，将自己想象成了另一个人。现在阅读《碎片》，有人会对它以前受到的赞誉吃惊不已。呆板的讽刺（“马伊达内克并不是操场”）、陈旧的意象（沉默被头盖骨爆裂的声音打破）、粗糙又吓人的情节（他的父亲被一台运输机推上墙壁，老鼠在女人尸体的肚子上爬）。一旦你知道那材料是作假的，它就令人厌恶。但即使在有人知道这一点前，所有审美的警钟也应该响起。因为每一页都充满了真正虚假的东西。

将该书与真正见证者的伟大著作做一下比较。当然，这些作品在语调和风格上具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许多作品在表达上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痛苦、认真而又常常讽刺甚至尖刻的诚实性，从第一行字就能体现出来。比如，与威尔科姆斯基相比，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的第一行字是：

我非常幸运，1944年才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是在德国政府因日益缺乏劳动力决定延长死囚的平均寿命之后；因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来的例行的和临时的延缓杀戮，使集中营里的情况有明显改善。

我们怎么能不相信？

事实并非总是丑陋的。英国诗人克雷格·雷恩说：“我将带给你事实的美丽。”毫无疑问，这是相当盎格鲁—撒克逊的情怀。然而，事实像手工艺品一样可以是美丽的。在我牛津家里的白色书架上有两件东西。一件是圆圆的天然石头，大约有三英寸高，精致的灰色中有极淡的粉色点缀，在英国大陆最东北角的鹅卵石海滩——邓肯斯比海滩（Duncansby Stacks）上经过冰冷海水的冲刷形成了现在的样子，是我在那里与家人共度一个心满意足的下午时捡到的。另一件是参差不齐的柏林墙碎片，是砂砾混合物，几乎算不上是石头，在其一边有一块鲜艳的涂鸦。它们放在那里，一个粗糙，一个圆滑；一个是非天然的，一个是天然的，面对面，相当鲜明地点缀了白色的书架——事实文学的一首石头诗。

实事求是对于任何作家来说可能是巨大的约束，但自我约束对艺术至关重要。在这条边境上，我们应该坚守。

2001年

[1] 瑞典文学院为纪念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100周年组织了“见证者文学”的研讨会，本文由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因此，开篇反思了文学的本质和所见所闻。

[2]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著名的诗人、作家，著有《被禁锢的头脑》、《米沃什词典》等，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3] 哈伊姆·魏茨曼，第一任以色列总统。——译注

[4] 米什莱，法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史》、《女巫》等。——译注

[5] 丹纳，法国思想家、文艺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代表著作为《艺术哲学》。——译注

[6] 卡莱尔，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译注

第七章
尾声

大象，泥足

我们房间里的大象是什么？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民主极富争议。即便在英国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自由也受到了威胁。西方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在下滑。但所有人都采用了资本主义。美国人和欧洲人采用了它。印度人采用了它。俄罗斯的寡头和沙特的王子采用了它。连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采用了它。现在以色列最古老的基布兹成员（平等社会主义最后的最大希望）也投票引入了基于个人表现的不同薪水制度。卡尔·马克思将在坟墓里辗转反侧。或许没有，因为他的一些作品怪异地预测到了我们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他的药方没有效果，但他的描述有先见之明。

这是21世纪初的大事实，太大，太理所当然了，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停下来思考这有多么不平凡。以前不是这样的。在1938年出版的《进化中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Evolution）一书中，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科尔问道：“资本主义能幸存下来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社会主义将代替它。1938年的时候，《曼彻斯特卫报》的大多数读者可能都这样认为。

如今，正在提出什么其他的重大意识形态选择？乌戈·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看上去仍然是本地现象，至多算是区域现象，在石油丰富的国家获得了最好的实施。在新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伊斯兰主义有时被认为是民主资本主义巨大的竞争对手，但它没有提供其他经济制度（除了颇具特色的伊斯兰财政之外），不管怎么说，除了穆斯林国家，对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吸引力。与提出系统的其他选择相比，实际上大多数反全球化人士、另类全球化人士（alter-mondialistes）和环保活动人士在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的不足上要擅长得多。几年前，在伦敦五一劳动节的游行上，有一块海报上写着“应该用更好的东西来代替资本主义”。

当然，这里的定义有问题。俄罗斯或者中国的国企真的采用资本主义了吗？难道私有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吗？美国研究资本主义的杰出学术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有一个限制性更大的定义。他认为，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所采用的、拥有大量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团主义。他表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该制度中，私人资本可以相对自由地创新和投资，无需国家、社区和地区、工人以及其他所谓社会合伙人的批准”。按照这种定义，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我发现这限制性太大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欧洲拥有多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从像英国和爱尔兰等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到德国和奥地利等更加协调一致的利益相关者经济体。

在俄罗斯和中国，有一个从国有到私有的光谱。利益最大化因素之外的其他考虑因素在国有企业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它们也像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参与者一样运营，还日益使用全球资本主义的语言。在200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听到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亚历山大·梅德韦杰夫（Alexander Medvedev）为其公司的记录辩护说，它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五大公司之一，不断地为其股东——正好包括俄罗斯国家——寻求价值。这至少表明了全球资本主义话语的主导地位。中国是一条非常大的分界线，其公司缓慢地朝我们认为更多而不是更少资本主义行为的方向前进，这要比中国朝民主方向发展清晰得多。

缺少其他清晰的意识形态选择意味着资本主义未来几年安全了吗？远非如此。过去二十年，全球化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同时也给自己的未来带来了新威胁。新威胁并不完全是马克思指出的著名“矛盾”，但威胁可能更大。首先，过去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历史无法支撑如下观点：它是一种自动自我修正的制度。正如乔治·索罗斯（他应该知道）指出的那样，现在的全球市场经常失衡，正逐渐走向更严重失衡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地需要政治、财政和法律修正的有形之手来协助市场的无形之手。越大越难倒。

油轮要比小帆船稳定，但如果油轮的内部防水壁破裂，在暴风雨中，满载的石油开始左右摇晃，你可能会制造巨大的灾难。世界的资本日益像装在一艘大油轮中的石油，用于阻止它摇晃的内部防水壁越来越少。

另外还有不平等。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似乎是它给表现好的地方回报多，不仅仅是伦敦市，还有上海、莫斯科和孟买。在一些国家，少数人超级富裕、大多数人仍然超级贫穷，这会带来什么政治影响？在更加发达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有相当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个人生活水平在缓慢改善，可能懒得管一小部分超级富裕的人——他们哗众取宠的行为刊登在小报上，还能让他们消遣一下。但是如果许多中产阶级的人开始觉得他们没有跟上让那些为数不多的基金经理暴富它的全球化进程，与此同时又将其中产阶级的工作外包到印度，那么它就会受到强烈反对。看一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的娄·多布斯（Lou Dobbs）就能感受到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随时会来。

不过，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两难处境：这个星球无法维持六十五亿人像当今富裕北半球的中产阶级消费者那样生活。在短短几十年内，我们将耗尽需要大约四亿年才能积累起来的化石燃料，从而改变地球的气候。可持续性可能是一个单调乏味的词，但它是如今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单一挑战。无论现代资本家多么花心思地寻找替代技术——他们将很花心思，这将意味着更加富裕的消费者勉强接受靠更少而不是更多的东西生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现难以找到商品消费者的问题，因为不断进步的生产技术能够大规模地生产商品。相反，它已经成为新制造业的专家：制造欲望。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不单单是它为消费者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还使消费者想要他们提供的东西。正是这一不断扩张的欲望的核心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不可持续性。可是我们准备抛弃它了吗？我们可能乐于让我们的阁楼绝缘，回收报纸，骑自行车去上班，但我们愿意接受使用更少的东西，让其他人使用更多的东西吗？我愿意吗？你愿意吗？

2007年

去文明

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下一篇头版报道前，让我们吸取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的巨大教训吧。这一教训并不是指布什政府的无能、美国对贫穷黑人令人震惊的忽视或者说我们对重大自然灾害毫无准备——不过这些也算是教训。卡特里娜飓风的巨大教训是我们踩着的文明外壳总是很薄。一震动，你就掉下去了，就会像疯狗一样乱抓乱刨求生。

你认为在新奥尔良几个小时内发生的抢劫、强奸和武装恐怖在美好、文明的欧洲永远不会发生？再想想。在这里发生过，就在六十年前，在我们这片大陆上都发生过。可以读一读大屠杀和古拉格幸存者的回忆录，1944年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对那不勒斯的描述，或者最近重版的1945年住在柏林的一位德国妇女的匿名日记。就在十年前，又在波斯尼亚发生过。甚至还不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的力量。在欧洲发生的都是人为的飓风。

基本点是一样的：没有了有组织的文明生活的基本物资——食物、遮风避雨的地方、饮用水、最低限度的个人安全，我们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回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一场混战。一些人有些时候会表现出英勇的团结行为；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都在参与为个人和后代生存的残酷战斗。一些人成为短暂的天使，大多数人退化成了猿人。

文明一词最早的一个意义是指作为动物的人类被教化的过程——我认为，我们想通过这个过程实现互相承认人类尊严，或者至少说原则上接受这种承认的可取性。（正如奴隶主托马斯·杰斐逊所做的那样，不过他并没有身体力行。）有一天，我读杰克·伦敦（Jack London），遇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词：“去文明”（decivilization）。相反的过程，即人们通过这个过程停止被教化，开始变得野蛮。卡特里娜飓风告诉了我们去文明无时不在的可能性。

连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暗示。公路上的争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想想在等待一班误点或者取消的深夜航班时的情形。一开始，我们在机场等待区精心守护的个人空间化成了忽隐忽现的团结。互相同情地看一看报纸或者手提电脑的屏幕。说几句表达沮丧之情或者讽刺性的话。通常这会演变成集体团结更有力的表现，可能指向倒霉的英国航空公司（BA）、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或者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的检票员。（找到共同的敌人是让人类团结唯一可靠的方式。）

但接着有传言说，在37号门登机的另一个航班还有几个座位。团结迅速瓦解了。天使变成了猿人。病人和老弱妇孺在拥挤的人群中留了下来。穿着黑色西服、拥有哈佛大学或牛津大学文凭、对餐桌礼仪了如指掌的人变成了大猩猩，冲过丛林。当他们赢得比赛，拿到登机牌后就回到了角落里，避开其他人的目光。拿到香蕉的大猩猩。（相信我，我也当过这样的大猩猩。）这一切只是为了不用在得梅因市的度假宾馆中住一晚。

显然，新奥尔良的去文明要严重一千倍。我情不自禁地觉得，随着我们深入21世纪，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即将出现的大问题太多了，这可能会使人性退化。最显著的威胁是气候变化带来更多的自然灾害。如果这场大灾难被像约翰·麦凯恩等美国政客那样解释成是一次——使用他们自己毫无疑问会使用的旧词——“警钟”，警告美国人要是美国继续像没有明天一样排放二氧化碳将带来的后果，那么卡特里娜飓风将带来一丝希望。但可能已经太晚了。如果最近的迹象正确的话，西伯利亚的冰盖和永久冻土层都在融化了，融化本身将进一步释放天然的温室气体，那么我们可能陷入势不可挡的急速恶化状态中。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世界的许多地方受到无法预测的暴风雨、洪水和气温变化的折磨，那么在新奥尔良发生的一切似乎就像一次茶话会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也是人为的飓风。但是还有人类对其他人类更加直接的威胁。到目前为止，恐怖袭击已经引发愤怒、恐惧、公民自由的一些限制以及在关塔那摩监狱和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虐待，但它们并没有导致大规模歇斯底里的表现或者找替罪羊。在世界的冷静之都伦敦尤其不会这样。但假设一下我们还没有看到过的事情。假设一个恐怖组织在一个主要城市引爆了一个脏弹甚或小型的核武器。那会怎么样？

从贫穷又人口过多的南半球向富裕的北半球大规模移民的压力，已经有洪水一般的威力。（无独有偶，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通常也会用洪水来作比喻。）如果自然或者政治灾难再迫使数百万人移民，有朝一日，事实可能会证明我们的移民控制像新奥尔良的堤坝一样。但即使按目前的移民水平，随之而来的冲突——尤其是那些穆斯林和欧洲本地人之间的冲突——也极易爆发。我们将仍旧多文明？在一些欧洲人和穆斯林谈论对方的方式中，我看到了欧洲新野蛮状态阴影的来临。……

因此，不用担心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正如一句俄罗斯格言所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已经时过境迁。现在受到威胁的是文明——我们放在沸腾的本性岩浆上的薄外壳，人性也包括在内。新奥尔良撕开了一个小孔，透过它，我们看到了总是留在下面的东西。大放纵（Big Easy）向我们显现大难题（Big Diffcult），那就是保护这层外壳。

用政治说教的模式来说，我们可能要借卡特里娜飓风呼吁认真应对这些挑战，这意味着世界的大集团和大国——欧洲、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拉丁美洲、联合国——实现新层次的国际合作。但是，清醒一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出更加悲观的结论：2000年的某个时候，文明的传播达到了一个高点，后代可能只能怀旧和羡慕地回顾。

2005年

风琴里的老鼠

在1818年的圣诞节前夕，奥地利奥伯恩多夫村（Oberndorf）的助理牧师约瑟夫·莫尔（Josef Mohr）顺便拜访了助理风琴弹奏者弗朗茨·格鲁伯（Franz Gruber），他是隔壁村的学校老师。他说，他写了一首小颂歌。弗朗茨是否可以为他谱合唱和吉他伴奏的曲子？

什么时候要？

请在今晚前。合唱队半夜集合的时候要唱。

因此，格鲁伯坐下来，迅速写了几个字。“平安夜，圣善夜。”

关键在这里：如果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1]的风琴里没有老鼠，明天晚上，我们就不会在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大教堂、小教堂和家里听到这首“平安夜”的曲子；这个文本就不会有三百种语言版本，从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到他加禄语（Tagalog）；在密歇根州弗兰肯穆斯（Frankenmuth）的布朗纳圣诞仙境（Bronner’s Christmas Wonderland）[2]里就不会有17米高的奥伯恩多夫教堂的模型（它旨在纪念圣尼古拉斯的原始教堂）；你就无法花29.99美元买一个通电便能放“平安夜”的教堂模型，把它当作“企业的礼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由于风琴里有老鼠——传说是老鼠，但可能是大鼠，也可能只是灰尘而已——那把风琴就必须修理了。这将齐勒（Ziller）山谷的风琴制造大师卡尔·毛拉赫尔（Karl Mauracher）引到了奥伯恩多夫村的教堂。他听到了这首颂歌并将副本带回了齐勒山谷。在那儿，他演奏或者唱给了卖唱的斯特拉瑟姐妹（Strassers）一家人听，她们似乎有点像《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3]中的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那群人。斯特拉瑟姐妹环游说德语的中欧卖手套和唱歌时，将“平安夜”融入了她们的表演节目中。

另一对名叫莱纳（Rainer）的唱歌姐妹据说在奥地利和俄罗斯的皇帝面前表演了新的民间流行曲目，还于1839年将它带到了美国。（在中欧，你在路上遇不上奥地利唱歌姐妹似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平安夜”开始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颂歌。可以肯定是，它是相当优美的曲子。歌词也不错，至少第一段是如此，不过我对台湾的版本更偏爱一点：

平安夜，圣善夜！

万暗中，光华射，

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静享天赐安眠，

静享天赐安眠。

但让它变得神奇的是曲子。而它的大部分魅力来自其简单。弗朗茨·格鲁伯只有几个小时来写它，接着还要让合唱队用新曲彩排，与此同时还要劈柴、给山羊喂奶、拔圣诞鹅的毛，是因为这样曲子才会这么简单？还是因为风琴已经坏了，让吉他伴奏的音乐必须简单？还是只是因为他知道现场合唱队的音乐能力有限？无论是什么原因，简单带来了普及。

然而，可能还有上百种同样美妙的曲子，同样也有许多同样质量的业余圣诞赞美诗。它甚至可能比披头士（Beatles）的《黄色潜水艇》（Yellow Submarine）还要广为人知，是什么让它成为世界永远的流行曲目？答案是：风琴里的老鼠。换句话说：机遇、好运、运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幸运的巧合的结果——本着这个季节的慷慨精神，假设你定义的好运延伸到最终获得布朗纳圣诞仙境的企业礼物，这类事情往往如此。

拿破仑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他曾向一位引起他注意的高级军官问道：“他幸运吗？”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半由运气决定，另一半差不多由我们自己掌握，我认为可能真是如此。”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做起事来仿佛我们自己能够把握的命运程度要大得多。我们觉得，如果有人成功或者富裕，他们肯定特别能干；如果公司兴盛，它们肯定管理有方。此外，我们经常陷入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谓的“回顾性决定论的幻觉”中。因为有件事情发生过，所以它必得发生。这肯定是有充足理由的。好像我们无法接受过多的东西由机遇决定的想法。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多努力？

“平安夜”赞美的宗教也有这种洞见：“赛跑并不属于飞快之人，战争不属于强者；面包不属于智者，富裕不属于理解能力强的人，也不青睐拥有技能的人；但所有人都拥有时间和机遇。”然而，基督教提出了另一种更大的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今生的付出，来世将获得回报。奥伯恩多夫村教堂里的一件纪念品上，展示着约瑟夫·莫尔在天堂透过一扇窗户倾听地球上的孩子在唱他的颂歌。

但是如何承认这个浅显易懂的真理：一天结束的时候，一半是运气。这真的这么难以忍受吗？发生悲剧是有原因或者没有原因的想法哪个会更加令人欣慰？是错误的基因、恶魔、社会经济的原因，还是只是机遇问题？如果你知道任何人一半的好运都可以完全归功于运气，这样会让人更好理解还是更难理解？

当然，好运没有另一半的努力并不会来。你还必须付出努力。因此，平静地接受接下来一半会怎么样将取决于运气的事实吧，尽情去写歌就行了。走一趟，让朋友为晚上演出的歌写一首曲子。然后，坐着静待风琴里的老鼠。无论怎样，你总是会拥有那首歌。

2004年

[1] 圣尼古拉斯，圣诞老人的原型，是土耳其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主教。——译注

[2] 布朗纳圣诞仙境，世界上最大的圣诞用品商店。——译注

[3] 《音乐之声》，美国电影，曾获第38届奥斯卡奖（1965年）。——译注

致谢

我要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他们是《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和雷阿·海德曼（Rea Hederman）；《展望》的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以及其他许多朋友和同事（也包括其他学院的），要特别感谢脾气超好、超幽默的丹尼斯·莱恩（Denise Line）；斯坦福大学和胡佛研究所的约翰·雷西安（John Raisian）和其他杰出的学者；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他一点一点地剖析事物）；拉尔夫·达伦多夫（本书作为他八十大寿的寿礼献给他）；思想伙伴托尼·朱特（Tony Judt）；可作为典范的完美主义者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蒂姆·斯奈德（Tim Snyder），特别感谢在乌克兰时我们的合作；吉尔·柯勒律治（Gill Coleridge）；大西洋图书公司的托比·芒迪（Toby Mundy）、卡罗琳·奈特（Caroline Knight）、卡伦·达菲（Karen Duffy）及其优秀的团队；最重要的是要一如既往感谢争论，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除了这些特别感谢外，我还要感谢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无数学者、学生、记者、活动人士、专家，感谢他们在特定话题上提供的帮助。一些名字已经在文中和注解中提到，但我想非常真诚地感谢他们所有人。

Year Zero: A History of1945
By Ian Buruma
Copyright ©2013by Ian Burum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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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9－45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 （荷）伊恩·布鲁玛著；倪韬译.--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8

（理想国译丛）

ISBN 978-7-5477-3400-1

Ⅰ. ①零…Ⅱ. ①伊…②倪…Ⅲ. ①世界史－研究－1945Ⅳ.①K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0577号

责任编辑：许庆元

特邀编辑：孟凡礼　梅心怡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出版发行：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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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发行部：（010）65255876

　　　　　总编室：（010）65252135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965毫米×635毫米　1/16

印　　张：25.75

字　　数：360千字

定　　价：8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序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第二章 饥饿

第三章 复仇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第五章 沥干毒药

第六章 法治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跋

鸣谢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许知远

一

大约十一年前[1]，在香港的一家书店，我随手捡起一本《传教士与浪荡子》（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它归属于“亚洲兴趣”（Asian Interest）一栏。

彼时的香港，殖民地的气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轻易感受得到。在湾仔的六国酒店、在银行家穿梭的中环、还有旧中国银行上的“中国俱乐部”，你能感受到那个吉卜林、奥登与大班们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了殖民地的异域风情。连Asian Interest这个图书分类名称都带有明显的这种痕迹，Asia是欧洲人创造的概念。

这本书是这种视角的延续吗？至少看起来，标题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个裸露双肩的东方女人显露出惊恐的表情。

“如今，比任何时刻，香港都感觉像一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城市，它只有一个狂热的现在”，翻到其中《香港最后岁月》一章时，正读到这句话。文章写于1990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香港的不安情绪，旧秩序正在退隐，但新秩序是什么？

我也被作者的叙述吸引，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政治分析，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了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陈词滥调的逆反，他用追问、质询、嘲讽来对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断，他既质疑西方眼中的东方主义，也怀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比如对于香港，他显然不同意这是一座纯粹的经济城市，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公民、而非臣民。”

我买下了这本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一个曾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未曾料到，这本书也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指南，它开始缓慢却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写作与生活方式。

马尼拉、加尔各答、东京、首尔、台北……我去了他去过的地方，试图像他一样观察、交谈与书写。我也寻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上帝的尘埃》（God’s Dust），到90年代的《罪孽的报应》（The Wages ofGuilt）、《伏尔泰的椰子》（Voltaire’s Coconuts），再到《坏分子》（Bad Elements）与《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The China Lover）……

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V. S. Naipaul）、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简·莫里斯（Jan Morris）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们中，布鲁玛或许是游历的地理与涉猎的知识最广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继承了他们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的地带的兴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

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责与社会记忆的著作《罪孽的报应》中的陈述：“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一些时候，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伊恩·布鲁玛让我想起他的先辈伊拉斯谟。后者在16世纪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倡导一种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他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先驱，从不受困于具体的地域、语言与文化。布鲁玛不具这种开创性，却是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重要一员。2008年，他获颁伊拉斯谟奖，被认定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会发展”。

二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既是布鲁玛一贯风格的延续，他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结构上，还从他惯常的松散文集，变成了一本更有系统性的专著。

在西方读者熟知的叙事中，1945年是一个英雄主义、充满胜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的挑战，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光辉岁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来。

布鲁玛却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

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而胜利不仅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更是被压抑欲望的巨大释放。法国女小说家伯努瓦特·格鲁（Benoîte Groul）曾这样描述她与美国大兵情人的关系：“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好东西。”这些来到欧洲的士兵也像是历史性的隐喻，作为解放力量与历史新动力的美国不可阻挡的诱惑，格鲁感慨被美国大兵压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寝，而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成为极度自私者，如德国作家伯尔所说的：“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报复行为也随着这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成了残酷的报复者。报复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即使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幸存，却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击，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华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为攻击对象。

让我尤其难忘的是大町的命运。1945年秋天，她是安东市七万多日本侨民中一员。对于这些带着希望与憧憬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失败与惶恐的时刻。日本天皇已宣布战败，涌来的苏联红军则让他们忧惧不已——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俄国人的残酷印象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强暴与混乱，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提供妓院式服务。

大町40岁出头，是个昔日的艺伎，她成为这个歌舞团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驻守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光临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对于这个中朝边界的小城来说，一切都暧昧不明，日本人失败了，接下来的掌权者将是谁，它将给这群日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这个例证恰好说明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它既是历史事实，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

三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

对他来说，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在我成长岁月的历史叙述中，1945年的意义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形成，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加入苏联阵营的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轨迹，也创造了一种封闭、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种意义上，1945年的意义被双重忽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被忽略，因为中国的自我封闭，中国的角色在全球叙述中被忽略。

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而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当中国愈来愈成为新世纪的主要角色时，这种视角变得更加迫切。

[1]本文写于2014年。——编注

献给我的父亲 S. L. 布鲁玛

和友人布莱恩·厄克特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画的是一个天使，看样子正要从他聚精会神注视的事物旁抽身离去。他凝视前方，嘴巴微张，翅膀打开。这就是人们心目中历史天使的形象。他的脸面向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堆起尸骸，并将它们抛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破碎的一切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场风暴，猛烈吹打他的翅膀，令他再也无法将它们收拢。风暴无可抗拒地将他推向背对着的未来，而面前的残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九》

序

长久以来，父亲的故事总有让我困惑不解之处。对于跟他年龄、背景相仿的人来讲，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历谈不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事实上惨绝人寰的故事多了去了，但他的经历着实也够凄惨的。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起他的战争岁月时年龄尚小。跟一些人不同，他并不忌讳重提旧事，即便有些陈年往事再回忆起来只会勾起痛苦。他讲的故事我很爱听，与之相配的还有一些勉强算得上是插图的黑白照片，尺寸很小，夹在一本相册里。我从他书房的一个抽屉里拿到了这本相册，闲来翻翻聊以自乐。照片拍得中规中矩，但在我看来却足够奇特，不禁好奇地打量了一番：有张照片拍摄的是东柏林一座条件原始的劳工营；另一张里，我父亲龇牙咧嘴地扮着鬼脸，毁了本来挺正式的照片；还有一张里有几个文官模样的德国人，身上穿着带纳粹徽章的西装；此外有几张是周日去湖边郊游的留念；最后一张里，一群满头金发的乌克兰女孩笑容可掬地看着镜头。

照片记录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光景。那时跟乌克兰人来往估计是被禁止的，但每每回忆起这些女子，父亲眼里还是会闪动着一丝怀念的神情。他曾经险些死于饥饿和体力透支，饱受害虫摧残的他不得不在一个浸满水的弹坑里解决内急，与此同时，这个“公共厕所”还兼具唯一澡盆的功能。这段苦难史都没有相片为证，但让我困惑的并不是这点，而是后来他返乡后发生的事。

父亲的家在荷兰东部小镇奈梅亨（Nijmegen），镇上居民大多笃信天主教，那里是1944年阿纳姆战役（Battle of Arnhem）爆发的地方。经过一番激战，盟军攻占了奈梅亨，阿纳姆则正是那座“遥远的桥”[1]。我祖父20世纪20年代曾作为新教牧师被派驻到那里，负责照顾一小拨门诺派教徒[2]。奈梅亨是个边陲小镇，从父亲家出发，步行就能到达德国。由于德国物价相对便宜，全家人常常会选择去那儿度假，这种习惯到了1937年前后不得不画上句号。纳粹在当地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即使游客也已不堪忍受的地步。有一天，父亲一家在途经“希特勒青年团”的一片训练营时，亲眼目睹了几个小伙子遭到穿制服的青年团的毒打。还有一次，一家人乘船游览莱茵河，我祖父吟诵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赞美莱茵河女神的诗《罗蕾莱之歌》（“The Lorelei”）（海涅是犹太人），让同船的德国乘客很是尴尬（他也许是故意为之）。我祖母最终决定，德国是去不成了。三年后，德军大举越过了边境。

即使处于德占期，人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说来有些奇怪，但对于大多数荷兰人，只要他们不是犹太人，日子还是照常过，起码最初一两年都是如此。1941年，我父亲进入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攻读法律。如果将来想做律师，有一件事在当时势在必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依旧如此）——加入联谊会这个所谓的学生团体。这是个排他性组织，而且会费很高。尽管我祖父在社会上备受尊重，但单靠他那点儿做牧师赚来的微薄薪水远不足以支付我父亲的开销，于是一位有钱的舅舅决定出资赞助他的社交活动。

然而，父亲入会那年，学生联谊会已经被德国当局取缔了，理由是担心这是个窝藏抵抗力量的大本营。就在这不久前，凡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都被荷兰的大学开除了。为抗议此举，莱顿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鲁道夫·克莱夫林格（Rudolph Cleveringa）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演讲前，他在包里备好了牙刷和换洗衣物，以防有人来抓他，他后来也的确被捕了。学生罢课游行，大多数参与者曾是学生联谊会的成员。莱顿大学（Leyden University）关门停课。在阿姆斯特丹，德国人出台禁止招募犹太人的规定后，那儿的联谊会就已经被自己人解散了。

但是乌得勒支的大门依旧对外敞开，联谊会也照常活动，只是由地上转到了地下，这意味着欺侮新会员的入会仪式也得在暗中进行。那些在社团里被叫做“胚胎”的大一新生再也不用被强行剃头了，因为这么做会向德国人暴露他们的身份。但是惯例终究是绕不开的，“胚胎们”被人勒令像青蛙一样跳来跳去，不让睡觉，被人当奴隶使唤，在各种满足学长施虐欲和想象力的游戏里受尽羞辱。我父亲跟有同样出身和教养的人一样，没有奋起反抗，而是默默屈从于这种折磨。规矩历来如此（现在也不例外），用施暴者喜欢卖弄的拉丁文说，这是“惯例”（mos）。

到了1943年，年轻人面临一项更加严峻的考验。德国占领军逼迫所有学生在一份效忠宣言上签名，发誓自己绝不会参与任何同第三帝国作对的活动。拒绝签字的后果是被遣送至德国，被迫为纳粹的战争工业效力。同85%的学生一样，父亲拒绝签字，之后便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那年晚些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乌得勒支学生抵抗组织寄来的信，号召他返回家乡。这么做的动机至今不甚明朗，写信人要么处于惶恐之中，一时糊涂做出了错误决定，要么本来就是无能透顶。毕竟，这些人只是学生，不是什么久经沙场的游击队战士。于是父亲就跟着祖父来到了火车站，不幸的是，纳粹守株待兔，选在这个时候围捕送去德国做苦工的青壮年。月台两边都被德国警察堵住了去路，家长受到威胁，说如有人胆敢逃跑，账就记在他们头上。因为担心连累自己的父母，父亲只得签了名。这个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但算不上什么英雄事迹，直到今天他依然时不时为此感到困扰。就这样，他和别的小伙子一起被装上车，运到一个脏兮兮的小型集中营。看管他们的荷兰喽啰在党卫队的培训下，学会了一整套野蛮的管理手段。父亲在那儿没待多久，后来辗转至柏林，在一座工厂制造火车使用的制动设备，一直干到战争结束。

这是一段复杂的经历，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只要不主动跟德国人对着干，荷兰学生工人就不必被关进集中营。纵然工厂的工作单调乏味，给敌人干活有失国格，供人睡觉的营房又冷如冰窖，害虫到处乱爬，十分不舒服，但未成想这些不幸遭遇竟然也换来了补偿。父亲记得，当初听过几次柏林爱乐的音乐会，担任指挥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3]。

另外，克诺尔（Knorr）制动设备厂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铁板一块。厂里有个叫埃利松（Elisohn）[4]先生的人，长着一头黑发，为人沉默寡言，一看到荷兰学生工人朝他走来，转身就溜。另外一些工人也不太愿意跟人接触，他们有的名叫罗森塔尔（Rosenthal）[5]。过了很久，父亲猜测这家工厂也许在藏匿犹太人。

1943年11月，情势急转直下。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对德国首都展开绵延不断的轰炸。到了1944年，英军的兰开斯特轰炸机迎来了新搭档：美国B-17型轰炸机。但是，真正针对柏林和其居民无休止的地毯式轰炸始于1945年初那几个月，轰炸和随之燃起的熊熊烈焰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美国人和英国人分昼夜轮流出击发动空袭，到了4月，东线苏军的“斯大林管风琴”（Stalin Organs）[6]开始炮击这座城市。

学生们有时会想办法挤进防空洞，或钻进地铁站躲避空袭，反观集中营的囚犯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有时候，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掩体只是一条匆忙挖就的堑壕。据父亲回忆，面对空袭，学生们是既兴奋又害怕。其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轰炸和炮击几乎从不间断，吵得人根本没法睡觉。耳边不时会响起防空警报、爆炸声、人们的尖叫，以及砖块掉落和玻璃碎裂夹杂在一起的噪音。然而，学生们还是为英美两国的轰炸机欢呼叫好，尽管这些飞机轻易就能要了他们的小命，而且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

1945年4月，劳工营已经不能住人了：狂风掀去了屋顶，大火烧坍了墙壁。通过向熟人求助，父亲或许从不那么亲纳粹的新教教会处获得了帮助，在柏林郊外一座别墅里找到了栖身之所。房东太太叫伦哈德（Lehnhard），接纳父亲之前已经收留了从柏林市中心废墟里逃难至此的其他难民。他们中间有一对德国夫妇，男的叫吕梅林博士（Dr. Rümmelin），是个律师，他妻子是犹太人。丈夫成天担心有人来抓他老婆，于是在屋里藏了把左轮手枪，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夫妻俩死也要死在一起。伦哈德太太喜欢唱德语歌，父亲就弹钢琴为她伴奏。用他的话讲，在柏林最后一战的大破坏中，只有这种时候才“让人感到人类社会尚存一丝文明”。

在他去往东柏林工厂上班的路上，父亲穿过一条条满目疮痍的街道，苏德两军曾在这里的屋舍之间展开巷战。他站在波茨坦广场上，看着身前的“斯大林管风琴”发出尖利的嘶鸣声，对着希特勒的总理府一番狂轰滥炸。自打那时起，父亲余生都对爆炸和焰火充满了恐惧。

4月下旬，抑或是5月上旬，伦哈德太太的家里来了一群苏联兵。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通常伴随着对妇女的轮奸，且不分老幼。不过这一次暴行没有发生。然而，当苏联士兵从屋内搜出吕梅林博士的左轮枪后，父亲差点为此丢掉性命。当兵的里面没一个会讲德语或英语的，所以解释手枪由来纯属白费口舌。父亲和吕梅林博士是屋子里仅有的男丁，苏联人命令他们背靠墙壁，准备枪毙他俩。父亲至今还记得当时那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他那时已见惯了死亡，轮到自己大限将至，居然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决定生与死的重要关头，命运神奇地站到了他们这边。门外来了个会讲英语的苏联军官，听罢吕梅林博士的解释后决定相信他。枪决被叫停了。

父亲和另一名苏联军官之间也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军官在战前是列宁格勒的高中教师。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只能通过哼唱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进行沟通。这位名叫瓦连京（Valentin）的军官开车载了我父亲一程，把他送到一个接送人的关卡，那里曾是西柏林郊外工薪阶层的居住区，经过战火摧残，现在只剩下一堆瓦砾。父亲得从那儿出发，找到一条通往城东某个战时流离失所者难民营（DP camp）的路。在断壁残垣间艰难跋涉的过程中，他遇到一个荷兰人结伴同行，父亲猜那人要么是勾结纳粹的通敌者，要么是原党卫队军人。因为连续几周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父亲举步维艰。

还没走多远，他就摔倒了。形迹可疑的同伴拖着他走进一栋破损的楼房，跨过几级楼梯，来到一户人家家里。房主是这个男人的相好，是个德国妓女。之后的事情父亲记不太清了，他多数时候大概全无知觉。这个妓女救了他一命，经过她的悉心照料，父亲恢复了精力，成功地抵达了难民营。那里已经聚集了1,000多人，他们国籍不同，有些还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所有人只能从一个水龙头里取水用。

六个月后，父亲回到了荷兰。因为战时的饥饿，照片里的他依旧显得身材浮肿。他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装，裤子上还有尿渍，这套行头有可能是美国门诺派慈善组织送给他的，也有可能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总之，尽管体型有些虚胖，肤色苍白，但照片里的他看起来还是神采奕奕，四周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大家高举啤酒杯，嘴巴张开，看样子在欢呼，或者高唱学生歌曲。

父亲重返乌得勒支联谊会应该是在1945年9月，他那时22岁。因为战时入会是悄悄进行的，团体元老们决定重启种种整人仪式。父亲记不清是否被迫学过蛙跳，是否曾被撞得东倒西歪。这些待遇更多是用来“招待”初来乍到的新生，一些人也许刚刚脱离集中营，且条件要比我父亲待过的恶劣得多。当中估计也有犹太学生，他们曾躲在别人家的地板下，一躲就是数年。勇敢的异教徒救命恩人挺身而出，不惜冒生命危险庇护他们。然而，我父亲不记得有谁对这些历史感到难堪；没人对生平故事感兴趣，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往往都不堪回首。作为迎接新人入会的一个环节，“胚胎们”被人扯着嗓子骂，戏弄，甚至人挤人关进狭小的地窖里（后来的联谊会圈子管这个游戏叫“玩转达豪”[7]）。

好了，这就是让我疑惑的地方。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父亲怎么还能忍受如此毛骨悚然的做法呢？再说总该有人觉得这很荒诞不经吧？

没有，父亲连连摇头。不，这很正常，过去都是这么干的，这就是惯例，没人会质疑。他日后为自己的话进行了辩解，说欺负犹太幸存者很可耻，但别人是不是这么想他说了不算。

我对此感到困惑，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想通了。这种“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帮助理解的线索。人们太想回到纳粹占领前他们熟知的那个旧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炸弹，没有集中营，没有杀戮，而整整“胚胎”则稀松平常。这种想法意在重温旧梦，恢复传统，似乎这样，就算回归了本原。

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也许在那些目睹过血腥暴力的人看来，学生之间的游戏相对而言温柔多了，年轻人嘛，就好这口，打打闹闹也无伤大雅。但更有可能的是，那些极其热衷于整人的人，本身并没有怎么受过欺负。面前摆着个充男子汉的大好机会，而且如果受害者吃过的苦头远远不止这点儿的话，那么整人所勾起的快感会更加强烈。

* * * * *

父亲的这则故事——如前文所述，不算最惨，但也够辛酸的了——让我对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事很是好奇。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当时是个热门词）将何去何从？想要找回一切照旧的感觉，是人类应对灾难的惯有态度，既符合人性，但也不切实际。因为世界可以按照战前状态重建这种想法，就好像以为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降临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十年可以当作失忆被抹掉一样，只能是一种幻想。

然而，不光政府抱有这种幻想，作为个体的人也抱有这种幻想。法国和荷兰政府幻想它们能够收复殖民地，生活一切照旧，一如日本入侵东南亚之前的状态。但这只能是幻想，因为世界已经大变样了。发生了太多的事，太多的变化。太多的人，甚至是整个社会丧失了根基。而且，除了许多人以外，多国政府也并不希望世界回到战前的状态。英国工人打仗时愿为国王陛下和祖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战后却再也不愿苟活在旧的阶级体制下，他们在希特勒倒台仅仅两个月后，就投票把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赶下了台。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也无意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便在西欧，共产主义也被包裹在冠冕堂皇的“反法西斯”道德外衣下，使不少知识分子都将其视为比旧秩序更可行的替代选项。

在亚洲，处于萌芽阶段的变革比欧洲来得更加民主。印尼人、越南人、马来人、中国人、缅甸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看到，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羞辱得体无完肤，从此就彻彻底底摒弃了西方无所不能的观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会迎来重塑。与此同时，跟德国人一样，日本人在见证了领袖狂妄自大的迷梦化为泡影后，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战胜一方的盟国占领军软硬兼施塞给他们的变革了。

战争时期，英美两国的女性投身劳动大军，她们再也不甘于当“贤妻良母”，放弃经济独立。当然了，许多女性依旧在家相夫教子。这和殖民地赢得全面独立是一个道理，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一方面抱有想要回到过去“正常状态”的保守想法，另一方面又期盼变革，从头再来，希望建立不再有毁灭性战争的美好新世界。两种想法不停地作着较量。希冀源于真诚的理想主义。国联未能阻止二战爆发，但这没有打消一些人的理想主义。于是，到了1945年，他们转而寄希望于联合国能维持永久的世界和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些宏愿如同想要把时钟往回拨一样，只能是人们的幻想。不过，这一事实并未削弱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或者一定就矮化他们的目标。

战后1945年的历史从某些方面来讲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古希腊人清楚地了解人类复仇渴望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他们的悲剧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血仇如何被法治所消解：靠的是法律审判，而不是冤冤相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关于人类东山再起梦想的历史记载均是汗牛充栋。基于崭新理想的社会，将屹立在昔日战争废墟和如今的建筑空地之上。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类似观念往往并不新颖。

我本人对战后初期的兴趣部分源于时事。近年来，我们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全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性战争，但我主要还是想走进历史，读懂我父亲和他那代人身处的世界。这么想部分是因为对家长经历的好奇是孩子的天性，随着孩子长大，年纪超过同龄时期的家长，这种好奇心便愈发强烈。而如果父辈经受过苦难的考验，后人对此只能凭空猜想的话，好奇心则尤为炙热。

但是原因不止于此。父亲差点在战争中送命，他作为一分子在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世界是我辈长大成人的世界。我生活的年代是父辈理想所孕育的产物：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除了这一面，1945年缔造的世界也有其另一面：共产党在俄国和东欧推行专政，毛泽东在国共内战中异军突起，还有冷战。

我们父辈创造的这个世界大体上已经灰飞烟灭，或正在高速解体，分崩离析。当然了，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波及的几乎所有地区，如今的生活在物质条件上都要远远优于1945年。人们最害怕的一些事终究还是没有发生。苏联帝国崩溃了，冷战最后的战场虽说是朝鲜半岛，但差一点就落在了狭窄的台湾海峡。然而，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讨论西方的衰落，西方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欧洲。如果人们在战后初期的一些担忧已经减轻，那么同样消逝的还有梦想。如今很少还会有人相信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能保障永久和平，甚至也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阻止武装冲突。原先对于社会民主体制和福利国家的种种愿望——这是导致1945年丘吉尔下野的直接原因——如果还没被扼杀殆尽的话，也已经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约束的夹击下遍体鳞伤。

我对人类能以史为鉴的看法一直将信将疑，至少从认识到过去的愚蠢行为可以防止未来再犯同样错误这点来看，我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历史归根到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往往比愚昧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熊熊烈火。话虽如此，但还是有必要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试着加以领会。因为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就无法读懂当下的时代。我想探寻我父亲的经历，这能够帮我了解自己，甚至了解所有人，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1]《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1977拍摄的战争片，描绘的正是盟军在荷兰遭遇的最大挫败。（说明：本书页下注除特别标明“作者注”外，皆为译者添加。）

[2]为避免误解，在此需要提一下，荷兰的门诺派教徒和他们在美国的教友有很大区别。荷兰的门诺派非常进步，对其他信仰不抵触，而且也不崇尚遁世。反观美国和德国的门诺派则不是这样。因此，穿着老派的黑西装、留着大胡子的人来奈梅亨拜访我祖父时，总会造成几分尴尬。——作者注

[3]威廉·富特文格勒，著名的德国指挥家，1922年成为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

[4]Elisohn是典型德籍犹太人的姓。

[5]Rosenthal是典型犹太人名。

[6]即喀秋莎火箭炮（Katyusha rocket launcher）。

[7]达豪（Dachau），德国地名，曾经是大型集中营所在地。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垮台后，盟军从德国集中营、劳工营和战俘营里解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俘虏。他们本以为这些囚犯肯定很听话，而且对救命恩人感恩戴德，任何形式的要求一概乐意配合。毋庸置疑，事情有时的确如此，但通常情况是，盟军遭遇了后来俗称“解放心态”的问题。拿一个目击者有些官僚口气的话来讲：“这其中包含复仇心理、饥饿和欢欣鼓舞。三种因素结合起来，让刚刚重获自由的战争流离人员在行为和举止上都问题重重，这对他们的安顿、食物供给、杀菌消毒和遣返都构成了挑战。”[1]

“解放心态”不光体现在流离人员收容所里的囚徒身上，这个词还可以用来形容刚取得民族解放的国家，有时候战败国亦是如此。

我出生在一个富庶的国家，因为生得晚，所以未曾见识过饥饿的后果，但还是能隐隐约约感受到报复心理和喜庆欢腾的回响。对那些勾结敌人，或者更恶劣的，和敌人上床的人的报复，以一种悄无声息、几乎鬼鬼祟祟的方式依旧在上演，且大都并不激烈。人们从不会在某家店铺购买日用品或香烟，因为“是个人”都知道，那些店的店主在战时“底子不干净”。

另一方面，欢庆光复在荷兰经过制度化后，已然被确立为一年一度的国家仪式：即每年5月5日的光复日。

自打我孩提时代记事时起，5月5日这天必然是艳阳高照，教堂钟声回荡在空中，红、白、蓝三色相间的荷兰国旗在轻柔的春风中迎风飘扬。12月5日的圣尼古拉节本来是个更隆重的家庭节日，但光复日这天是彰显爱国热情的大好契机，至少在我儿时的五六十年代时是这种情况。由于荷兰人不是靠自己摆脱德国占领，而是被美、英、加和波兰军队解放的，因此一年一度的爱国热情大爆发总让人感觉有些怪怪的。话虽如此，由于荷兰人跟英美两国的人一样信奉自由是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所以德国战败在国民意识里被淡化这点就很好理解了，需要加强的是荷兰在16至17世纪期间的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中战胜西班牙王国的集体记忆。

作为战后六年出生的一辈，我和同龄人每当看到苏格兰风笛手顶着枪林弹雨在诺曼底海滩上行军奏乐，以及法国民众高唱《马赛曲》的影像时，总是很容易淌下动情的泪水。当然，这些画面并不源自记忆，而是好莱坞大片。不过，我也算亲历过一些欢庆场面，1995年5月5日，为庆祝荷兰光复五十周年，当年加拿大部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场面得以重现。但实际情况是，盟军5月8日才抵达阿姆斯特丹，但这点无关紧要。当时的场面一定是盛况空前，据亲历此事的一名英国战地记者回忆：“荷兰人又是亲我们，又是哭着对我们千恩万谢，我们被人拥抱，捶打，直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累到不行，耳边尖叫声、喊声一片。荷兰人把自家花园挖了个空，花朵就像下个没完的雨点一样落在盟军车辆上。”[2]

五十年后，上了年纪的加拿大老兵穿着笔挺但褪了色的军装，佩戴军功章，登上老式吉普车和装甲车再次驶入阿姆斯特丹，他们眼含热泪地向人群挥手致意，回忆起自己叱咤风云的峥嵘岁月，尽管这些事迹孙儿们早就听腻了。为期几天的欢庆过后，当年的战斗英雄们在卡尔加里（Calgary）和温尼伯（Winnipeg）解甲归田，有的做了牙医，有的当了会计。

让我感到诧异的，不是这些老先生“好汉重温当年勇”，而是荷兰老妪们的表现。毋庸置疑，她们穿着得体尊贵，但却跟其他人一样陷入了癫狂状态，跟孩子似的上蹿下跳，那股子大喊大叫的劲头活像置身摇滚演唱会的小姑娘。她们中有的还张开双臂去摸吉普车里老兵的军装，嘴里不住地重复“谢谢！谢谢！谢谢！”，激动得不能自已。这些老妇人也在重温曾经的欢乐时光。这是我见过的最奇特的情色场景之一。

* * * * *

事实上，之前已经提过，加拿大军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时间并非5月5日，战争也不是在这天正式结束的。没错，就在一天前，纳粹海军大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 Friedeburg）和埃伯哈德·汉斯·金策尔（Eberhard Hans Kinzel）将军来到位于吕纳堡（Lüneburg）野外的军帐内，向人称“蒙蒂”（Monty）的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呈上了投降书。自此，德国西北部、荷兰和丹麦境内的所有德军全部缴械投降。这两名德国军官坐着奔驰轿车、沿着乡间小路前往蒙哥马利指挥部，恰好被一位名叫布莱恩·厄克特（Brian Urquhart）的年轻英国军官看到了。就在前不久，他作为首批盟军军官之一进入了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据他称，那里被解救出来的囚犯“就算觉得找到了可以与我们沟通的语言，似乎也无法口齿清晰地讲话”。因为距离稍远，起初被厄克特误认为是圆木的东西，后来证实其实是堆积成山的尸体，“视线所及之处”，无所不在。[3]几天后，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篇记录德国暴行的报道，依旧穿着精美皮质军大衣的海军大将冯·弗里德堡读罢勃然大怒，斥之为对他国家的造谣中伤。

5月6日，瓦赫宁恩（Wageningen）附近一栋残破的乡间小屋里举行了另一场受降仪式。德国陆军大将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带着他的部队在这里向加拿大中将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ulkes）递交了降书。阿纳姆此时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经历了1944年9月的炮战后，小城只剩下残砖碎瓦。同月，美、英、加、波联军本计划挺进荷兰，结果遭受了一场滑铁卢，史称“市场花园行动”（Operation Market-Garden）。厄克特是预见这场军事失利的人之一，他当时在一位行动主要策划人绰号“男孩”（Boy）的布朗宁（F. A. M. Browning）将军手下担任情报官。布朗宁为人风流倜傥，手上血债累累。厄克特给长官看照片，证明阿纳姆附近埋伏着德军的坦克旅，正等着迎头痛击盟军。但上峰却不听，责令他去休病假。谁都休想搞砸蒙蒂的派对[4]，更别说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情报官了。

但战争此时仍未结束，在荷兰也一样。5月7日，人们聚集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坝广场，在荷兰王宫前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挥舞着象征荷兰王室的橙色旗帜，满心欢喜地等着迎接高奏凯歌、即将到来的英国和加拿大部队。透过广场上一所绅士俱乐部的窗户，德国海军军官看着兴奋的人群。因为自尊心受损，他们最后时刻起了杀心，下令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结果导致22人死亡，100多人重伤。

但这起惨案也并非战争暴力的绝唱。5月13日，也就是光复日过去一周后，有两人被德军处决。死者是德国人，因为反对纳粹，他俩开小差当了逃兵，之后藏匿在荷兰人中间，其中一人的母亲还是犹太人。5月5日这天，两人走出藏身之处，向荷兰抵抗运动成员投诚，后者把他们移交给加拿大人。然后，他们就不幸沦为典型战时混乱的牺牲品。5月4日，蒙哥马利接受德国投降后，由于荷兰境内盟军兵力不足，无力解除德国人的武装，或负责战俘的吃喝，德国军官就被暂时允许继续行使指挥权。这两个倒霉的逃兵被分配到阿姆斯特丹郊外一所废弃的福特汽车组装厂里，与其他德国兵为伍。当官的按捺不住最后一次摆官威的冲动，草草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并判处两个逃兵死刑。为了处决“叛徒”，德国人向加拿大人借枪。对条例认识模棱两可、又不想打乱临时安排的加军还真同意了。两人被迅速处死。类似的厄运也发生在别人身上，加拿大人最终制止了这种乱象，但为时已晚。[5]

官方给出的欧战结束时间，即欧洲胜利日（V-E Day），是在5月8日。虽然早在5月6日晚上，法国兰斯（Rheims）一所学校内就已签署了全体德军无条件投降声明，但庆典还不能开始。听闻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自以为是地接受了东西两线德军的投降后，斯大林怒不可遏。在他心里，只有苏联人才有权这么做，而且地点必须是在柏林。斯大林希望把欧洲胜利日延迟至5月9日，但这反过来又惹恼了丘吉尔。

全英国的人已经在忙着烤面包，做三明治庆祝胜利了；国旗和横幅都已准备就绪；教堂的钟声等待人们敲响。让所有人困惑的是，率先在电台里宣布战争结束的居然是德国人。消息发自弗伦斯堡（Flensburg），海军上将卡尔·德尼茨（Karl Dönitz）坐镇当地，名义上依旧控制着气数已尽的德意志帝国。BBC获悉了这则消息，很快，美、英、法等国家的报纸号外便出现在街头。在伦敦，大批人群涌向皮卡迪利圆环和特拉法加广场，期待首相丘吉尔宣布胜利，并继而拉开史上最大庆典的序幕。在纽约，大街上铺天盖地飘散着电报纸条。然而，盟军首脑们迟迟不发表正式声明，宣告对德战争已经结束。

就在5月8日午夜前不久，心狠手辣的军事奇才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在设于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的苏军指挥部——那里距离我父亲被关押的劳工营不远——接受了德国人的投降。海军大将冯·弗里德堡不得不再次在投降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面无表情，一本正经，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普鲁士军人的做派。他告诉俄国人，德国首都遭破坏程度之严重让他触目惊心。话音刚落，一名苏联军官便反问凯特尔，数以千计的苏联村庄和城镇被夷为平地，包括儿童在内的上百万苏联人因此长眠于废墟之下，他凯特尔作为下达侵略命令的人，是不是一样感到触目惊心。凯特尔耸耸肩，没有回话。[6]

受降仪式结束后，朱可夫令德国人离开。接着，俄国人就同美、英、法盟友一起开始庆祝，他们噙着泪花发表演讲，大口大口地灌下红酒、干邑和伏特加。翌日，同一房间里还召开了庆功宴。席间，朱可夫向艾森豪威尔敬酒，称赞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酒敬了一轮又一轮，包括朱可夫在内的俄国将军都跳起舞来，直到全部醉倒在地。

5月8日，纽约的人们已经欣喜若狂，伦敦大街上一样是万人空巷，但英国民众还是平静得出奇，似乎是在等丘吉尔发话，好宣布庆典的开始。丘吉尔决定不理睬斯大林将欧洲胜利日挪至9日的愿望，计划在下午3点整发表演说。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已经先他一步了。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也不甘被丘吉尔抢了风头，坚持要在同一时间向法国民众发表告国民书。

丘吉尔在BBC的讲话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装了喇叭，外面的国会广场上人山人海，连挪脚的空间都没了。人们叠罗汉似的簇拥在白金汉宫门口。在伦敦西区，马路已经被蜂拥至此的人堵得水泄不通，车辆根本无法通过。接着，大本钟敲了三次，人群安静下来。终于，丘吉尔深沉而洪亮的声音从喇叭里冒了出来：“对德作战就此终结……几乎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对抗邪恶势力，他们如今已俯首投降……现在，我们务必集中精力和资源，去完成我国在国内外的使命……”讲到这儿，他的嗓音陡然一变：“前进大不列颠！自由事业万岁！上帝保佑国王！”不多一会儿，他又站在卫生部的阳台上，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上帝保佑各位，胜利属于你们！”人群高声回答：“不，胜利属于您！”

《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是这样报道当时情景的：“伦敦市中心陷入了一派狂热庆祝的场面，人们又是欢呼雀跃，又是翩翩起舞，又是开怀大笑，已经无法自已了。他们把公共汽车团团围住，跳上轿车车顶，扒掉了一段临时围墙，在堤道上燃起篝火；他们亲吻警察，还拉后者一块跳舞……司机摁车喇叭，奏响胜利的最强音。河道上航行的拖船和轮船也在夜晚鸣响汽笛，与陆地上的胜利奏鸣曲遥相呼应。”

我母亲那年才18岁，也置身于人群中，寄宿制学校放了假，她也不用再照看弟弟。我的外婆名叫温妮弗雷德·施莱辛格（Winifred Schlesinger），父母分别是德国和犹太移民，这种时候她高兴是理所当然的，她对丘吉尔的崇拜之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兴冲冲、醉醺醺的人群，特别是美国佬中间”走丢，她就有点紧张。

在纽约，50万人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官方解除了宵禁，各大夜总会——科帕卡巴纳、凡尔赛、拉丁区、钻石马蹄铁、摩洛哥——客满为患，通宵达旦地营业。桑给巴尔酒吧请来了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7]驻场演出，罗斯福烧烤酒店则由艾迪·斯通（Eddie Stone）[8]撑台面。在杰克·邓普西酒吧，提供的美食“量大得惊人”。

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解放报》（Libération）的一名记者目睹了“高举盟军旗帜、熙熙攘攘的人流。一名美国大兵尽管长着一对大长腿，但为了拍照还是使劲地踮脚，摇来晃去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他的卡其裤口袋里塞着两瓶干邑酒，一瓶满的，一瓶已经空了”。一位美国轰炸机飞行员驾着米切尔B-25型飞机，飞越了埃菲尔铁塔下的拱门，看得在场人群击节叫好。在巴黎的意大利街上，“一个大块头美国水手和一个帅气的黑鬼”商量着赌一把，他们把每个路过的女人揽入自己“宽阔的胸膛”，然后数谁脸上留下的口红印多。好事者给两人下了注。在凯旋门附近，人群比往日任何时候都要庞大，他们向戴高乐将军致谢。见此情景，平时不苟言笑的戴高乐也难得绽放出一丝笑容。人们齐声高唱《马赛曲》和战时风靡大街小巷的《玛德隆》（“La Madelon”）：

在很远的布列塔尼有家馆子，

疲惫的士兵喜欢去那找乐子。

老板的女儿名叫玛德隆，

在他们欢笑和闲扯时斟上酒……

噢，玛德隆，你就是唯一，

噢，玛德隆，为了你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没见过女人好久了，

你就行行好亲我们一口吧。

然而在巴黎，一些人却觉得胜利日这天过得有些意兴阑珊。毕竟，法国在1944年就获得了解放。回忆起当晚的情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样写道：“和我记忆中经历过的其他节庆相比，这天的体会格外复杂，也许是因为我的情绪有些五味杂陈。胜利是在距离家门口十万八千里外的地方取得的，我们并没有怀着焦急的心情，像盼着光复一样翘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很久以前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天，因此没带来什么新的希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结局跟死亡差不多……”[9]

反观莫斯科市民，9日凌晨听到胜利宣言后则蜂拥至大街上。许多人不顾身上还穿着睡衣睡袍，跳起舞来。“胜利啦！我们胜利啦！”的纵情欢呼响彻夜空。在寄给英国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信中，曾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连金·别列日科夫（Valentin Berezhkov）回忆道：“我们自豪，因为终于战胜了狡猾而邪恶的敌人；我们悲伤，为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苏军在战场上阵亡3,000万人）；我们满怀希望，但愿世界永远和平，和战时盟友能继续合作。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汇集成一种既释然又憧憬的别样心情。”[10]

也许5月8日刊发的《解放报》说的没错：胜利日总体上是年轻人的派对。“只有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跳上盟军的吉普车，似乎跳上的是隆尚（Longchamps）赛马场的观众看台。车子驶过香榭丽舍大街，年轻人的头上绕着国旗，嘴里引吭高歌。当然事情本该这样，对于年轻人来讲，危险过去了。”

我外婆人在英国，心里却还惦记着在印度服役的丈夫，无心分享子女的兴高采烈。跟她感同身受的人无疑还有很多。她们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和儿子。有些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太多，已经不爱说笑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身为移民的女儿，我外婆的反应却像个典型的英国人。“我是如此想念你，所以无心庆祝胜利，”她在给我外公的信中这样写道，“所以借着这大好时光，我在花园里会多干些零活。”

我父亲甚至都不记得战争是哪天正式结束的，他只依稀记得俄国人曾鸣枪庆祝。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在5月9日）走出宴会厅，听到外面各种武器开火的交响曲……枪炮声连绵不绝，响彻柏林部分市区和郊外。”[11]我父亲已经听惯了枪声，所以没怎么在意。

年轻的英国情报官厄克特当时被困在了德国北部。不久前刚见证贝尔森集中营惨状的他从心底里高兴不起来：“要想再现当时那种大变局下我的心理活动，并非易事。从最初的绝望，到最后的胜利，过去了差不多六年。这六年里，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战争，我目睹了难以置信的荒凉和破败……我会想起战时照片里见过的那些无名氏的脸，他们中有难民、囚犯、遭遇空袭的平民、家园被毁置身冰天雪地的俄国人，还有那些即将沉没的商船上的海员——他们当中又有多少能与家人团聚呢？”[12]

但对于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想法可不会扫了他们的兴。胜利日既是年轻人的节日，也是灯光的盛宴。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5月9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写着“纽约城灯火璀璨！”。5月8日出版的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声称“夜色中的伦敦再度流光溢彩”。在巴黎，歌剧院的景观灯自1939年9月以来第一次点亮，绽放出蓝、白、红三色光芒。在黑灯瞎火多年后，照明灯一盏接着一盏重新亮了起来，将凯旋门、玛德莲教堂和协和广场照得灯火通明。《纽约先驱论坛报》不无骄傲地报道：“景观灯照亮了巴黎贝利街大楼前方的星条旗、米字旗和法国三色旗，巨大的旗帜呈波浪形在风中飘舞。”

纽约市自从1942年颁布灯光管制令以来，灯光一点点地变暗，到了1943年10月后进而发展为“局部断电”，只有自由女神像的火炬还能发出微弱亮光。但根据《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Daily News）报道，到了5月8日晚上8点，“百老汇皇冠上镶嵌的所有珠宝光彩夺目，熙熙攘攘的人流像是在灯光里游泳，灯火温暖人心”。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纪念柱被探照灯锁定。作为伦敦金融区被轰炸后几乎硕果仅存的一栋建筑，圣保罗大教堂沐浴在景观灯光中。灯火通明的电影院把莱切斯特广场映照得一片妖娆。从伦敦一路北上，直至苏格兰，夜空中无不闪耀着万堆篝火发出的温暖红光。

既然不用再害怕德国人的炸弹和“超级赛车”（即德国V1飞弹），灯光又亮了起来，这让人如释重负。不仅如此，灯光的回归还带有一层感人的象征意义。读着这些当时的文字，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俄国学者在莫斯科给我讲的一则故事。她醉心于研究法国文学，一辈子都梦想能看一眼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却只从书本上读到过它们。终于，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后，她美梦成真，获准乘火车赴巴黎旅行。我问她对旅途中哪些见闻感触最深，她回答说，夜车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一瞬间，四周突然有了灯光，这一刻让她记忆犹新。

* * * * *

灯光的盛宴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可追溯至人类点亮的第一支火把。这种仪式往往有着神秘的起源，同季节变换和新生命的开始有关联。人们对光复初期的回忆部分带有一种很明显的宗教热忱，这点在女性对盟军士兵的热情接纳上尤其显著。来自海牙的年轻姑娘玛利亚·哈延（Maria Haayen）回忆，她平生第一次看见加拿大坦克轰隆隆地驶向她时，有个士兵从炮塔口伸出脑袋，向外张望。那一刻，“我浑身的血都像被抽干了，心里默念：我们解放了。坦克驶近时，我无法呼吸，当兵的站起身，他看着就像个圣人”。[13]

这种情绪也许在年轻姑娘中间更为普遍，但也有男人持相同看法。据一名荷兰人回忆：“当时哪怕是摸一摸加拿大军人的衣袖都是件了不得的事，每个加拿大大兵都是基督，是救世主……”[14]

从某种重要维度来看，1945年夏，盟军士兵在被解放国家的经历也许可以同二十年后甲壳虫乐队造访这些国家时的情况相提并论。那时，表达解放的方式很狂热，首当其冲地体现在男欢女爱上。1945年，在诸如荷兰、比利时、法国——战败的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男丁无处可寻。就算有，也是被关着，或者穷困潦倒，营养不良，情绪消沉。异族占领和军事失利多多少少摧毁了本国男性的权威——至少暂时如此。当时某位荷兰史学家有过这么一段描述：“荷兰男人1940年在军事上吃了败仗，1945年又在性事上吃了败仗。”[15]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法国、比利时或任何曾被异族占领的国家。战争的一大后果是许多女性再也不会百依百顺，逆来顺受。她们出门工作，为抵抗组织效力，或肩负起照料家人的重担。拿当时法语里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来讲，女人都变得“男性化”（hominisée）了，她们的举手投足开始像男人。

跟瘦骨嶙峋、澡也不洗、衣衫褴褛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男人相比，加拿大人干干净净，美国人高高大大。他们伙食好，军饷足，穿着征服者军装的模样实在是又性感又帅气，看着肯定跟神仙差不多。不少荷兰女人后来嫁给了加拿大军人，拿她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来讲：“面对事实吧，我们旱了那么久，加拿大人看着就美味可口。”

没有什么比跟盟军一起到来的音乐更能说明解放的性意味了，纳粹曾取缔这类音乐，其中有摇摆乐，爵士乐，比如格伦·米勒（Glenn Miller）的《兴致勃勃》（“In the Mood”），另外，汤米·道尔西（Tommy Dorsey）、斯坦·肯顿（Stan Kenton）、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莱昂内尔·汉普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也在取缔之列，比如那首“Hey! Ba-Ba-Re-Bop”。巴黎年轻人在俗称“胜利唱片”——发给美军的爵士乐唱片——的音乐中翩翩起舞。而法美混搭的精神也传递到法语香颂（chanson）中。1945年由雅克·皮尔斯（Jacques Pills）唱红的一首热门歌曲歌词如下：

欧拉拉！（Oh! Là là!）[16]

早上好小姐，

欧拉拉！

哈罗，就是这样啦，

欧拉拉！

我觉得你好美，

欧拉拉！

你是帅气的阿兵哥……

1945年，西线盟军依旧被明文禁止跟德国人往来。在荷兰和法国，这种行为倒是得到了积极提倡，甚至还出现了“亲善行动”（Operation Fraternization）。到了7月，在朱莉安娜（Juliana）王妃和伯恩哈德（Bernhard）王子的授意下，荷兰成立了娱乐管委会，目的是为逾10万名加籍军人提供会讲英语的女伴。具体而言，年轻女性可以陪同这些当兵的参观艺术展、博物馆，一起看电影，或去有人监督的舞厅跳舞。

本来此举可谓用心良苦，人们期待这些女性可以“维护吾国的荣誉”。我的荷兰祖母作为新教牧师的太太，受命监督这类舞会，以确保加拿大军人和他们的荷兰女友不会做出什么有辱国格的事来。跟她一起行使这项权力的是一位名叫奥格特洛普（Ogtrop）的天主教神父。男男女女们跳舞时喜欢和着“Hey! Ba-Ba-Re-Bop”的拍子，大声喊出神父的名字。我吃不准这些舞会上都发生了什么，但借一名加拿大士兵的话来讲，他还从来没“遇到过比荷兰女人更积极主动的”。[17]

从盟军士兵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也还过得去，毕竟他们的长官对买春嗤之以鼻。即使在法国，红灯区也是不得光顾的。反观在德占期，妓院（maison de tolérance）的生意异常红火。部分美国老兵对1918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依旧怀有美好的回忆，那时“猪巷”（Pigalle）里的妓院可是向这些大头兵敞开了温柔的怀抱。即便二战结束，禁止嫖娼的条令也无法得到完全遵守。至少有一起记录在案的事例可以证明，瑟堡（Cherbourg）的几家妓院就是美国军方间接经营的。[18]一些专对黑人士兵开放，另一些只做白种人的生意，妓院门口还有美国宪兵把守，确保排队秩序。但总的来讲，这一次，那些有充分理由担心因为缺乏有组织性交易，将导致性病大肆传播的人可是失算了，因为勾搭当地女人完全是基于你情我愿的原则。

这倒不是说占领军和当地女人的关系是平等的。男人有钱，有奢侈品、香烟、丝袜，更重要的是，他们手里有人们迫切需要并赖以为生的食物。解放者收获的各式各样的谄媚之辞显示出双方之间很可能存在一种耻辱性的倒贴关系。然而，把女人看成头脑简单的动物，因为崇拜英雄，所以主动去勾搭军人，或者无力抵抗，任人玩弄的看法都是不尽准确的。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写到过一个年轻的巴黎女人，她的“主要消遣方式”是“猎捕美国人”（la chasse à l’Américain）。

日后成长为知名小说家的伯努瓦特·格鲁（Benoîte Groult）和她的妹妹弗洛拉（Flora）一起记录过她们“猎捕美国人”的战果。姐妹俩给这部小说起名叫《四手日记》（Journal à Quatre Mains），说是小说，但内容实际上绝非虚构。格鲁会说英语，她同其他法国女人一道，向美国红十字会报名，志愿和美国兵交往。但她经常出没的地方其实没有这么健康正面，大多数夜晚她都流连于巴黎的夜总会之间。那些夜总会只对盟军士兵开放，欢迎法国姑娘，但将法国男人挡在门外。通常，它们的名字看起来没什么异样，比如“加拿大俱乐部”“独立”“彩虹一角”。

格鲁对美国和加拿大军人的体态描写很具体，而且笔触和那些自以为见到了圣人的人一样充满好感。只不过在她笔下，姐妹俩高度现实，大兵也绝非什么清心寡欲的圣人。她描写自己如何征服男人时的口吻和一些男人吹嘘自己“把妹”本事如出一辙。她经常光顾的夜总会在小说里叫“奴隶市场”，但在眼下，“奴隶”却成了打胜仗的英雄。

这里有一段格鲁描写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柯尔特的文字：“他鼻子较短，略微有点朝天鼻，这让他看起来有几分美国人普遍的孩子气；因为长期在平流层飞行，他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他双手粗壮，肩膀宽得像红毛猩猩……臀部完美，笔直，算是平衡了身体其他部分的臃肿……”柯尔特从不看书，只对美食和飞机感兴趣。但她又怎会在乎呢？诚如她在日记里所言：“我渴望被白痴拥抱，被白痴亲吻。他有着迷人的笑容，嘴角上翘，露出一口美国人的洁白牙齿。”[19]

简言之，格鲁在法国男人眼里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男人婆。她结过婚，丈夫死于战争。1944年那个光复之夏给了她在男人怀抱中寻求欢愉的资格和欲望，尽管事后她和这些男人此生不会再见。这种自由千金难买。事实上，对这段感情更认真的人倒是柯尔特，他给格鲁看父母的照片，表达了将她作为战争新娘带回美国的意愿。对于格鲁这位胸怀文学抱负的巴黎文青而言，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格鲁也许格外老于世故，也许只是故作老成，但她的文字印证了一位法国史学家对于德占期的看法。据帕特里克·比松（Patrick Buisson）称，战时法国大量青壮年的德国男子给许多女人提供了反抗的机会：其中既包括那些身陷不幸婚姻或活在压抑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女人、被雇主欺负的女佣人、无人问津的老处女，也有可能是任何阶层的妇女，她们一心只想挣脱保守的家长制社会的种种桎梏，哪怕只是一时半会儿。跟占领军往来还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让这些女人过得比别人好，有时还好过她们昔日的主子，这无疑加强了报复的快感。[20]

而且不光女人如此。按照常理，所有少数派都会同强大的外来者结盟，借别人之手摆脱多数派的欺凌，这点是一切殖民社会的共通之处。然而，战时法国的同性恋人数畸高，他们有的选择通敌，有的则把巴黎当成纵情性爱的乐园。这种情况也许跟他们都看不惯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有关。鉴于此，纳粹和维希政府（Vichy）反对同性恋的宣传没起到什么阻碍作用。外国占领并不一定受到拥护，但其打开了机会之门。

无论如何，跟盟军解放者“勾勾搭搭”总比跟德国人穿一条裤子要好，因为这么做没有叛国的耻辱感。很难弄清楚同性恋之间的亲善活动到底有多广泛，因为这种事人们显然都喜欢藏着掖着。曾经在荷兰国家芭蕾舞团担任舞蹈演员、编剧和编舞的鲁迪·范·丹齐格（Rudi van Dantzig）对此就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他在1944—1945年“饥荒之冬”期间曾从阿姆斯特丹逃至一个北方村庄。基于这段经历，范·丹齐格写了一部名叫《献给迷途士兵》（For a Lost Soldier）的小说。当加拿大军队抵达他所在的村庄时，他只有12岁，但心里却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热望。一辆军车停在乡间小路上，车上伸出一只手，把小范·丹齐格拉上车。小说的主人公男孩杰罗恩正是在此刻邂逅加军士兵沃尔特，并在最后受到了他的性诱惑。不过这本书绝不是在控诉恋童癖，相反，这是一曲挽歌：“包围我的臂膀温暖而舒适，就像包围我的椅子。我几乎带着一丝喜悦，任由这一切的发生。我心想：‘这就是解放，事情就该是这样，跟过去不同。这是场派对。’”[21]

伯努瓦特·格鲁十分清楚和美国人上床能得到什么物质好处。在她笔下，性饥渴和对食物饥饿感之间的关联很清晰。她感慨道，躺在床上，被柯尔特压在身下的感觉就好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枕；“况且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完事后，他们找东西吃：“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好吧，差不多是二十三年。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午餐肉、鸡蛋和好时巧克力一到手就会被一扫而光，丝袜也会穿上腿，但好彩、骆驼、切斯特菲尔德和法国高卢等香烟则会被拿到黑市上去交易，以换取更多的食物。美国大兵补给充足，这点跟他们宽阔的肩膀、甜美的笑容、笔直的臀部和精致的制服一样，都成了一种难以估量的诱惑。光是能轻易搞到香烟这点，就让他们在贫穷国家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因此也不难得出结论，跟他们上床的女人实际上比妓女好不到哪里去。

持这种想法的人也确实不在少数，特别是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女人，或者被拦着不让进只对解放者和他们本地相好开放的舞厅、电影院和娱乐中心的男人。这种猜测也因为某一事实得到了加强：一些勾搭上盟军官兵的年轻女人，依旧裹着头巾，遮住她们最近被人剃得精光的脑袋。这是对她们不久前和德国人睡觉的惩罚。

毋庸置疑，有些女人是自愿出卖肉体，特别是在战败国，提供性服务是她们自己和孩子得以活命的唯一办法。但即便是那些见风使舵、急吼吼地把德国情人换成盟军情人的女人，这么做的理由也不纯粹都是为了钱。法国的某个小镇上，一名“横向通敌者”（horizontal collaborator）不久前刚被人剃光了头发，折磨她的人还不罢休，扬言要进一步惩罚她的“不道德”行为。对此，女人只是对着这群自诩替天行道的人冷冷地说道：“我才不管你们会不会剃我头发，我跟我丈夫（过去的战俘）已经断了联系，我可不会因为自己是有夫之妇就不和美国人快活了，只要我想，我就会。”[22]

读着后来人的记述和媒体评论，人们也许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1945年的夏天燃烧着漫长的情爱之火，外国军人和驻在国女性或出于贪婪，或出于情欲，或出于寂寞沉湎其中。数据似乎支持这种印象：1945年，巴黎因感染性病而住院的女性人数要比1939年高出五倍之多。在荷兰，1946年有7,000多名新生儿是私生子，比1939年高出两倍。对于性病高发的解释多种多样，既有缺乏医疗救护和避孕药，也有贫困地区糟糕的卫生状况，还有若干其他原因。然而，实际情况是，许多男男女女这么做只是在寻求温暖、陪伴、爱情，甚至是婚姻。虽然解放后最初几个月的确存在严重的滥交情况，但人们还是渴望回到正常状态。不应被忽略的一点是，1946年，荷兰全国合法出生的新生儿数量达到了27.7万人，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高的生育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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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森集中营于4月12日解放。德里克·辛顿（Derrick Sington）中尉指挥的一队英军接到命令，让他们火速赶往那里。战争尚未结束，但集中营里情况过于恶劣，当地人担心自己会感染上斑疹伤寒——这种传染病几周前刚刚夺去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23]的生命。由于德国当局既无能力、也无心应对爆发伤寒的风险，他们不顾两国尚处于交战状态，同意让英军进入贝尔森。

士兵开车经过成堆的尸体和散发着粪便和腐尸臭气的营房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贝尔森的图片是第一批发表在西方媒体上的集中营照片。在英国，贝尔森成了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符号。据布莱恩·厄克特回忆，他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有所了解：“但即使如此，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其实旨在肉体消灭几百万人，这让人难以想象。贝尔森让我们措手不及。”[24]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英军官兵都不知道的是，贝尔森其实还算不上是一座灭绝营。真正的灭绝营在波兰，其中的大多数在德国人向西后撤之前就已经被毁掉了。

辛顿中尉没停车，他通过扩音器告诉生还者他们自由了，但大多数人已经神志不清，根本无力做出反应。接着，他来到关押女囚犯的主营前，手里依旧拿着麦克风。

几秒钟后，车子被上百名妇女团团围住，她们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难以控制情绪，导致扩音器里传出的话一句都没听清。集中营的营地上种着白桦树苗，女人们采下嫩芽，掰下小树枝，抛向车辆。[25]

这些女人还算是走运的，她们还能走路。一名学医的英国兵志愿加入救助行列，他在一间营房里目睹了以下场景：

我惊恐万分地站在这间肮脏不堪的屋子里，努力适应混着解剖室、下水道、汗水、伤口化脓味道的气味。突然，我听到地板上有动静。借着昏暗的光线，我低下头，看到有个女人正在脚下爬。她浓密的黑发结成一团，肋骨根根突出，好像中间根本没有肉……她在大便，但她如此虚弱，以至于无法将屁股抬离地面。她拉稀了，黄色的稀屎在大腿内侧糊了一片。[26]

医生和医护志愿者迫切地需要更多食物、药品和医疗器材。他们所面临的疾病和饥馑规模前所未见，甚至想都不敢想。每天都有几百人死去，有时是因为吃了军粮——囚犯的肠胃已经萎缩，再也无法消化肥腻的食品。然而，军队有时也效率低下，而且德国的局势十分混乱。4月下旬的一天，集中营里迎来了一批神秘的货物，打开后，里面装着大量的口红。

这被证明是场及时雨。英军救护车队的指挥官戈宁（Gonin）中校回忆道：

我相信，没有什么比口红对女囚犯们帮助更大的了。她们躺在没铺床单的床上，身上也没穿睡袍，但嘴唇却涂得绯红。你看到她们走来走去，肩上除了披了条毯子外，什么也没有，但她们的嘴唇却是红彤彤的……总算有人做了件善事，让她们重新变成了人。她们是人，不再只是文在手臂上的号码。她们终于有心思关心起自己的外表来。是口红率先把人性还给了她们。”[27]

日后成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的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时任情报官，跟厄克特一样，他在5月份被短暂派往贝尔森，那里情况依旧糟糕，但对比之前已经没那么惨不忍睹了。部队某些长官自以为出了个好主意，想为官兵和贝尔森幸存者组织一场舞会。沃尔海姆受命操办此事。可惜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当由匈牙利集中营看守（他们残暴成性，声名狼藉）组成的乐队穿着民族服装，拉起手风琴舞曲时，引发了误会。由于语言不通，女人们露出手臂，给人看文在身上的集中营记号。男人们无言以对，只是抓住女人们的手，希望能和她们跳上一曲。匈牙利人越拉越快，女人们吓坏了，开始对官兵拳打脚踢。[28]

然而，这次泡汤的舞会只能算是意外。差不多同一时间，营房之间的空地上还举办过另一场舞会，这回伴奏的换成了皇家空军军乐队。一名英国兵描述道，虽然有些姑娘“几乎无法走路”，还有些“看起来一动都要断成两截”，但这次舞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位身材特别高大的加拿大军官抱着一个娇小的姑娘，姑娘的脑袋刚刚到他腰的位置。他俩跳着华尔兹。“女孩特别高兴，在场的人看了无不动容，为她欢笑，为她落泪。”[29]

这则故事或许比沃尔海姆的更具典型性，因为许多在集中营工作过的人，不论是美国犹太拉比[30]，还是联合国义工，多多少少都对幸存者快速复苏的性意识表达过赞许或非议。正如口红一样，性欲的恢复帮她们找回了一丝人性，除此之外，她们已孑然一身。

如果说1946年荷兰的出生率很高，那么难民营里的出生率就更高了。仅仅在美占区，收容站里每个月就有750名婴儿降生。年龄在18岁到45岁的犹太妇女中，有接近1/3的人生过孩子，或者怀有身孕。[31]包括贝尔森在内的昔日集中营曾因为条件无比艰苦，吞噬过数千条生命，如今它们则成为性行为高发之地，就好像幸存者都迫不及待地想向自己和全世界证明他们还活着——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孕育新生命。

义工有时对此很震惊，提起收容站，特别是犹太人收容站的时候，会说“囚犯们纵欲无度，毫无节制”。有人将此归咎于百无聊赖，毕竟，除了喝酒和交媾外，还能干什么呢？另外一些人则恪守道德原则。一名为慈善组织服务的法国医生明显对这一现象嗤之以鼻，他如是写道：“集中营幸存者中有不少道德水准低下……糜烂的性行为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但他也承认，这些情况实属情有可原，人们实在不该怪罪这些刚经历过炼狱的年轻姑娘，她们“被想要重新去爱、忘却过去的欲望捆绑着，无从抵抗，只能通过手头仅有的手段来满足这种欲望”。[32]

其他观察者提出了更加详尽的解释。一名叫玛尔塔·科尔温（Marta Korwin）的波兰籍义工相信，集中营的受害者存在一种幻想：他们苦难的结束将促使一个完美世界降临人间，似乎“他们过去的所有磨难都会被淡忘，自由会将他们带回那个一切正常的旧世界……”但当他们发现在收容站的生活依旧痛苦不堪，爱人一去不复返后，希望破灭了，只能通过买醉或滥交来逃避现实。[33]

所有这些解释都颇有道理，但还漏了一层理由——传宗接代。一个身陷危机的族群必须通过繁衍后代才能生生不息。难民营里的多数犹太人都不是灭绝集中营的幸存者，因为很少有人能在那儿活下来。许多人来自苏联，因为之前在那儿避过难，这才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但大多数犹太人失去了儿女、父母、兄妹和其他亲属。上了年纪的人没有办法，只能靠回忆往事了却残生，但年轻人渴望重组家庭，有了家人才有活下去的动力。况且，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犹太旗手也正儿八经地提倡族人多生育后代。许多犹太男女见面才几周，甚至几天就结为夫妻。犹太收容站里，避孕药没有市场，人们把尽可能地多生孩子看成是一种责任。性爱并不只是出于鱼水之欢，而是一项抗拒灭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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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一个人若身为德国人或日本人，跟身为法国人、荷兰人、中国人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境遇，遑论犹太人了。这点也适用于描述同外国占领军的往来。“阿米”（德语俚语里对美国佬的称呼）或“阿米库”（日语里的说法）和同他们一块到来的加拿大人、澳洲人、英国人和苏联人可不是什么解放者，而是征服者。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句话也适用于许多意大利人，特别是意大利南部的人，盟军的入侵让当地人本来就苦不堪言的生活雪上加霜。城市在空袭中灰飞烟灭，经济形势十分困窘。这让卖身为娼在许多时候成为一种必须。

在柏林，娼妓被人称为“废墟里的老鼠”（Ruinenmäuschen）。姑娘和妇人们在城市的废墟间游荡，试图搭上个当兵的，换点钱、吃的或香烟。有些女孩进入青春期没多久，却已经在黑市商人设在废墟中的临时妓院里操起了皮肉生意。男孩有他们自己的接客地点，叫做“废墟男娼馆”（Trümmerbordellen），接的大多是美国兵，其中有个绰号叫“安娜阿姨”的人，后来成为法兰克福黑社会里一号臭名昭著的人物。

求生的欲念通常能消解阶级之分。有个叫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的年轻英军军官曾被派驻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力作《那不勒斯1944》（Naples’44）里，他写道，有一天，一位意大利贵族前来指挥部拜访。访客是南部的庄园主，随行的还有他的妹妹。

两人的外貌十分接近：瘦瘦的，皮肤极其苍白，脸上挂着一副名门望族惯有的冷淡表情，甚至有几分严厉。他们来访的目的是想打听有没有可能安排妹妹进入军队慰安所服务。我们解释说英军没有这样的机构。“好可惜。”这位王公贵戚回答。他和妹妹曾在英国女家教手下学习过，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哎，路易莎，看样子是行不通了，行不通了。”他们礼貌且平静地谢过我们后就离开了。[34]

在日本，卖淫嫖娼从一开始就是制度化的。日本人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日军曾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大肆奸淫妇女，官方于是担心盟军士兵会如法炮制，强暴日本妇女。在1937年沦陷的南京和1945年“玉碎之战”里几乎被摧毁殆尽的马尼拉，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惨遭强奸，然后被剁掉手足。如果经历这些兽行的受害者一息尚存，往往还是会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这只是两起极端恶劣的事件，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在中国战场，日军大范围地强暴和蹂躏妇女，以至于激起中国人更强烈的抵抗，给军事推进造成了麻烦。为了应对军纪败坏的问题，日本有时会在其占领下的地区——特别是朝鲜——征募年轻女性，但更多时候是把她们掳了去充当所谓的慰安妇，即日军慰安所里的性奴。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宣传机器从没有停止过吓唬国民，说是一旦日本战败，妇女就会遭到外国军人奸淫、折磨甚至杀害。为了避免这种可怕而耻辱的命运，日本人被命令要么战死，要么玉碎。太平洋岛屿和冲绳的妇孺被勒令拉响手榴弹，或者跳崖自尽。很多人照做了。

鉴于此，8月18日，即日本投降后第三天，日本内务省指示各地警署官员为占领日本的盟军设立“慰安机构”，招募女性加入“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为尽爱国义务“牺牲她们的肉体”。前首相近卫文麿公爵——挑起太平洋战争的主要责任人——告诉警视厅厅长，“拜托阁下保卫日本的年轻女性”。[35]也许此举能安抚来犯的外国人，这样，出身较好的日本妇女就敢于走出她们的藏身之处，走路也不用怕遭人调戏了。

这注定是门龌龊的勾当。建造特殊慰安设施的工作进行得如此仓促，以至于里面都没有床铺供士兵和“舍身取义”的女人所用。只要有空间，交媾行为哪里都有可能发生，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地板上，或者在简易妓院的过道和走廊里。几个月过后，日本人才做出较为高效的安排。在东京郊外的船桥市，一栋大体量、形似机库的妓院拔地而起，人称“国际宫殿”（International Palace）或者IP。IP提供的是流水线式的性服务，其有个别名叫“威洛伦”（Willow Run），这当中有个典故：战时，福特公司曾在底特律附近设有工厂，专门制造轰炸机，厂址就选在威洛伦。光顾此处的男人在踏进这栋狭长建筑之前，要把鞋子留在门口，完事出来后，去另一头取回擦得锃亮的鞋子。

在军队招待所，譬如东京的野村饭店，女人来往十分频密。她们对外要么自称职员，要么是清洁妇，但常会在饭店里过夜。有些还拖家带口，以躲避冬季严寒。东京市中心有家大型舞厅，门外挂着用日语写的招牌：“爱国女青年们！来做舞女，为日本重建出力吧！”[36]军队福利社（PX）这种特供商店向占领军成员兜售食品、服饰和其他补给品，其中还有避孕套。

跟德国情况不同的是，在日本，盟军最初并没有禁止“同当地人员亲善行为”的明文规定。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知道这种禁令形同虚设。他曾告诉手下的一名幕僚：“有人一直想方设法想让我出面，阻止这些‘蝴蝶夫人’在眼皮底下晃来晃去，但我不会这么干……我不会下达禁止亲善的命令，就算说破了天也不行。”[37]

占领初期，驻日美军差不多有60万人，此外还有一些澳洲、英国和少数其他国籍的军人。因此，驻军和当地人存在大量往来。1945年10月，一位名叫威廉·西奥多·德巴里（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美国海军军官——也就是日后显赫一时的中国和日本问题学者狄百瑞——当时在一封信中谈起自己在九州佐世保海军基地的所见所闻：

亲善本身成了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指挥部旁边的大桥上总是挤满了人。饥渴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跟友善的日本老百姓打着手语交流，对方不知所云，只是笑呵呵的。最后宪兵不得不出面，阻止桥上聚集更多的人。情况从一开始就是这样。[38]

尽管美国国内存在一种相当种族主义的宣传，这种情况并未因此销声匿迹。比如，这里有段摘自《周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关于盟军占领日本的文字：“日本女人平胸、塌鼻子、扁平足。对于大多数美国男人而言，她们的吸引力跟有一千年历史的石头人偶差不多。说实话，还不如人偶。美国人喜欢给人偶拍照。”[39]

如果我们积点口德的话，该文作者可以说不知所云。早在1945年，最高司令官手下的多数高级军官都给自己找了日本情妇。由于起初日本国内鲜有西方女性，出现这种情况当属意料之中。局面只有在新一波的军官到来后才发生改变，新来的人通常包容度较差，而且没有亲自上阵打过仗。在德国，虽然禁止与德国人亲善的条令已经解除，但军官们还是决定在日本加强军纪，宣布多数公共场所，比如餐馆、温泉胜地度假区、电影院和军队宾馆为“禁区”。

结果，亲善照常进行，只是隐秘性更高罢了，此外还出现了越来越多作为“个体户”的卖淫女，她们的存在对控制性病发病率只会起到反作用。妓女在受过轰炸的街道和城市公园里有自己的地盘，俗称“岛屿”。有些女人一次性交易只收区区1美元，在黑市上差不多只能买到半包香烟。这种生意十分红火，而盟军当局不顾日方建议，执意要在1946年取缔有组织卖淫后，更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日本人做事情喜欢分门别类。娼妓中的个体户，人称“潘潘女”（pan-pan girls），被划归为几类：专门服侍白人士兵的，专门服侍黑人士兵的，只服侍日本人的，不过也有一些大胆的女人才不接受这套清楚分类的劳什子。一些妓女只侍从一位客人，她们叫做ァ◇リー（onrii，意指“唯一”）[40]；那些特别放荡淫乱的女人则得到了バタフライス（batafurais，即花蝴蝶）的称号。东京市中心的部分地区，比如正对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部的日比谷公园，或毗邻的有乐町车站，成为了典型的“潘潘女”活动区域。[41]

涂着鲜艳口红、脚穿高跟鞋的“潘潘女”是日本人耻笑的对象，因为她们象征着民族堕落，但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当中还夹杂着些许羡慕。她们的物质生活要比大多数无家可归、饥肠辘辘和一贫如洗的日本老百姓富足得多，这些“上班族”姑娘还是美国货最早的消费者和拥趸。她们比多数日本人更了解战胜者的流行文化。操着由日本俚语和从美国大兵处学来的散装英文混搭的黑话，“潘潘女”也比大部分日本人更能掌握占领者的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讲，“潘潘女”与日本一种特别下三滥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职业固然卑贱，但却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东京在古时候叫江户，这一时期，妓女的穿着就代表时尚潮流，这点透过浮世绘和歌舞伎可见一斑。盟军占领的起初几年里，“潘潘女”的文化内涵大大失去了当年的雅致韵味。军事失利，再加上战时审查制度和军国主义教育的覆灭，使得根植于过去的性商业文化死灰复燃，但如今更多地带有美国色彩。内容色情猥亵的低俗杂志，譬如《可人儿》（Lovely）、《维纳斯》（Venus）、《性爱奇幻》（Sex Bizarre）和《美女墙照》（Pin-up）等大红大紫。原先的娱乐区里开设了脱衣舞馆，大都是在弹坑边草草搭建的窝棚。便宜的舞厅里，皮条客、黑市商人和穿着夏威夷衬衫的年轻混混搂着他们的女友跳着曼波舞。日本的摇摆乐队和爵士乐歌手再度活跃起来，多年前，因为诸如此类的“外国腐朽文化”遭到查禁，他们一度销声匿迹。现在，大众对布基伍基（Boogie Woogie）的靡靡之音又是趋之若鹜了。

许多女人走上卖身这条路是为现实所迫，但也不尽然。当时的调查显示，不少女性成为“潘潘女”是“出于好奇心”。[42]比起单纯的钱色交易，这一初衷是“潘潘女”遭人极端蔑视的一大原因。“牺牲”肉体，维系一户贫农家庭的生计，或履行爱国义务，这些借口都还说得过去，甚至还有可能赢得赞赏；但若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或者出于对钱、香烟或丝袜的物欲，那就是一种耻辱。有组织卖淫在日本历史悠久，而且是为社会所容许的。但“潘潘女”因为自甘堕落而广受谴责。这样的社会氛围，让她们孤立无援，身陷险境。

尽管十分艳俗，而且饥不择食，但1945年的性商业文化好比曼波舞和布基伍基音乐，起到了解放人心的作用，其受到一些人欢迎的同时，也为其他人所不齿。1946年，日本有差不多9万名新生儿的母亲都是单身未婚女性，这一点不可能归因于纯粹的性交易。[43]在接受了蛮夷外国兵是强奸犯和杀人犯的大量负面宣传后，许多日本女人真正见到美国人时，发现他们根本没那么吓人，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一位女作者曾在享有极高口碑的女性杂志《妇人画报》刊文，她的话值得参考：“我觉得他们有礼貌、很友好，无忧无虑而且十分开朗。跟过去住在我家附近军营里那些傲慢、小气和粗鲁的日本兵一比，反差真是太明显了，这可真叫人悲哀。”[44]

这倒不是说盟军士兵从来不施暴，尤其是在占领日本早期。根据一项估计，1945年下半年，平均每天就有40名女人遭到强暴，而且这个数字很可能偏低，因为许多受害者出于耻辱感都没有报案。[45]再说了，这样的数据不可能出现在受到占领军审查的媒体报道中。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人仍然觉得美军的军纪比他们原先担心的要好多了，特别是对比他们自己的子弟兵在海外奸淫掳掠的行为。

有些吊诡的是，性风俗的变迁和美国人企图“改造”日本民族性的宣传工作是相契合的。要转型成为民主国家，日本人被告知女性必须得到平等对待。“潘潘女”的出现也许是改造者们无心插柳的结果，但他们鼓励日本人学习美国人，更加开放地通过肢体动作表达爱意。拜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所赐，1946年，日本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了接吻镜头，这部电影名叫《20岁的青春》（『はたちの青春』），旨在使日本观众得到熏陶。影片在年轻观众中十分风靡。

当然，日比谷公园里招揽美国兵生意的站街女和开创先河的银幕一吻之间可谓天南地北，但是公众对色情娱乐和有着丰富性暗示的流行音乐的确胃口巨大，这显示出被解放民族和战败民族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对日本人而言，随着格伦·米勒的一曲《兴致勃勃》一起到来的还有一种崭新的自由意识。

在西德，情况如出一辙。但在苏军占领的东德，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至少就性方面来讲是这样。如果说“勾搭”是对德国人和外国军人关系的最佳阐释的话，那么强奸就是被苏联红军击败后的多重诅咒之一。当然了，在西德强奸案也有发生，虽然别的地方也有，但法占区尤其高发。举例而言，在斯图加特，多达3,000名德国妇女声称遭到了法军的强暴，施暴者主要是阿尔及利亚人。[46]而在当时面积最大的美占区，美军在1945年全年犯下的有记录在案的强奸案，没有超过1,500起。[47]

有若干原因可以解释西占区的强奸案发生率为何低于苏占区。也许除了法军之外，盟军并没有苏联人那么强烈的报复心理，而且他们的长官也没有鼓励下属肆意蹂躏德国女性。（斯大林本人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当兵的行军几千里，经历了血雨腥风，枪林弹雨，当然有权利“和妇女们快活快活”。）另外，德国女人也十分乐意和盟军官兵“勾三搭四”，所以强奸根本没有必要。1945年之夏，美国大兵中间盛传这样一句玩笑话：德国女人是“塔希提（Tahiti）以西”最好得手的。[48]

毫无疑问，这句俏皮话有夸大之嫌，积极传播它的人不仅有得了好处的美国兵，也有德国人自己。在他们看来，这些女同胞的行为无异于在民族自豪感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不少德国人对此很是愤慨。尽管如此，许多士兵还是宣称，比起法国女人，有着“小姐”“皮草”和“友善的纳粹”等绰号的德国女人更愿意同他们发生性关系。对于这一现象，一名返乡的美国兵曾做出过分析，虽然听起来没有人性，但不无道理。“尽管可能泄露天机，”他写道，“但有必要承认，美国军人在欧洲只想要一笔‘好交易’——这包含‘尽可能频繁地勾搭当地女人的机会’。”他接着写道：“自然而然，美国兵在德国收获了最好的交易……到了法国情况就不同了，美国兵没有享受到在德国那种抱大腿的礼遇。跟他从老爹和1944年解放法国的美军口中听来的说法不同，法国并不是可以供人亵玩的玩物。”[49]

当然，那时德国国内的女人远比男人多，比例差不多是16比10，而那些剩下来的男人多半又老又瘸，或者遭人嫌弃。导演罗西里尼（Rosselini）曾在柏林废墟里拍摄杰作《德意志零年》（Germany,Year Zero），借电影里一个年轻德国人的话来讲：“我们曾经是男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只是纳粹。”

伯努瓦特·格鲁在文学回忆录里写到法国光复时，不禁要对比“漂亮的美国男人”和“在我眼里普遍皮肤粗糙、黑不溜秋和营养不良的法国男人”。[50]德国和日本男人灰头土脸的程度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著有《蓝天使》（The Blue Angel，1930）的德国戏曲和电影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在1946年曾作为美国文化参赞回到故乡。他采访过一名德国女服务生，对方的态度代表了德国女人普遍的心声。女服务生不肯碰德国男人，她说：“他们太软弱，再也不是男人了。过去他们威风过头了。”[51]

在我看来，对丧失男性气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描写出自小说家野坂昭如之手。1945年时他已长大成人，整天混迹于大阪的黑市。野坂的中篇小说力作《美国羊栖菜》（『アメリカひじき』，1967）便是围绕男子气概和种族血统这一主题展开，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日本男孩，战时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告诉他西方人比日本人高，但体格要弱，特别是在臀部这块，因为他们是一群娘娘腔，习惯于坐椅子，而不像日本人坐的是榻榻米地板。所以哪怕身材矮小，任何有着强壮大腿和顽强意志的日本男人都能击败他们。老师经常向学生们提起山下奉文将军。山下人称“马来亚之虎”，曾在新加坡接受英国将军白思华（Percival）的投降。对比身材敦实、脖子粗短的山下，白思华两条长腿细如棒槌，露在卡其短裤外，显得格外滑稽，实在算不上威武。

但后来，这个日本孩子近距离见识了真正的西方人，偶然看到的美国兵形象让他难以忘怀：“他的手臂粗得就像圆木，腰杆壮得就像磨盘……臀部散发着阳刚之气，身上的军装裤子闪闪发亮……哎，难怪日本会战败了。”[52]显然，并非所有盟军士兵都是这般人高马大，肌肉发达，许多日本男人也不算矮小。但野坂的这种看法，一个饥饿男孩的第一印象，则会成为一段永恒而伤感的战争记忆。这场战争在日本人心目中原本被描绘为种族对抗，对垒双方是高贵的亚洲武士和傲慢自大的白种人。因为秉持这种心态，战后盟军和战败的日本人之间第一次碰面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要比在德国来得更大。

在德国，起初西方当局（不包括苏联人）竭力想实行禁止亲善的政策。“漂亮姑娘能毁掉盟军的胜利。”美军广播电台昭告官兵。“聪明的官兵不会去勾搭德国人，”军方的《星条旗报》（Star and Stripes）警告道，“别学参孙（Samson）去靠近大利拉（Delilah），她想减掉你的头发，而且是在脖子这里动手。”[53]伦敦的《泰晤士报》也加入了声讨亲善的行列，发文说道，取消禁令“恐怕会让许多留守后方的军嫂心寒”。[54]不过这些大道理对身处当地的男人毫无作用。“情妇部队”这个词当时在西方盟军中间很流行，指的是那些被美军军官包养的德国情妇（出于某些原因，被英国军官包养的情妇数量要少；英国人似乎更钟情于饮酒作乐）。上头的这种风气继而引发了下级军官的嫉妒，有人还编了酸溜溜的笑话来形容这种心态：“这政策只是给了领导们先上漂亮妞的机会。”[55]

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一样，也觉得禁止亲善没什么好处。不愁吃喝的美国士兵真的应该拒绝给饥饿的孩子糖吃么？难道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需要提到的是，巴顿对德国人要宽宏大量得多，哪怕他们曾经当过纳粹。而他对共产主义盟友或犹太人可没这么慈悲为怀。）即便是很少充当公众舆论急先锋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从占领区发来的报道中也批评了禁止亲善令。该报的驻德通讯员在6月写道，他“还没碰上过一个当兵的希望维持禁令的，不管他的老家在伦敦，密西西比河谷，还是阿尔伯达的麦田”。同样是这位记者，还曝光了为强化禁令所采取的一系列荒唐措施。盟军往美占区的一个村子里派驻了一支反间谍小分队，目的是监视一名保安，而他正在监督一名“和德国女孩打得火热”的宪兵。[56]

6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解除了同儿童亲善的禁令，自此，英美两国军人跟年轻姑娘打招呼的惯用问候语就变成了：“你好，孩子！”到了8月，盟军士兵又获准可以同成年人讲话，甚至和成年女性手牵手，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身处户外的公共场合。终于，到了10月1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统辖四国军事占领的机构——彻底解除了禁令。促使禁令破产的一大因素是当英美两军抵达柏林时，先他们一步的苏联人早就和德国人无拘无束地勾搭上了。这种差别让西方军队越来越无法容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和德国人亲善开绿灯是早期大国对抗的结果。然而，取消禁令还是有附加条件的：和德国人通婚或者把德国人安顿在军队招待所里的做法依旧遭到禁止。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点同样成了一纸空文，上万名德国女人跟着她们新嫁的老公，跑到美国去过承诺过的好日子了。

德国也有自己的“潘潘女”，其中最卑微、最饥不择食的当属“废墟里的老鼠”。不过，所有处于军事占领下的国家都存在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情爱、欲望和卖身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苏联治下的东柏林，无论老幼，很少有女人没受到过性侵，哪怕战争结束已经几个月了，苏军强奸德国妇女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即使如此，跟外国军人的性关系并不总是赤裸裸的。对此，《柏林的女人》（A Women in Berlin）这本书提供了最出色、同时也最揪心的文字记录。这是一部日记式的自传体作品，作者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记者，她靠向一位俄国军官求助，才摆脱了被无名士兵无休无止强暴的命运。温文尔雅的中尉阿纳托尔最后成了她的固定情人。毕竟，她写道：“他追求的不是单纯的肉欲快感，而是更有人性、更富女人味的抚慰。我愿意向他提供这种抚慰，甚至还挺高兴的……”[57]

在西占区，大部分从美国男友那里收受物质好处的德国女人很快被贴上了妓女的标签，反观她们如果是从德国男人手里收礼，则不会轻易招来如此骂名。话说回来，能搞到军队福利社的物资对许多人来讲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严冬的几个月，哪怕是一家供暖良好的夜总会，也比躲在遭受过轰炸、冷如冰窖的房间里，另外还要和许多陌生人共处一室来得更让人欣慰。然而，好彩香烟、巧克力和丝袜，乃至摇摆乐和美国大兵随和的性格，都向妇女和许多男青年展现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在专制的第三帝国曾被查禁，只会激起人们对其更为炙热的向往。不管新世界有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不光是物质上，而且是文化、智识和精神上的多重崩溃。对光复的国家是这样，比如法国和荷兰，对于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以“亲善”为肇始，战后两国文化的美国化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走得更远。

至少有一个女人预见到了这一切的本质——不过是一场梦，既然是梦，终究会让人失望。话虽如此，但总还会留下些许印记。伯努瓦特·格鲁在最后一次拒绝美国情人柯尔特的求婚后，决意终止自己“猎捕美国人”的游戏。事到如今，她写道：“古老的欧洲形单影只，我感觉自己跟欧洲一样，老态龙钟，而且绝望消沉。今晚我刚跟整个美国说了拜拜，也跟斯蒂夫、唐、泰克斯、沃尔夫、伊恩在内的你们所有人都说了拜拜，你们曾带着醉人的笑容走进我的生活，但现在我要关上心门了……跟来自遥远西方的各位厮混再也无法让我感到快乐：你们来的地方过于遥远，而且马上就要打道回府了。你们解放了我，现在是时候让我重拾自由了。”

* * * * *

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以擅长用怀旧笔触描写他心爱的东京的丑陋一面而闻名于世。日本战败两个多月后的10月9日，他曾写下这样一篇日记：“在山王饭店吃了晚饭。看到了七八个年轻的美国人，模样像是军官。他们似乎并不缺乏教养。饭后，我看到他们坐在吧台边，跟日本女侍应生交谈，练习日语。跟日本兵相比，他们的举止实在像谦谦君子。”[58]

一个月前，永井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报纸上讲，美国兵不知廉耻地跟日本女人鬼混。哦，他总结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对日本兵在中国占领区所作所为的报应。”[59]

永井是个见过大世面的怪人，他热爱法国文化，对寻常观点不屑一顾。实际上，他这种态度上的反差很是罕见。对于美国人勾搭日本女人一事，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中间，普遍的反应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比永井年轻、相对更宽宏的作家高见顺因为曾经支持过战时政权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而感到羞愧，尽管他的立场十分模棱两可。他在日记里记述了10月某个夜晚在东京火车总站里目睹的一幕。一群大嗓门的美国兵调戏两个女乘务员，怂恿她俩在他们身边坐下来。姑娘咯咯直笑，而且看起来心甘情愿，一点都不扭扭捏捏。用高见的话来讲：“看她们的样子，似乎这么被人调戏有种无法抵挡的快感。这时，又走来另一个乘务员，她的一切神态都说明她也想尝尝被人哄的滋味。这种场面真是让人无比耻辱啊！”[60]

不论是这幅场景还是看客的观感，想必一定很普遍。但高见口中所说的耻辱到底是指什么？是因为这种打情骂俏让他感到耻辱，还是因为日本姑娘在和外国人调情？抑或这份耻辱只是他自己的感受，作为一个日本男人的感受？对这种亲善交往的不满还可以通过更为暴力的方式表达。受雇为驻北海道美军工作的日本女孩抱怨她们隔三差五会因为和外国军人的关系而遭到日本男人殴打。鉴于此，美军不得不派武装卡车护送她们回家。

无疑，嫉妒心理对男人恶从胆边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这种情绪很泛滥：战败的男人羡慕战胜一方、美军羡慕苏军（美国的禁止亲善令依旧有效期间）、士兵羡慕军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小说《美国羊栖菜》里，野坂昭如就写道，这种情绪可以持续很久。故事的男主人公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太太在夏威夷度假期间，和一对美国中年夫妇成了朋友。夫妇俩后来造访日本，这个曾经带给希金斯先生美好回忆的国度。在老婆敦促他要善待客人后，日本丈夫决定尽地主之谊，让曾是占领军一员的希金斯先生好好乐乐，于是便带他去东京看现场性爱表演。一个号称日本“头牌”、无比阳刚的表演者承诺要让观众见识下日本男人的雄风。然而，当晚“头牌”的能力并未让希金斯心悦诚服，日本丈夫心中再度涌起一股似曾相识的耻辱感，他不由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在大阪废墟里见到美国大兵的场景，想到他那圆木般粗壮的手臂和被包裹在闪亮华达呢军裤里的结实臀部。

希金斯先生是白人，战时日本的宣传机器不会提及黑人，除非是拿这点做文章，来抨击美国的种族主义，进一步贬低敌人。然而，一支多种族部队占领所带来的后果要比单纯的性能力对抗更让人忧虑。美军审查官曾截获一封日本女人的来信，信里提到一则谣言，说是“在横滨，多达2万名妇女和盟军士兵有暧昧关系。县政府也已注意到，在关西地区，将有1.3万名混血儿降生。光是听说横滨有3,000日本妇女怀了黑鬼的孩子，就够让人不寒而栗的了”。[61]这里，真正让写信人愤怒的并不是不伦行为本身，甚至也不是卖淫，而是纯净的血统受到了玷污。

在德国也能感受到类似的情绪，特别是1945年临近战争结束前夕。那时禁止亲善的命令刚刚撤销，正好赶上许多德国青壮年男子逐渐从战俘营里获释回家。跟日本的情况如出一辙，年轻老兵对“勾搭”这个问题尤其敏感。有份在纽伦堡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对“黑鬼的女人”（Negerweibern）进行了谴责：“脸上浓妆艳抹，穿得色彩斑斓，指甲涂得绯红，丝袜上还有个洞，鸟嘴里还叼着根又粗又大的切斯特菲尔德香烟，趾高气扬地挽着她们的黑人骑士四处转悠。”[62]另一个用来形容勾搭占领军的德国女孩的词叫“巧克力女人”（Chokoladeweibern），这个词一语双关，一来说明这些女孩对物质的贪欲，二来说明她们恬不知耻，居然对有色人种情有独钟。

正因如此，讲述占领期历史的日本和德国电影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黑人美国兵糟蹋本国妇女，就肯定不是巧合了，因为似乎施暴者的种族会加重战败一方的耻辱感。一份德国宣传册如是警告：“我们现在郑重告诉你们，我们会剪掉你们的头发，黑名单已经准备好，等时机一到就动手。”[63]实际上，有些妇女在1945年就已领教过这种羞辱。在拜罗伊特（Bayreuth），有个女人还被烧死了。在维尔茨堡（Würzburg），有三人因组织名为“黑豹党”（Black Panthers）的恐怖团伙而被逮捕，他们威胁要剪掉“所有跟有色人种士兵出双入对的德国女孩”的头发。[64]一个20来岁的前纳粹分子这样描述跟盟军来往的女人：“德国人的气节难道荡然无存了么？……我们可以战败投降，可以被人羞辱，但不能亲手玷污自己的荣誉！”[65]

无独有偶，正如高见顺所用的“耻辱”一词，德国人对荣誉的提及很能说明问题。女人的荣誉（遑论她们选择跟谁交往的权利）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男人的荣誉，他们才是真正觉得被羞辱了的人。当然，这点在所有传统上由男人主导的社会里都是如此，战后的局势颠覆了旧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摆布，这也许才是她们罪孽深重之处。

分析怨恨情绪的一种办法是将其与盟军希望扼杀的反动政治观点联系起来看。即使这种观点并非源自他们的祖国，也至少出现在战败国国内。日后成为《生活》（Life）杂志编辑的美国陆军中尉朱利安·塞巴斯蒂安·巴赫（Julian Sebastian Bach）曾记录过占领德国期间的一些心得。他认为“德国人接受‘亲善’的程度好比一根温度计，反映出他们接受战败事实、克制民族自豪感和展望未来美好新生活的程度。显然，看到德国妇女和美国占领军混在一起就发怒的多半是‘未经改造’的德国人，而不是那些急切地想和我们合作的德国人”。[66]

在最初愤慨于女站务员自轻自贱的可耻之举后没几天，高见顺在日记中也表达了同巴赫类似的看法。这一回，还是在火车站，作家看见一个日本女人从火车车窗里探出上半身，跟她的美国兵男友说“拜拜”，其余日本乘客向她投来憎恶的目光，但她似乎熟视无睹。高见在这一幕里读出了一种别样的凄楚。他写道，在包括自己在内的旁观者看来，这个女孩“看着就像出身于‘特殊慰安机构’”。但这姑娘根本就不是妓女，而且她似乎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相反，她看起来“对能和美国兵这样大胆地表现爱意十分自豪”。高见因此预言，此情此景在日本会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此外，他还写道：“这其实是件好事……这样的场面多多益善。这对日本人会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因为届时，更加自然和唯美的社会关系就会来临。”[67]

高见富有人情味甚至理性思考的看法固然让我吃惊不小，但同样的一番话，出自朱利安·巴赫这位美国占领军中尉之口，却又显得太天真，太以自我为中心了。这是因为，男男女女对巴结敌人的同胞的嫉妒和仇视，并不仅仅在未经改造的法西斯分子身上才有。毫无疑问，战败一方的耻辱感要强烈得多，但在获得解放的人们中间这种情绪也很普遍，即便是一开始把盟军官兵看作神圣的战胜者、向他们抛撒鲜花致意的人，也有脸上无光的时候。

战后的荷兰有首脍炙人口的歌谣，歌名叫《姑娘，管好你自己》（“Girl,Watch Out for Yourself”），歌词是这么唱来着：

勇敢的小伙，骄傲的战士，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他们为我们赢得了自由，

所以他们理应快活快活。

但不少“荷兰女孩”，

很快抛却了尊严，

就为了一包香烟，

以及一块巧克力……

许多向匈奴人点头哈腰的人，

已经付出了代价。

女孩，你对祖国荣誉的背叛，

丝毫不逊于前者……

没有荷兰小伙子愿意再看你一眼，

因为你让他们寒了心……

所有令人不齿的元素一应俱全：民族荣辱，道德败坏，物质贪欲，抛弃本国小伙。这里最具启发性的一点，是将跟德国占领者有一腿的女孩同傍上英国或美加两国军人的女孩做直接对比。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女性伤风败俗事大，情郎乃何国人事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同加拿大军人卿卿我我的荷兰女孩落得和“德国佬婊子”（Moffenhoeren）一样的下场，也被愤怒的暴民剪掉了头发。

无论是在获得解放的国家还是在战败国，有几件事加剧了异族占领引发的道德恐慌。占领军错误的政策对软化当地人的仇恨心理无济于事。盟军征用电影院、咖啡馆、舞厅和游泳池，供自己享用。这些设施对本地人是不开放的，但对傍上盟军士兵的当地女孩却又大开便利之门。这种区别对待自然会招致怨恨。在乌得勒支，一伙荷兰青年逮住一群姑娘，试图剃光她们的头发，原因是有人看到她们和加拿大士兵在一起。加拿大人摆出一副自卫的架势。接着，有人拔出了刀子，有人扔石块，枪声响了。这起事件里没人丧生，但伤者甚众。

盟军当局取缔有组织卖淫的规定也为性病肆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宣布战争结束后不久，身在德国的美国人中间曾流行这样一句话：“欧战胜利日（V-E）先来，性病（VD）紧随其后。”在德国的美占区，据说从胜利日直到1945年底，性病发病率激增了235%，也就是说，从每年每1,000名士兵里有75个性病患者上升至每年250人罹患性病。[68]尽管在火车站和红十字会俱乐部，常有人给美国大兵发放装有避孕套和高锰酸钾药丸的“胜利小包裹”（V-packets），但依然未能杜绝这种情况。在德占期，荷兰就已呈现畸高的性病发病率，而战争一结束，这一趋势又进一步加强。媒体散播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是有大约1万名妇女感染上了性病，自己却还浑然不知。在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恐慌。

在意大利南部，道德恐慌上升到了将性病的危险与民族耻辱相提并论的高度，而这种恐慌，在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的名作《皮》（La pelle）一书里得到了一种典型的夸张化表述。马拉巴特对自己信口雌黄之处倒也从不否认，他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同情也不止是表面功夫。不过，他在表达大众情绪上很有一套，虽然有时为了达到效果会杜撰一些无中生有的细节。在他的书里，盟军入侵被比作一场瘟疫，感染后，“四肢看上去依旧完好无恙”，但“灵魂已经腐败溃烂”。马拉巴特解释道，在德国占领期间，“只有妓女”才跟占领军睡觉。但如今，美国人和英国人掌权后，“由于这种可憎的瘟疫，首先遭到腐化的是女人的荣誉和尊严感”，耻辱已经感染了每一户意大利家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自轻自贱成了一种值得歌颂的行为，甚至可以证明一个人爱国与否。所有男男女女不仅不脸红害臊，反而对他们自己和全世界的自甘堕落感到分外光荣”。[69]

这当中恐怕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是除开作者，也许还有不少人抱有同感。跟外国军人上床无异于出卖肉体。如果是出于自愿，那就更糟了。

驻扎法国的美国大兵看了部名叫《良家女孩也会得性病》（Good Girls Have VD Too）的纪录片。不管她们身在阿姆斯特丹还是东京，被占领城市的女性经历的诸多耻辱之一就是时不时被人随机拦下，检查是否患有性病。毋庸置疑，战后的乱局中，医疗机构数量不足，卫生状况堪忧，青年男女缺乏经验，这些因素加剧了医疗问题，这一点，在保守、禁欲的社会里也时有提及。但有些紧张过头的马拉巴特，却一语切中了要害：出于一系列原因，女人的行为太过随心所欲。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嗤之以鼻，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比如荷兰妇科医生、性问题改革家维姆·斯托姆（Wim Storm）就认为亲善政策存在有利的一面：其为女性解放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也标志着一些过时观念可算寿终正寝了——譬如男性拥有特权和妻子应顺从丈夫。女人在加拿大人的“卡其布臂弯”中寻欢作乐，“接触了一门崭新的语言，学跳吉特巴舞，学会如何去爱，”这么说吧，“所有这些女人都清楚她们想要什么。”说她们是为了一块巧克力或几根香烟就出卖自己“是一种很过分的侮辱”。[70]解决性病蔓延的最好办法是向女性发放更多避孕套，并且在年轻人当中普及性教育。

但是诸如斯托姆这种人只是少数，他们的看法不会为大众所认可，至少暂时不会。在一片道德恐慌的氛围中，那些呼吁重整伦理纲常、在传统道德基础上重建社会的声音要强大得多。在荷兰是如此，以至于连《誓言报》（Het Parool）这样一份隶属于自由派、由反纳粹抵抗运动创立的报纸，也解雇了旗下一名编辑，理由是他发表了一篇赞同向妇女分发避孕药的文章。该报对此的解释是：“本报将教育吾国人民追求更高的道德准则视为我们应尽的义务……从而会反对各种形式的放任自流。”[71]同样的论调也出现在法国。戴高乐将军的临时政府十分担心战时沦陷和后来的光复会削弱公共道德，对“法兰西民族”的繁衍生息构成致命威胁。[72]在获得解放的法国，禁止堕胎和通奸的法律跟维希政权时期一样严厉，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针对一些人认为的道德崩溃，采取清教徒式对策的绝不只有宗教保守派或者政治右派。在法国，一大批效力抵抗组织的男男女女出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或理想主义，都加入了共产党。战时的局势让常规道德法则出现了松动。但在战后，法国共产党在党魁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带领下，迅速终结了这种状态。忠于党、保持稳定的家庭生活成了党员热情践行的信条。由战争和同外国军队亲善而引发的“堕落行径”备受谴责。无独有偶，在东德，共产党人在苏联的卵翼下，强化了对本地区的控制权。与政治压制一同到来的还有一种道德新秩序。共青团书记埃里克·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千方百计想说服女青年不要再沉溺于轻浮的摇摆乐和性爱之欢中，希望能赢得她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支持。但他感到努力受挫了，其中的根源在他看来十分清楚：“我们必须打压她们对享乐的偏好（Drang nach Lebenesfreude）。”

绰号“昂尼”的埃里克·昂纳克对享乐生活其实并不陌生，他跟比自己小得多的女性有过几段风流韵事，所以没必要瞎操这份闲心。人们欢腾的状态不会维持多久。到了1945年末，收复河山带来的快意已经开始渐渐退去。外国军人一拨拨地回国，每批人数都在增加。德国和日本仍会保留大型军事基地，英国和意大利的规模则相对较小。道德恐慌为制定保守对策奠定了基础。在历经多年的危险、混乱和剥夺后，人们对女性掌握性爱自由的担心以及对资产阶级稳定状态的共同向往，不久便会在光复和战败的国家恢复一种更为传统的秩序。到了20世纪50年代，1945年的夏天仿佛已是一段遥远的记忆。性解放还得再等个二十年，那时节育药得以问世，相伴而来的还有第二波盎格鲁——撒克逊式享乐主义。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是格伦·米勒和本尼·古德曼做梦都想不到的。

即便这样，战后的无序状态尽管短暂，但也不是一点积极效果都没有。伯努瓦特·格鲁重塑自由的愿望并非建立在彻头彻尾的幻想之上。早在法国光复前，法国女性便在1944年3月被临时政府赋予了投票权——这种权利源于男人的匮乏，前提是老婆可以代表缺席的丈夫发表意见。1945年，意大利女性也获得了这一权利，一年后轮到了日本女性，1946年，好运又降临到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女性头上，到了1948年，比利时女性也喜获特权。不管有些人多么渴望回到过去，世界再也不可能退回到昔日状态了。

[1]引自Ben Shephard,The Long Road Home: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 Alfred A. Knopf,2010),69.

[2]Martin Gilbert,The Day The War Ended: May8,1945: Victory in Europe(New York: Henry Holt,1994),128.

[3]Brian Urquhart,A Lif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 Harper & Row,1987),82.

[4]事实上，这次行动在筹划阶段的代号就叫“派对”（Party），阿纳姆战役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的约翰·弗罗斯特（John Frost）上校甚至想把高尔夫球杆运到荷兰。——作者注

[5]这则故事在大卫·斯塔福德（David Stafford）的书中曾有详述，见Endgame,1945: TheMissing Final Chapter of World War II(New York: Little,Brown,2007).

[6]摘自朱可夫回忆录，转引自Gilbert,The Day The War Ended.

[7]莱昂内尔·汉普顿，美国爵士音乐家，演奏电颤琴。

[8]艾迪·斯通，美国爵士音乐家，演奏吉他和键盘。

[9]Simone de Beauvoir,Force of Circumstance(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1963),30.

[10]Gilbert,The Day The War Ended,322.

[11]出处同上,319.

[12]Urquhart,A Life in Peace and War,85.

[13]David Kaufman and Michiel Horn,De Canadezen in Nederland,1944–1945(Laren,The Netherlands: Luitingh,1981),119.

[14]Michael Horn,“More Than Cigarettes,Sex and Chocolate: The Canadian Army in the Netherlands,1944–1945,” in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Revue d’étudescanadiennes16(Fall/Winter1981),156–73.

[15]引自Horn,“More Than Cigarettes,Sex and Chocolate,”166.

[16]Oh! Là là! 是法语里常用的一句口语，表达无奈感慨之意。

[17]出处同上,169.

[18]引自John Willoughby,“The Sexual Behavior of American GIs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Occupation of Germany,”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62,no.1(January1998),166–67.

[19]Benoîte Groult and Flora Groult,Journal à quatre mains(Paris: Editions Denoël,1962).

[20]Patrick Buisson,1940–1945: Annéesérotiques (Paris: Albin Michel,2009).

[21]Rudi van Dantzig,Voor een verloren soldaat(Amsterdam: Arbeiderspers,1986).

[22]Buisson,1940–1945,324.

[23]安妮·弗兰克（1929—1945），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女孩，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死时年仅15岁。安妮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记录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的亲身经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安妮一家被捕后，日记被梅普·吉斯（Miep Gies）发现并保存下来，1952年以《安妮日记》为题出版，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

[24]Urquhart,A Life in Peace and War,81.

[25]Ben Shephard,After Daybreak: The Liberation of Bergen-Belsen,1945(New York: Schocken Books,2005).

[26]出处同上,99.

[27]出处同上,133.

[28]Richard Wollheim,“A Bed out of Leaves,”London Review of Books,December4,2003,3–7.

[29]Shephard,After Daybreak,138.

[30]拉比，犹太教的合格律法教师。

[31]Atina Grossmann,Jews,Germans,and Allies: Close Encounters in Occupied German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188.

[32]Shephard,The Long Road Home,299.

[33]出处同上,70.

[34]Norman Lewis,Naples’44: An Intelligence Officer in the Italian Labyrinth(New York:Eland,2011),52.

[35]John Dower,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New York: W. W.Norton,1999),126.

[36]出处同上,102.

[37]Theodore Cohen,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Herbert Passin,ed. (New York: Free Press,1987),123.

[38]致唐纳德·基恩的一封信，收于Otis Cary,ed.,From a Ruined Empire: Letters—Japan,China,Korea,1945–46(Tokyo and New York: Kodansha,1984),96。

[39]William L. Worden,“The G.I. Is Civilizing the Jap,”Saturday Evening Post,December15,1945,18–22.

[40]取自英文only一词。——编注

[41]要了解更多“潘潘女”文化，约翰·道尔（John Dower）的《拥抱战败》（EmbracingDefeat）是绝佳的信息来源。

[42]Dower,Embracing Defeat,134.

[43]John LaCerda,The Conqueror Comes to Tea: Japan Under MacArthur(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46),51.

[44]出处同上,54.

[45]Dower,Embracing Defeat,579.

[46]Giles MacDonogh,After the Reich: The Brutal History of the Allied Occupation(New York:Basic Books,2007),79.

[47]Klaus-Dietmar 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Munich: R. Oldenbourg Verlag,1995),201.

[48]Dagmar Herzog,Sex After Fascism: Memory and Mor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69.

[49]Willoughby,“Sexual Behavior of American GIs,”167.

[50]Groult,Journal à quatre mains,397.

[51]MacDonogh,After the Reich,236.

[52]野坂昭如，『アメリカひじき·火垂るの墓』（东京：新潮文库，2003）。首次出版于1972年（编按：新潮文库的初版是1972年，该书最早则是1968年由文艺春秋出版）。

[53]MacDonogh,After the Reich,369.

[54]The Times(London),July9,1945.

[55]Willoughby,“Sexual Behavior of American GIs,”158.

[56]New York Times,June13,1945.

[57]Anonymous,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A Diary(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5).

[58]永井荷風，『摘録断腸亭日乗』下册，磯田光一编（东京：岩波文库，1987）。

[59]出处同上，278.

[60]引自Donald Keene,So Lovely a Country Will Never Perish: Wartime Diaries of Japanese Writer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149.

[61]LaCerda,The Conqueror Comes to Tea,23–24.

[62]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199.

[63]出处同上,199.

[64]Richard Bessel,Germany1945: From War to Peace(New York: HarperCollins,2009),204.

[65]Elizabeth Heineman,What Difference Does a Husband Make?(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100.

[66]引自Willoughby,“Sexual Behavior of American GIs,”169.

[67]Keene,So Lovely a Country,171.

[68]Willoughby,“Sexual Behavior of American GIs,”160.

[69]Curzio Malaparte,The Skin,David Moore,tr. (New York: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3),39. 首次出版于1952年。

[70]引自Herman de Liagre Böhl inDe Gids,periodical,May1985,250.

[71]出处同上,251.

[72]Buisson,1940–1945: Annéesérotiques,411.

第二章 饥饿

如果说5月到来的加拿大军队被一些荷兰人视为救世主的话，那么荷兰光复还留下另一种同样让人意气风发、难以磨灭的印象——“吗哪行动”（Operation Manna）[1]。几十年过后，说起1945年5月由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军轰炸机空投，再由红十字会分发的“瑞典白面包”时，荷兰人依旧会留下感激的泪水。孩提时代的我曾经幻想过那个奇妙的情景，想象大块大块的白面包像雨点一样从天而降。实际上，当人们站在红瓦屋顶上兴高采烈地挥舞厨房抹布时，超低空飞行掠过他们头顶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和B-17型轰炸机投下的不仅仅是一袋袋面粉，还有一个个柳条箱，里面装满了巧克力、人造奶油、腌牛肉、鸡蛋粉、香烟、咖啡和口香糖。英国人给这次行动起名叫“吗哪行动”，美国人叫“贪食行动”（Operation Chowhound）。

对于英美两国的轰炸机飞行员而言，在荷兰空投食物是一项令人欢迎的差事。一名英国飞行员写下这样一张字条，藏在巧克力罐头和一袋装面粉中间。

致荷兰人民：

别担心跟德国的战争，就快要结束了。空投食品和我们平时执行的轰炸任务不一样。我们会一直带来新的食品供给。你们要振作起来，祝好。

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2]

荷兰人对此感激涕零，许多人已经饥肠辘辘。5月，光复后不久，《纽约时报》提起鹿特丹的一所“饥饿医院”，那里“憔悴的病人”每天“进食六份清淡的病号饭”。据报道称，30来岁的男男女女，“看着像60岁，他们眼眶凹陷，皮肤长出黄疸，四肢严重浮肿，显示出获救之前经历的苦难之重”。与此同时，鹿特丹却还有餐馆开门营业，向“衣着品位良好的客人”提供“精美的大餐和种类繁多的饮品”。愤慨的荷兰人“得知还存在截然相反的一面时，迅速斥之为‘黑市’”。[3]

这种局面在欧洲大陆比比皆是，而且许多地方的情况要比鹿特丹恶劣得多。在苏联的部分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但荷兰的饥荒有其特殊之处：荷兰是唯一一个遭受饥荒的西欧国家，而且是作为一种有意为之的集体惩罚。斯拉夫人也经历过这种惩罚，但其他西欧人并没有领教过挨饿的滋味。

1944年9月，为了协助蒙哥马利从阿纳姆挥师东进、横跨莱茵河的行动，荷兰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结果行动惨遭滑铁卢。作为报复，德国人切断了向依旧处于占领下的荷兰西部的食物供给。不仅如此，他们还拉了电闸，淹没良田，禁止荷兰人乘火车。祸不单行，1944年和1945年的“饥饿冬天”格外寒冷。有1.8万人死于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侥幸活下来的人通过燃烧家具来取暖，靠吃宠物（如果还能找得到的话）过活。他们也吃死马，马匹在街上一倒下肉就被分抢一光；他们还吸食从带刺荨麻和煎炒过的郁金香花苞里提取的汁液。

饥荒的问题在于，食物太多或者种类不对，一样可以要了人的命。即使是友好的加拿大士兵递过来的饼干，吃下去的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饼干可诱发极度口渴，只能靠大碗大碗地喝凉水来解渴。而大量饮水会导致没有消化的饼干在胃内膨胀，最终撑破胃壁。受害者很快就会死亡。

放眼世界各个角落，不论是在光复的国家还是在战败国，因为所有公共服务一概陷入停滞，经济不再运转，几乎各地都是饿殍遍野。除荷兰外，还有其他地方也不得不依赖空投食品。野坂昭如在《美国羊栖菜》里写到的那个日本少年，曾目睹美国轰炸机投下一个带降落伞的钢桶。一开始，日本村民以为这又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他们听说过广岛的事，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吊在降落伞下。然而，这个钢桶并没有爆炸，于是乎，人们的饥饿和好奇心便胜过了恐惧。村民撬开桶盖，发现了许多装食品的包裹。他们猜这些原本是要空投给附近一所战俘营里的俘虏的，但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很难再对陌生人发善心。包裹里有面包、巧克力、口香糖。小孩们连着几天把口香糖嚼了又嚼，淡而无味、硬邦邦的一团团胶泥在他们之间“口口相传”。另外还有一个包裹，里面包着棕褐色的东西，村民以为这肯定是紫菜，也就是日语里的“羊栖菜”，这在日本可是一道很受欢迎的美味佳肴。但这玩意吃起来味道极差，哪怕用沸水煮过还是很难吃，而且很硬，不易吸收，村民们十分好奇美国人的胃居然消化得了这样的东西。尽管这些被当成“美国紫菜”的东西其实是难以下咽的红茶茶叶，日本人还是把整袋东西吃了个底朝天。

在饱受饥饿的一年里，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集中营内。日本设在东南亚的集中营里饥馑状况令人发指，但跟大多数德国集中营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德国人把那里的奴工和“死亡行军”（deathmarches）幸存者撂在一旁，任其自身自灭。据大部分当时记载来看，最肮脏不堪的当属贝尔森集中营，建造初衷是为了“交换犹太人”——用那些地位显赫的犹太人来换取德国战俘的自由，但实际上这样的交换鲜有发生。后来，集中营里还来了政治犯和刑事犯。1944年末，贝尔森成了一个垃圾倾倒场，负责收容从苏联红军解放地区死亡营里迁来的犹太幸存者。其中就有安妮·弗兰克，她在离集中营解放不到一个月前死于伤寒。贝尔森从一开始就人满为患，到了1945年初更是变得极度拥挤，囚犯几乎是叠罗汉似的睡在彼此身上，他们缺乏清洁卫生设备，到最后连吃的和喝的都没了。有些饿极了的人尚有一丝体力，竟然分食起堆在营房外的尸体来。只有党卫队看守能吃饱肚子，集中营的长官约瑟夫·克拉默（Josef Kramer）还派人养猪，专供他个人享用。

由于英国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唯一能提供给这些饥民的只有军粮：火腿、培根、烘豆、香肠、牛排和腰子派。但囚犯们萎缩的肠胃哪能再吸收得了这种食物，所以食物几乎是穿肠而过而未作停留。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最后死了2,000人。

英国人仅有一次见识过如此大规模的饥荒，那是在1943年的孟加拉。水灾的爆发致使作物歉收，政府官员又无能，腐败横行，战时秩序混乱，官方的麻木不仁令人震惊。在这些因素的统一作用下，共有300万人丧生。鉴于此，英国军医借助不久前的研究成果，使用了一种名为“孟加拉饥荒大杂烩”的药方。具体成分是加了糖、奶粉、面粉和水的粥，味道甜得发腻。除此以外，他们还试验了滴鼻液和注射氨基酸的办法。在贝尔森，“孟加拉饥荒大杂烩”是给那些还能吞咽的人吃的，氨基酸、滴鼻液留给那些没法进食的人。这两种办法都失败了。“大杂烩”太甜，囚犯们吃不下去。而药物注射和滴鼻液这两种办法最后也只能作罢，因为死亡营的幸存者对任何看似医学实验的做法都充满了恐惧。他们确信自己死期将至，嘴里念叨着集中营里的德语：“我不要火葬。”[4]

许多人最后活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英国军医和医学生的不懈努力，也不能忘了那些本身就是医生的集中营幸存者。通过一次次的试错，他们找到了食物和水的合理配比，让奄奄一息的囚犯恢复体力。集中营里幸免于难的医生中有一位名叫哈达萨·比姆科（Hadassah Bimko）的波兰牙医。还在贝尔森的时候，她嫁给了别名“约西勒”的约瑟夫·罗森萨夫特（Josef “Yossele” Rosensaft）。他是波兰犹太人，十分顽强，曾经数度被送往奥斯维辛，却都设法中途逃脱，他后来成为贝尔森集中营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会谈到他。夫妻俩的儿子梅纳赫姆（Menachem）[5]就出生在贝尔森。

* * * * *

对比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或德国的生活，英国人的日子过得可是舒坦多了，但也远不到殷实的程度。事实上，到了1945年5月，战时食物配给还一度减量：家家户户分到的烹调油少了，培根也少了。到了1946年，甚至连面包都搞起了配给制。许多人依旧睡在伦敦地铁的隧道里，而且就算战后一年里，供暖也是时有时无的，以至于1946年和1947年之交的那个严冬盛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跟欣韦尔一块哆嗦，跟斯特雷奇一块挨饿”。伊曼纽尔·欣韦尔（Emanuel Shinwell）时任英国的燃料和能源大臣，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则是粮食大臣。

美国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在1945年夏天造访伦敦。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他在伦敦的霍本区散步，走着走着，他闻到了一股恶臭。转过身，他看到了“一个小型市场，一面打开窗户的窗台上摊着一排排死乌鸦。很明显，这家店只卖这个”。[6]

到了12月，一艘载有香蕉和橙子（还混着4名一靠岸便跳进水里的牙买加偷渡客）的轮船抵达布里斯托（Bristol），受到了以该市市长为首的官方委员会的热烈欢迎。这还是战争开始后英国人第一次见到香蕉。

伦敦在庆祝胜利几个月后依然显得很压抑，不单单是因为缺少像样的食物。埃德蒙·威尔逊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普遍情绪：“战争一结束，一切突然显得那么空虚、病态和没有意义！我们一蹶不振，生活穷困潦倒，灰头土脸，而在众志成城抵抗外敌时，却可以全然忘记这些困难。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收获了破坏，却无力在废墟上建起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7]

法国人的心态更加消沉和低落。供应部长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被人戏称为“拉马丹”（Ramadan），即穆斯林禁食的斋月；每天那点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则叫“拉马节食”（Ramadiète）。[8]58法国农民拒绝以固定价格出售粮食，因为他们依靠无处不在的黑市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要是没有黑市，大部分法国人根本不可能有好日子过。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当时身在德国，受命为英国政府撰写一篇关于文化生态的报告，他曾前往法国休了几个月的假。对比英法两国国民的精神状态，他察觉到一种重要的反差。在英国，人们不需要求助于黑市就能吃饱穿暖。但在法国，斯彭德不用走进穷人的生活，就能不时碰到类似巴黎大学教授那样的人，“他的西装差不多大了两号”，而且还要“面带苦笑地解释自己已经两个月没去黑市了，一直就是这么过的”。[9]

但法国至少大体上做到了“国破山河在”：历史名城、教堂和大教堂都完好无损。在刚目睹了德国满目疮痍的斯彭德看来，这只会让一切显得更加阴沉。法国，他写道，是一堆“看不见的废墟”。跟德国一样，法国必须“推倒重建”，但“尽管社会上弥漫着这种情绪，高墙依旧岿然不倒，咖啡馆依旧门庭若市（虽然没有咖啡供应），而且黑市永远存在”。[10]

由于法国经济被德国人全方位榨干了，黑市在法国的存在已经有些年头。光复后主要的问题并不只是食物紧缺，而是将食物从乡村运往饥肠辘辘的城市变得很困难。运载卡车和汽油十分紧俏。因此掌握这些重要交通资源的人就能迅速致富。瞅准了这个机会，一些很能钻营的美国兵——他们中有些在老家还有犯罪记录——开小差做了逃兵，在巴黎组织起黑帮。他们计划盗取军用卡车，然后伪造文书，或贿赂看守油库的门卫，以取得燃油。这些油接着被倒卖给法国黑帮。美国“倒爷”从中发了一笔横财，但很多人因为太过招摇，花钱无度，结果东窗事发被抓。一旦往美国国内汇款，他们的行迹就会败露，于是这些人选择在巴黎花天酒地，他们挥金如土的阔绰劲儿引起了官方的警觉。想在欧洲大陆像王公贵戚一样逍遥自在，就得干在合法和不合法之间打擦边球的勾当。也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在黑市餐馆和夜总会里，香槟和美酒依旧流淌，各种珍馔应有尽有。

埃德蒙·威尔逊在伦敦搭乘了飞往罗马的航班，在他看来，罗马这座城市“比过去更加脏乱和腐败”。[11]一次，他和来自美国的朋友在一家黑市饭店吃饭，一干人围坐在露天餐桌旁。一开始，威尔逊的心思全在享用美食和同朋友交谈上，没注意周围有什么异常，不知何时，他身后已聚起了一群人，“伸手从我们的盘子里拿东西”。接着，负责看场子的人出现了，他把一名老妪打翻在地，人群往后缩，其中多半是妇女和小孩。“有些人知难而退，但剩下的站着没走，隔得老远，眼巴巴地望着我们这些食客。”[12]

跟巴黎差不多，罗马大体上没有经受战火的摧残，但诸如巴勒莫（Palermo）和那不勒斯这些城市则毁坏严重。米兰也在经历了盟军轰炸和内战后伤痕累累。5月，在造访米兰的威尔逊看来，这座城市“俨然地狱的一角。有些破烂不堪的绿皮电车依旧在运行，部分居民还是照常过日子，但整个城市都像是经过震撼后陷入了停摆。那些面无血色、营养不良的人们，身上随随便便套了块旧布遮盖皮肤，他们看起来像是被禁锢在……一种永恒的负担之中”。[13]

匈牙利小说家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亲历了布达佩斯的解放过程。这座受到战火严重戕害的城市在1945年2月苏联红军解放前被围困了两个多月，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1美元或一块金子的价值隔夜就能涨至几十亿。农民“知道他们的好日子来了”，“靠在布达佩斯的市场上用一头注水猪换一台钢琴或拿破仑金币”发了横财；而“知识分子、工人和公务员则一天天地等待转机，越来越苍白，越来越饥饿，越来越绝望……”马洛伊回忆道，在物价飞涨的日子里，“多数布达佩斯的居民都变得骨瘦如柴，就好像解剖学教科书里那些人体骨架素描一样，一点肉和脂肪都没有”。[14]

然而，对比柏林和大多数德国城市，布达佩斯的情况就算是好的。因为在柏林、法兰克福、汉堡、不来梅、德累斯顿，以及规模更小的市镇——比如1945年仿佛事后才被人想起并加以摧毁的维尔茨堡和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所剩下的只有余烟未尽的碎瓦颓垣，其间还散发着死亡的恶臭。战后最初几个月里，这些地方静得出奇，这让初来乍到的参观者吃惊不小。

站在柏林市中心，左右手边分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时髦的咖啡馆——罗曼咖啡馆（Romanisches Café）——和已是尺椽片瓦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回忆起这里在战前的样子：路上车水马龙，汽车喇叭声不断，人们叽叽喳喳地聊天，购物，喝酒吃饭。如今，他感到自己仿佛独自一人置身于一片寂静的废墟中。这时他听到身旁一阵轻微响动，只见一个瘦弱的小男孩，脚上穿着木拖鞋，正拖着一辆小手推车穿过遍布残骸的卵石路。风轻柔地吹过眼前这片破败景象，楚克迈耶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然而，他写道：“与此同时，在德国上下还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感官刺激，就像一个巨大的蚁丘，在不停地爬动，抓挠，触弄人的神经……来来去去的脚步从不停歇，徘徊，行走，穿越；这是几百万只鞋子摩擦地面的声音。这就是‘黑市’……在这个世界里，游走着无家可归者、难民、流民，还有凶神恶煞般的青年。”[15]

这里还有一段文字，出自斯蒂芬·斯彭德之手，描述的是另一座已是华屋秋墟的德国城市科隆：“这座城市的毁坏反映在居民内心的颓废上。他们活着，却无法变作覆盖城市创伤的疮疤，反而成为噬咬死尸的寄生虫，在断瓦残垣间挖掘藏在下面的食物，在靠近大教堂的黑市上做着买卖——这是一种毁灭而非创造的营生。”[16]

如果说科隆或柏林够凄惨了的话，那么东京或大阪——遑论广岛——的情况恐怕更糟。这还没算上马尼拉、华沙、斯大林格勒和其他在轴心国铁蹄下荡为寒烟的城市。英国的犹太教正统派首席拉比所罗门·舍恩菲尔德博士（Dr. Solomon Schonfeld）当年12月造访华沙，他告诉记者：昔日整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几乎是一片覆盖着残砖碎瓦的巨大荒地。街道还保留着犹太人被尽数灭绝那一天的原貌，一望无垠的砖块和人骨下，躺着几千具尸体，我还捡了几块骨头”。[17]

摧毁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是一项大规模罪行的一部分。轰炸日本城市的动机则不同，但造成的破坏性结果却差不多。日本人的房子大多用木材搭建，地毯式的轰炸和之后迅速蔓延的熊熊大火几乎把一切都烧了个精光，只剩下公共澡堂的几根石头烟囱还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焦土之上，景象颇为惨烈。跟德国一样，日本国内也是沉默处之。在寄给日后成为日本文学研究巨擘的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的一封信里，美国海军中尉舍伍德·莫兰（Sherwood R.Moran）如是写道：“东京是我第一个亲眼目睹的战争受难者，这座雍容华贵的城市如今毁于一旦，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这里的死寂：没有汽车喇叭声，没有人的叫喊声，没有金属碰撞声——所有城里人既憎恨却又期待听到的声音，这里一概没有。依我看，对于东京和全日本，灾难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所有人依旧在死一般的静默中凝视着。”[18]

在战败国，饥荒和疫病肆虐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城市已经爆发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等传染病。在日本，1945年有2万多人死于痢疾，到了1948年，有将近70万人感染上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霍乱和脊髓灰质炎。[19]在乡村地区生活略好，那里还能找到吃的。但日本城市比起德国来恐怕境遇要差很多。愿意工作的德国人都领到了食物配给证，《扬基人》（Yank）这份美军军刊曾刊登过一篇发自柏林的报道，文中描述了一名养育6个孩子的体力劳动者一家一天的伙食标准：早餐，每人一杯茶，一片黑面包；晚餐是用一个洋葱、一个土豆、半品脱牛奶再加一丁点儿花椰菜煮成的土豆汤。这点量肯定不够吃，但足以让人活命。

日本人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开始饿肚子了。政府当局指导国民如何用橡子、谷皮、锯屑（用来做煎饼）、蜗牛、蚱蜢和老鼠做菜。等到战败后大批军人返乡时，本来就很困顿的局面演变成一场危机。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地下过道里，狭长、迷宫般曲折的地道宛如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贫民窟。在这个狄更斯式的世界里，父母双亡的孤儿靠捡拾烟蒂换取吃的东西，除此之外要么当扒手，要么出卖他们营养不良的肉身。东京的上野车站作为城市无家可归者的老巢，尤其恶名远扬。成群结队的饥饿儿童被人叫做“呷铃小孩”（チャリンコ，charinko），在日语里，charin是模仿硬币丁零当啷的象声词。[20][21]照片中这些穿着粗布乱服、吸着烟屁股的顽强的小家伙看着像未驯化的动物，而不像是人。这与一个英国兵对在破败的德国地下通道或火车站里的流浪汉的描写不谋而合：“他们浑身上下没一块干净的地方，黑不溜秋的，人在哪儿你都看不清。”一见到外国兵，他们就作鸟兽散，再出来时手里拿着石块或铁棒。“他们的牙齿很黑，有些都断了。”身上唯一一块干净的地方是“他们的眼白”，而那种眼神就像生了病的豹子幼崽，“唯一的敌人就是人类”。[22]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应该铭记家园毁于战火的几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在蒋介石委员长统率的国统区，美国军人吃惊地发现竟然有小毛孩溜进他们的军营，从垃圾箱里翻找食物。一名美军中士回忆道：“牵着年幼女儿的母亲们来到我军的岗哨前，提出想把小女孩送给我们，换点糖果和香烟。”[23]与此同时，有中国人会钻到军队厕所下方，透过地板上的裂缝淘粪，然后把粪便兜售给农民当肥料。

战后人类经历的苦难程度是如此深重，以至于几乎没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作对比。德国不仅要安顿本国国民和返乡士兵，还要应对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远道而来的1,000多万讲德语的日耳曼族难民，他们被驱逐出土生土长的家园，这种排德潮还得到了同盟国政府的官方批准。许多难民死在了前往德国这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的路上，有些还是被人杀害的。几乎所有人都变得一贫如洗。这股庞大的难民潮大大增加了四处游荡、寻找食物和栖身之所的流民的数量。

1945年可怕的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和德国的粮食危机。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牲畜减少，农田被毁，农具变成废铁，劳动力稀缺，再加上冬季的严寒，可谓雪上加霜。在德国东部，大量的农业机械要么毁于战火，要么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被洗劫一空。战时顶替德国人劳作的外国雇农在战后纷纷离开。日本帝国曾依赖其治下的亚洲各地提供粮食，如今则被切断了供应。

10月，日本财政大臣告诉美国记者，如果不能马上进口食品，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将有1,000万日本人饿死。在德国，人们也做出了同样灾难性的预测。下萨克森州的一名社会民主党行政官表示：“如果昔日的敌人不提供援助，很难说德国人何时会饿肚子。”[24]英国议会对德国即将崩溃的报告进行了讨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官员阿瑟·萨尔特（Arthur Salter）提出严正警告：“如果我们现在的担心成为现实，即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在今冬饥寒交迫，这种局面将不会是资源破坏和全世界物质短缺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下院议员被提请重视这一“人类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大灾难”。[25]

这种观点后来被证明言过其实。一些在德国旅行的人发现，那里的状况，特别是西占区，并不比许多其他西欧国家来得差，事实上，比起东部地区还要好些。不过即使能依靠从被占领国家掠夺来的余粮储备度日，德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境维艰。柏林尤其窘迫，但从德国各地传来的信息来看，其他地方情势一样不容乐观。一位美国记者在汉堡附近目睹了以下场景：“一天晚上，一名穿着西装的德国老者在一片遍布沼泽的洼地上用拐杖打死了一只鸭子。关于食物短缺还有很多段子，但这则故事可谓高度概括。”[26]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让人生起恻隐之心，但一想到纳粹德国曾经的受害者还在类似贝尔森集中营这样的地方挨饿，想到在日军战俘营里的囚犯饱受煎熬，想到上百万的难民和流离人员需要被遣返回乡，想到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自己都只能靠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果腹，而菲律宾人、中国人、印尼人分到的只会更少，最后再想到对德国陆军和党卫队全面饥饿政策记忆犹新的苏联人，公众对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同情心只能是十分有限的。要说服美国议员，特别是那些倾向采取孤立政策的共和党人出钱赞助如UNRRA这样的国际救灾机构，向遭到德国和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伸出援手，已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了。而要花更多纳税人的钱，或按照一些人的建议，削减英国人自己的配给，去供养昔日的敌人，这样的政策自然更是难以推行。

但是总得做点什么，哪怕不是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实际考虑。德国和日本的全盘崩溃将使盟国政府肩负难以承受的压力，并使任何有序的——遑论民主的——战后秩序重建工作化为泡影。英国亲工党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在士兵当中拥有大量读者，该报用简明扼要的标题表明了其对提供援助的看法——“喂饱野蛮人？”报纸清楚地指出，根本没必要对德国人甚至是那些被赶出家园的日耳曼难民报以同情。不，“并不是什么同情心理作祟，催使我们强调有必要对当下局势做出反应”。问题在于，“如果任由欧洲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就要花更长的时间让其重见天日——导致占领也得持续下去”。[27]

关于援助还有其他考量，这种考量对美国议员更具说服力。即使UNRRA的国际主义理想有同情共产主义之嫌，美苏之间愈演愈烈的对抗迫使美国必须采取行动，而UNRRA在这方面是不可或缺的。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丹尼尔·弗勒德（Daniel J.Flood）向同僚呼吁：“饥馑、荒芜、疾病会酝酿动乱，催生共产主义的幽灵。饥民是反上帝学说的肥沃土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企图将全能国家等同于上帝的人蛊惑。”[28]

于是，盟国采取了行动。在德国的英占区，自11月下旬起，英国将军杰拉德·坦普勒（Gerald Templer）爵士开始主推“大麦粒行动”（Operation Barleycorn）。他下令释放约80万名德国战俘，让他们在农场干活，抢救仅剩的一点收成。为了向德国出口更多食物，英国国民被迫进一步勒紧裤腰带；这就是1946年搞面包配给制的原因。同样，遵照1944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西北欧俘虏之战俘处置问题”的一纸手令（JCS1076号令），美国人开始向德国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援，以“防止疾病与动乱”。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保障德国人的最低生活标准。至于到底有多低则没有定论。崇尚“强硬和平论”的政客希望制裁德国，解散工业，让其国民只能过上基本温饱的生活。这一强硬方针的主要倡导人是亨利·摩根韬（Henry Morgenthau），罗斯福时期的财政部长。他计划把德国改造成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国家，让其失去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同样，日本的盟军司令部也收到了类似的严苛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命令严令麦克阿瑟将军限制向日本人发放救灾物资：“只需达到避免出现危及占领军或阻碍军事行动的大面积疾病和动乱的程度即可。诸如此类的进口品只能限于最少量的食品……燃料、医疗卫生用品……”[29]

值得德国人和日本人庆幸的是，这些惩罚性指令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人为弱化了。因为那些真正负责管理被占领国的长官对这些措施的危害性心知肚明。德国美占区总司令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的财政顾问，就曾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76号令斥为“经济白痴”的杰作。克莱将军没有摧毁德国的工业经济，从而避免引发更为深刻的骚乱。在得到华盛顿强力人物——譬如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支持后，他很快放开手脚帮助德国人重建经济。比起财长摩根韬，史汀生更能体会德国人的疾苦，他怀疑后者正“因为自己犹太人的怨念变得心胸狭隘”[30]——史汀生的看法虽然让人不悦，但却同英美政府不少高层人士不谋而合。指望这些大人物会顾及犹太人的感受是不着边际的想法。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德国人一怒之下会转投共产主义，或者孕育复仇思想。麦克阿瑟将军并不打算帮助日本人将工业水平恢复如初，但他同史汀生和克莱的想法一致，认为“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种能带来食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31]

德国大部分农业都集中在东部，此外还有几大工业基地（比如莱比锡、德累斯顿、开姆尼茨），但东德的苏联统治当局并未出力重建德国的经济基础。相反，硕果仅存的一些工厂和其他资产被苏联人哄抢一空。机械设备、火车、电车、卡车都被装上载重列车运往东方。银行金库里的金子和债券被抢了个精光，研究所的档案也一点没剩，众多艺术珍品被当作战利品没收充公。刚刚从纳粹监狱获释和从莫斯科流亡归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他们“兄弟同志般的”俄国主子强取豪夺。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满洲，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东北。自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人在当地扶植了“满洲国”这一伪政权，并借此建立殖民统治。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的工业重镇。苏联在美国的敦促下，于8月8日，也就是战争临近结束前不久才对日宣战。

8月9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三天，苏联举兵南下攻打伪满洲国。日本人靠残酷镇压当地人后建造起来的重工机械厂、现代铁路、采矿设备，均被苏联人以风卷残云之势分抢得干干净净，所抢物资悉数运回苏联。工厂被整间整间地拆卸分解，化整为零，运上一列列早就准备就绪的火车。发展到最后，苏联人连火车也偷，甚至连铁路的枕木也没放过，全部运了回去。还没等中国人有机会夺回东北，就出了这种事情。不管是中共，还是蒋的国民党，根本无力制止如此肆无忌惮、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而且，如果苏联人有机会入侵日本北方的话，必然会在那里重演这出掠夺资产的戏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决意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一大原因。

苏占区的德国人，包括共产党人，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们的国民经济正在遭受苏联人的大肆劫掠，但除了养活自己外，他们还要供养苏联占领军。有许多例子表明，德国工人本来已经用残留机械的零部件把被洗劫过的工厂重新拼凑起来，结果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厂子又被人大卸八块，工人抗议的话还会遭到殴打。这些待遇使得德国工人很难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同情。当时一首脍炙人口的小曲这样唱道：

欢迎欢迎，解放者！

你们拿走了我们的鸡蛋、肉、黄油、牲口和饲料，

还顺走了手表、戒指和其他物件。

你们把我们由从汽车到机器的所有一切中解放出来，

带着火车皮和铁路设备满载而归。

你们把我们从这一切没用的劳什子中解救出来！

我们兴奋得痛哭流涕，感激涕零。

你们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过去的日子太苦，现在无比幸福。

你们真是善良的大好人啊！[32]

话说回来，苏占区里许诺发放给德国人、让他们得以活命的食品配给并不比盟军占领区的份额低：每个在职人士每天差不多可以分到1,500卡路里；广泛的共识是，一个成年人要想保持健康，一天最少需摄入1,200卡路里。实际上，1945年时，大多数城市居民能分配到一半热量的食品就已经算得上走运了。即使面包充足，新鲜食品还是寥寥无几。是军粮，让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战后第一年里避免了灭顶之灾。秋天一到，驻日盟军的人数从60万减至20万，大量军用食品，比如腌牛肉和豆子，被转交由日本政府分发给国民。多数日本人都吃不惯这种食物。有些出身上流社会的日本名媛抱怨吃了豆子后，肚子里会胀气，很是丢脸。有人向宾客发牢骚：“新的配给食品吃了让人斯文扫地。”[33]但不吃，他们又会挨饿。1946年夏，东京市民从本国渠道依旧只能获得150卡路里的热量。[34]

然而，即使有了盟军提供的给养，大部分欧洲人和日本人还是得依靠庞大的犯罪网络——也就是黑市——来维持生计。在许多地方，货币交易已经被以物换物的形式所取代，香烟成了主要的硬通货。对于占领军而言，这种机会难以抵挡。在荷兰，加拿大产的香烟，特别是“甜心下士”牌香烟，在黑市的卖价最高。黑市商人以每根1荷兰盾的价格收购该烟，再以5荷兰盾的价格转手。一个加拿大军人可以让人从老家寄1,000根香烟来，邮费只要区区3美元，然后就能赚取差不多1,000荷兰盾的利润。[35]

而且用香烟几乎什么都能买到：精美的古董手表、看戏用的小型望远镜、钻戒、莱卡照相机，以及人们愿意拿出来交换燃料和食物的那些物件。用香烟还能买到一些必备品。5月，德国作家埃里克·卡斯特纳（Erich Kästner）来到奥地利乡下。一天，他看见一长队德军士兵，一眼望不到头，他们刚从东线战场上撤下来，或步行或一瘸一拐地踏上返乡之路。他在日记里写道：“为了换点现金，他们兜售手头的香烟，价格从1马克到3马克不等。对于平民衣服的需求从来没断档过，但供应量几乎为零。住在我隔壁屋里的一个人用一条旧裤子换了四百五十根香烟。我不介意拿裤子换烟，但我身上只有一条裤子。这交易和结果太丢人了。只穿一条裤子的人可没法做这买卖。”[36]

日本杂文和短篇小说作家坂口安吾常常和其他活跃在战后初期的作家一道被归为“无赖派”或“新戏作派”。他注意到，那些受训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的年轻士兵和飞行员，摇身一变成为黑市投机分子的速度是何其之快。能与之相比的也只有那些战争寡妇，她们把对自己战死丈夫忠贞不贰、恪守妇道的原则全抛之脑后，给自己物色了新情人。事实就是这样，安吾写道。他对此也并无厌恶之意。因为通过颓废堕落，通过舔尝人类最原始的贪婪和欲望，日本人能够找回他们共有的人性。让愚蠢的天皇崇拜见鬼去吧！让开着自杀式飞机舍生取义那套见鬼去吧！“我们变得如此堕落，不是因为吃了败仗，我们堕落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还活着。”[37]

毋庸置疑，许多日军的退伍老兵都进入黑市，谋得了一份营生，同样以此为生的还有朝鲜和台湾黑帮、日本混混组成的团伙，以及一个垮掉社会里的其他无业游民。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女人当潘潘成站街妹，男人给黑市做运输队。”[38]全日本共有超过一万五千个黑市，主要分布在火车站周围。当年的黑市有些至今还在，比如“アメ横市场”（Ameyoko-cho），从读音来看跟美国人有些渊源。这是位于东京上野铁路沿线一块熙熙攘攘的狭长形商业区，小吃店和服装店林立。过去，民众去那里购买赖以为生的必需品，或在几千个被风一刮就倒的小吃摊上吃点东西。小吃从油炸青蛙到杂碎汤一应俱全，如果食客走运，杂碎汤里的食材可能取自不同动物的内脏；曾有谣言说汤里还放了人体内脏。

什么东西都能拿来卖，也会被人买走，包括血迹斑斑的医院旧毛毯。在中国东北，日本殖民者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十五年，苏联军队一杀到，轮到他们害怕了，而且由于无法回国（大多数交通工具都留给部队和高级日本官员），他们不得不在黑市上变卖所有财产，换口饭吃：有和服、家具、古董，有时甚至还卖亲骨肉。经过殖民主义教化，日本人天生智商就比中国孩子高的观念让日本婴儿十分吃香，对于将来需要男性劳动力的中国农民而言更是如此。日后成为日本央行副总裁的藤原作弥在战争结束时还是个孩子，家住中国东北。他的父母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黑市卖了。藤原至今仍记得当初听见中国人吆喝：“有卖小孩的么？有卖小孩的么？”开价介于300—500日元之间。有时孩子刚买到手，立刻就被转手卖出更高的价格。[39]

日本黑市上的大部分商品来自部队给养，盟军士兵将其转卖给日本黑社会。我曾和一个退隐江湖的日本黑帮成员攀谈过，他在聊起当年的好日子时不禁泪眼蒙眬。那时，通过在黑市倒卖从美军福利社弄到的商品，他挣了不少钱，钱多到他买得起一部美国大轿车，里面塞满了钞票，一直堆到车顶。但跟那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日本人一比，他这点能耐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人设法在战争末期藏匿了70%的军用物资，剩余的30%里有各式各样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美国人后来将这笔物资转交给日本政府，用以造福百姓。不过这些大体上跟先前被中饱私囊的物资一样不翼而飞了，许多日本官员——有些还是昔日的战犯——因此富得流油。

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文化、政治和历史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就类似局面下的人类行为而言，他们又十分相似。对于靠犯罪支撑起来、乘人之危发国难财的经济形态，其一大后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也就是坂口安吾形容的“堕落”形态之一。具体体现在每个男人——或者更常见的是——每个女人都只顾自己，不问他人。用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话来说：“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40]

指责别人正是大多数人的做法。在德国，犹太人和流离人员经常被诟病为暴力行为和投机倒把的元凶。在日本，人们眼里最恶劣的犯罪分子是朝鲜人、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这些“第三方国籍人员”——既非日本人，也非美国人。他们中许多人被运到日本做奴工。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帮会当然要同日本人夺食，参与黑市交易的犹太人和流离人员亦是如此；他们一样也得想法子生存。贝尔森集中营因此成了黑市活动的几个主要窝点之一。不少流离人员——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南斯拉夫人——被困在集中营好多年，一直缺这个少那个。卡尔·楚克迈耶在他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报告中警告道：“只要缺乏解决流离人员问题的国际性手段，就无法根除德国的反犹主义。”[41]实际上，德国人常常不做区分——不管对方是自愿为希特勒帝国效力的拉脱维亚人，还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外国人”。有时德国人不得不找上门来，以极其高昂的价格从这些“外国人”手里购买商品。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大部分投机分子，特别是那些最有势力的“倒爷”，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别的外国人，而是德国人自己。

欧文·海蒙特（Irving Heymont）少校时任巴伐利亚某地区的美军司令官。当地有几个大型犹太难民营，比如兰茨贝格（Landsberg），这个希特勒曾经服过刑并在狱中写下《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地方。海蒙特写道：“跟许多身在德国的人一样，收容站里的难民是黑市积极分子……概而言之，他们的活动不外乎基本的以物换物，换取生活用品和新鲜食品。”[42]他同时还指出，黑市里“几个大交易商”过去是商人或罪犯。他们只是在做自己得心应手的事，这是他们的老本行。

犹太人、第三方国籍人员和其他外国人会被看成是一肚子坏水的罪犯，其中一大原因是纯粹的偏见。这是一种人类共有的脾性，在恶劣条件下会更趋强化，另外，普遍的看法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偏见。许多人认为，盟军优待和偏袒外国人，驻日美国宪兵对朝鲜人的行为听之任之，而盟军官方为了确保犹太人生活优渥，不惜牺牲无辜的德国人。这些说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鲜有犹太人能过上优渥的日子，甚至连舒服也谈不上，更别提那些在收容站里度日如年的犹太人了。说这话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事实情况是，盟军官兵自身也无法对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免疫。巴顿将军在瞧不起犹太人这点上也许比大多数人都要更极端，或者说更口无遮拦一点。他在解放达豪集中营后，曾颇为鄙夷地形容犹太幸存者“比畜生都要低贱”。[43]纵然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训示驻德美军要给犹太难民比德国人更多的优先待遇，他的话经常被当成耳边风。多数美国人似乎觉得德国人、通敌分子和来自波罗的海的难民比深受创伤的犹太人更好相处。[44]

最重要的是，迁怒外国人是否定思想的一种表征，其本质是拒绝承认德国人和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人更容易对自己的遭遇顾影自怜。8月的一天，《扬基人》杂志的一名记者在柏林散步途中目睹了这么一出：一个德国女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裙子，脚上蹬着宽大的男鞋，正朝一个俄国女兵破口大骂：“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德国人却只能饿肚子。”骂完她朝地上啐了口唾沫。[45]但即使在当时，也能听到意见不一的声音。《柏林每日镜报》（BerlinerTagesspiegel）刊登的一篇文章就谴责：“这种竖起一道墙，企图将自己和对波兰人、犹太人以及俘虏犯下的骇人暴行隔绝起来的做法；对美国和英国恩赐的食品毫无感激之意，反而觉得理所应得，这种思想太过愚蠢……”[46]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市经济逐渐被更有秩序的市场所取代。但这段无法无天的岁月对后世有着深远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因为战后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黑市一举打碎了旧的阶级分层。名门望族的女眷们不得不迈着缓慢的步子来到乡下，拿出祖传的宝贝去换食物。贫穷的农民突然手握大把现金，因此当时不难见到身着漂亮古董和服的日本村姑穿行在泥泞稻田之间的景象。换在过去，置办这套行头要花上一大笔钱。昔日贵族的千金小姐，在家道中落后，迫于生计只能委身下嫁给腰缠万贯但通常品行不端的暴发户。不过，战后的乱世也带来了自由，由于没有了老牌竞争对手的打压，建立公司成为可能。1945年，井深大在东京一家被轰炸过的百货商店里开了间修理无线电的铺子，这就是后来索尼公司的雏形。

在此，有必要一字不漏地引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一段文字。这位在战前著有《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1929）这部鸿篇巨制的作家曾流亡加利福尼亚，躲避战祸。战后，德布林回到德国，却自感再度成了流亡者。这里有一段他在温泉胜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写下的话：

回到德国，我的一大印象是德国人就像一群蚂蚁，在一个业已被摧毁的蚁穴间钻来钻去，他们高度亢奋，迫不及待地忙这忙那，连巢穴被人端了、自己将无处安身立命都不自知。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必需的工具，没人给他们下命令，就没法立刻开展工作。对国殇，他们并不感到太难过，反而充满了想发愤图强的干劲。今天的他们没办法，但要是有，他们定会为明天欢欣鼓舞，欣喜于陈旧不堪、胡乱堆建的巢穴已被推倒，摆在眼前的是建立一流和现代新家园的大好契机。[47]

[1]吗哪（manna），圣经故事中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

[2]J. L. van der Pauw,Rotterdam in de tweede wereldoorlog(Rotterdam: Boom,2006),679.

[3]New York Times,May12,1945.

[4]Shephard,After Daybreak,109.

[5]梅纳赫姆·罗森萨夫特后成为一名在纽约执业的律师，并创立“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之子国际网络”（Children of Jewish Holocaust Survivors）——编注

[6]Edmund Wilson,Europe Without Baedeker: Sketches Among the Ruins of Italy,Greece,andEngland(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1948),125.

[7]出处同上,120.

[8]Antony Beevor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1944–1949,revised edition(New York: Penguin Books,2004),103. 首次出版于1994年。

[9]Stephen Spender,European Witness(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1946),107.

[10]出处同上,106.

[11]Wilson,Europe Without Baedeker,136.

[12]出处同上,146.

[13]出处同上,147.

[14]Sándor Márai,Memoir of Hungary1944–1948(Budapest: Corvina in association with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6),193–94.

[15]Carl Zuckmayer,Deutschlandbericht für das Kriegsministerium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Amerika(Göttingen: Wallstein,2004),142.

[16]Spender,European Witness,15.

[17]New York Herald Tribune,December31,1945.

[18]Cary,ed.,From a Ruined Empire,54.

[19]Dower,Embracing Defeat,103.

[20]チャリンコ又特指当扒手的小孩。——编注

[21]出处同上,63.

[22]MacDonogh,After the Reich,315.

[23]Ronald Spector,In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and the Battle for PostwarAsia(New York: Random House,2007),56.

[24]引自Bessel,Germany1945,334.

[25]New York Times,October27,1945.

[26]Julian Sebastian Bach Jr.,America’s Germany: An Account of the Occup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46),26.

[27]Daily Mirror,October5,1945,转引自Shephard,The Long Road Home,129.

[28]引自Shephard,The Long Road Home,156.

[29]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条令，第296章节，转引自Cohen,Remaking Japan,143。

[30]MacDonogh,After the Reich,479.

[31]国会发言，转引自Cohen,Remaking Japan,145。

[32]引自Norman M. 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181.

[33]Cohen,Remaking Japan,144.

[34]出处同上,142.

[35]Herman de Liagre Böhl,De Gids,246.

[36]Willi A. Boelcke,Der Schwarzmarkt,1945–1948(Braunschweig: Westermann,1986),76.

[37]坂口安吾，『堕落論』，新版文库本（东京：筑摩书房，2008）。首次出版于1946年（编按：1946年首度在《新潮》杂志发表，单行本于1947年由银座出版社出版）。

[38]Dower,Embracing Defeat,139.

[39]藤原作弥，『満州、少国民の戦記』（东京：新潮社，1984），页82。

[40]引自Bessel,Germany1945,337.

[41]Zuckmayer,Deutschlandbericht,111.

[42]Irving Heymont,Among the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The Landsberg DP Camp Lettersof Major Irving Heymont,United States Army(Cincinnati: The American Jewish Archives,1982),63.

[43]Carlo D’Este,Patton: A Genius for War(New York:HarperCollins,1996),755.

[44]Shephard,The Long Way Home,235.

[45]Yank,August10,1945,6.

[46]引自Stafford,Endgame,1945,507.

[47]Alfred Döblin,Schicksalsreise: Bericht u. Bekenntnis: Flucht u. Exil1940–1948(Munich:Piper Verlag,1986),276.

第三章 复仇

1945年夏，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以出产优质啤酒闻名的百威小镇（Budweis，捷克语里叫布杰约维采［České Budějovice］）附近有一座集中营，大门上钉着块牌子，上面写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集中营现在落入了捷克人之手，里面挤满了德国俘虏，多数是平民。捷克指挥官年纪很轻，但却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他逼迫德国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而且只提供极少量的食物；夜半时分，他叫醒德国人，把他们赶到每天例行点名的地方，勒令他们唱歌、爬行、互殴、跳舞，或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折磨，给看守找乐子。[1]

人类复仇的欲望就跟“食色性也”一样自然。对这点的表述，很少有人比波兰作家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做得更为细腻也更让人不寒而栗了。战时的华沙，地下文化活动庞杂且活跃，形式包括办学、办报、排演戏剧和出版诗歌杂志，所有这一切都让参与者面临被关进集中营甚至立即处决的危险。因为在秘密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诗歌，博罗夫斯基于1943年被捕，先后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监狱、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但每次他都能大难不死。达豪解放后，他作为流离人员在慕尼黑附近一座原党卫队军营里被关了一段时间。他对当年置身肮脏环境、前途未卜的这段经历的回忆，被收录进《去毒气室请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ThisWay for the Gas,Ladies and Gentlemen）这部以白描手法记述集中营生生死死的经典作品中。[2]

其中一则故事名叫《寂静》（“Silence”）。一名纳粹狗腿子试图越窗逃跑时恰好被一伙难民发现，他们协力把他逮住，然后开始“用贪婪的手撕扯他”。这时人群听到有人走近，来者是管理难民营的美国军人，便立马把德国人推到一床草甸子上，还在他身上盖了几层厚厚的被子。难民营的最高长官是一名年轻的美军军官，为人很和善，制服烫得笔挺。他通过翻译告诉众人，自己十分理解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有多么痛恨德国人，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务必坚持依法办事。即使被判有罪，犯人也必须在经过合理的程序后才能接受处罚，美国人会确保这点的实现。难民纷纷点头示意，给这个美国老好人送上欢呼。祝他们晚安后，军官伴随着“一片友好的声音”出门去巡视别的营房了。他刚走，德国人就被拖下床，在一顿踢打之后，死在了混凝土地板上。

解放后不多久出现这种事不足为奇，对于处于半解放状态的难民而言亦是如此。据另一则资料显示，盟军解放者震惊于德国人的卑劣行径，并不太坚持程序正义的原则。在达豪，党卫队看守被幸存者处以私刑，不是被淹死，就是被肢解、掐死或用铲子砸死。与此同时，美国兵则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起码有一次，某个囚徒在表明用意后，还从美国大兵那儿借来了刺刀，割掉了一个看守的头颅。有时，美国兵会亲自枪毙德国看守。还是在达豪，一名美国中尉用机枪处决了300多名守卫。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他方才在集中营焚尸炉前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囚犯尸体。[3]

1945年4月，一群德国护士首次进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有名英国护士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在受命照顾病情危重的幸存者后，她们走进一间医院病房。一瞬间，“一群囚徒厉声尖叫着向她们扑来，当中还不乏奄奄一息的病人，他们手拿刀叉，或从敷料车上一把抓起某样工具，对着护士就是一通乱划乱刺”。[4]

出了这样的事，英国人就得出面保护这些德国平民，因为她们的存在对囚犯能否活下来至关重要。但要平息受害者正常的复仇欲望，抑制这种以牙还牙的野蛮正义，无论是盟军军人、流亡归来的政府官员、福利组织成员，还是任何想要在这片备受摧残的大陆上恢复些许秩序和常态的人，都感到十分棘手。然而，正如博罗夫斯基笔下那个无奈的美国大兵一样，人们常常无力制止进一步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在那些因内战四分五裂的国家。许多时候，他们决定放手不管，还有时候，他们甚至积极地协助复仇，而且助纣为虐的程度要远远超过达豪集中营里借给囚犯刺刀的那个美国兵。不过分地说，大部分有组织报复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方怂恿，根本不会发生。就好比性欲本身很少会直接导致淫乱，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个体单枪匹马的行为；相反，这需要有人领导和组织。

此外还需要恰到好处的时机。战后比较让人意外的一件事是，大部分德国人并没有攻击自己的同胞。柏林有个女记者曾是少数几个积极抵抗纳粹的德国人之一，战后她在日记里写道，人们已经“为报复准备就绪”。战争结束前最后几个月里，许多德国人绝望无助，“即使是最蠢的蠢货也明白自己被纳粹骗得有多惨……”于是，她接着写道：“如果在溃败和盟军攻占德国之间有三天时间的空隙，成千上万对纳粹失望透顶或被纳粹欺侮过的人，一定会对他们的敌人展开报复，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施暴者。‘以眼还眼’，人们那时信誓旦旦。‘溃败后第一个小时要长刀见血！’[5]但命运最后却发生了转折。”[6]

她说得没错，在外国占领下，德国人都过着苦日子，是这点阻止了他们自相残杀。报复德国人的是其他人。

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Hans Graf von Lehndorff）曾经是位于东普鲁士城市柯尼斯堡（Königsberg）、也就是如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一所医院的院长，这座城市于1945年4月被苏联军队攻占。他在日记里用既十分清醒又带着浓重宗教色彩的笔触写道：苏联军人突袭了医院附近一家酒厂，喝得烂醉如泥后，摇摇晃晃地闯进医院病房，见到女人就强奸，而且不分老幼，不管是护士还是病人，致使一些受害者身受重伤，几乎丧失知觉。一些女人不堪其辱，央求当兵的开枪打死她们，但一般只有在遭到屡次强奸后，苏联人才会成全她们，而多数时候这么做已经纯属多余了。

伦多夫不是纳粹。事实上，他出身贵族世家，同许多亲属一样，他对纳粹也恨之入骨。他母亲就被盖世太保抓走了，有个堂兄因为参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而被处决。看着自己生活的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女人被强暴，男人被杀戮，弹痕累累的房屋被洗劫一空，伦多夫不禁思忖着这一切的意义：“这更多的是源自人类原始的野蛮本性，还是报复心理？大概是报复心吧……他们四处搞破坏给人看，真是煞费苦心啊！……看看这些发了疯似的孩子，也就十五六岁出头，却像饿狼一样扑在我们的妇女身上，他们都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这跟俄国无关，跟任何国籍和种族无关——这是人类目无神明的结果，是人性令人发指的荒诞展现。要不是这样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如此刺痛人心——好比某人自己的罪孽。”[7]

这里流露出的情感十分虔诚，伦多夫说得一点也不错，无论是哪里的人，一旦得到允许能对别人恣意妄为，很容易甚至也很乐意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来。但那些犯下伤天害理罪行的人，通常还自以为上帝或什么世俗圣人跟他们是一条战线的。报复心很少是没来由的，背后通常深藏着一段历史渊源、个人恩怨或者集体仇恨。除了犹太人外，苏联人是德国野蛮暴行下最苦难深重的民族。死难人数之多难以想象——800多万苏联军人战死，其中330万是被故意饿死的。在炎炎夏日或冰雪寒冬，他们的尸首被扔在露天战俘营里，任其腐烂发臭。另有1,600万苏联平民死亡。唯一接近这一数字的是，1,000多万中国平民在日军占领下丧生。但这些只是统计数据，并未反映出历史的全貌。跟谋杀和饥荒相伴相随的是从不间断的道德沦丧和羞辱。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俄国人在纳粹德国眼里属于不完整的人，是德语里所说的劣等人（Untermenschen），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像奴隶一样给德国主子干活。而那些身子骨太弱、无法当奴隶使用的人则不值得给他们饭吃。纳粹德国奉行一项名为“饥饿计划”的政策，意在饿死苏联人，为德国人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和粮食。如果这项恐怖的经济计划得到充分实施的话，将会造成几千万人死亡。

但复仇并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或军纪败坏。被上级粗暴对待的下属时而会拿平民撒气。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日军在中国为何极其凶残，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众所周知，苏联军人要忍受长官、政委和秘密警察的百般虐待。但这种情形后来大为不同了。德军被迫从苏联境内撤出后，苏联红军一踏上德国领土，就被明确告知要无恶不作。苏德边境上的路牌用俄语写道：“士兵，你现在到德国了：狠狠报复希特勒的那群狗崽子们。”[8]诸如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这样的宣传家，天天在他们耳边鼓吹：“如果你一天下来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杀，你这天就算白过了……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因为没有什么比德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更让我们开心的事了。”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在1945年1月公然下令称：“杀人犯的国家要倒霉了。我们要为自己经历的一切狠狠地还以颜色。”[9]

苏联兵多年来顶着“劣等人”这一帽子，可谓受尽了侮辱。况且他们多数都在可怕的战争环境下失去了亲友，因此做坏事根本不需要有人鼓励。此外还有另一层因素。苏联人早先接受了资本主义吃人本性的宣传，现在有机会诉诸暴力，革资本家的命了。让苏联兵讶异的是，即便在遭受轰炸的城市和战时缺衣少食的艰难局面下，德国百姓的生活相对也要富足多了；相形之下，他们有人甚至还没见过电是个什么玩意，怎么用的，更别提诸如手表这样的奢侈品了。贪婪、民族仇恨、阶级嫉妒、政治宣传、历历在目的德国暴行，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对复仇的渴望。正如某位苏联军官所言：“我军越是深入德国境内，就越是对随处可见的富足景象感到愤慨……我真想一记老拳狠狠砸烂那一排排整齐的瓶瓶罐罐。”[10]

即使这种情绪并非源自复仇的欲望，也可能诱发强烈的攻击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一周，苏联红军挥师南下，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军人便在诸如哈尔滨、奉天（沈阳）、新京（长春）等东北的主要城市大肆烧杀抢掠。本来，苏军没有理由对这些城市里的大量日侨展开报复，更别说针对中国人了。日本从未入侵苏联一寸领土。尽管在1905—1906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曾让俄国人耻辱性地吃了败仗，但当时的战场正是日后的伪满洲国领土。日本仅有一次犯浑，愚蠢地主动进攻苏联，那是在1939年，但在苏蒙边境上被打得溃不成军。[11]然而，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行径，却如同15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

和东欧的日耳曼族一样，日本平民完全无依无靠，原因也一样：如同大部分逃往西方的德国党卫队军人、国防军军官和高级纳粹官员，日军将领和政府官员霸占了最后几班开往码头的列车，然后乘上船逃回日本了，弃大批平民于不顾。这意味着大约200万日本人被困在东北，无人保护。许多人是1932年东北建立了伪满政权后陆续移民到这片新大陆来的；日本政府积极地鼓励国人外迁，为国内农村人口谋求“生存空间”。在奉天、新京、吉林和哈尔滨这些城市，出现了成片的日本社区，银行、铁路、百货商店、学校、美术学院、电影院、餐馆等设施，全部由日本人经营，也只服务日本人。在农村，为了给日本定居者腾地方，中国人被赶出家园。所有这一切在日本官方的宣传中都得到了美化：这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为的是建立一个美丽的新东方，它更加现代，更加高效，而且在日本主子的统治下，比西方帝国主义旧秩序更加公平。

有些中国人眼看日本战败了，也开始抢劫日本平民。他们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在日本关东军扶植和控制的伪满洲国，中国人被当作三等公民，地位比朝鲜人还低，几乎只要是个日本人就可以随意摆布他们。然而在许多日本人的记忆里，苏联人远比中国人要坏。比如有人回忆：“他们开着枪，闯进日本人家中，看到什么新奇玩意就抢，见到瞧得上眼的女人就强奸。”[12]

南下逃难、躲避苏军的日本人通常只能徒步，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食物很快吃光了，长满虱子的躯体爆发了斑疹伤寒。婴儿被活活闷死，以防哭声引来一心寻仇的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兵。父母把年幼的孩子出让给中国农民，希望这样他们至少能活下来。总的算来，11,000多名日本殖民者在这段苦难岁月中丢掉了性命，其中差不多1/3的人选择了自杀。

有关苏联人残暴成性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逼着日本人祭出老法子来巴结苏联红军。在毗邻中国东北和朝鲜边境的安东市[13]，日本侨民决定成立欢迎委员会，迎接苏军的到来。日本孩子被分发了小红旗，火车站竖起一座拱门，上面挂满了红旗和表达与苏联诚挚友谊的标语。当地的日本名流还准备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他们等啊等，等啊等。孩子们等得都睡着了，手里还捏着红旗。直到夜深了，日本人才得知，红军决定改道，所以暂时还不会来安东。

对于中国人在苏联人手里遭的罪，日本人的回忆录倾向于避而不谈，不过事实上的确是日本平民的下场更惨一些。他们有钱，或被认为有钱，这点显然成了怂恿别人对他们下手的理由。之前引述过的目击者回忆道：“苏联兵在城里耀武扬威，好像地方是他们的一样，他们两条手臂上都戴着手表，肩上挎着照相机，军装口袋里还插着一排自来水笔。”[14]跟在德国的苏联人一样，许多来到东北的苏联兵对现代社会的标志物十分陌生。手表不走了，是因为新主人没有上发条，但苏联兵会愤愤地把表扔了——结果被中国顽童捡到，拿到黑市上去卖。一些当兵的看到天花板上吊着的电风扇害怕得不得了，端起枪就打。

退一万步说，如果不是受到官方鼓励，或当官的率先带头，苏联军人抢劫平民的行为还不至于到达这种空前的规模。跟大肆洗劫日本工厂、矿场、铁路和银行相比，偷几块手表又算得了什么呢？苏联人唯一能为他们强盗行径正名的说辞——他们倒并不十分致力于为自己开脱——是将其定义为反法西斯人民战争的固有权利。而在共产主义宣传里，法西斯就是资本主义的延伸。盗窃是革命计划的一部分。总而言之，除非是穷当兵的一下子掉到富人堆里后油然而生的耻辱感，否则羞耻心并不太能解释苏军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德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在那里，苏联人的暴力恶行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德国人的侮辱，最好的回击方式就是还以颜色，强奸女人，而且还得是在公开场合强奸，当着束手无策的男人的面强奸。这是人类冲突史上最原始的一种恐怖手段，而且不是俄国人特有的做派。在这点上，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医生说得没错。但作恶的人为他们行为的辩护总是不尽相同的。两国人民的贫富差距，以及纳粹的种族主义，导致了一种互相敌视的恶性循环，这才使得苏军在德国尤其残暴。德国人被号召宁可战死，也不能让他们的女人落到“亚洲”或“蒙古”蛮夷的手里受辱。德国人越是顽强抵抗，“蛮夷们”就越是想要把他们遭受的暴行加倍奉还，这种暴行的恶劣性要远胜于他们对德国人所做的任何事。但在这里，报复依然同对抗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德国女人在苏联宣传里不仅被描绘成跟男人一样坏的纳粹，而且还都是脑满肠肥、养尊处优、富得流油的纳粹。在一部俄国漫画里，一个有钱的德国女人同她的女儿和佣人一起被包围在一堆从俄国抢来的战利品中间，慌忙之中，她们四下寻找能用作投降白旗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杂志里出现的脸谱化的德国女人（维罗妮卡·唐克肖恩[15]小姐），则清一色体态丰腴，金发碧眼，裙子上绣着纳粹党徽。唯一的区别在于美国大兵受过警告，要他们离维罗妮卡小姐远点，免得患上性病。反观苏联人，则是受到怂恿，把德国女人当成他们的自用品，想用就用。正如一幅苏联漫画描绘的那样，一位俄国奴仆告诉她曾经的女主人：“等着瞧啊，太太，轮到我来收拾你了。”[16]

他们的确收拾了。《柏林的女人》一书的佚名作者用具体到让人头皮发麻的笔触，叙述了女人们所遭受的侮辱。施暴者对她们的厌恶之情，在先前那个想要一拳砸烂德国小资产阶级家庭里摆放整齐的便宜货的苏联兵身上也流露过。作者曾屡次遭到强奸，有一次，一个苏联兵正对她施暴，其余的则在一旁等着轮到他们。她注意到这个施暴者瞧都不瞧她一眼，不仅如此，她还成了他的泄愤对象：“他把我突然扔到床上时，特别吓人……我感到有手指在扯我的嘴角，这时我闻到了一股马匹和烟草的臭气。我睁开眼。那人的手指老练地掰开我的下巴。我们目光交汇，接着这个压在我身上的男人吐下一口唾沫，吐进我嘴里……”[17]

强奸德国女人，特别是那些看似腰缠万贯的富户，让饱受歧视的“劣等人”觉得自己又像男人了，而且最好还要当着雄风不再的昔日“主宰者民族”斗士的面这么干。拿柏林一名苏军高级军官的话来讲：“在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最初时刻，我军的小伙子们毫无疑问从凌辱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的女人当中获得了些许满足。”[18]然而，在胜利之初的喜悦退去后，奸淫之风依旧在延续。发展到最肆无忌惮的时候，官方对此根本不加约束，针对德国妇女的奸淫一直持续到1945年夏天。在这之后，苏联的军职和文职干部尝试过进行打击，多少算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管过。强奸犯有时面临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惩处。事实上，被苏联兵强奸的风险只有等到1947年苏联军人被关进军营后才真正宣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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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洗刷屈辱、恢复男性骄傲的想法，是驱使苏联军人在德国四处施暴的一种说得通的解释，那么这一说法或许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些远没有苏联人苦大仇深的人也图谋报复。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法国就爆发了所谓的“狂野清洗”（l’épuration sauvage）运动。在此期间，多达6,000人因为在德占期通敌卖国被杀，处决他们的武装力量形形色色，都和抵抗组织有联系，而且常常能看到共产党的身影。另外，还有两倍于这一人数的女人被扒光衣服游街示众，她们的头发被剃得精光，身上涂满了纳粹标志。人们讥笑她们，朝她们吐口水，有的还横加折磨。有些女人被关在临时设立的监狱里，结果遭到狱头强暴。共有2,000多名女性被害。类似的情景还发生在比利时、荷兰、挪威等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的国家，虽然规模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有时，一心复仇的暴民会用老法子，在这些赤条条的女人身上浇上沥青，插上羽毛。

女性通敌的形式大多涉及出卖肉体。跟叛国罪不同，这种罪行之前在任何法典里都不存在。人们可以斥责其有失体统、自私自利、伤风败俗，但充其量就是行为不检点，构不成犯罪。所以，1944年法国订立了一部新法，专门用于处置这类情况。那些有不爱国行为——譬如和占领军上床——有辱国威的人，被判犯有“丧失国格罪”（indignité nationale），并剥夺其公民权。

1945年5月后，法国国内形形色色的人，不分男女，均遭到秋后算账，而且手段通常极端暴力。许多人被判卖国罪；其他的除了因个人恩怨挨整外，也有政治原因，比如当事人曾跟共产党作对的话，也会遭到整肃。但公众的一腔怒火却主要撒在了被控犯有“横向通敌”罪的女人身上，这不仅有失偏颇，而且经常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样，这点也可以通过普遍的耻辱感得到部分解释。对于法国臣服于强大德军这一事实，人们的描绘常常具有性意味。不可一世的德军象征着一个强大、阳刚的民族，把孱弱、堕落和阴柔的法国打得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笑嘻嘻的法国女郎（française）坐在德国佬（Boche）的膝盖上，呷着上好的法国香槟，这一画面就是横向通敌的写照，是最刺痛人心的屈服外敌的象征。所以女人就成了极尽羞辱和惩罚的对象。

确切来讲，早在1944年4月，也就是光复和“狂野清洗”前夕，法国女人就已破天荒地被赋予了投票权。下面几句话，摘自抵抗组织报纸《厄尔爱国者报》（Le Patriote de l’Eure）发表于1945年2月的一篇文章，其内容很能反映当时的人们对向敌人投怀送抱的女人的态度：

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女人跟我们勇敢的法国女同胞、忠诚的母亲和战俘的妻子肩并肩，一起投票了。但对于那些曾经嘲笑过我们、威胁过我们、在德国佬的怀抱里神魂颠倒的人，我们绝不容许她们来决定涅槃重生的法国的命运。[19]

将纵声浪笑、神魂颠倒的荡妇和深明大义的母亲和战俘的妻子一对比，人们不仅感到了耻辱，强烈的清教徒倾向也被唤醒了。“横向通敌者”不仅不爱国，而且还威胁到资产阶级家庭的传统道德观。再加上红眼病这层素来加剧怨气的因素，义愤填膺就真的变得一触即发了。从这些恶女人受到的控告来看，有一点总是不甚清楚，到底哪项罪状更重？是性生活不检点，还是跟德国人睡觉换来物质好处？上错床已经够可耻的了，但过着比所有人都好的日子，更加重了这一罪名。波尔热夫人（Madame Polge）是尼姆（Nimes）当地一个著名足球运动员的太太，从她的凄惨下场中就可见一斑。

占领期间，波尔热夫人成了当地一位德军指挥官的情妇，他有一个典型的法国姓氏，叫圣·保罗（Saint Paul）。她用身体换取各种各样的物质好处。据当时一份报纸《人民报》（Le Populaire）报道，波尔热夫人“承认每天都让人送来两到三升牛奶，另外，每周还能吃到两三次新鲜野味。她把家打理得漂亮而温暖，还有条件做头发，却从来不必付一分钱……与此同时，工薪阶层的居民和他们的孩子却都快要饿死了……”[20]波尔热夫人后来被判死刑。她被剃光了头，扒光衣服绑在车上游街，车子开往刑场。行刑后，她的尸体被公开示众，尼姆的正义之士朝她吐口水，用扫帚柄戳她。死后还被人这般侮辱简直如同现代女巫。

那些最热衷于迫害“德国鬼子的娘们”（filles de Boches）的人在战时一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英勇之举。曾经沦陷的国家一旦光复，所有人都试图标榜自己是抵抗组织成员，戴着新弄到的臂章，端着斯登式冲锋枪，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四处追捕叛徒和站错队的女人，在扮演英雄的戏码中乐此不疲。过去，因为慑于危险，没有挺身而出，如今报复便成了掩饰良心不安的一种做法。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而且穿越时空。正如具有真正英雄气概的波兰异见分子亚当·米赫尼克（Adam Michnik）在1989年后抗议迫害前共产党员时所写的那样，他过去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现在也没必要靠手指着别人来证明自己是个英雄。这种人性化的立场一直都很少见，1945年时就更少了。

贪婪、偏见和良心不安也许能为我们解释1945年最丧心病狂的一种报复——针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在波兰，历史悠久的犹太社区几乎被赶尽杀绝。300万波兰犹太人在纳粹占领期间遇害，不是被枪决就是被送进毒气室，而且这些罪行大都发生在波兰领土上。只有1/10的人靠着波兰义士的藏匿，或流亡到苏联的边远地区，才幸免于难。这些身心受到双重伤害的幸存者在失去了大部分或全部亲友后，步履蹒跚地回到老家，回到他们生活过的村庄，却常常发现他们成了不受待见的人。更糟的是，他们常遭人威胁，被轰出家乡。他们的房子被人鸠占鹊巢。犹太教堂被毁。很久以前留下的财产业已遭窃，多半是昔日邻居所为。很少有人愿意退回赃物。

这些事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在返回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后发现他们已经无以为家。但在波兰，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犹太人还面临着人身威胁。曾经发生过犹太家庭被人拽下火车，财物被一抢而光，然后人被当场杀害的事件。在1945年夏到1946年之间，1,000多名犹太人在波兰遇害。即使在城市，他们也并不总是安全的。

1945年8月11日，一则犹太人在犹太教堂里杀害基督徒儿童的谣言开始在克拉科夫（Kraków）传播开来。这是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流言的升级版本。人们阴恻恻地说犹太幸存者在用基督徒的血来让他们元气大伤的身体恢复健康。很快，一群暴民便聚集起来，在警察和民兵的带领下，袭击犹太教堂，洗劫犹太人的家。男男女女和孩子在街上遭到殴打。一些人（具体人数不详）还丢了性命。对于刚从种族灭绝中捡回条命的人来讲，这不啻一次血腥的反犹暴动（pogrom）。受了重伤的犹太人被送进医院，有些在等着动手术的时候又遭到暴打。一位女性生还者回忆道：“有两个负责护送我们的士兵和护士说我们是犹太人渣，说我们是杀害孩子的刽子手，要不是迫不得已，他们才不会救我们，相反，我们都应该被枪毙。”另一个护士发誓手术一做完就要把犹太人都碎尸万段。医院里还有个铁道工人扬言：“作为一个波兰公民，如果连揍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勇气都没有，那可真是太可耻了。”[21]此君说到做到，后来真的痛揍了一个受伤的犹太人。

波兰人同样在德国占领下饱受煎熬。他们跟俄国人一样被视为“劣等民族”，因而遭到了奴役，首都被夷为平地，另外还有100多万非犹太裔的波兰人被杀。决定在波兰领土上建造灭绝营的是德国人，为此我们不应谴责波兰人。然而，波兰人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在拿一个更加多灾多难的民族开刀，发泄自己所受的冤屈。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波兰人的报复源于犹太人要为共产主义压迫负责这一看法。当苏军占领波兰各地的时候，一些犹太人希望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波兰反犹分子或者杀心更重的德国人的伤害。对于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来讲，作为民族主义对立面的共产主义，长久以来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所以，因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而报复犹太人，客气地来讲，也是不分是非。事实上，政治分歧可能根本不是报复的主要根源。因为大多数犹太人战后遭到袭击并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何况，在盛行的反犹主义传说里，犹太人不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关系，和资本主义也有牵连。人们认为他们很有钱，比别人富有，甚至握有特权。共产党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排犹，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波兰犹太生还者最后都离开了这个他们出生的国家。

虽然大部分波兰犹太人实际上生活得清贫，但他们财富过人这一印象依旧挥之不去。这和良心不安有一定关联，奇怪的是，抹黑犹太资本家的共产主义宣传有时却能缓解良心上的不安。波兰人自然无须对德国的屠犹计划承担罪责，但他们当中的确有不少人驾着马车候在犹太隔离区边上，就等犹太人被屠戮殆尽后，瞅准机会进去捞上一笔。另一些波兰人和许多欧洲人一样，在房子和公寓的合法主人被带走并杀害后，兴高采烈地搬了进去。

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波兰东北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周围的村落，波兰人自己也参与了屠犹。1941年7月，拉济武夫村（Radziłów）的犹太人被关在一间大谷仓里活活烧死，他们的波兰同胞却在外四处奔忙，往包里塞满抢来的赃物。一名目击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样说道：“当波兰人开始围捕和追赶犹太人时，洗劫犹太家庭的行动也同时开始了……人们疯了，他们破门而入，撕碎被褥；空气里尽是羽毛，他们只顾装满麻袋跑回家，再返回时袋子又空了。”芬基尔施泰因（Finkielstejn）一家设法逃脱了。重返家园后，他们请求牧师为他们改宗，也许这样活命几率更高。这家的女儿哈亚（Chaja）回忆起村民的谈话：“他们总会谈论一件事：谁抢了多少东西，还有就是犹太人如何如何有钱。”[22]

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些波兰义士有着截然不同的壮举。藏匿或协助犹太人活命要冒巨大风险，不光会威胁施救者自己，而且还会连累家人。如果一个人在西欧国家因为帮助犹太人被捕，等待他的将是被送往集中营。在波兰，被捕意味着绞刑。然而，仍然有犹太人得益于波兰义士的非凡勇气而保住了性命。犹太孩子被人收养，多户人家被藏匿起来。在一起著名的事例中，有个名叫利奥波德·索哈（Leopold Socha）的蟊贼带领几户犹太家庭在利沃夫市（Lvov）的下水道里躲藏了一年之多。20多个人在暗无天日的地下，靠吃索哈提供的面包皮活了下来。在一片漆黑中，他们驱赶老鼠，且不止一次因为暴风雨倒灌下水道而差点被淹死。当他们最终从窨井盖下钻出来时，脸色苍白，形同枯槁，身上沾满了粪便和虱子。地上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居然有犹太人还活着。几个月后，索哈死于一起事故。一个喝醉酒的苏军卡车司机轧死了他。邻居们窃窃私语，说这是因为他帮助犹太人，遭了天谴。[23]

这也许是战后波兰社会最让人震惊的一点。救过犹太人的人被苦口婆心地劝告不要谈论索哈的义举。这不光是因为上帝会惩罚那些帮助“杀害基督的凶手”的人，而且也是出于会遭人算计的担心。鉴于犹太人在公众眼里都是阔佬，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救命恩人定会得到大笔酬谢。所以任何承认窝藏过犹太人的人都极易遭到抢劫。

就算他们早已长眠地下，还是有人惦记犹太人身上可能还藏着什么值钱的东西。1945年秋天，当年夺去80多万犹太人生命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成了一片泥泞的万人坑。当地的农民开始挖掘死人头骨，盘算着还能从上面拔下几颗被纳粹忽略的金牙。数以千计的人或是拿着铁锨刨土挖坑，或是在成堆骨灰间翻来找去，愣是把乱葬岗变成了一片满是深坑和碎骨头的巨大泥淖。

需要强调的是，波兰人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贪欲是野蛮占领的普遍结果，不计其数的欧洲人都染上了这种毛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就曾写道：“纳粹对于生命和躯体的漠视臭名昭著，无可辩驳；但他们处置财产的做法倒可能算得上是对重塑战后世界最重要的遗产。”[24]谁都可以抢犹太人的财产，这点是引发暴行的重要推手。波兰的特殊之处在于掠夺的规模之大。战争中涌现出一批全新的阶级，他们发迹完全靠的是侵占那些被杀害或被赶出家园的业主的财产。持久的负罪感可能导致他们变本加厉。

当时一份波兰周刊《复兴》（Odrodzenie）在1945年9月就一针见血地表示：“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新生的波兰资产阶级——业已形成，不夸张地说，其往往取代了被害犹太人的位置。而且大概因为手上能闻到一股血腥味，这个阶层的仇犹情绪比以往更为强烈。”[25]

这一观点比任何其他说法都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希特勒帝国的主要受害者有时还会遭到血腥报复。抢劫犹太人从某种方面来看是宏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同苏联人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波兰官僚和警察队伍里位高权重的机会主义者时而心照不宣的纵容——更多时候是积极的怂恿——这类报复就不会发生。共产党主导的波兰政府在1945年并未出台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官方政策，但通常只要有中间派的鼓励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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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复仇的波兰人如果希望把矛头对准德国人就更容易理解了。但这么做部分也是缘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在西里西亚（Silesia）和东普鲁士这些如今已被划为波兰国土的地区扎下了根。像布雷斯劳（Breslau，今天的弗罗茨瓦夫［Wrocław］）和但泽（Danzig，今天的格但斯克［Gdansk］）等大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城市精英阶层，比如医生、银行家、教授和商人等都讲德语。1945年，在苏军入侵的原德国领土上依旧住着400多万德国人。另外有差不多400万人在听闻俄国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后，已经逃往西方。早在1945年5月之前，驱逐剩余德国人的方案就已成型。1941年，身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总理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ładysław Sikorski）将军就曾宣称：“德国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往东部迁徙和渗透。他们理应被摧毁，并且被迫远远后撤（至西方）。”[26]

这一政策得到了盟军首脑们的许可。更恶劣的还在后头，斯大林建议波兰共产党“创造一些条件，让德国人自己想要逃命”。丘吉尔也在1944年12月告诉英国下院：“驱逐这一办法在我们现在看来，最令人满意，也最一劳永逸。”[27]

只要苏联红军能控制局面，波兰人多少还会克制自已。丽布萨·弗里茨-克罗科（Libussa Fritz-Krockow）是波美拉尼亚地区（Pomerania）一户显赫的地主人家的小姐。据她回忆，有时在俄国人手下，全家人反而感觉受到了保护，即便还是同一伙俄国人，“要为大部分强奸和抢劫行为负责”。但是，她认为：“他们对我们施暴，无论将其解释为以眼还眼的法则，得意忘形，还是征服者的权利，多少还能让人理解。相反，波兰人纯粹就是群跟风之徒。他们夺权后是另一副嘴脸，行事阴沉，偷偷摸摸的，甚至还有点见不得人，比赤裸裸的武力坏得多了。”[28]

克罗科一家不是纳粹。作为他姐姐丽布萨回忆录的作者，克里斯蒂安·冯·克罗科（Christian von Krockow）属于自由派人士，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家的苦难是“我们德国人自己疯狂的结果”。[29]但丽布萨的话里也许还带有一丝瞧不起波兰的偏见或挖苦之意，甚至还可能读出一种遭人背叛的感觉。她的这种情绪并不罕见。一位德裔新教牧师赫尔穆特·里希特（Helmut Richter）也曾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他一直认为波兰人老实巴交，本性纯良。毕竟，德国人过去对他们难道不好么？但事到如今他总算认出了“这些东欧人的顽劣本质”。长久以来，波兰人只要“头顶上有只拳头”，就会表现得规规矩矩，但“有朝一日他们有机会爬到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就变得“野蛮了”。[30]这是殖民者谈论原住民的一贯口吻。然而，与大部分欧洲列强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不同的是，这一事例中，许多曾经的殖民者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只是他们属于特权阶层。

总之，波兰人可不希望苏联军队在征服地区多待哪怕一会儿，这些地方如今已经是波兰国土了。大举驱逐德国人和由此而来的人口迁徙固然残酷，但这是几个大国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的决定，所以不能统统归结为波兰人的报复。有200多万属于“议会波兰”（Congress Poles）[31]的波兰人从波苏边界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迁移到西里西亚等地，那里的德国人基本上已经被清除殆尽了。于是他们就占据了德国人的房子，顶替了德国人的工作，接收了德国人的资产，这一过程很少是和风细雨的。

当然了，种族清洗并不是1945年才出现的，希特勒为了给德国移民腾地方，在西里西亚等边陲地区驱逐并屠戮犹太人。但围绕争议领土的矛盾其实要久远得多。与多数血腥的族群报复相似，在希特勒排波排犹之前，当地历史上还爆发过内战。1918年，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后，两国在西里西亚的领土面临着重新划定的命运。其中一部分后来被判给奥地利，一部分划给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也各分到了一部分。然而，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到底归谁依旧悬而未决。当时上西里西亚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独立运动浪潮，获得了当地波兰人和德国人的支持。但协约国在1919年决定，有必要进行全民表决，裁定这片领土到底归波兰还是归德国。这一决定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全副武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到处攻击德国人，在离奥斯维辛（波兰语里叫Oświęcim）不远的卡托维兹（Kattowitz，波兰语里叫Katowice）周围的工业区，这一现象尤为严重。这些袭击招致了凶残的德国冒险分子更为血腥的报复，他们隶属于自由军团（Freikorps）这一极端民族主义的准军事组织，其成立于德国战败后的1918年末，是酝酿日后纳粹运动的温床。他们的口号蛊惑人心，其中有一句：“黑红金飘扬！粉碎波兰帮！”[88]上西里西亚的大多数人投票支持德国管辖，这一决定引发了更多的流血事件。最后，上西里西亚的一部分终究还是划归给了波兰。但即使时过境迁，世界已经来到了1945年，波兰人对当初依旧记忆犹新，而且在经历了纳粹占领期的种种对待后，记忆只会更加刻骨铭心。

约瑟夫·赫尼施（Josef Hoenisch）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上西里西亚。由于他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他满以为1945年留下来应该很安全。他错了，苏联人走后，波兰民兵取而代之，逮捕了他。民兵审讯赫尼施时，问他是不是纳粹，他回答不是，结果被人踢脸。他被踢打了好一会儿，浑身是血，然后被拖进一个宽六英尺、长九英尺的牢房，牢里还有其他9名德国囚犯，挤得都快没地儿站了，更别说找地方坐了。据赫尼施回忆，波兰民兵威逼被俘的男男女女脱光衣服，看他们互殴，以此为乐。过了八天，赫尼施竟在狱中见到了昔日同窗、波兰人格奥尔格·皮萨齐克（Georg Pissarczik）。他是个轮毂匠，1919年参加过争夺上西里西亚的内战，和德国人打过仗。皮萨齐克终于有机会报复了。现在这个德国佬可总算要遭报应了。但是，这一故事后来的转折颇具西里西亚的意味。两人重逢后，老同学告诉皮萨齐克，20世纪20年代早期赫尼施的父亲曾帮助他父亲谋得了一份工作，那时没有一个德国人愿意雇佣波兰人。都这么说了，皮萨齐克难道还能不知恩图报么？四周后，赫尼施获释了。

不幸的是，赫尼施的故事跟不少德国受害者的回忆一样，都对别人的苦难表现出一种让人费解的麻木不仁。他感叹自己真是幸运，没在获释后被送去奥斯维辛，这个“出了名的波兰死亡营（战后归波兰人管辖）”，“没有德国人能从那儿活着出来”。[32]同样的措辞在德国保守主义者的文字里也不难见到。1945年，军人作家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在日记里就提到了俄国的“灭绝营”，并将“反日耳曼主义”和反犹主义相提并论。他写道，报纸正在“纵容”反德情绪，“像淫乱一样亢奋”。[33]

但是，即使是在最顾影自怜的德国人的陈述里，也鲜有波兰人沉湎于自发性集体报复的证据。但很显然，许多无辜的德国平民被莫须有地定性为纳粹，或因曾加入过党卫队，遭受到非人的对待。通常，设在原纳粹集中营拘禁所里的景象最为惨烈。西里西亚的德国人，如果拒绝成为波兰公民，将会失去公民权。但他们又不会讲波兰语，所以本来就无从选择。失去权利的人在任何民兵或低级官员面前都只能任人宰割。在集中营里，只要听不懂波兰语，或者点名时跟不上就可能招致一顿暴风骤雨般的拳头和乱棍，或者更糟。

丽布萨·弗里茨-克罗科把家里的地毯拿出来卖，买家是波兰市长的太太，这个女人过去好几次从她手里买过东西，都是贵重物品，但只给一丁点儿钱。这次，丽布萨被民兵逮了个正着。法律禁止德国人出售财产。犯了法的丽布萨被上了枷锁，这样人们就可以朝她脸上吐唾沫。但是，据她回忆，“德国人过马路的时候，波兰人基本上只是清清嗓子，或朝地上吐口水”。[34]

针对德国人的暴力事件中最恶劣的一些毫无疑问都是民兵干的。他们掌管着集中营，对囚犯用刑，想杀就杀，还给人上枷锁，有时这么做毫无理由。民兵组建得很仓促，成员中不乏恶贯满盈的波兰人，常常有一些年纪很小的罪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刽子手当属切萨罗·金博尔斯基（Cesaro Gimborski）[35]，他是兰姆斯多夫（Lamsdorf，今天的万比诺维采［Łambinowice］）战俘营的司令官，年仅18岁。他曾下令处死过6,000人，包括800名儿童。金博尔斯基就像一个撕掉苍蝇翅膀并乐在其中的小毛孩，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十分享受大权在握的感觉。

一些最心狠手辣的民兵过去是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报复心必然会驱使他们痛下杀手。但需要重申的是，嗜血心理其实受到了物质和阶级嫉妒的激化。教师、教授、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的成员成为众矢之的。波兰看守在得到德国叛徒的大力协助后，特别热衷于拷打有地位有身份的囚犯。一位关押在兰姆斯多夫的教授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原因仅仅是他戴了副“知识分子的眼镜”。让小青年把老师和其他权威人物树为标靶、加以围攻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在这一事例中，族群冲突的历史加剧了人们施暴的欲望。

在旧奥匈帝国的其他地区，也发生过差不多一样的事情。1919年，德语区的居民先是被置于非日耳曼人主导的政府掌控下，而后成为了希特勒帝国里的特权公民，最后又被昔日的邻居、员工，有时甚至是朋友赶出了家园。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够了各种报复的德国人一致认为，对他们最凶的莫过于尚未成年的小孩，他们受了成年人的蛊惑，其中一些的确是苦大仇深。不少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希特勒1938年吞并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后吃了不少苦头；有些在经历了达豪、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德国集中营后大难不死。同上西里西亚的情况相似，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仇恨是其来有自的，最早可以追溯至17世纪，当时笃信新教的波希米亚贵族曾被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一网打尽。自此，德国人就爬到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头上。非德国人则只能做奴仆，或者农民。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的夏天同样也是追求阶级和族群报复的好时候，而且上层也鼓励下面这么做。

战时的捷克流亡总统、民族主义者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曾想建立一个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如今他认定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1945年，他在电台广播里宣布：“灾难，灾难，灾难，德国人要领受三倍的灾难！我们要让你们完蛋！”[36]自4月起，政府在之后的三个月里接连颁布了数条法令，剥夺德国人的财产权，还建立了“特别人民法庭”，用以审判纳粹战犯、叛徒和为虎作伥的人。到了10月，所有行为有损“国家荣誉”的人——这也包括所有德国人——都将接受处罚。

如果官员授意让捷克人对手无寸铁的人下手，他们也会和别人一样无恶不作。在布拉格等城市，人们设立审讯室，对犯人大刑伺候。有党卫队嫌疑的人被吊在路灯灯柱上。1万多名德国平民被塞进斯特拉霍夫足球场，接着机枪对准他们扫射，为的只是寻开心。捷克也组建了同波兰民兵相同性质的革命卫队，年轻的流氓阿飞在得到官方许可后，尽情地将他们的暴力幻想付诸实践。他们带领暴民，不是在街上用石头砸德国人，就是骚扰曾经属于特权阶级、戴着“知识分子眼镜”的德国公民。他们有军方撑腰，而且刚获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站在他们这边。

那年夏天，暴力浪潮如同欧洲各地的性放纵一样如火如荼，后来才渐渐退去，新秩序得以建立。在这之前，要想知道那狂野的几个月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光从一个故事中就可见一斑，而且这还算不上是最可怕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德国女演员玛格丽特·舍尔（Margarete Schell）身上的真人真事。舍尔出生在布拉格，战前在剧院和电台的表演让她出了名。5月9日，4名革命卫队士兵逮捕了她，其中一人是她家附近的肉铺老板。她同别的德国女人一道被带到火车站，负责清扫空袭后留下的碎砖瓦砾。看守逼着她搬沉重的铺路石，拿枪托砸她，还用厚底军靴踹她。暴民们高呼：“你们这些德国猪猡！这些年养肥了自己！好吧，落到现在这步田地，应该好好谢谢你们的元首！”

接着，局面迅速升级：“我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遮头，而我的头发似乎惹怒了人群……一些人认出了我，厉声尖叫：‘她是个戏子！’不幸的是，我的指甲修过，还涂了指甲油，我戴的银手镯则让人们更加疯狂。”[37]

人们逼着德国女人吃下希特勒的照片，还把从她们头上剪下来的头发塞进她们嘴里。舍尔被送进一个劳工营，那里的革命卫队动辄拿鞭子抽她，她都想不通是为了什么。然而，她不像中东欧一些德国人那般麻木不仁。并非所有捷克看守都是恶人，有个守卫看到她穿着破烂的鞋子，几乎没法走路，更别说干活了，就主动给她找了双拖鞋。舍尔回忆道：“当我听到这个革命卫队士兵说他在德国集中营里待了七个月后，我们会受到粗暴对待就真的不足为奇了。”[38]

此外，舍尔也理解捷克人恨意的真正来源。尽管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某一天唯独她被选中，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毒打，但她回想起来，有人告诉过自己，劳工营的司令官觉得她“太过高雅”。在8月8日这天写下的日记里，她提到了劳工营厨房里的一个女看守，人特别凶。“女的，”她写道，“不管在哪儿都是最坏的。很显然，这和她们心存怒气有关。因为她们看得很清楚，就算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干苦力的奴仆，但并没有丢掉过去的气质。”[39]

爱德华·贝奈斯不是共产党，但他试图向斯大林示好。况且，祖国过去被西方民主国家出卖的事实还历历在目，于是他很不明智地选择和苏联结盟。这份魔鬼盟约后来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于1948年落入共产党之手。但是，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其形态就是玛格丽特·舍尔在劳工营厨房里深刻体会到的那种愤怒。194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德国人主导的地区，仿佛处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其区别在于，两个世纪前的法国是先革命后恐怖，但在1945年，是先有恐怖，再有革命。

* * * * *

舍尔的日记里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她讲到自己被人带进一间屋子，过去这里是盖世太保的老巢。她和同组的囚犯被勒令在房子油漆完毕后，进去打扫干净，然后把新家具搬进屋内。她们的监工碰巧是个犹太人，但他对舍尔和其他德国犯人却很客气。“他说自己在集中营里待了五年，失去了双亲和姐妹，他无意欺负任何人，因为他知道当囚犯是什么滋味。虽然他完全有理由仇视所有德国人，却没有拿我们当出气筒。”[40]

这则故事也许不太具有典型性，毕竟在人类被授权昧着良心胡作非为时，这种同情心十分罕见。但事实上，尽管全欧洲的人都在忙于报复，报复德国人、叛徒、辱没国家荣誉的女人、阶级敌人和法西斯分子，那些苦难最深重的人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克制。这不是因为别人身上有驱使他们报仇雪恨的卑鄙本能而犹太人没有，更不可能是因为1945年时犹太人对一个曾妄图致他们于死地的民族还怀有好感。当然，集中营的大多数生还者体弱多病，反应迟钝，根本无力做出任何报复行为。但部分集中营里还是出现了原始正义的案例。在调查有纳粹嫌疑的人员时，某些犹太裔美国审讯者展现出了超出职业热情的积极性。斯图加特附近的一所监狱里关押着部分德国党卫队军官，他们遭到了极其粗暴的对待，事后的调查报告显示，其中137人的“睾丸被美国战争罪调查团队的办案人员踢坏，永久丧失功能”。[41]大部分审讯者都有犹太名字。

但这些只是个案。犹太人并未有组织地实施以眼还眼、血债血偿的报复。同之前提到的一样，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因为政治因素的掣肘。报复的欲念在1945年曾十分高涨。1944年，英国陆军成立了一支犹太旅。德国战败后，该旅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上的塔尔维西奥（Tarvisio），后来被编入驻德占领军。对在大屠杀中家破人亡的犹太人来讲，报仇雪恨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但为了防止出现报复德国人的个体行为，该旅发布了一条诫令：“记住，我们每个人都背负深仇大恨，任何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使所有人都受损……”另一条诫令提醒官兵，在德国打出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就算得上是一种很过瘾的复仇了。[42]

虽然该旅不准官兵自己主持公道，快意恩仇，但其组织了复仇队，起名叫“亲我的屁股”，希伯来语发音是Tilhaz Tizi Gesheften（TTG）。领头的叫伊斯雷尔·卡尔米（Israel Carmi）。靠着从囚犯和军中熟人那里搞来的情报，TTG的成员在夜幕下离开塔尔维西奥，前去执行暗杀任务，暗杀对象是恶贯满盈的党卫队军官等被认为应对屠犹负责的人。这些行动一经英国军方察觉，犹太旅就被调离德国，派往比利时和荷兰的非热点地区。我们不知道这支部队到底杀了多少纳粹，但具体数字恐怕也就几百人。

有个人拒绝放弃报仇的念头，他叫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是立陶宛犹太人。科夫纳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留着卷曲的长发，这些特征让他看起来不像杀手，倒更像浪漫派诗人。此言不虚，他还真就是个诗人。时至今日，让他在以色列大名远扬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他的诗作。科夫纳出生于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43]，在维尔纳（Vilna，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长大。战前他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派别。1941年，他设法逃出维尔纳的犹太隔离区，藏身于一所女修道院，后来跑进森林，加入了游击队。德国投降后，科夫纳和一些幸存者——主要是波兰和立陶宛犹太人——认为战争其实并未结束，而且也不应该结束。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Dam Yehudi Nakam，意为“犹太人的血不会白流”，简称Nakam。组织的章程是由科夫纳订立的，其中一条这样写道：“犹太人的血可以白流、不必担心报复这一想法必须从人类记忆中清除出去。”科夫纳坚信，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报复，还会有人企图灭亡犹太人。“这不仅仅是报复，”他写道，“而务必成为屡遭残害的犹太民族的律法！名字就叫DIN（希伯来语“以色列流淌着复仇之血”的首字母缩写）。只有这样，后人才会知道，就算在这个惨无人道、毫无怜悯的世界上，也还是会有法官和审判。”[44]

1945年的科夫纳，看问题的角度有如《圣经·旧约》，很是阴暗，他的想法远不止搞些秘密暗杀，除掉几个党卫队军人。相反，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清算，只有杀死600万德国人[45]，才能完全抵消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若干年后，家住基布兹（kibbutz）[46]的科夫纳坦言，自己当时的方案有丧失理智之嫌。他说：“任何理智的人都能看出，这种想法太过疯狂，但在当时，人们真的就快疯了……也许比发疯还要糟糕。这种一命抵一命的观点很可怕，既源于内心的绝望，还带有杀身成仁的味道……”[47]科夫纳“有组织、独一无二的报复计划”最终搁浅，其经过和原因颇为耐人寻味。

他的计划是往几座德国大城市的水源里投放致命化学药品。为了搞到毒药，科夫纳去了趟巴勒斯坦。人们对他的想法表示同情，但没多少人支持大规模屠杀，就算杀的是纳粹余孽。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48]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崭新的犹太国家，为此他们需要博取盟国的好感。拯救欧洲剩余的犹太人，把他们变成自豪的以色列公民，这才是目标所在。在欧洲，再也不可能回归正常生活了。欧洲代表过去。纠缠于屠杀德国人的计划，说得好听点，也是浪费时间。正因如此，尽管科夫纳从未将他的计划和盘托出，犹太复国运动的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也无意出手相助。

故事讲到这儿，接下来的发展就近乎搞笑了。尽管得不到官方协助，科夫纳还是想方设法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买到了毒药。实验室的助手是一对姓卡齐尔（Katzir）的兄弟，其中，哥哥伊弗雷姆（Ephraim）[49]后来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统。兄弟俩以为科夫纳拿毒药只是为了毒杀党卫队军官——没人会反驳说这些人不该杀——于是就给了他一种毒性极强的药物；仅一毫克的剂量就能致大量人员死亡。

1945年12月，科夫纳背着一个筒状旅行袋，登上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袋里塞满了一罐罐贴着奶粉标签的毒药，跟他同行的是个叫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的同伙。他们俩拿着伪造的身份证件，佯装成英国军人，尽管科夫纳一句英语也不会讲。旅途中，科夫纳大半时间都在晕船。快到土伦的时候，船上的广播呼叫了科夫纳的名字。科夫纳以为自己的身份被戳穿、计划败露，把一半“奶粉”罐头全丢到了海里，并指示罗森克兰茨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就把剩下的一半也销毁掉。

实际上，科夫纳根本没有暴露，任务也没被人察觉。他遭到逮捕的原因是被人猜中了使用的是伪造证件。总之，毒药没运到欧洲。慌乱之中，罗森克兰茨把剩下的罐头也扔到了水里。纽伦堡等地的水源因此安然无恙，几十万德国人逃过一劫。科夫纳的朋友曾想在集中营里给纳粹吃的饭菜里下毒，但他们的态度不够坚决。所以就连这个计划最终也不了了之，除了一些人中毒生病外，并未有人死亡。

由于得不到政治支持，犹太人从未真正实施过复仇。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希望建立一种区别于既往的正常状态，这种状态下，英雄的以色列人将降服荒漠，耕种作物；骄傲的以色列公民兼士兵将与敌作战，保家卫国。欧洲那片土地浸透着战争鲜血，还是离得远些为妙。领袖很有觉悟，他们面向未来。未来一样会充斥流血、族群和宗教冲突，但要流的不是德国人的血。然而，阿巴·科夫纳无法适应这种面向未来的生活。过去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催使他写下悲情的诗篇，而且经常在夜半惊醒，仰天长啸。

他写过一首给妹妹的诗：

我在应许之地呼唤你，

四处找寻你的踪迹，

翻遍了成堆的小鞋子。

每逢佳节临近，我都找寻你。

还有一首写给他父亲的：

上帝保佑，我们的父亲四十年里，

一直从同一个炉子取出烤好的面包。

他从未想象过，

整个民族能从焚尸炉里涅槃重生，

而全世界，在上帝的帮助下，却一切照旧。[50]

* * * * *

托尼·朱特谈到战时的法国，曾这样写道：不管对于积极的抵抗者还是通敌分子，“他们的主要敌人，通常情况下就是彼此：德国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51]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不少处于外国占领下的国家：南斯拉夫、希腊、比利时、中国、越南、印尼。占领军会效仿殖民当局，利用早已存在的敌我矛盾。没有德国人，维希政权的反动派独裁者也不可能走上权力前台，克罗地亚杀人如麻的安特·帕韦利奇（Pavelić）和他手下的法西斯派别“乌斯塔沙”（Ustaša）也不会有机会问鼎权力宝座。在佛兰德斯，弗莱芒国民联盟（Flemish National Union）勾结纳粹占领军，希望借德国主导欧洲这一契机，摆脱讲法语的瓦隆人（Walloons）的压制。在意大利和希腊，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右派同德国人沆瀣一气，这么做既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是为了打压左派的势力。

那么在中国情况如何呢？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因为日本对中国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向毛泽东主席道歉。毛这个人讲话很有黑色幽默，让客人别背负心理包袱。当时的历史发展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最具戏剧性的例证。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一样害怕共产主义，双方甚至还有过联手剿共的想法；国民党里汪精卫这一支也的确同日本人大搞绥靖。但是由于战争严重挫伤了国民党的元气，日本人实际上助了共产党一臂之力，帮着后者打赢了国共内战。1945年，内战的苗头就已初露端倪，之后很快全面爆发。

同希腊一样，中国在外敌入侵前就早已深陷内战。在法国和意大利，内战也已是箭在弦上。而欧洲人在亚洲殖民地“分而治之”的做法造成了很深的积怨，使得所有社会冲突呈现出一点即燃的状态。在被德国人和日本人操纵后，这层积怨变得更加致命。

共产党和左派在反纳粹、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德国和日本为了建立帝国，诱使许多知名右派人士“落水”，名誉扫地。法国共产党自豪于其抗争历史，管自己叫“血肉筑成的党”（le Parti des Fusillés）。即使是左翼同志，如果胆敢同共产党唱反调，对斯大林主义路线叫板，也会被共产党谴责不爱国，甚至惹来“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这一针对通敌卖国者的骂名。鉴于左翼的武装抵抗史，他们要求发动革命、建立新秩序的呼声也情有可原。战后，苏联至少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利用了这些呼声，反观西方盟国，却解除了一些与他们并肩作战、对抗德日法西斯的部队的武装，或者参与镇压了他们。不仅如此，某些原敌伪政权的统治精英在得到盟军的帮助后，重回权力舞台。这些事件为日后的冷战播下了种子。

然而，勾结外敌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在1943年的南斯拉夫，铁托（Tito）的共产党游击队就同德国人进行过谈判，因为铁托希望可以“腾出一只手”，去攻打塞尔维亚保皇党的切特尼克部队（塞尔维亚语里叫Cetniks）。同年秋天，切特尼克部队又同德国人合作，一同打击铁托的游击队。而波斯尼亚穆斯林则愿意同任何能保护他们的一方合作：克罗地亚法西斯，塞族游击队，甚至是纳粹。所有这些暂时性的结盟针对的都是内部敌人，并非外敌。

在法国，多数通敌者并不是直接勾结德国占领军，而是通过为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领衔的法国政府效劳。有了德国帮忙，维希派认为复国有望，他们将复原一个真正的法国，一个由教堂、家庭和爱国主义构成的法国，没有自由派，没有犹太佬，没有共济会，也没有其他玷污“地道法国”（La France profonde）的人或事。意大利法西斯真正意义上的通敌发生在1943年，当年，意大利被德军占领后，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权力辐射范围仅限于加尔达湖上隶属纳粹伪政权的一片弹丸之地。然而，过去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已经在左派心中埋下了巨大的仇恨，只等德国人一走，他们就准备展开疯狂的报复。

后来当选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受丘吉尔委派，时任负责地中海国家事务的全权大使。1945年4月，他坐上一辆军用吉普车，前往博洛尼亚（Bologna）与同盟军的军事主管会晤，后者刚刚在富丽堂皇、完好无损的市政厅里落脚。路上，他看到两具当地著名自由派人士的尸体，庄严肃穆地躺着，旁边不时有路人经过，眼含热泪地向遗体致以最后的敬意。黑衫党这个法西斯组织一天前仓皇出逃，临走之前枪杀了这两位自由派。“棺材盖开着，”麦克米伦在日记里写道，“这样，生前友人和仰慕者就能最后一次瞻仰领袖的遗容。两人被杀害于市政厅墙壁前——墙上血迹斑斑，很是显眼。他们曾经站立的位置已经摆满了鲜花，还有年龄不一的男男女女的照片，看着让人揪心。这些人是最近几个月里被法西斯黑衫党杀害的。”

在日记里援引了这段话后，麦克米伦接着写道：“地方行政长官是一名法西斯分子，他没能及时逃脱，被游击队员击毙，倒在了自己最后一个受害者身旁。你能看到他的脑浆溅到了砖块上，血流了一地。”[52]然后，麦克米伦就去吃午饭了。他注意到过去给德国军官烹制意式菜肴的意大利厨子，现在改为给盟军将领烧美国菜了。“这里面蕴含着一则道理。”他写道，却没有透露到底是什么道理。

1945年4月，死于寻仇的游击队之手的人还包括墨索里尼自己，以及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奇（Clara Petacci）。他们在试图逃往奥地利时被人逮住，同行的人里还有一些德军防空部队的士兵。游击队在一个路障前拦下了他们。德国人被放行了，游击队对他们不再感兴趣。但意大利人不准走。尽管在红裤缝的意大利将官马裤外套了件绿色的德国军大衣，但墨索里尼还是被人认出来了。4月28日，他、克拉拉，还有15名随机挑选的法西斯分子，在加尔达湖上的一间乡间别墅前，被人用机枪处决。翌日，他们的尸首出现在米兰一座破破烂烂的广场上，像猎物一样被倒吊在埃索（Esso）加油站的悬梁下，供暴民发泄怨气。很快，尸体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

一个月后，埃德蒙·威尔逊被带到事发地参观。埃索加油站现已废弃，但悬梁上用黑字写下的死刑犯名字依旧清晰可见。威尔逊写道：“墨索里尼和他的追随者被虐杀，死后暴尸街头，被人辱尸泄愤，这件事的臭气依然飘散在整个城市上空。意大利人会在酒吧里拦住你，给你看他们拍的照片。”[53]

事实上，在4月至7月期间，意大利北方可能发生过不下2万起处决法西斯和他们狗腿子的事件，这只是其中一起罢了。在这当中，有8,000起发生在皮埃蒙特，4,000起发生在伦巴第，3,000起发生在艾米利亚，另有3,000起发生在米兰省。[54]许多人是被共产党主导的游击队草草处决。其余的在临时设立的人民法院——即所谓的广场（Piazza）正义——里接受了简单审判。处决来得很快，有时还存在滥杀无辜的现象。验明身份的法西斯分子连同老婆孩子一起被枪毙。死于这种粗暴正义屠刀之下的既有警官，也有法西斯政府官员。就算有些人已经身陷囹圄，也并非绝对安全。7月17日，维琴察附近的斯基奥监狱遭到了蒙面游击队的袭击，牢里关着的55名法西斯分子被杀。有些复仇者是久经战阵的抵抗组织战士，有些则是待到真正的战斗一结束，最后时刻才摇身一变成了英雄，这类人壮大了各地的抵抗组织。还有些则是身背前科的罪犯，利用他们新晋的“爱国者”身份，敲诈富商、地主，或盘剥他们的财产。

话说回来，在意大利，报复的背后时常也有政治目的；这是一种反攻倒算的革命行为。共产党游击队将清洗看成是和资本主义的必要斗争。由于大企业，譬如都灵的菲亚特公司，都与墨索里尼政权合作过，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目标。尽管都灵和米兰城里最有钱有势的生意人往往都能设法跨越瑞士边境，或者用黑市商品买通前来索命的人，以此保全性命，但对于地位较低的人，他们被害后常被人抛尸当地公墓门口。

由于对意大利可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忧心忡忡，盟军军事当局罔顾许多游击队员曾英勇抗击德军这一事实，急不可耐地想解除他们的武装。保守派意大利政客对这项举措表示支持，这点并不让人奇怪，因为他们中间一些人曾经同法西斯蛇鼠一窝。的确，正是因为罗马的意大利过渡政府在惩办法西斯分子一事上磨磨蹭蹭，才有了后来的“广场正义”。

为了讨好和安抚原游击队员的自尊心，意大利多个城市举行了游行。盟军指挥官在左右两侧意大利达官显贵的陪同下，接受了游击队的致敬。队员分别戴着不同颜色的围巾，象征着他们各自效忠的对象：红色代表左派，蓝色代表基督徒，绿色代表多由意军逃兵组成的独立派（autonomi）。不少人放下了武器，但也有人拒绝缴械。激进的左翼依旧势力强大，有时还掌握武装力量。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保守派是多虑了。意大利不会出现革命。斯大林被允许将他的帝国扩展至中欧，作为回报，他同意把地中海留给西方盟友。但是杀气腾腾的报复行动依旧在上演，意大利被赤化的担忧也依然挥之不去，左派仍旧痛感遭人背叛，这种感觉有时甚至绵延至21世纪。

埃德蒙·威尔逊素来同情左翼，他对这些事态表达了不齿。他提到，美国对战后意大利民主体制建设的主要贡献是，“管我们的一条电话线路叫自由线；另外，当初游击队为我所用时，我们提供武器，鼓舞他们，但现在却在没收他们的武器，禁止他们发表政治演说，如果他们制造事端，还会被扔进监狱”。尽管知道左派手上也沾满了鲜血，但他认为，“全新的意大利革命不只是一场野蛮仇杀，我相信，这一运动的势头此刻很难被扼杀”。[55]

然而，左派的势头的确被扼杀了，一如南朝鲜、法国、南越、日本和1945年夏威尔逊造访的希腊。他下榻在雅典宪法广场上的大不列颠酒店，酒店服务很差，甚至有几分敌意，威尔逊留意到他的房间墙壁上还有弹痕。他受到怠慢是有原因的，因为雅典也像意大利一样被笼罩在一团臭气之中——一团因同样背叛而生的臭气。

这里有必要对墙上的弹孔做出解释。一年前的12月，民族解放阵线（希腊语里简称EAM）的支持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EAM是受共产党控制的游击队组织。英军正式接管了光复后的希腊。那时，控制雅典的是一个由民族团结党主导的希腊过渡政府，政府成员多为保守派和保皇党，此外也有一些左翼人士。但大半个希腊依旧在EAM及其下属武装力量ELAS手里。赶走了德国人后，EAM和ELAS本以为可以接管政府，在希腊掀起革命。但是有英国人撑腰的保守派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加以制止，于是就有了1944年12月3日的示威抗议。在哈罗德·麦克米伦看来，这一天“拉开了内战的序幕”。[56]

事实上，麦克米伦一定清楚，内战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希腊在一战期间严重分裂，当时的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打算支持协约国，而国王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和其军事统帅扬尼斯·梅塔克萨斯（IoannisMetaxas）则支持同盟国。于是，后来一段时间里，保皇派和“韦尼泽洛斯派”一直严重对立。1936年，梅塔克萨斯独揽大权，表面上看他是个银行家，但心地却如同法西斯元首（caudillo）般歹毒。他崇拜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作为国父“统一”了希腊——取缔所有政党，把共产党和政权的其他反对者关进监狱。梅塔克萨斯死于1941年，他的死让多数希腊人松了一口气。

后来，德国人举兵来犯。过去梅塔克萨斯政权的支持者大都勾结入侵者，而从梅塔克萨斯的监狱里放出来的共产党人则带领人们抵御外敌。在德国人的鼓动下，希腊法西斯兵团和一开始得到盟军帮助的左翼游击队展开激战。双方都穷凶极恶，不少受害者都是不幸身处战火夹击之下的无辜民众。

但麦克米伦说得没错：在英国人看来，真正的战斗是1944年才正式打响的。英军在得到意军的增援后，把枪口对准了几个月前还在打德国人的左翼游击队。埃德蒙·威尔逊对这种背信弃义、过河拆桥做法的不齿得到了广泛响应，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出兵希腊被看成是又一次典型的英帝国主义干预战争。不过，在英国，许多人对此也抱有同感。丘吉尔因为对德作战的领导才能备受尊崇，却因为敌视共产党游击队收获了不信任。

哈罗德·麦克米伦写道，在希腊等地，“抵抗运动在我们的宣传里被描绘成一帮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以拜伦式的热情献身战斗，为的是争取国家的自由”。[57]最有拜伦风范的一位英雄莫过于阿里斯·维卢奇奥蒂斯（Aris Velouchiotis）。阿里斯率领他的游击队，骑着战马翻越崇山峻岭，他们清一色的一袭黑衣——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穿黑夹克，留着黑胡须。这位英雄人物在1945年和共产党一刀两断。他不仅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同时还是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人们后来在他经常出没的地区挖出了万人坑，里面七零八落地埋葬着他政敌的骸骨。

希腊解放后的真正问题是，在动用武力这点上到底谁说了算。这在意大利、中国等地也是一样的。经过漫长的谈判后，希腊民族解放阵线（EAM/ELAS）同意放下武器，前提条件是右翼武装民兵，譬如纳粹占领下组建的臭名远扬的警备营（Security Battalions），也放下武器。政府想的是把双方最出色的士兵吸纳进政府军。据EAM/ELAS称，政府方面没能遵守约定；即便左派遣散了部分部队，右派还是获准保留了武装力量。不难理解，不少原ELAS的战士将此视为恬不知耻的背叛。一名游击队员回忆道，1944年他们曾包围了一帮通敌者，但最后放了对方一条生路，把他们移交给了警方。游击队失策了，因为后来警方给这些人配枪后，放他们走了。1945年，战败的游击队员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说‘杀了他们’的同志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我们当时枪毙了所有的法西斯，就不会再起战火，打内战了。”[58]

1945年的雅典就被笼罩在这样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氛中，对此，埃德蒙·威尔逊在酒店房间里看出了端倪。1944年12月3日，宪法广场上人头攒动，人群由妇女和孩子带头，朝大不列颠酒店行进，那里是临时政府办公所在地。据传言，人们计划冲击酒店。而威尔逊从同情左派的人士那里听来的说法是——也是当时大部分希腊人的看法——这是一场和平示威。大部分群众在保皇党的警察朝他们开枪后依然毫不退却，镇压共导致100多人死伤。翌日，示威者再次途经酒店，这次是为死难者送葬，但就在这时，保皇党从酒店窗口向外射击，打死了将近200名手无寸铁的市民。可以预料，麦克米伦的看法会有些不同。“这群所谓的平民，”

他回忆道，“里面有许多全副武装的ELAS游击队员。”而且打出致命枪弹的恐怕是有心煽动暴乱的共产党特工。[59]

尽管这起惨案的真相依然扑朔迷离，有两件事当无争议。首先，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赶出希腊前，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行事冷酷无情，处决了大批名副其实和莫须有的通敌者，还有“阶级敌人”，而且在1944年之后一段时间里，清洗和杀戮依旧在上演。其次，希腊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被人背叛了。

在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派是反纳粹和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中流砥柱。在希腊，他们通过残酷地清除异己，垄断了抵抗组织。在乡村，EAM/ELAS建立了某种游击政权，人民法院负责处置所有革命的敌人。1944年9月，一位被派驻到希腊的英国军官写道：共产党在阿提卡（Attica）和维奥蒂亚（Boeotia）施行“恐怖统治”。“过去几周内有500多人被处决。由于尸体腐烂，臭气熏天，我营地附近的一个地方根本没法走近。赤身裸体的尸体被人砍掉脑袋，就这么躺在地上，无人掩埋。这片地区有很多死硬的反动派，ELAS就来整肃了。”[60]

鉴于此，人们有理由担心希腊一旦爆发革命将会出现的后果。丘吉尔曾一心想把国王乔治二世送回希腊，复辟王权，但他的那套忠君尊王的训诫就连一些希腊保守派都十分反感；此路不通。20世纪30年代末期，乔治二世曾短暂执政，碰巧赶上扬尼斯·梅塔克萨斯的右派暴政，因此公众可不会怀念那个时代。

但出于对共产主义的畏惧，英国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协助雅典政府同左翼游击队作战。1945年初爆发的内战持续了五个星期，多达2万名“阶级敌人”被ELAS驱逐，而且经常在被强行赶进深山后屠杀殆尽。另一方面，许多有左派嫌疑的人被英国人流放到非洲劳改营。交战各方无所不用其极，战争空前残酷，以至于2月份达成停火协议时，公众无不感到宽慰。当时，丘吉尔出现在大不列颠酒店的阳台上，在东正教大主教的陪同下，对着人山人海、欢呼雀跃的群众讲道：“希腊永世长存！希腊属于所有人民！”[61]

后来证明，这不过是战事重启前的短暂停歇。翌年，希腊再次陷入内战，一打就是三年。但其实早在这之前，丘吉尔振奋人心的演讲一结束，另一种形式的报复，或者说反报复就开始了，这回矛头指向的是左派。右翼军事组织和宪兵发了疯似的到处抓人。大批共产党或有左派嫌疑的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捕，遭到殴打，羁押或被杀害。民族解放阵线发出呼吁，号召全世界关注“一个甚至比梅塔克萨斯独裁专政还要骇人听闻的恐怖政权”。[62]1945年末，大约6,000名EAM的支持者都被关进大牢，其中不乏妇孺之辈。0由于人数众多，不得不专门兴建关押女囚的拘留所。犯人受到的普遍指控是他们在德占期间犯有战争罪行。然而，曾经勾结纳粹的人以及右翼保安团的罪行却大都逃脱了制裁。

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埃德蒙·威尔逊来到希腊的原因大相径庭，各自的看法也势如水火。前者是作为英国的常驻公使，后者是服务于美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但两人在一件事上意见一致：有必要加大努力，把民主左派从共产党革命分子中分裂出来。麦克米伦认为，“一种温和、合理、进步的政策”本来能撕下“共产主义冷酷本质外包裹的那层模糊、激进的外衣”。[63]在威尔逊看来，英国本应“协助EAM的领导人，帮他们摆脱苏联的束缚，另外，他们手下有些成员行事野蛮粗暴，抵抗时期，英国人对他们的骁勇善战求之不得，但如今有必要管教管教他们”。[64]遗憾的是，即使存在这样的愿望，相应的努力很快就被复仇的渴望所湮没。各路政治力量为了一己之私，激化矛盾，挑唆人们报仇雪恨。

* * * * *

用解放来形容殖民社会的战争结束也许并不合适。多数亚洲人对日本人被赶跑都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因为日本所谓的“解放亚洲”后来证实残酷性比其短暂取代的西方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1945年，荷兰人可不想让荷属东印度获得解放。同样，法国人也不希望印度支那解放，英国人不希望马来亚解放。

相形之下，美国人对菲律宾的处置方案要迁就多了，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对渴望民族独立的志士抱有些许同情。荷兰人和法国人则不同，他们急于尽快恢复战前的殖民秩序。即使是对渴望独立的印尼人心存同情的荷兰社会主义者，也担心一旦失去亚洲殖民地，遭受德国占领重创的荷兰经济将走向崩溃。当时流行这么一句口号：“如果丢了东印度，我们就要完蛋了。”对于印尼民族主义者，较为进步的荷兰政府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不过就是在归顺荷兰王室的前提下，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另外，对那些和日本人合作过的印尼人，肯定要秋后算账，绝不姑息。

这让通敌和清算这一问题变得颇为复杂，因为至少在战争初期，东南亚人民十分支持日本人“亚洲是亚洲人的”宣传。对于苏加诺（Sukarno）这样的印尼激进派，和日本人合作是摆脱荷兰殖民主子的最好办法。但在荷兰人眼里，苏加诺这就成了通敌分子。因此战后不可能跟他就印尼的独立问题进行谈判；相反，荷兰人认定，他因为卖国求荣理应受到惩处。

1945年，亚洲人胸中同样燃烧着一腔复仇的怒火，但矛头并不总是指向欧洲殖民主义者。复仇的形式通常比较间接，瞄准的是日本占领前的通敌行为。同欧洲一些地方的情况如出一辙，亚洲人复仇的受害者常常是不受待见的少数民族，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权、经济上更富裕、和西方殖民列强结盟的少数派。

华人常被叫做“亚洲的犹太人”，他们是日本人在东南亚野蛮行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举例而言，在马来亚，日本人不信任华人，更看得起马来人。有种看法是，华商从西方殖民主义中获益，所以华人理应被打倒。与此同时，马来族精英却在公务员和警察队伍里得到了晋升。这倒不是说日本人对马来或印尼工人农民有多好；相反，许多印尼人因为被迫为日本军工项目干活而丧命，死时的状况比多数西方战俘还要凄惨。乡村常常受到战火蹂躏，上百万的农民生活困窘；城市遭打砸抢，丧失了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黑帮成了街头老大。

日本在南洋的统治尽管残暴，但却给过去倾向于对殖民之耻逆来顺受的人灌输了一套全新的叛逆思想。西方列强被日本羞辱得体无完肤，他们外强中干的特点暴露无遗。几十万马来族和印尼年轻人接受了日本人的训练，效力于“皇协军”、民兵和各个激进青年团体。这让他们感到了一种少有的自豪。日本人利用在被殖民人群当中十分普遍的羞耻感和低人一等的心理，有意煽动反西方和反华情绪。

战时，马来亚的抗日运动大都有华人背景。马来亚共产党是抵抗力量的领导者，他们一方面以中共为榜样，另一方面也许受到了国际主义的鼓舞，这种情怀让共产主义对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都很有吸引力。尽管马来亚共产党的纲领并不太反对马来族，但所有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华人。其麾下有支军事力量，叫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到1945年8月时，抗日军已经有大约1万名武装人员，控制了大半个乡村，形成了国中国，有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并热衷于大面积整肃不同情他们的官员。这方面很像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

战后，抗日军的成员旋即对勾结日本人的当地人——多数是印度人和马来人——进行了报复；市长、警察、记者、告密者、日本官员的情妇，以及其他“卖国贼和走狗”被人在大街上拖着游街，关进牢笼，再由“人民法院”草草审判后公开处决。这让许多马来人心生恐惧。另外，同年10月，曾和马来亚抗日军有过密切合作的英国殖民政府宣布华人应被赋予同等公民权，于是，马来人自然而然担心会失去对自己国家的控制权。时至今日，马来亚的政客依旧在利用这种畏惧心理。

马来人决定对华人予以反击。领头的是个戴着头巾、凶神恶煞的原黑帮头子，叫基亚伊·萨雷（Kiyai Salleh），他在战后一跃成为“圣战红军”（Red Bands of the Sabilillah）的头目。该团体的宗旨是防止华人异教徒威胁穆斯林的信仰，并为那些在日本战败后遭华人羞辱和处决的马来人报仇。尽管排华的圣战表面上符合伊斯兰教义——萨雷诵读古兰经文，引用苏菲派圣人的教诲——但他更多地借力马来神秘主义，对外宣称自己刀枪不入：“子弹打不死他，他能不湿脚穿越河流，能撑破任何绑在身上的绳索，他的嗓音能让攻击者瘫痪。”[65]萨雷的追随者相信，在用金针刺扎身体并喝下神圣勇士头领“开光”的汤药后，他们也被赐予了类似的神力。

“圣战红军”最喜欢用大砍刀或马来族的“克里斯”（kris）短剑杀人。据传说，这种武器跟战士们一样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在11月6日发生的一起典型的袭击事件中，一伙马来族圣战主义者袭击了巴当里峇（Padong Lebar）的一个华人村庄，用短剑和砍刀杀死了40人，其中男性5人，其余为女人和孩子，孩子的尸体被扔进一口水井。马来政客并不支持这种杀戮，但他们也未采取行动加以制止。据一份英国军事情报显示：“在受过教育的马来人中间，似乎能察觉到他们对马来人在未来马来亚的地位很是担忧。此外，人们普遍相信，华人正在掌控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对这种势头不加遏制，他们终将获得政治主导权。”[66]

同样的担心还困扰着印尼人。正因如此，马来族头领萨雷手下3员大将都是来自荷属东印度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就绝非偶然了。1945年秋的东印度，时局要比马来亚动荡得多。

雅各布斯（G. F. Jacobs）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少校，南非人，是1945年8月第一批被空投到苏门答腊的盟军士兵之一。他的任务是同日本军方建立联系，准备接受他们投降，并为盟军登陆打前站。雅各布斯得以率先一睹日军战俘营究竟，他发现里面关押了数以千计疾病缠身、形销骨立、遍体鳞伤和饥肠辘辘的平民。荷兰囚犯不能理解雅各布斯为何不准他们血债血偿：“为什么制止我们……你难道看不出我们有多想收拾这群黄皮肤的矮个儿王八蛋么？”[67]

雅各布斯少校禁止战俘对看守动用私刑的原因是他担心一种更可怕的威胁。印尼人拿着枪、匕首和长矛在乡间游荡，叫嚣要“bunuhBelanda！”，即“杀死白种人！”。现在还需要日本人来保护昔日的囚犯。

8月17日早上，也就是日本投降后两天，苏加诺在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对着不大一群人宣读了一篇短小精悍、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宣言：“我们印尼人民在此宣布印尼独立。诸如权力交接等工作将会正大光明地展开，而且会尽快落实。”

苏加诺任命自己为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总统。这份独立宣言是他和副总统穆罕默德·哈塔（Mohammed Hatta）一同起草的。在这之前，他们和日本陆海军司令官就此事进行过密切的磋商。1945年夏，战败看来已经在所难免，日本人因此断定，缔造一个自由的、反西方的印尼将会是他们最好的一步棋。毕竟，多数日本人把“亚洲是亚洲人的”这句口号很当回事，尽管他们的真实想法是自己作为优等人种，应凌驾于其他亚洲人之上。不少印尼人都对暴力感到厌倦，他们受尽了日军的欺压，又吃不饱饭。那些被强行送去修建缅泰铁路等炼狱般日本工事、最后大难不死的人，把外来疾病带回了老家。当地人体质虚弱，完全无法抵御疾病。印尼人暂时还拿不定主意如何看待日本抛出的“自由印尼”设想。日本投降后最初的几周里，印尼人对荷兰平民还没什么敌意。苏加诺、哈塔和诸如苏丹·夏赫里尔（Sutan Syahrir）——一位在荷兰受过教育、从未同日本合作过的社会主义者——等领导人竭力遏制这个千岛之国上潜在的暴力事件，但他们对国家暂时还没有多少实际控制力。

大批年轻的强硬派受过日军训练，做过“皇协军”，思想激进。对于他们，新一代印尼领导人的影响力十分微弱。这些青年好勇斗狠，一心想着要打仗。他们从同情印尼的日本军官那里弄到了武器。有些是买来的，有些是从日本仓库里偷来的。据估计，战士们拿到了5万支步枪，3,000挺轻重机枪，外加1亿发子弹。[68]荷兰人此时应该做的，而且也是西方盟友建议他们做的，是同苏加诺等印尼领导人协商，因为后者无意诉诸革命暴力。蒙巴顿一厢情愿地说过：“我们唯一的想法是让荷兰人和印尼人相拥接吻，成为朋友，然后我们就好卷铺盖走人。”[69]然而，荷兰人并未照办。相反，在向英国外交部的请愿中，他们把“所谓的苏加诺政府”比喻成亲纳粹的吉斯林政权（Quisling regime）[70]，把追求国家独立的年轻印尼士兵比成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苏加诺的独立宣言则被描绘为日本意图在荷属东印度维系法西斯政权的阴谋。[71]

关于苏加诺勾结日本人这点没什么疑问。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在荷兰殖民监狱里度过，就是被流放到某个偏远的岛屿上。日本人给了他荷兰人不曾给过的礼遇。所以不管怎样，苏加诺把投靠日本视为民族解放最快捷径的看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1942年他曾说过：“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亚洲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72]

但苏加诺巴结日本人的行为，即便对不少印尼人来讲都太露骨了。他曾支持日本强迫印尼劳工为其战争事业卖命，这点玷污了他的名声。另外，激进的少壮派对他让日本人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十分愤怒。他们根本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瓜葛。但是，没有人能够质疑苏加诺身为印尼民族主义者的气节。

然而，荷兰人没有直接和苏加诺打交道，而是做出十分模糊的承诺，许以印尼人在荷属联邦中的自治地位。与此同时，9月起，荷属东印度军队的老兵开始在印尼村庄和社区周边耀武扬威。他们肆意开枪，扯掉红白两色的印尼国旗，威胁恐吓人们，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显示这里还是他们说了算。最臭名昭著的治安部队是一个叫X兵团（Battalion X）的组织，长官分别由荷兰人和欧亚混血儿担任，手底下的士兵多是皮肤黝黑、信仰基督教的安汶人（Ambonese）、棉兰人（Medanese）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担心被其余印尼人摆布，要胜过担心被荷兰人欺压。况且他们也是殖民体系的忠实仆人。当消息传来，说已经靠岸的荷兰和英国战舰搭载着盟军部队——多为印度兵——以及一心想要恢复旧秩序的荷属东印度民政局（NICA）的特派员时，东南亚最血腥的暴力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这种暴力的本质，部分是革命，部分是复仇，部分是违法乱纪，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足以致命。同年早些时候，中欧也爆发了背景相似的流血冲突。

1945年10—11月出现了一波暴力恐怖浪潮，俗称“bersiap”（意为“准备好！”）。发起这轮袭击的是成群结队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成员多数在日本人领导的民团里服过役，或者是从雅加达、泗水（Surabaya）等城市的黑帮中招募的街头混混，说是混混，往往只是青少年。人称pemuda的青年暴力团体还囊括了学生、工厂工人和村民。他们的首领有些是黑帮老大，这些人抢劫和杀害权贵阶层的动机跟政治关系不大，更多是出于贪婪。有些头领很有魅力，比如人称“虎父”的土匪头子，他把护身符卖给手下，说是能保他们刀枪不入。爪哇神秘主义和日本人灌输的武士道精神两相结合，让年轻战士充满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Merdeka atan mati！”（“不自由，毋宁死！”）曾经出现过热血青年只拿砍刀和竹枪对抗坦克的事例。

革命复仇的主要受害者一是华人，他们大多从商，有通敌背叛的嫌疑；二是欧亚混血，亦称“Indos”；另外还有其他常跟荷兰人穿一条裤子的少数民族。除此之外，还要算上经常被凭空臆想出来的NICA间谍。对于NICA间谍的定性十分武断：一个人所穿的纱笼（sarong）[73]如果红、白、蓝三种颜色太多的话（荷兰国旗的颜色），就可能被当成荷兰当局的间谍揪出来。

雅加达的华人、混血儿和安汶人一旦听到街上有人像擂响战鼓一样用竹枪敲打空心金属路灯灯柱时，就知道麻烦来了。日本兵手里拿着枪，奉命在盟军不在时保护平民，但一听到敲击声响起后，经常会溜之大吉。暴徒袭击商店，将住宅付之一炬。狂性大发的青年把屋里的一家人乱刀砍死，他们嗜血成性，乐此不疲地挥刀砍杀，有时甚至会喝受害者的血。在雅加达附近的一个地方，干净的水源已无处可寻，因为水井被腐烂的华人尸体塞得严严实实。

在印尼式荷兰语里，最常见的一类杀戮叫getjintjangd。Tjintjang的意思是用克里斯短剑或大砍刀杀人。荷兰平民愚蠢地离开了尚有日本兵把守的集中营，结果往往是被人给tjintjanged。而日本兵如果拒绝帮助叛军，或交出手里的武器，一样也会被tjintjanged。尽管过去的集中营和充斥病怏怏的饥民的肮脏村落也是袭击目标，但只要日本看守还坚守岗位，它们依然是最安全的栖身之所。

跟许多荷兰平民一样，有个名叫彼得·范·贝尔库姆（Petervan Berkum）的年轻人生在印尼，长在印尼。一天晚上，他在泗水碰巧被一群少年暴徒盯上，他们手持削尖的竹枪。范·贝尔库姆被推上一辆卡车，送到当地一座牢房。据他回忆：“卡车减速的时候，一群厉声尖叫的人围了上来。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堆棕褐色、汗涔涔的脸，人们嘴部扭曲，张得很大。他们晃着攥紧的拳头，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在一片“杀死白种人！”的呼号声中，囚犯们被推下卡车。“一瞬间，人群冲了上来，对他们拳打脚踢，用刀砍，用棍棒戳，用刺刀捅，还用上了斧头、枪托和长矛。”[74]

印尼领导人不希望出现Bersiap，但事到如今，他们对局面已经完全失控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上爆发了全面战斗。这不光是针对殖民者和他们所谓帮手的报复行动，而且还发生在叛军和日军之间，这样的报复和反报复导致了一种血腥的恶性循环。在三宝垄（Semarang），一支由木户新一郎（Kido Shinichiro）少佐率领的日军部队与pemuda发生了冲突，后者认为日本人蓄意破坏水源。为了以儆效尤，日军杀死了一部分印尼民兵。这之后，印尼人虐杀了关押在三宝垄市内监狱的200多名日本平民。一份英国陆军报告如此描绘当时的情景：“有些尸体吊在屋顶上，有些吊在窗口，其余的被竹枪捅了一遍又一遍……有些人临死前试图在墙上写下血书，留下临终遗言。”[75]被激怒的日军继而还以颜色，屠杀了2,000多名印尼人。

陷入最严重暴力的是泗水。这座工业城市到10月底已完全落入印尼人之手。监狱里都空了。一个留着满头长发、富有感召力、人称“托莫老哥”的人，通过“叛乱电台”散播古时爪哇人大无畏的传说。在受到他的蛊惑后，成群结队的pemuda自由战士、小流氓和浪漫主义青年纷纷走上街头兴风作浪，用短刀和长矛攻击华人、安汶人和被指控是NICA间谍的混血儿。日本人由于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很乐意向暴民提供更多致命武器。

彼得·范·贝尔库姆的姐姐卡拉（Carla）和附近某个集中营里的荷兰难民一起来到泗水，但迎接他们的是下面的遭遇：“我们被一群土著暴民围攻，他们气势汹汹地用竹枪刺我们。边刺还边叫：“merdeka！merdeka！merdeka！”（“自由”之意）他们衣衫褴褛，黑眼睛里透射出让人胆寒的凶光。我好害怕。”[76]

盟军决定采取行动。荷兰海军上尉胡耶（P. J. G. Huijer）奉命进入泗水，为盟军登陆做前期准备。他的到来自然被视为进一步的挑衅。日本军火库里的枪械源源不断地流入pemuda战士手中。10月25日，大约4,000名英军在泗水登陆，其中多半是印度兵和尼泊尔的廓尔喀兵（Gurkhas）。顿时谣言四起，说这些士兵其实是把脸涂黑的荷兰人。于是，他们遭到了一群印尼乌合之众的攻击。因为担心自己的军队遭到屠戮，英国人恳请苏加诺和哈塔出面干预，约束暴徒。他们照办了，也取得了些许成效。停火协议多少算是得到了遵守。直到10月31日英军指挥官马拉比（A. W. S. Mallaby）准将在试图干预一场争斗时被印尼人开枪打死，协议才又被撕毁。

这回轮到英国人报复了。自11月10日起，泗水市经历了为期三周的轰炸、炮击和扫射。一个目击者如此描述市中心的景象：

地沟里遍布人、马、猫、狗的尸体。路上横七竖八地掉着碎玻璃、家具和缠在一起的电话线。战斗的喧嚣声在办公楼之间回响……印尼抵抗运动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狂热的自我牺牲，标志是人们手持匕首攻击谢尔曼坦克，后一个阶段更有组织性，行事也更有效，一板一眼地遵照日军编写的战争手册。[77]

到了11月底，泗水之乱终于得以平定，但代价惨重：这座城市经过轰炸，成了一片破败的战场，到处弥漫着印尼人、印度人、英国人、荷兰人、混血儿和华人尸体的恶臭。在此之后，报复行动继续发酵，荷兰人在1946年派出由绰号“土耳其人”的雷蒙·韦斯特林（Raymond “Turk” Westerling）率领的敢死队，深入数以千计荷兰平民遇害的南苏拉威西岛（South Sulawesi）展开报复。当然，发动报复的不光有荷兰人。直到1949年，印尼才赢得完全独立。（因为在印尼的这段经历，二战期间曾在北非同德军打过仗的韦斯特林成了虔诚的穆斯林。）

然而，流血只会换来更多流血。除了扣在苏加诺头上的变节罪名外，荷兰人还将他看作共产党的头面人物。泗水之战过去整整二十年后，印尼军队里的一些军官借口要杜绝共产党接管印尼的隐患，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这一政变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清洗共产党的开始。穆斯林义警、武装青年、兵团军人、爪哇神秘论者和普通平民人人有份，总共屠杀了50万人，其中多数为华人。领导政变的是苏哈托少将，也就是日后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受过日军训练，而且被彻底灌输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在1945年曾同荷兰人作战。苏哈托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二年，在此期间，作为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获得了所有西方大国热情而毫不动摇的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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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法国人和荷兰人一样害怕失去他们的殖民地，如果说两者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耻辱感更强，这不光是因为1940年的军事失利，还因为法国人有官方通敌的历史。在事实上的日本占领期间，法属印度支那依旧处于维希派主导的殖民政府管辖之下。日本人把这块殖民地当作军事基地，而法国人则继续在西贡的体育俱乐部（Cercle Sportif）里喝着他们的开胃酒，心无旁骛地过自己的日子。但在1945年3月，这种安逸的生活走到了尽头。法国一光复，人们对法国和日本曾经沆瀣一气这点无法再视若无睹了。于是乎，法国军队和官员随即被关进西贡和河内的大牢里。

8月的第一周，随着战败几成定局，日本人将政治权力移交给越南王室政府，共产主义越盟（Vietminh，即独立越南联盟运动）则控制着北越。几周后，中国军队浩浩荡荡从北方进入越南境内，而南越又即将迎来英军，越南皇帝保大（Bao Dai）和共产党领袖胡志明都明确表示，不论发生什么，法国恢复殖民统治都将是不可容忍的。在河内，法国殖民高官的雕像被人推倒。9月2日，30多万越南人聚集在毗邻昔日法国总督府的巴亭广场（BaDinh Square）上，听胡志明宣布国家独立。乐队奏响共产主义进行曲，其中不乏“豪饮法国佬的血”的刺耳歌词。站在红旗飘飘的讲台上，胡“大叔”头顶上遮着一柄王室御用的阳伞，周围有配备手枪的越盟士兵负责保卫工作。他细声细语地对着麦克风说道：“同胞们，你们听得到我说话么？”人群山呼海啸般地回答听得见。

一位目睹这一事件经过的美军情报官向他在中国南方城市昆明的上峰报告说：“就我所见，这些人是动真格的，恐怕法国人真得跟他们打交道。同理，我们也应该跟他们打交道。”[78]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话多有先见之明。

许多法国人还被关在日军把守的监狱里，如果说越南人宣布独立一事吓到他们了的话，那么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则是惶惶不可终日了。1945年早期，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都经历了严重的灾荒，这既是旱灾的结果，也有将食品供给调拨给军队的原因。在印度支那，100多万人死于饥饿。在阿尔及利亚，饥荒导致民怨沸腾，心存畏惧的法国人将之视为暴力革命的肇始。

实际上，除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刻意煽动叛乱外，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只是想得到一视同仁的权利。但是每每有穆斯林朝法国殖民者扔石块，法国人就认为“阿拉伯革命”已经近在咫尺。1945年，新一届殖民当局上任，左派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他们中不少人曾积极抗击过德军。许多殖民者都拥护维希政府，而且极端反犹。（通常，只有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才会站出来捍卫法国治下犹太人的权利。）然而，那些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或争取平等权利的穆斯林很快被人贴上了“纳粹”的标签。这就好比把印尼和越南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看成是日本法西斯的部分阴谋一样，从而为左派殖民当局和原维希分子打压阿尔及利亚人授以口实。

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在该国西北城镇塞提夫（Sétif）的周边地区，由于饥荒肆虐，暴力事件尤为高发。法国殖民者同牧民发生冲突，飞扬跋扈的警官被人轰出村庄，右翼欧洲青年高喊“贝当万岁”甚至是“希特勒万岁”的口号挑衅阿尔及尔的穆斯林。法国警察还朝打算参加5月1日游行的一群穆斯林开了枪。

作为煽动穆斯林造反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策源地，塞提夫理所当然成了严重暴力冲突的重灾区。尽管过去曾同德国人狼狈为奸，但法国人决定在5月8日当天庆祝盟军战胜德国，好好地弘扬下爱国热情。当天清早，穆斯林聚集在主要清真寺前，他们多数是乡下来的，有男人，也有妇孺。一些人在耶拉巴斗篷（jellabas）[79]下藏着传统式样的短刀，有些怀揣手枪。AML的领导人（AML的全称是Amis du Manifeste et de la Liberté，即宣言和自由之友，是穆斯林要求平等权利的一个组织）向官方保证这不是一场政治示威，不会有人打出民族主义的标语。

到了8点，人群壮大至300多人，沿着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Clemenceau）[80]大街向战争纪念碑行进，目的是去那儿敬献花圈。AML没有兑现承诺，人群里的民族主义者摊开标语，上面写着：“我们想要和你们一样的权利。”一个路障旁，警察看见有人高举“阿尔及利亚独立万岁”的标语，一把抢了过来，然后当场打死了这个可怜的阿尔及利亚人。接着，似乎是蓄谋已久的法国平民端着机关枪，从阳台上和法兰西咖啡馆里向外头的人群扫射，导致20—40人死亡。被枪击吓坏了的穆斯林逃进小巷里，用手枪和匕首攻击欧洲人。法国共产党领袖阿尔贝·德尼耶（Albert Denier）被严重砍伤，以至于双手必须截肢。

一名法国教师当时正在学校对面的咖啡馆里喝东西，她回忆道：“四面八方涌来一群高声尖叫的当地人，他们手持匕首，冲向阿拉伯市场，犯下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我看到大约15个人拿棍棒围殴瓦扬（Vaillant）先生，他可是阿拉伯人的老朋友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太可怕了。奇怪的是，大多数袭击受害者都是亲阿拉伯的人士。”[81]

法国人大开杀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村庄。虽然报复行动呈现出零星的状态，但是手段十分残忍：“我们带着刀子和步枪，我父亲杀了个面包师，只因为他是法国人。我们把门撞翻，用找到的汽油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82]法国殖民者只得逃到当地警察局避难。有些人被抓，然后被剁掉手足，女的被割掉乳房，男的生殖器被割掉塞进嘴里。三天里，共有大约100名欧洲人遇害。

社会党总督伊夫·沙泰尼奥（Yves Chataigneau）没有呼吁各方冷静，而是向军队搬来了1万人的救兵：其中有摩洛哥人、西非人和外籍兵团士兵。这次行动的目的不止是恢复秩序，还有必要教训一下阿尔及利亚人。杀害法国人的凶手必须血债血偿。

法国殖民者组建了民兵联队，并开始攻击当地人。其中的一支虎狼之师——阿尔及利亚兵团——被一纸调令从德国调回北非，这支部队曾为击败希特勒殊死战斗。回到故乡，他们却被派往内陆，追杀阿尔及利亚同胞。到6月底，整个乡村已经陷入一片死寂。村庄和城镇连续几个礼拜被飞机轰炸，又被停在海上的战舰炮击；数以千计的人遭到逮捕，很多在领受酷刑后被处决。阿尔及利亚人的具体死亡数字一直是个谜，有种说法是死者高达3万人。与屠杀相伴而来的还有刻意的羞辱。法国人重新祭出了19世纪让原住民毕恭毕敬臣服于外来征服者的做法。成千上万的农民满脸菜色，再也无法忍受无休无止的轰炸。法国人逼着他们跪在法国国旗前，恳求宽恕。其他人被推翻在地，在威逼之下高喊：“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狗，法国万岁！”

在一部分法国人看来，似乎阿尔及利亚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更有远见的人，包括戴高乐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屠杀当地人是一个让“永恒法国”（La France éternelle）蒙羞的污点。在官方吹嘘的事迹里，法国可是大义凛然地抵御了纳粹的威胁。因此，发生在塞提夫和周边地区的事情许多年来一直被官方掩盖。

然而，西贡的法国人将塞提夫事件视作一则警告：如果不尽快扼杀越南人渴望独立的念头，同样的事就会轮到他们头上。到了8月，时局看似对法国人不利。他们中不少人仍被关押在日本人的监牢里。越盟从日军那里接收了越来越多的武器弹药，有时甚至想拿就拿。部分日本军官还加入了越盟，不管是出于信念驱使（“亚洲是亚洲人的”），还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藏身之所，避免被追究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虽然当时仍处于蒋介石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并不反对法国统治印度支那，但是法国的帝国主义计划并不讨美国人的喜欢。全心全意站在法国人这边的只有英国人，这点倒不足为奇。

暴民的暴力活动往往因谣言而起。比如9月20日，河内民众相传法国人正在密谋，计划通过殖民警察里越南人的协助，重新获得对局面的控制。据说，有人发现了大量藏匿的武器，还有人说法国人要动用毒气。法国兵不仅被日本人从牢里放了出来，甚至手上又有了枪。为了挫败法国佬的阴谋，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拿着刀子、长矛和砍刀，冲进法国人家里打家劫舍，在街上见到法国人就寻衅滋扰。日本兵多数时候只是袖手旁观。

河内最好的酒店大都会饭店（Metropole）里的招待也闯进客房，殴打客人，把他们堵在餐厅里。一个设法逃脱的法国人请求日本人释放法国俘虏，以维持秩序。

弗朗索瓦丝·马丁（Françoise Martin）是个法国女青年，她来河内“不是为了赚这个国家的钱，恰恰相反，自己浑身上下流淌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她满脑子只有“对中国——安南文化的崇敬”。然而，她对在街上抗议、要求独立的越南人的看法恐怕颇能代表多数法国殖民者的心声：“他们中间可能有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就这帮举着旗子、满大街乱窜的乌合之众而言，里面尽是些罪犯和低能儿，只要一看到五六支枪，他们立马就会龟缩进鼠洞里。不幸的是，我们连这么几杆枪也没有，而且一时半会也不会有。”[83]

8月，关于一栋法国人的别墅里藏有大量武器的流言更加甚嚣尘上。示威人群谴责法国帝国主义。但是，除开乡下出了些杀人案外，越南人针对法国人的暴力行动并未形成多大规模。但法国人还是怕，就算国内大放厥词——戴高乐将军宣称要把印度支那当成“法国凤凰涅槃、重振国威的几大主要目标之一”[84]——法国人因为孤立无助，恐惧感反而加深了。

“每个人都武装到了牙齿，”弗朗索瓦丝·马丁回忆起河内的局势时说道，“美国人、华人、安南人都是如此；只有法国人手里除了棍棒和空瓶子外，就没有其他可以用来自卫的武器了……”[85]她对越南人争取独立的分析同她所处的大环境和时代背景十分吻合，也和她认为抗议者都是“低能儿”的看法一脉相承。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表面上，日本人是放下了武器，但他们还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战争，阻碍印尼和马来亚重新落入欧洲人之手；无论在哪儿，他们的伎俩都别无二致：制订背信弃义的计划，处心积虑地准备，一丝不苟地实施……这可真是亚洲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又一个令人叹服的例证啊，而白种人就是会不断上当。”[86]

然而，流血事件最终却并非发生在河内，而是在西贡。重大麻烦来临前的最初迹象跟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9月2日，几十万被西方媒体惯称为“安南人”的越南人聚集到西贡，通过无线电收听河内的胡志明发表独立宣言，他们当中多数是乡下赶来的农民。一大早，全副武装的越南青年在一座军营大门前举行抗议，里面依旧关押着法国军人。对于越南人的冷嘲热讽，法国人用辱骂回敬，并高唱《马赛曲》。由于技术故障，人群没能听到胡志明的广播演讲，他们怀疑是法国人从中作梗，更加群情激奋。游行的人刚抵达大教堂，就听到了枪声。人群顿时乱作一团，暴民怀疑是法国人开的枪，于是见到法国人就打。华人和欧洲人的店铺遭到打砸抢，神甫遇害，一些女人被踢掉了牙。

法国人指责是挑事的越南人开的枪，导致了暴乱。两周后，他们做通了英国将军道格拉斯·格雷西（Douglas Gracey）的思想工作，说是时候把越南人从警察局和公职队伍里开除出去了，是时候重新武装法国人了。出于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同仇敌忾，英国人同意了。9月23日，西贡看似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法国人再度大权在握。几个礼拜、几个月乃至几年来忍受的屈辱和无助，让法国人的欢庆胜利演变为一场“武斗大会”：如今轮到越南人被法国暴徒处以私刑了。一位英国军官在报告中描述：“枪声大作，安南人在街上被人拖行，然后扔进监狱。”[87]

报复来得很快。第二天，越南人就闯进法国人家里，殴打住户。法国人在河岸边遭受严刑拷打。嫁给法国人的越南女人被捅伤致残。据史料记载，一名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孕妇还被人开膛破肚。西贡的战斗持续了大约两个月，英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同越南人展开激战。有些日本人后来倒戈，投靠了越南人。法国的外籍兵团里也是鱼龙混杂，不乏曾在北非和盟军打过仗的德国人，甚至还可能有党卫队军官。数以千计的越南人在监狱里受尽了酷刑，只经过五分钟的“审判”，就被处以重刑，甚至是死刑。

到了11月中旬，法国人又能在体育俱乐部里享用他们的开胃酒了，并确信生活将一切照旧。这种假象维持了一段时间，直至1949年南越独立、定都西贡时才宣告破灭；而在北越，随着1954年胡志明的共产党被承认为北越民主共和国的统治者，并且定都河内，这一幻想也化为了泡影。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狭长的东南亚国家更能印证莎翁的话了。麦克白对他夫人说过，冤冤相报，血债血偿。此言不虚，越南在历史上曾分为法属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三部分，后来呈现南、北越分庭抗礼的格局，最后才实现国家统一。

[1]Norman M. Naimark,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118.

[2]Tadeusz Borowski,This Way for the Gas,Ladies and Gentlemen(New York: Viking,1967).

[3]Gilbert,The Day The War Ended,38.

[4]Shephard,After Daybreak,113.

[5]这里的长刀（long knives），暗指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和慕尼黑对其政敌、冲锋队头子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展开清洗行动，此次事件中，有数百名冲锋队军官被处决。

[6]Ruth Andreas-Friedrich,Battleground Berlin: Diaries,1945–1948(New York: Paragon House,1990),99.

[7]Hans Graf von Lehndorff,Ostpreussisches Tagebuch[East Prussian Diary Records of a Physician from the Years1945–1947] (Munich: DTV,1967),67.

[8]出处同上,74.

[9]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72.

[10]Bessel,Germany1945,155.

[11]即诺门罕战役，又称诺门罕事件、哈拉哈河战役。

[12]岡田和裕，『満州安寧飯店』（东京：光人社，2002），页103。

[13]即今日的辽宁省丹东，旧时称安东。

[14]出处同上,128.

[15]Veronika Dankeschön，Dankeschön为德语里的“非常感谢”之意，这里是双关。

[16]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108.

[17]Anonymous,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A Diary (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5),86.

[18]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79.

[19]引自Buisson,1940–1945: Annéesérotiques,387.

[20]出处同上,251–52.

[21]Jan Gross,Fear: 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 Random House,2006),82.

[22]Anna Bikont,My z Jedawabnego[We from Jedwabne] (Warsaw：Prószy ski i S-ka,2004).Translated excerpt by Lukasz Sommer.

[23]哈利娜·温德·普雷斯顿（Halina Wind Preston）1977年7月26日所做的证词：www.yadvashem.org/yv/en/righteous/stories/related/preston_testimony.asp.

[24]Tony Judt,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1945(New York: Penguin Press,2005),38.

[25]Gross,Fear,40.

[26]Naimark,Fires of Hatred,122.

[27]Shephard,The Long Road Home,122.

[28]Christian von Krockow,Hour of the Women(New York: HarperCollins,1991),96.

[29]Christian von Krockow,Die Reise nach Pommern: Bericht aus einem verschwiegenen Land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1985),215.

[30]Herbert Hupka,ed.,Letzte Tage in Schlesien(Munich: Langen Müller,1985),138.

[31]拿破仑战争后，沙俄成为赢家，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in Vienna）的决议，进一步获得了原为普奥吞并的那部分波兰领土，并把立陶宛的一部分也并入波兰，此后的俄属波兰就称为Congress Poland，或译为议会波兰，实为俄属波兰。

[32]出处同上,81.

[33]Ernst Jünger,Jahre der Okkupation(Stuttgart: Ernst Klett,1958),213–14.

[34]Krockow,Hour of the Women,110.

[35]此人姓名的波兰拼音为Czesław Gęborski（切斯瓦夫·根博尔斯基），一般档案也是以波兰拼音记载。——编注

[36]MacDonogh,After the Reich,128.

[37]Margarete Schell,Ein Tagebuch aus Prag,1945–46(Bon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riebenen,1957),12.

[38]出处同上,48.

[39]出处同上,99.

[40]出处同上,41.

[41]MacDonogh,After the Reich,406.

[42]Dina Porat,The Fall of the Sparrow: The Life and Times of Abba Kovne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14.

[43]乌克兰港口城市，位于黑海旁边的克里米亚地区，2014年俄乌危机后，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

[44]出处同上,212.

[45]二战中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约为全球犹太人总数的1/3。

[46]基布兹指以色列集体农庄，为以色列常见的集体社区体制。

[47]出处同上,215.

[48]戴维·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首位总理。

[49]伊弗雷姆·卡齐尔（1916—2009），从政前是以色列著名物理生物学家，以色列国防军首席科学家。他的弟弟拉沙米也是享誉世界的化学家，后来死于1972年巴解组织策划的卢德机场大屠杀。

[50]Abba Kovner,My Little Sister and Selected Poems,1965–1985(Oberlin,Ohio: Oberlin College Press,1986).

[51]Judt,Postwar,33.

[52]Harold 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1939–1945(New York: Harper & Row,1967),576.

[53]Wilson,Europe Without Baedeker,147.

[54]数据转引自Roy P. Domenico,Italian Fascists on Trial,1943–1948(Chapel Hill,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149.

[55]Wilson,Europe Without Baedeker,157.

[56]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193.

[57]出处同上,501.

[58]Allan Scarfe and Wendy Scarfe,eds.,All That Grief: Migrant Recollections of GreekResistance to Fascism,1941–1949(Sydney,Australia: Hale and Iremonger,1994),95.

[59]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499.

[60]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Reconstructing the Family,Nation,and State inGreece,1943–1960(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27.

[61]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547.

[62]The Times(London),July13,1945.

[63]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515.

[64]Wilson,Europe Without Baedeker,197.

[65]Spector,In the Ruins of Empire,90.

[66]Cheah Boon Kheng,“Sino-Malay Conflicts in Malaya,1945–1946: Communist Vendetta and Islamic Resistance”,Journa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2(March1981),108–117.

[67]Gideon Francois Jacobs,Prelude to the Monsoon(Capetown,South Africa: Purnell & Sons,1965),124.

[68]Spector,In the Ruins of Empire,174.

[69]Benedict Anderson,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1944–1946(Jakarta: Equinox Publishing,2005).

[70]吉斯林（1887—1945）系挪威法西斯头目，协助纳粹占领挪威。

[71]L. de Jong,Het 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 in de tweede wereldoorlog,11c,Staatsuitgeverij,1986.

[72]Theodore Friend,Indonesian Destinie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27.

[73]东南亚人穿的布裙。

[74]Jan A. Krancher,ed.,The Defining Years of the Dutch East Indies,1942–1949: Survivors’Accounts of Japanese Invasion and Enslavement of Europeans and the Revolution ThatCreated Free Indonesia(Jefferson,NC: MacFarland,1996),193.

[75]Spector,In the Ruins of Empire,179.

[76]De Jong,Het 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582.

[77]Anderson,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166.

[78]Spector,In the Ruins of Empire,108.

[79]耶拉巴，一种带帽子的斗篷，常见于北非地区。

[80]克列孟梭（1841—1929），一战期间任法国总理，主持了巴黎和会。

[81]Jean-Louis Planche,Sétif1945: Histoire d’un massacre annoncé(Paris: Perrin,2006),139.

[82]Martin Evans,Algeria: France’s Undeclared Wa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83]Françoise Martin,Heures tragiques au Tonkin:9mars1945–18mars1946(Paris: Editions Berger-Levrault,1947),133.

[84]David G. Marr,Vietnam1945: The Quest for Powe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333.

[85]Martin,Heures tragiques au Tonkin,179.

[86]出处同上,129.

[87]Spector,In the Ruins of Empire,126.

[88]黑、红、金三色是德国国旗的颜色，也是传统的日耳曼民族图腾的颜色。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1945年5月，逾800万“战争流离人员”被困在德国，等待被遣返回国，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在欧洲其他地方，这样的人还有差不多300多万，他们中一些人思乡心切，有些则不想回家，去哪儿都成。其余的人则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比如流落乌克兰的波兰人、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藏身南斯拉夫的白俄人、逃难到哈萨克斯坦的犹太人等等。在亚洲，流离人员的数量同样庞大：650万日本人被困在亚太各地，其中一半是平民。100多万客居日本的朝鲜劳工依然寄人篱下。成千上万的澳洲、欧洲和美国战俘则散落在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东南亚等地，印尼人和其他亚洲人则被迫为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工程卖命。多达18万亚洲人参与修建了泰缅铁路，其中只有约一半人活了下来。

但凡是战争都会导致流离失所。2003年由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致使500万人背井离乡。二战所引发的人员流散规模空前巨大，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既出于冷酷的现实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驱动。比方说：奴隶工程、人口流动、“种族清洗”、国家边界变更、德国和日本两个“主宰者民族”外迁以寻求生存空间、内战爆发，以及整个民族被流放，不是死在屠刀下，就是在流放中忍受煎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欧洲，这些灾难背后的主要元凶是德国人，但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及其边疆地区所施行的政策往往和希特勒一样导致生灵涂炭。[1]

对我父亲而言，回家的想法并不复杂。1944年，盟军解放荷兰部分国土，并切断他老家和德国之间的联系后，他和家里人的通信就中断了。即便如此，他至少还有家可回。1945年夏天，他从马格德堡（Magdeburg）一座英国收容站出发，先后乘坐英军卡车，而后转火车，再换公共汽车，被送至荷德边境。边境小镇恩斯赫德（Enschede）的接收委员会对他和其他返乡的荷兰人进行了盘问，调查他们在德国做工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那些被怀疑自愿效劳的人不光失去了领取食品配给的权利，而且还面临着麻烦。从这种麻烦上，可以管窥未来几十年一直困扰荷兰人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像覆盖在民族伤口上的旧疮疤，一遍遍地被人揭开：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勇士，谁又是懦夫；谁卖国求荣，谁抗击外敌；谁是英雄，谁又是恶棍。（当然，实际上很少有非此即彼的那类人。）想要在欢迎声中回家，之前的路途可谓颇费周折。话说回来，盘问我父亲的人倒是彬彬有礼，他对此印象深刻：在习惯了当官的朝他大吼大叫后，他对这种礼貌已经有些不适应了。

到达家乡奈梅亨后，父亲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他离开柏林时，这个城市已经满目疮痍，可以说他见惯了破坏。但即便如此，走过奈梅亨古老的市中心时，他一定没有了方向感。原先许多气派的建筑都不见了，有些可追溯至中世纪。1944年，美国人的一场空袭搞错了目标，结果这些古迹遭了殃。父亲多年来一直渴望回家，但突然间他却心生怯意，以至于离家不远了，他却难以迈开步子。个中原因他已记不太清了，也许是因为无法确定双亲是否还健在，或者老房子还在不在。抑或者，他也许担心魂牵梦萦的团聚会让人尴尬；他不在的时候，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最后他还是回了家。全家人都安然无恙，团聚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也很快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并重新融入社会。父亲是幸运的。

反观其他人，流离失所的状态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而且回家也只会收获失望，甚至还有更糟的下场。曾经遭遇的极端经历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道理解上的鸿沟。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有故事的人。一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活下来的人，怎么可能让家乡人理解他或她曾经历过的事呢，更何况这些人甚至连灭绝营都没听说过？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在1992年的小说《命运无常》（Fateless）一书中就谈到了这种理解鸿沟。[2]作者本人是归化了的布达佩斯犹太人，曾被囚禁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遣送时年仅14岁，所以是在集中营里长大成人的。作家在小说里塑造了哲尔吉（György）这个有他自己影子的人物。哲尔吉回到布达佩斯，身上还穿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配发的破破烂烂的条纹囚服，他脸庞消瘦，满是斑痕，像个老头。老家的房子里住着一群陌生人，他们充满敌意，形迹可疑，见到哲尔吉后便狠狠关上了门。对于集中营的生还者，特别是犹太人而言，这种经历并不鲜见。因为人们不指望犹太人还会回来，如果真回来了，只会对他们冷眼相待。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同设法滞留在布达佩斯的昔日犹太邻居重逢只会让哲尔吉更加痛苦。他们告诉他：“国内日子也不好过。”得知他曾被关在哪里后，邻居给了哲尔吉一条善意的忠告：他应该“忘了恐怖的经历”，一心只想未来。这样的话哲尔吉之前也听到过。他在电车上遇到一位热心人，一名“民主派”记者，后者告诉他：最重要的是“纳粹的地狱火坑”总算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

哲尔吉没法让人们明白他并未去过什么地狱，他的经历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成分，他待的地方是集中营。他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只想着未来呢，难道过去只是做了个噩梦？或看了部恐怖电影？集中营的生活既非出于自愿，也谈不上舒适，但这终究是生活，是他的生活。你无法忽视这一延续性。问题在于，没有经历过相似情景的人，难以想象当时的情况，他们也不愿去想象，于是就遁入了抽象的话语，一会儿“地狱”，一会儿“恐怖”，而这些东西应该尽快被抛之脑后。

凯尔泰斯在小说结尾描写的那些人物——记者、哲尔吉的邻居施泰纳先生、弗莱施曼夫妇——都对哲尔吉抱有善意。但战时留在国内的人，后来在面对集中营幸存者或其余归国人员，譬如战俘或第三帝国客籍工人时，并非都表现得如此友好和温情。吃苦受难本来是件很个人化的事，但我们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悲惨经历得到别人的承认。如果别人也吃过苦，而且吃的苦明显多过我们，就有可能惹人恼火，也许还能勾起罪恶感，因此才有了“国内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话。

犹太幸存者重返故乡，不管是回到波兰等经历血雨腥风的中欧国家，还是回到荷兰这样的西欧国家，他们有时遇到了冷若冰霜的对待。这种情况同一种模糊的、未完全泯灭的良心负罪感有一定关联，此外也源于反犹主义偏见。在经过了若干年德国占领军宣传大棒的教化后，这种偏见其实更可能是不减反增了。

这一点不止在通敌者和纳粹同情者身上得到了印证。1944年，荷兰南部光复后，一个名叫内蒂·罗森菲尔德（Netty Rosenfeld）的女青年终于可以告别躲躲藏藏的日子了。她来到一家荷兰抵抗运动管理的广播电台求职，却被告知罗森菲尔德这个姓氏不适合干广播这行。毕竟，她要理解，已经有足够多的犹太人为“重生荷兰”广播公司（Radio Herrijzend Nederland）工作了，这家电台甚至被起了个绰号，叫“重生耶路撒冷”。犹太人经历的遭遇固然不幸，但他们肯定吸取了一个教训：就是别想再排到队伍的最前面，期待还能主宰社会——这可是好言相劝。

1945年9月，一个名叫齐格弗里德·古德斯密特（Siegfried Goudsmit）的人在《准备报》（Paraat）这份荷兰抵抗运动创办的左翼报纸上讲述了下面这则故事：

一个公交车站。乘客们正在等候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公交车。人群中有两个犹太人。其中一个坐在凳子上……某位非犹太“女士”对此不能接受，她告诉犹太人他应该站着。“其他人才有权坐这个位子”。您说得对，太太，要是我身体健康的话一定站着，但我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后，十分虚弱，最近刚出院。您也看得出来，我身子骨依然很弱。“他们真该把你留在集中营，你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够多的了……”[3]

纳粹集中营的其他生还者被告知，不是只有他们才吃过苦；荷兰人也在挨饿，或丢了自行车[4]，或如何如何不幸云云。犹太人被奉劝不要老是提要求，也不要太得理不饶人。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

曾经隶属于抵抗运动的报纸《爱国者》（De Patriot）发表过一封讨论战后荷兰反犹主义问题的读者来信。这封信刊登于1945年7月2日：

毫无疑问，犹太人正是由于遭受过德国迫害，博得了荷兰人民的巨大同情。现在犹太人有必要见好就收，别太过分；他们应该时时刻刻牢记感恩的义务，而表达这种感激之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尽他们所能，为那些代犹太人受苦受难的荷兰人提供补偿。犹太人应该感谢上苍，他们从集中营里活着走了出来。这份（来自荷兰人的）同情也可能被人弃如敝屣……他们（犹太人）真的不是唯一吃过苦的人……[5]

如此看来，多数犹太幸存者选择保持缄默就不足为奇了。对于1940年大约15万荷兰犹太人中有3/4未能活下来，他们保持缄默；对于只有区区5,000人从集中营返回家乡，他们保持缄默；对于荷兰官僚、警察和法官积极协助纳粹刽子手屠犹，他们保持缄默；对于犹太人被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往外遣送时荷兰人的噤若寒蝉，他们一样保持缄默。

战后最初几年里，荷兰一口气兴建了大批战争纪念碑，有为抵抗运动战士立的，有为阵亡军人立的，有为民族苦难立的，也有为英雄烈士立的。第一块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立于1950年，位于阿姆斯特丹，靠近昔日犹太市场、17世纪葡萄牙犹太教堂和犹太人住宅区的交界处。这些宅子的主人曾经被人拖出家门，房子自此空置，里面的东西继而被瓜分，什么也没剩下。纪念碑由白色石料雕琢而成，顶端有一颗大卫星，表面刻着五幅浮雕，分别描绘爱、抵抗、坚韧，以及荷兰人的悲恸这几个主题。这座纪念碑名叫“犹太感恩纪念碑”。

事实上，犹太生还者的存在让人尴尬。因为在战后废墟上匆匆构建起来的英雄事迹根本和他们无关。不管在荷兰、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人们都想忘记一些不太光彩和叫人难过的往事。经历了战时国土沦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别人大难临头时，选择低下头，当做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靠这种明哲保身之举，竭尽所能地在国耻中委曲求全，完了却跳出来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还在读小学，从小到大，老师自豪地给我们讲荷兰人民抵抗外敌的故事——大多是些小题大做的段子，比如德国兵跟人问路时，故意给他们指错方向，等等。

我年幼时最喜欢的儿童作家是诺雷尔（K. Norel），他的书讲的都是抵抗运动小战士的英勇行为，标题个个起得慷慨激昂，譬如《赶走暴政》（Driving Out the Tyranny）、《待命，儿童团》（Stand By,Boys）、《抵抗和胜利》（Resistance and Victory）。然而，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英雄名单里都没有犹太人的位置。陈旧的偏见并未消逝。这里有一段文字，摘自诺雷尔的《赶走暴政》：“犹太人也许不是英雄，但他们真的很精明。只有在纳粹开始搜刮犹太人的财富和资产时，他们方才觉醒并发动报复。他们精到骨子里了，所以才没让敌人卷走上百万的钱财。”

* * * * *

在法国，经过一段时期的狂野报复后，戴高乐政府决意弥合法国社会的深刻裂痕，做法是营造一种多数公民都曾英勇抗击德国人的假象。然而，尽管这一功利性的自我麻醉也许有其必要性，但回乡的战俘却同犹太人一样，与其基调格格不入。这些邋里邋遢的男人，穿着磨破了的老式军装。作为1940年耻辱战败的责任人，法国自然不会轰轰烈烈庆祝他们回国。在“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中（这是巴黎解放后第二天戴高乐的原话），没有这些人的位置。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还能领到食品配给券，拿到一些现金，让医生给他们做一次体检，最后还能光临几个放《马赛曲》的酒吧（前提是他们人数够多，值得奏乐欢迎）。

维希政府曾把战俘描绘为一群勇士，他们忍受牢狱之灾，为的是保全法国的荣耀，这些宣传在战后给回乡的战俘帮了倒忙。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罗杰·伊科尔（Roger Ikor）于1940年5月被俘，虽然他有犹太血统，但还是和其他法国战俘一样被关押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大牢里。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被人噤声，无法抗议，成了贝当和他党羽最好的支持者。他把我们比作法兰西最纯净的血液，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出于恰恰相反的理由，戴高乐主义者鄙视我们。200万战俘，200万沾上贝当主义污点的战俘，让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佬和他们对法兰西的看法蒙羞了。我们没像他们那样顽强抵抗，而是甘愿束手就擒了吧？所以我们必须得是懦夫，流的不是最纯净的而是最肮脏的血。”[6]

于是，战俘回国后，人们对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冷脸，嘴上虽然不说，但举止悄无声息地透射出蔑视。战俘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也就是被人俯视。在遣返中心，接待他们的都是穿制服的官员，态度蛮横，而且常常是女人。她们的官衔有时高过这些在铁丝网后度过战争的男人，而且并不羞于拿官阶压人。

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曾参加抵抗运动，她在《战争》（The War）这部回忆录里描写了这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做派：

不断有人抵达。一卡车接着一卡车……战俘被分成五十人一组，扔在遣返中心……这些可怜的小伙子看着大厅，脸上都挂着笑容。他们周围站着遣返中心的军官。“来，小伙子们，排好队！”他们于是排好队，依旧面带笑容……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火车东站，有个女人对着外籍兵团一名士兵一通臭骂，然后指了指她的肩章：“不知道要敬礼么，小子？你没看到我是上尉？”[7]

杜拉斯本人很左，而且对她描述的这些爱摆官架子的官员甚为鄙夷。拿她的情人和左派抵抗运动同志迪奥尼·马斯科洛（Dionys Mascolo）的话来讲（马斯科洛在回忆录里简称“D”）：这些人是反动派，他们“反对任何不直接归属戴高乐派的抵抗运动，他们会占领法国，他们自以为代表了有思想的法国、有权威的法国”。[8]他们口中“永恒法兰西”的英勇事迹一定是对自己的讴歌。

杜拉斯的回忆录里还有一段让人为之心碎的文字。她的丈夫罗贝尔·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也是左翼抵抗运动战士，他被德国人逮捕后送往布痕瓦尔德。尽管在战时已经和“D”好上了，但杜拉斯依旧渴望见到丈夫活着回来。这也是她为什么来来回回往返于遣返中心和火车东站之间的原因。她迫切想要得到他还活着的消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日后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巧遇了安泰尔姆，后者已经无力说话，更别说走路了。但是，日思夜想的团圆最后还是在巴黎上演了：

博尚（Beauchamp）和“D”用肩膀架着他。他们在一层楼停了下来，他抬头往上看。

后来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但他肯定是在看我，然后绽放出笑容。我尖叫着说，不，我不想看到你这样。我又开始狂奔，这次沿着台阶飞驰而上。我记得自己在撕心裂肺地尖叫。我的尖叫引发了战争，六年了，我从未哭过一次鼻子。我躲进了某个邻居家里。他们逼我喝下一些朗姆酒，往我嘴里灌酒，对着尖叫的嗓门灌酒。

接着，过了一小会儿，她又见到了他，安泰尔姆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正是这个微笑，才让我认出了他，但我们之间隔着好长一段距离，就好像我是在隧道的另一头与他相见。这是一丝带着尴尬的笑。他在为自己以这种颓废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表示歉意。然后，笑容渐渐隐去，他再度成为一个陌生人。[9]

我父亲没去过布痕瓦尔德，他老婆也不是某个投身荷兰抵抗运动、找了情人并很快同他离婚的女人。他的回家之路远没有安泰尔姆那样富有戏剧性。但在杜拉斯回忆录的这段文字之中，有些地方也暗示着我父亲害怕回家的原因——担心自己变成陌生人。

* * * * *

如果说法国战俘的回乡之路已经够艰辛了的话，那么对德国和日本战俘就更是如此。他们肩上不仅承担着吃败仗的负担——这已经够沉重的了——还要面对来自同胞的鄙夷，甚至是仇视。在国人眼里，他们要为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负责，他们还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曾几何时，这群不可一世的战士骑在整个民族头上作威作福，但最后却输得一败涂地，灰溜溜地回来了。这种说法当然有失公允。也有人，包括几百万女性，曾经夹道欢送他们奔赴战场，手里挥舞旗帜，嘴上唱着爱国主义歌曲，还庆祝他们打了胜仗——有些是真打赢了，有些则是政府的虚假宣传。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官方歇斯底里的蛊惑导致全民血脉偾张，对于其后果，普通士兵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比那些曾高声祝愿他武运长久的普通百姓要多。起码在德国，什么样的罪名都可以往纳粹头上扣。日本人没有纳粹党，所以就把他们的军事灾难归咎于“军国主义者”，或者往大了说，归咎于任何同军队有关联的人。这同样也是战后美国宣传机器所传播的观点，日本媒体对此也是亦步亦趋。

正如日本散文家坂口安吾所写的那样，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今天已经摇身一变成了黑市上的混混了”。[10]人们把这种云泥之别的落差，把这一挣脱国家妄想的全民觉醒，完全归咎于那些被派去为天皇玉碎、最后却不幸苟且偷生的人。战后没多久，日本曾流行过这样一个词，“特攻崩れ”（Tokkotai kuzure），即“堕落的神风队员”，用来形容那些曾经满怀病态理想主义、后来却堕落到整天嫖妓买醉的年轻男子。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人们就已经对日军的耀武扬威颇有微词，虽然公开抱怨要冒极高的风险。战时军人滥用暴力，到了和平时期又从事犯罪勾当。当人们见识了其转变之快后，帝国军人的高大形象就变得更为不堪了。战争末期，军队仓库依旧塞满了商品，要什么有什么，除了武器外，还有毛毯和衣服，这些对穷困潦倒的国民而言都是必需品。经过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平民亲信——多为战时劣迹斑斑的帮派成员——大规模且有组织的掠夺后，仓库空空如也。渐渐地，这些商品流进了黑市，售价之高，使多数人无力消受。

让几百万接受训练、成为国家杀戮机器的年轻人重新做回老百姓，从来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吃了败仗的耻辱感让这一转型更难实现。1946年夏天，一档电台节目开播，其在提供失踪人员信息之余，还推出了一个特别板块，目标听众是彷徨无措的老兵，每周播放两次，栏目名字叫“我是谁？”。此举显得再合适不过了。[11]

垂头丧气的士兵因为军事失利已经毫无血性。返乡后，看到家园破败，或者婚姻告急，他们面临更为沉重的打击。描写战后初期的德日两国的电影和书籍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即返乡士兵和妻子之间的鸿沟。妻子因为寂寞难耐，或只是为了糊口活命而与人偷情。这一主题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从特洛伊征战归来后，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或是他妻子的情人杀死在自己家里，也有说法是两个人协力谋害了他，这取决于读者读到的是哪个版本的故事。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拍摄于1979年的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Die Ehe der Maria Braun）是将这一主题刻画得最入木三分的德国电影之一：玛丽娅的丈夫刚从惨烈的东线战场退下来，发现自己的老婆几乎赤身裸体躺在一个黑人美国兵的怀里。这一故事中，最后命丧黄泉的是奸夫。日本也拍过一部类似的影片：由小津安二郎执导的《风中的母鸡》（『風の中の牝雞』，1948），虽然知名度较前者要低不少。跟小津一贯平如止水的风格不同，影片最后高潮迭起，丈夫因为妻子在他离家期间和其他男人上床，醋意大发，愤而将她推下楼梯。妻子受了伤，一瘸一拐却仍央求他的原谅。最后，随着两人的泪水纵情流淌，影片在皆大欢喜中结束。

在跌宕起伏的大结局到来之前，影片的故事情节很能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片中的妻子时子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努力用她做针线活赚来的微薄收入维持自己和年幼儿子的生计。儿子后来身患重病，时子无力支付医药费，于是只好在一天夜晚下决心向一个陌生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当丈夫修一最终从战场上归来后，时子向丈夫坦白自己曾卖淫失身。修一对妻子的不忠怒不可遏，狂性大发。但忠不忠其实不是重点：真正激起战败士兵怒火的是他为了重获自尊所作的挣扎。影片高度现实主义，尽管在真实的生活中，婚姻也许不会因为催人泪下的和解而得到挽救。

报纸收到的读者来信显示出士兵返乡的问题十分严重。1945年12月16日的《朝日新闻》曾刊登过知名的小说家志贺直哉的一封信。信中，他提出政府有义务改造昔日的神风队员。年轻人曾被教唆要为国家荣誉舍生取义，这叫他们在1945年后人吃人、冷漠的世界里有何资本重建生活呢？唯一能防止他们坠入绝望、被人唤作堕落者的办法就是国家要启动一项特殊教育计划。在给志贺直哉的回信中，一位作者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日本社会本身也亟须再教育。某封信的作者本人就是受训进行自杀式袭击的神风队员，他表示特攻队在战时的训练和精神正是战后日本堕落文化中所需要的元素。

《朝日新闻》收到的所有来信中，有一封言辞最为激烈，作者同样也是退伍军人。这封信刊登于12月13日：

同袍们！我们现在自由了。我们从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的军旅生涯中解脱出来，从血淋淋的战场上活着回来了。但在国内，等待我们的却是老百姓犀利的眼神，他们怀着对好战派的满腔怒火。我们的家园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血腥的战斗是结束了，但是生活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12]

事实上，他写道，年轻时的一些幻想已经被军旅生涯扼杀了。自私自利、欺软怕硬的军官们平日里总是惺惺作态，表现出一副效忠国家、或忠于其他浮夸理想的姿态，后来被证明完全就是矫揉造作，毫无真情。普通一兵被当成一台机器。事到如今，他写道：“老兵已经成了坏人的同义词……”

“人们到底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老兵的？”同一天的报纸上，另一位作者这样问道。“人们认为当兵的和好战分子是一回事。当然，好战派应当为我们战败承担责任。但是普通士兵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个为自己国家而战的爱国者。你们真的以为我们放弃自己的大好青春，在陆地战场或太平洋上厮杀，为的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么？我真心希望人们能对我们老兵多一些温情。”[13]

类似的情绪一定能得到越战美国老兵的共鸣。但即使是打赢了一场几乎全世界人都认为师出有名的战争，胜利者回国后过回老百姓的生活时也会遇到问题。小名“比尔”的威廉·莫尔丁（William “Bill” Mauldin）是美军里最有声誉的漫画家。他在《星条旗报》里用调侃的笔法塑造了威利和乔这两个努力适应欧洲战场军旅生涯的美国大兵。他的作品让他成为了美国大兵——亦称“大头兵”（dogfaces）——心目中的英雄。威利和乔说话风格及思维方式跟一般士兵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想法常常都不讨长官喜欢，这一点使莫尔丁招来了巴顿将军的抨击，后者还威胁要让这“兔崽子蹲班房”。1945年6月，威利的形象出现在《时代》（Time）杂志的封面上，他的模样看起来很疲惫，胡子拉碴，蓬头垢面，邋遢得很，左侧嘴角叼着根香烟，这跟勇士的威猛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发表于1947年的作品《回家》（Back Home）中，莫尔丁图文并茂，描绘了威利和乔的返乡之路。从莫尔丁的画来看，两人面临的麻烦，以及他们展现出的态度，很接近日本报纸编辑收到的老兵来信中流露出的情绪，只是立场更为温和。比如拿反感上级这点来看：威利和乔两人穿着宽松的平民服装，站在酒店前台前，等待登记入住。身旁，一个穿着条纹裤子、头戴帽子、上衣缝有肩章和金黄色纽扣的搬运工正提着他俩的行李。这人脸色阴沉。乔搭话道：“是威尔逊少校啊，哦哟，你又穿上制服啦。”

比起日本兵对他们长官的仇恨，威利和乔的坏脾气还没有那么烈。要知道，日军长官曾派手下几万人执行自杀式任务，在新几内亚或菲律宾遭遇敌军火力、食物短缺之际，还杀掉下属，靠吃他们的肉果腹。但莫尔丁要表达的主旨，即一个不合格的士兵最多也就让自己倒霉，而若“将帅无能”，则会“累死三军”，说的同样是这个道理。[14]

要跨越军旅生涯和凡人生活之间的鸿沟，不管是对战斗英雄，还是对没立过什么重大战功的人来讲，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前者的适应过程甚至可能更为艰难。对于军嫂和女朋友来讲，返乡的军人并不总是英雄气概十足。一幅漫画里，威利就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西装，格外别扭地抱着自己战时出生、从未见过的孩子。他那戴着考究的帽子和手套的太太如此评价：“我本来希望你能穿上军装，这样我就能以你为荣。”莫尔丁介绍道：“威利太太认识威利时还在读大学，那时处于战争初期，战事还较为顺利，和班上的女同学一样，她崇拜穿漂亮军装的男人。她一直对威利有些失望，因为他没有当上手握马鞭、穿粉红色马裤的军官”，甚至连勋章都没得过。因此，莫尔丁接着说：“她不仅被剥夺了佩戴他的勋章、昂首阔步的乐趣，而且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从未见过他穿便装的姿态，而且他看着真有些皮肉松弛，其貌不扬。”[15]

因此，一些老兵在理想幻灭后，由于无法适应平头百姓的生活，或者受战争创伤太深，从而出手伤人，就不足为奇了。所有战争过后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媒体对这些案件给予了过高的关注。一则漫画里，威利的太太在读报，标题写着“老兵脚踹婶婶”，她身旁的威利满脸沮丧，坐在扶手椅里，喝着一杯威士忌。漫画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第17版上有条凶杀案的短讯，凶手用斧子连杀3人，没有老兵牵涉此案。”[16]莫尔丁一语道破了悲哀的事实，诸如此类耸人听闻的标题“为战后每个国家都存在的流言蜚语火上浇油——返乡军人所受的训练就是杀戮和斗殴，他们将是社会潜在的威胁”。

跟德日两国老兵相比，返乡美国兵造成的问题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近似，但可能没那么严重。他们毕竟是战斗英雄，回到了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沐浴在胜利的光环之下，而且不久之后还将获益于伟大的美国兵法案，由政府出资，接受教育。但即便在美国，身着戎装的男人常常和英雄事迹对不上号。不过，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这种区别造成的影响比任何惨绝人寰的战争过后的苦日子都要长久得多。一方面，德国人和日本人对英雄理想丧失了兴趣。他们再也不想和战争扯上关系。另一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却一直未能摆脱对以前峥嵘岁月的怀念，这就导致了一种很要命的倾向，诱使他们未经深思熟虑便贸然发动军事冒险，如此一来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就能重温一回当英雄的旧梦了。

* * * * *

那么，那些不愿回家的人后来下场如何呢？

克恩滕州（Carinthia）是奥地利的农业区，那里的德拉瓦河谷（Drau Valley）因壮观的阿尔卑斯山风光闻名于世，山涧湖水冰凉澄澈，牧场绿草茵茵，松林覆盖，鲜花烂漫。这番美景，对于从南斯拉夫逃难至此的斯洛文尼亚难民而言，就像来到了人间仙境。他们之前藏身于深山中，躲在一条劳工为德军所挖的隧道里，里面伸手不见五指，被水浸泡。此刻，他们终于走出隧道，重见天日。后来，也有别的人顶着严寒，走过崎岖艰险的山路，来到这里。其中一个人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说道：“在这片风光旖旎的大地，在这方奇妙多姿的世界，四周各个角落似乎都闪着生命的光芒，发出生命的回响。”[17]

1945年的春天很美。然而，如果走近了看，除了能见到星罗棋布点缀其间、美不胜收的村落和乡村教堂外，还能在这片神赐之地上看到一些奇怪且不太和谐的迹象。德拉瓦河谷遍布着难民营和棚户区，这些临时搭建的房子里住着上万人，有退役军人、妇孺，还有他们的马匹、牛车，甚至还有骆驼。村子里能看见哥萨克人，他们戴着高高的羊皮帽子，神气活现；除了斯洛文尼亚农民外，还有塞族的切特尼克党人，部分是保皇党，部分是法西斯，有些则兼具双重身份。此外，这里还有克罗地亚法西斯，他们曾隶属于令人谈之色变的“乌斯塔沙”；剩下的人里有乌克兰人、俄国人和诸多欧洲国家的战俘。甚至有些纳粹杀人狂也藏身在山间棚舍中，比如在同党口中叫做“格洛博斯”（Globus）的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čnik）。他是斯洛文尼亚籍德国人，曾下令在波兰建造了几座灭绝营，除此之外还犯下过其他罪行。这群难民大多是为了躲避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或是苏联红军，才逃到这里，他们身心俱疲。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把这群人和“一千五百年前的东歌特人大迁移”相提并论。[18]奈杰尔·尼科尔森（Nigel Nicolson）时任英军情报官，日后成为著名的伦敦出版商，用他的话来讲，克恩滕是“欧洲的污水池”。[19]

克恩滕被英军所攻占。从某种方面来讲，说克恩滕是民族迁移的痛苦渊薮，实在是恰如其分，因为该地区所见证的政治变迁很能够代表以族群划界的民族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曾在欧洲造成生灵涂炭和文化浩劫。克恩滕南部的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斯洛文尼亚族。战时，管辖该地的区长（Gauleiter，即纳粹政权的地区总督）是克恩滕人弗里德里希·莱纳（Friedrich Rainer），母语是德语的他试图在南部地区推行“日耳曼化”，手段要么是逼迫人们讲德语，要么一不做二不休，直接驱逐斯洛文尼亚人，让有日耳曼血统的人取而代之。战争末期，铁托的游击队曾入侵该地，并宣布克恩滕归南斯拉夫所有，但后来被英军打了回去。

但这仅仅只是“欧洲污水池”问题的冰山一角。那里人满为患，既有平民，也有要么不想回国、要么已无家可归的军人。奈杰尔·尼科尔森写道：

似乎有源源不断的各民族的人来向我们求助，希望我们能提供保护。德国人担心铁托加害他们，哥萨克人害怕保加利亚人，切特尼克党人畏惧克族人，白俄人又忌惮俄国赤匪，奥地利人担心斯洛文尼亚人来寻仇，而匈牙利人则人人都怕，反之，其他人也怕他们……（克恩滕）不仅是纳粹战犯最后的藏身之地，也是躲避俄国人和铁托追杀的一些民族的栖身之所，他们相对来讲与世无争，却没人愿意收留他们，而且不论去哪儿，都会遭人迫害。[20]

很多时候，迫害还算是轻的。那些和铁托的共产党较量过的斯洛文尼亚人、克族人、塞族人，有时是帮着德国人一块打铁托，有时是孤军奋战。他们知道，自己如果落到南斯拉夫的死对头手里，等待他们的将是酷刑和死亡。1917年后爆发的俄国内战中，不少哥萨克人和共产党打过仗，之后的岁月里，他们当起了服务生，开起了出租车，有些还成了作家，靠向散落在欧洲各国首都、没什么名气的流亡人士杂志卖文为生。哥萨克人知道，如果回到苏联，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被处决，要么是在古拉格里慢慢死亡。同样担心的还有乌克兰人，他们愚蠢地——但不是毫无理由地——拉希特勒做靠山，希望借此摆脱斯大林。这些想想就让人胆寒的揣测后来都成了现实。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本以为欧洲最侠肝义胆、最光明磊落、最慷慨大方的英国人，居然会逼他们走上绝路。

奥地利小镇布莱堡（Bleiburg）位于克恩滕州南部，靠近南斯拉夫边界。驻扎此地的英军爱尔兰38旅的指挥官斯科特（T. P.Scott）准将于5月14日收到一份报告，称有20万克罗地亚军人和50万平民正在靠近英国人的防线。斯科特前去会见了他们的代表。虽然他富有同情心这点人尽皆知，但斯科特还是硬着心肠告诉克罗地亚人，他们恐怕不太可能获准进入奥地利境内，因为已经没地方了。他们只能饿肚子了。好吧，一些克罗地亚人回答，饿就饿吧。其余的人则想知道能不能去非洲，或者美国。不行，这同样也行不通。既然这样，那他们“宁愿死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会向布尔什维克投降”。[21]

英国人费了不少口舌，最终，克罗地亚人被说服了，他们又渴又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同意向铁托主义者投降（英国人管他们叫“铁头帮”）。克罗地亚人得到承诺，男人会被当作战俘好好对待，而女人则会被送回克罗地亚的老家。斯科特旅长大可放心。

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活下来的克罗地亚人寥寥无几，他们的回忆充满了恨意，也许带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从中我们还是能窥见他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根据部分生还者的口述，5月15日和16日两天，有2,000名士兵和军官在南斯拉夫境内被枪毙，尸体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壕沟。5月17日，一场沿着德拉瓦河、目的地为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Maribor）的“死亡行军”开始了。据一种说法来看：“几万名克罗地亚人被分为几列，他们手上绑着绳索……然后，在又渴又饿、虚弱无力、缺胳膊少腿、痛苦不堪的情况下，被逼着和骑着马或坐着马车的‘解放者’一齐长途奔袭。受不了这种奔跑‘行军’的人不是被捅死、打死，就是被枪毙，尸体被留在路边，或被扔进土坑。”[22]另有资料估计“约12,000名克罗地亚人”葬身壕沟。“由于血水渐渐渗出地面，肿胀的死尸使地表上浮，游击队在地上浇了某种碱性溶液，再盖上一层土，最后开着坦克把地面轧平。”[23]

就算这些故事因为愤怒而失真，无可置疑的是铁托的游击队的确杀害了一大批人，受害者不仅有死在“死亡行军”过程中的克族人，也有塞族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们被人用机枪处决在科切夫耶（Kocevje）茂密而美丽的森林里，那里至今还有野猪、猞猁和马鹿出没。他们之所以会作为共产党的俘虏出现在当地，是因为英国人把他们送上了开往南斯拉夫的火车，但骗说目的地是意大利。如果说出真正的目的地，会造成极大的恐慌，英军可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防止其发生。

英国人把俄国人和其他共产党的反对派交给他们的死对头，必要时靠的是花言巧语、虚与委蛇，有时则是强制执行。对这种政策，英国人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不外乎是这些克族人、塞族人、斯洛文尼亚人、白俄人和乌克兰人反正都是叛国者，他们曾经和德国人并肩作战。简言之，他们不仅是苏联的敌人，也是英国的敌人。但妇女和孩子很难被归为敌方战斗人员，况且，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的确，诺曼底登陆后，盟军在法国境内俘虏的德军士兵中有1/10其实是穿德国军装的俄国人。这些俄国人大多一句德语都讲不来，他们很乐意向英军投降，甚至如释重负。他们从来就对希特勒的计划不抱任何热情。其中不少人过去是东线战场上被俘虏的战俘。1943年，那些在德国蓄意饿死苏联囚犯政策下侥幸生还的俄国人面临着一个残酷的抉择：当时德军兵员严重不足，他们要么就加入德军特别成立的外籍兵团，要么就坐等饿死。

哥萨克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们的高级军官都是参加过俄国内战的老兵，如今已经年逾花甲。他们将纳粹入侵苏联看成是夺回哥萨克人传统领地的最后机会，回到故土，他们就能像祖辈那样生活，延续类似18世纪时的武士等级制。德国人承诺，如果他们愿意和德国人并肩作战，就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一夙愿。哥萨克人同意了，他们作战异常骁勇，佩戴着镶嵌珠宝的祖传短剑和弯刀。要恢复一种恐怕早已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方式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追求，但是并不明智，而且过程常常十分血腥。哥萨克人在苏联打仗，后来被迫撤退至南斯拉夫，身后还跟着数以千计的难民。这些人再也无法忍受在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战争末期，德国人效仿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做法，把侵占的领土分给同他们合作的政权，算是最后时刻买通对方接着打下去的筹码。哥萨克人被告知可以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建立“哥萨克国”。可等英国人一到，哥萨克人便宣称英国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苏共才是，并决定放弃建立哥萨克国，穿越国境，进入克恩滕世外桃源般的山谷中。

据传说，克罗地亚法西斯在不苟言笑的首领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ć）的带领下，所作所为甚是骇人，就连德国人闻后都不寒而栗。意大利记者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的文笔常常充满了生动的想象力，他写到自己曾采访过帕维里奇。采访间隙，他看到这个独裁者的写字台上有一只柳条篮，里面装满了又小又圆、滑腻腻的东西，看样子像是鲜嫩多汁的牡蛎，或者生蚝一类的东西。马拉巴特就问帕维里奇，这些是不是大名鼎鼎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n）牡蛎，帕维里奇淡淡一笑，说这些重达四磅的小圆球其实是游击队员的眼睛，是忠诚的乌斯塔沙部下送给他的礼物。

乌斯塔沙跟铁托的游击队、斯洛文尼亚的“家园卫队”（Home Guard）和塞族切特尼克部队一样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然而，我们很难一分为二地将他们之间的混战清楚界定为盟军对阵德军，民主派对阵法西斯，甚至是共产党对阵反共分子的战争。这些派别被卷入同时发生的几场内战之中，围绕着不同的族群、政治和宗教路线展开厮杀：克罗地亚天主教徒、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波斯尼亚穆斯林、塞尔维亚保皇党、共产党游击队、斯洛文尼亚“家园卫队”、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所有阵营都在互相打来打去。无论是什么主义，意识形态之争只解释了一部分原因。只要能满足各自的国内目标，所有派别都会与外来势力结盟，纵使是德国入侵者也不例外。昔日的切特尼克和游击队都在某一特定时期对抗过德国人，算是盟友。当他们同时站在面前时，叫一个英国兵如何区分谁是敌，谁是友呢？

到了最后，判断敌友同样只能借助武力了。英国的地中海事务全权大使哈罗德·麦克米伦这样写道：“到了1943年12月，对时局看得最清楚的英国人明白，南斯拉夫最终会是游击队的天下，王权没有任何出路，而且再也无法起到团结各民族的作用了。与此同时，该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军事价值；因为铁托的部队在得到充分援助后，有能力拖住好几个师的德军，这对意大利的战事，乃至今后开辟法国战场十分有利。”[24]切特尼克保皇党很不幸，他们在内战中属于必然会输的一方。

如果说1945年西方人还把铁托看成是重要盟友的话，那么斯大林也一样。那时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还亲昵地管他叫“乔叔叔”[25]。因此，1944年9月，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在莫斯科会晤苏联外交部长时，居然承诺会遣返所有苏联公民，“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26]这么做，不光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必要同战时盟友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因为英国不想贸然行事，危及苏占区几千名英国战俘的命运。

英国政府的其他成员，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对这项绥靖政策都有着良心上的顾虑，因为他们很清楚其后果如何。经济作战大臣塞尔伯恩伯爵（Lord Selbourne）在给丘吉尔的信里写道：把这些俄国难民送回俄国，“意味着他们只有死路一条”。然而，艾登却写信给首相，告诉他“我们不能太感情用事了”。毕竟，他说，这些人被俘的时候，“是在德军阵中服役，他们在法国的所作所为常常叫人恶心”。他又列举了一些原因，进一步切中问题要害：“我们当然不希望永远被这些人拖累。”[27]就这样，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所有苏联人都会被遣返归国这点得到了正式确定。

许多俄国人是被逼无奈才穿上德军军装的；而在德国从事苦力、地位卑贱的苏联妇孺也从未穿过这身皮；另外，大部分哥萨克人从来就不是苏联公民，因此也不存在遣返他们的法律依据。然而，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却未能左右艾登和苏联领导层。对于后者，遣返这批人牵涉到要歌颂的英雄事迹，尽管这同法国和荷兰的情况不太一样。想想看，曾经有如此之多的俄国人和其他苏联公民跟苏联作对，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其余的人选择在德国干活，仅仅是为了能苟且偷生，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在官方正史里，所有生活在苏维埃工人乐园里的公民都抗击过法西斯敌人。投降是一种罪行，那些落入德国人之手的苏联人只能是叛徒，并被当成叛徒处置。

还有另一种复杂的后果。铁托的游击队也许是共同抵抗纳粹的盟友，在英国人的想象中，他们是一群被高度浪漫化、神圣的农民英雄。但他们对于意大利和奥地利南部的部分领土主张愈发让人生厌。西方盟友无意同昔日战友动武。但为了确保挫败铁托的非分要求，已经因为手下100万战俘而烦恼的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元帅要求上级授权他先在奥地利“清场”。这就意味着要将南斯拉夫人送回南斯拉夫，俄国人送回苏联，而且是尽快。

这种“清场”的直接后果是惨烈的场面。如果单靠花言巧语还不能让人乖乖听话，久经沙场的英军士兵有时不得不流着泪，把这些战俘赶上牛车和卡车，其间连哄带骗，拳打脚踢，有时还用上了刺刀。女人扑倒在他们脚边号啕大哭，孩子被恐慌的人群踩踏，混乱之中，一些人中枪，另一些人与其坐等被遣返，宁可拿刀捅自己的脖子，或跳进德拉瓦河自尽。

哥萨克人也许是最悲惨的。他们幻想着被大英帝国纳入帐下，送到非洲当兵，或者派到亚洲和日本人作战。英国人有意识地鼓励他们做梦。在不可避免的命运到来之前，只要能让他们保持平静，随便怎样都行。哥萨克人表演精湛的马术，既自娱自乐，也给看守他们的英国人助兴。甚至连解除他们武装靠的都是阴谋诡计：英国人向哥萨克军人承诺，如果他们缴械，就能拿到性能更好的新式武器。英国人意识到，如果没了带头的军官，哥萨克人就不太会违抗命令。5月底，1,500名军官被英国人叫去“开会”，说是要商讨他们的未来，晚上就能回家。但事实上，后来就再没人见过他们。被移送给苏军后，那些没有被当即处决的军官被送往古拉格，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剩下的哥萨克人看到长官迟迟没有返回，心急如焚，对英国人的疑心越来越重。是时候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了。威逼手无寸铁的人把自己交给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不好办，这一差事落到了皇家爱尔兰因尼斯基林斯燧发枪团肩上。原因是罗伯特·阿巴斯诺特（Robert Arbuthnot）少将认为该军抗命的可能性比英军要低。但实际上，士兵们良心上很不安，甚至差点因此哗变。该团指挥官大卫·肖（David Shaw）回忆道：“士兵们一个劲地唉声叹气，但最终还是执行了命令。那场面太可怕了。我记得有些女人躺在地上打滚，大声尖叫，有些还是孕妇。我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把这些女的抱上车，然后锁上门，站着目送火车离开，车窗里还传来女人们凄厉的哭喊。”[28]

6月1日，德拉瓦河畔另一个哥萨克难民营里的几千人在得到登车命令后，被他们的牧师召集到一起，彼此紧紧相依。牧师们一身东正教装束，嘴里一边祈祷，一边唱着赞美诗。一大群人跪着，手挽着手，最里面是妇女和孩子，外面围着青壮年男子。他们四周是宗教偶像的画像，黑旗，还有一个带着巨大十字架的祭坛。这么做的原因是相信军人不会对祷告者动粗。这样一来，就有必要采取行动了。人称“拉斯蒂”的戴维斯少校（“Rusty” Davies）和许多哥萨克人私交甚笃，他回忆道：“随着外围的人被拉开，剩下的人挤得更紧了，因为害怕，他们开始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拼命想离士兵远点。结果人群像叠罗汉一样，尖叫不断，歇斯底里，有些人被压在这座人肉金字塔下，动弹不得。”[29]

因为拥挤，一扇车窗被挤破了，一位年轻姑娘整个人被挤了进去，她的腿在此过程中被碎玻璃严重划伤。她这样描述人墙一面坍塌后的景象：

人们奔来跑去……吓得六神无主。眼前的一切乱作一团：歌声、祈祷声、咆哮、尖叫、这些可怜人被当兵的逮住时的哭喊声、孩子们的啜泣声、当兵的嘴里的骂娘声。所有人都挨了打，甚至连牧师也概莫能外，他们把十字架举过头顶，依旧在祈祷。[30]

最终，任务完成了。一些哥萨克人带着孩子投河自尽，一些人在营地外的松树上上吊自杀。其余的哥萨克人里大部分被装进运牲口的车，车身密不透风，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里面放着一个木桶，供所有人如厕用。旅长斯科特向上峰报告，整件事“就是一出该死的丑剧”。“拉斯蒂”戴维斯少校说道：“回想当时，我至今仍然心存恐惧。”[31]

哥萨克人只是许多孤苦伶仃、备受打击、最后被历史灭亡的群体之一。实际上，说“历史”太过抽象了。他们是被活生生的人推向毁灭的，背后既有革命思想助推，也缘于清除异己、建立单一种族国家的想法。除了哥萨克人，还有其他人也成了这一思想的牺牲品，有些没准还曾是其信徒。

* * * * *

1945年的夏天，酷暑难耐，英、美、苏三个战胜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会晤，会上宣布的决定听起来就像是正确的大白话，甚至有些索然无味。在驱逐中、东欧的德裔居民一事上，盟国首脑达成以下共识：“三国政府在全方位考虑了这个问题后，确信把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裔人群以及相关人员迁至德国一事势在必行。各方同意，届时出现的任何人口流动都应以有序而人道的方式进行。”

听上去很公道。两年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已经同意把波兰东部大片领土割让给苏联。这项遣返德国人的协议，倒是和领导人之间令人意外的友好氛围颇为协调。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和斯大林显得尤为投缘。（杜鲁门不太喜欢丘吉尔；英国首相曾试图拍杜鲁门马屁，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在位于波茨坦的总统官邸“小白宫”内，杜鲁门为斯大林和丘吉尔弹奏了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32]的G大调小步舞曲。斯大林叫道：“啊，真好，音乐真是个好东西，它驱走了人类内心的兽性。”[33]

杜鲁门对斯大林的热乎劲儿似乎为当时许多美国军人所共享。美军军报《扬基人》在有关波茨坦会议的报道中，写到斯大林“很轻松地成为这场高朋满座的盛会吸引士兵关注的一块最佳招牌。而且这还是在流言四起、说他事先已得知日本人会投降之前的事。来自纽约州长岛市的约翰·图沃希（John Tuohy）下士在参军前是派拉蒙电影公司的订票员，如今在大腕云集的小白宫前站岗放哨。他形容斯大林‘比预想中的要矮小些，但身上一尘不染，穿着漂亮的军装’”。[34]《纽约时报》把三个战胜国首脑在废墟中磋商的画面形容为“三个走进墓地的人，他们手上握有全世界大部分权力”。[35]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决定1,100多万德裔移民命运的生杀大权。他们中不少人在后来属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地区拥有很深的根基。

波茨坦会议上的言论苍白乏味，但潜藏在背后的思潮则显得冷酷无情得多。苏台德区、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几百万德国人已经被赶出家园。就在波茨坦会议召开前，斯大林还让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兹德涅克·菲尔林格（Zdeněk Fierlinger）放宽心：“我们不会妨碍你们。把他们都赶出去。”[36]

在雅尔塔，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他“对用武力驱逐几百万人的想法并不感到惊讶”。斯大林也向英国首相拍胸脯保证：“（波兰）再也不会有德国人，因为我们大军杀到的时候，德国人将闻风而逃，一个都不剩。”丘吉尔接着他的话说道：“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如何在德国安顿这批人。我们杀了六七百万德国人，战争结束前估计还得再杀个100万。”斯大林喜欢精确的数字，他想问个清楚：“究竟是100万还是200万？”丘吉尔答：“哦，我可没打算设什么上限。这样的话，就能在德国腾出空间，那些有用的人就能填补这一空间。”[37]

一些遭到驱逐的德国人曾是纳粹的热情拥护者，甚至还是战犯。生活在德意志帝国边陲的德国平民中，有不少——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都对纳粹党和其当地部属怀有好感，特别是在苏台德区。虽然富甲一方，但那里的日耳曼人早在1938年之前就深感捷克人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即使这样，许多人还是跟纳粹撇清关系，有些还积极反抗过纳粹。但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斯大林，都无意做这种细化区分。所有德国人都得卷铺盖走人：罪犯、纳粹、纳粹反对者、男人、女人和儿童，无一例外。

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政策里，人口迁移、大规模驱逐和边界变动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丘吉尔脑子里想的是另一起先例：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希腊同意让国内的穆斯林移民土耳其，土耳其则让信奉希腊东正教的土耳其人迁往希腊。实际上，由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早在1923年前就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口流动，而且都是自发形成的。官方主导下的人员交换相对而言较少出现流血。但在1945和1946两年里，中、东欧出现的人口流动在规模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了，人员交换多少还是有的：波兰东部并入乌克兰，那里的波兰人就搬到了西里西亚。这片曾经的德国领土，现在已经一个德国人也不剩了。说是交换，但真实情况是，差不多1,10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而且其过程很少是有序而人道的。

柯尼斯堡的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医生相信人类之所以表现得像野蛮人，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他曾一度试图徒步离开被炸弹和大火毁坏殆尽且被劫掠一空的故乡。他估摸着，如果挤上一班开往西方的火车——通常是煤车或牛车——实在太过危险，于是，他就在凄风冷雨中走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大地”：

（经过）一片片无人收割的农田……弹坑、被连根拔起的树木、翻进壕沟的军车，以及被烧毁的村庄。我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躲避风雨，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动。砖头地面传来一阵响声。一些衣衫褴褛的人这儿那儿地站着，凝望天空。他们中间有3个孩子瞪着我，眼神中带有敌意。很明显，他们也想逃离柯尼斯堡，但是被困在了这里。被俄国人抓住后，他们被命令哪也不准去，因此进退维谷。他们的最后一顿饭，是从稍作停留的俄国卡车上拿来的几个土豆。我没问这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但从他们说话的口气来看，很明显，姑娘们为此又吃了一次苦头。老天爷，谁还能从这些可怕的记忆里获得些许慰藉呢？[38]

还有比这糟得多的事情。但比起许多施虐狂滥用暴力、大开杀戒和饥荒的传言，这则故事更能反映出那些突然失去家园的人内心的无助和无奈。他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在一片人口衰减、落入他人之手的土地上，被困在了僵局中。

伦多夫排斥坐火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不仅会连着几天被困在超载货物的车厢里，紧挨着别人，不吃不喝，想解手也没地方，还要忍受日晒雨淋。另外，中途还很可能被人带走，送进强制劳工营，或者最起码也会遭遇拦路抢劫。保罗·勒贝（Paul Löbe）是一名记者，因为加入社民党曾被纳粹政权逮捕。他描述过乘火车横穿西里西亚的一次经历：

俄国人把火车头和车身分开后，扣留了我们二十二小时。类似的中途停车还发生过几次……列车共被人打劫了四次，两次是波兰人干的，两次是俄国人干的。过程很干脆。铁轨被人扒掉，列车一减速，劫匪们就爬上车厢，抢走我们的行李箱和背包，扔在路堤上。半小时后，他们跳下车，收集战利品。[39]

在这段无法无天的时期，警察等官员常常跟劫匪是一路货色，因此火车站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那些不得不在车站过夜的倒霉蛋常被成群结队的劫匪盯上。妇女不分老幼，都有可能被喝醉后撒酒疯的士兵强暴。失去家园、孑然一身的一种可怕之处就在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别人可以对你恣意妄为。

从某些方面来看，西里西亚、普鲁士和苏台德区的德国人所遭受的暴行，其实是德国人对其他人——特别是犹太人——所作所为的恐怖翻版。许多公共场所禁止德国人入内；他们必须戴上印有字母N的袖章（N代表Niemiec，即波兰语里的德国人）；德国人不准购买鸡蛋、水果、牛奶或奶酪；此外，德国人还被禁止同波兰人通婚。

当然，这种类比还是存在局限性。保守派日记作家恩斯特·荣格的朋友曾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狱中给他写信：“就眼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和匈牙利语区的悲剧而言，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犹太人大屠杀。”[40]这纯属胡扯。对于遣返过程中到底有多少德国人丧生目前依旧存在巨大争议。一些德国历史学家称死了100多万，反对者则表示实际死亡人数只有差不多一半。[41]但就算50万也已经够惨的了。话虽如此，当时并不存在系统性灭绝所有德国人的计划。而且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区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有时得到过加入波兰或捷克国籍的选择权。纳粹魔爪下的犹太人可没有这样的权利。

德国女人时而会遭到苏军、波兰人或捷克人的性侵，她们管自己叫Freiwild，也就是平等猎物的意思。所有无家可归、丧失权利的人基本上都会沦为这种猎物。1945年之夏，西里西亚是人们口中的“狂野西部”。波兰人把过去的德国城市但泽更名为格但斯克，在那里建立了新政府，过渡政府领导人宣布一场“掘金潮”已拉开序幕：“条条马路上都能见到来自波兰各地的人，只要有交通工具，他们都在风风火火地赶往格但斯克这条‘克朗代克河’[42]，他们只有一个目标：不是劳动致富，而是强取豪夺。”[43]德国人的房子，德国人的公司，德国人的一切资产，包括德国人自己，都如囊中取物，唾手可得。

然而，1945年发生的种族清洗远不止是停留在遣返或奴役德国人的层面上。赫伯特·胡普卡（Herbert Hupka）具有一半犹太血统，家住上西里西亚的拉蒂博市（Ratibor，今波兰的拉齐布日［Racibórz］）。他记得曾被人在雨中赶着走，途经自己就读过的学校。过去他的父亲在此任教，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胡普卡留意到地上有一堆破破烂烂、湿漉漉的书，有托马斯·曼（Thomas Mann）[44]的，有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有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45]的，还有其他被纳粹封杀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纳粹政府没收后扔进犹太公墓，现在不知怎么的出现在大街上，拿胡普卡的话来讲，“无人认领，就这么堆在体育馆前”。[46]

1945年，德国文化遭遇灭顶之灾，连同其被一锅端的还有那些传承德国文化的人。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一些地区历史悠久，其中部分名城——布雷斯劳、但泽、柯尼斯堡、伦伯格（Lemberg，今乌克兰的利沃夫［Lviv］）、布鲁恩（Brünn，今捷克的布尔诺［Brno］）、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今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Chernivtsi］）、布拉格——都是上流德国文化的中心，传承这一文化的常常是讲德语的犹太人。如今，这些城市必须经历“去德国化”。路名和商铺的标牌被重新粉刷，地址更改，德国人的图书馆被一抢而空，纪念碑被毁，刻在教堂等公共建筑上的铭文——有些历史十分久远——被一一抹去；德语本身必须取缔。《扬基人》刊载了一篇发自布拉格的报道，文章这样写道：

如果你用德语问路（除非你不会讲捷克语），别人只会对你投来异样的眼光……不是说捷克人听不懂德语。多年来，德语几乎算得上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一名被迫在布拉格一间工厂为德国人干活的捷克人……这样说道：“请别在这儿讲德语。这是畜生的语言。”[47]

中、东欧人从生活中剔除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做法有诸多动机。不仅如此，甚至连存在过的记忆也要一并抹去。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么做是革命需要，旨在摆脱一个令人憎恶的资产阶级。对于党外的民族主义者，比如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而言，这么做是对叛国行为的报复：“我们国内的日耳曼人……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主，背叛了同胞，背叛了人性，背叛了人类。”[48]一位在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会任职的位高权重的神甫大声呼吁：“千年等一回，跟德国人清算的时候到了，他们坏透了，所以‘爱吾邻居’的训诫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49]所有人都有仇德情绪，但将这点表达得最铿锵有力的是波兰首位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isław Gomułka）。他在波兰工人党的党中央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驱逐所有德国人，因为国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而不是多民族的基础上。”[50]

就这样，希特勒的“宏图伟业”最终却由那些仇恨德国的人代为完成了。他的计划建立在种族纯洁和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之上，这些想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甚至比这还要早得多的年代。就算我们充分考虑到战后发生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令人毛骨悚然的种族清洗，我们也不应忘记，摧毁中欧地区德国文化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德国人自己。中欧的犹太人中间有相当一批都是德国上流文化坚定不移的守护者，德国人将他们赶尽杀绝，等于是咎由自取地开启了埋葬德国文化的进程。而在战后，通过把德国人赶出去，波兰人和捷克人以最快的方式为这项工作收了尾。

* * * * *

1945年的夏秋之交，数量众多的犹太生还者置身德国的难民营，这不是因为他们爱德国。就在不久前，这个国家还竭尽全力想将他们灭族，但犹太人还是感到这里更安全——反正比某些人的出生地要安全，比如立陶宛和波兰。至少，在美英两国守卫把守的难民营里，他们不太可能遭受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在波兰集中营捡回一条命后要么加入了游击队，要么结束了在苏联的流亡，返回故土。他们一窝蜂地在夏天涌入德国。很显然，虽然德国难民营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但他们还是离家十万八千里。而过去的“家”如今安在？多数幸存者已经无家可归，家仅仅存在于想象中，且已毁于战火。正如一些难民所言：“我们不在巴伐利亚……我们哪也不在。”[51]

残存的欧洲犹太人中不少受到严重创伤，生活无法自理，而且惶恐不安，心中又有怨气，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如果伸出援手的不是犹太人则更是如此。难民营里，犹太人刚开始一般都和其他犹太人共处一室。有时候，由于官员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到了不像话的程度，他们甚至还会和昔日纳粹关在一起。难民营里环境之肮脏简直难以想象。所受待遇连最卑贱的畜生都不如的人何以突然恢复自尊呢？巴顿将军对犹太人的歧视是出了名的，他的一句犹太幸存者“比畜生都低贱”也许只是一面之词，但就连坚强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来到德国帮助同胞时，也难掩惊讶之情。在哈努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的自传体小说《特种部队》（Brigade）中，一名犹太旅团的士兵称：“我一遍遍告诉自己，眼前这些就是我们谈论多年的人——隔着通电铁丝网，我感到我们之间好遥远。”[52]一名美国兵寄了封信回家，信中写到他邂逅了一名波兰犹太人。这人“刚从达豪放出来”，“哭得像个孩子”，蜷缩在慕尼黑公共厕所一角。“我不用问他为什么哭，答案肯定都是一样的，大致有以下几种：双亲161被折磨致死，老婆被送进毒气室，孩子饿死，或者以上各种情况兼而有之。”[53]

如果说有哪个民族迫切需要英雄事迹，那就是犹太人。他们是众多受害者中最不幸的——顺便提一句，这点当时尚未得到广泛承认。1945年12月，在就波兰犹太幸存者状况做汇报的时候，英国正统派犹太教首席拉比所罗门·舍恩菲尔德博士居然还能说出下面这句话：“波兰犹太人都同意，死在奥斯维辛（那儿有浴室、煤气和红十字会提供的部分服务）比死在其他地方要来得更人道。”[54]居然还谈什么人道！

战时，巴勒斯坦的犹太新闻媒体就曾尝试将1943年发生在华沙犹太区大暴动的壮举跟马萨达之战（Masada）等同起来。公元前73年，犹太信徒退守到这里，虽以卵击石，但仍和罗马人展开背水一战，马萨达因此成为圣地。1943年5月16日刊发的以色列《新消息报》（Yediot Ahronot）的头条是这样写的：“华沙的马萨达陷落了——纳粹放火烧毁了华沙犹太区的残留部分。”事实上，华沙暴动真正成为以色列建国神话并获得承认是在20世纪70年代。然而，战后没多久，就有人尝试用英雄之举来提振犹太人的士气。而且这些举动同犹太复国主义紧密相连，倡导对家园的梦想，借此鼓舞一个受苦受难的民族。有人提到，犹太旅团乘着卡车，从意大利浩浩荡荡进入德国，嘴里喊着“注意，犹太人来了！”（Achtung!Die Juden kommen!）的口号。7月25日，西德所有难民营委员会的犹太代表发表了一篇宣言，要求允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他们选在希特勒1923年发动未遂政变的同一家慕尼黑啤酒馆见证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

身在圣地的犹太人同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当时仍很脆弱，因此有必要把华沙起义和马萨达之战放在一起看，好像在犹太区起义的莫迪凯·阿涅莱维奇（Mordechai Anielewicz）[55]等人是为了阿里茨以色列（Eretz Yisrael，以色列之地）的福祉而献身的。但在战时，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体积极地打造这层联系，战后也不例外。难民营里，犹太幸存者很快被按照基布兹的架构组织起来。掌管兰德斯堡难民营的美国军官欧文·海蒙特少校自己也是犹太人，即使如此，他也吃不准该拿难民营里的基布兹党徒怎么办：“我今天得知，营地内最出色的年轻人都加入了基布兹，这可真是给我添堵。基布兹看起来是一种联系紧密、奉行自律的团体，成员强烈渴望移民巴勒斯坦。到了那儿……他们计划按照理想化的集体主义原则来构建自己的生活。每个基布兹都很抱团，对难民营的日子毫无兴趣。”[56]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幸存者还梦想过去美国建立新家园。在巴伐利亚州最大犹太难民营之一的弗伦瓦尔德（Föhrenwald），人们给那儿的街道起了很多令人向往的名字，比如“纽约”“密歇根”或“威斯康星大街”。[57]但不管美国有多令人心驰神往，其并未对活下来的欧洲犹太人敞开怀抱。而且战争才刚结束，这断然不可能。来自中欧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幸存者中间拥有很好的口碑，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活力，体格较为健壮，而且十分自律，士气高昂，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乐于锻炼，勤于农耕，精于自卫。德国战败后十天，英国随军的拉比列维（Rabbi Levy）给伦敦的《犹太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寄去了一封信，信中他高度赞扬了贝尔森集中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叫我怎能忘记……我们坐在木屋里、一起高唱希伯来语歌曲时的场景？世人会相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存在么？两天前，我结识了一群来自波兰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住在一间最肮脏的营房里，但他们栖身的角落却一尘不染。”[58]

贝尔森集中营里最铁骨铮铮的硬汉是个矮小清瘦的人，名叫约瑟夫·罗森萨夫特，他很符合犹太英雄的形象。1911年，罗森萨夫特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哈西德（Hasidic）[59]犹太家庭，年轻时很叛逆，背离了家里信奉的宗教准则，成为一名左翼犹太复国运动人士。1943年7月，他同老婆和继子在本津市（Będzin）的犹太区被捕，然后被推上一辆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他不知哪来的本事，居然设法半途脱逃，在机枪火力下跳进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后来，他在犹太区再次被捕，之后成功脱逃，结果又被人逮住，送往附属奥斯维辛的比克瑙（Birkenau）灭绝营。在一家采石场被强制劳役两个月后，他被送往另一座集中营，并于1944年3月逃脱，可只过了一个月又被人抓住了。在比克瑙，罗森萨夫特被严刑拷打了几个月，但始终没交代是谁帮助他逃跑的。因为在朵拉——米特堡（Dora-Mittelbau）集中营短暂待过——那儿的囚犯在阴冷潮湿的地道里为德军制造V-2火箭，直至精疲力竭而亡——他最后来到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罗森萨夫特算不上是受过教育的城市犹太精英。他只会讲意第绪语，但这点并非他同盟军谈判时坚持只讲意第绪语的唯一理由——这一决定让英国方面很是恼火。这么做更多是出于自豪感。作为贝尔森集中营获释犹太人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领袖，他希望犹太人被看成一个特殊的民族，拥有共同的家园。在他看来，这个家只能是巴勒斯坦。有必要把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囚犯分隔开，犹太人应该被允许自治，并做好动身前往犹太人属地的准备。[60]

其他难民营也流露过类似情绪。欧文·海蒙特少校经常被兰德斯堡犹太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所激怒。但在一封家书中，他援引了一位难民营代表、立陶宛农业经济学家J. 奥列斯基博士（Dr. J.Oleiski）的演说词。海蒙特认为他的演讲“非常具有启发性”。奥雷斯基博士回顾了他在犹太区的那段日子，那时，犹太人“隔着维尔纳（Vilna，今维尔纽斯［Vilnius］）的围栏，望向科夫诺（Kovno，今考纳斯［Kaunas］）等立陶宛城镇的方向”，嘴里唱着“我想再看一眼家乡”。然而，今时今日，奥雷斯基接着说道：

经历了这一切，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后，我们确信无疑地表示，昔日的家园已经变成了万人坑。我们只能用指尖摸索，抓住我们最深切也最痛苦的呼喊的影子：我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的家乡了。20世纪在欧洲铲除黑死病的战胜国必须一劳永逸地理解犹太人问题。不，我们出生在波兰，但我们不是波兰人；我们曾在立陶宛落脚，但我们不是立陶宛人；虽然我们在罗马尼亚见到了生平第一缕曙光，但我们也不是罗马尼亚人。我们是犹太人！！！

海蒙特既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像是虔诚的教徒。事实上，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家庭背景，原因是担心这会让他在德国本来就难办的差事变得更加棘手。尽管心里有诸多不满，但他还是对奥雷斯基的抱负表示同情，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联邦”的目标（演讲原文中“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联邦”均为大写）。的确，海蒙特写道：“我越是想到这点，就越是没法生委员会的气。作为一个团体，委员会无比关心对人权的保护，以及把人们送出德国。我所谓的人权，指的是他们作为一个自由民族应享有的待遇，而不是作为被监护人，或者施舍的对象。”[61]

作为寄人篱下的少数派，犹太人受尽了迫害，处境艰险，迫切想要巴结讨好多数派。他们满心期待能融入当地社会，却永远都提心吊胆。改造犹太人，把他们从“施舍对象”变成一个骁勇善战的自豪民族，在属于自己的神圣土地上耕作——这一理想早在纳粹实施种族灭绝之前就已存在。这种理想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社会主义思潮，也有宗教观点，甚至是种族主义。不同派系之间不断对抗，有时格外激烈。人们一恢复健康，有力气投票了，贝尔森等集中营就兴起了组建政党之风。和罗森萨夫特一样，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大卫·本—古里安也是位波兰硬汉，他很早就看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能够协助他实现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计划。1942年10月，他告诉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如果加以正面引导，我们能化灾难为动力；犹太复国主义的秘诀，说白了，就是它不像大流散那样，只会让我们的灾难催生绝望或堕落，而是一门从灾难中汲取创造力和利用价值的学问。”[62]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冷血，算是“工具化利用”犹太人大屠杀的最早例证。当然，绝不容忍软弱是本—古里安的一贯作风，也许这么做对谱写犹太人的英雄史诗很有必要。本—古里安看问题很实际，他认为光表达情感一点用也没有。但在1942年，连他自己也对欧洲犹太人经历的劫难之深重没有充分认识。当时知情者很少。最早对情况似乎有所了解的人是阿波利那里·哈特格拉斯（Apolinari Hartglass），一位欧洲犹太人救援委员会的成员。早在1940年，他就发出过警告，称纳粹“正在灭绝波兰（犹太）人”。然而，在波兰难民1942年证实他的最坏猜测时，就连哈特格拉斯也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如果你们说什么我都信，那我不如自杀算了。”[63]本—古里安掌握了一些情况，但和大部分人一样，他也想象不出事情的真相。

即使如此，哈特格拉斯和本—古里安利用他人苦难以服务自己政治目的的做法还是情有可原。1943年，哈特格拉斯给救援委员会寄去了一份备忘录。他在里面写到，700万欧洲犹太人很可能将惨遭屠戮，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群（伊舒夫［Yishuv］[64]）对此无能为力。不过，他写道，如果一小撮犹太人幸而得救，“我们怎么的也得从他们身上捞些政治好处。从犹太复国主义的角度来看，在以下情况中能捞到这种好处——即全世界都认识到，唯一愿意接收幸存犹太人的国家是巴勒斯坦，而且也只有巴勒斯坦犹太人社群才愿意接纳他们”。[65]

1945年10月，本—古里安决心一睹昔日德国集中营究竟。他在日记里以干巴巴、叙述性的笔触简短记录了集中营之行。在达豪，“我参观了焚尸炉、毒气室、狗舍、绞架、囚犯营房和党卫队营房”。在贝尔森，他写道：“截至今年4月15日，这里尚有4.8万名犹太人……之后，3.1万人死亡……（死于伤寒和肺结核）。”[66]据为本—古里安作传的作者沙卜泰·特维斯（Shabtai Teveth）表示，本—古里安此行目的更多是为了弘扬英雄主义。他曾设想过“从灭绝营死里逃生的人们突破英军设在滩头的障碍，奋力踏上巴勒斯坦土地”这幕景象。特维斯干巴巴地写道：“幸存者骨瘦如柴。他审视他们的姿态，就像是一个司令官在战前检阅自己的部队。”[67]

本—古里安来访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无论他去哪儿，身旁总有离散人员前呼后拥。只有在“注意到人们倾巢而出，列队恭候在通往慕尼黑城外的马路两旁时”，海蒙特才知道本—古里安来到了兰德斯堡。“人们手捧鲜花，举着匆忙写就的横幅和标语。难民营也装点得像模像样，花团锦簇。我们还从没见过营地里如此热情高涨。我觉得就算杜鲁门总统来了，也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轰动。”[68]海蒙特称，对于难民营里的人而言，本—古里安“就是上帝”。

本—古里安在德国之行中做过几次演讲，其中最有名的一场，是在慕尼黑附近圣奥迪林（St. Ottilien）市古老的本笃会修道院里面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讲话。该地离达豪不远。看着犹太孤儿们，本—古里安一度因为动情而眼眶湿润，但他很快便恢复了平静：“我不会试图表达内心的情绪……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听众中有些还穿着条纹囚服，本—古里安对他们说道：

我要告诉诸位，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不仅存在，而且欣欣向荣。就算大门紧锁，巴勒斯坦犹太人还是会用强壮有力的大手砸开大门……今天，我们是巴勒斯坦的决定性力量……我们有自己的商店、自己的工厂、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步枪……希特勒离巴勒斯坦不远，他本有机会在那里也大肆破坏，但发生在波兰的事绝不会在巴勒斯坦重演。德国人休想在犹太教堂里屠杀我们，因为每个犹太男孩和女孩都能射杀任何德国兵。[69]

强壮，力量，我们自己的步枪……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嘴里说出的这番英雄主义话语，恰恰是英国人最不想听到的，纵然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在1917年曾承诺要将巴勒斯坦变成“犹太民族的家园”。英国人进退两难，因为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里，政府曾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做过保证，“不会做任何有损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群体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巴勒斯坦大约70万人口中有91%都是阿拉伯人，鉴于此，同意犹太人移民就会产生问题。于是在1939年，英国政府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将1940—1944年之间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限制在每年1万人。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可临时再增加2.5万人。紧急情况遂而出现了；由于人数上限设得太低，能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只有那么一点。本—古里安现在坚持要把至少100万死里逃生的犹太人迁到巴勒斯坦，而且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不管合不合法。杜鲁门总统在读到一篇关于德国犹太难民生存状态的报道后大为震惊[70]，他在给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一封信中建议，英方应该允许至少10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接着又补充说：“正如我在波茨坦跟您提到的，所有美国人民都坚定地认为，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大门不应被关上，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遭受迫害，应该遵循他们自身的意愿，允许其中一定数量的人迁往那里。”[71]

杜鲁门在信里没说的，是他不希望这几十万犹太人赴美定居。英国人积极阻止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时而还对刚从纳粹死亡营里侥幸逃生的人动粗，个中原因十分现实。巴勒斯坦依旧归英国人托管。即使在工党执政时期，英国也希望保留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作为连接印度的一块跳板。况且，阿拉伯人获得了英国外交部更多的同情，如果数量过多的犹太人被允许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土地上定居，后者一定会拿起武器造反。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那些试图非法入境的犹太人很容易遭到英国士兵的一顿乱棍，完后再被扔回破破烂烂的筏子上。有时甚至还会挨枪子儿。

但英国人的看法并非一直很现实，相反，其经常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果说炮制犹太复国主义是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而战，那么英国人又抛出了另一套身份认同的说法。美国驻政府间难民委员会特使厄尔·G. 哈里森（Earl G. Harrison）曾提交过一份关于德国流离失所者的美方特别报告，英国外交部对此针锋相对，指出报告中将犹太人和其他难民分隔开的建议是错误的。另外，犹太人留在欧洲没有前途的说法也不正确。毕竟，“这么做等于间接承认纳粹认为欧洲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处是正确的”。盟军有义务“创造条件，让犹太人自行选择要不要回家，而不是在现阶段就认定这些条件是无法创造的”。[72]

英国外交部在计划如何在波兰、立陶宛或乌克兰这些国家创造合适条件一点上闭口不谈。犹太人并非意见一致，都同意通往锡安之路才是康庄大道。当时，在囊括巴勒斯坦所有犹太复国组织的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简称JDC或“联合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路线之争。联合会的官员尽其所能地帮助犹太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发放钱、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们很反感犹太复国主义的方针和宗旨，认为其专制霸道，而且只会适得其反。有时，犹太事务局甚至还从中作梗，不让儿童在欧洲或美国安家，因为这样可能会抑制犹太人返回故土的“上升之旅”。

虽然轮到他们得势还要再过个几年，但最终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得偿所愿了。以色列国于1948年成立，几百万犹太人在那里找到了庇护所。绝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美苏两国，对此纷纷表示同情，这也许是出于愧疚，也许是缘自20世纪以降挥之不去的观念——即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国家——也许还因为认识到以色列对多数犹太人来讲是唯一靠谱的去处。艾登关于哥萨克人的说法同样也适用于欧洲犹太人：“我们不想让他们留在这儿。”[73]

[1]详细分析请见见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的权威力作：Bloodlands: Europe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New York: Basic Books,2010).

[2]Imre Kertész,Fateless(Evanston,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2).

[3]引自Dienke Hondius,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Westport,CT: Praeger,2003),103.

[4]二战时，很多德国人在荷兰偷自行车，因此荷兰人开玩笑常说德国人是“偷自行车的贼”。

[5]出处同上,101.

[6]Roger Ikor,Ôsoldats de quarante!... en mémoire(Paris: Albin Michel,1986),95.

[7]Marguerite Duras,The War(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6),15.

[8]出处同上,14.

[9]出处同上,53.

[10]Ango,Darakuron,227.

[11]Dower,Embracing Defeat,58.

[12]『声1（1945-1947）』（东京：朝日新闻社，1984），页103。该书为读者来信集。

[13]出处同上,104.

[14]Bill Mauldin,Back Home(New York: William Sloane,1947),18.

[15]出处同上,45.

[16]出处同上,54.

[17]Nicholai Tolstoy,The Minister and the Massacres(London: Century Hutchinson,1986),31.

[18]引自Gregor Dallas,1945: The War That Never Ended(New Haven,Conn.: Yale,2005),519.

[19]Tolstoy,The Minister and the Massacres,13.

[20]出处同上,13.

[21]Nicholas Bethell,The Last Secret: The Delivery to Stalin of over Two Million Russians by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1974),86.

[22]出处同上,87.

[23]Borivoje M.,The Bloodiest Yugoslav Spring: Tito’s Katyns and Gulags(New York: Carlton Press,1980),73.

[24]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436.

[25]斯大林的全名叫Joseph Stalin，Joe是Joseph的昵称。

[26]Shephard,The Long Road Home,80.

[27]Bethell,The Last Secret,18,19.

[28]出处同上,133.

[29]出处同上,138.

[30]出处同上,142.

[31]出处同上,140.

[32]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波兰作曲家，钢琴家，政治家。

[33]Dallas,1945,560.

[34]Yank,August24,1945.

[35]Dallas,1945,549.

[36]Naimark,Fires of Hatred,109.

[37]出处同上,110.

[38]Lehndorff,Ostpreussisches Tagebuch,169.

[39]Hupka,Letzte Tage in Schlesien,265.

[40]Jünger,Jahre der Okkupation,195.

[41]本作者同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的谈话。

[42]Klondike，加拿大西北部的一条河，因为勘探出金矿而引来人们挖金的热潮。

[43]引自Bessel,Germany1945,223.

[44]托马斯·曼（1875—1955），在排犹狂潮中曾顶着压力，歌颂犹太人的善良性格，作品因此被列为禁书。

[45]弗朗茨·韦尔弗（1890—1945），奥地利著名作家，犹太人。

[46]Hupka,Letzte Tage in Schlesien,64.

[47]Yank,September21,1945,16.

[48]Naimark,Fires of Hatred,112.

[49]出处同上,115.

[50]Antony Polonsky and Boleslaw Drukier,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st Rule in Poland(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0),425.

[51]Grossmann,Jews,Germans,and Allies,199.

[52]阿蒂娜格·罗斯曼（Atina Grossmann）转引自他人，出处同上,148。

[53]出处同上,147.

[54]New York Herald Tribune,December31,1945.

[55]莫迪凯·阿涅莱维奇（1919—1943）是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事件中犹太战斗组织之司令。

[56]Heymont,Among the Survivors,21.

[57]Grossmann,Jews,Germans,and Allies,181.

[58]引自Hagit Lavsky,New Beginnings: Holocaust Survivors in Bergen-Belsen and the BritishZone in Germany,1945–1950(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64.

[59]哈西德，犹太教的一个虔修派和神秘运动，起源于18世纪的波兰犹太人。

[60]罗森萨夫特本人从未在以色列定居。很明显，他告诉一些以色列人：“你们跳霍拉舞（hora）的时候，我们却在火葬场被一把火烧了。”转引自Shephard,The Long Road Home,367。

[61]Heymont,Among the Survivors,47–48.

[62]引自Shabtai Teveth,Ben-Gurion: The Burning Ground,1886–1948(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87),853.

[63]Avishai Margalit,“The Uses of the Holocaus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14,1994.

[64]伊舒夫，指在以色列建国前定居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群。

[65]Tom Segev,The Seventh Million: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ill and Wang,1993),99–100.

[66]Teveth,Ben-Gurion,871.

[67]出处同上,870.

[68]Heymont,Among the Survivors,66.

[69]Teveth,Ben-Gurion,873.

[70]《哈里森报告》（Harrison Report），以美国驻政府间难民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on Refugees）特使厄尔·G. 哈里森（Earl G. Harrison）命名。

[71]杜鲁门于1945年8月31日寄给艾德礼的信。

[72]出自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PRO FO1049/81/177，转引自Life Reborn,conference proceedings,edited by Menachem Rosensaft (Washington,D.C.,2001),110。

[73]Bethell,The Last Secret,8.

第五章 沥干毒药

战争、军事占领和独裁专制不仅让国家山河破碎，而且在精神上也礼崩乐坏，政治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人们的冷漠腐蚀了公民意识。那些擅长独断专权的人通常都是最令人不齿、也最易受到腐化的群体。而时局扭转时，掌握最大合法性的往往是专政时期最边缘化的人物。二战期间，这些边缘人物包括一群积极投身抵抗运动的男男女女。在沦陷的国家，这么做很危险，但如果在伦敦，则相对要安全些，这里汇集了诸多流亡“自由”政府，维系着形式上的存在。

战后，人们刻意美化抵抗运动，但其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军事败北中仅仅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暴力反叛招致了恶狠狠的报复，遭殃的是无辜百姓，而且这些行动通常得不偿失。因此，明哲保身的民众中间普遍存在对英雄人物的反感，因为后者的行为招致了更加野蛮的弹压。当然，抵抗运动还是有象征意义的，显示局面并非大势已去，暴政也并非坚不可摧。但是，抵抗运动的真正重要性要待到战火平息后才变得清晰起来。一些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抗击外敌的事迹，为那些曾通敌卖国或对杀人不眨眼的政权姑息养奸的社会提供了一种英雄叙事。民主的恢复取决于这些故事，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振公民的精神面貌，也有助于政府在战后重塑执政合法性，是战后欧洲民族复兴的依托。

在中东欧的部分地区，抵抗运动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因为它们要对抗两大暴政。那些视斯大林为头号死对头的人有时勾结德国人。乌克兰最著名的抵抗英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的领导人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最终赢得独立，班杰拉被人奉为国父，地位就仿佛乌克兰的乔治·华盛顿。班杰拉的塑像随处可见，此外还有班杰拉纪念碑、班杰拉纪念堂、班杰拉博物馆。然而，班杰拉很难算得上是统一国家的英雄，因为他来自乌克兰西部，那里曾隶属于奥匈帝国。而在笃信俄国东正教的东部，班杰拉至今仍然被视作1941年和纳粹沆瀣一气的法西斯分子。另外，1944年时，班杰拉手下的民族主义者还杀害了大约4万名波兰人。这桩惨案发生时，大英雄本人还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原因是他宣布乌克兰独立，脱离德国和苏联管辖。1959年，他在慕尼黑流亡期间被苏联克格勃派出的特工暗杀。

在西欧，事情可就没那么复杂了。英雄事迹在诸如法国这样的国家特别重要，因为法国的官僚机构、警察部队、司法部门、实业界领袖，乃至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跟通敌的维希政权有密切牵连，可以说都“落水了”。1940年6月18日，身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通过广播，发表了豪情万丈的讲话。那时他的大名还不为多数法国人所知，法兰西祖国（patrie）的伟大国父仍旧是贝当元帅。甚至没多少人听过戴高乐的讲话。电台里，他断断续续，但又异常感人地宣读：“无论发生什么，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都不能被扑灭，也不会被扑灭。”

事实上，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法国并不存在什么抵抗势力。但到了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大败德军后，戴高乐杀回法国。作为民族气节无可挑剔的象征，他一身制服，昂首阔步走在“光复”巴黎的法军队列之首。实际上，在行进途中曾有亲纳粹的狙击手朝他开枪，但他依旧迈步前进，好像啥事都没有。就这样，这个似乎如有神助的人建立了过渡政府，一直执政到1945年10月战后第一次选举。过渡政府中不乏维希派人士，而且同抵抗组织分歧重重。这些组织大多由共产党领导，有理由对戴高乐的政治目标不信任，反之，戴高乐对他们也一样。不过，戴高乐将军作为抵抗力量引以为豪的头面人物，他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公认。他是把国家从道德困境中解救出来的不二人选。

德国和日本没有什么英雄象征或领袖可以拿来做文章（尽管在共产主义东德，人们编造了所谓“反法西斯”的英雄事迹）。1944年7月，曾有军官试图暗杀希特勒，最后杀身成仁。那时，多数德国人还未将他们视为英雄。而且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出身普鲁士将门世家，德国以外的人，连同许多德国人，一谈起这些军人，就联想到军国主义传统（又名“普鲁士主义”［Prussianism］）这一被广泛归结为战争导火索的因素。战时也有部分日本人与国家对立，但他们多半是共产党，或者激进的左派，在大牢里度过了战争岁月。总的来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政府的反对者并未吐露心声，或者以德国为例，他们选择远走他乡。

但在德国国内，还是有一些积极抵抗的团体，规模虽小，但成员不顾个人安危，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其中一个人是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她是一名记者，加入了柏林一个名叫“埃米尔叔叔”（Uncle Emil）的抵抗组织。她和她勇气可嘉的朋友一同藏匿犹太人等遭受纳粹迫害的人，并秘密散发反纳粹的传单。做这种事的很少能保住性命。像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这样的人还太少，肯定不足以塑造一段全民抵抗的佳话。然而，战事一结束，危险一过去，人们还是感到有必要开展道德救赎。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在柏林俄占区的废墟里艰难度日，1945年5月15日，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段文字：

无论在哪儿，政治运动都如火如荼，人们好像急着要追回逝去的十二年时光。各种“反法西斯”团体像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到处是横幅和大字报，遍地是告示和标语。随便哪个街角都成立了某某政治组织……这些反希特勒组织并非都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斗争，有些只是在希特勒时代结束后才开始了所谓的反抗。[1]

类似的虚伪之举也发生在其他摆脱德国占领的国家中，尽管性质没那么恶劣。但即使在这些国家——遑论德国或日本——英雄事迹也并不足以解决道德崩溃的问题。战后新秩序要获得合法性，就得先开展一场清洗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者和通敌分子的运动。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那些应该对专制独裁、迫害异己、奴役他人和大屠杀负责的人必须被清理出户。但这项工作该从哪儿着手呢？如何推进？又怎么定义罪行？帮凶应不应该也受到清算？到哪儿去找有罪的人？要不要适可而止？如果每一个曾做过纳粹或和纳粹合作过的德国官员都要被清洗，已经风雨飘摇的德国社会很可能就此分崩离析。因为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多了。在濒临饥荒边缘的日本，如果彻底肃清战时的官僚和政治体制，就很难剩下有知识和能力维持国家运转的人才。但是，总要做点什么，好让人们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

对于一个出问题的社会，除了处决作奸犯科者，最古老且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流放。在比利时，一位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党参议员在思考如何处置原通敌分子时就建言：“如果我们国家真的没地方吸纳这些人，难道就不能把他们送到别处去么？……比方说，在拉美就有一些合适的国家，他们没准能在那儿开始新生活。”[2]虽然这一选项私底下的确为部分纳粹刽子手所采纳，但很难算得上是一项切实可行的政府决策。况且，驱逐欧洲所有通敌卖国者、把他们送去拉美，本身就纯属异想天开，更别提把德国纳粹也悉数往那儿送了。

作者父亲S. L. 布鲁玛（左一）和同学在乌得勒支

苏联军人在柏林载歌载舞

荷兰姑娘和加拿大士兵一同庆祝解放

伦敦，英国水兵和女友庆祝欧战胜利日

美国大兵在东京的公园里和日本女孩谈情说爱

1945年5月，荷兰人为轰炸机空投食品欢呼雀跃

荷兰暴民戏弄“横向通敌者”

希腊人接受盟军援助

阿姆斯特丹，一名女性通敌者被人浇沥青

为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除虱

马来亚日军战俘营，战俘饿得皮包骨头

英军放火烧毁贝尔森集中营最后一间牢房

柏林，趁清理废墟的间隙，人们稍作休息

柏林的难民儿童

横滨，家园被毁的日本人

希腊妇女为死者哀悼

意大利，一名德国将军被绑在柱子上，等候行刑

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附近，两名德国战俘在打理阵亡美军墓地

德国孩子走进位于亚琛的学校

山下奉文将军在接受审判时宣誓

戴高乐将军在法国洛里昂，原纳粹海军U型潜艇基地。基地遭盟军空袭，面目全非

巴黎，赖伐尔在审判贝当元帅时作证（右后方为贝当）

海牙，荷兰抵抗主义者逮捕荷兰国家社会党领袖安东·米塞特

日军向西贡的英国皇家空军投降

印尼自由战士

温斯顿·丘吉尔寻求连任

克莱门特·艾德礼胜选后

然而，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有必要采取激进手段，将战败国的余毒涤荡干净，并把它们重建为永不再战的民主国家。德国和日本都要经历“去军事化”，接着再是“民主化”。取缔纳粹组织和警察部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不过，“所有旨在维系德国尚武传统的军事组织、社团、协会”也在取缔之列。另外，作为德国民主化的一个环节，“所有不止在名义上参与过纳粹党活动的党员，以及所有对盟军目标怀有敌意的人员，都将被开除公职或准公职，也不得留任重要私营部门的负责人”。

当然，苏联人和西方盟友在一点上存在分歧，即到底什么才算民主。另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是如何区分前纳粹分子、“军国主义者”和“对盟军目标怀有敌意的人员”——前提是可以区分的话。毕竟，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过去是纳粹，但现在十分乐意为盟军效劳，或者一个人过去反对纳粹，但对盟军的政策强烈反对——比方说，西占区里的共产党，或苏占区里的自由民主派。而且，开展清洗的方式也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德国经历的浩劫。在这点上，大国之间多了几分求同存异。普鲁士军国主义，或称普鲁士主义，被看成是有待铲除的主要问题。当时这一看似颇有些偏题的讨论直到日后才为世人所共知。

波茨坦会议上，有关日本的决议在措辞上稍有不同：“对于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人民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人，必须一劳永逸地消除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力。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当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在世界上不复存在，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才有可能实现。”

这种措辞同样有些模棱两可，而且很有误导性。真的有所谓的“负责任的军国主义”么？还有，到底是谁误导了谁？掌握日本最高权力的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SCAP成了他广为人知的别名——并未同意裕仁天皇主动承担战争责任的请求，因为他确信，有必要保全天皇，避免发生骚乱，因此裕仁未被追究任何过错。

作为全日本最有势力的人，麦克阿瑟头上还闪耀着人们有意赋予他的伟大白人慈父的光环。他收到过不少日本人的来信，一些人对他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尊崇。司令官大人本意是想扮演权倾一时的将军这一角色，辅佐只具象征意义的天皇。结果，从某些方面来看，似乎他本人倒成了圣人。“尊敬的阁下，”一封信这样写道，“当我想到阁下对吾民以德报怨，而不是血债血偿时，我的心便为敬畏之情所震动，仿佛我面对的是一尊真神。”[3]

对于多数日本人而言，战时天皇拥有神圣的地位。但对于自由派或左倾的日本人来讲则完全不是这回事。一位或许是基督徒的作者给司令官写信，质疑他为什么不以战犯罪名逮捕天皇：“为了在全世界和上帝面前实现名副其实且不受玷污的法律正义和人类公理，我们恳请您将现任天皇作为战犯严加处置。如果您放天皇一马的目的只是为了操纵人民，那么我相信，盟军一切用意良好的政策在您离任后都将竹篮打水一场空。”[4]

不过也有一些信件警告不得擅动天皇，否则会出现可怕的后果：“显而易见，这么做会引发全世界最大的悲剧。而且要想得逞的话，首先得彻底灭绝8,000万大和民族。”[5]这里的“大和”一词显示写信人是个未经改造的民族主义者。麦克阿瑟最后决定他应该听取这类意见。因此，尽管所有战争行为，包括那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都是以“为天皇效忠”的名义而犯下的，但天皇本人最后也成了所谓的“被误导者”。公开背离这一论述可能会惹上大麻烦，而且有时依然如此。[50]

由于日本没有纳粹党，更没有希特勒，也从未发生过1933年德国的那种政变，“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就成了有待连根铲除的毒草。鉴于此，美军某份指令写道：“曾经积极鼓吹军国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的人将被清除出公职人员队伍，也不准在任何公立或私立部门担当要职。”[6]如果打击对象是宣传家、战犯、军事领袖的话，执行起来十分明确，但清算官僚、商人和实业家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官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已任职，而商人和实业家必然同战时日本政府有过合作，并从中获利。但在许多情况下，叫他们军国主义者或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不恰当。

有一种观点认为“军国主义”“封建主义”或“普鲁士主义”好像人体内的癌细胞，能够被切除。这一观点在左倾的盟军官员中比在保守派当中更有市场。对于德国人、日本人和昔日沦陷国家的国民来讲，情况也是一样的。由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派在许多国家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抵抗力量的左翼成员坚持战后社会的组建应遵从他们的意愿。在他们看来，1945年可是个绝佳的机会，终于可以跟那些勾结法西斯的军事、金融和政治体制派进行清算了。

尽管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但在盟军占领日本初期，他的身边却围着一群满怀理想主义的律师和提倡新政的改革家，他们把大力推动整肃当成民主改造日本的一部分。这些人既不是专家，在战前和日本精英也没什么联系。在他们眼里，通晓日本文化没多大必要。所有国家都能进行民主化改造，前提条件是得有部正确的宪法，其间还要配合成立独立行业工会等进步举措。在日本，早期的清算行动都由查尔斯·凯迪斯（Charles Kades）上校等人负责督办。凯迪斯支持罗斯福的新政，在麦克阿瑟手下的政府管理部门任职。他的顶头上司是考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准将，此人曾在马尼拉干过律师，跟他备受尊敬的上司一样喜欢夸夸其谈：“麦克阿瑟的治国方略，在过去的军事占领史中可谓史无前例，它将会成为一种标准，对未来的军事占领构成挑战。”[7]麦克阿瑟位于东京的“宫廷”内部勾心斗角，改革派有一位对手：麦克阿瑟的情报主管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少将。

麦克阿瑟喜欢管出生在德国、本名“卡尔·冯·切普和魏登巴赫”（Karl von Tscheppe und Weidenbach）的威洛比叫“我的法西斯宠物”。这么叫的理由很充分。威洛比爱好狩猎，说话轻声细语，举止风度翩翩，但脾气十分火爆。他老是觉得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在搞阴谋，美军高层内部亦是如此。就连法国大使也遭到过他的怀疑，只因为对方有个俄国姓氏。比起司令官手下的新政干将们，威洛比同裕仁天皇周围的一干保守派廷臣走得更近。20世纪50年代退休后，他辗转来到马德里。因为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担任了后者的顾问。不过，由于正式掌管占领区的警务，威洛比就要负责开除自己私底下欣赏的公众人物。威洛比对整肃一事总是抨击不断，曾见过他大放厥词的惠特尼准将这样评价：“我算服了，这么反对某项计划的人，任命他当执行者并不合适。”[8]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惠特尼此言不虚，至少当时被他言中了。

在德国，清算昔日纳粹的主要幕后推手是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也就是中情局的前身效力。诺伊曼是德裔犹太难民，战前作为政治理论家和劳工律师就已蜚声德国。在美流亡期间，他和同样是难民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一起为美国政府准备了一份“去纳粹化”指导手册。根据他俩的观点，第三帝国是“极权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例证。[9]纳粹运动背后站着的是实业家。而迫害犹太人的真正目的是转移大众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

诺伊曼在得到美占区最高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的支持后，协助起草了臭名昭著的“审查问卷”（Fragebogen）。该问卷满分131分，所有德国成年人必须填写。问卷的作者希望通过一系列考查受访者过去政治面貌和政治同情的具体问题，让美军能对至少2,300万德国人清白与否搞个清楚。一个典型的问题是：“你或你的家人是否曾基于信仰或种族原因，霸占他人的被盗财物？”另一个问题牵涉大学联谊会会籍，搞得这些团体好像是纳粹党的组成机构，但其实它们在1935年后就被取缔了。当然，人们在答卷里很少会讲真话。交卷时也是拖拖拉拉，有的迟迟未交。呼吁取消这种问卷调查的声音从未间断过。盟军人手不够，也不具备相应的智识分析这些文件。甚至很少有美国人会讲德语，更别提能看懂了。军事当局的正式使命是重建德国的民主体制，为此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新颁布的《第8号法规》（Law No.8）则让他们益发疲于奔命。这部法律于12月1日生效。

柏林原抵抗主义战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曾在日记里以赞许的口吻评价这部律法：

三周前，当局对纳粹党员第一次采取了行动。工商界清除了所有地位显赫的纳粹分子。文化事业也不允许纳粹分子再染指。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员只能受雇成为工人。[10]

对于让昔日纳粹接受劳改、干些清理废墟这种卑微体力活的建议，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表示支持。但她的出发点似乎不同寻常。她记录下了从身边人口中听到的话：“不可思议，这是白色恐怖！最近的事太不公平，叫人义愤填膺。他们不能把这部特别法律强加在20%的德国人头上。”对于这些流言，她在日记里暗暗回应：“但他们就是能！他们（德国人）难道忘了这么做有多容易么？他们难道忘了这些特别法律和八年前针对犹太人的法律几乎如出一辙么？”[11]

对于抗议的德国人，她没有表示半点同情。但她所作的类比有些欠妥。人们固然可以将纳粹当权时期的一些人扫地出门，但要是为了重建民主体制这么做，则是一种相当成问题的想法。另外，就算承认加入过纳粹党也不能说明什么。有14万德国人因此丢了工作，其中不少人只是低级官员和机会主义者，因为慑于纳粹淫威或出于个人野心而入党。与此同时，地位更高、罪孽更深重的“大鱼”却安然无恙：有些商人不屑于入党，但靠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资产发家致富；有些银行家从被杀害的犹太人嘴里拔掉金牙，囤积黄金；有些教授大肆宣扬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理论；有些律师和法官对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政令亦步亦趋，指控爱上“劣等民族”的男男女女犯有颠覆纳粹政权罪，或者“有辱种族名誉罪”。

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在战前是自由派记者和政治家，尽管他并未积极投身抵抗运动，但十分痛恨纳粹。盟军感到豪斯是他们可以信任的那类德国人。1945年，美国人任命他为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的文化部长。豪斯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学校里有能力的老师人数不足，无法为接受了十二年纳粹宣传的年轻人洗脑。整肃运动让他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在一封寄给军部的信中，他言辞迫切地写道，在他看来，整肃中被撤职的人里只有10%—15%最后被定性为纳粹。但开除这么多老师后，孩子们已无书可读。他认为，对于第三帝国崛起前接受教育的老一辈教师，“剥去他们的褐色外衣”并“唤醒他们身上善的力量”并非难事。他恳请官方给予他信任：“我们承诺帮老师清除纳粹思想，把他们改造成新观念和进步思想的传播者，本着正确的精神教育青年。”[12]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负责为美国战争部撰写报告的卡尔·楚克迈耶结束他在美国的流亡生涯，回到德国。在他看来，美国人的清洗太过拙劣，而且经常偏离真正目标，以至于去纳粹化运动有导致纳粹复辟的危险。德国保守派视去纳粹化为社会主义者的阴谋。他们相信，盟军官方有意偏袒德国激进派，后者巴不得对每个城镇进行清洗，揪出其中任何可能沾上法西斯污点的人。楚克迈耶讲了个他在奥地利时听来的笑话，大致意思是一个人去警察局登记姓名，警察问他，你登记名字做什么？这人回答，我是纳粹。警官说，那你一年前就该找我们登记了。对方答曰：一年前我还不是纳粹。[13]

等到这则笑话传得满天飞的时候，分辨忠奸、筛查昔日纳粹的工作迫于无奈，已经被交到德国委员会手里。这一做法在“摆脱国家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法律”（Law for Liberation from NationalSocialism and Militarism）中得到了正式确定，但效果却让人哭笑不得。德国政客无意再搞清洗。掌管整肃委员会的人说是激进革命派，但实际上常常是原纳粹分子。天主教牧师发出警告，说德国人要是提供罪证指控同胞将是不道德的。第三帝国期间，地方上的一些大佬发了横财，他们花钱消灾，通常的做法是找个把被纳粹迫害过的可怜幸存者，获取有利于他们的证词。1946年后一段时期的主题词是“漂洗运动”（Persilschein），Persil是一种漂白衣物的消毒剂。不计其数的原纳粹分子拿到的“漂白”文件把他们不久前的历史污点洗得一干二净。就连证明一个人曾在纳粹集中营蹲过大牢的文件都能在黑市上买到；每份售价2.5万德国马克，可谓价格不菲，但对多数原党卫队军官来讲，这点钱他们还出得起。

在东德，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共产党声称“民主苏占区”的清洗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1945年春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介绍过的那类德国“反法西斯”委员会接管了整肃工作。到了初夏，德国共产党（KPD）上台后，这些委员会被解散。从理论上讲，东德的整肃比西占区确实要严格。毕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4]成立的基础就是其令人骄傲的“反法西斯”斗争史；这是“更好的德国”，反抗过的德国。然而，这一说法因为德国人犯有集体罪行这一前提——条顿人（Teuton）[15]的痼疾——而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共产党对此很执著。他们的部分论调似乎也受到了这种德国式病毒的感染。德共要求彻底“消灭”希特勒政权的余孽。[16]在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的一个小镇，昔日纳粹被勒令在衣服上佩戴“卐”标志。人们议论纷纷，说是会有严厉的惩罚。另一个地方的区长也发出警告：“对付纳粹，我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会下狠手收拾他们。那些干活偷懒的，我们要逼他们干活，如果有必要，还要把他们关进劳改营……到了明年年底，我们希望见到一个消灭了纳粹（Nazirein）的德国。”[17]

退一步讲，尽管这些措施不可谓不强硬，但东德的整肃几乎和“资本主义占领区”里一样不彻底。按理说，对“积极”纳粹和“名义”纳粹的甄别还是在做，但这一工作经常形同虚设。苏联人很快对此产生了厌倦，下令开除所有前纳粹党员的政府公职，并限期几个月完成——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归根到底，他们对让德国人负责整肃并不放心，而且也从未给过后者什么恰当的方针政策。在这件事上，苏联人还真是有理由不信任德国人。许多德国人拒绝合作，因为事实证明，大规模的清洗将导致教育和社会服务走向崩溃，或者让任何经济复苏的表象都化为泡影。于是，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德国人同在慕尼黑或科隆的德国人一样，想尽各种借口让前纳粹分子官复原职，或保护他们免于指控。在有迹象显示清洗行动将对苏联控制下的工厂完成生产指标造成影响时，甚至连苏联方面也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许多纳粹“小人物”轻而易举地被吸纳进共产党，对新主子的专政作风，他们不会感到陌生。对于那些地位更显赫的纳粹则采取保留档案的办法，以免他们将来惹麻烦。

所有外国占领区都存在这对矛盾。尽管德国精英过去恶贯满盈，但你还真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同时还指望能重建这个国家——不管其将来姓“共”还是姓“资”。没过多久，盟军便把经济复苏看成比伸张正义更重要的目标，尽管动机和苏联人截然相反。苏联人想的是重建“反法西斯”德国，作为横亘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间的缓冲；英美两国和盟友想的则是让“他们的”德国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民主堡垒。

在当时看来，巴顿将军于1945年发表的对去纳粹化和原纳粹分子的看法固然粗俗不堪，而且考虑到他的仕途，这席话也说早了——他说“加入纳粹党和民主、共和两党打选战没什么两样”，“我们需要这些纳粹”——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将这位巴伐利亚军事统帅撤职。但巴顿只是口无遮拦罢了，观点本身谈不上有多离经叛道。德国战败和早期清洗过后一年，多数美国官员都认同巴顿的看法。尤其是英国人，他们一开始就觉得美国人那股子教训德国人的热忱劲儿很是可笑，而且只会适得其反。英国外交部官员康·奥尼尔（Con O’Neill）对他嘴里的“低级狂热分子”充满鄙夷之情。《第8号法规》规定所有纳粹党员只能从事低贱的工作，在这点上，他评价道：“作为典型的既系统又按部就班的愚蠢之举，这部法律还真是难以击破。”[18]

发生在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Hermann Josef Abs）身上的事很能说明问题。在第三帝国时期，他是一名银行家。同其他商人和实业家相比，他的罪行似乎很轻，不像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ied Krupp）[19]，曾经雇佣妇孺，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干活，直到累死。他也不同于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20]有私交的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后者的煤钢帝国极其残忍地剥削集中营里的劳工。和杜塞尔多夫市（Düsseldorff）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的总裁威廉·赞根（Wilhelm Zangen）或经济官僚兼乌克兰刽子手头头奥托·奥伦道夫（Otto Ohlendorff）也不同，阿布斯甚至都不是纳粹党员，也不是党卫队军官。

阿布斯从未亲手实施暴行。作为土生土长的莱茵河地区的人，他对普鲁士尚武精神只有厌恶。他文质彬彬，信奉天主教，对英国怀有好感，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战前在犹太人开的银行里供职，还是西格蒙德·瓦尔堡（Sigmund Warburg）[51]的好友。要不是阿布斯碰巧是个雄心勃勃的德国技术官僚的话，他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和纳粹扯不上半点关系。然而，阿布斯曾任德意志银行主管，通过对犹太人的公司进行“雅利安化”（Aryanizing）养肥了自己的康采恩[21]。除开为希特勒打理私人账户外，阿布斯还为诸如西门子、克虏伯和法本公司（I. G. Farben）等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这些公司都曾在奥斯维辛附近建造过大型奴隶营。阿布斯做事也许并非出于粗鄙的意识形态狂热。实际上，他几乎铁定不是狂热分子。但没有阿布斯这样的人，希特勒罪恶事业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1945年6月，阿布斯藏身一个贵族朋友家里时被人发现，随后被塞进一辆英军吉普，这时他心想完了，只有死路一条。结果，他没坐牢，而是被带到汉堡的某家宾馆，像这样仍然屹立不倒的宾馆已所剩无几。在那里，一位来自伦敦的老朋友、银行家查尔斯·邓斯顿（Charles Dunston）热情地接见了他。邓斯顿战前在德国做过生意，而且对纳粹运动整齐划一、昂首阔步的精神面貌颇为欣赏。“就像回到了过去，”回想起老友相见时，邓斯顿这么说道，“我没有问他战争的事，这无关紧要。”阿布斯对他的不修边幅表示歉意，解释说自己没有像样的刮胡刀。但在邓斯顿眼里，他看着没啥变化：“头发一丝不乱。我当即问他，愿不愿意帮助我们重建德国银行体系，他欣然接受了。”[22]

事情的发展有些偏离计划。纵然英国人屡次表达抗议，但美国人依旧我行我素，坚称阿布斯作为战争罪嫌犯，理应逮捕。一入狱，阿布斯就拒绝再为英国人提供金融咨询，除非自己获释。英国人花了三个月时间，总算说服美方放人。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他位于埃森（Essen）的乡村庄园大厅里被捕时，跟前来抓他的美军说了句：“这是我家，你们干吗？”他和实业家弗里德里希·弗利克一同接受了纽伦堡审判。法本公司老板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男爵（Baron Georg von Schnitzler）犯有奴役奥斯维辛囚犯等罪行，英国人上门抓他时，他身穿一件用上好苏格兰粗花呢布剪裁而成的高尔夫球外套，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来客。他表示，能重获自由，和X勋爵、Y勋爵和德拉华州威明顿的杜邦家族等老朋友再续前缘，真是太让人高兴了。这群朋友真的很交心，但过去几年里跟他们断了联系，很是让人痛心。[23]冯·施尼茨勒因“掠夺和侵占罪”被判入狱五年。但一年后，他就回归商界，重新融入社会。克虏伯因为雇佣奴工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最后只服了三年的刑。弗利克获刑七年，但在兰德斯堡监狱舒舒服服地待了三年后也获释了。服刑期间，弗利克曾向赫尔曼·阿布斯咨询过金融业务，也获得过后者的提点。阿布斯后来成为德意志银行、戴姆勒——奔驰、汉莎航空等公司的董事，在西德重建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克虏伯公司的控制权被转让给一家基金会，这桩交易的主要操办人之一就是赫尔曼·阿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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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工业精英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蹲过大牢，虽然都是好吃好喝地被人伺候着。他们的日本同行甚至连这种罪都没受过。在日本，除了逮捕有战犯嫌疑的人之外，整肃行动侧重于“预防”，而非“惩罚”。需要防范的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但问题在于，美国人吃不准要收拾谁，而且太过倾向于将日本看成东方版的第三帝国。

究竟是谁“误导了日本人民”？不是天皇，因为最高司令官已经认定他无罪。最接近纳粹军事组织的机构是军警，即宪兵队。由于其刑讯和杀人手法十分老辣，所以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一提到宪兵队便谈虎色变。大约4万名宪兵队军官在清洗中丢掉了饭碗，极少有日本人会为他们的遭遇落泪。其他一些爱国组织和神道教、天皇崇拜、武术社团或战时经济规划多少有些关联，表面上看像纳粹组织，但其实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赞会是一个奉行改良主义的综合政治团体，宗旨是动员政客、官僚和知识分子为战争出力。该组织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创始者中甚至还有社会主义者。日本的战争规划委员会也有部分左派经济学家。美国人甚至在如何处置部队军官这点上都拿不出明确的政策。刚开始，美军决定，所有少佐及少佐以上的军官都要被清算。显然，军衔低于少佐的人是没机会误导任何人的。这件事传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理查德·马歇尔（Richard Marshall）少将耳朵里，他火冒三丈。从他的亲身经历来看，日军上尉和中尉是一群最残暴的疯子。他说，如果这些人的名字不在列，就会再次误导日本人民。于是，这些军官也被纳入了名单。[24]简言之，最高司令部的美国人对到底要打击谁没个准绳。

如果有什么机构在日本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话，那一定是官僚组织：具体而言是负责查禁异见的内务省，以及负责战时工业规划的通商产业省（战争期间被并入军需省）。甚至连大藏省也应算在内，因为其曾经大举搜刮亚洲被征服国家的资源。掌管工业的官僚曾在伪满、中国各地乃至日本本土大规模强征劳工从事劳动，数量众多的人在工厂和矿井里干活，多数条件恶劣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然而，美国占领军对处理这些历史旧案的指导方针十分模糊。虽然高级官员被撤了职，但低级官员还是保住了乌纱帽。理论上，被清洗的官员将不得再发挥影响力。但对于如何防止他们私会老部下、进行非正式密谋这点，则从来就没有拿出过办法，于是这种事就变得屡见不鲜。

在如何处置工商业精英这点上，美方内部出现了最严重的分歧。喜欢卖弄文采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宣称：“正是这些人，这些出生于封建世家、成长为一方枭雄的人，几乎将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控制于枷锁之中，他们厉兵秣马，煽动人心，带领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他因此坚持必须将这些人从“影响未来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剔除出去”。[25]

麦克阿瑟说这话其实是在1947年，那时距离效仿纽伦堡审判的东京战争罪审判（正式称法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已经过去了一年。其他美国人的看法大相径庭。曾在美国司法部任主管的东京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B. Keenan）在同年说过：“我们从未收到，也未曾发现有证据表明地位显赫的工商业领袖曾和他人密谋，策划或发动了战争。”[26]

日本人自己对清算的看法取决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在一封写给最高司令官的信里，作者希望麦克阿瑟能明白，“99%的日本人，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彻头彻尾的战争狂和军国主义者”。[27]一位立场更温和的记者称：“官僚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程度，居然发展到了允许像……前内务大臣这样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战犯都得到留用的地步。就算他们中间有自由派，也是胆小怕事、畏首畏尾之辈。”[28]

所幸同盟国中只有美国负责主导“去军事化”和“民主化”，这使得盟军的在日使命变得略微简化了些。反观在德国，并没有类似最高司令官一职。卢修斯·克莱将军也算不上司令，他肯定不会收到下面这封来信：“我们将麦克阿瑟看作耶稣基督再世。”[29]但是由于在官僚职权划分和政治信仰的问题上存在内部分裂，美国人也从未真正拿出过一份一以贯之的清洗方案。实际管理日本的工作被交给日本人自己的内阁，由他们来指挥官僚系统落实改革措施。尽管这些举措充其量只能说是敷衍了事，美国新政派对另一个目标倒是远为重视，虽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的意见与之相左。那些“不肯让未来日本经济建设仅仅服务于和平目标”的人会被开除，而“控制了日本贸易和工业半壁江山的工业与银行业联合体”必须被解散。[30]这些联合体，即财阀，被定性为策动战争的主要经济推手。

这一决定对实业家们不啻当头一击。同赫尔曼·阿布斯和他的德国同行一样，他们在战前跟伦敦和纽约大公司董事会里的董事有很深的交情。甚至在战争结束前，一名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在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担任总裁的日本企业家，在一次实业家参加的秘密会议上用英语兴奋地大叫：“我们的朋友要来了。”[31]不少具有国际经验的日本商界领袖曾在欧美留过学，他们期待能得到意气相投的美国人的赏识，被安排主管日本经济的重建。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被扫地出门，他们的财团也随之分崩离析。

对于麦克阿瑟军政府里的新政派，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一是解散财阀，二是土地改革，后面一条可以说压垮了日本农村“封建主义”的脊梁。许多日本左派因为美国的政策而欢欣鼓舞，在军事占领最初几年里，华府被看成左派最好的朋友。女性投票权、罢工权、劳资双方集体谈判，革故鼎新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在分工上，美国人负责推动革新，心存感激的日本人具体落实。由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开始在工会和高教领域享有巨大权力。

但即使是一些秉持左倾观点、对实业家并无好感的日本人，对财阀遭受格外严厉的责难一事也有些看不懂。在写给朋友唐纳德·基恩的一封信里，当时还是海军军官的西奥多·德巴里（即狄百瑞）提到他和一位名叫宫内的东京商人的谈话。宫内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信奉民主。德巴里请他谈谈对战时财阀的看法。宫内回答，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军部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没错，有些新兴财阀，比如日产（Nissan），从战争中获益巨大，但传统的“四大”财阀家族——三菱（Mitsubishi）、三井（Mitsui）、安田（Yasuda）、住友（Sumimoto）——则跟所有人一样，只是被招安和收编罢了：“它们很弱，财阀很弱。”[32]

对此说法，德巴里将信将疑。这句话他从日本人那里听到得太频繁了，以至于怀疑这是军部宣传影响的产物。他写道：“20世纪30年代的军队，肯定先是鼓吹这一论调，然后通过买通或威胁财阀，为这一说法添加了注脚。”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美国人追究财阀的责任，却基本放过官僚体系，等于是在昭告天下，他们对日本战时体制如何运作一事其实并不清楚。但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并非无知或误解；美国规划者满怀理想主义，一心想出力重建一个崭新的日本，而日本“改革官僚”则期望维持他们在战时对经济的控制，但会服务于和平的目标。双方于是想到了一块。

倒也不是说什么都没干。1948年底，90多万人接受了职业背景审查，150多万份问卷被拿去做分析。美国人撤销了内务省，解散了日本军队，共计1,800名官员遭到整肃。但其中大多数人（70%）过去是警察，剩下的是来自内务省的官员。主管经济的官僚压根就没被找过麻烦。昔日的军需省裁撤了42人，而大藏省只开除了9个人。[33]那位曾被派到满洲负责劳工项目的军需大臣，后来参与策划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事业，史称“大东亚共荣圈”。他被捕过，却从未被正式指控犯有战争罪行。他叫岸信介，在出狱后仕途蒸蒸日上，后来成为日本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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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上，菲律宾占据着一个很有意思的位置。1941年12月8日，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十小时后，日本入侵菲律宾，攻占了该国。时任菲律宾陆军元帅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于翌年3月撤退至澳大利亚，他发誓称：“我会回来的。”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也逃到了澳大利亚，继而辗转至华盛顿，并在那儿建立了流亡政府。这么做本身就很不寻常，当时印尼没有流亡政府，缅甸也没有流亡政府。泰国倒是有流亡政府，但泰国从没被殖民过。日本人入侵时，菲律宾介于殖民地和独立国家之间，其已获得了英联邦国家的地位，而且原定将于1946年完全独立。虽然日本人承诺过——用本间雅晴将军的话来讲——要把菲律宾人从美国的专制霸权中解放出来，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摇身一变，成了新的殖民主子，而且统治手段更为残暴。尽管总统何塞·劳雷尔（José P. Laurel）[52]在1943年正式宣布菲律宾共和国独立，但日本人仍旧大权在握。每位菲律宾政府官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日本“军师”，而每位日本军师背后都站着日本军队和令人闻之色变的宪兵队。简言之，所谓的共和国不过是个幌子。

即便如此，菲律宾国内还是有一股作风顽强的抗日力量。其中当属一支抗日游击队最有成效，其纲领有别于奎松或劳雷尔，主要在第一大岛吕宋岛（Luzon）的乡间活动。“虎克党”（Hukbalahap）意为抗日人民军，由赤脚的农民革命者组成，他们的敌人不光是日本人，也包括菲律宾的大地主。地主们坐享大片甘蔗和椰子种植园带来的财富，表面上佯装成民主派，实际却用封建寡头的方式统治这个国家。虎克党最有名的领袖名叫路易斯·塔鲁克（LuisTaruc），是个佃农的儿子。另一位有传奇色彩的虎克党女战士叫费莉帕·库拉拉（Felipa Culala），她个头高大，骁勇善战，化名“达扬达扬”（Dayang Dayang），就连日本人听到“达扬达扬”也是闻风丧胆。

日占期间，由于许多地主放弃种植园，逃往马尼拉，虎克党就效仿起了共产党在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没收土地，建立了某种国中之国。该党的作战“小分队”纪律严明，心狠手辣，死在他们屠刀下的不光有日本人，那些有通敌或目无法纪嫌疑的菲律宾人也难逃厄运。就连威名赫赫的“达扬达扬”触犯规矩时也要受罚。她有句口头禅：“那些不发战争财的人是脑子进水了。”她说到做到，大肆抢夺财物，从水牛到珠宝，什么都抢。被捕后，她受到审判，后来被枪决。[34]

何塞·劳雷尔和供职于伪政府的多数党羽——比如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xas）和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Aquino）——均出身上流社会的地主家庭。就算没有日本占领者，虎克党也一心想要推翻他们的权力。从效忠日本人、推动反美和泛亚事业这点来看，这些人毫无疑问是通敌分子。但正如原西方殖民地内其他勾结日本人的亚洲民族主义者，他们有着复杂的动机。劳雷尔的背景让人刮目相看，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当过参议员，是马尼拉最高法院的助理法官。虽然贵为殖民精英阶层的一分子，但他也许打心底里相信，如要帮助菲律宾人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有必要仰仗日本人激进的“亚细亚主义”。欧洲的一些卖国贼（quisling）也操持相似的论调，他们认为，纳粹建立的新秩序可以为他们堕落腐朽的社会注入一丝生机。但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背叛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劳雷尔、苏加诺等人在日本人登陆前后，一直在为外国统治者效力。

劳雷尔一直是菲律宾游击队的头号目标。1943年6月，在同贝尼尼奥·阿基诺在维克维克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时，他遭到两名刺客行刺，背部中弹。其中一人自称“小乔”。当年晚些时候，结束养伤的劳雷尔赴东京出席了大东亚会议。会上，一干领导人喊着亚洲人皆兄弟的口号，承诺加强泛亚合作。翌年，应日本要求，他同意向美国宣战。

与此同时，1944年10月，麦克阿瑟将军兑现了他要重返菲律宾的承诺。为了增加这一幕的戏剧性，他蹚过了莱特岛（Leyte）的浅滩，虽然戴着飞行员墨镜，但他看起来还是愁眉不展。他其实不止一次地蹚过海水，为的是能拍下恰到好处的照片，留作新闻资料。登上吕宋岛之前，他如法炮制。麦克阿瑟讲话喜欢援引《圣经》，这一套对笃信天主教和神秘主义的菲律宾人想必很有吸引力。他吟诵着：“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感谢我主的恩泽，我们的部队再次踏上了菲律宾的土地——这片土地，因为我们两国人民洒下的热血而变得神圣……到我这里来……神圣的主将为你们指明道路。”

在通往马尼拉的漫长道路上，美军艰难跋涉，经历了血雨腥风。推进过程中，他们得到了虎克党的积极帮助。菲律宾游击队将日本人赶出吕宋岛中部各地后，升起星条旗和菲律宾国旗，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期待美国支持独立的菲律宾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事与愿违，麦克阿瑟只是对虎克党的战斗精神表示了口头赞赏。有人进谏，建议他请自己最熟悉的那批人出山，也就是过去的地主精英。虽然他曾扬言“挖地三尺，也要把所有叛变的菲律宾人揪出来”，麦克阿瑟却将劳雷尔伪政府的忠实成员曼努埃尔·罗哈斯任命为美军准将。[35]

虎克党收到要他们缴械的命令，他们拒绝交出武器，随即遭到逮捕。一部分人在没有受到正式起诉的情况下就被判入狱，其中包括路易斯·塔鲁克，他和几个过去勾结日本人的通敌者被关在一间牢房里。后来，5万农民来到马尼拉的马拉坎南宫[36]前举行示威，塔鲁克因此获释，但他大部分手下仍身陷囹圄。后来发生的事不甚光彩。有人在暗地里较劲，进行钱权交易。之后，马尼拉的媒体发表文章，歌颂劳雷尔和他的同仁在战时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尽全力保护菲律宾人免受日本人的暴行侵害。麦克阿瑟赞扬罗哈斯是“游击运动的几大要素之一”。菲律宾人受到的训诫是要他们抛开“小肚鸡肠式的妒忌心理”和“毫无必要的误解”，因为这样只会“阻碍进步”。[37]

作为二战结束后的首位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宣布赦免战时的通敌叛国者。成千上万的人获释出狱。路易斯·塔鲁克躲进了深山，虎克党更名为解放人民军，也就是毛派新人民军的前身。昔日的地主家族在重新牢牢掌握住他们的财产后，继续控制着菲律宾的政治。即使到了1986年，在“人民力量”运动（People Power）推翻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亚洲民主化的曙光后，旧精英依旧把持着政坛。“人民力量”运动的明星人物是贝尼尼奥·阿基诺的妻子[38]科拉松·“柯莉”·阿基诺（Corazon “Cory” Aquino），人称阿基诺夫人。她在位时，副总统由何塞·劳雷尔的儿子“多伊”劳雷尔（“Doy” Laurel）担任。在写作本书时，菲律宾的现任总统换成了“柯莉”的长子，阿基诺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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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合法性，一种办法是找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并团结在其周围。这既可以是一位备受爱戴的君王，也可以是抵抗外敌的义士，甚至是某位俨然一副救世主派头的外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腔调也许有些做作，甚至在一些人眼里显得妄自尊大，但他在日本和菲律宾却将这一角色发挥到了极致。他保留天皇以体现延续性的做法，背后折射出的意图是为了彰显自己身为临时将军（shogun）[39]的功绩。包括麦克阿瑟自己那套在内的英雄主义常常是一种作秀，有时则完全就是胡编乱造。举例而言，朝鲜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就是苏联红军一手扶植起来的。据称，正是这位卓越的游击战英雄，单枪匹马地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半岛。但事实上，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待在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伯力）附近的一座苏军训练营中。

战前一些傀儡政权的挂名首脑如今名誉扫地，合法性也受到挑战，这为内战埋下了伏笔。在希腊，内战就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而在中国，国共两党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试探对手和各种小冲突后，内战也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美国人管蒋介石委员长叫司令（Gimo），在战时美国驻华最高长官、绰号“酸醋乔”（Vinegar Joe）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嘴里，老蒋的绰号是“花生米”。他名义上控制着整个中国，但实际上有大片疆土并不处于他的管辖之下。不管是自吹自擂，还是在美国的战时宣传里，司令大人都是以一副伟大民族领袖的面目出现：是他，英勇地抗击了日寇。但盘踞在大西北的毛泽东和他的游击队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倒也并非一点没有道理——说轻点蒋是消极抗日，说重点他是勾结日寇，联手对付共产党。共产党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抗日者，毛泽东才是民族英雄。但事实上，双方常把日本侵略看成是暂时的困境，而美国人早晚都会出手收拾残局。真正的敌人在国内。随着两支势不两立的武装力量摆开架势，准备决一雌雄，同时进行较量的还有两种版本的英雄事迹。

其实，战争结束没多久，两位领导人就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见过面，并进行了漫长的会谈。虽然各自都看不惯对方，但对彼此的顽强气节很是钦佩，就好像两个敌对帮派的大佬一样惺惺相惜。毛在官方招待会上向蒋敬酒，祝他万岁。为了避免爆发全面内战，双方围绕权力分享、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等问题进行了气氛友好的磋商。会议并未达成有约束力的协定，表达和平意愿的声明（“民主”“一支军队”、蒋的“领导”）只是“一张废纸”。[40]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帕特里克·J. 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仍然对撮合国共两党抱有希望，尽管他心智不太正常，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因为表演刺耳的巧克陶族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呐喊[41]，让主人很下不来台。在头脑发热的赫尔利的想象中，包括熟悉中国问题的外交官在内，哪个美国人要是对国共牵手抱有疑虑，那他就是叛徒，恐怕还是赤匪。

《纽约时报》记者说得没错。在10月6日刊发的一篇报道里，他这样写道：“对那些不理解为什么讨价还价如此严重的西方人而言，有必要向他们指出，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武器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坚持只有他有权命令日本人缴械，而毛又对此毫不理会的原因。

1945年夏，蒋的麾下有400万国军，遍布华中和华南地区。但他们训练很差，军纪涣散，而且带队的长官常常腐败无能。日本人在东北的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旧都南京建立了“伪军”，人数有上百万之多。伪军的装备比国军精良，而且常常更能打仗。所以蒋并未解散他们，而是倾向于把这些部队整编进自己的军队。另外，各省还有形形色色的一干军阀，他们表面上效忠中央，但总是靠不住，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城乡地区的中国平民都很害怕国军的到来，因为这些部队的做派更像土匪，而不像军人，他们打家劫舍，抢吃的，奸淫妇女，还从农民里抽壮丁。伪军和军阀的部队也好不到哪里去。共产党的部队大约有100万人，另外还有200万民兵，他们本也可以成为专横跋扈的主子，但至少他们懂得作风纪律的意义。共产党的军民关系搞得更好；他们意识到，要打赢战争，部分靠的是宣传。被老百姓视为一支英雄的人民之师是他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大半个中国不仅山河破碎，而且还因为外国占领、军阀割据、内战中的清洗与反清洗而元气大伤，经年的内战在残酷性上同抗日战争不相上下。研究日本的学者唐纳德·基恩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美国海军军官，被派驻在港口城市青岛。青岛毗邻黄海，因其海军基地、欧式建筑和德式啤酒屋而闻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时，日本帝国海军尚未撤退，基恩很快就觉察“气氛有些不对劲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欺诈和腐败的臭气；“针对通敌者的指控跟这座城市本身的可疑气质一样无处不在”。[42]

他发现，管理青岛的依旧是日本人当初任命的那批中国人，他们大多声名狼藉，从外国占领中大捞了一笔。他还发现，日本海军军官可以公开吹嘘他们的战功，而通日的中国人则挨了其他中国人的整。然而，整肃者自己过去也有污点，他们只是想搜刮嫌疑人的财物。青岛这个地方充斥着外来投机客、黑帮、见风使舵的间谍，还有依旧作威作福的日本人。所有这一切绝非青岛特有。基恩听说过一些中国各地传来的小道消息，大致是国民党请求全副武装的日军协助剿共。这些传闻完全准确。蒋介石政府中的一些右翼派系想借助日本人之力，立即发动和共产党的战争。但司令大人比较谨慎，他不想做得太过分。然而，确有大批日军被调去守卫中国铁路等许多设施，以防共产党来犯。

各地都出现了针对日本人的报复行动，但总体而言，国共两党都在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敌人，而国民党也需要日本的帮助。另外，中日之间存在太多的纠葛，剪不断理还乱，找不到简单的解决办法。

战争结束后没多久，南京就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铁蹄的长期蹂躏下，有几万或许是几十万中国人惨遭强奸和杀害。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二战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之一。冈村宁次将军并没有直接参与屠杀，但他与同样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脱不了干系。1938年，他手下的部队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不计其数的平民。他在1942年奉行焦土政策，即中国人口中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导致200多万人死亡。所有年龄在15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都有可能因为反日嫌疑被杀。而系统性掳掠年轻女性——大多来自朝鲜——逼她们在日军慰安所里充当性奴，同样也发生在冈村宁次治下。

但在1945年9月9日，同样是这个冈村，在向何应钦将军投降时，何将军竟然朝这位日本将军鞠了一躬，并对羞辱性的受降仪式让他丢脸表示歉意。何应钦曾在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和冈村宁次是师生关系，何尊称他为“先生”（sensei），即日语里的老师之意。[43]就这样，冈村依旧身居南京的外交部大楼，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三年后，他被南京法庭起诉犯有战争罪，但之后蒋委员长亲自出面，让他免于再受屈辱，国民党还聘请他做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于1966年死在病床上，死时很安详。

中国内战的关键其实在于东北。日本人在这里建立重工业，开发矿产，谁率先夺取这块心脏地带，谁就可以居于一种几乎坚不可摧的地位。我们之前也看到了，苏联人抢先一步赶到了那儿，夺走所有的工业和金融资产后运往苏联。他们刚开始和中共打交道时并非一团和气。苏联红军军官看不起蓬头垢面的中国军人，由于缺少翻译，沟通几乎寸步难行。另外，斯大林出于稳定大国间关系的考虑，决定暂时承认蒋委员长为中国的合法领袖。

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共八路军部队一点点流入东北，在一些地区，得到苏军指挥官的同情和帮助后，他们接收了当地的日常政务。对这片在多数中国人眼里是牧民和蛮夷家园的北大荒，许多共产党干部既陌生，又毫无根基，因此接收工作进展艰难。除开和苏联人关系紧张外，八路军还要对付当地为非作歹、四处流窜的伪军余孽，此外形形色色的潜伏特务也让他们难以省心。这些游击团体中，有些跟苏联人有关联，有些隶属于东三省的军阀，有些来自国民党阵营。正如国民党希望日本和美国能帮忙剿共一样，共产党也请求苏联支持，镇压“反苏匪徒”。[44]

与此同时，因为对共产党挺进东北感到不安，蒋介石敦促美国人把国军部队投送到东北。美国方面虽然同意了，但有些敷衍了事，因为官方政策是不要卷入“同室操戈的冲突”。通常，国军到达东北时已是姗姗来迟，而且兵力不足，有时还被送错了地方。

东北的局势后来严重恶化；1948年，长春一役中，共有30万平民死于饥饿和疾病。这个地方可谓是龙潭虎穴，将这点刻画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发生在中朝边境安东市一所著名妓院里的故事。

1945年秋天的安东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有点类似东北亚的卡萨布兰卡，那里不光有关外的中国人，也不乏朝鲜人、俄国人和大约7万日本侨民，这些日本人里既有驻扎当地的军人和定居于此的平民，也有从昔日伪满各地逃来的难民。因为担心受到来犯苏军的侵害，特别是担心妇女受到骚扰，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名义上提供歌舞演出，实则为妓院。有了这个地方，就能让苏联人转移注意力，不再不怀好意地盯着日本良家妇女。管理这一机构（名为安宁饭店）的任务落到了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肩上。她叫大町，过去在日本人开的温泉度假村当过艺伎。通过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她雇佣了一批日本女性，这当中不少人从未有过从事性服务的经验。大町要求她们为日本献身，她们是安东的女子神风队员。[45]

一些受过大町救命之恩的日本人心存感激，为她立了块石头纪念碑。这块碑现今依旧屹立在她位于日本的老家。大町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己“不问政治”的立场，她对所有男人，不论他们地位高低贵贱，是俄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均一视同仁。尽管大町成立“卡巴莱舞团”的初衷是为了供俄国人找乐子，但也吸引了其他类型的客人，包括日本退伍军官、社团领袖，以及过去勾结日本人、现在又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的中国汉奸。除此之外，光顾的客人里甚至还有中共和日共。嫖客们在清酒、伏特加和中国白酒的作用下，酒酣耳热，安宁饭店成了交换各种情报的场所。

大町把从苏联人那里听来的有关部队调遣和计划抓人的消息透露给日本人。许多日本人因此提前得到风声，瞅准时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宁饭店里既有间谍，又有双重间谍；有所谓的“红萝卜”（冒充“赤党”的反共分子），也有“蓝萝卜”（经营出一副反共面目，实为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他们在这里酝酿阴谋和对策。安宁饭店为一名日本职员和中共间谍（也许是根“红萝卜”）安排过一场婚礼，日本人借此可以搞清共产党到底意欲何为。在安宁饭店，国民党和日本退役军官还曾密谋启用先前藏在安东深山里的火炮，发动一场右派军事政变，不过由于国军部队未能如期赶到，这起阴谋流产了。

这边厢政变流产，没过多久，那边厢共产党八路军便浩浩荡荡地进了城，接替了苏联红军。刚开始，好像什么都没变。安宁饭店准备了一桌中式宴席招待共产党。不过因为共产党干部对陪酒行为嗤之以鼻，所以席间没有出现姑娘簇拥在一旁卖弄风骚的景象。也许日本人能帮上八路军的忙？日本“满洲国电气株式会社”的原职工成立了一个“红色剧团”，旨在演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剧”。

然而，这段蜜月期并未维持多久。共产党认为，一所国际化的娼寮妓院与新秩序不太吻合。而且，由于怀疑日本人曾插手国民党未遂政变，共产党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了大町和几位日本社团领袖。这些人下场如何，鲜有人知道。大町坐了一年牢，1946年9月，她在鸭绿江岸边被处决。她到底是不是间谍，是的话又替谁效力，始终是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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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急需某种延续性和合法性。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内战的余烬就从未停止过燃烧。保皇党和天主教反动派自共和国诞生之初便一直与其作对。德国占领和维希政权让他们暂时占了上风。戴高乐将军很难算得上是左派，但他对扯皮的多党派民主也无甚好感。尽管反感共和国体制，但出于延续性的考虑，他也只好将自己确立为共和国理所当然的继承者。虽然国民议会在1940年通过选举赋予贝当元帅制宪权，但他的维希政府在战争一结束便被宣布为非法。戴高乐在1944—1945年期间的任务是将破碎的法国重新黏合起来。

人们对内战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抵抗力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共产党早在1941年就已准备了待清洗敌人的名单。他们的想法是既要追捕实业家，也不能放过亲纳粹的法国民兵（Milice）[46]中的小喽啰。对曾经的抵抗者来讲，重要的是惩罚精英和带头人，而不仅仅是“路灯吊死鬼”（Lampistes）——意指那些幕后老板逍遥法外、自己却被吊死在路灯上的手下。[47]戴高乐意识到，一方面，正义只有看得见才算得到了伸张；另一方面，法国已经伤痕累累，禁不起大规模的清洗了，否则社会将面临难以忍受的压力。戴高乐希望尽快结束这一进程，最好在几个月里就结束。设定的最后期限是1945年2月，这当然是办不到的。

不过，到了2月份，大部分快意恩仇的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囚犯被处以私刑，4,000多人被草草处决，其中一些是被群情激奋的暴民绞死的。特别是在法国南部，某些地区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戴高乐并不支持这么做，只有国家才有权成为惩治主体。事实上，部分前抵抗者因为太过热衷于处决通敌嫌犯而被捕。但戴高乐真能怪罪他们么？帕斯卡尔·科波（Pascal Copeau）是南方的一位记者兼抵抗运动领导人，他在1945年1月写道：

在可怕的四年里，最优秀的法国人学会了杀戮，暗杀，搞破坏，扒铁轨，有时还打家劫舍，从不遵守他们所知晓的法律……是谁教会了法国人做这些？是谁下令让他们搞暗杀？不是您，我的将军阁下（mon général），还能是谁呢？[48]

要让国家重新垄断对武力的使用权，戴高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抵抗运动的武装。由于法国抵抗运动地下党游击队员在战时曾冒着巨大的危险搞到武器，而戴高乐自己却藏身英国首都，无人身安全之虞，这项工作于是变得很棘手。共产党抵抗者依旧幻想会爆发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为此他们应保留武器。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单单是因为在法国，人们对这种激进运动并不支持，而且斯大林已表明他不会在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支持一场革命。斯大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他劝法国共产党退一步为妙。后来，戴高乐也跟法共达成了协议。该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在1939年从法军开小差当了逃兵，逃到了莫斯科，如果法共想让他获准返乡，且不以叛国投敌罪遭到审判，前提条件是必须同意遣散武装作战人员。但还是有人小心地把大量武器藏在偏远的农庄里、地板下或仓库中，共产党最后决定放弃。渐渐地，国家重新获得了控制权。

某些标志性人物，因为在德占期间罪大恶极，引人注目，被送上了被告席。贝当本人也接受了审判，并被判卖国罪，但鉴于他年事已高，功勋卓著，不适用死刑，因此被流放到大西洋沿岸的某个小岛上。他死在那儿，葬在那儿，晚年时得了老年痴呆症，还被剥夺了军功。其晚景之凄凉，让一些忠实追随者愤愤难平。1973年，追随者曾试图为贝当洗刷屈辱，他们挖出他的骸骨，送回法国本土，打算将其风风光光地归葬在阵亡将士公墓中。但当有人在贝当的律师雅克·伊索尔尼（Maître Jacques Isorni）的车库里发现了元帅的遗骨后，遗骸旋即被送了回去。就已知的情况来看，目前依然还留在岛上。

战时，贝当政府中最有权势的部长当属相貌平平但人见人恨的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他就没那么走运了，被判了死刑。他曾服毒自杀，但失败了，原因是氰化物毒药放置时间太久，已经失效。1945年10月，赖伐尔被枪决。

还有人也因为战争罪遭到审判。为了使庭审能够服众，之前有必要整饬司法系统。由于战时全法国只有一位法官拒绝在效忠贝当元帅的宣誓书上签名，问题就来了。由裁判官和昔日抵抗者组成的整肃委员会必须判断法官们的行为是否像个忠诚的法国人。基于这一笼统的定义，共有266人被认定为“不良分子”。同样的标准也用在了公务员身上，制裁手段多种多样，轻则暂扣一半薪水，重则炒鱿鱼，甚或完全丧失公民权利。大约100万公务员中，有11,343人受到了某种制裁，5,000人丢掉了饭碗。同别国情况相似，法国工商业精英大体上没有受到冲击。那些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者，比如香水生产商欧莱雅的创始人，全都安然无恙。

雷诺汽车厂的创始人路易·雷诺（Louis Renault）并不是什么出了名的纳粹。据他自己回忆称，德国人抛给他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让戴姆勒-奔驰公司接管他的企业，眼看自己的工人被送去德国，要么就为德军制造汽车。他选择了后面一种。在共产党抵抗者圈子里，雷诺被看成是最坏的那类卖国实业家，是一等一的阶级敌人。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在1944年8月写道：“雷诺汽车厂的老板们殷勤地给敌人提供装备，致使盟军士兵丧命，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49]由于鲜有其他实业家遭到清算，雷诺可能只是替罪羊，或者是戴高乐主义者扔给左派的一根骨头罢了。因为头部伤势过重，雷诺最后死在了监狱里，连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等到。

许多遭清算的法官和公务员很快便官复原职，有些在私营部门找到了体面的营生。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的例子很有代表性，除了结局比较意外。帕蓬是最后一个因战争罪受审的法国人。还在波尔多警局任高级警官时，他曾把上千名犹太人送去集中营，但在1945年却并未受到审判。相反，他后来在多届政府里都当上了大官：戴高乐时期任国务秘书，做过科西嘉和阿尔及利亚的行政长官，并协助粉碎了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主义暴动。还是在戴高乐时期，他当过巴黎警察局局长。为了表彰他对法国的杰出贡献，戴高乐给他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帕蓬的最后一份公职是在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手下担任预算部长。帕蓬的职业生涯堪称辉煌，但有一点不同寻常：他活得很久，直到不光彩的过去找上门来。1995年，帕蓬开始受审，四年后锒铛入狱。2002年，他获释出狱，并因为非法佩戴荣誉军团勋章被处以相当于3,000美元左右的罚金。勋章也被没收了。

戴高乐黏合法国社会的方式，和盟军“修复”日本、意大利、比利时乃至德国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把对战前精英的打击降到最低限度。无法坐视国家进一步两极分化的他需要商人、金融家、律师、教授、医生和官僚发挥才干。这些人算找对了后台。

抵抗运动的男男女女扮演了英勇的叛逆者角色，在别人明哲保身的时候，他们以命相搏。这么做有各种理由：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百无聊赖、一腔怒火、渴望冒险，或者仅仅是正义感。但跟多数机会主义者和溜须拍马之辈相比，他们的选择可谓卓尔不群。

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对犯错之人的责罚常常是象征性的，而且惩治力度很不公平。体制派相对而言毫发无损。一个叫玛尔特·里夏尔（Marthe Richard）的女人在1945年12月四处游说，建议关闭巴黎的烟花柳巷。里夏尔过去做过妓女，没准还是个间谍。一年后，《玛尔特·里夏尔法案》（Loi Marthe Richard）生效，法国的妓院全部关门大吉。这股子关闭春楼的热忱劲儿很不像法国人的风格，据悉，这么做的原因是德占期间，妓院成了“通敌行为”的重镇。

[1]Andreas-Friedrich,Battleground Berlin,27.

[2]Luc Huyse and Steven Dhondt,La répression des collaborations,1942–1952: Un passétoujours présent(Brussels: CRISP,1991),147.

[3]Sodei Rinjiro,ed.,Dear General MacArthur: Letters from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AmericanOccupation(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2001),70.

[4]出处同上,87.

[5]出处同上,78.

[6]美国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政令，转引自Hans H. Baerwald,The Purge of Japanese Leaders Under the Occup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7。

[7]福比恩·鲍尔斯（Faubion Bowers）引用于“How Japan Won the War,”The New YorkTimes Magazine,August30,1970.

[8]Cohen,Remaking Japan,85.

[9]Franz Neumann,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1933–44,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Peter Hayes (Chicago: Ivan R. Dee,2009;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First published1942.

[10]Andreas-Friedrich,Battleground Berlin,100.

[11]出处同上,101.

[12]James F. Tent,Mission on the Rhine: Reedu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in American-OccupiedGerman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55.

[13]Zuckmayer,Deutschlandbericht,137.

[14]即东德，西德的全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5]条顿人，即德国人。

[16]Timothy R. Vogt,Denazification in Soviet-Occupied Germany: Brandenburg,1945–1948(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34.

[17]出处同上,38.

[18]Tom Bower,The Pledge Betrayed: America and Britain and the Denazification of PostwarGermany(Garden City,NY: Doubleday,1982),148.

[19]克虏伯，德国钢铁大亨，军火大王。

[20]希姆莱（1900—1945），纳粹党卫队、盖世太保头目。

[21]康采恩（Concern），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的组织形式。

[22]出处同上,8.

[23]Henke,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487.

[24]Cohen,Remaking Japan,161.

[25]Jerome Bernard Cohen,Japan’s Economy in War and Reconstruc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49),432.

[26]Cohen,Remaking Japan,154.

[27]Rinjiro,Dear General MacArthur,176.

[28]出处同上,177.

[29]LaCerda,The Conqueror Comes to Tea,25.

[30]Cohen,Remaking Japan,45.

[31]Dower,Embracing Defeat,530.

[32]Cary,ed.,From a Ruined Empire,107.

[33]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42.

[34]Teodoro Agoncillo,The Fateful Years: Japan’s Adventure in the Philippines,1941–1945(Quezon City,The Philippines: R. P. Garcia,1965),672.

[35]Stanley Karnow,In Our Image: America’s Empire in the Philippines(New York: Random House,1989),327.

[36]Malacañang Palace，菲律宾总统府。

[37]出处同上,328.

[38]作者误植为儿媳。——编注

[39]日本历史上的将军，并非指军事将领，而是指诸侯的首领。每一个地方的诸侯称为大名，而其中最有势力、凌驾于所有大名之上的大名，在得到天皇的册封后，即为将军，拥有极高的威望。

[40]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323.

[41]赫尔利是印第安人。

[42]唐纳德·基恩写给狄百瑞的书信，见Cary,ed.,From a Ruined Empire,128.

[43]Spector,In the Ruins of Empire,41.

[44]Odd Arne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Chinese Civil War,1944–194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90.

[45]关于安宁饭店的书有两本，一本是岡田和裕的《满洲安宁饭店》，另一本是藤原作弥的《满洲，少年国民的战记》，均在第二章引用过。

[46]Milice française，1943年维希政府建立的右翼民兵组织。

[47]Peter Novick,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 The Purge of Collaborators in Liberated Fran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40.

[48]出处同上,77–78.

[49]引自Beevor and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104.

[50]1988年，信仰基督教的长崎市市长本岛等因为发表裕仁天皇负有战争责任的言论，成为了极右翼的目标。两年后，他被杀手开枪击中背部。——作者注

[51]瓦尔堡（1902—1982），犹太富商，英国投资银行华宝（S.G. Warburg & Co. ；即瑞银华宝的前身）创办人。

[52]何塞·劳雷尔为日本扶植的菲律宾第二共和国（1943—1945）的总统。原本自1935年起即担任菲律宾自治领总统的曼努埃尔·奎松因此于1943年流亡。

第六章 法治

共产党的八路军于1945年深秋挺进东北，之后便步步为营，从替代日本人的中国国民党手里夺取了部分城池，又从苏联红军手里接收了另一部分。这项工作甫一启动，所谓的人民公审随即来临。正义来得很快，即使谈不上原始，法律的程序也十分粗糙。

有时，中文报纸会刊登广告，招募证人，呼吁过去所有跟伪满官员有过节的人站出来举证。中朝边境的安东市，人们在一所小学设立了“人民法院”。许多罪状都很鸡毛蒜皮，有些人只是长期积怨难以抒发，想要借此出口恶气。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状告一位日本商人，因为后者弄坏他的灯笼，却不肯赔偿。一个小伙子回忆道，他父亲给一家日本公司做苦力，最后活活累死。遭到控告的人通常都记不太清他们做过什么坏事，要是只被罚一大笔钱就能走人，那还算是幸运的。

还有比这严重得多的罪状。人民正义在这些案件中一样高效。12月，安东的3名官员被处决在鸭绿江边，他们中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且都在“满洲国”政府里任过职，其中一个是安东的前市长，是个姓曹的中国人，另一个是他的日籍副手渡边。有人目击了两人的下场。

他们头上罩着黑头套，胸前别着“满洲国”的勋章——这在过去象征荣誉，现在则成了耻辱的标志。两人被装上马车，沿着安东的主干道游街示众。他们的头被人按着，像是在忏悔，手里还举着木牌，上面写着鲜红色的大字，好让有所人都能看见。一块牌子上写着“反动派”，另一块上写着“傀儡”。人民法院设在户外，大批群众前来围观，想要看一眼两个罪魁祸首。人民法官扯着嗓子喊：“我们怎么处置他俩？”“杀！杀！”暴民们高声回应。于是就这么定了。两人被带到江边，被逼着跪下，后脑中枪而亡。（据称行刑前渡边的耳朵被割了下来，但这点还存在争议。）[1]

这段目击者描述的有趣之处并不在于审判的近乎闹剧且草草了事，而是其存在的必要性。中共为什么坚持要举行审判？干吗不直接枪毙了流氓恶棍？很明显，他们希望这些处决在人们眼里是合法的。建立某种形式的法制是获取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在摆样子、走过场的公审中，法律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审判是一种仪式，为的是彰显共产党的权威。安东的被告们受到的指控不仅有为日伪政权当差这条，还有解放后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这条。后一种情况他们很难避免，毕竟国民党先于共产党接收了安东。由于共产党名义上代表的是人民权力，所以人民在这一仪式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大声喊出期待他们喊出的判决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既不特立独行，也不异乎寻常。但凡在共产党控制的地方，类似的人民法院就犹如雨后春笋，遍地都是。

1945年，苏联红军任命的匈牙利“反法西斯主义者”上台时，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正好身在布达佩斯。当时匈牙利还不是共产党国家。斯大林认为逐步夺权才是上策；他还不想过早吓到西方盟友。在11月的大选中，共产党的选情并不好。但是说到底，谁执政是苏联人说了算。拿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的话来讲，共产党会像“切香肠”那样一点点蚕食对手，直到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最终成立。

由于经历了苏军和罗马尼亚军队长达几个月的围困，1945年的布达佩斯千疮百孔。皇宫成了一片废墟，整个城市断电，电话打不通，坍塌的桥梁扎进多瑙河，活像受了伤的钢铁怪物。食物很短缺。陌生人时而会走进别人家里，要么希望讨口饭吃，要么只是寻衅滋事（在马洛伊笔下，他们是去表达“仇恨”的）。人们把愤怒的矛头主要对准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昔日法西斯主义箭十字党（Arrow Cross）的刑讯室被新的一套权威体系所取代，黑帮分子坐着进口美国车，在坑坑洼洼的大街上横冲直撞。马洛伊注意到城里一派繁忙景象，很是莫名，但不久后便归于沉寂。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坑蒙拐骗就像鼠疫一样四处扩散”，接着又说，法律与正义“无处可寻，尽管人民法院已经在办案了。出于政治原因的处决给失业游民提供了每天生活的乐趣，就像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64]执政时期那样”。[2]

因为没有了国王，匈牙利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的统治下，他的正式头衔是匈牙利王国摄政。在这一奇特的安排之前，共产党于1919年曾在库恩·贝拉（Béla Kun）的带领下统治了匈牙利一年。红色恐怖过去后，白色恐怖接踵而至。霍尔蒂是个大反动派，但算不上法西斯分子，他终其一生都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同许多人一样习惯将其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霍尔蒂不喜欢犹太人，但还没到希望他们死绝的地步。20世纪30年代末，他愚蠢地和纳粹德国结盟，但在希特勒要求他为大屠杀提供帮助时又退缩了。匈牙利犹太人虽然遭到骚扰，但一直免于毒手。这种情况到1944年发生了改变。德国人决定掌控局面，出兵侵入了匈牙利。德军在苏联正遭受重创，他们的补给线拖得太长，物资供给奇缺，运输线也被敌军切断了。

但为了突出纳粹的真正要务所在，4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被以惊人的效率驱逐出境，大部分死在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霍尔蒂被迫下台，让位给极端反犹的箭十字党党首萨拉希·费伦茨（FerencSzálasi）。在他在位的一百六十三天里，费仑茨大行恐怖政治，并为正式负责在布达佩斯执行“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提供了一切所需的帮助。

1945年，反法西斯政权声明，箭十字党政府里里外外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审判。一批人将被处决是意料之中的事。各地人民正义的一大共同点在于审判的结果很少存在争议。这不仅是人民法院的职责，媒体同样需要发挥作用。伊姆雷迪·贝洛（Béla Imrédy）过去做过银行经理，后来成了迫害犹太人的一员干将，1938年，他当上了总理。审判贝洛的时候，一位知名记者这样形容他：“一个干瘦的小矮子，他害怕极了，到处瞎摸”，“虽然恶贯满盈，但也是条可怜虫”，“在铁证如山面前，像只灰色的蜥蜴那样扭动着”。[3]有一点需要提到的是，西方媒体在控诉纳粹罪行时，一样也是耸人听闻。

一位匈牙利法律专家一语道破了人民审判的真正目的。审判并惩罚战犯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要为他们犯下的政治错误报复他们……”[4]法庭由党员和工会成员构成，专业法官负责引导。有时候，专业法官，特别是国家人民法院理事会——即上诉法院——的法官被批评太过心慈手软。匈牙利共产党的机关报《自由人民报》（Szabad Nép）大声疾呼：“理事会里的专业法官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法官。人民不会把案件卷宗当儿戏；他们不会在审判战犯的案子里找从轻发落的理由，而是会要求狠狠报复那些让他们受苦受难、尝尽屈辱的罪人。”[5]

同样，历史也被牢牢地控制在新秩序的权威之下。需要重申的是，尽管为这一秩序撑腰的是苏联人，但其还不算是共产主义政权。法官判决一些被告——比如1941年任总理的巴尔多希·拉斯洛（László Bárdossy）——要为1919年粉碎“民主制”负责。事实上，真正被粉碎的是库恩·贝拉率领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专政，他们在好勇斗狠和草菅人命上也是颇有一套。然而，被审判的不光是人，还有这些人所代表的体制。在箭十字党政府内任司法部长的布丁斯基·拉斯洛（László Budinszky）被判处死刑，因为根据全国委员会的说法，“二十五年的专制统治”已经将“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6]

从数据来看，匈牙利其实还不算是清算前政权力度最大的国家。在比利时，有5.7万多人因为通敌遭到起诉。[7]在荷兰，5万名通敌者被判了刑。[8]在匈牙利，这一人数接近2.7万。在希腊，截至1945年底共有48,956人在蹲监狱。但他们都是左派。

在个别国家，共产党和反对派都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审判，偶尔还同时进行，在这一方面，希腊是最好的例证。早在1943年的希腊，左派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被解放的地区成立了人民法院，这支部队隶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阵线。人民法院是在沦陷希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计划中的一环。人民法院的成员有民族解放阵线战士和其他“同志”——农民、卡车司机等等，他们审判罪犯、战犯和投敌分子。[9]判决普遍都很重。许多人在经过仓促审判后就被游击队处决，有时连审判都省略了。

希腊乡下最常见的犯罪行为似乎是偷牛。然而在希腊中部村庄德斯卡提，游击队根本无暇顾及偷牛贼。他们只是告知村民，说不准再偷牛了，因为“我们没有监狱或流放地来扣押盗贼。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偷牛时被抓了，他只要说想让我们砍他哪个部位就行，砍脑袋还是砍脚。自己定吧”。[10]很明显，这法子奏效了。至少在德斯卡提，偷牛之风戛然而止。人民法院倒是处理了一起很有意思的案子，一个小伙子在跟姑娘表明爱意后，却向另外一名女子求婚。法院给了他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娶第一个姑娘，要么掉脑袋。他迟疑了很久，直到最后一刻决定还是活命要紧。

人民法院对通敌者可就一点都不心慈手软了。通敌者包括为德国人效力的警察和宪兵、法西斯主义旗手、讲斯拉夫语并勾结保加利亚人侵吞大片希腊领土的马其顿人，或者阻碍革命的阶级敌人。1944年春，希腊从德国铁蹄下获得解放，之后一段时期执政大权落到了民族团结党组建的政府手里。但就算该政府建立了正式法院以起诉通敌者，人民法院在某些地区依然运行着，直至1945年才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希腊国内就存在两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一个是官方的，但权力有限；另一个是非官方的，但管辖范围更大。这一事实显示，在触及政治合法性时，各方很难达成什么共识。希腊没有戴高乐将军这样的人物，可以在共产党和保守派以及在保皇党和自由派之间弥合分歧。战争的伤疤远未愈合，隔阂依旧深如沟壑。

官方的法院尝试过审判战时最高通敌者，比如德占期间的数任希腊总理。但是审判进展缓慢，且时不时陷入僵局。趋炎附势的总理们使出了卖国贼惯用的伎俩，口口声声说他们恋栈权力是出于爱国，他们也的确拿出了一些证据，证明是希腊流亡政府让他们坚守岗位，在乱世中维持大局。流亡政府的首脑不是别人，正是希腊解放后首任总理乔治斯·帕潘德里欧（Georgios Papandreou），他的儿孙日后都成为了总理。

更歹毒的通敌者，比如凶狠的保安团，则压根没受到起诉。1945年2月，各方签订了所谓的《瓦尔基茨停战协定》（Varkiza Agreement）后，左派被敦促放下武器，期待通过全民公投产生未来政府。在这之后，希腊实际上乱成了一锅粥。过去的右翼通敌分子拒绝缴械，并恐吓任何有同情左派嫌疑的人。一些人仅仅因为参与过人民法院就被逮捕，时而被枪决。这一回，掌管国中之国的成了右派民兵，他们的行为凌驾于政府控制之上。鉴于警察大都和右派同属于一个阵营，法庭无法仰仗他们逮捕昔日的通敌者。相反，过去为德国人卖命的武装人员倒是明目张胆地毒打、拷问并囚禁游击队员和他们的支持者。1945年，监狱里关押的通敌者和民族解放阵线支持者的人数之比为1:10。

一个叫帕纳约蒂斯（Panayiotis）的老游击队员在1945年2月交出了武器。几个礼拜后，他被前保安团的人员逮住，他们把他带到附近一所学校，把他倒吊起来，用枪托打他。接着还用鞭子抽他的脚底板，抽得他皮开肉绽，只能一路爬回家。即便如此，日后在澳大利亚的家中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只沦为第一波法西斯报复行动的受害者”，并且“逃过了第二波报复。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人在法西斯的公堂里被判处死刑”。[11]那时希腊虽然解放了，但并不标志着内乱的结束，或看似永无止境、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已经偃旗息鼓。相反，更大的乱子还在后面。

* * * * *

大约二千五百年前的雅典是悲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杰作《欧墨尼得斯》（Eumenides，又译“复仇女神”）的故事发生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桩谋杀案。为报杀父之仇，俄瑞斯特斯愤而弑母。劣行触发了报复狂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直到正义得到伸张。智慧女神、雅典的守护神帕拉斯·雅典娜说服俄瑞斯特斯接受审判。她告诉他，只有通过在法庭上的理性辩论，才能平息复仇之火。但即使是法庭上的理性辩论也并不总能得出清晰的结论；陪审团的票数一半对一半，于是就要由雅典娜做出神圣的裁决，她选择放走俄瑞斯特斯。不过她的决定的确是平息了人们的怒气：

心中的墙壁，

再也不能反射妖言惑众的聒噪，

也得不到鲜血和犯罪的滋润。

干渴的尘埃，

再也不能吸收流淌的黑色血流。

骚乱的公民因愤怒和复仇洒下热血

大声喊着杀人偿命！[12]

自从雅典娜守护着以她命名的历史名城以来，人世间有些事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结束血债血偿的恶性循环依旧是举行审判的最大理由。但在战争结束或专制政权倒台后，审判存在一个问题，即潜在的被告人数庞大。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跟丘吉尔说应该立刻枪毙5万名德国军官，他开这个玩笑时也许只是沉浸在黑色幽默中。但很明显，丘吉尔并没有被逗乐，反而怒气冲冲地跺着脚拂袖而去。但是斯大林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即使没有所谓的集体罪行一说，有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审也审不过来。然而，正义必须看得见才行。有些罪行的主体成千上万，而且背后还有上百万人摇旗助威。这倒不是说代为受审的人就是替罪羊。但话说回来，部分案例中，一些人的确是因为象征意义而被推到台前受审，原因是没有条件审判其他人，他们或人数众多，或逃之夭夭，或出于政治原因受到庇护。

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中有一名叫石井四郎的军医，他行事傲慢，为人孤僻，最早声名鹊起是因为发明了一套净水系统。他曾经在天皇面前展示其新发明，朝过滤水里撒尿，并邀请天皇喝上一口，把后者吓得不轻。天皇礼貌地拒绝了。石井还是最早大力号召打细菌战、化学战的人。1936年，日军批准他在“满洲国”的哈尔滨附近建造一座体积庞大的秘密设施。在那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放手实验。石井在731部队里有诸多得力助手，包括一名叫北野政次的军医，他们不仅研究鼠疫、霍乱等疾病，而且还拿几千名囚犯做活体实验，实验内容应有尽有，全看医生们的兴趣。用作人体小白鼠的多为中国人，但也有俄国人，甚至还有一小部分美国战俘。在日本人口中，他们被叫做“圆木”或“猴子”。一些人被置于极寒环境下测试抗冻能力；一些人被倒吊起来，看用多久会窒息而亡；一些人没打麻药就被开膛破肚，摘走器官；还有一些人被注射了致命病菌。731部队的另一项特长是让大量老鼠感染上致命细菌，然后将它们空投到中国城市。一同被扔下的还有拴在小型降落伞下的陶瓷炸弹，里面是成千上万只跳蚤。

1945年夏，就在苏联红军到来前，撤退在即的日本人摧毁了哈尔滨附近的“净水设施”，杀光了里面剩下的囚犯。当年的废墟上如今建起了一座“爱国主义博物馆”，里面陈列着石井和手下一起做活体解剖的蜡像。实际上，石井、北野和一些部下逃回了日本。苏联人俘虏的大多是军阶较低的医生，他们被起诉犯有战争罪。尽管麦克阿瑟将军承诺会审判日本战犯（他总是对天皇网开一面），但石井很快从视线中消失了。他设法说服了以查尔斯·威洛比少将——麦克阿瑟的“法西斯宠物”——领衔的审讯人员，声称他在华实验所取得的数据对美军有巨大价值。威洛比也相信，美国医生没条件做的人体实验的确能够提供重要信息。当时美国人很担心，生怕苏联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他们前面。另外，一名美军医学专家在写给国务院官员的备忘录里表示，人体实验要比动物实验好。而且，鉴于“任何战争罪审判都会将这类数据毫无保留地泄露给所有国家，为了美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利益，必须竭力防止这方面的信息公开”。[13]

1959年，石井四郎中将卒于东京，死时很安详。督办他葬礼的专员是过去的副官和日后731部队的继任者北野政次中将。北野是血液实验领域的行家，后来成为日本第一家商业血库“绿十字株式会社”的老板。这些刽子手没留下什么罪证，唯一的例外是哈尔滨附近监狱实验室的废墟，以及中国某地废弃地下室耗子窝里一根奇特的纪念碑。立碑的人是北野，为的是纪念那些因研究目的被他解剖的老鼠。

* * * * *

在太平洋战区，第一个接受战争罪审判的人是山下奉文将军，他有个别名，叫“马来亚之虎”，这一绰号威震日本，但外国人却闻之色变。实际上，山下将军在马来亚没待多久，他是在1942年2月以弱胜强、攻占新加坡一役后赢得了“马来亚之虎”这一诨名的；是役，双方兵力之比为3万日军对阵10万英军和英联邦军队。山下奉文面对手下败将白思华（Arthur Percival）中将时，要求后者直截了当回答他的问题：“到底投不投降？”时至今日，人们依旧能在新加坡圣淘沙岛（Sentosa）上的游乐园里看到一组蜡像，描绘的就是当年这一羞辱性的场景。

日本的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将军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山下，或许是因为妒忌后者杰出的军事才能，又或许是因为山下对日本同西方国家开战一事持反对态度。总之，东条为了排挤山下，把他调离东南亚，派去“满洲国”任职，这样他就没机会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直到1944年东条大权旁落，山下才又被派回南洋。他接到的任务是守卫菲律宾，这是份苦差事，因为菲律宾已经无险可守了。

1945年秋，山下接受审判，罪名是他纵容二战期间一起罄竹难书的暴行：马尼拉大屠杀。

屠杀的史实无可争辩。1945年2月，美军兵临城下，将2万多名日军围困在马尼拉，其中大部分是日本海军。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殊死抵抗，只要还占据菲律宾首都一天，就应尽可能地大肆搞破坏。在灌饱了啤酒和清酒后，日军进行了屠城。妇女不分老幼，均被先奸后杀。婴儿和小孩被扔在墙上摔死，或被刺刀肢解。日军剁去男人的手脚，为的只是寻开心，完事后又将他们杀害。日军还突袭了医院，放火将病人活活烧死。民房和建筑也被付之一炬。此外，就在暴行上演的同时，美军坦克和榴弹炮还不停地轰炸和炮击马尼拉，日军则靠火焰喷射器和巴祖卡火箭筒打退了美国人的一波波进攻。

经过一个月的蹂躏，马尼拉成了一片火海，到处是残砖碎瓦。其遭受破坏的程度堪比华沙起义。此外，在这一漫长的屠城过程中，共有10万名菲律宾人被杀。

马尼拉在战前曾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心仪之地。因为日军屠城，他位于马尼拉饭店的客房严重损毁。隔着老远的距离，他在饭店顶上目睹日军进攻，心中充满震惊。他写道：“突然间，阁楼燃起熊熊大火，原来是被日本人击中了。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眼睁睁地看着我漂亮的军事图书馆、纪念品和收藏了大半辈子的私人物品毁于一旦……我尝尽了酸楚和美丽家园被毁的苦涩。”[14]

对于麦克阿瑟而言，1945年发生在马尼拉的屠杀，以及1942年被本间雅晴将军率领的日军赶出菲律宾这一事实，不啻一种人身侮辱。因此，针对本间和山下的审判就蒙上了个人恩怨的色彩。1945年6月，盟国就处置战犯做出决定，随即华盛顿方面就发来一纸命令，要求迅速举行审判。但审判的主体是听命于麦克阿瑟的军事委员会。不光法官是由麦克阿瑟任命的，就连庭审程序也是麦克阿瑟安排的。这让当时在场许多人明显感受到，这些审判不是为了熄灭复仇的怒火；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复仇。

有人必须要为发生在马尼拉的骇人罪行付出代价，不仅如此，还要算上日本占领者犯下的其他暴行：比如1942年4月的巴丹死亡行（Bataan Death March）、对战俘实施的饥饿政策、摧毁菲律宾城镇和村庄，还有宪兵队管理的刑讯室。由于菲律宾精英阶层中的通敌分子大多得到了赦免，而最积极的菲律宾抵抗者以剿共之名被镇压，美国人迫切需要找出一个恶棍，给饱受摧残的菲律宾人一个交代，看，正义还是能得到伸张的。需要有一张面目狰狞的脸，来代表那些无名无姓的刽子手。有人必须上绞架。

山下奉文看起来像极了这一角色：他身材矮小，头颈粗短，小眼睛，还近视。他的形象俨然一副日本战犯的漫画像。美军鼓励菲律宾人前来旁听审判。庭审在原高等专员的宅邸里进行。一位老妪对她在战时所受的屈辱耿耿于怀，在皮夹里藏了石块，为的就是在法庭上砸向这个人面兽心的日本将军。一些美国记者在山下被定罪前竭力谴责他的行径。一名参与庭审的《扬基人》记者一针见血地分析道：“从审判一开始，你就找不到哪怕愿意出两个比索（peso），赌山下被判无罪的蠢蛋。”[15]

《扬基人》继续写道：“山下将军曾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态统治菲律宾，但此刻，在布满弹痕的高等专员办公室里，他却作为战犯，站在一个五人法庭前。他依法受到了公正的审判——这种待遇，将军是不屑于提供给他的受害者的。”

这一说法几乎可以说是大错特错。山下从未进入过高等专员的办公室，更不可能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态。他第一次踏足菲律宾，是在麦克阿瑟蹚过莱特湾（Leyte Gulf）前不久的事。那时，镇守菲律宾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山下对当地地形根本不熟悉，军队的指挥系统又乱作一团；他的部队分散在菲律宾各个岛屿上，岛屿之间的联系大都被切断了；隐匿在山林里的许多士兵已经得不到食物补给；汽油几乎无处可寻；部队训练很差，而且被饥饿、体力透支和热带气候搞得士气低落。在菲律宾游击队的袭扰和美军优势军力的双重夹击下，山下甚至没机会见到自己的部队，更别提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态带兵打仗了。

马尼拉大屠杀至少部分是日本人自身混乱无序造成的结果。山下的指挥部位于距离马尼拉约二百英里开外的山林当中。他很清楚首都是守不住的，于是下令所有日军后撤，包括名义上归他指挥的海军陆战队。马尼拉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只留1,600名士兵驻守，保卫军用补给。但是海军司令官们犹豫不决。一些人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其他人主张撤退，不过在此之前要破坏港口设施。所以到底谁来指挥就成了个谜，军令发出后收不到答复。正如日军内部常有的情况，中级军官擅作主张，他们中间最狂热的好战之徒占据了上风。等到山下气得七窍生烟，再次严令他们撤退时，水陆两军已经被困在马尼拉，只剩死路一条。

山下显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担任法官的是军队里的文职官员，他们的法律知识同他们对战场情况的了解一样贫乏。其中一名法官实在太过无聊，大部分时间一直在打瞌睡，而且睡得很沉。麦克阿瑟把一切必要资源交由检方使用，而辩护律师的遴选工作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定下人选。对于山下面临的六十多项指控，律师根本没时间调查，甚至在庭审开始前，检方又给他多加了几条罪名。有关取证和其他法律程序的规则看起来就算不存在人为操纵，也是十分武断的。在麦克阿瑟所作的一份“特别声明”中，盟军于6月确立的规则得到了重申：“军事法庭不应被取证的技术性条例束缚住手脚。其应尽最大可能，迅速而高效地采纳并运用非技术性程序，并且应承认任何被认为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被告所作的一切所谓的认罪表述和声明，都应得到法庭的采信。”[16]

可惜，对于山下，这一安排包含以下情形：一些从前勾结日军的人，自己身不正行不端，在法庭上的宣誓和供述的真实性自然可疑，但为了把名声洗白，他们不惜做出荒诞不经的指控，说这位日本将军曾计划灭绝全体菲律宾人。此外还冒出来一连串证人，他们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诉说在马尼拉浩劫期间自己经历的惨剧。《扬基人》的报道如是写道：“年轻的女证人一边啜泣，一边说自己如何被鬼子兵轮奸。许多姑娘表示她们在刺刀下被逼就范……这里有一段摘录的证词：‘……一个12岁的小女孩躺在地上一张席子上。她浑身上下都是血，身下的席子也浸透了鲜血。’”

值得重申的是，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问题在于，山下是不是知道这些惨案，而且当时是不是有能力制止暴力。在同时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中，德国将军只会因为他们下令、怂恿或亲身参与其中的战争罪行受到指控。没有证据表明山下曾有上述行为。实际情况是，他的命令内容截然相反。因此，他受到的指控是前所未有的，即未能制止部队的暴行。而他对这支部队根本没有控制权，手下也故意抗命不从。《扬基人》充满信心地表示，山下“依法”得到了公正的裁决。如果真如其所言，那么判处他有罪的这部法律，则是山下或任何其他军事指挥官闻所未闻的。1945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四周年纪念日当天，山下奉文被判处绞刑。临刑前，他向法官们鞠了一躬，感谢美国给了他“让正直的美国军官和绅士为他担任辩护律师”的待遇。罗伯特·凯尔（Robert Kerr）少校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说，他来太平洋参战，本想在海滩上射杀日本鬼子，而不是绞死他们，不过这两种结果对他来讲没什么两样。[17]

麦克阿瑟拒绝了从轻发落的请求。尽管希望不大，但山下的律师团还是竭力想让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审判是非法的。他们的理由是军事委员会无权在和平时期审判过去的敌人，而且审判并不公平。最后，最高法院决定还是不挑战军事法庭的合法性。但还是有两位大法官对审判结果持激烈批评的态度。拿其中一位小威利·拉特利奇（Wiley B. Rutledge Jr.）大法官的话来讲：“在吾国的传统中，从没有当事人会因为事后追认的罪行遭到起诉……我们也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将集体罪责加诸个体头上。对于既有能力又有义务制止犯罪的当事人，如果他未被起诉曾积极参与犯罪，或者我们无法证明他明明知情，却未采取行动阻止他人为非作歹的话，我们也绝不会让他一个人来扛。”[18]

山下口口声声说自己问心无愧。他表示马尼拉惨案爆发时自己并不知情，但其证据深深触动了他的灵魂。他告诉律师，在导致这么多子弟兵客死异乡后，他已没脸再回日本。听到判决书后，他写了一首短诗：

我过去所认识的世界如今成了一片耻辱之地，

此时我若不死，则更待何时？[19]

1946年2月23日，山下在位于马尼拉以南风景如画的温泉胜地洛斯巴诺斯（Los Baños）被执行绞刑。

* * * * *

对于为什么不依不饶地要将他的日本对手置于死地，麦克阿瑟将军给出了一种奇特而又有趣的辩解。在他看来，山下让军人这个职业蒙羞了。

当兵打仗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充满荣耀。其根植于人类最崇高的品质——也就是牺牲精神。这名军官……辜负了这一不容改变的标准：他愧对自己的军队、国家，也有负于他的敌人和全人类；他彻彻底底违背了作为军人的信仰。正如庭审所显示的那样，由此产生的过错是军人职业的污点，玷污了文明，并且留下了一段屈辱而可耻的回忆，永远都无法磨灭。[20]

麦克阿瑟以他汪洋恣意的文采，道出了同时代人的普遍情绪：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以及他们的帮凶，不只是为了恢复法治，还为了重塑“文明”。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上，检察官也操持相同的论调。将文明和“军人信仰”等同起来，是典型的麦克阿瑟式思路。另一方面，对于曾在外族占领下忍辱负重的国家，通过审判抹去“屈辱可耻的回忆”变得十分重要。也许麦克阿瑟说话时脑子里想的是菲律宾，但这段回忆好似无处不在的影子，投射在所有因勾结占领者而受审的国家领导人身上，纵使他们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基于光明正大的理由。

皮埃尔·赖伐尔在两届维希政府中均担任过最高部长职务，安东·米塞特（Anton Mussert）则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领袖”，两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自认为是光明磊落的人，是殚精竭虑为国家尽忠的爱国者。1945年秋冬，经过简短的审判，他们被判犯有叛国罪，面对行刑者时，两人大义凛然，认为自己死得像个烈士，有朝一日定会得到平反，沉冤昭雪，不仅如此，他们还会被追认为国家的救星。两人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们一命呜呼时都是各自国家里最被唾弃的人。比他们凶残和恶劣的人大有人在。赖伐尔和米塞特都不崇尚暴力。相反，赖伐尔在一战期间还是个左派和平主义者，对军事行动素来嗤之以鼻，据称，哪怕是保家卫国的战斗也不例外。他生来就是个绥靖主义者，对自己的谈判能力十分自信，哪怕对手是魔鬼，他也一样有信心打败对方。正如他和自己律师所说的那样：“通敌对我而言意味着谈判。”[21]实际上，当需要捍卫部分同胞的利益时，两人偶尔跟德国人唱过对台戏，虽然经常无果而终。尽管如此，他们几乎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这点解释了他们的判决结果为何早在意料之中。

同山下奉文一样，赖伐尔和米塞特都是相貌平平之辈，这点显然对他们不利。米塞特身材矮胖，圆脸，穿着自己法西斯政党的黑制服和皮大衣，总是一副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相。赖伐尔则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脚蹬皮靴、身穿制服的煽动家，而是职业政客，身上的行头总是条纹西裤搭配白色领带。他的气质有点类似卖问题产品的无良商贩：个子不高，肤色很深，头发油腻，眼睛半开半闭，嘴里总是叼着根香烟，把畸形的牙齿和浓密的八字胡熏得焦黄。米塞特职业生涯起步时干的是工程师（他设计过高速公路等项目），赖伐尔则是律师。相比较，赖伐尔在仕途上终究略胜一筹。战前，他两次担任过法国政府的总理，1931年还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人物——上榜理由是“冷静、威严、人气高”，为法国平稳度过大萧条保驾护航。[22]20世纪30年代末，米塞特多少已经算是许多荷兰人眼里的谐星了：他总是一袭黑衣神气活现地招摇过市，这不太符合荷兰人的做派。

两个人都不希望看到德国入侵自己的祖国，他们毕竟都是民族主义者。其实，在有关赖伐尔的年度人物特稿里，《时代》杂志还赞扬了他强硬的对德立场。1935年，他曾同英意两国制定了一份制止德国重新武装的协定，虽然协议很短命，但只要能避免重燃战火，怎么做都行。然而，等到战争真的爆发了，米塞特和赖伐尔却都将德国占领看成是机遇，似乎他们的大好时光终于来临了。米塞特对新欧洲有自己的设想，其应该由“日耳曼民族”主导，领袖自然是希特勒，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党统治的荷兰应享有一定自主权，领导人是米塞特自己。赖伐尔对法西斯主义理想并不感冒，但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后，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国在艰难时世中的救世主。只要把贝当元帅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推举为名义首脑，赖伐尔就能放开手脚，为法国争取最好的局面。不止如此，他也相信建设新欧洲的可能性，在新秩序下，法国会成为德国的主要盟友，为清除欧洲大陆两大当代毒瘤——盎格鲁-犹太资本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出力。对此，他曾于1942年作过电台讲话：“我渴望德国获胜，因为不这样的话，布尔什维克主义明天就会遍地开花。”[23]这些话三年后会让他付出代价。

战前，没有证据显示米塞特和赖伐尔对犹太人有什么私仇。米塞特的知心朋友很少，而其中一个就是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时，他甚至还鼓励犹太人加入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他看来，既有“好的犹太人”，也有“坏的犹太人”。坏的那些拒绝追随他，或批评过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些犹太人“不算荷兰人”。不幸的是，米塞特的德国同道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要严格得多，这也成了横亘在他和德国党卫队之间的若干分歧之一。1940年，他被迫开除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里仅剩的几位犹太成员。对此，米塞特曾表达过深切的悔意。到底多后悔则有待商榷，因为他在1938年时拿出过一份详细的方案，计划将欧洲犹太人迁往荷属、法属和英属圭亚那。但希姆莱和希特勒对这份计划都不感兴趣。（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想法没有档案记载。）另外，米塞特对于用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财产养肥自己和亲友这点也并未显示出良心上的歉疚。[24]

赖伐尔从不赞同法国极右翼强烈的反犹主义。他和米塞特一样，也有犹太朋友，和犹太同事密切共事过。然而，1940年，维希法国在并未受到德国方面的压力下，出台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犹太人法案》（statut des juifs），当时的国务部长正是赖伐尔。他后来曾试图搭救法国出生的犹太人，使他们免遭驱逐，但这么做的代价是把几万名出生在国外的犹太人送进了第三帝国的虎口。这其中就包括已经归化、但在战时被剥夺国籍的法国公民。

通过勾结外敌，将自己树立为救世主，类似米塞特和赖伐尔这样爱慕虚荣的人就径直走进了德国人为他们所设的陷阱。米塞特这么做是出于意识形态妄想和自负，赖伐尔则是因为道德麻木，而且太过高估了自己的小聪明。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民族主义幻想——法国和荷兰成为新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德国人全面主导欧洲的计划很不合拍。只要这些“爱国贼”为德国不得人心甚至是罪恶的行径充当挡箭牌，他们对德国人就有利用价值。渐渐地，两人屈从了，有时很不情愿，有时则满不在乎。米塞特还把他的冲锋队并入德国党卫队，宣誓效忠希特勒。在他朦胧的想象中，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元首，更是所有“日耳曼民族”的元首。赖伐尔通敌的方式分两种，为了换取部分法国战俘获释，他把法国工人调拨给德国工业界供其差遣；他还建立了一支民兵部队，用来对付法国游击队，并将人数众多的犹太人推向死亡。1942年7月，还是赖伐尔，而非德国人，坚持要把犹太儿童连同他们的家长一起驱逐至波兰，此举名义上是为了不拆散家庭。

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两人既得不到德国人的信任和青睐——他们被看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被自己的同胞所仇视，因为他们象征着外族占领最可耻和阴暗的一面。就连各自国内最亲德的纳粹分子，那些兴高采烈为希特勒帝国效劳的人，对他俩也是恨得牙痒痒。既然很少有人站在米塞特和赖伐尔这边，解放后他们就成了绝佳的审判和惩罚对象。抓两个通敌卖国的代表人物树立典型，这让千百万没有勇气挺身而出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了些。

贝当也接受了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但岁数和声望救了他一命。戴高乐本不打算审判他，将军更希望让老头儿继续在瑞士流亡。但贝当自己要求受审。如果说这点已经让人脸上挂不住的话，那么法国人肯定下不了手枪毙这位凡尔登战役的英雄。于是，贝当改而被判流放。从一定意义上讲，赖伐尔是做了他的替死鬼。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法国童谣这么唱来着：“贝当，去睡觉/赖伐尔，上刑台/戴高乐，干起来。”十多年前曾热情洋溢地赞赏过赖伐尔的《时代》杂志如今写道：

上星期，皮埃尔·赖伐尔接受了审判。在老元帅贝当受审、被判死刑，最后减刑至终身监禁的案子中，每个法国人心里都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但赖伐尔却没有得到人们哪怕一丁点儿的怜悯。处死皮埃尔·赖伐尔本是件不得不干的杂活，可也是一次让人兴奋的复仇。他把审判变成了可耻的闹剧。[25]

这么说略微显得有失公允。没错，审判是一场闹剧，但赖伐尔并非罪魁祸首。戴高乐并不热衷清算和审判这档子事，但正如童谣所唱的那样，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希望这项工作尽快结束。围绕战后宪法的全民公投定在10月21日，所以赖伐尔案的判决结果必须在这之前下达。赖伐尔坐在监狱牢房里，每天抽掉五包美国香烟，胸中愤愤不平，因为他拿不到为自己辩护而精心准备的材料。他曾在德国短暂避难，后被人用飞机送回法国。人们从他的行李箱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很能反映出他内心的苦闷：“这可真是对奇怪的矛盾。我的施政和作为本应为我赢得祖国的认可，可如今，我却不得不在法庭上自证清白。不论是在战前，还是在德占期那段艰难岁月里，我很清楚自己履行了职责。”[26]

米塞特一直以来都是个妄想狂，被关在荷兰北海沿岸的监狱里时，他又做起了黄粱美梦：他设计了一艘巨型潜艇。在他看来，美国人肯定会充分利用这一发明，他因此期待自己被送去美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里，米塞特一直在学英语，但这一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

赖伐尔案的审判存在若干污点，其中一点被告本人也迅速指出过，即审判他的法官和检察官自己也在维希政权里当过差，也宣誓过效忠贝当。总检察长安德烈·莫尔内（André Mornet）甚至还是撤销犹太人国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陪审团中既有国会议员，也有抵抗运动战士。

雅克·沙尔庞捷（Jacques Charpentier）是巴黎律师协会主席，他从本案当中读出了几分西班牙斗牛仪式性杀戮的味道。他回忆道：“陪审团成员就像跳进斗牛场里的安达卢西亚顽童，他们用言语侮辱被告，搅乱庭审的进行。法庭未经聆讯，就对他进行判决……正像人们救活罗伯斯庇尔，就是为了把他送上断头台一样，死去的赖伐尔被救活，就是为了让他们把一个活生生的卖国贼扔给狮群一样的人群。”[27]

审判在赖伐尔抗议法官偏见的一刻达到了高潮：“你们无权判我有罪！”他一边喊，一边用刻有总统抬头的公文包猛砸台面：“你们可以整死我，但你们无权诽谤我！”这时，一名陪审员厉声大喝：“闭嘴，卖国贼！”愤怒的赖伐尔接着申辩自己是个爱国的法国人，但被陪审员们骂了回去，骂他是“畜生”（salaud），该让行刑队赏他“十二颗子弹”。[28]赖伐尔最后说道，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做“司法罪行”的“帮凶”。当有陪审员叫道“他永远也不会悔改！”时，赖伐尔同样坦荡而坚定地回答：“没错，我永远也不会悔改。”[29]

米塞特的审判在位于海牙的王宫内进行，他的下场要体面一些，但结果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检察官扎耶尔（J. Zaaijer）在开庭后的第一句陈词就是：“就算不进行审判，我们也已经知道了米塞特应被判什么罪。”以这样一种有罪推定的方式拉开审判序幕，十分不合常理。米塞特请的辩护律师维克赫尔德·比斯多姆（Wijckerheld Bisdom）很有辩才，他日后回忆当时情景时说道，在战后早期，社会舆论存在共识：“谈到最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首当其冲的当属米塞特，他被看作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灵魂核心。这些人难逃一死。”[30]主导审判的是公众情绪；法律只是在回应街谈巷议。

对于针对他的卖国罪起诉，米塞特用一篇激情澎湃的演讲加以驳斥。他激动地挥舞手臂，似乎自己仍在对着参加集会的党员讲话。他宣称自己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把国家的统治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相反，他的理想一直就是借着高奏凯歌的德国改变欧洲秩序这一契机，建立一个能保障荷兰人利益的荷兰政府。协助德国人的千秋大业是“把亚洲人赶在欧洲大门外”的重中之重，他辩解道。沉浸在自己慷慨陈词中的米塞特忘乎所以，居然管法庭叫“我忠实的追随者们”，这句话在本来十分肃穆的庭审中激起了一阵哄堂大笑。[31]

处决这位原荷兰纳粹头子的过程也比赖伐尔更庄重些。他被人带到海牙郊外的沙丘边，这里曾是德国人枪毙许多荷兰游击队员的地方。米塞特被绑在一根简易行刑柱上，一位新教牧师为他作临刑祷告，他对自己没法和牧师握手表示歉意。12名行刑者举起步枪，瞄准米塞特。他死了。

赖伐尔担心了好一阵子，生怕子弹打到脸上导致毁容。律师让他放心，说现如今执行死刑都很干净利落。这之后，他曾尝试自杀，但是搞砸了，因为吞下的一粒氰化物胶囊放置时间太久，药性不足，没法让人速死，他又被救了回来。就在走路还一瘸一拐时，赖伐尔被带到监狱大墙旁的刑场上。他穿着黑西装，扎着惯常的白领带，脖子里围着象征法国的红、白、蓝三色围巾。他坚持要律师到场，因为“想在临死前再看一眼诸位”。他的临终遗言是“法国万岁！”（Vive la France!）紧接着，枪声响了，他一头倒向右侧。接下来，一名中士做了件赖伐尔最害怕的事。他朝尸体补了一枪，确保他已经死透了。但就是这一枪让赖伐尔的脸开了花。一位在场的年轻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人们朝刑柱奔去，捡起被子弹打碎了的木头。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浸泡鲜血的木片。”[32]

管米塞特或赖伐尔叫替罪羊并不准确。毫无疑问，他们曾为敌人提供帮助，选择同纳粹占领者合作，因此是有罪之人。而且对他们的审判满足了这么做的主要目的。以米塞特为例，这是为了防止荷兰出现“狂野”报复，类似的报复在法国导致许多人丧命。对他的草率审判——过于草率了——也成为荷兰当局放过许多次要人物的口实，这些人让本来就已拥挤不堪的监狱和牢房更加捉襟见肘。米塞特和赖伐尔虽不得善终，但这弘扬了正义，显示出战后政府尽到了责任。同米塞特一样，赖伐尔的末日有助于抑制人们报仇雪恨的冲动，开启国家重建的进程。

但如果说这些审判实现了《欧墨尼得斯》中雅典娜的目标，即遏制对复仇的渴望，那么审判的速度之快、意料之中的结局以及存在严重缺陷的程序——最后一点在赖伐尔一案中尤其明显——让以正当法律进程为归依的审判变得不那么让人心悦诚服。拿一位观察家也许言过其实的结论来看：“赖伐尔案的审判不可饶恕，因为它让法国人生出了对法国司法体系现状的怀疑……如今危害已经造成。法国的司法正义丧失了公信力。赖伐尔赢得了最后一轮对决，为这个国家道德沦丧的进程画上了句号。”[33]

* * * * *

1945年，有些人主张，如果彻底舍弃法律的细枝末节，索性一枪毙了罪大恶极之徒，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法律的追求。时任美国外交官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是制定欧洲政策的积极参与者，他在回忆录里流露出了对审判战犯的厌烦之情。他表示，以纳粹领袖为例，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如果还让他们活着，一点好处不会有。他写道：“我个人认为，倘若盟军指挥官下达过长效指令，规定任何战犯若落到盟军手里，在身份得到确认后，应毫不拖延地就地处决的话，这绝对是上上策。”[34]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别人。比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就告诉过他的英国和苏联同事，说他最好能“逮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和他们的几个主要帮凶，把他们拖到临时军事法庭前。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保证会发生历史性大事件”。[35]这里顺便说一句，赫尔是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战争期间，英国外交部曾散发过一份备忘录，表达了对战后审判诸如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等人的反对，理由是他们的“罪行太过黑暗”，已经“凌驾于司法程序的范畴之外”。[36]丘吉尔也抱有相同看法，觉得最好“把他们排成一行，然后枪毙”。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但是如果事先知道结局只可能有一种，那么再来审判嫌犯，特别是和双手血债累累的苏联法官一起审，对法治只能是弊大于利。尽管丘吉尔对举行审判很排斥，但苏联人坚持为之。甚至在纽伦堡审判尚未开始前，他们致祝酒词时就说但愿德国领导人都被判死刑，着实把盟军的法官吓了一跳。

有意思的是，1945年的德国人也许更在意判不判死刑。在造访汉堡期间，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被告知，多数德国人认为对犯下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暴行的男男女女进行审判只不过是政治宣传罢了：“这些德国人说，如果被告真的有罪，而且如果我们确信他们有罪，干吗不迅速给这事来个了断，直截了当判他们死罪呢？”[37]

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了希姆莱所犯罪行的极端性，这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时的法律真的适用于性质远比常规战争罪骇人的罪行么？对于纳粹基于意识形态原因妄图灭绝整个民族的计划，世人也许尚未充分了解其规模和恶劣性。当时还没人用“大屠杀”这个词。但是盟军见识得够多了，知道他们处理的是过去闻所未闻的事件。纽伦堡审判的法律影响在其开庭前就已经十分清晰了。

只有苏军真正见过纳粹留在波兰的死亡营遗址。但是就算这样，他们的西方盟友也对在譬如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等集中营见到的惨象震惊不已。1945年4月12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参观了隶属布痕瓦尔德的奥尔德鲁夫（Ohrdruf）集中营。就在前不久，党卫队撤离了这座毗邻魏玛市的集中营。地上遍布尸体，就像摔坏的洋娃娃一样。尸体中间还躺着没咽气的囚犯，他们虚弱得站不起来。由于时间紧张，党卫队没能火化所有尸体。《扬基人》的记者写道：“因为天冷，所以尸体没腐烂，也就没什么臭气。这样你才能走上前，凑近了进行检查。”这个叫索尔·莱维特（SaulLevitt）中士的记者还写道：“血液在尸体附近的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就像红色泥巴糊成的煎饼。”[38]

艾森豪威尔给他太太玛米寄了封信，信里写道：“我从未想到，世界上还能有如此残暴、野蛮和兽性的事情。”他想让美国军人都目睹这一幕幕惨象，这样他们就会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他还想让记者参观集中营，这样就不会有人再惺惺作态，说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是为了宣传而虚构的。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和英国国会议员都被请去参观集中营。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要让一切都被记录下来——成堆腐烂的尸体，焚尸炉和刑讯室——理由是这些事物“超出了美国人的理解能力”。[39]丘吉尔从艾森豪威尔那里收到过一封信，信里这样写道：“我们在德国各地，特别是在魏玛的发现，远远超过了以往揭露过的任何暴行。”[40]

德国当地人被逼着穿过集中营，他们有的用手帕捏住鼻子，有的眼睛不敢斜视，还有的在填埋发黑尸体的土坑旁呕吐不止。不光德国人如此，盟国城市里的人们也被要求了解德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么做有时并不受欢迎。在伦敦，“无法忍受暴行纪录片”的影院观众试图逃离莱切斯特广场剧院，但被把门的英国兵拦住了。据《每日镜报》报道：“全英国的人都在逃离电影院。在许多地方，士兵命令他们退回去接着看。”一名军人接受采访时说道：“许多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电影提供了证据。所有人都有义务知道发生了什么。”[41]

或者，拿伦敦《泰晤士报》的话来说：“文明世界应该与坚持怀疑这些暴行，因而无动于衷的最后借口一刀两断。这种决裂对文明本身至关重要。”[42]这一看法深得艾森豪威尔的赞同。认识到人类作恶的能力能引导其余人向善，了解人性最坏的一面是一种文明教化的过程。这两点认识是后来进行战争罪审判的主要动机之一。

发生在奥尔德鲁夫的惨剧跟波兰的死亡工厂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当时这点并未得到世人的充分认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一些新闻报道称德国集中营为“死亡营”。对于许多类似集中营内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犹太人这点，彼时的新闻报道鲜有强调。但出于文明存续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希望全世界都能知道。要想记录发生的惨剧，并给德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上一堂道德教育课，一种办法就是拓宽战争罪审判的外延。6月2日，艾森豪威尔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暴行的责任人提起公诉。

事实上，第一起就集中营进行的审判就发生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内，经办该案的是英国人，而非美国人。这起审判可以说是对1945—1946年纽伦堡审判的预先彩排，其显示出对纳粹罪行套用现行法律和司法程序是何其困难。几名被告包括丧心病狂的贝尔森集中营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和集中营医生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他们此前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也工作过。盟军决定，审判他们的罪名还应该加上这条。如此一来，除了草菅人命，任凭集中营里人满为患，并坐视饥肠辘辘的囚犯死于斑疹伤寒等疾病这条罪名外，还要算上积极参与种族灭绝的前科。各大报章的标题日复一日地刊登耸人听闻的大标题，诸如“但丁诗文里才有的景象”“毒气室的目击者”“几百万人被人害死”“小姑娘被绞死”“女孩被殴打致死”，就连一向以严肃著称的《泰晤士报》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有“贝尔森恶魔”之称的克拉默和绰号“蛇蝎美人”或“奥斯维辛鬣狗”的22岁金发女看守伊尔玛·格雷塞（Irma Grese）作为纳粹恐怖之屋的代名词，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这种大肆渲染的做法是否真的有助于人们理解纳粹暴行有待商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震惊于个别“禽兽”和“恶魔”的恶行，其实是没有看到本质，即他们背后的罪恶体制让他们的行为显得近乎稀松平常。对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一案[4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著有一份报告，虽然其饱受批评，但在体制因素这点上的分析却鞭辟入里。当基于意识形态实施的大屠杀成为一项政府政策后，上至帝国党卫队头子，下至管理铁路运行计划的低级官僚，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那些“禽兽”只是比别人欠下了更多的血债而已。

跟许多审判一样，贝尔森审判必须尽快完结；义愤填膺的公众别无他求。但是英国人以能进行公平公正的审判为荣，他们不能容许出现类似赖伐尔案中让法律威严扫地的闹剧。问题在于法律本身。任何一所英国军事法庭——譬如有这么一所，设在吕讷堡（Lüneburg）一栋19世纪建造的漂亮教学楼内——只能对被定义为“违反战争法则和手段”的战争罪行提起诉讼。[44]

于是，律师们先是就法庭是否有权审判被告展开了漫长的司法较量，在这之后，几个目击证人讲述了他们经历过的可怕景象。来自波兰卢布林（Lublin）的索菲亚·利特温斯卡（Sophia Litwinska）是奥斯维辛和贝尔森集中营的生还者。她描述了1941年圣诞夜里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女囚被剥光身上的破衣服，被人从营房里赶了出来。在德国人的命令下，她们赤条条地站在刺骨的寒冷中，一直站到翌日圣诞节早上5点钟。随后，她们被一辆翻斗车载着，一股脑儿扔在了毒气室门口。

9月21日，来自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日后嫁给犹太复国主义舵手约瑟夫·罗森萨夫特的哈达萨·比姆科博士，站到了一排3000瓦煤气灯下的证人席上。她在奥斯维辛失去了双亲、兄弟、丈夫和年仅6岁的儿子。作为一名医务勤杂工，她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挑选犯人，克拉默和克莱因医生都参与其中；医学实验；还有毒气室，在那里，囚犯分遣队（Sonderkommando）里的犹太人被勒令从事最可怕的工作：剪头发，搬运死尸，火化尸体。据《泰晤士报》报道，比姆科告诉法庭，那些被选中送去毒气室的人，“一丝不挂地被人带走，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等了几天，直到卡车开来，把他们带去火葬场”。她接着说道，在毒气室里被毒死后，“死人被装上推车，沿着轨道离开毒气室，来到更衣室对面。有时，囚犯分遣队的人会被处决，然后找其他人来顶他们的位置。然而，大体上还是有可能留存一些记录的”。她回忆，集中营里的朋友们估算出共有400万名犹太人被“肉体消灭”。[45]

比姆科博士的朋友高估了死亡人数，但是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的赤裸裸的事实被呈现在英国军事法庭上。辩方律师试图检验证人，看他们说话是不是前后一致，是不是有记忆缺陷。克拉默的律师温伍德（Winwood）少校在形容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是“中欧犹太区渣滓”时，也许是在迎合当时仍很普遍的偏见，他后来为这一说法道歉，说自己“只是充当了被告的喉舌”。[46]但很少有人会对所述暴行确实发生过这点存疑。然而，这是一个军事法庭，部分律师也只会用军事思维来考虑问题。温伍德少校把他的当事人比作一位“军团司令，下辖地区是个监狱，命令都来自军团司令部”。党卫队上尉克拉默不过是一名奉命行事的普通士兵，没有证据显示他曾“蓄意”要“虐待囚犯”。[47]

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A. Smith）上校在战前是伦敦大学的国际法教授，他被被告选中作无罪辩护。发生在集中营内的事情“和战争毫无关系”，因此以暴行的发生地和时间点来看，根本不能被认为是犯罪。毕竟，据他称，希姆莱作为警察头子有资格下命令，“并因此具有法律效力”。[48]

这些辩词没能救克拉默、格雷塞或克莱因博士一命，三人最后都被判处绞刑。但我们至少能从贝尔森审判中总结出两件事情。世人也许还未完全弄明白死亡营和集中营之间的区别，也不知道在毒气室投入使用前，东欧已经历了多少血雨腥风。但在1945年，只要一个人看报，就应该知道纳粹的杀人机器具有系统性。这使得蓄意“虐待”这样的辞令听起来十分麻木不仁。喜欢掉书袋的史密斯教授也证明了另一件事：关于战争罪的现有法律和公约已经不足以处置纳粹大屠杀这种性质和规模的罪行了。这为史上最轰动的战争罪审判奠定了基础。11月20日，纽伦堡审判拉开了序幕。就在四天前，贝尔森的“禽兽们”被判处死刑。

* * * * *

有一点需要说明，纽伦堡审判中的21名被告看着并不像衣冠禽兽。观察家们评价说这些人看着非常普通，面色苍白，神情疲倦，穿着破旧的西装。他们中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49]，他下巴上扬，双目紧闭，似乎尊严受到了伤害；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50]瘫坐在椅子上，不时用手帕擦去因傻笑从嘴唇上渗出来的口水；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51]戴着深色眼镜，以遮蔽他的双眼；劳工事务负责人弗里茨·绍克尔（FritzSauckel）神情看起来像是个胆怯的门房；雅尔玛·沙赫特（HjalmarSchacht）[52]刻意转过脸去，似乎害怕别人把罪恶传染给他；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53]抽搐而烦躁；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54]不住地前后晃动，浓密的眉毛下，双眼疯了似的到处乱扫。他的神情举止很是奇怪，很可能已经疯了。

除开部分证人外，纽伦堡的正义殿堂里只有一个人充分感受过这些罪人一手酿造的惊天惨案。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会从在场几百名律师、翻译、法庭职员、法官、军警和记者中留意到他的存在。恩斯特·米歇尔（Ernst Michel）是一家德国通讯社的小记者。在他文章的署名旁还有一串数字：104995，这是他在奥斯维辛时的编号。1939年，还是个学生的米歇尔在家乡曼海姆（Mannheim）被捕，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

就在苏军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米歇尔被迫踏上了一场死亡之旅，步行穿越冰天雪地的波兰和德国边境，目的地：布痕瓦尔德。美军逼近布痕瓦尔德时，体重只剩八十磅的他又被赶着上路了。也不知他哪儿来的力气，半途上竟一路狂奔逃进了森林，然后在苏占区躲了一阵子。他一直遮着集中营的囚服，生怕人们发现他是个犹太人。终于，历尽艰险后，他回到曼海姆，发现双亲都被杀害了，亲戚们也都不见了踪影。由于读中学时学过些英语，美国的战争罪调查人员给了他一份翻译的工作。我和他在纽约见过面，他告诉我：“德国人总说自己帮助过犹太人，见他们的鬼去吧！我还认识某个说过这种话的德国人，可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

米歇尔的第二份差事是作为记者采访纽伦堡审判。他担心自己专业上不够过硬，但别人告诉他只需记下所见所闻即可。于是他去了，这位六个月前刚从布痕瓦尔德死亡行中逃脱、在奥斯维辛编号104995的囚犯，如今和戈林同处一室。六十年过后，身在纽约的他回忆道：“我认得出他们所有人的脸。我是自由之身，是唯一旁听审判的生还者。他们谈论的是我。”

这里有一段文字，摘自恩斯特·米歇尔给他所供职的德意志综合新闻社撰写的第一份报道：

在集中营的艰难岁月里，我经常为一种信念所支撑：有朝一日，那些现政权的责任人都会被送上法庭。这种信念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现在，这一天来临了。今天，坐在离我几步开外的人，曾经是全体集中营囚犯心中毁灭的象征。但如今，他们因为自己的罪行正接受审判。[55]

无论盟军的战争罪审判有多大缺陷——它们的确有缺陷，而且东京审判在这点上比纽伦堡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米歇尔的话可以成为审判依旧正义的一大论据。纽伦堡审判值得支持的另一点是审判大体上沉闷至极。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56]在判决下达前几周聆听了审判，在她的描述中，“正义殿堂”是“一座无聊的堡垒”。她写道，所有“在里面的人都身陷极端的无趣之中……这是一种有史以来空前的沉闷。一台机器正在伸张正义，一台庞大的机器，尽管其在动机上存在弱点，且时不时渴望制造死亡，全人类的生存却都得依靠它”。[57]

在纽伦堡，起码法律被真正当回事。这不是迫于公众愤怒而举行的潦草审判。所有事情都得一步一步来，于是审判一直在进行，过了很久都没结束，原本的乏味成了刚正不阿的标志。后来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举行的审判总体上就是照搬了纽伦堡的模式。冗长乏味的气氛让复仇的枪口哑了火，这正是纽伦堡的最大意义所在。早在1942年，九国流亡政府就已在伦敦成立了盟国间惩治战犯委员会。各国代表在圣詹姆斯宫会晤，并以此为名签署通过了《圣詹姆斯宫宣言》（Declaration of St. James’s）。外界都很担心“公众发动报复行为”的危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文明世界的正义观”要求各国自由政府，将“通过有组织的法律渠道，惩治犯下此类罪行的责任人作为他们的主要战争目标之一”。[58]

纽伦堡审判进行时，人们对纳粹屠犹的知晓度也许依然不高，但也肯定不是一无所知。1942年12月，就在死亡营的毒气室投入使用数月后，美国和欧洲盟国就指控德国政府在奉行一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野蛮政策”。这一声明并未在公众当中造成多大反响，原因如下：当时发生的事依然难以想象，英美两国政府都觉得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点不太合适；另外，他们也不想让国民觉得打仗是为了拯救犹太人。[59]

1942年，虽然苏联还未效仿西方盟友，加入谴责犹太人大屠杀的行列中——而且在战争过去很长时间后，苏联人依然选择沿用法西斯受害者这一笼统的说法，并不点明犹太人——苏联检察官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提到过这点。罗曼·鲁坚科（Roman A. Rudenko）将军是纽伦堡的5位主要检察官之一。他曾装模作样地督办过残忍的审判，在纽伦堡也不过是在散播虚假的政治宣传，比如他把1940年在卡廷森林杀害2万多名波兰军官一事算在德国人头上，其实他很清楚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苏联秘密警察。但对于犹太人遭种族灭绝的本质，他倒一点也不含糊。恩斯特·米歇尔在一篇报道里引述了鲁坚科的话：“法西斯阴谋家们策划了灭犹计划，企图将全世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并且在1933年后的所有行动中一直贯彻这项计划。灭绝犹太人的兽行发生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60]

这种说法略微有些夸大其词，灭绝计划始于1941年，而非1933年。鲁坚科把时间往前推，恐怕是为了强调纳粹阴谋里不仅包括屠犹，还包括对苏发动侵略战争。

正如在贝尔森审判中所见，由于现行的战争罪法律只适用于战争行为，因此有必要出台新法律，以求对1939年前的第三帝国具有追溯力，并追究其系统性灭绝一个民族的罪行。纳粹德国没有出台过禁止杀害犹太人或其他无辜平民的法律，但这点不能作为借口。上级命令也不是参与大屠杀的合理理由。1945年8月，一个新的法律条目，“反人类罪”，在《国际军事法庭（伦敦）宪章》（London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得到确立，丰富了战争罪的内涵。另一个法律新名词是“破坏和平罪”，意思是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策划发生在实际战争之前，这就给阴谋入罪创造了空间。英美法体系中，法官是可以因存在犯罪预谋判人有罪的。这条法律被用在了纳粹身上（后来也被用在日本军队和政府身上，尽管理由更加难以服众）。

制定可溯及既往的法律并在事后判人有罪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有待商榷的。把战败国的被告交给战胜国审判也很容易招来批评。1946年，东京审判的举行同样引发了严重的歪曲，似乎战时日本只是纳粹德国的亚洲翻版。右翼民族主义作家恩斯特·荣格认为把恶棍变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存在很高的道德风险。他形容纽伦堡法庭“既有杀人犯，也有清教徒，屠夫的刀子安在了道德的握把上”。[61]

作为一个未经改造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荣格对美国人的鄙夷还要多于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痛恨，因此他才会这么说。总的来讲，即使当庭法官背负血债，或者食古不化，举行审判依旧是上策，要比丘吉尔、赫尔和凯南建议的做法更好。草率的处决只会把盟军战胜者的道德水准拉低到和战败的纳粹一样的层面。尽管许多德国人只有在战败的苦涩淡去，生活更加安定后，才认识到纽伦堡审判的价值，但其为德国人自己公审纳粹战犯提供了一个模板。日本人没有照葫芦画瓢的原因有很多：在东京审判中，胜利者正义的倾向更加明显，出的纰漏更多，人们对战争本身的看法不一，而且日本没有纳粹政权，没有实施过屠犹，也没有希特勒。

那么正义是否得到了伸张？整肃和审判足以保障正义实现，并被人看在眼里么？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太多罪犯逍遥法外，有些事业飞黄腾达，蒸蒸日上，而罪行远比他们轻的人则成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羔羊。但即使是在最具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全盘正义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出于政治原因和实际操作困难，这点无法实现。法不责众，你不可能审判上百万人。在惩治有罪之人和考虑其他诉求之间必须求得平衡。过于意气用事只会使社会重建裹足不前。而若不付诸全力，让恶贯满盈的战犯伏法，则会使任何正义感都大打折扣。这是一种微妙的衡平，不可避免会有缺陷。战后的德国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许多人——譬如老师、医生、大学教授、外交官、实业家和政治家——过去都是纳粹，这一经历肯定叫人难堪。但这种情况不光德国和日本才有。在不少曾被德国占领的国家，老的一批精英虽然和第三帝国有过龌龊的勾当，但纳粹离开后他们却很少因此身败名裂。

然而，机会主义精神有时也许是人类最有用的品质。1945年6月，柏林原抵抗主义战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跟同是英勇抵抗者的好友聊起过这一话题。她的朋友弗兰克说道：

元首已经死了。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得吃饭。如果你想吃饭，而且吃得好，你最好别是纳粹。所以他们不是纳粹，既然不是，他们以前也不是。他们以各种神圣的名义起誓，自己从没做过纳粹……口诛笔伐不能使人变得更完美。他们摔倒时，应该把他们扶起来，给机会赎罪。然后就是再不能有报复，永远也不能有。[62]

这番话出自一个甘冒生命危险抵抗纳粹的人之口，使其平添了几分道德分量。机会主义心理曾让银行家向一个杀人如麻的政权妥协，为在死亡营附近设厂、剥削奴隶的公司提供资金，但同样也能让他成为战后德国民主体制的忠诚公民，成为其重建的有生力量。这也许有违正义，甚至在道德上让人不齿。德国、日本乃至意大利最终都为此付出过代价。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都深受革命极端主义者之害，他们暴力行为的一大根源就是狂热地认为自己的国家从未改变过，法西斯主义仍旧以另一种面目存在着。而且一部分延续其薪火的人正是20世纪40年代发动战争的这批人。“革命者们”坚信自己有责任抵抗，因为父母一辈没能做到。

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是纽伦堡审判的另一位主要公诉人（他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极端主义革命派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他相信，审判不止是定罪量刑和惩罚有罪之人的一场演练。他相信自己是在为文明代言。纽伦堡之后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在他的开场白中，他自豪地陈述道：“四个大国因胜利而欢欣，为伤痛所感怀，他们收起了复仇之手，自愿把俘虏的敌人交给法律审判，这是权力有史以来致以理性的最重要的颂词之一。”他又补了一句，这次着眼于未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审判这些被告的依据将被明日历史用来评价我们。给这些被告一杯毒酒，等于向我们自己嘴里灌酒。”[63]

杰克逊是个理想主义者。审判是建设更美好世界努力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昔日种种惨绝人寰的事再也不会重演。审判总算结束后，杰克逊在英国大律师彼得·卡沃科雷西（Peter Calvocoressi）的陪同下，前往萨尔茨堡（Salzburg）参加1939年以来的首届音乐节。两人一起欣赏了《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这部歌剧，对有着天籁般嗓音的德国年轻女歌唱家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Elisabeth Schwarzkopf）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位伟大的女高音歌唱家头上其实飘着一小片乌云：她于1940年加入纳粹党，曾为东线战场的党卫队军官献唱，还和在下奥地利州（Lower Austria）任纳粹总督的某位党卫队将军有过一段情史。也许她做这一切是出于信仰，也许她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她在战后很快便恢复了名誉。对这一平反帮助最大的是1953年的一桩婚事，她嫁给了英国音乐经理人沃尔特·莱格（Walter Legge），一个犹太人。

[1]藤原作弥，『満州、少国民の戦記』，页175。

[2]Márai,Memoir of Hungary,188.

[3]István Deák,Jan Tomasz Gross,Tony Judt,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War II and Its Aftermath(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235.

[4]出处同上,235.

[5]出处同上,237.

[6]出处同上,235.

[7]出处同上,134.

[8]出处同上,135.

[9]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31.

[10]Lee Sarafis“,“The Policing of Deskati,1942–1946,” in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215.

[11]Scarfe and Scarfe,All That Grief,165–66.

[12]Translation by E. D. A. Morshead.

[13]引自 John W. Powell,“Japan’s Germ Warfare: The US Cover-up of a War Crime,”Bulletin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2(October/December1980),9.

[14]Lawrence Taylor,A Trial of Generals: Homma,Yamashita,MacArthur(South Bend,IN:Icarus Press,1981),125.

[15]Yank,“Tiger’s Trial,” November30,1945.

[16]Taylor,A Trial of Generals,137.

[17]A. Frank Reel,The Case of General Yamashit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9),34.

[18]Richard L. Lael,The Yamashita Precedent: War Crimes and Command Responsibility(Wilmington,DE: Scholarly Resources,1982),111.

[19]Taylor,A Trial of Generals,195.

[20]Lael,The Yamashita Precedent,118.

[21]引自J. Kenneth Brody,The Trial of Pierre Laval: Defining Treason,Collaboration and Patriotismin World War II France(New Brunswick,NJ: Transaction,2010),136.

[22]Time,January4,1932.

[23]Geoffrey Warner,Pierre Laval and the Eclipse of France(New York: Macmillan,1969),301.

[24]关于米塞特的罪行，详见Tessel Pollmann,Mussert en Co.: de NSB-leider en zijn vertrouwelingen(Amsterdam: Boom,2012).

[25]Time,October15,1945.

[26]Jean-Paul Cointet,Pierre Laval(Paris: Fayard,1993),517.

[27]Jacques Charpentier,Au service de la liberté(Paris: Fayard,1949),268.

[28]Hubert Cole,Laval(London: Heinemann,1963),284.

[29]Cointet,Pierre Laval,527.

[30]Jan Meyers,Mussert(Amsterdam: De Arbeiderspers,1984),277.

[31]出处同上,275.

[32]Cointet,Pierre Laval,537.

[33]引自Novick,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177.

[34]George Kennan,Memoirs1925–1950(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1967),260.

[35]Dower,Embracing Defeat,445.

[36]Telford Taylor,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A Personal Memoir(New York:Alfred A. Knopf,1992),29.

[37]Spender,European Witness,221.

[38]Yank,May18,1945.

[39]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纪念委员会（Dwight D. Eisenhower Memorial Commission）网站。

[40]The Times(London),April20,1945.

[41]Daily Mirror(London),April20,1945.

[42]The Times(London),April28,1945.

[43]阿道夫·艾希曼为纳粹德国高官，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后逃亡阿根廷，但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逮捕。犹太裔政治学家阿伦特在旁听了于耶路撒冷举行的审判后，写出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这份报告，报告中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命题，强调了体制，而非个人，让大屠杀成为一件高度理性和系统性的工程，而艾希曼则只是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他个人的道德、良知和仇犹倾向是次要原因。阿伦特的结论遭到许多人抨击，认为她忽视了行为人自身的道德责任。

[44]Shephard,After Daybreak,166.

[45]The Times(London),September24,1945.

[46]出处同上,November9,1945.

[47]Shephard,After Daybreak,171–72.

[48]The Times (London),November8,1945.

[49]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1893—194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

[50]赫尔曼·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司令。

[51]汉斯·弗兰克（1900—1946），纳粹德国占领的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护国总督，首创了让犹太人佩戴大卫星的识别标志。

[52]雅尔玛·沙赫特（1877—1970），银行家，纳粹德国政府的经济部长。

[53]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1885—1946），纳粹头目之一，反犹报纸《先锋报》的发行人。

[54]鲁道夫·赫斯（1894—1987），希特勒的亲信，早年便追随希特勒，被认为是《我的奋斗》作者之一，他曾任德国总理和纳粹党副元首等职。

[55]Ernst Michel,DANA report,January9,1945.

[56]丽贝卡·韦斯特（1892—1983），英国著名记者，作家，女文豪。

[57]Rebecca West,The New Yorker,October26,1946.

[58]Telford Taylor,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25.

[59]出处同上,26.

[60]Ernst Michel,DANA report,February15,1946.

[61]Jünger,Jahre der Okkupation,176.

[62]Andreas-Friedrich,Battleground Berlin,63–64.

[63]Telford Taylor,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167–68.

[64]卡里古拉，罗马帝国皇帝，出名的暴君，荒淫无度，禁片《罗马帝国艳情史》便是以其为原型拍摄。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1945年4月8日，后来报道纽伦堡审判的记者恩斯特·米歇尔被迫离开布痕瓦尔德，踏上一段寒冷且往往致命的行程，同行的还有几千人。没走的人由剩下的党卫队守卫看管，囚犯们明白，如果美国人不尽早赶到，等待他们的肯定是被迫走上同一条不归路，或者被就地处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建在风景秀丽的埃特斯贝格山（Ettersberg）山顶上，这是最恐怖的德国集中营之一。党卫队想出了不少酷刑，其中一种是把人反剪双手吊在树上，囚犯会因为疼痛难忍惊声尖叫。从此，这个阴森的地方就多了个绰号——“会唱歌的森林”。历史上，歌德曾在这里感叹大自然的美妙，并和一位年轻的诗人朋友交谈，后者记录下了大作家的见解。

集中营里有一个小规模地下组织，领头人是共产党，他们在营房里藏匿了一些枪支，还有一位波兰工程师制造的短波无线电台。4月8日，营地里发出一份言辞急切的电报：“致盟军，致巴顿将军的部队。这里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救命。我们请求帮助。德国人想转移我们。党卫队想杀了我们。”三分钟后，囚犯们收到了回电：“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坚持住。正火速前来支援。第3军官兵。”[1]

囚犯里没多少人还有力气攻击党卫队看守，甚至连美国人最终赶到时，也没力气庆祝了。但是，集中营抵抗组织里体格更健壮的一些人决定不再坐等第3军的到来。知道马上有人来救，光这点已经足够鼓舞人心了。于是，囚犯们冲击瞭望塔，用为了这一刻而藏匿的枪支干掉了剩下的守卫。

美国大兵在给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囚犯找水喝找东西吃时，抵抗组织里的共产党领袖已经开始展望未来。几乎就在布痕瓦尔德被解放的同时，刻有“各得其所”（Jedem das Seine）字样的集中营铸铁大门就被涂上了一行大字：“绝不让历史重演！”

但凡在人类史上最惨烈冲突中受过罪的人，都抱有“绝不让历史重演”这种情绪。但这对许多人来讲不只是一种情绪；这是一种理想，也许是乌托邦，但这代表了一种信仰：在战争的灰烬中，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世界。虽然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很多人都希望生活回归常态，但是其他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不会退回到战前的样子。战争摧毁了大半个欧洲和亚洲，旧政权——不光是殖民主义政权——陷入道德破产的境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寿终正寝，所有这些变化都鼓励人们相信一切都将彻底推倒重来。1945年是白纸一张；不愉快的历史将被忘却，这点让人欣慰；一些皆有可能。于是，诸如“德意志零年”（Deutschland,Stunde Null）这样的说法就大行其道起来。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还将其作为自己一部电影的名字，影片描述了柏林废墟间的生活。同样流行的还有“新开始团体”（Gruppe Neubeginnen），一个由流亡伦敦的德国社民党人建立的组织。

当然了，并非一切皆有可能。人类社会没有所谓的白纸一张之说，历史更不是想忘就忘得了的。另外，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过去的惨剧不能重演，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这点则形成不了多少共识。不单是乌托邦理想，哪怕退而求其次，只是希冀政治变革的企求，也都呈现出各种面貌。

我们如今都知道苏共和中共那时想要发动怎样的革命，也清楚欧洲殖民地的亚洲民族主义者想要什么。西欧国家共产党的目标更加复杂，斯大林出于自己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对他们加以钳制。总而言之，就算法国或意大利游击队再英勇善战，他们离掌握实质权力依旧相去甚远。话虽如此，一种深刻的变革还是在西欧生根发芽，催生这一变革的是社民党人，他们早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在为和平做打算了。出现最激烈变化的不是过去沦陷的国家，恰恰是一个传统的堡垒。在最黑暗的战争岁月里，在纳粹似乎战无不胜的时候，正是这个堡垒可歌可泣的抗争，让欧洲人保存了希望：这就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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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婆是英国人，作为典型移民家庭的女儿，她身上流淌着昂扬的爱国热情。因此，1945年7月，在看到英国同胞竟然投票把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守党赶下台后，她胸中愤愤不平。这次选举后，丘吉尔下野，绰号“小克莱米”（Little Clemmie）的工党党魁克莱门特·艾德礼以巨大的优势赢得了执政权。我外公那时还在印度服役，正等着退伍复员。在写给他的信中，我外婆对英国人“白眼狼”一样的做法痛心疾首，他们是如此不懂得对“赐予我们一切的那位伟人”知恩图报。同样出身犹太移民家庭的外公则没那么激动，那时他还在部队服役，听到的是不同的看法。

就连7月大选的胜利者也对他们以如此悬殊的优势胜出感到惊讶，以至庆功会之前一切都静悄悄的。行业工会的代表们挤在英国北部漏风的旅馆中，鸦雀无声地盯着大屏幕上不断上升的数字。最终结果：工党赢得393席，保守党拿下213席。《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左派的雷鸣化成了闪电，大选结果照亮了工党的胜利。今天唯一称得上是慢动作的是，人们刚开始对这一结果还有些回不过神来……自始至终，艾德礼先生都保持着镇定和谨慎，他看起来有些疲倦。”[2]

工党表面上故作谦虚，但是随之而来的计划相当激进。直到一年后，才出现一段抒发胜利情绪的最有名的文字。哈特利·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是参与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之一，他远比自己党派的党魁富有人格魅力。他曾告诉国会：“我们现在是主宰者，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将是主宰者。”[3]直到肖克罗斯亡故，他一直都因为这段吹嘘之词遭到非议，可见新主人行事有多小心，生怕给人留下骄傲自满的印象。

选举结束后，《卫报》（Guardian）刊载了一篇美国人写的评论：“美国摆脱新政派，回归正道的时候，英国却在转向社会主义，这可真叫人不可思议。”[4]

国外对英国大选也有些耐人寻味的反应。巴勒斯坦犹太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觉得工党会比保守党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希腊保皇党大为震动，反观四面楚歌的左派却很兴奋，徒劳地期盼命运将因此扭转。苏联的新闻只是宣布工党胜利，未作评论。佛朗哥将军领导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府预计这将导致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在印度，孟加拉地区的前总理、穆斯林大公赫瓦贾·纳齐姆丁（Khwaja Nazimuddin）爵士说道：“看样子，英国选民把将他们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的人给抛弃了，而且这还是战争结束前发生的事。”[5]

一位法国政客当时说过，不懂知恩图报是一个强大民族的特点，也许这话说得没错。实际上，丘吉尔依旧深受人们爱戴。但对多数选民来说，期待看到一个由丘吉尔担任首相的工党政府是不可能的。正如《卫报》的政治记者所言：“这个国家宁愿让丘吉尔先生走人，也不愿为了让他留任而付出让保守党也当政的代价。”保守党“不光因为其过去遭到谴责，还因为对这个时代没有憧憬而被人们抛弃了。同欧洲大陆一样，英国在新秩序建立后明显面临巨大的压力”。

丘吉尔自己对发生的一切也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能比较坦然地接受失利。也许是希望丈夫多待在家里陪她，太太克莱芒蒂娜（Clementine）告诉他，没准这是祸兮福之所倚呢。丘吉尔对此答道：“现在看来，是福是祸还真是看不清楚。”他本希望战时全国联合政府能够维系下去，至少也要延续到打败日本后吧。实际上，由于他从来就不热衷政党政治（他两次更换党籍），丘吉尔大概觉得全国联合政府比单一政党执政的政府更自在吧。日记作者、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在大选中也失去了议员席位，然而，在他看来，丘吉尔并未怨天尤人。他表现出一种“沉静、坚毅和超脱——还掺杂一丝自嘲，命运居然这般捉弄他；但他同时却又对选民颇有主见的立场表达了些许敬意”。[6]

丘吉尔在保守党内的一些同僚要比我外婆更了解他们的对手。哈罗德·麦克米伦一定感受到了英军中的普遍情绪，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考虑到重建国家的巨大困难，“英国人很可能是出于清醒的直觉，认为还是让左派政府执政比较好”。[7]不过，他继而补充道：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点，即“冲突一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某种自动出现的乌托邦”。麦克米伦对此的解读是，人们认为英国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为一片太平的世界带来史无前例的繁华盛世”。[8]也许弥漫在当时空气中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然而，对于丘吉尔治下的英国已成历史，是时候迎接更平等社会的看法，也不能说就是白日做梦。有一点麦克米伦也许不愿承认，那些干了大部分粗活重活的人们，对麦克米伦这个阶层的人存在一种仇视心理。

这点没能逃过哈罗德·尼科尔森的眼睛。5月27日，他怀着一种截然不同的阶级愤慨，以明白无误的笔调在日记里写道：人们“朦朦胧胧地感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他们’的错……尽管思路完全不合逻辑，但却坚信‘他们’代表上层阶级，或者说保守党。阶级情绪和阶级仇视异常强烈”。[9]

但如果感到事情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回到阶级尊卑有别的“正常”状态；再也无法对有无特权平静接受；或再也无法忍受因为出身贫寒而无法享受良好教育、坚固住房或正当医疗的话，这又有多“不合逻辑”呢？战后，描写人们在共赴国难时万众一心的作品已经汗牛充栋，这是一种乐观开朗、“伦敦挺得住”的英国斗牛犬精神，激励所有人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但是这些铲平阶级划分的经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崭新的权利意识，使得过去的不平等再也无法维持下去。这是英国人认识到的“绝不让历史重演”。

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曾亲临工党的一次会议。开会地点设在某个工业小镇内，镇上是一排排狭长的煤黑色平房。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他旁听了工党主席、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讲话。在场的男男女女无不神情肃穆，专心致志，他们有的穿着生产过剩的破旧军装，有的穿着不太合身的“复员军人”常服。拉斯基提醒听众，温斯顿·丘吉尔“青睐传统英国，是出台了一部分实质性建设举措”，但是他要让听众明白，在“传统英国”，1%的人拥有50%的财富；此外，只有1%的军官来自工薪阶层家庭。

就在威尔逊听拉斯基大谈社会主义政府如何好的时候，他留意到一名老太（老太也许看着比实际年龄显老）正用如饥似渴的目光盯着发言人。这种眼神，让他联想起自己见过的其他欧洲人：他们肤色苍白，瘦骨嶙峋，但与和平时期的穷人不同，他们似乎属于一种奇特的“物种，长着跟动物一样贪婪的眼睛”，“只有在胃口大开时”才会放光。拉斯基就站在“这名老妪和她沉默不语的同伴们面前”，“他身材干瘦，戴着眼镜，额头很高，向人们做着也许无法完全兑现的承诺”，“从某种程度上只是在讲政治圈里的黑话”。然而，“他用力扶住讲台的神情很迷人，引得鸡皮鹤发的老妪伸长了脖子，眯缝着眼盯着他看”。[10]

在希腊，威尔逊得到了走近英国军人的机会。让他有些惊讶的是，普通士兵不仅对他们的长官存在敌意，对丘吉尔也是如此。其中一个人“就丘吉尔抽雪茄这点表达了格外强烈的情绪”。英国军人每每碰到美国盟友，都没法不留意到美国大兵的上级对手下多么和颜悦色。威尔逊察觉到，在所有去过的地方中，“德尔菲（Delphi）的英军官兵在看待丘吉尔政府这一问题上，有着几乎泾渭分明的阶级分野”。他发现，“没有一名英国兵不把票投给工党，但只有一名军官投了工党一票”。[11]

我们没法不赞同这一见解，但其中也许夹杂了那么点个人好恶；对于英国人在美国人和“低他们一等”的人面前经意或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傲气，埃德蒙·威尔逊本人相当敏感。事实上，英国社会的变迁不是用阶级斗争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威尔逊看到的只是局部。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除了强烈的知识分子情结外，方方面面几乎都很符合英国大资产阶级（haute bourgeoisie）的气质。他在1945年曾担任军事情报官，后来又升任其他显赫的要职，包括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1945年的大选中，他和一些年轻军官一样把票投给了工党。安南在回忆录里解释了个中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不崇拜丘吉尔，他只是“怀疑（丘吉尔）是不是明白这个国家在战后到底需要什么”。[12]

除开阶级情绪，另一个解释战争为什么改变了人们社会政治态度的原因是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战时的英国政府大力推进文化事业。“音乐和艺术促进理事会”（CEMA）在工厂、教堂和防空洞里举办古典音乐会和戏剧演出。此外，为了提高境外部队的文化水平，还开办了辩论和教育活动。在大批官兵驻守的开罗，左翼军人于1943年设立了模拟国会，方便军人议政，用一名空军飞行员的话来讲：“好像我们已经活在期待已久的和平中……”[13]

这一发展势头让部分保守党人极度不安。代表彭里恩（Penryn）和法尔茅斯（Falmouth）选区的议员给丘吉尔的国会秘书写了封信，信里这样说道：“我对这种给部队授课、普及教育的混账做法越来越感到怀疑……谢天谢地，做点什么吧，除非您希望这些人回来都变得娘里娘气的。”[14]

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学家，在伊顿公学任教。热爱法国文化的他于1940年创办了自己的文学刊物《地平线》（Horizon），立志要让艺术和文化之火生生不息，就算他觉得“欧洲大陆上空的火光已经开始暗淡”。康诺利鼓励士兵和水兵给他投稿，稿费标准较一般刊物低很多。他也相信是时候走下阳春白雪的高台，放下身段为人民送文化了。《地平线》就这样进入了许多士兵的卡其布背囊，读者数量之大，让人啧啧称奇。1945年6月，康诺利在一篇文章里解释了他投票支持工党的理由。并不是说工党的政客比保守党更积极地支持文艺推广，事实往往相反。但是他还是把票投给了工党，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过上文明的生活：“要让英格兰变成一片乐土，就必须铲平阶级秩序，只要有社会主义，这点就能实现。”[15]

战时的英国拍过一些有趣的电影，其中一部《夜夜春宵》（A Canterbury Tale，直译为《坎特伯雷的故事》）放在任何时代下来看都是部怪片。执导该片的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一个是保守派英国电影鬼才，另一个是崇尚英国文化的匈牙利犹太人。1944年该片刚刚上映时，因为风格过于古怪，票房口碑并不好。《夜夜春宵》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热切期待，既包含精神追求，也有政治诉求。故事大致是讲一个英国兵和美国兵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对方，连接他们的纽带是生活在肯特郡乡下的一个年轻英国姑娘。她来自伦敦，在商店当售货员，夜幕降临后，她被一个陌生人约出来，这个名为“胶水男”的神秘男子最喜欢做的事是偷偷往女人头发上倒胶水。没过多久，两个阿兵哥就查出“胶水男”是当地一名十分有教养的乡绅和父母官。原来，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年轻姑娘外出跟当兵的厮混浪费时间，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全身心去领略灿烂的英国历史和英国乡村。影片的4位主角最后都来到了坎特伯雷，这是一次当代的朝圣之旅，所有人都从中收获了某种人生感悟。

“胶水男”或许很容易被看成变态神经病。然而，虽然他毫无疑问是个怪人，但他同时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近乎圣人的角色。他企图以自己古怪的方式表明为什么英国值得人们为之而战。该片镜头下的英国，特别是英国乡村，是一片高度爱国、洋溢浪漫情怀的热土，是保守党人眼中的“鲜血与土地”（Blood and Soil，纳粹口号）。当然，也许有一点要除外——这部电影消解了传统的阶级藩篱。年轻姑娘告诉“胶水男”，她的未婚夫家境良好，而她只是个售货员，门不当户不对，因此对方父母并不接纳她。“胶水男”回答，这些等级划分、尊卑秩序在“全新的英格兰”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影片里的“新英格兰”是一个哲学思辨的国度，她的自然风光是孕育灵性的沃土。姑娘说，那可真是场地震了。“胶水男”答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地震。对于“胶水男”而言，这场地震不只发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更是发生在英国碧绿旷野上的一种宗教顿悟。

克莱门特·艾德礼主张的社会主义，同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镜头下的保守党浪漫主义似乎相去甚远。艾德礼的父亲是个小律师，为人安静，喜欢抽烟斗，他的儿子没有一点和浪漫扯得上边的。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同《夜夜春宵》的主题并非真的相隔十万八千里。英国的社会主义有着强大的基督教根源，并且浸淫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改良主义传统中，强调通过文化熏陶和艺术技艺打造一个纯净如画、田园牧歌般的英格兰。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作《耶路撒冷》（“Jerusalem”），就是对掩映在“黑暗撒旦作坊”之间的“英格兰绿色乐土”的礼赞。该诗表达了一种宗教式的爱国热忱，似乎基督妙手一挥，就把英格兰变成了一个人间天堂。布莱克是个文学异见者，对于工人阶级不畏强暴，反抗压迫者的行为，他总是不吝献上自己的溢美之词。在他的笔下，社会主义英国时而被唤作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的电影取景地选在肯特郡阳光斑驳的田野中，最后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走向尾声，影片弘扬的精神和布莱克的愿景有着惊人的相似。

7月大选前的一个月，丘吉尔和艾德礼各自抛出了他们对英格兰的爱国主义构想，内容大相径庭。丘吉尔试图先下手为强，指责工党痴迷于舶来概念，“同英国人的自由观势如水火”。他咆哮道，这种“来自欧洲大陆、名叫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构成观，有时以更暴力的面目示人，即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警察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政府“必须依赖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这种做法“在这儿，在传统的英格兰，在大不列颠，在这个光荣的岛屿上……在自由民主体制的摇篮和堡垒中”永远也行不通。因为英国人“不喜欢被人管头管脚，不喜欢被呼来喝去……”[16]丘吉尔以他战时精彩演讲的气势，铿锵有力地说出了这番话。

他接着说道：军事化管理在国难当头之际是很管用，“我们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都甘愿被呼来喝去”。但是一旦战争结束，骄傲的英国人就应该扔掉那些自愿承担的镣铐和包袱，“走出阴郁的战争黑洞，步入微风拂面、艳阳高照的田野。所有人都能快乐地沐浴在温暖和煦的金色阳光下”。

在秉持自由放任理念的丘吉尔看来，绿色的乐土就应该是这样。他的想法大错特错。如今和平近在咫尺，丘吉尔却第一次对人民的想法置若罔闻。据《卫报》称，海外的英军官兵对此存在“极大的困惑”：“丘吉尔先生从一个民族领袖，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人，居然在演讲中说‘工党是盖世太保’。这种角色蜕变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看傻了。”[17]

作为回击，艾德礼也指责对手从并不可靠的外国人那里汲取思想。以丘吉尔为例，启发他的是维也纳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离开祖国奥地利，他把欧洲大陆出现的极权主义归咎于中央计划这一愚蠢之举。丘吉尔一直在阅读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艾德礼对此嗤之以鼻，他在电台广播里说：“我可不会浪费时间去研究这么理论化的东西，这充其量不过是从一个奥地利教授那里批发来的二手学术观点罢了……”

丘吉尔认为取消战时计划和管制是通向阳光灿烂的英国旷野的最快捷径，艾德礼却坚信要建设“新耶路撒冷”，战时管制应得以延续。不能把公众福祉交到自私自利的个体手中，后者都是些无利不起早之辈。他表示：“这场战争是举全民之力才打赢的，除开极个别例外，人民都将国家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和团体利益远远放在次要位置……如果我们把私人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在和平年代实现目标，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闲暇时间玩乐，有社会保险，还有活可干呢？”[18]

艾德礼和同时代的许多欧洲人一样，对政府计划很是信任。这绝非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想利用因战争导致的必要局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几十年来都不信任自由经济学，其被认为是导致周期性繁荣——萧条和高失业率的元凶，这些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曾引发广泛的政治动荡。希特勒的首任经济部长雅尔玛·沙赫特是个规划师，他和艾德礼一样相信国家应该引导经济发展。在东亚，日本“改革派官僚”也是这一原则的信徒。这些人与其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如说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联手军部一起消灭了西式资本主义。通过计划创建完美社会是20世纪最宏大的信仰之一。

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改造英国的计划其实已经酝酿好了。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就触及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等范畴，提出要建立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并提供全民就业。1943年公布的一份文件勾勒出了全民中等教育制度的概貌。到了1944年，有了社会保险，翌年又出台了有关住房政策的文件。但是推动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一个大快人心、势不可挡的契机直到1945年7月才出现。当时，不只是英国，大半个欧洲都已精疲力竭，断壁残垣，几乎处于崩溃边缘，这成了梦想推倒一切重来的完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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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新耶路撒冷”对应的一个词是“进步主义”（progressisme）。糅合了强烈爱国主义的左倾理想曾激励过原抵抗主义成员，正如其当初激励英国社会党人一样。共产党人、社民党人、甚至许多戴高乐主义者之所以同维希政府和德国人对抗，不只是出于对传统、“优雅法兰西”（douce France）的爱，还因为政治理想的驱使。为追求理想，许多人不惜献出生命，期盼这些理想在战后能被付诸实践，而且最好由原抵抗者亲自操刀。左派主导的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在设计之初，就是作为某种候任政府而存在。

斯特凡纳·埃塞尔（Stéphane Hessel）曾是一名年轻的犹太抵抗运动成员，在经历了盖世太保的酷刑和布痕瓦尔德的考验后捡回了一条命。回忆起六十年前的往事，他说道：“1945年，在恐怖的一幕过去后，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致力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这个委员会提议“理性发展经济，以确保私人利益服从于公众福祉”。这番话跟艾德礼的计划如出一辙。有必要制订新计划，保障普遍的社会保险。煤矿、燃气、大银行和电力这些部门将被国有化。埃塞尔回忆，这么做是为了“将公众福祉从如同法西斯主义国家式的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19]

埃塞尔不是共产党。他在伦敦加入了戴高乐的部队，并于1944年3月跳伞进入仍处于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这么做很勇敢，况且他还是个犹太人，拿的又是伪造的证件。（埃塞尔遭人出卖，于7月被捕。）然而，埃塞尔的政治理念必然同戴高乐对法国的构想相左，两者之间的距离还不小。法国左派对戴高乐的看法和许多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相近。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伟人，但也是阻碍进步的反动派。玛格丽特·杜拉斯曾是左翼抵抗组织的一分子，她描绘戴高乐是“骨子里的右派领袖”。在她笔下，戴高乐“想要抽干人们的生气。他希望人们既孱弱，又对他忠心耿耿；他希望人们跟资产阶级一样是戴高乐主义者；他希望人们成为资产阶级”。[20]

她写下这些话是在1945年4月。随着北非和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战局愈加吃紧，这种情绪只会挥之不去，甚至越发强烈。尽管戴高乐毋庸置疑是个保守派，而且在阻碍原抵抗运动夺权一事上毫不迟疑，但他也明白自己不得不向进步主义力量做出妥协。在戴高乐治下，雷诺汽车厂和五家大银行在1945年实现国有化，其余被收归国有的行业还有煤矿、燃气和公交。还是在戴高乐当政的时候，1945年12月，来自干邑（Cognac）的技术官僚让·莫内（JeanMonnet）向前者展示了推动法国经济现代化的计划，尽管战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华盛顿。莫内的方案是让国家管理工业、矿业和金融业，这是很典型的计划思想。一项接一项的计划是通往美好未来之路，这不仅因为其保证了更广泛的公平，而且还因为其可以防止欧洲再度陷入一场毁灭性战争。

就这样，计划之风吹遍了欧洲大陆。犹太人亚瑟·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逃生能力在欧洲人中堪称登峰造极。过去是共产党员的他曾经从西班牙一座法西斯监狱成功越狱。对计划主义蔚然成风抱有极大疑虑的他写道：“如果我们将步入一个超级国家管理一切的时代，知识分子必将成为公务员队伍里的一个特殊部门。”[21]尽管抵抗组织未能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股政治力量，但他们的不少左倾理想倒真的被付诸实践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社民党都从大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组阁权。西西里、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推行了土改，让数百万农民拥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当然改革的代价通常是由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承担的，比如东普鲁士和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在德国的苏占区，社民党人竭力想同共产党人一起共谋国事，但后来证明他们只会无功而返。

这些变化中实际上有一种强烈的泛欧主义元素；“新耶路撒冷”不只是单个国家的理想，而且是全欧洲的愿景。日后在数届工党政府内担任内阁大臣这一要职的英军少校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曾同部队一起降落在西西里和安奇奥（Anzio）。他对战友左倾主义倾向的解释是“他们和抵抗运动有联系，并且感到一场革命正在席卷欧洲”。[22]希利曾是共产党员，但在1939年时愤而退党，原因是苏德两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也叫《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 Ribbentrop Pact）。但是他的一颗共产主义赤子之心并未彻底冷却。1945年，在工党的党代会上，他呼吁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帮助。他强调道：“虽然偶尔有事实显示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同志们做事有些走极端”，但工党不应该“太伪善和自以为是”。[23]

以西里尔·康诺利为例，他亲法，热爱欧洲文化，加上他的政治观点，这些都促使他认为只有一个团结的欧洲才能筑起一道屏障，阻挡另一场自杀式冲突。1944年12月，他在《地平线》杂志里写道：“所有欧洲人打过的战争都以欧洲人失败而告终”，“而欧洲打败仗，也就是英国打败仗；英国打败仗，全世界都会陷入贫困”。在他看来，“绝不让历史重演”意味着“一种欧洲联邦，其并非名义上的联邦，而是一个不需要护照的欧洲。是一个所有人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文化实体……如果欧洲不能抛弃经济民族主义，并代之以英特纳雄耐尔的地区主义，那么其就会像希腊的城邦国家一样，因为纠缠于互相仇恨和不信任，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一败涂地，最后走向衰亡”。

不少人，包括丘吉尔自己，都同意康诺利的看法，这证明了他并非只是一个亲欧洲的怪人，但我们不得而知的是英国前首相是不是真心希望英国成为新欧洲重建计划的一部分。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战后第一年，他曾在苏黎世发表演讲，表达了对“欧罗巴合众国”的热情支持。但这个团结的欧洲必须是由“英国、英联邦国家”和欧洲的“朋友和支持者”组成的。[24]然而，左派的角色依旧是争议的焦点。康诺利相信，只有左派才有能力建立欧洲联邦，这将是一个“欧洲的人民阵线，一心要变得强大，并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出类似畅想的还有苏联，这点在涉及德国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德国的统一理应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实现。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用完午餐后，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里写到共产主义宣传的危险所在：“要对抗这种宣传，我们必须提供另一种理想；唯一的可行性是在欧洲联邦里成立一个联邦德国。”[25]

另一种倡导欧洲联合的观点基于爱国主义，认为各国只有在欧洲联合的条件下才能重振国威。这一观点在法国叫得最响，倡导者不仅有维希政权的技术官僚，也包括他们的部分政敌。核心人物依然是让·莫内，他的统一梦并不局限于法国。根据莫内的回忆录，他终其一生都在尝试抓住“非比寻常的时刻”，克服分散，铸就统一。1940年5月，德国人的铁蹄踏遍法国之际，正是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再往前推一年，莫内抛出英法联盟的构想，想借此勾起时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兴趣。1940年，丘吉尔也准备支持这一倡议，但主要缘于法国人的疑心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国家计划是莫内对法国的爱国主义贡献。他告诉戴高乐，这是法国唯一有可能再现辉煌的办法。要实现这点，有必要利用所有法国人的团结一致。1945年是做出类似“集体努力”的最佳时刻，“因为光复后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在，而且尚未通过一项宏大工程得到展现”。[26]第一项宏大工程是将经济国有化，把德国的煤矿交给法国工厂使用，从而实现法国的现代化。接下来一个项目事关整个欧洲，即煤钢联营，再接着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按照莫内的梦想，最终这将发展为联合欧洲的宏图伟业（grandeur）。

戴高乐喜欢管这位欧洲梦想家叫“美国佬”（L’Americain），言语中不乏欣赏之意。莫内是那种少有的不论在华盛顿、伦敦，还是在巴黎都能随遇而安的法国人。但是在莫内统一欧洲的执著愿望中存在着某些元素，让人觉得其欧陆色彩过于浓厚，且有几分罗马天主教的味道，此外它们和自由民主体制并不完全合拍。他的欧洲梦想之上，缭绕着一股神圣罗马帝国的余烟。另外，他不适应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对官僚们鞭长莫及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喜欢，这说明莫内的技术官僚信仰从左派和右派思想中都汲取过养分。或者应该这么说，在技术官僚的乌托邦里，左右之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更多的还是一种信念，认为要实现社会正义，最有效的途径是得有个善意的威权主义政府。如此说来，1945年，在左派满怀期待地认为制订计划将惠及英国人这点上，丘吉尔持反对意见，他并没有全然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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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三帝国效力的德国技术官僚一样也是出色的规划师。有关二战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德国规划者曾同纳粹占领国的欧洲同行开展过合作。建筑师、城市规划者、水坝工程师、公路设计师之间不是纳粹同僚的关系，而是志趣相投的同志，共同致力于缔造欧洲新秩序。对他们来讲，破坏往往也意味着“不同寻常的时刻”，将有大好契机出现。

鹿特丹于1939年9月遭到轰炸，这是西欧第一个被轰炸搞得支离破碎、伤及中枢的城市。虽然在破坏程度上没有华沙严重——后者早在八个月前就经历了一顿狂轰滥炸——但是鹿特丹的市中心几乎被从地图上抹掉了。重建鹿特丹的计划几乎马上出炉。在没有了民主程序或私人利益的羁绊后，一队荷兰城市规划者和工程师开始着手清理废墟，从私人手中征地，并根据合理的蓝图重建城市。他们不是纳粹；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德国占领者半点同情都没有。但是，这些实干家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优柔寡断、扯皮推诿和混乱无序早已失去了耐心。一如让·莫内，他们相信只有强力领导才能促成统一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纳粹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放手去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对于德国人，这么做在泛欧主义层面也有重大意义，尽管荷兰技术官僚不一定这么觉得。鹿特丹将成为大日耳曼地区的重要枢纽之一。拿纳粹占领者的种族主义论调来说，“荷兰是欧洲生存空间的一部分。作为日耳曼族一分子，荷兰人将遵循这一天然纽带赋予的使命”。[27]在新秩序下，不会容许“财阀主导”的战前自由市场经济。所有经济体，包括荷兰，都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向欧洲大陆计划经济体制（Kontinentalwirtschaft）靠拢。集体利益应凌驾于任何私人利益之上，当然，如果是纳粹领导人利益的话就要除外。

关于日耳曼族的高谈阔论对像林格斯博士（J. A. Ringers）这样的人没什么蛊惑力。林格斯是负责1940年重建鹿特丹的工程师。实际上，他后来因为帮助荷兰抵抗力量而被捕过。但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城市规划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战争最初几年里，德国人也很大方地同林格斯等荷兰技术官僚分享了经验。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总是意见一致。在德国人的计划里，重建鹿特丹走的是一种宏大的法西斯主义路线，这和荷兰人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另外，德国人不允许鹿特丹的现代化方案抢了汉堡和不来梅这些德国港口城市的风头。于是，1943年，就在林格斯被捕后，重建计划戛然而止。虽然在德国集中营历经艰险，但林格斯活了下来。战争一结束，他就被任命为公共工程部长，主抓荷兰的重建工作。林格斯后来成为荷兰“新耶路撒冷”的几位主要工程师之一，他的设计蓝图既得到过卡尔·马克思的启发，也从战前社会主义规划那里吸收过一些东西，另外也许还从纳粹占领者那里借鉴过部分经验，但是人们对此并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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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厉害的规划者还是日本人。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早期，“满洲国”这一依附于日本的伪政权，是当时全世界规划最完美的殖民地，有点像日本泛亚主义的梦想宫殿。当然，“满洲国”在“官方”说法中可不是什么殖民地，毕竟从表面上来讲，日本是把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的解放者。而且由于日本帝国所对抗的也是“自私自利”的西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满洲国”就不仅是一个半独立的亚洲国家，还是社会集体正义和平均主义的典范。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回事：日本人的矿井和工厂全赖中国劳工为其做牛做马，在日本关东军的高压统治下，中国人和朝鲜人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和伪满的其他事务一样，军政府严格控制着经济的运行，在此过程中还得到了政府青睐的日本工商企业和银行的大力协助。

“满洲国”的首都在日语里叫新京（Shinkyo），即今天的长春。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政权时，其还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铁路联轨站。伪满成立后，关东军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日本规划者、工程师、建筑师和官僚几乎立刻着手打造全亚洲最现代、最高效、最干净、最有序且具有“新亚洲”风范的城市。新京的设计蓝图带有西方影响的烙印——比如奥斯曼男爵（Haussmann）的巴黎[28]、19世纪英国人的花园城市概念（Garden City）、德国的包豪斯主义（Bauhaus）[29]——不过，体积庞大且风格现代的政府大楼还是要配以三角形的东方式屋顶。其原型来自诸多日本寺庙和中国宫殿。

在“满洲国”国务院的主持下，一座崭新的城市在历经五年高速建设后拔地而起，矗立在地势平坦、冬天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上。如果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30]是日本人，新京也会是他为极权主义规划所立的一座丰碑：马路两旁的“新亚洲”风格官僚主义堡垒气势磅礡，夹在中间的林荫大道宽阔而笔直，通向巨大的圆形广场，就像巨型轮盘上的辐条。[31]这一切设计都力求在数学上做到精确无误。而且，无论是外观漂亮、从不晚点、有“亚洲快车”美誉的南满铁路高速列车，还是公共住房里的抽水马桶——这在日本都是许多家庭闻所未闻的创新之举——所有这一切都运转良好。

“满洲国”的对外代表是中国人，最高可至清废帝、人称“末代皇帝”的溥仪。在他的王座和每个中国官员背后都站着一个日本“副手”垂帘听政。管日本统治者叫法西斯并不准确。他们清一色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少是军国主义者，相当一部分人笃信官方宣传的那套泛亚主义理想——在日本带领下，将会诞生一个摆脱西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崭新亚洲。

所有军政官员一心一意地扑在规划上，既不受民主程序的羁绊，也没有私人利益的约束，更不会对占“满洲国”多数的中国臣民的想法有所顾及。一群高度机敏的官僚、管理者和工程师仰仗着人面兽心的关东军、杀人如麻的宪兵队、三教九流的日本浪人和政治投机客的势力，将这里看成一块画板，在上面可以绘制出完美规划的经济图景。他们的计划包裹在帝国主义崇拜论的外衣之下，围绕着神圣的天皇和他同是皇族、身居新京“盐宫”[32]的奴仆——稀里糊涂、可怜兮兮、颜面扫地的“满洲国皇帝”溥仪。

在致力于维护保守军事秩序这点上，部分日本规划者的右倾倾向十分明显，其中一些人是社会主义者，同军国主义者一样很反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即便右翼官僚也是苏联五年计划的信徒。对典型的“满洲国”改革派官僚的最佳描述也许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右倾激进分子，但和共产党的共同点要比和自由派还多。岸信介正是这样一个人。长着一张兔子脸、性格温文尔雅的他是个精明圆滑的官僚，光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是那种会铁腕管理大批劳工的强力人物。然而，还没满40岁的岸信介却是日本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的想法概括而言就是要把“满洲国”变成一个国家控制下的矿业、化工和重工业重镇。

就这样，“满洲国”出台了产业政策，这么做不是为了给企业或公司创收——就算是也并非第一要义——更不是为了满足日本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在战时配给制下生活得越来越窘迫。产业政策的目标是扩大国家的权力。有些公司从中大捞一笔，比如日产。该公司于1937年把总部搬到“满洲国”。在和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后，日产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工商和金融业集团，亦称财阀，然后开始制订五年计划，其生产的产品从军车到鱼雷艇，不一而足。同是财阀的三菱株式会社负责生产战斗机，三井则垄断了在华鸦片贸易，从中渔利，同时也养肥了“满洲国”当局。参与这项肮脏交易的两位主要人物是日产株式会社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和产业官僚岸信介，后者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他同地下犯罪团伙间的联系。但是，大企业和军部的利益并不总是铁板一块的。就连鲇川也不赞成日本和纳粹德国结盟。和英美开战对做生意不见得有利，而且就算企业能从特别免税条款和补助中获益，他们对官僚的干预也并不总是持欢迎态度。

岸信介等人在“满洲国”开创先河的一些尝试日后在日本国内也被付诸实践。从1937年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日本经济在内阁企画部、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机关的分管下，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一批管理战时经济的人士都是从改革派官僚、战略规划者和反自由化思想家组成的网络里招募的，既有左派又有右派。他们凭着为了效率一切皆可无视的那股子专注劲儿，帮助“满洲国”实现了工业化。商工省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岸信介。1943年，商工省改名为军需省，使其更符合日本战时经济的本质。岸信介表面上是军需省次官，但实际依然掌管着战时经济，前后长达一年。就在天皇下达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战败后不久的8月26日，军需省被废除，改头换面后又一次叫上了商工省的名字。

美国占领日本的一大谜团是美国人何以能够容许日本人玩弄这些障眼法。毕竟，胜利者对日本的构想同样也是“决不让历史重演”。在日本，1945年也是“零年”，是在废墟上建设新社会的完美时机。很显然，一些人必须被扫地出门。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同样落网的还有鲇川义介。但是他们在日本建立的机构基本上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反观在“满洲国”，工业设备则遭到了苏联红军的全面洗劫。

关于日本如何重建这点，各方存在极大的争议。在华盛顿有一股很强的舆论导向，认为日本再也不能染指重工业，而是应该专注于生产更符合东方民族古朴气质的产品：玩具、陶瓷人像、丝绸、纸质品、瓷碗等等。有人给出个不错的建议，让日本生产出口美国的鸡尾酒餐巾。[33]但日本人的想法不同。就在美军到来之前，三菱财阀的掌门人给他手下一名高管写了封信，信中谈到一项“百年大计。”[34]尽管这一源自中国古典文献的表述不能从字面上加以理解，但是日本人脑子里盘算的就是怎么规划的问题。一年后，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报告，解释称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世界“终于进入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或者说一种受控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35]

这一想法和某些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新政派人士很接近，他们被派到日本，协助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进行和平民主改造。这批人早期拟定的一些计划草案，换成列宁主义者一样能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左派英国学者，他一度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拉铁摩尔相信，比起“裹挟着无情帝国主义”的西方民主理论，亚洲人对“真正的民主举措”更有兴趣，“比如俄国那边发生的事情，他们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他煞有介事地表示，中国国内真正的民主体制只有在“共产党的地盘上”才有可能成立。[36]其他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中国通”仔细地审视了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关于如何建设战后日本的倡议，野坂在战时曾在中国从事教化日本战俘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组织要从“法西斯”官僚手里夺权，代为管理食品分配等重要工作。尽管这个点子后来夭折了，但新政派官员对土改和建立独立工会这两条还是很重视，并且也确信美国占领当局理应“赞同在经济体系里推行所有权、经营权和控制权的更广泛分配”。[37]

日本的“新政”和艾德礼对英国的改造计划十分相似。当然，话说回来，艾德礼和新政派都不是共产党。恰恰相反，他们和多数社民党人一样，都很反对共产主义。包括新政派在内的美国官员有一块很大的心病，担心日本人为极端经济窘境所迫，难以招架共产主义的诱惑。应对办法是通过重建日本的工业能力，确保日本人能够尽快养活自己，防止让军事利益或大企业的贪婪扰乱这一进程。而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经济政策交给经验最丰富的日本人，交到能为未来做打算、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并且具有爱国情怀和均贫富抱负的公务员手里；也就是说，要交到基本未被整肃的大藏省和商工省官僚手里。

1948年，有案底在身的岸信介未经审判就从巢鸭监狱获释。服刑期间，他同右翼政界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络，有些人还和他关在一间牢房里。1949年，商工省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MITI），这个部门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经济奇迹背后最重要的政府推手。1957年，岸信介当选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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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在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后，许多朝鲜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战时日本发配的制服——妇女配的是十分难看的农民裤子，男人则是羊毛卡其马裤。成千上万的人穿着白色的朝鲜传统服饰，涌向大街小巷，手里挥动朝鲜旗帜，嘴里唱着爱国歌曲，喊着“朝鲜自由万岁！”的口号。汉城的大街上一片狼藉，电力供应被切断了，食物不够吃，但是人们依然喜极而泣。这么多年来，他们第一次能够公开地表现得像个朝鲜人，不会因为没有向日本天皇照片鞠躬或拒绝使用日本名字而受到惩罚。

刚开始闹过些误会。朝鲜人以为苏联人要来了，因此派了一支欢迎队伍到汉城的火车站迎接苏联解放者，可是迟迟没有等到。南朝鲜的其他城市，比如大邱、光州和釜山也都派出了欢迎队伍，在火车站徒劳地等待苏联人的到来。人们手里挥动着苏联和朝鲜旗帜，表达对苏联帮助朝鲜恢复独立的感激之情。

另一些人来到离他们最近的日本神道教神社，拿着榔头、棍棒，甚至挥舞着拳头，试图砸烂这一殖民压迫的主要象征物，随后一把火烧掉了神社。纵火事件起初发生在北方城市平壤，继而有蔓延至全国之势。这些备受憎恶的神社整夜烧啊烧，冲天的火光让视神社为圣地的日本人大惊失色。

不过，日本人总体上还是摆脱了朝鲜人的骚扰，但是在北方，无论老幼，妇女均被苏军当成战利品加以凌辱。8月16日早晨，一位名叫吕运亨的朝鲜抗日义士在汉城和其他爱国志士一同成立了朝鲜建国筹备委员会，他们中间还有刚从日本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吕运亨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立场左倾，很喜欢穿剪裁精美的英式粗花呢西装。他在一所高中的操场上对着几千人发表演讲，演讲十分轰动，原因有二。一是其体现了宽宏大量的精神：“既然日本人就要和朝鲜人分道扬镳了，我们就不要再计较过去的得失了，友好地说再见吧。”另外一点就是强烈的乌托邦情怀：“让我们忘记过去经历的磨难。我们必须在这片属于吾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一个理性的天堂。让我们抛开个人英雄主义，牢牢地携起手来一起向前迈进。”[38]

人们放声歌唱朝鲜爱国歌曲，抒发他们对国家忠贞不渝的爱，但所选的曲调却是《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很显然，这让一些日本人误以为朝鲜人在友好地跟他们的日本主子道别。

就在苏军抵达平壤前一周左右，一位同样广受爱戴的左倾基督教爱国者曹晚植来到位于汉城北部即后来“三八线”以北的地方。曹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他温文尔雅的行事风格，二是因为他总是穿着朝鲜民族服装，人称“朝鲜的甘地”。他也在为国家独立做准备。同身在南方的吕运亨一样，曹的随从里有不少过去是政治犯，都有共产党背景，但那时的曹尚未被他们左右。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朝鲜人民委员会迅速从日本官员手里接管了权力。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不是共产党，就是温和的左倾民族主义者，而且常常是基督徒。

同东、西欧的情况一样，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派是最不折不扣的爱国者。政界、商界和教育界的保守派精英时常同日本人合作，有时不太情愿，有时很是积极；有的打着现代化或进步的幌子，有的则出于私利。自1910年日本帝国吞并朝鲜以来，抗日运动就带有强烈的左倾倾向。朝鲜人针对本国精英及日本人的造反，经常带有一种救世论的色彩，这是朝鲜萨满教和基督教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从许多方面来看，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抗日运动是历史上朝鲜农民反抗地主乡绅起义的现代翻版。

然而，撇开吕运亨的豪言壮语不说，统一其实十分脆弱。纵观朝鲜历史，统一难得一见。这个国家因为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南北朝鲜之间的差异——和激烈的政治对抗，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到了1945年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便吕运亨和曹晚植都胸怀统一朝鲜的理想，但是左派内部派系林立，而共产党则蠢蠢欲动，一旦天时地利皆具，就要准备夺权。吕在汉城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时，他还面临着来自右派——由地主和其他旧时代精英领衔的朝鲜民主党——的挑战，他们当中许多人曾勾结日本人。除此之外，中国和美国还散落着流亡的朝鲜政客，他们之间也是四分五裂。

但是不管各自政治主张如何，几乎所有朝鲜人都同意一点。在他们的理解中，“绝不让历史重演”指的是再也不臣服于外国列强。9月14日，也就是宣布朝鲜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吕运亨发表了战斗性十足的演说词：

我们决心摧毁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残留余孽、反民主帮派、反动分子和任何我国境内的外国恶势力，然后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全面独立和自治，期待一个真正民主国家的产生。[39]

朝鲜语里有个词，叫“事大”（sadae），直译是“效忠伟大君主”之意，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些边缘王国——比如朝鲜——传统上对中国帝王的朝贡。到了现代，“事大”的外延扩大了，意指为了打压国内对手，向任何外部强国卑躬屈膝。通日分子因此犯有“事大”这一罪行。在吕想象中的“理性天堂”，“事大”的耻辱感会被永远抹去。

可惜朝鲜人根本没有机会。

日本投降过后几周，美军在南部港口城市仁川登陆。那时，美国人对这个国家和其人民的抱负一无所知。约翰·霍奇（John R.Hodge）中将被推选为美军统帅，仅仅因为他正好就在附近的日本冲绳岛。他的政治顾问团对朝鲜的了解不比他多多少，没人会说朝鲜语。但是朝鲜方面还是释放出了巨大的善意。根据《扬基人》杂志的报道来看，“土生土长的朝鲜人”“欢呼，傻笑，高举双臂，连连鞠躬，扯着嗓子叫着‘好啊！好啊！’”，以这种方式欢迎美军吉普、卡车和侦察车的到来。[40]

尽管军令严禁和平民套近乎，一位名叫沃伦·常石（WarrenTsuneishi）的日裔美籍军事情报官还是和汉城的宾馆经理金先生攀谈起来。金先生说：“感谢你们解放了我们。我无比诚挚地感谢你们。你们为解放我们，让我们获得独立做出了巨大牺牲。”说着说着，金先生的眼里泛起了泪光，这让常石突然感到“很不自在”。[41]

至此，美国人的第一个大错已经铸成。还没等霍奇中将下船，他就收到了朝鲜人发来的请求，邀请他见见吕运亨的弟弟吕运弘，后者是代表朝鲜过渡政府的温和派人物。由于怀疑这是日本人或共产党设的套，将军拒绝同吕会面。第二天，霍奇在汉城宣布日本总督和所有拓殖当局官员留任，直至接到新的命令。朝鲜人犹如被当面抽了一个耳光，愤怒地涌上街头，抗议美国此举。朝鲜人的反应让美国很丢脸，国务院随即宣布，日本人再也不会掌权，掌权的是美国人。但由于美军兵力不够，因此只能下令让日本人继续担任原职。

《扬基人》如此描述日本的投降仪式：“在位于汉城日本总督府外的旗杆旁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撤退仪式。184师的官兵身穿军装，站成一个中空的方阵，第7师的官兵演奏了《我们美国人》这首曲子。日本鬼子的旗子被降了下来，然后被简短地展示给到场的摄影师看。随着乐队奏响美国国歌，美国国旗冉冉升起。”接着，美军“迈步走出总督府大门。这些受到朝鲜人热烈欢迎的正义使者，开始在这个曾经三国鼎立的古老国度[42]履行他们作为占领者的职责”。[43]

尽管苏联红军占领了三八线以北的朝鲜领土，但苏联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粗鲁地树立权威。一名苏联官员告诉美国记者，俄国人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好感，因为“我们长得很像”。他接着说道，但“我们不喜欢朝鲜人，等到一个合适的稳定政府建立起来，我们就会撤军”。[44]顺便提一句，霍奇将军也不喜欢朝鲜人，他认为大多数朝鲜人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东方人，日本鬼子长达四十年的统治深深影响着他们……跟他们几乎没法讲道理”。[45]

苏联人恪守了承诺，但是他们理解的“合适的稳定政府”同吕运亨和曹晚植等爱国者所希望的完全不同。最早管理北朝鲜的是朝鲜人民委员会，成立人民法院的目的是为了清算投敌分子和“反动分子”。在殖民当局当过差的官员被扫地出门，这一过程有时伴随流血暴力。革命政治得到了苏联官员的支持，由于在其中捞不到半点好处，朝鲜地主等群体开始火速逃往南方。曹晚植依旧管理着人民政治委员会，但是这一中央机构对区域性委员会的控制力十分有限，对阻止苏联人拆分和抢劫日本人留下的工厂也无计可施。

不同于苏联人，坐镇南方的美国军事当局对政府实行直接管控，并发起了一项日后在许多场合被重复施行的政策——前提是美国人自认为这能给当地人带来善治。部分源于无知，部分源于对共产党意图并不总是不合理的怀疑，美国军事当局主要仰仗朝鲜精英中会讲英语的保守派成员，最好还是在美国大学读过书的人。为了领导未来的朝鲜政府，他们从美国带回来一个人，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也是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他叫李承晚，是个基督徒，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受过教育。李在朝鲜并非无名小卒，但他在这里没有民意基础。尽管在流亡海外期间被美国官员看成是个麻烦人物，但国务院护照部门的一位女士觉得李是个“和蔼的爱国老绅士”。有了她的观点背书，再加上李的反共资历，这两条理由足够有说服力了。10月11日，李回到祖国，得到了霍奇将军的欢迎，霍奇称赞他是一位“倾注毕生心血谋求朝鲜自由的伟人”。[46]

三天后，平壤出现了类似的一幕。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朝鲜游击队战士以“民族英雄”和“杰出游击队领袖”的身份，受到了苏联最高指挥官的热情接见。此君身材矮胖，30岁出头，头发梳得像个倒扣的瓜皮。他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的一座苏军训练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光。苏联组织了7万人向“金日成将军”致敬。金将军以“感激涕零的朝鲜人民之代表”的身份，发表了一篇由苏联训导员捉刀、歌颂苏军的演讲。[47]

这件事过去整整一周后，平壤的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围绕金日成搞个人崇拜的苗头。报纸文章介绍了金的赫赫战功，很快这就将成为一种准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核心思想是歌颂朝鲜半岛上一切形式的神圣干预。这种论调和朝鲜历史上诸多具有救世论色彩的政治运动不谋而合。12月，金日成成为朝鲜共产党领袖。但朝鲜政治中心仍旧偏向南部，当时也还不存在朝鲜分裂成两大独立国家的问题。

朝鲜人对他们国家臣服于他国的“事大”历史素来很敏感，到了眼下这一时刻更是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担忧了。1945年11月，依然身居中国青岛的唐纳德·基恩同一些旅居当地的朝鲜人共进晚餐。他在信里回忆道，有史以来，朝鲜独立第一次不存在任何争议。“唯一引发争议的讨论话题是俄美关系。”基恩发现，要说服他的朝鲜朋友相信“美国和俄国没有嫌隙，可以在和平世界里相安无事”这点“无比困难”。他解释，这些朝鲜人“在战时因为收听美国短波电台，遭到过（日本人的）严厉报复”，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理应帮助他们的祖国对抗俄国人。基恩有些不耐烦地评论道：“一个基于合作的解决方案被认为不切实际。他们眼里只有朝鲜的两大阵营，双方都想赢得一切；在这种局面下，他们视合作为背叛。”[48]

他们说得没错：朝鲜人的命运还真是为外国列强所主宰。但派系远不止两个。首先，12月，美苏在莫斯科举行了外长会议，光看会议的氛围，似乎基恩的乐观情绪不无道理，美苏两国能够达成某种协议。美苏两国将抽调各自军事指挥人员，成立一个共管委员会，负责对朝鲜进行“托管”。美苏官员将协助朝鲜人组建临时过渡政府，并在英国和中国的支持下，引导该国走向全面独立。这项任务可能要耗时五年之久。

苏联人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了北朝鲜盟友支持这项安排。反对者迅速被噤声。在曹晚植看来，这种托管像是又要有殖民者干涉朝鲜内政了，于是他表达了抗议，但随后就被软禁。软禁后来变成了监禁，到了朝鲜战争期间，他彻底消失了，再没有人见过他。

在南方，局势更加严峻。出于民族主义或政治理由，几乎所有南朝鲜人都反对托管；保守派不想跟苏联干预扯上任何关系。他们无法理解全国政府怎么可能吸纳朝鲜共产党。不过，保守派缺乏民意支持。虽然美国极力想要粉碎左倾的朝鲜人民共和国，但其在爱国性上依旧更能服人。然而，托管的问题为其敲响了丧钟。

左派和保守派尝试过组建联合政府，但是努力最终告吹。这之后，左派对托管这一想法逐渐热心起来。混乱接踵而至：先是政变，发动者是号称“刺客”的又一位流亡民族主义者，政变被挫败了；接着是工人罢工，抗议美国军事当局。随后，李承晚麾下的保守派一跃成为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指责朝鲜左派甘当苏联的走狗——换句话说，就是“事大”，丧权辱国。很自然，美国人力挺李承晚，称托管从一开始就是苏联的阴谋，并说南朝鲜应该在美国的循循善诱下组建属于自己的保守政府——这一点在未来或许会被硕果仅存的左派描绘成另一种形式的丧权辱国，而且也的确成为了现实。

因此，朝鲜人民共和国注定会走向覆灭，后来发生的就是一场悲剧。这个国家实际上一分为二，北方处于金日成主导的共产党过渡政府统治下，南方则归李承晚控制。用不了多久，金在青岛的朝鲜朋友就会发现他们比之前预言得还要准确。1950年，北朝鲜的入侵点燃了战火，在导致200万平民死亡后，惨烈的朝鲜战争在僵持中结束了。在二战期间几乎完好无损的汉城这时已是满目疮痍，北方的平壤也一样。北朝鲜依旧处于一种准帝国王朝的统治下，南朝鲜（韩国）则还要经历几十年的军人专政。

1961年正值冷战高峰。当时，一名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发动政变，在韩国夺取了政权。通过借鉴战时日本军政府的计划经济模式，并让韩国财阀同政府保持统一步调，韩国经济一时间突飞猛进。这位强人总统于1942年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从新京的“满洲国”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官至中尉。1948年，在韩军中服役的他被开除军籍，理由是参与针对李承晚的阴谋政变。他在战时的日文名字叫高木正雄，真名叫朴正熙。支持他的日本人包括岸信介，后者也是“满洲国”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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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梦想注定是南柯一梦，破灭后被人弃之如敝屣。但其破灭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且常常留下痕迹。在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看来，英国的“新耶路撒冷”栽在了一场“财政敦刻尔克”上。凯恩斯本希望《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能让英国从美国那里拿到援助——源源不断的物资，且条件格外优惠——直到1945年底。这样就能为政府争取些时间，避免破产。可惜事与愿违。面对近乎灾难的收支平衡，英国人不知道从哪儿捞钱来填平财政赤字，更别提为实现社会主义梦想买单了。凯恩斯为此祈祷：“希望日本人不会过早投降，让我们失望。”[49]

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让他的希望落空了。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里对此事也有论及，他描述了太太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反应：“原子弹让维蒂（Viti，维塔的昵称）吓坏了。她觉得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她想得没错。”[50]

8月，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经济通缩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在英国，物资配给制延续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要长；为了少得可怜的那点公共服务，人们无休无止地排着长队；生活沉闷，让人颓废；战后的英国社会尽显疲态，人们认识到，英国不仅国库空虚，而且正迅速丢失世界大国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抑制了乐观主义情绪。尽管有关公共住房、教育、文化、卫生和全民就业的规划依旧在进行中，但是国家的财政岌岌可危，1945年的热情正迅速消散。在德、日战败两年后，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在日记里写道：“再也不会有明媚而自信的早晨了。”[51]

1951年，温斯顿·丘吉尔再度出山，当选首相。工党得等上十三年才能迎来再度执政的机会。率领他们扭转局面的是曾在艾德礼内阁中担任贸易大臣的哈罗德·威尔逊。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西欧国家，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主党承诺的稳定和延续性——即某种常态——消解了左派的革命热情。1956年，荷兰社民党下野。1958年，戴高乐将军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48年，得益于美国反共宣传和财政支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开始了其近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执政岁月。在西德，社民党直到1969年才第一次赢得选举。早在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前，东德的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同舟共济、建设反法西斯德国的美好梦想就已化为泡影。1945年，生活在苏占区的德国人执拗地拒绝支持共产党，而是大为看好社民党。结果，翌年苏联当局便逼迫东德社民党同共产党合并，后者很快吞并了该党。

在韩国和日本，社会主义政府从1947年到1948年维系了整整一年，但这些并不隶属共产党的左派最后都走向了灭亡。要理解这点，一个办法是将其归咎于冷战。东亚的美国占领当局也许笨手笨脚，且往往过于保守，但苏联对于温和左派的大溃败一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凡是苏维埃主义者当权的地方，无论是朝鲜，还是中东欧，社会党人都被镇压了。

斯大林的确同意过不在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挑起革命，他让法共和意共忘了他们的夺权美梦。即使右派依旧受到墨索里尼“遗产”的拖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还是秉持中间路线，避免和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但是，美国和其在东西方的保守主义盟友对共产党的意图高度怀疑，所以使出浑身解数以防范任何左翼派别靠近权力。这在处于冷战前线的国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日本同西德一样必须被打造成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1945年的新政热情转眼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新政策：重新武装、发展工业、打击工会、在公务员队伍和教育领域“清除赤党”、积极支持保守主义政客，哪怕其中一些人不久前还是等候审判的战犯。在占领日本之初，美国当局对左派曾大力鼓励，后来的所谓“改弦更张”一直被视为是对1945年理想主义的背叛。

话虽如此，但休·道尔顿在哀叹英国“明媚而自信的早晨”不复存在时，还是有些过于悲观了。解放带来的欣喜也许已经退去，但在这一崭新开端之际建立起来的诸多制度并未迅速消解；不管是好是坏，有些一直延续到今天。无论是英国的保守党政府，还是欧洲大陆上的基督教民主党，都未真正尝试过推倒欧洲福利国家的基础，虽然这是战前规划者和战时抵抗运动内理想主义成员酝酿的产物。实际上，丘吉尔的保守党比艾德礼的工党建了更多公共住房。不少基督教民主党人几乎和社会主义者一样对自由放任经济学充满质疑。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欧福利体系的外沿才开始发生腐蚀。也就是十年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上台，英国的福利主义才被严重削弱。时至今日，就算和欧洲大陆相比，日本和韩国经济依然被政府规划者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然而，战后规划的一座主要丰碑还是欧洲自己，或者说是欧盟。虽然其萎靡不振、千疮百孔，但还是岿然不倒。1945年，欧洲统一这一崇高目标是大多数人的信仰。在对神圣罗马帝国深感共鸣的天主教徒眼里，这个目标素来很有吸引力。法国人和亲法者支持欧洲是西方文明中心的说法——而巴黎则是中心的中心——借此对抗美国粗鄙的物质主义。作为欧盟重要机构的总部和崭新技术官僚之国的首都，布鲁塞尔引得社会党人和其他经济规划者纷至沓来。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团结的欧洲将确保欧洲人再也不会同室操戈。至少从这点来看，1945年的理想主义到目前为止还算有所收获。

[1]Hermann Langbein,Against All Hope: Resistance in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1938–1945(New York: Paragon House,1994),502.

[2]Manchester Guardian,July27,1945.

[3]Daily Telegraph(London),July11,2003.

[4]Manchester Guardian,July27,1945.

[5]出处同上。

[6]Harold Nicolson,The Harold Nicolson Diaries,1907–1964,Nigel Nicolson,ed.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4),321.

[7]Harold Macmillan,Tides of Fortune,1945–1955(New York: Harper & Row,1969),32.

[8]出处同上,33.

[9]Nicolson,Diaries,318.

[10]Wilson,Europe Without Baedeker,135.

[11]出处同上,186.

[12]Noel Annan,Changing Enemies: The Defeat and Regeneration of Germany(New York: W.W. Norton,1996),183.

[13]Paul Addison,Now the War Is Over: A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1945–51(London: Jonathan Cape and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1985),14.

[14]出处同上,13.

[15]Cyril Connolly,Horizon,June1945,reprinted inIdeas and Places(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1953),27.

[16]Manchester Guardian,June5,1945.

[17]出处同上,June26,1945.

[18]Roy Jenkins,Mr. Attlee: An Interim Biography(London: Heinemann,1948),255.

[19]Stéphane Hessel,Indignez vous!(Montpellier,France: Indigène Editions),10.

[20]Duras,The War,33.

[21]Arthur Koestler,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New York: Macmillan,1945),82.

[22]Addison,Now the War Is Over,18.

[23]Annan,Changing Enemies,183.

[24]Winston Churchill,“Speech to the Academic Youth,”Zurich,September9,1946.

[25]Nicolson,Diaries,333.

[26]Jean Monnet,Mémoires(Paris: Fayard,1976),283.

[27]Tessel Pollmann,Van Waterstaat tot Wederopbouw: het leven van dr.ir. J.A. Ringers(1885-1965) (Amsterdam: Boom,2006).

[28]奥斯曼男爵（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以主持巴黎重建而闻名，但也被认为是毁了老巴黎的人。

[29]包豪斯，源于德国的一种艺术风格，突出实用功能，以利用先进技术和追求经济效益为特征。

[30]阿尔伯特·施佩尔（1905—1981），二战时希特勒政府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杰出的建筑师。

[31]这些建筑今天还在。他们的风格很对中共的胃口。这种转型显得非常自然：昔日关东军的大楼现在是中共等机构的总部。——作者注

[32]所谓盐宫并非是盐做的宫殿。伪皇宫曾是吉黑榷运局，过去从事盐业贸易，也称“盐仓”。

[33]Dower,Embracing Defeat,537.

[34]出处同上,537.

[35]出处同上,538.

[36]Owen Lattimore,Solution in Asia(Boston: Little,Brown,1945),189.

[37]Cohen,Remaking Japan,42.

[38]森田芳夫，『朝鮮終戦の記録——米ソ両軍の進駐と日本人の引揚』（东京：岩南堂书店，1964），页77。

[39]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Regimes,1945–1947(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88.

[40]Yank,November2,1945.

[41]Cary,ed.,From a Ruined Empire,32.

[42]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朝鲜半岛有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个王国并立，史称“三国时代”。

[43]Yank,November2,1945.

[44]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392.

[45]Spector,In the Ruins of Empire,163.

[46]出处同上,160.

[47]出处同上,148.

[48]Cary,ed.,From a Ruined Empire,197.

[49]Robert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Economist,Philosopher,Statesman(New York: Penguin Books,2005),779.

[50]Nicolson,Diaries,325.

[51]Judt,Postwar,88.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1943年，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53]爵士创作了一首歌，名为《让我们对德国人别太粗鲁》（“Don’t Let’s Be Beastly to the Germans”），引起了一些误解。英国广播公司曾短暂禁播该曲，原因是其对敌人似乎过于同情：

让我们对德国人别太粗鲁，

毕竟我们最终打赢了战争。

说到底是那些龌龊的纳粹，

怂恿德国人去打仗，

他们的贝多芬和巴赫，

其实比纳粹的蛊惑力强得多！

实际上，在登台献唱之前，科沃德曾小心翼翼地指出，他讽刺的是“一小部分人道主义者，我觉得他们对敌人的看法太过宽容了”。

认为盟军对德日两国的占领完全遵循这些人道主义者的精神，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也不算太夸张。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占领者想尽办法避免血债血偿，尽全力改造、教化和改变人们的心智，在这点上的努力无出其右者。另外，他们还致力于将专制政权改造为和平的民主国家，如此一来它们就再也不会为世界带来毁灭。

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如此。大部分由华盛顿制订的计划旨在惩罚过去的敌人，并通过摧毁它们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手段，使之无法作恶。正如前文所述的以罗斯福政府财长摩根韬命名的摩根韬计划，旨在瓦解德国工业，拆分其领土，把德国人变成一个男耕女织式的民族，连一根用以自卫的棍棒都没有。针对日本也有不少类似的想法。

这些计划无果而终，取而代之的是“三D政策”：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第三个D牵涉到再教育的过程，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改变尚武、专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为方式，而且还要深入到被征服民族的思想深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国民性格”。美国战争部拍摄了一部名为《我们在日本的任务》（Our Job in Japan）的教育性影片，对这一问题抓得很准。当银幕上出现一个日本骷髅头时，电影旁白解释说：“我们的难题存在于日本人的大脑中。”在电影结尾，旁白总结了当下任务：“我们来这儿，为的是让日本人的脑瓜开窍。我们见惯了血雨腥风，所以从现在开始，绝不会撑不下去。”[1]

改造原住民这一策略也许最早可以追溯至古罗马人的教化行为。一些人认为这一策略源自启蒙主义观念，即人生来理性，而且可以通过正确的教育加以引导。一些人回想起了殖民者的策略，比方说法国的“教化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还有两个例子，一是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二是通过教育移民，把他们塑造成秉公守法的美国公民。英国人甚至还提出了信念在塑造性格中的作用，这点早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寄宿学校就已推行：培养既有运动员体魄、又饱读经典的绅士。再教育还被视为心理战的延伸，是军队进行政工宣传的工具。

《喷趣》（Punch）杂志在1939年发表了赫伯特（A. P. Herbert）的一首诗，隐晦地提出有必要开展再教育工作：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争论，

人不可能和毫无戒心的绵羊争论。

但是一代接着一代，

他们推出的领袖搅了我们的好梦……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争论，

他们国家的事我们当然管不着。

但是似乎某些大手术，

（修复心脑）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5月8日，就在街头巷尾的人们庆祝欧战胜利之际，伦敦的《泰晤士报》刊出了一封读者来信，信的作者是著名私立寄宿学校查特豪斯（Charterhouse）的校长罗伯特·伯利（Robert Birley），他日后将对德国西占区的教育政策发挥深远的影响。伯利在信中写道：“编辑先生，有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盟军对德国的再教育不仅是一种虔诚的抱负，也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德国人的问题在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对任何替他们代劳做决定的政府都照单全收，这点很要命”。赫伯特的诗里也流露了这种情绪，而且当时大多数人也这么认为。在伯利眼里，德国人已经变得跟绵羊一样，只会跟着领头羊，没有个性，就像受过军训的机器人。

伯利接着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观点，但是最终并未打动英国军事占领当局。再教育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建立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德国应该被当成白板一块（tabula rasa），应该让德国人相信，“他们自己拥有这样的传统，在此之上可以诞生一个正直的社会。哪怕这种传统现在已完全淡忘。曾几何时，德国有歌德，年轻的梅瑞狄斯（Meredith）[2]曾造访该国，因为这是一个孕育了自由思想家的国度，它的大学影响了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3]这样的美国人”。

对于那些渴望扔掉希特勒主义褐色外衣，披上印有歌德、康德和贝多芬大名的华美外套的德国人，伯利的观点肯定大受欢迎。1945年，作为英国驻德军事当局的教育顾问，伯利协助建立了多座图书馆，里面塞满了适合人们阅读的英德文学作品。此外他还创立了成人教育中心，取名为“桥梁”（Die Brücke），目的是增强英德两国的知识文化交流。可惜的是，这一充满希望的开端遭到了英国官员的反对。其中一些反对者的思路怪得离谱。有一派认为，只有“和其他国籍的人广泛通婚”才能治愈德国人的顽疾。[4]另一位中等官阶的狂热分子建议把所有前纳粹分子和他们家人都关在北海的一个小岛上。伯利不无讽刺地回应道，那么他们在欧洲大陆上学念书的孩子也许会把纳粹思想传染给无辜的同学。同摩根韬的计划一样，这种想法很快告吹。

伯利复兴德国文化精髓的计划还受到了更为严苛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在推广英国文化精髓方面做得不够。伯利的直接上司布莱恩·罗伯逊（Brian Robertson）将军——这里顺便提一句，他是在查特豪斯读的小学——下令称军事当局在德国执行政策时应该得到更多保护，免于受到外界批评。拿另一位将军的话来讲，有必要进一步“弘扬英国文明”和推广英国政策。[5]见此情形，伯利只好辞职回英国去了。

美占区当局一开始更倾向于惩罚，而不是教育德国人。他们把大半精力花在了清算有纳粹嫌疑的老师身上，而不是重塑德国人的思维。一些在美流亡的德国人告诫美国官方，再教育是无济于事的。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就说过：“教育德国人几乎是无望的，因为专业人士这一阶层的大部分人都是纳粹。”他的朋友、同样大名鼎鼎的德国小说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就确信：“300万纳粹分子必须被逮捕，处决或流放去干苦力。”[6]更有甚者，说得好像教德国人向善跟向狒狒传授文明一样，无异痴人说梦。

尽管如此，《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还是表明了盟军的官方立场：“教育德国人的工作必须严格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方针，并使民主思想的成功发展成为可能。”[7]对于日本，波茨坦的举措听上去没那么严苛，或者说至少没那么高压：“日本政府应当消除所有阻碍日本人民恢复和强化他们民主倾向的障碍。必须确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及尊重基本人权等制度。”这两段话在语气上的差异很难解释清楚，特别是考虑到占领期间所发生的事——日本所经历的比德国要激烈得多。

然而，再教育德国人这一任务被认为比改造日本人简单（顺便说一句，伯利很讨厌“再教育”这个说法，他倾向只说“教育”）。毕竟，德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孕育了歌德和康德，德国人大多是基督徒。所以人们相信这个国家的底子还是好的，需要做的是摧毁纳粹意识形态和“普鲁士军国主义”。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对解决德国问题将起到长远的作用。为了实现这点，就必须播放诸如《纳粹集中营》（Nazi Concentration Camps）或者《死亡工厂》（Death Mills）这样的电影来强调德国人不久前所造的孽。前面一部是美军委托拍摄的，后面一部在旁白中加入了下面一段话：

在加德雷根（Gardelegen）有一个典型的德国粮仓。1,100人像赶牲口一样被赶了进去，然后活活烧死。那些忍着剧痛逃出来的人刚一露头就被乱枪打死。什么样的畜生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来？[8]

这些电影在德国并不流行。德国人要么拒绝观看，要么斥之为政治宣传。1945年，17岁的京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党卫队装甲师短暂服役后被美国人俘虏，关入战俘营。一位“衬衫烫得笔挺”的美军政工干部负责教育他和其余战俘。他给德国人展示了摄于贝尔根-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照片里尸体堆积成山，一息尚存的囚犯皮包骨头。德国人对此一概不信：“我们不断重复同一句话：‘这是德国人干的？’‘不可能。’‘德国人干不出这种事情来。’我们中间有人说道：‘宣传，这些不过都是宣传。’”[9]

用意良好的美国官员还组织了小组讨论，但通常一样无果而终。传授“我们美国人如何建设民主”的演讲者虽然自己热情高涨，但一来因为是用英语讲的，并不总是能吸引足够的听众，二来诸如“纳粹国家”这种话题最后都因为德国人的逆反心理不了了之。德国人会说：我们并不知情，希特勒做过许多好事，等等。[10]每当君特·格拉斯所在战俘营的教官给德国人讲种族主义的危害时，战俘们就会抛出美国国内“黑鬼”处境的问题，搞得他很尴尬。

随着严冬日益临近，饥民还要担心其他问题。汉斯·哈贝（HansHabe）是美籍匈牙利裔记者，美国人委托他在战后的德国办报。哈贝表示：“要求德国人往回看，质疑自己并做出忏悔的想法是征服者思想……让德国人犯愁的只有如何填饱肚皮，如何让炉子里有煤烧……”[11]哈贝是犹太人，在集中营呆过，他没有理由对德国人抱有好感。

两相比较，讲授民主裨益并不一定更容易。《扬基人》刊登了一篇题为《再教育德国》（“Re-education of Germany”）的文章，作者在亚琛（Aachen）采访了一位德国小学生，10岁的恩斯特。这是一次精彩的采访。当被问及知不知道德军战败了时，男孩回答：“美国人枪多，犹太人也多。”记者接着问：“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民主是怎么回事？”男孩答道：“老师跟我们说过。”那么他对别人口中的民主一事有兴趣么？男孩回答：“听着没唱歌有意思。”[12]

亚琛是查理曼帝国的旧都，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这里也是德国再教育进程的发祥地。选择亚琛并不是因为历史感怀，而是其恰好是盟军占领的第一座城市。轰炸过后，亚琛没剩下几座完好无损的学校。战前这座城市有16万人口，战后只剩下1.4万。该市85%的面积都被夷为平地。建于中世纪早期的大教堂十分漂亮，是查理曼大帝的陵寝所在地，令人称奇的是，教堂竟然没有毁于战火。但是如今，按照《扬基人》的话来说：“扔炸弹的战争……变为了一场全新的思想战争。祛除德国年轻人身上的匪气，将是一项吸引全世界瞩目的实验。”

作为美国军事当局代表的少校约翰·布拉德福德（John P.Bradford）告诉亚琛市未被清算的德国官员，他们面前摆着一个大好机遇：“你们会被允许教育德国青年，改造他们，让他们远离卑劣的纳粹主义。”[13]

再教育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缺乏符合条件的老师：应征入伍的人要么已经战死；要么还被困在前线，当了战俘；要么因为他们的纳粹身份而颜面扫地。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询问汉堡的一群小学生，他们在学校里都学些什么。孩子们回答，拉丁文和生物课。没别的了？没了。他们答道：“您看，历史、地理、英语和数学老师都被赶走了。”[14]

另一个问题是教科书。大部分课本在轰炸中烧毁，剩下的通常非常不合适：有的赞美元首和他提出的“主宰者民族”，有的大谈德国排犹在生物学上的必要性。就连纳粹上台前的教科书也包含推崇日耳曼尚武精神的故事，或者是歌颂腓特烈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等名人的丰功伟绩。但是由于实在没什么教材，这些书也只好拿来充数。魏玛时期的某本教科书还在伦敦重新刻了印刷版，送回德国亚琛一家古老报纸印刷厂里印刷成册。

管理亚琛各所学校的主任卡尔·贝克博士（Karl Becker）满怀信心地认为，向幼童灌输他们的未来“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休戚与共，而不是和一个‘强大德国’相关”这点认识十分容易。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博士认为也许有必要“态度坚决”。然而，他申明即使“是在课堂里惩罚孩子，方式也应当民主。有时，个别小孩会在班里生事，我们会让全班一起决定怎么处罚当事人最妥当”。贝克博士说他“除了极端情况外，反对体罚孩子”。[15]

博士很在意“用实实在在、劝人向善的事物取代纳粹的诱惑”。作为天主教保守派的他认为复兴基督教精神价值观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许多德国人也相信这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未来西德大选里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总是一党独大。基民盟日后的党魁、战后首任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也是一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天主教徒。斯蒂芬·斯彭德曾在科隆市政厅内拜谒过后者。阿登纳在希特勒上台前曾担任该市市长，1945年他再度当选。

透过阿登纳办公室的窗户，斯彭德望向窗外，科隆的马路上只剩下残砖碎瓦。有些建筑的外墙依然屹立未倒，但这些只是“一层薄薄的面具，隐藏在后面的建筑物内部已经被掏空了，只留下潮湿、空洞和恶臭”。但是阿登纳在采访中强调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破败。“你不可能没注意到，”他告诉斯彭德，“纳粹把德国文化变得跟莱茵河和鲁尔区的废墟一样平坦。十五年的纳粹统治留给德国一片精神沙漠。”[16]所以眼下急需的不光是食物和燃料，还有更多的学校、书籍、电影、音乐和戏剧：“必须满足人们的想象。”[17]

人们对文化饥渴这点千真万确，但是背后的动机却可能十分怪异。许多德国人不再读书的一大原因是纳粹的文学作品总体而言无聊透顶。现在，有些人说需要高雅文化，仿佛这是一种自我救赎。斯彭德在波恩邂逅了一位女士，“是人见人爱、尽心尽职的家庭妇女（hausfrau）中最装腔作势的那种”。她对人们追求大众娱乐的浮夸品味很是不齿。她认为，在第三帝国的道德废墟里，不应该有卡巴莱歌舞的位置，更别提爵士乐了。德国文化应该是严肃的，因为这是“德国人做尽坏事后，所能拥有的最小愿望”。德国人应该“被督促”只保留“好的”文化：“除了莫扎特、贝多芬、歌德的作品外，其他的应该一律被禁。”[18]阿登纳不太可能像她这么苛刻。

也许，更好地诠释人们文化饥渴的一件事是柏林战后首次重新上演布莱希特（Brecht）的作品《三便士歌剧》（Threepenny Opera）。这部剧在纳粹时期自然在被禁之列。人们走上几小时，来到美占区的赫贝尔剧院（Hebbel Theater），这是为数不多的几座在战争期间几乎毫发未伤的剧院之一。演出于下午4点开始，这么安排是为了让观众在夜幕降临、犯罪分子流窜街头之前就能安全回家。该剧的首映式定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一天，但日期纯属巧合）。演员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排练：滂沱大雨穿过屋顶倾泻而下，演员饿着肚子，服装失窃，道具损坏。

原抵抗主义战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坐在观众席里。“我感到奔涌的情感让我无法喘息，”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搞地下活动的日子里”听到的歌，曾经在“许多绝望的时刻”提供了巨大的“慰藉和宽慰”。如今，人们能自由自在地听这些歌了。但即使在这一温暖人心的时刻，她依旧保留着对杂音和错误信念的敏感。布莱希特作品中的一段名言引得全场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先给我们吃的，然后再来谈道德……”听到这里，她一下子“从自我陶醉中”被震醒。这股自怨自艾的情绪让她觉得受到了冒犯。“我们践行言论自由的第一课难道是必须批评别人么？”[19]

* * * *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布莱希特高度政治化、充斥左翼道德主义的剧目是在苏占区，而不是在美军占领的柏林克洛伊茨贝格区（Kreuzberg）复演，也许会显得更加合情合理。1949年后，布莱希特的确是在“民主”（共产主义）德国建起了自己的戏院，但他还是很审慎地保留着刚拿到手的奥地利护照。苏联也很热衷于再教育德国人。事实上，比起他们的盎格鲁—美利坚盟友，苏联人更重视文化。一位英国占领军官员曾在电报上抱怨，说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自由和个人文化”没法同苏联人的“政治化文化”相竞争。他表示，在苏占区，“戏剧、图书出版、艺术和音乐等活动一派繁荣，给人的印象是那里涌现出了一些富有新意而生机盎然的事情”。[20]

的确有事情发生。苏联官方开出特别俱乐部、额外食品配给和全面赞助艺术事业等条件，积极拉拢德国知识界的“民主”成员。“民主”文化的特点常常是德国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德国文化主要旗手之一的约翰内斯·贝希尔（Johannes Becher），是马克思主义诗人和苏联成立的“文化联盟”（Kulturbund）主席。该机构全称是德国民主复兴文化联盟。贝希尔跟英国教育家罗伯特·伯利见解相同，也认为只要“德国精神”是“进步的”，它就是复兴的有利基础。他和死在纳粹监狱里的共产主义烈士不一样，脑子里想的不是歌德。“反法西斯主义文艺”才是“真正的”德国文艺。

实际上，苏军政委眼里的进步文化范畴要狭窄和闭塞得多，所以贝希尔提出的艺术形式弹性太大了。苏联人很想在德国剧院里推广俄国经典，比如契诃夫或果戈里的作品，以及现代苏联样板剧。甚至连一些进步的德国剧作家，譬如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未来东德特务头子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的父亲——的作品也行，前提条件是得按照苏联的套路编排。为此，苏联人倾向于把什么该有、什么该删和怎么演等事宜明明白白地告诉德国作家和戏剧制作人。

苏联官方的一味坚持对于提升苏占区里音乐、电影和戏剧表演的公众吸引力也许只帮了倒忙。苏联人要求演出要配发宣传册，政治人物还要上台长篇大论做一番介绍，解释正确的政治路线。共产党官员并未过多介绍《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等电影，但是即使娱乐方式极度匮乏，观众大都不信苏联人那套。甚至连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党员对苏联官方文化也提不起多大兴趣。虽然约翰内斯·贝希尔是个无懈可击的共产党人，但苏联人从未真正信任过他。除了德国人的身份外，他也许过于“海纳百川”了。而且从其过往经历里能嗅出一丝危险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21]。1945年11月，波茨坦的一位苏联文化官员指责文化联盟纵容“文学和艺术中的资产阶级倾向：未来主义、印象主义等等”。[22]

东德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另一面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都是其一大特色：纳粹官方论调咄咄逼人、夸大其词的语气几乎是无缝对接地嫁接在了东德共产党的办事风格中——除此之外，还有踢正步、大会操和对阅兵式的癖好，与之相伴的常常是一大群人吼出震天响的口号，边吼还边向空中挥拳，以示对友谊与和平的赞美。除了观看《三便士歌剧》的战后首映外，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还参加了文化联盟的成立仪式。她对没完没了的讲话很是厌烦，并很快转变为恶心。她在7月3日的日记里写道：

在场的8位嘉宾都在大谈坦诚面对过去、振兴文化生活的意义，但几乎没有一位认识到，他们至今都没怎么改变过自己的讲话方式。还是那个老套路，动辄就是“最伟大的”“最顶级的”“最庞大的”“最壮观的”……前几天，一位政客高呼‘我们正迈着坚定的步伐，投身为和平主义而战的战斗’，他也许丝毫没意识到这么说话让本来发自内心的热情号召听起来何其自相矛盾。学会少说些假、大、空的话也许不那么容易。[23]

* * * * *

虽然总体而言美国文化比苏联人力推的文化娱乐性更强，但从西占区里最早发行的杂志上并不一定能得出这种印象。美国占领当局官员没有把这项任务交给德国人，而是亲力亲为地为德国读者办起了自己的杂志。目标受众为德国知识分子的月刊《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Observer）在创刊号一期里收录的文章既有关于人文精神和信仰的，也有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政治哲学的，此外还有一篇名为《田纳西河谷之重生》的文章。《今日》（Heute）杂志则主要刊登记载纳粹占领荷兰的文章，还发表了《在集中营地狱的人们》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社区工作》这些特稿。[24]

借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德国读者对这类刊物的接受度“十分有限”。[25]

另一方面，苏联人从一开始就批准信得过的“民主派”德国人发行自己的杂志，这一策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第一份问世的刊物名为《重建》（Aufbau），摘录了托马斯·曼、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等大家的文章，此外还有检讨德国战争罪行的文章。杂志一经上市几乎立刻售罄。

由于德国人已经有十多年没看过好莱坞电影了，美国人特意挑选了三十二部故事片，借此推广美式生活。撇开其寓意不谈，影片上映后广受欢迎。挑片子的人很注意避开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所以黑帮片并未在列。《乱世佳人》（1939）和《愤怒的葡萄》（1940）两部作品也被认为太过负面。虽然片子稍有些过时，但德国人几乎和同时期的许多西欧观众一样看到了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淘金记》（1942），一睹《丹凤还阳》（1937）里女主演狄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的芳容，欣赏了《伊利诺伊州的林肯》（1940）这部传记电影，也观摩了1944年的音乐剧《与我同行》。影片里，主演宾·克劳斯贝（Bing Crosby）饰演一名酷爱打高尔夫的牧师。

不过有些影片的入选引发了反弹，最后不得不下映，比如战争片《73舰队潜艇战》（1943）。主演亨弗莱·鲍嘉（HumphreyBogart）是一名海员，他所在的商船遭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攻击。这部影片在不来梅的一座电影院上映时引发了严重的骚乱。片子讲述的纳粹暴行只是观众愤怒的一个原因；看到穷凶极恶的德国U型潜艇船员在海上用机枪扫射孤立无援的美国人，这种娱乐方式真叫人难以容忍。愤怒的德国海军老兵试图强迫别人跟他们一起离开电影院。

美国再教育德国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英国人也有，只是程度略轻罢了——在于再教育本身具有也许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最后也的确未能解决。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然而，关于言论自由的训诫却是由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军事当局给出的，其宣传往往是心理战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会毫不含糊地诉诸审查制度。当然了，文化和教育工作远没有纳粹和日本战时政权时期那般高压，而且其内容很厚重，京特·格拉斯等过去效忠希特勒的小兵们没有资格以此嘲笑美国人的种族主义。但是盟军在被指责虚伪这点上确实存在软肋。占领者甚至都不愿公映《乱世佳人》，或包容任何以负面眼光审视他们政策的看法和真实信息。因此，他们对民主的溢美之词会显得有些空洞。

8月31日，军事占领德国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正式地位。尽管德国仍被分割为不同的占领区，正式管理该国的则是美、苏、英、法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对“不和谐的杂音”依旧听得很清楚。她在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是谁在管我们了。可为什么那么多报纸都在谈论民主？民主的意思是人民当家做主。现在替我们做主的却是管制委员会。我们应该提防滥用这个褒义词（民主）。[26]

美国派出的图书查禁团队把美占区里所有书店和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带走的不全是纳粹的著作。如果脍炙人口的游记把美国人或德国人以外的欧洲人描绘成“没有教养”或“退化堕落”的人，也会被算作禁书。除此之外，类似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Decline of the West］的作者）和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来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等作者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冯·特来切克倒的确是个十足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早在1896年就去世了，那时希特勒还是无名小卒。斯宾格勒最初对纳粹抱有同情，但在1936年去世前和该党分道扬镳。他的一部分作品不仅被纳粹列为禁书，而且在美国人这里也被打入冷宫，这让他很是特别。

在图书、电影等娱乐形态中禁止纳粹宣传只是最基本的工作。信息管理部的官员还参与了新闻钳制。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记者朱利安·巴赫都待在德国各地，观察这些官员的举止。他以十分犀利且不无荒谬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的态度。官员们推测，德国人在纳粹时期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自由思考的能力。联想到集中营里解放的囚犯，他们虽然饥肠辘辘，但胃已经萎缩，不能喂太多吃的，同样的道理，萎缩的心智也不能接受过于丰富的信息。拿巴赫的话来说：“据负责治疗德国人心智的美国‘精神科医生’称，只能一点点地满足德国人对新闻和新思想的胃口。”[27]但是大多数医生对德国历史、文化或社会知之寥寥，这对他们估算“用药”剂量无疑没有帮助。

刚开始，德国人唯一能读到的报纸是由占领当局的军官编写的。即使只有这一点点，也是一时纸贵。这些新闻纸在黑市的售价比原价翻了二十倍。当科隆街头出现第一份报纸时，人们一拥而上疯抢的场面让就在附近的一位美军上校很是紧张，觉得有必要拔枪自卫。跟纳粹的新闻机构不同，就算是占领者办的报纸，闻起来一定也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在英美占领区，所谓的“美国之家”和“英国中心”遍地开花，陈列着美英两国的图书和期刊，供人阅读。这在当时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造福了许多人。

但对于西方盟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纵使笨手笨脚的军队审查官费尽全力想要扼杀批评，但宣扬民主和言论自由价值，以及鼓励重组德国政党的做法还是为盟军招来了批评之声，特别是对军事占领及其政策的臧否。社民党人对美国支持自由经济而非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政策很是恼火。但在艾德礼的社会党政府代表管理下的英占区，情况则往往相反：德国保守派对占领者计划的“布尔什维克式”经济表示抗议。基督教民主党的批评声中有时隐藏着别有用心的弦外之音。在隶属美占区的黑森州（Hessen），某位演讲者在一次青年集会上警告说去纳粹化会导致德国“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穿着盟军制服的移民”（换句话说，也就是犹太人）被认为是导致这一不幸趋势的罪魁祸首。

* * * * *

如果说美国是学习的楷模，美国文化——从宾·克劳斯贝的音乐剧到好彩香烟，从摇摆乐到口香糖——在战后发挥了支配性影响力的话，那么不少德国人对此都抱有一种矛盾心理。在当时，美国文化领导论和基督教保守派广泛接受的观点相左，后者认为宗教和经典德国文化才是通向精神复兴和救赎的唯一途径。对美国文化的怀疑具有保守主义背景，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就已存在。长久以来，美国文化因为其流行魅力似乎对知识分子定义和推广的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这也引起了部分左派知识分子的不安，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他在战时流亡美国，曾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激烈抨击过爵士乐和其他风靡的美国艺术形式。在他眼里，爵士乐是所谓“文化产业”的一环，是资本主义通过商业化娱乐给大众灌迷魂汤，从而操纵他们的一种阴谋。

持类似观点的不止德国人。1945年夏，在成为英国艺术委员会首任主席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言简意赅地在一档电台节目里阐述了他的目标。他大声疾呼：“打倒好莱坞！”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人正同德国人、荷兰人等欧洲人一样，不断涌向电影院，观看美国大片。在联美影片公司（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表达抗议后，凯恩斯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恳请联美公司原谅他的“一时糊涂”。他本来想说的其实是各国应该“发展拥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他真正的意思是：“让好莱坞的归好莱坞。”[28]

凯恩斯有点言不由衷，他对“好莱坞”的鄙夷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但他们也无法抑制对新大陆文化的兴奋之情。1945年春的一期《地平线》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西里尔·康诺利提出一个问题：欧洲文化复兴将在何处发源？他认为，世界急需“一种积极而成熟的人文主义”。美国能提供吗？经过全面考虑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铜臭味太浓，是个干巴巴的机器社会”。不行，文化复兴的发源地只能是他热爱的法国。只有法国“有能力重现一场不流血的1789年大革命，并且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一条古老的真理，人应该要活得精彩，而自由是这一生活的自然温度……”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巴黎是对抗“好莱坞”流弊的一种象征。巴黎有着花神咖啡屋（Café de Flore），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在此进行哲学思辨；巴黎是抵抗运动文学刊物的诞生地，是青年男女实现性解放和政治解放的乐园。人们对法国的这种期待一直蔓延至日本。比起德国，日本对美国文化的接受程度更大，也更深入。1946年，日本的十大畅销书中有三本是外国作品的译本：萨特的《恶心》（Nausée）、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架空会见记》（Intervues Imaginaires）和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Maria Remarque）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29]在柏林，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留意到年轻人在战后流行起了戴法式贝雷帽：“凡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讲的人都会戴一顶贝雷帽。”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崇尚法国文化的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当然，法国文化热从来就是阳春白雪，无法普及。另外，许多法国人对美国的痴迷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来自五湖四海、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连萨特也算在内。1944年11月，一干法国记者受邀访问美国，以深入了解美国的战时运作情况，萨特也在受邀名单上。据西蒙娜·德·波伏娃回忆，她“从没见过萨特如此亢奋”。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对美国的魅力有所论及，她的话代表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心声：

美国，真是内涵万千！先说说我们看不懂的东西吧：美国的爵士乐、电影和文学滋养了我们的青年，但美国对我们一直就是个巨大的谜……美国还给我们带来解放，她是冉冉上升的未来；她物资丰饶，有着无限可能；她是盏疯狂的神灯，能照映出传奇般的画面。只要一想到能亲眼看到这些画面，就让人头晕目眩。我兴奋异常，不光是为萨特感到开心，也为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定会追随他，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走下去。[30]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和他的“沙苏族”（zazous）[31]伙伴，他们装出一副英美范儿，搞狂欢，办派对，阅读非法影印的海明威和福克纳的作品，借此表达对战时面目可憎的贝当主义的反叛。法国有“萨苏”，德国则有自己的“摇摆青年”（Swingjugend），后者表达对纳粹嗤之以鼻的做法是，在私人寓所里伴着被封杀的爵士乐翩翩起舞，这么做的风险要大得多。1944年春天过后，维昂和“萨苏”乐队穿着多出来的美国牛仔裤和格子衬衫，演奏和播放的曲目没有别的，除了爵士还是爵士。

在见识过某物的真容后，伴随而来的通常是幻灭。据波伏娃记录，萨特从美国回来后，“对所见所闻有些回不过神来”。他挺喜欢美国人，对罗斯福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拿波伏娃的话来说，“除了经济体制、种族主义和隔离政策，西半球的文明中还有许多让他震惊的东西——美国人的随大流，价值尺度，蒙昧观念，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任何悲惨事件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32]

正因如此，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自己，把法国看成是能在文化上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不二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和美国一样，法兰西共和国也诞生于一场拥有普世主义抱负的革命；法国是经过启蒙洗礼的文明，其果实不仅可以，也应当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和其在世界上的任务抱有类似看法。这点在1945年毋庸置疑，那时的美国比法国更有资格宣扬其价值观，甚至时而强加给别人。19世纪早期则不同，拿破仑通过武力传播法国的普世主义，在德国土地上尤其如此。德国人对此的回应是酝酿了浪漫民族主义，一种捍卫“鲜血与土地”的意识。这一思潮后来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把第三帝国推向前台。

虽然美国人起初一心只想进行惩罚，但1945年的美式再教育工作是一项较为温和的进程。尽管德国人对此不能说一丝疑虑和恨意都没有，但这也许是他们为什么比法国人更容易接受美国人主宰20世纪的原因之一。多数德国人清楚他们对斯拉夫国家的所作所为，遑论对犹太人的暴行，因此对美国人能如此善待他们由衷地感到欣慰。在英、美占区，日子当然要比在苏占区舒服，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比靠近德法边境、位于莱茵河腹地、面积小得多的法占区也要好。法占区里的主要城市是风光秀丽的温泉胜地巴登—巴登，如今客流断了，没人前来疗养。法国是否该有属于自己的占领区，这点起初并不明朗。美国表示反对，因为撇开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军队不谈（罗斯福向来不信任戴高乐），法国在打败纳粹德国一事上几乎没有发挥过什么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戴高乐的意愿一如既往地占了上风。法国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国人都渴望报复，能从德国抢多少东西，就抢多少东西。

在军事占领的第一个年头，这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此期间，法国人表现得比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像征服者。部队有时军纪涣散，煤矿等自然资源被运往法国。法国人还计划吞并德国部分领土，具体而言是工业重镇莱茵河地区、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以及盛产煤矿的萨尔州（Saarland），不过计划最终流产。由于得不到其他盟国的支持，法国人只得放弃这些方案。一些法国将领也表示反对，担心这么做会再度激起德国人的报复心理，正是这点燃了刚刚才熄灭的战火。

但是素来怀有“教化文明使命”理想的法国人对文化很重视，特别是体现在输出法国文化、教化德国人这点上。而且还不光是德国人。法国方面在其他盟国占领区里也大力推广法国艺术展、法国作曲家作品的音乐会，乃至法国电影和文学。用法国文化部长勒内·蒂莫尼耶（René Thimonnier）的话说，这么做是为了显示“在文化价值秩序中，法国依旧是一个大国，也许是最伟大的大国”。[33]

在去纳粹化这项工作上，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做法没啥两样：把有纳粹前科的教师等群体扫地出门，禁止图书馆收藏某些书籍，审查德国报纸和广播节目内容，哪怕作者是法国人手下值得信赖的德国记者。在巴登—巴登，受托筛查当代德国文学作品的人里包括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他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了法国籍。在阅读写于战后不久的德国散文时，他对字里行间的朦胧性、神秘主义倾向和知识分子的迷茫大为诧异。他据此推测，德国人“没读过什么书，也没吸取啥教训”。德国的土壤最初“只能长出青草和杂草来”。[34]

跟信息管理部的美国同行一样，法国官员也认为1945年时的德国人还没充分准备好接受政治思想。法国人的看法是媒体应该专注于报道日常生活和文化事务中出现的问题，关注类似“当代法国陶瓷”或“法国绘画”这样的话题。这么做是为了将对第三帝国以外现代艺术发展一无所知的德国人重新带进文明世界。文明世界的中心当然是欧洲，而巴黎则是当仁不让的文化首都。

除了恢复法国人的自尊心（amour propre）外，这么做还有一层政治意义。虽然法国无法兼并莱茵河沿岸的德法边境领土，那里即将出现更为深刻的变化。该地区丰富的煤钢储备会被置于一个泛欧主义机构的管理下，并惠及德国、法国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其余成员国。该组织1951年成立于巴黎。法占区是未来欧盟的诞生地，分享主权这一倡议是由法国提出的，始作俑者是法国政治家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舒曼出生于卢森堡，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同意与法国共享德国最富裕地区主权的西德首相，正是原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

德国在1945年幸运地被盟国分而治之这种说法，对不得不忍受四十年共产主义专制的人来讲很残忍。但是就德国的联邦属性而言，这一分裂状态也许再合适不过了。盟军占领者从未统一德国教育，或铲平地区间的文化政治区别。德国人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再教育，这点存在疑问。盟军最大的成就也许是在他们离开西德时，并没有收获仇恨。改造昔日敌人的想法或许有些居高临下，但这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策更能拉拢人心，也不那么危险。盟军所做的是把过去的敌人搀扶起来，或许一部分德国人并不配享受这种待遇，但这总比把这个国家榨干要好。这一次，不会再有“背后捅别人一刀”的传说，也不会有武装亡命徒想要为他们战败的国家一雪前耻。不过，真正塑造德国未来的，不是文化、教育、司法，甚至也不是全民道德，而是政治局势、冷战、在欧洲建立强大民主国家的需要、德国精英的投机主义、美国的利益，以及罗贝尔·舒曼口中“让战争（在欧洲）变得不可能”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乌托邦计划。

就提升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而言，占领莱茵河沿岸也许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但这有助于弥合欧洲最血腥的一道裂痕。一个团结的欧洲不仅是德法两国，而且是基督教民主党的梦想。戴高乐虽然对此高度怀疑，但还是将其比作“重启查理曼大王的事业”。[35]德国的社民党和法国的共产党都表示反对，戴高乐也反对，因为他认为彼时的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能在联盟中独领风骚的程度。也许将军生气是因为那时他并不在位。1945年，戴高乐在让·莫内的鼓动下，其实公开表态过支持将鲁尔区和萨尔州并入一个欧洲联邦（他对英国是否该参与其中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管眼下麻烦缠身的欧盟将来如何，当年的团结梦想在让德国重新回到欧洲大家庭怀抱这件事上，比所有再教育项目加在一起都管用。

* * * * *

1945年12月15日，《周六晚报》刊登了一篇有关日本军事占领的文章，标题不同寻常——现在看来不同寻常，当时则并不稀奇。标题是这样写的：《美国大兵正在教化日本鬼子》，作者是威廉·沃登（William L. Worden）。新闻电头一栏写的是发自东京，由轰炸机寄出的航空信。

电头上方是沃登一文的概要：“当日本佬还等别人教他们如何思考，而他们狡猾的同胞却回避这项工作时，美国兵以活生生的例子证实了其有效性。”

再往下读，读者得到的信息是“普通日本人和野蛮人没多大区别——战争证实了这点”。

但希望还是存在的，因为“眼下向日本人传授民主和文明之道的人群中，最有办法的似乎是美国大兵，尽管其更拿手的是教训日本人”。

“日本鬼子”是野蛮人的形象在战时深入人心。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枚原子弹导致20万人死亡，事后，杜鲁门总统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对付畜生就要用畜生的办法。”[36]

军事占领的非凡之处在于，类似的想法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这倒不是说再教育日本人，让他们变成热爱和平的民主主义者这一思路没有遭到过巨大质疑。美国国务院里的日本文化和社会专家统称为“日本通”，他们迅速指出传统日本生活具有自上而下的集体主义这一特点。据称，日本人从来不会表现得像独立的个体，而是习惯于接受地位更高的人发号施令。天皇具有神圣的地位，备受人民爱戴。用某位“日本通”[54]的话来说，他的臣民“既迟钝麻木，又墨守成规”。据东京占领区的英国代表所言，“在现代世界里”，日本人“同任何非洲部落一样，不适合搞自治，不同的是他们要比后者危险得多”。[37]

“知日派”关于日本人性格的那套理论往往源于从相识的日本精英那里听来的说法。与“日本通”抗衡的是“中国通”，这批人多是同情左派的人士，以及原罗斯福政府内的新政派。这些官员的想法占了上风，至少在占领最初几年是这样。8月11日迎来了关键性时刻。这一天，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这位“知日派”中的祖师爷、前驻日大使、副国务卿被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撤了职。9月，艾奇逊声明“滋生战争思想的日本现有社会和经济体制将被改变，战争思想将因此无法延续”。[38]

麦克阿瑟将军笃信宗教，他在战时有关“东方思想”的一套理论往往十分粗鄙，比如说，他认为东方人的思维既幼稚又残忍。他相信，改造日本人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使命。在执行这项使命的过程中，他常说自己得到了华盛顿、林肯和耶稣基督的引导。理想情况下，日本人应该皈依基督教。但是不论如何——这里麦克阿瑟和康拉德·阿登纳想到了一块——复兴既应该是精神上的，也应该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复兴。不过，麦克阿瑟走得可比这位德国基督教民主派远多了。他说过，对日本的占领将触发“一场精神革命……一场在全世界社会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震动”。[39]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访问东京期间，出人意料地管麦克阿瑟叫“圣保罗再世”。[40]然而，这位美国钦差大臣对探索日本文化，或了解这个国度并无兴趣。他的夜晚大都是在家里看牛仔片度过的。麦克阿瑟的翻译佛比安·包尔斯（Faubion Bowers）日后回忆道，在将军长达五年的驻日时间里，“只有16个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的。所有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的头衔是首相、大法官或最高学府的校长”。[41]

跟德国不同的是，日本没有被盟国分而治之（苏联人本想将北方岛屿北海道占为己有，但在美国人拒绝后也没大动干戈）。占领日本是美国人的一出戏，而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麦克阿瑟，则拥有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尽管他统领着一个民选的日本政府，真正治理国家的还是日本人。对于美国为什么更热衷于再教育日本人，而不是德国人，有几点可能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德国的经验为日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基础。在德国，由于盟友的阻挠，或由于德国人的顽固不化或地区差异，再教育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在日本，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所以成功的概率更高。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最高司令官阁下把日本人看成是幼稚的野蛮人，头脑简单，可以改造。他们既不是基督教徒，文化也不植根于西方文明。就日本人的思维状态来看，还真像是零年。

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的惨烈程度，以及日美双方大打宣传战时的无所不用其极，日本人居然肯心甘情愿拜美国人为师，着实让人讶异。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朝鲜战场上的麦克阿瑟抗命，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日本人毕恭毕敬地为他送行，这样的场面很难想象会出现在德国。日本人还立法授予麦克阿瑟日本荣誉公民的头衔，甚至还有人打算在东京湾为最高长官建一座生祠。十几万日本人在通往机场的路上，夹道欢送恩人，许多人热泪盈眶，对着麦克阿瑟的豪华座驾大声道谢。日本的一份大报甚至在社论里感叹道：“噢，麦克阿瑟将军——将军，将军，是您，把日本从彷徨和饥饿中拯救出来。”[42]

下面这封信，是一位有着强烈共产主义倾向的日本律师写给最高司令官的：“为了日本人民的未来，（占领当局的领导们）带来了自由、平等和仁爱的和平曙光。在他们的大力协助和认真指挥下，日本人建设了一个民主国家……为了展示对这一丰功伟绩的感激之情，我们将举行一场群众集会，欢迎占领军。”[43]这封信写于11月，距离广岛和长崎被炸只过去三个月。

解读日本人行为的一种方法是将其看成典型的东方式溜须拍马，既不真诚，也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很契合长久以来奉迎强大统治者的传统。也许这层因素在起作用，但其远未反映出历史的全貌。我相信，这种感激之情大体上是真诚的。由于有从被征服国家抢来的战利品，多数德国（非犹太血统）平民直到战争最后阶段还过着不错的生活。跟德国人比起来，日本人就要惨多了。他们的城市多半陷入火海——这点德国也一样——但日本人已经连着几年靠吃不饱的食品配给勉强度日了，除此之外还要受日本军方和宪兵欺负，他们盛气凌人的劲儿恐怕比德国国内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不少德国人依旧对元首抱有好感，但是很少有日本人还会为军国体制说好话，因为它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

因此，当如此富有、高大，且普遍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美国人踏上日本领土时，他们的确被看成是解放者，许多日本人也准备好了学习怎么变得自由自在和不拘一格。这不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决定向一个外部大国学习。中国在几个世纪里曾经是日本学习的楷模，直到19世纪下半叶，欧美才成了效仿的典范。从某种角度来看，20世纪激进的日本民族主义是对一轮浩浩荡荡的西方化趋势的回应——西方化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大众传媒、好莱坞电影、政党、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棒球、爵士乐等等新兴事物。经过二战的浩劫，多数日本人都渴望回到现代性的轨道上来。他们把现代性和西方世界联系起来，到了1945年以后则主要和美国联系起来。

这一进程是否真能叫再教育则值得商榷。但新主人和手下不少学生显然就是这么认为的。至于怎么“重塑”日本则是个问题。“日本通”觉得这个想法很荒唐，况且，最想把再教育日本的工作捏在手里的官员恰恰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没什么了解。在他们眼里，类似德国的去纳粹化在日本行不通，也没法从一个成熟文明身上剥去新近附着在其表层的有害意识形态，因为日本没有成熟的文明。改革派认为日本文化烂到骨子里了。

然而，不同于“知日派”，皇宫和官僚体制内一批老的日本精英并不觉得有必要全盘推倒重来。比较符合他们心意的是小规模且循序渐进的改革。但对于查尔斯·凯迪斯上校和最高司令官周围的其他新政派而言，这些改革的力度远远不够。凯迪斯说过：“（日本领导人）盘算的是挑出一棵有病虫害的树，修剪树杈……我们觉得，要除去病害，不仅要砍掉树杈，还要连根拔起。”[44]

要肃清日本的“封建”文化，不能只是扯掉日本的旭日旗（被美国大兵称为“肉丸”），取缔赞美日本军事实力的音乐或演出，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或者起草一份让日本放弃战争的新宪法，因为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这些手段在人们眼中必不可少；1945年，起草和平宪法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是谁奇思妙想、出此计策的尚无定论，有人说是币原喜重郎。1945年，他时任日本首相，长期以来崇尚和平主义。是他，建议麦克阿瑟出台和平宪法。“封建”的家庭法律被废止，女性权利得到了保障。这种变化让管理日本的精英很不安，甚至连立场相对自由的政客也看不下去了，比如前外相重光葵就在日记里写道：“占领军所制定的方针，跟单纯遵守《波茨坦公告》一比，已经大变样了……他们提出的是自上而下改造日本。”[45]

他说得没错，改革者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所有被认为“封建”的日本传统和惯例都必须斩草除根。每当看到日本妇女在公共场合为孩子哺乳，美国大兵或平民都会立刻出面予以制止；制作传统剧的木剑道具被没收了；讲述武士英雄故事的歌舞伎演出被取缔了。日后成为歌舞伎研究领域大家的厄尔·恩斯特（Earl Ernst）一天晚上走进东京的帝国剧场，叫停了正在上演的《寺子屋》。这是18世纪一部著名剧目里的一出戏，讲的是一位昔日的武士领主被勒令杀子献祭，出于对大名的忠诚，曾经的家臣杀了自己的儿子顶替。这类“野蛮”的戏码是不可容忍的。为了熏陶日本大众，戏剧公司应美国人的要求，推出了一台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的作品，《日本天皇》（Mikado）。然而，日本公众并未受到熏陶，反而明显感到不知所措。

任何事物哪怕跟“封建主义”只沾上一点边，就会面临被取缔的命运。甚至在远古自然崇拜的神道教里具有神圣地位的富士山，其形象也被禁止出现在电影、艺术作品和公共澡堂的砖墙上。澡堂里的富士山装饰画很常见。自19世纪以降，神道教被实实在在地改造为某种国教，鼓动天皇崇拜，宣扬日本民族独一无二，具有神圣血统，因而注定要统治亚洲的劣等人。禁止将神道教列为国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12月15日的最高长官政令申明：

本政令旨在实现政教分离，防止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宗教，并确保所有宗教、信仰和信条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享有完全同等的机会和保护。[46]

命令裕仁天皇在电台里宣布他跟所有人一样只是一介凡人，也不像是一步昏招。但天皇玉音的真正内容是他和日本人民的联系并非“建立在天皇乃天神下凡这一错误概念上”。这让美国人很满意。多数日本人对天皇的声明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从来不怀疑他身上除了神性还有人性。但他们将裕仁看成是天照大神降临人间的统治者，这点天皇本人也从未否认。总而言之，极少数日本人似乎对此真的在意。真正沮丧的只有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且一直耿耿于怀，他们辩称神道教代表了日本文化的精髓，跟其他宗教不能一视同仁。

有些文化再教育工作只能让人生厌，而且往往昙花一现，比如取缔歌舞伎演出或刀光剑影的武打片。有些做法太过荒诞不经，以至于诱人发笑。比如有个管辖农村地区的美国兵，以为教日本人跳方块舞就能陶冶他们的民主精神。但在一些事情上，美国人或许走得太远了，就连相对顺从的日本人也受不了了。举例而言，一支美国教育使团曾详细研究过是否可以废除日语里的汉字，将日语书写体系全盘西化，继而还推荐做这样的探索。方案无果而终。另一方面，日本的教育体制经过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这和德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只吸纳单一性别学生的精英学校让位给男女同校、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学制是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位于日本中部、离京都不远的近江可算是日本的亚琛。1945年秋，一支美军巡逻队决定检查当地的一所小学。一看到美国兵，学生们便吓得尖叫起来。当被问到他们“喜不喜欢美国人”的时候，学生们都使劲地摇头。学校的教室里依然挂着战时海报，上面的日本兵摆着英勇威猛的造型。该校的某位老师是退役军官。美国人还在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到了一顶血迹斑斑的水兵帽。这些情况都不可容忍，于是美军命校长开除退伍军官，并保证所有跟战争有关的东西都被清理干净。

六个月后，同一批美国人中有几个乘着吉普车，再度造访学校。这次，孩子们看起来没那么害怕了。一名军官吹起了口哨，曲子是《史瓦尼河》（“Swanee River”）[47]。让美国人兴奋异常的是，孩子们居然用日语跟他一起唱起来，接着还唱了《友谊地久天长》和《缅因饮酒歌》（“The Maine Stein Song”）[48]。同样让军官们欣慰的是，他们发现教科书经过了妥善的修改：所有提及战争、日本尚武历史及天皇等话题的“封建”段落都用油墨涂黑了。充满善意的校长用英语发言，他保证道，所有战时海报都会一把火烧了，另外还要再开除几名老师，其中三人当过兵。[49]

纵然许多日本人对美国胜利者相对和善的表现感到如释重负，对强塞给他们政治精英的民主改革也感激涕零，但他们心中对美式再教育还是有着五味杂陈的感觉。《朝日新闻》曾刊登过一封初中生的来信，内容甚是精彩，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日本年轻人对他们父辈立场180度大转弯的共同看法：就在一天前，他们还被教导要崇拜天皇，支持亚洲的圣战，可是才过了一天，同一批老师却教他们谴责日本封建主义，支持“德谟克拉西”。

这名学生在信的开头写道：许多大人很担心，因为孩子们在军国主义的熏陶下长大，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会不会很困难。但实际上，近几年的亲身经历让青少年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他们只知道，日本一直在打仗。和平就像“脱离黑暗，步入让人头晕目眩的阳光下”。他们之前所学的任何知识都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你让他们如何再信任领导人，甚至大人呢？”真正让人担心的倒是成年人，因为他们对刚过去的事情仍然很彷徨，内心充满矛盾，要摆脱军国主义思想显然更难。[50]

这个孩子的话代表了日本近代史上最热心于政治的一代人的心声。这代人中大多都是左派，且都对日本原来的体制派充满了不信任感。美国人来日本是来传授自由、和平主义和民主等学问的，但一到冷战，还是这批美国人，却支持起了过去的体制派，这让人们深深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要知道，体制派里不少人还背负着战争留下的血债。1960年，首相岸信介——战时日本的阿尔伯特·施佩尔——批准通过了《美日安保协定》，日本就此沦为美军在亚洲的永久性军事基地。一些与《朝日新闻》投稿者意气相投的日本人涌向东京街头，抗议日本间接卷入越南战争。缔结协定的好处多多，但似乎让人联想起日本过去在亚洲的战争。日本左派对日本为虎作伥，协助美“帝国主义”很是恼怒；而右派对不得不遵守“美国人”制定的和平宪法也不买账。话虽如此，两派还是存在共同点。在双方看来，美国占领似乎从来没有结束过。

一些人觉得外国征服者的馈赠“德谟克拉西”来得有点不费吹灰之力。漫画家加藤悦郎曾有一幅著名的作品，画的是一群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把手伸向空中，当中还不乏头戴军帽的人。挂着金属罐的降落伞从天而降，罐体上写着“民主革命”的字样。[51]那场面就好像天赐甘露一样。有些东西人们本该自己去争取，现在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有些丢脸。

美国人这么做有时是存心羞辱，但矛头并不直接对准普通日本人。美国占领时期最具符号意义的一张照片摄于1945年9月，起因是裕仁天皇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官邸，拜谒最高长官（其实更像是下级觐见上级）。44岁的天皇身着全套礼服，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挺挺地站着。跟65岁的最高长官相比，他只是个毛头小伙儿。身旁的麦克阿瑟个头高大，神态故作随意，让他显得不怒自威：卡其衬衫领口敞开，双手自然地背在身后。

所有大报都刊登了这张照片。因为照片明显带有冒犯君主之意（lèse-majesté），日本政府阅后大为震惊，立即禁止报章继续转载。翌日，麦克阿瑟宣布这一禁令作废，并下令出台新措施，保障出版自由。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查禁起新闻来就不像在德国那么起劲了，他们劲头不减。比方说，人们不准谈论广岛，同样遭到封杀的还有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或对最高长官当局的批评之声。（1946年，一部名为《日本的悲剧》的日本电影甚至因为对天皇在战时的角色过于苛责而被列为禁片。毕竟，麦克阿瑟已经免除了他的所有罪责。）

但退一万步来讲，民主也绝非一句空话。随着降落伞从天而降的金属罐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革命性变化。不过，当时最有见地、最真诚的作家高见顺就辛辣地指出，有种耻辱感依然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他在9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

当我想到本该由人民自己的政府赋予的自由无处可寻，只能由外国军队开先河似的施舍给我们时……我心中就不免涌起羞耻感。因为爱日本，所以感到羞耻，为日本羞耻。[52]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诸如此类的论调略有些误导性。关于占领有很多大话，有一句至今还能听到，大意是美国人一手铸就了日本的现代国家制度；日本的“西方化”始于1945年；得益于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日本在战败后只用了一到两年时间便从“封建主义”一举转型为民主国家。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就已建立了民主制度，只是其存在缺陷，而且很脆弱。西方盟国不过是在战后的日本和西德创造了恰当的条件，使这些制度得以恢复，根基更为稳固。这一过程并不总是自然而然的。日本政客和官僚往往都是在受到外压后，才着手推行大快人心的改革。然而，让美国人和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完全由美国人一手打造的某样产物既会成为战后日本身份认同的基石，也成为一种负累。

虽然日本宪法第九条直到1946年才被收录进来，因此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但在这里依旧值得花些笔墨进行引述，因为其比任何事物都更能表现1945年的理想主义：

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1953年，理查德·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造访日本，他发言称宪法第九条是个错误，这一表态让日本人吓了一跳。日本人没有理由不修宪，美国不会反对，美国甚至还希望日本成为一个强大的盟国，对抗共产主义，云云。但多数日本人都不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他们拒绝修宪，是因为对宪法充满了自豪。和平主义让一个曾经在历次血腥战争中屠戮了上百万人的民族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崭新的道德目标意识，甚至是道德优越感。日本会带领世界进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在日本人眼里，倒是美国人，因为拒绝抛弃打仗传统应该受到谴责。他们先是在朝鲜和越南动武，后来还攻打了伊拉克和阿富汗。

这一认识多多少少是战后五十年内日本社会舆论的基调。但是和平主义是有代价的。理想主义和现实很快便会分道扬镳，而日本人也违背了宪法的规定，成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一开始美其名曰警察部队，后来则更名为日本自卫队。这种改弦更张不仅虚伪，而且未能解决一个让日本左右两派都怨声载道的问题。日本的安全仍然依赖美国，和平主义是靠昔日征服者提供的核保护伞才取得的。东亚从未出现过类似北约或欧盟的组织，可以让日本同其邻国建立信任，为自己重新定位。

多数日本人依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宪法第九条，反观民族主义右派则对其强烈敌视。另外，这一法条还使得日本人在对待本国历史问题上总是闪烁其词。只要自由派和左派把捍卫和平主义事业当成是为战时罪行赎罪的必要修行，右派就会坚称日本并不比其他参战国更罪孽深重。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或马尼拉大屠杀构成了剥夺日本主权的理由，那么日本就完全有理由去尽量淡化这些“事件”的重要性。这种政治分歧对外以历史辩论的面目示人，但实则两极分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几十年来，日本和亚洲邻国的关系一直深受其害。除了日本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外，这也是1945年的部分遗产。多灾多难的一年在人们的宏愿中画上了句号。

[1]Dower,Embracing Defeat,215–17.

[2]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著名小说家兼诗人。

[3]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美国史学家兼政治家。——作者注

[4]Annan,Changing Enemies,160.

[5]出处同上,162.

[6]德布林和福伊希特万格的引言，转引自Tent,Mission on the Rhine,23。

[7]引自Tent,Mission on the Rhine,39.

[8]Nicholas Pronay and Keith Wilson,eds.,The Political Re-education of Germany and HerAllies after World War II(London: Croom Helm,1985),198.

[9]Günter Grass,Beim Haüten der Zwiebel(Göttingen: Steidl,2006),220–21.

[10]John Gimbel,A German Community Under American Occupation: Marburg,1945–52(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168.

[11]Pronay and Wilson,eds.,The Political Re-education of Germany,173.

[12]Yank,July,20,1945.

[13]出处同上，173.

[14]Spender,European Witness,229.

[15]Yank,July20,1945.

[16]Spender,European Witness,44.

[17]出处同上,46.

[18]出处同上,158.

[19]Andreas-Friedrich,Battleground Berlin,82.

[20]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399.

[21]托洛茨基（1879—1940），共产主义苏联的主要领袖，犹太人，斯大林的政敌，“不断革命”理论的创始人，流亡墨西哥城期间遭斯大林派出的克格勃特工暗杀。

[22]出处同上,402.

[23]Andreas-Friedrich,Battleground Berlin,66.

[24]Bach,America’s Germany,228.

[25]出处同上,228.

[26]Andreas-Friedrich,Battleground Berlin,92.

[27]Bach,America’s Germany,218.

[28]The Times(London),July11,1945.

[29]Dower,Embracing Defeat,190.

[30]De Beauvoir,Force of Circumstance,17.

[31]“沙苏族”指纳粹占领法国期间，参加地下舞会，跳着被禁的摇摆乐（swing）、咆勃爵士乐（be-bop）的年轻人。男性多身着宽大的格纹伐木夹克或西装，女性则身着短裙和条纹丝袜，而且无论男女都常手持雨伞。沙苏族象征着年轻人对表现自我个性的渴望和对纳粹的反抗。

[32]出处同上,33.

[33]Corinne Defrance,La politiqu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sur la rive gauche du Rhin,1945-1955(Strasbourg: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trasbourg,1994),126.

[34]Döblin,Schicksalsreise,273.

[35]引自Monnet,Mémoires,339.

[36]Barton J. Bernstein,ed.,The Atomic Bomb: The Critical Issues(Boston: Little,Brown,1976),113.

[37]Dower,Embracing Defeat,218.

[38]出处同上,77.

[39]Edward T. Imparato,General MacArthur: Speeches and Reports,1908–1964(Paducah,KY:Turner,2000),146.

[40]Bowers,“How Japan Won the War.”

[41]出处同上。

[42]《每日新闻》，转引自Dower,Embracing Defeat,549.

[43]Rinjiro,Dear General MacArthur,33.

[44]Dower,Embracing Defeat,77.

[45]引自Bowers,“How Japan Won the War.”

[46]引自麦克阿瑟纪念馆图书档案馆（MacArthur Memorial Library and Archives）协办的研讨会，“The Occupation of Japan,” November1975,129。

[47]又作《故乡的亲人》，为美国“民谣之父”斯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作品。——编注

[48]此曲原是美国缅因大学的球赛战歌，后成为该校校歌，20世纪30年代流行全美，当时中国女高音郎毓秀以此旋律翻唱抗战歌曲《杯酒高歌》。——编注

[49]LaCerda,The Conqueror Comes to Tea,165–66.

[50]Koe,115.

[51]Dower,Embracing Defeat,67.

[52]Keene,So Lovely a Country,118.

[53]诺埃尔·科沃德爵士（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曲家。

[54]此君的首席幕僚是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这位政治家后来因为他和应召女郎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的关系黯然下台。——作者注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本书之前提起过布莱恩·厄克特，年轻的英军情报官。1944年9月，他曾警告上峰，把盟军空投到荷兰小城阿纳姆附近会面临巨大风险，上峰却让他去休病假。厄克特本来很可能因此变得愤世嫉俗——不顾他的极力反对，“市场花园行动”后来还是被付诸实施，葬送了几千条年轻的生命。“蒙蒂”一心想要盖过他的美国对手乔治·巴顿将军的风头，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六个多月后，对己方的自大和愚蠢失望透顶的厄克特成了进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首批盟军中的一员。一开始见识蠢事，现在又目睹此等惨象，以致战争最终结束后，他都郁郁寡欢。

即便如此，他居然也没有掉进愤世嫉俗的陷阱。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从没有细想过，事情再也不会回到过去了。我对旧秩序的感触不太深，也不认为我会怀念它。我倒真是觉得，眼下的重中之重在于防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1]

战前，厄克特对国联的诞生很兴奋。他回忆道，自己的国际主义热情源于儿时在私立女子寄宿学校读书的经历。学校名叫巴德明顿（Badminton，即羽毛球之意），校长是比阿特丽丝·M. 贝克小姐（Beatrice M. Baker），脾气古怪，大家都叫她BMB。厄克特的母亲也在巴德明顿任教。他的婶婶露西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女强人BMB的搭档。6岁时，厄克特是全校200多名女生中唯一一个小男孩。BMB小姐很同情左派。跟当时许多人一样，她对绰号“乔叔叔”的斯大林很有好感。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她还接济了从欧洲大陆逃来的犹太难民，这种事多数私立寄宿学校校长当时都不太会做。她甚至让女生——其中包括我母亲，她在战时还是个小学生——在布里斯托市（Bristol）的大街上游行，手举横幅，上面写着“世界工人大团结！”的口号。

战争结束后，厄克特得到了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短期雇佣，供职于英国外交部一个特设部门，工作内容是从纳粹占领下的荷兰搜集情报。但是由于荷兰已经解放，所以没什么可干的——这也是战争遗留下来的众多官僚主义怪现象中的一个小例子。这项任务因此没持续多久。厄克特的第二个雇主是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杰布负责组建新成立的联合国，他是《联合国宪章》（UN Charter）的起草者。在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里，厄克特为这个世界性机构尽忠职守、鞍前马后。联合国的理想不断鼓舞着他，尽管他也不护短，中肯地质疑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

四十年后，他这样记录1945年秋天那段奋发进取的岁月：

……很难再度体会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里的新鲜感和激情澎湃。战争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所有人的心灵和亲身经历中。我们许多人曾入伍打仗，其他人也就是几个月前才结束了抵抗运动地下活动的状态，重新抛头露面。为和平而努力的梦想实现了。百废待兴、一切都必须从头再来的事实则进一步激励着我们。[2]

厄克特在联合国秘书处有许多好友，其中一位在前文中也有述及，即法国抵抗主义战士斯特凡纳·埃塞尔。在落入盖世太保之手后，他遭到严刑拷打，后被送去布痕瓦尔德和朵拉集中营。他出生于1919年，跟厄克特岁数一样大。埃塞尔有着不平凡的背景。他的父亲弗朗茨·埃塞尔（Franz Hessel）是位闻名遐迩的德国作家和翻译家，曾翻译过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老埃塞尔还是《朱尔与吉姆》（Jules et Jim，一个讲述法德情侣三角恋的故事）里朱尔的原型。这个故事后来被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Truffaut）搬上了银幕，成了一部名片。同厄克特一样，斯特凡纳·埃塞尔也希望在全球舞台上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激发他雄心壮志的不只是对战争习惯性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渴望，而是一种更崇高的思想。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是“世界主义和集中营”——集中营里，来自许多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被扔在一起——“把我推向了外交”。[3]在战争结束后三年，他协助起草了史上第一部《世界人权宣言》（《宣言》于1948年正式实施）。埃塞尔于2013年去世，享年95岁。

毋庸置疑，厄克特和埃塞尔都是不平凡的人。但是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源于亲身经历过的破坏，这点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人们普遍相信应该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且由一个比国联更富活力、办事更有效率的全球性组织维持这一秩序。有人想得很远。甚至早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前，世界政府的主张者就经常宣扬末世论。阿诺德·汤因比在战时曾大声疾呼，要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唯有一个警力遍及全球的世界政府才能做到。汤因比的话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美国国务院里一些高层人士对此很当回事。1945年4月，一份盖洛普民调（Gallop poll）显示，81%的美国人希望美国加入“一个拥有警力的世界组织，以维护世界和平”。[4]

鉴于世界政府或世界联邦的观念十分模糊，秉承这一路线的思想家便倾向于将个人理念加诸未来。毫不令人意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认为世界联邦应该遵循他的非暴力原则。汤因比则主张英美两国应当联手，让警力遍及全球，至少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这么做。他的初衷是建立某种“民主的盎格鲁—美利坚世界联邦”。[5]他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1939年，时任英国驻美大使的洛锡安勋爵（Lord Lothian）就把大英帝国视为建立世界联邦政府的模板。这种想法也许同样让人感到其不仅自私，而且完全是痴人说梦。然而，支持某种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式霸权的声音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不鲜见。丘吉尔一度也对其笃信不疑。这种观念偶尔还是会跳出来作祟，满足一下英语国家梦想家们的自尊心，其中包括白宫的一两位主人。

为《纽约客》（New Yorker）撰稿的怀特（E. B. White）在杂志里评论道，1945年春，各国若要就起草第一份《联合国宪章》开会的话，旧金山作为会议地点再合适不过了。毕竟，他说：“美国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看成是美梦成真的典范，是一种微缩版的全球国家。”[6]如果说这种得意忘形的情绪今天看起来十分迂腐，那么其至今也并未彻底寿终正寝。话虽如此，怀特还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梦境上沾着一些污点。5月5日，就在旧金山会议开幕后一周，他提到，加州某地出现了“一伙旧秩序的卫道士（文件是这么形容的），企图在一些特定区域限制向非‘高加索人种’提供住房”。[7]

这里还要提一下欧洲人。将欧洲统一视为通往大同世界第一步的通常是隶属反纳粹、反法西斯抵抗阵营的欧洲人。早在1942年，法国抵抗组织“战斗”（Combat，别名为全国解放运动，简称MLN）就发表过一份宣言，宣布“欧洲合众国——通往世界联盟路上的一个阶段——即将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正为之而战”。[8]“战斗”组织的一位主要人物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他多数时候表现得含蓄而内敛，后来和另一个反法西斯抵抗组织来往甚密，得知后者发表欧洲统一宣言的时间更早——1941年，地点是在意大利的文托泰内（Ventotene）。这是个小型的火山岛，靠近那不勒斯。阿尔蒂诺·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等意大利左派曾被墨索里尼关押在岛上的一座监狱中，监狱为18世纪波旁王朝（Bourbons）所建，暗无天日。所谓的《文托泰内宣言》（Ventotene Manifesto）出自狱囚之一的政治思想家埃内斯托·罗西（Ernesto Rossi）之手。他提出只有反动派才会醉心于民族政治，所有进步主义者都应该为“一个坚实的世界国家”而奋斗。第一步先是欧洲联邦，再接着是世界联邦。

统一欧洲的梦想当然要比这些宣言老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自那时起，大欧洲的理想经历了诸多变迁，但有两条中心思想一直没变。其中一条是统一的基督教国家，欧洲是其精神和政治核心。这一目标一直为天主教徒所推崇——比如伊拉斯谟（Erasmus）——而在法国天主教徒中间尤其如此。比方说第一代苏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德·贝蒂纳（Maximilien de Béthune，1560—1641）就曾构想过一个基督教欧洲共和国，土耳其人想加入的话，就必须改宗，皈依基督教。

与之相联系的理想是永久和平。1713年，另一位法国天主教徒圣-皮埃尔神父（Abbé de Saint-Pierre）发表了他的《欧洲永久和平方案》（Project for the Creation of Eternal Peace in Europe）。依照这份方案，欧洲会有一个议会，一支军队，较大的成员国会享有平等的投票权。

在早期泛欧主义者看来，永久和平和基督教统一往往是一回事。和平统一是一种宗教观念，一种基督教乌托邦。其未必要局限于欧洲大陆，而是同基督教一样，是普世性的抱负。在理想状态下，上帝的人间天国里是不需要国家边界的。

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者采纳了一种新型的宗教普世主义，只对措辞稍做了点改动。19世纪的法国诗人兼政治家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于1841年写下一首歌颂欧洲统一的理性主义诗歌，名为《和平马赛曲》（“Marseillaise of Peace”）：“在启蒙的道路上，世界走向统一/ 我是每一个会思考者的同胞/ 真理就是我的祖国。”1848年，法国处于革命动荡之中，作为外交部长，拉马丁发表了一份《欧洲宣言》，不仅将法兰西共和国吹捧为欧洲的模板，而且还是全人类效仿的对象。

二战末期出现了一种从宗教理想主义到理性理想主义的类似转向。1940年，那时美国尚未参战，一个名为美洲基督教联会的党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求为“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努力——当时或许为时尚早，但这一直都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新教牧师和普通信徒有时还会得到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鼎力相助。美国各大城市都成立了“世界秩序全国宣教组织”。名为“和平六大支柱”的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陈述了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的必要性。唯恐有人怀疑这一声明是异想天开者的杰作，委员会主席一职落到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肩上。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杜勒斯是希特勒的崇拜者，50年代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担任国务卿，是个好斗的冷战急先锋。

杜勒斯在制定一些十分粗糙、更别提不太道德的政策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支持法国针对越盟民族主义者的殖民战争。此外，他还在1953年协助推翻了民选的伊朗政府，把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赶下了台。摩萨台被认为对共产主义不够强硬，而且威胁到了英美两国的石油利益。于是，英国特工联手中情局——杜勒斯的弟弟艾伦（Allen）是中情局头子——策划了一场政变。但是，杜勒斯的反共热忱不光是企业利益驱使的结果，他本人推崇基督教道德论，相信跟奉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做斗争根本上还是一项道德使命。他表示，相信联合国具有他所谓的“道德力量”，并担任了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的顾问。[9]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以及他跟美国保守主义的关联，杜勒斯就对日使用原子弹一事的回应似乎有些出格，但也并非一点都不像他：“如果我们这个虔诚的基督教民族觉得那样使用原子能在道德上没有负担的话，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接受这样一种判断。”[10]

广岛遭遇的灭顶之灾让常常从宗教道德论当中获得启发的“同一个世界”论调变得更为世俗和着眼当下。科学家率先站出来，警告使用原子弹的影响，他们当中一些人曾参与制造这一杀人武器。1945年7月16日，美国人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进行了首次核试验，爆炸的惊人威力甚至让研发原子弹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发出了近似宗教冥想的感慨。他引用了印度教经文《薄珈梵歌》（Bhagavad Gita）里的一段话：

如果有一千个太阳

绽放出漫天的奇光异彩

这有如圣灵逞威……

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毁灭者。

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在听闻广岛被炸后说的第一句话则显得平淡无奇：“哦，天哪！”[11]

两个月后，爱因斯坦将一封信托人转交给《纽约时报》，信的另外几位作者有参议员富尔布莱特（J. W. Fulbright）和最高法院助理法官欧文·罗伯茨（Owen J. Roberts）等显赫人物。他们在信中写道：“第一枚原子弹摧毁的不仅是广岛这座城市，同样被引爆的还有我们世代相传、早已过时的政治理念。”[12]这些理念包括国家主权。旧金山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只是一个开始。爱因斯坦等人宣称：“如果我们想避免一场核战争，就必须放眼于订立一份世界联邦宪法，缔造一种行之有效、世界通用的法律秩序。”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主张由联合国控制核能，但一等苏联引爆核弹，他就立马改变了主意。1945年11月，爱因斯坦在接受《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采访时表示：“原子弹的秘密应该被托付给一个世界政府，而美国应当机立断地表明愿意把秘密移交给世界政府。”

使用核能需要讲道德，对这点表述得最简明扼要的也许莫过于身为基督徒的老社会党人、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了。在《大西洋月刊》刊登爱因斯坦采访的当月，他在加拿大国会两院做了一次演讲。广岛的事对艾德礼的触动很深，他以英法双语提议科学和道德和谐共存。据《泰晤士报》报道，艾德礼相信“学者以巨大的热忱投入研究，但倘若没有同样炙热的道德热情的话，几个世纪以来建成的文明将会毁于一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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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真实世界开始重建的方式也许和高屋建瓴的理想主义有所关联，分享这一思想的有原抵抗运动战士、为和平而战的军人、震惊于原子弹破坏力的科学家和基督教大同世界论者，但关联远没有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紧密程度。塑造战后国际体制（实际上这一工作战时就已启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道德理想。鉴于政治性解决方法向来就不甚理想，新秩序必然是有缺憾的。

《联合国宪章》诞生于旧金山，但追根溯源的话，则还要说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在纽芬兰沿岸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的会晤。英国刚刚挺过了不列颠战役，只剩下一口气。就在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很快珍珠港事件也将爆发（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极力想通过温和的方式，鼓动美国选民支持美国在欧洲战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于是，两位首脑乘着各自国家的战舰赴会，起草了《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罗斯福坐的是美国海军USS奥古斯塔号（USSAugusta），丘吉尔坐的是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HMSPrince of Wales）。

耐人寻味的是，一心想在《宪章》里提出建设一个未来世界性组织的人却是丘吉尔。罗斯福因为国联的失败先例已经心灰意懒，而且鉴于美国国内对卷入国际事务的反对声浪让他很敏感，遂回绝了丘吉尔的提议。罗斯福也不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事业，尽管他同汤因比一样，也相信英美应该联手，当几年世界警察。罗斯福在谈及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时，引述了他在同年1月向全世界宣布的“人类四大基本自由”。这“四大自由”因为漫画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煽情的作品而名扬后世，它们分别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其实，《大西洋宪章》后来证明只是这些崇高原则的精辟表述罢了。但其中一条对后世的确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条款主要出自美国人之手。《宪章》不仅表明“希望那些曾经被武力剥夺自治权的国家能够重新获得这一权利”，而且更进一步表示“所有人都有权选择在什么样的政府治下生活”。这种权利也应得到尊重。[14]

这一新闻立刻传到了那些为脱离殖民帝国而战的独立运动者耳中。越南的胡志明和印尼的苏加诺等民族领袖一遍遍地引用《大西洋宪章》的条文，以支持他们渴望政治独立——以及渴望美国支持——的诉求。5月8日，塞提夫的阿尔及利亚抗议者因为要求平等遭法国殖民者枪击，他们高举的横幅就写着：“《大西洋宪章》万岁！”

《大西洋宪章》起草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因为“公民不合作主义”正身陷囹圄。他从英美两国的宣言中尝出了虚伪的味道，把《宪章》斥为一套虚情假意的陈腔滥调。翌年，他发动的“撤离印度”运动（Quit India）却又响应了《宪章》关于民族自治的主张。此外，尼赫鲁还呼吁成立一个“世界联邦”，以保障这种权利。

丘吉尔必须尽快行动，说服国会放心，只有纳粹占领下的国家才享有“自治权”，殖民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毕竟，正如他在1942年时的一番著名表态，他“给国王陛下当首相，可不是为了做拆分大英帝国的那个人”。罗斯福没工夫磨嘴皮子，他很同情尼赫鲁，但毕竟眼下还在打仗，他不想让丘吉尔太为难。反观丘吉尔，则对被美国人在帝国事务上“管头管脚”大为不悦，因为美国人自己手脚也不干净，特别是在菲律宾。这么想固然没错，但丘吉尔忘了一点，美国人早在战前就承诺会给菲律宾人独立，这一进程只是因为日本入侵被打断了而已。

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仅一步之隔，不过彼时的联合国还算不上是一个维护全球安全的国际组织，而只是对抗轴心国的同盟。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二十六个国家于1942年1月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尽管一开始对国际组织有所保留，但最终却是罗斯福给这一联盟起的名字。当时距离珍珠港事件过去仅仅几周，心情愉快的丘吉尔正在白宫参加代号“阿卡迪亚”（Arcadia）的会议。罗斯福苦思冥想，到底给新的世界联盟起什么名字才好呢。然后，一天早饭前，灵感来了。他一头冲进丘吉尔的卫生间，对着刚洗完澡、身上还滴着水的英国首相兴奋地大叫：“就叫联合国！”丘吉尔回答说这个名字不错。

战时官僚、规划者、外交官和盟军领导人自始至终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战时联盟转化为一个稳定的、谋求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如何避免再次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如何防范未来的希特勒们再次发动世界大战，以及如何在不激怒美国保守派的情况下实现这点——他们动辄为此类国际任务贴上“共产党”阴谋诡计的标签。不论全新的国际组织将呈现何种形态（丘吉尔满脑子依旧是“英语国家人民”，斯大林想的是“热爱和平”的人民，而罗斯福盘算的是和谐的大国联盟），其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威信，因为这恰恰是昔日国联所缺乏的。新的联合国要具备维持和平的能力，如有必要可以诉诸武力。为了有效发挥这一影响力，大国之间必须和睦相处。于是就有了在莫斯科、德黑兰和雅尔塔的会议。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会上勾勒出战后秩序的雏形，有时只是粗略勾抹，三位巨头运筹帷幄，仿佛全世界是个大棋盘，波兰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只是小卒子，可由他们任意摆布。

与此同时，美国组建了新的国际组织，用以应对毁于战火的国家面临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食品短缺问题。1943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成立，丘吉尔最初很不把这个组织当回事。还是在浴室，有人听到里面传来他的歌声：“UNRRA！UNRRA！UNRRA！”似乎浴室变成了音乐厅。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可避免地被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指责对共产主义太过心慈手软。这是有原因的：鉴于西欧国家政府被认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大部分援助都流向了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加盟国。在这些地方，援助物资多数会落到有后台的人的手里。救济总署的工作往往混乱无序，特别是在早期。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它，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死去。

在斯大林红军的攻势下，精疲力竭的德国人节节败退，沿着冰天雪地的乌克兰平原一路后撤。与此同时，西线盟军已经在诺曼底抢滩登陆。到了这个时候，几个大国已经对未来联合国的组织架构有了大致概念。首先得有联大，还得有大国控制的安理会。各国为打败德国所进行的经济合作——譬如租借条约等——为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并拿出了遏制经济民族主义和恶性投机的国际规则。此外还要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1944年，货币体系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家名叫“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的度假酒店成立了。这个会议原名为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之所以在布雷顿森林召开，有两个原因：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是国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共和党人，反对货币监管。所以有必要说服他改变想法。另一个原因是这家酒店接待犹太客人，这在类似的乡间宾馆中并不多见。毕竟，如果财政部长亨利·摩根韬等大员被挡在门外，这可真是太不像话了。

1944年11月，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当时，他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战后联合国事务中，这点从他的竞选演说就可见一斑。在罗斯福看来，全世界需要一次全球性新政，而且应加强联合国的力量，捍卫全球和平。正如他当时所说的那样：“依我的陋见，很明显，如果这个国际组织能发挥点实际作用，美国人民就必须在这之前赋予我国代表付诸行动的权力。”[15]尽管将罗斯福和他的理想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多数美国公民如今似乎都和总统意见一致。

就在罗斯福第四次参选前，几个大国还围绕联合国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地点选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这是位于华盛顿特区乔治敦的一座豪华庄园。美、英、苏——所谓的三驾马车——在战时负责制定盟国的政策。这一次，第四个大国，中国也应邀与会。人们希望，这四个大国将携手维护战后世界的治安，虽然各方对中国能否担当此任信心有限。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很睥睨蒋介石的政权，但是美国人很想给委员长面子。（后来，在旧金山会议上，四大国进一步壮大为五大国，因为法国也急需挽回颜面。）

然而，在敦巴顿橡树园，各方对联合国的具体架构还是存在争议。哪些国家有资格加入？联合国的使命是否仅限于安全（苏联人的立场），还是应参照美国人的想法（后来也的确实现了），纳入经济和社会事务？要不要建立一支国际空军？谁又来为联合国部队提供兵员？是不是所有成员国都有权对联合国行动投否决票——国联正是这种安排——还是只有大国才有这一权力？还有，否决票针对的到底是哪些范畴？只是行动么，还是要算上调查和讨论议题？各国之间达成妥协，譬如否决权这种难题被搁置了起来。原则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都有权加入联合国。所谓“热爱和平的国家”这一称法很对感情丰富的美国人的胃口，但对于斯大林而言则有种更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惯于谴责苏联的批评者与和平为敌。比方说，芬兰在1940年曾抵抗过苏联红军，所以就是和平的敌人。

就这样，旧金山会议的筹备工作告一段落。1945年4月27日，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齐聚在这里，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联合国也从战时同盟的性质转型为一个“全世界民主组织”——罗斯福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16]

不幸的是，总统已经病入膏肓。尽管位于雅尔塔的沙皇夏宫气势恢宏，但那儿的条件并不舒适（臭虫特别折磨人），而且会议开得他心力交瘁。他时日无多了。罗斯福于4月12日与世长辞。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对民主世界秩序的期待跟他的前任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6月，就在签署《联合国宪章》前不久，杜鲁门从堪萨斯城大学拿到了荣誉学位。随即，他便以一股美国佬的乐天派精神宣布：“各国在一个世界共和国里相处，就跟我们在美国这个共和国里相处一样容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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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个国家的国旗在太平洋上吹来的风中猎猎作响。5,000名各国代表抵达了旧金山歌剧院，参加旧金山会议开幕式。几十万前来一睹究竟的看客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除了德国、日本和它们的盟友外，世界各国都派了代表，或者严格说来也不是所有国家，还是有些例外的。而且似乎也并非所有与会者都有资格到场。比如阿根廷，该国军政府对法西斯阵营明确表示同情，直到战争末期才改弦更张。阿根廷受邀与会是美苏之间博弈的结果。苏联想让苏维埃加盟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而想获得拉丁美洲支持的美国就坚持要拉拢阿根廷。

另一方面，二战的发源地波兰却没有受到邀请，因为各方对谁能代表合法政府无法达成一致。苏联支持名为卢布林委员会（Lublin Committee）的波兰过渡政府，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则继续声称自己才是正统。既然是这样，就没办法遂苏联人的愿，请卢布林委员会来旧金山开会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许诺过丘吉尔和罗斯福，波兰会进行自由选举，波兰战时地下组织的16位领导人甚至还被请去和俄国人好好谈谈。但自此之后这些人就杳无音信，给人不祥的预感。用《纽约客》作者怀特的话来讲，“波兰问题就像一只臭鸟在旧金山上空盘旋”。[18]

话虽如此，会场上还是洋溢着充分的乐观情绪。阿拉伯代表在当地看热闹的人眼里特别具有异国风情。据《扬基人》杂志报道：“那些热衷追星的美国人推搡着，争相凑近看阿拉伯人，还对一个人说，‘傻透了，哦？你说是不？’”

美国一样让阿拉伯人纳闷。叙利亚代表法里德·泽内丁（Farid Zeineddine）接受《扬基人》采访时谈了他的感受：“依我看，美国人好像都戴眼镜，都嚼口香糖。也许他们不得不戴，因为楼太高了，得瞪大眼睛，才能上上下下看个清楚。”[19]

也有人以更为犀利的目光打量着这一切。日后成为英国工党领袖的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以《每日先驱报》专栏作家的身份在旧金山采访。作为忠实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他担心“美国如今的地位将带来危险”。美国太富有了，太强大了，在战争中又毫发无损。“美国的经济前景”，他说道，“似乎盖过了会议的风头。”另外，当地影院播放的反映纳粹集中营解放的新闻纪录片并未“引起人们拍手叫好”。（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在马弗京解围后曾欢呼雀跃。）[20]

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是年春天全美院线上映的其他影片毋庸置疑都旨在提振人们低落的精气神，比如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反攻巴丹岛》，以及他和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合演的《反攻缅甸》。但那时还是有气氛轻松的娱乐片可看的，包括米高梅公司出品的《沙场义犬》，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出演的《边城壮士》，以及喜剧组合阿伯特（Abbott）和科斯特洛（Costello）的作品《女生来了》。

虽然与会代表的住宿费需自理，但旧金山终归要比雅尔塔舒服多了。作为丘吉尔的外交顾问，格拉德温·杰布参加了战时大部分会议，包括雅尔塔会议。他形容自己在旧金山感受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热情好客”。[21]四个大国（很快将扩充为五个）的领导人在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 Jr.）的主持下，在费尔蒙特酒店（Fairmont Hotel）顶层一间阁楼的圆形图书馆里进行了会晤。据《时代》周刊描述，“蓝色天花板下摆着两张双人沙发，上面套着绿色坐垫”。[22]级别较低的代表则在下面的楼层开会。

大国之间就总的原则迅速达成了一致。但是它们和其余小国则剑拔弩张，大国主导和民主的国际组织这一对目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作为小国代表，口若悬河的澳大利亚外长赫伯特·伊瓦特博士（Herbert Evatt）十分反感大国在安理会中享有否决权，但是小国不得不做出让步。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是大国中立场最极端的。他不断坚持苏联应有权否决其不愿在联合国范围内讨论的议题。这一态度几乎导致会议搁浅，直到美国人派了一支外交使团去莫斯科斡旋，斯大林这才授意莫洛托夫做出退让。

当莫洛托夫设下盛宴，款待英国外交部长、温文尔雅的安东尼·艾登和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时，气氛似乎一派祥和，至少在三个大国间是如此。对于斯退丁纽斯，布莱恩·厄克特形容“他仪表堂堂，都适合去演戏了，而且长着一口白得不太正常的牙齿”。[23]正如俄国人设宴时的惯例，三个人大吃大喝了一通，还被拍下了互相敬酒的照片。其中一张里，就连一贯以冷脸示人的莫洛托夫都硬装出一副爽朗的神情——他在苏联政界有个绰号，叫“钢铁屁股”，原因是他在办公桌边一坐就是几小时。天色不早了，几位绅士逐渐感到了浓浓的倦意。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心情依然大好的莫洛托夫郑重其事地告诉贵客，他总算可以透露发生在那16名波兰地下党领导人身上的事了。他们因为跟苏联红军作对，“搞阴谋颠覆”被捕，这一罪行最高可判死刑。艾登一开始惊得目瞪口呆，随即便出离愤怒，要求莫洛托夫做出详细解释。被艾登生硬口气惹毛了的莫洛托夫也不买账，一脸不悦。方才的欢乐气氛瞬间荡然无存。会议又一次陷入危险之中。

但是，这次小风波只是过眼云烟。一厢情愿的人们眼里看不到现实。《民族》杂志（The Nation）告诉美国的自由派，一旦波兰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俄国的道德地位”就会“得到极大的强化”，“对苏联的不信任感也会降到最低”。[24]苏联人允许自由选举的承诺很模糊，而且只是一块遮羞布。在雅尔塔，西方盟国极力揪着这点不放，直到现在，也没人愿意对其避而不谈。只有苏联人最清楚，那16位大无畏的波兰人曾在艰苦绝伦的条件下奋不顾身抗击德国人，到头来却被苏联秘密警察严刑拷打，还被扣上了“勾结纳粹”的帽子接受审判。6月21日，就在旧金山会议进行过程中，苏联法庭做出宣判。除了2个人外，其余14名波兰人后来都被杀害于苏联监狱中。

即使16名波兰人正在莫斯科遭受皮肉之苦，各大国仍在商量把人权宣言写入《宪章》序言（《世界人权宣言》要晚一点，到1948年才出台）。这一启蒙思想和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光辉成果在斯特凡纳·埃塞尔和许多人眼里是战后秩序的最大贡献。根据这一思想，人权应不分信仰、文化和国别地造福一个社群，还应造福全人类。普世的人权跟纽伦堡审判使用的“反人类罪”法律有关联，这一法条继而又和种族灭绝的概念联系起来。1944年，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定义种族灭绝是“人为地、系统性地对一个民族、种族、宗教和国家团体的所有人或部分人进行灭绝性的屠杀”。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人权应该或可以被强加给别人。恰恰相反，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英国外交顾问、历史学家韦伯斯特（C. K. Webster）就说：“我们的政策是避免‘承诺人权’，尽管我们不会反对宣言。”[25]宣言应运而生，为其起草蓝本的是南非政治家、布尔战争的英雄扬·史末资（Jan Smuts）将军，他在国联和联合国成立之初都出过力。下面一段文字是各大国于6月在旧金山最终敲定的版本：“我们联合国的子民决心再次重申我们对基本人权、对人类尊严和价值、对男男女女和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信念……”

迈克尔·富特在《每日先驱报》的专栏里专门表扬了苏联的道德领袖风范。他指出，战前，内维尔·张伯伦的英国政府曾封杀过有关纳粹暴行的新闻。但是毕竟当时的“受害者只有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他不无傲慢地写道，如今，“这些人的权利将有幸被纳入史末资将军起草的基本自由宪章序言内。这份宪章甚至还将适用于南非的黑人，不过真是这样吗？”富特对这点的质疑有凭有据，但是他也心安理得地对波兰问题散发的臭气熟视无睹。他甚至夸奖苏联人，因为他们就“附属地人民的政治权利”所发表的看法比“任何国家都更有逻辑，也更明确”。

在6月底会议结束前，还爆发过另一场危机，这一次祸出黎凡特（Levant）。5月29日，法军在大马士革的街头同叙利亚人发生了巷战，还轰炸了这一历史悠久的古都，以及阿勒颇（Aleppo）、哈马（Hama）和霍姆斯（Homs）几个城市。在叙利亚要求法国人交出叙利亚特别部队的指挥权，由叙利亚国民军收编后，法国人叫来了增援。

翌日，叙利亚总统、外交老手舒克里·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表达了同胡志明和苏加诺一样的情绪，不过效果较后面两位要好多了。他既愤慨但又有理有据地写道，法国人拿着从美国那儿借来的钱买武器，不去打德国人，倒来屠杀叙利亚人。美国人在1944年就承认叙利亚是个独立国家，那么“现在《大西洋宪章》又在哪儿？四大自由呢？您让我们怎么看旧金山会议？”[26]

美国人无需怂恿，就同叙利亚人站到了一条战壕里。欧洲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不得人心，法国帝国主义首当其冲。当时，印度支那在美国人眼里是一片蛮荒的异域，但叙利亚和黎巴嫩则不同，这两个国家跟中国相似，长期以来美国都施之以一种“善意的家长制”。这里面既有传教士热情，也涉及商业利益：贝鲁特有美国大学，耶路撒冷有基督教布道所，还有“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那时美国政策制定层中间流行一个词，“道德领袖风范”。毫无疑问，正如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观点，这种说法流露出的道德情绪很真诚，但同样真诚的还有领导世界的野心。

鉴于1941年英军攻占黎凡特时，盟军已经承诺会在战后承认叙利亚的独立自主，他们很难忽视库阿特利的诉求。于是，丘吉尔命令他在当地的代表伯纳德·佩吉特（Bernard Paget）将军开车把法国人送回兵营。这个任务不难，因为法军人数很少，无力抵抗。左倾的《曼彻斯特卫报》以充满爱国主义的兴奋之情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该报记者“昂首阔步地和水兵们一起进入大马士革……一旁是成群结队的大马士革市民，他们既吃惊，但又高兴地鼓掌……在市民的一片嘘声中，一队卡车、坦克和架着布伦式轻机枪的运兵车载着法军驶离了这座城市，一旁是负责护送他们的英军装甲车……”[27]

戴高乐将军闻之勃然大怒，在他眼里，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起令人发指的阴谋：“我们现在没法跟你们大动干戈，但你们羞辱了法国，背叛了西方。我们不会忘记这事。”[28]

表面上，叙利亚危机是对在旧金山会议上形成的世界新秩序的一次完美测试。如果要找个合法理由践行《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精神的话，这个机会再好不过了。尽管法国人在1941年曾许下诺言，但他们还是试图恢复殖民统治。英国人理直气壮地灭了法国人的威风，所以才有了《曼彻斯特卫报》语气骄傲的报道。

当然，事情也并没有这么简单。英国人在中东其他地方搞的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针对不同的对象给出不同的承诺。早在1916年，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行将崩溃时，英法两国就通过一纸《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把黎凡特瓜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拿下外约旦（Transjordan）和伊拉克。1941年，就在法国战败后一年，英军挺进大马士革，承诺支持叙利亚独立，同时也承认法国的特权。这两种表态明显自相矛盾。实际上，英国人心里真正盘算的是在黎凡特一家独大。所以他们乐见叙利亚人挑衅法国。法国人只要敢疯狂反扑，就可以此为口实把他们彻底踢出叙利亚。而1945年初夏正好是这样一种局面。

叙利亚危机有些落入窠臼的味道，不禁让人联想起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冲突。不管怎么说，英法两国都将失去它们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尽管当时这点在旧金山会议上还不是十分明朗。很快，发号施令的就会变成美国和苏联。英国对不远未来的展望，在战时一份计划里便初露端倪。伦敦当局满心希望英美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建立军事基地，联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美国分管亚洲，英国分管中东。美国人已经明确表示，对被选为美军基地的区域，当地不享有主权——即所谓的战略托管地。所以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一个非正式帝国就已开始显现雏形。英国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在这个新世界里注定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叙利亚不是唯一要求独立自主的国家。民族解放其实是旧金山会议的一大议题。迈克尔·富特说得没错，苏联比起西欧盟友更支持民族解放事业，尽管个中理由并不十分豁达。然而，尽管联大随着时间推移会成为鼓吹反殖民主义的重要讲坛，去殖民化在1945年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殖民主义列强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也就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承诺保障“非自治地区”居民的“福祉”。且推行自治时会“考虑到每个地区和其人民的特定情况，以及它们程度各异的发展水平”。旁遮普（Punjab）的原总督威廉·马尔科姆·海利（William Malcolm Hailey）男爵在沙赫布尔（Shahpur）和纽波特帕格内尔（Newport Pagnell）都有封邑。他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让读者们放心，“这里尚未出现突破我们政策的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很明显，联合国机构无意对殖民大国运用《宪章》原则的情况进行干预”。[29]英国、法国等殖民列强所要做的只是定期向联合国秘书长汇报仍处于它们管辖之下“地区”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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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一些地方的人们对世界政府寄予厚望，旧金山会议的最终结果必然令人失望。要让一个世界政府运转起来，各国政府就得放弃主权。所有大国中，只有政客商人宋子文代表的中国表态称“如有必要，可舍弃部分主权”。[30]中国甚至还准备好了放弃大国否决权。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中国的控制已经显得风雨飘摇，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高风亮节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在为《纽约客》撰写的稿件里，怀特准确地指出了会议的一对主要矛盾。他写道：“第一波鼓动国际主义的热潮似乎在倒向民族主义，而不是与之拉开距离。”[31]他从飘扬的国旗、军装、军乐、秘密会谈、外交动作中读出了“一种对全球社会的否定”。在国际主义的漂亮辞令下，他听到了“越发响亮的引擎轰鸣：叫着主权，主权，主权”。

另一位身在旧金山的观察者是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他刚从美国海军复员。肯尼迪同意“世界联邦主义者”的看法，认为“一个成员普遍遵守其原则的国际组织会使问题迎刃而解”。但他也意识到，除非人们对战争是“终极邪恶”的普遍看法强大到足以让各国政府团结一心，否则一切终将无功而返。而这在他看来不太可能实现。[32]

就算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也没能促进厌战的情绪。长崎之劫过去一周后，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在伦敦为前来访问的格拉德温·杰布和他手下的联合国执行委员会举办了一场欢迎午餐会。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演讲。在场的听众中有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加拿大代表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Pearson）和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后者还带了助手，身材高大、一表人才的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希斯后来被控为苏联人当间谍。英方代表是坚定的国际主义信徒菲利普·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担任他助手的是历史学家韦伯斯特，后者戴着一顶网球帽，以遮挡摄影师的镁光灯。贝文在演讲里盛赞这一出色的委员会很快会为在旧金山开启的工作画上句号。因为日本遭受了可怕新式武器的打击，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能否发挥作用愈加变得迫在眉睫。不过，贝文继续说，他认识到必须“小心翼翼地灌输”“世界政府的观念”。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集体记忆和传统。时间长了，这些也许都能得到克服，正如他，欧内斯特·贝文，也设法克服了他工人阶级的出身，出人头地。旧金山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要营造“正确的氛围”却有待时日。在这之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发挥正面和负面影响的大国间的合作，是我们可以采纳的唯一有效方法”。[33]

贝文说得没错，但他无意间揭示了世界政府理想的巨大缺陷。其要有效运转，就得依赖大国联盟。如果联盟成员一条心，某种全球威权主义——类似拿破仑战争失败后，梅特涅操纵下的神圣同盟——就会威胁世界。如果联盟人心涣散，那么羽翼未丰的联合国就形同虚设，然后另一场或许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就会日渐迫近。

到头来，各大国没能拧成一股绳。很难说冷战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无论罗斯福多么努力地想拉拢斯大林——甚至为此毫无必要地为难丘吉尔——早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国间就已出现严重裂痕。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时还没管这叫冷战，但是他在1945年9月末声称自己在伦敦目睹了冷战的苗头。

美、英、苏、法、中五个大国的外长齐聚伦敦，和意大利、芬兰以及巴尔干国家商讨若干和平条约。他们在所有重大事宜上都谈不拢。出于维护大国联盟和谐的考虑，美国已经同意承认苏联在波兰扶植的过渡政府，并对其合法性不予追究。对于匈牙利局势，美国也准备如法炮制。在会议报告中，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表明，美国政府“分享苏联希望在中东欧出现亲苏政府的意愿”。[34]

但是莫洛托夫另有打算。除了苏联外，共产主义在另外两个大国里也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法国，共产党的实力依旧如日中天，在中国，暗流涌动的内战很快将全面爆发。如果莫洛托夫能羞辱中国国民党和法国人，而且连带美国一块羞辱，那么对共产主义事业将大有裨益。他制定的战术是要求法国和中国退出条约谈判，因为它们并未在相关国家的投降协议书上签过字。这么做为的是吓唬法国人，羞辱中国人，顺便再给英国人来个敲山震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回忆录里不禁对莫洛托夫冷酷的外交手腕大加赞赏：“1945年，参加伦敦会议的莫洛托夫先生正值春风得意。”[35]

原抵抗运动领袖、日后晋升临时政府主席[41]的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不断遭到苏联人的轻慢、挑衅和羞辱。莫洛托夫使了一计，要求英美两国外长推迟会议，同时也不通知皮杜尔，于是法国人只能白跑一趟。莫洛托夫希望皮杜尔一怒之下会返回巴黎。中国外长则索性被忽视了，好像房间里根本没这个人。坏脾气的贝文被撩拨得火冒三丈，但最后只好服软，腆着脸跟苏联人赔不是，也许还因此做出了让步。

见这些策略未能奏效，苏联人便采取讹诈。贝文和伯恩斯被告知，如果中法两国不退出，苏联就将停止合作。伯恩斯拒绝继续被盟友玩弄于股掌之间，于是会谈前功尽弃。在杜勒斯看来，这一刻，一切真相大白。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时代已经作古；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卸去了伪装，再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在世界各地公开与我们为敌的时代已经来临”。[36]

这位老资格的冷战斗士当然没有看走眼。而且他也不是唯一一个窥见战后世界秩序裂痕的人。汉森·鲍德温（Hanson W.Baldwin）是《纽约时报》的军事新闻编辑，不同于杜勒斯，他是一位自由派。在一篇刊于10月26日的报纸专栏中，鲍德温认为原子弹的发明意味着全世界——尤其是两个大国——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选择。选择之一是加强联合国。这种情况下，各大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一大部分国家主权，同时还要废除安理会的否决权。俄国人将有权查看美国人的核设施，反之亦然。

这是鲍德温个人倾向的解决方案，并非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而是出于自保。杜勒斯则一如既往地抱有更为道德化的观点。他写道，联合国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对于道德判断无法达成全球性的共识”。[37]对他而言，冷战既是政治冲突，也是道德冲突，是正义与邪恶的一场较量。

不过，汉森·鲍德温也没那么天真。他并不指望苏联人或美国人能同意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拿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世界被分为相互猜忌的两大集团，这样的世界也许会保持常年的稳定，但最终将发展成世界大战”。

一语成谶。时至秋冬之交，1945年之春的宏愿已然褪色。不会有世界政府，更别提全球民主了，甚至都不会出现四五个国际警察。安理会两个欧洲国家所剩的权力不久之后就将因它们的帝国爆发流血冲突、走向灭亡而进一步削弱。苏联人和美国人正在逐步转向公开对抗。中国在经历了抗战后元气大伤，分裂为两大集团，腐败而士气低落的国民党盘踞关内的大城市，而共产党则统治着乡村和北方大片领土。

在1945年的秋冬季节，美国报纸仍在报道中国陪都重庆传来的积极态势，国共两党的谈判仍在进行，好似一场形势未明的皮影戏。双方都大谈“妥协”“停战”和“民主”，且谁都不想“挑起”内战。10月14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Magazine）刊登了一篇文章，对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能力表达了充分信心。该文如今读起来颇为耐人寻味：

撇开其民主化的意识形态不谈，现在的蒋比除了斯大林以外的任何国家元首都更有权力，他的头衔也比斯大林多。除了担任中华民国总统[38]、军队首领和国民党总裁之外，他还是起码四十三个组织的头目……委员长即国家。他的话就是王法，其他国家领导人交由下属办的事，蒋委员长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

这对他没什么好处。整整四年后，委员长只能退居福建沿海的一个小岛上施展他的权威。该岛过去叫福尔摩沙（Formosa），如今叫台湾。

* * * * *

就这样，零年在感恩和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上百万人依然饥寒交迫，没有兴致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此外，新闻报道往往都很严峻：处于占领下的德国恐会因食品供给发生骚乱；巴勒斯坦被恐怖主义行径搅得动荡不安；印尼的战火依然在燃烧，配备“全套美制装备”的英军和荷兰海军陆战队正竭力镇压原住民的暴动。[39]

但是在1945年最后一天，人们阅读世界各地报纸所得到的印象是：多数人都急于回归自己的生活，对全球新闻不太关心。在世界大战中，无论哪个角落都很重要。但到了和平年代，家是人们心里唯一的牵挂。

于是，英国人聊天气，谈运动。据《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由于战时禁止播报天气，搞得我们现在业务都有点生疏了，连昨晚西北地区的大雾都没预测准”。但也有利好消息，“德比郡和兰开夏郡的滑翔机俱乐部有望成为英国第一个恢复营运的类似俱乐部，战争爆发后，这一运动就被叫停了”。

法国人聊美食。仅仅一年前，美国大兵还在覆盖皑皑白雪的阿登森林（Ardennes）里浴血奋战，如今则被请去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滑雪度假。《世界报》（Le Monde）从霞慕尼（Chamonix）发来报道：“法国大厨准备的菜肴让所有人乐开了怀。法国文明的这一方面如此受欢迎，让人啧啧称奇。”该报还以兴奋的口吻宣布，凭J3、M、C和V类配给证，人们可在12月“在过去三升葡萄酒的基础上，再多领取一升”。

拜罗伊特（Bayreuth）的《弗兰克州报》（Frankische Presse）看法比较消极，该报回顾了德国人经历的艰难困苦。“人们蜷缩在地窖和地堡里，筋疲力尽，眼神焦虑，内心不住地颤抖，他们别无所求，只希望战争结束，甚至不指望打什么胜仗。”该报还刊登了其他新闻：两名德国人自告奋勇，申请由自己来处决纽伦堡的战犯。来自小镇马尔堡（Marburg）的埃里希·里希特（Erich Richter）说他愿意砍掉战犯的脑袋，而且不要钱。来自莱比锡难民营的约瑟夫·施密特（Josef Schmidt）自告奋勇要求实施绞刑或斩首，不过“每杀一个人都索要酬劳”。人们也没有忽视文化的慰藉作用。多年来，拜罗伊特交响乐团将首度上演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作品。“这位法国作曲家全方位的工作，使法国音乐摆脱了德国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影响。”而这居然发生在拜罗伊特，瓦格纳（Wagner）[40]的故乡！

东京《日本时报》刊登的社论头条掷地有声：“告别旧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日本对过去一年毫无遗憾。因为这是痛苦和磨难的一年，是失落和迷惘的一年，是屈辱和报应的一年。让我们发自内心地长舒一口气，把这充满苦涩回忆的一年抛之脑后吧。”该报还揭秘：“日本曾制订计划，用蚕、蝗虫和桑叶磨成粉，制成面粉，再配合其余十几样食物替代品，以应对美军入侵时出现的粮食危机……（这一计划仍在调研阶段）。”记者西泽荣一解释道，歌舞伎大多数主人公都是封建时代的人物，这点固然让人遗憾，但还是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17世纪时有一个叫佐仓宗吾的村长，因为向大名大胆进谏，恳请减少农民税负，被钉上了十字架。“他就是一位献身民主事业的烈士。”

《纽约时报》的口气稍许乐观一些，其文章打趣道：“纽约的酒神风向标（Bacchanalian barometers）昨日发出暴风警告，意味着本市今晚将度过1940年以来最纵情狂欢的一个跨年夜。”比起文章来，《时报》里的广告更能体现新老世界之间几乎难以想象的鸿沟：“本品与众不同——奶油般润滑的花生酱在口中融化——再多抹一点嘛，妈妈，这可是小飞侠香滑花生酱（Peter Pan）哦！”

如果说从新年夜世界各地众生态一览中能总结出什么，那就是某种正常状态又回归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人是幸运的，尽管处于战后最苦不堪言的一段时期，但他们还能抬起头来。对于依然困在德国、日本战俘营或任何凄惨境地中的人而言，回归常态是一种奢望。

国家千疮百孔，肩负重建任务的人们无暇庆祝，甚至无暇哀悼逝者。眼下有活要干。这一认识让人看清现实。比起战争和解放的大起大落，现实要灰色，有序，但也平淡多了。当然，战火并未熄灭，一些地区爆发了反抗宗主国的殖民战争和剿灭本国敌人的内战，新的专制政权也被扶植起来。但对上百万的人而言，曾经经历大场面的兴奋之情足以伴随一生。对于往事，有些人不愿再忆起；另一些人或许境遇较好，回首往事时还带着一丝留恋——那个有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之前的经年破坏，以及之后将陆续上演的一幕幕大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柬埔寨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零年在全世界集体记忆中变得模糊了。但还是在零年，战争废墟上的重建工作成绩斐然，对于零年之后长大成人的一辈，这一年或许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当中有人在西欧或日本长大，很容易把父辈的成就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福利国家、似乎刚有起色的经济、国际法，以及看似无坚不摧的美国保护下的“自由世界”。

当然，这样的世界不会长久，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这不是我们不向1945年的男男女女，向他们的苦难、憧憬和抱负致敬的理由，纵然许多期待终将化为灰烬，一如世间万物。

[1]Urquhart,A Life in Peace and War,85.

[2]出处同上,93.

[3]Stéphane Hessel,Danse avec le siècle(Paris: Editions du Seuil,1997),99.

[4]Mark Mazower,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New York: Penguin Press,2012),208.

[5]出处同上,194.

[6]E. B. White,The Wild Flag: Editorials from The New Yorker on Federal World Governmentand Other Matters(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46),72.

[7]出处同上,82.

[8]Menno Spiering and Michael Wintle,eds.,European Identit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1),126.

[9]John Foster Dulles,War or Peace,with a special preface for this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1957),38. 首次出版于1950年。

[10]Neal Rosendorf,“John Foster Dulles’ Nuclear Schizophrenia,” in John Lewis Gaddis et al.,eds.,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Since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64–69.

[11]Joseph Preston Baratta,The Politics of World Federation: United Nations,UN Reform,Atomic Control(Westport,CT: Praeger,2004),127.

[12]New York Times,October10,1945.

[13]The Times(London),November20,1945.

[14]Townsend Hoopes and Douglas Brinkley,FDR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U.N.(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41.

[15]Dan Plesch,America,Hitler,and the UN: How the Allies Won World War II and Forged aPeace(London: I. B. Tauris,2011),170.

[16]罗斯福的话引自Mazower,Governing the World,209.

[17]“]Remarks Upon Receiving an Honorary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City,” June28,1945,trumanlibrary.org/publicpapers/viewpapers.php?pid=75.

[18]White,The Wild Flag,82.

[19]Yank,June15,1945.

[20]Daily Herald,May1945.

[21]本书作者和格拉德温·杰布的外孙伊尼戈·托马斯（Inigo Thomas）的谈话。

[22]Time,May14,1945.

[23]Urquhart,A Life in Peace and War,94.

[24]The Nation,June30,1945.

[25]Mark Mazower,“The Strange Triumph of Human Rights,1933–1950,”The HistoricalJournal47,no.2(June2004),392.

[26]William Roger Louis,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1945–1951: Arab Nationalism,the United States,and Postwar Imperialis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163.

[27]Manchester Guardian,June4,1945.

[28]Louis,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148.

[29]The Times(London),October6,1945.

[30]White,The Wild Flag,80.

[31]出处同上,81.

[32]Arthur M. Schlesinger Jr.,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5),88–89.

[33]The Times(London),August17,1945.

[34]国务卿伯恩斯的报告，见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decade18.asp.

[35]Dulles,War or Peace,27.

[36]出处同上,30.

[37]出处同上,40.

[38]原文如此，1945年蒋介石所任的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

[39]New York Times,December31,1945.

[40]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著有《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这部伟大的歌剧作品，作品得到纳粹的青睐。

[41]这里的原文是president，但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总统，乔治·皮杜尔事实上从未担任过法国总统，只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946年6月24日—1946年12月15日）担任过临时主席。

跋

战争是否真的结束于1945年？有人提出全世界对抗状态直到1989年才走向终结，理由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其余中东欧地区在这一年才最终脱离了共产主义统治。1945年，斯大林把欧洲一分为二，这是二战最深的一道伤口。但是背信弃义之后依然是背信弃义。1938年，在英法两国的绥靖纵容下，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首次被希特勒瓜分——正如内维尔·张伯伦所言，“这一纠纷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发生在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之间”。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名义上是为了恢复波兰的领土完整。但这一承诺从来就没有兑现过。

但到了1989年，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人们满怀希望，贯穿欧洲脊梁的这道巨大伤痕终于有可能愈合了。不止如此，在这一充满奇迹的年份中，人们燃起过短暂的希望，全世界终于可以团结在一起了。如今世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人们谈论着新的世界秩序，甚至是历史的终结。柏林墙终于出现了裂痕。

1989年12月31日，我和几个姐姐带着父亲，打算在柏林墙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他在1945年目睹柏林被毁之后只故地重游过一次。1972年，在昔日家庭灾难阴影的笼罩下，我们一家人曾在柏林度过圣诞节和新年夜。那次经历让人抑郁。柏林又阴又冷。穿越东西德边境耗时良久，令人厌烦。凶巴巴的边防士兵拿着镜子检查我们的汽车底盘，确保我们没带违禁品，或者在车底下藏了人。

1972年，东柏林和我父亲记忆中的没什么两样。斯大林式的马路虽然宽阔，但空空荡荡，这座城市的色调阴沉，战争的废墟依旧清晰可见。父亲开着全新的雪铁龙轿车，来到了昔日他被迫为纳粹战争机器卖命的原工厂大门前。这段旅途让他充满了沉甸甸的快感。工厂是一栋大型红砖建筑，看起来戒备森严，有点像德皇威廉时期的工业堡垒。工厂附近是我父亲曾经待过的劳工营，木头营房跟纸糊的一样，对冰雪、跳蚤、虱子和盟军炸弹的侵扰均没有招架之力。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瞭望塔、囚犯用作公厕的弹坑，以及公共浴室——似乎过去只是被冻结了起来。

1989年，这座劳工营消失了，我记忆里是被拿去改造成停车场了，一旁的简陋摊位上，摊主兜售着在油腻的咖喱酱热气里熏制而成的香肠。

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一行散着步，穿过勃兰登堡门。这一举动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难以想象，若有人敢以身试法，必然会挨枪子。我们被裹挟在东德人、西德人、波兰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和其他来自天涯海角的人组成的人流中，漫步穿行于柏林市中心，体尝着这份恬淡的自由，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脸上那股子兴高采烈的劲儿。一旁依旧站着身着制服的士兵，但他们无力出面制止，只是盯着人群。一些当兵的脸上还带着释然的笑容，他们终于不用再朝同胞开枪了。全世界似乎一团和气，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12月31日的晚上很冷，但还没到天寒地冻的地步。在走向勃兰登堡门的路上，我们隔着老远就听到了人们的欢呼声。父亲的步履却有些迟疑：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德国人扎堆的地方；他也不喜欢乒乒乓乓的响声，这会勾起他太多回忆。数以万计的人——多半是年轻人——聚拢在柏林墙的周围，有些还爬上了墙头，高声歌唱，大喊大叫，手里摇晃着被德国人称为“塞克特”（Sekt）的甜味气泡酒酒瓶，瓶塞蹿了出来，黏稠的泡沫如雨点般浇洒在人们头上。

有些人高喊口号：“我们是一家人！”（Wir sind das Volk!）有的则唱道：“我们同根同种！”然而，那晚的空气里并没有飘散着民族主义或咄咄逼人的气氛。世界各国的人们齐聚于此，就像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式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只是没有摇滚乐队。人们庆祝自由、重逢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在这个世界里，昔日的苦涩经历不会重蹈覆辙：不会有铁丝网，不会有集中营，也不会有杀戮。年轻的感觉真好。如果说贝多芬的《世间众人皆兄弟》（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这一作品有寓意的话，那么其在柏林这个无与伦比的新年夜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在午夜过去差不多一刻钟后，我和姐姐突然意识到自己和父亲在人群里走散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挤得不能动弹。我们四处找他，身旁焰火划破夜空，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爆鸣声。周围四处都是人们的脸庞，在火光的照耀下看着有些歇斯底里。我们挤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到父亲。没了他，庆祝活动变得索然无味。在惴惴不安中，我们回到了酒店。

断断续续睡了几小时后，房门开了。父亲就站在门口，脸上挂了彩，缠着绷带。午夜钟声敲响时，柏林的人群以一声声巨响庆祝新年来临，父亲所站的地方恰好是他曾经躲避英国人空袭、“斯大林管风琴”和德国狙击手打冷枪的地点，就在这时，一枚炮仗不知怎的找上门来，正中他的眉宇之间。

鸣谢

如果不是因为作为访问学者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科尔曼学者&作家中心短暂访学的经历，很难想象我能写就此书。对此我要感谢吉恩·斯特劳斯（Jean Strouse），科尔曼中心能力出众的主任，还有她至关重要的副手玛丽·多里尼（Marie D’Origny），以及向来助人为乐的保罗·德拉韦达克（Paul Delaverdac），你们把中心变成了作家的天堂。

在本书的研究阶段，我从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秦郁彦（Hata Ikuhiko）、阿维夏伊·马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本·布兰德（Ben Bland）和盖尔特·迈克（Geert Mak）等人的建议中获益良多。在阿姆斯特丹的NIOD研究所期间，大卫·巴尔诺（David Barnouw）和约格力·梅赫伊岑（Joggli Meihuizen）为我提供了大力帮助。马克·马卓尔（Mark Mazower）和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Geoffrey Wheatcroft）很热心，在不同阶段都阅读过书稿，帮助我揪出了自己断然不可能找到的错误。本书倘若仍有言辞不当之处，自然全是我本人的责任。

威利出版社的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金·奥（JinAuh）和杰奎琳·柯（Jaqueline Ko）给予了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还在威利出版社时，先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本书的出版工作，继而又转投企鹅出版社，为我当起了编辑。他在两项工作中的表现都堪称完美。我在这里还要感谢企鹅出版社的麦利·安德森（Mally Anderson），他见证了本书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最后，我要对我的父亲列奥·布鲁玛（Leo Buruma）和我的朋友布莱恩·厄克特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抽时间跟我讲述了自己在1945年的经历。我将本书献给这二位，聊表感激和敬意。

对于内子堀田江理（Eri Hotta）的耐心和鼓励，在这里也一并表示感谢。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THE GREAT DISRUPTION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1999 by Francis Fukuyam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断裂 :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 (美) 福山著 ; 唐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2016.2 重印）

书名原文: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ISBN 978-7-5495-6642-6

Ⅰ. ①大… Ⅱ. ①福… ②唐… Ⅲ. ①社会进步－关系－

道德－研究 Ⅳ. ①B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681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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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热线：010-6428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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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23.75　字数：311千字　图片：41幅

2015年5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3次印刷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西方的危机？

致谢

第一部分 大断裂

第1章 也算“导言”

第2章 犯罪、家庭和信任：怎么了

第3章 关于原因的一般看法

第4章 人口、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第5章 女性的特殊作用

第6章 大断裂的后果

第7章 大断裂不可避免吗

第二部分 论道德的谱系

第8章 规范从何而来

第9章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第10章 合作的起源

第11章 自我组织

第12章 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

第13章 自发性的局限和等级制的必然

第14章 超越“76号洞穴”

第三部分 大重建

第15章 资本主义将会耗尽社会资本吗

第16章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建

附录 附加材料及其来源

献给我的母亲福山敏子，

并向我的父亲福山喜雄致以纪念

Naturam expellesfurca,

tamen usque recurret,

et mala perrutnpet furtim fastidia victrix.

—Horace, Epistles I. x. 24-25.

你可以拿草耙一时驱走天性，

但它总会跑回来，

并以其胜利挥开你对它愚蠢的轻蔑。

——贺拉斯，《书札》I. x. 24—25.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西方的危机？

刘瑜

经常有人抱怨：为什么老有西方人“唱衰”中国？动辄中国即将崩溃，没看见中国正乘风破浪大步前进嘛。其实，西方知识界不但老有人“唱衰”中国，“唱衰”西方自身也是他们的传统。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奥威尔的《1984》，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比比皆是的“资本主义衰亡论”，过去一百年来，从某些人的角度看，西方的崩溃似乎是随时随刻的事。

《大断裂》乍一看也是一部“唱衰西方”之作。“唱衰”的角度与同时期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球》类似：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在流失，而“社会资本”是民主制度（乃至市场）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一旦“社会资本”被侵蚀，民主和市场的未来就时日无多了。

“社会资本”意指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密度与黏性。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人们通过密集、广泛的社会交往培养参与精神、组织能力、责任意识、契约习惯乃至信任，而民主的良好运作就依赖于上述社会资本的丰富。从参加教会活动到成立羽毛球小组、从组织读书会到为临终老人做义工，社会生活中来回穿梭的人际交往与联结，即使与政治毫无关系，也是在为民主制度输送给养与水分。民主的“秘密”不是“制度”约束与激励，更不是开明精英，而是——至少根据一些人——“社会资本”的丰富。

然而，《大断裂》显示，有理由相信西方的“社会资本”正在大规模流失。《独自打保龄球》提供的论据是很多社团的成员数量在减少、人的社交生活在萎缩等等，而《大断裂》则主要集中于犯罪率上升、家庭乃至社区系统的损毁以及信任的流失等现象。不同的角度，都指向同一个焦虑：随着个人主义的崛起，社群主义的衰退，西方是否会出现制度危机？

福山在《大断裂》的后半部分试图寻找答案。答案在两个方向：一个是自下而上式的——人类具有寻求自发合作的天然能力，一旦旧的合作形式遭到破坏，人们有根据情势来调整合作方式的能力；关于这一点，福山大量借助于生物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旧的社会资本之衰落很可能是一个危机，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自发合作达至善治具有相当的社会条件（比如长时段的重复博弈），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府还可以介入，为培育新的社会资本提供激励机制——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危机解决方式。

所以，归根结底，福山并没有真正“唱衰西方”，而只是拉响警报，然后指出逃生的出路在哪里。

事实上，后来的历史演变以及更多研究——此书出版于1999年，至今已经十五年——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一种更“乐观主义”的态度。美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也恰恰是福山采集数据的时间之后）一直持续下降，欧洲各国也大体如此。离婚率近二十年也是稳中有降。至于美国人的社团参与精神，许多研究显示，的确参与工会、教会这种正式组织的成员大大减少了，但是一种非正式的、松散的、水平的社会交往正在崛起——尤其是互联网兴起之后，人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密集“结社”。某种意义上，垂直型社团的减少以及水平型社团的增加，这是一个进步而非问题。换言之，“社会资本”不是衰退了，而是转型了。

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真的那么洪水猛兽？到底什么是个人主义？是指每个人自私自利、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还是指将每一个“他人”也理解为一个“自己”，其权利、尊严与利益不能被某种集体主义的口号或诉求所吞没？前者似乎只能被称为“自我主义”，后者则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比如，不能以阶级斗争或者爱国主义的名义凌辱或虐待他人——哪怕地主或所谓叛徒，也应当享有法律权利与尊严。

如果个人主义的本质是“人本主义”而非“自我主义”，那么个人主义果真与“社会资本”相矛盾吗？显然并非如此。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持续了几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正在从一个“物质主义”时代走向一个“后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普遍更认同平等（比如更鼓励女性工作权利）、更宽容（比如对同性恋）、更有创造力、更热衷于参与和表达——价值观念的这种转型，被他们称为“解放价值”的崛起。这些“解放价值”（平等、宽容、创造力和参与），不正高度近似于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但与社会资本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发展。

这其实没有那么难以理解。人们之所以对“个人主义”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往往是因为他们将个人主义理解为“我的权利，你的责任”，但真正的个人主义，本身也内嵌着“我的责任，你的权利”这一原则。正是对“我的责任，你的权利”的价值认可，催生人们的参与精神与分享意识，而这正是民主制度得以运转的文化基础。

正是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因为“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哀叹社会资本的流失，更没有必要因此匆匆断定“西方的没落”。据我观察，在有自由的地方，社会危机通常总有出路，因为自由允许并鼓励试错与纠错，从而避免了故步自封。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隔三差五的“西方没落论”，与其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唱衰”，不如说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报。福山的《大断裂》也同样如此。

致谢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于1997年在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发表过。第十二章“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曾于1997年2月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克拉斯诺夫讲座”（Krasnoff Lecture）发表过。在坦纳讲座发表的内容由社会市场基金会单独印行，题为《秩序的终结》。在此谨对上述机构和人员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我从合作主持过的两次讲习班中获益良多：一次是有关新科学问题的，另一次则是关于信息科技和生物学双重革命的。它们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对外政策研究所和兰德公司及乔治梅森大学进行。

许多人在本项目的口头发表和成书阶段给出过建议和评论，我要向他们致以谢意，这份名单很长，包括（但不限于他们）：Karlyn Bowman，Dominic Brewer，Leon Clark，Mark Cordover，Tyler Cowen，Partha Dasgupta，John DiIulio，Esther Dyson，Nick Eberstadt，Jean Bethke Elshtain，Robin Fox，Bill Galston，Charles Griswold，Lawrence Harrison，George Holmgren，Ann Hulbert，Don Kash，Michael Kennedy，Tjoborn Knutsen，Andrew Kohut，Jessica Korn，Timur Kuran，Everett Ladd，S. M. Lipset，John L. Locke，Andrew Marshall，Pete Molloy，David Myers，David Popenoe，Bruce Porter，Wendy Rahn，Marcella Rey，Steve Rhoads，Richard Rose，Abe Shulsky，Marcelo Siles and the Michigan State Social Capital Interest Group，Lord Robert Skidelsky，Tom Smith，Max Stackhouse，Neal Stephenson，Richard Swedberg，Lionel Tiger，Eric Uslaner，Richard Velkley，Caroline Wagner，James Q. Wilson，Clare Wolfowitz，Michael Woolcock和Robert Wright。

本书中有关犯罪和家庭的数据，是通过向国家各个统计部门写信征集而来的，感谢这些机构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有求必应的回复常常带给我大量极有价值的数据。

感谢为我写作本书提供帮助的研究助手：David Marcus，Carlos Arieira，Michelle Bragg，Sanjay Marwah，Benjamin Allen，and Nikhilesh Prasad。David Marcus 慷慨地提供无偿帮助；本书的后五章写作得到林德和布雷德利基金会的资助。同时要感谢我的助手Lucy Kennedy和Kelly Lawler为本书手稿的发表所做的工作，还有Cynthia Paddock，Richard Schum和Danilo Pelletiere 为科研小组提供的帮助。

感谢原自由出版社（Free Press）的编辑Adam Bellow，最初是他为本书签约，Paul Golob接手了这一项目，审读完全书并给予有见地的编辑意见。英国Profile Books 出版公司的老朋友Andrew Franklin是一位出色的编辑，我的前两本书和本书都由他处理。国际创新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的Esther Newberg和Heather Schroder以一贯的速度和出色程度完成了本书出版的事务性工作。

我的妻子劳拉耐心地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版手稿，我的编辑告诉我，她的判断远比我自己更为可靠。

本书手稿是在一台自组装的、拥有双处理器、232M内存和快速OpenGL图形加速卡的Windows NT系统电脑上完成的。对于打字来说，这样的配置有点奢侈，但在后台运行AutoCAD和3D Studio MAX时就棒极了。

第一部分

大断裂

第1章
也算“导言”[1]

后工业时代

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逐渐完成了向所谓“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或“后工业时代”的转变。[2]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将这一转变称为“第三次浪潮”，以此作为继人类历史上从猎狩文明向农耕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发展浪潮。[3]

这一转变由许多彼此关联的部分组成。经济方面，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财富的来源。信息社会中典型的工人不是工作于炼钢厂或汽车生产厂，而是就职于银行、软件公司、餐饮业、大学或社会服务机构。不管通过人还是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都能体现出信息情报（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的作用无处不在，脑力劳动即将取代体力劳动。廉价的信息技术使信息能轻易跨越国界，从而带来生产的全球化，而通过电视、广播、传真和电子邮件快速传播的信息也同时侵蚀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共同体的疆域。

围绕信息建立起来的社会可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平等，这是生活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人们最为珍视的两样东西。选择的自由如今大大增加了，你可以自由选择观看某个有线电视频道、去某一家平价购物店或者同互联网上遇见的某些人交朋友。存在于政治机构或公司企业中的各种等级制，都遭受压力并走向崩溃。庞大而僵化的等级制力图通过规章制度及其约束力来实现对其体系内的全盘控制，而向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转型，通过向人们开放信息的获取而赋予他们权力，削弱了等级制的统治。就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这样等级森严的老牌公司，要让位于更小规模、更扁平化和内部更容易机会均沾的竞争对手；苏联和东德无力管控该国人民所拥有的知识而最终导致政权倒坍也是同样道理。

所有用文字或言谈探讨信息社会转变的人无不对此大加颂扬。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的评论家，诸如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阿尔·戈尔（Al Gore）、托夫勒夫妇（Alvin and Heidi Toffler）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认为信息社会的种种变化会对经济繁荣、自由民主乃至社会整体带来益处。信息社会的许多好处确实显而易见，但是不是它的全部后果都是积极的呢？

人们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创立视作信息时代的开端，但工业时代的渐行渐远却始自美国传统工业区的去工业化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似的制造业转型，这一过程持续了超过一代人之久。这一时期，大约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到20世纪90年代初，也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社会状况严重恶化的时期。犯罪率上升、社会不稳定加剧，使得最富有国家的城市中心地带变得几乎不宜人居。亲属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两百多年来一直在衰落，并且在20世纪后半叶愈演愈甚。多数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生育率下降，甚至到了如果没有持续的移民进入，人口将出现倒增长的地步；结婚生育的比率减少；离婚率（家庭破裂）飙升；三分之一的美国新生儿为非婚生产，在北欧，这一比例超过半数。最后，对组织机构的信任程度四十年来一直在深度下滑。20世纪50年代末，多数美国和欧洲民众对政府和同胞表示信任，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少数人还怀此信任。人们彼此间的相互往来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人们的交往变少了，但相互的联系变得不那么持久和紧密，交往人群的规模也变小了。

这些显著的变化在许多相似的国家出现，并且大致发生于同一个历史时期。这些变化造成了原本在20世纪中期盛行的工业时代社会价值的大断裂，也是本书第一部分要致力的主题。社会统计指标如此快速而集中的变动很不寻常；即便不知事出何因，但有理由猜测这些变化是相关的。虽然像威廉·班奈特（William J. Bennett）这样的保守主义者[4]常常因为喋喋不休地讨论道德滑坡而饱受批评，但他们大抵无错：社会秩序崩塌，不是出于怀旧病、记性差或被以往时期的伪善蒙蔽。道德滑坡是可以通过犯罪率、非婚生育数量、教育产出和受教育机会减少的程度、信任缺失状况等类似统计结果来测量的。

西方社会中社会黏合度的降低和使民众团结在一起的普遍价值的衰落，这些负面的社会发展趋势，仅仅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从工业时代转向信息时代时才发生的偶然现象吗？本书的假设是，二者其实存在紧密的联系，一个更加复杂、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除了带给我们各种福利外，随之而来的也自然有社会和道德生活的坏事物。时代转型和社会趋势的变化二者之间存在技术、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工作性质的变化逐渐使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从而使得千百万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并颠覆了人们对家庭基础的传统观念。避孕药和延长寿命一类的医药技术革新削弱了繁育后代和组成家庭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原本盛行于市场和实验室中、刺激创新和发展的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溢流到社会规范（social norms）[5]的领域，侵害了各种权威，削弱了将家庭、邻里和国家团结起来的凝聚力。当然，整个情况要远比这复杂，每个国家的情形也各不一样。不过总体而言，技术变化带来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市场中的“创造性破坏”，也同样造成社会关系领域相似的分裂。不如此反而是咄咄怪事。

不过事情也有光明的一面：社会秩序一旦紊乱，就会倾向于重新塑造。有许多如今正在形成的迹象说明了这一点。如此的期待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生物，其最根本的内驱力和本能会令他们塑造道德律令从而使他们以群体形式（community）团结起来。并且，他们本质上也是理性的，其理性本质使得他们能自发地创造彼此合作的方式。宗教在这一过程中常常发挥作用，但它并不像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而许多左翼分子所认同的强大且宽泛的政府也并非必要条件。人类的自然状态并非霍布斯想象的那种“人人相互为敌”[6]的战争状态，而是由众多道德律令的存在而秩序化的公民社会。并且，这些看法已得到近来涌现自生命科学的众多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撑，例如神经心理学、行为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和人类行为学，以及运用生物学方法展开的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关于秩序如何产生，不再认为是政治或宗教方面的等级体系权威自上而下的授受，而认作是在分散的个体基础上实行自组织的结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认知成果之一。本书第二部分跳出大断裂引发的当下的社会问题而提出更多一般性的问题，首要的便是社会秩序从哪里来，以及它在变动的环境中如何演进。

社会秩序源自某个中央集权的、理性的官僚等级体系是工业时代的代表性观念之一。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通过观察19世纪的工业社会指出，理性化的官僚制实为现代生活的精髓所在。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信息社会中，政府和公司企业都不会完全依靠正规的、官僚化的规则来组织受辖或受雇的人们。相反，它们会将权力分散和下放，依靠名义上归附于其下的人们自我进行组织。这种自组织的先决条件就是将行为的规则和规范内化，这也说明21世纪的世界将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非正式规范（informal norms）。因此，向信息社会的转变纵然破坏了（既有的）社会规范，但一个现代的、高度科技化的社会不可能离开社会规范而运行，它会受到大量的激励来塑造（新的）社会规范。

本书第三部分从历史和发展两方面考察了此种秩序的来源。一些保守主义者长期以来坚持认为，社会道德秩序已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衰败过程。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启蒙运动及其用理性取代传统和宗教的主张是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来源，伯克的当代后继者延续其说，认为世俗的人文主义是今天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保守主义者对于过去几十年中道德行为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堕落这一点上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他们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秩序不仅是在退步，从长远看也是在进步。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形。两个国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前后这段时期内的确出现过十分明显的道德严重衰败问题。所有大城市犯罪率上升，家庭破裂和非婚生育比率提高，人们彼此孤立，酒类饮品销量增加（美国尤甚，1830年的人均消费量是今天美国人的三倍）。不过从20世纪中期至该世纪末，每十年间的上述社会指标随时间推移逐步呈现好转：犯罪率降低，大量家庭组建起来，醉汉纷纷戒酒，新兴的志愿组织纷纷涌现，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社区归属感。

有相似的迹象表明，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大断裂正开始回潮。美国等国家的犯罪曾一度猖獗，而今则大幅减少。离婚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下降，同时有新的迹象表明，非婚生育率（至少在美国）即使没有回落，也与过去持平。对主要公共机构的信任度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有所提高，公民社会出现繁荣景象。此外，大量感性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传统社会规范在回归，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不再受欢迎。当然，还远没有到断言这些问题已经过去的时候。不过，同样错误的是认定我们无力对信息时代的技术、经济状况作出社会性方面的调节。

社区与社会，再次分化

技术进步带来社会秩序的紊乱并非新现象。特别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社会一直经历着某一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的无情的现代化过程。[7]英美两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社会失序，可以直接追因于所谓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破坏效应，蒸汽动力和机械化在纺织、铁路等领域催生出新的工业。一百年间里，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型，所有积累形成的带有农业或乡村社会特征的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都被工厂和城市的节奏所取代。

社会规范的这一转变引发出可能是现代社会学中最著名的概念，即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的关于“社区”（Gemeinschaft，community）和“社会”（Gesellschaft，society）的区分。[8][9]按照滕尼斯的说法，代表社区的是典型的前现代的欧洲乡民社会（peasant society），它由一个紧密的个人关系网络构成，且个人关系严重依赖亲属关系以及在某个小型封闭的村落内的直接和面对面的交流。社会规范多半不形成文字，个体通过相互依存的网络与他人联结在一起，这种相互依存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工作到此类社会享有的少量的休闲活动。而另一方面，社会，则是由代表着大规模的、城市和工业社会的法律和其他正式的规则所构成的体系。社会关系更循规蹈矩，也不那么人情化，个体之间不再寻求相互支持，也就同样地不再彼此依赖，因此他们的道德约束也大为减少。

非正式规范和价值将随时间推移被理性的、正式的法律和规则所取代，这一直被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柱之一。英国法理学家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人们通过“地位”（status）关系而彼此联系。父亲与家庭、封建领主同奴隶和仆从建立起终生的关系，其中包含着大量非正式、未经表述的，并且常常是含混不清的相互义务关系。即使有人不喜欢这种关系也不能轻易摆脱它。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梅因指出，这类关系都基于“契约”，比如一份正式的雇佣协议会规定受雇者完成一定量的工作并从雇佣者那里获得一定量的工资报偿。一切都在工资契约上白纸黑字，并因此得到政府的强制执行；不再有那种老旧的连带有金钱换取服务的义务或责任。换句话说，不同于基于地位的关系，契约关系并非一种道德关系，只要合约条款被完全履行，任一缔结方都可以随时中止这种契约关系。[10]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对社会规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催生出一门崭新的学科领域，即社会学，其宗旨就是描绘并弄清诸种变化。实际上，19世纪末所有伟大的社会思想家，包括滕尼斯、梅因、韦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还有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都以阐明这一社会转型的实质为己任。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曾经这样形容，他所在的学科成形之后的全部要旨其实可以看做一篇有关社区和社会的长论。

20世纪中期产生了诸多标准的社会学教科书，它们都把从社区到社会的转变视作一次定终身的事件：社会不是“传统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走到了社会发展的路尽头。然而，社会演进并没有止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工业社会很快开始让自己转向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描绘的后工业社会或我们所知的信息社会。假如这后一种转变其影响之深远不在前一次转变之下，那么它对社会价值具有相当程度的冲击就不足为奇了。

社会秩序对于自由民主的未来何以重要

在现代这个信息时代，民主国家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它们在面对技术和经济变革时能否保持其社会秩序。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涌现出了诸多新兴民主国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将之称为“第三次浪潮”，但这是一次民主的浪潮。[11]正如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所论述过的，政治体制向现代自由民主方向演进，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逻辑，它建立在经济发展同稳定的民主政治相互支持的基础上。[12]对世界上那些最发达的经济体国家而言，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相互融合是缓慢形成的，没有像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自由政治与经济体制顾此失彼的选择。

然而，新的民主化浪潮虽然同样是进步的趋势，却不一定在道德和社会发展方面得以体现。当代自由民主国家滑向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势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长期症结所在，这在民主国家中个人主义最突出的美国表现尤甚。现代自由主义体制国家以奉行如下观念为前提，即为政治安定计，政府不会在各种宗教和传统文化所主张的道德诉求间采取有所偏倚的态度。教会和国家相互独立；在事关终极目的和本性善恶这类道德伦理的重大问题上接受多元主义。宽容成为基本的美德。以法律制度的透明框架而非道德一统来形成社会秩序。这样的政治体系不需要人民务必德行高尚，只要他们出于私己的利益而保持理性并遵守法律。同理，与政治自由主义携手同行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只需要人们根据长远的个人利益来实现最优的社会化生产及分配。

构筑在这些个人主义前提之上的社会一直运转良好，甚至到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仍没有其他的现实选择，可以取代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的组织原则。要构筑社会，个人利益较诸美德是一个低位的但却是更可靠的基础。法治的创立是西方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比起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这一成就所带来的福利实在过于明显。

不过，就算正式的法律和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关键意义，但它们仍不足以确保现代社会得以成功。自由民主始终都需要某些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保驾护航才不至于出偏。当我们比较美国和拉美国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其他拉美国家在19世纪取得独立时，很多都效法美国的总统制建立起正式的民主体制和法律体系。但自那以后，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像美国那样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尽管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回到民主政体上来。

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文化方面的原因则是最要紧的：最早殖民美国的是英国，美国承继的不仅有英国的法律体系还有其文化，而拉美承继的是各式各样的伊比利亚半岛文化传统。尽管美国宪法规定教会与政府相互独立，但新教在美国建国时期对于形成美国文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新教不仅促进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促进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称扬的美国的“结社的艺术”，即社会倾向于通过大量自发形成的团体和社团基础进行自我组织。美国公民社会的活跃对其民主体制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繁荣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较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及拉丁天主教（Latin Catholic）的传统强化了对教会和政府这样大的中央集权机构的依赖，也就造成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相对薄弱。同样的对比存在于北欧和南欧之间，二者保持现代体制运转的能力差别同样来自宗教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大多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问题在于，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不是想有便有的。包括美国在内的最成功的那些国家，其稳固的正式制度有幸能得到灵活多变的非正式文化的调适。可是，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冲击，正式制度自身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民间社会继续享有那些文化价值和规范。相反，在正式制度中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有利于鼓励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有能力告别承继自旧时代的道德价值观。此外，变化活跃、技术上富于创新的经济从根本上会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产生破坏。

如此一来，宏大的政经体制便会走上一条长期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的道路，社会生活也体现出更多的周期律。某一历史时期运转良好的社会规范如果遭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破坏，社会就不得不努力挽回败势，以期在变局中重建规范。

规则的价值

向信息时代转变与社会分裂之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从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期间，电视里成天累时播放的那组系列广告中看出端倪。由一家美国通信巨头公司赞助的这组广告中，一群身体条件好、肌肉发达的运动员展现了超凡的运动技能，诸如沿着建筑的侧面墙向上奔跑、从悬崖上纵身跳入万丈峡谷、在一栋栋摩天大楼的屋顶间跳跃。广告最后闪烁出标示主题的字幕：“无拘无束”。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运动员们出色的体格唤起人们对哲学家尼采笔下的“超人”的想象。如同亲纳粹的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所倾力塑造的银幕形象那样[13]，这种神一般的存在可以超越凡俗道德规则的约束。

给商业广告提供赞助的电信公司和负责制作的广告公司，当然希望创造一个强大、积极又能面向未来的广告形象：在信息技术的新时代，旧的规则被打破，这些赞助公司在破坏方面冲在前线。这里隐含的信息是，旧规则——大概是用于治理前互联网时代的通信业和那些运营电话服务的大公司的那些规则——已成为没必要而且有害的约束，不仅对于电话服务本身，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精神而言亦是如此。谁也说不好摒弃这些规则以后人类将取得何等高度的成就，以及赞助公司将如何心甘情愿地帮助顾客达至这片应许之地。那样的话，我们都会成为广告片中的运动员那样神一般的存在。

或有意或无意地，这些商业广告的制作者使自己立足于一个强有力的文化主题，即个体从无用的、压抑的社会约制中解放出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追求个体从大量传统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解放运动。性革命、女性解放和女权革命，以及支持同性恋权利的运动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以追求每一个人的解放为目的的上述运动，视现有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对个人的观念和选择进行过度限制——无论是年轻人选择性伙伴、女性寻求就业还是同性恋寻求权利认同，都存在这样的限制。大众心理学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的人类潜能运动到80年代的重视自尊的趋势，都是力图将个体从令人压抑的社会期许中解放出来。这些运动都可以给自己打出“无拘无束”的标语。

左翼和右翼都在将个体从令人拘束的规约解放出来的运动中贡献了力量，不过他们的侧重点往往不同。简单来说，左翼关心的是生活方式，而右翼关心的是钱。前者不希望传统价值过分限制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中任何一个人的选择，这些群体包括女性、少数族群、同性恋者、无家可归者、罪犯等。另一方面，右翼不希望社区对他们用个人财产来做的事加以限制——在美国的特殊国情中，就是希望捍卫用枪的权利。宣扬“无拘无束”的这组广告由一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私营高科技公司制作，这完全在情理之中，要知道现代资本主义就是通过打破规则而繁荣起来的，在此种背景下，旧的社会关系、社区还有技术都会因新的和更有效率的替代者的出现而被遗弃。左右翼相互指责对方表现出过度的个人主义倾向。那些支持生育选择权利的人往往反对枪支或大排量汽车的购买，希望完全放开经济自由竞争的人们会因在去廉价的沃尔玛超市途中被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洗劫而惊魂不已。奇怪的是，双方中任何一方为了约束对方，都情愿放弃己方自由选择空间中最不舍的那一部分。

人们很快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而人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准则绝不单纯是施加于个人选择之上的粗暴限制，而是任何类型的合作事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事实上，社会科学研究者近来业已提出将社会累积的共享观念作为社会资本。如同实物资本（土地、建筑、机器）和人力资本（我们头脑中保有的知识与技艺）一样，社会资本也创造财富，因此对国民经济而言也具有经济价值。它也是现代社会中任何形式的集体奋斗的前提，从经营街边店、游说议会到抚养孩子，无不如此。个体遵从集体规则，虽然以牺牲个人选择自由为代价，但使得他们能彼此交流、协调他们的行为，从而令个体的能力和能量都得到增强。诚实、互惠、守诺，这些社会美德不仅仅作为伦理价值值得遵从，也具备有形的价值，能帮助集体实现共同的目标。

极端个人主义文化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它最终会导致社群（community）形成基础的丧失。并不是说一群碰巧发生彼此关联的人就能形成社群，一个真正的社群是借由共享的价值观、规范和经历而团结起来的。他们所持的共同的价值观越是深厚和坚定，则该社群也越稳固。不过，这不意味着人们非要明确地在个人自由和团体二者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当人们从夫妻、家庭、邻里、工作单位、教会这类传统的社会纽带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发现还是可以拥有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edness），并且是完全为自己而选择的社会联结。但随之他们也开始认识到，要想与他人建立更加深久的社会关系，这种可选择的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ies）——对他们来说选择进入或者离开全凭一己之愿——靠不住，只会让他们感觉孤独和迷茫。

如此一来，“无拘无束”这句广告词就成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希望打破那些不合理、不公正的或者落伍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规则，寻求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不断需要新规则，保证新型的合作事业运行或使我们感受到与集体中其他人的联结。新规则必然会使个体自由受到一定限制。若一个社会以增加个体选择自由度为名义不断颠覆社会规范和准则，则会使其自身变得愈加无序、原子化和自我孤立，并且无力达致共同的目标、完成共同的任务。若此社会希望发展“无拘无束”的技术创新，就会看到各种形式“无拘无束”的个体行为的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犯罪率和离婚率增加、越来越多家长不能履行照顾子女的义务，邻里之间彼此缺乏照应、公民逃避公共生活的现象也会增多。

社会资本

假如我们能就人类社会需要约束和规则这一问题达成广泛的认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由谁的规则来做主？”

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富有、自由和多元，在这里，文化一词业已同选择这个概念相联结。也就是说，文化是艺术家、作家或其他富有想象力的人根据其内心呼唤（inner voice）而进行选择性创造的结果。对那些略欠想象力的人来说，文化是他们选择去消费的艺术、美食和娱乐。作为一种浅层次的但也是日常的文化，饮食尤其具有民族多样性：它在文化多元性上的意味是，人们可以在中国、意大利、希腊、泰国或墨西哥餐馆中选择自己的最爱。那些更重要的文化上的选择也一样等待着人们的参与，正如伍迪·艾伦（Woody Allen）塑造的银幕角色那样，当他得知身患癌症晚期后，疯狂地试图从佛教、印度教克利须那派、天主教或者犹太教那里寻找慰藉。[14]

另外，正如我们所受教的，相互竞争的那些文化主张很难区分出彼此的高下。在道德情操的层级谱系中，宽容居于高位，而道德主义（以一己之道德观或文化规则来试图对他人进行评判）则坏之又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口味偏好的事没法解释；就像各民族的饮食口味偏好一样，我们无法对一组道德规范是否优于或劣于另一组做出评判。不仅左翼中支持多元文化主义者如是告诫我们，连那些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他们将全部人类行为都化约为对最基本的个体“偏好”的追求）也如是说。[15]

为了避开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本书不将重点明显放在文化规范方面，而是关注社会规范中构成社会资本的那套子集。社会资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如果群体中的成员希望其他成员的所作所为诚实可靠，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信任就像润滑剂一样，帮助集体和组织的运转更加有效。

共享价值观或规范的过程本身并不产生社会资本，因为被共享的价值观可能是错误的。有实际可参的例子，例如意大利南部，就是一个举世公认的缺乏社会资本和总体上没有建立相互信任的地区，尽管这里有强大的社会规范。社会学家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讲述过如下一则故事：

一个退休的（黑手党）头目讲述他青年时代的经历，说起也是黑手党的爸爸曾让他爬上一堵墙然后让他往下跳，并保证会在下面接住他。开始他不乐意，但经不住老爸的坚持还是跳下去了，结果摔了个脸贴地。他的老爸就是借此事来向他传递一条生存智慧，简单来说就是，“你必须学会谁也别信，爹妈也不例外”。[16]

黑手党有一套被称为“保密帮规”（l’omerta）的极其严格的内部行为准则，黑手党徒被认为是“光荣的人”（men of honor，也译为“君子”）。不过，这些准则只在黑手党内部的小圈子中被奉行，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社会普遍奉行的准则可以被概括为“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利用直系亲属以外的人，不然他们就会先这样利用你”，或者像迭戈举例说明的那样，就算是家人也不一定靠得住。显然这类准则不会催生社会合作，而它对政府良治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被广泛证实。[17]意大利腐败丛生，对该国政治制度侵害严重，而意大利南部则是腐败的源头地，同时也是整个西欧最贫困的地区。

比照起来，能带来社会资本的社会准则必须确实包含此类美德，比如诚实、守诺、互惠。不必惊讶，这些准则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同清教价值观相一致，而后者被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切社会都或多或少拥有社会资本；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我姑且称之为的“信任半径”（radius of trust）[18]，它指的是，像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性社会准则在一定限度的人群范围内共享，并且拒斥与同一社会中该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共享。家庭无论在哪儿都显然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在美国，不管父母对他们十来岁的孩子印象多么不好，这个家庭还是更愿意信任自己家庭的成员并与之合作，而不是其他陌生人。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始自家族生意。

不过，家庭团结有多大力量在每个社会都不一样，而且会因其他形式的社会义务而有所不同。某些情况下，家庭对内和对外的信任和互惠联结可能出现逆相关；当一方十分强大时，另一方往往较弱。在中国和拉美国家，家庭内部关系紧密而团结，但很难信任陌生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诚实与合作度也十分低。其结果则是任人唯亲和公共领域的腐败丛生。在韦伯那里，新教改革之所以重要，不是它倡导了个体经营者的诚实、互惠和勤俭，而是因为这些美德历史上第一次在家庭以外被广泛践行。[19]

在没有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利用一系列正式的协调机制，比如契约、等级制、各种规章和法律体系等等，也完全有可能打造完美的集体。不过，非正式规范可以大幅减少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即对契约进行监督、缔结、调整和强制执行所需的费用。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社会资本还可以造就高水平的社会创新力和群体适应能力。

社会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它对缔造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存在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属于群体和社区的领域）至关重要。自柏林墙倒塌以来，公民社会成为前共产党国家关注的焦点，被认为是民主成功的关键所在。社会资本使一个复杂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得以团结在一起，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否则这些利益就可能为一个强大的政府所罔顾。[20]公民社会与自由民主的联系非常紧密，刚刚故去的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甚至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由民主是公民社会实际上的代表（proxy）。[21][22]

尽管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被普遍赞颂为值得拥有的好东西，但他们也不总是带来益处。合作是一切社会活动（无论好坏）的必要条件。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部对话录，在书中苏格拉底与一群朋友展开何谓正义的讨论。在该书第一篇，苏格拉底对忒拉绪马霍斯（Thrasymachos）说，即使在一帮强盗中间也一定存在正义感，不然他们没法成功地进行打家劫舍活动。黑手党和三K党也是美国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都拥有社会资本并对社会健康构成危害。在经济生活中，某种集体合作对某种生产方式是必要的，但当技术和市场发生变化时，可能就需要同另一组集体成员进行不同类型的合作。在早先时期能促进生产的互惠式社会联结在后来的时代变成阻碍，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日本企业中出现过。还是用经济学的比喻，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资本可以说是废弃物，要计入国家资本账户的损耗中。

社会资本有时可能被用来实现破坏性的目标或者不再适用于当下社会，但这并不能推翻它在一般情况下对社会是个值得拥有的好东西这一基本推断。说起来，实物资本也不总是好东西。它不仅会过时，也能用来生产突击步枪、酞胺哌啶酮类药物（按：一种可能导致孕产儿畸形的镇静药）、无聊的消遣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有害物”。不过社会自会用法律来阻止最糟糕的社会有害物（出自实物资本或社会资本）的产生，社会资本的大部分用途并不见得就比实物资本的产品差多少。

大多数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人也支持上述观点。“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最早是1916年由莱达·贾德森·哈尼范（Lyda Judson Hanifan）在一篇描述乡村学校社区中心的文章中使用的。[23]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也使用了该术语，她在书中阐明，密集的社会网络存在于功能复合的老城区中，它们形成了某种增进公共安全的社会资本。[24]经济学家格伦·劳里（Glenn Loury）和社会学家伊万·莱特（Ivan Light）在20世纪70年代使用它来分析贫民区的经济发展：非裔美国人在其社区内部缺乏亚裔美国人和其他族群中存在的那种信任关系和社会联系，这十分有助于理解由黑人组成的小型企业相对稀少的现象。[25]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26]和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移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帕特南的应用带来了一场有关社会资本的作用对公民社会影响（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激烈讨论。[27]

托克维尔，这位从不使用社会资本概念却真正完全清楚地懂得其重要性的法国贵族和旅行家，也许才是有关社会资本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与自己祖国法国存在鲜明对比。美国社会富于“结社的艺术”（art of association），无论出于大事小事，民众都习惯集聚起来，自发组成社团。美国的民主和有限政府的制度之所以行之有效，全在于美国人民非常善于为实现公民意愿和政治目的而结社。事实上，这种社会自组织能力不仅意味着政府不必依赖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地推行命令，并且，公民社团也是能够培养人们合作习惯的“自治学校”，人们也会把这种习惯带入到公共生活中去。有人揣测，托克维尔会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没有社会资本，就不会有公民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成功的民主。

我们如何测量社会资本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对“社会资本”一词被广为使用的现象不太满意，前者视其为经济学侵入社会科学领域的表现之一，后者则认为这个概念过于模糊，就算可以测量也殊非易事。而事实上，测量基于诚实和互惠准则形成的合作性社会关系的总存量并非没有意义。如果我们说大断裂对社会资本构成影响，就需要找到实证基础来检验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罗伯特·帕特南业已指出，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治理水平同该地区的社会资本有关，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在持续下降。他有关美国的结论的实证效度将会在下章进行讨论。不过，他的工作印证了测量社会资本时出现的一些困难。他采用了两种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第一种是根据社会团体和团体成员的信息，从体育俱乐部、合唱团到兴趣小组和政治党派，也包括选民投票率这类政治参与指数以及新闻报纸读者数。此外，还有许多更为详细的关于人们如何度过清醒时间的时间分配调查数据和类似指标。第二种是根据调查研究，比如美国的“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和涵盖四十个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它们针对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美国的社会资本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一论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无数学者要么以反例来说明社会团体和团体成员数量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保持增长，要么认为现有的数据完全没法把握像美国这样的复杂社会的团体生活的真实情况。[28]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考察这些论据。

除了是否能够全面统计团体和团体成员数量外，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上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存在。首先，社会资本具有很强的定性特征。一个保龄球联合会或一个园艺俱乐部，可能如托克维尔所说，是培养合作和公益精神的学校，若从育成的集体行为的类型来看，它们显然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或者摩门教会这类机构明显不是一码事。保龄球联合会起码不会去攻袭海滩。对社会资本的合格的测量需要考虑到一个团体能够实现的集体行为的性质——包括集体行为的内在困难、团体行为的成果的价值、在不利环境下是否能够完成等等。

第二个问题与经济学家说的团体成员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或者可称为的“正信任半径”（positive radius of trust）有关。外部性是指对某一特定行动之外的一方造成的收益或成本。比如给自家草坪除草、保持房屋整洁对邻里就具有正外部性。污染则是不制造它却必须承担其成本的典型事例。虽然一切团体都需要社会资本来维持运转，但有些团体能够在其成员之外建立信任纽带（从而形成社会资本）。正如韦伯指出的，新教不仅将诚实播撒给教区内的非教徒，也将之推广给全人类。而另一方面，互惠原则只能在团体中的一小撮成员中共享。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有3 000万会员，但不能仅仅因为其中某两位会员都向组织缴纳了会员年费，就认定他们彼此会相互信任或达成协作。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有些团体有意助长对外的排斥和憎恨态度乃至暴力行为。三K党、伊斯兰国家派[29]（Nation of Islam）和密歇根民兵组织（Michigan Militia）拥有社会资本，但一个由这类团体构成的社会恐怕不会受欢迎，甚至不会走向民主。这类团体很难相互形成合作，将其成员组织在一起的排外性纽带，使它们与周遭环境的影响相隔绝，从而降低了这些团体的适应性。

有必要明确指出的是，想基于团体普查而得出一个可靠的数字，以此展示像美国这样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的社会资本，几乎不可能。我们现有的经验数据，只涵盖实际存在的团体的一小部分，可靠性也参差不齐，并且没有统一的方法来判断这些数据在定性上的差异。

那么，我们该如何判定某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总量是增还是减呢？一种解决办法是更多地依靠两种间接数据来源：信任度和价值观的调查数据。许多长时段的社会调查直接向受调查者提出与社会合作相关的问题，比如他们是否信任他们的同胞，是否会接受贿赂，或者会出于个人利益而去撒谎。调查数据当然会存在多方面问题，比如受调查者会因问题的叙述方式以及谁来发问而态度变化，还有数据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内缺乏一致性。一个常见的提问是，“大体而言，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还是说与人打交道时越小心越好”（“综合社会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都包含这个问题），凭借此类问题，不会得出有关受调查群体的信任半径的准确信息，人们同家人、族人、教友和陌生人等形成合作的意向强弱也不会从这类问题中获知。不过，毕竟有这样一类数据，就其展现了总体趋势而言它们还是可用的。

还有一种替代方法来测量社会资本。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正向价值来测量，而是去测量其缺乏的程度，这样做可能更加容易，可以通过传统的对社会功能紊乱（social dysfunction）状况的测量来实现，比如犯罪率、家庭破裂和吸毒状况、诉讼案件数量、自杀和逃税人数等。推论的根据在于，如果社会资本反映出合作规范的存在，那么社会越轨（social deviance）就反映出社会资本的欠缺。虽然社会功能紊乱指标也不是没有问题，但它远比团体成员之类的数据要丰富得多，并且比较而言更容易获得。这一策略曾被全国城市重建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Civic Renewal）用以测量公民离散（civic disengagement，按，指公民之间联结感的下降）的情况。[30]

值得一开始就注意的是，用社会越轨方面的数据来反向测量社会资本有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视了社会资本的分配。如同通常所说的资本在某一社会中分配并不平均一样（由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研究测出），社会资本的分配也往往出现不均的情况：既有由社会化程度和自组织能力高的人群构成的阶层，也同时有处于极度原子化和社会病态（social pathology）的人群。用社会越轨作为社会资本的替代，有点儿像用贫困数据来测量社会总体财富，以这种方式看，美国就是发达国家中比较穷的一个国家了。

基于上述不同的考虑，本书在评估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资本变化趋势时将着眼于三大类资料：1）犯罪资料，主要根据全国刑事司法机构的自陈报告得来；2）家庭资料，包括仍是从国家统计部门获得的生育率和结婚、离婚、非婚生育的数字；3）关于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调查资料。我们将在第二章中呈现这些资料，而后第三章考察对大断裂的传统解释，这些解释大部分都有缺憾。第四和第五章讨论每一个被我们关注的现象其产生的具体原因。

在社会功能紊乱的一系列指标中，引入家庭方面的数据会引发众多争议。有些人认为，没有什么“常规”类型的家庭。20世纪50年代以来家庭结构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仅仅反映了家庭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家庭能产生社会资本，但正如前文曾引述的中国和拉丁天主教国家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家庭也可能成为阻碍对外合作的壁垒。在我看来，家庭规范除了可以产生社会资本，它对于向下一代传承社会资本也意义重大；此外，类似由单身女子主导的家庭快速发展的现象，在我看来是非常消极的社会发展。我会在第六章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

有些类型的社会资本指标本可以发挥作用，但在本书中未予采用。其中一个是社会的诉讼水平。美国人以好打官司闻名，人均拥有的律师数量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不少美国人看来，以前握握手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似乎要在法庭上死磕到底。看上去芝麻大的或纯属荒唐的事情闹到对簿公堂——比如某个女人因在麦当劳自己把热咖啡溅到身上就要求店家赔偿，或者孩子状告父母“不当生育”（错在没去堕胎），从而造成诉讼数量的明显增长，这几乎可以看作社会信任水平——更不用说共识了——下降的证据。

遗憾的是，很难得到不同层次可资比较的民事诉讼数据，而由于采用习惯法（common law）和采用成文法（civil code）的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解释这些数据更是难上加难。另外，还不能肯定地说美国诉讼数量的增多就是社会资本下降的标志。美国往往利用侵权法来替代政府监管：比如，政府不会安排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管游泳池和过山车的安全，主要依靠公民个人对诉讼权利的运用，以向游泳池和娱乐场的运营者索赔大量金额为震慑，令其不敢在关涉公共安全的事情上造次。如此说来，诉讼数量在美国增多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资本指标：在解决争端上不是诉诸自上而下的官方权威，作为私人的各方，尽管有一大批被付以高薪的律师帮助，但终究是在他们自己中间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

一项关于比较方法论的说明

在本书后续章节中，我展示了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的社会资本，并且广泛利用了其他十余个国家的数据，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芬兰和韩国。本书的图表列举了美、英等前四个国家的数据只是用以简单说明。读者若想了解其他国家的详细数据可以参看附录。所有上述国家都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31]

在研究社会规范的突然转变这类现象时，比较不同国家的数据特别重要。与自然科学家不同，社会科学家无法开展实验室研究，那里的实验过程是在可控的情况下进行的，何种因产生何种果是可以准确追寻的。我们能做到的与此最相近的是，对在诸多方面都相似而在某一特定方面不同的两个社会进行比较。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较低的边际税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拿20世纪80年代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而比较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税收政策就没什么意义。不仅这两个国家文化上差异十分大，并且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如此不同，以至于经济发展方面的一切不同点都可以说是“多元决定的”（massively overdetermined）。

比较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始于某些研究经典，比如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通过考察19世纪晚期欧洲不同国家的自杀率而提出了失范（anomie）的概念。只有将一国经验与其他相似国家比较，我们才能对复杂现象作出解释，并避免过分狭隘。举例来说，美国人常常把某些事态发展（比如对官方尊重度的降低）归结为政府行为所致（比如越南战争或水门丑闻）。尽管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了解到所有发达国家中人们对官方尊重度都在降低，那这一解释就不像看上去那么有理了。

由于许多社会结果（social outcomes）都同该社会的发展水平（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类测量指标所代表）紧密相关，因此发达国家还是只能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在后续某些章节中会看到，当某些亚洲国家达到同英国或法国相当的水平时，其社会功能紊乱程度却与英、法大不相同，这说明差异的主要原因来自文化而不是发展水平。这也可以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在本书中包罗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不是说它们的情况不重要，而是说，它们往往在太多方面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有差别，因此它们的情况对于我们的解释来说作用不大。

[1] 译注：原题为“Playing by the Rules”，根据本章内容，福山显然是按照一般学术著作的“规定动作”来阐述他本项研究（著作）的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论等等，所以他略带戏谑地将本章命名为“照章行事”，其实就是本书的“导言”。

[2]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3] 对“信息社会”特点的常见态度，见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0), and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i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4] 译注：威廉·班奈特，美国著名的保守派作家，曾在里根时期出任美国教育部长，长期宣扬道德和家庭价值，曾主编《美德书》。

[5] 译注：本书中频繁使用social norms、social rules等相近词汇，福山在使用它们时，意思上略有区别，一般来说，本书翻译上处理为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社会规则（social rules）、社会规章（social regulations）、社会秩序（social orders）、社会习俗/惯例（social conventions）。

[6] 译注：关于霍布斯the war of “every one against every one”的译法有很多种，这里借鉴了周祖达教授提出的译法，参见《中国翻译》1996年第3期。

[7] 第一次主要的分裂来自农业的发明。然而，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相比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转变要慢得多，而且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少得多。

[8] 译注：本书中一般将community译为“社区”，即社会学理论意义上或者更严格地说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这也是遵循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家即已采用的译法。但社会学理论对社区的定义也十分繁多，一般认为社区至少包括了人群、空间所在、社会互动和集体认同这些核心要素。偶尔出于行文的需要，将其翻译为“团体”（规模较小、更偏于自发形成）或“共同体”（规模更大、更偏于有组织的）。在这里，“社区”与“团体”的区别在于后者并不包含空间上所在的意蕴。另外，中文读者在理解社区一词时，有必要将之同日常语境中的具体“社区”（小区、聚居区）相区分，尽管这些具体“社区”确实是community的当代重要表现形式，有时为避开这种误解，将community译为“社群”。与社区意义相似的、福山在本书中也经常使用的词汇则有：group，一般译为群体；organization，一般译为组织。

[9] 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5).

[10] Sir Henry S. Maine,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originally published 1861), pp.163-164; see also the parallel discussion in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 40-46; and Robin Fox, Reproduction and Succession: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Law, and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p. 96-100.

[1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12]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see also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The Missing Link,” Journal of Democracy 3 (1992): 100-110.

[13] 译注：莱尼·里芬斯塔尔，是一位极具才华又饱受争议的女导演，擅长通过镜头展示力与美，曾因此受希特勒委托拍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获得巨大成功，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又拍摄了纪录片《奥林匹亚》。

[14] 译注：这里是指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所导演的电影《汉娜姐妹》中的男主角米基（Mickey Sachs）身上所发生的故事，电影故事中，米基误以为自己得了癌症，其实最终证实没有。

[15] See, for example, the introduction to James M.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16] Diego Gambetta, 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5.

[17] See, for example, 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and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 就我所知，使用该术语的第一人以及书目是：Lawrence Harrison in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New York: Madison Books,1985), pp. 7-8.

[19] 根据韦伯所言，“在上述新教的所有伦理主义与禁欲主义教派中，伦理型宗教的伟大成就在于割断了血缘关系的束缚”。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 237.

[20] 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参见Larry Diamond,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994): 4-17.

[21] 译注：有的学者在翻译福山关于公民社会和自由民主的文章中（也用到这个例子），将此句话翻译为：“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自由民主。”

[22] 该讨论来自Ernest Gellner in 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4).

[23] Lyda Judson Hanifan,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7 (1916):130-138.

[24]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 138.

[25] Glenn Loury,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in P. A. Wallace and A. LeMund, eds.,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7); Ivan H.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26] 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upplement 94 (1988): S95-S120, and “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mplications for the Law,” Journal of Law,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3 (1988): 375-404.

[27]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an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28] Everett C. Ladd, “The Data Just Don’t Show Erosion of America’s ‘Social Capital,’” Public Perspective (1996): 4-22; Michael Schudson, “What If Civic Life Didn’t Die?” American Prospect(1996): 17-20; John Clark, “Shifting Engagements: Lessons from the ‘Bowling Alone’ Debate,” Hudson Briefing Papers, no. 196 (October 1996).

[29] 译注：20世纪出现于美国的新兴教派，又译为伊斯兰民族组织，是一种混合了伊斯兰教和黑人国家主义等因素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宗教运动。20世纪60年代，该教派的活动曾引发全美的关注。

[30] 这项研究把许多消极的社会资本量度用在一个指标当中，见National Commission on Civic Renewal, The Index of National Civic Health (College Park, Md.: National Commission on Civic Renewal, 1998), and A Nation of Spectators: How Civic Disengagement Weakens America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College Park, Md.: National Commission on Civic Renewal, 1998).

[31] 译注：原书还提供了存储于George Mason大学网站的本书相关资料的链接（福山1997—2000年间曾在此所大学任教），但该链接已不可使用，故删去不录。

第2章
犯罪、家庭和信任：怎么了

约从1965年开始，大量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消极测量标准的指标一时间都快速上扬。这些指标可归入大致三个类别：犯罪、家庭和信任。除了日本和韩国，这种变化在所有其他发达国家中都出现了。我们将随后看到，在这些变化里有一些规律性。北欧诸国、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像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拉丁天主教国家，往往有着相似的表现。有些国家变化来得晚一些，有些国家变化发展的程度不一样，美国则因社会功能紊乱程度较高而常常在这些国家中显得与众不同。然而，所有西方社会都或早或晚受到大断裂的影响。

犯罪

社会资本同犯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深植于群体关系之中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那么犯罪，这一破坏社区规范的行为，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缺失。正式的刑法只规定了很小一部分被社会全体人民同意遵守的社会规则（social rules）。触犯这样的法律不仅意味着对个体的罪行受害者造成侵害，同时也对整个大的社区及其规范体系造成了侵害。因此，在刑法中，政府而非个人是对违法者实施逮捕和惩处的主体。

当然，我们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促进合作行为的非正式规范，而非正式的法律。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存在着明确而又比较复杂的联系。社区中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建立规范、控制和惩处越轨的手段。理想的情况是，控制犯罪的最佳形式不是一支庞大的、具有强制力的警察队伍，而应该是这样一种社会，它首先让青年人适应社会从而遵守法律，继而通过非正式的社区影响力引导违法者回归社会主流。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简·雅各布斯描述了老邻里街区（neighborhood）内社会网络对构筑公共安全的作用。[1]像波士顿的北角区（North End）这样的邻里街区，在20世纪前半叶主要居住的是意大利移民及其子女。外人看着觉得脏乱差。然而，虽然比起波士顿其他地区是穷了一些，但扎根在每条街区内的家庭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却很丰富。雅各布斯指出，控制犯罪主要是一个成人监督的问题——确切地说，有多少在人行道上的成年人来留心那些身边可能惹来麻烦的年轻人，或是盯着那些可能带坏年轻人的外来者。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城区，人们频繁地出门上街，去上班、吃饭和办事。店主对店外街边发生了什么尤其关注，因为犯罪会影响生意。邻里街区的复合用途特征——它既被用于居住，也被用于商业，还点缀着一些轻工业——对于每时每刻都能保证“街头之眼”（eyes on the street）[2]数量的增加十分重要。

雅各布斯以在她曼哈顿公寓之外发生的一件事为例说明这种社会网络的威力，事情是一个男人在人行道上试图将一个小女孩拖走却遭到反抗：

我从二楼的窗户看到这一切，寻思着要是可行的话应该怎样去阻止它，不过我发现没必要了。公寓楼下肉店里走出来店主妻子和她丈夫，她贴近那个男人，叉手而立，一脸坚毅。乔·科纳恰和他经营熟食店的女婿也几乎同时出现，稳稳地站在另一边。公寓楼上的窗户里探出几个头来，其中一个人匆匆把头缩回去，不一会儿又出现在那个男人身后的门口。两个男人从熟食店边上的酒吧中出来，走到门口然后等在那里。在我这边的街道上，我看见锁匠、水果贩和洗衣店老板都从他们的店铺中出来，这个场景也被我们周围的人从窗子里看到。那个男人不知道这一切，但他是被包围了。就算谁也不认识那个小女孩儿，也没人会让她被强行拉走。[3]

雅各布斯提到，其实最后那个拽走女孩的人是他父亲。

雅各布斯笔下位于曼哈顿和北角区的邻里街区，社会控制的实现不靠正式的警力，也不靠在家庭或乡村中存在的那类强社会纽带（strong social ties）。邻里街坊彼此不见得是朋友，甚至可能互不相识。然而，即使在人口拥挤、稠密的城市环境里，人们对秩序和社区规范的共同关切就足以将犯罪率保持在低水平。后来，为了给规划好的面向低收入人群的住宅区项目让出土地，许多这样的居民区被推平，而名义上常常是为了追求那种高度现代主义的城市性（urbanism）——它将井井有条、呈几何形状的城市视为终极的城市之美。[4]功能复合的邻里街区被功能单一的住房开发区所取代，令工作的人们白天里就得离开居住的区域；大而空旷的公园和游乐场取代了拥挤的街道，随即就被黑帮和毒品贩子接管。成年人不在人行道上流连而是回到高层公寓里，于是，犯罪率开始直线上升。美国犯罪现象最严重的一些邻里街区，如位于芝加哥市南部片区的卡布里尼·格林（Cabrini-Green）住宅区和罗伯特·泰勒家园（Robert Taylor Homes），都是20世纪50至60年代城市改造项目的结果，这些项目并没有考虑到旧邻里街区被取代后内蕴于其中的社会资本将随之流失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改造计划集中于爆破拆除50年代的这批项目，就显得不足为奇。

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的反向关系早已为犯罪学研究文献所揭示，虽然不总是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术语。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社会学界的芝加哥学派都认为，少年犯罪与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错置（social dislocations）有关，要想防范它，需要让作为个体的孩子能嵌入到社会结构中去，比如加入教会和学校。[5]也有像当代犯罪学家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和约翰·劳布（John Laub）这样的学者，将由比家庭组织更高一等的社区所维护的非正式的社会规范视为社会秩序的源泉。在某项研究中，桑普森、斯蒂芬·劳登布什（Stephen Raudenbush）和费尔顿·厄尔斯（Felton Earls）运用调查数据测算了邻里街区的“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该调查问及的问题包括，如果有孩子逃学或是在街角游荡，邻里街区的人会不会出面干预，孩子们对成年人是否尊重，邻里之间是否彼此信任。通过对芝加哥数百个邻里街区的分析，他们揭示出上述这些社会资本的各种变量与是否存在邻里街区暴力密切相关。[6]

在警察国家（police states），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控制犯罪方面的重要性会在正式管控松懈的时候凸显出来。生活在威权社会或极权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比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更加严格地遵守法纪，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他们的守法一定代表了社会资本的丰富。[7]也许这反映出人们对来自一个无所不在的、压制性政府的严刑峻法的恐惧。如果是这种情况，一旦政府倒台或者人民不再惧怕政府，犯罪就会增加。这在整个前共产主义世界里发生过，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那里的犯罪率都急剧上升。我们目睹的不是俄罗斯、匈牙利、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社会资本的大幅下降，而是这样一个事实被揭穿，共产主义治下的国家，其社会资本一开始就不高或者被消耗殆尽了。这一点不足为奇，要知道它们的目标就是消灭独立的公民社会，并且杜绝作为公民社会基础的公民间的横向联系。

犯罪：整体情况

美国人意识到，从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开始，犯罪率就开始持续攀升，这与美国在二战后的早年间谋杀和抢劫案件发生率实际上有所下降的情况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变化。[8]战后犯罪率剧增的情况大概始于1963年，此后犯罪率呈加速度上升趋势。20世纪60年代晚期，“法律与秩序”[9]被保守主义者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对待其实很正常。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击败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成为美国总统，部分原因是他借助了美国人对犯罪率上升的忧虑。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小幅下降后，美国的犯罪率在80年代末又大幅上扬，并在1991—1992年前后到达高峰。此后，暴力和财产犯罪数量逐年下降。事实上，两种犯罪率下降最快的正是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它们上升最快的地区——包括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如今纽约的谋杀案发生率回落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那时大断裂才刚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犯罪率大幅攀升的时间上同战后出生一代步入成年相吻合，信任下降和公民离散也发生于同一时期。

图2.1　1950—1996年，犯罪率总体情况

来源：见附录材料

美国人也许不太注意的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亚洲以外的发达国家里也同样出现犯罪率上升的情况。图2.1显示出在英格兰、威尔士和瑞典，暴力犯罪数量也快速上升，而日本则在下降。加拿大、新西兰、苏格兰、芬兰、爱尔兰和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犯罪率也在快速上升（参见附录）。全部暴力犯罪的构成情况在上述国家表现得不太一样，美国的暴力犯罪中凶杀案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都大，因此，美国总体上的情况可能比图2.1所显示的还要糟糕。亚洲的高收入国家，比如日本和新加坡，这一时期的暴力犯罪水平则在下降。

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上，财产犯罪率相比暴力犯罪率而言，是一个不那么负面的指标。暴力犯罪，尤其是凶杀，是比较少见且个体化的行为，其所涉及的也只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人群。财产犯罪则普遍得多，也影响了更广泛人群的行为。例如，美国在1996年中，凶杀案和财产犯罪的发生比率是1∶632。不平衡的是，暴力犯罪往往更容易被媒体大肆渲染产生轰动效应，进而令公众对公共安全乃至社会信任形成与事实不相匹配的负面看法。如图2.2所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瑞典和美国，财产犯罪率大幅增长。而在苏格兰地区以及法国、新西兰、丹麦、挪威和芬兰等国，偷窃案发生率也急速增加。美国的偷窃案发生率也在增长；不过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新西兰、丹麦、荷兰、瑞典和加拿大的偷窃案发生率最终超过了美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再次不预此列，它们在同一时期内财产犯罪发生率较低，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

图2.2　1950—1996年，偷窃率总体情况

来源：见附录材料

图2.2显示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瑞典的财产犯罪率有所下降。新西兰、加拿大、芬兰、法国和丹麦也是如此（参见附录）。

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10]也是衡量社会资本的有效指标，因为犯罪者不仅仅来自社会中的贫困、边缘人群，也来自生活相对优裕的人群。遗憾的是，这方面数据远不如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的数据好用。不同国家对白领犯罪的定义差别很大，对它的数据收集和报道也很不尽如人意。基于此，本书不会采用这方面数据。

除了暴力、财产和白领三类犯罪外，还有第四类社会越轨现象在事实上对特定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言十分重要，同时又只有很少一部分相关统计数据得以保留。这就是某些犯罪学家所说的社会失序（social disorder），具体包括诸如流浪、行乞、在公共场所胡乱涂抹或酗酒闹事等行为。[11]四十年前，在大断裂开始之前，美国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把它们视为不法行为；实际上，市政警察部门一度要把大量时间用于逮捕醉汉和驱逐乞丐。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受到一系列法院判决的影响，大多数上述行为在美国已经合法化，其依据则是对它们的刑事制裁侵犯了个体的言论自由权、破坏了正当的司法程序等等。例如，在旧金山，因酗酒而被逮捕的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占到60%—70%，而这一比例到1992年下降到12%；公共场合的酗酒闹事、无家可归、街头行乞等形形色色的流浪行为于是数量剧增。[12]此外，20世纪70年代大批曾被收容的精神病患者被收容机构释放，虽然本意是出于希望给他们提供更富人情的环境，但结果是让城市街道上增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英国发生过类似情况，在“社区关怀”政策的指引下，精神严重失常的人被释放到社会中。这些变动在很多城市造成某种城市失序感，而这种失序感，正如犯罪学家韦斯利·思科甘（Wesley Skogan）所指出的，是犯罪率上升的前兆。[13]

亚洲的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大相径庭。远东地区最富有的四个社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其人均GDP与欧洲和北美地区相当（至少在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前），而它们的犯罪率比所有欧洲国家都低。日本的犯罪趋势尤其有趣，不仅犯罪率要明显低于其他任何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并且在前面讨论的这段时期的前半段内，其总体的犯罪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其中暴力犯罪率在整个时期都处于下降趋势。

图2.1和2.2以及附录中所列的数据基于各国司法和内务部门的自陈报告。[14]任何犯罪学家都可能立刻评论说，用这些数据来展示实际的犯罪水平存在很多问题，更不用说用它来描述像社会资本这样不明确的概念。[15]最严重的问题与上报率不足（极个别情况下会出现过度上报）有关。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实际发生的罪行被报警（有人估计，只有44%—63%的实际盗抢案件会被报警），另外，由警察机关上报给国家统计部门的案件也只是全部报警案件的一部分。[16]许多报警案件被地方警察机关按照非正式方式处理掉而不做文书报告或稽核记录。犯罪学家承认，随着文书档案管理系统的进步以及罪案报告的组织规则的系统化，大多数国家的报案量都增加了。不少犯罪学家转向从受害调查（victimization surveys）而不是警察报告中了解一个社会的真实犯罪水平。[17]这类调查随机选择受访者并询问他们是否曾受过犯罪侵害，这样就可以不必依靠警察机关获取信息。可惜的是，少有国家开展系统的犯罪调查，开展此类调查的国家（比如美国）也只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起步。[18]调查显示，过去数十年中，警察少上报案件的情况确实存在。另一方面，英国近来的一项比较研究表明，受侵害率（勉强能对应案件上报率）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国家中有过上升，但随即又降了下来。[19]

鉴于现有犯罪数据在方法论上的问题，许多犯罪学家放弃对犯罪进行比较分析，或不对长时段的犯罪情况变化趋势进行研究。[20]不过这可能是因小失大的做法。就算我们假定发达国家中案件上报率的增长是缓慢的，但就上报情况来看，总体犯罪率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增长迅速。很难将涉及如此多国家、经历如此长时期的增长仅仅理解为一项人为的统计学结果，尤其是考虑到这些统计结果的增长正符合了人们觉得犯罪数量在增加的普遍印象。针对警察上报案件做法的改变造成二战以后犯罪数量增长的观点，犯罪史学家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提出了质疑；他举例说明，1840年到20世纪早期的时间里，尽管上报工作得到了改进但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的犯罪率仍然下降了。他进而指出，案件上报率后来增长的真正原因也许就那么简单，“具有危害性的社会行为以远比早期之下降快得多的速度开始增长”。[21]事实上，许多犯罪学研究都指出，当社会犯罪问题严重时，案件上报情况与公众对犯罪问题的感受是非常一致的。[22]此外，很难解释为什么亚洲四小龙地区没有出现同样的趋势。难道因为唯独它们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发展而罪案上报手段没有改进的国家和地区么？

家庭

若干社会规范方面的重大改变造成了大断裂，主要涉及与生育、家庭和两性关系有关的那些社会规范。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性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深入到办公室、工厂、邻里街区、志愿团体、教育界，甚至军队之中。性别角色（gender roles）的改变对公民社会的性质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家庭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家庭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合作单元，在此单元中，父母需要共同努力来孕育子女，并教育和帮助他们适应社会。让社会资本的概念大行其道的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将这一术语定义为“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社会组织中的、有益于儿童发展认知和社会生存能力的一整套资源”。[23]家庭内部的合作得到一个被生物学所证实的事实的支持，即所有动物都会关照亲属，愿意大量地、不求回报地把资源转让给他们，这样做将大大增进家族群体内形成长期互惠的合作关系的机会。家庭成员彼此合作的倾向不仅有利于孩子的抚养，对其他如商业经营之类的社会活动也不无助益。即使在如今由非个人独有的、等级制的大公司一统天下的时代，由家庭经营占主导的小型商业安排就业的人数，占到美国经济私营部门雇员的20%，同时也是新技术和商业实践的重要摇篮。[24]

但另一方面，过分依赖亲属关系会给家庭之外的广阔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像中国、南欧和拉美等许多地区的文化，倡导所谓的“家族主义”（familism），把加强家庭和亲属的纽带关系凌驾于其他社会义务之上。这就造成一种双重道德，它对所有类型的公共机关的道德义务都不及对亲属的道德义务。就像在中国文化中那样，家族主义受到盛行的伦理体系即儒教文化[25]的推崇。在这种文化中，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更充裕，而存在于亲属关系以外的社会资本则相对不足。

19、20世纪之交形成的诸多古典社会理论相信，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家庭的重要性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上更加非个人化的社会联结。这是滕尼斯所说的社区与社会二者间最基本的区别：在现代社会中，当人们需要借贷或聘请一名会计师时，不是依靠他们的叔侄，而是去找银行，或从广告、黄页中找寻。家族主义会导致裙带关系。因此，出于经济效率的需求，人们会基于资质和能力而不是血缘关系来客观地选择商业伙伴、客户和银行服务商。现代官僚机构（至少在理论上）的募员不是来自亲朋好友，而是那些客观上符合工作要求的通过正规考试的人。如此一来，家庭的重要性在所有正通向现代化的社会中都实际上下降了。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大部分美国人依附于家庭农庄而生活，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元，除了食物之外也生产其他家庭生活用品。家庭要教育子女、照顾老人，考虑到物理空间上的隔绝和交通工具的匮乏，家庭自身也是提供娱乐的来源。在后来的岁月里，家庭的上述功能几乎都被剥离。先是男人接着是女人走出家门到工厂和公司寻找工作，孩子被送到公立学校接受教育[26]，老人被送到养老院或私立疗养院，娱乐则由迪士尼、米高梅一类的商业公司来提供。到20世纪中期，家庭的范围缩减到以两代人为核心，其所剩下的功能也就是生育下一代了。

20世纪中期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不将家庭生活当做特别的问题来对待：大家庭（extended families）只会向着小家庭（nuclear families）方向发展[27]，以适应工业社会的生活。但到了1950年，家庭的演化并没有停止。大断裂甚至导致小家庭也进入长期的衰落，最终危及家庭核心的生育功能。与经济生产、教育、休闲活动以及其他被放到家庭以外的功能不同，我们尚不能确定在小家庭之外是否有某种替代品可以实现繁衍后代的功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庭结构的变化会对社会资本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西方家庭业已发生的这些变化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们也在有关生育率、结婚率、离婚率、非婚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中得到体现。

人口生育

尽管陈述下面这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似乎有点无聊，但社会资本确实离开人无法存在，而西方社会正陷入人口出生数量不足而难以维持自身发展的境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人口爆炸和全球环境危机的消息中长大，他们中许多人坚定地认为未来人类生存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人口过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这么认为。但对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而言，真正的问题却正好相反：他们正在经历人口减少。

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达国家都实际上经过了人口过渡期，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TFR，平均起来一个妇女一生潜在的生育率）低于维持人口处于稳定水平所必需的生育率（略大于2）。[28]图2.3展示了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某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它们的生育率远低于更替生育率（replacement fertility），以至于下一代人的人口总量总比上一代人减少30%。[29]由于缺少从次发达国家迁来的移民，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每年人口数量将减少1个百分点，如此年复一年，到21世纪末它们的人口规模将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小半。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经历人口快速下降的国家，其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大幅下降。结果之一便是，虽然由于人口惯性（demographic momentum）的存在，人口总量的增长可以维持到21世纪初，但日本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开始减少，到2015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移民，劳动力将减少1 000万。[30]

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总和生育率的滑落已经并且将持续带来十分具有破坏力的社会结果，原因在于这种转变是接着二战后的生育高峰期（生育率相对较高）发生的。由于种种少有人口学家能洞察到的原因，“婴儿潮”（baby boom）这个词只是在个别英语国家被使用，例如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不过这不妨碍像荷兰、丹麦、挪威、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也同样在战后经历了生育率的增长。英语国家的婴儿潮始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或6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意大利、瑞典和法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才迎来战后人口生育率的高峰期。

图2.3　总和生育率，1950—1996年

来源：见附录材料

虽然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的现象史无前例，但低生育率并不新鲜。法国的生育率从19世纪就开始下降，且在一战前就已成为担心落后于崛起中的德国的法国决策者的心头大患。20世纪30年代整个欧洲也遭遇了低生育率，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人口减少的意味和后果。[31]不少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和瑞典，尝试施行鼓励多生的政策，包括给家庭的每个孩子提供补贴以及日间儿童托管、充足的产假（育儿假也在增加）等其他社会服务[32]。大多数鼓励多生的政策成本巨大，而实际上对提高出生率没有什么效果。尽管有丰厚的家庭补贴，法国的生育率依旧不高。瑞典以十倍于意大利或西班牙的投入来鼓励公民生育，在1983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里才勉强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其生育率又发生骤降，如今跌回至1.5的水平。

结婚与离婚

除了规模变小、难以繁育后代之外，西方的家庭也开始经历分裂，同时，不少孩子是非婚生育，或者他们在孩童时代就遭遇了父母离异。鉴于表明小家庭经历了长期衰落及其对孩子造成严重影响的证据大量存在，很难理解为何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致力于论证这方面没有发生什么明显变化。社会学家大卫·波普诺（David Popenoe）指出，在大断裂发生的那些年，社会学入门教科书普遍对“有关家庭衰落的虚张声势”嗤之以鼻。[33]这可能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家庭亲密度有所增进，婴儿潮期间生育率也在提高。大萧条和二战虽然对家庭模式造成严重的冲击，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家庭重回稳定，并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然而，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各种指标开始急剧下滑。人们更晚结婚，婚姻维持时间变短，结婚率也偏低。与生育率一样， 20世纪60年代结婚率上扬的情况在美国、荷兰、新西兰、加拿大等国都曾出现；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起，结婚率就开始急剧下降。美国从南北战争时期起，离婚率在每个十年间都有所增长，但增长率只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迅猛加速。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离婚率增长的情况稳定下来，但这并不表明，随着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度过了他们最有可能出现离婚情况的时期，婚姻稳定性在增加。美国差不多有一半在20世纪80年代缔结的婚姻可能最终以离婚收场。离婚者同结婚者的比率，其增长速度更快，这也是出于同一时期结婚率下降的缘故。从整个美国来看，三十年间这一比率增长了四倍还多。[34]

图2.4　1950—1996年间每千人的离婚率

来源：见附录材料

在美国，离婚的倾向与暴力犯罪一样不同寻常。美国在大断裂开始之际离婚率就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到大断裂结束之时，其离婚率依然很高。不过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遭遇了离婚率猛增的情况，图2.4显示了美国在内四个国家离婚率变化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从战时较高的离婚率趋于回落后，从60年代后半程开始，荷兰、加拿大、英国以及所有北欧国家的家庭开始破裂。个别来说情况又有差别——德国和法国离婚率相对较低，而北欧国家和英国相对较高。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直到很晚才使离婚合法化（分别是在1970、1981和1974年），此后离婚率虽有增长但也相对缓慢。[35]日本再次因离婚率低而显得突出，其比率只不过比南欧的天主教国家略高一点。

非婚生育

婚姻以外生育的孩子所占比例在逐步增长。美国全部活产胎儿中由非婚妇女所生的比例从1940年的5%上涨到1993年的31%。[36]不同种族的非婚生育率差别很大。1993年，美国白人的非婚生育率为23.6%，而黑人为68.7%。[37]有相当一部分黑人孩子没有父亲，在某些穷人集中的地方，孩子拥有成婚的父母的情况十分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美国单身母亲生子所占的比率不再继续上升并趋于稳定。[38]未成年人（她们绝大部分没有成婚）生子的比率跌落得比较明显，十五到十九岁之间的女孩生子的比例，从1991年每千人中有62.1人降到1993年每千人中有54.7人。在黑人女孩中，这种下降势头尤其急剧，从1991年到1996年间跌落了21%。[39]虽然上述变化不像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那样突出，但它说明非婚生育现象的发展不是单向的。

一些评论者业已指出，非婚生子女同婚生子女的比率增长如此明显，主要原因不在于未婚女性生育数量的增长，而是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太多。[40]这一事实有时被用来说明美国相对较高的未婚生育率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于有最好条件来抚养孩子的女性选择少生而条件不好的女性选择多生这一现象，人们是不是真可以泰然处之，这一点还不是十分确定。未婚女性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增长，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那之后到1990年，未婚生育率增长了一倍还多，随即趋于稳定，其后才逐步下降。[41]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美国转向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就会发现，美国不再那么与众不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日本以及意大利、西班牙这样的天主教国家再次不预此列）经历了非婚生育率异常快速的增长（见图2.5及附录）。有些国家，如法国和英国，非婚生育率变高的时间要比美国略晚，可一旦迎来增长，势头甚至更猛。北欧国家的非婚生育率全世界最高，比美国还高出不少。德国和荷兰，还是由于信奉天主教的人口较多，非婚生育率也相对欧洲其他国家较低，意大利则更低。就非婚生育现象而言，日本是真正的异数，其比率明显低于任何欧洲国家，增长速度也不快。

图2.5　1950—1996年间单身母亲生育子女的情况

来源：见附录材料

在欧洲，非婚生育的意味跟在美国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同居率都很高。二十到二十四岁年龄段中，45%的丹麦女性、44%的瑞士女性和19%的德国女性处于同居状态，而美国这样的比例只有14%。[42]在美国，约有25%的非婚生育来自同居男女；法国、丹麦和荷兰这一比例更高，瑞典甚至可能高达90%。[43]很难准确统计出各国婚外同居的数量及其所占全部男女同居数（婚内婚外）的比例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不过所有评论者都同意以同居代替婚姻的变化。[44]在瑞典，人们的结婚率很低（1 000个居民中仅有3.6人结婚），而婚外同居率很高（占全部配对男女的30%），据此可以认为，那里的婚姻制度步入了长期衰落。[45]在美国，由单身母亲和未成年人所生的孩子的数量最为醒目。[46]

某一年间生活于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数量是由如下几个因素来决定的：婚外生育率、同居率、离婚率、同居分手率、复婚及同居复合率。美国单亲家庭比例较高是因为，相对而言它的非婚生育率和离婚率高而同居率低。

欧洲许多生育了孩子的夫妇保持同居而不结婚，并不意味着那里的家庭生活没有经历像美国那样的分裂。同居比婚姻更不稳定。人口学家拉里·邦帕斯（Larry Bumpass）和詹姆斯·斯威特（James Sweet）发现，不仅同居结合的男女十年后分手的比例是结婚夫妇的两倍，并且经过一段同居而后缔结的婚姻也不如无婚前同居的婚姻稳定。[47]这就颠覆了那种流行的设想，即相信同居可以帮助男女双方在缔结婚约之前更好地适应彼此，故而认为婚前同居有益于婚姻。也有研究表明同居比婚姻更容易引发家庭暴力和与社会脱离。[48]

瑞典的非婚生育率和非婚同居率都很高。因此，比起美国来，那里的孩子更有可能同其生身父母住在一起。另外，瑞典近来离婚率增长迅速，离婚率在欧洲国家中已经排名靠前。由于瑞典人不怎么喜欢结婚，因此同居分手率是比离婚率更可靠的衡量家庭稳定性的指标。然而，它的统计数字又异常难以确定。有研究调查了1936年到1960年出生的瑞典女性，结果显示拥有一个孩子的同居男女分手几率是同样拥有一个孩子的结婚夫妇的三倍。这显然说明同居关系不如婚姻稳定。男女双方选择同居可能是因为这样做约束比终身伴侣少。无论何种情况，同居男女在解散家庭时面对的法律限制要少得多。这让大卫·波普诺等人推测，瑞典有可能是工业化国家中家庭破裂比例最高的国家。[49]

仅仅靠离婚率或非婚生育率抑或单亲家庭率，都无法描述孩子经历家庭破碎和单亲/失亲生活的程度。美国在1990年，有67%的孩子出生于已婚夫妇的家庭，其中有45%的孩子在十八岁前会眼见父母离异。[50]在某些小型社区，比如非裔美国人构成的小社区，该比率会更高，结果是能够在整个童年都生活在亲生父母跟前的孩子少得可怜。

这样的比率并非史无前例。在殖民时期的美国，跟随亲生父母成长的孩子到了十八岁时，将近有一半会失去父母。[51]当然，情况不同的是，在18世纪，失去父母的原因大多数时候是疾病和早死，而到了20世纪晚期，则主要是出于父母自己的选择。有些评论者用这种先例来论证说，对孩子而言，如今的单亲家庭率来说不像普遍想象的那么糟糕——这实在是奇谈怪论。童年遭遇父母一方身故想必是人生早年的一件痛苦难忘的事，会令孩子的生活机遇充满风险；从那以后，人们的预期寿命大为增加，而这正是现代医疗保健技术最值得骄傲的成果之一。到了20世纪晚期，我们却在想方设法重蹈殖民时期美国的覆辙，面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该处之泰然。并且，有充分理由说明，主动造成的家庭破裂要比被动的家庭破裂造成的心理创伤严重。[52]

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核心家庭已全面衰落，其所保留的功能（比如繁殖后代）也发挥得不是很好。[53]这恐怕会对社会资本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家庭是社会资本的源泉，也是其传递媒介。

接下来的材料关系到家庭之外的社会资本的测量。

信任、道德价值和公民社会

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度过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这数十年的居民，恐怕鲜有人察觉不到在这一时期内所发生的价值观的巨大变化。这些发生在规范和价值领域的变化错综复杂，可以大致归结为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用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话说，传统社会的自由选择空间不大而联结纽带（比如同他人的社会联结）众多：人们在婚姻对象、工作、居住地或者信仰问题上没有太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但经常受到来自家庭、宗族、社会地位、宗教、封建义务等压迫性联结的约束。[54]现代社会中，个人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将他们绑缚在社会义务之网中的纽带联结也大为放松。

在最乐观的情形下，现代生活也没有将上述联结纽带全然抛掉。实际上，由固有的社会阶级、宗教、性别、人种、民族等所形成的被动的纽带和义务被自发建立的联结所取代。并非人们同他人之间的联系减少了，而是他们只同他们选定的人建立联系。工会和专业团体取代了职业等级（occupational caste）；人们可以选择加入五旬节教派（Pentecostal）或者成为卫理公会派（Methodist）信徒，而不一定非要到国家教会（state church）[55]做祈祷；由子女自己而不是他们的父母去选择婚姻伴侣。从某种意义上，互联网技术具有把人们自发的社会联结提升到他们不曾梦想过的新高度的潜力：人们可以基于任何一种共同兴趣而在世界范围内相互联系，从禅宗佛教到埃塞俄比亚美食，所处位置再也不成其为障碍。

无数学者，包括彼得·伯格（Peter Berger）、阿拉斯代尔·麦金尔泰（Alasdair McIntyre）和达伦多夫自己都曾指出，这一乐观的场景的问题在于，传统纽带的消解并不仅止于代表着传统或专制社会的压迫性联结的解除，它还继续侵蚀着那些恰为自发制度奠定基础的社会关系，而现代社会就需要这样的自发制度。因此，人们不仅会质疑来自专制君主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也会质疑民选官员、科学家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会在婚姻和家庭义务的约束下发生龃龉，尽管这是他们自己自愿做出的承担。他们也不愿被宗教灌输的道德教诲过多地束缚，尽管他们随时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他们所选的教派。个人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基底，开始将自由民曾引以为豪的自给自足引向某种狭隘排外的自私自利，而最大限度的发展个体自由却无视对他人的责任将导致个体自由的最终丧失。

在自由选择余地之大前所未有的社会里，人们反而更加憎恶那些残存的束缚他们的联结纽带。这种社会的危险在于，人们会蓦然发现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孤立的境地，虽然可以自由地同人交往，却无法做出能让他们在真正的社团中相互联结的道德承诺。20世纪90年代浮现的有关社会资本的争论，实际上关乎的是创造和维系自发性联结的可能性，这种联结又为人类群体出于功利的或崇高的目的而产生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

大断裂时期出现的有关社会规范的种种变化，要概括其大体面貌并不难，但要以实证方式来论述它就殊非易事。对此，至少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借助调查人们价值观和行为的直接访问材料；第二，对构成现代公民社会的社会机构、团体和组织的数量和质量直接进行测评。

罗伯特·帕特南曾指出，美国的这两类资料反映出同一个动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组织机构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减少了，同时团体数量和团体成员的数量也减少了。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应该具有联系，这一见解不无道理，也就是说，在公民社会中，信任对于人们在一起工作以及加入团体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二者都可以用来测量社会资本。[56]

然而，事实表明，信任和团体组织的成员人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尽管人们间的信任程度明显下降了，但有大量资料表明，种类繁多的团体组织及其成员数量实际上在增加。

在美国以外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对政客、警察和军队这类传统类型的权威的信任下降了，那些本该构成信任关系之基础的自我报告的道德行为（self-reported ethical behavior）[57]也不如从前了。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不仅团体种类和团体成员的构成发生了变化，总体上参与团体的人数也在增加。

在公民社会看来运转良好的同时，怎么会出现人们道德冷漠的表现大为增多呢？又怎么解释社会转向更深重的个人主义呢？答案与“道德的微型化”（moral miniaturization）有关：虽然人们继续参与团体生活，但团体本身的权威性在下降，其所营造的信任半径也在缩小。总体上看，能为社会共享的价值观越来越少，而团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

信任在美国

信任是构成社会资本的合作性社会规范的主要副产品。[58]假如人们如所想的那样信守承诺、奉行互惠准则、拒斥机会主义行为，团体就很容易形成，如此形成的团体也更有能力达至共同的目标。

如果信任可以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就会有很明显的指征说明社会资本在减少。很多美国人都意识到，人们对以美国政府为首[59]的各类机构的信任在逐步减少，到20世纪90年代降至历史低点。1958年，73%的受调查的美国人声称自己相信美国政府“大多数时候”或“几乎总是”能做正确的事。到了1994年，这一比率跌落到15%（根据民意调查结果），只是在1996—1997年间，信任度才再度有所回升，稳定在20%多的水平。与此对照的是，认为政府“从不可信”或只是“有时可信”的人，从1958年的占受调查人数的23%上升到1985年的85%（在随后的年份有小幅下降）。[60]

其他大多数美国公共机构的情况也只是略微好点而已。公司、劳工组织、银行、医药业、宗教组织、军队、教育机构、电视媒体和出版机构，都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间遭遇了人们对其信任的下降。[61]在政府机构中，只有最高法院让美国人感觉“十分”可信而不是“难以”相信，行政部门的情形则相反，国会的情况最糟。只有科学共同体拥有相对持久稳定的受信任度。[62]

公共领域的信任变弱的同时，私人领域的信任——它是公民间形成的合作关系的副产品——也在减少。有调查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你会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吗，还是说你觉得与人交往再怎么小心也不为过？”结果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倾向信任他人的美国人比倾向不信任的多10%，此后情况发生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倾向不信任者超过倾向信任者20%。尽管有人认为不信任是体现在婴儿潮一代的特定现象，但图2.6显示出不信任现象在1958—1972年间出生的高中生那里也有类似的增长。温迪·拉恩（Wendy Rahn）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还表明，不信任现象在“被遗忘的一代”比婴儿潮一代更严重[63]，而后者又比其父辈一代的社会信任度要低。[64]

美国内部，不同种族群体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信任。非裔美国人远比其他种族群体不信任感强烈：80.9%的黑人会认为他人不值得信赖，而抱此看法的白人比例是51.2%，此外，60.6%的黑人会认为别人不会公正待人，而抱此看法的白人比例是31.5%。[65]拉美裔的不信任感比非裔稍好，亚裔族群的信任感还是更高些。年长者较年轻者更容易产生信任，教众与非教众也是如此（不过原教旨主义者比主流教派信徒的不信任感要严重）。信任与收入水平有关，更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相对更能用和善的眼光看待世界。[66]最后，郊区居民比大城市居民更容易表现出信任。

图2.6　1975—1992年间高中毕业生群体中的信任度

资料来源: Tom W. Smith，”Factors Relating to Misanthrop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6 (1997): 170-196.

有必要提醒的是，信任就其自身而言，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而是品德的副产品；只有当人们分享诚实互惠的行为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合作，才会产生。过分自私和投机取巧会摧毁信任。很难直接测量自私的程度，但在美国人中间肯定形成了“如今人们更加自私”的看法。例如，社会学家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的“中产阶级道德研究项目”对大量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美国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很大一部分人同意这样的判断：与二十年前相比，“美国人更自私了”。[67]除有关信任的问题外，普通社会调查（GSS）也问及人们是否公正和乐于助人。对于前者，结果显示，1972—1994年间，人们的公正程度略呈下降趋势，而关于后者则看不出任何变化趋势。另一方面，针对高中毕业生的“追踪未来”调查显示，1976—1995年间，高中毕业生信任他人的程度和对他人是公正的和乐于助人的所怀有的信心明显都在持续下降。[68]

公民社会在美国

罗伯特·帕特南为证明美国社团成员数量下降而搜集的数据令人叹为观止，除了上面引用过的调查数据外，还包括从童子军（Boy Scouts）到家长—教师协会等各组织成员的数据、来自各类纵向研究的平行数据、有关美国人一周生活的详细时间预算的研究数据。帕特南指出，许多传统社团，比如友爱互助会（Moose）、慈善互助会（Elks）、基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圣地兄弟会（Shriners）等其他“千奇百怪”的组织，其成员数量都在减少，另外，根据普通社会调查的数据，从1974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调查者中属于社团组织成员的人数减少了约四分之一。

大体来说，只有当人们真正了解联结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纽带（即我前文所说的“正信任半径”）在定性上的重大差别时，帕特南的论点才站得住脚。更具体来说，烟草行业的利益会催生一个团体，向国会游说为烟草业降低消费税，但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这种团体的活动与人类家园国际组织（Habitat for Humanity）这种以信仰为本的团体（它组织了市中心贫民邻里街区的房舍建设）迥然不同。前一团体拥有大量社会资本，也实现了合作目标，但大多数团体成员都是有动机的（有人猜测主要是因为所获的薪俸），并且他们也很少有动力去其利益群体之外寻求合作。另一方面，人类家园组织则相较而言拥有更多的共同价值，并且能够发展出超越其当前团体的价值，从而在整体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社会资本。代表着银行业、医疗行业、保险业和其他利益群体的大型游说团体的增加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人们会质疑这些团体是否在其成员中建立起了其他类型的合作联结。

基于常识的道德理性会告诉我们，烟草游说团伙和人类家园组织还有另一个重大区别。前者直言不讳地称自己要为华盛顿的烟草制造商争取更多利益。人们可以辩称，民主政治体制允许社会中所有大型利益集团拥有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表。但另一方面，利益集团政治有明显的缺点：通过投资选举来换取政治上的影响力，会加重民主政治过程中选举人的犬儒主义。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指出的，既得利益群体的积聚会导致寻租和其他寄生形式的妨害经济发展的行为。[69]人类家园组织则不同，它不会从联邦政府那里牟利或寻求补贴，它的明确目标是为有需要的贫民建造他们买得起的住房。其实，两种类型的群体对于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都重要，但我们对健康的公民社会的看法，会根据这个社会充斥的完全是商业利益群体，还是完全由慈善性的志愿组织占据，而截然不同。任何有关美国公民社会已经衰落的观点都必须基于对这两类群体的辨析基础之上。

康涅狄格大学的埃弗里特·拉德（Everett Ladd），多年来一直在主持罗珀（Roper）调查，他在《拉德报告》（The Ladd Report）[70]一书中，实际上对帕特南有关美国公民社会的数据进行了逐一质疑。他在该书一开始就批评帕特南没有把美国社会的众多新兴团体计算在内，但考虑到美国的幅员辽阔和多样化特点，这一任务实在棘手。他所举的一些例子十分具有说服力。例如，帕特南指出，家长—教师协会（PTAs）的成员数量从1962年的1 210万人锐减到1982年的不到530万人，此后略有增长，但如果将此成员数量转换为全美范围内每名学生所拥有的家长—教师协会成员数，则三十年来这一比率在持续下降。[71]拉德则指出，家长—教师协会成员数量的减少不是因为家长参与少了，而是他们转而加入到这些协会的分支机构——所谓的家长—教师组织（PTOs）。这些组织不向全国性的协会交纳会费，与教师联合会也没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大体来说组织形式松散。一项由拉德和罗珀中心共同主持的调查认为，在大多数学区[72]，家长—教师协会的数量减少到大约是该区全部家长—教师组织数量的四分之一。因此，过去三十年中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实际上是在单纯地增长，这一点可以被家长自我报告的参与学校相关活动的调查数据所证明。

其他类型的组织也同样经历了家长—教师协会的遭遇。比如成员全为男性的“兄弟会”组织（“animal”organizations）衰落了；而另一方面，过去十年中，非正式的艾滋病互助组织数量激增，其成员数量很难准确估量。[73]美国儿童如今选择玩起了足球而不是加入少年棒球联合会（Little Leagues），但没有证据说明人们投入在围绕体育运动展开的社交活动上的时间总体上减少了。

人们花了很多力气对美国的团体和协会进行统计调查。美国商务部1949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估算出，美国社会中有201 000个不同层次的非盈利的志愿性的商贸组织、妇女团体、工会、公民服务团体、午餐俱乐部[74]和专业协会。[75]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计划的负责人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估计，截至1989年，美国有114万个非盈利组织，整体而言其增长率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率。[76]要想对现代社会中所有类型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小圈子进行全覆盖的调查统计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仅一项针对扬基城（Yankee City）的研究就在17 000人的社区中调查出22 000个不同的团体。[77]技术变迁又改变了社团的形式。举例来说，随着20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的普及，在线讨论组、聊天室、邮件讨论组突然大量涌现，对此我们该做出何种解释呢？[78]

普通社会调查数据并没有明确指出参与各种社团的人数下降了，但它就不同类型的组织的成员数量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涉及工会、专业协会、兴趣小组、运动俱乐部、互助会和教会群体等。很难寻觅出某个强劲的趋势；有些类型的组织如工会其成员数量减少了，而另一些类型的组织如专业协会其成员则增多了。[79]另外一些来源的数据则表明公民参与的程度在提高。比如，1998年由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开展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过去一年中承认自己参与过志愿工作的受访者的比例从1984年的44%增加到1997年的55%。另一项关于受访者是否参与过任何慈善或社会服务活动的调查结果为，回答“是”的人数比例从1977年的26%上升为1995年的54%。艾伦·沃尔夫根据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访问调查推测，由于不太看重兴趣小组、社会团体这类组织，受访者在说到参与社团的情况时往往自打折扣。接受艾伦亲自访谈的人们则表示所参与的志愿活动以及参与时间都变少了，这又与他们对自己生活中充满着各种社会活动的状况总结相矛盾。不过，人们所属的组织往往是市民组织或宗教组织，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社会组织或互助会。[80]有两项调查证实了社会信任程度和社团成员数量二者吊诡的分裂现象，分别是针对高中毕业生的“追踪未来”调查（其结果显示受调查者对社区事务和志愿工作参与增加了但对他人的信任度降低了）[81]，以及一项针对费城的调研[82]。

其他发达国家的信任情况

要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找到可资对比的说明过去四十年中社会信任度降低的数据殊非易事。唯一一项涉及多国的、提出一系列价值观方面问题的调研是由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遗憾的是，用这些数据无法测量历时的趋势，因为该项调查只实施过三次（分别在1981年、1990年和1995年，而且至笔者写完本书之时还未获得1995年的数据）。我们无法只根据每个国家两个时间点的数据来发掘什么历时的趋势；而且在1965—1981年间，很多重大的变化不仅发生在价值观领域，也发生在犯罪和家庭方面。仅靠每个国家两个时间点的数据我们无法做出历时趋势的结论；而且在这段时间里，变化不仅发生在价值观领域，同样也发生在犯罪和家庭方面。

虽然数据集不大，但如果我们将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所提到的问题视为与信任有关的问题，就可以发现有些情况同在美国身上看到的差别不大。[83]与信任相关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对主要社会机构的信任有关，另一类则与伦理价值观念（ethical values）有关。有必要再次指出，信任是共同的伦理行为规范的副产品。如果人们承认其行为并不那么值得信赖——比如说他们比较愿意接受贿赂、在出租车费收取上敲诈或在纳税申报单上弄虚作假——这样信任他人的客观基础就比较薄弱，而无需理会人们被直接问及信任情况时做出了何种回答。

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四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1981—1990年间，许多国家民众对该国大多数机构的信任度都下降了；奇怪的是，只有新闻出版界和大公司在大多数国家中赢得的信任在增加。[84]尤其是权威的传统来源——例如教会、军队、司法体系以及警察部门——受信度的下降在大多数国家表现得明显。[85]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还有一些针对伦理价值的数据可以同信任关联起来，比如人们是否曾动念获取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乘坐公交系统时逃票或在报税时弄虚作假。[86]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根据人们的自我报告，他们对避免从事欺诈行为的自我约束力似乎也在下降。

考虑到美国民众惯于反对政府的政治传统，美国人比欧洲人更不信任政府就不足为奇。[87]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1997年，56%的美国人声称他们不信任政府，而针对欧洲五国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欧洲的相应比例只有45%。认为政府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美国民众也比同样持此看法的欧洲民众多。不过，有证据表明，欧洲人对政府不信任的态度在某些方面开始同美国人接近。1991—1997年间，认同“政府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控制过多”这一观点的欧洲人从53%上升到61%（1997年持此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为64%）。[88]

一定程度上，上述变化印证了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宣称的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向“后实利主义”（postmaterialist）价值观的转变。[89]按照英格尔哈特的解释，实利主义者重视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而后实利主义者重视自由、个性表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盟委员会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调查的基础上，英格尔哈特提出，欧洲主要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了向后实利主义的转变，并且认为在发生转变的国家里，通过增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对公共政策事务的关注，这一转变将有助于民主的质量。

不过，也可以用与英格尔哈特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他得到的数据。他所使用的“实利主义”、“后实利主义”的标签也会产生误导，因为它们意味着处于前一类别的人们会出于私利来关注自身经济上的或个人的需求，而处于后一类别的人们会对诸如社会公平和环境问题这类涉及面更广的事情感兴趣。可是，对于前一类人也可以这样解读，他们愿意遵从各种大的公共机构的权威（比如警察部门、公司和教会），而后一类人会更加个人主义化，以牺牲团体为代价来要求自身权利被承认。毫无疑问，个人主义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可过度的个人主义会让社会凝聚难以实现，从而给民主带来负面影响。向后实利主义价值观的转向因此可能意味着某些类型社会资本的减少。

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

当我们从价值观转而观察群体成员，就会发现美国以外的世界大抵与美国相同的状况，即一方面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对主要机构和自我报告的伦理行为的信任度下降了，而另一方面看起来人们对公民社会中各种团体的参与度在上升。

最积极力主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内飞跃发展的是莱斯特·萨拉蒙，他主持的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试图证实公民社会的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90]他认为，一场真实的“‘结社革命’如今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它构成20世纪晚期一次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发展，正如19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兴起那样”。[91]萨拉蒙给出大量的文献资料以说明美国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长，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欧洲：“私人社团的数量在法国也同样猛增。1987年一年有54 000家这样的社团成立，而20世纪60年代每年新增社团数只有10 000到12 000家。1980—1986年间，英国各类慈善团体的收入大约增长了221%。根据最近的估算，英国有大约275 000家慈善团体，其总年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4%。”[92]不仅欧洲的非政府组织数量猛增，据说在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如此。[93]

出于某些原因，萨拉蒙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部分论断及这些论断透露给我们的有关社会资本的情况，恐怕值得怀疑。首先，萨拉蒙统计的新兴组织都是正式的非营利机构，它们都不计麻烦地使自己成为合法性社团。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一种网络和群体由非正式向正式的转变，但公民社会是由二者共同构成，把两者都考虑进来是否构成净增长尚不可知。此外，萨拉蒙认为的作为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许多组织实际上是规模很大、实行科层化运作的系统（诸如大学、医院、研究实验室、教育基金会等），它们被收录在美国国税局非营利组织目录范围内，但常常难以同政府官僚部门或者营利性企业区别开来。事实上，萨拉蒙的观点中包括这样一条，即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原本由政府机关履行的责任转移给属于“第三部门”的组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后者发展的原因。这些群体组织不是自发地形成，而是通过政府的授权而得以创立，也可以被视为现代政府的延伸。[94]

全球性的结社猛增这一结论可堪质疑的第二个原因与调查数据的质量有关。就像我们对前述帕特南论点的争议双方的实证依据进行细致审查所发现的那样，对美国这样一个拥有最丰富（关于自身的）数据来源的国家来说，很难立刻就判断出它的公民社会是发展或衰落，还是两种变化兼而有之。我们在美国发现的这一问题在其他国家也确实存在。我们不仅需要确切了解有多少新的组织诞生了，还需要了解有多少已经不存在了，还有群体组织成员的数量变化呈何种趋势以及社群生活的质量如何。[95]尽管如此，仍然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在发达国家中，至少还没有出现志愿组织数量净减少的情况，反而是在很多国家呈现总体增长趋势。世界价值观调查向受访者询问他们是否加入了各类组织（比如教会、政党、联盟或社会福利组织），以及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是否为任一上述组织提供过无偿劳动。结果显示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类别的组织如贸易联盟和社区行动团体在许多国家都出现数量的减少，而另一些类别的组织，比如教育、艺术、人权和环境相关的团体，在多数发达国家中都明显增多。人们从事无偿工作的时间量也具有同样的变化趋势。除了青年工作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各型组织都出现志愿服务增多的情况。

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达国家中发生的价值观的转变令大断裂显而易见，这还只是被现有的关于价值观的实证数据所大致描绘出来的转变。虽然每一西方发达国家中有关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但总体的变化模式已经显现。首先是，在几乎全部接受调查的国家里都出现对组织机构信任度下降的趋势，特别是针对那些与权力和强制相关的旧式机构（比如警察部门、军队和教会）。并且，可视为信任之基础的自我报告的伦理行为，其水平也不如从前：在多数国家，1990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人们比1981年时更容易做出某种形式的欺诈性行为。这两种变化模式在美国也都得到体现。

另一方面，团体和团体成员数量在多数国家都趋于上升。同样，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不同团体类型的相互比例也随时间发生了变化，不过，对机构信任的丧失和伦理行为的堕落，似乎并没有对人们与他人在某种层面上建立联系的能力构成严重的损害。[96]

美国在以下两个方面保持突出：对机构的不信任度处于最高水平，同时参与团体的人数和社区志愿活动比例也最高。

根据已有的有关价值观的比较数据，亚洲发达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非全然不同。日本和韩国（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仅有的两个高收入亚洲国家）均表现出同欧洲和北美相同的对机构信任度的下滑。日本国内自我报告的对伦理价值的信仰普遍呈上升趋势（这一点同爱尔兰和西班牙相同），韩国的相关数据则不全。团体成员数量上则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日本的团体成员数量（尤其是贸易联盟）趋于下降，而韩国的团体成员数量（尤其是宗教组织）趋于上升。

本章小结

犯罪和社会失序的加剧，作为社会联结源泉的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衰落、信任度的降低，这些都构成大断裂的特点。这些变化普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发达国家中，与此前规范变动的时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变化来得十分迅猛。存在某些固定的变动模式：日本和韩国呈现出较低的犯罪增长率和家庭破裂率，但人们彼此不信任的情况令人苦恼；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拉丁天主教国家的家庭破裂率比较低，同时向生育率过低的方向发展。关于社会资本的削弱我们当然可以有其他测量手段，但这里所用的测量手段向我们揭示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不断严重的社会失序状况。我们接下来有必要探讨导致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

[1] 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pp. 29-54.

[2] 这是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出的概念，意即看着街面（相伴随的功能则是监控公共行为）的眼睛的数量。

[3] Ibid, pp. 38-39.

[4] 关于对高度现代主义都市生活不利影响的讨论，见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s Have Faile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2-139.

[5] 见Robert E. Park,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Ernest W. Burgess, Park, and Roderick D. McKenzie, eds.,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5), pp. 99-112. 相似的，犯罪学家约翰·布雷思韦特强调，被他称为“重新整合性耻辱”（reintegrative shaming）的东西起着犯罪控制手段的作用。社群通过羞辱那些违反社群规范的人来表达它们的反对。重新整合性耻辱会在某种时刻出现：社群乐意去接受那些在返回正统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或忏悔的离经叛道者。据布雷思韦特所言，重新整合防止了被污名化的离经叛道者形成自己的犯罪亚文化。日本便是第一个例子：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有着极低的犯罪率，它并不依赖于警察，而是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压力来确保社群规范。为罪犯在道德上去污名化的重大努力便是社群中其他成员的积极调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个人就会被欢迎重新进入规范性的社会生活当中。John Braithwaite, Crime, Shame, and Reintegr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Robert J. Sampson, Stephen W. Raudenbush, and Felton Earls,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 (1997): 918-924.

[7] See Erich Buchholz, “Reasons for the Low Rate of Crime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Crime and Social Justice 29 (1986): 26-42.

[8] Jam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15.

[9] 译注：“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指的是政治上一个重要的争论点，它代表了支持严厉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主张。

[10] 译注：据《元照英美法辞典》，白领犯罪，“指由法人或个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所犯的各种非暴力犯罪的总称，包括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商业贿赂罪、违反反垄断罪、操纵定价罪、内部人员交易罪等”。

[11] George Kelling and Catherine Coles, Fixing Broken Windows: Restoring Order and Reducing Crime in Our Communi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14-22.

[12] Ibid, p. 47.

[13] Wesley G. Skogan, Disorder and Decline: 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14] 自Dane Archer和Rosemary Gartner发表了Violence and Crim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以后，现在已经有了少量的发达国家比较犯罪数据汇编。至于其他的调查研究，参见Antoinette D. Viccica, “World Crime Tre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24 (1980): 270-277.

[15] 关于国际犯罪比较方面的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参见James Lynch, “Crim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James Q. Wilson and Joan Petersilia, eds., Crime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95). pp. 11-38.

[16] W. S. Wilson Huang, “Are International Murder Data Valid and Reliable? Som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Use of Interpol D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17 (1993): 77-89.

[17] Se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riminal Victimization, 1973-9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

[18] 一项关于14个发达国家的近期此类研究是Jan J. M. Van Dijk and Pat Mayhew, Experiences of Crime Across the World (Deventer, Netherland: Kluwer, 1991).

[19] Pat Mayhew and Philip White, The 1996 International Crime Victimisation Survey, Home Office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Research Findings No. 57 (London: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1997).

[20] 第二个方法论上的难题就是不得不处理犯罪问题上的跨文化对比。不同社会对犯罪的定义方式并不相同。甚至在谋杀方面，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的数据将谋杀未遂包含在内，而美国却没有；“谋杀”（murder）和“凶杀”（homicide）有时候被当成相同的概念，但有时候却不是；一些国家警察机构把伤风败俗的行为与暴力犯罪同日而语，而有些却不这么做。即便是在同一个社会中，对犯罪的定义也会与时俱变。在诸如强奸和虐童之类的性犯罪中尤为如此，社会规范在这方面的变化非常迅速。约会中的强奸在今天的美国会被起诉，而在三十年前则不会；言语辱骂和精神虐待在今天也已经是虐童的组成部分。在定义相同的条目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也存在着：与美国相比，自行车盗窃在荷兰的财产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要比汽车盗窃和夜盗大得多，这仅仅因为在荷兰有更多的自行车被盗。
由于在犯罪定义中频繁出现的模糊性，有一个犯罪学学派认为犯罪只是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有选择地把某事标识为犯罪，而且一个团体中的离经叛道者在另一个团体则是正常的。爱德温·萨瑟兰的解释含蓄地表明，犯罪的产生是因为逾越了定义，而这种逾越支持对法律的违犯，而且这延续了所谓的标识理论学派。在这种解释之下，法律的施行变成了一种强制的文化偏见。由于保守派在19世纪60到70年代将犯罪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很多自由派分子借助响应涂尔干来对“离经叛道是正常”的效用做出回应，即没有一个社会摆脱了犯罪和偏离 [规范]。他们认为，任何龌龊犯罪的条目都是在维多利亚时期和19世纪50年代的北美市郊被约定的；把这些阶段回顾成黄金时代不过是怀旧的心态在起作用罢了。
对于文化偏见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回答：第一种答案比较精细也比较技术性。研究表明，国际数据集合之间有着适度的一致性。如果犯罪条目在两个社会或在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划定，那么条目很明显不可能被任何寻找特定原因或修正特定犯罪类型的精细研究所解构。然而只要犯罪类型在不同时间都被使用，那么这就不应该影响到时下流行的数据。第二种答案则更为粗疏，犯罪是否只是将少数群体和其他边缘人群污名化的一种偏见，这一议题确实不能应用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中的广阔现象。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无疑不存在完成发展的社会）认为谋杀和财产偷盗是合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容忍更高程度的犯罪和离经叛道的意愿，并没有意味现在有更少的社会动荡，而是意味另一种情况下的“重新定义偏离[规范]”。
See W. S. Wilson Huang, “Assessing Indicators of Crime Among International Crime Data Series,”Criminal Justice Policy Review 3 (1989): 28-48; Piers Beirne, “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Contemporary Crises 1 (1983): 371-391; Gregory C. Leavitt, “Relativism and Cross-Cultural Criminology: A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7 (1990): 5-29; Edwin Sutherland and Donald Cressy, Criminology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0); Frank Tannenbaum, Crime and the Commu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8); Howard S. Becker,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63).

[21] Ted Robert Gurr, “Contemporary Crim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ondon, Stockholm, and Sydney,” Annals of the North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34 (1977): 114-136.

[22] W. S. Wilson Huang, “Arc International Murder Data Valid?”

[23] 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00.

[24] 在1995年的美国，少于20名雇员的公司占据了私企雇佣的19.5%。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Advocacy, Small Business Answer Card 1998.

[25] 福山在本书中更多把儒家思想文化及其衍生制度（在汉代被凝定为官方学说和一整套政治制度并为后世中国沿用和发展）作为一种宗教性的存在来探讨，故本书遇到Confucianism及其同根词一律译为儒教（的）。

[26] 译注：在英格兰，Public school通常是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但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则主要指公立学校，而且通常是免费的。

[27] 译注：人类学上，将几代同堂的家庭称为大家庭，将仅由父母子女构成的家庭称为小家庭或核心家庭。

[28] 如果一个女人能够满足当年各个育龄小组的生育率特征，那么总体的生育率就是一个女人在育龄时的平均生育数字。见数据来源的附录。

[29] 我要感谢Nicholas Eberstadt对这一章节的分析，参见他的文章“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ublic Interest, no. 129 (Fall 1997): 3-22.

[30] Nicholas Eberstadt, “Asia Tomorrow, Gray and Male,” National Interest, no. 53 (Fall 1998): 56-65.

[31] 关于这一阶段的讨论，参见Michael S. Teitelbaum and Jay M. Winter, The Fear of Population Decline (Orlando, Fla.: Academic Press, 1985).

[32] 译注：在欧美国家，产假（maternal leave）是提供给母亲的福利，而育儿假（paternal leave）可以由母亲或父亲机动选择由谁来休假，各国规定的休假时长不一样，产假一般在一年以内，而育儿假甚至可以长达三至四年。

[33] David Popenoe, Disturbing the Nest: Family Change and Decline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p. 34.

[34] Sara McLanahan and Lynne Casper, “Growing Divers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in Reynolds Farley, ed.,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 in the 1990s, vol. 2: Social Tren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35] William J. Goode, World Change in Divorce Patter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4. 离婚在像智利等一些天主教国家到现在都还没有合法化。

[3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Table98, p.79.

[37] Ibid.

[38]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47, no. 4 (Washington, D.C.: USHHS, October 7, 1998), p. 15.

[39] 然而，这些改变只是将比率带回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Stephanie J. Ventura, Sally C. Curtin, and T. J. Matthews, “Teenage Bir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and State Trends, 1990-96,”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Syste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998).

[40] See, for example, McLanahan and Casper, “Growing Diversity,” p. 11.

[41] Ibid.

[42]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Report to Congress on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Hyattsville, Md.: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p. 70; Larry L. Bumpass and James A. Sweet, “National Estimates of Cohabitation,” Demography 26 (1989): 615-625.

[43] McLanahan and Casper, “Growing Diversity,” p. 15. 这些关于瑞典的统计数据来自同瑞典卫生部以及社会事务部社会服务支部往来的私人通信。

[44] Louis Roussel, La Jamille incertaine (Paris: Editions Odile Jacob, 1989).

[45] Richard F. Tomasson, “Modern Sweden: The Declining Importance of Marriage,” Scandinavian Review (1998): 83-89.

[46] Elise F.Jones, Teenage Pregnanc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7] 这是些关于美国的数据。Larry L. Bumpass and James A. Sweet, “NationalEstimates of Cohabitation,” Demography 26 (1989): 615-625.

[48] 即便对年龄、受教育情况、收入和其他与家庭侵犯相关的因素进行控制时，这一点也是真的。See Jan E. Stets, “Cohabiting and Marital Aggression: The Role of Social Isolation,”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1991): 669-680.

[49] Popenoe, Disturbing the Nest, p. 174; Ailsa Burns and Cath Scott, Mother-Headed Families and Why They Have Increased (Hillsdale, N.J.: Erlbauni, 1994), p. 26.

[50] Sara McLanahan and Gary Sandefur,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What Hurts, What Hel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

[51] David Popenoe, Life Without Father: Compelling New Evidence That Fatherhood and Marriage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Good of Children an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 86. Andrew Cherlin指出，即使这个对比是有效的，和历史上因为其他原因引起的家庭解体相比，由于离婚所带来的家庭破裂的比例也仍然更高。Andrew J. Cherlin,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 2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

[52] Popenoe, Life Without Father, pp. 151-152.

[53] Goode, World Change, p. 35.

[54] Ralf Dahrendorf, Life Chances: Approache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

[55] 译注：国家教会（state church）是一个与基督教有关的概念。历史上，曾有民族国家为摆脱教皇的制约，而进行自己民族国家的宗教改革，建立所谓的国教，典型的例子如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英国国王是该国教教会的最高领导人。现代国家中，国家与教会通常是分离的，但也有国家规定某一宗教为国教（established religion）。福山这里说的国家教会指受到一国官方认可和支持的基督教教派组织——一般该国的国教就是基督教，例如丹麦、冰岛、挪威这些北欧国家的国家教派就是路德教派，而希腊的国家教派是东正教派。

[56] 基于综合社会调查，John Brehm和Wendy Rahn的研究数据显示，凭借公民的参与度可以很好地预测信任度。这项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Wendy Rahn and John Brehm,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1997): 999-1023.

[57] 译注：自我报告调查是行为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受访人在问卷或调查表中填写或选择自我行为的表现、频率、动机等等。

[58] 关于此观点，见拙著《信任》第一章，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See also Diego Gambetta,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8).

[59] 关于该问题的总体分析，见Joseph S. Nye, Jr., ed.,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60] Karlyn Bowman and Everett C. Ladd, What’s Wrong: A Survey of American Satisfaction and Complaint (Washington: AEI Press and the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998), Table 5-20.

[61] American Enterprise (Nov-Dec. 1993), pp. 94-95.

[62] Ladd and Bowman, What’s Wrong, Tables 6-1 to 6-23.

[63] 译注：婴儿潮一代主要指1946—1965年出生的美国人，而被遗忘的一代（generation X）指1961—1971年出生的美国人。

[64] Wendy Rahn and John Transue, “Social Trust and Value Change: The Declin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n Youth, 1976-1995,” unpublished paper, 1997.

[65] Tom W. Smith, “Factors Relating to Misanthrop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6 (1997): 170-196.

[66] Ibid, pp. 191-193.

[67] Alan Wolfe, One Nation, After All (New York: Viking, 1998), p. 231.

[68] Rahn and Transue, “Social Trust.”

[69]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70] Everett C. Ladd, The Ladd Report (NewYork: Free Press, 1999). 该书的早期版本为Ladd, “The Data Just Don’t Show Erosion of Americas ‘Social Capital,’” Public Perspective (1996); and Everett C. Ladd, “The Myth of Moral Decline,”Responsive Community 4 (1993-94): 52-68.

[71]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72] 译注：学区（School District）是美国教育管理的最基层单位，类似于我国的基层教委或教育局。

[73] 译注：最早的男同性恋组织Mattachine Society 1951年成立于洛杉矶；1981年，第一例艾滋病在美国被发现。

[74] 译注：主要面向老年人提供价格低廉的午餐服务的社会福利性组织。

[75] Calvert J. Judkins, National Associ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49). 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关于组群内成员关系评估的参考资料，我要感谢Marcella Rey，参见她的“Pieces to the Association Puzz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ary Action, November 1998).

[76] Lester M. Salamon, America’s Nonprofit Sector (New York: Foundation Center, 1992).

[77] W. Lloyd Warner, J. O. Low, Paul S. Lunt, and Leo Srole, Yankee C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78] 除了这种组群数量难以计算的问题以外，在评估它们所带来的组群关系的质量中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帕特南认为新的宣传小组只是“成员小组”，因此对其不予考虑，但是拉德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在大型环境组织（如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中，不仅成员数量已经在实质上增长，而且组织内成员之间关系的质量已经远不止是一份年度会费检查。他通过一项研究表明某个环境组织的一个地方分会如何资助无数徒步和自行车旅行、背包客之类的活动，它们在经促进人际关系形成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社会资本产生了外溢效应。

[79]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NORC), General Social Survey (Chicago: NORC, various editions). 第一次调查是在1972年，后续的年份则包括1973—1979、1980、 1982、 1983—1993、 1994、1996和1998年。

[80] Wolfe, One Nation, pp. 250-259.

[81] Rahn and Transue, “Social Trust.”

[82]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Trust and Citizen Engagement in Metropolitan Philadelphia: A Case Study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1997). 这项研究表明，费城人确实表现出了对他人显著的不信任。在费城（和调查中的郊区县镇相反），只有28%的受访者表示“大部分人都可被信任”，而67%的人则表示“再小心也不为过”，这和其他调查结果（如GSS）大致相符。正如在全国调查中，人们对大型机构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公立学校、地方报纸、城市和当地政府，还有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表示信任它们的人少于20%。另一方面，有证据显示公民参与度很高：60%的人在过去一年中为一些类型的组织做过义工，49%则在过去一个月中做过；49%的人参加过集体工作来解决共同问题，30%的人则联系过被选举的公务员。尽管这些比例稍低于全国的平均数，但是没有关于公民不参与的证据。

[83]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问了一个问题：“通常来讲，你会说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或者你在和他人打交道时再小心谨慎也不过分？”这和Roper的调查、GSS和其他美国民调是相似的。令人惊讶的是，它们显示，在1991—1990年间，很多工业化国家中的信任度是上升的，包括美国。在西方国家中，信任度只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下降了。其他来自GSS和民调的结果显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信任度在美国是大幅下降的，这和上述的发现并不一致。根据GSS的数据，在1980—1990年间，美国人之间的总体信任度从44.3%下降到了38.4%。

[84] 这些国家指的是美国、比利时、英国、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和前联邦德国。

[85] Ronald Inglehart, “Postmaterialist Values and the Erosion of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in Nye (1997), pp. 217-236.

[86] 总结中没有包括的是一些关于伦理价值的问题，这些伦理价值和社会总体信任之间的关系是可疑或薄弱的，包括受访者是否吸食了大麻或印度大麻制品，以及一个人是否认同同性恋和堕胎的正当性。

[87] 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断言，当我们观察世界上国家的详细情况时，会发现信任度和公民社会密度之间是有关联的。如果考虑对制度的信任和人际间的信任，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关联是非常脆弱的，而且一点都不适用于美国。世界价值观调查确认了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天主教国家——特别是拉丁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体社会信任度要比北欧新教国家低。这些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志愿组织方面的参与度更低，至少在法国和西班牙，这种低参与度是他们统一官僚制国家下中央集权历史的副产品。在另一方面，美国在志愿组织方面的参与度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高得多，但是总体社会信任度却并不见得比一些其他欧洲国家高，而且在制度方面的信任度要比其他欧洲国家低得多。

[88]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Deconstructing Distrust: How Americans View Government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1998), pp. 53-54.

[89] Ronald Inglehart and Paul R. Abramson, Value Change in Global Perspectiv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see also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90] See Lester M. Salamon and Helmut K. Anheier, The Emerging Sector: An Overview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994); and Lester M. Sala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Foreign Affairs 73 (1994): 109-122.

[91] Lester M. Salamon, 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3.

[92] Ibid, p. 246.

[93] Ibid, p. 247.

[94] 举个例子，我在兰德公司工作了很多年，这个公司由美国空军于1948年建立，是一个非盈利的私人智库，目的是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根据Salamon的定义，兰德公司是美国公民社会中的一部分，但如今它却几乎不这样定位自己，因为它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国防部和武装部门的合约下进行的。在人员、研究议程和远离政治压力方面，这种由非盈利的准自治组织所进行的研究很少有自由度，理论上联邦政府也可以直接进行这种研究。对于遍布美国的由美国国家科学联合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防部资助的所有非盈利研究实验室也是如此。

[95] 在发达国家中显得棘手的衡量难题在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和菲律宾）中也成了压倒性问题，Salamon（1994）也宣称，社团革命在第三世界也已经开展了。外国研究者很可能在这种社会中了解到许多关于新型的西方化非政府组织的知识，因为这是与外部世界的连接点；但是对于每一个新的非政府组织而言，有多少传统的村落网络、大家族或部落已经消失了呢？

[96] 见Francis Fukuyama, “Falling Tide: Global Trends and United States Civil Societ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 (1997): 60-64.

第3章
关于原因的一般看法

前面章节中所描述的那些重大变化显然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要想对它们做出精简的解释实属不可能。然而，在大约同一时期内众多工业化国家的各种不同社会指标一齐发生变动的事实，多少为我们指示出一种在更加普遍的层面进行解释的路径，从而把繁难的分析任务简化。如果同样的现象在一大批国家里发生，我们就可以把仅仅适宜于某一国家的解释剔除在外。

接下来，我将介绍社会理论家提供的有关大断裂不同方面的可能原因的解释，它们已经成为被多数人接受的意见。我首先介绍意图同时能解释大断裂所有方面的宏大阐释，然后转向针对大断裂某一具体方面问题的那些解析。这些解释，我有的赞成，有的则视之为谬论或不完备之论。

美国例外论

首先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否发生了大断裂。许多欧洲人倾向认为社会秩序的崩坏只是发生于美国的独特现象，大多数困扰美国的严重的社会症候都没有降临在他们的社会中。正如第二章中举出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美国总是拥有明显更高的离婚率和犯罪率，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及其他社会病，同时又在经济增长、创新、科技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方面胜出一筹。[1]美国例外论在暴力犯罪率问题上最为明显，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谋杀、绑架和严重人身伤害案发生率最高的国家。谋杀率比欧洲许多国家以及日本高出一个量级，纽约市一个城市发生的谋杀案曾一度比英国或日本全国还多。[2]

如果大断裂只发生于美国，我们也许会被引向一种解释，即这种情况源于美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以及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或里根主义大行其道。像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和西蒙·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这些评论家业已就美国文化的特别之处做出详尽的分析，诸如反国家主义、憎恶权威、对经济流动性的热盼等，这些特点都特别容易导致家庭破裂、犯罪和社会失范。[3]美国的少数族群（比其他发达国家人数比例要大）也造成上述方面指标的恶化。例如，美国非拉美裔白人的非婚生育率，就处于欧洲国家未婚生育率高低排名的中游水平。

不管对美国例外论所做的跨文化解释多么成理，它们仍无法解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众多发达国家中都出现的离婚、未婚生育、犯罪和不信任的比率同时上升的现象。

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家庭破裂和犯罪的统计指标其增长率超过美国（尽管它们的起步水平较低）。[4]这反过来说明，引起变化的不仅仅是美国独有的因素，而是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所共同面对的那些因素。

除此之外，考虑到一系列更广泛的指标，美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与众不同。我们已经了解到，多数北欧国家非婚生育率高于美国，其他英语国家如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非婚生育率也不逊于美国。犯罪率的情况也是如此。犯罪学家詹姆斯·林奇（James Lynch）指出，在严重财产犯罪方面，1988年和1992年，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的破门盗窃率高出40%，加拿大高出12%，英格兰和威尔士则高出30%。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财产犯罪率在降低，而同一时期该指标高于美国的欧洲国家数量却在增多。人们的一般印象中，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最严苛，这种看法也不对：美国人均坐监率高的同时，其暴力犯罪数量也最多。美国对于某一罪行给予监禁惩处的可能和对杀人犯判处的刑期并不是特别高，有时实际上还比较低。美国有着欧洲所没有的庞大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是一个汇聚了长期居于贫苦的社会阶层，与劳动阶层（working class）不同的是，它代表着暴力犯罪、吸毒、失业、教育不良以及家庭破裂。社会底层在许多欧洲城市不是出现在城市中心而是在郊区地带，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集中的地区。不过，欧洲的贫困往往比美国的贫困要更具规律性，性质上属于结构性贫困而非文化性贫困。[5]

一般原因

概括而言，至少有四种观点被提出来用以解释为什么与大断裂有关的那些现象会发生：一是它们源于不断增长的贫困和/或收入不平等，二是相反的原因，即不断增长的财富，三是视之为现代福利国家的结果，四是将它们归因于一场更广泛的文化转变，包括宗教衰落和个人主义的自我满足超越社团义务等。

在我看来，上述所有观点在解释为何社会规范从1965年起发生如此迅猛转变时均有缺陷。这些变化的确根源于价值观，因此也就深植于第一章中所说的文化方面更为广泛的转变之中。不过这依然存有疑问，即为何文化价值观在那个时候发生转变，而不是在之前或之后的一代。发生在两性和家庭规范领域里的转变，我想可以用两个因素来解释。一是在工业时代的经济向信息时代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劳动性质发生的重大转变，二是一项个别的技术创新——避孕药。这些具体的原因将在随后的两章中进行讨论。

解释之一：贫困和不平等导致了大断裂

所有人都认为，家庭破裂、贫困、犯罪、不信任、社会原子化、吸毒、教育水平低下和社会资本匮乏，这些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左右两派围绕它们进行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论争，所提出的观点则直指经济和文化两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左派认为，犯罪、家庭破裂和不信任主要是就业岗位、发展机遇和受教育机会少以及经济上的不平等所致。不少评论者还把种族主义和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列入原因范围。这种因果逻辑分析导致人们呼吁美国实行欧洲式的福利国家的制度，以保障贫困人群的就业和收入，同时把日益严重的家庭破裂问题归咎于美国的福利国家发展得不够“现代化”。[6]

历史上富甲一方的国家一旦遭遇经济贫困就会带来社会规范方面如上所说的重大变化，这样的看法可以休矣。美国今天穷人的绝对生活水平比上几代美国人要高，他们的人均财富也比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中家庭结构更加完整的人要多。美国并没有在20世纪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变穷；按不变价格的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从1965年的14 792元上涨到1995年的25 615元，人均消费支出从9 257元上涨到17 403元。[7]贫困率在20世纪60年代急剧下降，随后稍有回升，它并没有按照能够解释社会失序大幅增长的方向发展（见图3.1）。

图3.1　美国官方报告的贫困率

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的《1997年美国统计摘要》（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97年），第472页。

偏爱经济学假设的人们认为，贫困的绝对水平不是问题的根源。现代社会，尽管总体上更加富裕，但也更加不公平或遭遇了能导致社会功能紊乱的经济动荡和失业问题。在有关家庭破裂问题上，对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数据稍加关注便会发现，贫困导致社会失范的说法不太可能成立。对经合组织国家略一考察就知道，旨在提高经济平等程度的福利水平和家庭稳定之间不存在正相关。事实上，在高福利待遇水平和非婚生育现象之间存在某种微弱的联系，这种现象往往印证了美国保守主义者所提出的福利国家是家庭破裂的致因而非疗法。非婚生育率最高的是奉行平等主义的北欧国家，例如瑞典和丹麦，超过一半以上的GDP被政府用于向人民返还福利。[8]日本和韩国对贫困人群的国家福利保障最少，但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也最低。[9]具有丰厚福利保障的国家，其家庭破裂和贫困之间的联系更是微弱。美国单亲家庭的贫困率比福利更优越的其他经合组织国家要高，这表明各种家庭扶持和收入保障计划似乎行之有效。[10]不少看到这些数据的欧洲人于是相信，他们的福利国家制度使他们能无须承受美国式的社会问题。

然而，仔细审视这些数据会发现，福利国家并没有解决潜在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只是单纯地取代了父亲的角色，向母亲和孩子提供保障生存和养育所需的资源，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尔（Lionel Tiger）将这一过程称为“政府婚”（bureaugamy）。[11]在此过程中，福利国家并没有消除家庭破裂的社会成本，而只是把它从个人身上转嫁到纳税人、消费者和失业者那里。政府是否足以取代父亲的角色令人怀疑，后者不仅为家庭提供资源，还要在子女适应社会和受教育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且，欧洲的福利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失业率都持续上扬。拿这些国家同没有受到潜在的家庭破裂问题困扰的日本相比将富于启示意义，这一对比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

犯罪问题同样如此。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家和选民普遍持有贫困和不平等会导致犯罪的观念，他们也千方百计为福利和扶贫计划寻求正当性。不过，即使有充分理由证明收入不平等和犯罪之间存在广泛联系[12]，这种联系也不足以为西方世界犯罪率如此快速上升提供一个言之有理的解释。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没有发生可以作为犯罪率骤然提高原因的经济萧条，并且实际上美国战后的犯罪浪潮始自一个就业充分和普遍繁荣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反而下降了。）后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扩大，但同一时期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主义程度要高于美国）的犯罪率也上升了。美国社会较大的经济不平等，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其犯罪率在任何年份都比其他国家比如瑞典要高，但却无法解释为何瑞典的犯罪率在同样的时期内开始增高。此外，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继续扩大，但犯罪率却下降了；那么这段时间里不平等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变成了负相关。[13]

贫困也同不信任有关。但如果美国没有出现与大断裂构成相关的贫困的大幅增加，那么贫困就不大可能成为不信任度上升的理由。无论何种情况，只占相对很小部分的美国人跌入贫困线以下的事实，无法解释大多数美国人表现出来的对机构和其他美国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经济动荡和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本身可能导冷漠心态的加重。大断裂时期，美国人的经济不安全感在增加。20世纪70年代围绕石油供给和通货膨胀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危机；80年代早期，美国的锈带地区（Rust Belt）[14]发生了严重的衰退，同时在海外竞争的影响下出现大批失业者。而在90年代早期，美国的公司大幅裁员，大型企业的终身雇用理念一去不复返。

艾伦·沃尔夫关于中产阶级道德研究的访谈可以用来说明经济变化滋生不信任的一些方式。与欧洲人不同，美国人不太认为经济不平等本质上是不公正的或标志着某种根本上就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不少受访者对公司裁员表示理解，并指出它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竞争力；也有不少人对工会提出质疑，认为它们试图在不提高生产率的情况下保留工作岗位和待遇。不过，他们也批评了由于新的、无情的竞争造成的不忠于职守，以及企业负责人在把工资减半的同时又为自己保留大量特权。[15]面对20世纪90年代企业的裁员和收入减少，人们不得不把自己对工作单位的忠诚进行分配和限定，这种情况比他们上一代人要严重得多。在一个盛行兼职或做临时工、给人当顾问、频繁跳槽的新世界里，人们之间的联结虽有增加但都不紧密。

解释之二：大断裂源于更多的财富和安全

有关大断裂时期价值观转变的第二种一般性解释恰恰与第一种相反：不是由于贫困和不平等，反而是不断增长的繁荣所致。这一观点由民意调查者丹尼尔·扬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kh）提出，他主持的民意调查追踪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的价值观从社区导向到个人主义导向的转变。[16]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工作也指明了这一点，他的“后实利主义价值观”表明，由于要满足经济需求这一基本需求，使得人们在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时需要区分一系列的轻重缓急。

扬克洛维奇观察到三种阶段的“富足效应”（affluence effect）。第一阶段，人们刚开始变得富有，但对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生活还记忆犹新，那个时候他们最关心的是日常生计，自我实现、个人发展还有自我满足都是奢侈的想法。在第二阶段，当人们安然于眼前的繁荣后，他们开始放纵自己，这种态度的外在表现就是人们不大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抚育孩子，但却更愿意去冒险。家庭破裂和社会越轨现象都可能是在第二阶段所出现的后果。最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发现不能把生活富足视为理所当然，而是需要从长远来考虑。扬克洛维奇指出，不少美国人在1991—1992年间的经济衰退期进入第三阶段，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社会功能紊乱程度有所降低的现象。

表面上看，把个人主义的滋长和社会诸问题归咎于大繁荣的观点要比其反面观点（源自贫困的增加）要合理得多。毕竟，如前所示，家庭破裂、犯罪和不信任程度在一长段时间里的加重，发生于那些同一时期富有程度稳步增长的国家。此外，经合组织国家里，价值观变迁同收入水平存在广泛的联系；像美国、加拿大、北欧诸国这类较富裕的国家，社会分裂的程度往往高于相对贫穷的国家，比如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人们凭直观感觉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那种使他们在家庭和社区中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相互依赖式联结会逐渐变弱，因为他们现在独自生活的能力提高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抛下亲人和邻居可能令所爱的人陷入贫穷或严重的困窘境地；这时的人们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蝇头微利，只想着眼前的满足而不愿担任何风险。

虽然在这条逻辑的论点上有很多合理之处，但仍不能令人满足。首先，在大断裂时期实际行为方式（在有关家庭破裂、犯罪和不信任方面）改变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上拥有财富最少的人群。例如收入低的非裔美国人，他们最没有理由把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创造的经济成果视为唾手可得，也正是这一群体在随后几十年中经受了最严重的社会规范的解体。另外，用1991—1992年经济衰退期出现的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来解释90年代价值观向更加保守的方向转变，有过于简单之嫌。即使经济繁荣和价值观转变二者有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如英格尔哈特的研究所示）也不会太过紧密。也就是说，不管富裕程度和（历经一代人或几代人时间的）价值观转变之间有何种联系，个人主义并不随短经济周期而出现强弱起伏。

解释之三：错误的政府政策导致了大断裂

关于不断加重的社会失序的第三种一般性解释由保守主义者所提出，被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的《脱离实际》（Losing Ground）一书，在穆雷之前提出这一解释的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Gary Becker）。这种观点认为正是福利国家那种倒错的激励导致了家庭破裂和犯罪的增加，恰与左派的观点构成鲜明的对照。[17]美国的第一项国家福利计划针对的是贫困的妇女，大萧条时期的“对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AFDC）只向单身母亲提供福利金，这对那些同孩子父亲结婚的母亲来说就极不公平。[18]美国在1996年通过的福利改革法案中废止了这一计划，部分原因正是考虑到它倒错的激励影响。[19]

同样，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犯罪数量的增加源于同一时期刑事制裁力度的减弱。加里·贝克就曾指出，犯罪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理性选择：假如犯罪的回报增加而成本（受惩情况）降低，就会出现更多的犯罪而不是相反。[20]不少保守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社会容许度的增加才会出现20世纪60年代犯罪数量的增加，并认为那时的法律制度是在“纵容犯罪”。如果按照这种逻辑，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80年代全美各地都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更严厉的处罚，更多监禁，有时是更多的街头警力）。美国1997年的监禁率是1985年的两倍，是1975年的三倍。[21]抛开严刑峻法对一般人的威慑效应不论，只计算犯罪者中未被收监的那些惯犯的犯罪数量，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22]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也认为，跟英国相比，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下降得较快与施用重典有关。[23]除了施用重典以外，警方的手段也向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方向转变，这是一项能够起到减少犯罪率的积极作用的创新。

福利补助金会造成经济学家所说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并挫伤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对此很少会有人反对。[24]但它们对家庭结构会造成何等影响却没有多少人清楚。乍看之下，比较数据更能支持穆雷的假设而非左翼人士的推论，前者视福利为家庭破裂的原因之一：瑞典、丹麦这类高福利国家的非婚生育率比日本这类低福利国家要高。但也存在无数的反例，先拿美国来说，其福利水平大大低于（比如说）德国，而非婚生育率也远高于后者。就美国福利补助金问题所做的精细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发现，当把福利补助水平同非婚生育率联系在一起时，无论是基于各州（被授权自主决定其福利补助水平）还是历时的比较，都会出现类似的矛盾之处。[25]在后面的例子中，扣除物价因素，福利补助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但家庭破裂率在整个90年代中期仍未见减少。[26]有分析者指出，美国的家庭破裂，只有不到15%的情况可以归咎于“对有子女家庭补助”和其他福利计划。[27]

保守主义者的论点更根本的弱点在于，非婚生育只是家庭纽带衰弱这一大问题的方面之一，其他还有生育率下降、离婚、同居取代婚姻以及同居伙伴的分手等问题。非婚生育现象在美国和多数其他国家，首先（即使不是仅仅）与贫困有关。然而，在西方，离婚和同居现象主要流行于中上层社会人士。除了国家在法律上令离婚变得更为容易以外，很难将离婚率大涨和结婚率下降的责任都赖在政府身上。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也许同改进警务方法、提高惩处力度有很大关系，但很难说60年代犯罪率高涨的浪潮就单纯是治安不力的后果。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由最高法院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Miranda v. Arizona），这些旨在保护刑事被告人权益的决议的确限制了警察和公诉人的行为。但是警察部门很快学会了如何适应在办案过程中完全遵循合法的程序。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看到，晚近出现的大量犯罪学理论，把犯罪归诸犯罪者在人生早期社会化程度和冲动控制力的低下。潜在的犯罪者并非不会在面对可能的惩罚时做出理性的反应，而是他们对一定程度的惩罚的反应以及从事犯罪活动的倾向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与理解犯罪数量迅猛增长的现象更为相关的不是惩罚的力度，而是起中介作用的各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s）（比如家庭、邻里、学校）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年轻人从大的文化环境那里所接受的信号的变化。

解释之四：大断裂由更大的文化转变所引起

这一解释将我们引向文化上的解释，它在上述四种解释中看似最为合理。不断增长的个人主义和不断放松的公共管控显然会对家庭生活、两性行为以及人们遵纪守法的意愿产生重大影响。按照这一解释的逻辑，问题不在于文化是否构成因素之一，而在于文化的解释能否充分照顾时间上的节奏：文化的演变通常十分缓慢，但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如此异乎寻常的迅猛变化？

在英国和美国，社会公共控制的力度在19世纪最后三十几年的维多利亚时期达到顶峰，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婚姻家庭仍是广为接受的理想模式，青少年性行为受到严格的控制。冲决维多利亚式道德体系的文化转变可以被分为多个层次。最上层的是由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散播的抽象理念，偶尔也会有个别兜骗之徒参与其中，他们为更广泛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层是大众文化，它是复杂的抽象理念的简明版本，经由书籍、报纸和其他形式的大众媒介被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内蕴于抽象和大众化的理念之中的新规范逐渐显现于广大民众的行为当中，于是构成了实际行为这最后一个层次。

维多利亚式道德体系的衰落可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若干思想发展中看出端倪，20世纪40年代出现过这种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思想的最高层次，西方唯理论者因为得出的结论无法为普适的行为规范找到合理的依据，从而自毁根基。这一点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这位现代相对主义之父那里体现得最明显。事实上，尼采认为人这种“红脸颊野兽”（beast with red cheeks）是创造价值的动物，不同人类文化中所使用的各类“有关善恶的语言”是意志的产物，而不是出自真理或理性。启蒙不会带来有关权利或道德不证自明的真理，它反而揭示了在道德约定问题上无穷的多样性。想把价值观立基于人性或上帝的努力，都注定会被发现是那些价值观的塑造者的有意为之。尼采那句“没有事实，唯有解释”的箴言，成为后代那些汇聚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大旗下的相对主义者的口号。

在社会科学中，首先撼动维多利亚式价值观根基的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约翰·杜威（John Dewey）、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沃森（John Watson），三位心理学行为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出于不同原因都对维多利亚式和基督教的那种认为人生而有罪的观念提出质疑，并进而论证对人们行为加以严格的社会控制并非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须。行为主义论者主张，人类心灵是一种洛克式“白板”（tabula rasa），有待文化内容来填充；这意味着人类远比此前我们想象的那样更富有（社会压力和政策之下的）可塑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在如下思想的传播上影响甚巨，即神经官能症源于社会对性冲动过度的压抑。甚至，受精神分析学流风所及的影响，整整一代人都习于谈论性，并把日常心理问题同“力比多”（libido）及其被压抑联系起来。

人们容易对高度复杂的思想潮流进行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心理学中的詹姆斯·威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弗洛伊德学派都对本能、文化以及更一般的人性问题有着各自明确的看法。也许，比起每一学派的影响来说，更重要的是心理学本身的兴起，不仅作为一门学科，也作为一种看待自我的方式。可以有把握地说，19世纪的美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包括19世纪的欧洲人）并没有本着治疗的目的花时间对内心最深处的感受进行内省式的探究。就激励人们自省而言，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根据外部的、同更大的团体和机构相联系的约束性规范和律令来调整内心的想法和外在的行为。相比之下，20世纪对心理学的重视则为人们能合法地追求个体的愉悦和满足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当代生活的这种“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特征导致出现了社会学家詹姆斯·诺兰（James Nolan）所说的“疗治型国家”（therapeutic state）[28]，即政府致力于满足公民的内在的心理需要，且政府的合法性也来自它使民众感觉更加良好的能力。加利福尼亚的“自尊”运动可以视为对数十年前兴起的那场思想潮流的一点微弱反响，在这场运动中，公立学校努力帮助年轻人提高自尊心，并从因无法达到不合理的行为标准而产生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在20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关于性行为的高级理念出自人类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抨击了此前关于种族等级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也批评了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各古老文化的武断裁决。博厄斯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于1928年写就了《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一书，她在其中直接运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概念来分析美国人的性行为问题。她指出，萨摩亚的女孩与受清教文化和维多利亚文化影响的美国女孩不同，她们可以像成年人一样表达自己的性兴趣；由于没有压抑性的清规戒律，总体上像犯罪、猜忌、好胜这类问题在萨摩亚社会要少得多。[29]米德不仅著书立说，而且还在《生活》杂志开有定期专栏，在广播、电视等新媒体上也有定期栏目，这些都令她的影响不可轻估。

在大众文化层面，文化历史学者詹姆斯·林肯·科利尔（James Lincoln Collier）指出，1912年前后是维多利亚式性规范在美国走向瓦解的关键时期。一系列新式舞蹈在这段时间里风靡全国，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普遍接受了正派女人可以出现在舞蹈俱乐部的观念；酒类的消费量上涨了；爵士一词首度出现在出版物中，白人越来越多地接受拉格泰姆调、迪克西兰风这些黑人流行音乐类型；女权主义运动初露端倪；电影和现代大众娱乐相关技术的普及；以彻底打破既有文化价值合法性为要旨的文学现代主义步入高潮阶段；性方面的道德观念（基于人们在此时期少得可怜的实际经验知识）也开始变化。[30]科利尔认为，20世纪60年代性革命的思想文化基础在20年代就已在美国精英人群中生根发芽。只是这些思想文化基础在其他民众中的普及因大萧条和战争而滞后，大萧条和战争的影响在于使人们更加关注养家糊口而非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后者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怎么也享受不起。

因此，大断裂时期在社会规范上发生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文化方面的根源（它当然有），而在于我们能否解释随后的转型为何在那段时间、以那样迅猛的速度发生。关于文化，我们的认知从来就是，它的转变比起其他因素的转变（比如经济状况、公共政策或意识形态）要慢得多。在文化规范快速变化的地方，比如快速走向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转变显然受到经济转变的驱动，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因素。

大断裂也是如此：在大断裂开始前的两三代人时间里，已经发生了摆脱维多利亚式价值观的转变；紧接着，变化的速度突然间急剧加快。很难相信，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发达国家的民众只是单纯地决定，他们要在婚姻、离异、育儿、权威认同和社区生活这类基本问题上改变态度，而没有其他强力因素的驱动来造成价值观的转变。将文化变量同美国历史上的具体事件（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或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相联系的那类解释，暴露出更为严重的地方主义：为何在其他国家，从瑞典、挪威到新西兰和西班牙，也都发生了社会规范的分崩离析呢？

假如上述对大断裂的宽泛解释不尽如人意，我们就需要更具体地考察造成大断裂的种种因素，并探寻它们彼此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1]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pp. 46-51.

[2] Ruth A. Ross and George C. S. Benson, “Criminal Justice from East to West,” Crime and Delinquency (January 1979): 76-86.

[3] 比如参见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Robert K. 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 (1938): 672-682. 这个论点最近又被重新讨论，虽然与此前有所不同，见Steven F. Messner and Richard Rosenfield, Crim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2d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97). 另见和美国少数群体直接有关的犯罪来源的讨论著作，Richard Cloward and Lloyd Ohlin,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4] Steven Stack, “Social Structure and Swedish Crime Rates: A Time-Series Analysis, 1950-1979,” Criminology 20 (November 1982): 499-513.

[5] 关于犯罪率参见James Lynch, “Crim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James Q. Wilson and Joan Petersilia, eds., Crime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95), pp. 16, 36-37. 关于海外下层社会参见Cait Murphy, “Europe’s Underclass,” National Interest, no. 50 (1997): 49-55.

[6] 这个观点最近被Derek Bok,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Government and the Quest for a Better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所讨论；另见Peter Flora and Jens Albert, “Moder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in Peter Flora and Arnold J. Heidenheimer, e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7). pp. 37-80.

[7] U.S. Bureau of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448.

[8] David Popenoe, Disturbing the Nes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p. 156，调查了瑞典式福利国家和那里家庭破裂之间的关系。

[9] 尽管日本在事实上通过限制竞争保护了很多低技术工作，并且向公司提供信贷来确保它们存活，但日本并没有坚持实施要求富裕人群将收入让予贫困人群的大型计划。

[10] Sara McLanahan and Lynne Casper, “Growing Diversi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in Reynolds Farley, ed., State of the Union: America in the 1990s, vol. 2, Social Tren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pp. 31-32.

[11] Lionel Tiger, The Decline of Males (New York, Golden Books, 1999).

[12] Judith R. Blau and Peter M. Blau, “The Cost of Inequality: Metropolitan Structure and Violent Cri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1982):114-129; Harvey Krahn, Timothy Hartnagel, and John W. Gartell, “Income Inequality and Homicide Rates: Cross National Data and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Criminology 24 (1986): 269-295; Rosemaiy Gartner, “The Victims of Homicide: A Temporal and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1990): 92-106; Richard Rosenfeld, “The Social Sources of Homicide in Different Types of Societies,” Sociological Forum 6 (1991): 51-70.

[13] 将经济不平等和犯罪相联系的理论也是混乱的：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大型社会中，底层的人会把自己同顶层的人相比吗（比如通过看电视）？或是他们会将自己同在自己的居住区或所在地看到的身边人相比吗？绝对贫穷会带来犯罪吗？相对贫穷呢？如果是后者，那么什么类型的相对剥夺是最值得注意的呢？关于更进一步的讨论，参见Ineke Haen Marshall and Chris E. Marshall, “Toward a Refinement of Purpose in Comparative Criminological Research: Research Site Selection in Foc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Applied Criminal Justice 1 (1983): 89-97; Harvey Krahn et 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Homicide Rates: Cross-National Data and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Criminology 24 (1986): 269-295; W. Lawrence Neuman and Ronald J. Berger, “Competing Perspectives on Cross-National Crime: An Evaluation of Theory and Evidenc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9 (1988): 281-313; Steven F. Messner, “Income Inequality and Murder Rates: Some Cross-National Findings,”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3 (1980): 185-198; and Charles R. Tittle. “Social Class and Criminal Behavior: A Critique of di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ocial Forces 62 (1983): 334-358.

[14] 译注：锈带指从前工业繁盛而今衰落的发达国家的某些地区，尤指美国东北部走向萧条的工业区。

[15] Alan Wolfe, Que Nation, After All (New York: Viking, 1998). pp. 234-250.

[16] See Daniel Yankelovich, “How Changes in the Economy are Reshaping American Values,” in Henry J. Aaron and Thomas Mann, eds., Values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17] 这个讨论最早见于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更早的讨论见Gary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8] 在很多国家，这种把已婚女性排除在外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终结，特别是在通过1988年的家庭资助法案之后，参见Garv Bryner, Politics and Public Morality: The Great American Welfare Reform Debat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pp. 73-76.

[19] 关于福利改革措施的描述，参见Rebecca M. Blank, “Policy Watch: The 1996 Welfare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1997): 169-177.

[20] Gary S. Becker,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1968): 169-217.

[21] “Defeating the Bad Guys,” Economist, October 3, 1998, pp. 35-38.

[22] 基于对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公务员的私人采访。

[23] James Q. Wilson, “Criminal Justice in England and America,” Public Interest (1997): 3-14.

[24] 参见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综述Robert Moffitt, “Incentive Eff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elfare System: A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0 (1992): 1-61.

[25] 在一个关于美国的福利和非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的调查中，Murray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个时段内，也即当平均福利在实质上开始下降时，福利与非法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脆弱，而且这种关系对于黑人来说要比白人脆弱。见Charles Murray, “Welfare and the Family: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 (January 1993): S224-262.

[26] 如何计算生活福利的总体价值这一问题使得这个议题更加复杂，如在补助有子女的家庭外，它是否还包括了医疗补助计划的隐含价值，参见Moffitt, “Incentive Effects”; Robert Moffitt, “The Eff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lfare System on Marital Statu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41(1990): 101-124; Greg J. Duncan and Saul D. Hoffman, “Welfare Benefit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Out-of-Wedlock Births Among Black Teenage Girls,” Demography 27 (1990): 519-535; Robert D. Plotnick, “Welfare and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Evidence from the 198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1990): 735-746.

[27] See William A. Galston, “Beyond the Murphy Brown Debate: Ideas for Family Policy” (speech to the 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 Family Policy Symposium, New York, 1993); and Mark R. Rosenzweig and Kenneth J. Wolpin, “Parental and Public Transfers to Young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 1195-1212.

[28] James L. Nolan, The Therapeutic State: Justifying Government at Century’s End (New York: NYU Press, 1998).

[29]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28).

[30] James L. Collier, The Rise of Selfish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1-142.

第4章
人口、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犯罪率为何上升？

如果不仅仅把犯罪率的上升作为警察报告制度改进后的一种统计意义上的成果，我们就需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为何犯罪率在相对较短时期内以及在诸多国家中急剧上升？为何在美国和其他若干西方国家中犯罪率开始下降或趋于稳定？为何亚洲的发达国家不在这一模式的范围之列？

同离婚率上升的情况类似，关于犯罪率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期间上升并随即下降，人口原因首先且也许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大多数犯罪实施者是十四到二十五岁之间的年轻男性。这里存在与男性的暴力和挑衅倾向有关的基因方面的原因，这也意味着只要生育率上升，犯罪率就会在其后十四到二十五年内上升。[1]在美国，1950—1960年间，十四至二十五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增加了2 000万，其后十年又增加了1 200万，其所带来的冲击不亚于“蛮族入侵”（barbarian invasion）。[2]大量增加的年轻人不仅扩大了潜在罪犯的基数，他们对青年文化的痴迷还可能导致社会上蔑视权威的行为不可收拾地滋长起来。我们可以进行年龄控制，拿犯罪数量同某一社会中年轻男性的人数进行比较，而不是与该社会的总人口数进行比较。这样一来，图2.1和图2.2中的上升曲线和下降曲线就会变得平缓。的确，美国在婴儿潮时期生育率的上涨快过其他发达国家，这是造成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犯罪率较高的原因之一。[3]新西兰在二战以后生育率急剧增长，甚至超过美国，该国的财产犯罪率也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快速上升。

但生育高峰只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犯罪率上升的一部分原因。有犯罪学家估计，美国谋杀犯罪的实际增长量，是该国人口结构转变所预期的谋杀犯罪增长量的十倍。[4]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年龄结构变化同犯罪数量增长之间的联系在跨国层面就表现得不够紧密。[5]

第二种解释把犯罪率同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化、人口稠密、犯罪机会等现象联系起来。人们按常理会认为，大城市中的偷车和入室盗窃现象比乡村农场一带多，因为在大城市犯罪分子才能轻易找到汽车和无人的房舍。20世纪40年代的亨利·萧（Henry Shaw）和克利福德·麦凯（Clifford McKay）[6]以及晚近的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等人则提出“生态论”，将犯罪同特定类型的环境联系起来——包括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功能复合的邻里街区或是吸引暂住人口的聚居区。[7]这些类型的环境往往为社会的经济现代化所造就，因此想当然的，人口从农场和乡村向外迁徙进入城市会带来犯罪率的增加。

城市化和外在环境的改变难以用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犯罪率的上升。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它们在1965年以后就没有出现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快速迁徙的现象。在美国，南方地区的谋杀率远高于北方地区，尽管后者的城市化和人口稠密程度较前者要高。事实上，南方的暴力犯罪往往发生在农村地区，而且，对此有过深入考察的观察家坚信，那里的高犯罪率主要出于文化因素而非生态环境因素。[8]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有着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城市最拥挤的环境，但在城市化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犯罪率升高的现象。简·雅各布斯认为“街头之眼”的数量同犯罪数量成反比，如果我们倾向接受她的观点，则恰恰是这类被生态论者认为容易滋生犯罪的城市环境（包括拥挤的人行道和功能复合的邻里街区），对雅各布斯来说是（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邻里街区犯罪率低的原因。这说明人类的社会环境在决定犯罪率水平方面比自然环境重要得多：同样一些城市街区，当新的人群涌入时，有可能变得风衰俗败，也有可能焕然一新。换句话说，我们又回到社会资本的论点上来：犯罪率上升是由于某一邻里街区或社群的社会资本减少了，反之亦然。

第三类解释有时被委婉地称作“社会异质性”（social heterogeneity）。[9]就是说，许多社会中犯罪现象主要发生在少数族群（racial or ethnic minorites）中，当社会的种族多样化程度增高（正如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两代人时间里所实际发生的那样），我们就会推想到犯罪率的上升。正如犯罪学家理查德·克罗沃德（Richard Cloward）和劳埃德·奥林（Lloyd Ohlin）所指出[10]，少数族群犯罪率通常较高的原因在于，对于多数社群成员而言的那种社会流动的合法性途径，在少数族群成员那里却被阻塞了。如果是在文化、语言、宗教和民族等方面高度多样化的邻里街区，它们就根本不会凝聚成为以非正式规范对其成员进行约束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异质性这种简单化的论据本身就应受到责难。最后，并非所有发展受到社会所阻碍的少数族群，其犯罪率都大体相当。某些少数族群的犯罪率更高可能仅仅是其社群自身文化的结果。

作为对犯罪率上升现象的一种总体性解释，社会异质性对于欧洲国家要比对美国可能更具有解释效力。在美国，种族多样性随着新移民尤其是拉美和亚洲移民的涌入与日俱增。然而，我们无法断定拉美裔移民的总体犯罪率要明显高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反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于美国本土和生于美国以外的人群，他们的犯罪率都升高了。而在欧洲，受法国的“让·玛丽·勒庞国民阵线”（Jean-Marie Le Pen’s Front National）和德国共和党这类右翼团体煽动，反移民情绪很盛，而且这种情绪颇受那种把犯罪问题主要归咎于移民的观念的刺激。但在这里，本土出生人群的犯罪率同样也上升了。[11]

还有一种解释把毒品牵扯进来。如果仅考虑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步入成年时期间，我们就会预期犯罪率的降低应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像此时离婚率趋于平稳一样）而不是90年代末期。对暴力犯罪率维持在高水平并在90年代末期陡然下降的一种解释认为，这种现象与80年代中期霹雳可卡因（crack cocaine）进入美国城市并随之形成稳定的市场有关。[12]但这一解释并没有阐明最初犯罪率增长的原因，仅仅有助于理解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基于上述这些解释的局限性，我们不禁会问，犯罪率的上升难道同大断裂的其他方面没有关系，尤其是与当代社会的家庭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当代美国犯罪学研究的主流学派认为，儿童在成长初期的社会化状况是决定他们后来犯罪行为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大多数人不像理性选择学派不时声称的那样，他们不会基于回报和风险的考量来对是否实施犯罪进行例行的选择。出于人生早期的习得，大多数人遵纪守法，尤其不会涉足严重的违法乱纪活动。与此相对照，大多数犯罪行为出于那些屡教不改的惯犯，他们没能养成基本程度的自我控制力。在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冲动。由于不计后果，他们也不会被将要面临的惩处震慑住。

证明早期儿童社会化之重要性的最著名的犯罪学研究成果之一，出自谢尔登·格卢茨克和埃莉诺·格卢茨克（Sheldon and Eleanor Glueck）夫妇之手，并被收录于他们合著的《青少年犯罪揭秘》（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一书中。[13]格卢茨克夫妇对同样来自波士顿穷人邻里街区的一群男孩儿进行了历时的跟踪调查直至他们成年，借此来弄清究竟是何原因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而其他人则安居乐业。该研究的发现之一是，那些少年时期有过犯罪记录的男孩成年后依旧会出问题——进一步犯罪、婚姻失败、沉溺于酒精或毒品、没有稳定工作，等等。这说明他们自我控制力低下的习性是在人生较早阶段养成的，而自我控制力是实际上得自家庭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内容之一。

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hi）和迈克尔·戈特弗雷森（Michael Gottfredson）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基于人生历程受到父母在孩子小时候对其进行社会化教育的基础塑造，他们认为用“犯罪生涯”要比用个体犯罪行为更具有解释力。[14]通过一项针对家庭和犯罪关系的综合调查，罗尔夫·洛伯（Rolf Loeber）和玛格达·斯托萨默—洛伯（Magda Stouthamer-Loeber）证实了一个大多数人的常规看法，即父母对孩子的忽视、同孩子的冲突或者疏离以及父母自身的偏常行为、婚姻矛盾等，都会对孩子未来的犯罪倾向产生影响。[15]

20世纪90年代，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和约翰·劳布（John Laub）重新分析了格卢茨克夫妇的数据，并确证了后者所说的“以年龄分级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重要性，以及未能适当社会化的儿童会终生与犯罪相伴随的观点。[16]桑普森和劳布跟格卢茨克夫妇及其他“控制论”者结论上略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诸如同学、同事、同行这类后来建立的社会关系也会对个体步入犯罪生涯的倾向产生影响。在他们看来，不仅家庭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内蕴于邻里街区的社会资本同样能影响到青少年犯罪的数量。不过，他们对家庭和犯罪之间的基本联系以及家庭对于保持邻里街区内社会成本的重要性并无异议。

家庭破裂能够解释发达国家在1965年后犯罪率普遍上升的现象吗？用这一时期出现的家庭生活状况的恶化来解释犯罪率的大幅上扬不无道理，也确实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二者之间的联系。[17]家庭破裂常常可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变量来解释贫困同犯罪存在联系[18]：家庭贫穷不仅是由于缺乏教育和交通不便而难以得到工作机会，也经常出于家中缺少父亲来激励、规训子女，为他们树立榜样，以及提供其他能使他们适应社会生活的帮助。

另一方面，统计结果上的家庭破裂和犯罪之间的联系不像它们一开始看上去那样明显，前者常常同许多其他因素例如家庭贫困、所入学校差、住在危险社区等有关，这些因素也对孩子如何适应社会生活构成影响。[19]要厘清这些不同因素往往很难，每个国家的头绪也不一样。例如在瑞典，家庭之外的社区成员——邻里、陌生成年人、日间托儿所的专职人员、教师等等——在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要比美国的同样群体的作用大得多。单亲家庭给孩子成长造成的负面后果也因此要小。

即使在美国，用家庭破裂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的上升也成问题。如果家庭破裂是造成犯罪的一大因素，那么可以预期在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上升后十五至二十年也应出现犯罪率的上升，因为出于这些破裂家庭的孩子将会带来犯罪潮。然而犯罪率、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都是在同一时期开始上升的。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从事犯罪活动的年轻人应该生于1945—1960年间，彼时正值战后婴儿潮，也是美国家庭稳定程度在增加的时期。显然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家庭生活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某些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在这种家庭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成年后在各种各样诱惑面前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脆弱。20世纪90年代初犯罪率的持续偏高肯定同家庭破裂有关联，但要追究大断裂的起因看来还是应该找到导致犯罪和家庭破裂的某个共同因素。

但是，家庭和犯罪之间的联系显然是存在的，而且我猜测这种联系在美国要比在欧洲或日本更为紧密。一般来说，所有社会都要面对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控制社会上年轻男人的侵略性、强烈的欲求和潜在的暴力倾向，并将其引导到安全和富于生产性的轨道上。在多数社会中，这一任务通常落到社区中年长的男人身上，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侵略性按一定规程得到释放，控制对女性的骚扰和纠缠，并建立起一张规范和准则之网以约束年轻男人的行为。[20]承担这一角色的年长者可以是年轻男人的生身父亲，也可以是兄长、叔伯或是来自母亲一方的某位男性亲长。在当代美国社会中，正如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Ricks）在《缔造军队》（Making the Corps）中所展示的那样，海军陆战队教官也可以作为这样的年长男性，书中描绘的教官十分出色地帮助因家庭破裂而缺乏指引的男孩走出迷途并成长为自律和坚毅的男人。[21]

家庭破裂和社会失序之间的联系，在欧洲不像在美国那么紧密，在我看来，这不仅因为欧洲有更多的国家福利来给单亲家庭提供资源，也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成年男性来参与男孩的教育和社会化过程。有些情况下，孩子的生身父亲与母亲保持同居关系但两人并不结合。另外的情况下，行为规范是由邻里、远亲或者社区中的其他人负责执行。欧洲人的迁移（更不必说社会经济上的流动性）不如美国活跃，这意味着邻里街区和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y）更加稳定，也更加相似。按照简·雅各布斯的说法，一个典型的欧洲邻里街区中“街头之眼”的数量要多于一个典型的美国邻里街区。因此在抚养子女时，欧洲的单身母亲将比美国的单身母亲获得更多的帮助。

如果我们把总体犯罪率具体到虐待儿童的问题上，就会发现，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日益严重的虐待儿童问题之间的关系要显而易见得多。儿童保护基金会根据对专职儿童看护人员的采访调研发现，因被虐待而致严重受伤的儿童数量，1993年是1986年的将近三倍——仅仅七年时间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咋舌的增长。[22]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一项研究表明，1980—1993年间，针对儿童的肉体虐待、性虐待和精神虐待，虽然不是急剧增加但也有大幅上涨。[23]尽管媒体为追求轰动效应往往会夸大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24]，但有理由相信虐待儿童的现象在大断裂时期确实增多了。

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的增加会造成替身父母（substitute parents）虐待儿童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起初只想跟孩子母亲上床的男人，对他们来说孩子再好也是个麻烦。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两位进化论心理学家，曾对此问题做过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若以父母动机问题的达尔文主义观点来看，最明显的预判就是，替身父母通常对孩子的照顾不如亲生父母那般精细”。[25]他们指出，几乎在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中，都有描写狠毒的继父母的那类“灰姑娘式”的民间故事。有些城市警方记录良好，区分了替身父母还是亲生父母实施暴力，结果显示孩子在替身父母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在亲生父母那里的十到一百倍。英国的“家庭教育信托”（Family Education Trust）机构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论：同亲生父母生活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平均起来每个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的一半，只有母亲陪伴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平均情况的1.7到2.3倍，而同生母和继父一起生活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是平均情况的2.8到5倍。[26]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一项有关儿童被虐待和被忽视的研究表明，单亲家庭孩子遭受虐待的几率“是总体上双亲家庭孩子遭受（符合‘伤害标准’的）[27]家长虐待几率的1.75倍”；单亲家庭发生儿童被忽视的几率是双亲家庭的2.2倍。[28]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儿童的暴力也会扩大到孩子母亲那里，成为危害她们的因素。[29]

事实上，虐待儿童的现象也与家庭收入和其他经济社会状况的指标有密切的联系，只是前面引述的研究都没能采用更加复杂的多变量分析，来厘清社会等级和家庭结构的对应影响。贫困会引发虐待儿童的事情。有必要指出，贫困率（至少在美国）往往随经济周期变动，然而，一般而言，并没有出现与虐待儿童案件大幅上升相对应的贫困人数的增长。[30]正如大断裂的其他方面那样，很难单凭大的经济变量来解释社会指标的显著变动。

当然，世界上也有很多尽心尽责的继父母，对继子继女的关爱和照料一点不比其亲生子女少。[31]亲属固然值得珍贵，但只要人们愿意，也能与其他生命绾结在一起，从孩子到宠物都如此。实际上，很可能有许多继父母会对继子继女付出更多的努力、给予过度补偿的关爱，以此显示他们没有厚此薄彼。存在继父母的重组家庭，其环境微妙，因此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问题，新的父亲不愿介入对孩子的干涉和约制，因为作为非亲生父亲他觉得他没有权利这么做。[32]

不信任为何增加？

在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领域，我们需要分别解读两个不相关的现象：首先，为何对机构和其他人的信任度都出现了大范围的下降，以及如何总体把握一种矛盾现象，即共同规范逐渐减少的同时，团体数量和公民社会的紧密度在增加。

在美国，对信任度下降的原因一直争讼不休。罗伯特·帕特南早就提出，这一问题可能与电视的兴起有关，最早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恰恰是信任度水平降低最急剧的一代。[33]不仅因为热衷于性和暴力的电视节目内容滋生了冷漠多疑（cynicism）的态度，而且在一个平均每人每天有四小时坐在电视机前的国度里，那些坐在电视机前沙发上的人自我限制了自己与其他人面对面交流的社会活动。

不过有人认为，像信任度下降这样一个涉及面广的复杂现象，有着多种不同原因，电视只是其中之一。如前所引（第50页，见边码），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汤姆·史密斯（Tom Smith）曾基于有关信任的调查数据进行过一项多元分析，他发现不信任现象同较差的社会经济状况、少数种族身份、痛苦的人生经历、原教旨主义信仰、未能加入主流教会以及所处代际（比如是否婴儿潮一代或被遗忘的一代中的一员）有关。曾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或者健康状况不良，这类带来痛苦经历的生活事件，也必然会影响到信任。

上述这些因素中哪一个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急剧变化，并导致了信任度的降低呢？收入不平等有所增加，马里兰大学的埃里克·尤斯兰纳（Eric Uslaner）认为这是不信任之所以增加的部分原因。[34]这段时期贫困率高低起伏，但并没有出现整体的上升，所谓的中产阶级规模在减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下跌到薪水从来不见涨的水平。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时期经济运行的不平稳（从石油危机到裁员风潮）如何造成了冷漠多疑风气的增长。

1965—1990年间，犯罪数量急剧上升，人们因此会很自然地想到，假如有人成为犯罪受害者或是日复一日地从地方电视新闻中看到可怖的犯罪报道，这人就会产生不信任感，这种感觉不是针对亲朋好友，却是针对着外面的世界。所以，犯罪是1965年后社会上的不信任感加强的一条重要因素，这一结论也为大量详细的分析研究所支撑。[35]

另一种主要的社会变化是离婚和家庭破碎率的上升，这种变化能带来痛苦的人生经历。从社会上的一般认识来看，经历过父母离婚或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同母亲的一个又一个男友打过交道的孩子，往往会对大人心存戒备，这种情况可能极有助于我们理解调查数据所显示的不信任水平的上升。然而，在史密斯的分析中，离婚或单亲并非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36]另一方面，存在大量间接联系：家庭破裂同犯罪和贫困相联系，而它们又很容易滋生冷漠多疑的态度。温迪·拉恩（Wendy Rahn）和约翰·特兰斯（John Transue）的一项研究表明，缺少父亲的家庭，孩子容易养成物欲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又转而同不信任相联系。[37]

宗教显然对信任有两重彼此矛盾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者和不去教堂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不容易产生信任。许多美国人认为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他们所处的社会变得更加远离宗教，这主要发生在公共领域，在那里政教分离的原则被得到越来越严格的贯彻；而在私人信仰领域，尚不能肯定美国人在宗教信念方面表现出大的衰减。[38]不过，信任度下降可能部分出于社会变得更加世俗化，与此趋势悖谬的是，同时发生的还有原教旨主义教会成员数量的增多。

年轻群体往往比年长群体显出更多的不信任，但这一情况并不能解释社会不信任度的上升；反倒是它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年轻人更容易冷漠多疑。另一方面，它说明不信任的增加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命周期效应——即人们在一生中的特定阶段表现出的特点；同时也不是任何一代同龄人（比如说婴儿潮一代）的共同特点，因为它看上去更像是所谓的被遗忘的一代人的特征。

我们能从统计结果确认犯罪率和经济不安感的上升对社会信任度的负面影响，并推测出家庭破裂同样也起了作用。不过，人们能感觉到，对文化方面的变动采用如上所述的实证分析手段还很粗糙，因此有必要对所发生的事情做更精细的定性观察。

社团的小型化

即使在信任和共同价值观看似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团体和团体成员依然保持增长，这一事实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释，所有这些解释角度都符合本书开头的那个大的设定，即当代社会最重大的变化是个人主义的抬头。美国公民社会的性质事实上发生过一场重大的转变，可能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但从那些在所谓的帕特南论争中被来回引用的（关于社会组织数量和规模的）定量结果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这场变化业已发生的迹象。无论是关于今日占支配地位的团体性质的变化，还是关于广大社会中个体之间道德关系特点的变化，这些重大变化都是质的变化。

要处理信任程度走低和团体成员数量走高之间的矛盾，最显著的办法是将我们所说的信任半径进行缩减。比如说，由于破门盗窃现象的忽然猖獗，某一家庭加入邻里守望组织参与街头巡检。这里，邻里守望活动起着托克维尔所说的公民学校的作用，并构成了一种可作为公民社会组成部分的新型团体。其成员在其中学习如何与他人开展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社会资本。另一方面，这种组织形成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犯罪，其次是出于邻里街区中的人们对那些在社会上给他们带来不安全感的人的不信任。如果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基于这类信任半径小、以防卫为宗旨的团体的繁荣，则可以预言，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度水平会发生跌落。更糟糕的情况是，人们退缩到偏执或富于进攻性的团体中，进而造成社会中信任存量的减少。科幻小说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其作品《雪崩》（Snow Crash）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关于未来美国的黑色而幽默的图景。在他笔下，美国被分割为成千上万的独立的“郊区飞地”（Burbclaves）[39]——实际上的住宅小区和业主联合会变成了需要护照和签证方能进入的主权实体。在这个世界里，联邦政府的权力被削弱得所剩无几，只是拥有几栋破旧不堪的建筑而已。黑人、机车族、华裔甚至种族主义者都住在一个叫做“新南非”的封闭管理式小区中，过着一种互不关心甚至彼此敌视的社区生活。

当代的美国还没有沦落至此，不过也已沿此方向在发展。除了信任半径在缩减这一结论外，我们很难再以其他方式来解读价值观或公民社会方面的调查材料，不论美国还是所有发达国家均是如此。人们一如既往地共享规范和价值观，并以此缔造社会资本，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加入社会团体和组织，但团体的类型变动很大。大多数大型组织的权威在下降，而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小型社团的重要性则增加了。人们不再为自己是某个强大的劳工联盟的成员、某大公司的职员或者在军队为国效力而感到自豪，而代之以在本地健身操班、新生代同龄帮、互助小组或是网络聊天室中发展社交能力。人们也不再从曾形塑了社会文化的国家教会中寻觅具有权威地位的价值观，而是置身于由志趣相投的人所组成的小型社团，并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他们信奉何种价值观。

向较小半径团体的转变在政治上的表现为，利益集团几近普遍的崛起以及与此同时民众基础广泛的政党的衰落。像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German Christian Democrats）和英国工党这样的政党，在应对来自社会的各方面问题（从国防到福利）时，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是一贯的。尽管它们立基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但仍然能将广泛的利益联盟和个体联盟团结在它周围。另一方面，某一利益团体会关注单一问题，例如雨林保护或者促进中西部偏北地区的家禽养殖业；它的组成范围可能是跨国界的，但就所应对的问题面或所聚集的人员数量而言比政党要小很多。

艾伦·沃尔夫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访谈提供了大量有关美国当代社会中社团与道德趋于小型化的确证。沃尔夫指出，今日的美国不存在那种伴随着不同团体之间势不两立的对抗的真正的“文化战争”。人们彼此间没有爆发战争的原因在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不认为对什么事物的信仰能够强烈到足以令他们非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别人，因此也就没有理由与人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沃尔夫的采访对象很多都是宗教信徒，他们对当代美国社会的伦理问题都表示了关注。他们仍然珍视社团，非常反感那些给社团制造麻烦的对象（从奉行种族政治的企业家到裁员公司）。但他们更加努力奉行的一条原则是，不以自己的标准审判别人的价值观。他们无意把自己的宗教和伦理信仰强加于人，更反感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的生活需要得到外部权威的指导，实际上，无论何种形式的权威他们都不欢迎。

沃尔夫认为，这种随和的道德相对主义最终是件好事：它实际上将作为自由主义核心品德的宽容精神奉为神圣；它在反歧视行动、女权主义、爱国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发挥着微妙的作用；它也意味着，在美国人道德世界的中心，有很多为人们所共享的实用主义的东西。沃尔夫批评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等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观点，后两者认为多数美国人希望回到宗教和道德权威时代。理由首先是基于实证材料的：就我们所知的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在社团和社会秩序方面受益于正统，但绝不想以牺牲大量个人自由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哀叹家庭观念的丧失，却又反对废止无过错离婚；他们喜欢态度友善的夫妻店，同时又迷恋买得便宜和尽情挑选的感觉。似乎这些事实应验了埃米尔·涂尔干的断言，他认为现代社会中唯一能把人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恰恰是个人主义价值观：人们将他们最大的道德义愤留给了其他人的道德主义。[40]

我们要暂且将“道德的萎缩”（morality writ small）对未来民主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放一放。不过，对于信任度在不断降低和公民社会在不断发展这两个明显相互冲突的研究结论，道德相对主义是一条关键性的联结纽带。社区的存在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人们越是广泛而且死心塌地地接受这些共同价值观，社团就越是稳固，整体的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但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和对尽可能增加个体自主性的追求会导致对权威的全面质疑，特别是对那些被赋予莫大权力的大型机构。

当代的美国人，也包括欧洲人，追求着自我矛盾的东西。一方面他们对一切限制自由选择的政治或道德方面的权威都表示不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享受社群感以及出自社团的种种好处，比如相互认可、参与感、归属感以及身份认同。但我们能在忠诚和成员身份可以重叠的那类小而灵活的团体和组织那里找到社团的踪迹，人们加入或退出这类组织的成本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能够调谐向往社团和渴望自主这对矛盾。但在达成平衡的过程中，人们最终所拥有的社团要比此前存在过的所有社团在规模上和势力上都要小。相关社团之间的往来交流较少，社团对所属人群的控制力也比较弱。人们能够彼此信任的圈子也就必然较窄。价值观的转变是大断裂的中心问题，而这一转变的实质则是道德个人主义的张扬以及与之相应的社团的小型化。

[1] James Q. Wilson and Richard Herrnstein, Crime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pp. 104-147.

[2] James Wilson, Flunking About Crime,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 20.

[3] Glenn D. Deane,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Homicide: Age/Sex-Adjusted Rates Using the 1980s United States Homicide Experience as a Standard,”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3 (1987): 215-227.

[4]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p. 23.

[5] Rosemary Gartner and Robert N. Parker, “Cross-National Evidence on Homicide and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Social Forces 69 (1990): 351-371. See also Robert G. Martin and Rand D. Conger, “A Comparison of Delinquency Trend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riminology 18 (1980): 53-61.

[6] Henry Shaw and Clifford McKay,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7] Rodney Stark, “A Theory of the Ecology of Crime,” in Peter Cordelia and Larry Siegel,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Criminological Theor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8-142.

[8] See Fox Butterfield, “Why Americas Murder Rate Is So High,”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98, p. WK1.

[9] See, for example, Henry B. Hansmann and John M. Quigley,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and the Sociogenesis of Homicide,” Social Forces 61 (1982):. 206-224.

[10] Richard Cloward and Lloyd Ohlin,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11] See Matthew G. Yeager, “Immigrants and Criminality: Cross-National Review,” Criminal Justice Abstracts 29 (1997): 143-171.

[12] “Decline of Violent Crime Is Linked to Crack Marke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8, 1998, p. A16.

[13] Eleanor Glueck and Sheldon Glueck, Unraveling Juvenile Delinquency (New York: Commonwealth Fund, 1950).

[14] See Travis Hirschi and Michael Gottfredson,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esp. p. 103.

[15] Rolf Loeber and Magda Stouthamer-Loeber, “Family Factors as Correlates and Predictors of Juvenile Crime Conduct Problems and Delinquency,” in Michael Tonry and Norval Morris, Crime and Justice, vol. 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6] Robert J. Sampson and John H. Laub,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s and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 J. Rankin and J. E. Wells, “The Effect of Parental Attachments and Direct Controls on Delinquenc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7 (1990): 140-165; Ruth Seydlitz, “Complexity i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irect and Indirect Parental Controls and Delinquency,” Youth and Society 24 (1993): 243-275; J. E. Wells and J. H. Rankin, “Direct Parental Controls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26 (1988): 263-285; Rosemary Gartner, “Family Stucture, Welfare Spending, and Child Homicide in Developed Democrac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3 (1991): 231-240; Shlomo G. Shoham and Giora Rahav, “Family Parameters of Violent Prisoner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7 (1987): 83-91.

[18] Robert J. Sampson, “Urban Black Violence: The Effect of Male Joblessness and Family Disrup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1987): 348-382.

[19] Wilson and Herrnstein, Crime, pp. 213-218.

[20] Robin Fox, The Red Lamp of Incest, rev. ed. (South Bend,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3), p. 76.

[21] Thomas E. Ricks, Making the Corps (New York: Scribners, 1997).

[22] Children’s Defense Fund, The State of America’s Children Yearbook 1997 (Washington, D.C: Children’s Defense Fund), p. 52.

[23] Andrea J. Sedlak and Diane D. Broadhurst, Third National Incidence Study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ptember 1996), p. 3-3.

[24] 此外，虐童的标准与时俱变。卫生部和人类服务部现在试图监视的不仅仅是身体虐待和性虐待，还有“精神虐待”和一些不明确归属但臭名昭著的犯罪类型。父母越来越少地借助于身体惩罚，而且某个在儿童保护和发展方面做得引人注目的专业人士团体，现在把打屁股也视作虐待儿童。在1988—1997年间，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受访人群中，通过打屁股来训诫孩子的比例已经从62%下降到了46%，参见National Commission to Prevent Child Abuse, Public Opinion and Behaviors Regarding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 Ten Year Review of NCPCA’s Public Opinion Poll Research (Chicago: NCPCA, 1997), p. 5.

[25] 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 Homicid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p.83; Martin Daly, “Child Abuse and Other Risks of Not Living with Both Parents,”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6 (1985): 197-210.

[26] Robert Whelan, Broken Homes and Battered Childre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Abuse and Family Type (Oxford: Family Education Trust, 1994), pp. 22-23.

[27] 译注：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对虐待儿童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分类，这种分类评估主要基于两种标准。第一种是经受伤害的标准（Under the Harm Standard），即孩子确实因被虐待而经受了伤害，这一标准还详细区分了每一种情况的虐待及该情况下孩子受伤害的严重程度。第二种是受到危害的标准（Under the Endangerment Standard），即只要认为孩子会因被忽视或虐待而受到某种伤害，就要计算在虐待儿童范围内。

[28] Sedlak and Broadhurst, Third Study, pp. 5-18-5-19, 5-28.

[29] 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 “Children Fathered by Previous Partners: A Risk Factor f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4 (1993): 209-210.

[30] 根据the U.S. Census Bureau,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7(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7)，生活在贫困中的美国人比例在1980年为13%，而在1994年为14.5%。比例在1983年高达15.2%。

[31] 人们对家庭适应养父母的能力有点悲观，参见Andrew J. Cherlin and Frank F. Furstenberg, Jr., “Step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Reconsider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 (1994): 359-381.

[32] 虐童和家庭破裂之间存在着联系，关于这个联系的有力证据既是自然的，又是实证的，但令人好奇的是，在公众或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专家眼里，这两方面的联系并不密切。涉及儿童福利的政府和宣传机构倾向于不对虐童案例中大量的自然的事件、替代监护者和其他种类的看护者中的犯罪种类做出区分，这也反映出他们并没有察觉，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的行为有着系统的不同。生物学理论能够理解当代行为的进化论基础，但很多有关虐童的社会科学文献对这些理论不屑一顾。参见Owen D. Jones, “Law and Biology: Towar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Human Behavio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 8 (1997): 167-208, and “Evolutionary Analysis in Law: An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to Child Abuse,”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75 (1997): 1117-1241 esp. pp. 1230-1231; and Marilyn Coleman, “Step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llenging Biases and Assumptions,” in Alan Booth and Judy Dunn, Stepfamilies: Who Benefits? Who Does Not?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4).

[33] Robert D.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95): 664-682.

[34] Eric Uslaner,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99, chap. 7.

[35] Tom Smith,“Factors Relating to Misanthrop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6 (1997): 170-196; Wendy Rahn and John Transue, “Social Trust and Value Chan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97.

[36] Smith, “Factors,” p. 193. 少数族群的地位似乎并没有解释不信任的增多，因为美国黑人这一最不被信任的少数种族/族群已经在美国人口中占据了一个稳定的百分比。移民的确在1965—1995年间爆炸性增长，而且有一论点认为，移民由于毁坏共同文化规范而使不信任滋长。但是不信任和移民者地位的联系非常脆弱，而且美国一向非常欢迎移民。可能的情况是，美国人对移民的强烈反对已经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为不信任。但是，对移民的反对在很大的程度上和社会经济地位相关（首先，移民者威胁到了低技术工作者的工作），因此很难把这两个因素分开。

[37] Rahn and Transue, “Social Trust.” 显然对很多人来说，主要实权人物离开他们家庭的事实并不一定影响人们信任他们和或怀疑他们与身边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把一个人的性别和家庭生活同他/她和陌生人的关系区分开来乍看起来令人费解，但在实际上却是相同的。法国作家Albert Camus对爱他的女人举止恶劣，还把自己的一个老婆逼疯乃至最后自杀。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他被当成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道德代言人之一。当总统克林顿在犯下的一系列恶劣性行为问题上撒谎时，绝大部分美国人觉得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更加不信任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发现过他对自己的妻子有过不忠的行为。

[38]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pp. 60-67.

[39] 译注：Burbclave是一个由suburban enclave缩写而成的词。小说中，它指的是遍布于美国郊区的独立“城邦”，它可以拥有自己的宪法、完整的司法体系和警察队伍等一切本属于国家的特权。

[40] 关于这一点，参见Adam Seligman, The Problem of Tru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第5章
女性的特殊作用

我们业已看到，家庭结构的变化与犯罪有关系，也在较小一些的程度上与不信任有关。过去三十年里家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明显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性革命和女权主义革命这两次剧变相关。很多人认为这两场革命是纯粹自发的文化选择。右派抨击家庭价值的衰落，而左派则将传统规范视为那些“吃不到葡萄”（just don’t get it）的男人的问题。然而，是与工业时代的终结相联系的那些重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激生了价值方面的改变，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在这个时候发生改变。人们并不是缺乏自由意志，也没有放弃道德选择，但人们的道德选择是在特定的技术和经济体系内进行的，这种体系在特定时期（而非其他时期）造成特定的结果。

生育状况

自20世纪60年代起，避孕和堕胎合法化逐渐在许多发达国家广被接受，这一背景解释了自那时起不同寻常的低生育水平。但是避孕和堕胎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很多国家，像法国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之前生育率就处于下滑状态。简单举出避孕一条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生育率会降至如此低水平。要是避孕能让更低的指标尽可能实现，那为什么意大利的总体生育率到了20世纪90年代跌到1.2%而不是0.2%呢？

人口学家倾向于用经济模型来解释生育状况。按照这种思路，父母需要孩子就像是他们需要其他经济物品一样。[1]他们当然爱孩子也珍视孩子，但他们绝不会因为爱孩子而放弃生活中其他所有的美好事物。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用于衣、食、住和教育的这类最直接的开销，家长（尤其是母亲）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为抚养孩子而付出的时间和放弃的收入。孩子通过爱和感动父母来回馈家长，当孩子能够赚钱时，他们也许还会通过赡养父母来直接偿还这些成本。但是生养孩子毕竟意味着父母对孩子进行资源的纯粹单向输送，也意味着一种需要减少其他类型的支出方能平衡的生活成本。

在现代的信息化社会，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大幅度增长。随着财富的增加（通过人均收入来衡量）和经济生产中技术水平的提高，技能和教育（或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对于年轻人的生存机会而言变得愈加重要。像印度这样的贫穷国家，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可以通过参加工作而把自己变成经济资产。在美国则相反，一个八岁的孩子做不了什么挣钱的事，甚至对那些有高中文凭的人来说，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少。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孩子接受四年高等教育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十万美金。与此同时，父母（尤其是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获得更多工资的机会增加了。对于女性而言，花几个月或几年时间去生养孩子可能造成几万或几十万美金的损失。出于生物学的原因，家长希望尽可能提高生育成功率，但他们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自己的孩子只有在拥有适当的技能、教育以及其他附属资源的情况下才会有不错的人生表现。

尽管这种对生育状况的解释似乎令很多人满意，但它对不少特定情况和反常现象就缺乏解释力。例如法国从19世纪开始总体生育率就开始下降，为什么它出现这种情况要早于其他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呢？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女性劳动力就业率都比美国、英国或加拿大低得多，而日本的生育率骤然出现快速下跌，同时其他三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生育高峰期，这又是为什么？[2]为什么会发生婴儿潮？瑞士那种利用经济刺激手段鼓励人们多生育的政策，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看似行之有效而在90年代却遭遇失败呢？

除了用经济模型来解释外，决定生育状况的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包括难以量化的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常常超过经济考量的影响。在美国，诸如哈西德派犹太教（Hasidic Jews）或摩门教（Mormons）之类的社群，其生育率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要求他们拥有大家庭。战后的生育高峰，一方面是由于一代人早存的期待至此终有机会来实现，他们本该在大萧条和战争发生的那段时期组成家庭，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历经多年乱离之后需要回归家庭安全感和家庭生活之中。

同样，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在欧洲的生育率下降，很难说同人们在家庭生活重要性（比之于其他美好事物）方面的文化偏好的改变没有关系，也很难说不就是对每个孩子生养成本和收入损失进行考量的结果。[3]对许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生孩子和养家糊口就是不怎么流行了。《纽约时报》援引一位瑞典妇女的说法：“过去我也许会觉得如果不要孩子，我会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是今天，女人终于有了那么多机会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她们可以旅游、工作还有学习。这令人兴奋也富于挑战。我只是发现现在很难找到时间来生养孩子。”[4]

生育率方面的变化趋势，进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大断裂时期离婚率上升的现象。夫妻在结婚头几年离婚的几率往往较高；因此在经历了生育高峰的国家里，当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到了二三十岁时，该国的离婚率就有望走高。此外，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婚姻必然得以持续得更久；如果平均来看，夫妻分离更多出于离婚而非一方死亡。因此，先前描述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模式会引导我们形成这样的判断，即夫妻的分离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变糟。

然而，家庭生活所实际发生的分裂，远比这些人口学因素所能意味的程度要严重，因此我们需要去寻找其他原因。但是在我们能够确定这些社会因素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生物学背景，社会分裂带来的变化并没有超出这一背景之外。

家庭的生物学起源

博厄斯之后的人类学，其基本内容之一是，不认为存在自然的或正常的人类家庭。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大部分任务是研究人类的亲属系统中存在的丰富的多样性，而且人们确实难以辨识出各种家庭模式的明确共性。20世纪50年代美国那种被人类学家所称的夫妇式家庭或上下两代人构成的核心家庭（小家庭），既不代表那个时代其他国家的家庭特征，也非早期发展阶段的西方社会的典型。因此，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之后核心家庭出现瓦解并不意味着背离了某种古老规范。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人类的亲属关系置于更广泛的动物物种亲属关系这一背景中，就会发现，尽管亲属系统表面上存在多样性，但它无疑服务于特定的进化目的。很少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母子之间的关系如同其他动物物种一样，具有生物学基础。刚做母亲的人会在听到婴儿的哭声时喂奶；她会本能地用左手拥住婴儿摇晃，婴儿这样躺在臂弯里就能听到母亲的心跳。[5]大量研究表明，是基因而非文化控制着母亲和婴儿之间自发的交流和各种形式的互动。[6]孩子若要健康快乐，母亲必不可少；很多成年后表现出来的反社会行为，其原因可被追溯到相对幼小时期发生的母子关系的断裂。[7]

男性在养育后代中的作用问题重重，而且在其他物种中，雄性起到的作用也差异很大。尽管人们喜欢把鸟类中一对一配对的现象看做是人类家庭的某种自然模式[8]，但在大多数有性繁殖的物种中，雄性在生养后代方面所做的贡献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精子细胞而已。类人猿——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亲属物种——也是如此。比如，黑猩猩是乱交的，不会形成任何较长时间的配对关系；尽管在其群落中，雄性会致力于保护和喂养家属，但是年轻的黑猩猩实际上在单亲家庭中被抚养长大。某一动物物种的雄性在何种程度上担负起家长的责任，与抚养年幼者所需的各种资源（因不同物种生存的环境而不同）以及它们获取这些资源的能力有关。[9]

就人类而言，男性被往不同方向拉扯。一方面，同抚育其他物种的后代相比，人类的孩子更需要亲代投资，这使男性的作用变得重要。尽管要经过相当长的妊娠阶段，但人类的大脑太大，孩子在出生时还未发育成熟，许多发育要在子宫外完成（其他动物则在妊娠期间就完成了）。因此和其他大部分物种（包括所有类人猿）相比，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自理能力很差。人类婴儿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独立生存，在此之前他们脆弱、易受伤害而且依赖父母。母亲无疑是孩子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人类孩子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男性也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人类的基因组成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定型，男人的重要性体现在采集动物肉以提供蛋白质，以及保护自己的群体以免受其他群体和自然环境的危害。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夫一妻制在人类社会中要比在其他动物物种中普遍得多。

而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能让男性陪在孩子身边的动机远不如女性的强烈，因此父子之间的联结本质上就相对脆弱。任何动物最根本的生物学本能是让其基因能代代相传下去。这对人类母亲来说（对动物王国中其他大多数母亲也是如此）意味着，她不仅要在孩子诞生之时就给予他/她最好的基因，还要给他/她资源使其存活下去并有能力传宗接代。通常，女性不得不比男性付出更多的生物学家所谓的“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尤其是对哺乳动物来说，雌性必须孕育、照看幼小，寻找食物以喂养它们，还会拼命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捕食者和环境的伤害。即使人类中男性对孩子的付出要高于其他物种中雄性的付出，他们对生儿育女的贡献（付出的成本）仍然不如女性。例如，母亲一生中能生育后代的数量比起父亲能繁衍后代的数量而言，存在较低的自然限度。就人类来说，女人一生也许只能生养12个孩子，但男人可以上千次地播种。因此，女性如果在选择配偶上拥有很高的眼光——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的孩子得到最好的基因传承，其次是确保男性配偶的资源能够让孩子出生后成长无忧——她就能增加将自己基因传递下去的机会。而对男性来说，他们倾向于通过机会数量最大化来传递基因，即少有挑剔地同尽可能多的女性交配。

结果，女性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更为挑剔这种情况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人们所见，它不仅存在于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文化中，也存在于几乎所有进行有性繁殖的物种中。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这样说：

大部分物种中的雌性在挑选配偶时眼光犀利，而雄性则没那么挑剔。在典型情况下，当雌性面对很多雄性追求时，会拒绝大多数而只接受其中一名或少数几名。这种选择绝不是随机的。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进行雌性偏好的研究，都会发现其选择方式的特殊性。同一物种中的雌性大多会以相似的方式做出选择，结果就是雌性和某些雄性进行多次交配而从不给其他雄性机会……不同的是，雄性会向许多雌性求爱，同大部分甚至全部接受它（他）们示好的雌性交配。人们也已观察到，雄性会向其他雄性、非同类物种的雌性、雌性标本、雌性标本的身体部分以及非活体对象求爱，甚至有时向上述一系列对象求爱。[10]

据特里弗斯所说，在人们所知的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性取向是相反的，包括瓣蹼鹬、摩门螽斯及某些种类的海马。[11]

换句话说，由于生物学上的倾向，男人在满足性需求过程中实际上比女人更不检点且不加挑剔。[12]这一发现符合我们对男人和女人在性方面的表现的日常观察，也解释了为什么是男人而非女人是卖淫和色情产业的主要消费者。这还解释了为什么男同性恋者的平均伴侣数量要比男异性恋者平均伴侣数量多很多，而女同性恋者伴侣数量要比女异性恋者少很多：造成男同性恋伴侣众多的原因不是因为男同性恋的性质，而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男性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再受女性择偶特点的约束。[13]

生物学还告诉我们，家庭中男性的那部分作用集中于为女人和子女提供生活所需的资源，不过生物学也暗示出，男性的这一角色是脆弱的、易于瓦解的。男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坚守一夫一妻关系，以及在养育孩子时能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更多取决于更大社群的各种社会规范、惩戒措施和外部压力，而非他们的本性。正如人类学家莱昂纳尔·泰格尔和罗宾·福克斯（Robin Fox）所解释的那样，尽管人类在不同文化中的亲属关系表现形式大不相同，但内在结构却是一样的：“不管一个社会体系会做些别的什么事，它都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去确保母亲和婴儿之间关系的稳固，至少要维持到他们能够自行活动并有能力生存下去（有望长大成人）的那一天。”[14]孩子的父亲、舅舅或社群里的其他成员都可以做这件事，但不管是谁，总得有人去做。问题在于要确保这一职责有人承担：“夫妻一旦结合就要在一起，大多数社会都为此制定了详尽而且强力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很难说代表了婚配联结（mating bond）本然的常态，而只是暗示出这种联结其实多么不牢靠。与亲属和婚姻关系有关的习俗之多种多样和悠久深远，并不意味着组建家庭是本该如此并且水到渠成：它们是保护母亲—孩子这一单元结构不受婚配联结的潜在脆弱性伤害的手段。”[15]

影响人类男性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生物学动机——参与家庭事务和逃脱家庭纽带——也许可以解释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和核心家庭的复杂起源。核心家庭并不像它的批评者所认为的是晚近才出现或是暂时的现象，也不像它的辩护者倾向认为的是普遍的和天然形成的。从另一方面看，核心家庭是只有在工业化后才兴起的一种近代产物，这一观点在19世纪就被广为讨论，直至今日仍为不少人奉持。[16]在工业化之前，人们都生活在部落和宗族这类更为庞大的亲属团体中，核心家庭被认为只是小而次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仍然能在中国南方、中东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地方看到这种宗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宗族渐渐瓦解变成了联合家庭或大型家庭，即三世或多世同堂；之后，由于工业革命，大型家庭演变为核心家庭。根据这种解释，核心家庭只不过是家庭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站点，而且未来可能被单亲家庭或形式更为灵活的家庭组织所取代。

尽管核心家庭并非普遍情况，但它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中的普遍程度远比上述说法所描述的要大得多，在狩猎采集时代就是亲属关系的主要形式。[17]人类学家亚当·库伯（Adam Kuper）认为，“当代社会人类学家对直到最近还在流行的那些模型表示怀疑，这些模型把非洲、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社会描述为大型亲族集体的联合，家庭和个人被淹没于这种大的血亲成员集体中。事实相反，核心家庭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而且通常是当地最主要的家庭组织形式，家庭负责人负责就政治联盟做出务实的选择”。[18]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族人（Trobriand Islanders）、俾格米人（pygmies，译按：分布在非洲中部等地的矮人一族）、喀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bushmen）以及亚马孙流域一带的土著居民，全都用核心家庭组织自己。[19]庞大而繁多的亲族体系进入人类学家研究视野似乎是从对农业问题的探究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再度探索核心家庭问题——历史学家彼得·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指出这一模式在工业革命发生很久以前就已出现于北欧——标志着向某种十分古老的模式的回归。[20]

因此，一夫一妻制的配对和核心家庭不一定是近期的历史产物。父亲在人类的亲属关系中明确扮演着某种的角色——比起类人猿来，人类父亲的角色更加重要，与孩子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但是，这一角色的确切性质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人类社会中具有重大的差异。换句话说，母亲的角色可以肯定具有生物学基础，而父亲的角色却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21]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说，“在人类历史发端之际，社会发明出某些东西，其中一条是男性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男性的角色以向家庭供给资源为基础，“无论在哪儿，人类中的男性就要为女性和孩子提供食物”。但是作为一种后天习得，男性养家糊口的角色容易被瓦解，“事实表明，在讨论男人与女人时需要区别对待——男人不得不去学习如何养育别人，但这种行为由于是后天习得故而脆弱，当社会条件变得使这种传习不够有效时，它就很容易退化消失”。[22]也可以说，父亲的角色因文化与传统的不同而变化，从高度参与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到作为关系更为疏远的监护者和管教者，甚至是只给寄钱而几乎不露面。要想让母亲离开她新生的孩子难上加难，而相反，要让父亲参与孩子的抚养教育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节育与职业女性

一旦我们将亲属关系和家庭置于生物学的背景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核心家庭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分崩离析。女人用生育后代换来男人的资源，这种基于交换的家庭纽带十分脆弱。在大断裂发生之前，全部西方社会都具备了一整套复杂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规则、规范和义务，以限制父亲弃家另组的自由，以此来保护母子之间的纽带联结。今天很多人则开始认为结婚是两个成人之间性与感情结合的一种公共仪式，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中是可能的。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婚姻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合法地保护母亲—孩子这一单元结构，并确保孩子能够从父亲那里获得足够的经济来源以长大成人。此外，还有大量非正式的规范作为这种保护的补充。

这些约束男性行为的规范和维系家庭的契约是因何土崩瓦解的呢？二战后不久出现了两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涉及医学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避孕药的发明，它使女性能够更好地控制她们的生育周期。第二个变化则发生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过去三十年里，妇女纷纷成为有偿劳动力，而且她们的收入（包括小时工资、中位收入和终身收入）相对于男性都发生了稳定的增长。

节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降低了生育率，早在19世纪，避孕和堕胎技术被广泛运用之前，某些社会中生育率就已经开始下滑。[23]实际上，如果节育的作用在于减少意外怀孕，那么人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它的到来伴随着私生子的大量涌现和堕胎率的上升[24]，也很难解释为什么节育措施的使用率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私生子率之间呈正相关。[25]

经济学家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乔治·阿克罗夫（George Akerlof）和迈克尔·卡茨（Michael Katz）指出，避孕药和随后性革命的主要影响在于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性行为风险的考量，从而也改变了男性的行为。[26]节育措施的使用率和堕胎率、私生子率接踵上升的原因，与另一个比率的同时大幅下降有关，那就是奉子成婚率。根据这几位经济学家的测算，在1965—1969年间，有56%的白人新娘和25%的黑人新娘奉子成婚。在那些年中，年轻人显然有许多婚前性行为，但是男人要对自己亲生孩子负责这一社会规范缓和了婚前生子这类社会结果。到了1980—1984年，上述比例分别降到了42%和11%。由于避孕药和堕胎技术，女人头一次可以在做爱时不计后果，于是男人们觉得自己已经从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即不必再照顾那些被他们弄怀孕的女人。

第二个改变男性行为的因素是女性成为有偿劳动力。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家庭破裂应与女性收入有关这一观点，加里·贝克在其《论家庭》一书中对此所述最详。[27]这一对关系背后的假设是，不少婚姻契约是在缺少完整信息的情况下缔结的：一旦结了婚，丈夫和妻子就会发现婚姻生活不是一场长久的蜜月，配偶的行为会迥异于婚前，或他们自己对于伴侣的期待发生了改变。尽管不是不想换一个更为称心的丈夫或摆脱暴虐的伴侣，现实情况却是，许多女性由于缺少工作技能或工作经验而无法养活自己。但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女性越来越有能力独自养活自己和孩子。不过，女性收入的增长也同时提高了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这就会造成低生育率。少生孩子意味着贝克所说的婚姻中联合资本的减少，因此离婚的可能性变大了。

图5.1　1994年的离婚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经济活跃人口，1950—2010》（日内瓦，1996）；离婚率统计见附录。

无数实证依据将离婚和婚外生育同女性收入的提高联系在一起。[28]图5.1标示出1994年若干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女性加入劳动力比率和离婚率的对照情况。图上的点沿着自左下至右上的轴线分布，日本和意大利的女性劳动参与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和离婚率都比较低，而像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则是双高。如果我们把女性劳动参与率同私生子率标绘出来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相似结果。

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微妙的后果是，造成有关男性责任的社会规范被进一步削弱，同时强化了现有的由节育手段所引发的社会趋势。以往要同对自己有依赖的妻子离婚，丈夫不得不要么提供赡养费，要么看着自己孩子陷入贫困。如今随着妻子收入越来越接近丈夫，这个问题显然不再是什么问题。反过来，男性责任的社会规范日益削弱，又令女性借助工作技能来保护自己，从而愈发不再依赖越来越靠不住的丈夫。由于婚姻大有可能以离婚告终，当代女性如果不做好去工作的准备将是不明智的。

当然，经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有多种表现，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肯定是工作性质的转变。从边际角度看，信息经济以信息取代实物产品：智能交通系统能为司机更好地安排线路，使既有的高速公路更有通行效率；及时生产制工厂（just-in-time factory）能在恰当的时机调配所需数量的原料投入，而不必再维持大量原材料库存。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持续扩大，而传统制造业的比例则会减少。人力资本开始获得越来越高的回报率。获得高薪的并不是沃尔玛里拿着条形码识读器的低技术含量员工，而是帮助设计条形码识读器的程序员。

在自动化已经渗透到工作环境方方面面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忘记工业革命时期的大部分工作是多么耗费体力。肖珊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敏锐地描述了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人必需更加在意他们自己的身体。正如她解释的：

煤炭是用镐和铲开采出来的——“工具越简单，所要付出的体力越多”。开采黏土需要重型镐。大堆的矿泥必须被充分翻搅才能达到所需的黏度。面包坊几乎完全依靠人工制作面包，揉好生面团是其中最难的工序，“通常是在昏暗的地窖一角，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交替将握紧的双拳用力插入面团，然后再费劲地从黏糊糊的一堆面中把手抽出来”。[29]

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对体力要求高，但提供的工作岗位也相对较多。1914年，亨利·福特将其汽车厂工人的小时工资增加到普遍水平的两倍（每天五美元），以吸引更多低技术劳动力；大量新工人继而涌入底特律，令这座城市在20世纪头十年中人口规模扩大了好几倍。研究表明，在20世纪早期，上大学不会带来巨大回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不见得比高中文凭的人高多少，并且他们还因读书而损失了四年的薪金与福利。[30]工会运动保证了实际工资的平稳增长，并带来了20世纪40—50年代汽车、钢铁、肉类加工业及相似产业中低技术工人、蓝领就业的高峰期。

到20世纪70和80年代，大量需要低技能、蓝领工人的世界不复存在。由于国际竞争、管制解除和技术发展，许多新的高技术工种出现，而低技术工种开始消失。教育逐步回潮，随之而来的是，受四年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表5.1显示了1970—1990年间七国集团国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急剧下降，这种趋势在英美两国最为明显。

表5.1　七国集团各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来源：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的崛起》（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6）。

就最明显的形式上看，信息时代经济实现了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取代，在这样的世界里，女性必然会大有用武之地。1960—1995年间，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5%上升至55%；处于生育黄金期（二十至三十九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7%上升至76%。同时，男性劳动参与率轻微下滑，从79%降至71%。这些变化也发生在所有工业化国家（见图5.2），特别是北欧国家。同一时期，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一开始就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高（可能是出于太平洋战争导致男性减少），但之后的增长率则缓慢得多。

图5.2　二十至三十九岁的女性劳动参与率，1950—2000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经济活跃人口，1950—2010》（日内瓦，1996）。

图5.3　美国男性—女性的中位收入情况，1947—1995年

来源：美国统计局网站 （http://www.census.gov:80/hhes/incomc/histinc/ p02.htm）。

不仅有更多女性参与就业，女性的收入也在增长。图5.3显示了1947—1995年间男性和女性的中位收入及其比值。这段时期里，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收入增长略有减少，但总体上女性赢得了稳定的绝对收益。研究该现象的经济学家将女性收入的增长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工作经验的累积增多、基于工作经验的报酬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可供女性选择的职业类型的多样化（比如说，选择做律师而不是教师）。[31]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第一个因素。女性不再因为要花几年时间抚养孩子，而损失资历、经验，或无法具备能力要求高的工作的准入条件，她们生育孩子的数量不如过去多了，而且能够一边抚养孩子一边工作。她们也不再被限制在打字员或文秘这类传统上由女性承担的岗位上，而是直接同男性在可以稳步升迁的职场上展开竞争。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段时期，大体上对美国男性来说是一段黄金时期，他们的实际收入在1973年达到了最高值。确实，相对收入也是如此，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这段生育高峰期的早期时间里，从男性和女性的相对收入比较来看，收入比的变化显示出男性占优。但1973年以后，这一相对优势开始呈现颓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男性实际的中位收入下降超过13%。[32]

男性收入和男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原因比较复杂。男性劳动参与率走低，部分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男性能够活到退休年龄，并且在退休前几年自愿退出劳动岗位。但是劳动经济学家注意到另一个因素：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特别是技能和受教育程度都不高的人，主动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尽管工作机会是存在的。[33]的确，这一群体中男性所遭遇的危机要比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情形严重得多。收入差距的日渐扩大对男性打击要比对女性更深重；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男人卷钱逃开，而位于底层的男人则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实际收入一落千丈。[34]考虑到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41%的男性从事蓝领工作，而女性的这一比例仅为9%，去工业化进程（deindustrialization）主要对男性造成影响。[35]男人之所失与女人之所得确实存在直接关联。尤其在低端劳动力市场，新的女性成员显得更加聪明、坚韧和富有闯劲，在职场中比男性更具有竞争力。[36]少有人力资源经理愿意公开承认但事实如此，即同样具备正式资格的男人和女人在竞争某一低技能非体力工作时，经理更倾向录用后者，因为在行为表现上女人比男人的疏漏要少。

图5.4　1972—1996年间美国十六至十九岁青少年的失业率（分种族和性别）

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动力统计局（http://www.bls.gov/ webapps/legacy/cpsatab2.htm）。

这一转变对工薪阶层的婚姻所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同流行看法相反，在20世纪70和80年代造成女性就业和收入强劲增长的，不是那些高收入的女播音员和女律师，而是处于收入分配平均线以下的低技能女性员工。[37]蓝领身份的丈夫相对价值跌至谷底。同上一代情况完全截然不同的是，许多工薪阶层女性突然发现自己能比丈夫或男友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鉴于女性更有可能同社会阶层更高的人结婚，情况对低技能男性来说也许更糟，他们更难找到适配的伴侣。制造业重要性的变化也许能够解释各国家庭分裂率的差异；去工业化对美国和英国的打击要远大于德国和日本，它们所面临的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增长的情况也更严重。

图5.5　1951—1995年间男女中位收入的比较（百分比）

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动力统计局（http://www.bls.gov/ webapps/legacy/cpsatab2.htm）。

这一危机对于年轻的黑人男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以往失业率会随着经济周期涨落；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后，年轻黑人男性的失业率上升，即使到80年代就业机会充足的时候，他们的失业率也未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迅速下降。图5.4显示了黑人和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黑人男性的失业率要低于黑人女性，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者要大幅高于后者。

与黑人男性的事业与收入停滞相反的是，黑人女性取得了惊人的收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即便白人男性和黑人男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黑人女性基本上已经在收入、教育程度、预期寿命和其他一些方面追上了白人女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是不是唯有美国黑人男性才遭遇到的种族主义、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或文化难题的结果呢——是这一时期最大的谜团之一。[38]（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白人青少年男性身上，尽管并没有像黑人那么严重。）证据表明，黑人女性的高劳动力参与率只能通过文化因素进行解释。[39]

如赫伯特·古特曼的研究所示，黑人家庭的不稳定率尽管高于白人家庭，但家庭破裂的程度如此之高是史无前例的。[40]像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这类分析者把年轻黑人男性的高失业率视作城市家庭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前引的失业率数据所示，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41]然而，尽管家庭不稳定的情况主要出现在贫穷的非裔美国人那里，但也同样波及中产阶级的黑人家庭。就黑人中产阶级而言，男女收入比可能较相对失业率更为重要。图5.5将1951—1995年间黑人男女中位数收入比的变化同全美工人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可见在黑人男女收入比上，女性比重逐渐上升，且这一变化趋势较其他种族都快得多。二战结束伊始，黑人男女收入比同全美男女收入比大致相当；但到了图示时期的末段，黑人男女收入比要比全体人口男女收入比高15%。当把从业者相对收入的变化同黑人男性失业率上升（相比黑人女性而言）联系在一起，就能清楚地发现，黑人男性群体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处于极度失势的状况。

按照一项有关家庭的经济理论，图5.3所显示的男女收入比主要追踪了美国家庭的财富状况。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正是生育高峰期和生育率增长期，也是历经战时分裂后人们重新回归家庭的时期，这一时期收入比变化侧重在男性收入的提高。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该比例变化开始向女性倾斜，并且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才略有回转，其原因令大多数观察者难以捉摸。[42]60年代中期，正如所见，恰是大断裂的开始之时。

[1] Gary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5-178.

[2] Naohiro Ogawa and Robert D. Retherford, “The Resumption of Fertility Decline in Japan: 1973-92,”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1993): 703-741.

[3]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来说，不仅抚养孩子和妇女工作的机会成本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对孩子的偏爱也发生了自主的变化。人们只是不再想要那么多孩子了。

[4] 引自Michael Specter, “Population Implosion Worries a Graying Europe,”New York Times, July 10, 1998, p. Al.

[5] Alice Rossi, “The Biosocial Role of Parenthood,” Human Nature 72 (1978): 75-79.

[6] Alice Rossi, “A Biosocial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Daedalus 106 (1977): 2-31.

[7] Lionel Tiger and Robin Fox, The Imperial Anima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 64.

[8] 事实上，尽管鸟类是一对一配对的，但它们常常不是一夫一妻，见“Infidelity Common Among Birds and Mammals, Experts Sa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98, p. A25.

[9] 参见William J. Hamilton III, “Significance of Paternal Investment by Primates to the Evolution of Adult Male-Female Associations,” in David M. Taub, Primate Paternalis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84).

[10] Robert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lif: Benjamin/Cummings, 1985), p. 214.

[11] Ibid, p. 215.

[12]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每次性行为都必须有一位异性伴侣，为何男异性恋者会比女异性恋者更加放纵。这种看法在严格意义上是对的，但在大多数社会中往往发生的是，富有或地位高的男性同女性发生性关系（因此拥有更多性伙伴和同她们生儿育女）的机会要比地位低下的男性多得多。那些地位低下的男性一般也都希望有同样的机会，只是无法得到而已。在某些盛行一夫多妻的社会里——据说阿兹特克的皇帝蒙特祖马（Montezuma）有四千妃嫔，印度皇帝乌达雅玛（Udayama）有一万六千名，而中国皇帝有一万名——有相当部分地位低下的男性确实终生都没有机会过性生活或是组建自己的家庭。现代社会不再允许一夫多妻，但社会地位较高的男性却仍然拥有更多的性机会，唯一不同的是，美国的公司高管们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娶妻生子，而不再能够像土耳其帕夏或是中国古代的官员那样同时拥有很多妻子和孩子。此外，同样是性行为，在男人和女人那里往往得到不同的理解。对男人来说，这只是多一个玩伴或一次体验，而对女人来说，这是同一个男人建立更深入的亲密关系的机会。就算最终无非都是做爱，但男性和女性的意图是不同的，以至于其中一方常常到最后感觉受到了欺骗。——作者注。

[13] 关于这个问题的多讨论，参见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181-183.

[14] Tiger and Fox, Imperial Animal, p. 67.

[15] Ibid, p. 71.

[16] 关于家庭理论是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的历史性解释，参见David Popenoe, Disturbing the Nes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pp. 11-21.

[17] Stevan Harrell, Human Famil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7), pp. 26-50.

[18] Adam Kuper, The Chosen Primate: Human Natur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74.

[19] Ibid, p. 170.

[20] See Peter Laslett and Richard Wall,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Peter Laslett and Richard Wall,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1] 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Confronting America’s Most Urgent Social Probl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 3.

[22] Margaret Mead, Male and Female (New York: Dell, 1949), pp. 188-191. 一些观察者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包括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23] 关于这一点，参见Becker, Treatise, pp. 141-144.

[24] 我非常感谢Lionel Tiger指出了这点。

[25]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Report to Congress on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1995), p. 72.

[26] See George Akerlof, Janet Yellen, and Michael L. Katz, “An Analysis of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 (May 1996): 277-317.

[27] Becker, “Treatise,” pp. 347-361.

[28] Gary S. Becker and Elisabeth M. Lande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ital Instabil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1977): 1141-1187. See also Cynthia Cready and Mark A. Fossett, “Mate Availability and African American Family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Nonmetropolitan South, 1960-1990,”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9 (1997): 192-203.

[29] Shoshana 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37.

[30] Lawrence F. Katz and Kevin M. Murphy,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1: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February 1992): 35-78.

[31] June O’Neill and Solomon Polachek, “Why the Gender Gap in Wages Narrowed in the 1980s,”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 (1993): 205-228.

[32] Valerie K. Oppenheimer, “Women’s Rising Employ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 (1994): 293-342.

[33] Ibid.

[34] Annette Bernhardt, Martina Morris, and Mark S. Handcock, “Women’s Gains or Men’s Losses? A Closer Look at the Shrinking Gender Gap in Earn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1995): 302-328.

[35] O’Neill and Polachek, “Why the Gender Gap?”

[36] Elaine Reardon, “Demand-Side Changes and the Relative Economic Progress of Black Men: 1940-90,”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2 (Winter 1997): 69-97. 作者说道，在女白人取代男白人时，男黑人在被中产阶级男白人取代。

[37] Bernhardt, Morris, and Handcock, “Women’s Gains or Men’s Losses?” p. 314.

[38] John Bound and Richard B. Freeman, “What Went Wrong? The Erosion of Relative Earnings Among Young Black Men in the 1980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201-232; John M.Jeffries and Richard L. Schaffer, “Changes in the Economy and Labor Market Status of Black Americans,” in National Urban League, The State of Black America, 1996 (Washington, DC: National Urban League, 1997).

[39] Cordelia W. Reimer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mong Married Women,” AB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5, no. 2 (1985): 251-255.

[40] Herbert G. Gutman,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50-1925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41] 参见William Julius Wilson,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and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1996).

[42] Tamar Lewin, “Wag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Wide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 1997, p. Al. 一种意见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福利制度以来，对于那些现在仍是劳动力，而且在曾经享受福利的人而言，他们的低技能已经把整个妇女群体的收入给拉低了。

第6章
大断裂的后果

在本书开篇我就将犯罪、家庭破裂和信任减少作为测算社会资本的负面指标，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前述章节中曾详细指出的规范的转变，如何影响了人们出于合作目的彼此联合的能力，以及如何影响到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

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对社会关系的后果

生育率持续下降首先引发的是有关社会保障风险的问题，即如果出现上一代年长者纷纷退休并靠数量日益减少的年轻工人（的社保缴费）来过活这种情况，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还能维系下去。[1]与此同等重要但更为本书重点关切的是，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对家庭生活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其所产生的这些后果不仅难以预料，也可能彼此冲突。按照明显的道理，如果社会失序往往是由年轻气盛的男性造成的，那么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应该能带来社会秩序整体水平的提高，因为年轻男性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未来数十年中，超过一半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将年逾半百。年届五十以上的人群绝不会让人觉得他们富于革命激情或犯罪倾向。从经济学上看也是如此，人口减少不会带来明显的损失：虽然GDP绝对数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人均收入也许反而大为增加。随着人口规模变小和国民收入减少，出现这些变化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能力和影响也会变弱，但这些国家中的年长群体是否怀有强烈的帝国野心和征服世界的欲望则难以遽断。

人均寿命的不断增长这一人口发展形势，是发达国家认识到自身需要以其他方式增加其社会资本的原因之一。多年前，法国社会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曾指出，人们预期寿命的增长大大延长了他们能够接受教育和保持创造力高峰的年限——他说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人的四十到五十岁阶段。[2]由于现代社会不再对高质量教育实行强制配给，活至老年的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会体会到“第三级人生”（tertiary life，即成年人接受全面教育的那种生活）的发达。社会资本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得以形成，学生不再只是因为要获得能力和知识而接受教育，而是出于符合各行各业的需要而接受社会化改造。因此，年长者社会化程度之所以更高，不仅由于他们的心智更成熟，也由于他们更好地接受了社会的磨炼。

另一方面，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带来作为社会资本的亲属关系的进一步衰弱，也因此给社会凝聚力带来一些难题。大断裂时期造成离婚率上升的另一原因正是人们寿命的延长。如今的婚姻契约需要比往日维持更长的时间。今天，感情不谐的夫妻很少会像过去那样等到孩子长大成人、离家自立之后再去离婚。而在19世纪，大多数夫妻都活不到这般年纪，往往在孩子成年以前夫妻一方就已撒手人寰。

家庭变小了，在可见的未来还会继续变小。几十年后，大多数欧洲人和日本人也许只与他们的直系先辈发生联系。三代成年人同时活在世上成为常态，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人口学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Nicholas Eberstadt）的计算，如果现今的生育模式往下延续两代人，三分之二的意大利孩子将不再有兄弟姐妹、堂表亲以及姑伯叔婶这类亲戚；只有5%的孩子能同时拥有兄弟姐妹和堂表亲。[3]这意味着，像意大利这样在文化上十分珍视家庭关系的国度，彼时的生活将大不一样。独居的人数量大大增加，由于女性往往比男性在晚年活得更久，也是造成独居人数增加的重要因素（见表6.1）。北欧国家的核心家庭退化得最为严重，几乎一半的家庭只由一人组成，显得最为孤独——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一人家庭占到全部家庭的75%左右。[4]一些国家因此希望通过鼓励更大规模的移民来弥补本国出生人口的不足。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学会如何处理来自不同文化的异国移民涌入本国的情况，但在欧洲和日本，异国移民的到来很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国民的强烈抵制。本国出生的人们内部也会出现新的冲突形式，譬如，如果老一代人不愿被年轻一代取代，就会发生代际间的争斗。

表6.1　一人家庭占全部家庭的百分比

来源：各国统计部门资料，见附录。

那些实际上拒绝维持世代交替的社会还会出现其他哪些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家庭破裂的后果

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的衰落对社会资本有强烈的负面效应，并会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数量增加形成联系，从而造成犯罪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社会信任度的下降。

家庭中社会资本的减少带来的最重要后果之一是，造成后几代人人力资本的减少。1966年由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委托完成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是一项旨在揭示出影响教育绩效诸根源的大规模调研。调研发现，家庭和同龄人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由公共政策所支配的教育投入（诸如教师薪资、班级规模、教具投入等）的影响。[5]此后，《科尔曼报告》的研究发现又屡屡为后续研究所验证。美国学生考试分数出现大幅下滑的现象，其多半可归咎于家庭由于破裂、不和睦、贫困等原因而无法给孩子传授技能和知识。相反，许多亚裔美国孩子在考试中有抢眼的表现，这反映出他们的家庭结构相对完整，也说明亚裔美国群体中保留了更多的以家庭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自1965年莫伊尼汉的报告出版以来，有关离婚、婚外生育和单亲家庭之于孩子成长期间幸福程度的影响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6]这份报告由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劳工部任职期间完成，报告指出，家庭结构是解释美国黑人贫困状况至关重要的一个中间变量。该报告引发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莫伊尼汉的结论是在“谴责受害者”，或者说是把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价值观强加于家庭结构与之不同但不见得低一等的另一种族上。[7]

时隔三十五年后，莫伊尼汉的观点已被证明是对的，再来讨论三十五年前的这场争辩也就没有多少意义。我相信对任何能以持平态度阅读莫伊尼汉报告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其他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在传统双亲家庭中成长一定是比在单亲或失亲家庭中成长要好得多。某些人坚持认为家庭结构的差异不会对孩子的幸福成长造成太多影响，其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家庭破裂和单亲家庭与其他诸多社会不良环境（social ills）相互存在高度关联，它们始自贫困，并包括质量堪忧的学校、治安险恶的居住区和毒品泛滥的侵扰。哪怕最精密的统计学分析也无法厘清这些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但有可能弄明白的是，如果其中某一种对孩子双亲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学家用以描述他们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术语）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离婚和单亲家庭对孩子幸福成长的影响就不是那么大了。[8]

换句话说，金钱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由家庭破裂造成的人力和社会资本的亏空。我想，本书的许多读者都认识生长于离婚家庭或其他不幸的家庭环境中的孩子，他们在经历了一些个人动荡后最终也“还不错”，身心健康地步入成年。不少历史上的伟人都是由保姆或者父亲的情人抚养成人，或是出身那些古里古怪、看似不健康的环境。不过，在有充分的教导、好的学校教育和良友相伴的情况下，那些糟糕的家庭状况只会是小磨难，甚至能作为日后形成他们性格的积极助力。

这种观点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并不是人人都有钱。家庭破裂给穷人带来的麻烦只有通过福利政府的介入（实际上替代父亲的角色）才能得以缓解。这就把负担不公平地从遁迹的父亲身上转到纳税人那里。尽管政府能多少减轻贫穷的单亲家庭的负担，但这么做成本高昂，并且由于实际上鼓励了它原本希望能劝化的这类不良行为，而造成道德危机。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可能夸大了福利对家庭破裂的影响，但福利在其中肯定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题之二在于，家庭破裂本身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许多研究都证实了我们凭常识得来的感觉：单亲家庭损失了规模效益，能动用的收入、劳动力和社会资本都只有双亲家庭的一半，也不再能获得由夫妻双方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实证研究确认，无论离婚前双亲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离婚后，有孩子的家庭其收入会大幅下降。[9]不管怎样这都对女性不利：即使对不那么贫困的家庭，母亲和孩子最多只能分享离婚前家庭总收入的一半，父亲的收入实际上是上升了。[10]因此，社会经济状况在社会学家看来是一个因变量而非自变量。

问题之三是，统计分析往往不能把握住孩子教育和社会化过程中重要的定性成分，特别诸如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正如我们所见，比起母亲来说，父亲的角色更多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因社会和个体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父亲只是起到提供精子和收入这样最基本的作用，有的则发挥养育型父母（nurturing parent）的本色[11]，在教育子女和帮助其社会化上带头发挥作用。起码来说，父亲在家里得以让母亲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12]但这与人们的常规看法相悖，即对多数孩子来说，父亲唯一的积极作用是提供生活费。事实上，父亲是儿子重要的榜样：如果年长的男子能告知年轻的男子如何正当地与人竞争和掌控局面，男人的好斗性就会成为体现男人气概的优点。父亲也在很多重要方面影响着女儿对男性的期待。如果母亲的丈夫（更不用说男友）对她不够尊重，女儿在选择伴侣时就不大可能报以过高的期望。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美国，认为父亲没能履行其责任的看法变得普遍[13]，实际上，考虑到这一角色的脆弱性，情况确如人们所想。[14]

虽然家庭破裂本身造成家庭内部社会资本的损失，但实际上也可以令某些家庭成员同家庭之外的人和群体建立更深层的联系，包括他们的朋友、给他们支持的团体或男性/女性权益组织。像中国和拉美国家这类家庭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里，血亲纽带联结很强，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而当代西方国家中家庭纽带联结的弱化有可能造成家庭外部的社会联结的增加。

家庭中其他方面的某些变化也能对公民社会造成影响。大多数调查数据倾向表明，在外工作的女性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比居家女性要多。[15]这一点不足为奇：在20世纪50年代，住在城郊的美国家庭主妇最为抱怨的是，她们被社会孤立——比起过着乡村生活、男人和邻里都在身边的前代人，她们要孤立得多。职业女性如今加入的各种组织其性质料来与从前大有不同，她们不再只为教会和学校做点义务工作，而是参加工会、行业协会等其他与工作相关的社团。在外工作虽然能带来和加强各种社会联系，但单身母亲正因为要花大量时间来抚养孩子而无暇分身。当然，花钱依旧可以一定程度解决这一矛盾，不过不是全然解决。有钱人家的孩子也需要有与父母共处的时间。

上述西方社会家庭诸方面的变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是复杂的。其影响显然造成了家庭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减少，但同时它也具有某种中和作用，即有可能对家庭之外的信任和社会联系带来积极效应。

但是，亲属关系的疏淡会导致社会关系质量的一个重大变化。常言道，“择友不择亲”，就是说，不管你多么不喜欢你的亲戚，也还是会觉得对他们有着不同的责任。就拿养老院来做测试。假如你认识的某位身体或心智受损的人住进了一家养老院或类似机构，这人不再有魅力、有朝气或与之相处不再让人觉得有趣，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事；它实际上回到孩子那种依赖状态，却又没有了童真。怎样范围内的这么一个人，才能让你年复一年、永不中断地在每个周末去养老院看望他（她）呢？恐怕只有亲人（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也有可能）能通过这一测试。而那些成百上千的朋友和熟人，在对他们失去兴趣或是仅仅觉得自己时间过于宝贵之前，我们一般会反过来要求一些相互的关照。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两种情况的不同，两个同样日渐迟暮的人，一个生活在21世纪初的欧洲或北美，另一个则是生活在三百年前的18世纪初。在后一种情况下，能活到七八十岁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半数子女十五岁之前就夭折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活到五十二岁这一高龄。让·富拉斯蒂耶解释说，在那个年代，活到五十二岁这个年纪就算是不一般的成就，这样的人就有资格被大家视为了不起的人。而到21世纪初，活过五十二岁的人也可以把自己视为“幸存者”，但这部分人构成整个社会人口的绝对多数。在早先的年代里，垂暮之人往往死在家里，身边陪伴的是两三代甚至更多代的后辈亲人，他们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都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人的生活为大大小小的规矩所支配，从每日的祈祷、餐桌前的礼仪到人生终了时的葬礼。

与此对照的是，生活在21世纪初的老人，不妨说是生于20世纪婴儿潮时期而在21世纪初步入老年的人，离过两三次婚，在公寓或房舍里独守暮年，间或有儿子或女儿来看望一下他们，但儿女也过了退休年纪，也要想方设法应对自身每况愈下的健康。他们同亲人的关系也是淡薄的，由于年轻时长期轻狂不羁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婚姻和性伙伴，由此而来的家庭分裂以及在家庭财务分割和子女监护上的冲突——使他们同后代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不得不同物理距离以及比家庭责任更轻松的活动相竞争的关系。老人的一位孙辈或一位前任配偶会忽然心血来潮想了解这位老人的近况，但这种情况纯系偶然。作为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位老人会有很大的朋友圈，且无论他们就在本地还是远在天边，不管彼此之间的共同兴趣关涉到国计民生还是仅仅自娱自乐（从政治、宗教到园艺和烹饪），都与之保持着日常联系。现代通讯手段的诱人之处——消除了距离的障碍，侵蚀了文化和政治的边界——却变成了进步的障碍。搬进养老院的老人，身边人忽然都成了陌生者；那些朋友和熟人通过网络表达慰问和关心，却发现若要亲自来访实在不方便。生活变得彻底不需要仪式。人生的某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不再由令人熟悉和亲切的、能把个人同上代人和下代人联系起来的仪式来标记，而是成了一件十分随意的事。创新和自我改造的能力，在人生的早期阶段看上去还是很有价值的特征，如今只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孤独。当人生走到终点，只有独自去面对。

谁受益？

指出家庭变化给社会资本带来的负面后果，绝不是将它们归罪于女性。女性进入职场，她们与男性收入之间差距的稳定缩小以及控制生育能力的提高，总的来说都是好事。社会规范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规定了男性对妻子和子女责任的那一方面上。尽管触发这一转变的是节育和女性收入的提高，但男人要对随二者之后发生的种种社会结果负责。而且，在这些转变发生之前，男人的表现也不总是令人满意。传统家庭的稳定常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关乎情感和肉体的伤痛以及机会的丧失，并且是不成比例地更多落在女性身上。

另一方面，性别角色的这些巨大变化，并不像女权主义者声称的那样，都是明确无疑的好事。从来都是有所得就有所失，而那些损失很大部分都由孩子们来承担。这其实不至于令人奇怪。考虑到女性的角色传统上就是围绕着生儿育女，而她们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的运动要说对家庭没有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女性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常常是输家。20世纪70和80年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收益绝大部分不是来自令人向往的墨菲·布朗（Murphy Brown）式的职业[16]，而是来自低端服务业的工作。这些工作能为女性带来些许的经济独立，但接下来很多女性发现自己被丈夫抛弃，他们去找更年轻的女人做妻子或女友。出于生物学上的原因（男人越老越有魅力，这一点比女人要强），女人再婚的可能远低于离开她们的前夫。男性中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女性中间。受过良好教育、有进取心又有才干的女性冲破性别障碍，证明自己在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上一样能够做得很好，并眼见着自己的收入增长；但同时也有未经良好教育、进取心不强、才干也不高的女性，她们试图依靠累死累活的低收入工作或（更穷者）依靠救济来抚养孩子，她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人生的地板向下塌裂。而女权主义者在谈论和撰写女性方面问题文章并借此影响相关公共舆论的时候，几乎都用前一类例子来说事，故而我们对女性贫富差距拉大过程的认识也被扭曲了。

相比而言，男人总的来说最后得失大抵相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收入和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但其他人（有时可能就是他们）欣然从照料妻子和孩子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休·海夫纳（Hugh Hefner）在20世纪50年代尚没有缔造出《花花公子》以宣扬那种生活方式，纵观历史，惟有那些位高权重又有钱的男人方能肆意接近多个女人，这也是男人们总是在权力、财富和地位上竞逐第一的首要动力。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改变在于，普通的男人也能够过上恣意享乐、分期多偶（serial polygamy）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以前只能为社会顶尖阶层的极小一部分人所享受。大断裂时期产生的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性革命没有性别歧视，男人和女人从中同等获益，而且性革命同女权主义革命从某种角度来说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性革命服务于男人的利益，并且到头来给女性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后所期望的各种社交活动施加了明显的限制。

犯罪给社会资本造成的后果

我们可以把高犯罪率作为社会资本缺失的表现，同时二者的因果关系也可以其他方式展开。更具体地说，高犯罪率能让社区中遵纪守法、奉持规范的成员变得不信任他人，也就不太愿意同他人进行各种层次的合作。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曾说过：

掠夺性犯罪不仅危及个体，它也妨碍，极端情况下甚至阻止社区的形成和稳定。借助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纽带所形成的精微关系，我们同邻里之间建立起联系，而犯罪活动则破坏了这些精微关系、扰乱了邻里间的联系，从而使社会走向瓦解，令社会成员变成只盘算自己得失（特别是如何在人群中扩大自己生存机会）的个体。共同的事业变得举步维艰甚至遥不可及，只有在大家都渴望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17]

由于太害怕遭遇犯罪而不敢夜间出门的人，不大会参加家长—教师协会或童子军这类志愿组织（不过也有例外，正如威尔逊指出的邻里守望组织）。前文已论及，受犯罪伤害的经历同信任之间有很强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的增加是信任度下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即使邻里街区内不存在什么现实的危险（美国的绝大部分邻里街区就是如此），人们还是在当地电视台报道的刺激下对犯罪率上升抱有忧虑，从而加重了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倾向。就此而言，媒体常常起到了大而无益的作用。

人们对犯罪的看法也已影响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能力，在虐待儿童问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述，有证据表明，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英国乃至其他发达国家的虐童案发生率都上升了。但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案件，大大推高了大众关于这一问题严重程度的认识，这些案件包括对加州曼哈顿海滩市一家托儿所经营者的审判（最终无罪释放），马萨诸塞州的阿米劳特（Amirault）虐童案和迈阿密的斯诺登（Snowden）案。根据多萝西·拉比诺维茨（Dorothy Rabinowitz）多年来在《华尔街日报》对此类案件的详细报道，许多（包括最终被成功定罪的）案件都是被一些躁进的公诉人所推动，并且有可能导致不少冤狱。[18]然而，对这些案件的媒体报道在大众中制造出某种观念，即虐待儿童的事件在美国社会正愈演愈烈。这一看法对父母如何教育孩子的处世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末，每一个学龄前儿童都耳濡目染地接受了一条基本思想，即不要相信任何陌生人。

当人们有了以孩童为对象的犯罪在增加这种认识后，其最终影响是使得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变得更加个人化。在紧密结合的传统社区，帮助孩子走向社会通常是社区的责任之一。即使在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美国，往往是由社区中的成年人而非孩子的父母，对孩子们的不良行为进行监管和赏罚。但随着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区变得越来越缺乏个性，家庭以外的成年人权威逐步下滑。经过20世纪80年代媒体报道对虐童问题的大肆渲染，当父母见到陌生人惩戒自己孩子时，更有可能叫警察来介入而不是把这种事当做社区在合法地行使权威。积极的情感表现也收到阻遏。据说学校老师都不敢拥抱孩子，因为有些这样做的老师被指控为对孩子实施性虐待。[19]

对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关系的认识，促成了美国警方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对执法措施进行了颇富成效的创新改进。从20世纪60年代起，除了严重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以外，“社会失序”现象（诸如街头涂鸦、街头流浪、搞小破坏这类轻微的违法行为）在几乎每个城市里都在增多。有两种原因推动了社会失序现象的增长，一是轻微的社会越轨行为的非罪化，二是精神疾病患者逐渐采用院外治疗的方法。80年代曾有一度，纽约城的地铁列车几乎被涂鸦覆满。政府当局完全无力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这让人们深感自己的社会已经失控。

在一篇1982年发表的颇具影响的文章中，乔治·克林（George Kelling）和詹姆斯·威尔逊认为，除了通常成为头条新闻的强奸、谋杀和持械抢劫案，警察也应该对社会失序问题抱以关注。[20]他们指出，破损的窗户得不到及时修缮往往会招致犯罪上门，因为这种情况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即邻里街区里的人不关心这里的外在环境，因此对奉行其他类型的规范也会不太上心。克林和威尔逊认为，即使这种办法（译按：指警察对社会失序问题加以关注）不会对严重犯罪行为带来多少改观，但它能让人们对自己的邻里街区有更多好感，从而促进社区建设，提高社会资本水平。

正是由于这样的想法才出现了社区警务，并且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制度已经在美国大多数社区实行。[21]最早的社区警务做法是，让警察走出巡逻警车，走上街头，在那里他们可以同社区民众进行交流互动。更积极的做法是，警察帮助社区的志愿者组成邻里监督组织和体育联盟，并着力解决各种小的社区生活问题，比如派对喧闹或犬吠扰民。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城开始投入大量成本来清理地铁车厢上的涂鸦、驱走原本栖身公园的流浪者，也采取其他一些手段来让民众知晓政府将全面加强执法的决心。早期维护治安的通行做法，正如时任洛杉矶警察局长的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所做的那样，只是在出现治安问题而且是重大犯罪事件的时候才派警力深入社区。这样做虽然节省了警力和其他警务资源，但这样做就把巡警同邻里街区分隔开来，也使当局无法获得出自与当地居民的信任关系的警情信息。[22]更加保守的警务部门对这种治安方式表示怀疑甚至不屑，据说这让警察变成了社会工作者，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区警务的好处变得越来越明显。[23]

实际上，美国刑法和执法活动的改变给社会资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超过了我们一直以来的想象。当然，不动用刑事手段解决社会失序问题有许多合理的理由，这些理由立基于尊重个体权利和尊严的美国体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和其他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认为，对诸如街头流浪这种情况进行刑事定罪实际上是在判定贫穷有罪。根据这一观点，中产阶层人士受到邋遢、散发异味的流浪者的骚扰，或孩子因被无家可归者搭讪而受惊，这些情况并不构成令人信服的、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以此将他们从街头和公园逮捕或驱走。地铁车厢涂鸦，前已说明，是一种无受害者的犯罪（victimless crime）；不喜欢这玩意儿的人无非是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无论是在为弱势者发声的人群和自由派改革人士的眼里，还是在力图遏止谋杀、强奸和吸毒犯罪激增趋势的老练冷酷的警察眼里，被标以社会失序的那些行为，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

然而，长期来看，社会失序实际上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城市的社会资本而言。乔治·克林和凯瑟琳·科尔斯（Catherine Coles）指出，大量调查结果显示，令中产阶层搬出城中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是严重犯罪，而是社会失序问题——每当他们穿过市民公园，都免不了遭到乞丐的纠缠，而且他们也不愿看到自己孩子不得不从情趣用品店旁、从站街女身边走过。[24]当然，也有许多其他原因促使人们逃向市郊，包括种族和学校教育的原因。但放松对小的社会异常现象的管制所带来的最大意外后果之一是，促使人们纷纷离开他们原本居住的城市邻里街区，而这些邻里街区恰恰是由有身份的中产阶层住户所组成，他们有着强烈的意愿来维护社区的行为规范。这种变化在非裔美国人邻里街区和白人邻里街区都有发生，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正式的种族隔离居住区被废止后，这一变化更加明显。美国许多中心城区，比如纽约的哈莱姆（Harlem）、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Roxbury）以及芝加哥的南区（South Side），居民人口实际上在减少，与之相伴随的是事业有成的住户搬到城郊或者更加安全的邻里街区。[25]留下来的是那些相对贫穷、受教育程度较低、犯罪倾向更强的社区居民，他们占社区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随之则是构成社会资本基础的社区价值观开始急剧败落。轻微的社会失序会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导致许多形式上更危险的犯罪行为，并导致社区瓦解。

20世纪70和80年代，装有门禁的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美国的城郊，它们被许多人视为美国社会缺少信任、原子化和彼此孤立的生动例证，或者说一个“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的美国的生动例证。这些人也不外如是。这些门禁式社区不再像简·雅各布斯所描述的美国小镇那样，人行道上人流如织，或房舍的前廊朝向街面，而是变成，住户晚上回家时要驾车经过安检，下车后径直回到家中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甚至不需要向隔壁邻居打声招呼。不过，这类社区最初兴起的原因并不是有了汽车和廉价的汽油，以及某些社区成员的小肚鸡肠，门禁式社区是力图在院墙内重建曾经存在于城市邻里街区和（城郊居民成长于其中的）小城镇中的（人身）安全环境。如果当局不再设法限制行乞和涂鸦行为，住户只有自己设法实现，并在此过程中把他们自己同广阔社会隔离开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当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有所保障的时候，人们又涌回城市，毕竟城里的生活更加有趣。就此而言，社区警务以及其他虑及社会资本问题的警务创新，在振兴纽约等美国城市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比单纯的犯罪情况统计所能显示的要多。

[1] 在意大利，六十岁以上和二十岁以下的人口一样多。在向低增长变化的情境下，联合国人口署在1997年开始第一次预测抚/赡养率：六十五岁以上受赡养的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比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整个西方世界中，现在的比例为20%（即每五个劳动人口要赡养一个人），但是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在德国会达到60%，在日本为65%，而在意大利则达到令人惊讶的80%。这些预测基于一种假设，即在没有巨额的外来人口涌入的情况下，生育率在即将达到低谷之前会持续走低。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在未来的五十年中，生育率会否突增。然而，对欧洲和日本急剧减少且老龄化的人口预测，并不需要对未来行为做出夸大的假设；它们是源自大断裂时期所形成的生育模式，参见Nick Eberstadt, “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ublic Interest no. 129(1997): 18.

[2] Jean Fourastie, “De la vie traditionelle a la vie tertiaire,” Population (Paris) 14 (1963): 417-432.

[3] Eberstadt, “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 21.

[4] Lionel Tiger, The Decline of Males (New York: Golden Books, 1999).

[5] James S. Coleman et al.,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66).

[6] Daniel P. Moynihan, The Negro Family: A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65).

[7] See, for example, Carol Stack,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see also William J. Bennett, “America at Midnight: Reflections on the Moynihan Report,” American Enterprise 29 (1995).

[8] 其中第一次提出该论点的是Elizabeth Herzog and Cecilia E. Sudia, “Children in Fatherless Families,” in B. Caldwell and H. H. Ricciuti,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关于更为近期的观点，参见Michael Katz, The Undeserving Poor: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fare(New York: Pantheon, 1989), pp. 44-52.

[9] See the evidence summarized in Sara McLanahan and Gary Sandefur,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9-94.

[10] Ibid, pp. 24-25; Greg J. Duncan and Saul D. Hoffma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arital Disruption,” Demography 22 (1985): 485-498.

[11] 译注：福山在这里运用了心理学中沟通分析理论的概念，该理论将人格分为父母、成人和儿童三类独立性态，其中人格的父母性态中又包括“养育型父母”（nurturing parent）和“控制型父母”（controlling parent）两种性态。

[12] 父亲对孩子影响的研究仍缺乏，关于这一点，参见Suzanne M. Bianchi,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Men in Families,”’ Demography 35 (May 1998): 133.

[13] 对这一话题最好的概述之一，参见David Popenoe, Life Without Fath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另见Patricia Cohen, “Daddy Dearest: Do You Really Matter?”New York Times, July 11, 1998, p. A13.

[14] See, for example, 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1995).

[15] Robert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PS (1995).

[16] 译注：《墨菲·布朗》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女主角墨菲·布朗是一名电视台女记者。

[17] Jam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p. 26.

[18] Dorothy Rabinowitz的文章包括 “Kelly Michaels’s Orwellian Ordeal,” Wall Street Journal (WSJ), April 15, 1993, p. A14;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WSJ, January 30, 1995, p. A20;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II,”WSJ, March 14, 1995, p. A14; “A Darkness in Massachusetts III,” WSJ, May 12, 1995; “Wenatchee: A True Story,” WSJ, September 29, 1995, p. A14; “Wenatchee: A True Story—II,” WSJ, October 13, 1995, p. A14; “Wenatchee: A True Story—III,” WSJ, November 8. 1995, p. A20; “Verdict in Wenatchee,” WSJ, December 15, 1995, p. A14; “The Amiraults: Continued,” WSJ, December 29, 1995, p. A10; “Justice and the Prosecutor,” WSJ, March 21, 1997, p. A18; “The Amiraults’ Trial Judge Reviews His Peers,” WSJ, April 10, 1997; “Justice in Massachusetts,” WSJ, May 13, 1997, p. A22; “The Snowden Case, at the Bar of Justice,” WSJ, October 14, 1997; “Through the Darkness,” WSJ, April 8, 1998, p. A22; “From the Mouths of Babes to a Jail Cell,” Harper’s (May 1990): 52-63.

[19] June Kronholz, “Chary Schools Tell Teachers, ‘Don’t Touch, Don’t Hug’,”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8, 1998, p. Bl.

[20] James Q. Wilson and George Kelling, “Broken Windows: 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Atlantic Monthly 249 (1982): 29-38.

[21] 关于社区政策的概论，参见Robert Trojanowicz, Victor E. Kappeler, Larry K. Gaines, and Bonnie Bucqueroux, Community Policing: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d ed. (Cincinnati, Ohio: Anderson Publishing, 1996).

[22] “警察在获取信息时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对公民有一定程序的信任，相信他们会与警察合作。” Ibid, p. 10.

[23] Wesley G. Skogan, Disorder and Decline: 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p. 15.

[24] George Kelling and Catherine Coles, Fixing Broken Window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p. 12-13.

[25] 关于这个过程的解释，参见Nicholas Lemann, The Promised Land: The Great Black Migration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pp. 347-348.

第7章
大断裂不可避免吗

美国的司法体系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不大理会低级别的社会失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资本的损耗，而社区警务的发明又有助于社会资本的恢复，这两方面的事实说明，公共政策对社区的集体价值观而言是把双刃剑，既能损害它也能加强它。那么，大断裂在何等程度上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又在何等程度上是大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连带后果呢？

当我们谈及某一事物处于社会控制之下时，可能包含两重含义。首先，社会试图直接通过公共政策来塑造发展道路，即，政府当局针对特定预期的社会结果进行规划并实施正式干预。其次，社会能通过非正式的规则和习俗而不是在某一方的正式控制下，从文化上对社会结果产生影响。两种情况常常同时存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用于支持某些文化取向，比如天主教的立法者试图禁止离婚和堕胎。不过它们也常常不同时发生；文化会制约公共政策，或被公共政策所塑造。

哪些社会结果源自深刻的技术与经济变革，哪些又受到宏大的社会控制所制约，理解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两种常见的错误。第一种是左派的典型错误：相信所有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公共政策来救治。在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开始上升时，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号召社会科学家拿出解决办法。不少学者把前面章节所列的一些问题作为犯罪率上升的根本原因提出来：包括家庭破裂、贫困、缺乏教育，等等。这类看法固然不错，但他们接下来又建议联邦政府尽力扫除这些根本原因，其中一项倡议最终导致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宣战”的计划。[1]然而，这一番雄心不凡的努力却压根没有解决贫困问题，更不用说降低犯罪率了；而且其成本非常高昂，还往往吃力不讨好，并招致选民强烈反对。正如詹姆斯·威尔逊所说，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很不一样，前者致力弄清社会行为深层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原因可以说明显不受公共政策的控制。三十年后的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公共政策已变得不那么野心勃勃而是更加务实。社区警务一类的举措在它自身有限的范围内能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不该有人傻到去相信这些举措能够影响到社会行为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错误通常为保守派所犯，这种错误把不合时宜的社会变迁归因于道德软弱，并认为可以通过足够的震慑手段并诉诸正确的价值观来加以纠正。事实上，人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道德选择，并且过去四十年中也确实存在大量道德软弱的现象。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根据不同的经济激励条件做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即使有再多的道德说教和文化论争，也不足以令社会变迁的总体方向发生一丁点改变，除非那些激励条件也发生变化。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大断裂在发达国家中如此普遍地发生，它来得又如此突然，并且还大致发生在相同的时期里，这一事实表明其原因既广泛又根本。在本书开头我曾提出，大断裂是19世纪发生的从社区到社会这一转型的升级版本，只是这一次发生于我们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而非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第五章中我们论述了技术变迁——脑力劳动取代体力劳动，信息产品取代物质产品，服务业取代制造业，以及医学进步使人们寿命延长并能够控制生育——为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性别角色的巨大转变奠定了基础。

若干年前，人口学家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曾指出，仅凭人类寿命不断增加这一项原因，女权主义革命就基本上不可避免。[2]在1900年时，欧洲或美国的普通女性大概不可能有机会在家庭之外生活：一个女人长到二十二岁上下，就会直接从生养她的家庭转入同丈夫一起建立的家庭；假如女性的预期寿命在六十五岁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她最小的孩子离开自己后不久就会过世。到了1980年，女性有三十二年半的时间——其成年后一半以上的时光——不在生养她的家庭里或是抚养自己的孩子中度过。就算一个女人要全身心投入家庭，或假如信息时代没有为女性开辟如此之多的就业机会，她又如何打发这许多额外的时光呢？直到生物技术将女性从生儿育女的必然使命中解脱出来之前，她们为家庭和子女的付出必然远多于男性，这意味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可能与男性全然相等，收入的性别差异也不可能完全被填平。不过差距会缩小，女性也终将更坚定地热衷于就业。

然而，在某些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大断裂的诸多表现，或者说即使有程度也不深，这一事实表明大断裂并非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文化和公共政策在塑造社会规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亚洲的高收入社会——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与其他发达世界构成有趣的对照，因为它们看上去避免了许多大断裂的影响。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大断裂并不是社会经济现代化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深受文化的影响。但文化最终只能延迟而无法阻止大断裂在亚洲社会的发生。

亚洲价值观与亚洲例外论

亚洲价值观的特殊性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出的，他以此来解释亚洲地区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也是为了给他那招牌式的家长制威权主义做合法性辩护。他认为，亚洲文化强调的是服从集体权威、辛勤工作、家庭、储蓄和教育，这些因素都对战后亚洲经济高速且前所未有的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些价值观被认为是盛行于东南亚地区的柔性独裁政权的一项政治构件，而且也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不实行西式民主做出合理性的解释。李光耀还认为，亚洲价值观也反映在，该地区犯罪、吸毒、贫困和家庭破裂的比例都低于典型存在此类问题的美国，也低于此类问题日益严重的其他西方发达国家。[3]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uhammed）也宣扬了亚洲价值观具有优越性的观点。

随着1997年开始的亚洲经济危机的到来，有关亚洲价值观的主张在太平洋两岸就没有什么极富热情的复述者了。显然，亚洲价值观没能帮助该地区所有国家避免在长期或短期经济政策上犯错。经济危机之后的衰退导致许多亚洲国家的国民财富大幅缩水，最多达到一半（以美元折算）。由于亚洲价值观的合理性主要建立在经济表现上，因此增长的停滞就足以导致这一说法从整体上站不住脚。[4]

不过，即便亚洲价值观与经济成功不像李光耀和马哈蒂尔所说的那样存在明确的联系，一部分亚洲价值观确实迥异于西方价值观。纵然亚洲社会彼此差异很大，但仍从总体上代表了某种不同的针对经济现代化的社会调适（social adjustment）模式。接下来的讨论重点将针对经合组织中的两个亚洲成员，即日本和韩国，不仅由于有关它们的资料最为详尽，并且由于二者在价值观和社会模式方面比较接近、同时又不同于西方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家。

日本和韩国在众多方面都与西方不同。[5]两个国家的犯罪率同欧洲特别是美国相比低很多。在日本，各类犯罪在过去四十年中实际上都减少了（见第二章和附录）。战后韩国比日本更容易出现政治暴力事件，韩国人以其好斗倾向有时被称为“东方的爱尔兰人”。该国犯罪率在1982年有所上升，这明显与“光州起义”和全斗焕治下的政治压迫有关。不过，总体上韩国的犯罪水平一直以来很稳定。这两个国家的低犯罪率就事实本身而言，挑战了所有认为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可避免要激发更多数量的犯罪行为的一般性理论。

两国在核心家庭的稳定性方面也是如此。过去四十年，两国的离婚率都有所上升，但都没有经历像西方国家在1965年之后所出现的家庭破裂激增的情况。核心家庭稳定性也明显表现于两国的非婚生育率都非常低。

我们还不清楚是什么造成这两个国家的低犯罪率。可能二者情况不同，答案也不一样。日本社会倾向于通过一张由非正式的公共规范和共同义务织成的网来抑制社会越轨，韩国则一直更倾向于运用赤裸裸的国家力量来维持秩序。即便韩国在1987年实行民主化后，但只要出于维护公共秩序的需要，警察机关的权力就不会被削弱。

两国核心家庭相对更加稳定的原因比较清楚，似乎是与两国中妇女的地位有关。尽管日本和韩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一直在稳步增长，但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仍是垫底水平。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也包括东南亚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呈M曲线态：年轻女性往往从事轻工业和服务业工作，但到了二十多岁就退出工作、结婚生子，直到把孩子抚养成人才重新就业。

与日本和韩国的女性劳动就业程度较低相一致的是，两国社会中女性相对男性的收入比也较低。这一比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持续增长了一段时期，日本在该比率上的表现值得注意，它不仅明显低于所有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而且在从1970到1995年这段时间里增长幅度也很小。[6]日本大量的女性就业都是临时性的，或者表现为某种不充分就业，比如大批年轻女性的工作就是站在商场门前或电梯门口迎来送往。

日本和韩国的劳动法一直对男女区别以待。这在西方被称作性别歧视，但在亚洲却常常被视作保护女性的一种做法。在日本，1947年颁行的《劳动标准法》禁止年满十八周岁的女性每周工作超过6个小时，或是在假日和晚间上班。若按照日本员工出了名的工作狂特点来看，这样做实际上令女性无法全职从事大多数工作，也将她们摒除在终身雇佣制之外。1986年颁行的《平等就业机会法》解除了对企业管理者和某些白领职业的这方面限制，但由于日本女性做到管理层的数量很少，这一变动所造成的实际影响也很小。[7]直到1997年日本才立法解除对女性从事蓝领工作的限制，而该法令直到三年以后才正式付诸实施。[8]

尽管上述法案在日本和西方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存有歧视，但不能确定说大多数日本女性也这么认为。一次又一次的民调结果显示，多数日本女性都表示愿意在结婚生子后放弃工作，只有当孩子长大以后才考虑重返职场。[9]她们也不像西方女性那么在乎自己收入没有男性高的事实。因此，由性别造成的劳动分工似乎体现着某些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并不会仅仅因为劳动法案的变动而消失。

韩国的情况大致与日本相似，但在发生时序上略晚于日本，因为其工业化起步较晚。韩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63年的34.4%增长到1990年的40.4%，但还是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同日本女性一样，韩国女性往往会为养育子女而退出就业。在该国战后的军政统治下，韩国工人总体上所受的保护不如日本，职场中歧视女性的现象普遍存在。军政统治结束后近一年，即1988年，《就业平等法案》颁布实施，该法案规定了同工同酬的原则，并禁止其他形式的歧视劳工行为。[10]不过韩国的女权主义者抱怨劳动部没有充分执行这一法案。同日本一样，韩国也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女性在抚养子女期间不愿意同时工作。

另一方面，日本和韩国跟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又一不同点在于，在这两个亚洲国家，制造业仍占GDP很大比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包括亚洲和西方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基本上都是男人的职业[11]，它也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才遭遇70和80年代曾发生于美国锈带地区的“空洞化”（hollowing out）。正如表5.1所示，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只是有轻微的减少，从总就业人口的26.0%降到23.6%，而相比之下，美国在20世纪70—90年代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要明显得多，从25.9%降到17.5%。这也许可以为女性的相对收入为何没能以更快的增长速度赶上男性提供进一步的解释。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日本的经济同西方国家一样经受了出口制造业衰落和技术取代工人的压力。90年代后期的经济衰退带来了日本产业结构迅速向服务业转型，其与人口数量的减少一道导致其后大量女性就业者的出现。

在讨论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破裂原因时，节育技术与女性收入的提高一道被当作一项在改变男性责任规范方面发挥了相当作用的因素。有趣的是，直到1999年，日本还没有完全准许避孕药的使用。节育的主要手段仍是人流手术（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免费为女性实施）、避孕套和安全期。不过，即使堕胎在日本要比在西方容易得多，它仍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佛教和神道教都不允许堕胎，日本寺庙有相当数量的法事是为超度堕胎婴灵而做）。[12]故而西方社会的那种性事不再受生育负累之牵扯的现象未曾同等程度地发生于日本。

日韩两国女性越是有可能为生儿育女而退出工作，她们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可能性就越有限，性与婚姻之间的联系在这两国也越是紧密，这些都充分说明为何日韩两国的核心家庭更具完整性。两国的女性基本上不会认为自己是某些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嘲讽的“生育机器”。两国孩子在国际学生测试中的优异表现也与他们的母亲在其教育中的付出有关。但另一方面，她们的职业发展机会相比西方女性来说则有限得多。日本和韩国的婚姻远比美国的婚姻要稳固，但婚后感情有可能也较为冷淡。[13]

当我们把目光投到日韩以外的亚洲地区，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几乎令大多数有关经济现代化如何影响家庭生活的一般性理论失效。比如，在马来半岛和印尼大部地区，穆斯林马来人在20世纪前半叶的离婚率高得惊人，反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明显下降，直到70年代才降到低于西方国家离婚率的水平。[14]前工业时期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是伊斯兰世界一夫多妻制和离婚约束相对较少的产物。在20世纪的欧洲，并未同样出现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婚姻稳定度的提高。

我们尚无法断定日韩两国女性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会一直比西方女性少。由于生育率的陡然下降，日本已面临着劳动力储备萎缩的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首次遭遇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如果生育率不出现意外的增长，日本的总人口数会在21世纪初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率减少。该国人口的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对退休人口的比例的下降，将给未来的社保带来巨大的包袱，这种情况已经制约了日本走出1998—1999年的经济衰退的能力。缓解此问题的办法之一是招募更多的外国劳动力，但日本国内对此的抵制甚为强烈。另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则是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职场，鼓励她们不仅在婚前并且延贯其一生都能参与工作。对这两种选择，日本的决策者似乎更青睐后者。若真如此，日本家庭的稳定性恐怕就要降低，日本将遭遇的社会问题也就跳不出西方社会所经历的。[15]

文化高于一切？

日本和韩国在抵挡大断裂方面至今的表现，证明了文化对经济选择的影响力。两国都表现出对传统的女性角色强烈的文化偏好，它们都保留了对男女实行区别对待的正式法规，这些法规使女性进入职场的可能性更小。特别是在韩国，儒教文化给予父权家庭以广泛的支持。在欧洲，文化的影响同样巨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家庭结构的变化率与众不同。（不过，有趣的是，尽管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离婚率和非婚生育率在欧洲相对较低，但其生育率却是垫底水平。有人怀疑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虽然据我所知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猜想，但有可能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女性不能通过离婚占据主动，就会代之以少生孩子。）天主教令这些国家的家庭完整状况强于北欧（至少形式上如此）。[16]德国和荷兰，天主教信徒众多，在国际比较中，其家庭完整状况一般低于意大利和日本，另一方面又高于英语国家和北欧诸国。

当然，人们会说，文化和公共政策对塑造职场和家庭规范的作用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大，且可与技术的影响相比肩。19世纪晚期大量出现的诸如秘书和打字员一类的工作岗位，今天被视为传统的女性工作，但女性进入这些工作岗位也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她们及其家人都首先要说服自己这样做没问题。一般来说，男人的上肢力量明显强于女人，但不能仅凭此就把女性拒于体力劳动岗位之外。在二战时期的美国和在前苏联，出于政府需要，女性被输送到传统上是男性领地的重型制造业和农业岗位上，她们的表现无懈可击。因此，有待回答的问题就是：去工业化以及就业岗位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就一定对女性有利，或者说，男人发现自己在蓝领工作上更擅胜场这一事实也不过是历史不经意的偶然结果？各国难道不能设法保护他们免受技术变革后果的影响，如试图保住作为一家之长的男人的饭碗，就像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所做那样？

因此，要厘清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诚非易事，二者之间的相互牵连也异常复杂。文化至少在决定规范以怎样的速率发生转变上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则能对技术领域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变易社会关系加以控制。日本卫生部门的官员使出浑身解数让避孕药品的合法化拖后了三十余年，就是其中一例。先是北欧诸国，继之以英语国家，立法为无过错离婚大开绿灯，但这并不构成这些国家离婚率高的原因，而像意大利和爱尔兰这样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由于不存在合法离婚，从而减慢了家庭走向分裂。美国的某些州在20世纪90年代立法允许所谓的契约婚姻（covenant marriage）的存在，新人可以选择订下难以破除的婚姻契约。这种新举不会把离婚率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但它能让夫妻双方将附加的约束施于自身，从而为某些婚姻增加稳定性。

重塑社会秩序

我们将来如何重建社会资本的问题依旧横亘在前。文化和公共政策使社会能多少对大断裂的发生速度和程度有所控制，但要解决在21世纪初人们如何建立社会秩序，这并非长久之计。日本和某些天主教国家比北欧国家或英语国家能更长久地持守传统的家庭价值观，这使它们能减省某些社会成本（而后者不得不付出）。但难以想象它们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还能维持这种坚守，更不用说重建像工业时代的那种核心家庭；其中，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养育子女。就算能够做到如此，这样的成果也不可取。

我们似乎陷入某一窘境：退路已被截断，而往前则似乎必然导致社会失序和社会原子化的日益严重。难道说，这意味着当代自由社会注定要走向道德滑坡和社会无序愈演愈烈的境地直到崩塌？难道真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样的启蒙时期批评家所说的那样，这种混乱失序恰是以理性替代传统的努力所招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我看来，答案为否。原因也很简单，人类天生就会为自身计而创设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规范丧失的状态——涂尔干称之为失范——引发我们强烈的不适感，于是我们试图建立新的规则取代业已朽烂的旧规则。如果技术发展令某些形式陈旧的社区难以为继，我们就会找寻新的形式，会发挥我们的理智来商讨达成不同的约定以因应我们的基本利益诉求和情感需要。

要明白我们目下的处境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令人绝望，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层面对社会秩序自身的起源加以研究。许多关于文化的讨论将社会秩序视为一组从先代传承下来的静态规则。如果你身陷于一个社会资本或信任度低的国度，只会令你对此一筹莫展。显然，公共政策扭转文化的能力相对有限，并且要打造上佳的公共政策也得对文化的局限抱有清醒认识。不过文化是一股充满活力的力量，它不断接受改造，不是被政府改造，就是被构成社会的成千上万的分散个体之间的互动所改造。尽管文化的演进不及正式的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演进那么迅速，它也必得适应环境的改变。

我们发现，秩序和社会资本存在两大基础以为支撑。一是生物学基础，它出自人之天性。生命科学近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其累积效应已重构了那些经典认知，即人存在一定天性，这些天性使得人是社会和政治的生物并有充分的能力建立社会规则。从某种意义上看，此类研究并不比亚里士多德高明多少，但它令我们对人类的社会性本质有了更清楚的把握，知道哪些天性根源于人类基因，哪些则不是。

第二项社会秩序的支撑基础是人之理性，以及理性的那种天然自发能解决社会合作中诸问题的能力。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社会资本的能力并不能解释社会资本如何在特定环境中生成。能创制出特定的行为准则的是文化而非天性，而在文化范畴里，我们发现，秩序时常是个体间协商、论辩和对话这类横向过程的结果。秩序的施行不必从上至下，也不必由立法者（用今天的话说是国家）或宣示神谕的神父来推行。

不管是天然的还是自发的秩序，都不足以形成构筑社会秩序所需的全部规则。它们需要等级化权威（hierarchical authority）来补充，以起到关键的接榫作用。但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处于分散状态的个体一直持续不断地为自身创造着社会资本，并努力适应了技术和经济的重大变革，那些变革比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于西方社会的变革还要大。并且，我们将看到，今天人们在大多数高科技性质的工作场所的核心部门，正继续创造着社会资本。

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秩序的两大主要基础进行考察，即人的天性和自组织的自发过程。

[1] 参见Jan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in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revis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2] Kingsley Davis and Pietronella Van den Oever, “Demographic Foundations of New Sex Rol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8 (1982): 495-511.

[3] See, for example, Fareed Zakaria,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73 (1994): 109-127.

[4] See Francis Fukuyama, “Asian Values and the Asian Crisis,” Commentary 105 (1998): 23-27.

[5] 日本和韩国已经历了社会规范的变迁，即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变得同西方世界类似。比如说，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81—1990年间，两个国家的人民对主要机构（从政府开始）的信任度降低，这一点对于日本来说并不惊讶，它经历了一系列的丑闻，而对于韩国而言，它的民主机构并不完善，到1990年只有三年的历史。在日本，人们对教堂、军队、教育和法律系统、工会和警察的信任度降低了，而对媒体、议会（非常少）、公务员和大公司的信任度则上升了。在韩国，人们对除了工会以外的所有机构的信任度都降低了。就如在西方世界一样，在机构成员身份方面的趋势是不确定的，它在日本略微下降，而在韩国则有所上升（尤其是在宗教团体成员身份方面）。在这两个国家中，尤其是在日本，生育率在过去一代人之中急剧下降。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多世同堂的家庭结构变成了核心结构（这个过程在日本远远早于韩国）。在亚洲和西方，家庭结构的变化比较相似，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包括工作场地和家庭的分离、在组织机构中接受教育以及孩子更容易获得经济资源。参见Arland Thornton and Thomas E. Fricke,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West, China, and South. Asia,” Sociological Forum 2 (1987): 746-779.

[6]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July 1996), 以及个人通信。

[7] Marguerite Kaminski and Judith Paiz, “Japanese Women in Management: Where Are The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3 (1984): 277-292.

[8] Eiko Shinotsuka, “Women Workers in Japan: Past, Present, Future,” in Joyce Gelb and Marian Lief Palley, eds., Women of Japan and Kore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drew Pollack, “For Japan’s Women, More Jobs and Longer and Odder Hours,”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97, p. Dl.

[9] Shinotsuka, “Women Workers,” p. 100.

[10] Roh Mihye, “Women Workers in a Changing Korean Society,” in Gelb and Paley, Women of Japan.

[11] 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在西方、日本以及当代亚洲，轻工业（比如纺织业）已经成了雇佣年轻妇女的主要行业。参见Claudia Gold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Female Earnings Functions and Occupation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1-27.

[12] Miho Ogino, “Abortion and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The State of Japanese Women, 1945-1991,” in Gelb and Paley, Women of Japan, pp. 72-75; see also Naohiro Ogawa and Robert Retherford, “The Resumption of Fertility Decline in Japa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1993): 703-741.

[13] Ronald R. Rindfuss and S. Philip Morgan, “Marriage, Sex, and the First Birth Interval: The Quiet Revolution in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9 (1983): 259-278.

[14] Gavin W. Jones, “Modernization and Divorce: Contrasting Trends in Islamic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est,”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3 (1997): 95-114.

[15] 有证据表明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参见Maryjord and Kevin Sullivan, “In Japanese Schools, Discipline in Recess,”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1999): Al, A22.

[16] 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天主教国家，家庭作为正式和合法的机构保持得相对完整，但男人同时会有情人或是女友。尽管这种状况有些伪善，但是相对于像有请教徒传统的美国所实行的时间序列上的一夫多妻制而言，在保护家属的合法权益方面，它起着更大的效用。

第二部分

论道德的谱系

第8章
规范从何而来

蹭车族

我家住在华盛顿特区的郊外，离家以南几英里远的地方，每个周末的清晨都会重复上演同样的一幕奇事。[1]在弗吉尼亚斯普林菲尔德的基恩老磨坊路（Old Keene Mill Road）和布兰德街（Bland Street）的交角处，鲍勃家餐厅外，一些人在早高峰时间等待于此，排成一列。有车路过停下，两到三位通勤者钻进车里然后一路向北去往华盛顿市中心。到了晚间，这样的事情照例发生，只不过反过来，满载陌生人的车辆从城中心返回，然后将乘客放下，这些乘客再驾驶自己的车辆各自回家。

照此分享车辆乘坐资源的人们称自己为蹭车族（slug）[2]，这种做法始于1973年，彼时政府为应对石油危机，宣布95号州际公路从南郊到哥伦比亚特区路段的内向车道为HOV-3专用道。HOV代表“高乘载车辆”（high-occupancy vehicle），这意味着在高峰时期，每辆在此专用道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至少乘坐三名乘客。众所皆知，95号州际公路是华盛顿地区最拥挤不堪的干道。有了高乘载车辆专用道，司机和乘客的往返路程所用时间都能减少四十分钟。

多年来，蹭车族业已摸索出一套周密的规则。人和车都不能插队，乘客有权拒乘某辆车，车上不许吸烟和换钱，按照蹭车的规矩，车上聊天不能涉及容易挑起事端的话题，比如性、宗教和政治。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在过去三十年中，只出现过两起犯罪事件，都发生在黑蒙蒙的冬日清晨，只有少数人排队等候的情况下。从那以后，没人会让一个女人孤身等在蹭车的队伍中。

蹭车族实际上创造了社会资本。他们在合作规则上达成一致，这能让他们节省一些上班时间。蹭车族的文化有意思的地方恰在于并非有人刻意营造它。既不是政府部门、历史传统也不是卡理斯玛型领袖最初制定下在哪里碰头以及如何行事的规则：它仅仅出于通勤人员希望上班能更快捷的欲求。当然，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蹭车族的存在。没有对HOV-3专用道的强制规定，人们不会形成这样的做法；又如果政府听从某些人的建议，把必须至少3人同乘的规定改为至少2人同乘，上述的蹭车现象也会立马消失。蹭车的做法是在一定生态小环境中自发形成的，是政府强制措施以及人们在上班问题上为争取个人利益而自下而上形成的一点社会秩序的合力结果。

关于蹭车的做法，还有几点可以指出。尽管没有人刻意创立这种做法，但这一做法也不是在哪里都会出现。华盛顿地区有很多邻里街区就很难形成这样的现象。有些邻里街区对人们来说在街头等车过于危险，而有些地方的住户流动性太强或者文化差异过大而无法就规则达成一致。蹭车族愿意坐进素不相识的人的车里——如此之信任他们——是因为，正如一位蹭车族所说，“他们是政府雇员……他们不是坏人”。[3]

规范的体系

蹭车族现象看似与本书第一部分所论及的犯罪、家庭破裂和信任这类事情遥不可及，但其实彼此相关，因为通过它们可以看到社会资本如何形成。社会资本，不像某些时候被描述的那样，是代代相传的珍稀的文化财富——一种一旦丢失就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相反，它随时被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所创造。它不仅在传统社会中生发，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个体和组织日复一日地积累。事实上，随着技术进步、组织管理结构的扁平化以及网络普及取代科层等级来重构商务关系，社会资本已变得愈加重要。

蹭车现象的启示性在于，它以一个小的案例（有限但却有效）显示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如何自下而上地演化出来。它的运行模式与多数人对社会秩序的理解相左。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人们很可能会说秩序的出现是因为有人将其加之于社会。作为现代政治思想奠基人之一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指出，人的自然状态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斗争，为了避免这种无序，需要国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利维坦（Leviathan）来施加秩序。也正因此，很多人不喜欢社会秩序这一说法所蕴含的意味。尤其是对美国人，它听上去有点专制和恫吓的味道。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感到前路将通向失序，就容易成为霍布斯主义的拥趸。如果人们是对“完全自由市场”的效力心存怀疑的进步派人士，就希望由政府以监管机构的名义来施加秩序；如果他们是传统保守派，则通常希望人们遵从宗教权威的律令。

秩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资本如何自发地、非集权式地产生，对这个问题的系统研究是20世纪晚期最重要的智识成果之一。在此领域领衔的是经济学家——考虑到经济学以市场为中心，而市场正是自发秩序的绝佳例子，就不会对这一发展态势感到奇怪。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开展了一项针对他称之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研究，所谓扩展秩序，指的是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能够合作共事的全部规则、规范、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shared behaviors）的总和。[4]尽管哈耶克以反对中央集权、坚持自由市场观点而著称，但他坚信秩序的必要性，他的许多研究计划都涉及探索秩序在缺乏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的体制（比如国家）之下如何产生。

但自发秩序的概念并非经济学所独有。达尔文以来的科学家业已断定，生物界所呈现的高度秩序不是上帝或其他某位造物主之赐，而是来自较低等生命的互动。正如《连线》（Wired）杂志执行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ey）所指出的，蜂群能完成很复杂的行为，但并非由于蜂后或其他哪只蜜蜂的控制，而是由于每只蜜蜂都遵行相对简单的行为规则（比如，飞向蜜源、避免撞上障碍物、保持同其他蜜蜂的接近）。[5]各种非洲白蚁所筑的机构精巧的蚁冢超过一人高，还有着特有的保暖和空气调节系统，这样的蚁冢绝非人为设计，更非建造它们的这种神经系统简单的生物所设计。凡此种种，在整个自然界，秩序都产生于盲目和非理性的生物演进和自然选择过程。[6]计算机能模拟复杂的行为，这一过程的实现不是通过执行一种详尽周密的程序，对行为的所有方面都进行定义，而是模拟出能够执行简单规则的简单智能体（agent）[7]，然后观察其运行结果。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正是为了研究此类现象——所谓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8]

图8.1　规范的谱系

社会秩序常具有等级性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有必要看到，秩序的产生可以有一系列的来源，可以是各类存在等级、权力集中的政权，也可以来自彻底非集中和完全自发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图8.1展现了这些来源的连续谱系。等级制也有多种表现形式，从超凡的（比如摩西带着上帝传授的十诫走下西奈山）到世俗的（比如老总向员工传达一条关于管理客户关系的新的企业精神）。自发秩序也同样有各种来源，从自然力不自觉的相互作用（例如下文将要谈到的乱伦禁忌），到律师之间高度结构化的对地下水使用权的谈判。总体而言，自发产生的规范往往不太正式，它们不形诸文字或出版物，而由等级制的权力来源所形成的规范和规则往往采取成文的法律、规章、条例、教典形式，或是采取行政部门组织机构图的形式。某些情况下，自发秩序和等级制秩序二者间的分野不是那么清楚。比如，像英国、美国这样的英语国家，习惯法（common law，也称普通法、不成文法）经过无数法官和辩护律师之间的互动而自发形成，但同样为正式司法体系所认可，具有司法效力。

除了将社会规范按照从由等级制产生到自发产生的谱系排列，我们还可以叠之以另一条谱系，两端则是作为理性选择产物的规范和由社会传承而来的、起初是非理性的规范。以这两条谱系为轴构成一个四分象限，来考察规范的可能类型，即如图8.2所示。图中所示的“理性的”，仅指可供选择的规范项事先经过有意识地商讨和比较。显然，理性商讨也会导致糟糕的选择，致使该选择不能服务于选择者的真正利益诉求，而非理性的规范可能十分有效，比如宗教信仰对社会秩序或经济发展的支撑。

图8.2　规范的体系

理性和非理性的分野，在很多方面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边界相一致。社会学归根结底是一门致力于社会规范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家认为，人在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要实现自我社会化，并担当起一系列的角色和身份——天主教徒、工人、离经叛道者、母亲、官僚等，这些角色和身份又由一系列复杂的规范和规则所规定。通过强行限制人们对其生活进行种种选择的自由，这些规范将人群联结在一起，并由他们严格执行规范。母亲应该爱护子女，但如果有母亲像苏珊·史密斯（Susan Smith）在南卡罗来纳州所做的那样，把她的两个孩子置入车内溺死，她所处的社会就会通过正式法律和道德谴责对其进行严厉惩处。

埃米尔·涂尔干认为，社会学胜过经济学的地方在于它能触及人类行为动机的最根本层面。按照经济学家的设定，当人们集会时，会在市场上进行货物交换。涂尔干认为，市场交换需以与经济学无涉的社会规范为前提，即买卖双方应和平协商而不是拔枪相向企图劫杀对方。[9]经济学家关于提高计件工资可以增加工人产出的假说是错误的，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效用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本身就是受历史条件约制的社会规范。在某些传统社会，计件工资提高反而会让农民更早收工，因为他们只想挣到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标准就够了。[10]

社会学家对社会规范的重视会让人认为，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差别在于，社会学关注约束条件，而经济学关注自由选择。在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中，丹尼斯·朗（Dennis Wrong）抱怨他的社会学家同事将人的概念过度社会化：如果人的存在只是受制于各种规范和约束，又怎能理解人们自谋生路并成为企业主、创新者和打破常规的人？[11]相反，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立基于人类的行为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模型假设之上，人为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换句话说，人选择做一件事，是出于某个理性的私利原因。在新古典主义思想的某些版本中，经济学家称，如若人的行为是由因应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的一系列相应的理性选择所构成，则内在于人类行为中的社会规则在此过程中所起作用微乎其微。

然而，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经济学家已愈加重视经济生活中规范和规则的重要性。[12]罗纳德·海纳（Ronald Heiner）指出，理性的人类不可能在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做出理性选择。若真能如此，那我们的行为不但会难以逆料，甚至难以开展，因为要没完没了地算计，到底该不该给侍者小费，该不该逃掉出租车费或每个月往退休账户存入多少比例的工资收入。[13][14]事实上，如果规则不能在每种状况下都导向正确的选择，那么人们以简化的规则来付诸行动才是理性的，因为决策过程本身有成本，而且所需的信息常常无法获得或者是错误的。诸如“不要在冲动情况下购物”或者“不要在首次约会就让男人动手动脚”这类自我施加的规则，可能使人们在遇到一生梦寐以求的毛衣或者男友时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一般来说，且从长远来看，人们会觉得用简单明了的规则来收束他们的选择更符合其利益。我们将看到，人类在遵循规则方面也似乎存在某种强有力的生物学基础：人们自愿并希望他人遵循规则。自己做不到会内疚，别人做不到则会气愤。

经济学中的整个“新制度主义”分支的建立，都围绕着观察规则和规范对于理性的经济行为如何至关重要。[15]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标举的“制度”，是指约制人们社会交往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或规则。[16]他指出，规范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如果缺少规范——如要求人们互相尊重各自的财产权——我们就不得不就每一次交易进行所有权规则的协定，这将既不利于市场交换，也不利于投资以及经济发展。

因此，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一样重视规范。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给规范和规则的起源提供说法时表现出不同的自我认知能力，总体而言，社会学家更善于描述社会规范而不是解释它们如何成为这样的规范。社会学多将人类社会描述为某种高度稳定的状态，比如在纽约的意大利人邻里街区中生活的孩子会在“同辈压力”的社会环境下参与帮派。[17]但这类断言只会引发如下问题，即同辈群体的规范最早从何而来。我们可以溯源到上一两代人那里，但最终还是会发现找不到更久远的有关规范起源的证据。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曾一时流行过“功能主义”流派，它试图为哪怕最匪夷所思的社会规则都寻找出理性的符合功利的理由。比如，印度教禁食牛肉被归因为牛应作为资源被保护起来用作他途，诸如农耕和提供乳品。但这没法解释为何身处同样生态和经济环境的印度的穆斯林却喜吃牛肉，也没法解释在此禁令下新德里的麦当劳店却毫无障碍地从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进口所需的牛肉。[18]

经济学家挺身而出，他们不惮将其方法论运用于分析尽可能广的社会行为诸方面。像人们所知的博弈论这一主要的且发展完善的经济学分支，就试图解释社会规范和规则如何生成。[19]经济学家不否认人类行为受到规则和规范的约制。而人类如何达成这些规范，在他们看来则是一个理性的并且可以得到阐明的过程。

按照稍嫌过于简化的说法，经济学博弈论所基于的理论前提是，我们生于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人作为孤立的、富于私欲和各种偏好的个体，而非丹尼斯·朗所形容的，人作为过度社会化的社群成员（oversocialized communitarians）有着大量社会联系和彼此义务。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同他人开展合作就能更有效地满足大家的偏好，并因此最终协商达成合作规范从而对社会交往进行规约。按照此种说法，人们会做出利他行为，但仅仅是因为他们多少做出过计算，认为利他对自身也是有利的（大概出于认为他人也会相应地做出利他行为）。博弈论背后的数学运算试图以某种正规方式来理解人们从自私自利走向合作双赢的策略。

经济学家对社会规范如何起源的博弈论读解，基本上是对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在社会源起问题上诸观点的一种极度申发。这些思想家都把社会的自然状态形容为由孤立的、利己的个体组成。[20]霍布斯所说的文明社会，是通过人们相互协商而达成某种社会契约，从而建立利维坦——能够促成秩序并捍卫人们所拥有的权利的国家机器，但它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彻底实现。虽然洛克在自然状态的看法上较之霍布斯的人人相互为敌说较为温和，但他同霍布斯一样，并没有认定人在家庭之外存在天然的社会本能（social instincts）。而在卢梭看来，原始人的孤立现象更加极端：性行为出于本能，而家庭则不是。社会的出现是后来的事情，通过人们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彼此互动而被创建。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仍然是这一传统的当代继承者的主导思想[21]，包括博弈论者和加里·贝克、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经济学家，他们致力将自己的学科知识推广到对政治、种族关系和家庭等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研究。

图8.3　秩序的来源

如果我们试图把不同类型的规范分置于前述的四象限中，就会得出如图8.3所示的结果。与本章开头所述的蹭车有关的规则，属于理性的、自发产生的这一象限。其规则发展出某种非集中化的形式，但要经过参与者的一些商讨和试错。正式法律，不管是出自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22]，均属于理性的、等级制的那一象限，宪法制定、社会工程及其他自上而下引导社区的努力也都属于此象限。而习惯法的形成，就像蹭车规则的形成，是自发的且非理性的。组织化的天启宗教通常始于某一有等级的来源——事实上，最高等级的权威就是上帝——并且人们信受奉行教规也不是理性商讨的结果。某些民间宗教（比如东亚社会的道教或神道教）和某些准宗教的文化习俗（cultural practices）可能沿着非集中化、非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在现代社会，民间宗教被某种志愿性、会众性的宗派主义所取代，后者更多依赖的是小规模社群的集体信仰而非等级制权威。因此，上述形式的宗教，其规范分属左下和右下象限。最后，那些出于生物学基础的规范必然属于非理性的和自发产生的规范。乱伦禁忌就属于这一类别。最新研究表明，人类的乱伦禁忌，不仅是约定俗成的，还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对与近亲发生性关系的天然反感。还可能存在某些版本的乱伦禁忌，尽管并没有明显的文化上的证据支持。

图8.4　劳动问题的学科分野

最后，还可以把社会科学不同门类分置于同样的象限图中（见图8.4）。经济学，对市场进行研究，主要涉及的是理性规则和自发交换。政治学，对国家进行研究，关注法律和正式的政府体制。社会学非常关注宗教及其他等级制的、非理性的规范，而人类学针对的是非理性的和以非等级制方式产生的规范，生物学领域对此关注也日益增多。上述每一学科显然都已表现出溢出自身所属象限的趋势。如今有了法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政治学者关注起政治文化和其他非理性的、非制度性的政治规范，而经济学家近来开始将理性选择这一强大的方法论组件运用于对人类行为所有方面的分析。

既然我们给出了规范的四大分类，我们便可以回答规范如何产生的问题了。

[1] 该解释基于Lee Lawrence, “On the Trail of the Slug: A Journey into the Lair of an Endangered Specie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0, 1997, p. 1 (“Style” section).

[2] 译注：为区别于本书后面章节常涉及的，也是博弈论和公共政策理论中常说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故将这里的slug翻译为蹭车族。

[3] 尽管“蹭车族”并不是由国家所造就的，但是当哥伦比亚特区警察试图在第十四大街控制“蹭车族路线”时，国家随后就会介入其中。作为回应，弗吉尼亚的众议院提出用立法来保障“蹭车族”的利益。由于等级权威的介入，非正规的规则因此变成了正规规则。参见“Slugfest,”Washington Post, August 2, 1998, p. C8.

[4] Friedrich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5; see also his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5] 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参见the discussion in Kevin Kelly, 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4), pp. 5-7. See also John H. Holland, Hidden Order: How Adaptation Builds Complexit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5).

[6] 这一主题参见Richard Dawkins, The Blind Watchmak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86).

[7] 译注：智能体（agent）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门术语，指能够自主发挥作用的软件或硬件实体。

[8] 关于桑塔菲研究院起源的描述，参见M. Mitchell Waldrop, Complexity: The Emerging Science at the Edge of Order and Chao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9] See 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Glencoe, 111.: Free Press, 1938), pp. 23-27. See also Dean Neu, “Trust, Contracting and the Prospectus Process,”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6 (1991): 243-256.

[10]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0).

[11] Dennis Wrong,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961): 183-196.

[12] Viktor Vanberg, “Rules and Choice in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 Geoffrey M. Hodgson, ed.,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 1993).

[13] 译注：这里大概特指美国养老保险制度中类似401K退休计划的制度。该计划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实行的一种由雇员和雇主共缴费用的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职工投入月收入一定比例（1%至15%），自行选择由401K计划提供的若干投资选项（比如基金、股市、债券、货币市场等），雇主也相应配以不高于该雇员投入的缴额。另外，在美国，不是每个雇员都享受这种养老保险的待遇。

[14] Ronald A. Heiner, “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1983): 560-595, and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Further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985): 391-396.

[15] 关于新制度主义的描述以及它与旧制度主义的不同，参见Geoffrey M. Hodgso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urveying the ‘Old’ and the ‘New,’” Metroeconomica 44 (1993): 1-28.

[16]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关于小型团体行为的经典社会学描述见George C. Homans, The Human Group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0).

[18] 关于这一点，参见Adam Kuper, The Chosen Prim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8-99.

[19] 该分支学科开始于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New York: John Wiley, 1944).

[20] 关于最初的“自由且分离的权利根基”，参见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p. 67-68.

[21] 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讨论以及不公正的批评，参见Kenneth J. Arrow,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4 (1994): 1-9.

[22] 一些人可能会质疑，被民主政治程序所传播的法律是否应该被归类于阶层范畴之内，因为根据定义，当民主致力于某种形式的选民平等，并且被很好地落实时，它就能够反映广大共同体的意愿。这里使用的“等级的”一词所指的是法律被颁发和施行的方式，但并不是制定它们的程序。一部基于民主所制定的法律仍然是自上而下传播的，而且伴随着能使它完全施行的国家权力。

第9章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说来也怪，在对规范乃是社会所建构这一观念的信奉上，政治上趋向偏右的经济学家和大体上属于左翼的社会学家走到了一起。不过，他们对这一建构过程的解释方式不同。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一过程是在大抵平等的个体之间展开的理性谈判，而对社会学家来说，它常常是由强者（基于社会阶层、性别、种族或其他身份类别）制定规则并借此支配弱者。但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科学研究被一种假设所主导，即社会规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如果有人想对某些特殊的社会现象作出解释，他必得诉诸涂尔干所说的“先验的社会事实”（prior social facts），而不是生物学或基因遗传因素。[1]社会科学家并不反对，人类的肉身形态由自然塑造而不是后天养成。但所谓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主张，生物学只管辖肉体方面，而作为文化、价值观和规范之源的人类心智，属于截然不同的领域。[2]

后一领域由一系列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性质的假说所决定。从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到行为主义学派的约翰·沃森（John Watson）和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 F. Skinner）一脉相延的传统认为，人的心灵（心智）最初是一张白板（tabula rasa）或者说处于空白状态，除了具备计算、思维关联和记忆的能力外，别无其他。不管何种知识、习得、联想或其他类似的成年人头脑中的存在，都是在出生后完全靠经验累积才得以进驻人们的心智当中。那些被用来约制我们选择的规则之所以存于心中，要么是一种理性选择（经济学家如是说），要么是孩童时期社会化过程的结果（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是说）。

然而，从生命科学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尚有欠缺；反而是，人类明显生来具有先在的（preexisting）认知结构和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学习能力，这使得他们能自然地融入社会。换句话说，人类天性中就存在这样的能力。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人性的存在意味着要对文化相对主义进行反思，意味着有可能辨出文化和道德方面普适性的内容，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借之对具体的文化习俗进行评估。此外，人类行为不像相关学科假定的那样（这种假定流行于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是可塑的从而也是可以被操纵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学家那种视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生物的观点，比他们自己那种个人主义理论模型更为确切。而对那些既非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又非经济学家的人来说，一条基本的人性（an essential humanity）就足以证实原本已被老一代社会科学家毅然否认的有关人们思维和行事方式的很多常识性理解——比如男女生来有别，又如我们是具有道德本能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生物。这一看法对于社会资本的讨论十分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社会资本往往被人们本能地创造出来。

相对主义的历史起源

若欲理解恢复人类本性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我们需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思想史。

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信念，认为文化规则具有主观随意性，是不同社会（或社会中的团体）中社会建构的产物，并认为没有普适的道德标准，人们没法对其他文化的规范和规则做出评判。价值观的相对性如今已被灌输给每一个学童，美国社会中对此观念的信奉也根深蒂固。文化相对主义可以一直追溯到尼采、海德格尔等现代哲学家，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理性主义（唯理论）传统的批判。正如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所述，宽容这一自由主义品德在20世纪缓慢而确切无疑地退化为另一种信念，即基本上不存在理性的根据可以用来做出道德或伦理上的评判。我们今天不再被要求容忍不同，而是被责成为其歌颂，这一变化对于民主社会中各种各样社群的形成具有广泛的意义。

相对主义在美国成为妇孺皆知的词汇，不仅仅是被布鲁姆引述的那些精英思想家致力的结果，也缘于某些特定人类学概念的普及。其中，弗朗茨·博厄斯及其弟子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起到了关键作用。

博厄斯认为，人类群体间能被察觉到的差异——例如，其科技发展水平、艺术和智识成就，甚至也包括智力水平——并非受基因决定，而是教养和文化的结果。博厄斯十分正确地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早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批驳，当时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这样的思想家也主张既有的社会分层是人们能力高下的自然反映，或是像马德森·格兰特（Madsen Grant）那样认为北欧白人是人种进化到最高级的代表。博厄斯最为著名的成果出自对移民儿童头围大小的研究，该研究表明，那些来自欧洲和亚洲“不良”地区的儿童如果能按美国饮食标准抚养，其智力和能力就不会比北欧人差，因此以反移民和优生学措施来保持白种人的纯洁性是被严重误导的。博厄斯赞同标准社会科学模型（SSSM）视人类群体不存在明显认知和心理差异的主张，并极具说服力地指出，美国人和欧洲人试图指摘原始人的文化习俗的做法是不可救药的种族优越感的表现。鲁思·本尼迪克特和玛格丽特·米德为这些观点的普及做了大量工作，并把它们直接运用于与性、家庭和性别角色相关的西方文化习俗研究。

这些专业和通俗人类学的进展在我们心智上打下基础，而纳粹的种族大屠杀则彻底让我们对那种生物学可以解释一切与人类行为相关的事情的观点丧失信任。纳粹分子相信种族有高下优劣之分，为此还毫无忌惮地滥用生物学观点以资证明，这就造成人们对任何形式的视人类行为导源于基因而非文化的论调都会强烈抵制，这种抵制时至今日在欧洲依然很显著。对生物学理论的不信任直接影响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既然社会行为之下并没有某种稳定的人类本性做基础，那么就不存在能对任何特定文化习俗做出评判的普适标准。由此，所有人类行为都被理解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即人们的行为受文化规范的驱动，也正是文化规范塑造了人们的后天行为方式。由于文化行为缺少涵盖面宽的类型，像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这样的人类学家主张，文化人类学必须围绕他所说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展开，即对每个文化系统进行细致的民族志解说，以期把握其复杂性而又避免使之落入某一理论框架的窠臼。[3]

新生物学

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生物学革命源于多种因素。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层面出现的进步最为激动人心，脱氧核糖核酸（DNA）结构的发现，带来了一个致力于基因操控（genetic manipulation）的完整产业。在神经生理学领域，对心理活动现象的化学和生理学基础的理解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一个新兴的见解，即人脑不是一台多功能计算器，而是一个具有特殊适应能力的、高度模块化的器官。最后，在宏观行为层面，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涉及动物行为学、行为遗传学、灵长类动物学以及演化心理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这些研究表明，某些行为模式远比人们以往认为的要更具普遍性。像我们在第5章中概括指出的，女性往往比男性在选择配偶问题上更加挑剔，这一结论不仅在已知的所有人类文化中成立，事实上在几乎所有有性繁殖的物种中也是如此。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实现交汇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老鼠、果蝇、线虫乃至人类的完整的基因序列图谱被绘制出来后，就有可能操控个体的基因序列，进而直接观察其对行为的影响。

不同于文化人类学彻底的相对主义预设，新生物学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不像它表面呈现的那么大。正如人类的语言千差万别，但反映出共同的深层语言结构，且都源于大脑皮层的语言功能区，同样，不可胜数的人类文化体现出共同的社会需求，且决定这些需求的不是文化而是生物学原因。当然，任何有水平的生物学家都不会否认，文化十分重要且常常形成压倒人自然本能和内驱力的影响。文化自身——以非生物遗传的方式将行为规则世代传续的能力——也在人类头脑中深深扎根，并构成人类种群进化优势的一个主要来源。但这种文化内容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这一基础限制并引导着作为个体之集合的人群的文化创造力。对那些敏锐的观察者来说，新生物学所要传达的并非生物决定论，而是一种更加平衡的主张，认为人类行为由天性和教养的交互影响塑造。

大体来说，受基因决定的人类行为对社会现象（例如亲属关系或公民社会中人们乐于组团结社的倾向）的影响，需要通过文化的中介，因此，像核心家庭和某些旨在繁衍的基因取向这类现象之间就谈不上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人类那里，许多看似受生物学支配的行为并非命定的驱力或本能，而是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定阶段表现出来的主动学习的倾向。这里，语言又一次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基因和文化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学习某种语言的能力看似严格受基因的支配，在12个月左右的幼儿身上显示出令人惊奇的能力，每天都能掌握许多新词。这种能力只能维持几年时间，直到长大都没学过说话的孩子或想学习新语言的成年人，都再也不能发展出同幼儿一般一学就会的能力。对语言结构的掌握似乎也是生来具备的能力；孩子看来不需要经过大人费力的教导就能把握时态、复数形式等语法规则的特定规律。另一方面，词汇本身以及某种语言的大部分句法结构都受文化决定，某些出自一定文化语境的习语所蕴含的全部的微妙含义也只能由该文化来决定。孩子按照何种结构在何时掌握何种能力，这由生物学说了算；但他们所学的内容则属于受文化支配的范围。

乱伦禁忌

有关自然本能如何以某种相当直接的方式塑造了社会规范，最佳的例证之一便是乱伦禁忌。这一禁忌大概为所有社会共同奉守。尽管有这样的普适性，但多年来社会科学家仍认为该禁忌是由社会所建构，实施它的目的在于抑制某种根深蒂固的欲望。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一书中指出，对乱伦的欲望乃是人类最深层、最邪恶的冲动，因此要以绝对有力的社会规范进行管控。人们普遍认为，动物对秽乱之事并不在意，乱伦也是常有的事。按照这一解释，避免乱伦就成为判分人兽的原初的文化行为，它把在文化意义上进行行为传承的智人同完全靠本能支配行为的动物区分开来。如弗洛伊德所说，乱伦禁忌为人类所独有，是人类的发明。

按照罗宾·福克斯（Robin Fox）对乱伦禁忌的权威解释，弗洛伊德的乱伦理论不是他所在年代唯一构成影响的理论。[4]有一位名为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的芬兰年轻学者，发表过一份在多方面都同弗氏针锋相对的理论。韦斯特马克指出，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对乱伦行为有着某种天然的反感，针对乱伦的文化禁忌与其说抑制不如说鼓励了人在这方面的自然倾向。我们不必在这里详述弗洛伊德和韦斯特马克的这场论辩，近来已有多位作者对此做出了详细的梳理。[5]福克斯列举了大量出自当代的证据表明，韦斯特马克的观点比弗洛伊德的更站得住脚，包括来自以色列和台湾地区的几例出色研究都反映出，一奶同胞的孩子很早就对同胞之间发生性关系明显感到反感。[6]那些关于动物以及早期人类混交、乱伦的理论已被证明不确；比如说，乱伦现象在人类的灵长类亲戚中就比较少见。福克斯认为有关乱伦的规范在所有社会中普遍存在，其最终目的是管控幼小的男性同幼小的女性交媾的机会。[7]

针对乱伦的规范通过十分广泛多元的方式形成并发挥作用。阿帕切族印第安人（Apache Indians）视乱伦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对犯禁者施以严酷的惩罚。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调查的（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岛人（Trobriand islanders），对待乱伦则要宽大得多，某些皇室家庭实际上还鼓励这种做法。然而，任何社会都必须有强制发展异族通婚的机制，如此才能让人们脱离生养它的家庭安乐窝，建立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提出的那种社会交换系统（system of social exchange）。[8]

因此，乱伦禁忌就是图8.2所示的规范的体系中非理性的、自发产生的那一类规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规范似乎自发形成于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其形成基础则是人们对乱伦行为的天然反感以及人类群体对规约两性接触和社会交换的需求。看上去它并非源于任何一种具有等级性质的权威，另一方面，宗教和文化给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在不同社会中赋予该禁忌以特殊的形式。[9]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命运

过去三十年里，在生物学和经济学园地里产生了大量彼此滋养的学术交叉活动。[10]然而，生物学和经济学大量共享方法论的现象掩盖了另一事实，即新兴的进化生物学其实质性结论更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人而非经济人假设。换句话说，这一现象可能表明，人天生是政治和社会性生物，而不是孤立、自私的个体。但人的社会性不是那种不分情形的利他主义。纵然人类有着开展合作和创造社会资本的特殊能力，他们还是从保护自身个体的利益出发来做这些事。

进化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同所谓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或者说，他们试图在解释群体行为时依据个体利益而不是反过来诉诸群体利益。[11]过去，许多思想家和社会观察家都把团体当做人类的基本单元，认为人类本性使他们习惯出于更大群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自我利益。达尔文自己偶尔也说，自然选择可能更多作用于人类种族或生物种群而非个体，许多早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自然选择的主张用于讨论国家和人种间的竞争。[12]最近一项有关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的重要的生物学理论出自英国生物学家怀恩-爱德华兹（V. C. Wynne-Edward），他主张动物有时会出于种群的生存而减少自己的生育机会。[13]

20世纪60年代，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和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对怀恩-爱德华兹的群体选择理论发起攻击，进化生物学也由此展开一场革命，乔治和威廉认为动物世界中所有的利他行为事例都须得从个体行为方的自身利益出发来解释。威廉姆斯提出，群体无法传递基因，而只有个体才能如此。以种群生存为出发点的利他基因如果对携带此基因的个体的生育机会构成威胁，这样的基因很快就会消亡。[14]群体利益必须在足够短的时期内同个体利益保持一致，以便利他的个体有更好的机会将自身基因遗传给后代。

经济学家为解释市场行为而发展出的博弈论，特别是演化博弈理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对某些特定利他主义行为的特征施以数学建模，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对生物学家极其有效，我们也可以选用这一方法并将它拓展运用于分析由相互竞争的个体组成的群体。

尽管生物学和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彼此借鉴，但大量生物学发现又在许多方面瓦解了经济学中的诸多有关行为的假定。尽管对产生任何利他倾向的原因解释最终都可能归诸个体自身利益，但某些形式的利他主义和社会合作能给个体带来足够的好处。事实上，通过精密的社会合作形式创造社会资本的能力恰是人类所拥有的主要优势，这也解释了逾五十亿个体数量的人类何以彻底主宰了地球的自然界。这一过程与人类进化过程相伴随，其结果则是凝于后世子孙身上的基因编码。换句话说，作为这一进化过程实际产品的人，合作倾向已深植于意识结构中，而不必再于每一代人身上重新培养。[15]

由于博弈论认为合作的解决方案常常难以达成，故而经济学家总会惊讶于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合作存在。他们棘手于解释为何有如此之多的人参与选举或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抑或对雇主保持效忠，即便按自利行为的模型来看这样做并不理智。经济学家以外的大多数人会这样解释，即合作容易实现是因为人生来就是社会性的，不需要为了找到与人共事的办法而绞尽脑汁。进化生物学支持后一种主张，并为理解这种社会性何以产生以及如何显露出来提供了更多精确的解释。它展示出规则的形成、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对那些破坏群体规则的人的惩处都有其自然基础，也揭示出人们何以具有独特的认知能力，能令他们区分出合作者和欺诈者。

从类人猿到人类

人类的合作行为有其基因基础而非简单地由文化建构，证实此结论最简单的办法可能不是观察人，而是观察与人基因最相似的大猩猩。大猩猩会表现出往往是人类才有的社会行为。荷兰阿恩海姆的伯格家动物园（Burger’s Zoo）圈养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黑猩猩群落，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这里对黑猩猩的行为做了长时间的观察研究。20世纪70年代，这里上演了一场堪称马基雅维利式的斗争。群落里年长的雄性头领耶罗恩（Yeroen）的位置逐渐被年轻的鲁伊特（Luit）所取代。鲁伊特仅靠自己的身体力量无法撼动耶罗恩的地位，于是它与另一头年轻的雄性黑猩猩尼基（Nikkie）结成同盟。但当鲁伊特登上大位后不久，尼基又转而与鲁伊特为敌，并同被废黜的领袖耶罗恩结成同盟，并最终成为新的统治者。在其他黑猩猩看来，尼基并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但雄性头领被赋予的期望之一便是维持领地内的秩序。在这一情况下，鲁伊特的存在就始终是对领袖规则的威胁，于是，终于在某一天，在尼基和耶罗恩的精心设计下，鲁伊特被它俩残忍地杀掉了。[16]

德瓦尔等灵长类动物学家指出，黑猩猩并非靠强悍的身体压服其他猩猩而取得雄性头领的地位。在二三十头数量的黑猩猩群中，没有哪个黑猩猩能靠武力慑服众猩猩，它必须组建同盟，并参与到几乎等同于人类政治的活动中，通过乞求、哄劝、诱骗、贿赂以及威胁等手段使其他猩猩就范。建立同盟需要一套标准的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的表达方式。黑猩猩会以哀求的样子伸手求助，并指着其他黑猩猩大声喊叫，那正是它希望同盟者帮助对抗的对象。在要表达善意或友好时，它们会给其他猩猩梳理毛发，要投降或表示归顺时则把臀部展露给对手。雄性头领甚至得在群落中进行形式上大致公平的分配，作为第三方仲裁以防止可能威胁群落整体稳定性的斗争。

同人类差不多，黑猩猩在争取社会等级上展开激烈的竞争。事实上，黑猩猩群落中社会秩序的达成主要通过支配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的建立。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对此解释道：

不夸张地说，处于壮年期的雄性黑猩猩其生活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地位。它绞尽脑汁、坚持不懈、干劲十足且不辞经年累月地付出努力，就是为了夺取并保持头领地位。这些努力会影响它的举止，包括与谁同路而行，给谁梳理毛发，往哪里看，以及搔痒的频率、去往的方向和早起的时间（好激动的雄性头领起得很早，常常急不可耐地碰醒其他猩猩）。所有这些行为不是受一种为暴力而暴力的驱使，而是受一组情绪的驱使，这些情绪由人表现出来时会被称为“自豪感”，或用比较负面的说法即“骄傲”。[17]

如果黑猩猩没有得到它觉得应与其等级地位相匹配的尊重——换句话说，当它们受到轻视时，显然就会愤怒。

黑猩猩有能力组织群体性竞争和群体暴力，以及在雄性间出现抱团的现象，这跟人类十分相似。兰厄姆描述了在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中生活的黑猩猩如何分裂为相互竞争的两派，我们只能用它们分别占据的公园区域中的南部和北部来区分这两派。[18]北派的雄性黑猩猩会四五成群地出来，不仅仅是为了保卫己方疆域，还经常侵入到对方的领土中，有组织地逮住并干掉那些失群的或毫无防备的黑猩猩。屠杀往往血腥，袭击者会亢奋激动、大喊大叫，以此来表示庆祝。最终南派的所有雄性黑猩猩和若干雌性黑猩猩会被杀掉，剩下的雌性黑猩猩不得不加入北派群体。二三十年前，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尔曾指出，出于合作捕猎的需要，人类男性有着形成团结的特殊的心理机制。[19]兰厄姆的研究也揭示出，雄性抱团的现象应有更早的生物学根源，这种现象在人类物种形成以前就已存在。

由于人和黑猩猩之间联系密切，故而上述有关黑猩猩的社会性行为的事例十分有意义。灵长类动物学家如今认为黑猩猩和人类源自一个共同的、与黑猩猩相类的祖先，它们生活于不到五百万年前。黑猩猩同人类的行为模式之近似程度超过其他现存的成千上万的哺乳类物种，不仅如此，在分子层面，黑猩猩和人类的染色体也更加近似。除此之外，虽然有证据表明猴子和猿类也能发展类似文化的东西——即通过基因代代承袭和延续的行为，但无人会认为黑猩猩的社会生活多半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他们不拥有语言这一创造和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工具。[20]

当然，对动物和人类行为做表面化的比较虽然省事但也容易出问题。严格来说人类和大猩猩不同，前者拥有文化和理性，能以一种或多种复杂的方式来调整其被基因所规定的行为。另一方面，灵长类动物学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特定的视角来考察有关人性本质的种种争论，这些争论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政治理论和当代道德与正义观念的根本。如前所述，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哲学家为现代自由主义提供了思想源泉，他们的政治理论都围绕着他们对人之“自然状态”的看法展开，所谓自然状态，即人们因进入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而发生种种改变、人类文明也由此生发之前的状态。尽管我们缺乏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是怎样情状的直接的经验证据，但也不能说存在于人类的黑猩猩祖先那里的行为就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除非早期的人类同先于他们的灵长类动物以及随后文明已开的人种相比都有很大差异，否则，我们就可以认定，黑猩猩和人类的行为中存在着前后一贯的东西，并且它也存在于人类的自然状态中。因此，霍布斯等哲学家所提出的种种假设有很多可能是错误的。

比如，霍布斯最著名的论断是，人类生活的自然状态被形容为“人人相互为敌”的斗争，导致那时的人生充满了“污秽、贫困、野蛮，且短命”。更加精确的说法也许是，自然状态是“某些人同某些人”的争斗，或者说，起初早期的人类建有原始的社会组织，以此来合作完成事项以及维持族群内的和平。当然，这种和平不时被打破，或是因彼此争夺统治权而在自身所处的小群体或部落范围里爆发内部冲突，或是同其他群体或部落展开对外斗争。基于我们对狩猎采集社会的了解和从史前社会的考古资料那里所得的认知，彼时社会的暴力冲突程度至少不逊于今时社会，尽管社会组织和技术方面有着巨大差异。[21]不过不存在从自然状态—暴力到文明社会—和平的明显转变这回事：文明社会常常被用以组织人群从而以更加组织化的方式对外施行暴力。

同样，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22]中指出，自然状态中的人孑然独立，以至于缔结家庭都不是自然状态。既然人生来就懂得自利（amour de soi），则卢梭所谓的“自尊”（amour propre）与虚荣（拿自己同他人比较）的情感只有在文明产生和私有财产被发明后才会出现。除了同情心外，人类生来对他人没有什么其他感情。

卢梭的上述看法也难说确切。人类天生是群居的动物；对大多数人来说，会带来有病理症状的痛苦的是离群索居而非社会交往。尽管以某种特定形式组织起来的家庭并非自然现象，但血亲关系却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在人类还是非人类物种中都有某些共同的结构。不仅人类，其他灵长类动物也会拿自己同其他同类进行比较。并且，从我们所知的一切来看，黑猩猩会在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承认时感到十分骄傲，被忽视时则会感到愤怒。

当然，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并不一定是要让人们按字面意思把“自然状态”赋予人类进化过程的某一特定阶段，毋宁说“自然状态”是对去除了因文化而附加的东西的人类本性的一种隐喻。但即使在此层面，灵长类动物学研究仍具有启示性，因为它向我们展示出大量的社会性行为并非习得，而是得自人类及其类人猿祖先的基因遗传。

所有这些经典自由主义解释的共同问题在于原初的个人主义假定。换句话说，它们都始自法理学家玛丽·安·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所说的“孤独的权利持有者”这一假设，即个体不具有加入社会的倾向，他们因集体事业走到一起只是为了达成个人的目的。[23]但这不是有关人类天性的唯一可能成立的哲学观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的开头就声称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介于野兽和上帝之间。[24]这一论断是基于对人类会随时随地组成政治性群体的惯常观察，这种政治性群体的特征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结构（比如家庭和村落），要彻底满足人们天然的渴望，它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25]人不可能是神——如果按照启蒙运动中导向马克思主义那一脉的说法，神就是那种能够无限利他的“类存在”（species-being）。但人也不是野兽。人们出于天性自我组织起来，不仅组成家庭和部落，也组成更高层次的团体，他们可形成维持这类社群所需的道德品质。在这一点上，当代进化生物学应该会绝无异议。

[1] 关于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是如何从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滥用中发展出来的那段历史，参见Carl N. Degler, In Search of Human Nature: The Decline and Revival of Darwinism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9-83. See also Francis Fukuyama, “Is It All in the Genes?” Commentary 104 (Sept. 1997): 30-35.

[2] 对该模型的批判性表述，参见J. H. Barkow, 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The Adapted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3.

[3]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chap. 1.

[4] Robin Fox, The Red Lamp of Incest (New York: Dutton, 1983). 另见他的文章“Sibling Inces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3 (1962): 128-150.

[5] 特别是参见Degler, In Search of Human Nature, pp. 245-269; Adam Kuper, Chosen Prim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56-166; 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282-287.

[6] Degler, In Search of Human Nature, pp. 258-260.

[7] Fox, Red Lamp, p. 76.

[8] Claude Levi-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9] Edward O. Wilson, “Resuming the Enlightenment Quest,” Wilson Quarterly 22 (1998): 16-27.

[10] 关于从生物学寻求模型和证据的经济主义者的举例，参见Jack Hirshleifer, “Economics from a Biological Viewpoi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 (1977): 1-52; Gary S. Becker, “Altruism, Egoism, and Genetic Fitness: Economics and Sociob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 (1976): 817-826; Richard E. Nelson and Sidney G. Winte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d Robert H. 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 The Strategic Role of the Emotions (New York: Norton, 1988).

[11] 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讨论，参见Kenneth Arrow,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Knowledge,” AB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4 (1994): 1-90. See also Jame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

[12] 卡尔·马克思把人的特性归结为“类存在”，这预设了一定程度的自然利他主义，这种利他主义指向类整体。

[13] See Vero C. Wynne-Edwards, Animal Dispersion in Relation to Social Behaviour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1967), and Evolution Through Group Selection (Oxford: Blackwell Scientific, 1986). For a critique of Wynne-Edwards, see Robert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lif: Benjamin/Cummings, 1985), pp. 79-82. See also Ridley, Red Queen, pp. 32-33.

[14] George C. Williams, 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A Critique of Some Current Evolutionary Thou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15] Jack Hirshleifer指出，大量关于人性的结论来自生物学的新发现，但是他并没有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讨论。Jack Hirshleifer, “Natural Economy Venus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Social Biology 1 (1978): 319-337.

[16] 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 Richard Wrangham and Dale Peterson, 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Viol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6), p. 191.

[18] Ibid.

[19] Lionel Tiger, Men in Group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20] 洛克指出，灵长类动物之间的互相梳理毛发所起到的作用同人们之间的简短谈话相似。参见John L. Locke, The De-voicing of Society: Why We Don’t Talk to Each Other Anymo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pp. 73-75.

[21]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Lawrence H.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 2.

[22] 译注：福山原文为“the Second Discourse”，指卢梭1755年第二次参加第戎学院的征文所提交的论文，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23] 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p. 47-75.

[24] Politics Book I 1253a.

[25]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动物，这个断定部分基于这样的事实：只有人拥有语言，通过语言人们能够在好与坏、对与错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最高形式的德行只能存在于城邦之中。Politics Book I 1253b.

第10章
合作的起源

假若我们认同人类在群体中倾向合作不是简单地出自社会建构或理性选择，同时也承认合作具有天然的或基因方面的基础，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此种基础何以导致合作。如前所述，当代进化生物学与现代经济学始自同样的预设：只有根据个体的利益方可对由个体组成的集体的行为做出解释。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利他行为和社会性行为的产生呢？

首先基于亲属

个体利益导向社会合作的两条基本路径是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亲属选择，又称包容性适存（inclusive fitness），是由威廉·汉密尔顿于1961年提出的一种理论[1]，后来经过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一书而声名大噪[2]。虽然有关社会行为的全部理论都不得不始基于个体的私利，但这种自身利益在于将个体的基因向下代传递，而不是保证生物体自身存活。因此，道金斯指出，自私的不是个体生命，而是基因。汉密尔顿揭示出，亲属间会严格根据他们所共享基因的程度而施以相应程度的互惠互利。父母与子女、亲兄弟姐妹之间有一半的基因相同（同卵双胞胎除外，他们享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堂表亲的兄弟姐妹或姑侄、姨甥之间只共享四分之一的基因，因此人们料想前者发生利他行为的几率要比后者多出一倍。[3]观察研究表明地松鼠能通过筑巢行为判断幼鼠姐妹是一窝所生还是仅仅同出一母，在许多物种中都能观察到类似的表现。[4]

当然，亲属选择一事远非如此简单，只共享一部分基因遗产的亲属既会彼此竞争，也会相互合作。罗伯特·特里弗斯曾指出，父母的利他性有不同的动机，不仅母亲和父亲之间有区别，随着儿女的成长以及他们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父母的利他性也会有不同表现。[5]对于许多物种来说，知道后代是否亲生事关重大，人类也是如此。布谷鸟成功繁育后代要依靠其他那些没法分辨鸟蛋（自产的还是布谷鸟产的）的那些鸟类。人类也只是在DNA测定方法发明之后才能完全确认父子血亲。

因此，人的社会性始于亲属关系；利他性取决于亲属关系的深浅程度。这类结论，就像常言说的，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即使在最严明的法治社会中，也有必要牢记，人们总是有很强的冲动去给予亲人特别照顾和私心偏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父母和子女之间会产生那么可观的单向资源输送，以及在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中为何会有那么大量的新兴企业往往始于家族企业，且常常依靠那些不计报酬的亲戚。这也解释了当你住在疗养所需要人看护时，为何连最亲密的外人都可能通不过疗养所测试而你的母亲可以。许多不太显见的社会结果也可依此得到解释，比如，只有极小一部分凶杀发生于血亲之间[6]，以及前面引述过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虐童案件发生率的增高是因为继父母的大幅增长。[7]

互惠利他

尽管社会性可能始自亲属关系，但显然自然界中的非亲属间也会发生利他和合作行为。上一章开头列举了黑猩猩相互合作的例子，比如发动袭击以夺权的雄性黑猩猩团伙，主要参与者之间彼此没什么亲属关系。这类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吸血蝙蝠会喂养非亲生的后代，狒狒会保护狒狒群中的其他幼崽。[8]利他性联结也存在于不同物种中，就如清洁鱼（cleaner fish）同被清洁的鱼之间的关系。[9]人类学家十分清楚，在人类的不少社会中，所谓的亲属关系实际上很牵强。中国的一个宗族，其成员认定他们之间彼此有亲属关系，其实要找到一个共同的先人可能要上推十几代。[10]不过他们还是像有很强的亲属关系那样寻求合作。

除却亲属选择，第二种被广泛认同的社会行为的本能是互惠利他。[11]生物学理论中有关互惠利他的表述大举借鉴了经济学和博弈论，以说明被自私的基因所支配的个体之间何以达成互惠，其中特别用到了罗伯特·艾克塞洛德（Robert Axelrod）用以化解囚徒困境的重复策略。[12]

博弈论提出了如下与合作有关的问题：理性但却自私的施事者何以达成使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合作规范，何种情况下他们会为获得更多特定的个人回报而背弃合作解（cooperative solution）？博弈论的经典议题被称为囚徒困境：比方说，山姆和我皆为狱囚，我俩商定了一个越狱计划，前提是我们得彼此合作。若我依计行事而山姆向狱警告发我，那么我会遭严惩而山姆受奖励，反之亦然。如果我俩相互告发，那谁也讨不到好，如果我们都坚守原初的约定，则都将获益。然而，我认为山姆背信弃义的潜在风险是存在的，而我背弃他则会受到奖励，所以，最终我俩都决定告发对方。尽管合作会双赢，但被人出卖的风险使得合作难以达成。

囚徒困境游戏对参与者来说很麻烦，因为参与双方都选择背信弃义这一解决方案，构成了博弈理论家所说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于己而言，这是最有效的策略：这样做会避免你因为信守约定而最终落得自己受骗而彼方却以告发获赏的结局。同时也给你提供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机会。尽管对个人来说，背信弃义是比合作更好的策略，但如果把参与双方的行为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考察——经济学家称之为社会最优结果（socially sub-optimal outcome），这样做的后果就会很糟。问题是，个体参与者如何方能达成合作。

在一次性的囚徒困境游戏中，参与者只见一次面，他们没有提前制订详密的策略以达成确保合作实现的承诺，因此也就未能形成合作解（事先的承诺不会解决囚徒困境，它只是把问题转化为参与者如何在事先表达其承诺并令对方相信）。艾克塞洛德组织了一个与策略有关的赛局，比赛中，同样一群参赛者被迫重复与其他参赛者进行互动，借此他展示了合作解如何从中形成。[13]遵循简单的“一报还一报”（tit-for-tat）策略，参赛者对合作者报以合作，对背叛者报以背叛，在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中，每一位参赛者都最终认识到，从长远计，合作策略比背叛策略能带来更高的个人回报，从而达成理性最优。

一报还一报能够破解囚徒困境其实可以不必按博弈论来理解。当面对一个素未谋面且后会无期的人，人们在选择是否信任他时自然会小心翼翼，因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去信任。另一方面，人们在重复互动中会形成自己的声誉，或是诚实可靠或是阴险狡诈。[14]人们会对后者避犹不及，而前者则能吸引人们与之共事。当然，仅凭前事难料后事，今日的合作者明天就有可能发生背叛。但就算我们辨别合作者和背叛者的能力不足，它也会给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能力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在艾克塞洛德赛局的成果发表后，博弈论又获得了长足进展，涌现出许多其他优于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它们历经时间考验，被证明也是可靠的。但艾克塞洛德的基础性洞见提供给我们大量关于各种情况下信任如何产生的知识，从狩猎社会男人学着共同捕猎，到现代社会的企业向顾客兜售自己的产品。关键在于互动（interaction）。假如你明知要与同一群人共事很长一段时间，也知道人们会记住你诚实或欺骗的表现，那样的话，老老实实才是符合你自身利益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某种互惠的规范得以同时产生，因为此时名声成为一种资产。穴居人不会忘记履行将大象（乳齿象）赶出森林的责任，不然第二天就会面对同伴的怒火，医药公司会以最快速度将有质量问题的药品撤出货架，因为它们不想自己产品质量的声誉蒙尘。

艾克塞洛德“一报还一报”的重复策略，是理性的行动者惯常使用的策略，如果他们能在群体生活的经验基础上学会如何合作，则常规做法会形成某种文化上的产物（cultural artifact）。不过，这一博弈过程也能由非理性行动者（比如动物）以下意识的互动来进行，学习的过程也不是采取文化的形式而是遗传的形式，即奖励合作者惩罚背叛者的基因设定。或者说，非亲属关系者经过久而久之的利益交换，繁殖成功率要强于那些背叛者，以至于互惠利他原则被编码到控制社会行为的基因中。

互惠利他原则最有可能出现于那些经历过持续互动、寿命相对较长、能根据许多微妙的信号区分合作者和背叛者的物种。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详细说明了人类中互惠利他主义的种种机制如何形成：

在我们近期的进化史中（至少最近五百万年来），存在某种强有力的自然选择，使我们的祖先发展出各种形式的互惠活动。我的这一结论部分是出于构成人们与朋友、同事、熟人等之间关系基础的强烈的情感系统（emotional system）。人们在遭遇危险（比如发生意外事故、抢劫或遭到袭击）时通常会相互帮助……在更新世（Pleistocene）乃至以前，类人科动物就已具备发展出互惠利他原则的先决条件：例如，寿命足够长、相对群居、生活于小范围且相互依存的社会群体中，长期受父母照料以至于同近亲形成广泛的联系。[15]

当然，上述只是一种“假设的”故事，时常被社会生物学家批评为杜撰。但人们有必要追问，为何所有存在于人类情感系统中的诸如愤怒、自豪、羞愧和内疚等情绪会在囚徒困境一类的境况下，对那些表现出诚实与合作或表现出欺骗和破坏规则的人做出反应。

其他一些进化人类学家也已指出，捕猎对于男性和人类的社会性的形成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针对大型猎物的捕猎活动为社会性的形成提供了动机。在狩猎社会中，比起植物性或昆虫幼虫一类食物，肉食的共享更容易发生于核心家庭之外的层面，原因不言而喻。要捕杀大型动物，需要几个男人通力合作，然后每人都得到一份合理分配的收获。并且，单个家庭消受不了猎物所提供的全部动物蛋白质，肉类又没法储藏，于是就会鼓励分享。[16]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在所有人类文化中，饮食行为通常是一种公共事件。尽管大多数有关身体机能的活动都是私自进行的，但似乎人们天然有着与人分享食物的欲望，例如商业午餐会、公司野餐以及家庭晚餐，形式不一而足。人类学家亚当·库珀（Adam Kuper）指出，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文化价值方面个人主义和竞争法则至上的国度，在感恩节和圣诞节这两个最重要的节日，人们大摆筵席不是为了庆祝个人成就，而是颂扬社会团结。[17]所有这些都说明，鼓励早期人类发展出互惠习性的环境条件不仅仅是文化方面的。

在使用“互惠互利”或“互惠利他”这类术语时，人们容易将之污名化而等同于市场交换。其实不然。在市场交换活动中，物品的交换是同时的，买卖双方会为兑换比率斤斤计较。而在互惠利他的活动中，交换存在时间差，施惠者不会指望回报立马兑现，也不对回报量锱铢必较。互惠利他更像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之间的道义往来（moral exchange），因此较之市场交换具有十分不同的情感内涵。另一方面，互惠利他与简单的礼尚往来也不同。除了发生于有血亲关系的亲属间，纯粹的单向利他行为在自然界中并不多见。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比较市场交换与道义往来的不同，那里我们将发现，所有被我们视为符合道德的行为都具有某种双向交换的性质，并且最终会给参与者带来相互的惠利。

为竞争而合作

在有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讼中，人们往往从自然界中有选择地举出事例以说明人类本性上具有攻击性、热衷竞争、存在等级观念，或者反过来说人类天然爱好合作与和平、充满爱心。然而，稍作思考就会发现，就进化论原则而言，这些判然二分的特性其实彼此间紧密相连。起初合作与互惠利他的形成是因为能给信守这类原则的个体带来好处。在集体中与人共事的能力（也就是社会资本）成为早期人类及其类人猿祖先的一种比较优势，也因此这些维持集体合作的品质得以发扬光大。随着群体的形成，群体间的竞争也开始出现，也给群体内部更高层次合作的形成带来契机。贡贝黑猩猩的社会行为至少部分出于它们要结群同其他黑猩猩群开展竞争的需要。按生物学家理查德·艾克塞洛德的说法，人类是为了竞争而合作。[18]

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曾论述过被称为“防御型现代化”的现象：一种新型军事技术在一国的出现，不仅迫使与之竞争的国家也发展此种技术，还要争取发展出能够产生这种技术的政治—经济体制，比如税收和相关的建章立制的权力、度量衡的标准化以及相应的教育体系。正如土耳其在19世纪早期以及日本在其后四十年面对西方强权而发生的故事那样。[19]换句话说，外国军事竞争促使本国内部开展政治合作。

人脑（在进化期）的长足和快速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一系列相似的军备竞赛不无联系，这一发展使语言、社会、国家、宗教以及人类所发明的种种合作性社会建制成为可能。兰厄姆指出，作为另一个进化分支，侏儒黑猩猩（pygmy chimp）或矮黑猩猩（bonobo）的情况说明，人类并不必然会发展出他们所表现出的暴力性和攻击性。矮黑猩猩是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动物：雄矮黑猩猩远不如黑猩猩那般暴力，雄性和雌性都不那么在意身份等级，雌性在矮黑猩猩群落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它们总是沉迷于性事，而且不分异性还是同性。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举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从黑猩猩这一祖先发展而来而不是出自矮黑猩猩这一支，究竟是否只是一个偶然，因为，很有可能正是人类和今天黑猩猩共同的黑猩猩祖先身上的那种攻击性和暴力性，促进了人类的智力、社会性以及众多其他合作性特征的发展。

善与恶之间

进化博弈论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性本能如何在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中发展起来，也能就人类的认知和情感特征何以如此发展提供一些说明。反讽之处在于，它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在谈及人们实际上怎样行事时，大多数有关人类行为的博弈论解释不够现实。

当我说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时，并非说他们都是天使。或者说，他们并非有无限利他的潜能，也不是彻底的诚实，并没有特别的冲动使他们要把其物种或数量有限的非亲属同类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为何如此，进化博弈论有一番解释。即使我们能够想象，在一个天使的社会中，人人都绝对诚实，不管出于基因还是文化上的原因，都愿意与人戮力合作，这种情况也难以持久。比起在某个由不合作者组成的群体中，合作社会中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在知道其他人会遵守合作承诺的情况下，将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此一来的结果便是，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粥，天使们会变成平庸的、缺乏信任的凡人。正如利他行为会在诚实人社会中播散一样，机会主义的基因会在合作者人群中蔓延，这一点无论是在基因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成立。这解释了为何非法传销在犹他州特别猖獗，摩门教社群内的诚实和信任时常被形形色色的骗子无耻地利用（通常这些骗子也是摩门教中人，他们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社群的脆弱之处）。

另一方面，一个完全由满脑子想着欺骗和出卖同胞的恶魔组成的社会也不可能长久。恶魔世界里少量诚实合作者的出现会令合作者获得更多收益，而见损的则是恶魔。恶魔无法与人共事，渐渐就会屈从于彼此合作的天使。在进化博弈论的经典案例中，老鹰和鸽子混居的群落，如果鸽子都被老鹰吃掉，就维持不下去，老鹰会因食物匮乏而转为相互残杀。

因此，进化博弈论告诉我们，任何社会都是由天使和恶魔共同组成，更确切地说，是由善恶共存一身的人所组成。善与恶的比例取决于善恶行为各自的后果——即对与人合作的天使和从机会主义中尝到甜头的恶魔分别给予怎样的回报。根据回报的情况，博弈论能帮助我们预估天使与恶魔的存在比例，以及天使与恶魔共存的社会中会形成怎样的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

假设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天使与恶魔共存的世界里，他们拥有怎样的心理特质才会最有利于社会繁荣呢？答案显然不是我们都得成长为天使，那样的话，当我们面对恶魔时就会给它们以可乘之机。我们所需的心理特质要能帮助解决我们每天都不得不遭遇的各种囚徒困境问题。首先，我们能发挥特殊的识别能力以区分天使和恶魔。其次，我们需要凭借特殊的情感和本能使我们能持续地按照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行事：报答天使并竭尽所能地惩治恶魔。也许，这才是人心进化的真实故事。

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和生物学家理查德·艾克塞洛德曾分别提到，人类大脑进化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是出于人类相互合作、欺骗以及解读彼此行为的需要。[20]在大约五百万年前，人类同黑猩猩一支分道扬镳，前者的脑部大小增长了超过三倍，达到了母亲产道的极限。从进化的角度看，该变化发生的速度快得惊人。多年以来，人们将大的脑容量所造就的智力优势在捕猎、制作工具等技能上表现得很明显。但其他动物在没有发展什么认知能力的情况下，也能捕猎、使用和制造工具，并创造出某种粗浅的文化且使之传承下去。汉弗莱和艾克塞洛德认为，人类一员面对的最重要也最危险的那部分环境，很快会为其他人类成员所面对，因此发展社会交往所需的认知能力，也就很快成为最关键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要求。一旦人类群体成为主要的竞争之源，由于其他社会行动者也能以同等的速度增长智慧，用以把握社会生活的智力程度的发展就不会受到实质性的约束，于是便会出现军备竞赛这样的情形。[21]

人类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行为指征（behavioral indicators）来判断他们是否受人愚弄，在社会认知过程中还拥有专门的神经机制来发挥作用。[22]撒谎时会伴随诸多生理特征，比如声调变化、目光闪烁、手心冒汗、心跳加速和局促不安。高度精密的人类视觉皮层有很大一部分用来识别人脸——这很重要，如果你想要弄清楚谁是亲人或谁对你施以恩惠的话——以及解读面部表情。[23]时至今日，计算机在解读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精微变化上还没法同人的能力等量齐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社会情境下，互联网尚不能取代面对面会议。

除却对他人行为进行直接观察，判断其他个体是否值得信任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出于那些曾与之打过交道的人对他/她的评价——有了这种集体性的社会记忆，就不必与该个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进行重复互动。实际上，人们需要闲聊——用以交流其他人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如何的信息，评判他们作为配偶、商业伙伴、教师、同僚时的信誉和能力，而这种需要也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闲聊需要有语言，而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所掌握的全部社交技巧中恰恰缺少这一点。（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只黑猩猩会怎样同别的黑猩猩交流如下的想法：“一般情况下那家伙挺可靠的，但遇到紧急情况他会溜号，回头还会邀功。”）[24]

撒谎要语言做中介，测谎也是如此。语言是人的独有能力，同时占用了大脑皮层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或者按进化论的观点，新近发展出来的那部分大脑主要用于发挥语言功能。[25]当一个人说谎时，不仅可以看出来，也能从音声中分辨。但最重要的也是认知上最具难度的是评估能力，它能让人把对谈话者过往行为的认知同对该谈话者当下行为的认知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对其将来言行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判断——比如，判断某种说法内在的可信度（这是为你提供的专享优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许多这类问题的解决涉及文化方面的信息——比如，夜里遇到一个奇装异服的人朝我走来是否应该避开？但收集和处理这类信息的能力与生俱来。

约翰·L. 洛克（John L. Locke，神经生物学家，不是那位17世纪的哲学家）指出，他所谓的“亲密交谈”（intimate talking）是一项重要而独特的人类活动。[26]他认为，人们之间的谈话不一定是要交流特定的事实或信息，而是要同谈话者建立起某种社会关系的纽带。在此意义上，关于天气、共同的朋友、个人问题之类的闲聊，从狩猎采集社会到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一直是人际间对话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陷入一张社会关系和社会义务之网。

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提出，求偶问题上的认知需求（风趣幽默、甜言蜜语以及善于识破甜言蜜语）对大脑皮层的发展贡献极大。[27]男人和女人总是不断地与对方玩着感情游戏，男人希望尽可能多地发展性伴侣，而女人想找到最适合的人托付终身乃至子女。[28]男人急不可耐地装作他会照料家庭并忠贞不移，其实他心里不这么想，而女人极力想要辨清男人是否真心。另一方面，女人还十分渴望确认她的孩子有一个基因尽可能优秀的父亲，不管他最终是否在经济上提供支持，而男人则竭力避免戴绿帽子，不至于浪费资源养育别人的孩子。的确，为避免这类特殊形式的欺骗，而发展出许多社会习俗，包括婚前守贞、贞操带、（穆斯林社会的）深闺制度、出家、阴蒂切除术，以及形形色色处于人类法律体系下针对男女不忠的惩罚。[29]有首歌在词中问道，“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生命个体的认知能力绝对重要。

大脑模块化

洛克把人脑视为一台多功能计算机，人出生之后才会往里输入数据，这一观点遭到与之大相径庭的新见解大肆批驳并最终被其取代，新观点认为大脑由一系列专门的模块组成。这些模块是按照早期人类所处环境的特殊需求而被塑造出来，在此过程中，当代人的大脑也得以成形，并且因此生来就包含因应环境解决问题的固有知识。婴儿的表现似乎与洛克和斯金纳的观点相反，他们生来就拥有一些有关世界的经验知识。比如，给他们看的图片如果表示同一物理空间同时被两个物体所占据，他们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因为不知怎地，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30]

最为人熟知的大脑模块是脑皮层的左右两个半球区，它们在功能上似乎有各自的专门性，同时又有些彼此交叠。我们可以切除连接左右脑半球的胼胝体或神经束来分别测试二者的功能。[31]也有实现其他功能的专门模块，所实现的功能包括语言、视觉、音乐、决策乃至道德选择。

有的大脑模块可能专门控制完成社会合作任务，对这部分模块所做的最有趣的研究可见于所谓“沃森测试”（Wason test）报告，测试及报告是由心理学家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莱达·科斯米迪（Leda Cosmides）夫妇完成的。这一测试首创于20世纪60年代，旨在考察被测试者在翻开一组印有若干可能答案的卡片后，是否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些“如果……那么”的假言命题不能成立。在测试中，当命题表达得抽象时，大多数人难以运用逻辑理性进行分析，只有25%的受测试者能做出正确答案。而当托比和科斯米迪用表达社会契约的条件规则开展同一实验时，测试者的表现就大为改观。也就是说，被测试者更容易道破“你若满二十一岁就可以喝啤酒”或“你对公共基金有所投入才有权受益”这类命题的不确切性，而对那些包含熟悉的场景却又不含社会契约内涵的命题（例如“如果有人去波士顿，他会乘地铁”），人们则表现欠佳。[32]托比和科斯米迪指出，这一结果说明大脑中存在某种由进化而来的功能，专门解决囚徒困境这类社会合作问题。

非理性选择

尽管进化博弈论解释了为什么一群恶魔也不至于兴起太大风浪，但这也不是说我们会变成真的天使，毋宁说，我们将成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理性的恶魔”（rational devils），即恶魔会出于私利而做出道德或利他的行为。按康德所说，真的天使会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特别是当道德行为会伤及自身利益时仍坚持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谈到过戴上就能隐身的裘格斯戒指。[33]他质疑说，假如我们能戴上裘格斯戒指，就算犯罪也不会被抓，那又有什么理由要正身谨行呢？博弈论则告诉我们理由是存在的：我们获得的回报不是诚实本身，而是诚实的美誉。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将这一理论稍作扩展并指出，凭机巧算计赢得一时诚信的人最终会跌跟头以致名誉扫地，树立诚实美誉的最佳途径还是以诚待人、以诚接物。[34]不过说到底，最终还得靠觉悟。

再怎么精妙的博弈论最后也无法为人类的道德行为提供完备的解释。当然，我们本质是好的，大多数时候会不太计较得失地做出利他行为。肯定不会有人认为，药品公司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撤出货架仅仅是出于伦理原则。但人们总是认为道德行为本身就是目的，于是会把最高的赞誉给予真正的天使而非理性的恶魔。不仅仅是柏拉图和康德，几乎其他每一位严肃的哲学家都努力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道德法则究竟只是为了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性手段，还是自身就构成目的。即便我们认定他们只是其他目的手段，但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讼不休就说明，道德行为在人类心灵世界中有着某种特殊的地位。

此前我曾提出过，进化论可以解释人类之中的互惠利他主义的出现，并能说明大多数我们所理解的道德行为牵扯到存在时间差的、双向的利益交换活动，这种活动从长远看能增进参与者之间的适配度。可是人们依旧追求更加纯洁的利他主义，尽管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莫非这说明，人类就像康德和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不受生物学规律支配的自由的道德行为人？或者说，恪守规则的行为自有其进化论基础，哪怕这样做会损害个体的生存权益？

神经生理学的近期发展提供了一些意见，并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人类的道德行为（制定并遵守规则）远比经济学家所青睐的博弈论理性选择说所指出的要复杂。经济学家所说的偏好及其他被称为欲求、愿望、冲动等的心理活动，都生发于大脑边缘系统，这是包括海马和杏仁体区在内的一个形成已久的大脑区域。它是情感活动的策源地，下丘脑则直接与内分泌系统发生交互，而内分泌系统负责分泌调节体温、心率等生理指标的激素。[35]然而，理性选择（对可选方案进行排序和比较并从中选优）发生于新大脑皮层，这是哺乳动物才具备的大脑进化的最新成果，是掌管意识、语言等功能的所在。

关于神经生理学的见解就说到这里。可能有经济学家会认为，大脑边缘系统提供了人的偏好，而新大脑皮质负责在博弈论式的理性过程中寻求自我满足的策略。但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情感在理性选择过程中的作用似乎比这一模式所料想的要大得多，毕生致力于对前额皮质内部受损的病人进行研究的神经生理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36]，也曾指出过这一点。此类患者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名为菲尼亚斯·盖吉（Phineas Gage）的铁路工人，1840年他在一场可怕的事故中被一根1.5英寸粗的铁棍穿颊而入，直出颅骨。盖吉奇迹般存活下来，但事后在他身上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本来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产业工人，后来却突然变得惊世骇俗，全然不顾自己的行为会对他人造成怎样的后果。他再也无法找到一份工作，时不时做出畸异的举止，直到最后在贫厄中死去。

菲尼亚斯·盖吉以及其他达马西奥所研究过的前额皮质受损的患者有着共同的特征。[37]他们仍具备理性选择的能力，能对某一情况做出分析，针对它拿出不同行动方案并做出相互比较。不过他们没有决断力，无法在他们业已分析过的行动方案中做出抉择。此外，他们丧失了只能被称为道德感的那种东西：他们无法对人产生同情，就像盖吉那样，对自身行为带给他人的后果麻木不仁。埃利奥特（Elliott），达马西奥的一位病人，在看到那些本来会令人不安、恶心或是撩人性欲的图片时却无动于衷；他能够理性地指出这些图片对普通人可能带来的效果，但他自己完全对这些图片生不起反应。

达马西奥认为，理性选择过程充斥着情感因素，也不仅仅是形成偏好的根源。人类对其行为带给他们的影响一清二楚。受同情和愧疚这类情感的驱动，他们会因虑及他人的感受而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就不是理性计算的问题了：不管是菲尼亚斯·盖吉还是埃利奥特，都无法同周遭的世界交涉，因为他们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理性优化器。

达马西奥还指出，大脑制造出无数的“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s），这些标记能觉察出感情上是受吸引还是产生拒斥，从而帮助大脑通过短路循环（short-circuiting）机制对所面对的诸多选项进行计算。当思维过程触及某一躯体标记时，便会停止计算并做出一个抉择。达马西奥举出一个例子，即一位企业家面对是否同他挚友的死敌做生意的问题时如何做决定。对这一问题的纯粹理性选择式的解决方案必然涉及一个极其复杂的计算过程，既要考虑这场生意的（经济学家口中的）“预期值”（expected value），又要虑及在朋友情谊上可能付出的代价。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也有很多可以选择的策略，比如试图在朋友那里隐瞒这份新的关系或者提前征得朋友的同意。躯体标记将情感反应的因素也作为特定的后果，从而中止对各种可能做进一步理性考虑，这样便会令决策过程容易得多，比如说，当这位企业家想到跟他最好的朋友谈起新客户时朋友的脸色，也许就会打消其他想法。

换句话说，人类心智会把躯体标记施加于最初只是理性计算的中间产物的规范与准则之上。[38]从这一点上讲，我们遵循规范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有用，而是因为遵循规范本身就构成目的——一个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目的。手段本是为着实现目的，而现在它却比目的本身还重要。为遵守简单的行为准则（比如不要出卖朋友）而苦恼，这样一类的人和事我们大家都不陌生，有时甚至信守准则会让人们自己和所处的社会都承受不菲的代价。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报还一报》（又译《量罪记》）围绕着伊莎贝尔面对的道德两难展开故事，她拒绝以自己的贞操为代价换取兄弟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纯粹出于功利的考量，孰轻孰重其实不是问题。

在竞逐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时发生作用的，还是遵守规范时所充分涉及的那些感情因素：愤怒、内疚、自豪和羞愧。人们常常会做出罔顾自身实际利益的行为，有时是出于受人侵犯的愤怒而违反某一可贵的规范，有时则是出于违反此规范而产生的内疚感。人们为何会遵守艾克塞洛德所说的“元规范”（metanorms），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可以说明在规范的性质中如何夹杂了情感因素。一般的规范直接对社会合作进行约制（“兄弟之间平分家产”），而元规范则关涉到界定、公布和实施一般规范的正确方式（“建立和谐社会最好问道于儒教经典”，“警方的权威应当受到尊重”） 。[39]所有人都希望执行他们协商制定的一般规范，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我不敢保证自家兄弟在分家产问题上会遵守规范，就可能会直接拿走属于我的那一份。然而，理性人在理论上对元规范的执行兴趣不大。元规范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物品：个体很难从执行元规范中获得好处，所以从私人角度，人们不大愿意这么做。

不过人们始终在想尽办法让元规范得以执行——或更简单地说，使正义得到伸张——即使他们不会直接从中获利。换句话说，他们表现出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所说的“道义攻势”（moralistic aggression）。[40]想想当辛普森在洛杉矶被无罪释放时那一大群示威者吧，他们认定辛普森案判罚不公而因此提出抗议。他们走上街头当然不是出于自身考虑，担心辛普森如果不被关进监狱就会拿着刀追到他们身后。博弈论在论及如何解决囚徒困境时，欺骗被作为可选策略之一，参与者根据计算一系列可能的互动结果来决定是否采取欺骗的策略。但在真实世界里，欺骗从来就不是一个无关感情或道德的中性选择。几乎所有的语言中都富含对背叛者的蔑称，例如叛徒、败类、奸细、两面派。这些词汇是约定俗成的，但它们所包蕴的情感，比如愤怒和羞愧，则是自然存在的。

人们不但会对破坏规则的人抱以愤怒，也会对自己抱以愤怒和失望，这种情感我们视之为内疚。人们时常会因为那些本来完全可以自我开解的事情感到内疚：我没有给那位乞讨的流浪汉以施舍因为他可能把钱用于买醉或者吸毒；我对保险公司谎填了一份索赔，这家公司很大不会注意到这点事，而且肯定料到会有人虚报索赔。按博弈论的说法，人们没必要为自己违反了一项规范而过度焦虑，这样做不过是出于理性计算而已；但在情感上，规范有很强的约束力，以至于人们不把那些完全以冷酷的理性计算一己得失的人当做正常人，而是视为失心疯。

即便没有百万年之久，至少在几十万年间，人类及其灵长类祖先大概一直在进行着囚徒困境博弈，他们相互寻求合作，也逐渐适应了同伴日见高明的欺骗手段。由于施行元规范对解决合作问题极有帮助，我们似乎业已发展出专门的情感，旨在促使个体自觉地支持这种公共物品。

罗伯特·弗兰克指出，在人脑进化的过程中，情感同遵守规范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变得如此紧密存在别的原因。感情能帮助解决一次性囚徒困境游戏中的可信承诺问题。人们一般会认为，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不会出现合作解，除非参与各方会提前做出承诺；这就把囚徒困境博弈变成一种关于如何传达可信承诺的博弈。弗兰克认为，情感能通过展现出承诺之可信，而帮助人们把选择锁定在那些短期看似乎不利但有裨于长期利益的那些选择上。[41]在“最后通牒交易博弈”（ultimatum bargaining game）中，参与者甲得到100美元并被要求同参与者乙分享。如果两人都不同意分享，则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甲的理性策略是自己留99美元，剩下1美元分给乙，这样做的根据是，乙出于理性仍会如此接受而不是选择分文不得。而当这一博弈在人们之间真实地发生时，情况则是甲几乎总会以接近对半的比例与乙分享钱财，因为他认为99比1的分账方式会让乙感觉受辱（实际也往往确实如此）而遭其拒绝。或者说，乙在拒绝不公分配时所体现的自尊心，显然在一开始就限制了他能达成合作的条件范围（小于没有自尊情感影响时的范围），但这样对乙的长远利益有好处。弗兰克进一步指出，情感控制着许多生理现象，比如，鼻孔张大和呼吸沉重的生理表现，在其他人看来可能反映着表现者的可信程度。

人类大脑不仅与生俱来就具有侦测谎言和判断社会契约的作用机制，同时还拥有旨在惩罚欺骗者的情感结构，该结构允许为了实现这种惩罚即使以眼前利益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说人天生是社会性的动物，不是说他们天性爱好和平、合作或天生守信用，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是暴力、好斗和惯于欺骗；这么说的含义是，他们有着特殊之处，使他们能甄别和对付那些欺人骗世者，也使他们向合作者和其他道德准则的奉守者靠拢。因此，人们达成合作性规范的可能，远比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更偏个人主义的那些假说所料想的要大得多。

[1] 参见William D. Hamilton, “The Genetic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7 (1964): 17-52. 关于亲属选择理论的概括，参见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Cognitive Adaptations for Social Exchange,” in J. H. Barkow, Leda Cosmides, and John Tooby, eds., The Adapted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67-168.

[2]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超乎寻常的社会利他主义能在单倍二倍体（haplodiploid）物种（如蚂蚁和蜜蜂）中看到，在那里，个体会为了养育它们的姐妹而放弃生育，这是由于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这些社会性物种中，姐妹之间的基因中有四分之三是一样的。

[4] P. W. Sherman, “Nepot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Alarm Calls,”Science 197 (1977): 1246-1253.

[5] 参见Robert L. Trivers, “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 in Bernard Campbell, ed., Sexual Selection and the Descent of Man (Chicago: Aldine, 1972), pp. 136-179.

[6] Martin Daly and Margot Wilson, Homicid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chap. 1.

[7] Ibid, Owen D.Jones, “Evolutionary Analysis in Law: An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to Child Abuse,”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75(1997): 1117-1241; and Owen D. Jones, “Law and Biology: Towar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Human Behavior,”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 8 (1997): 167-208.

[8] Cosmides and Tooby, “Cognitive Adaptations,” p. 169.

[9] 关于这点的描述，参见Robert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lif.: Benjamin/Cummings, 1985), pp. 47-48.

[10]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p. 83-95.

[11] 关于这一点，参见On this point see Robert Trivers,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1971): 35-56; also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pp. 47-48.

[12] See Matt Ridley, The Origins of Virtue: Human Instin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Viking, 1997), p. 61.

[13]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14] See Daniel B. Klein, ed., Reputation: Studies in the Voluntary Elicitation of Good Conduc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15]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p. 386.

[16] Ridley, The Origins of Virtue, pp. 96-98.

[17] Adam Kuper, The Chosen Prim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28.

[18] Richard D. Alexander, How Did Humans Evolve? Reflections on the Uniquely Unique Species (Ann Arbor: Museum of Zo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0), p. 6.

[19] 关于自卫型现代化，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74-76.

[20] Nicholas K. Humphrey,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lect,” in P. P. G. Bateson and R. A. Hinde, eds., Growing Points in Et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03-317; Alexander, How Did Humans Evolve? pp. 4-7; Richard Alexander,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in Richard F. Johnston, Peter W. Frank, and Charles D. Michener, ed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a, vol. 5 (Palo Alto, Calif: Annual Reviews, 1974), pp. 325-385. See also Steven Pinker and Paul Bloom, “Natural Language and Natural Selection,” in Barkow et al. (1992); and Robin Fox, The Search for Society: Quest for a Biosocial Science and Morali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9-30.

[21] 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329-331.

[22] John L. Locke, “The Role of the Face in Vocal Lear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poken Language,” in B. de Boysson-Bardies, ed., Developmental Neurocognition: Speech and Face Processing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23] 达尔文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他写了整本书来讨论该话题。参见他的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in Man and Animals (New York and London: D. Appleton and Co., 1916).

[24] 一些生物学家推测，语言在梳理毛发中产生。参见Robin Dunbar, Grooming, Gossip, and the Origin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 关于大脑和大脑作用的总体性描述，参见George E. Pugh, The Biological Origin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p. 140-143.

[26] Locke (1998), pp. 48-57.

[27] Ridley, Red Queen, p. 338.

[28] 参见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动机的参考书目。

[29] See 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 “Male Sexual Jealousy,”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3 (1982): 11-27. See also Ridley (1993), pp. 243-244.

[30] Michael S. Gazzaniga, Nature’s Mind: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Thinking, Emotions, Sexuality, Language, and Intellig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p. 60-61, 113-114. 另一些生物学家说还有另外一些形式的先天知识：Edward O. Wilson推测，对蛇的畏惧可能来自基因，而非文化传承。这一论断既不支持也不反对Wilson的证据。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hap. 1.

[31] 关于这项研究的概述，参见Michael S. Gazzaniga, The Social Brain: Discovering the Networks of the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and “The Split Brain Revisited,” Scientific American 279 (1998): 50-55.

[32] Tooby and Cosmides, “Cognitive Adaptations,” pp. 181-185.

[33] Plato, Republic 359d.

[34] Robert Frank, Passions Within Reason (New York: Norton, 1988) pp. 18-19.

[35] Pugh, Biological Origin, p. 131.

[36] Antomo R.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G. P. Putnam, 1994); and Antonio R. Damasio, H. Damasio, and Y. Christen, eds., Neurobiology of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Springer, 1996).

[37]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pp. 34-51; R. Adophs, D. Tranel, A. Bechara, H. Damasio, and Damasio, “Neuro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Reasoning and Decision-making,” in Damasio, Damasio, and Christen, Neurobiology, pp. 157-179.

[38] P. S. Churchland, “Feeling Reasons,” in Damasio, Damasio, and Christen, Neurobiology, p. 199.

[39] Robert: Axelrod,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1986): 1096-1111; also see his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40] Robert Trivers,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1971): 35-56,

[41] Frank, Passions, pp. 4-5.

第11章
自我组织

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带来了研究解决集体行为问题的倾向，但某一个体人群选择特定的规范和元规范则是一个文化选择，而不是本性使然。正如人生来就有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能力，他们所掌握的实际语言取决于他们生长于其中的文化。因此有必要走出对全人类而言普遍共有的那些认知和情感结构的考察，具体探究在人类社会中生成和演化的那些实际规范。

为此，需要解决两个互不相关的问题：规范最初如何生成，以及一旦生成它们如何演化。基于第8章中所提出的规范的分类，图11.1描述了规范生成的四种方式。它们可能是出于理性和等级制，如《美国宪法》；也可能出自非理性而又是等级制的来源，如摩西从西奈山上带下来的《十诫》；它们可能是理性且自发的协商的结果，就像在蹭车族那里形成的规范或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中的习惯法；它们也可能由非理性来源自发产生，如乱伦禁忌或民间宗教。更进一步简化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四个象限分别代表着政治的、宗教的、自组织的或自然的规范。鉴于每一象限所指对新规范的产生都很重要，做出如上的概括有草率和缺乏证据支撑之嫌，但我只是想说，它们每一个都构成一个重要的类别。

图11.1　规范的体系 2

可能据此做出如下的假设，其实不少人已经这么做了，随着社会逐渐现代化，规范往往越来越多地出自上半象限，特别是左上象限（来自政府权威）。由于梅因、韦伯、涂尔干和滕尼斯等理论家的努力，诸如理性化、官僚化、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从社区到社会的转变这些术语和说法被经典化地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概念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都说明，正式的、理性的法定权威（常常归于政府名下），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的首要来源。存在于现代美国的工作场所和学校中有关性别关系的那些纷繁复杂的不成文规则，让每一个勉力应对它们的人都认识到，非正式规范并没有从现代生活中退出，将来也不会。

正式法律真是对现有社会习俗进行汇编成典吗？它们在塑造道德方面发挥着作用吗？每一种观点都有其支持者。法理学家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将那些认为正式法律是对非正式法规的反映的人称为“法律边缘主义者”（legal peripheralists），将那些认为法律对道德具有重要形塑作用的人称为“法律中心主义者”（legal centralists）。[1]人们对规范从何而来的分析，当论及它们应该从何而来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色彩。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嬉皮士、右翼中的反政府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左翼中的技术自由主义者（technolibertarians），他们共同怀有的无上美梦是，政府应该消亡，取而代之的不是霍布斯式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而是基于人们自发地奉守非正式社会规范而形成的和平共处。换句话说，秩序的最佳形式是自发秩序。与之相对的，左翼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视非正式规范为过去那种精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或男性至上主义的文化的残留物，希望通过运用正式的、等级制的政府权力、按照他们心目中的图景来实现对个体的改造（例如，“新苏维埃人”或有阴柔气和同情心的当代男性）。右翼中也有此类人希望通过等级制的宗教来实现相似的目的。

由于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源自等级制权威的规范，而不是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因此对图11.1右侧的两个象限做更仔细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开始理解自发秩序的范围和限度。自组织不仅已成为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口中的时髦术语，也流行于信息技术专家、企业经营顾问、商学院教授之中，他们中有许多人创建了充满活力的咨询组织，他们抛弃了等级制并将他们自己“以生物本来的方式”、即通过自愿合作这种高度去中心化的形式组织起来。[2]虽然自组织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来源，但它只在某些不同的特定条件下才会产生，也不是人类群体达成合作的一条普遍适用的公式。

自然选择过程是盲目的，其结果也各自不同；尽管最终都是适者生存，但这一过程本身常常导致无用功。人类缔造规范的过程也可能同样盲目。正如我们所见的，乱伦禁忌似乎就出于对乱伦的非理性的、本能的反感。我们认为，许多民间风俗既非统治者强行推行的结果，也非经由理性协商而达成，而只是出于某些文化倡导者一厢的决定，比如他们把当地的一块岩石作为捕猎活动的幸运物，结果岩石崇拜就在整个社群兴起。即使在现代经济中，组织创新也不见得就是理性的；它们常常出于偶然地改变其技术和内部组织架构，并对此抱以殷切的希望。但从长远来看，竞争会自动剔除较劣的选项。[3]

然而，人类规范的缔造远比随机的基因突变要复杂和有目的性。尽管规范也可能形成于某一准随机的基础之上，但它们更多的是充分协商和谈判的结果。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在经济学和相关领域（诸如法与经济学、公共选择研究等）中涌现了大量有关自发秩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不少早期的研究涉及与产权相关的规范的起源问题。[4]社区对所谓的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比如草地、渔场、森林、地下水和我们吸入的空气这类资源——的共享，成为特别棘手的合作方面的问题，因为它们遭遇着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说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5]。[6]这些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即使个体为创造和保持它们付出了努力，也可以为群体中所有成员共享，或受制于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当有人在溪流中蓄养鳟鱼鱼苗，不仅他自己能从中受惠，也惠及所有在此捕鱼的人；相反，他若污染了溪流，也会将社会成本强加于社区中的其他人。

公地悲剧实际上就是一场扩大了的、多方参与的囚徒困境博弈，每一参与者都可以选择是为维护公共资源做贡献（合作）还是搭便车（free-riding）坐享其成（欺骗）。不同于双边的囚徒困境，搭便车问题没法通过单纯的重复尝试而得以解决，尤其是当参与合作的群体规模变得很大时。在大的群体中，搭便车现象变得更加难以被觉察。过去一代人时间里，搭便车问题成为吸引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大量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将之视为解决人类合作的起源这一宏大问题的关键所在。[7]

哈丁认为，公地悲剧带来了诸如对海洋过度捕捞、对草地过度放牧等社会灾难。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等级制的权威，也许是一个有强制力的政府甚或是一个超国家的监管机构，才能解决公共资源的共享问题。[8]他以人口过剩为例，父母生育子女的兴趣所产生的效应集中起来正在耗尽地球的资源，因此需要强有力的人口控制手段来限制人口增长。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关于此问题的经典论述中指出，想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要么采用哈丁的等级制权威的办法（比如通过国家强制力对人们征收所得税），要么让一个对公共物品消耗超过其他所有人消耗总和的使用者独自解决，他要情愿单方面地保证公共物品供应并能容忍搭便车现象，因为公共物品是必需品。[9]

与规范生成的等级制途径（自上而下）形成对照的是，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更为自发的途径。其中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将公共资源转变为私有财产。经济学家霍华德·德姆塞茨（Howard Demsetz）认为，通过“将外部性内部化”，即把公共财产转为私有财产，在私人所有者那里就会形成保护它的动机。[10]他指出，实际历史中就有这样的模式，它发生于19世纪初的拉布拉多半岛（Labrador peninsula）上的印第安人中间。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对德姆塞茨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并用以解释欧洲在公元1000年到1800年这一长时段里如何形成了财产权。[11]这一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许多公共资源、公共物品或外部性没法轻易地转化为私有财产，因为它们不停移动（例如空气和鱼群）或难以分割（例如航空母舰和核武器）。

为法与经济学领域整体奠定基础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有一篇常为人引用的文章，名为“社会成本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变动关于责任的正式规则不会对资源分配构成影响。[12]换句话说，如果私有者之间的协商没有交易成本，就没必要让政府干预其中，对制造污染者或其他负外部性的制造者进行管控，原因是受负面影响的各方会产生理性的动机，组织起来并拿钱出来要求作恶者离开。科斯举出牧场主和农民因为牧场的牛闯进农民田地踩踏庄稼而造成冲突的例子以证明这一点。政府可以干预其中，判定牧场主在法律上负有赔偿牛造成的损害的责任，但科斯指出，农民本来就打算给牧场主一笔钱，让他们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也就是说，社会管制性规范可以出自私立的个体行动者间的互动，而不必非要通过法律或正式制度强下指令。

把科斯定理用于真实情境，其问题在于，几乎从来没有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一般来说，私人之间要达成公平的约定需费一番周折，尤其是当一方明显比另一方更有钱有势时。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交易成本非常低，社会规范能够通过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被创造出来，经济学家也从中发现过许多有趣的自组织事例。罗伯特·萨格登（Robert Sugden）讲述了英国海岸漂流木的分享规则，即先来先得，但前提是先得者所取必须适量。[13]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也列举了诸多自发性经济规则的例子。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捕鲸者中常常要面对潜在的争端，一条鲸鱼被一艘捕鲸船叉中然而得以逃脱，却随即被另一艘捕鲸船不劳而获并售卖掉。于是，捕鲸者制订出一套详尽的非正式规则对此类情况进行调控，让捕猎者得到公平的猎物分配。[14]埃里克森通过自己细致的田野调研得出结论，恰如科斯预料的那样，加利福尼亚州沙斯塔县（Shasta County）的牧场主和农民实际上也建立了一系列非正式规范来保护他们各自的利益。[15]

大多关于自发秩序的研究文献往往拿具体例子说事，对有多少新规范以非中心化（权力分散）的方式产生欠缺把握。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成果是个例外，她搜集了超过五千个有关公共资源的研究案例，数量之多足以让她对这一现象做出基于实证基础的概括总结。[16]她的大致结论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类群体，都曾找到过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成功几率比人们一般料想的要高。其中的许多解决方案既没有将公共资源私有化（经济学家青睐这种方法），也没有由政府出面管制（这种方法常为经济学家以外的人所支持）。相反，群体能够理性地制订出非正式的、有时是正式的规则，来保证既公允又不导致涸泽而渔地共享公共资源。如果能同样具备那种使双边囚徒困境得以解决的条件，也就是重复互动，这些解决方案将更行之有效。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认识到他们将在一个有限的社区里一直共同生活下去，而且社区内持续的合作会得到奖励，他们就会看重自己的声誉，并积极参与监督和惩罚那些破坏群体规则的人。

奥斯特罗姆所列举的有关公共资源共享规则的事例，不少都涉及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社区。自组织也出现于成熟的社会群体中。在奥斯特罗姆的例子中，有一则就是关于南加利福尼亚的不同社群如何共享地下水资源的。[17]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由更高等级的权威机构比如联邦政府来分配，但奥斯特罗姆揭示出，当地的乡村和城镇相互之间通过法院系统进行磋商，便能设计出公平的规则，既分享了资源又不造成耗竭。不过，并非所有南加里福尼亚的乡镇都能达成这类约定，这说明自组织方式也不总能靠得住。

除却发生于牧场主、捕鲸人、捕鱼人及其他共享公共资源的群体身上的零星事例外，我们在现代高科技工作场所中也发现自组织行为的突然出现。20世纪早期的企业及由它所创造的工厂和办公室，是由等级制权威构成的堡垒，它以一种高度威权的方式，通过一套严厉的规则控制着数以千计的工人。然而，在当代的众多工作场所中，我们发现了相反的一些现象：正式的、受制于规则的、等级分明的关系被更为扁平的、给下级更大范围自主权的关系所取代，或是被非正式的网络所取代。在这些场所中，协作从下层开始策动，而非由上级命令完成，并且是基于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使个体能够为了共同的目的一起工作，而不需要正式的指令。换句话说，协作是基于社会资本，随着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

[1] Robert C.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38-140.

[2] 对Michael Rothschild的生态学研究所的评论，参见Paul Krugman, “The Power of Biobabble: Pseudo-Economics Meets Pseudo-Evolution,” Slate, October 23, 1997.

[3] Armen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8 (1950): 211-221; Arthur de Vany, “Information, Chance, and Evolution: Alchian and the Economics of Self-Organization,” Economic Inquiry 34 (1996): 427-443. See also Jack Hirshleifer, “Natural Economy versus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Social Biology 1 (1978): 320-321.

[4] 关于概述，参见Karl-Dieter Opp, “Emergence and Effects of Social Norms-Confrontation of Some Hypotheses of Sociology and Economics,” Kyklos 32 (1979):775-801.

[5] 译注：围绕这一术语出现了多种译法，有直接译为“公地悲剧”或“公共地悲剧”（张维迎），也有译为“公共资源的悲剧”或“公共领域的悲剧”的（姜奇平），还有取决不下，直接依提出者定名为“哈丁悲剧”，还有本土化的译法如“大锅饭悲剧”（朱志方），但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中，译为“公地悲剧”或“公共地悲剧”的较多，姑从之，但在意思上并非狭指公地共享时遭遇的尴尬，而应广义地理解为涉及各种公共资源。

[6]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968): 1243-1248.

[7] 比如参见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8] 关于Garrett Hardin的批判，参见Carl Dahlma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at Wasn’t: On Technical Solutions to the Institutions Gam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12 (1991): 285-295.

[9]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0] 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1967): 347-359.

[11]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 Thomas,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28 (1970): 1-17; and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 Thomas. 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12] 严格来说，科斯自己并没有认为“科斯定理”是真的。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 (1960): 1-44. 这是在今天的法律文献中最常引用的一篇文章。

[13] Andrew Sugden, “Spontaneous Order,”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1989): 85-97, and The Economics of Rights, Cooperation and Welfa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14] Ellckson, Order Without Law, p. 192.

[15] Ibid, pp. 143ff.

[16]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3-142.

第12章
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

等级制的终结?

马克斯·韦伯认为，以官僚制表现出来的理性的、等级制的权威是现代性的核心所在。然而，我们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现则是，官僚等级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出现衰落，正被更加非正式的、自组织的协作形式所取代。

政治上的等级制形态是威权或更极端形式的极权国家，由一个至高的独裁者或一小撮居于顶层的精英对整个社会施以控制。形形色色的独裁政权，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和萨拉查治下的葡萄牙到东德和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渐次走向崩塌。取而代之的，即使不是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至少也是乐意拥抱更大程度政治参与的国家。

民主国家自身也是依等级制组织起来的。现代的美国总统掌握的权力之大，在某些方面是东方的专制君主都难以企及的，包括握有足以蒸发掉大半个世界的核武器。他们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等级制，而在于民主体制下的权威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并且权力对个体的控制也受到限制。民主社会的等级体制也会像威权社会的等级体制一样，出现效率不高的情况，因此在今天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里，要求权力分散、实现联邦化、私有化和权力委授的呼声很高。

公司的等级制也遭受了冲击。大型的、等级过度森严的公司出现了大幅衰退——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就是典型的例子——成了规模更小、反应更敏捷、更具灵活性的竞争者的牺牲品。商学院教授、企业经营顾问和信息技术专家都曾着重指出过高度分权管理的公司的优点，其中还有人称，在21世纪，大型的、等级制的公司将彻底被新的组织形式即网络所取代。

权力集中的、专制的公司走向衰落的原因同中央集权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走向衰败的原因一样：它们无力应对所置身的日益复杂的世界对信息的需求。恰在全球社会经历从工业生产方式向高科技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之际，等级制遭遇危机，这不是一个偶然。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五十年前的一篇经典文章中提出过集权化的等级制企业在信息处理方面的问题，而为此文奠定基础的则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一篇批评社会主义的作品。[1]为了掌控治下的一切，独裁统治者需要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决策。在农业社会中，君主统治农民只需要掌握骑术、剑术、一些政治统驭术，并知道如何向当地主教祈福，大概就足以将权力专于一身。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并且经济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实现统治所需要的信息以几何指数增长。现代治理需要专门的技术，这些知识不可能尽为统治者所掌握，因此他必须事事依赖技术专家，从武器设计到财政管理。并且，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其绝大部分实际上都只在产生的当地局部流转。假如有供应商提供质量低劣的铆钉，能知道此事的多半是铆工，而不是集中规划部门里的经济事务官员或公司管理层中的副总级人物。[2]

但是，将权力下放到技术专家或这些创造并运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人手里，就会削弱独裁者的权力。苏联发生的此类过程成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自我覆灭的原因之一。斯大林就发现自己依赖要那些被称为“红色董事”（Red directors）的技术专家，以及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3]尽管他可以利用恐怖政治来控制这些专家（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就是在狱室中设计出的飞机），但其继任者发现这样做越来越难。技术专家可以守着知识待价而沽，并借此同掌权者讨价还价。这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自主权，并有机会开始为自己着想。此外，虽然所有生产资料定价和流转理论上都由中央政府部门控制，但中央机构没法了解边缘地区产生的全部地方性知识。因此，像乡镇的党委书记这类基层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离地方性知识的源头更近，从而得以逐步积累实际权力。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时代到来时，集权统治模式已难以为继。

在那些老总也热衷对手下行使专制权力的公司里，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这些老总，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创立公司的老总，往往想控制公司内部的一切事务，把雇员当做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人来对待。但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决策方式就变得过于呆板，老板反而成为制约公司发展的人。如同政府一样，公司也需要将权力下放给专家以及离产生信息的地方性来源更近的决策者。今日有些管理专家认为公司分权和员工授权的概念是新兴事物，但企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指出，公司在组织内部向下放权的现象在过去至少一百年里持续发生。[4]像通用汽车和杜邦化学这类大型多部门制公司实行等级制架构，但与小型家庭企业相比，它们在经营权分散化方面程度还是较高。这些困扰大型等级制组织的问题绝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有理由相信，在其内部权力下放的过程仍将继续。但新的问题也随即而来：在一个权力分散的、基层员工获得新近授权的组织内如何协调各方的行动。解决途径之一是市场，让彼此平等的买卖双方在没有中央权力控制的情况下自主达成有效的结果。美国商业界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外包热潮就是市场关系取代等级制管控的一种表现。但市场交换会产生交易成本，没有一家公司会按照人人相互竞争的市场形式组织其核心部门。

对高度分散的组织进行协调的另一种渠道是网络，它不是由中央集权的权威缔造，而是由权力分散的各行动者通过互动形成某种自发秩序。如果网络真能产生秩序，则它们必须依靠在正式组织中形成的非正式规范，也就是社会资本。

网络的兴起

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关于公司的经典理论中指出，交易成本是等级制存在的原因。[5]像汽车制造这样的复杂活动，理论上可以由相互签订协议的多个小型、分散管理的公司分别生产全部组件而合作完成，并由其他公司负责产品设计、系统集成和市场营销。但汽车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而是由庞大的、垂直一体化的公司来生产，其原因在于，一切都付与外包而产生的谈判、签约、诉讼等全部成本远远高于将这些活动纳入公司体系内的成本，在后一种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管理条令控制生产体系中全部投入和产出的质量。[6]

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作为传统的市场和等级制组织中介形式的市场是如何兴起的，人们认为网络比大型等级制组织更能适应技术的发展。[7]托马斯·马隆（Thomas Malone）和琼安·耶兹（Joanne Yates）认为，廉价的、泛在的信息技术能降低因发生市场关系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人们创建等级管理体制的积极性。[8]许多热心鼓吹信息革命的人不仅把新兴的互联网视为一种有用的新型通讯技术，还认为它的出现预示着一种全新的、非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唯独这样形式的组织才能适用复杂的、信息密集的经济世界的需求。

图12.1　一个扁平化的组织

主流研究文献大多从正式组织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转变的发生过程。典型的等级制组织呈金字塔形，图12.1显示的则是组织扁平化后的结果。扁平化后的组织仍保持着集权性和等级性，改变的只是介于顶层和底层之间的管理等级的数量减少了。扁平化组织（flat organizations）能带来控制范围的扩大；如果施行得当，高层管理人员就不会为承担具体的管理责任而叫苦连天，而是把权力下放到组织的下级部门。

社会学家早就开始使用网络这一概念，他们有时会对商学院教授如今要重起炉灶表示出几许愤愤之意。社会学家通常所说的网络，定义极其宽泛，同时包括了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市场和等级制的概念在内。[9]不过，管理专家在使用“网络”一词时更是严重缺乏精确性。一般理解认为网络有别于等级制，但人们常常不清楚网络同市场有怎样的差别。事实上，马隆在最初谈到等级制的衰落时并没有用到网络这一概念；协作在典型的市场机制中也能实现。[10]有人将网络视作某种类型的正式组织，同时认为其中没有产生至高权力的正式来源；另外一些人把网络理解为组织之间的一系列非正式的关系或联合，其中每个组织自身可以是等级制的，但彼此之间通过垂直的契约关系联系在一起。日本的经连会组织（keiretsu groups）、意大利中部地区小型家庭企业的联盟、波音公司同其供货商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被视为网络。

如果我们不将网络视为某种类型的正式组织，而是视为社会资本，就会更好地理解网络的经济功能究竟体现在何处。按照下述观点，网络是一种关于信任的道德关系：

网络是由一群个体行为者组成的，他们分享着超越普通的市场交易所需的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

这里所说的规范和价值观可以是从朋友二人之间简单的互惠原则到有组织的宗教所创造的复杂的价值观体系。像特赦国际和全国妇女组织这类非政府组织就是基于共享的价值观而达成协作。若是教友或教派成员的情况，组织中个体成员的行为就不能单从经济上的私人利益出发予以解释。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即表现为一系列网络的集合，作为集合元素的诸网络数量庞大且结合紧密，关系复杂且相互交叠。（见图12.2）。

图中最大的椭圆代表美国社会整体，其国居民共享着与自由和民主相关的特定政治价值观。与最大椭圆形成交叠的椭圆可以代表移民群体，比如亚裔美国人，他们中一部分能共享上述价值观，但也有部分人与美国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完全包裹在大椭圆之内的椭圆所代表的群体林林总总，从宗教派别到具有特别强烈的企业文化的公司都是。

图12.2　信任的多重网络

对网络的这一定义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网络与市场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由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来定义的。这意味着，网络内部经济交换活动的进行与市场中的经济交易相比，有一个不同的基础。纯粹主义论者也许会说，就算是市场交易也需要某些共同的规范（例如，双方都愿意进行交换而不是拿拳头说话），但经济交换所必需的规范相对不多。互不相识、彼此不喜的人之间也可以发生交换，操不同语言者也能，甚至双方都不知道彼此身份的情况下也能完成交换。网络成员之间的交换则不同。共享的规范带给他们一种能令市场关系发生扭曲的高级目的。因此同一家庭或山峦社（Sierra Club）[11]的成员，或本民族内信用互助协会（rotating-creditassociation）的成员，他们奉守特定的共同规范，不像在市场中相遇但互不相识的个体之间那样进行交换。除了市场交换外，他们更愿意进行互惠交换——比如，在不指望立马获得收益回报的情况下给对方一定好处。尽管他们会期待长远的个体回报，但双向交换关系并非同时发生，也不像市场交易那样对成本收益精打细算。

另一方面，网络不同于等级制的地方在于前者基于共享的非正式规范而不是正式的职权关系（authority relationships）。在此意义上，网络可以与正式的等级制共存。身处正式等级体制中的成员，除了确定其成员身份的工资合同之外，不需要其他共享规范或价值观；但在正规组织之上，可以重叠有各种类型的非正式网络，它们或是基于同样的庇护支持、同样的种族身份，或是基于共同的企业文化。

在正规组织上叠加网络，结果并不一定好，还可能因此造成许多组织功能紊乱的现象。每个人都不会对基于亲属关系、社会阶级、朋友关系、男女感情或其他因素形成的老友网络和庇护网络（old-boy and patronage networks）感到陌生。任何一个此类网络中的成员都与网络内其他成员共享重要的规范和价值观（特别是互惠），而不会与正规组织内其他成员共享它们。在庇护网络内部，信息很容易流通，但网络边界却对外形成一层阻膜，使信息向外流通要困难得多。组织内部的庇护网络是个问题，因为网络之外的人弄不清它们内部的结构，而它们又常常破坏正式的职权关系。相同的种族渊源能促进同一族群成员间的信任和交换活动，却抑制了不同族群成员间的交换活动。如果老板不愿批评或解雇一名能力不足的下属，仅仅因为后者曾受其提携或者是私交乃至恋人，则网络的互惠作用就变成一种明显的阻碍。

非正式网络的另一问题是，团结社群的价值观与规范的强有力程度（及因此它们之间得以协调的程度），同它们对网络外部的人、观念和影响力的开放程度恰好相反。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或摩门教会的一员，其意义远不止于一个正式组织的成员身份。强大而有特色的组织文化能产生出高度的内部团结和协同行动的能力，成员在这样的组织文化中得以社会化。另一方面，陆战队员与平民百姓或者摩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文化隔阂，要远远大于道德联系程度较低的组织间的文化隔阂。围绕不同团体形成的各自壁垒，其阻隔性常常让这些团体缺乏宽容、排斥他者、适应力差并且漠视新观念。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率先在其著作中提出“弱联结”（weak ties）对信息网络效率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后继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12]往往是那些横跨不同社群、特立独行的人带来离经叛道的新观念，而如果一个团体要想成功地适应所处环境的改变，最终恰恰需要这样的人。

网络，当作为非正式伦理关系时，便与诸如裙带关系、徇私偏袒、缺乏宽容、排斥他者、暗箱操作、凭个人好恶行事等现象联系起来。此种意义上的网络与人类社会群体自身同样古老，且在许多方面构成前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主流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被我们同现代生活联系起来的体制，比如契约、法治、宪政和三权分立，都是被设计用来克服非正式网络关系弊病的。这也就是为何马克斯·韦伯及其他现代性的阐说者认为现代性的实质是以法律和透明的制度来代替非正式的权威。[13]

由此说来，人们又有何种理由相信，未来的人类组织会更少依赖正式的等级制而更多依赖非正式的网络呢？的确，那种正式的等级制很快可能消失的说法十分值得怀疑。网络正变得日益重要，从而会与正式的等级制共存。但为什么非正式的网络就不会与之共灭呢？答案之一涉及在经济活动日益复杂的情况下通过等级制实现协调的问题。

协调方式的变化

等级制组织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可以从信息在其中流通的方式上获得理解。在制造公司里，等级制的存在是为了协调生产过程中物资的流动。物资流动是由正式的权力架构来决定的，但信息的流通有一套相当不同的方式。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物（商品）。制造出信息可能是极其困难而且昂贵的，而一旦信息产生，进一步复制它却是几乎免费的。[14]数字时代更是如此，鼠标一击可以产生一份计算机文件的无穷副本。

这意味着在组织内部产生的信息应该能向组织内部其他可以用到它们的部门自由流动，理论上这才是最优结果。由于原则上组织拥有其全部雇员所创造的信息的所有权，故信息从组织内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不应有成本。

遗憾的是，信息在组织内部的流通从来不会像高高在上的领导所希望的那样免费自由。这与组织不得不向下层授权的实际情况有关。这也造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s），受委托人雇佣的代理人自有一套做法和安排，并不总是出于老板或整个组织的意志。许多管理人员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使个人激励与组织激励相一致，从而使代理人能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行事。不过，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往往很难。个体利益和组织利益时常存在直接的冲突。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如果发现信息技术的一项新应用或让管理结构进一步扁平化的一个新方案会让其职位不保，他就不会有动力进行这种探索。[15]在其他一些难以衡量产出质量的情况下，比如治疗师为病人提供咨询或艺术家绘制一幅作品，为了实现针对个人的激励而监视每个人的业绩表现，这样做成本会过于高昂。

因此，尽管在组织整体利益层面需要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但允许如此则会与等级制内部不同人的个体利益相冲突。常言说，信息就是权力，组织内的不同个体会将授让还是扣留信息作为尽可能提升自己相对权力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在等级制组织中工作的人都清楚，上下级之间或相互竞争的部门之间，始终都存在为了控制信息而进行的斗争。

除委托—代理问题之外，等级制组织也苦于与信息的内部处理效率不高有关的问题。官僚体制下甲部门对隔壁的乙部门在做什么一无所知，这种情况我们都司空见惯。一些决策的实施需要高层监管，故而产生实施这类监管的内部交易成本。还有可能，组织部署了监管责任，但要么不必要或不恰当，要么效率低下。

等级制的繁文缛节也会给复杂信息的处理制造麻烦。等级制的管理通常需要创造出一个由正式规则和标准化操作流程构成的体系——这是韦伯式官僚制的精要所在。在劳动力市场上，广告和正式岗位需求列表用于满足简单、低技能工作的供求[16]，当大学和公司需要聘用经济学家或软件工程师时，则由非正式网络发挥作用，原因是他们的技能和成就很难以正式的条陈方式表现出来。美国大学中，给予某人永久教职的决定不是根据详细的正式标准，而是基于其他已获终身教职的教授根据参选人著作的质量给出的大致判断。

最后，等级制的适应性较差。正规化的控制体系远不如非正式的控制体系灵活；当外部世界的状况发生改变，组织内较低层次的部门往往比高层部门看得更清楚。因此，过度集权化在诸如信息技术产业这类外部环境快速变动的领域里，就可能成为一种特别的阻碍。

网络（定义为共享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信息在组织内外的流通提供了其他的渠道。朋友之间的信息共享一般不会特别在意知识产权的问题，也就不会带来交易成本。因此友谊能够促进组织内部信息的自由流通。朋友之间也不会耗费大量时间来谋划如何在相对关系中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权力地位。市场部门的人认识生产部门的人，可以在午餐时间告诉后者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抱怨，这样就越过正式的等级体系而更快地把信息传达到它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理想中的企业文化同时给个体员工提供一个群体和一个个体身份，鼓励他们为群体目标而努力，而群体目标又在此促进组织内部的信息流通。

社会资本对于管理那些运用复杂而难以理解、隐性和难以传播的知识的高技能人才也十分重要。无论是大学还是工程、会记、建筑方面的公司，一般都不会尝试按照精细的官僚制形式的工作规范和标准化操作流程来管理其专业员工。大多数软件工程师远比管理他们的人要熟悉本职工作；他们自己就能对自己的生产率做出有根据的判断。这样的员工通常被认为能按照内化于己身的专业标准来进行自我管理。一位医生如果得到足够的酬劳，恐怕就不会对病人做出违反职业伦理的事，他已经立誓要为病人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在信息时代的任何发达社会中，职业教育都是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来源，并为去中心化的、扁平化的组织提供基础。

的确，社会资本对某些部门和某些形式复杂的生产活动而言很重要，原因正在于基于非正式规范的交换，既能避免在大型等级制组织中发生的内部交易成本，又能避免在公平市场交易中发生的外部交易成本。随着商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估价和区分，非正式的、基于规范的交换活动的必要性也在日益加重。

从低信任度生产到高信任度生产

以亨利·福特的巨型工厂为代表的20世纪早期的工作场所，是一个以高度规章化、程式化为特点的等级制组织。在这里，由一个集权的、官僚化的等级体制来确立和控制细致的劳动分工，该体制还设定了大量正式规则来约束组织内的个体成员应如何行事。福特所施行的科学管理原则，是由工业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它包含一个隐形的前提，即管理情报（managerial intelligence）有一个规模效益的问题，如果情报被限定在白领管理层流通而不是分发给整个组织，可能组织的运作效率更高。

在这样的体系中，不需要信任、社会资本或非正式社会规范：每一个员工已被告知应该站在哪里、怎么行动、何时休息，一般来说，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任何一点点创造力或判断力都是不受欢迎的。不管得到的是奖励还是惩罚，员工纯粹为个人动机所策动，并且随时可以同其他员工相互调换。借助工会对体系的反制作用，蓝领劳动力要求他们的权利得到正式的保证，并尽可能在最小范围内明确其职责——于是就造成了作业控制的工会主义（job control unionism）和电话簿一样厚的劳动合同。[17]

泰勒制是协调低技能产业工人活动的有效手段——也许是唯一的手段。在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中，有半数福特公司的蓝领工人是那些不会讲英语的第一代移民，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80%的蓝领工人没有高中学历。[18]但泰勒制随即遇到了大型等级制组织的所有问题，包括决策过程缓慢，工作规则死板，适应新环境能力低下等等。从等级制的、泰勒式的组织演变为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需要卸除正式的、官僚化的规则的协调功能，将之转授给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内，权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某种允许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方式内化于组织之中。

一个精益化的或及时生产制（just-in-time）的汽车制造厂就是扁平的、后福特式组织。就正式权威问题来说，原先指定给白领的中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如今被蓝领的流水线工人自己以团队形式来承担。每天的生产计划、机器安装、工作纪律和质量控制，全由工厂最底层的劳动力来掌握和处理。

在高岗市（隶属日本名古屋地区）丰田公司的装配线的每一个工位上，都有那条著名的控制线，这根控制线显示出权力被下放到组织底层的程度，每一个工人都可以在发现生产过程中某个问题时停掉整条装配线。这根控制线就是博弈理论家所称的单元否决权（unit veto），任何操作者都能让整个群体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样的权柄要安全地向下授受，必须满足以下一些特定条件：劳动力要充分接受训练，从而能承担此前由白领中层管理人员肩负的职责，并且他们要怀有一颗责任心，懂得要用手中的权力为更大的群体目标而非个人目标服务。

在历史上劳资关系一贯紧张的地方没法实现这种权力授受。换句话说，后福特式工厂需要比全面制定工作守则的泰勒制工厂有更高的信任度和更多的社会资本。

正如许多研究成果所示[19]，精益化生产以创造大量利润为标志，提高了汽车业的生产力，同时也提升了产品质量。其原因在于，处理地方性信息的活动能更接近于产生它的地方：如果分包商提供的车门不合用，负责将它安装到车身上的工人就既有权力又有动力来确保该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是让相关信息在冗长的管理层次体系中来回传递最后不知所终。

地域和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对于实现一个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的重要性，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乍看上去，硅谷是美国经济中一个社会信任度和社会资本都较低的地区，在这里作为规范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如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在不带感情色彩的市场中相遇的那些理性的、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人们，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效率。小公司多如牛毛，新的小公司还不断从其他公司拆分出来，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它们或异军突起或沉寂消亡。就业没有保障，终身受聘和忠心服务于某一家公司的事迹罕有听闻。信息技术产业相对不受约束的性质，以及风险投资市场的成熟，给高度的企业家个人主义（entrepreneurial individualism）创造了空间。

但是，众多有关硅谷技术进步的实际性质的更为详细的社会学研究，如安娜莉·萨克森奈恩（Annalee Saxenian）的《区位优势》（Regional Advantage）[20]，则认为呈现于硅谷的是一幅不受约束的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场景。在现代经济中，社会资本并不是仅存在于公司个体内部，或体现在诸如终身聘用制等实践中。[21]萨克森奈恩在比较了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的不同表现后指出[22]，硅谷成功的一条重要原因在于当地独特的文化。萨克森奈恩清楚地揭示出，在硅谷表面看上去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竞争背后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网络，它们将不同公司（从半导体业到个人计算机业）的个体联结起来。这些社会网络有各自不同的根源，包括共同的教育背景（例如都在伯克利或斯坦福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和共同的就业经历（许多半导体产业的关键性人物都曾共事过，如罗伯特·伊斯和安迪·葛洛夫在该产业发展初期都在仙童半导体公司工作）[23]，或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受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旧金山）湾区反主流文化潮流所倡导的那些规范的洗礼。

非正式网络对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有多方面原因。大量知识处于隐形状态，不容易转化为可在知识产权市场买卖的商品。[24]底层技术（underlying technologies）和系统整合过程的极度复杂性意味着，即使是最大型的公司也无法在自己公司内部创造出足够支撑其发展的技术知识。技术流转可以通过公司间的合并、兼并、专利互换和正式结盟来实现，但关于硅谷技术发展的研究文献指出了大量研发工作的非正式性。对此，萨克森奈恩说道：

从准家庭关系中滋生的非正式社会交往，在当地生产者中造成了无处不在的合作和信息分享。人们爱去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马车轮酒吧（Wagon Wheel bar），工程师们在那里聚会，交换想法和小道消息，这个酒吧已被誉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策源地……

大家都认为，这些充斥于大街小巷的非正式谈话是掌握商业竞争者、客户、市场和技术的最新消息的重要来源……在以快速的技术变革和激烈竞争为特征的产业中，这些非正式交流常常比行业杂志这类传统的、时效性较差的媒介更有价值。[25]

她认为，128号公路园区里的公司，例如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其专有专营的做派其实是一种不利因素。最终它既不能成为一家技术上实现垂直整合、能自给自足的制造商，又缺乏与竞争对手分享技术时所需的非正式联系和信任。

这些技术网络所具有的伦理和社会维度的意义，对实现它们的经济功能十分重要，通过下面这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当地工程师认识到，他们通过网络获取的反馈和信息的质量，取决于信息提供者的可靠度或者说可信度。只有那些与你有着共同背景和工作经历的人才能确保这种质量。”[26]因此，这些共享的职业和个人规范构成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他一些作者从技术发展的其他方面对所谓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的发展进行了分析。[27]他们发现，致力于某一特定技术发展的工程师之间往往会基于相互的尊重和信任而彼此分享信息。涌现出来的实践社区总是自成一格；除了共享相同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外，它们常常跨越个体组织和专业分工所形成领域的边界。

相比其他产业部门而言，这些非正式网络在信息技术产业可能更为重要。在化学制药业中，公司的一大收入来源可能只是出于对某一单个分子的知识的掌握，这样的公司在分享其知识产权上自然会更加谨慎。就信息技术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它涉及大量高技术产品和工艺流程的整合。将专有知识特定的一小部分与潜在商业对手进行共享所造成的直接损失，相对来说比较小。

由这类非正式网络造就的社会资本令硅谷得以在研发上形成规模效益，而大型的垂直整合的公司则做不到这一点。有不少文献谈到过日本公司的合作特点以及“经连会”（Keiretsu）组织成员彼此分享技术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整个硅谷可以被视作一个大型的网络组织，它在汲取组织内部专家知识和专门技能上的表现，即使最大的、垂直整合的日本电子科技公司及其经连会合作伙伴也无法做到。[28]

社会资本对技术发展固然重要，但这种重要性也造成了一些矛盾。其中一点是，尽管有了全球化，地理集中的优势依然重要——甚至可能比此前更重要。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等评论者曾指出，虽然有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但许多产业，特别是高科技研发产业，依然集中于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29]假如信息能通过电子网络被轻易分享，为何没有出现产业地理分布的进一步离散化呢？电子网络内非个人性的数据分享看来不足以形成硅谷中的那种相互信任和尊重；作为重复的社会互动结果的当面交流和互惠参与从而就必不可少。因此，尽管货物一类产品的生产可以分包给世界上劳动力成本低的其他地方，但精密的技术开发活动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困难得多。

地域仍然重要，但这不意味着世界正退回到某种桃花源式的状态。在全球经济环境中，即使像犹他州普罗沃市一带这样广阔的、技术密集型的区域，虽然孕育了蓬勃发展的软件产业——包括如今落败的昔日巨头网威公司（Novell）和完美文书公司（WordPerfect）都坐落于此，但这些区域的规模依然不足以保证它们站在技术发展的前沿。“弱”联结仍然重要；想让创意和创新能自由流动，就需要网络彼此交叠。另一方面，没有社会联结，创意就很难转化为财富，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有了宽带和高速的网络连通，但社会联结仍然需要其他一些东西。

[1]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Friedrich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1945): 519-530.

[2] 对于等级管理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参见Gary J. Miller, Managerial Dilemm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Jeremy R. Azrael, Managerial Power and Soviet Poli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4] See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d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elknap, 1990).

[5]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 6 (1937): 386-405; 另见Oliver Williamson的著作， 包括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企业的科斯理论还没有被普遍接受。Alchian和Demsetz争论说企业可以被充分地理解成市场关系。Armen Alchian and H. Deni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1972): 777-795.

[7] See, for example, Gemot Grabher, The Embedded Firm: 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London: Roudedge, 1993); Nitin Nohria and Robert Eccles, ed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Walter W. Powell,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 (1990): 295-336; John L. Casti et al., Networks in Action: Communications, Economies and Human Knowledge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95); Michael Best, The New Competition: Institution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Thomas W. Malone and Joanne Yates, “Electronic Markets and Electronic Hierarchie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30 (1987): 484-497.

[9] See, for example, Nitin Nohria, “Is a Network Perspective a Useful Way of Studying Organizations?” in Nohria and Robert Eccle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10] Thomas Malone et al., “Electronic Markets”; see also Malone,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oordination,” ACM Computing Surveys 26 (1994): 87-199.

[11] 译注：由美国著名的环保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于1892年在加利福尼亚成立的环保组织，是美国著名的环保组织之一，又翻译为塞拉俱乐部、山峦俱乐部。

[12]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973): 1360-1380.

[13]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4] Kenneth J. Arrow, “Classificatory Not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1969): 29-33.

[15] 关于该观点，参见Masahiko Aoki, “Toward an Economic Model of the Japanese Fir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8 (March 1990): 1-27.

[16] See, for example, KennethJ. Arrow, “Classifactory Not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1969): 29-33.

[17] Harry Xatz, Shifting Gears: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utomobile Indust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18] Allan Nevins, with Frank E. Hill, Ford: The Times, the Man, the Company (New York: Scribners, 1954); p. 517.

[19] See James P. Womack et al.,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20] Annalee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 在这一方面，我在《信任》一书中错误地高估了企业规模的重要性。巨大的企业规模可以反映出社会资本，并基于人们愿意去相信他们家庭以外的人；它也可以反映出社会资本的不足，因为在低信任度、泰勒制的层面上去组织大型公司是有可能的。公司规模并不比联系个人的社会规范更加重要。这些规范可以在单个的组织界线内存在，也可以超越个体组织。

[22] 译注：波士顿128号公路是和加州硅谷齐名的另一条美国的高科技走廊，在20世纪70—80年代盛极一时，自8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衰落，但新世纪以来，通过制度创新等手段，该地区又呈现出新的活力。

[23] 译注：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是集成电路的发明人之一，也是仙童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则是英特尔（Inter）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24] Don E. Kash and Robert W Ryecroft, The Complexity Challen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inter, 1999).

[25] Saxenian, Regional Advantage, pp. 32-33.

[26] Ibid, p. 33.

[27] See, for example, Bernardo A. Huberman and Tad Hog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Performance and Evolution,”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Organization Theory I (1995): 73-92; John Seely Brown and Paul Dugui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Communities-of-Practice: Toward a Unified View of Working,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2 (February 1991): 40-57.

[28] Masahiko Aoki在1996年6月递交给三星经济研究所的论文。

[29] Michael E. Porter, “Clusters and the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8): 77-90; also Porter, On Competi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ooks, 1998), pp. 197-287.

第13章
自发性的局限和等级制的必然

我们不仅看到大量显而易见的坚实案例，说明通过理性的谈判和协商是可以产生社会规范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信息社会里典型的高科技工作场所，非正式规范和自组织起着关键的、可能也是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集体行动问题解决方案的这种自发秩序局限何在。在有着自由主义取向的法与经济学一派中，许多人都以极端方式寻求以自发秩序的解决方案替代等级制的解决方案。有一个实践效果很好的经典案例，即以污染信用（pollution credits）的交易作为政府管治空气质量的替代手段，在1997年于东京召开的关于全球变暖的峰会上，美方谈判者便试图将这一概念引介给那些更倾向于主权论的同行们。[1]但也有人曾建言，可以为器官和婴儿交易建立市场。那么，自发秩序的力量止步于何处，而等级制又在哪里可以重新发挥作用呢？

自发秩序的不足

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发秩序只有在某些明确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在许多情况下，它要么无法实现，要么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会导致不良后果。奥斯特罗姆举出许多相关事例说明，人们为共享公共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而建立规范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2]在她对自我组织的条件的论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列举出社会并不总是能够达成自发秩序解决方案的若干原因。

规 模

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中指出，搭便车现象会随着群体规模的增长而变得愈发严重，因为对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变得更加困难。医疗诊所的职员或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很容易知道他们中是否有人消极怠工；而这对于拥有上万名雇工的工厂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搭便车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往往大多数人都在大型工厂或机关中工作，所有的工资和福利都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被发放到他们手里。前面说过的各种察觉背叛者的生物学机理，针对群体规模进行过优化，主要适用于狩猎采集社会的那类群体，或不超过50—100人的群体。对于这样的社交圈，闲聊就是一种理想社会控制的形式。在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内，有关谁可靠、谁诚实、谁懒惰、谁又不爱和人交往的信息很容易四下传播，不需要动用专门人员而仅凭群体自身就可以实现监督。当群体规模大于这个限度，系统就开始失灵。凭人来断定其信誉变得困难；监督与强制的成本增高，并受到规模效益的制约，需要授权给群体中被指定的成员以专门从事监督与强制活动。到了此时，警察、议会以及其他体现正式等级制权威的机构便走上历史舞台，开始发挥作用。无处不在的信息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在更大范围内把握人们的信誉，但对保护隐私的渴求最后会限制信息向陌生人开放。

边 界

要实现自发秩序，厘清群体成员的资格范围很重要。如果人们能随意地加入或退出某个群体，或者弄不清谁算是群体一员（也就不知道谁有权从群体所有的公共资源中受益），则个体成员就不太有兴趣为自己的信誉担心。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存在许多变数的邻里街区，往往犯罪率较高而社会资本水平较低，比如那些正经历快速经济变化的地方，以及火车站和汽车站周边的地方。[3]因为谁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邻里街区成员，故而没法确定社区标准。

重复互动

艾克塞洛德揭示出，重复（互动）既是解决囚徒困境问题的关键，也是形成自发秩序的关键。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研究过的对象中，成功解决了公共资源分享问题的社区许多都是传统社区，几乎不存在社会流动，与外界也罕有联系，比如山野村民、稻农和渔民。人们只有在知道自己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同另一人打交道时，才会在意他们自己的声誉。有篇报纸文章提到，墨西哥的坎昆越来越受欢迎，是大学生春假聚会游玩的好去处。在坎昆的酒吧和迪斯科舞厅里，年轻男女恣意买醉和滥交，他们在家是不敢同样这么放肆的。用一个年轻女孩的话说，“你放纵是因为你知道这些人你再也不会遇见”。[4]

预先规范缔造共同文化

合作规范的确立常以一套为所有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预先规范（prior norms）为先决条件。在第八章所举的蹭车事例中，之所以有那样的蹭车文化，原因在于，两点一线的通勤者都清楚他们全部是不具危害的政府雇员，可以彼此信任。为共享公共资源进行规则谈判至少需要参与者讲同一种语言。某一文化所提供的一份公共语汇表，不仅仅包含词汇，也包含手势、面部表情和作为传情达意讯号的个人习惯。作为生理能力的补充，文化帮助人们辨别合作者和欺骗者，并有助于传播行为准则，而后者能让人们在社群内的所作所为更在预料之中。人们更愿意惩罚那些破坏自己群体的文化规则的离经叛道者，而不是那些破坏其他群体文化规则的人。相反，要跨越文化边界形成新的文化规范则困难得多。因为甚少交流，人们会把对方的沉默作为蔑视或不友好的表现，而其实不是人家的本意。在极端情况下（波斯尼亚就是一例），文化群体（cultural groups）通过对他人暴力相向来证明自身。

文化在解决囚徒困境问题时作为一种信息来源所起的作用，解释了为什么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多种族国家，能够很容易根据种族区分组织起经济企业（economic enterprise）。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信任半径，由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所支持的各自不同的实存规范，彼此差异会很大。[5]有些特定的文化（比如意大利南部的文化）不鼓励合作，因为这些地方的文化基于这样一类规则，如“只能信任直系核心家庭的成员，在别人利用你之前，抢先一步利用他”。[6]另一方面，其他道德体系如清教主义则鼓励在彼此没有关联的更大人群范围内以诚相待。[7]在陌生人中间鼓励诚信的文化规则，解释了为何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定居的一群清教徒能不费周折地同他人建立起合作关系。难以解释的倒是，为何原本生活在西西里岛、社会信任度低的群体在移居美国后也往往按照种族来组建社区和从事商业活动。按道理，意大利南部的人更愿意照顾可信度高的美国佬（Yankee）而不是他自己社区成员的生意。

这种情况当然与美国商人不愿同（他们心目中）不值得信任的西西里岛人打交道有很大关系，长期实际存在的种族偏见也正是造成种族聚居区（ethnic enclaves）出现的原因。但即使抛开美国商人的做法不论，意大利南部的人和美国人如果能各自在自身群体的范围内共享各自的共同文化规范，则也能有助于他们读解双方共通的伦理行为。也就是说，尽管美国人中值得信任者的相对数量可能高于西西里岛人，但落差只是相对的。没有哪个群体会放任欺骗、谎言或投机行为的泛滥。（请记住前文曾断言的，所有人类种群中都混杂着天使和恶魔。）美国人和西西里岛人都同样需要具备把诚实可靠的人同恶魔区分开来的能力。在读解其他人的行为特征和组成社会网络（借此可以传播和处理信息）方面，每一群体文化都会给予其成员以帮助。因此，即使一个西西里人可能一般来说不如一个美国人那样行事可靠，但他仍然更有把握在西西里人群体中而不是一群沉默寡言的美国人中察觉投机行为。

权力与正义

还有一个因素制约着自发秩序在解决合作困境时的效用，那就是关于权力与正义的问题。非正式社会规范时常反映出某一群体支配另一群体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或是依凭群体更多的财富、权力、文化修养或智识能力，或是依凭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支持奴隶制的那些规范便是一例。许多人会认为，这些规范并不代表它们是一场自愿协商的结果，因而不能被视为是自发的。但许多此类规范其实要比人们预想的更具自愿性。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人们不愿成为奴隶，但认同奴隶制的合法性，如果自己属于战败一方，他们也情愿接受当奴隶的命运。传统社会中的许多女性接受甚至欢喜于她们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尽管使父权制合法化的规范可能原本出于强权，但并不会被一直当做强权的表现。

换句话说，某些社会规范，即使为采用它们的社区所自愿接受，也可能是不公正的。本质上规范是公正还是不公正，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已超出所有社会科学力所能及的范围。20世纪的哲学发现面对的正是如下结论带来的难题，即没法合理地做出上述判断：文化相对主义和不同流派的后现代主义基于认识论提出，不存在一系列可判出优劣从而可供选择的文化。自由主义者中那些更积极支持自由意志、自由选择的人常会提出相似的主张：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只要个体的诉求不对他人的诉求构成干扰，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某一等级的权威可以合法地站出来对个体的偏好评头论足、指手画脚。[8]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对此问题进行详述，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有无数充分的理由相信，评判对错有普适的规范，不管那些可能坚持相反规范的个体或社群信奉什么，这些规范都应得到实行。[9]如果真能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断言，某个社群中自发演化出来的规范是错误的或不公正的。

等级制权威何时才应当出于公正或公平的目的、出面纠正某一自发性后果，这是一直以来左翼和右翼构成分歧的核心议题。理性的等级制权威得以壮大（用美国的说法即“大政府”），首先是出于社会对各种不公正待遇现象的明显需求——奴隶制、吉姆·克劳法案（Jim Crow laws）[10]、童工、无序失衡的市场、危险的工作环境、误导性广告，凡此种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政府权威一再在抽象的社会正名义下被滥用。就算抛开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论，就基于20世纪美国的经验而言，人们也完全有理由对公共政策的能力提出质疑，质疑它们是否能在实现其目标的同时不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或事与愿违的后果。不过，在适当情况下，需要等级制权威的干预，在原则上不能对这种需求打半点折扣。除了那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人会认同，许多道德上干系重大且不容易被自发纠正的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干预予以解决。

缺乏透明性

通过社区内部个体之间重复互动而形成的非正式规范必然缺乏透明性，外人看来尤其如此。在社区内部，由于不了解规范、遭受诬告或过分的惩处，个体可能因此经受不公正的对待。规范往往出于稳定的、封闭的社区这一事实意味着，外来者会被人怀疑，比起在那种由严格而正式的法治形成秩序的环境里，他们融入社区的难度会更大。人们都知道，迁入一个谁也不认识谁的大城市要比迁入一个人们彼此都认识的小镇要容易。小镇上的人可能更加友好，但那里也遍布着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外来者要花许多年才能弄明白。

非正式规范缺乏透明性，而它们的来源常因此被掩藏在非自愿的权力关系之中。下层人对上层人所显示出的尊重，究竟是一种自愿认可的行为，还是在后者暴力统治之下得过且过的敷衍？由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讲述了一个英国管家的故事，由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扮演的这一角色终身为其主人服务，但他这名主人最终被人揭露其实是一个支持纳粹的蠢蛋。该故事的可悲之处在于，这名管家最终认识到，他原本认为自己的一生会因奉受为其主人服务的原则而获得意义，事实上这不过是一场浪费。由于大多数逐步形成的非正式规范，其起源深藏于时光的迷雾中，令我们常常对其产生和持续存在究竟是为了哪般所知甚少。

坏选择的顽固性

尽管会出现不公正的、无效果或起到相反效果的规范，但有人会说，这些规范会自发地消逝，因为它们不能给践行它们的社区带来益处。法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文献常常使用一种明显进化论的假设，即某种意义上的适者生存以及由此而来的最终的“有效进化”（evolution toward efficiency）。也就是说，在公司竞争中，弱者会破产；社会中法律制度的竞争，不适用的会被淘汰；不同社会彼此竞争，表现更好的才得以存续。[11]

然而，由于传统、社会化过程和习惯的影响，不良、无效或反效的规范能够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维持数代人之久。路径依赖是一个如今很流行的专业术语，它表明当前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s）有赖于历史或传统。一个基本的比喻是，一条穿过森林的道路，它迂回曲折之处正反映了那些最初修筑道路的人的困难和局限，比如河面上有浅滩或者丛林有凶狼。如果晚些年来修这条路，由于筑路技术的提高或者林中出现了空地，可能这条路会修得更加笔直，但过往对现有道路的投资说明，留用旧路的成本更少。[12]人类制度也是如此。比如，有关最终决定总统人选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可能不在最初起草的宪法内容中，但现在没人要努力废除这一制度。

传统对于理解规范的重要性在于，人们常常根据习惯而不是所谓理性选择一类东西来行事。即使最初是经过理性谈判或审慎选择而形成的社会规范，它们仍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代代相传，而这一过程又正是人们慢慢习惯某些行为模式的过程。由于许多社会规范将长远利益或群体利益置于短期利益或个体利益之上，故而对被要求遵守这些规范的人来说，它们常常是不受欢迎且难以忍受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一书中所说，德性不同于智性，它要通过习惯和重复才能获得，以致最初不受欢迎的活动最终变得受欢迎或者多少不那么招人反感。道德教育不是一种认知训练，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身利益实际上体现在某一规范之中。这当然意味着，某种社会习性一旦习得，就不会像基于简单的信息而对某种观念或信仰失去信任那样轻易被改变。

社会化过程通过仪式化而得以加强。仪式通过创造能被代代相传的、程式化的行为模式使个体同社区联系起来。若按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看，大多数仪式看上去随意而无意义，但它们能够被倾注无穷的情感；对它们进行干扰或改造会破坏基层社区的团结，因此会遭到大量的抵制。若按照支撑今日英国政体的民主原则论，英国君主制肯定一无是处。相反，它具有强化英国社会分层的负面作用，使血统凌驾于功业之上。有人怀疑，若非围绕君主制有着种种仪式和人们对这些仪式所倾注的情感，它随时都会消亡。

最初的糟糕选择，其影响常常被一种经济学家熟知的递增收益（increasing returns）现象严重放大。即是说，在适当条件下，拥有某些事物会带来更多这些事物的产出，就像是经过了一个放大器的反馈。这类例子之一就是孔雀的尾屏。达尔文以来的进化生物学家指出孔雀的尾屏是性选择的结果，为了找到最好的伴侣，雄孔雀和雌孔雀各自在其同性中通过不断的相互展示进行竞争。生物学家从理论上推断孔雀尾屏的进化可能是偶然事件的结果，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一些雌孔雀开始喜欢有着亮丽色彩尾屏的雄孔雀。这就造成了某种递增收益的情形：由于某些雌孔雀想同开屏显眼的雄孔雀交配，其他雌孔雀也选择这样的雄孔雀，因为这样能让它们的后代可以更容易找到配偶。想找这类雄孔雀的雌孔雀越多，促使后来的雌孔雀不得不如此选择的动机也越来越强烈，如此愈演愈烈。

人类制度也是如此：许多制度的存在不是因为它们有效或者与环境十分适配，而仅仅由于在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们从其他制度中脱颖而出。随着时间推移，原本很小且不经意的差异会被放大为巨大的差异。经济学家曾举过一个递增收益使人们被锁定在早期选择上的例子，即人们在微软的DOS、Windows系统和与之竞争的CP/M或OS2系统中选择了前者。微软的操作系统在技术上并不领先于竞争对手，但由于选择安装它的群体数量大，使得每个人都有使用它的冲动，因为这样便可以使用和共享更多的应用。[13]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社区并不是一开始就能产生合作性规范，并且即使出现了这样的规范，也可能是不公正的，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不公正的或者适得其反的规范可以长时间存在。这意味着自发秩序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成为秩序本身。在内战之前的美国南方，使奴隶制合法化的社会规范不会通过自发地逐步演进而得以纠正——起码不会在人们认为的符合道德正当性的时间限度内发生这样的演进，而只能是由武力断然终结它；将它们强加于不情愿的人群也只能通过高度威权的手段来实现。就像哈耶克自己所指出的，以正式法律表现出来的国家权力，对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而言总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和修正。[14]

网络的缺陷

网络是当代的、组合（corporate）版本的自发性组织。一些有远见者，如《网络社会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的作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宣称，我们正处于一大社会转关之际，即从威权主义的等级制转向网络和其他彻底民主化的权力结构转变。出于情理之中，在一个组合世界里，人们希望在自愿、平权和对等的基础上做决定的愿景是诱人的，也符合抱有自由主义乌托邦幻想的人所希望看到的景象，即政府权力完全被自愿性团体及其内在的约束所取代。这种要求平等的热望说明了为何在组织话语（organizational discourse）中使用生物学做比喻特别受欢迎，在组织话语中，由上自下的、牛顿力学式的机械控制被认为不好，而自下而上的、有机的自我组织则颇受赞赏。

我们可以认为，在未来的技术世界中，网络将变得愈发重要，但也应该承认，等级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在组织中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其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不能把网络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资本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在它们不存在的地方，等级制可能是构成组织的唯一形式。第二，等级制对组织实现目标来说，有着功能上的必要性。第三，人们出于本性喜欢把他们自己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

正如我们所见，网络只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人们在其中通过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及人们之间的经济纽带与他人建立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公司可以在对雇员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使之形成对某些价值观的共享，从而创造出社会资本。但这往往是一个既漫长又成本较高的过程，且每一作为个体的公司无论如何都无法创造出能连接本公司工人和其他公司工人的社会联结（social ties）。因此，它们必须依赖存在于周遭更广阔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但这种资本或许存在，也或许不存在。自组织网络更可能出现于这样的情形下，即置身于广阔社会中的人们，不仅拥有其他强有力的公共建制（communal institutions）[15]，且人们不会因为阶级、族裔、宗教、人种或其他类型的分别而被割裂开来。

其中一个事例来自汽车产业。为了应对针对其出口政策的政治上的反对声音，日本汽车制造商如丰田和尼桑等开始在在北美设立工厂，但这些厂商一般都选择避开密歇根和其他有工会斗争历史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地区。对它们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工会规定工资所带来的高昂成本，而是具有悠久工会传统的美国工人团体不太能经受得住那种高信任度的管理方式，而这种方式正是精益制造（lean manufacturing）的基础。精益生产型工厂不仅在工作准则上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也需要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双向交流，还需要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企业共同体（common enterprise）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企业向美国移植最终选择了诸如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乡村这类地方。这些社区对工会组织的认同较少，有与日本大部分地区相似的小城镇特点。我不知道是否有从事精益制造的厂商考虑过，在西西里或其他意大利南部的低信任度地区设立工厂，但有理由相信这不会是一个明智的投资。自组织不是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生。

想发挥社会资本优势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必须要花大量投资来创造社会资本，因为他们在何处设立其本土工厂的问题上不像他们的日本竞争对手那样灵活。福特公司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严重违纪和大幅减员后，80年代迅速转向更为有效率的精益生产方式。福特公司清楚，既然避不开工会，它就得通过长期努力建立起与工人的信任关系，以此达成与工会的团结。福特公司指派一位高级副总裁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UAW）的主席进行紧密合作，并制定了一条基本政策，即不与抨击工会的零部件供应商做生意。1997年，公司拒绝从约翰逊控制有限公司（Johnson Controls，又译江森自控）购进零部件，当时后者正卷入一场事涉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激烈的员工罢工和资方停工事件。[16]福特公司的这一立场激怒了约翰逊控制有限公司，但这一策略后来取得了成效，福特因此而获得实实在在的劳工和平，并得以顺利地实施公司自身的精益运营（lean operations）。

与之相比，通用汽车虽然建立起一套及时供应（just-in-time supply）的作业方式，但没有把握到社会资本是确保这套作业方式正确运转的关键。通用在争取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信任上付出甚少，只是指定一名在公司管理层中位置低下的小主管负责打理劳工关系问题。严格的交货时间表让及时生产十分依赖信任与合作；如果某一零部件未能按承诺的时间交货，延误就会波及整个生产链条。在1996年和1998年，通用遭遇两次打击沉重的罢工，它们都是由事发地的本地工人联合会成员发起，随即迅速扩展到通用在整个北美地区的企业。1998年的罢工事件给通用造成了16亿美元的利润损失。

如上所述，日本公司向美国移植工厂时，利用了移植地社区既有的社会资本，福特公司在原本社会资本很少的地方花大力气创造社会资本，而通用汽车起初没能意识到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旦社会资本缺乏，等级制组织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实际上可能是将低信任度社会组织起来的唯一办法。经典的泰勒制不需要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建立任何信任关系，只需要处于底层的工人遵照正式规则行事即可。对工人进行激励靠的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软硬兼施；泰勒本人则是以促进产量提高为目的的计件工资制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工人没必要将组织的目标归入到自己的目标系内，也没有理由把老板视为大家庭的一分子。对于技能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等级集中制（hierarchical centralization）可以保证他们不必为自己的事操心。在20世纪30至40年代苏联迅急的工业化过程中，泰勒制被苏联的管理人员运用得十分有效，农民从田地里一下被带到大型工业企业来工作。那时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斯大林主义和恐怖政治的经历使人们之间的横向联系被切断，此前残余的社会信任也被彻底摧毁，以至于整个苏联社会变得原子化。

随着学历要求和技能水平在当代经济中的全面提高——正如美国所发生的那样，需要采取泰勒制组织形式的经济部门的数量会减少。不过，一部分劳动力培训起来依旧困难重重，国家中既存的许多社会、族裔、阶级、性别和人种方面的判分，会阻碍作为社会资本基础的共享规范在人群中传播，甚至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中间也会如此。这使得等级制组织仍将是一种重要的协调手段。

组织分层制度不会消失的这第二个原因，不仅适用于那些夕阳产业中的低技能劳动力，甚至也适用于最先进的高科技公司。许多情况下，等级控制比非集中化管理更加行之有效。尽管网络可以调动更多人的智慧，让他们勇于冒险、探索有效的做法，从而使网络可能更具创新力，但有时候一个集权的等级制的果断决策是非常关键的。

试想一下像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这样的行动吧。为了实现突袭的隐秘和突然，盟军指挥官不得不对军队调动和信息流动加以严格控制；而为了确保部队在适当时间登上指定的海滩，就需要对资源分配进行专断控制。集权组织比网络的行动速度要快得多，后者那种基于共识的决策方式会令行动受到阻滞。如果德国人在6月4日就得到盟军来袭计划的风声，并把军队调往诺曼底，后果该作何设想？如果你是艾森豪威尔，在当时情况下你是愿意让盟军按等级制还是网络方式来运转呢？在一场关于网络决策的实验中，剧场中的人们一齐模拟驾驶飞机，他们通过表决来控制飞机向上、向下或向一侧飞行。[17]实验表明，经过一个学习过程，这群人最终能够成功地操控飞机的行驶，尽管没有哪一个人能单独控制它。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网络协调（network coordination）的事例，但我怀疑，大多数人在乘坐波音747飞机时，更愿意把自己的性命交于单独一位称职的飞行员之手。

网络协调也可能风险极高。网络的一大优点是，许多接近地方性知识源泉的个体或次级部门（subunit）能持续地创新、实验和冒险。但当一个公司将“赌上公司”（决定公司命运前途）这样的大权交托给一个职位较低的员工时，这种优点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不利因素。这样的事情其实已经在久享盛誉的英国巴林银行的投资公司那里发生过，该公司曾允许一位年方二十九、名叫尼古拉斯·里森（Nicholas Leeson）的新加坡驻地交易员动用大量公司资本进行冒险投资，结果让他仅凭一人之力就埋葬了这家有着二百三十四年历史的金融机构。那些比巴林银行稍为幸运的、没有葬送在低职位雇员所做的错误决策中的公司，通常是很快在员工管理的等级控制上添加新的等级，从而避免类似灾难再度发生。

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兴起并横扫美国管理界的非集中化、组织扁平化和网络的发展热潮，常常以一种幼稚的重起炉灶的水平在进行。高度分权的公司和“被赋予权力”（empowered）的底层员工，这种现象以前就出现过，并以失败告终。零售商西尔斯百货（Sears）就是一例，20世纪30至40年代，在罗伯特·伍德（Robert E. Wood）将军的领导下，该公司将实际权力下放给分区副总裁和地方门店的经理。如此做的理由跟今天一样：塔拉哈西（Tallahassee，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的门店经理远比在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中的管理层更了解，应该在本地市场投放哪些商品进行销售。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很多被授权的基层管理人员开始按照自己想法行事，而其想法常常不能与公司整体的布局相一致，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汽修经理利用西尔斯诚信、优质服务的声誉，玩起挂羊头卖狗肉的营销伎俩。[18]

在非集中化的组织里，功能失调常常表现为“部落主义”（tribalism）的形式，某一部门的主要兴趣发展到只是打击另一部门而不是打败外界的竞争者。20世纪50年代在福特汽车公司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司内部的两派在销售大陆马克II型（Continental Mark II）汽车时发生了冲突，一派希望用它来吸引高收入家庭走入福特的展销厅，借此更好地推销福特的全线产品，而另一派则以节约成本为由阻挠一种四门车型的开发，使这一营销策略无从实施。[19]

在缺乏正式的管理控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通过让员工诚心奉守他们可以接受的行为准则，来防止肆无忌惮的个体员工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换句话说，在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组织内，只有社会资本才能让这类问题无处遁形。这一点可以、也确实常常通过培训来实现，或是通过甄别雇用那些品行端正的员工来实现，但这样投资于社会资本往往成本很高。并且，对非集中化管理的公司构成影响的部落主义，通常不是缺乏诚信和培训不足的产物，而是过分热烈地追求次级部门的目标甚至不惜以牺牲整个组织利益为代价的结果。在实行非集中化的组织里，管控行为的非正式规范可以在灵活性和风险性之间达成一个最优平衡，但它不保证两个目标都得以实现。当风险变得足够大时，正式控制就变得必要了。

吊诡的是，扁平化组织或网络的正常运转需要社会资本，而要创造这种社会资本，有着领导和魅力领袖的金字招牌的等级化组织往往是必需的。这些都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熟知的概念，但对经济学家来说比较陌生。大量有关组织和官僚制的研究文献都发现组织具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结构，并指出后者对于前者正常发挥作用的重要意义。通常情况下，引领某一特定组织的非正式的群体精神（informal ethos）是榜样教化的结果。如同在政治生活中一样，伟大领袖是那些能够通过自身人格和榜样的力量让人们按特有方式行事的人。管理专家埃德加·施恩（Edgar Schein）提供了无数小规模事例，以说明领导者如何形塑企业文化，比如离开办公室到车间中走动，与工人共担人身风险，或是绕过公司各级部门直接与工人接触。[20]像美国林务局和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这些最有效率的政府官僚部门，都有着为领导者强烈个性所塑造、常常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非正式文化。[21]网络，顾名思义就是群龙无首的；榜样和规范都必须从底层涌现。如果创造社会资本的规范一开始并不存在于组织中，那该组织要想在内部产生社会资本，其难度要远大于一个拥有强力领导的等级制组织。

“等级人”[22]

等级制（hierarchy）不会很快从现代组织中消失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人类本性上喜欢按照等级制将自身组织起来——或更准确地说，那些位于等级制顶端的人发现承认其社会地位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满足，其愉悦程度往往超过作为幸福之源的金钱和物质财富所能带来的。位于等级制最底端的人虽然谈不上有多喜欢这一制度，但他们通常别无选择。不管怎么说，现代社会遍布等级结构（hierarchies），大多数人能够最终在其中觅得一个中等乃至偏上的位置。还有，人们最反感的不是原则上的等级制，而是他们沉沦在等级制的底层。大多数成功当权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如法国人、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短时间内就设法建立起各自不同但在等级森严上相差无几的社会结构，其中最后站在权力等级之巅的不是国王或商业巨头，而是党的书记。今天，我们往往不是根据血统来赋予人们社会地位；如果在选择神经外科医生时根据的是那位候选者是某位神经外科医生的孙女，就会显得有些荒唐。但才华与能力的等级依旧得到划分。大多数人不会把神经外科医生和医院门卫同样划归到“卫生保健工作者”这一类别中——尤其是神经外科医生自己不会这么想。

为身份等级展开竞争是大部分动物世界的特点，尤其是与我们人类最亲密的灵长类亲戚的特点。动物世界中出现的大多数等级结构都是性选择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雄性为了获得接近雌性的机会而彼此展开竞争。雄性黑猩猩一心想着如何争夺到头领黑猩猩的位置，这种欲望深植于他们的神经系统中。当雄猩猩在某一等级体系中夺取最高地位后，它们会感觉到“血清素升高”（serotonin high）。[23]事实上，在一场实验中，研究者通过控制猴子颅内的血清素水平，便能做到提高或降低不同猴子的支配等级。[24]抗抑郁药物百忧解（Prozac）也是通过人为控制人脑对血清素的容受性来达到治疗效果。

对地位的追求也同样被内置于人类的情感系统中。被承认的渴望——包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承认和对其信仰、国别、人种、民族、理念等状况的承认——是人们政治生活背后的核心驱动力。[25]当一个人在适当的地位上得到普遍承认，其自豪感会油然而生，而得不到适当的承认则会感到恼怒。这些情感天然是社会性的：当一个人因为不被人承认而感到恼怒时，他想要的不是身外的某种实物，而是寻求出自另外一个主体意识的一种心理状态——即承认——的依据。常常出现这样的事例，一时之怒会令人做出明显不符合自身实际利益的事情，比如因为民族或宗教认同问题而开战，进行生死决斗，卷入暴力性的冤冤相报，或经年累月守在法庭上直到杀害妻子或儿子的凶手被绳之以法。

地位的竞争和被承认无疑也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许多被看做是经济动机的东西（通过实物商品的获得来实现对“偏好”的满足），并不是那么的出于消费的欲望，反而更多出于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说的“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即一个人在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中相对其他人所处的位置。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即富人追求财富不是出于需要，他们这方面的需要往往不多，而是因为“富人因其所拥有的财富而感到荣耀”，以及“感到财富自然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26]

当代生活中身份的重要性可以从许多现象中显示出来。罗伯特·弗兰克指出，美国公司的收入明细表中显示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要比经济学理论（设想工人的报酬严格按照其边际生产力来发放）所预计的差距要小。[27]原因在于，报酬较其他人高出许多的员工，其部分报酬是以地位方式显现的——比如角落里的单间办公室、大门边上的车位或者一个副总裁的名牌，而职位较低的员工由于地位不如前者，不得不对之予以金钱上的补偿。

全部与经济生活有关的事情关注的都是地位而不是财富，在这一点上也许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民调专家在屡次调查中发现的一个事实，即他们与其他人相比越是富有，则会觉得他们自己越是幸福。更确切地说，处于收入分配等级顶端的20%的人认为，他们比收入相对较低一级的那20%的人要幸福，以此类推，收入水平处于最低等级的那20%的人觉得自己最不幸福。这看上去是证明了金钱可以买到幸福，而弗兰克认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回头看20世纪40年代开展的最初若干次调查，那时最富有的20%的人所拥有的绝对财富其实不比20世纪90年代中等富有的20%的人多。并且，在十分贫穷的国家里，处于收入分配等级顶端的人，也许在美国只能勉强算是中产阶级，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们是最幸福的。[28]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与幸福有关的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并且，正如斯密所说，金钱带来的满足感与富人因其财富而“感到荣耀”的程度有关。

一旦人类追求地位甚于一般的物质财富，他们所展开的就是一场零和（zero-sum）博弈，而不是一场正和（positive-sum）博弈。也就是说，获得更高的地位势必损害他人的地位。在零和竞争中，古典经济学开出的许多传统的补救措施，比如不受管制的市场竞争，就不再有效。地位竞争时常导致社会效用的无谓损失，因为竞争参与方会相互抬价。为了不落于身份地位相当的邻居之后，你会去买价格不菲的宝马车，他们则会不甘示弱地买一辆劳斯莱斯。你们的相对地位并没有改变，但两家豪华轿车公司却从你们两人的财富里各自大赚一笔。像这类情况，比较好的做法一般是双方约定不再竞争（就像是一份同样用来解决零和博弈的军备控制协议），或有一个仲裁者出来限制竞争的激烈程度。

想象一幅扁平化的、网络化的、没有等级的未来世界图景，相当于想象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这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梦想——顺便一提，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欧，很多人权活动人士都怀有这样的梦想——同政治成为一切的社会主义梦想或不把男人当男人的激进女权主义梦想一样，都不太现实。[29]每一代人都试图重新定义把政治同公民社会和市场区分开的界线。到了我们这代人，这条线已经从政府那边被移开。原先被归属于政治的功能，经过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业已被重归于公民社会或市场。同样，在企业层面，权力和权威也已被下放、分散、外包和分解。但政治和社会的分隔线永远不会消失：社会秩序，无论是整个社会层面的还是整个组织层面的，始终都会产生，且来自一个既有等级制又有自发性的源泉。

[1] 译注：这里指的主要是《京都议定书》提出的温室气体排减量交易，而此概念源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John H. Dales）首先提出的“排放权交易”（missioning trade）；值得一提的是，恰恰是美国，至今仍未签署《京都议定书》。

[2]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0.

[3] Robert J. Sampson et al.,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Science 277 (1997).

[4] “Spring Breakers Drink in Cancun’s Excess,” Washington Post, April 3, 1998, p. Al.

[5] Francis Fukuyama,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 28.

[6] 这是由Edward Banfield提出的“无关道德的家庭主义”公式。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II.: Free Press, 1958).

[7] Max Weber, The Religion of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 237.

[8] 比如参见James Buchanan, The Limits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的导言。

[9] 对这个话题较为详尽的论述，参见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0] 译注：吉姆·克劳法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歧视性法律。

[11] See Mark J. Roe, “Chaos and Evolution in Law and Economics,”Harvard Law Review 109 (1996): 641-668.

[12] Ibid.

[13] W. Brian Arthu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New World of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74(1996): 100-109, “Positive Feedbacks in the Economy,” Scientific American (1990): 92-99.

[14] Friedrich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 88-89.

[15] 译注：有的学者将communal institutions译为社群机构，鉴于这里福山没有明指institution是机构还是制度，我们采用一个更加中性和包容的译法，即建制。

[16] Robert L. Simison and Robert L. Rose, “In Backing the UAW, Ford Rankles Many of Its Parts Suppliers,”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6, 1997.

[17] 关于这个实验的描述，参见Out of Control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4), pp. 8-11.

[18] 关于Sears的问题的描述，参见Gary Miller, Managerial Dilemm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90-94.

[19] Ibid, p.99.

[20] See Edgar H. Sche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8), pp. 228-253.

[21] James Q. Wilson, 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pp. 96-98.

[22] 译注：福山在这一节标题中采用了拉丁语“Homo Hierarchicus”，它源自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所著的Homo Hierarchicus: Essai sur le système des castes，台版中文本译者定名为《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其实就是指按照等级或层级组织起来的人，在这里我暂且采用“等级人”这一译法。

[23] Sec Robert H.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25.

[24] M. Raleigh, M. McGuire, W. Melega, S. Cherry, S.-C. Huang, and M. Phelps, “Neural Mechanisms Supporting Successful Social Decisions in Simians,” in Antonio Damasio et al., Neurobiology of Decision-Making (New York: Springer, 1996), pp. 68-71.

[25]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有一个久远的传统，即强调自豪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柏拉图把这种根本的心理现象理解为Thymos，即激情。他认为Thymos是从理性和欲望产生的灵魂里独立的一部分。在黑格尔那里，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更完整的解释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143-161.

[26]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p. 50-51.

[27]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pp. 96-99.

[28] Ibid, pp. 26-30.

[29] 英文版原缺。

第14章
超越“76号洞穴”

让他们都见鬼去吧，除了76号洞穴的人。

——76号洞穴洞歌，语出梅尔·布鲁克斯 （Mel Brooks）的《两千岁的男人》[1]

从本性上来说，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与生俱来就具备解决社会合作问题和创立道德规则以约束个体选择的能力。他们能在个体追求日常目标和同他人的互动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秩序，而不需要太多激励。把孩子从哈梅林（Hamelin）带往异土的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2]，恐怕不会看到这些孩子以一种蝇王（Lord-of-the-Flies）式的暴力自相残杀[3]（除非孩子们中间性别比例严重不平衡，同时假定花衣魔笛手自身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尽管这些孩子对父母的文化传统记忆不多，但他们仍可以建立起相差不大的新传统。他们的新社会也有一套血亲制度、私有财产制度、货物交换体系、身份等级制和许许多多约束个体行为的其他规范。诚实、可靠、守诺和各种形式的互惠，至少在原则上几乎为所有人尊重，并在多数时间里为大多数人所奉行。这个社会里也会有欺诈、犯罪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异常现象，以及控制这些异常的社区机制（community mechanism）。小孩子无需太多教导就懂得世界上有好人和坏人。他们对社区内部的人有强烈的休戚与共的感情，而对外部的人的感觉，好的情况下是心存戒备，不好就会公然敌视。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会无休止地张长李短，议论着谁调皮谁乖巧、谁重然诺谁爱告密、谁性情轻佻谁朝秦暮楚。所有这样的流言蜚语都会有助于维系寻常的道德——那种在家庭内部、朋友和邻里之间被践行的道德，也构成社会资本的源泉。

再强调一遍，哈梅林的孩子们，无需先知带给他们神谕，也无需立法者为之建立政府，就能自发地创造出全部规则。他们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是人，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动物，有着足够的理性来创立使他们得以共生共存的文化规则。

如果寻常的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是天然形成的，是人类自发性交往的结果，那么，在这个场景中缺少了什么呢？先知和立法者会给可被我们称之为的“新哈梅林”带来哪些缺失的东西呢？等级制形式的权威又会怎样对自发性秩序进行必要的补充呢？

首先，这里缺乏的是规模。哈梅林的孩子包括他们的后代将生活在一个50到100人的侨居群落里，这在某些方面与阿恩海姆的黑猩猩聚居群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大多数成员与其他成员有着亲疏不同的亲属关系；实际上，除非遭遇另一个外来群落，否则很难在其中找到一个与其他成员没有亲属关系的个体。新哈梅林即使按照等级制组织起来，也会相对平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没有大的区别。但这样一个群落不可能建成城市，也不可能创造出属于城市生活的一切事物。这里不会有劳动分工、非人格化的市场和规模经济，也不会有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因此也就没有长期投资行为，几乎不存在文化多样性。这里不会有高雅艺术，出不了米开朗基罗或巴赫，因为他们的创作必得依靠井然有序的农业社会所产生的大量剩余财富为支撑。这里建不出金字塔、帕台农神殿，更不用说凡尔赛宫。小说、科学研究、图书馆、大学、医院，这类事物理论上哈梅林的孩子们能够创建出来，但他们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所在的自组织的、相互平等的部落会维持小规模状态，陷在贫困的泥潭中难以自拔，也就无力考虑每日生存以外的事情。

换句话说，在本书第8—10章中所详细叙述的种种生物学机制，诸如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原则，能够解释狩猎采集社会的社会性，包括家庭、部落和其他小型群体的社会性。第11—12章中叙述的非生物学的自组织机制则可以对调控规模更大一些的群体（参与成员达到数百乃至数千人）的社会规则做出解释，同时也能解释在业已存在政府和法治的社会里大规模的自发秩序何以产生。但当自发性群体规模过大时，各种公共物品问题，诸如谁能参与制定规则的协商、谁来监管搭便车者、谁来执行规范等，就变得令人束手无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列举的有关公共资源的各类规则，构成了“小文化”（首字母小写的culture），即适用于小社区的小规则，一般不被认为与大型的、重要的文化系统有什么关联。当在最大规模的群体（民族、同语言族群、文明）层面考察规范的形成时，有关自发秩序的研究文献就做不出相关解释。“大文化”（首字母大写的Culture），诸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或基督教文化，都没有自发性的根基。

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与寻常的道德共存的是社会组织高层人群的道德败坏，其实，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条件。一群没有组织、我行我素的乌合之众，没法像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运动中屠杀富农那样，完成一场系统性的清洗。美国内战中死命捍卫奴隶制的南部联盟的士兵，或参与犹太人大屠杀的德国士兵，在身处自己的社区时，常常表现出诚实、勇敢和忠诚的品质。特别是德国人，他们以坚持奉守秩序而著称，就算是在押送囚犯前往集中营时也不会擅闯红灯。但这种使个体不愿违反交通规则的寻常道德，到了高层群体那里，就可能促成最恐怖的暴行。我们希望被人喜爱和敬重，也希望与人们保持一致，但这样的愿望会让陷入某一邪恶的政治体系中的个体去贯彻最无人道的秩序。属于全人类层次的道德，要求我们违背仅仅那些深感于心的、面向我们各自群体的忠诚和互惠规范。[4]现时代出现的道德方面的巨大冲突，不在于寻常道德的缺失，而是人类群体容易狭隘地基于人种、宗教、族裔或其他主观武断的特征来定义自身，并因此与其他被予以不同定义的群体争斗不休。

政府能组织起大规模社区，并将社会秩序转化为政治秩序，而立法者对于政府的建立则是必需的。人类能通过创造两至三级的等级制，将家庭凝聚成部落和家族，将部落凝聚成联盟，并最终将所有次级的社会团体凝聚成一个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或者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所有其他动物走得都远。[5]如政治学家罗杰·马斯特尔斯（Roger Masters）所说，国家也许真的有其生物学根源。[6]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并不是社会性动物，而是政治性动物。他这么说的根据是，除了一小部分相互隔绝的新哈梅林，各个地方的人类都生活在各自的政治共同体中。人们不只是希望通过家庭、朋友、邻里、教会、志愿者协会等方式与他们建立联系，他们还想要统治、领导他人，还通过等级制来塑造他们的共同体，并希望这种做法得到认可。

等级制对于纠正和弥补自发秩序的缺陷和局限是有必要的。它起码在防御和财产权保护方面能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但除此之外，政治秩序可以至少三种不同方式对创造社会资本提供帮助。首先，它直接通过立法来创造规范。“人们不能为道德立法”的说法只是部分正确；国家不能强令个体遵守那些违背人们重要的天然本能和固有利益的规范，但纵观历史，它可以并且业已塑造了种种非正式规范。20世纪60年代通过的《公权法案》（Civil Rights）和《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s）击败了种族隔离法案，对改变与种族有关的大众规范至关重要。

政治秩序缔造社会规范的第二种方式是为平稳的市场交换创造条件，从而为自发秩序（形成于超越亲自往来型社区边界的市场）的扩张创造条件。有了可靠的、能得到强制施行的财产权保护，买卖双方可以远距离地进行交易，即使出现欺诈也有所依靠；投资者能为赚取远期收益而进行投资。在没有国家和缺乏产权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一些交易以及更少一些的投资；甚至在政治秩序已然崩溃的战争地带人们也能以物易物。但没有国家，我们所认识的现代经济世界必然无由产生。

最后，政治通过领袖和超凡魅力（leadership and charisma）来制造社会资本。此前我曾指出，在团体环境中，个人常常能够塑造其所在组织的习惯和目标。对于政治也是如此。产生政治秩序所需的美德，不同于产生社会秩序的。哈梅林的孩子们践行的美德，我们可以视作与社会资本相联系的低微（small）美德：诚实、守信、互惠，等等。尽管对于政治秩序而言它们也很重要，但政治秩序需要其他更高级的且更少观察得到的美德，例如无畏、果敢、政治才能和在政治上的创造性。从梭伦（Solon）、莱库古（Lycurgus）到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这些政治家并不仅仅是把从身边涌现出来的规范确立为法则。在通过他们的个性和个人典范作用来创立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政治生活中的“新模式和新秩序”过程中，他们功不可没。乔治·华盛顿在位时表现得十分谦逊，断然拒绝了各种为之精心打造的荣誉称号，尽管许多国民都希望他成为准国王式（quasi-royal）的终身总统，但他在两任总统之后便不再谋求连任，这些都给美国后来的民选总统的行为提供了意义重大的先例。

等级制的宗教一直就是政治的婢女，作为一种能将宗族按照两至三级联盟的方式构建为一个帝国的等级制手段，宗教的作用几乎不逊于政治。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候，在国家的等级制权威和宗教的等级制权威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野。国王和大主教掌管着同一片土地，并且常常就是同一个人。宗教赋予政治统治以合法性：儒教经典为中国的官僚统治提供了支持，神道教在日本推广了对天皇的崇拜，欧洲的国王则利用君权神授实现统治。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无偿借助国家权力来传播和推行它们的教义，而且经常是在战争的节骨眼上这么做。按那句拉丁谚语的说法，“教随君定”[7]。

超越国家界限的最大规模的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ies）实际上就是宗教性的。许多这样的共同体都可以追溯到所谓的轴心时代，并且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分别起源于某一个人的学说——孔子、基督、佛陀、穆罕默德、路德、加尔文——或是数量较少的一群人的教导。虽然宗教组织的等级制权威对于形成寻常的道德准则并非必需，但它对于历史上文明的形成绝对意义重大。按照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说法，那些其疆域至今仍能划出世界政治的断层线的伟大文明（包括伊斯兰、犹太、基督教、印度以及儒教文明）本质上是宗教性的文明。[8]

等级制宗教也在另一个关键方面对形成道德规范起着重要作用。不管是我们喜好社会合作的生物学倾向，还是通过非集权化的讨价还价所形成的自发秩序，都永远不会导致道德普遍主义（moral universalism）——即适用于所有够资格作为人类的人的道德准则，而今天的人类平等、人权之类的观念正有赖于这些准则。天然秩序和自发秩序最终只会加强小群体的自私性并导致一个小的信任半径。它们带来了诚实和互惠的日常美德，也造成了等级和秩序，但仅仅是在相对较小的社区（communities）内。它们还会引起梅尔·布鲁克斯所说的76号洞穴人的道德，即“非我洞人死不足惜”。洞外之人成了集体侵害的恰当目标，就像贡贝的那些惨遭同类杀害的黑猩猩。

我们通常把宗教激情同集体暴力相联系，故而那种认为等级制宗教对打破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ies）之间的壁垒功不可没的观点则看似有些突兀。北爱尔兰的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教徒和东正教徒，斯里兰卡的印度教徒和泰米尔族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常常成为新闻焦点。但如果我们从长时段的视角考察人类历史就会发现，宗教对于扩大人类社会的信任半径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人类进化过程中，竞争与合作总是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捍卫自己所在团体的秩序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同其他团体展开竞争。但团体的规模不断在扩大，超越了家庭、部落，也远远超过了76号洞穴的规模。为在更大的社区中确保秩序、规则与和平，社会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今日有组织的宗教群体相互间的激烈竞争就是这一进化过程的结果。现在用以解释现象的基本单元不是家庭或者部落而是文明，这一点要归功于宗教。

并且，正是宗教最先提出，道德准则应被施行于其间的最终共同体——最终的信任半径——就应该是人类自身。这种道德普遍主义存在于许多轴心时代涌现的宗教中，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正是基督教将人人平等的人权观念传给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类世俗学说。也许任何现行的宗教都无法让对道德普遍主义的向往成为现实，但这种向往却是宗教所创造的道德世界（moral universe）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构筑更高层次等级制的任务只有在现代西方世界才从宗教那里交付到国家手中，因为国家有着官僚机构、正式法律、法庭、宪法、选举等复杂周密的机制。在早期欧洲，教派冲突的破坏性实在太大，于是自由主义的创立者，如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等人，为共同体构建了新的基础，这种新基础使国家走向世俗化，并大幅减小了由政府权威强行推广的共同价值观的数量和涉及范围。作为本书第一部分话题对象的后工业化自由民主政体，就是这一创新的最终结果。

一个现代自由民主政体，它在整体上所共享的价值观，从性质上看越来越倾向政治性而非宗教性。曾经有一度，大部分美国人认同把美国描述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如今只有一小部分人持此观点，而且要接受社会中其他人极度怀疑的目光。大多数美国人可能更愿意按照某些世俗的价值观，如民主、权利平等、立宪政体等，来理解其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性质。这个国家十足的多样性能保证，除了在大众文化领域之外，能被视为足以指引人们的共同文化的价值和方向的东西越来越少。

由于今日欧洲大部分社会都已世俗化，如果再称欧洲是一个“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就会更显怪异。基督教在塑造欧洲文明上起过重要作用这一事实虽不容忽视，但当代欧洲人更多是从世俗的政治方面而非宗教方面来定义其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ies）。他们的这些做法（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各种社区也是如此），看上去就像是对人类历史早期的一种怪诞的回归。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都已变成多民族和多文化的社会，尽管在这一点上远不如美国发展程度之深，但它们同美国一样必须寻找出办法，以便从政治和公民而非伦理和宗教的角度来确定其身份认同。1998年，德国最高法院和政府决定将伊斯兰教列为国家认可的宗教，并向非德国裔人士开放德国国籍申请，这些都是向上述方向所积的跬步努力。

去等级化的宗教

在全部发达国家里，等级制宗教已经与国家权力相脱离，并进入了长期的衰落过程。在第8章，我提到过，在许多原始社区里，民间宗教以某种非等级化的方式产生，而在现代社会中，不同团体时常出于可归为工具理性的目的而诉诸宗教实践。或者说，支撑宗教实践的不是对天启神谕的教条式信仰，而是因为宗教的教导构成了表达社区现存道德准则的一套习惯语言。力求在自己的小部落里创造出社会秩序的哈梅林的孩子们，也许会从宗教的角度很好地定义出自己的规则。这与我之前所说的，他们不必依靠先知给他们带来神谕天启就能形成社会秩序，并不构成矛盾。这种去等级化的、工具性的宗教是自发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自发秩序的一种替代物。以法律和政治的语言来看，这种宗教的语言看上去可能是有些非理性的，但他服务于社区建设这个理性的目的。

不会有哪个宗教只把它自己当做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曾说美国人应该去教堂，任何一个教堂都行，他因此而受到嘲讽。但事实上，这就是许多人看待当代宗教的态度。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混乱无序，他们的孩子需要确立价值观和规则，或者发现他们孤立无援且迷失了方向；他们投身某一个教派不是因为他们成了笃实的信徒，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形成规则、秩序和社区的最方便法门。这种类型的宗教实践没法克服道德微型化（moral miniaturization）的问题，而实际上会恰恰助长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很容易把人们带回到洞穴式的社会秩序中。

这种去等级化的宗教实践可能永远不会消失，其原因正在于它对社区是有意义的。一两代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化和世俗化必然相伴随行，基于天启的信仰最终会被基于理性、科学和经验主义的知识所取代。考虑到当时大部分欧洲社会正经历世俗化过程，并且鉴于美国也发生着公共生活的世俗化，这种说法似乎成立。但没有一种完备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告诉我们，宗教在今日的状况下不可能复苏。正如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大卫·马丁（David Martin）等人所指出的[9]，世俗化与现代化之间被假定存在关联，一度曾是社会学文献中一个重要内容，但其实这种关联并不存在。[10]这一基于推测的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被证明主要适用于西欧社会。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美国，随着人们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明显出现声称有宗教信仰的人变少的情况。[11]马丁曾指出，自从1620年第一批移民在普利茅斯湾（Plymouth Bay）定居后，美国曾出现过至少三次大的宗教复兴：18世纪上半叶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基督教复兴运动），19世纪30—40年代的第二次大觉醒，以及20世纪中期的五旬节运动的高涨，这一次的宗教复兴从某种意义上直到今天仍在继续。[12]

信任的文化基础

尽管等级制宗教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但它在许久以前就建立的文化模式，在构筑今天的信任关系方面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想用人类本性来解释诸如信任和社会资本一类现象的企图都有一个弱点，即无法对人类群体彼此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做出解释。这里也依然如此。前面所提到的作为社会资本基础的种种普遍的心理特征，虽足以解释为何在相对小规模的群体内会存在社会合作，但不足以说明为何在当代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信任半径。这类解释在本质上必然完全是文化性的，且时常需要回顾一个社会的宗教遗产。

在我早先的著作《信任》（Trust）中，我探讨了许多这样的文化差异。[13]例如中国社会，由于儒教文化强调社会义务（social obligation）主要面向的是家庭，故其信任半径常常限于家庭或家族群体。在传统中国，一个孩子没有义务向警察供出自己作奸犯科的父亲；对家的责任超过了对国家的责任。这意味着在家庭内部往往有着很强的合作性联结，而在无法证明彼此存在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则相对缺乏信任。中国的企业往往维持着家族式特征，其结盟也不是基于某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利益最大化标准，而是基于家庭关系和个人友谊。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拉丁天主教（Latin Catholic）国家（南欧和拉丁美洲）。这些国家中信任半径也往往限于家庭和私人好友。像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主要是被少数几个强大的家族所控制，其产业遍及从零售业、制造业到保险业等多个部门。在这样的网络里通行的经济学原理外人不易了解，除非他明白这些网络都是建立在亲属关系和私人关系之上。那些行事时忽视了这些有关信任的复杂网络的外来投资者其实是在自担风险。

在文化上强调亲属关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这样经常会导致的结果是出现两种层次的道德义务——对家庭内部是一种，而对家庭以外所有人则是义务程度更低的一种。在许多这类家庭主义的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公共腐败（public corruption），因为公共服务在这里常被视为代表家庭在外行窃的机会。巴西有一句俗话，道德这东西，对家庭是一套，对外则是另一套。没有亲属关系或私人关系就很难做成生意，对待陌生人则常常会毫不留情地投机取巧，而这种情况在信任网络（network of trust）里是绝不会发生的。

这里没必要展开细述这些文化习俗的种种起源，除非它们有助于理解大断裂的未来以及那些经过大断裂的国家在文化复兴上的前景，我们才会进行讨论。拉丁天主教世界中的家庭主义，在文化根源上既包含拉丁文明有关家庭的传统，又包含天主教对家庭的一贯重视；在中国，家庭主义则深深植根于儒教思想之中。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新教不再强调他所称的“亲族”（sib）或者说家庭，并要求信徒把诚实和道德行为作为普遍义务承担起来，从而为一个更大的信任半径奠定了基础。美国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清教国家；美式清教在内部组织上具有强烈的宗派性、权力分散和会众制（congregational）[14]特点。不像欧洲有自己国家认可的宗教，美国在19世纪早期就废除了所有国有教会，使宗教成为完全志愿之事。志愿性社团在美国数量庞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具教派性的新教[15]的推动；后者也解释了何以美国的公民社团（civil associations）的存在密度相对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世界价值观调查》就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1991年，有71%的美国人声称他们是某一志愿组织的成员，相比之下，法国、加拿大、英国以及前西德的相关比例是38%、64%、52%和67%。[16]莱斯特·萨拉蒙也发现美国的非盈利部门在该国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方面所做的贡献，明显超过其他发达国家。[17]韦伯所说的“死去的宗教信仰的幽魂”，以世俗的社团形式继续徘徊在美国社会中。

未能把信任半径扩展到家庭和朋友的自然圈子以外，是不良政府（统治）的后果之一。透明的法治会给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创造基础，但这种法治不是想有就有。有些政府在保护财产权或保卫公共安全方面做得不好，另一些则在对社会征税和管制的方式上表现得专断和无度。在这些情况下，家庭成为一个安全的港湾、一个不对外的保护区，在其中人们对他人的可信度相对更有把握。中国人对家庭的依赖，就是根源于帝制中国的横征暴敛的税收制度，这种依赖感又在20世纪由于令人心悸的政治历史而被加强。家庭给自身和征税者各留一份账本的做法在包税制（tax farming）流行的社会里是情有可原的。狄亚哥·甘贝塔（Diego Gambetta）解释说，西西里黑手党之所以出现于19世纪晚期，是因为意大利南部的政府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保护财产权。[18]由于缺少在面对民事纠纷时可以求助的有效的司法系统，人们被迫转而求助某个黑手党成员，使其确保自己在遭受欺诈时能寻回公正。类似的故事正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上演，国家无力保护财产权和个人安全，迫使人们转而寻求本地黑帮这种私人性质的保护。比较而言，一个普遍的、得到公正实施的法治，能为彼此无关的陌生人提供合力工作和解决争端的基础，从而扩大信任半径。

重返洞穴

在本章及前一章，我大体总结了自然和自发秩序的局限，并解释了为何宗教和政治权威这类形式的等级制权威对于创造社会资本和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范总和是有必要的。在组织层面，我说明了为何等级制不会完全消失，以及为何网络的巨大优势和自发组织的工作场所仍不足以满足组织所追求的全部目的。有人也许会问，既然秩序的自然和自发来源存在所有上述这些局限，并且它们必须得到等级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多方面的补充，为何我还要煞费苦心地在一开始就讨论它们呢？它们与大断裂又有何关系呢？

把前面的隐喻结合到此可以说，答案在于，哈梅林的孩子已经走出了洞穴。他们失去的不是群体规模（scale）或道德普遍性，而是他们原本可以自行创造的寻常道德。也就是说，北美和欧洲的发达社会已经是大规模的、政治稳定的实体，具有足够的等级制权威来保证个人和公民权利的普遍性原则得以实施。尽管它们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些原则，在这些国家里道德微型化的情况也一直在持续，但其居民并没有住在充满敌意、自顾自的洞穴或者信任半径最远不过邻里街区边缘的“郊区飞地”。这些国家也没有一个变成波斯尼亚或卢旺达。以某些共同的政治原则为前提条件，它们得以成为庞大而富有的社会，多样性在其中既是优点也是问题。

流行于意大利南部和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不信任现象，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得到自我纠正。当地居民自发创造秩序的天然能力，不足以让他们改变致使信任半径有限的文化习性。而这些地方缺乏善治和中介性社会群体（公民社会）——这类群体不会因一时呼唤就成为现实——的历史又导致这种文化习性被加强。但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正经历大断裂的发达国家都没有遭遇这类问题。特别是美国，由于存在鼓励志愿性团体的文化，不管社会信任出现多大的滑坡，这方面的表现也依旧强于意大利和法国。美国社会不死板、有活力，相对不受仪式化和传统的掣肘。经济发展可以在这里被拿来做类比。发展经济学家意识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不见得能适用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缺少在发达国家那里已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比如银行监管制度或有效的商事法院体系（commercial court system），它们还要面对那些在更富于流动性的社会（比如美国）中所没有的文化障碍。比方说，解除监管负担就会让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这种观念就不一定适用于那些对创新和冒险精神存在文化上的敌意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解除管制会导致犯罪行为和无政府状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最初产生这些理论的发达国家里，上述规律不会发生作用。

美国面临的是另一类困难。由于技术变化和当代社会特有的规模和多样性，美国丢失了很多哈梅林的孩子住在洞穴时曾享有过的寻常道德。对于美国和其他处于相似状况的国家来说，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一个重建等级制权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变化了的技术环境下，重新恢复诚实、互惠的习性和重新扩大信任半径的问题。

因此，知道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天然和自发性来源，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见解。它一方面说明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会以使人们能够适应技术和经济条件变化的方式持续演进，另一方面说明自发性演进会与等级制权威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出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作为规则的来源，自我组织和等级制缺一不可。美国和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家庭生活秩序的恢复都无法通过政府政令来实现，国家也无法裁定女性应如何平衡工作和养育子女的责任。控制犯罪常常是邻里街区的责任，公共行为标准也由其来设定。这些文化规则必得通过个体与社区日常的彼此互动来创立。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在边际层面影响着社会选择，有时是通过确保公共安全产生正面影响，有时则因为造成了对单亲家庭的反向激励而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当代社会不能再像过往那样依靠宗教的权威，但宗教并没有消失且依旧是共同价值观的有益来源。不过，我们应该假设，人们会继续运用与生俱来的能力和理性，去发展那些服务长远利益和需要的规则。多少万年以来，人类一直这样做，如果他们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停止这么做，将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

剩下的问题，需要从有关社会秩序的起源的抽象解释转到更具体的讨论，即我们在信息社会不断走向成熟之际将如何走出大断裂。从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讨论网络并在高科技工作场所运用社会资本时，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动摇了工业时代的社会规范，但我们仍需追问，在这一发展中是否就不含有社会秩序的其他来源。通过回顾过去并检视历史上社会在遭遇快速的技术变化时如何重建道德价值观，我们也能形成一些有关未来的见解。这也是本书第三部分的主题。

[1] 译注：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和卡尔·雷纳（Karl Reiner）在20世纪60—70年代创作了系列短喜剧，这些喜剧的情节内容主要通过雷纳与一位世界上最长寿的人（由布鲁克斯扮演）之间的问答形式展开。在一次手术后，布鲁克斯说自己感觉像是一个有两千岁年纪的人，雷纳便趁机开始询问布鲁克斯的感受和两千年来的见闻，于是有了《两千岁的男人》这场喜剧。剧中有这样一小段问答，雷纳扮演的角色问活了两千多岁的布鲁克斯，现在的国家都有国歌，那么两千年前的人有没有国歌？布鲁克斯回答说那时候有很多洞穴，住在每个洞穴的人们都有自己的“洞歌”，其中76号洞穴的洞歌歌词是，“其他人都见鬼去吧，除了76号洞穴”。这种价值观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是一样的，都极端排外。

[2] 译注：德国的传说故事中有关于花衣魔笛手的一则，讲的是在几百年前，德国一个名叫哈梅林（Hameln）的村落发生了严重的鼠疫，恰逢一个自称捕鼠能手的外地人路过，村民许以重酬请他除去鼠害，于是他用神奇的笛声将所有老鼠引到河里淹死，但事成村民违反诺言不付酬劳，吹笛人愤然报复村民，伺机用笛声将村里的小孩子拐走，不知所踪。1933年，美国曾将该传说改编成动画短片上映。

[3] 译注：《蝇王》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代表作，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哲理小说。故事讲述了在未来爆发的一场战争中，一群孩子乘飞机疏散时，在海上遇事故迫降于一座荒岛上，最初孩子们尚能团结一致，但由于“野兽”的出现令他们产生恐惧，而恐惧使他们分崩离析，最终一步步发展为相互残杀。

[4] 关于这点，参见James Q. Wilson, The Moral Sen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21-122.

[5] 目前知道的唯一能够建立秩序严密的等级制度的动物是海豚。

[6] Roger D. Masters, “The Biological Nature of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35 (1983): 161-193.

[7] 译注：福山在这里用了一句拉丁谚语“Cuius regio，eius religio”，英译文是“Whose realm，his the religion”，这句话有时也被译为“教随国定”，似不确切。

[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9] See, for example, Peter L. Berger, “Secularism in Retreat,” National Interest (1996): 3-12.

[10] 关于讨论该主题的概括性著作，参见David Martin, A General Theory of Seculariz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Martin的观点自那时起已有所修正，参见他的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m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and “Fundamentalism: An Observational and Definitional Tour d’Honzon,” Political Quarterly 61 (1990): 129-131.

[11] 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New York: Norton, 1995), pp 60-67.

[12] Martin, Tongues of Fire, chap. 1.

[13] See Francis Fukuyama, Tru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especially pp. 61-67.

[14] 译注：会众制是基督教的一种教会体制，它强调每个地方教会的独立自治。

[15] 译注：西方基督教主要分为（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部分，天主教一般自称教会，其下也不分教派，而新教下面则有数不清的各种教派。

[16] James E. Curtis, Douglas E. Baer, and Edward G. Grabb,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Fifteen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992): 139-152.

[17] 在美国，非盈利型行业占总数的6.8%，法国则为4.2%，为第二高；美国该行业的产值占GDP的6.3%，在第二高的英国为4.8%。Lester Salamon and Helmut Anheier, The Emerging Secto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y 1994), pp. 32, 35.
但是美国的社团类型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它显示出了对美国社会中的宗教持之以恒的影响。宗教参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接下来是韩国、荷兰、加拿大，它们都比美国的程度要低。在另一方面，和欧洲大陆相比，尤其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相比，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与1981年在协会中的成员率非常低，而且在后十年大幅下降；在北欧诸国，比例在相同的时段中却上升了。

[18] Diego Gambetta, The Sicilian Maf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8-22.

第三部分

大重建

第15章
资本主义将会耗尽社会资本吗

许多人凭直觉认为，资本主义有害于道德生活。市场给每一事物标上价格，把人与人的关系用盈亏底线（bottom line）来折算。按照这种看法，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资本的消耗要大于它的产出。对机构的不信任、信任半径缩小、高犯罪率以及亲属关系的支离破碎，诸如此类发生于北美和欧洲的现象增加了某种糟糕的可能性，即这些发达社会在耗散社会资本的同时又无力再次重建它。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物质富有道德贫穷么？难道市场那种特殊的残酷和冷漠正毁坏我们的社会联系，并教育我们唯有钱才重要，而不是价值观？难道现代资本主义注定会瓦解它自身的道德基础并因此使自己走向崩溃？

事情的真相是，当代科技社会不断需要社会资本，就像以前那样，将之用尽随后重新补充它。需求和供应源的类型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非正式伦理规范的需求会消失，或者人类会停止为自身设立道德标准并不再致力于践行道德标准。正如我们从本书第二部分有关自然和自发秩序的讨论中所见，人类会出于自身目的创立道德标准，一部分是出于本性使然，一部分则是出于他们对私利的追求。在过去，社会资本可能出自诸如等级制宗教或古老的传统这类来源，而这些来源在一部分现代世界中似乎变得不如从前那般坚实可靠。但社会资本并不只有这样的来源。

社会重新创造社会资本的过程不仅复杂而且往往艰难。很多情况下，这一过程要历经数代人，而在社会资本虚弱期，旧的合作规范被摧毁，又缺乏任何能够代替它们的东西，于是令很多人都成为这段时期的牺牲品。大断裂不会自动完成自我纠正。人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公共生活已然恶化，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自我毁灭，故而他们必须积极努力地为他们的社会重塑规范，途径则是商讨、争辩、文化争论甚至是文化战争。有证据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业已发生，而人类早期的历史给予我们一种信心，重塑规范或重塑道德是有可能的。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现代经济秩序如何同道德秩序发生联系，这是一个曾被无数作者论述过的老问题。回顾一下对此问题的一些早期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全球经济中技术最先进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如何也能产生社会资本的供给。正如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指出的，为技术驱动的现代资本主义究竟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道德生活，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完全对立的观点。[1]

一种观点来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把社会资本的减耗追溯到启蒙时期。出于对法国大革命走过了头的不满，他批评由一个集权国家强行将一些抽象原则施加于人民、并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缔造出一个崭新而公正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做法。这样一种秩序要行得通，不仅有赖于设计这一社会的社会工程师的智慧，还有赖于一种假设，即人类能够被理性的利己主义充分驱动。伯克认为，大多数后来证明行得通的社会规则不可能通过事先的推理就被发现，而是通过持续的社会演进、在反复试错的基础上方能涌现。这不一定是个理性过程；宗教和古老的社会习俗在塑造规则时扮演着重要角色。伯克的保守主义里也有相对主义的成分。每一个社会都会根据其自身的环境和历史而产生一套不同的规则，这无法为理性所完全理解。对伯克而言，法国大革命和往广了说的启蒙工程（Enlightenment project），意味着一场人类的灾难，因为它们试图用理性的法则来取代宗教和旧习这类传统的法则，并让个体在没有神圣制裁（divine sanction）威胁的情况下遵守理性的法则。但理性并不足以产生出将社会凝聚在一起所需的道德约束，因此启蒙工程终会因自己的内在矛盾而溃败。

伯克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近来又有更多版本。比如，当代英国作家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启蒙运动的内在矛盾被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并表现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的犯罪率提高和社会失序。[2]资本主义对这一过程起着推进作用：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它把私利放在道德义务之上并且不断地用一种技术代替另一种技术，借此，它破坏了人类社会经过数百年时间建立起的联结，它给社会留下的、能作为社会凝聚力之基础的只剩下赤裸裸的私利而已。

按照这样一条思路，现代诸社会之所以还未确实崩溃，仅是因为它们靠着某种历史积累的、但有消耗而无补充的社会资本而得以继续维系。对这一衰落过程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世界的世俗化，因为如果宗教是道德行为的主要来源，那么宗教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衰落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终结。对此，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在其《增长的社会极限》（Social Limits to Growth）一书中曾有过明确论述：“‘个人主义的、契约型的经济’，其运作所需的社会美德，如‘诚实、信任、宽容、克制、责任心等’，在很大程度上以宗教信仰为基础，而‘作为市场基础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则破坏了宗教的支持作用’。”[3]

沿着相似思路展开的还有大量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研究文献，它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出与市场运作所需不一致的规范，从而会自毁根基。约瑟夫·熊彼特大概是持此观点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逐渐创造出一个精英阶级，他们对那种使自身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力量深感不满，并且试图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来取代市场经济体制。[4]丹尼尔·贝尔则认为，物质的富足会让职业伦理变得无足轻重，并创造出一个始终致力于变革现状的文化精英阶层。他观察到，现代主义艺术的本质就是渴望挑战既有的规范、质疑权威和否定公共规范 （community norms）。[5]每一代人都感到打破规范的使命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因为他们面对的规范越来越少，能够从满于现状的状态中警醒过来的人也越来越少。这种说法也解释了另一现象，即从20世纪20年代漫无目标的达达主义（dadaism），发展到20世纪晚期种种淫秽、亵渎、粗鄙的行为艺术毫无节制的泛滥。在贝尔看来，始终站在所有中产阶级价值观对立面的文化精英最终将摧毁市场社会的产生基础，而正是这种社会才使它们的存在得以可能。

指出市场社会和社会秩序之间潜在冲突的不只是贝尔，还有许多其他著述者，例如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和威廉·班尼特（William J. Bennett）[6]。非正式的公共规范最容易产生和施行于小型而稳定的群体之中，而资本主义过于变动不居，以至于它不断地通过减员、优化重组和向海外转移劳工来裂解团体。巨无霸的、高效率的沃尔玛取代了夫妻零售店，从而摧毁后者所建立的人际关系，这一切都是为了更低的价格。市场社会造就了人们想看到什么就展示什么的娱乐业，也不管它对性与暴力的描绘对他们和孩子是否有益。市场社会往往把这样一类人捧为英雄，他们精擅生财之道或长于赚取名声（常常二者兼擅），为此不惜损害那些具有崇高而不实际（可货币化）之美德的人的利益。[7]

在过去许多年里，美国经济的许多部门得以免受竞争之害，是由于有着监管、专业标准或细分的市场的缘故。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解除监管和对更激烈的国内和国际竞争采取开放姿态，许多这些从前受到保护的部门开始遭遇更强大的竞争力量，而这些竞争力量可能对社会资本产生负面影响。在20世纪50—60年代，银行家到下午三点就能去打高尔夫球，当然也有时间和财力投身于社区服务；随着银行业去监管化，他们能自主支配的时间和资金大大减少。约翰尼·柯克伦（Johnnie Cochran）用以帮助辛普森（O. J. Simpson）摆脱罪名的论据——基于种族团结的陪审团否弃权——很可能在上一代美国法律从业者（jurists）那里遭到极力反对。然而，专业团体施行这类非正式规范的能力被大为削弱，原因是今日律师面对的是竞争激烈得多的从业环境。柯克伦不仅帮助其委托人摆脱了谋杀的指控，还在这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另有收获，给自己在有线电视法制频道（Court TV）[8]谋得一份新工作。

有关“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文献，其问题在于过于片面，还不要说资本主义尚未崩溃或者并没有动摇自身根基。我们可以承认，资本主义常常是一股有破坏性的颠覆力量，能瓦解掉传统的忠诚和义务。但它也能带来秩序，并建立起新规范以取代被它摧毁的旧规范。事实上，资本主义有可能是规范的最后（net）缔造者，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中一支最后的教化力量。本书第二部分中引述的有关自发秩序的种种文献，其要点在于揭示出，如果让处于权力分散的群体中的人们各行其是，他们往往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创造秩序。

许多启蒙主义思想家也显然抱持上面那种想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绝不是在毁坏道德，而实际上是在促进道德。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孟德斯鸠，他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是，商业……让野蛮的行为方式变得优雅、和缓”。[9]对此观点最清晰的表述是由塞缪尔·里卡德（Samuel Ricard）在1704年做出的，并在整个18世纪被广为引述：

商业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利用而把他们联系起来……通过商业活动，一个人学会了与人磋商、待人诚恳、举止礼貌以及言行审慎有度。意识到要想成功就得明智和诚实，他会避免恶习或至少举止得体、稳重，以避免让目前和将来可能认识的人对他产生不好的评判。[10]

尽管里卡德根本不懂博弈论，但他讲述的正是一场重复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诚实的声誉转化为个人资产。亚当·斯密也相信“温和的商业活动”（doux commerce）[11]具有教化作用，认为它提倡守时、持重和诚实的品质，并通过减少贫苦劳工对社会上层人士的依赖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12]从宽泛的角度可以认为，他为资本主义更多是基于道德而非经济这一主张提供了理据。[13]贵族社会建立在渴望荣誉的基础上，这种渴望只有通过军事斗争和征服才能满足。资产阶级社会用一种建立在更狭义的私利基础上的原则取代贵族的原则——用赫希曼的话说，就是用利益取代激情——并且，在此过程中，让贵族秩序中野蛮暴力的习性变得温和。[14]商业社会的成员从勤奋、诚实、自律和许多其他的细微美德中发展出长远利益，这些美德也许无法成就贵族社会的宏图大业，但能避免贵族社会的种种恶习。希尔斯断言的像诚实这类商业所需的美德必须依赖宗教才能存在的说法，最终证明是荒谬的。商人的私利足以确保诚实（或至少表面上的诚实）会持续存在。

最后，也许最好采取一个折中的立场，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促进和伤害了道德行为。从激情向利益的转变不是只有得没有失。贵族对荣誉的热爱是一切伟大的政治抱负的核心所在，政治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赖于此。伟大而显赫的企业也不是靠那些仅仅具有诚实、稳重、守时、可靠等品质的人就能建立。亚当·斯密尤其能意识到往往为商业活动所鼓励的这些细微美德的局限——对他来说，稳重不过会赢得“冷淡的尊重”而已；资产阶级追求的“改善自身状况”的目标，其基础是那种认为财富可以买到幸福的错误观念。[15]

即使我们把考虑范围限定于资产阶级的美德，恐怕也得承认，市场社会同时会损害和加强道德关系。给爱情标上价码或出于提高效率而解雇一名老员工，可能真的会令人变得冷酷。但相反的情况也在发生：人们在工作场所建立起社会联系，因为不得不与他人长期工作在一起而学着诚实和稳重。不仅如此，随着我们从工业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转为后工业时代或者说信息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社会资本和内在化的非正式规范变得愈发重要。复杂的活动需要自行组织和自行管理。要具备这样做的能力，如果文化没有提供其基础，私人企业就会予以支持，因为它们的生产力有赖于此种能力。通过过去二十年发展已遍布于美国的工厂和办公室的新型组织，尤其是通过网络的概念，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

现时代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对社会资本的持续需求。从长远来看，它应该也有能力提供足够数量的社会资本以满足其需求。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因为以自私的目的为出发点的私营部门往往能创造出社会资本和与之相关的种种美德，诸如诚实、可靠和互惠。上帝、宗教和古老的传统在这一过程中虽不无助益但不是必需。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说商业往往能促进道德是对的，伯克、丹尼尔·贝尔断言资本主义必然削弱其自身道德基础，或更宽泛地认为启蒙运动是自毁长城，则是错误的。

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多混乱的认识。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近年来为复兴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做了大量贡献，他认为，正是由于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产品才往往造成自由市场对其生产不足。[16]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对作为整体的社会有益，但每一组体现着社会资本的人群无法为自身获取这种益处，因而也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来率先创造社会资本。这意味着社会资本要由非市场的力量来供应——要么是政府（当其提供具有社会化作用的服务比如公共教育时），要么是诸如家庭、教会、慈善机构或其他类型的志愿团体这类不是为钱而来的非政府参与者。与此观点一致的是，许多围绕社会资本开展争论的参与者认为，盈利型公司（比如英特尔和吉列）和非政府组织（比如山峦社或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二者有明显的差别。只有后者才体现出社会资本，才算是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

认为社会资本是公共产品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资本其实出自私有市场，因为它是自私的个体出于长远的利益才创造出来的。企业需要在客户服务上体现高度的诚实和礼貌，商家会立即从货架上撤下有瑕疵的产品，公司老总在萧条时期会自减工资以示与员工同进退，这些做法都不是出于利他：每一种做法都存在长远利益，因为这样做维护了诚实、可靠、优质、公平的声誉或者仅仅是作为一个大善人的声誉。这些美德成为经济资产，只关注盈亏底线的个体和公司也因而开始追求它们。同样，为了能公平地、长期地开发公共资源而创立规则的捕鲸者、牧场主和捕鱼人，不是出于环保意识而这么做；他们的私心是不让资源消耗殆尽，这样才能长期从中分得一杯羹。

然而，社会资本有着与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不同的一种特性。用经济学家帕萨·达斯古普特（Partha Dasgupta）的话说，社会资本不是公共产品，但它充满了外部性。[17]也就是说，个人会为了自己的自私目的去创造社会资本，但一旦它被创造出来，就会对更广泛的社会造成许多有益的溢出效应。努力为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可信赖度提高声誉的企业，会提高整个社会层面产品质量和可信赖度的一般水平。相信“诚实为上策”（即诚实有利己的价值）的人，其最终的所作所为同那些认为应该“为了诚实而诚实”的人的行为并无二致。不仅社会资本会产生外部性，它也常常作为其他活动的副产品或外部性而得以产生。因马克斯·韦伯而著名的清教徒不是靠累积资本来追求财富；他们是为了证明自己作为被上帝蒙选之人的身份。但是，作为他们践行节俭、自律和努力证明自己的一个意外后果，他们在那时创造了最后成为无穷财富源泉的商业。

因此，如果承认事实上社会资本并非公共产品而是充满外部性的私有物品，我们就能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会一直产生社会资本。就个体企业而论，社会资本能够且已然通过直接对合作技能进行教育和培训投资而产生。当然，也有一大批专门的商业文献讨论企业文化塑造的问题，而企业文化无非是尝试着使企业员工在一系列规范中得以社会化，这些规范能加强他们同他人合作的意愿并构建组织认同感。[18]日本的公司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它们让管理团队接受严苛的集体培训训练，以测试他们的耐受度，并建立起相互依存的联系。[19]如我们在第12章所见，许多转而采取扁平组织、团队或类似管理结构的公司发现，他们必须把大量投入用以培训蓝领工人，以使他们能够运用实际上被白领管理层所掌握的技巧。

政府之于社会资本：亦敌亦友

当然，事实上社会资本可以由私营公司创造并不意味着它不能由公共机构来创造。如果有人认为政府无法向人们灌输价值观，那么他（她）只需要看看美国海军陆战队就知道自己错了：多年以来，海军陆战队一直擅长从下层社会、贫穷的邻里街区征召男孩入伍，许多还是来自单亲家庭或问题社区，他们最后都被训练成严格奉行一套非常完备的内在的组织规则和规范的陆战队员。海军陆战队为期十一周的新兵基本训练是按完全等级制和威权式的方式进行的，在这段时间里，新兵的个人主义被有意打破，并禁止他们使用“我”这个人称代名词。

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源泉之一是教育体系，它在大多数国家是作为公共物品由国家来提供的。传统上，学校不只是简单给学生提供知识和技能，它们也致力于帮助他们适应特定的文化习惯，最终目的是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在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美国的许多公共教育者将之视为自身使命之一的是，帮助那些在世纪初大量涌入该国的移民子女同化到大的美国文化中。正如前此表明过的，信任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在高等教育上，学校仍然发挥着创造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就像在早先论及高科技研发时我提到过的那样，职业教育往往充当着规范和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源泉。专业领域、职业标准和高等教育经历本身都能创造团体，人们在其中共享知识和经验，规范也在其中得以建立和加强。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后中等（高等）教育的水平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都得到了提高，并且随着教育回报率的增长，上述水平还将继续提高。那么，在某一社会处于教育资源和收入分配顶端的阶层其社会资本也相对富足，就显得不足为奇。如第4章中对公民社会的探讨所指出的，发生变化的不是整个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总量，而是社会资本的分配和社会资本的性质特点。

尽管政府有能力创造社会资本，它们也擅长摧毁社会资本。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解释过，无力保障公共安全或财产权的国家往往会培育出既不相信政府也不彼此信任难于同人交往的公民。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其功能的集中化以及国家权力对几乎全部生活领域的入侵，往往破坏了社会的自发社交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在诸如瑞典和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中，看上去存在着生机勃勃的私人性社团生活，但几乎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政府的津贴或监管；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很多表面上的志愿组织就会解散。在美国，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在大断裂时期都有所削弱，而削弱的部分被集中于联邦政府，当中央政府行使干预时，它常常对民间团体的目标抱有敌意。前面曾谈到过，在司法体系的运作下实现了社会失序的非罪化，这说明现代自由国家可以剥夺地方社区以个人权利为名为自己设立规则和规范的能力，上面所举只是其中一例。

另取一例来说明，约翰·米勒曾指出，当代美国公共教育体系最大的弊病之一在于它放弃了同化（assimilation）这一目标。[20]公民培养课和美国历史和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不像从前那么普遍；许多学校在维持简单的秩序和防止课堂暴力方面力不从心，更不用说按照共同的文化模式来塑造学生的性格。有些父母无法给子女提供充分的社会资本，也不拿出实际行动来改善状况，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要求学校承担使孩子社会化的责任。另外，公立学校系统鼓励诸如双语教学、多元文化这样的创新，这样做显然是出于树立少数群体自尊心的目的，但其实际效果则是在群体之间树立了不必要的文化壁垒，从而造成社会资本总量的减少。

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是，自由民主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自由民主国家运用权力来推动人们对个人权力范围不断扩大（直至以牺牲社区为代价）的承认，是否存在不可动摇的必要性。尽管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不算振奋人心，但我知道，不存在决定性的历史力量使人们无法避开这些后果——当这些后果明显侵犯了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时候。227号提案的通过废除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双语制[21]，这也许说明了现代民主体制依然能够塑造自己的未来。

经济交易与道德交易

许多人也许都不会认同这样的事实，一家公司出于自身私利所做的事情能含有道德方面的内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是由于大多数人把利他或道德动机同理性自利动机做了非常理性的区分而造成的。经济学家更是如此，他们希望让经济学彻底摆脱对道德动机的依赖。[22]基于常识的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告诉我们，如果我对你表现出诚实并有助于你，完全是为了以后继续同你做生意，那么我就不是真的诚实和有助于你，而只是工于算计。美德不成其为美德，除非它为了自身这一目的而被践行。

关于道德行为这一康德式的见解强调意图甚于结果，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判断人的品性时。但在实际中并不容易划出道德行为和自利行为的界线。我们常常出于个人利益的原因而开始遵守一项规范，但持续遵守这项规范就是出于道德考量一类的原因。你到一家公司上班起初是因为你需要一份工作并靠它还房贷，但在那里工作几年后，你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归属感，即使不是对这个作为抽象实体的公司，至少也是对你的同事这些人。你开始牺牲自己的利益——加班到很晚，动用个人关系帮公司解决问题——不仅是想挣得奖金，而是因为你觉得有必要为了同事而这么做。如果这家公司通过裁撤掉你的工作岗位而最后把你抛弃，你会觉得这不单纯是一个客观的经济的决定，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背叛：“我把生命中的十年光阴献给这家公司，得到的却是这个结果！”

保持以自身为目的的道德行为和出于理性私利的道德行为二者的区别固然重要，但要完全把道德行为同私利分离开来很难，而且常常也不合理。想想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市场交换和互惠利他之间的差异吧（见第9章论述）。在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为了共同获利而交换物品和金钱。同样，在互惠的情形下，两人为了从对方那里获得长期利益，而同对方完成利益交换。我们把市场交换视为一种与道德无涉的交易，然而我们却让互惠具有了道德的意味。为何会如此？

概括而言，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在于利益交换的发生是否存在时间差。在市场交易中，双方的物品交换同时发生，而在互惠利他活动中，其中一人会给另一人提供好处但不指望立即有所回报。但正是这一点造成天渊之别。如果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搬离现在的公寓，然后我说“好啊，不过你明天得先帮我粉刷房屋”，如果这样的话她和你的友谊关系料来不会长久。设想有个男人遭遇劫匪，被暴打一顿而半死不活地躺在街边，如果此时有个陌生人过来提供帮助，但前提是他立马能得到报酬，想来大多数人会对这种算是公平的经济交换的帮助感到愤怒不已。但是，如果这个陌生人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good Samaritan），他把受伤的男人送到医院，那么这个男人以及其他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有必要事后找到这个陌生人予以回报，或者至少是感谢他。后一种情况构成了交换，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意味。

除了亲属关系外，很少有别的道德关系能导致单方面的利他行为而不是互惠交换。如果我们要对一个朋友施以恩惠，却遭到他粗暴的拒绝，并且回报以侮辱和伤害，我们就很快陷入这样一种的境地，在那里忠诚看上去不像美德而更像一种蠢行。晚年向慈善机构捐赠大笔钱财的富有的捐助者经常解释说，他们是要“回馈社会”，因为年轻时曾受过它的恩惠。在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执导的经典电影《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的高潮一幕中，当男主角乔治·贝礼（由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资不抵债面临破产时，他一生乐善好施所惠及的贝德福德·福尔斯（Bedford Falls）镇的居民都出来回报他。使这一幕具有感人力量的不是乔治·贝礼一心利他的事迹，而在于这一场景给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在真正的人类社区中，利他终会获得回报——在这则故事中，回报形式是大量冷冰冰的现金。我们不认为——除非我们是非常极端的康德主义者——乔治·贝礼的道德行为会因其最终带来了经济收益而有所贬值。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把社区中这种存在时间差的利益交换等同于市场交换。后者是老头子波特（Old Man Potter）——作为电影中反面角色的狠心银行家所做的事。

因此，市场交换与发生于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ies）中的互惠利他不同，但二者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市场交换促进了互惠的习惯，使互惠行为从经济生活领域发展到道德生活领域。道德交换则促进了参与者的自身利益。人们在私利和道德行为间常常所做的严格二分法很多情况下都难以持久成立。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给道德关系带来的问题，并不因此存在于经济交换自身的性质上，而是在于技术及其变化。资本主义是如此充满变数，如此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提供动力，以至于它在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交换的条件。经济交换和道德交换都同样面对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正是大断裂的根源。

[1] Albeit O. Hirschman, “Rival Interpretations of Market Society: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 (1982): 1463-1484.

[2] John Gray, Enlightenment’s Wake: 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 (London: Roudedge, 1995).

[3] 引自Hirschman, “Rival Interpretations,” p. 1466.

[4]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50).

[5]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see also 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6]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rticularly pp. 338-340; Alan Wolfe, Whose Keepe? Social Science and Moral Oblig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78-104; William J. Bennett, “Getting Used to Decadence,” Vital Speeches 60, no. 9 (February 15, 1994). p. 264; see also Larry Reibstein, “The Right Takes a Media Giant to Political Task,” Newsweek 125 (June 12, 1995), p. 30.

[7] 商业社会的文化防卫，参见Tyler Cowen, In Praise of Commercial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译注：Court TV是于1991年上线的一个美国有线电视频道，以法庭实录的现场报道而闻名，后来历经拆分和股权售卖，2008年成为时代华纳旗下的TruTV重新上线。

[9]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Book 20, chap. 1.

[10] 引自Hirschman, “Rival Interpretations,” p. 1465.

[11] 译注：“doux commerce”直译为像香槟酒一样甘甜的贸易，18世纪不少启蒙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都拿这个比喻论述过个人私利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最终服务于公共利益，中文世界有时将之翻译为“温和的商业活动”，姑从之。

[12]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t. 1,I.4.7; pt. 7, IV.25;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82), pt. B 32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Book 1, VIII.41-48. 我要感谢Charles Griswold的这些见解。

[13] Charles L. Griswold, Jr., 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7-21.

[14]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 Smith, Theory, pt. VI.

[16] Coleman (1988).

[17] Partha Dasgup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dea of Social Capital,” unpublished paper, March 1997.

[18] See, for example, Edgar Sche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8).

[19] See, for example, Thomas P. Rohlen, “‘Spiritual Education’ in a Japanese Bank,”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5 (1973): 1542-1562.

[20] John J. Miller, The Unmaking of Americans: How Multiculturalism Has Undermined the Assimilation Eth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21] 译注：在国际民主化浪潮和美国民权运动的背景下，1968年美国通过《双语教育法》，授权政府为母语非英语的儿童提供双语教育，但这一教育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遭到主流社会的批评。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为了移民孩子的英语教育”提案（227号提案），新的政策要求帮助英语不好的孩子尽快适应英语教学并融入主流课堂。

[22] See, for example, Oliver E. Williamson,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6 (1993): 453-502. 他说，表面上值得信任的行为可以被看成是建立在理性自利的基础之上，当你把表面行为去掉之后，信任最终只会是空洞之物。

第16章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建

现在该是回到大断裂并追问接下来将会如何的时候了。我们难道注定要滑入社会失序和道德沦丧状况日益严重的境地么？或者，我们有理由期待大断裂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美国和其他经历了大断裂的国家会成功地为自己重塑规范？假如规范真的得到重塑，那会采取的是怎样一种形式？它是自发产生的，还是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介入呢？或者，莫非我们需要守候某些难以预料乃至很可能无法控制的宗教复兴来恢复社会价值观？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曾画出一个四象限图，在其中分出了秩序的四种性质，即自然的、自组织的、宗教的和政治的。这些秩序的来源哪一个会被我们在未来加以利用呢？

这些问题中最容易回答的是第一个：由于启蒙运动的出现、世俗的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或其他深厚的历史根源，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长期的道德衰退，大断裂的出现并不代表这种衰退走到了尽头。除了文化上对个人主义的重视已深深扎根于传统，大断裂还有更多直接原因，诸如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变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要回答大断裂之后会怎样这一问题，也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过去的大断裂。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秩序的指标会上升也会下降，这说明尽管社会资本看上去往往处于不停减耗的过程中，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总量也会增加。据特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估算，13世纪英国的凶杀率要比17世纪该国的凶杀率高出三倍，17世纪又高出19世纪三倍，19世纪早期伦敦的凶杀率是20世纪70年代伦敦凶杀率的两倍。[1]无论是谴责道德沦丧的保守主义者还是盛赞个人选择增加的自由主义者，有时在他们口中仿佛我们一直在与17世纪初的清教徒价值观渐行渐远并逐步发展出今天的价值观。不过，纵然在这一漫长时期里，显现出向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但行为方式出现过许多起伏变化，这说明社会完全有能力通过道德准则来加强对个体选择的约束程度。

19世纪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本书开篇我就提到，社会学的一众经典巨著，就是为了描述诸如北美和欧洲这些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所发生的规范转变而撰写出来，这一转变体现为对社区和社会的二分。这种转型首先发生于英国，接着是美国，两个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稍晚于它们发生转型的则是欧洲大陆各地。大量证据表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社会失序和道德混乱变得严重的时期，社会资本的各种指标在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下降。

在美国，虽然殖民时期政治参与程度较高，但那也不是一个循规蹈矩或社交活跃的时期。到了18世纪90年代，按照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说法，大概有90%的美国人是“不入教者”，即不与某一教会或其他宗教组织发生任何正式的从属关系。[2]考虑到新教信仰对于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人的结社艺术至关重要，这一数据表明，当时许多美国人在其农场和村庄里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到19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的各种公民组织此时尚付阙如。

这一时期的社会越轨程度也比17世纪和以后时期相对要高。在19世纪初，十五岁以上的美国人，其人均酒消耗量折算为纯酒精为6加仑，而20世纪末这一数字为不到3加仑。[3]有学者估计，到1829年，人均酒（按纯酒精折算）消耗量上升到惊人的10加仑。[4]作为社交的集中点，酒馆显然要比教会更受欢迎，醉醺醺的农夫踉踉跄跄地从家里走向农舍，工人在上班路上拎着一瓶威士忌，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据历史学家威廉·罗雷鲍（William Rorabaugh）说，在19世纪早期，“嗜酒如命的男人充斥于各种社会群体和各行各业人员中，西边有一个农夫在酒馆里喝到烂醉如泥，东边就有一个收庄稼的劳工每天能喝下半品脱或一品脱朗姆酒，如果某个南边的农场主能控制自己每天只喝一夸脱白兰地，其自我节制程度就会被视为足以做一名卫理公会教徒了。”[5]

要得到这一时期性行为的量化证据当然十分困难。对未婚生育这类现象的统计直到20世纪才得以定期开展。不过，有些社会史学家认为，这一时期性规范不像在17世纪清教文化统治下那般严格。父母对于婚姻伴侣选择的干预减少了，据某项研究表明，婚前怀孕率从17世纪的10%上升到18世纪后半叶的30%左右。[6]

犯罪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在殖民时期看上去犯罪数量并不太多，但大多数社会史学家似乎都认为犯罪率在19世纪头十年中开始快速上涨：波士顿、宾夕法尼亚和纽约都出现了犯罪率的增长。在19世纪初的美国，年轻男人凭自己力量过活的机会越来越多。在此之前，多数工薪阶层都以家庭为中心。做家仆、学徒或雇工会和雇主生活、工作在同一屋檐下，会像雇主的家庭成员一样受其管制。然而，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男性和女性工人第一次在家庭之外谋得雇工职业，并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社区。最早入驻美国西部的是年轻男性，妇女和孩子的加入是后来的事情。所有这些情况都造成了犯罪率的增长。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美国；格尔提到过，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的犯罪率也在这一时期增高了。[7]而在1821—1841年间，伦敦也和美国边疆地区一样，出现了青年男性相对数量增长的情况。[8]

除了社会越轨现象的增加，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意味着乡民把自己连同他们的习惯带入到全新的、拥挤的城市环境中。这一时期生活的鄙陋常常被人们遗忘。不妨看看作家詹姆斯·林肯·科利尔（James Lincoln Collier）对19世纪初的美国所做的描述：

自己有床可睡的人很少，有时一张床上同时要睡两个或更多的人，尤其是在当时已经很典型的大家庭里。人们不常洗澡，同一件衣服穿了又穿。他们的住处周围都是粪肥……破烂的窗户、下陷的房门、腐烂的护墙板，说明至少是好几个月没人来修葺，房子也得不到时常粉刷。破损的工具、家具、推车被长年弃留在院子里……男人嚼着烟叶，不少女人也这样，块状的褐色痰渍从酒馆的地板到教堂的地板随处可见。很多人吃饭时只用刀，另有一些人更是基本只用手。[9]

在同一时期，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和城市穷人也有着与美国农户家庭相同的特征。

在很多人眼中，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和美国体现着传统价值观，但在这一时期之初的19世纪中叶，它们根本谈不上传统。维多利亚主义其实是一场激进的社会运动，其针对的是19世纪初似乎四处蔓延的社会失序，这一运动就是要创造出新的社会规则，向那些沉湎于颓废堕落的人们灌输美德。向维多利亚式价值观的转变发生于19世纪30至40年代，最早是在英国，随即又被引入美国。许多为传播维多利亚式价值观做出贡献的机构明显具有宗教性质，它们所带来的变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用保罗·约翰逊（Paul E. Johnson）的话说：“在1825年，一个北方的生意人对老婆和孩子拥有绝对权威，他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喝很多的酒，很少参与投票或去教堂。而十年以后，同样是这个男人，每周去两次教堂，对待家人和善而有爱心，不喝酒只喝水，工作定时定点并要求雇员也这么做，他还参加辉格党的竞选，并用闲暇时间努力让其他人相信，只要按照与他相似的方式组织生活，世界就会变得完美。”[10]英国的非国教（安立甘宗）教派和美国的新教教派，特别是卫斯理宗（Wesleyan），领导了紧随着社会失序程度增加而在19世纪前几十年发生的“第二次大觉醒”，它们创造了新的规范，使社会秩序得到控制。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1821—1851年间在英国和美国以指数形式增长；19世纪50年代从英国传到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运动，其发展也呈现如此景象。据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说，美国教会成员数量从1800年到1850年翻了一倍，并且由于狂喜的福音教派各宗在宗教仪式上越来越庄敬，使人们对教会成员的尊重也与日俱增。[11]与此同时，禁酒运动成功减少了美国人均酒水消耗量，使之到19世纪中叶降到2加仑多一点的水平。[12]

宗教，尤其是分宗派的新教，也与这一时期志愿性团体的普及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1830年，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并注意到当地公民社团数量很多。尽管他对宗教给予了充分评价，但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低估了宗教之于这类组织的普及和人们养成结社习惯的重要性。截至1860年，纽约的成人新教徒有大约五分之一在世俗的公民社团组织中担任职务。[13]

历史学家格雷戈里·辛格尔顿（Gregory Singleton）指出了宗教组织对于西方走向文明是何等重要：

以伊利诺伊州昆西市为例，美国家庭传教协会（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美国福音传单协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和美国主日学校联合会（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对迅速建立起一个志愿主义的社会基础起着重要作用……到1843年，昆西市有17个不同的传教性的、旨在改革教会的和慈善性的社团。到1860年，志愿性社团的数量有59个，吸纳了90%的成年人加入其中。[14]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我们今天所称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些致力于在英国和美国重塑规范的种种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对两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产生了卓著的影响，大批粗鲁而又目不识丁的农场雇工和城市穷人被转化为今天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考勤钟的规约下，这些工人明白了，他们必须按时作息，在工作中保持清醒，在举止得体方面也要说得过去。

仅仅从犯罪率这样的指标上，也能看出社会资本在增加。几乎所有对19世纪犯罪率的估算都承认，从19世纪中叶开始到该世纪末，社会越轨程度在逐步减小。图16.1显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从1805年到19世纪末的重罪发生率。从拿破仑战争开始起，犯罪率就逐步上升，不过在19世纪40年代到达顶峰后又开始逐步下降。[15]在美国的个别城市，犯罪率达到高峰的时间略晚；格尔认为在波士顿和其他美国城市，峰值是在19世纪70年代到达的。[16]19世纪后半叶犯罪率的下降显得格外显著，原因是它发生在一个人们本以为犯罪率会提高的时期。从美国内战时期开始，人们开始从乡村涌向新的城市中心，身具不同文化和习惯的新移民陆续抵达，工业社会的新节奏也搅乱了既有的社会关系。[17]

在英国，非婚生育的情况和犯罪率的变化情况如出一辙。私生子数量占全部出生人数的比例，从19世纪初5%多一点发展到1845年7%的峰值，之后在19世纪末降回到4%。[18]

认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和美国社会秩序普遍好转仅仅是因为非正式的道德规范的转变，这种断言恐怕是错误的。在这一时期，两个国家都建立了现代警察机构，后者取代了19世纪初存在的那种由地方机构和缺乏训练的代理警员拼凑起来的警务力量。在内战之后的美国，警察把注意力集中到破坏公共秩序的轻微犯罪（例如在公共场合酗酒、游手好闲和流浪街头）上，在1870年前后对此类行为的拘捕达到一个高峰。[19]到19世纪末，美国许多州都已着手建立旨在将全部儿童送入公立学校的全民教育体系，稍晚之后英国也开始了这一进程。

图16.1　1805—1892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重罪发生率

但发生根本变化的是价值观而不是机构或制度。维多利亚式道德的核心是，向青年人灌输要抑制冲动，或者按今天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形成他们的偏好，使他们不再沉湎于草率的性行为、酒精或赌博这些从长远来看对他们有害的活动。那个时代的人们力图在社会中树立值得尊敬的个人习俗，而当时大多数民众还只能算是粗人。时至今日，渴望体面通常会被嘲笑，被认为是一种唯唯诺诺的中产阶级才有的乏味难耐的说法，但它在19世纪上半叶文明礼貌并非理所当然之际，有着重大的意义。教会人们养成清洁、守时、彬彬有礼的习惯，在一个还不具有上述三种资产阶级美德的时代是极为重要的。

从其他文化中也能找到道德革新的例子。德川时代的日本——此时这个国家处于封建时期，权力把持在不同的大名[20]或武士手里——常常处于战乱和社会动荡之中。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彻底扫清了封建时代的种种匪乱现象。同时它也发展出一套新的道德体系。我们想当然地把特别是在日本大公司里施行的终身雇佣一类的惯例，当做一种古老的、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传统，而事实上它只能追溯到19世纪。在那一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性很高；熟练的工匠特别短缺，他们不停地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像三井和三菱这样的日本大公司发现无法招募到它们所需的技术工人，于是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掀起了一场旨在使忠诚美德高于一切的运动。不同于前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通过强行让人为世界社会主义贡献力量来培养大家奉献利他精神的做法，日本的精英阶层巧妙地开展了这一运动，劝导人们对公司、国家和天皇保持忠诚。忠诚在武士阶层或贵族战士阶层那里当然是一种基本的美德，但从来没有被推广到商人和农民那里。明治时期的统治者成功地让后二者相信，对公司的忠诚也就是对大名的忠诚。即便如此，对公司的忠诚在开始时并不为人在意；直到二战之后终身雇佣制才开始在大的公司企业中普及开来。

社会秩序的重建

大断裂所带来的问题是，英国和美国或者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所曾经历的发展模式会在下一代人或下两代中重演么？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断裂已发展到头，规范重塑的过程已然开启。到了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离婚率、非婚生育率和不信任程度的增长势头，在许多早先曾经历严重社会失序的国家中已明显减缓，甚至出现回落。美国在这方面尤为如此，犯罪率比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峰水平降低了超过15%。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的离婚率，以及未婚生育的女性的比例都停止了增长。接受福利救济的人数同犯罪率一样明显下降，这要归因于1996年通过的福利改革措施和20世纪90年代几乎实现全民就业的经济繁荣。对机构和个人的信任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有了明显的恢复。

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围绕社会建立起来的、被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三十年前当莫伊尼汉报告发布之时，因为按正派观点它是在“谴责受害者”并有种族主义色彩，故而几乎遭到举世声讨。但今天学术界的观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家庭结构和价值观在决定社会结果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得到广泛承认。当然，学术论文不会直接影响到个人行为，但正如凯恩斯说过的，抽象理念有办法在一到两代人时间里渗入到大众意识的层面。

有许多其他迹象表明，从文化意义上，个人主义不断膨胀的时期行将结束，至少某些大断裂时期被驱走的规范正在得以重建。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火爆的日间广播节目之一是由劳拉·史莱辛格（Laura Schlessinger）博士主持的一档电话访谈，她在定期讲座中以直率且常常带有批评的语气劝诫听众不要再放纵自己，要肩负对配偶和子女的责任。她的言论，比起那些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主张解放论的社会疗救者给人们建议的“了解自己的感受”、抛弃那些阻碍了“个人发展”的社会约束，实在有云泥之别。

20世纪90年代在华盛顿首府爆发的两场最大规模的游行，是由“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领导人路易斯·法拉堪（Louis Farrakhan）发起的“百万黑人三月游行”，和由保守主义基督教组织“守约者”（Promise Keepers）组织的另一场游行。这两场事件共同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们都对男人的家庭责任心下降表现出重视，并强调男人有必要加强作为父亲、供养者和家庭榜样的责任意识。围绕男性责任问题能够动员如此多男人参与游行的事实表明，在大的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共识，即，作为性革命和女权主义革命的后果，社会对于男人的期望以及男人对自己的期望，有些是错误的。

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伊斯兰民族组织和守约者组织都是极不可信的群体，前者是因为法拉堪和其他组织领导人长期以来所表现的反犹态度，而后者是因为许多妇女怀疑守约者组织企图让女人重新依附于男人。因此，它们为男人重塑规范而做的特别努力就遭遇了很大的限制：伊斯兰民族组织把组织以外的人当替罪羊并以此作为打造内部团结的手段，这与美国的自由原则直接冲突；守约者组织则因无力筹集资金以维持自身的官僚机构运转而土崩瓦解。

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以更严格的规范为目标的保守主义倾向会持续发展下去。原因首先来自本书第二部分对秩序来源所做的学理讨论：人们生来是社会性的动物，并且是文化规则的理性创造者。无论是天性还是理性，最终都有助于构成社会资本基础的寻常美德的发展，如诚实、可靠和互惠等等。

不妨来看家庭规范方面的问题。协调男女双方家庭行为的规范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结果是对孩子的利益造成伤害：男人抛弃家庭，女人婚外怀孕，夫妻常常出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自我放纵的原因而离婚。父母的利益常常同孩子的利益发生冲突：带孩子去运动或上学花费的时间会挤掉用于工作、陪女友或休闲活动的时间；为了孩子的缘故而同不尽如人意的配偶将就生活在一起，就会失去寻找性伴侣或一时寻欢作乐的新机会。但父母也天然地会对子女的幸福抱以强烈关注。如果可以向他们证明，其行为会对子女的生活选择造成严重伤害，他们就可能理智行事并愿意按照能有助于孩子的方式来改变行为。

形成一套合理规范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大断裂时期的文化造就了许多认知结构（cognitive constructs），而这些认知结构使人们看不清个人行为会给周遭的人带来怎样的后果。社会科学家告诉人们，在单亲家庭中成长并不比在完整家庭中成长要糟糕。家庭治疗师也向他们保证，孩子如果留在一个存在冲突、关系紧张的家庭里，还不如在离婚家庭里的状况好。同样是这些治疗师，还告诉人们，只有大人快乐孩子才会快乐，因此把大人自己的需求摆在首位是对的。家长还受到大众文化图景的狂轰滥炸，后者美化性事，并把传统的核心家庭生活描述为滋生虚伪、压抑和恶习的温床。改变这些观念需要经过讨论、争辩，甚至是某种被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冠之以“文化战争”的冲突。[21]美国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提出“家庭价值观”问题，并对电视剧《风云女郎》（Murphy Brown）所美化的单亲现象提出批评，当时他遭到大肆批评，被认为偏执和无知。但他引发了一场文化辩论并产生了重要的反响。克林顿总统旋即把家庭价值观作为自己总统任内的一个主题事项（尽管他自己的家庭出现了问题），并使个人责任的概念成为公共政策话语的一个正式议题。与此同时，有关破裂家庭有害影响的实证性的社会科学证据仍在积累，其成就不容忽视。到20世纪90年代末，芭芭拉·达芙·怀特海德（Barbara Dafoe Whitehead）所做的判断——在家庭重要性问题上“丹·奎尔是对的”，即使跟五年前比，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22]

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仅仅依靠个人和团体之间非中心化的相互作用，也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重建它。这意味着政府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政府在创造社会秩序方面存在一个清晰的界域，即通过警察力量以及通过促进教育来实现其作为。犯罪率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监狱的修建和罪犯被收监。我们已然看到，有关犯罪问题上社会资本意识的觉醒如何导致了像社区警务一类的创新，这种创新可以说给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犯罪率水平的降低带来了影响。然而，不仅是对犯罪率，社区警务明显也对社会资本构成重要影响，其方式是在生活于城市地区的人们中创造出一种更为强烈的社会秩序感，以及帮助那些对参与社区生活和建立更严格的社区标准近来表示出意愿的人们在城市中重新安置下来。美国也开始着手对福利体系和子女抚养费征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这些都是在大断裂期间美国家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这样的政治人物希望为中产阶级人群改造城市地区，而不是为放低姿态去收容社会最边缘人群，这样的态度为重建社会资本奠定了基础。其他一些市长，例如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也提出了许多有创意的办法来支持公民组织以及鼓励市民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邻里街区。[23]

另一方面，有些公共政策议程不包含行动主义的成分，而是让政府为希望由自己来建立社会秩序的个人和团体让路。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阻止国家去做那些可能会起反作用的事情，比如补贴私生子或在学校系统中鼓励多语言、多文化教学。在另一些情况下，在个人权利和群体利益之间找到较好的平衡则是法院的事情。

社会的规范重塑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前景呢？我们更有可能在犯罪率水平和信任度方面看到明显的变化，而不是在性行为、生育问题和家庭生活方面。事实上，在前两个领域内社会规范的重塑已经很好地在进行。不过，在性行为和生育问题上，由于现时代技术和经济条件的不同，类似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这样的事情将很难发生。不受约束的性行为很容易导致怀孕，而且未婚生育有可能造成贫穷甚至是母亲和孩子的早亡，如果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性行为实行严格管制的规则才会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情况随着节育技术的出现而消失殆尽，后一种情况在女性收入提高和福利津贴的双重作用下，纵然没有消失也大为改观了。尽管美国可以并且已经在大幅削减福利，但没有人打算提出要把节育算作违法或扭转妇女从业的趋势。个人对理性私利的追求也不会解决生育率日益下降带来的问题。恰恰是父母对子女未来生活机会的理性考量诱使他们少生。亲属关系作为社会联系来源的重要性可能会持续下降，核心家庭的稳定性有可能永远无法彻底恢复。像日本和韩国这样迄今仍在阻挡这一趋势的社会更有可能转向西方的做法而不是相反。

然而，我们希望未来将发生的是不同方式的文化适应，这能让信息时代的社会更适宜孩子成长。女性渴望参加工作甚于抚养子女显然有着某种强烈的文化因素。在当代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北欧地区的社会中，全职母亲会被有工作的母亲抱以轻蔑，因为这就是当下的流行观念。不过，如果下面的结论能得到证实，即妈妈不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待在家中陪伴他们，会给孩子未来的生活机会造成不利影响，文化规范就会改变。家长有能力数年时间不工作而陪在幼孩身边，就会成为高地位富裕家庭的标志；可能只有工薪阶层和那些靠福利过活的母亲才会被迫把处于婴幼儿期的孩子送到日间托儿所或保育员那里。[24]

长寿在帮助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方面可能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一生工作年限的增加，加之工作对教育要求的提高以及市场中竞争的加剧，意味着一个年轻人取得一份学历就足以支持其整个职业生涯的旧有模式变得越来越行不通。在美国，终身干同一份工作或受雇于同一家公司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都已成为过去。诸如法国这样试图维系终身雇佣制甚至试图调低退休年龄的欧洲国家，将发现自己会背上高永久失业率和巨额社会服务债务的包袱。受20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公司裁员影响的许多受害者是四十或五十多岁的男性中层管理人员。他们被迫开始新的职业生涯，或因为缺乏灵活适应性而只能提前退休，于是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在未来，当人们一般情况下都足够健康并能很好地工作到七十多岁时，不断地接受再培训就会变得必不可少而且司空见惯。不过，在人生后半程以新技能和新职业再度启程的人们，不能指望再度进入薪酬水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劳动力行列；在职业阶梯上逐级向下流动以及在社会层级向下流动可能成为男性的常规经历。女性和男性在收入方面既存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与女性退出职场去养育子女有关，这将她们推上一条收入不高的“妈妈之路”（mommy track）。在一个工作更加碎片化并且男人在高龄阶段重启事业的世界里，妈妈之路的不利之处似乎不再那么难以承受。如果人们再能对母亲之于孩子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认识，在工资方面继续存在的性别差异最终可能不再是一种亟须纠正的不公平现象。

技术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有助于遏止亲属关系和家庭生活的衰败趋势。现代网络和通讯技术允许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家庭之外的场所开展工作。家庭和工作应该分置于不同场所的观念完全是工业时代的一项发明。在此之前，大多数人是生活于其劳作场所的农民；尽管家庭之中也有劳动分工，但家务和生产活动发生的物理空间彼此相邻。制造性生产活动也常常发生在家庭里，雇工常被当做是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只是到了工业时代，随着工厂和办公室的出现，丈夫和妻子才分开度过他们的白天时间。到了20世纪下半叶，女性进入职场后，在家庭以外发生性行为的机会才大为增加，从而产生了性骚扰这样的新问题，并加剧了本已给核心家庭带来困扰的压力。

时至今日，无数的男人和女人被裁撤出他们原本所在的泰勒制的工厂或办公室，他们如今在家庭之外工作，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与外部世界联系。他们开始可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不适应，因为生长的环境令他们认为，家庭和工作应该发生在不同场所。但这只是一种偏见：如果有的话，更本然的、更与整个人类历史相伴随的其实是，家庭和工作应该处在同一地方。也许，正是具有令我们远离自然欲望和天然倾向的、拥有无限潜力的技术，能在这种情况下多少恢复人类生活为个人主义所剥夺的整全性。

宗教复兴，过去与现在

根据上述对19世纪重建的描述，宗教对维多利亚时代英美社会规范的重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多利亚王朝与新教和统治两个社会的新教徒精英结成紧密联盟。在反对酗酒、赌博、奴隶制、犯罪和卖淫行为的斗争中，在构筑志愿性机构的密集网络时，卫理公会、公理会、浸理会教徒和其他传教师、俗世信徒（lay believers）构成了主力军。他们不仅通过教会，到了19世纪末还通过他们对公立学校系统的控制来达到这些文化目标。明治之后的日本统治者在为日本工业时代树立新的行为准则时也大量运用了宗教符号（Religious symbolism）。宗教在过去文化觉醒中的作用让人想到，它是否也能在扭转大断裂中起到同等作用。如果它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可能就有理由质疑到底大断裂会不会发生。

一些宗教保守派希望（而许多自由主义者担心），道德滑坡的问题将会通过大规模回归宗教正统而解决，就像是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乘坐喷气客机回到伊朗这一场景的西方版本。出于种种原因，这似乎不太可能发生。现代社会文化多种多样，谁都不知道谁的版本的宗教正统会大行于世。任何一种真正形式的正统思想，都可能被视为是对社会中重要的大型群体的威胁，因此都不会盛行太久或成为扩大信任半径的基础。保守的宗教复苏不是去整合社会，相反，事实上会加快业已发生的社会分裂和道德微型化过程：各类新教原教旨主义者会在内部围绕教义问题展开争论，正统派犹太教信徒思想会变得更正统，而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这样的新移民群体则可能开始组织具有政教合一性质的团体。

回归虔诚更有可能以一种温和的、去中心化的形式，即这里的宗教信仰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教理，不如说表达的是团体的现有规范和对秩序的渴望。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已经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团体不是作为严格信仰的附属品而产生，而是因为人们对团体的需要而产生信仰。换句话说，人们回归宗教传统，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真理的启示，而恰恰是因为团体的缺乏和俗世中社会关系的无常让他们渴求仪式和文化传统。他们帮助穷人或邻居，不是因为教义告诉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为团体服务，并觉得基于信仰的组织是最有效的服务方式。他们会反复念诵古代的祈祷，重新布演古老的仪式，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祈祷和仪式传承于上帝，而是因为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能拥有更正确的价值观，并愿意享受宗教仪式的抚慰和它带来的共同体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不会严格按照教义的要求来对待宗教。在礼仪之事被完全剥夺的社会，宗教就成为仪式的来源，因而也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对社会关系的渴望的一种合理拓展。这是一种持怀疑态度的、现代理性人可以认真对待的事物，就像他们庆祝民族独立，穿上传统的少数民族服饰，或者阅读他们传统文化的经典。从这些角度理解，宗教便失去了其等级制特点，自发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权威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模糊。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价值观重建，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社会规范的重塑，都出自或会出自在第8章提出的规范分类的四个象限：政治的、宗教的、自组织的和自然的。国家既不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也不是可用以解决问题的工具。但国家的行为能或多或少地损耗或者恢复社会资本。我们还没有现代化和世俗化到可以不需要宗教的地步。但我们也没有丧失先天的道德资源到需要等待救世主来拯救的程度。我们总拿着草耙试图驱走天性，但它总会跑回来。

社会资本与历史

我之前曾提到，一个扩大了的信任半径主要有两个来源：宗教和政治。在西方，基督教率先创建了人类普遍具有尊严的原则，这一原则来自上天，并被启蒙运动转化为人人平等的世俗观念。现在我们让政治来担负这一人为创制的原则的几乎全部内容，而政治干得着实不错。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形成有限信任半径的许多原则的基础上，包括家庭、亲属关系、王朝规定、派系、宗教、人种、民族和国家认同。启蒙运动意识到所有这些社会的传统来源最终都是不合理的。就国内政治而言，它暗示着社会冲突，因为几乎没有社会就任何一个上述特征而言是和谐的。在外交政策上，他们为战争铺平了道路，因为基于不同原则的社会总是无意间同处于世界舞台上的另一个社会发生碰撞。只有一个立基于承认人类尊严普遍性——即一切人类基于其道德选择的能力而实质上彼此平等——的政治秩序方能避免这些非理性的东西，才能通往和平的国内和国际秩序。康德的共和政体、美国的《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黑格尔的普遍同质的国家、《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代几乎所有自由民主国家基本法律中枚举的权利，都把这一普遍认同的原则奉为圭臬。

尽管时常出现倒退和暴露出弱点，但建立在这些普遍自由原则上的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里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适应性。建立在塞尔维亚民族身份或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 Shi’ism）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永远走不出巴尔干半岛或中东地区的某些悲惨角落所展示的怪圈，也永远不会成为多样化、充满复杂和变动的大型现代社会（例如组成七国集团的那些国家）的指导原则。这些地方不仅面临着宗教或少数民族方面无法解决的政治矛盾，对创新的抵制还使它们无法加入自由的经济交换中，也就从而无法进入现代经济世界。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其逻辑进程变得更加紧迫，因为要调谐组成社会的种种利益同时需要平等和参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经济发展也推动（同时也掣肘、阻碍和误导）政治向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人类政治制度向自由民主转变会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25]

对历史进步的这一基本乐观的看法，其核心问题在于，社会和道德秩序不一定紧随政治秩序和经济的发展而来。政治秩序的文化先决条件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事物，其原因有二。一是自由社会以达成道德共识为代价来获得政治秩序。自由社会所提供的唯一道德准则是宽容和相互尊重的普遍义务。这起初并不是问题，因为许多像美国、英国和法国之类的自由社会，它们各自在文化上是相对同质的，由单一的族群或宗教来统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更加庞大、文化更加多样。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大量移民造成的压力、廉价的交通手段和无处不在的通信手段造成国家边界的脆弱，这些都表明，向更大的多样性发展这一趋势将会在世界各地持续。即使像日本那样致力于保持相当程度文化和种族同一性的国家也将在未来面临相似的压力。

在美国等英语民主国家，也包括在法国，这种起离心作用的文化作用力，已经随着一种并非出于民族或宗教的新型公民认同被创造出来而抵消。在美国，由民主政治理想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美国化”，向所有移民儿童敞开怀抱。根据古典共和主义和法国的自由文化建立起来的法国公民身份，在理论上已平等地向来自塞内加尔的黑人和突尼斯的阿拉伯人开放，尽管移民在法国遭到了以玛丽·勒庞国民阵线（Jean-Marie Le Pen’s Front National）运动为主要形式的强烈抵制。

未来的首要问题是，如果把多元文化主义当做原则来信仰，那些文化认同的普遍主义形式在其冲击下能否继续生存，这一信仰不止于对文化多样性的容忍，而是要以实际行动来颂扬和推动它。在前面讨论美国公民社会时提及的道德微型化已经发生，部分是因为基层社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对此过程起到更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是越来越普及的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原则性信仰——这一信仰认为没有特定的价值观或准则可以是权威的。当这一相对论延伸到作为政权根基的那些政治价值观时，自由主义便会自毁长城。

自由社会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时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于科技变化带来的挑战。社会资本不是在信仰时期（Age of Faith）得以创造并从古代传统那里像传家宝一样传承下来的稀世之珍，也不是存在固定供给如今正被现代世俗人肆意挥霍的东西。尽管社会资本的存量一直能得到补充，但这一过程并不是自动、简单或低成本的。提高生产力或推出一个新行业的创新，同样可能对某一既有的社区造成破坏乃至造成整个生活方式的老化。了解技术进步规律的社会发现，随着社会规则的演变，自己需要不断加紧步伐去适应变动的经济条件。机械化生产使人们从乡村移居到城市，并迫使男人走出家庭，而信息技术让他们又回归乡村，却又让女人成为劳动力。核心家庭随着农业的发展而消失，又随着工业化重新出现，在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时期又走向瓦解。人们总是能根据这些变化的状况来调整自己，但是技术变革通常比社会调整要来得快。当社会资本的供应不能满足需求，社会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里似乎存在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历史似乎是沿着一定方向在进步，并在20世纪末在自由民主方面发展到顶峰——对于技术发达国家，自由民主体制只能是唯一选择；而在社会和道德领域，历史却表现出周期性，社会秩序在许多代人的时间长河里兴衰起伏。没有东西可以保证在这种历史循环中定会有向上的发展。我们满怀希望的唯一理由是人类在重建社会秩序上与生俱来的强大能力。历史发展的箭头能否向上就取决于这一重建过程的成功与否。

[1] Ted Robert Gurr, “On the History of Violent Crime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Egon Bittner and Sheldon L. Messinger, Criminology Review Yearbook, vol. 2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0).

[2] James Collier, The Rise of Selfish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

[3] Ibid, p. 5.

[4] James Q.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 232.

[5] William J. Rorabaugh, The Alcoholic Re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4-15.

[6] Collier, Rise of Selfishness, p. 6.

[7] Ted Robert Gurr, “Contemporary Crim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34 (1977): 114-136.

[8] Ted Robert Gurr, Peter N. Grabosky, and Richard C. Hula, The Politics of Crime and Conflict: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Four Citie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7).

[9] Collier, Rise of Selfishness, pp. 6-7.

[10] Paul E.Johnson, 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Society and Revivals in Rochester, New York, 1815-1837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9).

[11]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 p. 89.

[12] Wilson, Flunking About Crime, p.233.

[13] Gregory H. Singleton, “Protestant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the Shaping of Victorian America,” in Daniel W. Howe, ed., Victor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6), p. 50.

[14] Ibid, p. 52.

[15] See also Gurr, Grabosky, and Hula, Politics, pp. 109-129.

[16] Gurr in Bittner and Messinger, eds. (1980), p. 417.

[17] Wilson, Thinking About Crime, p. 225.

[18]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 From Victorian Virtues to Modern Values (New York: Knopf, 1995), pp. 222-223.

[19] Wesley Skogan, Disorder and Decl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20] 译注：大名，或者说大名主，是对日本封建时代大领主的称呼，名主意即领主。

[21]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22] Barbara Dafoe Whitehead, “Dan Quayle Was Right,” Atlantic Monthly 271(1993): 47-84.

[23] Stephen Goldsmith,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ity: Resurrecting Urban America (Lanham, Md.: Regnery Publishing, 1997).

[24] 对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最重要的批评之一是，它鼓励了享受福利的单身母亲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出去工作。有一项措施是必要的，但却难以实践，即通过公共政策将孩子的父亲找回来，以便加强抚养的基础。

[25] 这里所讲的内容是我在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中所提出论点的简要概述。

附录
附加材料及其来源

图表A.1到A.5呈现了各种趋势，内容包括犯罪、盗窃、生育、离婚，以及除美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瑞典和日本之外（它们的情况呈现在本书正文中）经合组织（OECD）的十个国家对非法的定义情况。这些图表和本书中的其他图表可以在作者的网站上看到，网址为http://mason.gmu.edu/～ffukuyam/.

图A.1　暴力犯罪发生率，1950—1996年

图A.2　失盗率，1950—1996年

加拿大

暴力犯罪率：来自暴力犯罪条目，其中包括杀人、谋杀未遂、各种形式的性侵犯和其他侵犯、抢劫以及绑架。

偷盗率：来自财产犯罪条目，其中包括非法入侵住宅、欺诈、财产偷窃。

来源：Statistics Canada, Canadian Crime Statistics 1995 (Ottawa: Canadian Center for Justice Statistics, 1995).

丹麦

暴力犯罪率：来自性犯罪条目，其中包括强奸和有伤风化；而暴力犯罪条目则包括妨害公务、杀人以及侵犯个人。

偷盗率：来自财产犯罪条目，其中包括伪造、纵火、入室盗窃、偷盗、欺诈、抢劫、偷窃登记过的汽车、摩托车、助动车、自行车以及恶意损坏财产。

来源：Danmarks Statistic (Statistics Denmark), Kriminalstatistik (Criminal Statistics)(Copenhagen: Statistics Denmark, 1996).

荷兰

暴力犯罪率：仅适用于1978—1996年间，来自暴力犯罪条目，其中包括杀人或杀人未遂（在1978年前也适用）；协助自杀与堕胎（在1992—1996年间并不适用）；袭击；威胁（仅适用于1992—1996年间）；致死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强奸；性侵犯；其他性犯罪；暴力盗窃；敲诈勒索。

偷盗率：来自财产犯罪条目，包括普通偷窃、入室盗窃和其他严重的偷窃行为。

注：关于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的条目同来源中所提供的主要犯罪类型并不相同。而且关于犯罪类型和年份覆盖面的问题，使这些主要条目和其中分门别类的犯罪类型变得难以被充分解释。

来源：私人通信，Ministry of Justice, Netherland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Revised by Ministry of Justice, WDOC/SIBa, January 1998.

新西兰

暴力犯罪率：来自暴力犯罪条目，其中包括谋杀、绑架、抢劫、恶性侵犯、严重侵犯、轻微侵犯、恐吓威胁、非法聚集；另外来自性犯罪条目，其中包括性侵犯、性侮辱、不正常的性关系、不道德行为，以及影视和出版物分级。

偷盗率：来自“不诚实”条目，其中包括入室盗窃、偷窃机动车/干扰机动车行驶、偷窃、受贿和欺诈。

来源：同P. E. C. Doone的私人通信, Commissioner of Police, New Zealand Police.

芬兰

暴力犯罪率：来自刑事违法中的表格，其中包括杀人、谋杀、凶杀、谋杀未遂或杀人未遂、袭击、强奸和抢劫。

偷盗率：来自刑事违法中的表格，其中包括偷窃、恶性偷窃、顺走或偷窃机动车。

注：法律、刑法和法规在1972年修正了关于抢劫和恶性袭击的条款，在1991年修改了关于顺走或是偷窃机动车、偷窃和挪用公款的条款。

来源：Statistics Finland, Yearbook of Justice Statistics 1996 (Helinski: Statistics Finland, 1997) 和Statistics Finland, Crime Nomenclature 1996 (Helinski: Statistics Finland, 1997).

法国

暴力犯罪率：来自个人侵犯目录（没有提供犯罪类型）。

偷盗率：来自偷窃（包括买卖盗窃所得）条目（没有提供犯罪类型）。

来源：私人通信, Bernard Gravet, the Directeur central de la police judicaire, Ministry of Interior, Republic of France. 该来源被列为法兰西统计机构，Institute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Etudes Economiques (INSEE).

爱尔兰

暴力犯罪率：来自组1——个人侵犯，其中包括（在许多详细分类的类别中）谋杀、各种类型的杀人、各种类型的袭击、强奸、其他性侵犯、绑架、诱拐、恐吓、虐待儿童和杀害婴儿。此外还来自组2——暴力侵犯财产，其中包括恶性入室盗窃、恶性持械入室盗窃、抢劫和意欲抢劫的袭击、持械抢劫、持枪或炸弹的宅内袭击、纵火、杀害或伤害家畜、造成可能危及生命或损害财产的爆炸。

偷盗率：来自组2——暴力财产侵犯，包括渎神、入室盗窃、蓄意非法持有财务、非法入侵住宅、商店等、威胁出版或蓄意强占出版物、恶意损毁学校、其他恶意损害财产、蓄意引起爆炸、持有爆炸性物品、恶意损害财产以及其他暴力侵犯财产的行为。此外还来自组3——非暴力财产侵犯（也叫盗窃等等），包括（在许多详细分类的类别中）各种类型的盗窃和买卖盗窃所得。但不包括诈骗和诈骗相关的犯罪。

来源：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Statistical Abstract (Cork: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annual editions).

意大利

暴力犯罪率：来自原始资料中的表格，包括预谋杀人、过失杀人、人身伤害、抢劫、敲诈、绑架和对家庭的侵犯。

偷盗率：来自资料来源中的表格，包括偷盗。

注：违反道德和公众骚乱被我排除了，因为它们在这里似乎被归入了刑事犯罪，这已经在我的主要条目之外了，而且在这里我也要同其他国家相统一（在其他国家，违反道德和公众骚乱也被排除在外）。

来源：私人通信，Claudia Cingolani, hea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partment, Istituto Nazionale Di Statistica(ISTAT). 1950—1985年的数据取自一份出版物，1986—1996年的数据取自一份内部传阅的表格。

日本

暴力犯罪率：来自原始资料中的表格，包括谋杀、抢劫、导致死亡的抢劫、导致身体伤害的抢劫、抢劫情境下的强奸、身体伤害、袭击、恐吓、强占、携带危险武器的非法聚集、强奸、猥亵、公众场合有伤风化的行为、传播淫秽物品、纵火和绑架。

偷盗率：来自原始资料中的表格，包括偷窃。

来源：Hoichi Hamai, senior research officer, First Research Departme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Ministry of Justice, Government of Japan translated the data taken from the annual White Paper on Crime. 完整的引用出处为： Government of Japan, Summary of the White Paper on Crime (Tokyo: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Ministry of Justice, annual editions).

瑞典

暴力犯罪率：来自原始资料中的表格，包括谋杀、过失杀人、致死的袭击、袭击和恶性袭击、性犯罪和抢劫。

偷盗率：来自原始资料中的表格，包括财产损坏、夜盗、不包括抢劫和夜盗的财产犯罪。

来源：Statistics Sweden (Statistika Centralbyran), Kriminalstatistik 1994 (Stockholm: Statistics Sweden, 1994).

美国

暴力犯罪率：来自犯罪数据第一部分，包括谋杀和过失杀人、暴力强奸、抢劫、恶性袭击。

偷盗率：来自犯罪数据第一部分，包括夜盗、盗窃、机动车盗窃。

来源：来自Program Support Section的私人通信，Criminal Justice Information Services Division,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在自愿的基础上，数据来自FBI管理的Uniform Crime Reporting (UCR)项目。

英格兰和威尔士

暴力犯罪率：来自第一等级人身侵犯（1950—1972）和暴力人身侵犯（1973—1997）、性犯罪条目。其中包括谋杀、过失杀人和杀婴（杀人）、蓄意谋杀、威胁或阴谋杀人、伤害儿童、伤人或是其他危及人身的行为、危害铁运乘客、危害海运乘客、其他伤人行为等等、袭击（1988年后它不再包括在内，而变成了即决犯罪）、遗弃两岁以下婴儿、绑架、非法堕胎、隐瞒生育。性犯罪包括夜盗、鸡奸、对男性进行有伤风化的侵犯、男性间有伤风化的行为、强奸、对女性进行有伤风化的侵犯、和十三岁以下的女性进行性交、和十六岁以下的女性进行性交、乱伦、拉皮条、诱拐、重婚以及同儿童进行有伤风化的恶性行为。

偷盗率：来自第二等级暴力财产犯罪（除了抢劫和敲诈勒索）（1950—1972）和条目夜盗，以及第三等级的非暴力财产犯罪（不包括侵占盗用、错误地吹嘘自己占有、通过中介欺骗等等，以及虚假的说辞）和条目盗窃。其中包括不同类型的夜盗和盗窃。

来源：Home Office, Criminal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various years).

澳大利亚

暴力犯罪率：来自监察局的犯罪报告，包括凶杀、谋杀和过失杀人（非由驾车所致）（只在1971—1997年间实行）、强奸（1964—1987）、抢劫、恶性袭击。

偷盗率：来自监察局的犯罪报告，包括夜盗或私闯民宅的偷盗、偷盗和机动车盗窃。

来源：1964—1973年，数据来自Satyanshu K. Mukherjee, Anita Scandia, Dianne Dagger, and Wendy Matthews, Sourcebook of Australian Criminal and Social Statistics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1989)；1974—1997年，数据来自Satyanshu K. Mukherjee and Dianne Dagger, The Size of the Crime Problem in Australia, 2d ed.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1990)，以及同John Myrtle的私人通信，Principal Librarian,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韩国

暴力犯罪率：1970和1975—1994年，数据来自暴力犯罪实例，包括谋杀、强奸、抢劫、恶性袭击。

偷盗率：1970和1975—1994年，数据来自财产犯罪实例。尚不清楚该犯罪包含哪些类型。

来源：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Republic of Korea, Social Indicators in Korea 1995 (Seoul, Korea: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1995).

所有欧洲国家中女性未婚生子的数据取自Eurostat, Demographic Statistics (New York: Haver Analytics/Eurostat Data Shop, 1997)。日本的数据来自日本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情报部。 美国的数据来源为S. J. Ventura et al., “Report of Final Natality Statistics,”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46, No. 11 supplement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6), 和S. J. Ventura et al., “Births to Unmarried Mothers: United States, 1980-1992,” Vital Health Statistics 21 (53)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5).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数据来源为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 1975, 1981, 1986). 其他数据由相关国家提供。

图A.3　总人口出生率，1950—1996年

图A.4　离婚率，1950—1996年

图A.5　女性未婚生子情况，1950—1996年

澳大利亚

总体生育率：不包括1996年前的“纯土著人”。

离婚率：不包括1996年前的“纯土著人”。毛离婚率指的是在当年6月30日的判决中，每1 000名估计人口中的被准许离婚的数量。在1994年以前，毛离婚率以公历年居民人口的平均值为基础。在解释这个比率时，必须要记住，用作分母的大量且不断变化的人口部分是没有结婚或是小于最小结婚年龄的人。

来源：私人通信，March 2, 1998, Christine Kilmartin, coordinator, Family Trends Monitoring.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talog No. 3301.0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5).

加拿大

离婚率：数据不包括无效婚姻和合法分居，除非另有说明。该比率指的是依照民法，年中每1 000名人口中成功判离的数量。

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Annex 1—Demographic Indicato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9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bas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1995).

美国

离婚率：数据仅指在美国国内发生的事件。自1959年起包括阿拉斯加，1960年起包括夏威夷。1950、1960、1970和1980年每1 000人中的比率是按4月1日算出，其余年份则按7月1日算出。

来源：S. J. Ventura, J. A. Martin, T. J. Mathews, and S. C. Clarke, Report of Final Natality Statistics, 1996,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Vol. 46, No. 11 supplement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8); S. J. Ventura, Births to Unmarried Mothers: United States, 1980-1992,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Vital Health Statistics 21(53)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5);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Vit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Natality, Publication No. (PHS) 96-1100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6); S. C. Clark, Advance Report of Final Divorce Statistics, 1989 and 1990,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Vol. 43, No. 8 supplement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5);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Births, Marriages, Divorces and Deaths for 1996, Monthly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Vol. 45, No. 12 (Hyattsville, Md.: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1997).

日本

来源：日本厚生省大臣官房统计信息部。

韩国

离婚率：数据的完整性未在来源或资料中注明，这被认为是不完整的。

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Annex 1—Demographic Indicato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bas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80-1995).

丹麦

离婚率：数据不包括法罗群岛（Faeroe Islands）和格陵兰岛（Greenland）。

来源：Jean-Paul Sardon, General Natality (Par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ies, 1994);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bas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1995).

芬兰

来源: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Annex 1—Demographic Indicato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6);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bas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1985); 私人通信, January 23, 1998, Anja Torma, information specialist-library; Statistics Finland,Vital Statistics 1996 (Helsinki: Statistics Finland, 1996).

法国

来源: Jean-Paul Sardon, General Natality (Par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ies, 1994); Roselyn Kerjosse and Irene Tamby, The Demographic Situation in 1994: Movement of the Population (Par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Economic Studies, 1994).

德国/前东德

来源: Ministry for Families, Senior Citizens, Women, and Youth, Die Familie im Spiegel det Amdichen Statistik: Aktuel und Eiweiterte Neuauflage 1998 (Bonn, 1997);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Annex 1—Demographic Indicato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6);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1995).

爱尔兰

来源: Jean-Paul Sardon, General Natality (Par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ies, 1994);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ternational Databas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Center.

意大利

离婚率：数据的完整性并没有在来源中注明。

来源：私人通信, April 17, 1998, Viviana Egidi, Direzione Centrale delle Statistiche su Popolazione e Territorio. Istituto Nazionale Di Statistica (ISTAT);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0-1995).

荷兰

离婚率：数据未包括因死亡造成的离异或正式经过手续的离婚。

来源：私人通信, March 4, 1998, Ursula van Leijden, Population Department, Statistics Netherlands.

瑞典

来源：Jean-Paul Sardon, General Natality (Paris: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mographic Studies, 1994); 私人通信, June 11, 1998, Ake Nilsson, Statistics Sweden; Population Statistics 1996, Part 4, Vital Statistics (Stockholm: Statistics Sweden, 1997).

英国

离婚率：1964—1970年的数字只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比率计算时包括国外的军队、商人和海上的渔民，但是不包括驻扎在英国的邦联和外国军队。

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6 Revision—Annex 1—Demographic Indicato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96);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Statistical Division, Demographic Yearbook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65-1995); Council of Europe, Recent Demographic Developments in Europe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1997).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2014 by Francis Fukuyam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 福山著 ; 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2016.3重印）

书名原文: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ISBN 978-7-5495-7094-2

Ⅰ. ①政… Ⅱ. ①福… ②毛… Ⅲ. ①政治制度史－世界 Ⅳ. ①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319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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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40　字数：538千字　图片：31幅

2015年9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2次印刷

定价：9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如何到达丹麦

引言 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发展

第一部分 国家

第1章 何为政治发展

第2章 发展的各个方面

第3章 官僚体系

第4章 普鲁士建立国家

第5章 腐败

第6章 民主发源地

第7章 意大利和低信任的平衡

第8章 庇护政治和改革

第9章 美国开创依附主义

第10章 分赃体系的终结

第11章 铁路、森林和美国的国家建设

第12章 民族建设

第13章 好政府，坏政府

第二部分 外来制度

第14章 尼日利亚

第15章 地理

第16章 白银、黄金和蔗糖

第17章 不叫的狗

第18章 清洁的石板

第19章 非洲风暴

第20章 间接统治

第21章 国产或进口的制度

第22章 共同语

第23章 强大的亚洲国家

第24章 法律在中国的挣扎

第25章 中国国家的再造

第26章 三个地区

第三部分 民主

第27章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

第28章 通向民主的漫长之路

第29章 从1848年到阿拉伯之春

第30章 中产阶级和民主的未来

第四部分 政治衰败

第31章 政治衰败

第32章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第33章 国会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第34章 否决制的美国

第35章 自主和服从

第36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参考文献

致谢

决定行政管理是否完善的首要因素就是行政部门的强而有力。舍此，不能保卫社会免遭外国的进攻；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软弱无力的行政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管理不善的政府，不论理论上有何说辞，在实践上就是个坏政府。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英语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疏于行政方法的完善，却一门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遏制。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它一直关注的，是敦促政府变得公正和温和，而不是变得灵活有效和井然有序。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美国人对改进政府的考虑，所追求的不是权威的建立和权力的积累，而是权威的限制和权力的分散。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如何到达丹麦

刘瑜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何到达丹麦？当然，在这里，“丹麦”不是特指丹麦这个国家，而是指一种美好如童话般的状态。具体到政治上，就是一个国家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沿袭《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的看法，福山的基本出发点是：真正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这看似一句“正确的废话”，其实不然。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聚集在“民主”和“法治”上，而忽略了“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这个维度的意义。所以，他的“政治三维论”表面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核心却是要为“国家建构”这个政治维度“正名”。

在书中，“国家建构”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问题：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非洲许多国家的“国家失败”；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希腊意大利今日的债务危机；还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美国当代的政治僵局。当然，国家建构的问题，不仅仅可能“太少”，也有可能“过多”：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国家建构”剂量过大走火入魔了；而今天的中国，在福山看来，也是国家建构有余，而另外两个维度不足。

什么是“国家建构”？概括来说，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能力，一个是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autonomy）。前者涉及政府在特定疆域里垄断暴力的能力（韦伯对“国家”的定义），后者涉及政府能够超越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进行决策的不偏不倚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光是拳头硬还不行，还得有“一览众山小”的超脱地势。

与现代国家建构相对的，在这本书里，是依附主义（clientelism）。依附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私利”的逻辑取代“公益”的逻辑。其表现是权力被各种局部的、特殊的利益所绑架——在美国，可能是那些组织性非常强的游说集团，在非洲，可能是某个强大的部落甚至家族，在希腊意大利，则可能是积重难返的公有部门。总之，当政治家和官僚机构不能从局部的、特殊的利益当中挣脱，而是被其俘获，依附主义就产生了。依附主义是“政治衰败”的重要标志。

二

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地走向了“国家建构”，而有些则陷入“依附主义”？成功的国家建构，从福山的论述中，可以梳理出三个由来：

第一是战争。军事压力迫使一个国家在征税、人口管理和军事建设方面加快步伐：中国国家建构方面的“早熟”与春秋战国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相关；欧洲各国近代以来的频繁战争也是它们走出封建主义、迈向现代国家的重要动力。相比之下，拉美国家之间缺乏持续性、高强度的战争，所以拉美国家的问题一直是国家能力不足；同样，非洲长期以来的地广人稀与地形地貌，也使得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没有形成国家建构的压力。

第二是政治改革。为什么同样是早发宪政国家，希腊至今深陷依附主义，而美国的国家建构则相当成功？原因是19世纪后期美国发生了政治改革，以考试制的公务员体系取代了“政党分赃”式的职位分配制，而希腊却始终没有发生这个关键的“龙门一跃”。这种分叉又何以出现？美国19世纪后期高速的经济发展重组了社会阶层，新兴的经济集团不满旧式的分赃制，推动了政治改革，而希腊所经历的是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即所谓“没有发展的现代化”，精英阶层没有根本的“换血”，始终寄生于政府和公有部门，并且这个寄生阶层越来越大，引发今天的债务危机。

第三是民族认同。成功的国家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的民族建构。如何说服一个广东人和一个万里之外的黑龙江人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如何让一个佐治亚人和一个马萨诸塞人被同一面国旗感动？同样，如何让一个基库尤人（Kikuyu）和一个卢奥人（Luo）将其历史上的身份感置于“肯尼亚”这个字眼之下？共同的民族认同往往极大压缩国家建构的成本，而民族认同本身也往往被建构：政府强行推行的共同书面语、宗教、经典文本、各种“主义”、宪法，都是形塑民族认同的方式。在这个方面，福山对尼日利亚和印尼进行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同样是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国家，认同感“揉捏”的成败很大程度影响了国家建构的成败。

三

对“依附主义”的起源，福山则强调一点：早熟的民主制度，即缺乏国家建构支撑的民主发展，是依附主义的温床。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他以美国早期的历史为例，展示当时公职如何被执政党当做“战利品”瓜分，而这种瓜分的动力恰恰是民主机制——从1830年代的杰克逊总统时代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赢得选票，候选人承诺选战胜利后分配公职给支持者。在福山看来，今天希腊和意大利的债务悲剧逻辑类似，都是选票逻辑推动了公共职位与资源被各种利益集团所“攫取”（captured），而美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又始终没有在这两个国家发生。

根据这一观点，一个国家的国家建构最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而不是之后——没有强大自主的官僚机构与借民主通道前往“分食”的各路人马对抗，选票逻辑只会将公共资源变成被哄抢一空的政治自助餐。更何况“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财力、组织资源丰富的人群往往抢得最大的一块饼，而他们却往往不是最饥饿的人群。

但这可能也是此书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当福山试图梳理出一个“民主—依附主义”的逻辑时，他显然忽视了专制之下的依附主义问题。甚至，某种意义上，民主与依附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或然性的（否则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能够通过改革摆脱“政党分赃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上存在“丹麦”），而专制与依附主义之间的关系则几乎是必然的。专制，几乎根据定义，就是为“片面的”利益服务的——这种片面性可以体现于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部族、一个教派、一个党或者一个阶级。当政府权力与一个片面的利益结合时，就构成了“庇护—依附主义”。

这也是为什么当他试图把秦汉时期（以及后来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时代）的中华帝国描述成一个中立的、非人格化的、自主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时缺乏说服力——的确，从暴力垄断的角度而言，大一统王朝中国的“国家能力”非常强大，但是从政府的不偏不倚性角度而言，一个“家产官僚制”如何可能真正做到中立、自主、非人格化？当袁崇焕和崇祯帝发生冲突、岳飞和宋高宗发生冲突时，官僚机构如何保持“中立”？

事实上，美国的历史说明一个国家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再进行“国家建构”，而且民主制度框架的存在促进了国家建构。众所周知，美国18世纪末就有了代议民主的基本框架，而它真正的国家建构——碍于强大的州权传统与政党分赃制——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渐进发生。正如福山自己所说，政治改革是美国国家建构的动力之一，而美国19世纪末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选票给议员带来的压力——来自社会的改革呼声如此之强大，政治家不可能再装聋作哑。

民主问责可能促进国家建构，至少是提高官僚机构质量意义上的国家建构，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格外有意义。在福山列举的国家建构的主要动力中，有战争、政治改革与民族认同。今天，刻意发动大规模战争来促进国家建设既不现实也很可能得不偿失——总不能现在一斧头把阿富汗劈成七份，然后说，“你们先打两百年吧，没准能打出一个秦始皇，两千年后阿富汗的崛起将势不可挡”；同样，认同的形塑，即在族群世仇的基础上建构共同的民族认同，又岂是朝夕之功？反倒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治改革，可能成为官僚机构摆脱依附主义成本相对低、见效相对快的动力。

固然，民主可能滋生新的依附主义形式。福山书中所说的利益集团、游说集团爬满美国政治躯体的现象，的确存在。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却值得思考。正如一个美国政治分析家指出，“我们，你，我，他，都是各种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一个清华大学女教授，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被“教师协会”、“北京居民菜价补贴协会”、“公立医疗保障项目组织”、“职业女性平权协会”等各种游说集团所代表。某种程度上，游说集团是代表性的一种形式——相比专制体制下隐秘的、黑箱里的、不受任何监督的公共资源游说，民主和法治体系下，游说至少可以更规范、更透明——比如在美国，所有的游说人士和集团必须公开登记，而所有的政治家都不得收受游说人员超过20美元的礼物。更根本而言，除非我们愿意牺牲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否则民主可能带来的“游说集团”现象就不可能完全禁绝。当然，一定的改革可能缓解这一现象的负面效应（比如缩小政府职能），继续改革也仍有必要，但是将民主所滋生的广泛游说集团和利益集团现象，当做一个道德上黑白分明，因而解决办法一目了然的问题，显然忽视了任何改革可能带来的价值互换性。

四

那么，到底如何“到达丹麦”？总结福山的看法，一是国情论，二是顺序论。

“国情论”不难理解。既然“丹麦”意味着国家能力、民主和法治之间的相互平衡，那么，针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就应当“缺啥补啥”。对那些具备一定程度的民主与法治但欠缺国家建构的国家，就应该努力进行“国家能力建设”——在当代，此类国家似乎是福山笔下的多数，从非洲到拉美，从印度到希腊，似乎都应该着力于此；而对那些国家能力有余但是法治与民主发展不足的国家（在福山笔下，中国是一例），药方则是另外两条维度的加强。

“顺序论”则是更耐人寻味的一个答案，在书中若隐若现。就政治发展三个维度的顺序而言，英国似乎代表了一个理想的情形：法治（大宪章时期就有萌芽）→国家建设（都铎王朝下的王权兴起）→民主（19世纪普选权的扩散）。法治的基础使王权的壮大不至于绝对，而国家能力的基础又使得民主不至于造成社会失序。政治发展的顺序不对——根据福山——平衡就很难实现。比如，那些民主先于国家建构的国家，往往陷入依附主义。“法治先于民主”，更是清晰明了的“英国经验”。当然，“顺序论”并非福山先生的独创，中外学界已经有一批学者这样论述（例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先法治，后民主”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答案看似清晰，换到操作性层面上，依然引发说得好听却没用的困惑。首先，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政治发展三维度哪个强那个弱、哪个前哪个后，自有其历史路径和路径依赖，而历史不能改变。即使“顺序论”的观点是对的，我们也不可能让——比如希腊——为了进入一个英式的、正确的政治发展顺序而取消选举、取消中央政府的权力，而集中精力在希腊先发展“贵族对国王的契约式限权”；我们也不大可能劝说独裁者穆加贝取消津巴布韦的伪选举，同时自己也宣布放弃权力，然后找一块空地与该国的纳税大户先打一架，再签订一个“大宪章”。

更重要的，是政治发展三维度内在的紧张关系。“顺序论”基于一个假定：当“好东西”依次进场的时候，先到的那个“好东西”不会阻挠后面的那个“好东西”到来，而后到的“好东西”又不会破坏前面的“好东西”。这种假定过于乐观。国家能力十分强大时，统治者似乎没有理由坐在头盖巾中温柔等待民主的到来；而民主到来时，也未必会温顺地投入国家能力的怀抱——卡扎菲政权下的利比亚，“国家能力”不能不算强大，然而当民主至少从形式上到来时，民主与国家能力不是相互叠加，而是相互摧毁。

事实上，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从顺序论的角度有六种可能的组合，这使得任何过于简洁的“模式”显得可疑。比如“先法治后民主”这个说法——不错，英国的确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这似乎是对顺序论最有利的支持。问题在于，英国同时也是先有法治，后有国家建构，也就是说，国家建构是发生于法治这个框架之内——忽视“先法治后国家建构”这个前提试图复制英国的“先法治后民主”，极可能导致认识上的刻舟求剑。在那些国家建构已经极端发达的地方，那些“国家能力”本身已经成为法治最大障碍的地方，还是否有可能“先法治，后民主”？站在1939年的德国，或者1937年的苏联，是否可能“先法治，后民主”？还是，这种情形下，只有通过民主进程弱化极端的国家能力，法治才可能从重压之下拓展出呼吸的空间？在此类国家，法治与民主与其说应该遵循“顺序论”，不如说只能遵循“同步论”。

当然，不管福山先生的“药方”有没有用以及多么有用，政治问题不等于智识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对于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药方”并非不知，只是难为：利益的、观念的、资源的束缚使得“通往丹麦之路”异常艰难。但是对于福山这样的研究者而言，或许智识中的游戏乐趣已经足够精彩，政治上的回音只是锦上添花？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政治家能够采取行动，政治能够造成巨大的改变——更好或者更坏。书中关于哥斯达黎加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身处中美洲地带，周边国家当代史上充满血腥战乱、政变、高度贫富悬殊，而这个国家能够在过去六十年保持和平、民主与环保基础上的发展，原因——根据福山——就在于不同派系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接受了宪政限权。历史上哥斯达黎加不是没有过内战与政变，但是1940年代保守派与左派“各让一步”的妥协使政治发展得以可能。看来，无论什么政治配方、以什么发展顺序出现，政治家的妥协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到达“丹麦”之前，还是要先到“哥斯达黎加”去。

引言
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发展

让我们思索一下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上演的不同场景。

2013年的利比亚，配有重型武器的民兵绑架该国总理阿里·扎伊丹（Ali Zeidan），要求他的政府发放拖欠薪资。另一队民兵关闭该国大部分地区的石油生产，而这几乎是该国唯一的出口收入。不久前，其他民兵参与杀害驻班加西的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Christopher Stevens），并开枪射击在首都的黎波里的数十名示威者，后者正在抗议民兵对这座城市的强占。

这些民兵是在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年，即2011年，在全国各地揭竿而起的。他们获得北约组织的大力援助，得以推翻利比亚的长期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dafi）。其时，反独裁政府的抗议活动不仅在利比亚，而且在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爆发，往往是为了赢得更多民主。但两年后，欧美式的民主制度似乎仍是遥远的梦想。自那以后，利比亚已采取一些试探性步骤，以筹建制定新宪法的制宪议会。但此刻，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国家，即一个在领土上合法垄断武力、执法和维护和平的中央权威。

在非洲其他地区，声称垄断武力的国家仅存在于纸上，虽然没像利比亚那么混乱，但仍然非常虚弱。被排挤出南亚和中东地区的激进伊斯兰团体，已在那些仅有软弱政府的国家抢摊设点，如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等。这些地区在收入、医疗和教育等方面，远远比不上像东亚那样蓬勃发展的地区，原因与它们历来缺乏强大的政府机构直接有关。

同一时期，一个迥然不同的场景在美国上演，发生在它的金融行业。美国在许多方面与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截然相反，处在政治光谱表的另一极。它有强大且制度化的国家，历时两百多年，享有深厚的民主合法性。但是，这个国家并不尽如人意，它的问题可能与过度制度化有关。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前，对金融机构负有监管职权的有十余个联邦部门，另外还有五十个州政府对银行和保险行业的监管。尽管有这么多监管，美国政府还是没有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次贷危机。它让银行卷入过度的杠杆投资，容忍一个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后者以金融衍生产品为基础，这些衍生品太过复杂以致难以计算个中的精确价值。有些评论家试图将之归罪于提供担保的政府机构，例如，确实对金融危机难逃其责的房利美和房地美（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1]但私营金融机构在抵押贷款狂潮中是乐得参与者，承担了超额的风险，因为大银行知道，万一遇上麻烦，最终还会得到政府的救助。这就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产之后的情形，引发全球支付系统濒临倒闭，导致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更令人震惊的或许是危机发生之后的咄咄怪事。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大到倒不起”（too-big-to-fail）的银行会带来巨大风险，但现今的美国银行业，与2008年相比，反而变得更为集中。国会在2010年通过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但这项立法却忽视了简单的补救措施，如大幅提高银行储备金率或硬性规定金融机构的规模，反而求助于一套相当复杂的新规则。这个法案通过已有三年多，但许多细则至今尚未成文，即使最终完成，仍有可能无法解决“大到倒不起”的问题。

出现如此故障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是智识的僵化。维护自身利益的银行业辩称，严峻的新规则将削减它们的放贷能力，从而损害经济增长，促成意外的恶果。这样的论点如用于非金融行业，如制造业，往往是相当有效的，还能迎合许多不相信“大政府”的保守派选民。但是，正如阿纳·阿德马蒂（Anat Admati）与马丁·赫尔维格（Martin Hellwig）等学者指出的，不同于非金融企业，大银行危害整个经济的能力是一家制造业公司所望尘莫及的。[2]第二是银行业非常强大和富有，可高价聘请游说者来为自己代言。尽管有反对银行业和纳税人救助的巨大民愤，这些游说者成功地阻止了直指“大到倒不起”问题核心的有效规则。有些议员可能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发现银行业的论点具有说服力；对其他议员来说，那些论点成了保证银行业的竞选捐款源源不断的借口。[3]

第三个场景，将阿拉伯之春与2013年在土耳其和巴西爆发的抗议活动关联起来。这两个国家是“新兴市场”的领军经济体，在之前十年中见证了快速增长，不同于阿拉伯独裁政权，它们都是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国家。统治土耳其的是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简称AKP），其领袖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总理，当初起家于伊斯坦布尔市长一职。巴西选出的迪尔玛·罗塞芙（Dilma Rousseff）总统出身社会党，年轻时曾遭到军事独裁政府的监禁。从1964年到1985年，统治巴西的一直是军事独裁政府。

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和政治成就，两个国家都遇上大规模反政府抗议，一时束手无策。土耳其的问题出在伊斯坦布尔公园，政府欲将之改成大型购物中心，但许多年轻抗议者认为，埃尔多安虽是民主选出的，却有独裁倾向，还与年轻一代严重脱节。巴西的问题出在腐败，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来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和夏季奥运会，却没有能力提供可靠的基本服务。

这两起抗议事件和两年前阿拉伯之春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大体上都是中产阶级推动的。作为上一代经济发展的成果，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这两个国家涌现，所期望的要比上一代高得多。突尼斯和埃及，即使只有低于土耳其或巴西的经济增长，还是造就了大批大学毕业生。他们对工作和事业充满期待，却受挫于专制政权的任人唯亲。土耳其和巴西举行民主选举的事实，并不足以安抚示威者。实际上，政府为了保有合法性，不得不提供更好政绩，还得更加灵活地回应不断变化的公众需求。同样取得经济成功的中国，也开始面临类似的挑战。中国已有数量近数亿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也是上一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受益者，像其他地区的中产阶级一样，对政府抱有不同且更高的期望。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生死存亡，主要取决于能否适应经济增长造就的社会新景观。

政府的问题

上述三个例子似乎互不相干，因为各自的麻烦都由具体的政策、人物和历史背景所引发。但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线索将它们串在一起，这个线索即作为所有政治生活的背景的制度（institution）。制度是“稳定、受尊重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经久不衰，超越个别领袖的任期。[4]它们在本质上是长期规则，用来塑造、限制和调整人类的行为。卡扎菲后的利比亚的症结是基本制度的缺乏，最主要的是国家的缺乏。只要它建立不起拥有垄断武力的合法中央权威，就没有公民安全或个人发展的条件可言。

在天平的另一端，美国拥有持久且强大的制度，但也在承受政治衰败的侵蚀。本应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府机构，却遭到强大私人利益集团的攫取，使民主多数派难以真正掌权。它的问题不仅在于金钱和权力，还与规则本身及支撑这些规则的思想的僵化有关。

最后，在土耳其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中，问题出在社会变革超越现有制度。根据定义，制度是为了应对特定历史而建立的持久行为模式。但社会本身不会故步自封，尤其是那些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它们创造出新兴的社会阶层，教育公民，引进令社会关系重新洗牌的新技术。现有制度往往无法满足这些新兴参与者，因而承受要求改革的压力。

因此，对“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就不只是无休止地为人物、事件、冲突和政策等纂出目录，而是必须要关注政治制度的出现、发展和最终衰败的全过程。要想弄懂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快速变化，就要将之放到社会制度的长期演变之中，这至关重要。

本卷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的姊妹篇，这个项目最初只是为了重写和更新亨廷顿1968年的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本卷标题源自亨廷顿这本著作的第一章，其前身又是他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上的一篇首发文章。亨廷顿著作的关键是让人懂得：政治发展是一个有别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单独进程；此外，一个政治体在取得民主化之前必须提供基本秩序。亨廷顿的书和我的书，虽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各种差异，但做出了同样的基本结论。我在第1卷梳理了三个关键政治制度的起源：国家、法治和促成民主负责制的程序；并解释这些制度如何在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出现，或单独，或组合，或根本缺席。对于那些没读过第1卷的人，下面是一个简要的回顾。

社会性动物

第1卷始于人类的灵长目祖先而不是人类的原始社会，因为政治秩序植根于人类生物学。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个体，也不是在历史进程中才慢慢组成社会的。这与卢梭等哲学家和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相反。大约五万年前，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非洲某地出现，跟它们的灵长目祖先一样，从一开始就是以社会形式组织在一起的。

人类的自然交往围绕两个现象：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亲戚选择是指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对待亲戚时是利他的，利他程度又与他们分享的基因成正比，反复出现，最终成为固定模式。这显示，他们在遵循裙带关系，偏爱与自己共享基因的亲戚。互惠利他是指同一物种内毫无关联的个体相互交换恩惠或资源，有时也可以是不同物种之间。这两种行为无需学习，均源于基因的编码，并在个体之间互动时自然流露。

换句话说，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但其天生的社交性有自己的具体形式，只将利他主义投向家人（有遗传关系的亲戚）和朋友（交换恩惠的个人）。这种人类交往的预设形式，在所有的文化和历史时期中都是普遍适用的。这种天生的社交形式可以通过开发替代制度以奖励另类行为（例如，任人唯才而非任人唯亲）而被克服。但一旦替代制度分崩瓦解，人类总是会回归到这种社交形式。

根据天性，人类又是创造和遵循规范的生物。他们建立社会互动的规范准则，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尽管可以合理地设计或商谈这些规范准则，但遵循规范的行为通常基于情感，如骄傲、内疚、愤怒和羞愧，而不是理性。规范往往被赋予内在价值，像各种社会中的宗教法律一样，甚至获得崇拜。制度无非是持之以恒的规则，所以人类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制度化。由于被赋予内在价值，制度往往又是高度保守的，也就是说，抗拒作出改变。

现代人类在第一个四万年左右的生存中，组成人类学家所谓的族团层次（band-level）的社会，成员几乎都是亲戚，以狩猎采集为生。人类第一次重要的制度变迁约发生于一万年之前，那就是从族团层次的社会演化成部落层次的社会，它围绕一种信仰组织起来，即其成员相信，死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都拥有神奇力量。我们通常称之为部落，人类学家有时以“分支世系制”这一术语来形容那些追溯祖先至数代人之前的群体。这样的部落社会存在于古代的中国、印度、希腊、罗马和中东；此外，还存在于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和现代欧洲人的日耳曼祖先。

像族团层次的社会一样，部落社会没有中央权威，通常来说，大家都很平等，没有第三方执法。它能战胜族团层次的社会主要是因为，它能通过追溯久远的共同祖先而达到巨大的规模。无论是族团层次的社会还是部落层次的社会，根源都在血缘关系，从而与人类生物学息息相关。转化为部落层次的社会还需要宗教观念的出现，即相信死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都能影响活人的健康和幸福。思想在发展中发挥独立的关键作用，这就是发生于人类早期的先例。

国家的出现

下一个重要的政治变迁是从部落层次的社会到国家层次的社会。不同于族团或部落，国家拥有合法的武力垄断，在界定的领土上行使这种权力。它是中央集权和等级分明的，与基于血缘的早期组织相比，通常造就更多的不平等。

国家可分为两大类。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家族制”国家中，政治体被视作统治者的个人财产，国家的行政管理实质上只是统治者家政的延伸。依靠亲友的自然交往形式在家族制国家中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国家是非人格化的：公民与统治者的关系所依赖的不是个人关联，而是公民身份。国家的行政官员不是统治者的亲友，行政职位的招聘完全基于客观标准，如功绩、学问和技术知识。

关于所谓“原生”国家的形成，即从部落社会中形成第一批国家，也有不少理论解释。在此发挥作用的肯定有若干互动的因素，例如剩余农产品的出现、相关技术和人口密度。地理上的限制——所谓的“笼中效应”，即不可逾越的高山、沙漠和河流——允许统治者对人口行使强制权力，又可防止奴隶或属下的逃逸。大约在八千年前，家族制国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形成，主要是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墨西哥的肥沃冲积河谷。

然而，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具体的策略，促使基于亲友的政治组织演化成非人格化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的文明社会，比类似的政治单元出现于欧洲整整早了十八个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动力与近代早期的欧洲集权国家如出一辙：即普遍且持久的军事竞争。军事斗争激励统治者向人口征税，建立行政等级制度来管理军需，以功绩和能力而不是私人关系为前提指导录用和晋升。借用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话，“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

现代国家在聘任官员时必须超越亲友。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文官考试制度，尽管它的经常使用还要等到后来的朝代。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想出应对同样问题的新奇方法：军事奴隶制。他们捕捉非穆斯林教男孩，使之与家人隔绝，再将之抚养成忠于统治者、与周遭社会又毫无牵挂的将士和官员。在欧洲，该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社会层次而不是政治层次。早在中世纪，天主教会改变继承权规则，使扩展的亲戚团体难以在大家庭内转移财产。因此，在皈依基督教后的一两代内，日耳曼野蛮部落扩展的亲戚团体就冰消云散了。最终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法律合同的较现代的社会关系，即封建主义。

法治

法治被理解为这样一组规则，即对社会中最强大政治参与者也具有约束力，这有宗教上的渊源。只有宗教权威才有能力创设武士也必须遵守的规则。在许多文化中，宗教机构基本上是法律机构，负责解释经文，对社会中他人享有道德制裁权。因此在印度，婆罗门祭司阶层享有的权威被认为高于刹帝利，即持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武士。拉贾或国王为了获得名正言顺的统治权，不得不向婆罗门寻求合法性。在伊斯兰教中，叫做乌里玛的学者阶层单独主持伊斯兰教法；由教法专家卡迪（qadi）或法官组成的网络，又负责处理宗教法律的日常事务。虽然早期的哈里发集政治和宗教权威于一身，但在伊斯兰历史其他时段，哈里发和苏丹是相互独立的两人，前者可构成对后者的制约。

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的作用，法治在西欧获得最深刻的制度化。只有在西方传统中，教会才成为等级分明、中央集权和资源丰富的政治参与者，所作所为能够戏剧性地改变国王和皇帝的政治命运。彰显教会自主的中心事件是始于11世纪的叙任权斗争。在这次冲突中，教会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宗教事务的干扰。最后，教会获得任命神父和主教的权利，并成为基于6世纪《查士丁尼法典》的罗马法的守护人。英国发展出同样强烈却不同的法律传统：诺曼征服后，国王法庭的法律逐渐演变成普通法；大力推广它的不是教会，反而是早期君主，以提供公正裁判的能力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

因此在西欧，三大制度中第一个出现的是法治。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也许是由于这一原因，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治，率先出现的是国家，时至今日，法律一直都不是政治权力的根本制约。这个次序在欧洲是倒过来的：法律的出现早于现代国家的兴起。从16世纪晚期起，欧洲君主渴望模仿中国皇帝，创建现代的集权专制国家，却不得不面对限制权力的法律秩序。结果是，尽管有这样的愿望，仅有很少的欧洲君主最终获得中国式集权。这样的政权只出现于俄国，那里的东正教会历来屈服于国家。

民主负责制

在三大制度中最晚出现的是民主负责制。议会是负责制的中心机构，源自封建社会中的阶层制度，分别叫做科尔特斯、国会、高等法院、缙绅会议或英国的议会。这些制度代表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上层贵族、绅士和部分自治城市的资产阶级。根据封建法律，君主需要向他们开口要求征税，因为他们代表当时农业社会中的精英有产阶层。

始自16世纪晚期，雄心勃勃的君主借助绝对主权的新理论，发起运动来削弱这些阶层，以获取向全体人口直接征税的权利。在此后两个世纪中，这种斗争在各欧洲国家此起彼伏。在法国和西班牙，国王成功削弱这些阶层的力量，但仍受限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直截了当夺取精英阶层的财产。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些阶层战胜君主，它们的中央政府变得孱弱，既受贪婪精英的掌控，又不时遭遇邻国的入侵。在俄国，这些阶层和支持他们的精英的根基比西欧同行的更为薄弱，再加上法律的影响较单薄，所以出现了更为强悍的君主专制政体。

只有在英国，国王和这些阶层势均力敌。早期的斯图亚特国王试图建立专制政体，结果遇上武装组织起来的议会的阻止。议会的许多成员是新教清教徒，笃信基层的组织形式，而国王属于高层的圣公会。议会的军队投入内战，斩杀国王查理一世，建立以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为首的议会专政，只是历时较短。这场冲突在整个复辟时期绵延不断，直到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其时，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新国王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接纳宪法妥协，首肯“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

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伴随威廉及其妻子玛丽从荷兰来到伦敦。他的《政府论》下篇指出，被统治者的同意是他们臣服政府的前提。洛克认为，人的权利是天生且自然的，政府存在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些权利，如果它有所违背，就可以推翻。这两个原则——无代表不纳税和被统治者的同意——后来成为美国殖民者的战斗口号。他们在不到一个世纪后的1776年，造了英国政府的反。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将洛克有关自然权利的思想纳入《独立宣言》；人民主权的思想成为1787年美国宪法的基石。

即使这些新政治秩序创立了负责制的原则，但1689年的英国和1787年的美国，都不能被视作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权局限于这两个国家的白人男性业主，仅代表整个人口一小部分。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革命。领导美国革命的是商人、农场主和绅士组成的精英阶层，因英国国王侵犯他们的权利而心生妒怨。这些精英在获得独立后继续掌权，并起草批准了新宪法。

如果专注于这些局限，就会从根本上低估美国新秩序激起的政治动态，以及新思想的激励作用。《独立宣言》大胆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美国宪法把主权赋予“我们人民”，而不是国王或无形的国家，不寻求在北美复制等级分明的英式阶级社会。在未来两个世纪，美国在现实中的平等还会遇上许多政治和社会上的障碍。但是，如有人想为特定阶层争取特权，就必须证明，这样做是否与建国信条兼容。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批准宪法之后仅仅超过一代多时间选举权就扩至所有白人男性，远早于欧洲任何一国。

在南北战争前的数十年中，建国原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激烈。“特殊制度”（奴隶制）的南方捍卫者开始提出新论据，以证明在道德和政治上对黑人的排斥和征服是合情合理的。有的援引宗教理由，有的谈及种族之间的“天然”等级，还有的以民主的名义来做辩解。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s）在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辩论中就宣称，他只以一个民族的民主意愿为准，不在乎奴隶制最终的废除与否。

但是，林肯恰到好处地重新抬出建国信条作出了有力的反驳。他说，一个建立于政治平等和天赋人权的国家，如果容忍像奴隶制那样的明目张胆的背离，就无法生存下去。众所周知，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之后，为了赢得第十四修正案所允诺的政治和法律权利，非裔美国人足足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未免有点让人汗颜。美国最终认识到，让一些人成为二等公民的法律与《独立宣言》中的平等无法相容。[5]

许多社会运动在之后数年中兴起，扩展了享有自然权利进而政治权利的人群——将劳工、妇女、原住民和其他边缘群体包括进来。但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建立的基本政治秩序——行政部门向立法部门乃至整个社会负责——证明是经久耐用的。后来再也没人认为，政府可以不向“人民”负责；后续的争论和冲突，仅仅围绕哪些人够格参与民主政治。

法国大革命

18世纪后期的另一场大革命发生在法国。为描述和解释这一灾难性事件，已花费了不知多少加仑的墨水，争执双方的后代至今仍无法解决那些苦涩的论争。

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有不少评论家，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到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ois Furet），都质疑它是否具有许多人相信的巨大影响力。[6]这场大革命，最初因《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发表而振奋人心；它像美国的《独立宣言》一样，提出植根于自然法的普遍人权观。但第一个共和国是短命的，像后续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革命一样，导致了愈益激进的革命动态，让今天的左派变成明天的反革命。这种循环引出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以及革命吞噬自己孩子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结束这一场动乱的是对外战争、热月政变和雾月18日政变，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由此在1799年登上政治舞台。[7]

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在法国社会造成深刻的两极分化，使英国递增式的政治改革难以实现。法国先后经历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9世纪70年代的普鲁士入侵和巴黎公社，才建立起比较持久的民主政体，但选举权颇受限制。至此，许多欧洲国家已有各式有限的民主选举，包括极其保守的普鲁士。法国在1789年是奔向民主的先进分子，到后来反成了落后分子。更糟的是，大革命的遗产之一是造就一批法国左派；他们在20世纪动辄以宣扬暴力为荣，积极向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模式靠拢。

于是会产生一个合理疑问，法国大革命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答案是，它没能在法国创立民主，但在其他领域留下巨大、即刻且持久的影响。首先，它促使欧洲第一部现代法典在1804年颁布，即《民法典》，又叫《拿破仑法典》。第二，它建立了现代化的行政国家，以推广执行这部法典。即使没有民主，这两项已是重大的进展，让政府少一些任意妄为，更加透明，更一视同仁地对待公民。拿破仑在兵败滑铁卢后回顾，他的法典比他在战场上赢得的胜利更为重要。从许多方面看，他确实讲对了。[8]

法国法律到那时为止只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因地而异，有的继承于罗马法，有的基于习惯法，再加上来自宗教、封建、商业和世俗的数百年沉淀。这样一组纠缠不清的法律，往往是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拿破仑法典》以一套清晰紧凑和文笔优美的现代法典取代了这一片混沌。

《拿破仑法典》从法律中剔除封建的等级和特权，巩固革命成果，宣布所有公民从此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事先明白列出的义务。它推崇现代的产权观念：“只要不违法，可以任何方式享用和处置自己的财产。”土地再也不受封建和习俗的限嗣继承的羁绊，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领主法庭——封建领主控制的法庭，农民在大革命中对其怨气冲天——被彻底取消，代之以统一的民法裁判体系。出生和婚姻的登记改在世俗政府，不再是宗教当局。[9]

《拿破仑法典》还即刻输出到当时的法国占领地：比利时、卢森堡、莱茵河以西的日耳曼领土、普法尔茨省（Palatinate）、莱茵普鲁士（Rhenish Prussia）、日内瓦、萨瓦省（Savoy）和帕尔马（Parma）。随后，它又被强行引入意大利、荷兰和汉萨领土（hanseatic territories）。许多较小的日耳曼邦国，是自愿接受《拿破仑法典》的。我们将在第4章看到，这个法律体系将成为普鲁士在耶拿败于法国后所实施的法典改革的灵感。它还被当作欧洲以外无数民法的样板，从塞内加尔和阿根廷，到埃及和日本。强加于他人社会的法典通常没有漂亮的成功记录，但《拿破仑法典》却做到了。有些国家如意大利和荷兰，开初予以抵制，到最后仍采纳实质上非常相似的法典，只是名称有别。[10]

大革命的第二个主要成就是创建现代官僚国家，即中国两千年之前就已做到的。法国旧制度是奇怪的混合体。自17世纪中叶起，热衷集权的君主，如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以名叫总督的官员为基础，创造出一套现代行政体系。那些官员从巴黎奔赴各省，与当地人口没有亲戚或其他关系，可以更客观地施政。如托克维尔指出的，这是法国现代行政国家的开始。[11]

但总督必须与另一组行政官员并行操作，即捐官制的公职人员。为了资助战争和奢靡生活，法国国王在金钱上永远捉襟见肘。从1557年“大借款”的破产开始，为了筹集资金，法国政府采取越来越孤注一掷的措施，包括直接向富人出售公职。根据亨利四世的财政大臣叙利（Sully）在1604年推出的官职税（Paulette），这些公职不但可以出售，而且可以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这些捐官的公职人员当然唯利是图，对提供非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或良善治理毫无兴趣。

18世纪后期的法国政府作了两次努力以消除捐官制公职人员，都半途而废。这个精英集团太过强大，如果改革成功，会造成更大损失。这个制度太腐朽，实在无法改革，是导致大革命的因素之一。在大革命中，捐官制的公职人员都被褫夺公职，在很多情形中，甚至掉了自己的脑袋。正因为这次清洗将甲板一扫而空，才有可能在1799年创立新式的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作为真正的现代官僚体系的中枢机构。

新式的行政体系之所以获得成功，全靠较为现代的教育体系的建成，为之输送人才。旧政权在18世纪设立技工学校，以培养工程师和其他专家。革命政府在1794年设立的高等学院（Grandes Ecoles），如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却是专门培养公务员的。这些学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行政学院（ENA）的前身，学生来源是一个精英的中学体系（lycee）。

这两项制度上的创新——引进新法典和创建现代行政体系——并不等于民主，但仍取得了平均主义的效果。新法律不承认某些阶层的特权，不允许他们通过操纵法律获取私利。它在原则上致力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在现实中不是永远如此。私有财产不再受封建限制，促成更广泛的新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新法律的实施离不开卸下数百年腐败包袱之后的官僚体系，两者加在一起——法律和行政国家——在许多方面形成一种制约，牵制潜在专制统治者的随意性。君主在理论上享有无限权力，但必须倚赖官僚体系，以法律为基础来行使这个权力。这就是德国人所谓的法治国（Rechtsstaat），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列宁、斯大林等的统治。后者事实上只是强大国家，丝毫不受法律或民主负责制的约束。

奠定基础

美国革命使民主和政治平等的原则成为制度；法国大革命，像秦统一中国一样，为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它们还援用两个不同的姐妹版本，即普通法和民法，加强和扩充了法治。

本书第1卷结束时，三大制度的基础已经到位，但还没有充分发展成现代形式。在欧洲和世界某些地方，法律是发展最完善的制度；但还要做大量工作来编纂、协调和更新各项法规，使之正规化，像《拿破仑法典》一样在人人面前维持真正的中立。欧洲自16世纪末起，已有现代国家观念的萌芽，但没有一个政府真正做到任人唯才，包括巴黎的新官僚体系。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行政部门仍是家族制的。即使民主理念已植入英国及其在北美的殖民地，但大多数成年人可以投票或参政的社会尚没在地球上出现。

有两个巨大的发展在这一政治动荡的时刻崭露头角。第一是工业革命，人均产值的上升抵达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水平，而且经久不衰。这造成巨大影响，因为经济增长开始改变社会的根本性质。

第二是第二波殖民主义，欧洲因此走上与世界其他地区激烈碰撞的行程。第一波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世界的征服，继之以英国在一个世纪之后对北美的移民定居。到了18世纪晚期，第一波已是强弩之末。由于独立运动在新大陆殖民地的兴起，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帝国被迫后撤。但1824年的英缅战争开创了一个新阶段，到那个世纪的末期，西方列强的殖民帝国几乎吞噬了世界上剩下的全部地区。

所以本卷接着讲述第1卷遗留的故事，所涵盖的是：国家、法治和民主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交叉影响，以及它们在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显现出来的衰败。

[1] 参见Peter J. Wallison，《不良的历史，更糟的政策：金融危机的虚假叙事如何导致多德—弗兰克法》（Bad History, Worse Policy: How a False Narrative About the Financial Crisis Led to the Dodd-Frank Act）（华盛顿特区：美国企业研究所，2013年）。

[2] Anat Admati和Martin Hellwig，《银行家的新衣：银行业错在哪，怎么办》（The Banker’s New Clothes: What’s Wrong with Banking and What to Do About It）（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

[3] 有关政治如何影响金融危机后的银行监管，参见Simon Johnson和James Kwak，《13位银行家：接管华尔街和下一次金融崩溃》（13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纽约：万神殿出版社，2010年）。

[4] 本定义取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12页。

[5] 类似的长期斗争发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但要害问题不是种族，而是阶级。在英国实现白人男性普选权，花的时间比美国更长，也许是因为平等原则没有获得明确的阐述（英国没有类似的权利法案，迄今仍是君主立宪制）。

[6] 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第1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年）；孚雷（François Furet），《解释法国大革命》（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7] 有关这些事件的概述，参见Georges Lefebvre，《法国大革命的来临，1789》（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7年）。

[8] 拿破仑在雾月18日接管革命政府，过后不久，就在1800年要求推出新法典。他亲自参加监督起草工作的最高行政法院的很多会议，最终颁布是在1804年。 Carl J. Friedrich，《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背景》（The Id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载Bernard Schwartz编，《拿破仑法典和普通法的世界》（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 Law World）（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56年）。

[9] Martyn Lyons，《拿破仑·波拿巴和法国大革命的遗产》（Napoleon Bonaparte and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4年），94—96页。

[10] Jean Limpens，《拿破仑法典的领土扩张》（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Code），载Bernard Schwartz编，《拿破仑法典和普通法的世界》。

[11] 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18—124页。

第一部分

国家

第1章
何为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及其三大组件：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所有社会都要面对政治衰败；本书计划；平衡的政治体系好在哪里

政治发展是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演变，它不同于政治或政策的变化。总理、总统和立法者可以换来换去，法律可以修改，但给政治秩序下定义的是社会组织起来所依据的根本规则。

我在第1卷中提出，构成政治秩序的有三种基本类型的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国家是中央集权且等级分明的组织，在界定领土上享有合法的武力垄断。除了复杂性和适应性，国家还有非人格化程度的深浅（译按：同第1卷一样，“非人格化”[impersonal]在本书指不受基于家族和恩惠等私人关系的身份的限制）。早期国家与统治者的家政并无区别，被称为“家族制”，因为它们偏爱依附统治者的亲友。相比之下，现代高度发达的国家将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和整个共同体的公共利益截然分开，努力在非人格化基础上对待公民，在执行法律、任用官员和制定政策时没有任何偏爱。

法治可有许多定义，包括单纯的法律和秩序、产权和合同的执行、现代西方对人权的理解，其中涉及妇女和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1]我在本书中使用的法治定义，并不局限于对法律的实质性的特定理解。相反，我把它定义为一套行为准则，反映社会中的普遍共识，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包括最强大的政治参与者，如国王、总统和总理。如果统治者能修改法律以利己，即使这条法律对社会中其他人一视同仁，法治便已不复存在。为了行之有效，法治通常需要独立自主的司法机构，不受行政部门的干涉。根据这个定义，法治与实质性的具体法典无关，如盛行于当代美国或欧洲的。法治作为政治权力的约束，确实存在于古代以色列、印度、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西方。

法治（rule of law）应该与“依法统治”（rule by law）分开。在后者的情况下，法律是统治者颁布的命令，对统治者自己不具约束力。我们将会看到，依法统治有时变得愈益制度化、常规化和透明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削弱统治者的任意权，开始发挥法治的某种功能。

负责制，是指政府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同利益（τ?κοιν?ν συμφ?ρον）——而不是狭隘的自身利益。今日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把负责制理解为程序性负责制，也就是自由和公平的周期性多党选举，让公民来选择和约束统治者。但负责制也可是实质性的：统治者没有受制于程序性负责制，仍可对广泛的社会利益做出回应。非民选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有很大差异，这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中划分君主制和僭主制的标准。但程序性和实质性的负责制之间通常有很大关联，因为不受约束的统治者即使关心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永远如此，至少他人不信。我们使用“负责制”一词，主要是指现代的民主国家依靠程序来保证政府回应公民的需求。但我们必须牢记，良好程序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实质性效果。

国家制度是集权的，让有关部门运用权力去执行法律，维护和平，抵抗外敌，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法治与负责制的机制与国家具有截然相反的功能。它们限制国家权力，保证权力的运行是在受控和协商一致的前提之下。现代政治的奇迹是，我们的政治秩序可以强大有力，但只能在法律和民选的限制中有所作为。

在不同政治体中，这三类制度的存在可以彼此独立，也可以有各种组合。例如，中国拥有强大发达的国家和软弱的法治，但民主有待加强；新加坡既有法治又有国家，但它的民主非常有限；俄罗斯有民主选举和软弱的法治，它的国家善于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却拙于提供服务。在很多失败的国家中，国家和法治要么软弱，要么根本缺席，如索马里、海地、21世纪初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即使后两个国家都有民主选举。相比之下，在政治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享有三大制度——国家、法治和程序性负责制——并使之处在某种平衡状态中。强大但没有切实制衡的国家，是独裁政权；如果它软弱，并且要受下属政治力量的掣肘，就是低效无能的国家，经常还摇摇欲坠。

达到丹麦

我在第1卷中表明，当代发展中国家以及试图帮助它们的国际社会，都要面对如何“达到丹麦”的问题。我的所指，与其说是实际的丹麦国家，倒不如说是想象中的社会：它富强、民主、安全、治理良好，只有较低水平的腐败。这个“丹麦”享有完全平衡的三个政治制度：称职的国家、强有力的法治和民主的负责制。国际社会希望把阿富汗、索马里、利比亚和海地改造成像“丹麦”那样的理想所在。可是如何付诸实现，答案却一无所知。我以前说过，部分原因是，我们不知道丹麦本身是如何抵达这个“丹麦”的，因此无法理解政治发展的复杂和艰难。

人们能说出丹麦的各种优点，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如何从家族制过渡到现代国家的，却是研究最少和误解最多的。在家族制中，统治者用物质上的好处收买政治上的忠诚，获得亲友网络的支持。在现代国家中，政府官员应是公仆和大众利益的托管人，在法律上不可利用职责来谋取私利。丹麦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严格服从公共目的、掌握专业技能、职能分工和唯才是用，但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今天，即使是最腐败的独裁者，也不会像早期国王或苏丹那样，声称自己“拥有”国家，可以为所欲为。人人都会承认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差别，即便口惠而实不至。因此，家族制已演变为所谓的“新家族制”，其中的政治领袖采纳现代国家的外在形式——官僚体系、法律制度和选举等——但事实上却在谋取私利。在竞选期间大倡公益，但国家仍不是非人格化的：向政治支持者的网络投放小恩小惠，以换取选票或集会上的助阵。这种行为模式到处可见，从尼日利亚、墨西哥到印度尼西亚。[2]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给新家族制贴上一条替代标签，叫做“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其中的寻租精英组成联盟，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防止经济和政治的自由竞争。[3]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使用“榨取性”（extractive）这一术语来描述同样的现象。[4]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一阶段，全部政府都可说是家族制的、有限准入的、榨取性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政治秩序如何演变成现代国家？上面提到的学者，所擅长的是描述其中的演变过程，而不是提供动态的演变理论。我们将会看到，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有好几种动力。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是军事竞争。它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要比经济利益发挥更大的激励作用。演变的第二个动力植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动员。经济增长催生新的社会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参与政治。这个过程并不总是导致现代国家的建立，但在恰当情况下可以获得成功，并且已有先例。

政治衰败

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定义，政治制度通过变得更复杂、更自主、更连贯和适应性更强，从而获得发展。[5]但他认为，政治制度也会衰败。制度是创造出来满足社会某种需求的，比如发动战争、处理经济矛盾和调节社会行为。它作为重复行为的模式，本身又会变得僵化，一旦当初促使它问世的情形发生变化，却无法作出相应的调整。人类行为有内在的保守性，往往会向既存的制度投入情感。如果有人想废除英国君主制、美国宪法和日本天皇，代之以更新更好的东西，一定会面临一场苦斗。

除了制度未能适应新形势，政治衰败还有第二个来源。人类的天生社交性植根于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对亲友的偏爱。现代政治秩序旨在促进非人格化的规则，但大多数社会精英往往依赖亲友网络，视之为保护自己地位的工具，以及自己刻苦努力的受益者。假如他们成功了，国家可说遭到精英的“攫取”，从而降低了合法性，不再为整体人民负责。长期的和平与繁荣，经常为精英的攫取提供有利条件，如果随之遇上经济衰退或外来政治冲击，就会引起政治危机。

我们在第1卷看到很多诸如此类的现象。中国伟大的汉朝在公元3世纪发生动乱，门阀士族重新攫取政府，后来门阀士族继续在隋唐时期控制中国政治。埃及的马穆鲁克政权以突厥人的军事奴隶制为基础，一旦它的奴隶统治者开始组织家庭和荫护子女，就变得分崩离析。同样情形也发生在奥斯曼帝国赖以生存的禁卫军骑兵和步兵的身上。旧政权下的法国试图在17世纪中叶建立现代中央行政部门，但国王的财政拮据迫使它采用捐官制，向富人出售公职，让政府愈益腐败。在本书中，我用“家族制复辟”这个词来表述强大精英对国家制度的攫取。

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政治衰败，一点也不少于其他类型的政权。现代社会不可能完全倒退到部落社会，但我们可在身边看到“部落制”身影，如街头帮派、庇护人（patronage）的拉帮结派、现代政治最高层次的权钱交易。现代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会把普世权利讲得朗朗上口，但其中有不少人乐于接受特权——单为自己、家人和朋友的特殊免税和补贴。有些学者认为，负责制政治体系具有防止衰败的自我纠正机制：假如政府表现不佳，或腐败的精英攫取国家，非精英可让他们落选下台。[6]在现代民主的发展历史中，这种情况确有发生，但不能保证它必然发生，或许是因为非精英组织欠佳，看不清自己利益的真实所在。制度的保守性往往使改革比登天还难，这种政治衰败所导致的结局，要么是腐败缓慢加深，使政府效率越来越差；要么是民粹主义猜疑精英从中滥权，作出暴烈的反应。

大革命之后：本卷计划

第1卷追踪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兴起，到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为止。这两个革命标志一个历史时刻，即这三种类型组合在一起的制度——我们所讲的自由民主制——在世界某地应运而生。本卷将追踪它们之间的互动，直至21世纪初。

上下两卷在历史上的交接处正好标志第三个革命——工业革命——的发轫，它的影响更大。第1卷中所叙述的漫长延续似乎表明，各式社会受困于自己的过去，在选择未来政治秩序时会遇上限制。这是对第1卷中进化故事的误解，一旦工业革命起飞，任何隐含的历史决定论将会变得愈加不合情理。政治发展以复杂的方式，与经济、社会和思想的发展紧密相联，这些关联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所在社会的人均生产的增长率，这一现象给后续年代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持续的经济增长加快各方面发展的速度。从公元前2世纪的东汉到18世纪的清朝，无论中国农业生活的基本特征还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都没有很大变化。但在随后两个世纪中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在此前两千年中所发生的。这种快速变革的步伐一直持续到21世纪。

本卷第一部分着重于率先经历这一革命的欧洲和北美，那里出现了第一批自由民主国家。它还会尝试回答，为何在21世纪初，有些国家拥有比较廉洁的现代政府，如德国；另一些国家仍在受依附式政治和严重腐败的困扰，如希腊和意大利？为何英国和美国能把19世纪庇护式公共部门改造成唯才是用的现代官僚体系？

我们将会看到，从民主角度看，它们的答案有点令人沮丧。最先进的现代官僚体系，是威权国家在追求国家安全时创建的。我们在第1卷已经看到，古代中国是这样的，现代官僚体系的杰出榜样普鲁士（后来成为德国的统一者）也是这样的。普鲁士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比较不利，迫使它建立高效的行政机构以做弥补。另一方面，在建立现代官僚制之前就走向民主的国家，反倒发现它将自己的公共部门搞成了依附主义式的。遭受如此命运的第一个国家是美国，它也是第一个让所有白人男性享有选举权的国家，时间在19世纪20年代。这一命运也发生在希腊和意大利的身上，它们出于不同原因，在建立强大现代国家之前就开放了选举权。

所以先后次序大有讲究。试比较两类国家（country），前者的民主先于现代国家（state）建构，后者的现代国家继承自专制年代，那么要想实现高质量的行政，前者就会比后者面临更大的难题。民主来临后，国家建设仍是可行的，但往往需要新兴社会参与者的动员和强大的政治领导才会实现。美国的故事就是这样，在那里，受低效公共行政之害的企业、反对腐败铁路的西部农民以及出身新兴职业人的中产阶级都市改革者，结成联盟，共同克服依附主义政治。

强而有力的国家和民主之间还有另外的潜在冲突。国家建设最终还得依赖于民族建设，换句话说，需要创立普遍的民族认同，作为忠诚的对象，以超越个人对家庭、部落、地区和族裔的附属。民族建设有时从基层冒升出来，但也可以是权力政治甚至野蛮暴力的产物，在其中，各种不同的群体遭到吞并、驱逐、融合、迁徙和“种族清洗”。像现代公共行政一样，强烈的民族认同往往在威权统治条件下形成得最为成功。缺乏强烈民族认同的民主社会，在议定民族的宏大叙事时常会遇上严重分歧。许多当代和平的自由民主国家，其实是数代前长期暴力和威权统治的受益者，现在只是把这段历史顺手抛在脑后了。幸运的是，暴力不是民族统一的唯一途径。可调整民族认同，以适应强权政治的现实；也可以开阔的思想（如民主本身）重建民族认同，以尽力减少对少数族裔的排斥。

第二部分处理的仍是现代国家的出现和缺席，以基本上受欧洲列强殖民的非西方世界为主。拉丁美洲、中东、亚洲和非洲的社会，有着土生土长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一旦与西方接触，猛然面对截然不同的制度。多数情形是，西方殖民列强征服和奴役了这些社会，借助战争和疾病消灭原住民，迁徙新移民到当地定居。即使没有武力加入，欧洲人带来的政府模式也破坏了传统制度的合法性，让这些社会陷入微妙的处境，既不是正宗的传统社会，也不是成功的西化社会。因此，在解说非西方世界的制度发展时，不得不提外国制度或曰进口制度。

制度在世界各地为何有不同发展，多年来已出现不少理论。有些人认为，它们取决于地理和气候的物质条件。经济学家认为，开采矿产的行业或大型种植园的热带农业，加剧了对奴工的剥削。这种经济生产方式据说孕育了专制的政治制度。相比之下，适宜家庭农业的地区往往通过财富的平等分配而倾向于支持民主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就被“锁定”并持续下去，尽管新变化已使地理和气候变得无关紧要。

地理只是决定政治结果的众多因素之一。殖民列强采取的政策、控制殖民地的时间长短、在殖民地投入的资源，都对后殖民的制度产生重大影响。每一个关于气候和地理的概括性理解，都有重要的例外：中美洲小国哥斯达黎加本应成为典型的香蕉共和国，如今却是治理良好的民主国家，既享有繁荣的出口工业，又提供重要的生态旅游。阿根廷得天独厚，土地和气候与北美非常相似，却成了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交替遇上军事独裁、经济动荡和民粹弊政。

最后，地理决定论忽视了殖民地人民在发挥主体性时的各种表现。即使有外国掌控，他们在塑造自己制度方面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正是那些与西方接触之前已拥有完整本土制度的地方。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分别是世界上经济表现最差和最好的地区。通过它们之间的对比，就可淋漓尽致地看出走上不同发展途径的原因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在与西方接触之前从未发展出国家层次的本土制度。欧洲殖民列强在19世纪末开始“瓜分非洲”，但很快发现，这些新殖民地仅能勉强支付相关的管理成本。英国的对策是改用间接统治，让自己在创建国家制度上作最少投资。殖民时代留下的可怕遗产，与其说是殖民列强的作为，倒不如说是它们的不作为。相比在印度和新加坡等地进行大量的政治投资，殖民列强没有为非洲引进强有力的制度，哪怕是那种能渗透和控制当地人口的“专制”制度。而仅有软弱国家传统的社会，只能眼睁睁看着早先制度遭到破坏，却看不到取而代之的现代制度。结果就是独立后，困扰当地的经济灾难持续了整整一代人之久。

这与东亚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发明了现代国家，拥有世界上中央官僚体系的最古老传统，还将这个传统传给近邻日本、韩国和越南。这个强大国家的传统让日本得以逃脱西方殖民。但在中国，在遭受了20世纪的革命、战争和侵略后，国家崩溃，这一传统受到严重干扰；不过自1978年以来，它又以更为现代的形式获得共产党的重建。在东亚社会，有效的公共机构是经济成功的基础。亚洲国家有训练有素的技术官僚作为基础，从而有足够的自主性来指导经济发展，同时避免在世界其他地区常见的政府的腐败和掠夺。

拉丁美洲介于这两个极端中间，尽管哥伦布到来之前已有大型帝国的存在，但当地从未发展出像东亚那样的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既有的政治结构遭到武力和疾病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新移民社会，他们带来的是当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盛行的威权主义和重商制度。气候和地理推动剥削性的农业和矿产开采业的发展。大多数欧洲国家当时也是威权政体的，但在拉丁美洲，等级制度之外又复添加种族和民族的色彩。这些传统证明是非常持久的，即使在阿根廷，那里的气候、地理和种族本应推动北美式的平等社会。

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的当代发展成果之所以大相径庭，都是因为深受西方到来之前的本土国家制度的影响。那些早早就有强大制度的地区，中断一段时间后重起炉灶；那些一直没有强大制度的地区，只好继续挣扎。殖民列强在移植自己制度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特别是在可带来大量移民的情形中。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地区，是那些既缺乏强大的本土国家制度又没有移民带来的外来国家制度的地区。

本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发展，第三部分将讨论制衡制度——民主负责制，比第一部分或第二部分要短得多。这并非是我认为民主的重要性比不上政治发展的其他方面；而是反映了一个事实，过去一代人太重视民主、民主转型、民主崩溃和民主质量了。第三波民主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选举式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当时的35个增加到2013年的120个。一点也不奇怪，大量学者关注这一现象。有兴趣了解这些新发展的读者，可参考许多相关的优秀书籍。[7]

第三部分不会聚焦在第三波浪潮上，反而会更加关注“第一波浪潮”。那是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主要发生在欧洲的民主扩展。1815年维也纳会议宣告拿破仑战争结束，其时，有资格称自己为选举民主政体的国家，在欧洲还没有出现。1848年，革命在欧洲大陆几乎每一个角落爆发，与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颇有相似之处。欧洲的经验显示，走上真正民主是非常艰难的任务。革命高潮后一年不到，几乎到处都恢复了旧威权秩序。在接下来几十年中，选举权的扩展非常缓慢。在拥有最古老议会传统的英国，全体成人投票权一直要到1929年才实现。

民主的传播依赖于民主理念的合法性。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许多知识分子和好心人认为，“群众”根本没有妥善行使选举权的能力。所以，民主的崛起与传播人人平等的观念息息相关。

但思想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我们今天生活在民主向全球扩展的世界，那是因为工业革命造就了深远的变化。它促成爆炸性经济增长，动员起新兴阶层——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新产业工人阶级，从而大大改变了社会性质。这些新兴阶层认识到，自己属于共同利益的群体，开始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争取参政权利。选举权的扩展，通常涉及这些新兴阶层的基层动员，往往导致暴力。但在其他情况下，旧精英群体以促进民主权利为手段来改善自身的政治命运。所以，不同国家中民主扩展的时机，取决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地主精英和农民之间的相对地位。旧农业秩序以奴役劳工的大地主为基础，想要和平过渡到民主政体异常困难。在几乎所有情况中，中产阶级群体的崛起和增长，对民主扩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工业化造就出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中大多数成员把自己视为中产阶级，民主在发达国家中变得安全且稳定。

除了经济增长，世界范围的民主还得益于全球化本身，即思想、商品、投资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变得日益方便。世界某地经历几个世纪才演变得来的制度，可直接引进到完全不同的地区，或略作调整以适合当地情形。这表明制度的发展速度在加快，并有可能继续加快。

第三部分结束于对未来的猜想。如果广大中产阶级对民主的生存非常重要，而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又使中产阶级的工作愈益消失，将会有怎样后果？

本书的第四部分，即最后一部分，将涉及政治衰败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容易发生衰败。市场经济支持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已得到“巩固”，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它将永远如此。在第1卷的具体案例中，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是造成衰败的两股势力，这在当代民主国家中仍然存在。

确实，这两种过程在今日美国是呼之欲出的。制度僵化体现在一系列规则所引发的结果公认是坏的，但在本质上又无法改变。它们包括选举团、政党初选、各种参议院规则、竞选捐助制度、国会百年来授权造就的庞大且低效的政府。我将会在第四部分论证，这些功能障碍的根源是美国制衡制度的副产品；这个制度易于产生粗制滥造的立法（从预算开始），以及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分工不良。美国根深蒂固的法律传统让法院挤进他人地盘，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日常行政，所用方式是其他发达民主国家所罕见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最可行的方案仍没摆上议事日程，因为它们尚在美国的经验之外。

政治衰败的第二种机制——家族制复辟——体现在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攫取美国政府的大部。19世纪的老问题——选票换好处的依附主义（即所谓的庇护体制），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进步时代的改革清除。但时至今日，它转换成合法的礼物交换体系，个中的政客回应利益集团的要求，而后者加在一起并不能代表公众。在过去两代人中，美国的财富变得高度集中，经济实力可以买到政治影响。美国的制衡制度让强大的利益集团有机可乘，而欧洲议会制就没这么多漏洞。虽然普遍认为，美国的整个体制已经腐败，日益丧失合法性，但在现行体制的规定范围内，还没看到简单易行的改革议程。

与前景有关的疑问是，整个自由民主制是否都有这一类问题，抑或美国只是一个例外。

我想一开始就挑明，本卷不会试图寻求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想成为过去两个世纪的通史。如想了解世界大战、冷战、布尔什维克或中国的革命、反犹大屠杀、金本位和联合国的起源，应该去读其他书籍。我只会在政治发展的广泛领域内选择我觉得受到忽视或误解的主题。

本卷侧重于政治制度在个别社会中的演变，而不是国际性的。显然，全球化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已经表明，民族国家不再是公共物品的垄断供应商（即便它们曾经如此）。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正式网络，在提供传统上只与政府有关的公共物品。对许多观察家来说，“治理”（governance）一词是指政府式服务，却又不来自传统政府。[8]相当明显，国际制度的现有结构不能提供足够合作，以应对毒品贸易、金融监管和气候变化。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题目，但我不会在本书作详细讨论。[9]

本书是向后看的——试图解释现有制度在历史上的产生和演变。它在政治衰败的标题下，点明困扰现代政治体系的各种问题，但我会避免提供过于具体的对策。我在公共政策的领域寻求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已有相当时日，但本书目的是分析制度性的深层根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可能在政策上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同样，我也不愿花时间去猜测那些不同类型政治制度的前景，我只想讲述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三个制度

我相信，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体系，对所有社会来说，既是可行的，又是道德上必需的。所有社会都需要国家，掌握足够权力来保卫自己，应对国内外的威胁，执行共同商定的法律。所有社会都需要通过法律来监管权力的运用，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少数特权者的例外。政府不能只顺应精英和政府官员的需求，而应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服务。还要有和平机制，来解决多元社会中在所难免的冲突。

我还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这三个制度，不是西方社会或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偏好，而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不管是好还是坏，由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作为秩序和安全的保证者，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这是别无选择的。法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没有明确的产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企业就难以超越互信的小圈。此外，只要法律高举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它就会承认人类主体的尊严，因此具有内在价值。最后，民主参与不只是有用的手段，用以制衡滥权、腐败和专制的政府，政治参与本身就是目的，属于自由的基本方面，它让个体的人生变得不但丰富而且完整。

综合这三个制度的自由民主制，不能说是普世的，因为这种政权只是在最近两个世纪才出现在世界上，而人类历史可往回追溯几万年。但发展是一个既有普遍进化也有特殊进化的贯通的过程——换句话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不同文化社会的制度会有汇合。

假如说有个主题贯穿本书的诸多章节，那就是世界在政治上缺少的不是国家，而是有能力的、非人格化的、组织良好和能够自主的现代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不过是它们的国家软弱低效的副产品。被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贴上专制强权（despotic power）标签的许多国家看上去很强大，压制新闻记者、政治反对派和竞争族群；但在曼所谓的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上，即合法制定和执行法律或提供安全、健康和教育的能力，却显得不那么强大。[10]许多归罪于民主的失败，其实是国家行政部门的失败，因为它们无法兑现新当选民主政客的承诺。选民所要的不只是自己的政治权利，而且还有运作良好的政府。

软弱的国家机器不只是发展中穷国专有的。希腊和意大利就从未发展出优质的官僚体系，至今仍面对广泛的依附主义和赤裸裸的腐败，这些问题直接促成它们在当前欧洲债务危机中的困境。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最晚设立现代行政体系的国家之一，它在19世纪被称作“法院和政党的国家”，官僚机构在其中仅能发挥很小的作用。尽管在20世纪它长成为庞大的行政国家，但这种特性在许多方面依然如旧。法院和政党继续在美国政治中发挥多种作用，其中有些在其他国家都是专业官僚机构的职责，从而导致美国政府的效率低下。

思考国家能力，以及如何有效使用国家权力，都不是时兴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20世纪的疯狂历史，如斯大林的俄国、希特勒的德国等，让世人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国家权力的滥用。这可以理解，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它本来就有不信任政府的悠久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种不信任愈益加深，领头的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观念：“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答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这不应被理解为我比较钟情于威权政府，或特别同情像新加坡和中国那样的政府，因为它们在民主乏匮的情形下取得经济奇迹。我相信，运作良好和合法的政权，需要在政府权力和制衡制度之间获得平衡。不平衡可朝向任何一个方向，一边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不够，另一边是不同社会群体拥有过度否决权，阻止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此外，很少国家能下定决心，让自己蜕变成新加坡。以同样无能的专制政府，来替换管理不善的民主政府，岂不是原地踏步吗？

本书强调有效国家，不应被解释为偏爱福利大国或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大政府”。我相信，由于过去几年中作出的不可持续的开支承诺，几乎所有发达民主国家都会面临艰苦的长期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和出生率下降，这个挑战只会愈发加剧。比政府规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质量。大政府与糟糕经济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要比较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简陋政府，就可一目了然。然而，政府的质量与社会经济的良好后果却有非常明显的关联。此外，被认作有效合法的大国家，比过分受限和无法施政的无能国家，更易达到精兵简政的目标。

至于如何提高政府质量，本卷不会给出直接的答案，当然也不会有简单的答案。那是我在其他语境中写作的题材。不过只有懂得坏政府和好政府的历史渊源，才能开始理解坏政府如何变好。

[1] 有关现有定义的调查，参见Rachel Kleinfeld，《法治的竞争性定义》（Competing Definitions of the Rule of Law），载Thomas Carothers编，《在海外推广法治：求知》（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broad: In Search of Knowledge）（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6年）。

[2] 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传统家族制与现代新家族制》（Traditional Patrimonialism and Modern Neopatrimonialism）（加利福尼亚州比佛利山庄：圣贤出版社，1973年）。

[3] Douglass C. North，John Wallis和Barry R. Weingast，《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纽约：皇冠出版社，2012年）。

[5] 有关这些术语的定义，参见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2—24页；另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纽约：FSG出版社，2011年），450—451页。

[6] 有观点认为，民主面临精英挑战时会作自我纠正，参见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独裁、民主和发展》（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87卷，第9期（1993年）：567—576页；North，Wallis和Weingast，《暴力与社会秩序》；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7] 例如，参见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Juan J. Linz和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合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88年）；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 Schmitter和 Laurence Whitehead合编，《威权统治的转化：比较研究》（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亨廷顿，《第三波浪潮：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俄克拉荷马城：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1年）；Juan J. Linz和 Alfred C. Stepan合编，《民主政权的故障：危机、故障和再平衡》（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ation），导论（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拉里·戴蒙德，《民主精神：在世界各地建设自由社会的斗争》（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纽约：时代图书公司，2008年）。

[8] 有关当代“治理”定义的批判，参见Claus Offe，《治理：空泛的指标？》（Governance: An “Empty Signifier”?） ，载《星座》（Constellations）第16卷，第4期（2009年）：550—562页；Marc F. Plattner，《反思“治理”》（Reflections on “Governance”），载《民主杂志》第24卷，第4期（2013年）：17—28页。

[9] 我对国际机构的理想结构的看法，发表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章。

[10] Michael Mann，《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从开始到公元1760年的权力史》（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

第2章
发展的各个方面

政治发展如何融入发展大局；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方面；1800年后世界如何改变；亨廷顿理论对理解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事件仍然有用，只是需要修改

政治发展——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演变——只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现象的一个方面。必须在经济增长、社会动员、有关正义和合法性的思想威力中，去理解政治制度的变化。在法国和美国大革命之后，各个方面的发展的交互影响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发展可简单定义为人均产值在历史上的持续增长。这究竟是不是衡量人类福祉的适当标尺？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士对此有不少争论，因为人均GDP只看金钱，不看健康、机会、公平、分配和人类繁荣的其他方面。我希望将这些争论暂且搁置，人均GDP具有简单明了的优势，并且在如何正确测定上已投入相当多的努力。

发展的第二个重要组件——社会动员——关注历史上新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各群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化。社会动员是指，社会中不同群体意识到自己成员拥有共同的利益或认同，从而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19世纪初，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和中国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人口绝大部分仍住在小村庄，以种庄稼为生。到那个世纪末，欧洲出现巨大转变。农民离开乡村，城市日益扩大，产业工人阶级形成。[1]德国社会理论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称之为从礼俗社会（Gemeinschaft）走向法理社会（Gesellschaft），通常译成英文为从“共同体”（community，中文也可译为“社群”或“社区”）走向“社会”（ society）。[2]其他19世纪的理论家发明各自的二分法，来描述一种社会形式向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过渡。譬如，马克斯·韦伯对传统和魅力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区分；埃米尔·涂尔干说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对立；亨利·梅因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3]

这些模式试图阐明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转变，前者多是紧密结合的村庄，村民彼此熟悉，认同固定，后者则是拥有多样性和匿名性的大城市。这种转变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于后发国家的东亚地区，今天又在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展开。

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在不断创造新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学生、职业人和经理人等。在匿名的城市中，人们搬家频繁，在更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会中生活，具有流动身份，不再受制于村庄、部落和家族的习俗。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新颖的社会关系促成像民族主义那样的新认同，或普世宗教的新归属。为政治制度的变化打下基础的，就是社会动员。

除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还有关于合法性（legitimacy，也译“正当性”）的思想演变。合法性代表广泛共识，认定某些社会安排是公正的。世易时移，关于合法性的思想也会有所演变。这种演变有时是经济或社会变化的副产品，但在很多历史节骨眼上，又变成推进发展其他方面的独立动力。

所以，当法国摄政王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s）在1614年召开旨在增税的三级会议时，那时三级会议软弱依顺，无法阻止绝对君主制的崛起。当它于1789年再次召开时，由于启蒙运动的高涨和人权思想的传播，法国的思想状况大有改观。毋庸多言，第二次三级会议为法国大革命铺平了道路，这种思想转变就是原因之一。同样，英国政治参与者在17世纪也有思想上的重大转变。起初，他们要捍卫的英国人权利只是继承自远古的封建权利；一百多年后，他们在霍布斯和洛克等作家的影响下，要求作为个人的自然权利。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北美，这对建立何种政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会说，提倡普世权利的新思想反映了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崛起，构成了掩饰经济利益的上层建筑。卡尔·马克思本人的名言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资产阶级本来可以旧封建秩序的特权为基础，光为自己争得权利，没必要提倡为人类普遍平等铺路的学说。它选择以这一类词语来为自己辩解，让人们回溯到基督教的普世性，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进化论。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马克思，20世纪的历史将会如何改写。在马克思之前和之后，当然还有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反映新兴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无人能如此精彩地分析早期工业化情形，将之与黑格尔的大历史理论关联起来，以自封的“科学”字眼，来解释无产阶级最终胜利的必然性。从马克思笔下涌现出一个世俗的意识形态，在列宁和毛泽东等领袖的手中，取代宗教，成功动员数百万人，实质上改变了历史进程。

我们可在图1当中将经济增长、社会动员、思想和合法性，与政治发展的三个组成部分连接起来。

图1.

发展的六个方面可各自独立地发生变化，也可以多种方式交织在一起。政治发展的模式包含解释这些因果关系的理论。我们可概述一下英美和其他早期现代化国家在工业化之后发生的事，来追踪一些比较重要的关联。

1800年后世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1800年左右，随着工业革命的腾飞，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加快。在此之前，即第1卷所涵盖的历史时期，世界许多地方生活在英国作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描绘的条件下。他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描绘了一幅黯淡图景：从长远看，人口增长将超过经济资源的增长。图2显示的是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八百年人均收入的估计。曲棍球棒式的曲线，以及向高速增长的突然过渡，反映后期生产力持续性的连年增长大大超越了人口的增长率。我们可能会猜测，人口增长和可用资源的局限，总有一天会压垮这个得天独厚的快速增长。不管如何，我们仍然幸运地生活在后马尔萨斯世界。

是什么造成经济增长的突然爆发？工业革命之前还有始于16世纪的商业革命，其时的贸易总额，无论在欧洲内部还是跨大西洋的，都有大大扩充。这种扩充是一系列政治和制度因素推动的：可靠产权的建立、现代国家的兴起、复式记账和现代企业的发明、通讯和运输的新技术。工业革命所依靠的是，科学方法的系统性应用及其与制度化的大学和科研组织相结合，最终转化为技术创新。[4]

向高速增长的突然过渡，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第3章的标题即为“劳动分工只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本书的开头是他对别针工厂的著名描述：与其让每一个工匠去牵拉、切割和磨尖一个个的别针，倒不如把每一道工序交给专职工人，从而大大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但斯密断言，如果不存在足够大的市场，就没有以这种方式来提高生产率的动力。所以斯密认为，交通和通讯的改进，既增加了市场的规模，又刺激了劳动分工的扩大。斯密在世时的商业革命，为即将展开的工业革命撒下了种子。

图2. 1200—2000年英国真实人均收入

来源：Gregory Clark，《告别救济》（A Farewell to Alms）

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变成后续思想家的中心议题，始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谈到，以前引以为傲的工匠现在却沦为大工业机器的齿轮。与斯密不同，他们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为邪恶，其令工人远离了真实的自我（“异化”）。读者可从写于1848年的下列段落中感到，这个现代世界与之前的农业世界截然不同。其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加速：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过去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

硅谷认为它发明了“颠覆性创新”。其实，在马克思写出上述段落时，欧美社会的变化速度要超过21世纪初。

通过创建要求参政的新群体，社会动员在促成政治变化。19世纪末，在整个工业化的欧美，工人开始加入工会，争取加薪，要求更好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他们追求宣传、组织和投票的权利，开始支持新政党，在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旗帜下获得选举胜利。在没有选举的地方，如俄国，他们开始加入地下共产党。

通讯和交通技术的传播促使当时发生另一重大变化：全球化的早期形式，允许思想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跨越政治边界。政治制度在1800年之前的发展，主要发生于单一社会，尽管有些社会相当庞大。譬如，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引进择优录用的官僚体系，但对同期的希腊和罗马，几乎没有丁点的影响。早期阿拉伯建国者可借鉴邻近的波斯或拜占庭，但没有试图仿效同期欧洲的封建制度，更别说印度或中国的。

首先创造世界体系的是蒙古人，他们把贸易和疾病从中国带到欧洲和中东；然后是阿拉伯人，将自己的网络延伸至欧洲和东南亚；再接下来是欧洲人，开发与美洲、南亚和东亚的贸易。认为全球化是21世纪初独特现象的人，可读读《共产党宣言》的下列片段：“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这些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商品的情形如此，有关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思想也遇上同样的情境：如果某种东西在世界某地有效，就会在另一地区得到迅速的复制。例如，亚当·斯密有关市场力量的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更被传播到拉丁美洲；那里的西班牙波旁王朝改革者，因此而放松早期重商主义对贸易的限制。在意识形态光谱表的另一端，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自觉的国际化思想，为非欧洲人的革命者所采用，如中国、越南和古巴。

1800年之后，促成政治发展的环境条件大大不同于之前，即第1卷所涵盖的时期。经济的持续增长，迅速推出社会动员的新形式，创造出要求参政的新群体。同时，思想可从一个社会传至另一社会，以印刷机的速度，后来更以电报、电话、无线电和互联网的速度。这些条件下的政治秩序会遇上很大麻烦，因为原先用以管理农业社会的制度，现在却用来主持工业化社会。技术和经济的变革与政治制度的关联，一直持续至今，例如，社交媒体孕育出动员的新形式，无论在阿拉伯世界还是在中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都无一例外。

好事并不总是扎堆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自马克思起的许多社会理论家都把它视作现代化的典范。英国走过一条因果链条非常清晰的道路，先是经济增长，再是社会动员、价值观改变和政治参与的诉求，最终抵达自由民主。欧洲社会学理论在20世纪初横渡大西洋，在美国学术界扎下营盘，易名为现代化理论。它实际上认为，美好事物最终都会走到一起，现代化是个铁板一块而又相互关联的现象，图1中的六个方块会同时发生变化。[5]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会在短时间内达到丹麦。现代化理论出现时，欧洲的殖民地正在走上独立道路，根据预计，它们将会复制欧洲的发展次序。

塞缪尔·亨廷顿1968年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给这一理论泼上冷水。亨廷顿激烈抗辩，好事并不总是扎堆。他认为，经济发展孕育社会动员，当社会动员的速度超过现有制度应付参政需求的能力时，政治秩序就会崩溃。亨廷顿指出，一边是新动员起来的人们的期望，另一边是政府满足他们参政的能力或意愿，这中间会有“差距”。他认为，贫穷的传统社会和已经现代化的社会都是稳定的，不稳定的恰是那些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因为现代化的不同组件未能以协调的方式向前推进。[6]

亨廷顿写完此书后四十多年中，不少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暴力做了大量研究，包括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大卫·莱廷（David Laitin）和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7]根据这些新近的研究，亨廷顿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必须做出修改。不稳定反映制度的缺乏，在这一点上亨廷顿说对了。几乎单凭定义，就可确定它的真实性，因为制度本身是调整行为的规则。但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观察到的不稳定和暴力，未必是现代化打乱了稳定的传统社会的结果。他认为那些社会早先是稳定的，这个观点有误导性。在他著此书之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是殖民帝国的一部分，权威都是外部强加的。例如，在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我们并没有当地冲突的可靠数据，无论是量化的还是其他方式的。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和比属刚果（扎伊尔），之前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政治体，也没有国家层次的传统制度。毫不奇怪，它们独立后不久就陷入冲突。软弱制度和没有制度的国家，不管走不走现代化道路，都会摇摇欲坠。

晚近对冲突根源的分析，与亨廷顿的主张发生矛盾。亨廷顿认为，正在投入现代化的国家，身处贫困和发展的中间，会遇上最多的不稳定。但事实上，新近的分析显示，冲突与贫困有很明显的正比关系；冲突常常是贫困的原因，又是贫困的结果。[8]那些学者系统研究冲突和政治不稳定，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软弱的政府和糟糕的制度是冲突和贫穷的根本原因。许多失败或脆弱的国家掉入低层次的陷阱：它们衰弱的制度无法控制暴力，由此造成贫困，进一步削弱政府的施政能力。很多人观察冷战后的巴尔干半岛、南亚和非洲等地，相信种族是冲突的起因。但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表明，如果控制制度的因素，种族多样性和冲突的关联就会烟消云散。詹姆斯·费伦和大卫·莱廷也显示，如果控制人均收入的因素，种族或宗教的多样性并不会引起更多冲突。毕竟瑞士有三个语言群体，由于它强大的制度，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稳定的政治体。[9]

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不稳定和暴力升级，有些社会实际上能发展政治制度，以容纳更多的参政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的快速现代化是在威权政府监督下完成的。这两个地方的政府得以满足民众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期望，最终接受他们对更多民主的诉求。像早期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中国大陆即使没有开放正式的政治参与，仍能保持高度的政治稳定，主要通过向公民提供稳定、增长和就业。

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出版以来，出现了迅猛的经济发展，以及亨廷顿的民主转型“第三波”。从1970年到2008年，全球经济生产总值大约翻了两番，从十六万亿升至六十一万亿美元。[10]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选举式民主国家也从四十个升至将近一百二十个。[11]有些转型涉及暴力，包括葡萄牙、罗马尼亚、巴尔干地区和印度尼西亚。但总体上说，这个全球政治的大转型是相当和平的。

不过在有些地区，社会动员和制度发展之间出现亨廷顿所说的差距，确实成了不稳定的导火索。中东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经历大量政变、革命和国内冲突。但在随后几十年中，整个阿拉伯世界又看到非常稳定的威权政权的出现。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受独裁者的统治，不许反对党的运作，严格控制公民社会。世界上唯一没有参与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其实就是中东阿拉伯国家。[12]

2011年1月，随着突尼斯本·阿里（Ben Ali）政权的崩溃，埃及穆巴拉克的垮台，利比亚内战乃至卡扎菲的死亡，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的政治大动荡，这个格局发生了惊人变化。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得益于多种因素，包括中产阶级在埃及和突尼斯的壮大。从1990年到2010年，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埃及增长28%，在突尼斯增长30%。[13]这项指数是有关健康、教育和收入的综合指标。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有大幅增加，尤其在突尼斯。[14]新兴的中产阶级，受到卫星电视（半岛电视台）和社交媒体（Facebook Twitter）等新技术的动员，领导了反对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独裁统治的起义。只是，这些社会群体无法控制后续事态的发展。[15]

换句话说，阿拉伯世界所经历的就是亨廷顿事件：表面上看似坚不可摧的威权政府，底下已发生社会变化，新动员起来的参与者发泄不满，因为政府没有通过采用新制度制造渠道吸纳他们。这个地区未来的稳定，将取决于是否会出现能够引领民众和平参与的政治制度。这意味着，开放政党，开放媒体，广泛讨论政治议题，接受为政治冲突订出规范的宪法规则。

亨廷顿的基本见解仍然是正确的，即现代化不是顺畅和必然的过程。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诸方面，自有不同的轨道和时间表，没有理由一定会按序渐进。尤其是政治发展，独立于经济增长，只遵循自己的逻辑。成功的现代化还得依靠政治制度、经济增长、社会变化和思想的并行发展。绝对不能说，有了发展的某个方面，其他方面就一定会伴随而来。实际上，为了启动经济增长，强大的政治制度往往是必需的；恰恰是它的缺席，将失败或脆弱的国家锁进了冲突、暴力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脆弱或失败国家所缺乏的制度中，首先而又最重要的是行政上的能干政府。国家在受到法律或民主的限制之前，必须先要存在。这意味着，首先就要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部门和官僚体系。

[1] 有关概述，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纽约：采葡萄图书公司，1996年），第1章。

[2] 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55年）。

[3] 韦伯（Max Weber），《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3年）；亨利·梅因（Henry Maine），《古代法》（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3年）。

[4] 例如，参见Joel Mokyr编，《工业革命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新泽西州托托瓦：Rowman＆Allanheld出版社，1985年）；Mokyr，《英国工业革命：经济的角度》（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方视点出版社，1999年）；Douglass C. North和 Robert P. Thomas，《西方世界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Nathan Rosenberg和 L. E. Birdzell，《西方如何致富》（How the West Grew Rich）（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86年）；David S. Landes，《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纽约：诺顿出版社，1998年）。

[5] 有关概述，参见Nils Gilman，《言构未来：美国冷战时期的现代化理论》（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年）。

[6]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2—92页。

[7] 例如，参见James D. Fearon和David Laitin，《种族、叛乱和内战》（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97卷（2003年）：75—90页；Paul Collier，《最底层的10亿人：最贫穷国家为什么失败及怎么办》（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Collier，《内部冲突的经济原因及其政策含义》（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Conflict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olicy）（牛津：牛津经济论文，2006年）；Collier，Anke Hoeffler和Dominic Rohner，《超越贪婪和抱怨：可行性与内战》（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Feasibility and Civil War）（牛津：牛津经济论文，2007年）。

[8]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11年：冲突、安全与发展》（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华盛顿：世界银行，2011）。

[9] William R. Easterly，《制度能否解决种族冲突？》（Can Institutions Resolve Ethnic Conflict? ），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第49卷，第4期（2001年）；Fearon和Laitin，《种族、叛乱和内战》。

[10] 《世界银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美国劳工统计局。

[11] 数据来自拉里·戴蒙德，《金融危机和民主衰退》（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载Nancy Birdsall和福山合编，《金融危机后有关发展的新思路》（New Ideas in Developmen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1年）。另参见亨廷顿，《第三波浪潮：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

[12] 参见Alfred C. Stepan和Graeme B. Robertson，《选举差距与其说是“穆斯林”的，倒不如说是“阿拉伯”的》（An ‘Arab’ More Than a ‘Muslim’ Electoral Gap），载《民主杂志》第14卷，（第3期）（2003年）：30—44页。

[1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www.arab-hdr.org/。

[1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www.arab-hdr.org/data/indicators/2012-31.aspx。

[15] 有关社交媒体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参见Eric Schmidt和Jared Cohen，《新数字化时代：重塑人民、国家和企业的未来》（The New Digital Age: Reshaping the Future of People, Nations and Business）（纽约：Knopf出版社，2013年）。

第3章
官僚体系

对国家的研究就是对官僚体系的研究；测量政府质量的近期努力；不同国家的政府在质量上的差异；需要对这些结果作历史性的了解

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现代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强大、唯我独尊乃至暴虐的政府。人权界试图以法律为机制，保护弱势个人免受国家的虐待——不只是威权政权，还有为追捕恐怖分子而钻法律空子的自由民主国家。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领导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的民运人士，以及阿拉伯之春初期的突尼斯和埃及示威者，都希望借用民主选举来迫使统治者对人民负责。在美国，公民时刻警惕政府权力在现实和想象中的滥用，包括过分的环保要求、限制枪支的管制和国家安全局的国内监视。

结果是，政治发展的讨论最近几年均集中于约束制度——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但政府在受到约束之前，必须要有实际做事的能力。换句话说，国家必须能够施政。

能够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国家的存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许多国家贫穷，部分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国家机器。这一点在失败国家身上尤其明显，包括阿富汗、海地和索马里，那里的生活混乱且不安全。这一点在许多富裕社会也千真万确，即使它们具有相当不错的民主制度。

以印度为例，它自1947年成立以来一直是非常成功的民主政体。1996年，活动家和经济学家让·德雷兹（Jean Drèze）发表调查印度各邦小学教育状况的《基础教育公开报告》。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个发现是，乡村地区的教师中，在上班时间缺席的竟有48%。不难理解，这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印度政府在2001年发起重大改革，以改善基础教育的质量。这项改革引发大量热闹的活动，但2008年的后续研究表明，教师缺勤率与十年前一模一样，仍是48%。[1]

当然，印度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是明星演员，取得每年高达7%至10%的增长速度，直到2010年。[2]但在亿万富翁和高级技术产业的旁边，现代印度的特色仍是令人震惊的贫困和不平等，有些地区甚至跟撒哈拉以南非洲最烂的地区差不多。除了其他事项，这种不平等在印度最贫穷的邦中孕育毛派叛乱。随着印度走上工业化，需要文化水平较高的员工，公民教育程度的严重欠缺最终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印度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做得比不上邻近的中国，更别说已闯入第一世界的日本和韩国。

印度的问题不是缺乏法治。事实上，许多印度人会说，这个国家有太多法律。它的法庭案积如山，运作缓慢，常有案件开庭时原告已经谢世的情形。印度最高法院已积压六万多份案件。政府往往无法投资于基础设施，因为跟美国一样，它被各种各样的法律诉讼捆住了手脚。

印度的问题也不是民主不够。它有自由媒体，乐意批评政府在教育、卫生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缺失；还有大量政治竞争，迫使在位者为失策负责。在教育领域，公共政策的目标不会引起政治争执——每个人都会同意，孩子应受到教育，教师要领薪水就得来上班。然而，提供这些基本服务似乎超出了印度政府的能力。

这种失败是国家的失败——具体来说，是负责向印度乡村儿童提供基础教育的官僚体系的失败，无论是地方和邦的，还是全国范围的。政治秩序不只意味着限制政府的滥权，更且意味着促使政府恪尽职守，譬如提供公民安全、保护产权、配备教育和公共卫生、建造私人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事实上在很多国家中，民主本身受到威胁就是因为国家太腐败或太不称职。人们开始希望出现强大的权威——独裁者或救世主——来打断政客的废话连篇，真正做出点实事。

政府为何必要

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人（往往是美国人）会插嘴说，这是政府本身的毛病：所有政府都是官僚主义、无能、僵化和适得其反的，而且无可救药；解决办法是摆脱它们，改以私人或基于市场的对策，而不是设法予以改善。

与私营部门相比，政府部门在本质上确实效率偏低，这有道理。另外，政府往往越俎代庖，争夺最好还是留给私营部门的任务，如工厂和企业；或干脆以破坏性的方式来干扰私人决策。公共和私人之间的边界调整，始终是每个社会需要重新谈判的问题。

但归根到底，还是要有公共部门，因为某些服务和功能——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只有政府才能提供。严格地说，公共物品既不会被私人挪用，也不会被耗尽；我在享用它时，并不妨碍你的享用。典型的例子是清新空气和国防，它们正是此类公共物品，因为社会中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享用，并且即使有人享用了，留给他人的库存也不会减少。没有私营部门愿意制造公共物品，因为无法阻止他人的使用和获益，也就无法得到任何收入。所以，即使最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会毫不迟疑地承认，政府要在提供纯粹公共物品上发挥作用。除了清新空气和国防，公共物品还包括公共安全、法律制度和公共健康。

除了纯粹的公共物品，为私人消费而制造的许多商品具有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性”。它指的是强加于第三方的得益或伤害，例如，雇主得益于我自费获得的教育水平，工厂的排泄污染了下游社区的饮用水。在其他情况下，经济交易可能涉及信息不对称。举例来说，卖方可能知道自己二手车的缺陷，但在买方眼中，却不是一目了然的；制药商可能知悉，有关临床研究显示自己产品是无效乃至有害的，但潜在的病人蒙在鼓里。在监管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上，政府一直在发挥作用。教育以及公路、港口和水道等设施的正外部性足够庞大，所以在传统上，政府都会以免费或补贴的价格向公民提供一定水平的服务。不过，在这些案例中，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补贴或监管，往往是值得商榷的事情，因为过度的国家干预会扭曲市场信息，窒息私营部门的参与。

除了提供公共物品和监管外部性，政府或多或少还以多种形式参与社会规范。政府希望本国公民正直、守法、受到良好教育和爱国，还可能提倡自置居所、小型企业、性别平等和身体锻炼，反对吸烟、吸毒、帮派和人工流产。大多数政府，甚至那些全心致力于自由市场的政府，除了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最终还会采取自认是鼓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措施。

最后，政府可在控制精英、从事再分配上发挥作用。再分配是一切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的，大多数前现代社会围绕着有能力进行财富再分配的领袖或头人组织起来，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比市场交换更为普遍。[3]我们在第1卷看到，许多早期政府，从诺曼征服后的英国国王、奥斯曼帝国到许多中国皇帝，都把保护普通公民躲避寡头精英的贪婪当作自己的责任。在所有可能性中，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公平，当然也不是相信民主，而是出于自身利益。如果国家不节制社会中最富有最强大的精英，后者就会以他人为代价，攫取和滥用政治体系。

国家从事再分配的最基本形式是法律的公平应用。如果放任不管，有钱有势者总有办法惠顾自己，在与非精英打交道时，永远会占到便宜。只有配备了司法和强制执法能力的国家，才能迫使精英遵守任何他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在这方面，国家和法治合作起来，保证司法平等。这可以是英国的国王法庭在租约纠纷中裁定属臣打赢与领主的官司；或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介入让黑人学童免受暴民的攻击；也可以是警察保护社区免受贩毒团伙的骚扰。

不过现代政府实行再分配，更直白的是使用经济手段，最常见的是强制性保险。政府强迫社区购买保险，如果是社会安全计划，再分配是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如果是医疗保险计划，再分配是从健康人到病人。许多美国保守派指责，奥巴马总统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是“社会主义”；但事实是，在世界上富裕的民主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全民医保的。

从洛克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一直怀疑政府强制的再分配，因为它要以善良和勤奋为代价来奖励懒惰和无能。甚至，所有再分配都会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道德风险”：让人们获得的酬报基于收入而不是努力，政府无疑在鼓励大家放弃工作。当然，这也是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形，如苏联的“政府假装付工资给我们，而我们假装工作”。

另一方面，极简国家拒绝向运气欠佳的公民提供安全网，在道德上难以自圆其说。除非有这样一个社会，竞争场地永远绝对公平，而出身和单纯运气对个人的生存机会、财富和机遇从不发生作用。但是这样的社会过去没有，今天也没有。大多数政府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要不要再分配，而是在什么水平上和以何种方式再分配，以尽量减少道德风险。

优势继承的问题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严重。精英往往会变得盘根错节，因为他们可利用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还可借用国家力量来保护自己和孩子。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直到非精英在政治动员中获得成功从而实现逆转，或以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在有些情况中，非精英的反应是暴力革命，如法国和布尔什维克大革命；在另外情况中，可采取民粹主义再分配政策的形式，如胡安·庇隆（Juan Perón）的阿根廷和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的委内瑞拉。在理想的情况下，对精英权力的约束应通过国家的民主控制，其中的国家政策，在国家资源的公平分配上反映人民的广泛共识。与再分配的情况一样，关键在于，既不惩罚精英致富或参政的能力，又防止他们影响力的坐大。

关于国家的功能范围，现有各种各样的观念。有人相信，它只应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也有人认为，它应积极塑造社会性质，从事大幅度再分配。如前所述，所有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涉及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只是干预的程度有别，从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国家，到更古典的自由主义美国。图3显示现代政府可提供的国家功能的光谱表，从最少到最多。

许多当代政治争论关心国家干预究竟应走多远，但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关于国家能力的问题。任何给定的功能，例如救火、提供保健服务和制定工业政策，可以做得更好或更糟，一切要看国家当事部门的质量。政府是复杂组织的集合，表现好坏取决于组织形式以及它手中的人力和物力。下面以两条重要的轴来评估国家，水平轴表示国家功能范围，垂直轴表示发挥特定功能的国家能力（见图4）。

图3. 国家功能的范围

来源：世界银行，《变化世界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国家在水平轴上能走多远，已有若干粗糙的测量。经济学家最常用的是税收占GDP的比例，也可以是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个数额通常大于税收，差额部分就是借债。这些测量还不够，因为有些积极的功能，如监管和行业政策，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却不一定涉及财政支出。

图4. 国家功能范围和国家力量

测量政府的质量

测量国家力量或国家质量——它在垂直轴上的位置——更为复杂。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以一整套程序来界定现代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职位严格按照功能组织起来，官员的遴选以择优和技术能力为基础，而不是庇护主义。[4]韦伯的有些标准，作为良好官僚功能的前提，已经不是我们今天能接受的；例如，职位终身制，通过行政等级实施严厉的纪律和控制。然而，根据技术资格来遴选官员，根据才具而不是个人关系来晋升官员，这些想法已得到广泛接受，且与良好的治理效果关系密切，如经济增长和较少腐败。[5]韦伯强调官僚的形式，而政治学家博·罗斯坦（Bo Rothstein）建议用“公正”（impartiality），来作为测量政府质量的标尺。他认为，这种规范性的特性与高效的政绩有关。[6]反过来说，我们可通过功能障碍的测量，如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来评估政府的质量。[7]

单单通过程序来测评政府能力，很难捕捉到它真实的质量。韦伯的经典定义假设现代政府是受规则约束的僵化机构，机械地履行委托人（principal）设置的功能。但事实上，程序僵化不是一种美德，反而是人们不喜欢现代政府的核心原因。韦伯本人也谈到，官僚体系犹如“铁笼”，把人困于其中。[8]

不同于程序的替代方法是测量政府制定和贯彻政策的能力，即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所谓的国家“渗透”治下社会的能力。[9]能力的界定牵涉好几个因素，包括官僚体系的规模、掌握的资源、政府官员在教育和专业上的水平。有些学者把政府从人口中征税的比率当作能力的测定，同样的方法也用于测量国家功能范围。理由在于，税收代表政府可任意支配的资源，也很难征集，特别是像所得税那样的直接税。然而，组织履行功能的能力，从来不单看它的资源。组织文化也很重要——即组织中每个人协同运作、孕育信任、勇于探险、富于创新的程度。以正式程序界定的韦伯式官僚体系，可能拥有高效发挥作用的无形特质，也可能没有。

衡量政府质量的另一方法是，不看它是什么而要看它做了什么。政府的目标毕竟不是按程序办事，而是要提供基本服务，包括教育、国防、公共安全和法律保护。产品的测评，如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的文化水平，要比教师人数、招聘统计和培训数据更有价值。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迈克尔·伍考克（Michael Woolcock）和马特·安德鲁斯（Matt Andrews）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它们只是在从事所谓的“同构模仿”（isomorphic mimicry）。换句话说，它们在复制发达国家政府的外在形式，却无法复制同样的产品，如教育和卫生。[10]测量政府实际做什么，而不是如何在做，会避免这个问题。

产品的测评很有吸引力，但也会产生误导。良好的结果，如优质的公共教育，来自复杂的混合物，既有政府的投入（教师、课程和教室等），又有学生自身的特点，包括家庭收入、社会习惯和文化背景（家人对学习的重视程度）。美国教育成果的一项经典研究是1966年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它的统计分析显示，优质教育所反映的与其说是政府投入，倒不如说是学生朋友和家庭的影响。[11]在任何情况下，要测量现代政府提供的复杂服务，通常都很困难。例如，如何测量司法系统的质量？显然，如果没有法庭公平审案和刑讯逼供的定性检测，仅有案件结案或定罪的定量检测，这样的测量毫无意义。缺乏这样的定性测量，警察国家的表现似乎永远胜过坚持法治的国家。

在测量国家功能时，除了程序和产品，还要考虑政府质量的最终方面：政府享有的自主程度。政府都要为政治主人服务，无论是民主的公众还是威权的统治者，但它在执行任务时所获得的自主性有多有少。自主性的最基本形式体现在，有权实施对自己官员的控制，录用标准基于专业而不是政治。自主性在执行任务中也非常重要，因为复杂或矛盾的命令很少能产生良好效果。另一方面，自主性太多也会导致灾难，或是腐败，或是官僚机构自订议程，不受政治控制。

良好程序、能力、产品和官僚自主性，可帮助确定国家在图4垂直轴上的位置。如果有学术界公认的测量国家质量的标准，那当然更好，可惜没有。近年来，经济学家尝试制定政府质量的定量测量并取得一些成功。国家中的政府质量，视地区、功能和层级（全国、州或地方）而定，十分参差不齐，使综合性的比较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反映各国政府绩效的，通常是世界银行学院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它自21世纪初起，每年都公布排名。这个指标从治理的六个方面（言论及负责制、政治稳定及无暴力、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对众多国家进行测量。图5提取其中的两个方面，即腐败控制和政府效率，以政府效率的打分为标准，选出一组发达和欠发达的国家，从最差到最佳。

图5. 政府效率和腐败控制

来源：世界银行学院：《全球治理指标》，2011年

很难弄清全球治理指标到底代表什么，因为它们只是程序、能力和产品的混合物，往往又是基于对专家的调查。这些指标也未能捕捉到国家中政府质量的各种差异，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同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乡村警察，就好像上海的教育质量不同于中国内地穷困县。然而，这些指标大致显示，世界各地的政府在质量上具有巨大差距，而政府效率又与腐败程度紧密相关。另有不少研究表明，政府质量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也密切相关。

图6. 国家功能范围vs.国家力量

来源：世界银行学院：《全球治理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只计算中央政府的税收，不包括罚款和社会保险金

我们以税收占GDP的百分比为国家功能范围的函数，以世界银行学院的全球治理指标为国家力量的函数，可为图4的二维矩阵中填入真实数据（见图6）。发达国家的政府各有大小，但我们看到，它们都位于矩阵的上部。换句话说，你可以是高收入的大政府——丹麦和荷兰，也可以是高收入的较小政府——新加坡和美国。有效政府一旦缺席，国家就不能致富。还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位于垂直轴的中部。[12]其中的贫穷国家靠近底部，最弱国家几乎是零。

美国人喜欢无休止地争辩政府规模的大小。但上述数据显示，在争取良好结果上，政府质量比政府大小更重要。

世界上各政府的表现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为什么有些国家，如北欧国家，能以高效提供多元化服务，让公民养成高度的社会信任；其他国家似乎永久陷于腐败和低效，在公民眼中成了寄生虫，而不是带头人？发展的其他方面——法治、负责制、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到底与好政府又有什么关系？

下面几章将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地方发展出了强大国家，其他的却没有。我会比较五个案例：普鲁士/德国、希腊、意大利、英国和美国。普鲁士/德国，与希腊和意大利，在当今欧洲联盟中分别成了书挡的两侧。德国素有强大官僚体系的声誉，经历20世纪上半叶的灾难之后，在战后时期一直采纳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比之下，希腊和意大利以高度依附主义和腐败政府著称，其公共财政的痼疾在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中爆发出来。这个差异来自何方以及何以持续至今，将是比较的焦点。

英国和美国成了中间案例。英国在19世纪初仍有未经改革的充斥庇护政治的文官体系，到该世纪的中间几十年才开始予以清理，从而奠定今日现代文官制度的基础。同样，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初有了基于党派的庇护体制，让政党委任的官员掌控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更确切地说，美国现象并不是庇护政治（patronage），而是依附主义（clientelism），因为它涉及政客向支持者大肆分发好处，而比较封闭的英国就没有此类情形。美国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至第三个十年也成功实现体制改革，造就了现代文官制度的核心。英国和美国能在公共行政中消除某种形式的腐败，而希腊和意大利却做不到。

产生不同结果的关键原因在于，改革官僚体系与容忍更广泛的民主竞争，究竟哪个先哪个后。有些国家仍是威权政体时，就创建了强大的官僚体系，如普鲁士。这种持久而又能自主的官僚体系，活过了随后的政权易手，一直坚持到今天。另有些国家在强大政府到位之前，就实施民主化，如美国、希腊和意大利。它们搞出了依附主义，之后又必须予以改正。美国的改革成功了，希腊则没有，而意大利仅取得部分成功。

欧洲最早建立现代政府的国家之一是普鲁士，它也是现代德国的统一者。普鲁士在工业化之前就开始组建有效的官僚体系，较晚引入民主负责制。所以，我将以这个故事来交代现代国家的兴起。

[1] 参见Lant Pritchett，Michael Woolcock和Matt Andrews，《能力陷阱？坚持执行失败的机制》（Capability Traps? The Mechanisms of Persistent Implementation Failure）（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工作文件第234期，2010年）。

[2]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

[3] Karl Polanyi和C. W. Arensberg，《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纽约：自由出版社，1957年）。

[4] 韦伯的标准：
a．官员本身是自由的，只须在规定范围内服从权威。
b．他们被分配到明确定位的等级制度的职位。
c．每个职位都有规定的专长范围。
d．职位的任免基于自由的契约关系。
e．选择候选人是以技术资格为基础。
f．官员的酬劳是固定薪水。
g．职位是任职者唯一的职业。
h．职位成为一种职业。
i．所有权和管理之间的分离。
j．官员遵守严格的纪律和掌控。
《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卷：220—221页。

[5] 量化韦伯式政府的特征及其结果的两个研究是James E. Rauch和Peter B. Evans，《欠发达国家的官僚结构和官僚性能》（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Bureaucratic Performanc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载《公共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第75卷（2000年）：45—71页；Rauch和Evans，《官僚体系与增长：韦伯式国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跨国分析》（Bureaucracy and Growth: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Weberian’ State Stru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载《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64卷（1999年）：748—765页。

[6] Bo Rothstein，《政府的质量：腐败，社会信任和不平等的国际视野》（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Social Trust, and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年）。

[7] 这份指数基于对不同国家的生意人的调查，http://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jndjces/cpi。

[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纽约：布纳出版社，1930年），181页。

[9] 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4页。

[10] Pritchett，Woolcock和Andrews，《能力陷阱？坚持执行失败的机制》。

[11] James S. Coleman等，《教育机会的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华盛顿特区：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1966年）。

[12] 中国位置偏向俄罗斯的左边，会有一点误导。中国保留大量国有企业，其收入仍属公共部门，但不一定显示为税收。

第4章
普鲁士建立国家

普鲁士和德国的官僚体系成为现代官僚的典范；战争和军事竞争是国家现代化的源泉；法治国的意义；官僚自主性为何幸存至今；战争为何不是通向现代官僚的唯一途径

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写下有关现代官僚制的著名描述，丝毫不考虑他斥为腐败得无可救药的美国官僚体系。如果要讲私营部门的质量，美国当时是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典范，但它的政府在欧洲人眼中却是极其落后的。韦伯所考虑的故乡德国的官僚体系，其时已蜕变成纪律严明和技术熟练的自主组织，可与法国的著名官僚体系媲美。

当时德国只有民主政体的雏形。从19世纪70年代起，新统一的德国按俾斯麦宪法运作。这套宪法允许民选的国会，却将广泛权力留给非民选的皇帝。皇帝掌控军队，并享有任命总理的专权。对行政权力的主要制约不是民主，因为它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才出现，而是皇帝统治必须借助的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外加发达的法律体系。由此而生的法治国，被描述为开明专制政体，以非人格化方式提供对公民权利的坚强保护，即使公民没有迫使统治者负责的选举权。

法治国证明是经济发展的很好平台，因为它对私有产权和合同执行提供有力的保障。德皇虽说是“专制”统治者，但不能随意没收公民财产或亲自过问公民诉讼。结果是，德国从1871年到1914年迅速完成工业化，在许多方面超过英国，成为欧洲领先的工业强国。

在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国家分裂后，西部德国终于在1949年成为巩固的自由民主国家。它在这一段时期以及在1989年重新统一后，始终可以依赖非常有力的国家行政部门。这个部门在当代的治理测评中名列前茅。换句话说，德国在早期就发展出强大的国家和法治，只是它的负责制政府姗姗来迟。它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现代德国的前身普鲁士国家，犹如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国，曾与邻国进行长期的殊死搏斗。正如我们在第1卷中看到的，战争奖励高效且唯才是任的政府，而普通的经济活动于事无补。所以，战争是通向现代国家的重要途径。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宣告三十年战争的终止，其时的德国可用军阀主义一词来形容。组成现代德国的区域那时分割成几十个主权小国，名义上是统一的，隶属于名叫神圣罗马帝国的跨国结构。给这个区域打上军阀色彩的是，这些小政治体中，仅有很少几个强大到能通过正规的官僚机构在境内征税，供养得起职业军队，乃至凭借武力垄断实施有效执法。这些小政治体的君主，倾向于用借来的钱聘请武装雇佣军。等钱用光了，这些雇佣军只好靠抢劫掠夺当地居民为生。他们不是向倒霉的农民征粮，就是摧毁农作物和基础设施，以防竞争对手的占用。尔后在三十年战争的过程中发生的饥荒和疾病，使德国城市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乡村人口减少五分之二。[1]

一个有国家的军队

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年轻的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在1640年12月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其时还不明显，一个伟大国家将以他继承下的领土为核心，而不是他更大的竞争对手，如萨克森国（Saxony）和巴伐利亚国（Bavaria）。犹如当时许多王朝政体，他的领土并不连贯，从东普鲁士（现属波兰和俄罗斯），一直延伸到德国西部的马克（Mark）和克利夫斯（Cleves）。他继承的官僚体系仍是家族制的[2]，在领地上必须与代表土地贵族的封建等级会议分享权力。他在战争和税收问题上，又要与在自己庄园上享有主权的土地贵族进行磋商。他的祖先只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才从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谓的“流寇”蜕变成“坐寇”。前者主要通过掠夺和战斗来获得资源，后者通过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如人身安全和公正司法，来向顺从的农业人口征税。[3]这些坐寇后来就被称为容克阶级。

如第1卷所梳理的，负责制政府首次出现于17世纪末的英国。英国等级会议组成紧密结合的议会，有能力阻止国王的计划，还在一个世纪中废了两名国王。恰恰相反的事情发生于勃兰登堡—普鲁士。那里的等级会议软弱分裂，政治权力受到数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和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的逐步剥夺，转而集中于王室的中央政府。

实施中央集权的工具是军队。那时的统治者中，只有极少数在和平时期维持常备军。普鲁士参与的瑞（典）波（兰）战争，以1660年的《奥利瓦和约》（Peace of Oliva）宣告结束。但大选帝侯不愿遣散自己的士兵，从此便有了常备军。他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长大成人，认为普鲁士基本上是内陆国家，又在强大竞争对手的包围下，唯有通过军事实力，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4]他施出各种计谋，接管等级会议的财政，解散独立的民兵组织，集财政和武力于自己控制的官僚体系。这个过程在他孙子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治下仍在继续，尽管历史学家豪约·霍尔本（Hajo Holborn）称他孙子为“粗野人，所缺乏的不仅是文化上的优雅，而且是对他人感受的敏锐……是凌驾于家人、随从和国家之上的强悍暴君”。[5]但腓特烈·威廉是老练的国家建设者，将自己宫殿前的游乐花园辟为军事演习场地，又将宫殿底层改成政府办事处。根据历史学家汉斯·罗森伯格（Hans Rosenberg）的说法，他以“人力、自然财富、资金供给和经济技能只属三流的国家，打造出一流的军队”。[6]

此外，普鲁士的国家建设还有重要的文化方面。霍亨索伦家族在16世纪中叶变成加尔文主义信徒，与主要是路德教的贵族发生分歧。他们的加尔文主义至少有三大影响。首先，大选帝侯和他的继任者，以外来的荷兰和胡格诺派的教友充实新的中央官僚机构，使它更独立于周围社会。其次，清教徒的道德主义深深影响了个别领袖的行为，尤其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他的节俭、苦行、对腐败的疾恶如仇，都是传奇性的。最后，在普鲁士地区引进加尔文主义，因此创立一系列社会新制度，如学校、登记当地人口的教区和贫民救济院。最终，更为现代的新国家接管消化了这些制度。这造成了竞争性的压力，使路德教和天主教不仅在普鲁士而且在整个欧洲也推出类似改革。[7]

好比战国时期的中国，创建大规模军队不是出于国王的任性而是出于国家的生存需要。在这一点上，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者比欧洲大陆的对手看得更清楚。[8]事实上，普鲁士本身在七年战争中几乎消失。其时，腓特烈大帝同时与更强大的俄国和奥地利作战，差点被俘遇难，全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纯粹幸运（俄国彼得三世的登基），才得以拯救国家，使之继续成为欧洲的重要大国。人们因而把普鲁士描绘成“一个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9]

普鲁士从家族制到现代官僚体系的转变是分阶段完成的，始于1640年，止于19世纪早期的施泰因—哈登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大选帝侯17世纪下半叶开始启动了这一进程，将文职和军事的官僚体系分开，把前者组织成一系列技术性的委员会（Regierungen）。为了筹集资源，军需处变成中央集权的主要工具。它既要监管日益复杂的税收，又要发挥军事供应的功能，最终发展成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0]

到了18世纪晚期，普鲁士官僚体系是奇特的混合物：它的用人和晋升，既有择优录用，又有家族裙带。腓特烈大帝大力提携有才华的军官和官僚，但经常还会将忠诚置于能力之上。一旦腓特烈的战争结束，择优晋升的压力也就消失。显要家族对某些官僚部门几乎形成垄断，可以贷款和贿赂换取招聘和晋升。换句话说，普鲁士遭受家族制复辟，就像中国在东汉末期所经历的。[11]

历史在普鲁士终结

根据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说法，历史终结于1806年的耶拿—奥尔斯塔特战役（Jena-Auerstadt）。其时，半家族制的普鲁士军队全军覆没，对手是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率领的是更为现代的军事机器，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遵照现代官僚的原则组织起来。年轻的哲学家黑格尔亲眼目睹拿破仑骑马穿越耶拿大学城，从这场失败中看到现代国家的胜利。他在《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一书中论证，人类理性的自我表现走过漫长的历史旅程，其高潮就是这种国家现代性。科耶夫20世纪30年代在解说黑格尔时认为，现代国家的想法一旦问世，最终将在全世界普及，因为它具有如此巨大的说服力，面对它的人要么顺从它的支配，要么遭到它的吞噬。[12]

现代国家的基础在耶拿战役之前就已打下，1770年的官僚体系改革已引入考试作为晋升的依据。但没有军事失败的大难临头，旧体系无法克服惯性。兵败于拿破仑之后的改革，以施泰因男爵（Baron Karl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和哈登贝格王子（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1750—1822）为首。施泰因是贵族，出身帝国骑士家庭，就读于哥廷根大学和英国，并且是自由主义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追随者。[13]在耶拿战役之后，哈登贝格的座右铭变成了“君主制政府中的民主原则” 。[14]

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完成了从腓特烈个人独裁到真正开明专制（法治国）的转变。1807年的《十月法令》，继法国大革命的先例，废除贵族的法律特权。官僚职位向平民全面开放，“唯才是举”（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的法国原则被奉为圭臬。家族制的遗老遗少从官僚体系中被清除出去。官僚体系仍是贵族制的，但现在立足于教育水平而不再是出身。1817年的就业法规，将中学古典教育和大学法律教育，定为聘任较高层官员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另有大学制度的改革。在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领导下，大学改革在耶拿战役之前就已起步。改革创建的综合系统将全国最好最聪明的年轻人直接送入官僚机构。[15]因此，普鲁士体制酷似由高等学院支撑的法国体制，或明治维新之后创建的日本体制。日本的新学术精英也从东京大学等学府直接进入政府。

不断变化的思想氛围，体现于哲学家约翰·费希特（Johann Fichte）的言论。他声称，贵族是“国家的第一等级，仅仅表示一旦遇上危险他们是第一个逃跑的”。[16]择优是组织原则的核心，体现于德语的教化（Bildung）一词。它可翻译为“教育”，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除了正规学习，还包括道德修养。教化的概念受到18世纪末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推崇，包括莱辛（Lessing）、赫尔德（Herder）、歌德、费希特、洪堡，尤其是伟大的哲学家康德。[17]

法治国

出现于19世纪的普鲁士国家，将成为统一德国的基石，也是专制独裁的典范。最高统治者不受负责制的约束，但要借助日益制度化的官僚体系。所以，政府行为具有正规性和透明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演变成对专断专制政体的法律约束。然而，法治国从未达到宪法对行政的约束程度，即英国人在光荣革命中取得的，或美国人在宪法中奉为圭臬的。不过它作为保障现代产权的手段还是足够好的，促进了德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工业化。所以，它成了世界各地开明专制政体的典范。因此，当代新加坡有时会被比作19世纪的德国。

我在第1卷给法治下的定义是，法律得以制衡政治权力，包括政治体系中最强大的政治参与者。我在第1卷还表明，在许多文明中法治有宗教上的起源，宗教既为法治提供了法律内容，又提供了解释法律的宗教专家的等级制度。在基督教的欧洲，天主教在11世纪复活了罗马法；之后，又有各式法律制度获得制定。而第一名专制君主开始积累权力，还要等数百年之后的16世纪晚期。事实上，欧洲强大的法律传统推迟了专制主义工程，最终还限制了它的范围。

这在德国身上表现得最为真切，德国几乎就是各种法律制度的化身，如帝国议会以及在无数章程和合同上都有明文记载的封建权利和义务。各德意志邦国花在诉讼上的时间与花在战争上的几乎一样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专制君主开始破坏把主权赋予神（在实践中是神的代理人教会）的法律概念，转而宣称自己拥有主权。这种说法有时基于君权神授——上帝把主权直接授予特定的统治家族。从17世纪中期开始，有些思想家，包括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让·博丹（Jean Bodin）、托马斯·霍布斯和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开始构建新理论。这个理论无须诉求宗教权威，径直把主权赋予君主。普芬道夫在普鲁士特别有影响，先是大选帝侯的侍臣，最终又变成他的传记作者。

让专制主义与国家挂钩的世俗新论不一定是王侯权力的福音。根据这些新锐理论家，君主享有绝对权威，不再受基于宗教的法律的约束，理由在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广大利益。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君主统治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他接受隐含的社会契约，同意保护公民的基本生命权。统治者虽不是选出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所体现出的是公众对和平的追求，而不是自家的私人利益。政治理论家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指出，国家已变成一个抽象符号，非人格化地代表整个共同体，而不是社会中特定群体的统治工具。所以，在公与私的区分上，有关的理论基础已经奠定。这一点对以现代眼光来理解政府作用非常重要。[18]

所有这些想法在普鲁士法律的演变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普鲁士国家的建立时期，君主的个人权威被认为是所有法律的源头。君主需要通过官僚体系来执政，后者反过来又以一套公共行政法律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事实上，普鲁士民事官员中的大多数是司法人员，官员最常见的教育背景是法律培训。[19]在前述的约束行政的意义上，这并不构成法治。更确切地说，它有时被称为“依法治国”（rule by law）。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中国古代法家所倡导的律法非常相似，如秦汉等朝颁布的各类律法。[20]

有主见的领导者，如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往往我行我素，不顾法律（甚至前者一度把后者打入监狱，尽管后者是他的儿子），没有遇上强大独立的司法制度的阻止。但普通公民，或彼此之间，或与国家打交道时，又可期望得到日益整齐划一、非人格化的待遇。新出现的民法包括行政法院体系，允许公民在受到政府不公对待时可起诉国家。在法国，下级法院的判决可一路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后者又可迫使行政部门遵守自己对法律的解释。[21]（行政法院也存在于采用民法的当代中国和亚洲，见下面第25章。）尽管法治国不能告诉君主他的做法是违宪的，但对下级政府的任意妄为仍可产生制约。

普鲁士国家在18世纪中叶，先通过塞缪尔·冯·科克采依（Samuel von Cocceji）的努力来统一法律体系，再采纳冯·卡墨（J. H. von Carmer）和卡尔·苏亚雷斯（Karl Gottlieb Suarez）编写于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典》（Allgemeines Landrecht）。在拿破仑1804年颁布《民法典》之前，这个法典也许是民法传统中最重要的革新，它力图使法律明确，让每个公民都清楚国家的目标。

普鲁士法典仍是一份封建文件，因为它把公民分为三类——贵族、自由民和农民，各有不同的权利。农民有权留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但土地买卖只能在贵族之间发生。卡墨和苏亚雷斯本来希望这份法典成为宪法性文件，以保护人民免受君主的随心所欲，但在国王的要求下，颁布之前被迫把有关段落删除。这份法典承认私人事务中宗教和良心的自由，但给国家相当大权限，以控制政治讨论、审查媒体言论。[22]

有了耶拿战役的失败和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社会各阶层不平等的法律待遇才被扫除。拿破仑的胜利引发特别重要的改革，那就是任何人都可拥有土地，由此开放土地市场。代表权没有正式扩展，但官僚体系感到自己在行使代表权。历史学家爱德华·甘斯（Edward Gans）说：“国家的力量在于行政的宪政秩序……公民的自由在于它的法律秩序。”在普鲁士的行省，省督（Oberpr?sident）公署协调行政部门，主持省议会，充当与中央沟通的渠道。主持中央政府政务的与其说是国王，倒不如说是哈登贝格的国务院（Staatsrat）。[23]

官僚体系的自主和民主负责制的悖论

亨廷顿用来界定制度化的四个标准之一是制度（机构）的“自主”程度。如果“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有别于其他制度（机构）和社会力量”，那么制度（机构）就是自主的。[24]所以，自主的司法部门在裁决时会严格遵循司法规范，既不会听从政治老板的遥控，也不会接受富裕被告的贿赂。自主的军队可以军事标准来晋升军官，而非政治标准。自主的反面是服从，即一个组织受外部势力的有效控制。第1卷中的叙任权斗争讲到，天主教会在11世纪和12世纪力求任命自己的神父和主教，这其实就是争取自主的斗争，为了独立于当时的宫廷政治。[25]

中国从未有过正式法治，但自秦朝以来，一直有官僚体系。它根据书面规则行事，建立对政府行为的稳定期望。中国自主的官僚体系对皇帝随心所欲的专制行为起了制动作用，这比欧洲整整早了一千年。事实上，明代一位皇帝自认可以调兵遣将，发动战争，却被大臣们解除武装，所用方式很有礼貌，但也很坚决。[26]

官僚体系逃避主人控制的现象，行政部门的代理人很清楚，无论是企业老总和国家总统，还是大学校长。要运行庞大组织，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没有官僚体系是不行的。一旦将权力委托给一级级的行政机构，行政高管就会失去很多控制，往往成为官僚体系的囚犯。（这是英国广播公司系列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的核心前提，剧中的常任秘书汉弗莱是职业官僚，成功挫败名义上是他老板的政务大臣的各种倡议。）官僚体系越是自主和能干，潜在的失控危险也就越大。

这也发生在霍亨索伦王朝。像腓特烈大帝那样雄才伟略的国王，恐吓官僚体系，使之屈从于自己的意愿。他著名的政治遗嘱，呼应法国路易十四的家族制观点，“朕即国家”。[27]他的继承者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年在位）和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不够强悍，权力的平衡由此决定性地偏向官僚体系。这些早期的国王让官僚体系变成独特地位的团体，有力且团结。正是这种内部团结给它带来高度的制度自主性。这些官员愈来愈把自己当作普鲁士国家的公仆，而不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私仆。国家利益超越其时占据王位的个人的命运。1806年之后，官僚体系向雄心勃勃、遍布才俊和教育良好的资产阶级开放，这种团队精神获得进一步加强。所以，有观察者在1799年宣称，普鲁士国家“与不受限制的君主政体相差很远”，而是一个贵族政体，“赤裸裸地化成官僚体系来实施统治”。[28]由于这个原因，黑格尔在《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ight）一书中将官僚体系视作“普遍阶级”（universal class）的化身，它代表的是整个共同体，而不是必然偏袒自我利益的市民社会。

有效制度要有高度自主，就会有物极必反的情形。譬如，军队不向政治上的主人提供关键信息，以便自己来独立制定战争的目标。那么，它就是在篡夺政治权力。经济学家以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来理解这个问题。官僚体系应该是没有自身目标的代理人，制定目标的是他们的老板——委托人。在君主国，委托人是国王或统治王朝；在民主国，委托人是通过民选代表间接执政的人民。在运作良好的政治体系中，代理人应有足够自主性来做好分内工作，但到最后还得向委托人负责。官僚机构的自主在君主政体中是对专制权力的制约，久而久之，它想逃离的不仅是皇帝的控制，而且还有民选的立法机构的控制，因为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普鲁士于1871年在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领导下统一了德国。之后，官僚机构继续保持自主，拒绝来自皇帝和新兴民主政体的干涉。选举权在19世纪70年代后逐步向民众开放，像社会民主党等新政党渐渐在国会取得席位（见第28章）。但帝国宪法保护官僚免受国会的干涉，官员可以参与国会，但国会无权任命官员。这时涌现出政治学家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所谓的保守党和上层中产阶级政党的“专制联盟”。它支持官僚体系的自主，抵制新政党将自己追随者安插到要位的企图。[29]

这个专制联盟到20世纪仍然保持着它的影响力，一直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和第一个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的出现。1918年德皇被迫退位后，支配国家运转的官僚机器基本上完好无损。新的民主政党——社会党、民主党和中间派——不愿把太多自己人安插进去，唯恐引起官僚机构不满，转而反对新兴的共和国。甚至在1920年卡普政变（Kapp Putsch）之后，也不敢贸然将盘踞已久的右翼分子清除出去。1922年，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总理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那之后，政治任命才有所增加。但在纳粹1933年上台后，这些新上任的官员很快被开除。纳粹颁布重建职业官僚的法律，矛头所指就是犹太人、共产党人和“政党安插的官员”。[30]

过分自主的问题在普鲁士和后来的军方最为严重。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之后，在向中产阶级的开放上，军队比文官系统要慢得多。一直到20世纪，军队仍是特权的堡垒，自成一体，游离于平民社会之外。[31]普鲁士军队战胜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赢得了政治资本，谋求自己独立于民选的国会。此外，根据俾斯麦宪法，军队只向皇帝负责。由于这种高度自主，军方对德国外交政策发挥愈益增长的影响，就像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说的，成了“国中之国”。1887—1888年的保加利亚危机时，总参谋部的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将军（Alfred von Waldersee）认为，为了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与俄国一战不可避免，从而敦促先发制人的战争。明智的俾斯麦知道，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应是防止反德联盟的出现。他成功遏制这种军方威胁，他的评说令人难忘，先发制人的战争好比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先行自杀。他的继任者则比较软弱，挡不住军方的政治影响。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将军（Alfred von Schlieffen）和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掌控的总参谋部，制定对法国和俄国两线作战的计划，呼吁在1905年摩洛哥危机中采取激进姿态（这促使英法团结在一起），1914年7月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在萨拉热窝遭到暗杀前，又催促对奥地利盟友的大力支持。军方认定的两线作战不可避免，反而成了自行实现的预言。皇帝被告知，为了应对巴尔干地区的事件，别无选择，只能照军方时间表向法国发起进攻，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32]

18世纪建立的官僚体系的自主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纳粹政权在1933年上台后，顺利完成对军队的掌控，但对文职系统则基本未动。与布尔什维克等共产主义政党不同，纳粹既没有创立平行的政委体系，也没有把旧官僚体系推翻重来。它只是在有些部委（尤其是内政部）安插忠诚人士，以清除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官员，但最终发现，仍需要依靠官僚体系的现有能力。[33]

结果是，当纳粹政权1945年8月遭到盟军摧毁，官僚体系却存续下来，事实上证明还相当有韧性，即使有盟军占领当局的努力以清除出身纳粹或同情纳粹的成员。普鲁士所有文职官员中，约有81%是纳粹党员，其中一半又是在1933年之前入党的。[34]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当局，试图铲除德国政府中的纳粹影响。他们在纽伦堡举行对高级战犯的审判，又从官僚体系中清除可疑分子。但是，当西德的联邦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后，尽快组成得力政府来主持反苏的新北约组织成为当务之急，大批清洗出去的人因此而官复原职。1951年通过的联邦法律，将复职权利赋予所有普通文职人员，包括有纳粹背景的，以及被东德驱逐出境的。最初有五万三千人被清洗出去，到后来仅有一千人永久不得担任政府工作。

联邦德国在20世纪中期成立时，德国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贵族和旧容克阶级遭到摧毁，纳粹政权变得臭名昭著，普鲁士的国家机器分崩离析，真正的民主价值观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德国官员的政治态度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官僚体系的自主高效的传统基本上完好无损。

通往现代国家的途径之一

我在普鲁士—德国的官僚体系上花费这么多时间，是因为它称得上是现代官僚体系的典范，并获得了广泛认可。它也代表一部分国家选定的途径：为了应付军事竞争，而发展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并一直存活至当代。这其中包括秦汉时期的中国，它的现代国家比普鲁士、瑞典、丹麦、法国和日本的国家几乎早了两千年。战争和高效的现代政府没有很大关联，许多长期参战的社会仍是腐败或家族制的。对一部分国家来说，战争仅仅是有利条件之一。

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非常脆弱；而普鲁士—德国的官僚体系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耐用和韧性。18世纪普鲁士创立的官僚传统，活过了耶拿和拿破仑的战役，过渡到德意志帝国、魏玛民主政体与纳粹政权，然后又通过战后的联邦共和国重返民主。官僚体系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开始它是贵族的禁脔，最后变成反映广大德国民众意志的、择优选出的精英联合体；它保住了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还保住了对自主性的政治支持。

今天，德国官僚机器无疑受到政治系统的充分控制，最终要向联邦议院中民选的政党负责。这种控制主要体现在，处在官僚等级顶端的总理（political minister）由每一届政府任命。在德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向党务工作者分派公职的情形，此即政治庇护主义，就像在美国、意大利和希腊发生的那样。在德国历史上，自主的官僚体系即使不是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力量，往往也是极端保守的力量。它获得自主性是在开放民主政治之前，这一事实意味着，如马丁·谢夫特[35]指出的，庇护政治从来没有在德国登陆。我们将要看到，在强大国家巩固之前就出现民主的地方，从政府质量的角度看，结果都不太理想。

今日的德国、日本和少数其他国家，由于继承了政治发展的威权阶段的遗产，才在政府质量和控制腐败上获得高名次。我们不能称之为幸运，为获得这种官僚自主性而付出的代价是军事竞争、战争和被占领，以及破坏和拖延民主负责制的威权统治。在政治发展中，如亨廷顿阐明的，美好事物并不总是走到一起。

[1] Hajo 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648-1840）（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22—23页。

[2]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普鲁士经验，1660—1815》（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8—10页。

[3] 有关霍亨索伦王朝征服军阀贵族的早期努力，参见Otto Hintze，《奥托·欣策的历史论文》（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38—39页；有关流寇和坐寇，参见奥尔森，《独裁、民主和发展》。有关这个概念的讨论，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03—304页。

[4]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36—37页。

[5] 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190—191页。

[6]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40页。

[7] Philip S. Gorski，《纪律革命：加尔文主义和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的兴起》（The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Calv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3年），79—113页。

[8] 参见《奥托·欣策的历史论文》，45页。Philip S. Gorski指出，最重要的制度改革发生于腓特烈·威廉的治下，当时普鲁士还没有巨大的军事压力。这表明，普鲁士国家建设的根源并不全在国家安全，还有宗教。《纪律革命》，12—15页。

[9] 有关这个时段，参见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246—248页。

[10] Hans-Eberhard Mueller，《官僚、教育和垄断：普鲁士和英国的官僚体系改革》（Bureaucracy, Education, and Monopoly: Civil Service Reforms in Prussia and Englan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4年），43—45页。

[11] 参见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73—87页；Hans-Eberhard Mueller，《官僚、教育和垄断》，58—61页。

[12]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a la Lecture de Hegel）（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7年）。

[13] 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396—397页。

[14] 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413页。

[15] Hans-Eberhard Mueller，《官僚、教育和垄断》，136—137页，162—163页。

[16]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211页。

[17]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182页。

[18] 有关非人格化国家和霍布斯重要性的理论渊源，参见Harvey C. Mansfield, Jr.，《马基雅维里的美德》（Machiavelli’s Virtu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281—294页。

[19]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46—56页。

[20]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76页。

[21] René David，《法国法律：结构、来源和方法》（French Law: Its Structure, Sources, and Methodology）（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72年），36页。

[22] Holborn，《现代德国史，1648—1840》，272—274页；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190—191页。

[23] James J. Sheehan，《德国史，1770—1866》（German History, 1770-1866）（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428页。

[24]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20页。

[25]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64—267页。

[26] 有关明朝末年皇帝成为官僚体系的囚犯，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另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07—308页。

[27]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191页。即使在腓特烈一世治下，普鲁士官僚体系如此之大，以致他都无法很好掌控柏林或军队外交之外的领域。

[28] Hans Rosenberg，《官僚、贵族和专制》，201页。

[29] 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erienc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

[30] 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tat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erienc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41页。

[31] Gordon A. Craig，《普鲁士军队的政治，1640—1945》（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76—81页。

[32] Gordon A. Craig，《普鲁士军队的政治，1640—1945》（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217—219页，255—295页。

[33] David Schoenbaum，《希特勒的社会革命》（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6年），202—207页。

[34] David Schoenbaum，《希特勒的社会革命》（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6年），205页。

[35] 谢夫特，《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42页。

第5章
腐败

腐败的某些定义；腐败如何影响政治和经济增长；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作为民主参与的早期形式；从民主角度看，庇护政治是坏的，但要胜过腐败的其他形式；随着国家变得富裕，依附主义可能会式微

1996年，世界银行新任负责人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n）发表讲话称，“腐败之癌”是贫穷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阻碍。世界银行官员当然清楚，从该组织的成立起，腐败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问题。在理应得到帮助的国家中，外国的援助和贷款常常直接进入官员口袋。[1]在沃尔芬森的讲话之前，研究发展的专业人士普遍认为，对于腐败不仅没有好的对策，而且一定程度的腐败不可避免，也不致严重到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在冷战期间，许多腐败政府是美国的依附者（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治理的扎伊尔就是最好案例），而华盛顿并不急于批评亲密的盟友。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发展组织大力提倡，把反腐败当作打造国家和加强制度的努力之一。如我们在第3章所提及的《全球治理指标》中看到的，政府效率与腐败控制有很大关联。国家是否强大有效所包括的不仅是腐败控制，但高度腐败的政府，在提供服务、执法和代表公众利益上，通常会遇上很大的麻烦。

腐败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它扭曲经济奖励，使资源不流向最有效的用户，反而流向有权索取贿赂的官员。其次，腐败是一种昂贵的累退税。许多国家收入微薄的小官小吏都有点小贪小污，但被挪用资金的绝大部分，都流到了有权从人口中榨取财富的精英之手。此外，寻求这种回报往往是费神耗时的行当；那些最聪明最有抱负的人，本可去经营创造财富的私人企业。与政治体系玩游戏以谋取私利，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2]

据称，在获得工商登记、申请出口许可证和约见高官的过程中，行贿具有润滑作用，可帮助提高办事效率。但是，这种做生意的方式非常糟糕。如果注册过程很快、出口许可证不存在、人人都可方便平等地获得政府帮助，岂不更好？明白无误的法治到头来反而更为有效。

腐败除了扭曲经济效应，还大大有害于政治秩序。一旦有了官员和政客皆腐败这一印象，就会大大降低政府在普通人眼里的合法性，还会破坏国家顺利运转所必需的相互信任。对腐败的指控，常常不是为了改善政府，而是充任政治武器。在大多数政客都参与腐败的社会中，挑选其中一个来施以处罚，往往不是改革而是夺权的迹象。对寻求巩固制度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腐败的事实和表现是最大的弱点之一。

如想了解国家从家族制到现代的转型，我们需要弄懂腐败的性质和来源。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对经济增长和政治合法性来说，有些更具破坏性。所以，有必要搞清它的基本定义。

公与私

关于腐败及其来源和潜在的补救，今天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文献。尽管有这么多学术著作，但还是找不到一本普遍接受的分类专著，以了解通常以腐败为标题的各式行为。[3]

腐败的大多数定义，以挪用公共资源、谋取私人利益为中心。[4]这是很有用的出发点，以此类推，腐败主要是政府特征，而不是企业和私人组织的。

这个定义意味着，腐败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只出现于现代，或至少是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因为它以公与私的区别为前提。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的，公共领域和私人利益的区别，只有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的普鲁士才发展出来。在此之前，普鲁士政府（以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是家族制的。换句话说，君主认为治下的领土是自己财产，犹如他的家产或遗产。他可向亲属、支持者或对手赠送土地（以及居住于其上的人口），因为它只是私有财产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腐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没有公共领域的概念，挪用资源也就无从谈起。

随着中央集权的国家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增长，在大家眼中，统治者的领地与其说是个人财产，倒不如说是统治者代社会管理的公共信托。格老秀斯、霍布斯、博丹和普芬道夫提出有关国家主权的早期的现代原则。 他们强调，君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古代或继承得来的所有权，而在于君主在某种意义上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他可以合法征税，但有前提，就是要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首先是公共秩序，以避免霍布斯描述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

此外，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公职人员的行为，愈来愈承受正式规则的限制。组成普鲁士法治国的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则，将公共和私人的资源分开界定。很多世纪以前，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发展出一种平行学说：皇帝不是土地和治下臣民的单纯主人，而是为公共幸福操心的社会道德卫士。中国皇帝可为私事而挪用公共资金，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如明末的万历皇帝），但公私账户之间的区别还是有明文规定的。[5]

并非只是腐败那么简单

有两种现象，与上述的腐败密切相关，却又不尽相同。第一是创造和提取租金，第二是所谓的庇护政治，或曰依附主义。

在经济学中，租金在技术上的定义是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价。产生租金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是稀缺：今天一桶石油的售价远远超过它的边际成本，因为它处在高需求之中。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被称为资源租金。纽约市公园大道上的公寓，业主要求的租金要比爱荷华州等量面积的高出很多，因为土地在曼哈顿是稀缺资源。

创造租金的可以是土地或商品的自然稀缺，也可以是政府的人为设定，典型案例是执照。在纽约市，合法出租车的总数由出租车与电召车委员会制定。这个数字封顶多年，出租车的数量因此跟不上市场需求，市政府颁发的出租车执照牌竟能卖到高达一百万美元一枚。执照牌的费用就是政治当局制造的租金，一旦市政府允许任何人都可以挂牌载客，马上就会消失。

在制造人为短缺上，政府有多种花招，最基本的腐败就与这种滥权相关。譬如，设定关税会限制进口，为政府创造租金。世界上一个最普遍的腐败地方就是海关部门。海关官员接收贿赂，或减少征收的关税，或加快清关过程以便进口商准时提货。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印尼，海关部门的腐败十分普遍，政府干脆最终决定，将之外包给一家瑞士公司，以检查所有进关货柜。[6]

政府可通过税收或监管来轻易创造租金，导致许多经济学家要么谴责租金扭曲市场对资源的有效调配，要么干脆把租金的创造和分配视同腐败。政府创造租金的能力鼓励许多雄心勃勃的人士从政致富，而不是自行创业或参与私营部门。道格拉斯·诺斯、约翰·沃利斯和巴里·温加斯特对所谓有限准入和开放准入（limited and open access）的秩序，作出根本区别：在有限准入的社会，精英故意对经济活动设置限制以创造租金，增加自己收入，防止活跃的现代竞争经济的出现。[7]

租金可以并已经在这些方面遭到滥用，但也有完全合法的用途，所以不能给予一概而论的谴责。最明显的“好”租金是专利或版权，政府允许发明或创作的主人在一段时间内享有专利。现在你手上这本书的生产成本，以及你为之付出的买价（假设你没有偷窃或非法下载），两者之间的差价就是租金。它在社会中获得合法性，成为刺激革新和创作的手段。经济学家穆什塔克·汗（Mushtaq Khan）指出，为了促进工业化，许多亚洲政府允许其所偏爱的企业收取超额利润，前提是要用作再投资。这为腐败和滥用打开大门，但也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所达速度可能高于市场力量自身所能有的。[8]

所有政府的监管功能，例如保护湿地、要求披露首次公开募股、证明药物的安全有效，都在创造人工稀缺。有权批准或扣压，就能创造租金。我们可争论监管的适当程度，但很少有人因它会创造租金而予以放弃。为人诟病的纽约市出租车执照牌，当初也是为了保持最低水平的服务，确保公共运输的公平。没有此类的监管，很多出租车会干脆拒载短程客，或拒绝前往贫民区。

所以，政府对租金的创造和分配与腐败有很大程度的重叠，但他们却分属不同的现象。人们必须审视租金的宗旨，判断它是在制造政府官员挪用的纯私人产品，还是在服务于更广泛的公共目标。

庇护政治与依附主义

与腐败相关联的第二个现象是庇护政治，或依附主义。庇护关系是指两个不同地位和权力的人交换好处，通常涉及庇护人提供好处给依附者，以换取后者的忠诚和政治支持。提供给依附者的好处必须是个别配置的，如为亲戚争到邮局的工作、圣诞节火鸡和提前出狱，而不是适用于大众的公共物品或政策。[9]下面是一个案例：“在西西里，有位学生想与教授认识以求帮忙，于是找到欠他人情的当地小镇的政客。政客让他去找自己住在中心城市的表弟，后者联系上教授的助理。接下来，助理就为学生与教授安排见面。学生的需求得到满足，作为回报，允诺在下次选举时为政客拉票。”[10]

庇护政治与依附主义的差别有时仅在规模上。庇护关系通常是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面对面的，存在于各种政体，无论威权还是民主。而依附主义涉及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较大规模的好处交换，往往需要多层的中介。[11]所以，依附主义主要存在于需动员大量选民的民主国家。[12]传统上被称作庇护政治的美国行为，根据这个定义，实际上应是依附主义，因为它指的是庞大的党派组织，通过等级分明的政治机器，分派广泛的好处。[13]

依附主义被认为是坏事，它在好多方面背离了良好的民主实践。在现代民主国家，我们希望公民的投票以政客承诺的政策为准，即政治学家所谓的“纲领性”政策。左派可能支持政府提供保健和社会服务，保守派可能喜欢将政府资源拨给国防。无论如何，投票偏爱应该反映出，什么是有益于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普遍观念，而不只是有益于个别选民的。发达民主国家的选民，当然按照自身的利益在投票，不管这种自我利益是落在对富人的减税、对特定企业的补贴上，还是落在专为穷人的方案上。从广泛正义的角度，或从大众利益的角度，这类针对性方案都是合理的，即使它的公正实施只适用于某阶层，而不是人人有份。但政府特别不能因为具体个人对政府的支持，而向他或她提供好处。

在依附主义中，政客向政治支持者提供个别好处，以换取选票。这些好处包括公共部门的工作、现金支付、政治帮忙、仅给特定政治支持者的公共物品，如学校和诊所。由于多种原因，这对经济和政治制度都有负面影响。[14]

首先，也许是最重要的，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影响政府质量。现代官僚体系以功绩、技术能力和非人格化为基础，一旦换成政客的政治支持者或亲信，几乎不可避免，工作表现会变得愈来愈糟。安插政治任命的官员，也会增加工资支出，成为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与私营部门不同，公共部门无需面对破产，没有测量工作表现的方便标准。这意味着，充斥庇护式任命的政府变得难以改革。[15]

依附主义破坏良好民主实践的第二个方式，是让现有精英变得更强，阻止民主负责制的涌现。根据定义，依附主义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其中有钱有势的政客实际上是在收买普通公民的支持。这些政客通常对扩大自身的狭隘利益有兴趣，也可能对增进手下依附者的福利有兴趣，但不会在乎广大公众。由于纲领性政党的崛起，如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参见本书第三部分），欧洲的不平等在20世纪有所减少。这些政党推动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以相对公正的方式，将富人资源再分配给穷人。相比之下，许多拉美国家继续承受严重不平等，因为穷人往往把选票投给奉行依附主义的政党——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党就是一个典型——而不是纲领性政党。奉行依附主义的政党不是为穷人争取广泛利益，而是向选民分发实际上的个别贿赂。

天然的社交模式

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有时被视作政治行为的高度变异形式，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社会的特征易于产生它们。事实上，不管涉及家人还是朋友，政治上的庇护关系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之一。它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天生的。所以，需要解决的历史大谜团不是庇护政治为何存在，而是它为何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变成非法，且被非人格化的组织所取代。

我在第1卷指出，人类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它的社会组织植根于生物学。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甚至许多有性繁殖的物种，分享两种基本的生物学原则：亲戚选择（包容适存性原则）和互惠利他。[16]在亲戚选择中，人类偏爱共享基因的亲戚，偏爱程度与分享的基因呈正比，这也是裙带主义的基础。互惠利他指的是毫不相关的个体在面对面的基础上交换好处。

无论亲戚选择还是互惠利他，都不是后天习得的行为。无论文化背景是什么，每个孩子都会本能地偏爱亲戚，与周遭的人交换恩惠。这些行为不完全根植于理性的算计。人类生成一套情感，大大有助于基于亲友合作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反常的表现——譬如，为非人格化官僚体系挑选高素质雇员而不选自己亲友——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行为，违背我们的自然倾向。随着像现代国家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发展，人类开始以超越亲友的方式组织起来，学习相互之间的合作。一旦这些制度分崩瓦解，我们又会回到作为社交预设形式的庇护政治和裙带主义。

最早的人类社会组织是族团和部落，构成今天所谓的庇护式组织，也是人类历史最初四万年中唯一的组织形式。族团由相互关联的几十人的群体组成，部落以共同祖先为原则，可使社会规模大幅扩展。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对这两种人类群体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团结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这两类组织中的群体首领或头人，都与他的追随者交换恩惠。部落组织的领袖尚未拥有后来在国家层次社会中赢得的绝对权威，如果无法继续向追随者提供资源，或犯了伤害群体利益的过错，就会被人取代。在这样的组织中，领袖和追随者之间有真正的互惠交往。

提供庇护的头人及其追随者，作为政治组织的形式，时至今日都还没有被完全取代。它在人身上自然涌现，往往还是取得政治权力的最佳途径。今天，权威的行使主要通过对正式组织的控制，如国家、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它们在现代形式下的运作，要依赖非人格化和透明的规则，但也往往是僵化和难以指挥的。所以，领袖通常要依赖自己在晋升之路上培植的支持者网络。约瑟夫·斯大林和萨达姆·侯赛因，不单以手中的军队和警察为权力基础，还掌控一批追随者的忠诚。在斯大林的情形中，是以秘密警察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y Beria）为首的格鲁吉亚老乡。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情形中，是来自伊拉克中部提克里特地区的亲戚网络。这些庇护式网络被用来控制国家本身。同样，日本自由民主党等，也有各种基于庇护式网络的领导派别。许多政治发展欠缺的软弱社会，受到庇护式组织更公开的把持。例如，利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都处在民兵组织的威慑之下。

依附主义是互惠利他的另一形式，主要存在于民主政治制度下，其中的领袖必须参加竞选来争取上台。相比于精英的庇护式网络，依附式网络庞大得多，因为它经常被用来敦促数十万选民的投票。结果是，这些网络派发好处不依靠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面对面关系，而通过一系列中介来招募追随者。代表政治老板与个别依附者发展个人关系的，正是这些竞选工作人员——传统美国市政中的选区助理（ward heeler）和投票站站长（precinct captain）。

今天，几乎每一个民主国家都认为，公开收买选票是违法的，并通过像无记名投票那样的机制来予以阻止。[17]对政客来说，问题是如何监控依附者的行为，以确保他们遵循交易的条件。此外，庇护人必须发出具有说服力的信号，让选民相信他会兑现提供个别好处的诺言。民主国家中基于种族的投票，无论是在19世纪的美国都市，还是在今天的印度和肯尼亚，都是司空见惯的，原因之一是种族成了可信标志，表明特定的政治老板将会照顾特定的受众。[18]

根据所有上述原因，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构成了对良好民主实践的实质性和规范性偏离。在几乎所有现代民主国家中，它们都是非法的，都会招致指摘。所以，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政治腐败的另一种形式。又有许多理由显示，依附主义应被视为民主负责制的早期形式，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腐败——或根本就不能算是腐败。第一个理由是，它基于互惠关系，在政客和投票给他的选民之间，建立适当的民主负责制。即使提供的好处是个别的，不是纲领性的，政客仍须说到做到，以换取支持。而依附者在好处没有着落的情形下，还可以自由改选他人。此外，依附主义被设计成在选举时推动广泛的政治参与，这是我们认为的可取之处。[19]

在这方面，依附主义大大不同于纯粹的腐败，例如官员偷盗国库，将钱汇到瑞士银行，存到自己和家人的账户下。按照韦伯的方式，这种腐败有时被称作封建薪俸主义（prebendalism），说的是领主赠送封地给附庸，让他在封地上开发获利。[20]撒哈拉以南非洲有许多依附主义，但政治学家尼古拉斯·范·德瓦尔（Nicolas van de Walle）认为，当地遭受的是更可怕的封建薪俸主义，夺走公民对民选官员的控制。[21]在阿富汗，由于它与苏联和北约的连年战乱，基于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的传统部落关系开始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掠夺性的封建薪俸主义，其中个别省长或部长挪用巨额资金，却很少提供公共服务。这些资源大多是国外援助，让挪用变得更为容易，使中央政府严重丧失了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回归到传统的庇护政治，可算是政治体系在运作上的一大进步。

把依附主义当作民主的早期形式而不是腐败的第二个理由是，它出现于许多年轻的民主国家。在那里，投票和选举权是新鲜事物，政客又面临如何动员选民的问题。在收入和教育水平都较低的社会，与广泛的纲领性议程相比，个人好处的承诺往往更能促成支持者的踊跃投票。这在美国曾经是千真万确的。美国是建立全体男性选举权原则的第一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发明了依附主义并以各种形式付诸实践，历时一个多世纪。[22]

依附主义与经济发展水平大有关系，这是一道简单的经济学题目：穷人的选票比富人的更容易收买，只需要像礼金或低技术工作那样的小恩小惠就够了。随着国家变富，政客需要提供的好处也在增加，依附主义的成本大幅上升。在1993年的选举中，台湾的国民党买到足够票数，以击败反对派民进党，代价是每票三百元新台币（约十美元）。而较穷的菲律宾在1998年举行选举，每票的代价是三美元。由于接受贿赂的台湾选民中仍有45%没把票投给国民党，再加上反对党将收买选票当作竞选议题，这一做法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于台湾的选举。[23]

依附主义一旦遇上较高收入水平就会后退，原因与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有关。大多数穷国缺乏强大的私营部门和创业机会：这的确也是它们贫穷的初始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对庇护人和依附者来说，政治是更保险的致富途径。今日印度的私营部门快速增长，但仍然弱小。对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来说，以庇护人或依附者的身份参政，仍是向上攀爬的主要阶梯。[24]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私人致富的机会大增，在绝对和相对的水平上，都要超过从政提取的租金。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如想在今天的美国赚大钱，不必去政府工作。他们会去华尔街和其他美国公司，或在像硅谷那样的地方自行创业。事实上，要说服私营领域的成功人士参政，往往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将会锐减。此外，在富国的许多选民眼中，纲领性的问题，如监管、环境、移民政策和工会的扩展能力，比依附政客提供的小恩小惠，更能影响自己的生活和福祉。[25]

当代对庇护主义和官僚质量的许多理解，以马丁·谢夫特的框架为基础。他认为，庇护政治的供应比它的需求重要得多。换句话说，当政客有机会获得可支配的国家资源时，庇护政治才会存在。这解释了他所谓的“外围”的政党，如俄共等共产主义政党，一开始仅有非常少的庇护和腐败。它们需要严格的纪律，上台之前确实也没有好处可以分发。[26]

对依附式恩惠的需求不会随着国家变富自动下降。实施依附主义的还有富裕国家，如意大利、希腊和日本。如想弄清其中原委，还须对它特定的历史途径，以及改革联盟未能出现的其他因素，作出更详细的介绍。

[1] 有关这个讲话，以及沃尔芬森在推动治理议程上的作用，参见Sebastian Mallaby，《世界银行家：失败国家、金融危机和国家富穷的故事》（The World’s Banker: A Story of Failed States,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年），176—177页。

[2] Anne O. Krueger，《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载《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64卷，第3期（1974年）：291—303页。

[3] 普遍腐败现象的基本研究包括Robert Brooks，《政治腐败的本质》（The Natur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载《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24卷，第1期（1909年）：1—22页；Joseph S. Nye, Jr.，《腐败与政治发展：成本效益分析》（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61卷，第2期（1967年）：417—427页；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政治腐败比较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Corruption）（新泽西州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出版社，1972年）；Susan Rose-Ackerman，《腐败：一项政治经济学研究》（Corrupt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纽约：学术出版社，1978年）和《腐败和政府：原因、后果和改革》（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form）（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Daniel Kaufmann，《腐败：事实》（Corruption: The Facts），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第107卷（1997年）：114—131页；A. W. Goudie和David Stasavage，《分析腐败的框架》（A Framework for an Analysis of Corruption），载《犯罪、法律和社会变迁》（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第29卷，第2—3期（1998年）：113—159页；Arnold J. Heidenheimer和Michael Johnston合编，《政治腐败（第3版）》（Political Corruption, 3rd ed）（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Transaction出版社，2001年）；Robert Leiken，《控制全球腐败的疫情》（Controlling the Global Corruption Epidemic），载《外交政策》第105卷（1997年）：55—73页；Robert Klitgaard，《控制腐败》（Controlling Corruptio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和《热带黑帮：在非洲最深处有关发展和颓废的个人经验》（Tropical Gangsters: One Man’s Experience with Development and Decadence in Deepest Africa）（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90年）；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W. Vishny，《腐败》（Corruption），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第108卷，第3期（1993年）：599—617页；Michael Johnston， 《腐败症候群：财富、权力与民主》（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Power, and Democrac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参见Johnston的定义，《腐败症候群：财富、权力与民主》，11页。

[5] 关于万历皇帝，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12页。

[6] 参见José Anson，Oliver Cadot和Marcelo Olarreaga，《逃避进口关税和海关腐败：装船前检验有用吗？》（Import-Tariff Evasion and Customs Corruption: Does Pre-Shipment Inspection Help? ）（华盛顿：世界银行，2003年）。

[7] North，Wallis和Weingast，《暴力与社会秩序》。

[8] Mushtaq H. Khan和Jomo Kwame Sundaram合编，《租金、寻租和经济发展：亚洲的理论和实证》（Rents, Rent-See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in As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9] 依附主义有很多文献，参见Herbert Kitschelt和Steven I. Wilkinson合编，《庇护人、依附者和政策：民主负责制和政治竞争的的模式》（Patrons, Clients, and Policies: Patterns of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Frederic Charles Schaffer编，《选票出售：收买选票的原因和后果》（Elections for Sa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Vote Buying）（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2007年）；Paul D. Hutchcroft，《特权政治：评估租金、腐败和依附主义对第三世界发展的影响》（The Politics of Privilege: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Rents, Corruption, and Clientelism on Third World Development），载《政治学研究》（Political Studies）第45卷，第3期（1997）：649—658页；Luigi Manzetti和Carole J. Wilson，《腐败政府何以保住公众支持？》（Why Do Corrupt Governments Maintain Public Support?），载《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第40卷，第8期（2007年）：949—970页；Philip Keefer和Razvan Vlaicu，《民主、信誉和依附主义》（Democracy, Credibility, and Clientelism），载《法学、经济学和组织杂志》（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第24卷，第2期（2008年）：371—406页。

[10] S. N. Eisenstadt和L. Roniger，《庇护人、依附者和朋友：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与信任结构》（Patrons, Clients, and Frien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Trust in Societ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43页。

[11] 这就是詹姆斯·斯科特在《政治腐败比较研究》一书中，之所以分别描述泰国民主前的庇护体制以及加纳和印度的依附体制。

[12] 有关定义，参见Simona Piattoni编，《依附主义、利益群体和民主代表性：以历史与比较的视角看欧洲的经验》（Clientelism,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6—7页。

[13] 有关这种现象的广泛分析，参见Susan Stokes等，《中介、选民和依附主义：分配政治的难题》（Brokers, Voters, and Clientelism: The Puzzle of Distributive Politic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

[14] 有关依附主义破坏民主的概述，参见Susan Stokes，《收买选票不民主？》（Is Vote Buying Undemocratic? ），载Charles Schaffer编，《选票出售：收买选票的原因和后果》。

[15] 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阅Merilee S. Grindle，《男孩的工作：庇护政治和国家的比较研究》（Jobs for the Boys: Patronage and the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章。

[16]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章。

[17] 在这问题上，参见Susan Stokes，《反常负责制：以阿根廷证据来解说政治机器的正式模型》（Perverse Accountability: A Formal Model of Machine Politics with Evidence from Argentina），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99卷，第3期（2005年）：315—325；Simeon Nichter，《收买的是选票还是踊跃投票？政治机器和无记名投票》（Vote Buying or Turnout Buying? Machine Politics and the Secret Ballot），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102卷，第1期（2008年）：19—31页。

[18] 关于这一点，参见Elizabeth Carlson，《远大前程：解释乌干达选民的种族偏好》（Great Expectations: Explaining Ugandan Voters’ Ethnic Preferences）（即将出版）；Kanchan Chandra，《种族政党为何成功：印度的庇护政治和种族人头计数》（Why Ethnic Parties Succeed: Patronage and Ethnic Head Counts in Ind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 Eric Kramon对肯尼亚的收买选票的研究表明，在大选期间出现最多依附主义竞选的大部分地区，获得较高级别的庇护式好处，包括针对性的公共物品。《民主非洲的收买选票和负责制》（Vote Buying and Accountability in Democratic Africa）（博士论文，洛杉矶大学，2013年）。

[20] 这个词被用于当代非洲，见Richard A. Joseph，《尼日利亚的民主和神职薪俸式政治：第二共和国的兴衰》（Democracy and Prebendal Politics in Nige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Republic）（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Joseph使用神职薪俸式一词的范围比我更大，因为他还将依附主义包括在内。

[21] Nicolas van de Walle，《迎接新老板，像老上司一样？非洲政治依附主义的进化》（Meet the New Boss, Same as the Old Boss?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Africa），载Kitschelt和Wilkinson合编，《庇护人、依附者和政策》。

[22] 关于这一点，参见Philip Keefer，《依附主义、信誉和新兴民主政体的政策选择》（Clientelism, Credibility, and the Policy Choices of Young Democracies），载《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51卷，第4期（2007年）：804—821页。

[23] 王金寿（Chin-Shou Wang）和Charles Kurzman，《后勤：如何收买选票》（The Logistics: How to Buy Votes），载Schaffer编，《选票出售：收买选票的原因和后果》。

[24] Kanchan Chandra，《印度的种族和公共物品分配》（Ethnic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Goods in India）（草稿，2010年）。

[25] 这种说法见于Mushtaq H. Khan，《市场、国家和民主：发展中国家的庇护人—依附者网络和民主案例》（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Patron-Client Networks and the Case for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载《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第12卷，第5期（2005年）：704—724页。

[26] 谢夫特，《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有关庇护体系的广泛比较，参见Grindle，《男孩的工作：庇护政治和国家的比较研究》。

第6章
民主发源地

希腊和意大利如何卷入欧洲金融危机的中心；希腊和意大利南部成为低信任社会；希腊早期民主化的后果；尽管有现代化，依附主义仍在希腊加深

始于2009年底且又不断加剧的金融危机，不但动摇了欧盟，而且给欧元作为统一货币、欧盟作为促进和平与经济的框架带来威胁。危机的重点涉及某些欧盟国家，它们无力偿还十年来积累下来的高额主权债务，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手持这种债务的金融机构因此蒙受质疑，主权债务危机迅速演变成欧洲银行业危机。

我将在本书第四部分，在国家和欧盟的层次，对欧洲民主政府的问题和经济管理的制度故障加以分析。像2008—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一样，欧盟金融危机有许多起因，非常复杂。但很明显，诱发因素之一是希腊和意大利的公共债务积累。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创建欧元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提供共同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却没有相应的公共财政政策。它允许公共财政拮据的国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时期，以没有反映潜在风险的低利率大举国债。

这个问题在希腊体现得最为真实，其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10年高达140%。如图7所示，意大利的公债水平也已抵达不可持续的水平。这两个国家的欠债远远高于整个欧元区的平均值。两国现任政府被迫下台，后续的技术官僚看守政府试图采纳急遽紧缩方案，使公共支出与收入相符。在欧元区，希腊和意大利估计有最大的“影子经济”，即不在税务机构账上的经济活动。[1]

图7. 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

来源：欧盟统计局

目前的欧元危机暴露出北欧和南欧之间的大裂痕。今天在欧洲，并没有普遍的“福利国家危机”。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拥有更大的公共部门。但这些国家成功渡过2008—2009年的华尔街危机，好过美国。特别是德国，在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的《2010年议程》下，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公共财政梳理停当。它削减劳动力成本，控制债务总体水平。闯祸的国家——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则各有不同。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在危机之前还比较负责，它们的问题始于住房泡沫破灭，导致银行倒闭，需要纳税人的庞大救助，从而使公共财政陷入混乱。过度支出导致不可持续的高额欠债，主要发生在希腊和意大利。

北欧和南欧之间的差异，导致不少观察者将之归咎于文化问题。一边是勤奋、新教和严于律己的北欧（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另一边是懒惰、天主教—东正教和挥霍无度的南部。我将在下面说明，文化在危机中确有发挥作用，但这些宗教差异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新教的英国和冰岛也遭受重大的银行危机和政府赤字；而天主教的西班牙，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前，基本上还有预算盈余。假如我们以宗教遗产来界定文化，真正分界线不是文化的，而在于依附主义的存在与否。

希腊和意大利的问题根源是，它们把公共就业当作政治庇护主义的源泉，导致臃肿低效的公共部门和膨胀的预算赤字。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德国从专制时代继承了择优且能自主的现代官僚体系，它的现代国家发生在充分的民主参与之前，涌现出来的政党又以意识形态和纲领性议程为基础，依附主义从来不是政治权力的来源。相比之下，希腊和意大利在成为选举民主政体之前，并没有发展出现代官僚体系，在近代历史上一直使用公共就业来动员选民。结果是，它们长期无力控制公共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开销，直到今天。希腊和意大利遵循的次序更接近19世纪的美国而不是北欧诸国。民主的来临早于现代国家，使国家屈从于政客的利益。

我们将在第9章至第11章中看到，尽管美国搞出了依附主义，但在进步时代结束时已将之连根拔起，为任人唯才的现代国家打下基础。家族制以利益集团参政的形式返回，不过独特的19世纪依附主义已不再普遍。相比之下，尽管希腊和意大利已是工业化富裕社会，旧式的依附主义仍在继续。在美国，经济发展造就的新兴中产阶级成为进步联盟的基础。相比之下，希腊和意大利的经验显示，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让依附主义消失，新兴的社会参与者被招揽进相沿成习的依附主义体系，再被诱导照章行事。这进一步证明，政治发展不会遵循简单的途径，发展的组成部分可沿着平行的轨迹前进，最终却抵达不同的终点。

低信任社会

我要在一开始就指出，我讲的意大利是19世纪60年代才获得政治统一的社会，合并了相对繁荣、治理良好的北部和贫乏穷困、发展落后的南部。许多依附主义和政治腐败的特点被外国人用于整个意大利，但在历史上主要属于叫做梅索兹阿诺（Mezzogiorno）的意大利南部（罗马以南，包括西西里），而不属于伦巴第（Lombardy）、皮埃蒙特（Piedmont）、威尼托（Veneto）和托斯卡纳（Tuscany）。在意大利史学中，这被称为意大利的“南方问题”——南北两地的历史差异一开初为何存在？统一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为何没有缩小？事实上，意大利人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顾忌，不愿提及南部的与众不同。但这些差异太过明显，叫人无法忽略。[2]

对意大利南部和希腊的传统生活的社会学描述，相互之间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它们均缺乏社会信任，社会合作以家庭为主。[3]有关意大利南部的传统文献提到，那里的家庭和国家之间没有公民结社——非正式的团体和协会。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在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贫穷小镇的民族志叙述中，提出“无道德家庭主义”（amoral familism）的概念。在他笔下，其规矩是“使核心家庭短期的物质优势最大化，并认定其他所有人都在这样做”。只在直近亲属之间进行合作牺牲了人的宽广胸怀，使人们无法相信陌生人。“可给予他人的任何优势，必然以自己家庭为代价。所以，人们负担不起慈善的奢侈，即给别人超过他们应得的；甚至也负担不起正义的奢侈，即给别人他们应得的……对家庭之外的人，合情合理的态度是怀疑。”[4]政治学家约瑟夫·拉巴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指出，“亲友的交往仍占主导地位；家人、亲戚、邻居和村落，仍是赢得个人忠诚的最佳交往模式”。[5]政治学家悉尼·塔罗（Sidney Tarrow）研究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共产主义，他所揭示的文化围绕着“无处不在的暴力及死亡意识、女人在社会中的谦卑地位、腐败在经济和政治中几近神秘的作用”。他以班菲尔德的研究为出发点，作出进一步断言：“在意大利南部，有些人参与现代的中间组织，取得第一手认知，但出于某种原因，仍视之为非法或腐败，而予以拒绝。”[6]他的见解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经典研究《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中获得大量实证。帕特南设计公民参与的测量实验，如报纸的读者群或体育俱乐部的会员，结果发现意大利北部有强大的社团纽带，而意大利南部要么没有，要有也是非常薄弱的。[7]

在19世纪的传统希腊乡村社会也有非常相似的现象。社会学家阿波斯托利斯·帕帕科斯塔斯（Apostolis Papakostas）指出，“把人组织起来的唯一可行办法，是通过家庭——这种社会组织在现代希腊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其结构因地而异”。[8]犹如意大利南部，忠于家庭就会导致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政治学家基斯·莱格（Keith Legg）这样写道：

家庭成员必须联合起来，以应付外人威胁……欺骗国家、陌生人和同事都是可接受的，经常还被当做聪明的证据。村民经常不愿与陌生人建立直接或新的关系，甚至与同事邻居都关系紧张……村庄中的房屋互相保持距离，大多数事件不会让村中其他人看到……当乡下希腊人住院时，亲戚会不断出现，检查医生本人及其治疗方法。[9]

根据这个描述，与希腊相像的不但是意大利南部，而且是我在《信任》中描述的其他低信任社会，如中国华南、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许多乡村。在这种社会中，邻居不是潜在帮手而是危险对手；居民住宅都是向内的，以防他人窥探家庭的财富。在这种社会中，企业往往是小规模的，由几代家人拥有，不会变成由职业经理掌控的大型现代公司。企业通常保持两套账本，准确的一套用于家人，另一套专为税司准备。猖獗的逃税在社会上被认可，因为国家只是另一危险的陌生人。[10]

希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化很少触及这些社会模式。在西欧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和德国，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副产品，因为现代工业必须坐落在拥有港口和河流等交通枢纽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劳工的纪律将礼俗社会转化成法理社会，以现代劳动分工打破传统社区。

相比之下，希腊更吻合于巴尔干其他地区、中东和非洲很多当代发展中社会。那里的城市化不是工业化驱动的，而是整个村庄搬到城市，将礼俗社会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用帕帕科斯塔斯的话来说：“希腊的城市可被称作农民的城市，它的市民可被称作城市的村民；城市中的高水平社会凝聚，都以交织的网络和熟人的频繁交往为基础。”[11]希腊乡村以家庭为中心的低信任社会，就此变成20世纪初的都市社会。

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凑在一起，使原本就偏低的信任变得更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希腊的先是意大利，后是德国。其时，希腊社会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裂，终于在德国占领的终结前夕爆发痛苦的内战，一边是希腊共产党，另一边是先后由英国和美国支持的政府。卷入战争的双方犯下无数暴行，导致超过五万人的伤亡，留下的两极分化一直延续到今天。

意大利南部和希腊之间当然也有重大区别。前者历史上著名的黑手党在希腊找不到真正的对应物。尽管如此，这两个地区都以家庭主义、深度不信任和公民社团的缺乏而著称。社会不信任与依附主义和低效官僚的现象有关，初看上去还不明显，但确实如此。强而有效的政府创造社会信任，又因信任的存在而好办事。但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信任和强有力的政府都没有。

这种不信任的来源是什么？先预告一下我将在下一章中提出的论点，与其说是文化，倒不如说是非人格化的强大国家和法治在历史上的缺席。由于缺乏值得信赖的公共权威，家庭和个人只好自力更生，从事低层次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

希腊的早期民主

19世纪的民主到来之前，希腊从未有机会巩固成强大、合法和自主的国家。事实上，作为奥斯曼帝国一部分，希腊没有自己的主权国家，却有抗拒奥斯曼当局——被称作游击队和盗贼（armatoloi kai kleftes）——征税的悠久传统。[12]部分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启发，希腊在1821年宣布独立，发动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不过，它未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在法国、英国和俄国派遣海军和远征军将土耳其人赶走后才最终赢得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希腊的解放是现在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最初实例之一。国际社会强烈的道德关切，加上自身的战略利益，促成军事上的干预。希腊独立在欧洲自由圈子中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诗人拜伦勋爵充当了他那个时代的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编按：法籍犹太人，1948年生，法国“新哲学”运动领军人物，曾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孟加拉国，介入反抗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

希腊正式独立于1830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仍由外国人操纵。在欧洲大国的安排下，登上希腊王位的是巴伐利亚王子奥托（Otto），来自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家族。巴伐利亚人带来了军队和老练的官员，希望建立中央集权和非人格化的现代政府。像外来者试图在当代落后社会建立现代国家一样，奥托的顾问也无法渗透或控制希腊社会。他由此面临越来越大的抵制，在1844年接受宪法，允诺在1864年之前开放普遍男性的选举权。希腊成为欧洲首批选举式民主国家之一，比英国早了整整一代。像美国一样，希腊民主建立于现代国家的出现之前。[13]

英国、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在巩固民主之前开始工业化。这意味着，在选举权扩展之前，已有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的开端。这允许纲领性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纷纷涌现，它们以工会运动为基础发展起来。犹如许多当代发展中国家，这个次序在希腊是倒过来的。希腊人是一流商人，在奥斯曼帝国中控制了相当比重的贸易，是中东和欧洲之间的桥梁。[14]在19世纪70年代的外资流入之前，希腊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大规模的城市化发生于20世纪之交，但城市主要是行政、文化和商业中心，而不是工业就业的来源——有时也被称为“没有发展的现代化”。真正的工业部门要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才出现，其规模仍小于西欧。[15]

受外国支配的软弱国家、创业资本家阶级的缺席、选举权和民主竞争的较早开放，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为希腊无孔不入的依附主义奠定了基础。19世纪的希腊政治并不围绕广大社会阶级及其各自利益组织起来，而是基于地区和氏族。康斯坦丁· 楚卡拉斯（Constantine Tsoucalas）认为，希腊没有地主资产阶级（如英国）和工业无产阶级，也没有组织政治活动的中产阶级精英（如西欧）。人们撤回家中以求安全，政治只涉及基于亲戚关系的荫庇网络；其存在理由不是意识形态或纲领性政策，而是为了人身安全。[16]

希腊没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国家成了事实上的就业来源。19世纪的希腊政府开始将政治支持者塞入公共部门。到了19世纪70年代，希腊政府的人均官员数量是同期英国政府的7倍，其中资深部长的薪俸可达希腊最富有地主收入的一半。[17]在此借用一下本卷第3章的用词，希腊政府急剧扩大功能范围，接管一系列活动，包括本应留给私营部门的商业行为，但它的行政能力极其软弱。

19世纪中叶的希腊社会靠乡村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组织起来。转而，这个体系又天衣无缝地演变成民主的庇护式体系，其中的议员以提供工作和好处来控制选票。没有公共部门的改革，这一状态延续至特里库皮斯（Trikoupis，1875—1895年在任）和韦尼泽洛斯（Venizelos，1910—1933年在任）的政府。他们温和的措施，只在官员的教育水平和终身制上定下规则。[18]外部事件有潜力为政党体系的深化改革铺平道路。1922年，希腊被土耳其击败。这场灾难导致将近一百五十万希腊难民从小亚细亚迁回希腊，占当时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难民大多富有进取精神，为稍后工业经济的腾飞作出贡献，并且没卷入既有的庇护式网络。与此同时，苏联的崛起引发世界各地成立共产党，均以群众动员的思想形式为基础，包括1920年加入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希腊共产党。这些发展似乎在许诺，将会出现非依附式的新政治体系。[19]

广泛的参与和政治录用的新形式，确实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希腊社会的两极化非常强烈，无法取得基本稳定。它步履蹒跚，承受一系列的政变和冲突，在30年代中期遇上寡头政权对民主的镇压，接下来又是多年的外国侵占和内战。从1967年到1974年，民主因七年野蛮的上校专政而中断。等他们下了台，稳定的自由民主制才又重新出现。这些社会冲突给希腊社会留下很深分歧，愈益加深不信任的程度。[20]

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显著之处是，它的经济现代化不同于英国和美国，没有促成中产阶级组成联盟，以改革国家和消除遍地皆是的依附主义为目标。恰恰相反，1974年后稳定的民主选举政体使希腊从择优的官僚体系走上回头路，愈加精致的依附主义稳步扩展。牵涉其中的是两个主要政党，即中右的新民主党（ND）和泛希腊社会运动党（PASOK）。上校倒台后的希腊民主回归，被视作亨廷顿第三波民主的首个浪头，这本该庆祝。但人们对希腊民主政府的质量却从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其实希腊从未建立起真正的非人格化现代公共部门。这似乎与他人无关，直到2009年欧元危机爆发。

对国家的攫取

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希腊依附主义，我们所要讨论的已不再是支配19世纪希腊政治的地方要人及其党羽。面对大量选民的希腊政党，已演变成更为复杂、组织良好和动员选民的组织，有点像19世纪后期的美国政治机器。[21]

这个体系已支配了希腊政府，情形正如乔治·马夫罗戈尔达托（George Mavrogordatos）通过教育和银行的案例所展示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招募大学生到中学教育体系工作的机制是自动的，只凭递交申请书的先后次序。它仅有非常局限的择优标准的限制，由于申请人超过就业机会，助长教师数量的无节制增长，但至少还不受政治的操纵。等到泛希腊社会运动党在1993年上台，所有这一切都变了。执政党控制临时教师的工作机会，以之来奖励自己的追随者。此外，督察长制度被取消，现任校长的实际职权被降级，对教师绩效的择优评价一概废除，为自动晋升体系铺平道路。这些反精英或亲社会主义的措施，在意识形态上是正确的。但它确保的不是大众参与（这在教育领域中是很可疑的目标），而是政党对全权任命的控制。

同样的事也发生于国有的希腊国家银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它是希腊政府内备受尊敬的精英部门，其中约90%的员工都是通过考试招聘进来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上台之后，将银行的全部薪资增加50%（它有多达一万六千名员工），允许新员工不参加竞争性考试。庇护式任命因此从全体员工的10%升至40%，而晋升的决策尽入政党的囊中。马夫罗戈尔达托向银行人事经理询问员工总数，得到的回答是，只有在法院命令下才能透露这一数字。[22]

在上述情况中，使教师和银行员工招聘变得政治化的是泛希腊社会运动党。但两个主要政党，都积极参与在公共部门安插自己的追随者。它们在1981、1989、1993、2004和2009年轮流上下台，每次选举结束后，清除对方的政治任命，代之以自己人。强大的希腊公共部门工会已通过谈判定下规则，保证许多公共部门雇员的终身任期。与其每次执政党有变就要改换大批员工（如美国的庇护政治），希腊国家代之以扩展规模，以容纳新人。不用说，这两种做法无助于改善官僚体系的质量。不断扩大的公共部门，大大加深了希腊的预算赤字和债务危机。欧元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希腊的公共部门，发现希腊在2009年有70多万公职人员，是1970年的5倍。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被解雇的公共部门员工人数等同于私营部门的失业人数，但公共部门的工资加奖金达到私营部门的一倍半。[23]

低质量政府

希腊的国家非常庞大，除了个别例外情形，质量却很差。自欧元危机发生以来，它的问题已在欧洲成为传奇：记录系统的缺陷引起土地证的频频失踪、法院案件积压如山、在医院和其他政府设施要等候很长时间。

希腊依附主义的起源并不难找，这是选举式民主政体太早来临的结果，让现代国家没有巩固的机会。在这方面，希腊的经验与美国没什么不同，也类似于拉丁美洲和南亚许多发展中国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希腊没有改革运动的兴起。希腊的中产阶级从来没有组成联盟鼓吹对官僚体系的改革。相反，像城市居民和小亚细亚移民那样的新参与者，被拉进既存的依附主义，不得不入乡随俗照章办事。

为何有些国家能改革依附主义，而希腊却不能？我会在第13章重回本题，对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经验作出综合性的总结。但希腊案例已有几个因素，隐含部分答案的所在。

第一，它没有本土国家的强大传统。希腊是古代的“民主发源地”，在现代纪元开始时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国内精英被招募去为非法的外国政权工作。希腊人为自由作出英勇奋斗，但单靠自己还是没有取得成功。外国影响在独立之后依然强劲，这在希腊首批政党与不同大国的关联中可见一斑，也见证于希腊在过去几个世纪的边界变迁。这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继续存在，希腊成了国际斗争大棋盘中一个小棋子。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在包括意大利的世界其他地区，共产党和激进左翼倾向于拒绝庇护政治，改之为基于意识形态的群众动员。冷战的局面令美国宁可支持依附主义的腐败保守党，也不愿接受清廉的左翼政党。

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希腊一面穷于应付金融危机，但其政治的中心问题仍是对外国影响的怨恨。例如，布鲁塞尔（编按：指欧盟）、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外人，被看作软弱希腊政府背后的操纵者。相比之下，美国政治文化中也有相当多对政府的不信任，但民主制度的基本合法性深入人心。

对政府的不信任，与希腊无法收到税款有关。美国人大声说自己不喜欢缴税，一旦国会颁布新税，政府在执法上还是很积极的。跨国调查显示，美国按规矩交税的水平还是相当高的，肯定高过地中海大多数欧洲国家。希腊的逃税现象非常普遍：餐厅要求现金支付，医生申报贫困线工资收入，未曾申报的私人游泳池装点着雅典的景观。据说，希腊的影子经济——未向税务机构申报的隐蔽收入——高达GDP的29.6%。[24]

第二，资本主义在希腊姗姗来迟。美国早早进入工业化，私营部门和创业是大多数美国人的主要职业。希腊很早就有城市化和现代社会的其他迹象，但未能建立工业就业的雄厚基础。由于缺乏创业机会，希腊人争取在公共部门找到工作，设法拉票的政客也乐意效劳。此外，希腊城市化的模式是整个村庄离开乡村，使乡村的庇护式网络完好无损。这种网络，如果遇上以工业为基础的发展，本来是会趋于瓦解的。

最后，它涉及信任，或被称作社会资本。[25]我在本章开头指出，希腊与意大利南部共享同一声誉，即它们都是信任非常低的社会。有些社会科学家认为，信任只是社会上其他力量的副产品，如有效能干的政府，或让人人都富起来的强大经济。也有人认为，缺乏信任是一种文化条件，它独立于（或用经济学家的说法“外生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系统性功能障碍的原因，而不是后果。

在我看来，希腊不信任的根源在于政治，特别是缺乏强大公正的国家。它多年来一直自我延续，久而久之形成文化习惯。无论是在希腊传统的乡村社会，还是在20世纪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不信任普遍存在。尽管希腊是世界上种族最同质的社会，却因家庭、亲属关系、地区、阶级和意识形态而发生分裂。希腊人从不把国家当作抽象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如德国和法国采取的方式，反把它当作可攫取来为狭隘党派利益服务的资产，从而使社会和政治的分歧愈益加剧。所以，现代希腊政党都不把国家改革列入自己的议程。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希腊实施结构性改革，以换取希腊债务的重组。但希腊政府在同意结束政党对庇护政治的控制之前，却宁愿考虑任何形式的紧缩。

在某种方面，意大利的情况与希腊非常相似。深度不信任和政治冷漠发挥着重要作用，削弱了意大利的公共行政。但意大利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意大利更富庶更多样化。它至少已展开对依附主义和由此而起的政治腐败的斗争，但它的现代化仍不足以带来完全现代的国家，与希腊相比也好不到哪去。

[1] Friedrich Schneider和 Dominik H. Enste，《影子经济：国际调查》（The Shadow Economy: An International Surve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34—36页。

[2] 参见See Jane Schneider，《意大利的“南方问题”：国内的东方主义》（Italy’s “Southern Question”: Orientalism in One Country）（纽约：Berg出版，1998年）；Judith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政治、权力和贫困：双城记》（Patronage, Power, and Poverty in Southern Italy: A Tale of Two Citie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P. A. Allum，《战后那不勒斯的政治和社会》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Post-War Naple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Sidney G. Tarrow，《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共产主义》（Peasant Communism in Southern Ital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年）。

[3] Diego Gambetta，《西西里黑手党：私人保护的生意》（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年），75—78页。

[4] Edward C. Banfield，《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伊利诺伊州葛伦科：自由出版社，1958年），85页，115—116页。

[5] Joseph LaPalombara，《意大利政治的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s in Italian Politic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38页。

[6] Tarrow，《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共产主义》，54—55页。

[7]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 《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

[8] Apostolis Papakostas，《斯堪的纳维亚为何没有依附主义？》（Why is There No Clientelism in Scandinavia? ），载Piattoni编，《依附主义、利益群体和民主代表性》，46页。

[9] Keith R. Legg，《现代希腊的政治》（Politics in Modern Greec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9年），36—37页。

[10] 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5年），97—101页。

[11] Papakostas，《斯堪的纳维亚为何没有依附主义？》，48页。

[12] 我要感谢Elena Panaritis对此的观察。

[13] Legg，《现代希腊的政治》，52—56页。

[14] Nicos P. 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巴尔干和拉丁美洲的早期议会制和后期工业化》（Politics in the Semi-Periphery: Early Parliamentarism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Balkans and Latin America）（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6年），40-41页。

[15] Nicos P. Mouzelis，《资本主义与希腊国家的发展》（Capit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k State），载Richard Scase编，《西欧国家》（The State in Western Europ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0年），245—246页。

[16] Constantine Tsoucalas，《19世纪希腊政治依附主义的问题》（On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Gree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载《希腊侨民杂志》（Journal of the Hellenic Diaspora）第5卷，第1期（1978年）：1—17页。

[17] Mouzelis，《资本主义与希腊国家的发展》，242页。

[18] Mouzelis，《资本主义与希腊国家的发展》，244页；George Th. Mavrogordatos，《从传统依附主义到政治机器：泛希腊社会运动党民粹主义在希腊的影响》（From Traditional Clientelism to Machine Politics: the Impact of PASOK Populism in Greece），载《南欧社会和政治》（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第2卷，第3期（1997年）：1—26页。

[19] Legg，《现代希腊的政治》，128—129页；Christos Lyrintzis，《军政府之后的希腊政党: 官僚依附主义的案例? 》（Political Parties in Post-Junta Greece: A Case of ‘Bureaucratic Clientelism’? ），载《西欧政治》（West European Politics）第7卷，第2期（1984年）：99—118页。

[20] 有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参见George Th. Mavrogordatos，《胎死腹中的共和国：希腊的社会联盟和政党策略，1922—1936》（Stillborn Republic: Social Coalitions and Party Strategies in Greece, 1922-1936）（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

[21] Lyrintzis，《军政府之后的希腊政党：官僚依附主义的案例? 》，103页；Takis S. Pappas，《在希腊制造政党民主》（Making Party Democracy in Greec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9年）。

[22] 这些案例及另外两个案例的讨论，见Mavrogordatos，《从传统依附主义到政治机器》。

[23] John Sfakianakis，《保护希腊公共部门的代价》（The Cost of Protecting Greece’s Public Sector），载《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12年10月10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对希腊公共部门的研究报告，估计政府就业人数在2008年达一百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22.3%。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希腊：中央行政部门的审查》（Greece: Review of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共治理评论，2011年），71—72页。

[24] Susan Daley，《希腊财富无处不在，只是不在税表上》（Greek Wealth Is Everywhere but Tax Form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10年5月1日，另参见Daley，《希腊限制逃税的努力仅有很少成功》（Greece’s Efforts to Limit Tax Evasion Have Little Success），《纽约时报》，2010年5月29日；Schneider和Enste，《影子经济》，36页；Friedrich Schneider和Robert Klinglmair，《世界各地的影子经济：我们知道多少？》（Shadow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What Do We Really Know? ），载《欧洲政治经济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21卷（2005年）：598—642页。

[25] 参见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第1章。

第7章
意大利和低信任的平衡

政府质量在意大利各地的差异；意大利国家在南方的软弱；黑手党来自何方；意大利向依附主义和腐败开战；信任对好政府来说很重要

有位观察家以下列语言描绘西西里的著名城市：

意大利第六大城市巴勒莫（Palermo），既是黑手党的首都，又是地方政府受贿和腐败的全国象征。它在欧洲和非洲之间保持着危险的平衡。繁华现代大都市的门面背后，是摇摇欲坠的贫民窟、狭窄扭曲的小巷和老城潮湿的院落。其中的住房、医疗和卫生的条件，会让人联想起开罗和加尔各答，而不是欧洲的大城市。巴勒莫的生活是持续上演的戏剧：城市混乱交通的日常折磨、老城又一宫殿的坍塌、基本服务（垃圾收集或公共交通）的周期性中断、并不罕见的黑手党械斗、城市街道上布满弹孔的尸体。[1]

在意大利南部，地方治理的持续失败的一大表现是垃圾收集。在1976年，未收走的垃圾在巴勒莫街道一堆就是好几个月。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那不勒斯遇上类似危机，甚至惊动了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内阁。[2]道路建设好不了多少，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据《纽约时报》报道，意大利从2000年到2011年斥资一百亿美元，包括五亿美元的欧盟津贴，以建造从萨莱诺（Salerno）到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 Calabria）的A3高速公路，由于严重的贪污和腐败，工程一直无法完工。[3]

罗伯特·帕特南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意大利地方政府的质量存在巨大差异，这项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的准经典。他将之归因于公民参与的参差不一，即所谓的社会资本，而不是经济或政治的结构原因。他进一步指出，政府表现不佳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当地依附主义的悠久历史。

意大利“南方问题”的许多研究文献都以传闻为基础，但帕特南设计有关政府绩效的十二项定量检测指标，包括政府内阁的稳定、预算的准时通过、创新的立法、日托中心与家庭诊所的数量、官方的及时回应。然后，他收集意大利各地几十年的数据，证明政府服务质量确有南北之分：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伦巴第和翁布里亚（Umbria）的得分，持续高于西西里、巴西利卡塔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他的结果与意大利人对政府是否满意的各项调查不约而同。[4]

至此为止，帕特南只是为意大利人早已察觉的东西提供统计证据，等到要找出这些差异的原因，便引起很大争议。经济决定论者可能认为，政府质量是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产物，或是资源的产物。意大利南部比北部穷，可能无法负担高质量政府。帕特南指出，两个地区的差距持续多代，而当年的北部甚至比今天的南部还要穷。此外，光是资源还无法解释差异，因为意大利政府在战后几十年中，从北部朝南部调拨大量资金，以尽力帮助南部迎头赶上。在这段时期内南部确有很大发展，但北部发展得更快，使得总体差距依然如旧。

将之归因于不同的制度或政策也不行。意大利战后的政治体系是高度集中的，所有地方接受法式长官的统一治理。这个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改革，中央政府将大量本地决策权下放给地方，但总体结构仍追求全国各地的资源平衡。[5]无论是受罗马中央集权国家直辖的地区，还是允许自主决策的大体获得平等资源的地方——要说1861年以来的政治秩序应为发展的差异负责，都未免有点牵强附会。

因此，像爱德华·班菲尔德和其他一些南方观察家一样，帕特南认为意大利的功能障碍在于继承下来的文化价值，即社会资本。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产生于自治城邦，如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它们的昌盛在中世纪就已开始，持续到文艺复兴。这些共和国按照自治的寡头制度组织起来，培养忠诚和信任的美德。相比之下，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诺曼国王，以中央专制统治塑造意大利南部，社会组织的主要模式是庇护人—依附者关系。所以，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的。在帕特南看来，这种差异成了有关信任和共同体的社会或文化习惯，绵延数个世纪。[6]

依附主义在意大利南部的起源

很不幸，要想作出一个历史的梳理，将意大利南部市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的缺席归罪于强悍的威权政府，还真有几个难题。首先，帕特南将当地的等级政治归因于西西里的诺曼王国，但它在1194年就已正式结束，继承它的是北方的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成员包括几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书第1卷第18章讲述，南部诺曼王国在叙任权斗争中代表独立的天主教，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并肩作战，反对皇帝亨利四世。）即使霍亨斯陶芬王朝延续了诺曼的早期传统——皇帝腓特烈二世确是伟大的中央集权者——这个王朝本身也在1268年结束。欧洲历史上的此刻，有个强大集权的诺曼王国在统治英国，另有个维京王国在统治丹麦。但无论是英国还是丹麦，都没发展出依附式政府的格局。不用说，很多情况在13世纪至19世纪之间的意大利发生，或许能对政府的当代模式作出更好解释。

将依附主义归罪于南部强大的垂直政权（与北部城邦的共和传统相比），还有第二个难题。我在第1卷指出，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是现代政府的必要条件，但没有说明特定社会中政治自由的程度。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退出，负责制的最终出现与否，关键在于君主（或国家）和社会中其他精英当权者之间的平衡。假如君主成功接纳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如法国和西班牙，涌现出的是弱专制主义；假如君主和贵族联手起来反对农民，如普鲁士和俄国，涌现出的是强专制主义；假如贵族强过君主，如匈牙利和波兰，涌现出的是地方暴政和孱弱国家。只有在英格兰，国家和贵族精英相对平衡，没有输赢，由此产生宪政。国家经常站在非精英一边来对抗贵族，并非出于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要剪去权力对手的翅膀。我们都知道，男爵通过大宪章来限制国王约翰的权力，但国王也在限制男爵和领主的权力，以保护佃户和非精英附庸。[7]

帕特南认为，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强大中央集权政府，这种垂直权力削弱了公民形成横向的信任或合作的能力。但在中世纪的此刻，没有欧洲政府能以中国或俄国的方式建起真正的中央专制国家，以穿透并控制整个社会。腓特烈二世之后的数世纪内，意大利南部的现实恰恰相反：中央权威持续软弱，无法防止贵族对农民的剥削。换句话说，意大利南部与其说像普鲁士和俄国，倒不如说像匈牙利和波兰。

像希腊一样，意大利南部本土中央政府的孱弱与国际政治有关。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王国，从霍亨斯陶芬王朝最终传到阿拉贡家族之手，又由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婚姻，合并到西班牙的治下，之后组成他们孙子查理五世的帝国。查理五世既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意大利南部先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成了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属地。拿破仑入侵后，把他弟弟约瑟夫推上王座。近五个世纪，两个西西里王国的主权首脑是遥远的外国人，合法性经常在地方起义中遭到质疑。意大利史学的一派认为，当地的低信任不是来自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而是由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分而治之。[8]

不管如何，意大利南部持久的依附主义是现代现象；近代历史的因素，要比古老诺曼王国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做法更为重要。反过来，我们应该看看，1861年在北部皮埃蒙特王朝支持下创建的统一的意大利；其时，南部的波旁王朝已被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推翻。北部来客第一次面对南部的社会现实，感到非常震惊。那不勒斯的新总督向意大利第一任总理卡米诺·奔索（Camino Benso，加富尔伯爵）汇报：“这不是意大利！这是非洲：在这些乡巴佬的旁边，贝都因人都成了公民道德的鲜花。”[9]

普鲁士在统一德国时将官僚和机构悉数“收归国有”，但皮埃蒙特王朝不同，它太小，无法完成类似的壮举。波旁王朝倒台后，控制全国新政府的北方资产阶级，遇上农民的暴动和混乱，不得已与南部的寡头政治达成协议，即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历史联盟（blocco storico）。[10]政治学家朱迪思·丘博（Judith Chubb）说：“不管是何种纲领，（南部精英）愿意向国会多数政府提供无条件支持，以换取庇护式公职和本地行政的完全自由。”[11]

传统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在意大利是古老传统。这两个名字（patronus and cliens）本来就起源于古罗马，所指的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高度形式化的法律关系，从罗马共和国的晚期起，就是罗马精英的权力基础。[12]领主和附庸的封建关系可被看作庇护式合同，其中双方的职责和权限都有明确规定。随着封建制度在南部的废除，这些正式关系演变成非正式的；地主利用手中的财富和政治关系，来控制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农民。

这种传统的庇护政治（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乡村社区），分阶段发展成依附主义的现代体系。在希腊的情况中，社会还没有获得强大自主的国家时就引进民主。根据路易吉·格拉齐亚诺（Luigi Graziano）的研究，在1860年至1922年的自由共和国中，“政治组织围绕的是身份和庇护人，而不是思想和切实可行的方案，不仅吸收中和了反对派，而且掏空了‘政党’这个概念的原意，只剩下一盘散沙般的依附者”。正如处在庇护式体系中的美国情形，这对政府质量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保持体系运转的奖励带有特殊主义的性质，部长作出的奖励和制裁，也得带有同样特殊主义的性质。所以，他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自由，以逃避官方的行为规范。”[13]根据我们先前的定义，这个体系还不算真正的依附主义，因为意大利还缺乏大众政治。意大利的选举权扩展比希腊慢得多，在1882年人口中享有投票权的仅占6.9%，要等到1913年才出现男性普遍选举权。[14]

像希腊一样，意大利南部的工业化也姗姗来迟。统一的意大利全国政府引进关税，以保护北部的工业和南部的低效地主。北部工业向南部的供应愈益增加，结果是以工业为代价，增强南部地主阶级的影响力，并鼓励南部中产阶级购置地产，参与当地的寡头政治，而不是自行创业。拿破仑废除封建主义（在西西里的废除晚于意大利大陆南部）之后的公共土地瓜分，以及1860年之后的教会土地瓜分，创造了众多机会，频频引发各社会阶级为土地而起的社会冲突。北部中产阶级的利益与创建现代新国家的目标一致，但南部中产阶级融入传统的寡头政治。农民失去潜在的盟友，只得退居到日益贫困和边缘化的处境。根据格拉齐亚诺的说法：“（农民的）仇恨之前是针对远方的中央权威，因波旁王朝国王的家长作风而略得缓解，现在是针对地方上的新统治阶级。”[15]在意大利南部，没有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创业中产阶级。

弱国家与黑手党的兴起

黑手党——让外人联想起西西里的第一乃至唯一的东西——不是以某种方式存活至今的古老制度。犹如坎帕尼亚地区的卡莫拉（Camorra）和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光荣会（’Ndrangheta），它在19世纪的意大利南部有其特定的起源。有理论称，黑手党原本是富裕佃户（gabelloti），利用夹在地主和贫农中间的角色来向双方敲诈租金。[16]但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以一个优雅的经济学理论来解说黑手党的起源：黑手党只是民营企业家，功能是保护个人产权，因为所在社会没有国家的保护。换句话说，如果一方在私人交易中受骗上当，在秩序良好的法治社会，通常会上法院去告他的交易伙伴。但在国家腐败、不可靠和干脆缺席的社会，必须去找私人保镖，雇用他去威胁对方，如不付钱就要打断对方的腿。由此看来，黑手党只是简单的私人组织，提供通常是国家职责的服务——换句话说，以暴力威胁（有时需要实际的暴力）来强制执行产权。甘贝塔表明，黑手党崛起的意大利南部某些地区，恰好充斥基于土地、流动财富和大量交易的经济冲突，外加1860年后国家变质引起的政治动乱。[17]

使用暴力来保护产权，本来应该是合法国家的垄断权利，这样讲当然有很好的理由。如果没有垄断，保护市场本身也可成为激烈竞争的对象。黑手党成员很容易从保护转向敲诈，先造成威胁，再提供保护。私人保护也很容易演变成其他非法勾当，如卖淫和贩毒。甘贝塔认为，黑手党在西西里那样的低信任社会大有作为，可在短期内提供可靠保护。但它延续暴力和恐惧的氛围，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18]

国家力量和犯罪组织之间的反比关系，在意大利的法西斯阶段得到很好说明。法西斯主义通常被理解为威权政府的一种，比19世纪欧洲传统的专制政府更为强大，它囊括大众政党、指导思想、对国家的彻底垄断、魅力型领袖、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于一身。[19]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权，但他的版本从未达到像希特勒政权那样的中央集权，更别说斯大林的苏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从来没能深入南部，重组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它无法容忍的是暴力游戏中的竞争对手，所以发动一个成功镇压黑手党的运动。但没有完全拆除其网络，也没有杀害或监禁其领导，只是将之纳入现有体系。所以，当1946年民主政权成立，黑手党迅速重新崛起。[20]

依附主义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开放选举权。十年后由于墨索里尼崛起，这一民主实验遭到中断。在这段时期，第一批大众政党涌现出来。左边的是菲利普·图拉蒂（Filippo Turati）创建的社会党，成立于1894年，分裂于1921年。其激进派改名为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PCI），加入第三国际。[21]右边的是西西里教士唐·路易吉·斯图佐（Don Luigi Sturzo）构想的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它是以群众为基础的天主教政党，试图组织农民合作社，推动土地的再分配。所有这些政党在墨索里尼时期均遭到取缔，等到法西斯主义在1943年倒台后，很快又重新出现。

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 DC）作为人民党的继承者成立于1943年，原先设想是以群众为基础的进步政党，欲与意大利共产党争夺选票。它像早期的美国政党一样，在战后共和国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面临如何让群众选民前去投票的问题。它与组织起来的北部天主教工人保持着紧密联系，但遇上如何深入南部的问题。那里的社会，仍以地方精英和庇护式网络为中心。在战后的早期大选中，君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普通人阵线（Uomo Qualunque）等右翼政党在争取选票上相当成功。于是，基督教民主党改变战略，转而利用当地既存的庇护式传统。它借用现代的组织方式，建立总部设在罗马的等级制政党，以政党老板的网络在依附主义基础上招募选民。

在阿明托雷·范范尼（Amintore Fanfani，20世纪50年代长期担任总理一职）的领导下，基督教民主党变成以群众为基础的现代依附式政党。[22]在许多方面，这个转变与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政党的转型非常相似。美国的转型是从庇护式政客的临时联盟，到组织良好的全国政治机器。意识形态——尤其是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亚文化的分裂——在战后意大利政治中继续发挥关键角色。但像社会党那样的团体，为了保持竞争力，必须愈益求助于依附式战术。[23]

依附主义在南部因政府的经济政策而获得加强。现代意大利仿照法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罗马可在全国范围重新分配资源。19世纪后期的自由主义政府，为了缓解南部贫困，开始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尽管这往往有助于北部工业对南部的优势。[24] 1950年，新共和国的政府设立发展部门南方基金会（Cassa per il Mezzogiorno），旨在促进南部的经济增长。它还充分发挥工业重建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的功用，这是一种国有工业的大型集团，能够提供融资、就业和政党庇护。国家在基础设施上花了不少钱，还对钢铁、石化和其他重工业作出重大投资。

工业政策的结果非常复杂。南部的人均收入和工业产值大幅增长，大批农民脱离土地。从1951年到1971年，农业就业人数由人口的55%降至30%；有些去了南部和北部的城市，但许多人离开意大利，前往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此外还有社会指标的巨大改进，如识字和婴儿死亡率，使其时的南部与19世纪时相比，不那么像“非洲”了。从1951年到1981年是南部的追赶期，其中南北之间的差距有所收缩（见表1）。但这些投资并没有将南部建成自给自足的大工业基地，南部许多成功公司只是北部公司的分支。意大利的北部增长更快，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有巨额资金的支援，两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悬殊如初。像希腊一样，意大利南部也是“无发展的现代化”的案例。[25]

表1. 1891—2001年的意大利各地区人均价值的增加（意大利=1）

来源：Emanuele Felice，《意大利各地区的长期不均（1891—2001）》

更重要的是，从政治方面考虑，南部的政府投资增长最终让政治依附主义走了鸿运。用一位观察家的话说：“从来不是国家或国民整体拨来款项支持这个或那个项目、房屋或学校的建造、公共工程或工业项目；永远是多亏了这个或那个地方议员、或当地基督教民主党书记的关心。”[26]像希腊一样，政治关系和操纵国家的能力成了通向财富和人身安全的途径，比私人创业更为可靠，从而强化了现有的南北差距，促成即将失控的政治偏袒文化。此外，庞大的公共支出，给更公开的腐败提供了充分机会。黑手党在战后南部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基督教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像许多国家一样，他们通过对公共承包的控制而获得报酬。20世纪60年代从萨莱诺到雷焦的公路竣工，与光荣会的兴起有关；那不勒斯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又与卡莫拉的兴起相连。[27]

“贿赂之都”与冷战结束

像希腊一样，共产党是意大利政党中受依附主义影响最少的，它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组织。但它是莫斯科的盟友，被怀疑只想以民主过程夺取政权，所以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即使常常获得25%至30%的选票。也像希腊一样，美国盟友从中施加影响，宁可选择蒙受腐败污名的民主政党，也不愿接受非依附式的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和其他小党能够提名总理的机会很少，支配战后意大利政治的是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内阁经常有变，但体系高度稳定，督导意大利成功崛起为主要的工业强国。

1989年冷战的结束，使这一切突然发生变化。随着苏联的崩溃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合法化思想的衰落，意大利共产党与莫斯科失去联系，于1991年宣布解散，为左翼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所取代。国内共产党威胁的结束，反过来又削弱了基督教民主党继续掌权的理由。其时，它已把整个国家拖进腐败和犯罪的泥沼。新政党涌现出来，特别是地方性政党北方联盟（Lega Nord）。它以中小型企业家为基础，烦透了意大利国家的腐败和南部的不断领取补贴。北方联盟好几次提议，为了躲避南部的腐败，干脆让自己从意大利分离出去。

许多人相信，黑手党、依附主义和腐败代表传统社会习俗，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将会逐渐式微。但久而久之，这三个现象反而变得更加强劲，冲出南部堡垒，污染了整个意大利。到20世纪80年代，有罪不罚的文化已经抬头，到处都是以公共资源来谋取私利，对此可以听听老一辈政客的下面一段话：

也许我太天真。我从不敢相信，会出现如此根深蒂固、四下弥漫的腐败。我一定能想象缴纳公益会费、资助会议、设晚宴招待和出版宣传刊物等，这些都要花费大笔金钱。但——我坚持，这都是确实的真相——我从来都没想到，他们竟是如此明目张胆的盗贼。当我发现，各党各派在定期按百分比收取公共合同的回扣，我感受到莫大的震惊。[28]

这一切在1992年的“贿赂之都”（Tangentopoli）丑闻中暴发出来。出人意料的是，它并非出自南部，反而涉及来自米兰的社会党政客马里奥·基耶萨（Mario Chiesa）。被捕时，他正试图将六千美元的贿赂冲下抽水马桶；很快发现他还卷入一系列更大的丑闻。调查的扩大导致社会党总书记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的入狱。这证明在攫取战利品时，社会党像基督教民主党一样贪婪。[29]

同时，黑手党的影响也从西西里扩散到整个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于国际毒品贸易的兴起，意大利犯罪组织的力量大幅增长，情形一如拉丁美洲。地盘争夺，导致巴勒莫等南部城市的敌对家族参与血战，特别是暴力派“科莱奥内人”（Corleonesi）得以崛起。南部许多个别政客本来就与黑手党有联系，由于巴勒莫前市长萨尔沃·利马（Salvo Lima）的反戈一击，这些关系变得更加系统化。利马前来投靠基督教民主党的老牌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所带来的不只是强大的政治机器，还有与犯罪组织的广泛联系。[30]

当然也有对抗和抵消的力量。意大利司法部门在1968年全球起义后招募大批怀抱理想主义的律师，增强自身的自主性。这些左倾法学家在工作中稳步上升，到80年代，已有能力向根深蒂固的政治精英提出挑战。司法调查的对象，包括安德烈奥蒂、克拉克西和贝卢斯科尼，反过来指控司法部门怀有政治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这些法官倾向于把矛头指向右翼政客，而不是左翼政客。许多法官心甘情愿持异常勇敢的立场，剑指腐败政客和黑手党头目。还有不少富有使命感的法官，其家族传统就是要承担公民职责，与西西里的潮流格格不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调查，导致黑手党向国家尚余的廉洁部分发起虚拟战争，有些法官和检察官惨遭黑手党的高调暗杀。高潮是1992年乔瓦尼·法尔科内（Giovanni Falcone）及其妻子和保镖的被暗杀，以及保罗·博尔塞利诺（Paolo Borsellino）稍后的遇难。[31]随着警长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Alberto Dalla Chiesa）、检察官加埃塔诺·哥斯达（Gaetano Costa）和县长罗科·奇尼西（Rocco Chinnici）的被杀，公众舆论渐渐动员起来，以支持反腐败工作。冷战不再是腐败保守政客的靠山，“贿赂之都”丑闻和其他调查结果，终于迫使总理安德烈奥蒂和基督教民主党下台。该党在1992年的选举中表现很差，自1994年不再在意大利政治中发挥作用。[32]

现代化的失败

促使二战后政治体系垮台的事件，假如能像20世纪初的美国一样，为强大改革联盟铺平道路，意大利本来可以变得更好。不幸的是，事情的发展不如人意。媒体大亨贝卢斯科尼带头重组右翼，借助自己的企业帝国建立新的群众基础。以他为首的联合政府包括翁贝托·博西（Umberto Bossi）的北方联盟和詹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的民族联盟（Alleanza Nazionale）。这两个政党，加上他自己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收留了不少基督教民主党旧人。这个不同组合的联合政府在意大利执政，先是1994年，中间是从2001年到2006年，后是从2008年至2012年。

贝卢斯科尼在公众眼中是现代开放的政客，走里根—撒切尔的路线，希望降低税收，改革和精简国家机构，使之运行得像他的企业那样有效。不幸的是，贝卢斯科尼自己就是旧体制的产物，他的依附式思维已经定型，只是为其添加上了新的媒体技术。如果说现代国家的精髓是公私利益的严格分开，贝卢斯科尼却在奔赴截然相反的方向。他利用自己在报纸、电视和球队的持股，建立起大众政治基础，在三个任期中，不仅未能启动意大利公共部门的认真改革，而且激烈攻击独立的司法部门及其针对自己的贪污调查。他任命的部长人选和颁布屏蔽被告人的法令，削弱了曾帮助摧毁旧政党体系的净手运动（Operation Clean Hands）。[33]贝卢斯科尼让议会多数派给自己提供豁免权，拒不遏制无论外在还是实质的利益冲突。在他的治下，南部的依附式政治持续不减，毫无变更。在2011年至2012年的欧元危机中，西西里无法控制自己的公共财政，以致被称为“意大利的希腊”，更加剧了全国财政的虚弱。[34]

改革联盟未能在意大利出现，部分原因在于北方联盟及其领导人翁贝托·博西。它的社会基础在充满现代气息的意大利北部，主要是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受够了腐败和意大利国家的低效。不幸的是，博西发展党务的中心议题不是国家改革，而是民粹主义，如反对移民。他和他的政党也用依附式方法来赢得选民，对贝卢斯科尼的滑稽表演表示默许，以便自己继续执政。这个社会团体，本来应该是改革联盟的中心力量，现却变成中立派。[35]

贝卢斯科尼的几个总理任期中间还出现几个左翼政府，但也乏善可陈，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一些温和改革，重点放在大学、地方政府和官僚机构的繁琐程序，具有一定效果。但从未出现强有力的领导和亟须改革的共识，来改变意大利国家的性质，让它从庇护政治中彻底解脱出来，将更多经济纳入正规部门，控制国家行政的总体规模。

外部力量本来可以提供改革整个体制所缺乏的政治意志。意大利在1999年进入欧元区，给罗马带来强大压力，非达到预算目标不可。一旦进去了，像希腊一样，财政纪律却又变得松懈了。第二次机会是2009—2011年的欧元危机，贝卢斯科尼被迫下台，换上非民选的技术官僚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不过到2012年底，蒙蒂也被迫下台。新大选的共识，如果有的话，却是反对较为认真的结构性改革。中间偏左联盟的新领袖马泰奥·伦齐（Mattoo Renzi）能否改变这一体制尚有待观察。

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一直是依附式政治的家园，值得关注的是，它们虽是现代工业社会，但不同于德国、英国和美国，在改革公共部门和消除庇护政治上都乏善可陈。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的相似性相当惊人。相比于欧洲其他地区，它们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得较晚。它们贫穷落后，在就业和经济发展上依赖国家，经历“没有发展的现代化”。在合法性和能力方面，它们的政府都相当单薄。

希腊和意大利有很大不同：意大利已有改革联盟的雏形，而希腊什么也没有。我一直强调意大利南北之间的地区差异，但冲突并不受领土的严格限制。许多观察家指出，北部也会经历腐败和依附主义，南部也能出产公德心很强的人，如乔瓦尼·法尔科内。朱迪思·丘博解释那不勒斯在20世纪70年代如何经历了公德心的重建，而巴勒莫却依然故我；西蒙娜·皮亚托尼（Simona Piattoni）指出，意大利南部的依附主义各式各样，有些对发展并不具有敌意。[36]相比之下，在希腊很难找到有志于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选民团体。

信任的重要性

我在上一章的开头指出，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的社会特点是社会的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既是对政府的又是对同胞的。信任和良好政府之间有没有关联？如果有，那又是什么？[37]

信任作为人的属性，在本质上没有好坏之分。如果我生活在充满小偷和骗子的场所，轻易信赖他人就会让我陷入麻烦。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会遵循像诚实、可靠和开放那样的社会美德，那么信任就会作为副产品存在于这个社会，这样的信任才会大有价值。信任只有成为守信行为的普遍条件才有其意义。在这种条件下，它成了合作行为的标志与促进者。当然，机会主义者也可利用他人的信任来行骗。不过，如他想生活在社群中，这样做就会迅速导致他人的排斥和回避。

生活在高信任社会中有很多好处。合作在低信任社会中也是可能的，但要通过正式机制。商业交易需要厚厚的合同、诉讼、警察和执法，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我住在一个犯罪率很高的社区，我可能要随身携带武器，或在晚上闭门不出，或换上昂贵的门锁和警铃，以辅助我聘来的私人保镖。我们将在第二部分看到，在许多贫穷国家中，要有人整天留守家中，以防邻居来菜园偷窃或抢占房屋。所有这些构成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是生活在高信任社会的人无需担心的。此外，许多低信任社会从未意识到合作的好处，致使生意无法起步，邻居也不守望相助，等等。

同样道理也适用于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如果身边他人都这样做，人们变得更愿遵守法律。在本书上一卷，我提出证据表明遵循规范的习惯是人性中先天就有的，源于基因编码。在大多数社会中，政府监控和处罚违法的程度只能解释一部分遵纪守法；绝大多数守法行为源于看到身边他人都在遵守，自己也就遵循公认的规范。反之，如果官员看到同事受贿来让人插队，如果政客觉察到对手受惠于公共合同，他们就很有可能照葫芦画瓢。如果大多数公民都在偷税漏税（这在希腊和意大利是司空见惯的），缴足税金的人反而显得是大傻瓜。

所以，政府质量完全依赖于信任或社会资本。如果政府不履行关键功能——譬如，它不能保护我的产权，或不能保护我免受罪犯攻击或有毒废物污染——我就会考虑以自己双手做自我保护。如我们在西西里看到的，黑手党的起源就在于政府的失职，先是波旁王朝，后是意大利国家，都没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能。这也是人们雇用“光荣之士”来做私人保镖的原因。由于黑手党本身也不值得信赖，对政府的不信任，遂演变成对每个人的不信任。

低信任社会造成经济学家所谓的集体行动难题。不信任在社会交往上的作用是适得其反的。如果大家都可信，每个人都会得益。但对任何个体来说，都没有动力去成为第一个不受贿或第一个缴足税金的人。不信任会导致恶性循环，每个人都受困于所谓的低水平均衡。大家都变得愈益糟糕，却无法脱身。相反，如果政府清廉、诚实并有能力，人们就会予以信任并追随它的领导。

希腊和意大利南部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府，借用第3章的术语，功能范围很广，能力或力量却很弱。它们进入现代民主时代时，无缘继承普鲁士型的自主官僚体系。19世纪之前，它们都由外国人统治，这种与外国的关联让政府的合法性受到玷污。在名义上获得独立之后，希腊的制度和政党仍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在意大利南部，问题在于内部殖民，制定南部政策的是以北部为主的中央政府。在希腊和意大利，政府开始是庇护政治的来源，随着整个体制的民主化和群众的政治参与，又变成公开依附主义的来源。

国家机构庞大但软弱，社会信任徘徊于低水平，两者关系究竟如何？它们的因果关系似乎是双向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对政府缺乏信任导致个人寻求民间的解决方案，以求获得公共物品，如产权保护。解决方案可能以高度病变的形式出现，如黑手党；也可以是家庭自救，视自身资源为可靠行为的唯一源泉。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社会中明显的家庭主义只是自我防御的措施，因为超越家庭的信任仅获得异常软弱的制度性支持。

另一方面，社会不信任一旦形成文化，就会有自己生命力。对政府持怀疑态度，或担心他人占你的便宜，会促使你采取行为，反过来又会加剧最初的状态。你尽量避免交税，因为你视政府为腐败和非法的；即使你不愿去利用陌生人，也不指望合作会有好的结果。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会陷入这一困境。我对质量高低不一的欧洲各国政府做了一番扫描，从韦伯式国家的德国到依附主义的希腊和意大利。现在我想谈谈两个中间案例，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政府质量已有长足的改进。19世纪开始时，英国仍有庇护政治主导的文官体系，到19世纪70年代才取得改革的成功。美国在批准宪法后最初几十年仍有庇护政治，到19世纪30年代，又将之改造为成熟的依附主义。像英国一样，美国也进行改革，奠定韦伯式的现代国家。但美国政府的特殊形式——制衡制度——意味着，它建成韦伯式的现代国家要比英国晚，花的时间也比英国长。

[1] Judith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政治、权力和贫困：双城记》，1页。

[2] 参见《随着垃圾的堆积，那不勒斯向贝卢斯科尼开战》（Naples Blasts Berlusconi as Garbage Piles Up），《新闻周刊》（Newsweek），2010年10月27日。

[3] Rachel Donadio，《腐败被视作意大利南部的漏斗》（Corruption Seen as Steady Drain on Italy’s South），《纽约时报》，2012年10月8日，A1版。

[4]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67—82页。

[5] 帕特南看到了其他可能的解释因素，如教育水平、意识形态的极端化、选民对政策的共识、罢工次数和共产党的治理。所有这些与观察到的政府绩效的差异都没有密切的关联，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116—117页。

[6] 帕特南看到了其他可能的解释因素，如教育水平、意识形态的极端化、选民对政策的共识、罢工次数和共产党的治理。所有这些与观察到的政府绩效的差异都没有密切的关联，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121—136页。

[7] 在波兰和匈牙利，君主制权力受制于宪法，以及对国王权力的制约。国王无力压制贵族的权力，是地主精英从15世纪末逐步取消农民权利的原因之一。意大利南部在统一前夕的情况更类似于这两个国家，而不是像普鲁士那样的强大中央集权君主制。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73—385页。

[8] 这是Paolo Mattia Doria主张的，但受到Benedetto Croce的批评，参见Gambetta， 《西西里黑手党：私人保护的生意》，77页。

[9] P. A. Allum，《没有政府的意大利共和国？》（Italy-Republic without Government?），（纽约：诺顿出版社，1973年），9页。

[10] P. A. Allum，《没有政府的意大利共和国？》（Italy-Republic without Government?），（纽约：诺顿出版社，1973年），3—4页。

[11]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20页。

[12] 有关该词的历史，参见Richard P. Sailer，《帝国初期的个人庇护》（Personal 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8—11页。

[13] Luigi Graziano，《意大利南部庇护人和依附者的关系》（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s in Southern Italy European），载《欧洲政治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第1卷，第1期（1973年），3—34页。

[14]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19—21页；James Walston，《黑手党和依附主义：战后卡拉布里亚通向罗马的道路》（The Mafia and Clientelism: Roads to Rome in Post-War Calabria）（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8年），48—49页。

[15] Graziano，《意大利南部庇护人和依附者的关系》，13页；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16—17页。南部的地主精英，像拉丁美洲的一样，但不同于英国的，往往住在城里，靠租金生活（Chubb，17页）。这意味着，没有像英国那样的促成农业商业化的创业地主，而设置城市生活规范的是传统精英，而不是工业资产阶级。

[16] Graziano，《意大利南部庇护人和依附者的关系》，8—9页。

[17] Gambetta，《西西里黑手党：私人保护的生意》，15—33页，83页。

[18] 有关黑手党起源，参见Alexander Stille，《优秀的尸体标本：黑手党和意大利第一共和国的夭折》（Excellent Cadavers: The Mafia and the Death of the First Italian Republic）（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95年），14—17页。在填补孱弱国家留下的真空上，黑手党既不是第一个犯罪组织，也不是最后一个。当代案例是准军事组织对哥伦比亚的困扰，当地山多林深，自古以来，国家在发挥权威上就有困难。富裕地主面临左派团体的威胁，包括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和全国解放军（ELN），开始雇用准军事组织，以保护自己的农场和牧场。这些组织发展成拥有大量火力的自治团体，涉及贩毒、勒索和一系列其他犯罪活动。21世纪的墨西哥也有贩毒集团的出没。该国警察在公民基本权利的执法上历来软弱，迄今未见改善，让贩毒集团有机可乘。

[19] 经典定义见于Carl J. Friedrich和Zbigniew K. Brzezinski，《极权独裁与专制》第2版（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2nd ed）（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另参见Juan J. Linz，《极权政权与威权政权》（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2000年）。

[20]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24—27页。

[21] Tarrow，《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共产主义》，101—102页。

[22] Walston，《黑手党和依附主义》，52—56页；Robert Leonardi和Douglas A. Wertman，《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支配的政治》（Italian Christian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Dominanc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9年）；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56—64页；Allum，《战后那不勒斯的政治和社会》，62—68页；Graziano，《意大利南部庇护人和依附者的关系》，24—27页。

[23] 有关意大利的白色和红色亚文化，参见Paul Ginsborg，《意大利及其不满：家庭、公民社会和国家，1980—2001》（Italy and Its Discontents: Family, Civil Society, State 1980-2001）（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3年），102—104页。

[24] Tarrow，《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共产主义》，25—26页。

[25]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30页。

[26]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75页。

[27] Ginsborg，《意大利及其不满》，203页。

[28] Ginsborg，《意大利及其不满》，181页。

[29] Alexander Stille，《罗马之劫：具有寓言历史和传奇文化的美丽欧洲国家遭到贝卢斯科尼的接管》（The Sack of Rome: How a Beautiful European Country with a Fabled History and a Storied Culture Was Taken Over by a Man Named Silvio Berlusconi）（纽约：企鹅出版社，2006年），120—126页。

[30] Ginsborg，《意大利及其不满》，204—205页。

[31] Ginsborg，《意大利及其不满》，205—208页。

[32] 有关Falcone和Borsellino的历史，参见《优秀的尸体标本》。

[33] Stille，《罗马之劫》，189—196页。

[34] 参见Rachel Donadio，《西西里的财政问题威胁意大利》（Sicily’s Fiscal Problems Threaten to Swamp Italy），《纽约时报》，2012年7月23日，A4版。

[35] 这一点由Gianfranco Pasquino指出，见《领导人、制度与民粹主义：比较视野下的意大利》（Leaders, Institutions, and Populism: Ital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载Gianfranco Pasquino，James L. Newell和Paolo Mancini合编，《自由西方秩序的未来：以意大利为例》（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estern Order: The Case of Italy）（华盛顿特区：跨大西洋研究所，2013年）。

[36] Chubb，《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主义、权力和贫困》，219—232页；Simona Piattoni，《“良性依附主义”：南部问题解决了？》（“Virtuous Clientelism”: The Southern Question Resolved?），载Schneider，《意大利的“南部问题”》（Italy’s “Southern Question”）；Mario Caciagli，《意大利南部依附主义的长期性》（The Long Life of Clientelism in Southern Italy），载Junichi Kawata编，《政治腐败与依附主义的比较》（Comparing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Clientelism）（英国汉普郡：阿什盖特出版公司，2006年）。

[37] 关于信任与好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概论，参见Rothstein，《政府的质量》，164—192页。

第8章
庇护政治和改革

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都有庇护式官僚体系；印度参事会是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的起因；中产阶级的联盟；英国为何从未发展出依附式政党

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初都有庇护式政府，与希腊和意大利没有太大不同。不同的是，它们改革公共部门，为更现代的官僚体系打下基础。在英国，受贵族支配的庇护式文官体系在短短十五年中获得改革，取而代之的是高学历的职业文官。在美国，庇护政治根深蒂固，将之铲除需要更长时间。共和党和民主党介入官僚体系的工作分配已久，顽强抵抗以择优录用取代政治任命的努力。经过两代人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终于在20世纪初完成了整个体制的修复。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能使政治改革变得困难。美国向所有白人男性开放选举权，比英国早了六七十年，不仅领先发展了大众政党，而且还开创了依附主义惯例。相比之下，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仍是限制性的寡头政体，在大众政党利用公职来拉选票之前，成功改革了官僚体系。

英国因岛国位置而享有相当保障，从未面临内陆国普鲁士遇上的生存威胁。它的海军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无数战争中变得专业化，但文官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庇护式的。议会负责制的确立带来压力，遏制最严重的公职滥权，但精英仍热衷于利用政府公职以增进亲戚、支持者和自己的利益。[1]担任要职的挑选标准仍是个人关系，而不是才干。请看塞西莉亚·布莱克伍德夫人（Mrs. Cecilia Blackwood）1849年写给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的信：“犹如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并且在我看来这根救命稻草太重要了。你不但是英国最伟大的人，而且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我想到，你母亲和我父亲是表亲，我希望能走进你温暖的光辉之中。我们现在建议，送我儿子去剑桥……我满怀希望，他能在一段时间内，如果不是现在，借助你的光辉获得合适职位。”[2]任何社会都会有私人关系的交易，但在19世纪初的英国，如想获得公职，非得在精英小圈子中拉上关系不可。结果是，英国没有像普鲁士那样自主且精英的正规官僚体系，只有一个私人关系密切的公职人员集合体，他们的能力要打问号，训练更是通常踪影皆无。

1780年，伟大的政治家兼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攻击任人唯亲养成禄蠹（placemen）和挂空衔吃空饷（sinecure）的现象，这是试图遏制英国庇护政治的早期努力之一。[3]早期改革的另一对象是印度参事会（Indian Civil Service, ICS）。英国参与对印度的直接统治要到1858年印度发生叛乱之后。之前，它特许一家商业公司，即东印度公司，在处理次大陆事务上行使准政府的权威。“文职”（civil service）一词起源于印度，以区分东印度公司的文职雇员和武装雇员。[4]自愿参加印度参事会的人都不是英国社会的精英。特殊的工作条件和需要长期离家，使它成为辍学者、冒险家和职场失败者的避风港。借用亚当·斯密的话，一千英镑的东印度公司股票让你“分享的……不是掠夺品，而是掠夺者的委任权”。该公司的董事一职仅支付很少薪水，但可向朋友、亲戚和依附者提供工作和赚钱的良机，所以有巨大效益。[5]

尽管如此，印度参事会的工作多种多样，要求甚高，需要广泛的管理技能。公司董事会认识到，有必要提高官员质量，因此建立赫尔利伯略（Haileybury）学院，让年轻新生学习语言、数学、文学、法律和历史。政府认识到需要更加能干的文职官僚，便催促董事会在填补空缺时建立竞争性选拔，而不是用以往的提名方式。1833年，在讨论申请新的特许状的《印度政府法》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即后来的麦考莱勋爵）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提出印度官员的挑选应以公开竞争和学历为基础。从1834年到1838年，麦考莱又供职于印度枢密院（Supreme Council of India），发起对印度教育体系的改革，使英语成为印度教学和刑法的主要语言。[6]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最初拒绝公开招聘，因为这不符合自身利益。他们实际上是寻租联盟，把任命权留给自己，以谋取私利。此外，限制应聘者人数还牵涉重大的阶级利益：从1860年到1874年，送往印度的文职雇员中，近四分之三是贵族、绅士、陆军、海军、印度参事会和某类专能职业人等等各路能人的儿子。它的改革还须等待一名充满活力的年轻官员的上升，即查尔斯·屈维廉爵士（Sir Charles Trevelyan）。[7]

屈维廉出身男爵家庭，就读于赫尔利伯略书院，在东印度公司担任过各种职务，包括加尔各答副秘书长一职。他在改革之前的经历，使自己成了庇护政治的死敌和择优式社会的信徒。印度已变成“一向接纳英国职业人中废物和败类的污水坑”，他对此特别反感。[8]屈维廉在印度见到麦考莱，后来还娶了麦考莱的妹妹，两人在印度参事会的改革上密切合作。屈维廉后来转到财政部，1840年升任助理大臣，即事实上的财政主管。事实证明他是一名相当能干的行政人才，他注意到财政部组织混乱，像印度参事会一样，也承受着许多同样的功能障碍。[9]

屈维廉的合作者是史丹福·诺斯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后者是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在贸易董事会的私人秘书。1854年，他们共同起草了《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实际上，这篇刚刚超过二十页的文件，与其说是迥异于过去的大突破，倒不如说是过去十年中一系列改革报告的大成，改革对象是包括印度参事会在内的各公共部门。[10]它呼吁停止任人唯亲，把考试当作取得公职的前提。它还提议将日常文书工作和高级管理功能分开，为后者的候选人设置高学历要求。报告中视为必需的人文教育，在理论上对所有阶级开放，但在事实上将候选人局限于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才有把将儿子送去牛津和剑桥的金钱和关系。这些严格的学历条件使英国政府更接近普鲁士和法国的模式，还使之有可能发展成拥有凝聚力和自主性的文官体系。

像屈维廉那样的个人，憎恨以无能贵族为主的政府，从而迸发改革的动力。如果没有英国上流阶级的优越条件，这种改革仍是不可能的。如前面提到的，屈维廉是麦考莱的亲戚，麦考莱本身是格拉德斯通的亲信。《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问世时，格拉德斯通是财政大臣，在1868年升任首相，是他四次任期中的首次。诺斯科特是格拉德斯通的私人秘书，他们都是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的朋友。乔伊特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的院长，也是改革大学体系运动的领导者。[11]这些精英的个人关系足以在议会中建立联盟，推动《屈维廉—诺斯科特报告》的撰写和通过。这种运作方式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那里没有团结的精英，必须在更大更多元的社会一州一州地对改革理念进行辩论和表决。

英国的第二组精英，以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和商人组织的行政改革协会为首，也提倡官员的择优录用和考核制度。这个团体的思想渊源是边沁（Jeremy Bentham）和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约翰·穆勒之父）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们强调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和高效率，通过政治经济俱乐部和有用知识扩散协会等团体的传播，这一思想变得广为流行。约翰·穆勒自己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他对印度有比屈维廉略好的印象），在《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的起草阶段，写过有关改革的重要备忘录。[12]他们的主张与《屈维廉—诺斯科特报告》不同，所赞成的不是人文教育，而是以科学、经济和工程为主的技术教育，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提供而非牛津和剑桥提供的那类教育。他们认为，这些实用技能比希腊文和拉丁文更适合于政府官员，并能消减在牛津剑桥体系中占主导的上层阶级的优势。[13]

这些改良主义的思想广为传播，所借助的渠道是中产阶级阅读的大众新媒体，以及19世纪上半叶兴起的旨在促进工业、科技和改革的无数俱乐部和社团，如有用知识扩散协会。它们还得益于上一世纪发生的价值观大革命，即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谓的从激情到利益的转变。旧贵族是武士种姓的后裔，以荣耀、尊严和勇敢为重，蔑视绅士所不齿的商业和赚钱。工作本身不值得重视，这就是为何贵族孩子满足于凭借关系在牛津和剑桥逍遥度日，热衷于骑马、打猎和喝酒，而不是努力学习。相比之下，新兴中产阶级仅凭自己的刻苦和才华，加上创业的冲劲，正在创造大量新财富。[14]

大学体系如果不经大力改革，无法在这项新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19世纪初，英国大学的特点，借用理查德·查普曼（Richard Chapman）的话，已是“暮气沉沉、腐败成风、闲人满地”，牛津教授几乎已经停止讲课。他报告埃尔登勋爵（Lord Eldon）在1770年的毕业经过：“他要在考试中解答两个问题以测试他的希伯来文与历史：‘骷髅地的希伯来文是什么？谁创建了大学学院？’他告诉我们，他的回答是‘各各他’和‘国王阿尔弗雷德’，考官表示满意，再没问其他任何问题。”[15]这个改革过程到世纪中叶变得愈益激烈，大学承受一波波改革浪潮，以提高大学的水平和开放性，包括1854年《牛津法》、1856年《剑桥法》和废除宗教入学考的1871年《大学测试法》。此外，伦敦大学创建于1836年，与其他学校一起增加针对牛津剑桥的竞争，参与有关教育改革的辩论。在改善考试制度上，本杰明·乔伊特是关键人物，因此成了文官体系改革中自然的同路人。

众多机构出现改革，背后是醒目突出的社会事实：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加速，给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变化。大地主挥舞势力和权威的农业社会，迅速被都市社会所取代，引领潮头的是工业家和企业家。借用理查德·查普曼的话：

作为工业革命和“非国教徒的良心进军”促发的清教态度的结果，中产阶级激进派的重要性大为增加，他们越来越觉得政府有违正当的地方，主要都是庇护政治造成的。中产阶级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攻击是因为，他们认定土地贵族出于自身利益在实施庇护政治；事实上，庇护政治确是政府（包括陆军和海军）贵族体系的一部分，它既无效率，又理屈词穷无可辩解。[16]

为了让自己孩子上牛津和剑桥大学，找到文职官僚的工作，中产阶级群体于此有直接的利害关系。[17]

英国中产阶级要求在所有机构提倡普遍性的择优晋升，这样做确实是出于自身利益，不过是社会阶级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其中个体的私人利益。这与缺乏创业精神的意大利南部中产阶级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被纳入当地寡头政体，成为庇护网络的一部分。

1854年出版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没有获得即刻通过。更改文职官僚的录用条件，威胁到现任公职人员及其上层阶级的利益。1855年，枢密院颁布法令成立文官事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允许少数职位的公开竞争。[18]这项报告的全部建议要到1870年才获得议会批准；其时，格拉德斯通已成为首相。如报告建议的，新法将官员划成两层，其中的管理阶层要求人文教育的资质标准，较低的行政阶层只要求包括英语和现代学科的“英国教育”。这个双层体系为中上层资产阶级后代开通就业渠道，也为凭借牛津剑桥的教育来通过新考试的旧贵族保留余地。

为官僚体系改革推波助澜的是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英国参战陆军的行动计划漏洞百出。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在1855年指出，陆军的情报、战略和后勤都组织不善。这在媒体中引起轰动，要求对军队和官员进行大整顿。英国在穷兵黩武上远比不上普鲁士和日本，即便如此，战争乃至士兵和平民的生命危险，还是创造了和平时期无法形成的改革压力。[19]

英国公共部门的改革发生于扩大选举权之前，这一点至关重要。19世纪通过的三大改革法案，让英国从寡头政体演变成真正的民主政体（要到20世纪，选举权才扩展至妇女和少数民族）。1832年的改革消除了选举制度中的某些严重滥权，如腐败选区（仅有很少或根本没有选民的选区，仅仅是精英政客挂空衔的方便之门）。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每八名公民中仅有一人有权投票。[20]扩展选举权至大多数家庭，还须等待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在那之后，无资格投票者还占英国成年男性的40%，包括房客、租户、家仆、军人和水手。美国的同时可比数字为14%。[21]（我将在第三部分再来讨论这些法案为何获得通过。）19世纪30年代已在美国出现的选民动员和大众政党，要等到19世纪70年代才在英国出现。届时，自主官僚体系的基础已经奠定。等到英国政党可能受到诱惑将政府工作分配当作拉票良机，这道大门早已关上。

选举权扩大之后，英国政党在调动大批选民上还是磨磨蹭蹭的。在此期间，最倾向于依附主义的是保守党，或托利党。它的很多领导人是富有影响的地主，能指望非精英乡村选民的支持。保守党首相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本是庇护政治的铁杆用户，却支持1867年改革法案。原因之一是，他相信自己的党能继续控制扩展后的选民基础。保守党在未来几十年中发生分裂，一派是旧地主精英，另一派是新资产阶级精英；后者中不少人进入保守党，是通过封号而不是政府工作。辉格党或自由党是中产阶级政党，不热衷于让自己发展成大众政党。

英国工党动员工人阶级，最终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政治中第二大党。它是工会代表大会（Trade Union Congress）的政治手臂，后者是19世纪晚期组织起来的，正式成立于1900年。工党成长于各式各样的左翼运动，带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身为在野组织，无由左右政府资源的分配，要赢得支持者，必须依靠纲领性议题，如工作条件、工资和国家对工业的掌控。它第一次进入政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终在1924年依靠己身之力上台执政。但它仍然无法染指官僚体系，此外，它自己也已演变成制度化的现代政党。[22]

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是对传统庇护体制最激烈的突破。但平心而论，英国公共部门一直在从事渐进的改革，至少从1780年起，延续至今。后来涌现出许多改革委员会，包括1874—1875年的普莱费尔（Playfair）委员会、1886—1890年的雷德利（Ridley）委员会、1912—1915年的麦克唐奈（MacDonnell）委员会、1919—1920年的重组委员会、1929—1931年的汤姆林（Tomlin）委员会和1953—1954年的普里斯特利（Priestly）委员会。[23]公共部门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革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主题是新公共管理。[24]

英国公共部门的改革历时长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尚未完成，但对庇护体制的铲除却是直截了当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批评家为改革制造声势，在媒体上获得广泛传播和辩论，以应对像克里米亚战争那样的意外事件。专家委员会随即深入研究，提出一系列建议，由议会颁布成法律。这个过程的最重要参与者同属一个精英小团体（英属印度是他们的共同背景），大多数身处伦敦。他们接受类似教育，相互熟悉，有些还是亲戚。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利于快速决策，因为仅有极少的制衡。它在19世纪50年代没有联邦主义或地方分权，没有最高法院宣告立法无效，没有行政与立法的权力分割，却有严格的政党纪律（党领袖对党员议员的控制）。一旦英国的精英组成发生变化，中产阶级的参与者取代旧寡头，中产阶级的愿望能很快在立法中体现出来。

美国的情况不同，宪政制衡制度使公共政策的变化既困难又耗时。更重要的是社会差异：美国没有单一凝聚的精英，建国的民主基础令现有精英会不断遭遇新社会参与者的挑战。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没能从精英的庇护政治直接进入现代文官体系，反而花了一个世纪时间，走上受政党支配的依附主义弯路。对比英国，美国经验表明了两件事：第一，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不是特定文化现象，不代表在现代社会幸存下来的前现代做法；相反，它们都是早期民主国家进行政治动员的自然产物。第二，较为民主的美国的经验显示，我们现在所谓的“良好治理”与民主有内在的紧张。

[1] 有关在18世纪英国的政府服务性质，参见Henry Parris，《宪政官僚体系：英国中央行政自18世纪以来的发展》（Constitutional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纽约：Augustus M. Kelley出版社，1969年），22—28页。

[2] 有关在18世纪英国的政府服务性质，参见Henry Parris，《宪政官僚体系：英国中央行政自18世纪以来的发展》（Constitutional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entral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纽约：Augustus M. Kelley出版社，1969年），53—54页。

[3] J. M. Bourne，《19世纪英国的庇护政治和社会》（Patronage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巴尔的摩：Edward Arnold出版社，1986年），18—19页。

[4] E. N. Gladden，《英国文官制度，1855—1970年》（Civil Servic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1855-1970）（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1967年），2页。

[5] Bourne，《19世纪英国的庇护政治和社会》，59页。

[6] Richard A. Chapman，《英国高级文官制度》（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in Britain）（伦敦：Constable出版社，1970年），12—13页。

[7] Richard A. Chapman，《英国高级文官制度》（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in Britain）（伦敦：Constable出版社，1970年），15页。

[8] Bourne，《19世纪英国的庇护政治和社会》，32页。

[9] Edward Hughes，《查尔斯·屈维廉爵士和文官制度改革，1853—1855》（Sir Charles Trevelyan and Civil Service Reform, 1853-1855），载《英国史学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64卷，第250期（1949年）：53—88页。

[10] John Greenaway，《庆祝诺斯科特/屈维廉：消除神话》（Celebrating Northcote/Trevelyan: Dispelling the Myths），载《公共政策与管理》（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第19卷，第1期（2004年）：1—14页。

[11] Chapman，《英国高级文官制度》，20页；Gladden，《英国文官制度，1855—1970》，19—21页。

[12] 参见S. E. Finer，《边沁思想的传播，1820—1850》（The Transmission of Benthamite Ideas 1820-1850）和Alan Ryan，《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约翰·穆勒的观点》（Utilitarianism and Bureaucracy: The Views of J. S. Mill），载Gillian Sutherland编，《19世纪政府扩展的研究》（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Nineteenth-Century Government）（新泽西州托托瓦：Rowman和 Littlefield 出版社，1972年）。

[13] 谢夫特，《政党与国家：美国历史经验》，47页。

[14]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主张》（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

[15] Chapman，《英国高级文官制度》，18—19页。

[16] Richard A. Chapman，《文官顾问委员会1855—1991：一个局的传记》（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1855—1991: A Bureau Biography）（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4年），12页。

[17] Jennifer Hart，《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的诞生》（The Genesis of the 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载Sutherland编，《19世纪政府扩展的研究》。

[18] Chapman，《文官顾问委员会》，17—24页。

[19] Chapman，《英国高级文官制度》，29—30页。

[20] Leon Epstein，《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纽约：普拉格出版社，1969年），24页。

[21] Morton Keller，《美国的三个体制：新政治史》（America’s Three Regimes: A New Political Histo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136—137页。

[22] Henry Pelling，《工党起源，1880—1900》（The Origins of the Labour Party, 1880-1900）（牛津：Clarendon出版社，1965年），第8章。

[23] Gladden，《英国文官制度》，18—40页。

[24] 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参见Michael Barber，《交付的指令：改革英国公共服务的战斗》（Instruction to Deliver: Fighting to Transform Britain’s Public Services）（伦敦：Methuen出版社，2008年）。

第9章
美国开创依附主义

美国与其他现代国家的不同；早期美国政府的性质和政党的崛起；杰克逊革命和美国民粹主义；庇护主义及其传播；依附主义和美国市政

自20世纪80年代的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时代起，将“盎格鲁—撒克逊”的资本主义与欧洲大陆的互作比较，已是家常便饭。前者赞颂自由市场、监管减缩、私有化和最小国家，后者以法国为主，强调国家的参与和监管，支持福利大国的政策。美国和其祖先英国确有不少共同的政治特点和政策倾向，但这种看法缺乏历史眼光，遮蔽了英国和美国在政治发展上的重要差别。在很多方面，英国的政治制度更接近邻近的欧洲大陆，而不是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章，即“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确定美国政治的“都铎王朝”特性。[1]根据亨廷顿所说，在17世纪定居北美的英国人，带来都铎时期或中世纪后期的政治实践。这些古老制度在美国本土盘踞下来，犹如冻结不变的古老社会一部分，最终被写入美国宪法。[2]这些都铎王朝的特性包括：普通法作为权威来源；普通法高于行政部门；法院在治理中发挥相应的重大作用；地方自治的传统；主权由多个机构分享，并不集中于中央政府；政府权力分割，而不是功能分割；司法系统发挥的功能既是司法的，又是立法的；依靠全民武装，而不是常备军。

亨廷顿认为，都铎王朝之后，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出了统一主权和中央国家的概念。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英国发展理性的现代官僚体系比普鲁士和法国晚，不过到19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也已完成。中世纪英国的地方管理机构演变成议会各选区，权威越来越集中于伦敦；光荣革命之后几年中，国会被理解为主权唯一来源；普通法依然神圣不可侵犯，但英国从未生出司法审查的理论或实践，即法院可宣称议会法案无效。相比之下，美国人紧紧抓住都铎王朝的制度不放：“因此，美国的政治现代化势头极弱又不彻底。在制度方面，美国政体虽不是落后的，但也绝非彻底的现代化……在当今世界，美国的政治制度仅因其古老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十分独特的了。”[3]

亨廷顿的看法得到一系列持美国例外论的作家的回应，他们也描述，美国在体制上不同于其他的发达民主国家。始于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和赫伯特·威尔斯（H. G. Wells）等，他们提出疑问，“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4]一直到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他在漫长学术生涯中对美国例外论作了广泛研究。[5]哈茨指出，美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缺乏传承下来的欧洲封建阶级。北美作为新定居地（至少在欧洲人眼中），似乎是机会均等的国度，居民在生活中的地位全凭自己的劳动和才华。只有些微传承下来的不平等，无需强大国家来做财富再分配；却有对洛克自由主义的普遍信念，即人人都可自由帮助自己。非裔美国人是受种姓式限制的唯一群体，像欧洲白人工人阶级一样，最有可能赞成强大国家，以推进自己利益。[6]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李普塞特指出，美国诞生于一场革命，反抗以英国君主为代表的集权政府。自由被理解为反中央集权的，出于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自由思想生气勃勃，成为李普塞特所谓的美国政治文化的五大组件之一。[7]美国从都铎王朝那里继承了普通法的传统，在光荣革命之后又继承了无代表不纳税的负责制政府，所没有继承的就是强大的中央国家。英国的初期国家出现于诺曼征服之后，要等到18世纪初，才发展成强大统一的主权国家。反对英国的独立斗争，既加深了美国反中央集权的倾向，又确保新宪法将多种权力相互制衡奉为圭臬。早期美国的物质条件也不鼓励国家建设：它无须面对可能构成威胁的强大邻国，幅员广袤和乡村人口的分散，又使权力下放几乎成为不可避免。

乔治·华盛顿的朋友

哈茨称，不同于欧洲，美国白人没有界限分明的社会阶级，这并不错。但实际上，早期美国还是有基于教育和职业的阶级差别，比如纽约和波士顿的商人—银行家精英，以及弗吉尼亚的庄园主贵族。其时的精英是同质小群体，借用约翰·杰伊（John Jay）在《联邦论》第2篇中的说法，他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讲同一语言，信奉同一宗教，执著于同一政府原则，在风俗习惯上也非常相似”。宪法1789年获得批准，之后的上层美国公共部门被描述为“绅士政府”，从某些方面看，与19世纪早期英国没有太大不同。[8]它又可被叫做乔治·华盛顿的朋友的政府，因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选出的人士，与自己非常相似，既有良好资质，又有对公共服务的奉献精神。[9]父辈是地主士绅、商人和职业人的高官比例，在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政府中是70%，在杰斐逊的政府中是60%。[10]美国建国时政治领袖的素质、《联邦论》的探讨深度、以长远眼光来思考制度的能力，令今天很多人感慨不已。这个强大领导班子之所以会出现，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当时还不是完全的民主政体，而是高度精英化的社会，很多政府成员是哈佛和耶鲁的毕业生。像英国精英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互相熟悉，或上同一学校，或一起参与革命或宪法的起草。

历史教科书在传统上将庇护政治的兴起定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1828年的当选。借用我们以前的术语，从1789年到1828年的美国政府，更准确地讲，应是庇护式体制，随后出现的才是依附式体制。自从托马斯·杰斐逊1800年当选，以及共和党人取代联邦党人，总统才开始使用委任权，让自己政治盟友担任要职，像1870年之前的英国首相一样。在92个获得允许的任命中，杰斐逊作出73个，因为“联邦党人继续掌控一切的情形，本来就不在期望之中”。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作出大致相等的任命。[11]无论联邦党人还是杰斐逊派别，所任命的对象都局限于地方显要的小圈子，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忠诚品质，具有良好的教养，满足从事政治的主要素质要求。[12]

对强大能干政府唯一有兴趣的建国之父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在《联邦论》第70篇至第77篇中，阐述“施政活力”的重要。作为第一任财政部长，他在这个当时的主要行政部门创建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但受到托马斯·杰斐逊的激烈反对。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阐述美国人对官僚体系和大政府的持久不信任：“……我们可能怀疑，我们的组织太复杂太昂贵，官职和官员出现不必要的增长，有时对本应获得推进的服务反而造成伤害。”讲这句话时，整个美国政府只有大约三千雇员！

政府注定会有快速的增长，到1831年已达两万人。考虑到国家大小和欧洲的标准，这仍不算是庞大的官僚体系。[13]直到南北战争，华盛顿特区只有约六万一千人，以纽约和费城的标准看仍是小镇，更不用说跟伦敦和巴黎比了。[14]联邦政府被分为两大类：高级官员包括内阁部长和他们的助理、海外部长、地方总督和局长等；下级职员包括海关官员、邮递员和测量员等。[15]虽说有初期的海军，但没必要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安全事项全靠当地民兵，大多数美国人平常打交道的是州或地方的政府。

政治动员与政党的兴起

如果不在前后关系中考虑现代民主和首批大众政党的涌现，就无法理解依附主义的兴起，美国是这方面的先驱。

除非你把罗马政客调来恐吓对手的依附人群也计算在内，否则在选举式民主到来之前，政党根本就不存在。它们的前身是庇护人和依附者当中的精英派别，我们可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议会中看到它们的身影。基于私人关系的派系和庇护政治存在于所有威权体系，从君主制欧洲的朝廷到当代中国无一例外。唯有选举式民主的来临，才为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政党的成立创造了动力。[16]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没有政党的条款，建国之父中许多人对政党治理国家的想法抱有敌意。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论》第10篇中，对他所谓的“派系”危险发出著名警告。他指的是作为欧洲朝政特色的精英庇护网络，在他看来，这种派系当初导致希腊和罗马古典共和国的垮台。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告诫，要提防“政党精神的有害影响，这类冲突将会分裂乃至有可能摧毁新生国家”。他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也认为，“共和国分裂成两个大党……恐怕是我们宪法下最大的政治罪恶”。这些敌视源于这样的信念：政党只是共同体的局部代表，互相竞争只会导致分裂和不团结。他们希望，热心公益的个人出来领导国家，追求整体利益。约翰·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仅有精英派别的特性，还不能算是现代政党。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杰斐逊的共和党人组织反对派联盟，让首个真正政党的创始人之一杰斐逊成功登上总统宝座。[17]

建国之父在设计新民主政体的制度上非常有先见之明，但没料到，还要有妥善的机制来动员选民和管理大众的政治参与。在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中，政党发挥许多关键功能被公认是不可或缺的。它向志同道合的人提供集体行动的机会；让不同社会利益的人团结在共同纲领的周围；阐明共同关心的立场和政策，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创造个别政客的斗争所无法取得的稳定期待。[18]最重要的是，它们是普通公民动员起来、参与民主政治竞争的主要机制。[19]政党的出现，只是对选举权迅速扩展的民主政治体系的要求的回应，没有预先的计划。

尽管非裔美国人、妇女、原住民和无财产者不得投票，从一开始美国的选举权就比欧洲国家更为广泛。选举权的财产资格来自英国辉格党的古老观念：只有付税人（所以要有一定程度的财产和收入）才在政府中有份。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美国的建国原则是普通人的平等和自主。本着这种精神，许多州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取消财产资格。到那时为止，选举只是精英驱动的事务，现在一下子打开大门，迎来全新的选民阶层。

杰克逊革命

安德鲁·杰克逊来自当时仍属边疆的田纳西州，在1812年战争的新奥尔良战役中，击败英军而一举成名。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是在1824年，无论是全民投票，还是选举人团投票，都赢得最多选票，但还是被拒绝总统一职。由于其他两名竞选人的交易，即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和亨利·克莱（Henry Clay），最终选择权落到众议院的手上。使这种安排成为可能的是选举人团，这个制度是建国之父设计的，为了在总统选择上让精英实施更多控制。杰克逊斥之为东岸贵族孵化出来的“腐败交易”。他借助民粹主义的愤怒和新获选举权的群体的支持，在1828年顺利击败亚当斯。

杰克逊是直言不讳的拓荒者，而约翰·昆西·亚当斯是典型的精英，他们之间的强烈对比，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成了经久不衰的传奇。亚当斯属于东北部的精英集团，可说是波士顿的婆罗门，跟随父亲约翰·亚当斯在欧洲广泛游历，会说多种语言，以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哈佛。相比之下，杰克逊出身于相对平凡的村野之家，仅受过断断续续的正规教育，打仗和吵架的名声倒是远播在外。[20]正是杰克逊的非精英背景，让美国新增出的选民既感到熟悉又表示欢迎。今天，比较一下哈佛毕业的波士顿婆罗门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反精英的保守英雄萨拉·佩林（Sarah Palin），就可听到亚当斯和杰克逊的当年对比的巨大回响。

杰克逊的总统任期奠定了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谓的杰克逊民粹传统的基础。这个传统在美国政治中延续至今，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后的茶党（Tea Party）等团体中仍可听到它的回响。[21]这一传统的根源是所谓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在18世纪中间几十年，大批移民从北爱尔兰、苏格兰低地、英国北部与苏格兰的接壤地带来到北美。[22]在英国，这些地区的经济最不发达。驱使数十万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的正是他们的极度贫困。虽然很穷，但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他们都感到无比自豪。英国精英分子发现这种自豪有点讨厌，借用历史学家大卫·菲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的话，因为“弄不明白他们感到自豪的究竟是什么东西”。[23]

这些英国移民都来自一向非常暴戾的地区，数百年中发生的不是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就是这些军阀和英国政府的战争。这样的环境铸成强烈的个人主义，以及对枪支的热爱，这成为美国枪支文化的起源。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成为与印第安人对峙的好斗战士。杰克逊带领他的田纳西志愿军，把克里克印第安人（Creeks）从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北部赶走，又把塞米诺尔印第安人（Seminoles）从佛罗里达州赶走。[24]他们在当时的边疆定居，即从西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到田纳西州和乔治亚州的阿巴拉契亚山区，还领导向西部的进军。例如，阿拉摩（Alamo）战役的英雄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和山姆·休斯顿（Sam Houston），在驱赶克里克印第安人的战争中，都曾是杰克逊的部下。这批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的后裔逐渐定居于一条狭长地段，从阿巴拉契亚山脉起，穿越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之后，更延伸至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一边是受强烈边疆精神驱动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另一边是以新英格兰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定居于特拉华河谷）为首的既有精英，两者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824年和1828年的亚当斯—杰克逊之争，除了要打破旧精英对美国政治的把持，还竖起了民粹主义的政治新品牌。

杰克逊1829年上台后说，既然自己在大选中获胜，就有权决定谁来掌管联邦机构，况且早先政府工作的庇护式分配已将公职变成精英的“物产”。[25]此外，他还阐述“简单工作的理论”，宣称“所有公共职位的职责那么简单明了，至少不难完成，以致任何聪明人都能胜任”。[26]之所以提出这种反精英讲法，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平均教育程度只略略超过小学水平。[27]杰克逊的体系就是频繁轮换在任的官员，因为“在做官上，没人比他人拥有更多的固有权利”，由此创造将政党支持者塞进官场的众多机会。[28]在政治竞选中，这些公职可被用来动员政治上的追随者。杰克逊开始将现存精英的庇护体制转化成大规模的依附主义。（在美国历史书上，传统上把它叫做“庇护式”或“分赃”体制。）[29]

随后几十年在美国演化出的政党制度，无论在联邦一级还是在市政一级，都是为了应付新民主政体的政治需求而自行涌现出来的。随着选举权的扩展，政客需要一种方式来说服支持者，或前去投票，或在游行、示威和集会中为自己摇旗呐喊。像关税和土地权那样的纲领性议案，对有些选民来说很重要；但要激活教育水平低下的贫穷新选民，工作承诺或个人好处更为行之有效。它发生于第一个尝试扩展民主选举的美国。这表明，随之发生的依附主义不应被视为“正常”民主实践的畸变或偏差，而应是在相对欠发达国家植入民主的自然结果。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一跃而踏进现代的政治体制。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杰克逊革命后出现的政治体制，成了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所谓的“法院和政党的国家”。[30]换句话说，发展最快的是两个制约制度，即法治和负责制。19世纪美国所缺乏的，是那种已建立于普鲁士、法国和英国的自主的中央官僚国家。

新兴政党对政府运作实施高度控制，以取代国家功能，这可在预算制订中看出端倪。在欧洲议会体制中，这项工作通常由行政部门来完成，但在19世纪的美国，却成了国会政党的禁脔。政党控制带来“全国政治的团结，政府形式和行政程序的标准化……政党内部操纵组织政府机构……通过任人唯亲、轮流分赃实现行政程序的惯例化，对散布各地的邮局、国土局和海关实行遥控”。[31]政党扮演这个综合性角色，代价就是放弃明确的纲领性目标，因为他们代表的庞大联盟仅有很少共同的目标。法院不让自己局限于司法功能，反而愈益为不同政府部门界定职责，监管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涉及实质性的决策。[32]所以，亨廷顿会说美国分割权力，而不是分割职能。美国立法和司法的机构，开始行使在欧洲政治体制中通常由行政机构承担的职能。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治理很差。在19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除了海关、邮局和土地分配，联邦政府几乎无事可干。美国经济以农业为主，分布在辽阔的疆域，因孤立的农场和村庄而趋于本地化。没有显著的外国威胁，因此也不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在意识形态上，洛克的思想遗产不会赞同让国家以黑格尔的普遍阶级（官僚）模式，成为公共利益的保护者。[33]

由于没有改革压力，政党经营的依附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南北战争之前达到某种程度的高峰。1849年，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在当选总统后第一年，撤换了30%联邦官员。民主党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在1857年撤换同样数量的官员，尽管前任也是民主党人，即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总统。[34]林肯在1860年当选后，面对大量庇护式要求而不堪重负；四年后连任，希望保留尽可能多的公职人员，因为“又要重复我当选第一年做的，光是想想就让我痛不欲生”。[35]军队本身也向政治任命开放，如丹·西克尔斯（Dan Sickles）。他是纽约政客，1861年被委任为准将，他的判断错误在钱瑟勒斯威尔（Chancellorsville）和葛底斯堡（Gettysburg）的战役中给联邦军造成了巨大麻烦。[36]讽刺作家阿蒂默斯·沃德（Artemus Ward）说，联邦军在牛奔河之役（Battle of Bull Run）的撤退，是纽约海关出现三个空缺的谣言引起的。[37]林肯抱怨他不得不应付络绎不绝的求官者；但他身陷这一体系之中，公职分配已成为组建政治联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像古代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一样，美国的战争证明也是对国家建设的激励。在内战期间，联邦军人数从一万五千上涨至一百多万，为了供养和运输这么多士兵，庞大的官僚体系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大厦获得改建，巨大的穹顶得以完工。内战也改变了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战争之前，他们说的美国是复数，反映合众国的起源；战争之后，他们说的美国逐渐变成单数，即林肯不惜投入战争而救下的单一国家。[38]

但这个国家集权的时刻转瞬即逝，美国迅速返回深入骨髓的都铎传统。联邦军在战后迅速复员，重新成为派往遥远西部要塞的小型边防军。从事战争动员的行政部门也被解散，政府资源的控制重返政党之手。随着重建时期开始和南部各州回归，共和党的霸权周期结束，改为两党体系支配政治，直到那个世纪的终结。根据历史学家莫顿·凯勒（Morton Keller），战时国家的遗产只剩下名号，成了改用于党派政治的军事譬喻：如政治运动、政党旗手（party standard bearer）、普通党员（rank and file）和选区区长（precinct captain）等等。[39]

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体系，实际上是高度组织起来的依附主义，程度远远超过内战前。由于美国疆域的迅速扩大和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长，面对面的旧形式在全国范围让位于更加严密的等级结构，让政党用来分配好处和公职。[40]英国评论家布赖斯勋爵（Lord Bryce）指出：“与欧洲同类相比，（美国政客）特点是，频频将整个时间献给政治工作；多数从政治工作中获得收入，剩下的也希望如此；主要来自收入和教养较少的社会阶层……很多精于大众演说、竞选和党务管理。”[41]“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这个字眼表明，让19世纪后期的依附主义运转顺利，需要何等精湛的组织化。

老板和城市政治

美国依附主义在市政一级发展得最齐全，也存活得最长。政治机器遍及几乎所有东部、中西部和南部的主要城市，成为动员非精英选民的机制。[42]它们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和其他城市显得特别重要，19世纪末，大批东欧和南欧移民涌入这些地区，他们从未参与过投票。这些政治机器自发产生，以应对愈益增多的穷苦选民。这再一次表明，依附主义是激励这类人士的有效方法，应被视为民主参与的早期形式。它大大不同于存在于19世纪意大利南部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那里的精英利用手中的财富和地位，来组织和支配大量的贫穷选民。相比之下，雄心勃勃但非精英的政客，把美国依附主义当作工具，向支持者提供实在好处，同时提升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有些研究政治机器的早期作家试图说明，美国依附主义具有文化或种族的因素，因为招募来的选民大多是爱尔兰或意大利的天主教徒，而改革派往往是地位较高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43]但政治机器也存在于肯塔基州的莱克星顿和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那里显然没有大批的新移民或天主教选民。真正的问题在于阶级，依附主义对教育程度较低的贫穷选民具有更为直接的吸引力。

市政一级的政治机器是美拉尼西亚头人和一语部落体制（见本书第1卷）的现代化翻版，只不过组织得更为严密。民选领袖向支持者分发好处，以发展政治支持的基础。[44]在19世纪的美国，即使像莱克星顿那样的小城，所需要的组织规模也很大。成功的老板试图与尽可能多的支持者保持个人关系，但需要中介来管理拉票、资源分配和选民监督，如选区区长和选区助理（ward heeler）。正是这些中介，掌握选民的详细资料，迎合他们的需求，分发多种多样的好处，如邮局或市政府的工作、感恩节的火鸡和烧火的煤炭。莱克星顿的老板比利·克莱尔（Billy Klair），在禁酒令实施时期，让他控制下的市警察有选择地执法。[45]

与美国城市政治机器有关的各式人物和故事，讲都讲不完。[46]最有名的也许是纽约市的坦慕尼大厅（Tammany Hall），作为慈善组织成立于1789年，正式名称叫圣·坦慕尼协会，在19世纪中叶受威廉·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的掌控，人称特威德老板。他和他的手下通过对公共合同的控制而大发横财。例如，纽约州议会在1858年批准建造法院大楼，预算成本不得超过二十五万美元。到1862年，大楼还未完成，特威德批准追加一百万美元。到1871年，法院大楼仍然没有完工，总支出已高达一千三百万美元。为此成立特别委员会发起专门调查，却仍然落在特威德的掌控之中。委员会甚至要付一万四千美元给特威德拥有的公司，以印刷调查结果的正式报告。[47]当代的印度、巴西和尼日利亚也有类似的故事，如果有人认为这种腐败只是当代穷国的发明，这实在是对历史的无知。

尽管有这些离谱的腐败，像坦慕尼协会一样的政治机器仍发挥重要作用。它动员受到边缘化的公民，让他们加入政治体系。这对新移民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因宗教、生活习惯和纯粹的异国色彩，往往受到现有精英的鄙视。城市政治机器就此加以利用，提供关键的社会服务——例如，选区助理可去市政厅为新移民当翻译——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这样做的其他机构很少。

穷人从政党机器那里获得好处，只是自己的长远利益在受损。促使他们组织起来的是个人好处的分配，而不是广泛的纲领性议题。所以，更难让他们加入工人阶级或社会主义政党，像英国和德国那样。那里的工人阶级政党，要求比较正式的再分配，如全民医疗保险或职业安全计划。社会主义之所以从未在美国生根，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通过短期的好处，而不是长期的纲领性政策，捕获了美国工人阶级的选票。[48]

我在第5章中作出区别，一种是相互交流好处的依附主义，另一种是更具掠夺性的腐败，如官员直接窃取，这是很重要的区别。但依附主义往往会演变成纯粹的腐败，因为政客有权按照自己意愿分发公共资源，本该发给依附者的钱，最终却落到自己口袋。这在所谓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变得很普遍，始于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当选总统的1869年，特点是一连串丑闻——动产信用公司丑闻（Crédit Mobilier affair）、威士忌小圈子（Whiskey Ring）、战争部长贝克纳普（Belknap）出售印第安要塞经商权（Indian post tradership），以及“工资抢夺”，即国会结束前给自己追溯加薪，从每年五千美元增至七千美元。[49]随着工业化发展和随之的财富积累，出现了居间调解私人利益和国会利益的游说者。特别是铁路企业，向联邦和州的议员提供捐献，以交换他们的支持。普遍认为，西部有些州实际上是在铁路企业的掌控之中。[50]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与当代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它有民主制度和竞争性选举，但选票可以公职交易收买。政府质量普遍较差，但在打仗或调节经济上，本来就没有太多期待，所以也不算是大问题。美国19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工业化，相关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开始慢慢建造它所需要的欧式国家。

[1]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93—139页。

[2] 在亨廷顿之前，这种说法见于Louis Hartz，《新社会的建立》（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64年）。

[3]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98页；也参见亨廷顿，《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merica vs. Europe），《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第18卷（1966年）：378—414页。

[4] Louis Hartz，《美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55年）。

[5] 参见西摩·李普塞特，《第一个新民族》（The First New Nation）（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63年）和李普塞特，《美国例外论：双刃之剑》（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纽约：诺顿出版社，1996年）。

[6] 李普塞特，《美国例外论：双刃之剑》，113—116页。

[7] 其他四个组成部分是个人主义、平等（理解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民粹主义和自由放任。

[8] Frederick C. Mosher，《民主和公共服务》第2版（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ervice, 2nd ed.）（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58—64页。

[9] Patricia W. Ingraham，《择优的基础：美国民主政体中的公共服务》（The Foundation of Merit: Public Service in American Democracy）（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17—18页。

[10] Mosher，《民主和公共服务》，63页。

[11] Mosher，《民主和公共服务》，62页。

[12] Stephen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全国行政能力的扩大，1877—1920》（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31—32页。

[13] Paul P. Van Riper，《美国文官制度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Row, Peterson出版社，1958年），24页。

[14] Michael C. LeMay编，《改造美国：对美国移民的看法》（Transforming America: Perspectives on U.S. Immigration）（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Praeger出版社，2013年），第3章，表3.11。

[15] Mosher，《民主和公共服务》，61页。

[16] 参见Susan E. Scarrow，《现代政党的19世纪起源：政党政治的意外出现》（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The Unwanted Emergence of Party-Based Politics），载Richard S. Katz和William J. Crotty合编，《政党政治手册》（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Sage出版社，2006年）。

[17] William J. Crotty，《美国政党的起源和演化》（Party Origins and 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参见Susan E. Scarrow，《现代政党的19世纪起源：政党政治的意外出现》（The Nine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The Unwanted Emergence of Party-Based Politics），载Richard S. Katz和William J. Crotty合编，《政党政治手册》（Handbook of Party Politics）（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Sage出版社，2006年）。27页；Epstein，《西方民主政体的政党》，20—21页。

[18] 有关政党功能的概述，参见Gabriel A. Almond等编，《比较政治学：理论框架》第5版（Comparative Politic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5th ed.）（纽约：Pearson Longman出版社，2004年），第5章；Richard Gunther和拉里·戴蒙德，《政党的类型和功能》（Types and Functions of Political Parties），载拉里·戴蒙德和Richard Gunther合编，《政党与民主》（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

[19] 由于这个原因，对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来说，政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参见《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97—461页。

[20] 关于杰克逊的背景，参见Harry L. Watson，《老山核桃树的民主》（Old Hickory’s Democracy），《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第9卷，第4期（1985年）：100—133页。

[21] Walter Russell Mead，《杰克逊传统与美国外交政策》 (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载《国家利益》第58卷（1999年）：5—29页；Mead，《天意：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世界》（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纽约：Knopf出版社，2001年）；Mead，《茶党与美国外交政策》（The Tea Part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载《外交事务》第90卷，第2期（2011年）。

[22] 有关概述，参见David Hackett Fischer，《阿尔比恩的种子：英国四民俗在美国》（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605—782页。

[23] 有关概述，参见David Hackett Fischer，《阿尔比恩的种子：英国四民俗在美国》（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615页。

[24] 有关概述，参见David Hackett Fischer，《阿尔比恩的种子：英国四民俗在美国》（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621—632页。

[25] Jack H. Knott和Gary J. Miller，《改革官制：制度选择的政治》（Reforming Bureaucracy: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oice）（新泽西州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出版社，1987年），16页。

[26] 引自Ingraham，《择优的基础：美国民主政体中的公共服务》，20页。

[27] Kenneth J. Meier，《对庇护政治的咏叹：对最高法院最近两个裁决的批判性分析》（Ode to Patronag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wo Recent Supreme Court Decisions），载《公共管理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第41卷，第5期（1981年）：558—563页。

[28] David A. Schultz和Robert Maranto，《文官制度改革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Civil Service Reform）（纽约：Peter Lang出版社，1998年），38页。杰克逊实际上没有清洗大批旧公职人员，轮换体系将在未来几十年逐渐演变。Matthew A. Crenson，《联邦机器：官僚体系在杰克逊式美国的开始》（The Federal Machin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Jacksonian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5年），55页。

[29] 行政部门的政治化没有即刻发生，杰克逊本人只作出有限的任命，杰斐逊总统任期的精英公职人员仅减少7%。Mosher，《民主和公共服务》，63页； Erik M. Eriksson，《杰克逊总统治下的联邦官僚体系》（The Federal Civil Service Under President Jackson），载《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13卷，第4期（1927年）：517—540页。

[30]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24页。

[31]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25页。

[32] Skowronek以1857年的斯科特一案为例说明，在国会无所作为时，法院插手颁布了实质性政策（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29页）。可能还会有人指出，罗伊诉韦德案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拆散的裁决，分别是法院在20世纪行使立法和行政功能的实例。

[33] 参见Michael Mann，《国家的自主权力：起源、机制和结果》（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载《欧洲社会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25卷，第2期（1984年）：185—213页。

[34] Schultz和Maranto，《文官制度改革的政治学》，43页；Ingraham，《择优的基础：美国民主政体中的公共服务》，21页。

[35] Harry J. Carman和Reinhard H. Luthin，《林肯和庇护政治》（Lincoln and the Patronag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年），300页。

[36] T. Harry Williams，《林肯和他的将军》（Lincoln and His Generals）（纽约：采葡萄图书公司，2011年），10—11页。

[37] Margaret Susan Thompson，《“蜘蛛网”：格兰特时代的国会和游说》（The “Spider Web”: Congress and Lobbying in the Age of Grant）（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年），215页。

[38] Clayton R. Newell和Charles R. Shrader，《忠实完成任务：正规军在内战中的历史》（Of Duty Well and Faithfully Done: A History of the Regular Army in the Civil War）（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1年），3页。

[39] Keller，《美国的三个体制》，137页。

[40] Scott C. James，《从杰克逊时代到进步时代的庇护体制和美国政党发展》（Patronage Regimes and American Party Development from ‘The Age of Jackson’ to the Progressive Era），载《英国政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36卷，第1期（2006年）：39—60。

[41] 引自Keller，《美国的三个体制》，136页。

[42] 政治机器为何在东部和中西部那么经久，却从来没有建立于西部，参见马丁·谢夫特，《地区对改革的接受程度：进步时代的遗产》（Regional Receptivity to Reform: The Legacy of the Progressive Era），载《政治学季刊》第98卷，第3期（1983年）：459—483页。

[43] Edward C. Banfield和James Q. Wilson，《城市政治》（City Politic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9章。

[44] 有关美国城市政治机器文献的概述，参见David R. Colburnhe和George E. Pozzetta，《老板和机器：美国历史中的变化解释》（Bosses and Machines: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载《历史教师》（The History Teacher）第9卷，第3期（1976年）：445—463页。

[45] James Duane Bolin，《南部城市的政治老板和改革：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市，1880—1940》（Bossism and Reform in a Southern City: Lexington, Kentucky, 1880-1940）（莱克星顿：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00年），35—47页。

[46] 例如，参见Roger Biles，《大萧条和战争中的大城市老板：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Big City Boss in Depression and War: Mayor Edward I. Kelly of Chicago）（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4年）；Richard J. Connors，《权力周期：泽西市长弗兰克·海牙的职业生涯》（A Cycle of Power: The Career of Jersey City Mayor Frank Hague）（新泽西州Metuchen：稻草人出版社，1971年）；Rudolph H. Hartmann，《堪萨斯城调查：潘德加的倒台，1938—1939》（The Kansas City Investigation: Pendergast’s Downfall, 1938-1939）（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99年）；John R. Schmidt，《整顿芝加哥的市长：威廉·杰维尔的政治传记》（The Mayor Who Cleaned Up Chicago: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William E. Dever）（迪卡尔布：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9年）；Frederick Shaw，《纽约州议会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年）；Joel A. Tarr，《老板政治的研究：芝加哥的威廉·洛里默》（A Study in Boss Politics: William Lorimer of Chicago）（乌尔班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1年）。

[47] 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18页。

[48] 参见Richard Oestreicher，《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行为和美国的选举政治，1870—1940》（Urban Working-Class Political Behavior and Theories of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1870-1940），载《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4卷，第4期（1988年）：1257—1286页。

[49] Thompson，《“蜘蛛网”：格兰特时代的国会和游说》，35页。

[50] Thompson，《“蜘蛛网”：格兰特时代的国会和游说》，215—218页。

第10章
分赃体系的终结

美国为何在19世纪末需要现代国家；加菲尔德的遇刺和《彭德尔顿法》的起因；美国城市对政治机器的改革；形成改革联盟的社会新群体及其动机；总统的强大领导在促成变化上的重要性

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联邦雇用基础的依附式体系逐渐遭到拆除，（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其他美国城市的）新一代城市经理取代旧的政党老板。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韦伯式现代国家的基础奠定下来。曾发明依附主义的美国，成功完成行政体制的现代化。

从1854年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的颁布，到19世纪70年代现代官僚体系的建成，英国人在这段时期所做的，却花了美国人几乎两代人的时间。这反映两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政治价值，还涉及美国比英国更民主，更猜忌国家权力；也反映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比美国的制衡制度更能采取果断行动。美国至今还没能成功建成像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那样的高效国家，特别是有专制传统的，如德国和瑞典。甚至，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看到，美国国家的质量自20世纪70年代起反而有大幅衰败，正在消蚀着上述进步。

自由至上主义的天堂

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初是小政府社会，罗恩·保罗（Ron Paul）和其他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者希望它有一天会重现。联邦政府当时的税收仅占GDP的2%，主要是关税和实物税；实际的治理工作主要是在州和地方的层次；那时美国是金本位制，没有可自由裁量印多少钞票的美联储；军队也小，只负责边境安全，没有纠缠不清的对外承诺。总统是软弱的，真正权力在国会和法院之手。没有正式的任期限制，但两党的激烈竞争导致频繁倒手的国会，令大多数议员停留在业余水平。私人利益充满活力，不断扩充，通过贿赂和依附主义，成功攫取国会的不少权力。[1]

这种类型的政府适合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农业社会。到了19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国经济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最重要的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铁路和电报已统一美国整个大陆，大大扩展了市场规模。正如亚当·斯密所解释的，劳动分工仅受限于市场大小。越来越多美国人离开自己的农场和乡村，移入城市，定居于新开发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涉及科学技术在工业过程中的制度性应用。劳动分工不断扩大，在发展的社会方面促成巨大变化。工会、专业协会和城市中产阶级开始出现，根据《莫里尔法》（Morrill Act）在内战中建立的接受政府赠地的学院等教育机构，培养起新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铁路等新兴工业正在逃离地方监管。发展是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转而要求政治方面的变化，特别与国家有关的制度。美国需要像欧洲韦伯式国家那样的东西，以取代一直在治理美国的政党主导的依附式体系。这种转变在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加速。

官僚体系的诞生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883年《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之前，曾有过对公共部门的改革。南北战争之前，有些技术机构已设置以考试为前提的职位，如海军天文台和海军医疗队，并向某些工种提供更为安全的任期。然而，这与其说是为了争取精益求精，倒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政治任命的撤销。格兰特总统签署一项法律，授权成立文官顾问委员会，把正式执行择优制度定在1871年。但两年之后，国会担心它对庇护政治的威胁，撤销了这个机构的预算。[2]

改革运动往往如此，需一个外部事件来打破体系的平衡，迫使它走进不同的制度性秩序。1881年7月2日，新当选的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遭心理失衡的查尔斯·吉托（Charles Guiteau）枪击。吉托是一个求官者，认为自己应被任命为美国驻法国领事。加菲尔德在痛苦中挣扎两个月才死去。[3]暗杀引起的愤怒推动了旨在取消分赃制度的公共运动。新总统切斯特·亚瑟（Chester A. Arthur）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仍予以抵制，但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超然派（Mugwump）开始煽动要求改革。加菲尔德死后不久，全国文官改革联盟（National Civil Service Reform League）成立，参议员乔治·彭德尔顿（George H. Pendleton）提出法案，建议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造。1882年中期选举让民主党上台，许多现任议员因继续支持庇护政治而被击败。1883年1月，国会的本届成员读着墙上的笔迹，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此时新当选的议员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就坐。[4]

《彭德尔顿法》的思想渊源在欧洲，特别是十年前英国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在1879年，全国文官改革联盟的创始人纽约著名律师多尔曼·伊顿（Dorman Eaton），应总统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的要求，出版对英国文官体系的研究。[5]不过，欧式官僚体系最有名的倡导者是未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世纪80年代他刚刚完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1887年出版了题为《行政管理的研究》的论文。[6]

威尔逊论辩说：“行政管理的科学”是在欧洲长大的，不存在于美国。“在我们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很难找到公正的科学方法。市政府有毒的氛围；州政府扭曲的秘密；华盛顿部门揭发出来的混乱、闲职和腐败；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无法相信，良好行政的清晰概念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

威尔逊主张的行政体制基本上就是马克斯·韦伯后来描绘的，他预想到委托人—代理人的框架，主张政治和行政的严格分离。[7]行政人员只是简单代理人，像其时刚出现的现代公司的经理人员一样，唯一职责只是有效贯彻。学过德语的威尔逊提及黑格尔，以及普鲁士和法国的官僚模式，认定那些政府“做事效率高到让人离不开它们”；还有它们太专制，因而不适合美国的民主条件，不过仍可充任改革目标的球门柱。他继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统，认为最重要的是，强大中央集权政府在很多功能上是必不可少的，从监管铁路和电报的运作，到遏制试图垄断市场的大企业。他在一篇声明中完美地总结美国政府的进退两难：“英语民族，长期以来一直疏于行政方法的完善，却一门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遏制。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它一直关注的，是敦促政府变得公正和温和，而不是变得灵活有效和井然有序。”[8]我们将看到，当他成为总统时，这位美国公共行政的奠基人发现，将自己的理论付诸行动会有多难。

《彭德尔顿法》是多尔曼·伊顿起草的，借鉴了英国改革的主要特色。[9]它恢复文官顾问委员会（伊顿成为它的第二任主席），建立（任人唯才的）行政分类体系，招聘不再是政党和国会的特权。它废除了强制捐献，联邦官员再不用将工资一部分上缴给任命自己的政党。由于美国政治的平等主义倾向，它没有以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的方式制定管理阶层。它确实建立官员的考试要求和择优录取的原则，只是标准比不上英国的。英国改革旨在吸引牛津和剑桥的精英毕业生进入官员行列，美国没有让哈佛和耶鲁的校友充斥政府机构的平行意图，只想起用适中教育背景的人才。[10]

美国改革的落实到位非常缓慢。在1882年，文官中仅有11%是分类的，这个数字到1900年增长到46%（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治下是8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是85%，此后逐年下降）。[11]国会继续紧抓它的庇护式权力，只有当即将离任的政党借此来保护政治任命时，才同意扩充职位分类。未分类工作仍是庇护政治的领域。在海斯、加菲尔德、亚瑟和克利夫兰（Cleveland）四届政府的换班易手中，少则68%、多则87%的第四级邮政局长在全国范围换人。[12]文官顾问委员会的权力时大时小，端看主席的能量和白宫的支持力度。多尔曼·伊顿在行使权力时小心谨慎，他的继任者往往胆子更小。

哈里森（Harrison）总统1889年让纽约的年轻新政客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主持该委员会，情形由此大变。罗斯福想把文官制度改革当作自己政治野心的核心，但是当他在1895年去职时，庇护式任命的数量再一次上涨。文官顾问委员会自身的官僚机制往往就是不灵光的；它发布命令要求所有晋升要遵循统一的规则，但在许多联邦部门内却得不到落实。[13]

类似的改革发生在每一座由老板和政治机器操控的美国城市。例如在19世纪末的芝加哥，操纵共和党政治机器的是威廉·洛里默（William Lorimer）。他先是联邦众议员，后是联邦参议员，向政治支持者分发食品、煤炭、退休金、奖学金、许可证和就业机会。他在调查自己行为的参议院小组面前作证：“我得到的庇护式好处，来自警长、县书记官、县司库、各法庭中的书记、州政府……我居住的城市中的大小任命，很少……不是出自我的引荐。”洛里默拥有一些与市政府签约的企业，凭借他所谓的“诚实行贿”，为自己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像其他城市一样，他的政治机器照看大批移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些选民涌入芝加哥，在新兴工业中找到工作。[14]

洛里默和他的政治机器遭到商人、职业人和社会改革者的反对。他们组成联盟，如市选民联盟和立法选民联盟，这些人往往是中上层的中产阶级人士，受过高等教育，住在芝加哥周边的新郊区。对市选民联盟五十名成员的抽样调查发现，其中三十人是职业人，以律师为主。这些团体在友善的报纸上发表有关候选人背景的报道和宣传，以制造反腐败舆论；还试图让政府不受政党影响，从而变得职业化。不无讽刺的是，这批人以民主名义发出呼吁，实际上却代表大体是新教徒的芝加哥上流社会，瞧不起洛里默让天主教和犹太新移民获得权力的方法。洛里默也对市政改革者表示蔑视，称他们是借改革之名以增强自己实力和影响的伪君子。当调查结果发现洛里默在参议员竞选中犯有欺诈行为，他的政治生涯即宣告结束。他的竞选结果被判失效，他本人因此而受到谴责。洛里默的崩溃并不表示芝加哥政治机器的结束。理查德·戴利（Richard J. Daley）的政治机器继续支配芝加哥的政治，直到20世纪60年代，其时的市长戴利还将芝加哥的选票“递交”给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

芝加哥的案例表明，美国市政的依附主义经常承担为民主化奠定基础的功能。地方精英没有掌控洛里默的政治机器，反而成了它的对手，最终还促使它的灭亡。政治机器分配资源的能力，在快速增长和种族多元化的城市中，还发挥凝聚和稳定的功能，犹如当代印度的依附主义也在凝聚并平衡包括种族和宗教在内的各式群体。

邻近的威斯康辛州的政治就大为不同，那里有主宰州议会的大铁路利益集团和木材企业。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1900年当选为州长，凭借的是农民、大学毕业生、政府官员和斯堪的纳维亚族裔的联盟。他随即创建自己的政治机器来提高铁路税收；制定政党的初选制度来取代老板支配的大会制度，以推举候选人；通过一系列工会支持者赞同的社会立法。他充分利用与威斯康辛大学的关系，视之为助手和思想的来源，甚至要校友在共和党大会充当“恐吓者”，以抵制共和党的坚定派（Stalwart）。拉福莱特在战术上不得不使用政治机器来打败政治机器，这一事实表明，政治机器以某种方式已变成政治中所固有的——换句话说，所有政治领袖必须组织联盟（尽管其成员并不总是有着同样的目标），经常还须依靠贿赂、利诱、恐吓和辩论等手段。伍德罗·威尔逊成为总统后，将会学到这一课。[15]

经济增长和政治变化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政治体制似乎构成稳定的平衡，所有主要的政治参与者都得益于自己分配庇护式好处的能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变化？

第一个解释是，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所在社会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英国中产阶级要求进入贵族庇护者支配的文官体系，从而推动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美国中产阶级在推动变革上发挥类似的作用，其中的差别是，它的对手不是贵族，而是根深蒂固的政党体系。工业化造就的新参与者在旧式依附体制中无由插足，组织起来成立利益集团，能在旧政党体系中向现状提出挑战。

第二个解释是，与此同时发生的观念蜕变，向旧体制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既谴责它的腐败，又提供接近当时欧洲模式的现代国家的愿景。思想水平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紧密相连，进步时代的改革者，往往来自现代化造就的受过教育、身负专长、位居中产的阶层。但思想从来不是简单的“上层建筑”或阶级利益的依据。它拥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是政治变革的单独原因。

寻求改革的第一个群体是期待高效政府的企业界。在这个时期，美国资本主义发生巨大变化，出现像铁路公司那样的跨州大企业、依赖外贸的制造业、从自给自足转向商业经济作物的农业，它们有着各不相同的自身利益。像铁路那样的公司，发现很容易以庇护体制收买州立法机构，保护自身利益。支持改革的往往是都市的商家和厂家，低质量的政府服务让他们的利益蒙受伤害。“改革者反复传诵有关报道，称尚未递送的邮袋被遗忘在邮局的上锁库房；还在当地商会宣讲，普鲁士和英国海关处理同等工作量的效率是美国的四到五倍。”[16]城市商人想要干净街道、公共交通、公安和消防保护，却因政党对市政府的控制而不可得。引发《彭德尔顿法》的，还有对纽约海关的调查。海关经手大量贸易额，向美国政府提供近50%的全部收入，是共和党老板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控制的，也是庇护政治的主要来源。康克林的最终失败，反映了共和党内坚定派与混血派（Half-Breed）的权力斗争，最后的结果——海关采取择优招聘——符合纽约商界的利益。[17]

主张改革的第二个群体是涌现于19世纪末期的中产阶级职业人。日益增多的私营部门及其对技术专长的需要，创造了对高学历职业人的需求。同时，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私人资助者在全国各地建立新的高校网络，扩大了职业人的供应。这个职业人阶层看重自身的地位和能耐，对掌控市政的老板的粗野和文化低下颇有反感。他们还是纳税人，不愿看到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流入政治机器老板的口袋。[18]

组成进步联盟的最后一个群体，是面对当代城市处境的城市社会改革者——如芝加哥赫尔大厦（Hull House）的创始人简·亚当斯（Jane Addams），她揭露城市穷人的险恶处境；以及改善穷人条件协会的领袖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他抨击坦慕尼政治机器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不善。[19]

没有思想，也就不会有社会动员。新兴的社会阶级确实存在——即具有相似背景、需求和地位的群体——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群体一员，就不会去采取集体行动。在这方面，知识分子能在解释世界上发挥关键作用，向公众阐释自身利益的性质，还可展望替代性公共政策可能创造的不同世界。多尔曼·伊顿、伍德罗·威尔逊、写出一系列有影响的公共管理书籍的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等，把现存美国机构描绘得相当负面，并建议师法欧洲。[20]

随后这些知识分子或自行组织新的公民社会组织，或使之合法化：譬如，提供改革建议的纽约市研究局、优先在“科学”基础上进行文官体系改革的美国社会学协会、成立于1870年以捍卫成员职业操守的纽约市律师协会。[21]他们援引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科学管理”的原则，把它当作改组后美国公共部门的指导方向，这种原则被看作现代商业组织的前沿理论。[22]

改革者的自身利益是他们采取行动的基础，但这场斗争还有伦理上的意义。对庇护政治和政党老板制度的攻击染上强烈的道德色彩。奔赴全国各地的宣传人士，强烈抨击现存体制的弊端。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作者埃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如此描述：

对生活在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人来说，要弄懂文官体系改革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所激起的情感，是很困难的。检视这场运动的文献，里面随处可见道德重整运动中的那种滑稽感，只是稍为淡化。知识分子、政客、社会名流、教会人士和媒体编辑，怎么会为海关书记、印第安人学校总监、第四级邮政局长，去作如此热切的呼吁和争辩？……事实是，数千乃至数百万人加入这一行列，他们像历史上任何一次十字军一样狂热（也像它们一样受到了激烈抵制）。[23]

莫里斯提出疑问，为何对文官体系改革如此慷慨激昂。部分答案在于寻求承认，即人们渴望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受到他人公开的承认。在文官体系改革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各路职业人——律师、学者、记者和其他类似人士。借用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的话，他们代表“旧贵族精英和新职业人之间的关键环节，他们的根底是历史悠久的美国家庭和新英格兰的上层文化”。[24]这些中产阶级新精英追求改革，反对调动大批非精英选民进入庇护式体系的政治阶层。这些改革者往往是上流社会的新教徒，对涌入美国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心怀不满，因为后者勉强识字，也不熟悉美国的价值和习俗。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者是在试图恢复他们的先辈在杰克逊民粹主义出现前已有的社会地位。当然，他们自视甚高，把自己当作落后社会中的现代化带头人。[25]他们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低学历政客拥有他们无缘沾边的政治权力，而自己的学历和技术知识又得不到这个政治阶层的尊重。尽管有不少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改善，但这些改革者坚信，自己体现出的是学历、才能、组织能力和诚实，要求他人承认其中的价值，从而迸发出道德主义的激情。[26]

领导能力

《彭德尔顿法》通过之后的二十年间，在联邦文官体系中消除依附式工作仍进展得相当缓慢。要执行文官顾问委员会的法令，全靠总统向自己的内阁施压，而他往往又是心不甘情不愿的。19、20世纪之交发生的两件大事让这一切发生了变化，更加基于择优的文官体系才得以诞生。

第一件事是1896年大选让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登上总统之位，同时让共和党成为国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多数。两党在之前的二十年中势均力敌，从1875年到1896年，国会权力每隔两年从一党转至另一党，或互相不分上下。[27]1896年大选被称为重组选举（realigning election），持民粹主义的民主党人威廉·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选战中落败，从此扭转了选民力量的均衡，基于东北部商业利益的共和党在接下来的一代成为多数，同时坚定的民主党南方从民粹主义运动中分裂出来。[28]

第二件事是西奥多·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让美国的行政领导获得新的定义。19世纪后期的总统容易被人遗忘，往往只是国会两党决定的执行者。罗斯福充满活力，信奉汉密尔顿的观点，认定行政部门必须发挥自主的权威，尽量拓展有关总统宪法特权的现有观念。在之前六年中，罗斯福是文官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现在他运用总统权力，大大扩展和加强联邦政府基于才干用人的部分——做到这一点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他的前任是共和党人，已在政府中安插了不少庇护式任命。罗斯福最初上台是在麦金利遇刺的1901年，他和自己的党又在1904年选举中赢得决定性多数，获得了大展宏图的授权。他与文官顾问委员会紧密合作，加强它对联邦机构的监管，并切断政党和属下官员的关系。该委员会获得更多资源，尤其是招聘和晋升的控制权，直达地方一级。[29]

改革努力在罗斯福1909年卸任后又变得松懈。继任者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没法跟罗斯福相比，他不是一个强干的改革者，不得不跟共和党的元老讲和，而这些人正是罗斯福有意疏远的。塔夫脱设置了一个经济和效率委员会，建议成立效率署以集中控制政府的预算，但这个计划在任内根本无法实现。伍德罗·威尔逊曾是全国文官改革同盟的副总裁，又被视为美国公共行政的创始人。他在1912年当选，成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以来的首任民主党总统，在推进改革方案上，仍遇到很大困难。国会试图收回罗斯福篡走的权力，威尔逊不得不与自己的党讨价还价。其时，民主党以南方集团为基石，对改革兴趣索然。威尔逊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工作的行政特权，但无力保证官僚机构能力的持久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威尔逊之后的共和党总统重返19世纪的体系，对官僚机构的加强不再感兴趣。[30]

庇护政治在联邦一级的终止，到20世纪中叶方才大功告成。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新政让联邦政府的功能范围极大扩充，但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仍须借助庇护式任命，以确保政府要职掌握在忠诚人士之手。在联邦官僚机构中，职位分类的百分比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度升至80%，到30年代中期又落至大约60%。这个趋势到30年代结束时重又得到修正，其时布朗罗委员会（Brownlow Commission）全面改写文官规则，让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过程变得正规化。[31]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逐步拆除政党政府的依附式体系，奠定专业官僚机构的基础，可与欧洲已存在好几代的体系媲美。美国率先有了依附式体系，与它的民主早于大多数欧洲国家有关，也与选举权扩展时尚没建立强大独立的国家有关。支持自主官僚机构的联盟最终得以出现，但它的成长还须依赖持久有力的领导，无论在联邦层次还是在受制于政治机器的市和州层次。

美国公共部门的改革，由于制度层次和社会的差异，比英国花了更长时间。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允许议会多数党作出快速决策。美国则相反，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平分，国会本身又有强大的参议院，参众两院可由不同的政党把持。将权力分派给州和地方的联邦体制意味着，联邦层次的改革不一定会在全国铺开。有些州在联邦政府之前就开始对庇护体制进行改革，另外一些州则落后很多。最后，这两个国家是非常不同的社会。在英国，崛起的中产阶级较早进入像牛津和剑桥那样的精英教育机构，在伦敦的俱乐部和密室里协商改革的策略。美国也有类似的精英，即主导官员改革运动的哈佛和耶鲁毕业生，但他们的优势只在东北部，必须在广阔多样的全国范围寻求自己阶层之外的盟友。

当代发展中国家如要改革依附式的政治体制，如要建立任人唯才和技术过硬的现代政府，可从美国经验中汲取重要教训。首先，改革是深刻的政治过程，而不是技术上的。现代官僚体系自然有技术特性，如职位分类、考试要求和晋升阶梯等。依附式体制的存在，不是因为以此谋职的官员或背后的政客不懂如何组办高效的机构，而是因为现任者受益于此，无论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政治老板，还是靠他们获得工作和好处的依附者。把他们赶走，所需要的不仅是政府的正式重组。21世纪之交，国际援助机构规定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公共部门改革。它们的经验证明，单纯的技术方法是徒劳无益的。[32]

第二个教训是，赞成改革的政治联盟必须基于在现存体系中没有严重利害关系的群体。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的副产品，它们是自然形成的。现存庇护体制之外的新商业利益、在政界找不到关系的中产阶级职业人、照看弱势人群的公民社会团体，这一切都是政治联盟的候选人。组建改革联盟的问题是，现存的依附式政客也在尝试将这些团体招进自己的队伍。在美国，许多铁路公司——工业现代化的典范——学会玩弄腐败庇护政治的把戏。这意味着，改革联盟必须包括经济上尚未现代化的旧群体，如小农和受到铁路伤害的运货人等。另一方面，在东部旧城市，大批移民已被现存的城市政治机器发动起来，不再是进步联盟的招募对象。

第三个教训是，政府改革反映相关群体的物质利益，或是根深蒂固的庇护式政客，或是新兴中产阶级选民，但在塑造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利益上，思想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的选民可以因势乘便，收下送上门的政府职位；也可以在说服下转而相信，以非人格化方式录用最好人选，才更符合自己家庭的长远利益。实际选择通常取决于，这些思想在公开场合获得怎样的阐述。此外，在这种体系中有一个翻转点：如果你周围的每个人都找到庇护式工作，即使你认为不好，也会倾向于照葫芦画瓢；如果这样做的仅有很少人，它看起来就更像是越轨。在公共场合讨论公共部门就业的道德基础，变成帮助塑造这些选择的关键。

第四个教训是，改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彭德尔顿法》于1883年通过，但要到20世纪20年代，绝大多数官员才纳入基于择优的分类体系。即使这样，这种模式在罗斯福新政初期仍遇上短暂的逆转。如前所述，在采取决定性的政治变化的道路上，美国制衡制度所设置的路障比其他民主国家要多。由于改革需要对抗强大的既得利益，不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也是意料之中的。改革通常是偶然事件刺激而成的，如詹姆斯·加菲尔德的遇刺，或战时动员的迫切需要。但它永远得益于坚强的领导，如西奥多·罗斯福成为总统前后所发挥的。

美国为现代公共部门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官僚政府增长后的难题播下种子。任人唯才的制度建立不久，美国政府的新分类员工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工会，游说国会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工作。1901年，新成立的邮政工会开始要求对职位和薪水实施重新分类。作为应对，国会试图限制公共部门员工代表自己的游说能力。罗斯福总统支持他们成立工会，但要限制他们的政治活动，以保证自己对行政部门的最终控制。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敦促下，越来越多公共部门的员工组织起来，《劳埃德—拉福莱特法》（Lloyd-La Follette Act）也在1912年获得通过。这项法案明确承认，公共部门员工有权组织起来，并可代表自己向国会请愿（但不能罢工）。[33]

公共部门自组工会和择优员工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凸现自主官僚机构的固有难题。一方面，择优体系的建立是为了防护公共部门雇员免受庇护政治的损害，也为了避免官僚机构的过度政治化。另一方面，同样的防护规则可被官员用来逃避负责制，即使表现很差，也无须担心遭到解雇。官僚机构的自主造就官员为公益着想的高质量政府，但也能在就业保障和工资上保护官员的自身利益。

如今，这些公共部门工会已成为精英一部分，并使用政治体制来保卫自身利益。我们将在第四部分看到，美国公共行政的质量自1970年代以来有显著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工会限制有关录用和晋升的择优标准。他们是当代民主党的政治基础的一部分，使民主党政客不愿就此提出挑战。造成的结果就是政治衰败。

非人格化现代政府的发展不仅仅是依附主义和公开渎职的终止。干净诚实的官僚机构仍然可以不具备完成任务的能力或权威。所以，美国国家建设过程所包括的不仅是腐败的清除，而且要有政府的发展，使之具有足够的能力和自主性，既以较高水平来履行功能，又在根本上对民主的公民负责。这件事如何发生于美国某些关键部门，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 有关概述，参见Thompson，《“蜘蛛网”：格兰特时代的国会和游说》，第1章。

[2] Ingraham，《择优的基础：美国民主政体中的公共服务》，23—24页；Schultz和Maranto，《官制改革的政治学》，60—61页。

[3] 有关加菲尔德的暗杀及其获得的劣质治疗，参见Candice Millard，《共和国的命运：疯狂、医疗和总统谋杀》（Destiny of the Republic: A Tale of Madness, Medicine and the Murder of a President）（纽约：双日出版社，2011年）。

[4] Sean M. Theriault，《庇护政治、彭德尔顿法和人民的力量》（Patronage, the Pendleton Act,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载《政治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第65卷，第1期（2003年）：50—68页；Ingraham，《择优的基础》，26—27页。

[5] Paul P. Van Riper，《美国行政国家：威尔逊和建国之父——非正统观点》（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State: Wilson and the Founders-an Unorthodox View），载《公共管理评论》第43卷，第6期（1983年）：477—490页；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47—48页。

[6] 伍德罗·威尔逊，《行政的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载《政治学季刊》第2卷，第2期（1887年）：197—222页；Van Riper在《美国行政国家》中认为，伊顿对这个时期的氛围影响比威尔逊更大，这篇文章的名气只是事后追加的，之前还有1885年的《行政上的注意事项》（Notes on Administration），谈及政治与行政部门在职责上的分野。

[7] 政治—行政的区别是马克斯·韦伯1919年在《政治作为一份志业》一文中提出的，载《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

[8] 威尔逊，《行政的研究》，206页。

[9] Van Riper，《美国行政国家》；H. Eliot Kaplan，《文官制度改革运动的成绩》（Accomplishments of 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Movement），载《美国政治和社会学院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189卷（1937年）：142—147页；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64页。

[10] Ingraham，《择优的基础》。

[11] Ingraham，《择优的基础》，32—33页；Van Riper，《美国行政国家》，483页。

[12] Ari Hoogenboom，《彭德尔顿法和文官体系》（The Pendleton Act and the Civil Service），载《美国历史学评论》第64卷，第2期（1959年）：301—318页；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44页。

[13] Hoogenboom，《彭德尔顿法和文官体系》，305—306页；Ingraham，《择优的基础》，33—34页；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68页和72页。

[14] Tarr，《老板政治的研究》，72—73页。

[15] 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44—47页。

[16]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51页。

[17]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61—62页；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6—37页。

[18] 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5—36页。

[19] 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7—38页；Jean Bethke Elshtain，《简·亚当斯和美国民主的梦想：一生》（Jane Addam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n Democracy: A Life）（纽约：基本图书公司，2002年）。

[20] 古德诺的书籍包括《比较行政法：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全国和地方的行政体系分析》全2卷（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An Analysis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s, National and Local, of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2 vols.）（纽约：G. P. Putnam’s Sons出版社，1893年）；以及《政治与行政：政府研究》（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A Study in Government）（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00年）。

[21]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53页；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9—40页。

[22] 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科学管理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纽约：哈珀出版社，1911年）。参见福山对泰勒的讨论，《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225—227页。

[23] Edmund Morris，《西奥多·罗斯福的崛起》（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纽约：现代图书馆，2001年），404—405页。

[24]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53页。

[25] Robert H. Wiebe，《寻找秩序：1877—1920》（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纽约：Hill and Wang出版社，1967年），165页。

[26] 有关改革者社会背景的概述，参见Blame A. Brownell，《20世纪城市进步改革的解释》（Interpretations of Twentieth-Century Urban Progressive Reform），载David R. Colburn和George E. Pozzetta合编，《进步时代的改革和改革者》（Reform and Reformers in the Progressive Era）（康涅狄格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83年）；Michael McGerr，《激烈的不满：进步运动在美国的兴衰，1870—1920》（A Fierce Discont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n America, 1870-1920）（纽约：自由出版社，2003年）。

[27]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67页。

[28] E. E. Schattschneider，《半主权人民：对美国民主的现实主义观点》（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60年），78—85页。

[29]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79—180页；Keller，《美国的三个体制》，182—183页；Van Riper，《美国文官制度史》，205—207页。

[30]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97—200页。

[31] Ingraham，《择优的基础》，42—47页。

[32] 例如，在臃肿的非洲机构裁减员工的努力，仅仅导致当事人改到政府其他部门上班。印度的教师缺勤，往往是因为教职分配已成政治好处。政客不在意教师是否出勤，除非他或她面临的政治激励发生变化。参见Nicolas van de Walle，《非洲经济和永久危机的政治，1979—1999》（African Economies and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1979-1999）（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101—109页。

[33]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80—182页，191—194页。

第11章
铁路、森林和美国的国家建设

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连续性使国家建设变得缓慢且艰苦；监管铁路为何那么费时耗神；吉福德·平肖让美国林务局成为自主官僚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与林务局在自主性上的对比

要拥有高质量的现代政府，不是只要消除了庇护政治和腐败即可。官员可能道德上正直且用心良好，却缺乏必要的技能来做好本职工作；他们也可能人手短缺，不足以提供适当服务；还可能缺乏必要的财政资源。像私营部门的公司一样，政府也是一个组织（或多个组织的集合），也会遇上管理不善的问题。所以，国家建设不只是从庇护式的家族制公共部门转为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还取决于组织能力的创建。

在美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大大晚于欧洲，与古代中国相比，更是迟了将近两千年。此外，国家建设工程一旦开始，又是缓慢且艰苦的过程，会遇上许多的挫折和反复。究其原因，一是历来坚决抵制政府权力的美国政治文化，二是为重大政治改革设了许多障碍的美国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美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传统中，对政府的不信任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反对政府改革的强大制度障碍依然存在，政府提供的服务常常劣于其他发达国家。

可通过第一个全国监管机构的故事来说明一切。它是州际商务委员会（ICC），职责是监督铁路。创建这个现代监管机构，来设定运费、强制执行相关规则，足足花了近两代人的时间。然而，它仍受制于政治势力，最终还是成了美国运输体系现代化的绊脚石。

与此相反，高质量政府和自主官僚体系（以及这类组织罕见于美国的原因），也在吉福德·平肖和美国林务局的案例中体现出来，我将逐一介绍它们的故事。

铁路和通向国家权力的漫长路程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19世纪中叶最具革命性的技术是铁路。特别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它是将农户与遥远市场联结起来的关键。正如亚当·斯密所预见的，随着单一全国市场在北美大陆的建立，劳动分工的扩展飞速向前。借用历史学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的话，铁路的影响“经常决定特定地区的生死存亡，铁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定居与否的决定因素……由于无法吸引铁路，产品不能进入市场，小镇存活不下去，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1]这样一来，建造铁路的步伐相当激烈。从1865年到1880年，十三条最大铁路线的吨英里上涨600%；光是在1870年至1876年之间，铁路里程就翻了一番。[2]

欧洲的铁路或是政府发展的，或早就接受政府的严格监管，而美国的铁路几乎全是自由市场的产物。这个行业的激烈竞争导致不同经济利益的巨大冲突，包括铁路公司彼此之间。竞争最激烈的是铁路大干线，这些公司往往超额建造铁路里程，引发毁灭性的运费战争。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从圣路易斯到亚特兰大有二十条替代路程的竞争。[3]处于接管状态的破产公司，往往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继续营业，损害仍属健全的其他公司（就像今天的航空业）。有些铁路公司为了应对不断下降的收入，试图打造“合作池”（pool）或卡特尔以限制价格竞争，却因投机取巧的公司与运货人的私下交易而失效。在较小的支线，单一铁路公司经常拥有垄断优势，可以向倒霉的农民和运货人任意提高运费。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铁路公司愿意向长距离发送货物的大运货人提供批量折扣，从而激怒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本地小生产商和小运货人。此外，铁路的业主和工人之间也发生严重乃至暴力的冲突。[4]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不同的经济参与者转向自己选出的代表，以求在政治上维护自身利益。那些政客动用州和联邦的各式措施，如禁止使用批量折扣和卡特尔。

在调和相互冲突的利益上，铁路跟其他公用事业没什么两样，如电话、电力和宽带上网。私人投资者希望获得最大限度的投资回报，预先决定要向某些客户——大城市的大运货人和大生产商——提供选择性服务。不过，向小参与者和乡村地区提供普遍服务，也有补偿性的政治利益。19世纪后期的经济冲突，往往被描绘成小农户与寡头铁路的对抗。但事实上，铁路业主发现自己面临动荡的市场，往往无利可图。其中有些从中赚取巨大财富，其他的要么破产，要么发现自己的经济命运掌握在他人之手。19世纪末普遍下跌的铁路股票价格，反映了铁路部门盈利的波动。[5]

19世纪末期的铁路，在许多方面，类似于21世纪初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两个部门在美国经济中都占据很大份额，而且非常重要。以投资额为标准，铁路在19世纪80年代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部门；而医疗保健部门在2010年消耗近18%的GDP。无论铁路还是医疗保健体系都源出私营企业，不过因为大家对滥用的担忧，这些领域的政治干涉日益加重。19世纪的政客限制铁路通过差价来收回成本，犹如今天的政客试图限制保险公司的保费歧视。铁路和医疗保健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对垒：反对铁路的是运货人和农户，反对医疗保险公司的是医生和药厂。由于有关政策在全国的执行不一致，这两个部门都造成低效的经济。最后，这些经济活动的影响超越州的管辖范围，有必要唤起统一的联邦规则，但鉴于美国联邦主义的传统和反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这绝非易事。[6]

铁路业务的拓展带来利益冲突，作为回应，要求铁路系统对运营商和用户双方都更为公平可靠，就变成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然而在美国历史的此刻，全国范围的经济监管还没有先例。宪法中的商业条款，仅把涉及外贸和州际贸易的监管权力留给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之后，不少州通过格兰杰法（Granger law），以禁止价格歧视；还有马萨诸塞等州，建立较为有效的委员会，以稳定市场。州政府制定价格和调节经济的权利，在最高法院1877年的芒恩诉伊利诺伊州（Munn v. Illinois）一案中获得肯定。[7]但铁路无法在州层次获得适当监管，这是横跨多个辖区的州际贸易的最好案例。最高法院在1886年的沃巴什诉伊利诺伊州（Wabash v. Illinois）一案中承认此一事实，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监管铁路。

纯粹的自由市场体制无法提供足够服务，也无法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这一现象逐渐在概念方面获得承认。1885年，一群经济学家建立从美国社会学协会分离出来的美国经济学协会，开始为全国铁路监管打下理论基础。他们以亨利·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后来成为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为主，认为政府需要出面干预，以解决运费和价格的纠纷，因为市场在现存体系内已经失灵。在19世纪的当时，今天微观经济学入门课程讲授的许多经济概念——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和寡头的理论、边际主义——仍处于发展初期。[8]犹如文官制度的改革，研究监管的学者也以他国的实践经验为借鉴，如英国。英国给美国遗留下自由放任经济的传统，却在更严密地监管自己的铁路。[9]

州际商务委员会是第一个联邦级的监管机构，它的创建经过暴露了美国国家建设的迟到。这个故事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美国足足花了四十余年——从19世纪80年代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定出一条“现代”监管规则，同样的规则在欧洲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到位。在全国范围监管铁路的经济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美国政治的文化和机构合谋起来，将掌握足够权力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成立，推迟了将近两代人的时间。

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几次尝试为铁路制定全国性规则，所依据的不是一以贯之的运输经济学理论，而是为此项法案组合起来的不同地区利益的政治联盟。西部的农业利益极力推动对卡特尔的禁止。这对规模经济不明显和竞争门槛低的其他工业还有效果，但不适合在多数情况下占垄断地位的铁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允许卡特尔，但要严格规定运费，以平衡铁路和用户双方的利益。这个方案的最终实施还需要等待几十年。同样，禁止对长途和短途的运费歧视使铁路的定价无法反映实际的经营成本。这种歧视往往是有效的，让铁路采取迂回路线，以利用乡村地区过剩的运输能力。

无论是反卡特尔条款，还是运费歧视的禁止，本身都是值得商榷的政策，所发生的作用适得其反。这种紧张关系体现于1887年《州际商务法》，国会终于借此建立州际商务委员会，作为永久性监管机构。但它不是权威的执法机构，只是独立的委员会，由两大政党委任专员，任期交错，以求平衡。按“法院和政党”社会的惯例，这个新机构没有权力来设定运费或广泛政策，只能在逐案基础上裁决投诉，裁决的强制执行权又要留给法院。国会并没有试图调和当初推动立法的各方的利益冲突，只授予模糊权力，它的有限权威需要政府其他部门自己来界定。[10]

美国第一次在外交政策之外面对州政府的自主问题。行政部门从含糊不清且考虑欠周的立法中获得代理权，以自视为理性的态度来制定政策，但在行使职权时到底能走多远？我们在第4章看到，普鲁士国家拥有最高的自主程度，其所造就的优质官僚机构可自作决定，无须向民主政客负责。19世纪晚期的最高法院让美国移向与普鲁士正好相反的方向，只授予最少权威，这不是为了民主负责制，而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权。它在芒恩和沃巴什的裁决之后变得愈益保守，认定公司是受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法“人”。该修正案明确规定，所有美国公民有权利获得“法律的正当程序”。它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制定的，以保护新获解放的非裔美国奴隶的权利，但最高法院用它来保护私有财产权。从1887年到1910年，最高法院作出有关第十四修正案的裁决有558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05年洛克纳诉纽约州案（Lochner v. New York）。在最高法院看来，限制工作时间的纽约州法律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对“合同自由”的隐含保护。[11]

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在州际贸易上的监管权力自然持怀疑态度。借用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的话：“最高法院现在坚定地致力于从美国民主冲动中拯救民营经济……拒绝州际商务委员会对法律（即《州际商务法》）几乎每一种广泛解读，使之沦为统计信息的收集机构。”[12]所以，政党和法院在限制行政自主上互相支持：先是通过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繁琐结构，让政党任命的专员保持控制权；然后再限制这个委员会的监管权力。

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一系列新立法的通过才给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开初就应有的行政权力。1903年的《埃尔金斯法》（Elkins Act）允许州际商务委员会设定最低运费，1906年的《赫本法》（Hepburn Act）赋予它强制执行这些运费的权力，1910年的《曼—埃尔金斯法》（Mann-Elkins Act）将增加运费的举证责任移至铁路的肩上。[13]直到此时，监管体系才采取了更为现代的形式；政府也把铁路当作公用事业，由行政来设定运费，而不单靠市场力量。

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认为，这些进步时代的改革通常是铁路利益和大资本驱动的，它们利用自己对国会的影响力，借助州际商务委员会来限制竞争。[14]他在这一点上仅部分正确。《州际商务法》通过后的十年左右，铁路收入趋于稳定，并开始上扬；那之后，政治力量的平衡偏向主张对运费歧视实行禁止的小农和运货人的民粹主义利益。这个偏向对铁路的消极影响，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变得明显；其时，战争动员大大增加对铁路服务的需求。美国铁路系统的能力严重不足，反映出铁路公司的投资不足；它们由于运费的限制，越来越难以收回成本。由于德国潜艇截击美国对欧洲的海运，美国港口货物积压，州际商务委员会在纾解交通上证明是无能的。最终结果是，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12月宣布整个铁路系统国有化，调整运费和工资，让政府直接经营。要到1920年的《埃施—康明斯法》（Esch-Cummins Act），铁路才回到私人手中。[15]

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把1920年《交通法》（Transportation Act）视为里程碑，“全国的行政权威取代法院和政党的限制，在这过程中，又实现了美国政府的组织、程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16]他讲得肯定没错，美国第一个全国监管机构为联邦政府权力在20世纪的增长树下了先例，但留下的经济遗产错综复杂。它的组织结构基于平衡两党的政治任命，但却妨碍了它发展足够的官僚自主性，使它始终受制于背后的政治利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州际商务委员会从几乎无权，一下子转变到过多施加监管负荷，这阻碍了全国铁路系统的创新和再投资。例如，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允许南方铁路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引进铝质漏斗车（Big John）的效益，最终令其丧失了与驳船竞争的能力。[17]铁路面对来自卡车和船舶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后者实际上得到了其他政府项目的补贴，如州际公路系统的兴建。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铁路处于大危机之中，大部分铁路陷入融资麻烦。东部被迫破产的三十七家铁路公司中，宾州中央交通公司是最后一家。[18]对此，智识氛围到70年代后期出现明显的转变，转而趋向放松交通体系管制的共识。卡特政府开始一系列改革，以减轻过去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监管负荷，并放宽公共运输规则，允许铁路享有更灵活的定价。

在此讨论州际商务委员会，不是要找出适当水平的监管或不监管。要点是，国家对经济的权力有潜在危险，因为它有可能遭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攫取，而付出代价的是普通公众。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官僚机构往往会变得越来越受规则的束缚，特别是在受到立法者的政治要求的驱策时。创建政府机构，既要屈从于民主意愿，又要有足够自主性，不受强大利益集团的攫取，这非常困难。

很多人会说，这是政府本身的问题之一，解决办法是大刀阔斧地削减或干脆取消监管。但国家的交通运输系统不能留给市场力量本身，19世纪末期的混乱局面首先就是自由市场制造的。官僚机构常常被指责为迟钝和缺乏弹性，但这个观点的缺陷在于它不懂当初的立法任务往往才是官僚行为不正常的根源。州际商务委员会卡在中间，一边是要求低价的消费者，另一边是谋求卡特尔协议的铁路公司，以保障自己资本的回报。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政策变化，有时偏向于消费者，有时偏向于铁路，都是为了应对国会和白宫的政治潮流的转向。作为1971年铁路重组的一部分，政府经营的“美铁”（Amtrak）专门提供客运服务；在今天，无人会把它当作高效创新的铁路服务的榜样。原因不在于它是政府运行的（欧洲和亚洲政府经营的铁路往往是高效服务的带头人），而在于它承受的政治任务自相矛盾：既要收回成本以作再投资，又要向众多城镇和乡村提供服务。那些地区选出的立法者，有权增减美铁的预算。它如果不必履行第二个任务，只将服务重点放在人口密集的华盛顿、纽约和波士顿的走廊，就有可能成为赚钱机构，并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假如州际商务委员会当初就是高效自主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委员会，就有可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更为自主的官僚机构会有更多灵活性，或设定运费，或在不同利益群体中作出仲裁，如政府在1917年至1920年的铁路国有化短暂时期中所做的。它可能会预见到，铁路因公路和航空的兴起不再享有自然的垄断地位，从而批准更真实反映实际成本的运费。美国的国家设计具有复杂的制衡，使这种局面很难出现：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历史表明，法院和国会持续支配行政的决策。这种对政府质量的特别限制植根于美国政治体制中民主负责制和法治的强劲。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没有能力以德国、丹麦和日本的方式创建高效自主的官僚机构？答案可以是对，也可以是不对。尽管美国体制偏向于反对这种类型的强大政府，官僚自主的个案仍出现于美国的历史进程。这样的案例是20世纪之交的美国农业部门，尤其是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的作用和美国林务局（U.S. Forest Service）。

吉福德·平肖和美国森林

美国农业部是林肯总统在1862年设立的，作为提升美国农场生产力的发展战略之一。同年的《莫里尔法》创办一系列政府赠予土地的学院（或称赠地学院，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爱荷华州立大学等），以培养新一代农学家。农业部原本只打算招揽科学家，到19世纪80年代开发出不同宗旨：免费发放种子。国会的免费种子计划获得农业州的议员支持，到19世纪末，竟占用了农业部大部分预算。换句话说，美国农业部变成带有联邦政府特色的一个庇护式变体，向政治依附者分配种子，而不是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部发现很难留住训练有素的科技人员。1883年《彭德尔顿法》获得通过，随即建立择优体系，所有这一切由此发生变化。美国农业部是首批不让庇护政治染指自己的招聘的联邦机构之一，开始雇用新成立的赠地学院培养的掌握最新农业科学的大批毕业生。正如政治学家丹尼尔·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所说，农业部的许多局长和处长享有相对较长的任期，得以培训与庇护政治或免费种子没有关联的一代新员工。[19]

换成当代说法，美国农业部人事政策的转变构成“能力建设”。官僚机构的质量不仅取决于新人的高等学历，而且取决于这些人组成相互信任的网络，拥有所谓的“社会资本”。像他们德国和日本的同行一样，这些新官员具有类似背景（事实上往往毕业于同一学校），相信现代科学，并迫切想把理性的方法应用到美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方式变成农业部组织风气的基础，特别是在它关键部门之一的美国林务局。

如今，林务局管理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森林公园和超过两百万英亩的土地。农业部下属的林业处（Forestry Division）成立于1876年，在那之前，森林多被认作向西部移居者的障碍。全国各地有大片土地，上面的树木被一砍而光，林地本身被遗弃不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像新英格兰那样的旧定居区，基本已变得光秃秃。有人担心，再过一代人，美国大多数森林将完全消失。重新恢复这些土地的地力，是政府干预的伟大成就之一。美国林务局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最成功的官僚机构之一，它的品质和团队精神已成为传奇。鉴于作为个体的护林员生活于相互隔离的分散环境，难以产生通常出现于城市组织环境的凝聚力，它的成就显得格外了不起。[20]

这一国家建设的遗产主要出自一个人的努力，即1898年来农业部主管林业处的吉福德·平肖。假如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有（或曾有）贵族阶层，吉福德·平肖就是成员之一。他出生于祖父的暑期度假屋，父母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大户人家，他被送到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然后再送到耶鲁大学。[21]他在耶鲁大学时加入秘密团体骷髅会（Skull and Bones）。多年以后，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老布什也成为它的成员。像约翰·昆西·亚当斯、西奥多·罗斯福、詹姆斯兄弟（William and Henry James）和19世纪其他美国精英一样，平肖年轻时也遍游欧洲，除其他知识外，开始接触科学林业的欧洲理论。他尽管享有特权，却非常要求上进，一心想做出点名堂。平肖和谢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创始人约翰·缪尔（John Muir），1896年同去俄勒冈州的火山口湖（Crater Lake）旅行。缪尔在日记中写道：“夜间大雨，除了平肖，所有他人都睡在帐篷内。”[22]宗教在塑造他性格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英国旅行时，和母亲一起被牧师詹姆斯·艾特肯（James Aitken）发起的提倡社会责任的复兴运动所吸引。平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工作伦理，他说：“我的钱不是赚来的，而是我祖父在纽约的土地的增值。他在遗嘱中没有把钱留给土地，而是赠送给我。我以这种方式提前获得工资，现正努力工作以求偿还。”[23]

平肖也许是因为出身大土地所有者家庭，一开始就对林业和自然产生兴趣。此时耶鲁大学没有森林管理课程。他毕业后接受建议去了欧洲，遇到杰出的德国森林专家迪特里希·布兰迪斯（Dietrich Brandis）爵士，后者曾代表英国政府，在印度和缅甸做过广泛的森林管理。布兰迪斯认为，平肖学习科学的森林管理应持续多年，但年轻的美国人急于把科学林业的福音带回老家。他在1890年返回美国，开始写作关于森林管理的文章，很快被公认是这个问题上的专家。平肖先被聘为菲尔普斯·道奇公司（Phelps Dodge）的顾问，后又为铁路大王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孙子乔治管理其家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森林。

替美国林务局打下基础的不是平肖，而是伯纳德·费尔诺（Bernhard Fernow）。他是普鲁士人，曾受训于芒登（Munden）森林学院和首创中央森林管理技术的普鲁士林业部。费尔诺移民美国后一直活跃于科学协会，成为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和美国林业大会（American Forest Congress）的秘书。费尔诺1886年被任命为农业部林业处的主管，接替两名通过庇护关系被任命的前任。他利用自己的网络，开始给林业处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农艺师。他通过科学论文和简报发起广泛的宣传，培植众多的外部支持团体，例如当地林业协会、大学和私人木材商， 以及对森林管理有兴趣的其他人。费尔诺曾企图招揽平肖，让他从耶鲁大学一毕业即来政府工作，但未获成功。平肖1898年接任林业处主管，以政治关系和媒体手段，弥补自己在森林学术知识上的欠缺。[24]

平肖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将林业处提升为林务局，加大预算并扩招员工。他在政府中的许多最亲密同事，本来就是他在耶鲁大学的同学。甚至，有的还是他所在的骷髅会的会员。他为全国林务员创建了一个培训和交流的中央体系，以专家、无党派和职业的森林管理为原则，保护多方用户的利益。严格地说，林务局的目的不只是养护。不同于像约翰·缪尔那样的早期环保主义者，平肖认为森林的存在是为了加以利用，但要在可持续基础上收获经济利益。所以，他发起各种新方案，旨在帮助私营森林业主实施较佳管理。

平肖最大的成就见之于1905年。他设法让联邦拥有的森林从内政部转到农业部，归他的林务局管辖。内政部土地办公室的风气完全不同于林务局。它的员工多是律师和会计师，没有森林管理的专业知识，认定自己任务主要是向欲获得公共土地的私人开发商提供服务。但它在政治上很受西部政客和商人的欢迎。那些政客和商人嘲笑林务局的人，说他们只是一帮“瞪着大眼泡长着罗圈腿的东部小哥，满眼忧伤又心不在焉的教授和虫子专家”，“懒得实地勘察，闭门造车制定法律，干着对他人极度不公之事”的官僚。土地办公室是共和党庇护政治的重要来源。支持内政部控制森林的大人物之一是众议院议长乔·坎农（Joe Cannon，今日的美国众议院办公楼就以他命名），他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他反对环保的倾向可一言以蔽之，“不会为风景花一分钱”。坎农攻击平肖“出生时口含金汤匙”（按：喻指出身富贵之家），批评政府科学家“勤勤恳恳地嘬住公共资源的奶头不放”。在此背景下，平肖开始组建联盟，以支持一项新法案，力图将控制森林的权力从内政部转到农业部。[25]

争夺对公共土地的控制，是在政治舞台发生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中，两大政党轮流控制国会；而到了1896年的“重组选举”，共和党一举控制了参众两院和总统一职。这让詹姆斯·威尔逊（James S. Wilson）被任命为农业部长，他将在三位总统下连任此职，创下长达十六个春秋的记录。威尔逊发挥关键作用，让农业部由分配种子的机构变成以科学为基础的前瞻性组织，不只是林务局，还有农业推广服务、纯食品和药品的监管等。[26]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利1901年遇刺后成为总统，他本来就是伟大的户外活动家，在农业部生物调查处的哈特·梅里亚姆（C. Hart Merriam）以及约翰·缪尔的影响下，又成了环保事业的同路人。罗斯福还在纽约州长的任上就是平肖的朋友，分享这位林务局主管的议程，成为他计划的强大靠山。[27]

平肖获得总统的支持，总统的政党又控制国会。但在美国的分权体制中，这不意味着，土地办公室的易主已是板上钉钉。乔·坎农是美国历史上最强悍的众议院议长之一，是共和党保守派的代表，又是强烈反对土地办公室易主的西部议员强大组合的盟友。这个组合包括来自怀俄明州的众议员弗兰克·蒙代尔（Frank Mondell），他是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的成员，带头反对易主法案。在坎农的敦促下，众议院在1902年以一百票对七十三票否决此项提案。

如果是一名普通官员，在一个普通部门，此时也就接受命运，打起退堂鼓了。但平肖不只是官员，更是熟练的政治操盘手。他花费多年时间，培养与广大利益团体、报纸编辑和科学会社的交情，包括奥杜邦协会、塞拉俱乐部、妇女俱乐部联合总会、西部牧场主协会、全国贸易委员会和全国畜牧协会等。为了取得支持，他向对手参议员阿尔弗雷德·基特里奇（Alfred Kittridge）选区的霍姆斯特克矿业公司（Homestake Mining Company）允诺，绝不会把联邦土地上的木材运往外州。他在媒体、学术界和广受尊重的科学权威中，成功激起支持易主的巨大呼声。他最大胆的举措是包抄坎农，建立起与众议员蒙代尔的私人友谊，陪他前往黄石地区，频频游说他改变初衷，转而支持农业部。议长坎农发现自己竟输给一名中层官员，1905年国会两院最终通过了将土地管理权转给平肖的林务局的法案。[28]

正如丹尼尔·卡彭特所说，平肖战胜坎农是官僚机构取得自主性的非凡案例，因为美国不比德国和法国，从不以强大的官僚体系出名。[29]平肖取得这种程度的自主，不是因为他获得了任何法定权力。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之外，美国极少向行政部门授予重大权力，在这个案例中也并不例外。平肖所做的不是官僚体系内的操作，而是政治上的，在政府内外建立非正式盟友的网络。在民主的美国，这就是行使权威的途径。他的对手指责他是官僚帝国主义，恨恨地抱怨：“政府的个别行政官员（无权）在如何保存土地上参与立法。”另一国会议员批评平肖的“宣传机器”，以纳税人的钱每年寄出九百多万份通告，指责林务局是“未经国会授权的新机构”。[30]

平肖的倒台发生于三年后所谓的巴林杰丑闻（Ballinger affair），也是他参与权力游戏的结果。其时，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接替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他在环保问题上的承诺引起前总统核心圈子的质疑。正如平肖所说，塔夫脱“软弱但不邪恶，一副谦谦君子形象，只要不超道德底线，可以任人涂抹”。[31]内政部的新部长詹姆斯·加菲尔德（遇刺总统的儿子），指派西雅图前市长理查德·巴林杰，担任尚留在内政部的土地办公室的主管，有权向私人开发商开放阿拉斯加土地。该办公室的年轻员工路易斯·格拉维斯（Louis Glavis）注意到，巴林杰和不少西雅图地产商有可疑交易，包括巴林杰获得提名之后收到的付款。格拉维斯试图在林务局两名员工的协助下向总统举报。但塔夫脱发布禁言令，允许巴林杰解雇这位举报人，还恳求平肖放过此事。平肖不惜违抗总统，写信给农业委员会主席乔纳森·多利弗（Jonathan Dolliver），为自己员工的举措辩护。信件内容在参议院公布，塔夫脱为此解雇了平肖，结束他作为美国首席护林人的职业生涯。[32]

平肖决定惹恼塔夫脱总统，可视作官僚的一种傲慢，他太习惯于阅读自己的宣传须知了。他作为首席护林人的最后一步棋，对可持续林业的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塔夫脱因此事而陷于困窘，共和党保守派被迫处于守势。两年后，议长坎农在共和党进步派的造反中失去了委任权。罗斯福一派保持压力，以维护他在环保议题上的遗产。林务局购买额外土地的权力在1911年的《威克斯法》（Weeks Act）中获得国会批准，那是它权力的最后一次巩固。[33]平肖凭借他全部政治技巧创造的机构，即使在最初的魅力型领袖离开后，也能生存下去。

平肖的职业生涯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帮助罗斯福在1912年作为进步党候选人竞选总统，自己也竞选参议员，只是未能成功，最终两次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长。

攫取和自主

州际商务委员会和美国林务局，只是美国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两个案例。还有一些发生于进步时代，但下一波的国家建设还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随之出现的是今天美国政府的众多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邦航空署、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和环境保护署等。

州际商务委员会与林务局都是国家做出的必要干预。铁路构成潜在的垄断企业，其规模和资金需求已造成巨大的社会冲突。森林在私人业主的手中没有获得妥善管理，国家公共土地的分配又变成贿赂和腐败的巨大来源。在这两种情形下，国家需要公正的监管部门，不受强大利益集团的操纵。对这些问题，美国在国家建设上作出回应。美国的国家建设晚于其他工业国家，如德国和英国，后两者没有美国式的制衡体系或反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的制约。

这两个政府机构在质量和履行任务的效率上有很大不同。我认为，这与它们运行时的自主程度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矛盾的任务和治理结构，州际商务委员会永远不可能是自主的。它不是单一主管治下的等级制的行政部门，而是均衡代表两个政党的委员会。这保证它不可能远离立法监督者，也永远不会有像吉福德·平肖那样的高瞻远瞩的领袖。它在成立初期曾试图另起炉灶，但立刻受到法院的阻止，然后追随国会的政治风向。结果是，州际商务委员会虽然最终获得履行工作的执法权，但一直是政治力量的俘虏，因为正是后者创建了它。它要遵守他人定出的规则，在一段时间内显得束手无策，无法适应。它是20世纪70年代放松管制的首批对象之一，甚至在里根就任总统之前。

林务局则非常不同，它是伯纳德·费尔诺以独特的科学林业精神组织起来的。它的顶头上司农业部正在变得现代化，又长期处于詹姆斯·威尔逊部长强大稳定的领导之下。它的第二任主管吉福德·平肖，是进步时代最活跃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与跟自己有着共同价值观、愿景和热情的总统声气相投。他和政治上司并没有简单执行国会定出的政治任务：他设计自己的任务。没有民选官员指示他，或发表关于现代林业技术的报告，或拉拢报纸编辑，或联系全国的科学协会和贸易团体。更不用说，也无人告诉他，与同情的议员密谋将森林的控制权从内政部撤出。事实上，大多数关注此事的立法者，在原则上强烈反对官员以这种方式插手政治。毕竟，中层官员应是单纯代理人，国会才是委托人，这分明是代理人失控的案例。平肖相信，自己的议程与国会领袖不一定相同，却是为长期的公共利益着想。这就是国家自主的含义：政府回应利益集团的要求，但不受掌控；要看长远的公众利益，不轻易为民主舆论的短期变更而动摇。林务局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官僚机构，正因为它不受制于过度限定其自由裁量权的规则。

作为代理人的吉福德·平肖，却没有接受作为委托人的国会的严格控制。这一事实表明，当代经济学家用来理解组织功能障碍的委托人—代理人框架，在了解高效官僚机构如何运作上，恐怕还不够。

讲到林务局却避而不谈吉福德·平肖的背景和性格，是不可能的。犹如他的朋友罗斯福，他是20世纪末逐渐凋谢的那一批美国精英的代表：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在宗教信仰上是虔诚清教徒，来自古老东北部，熟悉欧洲的做法，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和耶鲁大学接受教育（罗斯福上了哈佛大学）。在他所创建的机构中上班的人，不少是他耶鲁的老同学；另有许多年轻新人，毕业于自己家族资助的耶鲁大学林业学院。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传统中，他正是那种东北部精英；而西部和南部的民粹主义者，在杰克逊的传统中，又学会对前者的鄙视。在美国创建庇护体系的，是更为民主的杰克逊主义者。他们对大政府的敌意，以及对产权的僵化捍卫，使19世纪的国家变成政治机器，经常还通过同一人，向有私人利益关系的人和政治支持者分配工作、种子和土地。反过来，古老东北部的精英熟悉欧洲传统，在进步时代改弦易辙，创建了在非人格化基础上对待公民的择优的现代国家。

美国是第一个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前，向所有白人男性选民开放选举权的民主政权。结果是，它搞出了庇护主义的惯例，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只有积弱不振的全国政府。美国跟随英国也改革公共部门，但由于制度上的障碍，这个过程费时更长。

美国20世纪初的公共部门改革，并没有终止狭隘的私人利益对公共部门的政治攫取，或政治腐败。美国政客不再像19世纪80年代那样，向个别选民分配公共部门的工作或圣诞节火鸡，改以补贴、税收减免和其他福利立法的方式，向大批政治依附者施以恩惠。我们将在第31章看到，利益集团政治所侵蚀的，不仅是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监管，而且是林务局本身。到20世纪80年代，它已变成被各路选区攫取的功能日益失调的机构。

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可能是发展中世界中的大多数——正处于19世纪初美国的处境。它们在国家非常软弱的条件下采纳民主选举，开放选举权。像19世纪30年代之后的美国一样，它们有依附式的政治体制，以个人好处换取选票。

中产阶级的新参与者对创建更为现代的政府具有浓厚兴趣，遂与根深蒂固的庇护式旧政客进行长期的政治斗争，结果是依附式政治在美国的终结。这种转变的背后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革命，它调动一大批对依附式旧体制毫无兴趣的新政治参与者。然而，如希腊和意大利显示的，非人格化政府并不是经济现代化必然会带来的副产品。

与许多当代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在创建现代国家和克服依附主义上具有很大优势：它从共和国的第一天起就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所依据的与其说是种族或宗教，倒不如说是以自己民主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人崇拜宪法；它体现普世价值，让文化背景不同的新移民容易融入。如西摩·李普塞特经常指出的，在美国，个人可能被指责为“非美国”，但这种方式很难用于“非德国”或“非希腊”。美国主义代表自愿接纳的价值观，而不是继承下来的种族特性。所以，成功的国家建设取决于民族认同的事先存在，这个认同又成为向国家而不是社会团体表示忠诚的所在。

[1] Richard D. Stone，《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监管政策史》（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and the Railroad Industry: A History of Regulatory Policy）（纽约：普拉格出版社，1991年），2页。

[2]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23页。

[3] Gabriel Kolko，《铁路和监管，1877—1916》（Railroads and Regulation，1877-1916）（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7页。

[4]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24—125页；Kolko，《铁路和监管》，7—20页；An Hoogenboom和Olive Hoogenboom，《州际商务委员会史：从万灵药到缓和剂》（A History of the ICC: From Panacea to Palliative）（纽约：诺顿出版社，1976年），1—6页。

[5] Robin A. Prager，《用股票价格来衡量监管效果：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Using Stock Price Data to Measure the Effects of Regulation: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and the Railroad Industry），载《兰德经济学杂志》（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第20卷，第2期（1989年）。

[6] 凯瑟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医疗费用：入门手册，医疗费用及其影响的关键信息》（Health Care Costs: A Primer, Key Information on Health Care Costs and Their Impact）（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凯瑟家庭基金会，2012年）。

[7] 芒恩开初关注谷物升降机的监管，很快扩展到铁路的监管。

[8] 被许多现代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基础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发表于1890年。

[9]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35—137页。

[10] 例如，合作池的流量和收益是违法的，但集体定价既不合法也不算非法。参见An Hoogenboom和Olive Hoogenboom，《州际商务委员会史》，18页。

[11] Keller，《美国的三个体制》，158—162页。

[12]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51页。

[13] Stone，《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监管政策史》，10—15页。

[14] Kolko，《铁路和监管》，1—6页。

[15] Stone，《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监管政策史》，17—22页；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248—283页。

[16]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283页。

[17] 这个制定运费的决策最终被最高法院推翻。参见Stone，《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监管政策史》，51页。

[18] 这个制定运费的决策最终被最高法院推翻。参见Stone，《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铁路业：监管政策史》，113页。

[19] Daniel P. 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行政机构的名誉、网络和政策创新，1862—1928》（The Forging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Reputations, Networks,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Executive Agencies, 1862-192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191—198页。

[20] 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护林员：行政行为研究》（The Forest Ranger: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0年），26—29页； www.foresthistory.org/ASPNET/Places/National%20Forests%20of%2othe%20U.S.pdf。

[21] 平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生活，参见Char Miller，《吉福德·平肖和现代环保主义的形成》（Gifford Pincho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nvironmentalism）（华盛顿：岛屿出版社/海鸥图书公司，2001年），15—54页。

[22] Harold K. Steen，《美国林务局史》（The US. Forest Service: A History）（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6年），49页。

[23] Brian Balogh，《科学林业和美国现代国家的根源：吉福德·平肖通向进步改革的路径》（Scientific Forestry and 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State: Gifford Pinchot’s Path to Progressive Reform），载《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第7卷，第2期（2002年）：198—225页。

[24] 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205—207页；考夫曼，《护林员：行政行为研究》，26—27页；Steen，《美国林务局史》，47—48页。

[25] Balogh，《科学林业和美国现代国家的根源》，199页；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280页；Steen，《美国林务局史》，71页。

[26] 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212—216页。

[27] 参见Miller，《吉福德·平肖和现代环保主义的形成》，149—150页。

[28] Steen，《美国林务局史》，71—78页。

[29] 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1页，280—282页。

[30] 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1页，282页。

[31] 吉福德·平肖，《开辟新天地》（Breaking New Ground）（华盛顿特区：岛屿出版社，1947年），392页。

[32] 吉福德·平肖，《开辟新天地》（Breaking New Ground）（华盛顿特区：岛屿出版社，1947年），395—403页；Carpenter，《官僚自主性的锻造》，285—286页；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190—191页。

[33] 考夫曼，《护林员：行政行为研究》，28—29页。

第12章
民族建设

民族认同是国家建设的关键；民族主义应被视为认同政治；认同是与技术和经济变化相关的现代现象；通向民族认同的四条途径

国家建设的成功关键在于并行发生的民族建设，它往往是暴力和胁迫的过程，第一部分所讨论的所有国家都发生了这一过程。

国家建设是指创建有形的机构——军队、警察、官僚体系和政府部门等。它的完成包括招聘员工、培训官员、向他们提供职位和预算、颁发法律和指令。相比之下，民族建设是创建民族认同，让人们对之忠心耿耿，以取代对部落、村庄、地区和种族的效忠。与国家建设相比，民族建设需要创建无形的东西，如民族传统、符号、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参考。民族认同的创建可通过国家在语言、宗教和教育上的政策，也可借助自下而上的诗人、哲学家、宗教领袖、小说家、音乐家和其他无由接近政治权力的个人。

民族建设是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直达国家的核心内涵：国家作为合法暴力的组织者，有时会呼吁自己的公民，甘冒生命危险来保家卫国。公民如果觉得国家并不值得自己最终为它牺牲，就不愿响应。民族认同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它的强制权力。很多所谓的腐败不是由于贪婪，而是一种副产品，因为立法者或政府官员觉得，他们对家庭、部落、地区或种族群体比对整个民族共同体负有更多义务，所以就公钱私挪。他们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人，只是其道德责任的圈子小于他们效劳的政治体。根据国家是否兑现社会契约中的承诺，公民也能理性地算出自己忠诚的程度。如果他们觉得国家合法，亲身体验到爱国主义的热情，政治稳定就会获得极大的提升。今天，当代中国共产党以经济表现来赢得合法性，另外还有重要的额外支持，即中国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

如果强烈的民族认同是国家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出于同样原因也会变得非常危险。民族认同往往围绕种族、人种、宗教或语言而建立，这些原则一定会包容某些人，排除其他人。民族认同经常形成于对其他群体的故意反对，一方面加强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被用来延续冲突。民族凝聚力可以表现为对外侵略。人类为竞争而合作，又为合作而竞争。[1]

民族认同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是一种具体形式的认同政治，我们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它的第一次重要表达。它基于如此的观念：国家的政治边界应该对应于主要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为定义的文化边界。[2]

认同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人的内在真实的自我跟周边社会认可的社会规范或惯例是会相脱节的。内在的自我，以民族、种族、人种[3]、文化、宗教、性别、性取向和能把人类群体聚合起来的其他特征为基础。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跟随黑格尔指出，认同的斗争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因为它涉及对承认的需求。要向经济学家说声对不起，因为单有物质资源，人类不会感到满足，他们还希图真实的自我获得他人的承认——获得尊严和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承认的象征——旗帜、联合国席位和国际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本书为发展设定了六个方面，其中之一是社会动员，它不过是新认同出现时的副产品，人们开始意识到共享的经历和价值。[4]

民族主义的两大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欧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的出现与现代化联系起来，尽管他们在某些关键方面有不同的强调。在前现代社会，不存在认同问题。在任何狩猎采集或农业经济中，社会认同有所分化——猎人和采集者、男性和女性、农民、教士、战士和官僚——但由于社会流动极少，也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人与人打交道时没有太多选择。事实上在前现代印度，整个劳动分工在迦提或种姓（jati or caste）体系中变得神圣化，这个体系把流动性已相当有限的社会，再通过宗教制裁加以冻结。在农业社会，个人重要的人生选择——住哪里、以什么为生、信什么宗教和跟谁结婚——都由身边的部落、村庄或种姓所决定。所以，人们不会花费很多时间，坐着问自己：“我是谁，果真吗？”

根据安德森，借助印刷术的发明和图书流通的增长，商业资本主义涌现于16世纪欧洲，这一切随之开始发生变化。印刷机让书面通讯的成本锐减，使本地语书籍的出版成为可能。马丁·路德使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成为16世纪早期畅销作家，为建立起共同的德国文化发挥了关键作用。路德告诉他的读者，他们的救赎所依靠的，不是罗马天主教会规定的仪式，而是自己内心的信仰。通过自己选择，个人可与一个新的共同体联系起来。

本地语书面语言的出现，使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第一次成为可能，德语的言说者和阅读者成为一个整体。19世纪菲律宾小说家何塞·黎刹（José Rizal）在七千岛屿的居民中，以类似方式创造了对菲律宾的认同。报纸在19世纪变得流行，受到有文化的新兴中产阶级欢迎，在唤醒民族意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未离开自己小村庄的人，通过阅读会突然感到，与偏远村庄的他人建立起了联系。远在互联网和现代化交通之前，平面媒体就让人们产生了虚拟旅行的感觉。[5]

欧内斯特·格尔纳还认为，民族主义出现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之时，他将之定在19世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农业社会没有统一文化：语言和礼仪的巨大差异将不同阶级分隔开来。所以，俄国贵族说法语，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宫廷说德语，奥匈帝国的宫廷语言直到1842年都是拉丁语。说俄语、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的主要是农民。这些语言障碍，一开始是征服和王朝政治的结果，后来又得到刻意保持。设置这样的分层社会，就是为了阻止社会阶级的相互流动。

如格尔纳解说的，工业社会的要求非常不同：

以增长为生的社会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增长的代价就是永恒的创新。创新的先决条件是永不间断的职业流动，这肯定发生在两代人之间，通常又会发生在人的一生中。为了在不同工作之间转换，为了顺带与其他社会地位的人沟通和合作，这种社会的成员必须要以正式、严谨和无关上下文的方式，来从事口头和文字的交流……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一般概况：识字；流动；形式上平等，却又带有连绵不定、可说是原子化的不平等；共享基于识字和学校灌输的同质文化。传统社会与此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识字只是少数人和专家的素养；常态是稳定的等级体系，而不是社会流动性；文化是多元的和不连贯的。[6]

工业化过程使劳动分工不断扩大，为现代民族主义打下基础，基于语言的文化又成为凝聚社会的统一源泉。[7]

经济现代化为语言统一创造激励，可以法国的情形为例。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讲法语，另外四分之一把它作为第二语言。法语只是巴黎和知识精英的语言，法国乡村农民使用的，是布列塔尼语（Breton）、皮卡第语（Picard）、佛兰芒语（Flemish）、普罗旺斯语（Proven?al）等方言。犹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原地区，相邻山谷的居民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19世纪的扩张，法语的使用大幅上升。借用尤金·韦伯（Eugen Weber）的话：“人们只要……浏览布列塔尼报纸，就会认识到，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开始致力于统一和法语化。它们意味着流动性、先进性、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提升……工业发展有助于迁来城市的多语种劳工的语言统一。”法国语言的最终统一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大功告成，战壕里的公共服务完成了始于经济必需的统一过程。[8]

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促进社会流动性，以迫切方式提出了认同问题。上一刻，我是萨克森州小村庄农民，下一刻，我在柏林西门子工厂上班。在21世纪初，类似的迁移也在整个中国发生，农民离开内地的村庄去深圳和广州的工业部门打工。农村固定、亲密和局限的世界，被现代城市庞大、匿名和多样的世界所取代。这种转变——斐迪南·滕尼斯率先阐述的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经典过渡——不仅涉及从一个社会职业到另一个的身份变化，而且对身份本身也提出了疑问。现在，我不再生活在自己村中亲友的大拇指底下，在人生道路上有更多选择。“我是谁”一下子变成现实且迫切的问题。这种转变以危机或创伤的形式表现出来，造成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涂尔干看到，失范在现代化社会中表现为较高的自杀率，还表现为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家庭破碎率，这些常常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有关。[9]

格尔纳的理论将民族主义与工业化和基于语言的文化挂钩，但有一个麻烦：它无法解释民族主义在非工业社会的出现。在西欧和北美的许多国家，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变化的次序如下：扩大的商业—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动员的新形式，但这不是必然次序。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要么跳过工业化阶段，要么大幅减弱它的影响。这两个社会经历城市化，但没有创建大型工业部门。我管这种现象叫做“没有发展的现代化”，它也盛行于许多非西方社会。那里的殖民主义促进城市化，造就现代化精英，却没有大规模的工业招工，以推动社会的全盘转型。

与西欧相比，民族主义在前殖民地世界有不同的来源。这些国家即使没有按西欧模式实行工业化，仍能获得新精英阶级，来面对殖民者的不同文化。这些精英承受巨大压力，以顺应殖民国家的文化和习俗，许多人成功进入支配性的权力结构。但这却造成了认同的危机，由于语言和西化，他们反而与自己的家人和同胞分道扬镳。英国训练的年轻律师圣雄甘地在南非实习时，突然省悟到这个危机，最终走上争取印度独立的征途。这个危机迫使身处不同法国殖民地的三个黑人作家，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利昂·达马斯（Léon Damas）和利奥波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发明了“黑人性”（Negritude）这个概念。他们将法国白人眼中充满种族贬义的“黑人”（nègre）一字，转换成让自己倍感骄傲的源泉。

从欧洲出口到殖民地的很多东西中，既有全体民族的认同，又有对本土身份尊严的承认。如利埃·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解释的：“作为核心的西方社会（把自己定作民族）势力范围愈益扩大，其他社会或属于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超社会体系，或在寻求挤入，事实上别无选择，只得成为民族。”[10]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在前殖民世界会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在西欧，发起最杰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是德国人，他们试图把所有说德语的人团结在单一主权之下。在印度、肯尼亚和缅甸，民族主义不能以语言为基础，因为它们的社会在语言族群上支离破碎，缺乏可以自己的文化来统一全国的支配群体。所以，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领导的肯尼亚茅茅（Mau Mau）起义，以占全国人口多于20%的基库尤人（Kikuyu）为主；但他们无法指望持久支配国家，或把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强加于整个社会。事实上，许多国家仍在使用殖民者语言。第一，它与种族亚群的方言相比，被认为是较为中性的选择。第二，它与本土语言相比，更能让前殖民地与全球经济挂起钩来。

通向民族认同的四条途径

大多数研究民族认同的学者断言，它是“社会建构”的，遂与许多民族主义者发生争论。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原生分类，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厄内斯特·格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现象，是顺应城市化的工业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其他人走得更远，不承认民族认同与工业化等巨大的社会力量的关系，视之为艺术家和诗人的创造。受经济学影响的另一学派认为，认同基本上是协调的机制，被政治家用来促进潜在的经济利益。[11]

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副产品，具体的民族认同又是社会建构的，这些当然正确。但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回避了几个重要问题：谁在建构新的民族认同？这个过程自上而下，抑或自下而上？有些民族认同一旦建立起来，就变得极其牢固，有些则无法持久。例如，苏联花了七十年时间试图造就国际化的“苏维埃新人”，以超越像族群和宗教那样的范畴。然而，当苏联在1991年分裂成各加盟共和国时，被认为死去多年的古老民族认同重又抬头。今天在克里米亚那样的地方，只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却没有苏维埃人。同样，欧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努力建构超越民族的欧洲公民认同。以2009年欧元危机之后的角度看，这个工程显然是失败的。民族建设的范围和可能性又是什么？

民族认同远远不是社会建设那样的开放式过程，它的形成要通过四个基本过程，可以单独发生，也可组合起来。有的是公开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倚赖国家权力的强制执行；有的自下而上，是人们自发行动的结果。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相互之间必须要有某种互补性。否则，认同是不会生根的。

第一，确定政治边界，以迁就人口。第二，流放或肃清种族群体，以迁就现有边界。第三，促使亚群人口融入主流文化。第四，以社会中人文和自然的禀赋为前提，修改民族认同的概念，以迁就政治的可行性。最成功的民族认同工程，来自所有四种方法的互动。但请注意，前三个过程往往包含暴力和胁迫。

1．移动边界，以适应已设定的民族认同。世界上的王朝政治体，如罗马、孔雀王朝、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在创建时是不考虑文化认同的。民族主义的原则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变得广为接受，导致其时的大政治体分裂成多个在语言族群上同质的小政治体。所以土耳其大为缩小，只剩下在安纳托利亚使用土耳其语的核心地区，奥匈帝国分裂成巴尔干地区的无数小国。最近一次帝国解体是前苏联，它表面上建立于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之上，1991年之后重又回复到基于语言族群的较小国家。也有扩大边界以包容同族人口的，如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

2．流放或肃清人口，以创建更为同质的政治体。这在前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巴尔干战争中被称为“种族清洗”。合法性的原则从王朝统治转变为民族统一，在某种意义上，种族清洗只是这个转化的天然伴生品。

多语种的庞大农业帝国，与非人格化的管理和法治是兼容的，事实上还依靠这类普遍性的制度来行使治理功能，因为它们在多元语言族群的人口互动中变得兴旺起来。在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巅峰时期，旅客从英国到北非、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能够期望找到类似的行政机构、法律和道路。维也纳在世纪之交（Fin de siècle）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反映了以它为首都的奥匈帝国的多样化。

当多种族帝国解体成为按民族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时，少数民族会被困在其中。如果新民族国家采取宽松的法治，本可加以容纳，但民族主义的自我伸张使这种局面较为罕见。结果是人口的大批迁徙，少数民族被迫搬离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或与邻国的少数民族互换。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自拜占庭帝国以来，一直在小亚细亚和爱琴海东部一起生活，到了1919年至1922年的希腊土耳其战争就都要自我分离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触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就是那些被困人口，如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以及在波兰波罗的海的德国人。1945年战争结束时，又看到德国、波兰、乌克兰、捷克和其他国家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大量的边界重定）。所以，巴尔干地区的种族清洗不是后冷战时期的发明。有些评论家指出，早期历史的种族清洗促成了现代西欧的稳定，只不过被现代欧洲人遗忘了。

3．文化同化。从属人口可以采纳主流群体的语言和习俗，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广泛联姻，以致不再成为独特的少数民族。同化能够自愿发生，因为少数民族融入主流文化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把巴黎法语当作全国通用语，导致法国方言数量减少，就是此类案例。同样，大多数移民群体抵达美国后学习英语，接受美国风俗，因为这是在社会上攀升的正道。

一个最大的同化故事也许是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么大国家中，汉族竟占总人口的90%以上。中国并非总是如此同质的，目前的民族构成是两千多年不断同化的结果。四千年前，汉族文明的所在地是北部的黄河流域。公元前3世纪，第一个汉族国家是秦国（当今中国的北部和中部）通过征服建起的，在之后数世纪中，向东南、西南、西部和东北扩展。在这个过程中，汉人遇上不同种族的土著人，特别是北部和西部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这种原始的文化多样性，仍保存在今日犹存的不同形式的口语中。但书面语言从秦代起就是统一的，成为帝国的共同精英文化的基础。中国深受非汉人的影响，几乎所有外人最终都接受中国文化的规范，与汉人广泛通婚，以致不再是少数民族。主要例外是西部省份新疆的穆斯林维吾尔族、内蒙古的蒙古族、西藏人。同化继续是政府的政策，这三个地区都有迁来定居的汉人。

我们不应低估在实现文化同化中所需要的强力，乃至胁迫。民族语言的选择是使用者的政治行为。很少人自愿放弃自己的母语，特别是他们还聚居于世代相传的特定区域。文化同化的主要手段是公共教育体系，次要手段是公共行政的语言选择。对学校体系的控制，因此是很有争议的，也是国家建设者的中心目标。

4．调整已设定的民族认同，以适应政治现实。所有的国家建设工程，为了取得理念与现实的对称，最终都会碰上实际难题。遇上简单的强权政治时，让步的通常是理念。认同问题又无法与领土问题分开。可以多种方式来调节理念：领土要求可以调小；认同依据可从种族或宗教，转至意识形态或共同文化的灵活概念；也可引进新概念来取代现有概念。更改民族认同的定义以适应现实情况，是民族统一中最少强制性最有希望的途径。

历史失忆症

建设认同的工程富有争议，因为组成世界的从来都不是随时准备成为政治体的紧密同质的“民族”。作为征服、迁徙和贸易的结果，所有社会都是各种认同的复杂混合物，包括部落、种族、阶级、宗教和区域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关民族的观念必然意味着，对民族界限之外的人或加以改造，或加以排除。他们如果不想和平顺从，就会遇上强制手段。这种胁迫可以自上而下由国家来完成，也可采取集体暴力的形式，由共同体杀死或驱走它的邻居。20世纪中叶的欧洲有约二十五个国家，是中世纪结束时五百多个政治体中的幸存者。

在所有讨论过的案例中——德国、希腊、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现代成果，包括高水平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制，都有赖于历史早期的暴力和胁迫。我在这点上已谈及德国和希腊，它们有大量流散人口，散布在各自国土以东的其他种族之中。当代德国和希腊的国家始于暴力，前者是俾斯麦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后者是希腊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革命。暴力在下一个世纪持续不断，人口被迫迁徙，边界不断重划。

描绘现代民族主义现象的首批学者之一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谈及伴随民族建设过程的历史失忆症。据他介绍：“对民族的形成来说，遗忘乃至历史错误，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研究的进步往往会对民族性造成威胁。实际上，所有政治组织起源方面的历史探究都会造成暴力事件，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探究结果是有益的。”他认为，这种失忆症可追溯到欧洲的野蛮征服，其时，单身武士征服罗马帝国腐朽的残兵败将，迎娶当地女子，采纳她们的习俗。历史失忆症几世纪以来一直继续，我们已忘记那些曾经骄傲的独立政治体，如勃艮第、帕尔马大公国、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它们现在通通只是地方区域，从属于更大的领土国家。[12]

英国和美国有时被视为和平政治发展的典范，它们通过渐进式的零敲碎打的改革，建立起自己的民族认同，成功避免其他社会遇上的剧烈动荡。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勒南的历史失忆症也适用于这两个国家。英国使用盖尔语（Gaelic）的原始凯尔特人（Celtic），多次受到来自海峡彼岸的入侵，首先是罗马人，然后是一波波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丹麦人，最后是讲法语的诺曼王朝。从英格兰到大不列颠的转变，涉及兼并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经常性暴力，其终结还要等到1916年复活节的爱尔兰起义，以及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毋庸多言，北爱尔兰从那时起一直不是英国大家庭中的快乐成员。写本书时，苏格兰也已计划对自己的独立与否实行公投。

与勒南的历史失忆症相呼应的是马基雅维利的类似观念。他在关于罗马的《论李维》书中指出，这个伟大城市的建立奠基于一场同室操戈，即雷穆斯（Remus）遭到罗慕路斯（Romulus）的杀害。他更为广泛的观察是，所有公正的事业都起源于犯罪。[13]民主政体在美国的成立也是如此。北美不是通常所谓的“新定居点”，而是地广人稀的土著部落的领土。这些群体不得不忍受被消灭、流放或驱赶至保留地的命运，为新定居者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腾出地盘。美国的民族认同以平等、个人权利和民主原则为基础，但它的建立仍以原住民的利益为代价。这没有使结果变得不民主不公正，也没有使当初的犯罪变得不是犯罪。此外，美国民族认同应该优先考虑的，是以《独立宣言》的平等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还是宪法对各州权利的保护？这个问题仍无法通过民主过程获得和平解决。德国和希腊可能对近代历史的暴力仍有生动回忆，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不应忘记，他们当代的民族认同也是过去血腥斗争的受益者。

[1] 有关因竞争压力而产生的社会合作，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章。

[2] 这是欧内斯特·格尔纳（Ernest Gellner）给出的定义，参见《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版（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nd ed）（马萨诸塞州莫尔登：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6年），1页。

[3] 编者注：此处的民族、种族（种族群体、族群）、人种对应的英文分别为nation、ethnicity（ethnic group）、race，其中nation强调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有学者建议译为“国族”，但鉴于并不通行于国内学界，所以暂不取）；ethnicity指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划分（如中国有56个民族），为与nation的译法区分开，这里暂译为“种族”，间或译为“族群”，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种族”不取其生物学意义而强调其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race指的是生物学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通常译为“人种”或“种族”，为与ethnicity的译法相区分，这里译为“人种”。

[4] 参见Charles Taylor编，《多元文化论：考察承认的政治》（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修订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纽约：Verso出版社，1991年），37—46页。相似观点出现于 Elizabeth L. Eisenstein，《早期现代欧洲的印刷革命》第2版（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nd e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欧内斯特·格尔纳，《民族主义与复杂社会的两种聚合形式》（Nationalism and the Two Forms of Cohesion in Complex Societies），载《文化、身份和政治》（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15—16页。

[7] 参见欧内斯特·格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38—42页。

[8] Eugen Weber，《从农民到法国人：法国农村的现代化，1870—1914年》（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6年），67、84、86页。

[9] 参见涂尔干，《自杀论》（Suicide）（伊利诺伊州葛伦科：自由出版社，1951年）。

[10] Liah Greenfeld，《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14页。

[11] 解说社会建构共识的是Keith Darden，《抵抗占领：大众教育和持久民族忠诚的铸造》（Resisting Occupation: Mass Schooling and the Creation of Durable National Loyaltie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有关不同类型的建构论点，参见Rogers Brubaker，《重新构筑的民族主义：新欧洲的民族性和民族问题》（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没有群体的种族》（Ethnicity without Group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David D. Laitin，《民族、国家和暴力》（Nations, States, and Violenc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 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民族是什么？》（Qu’est-ce qu’une nation? What Is a Nation? ）（多伦多：Tapir出版社，1996年），19页。

[13] 关于这一点，参见Mansfield，《马基雅维利的美德》，64—66页，262页。

第13章
好政府，坏政府

有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比其他国家政府更为有效；政治改革如何发生；就改革而言，现代化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大有裨益；局外人在推动改革中的作用

现在可以对国家建设过程和公共部门现代化作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了。本章的目的是解释，为何有些发达国家进入21世纪时拥有相对有效廉洁的政府，而其他国家却受困于依附主义、腐败、低效、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不信任。这种解释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启发，让当代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当的对策，以应对当今的腐败和依附主义。

所有社会都始于韦伯所谓的家族制国家，政府官员不是统治者的亲友，就是控制社会的精英的亲友。这些国家仅向统治者偏爱的个人提供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很少以普遍适用的规则，在非人格化的基础上对待公民。[1]现代政府——非人格化和普遍性的国家官僚体系——是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展起来的，在许多情况中又根本无法产生。

我选取了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有成败的几个不同案例。德国在19世纪的早期几十年中发展出现代国家的核心。我们将在第23章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开放时期，几乎从零开始，不久就建立了现代官僚体系。相比之下，意大利和希腊没有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国家，今天仍在继续着依附式的做法。英国和美国是居中的案例，在19世纪上半叶仍有庇护式官僚体系，在美国更演变成全面的依附主义。在19世纪50年代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之后，英国对自己的体制实施了相当果断的改革。而美国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30年代，才对公共部门作出渐进的改革。

家族制国家可以是高度稳定的。它是用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组件建造起来的，即人类偏爱家人和有互惠关系的朋友的生物学倾向。精英通过庇护式锁链来营造权力基础，即让依附者为求自身好处来追随庇护人。所有这一切，因仪式和宗教，以及令精英统治合法化的思想，而获得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特别是农业社会中分散的贫困农民——相比，这些精英组织得更好，更容易获得武器和暴力使用的训练。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非正式的庇护网络转换成正式的依附等级。但政治的基本组织原则——互惠利他——保持不变。控制这种体系的精英一旦取得政治权力，很少被从属于他们的非精英所取代，只会被组织得更好的其他精英群体所取代。若干世纪以来，这类前现代国家持续取得成功，直至当前仍继续存在于世界各地。

通向现代政府的途径

那么，如何从家族制国家成功过渡到现代国家？这里选择的有限案例表明，至少有两条重要途径。

第一条是军事竞争。古代中国、普鲁士和日本都觉得，它们在从事与邻国的长期斗争，而有效的政府组织是民族生存的关键。军事竞争所创造的激励，远远超过任何经济激励。毕竟，如果我和我的全部家人有可能在战后遭到屠杀，任何其他东西都会失去价值。建立军队的需要，使因才录用变得紧迫，使新税和财政收入的增加成为必需。此外，它要求官僚组织统筹税收、财政和后勤，以补给战场上的部队；还被迫招募非精英进入行政系统乃至统率军队，从而打乱精英的内部关系。

民族建设是成功的国家建设的关键，在这方面，战争也在发挥关键作用。一旦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成为广为接受的原则，民族认同也获得锻造，就往往要通过调整政治边界，以便对应现有的文化、种族或语言的共同体。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看到，这通常需要以暴力重新划分边界，或杀戮，或流放，或迫使当地人口同化。

我们在第1卷看到通过战争取得国家现代化的案例，尤其是中国，即我所说的建立连贯、普遍和非人格化的国家的第一个社会。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任人唯才和文官考试制度，这一做法要到19世纪才在欧洲得到广泛的实施。无论是马穆鲁克还是奥斯曼帝国，都通过今天看来是相当离奇的军事奴隶制——到外国捕获年轻男子，使之与家人隔绝，再将之培养成将士和行政官员——来获得比较现代的公共管理。

普鲁士也感受到了军事竞争的压力，遂逐步引进现代自主官僚体系并一直存活至今。它始于大选帝侯在1660年《奥利瓦和约》之后拒绝解散军队，而常备军的军费开支又使整个行政机构的重组成为必需。普鲁士1806年败于拿破仑，迫使官僚机构在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中向中产阶级开放。择优精英官僚体系的建立，造成一个专制的政治联盟，支持了官僚机构的持续自主。此后，任何政客或政党试图安插政治任命的官员，就会遭到官僚机构的极大反对，而被迫打退堂鼓。在普鲁士，这种自主性走得太远，民主选举产生的领袖发现，很难让官僚体系的军队就范。俾斯麦通过战争缔造现代的德意志民族，释放出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所以说，普鲁士为取得现代国家与民族认同，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

国家现代化的第二条途径是，有志于高效廉洁政府的社会群体组成联盟，推行和平的政治改革。形成这样联盟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如第2章的发展总框架指出的，经济增长往往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而带动社会动员。工业化引发城市化、高水平教育、专业化和一系列其他变化，产生出旧农业社会所没有的新兴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在现存的家族制体系中没有重大利害关系。他们可以加入现存体系，也可组织局外人的联盟，改变体系的运作规则。

英国和美国属于后一种情况。它们都是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其新近形成的中产阶级促成官僚体系的改革，体现于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和《彭德尔顿法》。英国改革进程的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原因有好多：第一，英国的精英更为团结，对改革进程享有相当的控制权。第二，与美国复杂的制衡制度相比，威斯敏斯特体制在采纳决定性政治行动时较少遇上障碍。减缓美国改革进程的是法院、州一级的反对和取得立法多数的难度，而这些在英国都是无足轻重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改革开始之前，依附主义就已在美国政治中深深扎根，难以铲除。

我们因此要面对依附主义的问题，在有些国家，它为何显得如此强大且普遍？本书所选案例昭示的答案基本上就是马丁·谢夫特所说的：它与引进现代制度的先后次序有关，特别是民主选举权的首次开放时间。[2]我给依附主义下的定义是，以个人好处而不是纲领性政策，来换取选票和政治支持。我又把它与精英的庇护体系区别开来，后者也有依附性招聘，但范围更为有限，组织更为松散。如果民主的降临，是在现代国家巩固成拥有政治联盟的自主制度之前，就会出现依附主义。在收入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社会，依附主义是政治动员的有效形式，所以可被理解为民主的早期形式。在美国、希腊和意大利，选举权开放于现代国家的建成之前：美国是在19世纪30年代，希腊是在1844年至1864年，意大利是在1946年之后。在这三个国家中，政党把公共官僚机构当作向政治依附者提供好处的源泉，对国家能力带来可预见的灾难性影响。有效政府的原则是任人唯才，民主的原则是大众参与，两个原则可一块起作用，但总有潜在的紧张。

图8. 普鲁士/德国的发展道路

发展的不同方面的互动当然要比这更为复杂，可以用图示来加以说明。

图8显示普鲁士/德国的发展道路。普鲁士开始建设强大的国家，与经济发展无关，而是民族生存的需要。（国家建设和负责制之间的虚线表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负面的。）国家建设发生在专制政府的治理下，如我们看到的，确实会对法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官僚机构通过法律实施统治；即使国家并不接受民主负责制的原则，官僚机构是公共利益守护者的概念，也愈益成为主权的基础。

现代国家和法治相结合，为始于19世纪中期的经济腾飞提供了舞台。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指出，后发的德国在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就拥有高能力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比英国发挥了更大作用。[3]经济增长随即导致工人阶级的出现及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旗帜下的动员。德国通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历经20世纪初的战争、革命和镇压。强大自主国家的过早发展，对民主负责制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它先是将德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又破坏了魏玛民主政体。完全制度化的自由民主还要等待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诞生。

图9. 美国道路

美国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路走向政治现代化（见图9）。它从英国那里继承得来的强大法治，即普通法，在民主来临之前已遍布整个殖民地。法治凭借对私人产权的坚强保护，为19世纪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过早引进白人男性普遍选举权，造就了几乎遍及各级政府的依附主义（图9中的虚线），对国家建设造成决定性的负面影响。新兴的社会群体因经济增长而涌现出来，在公民社会中获得动员，成为现存政党中的新派别。之后，改革联盟推动国家的现代化。

最后，图10显示希腊/意大利南部的途径。发展的切入点既不是国家建设，也不是经济增长。相反，它是社会动员（即前文所述的无发展的现代化）和早期的民主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软弱和机会的缺乏，使国家成为遭到攫取的早期目标，攫取者首先是社会精英群体，随着民主的深化又有大众政党。广泛的依附主义削弱了国家能力，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增长的前景（虚线）。

图10. 希腊/意大利南部的道路

腐败和中产阶级

在英国和美国，经济现代化带动社会动员，反过来又为铲除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创造条件。在这两个国家，寻求终结庇护体系的是新兴中产阶级。这可能会导致人们相信，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和中产阶级的诞生，会自行创建现代政府。但这种观点在希腊和意大利的案例中失灵。它们拥有富裕的现代社会，但还在实行依附主义。并没有建立廉洁现代政府的自动机制，因为还有一大堆其他因素共同影响着结果。

其中一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看到，工业化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起步较晚，早前的城市化进程又非常不同于英国和美国。在英国和美国，工业化创造出新的职业群体和社会关系。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乡村人口只是搬进城市，随身带来乡村生活的习惯和方式。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推进个人利益的最好途径往往是广泛的公共政策，如低税率、各式监管和国内外贸易的统一标准。相比之下，如果礼俗因城市的农村化而获得完好保存，就很容易保留依附式社会组织。作为依附本质的个人好处，就会显得比政策更为重要。[4]

其次，不能保证中产阶级的成员会支持反依附主义的改革联盟。即使在美国，工业化催生的新兴社会参与者中，并不是所有成员都参加了进步运动。如我们看到的，铁路公司想出点子，利用现存的庇护体系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冲锋陷阵的是铁路公司的顾客——商人、运货人和农民——来反对他们认为的铁路公司和政客之间的惬意关系。新组织起来的中产阶级反对依附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在与现存城市政治机器进行一场竞赛，都在争取像新移民那样的新社会群体。

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招揽中产阶级进入改革联盟的竞争，在开始之前几乎就已告失败。在意大利北部已有强大的改革派中产阶级，原可领导一个联盟，来改变南部政治的性质。但这些群体发现，由于现存国家的软弱，这份工作显得太过雄心勃勃，倒不如转而利用本地精英及其手下的依附者，更容易保住和平与稳定。在这两个地方，最少依附主义的团体是最左的共产党。但他们都以推翻整个民主政治体制作为自己议程，所以受到英国和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强烈反对。（在意大利，共产党成功赢得都灵和博洛尼亚的地方政权，以运行比较廉洁有效的市政府而著称。） 美国的进步势力往往也是左翼的，但对它们来说，保留现存美国体制有重大利害关系，因而有更好机会在全国范围赢得政权。

第三，可以文化因素来解释结果的差异，一方面是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另一方面是希腊和意大利的。推动改革的有不同社会群体，自利仅仅解释了部分原因，但捕捉不到经常伴随此类运动的高度道德主义。在每个国家，改革运动的领袖均有个人的宗教动机，包括普鲁士的大选帝侯和腓特烈·威廉一世。他们的加尔文主义倾向促成从国外引进自己的教友，并为自己描绘出严守纪律的愿景：正直国家领导的朴素的道德社会。荷兰国家也受加尔文主义的渗透，从天主教西班牙的手中赢得独立之后，在17世纪已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5]早在英国内战之前，清教主义就是英国改革的重要动力，在19世纪继续影响新兴中产阶级的行为。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进步时代的上层改革者也是如此。他们不只是认为，政治老板和依附政治在妨碍他们赚钱，而是出于道德原因，对公共机构变成私人工具感到义愤。美国人可能不信任国家权威，但相信自己的民主政府非常合法，也相信金钱利益和腐败政客对民主进程的操纵违反了民主原则。像吉福德·平肖那样的领袖个体，受新教信仰的虔诚所驱动，这种虔诚性在很大程度上已在美国当代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有了覆盖广泛的信任半径和社会资本，对国家的忠诚才能占据首位，超越对家庭、地区和部落的忠诚。传统上，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得以享有这两种禀赋，至少在与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相比时是如此。人们如不主动参与公民社会组织，就不可能发起社会运动；要想得到激励，还要看同胞是否也有愿为广大共同体承担公民责任的理想。

英国和美国社会资本的来源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与如上所述的新教派别形式有关。它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很深的根基，鼓励基层组织的宗教生活，无须依赖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第二个来源与强烈的民族认同有关，以制度为中心——在英国是普通法、议会和君主；在美国是相似的普通法传统和源自宪法的民主制度。到19世纪，两国政府都被视作民族主权的合法体现，享有相当广泛的忠诚。

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一直在民族认同上感到困扰。希腊社会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非常同质，但国家经常被视作外国势力的工具，从而变得不合法。所以，忠诚仅局限于直系亲属的狭隘小圈子，国家反而被视为怀疑对象。外国势力曾在意大利特别是南部相互竞争，挑起意大利人的内斗。1861年以后出现的统一国家，将文化和发展水平迥异的地区扭在一起，但从未建立起让南部同化于北部的中央集权政权。迄今，区域忠诚往往超越民族认同，如北方联盟的存在所表明的。也有英勇的个人，如阿尔贝托·基耶萨（Alberto dalla Chiesa）和乔瓦尼·法尔科内（Giovanni Falcone），表现出强烈的公民责任感；在北部城市，还保留着共和主义的强大公民传统。但在南部，合法国家制度的缺席让信任半径仅局限于亲友，这一倾向又通过像黑手党那样的组织而变得制度化。

家族制复辟

在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自我满足于自己的政治体制之前，有必要在此指出，在任何政治体制中，家族化的问题从未得到最终解决。我在本书第1卷中指明，依靠亲友是人类社交的预设模式，如果没有严厉的惩罚，始终会以不同的形式卷土重来。非人格化现代国家迫使我们采取有悖于本性的行为，而它们随时都有遭到侵蚀和扭转的风险。在任何一个社会，精英都在设法利用已有优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和亲友的地位，除非遇上政治体制中其他势力的明确制止。在这点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和其他政治秩序没什么两样，以致人们可以认为，家族制复辟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进步时代的改革只消除了依附主义的一种，即政党分配联邦、州和地方的政府工作以换取支持，但没有终止政党向政治支持者分派的其他恩惠，如补贴、税收减免和其他福利。近年来，困扰美国政治的大问题之一，就是利益集团通过捐款和游说有效买通政客。此类活动的大多数完全合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发明了一种新形式的依附主义，只不过规模更大、金额更高。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再做论述。

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如前所述，日本有强大自主的官僚体系的传统，体系中的职位从来不是贪污的交换货币。另一方面，几十年来，预算津贴却一直是日本所谓的金权政治的交换货币。自民党巧妙分派政治好处，几十年得以维持霸权地位。像电力工业那样的日本利益集团，其攫取政府监管的能力，在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和福岛核灾难之后笼罩日本的危机中，昭然在目。

给战争一个机会？

在所列案例中，军事竞争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但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充要条件。我们的样本故意偏向于成功的案例；有些评论家指出，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军事竞争并没有创造出现代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其他美拉尼西亚地区的部落就是如此，彼此厮杀已有四万年，但是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这里甚至还未有国家层次的组织形式。拉丁美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其战争结束时，家族制精英仍在掌权（见第17章）。在亚洲和欧洲，显然还有其他因素，如自然地理、社会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与战争一起帮助创建了现代国家，在其他地方则未见这种情况。

反过来，其他国家虽没有经历军事竞争，却也创建出了非依附式的现代政府。瑞典和丹麦在现代早期打了很多仗，邻国挪威、芬兰和冰岛却没有，今天都有非常相似的廉洁政府。从19世纪后期起到朝鲜战争结束，韩国一直是外来侵略、占领和暴力的受害者，但它的官僚体系在质量上可与日本媲美。英国前殖民地新加坡也是如此。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拥有非依附式的现代国家，但与军国主义从未沾边。

在许多情形下，高质量的政府是直接殖民的遗产（挪威和冰岛分别在1813年和1874年独立于丹麦；加拿大1867年与英国分手）；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则要归功于对他国模式有意的照抄。为了应对东南亚动员起来的左派势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几乎从零开始，凭借当初非常靠不住的条件，创建了有效的现代政府。[6]

这些观察对目前有重要意义。军事分析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曾以半认真的口吻建议，在软弱国家的区域，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社会需要“给战争一个机会”。[7]他认为，现代国家在欧洲的诞生通过数世纪的不懈战争，而非洲仅有殖民时代留下的非理性国界，未能以类似方式获得自行整合，那里的国家既没有强大的官僚体系，也没有总体的民族认同。

且不说没有人希望像欧洲那样的暴力经验降临于他人身上，何况尚不清楚几个世纪的冲突是否真的会在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为何如此？非洲的国家建设还有何种替代的方法？这些问题将在本书有关殖民主义遗产的部分得到阐述。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没有经历战争也获得了现代政府，这一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今天也可选择类似的和平道路。

过早引进民主会助长依附主义，今天的强大国家，往往是在引进民主之前就打造完成的。这些事实也许进一步表明了，当代发展中国家应尽量遵循相同的次序。这实际上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得出的结论——各式社会在需要民主之前先需要秩序，最好在过渡的专制时期，先行转向完全现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体系，而不是试图直接跃入民主。他在书中，不但称赞现存共产党政权在扩大政治参与和加快经济增长上的能力，还赞许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建立的那种政权。从20世纪40年代到2000年，革命制度党一直在统治墨西哥，2013年该党重返权力中心。它以民主和经济活力为代价，建立起异常稳定的政治秩序，一扫墨西哥独立后第一个世纪中的政变、独裁军阀（caudillo）和社会暴力冲突。[8]亨廷顿的学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先后次序的重要性上有类似的观点，只不过他把引进民主之前的必要步骤，从政治秩序换成了自由法治。[9]

这种说法似乎与本书案例的逻辑相符，但实际上，却不是今天良好的指导方针。[10]这样说没错，社会应先建立韦伯式的强大自主的官僚体系，或基于独立法院和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官的自由法治。但问题在于，这两种制度的建设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制度往往是历史遗产预定的，或是外部势力塑造的。在发展中世界，许多贫穷社会创建威权国家，借助镇压和拉拢的某种组合，得以持续掌权。由于我们已看到的原因，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创建像中国文官或普鲁士法治国那样的体系。在那种体系中，专制权力体现于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其运行严格遵守清晰明确的规则。当代许多威权国家，充斥着庇护政治和严重腐败。在当代世界中，唯一类似的体系是某些波斯湾君主政权和新加坡，但由于它们的特殊情况，外人很难效仿。在这种情况下，拖延民主化，代之以无情、腐败和无能的独裁政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刻意安排政治制度的引进次序大有问题，其最后一个原因与道德或规范有关。基于自由和公正的定期选举的负责制，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此外，它还可对政府质量或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政治参与权是对公民道德人格的承认，行使这个权利让他对共同体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主体感。公民可能会做出不当或错误的决定，但作出政治选择本身，是人类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世界各地的广大群众正在动员起来，以捍卫政治参与权。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是民主思想吸引力的最新展示，而且它发生在许多人认定那里原本是文化上愿意接受独裁政权的地方。

在有过按次序引进现代政治制度经验的国家，如普鲁士和英国，非民主的旧政权是传统君主制，其自有合法性的来源。20世纪中叶，即殖民主义退潮之后，涌现出的绝大多数威权国家就不同。它们建立于军事政变或精英的权力争夺。其中最稳定的是新加坡和中国，它们凭借良好的经济表现来维护合法性，但还是无法像霍亨索伦王朝一样，享有明明白白的支持源泉。

不管是好还是坏，现代发展中国家在先后次序上并无现实可行的选择，必须像美国一样，在民主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建设强大国家。这就是为何进步时代的美国经验异常重要。今天没有一个国家能切实模仿，经一个半世纪军事斗争建成强大国家的普鲁士。另一方面，完全能够想象民主国家的民间团体和政治领袖，会组织改革派联盟，要求改革公共部门和终止腐败。从美国经验得出的最重要教训是，国家建设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现代国家的结构需要遵循某些正式规则（譬如，择优选用官员，而不是靠关系），实施这些规则，不可避免地一定会伤害受益于现状的政治参与者。所以，改革需要赶走这些参与者或绕过他们，动员组织将受益于廉洁有效政府的新社会力量。

国家建设是件艰苦的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从《彭德尔顿法》到罗斯福新政，足足花了四十多年，才在联邦政府消除了庇护政治。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政治机器和依附主义一直存活到20世纪60年代。我指出过，美国政治体制对改革一事壁垒高筑，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通常情况下，国家能利用外部危机，如金融崩溃、灾难和武力威胁，来加速这一进程。在极少数历史先例中，这种政治现代化在一夜之间发生。

我们看到，希腊的国家建设因外部势力而变得尤为艰难。几个世纪以来，希腊受到土耳其的统治。外部势力帮助希腊赢得独立，但安插巴伐利亚的奥托作为新独立国家的首位国王。它们试图让希腊政治体制迅速现代化，通过支持或反对像希腊共产党那样的国内团体，继续实施干涉。所有这一切削弱了希腊政府的合法性，增加了民众对国家的不信任，最终未能建成完全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希腊政府，在21世纪初金融危机中的争斗，只是这个长篇故事的最新版本。

因此，希腊的故事预示了本书下一部分的主题，即如何把现代政治制度移植到他处。全球化进程发轫于15世纪欧洲的航海探索和殖民主义的兴起，让世界各地一下子发生接触。各地本土社会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发生碰撞，后果是深刻的，又往往是致命的。这意味着，政治发展不再局限于单个区域或社会。外国模式或被强加，或被当地人自行接纳，制度发展因此而面对非常不同的情境。这个过程为何在世界某些地方顺水顺风，在其他地方又坎坷重重，将是本书下一部分的主题。

[1] “有限准入”来自North，Wallis和Weingast，《暴力与社会秩序》。这本书在有限准入和开放准入的秩序之间作出区别，非常有助于思考从家族制到现代国家的过渡，但没有提供如何从一个秩序过渡到另一个秩序的动态理论。它列出过渡中的“门阶条件”，如应用于精英的法治和文官对军队的控制，会引出如何满足这些条件的疑问，以及为何过渡的关键是这些条件，而不是看上去也非常重要的其他条件。

[2] Conor O’Dwyer研究共产主义垮台后东欧的国有部门的增长，在马丁·谢夫特的框架外增加了另一项因素: 政党竞争的性质。当竞争强劲有力时，政党互相监督，阻止庇护式任命的扩展；当政党微弱分散，庇护式任命趋于增加。这解释了，为何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国家迅速扩展，而捷克的没有。参见Conor O’Dwyer，《失控的国家建设：庇护政治与民主发展》（Runaway State-Building: Patronage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Alexander Gerschenkron，《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4] 这一点见于Khan，《市场、国家和民主：发展中国家的庇护人—依附者网络和民主案例》。

[5] Gorski，《纪律革命：加尔文主义和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的兴起》，39—77页。

[6] 有关该地区的国家建设，参见Dan Slater，《订购权力：东南亚的抗争性政治与威权利维坦》（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135—163页。

[7] Edward N. Luttwak，《给战争一个机会》（Give War a Chance），载《外交事务》第78卷，第4期（1999年）：36—44页。

[8]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315—324页。

[9] Fareed Zakaria，《自由的未来：美国内外的非自由民主》（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

[10] 参见Thomas Carothers，《“次序”谬误》（The ‘Sequencing’ Fallacy），载《民主杂志》第18卷，第1期（2007年）：13—27页；Robert Kagan，《阳春白雪的洁净人士：民主为何必须继续是美国的海外目标》（The Ungreat Washed: Why Democracy Must Remain America’s Goal Abroad），载《新共和》（New Republic）2003年7月7日至14日，27—37页；福山，《民主过渡是否有适当顺序？》（Is There a Proper Sequence i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载《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第110卷，第739期（2011年）：308—310页。

第二部分

外来制度

第14章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的政治腐败；尼日利亚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却未能获得发展；失败植根于软弱的制度和糟糕的政治；尼日利亚的经历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跟北部的欧洲邻国相比，存在着依附主义和腐败，但仍拥有现代化核心，能提供基本公共物品，足以使自己社会成为富裕的发达国家。当我们转向非洲的尼日利亚时，就可看到它的依附主义和腐败属于完全不同的等级，因而也成了当代世界发展失败的最悲惨案例之一。

请看下面彼得·坎利夫—琼斯（Peter Cunliffe-Jones）讲述的故事。他是一名英国记者，羁留尼日利亚数年，他的远房亲戚曾参与当年对当地的殖民统治。一个名叫罗伯特的德国商人娶了尼日利亚女人为妻，在妻子的家乡建起加工大豆的工厂。那是本地作物，且有很好的市场。由于不能在当地买到需要的机器，以及电力供应不可靠，生意起步很难。凭借一定的毅力，罗伯特和妻子最终设法让工厂运转起来。坎利夫—琼斯讲述：

三个月之后，麻烦就开始了。他们卖出第一箱豆油后，当地政府的官员就在厂门口出现，声称他们建厂时违反规定。要想了事，议会主席要求他们将收入的百分之十，存入一个特别账户。罗伯特拒绝支付，还去报了警。于是，议会主席派出一伙暴徒，砸了他的车。警察局长也卷入其中，不过不是来帮忙，而是来索取自己名下的回扣。

罗伯特和妻子意识到别无他法，只得照付。他们不受干扰一段时间，生意终于有了利润。然后，州长听说他们的生意，也来要求回扣：

罗伯特再次拒绝支付，结果被捕，罪名是违反就业法和贿赂官员……罗伯特只好付钱给州长、警察局长、议会主席和办案法官，以换取出狱。此后，他终止生意，将设备出售收回了部分成本，带上妻子返回德国……他们创造的两百份工作与生意一起消失，剩下的只是一个空仓库、一群失业工人、一大堆大豆和许多愤怒的农民。[1]

这似乎是发展中世界有关腐败的典型故事，也提出了某些疑问。罗伯特和妻子的创业意愿本应导致双赢的局面：得益者包括种植大豆的农民、工厂产品的消费者、公司雇用的两百名员工，甚至包括公职人员。他们将会看到政府长期税收的增加，由于创造出这么多就业机会，还会在下次选举中获得赞赏。光说官员贪婪、选择个人利益和牺牲公共利益，那还不够。即使根据这种自私小算盘，他们也是目光短浅，杀了会生金蛋的鹅。一旦罗伯特离开，他们既不能征税，也不能提取贿赂。潜在的双赢却变成了两败俱伤。

表现不佳

尼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1.6亿。它在21世纪初的大宗商品繁荣时期变得富裕起来；尼日利亚政府“重定”了一下2013年的经济规模，竞高出世界银行等组织先前估计的60%。但这些财富中只有很少流向尼日利亚的人民整体。

图11. 人均GDP，以2000年美元价格为常量

来源：世界银行

图11显示，尼日利亚的人均收入在五十年间，即从1960年到2010年，增长约90%，这相当于每年1%的复合增长率，非常可怜。它的石油热潮始于70年代初，在之后三十年中，其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到2005年才恢复到1974年的水平。以“新兴”非洲的标准来看，这个成绩不佳；以东亚国家的标准来看，这个成绩太差。拿尼日利亚与韩国和台湾地区那样的高增长经济相比，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政治学家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指出，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对照。[2]像尼日利亚一样，印尼也是种族多元化、石油丰富的大国（2010年的人口是2.33亿）。印尼的人均收入在1960年是尼日利亚的60%。到2010年，则高达尼日利亚的118%。

尼日利亚在这段时期的增长几乎都与石油出口有关。1958年，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开始生产石油。随着油价在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中攀升，尼日利亚迎来经济繁荣。然而，无论从哪方面看，石油都成了祸而不是福，让它受苦于“荷兰病”。荷兰在20世纪50年代的天然气繁荣期也经历了这一现象，它的货币受大宗商品的影响而升值，反而削弱了能源之外其他工业的竞争力。在生产石油之前，尼日利亚出口大量的可可豆、花生、棕榈油和橡胶；在生产石油之后，它几乎完全依赖石油，无论是出口收入还是政府税收。[3]作为能源大国，印尼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却在促进非石油出口和制造业增长上，取得斐然的成绩。印尼的出口总额中，能源占的比例从1975年的75%，降至2003年的22%。而尼日利亚对能源的依赖，却在同期有所增加。创建现代商品农业或制造业，才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在这一点上，尼日利亚是彻底失败的，因为它的出口总额中仅有4%与能源无关。[4]

据估计，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尼日利亚总共获得约四千亿美元的石油收入。[5]不同于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这笔钱没有变成物质或人力（即教育）的再投资，也没有对尼日利亚普通人的收入产生太多影响。事实上，它的贫困率急剧上升；发展的其他指标，如儿童死亡率，几乎没有变化。表2显示，与印尼减贫的成功形成对比，尼日利亚进入21世纪时，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仍陷于贫困之中。

那么多钱去了哪里？答案是，它掉进尼日利亚政治精英的口袋，这并不奇怪。那个精英群体以一系列大佬（ogas）及其庇护网络为中心。有些大佬是传统精英的后裔，即英国殖民主义之前的统治者；其余的白手起家——退伍军官、商人和成功利用政治体制谋取私利的政客。有些人非常富有，如阿里科·丹格特（Aliko Dangote）。他是北部的族长，据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黑人，2014年的净资产估计为两百五十亿美元。[6]最糟糕的贪污者中有许多是州长，如阿拉米阿耶塞哈（Diepreye Alamieyeseigha）。他当选为州长，管辖尼日尔三角洲中最贫穷的州之一，却在伦敦和开普敦拥有物业。2002年，英国警方在他公寓内发现九十一万四千英镑的现金。[7]

表2. 低于贫困线的人口百分比

来源：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越来越远：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的石油、政治和经济变化》

政治在尼日利亚是致富的普遍途径，收入很少来自创业和真正的价值创造。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中，尼日利亚在一百八十三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四十三[8]，其腐败导致无能的故事是传奇性的。例如在70年代中期，雅库布·戈翁（Yakubu Gowon）的军事政权宣布，购买一千六百万公吨的混凝土，以建立一系列军事设施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与上一年的进口额相比，这个数字翻了两番。满载混凝土的船舶抵达拉各斯港口，却无法卸载，最长的要等待一年，因为并没有混凝土的实际需求。当初下这么多的混凝土订单，是为了让政府官员向船舶收取滞期费。混凝土在船仓中逐渐硬化，不少船舶被迫凿沉，堵塞港口好几年。[9]

贪污从高层往下渗透，影响尼日利亚社会各阶层。很多西方人对尼日利亚的了解仅止于一件事：它是提供虚假横财的电子诈骗邮件的源头。在尼日利亚，这被称为“419号诈骗”，即尼日利亚刑法的条款。因为尼日利亚对产权保护不周，尼日利亚中产阶级经常在自己房子上画出大招牌，声明这栋房子是不卖的。这样做的原因是，避免在外出度假回来时，发现自己房子已被偷得所有权的陌生人占用。[10]

这个国家有这么多贫困和腐败，毫不奇怪还有很多暴力，尤其是在尼日尔三角洲。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石油公司就在那里开采。特别引人深思的是，这个资源未能惠及当地主要居民伊贾人（Ijaw）和奥戈尼人（Ogoni）。三角洲是尼日利亚最贫困地区之一，在过去五十年中，已泄漏将近一百五十万吨原油。它污染水道，毁灭了当地居民赖以为生的传统渔业。这引发了武装暴乱，经常袭击石油工业；当地大佬也赞助以抢劫和敲诈为生的众多帮派。位于阿布贾的联邦政府试图安抚这种愤怒，向南部发送大量资源，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落到当地政客的口袋里。[11]

最近，与基地组织（al-Qaeda）有联系的激进伊斯兰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在北部发起一系列致命袭击，针对政府设施、基督教堂和位于首都的联合国营地，还在2014年扣押了两百多名学生。博科圣地的暴力，无法被尼日利亚北部的贫困证明为合理。但它和其他持不同政见团体发现，对它们的行动来说，这个国家腐败的政府是很容易的目标，因为政府仅拥有非常虚弱的合法性。

独裁与民主

许多从外部观察尼日利亚政治制度的评论家，专注于民主的存在与否，以及民主制度如何与种族和宗教的复杂组合进行互动。尼日利亚1960年获准从英国独立出来，继承了规定定期选举的民主宪法，也继承了殖民政府建立的法律制度，甚至具体到英式法庭中佩戴假发的法官。但民主没持续多久，1964年暴力性的竞逐选举导致全国各地秩序崩溃。到1966年，军方推翻文职政府，自己本身也发生分裂，即东部的伊博人和北部的穆斯林人。一次反政变之后，伊博人宣布成立独立国家比夫拉（Biafra）。内战接踵而至，造成一百万到三百万之间的人死亡，最后以欲分离出去的国家在饥荒中的军事失利而告终。[12]

军方在尼日利亚的石油繁荣时期继续掌权，到1979年才让位给民选政府，改用第二共和国的称号。1983年混乱且富有争议的选举，导致军方又一次接管政权。一系列将军担任首脑，直到前强人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在1999年的新民主选举中当选为总统。从那以后，尼日利亚一直是选举民主政体，但民主制度的质量不高。让奥马鲁·穆萨·亚拉杜瓦（Umaru Musa Yar’Adua）掌权的2007年大选，特点就是大量的欺诈和暴力，前美国大使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称之为“貌似选举的事件”。[13]

形式上民主的存在与否，对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或政府质量来说，仅发挥极小影响。考虑到它对能源出口的严重依赖，尼日利亚的经济表现几乎完全与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挂钩。所以，它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军人统治下有所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文官和军人的统治下，因石油价格崩盘有所萎缩；在2000年文官统治下，因石油价格上涨再度增长。贫困率、健康状况、腐败程度和收入分配，与政权的类型没有太大关联。

这就提出一个有趣问题：为何民主没能促成显著的改善？开放政治体系，允许信息自由和民主竞争，不是能导致民众把票投给更诚实的候选人，或提供公共物品给大家的候选人吗（不只是自己的支持者）？如果民主意味着民治，当代尼日利亚强迫我们回答的问题是，人们为何没有震怒，为何没有奋起，如美国人或英国人在19世纪中所做的？[14]

理查德·约瑟夫（Richard Joseph）等学者已经给出答案。他把尼日利亚的政治视作“封建薪俸式”（prebendal），好比是寻租、依附主义和种族的混合物。石油的存在，使国家可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租金，并在精英之间分享。在理论上，所有穷人——70%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对终止腐败和公平分配资源有共同兴趣，但他们分裂为两百五十多个种族和宗教的小社群，不愿相互合作。他们垂直从属于精英控制的依附网络。谁施舍足够的庇护好处和福利，谁就能在下次选举中赢得支持。这个体系相当稳定，因为寻租联盟的精英成员认识到，使用暴力来攫取更大份额，只会损害每个人的利益，包括自己的。应付像三角洲武装袭击那样的暴力，典型对策是压迫和拉拢的组合，或加强镇压，或增加福利来收买不满者。[15]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对尼日利亚腐败和政绩的影响如此有限，如此失望。毫无疑问，民主政权好过军政府，有自由活泼的新闻业，经常披露腐败的丑闻，批评政客和官僚的表现不佳。总统奥巴桑乔的政府，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成立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EFCC），第一任主席努胡·利巴杜（Nuhu Ribadu）成功起诉部分官员。光是披露腐败的信息，往往不足以产生真正的负责制，因为积极参与政治的人，都成了依附网络的成员。选举非常激烈，往往还有暴力和欺诈，因为这直接影响到能否获得国家资源。组织这些网络的领袖，不愿看到反腐败措施走得太远。一旦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看上去将要独立于政治主子，就被叫停，利巴杜也遭到撤职。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在2014年指出，高达两百亿美元从国家石油公司的账本上消失，随后不久就被撤职。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的依附主义，取代了以意识形态或公共政策为基础的广泛政治动员。

在依附式政治体制中，选民以选票换取政客提供的个人好处，这个行为是理性的。有关非洲依附主义的大量文献显示，种族变成方便的信号器，以及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承诺机制。它可确保选民将会支持具体候选人，后者当选后又会提供针对性的好处和服务。[16]

贫穷的制度根源

尼日利亚并不是非洲的典型，在过去几十年中，它的经济和社会表现均落后于整个非洲大陆，只是在2000年的资源热潮中才赶上来。尽管如此，它是非洲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然非常重要。它不过是一个极端，它的现象随处可见，不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而且在世界各地的欠发达国家。

尼日利亚发展问题的根源是制度。的确，在民族因软弱制度和坏政府而受困于贫穷的案例中，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在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缺乏民主并不是尼日利亚的核心问题。不管尼日利亚民主制度的质量有多差，自军人统治在1999年结束以来，激烈的政治竞争、辩论和行使负责制的机会一直存在。

尼日利亚真实的制度缺陷在于前两个：既缺乏强大有效的现代国家，又缺乏提供产权、公民安全和交易透明度的法治；而且这两个缺陷相互关联。现代国家在非人格化基础上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如公路、港口、学校和公共卫生，但尼日利亚做不到，其政府的主要活动是掠夺性的，或借用约瑟夫的话，是封建薪俸式的。它从事的是提取租金，分配给政治精英的成员。这导致对法治的屡屡践踏，如罗伯特的故事，公职人员为了追求贿赂，却把创造就业机会的商人赶出国门。

尼日利亚的国家非常软弱，不仅在技术能力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它缺乏以非人格化和透明方式执行法律的能力，更缺乏合法性。人们对一个叫做尼日利亚的民族几乎没有忠诚，无法取代他们与自己地方、族群和宗教共同体的关联。尼日利亚复杂的选举法规定，当选总统的人无须在全国大选中获得多数票，但要在不同区域获得一定票数。在这个聪明规则下，代表某地区或某族群的候选人，很难控制整个体系。但这不能保证，尼日利亚人会有民族认同，或相信总统和其他国家领袖会公平对待自己的群体。近年来的稳定全靠精英之间的非正式协议，除了其他事项，它保证北部穆斯林和南部基督徒的轮流掌权。

尼日利亚的国家和法治为何变得如此软弱？如果强大的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来自何方？不少观察家的答案是气候和地理的物质条件。

[1] Peter Cunliffe-Jones，《我的尼日利亚：独立五十年》（My Nigeria: Five Decades of Independence）（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10年），148—149页。

[2] Peter Lewis，《越来越远：印尼和尼日利亚的石油、政治和经济变化》（Growing Apart: Oil, Politic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Indonesia and Nigeria），（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Tom Forrest，《尼日利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geria）（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方视点出版社，1993年），133—136页。

[4] Lewis，《越来越远》，184—188页。

[5] Cunliffe-Jones，《我的尼日利亚》，129页。难以得到石油出口的准确统计，因为尼日利亚这个部门不透明。

[6] www.forbes.com/billionaires/#tab:overall_page:3.

[7] Cunliffe-Jones，《我的尼日利亚》，131—132页。

[8]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2010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2011年。

[9] Toyin Falola和Matthew M. Heaton，《尼日利亚史》（A History of Nigeria）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187页。

[10] Daniel Jordan Smith，《腐败文化：尼日利亚每天的欺骗和民众的不满 》（A Culture of Corruption: Everyday Deception and Popular Discontent in Nigeri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年），19—24页，33—39页。

[11] John Campbell，《尼日利亚：在峭壁上跳舞》（Nigeria: Dancing on the Brink）（马里兰州拉纳姆：Rowman和 Littlefield 出版社，2011年），63—78页。

[12] 参见Eghosa E. Osaghae，《瘸腿巨人：独立以来的尼日利亚》（Crippled Giant: Nigeria Since Independence）（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8年），54—69页。

[13] Campbell，《尼日利亚：在峭壁上跳舞》，97—113页。2011年大选延续了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的任期，明显比较公平。Lewis，《尼日利亚投票：更大开放，更多冲突》（Nigeria Votes: More Openness, More Conflict），载《民主杂志》第22卷，第4期（2011年）：59—74页。

[14] Cunliffe-Jones，《我的尼日利亚》，179—194页，作者提出完全合理的疑问：尼日利亚为何没有更多的民怨和动员。

[15] Joseph，《尼日利亚的民主和神职薪俸式政治：第二共和国的兴衰》。

[16] 参见Daniel N. Posner，《非洲的制度和种族政治》（Institution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Afric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第15章
地理

孟德斯鸠关于制度起源、气候和地理影响的理论，及其现代的对应物；最近几年，经济学家复活这些辩论；地理对制度的性质产生明显的影响；理解三个将讨论的地区的框架

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在财富上出现巨大差异。在1500年，欧洲、哥伦布到来之前的美洲、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人均财富没有很大差别。在过去两百年中，世界部分地区在经济上出现突飞猛进。图12显示的就是这个“大分叉”。

至少自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家的当务之急是，解释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为何能够超越世界上其他地区。西方不但是首先工业化的，而且在过去两百年中，始终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只有在20世纪下半叶，东亚的部分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才迎头赶上，缩小差距。在21世纪，另一组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即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似乎也将要加入富国俱乐部。即使这终将发生，但还是有一个待解之谜，为何要花费这么长时间？

经济成果的差异相当于政治制度的差异，人均计算的最富国家与最强大制度的国家有很大关联。后者的标准是：相对廉洁的高效国家、透明且可执行的法规、开放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尼日利亚的情况表明，经济成果和政治成果之间也有联系。如果掌管国家的是以掠夺公共资源为主要目标的精英；如果产权得不到尊重；如果国家不能设定统一政策，或教育自己的百姓；那么，即使拥有像石油那样的宝贵资源，也无法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式民主制度的存在不足以保证良好效果，国家和法治是这个混合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12. 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

来源：Gregory Clark，《告别救济》（A Farewell to Alms）

那么，世界不同地区的制度为何有差异？西方为何有巨大的先发优势？如果制度对财富和增长非常重要，为何不选择最好的，以求一劳永逸呢？

《论法的精神》

夏尔·德·塞孔达·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最闻名于世的，也许是他以分权来遏制暴政的主张，以及商业会软化道德和政治的观察。在一定意义上，孟德斯鸠是第一个现代比较政治学家。他对政治的看法既来自不同欧洲国家的经验，包括英国和他的家乡法国；也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如中国和土耳其。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第14章至第19章，广泛讨论气候和地理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可通过几种途径对制度的性质发生影响，第一条途径是，它得以塑造以后被称作民族性格的东西。他在第14章中认为，气候对性格有直接的影响：

置人于一个封闭且温暖的地方……他就会感到非常晕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向他推荐一个大胆举措，我相信，你会发现，他对此不抱好感。他现时的软弱让他感到绝望，他处于完全丧失能力的境界之中，变得惧怕一切。温暖国家的人胆怯，像老人一样……寒冷国家的人勇敢，像小伙子一样。北方人迁到南方之后，就做不出故乡同胞在从事的功业。而故乡同胞，因为在自己的气候中作战，则拥有充沛的活力和勇气。

孟德斯鸠继续指出：“在寒冷国家，他们对欢乐仅有些微的感受；在温带国家，他们有更多；在温暖国家，他们的感受变得细腻考究。”他的观察会得到很多今人的肯定：“我去英国和意大利的歌剧院，观赏同样的作品和演员。同样的音乐在这两个国家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一个如此凛然冷淡，另一个如此眉飞色舞。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地理影响制度的第二条途径是对权力的影响。他在第15章中讨论奴隶制，提及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奴役的理论，但怀疑自然奴隶的存在。他还拒绝这样一种观念：非洲奴隶制的基础在于黑人在生物学上的固有低劣。他认为，奴隶制是人类约定和胁迫的产物。谁胁迫谁成为奴隶，不是生物学的产物，而是自然地理的产物。孟德斯鸠在第17章作出以下结论，值得在此全文引用：

在亚洲，他们一直有庞大帝国；在欧洲，这些帝国根本就无法生存。亚洲有大平原，被山脉和海洋割成广阔的分隔。它更接近南部，它的泉水更易干涸，它的山上只有少量积雪，它的河流并不宽广，只构成小小的障碍。

亚洲的强权应该永远是专制的，如果它们的奴役不严厉，就会造成与国家性质不一致的分隔。

在欧洲，自然分隔造就中等规模的众多民族；它们中的依法治理，不是不符合国家的保全，恰恰相反，而是如此有利。如果没有这个局面，国家反而会陷入衰败，成为邻国的猎物。

正是这一点塑造了向往自由的天才，使外国势力对每一局部的征服和管辖都异常艰难，除非是法律或商业上的优势。

相反，在亚洲盛行的是卑躬屈膝的精神，他们从来都未能将之抛弃。在那个国家所有的历史中，都无法找到一段发现自由精神的篇章。除了过度的奴役，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的政治理论家都认为，气候和地理帮助塑造政治制度的性质。到20世纪下半叶，欧洲殖民帝国分崩离析，发展中世界国家纷纷宣告独立，这种推理开始失宠，尤其是气候影响民族性格乃至发展的论点。孟德斯鸠的北方居民勇敢和南方人享乐懒惰的观点，被驳斥为粗糙的刻板见解或种族主义的偏见。这些以及文化决定发展的相关论点，均被攻击为“对受害者的谴责”。

南部有色人和欧洲人之间有内在差异的观点，到19世纪后期被视作生物学理论。其时，庞大的殖民帝国正在瓜分亚洲、非洲和中东。欧洲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为基础，相信自己固有的种族优越感，来辩解对世界各地的征服。殖民地人民被视为尚不适合民主和自主，因为仍处于较低的进化阶段，还需要数百年的监护，才能自行操作现代的制度。以雅利安种族优越主义为基础的纳粹，编造出这一观点的最极端最怪诞的版本，以此来辩护对波兰和俄罗斯等邻国的征服。可以理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对生物学决定论的反击，更兴起补偿性信念，倡导个人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固有平等。[1]

孟德斯鸠从未将南北方之间的行为差异归因于人类生物学。相反，他似乎认为，全世界人类在根本上都是相似的。不同的只是气候和地理的条件，影响生物学上难以区分的个体，从而在政治行为上造成系统性差异。对他来说，奴隶制不是自然的，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些社会比较善于组织起来从事战争和征服。北欧人享有的政治自由，不是内在自然特征乃至文化特征的产物。他们像他人一样，也想征服彼此，并且在这方面确实做得不错。在孟德斯鸠看来，自然地理把欧洲国家分为均衡数量的竞争性政治体，谁也无法实现大一统，欧洲自由成了这一现实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波斯和土耳其等庞大亚洲帝国，因所处地域的开阔和平整而获得便利，更容易实现军事集权。

经济学家进场

近年来又出现复苏的辩论，称气候和地理是现代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2]并不奇怪，提出这种论点的主要是经济学家；对他们来说，能够对行为做出唯物主义解释的是第二天性。例如，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地理和当代发展水平之间有很强的关联，工业化国家大多地处温带，而大部分贫穷国家都在热带。他认为，地理在两个重要方面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首先，享有水路等运输手段是国家从贸易中获益的关键，如亚当·斯密在欧洲早期贸易和商业中看到的。非洲和中亚的内陆国家，与那些拥有港口和通航河流的国家相比，在出口产品上处于巨大劣势。其次，热带居民要比温带居民承受更多疾病。萨克斯估计，光是密集的疟疾发病率，就把热带国家潜在的人均增长率削去1.3%。[3]从某种意义上说，萨克斯的论点重复的是孟德斯鸠地理影响的第一个途径，只是穿上了现代外衣：炎热的南方气候直接影响经济表现，不是让他们变得享乐懒惰，而是让慢性疾病折磨他们，从而妨碍他们的工作和兴旺。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元历史（meta-historical）著作《枪炮、病菌和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也指出发展道路上的物质障碍，大体上是地理气候的产物。欧洲之所以能主宰世界，有好几个地理因素。例如，连接欧亚大陆的是一条东西向交通线，而南美洲的南北轴，却要跨越不同的气候地带，给交通带来很大不便。它使相应的技术在欧亚相似的气候地带横向蔓延；而西半球的气候差异阻止了类似的蔓延。欧洲人成功培育出小麦和黑麦，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还驯服与流动性休戚相关的马匹。更大的流动性推动种族之间的通婚，造就遗传基因的多样化，从而对多种疾病产生免疫能力。相比之下，新大陆相对同质的基因，让那里的居民特别容易罹患从外部引入的疾病。根据戴蒙德的研究，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解释了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为何几乎毫不费力。[4]

无论是萨克斯还是戴蒙德，在他们有关发展成果的原始叙述中，都没有重视制度问题。相比之下，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将拉丁美洲表现劣于北美，归因于两者在产权和法治上的制度差异。这与殖民者的身份有关，开发北美殖民地的是带来普通法和议会政府的英国人，开发南美殖民地的是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西班牙或葡萄牙。[5]

经济历史学家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和肯尼斯·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以类似的口吻指出，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其本身又是殖民者在新大陆遇上的地理和气候的产物。他们注意到，拉丁美洲有连续不断的威权等级政府，外加剥削性的经济制度，与北美的民主政府和开放市场形成鲜明对比。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未将这些制度上差异归因于殖民者的身份，而是追溯到经济学家所谓的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即在美洲各样气候和地理中能种植的作物或能开采的矿物。他们指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由于雇用奴隶的大型种植业相对高效，古巴和巴巴多斯已是富有殖民地。像马萨诸塞和纽约一样，巴巴多斯也是英国殖民地，却出现高剥削社会，让少数种植主精英管辖一大批奴隶人口。

同样，西班牙殖民地新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的建成，与黄金和白银的开采有关。这些殖民地并未从非洲进口奴隶，但迫使广大原住民成为非自愿劳动力的来源。集中于采矿业的经济实力蔓延到土地所有权，导致大庄园在未来几个世纪持续增长，与北美特点的家庭农场形成鲜明对比。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也把不同政治制度的起源——一边是专制和寡头，另一边是民主和平等——追溯到气候和地理的原始条件。[6]

这些制度长期保持稳定，即使当初造就它们的条件发生变化。受惠于这些制度的精英，利用手中的政治影响力，来保持最初的优势。所以，拉丁美洲的克里奥尔（Creole，编按：指生于美洲的西班牙白种人）精英在以后岁月中成功阻止新移民，从而防止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他们也限制选举权，直到19世纪晚期，比美国迟了很久。结果是，整个拉丁美洲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尽管它今天的政治制度大体上是民主的。

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在一份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对此作出修改。他们认为，早期制度的差异与其说是由于要素禀赋，倒不如说是由于疾病引起的早期定居者的夭折。在可以安全定居的地方，欧洲人就会要求自己的权利，以及限制国家随意侵犯私产的制度。在疾病使得定居成本太高的地方，殖民列强建立所谓的“榨取性”经济制度，辅以“专制”的政治结构。这些早期的制度结构证明非常耐用，因为既定掌权者在之后几世纪中，得以继续限制他人进入经济和政治体系。[7]

有些经济史学家指出，从1500年到如今的“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已否定了简单的地理决定论，即萨克斯和戴蒙德的论点的变种，让富裕与北部温带气候挂钩，让贫困与南部热带气候挂钩。人类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最富有最高效的地区往往是在南方。这是真实的，首先就发生在欧洲。罗马帝国围绕地中海，北非是主要产粮区，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是贫困边缘，供野蛮部落居住。中华帝国始于偏北的黄河流域，然后扩大至南部和西南部，而不是北部；寒冷地区——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显著落后。在美洲，最富有的文明阿兹特克（Aztec）和玛雅（Maya），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墨西哥和秘鲁兴旺起来。北美和南美的温带地区人烟稀少，只有相对贫困的狩猎采集或游牧的社会。这种模式在欧洲征服西半球后仍然延续。西班牙人在原住民文明所在地建立殖民帝国；基于奴隶的富饶种植园经济，兴起于加勒比海和巴西东北部（亚热带）。在17世纪初，巴巴多斯蔗糖岛（sugar island of Barbados）的人均收入超过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超额估计是三分之二。在美国大革命时期，古巴的富庶远远超过马萨诸塞。[8]

萨克斯和其他学者的模式，即世界上最富有国家均处于北温带气候地区，只是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模式。经济理论在通常情况下会预测，富裕乡村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走上工业化道路上应该享有优势，因为它们拥有最多的劳动力和资金。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和约翰逊认为，由于制度的原因，这没有发生。欧洲殖民者受到吸引，赶到拥有密集人口的旧富裕地区，奴役当地居民，创造榨取性制度，阻止工业发展必需的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兴起。相比之下，人烟稀少的贫穷地区无需背负不良的制度遗产，允许更包容的制度出现。

所有这些论点的共同之处是，它们把政治制度的起源追溯到大体上是经济的因素，包括气候和自然地理，但并不局限于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批评所谓的地理决定论，即萨克斯和戴蒙德的，认为良好制度是发展的起因，但还是把制度的起源追溯到气候和地理的条件。地理与要素禀赋仍是决定性的，只要它们塑造的政治制度此后一直延续下去。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因技术革新而发生变化。如果没有大西洋航运，加勒比海的蔗糖贸易不可能发生；由于开发像甜菜那样的替代品，蔗糖的竞争力又急剧下降。然而，所有遵循这种传统的作家都同意，如地理、气候和疾病那样的经济条件，如劳动力、贵金属和雨量那样的资源可用性，以及种植园农业的可行性，都是制度性质的最终决定因素。他们明确指出，非物质的因素——观念或意识形态、文化和殖民者社会的特殊传统——在解释当代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时并不重要。

一元、二元、三元以至多元决定论

经济学家这种广泛的立论，正因为显而易见的决定论，而遇上大量批评。像杰弗里·萨克斯那样的学者似乎在说，无法改变的因素使某些国家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热带的位置，或水路交通的缺乏。批评者以经济成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表明过往不一定能预测未来，因为它们均位于热带，都有榨取性殖民制度的历史。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喜欢这一类论点，因为它们似乎在否认，人类可以有能动性，可以掌控自己生存的处境。

我们在摈斥气候和地理对制度很重要的论点之前，应该考虑一下表明它们确实重要的宏大史实。地理与气候对早期国家的形成至关紧要。如本书第1卷指出的，世界上第一批国家出现于非常特殊的地理条件之中。大多数出现在冲积河谷，包括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黄河和墨西哥谷，那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高产量的农业和高密度的人口。此外，这些冲积河谷需要不大也不小。如果太小，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南亚高地，就不能支撑有能力支配自己所在地区的足够多的人口，在创建国家层次的制度时，便无法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另一方面，如果过大且开放，就无法阻止奴隶和其他屈从人口逃离国家权威。部落社会是平等的，能在辽阔领土上生存下来。国家是强制性的，通常需要强迫公民的服从。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认为，某种程度的地理界限是必需的，以允许创建最早的国家。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指出，文明崛起于彼此远隔的地方，却分享相同的环境条件（他所谓的“幸运纬度”），如欧洲和中国。[9]

这些地理条件颇能解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层次的政治组织。今天仍有少数幸存的部落和族团层次的社会，不愿被纳入国家，存活于非常特殊的环境：山脉（阿富汗和东南亚高地）、沙漠（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撒哈拉沙漠牧民和喀拉哈里沙漠昆申人）、丛林（印度和非洲的部落）、北极（爱斯基摩人和加拿大因纽特人）。他们存活下来，只是由于国家难以将武力延伸到这些地区。巴布亚新几内亚没有本土国家，尽管现代人类已在那里居住了四千年。这似乎与地理有关，那里只有似乎没有尽头的一系列小山谷，却没有足以支撑较大文明的大冲积河谷。几千年来，阿富汗是位于十字路口的定居地，迄今未能巩固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尽管有一系列侵略者的努力，包括希腊、波斯、英国、苏联和北约。它地形多山，地处内陆，四周邻国又是强大的伊朗、俄罗斯和印度，似乎解释了这一结局。[10]

在专制与民主的存在与否上，自然地理也发挥一定作用，但运作机制不是像经济学家讨论的那样，而是如孟德斯鸠指出的，跟某些地形不适宜军事征服和防御有关。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政治权力来源于经济实力，并为经济利益服务。但政治权力往往依靠卓越的军事组织，而军事组织又是领导、士气、意志、战略、后勤和技术的产物。资源是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济实力无法简单转化成军事力量。在将近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部落组织的骑兵驰骋出中亚，征服定居的农业文明，尽管农业文明更富裕，组织更复杂。这些群体中最有名的就是蒙古人。他们在13世纪初，杀出亚洲内陆的本国领土，征服当今的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波斯、整个宋朝中国、地中海东部和印度北部。

两项重大因素使这些征服成为可能：第一，马匹的驯化，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新大陆对此闻所未闻，直至西班牙的引进。第二，欧亚大陆的大部是相对平坦开阔的平原。蒙古人非凡的机动性，源自没有辎重队，主要以掠夺为生，掠夺对象是他们袭击的富有文明。游牧入侵者征服农业文化，导致文明反复循环于昌盛和衰败，成了中东、中国和与中亚接壤的其他地区的特点，如阿拉伯大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观察到的。

自然条件给这些和其他部落骑兵的扩张设限。在欧洲，蒙古人终于遇上一系列山脉，更重要的是，还遇上阻止马匹快速移动的茂密森林。在印度，他们的弓在恒河平原的温度和湿度中开裂。以马匹和骆驼为坐骑的阿拉伯人，在西非的征服受到孑孓蝇的阻碍；他们的马匹在森林地带因孑孓蝇而纷纷死去。这解释了穆斯林北部和基督教/万物有灵教南部之间的分界线，属于前者的西非国家是尼日利亚、贝宁、多哥、加纳和科特迪瓦。[11]中亚野蛮人的征服时期走到尽头，是因为欧洲人采用火药和大炮，身处防御阵地，就可在远距离消灭敌方骑兵。

从俄罗斯、波罗的海和东欧政治体走过的不同政治途径，也可看出地理和技术条件对政治的影响。俄罗斯是蒙古指挥官拔都和速不台在13世纪30年代征服的，所谓的“鞑靼轭”持续了整整二百五十年。蒙古人对俄罗斯臣民的福祉没有特别兴趣，先设立掠夺型国家，再通过一系列俄罗斯代理人来榨取贡物。蒙古人摧毁成形于基辅罗斯的新生国家，切断俄罗斯与拜占庭、中东和欧洲的学术交流和贸易，破坏俄罗斯的拜占庭—罗马法律传统。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时钟，在蒙古人入侵后的所谓的封禄期（appanage period）出现倒退；其时，权力分授给数百个小公国。结果是，在西欧提供有效地方政府的封建主义，无法在俄罗斯获得发展和巩固，甚至没有时间建造对捍卫封建权力来说至关重要的城堡。

地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帮助巩固强大的专制俄罗斯国家。在俄罗斯，国家享有的对社会的权威和权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欧专制政治体。莫斯科留里克王朝的伊凡三世（1440—1505）实施中央集权，后续的沙皇又投身于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俄罗斯草原的开放性，加上自由贵族的相对弱势，给了莫斯科公国巨大的先发优势。沙皇组织以服役贵族为基础的蒙古式轻骑兵，只碰上很少天然防御屏障，直到遇上波兰和立陶宛等组织良好的共同体，以及南部的土耳其人。像诺夫哥罗德那样的独立商业城市，在西欧的政治自由发展中非常重要，但在军事上绝不是对手，只得臣服于莫斯科的中央集权。

在地理影响欧洲政治自由的发展上，孟德斯鸠具有非常深刻的洞察力。他说：“自然分隔造就中等规模的众多民族。”不同于非洲，欧洲的地理促进强大国家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竞争，需要有良好法律的强大国家的兴起。如果没有这个局面，“国家反而会陷入衰败，成为邻国的猎物”。另一方面，欧洲的大山、大河和森林，又使任何一个国家难以取得绝对优势。结果是，没有一个征服者能以中国皇帝或俄罗斯沙皇那样的方式制服整个欧洲，使之臣服于单一的政治权威，欧洲地理中，有助于自由的另一偶然特征是有一座难以征服的邻近大岛，并且它积聚了大量财富和海上力量，足以抗衡企图主宰整个欧洲的其他国家。此事屡屡发生：英国在15世纪末顶住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17世纪顶住路易十四的扩张计划，在19世纪早期顶住了拿破仑，在20世纪顶住了希特勒。

三个地区

在下面章节中，我将追踪发展中世界三个地区的政治制度的发展：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

东亚当然是今日的大明星，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已成功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国也在赶超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最贫穷的地区，尽管在21世纪初，那里的部分国家也有出色的表现。拉丁美洲介于中间，充斥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它们似乎不会在短期内达到欧洲、北美和东北亚的高收入水平；不过，智利可能是一个例外。

如经济学家指出的，这些经济增长的成果，确实与殖民主义的制度遗产有关。地理和气候对殖民地当局当初能建立起来的制度产生很大影响。但地理不是宿命，每个地区都有很多挣脱邻国命运的显著案例，由于意识形态、政策和领袖的选择等其他因素，表现得更好或更坏，最终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一般来讲，有关殖民主义的文献过分强调殖民主义的遗产。当代的制度成果，乃至当代的发展成果，不但受殖民列强政策的影响，而且受早前本土制度性质的影响。特别是东亚近代的卓越表现，原因在于许多东亚国家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就已发展出强大的现代国家。这在中国和日本防止了外国势力的全盘征服和统辖。相比之下，在欧洲人征服之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半地区还是部落组织，剩下的“国家”也非常原始脆弱。所以，没有强大的本土国家传统，可作为殖民列强的发展基础。拉丁美洲再一次介于中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遇上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帝国。但这些政治体外强中干，以中国的标准看，一点儿也不现代。它们甚至在疾病施虐之前，差不多即刻就崩溃，留下几乎一片空白的制度遗迹，让新殖民国家在新大陆随心构建自己的封建制度。

[1] 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概述和生物学在理解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章。

[2] 有关将地理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最近研究，参见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华盛顿：世界银行，2008）。

[3]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热带的欠发达》（Tropical Underdevelopment）（马萨诸塞州剑桥：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8119号，2001年）；John L. Gallup和杰弗里·萨克斯，《疟疾的经济负担》（The Economic Burden of Malaria），载《美国热带医药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第64卷，第1—2期（2001年）：85—96页。

[4]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纽约：诺顿出版社，1997年）。

[5] 例如，参见North和Thomas，《西方世界的崛起》。

[6] Stanley L. Engerman和Kenneth L. Sokoloff，《新世界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制度和不同的增长道路：从美国经济史学家的角度看》（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载Stephen Haber编，《拉丁美洲何以变得落后：巴西和墨西哥经济史论文，1800—1914》（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ies of Brazil and Mexico, 1800-1914）（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Engerman和Sokoloff，《新世界经济的要素禀赋、不平等和发展道路》（Factor Endowments, Inequality,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Among New World Economies），载《经济》（Economia，英国会计师协会杂志）第3卷，第1期（2002年）：41—101页。Stephen Haber也作出基于平均降雨量的推测，认为适当降雨量的地区较能产生民主政府，因为这样的气候条件往往鼓励小农经济、较公平的土地分配乃至较分散的政治权力。无论是降雨量有限的沙漠地区，还是强降雨的热带地区，都比较不可能支持这一类农业。Stephen Haber，《降雨和民主：气候、技术乃至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演变》（Rainfall and Democracy: Climate, Techn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8月24日）。

[7]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比较发展中的殖民地起源：实证调查》（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91卷，第5期（2001年）：1369—1401页。这些研究结果已纳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

[8]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命运的逆转：现代世界收入分配形成中的地理和制度》（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载《经济学季刊》第107卷（2002年）：1231—1294页；David Eltis，Frank D. Lewis和Kenneth L. Sokoloff合编，《美洲发展中的奴隶制》（Slave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1—27页；Eric E. Williams，《资本主义和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4年），51—84页。

[9] 有关这种理论和其他理论的讨论，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5章；Robert L. Carneiro，《国家起源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载《科学》第159卷（1970年）：733—738页；Ian Morris，《为什么是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至今为止》（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纽约：FSG出版社，2010年）。

[10] 关于东南亚国家无法制服其腹地，参见James C. Scott，《不受统治的技艺：东南亚山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 Jack Goody，《非洲的技术、传统和国家》（Technology, Traditio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Jeffrey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39—41页。

第16章
白银、黄金和蔗糖

新大陆的资源和人口影响制度；西班牙制度的性质，以及马德里寻求将它们移植到新大陆；继承下来的阶级结构和种族削弱了法治和负责制

拉丁美洲是非西方世界中首先被欧洲人殖民的，也是有关政治制度起源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发源地。拉美大部分地区建立起高度不平等的威权政治制度，原因在于，经济生产以殖民者遇上的地理、气候和资源等物质条件为基础，具有“榨取”性质。根据这个观点，即使创建制度的经济和技术的原始条件开始改变，制度特征仍持续数百年。出现在北美的不同政治制度——更民主、更平等、在经济上更自由——反映出当地农业生产的不同条件。

这个基本故事是正确的。拉丁美洲的特点是不平等的“先天缺陷”，迄今还未恢复过来；但光以经济来解释制度的起源，还远远不够完整。拉丁美洲制度是多种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换句话说，专制和不自由的性质有多种来源，并不限于殖民者发现的物质条件。这并不是说，仿佛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在欧洲创建了自由平等的制度，只要条件允许，本来可以将之植入新大陆。事实上，它们只是试图在殖民地重建自己政治制度的翻版。在18世纪波旁王朝君主治下，西班牙的国内条件发生变化，引进一系列温和的自由改革。随着西班牙本身的自由化，输往美洲的制度类别也变得自由化了。

北美和拉美之间的真正差异，与其说是在开初的制度条件，倒不如说是在之后发生的事件。在16世纪初，所有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都是威权专制、等级分明和不平等的。但欧洲的国家在未来两个世纪中，经历众多暴力的战争和革命。首先，建立起一系列强大统一的现代国家；其次，在政治制度上发生变化，最终导致现代民主政体的兴起。在解释后续事件上，犹如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对狗不叫的评说，没有发生的与已经发生的，有时都很重要。在拉丁美洲，也有一只不叫的狗：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暴力，在塑造西欧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上非常关键，却没有波及新大陆。一方面，这是一件好事，拉丁美洲一直是比欧洲或亚洲更为和平的大陆。另一方面，它的政治制度因此而发展缓慢，古老形式的威权政府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不平等，也持续更长时间。

剥削

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不是出于战略原因，如欧洲列强19世纪末在非洲做的，也不想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新大陆居民。他们建立殖民地只是想致富，所以被吸引到人口众多的富庶地区，如阿兹特克和印加（Inca）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所在地。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天的墨西哥城）位于墨西哥谷，在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s）抵达时，可能已有一百万人，外加周围乡村的数百万。印加帝国从厄瓜多尔延伸至智利北部，涵盖多达一千万人口。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设置两个总督辖区，正是因为那里有珍贵的黄金和白银，还因为能征用密集的当地人口充当奴工。

西班牙人先掠夺所征服的帝国以利己。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Atahualpa）被告知，为了赎命，必须装满一房间的金银。他做到了，但还是遭到西班牙人的杀害。到这些资源耗尽时，他们又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发现银矿，在秘鲁的万卡韦利卡（Huancavelica）找到汞矿，在安第斯山脉的波托西（Potosi）发现银山（当时在上秘鲁，今日在玻利维亚）。

在法律上，原住民被认为是西班牙皇家的完整臣民，其产权获得的法律保护无异于欧洲人。托管权（encomienda）可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该制度让西班牙国王向征服者赠予原住民而非土地。在这种情形下，原住民必须工作，以换取家长式保护。在有些情况中，教会试图与西班牙王室的地方代表携手，保护原住民免遭新移民的虐待。但在实践中，这些法律保护措施没有得到遵守。在西班牙定居者社区的带头下，事实上的奴隶制成了普遍做法。16世纪晚期，在总督弗朗西斯科·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的治理下，印加的劳役制度（mita）被修改成更严厉的强制劳动，要求劳工长期离开当地社区，忍受矿中极其危险的工作条件。殖民当局还强制已经稳步下降的人口迁移到所谓的“归化区”（reducciones），以便更好地控制和征召劳工。[1]

拉丁美洲的精英是西班牙殖民当局者——出生在半岛的（peninsulares）——以及被称为克里奥尔的白人定居者。西班牙的早期政策试图凭借不赠予土地的托管权制度，来阻止土地贵族的兴起。但克里奥尔还是凭借山高皇帝远的优势当上了大地主，其过程因长子继承制（mayorazgo）而获得加速。这个长子继承制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允许地主家庭集中和扩充手中的土地；获得进口的还有另一项举措，那就是地主更愿意住在城市而不是自己的庄园，控制农民劳工的是代表缺席地主利益的经理。

精英的另一部分是获益于贸易的商人，他们的垄断权是重商主义的官方赋予的。这两个群体互为共生，商人将地主生产的主要产品，出口到受保护的市场，以获得稳定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市民—商人精英，像旧政权法国和西班牙的精英一样，向愈益虚弱的哈布斯堡殖民政权购买爵位和公职，以巩固自身权力。[2]

拉丁美洲的种族和人种的巨大分隔，使阶级差别变得根深蒂固。借用历史学家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的话：“因为墨西哥人和秘鲁人扮演了欧洲工人阶级的角色，西班牙美洲就没有了白人无产阶级。这使西班牙殖民地不同于已成‘纯粹’欧洲定居地的北美殖民地。”[3]阶级差别与人种和族群差别相互重叠，使穷人和富人一目了然。更确切地说，由于通婚的普遍程度，从白色到黑色构成了一个浅深不同的连续体，标识着社会阶梯上的每一个层级。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社会分层塑造着拉丁美洲的政治，至今在许多方面仍然如此。

奴隶制—种植园综合体

如果说有哪个地方气候与地理有着直接的政治影响，那么种植园综合体的出现就提供了例子，它要把热带农产品出口到欧洲去，特别是蔗糖。蔗糖不同于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不适合家庭种植，因为人们无法以吃蔗糖为生。它是纯粹的出口作物，需要在种植地获得就近加工和大量投资，并从规模经济中受益。它最适宜长在潮湿炎热的气候中，如热带或亚热带。15世纪初，甘蔗栽培在葡萄牙和欧洲南部其他地区出现，很快转移到葡萄牙在西非的殖民地，如圣多美（S?o Tomé）。在那里它开始了与非洲奴隶发生了命中注定的关联，因为刚果和贝宁王国就近向甘蔗种植园提供劳工。[4]

欧洲人15世纪晚期抵达西非时，奴隶制已在那里存在好几个世纪，主要是北非和中东之间跨撒哈拉贸易的结果。葡萄牙人发现附近有不少奴隶，便让他们在圣多美的甘蔗种植园工作。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让葡萄牙拥有现在的巴西，这一劳工制度证明是可以出口的。不同于秘鲁和墨西哥，葡萄牙在新大陆只发现很少的金银，人口也不是很多。但巴西东北部有完美的气候，适合葡萄牙人从非洲引进甘蔗。从西非运奴隶来巴西新建的殖民地很方便，因为那里的盛行风使从东向西的航程变得非常容易。而大西洋北部的航程比较困难，因为当地的盛行风朝相反的方向吹。在热带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奴隶人口繁殖得太慢，无法维持一定数量，所以出现三角贸易：非洲奴隶出口到巴西，蔗糖和像朗姆酒那样的蔗糖产品出口到欧洲，欧洲再将制成品出口到非洲，以换取更多奴隶。

今天巴西是新兴市场金砖四国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以及拉丁美洲的工业重地，但它的起源却是基于奴工的种植园殖民地。葡萄牙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资源以西班牙治理墨西哥和秘鲁的方式来治理巴西，只好将权力和土地批给一组“授地舰长”（captain donatory）。他们在自己控制的领地上，俨然就是君主。这些授地非常广阔，沿海岸延伸一百三十英里，深入内地五百英里。事实上的权力落在强大而粗野的种植主阶级手中。他们拥有奴隶，到16世纪末，已在相对松散的政治体系中积聚了大量政治权力。[5]

蔗糖革命的第二阶段发生在往北一些的加勒比海，那里的条件和贸易风有利于到英国和北欧其他地区的出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遇到的加勒比（Carib）和阿拉瓦克（Arawak）原住民，早已死于疾病，极少数后裔融入白人或奴隶的定居者群体。自16世纪中叶开始，巴巴多斯、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和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成为巨大的出口工业中心。之后，这个中心西移至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今海地）、牙买加和波多黎各，最后才抵达古巴。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甚至丹麦，都参与殖民和建立种植园的活动。投资于种植园的商业公司，一开始对白人契约劳工和非洲奴隶一视同仁，但之后发现，后者比欧洲人更能抵抗当地疾病，并能在更苛刻条件下工作。但这并不等于非洲人在新大陆的兴旺；像巴西的情形一样，加勒比海的奴隶人口也无法补充自己，必须依赖来自非洲的新人。结果，从1600年到1820年，运到美洲的非洲人是欧洲白人的五倍。[6]对新兴的跨大西洋商业经济来说，奴隶制是不可或缺的。英国奴隶制殖民地的出口值，几乎是非奴隶制殖民地的十倍。[7]

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所谓的“种植园综合体”，以及因此而孵化出的奴隶制，其兴起与气候和地理有清晰的关联。在哪里会出现奴隶制，与殖民列强的身份没有关系。更为自由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像专制的西班牙人一样，都渴望参与这项贸易。

如果有个历史事件，能证明自然条件对制度的重要性，那就是奴隶制和棉花在美国南部的兴起。美国独立战争时，奴隶制存在于整个美国，包括北部殖民地。但那时很多人认为奴隶制是即将死亡的制度。尽管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拥有奴隶，但利用奴隶种植像烟草和小麦那样的农作物，在经济上并不特别划算。

所有这一切因棉花在美国南部的传播而发生巨大变化，19世纪初，轧棉机的发明，以及英国新兴纺织工业对原棉的大量需求，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变化。像蔗糖一样，棉花受益于大种植园的规模经济，从而重燃对奴隶的需求。跟加勒比海和巴西不一样的是，美国大陆的奴隶人口繁殖得很快。虽然奴隶贸易结束于1807年，奴隶劳工仍在不断增加，愈益成为本地资本的重要来源。

历史学家对北美的奴隶制经济有长期辩论，经常还非常激烈。有些人追随南北战争之前的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经济效率低下，在同等条件下无法与自由劳工竞争，终将在自由市场中自行消亡。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驱动南北战争的，与其说是有关奴隶制的道德考量，倒不如说是自由劳工和奴役劳工的竞争。不过，总的来说，直到南北战争前夕，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生产，似乎是颇具竞争性的经济企业；只是在战争和奴隶制取消之后，与北方相比，南方的人均收入才开始下降。[8]

强大的经济利益在北美奴隶制中涌现，很快压倒英国定居者带来的民主和平等的政治倾向。南北战争之前，“特殊制度”的南方捍卫者为了给奴隶制辩护，以圣经为依据提出许多新奇论据，从人种的自然秩序，到简单炮制的等级和人种支配的传统。亚伯拉罕·林肯会强调，这些理论和“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主旨相矛盾，可是，它还是挡不住经济自利成为压倒性的原则。

本土国家

拉丁美洲制度发展问题上的一大疑惑是，在塑造后续发展中，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本土政治制度为何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拉丁美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无论是从欧洲进口的，还是因应当地条件自创的。欧洲移民在热带非洲和东南亚大部也受疾病的限制，一如在加勒比海的情形。在世界其他地区——南亚、中东和东亚——已有大量原住民，经常还组织良好，难以驱走，所以大规模的欧洲移民受到阻碍，或进展缓慢。在西班牙新大陆帝国的核心区域——墨西哥和秘鲁——限制定居的不是疾病，而应是组织起来的当地人口。不同于北美的游牧部落社会，以及阿根廷和智利抵抗白人殖民者的马普切人（Mapuche），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已组成国家层次的复杂社会，可在很大范围内行使中央权威。只是他们权力崩溃的速度和彻底——如威廉·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和贾雷德·戴蒙德等学者描述的——相当惊人。[9]皮萨罗率领仅一百六十八名西班牙军人，却击败指挥可能达八万军队的印加王阿塔瓦尔帕，自己竟无一人伤亡。

戴蒙德将之归功于技术因素，如西班牙人拥有印加人没有的马匹、步枪和钢剑，以及在战术上的突然袭击。众所周知，西班牙人带来摧残土著人口的旧大陆疾病，最终杀死90%的当地居民。[10]

有关阿兹特克和印加崩溃的叙述，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指出，在美洲其他地区，欧洲人在当地更原始的群体面前享有类似的技术优势，为了打败他们，却花了几十年。从长远看，疾病在原住民文明的最终消亡中肯定是一大因素，但当地人口的灾难性下滑，要等到16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离阿兹特克和印加的政治崩溃已有相当的间隔。现在看来，真正的解释必须涉及政治和制度。尽管这会有后见之明的嫌疑，但崩溃的事实表明，这两个文明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么制度化。

如果我们将阿兹特克或印加的国家与中国作比较，就会看得一目了然。中国在东周时期，尤其在长达五百年的狂暴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逐渐脱离部落群体。中国北部的政治体总数从大约一千个减少至七个，每一个都发展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中国在秦汉时期获得统一，前者是在公元前221年，后者是在公元前202年。在秦汉一统期间，组成中国的不单是早期战国七雄的残存，还有分布各地的部落和贵族势力。汉朝官僚体系模仿秦国，花了近二百年时间来肃清这些地方势力，建立统一的现代行政制度，治下的人口总数可与同期罗马帝国媲美。

新大陆本土帝国的政治发展水平，与其说像中国汉朝，倒不如说像东周中叶。无论阿兹特克帝国还是印加帝国，组织层次仍是地方性的分支世系制（如印加土地上的“阿伊鲁”氏族ayllu，这种社会单位至今依然存在于玻利维亚和秘鲁高地）和部落联盟。在这两个帝国中，种族是高度混杂的，使用相关但往往互不相通的语言。阿兹特克帝国是通过征服创建起来的，比科尔特斯的到来早了几个世纪。印加帝国的创建，比西班牙人的到来仅仅早了几十年。这两个帝国都通过镇压来维持统治——尤其是广泛拿臣服者用作生人祭的阿兹特克人。这使西班牙征服者很容易找到本土盟友，那些盟友踊跃加入与本土统治者的战斗，以求得自己的解放。科尔特斯与特拉斯卡拉人（Tlaxcala）和托托纳克人（Totonacs）建立联盟，与数万土著战士一起，向特诺奇蒂特兰城发起进攻。皮萨罗在秘鲁的情形也是如此，不久前，两位印加王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尔（Huáscar），为继承萨帕印加（Sapa Inca，即最高领袖）的宝座而发生流血冲突。恰如墨西哥的情形，西班牙人也利用印加的内部分裂。在击败印加王子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的最后战役中，本土盟友还证明是关键因素。阿马鲁设法在18世纪发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在当代秘鲁仍是本土骄傲的象征。

阿兹特克和印加有时被描述为拥有“官僚机构”，但它们的行政发展水平远远比不上中国西汉中叶，最明显的也许是语言。中国行政官员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商朝（先于周朝），就以书面形式互相沟通。相比之下，阿兹特克人有被称为文字雏形的象形文字，可用于祭祀，但无法用于官僚等级体系中的常规通信。印加人没有书面语言可言，仅有名叫奇普（quipu）的彩色结绳体系，用来记录统计信息，要与帝国边远地区进行交流，就必须依赖使用克丘亚（Quechua）口语的使者。这意味着，这两个本土文明无法创建类似中国典籍的文献库，作为官僚教育的共同课程和文化认同的基础。更不用说，这两个新大陆文明无法像中国一样，颁布书面法律，让复杂的官僚等级体系来监管，以渗透各自的社会。[11]

所以，存在于墨西哥和秘鲁的文明，似乎更接近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孔雀王朝，而不是同期的秦汉文明。在阿育王领导下的孔雀王朝，以武力成功统一北部三分之二的印度次大陆，但在三代以内就衰落了，因为他们从来没能建立强大的行政体系。像印加人一样，他们没有用于行政管理的书面语言。[12]这两个新大陆帝国覆盖广袤的领土，却非常软弱。一旦西班牙人击败并杀死作为军事集权象征的蒙特苏马（Montezuma）和阿塔瓦尔帕，帝国就分崩瓦解，分裂成其组成部分的种族和部落的群体，再也无法重组。在这些从属群体中，许多只是将忠诚从他们的本土领袖转移到西班牙人身上。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原住民因欧亚疾病而遭受灾难性人口下降之前，而人口下降封死了任何幸存制度的命运。墨西哥人口从科尔特斯到来时的一千万，下降到1585年的两百万，到16世纪初更降至一百万。秘鲁人口从征服前的九百万降到1580年的一百万多一点，到1620年更降至六十万。[13]

新大陆的本土文化以各种方式塑造当代拉丁美洲，从墨西哥的亡灵节仪式，到安第斯山脉特有的阿伊鲁氏族组织。不过，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层次的本土组织相比，前哥伦布文明的较高层次的政治遗产发挥的作用小得多。

弱的专制主义

地理和气候并不是决定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唯一因素。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试图将自己的制度出口到殖民地。

率先在新大陆开创殖民地的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本书上一卷中被定为弱的专制主义。从1520年开始，西班牙国王击败当时的公社叛乱（Comunero revolt），削弱西班牙议会（Cortes），实施宫廷的集权，但仍受制于既有的法律制度。因为在西班牙，法律制度的罗马根源比西欧其他地区更深入人心。查理五世虽然在新旧大陆都获得庞大帝国，但拥有的合法征税权力仅局限于卡斯提尔一地。由此，他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昂贵军费，只好让卡斯提尔独家承担。在16世纪，这导致向外国银行家的大量借款。西班牙皇家一再破产，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满足收入需求。像法国一样，西班牙最终也向富裕精英出售公职，使腐败合法化，削弱国家以非人格化方式统一施政的能力。强大的专制国家享有自主性，能掌控治下的精英；但西班牙政府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遭到治下精英的攫取。[14]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新大陆黄金和白银出口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但西班牙政府颁布严格的规则，以限制经济交换——这被称为重商主义——它错误地认为，这将使来自殖民地的收入最大化。新大陆的出口必须先行抵达西班牙，事实上是唯一港口，必须使用西班牙的运输船只，殖民地也不得与西班牙制造商竞争。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证明的，重商主义导致极端低效，非常不利于经济增长。它也有很明显的政治后果：能够进入市场和经济投资的仅局限于国家偏爱的个人或公司。这意味着，个人的致富道路需要通过国家和政治的影响力。这导致寻租心态，而不是创业心态，大量精力都花在寻求政治支持上，而不是如何开发创造财富的新企业。在这个体系中涌现出来的地主和商人阶级，凭借国家的政治保护而变得富有。

西班牙统治在新大陆的正式机构是以印度理事会（Real y Supremo Consejo de las Indias）为中心的威权体系。这个理事会和负责经济事务的贸易院（Casa de Contratación）一起编写法律，颁布法令——到1600年已累计四十万条。制衡这些行政机构的是并行的行政法院（audiencia）体系，由律师或法官主持。他们不得与当地女子结婚，也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干涉他们主持地区的政治。[15]到了16和17世纪，由于财政的拮据和愈益争权的克里奥尔的抵制，这种结构逐渐消亡。

西班牙政府可能希望塑造新大陆制度，但没有足够的权力或权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殖民地。这个问题典型地体现在“服从但不执行”（Obedézcase, pero no se cumpla）的流行语中。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重新征服摩尔人的，并不是正在现代化的国家，而是遵循皇家合同的“自由骑士”（free-lance）。他们中的许多人，如科尔特斯和征服秘鲁的皮萨罗，都是半独立的代理人。西班牙王室花了16世纪大部分时间试图控制他们，使用像托管权那样的制度，向殖民者赠予原住民而非土地。此时，处身欧洲半岛的本土政府因欧洲和地中海的战争而债台高筑，本身变得日益衰弱。西班牙采纳的公职出售的办法，也逐渐出口到新大陆殖民地，使权力平衡偏向地方精英。此前是民选的地方政府的理事会和市政会的职位，到1600年实行公开出售，成为世袭的特权。国家的制度化由此发生倒退，其官僚体系从现代的变成家族式的。

思想在制度演变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殖民统治第一个世纪中，没有西班牙的霍布斯和洛克来告诉定居者：他们拥有自然和普遍的人权。作为替代品，他们拥有继承或购买得来的封建特权。与北美的英国殖民者相比，拉丁美洲的克里奥尔更有可能要求保护自己的特权，而不是自己的人权。[16]

詹姆斯·马奥尼指出，到1600年开明的波旁时期，西班牙出口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西班牙王室配合在欧洲半岛发生的改革，从17世纪50年代起，禁止行政法院席位的买卖——其中大多数由克里奥尔购得——并开始让更专业人士主持行政法院，他们来自欧洲，职位是委任而不是购得的。从法国借鉴来的总督制度也扩展到殖民地，以任命的专业代表代替地方上买来的行政长官和市长。贸易也因查理三世的《自由贸易法》而获得开放：对港口和运输船只的限制被取消，与北美的直接贸易变得合法化。其他方面的努力，包括削弱秘鲁和墨西哥的商人垄断，以增加经济体系中新参与者的竞争能力。[17]

这些新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帝国重心开始从秘鲁和墨西哥的旧中心，往南移向温暖的更适合定居的阿根廷和智利。阿根廷原先只是秘鲁总督辖区的一部，到1676年开始有自己的总督辖区。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人口到1800年已增长至五万。贸易因告别重商主义而有显著增长，从1682年到1696年，出口到西班牙的货物价值增加了十倍。针对这日益繁荣的前景，欧洲移民开始改变目的地，涌到这些新区域，构成新的社会群体，完全不同于旧精英的克里奥尔地主和商人。这些移民带来更自由的思想，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恶性冲突做好了准备。这个冲突支配了独立后拉丁美洲的政治。[18]

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想再一次变得重要。它们带来的平等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使奴隶制在道义上越来越难以接受。当然，美国大革命没有对美国殖民地的奴隶制产生直接影响，但给定居于整个新大陆的人们带来摆脱欧洲监护的念头，帮助促使法国的破产，为1789年大革命打下基础。法国大革命对奴隶制殖民地的圣多明各产生了即刻的直接影响。1791年，圣多明各在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的领导下，爆发了奴隶反抗，持续了好几个阶段后，在1804年赢得彻底独立，建立以奴隶领袖为首的新国家海地。英国议会于1807年终止奴隶贸易，在随后几十年中，派遣英国海军到非洲海岸，以执行对奴隶贸易的禁令。宗教思想也是关键，如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对新教福音派的皈依，促使他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奴隶制在英国殖民地持续到1833年的《奴隶制废除法》，在美国持续到1865年第十三条修正案的通过，在古巴持续到1886年，在巴西持续到1888年。

拉丁美洲的先天缺陷

拉丁美洲天生就有缺陷。西班牙和葡萄牙把自己的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制度带到新大陆，以应对在当地找到的经济机会。它们在这样做时，不仅复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阶级结构，还复制了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其中的威权国家遭受地方精英的部分攫取，以致无法对精英行使支配。这种阶级结构与欧洲相比有一个重大差异，那就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阶级与人种和种族划分相对应，变得更加难以克服。

拉丁美洲国家19世纪初开始从宗主国赢得独立，它们继承了这一遗产。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宪法大多数在名义上是代议制的，事实上还有不少以美国1787年建立的总统制为蓝本。但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在维持稳定的民主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上，都遇上了大问题。

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的长期表现不佳，与背后的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阶级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均，造成尖锐的政治两极化，19世纪对立的两极是自由派和保守派，20世纪是保守派政府和马克思主义或民粹主义对手。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发生于不同时期，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叶，不少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发达世界的差距。但政治不稳定打断正常的经济生活，逆转早期的成果，使差距重新增大。经济精英支配名义上是民主的政治体制，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阻止经济机会的民主化。[19]

在墨西哥可清楚看到历史遗产的影响，它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在新大陆的两个总督辖区之一。在18世纪波旁王朝的治理下，经济自由化的努力只取得有限的效果，因为墨西哥城的经济精英奋起反对新来者，以保护自己的地位。不同于新开发的阿根廷，流动的雇佣劳工制度始终没能在墨西哥乡村扎根。相反，大地主通过债务劳工等半强制手段控制了广大农民。[20]

墨西哥独立战争开始于1810年，其时，18世纪的矿业繁荣已经放缓。下一章将予以详述，它开始时只是一场社会革命，以两位神父以及他们贫穷的信徒为主，旷日持久，动荡不断。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摧毁了作为墨西哥出口主要来源的采矿业。[21]动荡之后，墨西哥在政治上仍然相当不稳，在此后四十年中见证了六次政变和一系列独裁军阀。

美国大革命只是暂时打乱经济增长。相比之下，墨西哥的经济恢复还要等到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的崛起。他统治墨西哥长达三十五年（1876—1911），被称为波费里奥独裁。他接手的是因几十年冲突和低增长而基本破产的国家，急需经济盟友。他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创建银行业，让少数与政府挂钩的银行赚到大钱，从而让政府有资源来制止无法无天的状态，提供必要的政治稳定。这段促成经济增长的非常时期，让墨西哥部分赶上北美，以及像阿根廷那样更为自由的新兴大国。但迪亚斯建立的不是开放或自由的经济秩序，而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旧日的重商主义体系，只是操作人不再是西班牙王室，而是换成了地方精英。[22]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它都没有赋权给墨西哥大众。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终于在墨西哥革命中爆发，这次动荡导致迪亚斯在1911年被推翻，动荡持续至1916年。事实上，墨西哥获得真正的稳定，还要等到革命制度党在20世纪40年代的兴起。这意味着，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经济增长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在开倒车。

革命制度党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政党，掌控墨西哥政治直到2000年，总统宝座被国家行动党（Partido Acción Nacional）的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取得。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墨西哥再一次拉近与美国的差距。但不平等和阶级的根本问题仍没得到解决。革命制度党确有显著成绩：它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重大的土地改革，解散墨西哥的大庄园；同样重要的是，它还继续对哥伦布到来之前的象征物实施革命性的复兴，培养强烈的民族认同。不过，它是通过依附主义赢得稳定的，向自己偏爱的政治团体分发国家资源，从而限制竞争，阻止墨西哥发展出具竞争力的私营部门。墨西哥经济已大幅放宽（特别是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后），但仍以大寡头垄断和新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为主。革命制度党经过十二年的缺席，在2012年重返洛皮诺斯总统官邸（Los Pinos），希望能在这次更致力于认真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关键的能源部门的自由化。

气候和地理是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根源。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处建立榨取性奴隶经济，留下不平等的遗产。这项遗产在最后一个银矿关闭后仍在负隅顽抗，使北美风格的开放型经济迟迟不能到来。

物质条件影响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性质，但并没有将之完全封死。正式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朝民主的方向演变，正如欧洲的情形。更为僵化不变的是阶级结构，它将人口分割成较白较富的精英和更穷更黑的大众，正是这一结构在塑造着正规制度的运行方式。这意味着，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形式上的民主，所导致的不一定是普通民众享有权利，而是精英对民主政治体制的间接掌控，用以维持社会现状。

[1]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国，1492—1830》（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23页； James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69—70页；D. K. Fieldhouse，《殖民帝国：从18世纪起的比较调查》第2版（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2年），22—23页。

[2]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41—42页；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63页。

[3] Fieldhouse，《殖民帝国》，14页。

[4] Philip D. Curtin，《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大西洋历史论文》第2版（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2nd e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16—25页。

[5] Philip D. Curtin，《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大西洋历史论文》第2版（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2nd e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42—45页；Thomas E. Skidmore和Peter H. Smith，《现代拉丁美洲》第6版（Modern Latin America, 6th ed.）（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22—26页。

[6] Gavin Wright，《奴隶制和美国经济发展》（Slaver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14页。Philip D. Curtin指出，在17世纪80年代，蔗糖小岛巴巴多斯的人口超过美国马萨诸塞州或弗吉尼亚州，是英国人口密度的四倍。参见《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83页。

[7] Wright，《奴隶制和美国经济发展》，16页。

[8] 以为奴隶制效率低下的是Ulrich B. Phillips，《美国黑人奴隶制》（American Negro Slavery）（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66年）；以为奴隶制经济可行的是Alfred H. Conrad和John R. Meyer，《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评论》（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 Comment），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66卷，第2期（1979年）：95—130页；Robert W. Fogel和 Stanley Engerman，《十字架上的时间：美国的黑人奴隶制经济》（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波士顿: 小布朗出版社，1974年）；Robert W. Fogel和 Stanley L. Engerman，《解释内战前南方奴隶制农业的相对有效》（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67卷，第3期（1977年）：275—296页。

[9] William H. Prescott，《秘鲁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费城：J. B. Lippincott出版社，1902年）；Prescott，《墨西哥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费城：J. B. Lippincott出版社，1904年）；Hugh Thomas，《征服墨西哥》（The Conquest of Mexico）（伦敦：Hutchinson出版社，1993年）；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

[10] 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67—81页。

[11] Ferrel Heady，《公共行政：比较的角度》第6版（Public Administ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6th ed.）（纽约：Marcel Dekker出版社，2001年），163—164页；Jean-Claude Garcia-Zamor，《阿兹特克人、印加人、玛雅人的行政实践：现代行政发展的教训》（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of the Aztecs, Incas, and Mayas: Lessons for Modern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载《公共行政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第21卷，第1期（1998年）：145—171页。考古学家认为，早期西班牙观察家将印加土地上的道路网络视作军事官僚的庞大设施，但它们的使用实际上倾向于宗教礼仪。目前尚不清楚，印加帝国的官僚制度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参见Craig Morris，《印加在秘鲁中部高地的基础设施》（The Infrastructure of Inka Control in the Peruvian Central Highlands），载George A. Collier, Renato I. Rosaldo和 John D. Wirth合编，《印加和阿兹特克国家，1400—1800：人类学和历史学》（The Inca and Aztec States, 1400—1800: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纽约：科学出版社，1982年）。

[12] 有关孔雀王朝以及印度和中国的比较，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63—188页。

[13]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60页，68页； 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210—214页。

[14] 有关这些发展的解说，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8章。

[15] Fieldhouse，《殖民帝国》，16页；Curtin，《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62—63页。

[16]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59—60页。

[17]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44—47页；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第6版，26—27页。

[18]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46—49页；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27—28页。

[19] 有关这个过程的概述，参见福山编，《落后：解释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Falling Behind: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章。

[20]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43—146页。

[21] Enrique Cárdenas，《宏观解读19世纪的墨西哥》（A Macro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Mexico），载哈伯编，《拉丁美洲何以变得落后：巴西和墨西哥经济史论文，1800—1914》，66—74页；John H. Coatsworth，《19世纪墨西哥经济增长的障碍》（Obstacles to Economic Growth in Nineteenth-Century Mexico），载《美国历史学评论》第83卷（1978年）：80—100页。

[22] Jeffrey Bortz和Stephen Haber，《新制度经济学和拉丁美洲经济史》（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Noel Maurer和Stephen Haber，《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银行、金融市场和墨西哥工业化，1878—1913年》（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Banks, Financial Markets, and Mexican Industrialization, 1878-1913），载Jeffrey Bortz和Stephen Haber合编，《墨西哥经济，1870—1930：制度、革命和增长的经济史论文》（The Mexican Economy, 1870—1930: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Revolution, and Growth）（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17章
不叫的狗

战争对中国和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却少见于拉丁美洲；为什么在拉美激发国家现代化的因素非常弱；拉丁美洲经历较低水平的暴力，我们应否感到遗憾

要说拉丁美洲的先天缺陷是社会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始于1808年，其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享有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平等。除了比较自由的英国和荷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农业秩序，执政的是享有盘根错节特权的封建精英。中国没有封建主义，但有强大的威权国家，一个地主阶层，以及大批依赖他人的穷苦农民。其他所有的农业大帝国，如印度、土耳其、波斯和东南亚王国，也都如此。北美是世界上少有的无须受困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的地区之一，至少对它的白人人口而言是这样。除了法国，还没有哪个地方拥有现代国家。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有些国家朝着非常不同的方向发生演变。普鲁士、丹麦、荷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跟随法国，建立起韦伯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法国大革命不仅释放出了大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且提供了认同的新形式，即共享的语言和文化。对新兴的民主大众来说，它成了认同的核心纽带。这种现象被称为民族主义，导致欧洲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分。以语言族群团结为原则的国家，取代因通婚和封建义务而连在一起的王朝国家。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征兵制，代表这些趋势的首次汇合：巴黎的革命政府能调动相当数量的强壮男性来捍卫法国。在拿破仑的统率下，这支动员起来的国家力量征服了欧洲的大部。

拉丁美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有趣之处，与“不叫的狗”有关。可以说除了智利这个例外，像法国和普鲁士那样的强大国家从未在拉美地区出现。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也没以欧洲的形式喷涌出来。在欧洲，整个人口可能会在愤怒中觉醒，奋起反对他们的邻国。除了一二例外，拉丁美洲国家从未获得支配和调动自己人口的能力。在许多方面，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赢得解放的新独立政府，与前殖民政府非常相像。旧政权西班牙的特点是弱的专制主义：国家是中央集权和专制的，但在能力上相对孱弱，无法支配自己的精英。许多独立后的拉丁美洲新政府在名义上是民主的，但从未能发展出中等以上的国家能力。作为未能建成现代国家的特征，拉丁美洲国家无法从自己人口征得相当水平的税收。结果，政府像旧政权西班牙一样，只好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应付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是变相的税收，造成居民不得不承受的许多扭曲和不公。与其他任何地区相比，通货膨胀更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拉丁美洲的标记。

为什么强大的现代国家不能像在欧洲那样在拉丁美洲出现？如果有能解释这结果的单一原因，那就是，新大陆相对缺乏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们看到，战争和战争的准备是中国、普鲁士和法国创建现代国家的关键。甚至在美国，20世纪驱动国家建设的，仍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欧洲自1945年以来一直处于和平之中，但先前几个世纪的特征却是国家之间频繁激烈的暴力。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主要政治行为——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都包含高度的暴力，高潮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拉丁美洲当然也有大量暴力：今天，贩毒集团、街头帮派和游击队组织的残余，经常在当地出没，所有这些给当地人带来莫大痛苦。但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上，与欧洲相比，拉丁美洲一直是和平的所在。对它来说，这是上天的赐福，但同时也留下了制度上的问题。

和平的大陆

社会学家米格尔·森特诺（Miguel Centeno）通过资料显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拉丁美洲一直比欧洲、北美和亚洲更为太平。以累积的战斗死亡数（见图13）、死亡率、为战争而动员的人口百分比和战争强度（即一年中的伤亡率，见图14）为标准，这个结论是真实的。他还指出另外两个事实：第一，暴力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使拉丁美洲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太平的地区之一；第二，拉丁美洲的暴力往往发生于民间，而不是在国家之间。森特诺进一步指出，拉丁美洲的战争发生时，在性质上往往是有限的，很少涉及整个人口的大规模动员，如法国大革命之后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那样。[1]

拉丁美洲确实经历的战争有两波。第一次是从西班牙独立出来，导火索不是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而是法国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占领，以及拿破仑让哥哥约瑟夫在西班牙登基，在1808—1810年之间取代波旁王室。葡萄牙君主将政府所在地从里斯本搬到里约热内卢，一俟拿破仑战败后再搬回半岛。合法权威在宗主国的崩溃，引发克里奥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和墨西哥北部的起义。一开始，保皇势力还能成功镇压。波旁王室的斐迪南七世在1815年重回西班牙王位。随之，第二波起义爆发，导致几乎整个南美洲在19世纪20年代中获得独立。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比美国大革命持续更长时间，给基础设施带来更大损害，使经济在19世纪上半叶大部分时期出现倒退。这些战争最显著的特征是，很少触动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对国家建设带来极为有限的影响。

图13. 累积的战斗死亡数

来源：米格尔·森特诺，《血和债：拉丁美洲的战争和民族国家》

图14. 各地区的战争

来源：来源：米格尔·森特诺，《血和债：拉丁美洲的战争和民族国家》

保守群体几乎在每个新独立国家中都占据了支配地位，表明社会革命的缺席。反讽的是，委内瑞拉的民粹主义总统查韦斯，把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几乎神化成了一个左派英雄。玻利瓦尔出身富裕的克里奥尔家庭，在击败西班牙军队中确有英勇的军事表现，但也有前后不一致的政治承诺。他有时表达自由见解，有时又坚持更专制的观念，而社会革命排在他想做的事的末位。解放美洲南部的另一位军事天才何塞·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也是如此，他提议在西班牙统治结束后，在秘鲁建立君主制政府。真正倡导社会革命的只有两名神父，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和何塞·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他们组织动员一支本土和混血儿的穷人军队，对墨西哥城的克里奥尔精英造成威胁。莫雷洛斯的纲领承诺：“在新政府的治理下，除了出生在半岛的人，其余的将不再有印第安人、黑白混血儿（mulatto）和黄白混血儿（mestizo）的称号，统统叫做美洲人。”

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最终都被捕处死，运动也被镇压。当地的克里奥尔精英，鉴于已回西班牙的斐迪南七世同意接受1812年自由宪章，而决定支持墨西哥和秘鲁的独立。对他们来说，独立意味着，可防止自由主义改革向新大陆蔓延。[2]相比之下，美国大革命的发起者是彻底的自由民主派。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虽没引发社会革命，却在新国家的制度中嵌入了民主原则。尽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领袖感到非采纳正式的民主制度不可，但他们更为保守，更不愿搅乱当地的阶级结构。

独立带来国家建设的艰巨任务。西班牙帝国的各组成部分试图各自建立起独立的新政治秩序。在欧洲，这意味着某些政治单元的重新分割，并将另外一些合并成更为集权的政治体。玻利瓦尔在1819年创建叫做大哥伦比亚的实体，包括当今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拿马、秘鲁北部、厄瓜多尔和巴西的部分地区。这个广袤的区域，遍布山脉和丛林，妨碍了中央集权的出现，到1830年又分裂成各自独立的国家（1903年巴拿马也在美国帮助下脱离哥伦比亚）。同样，领导墨西哥独立的阿古斯汀·德·伊图尔维德（Agustín de Iturbide）封自己为皇帝，领土还包括中美洲。到1823年，中美洲作为统一的中美洲联邦共和国分离出去，很快又解体为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几个独立国家。后来，虽有好几次重新统一的努力，但都遭到有关各国的反对。这些新政治体往往对应于早前西班牙帝国的行政区，但没有像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强烈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已被分割成地方封地的阿根廷和墨西哥，在数位专制统治者的手中重新获得统一。其中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他逐步平息地方上的反叛，建立起中央集权政府。[3]

国家之间战争的第二波发生于19世纪中叶，可被看作独立后领土重新洗牌的压轴戏。为了控制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的出海口，阿根廷和巴西发生一系列武装冲突，最终导致乌拉圭1828年诞生为独立的缓冲国家。接下来，两国为了取得对乌拉圭的影响力又发生争执，引起为保护自己商业利益的英国和法国的干预。巴西和阿根廷还卷入三国同盟大战（War of the Triple Alliance）。那是一个奇怪的冲突，让这两个大国对抗贫穷的巴拉圭。对巴拉圭来说，这是彻底的灾难，自那以后，它“就在地缘政治的地图上……被挪走了”。[4]

当时另外两个主要的冲突分别是美墨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前者的结果是，迅速扩张的美国自墨西哥那里夺走从得克萨斯到加州的整块土地。后者的结果是，在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三个参战国中，智利赢得阿塔卡马地区（Atacama）的丰富资源，迫使玻利维亚成为内陆国。太平洋战争结束于1883年，自那以后，拉丁美洲国家边界基本固定，再也没有国家之间的大冲突（例外是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在20世纪30年代的查科战争，即使在拉丁美洲，记得它的人也很少）。[5]

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罕见，在政治上又不重要，因而有关拉丁美洲历史的许多重大调查研究，几乎都把它们给遗忘了。与欧洲、古代中国乃至北美相比，拉丁美洲的战争对国家建设仅有边际作用。所以，查尔斯·蒂利的格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它需要回答，为什么战争在某些地方要比在其他地方频繁。

一个地区国家建设的落后可以从国家能力的各种测量指标中看出，尤其是税收。在中国和早期现代的欧洲，长期战争对资源的需求，导致国家向公民征税，建立财政部和官僚机构来主持税收，设置行政等级来统筹大规模后勤等。所有这一切促使17世纪和18世纪的早期现代欧洲国家，急剧扩大税收，发展文职官僚体系。组织起来的暴力还彻底消灭了作为家族制壁垒的社会阶级，如法国旧制度下的买官者和普鲁士的容克阶级，从而推动政治的发展。[6]

相似的发展从未在拉丁美洲出现。森特诺指出，在能够查阅到19世纪数据的巴西和墨西哥，政府的人均税收不超过英国同期的一半，乃至四分之一。此外，它们更倚重于间接税，如关税和消费税。这种税是累退的，比企业和个人的直接税更易征收，也是行政能力单薄的发展中国家的偏爱。即使在战争时期，巴西政府向财富和生产征收的税金，仍不超过总收入的4%。有“拉丁美洲的普鲁士”之称的智利，与邻国相比有着突出军事实力，但它的征税比例更低。在这方面，它们只是在追随自己殖民地主人的模式。西班牙永远无法从自己臣民那里筹集足够的税收，从1557年到1662年，多达十次被迫宣告破产。[7]

国家间战争的相对缺乏也许能解释，拉丁美洲何以比欧洲更少拥有强大国家，但不能解释，有些国家的政府何以比其他国家更为有效。政治学家马库斯·库尔茨（Marcus Kurtz）指出，19世纪以来，国家效率的排名一直相对稳定，智利和乌拉圭一贯在榜首，玻利维亚、巴拉圭和海地通常在榜尾。[8]他认为，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之所以能建立起强大国家，是因为当初就有自由的农业劳工和相对强烈的精英共识。但20世纪30年代之后，阿根廷国家因阶级冲突而发生逆转。其中的历史偶然性显示，想要提供国家建设的理论模型，也是相当困难的。[9]

没有激烈的国家间战争也导致了一些熟悉的结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群众政治参与之前，拉丁美洲只承受很少的竞争压力，无须按法国和普鲁士的模式来巩固强大官僚体系。这意味着，当选举权在20世纪初开放时，没有出现“专制主义联盟”，来保护全国官僚体系的自主性。民主政治竞争的推广，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家，创造巨大激励，促使政客以依附式方法招揽选民，使公共行政部门变成政治任命的储备。拉丁美洲国家遵循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的途径，将19世纪的庇护政治改造为20世纪成熟的依附主义，而智利和乌拉圭只能算是半个例外。

拉丁美洲国家创建庇护式政府之后，就会面临政治学家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所谓的“政客困境”。像19世纪美国一样，改革国家政府，使之更唯才是用，肯定符合公共利益。但这样做会消耗政客的政治资本，所以很少人愿意沾手。格迪斯认为，改革只会在特殊的条件下发生，譬如，当各政党相互平衡，没人会因推动改革而获得特别的优势时。[10]

来自外部的冲击不是军事威胁，而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这有时也能有效推动改革。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之后，出现让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变得更专业化的重大努力，使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了较佳的表现。在巴西和其他的地区，反对依附主义和腐败的中产阶级联盟开始崭露头角，对腐败政治阶层的起诉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也有所增加。今日的巴西给人喜忧参半的图景，优秀的部委与腐败低效的部委和平共存。[11]

再也没有战争

与欧洲和东亚相比，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为何如此罕见？确实发生的战争，又为何没有激励政府像亚洲和欧洲一样投身认真长期的国家建设？这里面有众多可能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前面已经指出的阶级分层，这在拉丁美洲更添上种族和人种的色彩。如前所述，战争与暴力在拉丁美洲依然非常流行，与欧洲的差别在于，它19世纪和20世纪的战争都是内斗，而不是外争。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许多其他国家，都经历了长期的内部冲突。这些冲突破坏经济，令社会愈益贫困，反映出社会和阶级的痛苦分化。它们又遏制各国精英发起人口总动员的意愿，因为这会让蠢蠢欲动的非精英手上有枪。精英本身往往依不同的区域、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而分成好几派，社会不信任又限制边缘人口对国家的忠诚。在欧洲，大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出现于战争之后。譬如，20世纪20年代英国工党的兴起，从某种方面来说是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苦受难的结果。在拉丁美洲，相比之下，精英通常逃避国家之间的冲突，恰恰是为了避免求助于大众。

第二个原因是地理。欧洲在地理上分割成不同区域，使单一政权很难称霸整个大陆。但每个区域内，既有开阔的领土，允许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聚积；又有可通航的大河，促使与内陆地区的通商和沟通。相比之下，安第斯山脉的山脊和茂密的热带森林，将拉丁美洲分割成相互隔离的不同区域。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虽与巴西交界，却因为难以穿越亚马孙丛林，而无法与这个当地最大的经济体保持密切交往。拉丁美洲第三大国哥伦比亚，也被安第斯三大山峦（Andean cordillera）分隔开来，以至今日政府无法在整个领土上有效施政，让游击队和贩毒集团觅得避难所。在21世纪初，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之间没有一条公路，尽管它们曾同属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有效部署军事力量，显然是很困难的。

第三个原因是民族认同。也可以说是，由于深受种族和人种差异的影响，当地许多社会只有微弱的民族认同。19世纪出现于欧洲的强大国家，其建国原则把语言族群当作民族认同的核心。欧洲在20世纪遇上如此多的暴力，部分原因就是种族身份不符合现有的政治边界，必须通过战争来予以重新安排。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建设的进程紧密相连。

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永远都不会如此，那里大量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儿生活在乡村地区，基本上不受国家及其提供的服务的影响，也感受不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在欧洲精英看来，他们的态度从最好的角度看是冷漠，从最坏的角度看是不信任和敌视。语言也无法成为统一国家和辨别彼此的认同来源，因为所有精英要么讲西班牙语，要么讲葡萄牙语，非精英则继续使用克丘亚语（Quechua）、艾马拉语（Aymara）、纳瓦特尔语（Nahuatl）、玛雅语（Mayan）和其他本土语言。至今，危地马拉城的商业精英，与生活在高原的土著群体，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于，这两组参与者在20世纪80年代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

阻碍拉丁美洲国家建设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强大的外部势力——美国、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列强——都试图影响当地的事态发展。特别是美国，坚决维护政治和社会的保守秩序，不时干预，试图帮助推翻左翼领袖，如危地马拉的雅各布·阿本斯（Jacobo árbenz）和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根据门罗主义，美国也试图阻止外部势力与拉丁美洲国家组成联盟，如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及20世纪的苏联。这种联盟本来可以在制度建设上有所帮助。由于身处社会流动性历来很大的国度，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对其他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社会分层视而不见。西半球唯一成功的政治革命兼社会革命，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领导的古巴革命，但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中，一直面对美国的遏制或颠覆。

拉丁美洲过去两个世纪中没有看到更多暴力事件，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还是社会革命，我们是否应该感到遗憾？毋庸置疑，发生在欧洲和亚洲的社会革命都付出巨大代价：数千万人丧生于清洗、处决和军事冲突，数亿人流离失所、入狱、饿死和遭受酷刑。在通常情况下，政治暴力只会招致更多政治暴力，而不是渐进的社会变革。我们既不想在拉丁美洲，也不想在世界其他地区，“给战争一个机会”。但这种看法不应阻碍我们的直面正视，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眼前的公正结局经常是以往犯罪的产物。

[1] Miguel Angel Centeno，《血和债：拉丁美洲的战争和民族国家》（Blood and Debt: War and the Nation-State in Latin America）（大学公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35—47页；有关战争和国家建设在拉丁美洲的相对缺乏，出现于Georg Sørensen，《战争与国家形成：为何没在第三世界生效？》（War and State-Making: Why Doesn’t It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载《安全对话》（Security Dialogue）第32卷，第3期（2001年）：341—354页；Cameron G. Thies，《拉丁美洲的战争、对抗和国家建设》（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载《美国政治学杂志》第49卷，第3期（2005年）：451—465页。

[2] 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28—34页； David Bushnell和Neill 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第2版，（The Emergence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2nd ed）（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14—20页。

[3] 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22—26页；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版》，36—40页。

[4] Centeno，《血和债：拉丁美洲的战争和民族国家》，56页。

[5] Centeno，《血和债：拉丁美洲的战争和民族国家》，52—81页。

[6] 有关该过程在中国和欧洲的铺展，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10—127页，321—335页。

[7] 有关该过程在中国和欧洲的铺展，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61页。

[8] Marcus Kurtz对此做出记录，衡量国家有效性的标尺有三个：税收比例、就读中学的孩子比例、相关于土地面积的铁路里程。Kurtz，《拉丁美洲国家建设的比较研究》（Latin American State Build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10—17页。

[9] Kurtz表明，现有国家建设的理论着眼于战争和资源开采，颇有局限性。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都依赖资源，都在19世纪打过仗，但到最后，仅有智利的国家相对强大（Marcus Kurtz对此做出记录，衡量国家有效性的标尺有三个：税收比例、就读中学的孩子比例、相关于土地面积的铁路里程。Kurtz，《拉丁美洲国家建设的比较研究》（Latin American State Build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48—54页）。

[10] Barbara Geddes，《政客困境：在拉丁美洲打造国家能力》（Politician’s Dilemma: Building State Capacity in Latin America）（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24—42页。

[11] 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巴西的诚信审查：对更廉洁公共部门的风险管理》（OECD Integrity Review of Brazil: Managing Risks for a Cleaner Public Sector) （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年）。

第18章
清洁的石板

对拉丁美洲制度的唯物主义叙事的例外；哥斯达黎加没变成“香蕉共和国”；阿根廷本来应该像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一样，却出现倒退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来新大陆开发资源，随身带来威权政治制度，留下不平等和糟糕政府的遗产，直至今日。有关地理、气候和资源与该地区政治结果的关系，可编织出一个大故事，但这一模式也有重要的例外和限制。有些国家做得很好，超越了自己物质禀赋所能给出的结果，有些国家则反是。所有这一切表明，物质条件并不是解释21世纪现状的唯一因素。人类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政治选择，促使自己的社会走上非常不同的轨迹，不管是好还是坏。换句话说，尽管面临的选择会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人类仍是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动者。

“贫穷海岸”

摆脱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一个好榜样是哥斯达黎加。它是中美洲小国，人口不到五百万，却比大多数邻国富裕。它在2011年的人均收入超过一万二千美元，远远高于邻国危地马拉（低于五千美元）、洪都拉斯（四千美元）和尼加拉瓜（三千美元）。[1]许多外国人知道它是生态旅游的目的地，以茂密的热带雨林著称，但可能不清楚，像英特尔和波士顿科学那样的跨国公司，也在那里设有组装工厂。也许没在哥斯达黎加发生的东西，更让人吃惊。不同于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它在过去六十年中既没有军事政变、独裁、血腥内战和死刑执行队，也没有美国、古巴和其他境外势力的干预。自1948年以来，它一直是稳定的民主国家，竞争性的选举和政党的上下台定期发生。就是在主要依靠热带农产品咖啡和香蕉、气候和资源禀赋也与邻国不相上下的条件下，哥斯达黎加走到了今天这种程度。[2]

哥斯达黎加迥然不同于中美洲其他地区，这个事实引出不少有关成因的理论和神话。哥斯达黎加人自己认为，他们一直有平等和民主的文化，而没有标志西班牙美洲特色的土地寡头；人种和种族上的同质，也有助于政治稳定。甚至有文化上的假设，将它的成功追溯到早期定居者是西班牙犹太人（Marrano，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的事实。[3]

至少第一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与16世纪初即是帝国高等法院所在地的危地马拉相比，哥斯达黎加好比一潭停滞的死水，孤立而缺乏吸引力，因为它既无贵金属，又无可被利用的本土人口。哥伦布努力在1502年来到哥斯达黎加，后来的欧洲人嫌太偏远，大体是避开的。所以有了这个家喻户晓的笑话：它应被命名为“贫穷海岸”（Costa Pobre），而不是富饶海岸（Costa Rica）。随着咖啡工业在19世纪的增长，它的大庄园更趋向远少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政治权力因此没有集中在保守派土地寡头之手。[4]非洲奴隶在1800年占人口的六分之一，但没多久就和原住民一起，或死去，或融入更广泛的黄白混血儿中。在这方面，它与拥有大量印第安人口和严重不平等的危地马拉大相径庭。[5]

犹如所有的国家叙事，这个历史遗产还没开始对20世纪下半叶的成功作出解释。在1948年之前，哥斯达黎加经历了与邻国相似的政治功能障碍。虽然它的家庭农业比其他地区更为广泛，但咖啡和香蕉的出口增长仍造成富裕种植主的寡头政治。这个寡头政治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证明是愿意诉诸暴力的。哥斯达黎加在1821年独立时通过民主宪法，但在19世纪仍受一系列独裁者的统治，还陷入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不断争斗。保守派乐于使用选举欺诈和武力，以夺取和维持政权。哥斯达黎加人将自己的民主政体追溯到1889年选举，但1914年还有一次军事政变。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治两极分化。与其他地方一样，保守精英怀着恐惧心情注视着工会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涌现。所有这一切导致1948年的内战，一边是选举失败后仍试图保持权力的左翼政府，以拉斐尔·安赫尔·卡尔德隆（Rafael ángel Calderón）为首，另一边是反对派联盟，以社会民主党的何塞·菲格雷斯（José Figueres）和赢得大选的反共斗士奥蒂略·乌拉特·布兰科（Otilio Ulate Blanco）为首。[6]

其时，掌控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是保守派地主寡头，但已面临日益增长的挑战，来自新动员起来的参与者，如工会、基督教社会活动家和新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在这三个国家中，旧精英越来越求助于军队来镇压左翼，以保护自身的利益。左翼的回应变得更加激进，寻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开展武装斗争。在萨尔瓦多，以法拉本多·马蒂（Farabundo Martí）为首的农民起义，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残酷镇压。受其启发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自称为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又在20世纪70年代向政府提出挑战。在尼加拉瓜，桑地诺运动（Sandinista）武装反对阿纳斯塔·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独裁政权，1979年在古巴和苏联的帮助下上台执政，结果引发里根政府对当地反革命运动的资助。在危地马拉，美国资助的政变在1954年推翻左翼的雅各布·阿本斯，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挑起漫长且血腥的内战。这些冲突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解决，至今还留下两极分化和不信任的遗产。

哥斯达黎加的内战为何没有引发不信任和暴力的恶性循环？这很难解释，只能说跟当时个别领袖作出的选择有关。卡尔德隆的左翼联盟包括共产党人，但并不追求特别激进的议程，甚至在遭到窃取选举的指控后，还成立新的选举法院，以便更公平地主持未来的选举。以菲格雷斯为首的保守派叛军，武力推翻卡尔德隆政府，继续推行与前任相似的社会民主议程，将权力交还给1948年选举的合法获胜者，即保守的布兰科。作为回报，新政府接受新的制宪会议，加强无党派的选举法庭，向女性开放选举权。[7]

更重要的是，1949年宪法废除了常备军，这在拉丁美洲来说相当独特。对当地其他寡头政权来说，这一强制性工具是掌权的基础，至此却被这个保守派的广泛联盟放弃。这一选择影响哥斯达黎加左翼的后续发展，他们也发誓放弃武装斗争和马克思主义，转向改良派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重要的政治竞争者，决定使用宪法规则来限制对手和自己，在拉丁美洲是非常罕见的。这类似于确立宪政原则的英国光荣革命。换句话说，英国革命党人没有夺取政权，利用国家来偏袒自己的狭隘利益；而是接受具约束力的规则，就因为这些规则是普遍有效的。

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突破限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远比邻国成功的业绩，哥斯达黎加也是如此。跟博茨瓦纳一样，如果想把哥斯达黎加纳入解释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现有理论结构，却又非常困难。它的气候、地理、人口、20世纪中叶之前的政治历史等赤裸裸的事实，根本不会让人想到它的表现将大大不同于中美洲其他地区。这个当代的结果似乎是历史上一系列幸运事件的产物，包括早期独裁者托马斯·加迪亚（Tomás Guardia），他比同时代人开明得多，大力推广教育，削减咖啡业精英的权力。政治领袖作出的好选择，如菲格雷斯在1948年危机中做的，也深受早期选择的影响。譬如，哥斯达黎加的反共右派相对温和，它的共产党本身也少激进主义色彩。[8]哥斯达黎加的经验显示，地理和气候的物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可通过优秀领袖和当事人的选择而得以抵消。

清洁的石板

地理、气候和人口只能影响当代发展的结果，而不能最终决定它。如果有人还不相信，可以考虑阿根廷的案例。在某种意义上，它与哥斯达黎加截然相反。哥斯达黎加成功摆脱种植园农业、阶级和种族分裂的普遍模式，而阿根廷却反其道而行之。它享有地理优势，原本可以促进北美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屈从于阶级分化和起伏波动的经济表现。这些本来是西班牙帝国旧中心的特色，如秘鲁和墨西哥。阿根廷没有成为南美洲加拿大的事实表明，纯粹基于经济的发展理论都有局限性。

墨西哥和秘鲁在前哥伦布时代拥有大量原住民。相比之下，阿根廷创建于曾被称为“新定居地”的区域，犹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形。当然，这实际上并不是新定居地，而是人烟稀少，住的是狩猎采集的原住民，有些地方分布着一些农业社区，如佩文切人（Pehuenche）、特维尔切人（Tehuelche）、佩尔切人（Puelche），他们的亲属同时还散居在智利的南部。这些群体往往对欧洲定居社区作出顽强抵抗，但最终都像在北美一样被边缘化。至此，定居者可能会认为，他们占领无主空地（terra nullis），可自由创建自己的制度。

在拉丁美洲，阿根廷人口是最欧化的。它不同于墨西哥和秘鲁，没有分成一边是白人定居者阶级，另一边是印第安人和黄白混血儿的大众。奴隶制存在于殖民地晚期，黑人数量曾高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它的奴隶制很早就被取消，黑人逐渐被纳入欧洲人口。[9]19世纪末发生一次大迁移，来自欧洲的大量移民，使阿根廷人口从1869年的一百七十万增至1914年的七百九十万，这让它在事实上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漂白”。这些新移民中，46%来自意大利，32%来自西班牙。阿根廷有区域的分隔，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市和乡村腹地之间的鸿沟，但没有种族与人种的政治问题。[10]

阿根廷是发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命运逆转”的经典案例：在16世纪仍相当富庶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开始变穷，被先前是边缘地的温带地区所取代（见第16章）。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阿根廷在西班牙新大陆帝国中只是落后的乡下，但从18世纪后期起，开始迅速赶超老牌的殖民中心。甚至，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被认为是经济奇迹，不亚于今天的中国和新加坡，曾引发嫉妒、惊愕和欧洲的踊跃投资。从1870年到1913年，阿根廷的出口量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增速达到每年6%。到19世纪末，它的人均GDP大致等同于德国、荷兰和比利时，高于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典。[11]它在19世纪末期的经济增长备受关注，但詹姆斯·马奥尼指出，其产值的加速可追溯到更早时期，因为阿根廷的人均GDP在1800年就已略高于美国。所以它初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昙花一现，足足持续一百多年，从独立日起，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12]

这段时期的阿根廷充分融入全球经济，以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为基地，所生产的不是黄金和白银，而是输向欧洲市场的牛肉、羊毛、小麦和其他大宗商品。温和的气候和广袤的潘帕斯草原（pampas），为种植各种食物提供了理想条件，加上像冷藏船那样的新式运输技术，能抵达遥远的市场。作为回报，它获得来自以英国为主的较发达国家的大量投资，用以扩建铁路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大大刺激了生产力的增长。

阿根廷19世纪的成功原因相当简单。它的定居始于比较自由的西班牙殖民主义波旁时期，从来没有受困于限制性的贸易惯例、垄断和法规，即哈布斯堡王朝重商主义的保护措施。墨西哥和秘鲁的商人和地主精英，即使在自由改革到位之后仍在支配经济，而阿根廷就没有如此的社会遗产。借用历史学家图略·霍尔珀林·唐吉（Tulio Halperin Donghi）的话，阿根廷“生来就是自由的”。[13]

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个命运逆转本身又发生颠倒，阿根廷经济开始持久的停滞和衰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中等收入攀升到高收入地位，阿根廷却大大落后。它一度等同于或富过瑞士、意大利和加拿大，到1978年人均GDP跌至瑞士的六分之一、意大利的一半、加拿大的五分之一。[14]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中，阿根廷成为拖欠主权债务的拉丁美洲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年增长率在1989年高达5000%。20世纪90年代，它通过国家货币局让比索与美元挂钩，短暂回到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从2000年到2001年，阿根廷又被经济大危机压垮，放弃比索与美元的挂钩，就此陷入经济大衰退。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在又一个民粹主义政府的领导下，经济增长借助全球大宗商品的热潮重又出现；政府鼓励短期的经济扩张，却以长期可持续性为代价。阿根廷，尽管有这么多优势，已回归到拉丁美洲早期的平均值。

阿根廷的糟糕表现已经促成了一项小小的产业，专门致力于研究社会学家卡洛斯·魏斯曼（Carlos Waisman）所谓的“阿根廷之谜”，即发展的逆转。[15]最方便的答案是，几代官员和政治领袖实施的恶劣经济政策。国际货币政策或金融危机的教科书都会列上阿根廷，因为它多次经历快速增长、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经济崩溃的周期。它也是经济民族主义之弊的教科书案例：在20世纪50年代，鼓励国内制造以替代进口的措施——保护缺乏竞争力的国内工业——导致极大的低效，包括未能在国外找到市场的国产汽车迪·特拉（Di Tella）。这些坏政策还在继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民粹支出政策，导致拉丁美洲第二高的通货膨胀率；政府还一直在国家统计上做手脚，试图予以掩饰。

如果说阿根廷糟糕的经济记录是坏政策的结果，就会引发更多疑问：一开始为什么采用坏政策？对阿根廷精英来说，从早期错误中学得教训，让阿根廷有个健全的经济基础，为什么这么步履维艰？答案当然是政治。阿根廷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似乎有机会建立基于广大中产阶级的自由包容的政治秩序。但一系列糟糕的政治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把它引向类似于秘鲁和墨西哥的旧式两极化政治。它没有继承的深刻的阶级分层，却自行开发出来，再加上阿根廷式的人治政治和依附式动员，一直在扭曲政策选择，至今不衰。

如果想找出20世纪逆转更深刻的历史原因，有两个比较突出。第一是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周围的农业地区。自19世纪20年代始，阿根廷国家出租大片土地，最终被少数家庭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手。迟至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五十个家庭拥有一千一百万英亩的土地，占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1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六个最大地主的收入高于阿根廷国家主要部委的预算。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发生于雨量充沛的温带农业区，本来是非常适宜家庭农业的。

民主不会在有利氛围中自动兴起，而是有关资源分配的精心政治选择的结果。这些选择的本身，反过来，又受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驱动。在美国历史上，个体家庭要求西部联邦土地的平均分配，大土地投机商和企业要求巩固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这场战斗发生在国会，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胜出，功劳全在那些有意鼓励小农场的法案，如1787年《西北条例》（Northwest Ordinance）和1862年《宅地法》（Homestead Act）。[16]不同于美国，独立后的早期阿根廷政府采纳截然不同的政策，允许土地所有权集中。由此产生的土地寡头控制了阿根廷的政治，直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出一个选择，阿根廷作出另外一个，气候地理与这些结果毫不相干。[17]

第二个历史原因是领导风格，以及阿根廷对待制度的矛盾态度。开国领袖之一是独裁军阀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从1835年到1852年，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他自己是富有大地主，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分派给追随者，从而奠定政治基础。他在这样做的同时，建立了自己阶级对阿根廷政治的支配。他还善于团结周围支持者，以反对各式敌人，如邻国的巴西、巴拉圭、欧洲列强和支持强大集权政府的反对派统一党（Unitarios）。除了其他手段，他还下令所有的官方文件都印上“杀死卑鄙、肮脏和野蛮的统一党”。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罗萨斯在独裁统治时期，将成千上万的对手置于死地，其中3 765人被割喉。他肯定不是乔治·华盛顿。[18]

罗萨斯不是制度建设者，他的独裁政权很少制定法律，甚至都没有全国政府可依循的宪法。他建立忠于他本人而不是思想或制度的支持者群体，这个先例后来被其他领袖模仿。阿根廷直到1853年才有宪法，并且直到1880年，才肃清最后的地方叛乱和印第安人的起义，定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

阿根廷由此背负两个不良的历史遗产：强大的土地寡头和人治的专制传统。全国权力巩固之后的数十年显示，这些历史遗产不一定就会决定新兴共和国的经济衰退或政治衰败。事实上恰恰相反，它的经济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腾飞，到20世纪初，政治体系也变得愈益开放。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要想在现代化过程中维持政治秩序，制度必须适应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从1880年至1930年，这实际上正在阿根廷发生。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政治体制，像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一样，以设有严格财产资格的男性选举权为基础，允许地主精英在体制中占据支配地位。但很快，这个寡头共和国就受到挑战。经济增长、初期工业化和大批外国新移民，促成新兴社会群体，在政治体制中寻求代表权。首先是中产阶级——像律师和医生那样的职业人、官员和不以农业为生的有文化者。在19世纪90年代，这批人士成了支持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ivica Radical）的基础。一开始，由于土地寡头的普遍欺诈和选票操纵，激进公民联盟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激起后者几次发动武装起义夺权。在总统罗克·萨恩斯·佩尼亚（Roque Sáenz Pe?a）领导下，保守党开明派在1911年上台执政，向所有成年男性开放选举权。这大大扩展了选民队伍（仍不包括移民），导致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在1916年的当选。他的激进党在之后的十四年中继续掌权。

激进党事实上并不激进，无意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和商品出口经济，其领导包括土地寡头的成员。它的表现犹如美国、希腊和意大利早期民主政党，向支持者作公共职位的依附式分配，以建立广泛政治基础，设置由专业政客运行的现代政治机器。激进党运用这些手段，成为阿根廷第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党。此外，伊里戈延强化罗萨斯的人治风格，大搞对自己个人的崇拜，而不是对自己政党的思想纲领。激进党也引导完成从传统寡头庇护政治到现代依附主义的过渡，就像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20]

至此为止，还没有理由认为，阿根廷不能以美国和英国的方式取得政治发展。工业化导致新社会群体的动员——首先是中产阶级，然后是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政治体制正在适应这些群体对参与的要求，扩展公民权，放开代表相关利益的新政党。每个新兴群体在追求代表权时，都遇上了暴力。但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发展的相应时期，也有大量暴力。旧地主寡头能感觉到，自己的影响力在渐渐溜走。但20世纪20年代涌现出的政治力量，还无人能从根本上挑战旧地主寡头的地位。阿根廷之所以不同于秘鲁和墨西哥，是因为它没有组织起来要求土地改革的贫困农民。

哥斯达黎加精英在1948年作出好的政治选择，阿根廷精英却作出非常坏的政治选择，首先就是1930年9月的军事政变，推翻伊里戈延的激进党政府。这次政变是旧地主寡头与军方合作的结果。纽约股市1929年的狂泻和大萧条的开始，减少了对阿根廷出口的需求，从而带来经济危机。阿根廷所受挫折并没有西半球其他国家大，但仍引起旧精英的极大担忧，害怕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受到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队是阿根廷国家中唯一经历现代化的部门。政府向德国军方寻求建议，俾使自己的军队专业化，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军队变得更加自主，能控制内部的晋升，还能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政客侵犯。军队中许多人对伊里戈延干涉军队颇为不满，还萌生自己的理念，想照希特勒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的做法，组建新阿根廷国家准法西斯社团组织。所以，军队已做好准备，与旧寡头联手，拒绝新社会参与者进入体制。[21]

阿根廷土地寡头即使失去政治权力，本来还可像英国地主贵族一样，继续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财富。这次政变阻止不了阿根廷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大变动，土地寡头不管如何，都会在一代人时间内失去权力。假如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于十年之后，事情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但精英拙于判断自己的利益，对民主规范的承诺也非常脆弱。

1930年政变之后的时期，被称为阿根廷“臭名昭著的十年”。一连串从政的军人试图通过选举舞弊、镇压和公然非法来行使统治。保守寡头没有达到政变策划者定出的目标，十年的权力争夺为1943年第二次军事政变打下基础，转而又为胡安·庇隆的崛起铺平道路。身为军官的他，利用自己在军政府担任劳工部长一职，建立起自己的政党和权力基础。[22]

详细说明庇隆和庇隆主义的后续历史，以及1943年至1983年的军事政变和回归民主，不是我的意图。1983年之后，军队退出政治，民主在阿根廷得到恢复。让外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斗争并不完全符合通常用以解释20世纪欧洲政治的意识形态范畴。庇隆和他第一任妻子伊娃，可被视为左翼人士，因为他们在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中建立权力基础，追求有利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再分配。另一方面，庇隆是一名军官，他的动员方法借鉴于法西斯主义用以组织国家的社团方式。他很少用到马克思主义，而是利用民族和阿根廷爱国主义。他所建立的不是纪律严格的列宁主义政党和思想性强的干部，而是向支持者分派依附式恩惠的民粹主义大众政党。他继承罗萨斯和伊里戈延的传统，建立高度人治的支持者群体，他们只效忠于魅力型的个别领袖而不是提出明确纲领的政党。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尤甚。在庇隆离去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错位仍在持续。上世纪90年代，庇隆党在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的领导下，追随保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基什内尔夫妇（Néstor and Cristina Kirchner）的领导下，追随左倾的民粹主义纲领。

庇隆发明一个延续至今的民粹主义传统，那就是所采纳的社会政策可在短期内赢得选票，但从长远看，在经济上却是灾难性和不可持续的。他试图通过海关关税和进口限制，来维持充分就业；他让比索升值，使进口商品变得便宜；他向农产品出口征税，为慷慨的社会政策买单。这些措施让一系列扭曲渗入经济，需要相当复杂的外汇管制来行使管理，最终导致生产效率的长期下降和庞大赤字，只得求助于印钞机。在庇隆的治下，阿根廷工人阶级成了超政治化的政治基础，上面是颇有争议的单独一人。[23]

从另一个角度看，造成真正伤害的是1930年首次军事政变。它让军队进入政界，并发出信号：阿根廷精英不愿遵守政治游戏的自由民主规则。政变破坏法治：新政府设法让自己的成员充斥阿根廷最高法院，从而让它追认批准原本应该受到谴责的违宪夺权。以自己人充实法院这种做法——富兰克林·罗斯福1937年也想如法炮制，却遭到美国公众的强烈抵制——为几乎所有后续的阿根廷总统所仿效，给法治带来可怕后果。[24]

阿根廷出生时拥有清洁的石板。它不同于墨西哥和秘鲁，所继承的社会没有阶级或种族的高度分层。它在成立初期表现不错，正因为它能像英国殖民地一样，采用鼓励创业和增长的自由经济政策。阿根廷政治精英所做的，就是使它变成阶级差别缠身的两极化国家，由此而起的分裂，又使它在经济增长的合理政策上无法达成共识。这些精英包括，害怕失去权力和地位的旧寡头、试图以国家为代价来保住自主性的军队、很快需要保护既得利益的工人阶级领袖、基于人身关系而非政策以行交易的政治阶级。

哥斯达黎加和阿根廷有一个共同点，都没有遵循唯物主义的预定论，即当代成功的经济发展或政治制度建设，取决于早期殖民地制度或自然资源禀赋。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必然是错的；只意味着，它们不足以充分解释具体情况中的政治发展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涉及多方面的因素，除了气候和地理之外，还包括领导能力、国际影响和意识形态。

这些偏离的案例显示，人类能动性在制度发展中非常重要。假如它的领袖没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作出好的政治选择，哥斯达黎加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萨尔瓦多或尼加拉瓜。相比之下，由于精英对社会变化的过分担忧，以及早期领袖的人品操行，阿根廷浪费了诸多天然优势。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假设的历史是非常容易想象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是欧洲列强殖民地中最古老的非西方社会。我们现在将眼光投向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的殖民主义始于数世纪之后，没有在制度上留下类似的烙印。如果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制度留下威权政府、不平等和阶级分化；那么非洲的问题是，殖民当局想以廉价方式行使统治，根本没留下什么制度遗产。如果拉丁美洲的国家是软弱的，发展不出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那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往往压根就不存在。

[1] 以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为常量。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3＆id=4.

[2] 有关哥斯达黎加1948年以来的经济概述，参见Helen L. Jacobstein，《哥斯达黎加经济发展过程，1948—1970：政治因素》（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sta Rica, 1948-1970: Some Political Factors）（纽约：Garland出版社，1987年）。

[3] Lawrence E. Harrison，《不发达的是心态：拉丁美洲案例》（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马里兰州拉纳姆：国际事务中心，1985年），49页。

[4] 参见See Jeffery M. Paige，《咖啡和权力：中美洲的革命和民主兴起》（Coffee and Pow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meric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16—19页，24—25页。

[5] John A. Booth，《哥斯达黎加：争取民主》（Costa Rica: Quest for Democracy）（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方视点出版社，1998），32—35页。

[6] 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371—372页；Booth，《哥斯达黎加：争取民主》，42—50页。

[7] Paige，《咖啡和权力》，141—152页。

[8] Paige，《咖啡和权力》，127—140页。

[9]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30—131页；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224页。

[10] 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72—73页；Carlos Newland，《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阿根廷，1810—1870》（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Change: Argentina, 1810-1870），载Coatsworth和Taylor编，《拉丁美洲和世界经济》（Lat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Economy），210—213页。

[11] Carlos Waisman，《阿根廷发展的逆转：战后的反革命政策和结构性后果》（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Postwar Counterrevolutionary Policies and their Structural Consequenc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5页。

[12]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29页，211页。

[13]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31页。

[14] Waisman，《阿根廷发展的逆转》，9页。

[15] 参见V. S. Naipaul，《伊娃·庇隆归来，以及特立尼达的杀戮》（The Return of Eva Perón, with The Killings in Trinidad）（纽约：Knopf出版社，1980年）。

[16] Paul W. Gates，《宅地法：1862—1935年免费土地政策的实施》（The Homestead Act: Free Land Policy in Operation, 1862-1935），载Gates编，《杰斐逊的梦想：美国土地政策和发展的历史研究》（The Jeffersonian Dream: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and Policy and Development）（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Harold M. Hyman，《美国的特异性：1787年西北条例、1862年宅地法和莫里尔法、1944年退伍军人法》（American Singularity: The 1787 Northwest Ordinance, the 1862 Homestead and Morrill Acts, and the 1944 G. I. Bill）（雅典：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

[17] 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16—17页。

[18] 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128—129页。

[19] Bushnell和Macaulay，《拉丁美洲在19世纪的出现》，227—232页。

[20] 与希腊的比较见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21—22页。另参见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80—81页。

[21] 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82—86页。

[22] Mouzelis，《半边缘地区的政治》，2—27页。

[23] Roberto Cortés Condé，《20世纪阿根廷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gent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125—144页。

[24] 这个问题在庇隆手中变得更糟，他弹劾最高法院五名法官中的四个。Matlas Iaryczower, Pablo T. Spiller和Mariano Tommasi，《不稳定环境中的司法独立，1935—1998年的阿根廷》（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Unstable Environments, Argentina 1935-1998），《美国政治学杂志》第46卷，第4期（2002年）：699—716页。

第19章
非洲风暴

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没想象中那么糟糕；其中有些国家处于全球发展排名的底部；发展的关键阻碍是缺乏有效国家；欧洲人为何去非洲开拓殖民地

非洲饥饿儿童的照片在20世纪90年代频频出现，娱乐圈中知名人士，如波诺（Bono）和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纷纷呼吁对所在穷国实施债务减免和外国援助，这一切让西方观众应接不暇。反讽的是，这项运动抵达高潮时，非洲的命运恰好在经历一场重大转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长期低迷之后，从2000年到2011年，取得超过4.6%的年经济增长率。[1]有些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安哥拉和尼日利亚，正好赶上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驱动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大宗商品热潮。经济学家史蒂芬·拉德莱（Steven Radelet）指出，即使排除极其腐败的国家，仍有约十七个核心国家，不但在经济上取得增长，而且举行相对自由和公平的多党选举，实施民主治理。当然还有记录非常糟糕的国家，不论从经济增长还是民主治理上来说，如索马里、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亚洲也有政绩非常不同的国家，一边是新加坡和韩国，另一边是缅甸和朝鲜。同样道理，非洲故事也很复杂，并不符合非洲大陆饥饿儿童的刻板形象。[2]

图15. 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人均GDP，1960—2011年

来源：世界银行

撒哈拉以南非洲近期的回升，不应掩盖从20世纪60年代独立到90年代中的灾难性表现。第14章讲述的尼日利亚，并不是非洲的典型；它只是染上同时也在困扰其他非洲国家的疾病，而且病情特别严重。图15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GDP，与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做了比较。它显示，后者收入曾是非洲的零头，现在几乎变成非洲的四倍；从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非洲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这些汇总的统计数据掩盖了非洲人在这段时间的苦难生活。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完全土崩瓦解，接管的军阀帮派给童子军吸食毒品，将他们变成病态杀手。从葡萄牙独立出来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却陷入有外国势力干涉的持久内战。苏丹与自己南部打了一场长期战争，其间对达尔富尔居民犯下暴行，最终南苏丹在2011年成为独立国家。乌干达、赤道几内亚和中非共和国，在怪诞独裁者的统治下备受苦难。刚果民主共和国，先因蒙博托·塞塞·塞科的盗贼统治而破产，后又陷入崩溃和长期冲突，被杀人数多达五百万。许多冲突是全球对非洲大宗商品的需求驱动的，如钻石、铜、钴、棉花和石油，又因发达国家提供的武器和雇佣军而得心应手。[3]

非洲经济在这段时间的表现不佳，与陷入困境的政治制度有明确关联。很明显，承受流血冲突的国家不会发展。出于这个原因，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和其他非洲问题专家，终其学业生涯，一直在研究冲突以及减轻冲突的方法。科利尔自己率先承认，冲突本身是软弱的制度带来的。如果国家有合法、强大和有效的政治制度，即使在领土上发现钻石或石油，也不会诱使反叛集团蠢蠢欲动，也不会吸引外国势力从中染指。挪威发现海上石油后并没有四分五裂。与此类似，许多人指责是种族分裂制造了冲突。但科利尔等人发现，种族往往只是政治领袖用来动员追随者的工具，而不是冲突本身的根本来源。尽管有国内的种族差异，瑞士凭借强大的制度而变得富裕起来。[4]

非洲的弱国

非洲有着各种各样的政体，包括稳定的民主国家、专制的盗贼统治以及失败的国家，但还可对此做出某种概括。有一种非洲治理模式，是非洲大陆许多国家的特征，明显不同于拉丁美洲和东亚。

尼古拉斯·范德瓦尔（Nicolas van de Walle）和迈克尔·布拉顿（Michael Bratton）把这种治理称作“新家族制”（neo-patrimonialism）。我在本书中使用的韦伯式“家族制”是指，政府的官员是统治者的亲友，政府的运行是为自己的利益。相比之下，现代政府的官员遴选基于优点和特长，现代政府的运行为广大公众利益着想。新家族制的政府有现代国家的外在形式，如宪法、总统、总理、法律制度和非人格化的伪装，但实质上的具体运作仍是与亲友分享国家资源。[5]

非洲新家族制的第一个特点是它的人格主义。独立之后，总统或头人成为政治中心（几乎所有后殖民的政治体制都是总统制，而不是议会制，所有总统又都是男性），每个人都向他效忠。领袖也成立政党，但在组织程度和重要性上，远远比不上以意识形态为组织原则的欧亚政党。非洲领袖自己树立的形象是父亲和黑手党老大的混合。扎伊尔的蒙博托头戴豹皮帽和墨镜，手持仪仗棒；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让人管自己叫“师父”；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é Eyadéma）据说拥有神奇力量。总统的权威非常大，不管宪法怎么说，无须与立法机构、法院和部长分享权力。[6]直到最近，几乎没有非洲总统遵守任期的限制，或愿意将权力和平移交给继任者，像乔治·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后所做的那样。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任职二十七年，蒙博托任职三十二年，乔莫·肯雅塔任职十四年，几内亚的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任职二十六年，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任职十五年，埃塞俄比亚的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任职十七年，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任职三十二年 ，赤道几内亚的特奥多罗·奥比昂（Teodoro Obiang）任职三十五年，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任职二十七年，安哥拉的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Eduardo dos Santos）任职三十五年。（截至本书发稿时，比亚、奥比昂、穆塞韦尼和多斯桑托斯仍大权在握。）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非洲革命政治领袖中鹤立鸡群，原因之一是，他在五年的单一任期后自愿放弃总统职位。

非洲新家族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大规模挪用国家资源来培植自己的政治支持，导致普遍的依附主义。总统以特别明显的方式向支持者分派公职和好处，程度超过19世纪的美国，造成行政部门的膨胀。譬如，蒙博托的扎伊尔政府在官员工资单上有六十万人，而世界银行估计，实际需要不会超过五万人。单是中央银行雇员，就相当于整个私人银行部门雇员的一半。蒙博托最初利用国有化的比利时财产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根据记者米歇拉·朗（Michela Wrong）报道：

蒙博托当然是财产再分配中获益最大的，拿到十四个种植园，合并为拥有两万五千名员工的集团，成为扎伊尔第三大雇主，生产扎伊尔四分之一的可可和橡胶。接下来，轮到他自己恩巴恩迪部落（Ngbandi）的成员，在刚刚国有化的公司和重要企业中谋得要职，招致有关乡下人进城的嘲笑和挖苦。但蒙博托非常谨慎，确保所有主要种族群体的获利，因为他需要后者的支持。被称为“大菜头”（Grosses Legumes）的新社会阶级由此而生——普通扎伊尔人使用此词时，既怨恨又敬畏。[7]

据估计，赞比亚的公共行政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有十六万五千名员工，而肯尼亚的国家工作人员，从1971年的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三人增至1990年的四万三千二百三十人。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还养得起这些迅速扩展的国有部门。但大宗商品的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暴跌，整个非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公共部门臃肿不堪，薪水开销变得难以为继。[8]

杰弗里·赫布斯特（Jeffrey Herbst）认为，所有后殖民非洲的新家族制政府，不管大小和威权类型，最重要特点是骨子里的软弱。[9]再一次借用韦伯的定义，国家力量体现于，它能否在自己领土上制定和执行各式规则，并且所依靠的不仅仅是肉体胁迫，还要有合法权威。非洲领袖能够囚禁和恐吓自己的政治对手，但他们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如城市之外的卫生和教育、法律和秩序的维持、纠纷的裁定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经常是不见踪影的。

以征税为标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能力明显低于拉丁美洲，仅是发达国家的零头。当地许多最贫穷国家的税收，不超过GDP的7%至15%；其中征税较高的，仅仅是由于它们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10]税收的种类也反映出国家能力的弱小：基本上都是关税和形形色色的间接税（现在遵循外国捐助者的建议往往是增值税），而不是难以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所以，国家预算需要有其他来源。对有些国家来说，如安哥拉、尼日利亚和苏丹，那就是自然资源的租金；对其他国家来说，外援已成为预算的主要来源。在20世纪90年代非洲衰退的最低点，外国捐助者的资金相当于GDP的8%至12%，在许多情况下占了政府预算的大半。[11]

前面已经说过，政府能否在自己领土上行使武力垄断，也是衡量政府能力的标准。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独立后一直有内战、分裂主义运动、叛乱、政变和其他内部冲突，其中不少时至今日仍在继续。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索马里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国家的彻底失败，退回到军阀体制。扎伊尔拥有庞大军队，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在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Alliance of Democratic Forces for the Liberation of Congo-Zaire）1996年从东部入侵时，却一夜之间兵败如山倒。与入侵军队相比，它给刚果人民带来更大的伤害，一边逃离，一边劫掠。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的新政府证明是一路货色，无法抵挡来自邻国一批批的掠夺性民兵和士兵。无法控制暴力，是非洲弱国特有的情形。

国家能力软弱的最后一个指标是后殖民非洲政府的人力资本，这直接导致糟糕的公共政策。不同于东亚，非洲没有官僚政府的悠久传统，在殖民地政府离开后，找不到受过训练的接管干部。例如，在比利时人1960年离开时，刚果仅有十几名受过大学教育的行政官员。

新独立的政府缺乏行政专业知识，在政策上犯了一系列大错，其中最显著的是农业销售董事会。它人为压低支付给农民的价格，错误地认为，这将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农业出口本来是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却在整个地区出现突然下降。[12]例如，作为这些不当政策的结果，加纳的可可产量从1965年的五十六万吨下降到1979年的二十四万九千吨。接管通用矿产公司（Gécamines）——当时占出口收入的70%——的扎伊尔人，将盈利转至总统的特别账户，既不投资新产能，又不维护现有产能，让矿山年产量从高峰期的四十七万吨跌至1994年的三万六百吨。[13]

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区别开来的制度大缺陷并不是民主。尽管非洲的民主道路坎坷不平，从1960年到2000年，它作为一个整体仍要比东亚更为民主。制度缺陷也不在法治。后殖民早期的亚洲明星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尼，都是威权政府，仅有比较软弱的司法体系，其统治者在法律面前仍能随心所欲。东亚已有，拉丁美洲需要更多，而非洲几乎完全缺乏的，是强大一体的国家。它既能有效控制暴力，又能执行经济上合理的良好公共政策。

国家软弱的根源

非洲国家能力的缺陷，不但要追溯到殖民遗产，而且要追溯到欧洲殖民统治之前非洲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非洲的遗产完全不同于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成功消灭本土政权，在新大陆土地上复制自己重商主义的专制政治体制。欧洲人从殖民地榨取资源，其间涌现出人种和种族的差异，更加强旧大陆带来的阶级等级制度。拉丁美洲的遗产被我定为“软弱的威权”国家，后来在19世纪，也没发展成强大的威权或民主的国家。

非洲有另一种遗产。由于殖民主义起步较晚，持续较短，殖民统治者成功破坏了现存权威的传统来源，却没有植入能过渡到独立的现代国家。欧洲人发现，他们只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南非）榨取很少利益，而热带地区的气候又特别恶劣。因此，他们在殖民地只投入了最低限度的定居者和资源。欧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决定退出，廉价的殖民主义在现代政治制度上只留下很少影响。

非洲只是在1882年之后才被深入殖民，即大卫·阿伯内西（David Abernethy）所谓的欧洲殖民主义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大陆的征服，第二阶段是收缩期，从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到拿破仑战争的善后。第三阶段始于1824年的英国缅甸战争，以19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的“瓜分非洲”为高潮。[14]

前后阶段之间有一些重要区别。到了19世纪，欧洲对非西方世界的技术领先，甚至大于西班牙征服新大陆时。欧洲正处在工业化中，像轮船和马克沁机枪那样的发明，让欧洲征服者在对手面前享有巨大优势。早先限制欧洲扩张和定居的疾病，因欧洲的医学进步以及像奎宁那样的新药，而变得不再重要。阿伯内西指出，麦格雷戈·莱尔德（Macgregor Laird）在1832年出征尼日尔河，四十八个欧洲人死去三十九人；到1854年对同一条河作再一次探险，却没有一人死去。[15]

这些差异有深刻的影响。在新大陆的第一波殖民，以殖民者可征用的黄金、白银、蔗糖、棉花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形式，为大都市权力创造经济盈余。在19世纪的扩张时期，许多欧洲人希望复制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成绩，也有人确实做到了，只是规模较小。对刚果的殖民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个人项目。他成功建立以掠夺资源为主的残暴政权，让自己变得非常富有。就总体而言，特别是在热带非洲，在新殖民地中找不到新的黄金国（El Dorado）。像列宁和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那样的帝国主义专家认为，欧洲的剩余资本需要在欧洲之外寻找投资机会和新市场。但非洲花生、可可、象牙和棕榈油的产量，救不了全球资本主义，甚至都还不够自己的行政开支。随着奴隶制的废除，17世纪和18世纪重要的奴隶、蔗糖、朗姆酒和制成品的三角贸易也告终结。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已对非洲能生产的东西失去兴趣。

推动殖民主义第二波浪潮的，与其说是对资源的榨取，倒不如说是欧洲列强的相互竞争。上场的有几个新参与者，特别是1871年后新统一的德国和奉行扩张主义的俄国。旧列强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一直试图对俄国施加制衡和牵制。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和美国也加入游戏，将竞争推向以前尚无争斗的新地方。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认为，俾斯麦总理治下的德国宣布建立海外帝国的长远目标，触发了瓜分非洲的狂潮。德国的海外野心直接导致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其间，欧洲列强就瓜分各自滩头港口的腹地达成普遍规则的协议。从1878年到1914年，欧洲增加了八百六十五万三千平方英里的新殖民地，从而控制地球陆地表面的84.4%。[16]

新的人种理论使最新一波的欧洲征服合法化。西班牙人在新大陆开拓殖民地时，曾辩论他们发现的原住民是否有灵魂。至少，天主教会的结论是有的，并尝试——不十分有效——阻止定居者最可怕的掠夺。到19世纪，情况发生变化。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新兴的“科学人种主义”学说声称，造成世界人种现存等级的是欧洲白人在生物学上超越其他人种的固有优势。接踵而至的就是瓜分非洲的狂潮。尽管民主和议会政府已在欧洲和北美获得广泛推广，这类观点还是涌现出来，使武力对付非白种人合法化。这样一来，殖民定居者获得范围更广的政治权利，而非洲人是与之无缘的，从而造成公民和臣民之间的尖锐对立。[17]

瓜分非洲一旦开始，便取得神速的进展。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当然还有非洲的具体特征。最重要的是，非洲本土社会与东亚形成鲜明对比，并不具备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在非洲遭瓜分之前，非洲大陆只有大约一半的社会进入国家层次，其余都是基于亲戚关系的部落社会。

尽管人类起源于非洲，并在那里居住了五十万年（见第1卷第3至5章），为何还只有这么少的国家层次的强大社会？杰弗里·赫布斯特对此作出了透彻的分析。首先，人口密度太低。非洲目前有世界上最高的出生率，但回到19世纪末，却是人口最稀疏的。要到1975年，非洲的人口密度才达到欧洲1500年的水平。在1900年，日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118人，中国是45.6人，撒哈拉以南非洲是4.4人。[18]如第1卷指出的，像高效农业那样的技术革新允许人口的扩充。但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Ester Boserup）等人也认为，相反情形也可达到同样效果：人口增多使需求增加，激励技术创新，容许更大的分工。无论是哪一种因果关系，前殖民非洲的技术水平的落后都是惊人的：农业不用犁，作物生长全靠雨水，没有灌溉，先进的金属加工尚未问世。后者对政治有巨大的影响：日本有悠久的金属工艺传统，与欧洲人接触不久，就能自行制造枪支；相比之下，非洲人依赖进口枪支，一直延续到19世纪。[19]

限制非洲国家形成的第二个因素是自然地理。如前所述，政治巩固取决于发展军力以及行使武力垄断的能力。强大国家形成于欧洲和中国，因为马匹能轻易横穿以河流与山脉为界的平坦地。以这种方式发展军力，当然是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关键。在非洲，仅有的平坦开阔地，处于撒哈拉大沙漠及其南边的稀树草原带（savanna belt）。所以毫不奇怪，非洲拥有国家层次社会的部分，往往聚集在这些可让马匹和骆驼驰骋的地区。

在稀树草原带南部的热带森林，证明是国家形成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在前殖民时期，一直要朝南走到南非，才能找到像祖鲁（Zulu）王国那样的较大政治单位。非洲有大河，但可供长途航行的又很少。（尼罗河当然是个例外，确实促成了国家层次文明的发展。）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欧洲早期为奴隶贸易或作为贸易仓库而设的沿海定居点，一直是与腹地隔绝的。腹地的地图还要等待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亨利·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和约翰·斯皮克（John Banning Speke）在19世纪后期的探险。像罗马和印加那样由不同地区组成的帝国，要联系在一起，关键是道路建设，但在树木丛生的热带地区，个中的艰巨可想而知。

我在第1卷提到，根据罗伯特·卡内罗的理论，社会从部落层次转型到国家层次，重要条件是地理界限。[20]在不受约束的开放地域，部落单位如感到中央政治权威的压力，就会选择逃之夭夭。这实际上就是热带非洲的情形，那里的荒地很多，灌木丛就在附近。根据赫布斯特，这就是为何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政治权威在人们眼中与领土无关。由于维持远距离的控制非常困难，权威的行使更多是对人的。非洲统治者像人口稠密的欧洲的封建领主一样，没有领地的精确地图。相反，他们只看到自己的权威，经由进贡依附者的网络，朝四面八方辐射出去。[21]

在我看来，赫布斯特描述的，与其说是国家的另一种概念，倒不如说是部落层次和国家层次之间的社会，或者说更偏向于部落。在这一方面，它们很像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前半段的中国西周社会，或五世纪欧洲的克洛维（Clovis）时代。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组织仍基于分支世系，作为群体受到攻击时，能够向上聚成非常庞大的单位。但分支世系也会轻易分裂成非常小的单位，视具体情况而定（见第1卷第3章），偶尔还能浓缩成酋邦。它具有类似于国家的特性，但又不是国家；譬如，无法阻止下属单元的离去，无法行使对领土的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当我说前殖民非洲的政治组织是“部落”的，该词有非常具体的含义，不同于在当代政治中使用（或滥用）的。今天的肯尼亚，特别从富有争议的2007年总统选举以来，已沿着种族界限发生断裂，促使基库尤、卢奥（Luo）、卡伦津（Kalenjin）和马赛（Masai）那样的群体相互争斗。无数其他非洲国家的政治，也建立在类似的种族关系上，如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中遭到胡图人（Hutu）屠杀的图西人（Tutsi）。像基库尤那样的种族群体，有时被松散地称作“部落”，而种族政治也被称作某种形式的部落制。更有一种倾向认为，现代非洲政治简直就是古代文化模式的延伸。

但非洲种族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现象，它们或是在殖民时期创建的，或是在后殖民时期合并的。经典的分支世系——在人类学眼中是部落——是一个群体，成员经过两代、三代或更多代，可追溯到共同的祖先。维系这个体系的是一组具体的信念，认为已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都有影响活人命运的神奇力量。根据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对苏丹南部努尔人的经典描述，这些世系可以扩展，取决于在选择共同祖先时往前查几代。对大多数日常活动来说，相关的祖先都是近亲，亲戚群体相应也很小。

现代种族所涵盖的如果不是数百万，至少也有数十万人。他们可以宣称自己是共同祖先的后裔，犹如罗马部落说自己是罗慕路斯的后裔。这样的祖先那么遥远，与其说是真人，倒不如说是神话和寓言的体系。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当代非洲的种族认同往往是殖民当局培养的。当局相信，某些群体比较“尚武”，所以适宜充当士兵的人选。或者，当局只是想在不同群体中挑拨离间，使大家变得更容易治理。今天，种族认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在国家资源的依附式分配中充当信号灯：如果你是基库尤人，能选出基库尤人的总裁，就很有可能获得政府职位和公共工程等好处。

推一扇已经打开的门

在被瓜分之前，非洲几乎没有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非洲大陆已被瓜分，欧洲列强也没创造出新的国家，其中原因与殖民主义第二波浪潮的上述特征有关。欧洲各国政府的兴趣，与其说是经济的，倒不如说是战略的。他们希望确保现存属地，防止新兴强国的包抄。他们感兴趣的是建立势力范围或保护地，而不是直接统治非洲本土，也不想在这个过程中花费太多国家资源。如果这些领土能够提供经济利益，那就更好。

驱使殖民当局扩展的常常是全国政府之外的参与者。其中有当地的殖民代理人，在没有知会或取得宗主国中央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扩大殖民范围；有现存殖民地的定居者，要求获得保护和新土地；有各种各样的当地贸易商和特许公司，即使没有成为对宗主国政府来说举足轻重的经济利益，也成了强大的游说团体；还有传教士，视非洲为皈依和文化征服的好地方。

有人说，大英帝国是在有点心不在焉中建成的。这其实是真的，不但适用于大英帝国，而且适用于其他欧洲帝国。例如，法兰西帝国在非洲的两大属地之一是法属西非（Afrique Occidentale Franaise），创建者却是一群法国军官。他们不顾巴黎的命令，自行跋涉到尼日尔河上游河谷，最终进入乍得。法国商人游说政府，让路易·费代尔布（Louis Faidherbe）将军担任塞内加尔总督，还让殖民当局向塞内加尔河流域挺进，以减少他们亏欠当地酋长的进贡。刚果自由邦的创建者不是比利时政府，而是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他把这一大片土地当作自己私产，它的债务后来却是比利时被迫承担的。英国在西非的扩张，其实是它在取缔奴隶贸易时的副产品；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原是英国海军基地，后又成了重获自由的奴隶的避难所；为了防止贸易商人逃避设在海港的海关，英国才逐步吞并周围地区。俾斯麦发现很少德国企业愿意在非洲投资，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担心德国在坦噶尼喀的插足，会威胁到通向印度的交通，从而加强对乌干达、桑给巴尔和东非其他地区的控制。[22]

在非洲开辟殖民的混合动机造成不断的拔河之争，一边是想扩大控制和深化投资的当地欧洲人群体，另一边是对新属地价值持怀疑态度的政府（和背后的纳税人）。殖民列强经历今天所谓的“使命蔓延”，即美国外交政策在冷战之后的死穴：原先只是有限的目标和短期的小型干预，却促成当地的利益与承诺，为了使努力不至于中途夭折，不得不作出进一步的干预。例如，镇压恐怖分子的需求从阿富汗溢出，延及巴基斯坦；又需要通过军事和经济的援助，来稳住巴基斯坦；还需要在中亚谋得物流基地，后者遂变成美俄关系中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动态导致不断扩大的卷入，而国内在承担如此重大责任上，并不一定已经达成共识。

在非洲，这种逻辑导致廉价的殖民主义，只求保住影响，没有在可持续的政治制度上作充分投入。在新加坡，英国创建的不但是先前没有的港口，而且是直辖殖民地和行政结构，以支持在东南亚地区的全部利益。在印度，他们创建英印军队和更高级的官僚体系，这些制度在1947年移交给独立的印度共和国，至今犹在。在非洲，他们在“间接统治”的名义下创建最简陋的行政体系。正因为如此，他们未能向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提供经得起考验的政治制度，从而为随后的国家衰弱和失败做好了铺垫。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正是这样一种体制。

[1]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Step=12＆ID=4＆CNO=2.

[2] Steven Radelet，《新兴非洲：十七个国家如何处于领先地位》（Emerging Africa: How 17 Countries Are Leading the Way）（巴尔的摩：全球发展中心，2010年）。这本书出版之后，十七个国家之一的马里遭遇政变，要从花名册上除名。

[3] 有关这段时期，参见William Reno，《军阀政治与非洲国家》（Warlord Politics and African States）（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8年）。

[4] Collier，《最底层的10亿人》；Collier，《内部冲突的经济原因及其政策含义》；Collier，《种族多样性的影响》（Implications of Ethnic Diversity），载《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第32卷（2001年）：129—166页。

[5] Michael Bratton和Nicolas van de Walle，《非洲民主实验：体系变迁的比较研究》（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Africa: Regime Transi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61—63页。

[6] van de Walle，《非洲经济和永久危机的政治，1979—1999》，117页。

[7] 蒙博托政权垮台时，军内有五十名将军和六百名上校。Michela Wrong，《沿着Kurtz先生的足迹：蒙博托刚果的灾难边缘的生活》（In the Footsteps of Mr. Kurtz: Living on the Brink of Disaster in Mobutu’s Congo）（纽约：哈珀出版社，2001年），90、95、229页。

[8] van de Walle，《非洲经济和永久危机的政治，1979—1999年》，65页。

[9]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

[10] van de Walle，《非洲经济和永久危机的政治，1979—1999年》，73—74页。

[11] van de Walle，《在依赖援助的国家克服经济停滞》（Overcoming Stagnation in Aid-Dependent Countries）（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2004年），33页。

[12] Bratton和van de Walle，《非洲民主实验》；Robert Bates，《热带非洲的市场和国家：农业政策的政治基础》（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 Wrong，《沿着Kurtz先生的足迹》，104—108页。

[14] David B. 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欧洲海外殖民帝国，1415—1980》（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 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1415-198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年），81—82页；Fieldhouse，《殖民帝国》，177—178页。

[15] 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92页。

[16] Fieldhouse，《殖民帝国》，178页，207—210页。

[17] 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94—95页；Mahmood Mamdani，《公民和臣民：当代非洲和后期殖民主义的遗产》（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

[18]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15页。

[19] Crawford Young，《非洲殖民地国家的比较研究》（The African Colonial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74—75页。

[20] Carneiro，《国家起源的理论》。

[21]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40—57页。

[22] Young，《非洲殖民地国家的比较研究》，80—90页；Fieldhouse，《殖民帝国》，211—216页。

第20章
间接统治

塞拉利昂和国家崩溃的危机；既残酷又软弱的国家；何为“间接统治”，其何以获得发展；法国的直接统治如何不同，最终证明仍无法植入现代制度

塞拉利昂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可怕内战，军阀福戴·桑科（Foday Sankoh）率领的革命联合阵线（RUF）开始招募童子军——十二三岁的男孩，有的甚至更年轻——让他们吸食大麻、安非他明和可卡因，再迫使他们在朋友面前杀死自己的父母。这些心灵深受创伤的儿童，被带进最可怕的罪行。他们还犯下进一步的暴行，如切开孕妇的肚子以判断婴儿的性别，或截断被俘士兵或普通平民的手臂，使之无法回来复仇。女子经常遭到强奸，被迫成为童子军的妻子。1999年，革命联合阵线向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发起被称为“死城行动”的进攻，洗劫整个街区，肆意强奸杀害居民。[1]

如何解释人类的这种退化？有一个答案，通常不会获得明确表述，只是人们心照不宣的默认。那就是，非洲历来如此。热门电影《血钻石》（Blood Diamond）描述的塞拉利昂冲突、乌干达北部上帝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的叛乱、卢旺达的图西种族大屠杀，更加深了西方的观念：非洲是一个残暴和野蛮的地方。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等人认为，西非的文明幕布破碎了，这些社会正在返回部落制的原始形式，唯有手上的武器是现代的。[2]

这个答案反映出对非洲历史和部落制的极大无知。以部落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是有序的，分支世系制是一种政治秩序，既维持和平，又限制权力。仅有极少数的部落酋长或头人，才拥有欺压同胞的权力或权威。与国家层次的社会相比，大多数部落社会事实上是相当平等的。它们有规范个人行为的明确规则，还有执行这些规则的严格方法（即使是非正式的）。部落的分支经常发生相互之间的小冲突，但并没有生活在霍布斯式的失范暴力之中，如20世纪90年代塞拉利昂和索马里代表的，也没有想方设法发明各种怪诞的酷刑。

像塞拉利昂那样的国家，为何深受恐怖暴力的煎熬？另一种解释是殖民主义。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对原住民实施系统且密集的暴行。[3]塞拉利昂断人手臂用以警告威胁的做法，令西方舆论义愤填膺；但在利奥波德的比属刚果，这种做法是军警（Force Publique）的家常便饭。根据记载，“进入刚果的士兵被告知，要解释自己用掉的所有弹药；所以砍下并烟熏受害者的手脚和私处，放入篮子，呈献给指挥官，以证明自己的战绩”。[4]虽然奴隶贸易已被禁止，但非洲殖民地的经济，仍依赖不同类型的强迫劳动和经济榨取。非自愿征用也是欧洲人的普遍做法，所有殖民地要求大多数男人提供劳役，包括难以忍受和有损健康的工作，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数千人应征加入欧洲军队，经常死在远离家乡的战场。英国在塞拉利昂的茅屋税战争（Hut tax war），以叛乱罪名吊死九十六名部落酋长。[5]欧洲殖民官员经常像小霸王，很少受到制衡，任意颁布裁决（无论公正与否）。再看一下下面这段小插曲，来自德国控制下的喀麦隆。“保护地的帝国大臣莱斯特，让达荷美（Dahomey，西非国家贝宁的旧称）士兵的妻子在丈夫面前接受鞭刑，导致1893年12月的兵变；还在晚上从监狱提取女囚犯，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莱斯特为此被带到纪律委员会面前，被裁定在执行任务中犯有过失，取消资历，调往另一个同等职位。”[6]20世纪后期兴起一门新学科，专门揭露欧洲殖民主义的恐怖，并试图解释，当代非洲的许多问题都植根于殖民地历史。与这个新学派携起手来的还有许多新兴的经济理论，也将管理不善追溯到榨取性的殖民制度。

把特定的殖民实践与当代结果直接相连，这一类理论注定会有缺陷。首先，塞拉利昂不是当代非洲的典型，比属刚果也不是非洲殖民地的典型。非洲大陆五十多个主权实体中，绝大多数和平稳定，塞拉利昂只是极少数失败国家之一。同样，比属刚果的殖民当局以残酷和盘剥出名，也属特例。像埃德蒙·莫雷尔（Edmund Dene Morel）那样的新教传教士和活动家，谋求保护普通刚果人不受掠夺，揭露军警和比利时公司的劣行。欧洲境内的民意最终迫使比利时政府大力抑制利奥波德的私营企业。绝大多数殖民政府，尤其是在独立即将来临之前，只使用很低水平的强制手段。

非洲殖民地国家和独立后出现的国家，这之间确实存在较大的连续性，但与特定恶行的继承无关。残暴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的殖民地遗产是软弱国家，缺乏足够的权力或权威迫使治下的人口服从。独立后的非洲总统制看上去非常强大，所掩盖的现实却是，国家根本无法渗透和塑造社会。塞拉利昂——以及利比里亚、索马里和刚果——的恐怖代表了软弱国家的极端版本，因为独立后的国家彻底崩溃。填补真空的不是非洲的传统社会，而是失去祖国的半现代化混血年轻男子。他们自行组织起来，利用全球经济的机会，凭借钻石等大宗商品，来赚取自然资源的租金。

说一个国家既残酷又软弱，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杀害、监禁和拷打对手的不都是强大国家吗？但事实上，这两者可以合二为一。所有国家都集中并利用权力——即以暴力强迫他人，但成功国家更多依靠权威——民众广泛相信政府的合法性，自愿遵从国家的意志。在和平的自由民主国家中，拳头通常躲藏在法律、习俗和规范的手套之中。公开使用胁迫和暴行的国家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它们无法行使正当的权威。在渗透和塑造社会时，它们只有迈克尔·曼所谓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而没有“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7]无论非洲殖民地国家，还是殖民结束后出现的独立国家，概莫能外。[8]

殖民地国家的现实，不是欧洲人强力植入的专制政权，而是“间接统治”。自1858年的印度叛乱以来，这个策略一直在实施之中，到了弗雷德里克·卢吉勋爵（Lord Frederick Lugard）之手，第一次获得系统性阐述。除了其他任职，卢吉还担任北尼日利亚（1900—1906年）和香港（1907—1912年）的英国总督。他从非洲经验中汲取教训，认为英国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人力，以管辖香港的方式来直接管理庞大的非洲属地。他在《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任务》中断言，将欧洲的法律和制度强加给不情不愿的非洲臣民，只会适得其反；如果采纳原住民自己的习惯做法，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更好更公正的治理。这促使新式政权率先出现于北尼日利亚的穆斯林酋邦；处理日常政务的是英国人挑出的当地酋长，仅接受以地区殖民官（district officer）或专员为首的极少白人的监管。[9]

即使在非洲殖民主义的高峰时期，在非欧洲人的总量也是很少的。表3提供所选地区的殖民官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从肯尼亚的1比18 900（有很多白人定居者，需要更多关注），到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1比52 000。

在非欧洲人总数稀少不可避免导致，殖民当局必须依靠酋长、村中长老、首领、办事员、通译和其他黑人官员来从事政府的实际工作。世界各大首都的财政部对资助贫困的属地毫无兴趣。借用格雷伯爵（Earl Grey）的话：“改善不文明人的措施是否合理，最可靠的检测是要看他们能否自足。”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间接统治与其说是新政策，倒不如说是对当地实际情况的承认。这一切事实表明，殖民主义的制度遗产不可能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英国把恰恰相反的东西——保存习惯法——当作自己明确的政策目标。如历史学家萨拉·贝里（Sara Berry）描述的，这是“小本经营的霸权”（hegemony on a shoestring）。[10]

表3. 非洲的欧洲殖民官密度

来源：Michael Crowder，《热带非洲的白酋长》（The White Chiefs of Tropical Africa），载Lewis H. Gann和 Peter Duignan合编，《非洲殖民主义（1870—1960）》（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Karen Fields，《殖民地非洲的复兴和叛乱》（Revival and Rebellion in Colonial Africa）

对“本土法律和习俗”的搜索

英国殖民地的间接统治在表面上看来颇受欢迎。相比法国的目标是让殖民地同化到单一同质的法兰西帝国，卢吉的理论还有道德上的考量。他认为，与其试图把非洲人改造成二流欧洲人，倒不如让他们遵循自己的法律和习俗，接受传统权威的治理。这符合许多早期帝国的做法，它们也认识到，不能输出自己的制度，强加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他人。恢复当地传统的愿望，导致手忙脚乱地去寻找“本土法律和习俗”。不管招致怎样的评说，这种寻找确实给人类学这个新领域带来大力的推动。殖民政府提倡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如一直试图确定非洲“正宗”法律传统的查尔斯·米克（Charles Meek）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著作。[1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根据贝里的研究，欧洲殖民官员认为，“非洲社群包含相互排斥的社会文化单位——部落、村庄和亲戚群体——习惯和结构一直都没有很大变化”。[12]这适用于非洲的某些地区，如北尼日利亚（卢吉有直接经验），当地的穆斯林酋邦已有成文的法律，还建立起行政体系。但它不适用于非洲的许多其他国家，那里的部落认同是重叠的，还在不时发生变化。在许多地区，殖民地官员硬要找出部落“酋长”来承接下放的权力，只好捏造出一个，有时干脆提拔地区殖民官的男仆或助手。其实，殖民当局遵循“每个非洲人都有自己部落”的信念，凭空造出本来并不存在的部落，“梳理杂乱的种族背景，创建更为纯粹清晰的部落认同，来作为部落权威的基础”。[13]

借用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的话，这种“传统的发明”是基于对非洲社会的深刻误解：

白人将欧洲新传统与非洲的惯例相比较，这其实是两个毫无比较性可言的东西。欧洲人发明的传统的特点就是僵化，它包含各种有记录的规则和程序——如现代的加冕仪式。这些东西给人以定心丸，因为在一个变化万端的时期，它们代表了那些不变的东西……

几乎所有对19世纪殖民统治前的非洲的最新研究都强调，单一“部落”认同的假设与现实相差太远，大多数非洲人在多重认同之间进出，有时称自己是这个酋长的部下，有时又说自己是那个教派的成员；有时属于这个氏族，有时又是那个职业行会的新会员。[14]

间接统治的作用不是要发展本土制度，以实现现代化目标，而是要把想象中的权力关系冻结起来。

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进一步指责，独立后暴虐的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统治促成的“分权式专制”（decentralized despotism）的产物。英国的间接统治，是为了达到两个长期的经济政策目标。首先，他们在商业性农业和白人定居者的要求下，试图将惯例的土地使用权转换成现代产权。现代产权是正式的，可以自由转让，由个人或法人实体拥有。如第1卷阐述的，惯例的土地使用权是私人产权的非正式体系，有时会被误解为共产党集体农庄式的公有制。传统的惯例财产，与亲戚系统密切相连，由于对亲戚的义务而受严重限制。个人通常无法决定土地的自由转让。[15]特别是酋长，更没有转让土地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惯例财产只存在于野蛮时代的欧洲。欧洲中世纪盛行的封建产权已经比较现代，因为它是正式且个人的，以合同为基础。将惯例的土地使用权改成现代产权，比从欧洲封建的土地使用权到现代产权的转换更具革命性。它涉及相关亲戚群体中的权威结构的巨大变化。当殖民当局试图向惯例业主购买土地时，却发现无人有权转让。在间接统治下造出从属的部落酋长，原因之一就是向他授予相当于欧洲封建领主的权力，让他有权将共有财产纳入现代产权体系。[16]

向本土酋长授权的第二个原因是让他成为税收官。所有殖民政府都向殖民地男性征收人头税，让殖民地有能力支付自己的管理费用。但人头税还可达到另一目的：迫使臣民以现金缴纳人头税，就会鼓励他们走出丛林，投身现金经济，成为欧洲商业性农业的劳工。本土当局的主要功能由此变成征税。他们既有现代武器，又有殖民地军队的支持，在征税上效率更高。欧洲人由此把自己政治权威的模式，强加给以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

马姆达尼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新酋长比真正的传统权威专制得多。部落社会往往是自愿平等的，对头人有很多制衡。他引用1881年一段对话，一方是南非的本土法律和习俗委员会（Cape Commission on Native Laws and Customs），另一方是被认为非洲最专制领袖的祖鲁前国王开芝瓦约（Cetshwayo）：

你作为祖鲁国王，对你的臣民，拥有所有权力吗？

——与领土上的酋长们一起。

你是国王，酋长们怎样从你那里获得权力？

——国王想选出新酋长时，就把领土上的酋长召集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以确定候选人是否适合充任大酋长，如果他们说“是”，新酋长就产生了……

如果有人试图杀死国王，会被处死吗？

——他会被罚，以牛抵过，并接受严厉的训斥……

有人逃离部落，会受怎样的惩罚？

——如果他所在地酋长曾给他财产，就会要求退回，然后他可自由离去。[17]

根据马姆达尼的研究，英国间接统治造出的新酋长比祖鲁国王更加专制，拥有现代欧洲国家式的权力：有权单方面取得土地所有权，有权征税，有权颁布正式法律，有权惩罚犯罪。中央殖民政府可能显得极其微弱，在地方一级却成立更专制的体系，不受真正非洲传统社会的制衡。他们还在公民和臣民之间划清界限：前者是白人定居者（偶尔情况下是混血儿或亚洲人），享有现代法律体系及其连带的权利和特权；后者受制于发明出来的惯例法律。法律多元化掩盖了这一事实：与非洲黑人相比，白人殖民者的权利获得更为详尽的保护。非洲人从来没有机会，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应用自己的法律。惯例法律必须符合欧洲的道德，禁止某些令人反感的做法（印度的寡妇殉夫自焚，也许是这方面最有名的案例）。这种双重标准的极致表现，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18]

兰杰、马姆达尼等人认为，间接统治和发明传统留下恶性影响，由此引出激烈辩论。托马斯·斯皮尔（Thomas Spear）认为，欧洲官员操纵非洲社会的能力——创造以前不存在的独裁者、部落和种族认同等——被过度夸大了。新传统必须以现存的实际文化为基础，才能被人接受。欧洲人也没有立即简单冻结某种状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相互适应，仅“在解释传统及其对殖民治理和经济活动的影响时，才引出不可解决的争论”。有些新部落酋长活像独裁者，其他的试图软化欧洲人的要求，或伪造人头税表，或包庇个人躲避殖民地的司法部门。当地代理人为了行使权威，必须寻求合法性。这通常意味着，设法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在白人地区殖民官和当地人口之间斡旋的，不只是酋长，还有通译和助理。试图合并、移动和拆散部落的社会工程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与其说欧洲人操纵非洲社会，倒不如说非洲人常常操纵欧洲人。殖民官寻求弄懂“惯例”的规则，得到的却是偏袒个别当权者或个别利益的故事；他们太天真或太无知，以致无法发现真相。借用卡伦·菲尔兹（Karen Fields）的话：“间接统治只是一种方式，让殖民地国家成为惯例秩序中生出的权力的消费者。不是真正的权力从殖民当局转给非洲统治者；恰恰相反，而是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被统治者手中。”[19]

这场辩论中的真相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当局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当地人；在其他情况下，非洲人能发挥能动性，予以抵制。与征服美洲新大陆的欧洲人相比，非洲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制度烙印实在太浅。

这个复杂过程在肯尼亚非常明显，它在最近几年中深受种族冲突的血腥折磨。今天的种族群体——基库尤、卡伦津和卢奥——在它变成英国的保护地之前，大大不同于现在的状态。殖民当局显然把种族当作控制肯尼亚人口的手段，但绝不是凭空“创造”种族认同。他们所做的只是启动经济现代化的缓慢进程，在广泛意义上缔造认同的基础，再加以形式化，使种族认同成为统治工具。要把乡村肯尼亚人逐步吸入市场经济，就要有更高级别的社会关联。来自不同分支的两个基库尤人，如在肯尼亚乡村见面，会视对方为陌生人，如在内罗毕相遇，身边还有卡伦津人或卢奥人，就会视对方为同种同族。

到最后，间接统治的遗产是好坏参半。它确实造成地方上的专制、暴政和不公，但殖民地国家的权力不够强大，无论是在地方一级，还是在中央一级，都无法赢得对国家意志的例行服从。殖民当局通过因地制宜从当地人口那里获得更多首肯，但也经常误解地方情形，以致认识不到，许多非洲人其实希望获得现代财产和投身更广泛的市场经济。[20]非洲日益扩展的市区没有实施间接统治，逐渐涌现出像种族和阶级那样的认同新来源。结果是，民族主义运动突然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让欧洲人措手不及。非洲人不想回归传统，而要迈向独立和国家主权。今天，作为间接统治发明地的北尼日利亚，其贫困情形要比更受现代化势力影响的南半部严重得多。所以，间接统治的影响是非常保守的。它所欠缺的是，无论是在抱负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为强大的现代国家打下一个基础。

法式殖民主义

比利时像英国一样在刚果实行分权形式的统治，而法国和葡萄牙，则在自己的非洲殖民地拥有更为集中的行政管理。对法国人来说，这是第二天性，因为法国政府本身就是高度集权的。法国人认为，罗马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不愿向习俗屈服。间接统治没给独立后的非洲留下强大政治制度，直接统治会有不同结果吗？简而言之，答案也是否定的。不管英法方法之间有什么理论分歧，资源和知识的局限阻碍了法国当局在塑造殖民地上超过英国。实际上，法国以既定的方式而不是应有的方式与非洲人打交道，造成了极度的冷漠无情。这种态度在独立后的数十年中，感染了法国对非洲法语国家的政策。[21]

像英国一样，法国也通过酋长实施统治，但不认为他们是拥有自己传统合法性的共同体代表，只把他们当作法国政府的代理人，两者的关系相当于“军官与军士之间”。[22]一直用到20世纪40年代的规则，是1854年在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制定的；执行这些规则的，是像塞内加尔总督路易·费代尔布那样的军官。法国遵循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模式，逐步征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独立政治体。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等的大片土地，被分割成较小的“治理圈”（cercle），再依次分为市镇和村庄。第二帝国在1870年变为第三共和国，但没有作出大的改变；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法国的共和传统在实施统一规则上变得更加一丝不苟。既定目标是让殖民地“同化”到法国体制中，尽管规定法语和教育的普遍应用，但没有让大多数非洲臣民最终成为法国公民的长期计划。[23]

法国和英国的许多重要区别，在于如何管理、培训和录用殖民官。所有管辖广大区域的官僚体系，必须在两种人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通才，可以是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另一种是专家，对特定地点的情形了如指掌。后者因自己的当地知识而占优势，但易于被当地利益俘获，养成狭隘的偏见。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这种当地知识为“智慧”（mētis）。[24]通才更为可靠，往往也更为有效，但倾向于在不适宜的场合滥用普遍的理论。英国政府倾向于奖励专家，而法国模式比较鼓励通才。所以，法国殖民官每隔几年就会被调走，不只是在非洲各地，而是去帝国其他部分。这样一来，他们中很少有人学会讲本土语言或掌握当地知识。[25]

法国和英国在招募何种人充当殖民官上也有不同。在英国，他们往往来自上层中产阶级或士绅家庭，其中大部分人上的是公立学校（即美国的私立学校）和名牌大学，如牛津或剑桥。（我们已在第8章中看到，英国官僚体系的改革始于印度参事会的改革。）在法国，新人来自资产阶级，与他们的英国同行相比，对非洲酋长更为不屑，视之为封建或君主制的残余。法国殖民当局发现，自己无法吸引足够数量的优秀候选人。对那些殖民官的性格人品，还有很多轶事奇闻。一位医生报告：“嗜权的精神病患者在殖民地特别多——在比例上，远远超过法国本土。他们都是心理不平衡的个人，追求殖民地生活，在精神上特别受异国情调的吸引。”殖民地学校（école Coloniale）主任在1929年说：“当一个年轻人离开法国去殖民地时，他的朋友就会想，他一定犯了什么罪？他一定在逃离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病态的库尔兹先生，还是有现实原型基础的。所有这一切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法国提高殖民官的教育水平和专业精神，获得改善的医疗条件又鼓励他们带家人一起上任。这又引发当代发展部门熟悉的新问题：他们会在殖民地的外籍人士社区，整日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与当地人在一起。[26]

法国人最终发现，同化的政策不可行。已获得丰富经验的殖民地学校毕业生开始争辩，要采纳更为灵活的政策，以帮助殖民地社会在“自己的结构中进化”。到了20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的规范在发生变化：对传统文化的完整性有更大赏识，也认识到以蛮力将外国制度强加于当地社会只会造成破坏。人类学开始时只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工具，现在变成强大舆论，以争取本土文化的平等和尊严。[27]借用一名法国耶稣会士的话：“习俗属于共同体本身。不让共同体享有对它的解释权和修改权是一种暴行，比没收耕地或森林更严重，尽管不太明显。”[28]像其他殖民国家一样，法国人在当地的总人数极为稀少，也没在任何殖民地植入法式的强大制度。所以到最后，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殊途同归，都归于失败。

反讽的是，让非洲人变成法国人的政策失败，却造成反面效果，让法国人变成了非洲人。法国人与独立后的非洲打交道，更愿意依据当地规则来玩当地的权力游戏。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至少还对像民主和人权等的普遍原则作口惠而实不至的表态。所以，法国人很高兴与独裁统治者合作，如蒙博托和象牙海岸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t-Boigny）；或为了自身的外交利益，派遣伞兵以支撑令人厌恶的政权。这也导致国内的腐败，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精灵事件”（Elf affair），其中的高层商人和官员，卷入以利润丰厚的合同交换回扣的丑闻。[29]

非洲在欧洲殖民主义之前不具备强大的现代国家，这是非洲大陆被轻易征服的原因之一。非洲殖民统治的遗产是削弱现有的社会结构——即使政策的明确目标是予以保护——但没有植入现代的国家制度。独立后的软弱国家只是软弱的殖民地国家的继承人。

塞拉利昂的崩溃是这份遗产的长期后果。它是英国在非洲的最古老殖民地之一，经由酋长的网络接受间接统治。在弗里敦的白人殖民当局对这些酋长，时而贿赂，时而威胁。它在1961年获得独立，没有现代国家可言。殖民当局留下的行政架构变质退化，尤其是在西亚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1968年上台之后。他曾是警员，以哗众取宠和无耻腐败出名。

当金刚石砂矿（例如在河流中找到的那些）成为塞拉利昂所有政治参与者的争夺对象时，行政架构的恶化日益加速。保罗·科利尔认为，驱使这和其他非洲冲突的，不是社会不满，而是贪婪。[30]但自然资源的竞争并不一定引起冲突，博茨瓦纳的金刚石就被用来造福于自己的人口。塞拉利昂的问题是，它缺乏能维持秩序和公正、和平利用资源的国家。它的内战，以及因毒品而疯狂的童子军，并不构成对传统非洲的回归；除了贫穷之外，也反映不出社会或文化的悠久传统；它们只是一种现代创新，受全球金刚石行业的经济激励；更代表国家的彻底失败。[31]评论家兰萨纳·加贝列（Lansana Gberie）指出：“教训是……别无选择，唯有建立强大的官僚国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有效提供像教育和就业那样的服务，并避免已成非洲弊政标志的腐蚀性腐败和公款滥用。”[32]

英国和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验，与当代国家建设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海地。下一章，我会继续追问，向殖民地提供强大制度一事，有人做得更好吗？

[1] 例如，参见人权观察的网站，www.hrw.org/en/news/2ooo/o5/31/sierra-leone-rebels-forcefully- recruitchildsoldiers。

[2] Robert D. Kaplan，《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打碎冷战后的梦想》（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Cold War）（纽约：兰登书屋，2000年），4—19页。

[3] 经济学家Nathan Nunn在研究报告中显示，今日西非的高度不信任和几世纪前的奴隶贸易有很强关联。捕获奴隶涉及大量暴力；特别在南部，参与奴隶贸易的国家不断为航线和国外市场互相开仗。Nathan Nunn，《历史遗产：把现时不发达与非洲过去关联起来的模型》（Historical Legacies: A Model Linking Africa’s Past to Its Current Underdevelopment），载《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第83卷，第1期（2007年）：157—175页；Nunn，《非洲奴隶贸易的长期影响》（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载《经济学季刊》第123卷，第1期（2008年）：139—176页。

[4] Wrong，《沿着Kurtz先生的足迹：蒙博托刚果的灾难边缘的生活》，47页。

[5] Lansana Gberie，《西非的肮脏战争：革命联合阵线和塞拉利昂的破坏》（A Dirty War in West Africa: The RUF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ierra Leone）（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40页。

[6] 引自Jean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French Coloni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1900-1945）（纽约：Pica出版社，1971年），90页。

[7] Mann，《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从开始到公元1760年的权力史》，169—170页。

[8] 当然也有重要例外，如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治理国家仅用最少的专制。

[9] Karen E. Fields，《中非殖民地的复兴与叛乱》（Revival and Rebellion in Colonial Central Afric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10] Sara 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变化的社会动态》（No Condition Is Permanent: The Social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 in Sub-Saharan Africa）（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3年），22页，24页；Fields，《中非殖民地的复兴与反叛》，39页。

[11] 例如，参见Charles K. Meek，《殖民地的土地法和习惯》第2版（Land Law and Custom in the Colonies, 2nd ed.）（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1968年）；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努尔人的亲戚关系和婚姻》（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Nuer）（牛津：Clarendon出版社，1951年）；埃文斯—普理查德，《盎格鲁—埃及苏丹的阿努亚克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Anyuak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纽约：AMS出版社，1977年）；Julius Lewin，《非洲本土法的研究》（Studies in African Native Law）（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47年）；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115页；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30页。

[12] 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27页。

[13] Mamdani，《公民和臣民：当代非洲和后期殖民主义的遗产》，79—81页；William B. Cohen，《法属西非的法国殖民当局》（The French Colonial Service in French West Africa），载Gifford Prosser和William R. Louis合编，《法国和英国在非洲：帝国之争和殖民统治》（France and Britain in Africa: Imperial Rivalry and Colonial Rul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1年），498页。

[14] 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在非洲殖民地发明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Colonial Africa），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杰合编，《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248页。

[15] 控制部落社会土地的通常包括个人家庭和整个分支世系，个人并不拥有自由所有权，土地转让由于对亲戚的义务而受严重限制，酋长更像是代表整个群体的托管人。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4章；T. Olawale Elias，《非洲惯例法的本质》（The Nature of African Customary Law）（英国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6年），162—166页。

[16] Mamdani，《公民和臣民》，138—145页。

[17] Mamdani，《公民和臣民》，44页。

[18] 有关肯尼亚土地法的双重体系，参见Ann P. Munro，《肯尼亚的土地法》（Land Law in Kenya），载Thomas W. Hutchison等合编，《非洲和法律: 在非洲英联邦国家制定法律体系》（Africa and Law: Developing Legal Systems in African Commonwealth Nations）（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8年）。

[19] Thomas Spear，《新传统主义和非洲英国殖民地的发明限制》（Neo-Tradition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载《非洲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第44卷，第1期（2003年）：3—27页；Emily Lynn Osborn，《“铁圈”：非洲殖民地雇员和解释法属西非的殖民统治》（‘Circle of Iron’: African Colonial Employe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French West Africa），载《非洲史杂志》第44卷（2003年）：29—50页；Fields，《中非殖民地的复兴与叛乱》，31、38页；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32页。

[20] 参见Martin Chanock，《典范、政策和财产：土地使用权的惯例法的评论》 （Paradigms, Policies and Property: A Review of the Customary Law of Land Tenure） ，载Kristin Mann和 Richard Roberts合编，《非洲殖民地的法律》（Law in Colonial Africa）（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市：Heinemann出版社，1991年）。

[21] Cohen，《法属西非的法国殖民当局》，500页；Michael Crowder，《热带非洲的白酋长》（The White Chiefs of Tropical Africa），载Lewis H. Gann和 Peter Duignan合编，《非洲殖民主义，1870—1960》第2卷：《从1914年到1960年的殖民主义历史和政治》（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2: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914-1960）（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320页。

[22] Crowder，《热带非洲的白酋长》，344页。

[23]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71—83页。塞内加尔的数个社区确实赢得法国国籍。

[24] James C. Scott，《国家的视角：改善人类条件的某些措施何以失败》（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章。

[25]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313—314页。

[26]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371页；Cohen，《法属西非的法国殖民当局》，492、497页。

[27]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3章。

[28] 引自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120页。

[29] Melissa Thomas，《艰难抉择：美国对贫穷政府的政策为何失败》（Hard Choices: Why U.S. Policies Towards Poor Governments Fail）（未发表的手稿），第6章。

[30] Collier，Anke Hoeffler和Dominic Rohner，《超越贪婪和抱怨：可行性与内战》。

[31] Matthew Lange，《专制主义的谱系与发展：英国殖民主义和国家权力》（Lineages of Despotism and Development: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State Powe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96—100页；Gberie，《西非的肮脏战争》，17—38页。塞拉利昂的不幸在于它的钻石不同于博茨瓦纳，是冲积矿，让个人开采变得相对容易。Siaka Stevens在政治生涯早期支持贫穷矿工，以对抗国有控股矿业，削弱了国家控制钻石交易的能力。

[32] Gberie，《西非的肮脏战争》，196页。

第21章
国产或进口的制度

间接统治作为干预现代国家建设的先例；美国和日本作为国家建设者

有人可能会认为，殖民历史与21世纪初的世界无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三十年中，大部分殖民帝国被拆解，最后的帝国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为何还要关注外国列强当初在移植制度上的成败？

之所以有关是因为，像美国那样的个别强国以及广大国际社会，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发展中贫穷国家试图建立国家机器。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先是美国的“反恐战争”，后是它的体面退出；对这两件事来说，建成切实可行的国家是中心任务。另外在世界各地，包括柬埔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海地、索马里、东帝汶、刚果民主共和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还有维持和平和国家建设的其他努力。

这些干预的道德框架显然不同于殖民主义。殖民列强并没有托词，假称他们占领外国领土是出于原住民的利益，只是试图以文明使命感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要到他们离开前的最后十年左右，殖民政府才开始公开追求发展的目标——甚至，他们对殖民地的工业化一直怀有戒心，因为国内厂商不想看到竞争对手。他们也不特别忧心民主，因为他们一直以非民主的理由来为自己的统治辩护。

这个框架在20世纪有了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联（联合国的前身）向英国和法国等殖民列强授予托管地（mandate），但要求这些地区的治理必须以居民的利益为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的公布，随着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在国际论坛（如联合国大会）上的影响不断增强，国际法律的框架有了新改变。冷战和苏联的否决权，曾阻止安理会对维和任务的授权。冷战结束后，闸门打开，联合国秘书处的维和部变成热闹场所。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等地的暴行发生之后，所谓“提供保护责任”的新学说兴起，责成国际社会采取积极行动，以保障受困于冲突和镇压的人民的人权。[1]

新干预的目标在快速演变，开始时只是在冲突地区推动停火和维持和平，但很快发现，没有制度就没有持久和平。国际社会如想退出冲突地区，全靠这些社会建立稳定政府，在没有外界帮助下提供自身的安全。干预的授权因此从维和扩展到国家建设。

曾是印度尼西亚一省的东帝汶，在1999年公投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它仅有的简陋行政部门，又遭到印尼人临走时的破坏。联合国被要求成立一个代表团——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帮助东帝汶建立新的国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发现自己陷入类似的困境。阿富汗从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国家的崩溃，变成恐怖分子的避风港。要防范基地组织的重整旗鼓，就要承担在喀布尔建立全国政府的艰巨任务。同样，伊拉克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治下还有正常运作的国家。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早早决定解散伊拉克军队，国家机器随之崩溃。伊拉克在2005—2006年转向全面内战，国家建设成了美国占领当局的中心目标。[2]

国际社会在冲突地区或冲突后地区维护稳定的记录参差不齐。在某些情况下，如波斯尼亚、科索沃、东帝汶、所罗门群岛和萨尔瓦多，维和行动大体上防止了冲突的重燃。在阿富汗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它们的努力则付诸流水。有人称，在索马里和刚果东部的人道主义干预，无意偏袒了冲突中的一派，实际上延长了危机。[3]

国家建设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即使建不成合法可行的中央集权国家，美国也计划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回大部分军队。伊拉克多少有一个国家，但它的根本稳定、腐败程度和对民主的承诺，仍毫无把握。重复的干预和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援助，至今还没能在海地和索马里建成切实可行的国家。在其他情况下，如巴尔干半岛和所罗门群岛，维持基本稳定还得依靠境外势力持续不断的参与。

这些失败引起长时间的讨论，包括创建和巩固制度的先决条件，以及外人在推动此举上能够发挥的潜在作用。这让我们又回到殖民主义的研究，因为殖民主义提供了外人试图向不同文化社会植入制度的丰富经验。

许多欧洲殖民主义的先例和实例与现今的干预措施搭不上关系。殖民列强植入现代制度最成功的地方是：那里的原住民薄弱，组织原始，人口稀少，或被战争和疾病杀死，或被赶往保留地，或以其他方式从画面中消失。这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曾是英国殖民地，现是自由民主的模范——的故事，但这种模式不会重复。即使我们能在世界上找到如此的空旷地带，当代关于原住民的权利的观念，也会对这种形式的殖民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英法殖民当局，为国家建设的现代干预提供了更好的先例。它们仅有少量资源，不涉及大规模的欧洲移民，还在晚期开始注重发展的目标。英国的间接统治特别让人产生兴趣，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宣称，“丹麦”不是外国统治的目标，以此直面我所谓的“达到丹麦”的问题。[4]

问题是，丹麦并不是在数月或数年内演变成今日丹麦的。当代丹麦——所有其他的发达国家——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逐渐发展出现代制度。如果境外势力试图将自己的好制度强加给某国，很可能会产生普里切特、沃尔考克和安德鲁斯所谓的“同构模仿”:只是复制西方制度的外表，而毫无实质（参见前文第3章）。制度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符合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例如，全盘进口外国的法典往往不受欢迎，因为它们不反映当地价值观。制度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钢铁市场、经理或工人、将产品运向市场的基础设施、保护投资者权利的法律体系，你就不能在那里建立钢铁厂。在各种目标中选择轻重缓急，就要对地方制度的性质有深入的了解。此外，制度的演变以地方精英和掌权者的利益和想法为基础。这些精英是谁，如何看待自己的利益，对善意的变化或改革又会有怎样的抵抗，外人往往是一头雾水的。[5]

鉴于这些考虑，许多评论家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大幅缩减自己的野心，改成“足够好”的治理；不要追求丹麦，而是追求更现实的目标，如印尼和博茨瓦纳。[6]与其从美国或欧洲进口全套的现代法典，为何不在某些情况下试试惯例的法律？与其坚持整个官僚体系没有任何腐败，为何不对低级官员的小偷小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处理最令人震惊的大案？与其要求人们把票投给并不存在的纲领性政党，为何不接受依附主义的现实，争取达成能促进稳定的寻租联盟，以求某种程度的经济增长？

例如，在2001年秋季塔利班溃败之后，人们可想象非常不同的美国政策。与其建立统一集权的民主政体，美国其实可试图建立部落首领、军阀和其他权力掮客的联盟，只要他们同意维持和平、打击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分子。与其试图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美国不如让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保持完好无损，只是换上与旧政权没有关联的新将领。

事实上，英国在非洲的间接统治，就是“足够好”治理的早期版本。卢吉和其他行政官员认识到，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以统治香港和新加坡的方式来治理非洲殖民地，所以将计就计，尽可能利用当地传统和客观事实。我们看到，赞成直接统治和同化政策的法国所取得的结果，与英国不相上下。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间接统治有很多陷阱，往往导致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首先，对本地知识的需求非常巨大，往往超越外国殖民当局的能力。搜索“本土法律和习俗”，很容易受当地人的操纵，导致对当地做法的误解。非正式法律的规范化，让原来灵活流畅的习俗变得僵化。在其他情况下，殖民当局并不真正愿意让当地酋长做主，要么认为酋长有违欧洲定居者的利益，要么认为酋长违背“文明道德”。在另一些情况下，对当地传统的尊敬本来是令人钦佩的，却导致对非洲人的目标演变视而不见。他们并不希望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反而希望走向现代化。北尼日利亚是间接统治的诞生地，也是最一以贯之的实施者。但让人颇不舒服的事实是，它几十年来恰恰因为受困于传统，一直是该国最贫穷、教育程度最低的地区。

同样的矛盾在当代原住民的权利运动中也显而易见。西方舆论作出180度的转弯。在殖民时期，原住民被视为野蛮人，需要接受强行的“文明化”；时至今日，世界幸存的土著社群继续传统生活的权利，理应得到严肃的考虑。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家，这引发矿业能源公司和土著社群之间的暴力冲突，后者获得全球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原则上，很难说传统社群不能以自己的传统来治理自己。对大多数人来说，替代的选择不是生活在丹麦，而是勉强存活于肮脏的城市贫民窟。外人推崇本土权利，所遇到的问题是，他们像间接统治的实施者一样，很难准确判断当地社群的实际利益。许多社群已部分现代化，如20世纪初的许多非洲人。实际上，还有很多人不愿错过加入现代世界的机会。继续生活在传统村庄，依旧使用当地方言，可能代表人生机会的戏剧性终止。这往往是自称是代表本土的善良外人所忽视的。

间接统治造成的许多问题，重现于非洲和其他贫困地区的当今发展计划。例如，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捐助者，发起所谓的社群主导型发展项目，首次在20世纪90年代的印尼推出。[7]它背后的理论很合理，也很有吸引力：与华盛顿和伦敦相比，当地人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应该成为旨在帮助自己的发展项目的驱动者。犹如实行间接统治的殖民官员，社群主导型发展项目也征求社群意见，以决定如何支配捐助者的资金，如用于灌溉、道路和厕所等。受外界捐助者雇用的当地主持人，被认为拥有足够的相关知识，能把乡村社群组织起来，以听取他们的意见。作为社群组织起来，这本身就是希望能建立社会资本，即使在项目终止之后，仍可发挥作用。

社群主导型发展项目碰到两个不同问题，首先是要弄清社群的真正意见。像其他社群一样，主宰村庄的是地方精英，往往是声称代表群体的老年男性。具体的社群代言人究竟是真正体现整体利益的好人，还是只想把厕所建在自家附近的有权有势者，这很难弄清。为了避开这样的难题，外界捐赠者规定有关社群必须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如果有的话）和其他被边缘化的人。这种做法符合西方的公正标准，只是不符合当地标准。它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外人要么被迫让当地精英包揽一切，要么试图采用社会工程的激进措施。很少捐赠者有足够的地方知识，弄得清自己的工作进展。在殖民时期实施间接统治的地区长官，非常熟悉这种进退两难，所不同的是，他们大多有更长任期，从而比发展项目的援助官员掌握更多地方知识。尽管这类项目在世界各地激增，对发展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无法确定。[8]

里欧·松崎（Reo Matsuzaki）建议，国家建设要取得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代理人的自主性，能否利用当地知识来实现发展目标。他指出，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时期（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到日本在1945年的战败）在建立制度上相对成功。日本在台湾的目的不是善意的，跟它在韩国实施的做法一样，也想使之日本化，包括迫使台湾人讲日语，使台湾成为向日本出口大宗商品的平台。但它也追求发展目标，建立大批基础设施、学校和地方行政机构。所有这一切在日本人离开后都幸存下来。

松崎认为，这是因为像儿玉源太郎那样的总督，本身是军事官僚强人，地位显赫，允许他们可自行做出决定，无须接受东京的严格监督。接下来，儿玉又委任和保护自己在当地的助手后藤新平，使后者能凭借自己对台湾实际情况的密切了解来落实政策。在土地和教育的问题上，他们因应当地的发展情况，对政策作出频繁调整。此外，他们在台湾任职多年，获得足够的本地知识，一眼就能看出故障所在。

可堪对比的是美国对菲律宾的宗主权，那里的行政官员（如未来的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901—1903年担任菲律宾的文职总督）不断遭到华盛顿政客的否决。控制钱包的国会领袖，急于将美国模式的政府强加给他们只有模糊概念的社会。由于国内天主教势力的反对，美国政府错过将天主教土地分配给贫农的良机。美国行政官员让菲律宾的法院体系负责土地分配，而不由美国式的行政部门。他们没有认识到，不同于美国，菲律宾遍地文盲的情况意味着，法律诉讼将受有文化的精英的主宰。尽管有美国促进土地改革的明确意愿，他们仍就果然成功获得大片土地。美国向菲律宾出口19世纪美国模式的“法院和政党”政府，由此导致土地寡头的兴起，一直占据支配地位。[9]

所以，我们应该警惕把制度当作礼品的外国人，他们很少有建立持久国家的足够的本地知识。如果他们在制度建设上半心半意和资源不足，经常会造成弊大于利的后果。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发展模式不好，或没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有效性。但是，每个社会必须以本土传统为出发点，让那些发展模式适应自己的条件。

制度最好由本地的社会参与者创造。他们能借鉴国外做法，同时也熟悉自己历史和传统提供的局限和机会。制度发展的最出色案例中，有一些是在东亚发生的，当地精英能借鉴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长期经验。在其他很多地方，这种传统并不存在，必须被创建出来。

如前所述，光是建立正规的国家制度，无论是进口的模式还是本土的模式，都是不够的。国家建设还要伴以并行的民族建设，才能卓有成效。民族建设添加了一项道德因素，即共享的规范和文化，从而加强国家的合法性。它也可以是不宽容和侵略的源泉，并且常常必须以专制方法来达成。有两个成对比较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另一个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1] 有关维和以及冲突后干预的浩渺文献，参见James Dobbins等，《国家建设中的美国角色：从德国到伊拉克》（America’s Role in Nation-Building: From Germany to Iraq）（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2003年）；Simon Chesterman，《你们，人民：联合国、过渡行政当局和国家建设》（You, the People: The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State-Building）（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

[2] 参见福山，《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权力和新保守主义遗产》；福山编，《国家建设：超越阿富汗和伊拉克》（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James Dobbins等，《国家建设中的美国角色》。参见Michael Maren，《通向地狱的路：外援和国际慈善的破坏性影响》（The Road to Hell: The Ravaging Effects of Foreign Aid and International Charit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7年）。向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反让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政府受益。在刚果东部的案例中，有指责称，联合国难民营向从事种族灭绝的胡图人提供庇护，直到卢旺达部队的入侵。

[4]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4页。

[5] Pritchett，Woolcock和Andrews，《能力陷阱？坚持执行失败的机制》。

[6] Thomas，《艰难抉择：美国对贫穷政府的政策为何失败》；Merilee S. Grindle，《足够好的治理：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改革》（Good Enough Governance: Poverty Reduction 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载《治理》（Governance）第17卷，第4期（2004年）：525—548页。

[7] 有关共同体主导型发展的起源，参见Mallaby，《世界银行家：失败国家、金融危机和国家富穷的故事》，202—206页。

[8] Jean Ensminger，《内部腐败网络：村庄中的共同体主导型发展》（Inside Corruption Networks: 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 in the Village）（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5月）。

[9] Reo Matsuzaki，《负责的代理人为何更可能失败：解释殖民地台湾和菲律宾的国家建设成果的差异》（Why Accountable Agents Are More Likely to Fail: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State-Building Outcomes across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未发表的论文）；Paul D. Hutchcroft，《殖民当局主子、全国政客和省巨头：美属菲律宾的中央权威和地方自治，1900—1913》（Colonial Masters, National Politicos, and Provincial Lords: Central Authority and Local Autonomy in the American Philippines，1900—1913），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9卷，第2期（2000年）：277—306页。

第22章
共同语

民族认同在发展中国家既重要，又存在诸多问题；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成功建立起民族认同，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却没有；民主或专制，哪个更有助于民族认同的建立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强大民族认同的存在是欧洲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在当今发展中世界，软弱国家往往是副产品，源自民族认同的脆弱或根本不存在。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成为特殊的问题，那里的独立国家是殖民当局的发明，边界是任意划定的，与单一种族、语言或文化的共同体不符。它们曾是庞大帝国的行政单位，居民习惯于生活在一起，但没有共通的文化感或认同感。像尼日利亚和肯尼亚那样的新独立国家，在殖民主义留下的真空中，没有作出努力来铸造新的民族认同，因此在以后年份中，备受高度种族冲突的困扰。相比之下，印尼和坦桑尼亚的建国领袖规划出促进民族团结的理念。印度尼西亚当然不是非洲国家，但与尼日利亚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第14章指出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也有许多共同的特性。当然，印尼和坦桑尼亚也面临巨大政治挑战，包括腐败和种族冲突，但相对水平也很有关系。由于早期对民族建设的投入，它们的政府更为连贯且稳定，作为结果，近年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石油与种族

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尼日利亚从来就不是历史上的国家，无论殖民当局还是独立后的新领袖，都没有认真地从事过国家建设。英国接管尼日利亚时，所征服的不是组织良好的中央集权大国，像他们征服印度莫卧儿帝国时遇到的那样。土著人口主要忠于部落层次的小单位。[1]现被称为尼日利亚的领土，由时任总督的弗雷德里克·卢吉，在1914年1月1日首次合并为单一政治单位。这同一个卢吉，当年曾使间接统治成为英国的殖民政策。尼日利亚由两块疆域合并而成，一块是北尼日利亚保护地，另一块是南尼日利亚殖民地兼保护地。而后者本身，又是1906年拉各斯殖民地和尼日尔三角洲保护地的合并。这些地区因宗教、种族和财富的差异，仅有很少的共同之点，尤其是在南北之间。南部在欧洲传教士的努力下逐渐皈依基督教，而北部信奉伊斯兰教。合并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较穷的北部不断出现财政赤字，与南部合并之后，财政上的补贴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当然，这一计划的明智与否，殖民当局从来没有想过还要去请教当地人。[2]

英国对在尼日利亚找不到的东西，也没有加以创建。它自17世纪以来一直待在印度，创建军队、全国官僚机构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推行能统一次大陆不同种族、宗教和种姓的共同语（英语）。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印度”作为政治单位的想法首创于殖民时代，围绕着渐渐引进的制度和民主理想建立起来。此外，印度作为帝国的支柱，在英国的战略计划中举足轻重。[3]

英国来到尼日利亚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因全球帝国的负担而筋疲力尽。一旦他们决定不能以印度的方式在非洲投资，间接统治就是对策。所以，他们有意决定不植入强大国家结构，不努力发展经济，甚至对培养尼日利亚的有文化阶层，也兴趣索然。在独立前夕，北部的英语识字率是2%，全国仅有一千名大学毕业生。尼日利亚人不得进入官僚体系的高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职于各级政府的非洲人仅有七十五名。[4]

如前所述，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是强大国家和廉洁行政的形成途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从未有过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或向英国统治提出挑战，或在自己上台后追求国家建设的战略。相反，英国人把主权放在盘子里，交给尼日利亚人，还写下新国家宪法，提早公布离开的时间表，最终在1960年兑现。独立后上台的尼日利亚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地区性和种族性的，相互之间的怀疑甚至超过对前殖民主人，缺乏尼日利亚民族概念，也不知如何给新国家的认同定位。民族认同的缺乏很快导致国家的崩溃，由此陷入内战。[5]

在比夫拉湾（Gulf of Biafra）发现的大量石油储备，给尼日利亚相互竞争的种族群体带来争夺目标，也造就让未来政治保持稳定的机制。政府控制经济资源，将之分给精英，后者再将之（扣下自己的丰厚份额之后）分给追随者网络。如果有心怀不满的群体，以暴力威胁寻租联盟，就会受到更多补贴和现金的收买。政治腐败和依附主义，就是尼日利亚为稳定和民族认同的缺乏付出的代价。

印尼开始时像尼日利亚一样，但在随后几年中有非常不同的发展。20世纪之前，印尼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这个地域涵盖超过一万一千个岛屿的群岛，曾有各种不同名字，如印度群岛、东印度、热带荷兰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它包括各种各样的苏丹王国、部落和贸易站，以及说几百种不同语言的种族群体。很少原住民知道自己村庄之外的世界，或自己岛屿之外的世界。[6]

这一切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发生改变。其时，荷兰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的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天的雅加达）之外扩展政治控制和贸易网络。定期的轮渡给人带来群岛是一个整体的感觉，更使朝觐麦加变得可行，让印尼穆斯林与更广大的穆斯林共同体相连。接触到欧洲教育的少量本土精英涌现出来，开始接纳西方概念，如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7]

到了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个殖民地有了十分多样的认同定义。由于大部分人是穆斯林，他们可把自己当作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尼共产党要发动阶级革命，让自己与共产国际挂钩，就像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已经做的那样。还有很多区域和地方的认同，本来是可以支持当地的单独政治体的，特别是在较大岛屿的爪哇和苏门答腊。

相反，名叫印度尼西亚的单一国家的全新理念，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其时，印尼全国协会、印尼全国政治协会代表大会和青年印尼（Young Indonesia，民族主义的青年团体）先后成立。[8]1928年10月在巴达维亚召开的第二次印尼青年大会，通过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第一次公开使用“印度尼西亚”一词），并宣布印尼语为民族语言。

对新生国家来说，采用印尼语为民族语言是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印尼语是经典马来语的标准化版本，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群岛的贸易商和旅行者的通用语。但把它当作第一语言的印尼人很少，绝大多数继续使用爪哇语（Javanese）、巽他语（Sundanese）和荷兰语（受过教育的精英）。爪哇语是殖民地中掌握政治优势的种族群体的语言。相比之下，印尼语更平等，也没有反映讲话者和听话者相对地位的复杂标志。许多早期的青年民族主义者不会说印尼语，或说得不好。采纳印尼语，提倡多民族的印尼，合在一起就战胜了20世纪初流行的其他认同概念。区域性的独立运动，曾在爪哇、苏门答腊和西里伯斯（Celebes）出现，在更广泛的印尼团体成立之后，决定自行解散。由于荷兰耍弄分而治之的伎俩，许多新民族主义精英认识到，形成最广泛的联盟是赢得独立的关键。

在印尼的理念背后，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是印尼独立后的首位总统苏加诺。1927年，他出版名叫《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讨论当时的三大思潮，认为当中不存在根本矛盾，不会阻碍反荷兰统治的广泛政治战线的成立。苏加诺声称，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反对高利贷。他批评追求神权国家的“狂热”穆斯林，理由是他们会引起与印尼其他宗教团体的冲突。同样，他反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敌视宗教。苏加诺不愿将西方自由主义纳入到他的综论里面，因为这种学说没有为强大国家提供理由。在他看来，强大国家在塑造民族认同和实施再分配上，将发挥整合作用；而为了取得“社会正义”，再分配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思想后来被苏加诺在1945年的讲话中阐述为“五大支柱”，成为支撑印尼独立国家的“潘查希拉学说”（Pancasila）的基础。[9]苏加诺是个极其混乱的理论家，想把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各种思想综合起来。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哲学，而是实用。他想创建综合性的民族认同，可以让自己把盛行于印尼的各种政治潮流汇合在一起，同时又能予以牵制。他以尽可能宽泛的术语来为印尼民族下定义，不提及其中任何一个种族。他接受宗教，但是使之中性化，只字不提伊斯兰教，只提泛指的一神教。[10]

苏加诺的民族综合，只能在日益专制的国家的框架内获得实施。1950年独立后的原本宪法规定，印尼是多党制的民主政体，苏加诺总统只是装饰性首脑。在1955年的第一次大选后，苏加诺开始向现行的议会民主政体发起攻击。由于少数种族的叛乱在外岛爆发， 1957年3月颁布了戒严令。苏加诺在军队和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下粉碎了自由反对派，又以纳沙贡（Nasakom）为基础建起全国阵线。纳沙贡是一个缩写，代表他小册子中的三股势力，即民族主义者、穆斯林和共产党人。他越来越依赖共产党的支持，以及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外援。他还利用国家机器，在潘查希拉思想的基础上，调动广大群众的支持。[11]

苏加诺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因为他事实上无法综合这三大支柱，尤其是其中的两个，即以军队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和以印尼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支持来源，对彼此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在苏加诺总统警卫队发动政变未遂之后，一些将领被谋杀，这导致军队在苏哈托将军领导下的反扑，苏加诺被迫下台，随后引发血腥清洗，印尼共产党因此遭到摧毁，丧生人数高达五十万到八十万。[12]

由此产生的苏哈托将军的新秩序，放弃苏加诺纲领中的马克思主义，仍依靠中央集权的强国作为民族团结的保障，还依仗潘查希拉思想作为民族认同的来源。印尼的华人少数民族，曾是印尼共产党的主要发展对象，现被迫改用印尼名字，融入广泛的大众中去。这场危机暴露了穆斯林多数民族和华人少数民族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印尼共产党的失败又使穆斯林组织得以加强。但新秩序政权继续使用潘查希拉思想，抵制使印尼国家更伊斯兰化的要求。甚至，苏哈托越来越依靠华人商界，视他们为政权的支持者。[13]

文化同化的机制是教育，印尼语从一开始就是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国家推出培训教师的方案，让他们去自己省份之外的地方工作（常常也在那里结婚）。印尼复制的这个行政体系，类似于中国皇帝和奥斯曼帝国用来治理行省的方式。在苏哈托新秩序时期，比较重要的成就是小学教育的扩展，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55.6%增至1985年的87.6%。学校体系使用印尼语已有两代多人的时间，说印尼语的人日益增多，今天已接近人口的100%。[14]

印尼的民族认同变得根深蒂固，所用方式是尼日利亚永远也无法借鉴的——综合思想的明确阐述、民族语言的确立、基于全国军队的专制政权的支持。然而，这一综合过程的极限在东帝汶（前印尼属东帝汶）、西巴布亚（原西新几内亚）、安汶（Ambon）和亚齐（Aceh）等地暴露无遗，它们从未接受出自雅加达的民族叙事。[15]西巴布亚和东帝汶分别在1963年和1976年被印尼正式吞并，其种族大体上是非穆斯林的美拉尼西亚人。苏加诺在1927年的小册子中引用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认为民族是享有共同历史、以同一共同体的方式行事的群体。根据这个标准，这两个地方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印尼民族的一部分。它们不属于印尼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满者伯夷（Majapahit）印度教王国，即现代民族主义者想象为印尼认同源泉的历史时期。它们自有与美拉尼西亚之根更近的认同源泉；在东帝汶的情况中，还存在葡萄牙宗主国的历史。当早期印尼民族主义者访问群岛的东部时，发现那里是全然陌生的部落居住地，有人甚至称当地人为“食人族”。[16]印尼政府将爪哇和其他地区的移民迁入这两个地方，以改变种族平衡；推广印尼语的教学；通过学校促进潘查希拉思想的传播；依靠武力对付当地武装叛乱，以维持主权。尽管有亲印尼民兵的可怕暴行，东帝汶仍在1999年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独立，在2002年成为独立国家。西巴布亚留在印尼中，只是仍有低水平的持续叛乱和独立运动。

尽管印尼国家实施的民族认同仍然有局限，但在这个百年之前远远不是单一国家的区域，政府已取得相当了不起的民族融合。事实上，印尼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已变得非常安全。在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国家过渡到民主政体，向各省和地区大幅下放权力，无须担心分裂倾向。印尼仍是个断裂国家，针对华人、基督教社群和其他少数民族社群的暴力仍在继续。腐败程度仍然很高，但所有的成功都是相对的。考虑到印尼建国初的种族、宗教和区域的分裂，它的国家建设成就还是相当出色的，印尼本来可以看起来更像尼日利亚。[17]

尽管有区域、宗教和人种上的明显差异，坦桑尼亚在民族建设中的记录非常类似于印尼。坦桑尼亚在种族上高度多样化，分为一百二十个不同族群。像印尼一样，多年来执掌统治的是强大的一党制国家，把民族建设定为明确目标，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它采用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像印尼一样。

最适合与坦桑尼亚相比的国家是它北面的肯尼亚。两个都是英国殖民地或托管地，在气候和文化上也非常相似。事实上，两国之间的边界是殖民当局划定的直线，从西部的维多利亚湖一直到印度洋，人为地分开散居于边界地区的当地居民。

在冷战期间，两国经常被拿来做比较，因为肯尼亚采纳乔尔·巴坎（Joel Barkan）所谓的“庇护—依附（patron-client）资本主义”，而坦桑尼亚采纳“一党制社会主义”。[18]在1963年独立后的二十年中，肯尼亚的增长大大超过坦桑尼亚，据说是展示了市场经济的优势。（见表4）

表4. GDP增长率，1965—1990年

来源：世界银行

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两个国家的位置颠倒过来。相对于坦桑尼亚，肯尼亚遭遇急剧的经济衰退（见图16）。最近，坦桑尼亚分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强劲增长，从1999年到2011年，取得约6%的年增长率。相比之下，肯尼亚遭受种族群体暴力的折磨，特别是自2007年总统大选以来。它的GDP增长率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直偏低，而且有很大波动，受到持续的政治冲突的影响。相比之下，坦桑尼亚一直保持稳定。原因最终可追溯到：坦桑尼亚的一党专政实施民族建设的政策，而较为自由的肯尼亚没有这样做。

图16. GDP增长率，1989—2011年

来源：世界银行

与肯尼亚相比，坦桑尼亚在塑造民族认同上享有现存的优势，它的一百二十个种族群体中没有一个大得足以支配整个国家。而肯尼亚有五个主要的族群，占人口的70%。[19]这些较大族群——基库尤、卡伦津、卢奥、马赛、卡姆巴（Kamba）和卢希亚（Luhya）——中的任意两个，一旦组成联盟，就足以控制政府。同样重要的是，斯瓦希里语（Swahili）在坦桑尼亚充当民族语言。斯瓦希里语是一种班图语（Bantu），从桑给巴尔等沿海地区的商人那里借用了不少阿拉伯词汇，是东非许多国家的口语。它是殖民时代的通用语，也是商人的语言，所起的作用与印尼语非常相似。19世纪晚期的坦噶尼喀是德国控制的，与在肯尼亚的英国相比，德国殖民当局作出更加协调一致的努力，使之成为民族语言。所以在独立时，使用它的坦桑尼亚人大大超过肯尼亚人。[20]

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发挥了与印尼苏加诺相似的作用。他以自己的乌贾马学说（ujamaa），建立起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非基于种族的民族认同。他的乌贾马学说就是非洲社会主义，在他的文章以及像《1967年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那样的文件中，获得清晰详尽的阐述。[21]他认为，种族分裂是对社会主义项目的严重威胁，所以极力抑制他所谓的“部落制”。跟苏加诺一样，他对西方多元化的自由观念没有耐心，希望实施一党专政，从而改造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创建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后来又演变成坦桑尼亚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这个政党坚持列宁主义纪律，对全国各地的干部实施集中的控制。不同于许多非洲新统治者，尼雷尔不但关注城市，而且力求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渗透乡村。[22]在这个过程中，尼雷尔的政府比乔莫·肯雅塔做出更大努力，把斯瓦希里语当作民族语言，使之在1965年成为所有中学的必修课。借用亨利·比嫩（Henry Bienen）的话：“斯瓦希里语是坦噶尼喀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同于坦噶尼喀的本色。”[23]

肯尼亚的情形非常不同。大种族群体基库尤人，凭借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在独立后扮演支配角色。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茅茅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库尤人领导的，他们还为国家贡献了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成立自己的民族主义政党，即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但根据构思，它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组织，而是庇护式分配体系。在人们眼中，国家不是站在不同种族群体上面的中立仲裁者，而是等待攫取的奖金。所以，当肯雅塔的继任者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在1978年上台时，庇护政治突然从基库尤转向支持莫伊的卡伦津和其他种族群体。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追求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而肯尼亚政府追求从一个种族到另一个种族的再分配。抓到政治权力的种族群体对庇护政治的公然利用，用记者米歇拉·朗（Michela Wrong）一针见血的评语说就是：“轮到我们吃了。”[24]

肯尼亚的经济衰退能直接追溯到莫伊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庇护政治和腐败的水涨船高。从那时起，肯尼亚的政治以各种族群体抢夺总统和国家资源的零和游戏为中心。它的高潮是2007年总统大选后的大杀戮，其中一名候选人是基库尤的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他的对手是卢奥的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25]开国总统的儿子乌呼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在2013年被选为总统，但由于他在2007年群体暴力中扮演的角色，而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

坦桑尼亚推动民族语言，努力杜绝地域主义和种族认同。这一切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群体在坦桑尼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远远低于肯尼亚和没有把民族建设当作明确目标的其他国家。经济学家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发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种族多样性非常相似，但前者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物品，表明那里的种族色彩比较不明显。[26]

强烈的民族认同本身并不能创造良好效果，必须与明智的政策关联起来。从独立日到90年代初，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建立非洲社会主义的努力，除了民族建设，在其他方面都是大灾难。在经济政策上，坦桑尼亚占据经济制高点，把生产者的财富再分配给他人，从而摧毁了经济奖励。它破坏作为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农业部门，提倡替代进口的工业，从长远看却是不可持续的。它阻拦外国的私人投资，主张“自给自足”。在政治领域，坦桑尼亚犯了许多严重的早期错误。它宣布自己为一党制国家，让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干部监管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不单是其他政党，公民社会组织也被禁止或受到严格控制；新闻自由非常有限。社会主义时期最糟糕的政策，也许发生于1973年至1976年之间；那时，80%的乡村人口被迫参加乌贾马集体农庄。它在大规模社会工程上的努力，跟苏联和中国一样，给经济和个人自由带来可预见的负面影响。[27]

坦桑尼亚债务危机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自那以后，糟糕的经济政策宣告结束，改成更为明智的市场经济。这种变革，加上它避免尼日利亚式或肯尼亚式的种族冲突，让它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速度。也像印尼一样，这并不意味着，种族（或宗教）不再是冲突和不稳定的潜在来源。桑给巴尔的穆斯林获得日益增长的动员，赞成另外组建独立的国家。印尼和坦桑尼亚成功创造的，都是更为有效的政治秩序。

我曾说过，成功的民主国家受益于历史上以暴力和非民主手段完成的民族建设。在欧洲发生的情形，也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如印尼和坦桑尼亚。今天，这两个国家都是相当成功的民主政权。2013年自由之家给印尼的自由度评级是2.5（最好是1，最糟是7），坦桑尼亚是3.0。当年在建立民族认同时，这两个国家都比现在专制得多。反过来，鉴于现存的分裂和国家权力的局限，很难想象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今天会投入民族建设的项目。在这两个国家中，无人有足够的权威，来书写民族叙事或颁布新的民族语言。所以，就共享的认同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而言，先后次序和历史都很重要。

当我们转向东亚国家时，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至少是世界上种族最同质的社会之一，很早就有基于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民族认同。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中国文明在古代从黄河流域扩张出去，征服南部、东南部和西部，吸收无数非汉族人口，本身又遭受北部和西北的突厥野蛮人的入侵。第1卷已经指出，中国发明的不只是第一个国家，而且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建立围绕一种共同的文献语言，其中的古典著作一直是历代官僚的教育基础。从中国历史的一开始，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就相互关联。中国边界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其他社会——韩国、日本和越南——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它们与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观念有深入接触之前。这个事实对当代发展成果有强大影响：不同于尼日利亚和印尼，所有这些亚洲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只需建立现代国家，无须同时从事民族建设。像同时代的欧洲一样，它们的民族已经井然成型。

[1] 历史学家谈及，尼日利亚的西部和东南部曾存在国家和王国层次的社会，但其中只有很少政治体超越酋邦层次而变成真正国家，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仍是部落。在奥约（Oyo）王国的治下，使用约鲁巴语（Yoruba）的人民曾获得统一，集居于伊费城（Ife）和近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贝宁（不要与当今国家的贝宁混淆）。大批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晚期来到时，这些政治体已因自相残杀而分崩瓦解。尼日利亚北部有更大的政治结构，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教的组织能力。它通过跨撒哈拉贸易路线一直与中东挂钩，促使豪萨（Hausa）政治体和博尔诺（Borno）在11世纪后期改信伊斯兰教。索科托哈里发（Caliphate of Sokoto）是19世纪初形成的，在魅力领袖奥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的带领下，发动圣战，征服豪萨王朝。如Atul Kohli指出的，索科托哈里发虽是西非最大政治体之一，仍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它没有集中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无法在明确领土上强制执行命令，与其说是国家，倒不如说是酋邦或部落联盟的中心。参见Falola和Heaton，《尼日利亚史》，23、29—34、62—73页；Atul Kohli，《国家主导的发展：全球边缘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297页。

[2] Osaghae，《瘸腿巨人：独立以来的尼日利亚》，1—4页。

[3] Sunil Khilnani，《印度概念》（The Idea of India）（纽约：FSG出版社，1998年）。

[4] Atul Kohli，《国家主导的发展》，313、318页。

[5] 有关概述，参见Osaghae，《瘸腿巨人》，54—69页。

[6] Robert E. Elson，《印尼概念》（The Idea of Indones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1—4页。

[7] 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Indonesia: Peoples and Historie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238—239页。

[8] Robert E. Elson，《印尼概念》，64—65页。

[9] 苏加诺（Soekarno），《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Nationalism, Islam, and Marxism）（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东南亚计划，1969年）；Bernhard 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Sukarno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9年），340—341页。

[10] 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336—343页：Eka Darmaputera，《潘查希拉和在印尼社会探寻身份和现代化》（Pancasila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Indonesian Society）（纽约：E. J. Brill出版社，1988年），147—164页。

[11] Dahm，《苏加诺以及为印尼独立的奋斗》，331—335页。

[12] 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356—360页；John Hughes，《印尼剧变》（Indonesian Upheaval）（纽约：David McKay出版社，1967年）。

[13] Benjamin Fleming Intan，《“公共宗教”和基于潘查希拉的印尼国家》（“Public Religion” and the Pancasila-Based State of Indonesia）（纽约：Peter Lang出版社，2006年），50—68页。

[14] Taufik Abdullah，《印尼：走向民主》（Indonesia: Towards Democracy）（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215、434页；Elson，《印尼概念》，65页。

[15] 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整合像安汶、亚齐和苏拉威西那样的地区，参见Taufik Abdullah，《印尼：走向民主》，221—240页。

[16] 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350—352页；Elson，《印尼概念》，69页；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179页，作者描述了苏加诺1934年流亡至弗洛雷斯岛时的孤寂。

[17] 有关后威权的印尼，参见Donald K. Emmerson，《印尼将临的选举: 危险投票的一年》（Indonesia’s Approaching Elections: A Year of Voting Dangerously），载《民主杂志》第15卷，第1期（2004年）：94—108页；《东南亚：注意民主与治理之间的差距》（Southeast Asia: Minding the Gap between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载《民主杂志》第23卷，第2期（2012年）：62—73页。

[18] Joel D. Barkan编，《超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4年），xiii页。

[19] Joel D. 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叉和融合：改革的压力》（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in Kenya and Tanzania: Pressures for Reform），见Joel D. Barkan编，《超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4年），10页。又参见Barkan，《责备或不责备？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的种族分裂、发展不平衡和冲突倾向》（To Fault or Not to Fault? Ethnic Fractionalis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Propensity for Conflict in Tanzania, Uganda and Kenya），载Jeffrey Herbst，Terence McNamee和 Greg Mills合编，《断层线上：在社会中管理紧张和分裂》（On the Fault Line: Managing Tensions and Divisions Within Societies）（伦敦：Profile图书公司，2012年）。

[20] Julius Nyerere认为，德国严苛的压制促成坦桑尼亚的统一，让当地部落团结起来，投入民族主义的抵抗。Henry S. Bienen， 《坦桑尼亚：政党转型与经济发展》（Tanzania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36页。

[21] Goran Hyden， 《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欠发达与未被捕获的农民》（Beyond Ujamaa in Tanzania：Underdevelopment and an Uncaptured Peasantr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0年），98—105页。

[22] Cranford Pratt， 《坦桑尼亚1945—1968年的关键阶段：尼雷尔和社会主义战略的兴起》（The Critical Phase in Tanzania 1945-1968：Nyerer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ist Strateg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64—77页；Bismarck U. Mwansasu和 Cranford Pratt合编，《坦桑尼亚走向社会主义》（Towards Socialism in Tanzania）（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9年）：3—15页。

[23] Bienen，《坦桑尼亚：政党转型与经济发展》，43页。

[24] Michela Wrong，《轮到我们吃了：肯尼亚告密者的故事》（It’s Our Turn to Eat: The Story of a Kenyan Whistle Blower）（纽约：哈珀出版社，2010年），52页；参见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岔和融合：改革的压力》，23—28页；Goran Hyden，《政党、国家和公民社会：控制和开放》（Part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Control versus Openness），载Hyden，《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81—82页。

[25] Maina Kiai，《肯尼亚的危机》（The Crisis in Kenya），载《民主杂志》第19卷，第3期（2008年）：162—168页；Michael Chege，《肯尼亚：脱离危险边缘？》（Kenya: Back from the Brink?），载《民主杂志》第19卷，第4期（2008年）：125—139页。

[26] Edward Miguel，《部落或民族？肯尼亚与坦桑尼亚各自的民族建设和公共物品》（Tribe or Nation? Nation Building and Public Goods in Kenya versus Tanzania），载《世界政治》第56卷，第3期（2004年）：327—362页。又参见Goran Hyden，《坦桑尼亚农村的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ural Tanzania）（瑞典隆德：大学出版社，1968年），150—153页。

[27] 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岔和融合：改革的压力》，5页，20页；Scott，《国家的视角》，223—261页；Hyden，《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129—153页。

第23章
强大的亚洲国家

与西方接触之前，中国、日本和其他东亚社会就有了强大的现代国家；东亚的问题不是软弱国家，而是国家无法受到约束；日本在外国压力下引进法律，及其官僚体系的自主完全失控

在拥有自由民主、工业化和高收入的社会中，绝无仅有的非西方世界国家或地区——日本、韩国和台湾——都在东亚。中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和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也都在亚洲，它们缺乏民主政治制度，却有高效的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特征是国家软弱和经济表现不佳，东亚恰恰是它的反面，位居光谱表的另一端。

关于“东亚奇迹”及其神速增长的原因，已经有大量的解释文献，大体可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亚的成功在于市场友好型的政策；另一派强调，更重要的是工业化政策和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干预。也有文化上的理论，把它们的成功归因于亚洲人节俭和尽职（工作伦理）的价值观。由于东亚各地区之间有巨大差异，对增长来源的合理诠释，既可以是市场导向的，又可以是国家驱动的。与中国大陆和韩国相比，香港地区一直更为开放，仅有较少的集权，但三地都取得迅速增长。不管政府干预多少，快速增长的东亚经济体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拥有强大胜任的国家。[1]

推行工业政策的积极政府是在经济领域“挑选优胜者”，通过信贷补贴、特殊许可和基础设施的支持，予以大力提携。对它来说，强大的国家尤为重要。尽管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工业政策永远都不会奏效，但这种做法在某些地方证明是非常成功的。[2]不过，成功的前提非常具体。假如政客插手其中，无视市场提供的价格信号，所造成的后果可能很危险：投资的决策会取决于政治理由，而不是经济原因。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有不少案例，因疯狂的腐败和寻租，导致国家工业政策变质并最终崩塌；第18章中提到的阿根廷努力打造国内汽车工业的案例就是很好的说明。能让政府干预发挥作用的国家，必须拥有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谓的“内嵌式自主”：官僚体系必须对社会需求作出反应，无须承受寻租政治群体的压力，以促进为广泛公共利益服务的长远目标。[3]这种政策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取得成功，在其他地方却遭遇失败。结果的不同，在于政府质量的好坏。

强大的亚洲国家来自何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殖民地的产品；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与西方有深入接触的数百年之前，已有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强大传统。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传统国家在西方殖民列强手中承受严重破坏，需要对国家制度进行大幅度的重组与改革。但政府建设没有必要像非洲不少地方那样从零开始。此外，中国、日本和韩国各自已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共享的文化。事实上，它们是世界上种族最同质的社会之一。悠久的国家传统和民族认同，是东亚在经济发展上获得显著成绩的基石。

大部分东亚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认为拥有强大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点上与欧洲非常相似，但走过的政治发展途径却完全不同。欧洲在中世纪后期已建立法律制度，远远早于16世纪末到18世纪之间兴起的国家建设。这意味着，尽管有欧洲君主的自我吹嘘，现代欧洲国家的权力一直比东亚国家更为有限。除了法律限制，欧洲国家权力又进一步受制于新兴的社会参与者，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组成自己的政党，向国家要求权利。法律与负责制紧密配合，以牵制国家的权力。根据法律，像英国议会那样的封建会议，有权要求国王在征税前必须获得许可。原本建立在少数寡头基础上的议会，在组织政党和争取扩大代表权的新兴社会力量手中，也可成为确立权力的工具。

相比之下，东亚的政治发展开始时没有法治，只有国家。由于缺乏超越的宗教，除了皇帝颁布的制定法，中国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法律体系，也没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法律等级制度。皇帝依法治理，把法律当作吏治的工具。中国统治者手中握有早熟的现代国家，能阻止违抗自己宗旨的社会参与者兴起，如宗教组织、躲在固若金汤的城堡中的贵族（如欧洲的）、在自由城市享有自治的商业资产阶级。结果是，传统亚洲政府的专制程度大大超过欧洲。

东亚的政治挑战与其他殖民地世界非常不同。国家权威是理所当然的，出问题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如何通过法律和负责制政府来限制国家权力。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天平，在世界其他地方严重偏向于社会，在东亚强烈偏向于国家。可以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组织确实存在，但受到严密的控制，光靠自己几乎没有蓬勃发展的机会。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日本官僚体系

日本是第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大格局中的典范（paradigmatic of this larger pattern）。它继承下的国家传统足够强大，能成功抵制外国列强的殖民企图，甚至它的传统制度能借鉴进口的欧洲模式进行重组。这个过程的关键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的建立，从19世纪末起，这个官僚体系成为政府权威的主要来源。最终的结果是，失去控制的军队享有太多的自主性，竟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灾难性战争。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到位，不是通过民主力量的全民动员，而是通过美国等外国势力的干预。

在德川幕府时期（1608—1868），幕府将军名义上是天皇的附庸，实际上以天皇的名义在行使真正的权威。统治日本的不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而是幕府——将军在江户（东京）的行政机构——和大名（或军事领主）统治的几百个藩，各自分享权威。由此产生的“幕藩制”常被定为类似于欧洲的封建主义，因为权力分散在藩的层次，每个大名拥有自己的城堡和麾下的武士。

把这一体制称为封建主义，无疑忽略了它在行政管理上的整齐划一，以及前现代日本国家渗透社会的非凡能力。在前现代时期，日本继承下来的官僚政府传统，深受中国的规范和实践的影响。借用彼得·杜斯（Peter Duus）的话：“尽管有封建结构的外表，日本在许多方面是官僚国家的模范……政府办事处堆满能想象出的每一份记录和文件，从土地调查，到以各种方式记录大多数居民的人口登记。（在养马的南部藩，甚至马匹的怀孕和死亡都有记录。）”[4]在1868年后的经济现代化之前，日本政府像中国一样在许多方面已具有现代形式。

日本的现代化始于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黑舰”到来，是亨廷顿所谓的“防御型现代化”的典型案例。佩里和其他西方列强要求日本对外开放，导致允许外人进入日本市场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这个投降让德川幕府丧失了合法性。由此引发的武装叛乱，在1868年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复辟了中央集权国家。目睹西方列强已夺走中国的沿海领土，不愿重蹈中国覆辙的渴望使复辟中央国家变得尤为紧迫。废除不平等条约，促使殖民列强承认日本是平等强国，始终是日本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一直到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像普鲁士一样，对军事威胁的担忧激励了日本的国家建设。[5]

日本的政治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具有惊人的速度。所有的藩在1871年一下子都被取缔，武装力量全部并入全国军队。武士精英在德川制度下是唯一允许携带武器的，到1876年被剥夺津贴，也被禁止佩带象征性的两把武士刀（katana）。新征召的军队运用现代的组织原则，行伍中有不少以前被人瞧不起的农民。这些变化导致1877年的武士起义，称为萨摩叛乱（Satsuma Rebellion），但很快败于新征召的军队之手。[6]

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历史事实是日本决定进行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发展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欧洲，取消封建特权和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是漫长的过程，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因不同国家而异，包含大量且暴烈的社会冲突。在当今发展中世界，尽管有多年的努力，这样的整合还是无法完成。例如，根深蒂固的准封建土地精英继续掌控巴基斯坦，丝毫没有放弃特权的打算。索马里和利比亚，无法强迫民兵并入新的全国军队。相比之下，现代国家的整合在日本仅仅花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

解释这种差别的各种原因中，最突出的是德川日本强烈的民族认同。日本是个岛国，从一开始就接受从未中断的单一王朝的统治，所以享有种族和文化的高度统一性。明治的寡头政体很小心，通过将神道和天皇崇拜提升为国教的政策，刻意培育这一认同。神道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为天皇为首的新国家提供了合法性。[7]这些传统已存在好几个世纪，只是在1868年后获得更多的重视。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精英相比，明治维新领袖需要建立的只是国家，而不是民族。

日本天皇在新体制中实际上并没有亲政，真正权力落到寡头小圈子手上，包括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和内务府的各式匿名官员。他们在幕后操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政策，首批行动之一就是建立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还经常亲自监管那些行政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治团体和官僚机构上层已经变得难分难解，来自藩政府的官员成为全国官僚机构的核心。从1868年到1878年，这些藩政府失去独立性，改成县行政机构，隶属于东京的中央政府。

像欧洲一样，教育也成了进入高级官僚机构的敲门砖。如想进入像财政和工商那样的精英部委，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法律系就是首选的途径。到1937年，超过73%的高级官僚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8]日本官僚机构的能力增长非常出色，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1900年以前获得任命的县知事，超过97%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从1899年到1945年，同类官员中的96%不但受过大学教育，而且是19世纪晚期新建大学的西式教育。[9]东亚之外当代发展中国家中，能在国家行政部门中如此迅速积累人力资本的，实在是也想不出几个。

像普鲁士官僚体系一样，日本官员也要接受竞争性考试的筛选，一届届地进入，几乎没有横向插入仕途的机会，使庇护式任命难以发生。官僚体系的职业轨迹是1884年创建的，相关的退休金体系奖励长期服务。考试制度建立于1887年，到1893年变得更加重视法学和法律。1899年的《文官任用令》规定，招募进入官僚机构最高层的人必须要通过高级考试。[10]此外，许多官员都来自当初领导明治维新的萨摩藩和长州藩，造就高官小圈子中坚固的凝聚力。[11]

像德国国家一样，日本国家也是在战争中炼成的。日本从1894年到1895年与中国交战，随之吞并台湾；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取得了在中国的落脚点；在1910年又对朝鲜殖民。像普鲁士一样，军事行政结构的现代化也被视为国家生存的关键。陆军和海军的预算大幅增加，开办新式军事学院，让军官接受欧洲军事技术的训练。国家特别关心死于战争的军人，1869年在东京设立靖国神社，以慰死者的灵魂。德川政权一直就是崇尚武士道精神的军事寡头。这个武士伦理，在日益自主的军事官僚体系中，又与现代组织技术结合起来。日本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带上军事色彩。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保守政客积极参拜靖国神社，让作为日本近邻的中国和韩国感到不安。[12]

法律在日本的扩展

到日俄战争时，日本已把韦伯式现代国家视作理所当然。它的问题完全不同于大多数当代发展中国家：不是要打造国家权力，而是要建立能限制国家权力的制度。在唯我独尊的国家面前，维护产权和经济增长的前景，防止对个别公民的滥权，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意味着，需要建立法治。

与中国一样，前现代日本有悠久的依法统治的历史，但这不是法治。换句话说，法律被视作天皇的规范化政令，所约束的是臣民，而不是天皇自己。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律是7世纪和8世纪从中国唐朝借来的，分别为702年的《大宝律令》和718年的《养老律令》。跟中国的情形一样，日本早期的法律主要是刑事的处罚表，没有合同、财产和侵权等私法概念。法律的起源不是拥有法官和专家等级制度的独立宗教权威，这跟中国一样，但不同于欧洲、印度和中东。法律只是政府的行政分支，无论是全国的还是藩一级的。到了明治维新，日本传统的刑法和行政法是书面且正式的，在整个日本比较统一。行政法规深入日本乡村，能对国界内每一个公民进行登记。[13]

作为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日本邀请西方法律学者到日本来充当顾问，派学生和官员去西方学习法律。事实上，日本的传统法典没有覆盖整个法律领域，尤其是涉及经济的。这意味着，必须从外国进口缺乏的部分。此外还有更为深刻的缺陷：日语中没有与法语（droit）、德语（Recht）和英语（right）中的“权利”对应的字。人类在组成社会之前就有天生的个人权利，而政府的部分功能就是要予以保护，这在欧洲和美国的法律中是基本概念，但日本对此一无所知。在商讨明治宪法时，曾考虑过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自然权利，但最后明确予以拒绝。[14]

鉴于这一传统，可能不可避免，日本在研究英国普通法之后决定予以放弃，转而采用基于法国和德国的民法体系。英国权力分散的庞大体系由法官制造法律，相比之下，更为紧凑的民法体系，能被直接嫁接到现行的日本官僚传统上。在许多情形下，民法是全盘进口的，最终扩充的《民法典》在1907年公布。有关家庭事务的传统法律获得保留，有关家庭的规则从武士阶级扩展到整个社会。[15]

日本采纳《民法典》，实施现代的依法统治。但法治暗示的概念是，规则所约束的不但是普通公民，而且是最高权力本身，也就是天皇。在现代政治体制中，这通常落实于正式文本的宪法，既阐述最高权威的来源，又明确规定（从而限制）政府的权力。日本政府在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一直生效到1947年美国为之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宪法。

《明治宪法》由五人秘密起草，其中一人是德国宪法专家赫尔曼·罗斯勒（Carl Friedrich Hermann R?sler）。在之前的十三个月中，明治维新最强大的寡头伊藤博文周游欧洲，专门研究欧洲的宪政。他选择出国这么久来研究这个问题，他的同事又允许他这样做，显示领导班子的共识——法律对日本未来非常重要。（伊藤后来担任韩国统监，1909年被韩国民族主义者刺杀。）

明治宪法否决基于议会主权的英国模式，代之以更为保守的模式，比较接近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宪法。[16]它把最高权力归于天皇，而不是日本人民。所有下级部门的权力均来自天皇的权威。他有权任命部长、宣战和缔结和平，从而拥有对军队的独家控制。宪法规定一个世袭的贵族院，一个以财产为限制的民选国会，享有选举权的人不超过人口的1%。国会有批准预算的权力，但不能予以消减。如果它不愿批准政府提出的预算，前一年的预算就会自动生效。宪法列举一长列的公民权利，但随即加以修饰，称它们要受制于法律乃至和平和秩序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权利被认为是天皇的慷慨赐予，而不是自然的，或上帝赋予的。

《明治宪法》的评价有很大争议，取决于评论者认为玻璃杯是半空还是半满。乔治·秋田（George Akita）指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转向军国主义，促使许多当代日本学者强调，《明治宪法》偏离良好的民主实践，不可避免地为以后肆无忌惮的专制做好了准备。不过他认为，对半来看会更有意义。日本的情况是，既有皇权不受任何正式限制的一面，也有权力以各种形式被规范化并受到限制的一面。天皇可以委任内阁大臣，但他的所有的法令都必须要有一位阁臣副署；在行政权力上与枢密院（仿照英国的先例）分享，枢密院成员是所谓的元老；到20世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又与首相和内阁分享。民选的国会能够有效否决预算的增加，在财政支出稳步上升的时代，显得对政府更具杠杆作用。这个权力在第一个国会召开之时就变得非常明显。像德国的法治国一样，日本的最高权力归于天皇，但没有导致反复无常和任意妄为的滥权，因为最高权力的委托执行要通过受规则约束的官僚体系。[17]

当然，更好的是有完全民主的宪法来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以《明治宪法》或俾斯麦宪法为代表的半专制宪法。权力过于集中于一小撮人的政治秩序，无疑是在向经济和政治滥权招手。真正的法治，必须对国家和站在国家背后的主要精英具有约束力。由于没有第三方执法，宪法的耐久性取决于主要利益集团的态度：遵守宪法的条款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所以，现在要问的有关日本宪法的问题是，要求对天皇权力实行限制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者到底是谁？日本寡头本来可以更武断的方式实施统治，为何在权力上接受法律限制？

在这方面，日本1889年的解决办法非常不同于英国1689年的解决办法，因为日本国家只需面对极少的反对组织，无论是精英的还是基层的。最强大最危险的阶级是从前的武士。无论地位还是收入，他们在明治维新中遭受的损失都最大，不准携带刀剑，剃去传统发髻，改为西式短发。很多人被迫从事不体面的职业，如小生意和农耕，否则就会陷入贫困。武士阶层在明治维新后发动六次武装暴动，但在1877年萨摩叛乱的军事失败后，逐渐消失于政治舞台。另一个不满的群体是农民，其中许多人由于明治改革的地税和征兵而受到很大伤害。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举行抗议活动，但不满仅局限于地方，所以未能形成全国性的运动或政党。最后，还有接受自由民主思想的中产阶级自由派。他们组成民权运动，建立自由党，散发请愿书，组织抗议活动，从而受到明治政权的镇压，其中一些成员甚至转向暗杀和武装反抗。政府1871年公布天皇将在1880年之前颁布宪法，民权运动就此偃旗息鼓。[18]

日本宪法与英国宪法形成明显对比。它不是两个悠久的社会群体在长期冲突后同意分享权力的结果，也不是中下层社会群体组织起来强加于天皇的产品，像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那样。几乎所有评论家都认为，宪法的起草和颁布都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获得像伊藤博文那样的高官显要的积极推动。寡头可能受制于民权运动，但在政治进程中始终得以掌舵。日本没有类似阿拉伯之春的情形。[19]

最终推动日本建立宪法的，并不是国内社会团体，而是外国榜样。其时的西方列强并没有公然迫使日本颁布宪法。相反，日本人自己看到，宪法是成为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强国的必需。他们遵循如此的三段论，“所有现代国家都有宪法，日本渴望成为现代国家，所以日本必须也要有宪法”。一定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发动这些改革的直接政治借口，最后在1899年获得成功。但追求这个目标的动力，与其说是经济利益，倒不如说是日本亟欲在西方列强眼中成为现代社会的渴望。[20]

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彻底失控

像德国一样，明治维新后创建的韦伯式现代官僚体系变得如此自主，以致把全国带入灾难。我认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向右转的根源在于这方面的发展，而不在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从社会方面来解释日本的“法西斯化”，最著名的努力之一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他认为，有三条不同途径通向现代化，不管是哪一条，农民都起关键作用。第一条是以英国和北美国家为例的民主途径，其中的农民经济和封建政治，要么被强行转化为商业性农业（英国），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家庭农场太占优势（北美）。第二条是通过农民革命来取得现代化，那是共产党的俄国和中国所走的途径。第三条就是法西斯途径，压制性农业体系孕育出专制国家，之后又逃脱创造者的掌控。[21]

日本为何没有中国或俄国式的农民革命？摩尔的论点相当有说服力。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世纪中，德川的税收制度鼓励农业效率的提高，农民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富。此外，税收是集体评定的，政府收税方式又相对非人格化，促成村庄一级高度的社群团结（或可称作社会资本）。这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税收承包——把征税外包给经常是掠夺性的代理人——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在农民身上培养了不信任。[22]清代中国农民的不满和愤怒，远远超过明治日本的农民，这种愤怒最终被中国共产党用来实现农民动员。在明治维新前后，随着农业变得日益商业化，也有农民奋起反抗，但终未达到足以酿成全国起义的水平。[23]

摩尔试图把乡村土地使用权与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政府的崛起挂起钩来，但难以令人信服。他想在日本和普鲁士之间画等号。从16世纪起，普鲁士农业土地使用权的制度变得日益压抑，其军队确实牵连其中，军官团的成员直接来自在平民生活中惯于欺压农民的容克阶级。但在19世纪末的日本，封建土地使用权已被更自由形式的租赁和商业性农业所取代。还有一部分大地主幸存下来，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强加土地改革，成为保守党的政治基础。但在政治上，他们在日本保守派联盟中的重要性，远远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容克阶级，或1930年政变时的阿根廷大庄园主。实际上，新兴军国主义国家中的官僚积极分子是反对他们的。[24]

实际上，如果没有独立的军队，完全可以假设一段虚拟历史：即日本朝英国式民主的方向发展。日本避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经济增长的鼎盛期，促成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快速增加。欧洲列强在1920年回归亚洲市场，鼎盛期随之戛然而止。接踵而来的持续的经济衰退，见证了工会和劳资纠纷的增长、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团体的兴起、以日本庞大工业财阀（Zaibatsu）为主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巩固。所有这一切不一定是民主的致命伤，因为它们当时也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如果越来越有能力在日本国会角逐权力的政党，能容纳新群体的参与，民主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巩固也是可能的。[25]

在这条路上挡道的是日本军人，不仅有日本本土的，而且有海外帝国的。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威权主义诞生于满洲，而不是东京或日本乡村。日本在1930年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对英国和美国作出让步，海军为此而感到阵阵刺痛，而陆军希望在满洲建立一个国中之国。那里的关东军下级军官刺杀军阀张作霖，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抢占了南满大部。在东京的文职政府意见分歧，对此没有作出妥善反应。在任何情况下，《明治宪法》都不允许民选的文职政府直接统辖军队。天皇不再是军队的指挥官，反而成了它的俘虏，程度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于是开始了一段政治暴力日益喧嚣的时期。军队或右翼的政治狂热分子开始以天皇的名义行动，暗杀文职政客，包括1930年遇害的滨口首相和1932年遇害的犬养首相。另有激进军官试图在1936年发动政变，虽然受挫，但文职政府已如惊弓之鸟，无法阻止关东军1937年挑起的卢沟桥事变，以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26]

不同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与大众政党没有关联。军方虽有右翼团体的平民盟友，但不同于德国军队，在日本没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它是野战军中年轻军官的产物，如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他在自己的旅行和研究中，发展出世界强国之间很快会有“全面战争”的观念。日本军方发展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民族思想，谴责工业社会的物质主义和自私，怀念想象中的田园生活。但它所赞赏的，与其说是农业生活，倒不如说是旧军事贵族基于荣誉的精神气质。军内的官僚自主性特别强烈，原因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27]在20世纪30年代，代理人成功让自己转化成委托人。

法律和民主

日本败于太平洋战争，改用美国在1947年起草的宪法，终于迎来真正的法治。该宪法没有任何修订，一直使用到今日。引致这一结果的有几个重要的法律步骤，包括天皇在1945年8月16日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无条件投降；另有1946年1月1日的帝国诏书，放弃天皇是神灵的教义。[28]日本战败后遭到外国占领，政府起草一份建议，对《明治宪法》仅作细微改动。它被泄露出去后，引起同盟国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关注。他下令起草一份截然不同的文件，在1946年2月递交给震惊中的日本政府。

这份美国文件含有关键的变动：最高权力不再归于天皇，而是归于人民；贵族制度遭到废除；所列出的基本权利，再也没有明治宪法式的修饰；著名的第九条放弃对外宣战和设置军队的权利。这份宪法在新当选的国会中接受辩论，在1947年5月3日生效。[29]

像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那样的当代民族主义者，抨击第九条乃至全部的战后宪法，认为它是外人强加于日本的，主张予以修改，以恢复军事能力和自卫权利。在接受这样叙述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在1945年后试图强加好多条政策，有些作用非常持久，另外一些则以失败告终。除了体现在宪法中的民主体制，持久作用的还包括结束租约体系、分田分地给个体农户、提升妇女合法权利和政治权利。绝大多数日本人后来对这些强加于人的变革都非常感激，特别是妇女。她们的权利因一名年轻女子的坚韧而获得保障，她叫贝亚特·希洛塔（Beate Sirota），任职于宪法起草委员会。[30]实际上，日本体系已在均衡中卡死，即便是主权、土地改革和妇女权利之外的流行议题，现存参与者光凭自己绝不会同意变革。美国与其说强迫日本咽下苦果子，倒不如说帮助日本达成更为积极的均衡。

另一方面，美国也没能获得它所想要的全部，其中之一就是财阀的解体。它们是庞大的工业综合集团，据称应该为战争的资助和推动负责。财阀在名义上解散了，但很快组成非正式的经连会（keiretsu，以住友、三井和三菱等著名品牌为中心），后来成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基础。[31]

构成当代日本法律的法典，无论是借来还是强加的，其具体实施的方式也不同于欧洲和北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法律诉讼一直少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三十年中，律师和诉讼的人均数量实际上只有减少。与西方人相比，日本更偏重于仲裁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过程。[32]

强加制度的最后一个失败是，试图给日本官僚机构带来更多民主控制，即削弱它的自主性。像德国的情形一样，盟军占领当局也试图把他们眼中的战犯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从官僚体系中清除出去。但日本需要稳定和良好的治理，特别是在冷战的压力之下，只好能省则省。在许多情况下，只有战时的正副部长遭到撤职，年轻官员得到晋升，继续保留官僚体系的传统。即使有了新民主宪法，官僚机构仍是日本政治决策的中心。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民主党，控制政府支出，向自己偏爱的利益集团发放补贴好处，但从来未能成功渗透官僚体系，或安插自己的亲信。恰恰相反，从官僚机构退休下来的无数官员，投身于政治，取得重要的领导地位，从而促进自民党和政府的亲密合作，即所谓的“高官空降”（amakudari）。日本官僚体系成了“铁三角”的一条腿，另外两条分别是商界和支配日本政治整整两代人的自由民主党。

现在回过头来可以看得很清楚，引导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通商产业省（如今的经济产业省），其大部分官员都是战时计划官员的后裔。该省的起源与满洲关东军的军官有关。中央经济体系就是他们为满洲设立的，1941年被带回日本本土，成为亚洲战时资源分配体系的核心。[33]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贸易代表在经济问题上的谈判对手，其实就是自己父辈在太平洋战争中交过手的日本官员的后裔。

相对于政治体系中的其他部门，日本的官僚体系是强大的。但它在战后的化身，在集权和果断方面，永远都赶不上中国。权力往往分散于众多部门，其中每一个又充斥派系和派别，需要在做出决定前寻求共识。近年来，推迟做出艰难选择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无论是核电站还是农业补贴。此外还有强大的证据显示，官僚体系本身在衰败。“高官空降”制度在2007年宣告终止，减少了对招募精英的激励；政党又在想方设法，将自己支持者塞入关键的官位。

日本失去主权

日本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发展创造了一个模式，被其他东亚社会追随，只是所用方式各有不同。

日本在与西方相遇之前就已有强大国家，具备韦伯式官僚体系的诸多特点，国家和社会的“天平”大大倾向于国家。虽有不同的社会群体——农民、商人和武士——但不同于欧洲的独立城市、教会和行业公会等，还没有为采取集体行动而组织起来。所以，公民社会在要求以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来限制国家上，遇上更多的困难。

日本民主化后，公民社会获得极大发展，出现环保、女权主义、媒体、民族主义和宗教等各式群体。但日本公民社会为追求政治目标的组织能力，仍比不上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日本民主党崛起，在2009年赢得首相一职，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更强大反对派文化的兴起。但它在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和福岛核危机之后表现不佳，让人怀疑这个转变的持久性。

日本缺少本土的公民社会，外国压力成了补偿。明治寡头在权力上接受制约，不是因为国内有要求权利的公民大动员，而是因为想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得平等地位。1947年宪法更是外人强加的，将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合法且稳定，唯一原因是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它通过第九条和1951年的《美日安保条约》，将安全的要害部分（自卫能力）实际上外包给美国。只要美国保卫日本的承诺，在朝鲜和中国等的威胁面前仍然可信，1947年宪法还会保持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另一个战败国德国也是如此，把主权外包给北约和欧盟。）持强烈民族主义的首相安倍晋三在2012年重新执政。他表示打算修订第九条，让日本回归比较正常的主权国家。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许多战后协约的功能可能也要随之改变。

日本还为其他亚洲国家创造了另一个先例，那就是威权统治者的道德品质。这些品质植根于日本的儒家传统。借用乔治·秋田的话，明治领袖：

首先相信仁慈的精英主义，它源自对基于能力的自然等级的接受……像贤明的儒者一样，明治领袖充分认识到，如果君主和臣民能协力谋求共同利益……开明精英和专制精英只有一线之隔，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大众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提升到能够深入参与政府治理的高度。[34]

明治寡头和高级官僚，如50年代领导日本的岸信介，以及在战后兴盛时期指导通商产业省的佐桥滋，确实很傲慢，蔑视普通公民的权利，渴望权力。但又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威权领袖，他们还能清楚认识到，自己只是更高公共利益的仆人。明治寡头如此谦虚，今天几乎无人知道他们的名字，除非是认真攻读日本历史的学生。他们立足于传统，非常称职，将日本推向史无前例的发展目标。

这个儒家传统的起源当然在中国，我们马上进入对它的讨论。

[1] 有关东亚市场友好型政策的研究，参见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有关东亚工业政策的经典研究包括：Chalmers Johnson，《通产省和日本奇迹》（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年）；Robert Wade，《市场治理：经济理论以及政府在东亚工业化中的作用》（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Alice H. Amsden，《亚洲下一个巨人：韩国和后发工业化》（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有关中国近代工业政策，参见林毅夫，《大萧条的教训》（Lessons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载Birdsall和Fukuyama合编，《金融危机后对发展的新思路》（New Ideas in Developmen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有关文化的理论，参见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对李光耀的采访，《与李光耀的对话》（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载《外交事务》第73卷，第2期（1994年）：109—127页；以及Lawrence E. Harrison，《犹太人、儒家和基督教：文化资本和多元文化的结束》（Jews, Confucians, and Protestants: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nd of Multiculturalism）（马里兰州拉纳姆：Rowman和 Littlefield 出版社，2013年）。

[2] 工业政策最成功例子之一是美国互联网的发展。最初开发互联网的是五角大楼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它的TCP/IP协议按早先规定只能在政府自己网络中使用。这笔投资当初出于安全考虑，而不是经济考虑，却成功催生了20世纪最重要技术之一。在半导体、雷达、喷气式飞机和许多其他技术的发展中，政府投资也至关重要。

[3] Peter B. Evans，《内嵌式自主：国家与工业的转型》（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5年）。

[4] Peter 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The Rise of Modern Japan）（波士顿：Houghton Muffin出版社，1976年），21—31页。

[5] 有关日本技术民族主义的起源，参见Richard J. Samuels，《“富国强兵”：国家安全和日本的技术转型》（“Rich Nation, Strong Army”：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Japan）（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33—78页。

[6] 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94—95页。

[7] James L. McClain，《日本近代史》（Japan, A Modern History）（纽约：诺顿出版社，2002年），267—271页。

[8] B. C. Koh，《日本的行政精英》（Japan’s Administrative Elite）（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20页。

[9] Bernard S. Silberman，《日本的官僚发展和决策结构：1868—1925》（Bureaucrat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Decision-making in Japan: 1868-1925），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2期（1970年）：347—362页。

[10] Bernard S. Silberman，《日本的官僚角色，1900—1945：作为政客的官僚》（The Bureaucratic Role in Japan, 1900-1945: The Bureaucrat as Politician），载Bernard S. Silberman和H. D. Harootunian合编，《危机中的日本：大正民主散论》（Japan in Crisis: Essays on Taisho Democrac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

[11] Silberman，《日本的官僚发展和决策结构：1868—1925》，349页。

[12] 这一时期共建了二十七个新神社，靖国神社只是其中之一。McClain，《日本近代史》，268页。

[13] John O. Haley和 Veronica Taylor，《日本的法治》（Rule of Law in Japan），载Randall Peerenboom编，《法治的亚洲话语：十二个亚洲国家、法国和美国法治的理论和执行》（Asian Discourses of Rule of Law: Theori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Rule of Law in Twelve Asian Countries, France, and the U. S.）（纽约: 劳特利奇出版社，2004年），449—450页。

[14] Carl F. Goodman，《日本法治：比较分析》第3版（The Rule of Law in Jap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3rd ed.）（海牙：克鲁沃法律国际出版社，2003年），17—18页；松井茂记（Shigenori Matsui），《日本宪法：情境分析》（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 A Contextual Analysis）（俄勒冈州波特兰: 哈特出版社，2011年），9页。

[15] Haley和Taylor，《日本的法治》，452—453页；Goodman，《日本法治》，18—19页。

[16] George Akita，《现代日本的宪政基础，1868—1900》（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Modern Japan，1868-19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59—64页；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114—115页；Lawrence W. Beer和 John M. Maki，《从帝国神话到民主：日本的两个宪法，1889—2002》（From Imperial Myth to Democracy: Japan’s Two Constitutions, 1889-2002）（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科罗拉多大学出版社，2002年），17—18、24—29页；松井，《日本宪法：情境分析》，9—11页。

[17] Tetsuo Najita，《政治妥协中的原敬，1905—1915》（Hara Kei in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 1905-1915）（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Akita，《现代日本的宪政基础，1868—1900》，159—161页；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114—115页；松井，《日本宪法：情境分析》，9—11页；McClain，《日本近代史》，184—187页。

[18] Stephen Viastos，《明治早期反对派的运动，1868—1885》（Opposition Movements in Early Meji, 1868-1885），载Marius B. Jansen编，《明治日本的崛起》（The Emergence of Meiji Japa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

[19] Akita，《现代日本的宪政基础，1868—1900》，2—3页。

[20] 1894年签署的盎格鲁—日本商业条约，规定治外法权在五年后的取消，其他西方国家在1897年跟进仿效。Goodman，《日本法治》，19页。

[21]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6年），433—452页。

[22] 参见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83—95页。

[23] 摩尔，《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254—275页。

[24] 提出这一点的是Theda Skocpol，《评论巴林顿·摩尔的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载《政治与社会》（Politics ＆ Society）第4卷（1973年）：1—34页。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土地租约的数字下降，中小型农场的数字稳步增长。参见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182—185页。

[25] McClain，《日本近代史》，345—356页；Andrew Gordon，《战前日本的劳工和帝国民主》（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1—10页。

[26] Duus，《现代日本的崛起》，206—219页；有关华盛顿海军条约的作用，参见James B. Crowley，《日本追求自主：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1930—1938》（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

[27] McClain，《日本近代史》，410页。

[28] Beer和Maki，《从帝国神话到民主》，58—59页，68—69页。

[29] Beer和Maki，《从帝国神话到民主》，81—87页；Theodore McNelly，《日本民主宪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Japan’s Democratic Constitution）（马里兰州拉纳姆：美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1—14页。

[30] 贝亚特·希洛塔（Beate Sirota）从小生活在日本，坚持要求列入有关妇女权利的条款。像佐藤静枝（Sato Shizue）那样的日本女权主义者，之后又予以追踪和关注。Beer和Maki，《从帝国神话到民主》，87页。

[31] 有关参与者的努力，参见Eleanor M. Hadley，《一个反托拉斯者的回忆录：围绕日本的一生冒险》（Memoir of a Trustbuster: A Lifelong Adventure with Japan）（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3年）。另参见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195—207页。

[32] Frank Upham，《法治正统中的神秘假象》（Mythmaking in the Rule-of-Law Orthodoxy），载Carothers编，《在海外推广法治：求知》；另参见Upham，《战后日本的法律与社会变迁》（Law and Social Change in Postwar Japa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

[33] Janis Mimura，《帝国规划：改革官僚和日本战时国家》（Planning for Empire: Reform Bureaucrats and the Japanese Wartime State）（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1年）。

[34] Akita，《现代日本的宪政基础，1868—1900》，162—163页。

第24章
法律在中国的挣扎

中国的国家早于法律；王朝中国的依法治理；宪政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开端；当代中国重建基于规则的行为

日本的制度最终来自中国。在中国，拥有韦伯式现代特征的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到西汉（公元前206—公元9年）获得进一步巩固。中国建立起任人唯才的中央官僚体系，登记人口，征收统一税项，掌控军队，监管社会，比欧洲出现类似国家制度整整早了一千八百年。[1]

这个早熟的现代国家，阻止了可能提出挑战的强大社会参与者的出现。在欧洲，根深蒂固的世袭贵族、独立的商业城市、天主教和形形色色的新教派别，都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能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类似的这些东西在中国一开始就比较软弱，强大国家又采取行动，使之始终停留在软弱状态之中。所以在中国，贵族行使领土主权的程度比不上欧洲；像佛教和道教那样的宗教受到严格控制；城市更像欧洲易北河以东的行政中心，而不像西欧独立的大都市。重要的是，由于如前所述的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如果从国际着眼，欧洲的权力比中国更为分散。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如果想扩张进而建立大一统的帝国，马上就会遇上邻国的抵抗。这些邻国一方面以军事力量对付外来侵略，另一方面很乐意支持侵略国内部的竞争对手。欧洲国家的合并在20世纪中期达到的水平，只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中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其时中国的大国总数降至六七个。或许，欧盟有一天会完成中国在秦初就已取得的统一，但迄今尚未发生的现实表明，欧洲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多么不同于中国。

当欧洲殖民列强与中国遭遇时，中国正处于清朝（1644—1911）统治之下。它是来自满洲的外来王朝，当时已属王朝晚期。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只是简单接手明朝制度，留用明朝官员，继续运行既有的行政机构。[2]在那个年代，中国农业经济与一千六百年前的汉朝相比没有很大不同。自17世纪开始，普遍的商业经济开始起飞，所有这一切发生巨大变化。像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中国也经历了价格和人口的迅速上升。[3]英国、葡萄牙和荷兰的商人开始出现在中国南部港口，把中国拖进全球贸易的大体系。一个更大更独立的商业阶层在中国出现，其福祉不再完全依赖政府。中国商人成了资金的来源，稍稍提升了自己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到19世纪末，小型的中产阶级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结束王朝中国的辛亥革命的许多领袖，均来自这个阶级。

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认为，与中国相比，18世纪中的欧洲在技术或制度上并无显著的优势。在他看来，英国后来在工业革命中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拥有大量煤炭和棉花等原材料的意外副产品。[4]然而，工业革命的肇因不但是资源的投入，而且是关键体系的综合：依据观察到的事实引申出普遍理论的科学体系；应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任务的技术体系；向技术创新提供奖励的产权体系；对外部世界抱有一定的文化好奇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培养愈多学生的教育体系；最后，在同一时间允许和鼓励以上各个项目的政治体系。中国在上述体系中可能拥有几个，但缺乏所谓的“体系合成”的能力，即让所有体系一起到位。体系的合成功能，最终还得由政权来提供。如日本已经表明和当代中国正在证明的，并没有深厚的文化原因使亚洲国家无法提供这样的合成功能。但在19世纪僵化保守的中国，这个合成的确没有发生。[5]

晚清能够借鉴两千年之久的国家传统，避免非洲式的全盘殖民化。到了19世纪，它深深陷入礼制上的习惯和僵化，无法适应欧洲列强带来的竞争压力。中国的“屈辱世纪”开始于1839年。清政府试图禁止鸦片进口，结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迫向英国开放港口。1842年的《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让外国公民享有治外法权，还准备向法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作出进一步退让。原始民族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试图在20世纪初驱逐外国势力，反被西方列强打败，导致中国付出巨额赔款。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取得台湾和曾是中国藩属国的朝鲜。中国本部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遭到日本的侵占。[6]

中国20世纪早期的混乱和落后，使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社会一直是贫穷无序的。但他们遇到的是正在走下坡路的异族政治秩序，反映不出往昔政权的辉煌。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崛起，更好地展示了一个年轻蓬勃的政治体的潜力。在动荡时期，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都没有消失。尽管有20世纪早期的巨大破坏，王朝中国和今天中国共产党主持的政治体，相互之间还是有很大连续性。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不是如何集中和部署国家权力，而是如何以法律和民主负责制来予以限制。在国家、法律和负责制之间保持平衡的任务，在日本完成于1940年代末，在中国仅完成一部分。……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始于1978年，从那时起，中国缓慢走向更加基于规则的政治体制。但法治的确立还有遥远的路程，政权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法治能否成为21世纪政治发展的主调。

中国法律的性质

中国是从未发展出真正法治的世界文明的代表。在古代以色列、基督教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印度，法律起源于超越的宗教，而加以解释和执行的是按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宗教学者和法学家。在每一种情况下，法律守护者都是与政治当局截然分开的社会群体——犹太教法官、印度教婆罗门、天主教神父和主教、伊斯兰教乌里玛。法律对统治者专制权力的限制，取决于法律宗教等级和政治等级在制度上的分离，以及这两个集团自身统一或分裂的程度。这个分离在西欧是最引人注目的，11世纪晚期的叙任权斗争，让天主教有权任命自己的神父和主教；法治的建立远远早于现代国家的建立，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西欧法律还限制了国家建设，而中国则不存在这样的限制。

相比之下，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也从来没有法律源于神圣这样的借口。在中国人看来，法律只是人类的理性工具，国家以此来行使权力和维护公共秩序。这意味着，像日本一样，中国只有依法统治而没有法治。法律并不能限制或约束君主本身，因为后者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法律的执行可以公正，但不是因为公民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权利是仁慈统治者的恩赐，公正只是治安良好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产权和私法——合同、侵权和其他不涉及国家的个人纠纷——很少得到强调，与西方普通法和罗马民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7]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不少对法律的敌意。儒家认为，规范人类生活的应是道德，而不是正式的书面法律。这意味着，要以教育和正确的教养来培养正确的道德行为，即“礼”。儒家主张，依赖书面法律是有害的，因为正式规则太空泛，无法在特定情况下产生良好效果。儒家伦理是高度情境化或语境化的。很大程度上，正确的结果取决于参与各方的关系和地位、案例中的具体事实、事先无法知道和界定的条件。好的结果不靠规则的非人格化应用，而要靠斟酌当地情境的圣人或君子。在最高层拥有一个好皇帝是体系正常运作的条件。[8]

儒家观点的对立面是赞成书面法律的古代法家。儒家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善良可教的。但法家相信，人类是自私的，很容易陷入混乱；人类行为需要接受调整，不是通过道德，而是通过严格的激励——最重要的是，对越轨要严惩不贷。借用一名历史学家的话，法家认为政府必须“向大家公开法律，公正执法，不考虑关系或等级”，并认为“法律是稳定政府的基础，因为它是固定和众所周知的，可为衡量个人行为提供精确尺度”。相比之下，“以礼为基础的政府无法这样做，因为礼是不成文和特殊主义的，可有任意的解释”。[9]在很多方面，法家传统更接近当代西方的理解。西方视法律为普遍、明确和公正的规则，主张人类行为的调整主要通过激励而不是道德。假如说西方传统寻求通过法律，来限制政府的自主性；那么中国传统力求通过灵活的道德体系，使政府的自主性最大化。[10]

尽管法家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初期消失，但后续的中国政府总是儒家和法家的混合物。在汉唐明清各朝代，都有重要的法典出台，大多是法家传统的对刑事犯罪的处罚表，还根据儒家的思路规定出因事制宜的不同结果。[11]跟西方相比，在调节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上，正式法律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小得多。许多纠纷的审理根据宗族、氏族或村庄的惯例规则（不成文的），而不通过法院体系。正式诉讼是遭人贬低的，法官不像在以色列、中东、印度和欧洲是地位高尚的单独群体，而只是另一类官僚而已，没有自己独立的培训机构和行会传统。在欧洲，中世纪第一批官僚来自律师的行列；在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也是律师。这样的情形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12]

中国获得宪法

统治中国的晚清政权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比明治日本的统治者慢得多。为了回应西方对中国传统法律的批评，特别是惩罚的残酷性，1902年朝廷责令成立以沈家本为首的委员会，研究对《大清律例》的修订。

跟日本的情形一样，中国的改革者认为，中国军事和政治上的软弱源自传统制度的缺陷。犹如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当代发展中国家，它们很清楚，为了被视为平等的主权国家，必须以西方标准来调整自己的实践。委员会成员前往日本、欧洲和美国，研究替代的宪法模式，在1911年起草了一份全面修订的法典，含有商法、程序法和司法组织等条款。也像日本一样，中国的改革者在研究普通法之后，决定予以放弃，转而采用民法体系。在刑法修订一事上，他们几乎完好无损地借用了德国法典。他们复制很多日本的做法，因为日本在过去十年中已成功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位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和松冈义正，在1906年的北京成立第一所现代法学院。但这些改革遇上来自朝廷保守派的重大阻力；他们对有关传统家庭的变革尤为生气。[13]

清政府提出一个九年计划，以君主立宪制取代旧朝廷，全盘借用明治宪法的内容（只是删去对天皇的适度限制）。无论修改后的法典还是建议中的宪法，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发生了1911年的武装起义。被称为《十九信条》的宪法在最后一分钟颁布，这对挽救旧政权来说已是微不足道，再者也太晚了，1912年伊始它被中华民国取代。[14]在之后的军阀割据和内战期间，各式政治人物制定宪法，给自己添加合法性，但在限制权力上很少有实际作用。[15]

辛亥革命之后力图复兴中国的代表人物，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孙中山。他视亚伯拉罕·林肯和法国大革命为自己灵感的来源，但他创建的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专制政党。国民党在1927年与共产党分裂，之后在蒋介石领导下，颁布一套组织法，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宪法。它在训政时期确定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在1946年正式终止，代之以《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被共产党打败之后退守台湾，通过“动员戡乱时期”所授予的紧急权力，仍实施独裁统治。真正的宪政在1991年来到台湾，也正式宣告“戡乱”和军事统治的结束。[16]

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早期宪法是毫无意义的，但国民党在1929年至1930年出版的修订版民法就大不一样，其中有些条款成为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修订部分有三大转变，有些直接来自1911年对《大清律例》的修改。第一个转变是从清朝法典的禁罚条例变成承认公民权责的体系，中国公民第一次不再是国家权力的臣民，而是拥有积极法律权利的个人。第二个转变是经济上的，清朝法典将产权与宗族或父系亲戚群体嵌在一起，让处置财产的权利严重受制于对家庭成员的义务；相比之下，国民党法典承认产权属于个人，可以自由转让，从而开拓包括合同和侵权在内的整个私法领域，而这被清朝法典视为“琐碎小事”。最后的转变是驳斥父系家庭的法律依据，让妇女拥有继承财产和提出诉讼的充分权利，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法律改革是超越同期日本的。[17]

对法律的破坏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得政权时，已从外国占领中解放大陆，恢复了中央集权国家的主权。……[18]毛泽东上台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把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典一笔勾销。一旦用得着，法律就变成打击“阶级敌人”的武器。从1952年到1953年，法律本身成了靶子。曾接受过法律训练的前国民政府的法官和书记，现在遭到清洗，代之以共产党的干部。刑法被用来对付意中的敌人，警察开始在司法体系之外独立操作，设立庞大的拘留营网络，囚犯是诸如“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富农”等群体。在私有财产已被淘汰的国家，民法基本上荡然无存。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解释：“……我们的法律制定应该跟上经济基础的变化。制度、规章和条令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不要怕变。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法律应为继续革命服务……”[19]毛泽东本人也宣称：“（我们必须）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当然，没有一个社会能在完全没有规则的情形下存活。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为了寻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开始引入苏联法典，以重建中国法律。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使这个过程缩短。“大跃进”是一场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目标是动员群众支持工业化，结果却带来大饥荒……[20]这场灾难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有一次重建法律体系的努力，又因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告终。“文化大革命”抛开基于规则的行政管理的外衣，削弱政府的运作，以恐怖手段对付共产党自身，一如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对苏联共产党的大清洗。[21]

1978年以后依法治理的重建

只有通过“文革”经历者的心灵创伤，才能理解毛泽东死后出现的中国以及始于1978年的改革。从“文革”中劫后余生的共产党精英，在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率领下，绝不允许毛泽东式的个人专断再一次发生。随后发生的政治改革进程，逐步建立了一系列规则，以防止再次出现魅力型领导者以毛泽东的方式破坏整个中国社会。此外，法律被看作一种机制，共产党能以此来引导和监督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作为结果，在毛泽东过世将近四十年之后，中国社会有了更多的依法治理，官僚也回归传统。

但中国还不是法治主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袖，同意以规则来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从来没有承认法律高于共产党。……

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跟随苏联采用了正式宪法。……中国第一部宪法于1954年通过，高举1949年《共同纲领》的社会主义原则，全盘进口苏联宪法的许多条款。该文件提及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完成，在“文革”期间遭到拒绝，代之以1975年起草的更左的宪法，公开提倡共产党对国家的专政。

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倒台以来，不断出现新宪法或宪法的重大修订，分别颁布于1978、1982、1988、1993、1999和2004年。这些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政治领域的变化，即向右转和走向市场经济。例如，八二宪法第十八条为外国投资及其保护提供基础，八二宪法的1988年修订版为土地使用权的商业转让提供依据。八二宪法的1992年修订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取代“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新版本也让共产党将部分权力移交给国家，反映后者在经济管理上的更大功能。

这些宪法修订更多地是共产党决定新政策的声明，而不是管束自身的严肃法律。当代中国宪法的制定有两条原则，相互之间却有潜在的矛盾。一方面，邓小平在1978年主张：“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22]宪法规定，民选的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一起，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构”。宪法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汉学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在1978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全国人大在政策讨论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共产党视为政治之外的领域，通过了“相当可观的正式法律”。这与毛泽东治下的局面形成强烈对比。[23]

另一方面，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使共产党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支配地位神圣不可侵犯。在实践中，共产党对政府和立法机构实行严格控制……法律仍然更多地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合法性的内在源泉。[24]

规则的扩展

自1978年的改革以来，中国的正式法律和非正式的规则，都有循序渐进的大幅度增加，对下级政府的行为加以界定和限制。要衡量中国新兴的依法治理，不能单看所通过的正式法律的数量，而要看决策是否基于规则。可在两个方面看到这种决策的扩展及其局限性：产权和共产党高层的晋升和换届。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始时，中国面临巨大的法律真空，尤其是在私法或民法的领域。为了鼓励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有关合同、合资、土地使用、保险和仲裁等的法律获得迅速增长。日本在19世纪90年代进口德国法典，是整个体系一起实施的。而当代中国法律的来源相当不拘一格，根据具体需求零零碎碎地加以采纳。例如，刑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的法律。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民法通则》，明确指出是来自德国民法的。但事实上，它来自德国民法的日本版和1930年国民党版。学者陈建福指出，尽管国民党法典在1949年被正式取消，但“国民党民法典……一直是中国民法和民法学的发展基础”。[25]

中国借鉴欧洲大陆的民法传统，其中之一是，私人公民有权在行政法院起诉政府的非法行为。全国人大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罗列向政府决策提出上诉或挑战的规则。共产党认为，这是约束和指导下级政府的有效途径。在《民法通则》公布之后的数十年中，这类诉讼的数量稳步上升，但它的效用仍然相当有限。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最进步的省份，原告起诉政府而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大约只有16%。……[26]

在《民法通则》下采纳的民法典，最终还是源自西方，为类似西方私法的东西打下基础。它承认一定范围的独立的合法参与者，可以获得财产，签订合同，出售财产，上法庭捍卫自己的权利。党内理论家在原则上提出反对，认为除了“人民”（也就是国家），谁也不得拥有生产资料。改革者只好巧立名目，让国家保有正式的所有权，再创造出一套可以购买、出售、抵押和转让的使用权。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中，无人在技术上“拥有”公寓或房子，仅有长达七十年的租期，代价是土地使用费。[27]监管合同的法律也是煞费苦心，尝试调和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合同没有全部的自由，因为当中有条款允许国家来“管理”或废除合同，所用的不可抗力条款又是定义不清的。[28]

1986年的《民法通则》从未打算成为综合的民法典，只是普遍原则的声明，让后来的临时立法来填补空白。此外，它还作了特别的修改，以符合思想或政治的标准。例如，德国和国民党的法典在界定法律人格时把“自然人”和“法人”分开；而《民法通则》实际上废除自然人，代之以公民的概念。这看似微小的差别，在区分中国和西方的法律观念上，却是非常重要的。西方把自然人当作权利和义务的持有者，独立于国家的任何行动；在中国，公民的称号是国家赋予个人的。[29]当代中国的法律接续清朝的传统实践，不承认个人权利持有者的单独领域，某种意义上产权仍被看成国家赋予个人的仁慈。[30]在实践中，国家可在任何时候合法收回这种权利。国家有时提倡法治和公民意识，作为抑制不满情绪的手段，使中国普通公民更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执法的前后不一致会让期望落空，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31]

当代中国越来越受规则的管理，但仍不具备西方式的产权和合同执行。从理论上讲，政府既没有承认私有制的原则，又没有建立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根本职责的法律体系。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法律、法院、诉讼和仲裁，以及一系列法律或准法律的业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中国的司法机构，仍没有像欧洲、北美和日本法院那样的威望和独立。在中国经营的西方企业，需要面对复杂的“地形”。虽然有越来越明确的关于外商投资的规则出台，但很多外国人发现，在他们的中国伙伴看来，合同与其说是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件，倒不如说是他们之间个人关系的象征。如果打交道的对象是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强大实体，如国有企业，外国人就会发现，自己的权利经常得不到保障。[32]

换句话说，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的程度，在根本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政府保护大多数产权，因为认识到这符合自身的利益。如果它决定改变产权状态，除了自身的政治控制，无须面对任何其他的法律约束。许多农民发现自己的土地成了市政当局和开发商觊觎的猎物，他们想把它变成商业地产、高密度住宅和商场等，或道路、水坝和政府大楼等公共设施。开发商如与腐败的地方官员合作，非法获取农民或城市房主的土地，就可赚取暴利。此类征地，也许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不满的最大来源。[33]

除了产权和合同，规则已经到位的另一重要领域，是高层领导的任期限制、退休、聘用和晋升的程序。世界其他地区威权政府的最大麻烦之一是，高层领导不愿在任职多年后自动下台，也缺乏决定继承人的制度。[34]我已指出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很多总统都有漫长的任期，无论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阿拉伯之春的原因之一是，这几个国家的总统多年赖在宝座上不走，突尼斯的本·阿里二十三年、埃及的穆巴拉克三十年、利比亚的卡扎菲四十一年。如果上述领袖建立规范化的继承体系，在十年或八年任期后自己下台，就会给国家留下更为积极的遗产，也不会遭到革命浪潮的席卷。

中国共产党已有相关规则，有助于中国威权统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中国宪法规定，高层领导的任期最多只能十年。从邓小平退休以来，已有两次高层领导的换班，以十年为一周期，分别在2002年的十六大和2012年的十八大。另外还有比较不正式的规则，例如，一旦超过六十七岁，就不能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在共产党的低层组织，强制退休的规定更为普遍。最高级别的领导换班，其实际的政治运作仍是混沌不清的，但至少已有制度化的过程。[35]

这些规则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直接结果。犹如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在魅力型领袖的不受限制的个人专断中，直接蒙受苦难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之后制定的规则，就是为了防止类似领导者的再次出现。……

当代中国体系中基于规则的决策的优缺点在于：一方面，有抱负的政治领袖，在接班、晋升和可接受的政治行为上，要遵循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另一方面，这些规则还不算是对政治权力的真正的宪法限制，只反映出当前共产党精英赞成集体领导的共识，尤其对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但规则本身，仅需一纸通知，就可能被同一领导集体改掉。

在拉丁美洲的自由民主国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也想逃避宪法规定的任期限制。有些人，如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和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成功修改他们国家的宪法。因为规则已经嵌入法治制度，这些努力在政治上是代价高昂的，不一定会成功。例如，梅内姆尝试增加自己的总统任期，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哥伦比亚的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成功修改宪法，赢得第二个任期，但在争取第三个任期时，遭到独立的宪法法院的拒绝。中国虽有领导换届的新规则，但对权力的正式制衡还有待创建。

中国建立法治以限制政治权力的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扩展法治的先例已定，更加忠实于中国宪法是未来改革的显而易见的途径。[36]……

[1] 这个故事可以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7—8章。

[2] 参见魏裴德（Frederic Wakeman），《洪业：清朝开国史》全2卷（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2 vol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卷，414—424页；第2卷，1006—1016页；Evelyn S. Rawski，《末代皇帝：清帝国制度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3] 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和叛乱》（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1），355—362页。

[4]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的成型》（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16—25页。参见Jean-Laurent Rosenthal和王国斌， 《分流前后：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变化的政治》（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

[5] 中国在1500—1800年出现智识和社会的停滞，解释个中原因的旧文献仍相当有效。参见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第1卷《取向性介绍》（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有关西方和早现代中国的比较，参见Morris，《为什么是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至今为止》，481—507页。

[6] 有关晚清中国和革命的一般解说，参见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纽约：哈珀出版社，1986年）。

[7] Derk Bodde和 Clarence 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以190件清朝案件为例》（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4、8页。

[8] 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19—23页；陆思礼（Stanley B. Lubman），《笼中之鸟：毛之后的中国法律改革》（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13—14页。

[9] 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23—27页。

[10] 儒家的见解在西方传统中并不是天方夜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正义之城，并不主张正式的法律或程序，而要求培养监护人阶层，以及能作出公正裁决的哲人王。

[11] 有关前现代中国的法典列表，参见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55—57页。

[12] 有关前现代中国的法典列表，参见Bodde和Morris，《中华帝国的法律》，3—6页；陆思礼，《笼中之鸟》，23—29页。

[13] 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Code, Custom, and Legal Practice in China: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Compared）（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33页；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波士顿：Martinus Nijhoff出版社，2008年），29页。

[14] 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23—28页；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15—18页。

[15] 有关这段中国历史的宪政主义的宗派和失败，参见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北京政治，1918—1923：宗派主义与宪政的失败》（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密歇根州安阿伯：中国研究中心，1998年），4—26页。

[16] 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80—85页。有关中国民法传统的连续性，参见Kathryn Bernhardt和黄宗智合编，《清代和民国的民法》（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50—62页。在欧洲，天主教会早在中世纪就决定以父系家族为代价，让妇女享有继承权，从而打破扩展的亲戚群体。在中国，这一里程碑要到20世纪30年代方告完成；那里有些地区，至今仍有分支世系的存在。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7章。

[18] 关于发生在毛时代的儒法论争，参见李又宁，《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纽约州白原：M. E. Sharpe出版社，1977年）。

[19] 引自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49页。另参见陆思礼，《笼中之鸟》，72—74页。

[20] 杨继绳，《墓碑：中国的大饥荒，1958—1962》（纽约：FSG出版社，2012年）。

[21] 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41页。

[22] 引自陆思礼，《笼中之鸟》，124页。

[23]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第2版（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2n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4年），176—177页。

[24] 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70—83页。

[25] 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Chinese Law: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aw, Its Nature and Development）（波士顿：KLUWER法律国际出版社，1999年），220页；陆思礼，《笼中之鸟》，178页。

[26] 裴敏欣，《民告官：中国的行政诉讼》（Citizens v. Mandarin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China），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第152卷（1997年）：832—862页；欧博文（Kevin J. O’Brien）和李连江，《起诉国家：中国农村的行政诉讼》（Suing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Rural China），载《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第51卷（2004年）：75—96页；陆思礼，《笼中之鸟》，212—214页。

[27] 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237—242页，337—338页；陆思礼，《笼中之鸟》，178—180页；陈建福，《中国法律：背景与转型》，374—378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007年通过修订，让这些法律获得进一步的扩展和修改。

[28] 适用于外国人和国家之间的合同的最初法规，在中国改革初期生效，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它在1999年由更广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取代，涵盖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包括违约金和仲裁程序。

[29] 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224—227页。

[30] 参见Franz Schurmann，《中国传统的财产概念》（Traditional Property Concepts in China），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第15卷，第4期（1956年）：507—516页。

[31] Kevin J. O’Brien，《当代中国的村民、选举和国籍》（Villagers, Elections, and Citize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载《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27卷，第4期（2001年）：407—435页；Mary E. Gallagher，《在中国鼓吹法律：“知情祛魅”和法律意识的发展》（Mobilizing the Law in China: ‘Informed Disenchan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Consciousness），载《法律和社会评论》（Law ＆ Society Review）第40卷，第4期（2006年）：783—816页。

[32] 陈建福，《中国法律：理解中国法律及其性质和发展》，341—353页。

[33] 最显著的弱产权问题与土地使用有关。地理学者邢幼田（You-tien Hsing）指出，中国不同层次的政府都拥有控制土地的权力。尤其是地方政府，向外开拓自己管辖的城乡界限，于己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土地冲突的解决往往不靠中立的法院系统，而靠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寻求平衡的行政机构。在胡锦涛当政的任期乃至当前，共产党非常注重稳定性。这往往意味着，向既有物业持有人作出让步。参见邢幼田，《都市大转型：中国土地与财产权的政治学》（The Great Urban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of Land and Property in Chin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戴慕珍（Jean C. Oi）和Andrew Walder合编，《中国的产权和经济改革》（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

[34] 共产国家领导人的接班规则无法制度化，许多年前就有人指出过，Myron Rush，《共产国家如何更换统治者》（How Communist States Change Their Rulers）（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年）。

[35]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211页；Melanie Manion，《革命者在中国的退休：公共政策、社会规范和私人利益》（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Private Interest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3—15页。

[36] 这一点由黎安友提起，《中国的宪政选项》（China’s Constitutionalist Option），载《民主杂志》第7卷，第4期（1996年）：43—57页。

第25章
中国国家的再造

中国主要的历史遗产是优质的官僚体系；中国党国体制的结构；中国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及其来由；“坏皇帝”的问题，为何中国最终仍需要民主负责制

耶稣诞生的几个世纪之前，即西汉时期，中国已有中央集权政府，呈现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官僚体系的很多特性。政府有能力展开地籍调查，登记国内众多人口。它创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官僚精通文字，受过良好教育，依功能组成等级制度。官僚体系的考试制度初露端倪，让贫穷但聪明的年轻男子有机会出人头地。这个官僚体系能向庞大的农民人口征收土地税，征召他们入伍服役。国家规定统一的度量衡，以促进贸易。官僚体系也趋向于非人格化，例如，中央政府不时调换官员去不同地方，以确保他们不与当地人发展家庭关系。军队接受文职政府的严格控制，被派往边疆，很少参与朝廷政治。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从事建造庞大的公共工程，如长城和旨在促进商业和水利的运河。一旦需要，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变得非常暴虐，它会迁徙整个人口，没收自己精英的财产。[1]

现代国家应做的事中，还有不少是汉朝政府没做的。它没有提供普及教育、卫生保健和养老金。当时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非常简陋，往往渗透不到偏远的乡村腹地。许多著名工程，如京杭大运河和长城，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官僚体系的考试制度忽而实行，忽而废除，它的完全出现还要等到14世纪初的明朝。此外，中国早熟的现代体系并非一直持续。中央集权的国家在公元3世纪崩溃，过了三百年才得到恢复。当它在隋唐时期重现时，支配它的不是择优的精英，而是成功攫取国家权力的贵族家庭。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府官员的腐败一直是大问题。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的周期，在随后的年代中不断重演，直到20世纪初。

我认为，1978年改革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国家，不像之前的毛式国家，也不像中国人试图复制的苏维埃国家，反而更像上述的古典国家。当代中国一直在从事对悠久历史传统的光复，不管这一过程的参与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荒谬。今天中国的官僚体系并不遵循清朝的精心仪式，没留长辫子，也不再学习儒家经典，改读马列主义宣传资料、工程教材和西方管理文献。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干部或苏维埃官僚的心态，仍可在今天共产党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中找到。许多当初发明的制度性结构依然存在，如单位和户口。但如果观察的不是中国政府的外表而是本质，源自过去的连续性就非常让人吃惊了。

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性质的变化，至少可以与经济政策的变化媲美。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政府性质的相应变化，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导向经济的巨变也不可能发生。现代中国的大多数评论家，只注意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不关心使之成为可能的政治基础。

毛式国家的退却

在本书涵盖的前例中，官僚体系的政治化通常意味着，政客攫取国家，以官僚体系中的职位来作庇护式分配。这发生于美国杰克逊革命之后的国家，也发生于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家，当时这两个国家正开始走上民主化道路，开放政治竞争。

在中国，接管国家的不是庇护式政客，而是让国家服从于意识形态目的的纪律严明的列宁主义政党。遵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列宁主义政党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精英的核心，其成员凭借思想忠诚而进入严格的等级机构，二是群众基础，发挥对社会余众的渗透作用。“文革”前，共产党员占中国总人口的2.5%；今天有大约8600万党员，占总人口的6%。

共产党的等级制度复制国家的等级制度，从地方党委、市级党委、省级党委、国家级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后到共产党总书记。对国家的控制可通过多种机制：在包括所有中央部委的最高层，作为负责人的共产党人戴两顶帽子；在地方，包括城市街道和乡村，工作人员接受共产党干部的监督。在20世纪50年代，即中国“苏维埃”时期的高峰，国家在中央部委一级获得最大自主性，无需事事请示；级别越低，所受的政治控制就越大。[2]

中国实践偏离苏联先例之一是军人和文官的关系。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内战时期，苏维埃红军发挥重要作用，但一直严格服从苏联共产党。这种控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血腥清洗中得到巩固，其时，四分之一到一半的苏联军官遭到斯大林的清洗。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掌权，基本上依靠人民解放军与日本人和国民党的长期武装斗争。许多共产党领袖，如邓小平和毛泽东，本身就是中国内战时成功的著名将领。所以，解放军总是享有比苏联军队更多的自主性。[3]

大家熟悉的党国结构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受到完全的颠覆。“大跃进”利用共产党机器来组织军事风格的工农群众运动，以达到毛泽东完全不切实际的工业化目标。这扰乱了经济部委的日常业务，取而代之的是自下而上的混乱的群众动员。结果造成了大饥荒和经济灾难，但共产党等级制度存活了下来。“文革”就不同了，它破坏的不只是政府，还有共产党本身。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部分原因是他担心自己权威受到侵蚀，另外的原因是他反对官僚政府的根本原则。为了恢复原先的革命热情，毛泽东绕过所有中间层次，让自己的权威借助地方革命委员会直达“群众”。各部委的负责人来上班，才发现自己的权力已被下属夺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利用亲自控制的秘密警察来清洗苏联共产党。毛泽东利用革命委员会和年轻的红卫兵，来清理共产党人，或将之遣送去农村。解放军在这一段时期受到任意调配，有时为了恢复“纪律”，有时需要站在革命委员会一边。共产党通常是政治化的发动者，现在却接受党外人士的控制和清洗，与政府一起中断正常运作。[4]

在“文革”期间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把恢复共产党的纪律和重建政府的权威当作他改革的关键。邓小平从来没有质疑共产党需要对政府实施领导和掌控，只是认为两者必须遵守规则，这恰恰是毛泽东无政府治理方法的反面。上一章描述的修宪努力，即反映了他的观念：第一，共产党需要恢复自己的权威；第二，它要弱化对政府的政治监管，让部委来妥善管理预期中的经济巨变。同样重要的是重申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因为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微妙时期，解放军几乎成了竞争派别的仲裁者。不管邓小平自己是否意识到，他其实是在恢复中国传统政府的许多制度性遗产。……

随之出现的政府不同于它的毛式前身，变得更加专业化。中国在1978年的改革之后，重新引进择优的官员考试制度。政治学者杨大利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改革，增加官员职位的择优竞争，惩戒没有取得好成绩的大批官员。[5]在2012年，全国有一百一十二万人参加考试，以争夺二万一千个官员职位。[6]中国也恢复大学体系，规定竞争性入学要求（很多欧洲大陆国家都无法做到）。[7]改革者在刻意寻求韦伯式的官僚体系，在不经意中还在寻回自己的传统。

当代中国政府是中央集权的，规模庞大，异常复杂。共产党仍在领导和控制政府，从头到尾复制政府的等级结构，监督各级政府的活动。但党的控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弱化，其性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任何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都要面对委托权的问题。在名义上，统治王朝中国的是京城的官僚机构，但在通信技术恶劣的年代，要管理如此人口众多的大国，就意味着要将权力委托给省县一级的下属。在长安、洛阳、开封和北京的中央政府，通常不知道地方上发生的事，颁布命令的几个月乃至几年之后，才发现那些命令根本没有得到落实。毛泽东之后的领导，早早就认识到委托权的重要性。中国仍是单一大国，不是联邦制的，但省市已获得不少权力，以自以为合适的方式执行中央指示。所以，中国各地的政策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异。像广东那样的南部省份，以及像深圳那样的南方城市，对市场经济的友好程度，远远超过北京。以深圳为例，它的市政供水承包给二十六个私营公司，而北京的市政供水仍受控于单一的国有公司。[8]

在中国，许多单一省份比欧洲的主要国家还要大。广东和江苏有近八千万常住人口，还要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1997年，重庆市从四川省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政单位，本身就拥有将近三千万的人口。结果是，省市层次的政府复制中央政府的官员结构，也有以功能划分的各部门和共产党监督机构。中国官僚体系的整体规模相当大，而且一直在快速增长。政治学者裴敏欣把2000年的官员人数定在四千多万。他指出，准确的统计是很难得到的。中国的下级政府复制上级政府的劳动分工，导致高度复杂的体系，权力界限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例如，市政水源管理是市政府的首要责任，但向城市供水的分水岭的地区管理处也有权力，中央水利部也参与其中。[9]此外，共产党保持较小但并行的等级制度，领导和监督政府的工作。

中国国家的自主性

如果说有一种特性，把中国的党国体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开来，那就是自主程度。中国政府不是强大社会利益集团的简单传动带，它能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设定独立的政策议程。这种自主性是显而易见的，既体现于制定政策方向的共产党高层领导，又体现于有自由裁量权来执行上级指令的下级干部。我会逐一来讨论。

一个高度自主的国家，如果既没有民主负责制，又不受制于法治，结果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情形：享有无限自由裁量权的领导者，通过像“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异想天开，酿成无尽的苦果。但同样的自主性，落在像邓小平那样的聪明理智的领导者手中，就能带来在自由民主制中难以想象的改进。在自由民主制中，利益集团的压力、游说者和正式程序的限制，既阻止国家采取迅速行动，又降低最后决策的质量。中国式的自主性，可让国家省去许多这一类的麻烦。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领导，如有这种自主性，就能让政府在政策问题上，采取比民主政体更为大胆更为迅速的行动。

这不是说中国没有利益集团。中国确实没有代表私人利益的华盛顿市K街游说团等，但它的体制下仍有强大的派系，还有一些致力于维护某种毛式状态的既得利益群体。邓小平的早期改革带动了人们迅速上涨的期望，特别是在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中。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激发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之后，重新返回改革议程，开放价格，让某些国有企业民营化，公开提倡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邓小平的最终胜利从来不是百无一失的，但他能大幅度修改政策的事实，就是当时国家享有自主性的明证。

在较低的级别，中国共产党允许下级政府在执行任务时享有高度自主。明显的实例就是下放大量权力给省市，让它们以因地制宜的方法执行政策。这种分权往往与总部设在北京的部委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且胜出的经常是地方。

大多数西方评论家注意到，改革中的家庭承包制让农业个体化，允许农民保留更多自己生产的农作物，从而创造市场激励。他们还指出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置开放了外资进入。这些确实是至关重要的：随着私人奖励的生效，改革后的农业总产值在四年内翻了一番，出口工业也在像深圳那样的南方城市打下基础。但同样重要的是治理结构的改变，让地方政府承担财政负责制。政治学者戴慕珍（Jean Oi）通过查证表明，前期的经济增长不是靠私营部门，而是靠所谓的乡镇企业，即摇身变为营利企业的地方政府。[10]

西方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公共部门不得保留盈余，因此也就没有动力去控制成本，或谋求事半功倍的高效。如果某部门在结束财政年度时尚有盈余，就要想方设法把它用掉，原因就在于此。[11]

中国的体制颠覆这一原则，允许地方政府保留多余收入，将之用于自己的选项。地方政府有硬性的预算约束，有权征收一定税款，还可启动补充税收的牟利企业。盈余的70%必须投入新投资，其余的可由乡镇企业自由支配。部分盈余被用于公共用途，还有一定数量的金额掉入当地官员的口袋。许多外部评论家称这种现象为彻头彻尾的腐败，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盈余分享制度，用来鼓励地方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增长。它的成功相当壮观：在改革初期的几年中，中国的很多工业产值来自乡镇企业，而不是新兴的私营部门。[12]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独立发现了西方所谓的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即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引进公共部门。

任何正统的美国经济学家，永远都不会建议像乡镇企业那样的制度。外部观察者只知道体系的特点，但不了解具体的国家，透过无知的面纱得到的预测只能是，乡镇企业将成为腐败和自我交易的温床。如果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试图实施这样的制度，可以想见各种形式的滥用。中央政府可能无法强加硬性的预算约束或新投资的比例，或允许地方政府征收掠夺性的税款，或挪用全部的盈余。更有可能的是，上级政府会与下级政府勾结起来瓜分盈余，并使用自己制定规则的权力来偏袒国有企业。

但中国不是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得以向乡镇企业施加严格纪律，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持久的经济增长上，所用方式与其他东亚国家推行的工业政策非常相似。当情况变了，政策也跟着发生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乡镇企业富裕起来，盈余分享制度出现高度腐败。……1994年的税制改革拿走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迫使它们改用不同类型的财政手段，鼓励它们以有利于市场的形式来推动工业发展。新兴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选择合作，支持共产党统治的延续。[13]赵鼎新和杨宏星认为，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国家自主性的很好例证。他们声称，所涉及政策的具体内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一旦看到早先措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中国政府马上改弦易辙，即使在巨大既得利益的面前，仍能成功地贯彻新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和共产党认识到，他们的合法性依靠持续强劲的表现，在作出大胆迅速的修正时，并不受制于意识形态或以往的实践。[14]之后又有江泽民十年的新改革，如政治学者杨大利所查证的，打击政府部门的走私活动，褫夺解放军的许多营利性企业，颁布有关政府采购的更透明规则。[15]

这种激励地方政府的制度，明显不同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驱动的旧干部制度，也与马列主义政权的许多基本原则相异。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国家的重点放在促进长期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租金的最大化。可以说，共产党高层领导促进增长是出于自身利益，为了加强合法性和掌权。但许多国家的政府，如东亚之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会自动产生对自身利益的长远认识，以及对合法性的注重。正是在这里，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儒家政府传统可能在发挥重大影响。

有关中国未来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在何种程度上，政府最高层能像过去一样继续自主。裴敏欣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服务质量有所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下属部门变得太自主，或者说，在行使错误的自主。那是指，他们不管政绩如何，都能保住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还能抵制国家和共产党上级的惩戒。这些下属部门包括强劲的国有企业，如名列世界上最大公司的中国电信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相对于私营部门和外国投资者，这些国有企业变得更加强大，利用政治影响力，让自己免受竞争的威胁。[16]此外，像铁道部那样的官僚机构，变成难以控制的变相小王国。它是一个庞大组织，在中国控制五万七千英里长的铁路和两百五十万名员工。[17]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在争取对这个赔钱部门的控制，却没有成效。2011年年中，温州附近发生新高铁列车相撞事件，引发公众高度关注。铁道部试图掩埋出轨车厢，从而掩盖渎职证据，迫于中国微博的舆论，只好重新挖出。中央政府以此为契机，以腐败的指控将部长刘志军革职，并宣布将把铁道部分为两个独立组织。像许多政府重组一样，中央政府虽然发出公告，但迟迟没有行动。大概是因为强大而神秘的铁道部，拥有足以保护自己的政治影响力。[18]

严重依赖金钱激励的行政体系，会为腐败打开大门。西方经济学家曾预测，这会招致寻租和腐败。他们并没有完全弄错，只是猜不透腐败的程度，以及政府能够提供的真正服务。目前，中国政治体系中仍普遍存在大量的庇护政治、裙带关系、山头主义、政治影响和彻头彻尾的腐败。裴敏欣认为，中国渐进式的政治过渡造成“分散攫取”，即庞大政府体系中的地方权贵利用手中的政治控制，榨取各式各样的租金和贿赂。共产党上级很清楚，普遍的腐败深受老百姓的痛恨，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控能力。共产党已作出许多公开承诺，一定要控制和惩治腐败，最近一次是在2012年的共产党十八大之后，已发表声明的，既有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总书记习近平，又有负责铲除腐败的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但裴敏欣认为，随着政府变得更大更复杂，党的监控能力或将逐渐下降，官员会利用更多资源和方式来寻找应付的对策。[19]

中国国家的负责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威权国家，它的宪法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共产党无意搞多党选举，并谨慎地控制有关民主的公开讨论。……虽然没有负责制的正式机制，但可以说，共产党和国家还是在回应中国社会中不同参与者的需求。

它的发生可通过好几个机制。自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允许农村地区的村民选出权力有限的村委会和村干部。它隶属于更大的选举体系，一直延伸到全国人大，代表也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20]如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Tsai）介绍的，除了这些正式机制，农民群体还有非正式的反馈机制，可向地方官员提出投诉和改善政府服务的建议。此外，政府和共产党的组织建立正式的投诉渠道，让公民表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政府没有一定要作出回应的法律义务。只是当地官员经常得到上级部门的鼓励，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防社会不稳。[21]

最重要的反馈机制是公众抗议。如果政府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关注近乎偏执，抗议活动所引起的就不一定是简单的压制，也可以是明显的让步。2010年，官方报告的社会抗议估计就有十八万件——农民对土地征用表示愤慨、父母担心附近工厂的污染、农民工受当地官员的虐待。[22]在胡锦涛的领导下，共产党在衡量官员政绩时，改变经济增长和维持稳定的先后次序，以致单一事件就有可能导致当事官员的职业生涯的终结。许多当地官员觉得，通过优惠、补贴和规则调整来安抚示威者，反而更容易。为达到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地方官员承受重大压力。[23]

中国民间有很强的信念，认为上级政府要比下级政府较为关心老百姓，也较为清廉。[24]对高层政府的良好愿望抱有信念，对政府合法性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政府作出回应的原因。但事实上……2012年薄熙来案件的爆料显示，高层领导的渎职也达到令人震惊的水平。

下级政府在政策和政治方面，理应受到上级政府的严格监管，但在中央集权的体系中，也必须享有执行上的自主性。在王朝中国，皇帝在监视属下官僚机构的行为时，会遇上信息不灵的难题，只好叠床架屋搞出更多的中央监控体系。例如，宦官比官僚机构更值得信赖，可以用来监视官僚机构。等到宦官队伍也变得不可靠时，明朝皇帝不得不建立内正司，以监视宦官的行为。当代中国的情形则是：上级政府监察下级政府的行为；共产党组织部监察政府的行为；共产党内部的特殊机构，如中纪委，负责监察其余部分的共产党。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监督的官员想尽办法，或掩盖不良行为，或防止信息向上传达。到最后，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向下负责的体系，让自由的媒体和真正有权的公民来监督国家。

在毛泽东之后实行的规则、法律和程序，绝大多数是为了监管下级政府的行为，让他们对上级政府作出更积极的回应。如果政治体系只向上负责，而不向下负责，它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领导的选择和意愿。我在上一章提到法家和儒家的古代争论，前者主张明确的程序，后者强调灵活和基于情境的贤君道德。前现代的中国政府选择道德，而不是对高层领导的正式法律约束，程序只用于如何把皇帝圣旨传递给社会各界。当代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继续着这一传统。公民必须依靠领导的良好愿望，而不是对权力的程序限制。

如在优秀领导的手中，这种体系的表现实际上可胜过民主体系，因为后者要受制于法治和正式的民主程序，如多党选举。而这种体系无须受制于利益集团的游说和诉讼，无需组成繁琐的政治联盟，也无须教育公众认清自己的真正利益，就能作出艰难的重大决定。亚洲快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日本和台湾，其历史上的“内嵌式自主”获得广泛的推崇，中国也不例外。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威权政体，中国在1978年后一直专注广泛的共同目标，如经济增长、稳定和公共服务的扩展。邓小平和他之后的领导都明白，共产党的生存取决于合法性，不再靠意识形态，而必须靠自己的治国表现。

这个体系的问题出在中国历史上一再确认的“坏皇帝”身上。与民主体系相比，威权体系可以采纳更迅速更果断的行动，但它的成功取决于优秀领袖的不断出现——不是技术意义上的优秀，而是对共享的公共目标的承诺代替了为自身争权夺利。王朝中国的对策有二：一是建立复杂的官僚体系结构，限制君主的实际权力；二是以一套精密的体系培养君主，使之陷入繁文缛节的仪式，不能为所欲为。即便如此，这个体系还是不足以防止坏皇帝的周期性出现，或跋扈、或懒惰、或无能、或贪婪。

当代中国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表现，从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到提供基本社会服务，都超过大多数威权政权和许多民主国家。但目前中国的体系能保证好领导的持续供应吗？

中国的威权政府在体系的持续上面临多种挑战。第一个是出现一个魅力型领袖，利用民粹主义的激情，建立自己的追随者群体，打乱标志后毛泽东时代领导特点的集体协商一致原则。有很多未获解决的社会不满可被利用，从中国极大的贫富不均到人们公认的猖獗腐败。

第二个威胁不那么剧烈，但可能性更大。政府将失去自主性，输给其他社会参与者，遭到经济增长孕育出的强大利益集团的攫取。裴敏欣认为这不再仅仅是可能性，政府现在就面临盘根错节的强大群体——国有企业、个别部委甚至整个地方，都在抵制政府的权威。政府试图控制下级的腐败，但自己也有可能成为高层腐败的牺牲品。……考虑到中国从中等收入攀到高收入的艰难征途，它的政绩难免会失色，它的权威也可能会下降。……在十八大召开和习近平崛起之后，共产党承诺新的经济改革，同时再一次强调意识形态和纪律。新一届领导能否实现重大的政策变化，还有待观察。

最后一个威胁，与体系合法性的内在来源有关。中国政府往往认为，它构成一个非西方的政治和道德的不同体系。这不错，如我指出的，王朝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有许多连续性。但把进口的西方思想即马列主义当作自己合法性的基础，阻止了共产党以坦率彻底的态度将合法性建立在中国的传统价值之上。另一方面，它也不能简单放弃马列主义。所以，它必须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充当民族主义的旗手，以延续合法性。……

要解决上述问题，从长远看，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对国家的正式的程序约束。这意味着，首先，要稳步拓展以规则为基础的决策，让上级的政府和共产党也接受法律的约束。其次，正式约束需要政治参与的扩大。信息问题曾经困扰王朝中国，现在又临到当今政府头上，它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对信息的正式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的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比较不愿意接受家长式威权主义。过渡到对权力的更正式约束，可以循序渐进，首先应该着眼于法治，而不是负责制。当前的中国宪法是一个不坏的基础，可基于它建立起不断齐全的法律体系。如果中国政治体系要长久持续下去，这两者最终都是不可或缺的。[25]

法治或民主负责制广为扩展的动态过程会出现吗？不会，因为不能指望自上而下的命令。……但随着新兴社会参与者的上场，要求更为有效的约束制度，变更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在过去，中国政府强大到足以防止可能提出挑战的社会群体的出现。但在当代中国，社会动员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拥有数亿成员的庞大中产阶级已在中国出现。在许多其他社会中，中产阶级一直是促使政治变化的动力，最终也是促进民主的动力。中国法治和民主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新社会群体能否改变国家与社会之间经典的天平倾斜。这是本书第三部分要加以阐述的普遍现象。

[1]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7—8章。

[2] Frederick C. Teiwes，《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The Chinese State during the Maoist Era）， 载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编，《现代中国国家》（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112—120页。

[3] Frederick C. Teiwes，《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The Chinese State during the Maoist Era）， 载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编，《现代中国国家》（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120—124页。苏联军方威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纳粹德国之后大大提高，但仍保持对苏联共产党的高度服从。

[4] Frederick C. Teiwes，《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The Chinese State during the Maoist Era）， 载沈大伟（David L. Shambaugh）编，《现代中国国家》（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136—148页。

[5] 杨大利，《重塑中国利维坦：中国的市场转型与治理政治》（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175—183页。

[6] 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o12-111251c131997757.htm.

[7] 测评择优实践的最近努力是Victor Shih, Christopher Adolph和刘明兴，《共产党内的晋升：解释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升迁》（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106卷，第1期（2012年）：166—187页。

[8] Selina Ho，《中国发展的权力下放和地方差异：城市供水案例研究》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Variations in China’s Development: Case Studies from the Urban Water Sector）（博士论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2013年），第8章。

[9] 裴敏欣，《受困的中国转型：发展式专制的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136页；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173—179页；Ho，《中国发展的权力下放和地方差异》。

[10] 戴慕珍，《中国农村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 James Q. Wilson，《官僚体系：政府机构做什么及为什么做》（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纽约：基本图书公司，1989年），115页。

[12] 戴慕珍，《中国农村起飞》，61—64页。

[13] 有关这种转变，参见黄亚生，《中国：弄清农村问题》（China: Getting Rural Issues Right），载Nancy Birdsall和福山合编，《金融危机后有关发展的新思路》。

[14] 赵鼎新和杨宏星，《政绩合法性、国家自主性和中国经济奇迹》（Performance Legitimacy, State Autonomy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工作文件（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2013年）。

[15] 杨大利，《重塑中国利维坦》，110—149页。

[16] 裴敏欣，《受困的中国转型》，102—118页。

[17] 黄安伟（Edward Wong），《中国铁道部长在腐败调查中丢官》（China’s Railway Minister Loses Post in Corruption Inquiry），《纽约时报》，2011年2月12日。

[18] Keith Zhai，《铁道部臃肿不堪，很少人会哀悼》（Railway Ministry a Bloated Outfit Few Will Mourn），《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13年3月12日。

[19] 裴敏欣，《受困的中国转型》，132—166页。

[20] Melanie Manion，《威权主义的偏狭：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Authoritarian Parochialism: Congressional Representation in China）（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

[21] 蔡晓莉（Lily L. Tsai），《无民主的负责制：中国农村的互助群体和公共物品》（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蔡晓莉，《行政改革的政治回报：公民如何看待判断威权中国的国家》（The Political Payoffs of Governance Reforms: How Citizens See and Judge the State in Authoritarian China）（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

[22] Christian Göbel和 Lynette Ong，《中国的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 in China）（伦敦：欧洲中国研究和咨询网络，2012年）。

[23] 赵树凯，《中国农村：发展中治理不善的故事》（Rural China: Poor Governance in Development Story），工作文件（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2013年）。

[24] 例如，参见Anthony Saich，《中国的治理质量：公民的视角》（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Citizen’s View），工作文件（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2013年）。

[25] 政治改革应该先从扩大宪政开始的说法，见黎安友，《中国的宪政选项》。

第26章
三个地区

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的比较；区分它们并解释其经济表现的关键在于国家力量；殖民地遗产只能部分解释当代的结果

本书第一部分追问的是，韦伯式现代国家为何只出现在部分发达世界，而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第二部分继续考察那些发展较晚而不得不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地区，主要关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这三个地区内部有很大差异，相互之间也有系统性差异，让我们有机会讨论不同的发展途径。

从20世纪下半叶起，东亚是三个地区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如表5所示。有些人也许会感到惊奇，因为整个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要比东亚高。那是因为，后者有几个比较贫穷的大国，如印尼和菲律宾；再加上，在很多方面表现突出的中国仍有广大的贫困农民。

在政治制度上，情况又不同了。拉丁美洲确实比东亚好得多，更远远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它在世界银行所有六个全球治理指标中，排名都高于五十个百分位（percentile）（见图17），在反映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回应和负责制”一项，排名特别高。同样是这一项，东亚的排名就显著落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所有六个指标中都很差。这反映出，在始于70年代初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所有地区都看到民主政体的增加，但最强劲的表现出现在拉丁美洲。亚洲最大规模最具经济活力的中国，仍是威权政体，同样的还有越南和朝鲜。如此国家在西半球只有古巴一家，只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国的民主出现明显倒退。

表5. 增长率和人均GDP

来源：世界银行
*人均GDP是以购买力平价为准

图17. 地区比较，全球治理指标（百分位排名）[1]

来源：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图18. 所选国家的基尼指数

来源：世界银行

尽管拉丁美洲在民主上优于东亚，但在国家制度上仅占很小优势。政治稳定和法治的排名，在拉丁美洲和东亚之间大致相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幅走低。

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不平等来测量，图18介绍的是所选国家的基尼指数（基尼指数的范围从0到100，其中0代表完全平等，100代表完全不平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有很大不同，埃塞俄比亚相对平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有高度的不平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日本和韩国仅有低度不平等，同样情形是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但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收入分配的悬殊几乎赶上拉丁美洲水平。在同期十年中，拉丁美洲的不平等开始小幅下降；尽管如此，它的贫富之间仍有巨大差距，酝酿令人不安的政治后果。[2]

当然，增长和治理的平均统计掩盖了每个地区内部的重要差异。拉丁美洲既有极其贫困的海地、危地马拉和巴拉圭，又有出口喷气式飞机等高科技产品到世界各地的巴西。然而，这些地区都有自己的特性，使得区域内国家彼此类似，却又不同于区域之外。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经历了通货膨胀、货币危机、货币贬值和经济衰退的周期循环，最近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阿根廷是在21世纪初）。相比之下，东亚地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这段时期中几乎毫发无损。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数年后，也经历了与拉丁美洲类似的债务危机，有的甚至更为严重，导致许多国家要求债权人予以减免，帮助它们再一次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尽管今天的拉丁美洲大体上是民主的，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专制军政府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接管政权。大多数所谓的“发展型国家”——成功应用国家权力（通常是威权政体）以促进快速增长的国家——聚集在东亚地区。很难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找到这一类国家。[3]

发展的途径

第二部分一开始就列举了将当代发展结果归因于地理、气候和殖民地遗产的各种理论。所有这一切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人类社会行为的本质非常复杂，将结果追溯到单一原因的理论很少能经得起全方位的考验。

将政治（因此也是经济）发展与地理和气候关联起来的理论，可以解释部分的重要结果。经济学家着眼于自然资源的禀赋：金银开采和种植农业的需求导致对原住民的奴役，或从非洲进口奴隶；剥削性的工业又为新大陆的威权政府创造经济基础。

但拉丁美洲的威权制度有好多先决条件。建立于秘鲁和墨西哥的政治秩序，是移民殖民地；哥伦布到来之前的国家结构的制度遗迹，几乎全被成功铲除。作为移民殖民地，它倾向于复制伊比利亚半岛的重商主义社会，仍以阶级为基础，只是原住民和混血儿代替了欧洲的白人农民。西班牙当局最初试图在美洲建立直接的专制统治，但远距离的现实意味着，它在殖民地行使的权力远远比不上国内。西班牙的专制主义比较弱，在欧洲就无法征得满足自己需求的足够税款；面对新大陆不驯服的克里奥尔殖民者，就更加束手无策。克里奥尔为自己创建了基于特权而不是自由的寡头政府。殖民地在19世纪初脱离西班牙，过渡为独立国家，但寡头政府仍然存在。21世纪的拉丁美洲继续在这个遗产中生活，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

如孟德斯鸠指出的，地理在其他方面也非常重要，某些地形比较适合动员和部署大批军队。在欧亚大陆（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主），相对开阔的原野鼓励了中央集权大国的形成巩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难以在广袤沙漠和热带雨林投射权力，这抑制了国家的出现。欧洲介于两者之间，它的地理鼓励中等政治体的形成，但阻止了其中任何一个强大到足以征服整个欧洲。

拉丁美洲的地理使它更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而不是欧洲。它的整个大陆被山脉、丛林、沙漠和南北交通线划分成相互隔绝的地区，不利于大面积帝国的兴起。随着原住民人口的崩溃，人口密度大到足以支持强大国家的地区太少。一旦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开始，根据非常低效的重商主义规则，盈余要出口到宗主国，无法留在本地用来再投资。

在18世纪下半叶，整个拉丁美洲在政治方面与欧洲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支配两者的都是专制政权，以及使用政治权力来保护自己特权的经济寡头。在之后两个世纪中，欧洲经历一系列深刻的政治变化，让自己变得比拉丁美洲更民主，经济上更平等。主要原因之一是，欧洲在这段时期中经历了大量暴力，始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继之以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结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大量的军事竞争导致强大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如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与此同时，快速的工业化让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离开乡村，走进拥挤且多元化的城市。这一转变创造先决条件，使民族认同基于语言族群的现代概念得以出现，引发进一步军事竞争。民族主义有助于现代国家的整合。内部革命和外部战争成功消灭曾是旧寡头秩序支柱的整个社会阶级，如法国的买官者和普鲁士的容克阶级。

拉丁美洲的发展途径非常不同。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来推翻旧寡头政治，也没有国际上的长期竞争来刺激现代国家的形成。由于种族多样性和工业化的缓慢或缺乏，民族认同非常淡薄。这意味着，冲突更多发生在国内的阶级之间，而不是在国外的国家之间。到1945年，欧洲疲惫的精英愿意接受自由民主制和实行再分配的福利国家，以确保社会和平。拉丁美洲精英也面临社会动荡，特别是在古巴革命之后；但这种动荡从来没有严重到激励国家建设或欧洲式再分配的地步。拉丁美洲没有欧式的社会共识，以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的温和政党为主，只有贫富之间尖锐的两极化。更为欧式的政治秩序要等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才在智利和巴西出现。

地理、气候和殖民地遗产并不能解释今天的所有结果。阿根廷的气候和殖民历史，让它避免了19世纪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不平等和经济停滞，本来应当继续发扬光大的，却没有，因为它的精英在20世纪初做出了错误选择。它尽管有适宜的气候和地理，却继承了拉丁美洲旧政权的政治文化，如军阀独裁和人治领袖。反过来，哥斯达黎加本有可能会看到独裁和内战，演变成另一个中美洲香蕉共和国，但由于精英在重要历史关头做出正确选择，却发展成稳定的民主国家。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完全不同。欧洲殖民主义的致命遗产，不是“榨取”性威权国家，而是强大制度的根本缺乏。瓜分非洲来得太晚，已是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已历时四个半世纪。不同于拉丁美洲，欧洲早期殖民者在非洲没有发现大批人口或主要矿产。除了南部的温带地区，热带的疾病和气候使非洲不适宜欧洲人定居。在20世纪中期出现独立呼声之前，根本没有时间或资源来建立制度。非洲殖民地几乎无法负担自己的行政管理，导致欧洲人寻求“间接统治”的廉价出路，利用非洲当地代理人来征收税款或强迫年轻男子服劳役。这个草率拼凑的制度，被强加于与其说反映种族现实不如说反映战略竞争结果的领土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独立日所接收的政治遗产，就是这个拼凑的制度。

不同于拉丁美洲，独立后的非洲没有在幕后操纵的根深蒂固的精英。摆脱殖民统治的独立，为新精英的出现创造了机会。他们主要是接近殖民统治的城市知识阶级，没有安全的社会基础，既不是土地贵族，又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只好把国家当作改善经济的主要渠道。低能力的国家塞满了庇护式员工，使政府规模大幅增加，却进一步削弱了自己提供真正服务的能力。政治变成攫取国家及其资源的新家族制的竞赛，不同群体排队等待“轮到我们吃了”的时机。在这些条件下，就无法形成持久的官僚体系，既能代表广泛公共利益，又能迫使精英遵守经济上合理的规则。

人们普遍观察到，留给新独立国家的边界不符合现存种族和部落的认同，这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带来许多痛苦。这一点传统智慧正在给人以误导，让人以为比较明智的边界划分本来是可以促成独立后更团结的国家。它的真实性仅存在于有限的范围之内。例如，如果当年英国没有将南苏丹和达尔富尔，与喀土穆的阿拉伯核心连接在一起，苏丹本来可以避免两场漫长且代价高昂的内战。但在非洲大部，种族群体太小、太混杂，无法成为欧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与东亚和欧洲形成对比，非洲本土的国家层次的强大政治体，在欧洲殖民之前没有从事过充满暴力的艰难认同塑造。如果要说殖民列强帮助塑造认同，它只是以种族代替部落制——换句话说，以较大的亲戚群体取代较小的，目的是为了分而治之。非洲的殖民统治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来创建可塑造民族认同的强大国家，大多数独立后出现的精英，也没有把国家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撒哈拉以南非洲淡薄的民族认同，不是因为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做。坦桑尼亚是一个例外，由此也证实了这同一条规则。尼雷尔创建坦桑尼亚认同一事显示，尽管之前有相当复杂的种族多样性，只要精英有心于这个项目，仍可取得成功。

与西方殖民列强发生对抗之前，已拥有强大的国家制度和民族认同的社会，确实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东亚。中国在秦国统一全国时就发明了现代国家，比早期现代欧洲出现国家整整早了一千八百年。中国人创造的国家是中央集权、官僚治理和非人格化的，统治幅员辽阔的领土，其整齐划一的程度远远超过罗马帝国。中国的国家权力在以后数千年中跌宕起伏，有时遭到内部亲戚群体的攫取，有时又承受外部蛮族的入侵。尽管如此，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都发展出了以强大国家为模式的政府，政治组织的水平远远高于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本土社会。数世纪的征服和同化造就了种族同质性，更强化了国家建设的努力。这些社会对享有共同文化有着强烈的感受，这建立在共同的书面语言和广泛的精英识字率的基础上。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概括并不适用于整个东亚。许多东南亚国家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发展轨迹。如第22章指出的，印尼在19世纪根本还不是一个国家，在种族上也是支离破碎的，跟尼日利亚差不了多少。在许多方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只是英国殖民主义的直接创造，现代化的成功不依赖于前殖民时期的本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它们仍建立起比较强大团结的国家。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将会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遗憾的是，这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4]

东亚早期的国家制度化，让它更容易抵抗外来威胁。在防止西方殖民企图上，日本是最成功的。中国屡次遭到西方列强的攻击，部分领土已被侵占，清廷在19世纪多次蒙受屈辱，但西方列强从来没能完全分解中国国家的结缔组织。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国家权威因军阀割据、内战和日本占领而短暂失灵；到1949年，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很快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重建。类似的情形是越南，曾受法国的侵占，最终成功推翻殖民政权，打败美国支持的继任者。世界上组织最好最为强大的民族主义革命都发生于东亚，即中国和越南，这绝非偶然。这些国家的领袖，在取得内战/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迅即把军事实力转换成国家权力。

中国和它所影响的国家，的确是儒家道德和官僚体系的传承人。这个体系通过教育和教化，把统治者引向共同利益的宽广概念，外加儒家对识字和教育的强调，给现代经济的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重要好处。东亚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快速增长，是技术官僚的强国推动的，领导阶层不管有多专制，始终认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朴正熙、李光耀、邓小平及其治下政府的行为，与历史和文化的古老传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很难用社会科学的方式加以证明，但相互关联是客观存在的。其中有些人腐败，大多相当专制，但亚洲整体的渎职程度，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好得多。同样重要的是，东亚的领袖在经济管理上更能干，也更懂得国家行政专业化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说，东亚没有很多腐败。只是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地方，那里的行贿者在公共物品和广泛发展上获得更多回报。

中国、日本、越南和韩国在寻求经济现代化时，可把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国家和悠久的民族认同视作理所当然。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就无法做到。它们什么都要一块从头开始——建立现代国家、塑造民族认同、创建法治制度、举行民主选举和促进经济发展。欧洲和东亚的制度发展的先后次序不同，有时间上的奢侈，可以慢慢来。

东亚的强大国家在拥有法治之前，就发展出官僚机构，而欧洲的先后次序恰恰相反。数世纪以来，东亚早熟的强大国家，一直阻止可能提出挑战的独立参与者的出现。欧洲的自由民主制脱胎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大致平衡，而东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天平偏向于国家。这意味着，对发展中世界的大多数来说，中心问题是软弱国家；就东亚而言，所缺乏的是法治或政治负责制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我们在第一部分中看到，在获得现代国家制度之前就开放民主的国度，很容易出现大规模依附主义。这个问题在东亚，没有世界其他地方那么严重，因为东亚的民主政权少于拉丁美洲或非洲，并且第一批往往出现于已有强大国家的工业化国度。我还没详细讨论菲律宾，它似乎是个例外，也佐证了有关的规则。犹如19世纪的美国，菲律宾在拥有现代国家之前就开放民主，所以经历了大规模的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

东亚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天平，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因为它现在遇上在前现代世界中要么不存在，要么还不够有力的两股力量。第一是工业化，它组织动员强大的新社会参与者，如农耕社会没有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第二是世界各地的社会出现更为强烈的互动，即我们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商品、服务、人员和思想，在国际上的流通比以前更容易，使得外国参与者也能对国内发展发挥更大影响。东亚国家如果在传统上强大，今天却要面对两个抵制，一是自己的新社会群体，二是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思想观念。当初类似的社会动员曾经改变了欧洲社会，为民主打下基础，同样的情形现又在当代东亚发生。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民主扩展的动态过程。民主成为世界政治组织的主要形式，不但因为它是好主意，而且因为它能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从而获得后者的大力推广。反过来，这些群体又是经济和社会的广泛发展的副产品。思想与这个过程很有关系，它既与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物质利益发生互动，又对之加以塑造。

[1] 数据来自不同年份：日本，1993年；埃塞俄比亚，2005年；韩国，1998年；印尼，2005年；坦桑尼亚，2007年；中国，2005年；菲律宾，2009年；阿根廷，2010年；肯尼亚，2005年；墨西哥，2008年；尼日利亚，2010年；巴西，2009年；安哥拉，2000年。

[2] 参见Luis F. López-Calva和Nora Lustig合编，《拉丁美洲不平等的减少：进步的十年？》（Declin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 Decade of Progress?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0年）。

[3] 属于这一类的唯一拉丁美洲国家是独裁者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他推行市场友好的政策，取得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此外，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的埃塞俄比亚和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的卢旺达，也被视为早期发展国家。

[4] 有关东南亚前现代国家，参见Tony Day，《流质铁：东南亚的国家形成》（Fluid Iron: State Formation in Southeast Asia）（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2年），有关后殖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国家建设，参见Dan Slater，《订购权力：东南亚的抗争性政治与威权主义利维坦》。

第三部分

民主

第27章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

第三波和民主化理论；对出现民主浪潮的理论解释；民主植根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社会动员作为经济变化与民主之间的桥梁；政党成为民主斗争的关键角色

日本、中国等东亚社会是悠久政府传统的继承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开始工业化时，就已预设了强大的国家。在这之前，它们是高度不平等的农业社会，少数精英对大批无组织农民行使垄断权力。我说过，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开始发生变化；又随着新社会群体动员起来，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当代中国的威权体制将面对重大的挑战。这会导致正式的民主负责制在中国最终出现吗？我们没法预测这种结果，所能做的只是尽量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它们对未来的引申意义。

从1970年到2010年，在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中，世界民主政权的数量从大约四十五个上升到将近一百二十个，约占世界上全部国家的60%。据他介绍，第一波持续时间很长，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19世纪末；第二波持续时间较短，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第三波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民主转型；继之以军事统治在希腊和土耳其的结束；随后是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再移到亚洲，即菲律宾、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最终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促成民主返回东欧和前苏联的部分继承国。民主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第三波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倒退。在某些评论家眼中，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暗示第四波的开端，但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受挫使这种说法丧失说服力。[1]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为什么发生在某些地区和社会，而不在其他地方？为什么有些建成了相对稳定的民主政体，而其他的出现倒退？为什么只在20世纪，民主变成全球性现象，而不在之前的四万年人类历史中？

民主为什么会扩展的问题有一个曾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答案。那就是，民主之所以站稳脚跟，是因为民主思想本身的力量。它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言中得到强有力的阐述。托克维尔指出，支撑现代民主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在过去八百年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种不可阻挡的势头在他身上引起了一种“宗教恐惧”。他认为，这个进步是天赐的事实。[2]其他学者也一致认为，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将之追溯到历史和文化的特定根源，或是古代雅典，或是基督教。黑格尔和尼采认为，基督教学说强调人类尊严的普遍平等，其世俗版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特别是黑格尔，还在现实世界中找到相关的发展，如法国大革命和要求平等承认的原则的出现。在黑格尔看来，要求平等承认的原则源于人类理性的内在逻辑。在第三波和最近的阿拉伯之春中，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带来他处动荡消息的活跃分子，各种思想迅速跨越国际边界。20世纪90年代初，民主转型的浪潮发生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灵感显然来自不久前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的剧变。

就第2章的发展六方面的框架而言，侧重于思想或文化价值的理论，就会断定类似于图19的因果关系。

图19. 思想和民主

思想确实非常强大，可用来解释政治制度，但这个解释所引起的疑问，与它所解决的疑问一样多。例如，人类平等和民主的理念为何在某些时期而不是在其他时期广为流传？至少从古代雅典起就有了民主理念，但它的制度化还要等到18世纪末。托克维尔并没有解释，人人平等的思想为何变得越来越强大，只称它是天意。民主并没有在世界各地兴起，也没有在世界各地获得同样欢迎。这导致不少人断言，民主不代表普遍趋势，只是西方文明的特定文化，他们包括塞缪尔·亨廷顿、当代中国政府和形形色色的伊斯兰主义者。假如这是真的，这种思想为何产生于西方，而不在其他地方？

另一种学派不把民主当作思想或一套文化价值的表述，而当作社会中深层次结构性力量的副产品。社会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较高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民主政体，相互之间很有关联。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是民主政体，剩下的大多数威权国家则有欠发达。一份知名的研究显示，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可发生于经济发展的任何层次，如果人均收入超过一定门槛，民主政府就更容易坚持下去。这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确有使民主更易发生的东西。[3]

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到底有何关联？难道人们获得一定程度的幸福，就会神奇般调整价值观，改而赞成民主？把发展和民主连接起来的统计相关性，并没有为二者之间的因果机制提供洞见。这些相关性当中存在不少例外。例如，依据这种观点，稳定的民主国家不应是贫困的印度，而应是富裕的新加坡。

图20. 增长和社会动员

我在第2章中提出过一条替代的因果途径，即经济增长可通过社会动员来影响民主制度。这里的关键是劳动分工。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反过来说，随着市场因贸易增长而不断扩大，先在商业经济，然后在工业经济，新的劳动分工就会出现和加深。这种分工意味着，将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群体。斯密本人从未明确提出这种推论，但合乎逻辑的思维是，这些新群体无法参与旧农业社会的政治制度，就会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从而增加要求民主的压力。换句话说，经济增长造成社会动员，后者又导致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且愈演愈烈（图20的线条）。

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描述，是19世纪主要社会理论家念念不忘的中心概念之一。首先是卡尔·马克思，他把劳动分工转化成社会阶级的理论，使之成为自己学说中不可或缺的组件。

马克思的洞见

马克思的框架可以概括如下：在旧的封建秩序中，第一个获得动员的新兴社会阶级是资产阶级，他们遭到旧地主的蔑视，但却通过积累资金，采用新技术，使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工业革命动员的第二个新阶级是无产阶级，其剩余劳动力受到资产阶级不公正的挪用；这三个阶级想要不同的政治结果，传统的地主阶级想保留旧的专制秩序；资产阶级想要可保护自己产权的自由（法治）政权，对正式的选举民主倒无所谓（他们对法治的兴趣总是大于民主）；无产阶级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就会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使生产资料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实施财富再分配。工人阶级可以支持普选制的选举民主，但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为了达到控制生产资料的目的。

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重要学者之一是巴林顿·摩尔，本书有关日本（见第23章）的篇幅，已提及他出版于1966年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这本书很复杂，提供一系列历史案例的研究，包括英国、德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试图解释民主为何在某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出现。人家记住他，可能是因为他那句直率的评论：“没有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就没有民主。”他说那句话并不是指，资产阶级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引出民主。例如在德国，工业资产阶级在“铁和黑麦”的著名联姻中，与专制的容克土地贵族结盟，支持俾斯麦的威权主义，后来也在希特勒的崛起中发挥作用。摩尔认为，迅速扩大的资产阶级，如能成功取代地主和农民的旧秩序，民主就能出现。他指出，英国就是如此，乡村的创业资产阶级成功推出商业化农业，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再用其中的收益来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这个残酷的过程削弱了旧土地贵族的力量，同时又催生了现代工人阶级。

摩尔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的形式。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农民，认定它会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淘汰，如英国的情形。然而，革命在俄国和中国爆发，那里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尽管马克思认为农民阶级注定要消失，列宁和毛泽东的掌权都靠农民的支持。摩尔在考虑这些因素后认为，民主化在他所谓的“压制劳工”的农业中会遇上特别障碍，因为农民被拴在大庄园土地上。结果是专制地主阶级存活下来，反过来又催生了工农革命运动。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中产阶级的民主前景就变得很可怜，我们已在上述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看到这种场景。

巴林顿·摩尔的著作引出质疑其论点的大量新文献，特别是他的断言：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对民主的出现至关重要。[4]这里不想探究学术争辩的细节，但很明显，他的假设需要做出重大修改。例如，资产阶级远远不是统一的群体，既有像蒂森（Thyssens）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s）那样的大工业主，又有被马克思主义者蔑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小店主和城市职业人。这些群体的利益依特定情况而非常不同。在许多情况下，中产阶级的重要群体都不支持民主。[5]工人阶级能被吸收入共产党或农民的反民主的激进运动，但在事实上，许多工人阶级组织仍坚决支持民主选举权和法治。

需要注意的是，自由民主的两个组成部分——自由的法治和群众的政治参与——是可分离的政治目标，最初曾获得不同社会群体的青睐。如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的，发起法国大革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坚定的民主派，也不想让农民和工人即刻获得选举权。《人权宣言》被认为是法律保障，可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和个人自由，限制国家权力，但不一定将选举权赋予法国民众。同样的情况是，在上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中迫使国王接受宪法协议的辉格党，其主要成员是富有的纳税人，包括一部分贵族、士绅和上层中产阶级。只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日益增多的商业和工业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律师、医生、官员和教师，以及因教育和财产而脱离工人阶级的其他职业人，才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些群体在19世纪构成英国自由党的支持基础。自由派的主要兴趣与其说是民主，倒不如说是法治——对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的法律保障和相关政策，如自由贸易、选贤任能的官僚体系改革、使社会流动性成为可能的公共教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和民主的议程开始衔接起来，民主便成了中产阶级的目标。法治和民主负责制毕竟是制约权力的可选的两种方法，在实践中往往又相互支持。禁止国家任意掠夺财产需要政治权力，为获得权力，就要扩展选举权。同样，争取选举权的公民，可向制约政府压制权的法治寻求保护。选举权可被视作另一个受保护的合法权利。自由民主制——体现法治和普选的政治体制——从而变为一套纲领，为大部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所期待。

巴林顿·摩尔不是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视自由民主制为理想结局，但意识到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往往使这个理想结局变得不可企及。本着这一精神，摩尔修改过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在理解民主如何传播和为何传播上，仍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他的关键洞见是，在社会中最渴望民主的社会群体就是中产阶级。如果要了解民主的可能性，就要在中产阶级与偏爱其他体制的群体中，作出各自的力量对比。譬如，旧土地寡头倾向于支持专制制度，农民或城市贫民的激进群体专注于经济再分配。现代民主政体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如果不予以重视，就无法正确估量民主转型的前景。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主要的社会参与者，他们的强弱和互动决定民主在特定社会出现的可能性。当欧洲大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走上民主道路时，这些是欧洲的主流群体，如今也存在于许多当代发展中国家。

1．中产阶级，定义来自职业和教育，而不是收入水平，倾向于支持自由民主中的自由。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保护自己权利尤其是财产不受掠夺性政府侵犯的法律规则。被理解为普遍政治参与的民主，他们可能支持，也可能不支持。对可能会影响自己财产和收入的经济再分配，他们更加模棱两可，即便不是表示公开的反对。在19世纪丹麦、希腊、法国、阿根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民主转型中，中产阶级群体是主要领导者。在20世纪初芬兰、瑞典、荷兰、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全面民主运动中，他们是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6]

2．工人阶级——马克思著名的工业无产阶级——反过来更热衷于自由民主中的民主。这意味着，他们有权参与政治。他们在丹麦、比利时、芬兰、瑞典、荷兰、德国和英国，与中产阶级联合起来，以争取选举权的充分扩展。[7]他们比中产阶级对经济再分配更感兴趣，往往更侧重于再分配，而不是产权的自由保障。由于这个原因，世界上相当多的工人阶级，愿意在19世纪支持非民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t）政党（如在南欧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在20世纪支持共产党或法西斯政党。那些政党都允诺再分配，但要以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为代价。

3．大地主，特别是那些利用奴工的（奴隶制、农奴制和其他非市场条件的劳工），是民主的专制反对者，几乎无一例外。巴林顿·摩尔最不朽的见解之一，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打破这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势力，才可让充分民主兴旺起来。[8]

4．农民，他们有复杂不一的政治诉求。农民在许多社会中是非常保守的群体，信奉传统社会的价值，愿意接受作为地主阶级依附者的从属地位。最早的反革命运动之一是1793年法国旺代省（Vendée）的农民起义，反对巴黎的革命政府。正如我们在希腊和意大利看到的，使用依附式方法的保守党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在恰当情形下，他们也会变得激进，与工人阶级联手成为革命支持者。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中国和越南革命的步兵。

这四个群体构成重要的社会参与者，他们的互动决定了19世纪的政治发展与民主转型的过程。在这段时期的初期，几乎世界上所有最先进的国家，都以这些群体中最后两个为主，即地主寡头和农民。工业化的日益增长吸引农民离开乡村，加入工人阶级，使之在20世纪初变成最大的社会群体。随着贸易的扩大，中产阶级人数也开始膨胀，首先在英国和美国，随后在法国和比利时，19世纪末再在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为20世纪初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对抗布置好了舞台。

以政党为中心

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的缺点之一是他以“阶级”为决定性的变量，即使它还算有用。马克思有时讲起来，让人觉得社会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是定义明确的政治参与者，可以作出目的性很强的理性决策。在现实中，社会阶级只是智识上的抽象概念，对分析有用，却不能发起政治行动，除非它体现于具体的组织。新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可以多种方式参与政治：参加罢工和示威、利用媒体、今天还可借助脸书和推特等社交渠道。公民也可组织公民团体，或为了特定原因，或表达相互支持。如果要让参与经久不衰，就需要予以制度化。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这意味着成立政党。

雅典娜是从宙斯脑袋中跳出来的，但上述四个群体不同，他们来到世界上时并不是团结的政治参与者，必须在政治上动员起来，以政治党派为代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党尽管不在早期民主理论家的意料之中，却被认为对民主取得成功来说是必需的。像英国托利党、德国保守党和德意志帝国党那样的保守政党，刚开始只是精英的政治派别，到后来才被迫把自己组织为大众政党，参加竞选。代表中产阶级的是各式自由党，如英国的自由党和德国的进步党、左翼自由党和国民自由党。动员工人阶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到了20世纪初，又改成几乎在所有工业化社会边缘涌现出来的共产党。农民是组织最差的社会群体，到19世纪末，很大程度上消失于英国、美国、丹麦和瑞典，要么成为独立农户，要么干脆离乡背井。在希腊和意大利，保守党实际上代表农民，更以庇护政治来控制农民。在保加利亚，农民成功组成自己的政党。

对民主化只作基于阶级的简单分析会有问题：有些跨领域的议题，使各阶级的人士联合起来，由此打乱政党的阶级轮廓。在那些议题中，最重要的是种族、宗教和外交的政策。19世纪晚期的德国国会，有代表波兰和丹麦两个少数民族的政党，还有代表天主教利益的中央党；中央党本身又分成左右两翼。像帝国政策和海军建设那样的议题，本来是德国保守派的事业，却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在英国，爱尔兰自治和大英帝国的议题引起尖锐的分歧，在决定大选结果上，其重要性往往不亚于阶级利益。在当代中东，伊斯兰政党通常在社会底层和乡村地区享有社会基础，但它们的公开信息基于宗教，而不是阶级。

政党可以尝试代表特定的阶级，经常又是自主的政治参与者。它可以把自己的议事日程，从经济转到认同政治、宗教和外交政策，从而动员不同阶级的选民来争得权力。实际上，它们无须代表支持自己的社会阶级的真正利益。一个极端的案例是，某些国家的共产党最终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农压迫者。在美国，共和党在传统上是商业利益的堡垒，却获得工人阶级选民的大力支持，所依据的理由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的。

像政府官僚体系一样，政党不是社会阶级掌控的机器人手臂。相反，它们在代表自己选民时，可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职业政治家创建政党，让追随者围绕具体的思想组织起来，再筹办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机器。成功的共产党需要像列宁那样的组织天才，方能掌权。保守政党通常对传统、宗教、君主和稳定的议题充满激情，由于潜在的社会基础日益衰退，又被迫争夺大众选民。有些改变自己议程，以吸引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选民，如英国保守党。其他通过庞大的依附式网络，不但幸存下来，而且欣欣向荣，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无法适应新选举政治的保守政党，也会诉诸非民主手段，以保住自己权力，如1930年的阿根廷政变（见第18章）。依附式的党组织经常与人治的政治风格携手并进，其中支持者团结起来支持的，是胡安和伊娃·庇隆等魅力型领袖，而不是连贯一致的纲领。所以，组织能力不是简单估量社会阶级的力量就可轻易预测的，还得依靠历史的偶然因素，如领导能力、个性和思想。

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民主

民主为何扩展，为何会在未来扩展得更远？民主制度由多种原因驱动，最重要之一是经济变化。如图21所示的，经济增长与民主在好几个阶段中相互关联。经济增长借助劳动分工的扩张催生社会动员，反过来，社会动员又催生对法治和更多民主的需求。支配旧农业秩序的精英，经常试图阻止新群体进入政治体系。只有等到新动员起来的群体，被成功引入体系以参与政治，稳定的民主体制才会出现。反过来，如果这些群体找不到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就会产生不稳定和混乱。

图21. 经济增长和民主

在这方面，思想还是非常重要的，但与发展的其他方面的变化有关。例如，人类尊严普遍平等的观念问世数个世纪，但在静态的农业社会永远不会有太大效果，因为社会流动性太低。农民周期性地奋起反抗，向政治现状提出挑战，或由于自己的权利受到离谱的侵犯，或出于纯粹的饥饿和绝望。这类反抗的个别领袖可能渴望加入寡头政治，但从未想到要取消现存的阶级体系，也就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从17世纪到18世纪，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在欧洲部分地区重整社会体系，社会平等的理念方才产生广泛的震撼力。现代资本主义既需要社会流动性，又促成社会流动性。作为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要求通道和机会的均等。一边是社会动员，另一边是民主和法治，两者之间有多重的因果关系。思想既是重要的，又有自己的自主性——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不能被理解为自己社会阶级的单纯发言人——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经济变化，又塑造人们接受思想的能力。

民主在欧洲分阶段逐步出现，历时超过一百五十年，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旧寡头和农民之间交叉斗争的结果。所有这些参与者又被经济和社会中的根本变化所塑造。马克思—摩尔的框架，经过几点修正，基本上还是合理的，我将在下一章详细阐述这个故事。

[1] 拉里·戴蒙德，《民主精神：在世界各地建设自由社会的斗争》。

[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序言；福山，《平等的进军》（The March of Equality），载《民主杂志》第11卷，第1期（2000年）：11—17页。

[3] 有关这种相关性，参见西摩·李普塞特，《民主的社会前提：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53卷（1959年）：69—105页；拉里·戴蒙德，《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再思考》（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载《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第15卷，第4—5期（1992年）：450—499页；Adam Przeworski等，《民主与发展：世界的政治制度和物质福利，1950—1990》（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Material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另参见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他们也把发展和民主连接起来，只是有恰恰相反的因果关系。

[4] 有关整个文献的概述，参见James Mahoney，《比较历史研究的知识积累：民主和威权主义的案例》（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载James Mahoney和Dietrich Rueschemeyer合编，《社会科学的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Dietrich Rueschemeyer和合著者Stephens夫妇，审阅摩尔和其他拉丁美洲的案例，认为民主的主要支持者是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另外，在是否与反动地主结盟以支持威权政府上，中产阶级持模棱两可的立场。参见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和John D. Stephens，《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大学）；Guillermo A. O’Donnell，《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Ruth Collier后来的研究认为，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在许多19世纪转型中都不是民主的主要动力，但在第三波转型中的作用，确实大过普遍承认的。她分析欧洲案例，在某些方面，恢复了摩尔有关中产阶级与民主相关联的有效性。Ruth Berins 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西欧和南美的工人阶级和精英》（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Guillermo A. O’Donnell（《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的研究》的作者），主要研究拉丁美洲。他提出官僚威权主义的理论，认为全球体系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倾向于支持威权政府，以应对深度工业化造成的难题。

[6] 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35页。

[7] 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80页。

[8] 有关普鲁士大地主在阻止选举权扩展上的作用，参见Daniel Ziblatt，《土地所有制不平等阻止民主化吗？测试“面包和民主”的论点和普鲁士案例》（Does Landholding Inequality Block Democratization? A Test of the ‘Bread and Democracy’ Thesis and the Case of Prussia），载《世界政治》第60卷（2008年）：610—641页。

第28章
通向民主的漫长之路

随着社会的演变，欧洲在19世纪取得民主进步；民主在胜利之前遇到的各式反对；保守政党往往决定民主进步的性质

我在第1卷讲述了负责制政府在英国和美国的崛起。现在回过头来看，负责制的前身只是偶然存活下来的封建制度，即中世纪庄园会议（medieval estate），又叫议会。在中世纪，征税权力归于代表社会中寡头地主的庄园会议。法国、西班牙、瑞典、普鲁士和俄国的君主，从16世纪晚期起，成功打破庄园会议的势力，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相比之下，波兰和匈牙利的庄园会议战胜君主，建立软弱的分权政治体系，结果很快败于外国军事征服者之手。只有在英国，议会和君主势均力敌；议会在17世纪成功抵抗国王，导致1688—1689年的宪政妥协，即光荣革命。

负责制政府不单单意味着，反对派群体压过政府并迫使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在人类历史上，在野群体一直与当朝群体争斗，一旦获胜就取而代之，摇身一变，成为压迫他人的新当朝群体。相比之下，负责制政府意味着，向广大公众负责的原则和反对派的合法性都获得正式承认。这就是思想发挥关键作用的案例。洛克解释，各国政府的权威不在神权，而在保护本国公民个人权利的能力。政府也可能是个人权利的主要侵犯者。洛克进一步指出：“如果人民没有自愿同意，政府便无权要求人民的服从。”我们今天所谓的合法性，源自人民可以“选择自己政府和统治者”的能力。“无代表不纳税”和“被统治者的同意”，是光荣革命和不到一世纪之后的美国革命的号召性原则。从“英国人权利”（传统的封建权利）到“天赋人权”（人类的普世权利）的转变表明，这些新革命永远不再会是一个精英群体取代另一个的改朝换代。

光荣革命确立议会负责制的原则，但18世纪初的英国离真正民主还很远。议会成员由英国一小部分富人选出，到了1830年，有资格投票的人仍不超过总人口的3%。相对于负责制，民主来得更晚，在1689年妥协之后的数个世纪内渐渐发生。

法治和民主负责制可被视作制约政府的两种可选手段。这并不奇怪，它们在历史上一直密切关联，得到共同的倡导。在英国内战中，议会对国王最大的不满之一就是他践踏普通法。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在权威可疑的法律机构起诉对手，如国王的星室法庭（Court of Star Chamber）。议会的要求是，国王在税收问题上向议会负责，还得依法行事。只有遵守法治才能保证，成功取代当朝群体的在野群体，不会使用新到手的权力来向对手施以报复。

自由民主制中制约国家的两个组成部分——自由的法治和民主负责制——往往相互关联，但在概念上却是分开的。上一章指出，它们往往得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倡导。这意味着，自由民主制来到时很少是一个整体，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引进的，这使民主何时开始难以确定。例如，美国何时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与民主相比，它的法治来得更早。普通法引入殖民地，远远早于美国大革命和制宪会议，但要取得法律保护的平等，还得等上好几个世纪。大多数美国人认为，18世纪后期宪法通过后就有民主了。但在1787年，选举权仍有严重限制，之后才逐步开放给无产白人、非裔美国人和妇女，直到1920年第十九条修正案的批准才彻底放开。实际上，对南部黑人投票的各种设限意味着，充分选举权还要等到1965年《选举权法》的通过。

表6. 所选国家的选举权扩展

来源：Eisenstadt和Stein Rokkan合编，《建设国家和民族》；查尔斯·蒂利，《民主》[1]

我们如果将自由民主的不同标准用于19世纪，就会看到欧洲和其他国家的第一波民主化历时相当漫长。表6列出不同国家抵达选举权各个里程碑的日期，还有为实现普选所花费的时间，以及各国的差异。除了限制选举权，19世纪欧洲的威权政府还有其他遏制民主的措施。例如，普鲁士在1849年开放普遍的男性普选，但仍采用三级投票制和开放式投票，直到1918年。像英国、意大利和丹麦等国家，另有非民选的上议院，可否决立法，或以其他方式予以修改。许多国家对政治组织施加限制，特别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新工人阶级群体。民主在这个时期不是单向的，像法国那样的国家先授权给公民，随着专制政权的回归又予以取消，周而复始。

选举权

欧洲通向民主的道路是分阶段的，中间有持久的停滞，或主动的倒退。为何要走这条迂回路线，最简单的理由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欧洲社会还没为民主做好准备。

如序言指出的，法国大革命把《拿破仑法典》带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法国确立现代行政国家，但没有引进民主。拿破仑的战败迎来长时间的专制复辟，受到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的神圣同盟的庇护。保守的君主制政权试图让时光倒流到1789年之前，欧洲从西到东都是专制主义，相互之间只有程度的深浅。共和政府只存在于少数瑞士州邦（canton）和德国城邦；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其他德国城邦（当然还有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正式权力受制于法律；奥匈帝国、普鲁士、意大利和俄国的君主，所持的权力面对的约束很少，大多数通过熟稔民法的官僚来实施统治。[2]

走向民主的第二个高潮发生于1848年革命，但激起的希望很快破灭。借用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1848年革命在欧洲近代史上，看起来像是一场兼有最远大的希望、最辽阔的地域、最快获得胜利却也旋即彻底失败的革命。”[3] 与“阿拉伯之春”相比，这场“人民之春”影响欧洲核心几乎每一个国家。它始于法国七月王朝的垮台和第二共和国在1848年2月的成立，然后在下一个月蔓延到巴伐利亚、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不受冲击的国家都位于欧洲大陆的边缘，包括瑞典、英国、希腊、西班牙和俄国。革命很快遭到镇压，始于哈布斯堡王朝5月的复苏，年底前覆盖整个欧洲大陆。革命思想的迅速传播表明，民主觉醒的“传染效应”不只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副产品，同样也可发生于报纸时代。[4]

这些革命的爆发和最终失败，反映了欧洲社会变化的不彻底。19世纪初，大部分仍是农业社会，主要参与者只是地主和农民；仅在英国和荷兰，才有相当规模或政治影响的中产阶级。到19世纪中叶，小型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几乎在每一个角落涌现；随着教育和扫盲的推广，报纸和公众讨论也变得愈加普遍。19世纪40年代，可在整个欧洲大陆看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公民社会”；它们是自愿性的私人团体，经常趁宴会或公共节日的时机组织起来，让志同道合的人们相聚、交换意见、发表批评政府的意见（英国这样的组织出现得更早）。但在大多数地方，政党仍是非法的。在更为专制的地方，活动人士组织秘密社团，如青年意大利党的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发动1848年革命的正是这些中产阶级群体，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5]

此时的社会转型非常不完全，即使是经济最发达的欧洲社会，中产阶级仍只是人口的少数。它本身又是分裂的，有的想要健全的法律，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和产权；其余的有志于更广泛的民主参与。欧洲人口的大多数仍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尚未组织起来的早期工人阶级。欧洲的情形堪比今天新兴的市场国家，如泰国和中国。1848年的保守派得以遏制革命的浪潮，一是通过民族主义的诉求来分裂中产阶级的队伍，二是充分利用中产阶级对混乱的恐惧。

保守秩序在1848年复辟之后的数十年，证明是经济和社会变革最大的时期，无论就欧洲历史还是美国历史来说。较先进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开始时主要还是农业社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已变成都市—工业社会。这导致社会阶级发生巨大变化，为大众民主政治打下了基础。

所以，霍布斯鲍姆关于1848年革命彻底失败的判断过于苛刻。革命的爆发及其可能卷土重来的恐惧，一直存留在19世纪下半叶所有威权领袖的脑后，并为之后两代人的政治变革预设了议程。例如，普鲁士在1847年至1867年间引进普选，尽管还需要公开投票和分层选举。1871年之后新统一的德国通过正式宪法，第一次让民选国会发挥作用。社会民主党因政党的合法化而有机会扩大组织，尽管有极端保守的俾斯麦首相的压制，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成为国会中的最大群体。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实施欧洲第一个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体系，旨在抢走新工人阶级政党的势头。

法国也是如此。路易·拿破仑1851年通过政变上台，随后宣布称帝，号称拿破仑三世，但仍觉得需要举行公民投票，以赢得合法性（他曾被选为1848年革命之后的共和国总统）。法国人习惯于投票的理念，即使在高度监管的条件下。第二帝国比较自由，不同政治观点可得到公开表述。它治理下的经济扩张，为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之后真正民主的第三共和国铺平道路。迈向更自由的民主社会的许多努力，因此是保守派领袖作出的，他们经历过1848年，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已动员起来的社会，截然不同于19世纪早期。

在19世纪中叶支持宪政的中产阶级，结果在民主上却是出尔反尔，因为他们的民主冲动在许多国家都被民族主义所劫持。法兰克福和柏林议会中的德国自由派，往往更热衷于建立统一的德国，而不想在现存德国城邦中争取民主化。作为精英，他们愿意“代表”民族，实际上却不愿让自己同胞享有选举权。他们中许多人，最终都支持俾斯麦和他的专制帝国，因为他证明是能统一德国的不二人选。当国家提供关税保护时，他们作为德国资本主义的领头人和受益者，毫不犹豫地放弃经济自由主义。同样，奥匈帝国各地方的自由派，对自己作为民族精英的特权更感兴趣，而不是选举权的扩展。在英国，对爱尔兰自治的反对，以及对帝国政策的支持，让保守派在19世纪晚期，赢得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共同支持。在欧洲，这不会是民族主义战胜阶级利益的最后一次。

反民主的论点

对民主扩展的抵制，既关乎思想领域，又关乎欧洲现存精英的物质利益。在19世纪，不少认真的知识分子愿意列出周到的论点来反对普选或一人一票的原则。其中几点至今仍然突出，很值得商讨，即使已经很少获得公开的阐述。

对民主最为持久的批评家之一是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他的《论自由》（On Liberty）自1859年出版以来，一直是自由派的重要文件。他的《论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发表于英国第二次改革法案之前的1861年，罗列反对普遍平等选举权的论点。他以辉格党的经典论点开始：“决定税收的议会，不管普通税还是地方税，其成员只能由付税人本身选出。”[6]唯有纳税人才能投票的想法，恰好是“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的另一面，即英国和美国革命的口号。所以穆勒认为，最好实施直接税而不是间接税，因为这会提醒公民时刻警惕政府的乱花钱。这个论点还意味着，“接收教区救济的，应该被强制取消选举权资格”。换句话说，接受福利补助的人不应有选举权，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在占纳税人的便宜。

穆勒第二个反对平等选举权的论点，与选民的资格和责任有关。他并没有质疑普选的原则，因为“拥有和行使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是对大众心灵进行道德和智识训练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他对一人一票的原则表示异议。在当代耳朵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的说法中，他指出，“如果有人断言，在社会承认的每一种权利面前，人人都应该平等，那我的回答是，请等到人人作为人类的价值也变得平等时”。[7]由此引申出的论点是，不同阶级的人依据各自的教育水平应有不同数量的选票：非熟练工人一票、工头三票、律师、医生和牧师五到六票。他指出，刚刚把路易·拿破仑选作法国总统的数百万“农民，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对公众人士的了解，甚至光是名字，也只局限于口头传说”。[8]在美国内战后的数十年中， 随着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的蔓延，美国南部的白人会使用非常相似的论点，来限制或剥夺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

其他思想家提出，只有精英才能成为公共利益的客观监护人，因此应该获得信任，以代表那些无选举权的人。例如，埃德蒙·伯克早在18世纪就认为，来自衰败选区（rotten borough，拥有极少选民，容易受人操控）或其他不平等选区的下议院成员，并没有比代表性不足的选区享受更好的道路、监狱或警察，因为特权阶级比他人更能“回避地方利益、情感、偏见和朋党”，从而具有“更顾全大局的见解”。[9]工人阶级本身没有资格实施统治：“理发匠或肥皂工人的职业，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光荣的……如果他们……被容许执政，国家就会承受压迫。”[10]

这个见解被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吸收进他的经典作品《英国宪法》，发表于第二次改革法案即将推出的1866年。他在书中宣称：“就我们议会在这个方面的代议性质而言，我不认为将工人阶级排斥在有效代表范围之外是一种缺陷。工人阶级对我们协调的公众舆论的形成几乎没有什么贡献，因而，即便其在议会中缺乏影响力，也不会损害议会与舆论之间的协调关系。无论在代议制度还是在被代议的事情中，他们都被排除在外。”[11]白芝浩所谓的政府“庄严”部门——君主制和上议院——事实上获得了相当多的公众支持，足以在没有工人阶级和穷人积极参与的政府中，成为合法性的依据。[12]

许多保守的意大利思想家也提出过反对民主的不同论点。他们主张，开放选举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正民主是无法实现的。最早阐述这一观点的是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他指出，不同类型的政权——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在实际生活中没什么差别，因为归根结底都掌控在精英之手。“政治阶级”会在各式制度下维护自己的权力，在民主制度下也会做同样的事。即使“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毫无疑问也是官员管理的”。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即帕累托最优定律的发明者，经济学学生应该很熟悉）也认为，不管政权类型为何，继续行使支配权的仍是精英。他根据自己对收入分配的统计研究，定出一条帕累托定律：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20%的人口总是拥有80%的财富。这就好比是自然规律，因此，以政治措施来加以补救的努力，如扩展选举权或再分配收入，都是毫无意义的。[13]

这些保守的意大利思想家提出马克思论点的一个变种，即正式民主的出现和选举权的扩展不会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只会以不同形式保持精英的支配地位。莫斯卡和帕累托认为，不同的制度并不会改变这种状况，所以赞成维持现状。马克思当然认为，解决办法是无产阶级革命。他的追随者在20世纪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共产党革命后，继续尝试设计一种真正平等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意大利思想家被证明是正确的：共产主义没有消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也没有终止精英的压迫，只改变了掌权者的身份。

让共产主义来解决马克思、莫斯卡和帕累托发现的问题——尽管出现正式民主，精英继续占据支配地位——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先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像定期选举和新闻自由那样的民主程序，并不能保证人民获得充分的代表性。（我会在第31章和第四部分回到这个问题。）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负责地行使选举权的论点，在公共教育的普及面前不攻自破。大多数欧洲社会在19世纪末开始实施面向大众的公共教育。基于生物学的反民主的新论点，却并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出版后，兴起了一种“科学”种族主义学说，它所解释和辩护的，不但是对非欧洲人的殖民征服，而且是不让黑人、移民和少数族裔获得平等权利。妇女被认为不够理性，也没有选举权；更由于生物学的原因，注定不适合从事男性的职业。[14]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19世纪的反民主论点，都接受许多支撑民主的现代概念。他们承认，政府应对公民负责，具有良好政治判断的公民都应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与现代规范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对各类人士——穷人或无产者、没受过教育者、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女性——能否负责地行使政治权力的评估。这意味着，他们在实证事实面前也会不攻自破。当社会没有因选举权扩展到工人或妇女而分崩离析，当穷人和黑人能接受教育并在社会中攀升上来，坚持政治排斥的论点就会变得异常困难。

很少有当代政客敢于公开赞成对选举权的限制，或以教育或收入为条件来裁定选民的资格，尤其是在选举权限制等同于种族等级的美国等社会。

但在当代的政治话语中，仍可听见几乎所有这些19世纪保守论点的回声。例如，可以经常看到，精英对民主选民选择“民粹主义”政策发出抱怨。在精英看来，民主选民并非总能选择对，可能会选择短期需求，而不求长期的可持续性；他们的投票往往以候选人个性而非政策为依据；他们的投票有时出于依附式原因；他们可能追求会扼杀奖励和增长的收入再分配。但到最后，在是否要对选举权实施系统性限制上，这些担心都不是令人信服的理由。犹如19世纪的精英，今天精英往往也得心应手，把自己狭隘利益打扮成普遍真理。

民主国家的选民并不总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短期内。目前尚不清楚，解决当代治理问题，是否在于不断提高大众的参与程度。如政治学家布鲁斯·凯恩（Bruce Cain）指出的，大部分选民根本没有时间、精力或专业知识，来仔细研究复杂的公共政策。尽管为了鼓励更高层次的民主参与，通过如公民投票一般的机制，把更多议题放在选民的面前，但结果却往往不是民意的准确表述，而是组织最好资源最多的团体对公共空间的支配。[15]创建择优的官僚体系，最终对公众负责，又不受制于民主政治的变幻莫测，是当初反对民主扩展的论点之一，只是现在已被遗忘。

掌权的保守派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的经济学家，把争取民主的斗争简化为富人和穷人的斗争，穷人组织起来，目的就是要把富人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给自己。如果威胁足够严重，富人在政治权利和直接再分配上做出让步，民主就会出现。[16]中产阶级可与任何一方联盟，但更多的是接受富人的买通，最多只支持有限的民主。任何有关正义或合法性的论点，仅仅是掩盖赤裸经济私利的“上层建筑”。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叙事中，富人从不让步到足以实现真正的民主，穷人只有以暴力夺取政权，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统计显示，大多数选举权的扩展，实际上是对大众动员的回应。所以，民主是争来的，而不是赠予的。[17]

保守的社会群体可以不同方式解释自身利益，其中有些比较有利于非暴力的民主转型。相对于德国和阿根廷（不要说俄国和中国），英国的自由民主制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和平的巩固，原因与英国保守党的战术行为有关。它在19世纪初依然是旧土地精英的政党，相当于代表普鲁士容克阶级或阿根廷大庄园主的有关政党。但它没有试图通过暴力或威权统治抵制社会和政治的广泛动员，反而重新诠释自己的私利，既允许选举权的扩展，又得以保住自己的政治权力。

英国是以缓慢步伐扩展民主直至充分实现的欧洲国家之一。它的选举权扩展历时三个重大的改革法案，分别在1832、1867和1884年。如表6指出的，男性普选的实现要到1918年，妇女拥有选举权要到1929年。[18]1832年的改革法案确实可被看作一种对策，因为保守派担忧，作为经济变化的结果，会有来自底层的威胁和鼓动。但是让英国真正民主化的1867年法案和1884年法案，来自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和自由党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的努力。他们并未面临迫在眉睫的革命威胁，而是在相当不同的政治考量下作出改革。

几乎所有的现代评论家都认为，1867年的《“大”改革法案》并不是基层驱动的。精英感到“在工人阶级成员的脑海中发生了悄悄的变化，犹如地壳运动”。人们还普遍预期，1832年改革之后，还会有后续的政治举措。带来这个转变的不是以格拉德斯通为首的自由派，而是他的竞争对手保守党迪斯累利。他推出激进的改革法案，导致选举权的即刻倍增。[19]

迪斯累利的动机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许多保守党同事指责他是自己阶级利益的叛徒，或充其量是在炽热斗争中丧失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认为，迪斯累利的行动源自不同的原则考量，即托利党是代表天然秩序的全国政党，其中的贵族和工人阶级已变成盟友。保守党的信条也有走向民主的动力，因为“它相信，底层阶级不仅在气质上是天然保守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保守的”。[20]换句话说，伯克在上个世纪表述的观点，即保守寡头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不只是掩盖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烟幕弹，而是伯克自己的阶级真正相信的。

相信它的不只是富有的保守党。在1884年第二次选举权扩展之后，保守党在几乎一代人时间内，继续支配英国的政治选举。迪斯累利是正确的，很多工人阶级和乡村的贫穷选民，不顾自己的阶级利益，在随后的选举中都把选票投给保守党。（这种现象对21世纪初的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许多工人阶级的选民倾向于共和党候选人，尽管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有损于自己的收入，如自由贸易和反工会组织的政策。）保守党代表一组对工人阶级选民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包括教会、传统、君主和民族认同，再后来还能将议程转向其他议题，如外交政策。这让保守党修改自己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大地主的政党，而是新兴都市中产阶级的政党。这些中产阶级选民在有些议题上（如产权保护）与旧寡头站在一起，在其他议题上接受扩展选举权的观点。这些趋势再加上对组织活动的强烈偏爱，使保守党一胜再胜。[21]

英国民主化的模式是精英政党推动的，不是基层从下鼓动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学家露丝·科利尔（Ruth Collier）指出，这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可被称作“支持选民的动员”，驱使瑞士、智利、挪威、意大利、乌拉圭以及英国的“当朝群体”，向“在野群体”提供选举权。这些案例显示了一条制度安排可以自我加强的路径：一旦选举政治的原则在有限选举权的体系中获得确立，现任者可试图通过寻找新的选民、转向新的议题、跨越阶级界限，来继续执政。[22]

当然，有些精英群体选择不遵守民主规则，转向军队或其他不民主方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发生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1930年的阿根廷、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选择哪一条途径取决于好多因素：保守派是否相信，一旦民主开放，仍可保住控制权；保守派内部团结如何；民主力量的团结及其构成的威胁如何；其他国家精英的应对方法。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往往比旧土地寡头更愿接受变化，不仅因为资金可以迅速转移，而且因为他们更都市化，更有文化，更容易与其他文化和有着进步思想的国际精英打成一片。理念和规范也在塑造物质利益：跟普鲁士的容克阶级相比，英国土地贵族更愿意让自己女儿嫁给新兴的富裕平民，也更愿意接受辉格党的观念，即教育和识字的普及会使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变得安全。[23]

遗憾的是，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民主化故事没能以渐进和平的选举权扩展告终。对整个欧洲来说，随着欧洲大陆卷入两次世界大战，民族问题超越阶级问题而占据优先地位。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工人阶级，在1914年8月决定支持各自政府，从而破坏了第二国际的团结。在包括英国的许多国家中，成年男性普选权还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的结束。工人阶级在战壕中的牺牲，使得在道德上再也无法拒绝他们的选举权。德国和奥地利在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德国皇帝的退位、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旧专制秩序的政治结构遭到拆除，但政治右翼在中欧和东欧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消失。旧土地寡头继续通过文职体系和军队在幕后行使影响力。中产阶级的储蓄和安全，在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中遭到彻底的摧毁，愿意接受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新法西斯政党的招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榜样，工人阶级也变得愈益激进，被吸收进无意于自由民主的共产党。随后的两极化，掏空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政治中间派，促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崛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道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到20世纪下半叶才传遍整个西欧，扩展到东欧还要等到共产主义在1989年至1991年的倒塌。欧洲的民主之路，真可谓漫长。

[1] S. N. Eisenstadt和Stein Rokkan合编，《建设国家和民族》（Building States and Nations）（加利福尼亚州比佛利山庄：Sage出版社，1973年），84—85页；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民主》（Democrac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97—98页。

[2] Jonathan Sperber，《欧洲革命，1848—1851》第2版（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1848-1851, 2nd ed.）（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56—58页。

[3] 霍布斯鲍姆，《资本的时代，1848—1875》，15页。

[4] 参见Kurt Weyland，《革命的扩散：“1848年”在欧洲和拉丁美洲》（The Diffusion of Revolution: ‘1848’ i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载《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63卷，第3期（2009年）：391—423页。

[5] 有关欧洲19世纪初发展水平，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时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纽约：Vintage图书公司，1996年），11—18页；Sperber，《欧洲革命，1848—1851》，59—62页。

[6]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政治和社会论文》第19卷（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9）（纽约州布法罗：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7年），471页。

[7]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政治和社会论文》第19卷（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9）（纽约州布法罗：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7年），322—323页。

[8]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政治和社会论文》第19卷（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9）（纽约州布法罗：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7年），327页。

[9]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帝国的自由和改革：演讲和信件》（On Empire, Liberty, and Reform: Speeches and Letter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年），277页。

[10] 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引自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变态、无用和危害》（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马萨诸塞州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1991年），20页。

[11] 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186页。

[12] 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英国宪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4—5页，32页。

[13] 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1939年）；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社会学论文》（Sociological Writings）（纽约：Praeger出版社，1966年）。对莫斯卡和帕累托的讨论，参见赫希曼，《反动的修辞》，50—57页。

[14] 有关科学种族主义，参见Stephen Jay Gould，《人类的错误标尺》（The Mismeasure of Man）（纽约：诺顿出版社，1981年）。

[15] Bruce E. Cain，《规范政治？民主的势在必行和美国政治改革》（Regulating Politics? The Democratic Imperativ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Reform）（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

[16] 有关这个马克思主义故事的现代理性选择，参见Caries Boix，《民主和再分配》（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在穷人要求民主和富人接受民主上，不平等程度是关键因素；但在不平等如何引发民主变革上持不同意见。有关当代文献的概述，参见Daniel Zibiatt，《欧洲怎样民主化？》（How Did Europe Democratize?），载《世界政治》第58卷（2006年）：311—338页。

[17] Adam Przeworski，《争取抑或授予？选举权扩展的历史》（Conquered or Granted? A History of Suffrage Extensions），载《英国政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39卷，第2期（2009年）：291—321页。

[18] 被1832年改革消除的许多衰败选区，尽管没有居民，仍送回保守派国会议员。1867年改革将选举权扩展至大多数城市男性户主，约占城市总人口的40%。1884年改革法案将同样的投票权扩展至农村地区，让参与选举者上升至男性人口的60%左右。1918年和1929年的进一步改革，最终将选举权给所有成年男性和女性。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大众政治才有可能出现，允许英国工党崛起，取代自由党作为保守党对手。所有这些改革法案都引起激励公众争议，对民主的利弊进行积极讨论。有关这些改革的一般介绍，参见Asa Briggs，《改进的时代，1783—1867》（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纽约：Longman出版社，1959年），第5和10章。

[19] 格拉德斯通在1866年推出自己的有限改革法案，让年收入7英镑的家庭享有选举权（当时英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42英镑）。他像约翰·穆勒一样，急于“排除那些无法以智慧和诚信行使选举权的人”。他的法案遭到自己党内被称为Adullamites的一派和保守党的联手击败。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有关贝恩斯先生议案的讲话》（Speech on the Bill of Mr. Baines），载Sarah Richardson编，《选举权的历史，1760—1867》全六卷（History of Suffrage, 1760-1867, 6 vols.）（佛蒙特州布鲁克菲尔德：Pickering 和Chatto出版社，2000年），第5卷: 107页；Briggs，《改进的时代，1783—1867》，494页。

[20] Gertrude Himmelfarb，《维多利亚式心灵》（Victorian Minds）（纽约：Knopf出版社，1968年），357页。

[21] James Cornford，《19世纪末期的保守主义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ervatis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研究》（Victorian Studies）第7卷（1963年）：41—66页。

[22] Collier，《通向民主的道路：西欧和南美的工人阶级和精英》，54—76页。

[23] 例如，参见《爱德华·贝恩斯的讲话》（Speech of Edward Baines），载Richardson编的《选举权的历史，1760—1867》，第5卷：95页；以及Martin J. Wiener，《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退，1950—1980》第2版（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2nd e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29章
从1848年到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的起源；当代中东和19世纪欧洲的异同；宗教和民族主义作为通向政治动员的替代途径

2011年1月，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突尼斯街头小贩自焚，随即引发阿拉伯之春。它推翻了本·阿里的独裁统治，引发一系列起义，蔓延至埃及、也门、利比亚、巴林和叙利亚，威胁当地每一个政权的稳定。据媒体报道，布瓦吉吉的蔬菜车摊几次被警方没收，他去抗议时又遭警方的掌掴和侮辱。他由于基本尊严不被承认，给自己浇上汽油，引火自焚，两周后死于烧伤。他的故事在阿拉伯世界播出后引起共鸣和愤怒，最终成为一场重大政治革命的导火索。

部分评论家相信，伊斯兰国家或阿拉伯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遇上世界其他地区所没有的特殊阻力。这个地区基本上不受第三波民主化的影响，它对自由民主的抵制被认为多多少少与伊斯兰或阿拉伯文化有关。阿拉伯人是个例外、只会被动接受独裁，这样的简单论点因2011年1月初的事件而宣告寿终正寝。[1]

但隔开一段时间看，阿拉伯社会将无法维持自由民主的预言，可能证明是正确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过去四年，自由民主的政府不可能在当事国家中出现，唯一例外可能是它的发源地突尼斯。在埃及，以前遭到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当选，主持新议会和总统职位才一年，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就在2013年夏天被军方赶下台。埃及国家随后发动血腥的镇压，不仅对伊斯兰群体，而且对自由派的批评者。解放广场上的起义不是取而代之的革命，只是迫使军队领导的国家进入战术性撤退。在反卡扎菲的军事斗争之后，利比亚仍陷于混乱，中央政府无法让许多民兵放下武器。叙利亚反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和平抗议被无情粉碎，就此陷入长期内战，一方是激进的伊斯兰武装力量，另一方是复兴党的独裁统治。在巴林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传统的君主继续掌权。在整个地区，暴力和不稳定给公然反民主的圣战组织带来机会。

这些不利结果导致许多西方评论家谴责整个阿拉伯之春。有些只从简单的国家利益出发：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原先已与阿拉伯世界旧独裁政权发展互利关系，现在却要面临不稳定和不确定。也有人提出更明确的论点，认为阿拉伯之春并不代表民主浪潮，只是政治伊斯兰的抬头，最好只能引出狭隘的民主，最坏可能造成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持久混乱。[2]

阿拉伯之春的长期后果当然不可预测。那些批评混乱结局的评论员，那些认为从长远看也不能导致良好民主成果的评论员，往往把欧洲民主化过程的漫长、混乱和暴力忘得一干二净。运作良好的稳定自由民主制，包括多个不同制度的互动：不仅是总统或立法院的选举，而且是精心组织起来的政党、独立的法院体系、有效的国家官僚体系和警惕的自由媒体。此外，还有文化上的必要条件：政客和选民对待对手不能有赢家通吃的态度，必须尊重规则而不是个人，必须有认同和建国的集体意识。

打倒像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那样的独裁者，仅仅是铲除了专制权力的一个来源。让其他制度到位，可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事。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美国策划人预期，民主会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之后自发出现，结果却沮丧地发现，不得不帮忙维持一个缺乏制度、混乱和暴力的社会。

早期的民主转型，可给阿拉伯之春的未来提供怎样的经验教训呢？像东欧和拉丁美洲那样的地区，与中东有许多明显的差异，首先就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事实上，为阿拉伯政治变化提供更好先例的，与其说是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转型，倒不如说是19世纪的欧洲。在20世纪晚期的拉丁美洲和东欧，我们遇上的国家都曾有民主经验，有的还持续几十年，中断只是由于军事政变（拉丁美洲）和外国占领（东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化只是恢复在民族经验中已有根底的旧政治秩序。尤其是拉丁美洲，已有成熟的民主党派，一旦开放，马上获得新生。对东欧来说，西欧国家和欧盟是成功民主制度的榜样，就在近邻，具备强大的说服力，又可为民主化提供大量的援助和激励。

相比之下，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和19世纪的欧洲都没有民主的现成经验。今天提供政治模式和具体援助的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基地，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眼中反而成了怀疑对象。这明显不同于从苏联掌控中挣脱出来的东欧国家，它们敞开怀抱，欢迎欧盟和北约等的西方制度。

当代中东和19世纪欧洲都没有直接的民主经验，但相互之间仍有重大差别，首先就是政治伊斯兰主义。宗教在19世纪欧洲也发挥主要作用，德国的中心党、法国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组织起来，就是为了捍卫宗教利益，而不是阶级利益。尽管如此，不同于今天中东，欧洲的阶级和民族往往是比宗教更重要的认同来源。（也并不总是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支配阿拉伯政治的是世俗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伊斯兰主义者，掺杂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左翼政党。）

保守势力也有不同特征。今天的伊斯兰国家中，只有巴基斯坦像19世纪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还保留大地主控制广大农民的社会结构。在大多数伊斯兰或和阿拉伯的国家，保守派来自部落精英、传统君主制家族及依附者、军官、旧专制政权周边的裙带资本家和伊斯兰主义者。欧洲保守派除了相互之间的帮助，没有外部支持。相比之下，中东保守派多年来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实质性外援，还有以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丰富资源。中东的工人阶级比19世纪欧洲的同类更为软弱，因为不少地区像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一样，经历的只是“没有发展的现代化”。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有工会，在争取民主的初期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同于19世纪英国或德国，他们并不代表人口中日益增长的多数。

不过，阿拉伯世界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也有相似之处。首先，民主过程植根于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动员。工业化在19世纪欧洲的渐进发展，创造了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批前农民离开乡村，来到城市，愿意接受新政党的招募，响应以认同政治为基础的呼吁。

自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同样情形也在中东地区出现。中东的城市化进展迅速，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0%增至2010年的超过50%。[3]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健康、教育和收入的综合指标）在埃及增长28%，在突尼斯增长30%。大学毕业生在1990年和2010年之间上升得更快，他们在这两个国家中抱怨，找不到与自己教育水平相称的工作。巧妙运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传播镇压的图像，组织反对现政权示威的，正是这些群体。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中产阶级是政治变化的关键。他指出，革命永远不会是最贫穷者组织的，因为他们既没有资源又缺乏教育水平，不足以从事有效的组织工作。中产阶级最有可能经历社会地位的快速上升，如果以后的向上攀升遇上阻碍，就会面临最尖锐的失望。创造政治不稳定的，就是他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无论是阿拉伯世界还是1848年欧洲革命，在组织革命和要求政治变化上，中产阶级都是关键参与者。反对本·阿里的突尼斯起义，以及反对穆巴拉克的解放广场示威，都是城市中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觉得，自己在社会和经济上取得进展的机会，受到了威权政权的遏止。（利比亚和也门的动荡比较复杂，中产阶级的人数较少，外加纷繁复杂的部落争斗。相比之下，叙利亚的中产阶级稍大，但教派认同很快掩盖阶级或经济上的不满。）

新兴中产阶级不是城市化的唯一产品。在很多方面，可以恰当地把政治伊斯兰主义在中东的兴起，看作一种认同政治，而不是宗教本身的复兴。它取代阶级意识，成为动员局外人的振臂高呼。换句话说，中东经历的与欧洲在19世纪末期经历的完全相同，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从传统村落到现代城市，还有与之相伴的所有失范和认同混淆。对独立后的一代人来说，世俗民族主义曾是认同来源，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未能创造持续且分享的经济增长，再加上在以巴冲突等问题上的政治失败，而变得颜面扫地。宗教就此占据真空，在已有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新近城市化的乡村农民看来，成了认同的明确来源。今天政治伊斯兰主义拥有实力的原因之一是，它可同时为认同、宗教和社会阶级的问题发言。

社会阶级在当代中东仍然重要，只是蛰伏在宗教政治的表皮之下。西方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而伊斯兰政党，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Ennahda），倾向于去乡村或城市的贫困和边缘群体开展招募。这些政党在旧威权政权下是遭到取缔的，只好改而向穷人提供社会服务，等到政治空间开放，恰好处于动员这些群体的有利地位。伊朗的伊斯兰保守派也是如此，往往向社会的穷人和文化程度低的人开展招募。

1848年的欧洲经验显示，专制政权的倒台和民主选举的组织，仅仅是政治发展的长期过程的开端。民主的建立在于，让民众参与商定的政治过程制度化，首先得有组织良好的政党。领导革命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必须继续加强组织，以参加竞选，还必须与其他群体结成联盟。但1848年的自由派革命党人，在威权当局发动军事反攻之前的短时期内，没做上述两件事。率领阿拉伯革命的中产阶级群体，在起义后最初两年，在组织起来参加长期竞选上，也有类似缺陷。他们内部发生分裂，置重心于个别领袖，而不是大批的政治追随者。他们现在面临的是重振旗鼓的军政府，将会积极限制他们的组织活动。

在欧洲，带头推动民主的中产阶级群体很少能光靠自己，都需要形形色色的跨阶级联盟。在丹麦，中产阶级群体在1848年与农民阶级（更正确的说法是农户，因为旧农民阶级至此已基本消失）携起手来要求结束专制主义，在1915年与工人阶级携起手来要求普选。在德国，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政党携起手来支持魏玛共和国，像瑞典、比利时和荷兰的中产阶级一样。在瑞士、英国和意大利，他们与保守政党联合起来扩展选举权。

如第28章指出的，中产阶级群体不一定支持自由民主。他们可与保守势力保持一致，不扩展民主，反而要求对威胁到自身利益的民众力量予以压制。拉丁美洲许多中产阶级群体，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独裁统治中，就遵循这种战略。这样做的还有土耳其的中产阶级群体，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种模式重现于2013年的埃及，许多以前的自由派，非常厌恶当选才一年的伊斯兰总统穆尔西，因而愿意支持把他赶下台的军事政变。

在19世纪的欧洲，为争取民主的大众动员受到民族主义的劫持。这种现象首先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出来，其时《人权宣言》的呼吁，迅速变成法国民族权利的激进主张。它在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也很明显，当时许多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自由派，对俾斯麦及其强力统一德意志民族，表示狂热的支持。它再次出现于1914年8月，那时作为第二国际创始成员的工人阶级政党，其普通成员都决定支持各自政府，就此一头栽进世界大战。

有个明显的文化因素，让中东出现民主的可能变得异常复杂，那就是伊斯兰教。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许多社会，必须抗衡反民主的伊斯兰激进组织，而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民主转型就没有这方面的威胁。许多评论家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对民主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它从不接受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更坚持宗教极端主义的暴力传统。遵守民主规则的伊斯兰组织，如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经常被指责是利用民主来取得权力，真正意图仍是建立不自由的神权国家。这些群体的崛起招致保守的威权政府的反击，所引起的两极化政治只允许两个选择，都是非民主的。

政治伊斯兰主义是否会成为永久性障碍、进而阻止自由民主在伊斯兰国家出现，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就如断言民族主义将使民主不可能在欧洲出现一样。政治伊斯兰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有自己的跌宕起伏，在20世纪还经常输给世俗民族主义或自由威权主义的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复杂的大文化体系，都可以不同方式来解释。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是如此）有平等主义的中心思想，但数世纪来一直与威权统治者联盟，为不自由的秩序辩护。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民主化故事，就包括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对教义进行重新解读，使之与现代民主兼容。[4]

伊斯兰激进派也可走上同样的道路，当前的扩张似乎更源于当代中东社会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宗教的内在本质。实际上，政治伊斯兰主义的传播也可被看作一种认同政治，类似于欧洲当年的民族主义。首先提出这一论点的是欧内斯特·格尔纳，本书第12章曾介绍过他有关民族主义起源的理论，现可回顾一下。格尔纳认为，随着社会走向现代化，从礼俗社会（小村落）到法理社会（大城市），认同就会发生错位，而民族主义就是对此的回应。它主要发生在现代化国家，其中基于血缘和地域的狭窄认同消失，代之以将个人与广泛文化运动连接起来的普世学说。他认为，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就是对中东类似需求的回应；宗教在中东发挥的作用，等同于民族思想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对住在开罗或卡拉奇的充满困惑的前农民来说，或对欧洲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来说，如本·拉登一般的人物可以对“我是谁”的问题提供颇具说服力的回答。政治伊斯兰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兴起，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伊斯兰教的返回，如伊斯兰激进派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认为的，而是对大部分中东国家的半现代化困境的回应。

恰如19世纪欧洲迈向民主的冲动被引上民族主义的岔道，中东的大众动员同样也有可能遭到宗教的劫持。[5]

所以，把东欧和拉丁美洲的第三波转型当作阿拉伯之春的先例是带有误导性的。提供更好模型的，反而是欧洲从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到民主的备受折磨的漫长旅途。希望自由民主制很快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的人，在这一类分析中找不到任何安慰。我们只能希望，如果它真的发生，无须花费像欧洲那样长的时间。19世纪欧洲没有现成的民主经验，也没有清晰的制度模式可以遵循。当代中东就不一样了，以法律和民主对权力的制约来平衡强大的国家，已成全世界的规范。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得依赖于建立一系列互相勾连的复杂制度，后者又要借助于经济和社会条件在性质上的转变。稳定民主的社会基础在1848年的欧洲尚未存在，在今天中东的许多地方，可能同样尚未存在。

[1] 有关中东地区民主失败的文化争论，参见Elie Kedourie，《中东政治》（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如想深入了解中东民主化的阻碍，参见Stepan和Robertson，《选举差距与其说是“穆斯林”的，倒不如说是“阿拉伯”的》。

[2] 例如，参见Seth Jones，《阿拉伯之春的幻觉：应对既有而非想要的地区》（The Mirage of the Arab Spring: Deal with the Region You Have, Not the Region You Want），载《外交事务》第92卷，第1期（2013年）：47—54页。有关民主化的潜在恶果，参见Edward D. Mansfield和Jack Snyder，《选举通向开战：新兴民主国家为何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马萨诸塞州剑桥：MIT出版社，2005年）。

[3] 参见Barry Mirkin，《阿拉伯地区人口水平、趋势和政策：挑战与机遇》（Population Levels, 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Arab Reg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论文，2010年），16页。

[4] 这种说法是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浪潮：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

[5] 格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比较了欧洲民族主义和中东伊斯兰教，第75—89页。这个说法的变体也出现于Olivier Roy，《全球化的伊斯兰教：寻找新乌玛》（Globalized Islam: 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参见福山，《身份、移民和自由民主制》（Identity, Immigr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载《民主杂志》第17卷，第2期（2006年）：5—20页。

第30章
中产阶级和民主的未来

工人阶级在发达国家成为中产阶级，从而打乱马克思的预言；技术、全球化和中产阶级社会的未来；暴力在实现现代民主中的作用

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说法，现代资本主义将走向他所谓“生产过剩”的终极危机。资本主义利用技术从无产阶级的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导致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工人的日益贫困。运行这个体系的资产阶级不管如何富裕，也不可能消费生产出的一切。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却穷得买不起自己生产出的产品。愈益增加的不平等导致需求的不足，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自行倒塌。马克思认为，摆脱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革命，让无产阶级夺得政权，重新分配资本主义体系的成果。[1]

马克思的场景在19世纪中期的所有工业化国家似乎还相当合理。新兴工业城镇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大批贫穷工人不时涌现出来。关于工作时间、安全和童工等规则，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执行不力。换句话说，当时欧洲人的处境非常类似于21世纪初的中国、越南、孟加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地区。

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首先，工人的收入开始上升。早期涨幅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结果，由于更多新工人被动员起来，脱离农业人口。等到这个过程达到自然限制，相对于资本的劳工价格开始上涨。这种动态正发生于今日中国，劳动力成本在21世纪出现迅速上涨。

其次，许多国家开始建立普遍的公共教育体系，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最先开始这样做的是美国。这不仅仅是慷慨的公共开支：新兴工业需要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和秘书，以及能够识字和掌握算术的小时工。如果较好的技术和增加的人力资本促成了增长的生产力，相应的较高的劳动力成本也就很容易得到解释了。

第三，上一章所描述的选举权扩展，导致工人阶级政治权力上升。这件事的发生归功于工会合法化和扩展工会的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党的崛起，如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守政党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不再代表富有地主，而改以新兴中产阶级的精英为自己的支持基础。工人阶级新发现的权力，被用来推动监管工作条件的社会立法，引发对福利国家广泛政策的提倡，如养老金和公共医疗。

第四，到20世纪中间的几十年，工人阶级不再增长，无论绝对数量还是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事实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规模在变小，因为工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获得大幅提高，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现在拥有财产，得到更好教育，更有可能把票投给可以保护自己特权的政党，而不是那些试图颠覆现状的政党。

第五，在工人阶级之下又出现新的穷人和弱势群体，往往包括新移民、少数族裔和其他边缘化人群。这些群体只有薪水较低的服务性工作，或长期失业，依赖政府福利。制造业工人有工会为代表，已变成劳动大军中的贵族，但绝大多数劳工没有这样幸运。在养老金等福利与正规工作捆绑在一起的国家，他们只好进入非正规部门。这样的人很少有法律界定的权利，甚至没有他们居住的土地或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在拉丁美洲和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区，非正规部门的员工可能占总劳动力的60%至70%。不同于工业工人阶级，这批“新穷人”难以组织，也就无法采取政治行动。他们不是生活在工业城镇的大宿舍，而是散居在全国各地，往往是自谋职业者。

最后，全世界的政治左派放弃对经济和阶级问题的关注，而且由于认同政治的传播，变得四分五裂。我已经提到过，工人阶级的团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到民族主义的破坏。到20世纪中，发达国家兴起新形式的认同，包括黑人力量、女权主义、环保、同性恋权利、移民和原住民权利，引发与各阶层都有关联的一系列新事业。这些运动的许多领袖来自经济精英群体，其文化偏好与工人阶级选民相差甚远，而后者曾经还是进步政治的堡垒。

认同政治取代阶级政治，给旧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大量困惑。他们多年来一直把旧的工业工人阶级当作首选的弱势群体，只好试图以格尔纳所谓的“错误地址论”（Wrong Address Theory）来解释这种改变。极端的什叶派穆斯林认为，大天使加百列犯了一个错，将本应给阿里的信息，送给了穆罕默德。马克思主义者也喜欢这个思路，认为历史精神或人类意识犯了一个大错，本应给阶级的唤醒信息，由于可怕的邮政错误，却被送到民族的手上。格尔纳接着认为，在当今中东地区，同样的信息被送到宗教而不是民族的手上，但根本的社会学机制还是相同的。 [2]

出乎马克思意料的上述六个发展中，前四个涉及工人阶级蜕变成广大中产阶级的现象。在20世纪动荡的上半叶结束时，欧洲和北美的发达民主国家终于找到了幸福位置。以前的政治是两极分化，一边是富裕的寡头，另一边是大量的工人阶级或广大农民，在从事有关资源分配的零和斗争，现在有了大大改观。许多发达国家的旧寡头，或是演变成更具创业精神的资本家精英，或是消亡于革命和战争。工人阶级通过工会和政治斗争，为自己赢得更大特权，在政治观上转变成中产阶级。法西斯主义使极右翼声名狼藉；冷战和来自斯大林俄国的威胁又败坏了共产党左派的名誉。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仅剩下中间偏右和中间偏左的政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自由民主的框架。中间选民——政治学家最喜欢的概念——不再是要求对社会秩序实施系统性改革的穷人，而是在现存体系中拥有利害关系的中产阶级个人。

其他地区就没有这么幸运。拉丁美洲有高度不平等的遗产，许多国家的旧地主寡头并未消亡，因为没有像耗尽欧洲那样的政治斗争。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而不是在非正规部门的劳苦大众，结果是高度两极化的政治，让人联想到19世纪的欧洲大陆。激进的反体制群体持续存在——以古巴为首的共产党、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运动（Tupamaros）、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运动、萨尔瓦多的马解阵线（the FMLN）和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的玻利瓦尔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症状。

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思想家就认为，稳定的民主政体必须依靠广大的中产阶级。贫富悬殊的社会容易出现寡头统治或民粹主义革命。马克思相信，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永远是享有特权的少数。到20世纪下半叶，中产阶级却成了最先进社会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从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也增加了自由民主作为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我在第28章提到，莫斯卡、帕累托和马克思等学者批判自由民主制，认为它的出现到最后仍是一场骗局，只是在掩盖精英的继续统治。但正式民主和选举权扩展的价值，在20世纪已变得十分明显；欧洲和北美的民主多数派，使用投票箱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监管大企业，落实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规定。

谁是中产阶级？

在进一步分析中产阶级崛起的政治后果前，必须退后一步，给中产阶级一个定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前者通常以收入来确定中产阶级，典型方法是选择一个统计范围，如收入分配的五分位的中间三个，或收入中位数的0.5倍到1.5倍。这使中产阶级的定义依赖于社会的平均收入，无法作跨国比较。例如，在巴西充任中产阶级成员，就意味着大大低于美国的消费水平。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有些经济学家选择消费的绝对水平，从最低的每天五美元（相当每年一千八百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到六千美元至三万一千美元的年收入（以2010年的美元价值为恒准）。这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又生出另一个，因为个人对阶级的观感通常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英国18世纪的穷光蛋生活得可能像非洲的国王一样。

社会学家依据始于马克思的传统，往往不看收入而看收入的赚取方式——职业地位、教育水平和收入之外的财产。为了弄清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社会学的方法更为可取。收入或消费的简单测量，无论相对还是绝对的，只能告诉你当事人的消费习惯，极少透露他们的政治倾向。亨廷顿的理论指出，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具有破坏性影响，与之紧密相连的是社会和职业的地位，而不是绝对水平的收入。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穷人，短暂攀升，得以摆脱贫困，之后不幸又返回困境，很可能会专注于每天的日常生存，而不是政治活动。相比之下，中产阶级成员——例如，受过大学教育却找不到合适工作，“沦落”到低于自己尊严的社会底层——就会更具政治挑战性。

所以从政治角度看，中产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是职业、教育水平和可能会被政府没收的财产（房子、公寓和耐用消费品）。马克思当初的“资产阶级”定义，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现代世界的特点之一是，这种形式的财产通过股权和养老金计划，已呈现极大的民主化。没有大量资金的个人，只是在从事管理或专业的工作，其社会地位和眼界也往往不同于打工仔或低技术工人。

拥有财产和教育的强大的中产阶级，更有可能相信产权和民主负责制的必需。他们要防止贪婪和不称职的政府对自己财产的侵犯，可能也有参与政治（或要求参与权）的空余时间，因为他们的较高收入给家庭生存提供了较好的保障。许多跨国研究显示，中产阶级拥有不同于穷人的政治价值观：他们更看重民主，想要更多个人自由，对另类的生活方式也更宽容，等等。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主持了旨在衡量全球价值变动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他认为，经济现代化和中产阶级地位造就他所谓的“后物质”价值观，其中的民主、平等和认同，比经济分配的老生常谈更为突出。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把他所谓的“中产阶级共识”，与经济高增长、教育、卫生、稳定和其他积极成果联系在一起。有理论认为，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拥有“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价值观，包括自律、勤奋、鼓励储蓄和投资的长远眼光。[3]

早先对19世纪欧洲的讨论明确显示，中产阶级并不一定是民主支持者，尤其是在中产阶级仍占人口一小部分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扩展普遍的政治参与，可能导致难以为继的再分配，中产阶级就会支持允诺稳定和产权保护的威权统治者。

可以说，这就是当代泰国和中国的情况。从1992年到1997年，泰国的政治体制从军事威权政体演变成相对开放的民主政体，为民粹主义政客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他信是泰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通过政府向农民提供债务减免和卫生保健的计划，组织起大众政党。中产阶级在90年代初期坚决支持民主开放，现在转而反对他信，并支持逼迫他下台的2006年军事政变。他信被指控腐败和滥用权力，自那以后只能从流亡地施加影响。泰国后来愈益两极化，一边是他信的红衫军支持者，另一边是中产阶级的黄衫军，2014年民选政府被军队赶下台。[4]

类似的动态可能也存在于中国，它的中产阶级人数要根据具体的定义，估计是2012年十三亿总人口中的三到四亿。这个新兴中产阶级往往是抵制威权政府的源头，活跃于新浪微博（相当于推特），倾向于曝光或批评政府的不当行为。来自“亚洲晴雨表”（Asia Barometer）等的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在中国获得广泛支持，但在问及民主的具体内容时，不少受访者的答案，要么是更多的个人自由，要么是政府积极回应他们的需求。许多人并不反对整个体制，而且相信，当前中国政府已在提供这些东西。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太可能支持在短期内过渡到普选的多党民主；只是现在还无法获得有关这一题材的准确数据。

泰国、中国和19世纪欧洲的情形显示，中产阶级相对于社会总人口的比例，是决定其政治行为的重要变量。中产阶级如只占总人口的20%—30%，就可能站在反民主势力的一边，因为它担心底下的大批穷人，以及他们可能追求的民粹主义政策。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的最大群体时，危险大大降低。实际上，中产阶级也可在此时投票赞同福利国家的各项好处，让自己得益。这可能帮助解释了人均收入抵达较高水平后，民主就会变得更加稳定，因为中产阶级通常与财富一起增长。民主的基石是中产阶级社会，而不是拥有中产阶级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初几十年出现于欧洲，自那以后，再逐渐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第三波民主化并不是新兴中产阶级“造成”的，因为许多民主转型发生在尚无明显中产阶级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染、模仿和既存威权政权的失败，都是触发民主转型的重要因素。有的国家仅有少量中产阶级，夹在富有精英和贫困大众的当中，它巩固自由民主制的能力就要低于拥有庞大中产阶级的国家。启动第三波的西班牙，从1930年内战时的落后农业社会，蜕变成20世纪70年代初的现代社会。它的周边都是欧盟民主国家的成功榜样，此时去考虑民主过渡，就要比一代人之前容易得多。

这显示，尽管有21世纪早期的挫折，全球的民主前景仍然良好。高盛公司一份研究报告预测，世界收入分配五分位的中间三个，其消费将从目前总收入的31%升至2050年的57%。[5]欧盟安全研究所的一份报告预测，中产阶级的人数将从2009年的十八亿，增至2020年的三十二亿和2030年的四十九亿（预计全球人口届时抵达八十三亿）。[6]这一增长的大部分将发生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但世界各地都将参加这一趋势，无一例外。

如果没有广泛的共享，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创造民主的稳定。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差距出现突飞猛涨，在2012年已达拉丁美洲的水平。[7]拉丁美洲取得中等收入的地位远远早于东亚，但一直承受高度不平等和相应的民粹主义的困扰。最有希望的发展之一是，它的收入不平等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显著下降，如经济学家路易斯·费利佩·洛佩斯—卡尔瓦（Luis Felipe López-Calva）和诺拉·卢斯蒂格（Nora Lustig）查证的。[8]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有显著的涨势。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它的穷人在2002年占总人口的44%，到2010年降至32%。[9]不平等有所下降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其中一部分与社会政策有关；它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刻意向穷人散发好处。

中产阶级和依附主义

庞大中产阶级的到来，可能大大影响依附式的实践和相应的政治腐败形式。我先前论证过，依附主义是民主的雏形：在大批穷人和文化偏低选民的社会中，选举动员的最简单方式，经常是提供个人好处，如公共部门的就业机会、物质赠予和政治青睐。这还意味着，随着选民变得富裕，依附主义将会减少。不但政客发现要花费更多，而且选民会看到，与自己利益攸戚相关的是广泛的公共政策，而不是个人好处。

已经发生的官僚体系改革，通常借助于崛起的中产阶级。我们在第8章看到，英国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为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因为后者受到旧贵族庇护网络的排挤。资本主义的发展孕育出来的中产阶级，几乎光是根据定义，就可说是任人唯才的支持者。美国也是如此，进步时代的官僚体系改革运动，全靠中产阶级群体的驱动，因为后者处在既有的庇护体系之外。这些受过教育且往往还是新教徒的商人、律师和学者，看不起在愈益扩展的城市中动员大批移民选民的政客。商人和企业家期待政府提供日益复杂的服务，因此需要称职的官僚体系。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当代反腐败运动也向中产阶级发出积极的招聘。

犹如民主的情形，中产阶级的简单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将自动支持清廉政府和依附主义的终止。社会新参与者完全可被纳入现存的庇护网络，从中获利。在美国，铁路公司——19世纪现代技术的典范——很快学会如何买通政客，如何操纵庇护政治以维护自己利益。美国西部许多州的立法机构，据说都是铁路集团掌控的。甚至，正是铁路公司有能力玩这种政治游戏，才促使中西部农民等农业群体踊跃参加进步联盟，以支持官僚体系的改革。

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同的利益集团竞相招募新兴中产阶级，以支持自己的事业。庇护式旧政客乐得把自己的慷慨延伸到中产阶级支持者。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是否愿意支持改革派，取决于自己的人数、经济安全感和社会地位。他们如觉得受到排挤和得不到承认，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愤怒，化成改革或推翻现存依附式体系的行动，无论对手高于自己，如英国，还是低于自己（却有政治权力），如美国。

民主的未来

在促成自由民主制上，广泛中产阶级的存在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在维持它的时候却非常有用。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未能在发达世界实现，就是因为他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蜕变成了全世界中产阶级。在发展中世界，新兴中产阶级加强了印尼、土耳其和巴西的民主，并有望改变中国的威权秩序。假如中产阶级逆转，开始萎缩，自由民主制将会怎样？

遗憾的是，有很多证据显示，这个过程在发达国家可能已经开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有大幅增加。最为显著的是美国，那里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在1970年占GDP的9%，到2007年增至23.5%。实际上，这段时期经济增长中有这么多获益流入只属于顶端的一小部分人，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10]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这种停滞由于其他因素而不易察觉。大批女性在同一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家庭的总收入，只是很多中产阶级成员发现，他们通胀调整后的薪水越来越少。世界各地的政客把低廉的补贴信贷当作可接受的收入再分配的替代品，导致依赖政府支撑的房地产繁荣。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一趋势的后果。[11]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原因很多，可用公共政策加以控制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最常被提及的一个罪魁祸首是全球化——运输和通讯成本的降低在全球劳动力市场有效增加了数亿低技能工人，从而压低发达国家中可比技能工人的薪水。

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制造业开始返回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动化的普及，劳动力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例越来越小。这意味着，即使制造业搬回国内，在去工业化初期丢失的中产阶级工作，也不太可能再有了。

这也点明了技术进步的更为重要的长期效应，在一定意义上，技术进步是全球化的根本推动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以技术来代替劳工的情形不断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它给工业化国家带来巨大效益，受益者不但是精英，而且是广大民众。这一段时期的重大技术革新，在一系列工业中——煤炭、钢铁、化工、制造和建设——为低技术工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反对技术变化的卢德运动（Luddite）证明是非常错误的，只要有更高薪水的工作来替代正在消失的工作。亨利·福特在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工厂发明的汽车装配线，实际上降低了所需要的平均技能水平。他将早期汽车轿厢工业的复杂操作分解开来，改成小学五年级水平的工人即可胜任的简单重复步骤。这个经济秩序支撑了广大中产阶级的兴起和相应的民主政治。

信息和通信的最新技术进展，却有非常不同的社会效果。自动化消灭大量低技术的装配线工作，每过一年，智能机器就更上一层楼，夺走更多以前是中产阶级的工作。[12]实际上，已经无法将全球化和技术分开：如果没有高速的宽带通信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就不可能把客户服务和后台业务，从美国和欧洲搬至印度和菲律宾，也不可能在深圳生产苹果智能手机。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的低技术工种，一如较早时期，也会被更高报酬的新工作所取代，但技能要求和新工作数量大大不同于亨利·福特时代。

由于人的天赋和性格的自然差异，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今天的科技世界会把这些差异加倍放大。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数学能力特强的人没有很多机会来利用自己的才具。今天，他们可以成为金融奇才、遗传学家和软件工程师，所赚薪水占国民财富的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此外，现代科技造成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所谓的“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社会。任何领域的顶尖成员，如企业总裁、医生、学者、音乐家、演艺明星和运动员，可获得不成比例和愈益增长的高收入。过去，由于通讯和运输的高昂成本，这一类技术和服务的市场都是地方性的，以致专业等级中二三流人士也有大量工作机会，因为广大受众得不到顶尖服务。但在今天，任何人都可在高清屏幕上观看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或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现场转播，因为他们宁可看电视，也不愿去出席本地三流或四流剧团的实地演出。[13]

再访马尔萨斯

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运气不好，出版于工业革命前夕的1798年；彼时，科技的海啸正在积聚力量。他的人口增长将超过生产力增长的预测，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证明是非常错误的。人类社会在人均基础上变得越来越富，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马尔萨斯经济学，跟卢德运动一起，一直被嘲讽为只会向后看，又对现代技术的本质一无所知。[14]

但马尔萨斯并没有给人口增长将超过生产力增长一事定下具体期限。目前形式的人类已存在五万年左右，而发达世界在高生产力的轨道上仅有两百多年。我们今天认定，相当于蒸汽动力和内燃机的革命性新技术，会在未来不断涌现，但物理定律无法保证这样的结果。完全有可能的是，工业革命的前一百五十年已摘尽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谓提高生产力的“低垂之果”，未来的创新仍将继续，但提高人类福利的效率会下降。另有一些物理定律显示，地球的承载能力可能有硬性限制，无法在高生活水平上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

即使技术革新仍以高速度继续出现，也不能保证像20世纪早期的装配线一样，向中产阶级提供大量工作。新机器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将获得新的工作和奖励，差不多总是比那些丧失工作的拥有更高教育水平。

许多可预见的创新甚至会使生产力变得更糟，因为它们都在生物医学的领域。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客认定，延长寿命或治愈疾病的新技术无疑都是好事。发达国家公民现在得以享受的长寿，确实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有些生物医学技术在延长寿命上取得成功，却以生活质量为代价，更大大增加病人对照顾者的依赖。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临终护理成本都在加速度增长，甚至超过了总体经济增长率，将成为政府开支的最大项目。死亡和一代代的新陈代谢是那种典型的对个人来说是坏事，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好事的事。有很多理由相信，如果平均寿命再延长十年或二十年，整个社会将会变得更糟。首先，一代代的新陈代谢对社会变化和适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平均寿命提高，社会变化和适应就会递减。[15]

无法预测未来技术革新的性质——无论其整体速度，还是对中产阶级就业的影响，还是其他的社会后果。如果技术革新不能创造广泛分享的经济利益，如果它的整体速度下降，现代社会将会回到马尔萨斯的世界，这会对民主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在共享增长的世界中，伴随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不可避免，但在政治上还能容忍，因为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人。在马尔萨斯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是零和的——本人的收益必然意味着他人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要选择致富的最佳策略，既可投资于生产性的经济活动，又可以从事于掠夺——人类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大部分历史，都处于这般境地。

调整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制造颠覆性变化，社会又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即所谓的“双重运动”。政府经常被迫卷入调整过程，因为私营市场和个人光靠自己难以应对技术革新的后果。[16]所以在中产阶级社会的命运上，必须考虑到公共政策。

为了应付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挑战，整个发达世界推出一系列对策。在光谱表的一端是美国和英国，除了短期的失业保险，政府为身处去工业化的群体仅提供最少的帮助。甚至，无论政府部门还是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专家，常常拥抱向后工业世界的转型。公共政策在国内支持监管解除和私有化，在海外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开放。特别是美国，政客积极干预以削弱工会力量，或以其他方式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给个人的建议是，接受颠覆性变化，会有更好机会，可在新经济中成为创新且有趣的知识工作者。

法国和意大利在光谱表的另一端，对试图裁员的公司施加繁琐的规则，以保护中产阶级工作。它们不承认需要调整工作规则和劳动条件，在短期内制止工作的消失，从长远看却失去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像美国一样，它们经理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高度对抗的。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资本所有者通常占上风；在拉丁欧洲的世界，劳工在保护自己特权方面表现良好。

在2008年至2009年的危机中应对最成功的，是像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样的国家。它们走中庸道路，右边是美国和英国的放任态度，左边是法国和意大利的硬性监管。它们的经理和工人的社团体系（corporatist system）创造了足够信任，工会愿意在裁员上给予企业更多灵活性，以换取较高福利和再就业培训。

民主在发达国家的未来，将取决于如何处理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的问题。金融危机之后涌现出新民粹主义群体，从美国的茶党，到欧洲反对欧盟和移民的各式政党。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自己遭到本国精英的背叛。这在许多方面并没有错。精英在发达世界的智识和文化领域领风气之先，很大程度上没受中产阶级衰退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返回福利国家的老套，没有任何新的对策。

应对中产阶级衰退的恰当方法不一定是德国体系，或其他的特定措施。唯一真正的长期对策是新教育体系，让绝大多数公民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和技能。如果要帮助公民作出灵活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条件，就需要同样灵活的国家和私人机构。但现代发达民主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发僵化，使制度调整变得越来越难。事实上，所有的政治体系——过去和现在——都易于产生衰败。自由民主的体制曾是成功和稳定的，但不等于会永葆青春。

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转向政治衰败。

[1] 本章是我的《历史的未来》（The Future of History）一文的拓展，原载《外交事务》第91卷，第1期（2012年）：53—61页。

[2] 格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124页。格尔纳在《文化、身份和政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另参见福山，《身份、移民和自由民主制》。

[3] 参见《全球中产阶级》（The Global Middle Class）（华盛顿特区：皮尤研究所的全球态度项目，2009年）；Ronald Inglehart，《现代化和后现代化：43个社会中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变化》（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Inglehart和Christian Welzel，《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人类发展序列》（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William Easterly，《中产阶级的共识与经济发展》（The Middle Class Consensu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华盛顿：世界银行政策研究论文2346号，2000年）；Luis F. López-Calva等，《有没有中产阶级价值观？ 拉丁美洲的阶级差别、价值观和政治取向》（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Middle-Class Values? Class Differences, Valu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Latin America）（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工作文件第286号，2012年）。

[4] 参见Thitinan Pongsudhirak，《泰国的不安旅程》（Thailand’s Uneasy Passage），载《民主杂志》第23卷，第2期（2012年）：47—61页。

[5] Dominic Wilson和Raluca Dragusanu，《中间的扩充：世界中产阶级的爆炸和全球不平等的下降》（The Expanding Middle: The Exploding World Middle Class and Falling Global Inequality）《纽约：高盛全球经济研究报告第170号，2008年），4页。

[6] 欧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全球趋势2030——相互关联的多中心世界公民》（Global Trends 2030—Citizens in an Interconnected and Polycentric World）（巴黎：欧盟安全研究所，2012年），28页。

[7]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5年是42.5（世界银行）。

[8] López-Calva和Lustig合编，《拉丁美洲不平等的减少：进步的十年？》。

[9] 这个数字引自Francesca Castellani和Gwenn Parent，《作为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Being “Middle Class” in Latin America）（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工作文件第305号，2011年），9页。

[10] Thomas Piketty和Emmanuel Saez，《美国的收入不平等，1913—1998》（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载《经济学季刊》第118卷，第1期（2003年）：1—39页；另参见Jacob S. Hacker和Paul Pierson，《赢家通吃的政治：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美国高层收入的急剧上升》（Winner-Take-All Politics: Public Polic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Precipitous Rise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载《政治与社会》第38卷，第2期（2010年）：152—204页；Hacker和Pierson，《赢家通吃的政治：华盛顿让富人更富——而背弃中产阶级》（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社，2010年）。

[11] 参见Raghuram G. Rajan，《断层线：隐藏的断裂仍威胁世界经济》（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 参见Erik 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第二个机器时代：辉煌科技时代的工作、进步和繁荣》（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纽约：诺顿出版社，2014年）。

[13] Robert H. Frank和Philip J. Cook，《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纽约：自由出版社，1995年）。

[14]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460—468页。

[15] 我讨论了延长寿命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参见《我们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纽约：FSG出版社，2002年），57—71页。

[16] Karl Polanyi，《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纽约：莱因哈特出版社，1944年）。

第四部分

政治衰败

第31章
政治衰败

美国林务局的中心使命变成对野火的控制；科学管理的失败；林务局因相互冲突的任务而丧失自主性；什么是政治衰败，及其两个来源

在进步时代，伯纳德·费尔诺和吉福德·平肖创建的美国林务局，是国家建设中首屈一指的案例。在1883年《彭德尔顿法》之前，也在择优官僚体系的推广开来之前，美国政府仍是依附式体系，其中的公共职位由政党分配，以依附主义为基础。相比之下，林务局却配备大学毕业的农学家和护林员，以才能和技术专长为招聘标准。本书第11章曾叙述过它的斗争，平肖尽管面对众议院的传奇议长乔·坎农的强烈反对，仍为林务局夺得对土地办公室的掌控。在这个国家建设的萌芽阶段，核心问题仍是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决定如何分配公共土地的，应是林务局专业人士，而不是国会政客；林务局还应有权招聘和晋升自己的员工。多年后，林务局仍是高质量官僚机构的光辉榜样。

护林熊（林务局如何丧失自主性）

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在许多评论家看来，今日林务局却是高度功能失调的官僚机构，以错误的工具在执行过时的任务。它配备的仍是专业护林员，其中不少人仍对林务局的使命高度敬业，但它已经失去了许多当年在平肖领导下争得的自主性。国会和法院对它下达名目繁多且经常相互矛盾的任务，它不可能同时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又花费纳税人大量金钱。林务局内部的决策体系常常陷入僵局，平肖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士气和凝聚力荡然无存。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致有人写了整本书来论证应该彻底取消林务局。[1]没有一个政治制度是永恒的，林务局的当前处境让我们知道，削弱高质量政府的力量来自何方。

推动19世纪末期官僚体系改革的是学者和活动家，如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古德诺，他们对现代自然科学能解决人类问题充满信心。像同时代的韦伯一样，威尔逊对政治与行政分得很清楚：政治是理应接受民主竞争的终极目标领域，而行政是可通过实验进行科学分析的执行领域。类似的智识革命也出现于商业世界，即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学说的兴起。除了其他项目，它主要运用工时与动作的研究来尽量提高工厂效率。许多进步时代的改革者试图让政府采纳科学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可以变成一门科学，以免受政治的不合理要求。他们希望，社会科学终有一天可成为严谨的自然科学。[2]

在有了20世纪的经验之后，早期对科学的信心，以及公共行政也可变成科学的信念，看来既幼稚又偏颇。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明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官僚机构被用来管理死亡集中营。这些早期改革者身处的背景是，运行政府的仍是政治投机者，或腐败的市政老板，就像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今天，没有公立大学愿意让州立法机构来做招聘和终身教职的决定，也没有人希望由国会挑选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所以要求公共官员的甄选以教育和才能为基础，在当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科学管理的问题是，即使最有资格的科学家偶尔也会出错，有时还错得可怕。这就发生在林务局的身上，最终让扑灭森林火灾演变成它的中心任务。

林务局的使命演变始于1910年爱达荷州大火，它在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烧掉三百万英亩的林地，导致八十五人死亡。火灾损失引起的政治抗议，导致林务局日益专注于野火控制。局长威廉·格里利（William Greeley）宣称：“消防是科学管理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乐得把它纳入既有任务。[3]到80年代，这个任务的规模急剧膨胀，甚至有评论员称之为“向野火发动的战争”。林务局的常设员工增至约三十万人，在高峰年间更雇佣几万消防员，还拥有大量飞机和直升机，每年花在灭火任务的支出高达十亿美元。[4]

控制野火的问题是，“科学林业”的早期支持者并不清楚火灾在森林生态环境中发挥的作用。森林火灾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维护西部森林的健全中自有重要功能。不耐阴影的树木，如巨型西黄松、北美黑松和红杉树，需要火灾来定期清理林地，以便新树的萌芽再生。一旦野火受到控制，森林就会受到外来物种的入侵，如花旗松。（北美黑松事实上还需要火灾来传播自己的种子。）长年累月下来，这些森林积累下茂密的树木和大量的林下干柴，使万一发生的火灾变得更加猛烈，更具破坏性。它烧死的不是小型的入侵物种，而是巨大的古老树木。公众的关注始于1988年的黄石大火，它烧掉将近八十万英亩的林地，过了好几个月才得到控制。生态学家开始质疑防火目标的本身，导致林务局在90年代中期改弦易辙，转而实施“任它烧”的新策。

多年的错误政策不能一下子逆转，因为西部森林已成巨大的火药桶。此外，由于西部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居民搬到森林附近，更易受到野火的威胁。据估计，从1970年到2000年，野地与城市的交叉地界增加超过52%，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像喜欢住在洪泛区和堰洲岛的人一样，他们让自己暴露于不应有的风险，更借助政府资助的保险来减轻自己的负担。通过选出的议员代表，他们努力游说，以确保林务局和负责森林管理的其他联邦机构获得拨款，继续保护自己财产免受野火的威胁。最终要做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也是非常困难的。政府可能动辄花上一百万美元，仅仅是为了保住价值仅十万美元的家，因为在政治上无法作出见火不救的决定。[5]

与此同时，曾被平肖用来创建高质量机构的最初使命却遭到侵蚀。刚开始时，它既不是灭火，也不是环境保护，而是对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即木材采伐。至此，这个使命的范围已大大缩水。在20世纪最后十年，国家森林每年的木材收成从一百二十亿板英尺下跌到四十亿板英尺（编按：一板英尺为一英尺长、一英尺宽且一英寸厚的木材体积）。[6]部分原因与木材的经济效益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上世纪美国观念的转变。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天然森林越来越不被当做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反而成了值得保护的自然保留地。这个转变只是当时社会观念的诸多变化之一。大坝等大型水电项目，早前被视作掌握自然的英勇壮举，后来被理解为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北美地区，水坝的建造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全部停止。当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1964年《野生动物法》时，林务局使命的变化也被写进法律，责成林务局、国家公园管理处、鱼类及野生动物局，监管和保护辖下的九百多万英亩土地。[7]

不少批评者指出，即使是当初的核心使命，即可持续地采伐木材，林务局也做得并不好。它木材的销售价格远远低于运营成本，这意味着，政府无法从本是富有价值的资产获得适当收益。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未能对木材进行合理定价，漏掉很多机构的固定成本。像其他机构一样，林务局不能保留盈余，所以没有控制成本的动力。反过来，它的动力只在于如何增加每年的预算和人员编制，不在乎自己的创收。[8]

林务局的政绩为何在几十年中出现如此恶化？这个故事对政治衰败背后的各种力量会有所提示。

当初，吉福德·平肖的林务局曾被视作美国官僚体系的黄金标准，因为他为训练有素的职业组织赢得高度自主性，中心使命是国家森林的可持续利用，成员愿意为之奋斗。早先的林业处及其上司农业部，属于19世纪以党派为基础的依附式政治体制，主要目的是向国会成员提供政治好处。新林务局能够任命和提升自己员工，并在日常工作中不受国会干涉，是履行这个中心使命的关键。

一旦林务局单一明确的使命被潜在冲突的多项任务所取代，问题便露出端倪。在20世纪中间的几十年，消防任务开始取代木材开采，无论预算还是人事都集中于消防。不过，消防任务本身也存在争议，随即被保护主义和环保主义的功能所取代。然而，旧任务一个也没被丢弃，反而与支持林务局内不同派别的外部利益集团挂起钩来：木材消费者、环保人士、房屋业主、西部开发商和寻求临时消防员工作的年轻人。早在1905年就被平肖挡在土地买卖之外的国会重新插手微观管理，只是这回不是通过旧式腐败来插手（典型如1908年巴林杰丑闻导致塔夫脱总统解雇平肖的那次），而是通过立法授权，迫使林务局追求经常相互矛盾的不同目标。例如，为了保护住在野地与城市交界的越来越多的屋主，符合环保人士主张的“任它烧”的政策就无法直接实现。对森林的长期健康有利的事情，对个体屋主来说却是坏事，牵涉于这一过程的双方，纷纷求助于国会和法院，迫使林务局保护各己的偏爱。

平肖当年创建的这个小而有凝聚力的机构，曾被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在《护林员》（The Forest Ranger）一书中大加赞赏，却渐渐演变成一个各自为政、大而无当的烂摊子。它沾上很多政府易患的通病：官员只在乎保住自己的预算和工作，而不是高效履行自己的任务；即使科学和周遭的社会都在发生变化，他们仍抱住旧的任务不放；其中很多人像平肖一样，为了保住自主性与利益集团建立联系，但由于没有单一明晰的任务，最终还是难逃各路依附者的一再攫取。

全线沦陷

如果林务局只是政治衰败的一个孤立事件，还算说得过去。不幸的是，公共行政专家的大量证据显示，美国政府的整体质量在不断恶化，历时已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借用保罗·赖特（Paul Light）的话：“对想要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来说，联邦政府已成为最后一招的目的地。”根据帕特里夏·英格拉哈姆（Patricia Ingraham）和大卫·罗森布鲁姆（David Rosenbloom）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机构一直处于“瓦解”之中。[9]这一结论获得两个沃尔克委员会（Volcker Commissions）工作成果的支持，它们分别在1989年和2003年进行过有关公共服务的调查。[10]

许多美国人的印象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的规模一直在扩展，但这只部分正确。政府承担的任务确有显著增加，从减少儿童的贫困到反对恐怖主义；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邦雇员的实际规模一直维持在大约二百二十五万人以下，其间还有反复的裁员。在2005年，雇员总数约一百八十万人。真正扩展的部分，首先是一系列公共机构，它们执行公共功能，却又独立于政府；其次是大批莫名其妙的承包商，他们或是提供食堂服务，或是保护外交人员，或是为国家安全局管理计算机系统。[11]

有迹象显示，美国的官僚体系已偏离了韦伯的理想，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这个体系从整体上已经改变了择优取士的做法。随着两次中东战争结束，一半的联邦新雇员来自退伍老兵，并且这个群体大部分是无能的。尽管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是国会命令导致了这一结果，但这绝不是大多数公司自愿选择雇员的做法。对联邦雇员的调查提供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画面。学者赖特指出：“激发联邦雇员积极性的，是薪酬而非使命感；相比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公职毫无竞争力却让公务员深陷其中，还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资源来做好本职工作；他们既不满意对表现出色的奖励，又不满意对差劲工作的姑息；也缺乏对自己组织的信任。”[12]

根据2003年全国公共服务委员会的调查，“进入官僚体系的人经常发现，自己陷入规则和章程的迷宫，个人发展受到阻碍，创造力遭到扼杀。对最好的雇员来说，薪水太低；对最差的来说，薪水又太高”。[13]当然，驱动政府工作的一直是服务伦理，而不单是金钱奖励。这同一调查又发现，希望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年轻人更愿进入非营利机构而不是政府。有项调查问及受访者的组织在管教表现欠佳者方面做得怎么样，只有9%回答“非常好”，67%回答“不太好”或“不好”。这些趋势在21世纪初的头十几年变得日益加剧。[14]

制度如何发生衰败

林务局的痛苦只是政治衰败广泛现象中一个小案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制度既有发展，也会遇上普遍的政治衰败。即使社会变得富裕和民主，这个问题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确，民主本身也可以是衰败的来源。

有关衰败的许多最著名文献，包括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都专注于整个社会或文明的系统性衰败。[15]可能是有文明衰败的一般进程，但我严重怀疑，可以从既有案例中提取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我在这里感兴趣的衰败，仅涉及具体制度的运作，可能与系统或文明的更广泛进程有关，也可能毫不相干。单个制度可能发生衰败，而周围的其他制度仍然健康。

塞缪尔·亨廷顿使用“政治衰败”的术语，来解释许多新独立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动荡。传统政治秩序因经受快速变化而在全球各地陷入崩溃混乱。亨廷顿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引发对新社会群体的动员，现有的政治制度又无法满足它们的参与要求。政治衰败的根源就是因为制度无法适应变化的情况——即新社会群体的崛起及其政治诉求。[16]

所以，政治衰败在许多方面是政治发展的条件：破旧才能立新。但过渡可能是非常混乱和暴力的，不能保证政治制度会持续、和平且充分地适应新条件。

我们可以这个模型为出发点，获得对政治衰败的更广泛理解。如亨廷顿所言，制度是“稳定、受尊重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最重要的功能是促进人类的集体行动。如果没有明确且稳定的规则，人们每一次交往非得重新谈判不可。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社会中都会有差异。但制定这种规则的能力却是基因遗传的，经过数世纪的社交生活进化得来的。

个人可能在计算自己私利之后再接受制度的约束。但人类的天性向我们提供一组情感，鼓励我们遵循规则或规范，与规范本身的合理性无关。有时，遵循规则因宗教信仰而获得加强；在其他情况下，遵循规则只因为它们是古老的传统。我们在本能上是墨守成规的，留意自己的同伴，寻求对自己言行的示范。规范行为的巨大稳定性促成了持久的制度，允许人类社会取得社会合作，水平之高是其他物种无法比拟的。[17]

但制度的稳定性也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创建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要求，但原初的环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亨廷顿描述的社会动员，仅仅是导致制度功能障碍的条件变化形式之一。环境变化是另一种，人类学家推测，气候变化导致玛雅文明和美国西南部印第安文化的衰落。[18]

制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有好几种原因。第一是认知，人类遵循制度性规则，理由不完全是理性的。例如，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推断，各种各样的宗教规则有着理性的根据，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譬如，调节性生活和繁殖的必需、转移财产的先决条件和参加战争的组织方法。但即使有证据显示，自己的信仰是错的，或有不良的后果，狂热的宗教信徒仍不会放弃。当然，这种认知的僵化远远超越宗教的领域。大家创造并使用有关世界的心智模型，共同分享，甚至在自相矛盾的证据面前仍会坚持下去。这发生在自称是世俗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身上，也发生在当代新古典经济学身上。我们看到，美国林务局自认在森林管理上拥有“科学”知识，就是生动的案例。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控制野火的对策反而在破坏森林的可持续性，这个“科学”知识导致它的我行我素和顽强坚持。

制度无法适应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中精英或现任参与者的作用。新社会群体涌现出来，挑战现有的平衡，促使制度的发展。如果出现成功的制度性发展，体制规则发生变化，先前的在野群体变成当朝群体。至此，新当朝群体在新体系中有了利害关系，从今以后就会采取保卫现状的行动。他们已是当朝群体，可使用手中优越的信息和资源，在规则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操纵。我们看到，《彭德尔顿法》建立起来的分类体系（任人唯才），马上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组织工会，以保护自己的工作和特权。这个堡垒所防卫的，不仅是腐败的政客，而且包括自己的上级，后者会要求下级改进表现、克尽厥职。

现代国家制度即使不一定是民主的，也应是非人格化的，它在我所谓“家族制复辟”的过程中，尤其易被当朝群体攫取。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自然交往以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两大原则为基础，即偏爱家人和相互交换好处的朋友。现代制度要求人们违背自己的自然本能。如果没有强大的制度激励，政治体制中的当朝群体，就会使用职位来偏袒亲友，从而削弱国家的非人格化特征。权力越大的群体，会有越多的机会。精英或当朝群体的攫取过程，就是折磨所有现代制度的疾病。（前现代制度或家族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遭到攫取，成了当朝群体的私人财产。）

我在本书第1卷提及家族制复辟的众多案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创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汉朝中国，到东汉末期就遭到精英家庭网络的攫取，一直延续到7至8世纪的隋唐时期。其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才得到重建，但存在于汉朝的非人格化程度，要等到11世纪的北宋时期才得以恢复。马穆鲁克的奴隶将士，因保卫埃及和叙利亚免受蒙古人和十字军的侵占，而赢得合法性，结果自己却成了盘根错节的精英。甚至，到了王朝末期，马穆鲁克长者发现自己在主持庇护式精英网络，目的就是阻止年轻同行的攀升。这个事实，再加上对枪械等新技术的蔑视，导致他们败于奥斯曼帝国之手，马穆鲁克国家彻底崩溃。最后，旧制度的法兰西国家从16世纪末期起，把自己的公职逐步出售给富裕的精英。腐败的买官者变得盘根错节，使国家的现代化无法实现，只有在遭到革命的暴力剥夺之后，改革才成为得可能。

从理论上讲，民主本应该会减少精英攫取的问题，特别是被美国宪法奉为圭臬的麦迪逊式民主。它防止一家独大的派系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对国人为所欲为。它的做法是，让一系列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门分享权力，允许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广大多元的国家中相互竞争。麦迪逊认为，与其试图调节这些派系（我们今天称之为利益集团），倒不如利用它们的数量和多样性来保障个人自由。如果民主国家中某个群体获得不当的影响力，滥用它的地位，受到威胁的其他群体就可联合起来予以制衡。

民主确实能对精英权力提供重要制约，但经常是名不副实的。当朝的精英群体通常享有优越的资源和信息，可用来保护自己。如果普通选民对体制内精英如何吞食他们的金钱自一开始就一无所知，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们的愤恨。认知的僵化也可能阻止社会群体动员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美国，许多工人阶级选民支持许诺为富人减税的候选人，尽管这样做会伤害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相信这些政策会刺激经济的增长，最终还是会惠及自己，或使政府的赤字最终变为财政自给。这个理论证明是非常固执顽强的，尽管已出现大量相反的证据。

此外，不同群体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各有不同。在地理上，蔗糖生产者或玉米种植者聚集在一起，全神贯注于自己产品的价格；而普通的消费者或纳税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些商品的价格又只占他们日常开支的一小部分。这个事实，再加上往往有利于它们的制度性规则（种植蔗糖和玉米的佛罗里达州和爱荷华州，都是总统选举中的关键州），让这些群体在农业政策上拥有巨大影响力。不同组织能力的另一案例是，中产阶级群体往往比穷人更愿意也更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保留住房抵押贷款的省税功能。这也使得人人有份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比只针对穷人的议案，在政治上更容易获得支持。

最后，自由民主制几乎普遍与市场经济连在一起，市场总会造就赢家和输家，加倍放大詹姆斯·麦迪逊“获取财产的不一样和不平等的天赋”。在平等机会的条件下发生，这一类经济不平等本身不是坏事，只要它能刺激创新和发展。但是如果经济赢家寻求将自己财富转换成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就会在政治上造成大问题。他们可以在具体交易上这样做，譬如，向立法委员或官员行贿；或追求更有害的制度性规则的改变，譬如，在自己已占支配地位的市场遏制自由竞争。美国、日本和巴西等，有效使用环境或安全问题来保护国内生产者，公平的竞争环境开始变得有所偏袒。

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不同于社会或文明衰落的现象，在有关美国的讨论中，已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话题。[19]美国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政府质量，私营部门从一开始就更重要，更具创新精神。尽管政府质量变得恶化，像页岩气和生物技术那样的新机遇，仍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里的政治衰败仅仅意味着，许多具体的美国政治制度遇上故障，而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强大，阻止了这些制度的革新。所以，制度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很可能会给政治秩序带来重大的破坏。

[1] Robert H. Nelson，《紧迫议题：撤销美国林务局的案例》（A Burning Issue: A Case for Abolishing the U.S. Forest Service）（马里兰州拉纳姆：Rowman和 Littlefield 出版社，2000年）。

[2] 李咏怡（Eliza Wing Yee Lee），《政治学、公共行政和美国行政国家的兴起》（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State），载《公共行政评论》第55卷，第6期（1995年）：538—546；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8—39页。

[3] Dean Lueck，《经济学和制止野火的组织》（Economic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ildfire Suppression），载 Karen M. Bradshaw和Dean Lueck合编，《野火政策：法律和经济学的视角》（Wildfire Policy: Law and Economics Perspectives）（纽约：RFF出版社，2012年）；罗伯特·纳尔逊，《紧迫议题：撤销美国林务局的案例》，4页；Stephen J. Pyne，《美国林务局的野火政策和研究》（Fire Policy and Fire Research in the U.S. Forest Service），载《森林史杂志》（Journal of Forest History）第25卷，第2期（1981年）：64—77页。

[4] Nelson，《紧迫议题：撤销美国林务局的案例》，38页。

[5] Sarah E. Anderson和 Terry L. Anderson，《野火管理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ildfire Management），载Bradshaw和Lueck合编，《野火政策：以法律和经济的视角》，110页。

[6] Nelson，《紧迫议题：废除美国林务局的案件》，xiii页。

[7] Dennis Roth，《国家森林和野外立法的运动》（The National Forests and the Campaign for Wilderness Legislation），载《森林史杂志》第28卷，第3期（1984年）：112—125页。

[8] 参见See Randal O’Toole，《改革林务局》（Reforming the Forest Service）（华盛顿特区：岛屿出版社，1988年），98—111页。

[9] Paul C. Light，《政府施政不善：联邦机构的衰落和怎样扭转》（A Government Ill Executed: The Decline of the Federal Service and How to Reverse It）（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126页；Patricia W. Ingraham和David H. Rosenbloom，《美国联邦机构的政治基石：重建摇摇欲坠的基础》（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Federal Service: Rebuilding a Crumbling Base），载《公共行政评论》第50卷（1990年）：212页。

[10] 公共服务全国委员会，《重建公共服务》（Rebuilding the Public Service）（华盛顿特区，1989年）和《为21世纪振兴联邦政府》（Revitaliz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华盛顿特区，2003年）。

[11] 州级和市级的公共当局（如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比联邦级的更为常见，其累积的公共债务比州政府和市政府的直接债券更大。参见Gail Radford，《公共当局的崛起：20世纪美国的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The Rise of the Public Authority: State buil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年）。有关承包商，参见Light，《政府施政不善》，192页以下。联邦雇员225万的最高限额有过一次突破，发生在1968年。

[12] Light，《政府施政不善》，106页；支持数据见108—120页。

[13] 《为21世纪振兴联邦政府》，1页。

[14] Light，《政府施政不善》，115页；Ingraham和Rosenbloom，《美国联邦机构的政治基石》。

[15] 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纽约：Knopf出版社，1926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15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纽约：兰登书屋，1987年）；贾雷德·戴蒙德，《倒塌：社会如何选择兴衰》（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年）。

[16] 亨廷顿，《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载《世界政治》第17卷，第3期（1965年）。

[17]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章。

[18] 贾雷德·戴蒙德，《倒塌：社会如何选择兴衰》，136—156页。

[19] 例如，参见Fareed Zakaria，《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Thomas L. Friedman和Michael Mandelbaum，《曾经是我们：美国在自己发明的世界中落后以及我们如何能回来》（That Used to Be Us: How America Fell Behind in the World It Invented and How We Can Come Back）（纽约：FSG出版社，2011年）；Edward Luce，《开始考虑：美国处在下降时代》（Time to Start Thinking: 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纽约：大西洋月刊出版社，2012年）；Josef Joffe，《美国衰落的神话：政治、经济和半个世纪假预言》（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a Half Century of False Prophecies）（纽约：Liveright出版社，2014年）。

第32章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司法和立法的机构继续在美国政府发挥重大作用；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行政问题寻求司法解决；利益集团、游说团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政治制度的三个范畴——国家、法治和民主——体现于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三个分支——行政、司法和立法。美国拥有不相信政府权力的长期传统，一直把制约制度——司法和立法——放在行政制度之前。我们在第9章至第11章中看到，根据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19世纪美国政治的特点是“法院和政党的国家”，在欧洲由行政部门执行的政府功能，在美国却让法官和议员承担。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才建立起中央集权且任人唯才的现代官僚体系，在全美国行使管辖权。其中属于分类体系的人数，要等到五十多年之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才升至80%。[1]

向更为现代的行政国家的转化，与政府规模（我在第2章将之标为功能范围）的巨大扩展平行进行。表7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选发达国家的总税收占GDP的百分比。如表8所示，支出的增速甚至超过税收的。

表7. 税收占GDP的百分比

表8. 政府收入、支出和赤字占GDP的百分比，2011年

来源：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澳大利亚、新西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字都不包括地方政府的收入）

有关国家建设的许多文献，即“现代行政国家的兴起”，倾向于认为历史是单向棘轮，一旦开启就无法逆转。这似乎在政府的功能范围上获得证实。这两张表格显示，尽管里根和撒切尔在美国和英国的革命，积极寻求国家部门的缩减，但税收和支出的总体水平自70年代以来并没有很大变化。“大政府”似乎很难拆除，这为进步力量送来慰藉，同时给保守派带来惊愕。

我们此刻只关注美国。政府的功能范围在20世纪获得显然不可逆转的扩展，掩盖政府质量（我在第3章称之为“力量”） 的大幅衰败。政府质量的恶化反过来使它的财政赤字更加难以控制。数量（范围）的问题很难解决，除非质量（力量）的问题同时获得解决。使用不那么抽象的语言，那就是指，与使用不同制度安排的其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制衡体系更难做出决策。它在过去减缓美国福利国家的增长，它的复杂程序现在也使国家的缩减变得异常艰难。除非这个程序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简化，以及政策的贯彻变得更加高效，否则，光是执行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需的核心功能——负责任的预算制定——都困难重重。

美国政府质量的衰败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机构，篡夺很多行政部门的应有功能，使政府的整个运作变得颠三倒四和效率低下。法院的故事是，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中由行政部门处理的功能，在美国愈益变成司法功能，从而导致昂贵诉讼的激增、决策的缓慢和执法的高度不一致。法院已不再是政府的制约，反而成了政府扩张的替代品。

国会也在篡夺权力。利益集团无法再通过贿赂和依附式机器直接操纵立法机构，便改用完全合法的新措施来攫取和控制立法者。利益集团施加的影响力，与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成比例，既扭曲了税收和支出，又通过利己的预算而增加了财政赤字。它们促使国会支持往往互相矛盾的多种任务，从而破坏了公共行政的质量。所有这一切导致代表性的危机，普通老百姓觉得，原本是民主的政府不再真实反映自己的利益，反而在受精英的暗中操纵。具有讽刺意味和异乎寻常的是，促成这场代表性危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旨在使体系变得更民主的改革设计。

这两种现象——行政部门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往往削弱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这种不信任绵延不断，开启恶性循环。对行政部门的不信任，导致更多对政府的法律制约，从而降低政府的质量和效率。同样的不信任，导致国会对行政部门颁发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新任务，如果不是无法实现的，也证明是难以执行的。这两个过程导致官僚机构的自主性下降，反过来又造就僵化、受规则约束、毫无创造力和颠三倒四的政府。普通老百姓转过身来，又在这些问题上指责官僚机构，好像官员喜欢这一连串的详细规定、法院命令、专项拨款和复杂任务。那些任务是法院和立法机构颁发的，官僚机构既无权过问，也无法控制。美国政府的问题在于，它的体制把应是行政的权力分给了法院和政党。

美国政府的问题是出现不平衡，一边是国家的力量和能力，另一边是原本设计来约束国家的两个制度。简言之，相对于国家能力，美国有太多的法律和“民主”。

非同寻常的诉讼

20世纪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点之一，是最高法院1954年对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裁决，以宪法为理由，推翻裁定隔离合法的19世纪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后续十年的民权运动就以此为起点，成功拆除种族平等道路上的正式障碍，保障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权利。利用法院来强制执行新社会规则成了榜样， 20世纪后期许多社会运动纷纷模仿，包括环境保护、妇女权利、消费者安全和同性婚姻。

美国人如此熟悉这段英雄叙事，以致很少人明白他们争取社会变革的路径有多奇特。在布朗一案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它是一个私人自愿性协会，代表少数黑人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向堪萨斯州托皮卡教育局提出集体诉讼。当然，倡议只能来自私人团体，因为州政府在支持隔离的势力的控制之中。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法律代表就是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这很可能是美国公共政策的最重要变化之一，它的成功不是因为代表人民的国会投了赞成票，而是因为私人通过法院体系促成规则的修改。不过，像《民权法》和《选举权法》那样的后续改革，都是国会自行采取的措施。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这些法律的强制执行仍靠私人的主动性；他们有资格向政府提出起诉，再让法院去执行。

其他自由民主国家都没有这样做。所有欧洲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有类似的变化，涉及少数人种、少数族群、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但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相同结果的实现不会是通过法院，而是通过代表议会多数的司法部。立法规则的改变，不会是依赖求助于司法体系的私人，而是借助于社会群体和媒体的舆论压力的驱动，再由政府本身去执行。

美国做法的起源与这三个制度的演变次序有关。在法国、丹麦和德国，法律来得最早，其次是现代国家，后来才是民主。相比之下，美国的发展模式稍有不同，具深刻传统的英国普通法来得最早，其次是民主，最后才发展出现代国家。美国的国家是在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取得的，始终比较软弱，能力也比不上欧洲和亚洲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其政治文化就是围绕着对行政部门的不信任建立起来的，从而让法院和立法者瓜分在其他国家属于行政部门的功能。

改革者在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试图建立欧式的行政国家，直接与当时保守的法院发生冲突，高潮是罗斯福政府试图对最高法院实施大换血，由于随后的反弹被迫让步。20世纪中叶法院变得更为顺从，允许越来越大的行政国家，但美国人仍高度怀疑“大政府”和联邦的新机构。对政府的不信任不只是保守派的垄断，许多左派也倾向于让草根行动，借助法院来赢得首选的政策结果，因为他们担忧强大企业集团对全国制度的攫取，或不受羁绊的安全至上国家的崛起。

对抗性法条主义

这段历史导致法律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A. Kagan）所谓的“对抗性法条主义”（adversarial legalism）的体系。自建国以来，律师一直在美国公众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变化的动荡岁月中，其作用更有急剧的扩充。国会在此期间通过二十多个主要的民权和环境的立法，包括产品安全、有毒废物清理、私人养老基金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等诸多方面。这是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的监管式国家的大幅扩张，美国今天的企业和保守派都热衷于对此提出抱怨。[2]

使这个体系如此笨拙不灵的，不单单是监管条例的繁多，而是它所追求的法条主义的严谨方式。国会授权成立形形色色的联邦新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环境保护局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等，却又不愿放手，以致那些机构得不到欧洲和日本国家那样的规则制定权和执法权。它所做的，只是让法院承担监管和执行有关法律的责任。国会特意鼓励诉讼，扩大有权起诉者（standing）的范围，其中很多人所受特定规则的影响其实已是非常牵强的。[3]

例如，正如政治学家夏普·梅尔尼克（Shep Melnick）所描述，联邦法院改写1964年《民权法》第七条，“将一条专注于故意歧视的软弱法律，转化成弥补过去歧视的大胆使命”。与其让联邦机构拥有足够的执法权，“共和党在参议院作出关键决定……让检察功能基本上私人化。他们让私人诉讼成为执行第七条的主导模式，在之后年份中促成私人请求执法的大量诉讼，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想”。在整个美国，私人请求执法的讼案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每年不到一百件，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万件，再到90年代末的两万两千多件。[4]光是律师费就在同期增长六倍，除了诉讼直接成本的飙升，另有诉讼过程的日益缓慢和结局的不确定。[5]

这类冲突的解决，在瑞典和日本借助官僚机构和有关各方的和平协商，在美国依靠法院体系的正式诉讼。这对公共行政来说会有许多不幸后果，借用肖恩·法尔杭（Sean Farhang）的话，所促成的程序以“不确定、程序复杂、冗余、缺乏定局和交易成本高”为特点。不让行政部门加入执法，也减弱了整个体系的负责性。[6]在欧洲的议会体制中，官僚体系公布的新规则需要接受审查和辩论，也可在下次选举中通过政治行动加以修改。在美国，制定政策的是终身任职的法官，往往不是民选的；过程又是零零碎碎和高度专业化的，所以也是不透明的。

诉讼机会的大增给许多先前受排斥的群体带来机会和权力，首先就是非裔美国人。出于这个原因，诉讼和起诉权受到许多进步左派的小心守护。但这意味着，公共政策的质量因此付出巨大代价。卡根以奥克兰港的疏浚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奥克兰港预期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将会投入服务，决定发起疏浚海港的计划。这个计划必须得到一系列政府机构的批准，包括陆军工程兵部队、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国家海洋渔业局和环保局，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类似的相关机构。关于怎么处置从港口疏浚出来的有毒物质，有诸多可选方案，但都在法院受到了挑战。每准备一次新的可选方案，都要导致项目被搁置更长时间、成本更加高昂。环保局对这些诉讼的反应是消极应对，只取守势，不采取任何行动。疏浚计划最终到1994年才获得通过，所耗费的成本数倍于原先的估计。[7]

这样的案例在美国政府承担的全部活动中俯拾皆是。先前描述的林务局的痛苦，其中不少可归因于它的判断一再遭到法院体系的质疑。它带来的效果是，上世纪90年代初，它和土地管理局管辖下的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地区停止所有伐木，因为受《濒危物种法》保护的花斑猫头鹰受到威胁。[8]

法院一旦被用作执法的工具，原先对政府的制约，现在已演变成极力扩展政府功能的机制。例如，由于国会在1974年的立法，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专为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计划的数量和开支都有大幅上升。国会的这个立法基于联邦地区法院的调查报告，认为残疾儿童也有“权利”。这不是单纯的利益集团，很难作出权衡，也无须遵循成本效益的有关标准。国会又把这项立法的解释和执法扔给法院。无论是遵守预算的限制，还是作出复杂的政治权衡，法院都是特别糟糕的制度。结果，全国各地的学区本来就有限的教育经费，还要分出越来越多的资金给特殊教育计划。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不一定是许多美国保守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所主张的，即简单废除规则和关闭有关机构。政府致力于服务的这些标的都很重要，如有毒废物管理或环境保护，私人市场出于自身机制是不会参与的。保守派往往看不到，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体制的监管以法院为基础，效率远远低于拥有强大行政部门的其他民主国家。

不过，美国进步派和自由派在这个体系的形成上也有责任。它们同样不相信官僚机构的做法，诸如南部各州建立了隔离学校体系，又或深受大企业集团利益的影响。在立法者没有提供充分支持时，它们很乐意让非民选法官进入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

对行政的法条主义和权力分散的态度，与美国政治体制另一显著特点高度吻合，即乐于接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利益集团既能够利用法院体系向政府提出直接诉讼，以达自己目的；又有更为强大的渠道，即控制更多权力和资源的国会。

[1] Skowronek，《建设美国新国家》。

[2] Robert A. Kagan，《对抗性法条主义：美国式的法律》（Adversarial Legalism: The American Way of Law）（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另参见Mary Ann Glendon，《律师掌控下的民族：法律专业的危机如何改造美国社会》（A Nation Under Lawyers: How the Crisis in the Legal Profession Is Transforming American Society）（纽约：FSG出版社，1994年）。

[3] 有关职业安全和健康的差异，参见Steven Kelman，《监管美国，监管瑞典：职业安全与健康政策的比较研究》（Regulating America, Regulating Swed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Policy）（马萨诸塞州剑桥：MIT出版社，1981年）。

[4] R. Shep Melnick，《对抗性法条主义、公民权利和例外的美国国家》（Adversarial Legalism, Civil Rights, and the Exceptional American State）（未发表的论文，2012年）。Melnick的引语来自Sean Farhang， 《诉讼国家：美国的公共监管和私人诉讼》（The Litigation State: Public Regulation and Private Lawsuits in the U.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5] Kagan，《对抗性法条主义》，50页。

[6] 引自Melnick，《对抗性法条主义、公民权利和特殊的美国国家》，18页。

[7] Kagan，《对抗性法条主义》，36—42页。

[8] Kagan，《对抗性法条主义》，236页。

第33章
国会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19世纪的依附主义变成互惠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质量；对民主来说，利益集团究竟是好还是坏；美国国家的家族制复辟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政治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彻头彻尾的依附主义。政客动员选民去投票，所用方法是个体化福利的承诺，有时是小恩小惠或现金，大多数是联邦、州和市一级的政府工作。但分配庇护式好处有巨大的溢出效应，即官员的腐败。政治老板和国会成员，可利用自己控制的资源中饱私囊。

作为官僚体系改革的结果，如第10章和第11章所述的，这些依附主义和腐败的历史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可以很安全地说，它已不是今天美国政治体制面临的主要威胁。新上台总统可在联邦政府中颁发四万多个政治任命——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但政党已不再大量分配政府工作给忠实的支持者。当然也有个人腐败的恶性案件，如2006年绰号“公爵”的加州众议员兰迪·坎宁安（Randy “Duke” Cunningham）和2011年伊利诺伊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Blagojevich）分别被判有罪。但防止这类腐败的规则已经非常广泛且严格，以致政府有关披露和利益冲突的繁多规则，在有意加入政府的人士看来，已经成了妨碍。

互惠利他

不幸的是，美国政治中的权钱交易又卷土重来，这一次完全合法，更难根除。在美国法律中，贿赂罪的狭义定义，是政客和私人明确商定具体交换条件的交易活动。对于生物学家所谓的互惠利他，或人类学家所谓的“礼尚往来”，法律则没有明文规定。在互惠利他的关系中，有人给他人提供好处，与非人格化市场交易不同，并没有即刻获得回报的明确期望。确实，如果有人给他人礼物，随即要求回报，他人很有可能会感到被冒犯而拒收。在礼尚往来中，接收一方会觉得自己有一种知恩图报的道德义务，只是要在另一时间或地点进行回报。法律禁止的是市场交易，而不是恩惠交换，这恰恰成了美国游说团兴起的基础。[1]

我在前面指出，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两个天生模式。它们不是学来的行为，而是我们大脑和情感中的基因遗传。在任何文化中，某人收到社会其他成员的礼物，就会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予以回报。早期国家叫做家族制，因为它被视作统治者的个人财产。统治者再雇用自己的家人、亲族和朋友——常常是开初帮助他开疆拓土的武士——来参与行政管理。这种国家是围绕天然的社交模式建造起来的。

现代国家建立严格的规则和激励，以克服偏爱亲友的倾向。这些措施包括公务员考试、择优录取、利益冲突管控、反贿赂和反腐败法等制度。但天生社交性的力量十分强大，千方百计试图返回，犹如寓言中的小偷，因为大门已经锁上，只好转而尝试后门、窗户和地下室的爬行空间。

在我看来，说美国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家族制复辟是公平的，使用的方式跟中国东汉、败于奥斯曼帝国之前一个世纪的马穆鲁克政权、旧制度下的法国没什么两样。今天阻止公然裙带关系的规则还很强大，足以防止它成为美国政治的普遍政治行为。但有趣的是，看看诸如肯尼迪、布什和克林顿等等所有这些精英总统，就知道组成政治王朝的冲动有多么强烈。

另一方面，互惠利他在华盛顿肆意横行，成了利益集团成功破坏政府的主要渠道。法律学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指出，利益集团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来影响国会议员，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报。有时，发起礼尚往来的是国会议员，先对特定利益集团有所偏袒，预期自己以后会得到竞选捐款的回报。礼尚往来经常不涉及金钱。例如，某议员在豪华度假村出席某个专题会议，打个比方说，是关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所听到的是银行业不需要更多规则，而不是可靠的反面论点。在这种情况下，攫取这位政客的方式不是金钱（尽管周遭有大量的奢侈）而是理念，因为利益集团的观点已先入为主，给他或她留下了正面印象。[2]

华盛顿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团有惊人的增长，从1971年的一百七十五家注册游说公司，上升到十年之后的两千五百家；到2013年，注册的说客高达一万两千多人，花费超过三十二亿美元。[3]这项活动对美国公共政策的扭曲效应，可在多个领域中看出，首先是税法。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税收都有可能削弱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影响最小的是那些简单、统一且可预期的税种，可让企业作出妥善的规划和投资，而美国的税法恰恰相反。美国名义上的企业所得税，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但很少公司的实际缴税有这么高，因为它们通过交涉为自己得到特殊的豁免和好处。[4]

托克维尔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精英错把特权当自由。他指的是，免受国家权力侵犯的条例，只适用于精英本身，而不适用于全部公民。在当代美国，精英也把自由挂在嘴上，但依然乐意享受特权。

有些政治学家认为，所有这些金钱和活动，并没导致政策明显偏向于游说团的要求。但考虑到在过程中投入的金额，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5]利益集团和说客的目标，并不是促进新政策，而是防止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出笼，即使它符合公众利益。在其他情况下，它们把现行立法程序弄得更糟。与议会制国家或党纪严明的国家相比，美国的立法过程始终支离破碎。国会繁复众多的委员会在管辖权上有重叠，颁布的任务往往复杂多重，甚至相互冲突。例如，1990年《全国经济适用住房法》“对问题的本质提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分别体现于三个独立建议之中”；还有《清洁空气法》，在强制执行时可有多种规定方式。这种分散式的立法过程，导致法律的不连贯，几乎是在邀请利益集团的参与，即便利益集团没有强大到足以重塑整个立法，至少也可以借机保护自己的具体利益。[6]

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2010年《平价医疗法》，在立法过程中变得臃肿不堪，因为不得不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作出妥协和让步（side payment），包括医生、保险公司和制药业。法案的文本长达九百页，极少数国会成员能审查它的细节。还有一种情况，利益集团会阻止那些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立法通过。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非常不受欢迎的对大银行的纳税人救助，最简单最有效的应对方法，莫过于通过一项法律，硬性限定金融机构的规模，或大幅提高准备金比例。[7]有了这样的限制，铤而走险的银行可以破产，而不会触发体系性危机，也不需要政府出来解困。像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一样，这样的法律可能只需几张纸，但在金融监管的国会审议中并没有获得认真的考虑。最后出笼的是《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或《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 Act）。可能好过压根没有监管，法案洋洋数百页，授权有关部门定出进一步的规则，让银行和消费者在未来付出高昂代价。它没有痛痛快快地限制银行规模，只是设置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以评估和监管带有体系性风险的有关机构，最后还是没有解决银行“大到倒不起”的问题。无人会找到确凿证据，把银行的竞选捐款与具体国会议员的选票连接起来。但要说在阻止限制规模和提高准备金比例上，银行业的说客军团没有发生重大作用，那是没人会相信的。[8]

激情和利益

普通美国人普遍鄙视围绕国会的利益集团及其用金钱影响政治的做法。无论政治光谱的左右，都非常关切民主程序已被损害或劫持；右边的茶党共和党人，以及左边的自由派民主党人都认为，利益集团在行使不当的政治影响，同时又在大捞油水。结果是，对国会的信任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差点连两位数都不到。[9]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一书中，对利益集团政治对经济增长乃至民主的恶性影响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他特别考察了英国在整个20世纪持续的经济衰退，认为民主国家进入和平稳定时期，会积累不断增多的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不去从事追求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而是利用政治体系为自己攫取福利或租金。这些租金总体上说并不具生产力，且会有损全体公众利益。但公众会碰上集体行动的难题，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像银行业和玉米生产商那样保护自身利益。结果，日积月累，越来越多的精力被耗入寻租活动，只有像战争或革命那样的巨大震荡才能阻断这一进程。[10]

这段有关利益集团的叙事极为负面，与公民社会（志愿组织）有益于民主健康的正面叙事，形成鲜明对比。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人非常乐于组织私人社团，在他看来这是“学习民主的学校”，可让人学到为公共目的而组织起来的技能。个人本身是弱小的，只有为了共同目标与他人合在一起，才能抵制暴政，当然还可做其他事情。这种思路得到其他学者进一步的阐述，如罗伯特·帕特南。帕特南认为，这种喜欢组织起来的倾向——“社会资本”——当然有益于民主，但在20世纪下半叶却渐渐成为危险。[11]

建国之父之一詹姆斯·麦迪逊对利益集团也有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即使不同意特定集团追求的目标，但大国中的众多集团可防止其中任何一个垄断支配。如政治学家西奥多·洛伊（Theodore Lowi）指出的，20世纪中期的“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也赞同麦迪逊的观念：一如追求狭隘自身利益的个人通过自由市场的竞争可以创造公共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产生公共利益。政府没有理由来监管这个过程，因为没有谁能高高在上地界定何为高于利益集团私心的“公共利益”。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法雷奥案（Buckley 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裁决（编按：这两项裁决取消了利益集团参与竞选活动的献金限额），实际上是认准了对洛伊所谓“利益集团自由主义”的良性解释。[12]

那么，如何调和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叙事——利益集团破坏民主，损害经济增长；抑或，它是健康民主的必需条件？最明显的方法就是把“好”的公民社会和“坏”的利益集团分开。在阿尔伯特·赫希曼看来，驱动前者的可以说是激情，驱动后者的可以说是利益。[13]前者可以是非牟利组织，如寻求为穷人建立住房的教会群体，或要求保护沿海栖息地的游说组织，因为相信环保政策符合公众利益。后者可以是烟草工业或大银行的游说者，唯一目的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公司的利润。罗伯特·帕特南试图从中作出区别，声称一边是邀请成员来积极参与的小协会，另一边是需要缴纳会员费才能参与的“会员制组织”。[14]

不幸的是，这种区别经不住理论上的推敲。某群体自称代表公众利益，并不等于它实际上真是在这样做。例如，某医疗宣传群体要求调拨更多资金，以应对特定的疾病，实际上可能在扭曲公共政策的轻重缓急，仅仅因为它擅长于公共关系，使得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疾病反而出现了资金短缺。利益集团在为私利着想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的呼吁是非法的，或无权在政治体制中获得代表性。如果出现一个考虑欠周的新规则，将严重损害某行业及其职工的利益，相关利益集团当然有权让国会知道。事实上，在政府行为的后果上，游说者往往是最重要信息的来源之一。在环保群体和企业之间的长期争斗中，自称代表公共利益的环保人士，在权衡可持续发展和利润与就业时，并不总是正确的，如奥克兰港疏浚案例显示的。[15]

反对利益集团多元论的最有力的论点，是说它缺乏代表性。埃尔默·沙特施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在《半主权人民》（Semi-Sovereign People）中认为，美国实际上的民主实践，与“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流行形象毫无关系。他指出，政治结果很少回应大众偏好，大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意识都非常低，真正做出决策的只是组织起来的利益小群体。[16]曼瑟尔·奥尔森的理论也持类似的论点。他指出，不是所有群体都能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他的早期作品《集体行动的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实际上认为，相对于小群体，组织大群体要困难得多，因为向所有成员提供好处的大群体会吸引搭便车的人。在民主范畴中，全体公民（至少其中大多数）可能对负责任的财政预算有持续兴趣，但作为个体的美国人比较不在乎，远远比不上将通过预算协议获得补贴或减税的利益集团。所以，争取获得国会关注的利益集团，无法代表美国人民的整体，只代表美国社会中组织能力最强、最富有的群体（两者往往等同）。这种偏差不是随机的，而是倾向于损害无组织人们的利益。他们往往较穷，文化程度不高，要么就是已被边缘化。[17]

莫里斯·菲奥里纳（Morris Fiorina）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他所谓的美国“政治阶级”远比作为整体的美国人民本身更为极端。他的一系列调查数据显示，在许多有争议问题上，包括堕胎、赤字、学校祷告和同性婚姻，美国大多数公众支持妥协的立场。例如，在他们看来，利用生育诊所的多余胚胎来做干细胞研究，可以获得联邦的资助。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党积极分子都比普通党员更强调意识形态，坚持更极端的立场。支持中间道路的大多数并不热衷于此，但他们却大多缺乏组织。这意味着，左右政治的是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无论是政党、国会、媒体、游说团，还是利益集团。这些活跃分子群体汇总在一起，没有促成妥协，反而导致极端化和政治僵局。[18]

缺乏代表性的利益集团不只是美国公司和右翼的产物。民主国家中最强大的组织包括工会、环境保护群体和妇女组织，以及争取同性恋权利、老年人、残疾人和原住民等各群体的倡导者。在当代美国，似乎每一种疾病或医学状况都会催生自己的宣传群体，以游说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多元主义理论认为，相互抗衡的这些群体加在一起就构成民主的公共利益。但也可以说，它们固有的对狭隘利益的过度代表，反而阻碍了代议制民主代表真正的公共利益。

利益集团和政府质量

利益集团说服在国会的代理人，颁发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复杂任务，让行政部门在行使独立判断或作出常识决定时大受约束，从而削弱了官僚体系的自主性。

这方面的案例数不胜数。国会希望联邦政府在采购货物和服务时，既有效又价廉，还要求政府采购遵守一套繁琐的规则，称作《联邦采购条例》（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不同于私营部门的采购，政府采购有细致入微的程序，承受无穷无尽的上诉。在许多情况下，国会个别成员直接干预，以确保有利于自己选民的采购。五角大楼的大型采购尤其如此，实际上成了国会个别幸运成员分配工作的项目。国会和公众都谴责采购中的“浪费、欺诈和滥用”，假如以更详细的约束规则来解决，只会进一步抬高采购成本，降低采购质量。

利益集团和多元论观点认为，公共利益无非是私人利益的总和，但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它们破坏了审议的可能性，还破坏了对话和交流对个人喜好的塑造。无论雅典的古典民主，还是托克维尔赞赏的新英格兰市政厅会议，公民都能就自己社群的共同利益进行直接的对话。人们很容易把这些小型民主理想化，或尽量抹杀大型社会中的真正差异。但任何主持过焦点座谈（focus group）的组织者都会告诉你，只要保证信息均等、规则公平，不同意见的人只要有三十分钟面对面的讨论，就会在高度敏感议题上改变原有的看法，包括移民、堕胎和毒品。很少单一议题的倡导者，在被迫面对其他需求时，会坚持自己的事业胜过一切。多元理论的问题之一是，它认为利益是固定的，立法者只充当其传动带，没有自己的见解，也不受审议的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国会里再也没人进行审议。国会“辩论”只相当于一系列谈话要点，对象不是国会中的同事，而是作为积极分子的观众。如果由于审议或更多的了解，立法者偏离原先立场，那些积极分子是毫不留情的。

在运行良好的治理体系中，无论立法机构还是官僚机构中都会有大量审议。这不是官僚机构内部的彼此交谈，而是一系列复杂协商，参与其中的有政府官员、企业界、外部执行者、服务提供者、民间群体、新闻媒体、社会利益和意见的其他信息来源。[19]在具里程碑意义的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国会规定一定要有咨询。它要求监管机构公布拟议中的规则变化，征求公众评论。但这些协商程序往往变成例行公事，只图形式，实际决定并不来自内部审议，而要看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对抗。[20]

政治衰败

法治是一种基本保障，保护个人免于暴政统治。但在20世纪下半叶，法律的重心不再是对政府的制约，而成了扩大政府功能范围的替代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机构原本可以有效执行的功能，却移交给法院、行政部门和个人的混合体。美国不想搞出“大政府”，结果庞大政府非但没能避免，反而因为落进法院之手而使负责性越发缺失。

同样，作为人民意志的代表，立法者应该确保各项政策反映公众的诉求，但政党都受制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后者加在一起也不能代表全部的美国选民。这些集团的控制非常强大，足以扼杀从农业补贴到银行监管的合理政策，还把税法弄成充斥特权的一团糟，使非人格化的公共行政难以实现。

美国在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试图建立韦伯式的现代国家，它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疾病控制中心、武装力量和美联储，是世界上最能干、运转最良好、拥有自主性的政府机构之一。不过，美国公共行政的整体素质仍然很成问题，因为它持续依赖法院和政党，削弱了国家行政的力量。

衰败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智识的僵化。律师和诉讼成为公共行政的组成部分，这没有得到其他民主国家的广泛认同，却成了美国根深蒂固的干事方法，没有人知道还可以有其他什么替代选择。严格地说，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左右双方共享的政治传统。同样，尽管民粹主义者普遍抗议利益集团对国会的影响，很多人（首先是最高法院的成员）还是看不到问题的存在。此外，没人能找到遏制其影响力的现实途径。

政治衰败的两个根源——智识僵化和精英群体施加影响力——是所有民主国家的通病。甚至，它是所有政府都要面对的问题，不论民主与否。这里讲述的问题，即过多依赖司法和利益集团，也存在于其他的发达民主国家。但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制度的特殊性。不同民主国家提供给政治参与者的激励有很大不同，有些政府比较易受这种力量的左右。我将在下一章指出，作为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制的美国，与其他民主政治体系相比，承受着更为严重的政治衰败。对国家的持久不信任是美国政治的特点，这导致政府设置的不平衡，损害了采取必要集体行动的前景，结果就是我所谓的“否决制”（vetocracy）。

[1] 有关互惠利他，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0—31页；有关道德互惠的讨论，参见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纽约：自由出版社，1999），259—262页。

[2] Lawrence Lessig，《迷失的共和国：钞票如何腐化国会以及被叫停的计划》（Republic, Lost: How Money Corrupts Congress—and a Plan to Stop It）（纽约：十二图书公司，2011年），24—38页。有关利益集团的早先研究，参见Kay Lehmen Schlozman和John T. Tierney，《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和美国民主》（Organized Interests and American Democracy）（纽约：哈珀出版社，1986年）。

[3] Hacker和Pierson，《赢家通吃的政治：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美国高层收入的急剧上升》，118页。

[4] 这些好处在通常情况下利用漏洞转移利润去海外，只缴较低的收入税。据透露，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2010年无须缴纳收入税，成为2012年大选议题。参见David Kocieniewskj，《通用电气公司的策略使之彻底避免缴税》（G.E.’s Strategies Let It Avoid Taxes Altogether），《纽约时报》，2011年3月24日。

[5] 例如，参见Frank R. Baumgartner等，《游说和政策变化：谁赢、谁输以及为什么》（Lobbying and Policy Change: Who Wins, Who Loses, and Wh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Derek Bok，《政府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Government）（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85—94页。

[6] Bok，《政府的麻烦》，100页。

[7] 参见Admati和Heliwig，《银行家的新衣：银行业错在哪，怎么办》，169—191页。

[8] 有关游说对金融部门改革的影响，参见Johnson和Kwak，《13位银行家：接管华尔街和下一次金融崩溃》。有关大到倒不起的问题，参见Admati和Heliwig，《银行家的新衣：银行业错在哪，怎么办》。我非常感谢Paul Ockelmann对这个题目做的有益探索。

[9] 根据盖洛普，美国国会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平均支持率为13%。有关汇总调查数据，参见www. realclearpolitics.com/epolls/other/congressional_job_approval-903.html；同时还有www.gallup.com/poll/J52528/congre55-Job- approval- new-low.aspx.

[10] 曼瑟尔·奥尔森，《民族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

[11] 托克维尔对志愿者协会的讨论，出现于《论美国的民主》，第2卷，第2部分，第5—7章。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崩溃和复兴》（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社，2000年）。

[12] Theodore J. Lowi，《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政策和公共权威的危机》（The End of Liberalism: Ideology,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Authority）（纽约：诺顿出版社，1969年），51—61页；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美国的多元民主：冲突和同意》（Pluralist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flict and Consent）（芝加哥：Rand McNally出版社，1967年）；达尔，《多元民主的困境：自主与控制》（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Autonomy vs. Control）（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

[13] 赫希曼，《激情与利益》。

[14] 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载《民主杂志》第6卷，第1期（1995年）：65—78页。

[15] 区分良好公民社会和不良利益集团的另一方式是，良好组织不寻求政府的租金或好处，只是向会员提供直接服务。同样，这种明确区分还是站不住脚，因为私人方面在具体问题上寻求政府帮助，如果不总是明智的，却完全是合法的。

[16] E. E. Schattschneider，《半主权人民》，129—141页。

[17]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和群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有关民主国家代表性的进一步讨论，参见Bernard Manin, Adam Przeworski和Susan C. Stokes，《选举和代表性》（Elections and Representation），载Adam Przeworski, Susan C. Stokes和Bernard Manin合编，《民主、负责制和代表性》（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

[18] Morris P. Fiorina，《断开：美国政治中的代表性故障》（Disconnect: The Breakdown of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2009年）；Morris P. Fiorina，Samuel J. Abrams和Jeremy C. Pope合编，《文化战争？美国两极化的神话》第3版（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3rd ed.）（波士顿：Longman出版社，2010年）。

[19] Stein Ringen认为，这样的咨询甚至发生于朴正熙治下的威权韩国。参见《魔鬼的民族：民主领袖和服从的问题》（Nation of Devils: Democratic Leadership and the Problem of Obedienc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3年），24—28页。这也是Peter Evans“内嵌式自主”的概念。

[20] 有关欧盟范围内的信息咨询，参见Charles Sabel和Jonathan Zeitlin，《从差异中学到东西：欧盟中实验性治理的新架构》（Learning from Difference: The New Architecture of Experimentalist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载《欧洲法律杂志》（European Law Journal）第14卷，第3期（2008年）：271—317页。

第34章
否决制的美国

美国的制衡体系如何变成否决制；其他民主国家迫使集体决策的有力机制；委托给行政部门的重大权力；欧盟越来越像美国

美国宪法通过复杂的制衡体系来保护个人自由，这是建国之父故意设计的，用以约束国家权力。美国政府是在反抗英国君主专制的革命中诞生的，同时，还借鉴了英国内战中抵抗国王的古老资源。自那以后，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对分散个体的自发活动的依赖，就一直是美国政治的特点。

美国的宪政体系可以对权力实施多种制约。在议会制中，统一的行政部门（以单一权威为首的行政部门）执行立法多数派的意愿。相比之下，美国的总统制将权威分成两半，一半是民选的总统，另一半是享有同等民主合法性的国会，两者的生存相互独立。美国宪法还设立司法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赢得可以宣告国会立法无效的权力。它还进一步把权力分给各州——或者应该这样说，曾是权力持有人的各州，在宪法批准后的二百年中，颇不情愿地把自己权力慢慢移交给联邦政府。国会本身分成两院，其中的参议院按原先设计应是各州权力的堡垒。在像英国那样的许多民主国家，上议院大体上只有礼仪性的权力。在美国，参议院却非常强大，行使具体权力，如确认行政任命、宣战和媾和。美国的行政部门并不总向总统负责，许多监管委员会的主席是国会政党任命的。

亨廷顿指出，美国的权力与其说按功能划分，倒不如说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门复制，导致分支之间周期性的权力争夺，以及哪个部门应占支配地位的冲突。最近的实例是国会在国家安全政策上的权力，以及法院在堕胎等社会政策上的作用。美国的联邦主义时常不是把权力清晰委托给适当的下级政府，而是层层复制。例如，让联邦、州和地方的当局，都来管辖有毒废物的处置。在这种冗余和等级不分明的体系中，政府的不同部分可轻易阻止对方。

极端化

发达民主国家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它们福利国家的承诺难以为继。当代福利国家的现有社会契约，是几代人之前谈判达成的，其时出生率较高，民众寿命没那么长，经济增长更为强劲。融资的方便使所有现代民主国家把这一问题推向未来，但到一定时候，人口现实的真相终会浮出水面。

这些问题并非不可克服。英国和美国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债务占GDP的比例比今天更高。[1]瑞典、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自己的大福利国家陷入危机，遂对税收和支出作出调整。澳大利亚甚至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能源热潮之前，就成功消除了几乎所有的外债。

但21世纪初期的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应对这个问题。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主要政党自身，自19世纪末以来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样极端。自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政党大致呈地域分布，几乎整个南方从民主党移向共和党，而在东北部则几乎找不到共和党的踪影。自新政联盟破裂和80年代民主党一统国会的局面结束以来，两党变得愈益平衡，对总统和国会两院的控制几度易手。这种激烈的政党竞争，导致争夺竞选资金的“军备竞赛”，两党之间的个人礼让之风荡然无存。[2]

前一章指出，对于这种极端化在美国社会如何变得根深蒂固，社会学家有不同看法。但毫无疑问，正是政党和驾驭其行为的积极分子，把他们自己搞成愈益僵化且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抱团的群体。在大多数州中，他们利用对选区重划的控制，刻意操纵选区的划分，以增加自己的连任机会，从而加强党内同质性。初选的普及让候选人的选择，落到了少数为选举做足了准备的积极分子之手。[3]

但极端化尚不是故事的结束。民主政治不是用来结束冲突的，而是要通过商定规则来化解和减少矛盾。美国人一向意见分歧，包括对奴隶制、堕胎和枪支管制等众多议题。好的政治体制减少潜在的极端化，鼓励代表最广大人群利益的政治方案出台。当极端化碰上麦迪逊式的制衡政治体制，后果尤其具有毁灭性。[4]

否决者

理想情况下，民主国家向政治社会的每一成员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民主决策应在协商一致后采纳，共同体的每一成员都同意具体的决定。这通常是家庭、族团层次和部落层次的社会才有的事。

随着群体变得越发多元和规模越发增大，协商一致的决策效率急剧降低。这意味着，对大多数群体来说，决策不再以协商一致为基础，而是以群体中部分成员的同意为基础。做出决策所需要的百分比越小，做起来就越方便和越高效。所需票数的百分比和花在决策上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可见图22。曾主持过俱乐部或委员会的人都知道，如要在大群体中取得共识，成本会有指数级增长。

经常用于民主国家的多数表决规则（majority voting，即50%加1），离理想的民主程序还很远，因为它等于解除了将近一半人的选举权。在简单多数投票规则（plurality voting，有时被称为超过标杆的第一名）下，少数选民事实上可代表整个共同体来做出决定。（美国和英国都有这样的投票体系，在1992年以43%的选票选出比尔·克林顿，在2001年以42%的选票选出托尼·布莱尔。）[5]

图22. 政治参与和决策成本

来源：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同意的微积分》（The Calculus of Consent）

很明显，像多数表决规则那样的规定，并不是依据深刻的公正原则，只是降低决策成本的权宜之计，以帮助大共同体做出决定。民主国家还有其他机制来迫使当事人做出决定，减少潜在的否决者。这些措施包括，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的规则、限制议员提出修正案的规则，以及立法机构在重要事项上（如预算）无法达成协议时的所谓“回归”（reversionary）规则。根据明治宪法，如果日本国会未能达成新预算，上一年度的预算就算自动通过。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也有自己的回归规则，如果预算得不到通过，预算权力自动回到总统和行政部门之手。[6]

其他类型的规则是为了促进稳定牺牲少数人的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吸取魏玛民主的教训，对不信任的“肯定”投票有特殊规定：除非能够组成替代的政府，否则，任何政党都不得推翻一个联合政府（即行使否决权）。议会制度演变出一个迫使立法部门做出决策的最佳机制：如果在特定议题上陷入僵局或有高度争议，政府可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让民主选民直接对特定议题发表意见。

政治学家乔治·采贝利斯（George Tsebelis）造出“否决者”一词，以比较不同的政治体系。将权力委托给体系中不同政治参与者的制度性规则，可构成潜在的否决点，其中个别否决者可阻止整个体系的行动。事实上，宪法中的所有特征——总统制、两院制、联邦主义和司法审查——虽有功能上的不同，但在达成集体决策的过程中，都可被视作潜在的否决点。此外，还有不让少数人阻挠多数人意志的许多非宪法规定，如能否提出修正案的议会规则。“否决者”不过是政治学行话，它所指的无非就是美国人传统上所谓的制衡。[7]

借用否决者的概念，可以线性标度表列出不同的政治体系，从只有一个否决者（独裁者）的绝对专政，到每个公民都有潜在否决权的共识体系。与威权国家相比，民主制度给予体系内参与者更多否决权，这正是所以谓之民主国家的原因。但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中，被允许的否决者数量也有很大差别。图23表现的是布坎南—塔洛克曲线，水平轴代表可阻止决策的否决者数量，而不是做出决定时所需选民的百分比。

就否决者的绝对数量而言，美国政治体制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是个另类。它不平衡，在某些领域中有太多制衡，以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有时甚至寸步难行。这是一种可被称作否决制的体制。在美国历史的较早时期，一旦某个政党取得支配地位，这个体制就会被用来平抑多数人的意志，迫使它给予少数群体更多关注。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更加平衡更多竞争的政党体系出现，美国体制变成了通往僵局的灵丹妙药。

图23. 否决者和决策难度

相比另一个老牌民主国家英国，美国的众多否决者显得尤为突出。威斯敏斯特体制在光荣革命之后的年代中历经演变，成为民主世界最重要的体制之一，因为在它的纯粹形式中，几乎没有否决者。在英国，公民享有对政府的正式制约——定期选出议会。（自由媒体是另一重要制约，但不属于正式的政治制度。）在其他方面，这个体制集中权力而非分散权力。在纯粹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中，只有一个全能的立法议会，没有独立的总统、成文宪法、违宪审查、联邦主义或宪法规定的地方分权。英国实行简单多数投票制，即使多数党只获得相对多数，往往也能达成两党联合执政和强大的议会多数党。[8]它的运作关键是党的纪律，保守党或工党的领袖可强制本党议员根据自己的意愿投票，因为他们能够让不听话议员参加不了下届大选。英国的终止辩论规则只需在场议员的简单多数，就可强行要求表决，美国式议事阻挠（filibuster）是不可能的。然后，议会多数派选出政府并赋予它强大的行政权力，立法一旦被议会通过，一般不会受到法院、州、市和其他机构的阻挠。这就是英国体系通常被称为“民主独裁制”的原因。[9]

显然，威斯敏斯特体制产生的政府比美国政府拥有更多正式权力。透过预算过程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它的决断力。在英国，制定国家预算不在国会，而在官僚机构所在地的白厅。财政部的职业官员按内阁和首相的指示行事，编成的预算再由财政大臣（相当于美国的财政部长）提交下议院表决，批准只需要赞成或反对的一次投票，通常在政府颁布预算后的一至两个星期内完成。

美国的过程则完全不同，宪法将制定预算的主要权力授予国会。行政部门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帮助总统拟就预算草案，通常情况下它们差不多就是支持总统偏好的又一游说组织而已。草案在2月份送交国会，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接受一系列国会委员会的审核和修正。快到夏末，等待两院批准（希望如此）的预算才会最终出现，而且已是与个别议员达成无数交易之后的产物，目的是为了确保他们的支持。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成立于1974年，向国会提供有关预算的更多技术支持。但到最后，对照英国，美国预算制定的过程既高度分散，又缺乏策略。

美国预算过程的开放性和漫无终期，给说客和利益集团发挥影响力开了多道方便之门。在大多数欧洲议会制国家中，利益集团游说个别议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党的纪律使他或她对党领袖的立场仅有很小的影响，或根本没有。相比之下，美国的委员会主席和党领导都有修改法案的巨大权力，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游说活动的对象。

威斯敏斯特体制，即使有中央集权，在根本上仍是民主的。如果选民不满意有关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表现，可以投票赶走现任政府，更换新的。如果赢得不信任投票，无须等到首脑任期和国会周期的结束，可立即废黜首相。对各政府的判断要看整体表现，而不是看它向利益群体或游说团提供好处的能力。

经典的威斯敏斯特体制已在世界上绝迹，包括英国，它本身也在逐渐采用更多的制衡。在图23的水平轴上，以否决者的数量为标准，英国仍在美国的左边，而且离得很远。威斯敏斯特体制在当代民主国家中可代表一个极端；但欧洲和亚洲的其他议会制，仍向政府提供比美国更强的迫使决策的机制。美国倾向于处在图23的水平轴的右端，与拉丁美洲国家共处一个空间；后者在19世纪复制了美国的总统制，因此也面临着类似的僵局和行政政治化。

美国政府因体制不同而比其他民主国家有更多否决者，预算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在议会制国家中，许多立法是行政部门拟就的，包含了文官系统长期积累的技术性经验。各部委对议会负责，最终通过自己的部长对选民负责。这一类等级制度有比较长远的战略眼光，会制定更一致的立法。例如在瑞典，除了实际上提供服务的行政体系，另外还有一个小型官僚体系，专门辅助议会的立法。[10]

这样的体系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纯属天方夜谭，国会小心翼翼守护自己的立法权。比尔·克林顿的医疗保健计划是行政部门一组专家制订的，以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为首，避开公众即刻的监督。它在1993年的国会遭遇很不光彩的失败，原因就在于此。总统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在2010年获得通过，因为他放弃对立法的任何塑造，只让众多国会委员会来决定最后的法案。

立法上缺乏连贯性，造成往往不愿负责的庞大政府。国会的众多委员会经常颁发重复重叠的任务，或创建执行类似任务的多个机构。在中央已是毫无条理的体系，作为联邦主义的结果，在地方就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借用法律学者格哈德·卡斯帕（Gerhard Casper）的话：

在公共行政和公共法律裁决的体系中，我们必须忍受同时拥有司法管辖权的多层政府……单一层次的政府已经忙于编制迷宫般的监管条例，个中的复杂和自我矛盾，尚需大批律师的把关，而我们竟然允许两三层乃至四层的政府，各有自己的发言权。除了众多政府机构，还有无数公民受到有权起诉的鼓励，充当起私人总检察长。政府决策被进一步扭曲，因为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执法权还在私人手上。[11]

这个体系中的五角大楼，每年被命令要向国会递交近五百份各式任务进展的报告，超过一天一个。这些任务往往是重复且永不过期的，消耗政府大量时间和精力。[12]国会创造了五十一个工人再培训计划，八十二个教师素质提高项目。[13]对金融部门实施监管的，分别是美联储、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全美信贷管理署、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储蓄监督办公室、联邦住房金融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扩大自己任务至银行业的各州总检察长。联邦机构接受形形色色的国会委员会的监督，因为后者不愿放弃地盘，不愿让位给更连贯更统一的监管者。银行业很容易钻这个体系的空子，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促成金融业的管制放松；等到金融危机后要重新加强监管则被证明困难得多。[14]

总统制的风险

否决制只是美国政治体制故事的一半。在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又将强大权力委托给行政部门，允许它迅速行动，只要求很低程度的负责性。从而我们对整个体系的评价需要再平衡一下，因为它能在有些领域出手有力果断，值得欣赏。

获得委托权力的有好几个高度自主的官僚部门，包括美联储、情报机构和武装力量，以及像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那样的专门机构。[15]在州和地方一级的总检察长或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上，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自由达成辩诉交易——远远超过德国同行。军方通常在业务上享有高度自主。全世界通过爱德华·斯诺登的爆料获悉，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国家安全局一直在收集数据，所针对的不但是国外活动，而且是美国公民。[16]

美国许多自由至上主义者和保守派希望取消这些机构，但很难想象，在现代环境中，缺了它们，国家还能否正常治理。今天的美国经济庞大、多元、复杂，与高速运转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又面临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金融危机进入最严重时段，美联储和财政部要在一夜之间做出大量决策，包括向市场提供数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支撑个别银行以及出台新的监管措施。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促使国会向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紧急拨款七千亿美元，所依据的只是财政部和布什政府的说辞。对于这段时期做出的具体决定，当然会有不少后见之明的事后批评。但是认为危机可由其他部门——尤其是实施详细监督的国会——来处理的想法，是荒唐的。这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安全问题，总统有权决定如何应对可能会影响数百万美国人的核威胁，或恐怖分子的威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论》第70篇中指出，需要“行政部门强而有力”。

民粹主义对精英制度抱有强烈的不信任，不是要求取消某些机构（如美联储），就是要求其在电视上公开内部商议，接受公众监督。讽刺的是，接受调查的美国人最认可的，恰恰是这些几乎不受即刻监督的机构——武装力量、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它们获得推崇的一个原因是，的确能完成任务。相比之下，直接对人民负责的最民主的国会很悲惨，获得的支持最少（见图24）。国会被广泛认为只是清谈俱乐部，只有游说团的影响才能产生结果，党派之争又妨碍常识性的解决方案。

图24. 美国人对自己机构的看法（百分比）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美国的政治体制呈现出一张复杂画面，一方面过度的制衡限制了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决策，另一方面又会将过量或具潜在危险的权力委托给了不够负责的机构。像检控酌情权那样的简单委托极容易被滥用，尤其是遇上正在承受严打犯罪的政治压力的高调检察官时。

美国体制的问题是，这些权力委托很少做得干净利落。国会经常不向特定机构提供如何执行任务的明确指示，反让特定机构自己来拟定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希望由法院来纠正由此引发的不端行为。我们可以在美国第一个监管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身上，看到这个过程的逐渐展现。州际商务委员会在处理铁路问题上只有非常模糊的授权。它在问世后的头二十年中卷入诉讼，在是否有权实施监管上，遇上各种各样私人群体的挑战。同样的过程也在21世纪初展开，如《多德—弗兰克法》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国会让监管部门来编写自己的详细规则，而这些规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法院的挑战。讽刺的是，过度的权力委托和否决制，相互交织在一起。

许多问题源于美国总统制本身。在议会制中，多数党或执政联盟直接控制政府，议员成为部长，有权改变自己控制的官僚机构的规则。如果政党四分五裂，联合政府又不稳定，议会制也可能陷入僵局，如在意大利经常发生的。但是一旦议会多数获得建立，就会将清晰的权力委托授予行政部门。这种简单的权力委托，很难在总统制中发生，因为两个分支经常处在竞争之中。只加强一个分支，以牺牲另外一个为代价，仍没有解决当初之所以要分权的问题。

美国在许多历史关头需要总统权力，但对行政权力的潜在滥用又一直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政府分裂的情况下；这时，控制国会两院或一院的政党，不同于控制总统职位的政党。国会需要委托权力，但又不想放弃控制。宪法把国防和外交的权力，明确委托给行政部门。但国会仍不时要求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出席听证会，强制索要有关使馆安全的详细规则，还要他们出示数百份从环境破坏到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对总统权力的不信任，导致独立委员会的特殊结构，类似于州际商务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国会不是把权力直截了当地委托给向总统负责的机构主管，而是早就让监管机构向两党均衡指派的一组专员汇报。实际上，国会一边把控制权委托给行政部门，另一边又在严格控制这个委托。欧洲议会制中的大选可导致政策的迅速转变，但在美国，由于专员的固定任期，只好放缓脚步。独立委员会的结构保证政党继续占据支配地位，但到头来反让监管机构少了民主意义上的负责性。

美国如何与众不同？

在平衡强大国家行动需要与法律和负责制的能力上，美国的制衡体制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议会体制。议会制国家没有让行政部门变成准司法部门，即使有，至少也远远低于美国的程度；拥有较少的政府机构；制定更连贯的立法；较少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和瑞士，对政府的信任得以维持在较高水平，使公共行政的对抗性降低，更加基于共识，更能适应21世纪初全球化的多变形势。例如，它们福利服务的私有化和工会在就业保障上的让步，都受益于高度信任的制度，如整个经济体中用于设定工资和福利的社团结构。这种讲法只适合单个国家，如果把欧盟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比较结果就没那么有利于欧洲了。

以利益集团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为例。根据学术文献，像美国一样，欧洲游说团在数量和复杂性上也有很大增加。欧洲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游说注册规则，所以在数量上很难作出比较。但企业、行业协会、环保组织、消费者和劳工的权益组织，像美国一样，也活跃于各自国家和欧盟层次。[17]随着欧盟的扩展，决策从各国首都移到布鲁塞尔，整个欧洲体制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与美国的制衡体制相比，欧洲个别的议会体制可能只有较少否决者，但是欧盟因素加入进来，就会添加更多否决点。这意味着，欧洲的利益集团会有更多机会，如在自己国家无法得逞，就可去布鲁塞尔，反之亦然。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娜·马奥尼（Christine Mahoney）指出，代表社会运动的“外部”群体，与美国相比，更难获得与欧盟机构的交流机会；另一方面，现在与仅有本国体制的时期相比，利益集团享有更多向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提出申诉的机会。[18]

欧盟的志愿性实际上意味着，欧盟层次的机构远比美国的联邦机构薄弱，这些弱点在2010—2013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中暴露无遗。美联储、财政部和国会对金融危机的反应相当有力，包括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七千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2009年追加的七千亿美元刺激计划、美联储在一连串量化宽松中的收购。在紧急情况下，美国行政部门可威逼国会支持。相比之下，欧盟在希腊债务危机上仅采取零敲碎打的措施，而且犹豫不决。由于缺乏像美联储那样的权力，以及财政政策仍受控于国家层次，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在应对经济冲击时，与美国同行相比，更加束手无策。

在司法机构的作用上，欧盟的增长也意味着欧洲的美国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开始在宪法中添加基本权利的法案，让宪法法院成为这些权利的捍卫者，以对抗国家权力。负责解释欧洲法律的欧洲法院，以及源自欧洲人权公约的欧洲人权法院，先后获得建立，因此带动更高层次的司法审查。此外，个别欧洲国家的法院还提出普遍管辖权的新说法。譬如，西班牙法院起诉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法律依据是他在智利土地上犯下的罪行。就整体而言，欧洲法官没有像美国同行一样，将自身嵌入政治问题，但法理的正式结构趋向于增加司法否决权，而不是减少。

麦迪逊式共和国

美国政治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败，因为它传统的制衡体制愈益深化和僵化。由于政治极端化越趋尖锐，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让利益集团和活跃组织拥有过度影响，它们加起来并不等于代表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

美国的政治体制变得极端化和寡断不决，这不是第一次。麦迪逊式的制衡体制，以及19世纪初出现的政党主导的依附式体制，足以应付大多数人生活在独立家庭农庄的农业国，但无法解决奴隶制和领土扩张造成的严重政治危机。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也不足以应付已是大陆规模的国民经济，它借助南北战争后出现的交通和通讯的新技术，愈益编织在一起。为了建立任人唯才的现代官僚体系，政治联盟获得成立，但每走一步，都遭到根深蒂固的政治参与者的抵制。鉴于这些障碍，发生于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的国家建设还是非常了不起的。美国本来可像希腊或意大利一样，演变成盘根错节的依附主义和个人腐败，一直到现代。但在随后的时期，美国的国家获得巨大增长，变成今天这个臃肿且低效的怪物。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深植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法治和民主，继续压倒本身也在不断扩展的国家的结果。

美国受困于糟糕的平衡。因为美国人历来不相信政府，通常不愿让政府享有像其他民主社会那样的决策权。国会强制要求复杂的规则，减少政府的自主性，使决策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政府因此而表现欠佳，更证实人们一开始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愿付更多的税，认为只会被政府浪费。资源不是政府效率低下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但没有它，政府便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对政府的不信任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能否改革这个体制，扭转走向衰败的趋势？会有两个障碍，都与衰败现象本身有关。第一是政治本身。很多美国政治参与者都承认这个体制表现不好，但切身利益让他们宁可保持现状。政党没有激励，不愿切断来自利益集团的财路；利益集团也不愿看到金钱买不到影响的新体制。像19世纪80年代一样，必须出现一个改革联盟，团结在当前体系中没有切身利益的群体。让这些群体采取集体行动又非常困难，需要领袖和明确议程，看来都不会自动出现。外部冲击是使运动成形的关键，譬如，像加菲尔德被暗杀、美国崛起为全球强国的需要、加入世界大战、发生经济大萧条那样的大事件。

第二是与思想有关的认知。对公认的政府失灵，美国典型的应对方法是尽量增加民主参与和透明度。这就是越战和水门事件后那个动荡年代发生在全国范围的事，改革者要求更公开的初选、更多公民起诉的机会、媒体对国会的24小时报道。加利福尼亚等州，扩大使用公民投票的机制，以避开反应迟钝的政府。在促成更负责任的政府上，几乎所有这些改革都归于失败。布鲁斯·凯恩认为，原因在于民主大众依据自己的背景和气质，实际上无法作出众多复杂的决策，反而让组织良好但不能代表大众的活跃群体乘虚而入。明显的解决方法是减少那些促进民主化的改革，但还没有人敢于提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较少的参与和透明。

我在第1章就表明，本书不会为在此列出的问题建议具体的政策，或短期的解救方案。切实的改革议程必须在长期目标和政治现实之间谋求平衡。制衡体制让利益集团获得不当影响，又无法聚合大多数人利益，简单几项改革是无济于事的。譬如，在总统制中，增加行政权力以避免立法僵局，往往会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创造新难题；铲除专项拨款和加强党纪，实际上可能使立法的广泛妥协更难实现；利用法院来实施行政决策，可能非常低效，但在强大统一的官僚体系出现之前，也许别无选择；除非行政部门的能力得到提升，以及它的官僚体系获得改革，仅向行政部门委以更多自主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美国改成更为统一的议会制，许多这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对制度结构作出如此激进的改变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人视自己宪法为准宗教性的文件，要他们重新考虑最基本信条，将是一场苦战。我认为，任何现实的改革计划，都需要考虑在现存分权体系中削减否决点，或引进加强等级权威的议会式机制。

使决策变得如此艰难的麦迪逊式制衡体制，推迟美国福利国家的开始，还确保它永远都不会走到欧洲的程度。[19]许多美国人会视之为幸运，因为美国经济避开了欧洲社会政策造成的破坏性规则和阻挠。这也意味着，体制改革——缩减规模，使之更为有效——也变得更为艰难。诸多个否决点好比把沙粒扔进齿轮，既防止了车轴往前转，又阻止了它往后转。

[1] 美国债务在1945年占GDP的112.7%（www.cbo.gov/publication/21728），英国的占225%（www.res.org.uk/view/article5jan12Correspondence html）。

[2] William A. Galston，《美国两极化的政党体系能是“健康”的吗？》（Can a Polarized American Party System Be “Healthy”?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

[3] Morris P. Fiorina指出，极端保守派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在2012年初选基础上，曾被宣布为共和党的领军者。其时，他仅获得三个州的的选票，分别来自1.2%、1.8%和7.4%的选民。Fiorina，《美国失踪的温和派：隐藏在普通岗位》（America’s Missing Moderates: Hiding in Plain Site），载《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第8卷（第4期）：58—67页。

[4] Thomas E. Mann和Norman J. Ornstein，《甚至比表面更坏：美国宪政体制与极端主义新政治的碰撞》（It’s Even Worse Than It Looks: How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Collided with the New Politics of Extremism）（纽约：基本图书公司，2012年），154页。

[5] 这被定性为果断和坚定之间的权衡（Gary Cox和Mathew McCubbins，《经济政策结果的制度因素》[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Policy Outcomes]，载Stephan Haggard和Mathew D. McCubbins合编，《总统、议会和政策》[Presidents, Parliaments, and Polic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64页）；又被定性为果断和信誉之间的权衡 （Andrew Maclntyre，《制度的力量：政治架构和治理》[The Power of Institutions: Political Architecture and Governance][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36页） 。

[6] Gary Cox，《钱包和回归预算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urse and the Reversionary Budget）（斯坦福大学未发表论文，政治学系，2013年）。

[7] George Tsebelis，《否决者：政治制度如何运转》（Veto Players: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ork）（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年）。

[8] 保守派和自由民主政党在2010年组成联合政府，这在英国极不寻常。更多时候，相对多数的实际选民选出强有力的议会多数派。

[9] Herbert Doring，《西欧的议会和多数规则》（Parliaments and Majority Rule in Western Europ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5年），223—246页。

[10] 参见Jacqueline Yates，《瑞典》（Sweden），载J. A. Chandler编，《比较公共行政》（Compara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0年）。

[11] Gerhard Casper，《美国走到“美国世纪”的终点：法治或开明专制》（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ule of Law or Enlightened Absolutism? ），载《华盛顿大学法律和政策学报》（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第4卷（2000年）：149—173页。

[12] George Little有关国会报告冗长的声明，美国国防部，新闻发布，2007年7月11日，www.defense.gov/releases/release.aspx?releaseid=15437。

[13] Edward Luce，《开始考虑：美国处在下降时代》，第4章。

[14] 有关立法缺乏一致性，参见Bok，《政府的麻烦》，98—103页。

[15] Eric A. Posner和Adrian Vermeule，《松绑的行政部门：麦迪逊式共和国之后》（The Executive Unbound: After the Madisonian Republic）（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纽约）。

[16] 参见Joachim Herrmann，《德国检察官》（The German Prosecutor），载Kenneth Cuip Davis等编，《欧美的自由裁量司法》（Discretionary Justice in Europe and America）（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6年）。

[17] Christine Mahoney，《制度的力量：国家、利益集团活动和欧盟》（The Power of Institutions: State and Interest-Group Activi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载《欧盟政治学》（European Union Politics）第5卷，第4期（2004年）：441—466页；Christine Mahoney，《布鲁塞尔和环城高速相比：欧盟和美国的鼓吹》（Brussels versus the Beltway: Advoc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出版社，2008年）；Darren Halpin 和Grant Jordan合编，《民主政治中利益组织的规模：数据和研究方法》（The Scale of Interest Organiza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 Data and Research Methods）（纽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2012年）；Robin Pedler编，《欧盟游说：竞技场上的变化》（European Union Lobbying: Changes in the Arena）（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Jan Beyers, Rainer Eising和William Maloney合编，《欧洲的利益集团政治：欧盟研究与比较政治的教训》（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Europe: Lessons from EU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年）；Sonia Mazey和Jeremy Richardson合编，《游说欧盟》（Lobby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18] 参见Christine Mahoney，《布鲁塞尔和环城高速相比》，147—165页。差异的原因并不在欧盟制度的性质，公民社会的团体发现，在欧洲组织起来要跨越民族媒体和语言的界限，这比在美国更难。

[19] Theda Skocpol，《保护士兵和母亲：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起源》（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Desmond King等编，《美国的民主化：比较历史分析》（Democratization in America: A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9年）。有关欧洲福利国家和美国的比较，参见Arnold J. Heiden-heimer 和Peter Flora合编，《福利国家在欧美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ad America）（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Transaction出版社，1987年）。

第35章
自主和服从

私营和公共部门在治理上的不同；国家能力和官僚体系自主性成为政府质量的标尺；良好政府需要在专长和民主监督之间找到适当平衡

有效的现代政府找到了适当平衡，一边是强大能干的国家，另一边是法治和负责制。后者是用来制约国家的，迫使它处处为公民的广泛利益着想。这就是前述的“达到丹麦”的问题。自第三波民主化开始以来，与强大能干的现代国家相比，民主制度传播得更远更快。许多国家因此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巩固民主制度，二是投入国家建设。从长远看，这两个过程是相辅相成的，更应该是相互支持的。但在短期内，如我们看到的，彼此又可以是互相抵牾的。

那么，如何获得在行政上很能干的高效国家？许多国际发展机构认识到这类国家的重要性，从而提倡改革糟糕的公共部门。一般期望是，加强国家的最好办法是增加透明度和民主负责制。这种理论假定，如果选民掌握腐败和差劲的官员的信息，就会使用选票力量把他们从职位上赶走。许多改革努力争取减少政府的范围，以减少腐败机会，还试图增加官员必须效仿的规则——如利益冲突的规则。一般相信，消减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腐败也会相应减少。[1]

这些改进公共部门性能的可行措施，与主要是经济学家发明的一套理论体系密切相联。它以所谓的委托人—代理人理论，来理解官僚机构的效能。（我之前在讨论本卷的具体案例时，好几次提及这个理论。）委托人是主要的决策者，发布指示给代理人或代理人的等级制度，后者的功能就是将委托人的愿望付诸实现。这个框架可适用于私人和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委托人是企业的主人（或上市公司的股东），把权力委任给董事会，再给首席执行官，最后给公司的行政等级制度。在民主国家，委托人是整体人民，通过选举把权力委托给议会、总统或其他正式职位，后者再建立官僚机构，把人民的愿望付诸实现。

一个组织发生功能障碍，被认为是由于代理人中途变卦，改为自己利益着想了。例如，转移资金到自己的银行账户，或以组织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自己的事业。这是私人和公共组织的腐败来源。据说，治愈妙方是调整相关的激励，敦促代理人妥善执行委托人的命令。委托人—代理人的理论最终认为，透明和负责才是通向好政府的正道：委托人要求代理人增加行为的透明度，以便予以更好的监督，然后建立激励机制，使之对自己的愿望负责。[2]

在政治领域，这一理论暗示，更多民主应该导致较少的腐败和更好的政府。这似乎很合乎逻辑，腐败或不称职的官员应该无法掩饰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负责制的某种机制，也就不会有改变自己行为的激励。不过也有理由认为，这个理论非常不完整。

首先，它假定普通选民一旦获悉腐败，或公共资源被用于依附式的分配，就会要求以非人格化方式分派好处的纲领性政策。根据民主理论，这理应如此，但它忽略许多社会的选民，特别是在穷国，宁要依附式分配来获得个人便宜。甚至，公民想得到好处，可能就是发明依附主义的最初根由。

其次，增加透明和负责是通向更好官僚体系的必要途径，又与大量史实不符。不少比较干净的现代官僚体系，建成于非民主的情形之中。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官僚体系发展中，看得一清二楚。不少最成功的现代国家是在专制条件下建成的，经常还面对国家安全的严峻威胁。古代中国、普鲁士/德国、现代日本和少数其他国家，都是如此。相比之下，在现代国家巩固之前引入民主，往往会削弱国家质量，典型案例是美国。它在19世纪20年代民主选举开放后，搞出了依附式的政党政府，又在之后一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背负庇护式官僚体系。这也是希腊和意大利的故事，它们也搞出了复杂的依附式体系，阻碍现代国家行政部门的成长。依附主义在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国家中普遍存在，损害印度、墨西哥、肯尼亚和菲律宾等政府的质量。

最后，认为公职人员应接受严格规则的约束，上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想法，恰恰与最常见的对政府的抱怨背道而驰。一般认为，政府太受规则的约束，太僵化，太缺乏常识。现代的噩梦是，官僚机构在作出最小决定之前，仍要求堆积如山的文件。美国公众部门的许多改革尝试，都涉及废除规则，让政府在决策时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另有人称，良好政府是严格规则的产品，那么我们如何从中作出调和呢？

所有这一切显示，国家建设和民主建设是两回事，在短期内往往有大量的紧张。通向良好政府的可能还有其他途径，事实上，民主在具体情况中可能成为障碍，而不是优点。我们需要更为成熟的公共行政理论，尤其需要格外关注国家行政、法律和民主负责制之间的互动。

国家能力

委托人—代理人框架的大问题是，它视国家能力的存在为理所当然，换句话说，它把管理一个组织定为主要是激励和意志的问题：委托人命令代理人做某事，但代理人并不照办，因为他投机取巧或假公济私。但代理人也可能完全忠诚，积极投入，却仍归于失败，因为缺乏贯彻委托人愿望的知识、能力和技术。

现代政府，除了庞大，还须提供各种复杂的服务。它要预测天气，操作航空母舰，监管金融衍生物，监督药品安全，提供推广农业的服务，应对公共健康的紧急情况，判决复杂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控制货币政策。这些活动都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教育程度。例如，美联储的成员主要是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而疾病控制中心的成员都是医生和生物医学研究人员。

需要有技术专家的能力，就是良好政府与民主发生冲突的第一件事。我们知道，安德鲁·杰克逊当总统时的一个断言是，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份工作是普通美国人无法胜任的。他在自己的官僚机构中雇用大批普通美国人，他们碰巧又是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持民粹主义观点的杰克逊之所以当选，部分原因在于民众对哈佛教育出来的精英不信任，以他的对手约翰·亚当斯为代表。这种不信任持续至今。通过《彭德尔顿法》建立任人唯才的官僚体系，就是要在官僚招聘上不受民主政治竞争的影响，要在政府中打造愈益扩大的技术专家的自主领域。

培养政府的技术能力，不只是让官员去上周末的行政培训课，而且要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作出巨额投资。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如果没有改革者在同时创建新大学，就不可能有如此的积极作用，如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创建的新柏林大学。英国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也伴以本杰明·乔维特对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大整顿。19世纪末，明治寡头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日本的现代大学网络，让毕业生来充实东京的新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的能力以个别官员的人力资本为基础，但政府机构的真正表现还得依赖组织文化，又被叫作社会资本。具有相同的人员配备和资源的两个组织，由于内部凝聚力的不同，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德国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证明是非常强悍的战争机器，部分原因就是它以士官为主导培养了高度的凝聚力。军事历史学家马丁·冯·克勒韦尔德（Martin van Creveld）指出，德军的团级部队来自同一地区，训练、打仗和战死都在一起，即使是精疲力竭时的撤退，也是整团一起行动。这培养了强烈的团队认同和强大的战斗力。相比之下，美国体制则不断重组战斗团队，在个人基础上补充伤亡将士的空缺。[3]

文官组织虽没有类似的能力塑造它们的职员，但仍可受益于基于共同规范的强大凝聚力。现代林务局的建立，基于员工同心协力于科学和科学林业。当代日本和韩国的官僚，跟早先英国一样，来自相同的名校，相识于学生时代。他们进入公共服务后，因为所在部委不允许横向进入体系的政治任命，作为一个群体获得晋升，发展出强烈的团队精神。甚至在官僚团结传统十分弱小的美国，也有全心献身于公共服务的卓越部门，如政治学家约翰·迪伊乌里奥（John DiIulio）描述的联邦监狱体系。[4]所以，官僚体系的能力并不等同于官僚体系中各官员能力的总和，与它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大有关系。[5]

最后，国家能力也与资源有关。训练最好最热情的官员，如果收入偏低，或发现自己缺乏完成任务的工具，也不会永远专心致志下去。贫困国家只有运转不佳的政府，这就是原因之一。梅利莎·托马斯（Melissa Thomas）指出，像美国那样的富裕国家，每年花在各种政府服务上的费用达到人均一万七千美元，如果不算外国的捐款，阿富汗政府仅花十七美元。它收到的财政经费，大都浪费在腐败和欺诈上。毫不奇怪，阿富汗中央政府在自己领土上只拥有很少主权。[6]

官僚体系的自主性

国家能力本身并不是政府质量的适当标尺。贯穿本书的恒定主题之一是，如要政府正常运作，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很重要。代理人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不管作为个人或组织多么能干，如果没有行使判断的余地，就会表现欠佳。

在古代中国，法家和儒家之间发生长期争辩，所争论内容相当于现代行政律师所谓的“规则与自由裁量权”。[7]法家认为，社会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则来管理行为，帮助确定百姓的预期，让国家的意图昭然若揭。而儒家发动抨击，理由是成文法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妥善的判决需要弄清特定案件的具体情况：谁犯了罪，动机是什么，作出的判决如何影响广大共同体的利益。儒家认为，贤明圣人在充分考虑相关情境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这种观点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的描述，“拥有伟大灵魂的人”（great-souled man）能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我们在第24章中看到，实际上的中国法律已演变成法家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中国的实践始终偏向于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严格规则，反映出中国传统中法治的弱小。但儒家讲得也有道理：严格规则太多，常常妨碍好的决策。

官僚体系的自主性恰恰体现在，委托人以何种方式把任务或规则强加于代理人。组织的自主程度取决于委托人任务的数量和类型，或委托人授予代理人的权力程度。完全服从的组织没有独立权力，只像机器人一样自动执行委托人的详细任务。相比之下，自主组织可做出自己决定，无须担心委托人的费心猜疑。

委托人可放手的有各种各样的职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权。如我们在第1卷看到的，在欧洲建立法治的最重要发展之一是叙任权斗争，天主教取得任命自己神父和主教的能力。在11世纪之前，教会必须从属于神圣罗马皇帝的政治权力，因为后者掌控教会人事，包括教皇的选择。教会作为立法机构的独立性，因此与人事权的掌控紧紧相连。19世纪美国的文官改革，也同样是官僚体系争取在录用和晋升上设定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听从庇护式政客。

政治委托人经常颁布重叠乃至相互矛盾的任务。甚至，经常出现多个委托人——具有同等合法性的政治权威——颁布潜在矛盾的任务。例如，国有公用事业经常收到多重任务，包括收回成本、向穷人提供普遍服务、向商业客户提供有效定价。这些任务分别获得政治体制不同部门的推动，显然无法同时实现，因而就会引发官僚体系的功能障碍。准公共部门的美国铁路公司，如果不是承担国会命令的向运输量偏低的乡村提供服务的任务，本来可以成为高效的赚钱铁路。中国经常也有重复的功能性体系，一个通过指挥链向中央部委报告，另一个向省市级政府报告，结果导致政策易变和无效。

高度自主允许官僚机构的创新、实验和冒险。在运行良好的组织，老板发出一般指示，下属找出完成任务的最好方法。高素质的军事组织很清楚，下级军官应有“失败的自由”；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终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无人甘愿冒险。这个洞见已被吸收入美军多兵种合成作战的战地手册（FM100-5）。手册起草者以越南战争为鉴，反思兵种合成学说，将重点从集中指挥和控制，转向更灵活的战斗使命，指挥官只设定广泛目标，把具体执行留给基层的战斗梯队。换句话说，代理人可发挥自主性，即使在创新或试验中遇上失败，也应得到谅解。[8]

缺乏自主性是导致低劣政府的主要原因。全世界人都讨厌官僚机构死守规则、僵化和文牍主义。官僚机构可在操纵规则中获得权力和权威，所以对规则覆盖面的扩大更有兴趣。政治主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颁布名目繁多的大量任务，与其沆瀣一气。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变命令，允许官僚机构有更大自主性。

另一方面，官僚机构可能会有太多自主性。我已举过现代史上或许最臭名昭著的两个案例，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官僚体系。在这两个案例中，自主的强大传统导致优质的军事组织，又使之篡夺作为名义上委托人的政治领袖的决策权。德国海军和总参谋部在20世纪初拉拢皇帝，订出最终与英国和法国发生冲突的外交政策。日本关东军在满洲直接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最终在事实上接管日本的政治权力，只是没挂名而已。在不至于如此极端的情形中，紧密结合和高度自主的官僚体系也可顽强抵制政治指令，倾向于近亲繁殖、抗拒改变、对社会需求反应迟钝。

图25. 官僚体系自主性和政府质量

讽刺的是，过多规则有时不会减少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反而会加强，只是朝着非常不健康的方向。官僚体系的繁文缛节往往如此复杂，令人麻木，以致无人能查出规则的遵守程度。这让官僚可以自行决定到底要执行何种规则，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体系中得心应手。印度的官僚机构经常有如此名声，既受规则约束，同时又武断随意。

如图25显示的，需要适当的自主性来造就优质政府。在完全服从的一端，官僚机构没有自由裁量权或独立判断，完全受政治委托人的规则的约束。在水平轴的另一端，治理结果也非常糟糕，因为完全自主的官僚机构逃脱所有的政治控制，自行设定的不仅是内部程序，而且是目标本身。曲线的转折点偏向右侧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过度的微观式管理通常比过度的自主性更糟。

能力和自主性之间互相影响。如要控制代理人的行为，既可通过明确的正式规则和激励，又可通过非正式的规范和习惯，后者涉及的交易成本要低得多。许多高技能的专业人才基本上在自我监管，因为外人很难判断他们的工作质量。官僚机构的能力越高，理应得到更多的自主性。在判断政府质量时，我们需要知道官僚机构的能力和自主性。

在能力上升的基础上给予员工更大自主性，已出现于许多私营部门的工作场所。20世纪早期的经典汽车厂，如亨利·福特的高地公园工厂，所用的都是技能非常低的蓝领工人。在1915年，底特律的大多数汽车工人是新移民，一半不会说英语，平均教育水平略略超过小学水平。“泰勒制”（Taylorism）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出来的。科学管理让组织的智识部门占据等级制度的最高层。白领经理颁发详细的规则，告诉蓝领工人在何处站立、如何操作机器和上厕所的次数。这种低信任的工作场所，不允许底层组织行使自主的判断。

这种工作环境已被比较扁平的组织形式所取代。丰田汽车率先推出的精简制造厂，把相当多的自由裁量权委托给装配线工人，鼓励他们互相讨论，以改进合作。在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人的公司，自主性的程度甚至会更高。律师事务所、建筑师公司、研究实验室、软件企业、大学和类似组织，不可能依泰勒式的风格组织起来。在这样的组织中，经理对高教育水平的“打工皇帝”行使名义上的权威，实际上对工作的了解还不如底层工人。在这种扁平组织中，代理人并不只是接受委托人的权威，还经常参与目标的设定，可利用自己的专长来控制委托人。与泰勒式相比，这些组织无疑需要更多的信任。

图26. 不同能力下的最佳自主性水平

自主性的最佳水平从而依赖于组织能力。图26显示最佳自主性的曲线，在四个不同能力的假想组织中。每个组织的曲线在左右的极端位置都向下跌，因为每个官僚体系都能有过多或过少的自主性。转折点在低能力的组织偏向左侧，在高能力的组织偏向右侧。20世纪早期的福特汽车厂属于1级组织，而像谷歌那样的高科技公司属于4级组织。

适用于私营部门的东西，同样也适用于构成国家的公共部门。随着社会变得富裕，发展出能力更大的政府，就可给予更大的自主性。图25显示的最佳自主性移到右侧，仅适用于能力高的国家。在能力非常低的国家，结果恰恰相反，要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规则，来限制政府官员的行为，因为不能相信他们能运用良好判断力，或克制自己不参与腐败。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某机构有不少成员毕业于国际认可的学校，都是研究生水平的职业人才而不是政治亲信，那么让它拥有高度自主性，人们不但会感到安全，而且还要减少规则的约束，以鼓励它的独立判断力和创新行为。

图27. 自主性和能力

如果我们以国家能力和官僚体系的自主性为标准，在矩阵中列出不同国家（见图27），就可比较国家制度的整体素质。每个国家实际上是不同政府机构的组合，各有不同的能力和自主性，所以被绘成椭圆形，而不是一个单点。包含一连串转折点的对角线来自图26，代表根据能力得出的最佳自主性。所有组织都应增加能力（提高在垂直轴上的位置），但这涉及昂贵的长期投资。在短期内，它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向水平轴靠拢。

如图27显示的，没有单一公式可让政府表现更好。通向更佳表现的途径，取决于国家在矩阵中所处的位置。事实上，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也会有不同途径，因为组成政府的许多官僚机构会有不同的能力和自主性。

图28. 改革途径

这个框架解释了，为何有的国家需要减少自由裁量权，强加更多的规则，而其他的却要采取恰恰相反的措施。罗伯特·克利特加德（Robert Klitgaard）在《控制腐败》（Controlling Corruption）一书中发明了一个公式：

腐败=自由裁量权—负责制。

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因此一直在敦促低能力穷国减少自由裁量权（向政府官员施加更多规则），提高运作的透明度，建立扩大民主负责制的机制。对低能力的穷国来说，这个建议大体上是正确的。更多的媒体监督和民主选举，可能不是对付腐败的灵丹妙药，但至少可提供激励，让政客和官员改善自己的行为。但它不是普遍规则，不一定适用于高能力的富国。在许多情况下，增加自由裁量权和放松规则，才是保证政府效率的最好方法。

提高政府表现的途径因具体情况而异，即使在同一政府内，不同部门也可能需要不同对策：军购可能需要减少繁琐的文牍过程，而银行和特别检察官可能在滑向危险的不负责任。分析这些问题需要背景知识，加以解决更是如此。

民主负责制

民主选民如何给予政府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又掌控官僚体系必须遵循的政策和目标？不管它的暗示如何，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因为“专家”比公众更清楚公众的需求，所以就要把决策权移交给“专家”。让我们重返军事的案例，自主的排长不会参与大型战略的权衡，那是将军的功能。在民主国家，人民就是最终的将军。

民主负责制在政治体制的正常运作中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权威（合法行使权力）的最终基础。历史上有许多先例，可强制百姓遵守国家的意愿。如果权力转换成权威，政府就会有更好表现，公民自愿遵守法律和政策，因为他们相信体制的根本合法性。

在本书第1卷，合法性的重要性在1688—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和法国对比中，可以看到清晰的说明。英国建立了“无代表不纳税” 的原则，这意味着，国家只能征收议会批准的税款。其时的议会成员，都是英国最富有的纳税人。在1689年后的几十年中，英国政府的税收百分比和公共债务的公认安全性一路飙升。相比之下，法国有更为强制的税收体系，允许富人得到豁免，经常需要调动军队向心有不甘的农民榨取税款。法国作为GDP百分比的税收只是英国的一小部分，结果导致公共财政在18世纪的崩溃。英国仅有较小的资源基础，却能在直至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一系列战争中击败法国。

公认的合法性对政府效率非常重要，因为政府一直依靠非国家参与者来帮助达到公共目的。许多人相信，国家外包给私人部门、公私合作、在提供社会服务上依赖信教群体，只是20世纪后期的创新，但公私合作有悠久的历史。在欧洲，从人口登记到慈善济贫的社会服务，传统上都是教会提供的，只是在20世纪才变成国家功能。英国和荷兰的殖民主义是半私人组织推行的，它们各自的东印度公司都与政府平行运作。施泰因·林根（Stein Ringen）指出，1961年后执政的韩国军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民间组织来推广政策，不仅有三星和现代那样的大公司，而且有形形色色的私人自愿协会。[9]

随着人口日益富裕、接受更多教育、凭借技术又获得更多信息，执政变得越来越困难。一旦人们发现可以独立思考，获悉政府都不知道的事，就不会轻易服从仅仅是官方发布的法令。在过去四十年中，以中产阶级崛起为表征的广泛社会动员，导致正式的民主政体在世界上扩展开来。但是它也对民主制国家提出挑战，民主国家被认为与现实脱节，还对自己公民的需求反应迟钝。

像自由公正的选举那样的正式程序，就是为争取民主负责制而设计的。但选举本身并不能保证，政府会交出真正顺应民意的实质性政绩。选举和选民有可能受操纵，根深蒂固的政党可能无法向选民提供足够的选择，政治参与的程度可能太低。还有一个信息问题：我每隔几年的投票，可能表示对党或政府的政策的批准与否，但真正关心的却是影响自己生意的某条规则，或孩子在公立学校遇不到好老师。在理论上，负责制的途径从选民延伸至政府，再通过官僚体系回到公民。但这条路线太长，在沟通选择的过程中，经常会在大量噪音中失去信号。

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正规程序已经存在，让政府更加回应民意。最明显的是缩短负责制的途径，下放权力到尽可能低的层次，使之直接回应民意。这个方法自建国之父的时代以来，就被收罗在联邦制（欧洲称之为辅助性原则）的标题之下。另一种方法是让政府各分支相互平衡，利用司法部门来迫使行政部门回应公众的要求。在欧洲民法体系中，早已有分级的行政法院，允许公民对政府提出起诉。我曾提及，美国体制向私人公民提供起诉机构的权利，要求机构执法，或停止执法。最后还有另外的机制，如具里程碑意义1946年《行政程序法》，迫使联邦机构公布规则的修改，以征求相关的意见。在地方层次增加民主参与的类似过程，也在世界上迅速扩散，如巴西率先的参与式预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

许多这样的方法确实产生了所标榜的效果，迫使政府变得更加敏感。但所有正式程序都倾向于叠床架屋，随着时间的推移，体系内的强大参与者又从中投机取巧。联邦制没有真正下放权力，经常是政府的层层复制。去中心化实质上就是把权力移交给地方精英，尤其在穷国。我已说过，对抗性法条主义影响了美国公共行政的质量。《行政程序法》的公告和意见的规定，多年来已演变成没有意义的过场，发布预期意见的，都是拿高薪的说客和强大的利益集团。

所有这些正规程序都是为了加强负责制，以及决策的民主合法性。但它们也增添了规则，强加高昂的交易成本，拖延政府的行动。这些程序的累积影响，往往是剥夺行政机构的自主性，使之无法有效完成任务。太多的透明度能够且已经削弱了审议的展开，如美国国会中的情形。如果负责制的要求变成党派政治斗争中的又一利器，就不会达到原先的目的。发明正式机制，每时每刻进行监测，并对表现不佳施以惩罚，这往往会造成政治学家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所谓的“基于制裁的负责制”，即出于恐惧而不是忠诚的现代版的泰勒制。这种体制的理念是，如果没有周到的外部监督，工人是靠不住的。对接受监督的工人来说，这是扼杀冒险和创新的绝佳之法。这些程序旨在提高负责制和合法性，最终却适得其反，使政府更加低效，更加削弱了它的合法性。

平衡

改进民主负责制的答案，不一定是正式机制的扩展或政府的绝对透明。儒家认为，没有一套规则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产生良好效果，这是正确的。为了使政治体制妥善运转，需要有一种无形因素，即信任。公民必须相信，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都能做出反映公民利益的正确决定，而政府必须通过积极回应和兑现承诺来赢得信任。享有适当自主性的官僚机构，并不隔绝于公民，而是如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说的那样“嵌入”社会，随时回应社会的要求。这构成高水平的平衡，对政府的信任，导致有效的政府，反过来又加强各方面的信任。

[1] 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华盛顿：世界银行，2003）。

[2] 有关委托人—代理人理论及其局限性，参见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和世界秩序》（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章。

[3] Martin van Creveld，《战斗力：德国和美国军队性能，1939—1945》（Fighting Power: German and U.S. Army Performance, 1939-1945）（康涅狄格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82年）。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和法国军队的对比，参见James Q. Wilson，《官僚体系》，3—6页。

[4] John Dilulio提及，严重的监狱暴乱1987年在路易斯安那州和乔治亚州同时发生，美国联邦监狱退休人员协会部分成员，穿上旧制服，自费赶去暴乱现场，协助应付危机。如作者指出的，委托人—代理人的框架以物质奖励为主，无法解释这种热心公益的行为。John J. Dilulio, Jr.，《有原则的代理人：联邦政府官僚机构中行为的文化基楚》（Principled Agents: The Cultural Bases of Behavior in a Federal Government Bureaucracy），载《公共行政研究和理论杂志》（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第4卷，第3期（1994年）：277—318页。

[5] 有关胡格诺派教徒创建瑞士制表业的作用，参见David S. Landes，《时间的革命：时钟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修订版（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rev. ed.）（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248—257页；有关东正教犹太人在钻石贸易中的作用，参见James S. Coleman，《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载《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第94卷（1988年）：S95—S120页。

[6] Melissa Thomas，《远大前程：富有捐助者和穷国政府》（Great Expectations: Rich Donors and Poor Country Governments），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333618.

[7] 参见Kenneth Cuip Davis等编，《欧美的自由裁量司法》。

[8] 德国军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发展的操作原则，成为这本战地手册的基础，战斗使命只是德国支援战术（Aufstragstaktik）的美国版。参见福山和Abram N. Shulsky，《“虚拟公司”和陆军组织》（The “Virtual Corporation” and Army Organization）（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97年）。

[9] Stein Ringen，《魔鬼的民族：民主领袖和服从的问题》，24—29页。

第36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政治发展和生物进化；政治发展与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国际影响的重要性；达到现代国家；政治发展中暴力的作用；自由民主制是普遍的发展前景吗？

我用两卷书的篇幅追溯了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起源、演变和衰败。

政治发展在许多方面与生物进化相似。生物进化以变异和选择两个原则的互动为基础，政治也是如此：由于相互竞争以及与物质环境的互动，政治制度的性质会有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制度生存下来，其他的证明不再适宜。恰如某些物种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制度也会变得无法适应，就此产生政治衰败。

生物进化的变异是随机的，但人类在制度设计上能发挥一定程度的能动性。确实，如哈耶克等学者所说，人类仅凭事前了解的见识，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知识或智慧，来预测自己制度或政策的效果。[1]人类发挥能动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反复过程中，先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再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1949年通过的宪法，与魏玛共和国宪法有重大不同，这恰恰是德国人了汲取20世纪30年代民主失败的教训。

生物进化分为特别进化和普遍进化两种过程。在特别进化中，生物为了适应特定的环境，特性发生变异。这会产生新物种，著名的达尔文雀就是适应微观具体环境的结果。在普遍进化中，由于要解决类似问题，不同物种出现相似的进化。例如，像眼睛那样的感觉器官，在不同物种上演变出来。

人类也是如此。第一个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小群体约在五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中东，开始出现变异，这种变异在一定程度是基因上的，但更剧烈的变异是文化上的，巴别塔的圣经故事确有真实先例。人类迁徙到欧洲、东南亚、南亚、大洋洲乃至美洲，在各种各样的生态处境中安顿下来，语言和文化习俗开始发生变异。同时发生的还有普遍的政治进化，多元文化的人类必须解决类似的问题，即使互相之间只有很少接触，或根本就没有接触，却设想出并行的对策。

我曾经描述过世界上不同社会的政治制度的主要变迁：

° 从族团层次的社会到部落层次的社会

° 从部落层次的社会到国家层次的社会

° 从家族制国家到现代国家

° 独立法律体系的发展

° 正式负责制的出现

这些政治变迁在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规范的社会中独立发生。分支世系制——部落制——在人类发展的某阶段几乎出现于世界上所有地区，都以追溯共同祖先的原则为基础，并且所有这类社会都靠宗教信仰来维持，认为死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都拥有神奇力量。尽管作为人类学看家吃饭基础的亲戚组织，在地理上分隔的社会中会有细微差异，但部落社会的基本结构都非常相似。

同样，在大致相同的历史阶段，国家开始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埃及和墨西哥，具有非常类似的政治结构。它们是比较庞大和富裕的社会，能召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抗衡组织较差的竞争对手，以维持自己的独立。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再让亲戚关系作为政治组织的主要原则，要代之以非人格化规则。不同社会以不同方法来应对这个难题，从发明官僚国家的中国，到阿拉伯和奥斯曼的军事奴隶制，再到破坏亲戚关系、代之以封建合同的基督教西方。最后在古代以色列、基督教西方、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独立的法律体系以宗教法律的形式获得发展。掌管这些体系的是以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教士，至少在名义上享有对世俗统治者的权威。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这些法律的内容有很大不同，制度化的程度和性质也有很大差异。但在所有这些社会中，法律的基本结构都是相同的，作为一套共同体规则，来约束持有胁迫手段的主权统治者。法律监督家庭生活、继承和财产，还在不受国家干涉的领域中帮助解决争端。唯一没有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出法治的世界主要文明是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从未发展出可让法律赖以为基础的超越宗教。

这些变迁并没有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发生。仍有少数族团层次的社会，幸存于像卡拉哈里沙漠和北极那样的边远环境，还有不少部落层次的社会散布在山地、沙漠和丛林地区。政治组织的一个层次永远不会被另外一个完全取代。所以在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尽管国家的发明已经很久，分支世系制继续存在。只有在西欧，在现代国家的出现之前，社会层次的分支世系制大体上业已销声匿迹。在其他社会，国家的政治权力只是覆盖在既有的宗族结构上，一旦国家权力减弱，宗族权力又会复活。在中东地区，部落制仍然强大，在权威上是国家的对手。

在自然选择中，个体彼此竞争，最能适应环境的得以生存下来，即物竞天择。达尔文又描述第二个进化过程，即性选择，有时与第一个进化过程发生矛盾。雄性为争夺雌性常常发展出某种特征（如雄鹿的鹿角），标志自己在物种内的生殖优势。与其他物种相比，这些特征不一定适应环境，一旦有新天敌加入，反而成为累赘。在受保护环境中驱动特别进化的往往是性选择，而不是自然选择，让同一物种的雄性相互厮杀，以决胜负。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指出，性选择在政治上也有对应物。不是每一个政治或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是群体为生存下去的无情斗争的产物。现存制度可把竞争行为，引向替代性的场合。所以，富裕的对冲基金经理，无须通过膂力过人和刀棍来与人竞争，只需凭借自己的投资金额或艺术收藏。弗兰克指出，这些竞争大都涉及相对地位，有零和性质。换句话说，消费的价值只在于引人注目，导致无法取胜的炫富比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诸侯，竞相成为艺术庇护人；这些投资对后代来说很有价值，但在抵抗强大外敌（西班牙和法国的国王）的军事斗争中就于事无补。[2]

发展的各个方面

本卷涵盖的阶段，以工业革命发轫于欧洲和美国，以及由此成为可能的持续经济高增长为标志。相比之下，第1卷描述的欧洲、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的农业社会，仍处在马尔萨斯的经济世界，掠夺仍是经济上合理的活动模式。技术革新也有发生，但速度太慢，以致人均产量的增加很快因人口增长而抵消。生产性投资机会不多，一个群体组织起来，榨取另个一群体的农业剩余，构成全部的政治活动。这个体系允许精英创造辉煌的文化和享受奢侈的生活方式，却让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备尝辛苦，回馈给非精英的主要好处，是某种程度的安全和政治和平。

这个好处并不简单。在那个时代，由于饥荒、疾病、战争和侵略带来的屠杀，人口可以一下子减少一半或四分之三，主权统治者的和平保障是关键的公共物品。这个体系的稳定可持续许多世纪，因为精英和非精英在组织能力上的悬殊会自我强化。农民起义周期性爆发于农业社会，包括中国、土耳其、法国和德国，但总受到遏制，通常还遇上地主精英的野蛮镇压。支撑这些体系的统治思想认为，人类分为不同地位的群体或种姓是完全正当的，极不鼓励社会流动。

这种低增长和零和性质的世界经济，实际上适合描述当今许多极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从理论上讲，像塞拉利昂和阿富汗那样的国家，通过适当投资，有可能变成像韩国那样的工业强国。但从实际出发，这些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制度，这个转变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那里能干的年轻人如想发财致富，与其开创自己的生意，不如进入政治，组织民兵，或以其他方式来攫取资源财富。

如我们看到的，19世纪开始的工业化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平衡。技术革新促成的生产力增长，驱动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并在社会舞台上以戏剧性方式重新洗牌。前几个世纪在政治上不活跃的农民，搬到城市或其他制造业中心，被改造成产业工人阶级。城市居民获得更好教育，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如亚当·斯密解释的，以水路为中心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在17世纪和18世纪显著扩大了市场规模。这有助于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成为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20世纪后期，这个过程也在东亚地区开始，至今仍在21世纪初的中国继续。

本书第2章描述的发展模式显示，快速的社会动员促进政治参与的诉求，三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都在承受压力。这是关键的时刻，农业秩序的政治制度要么调整，以适应参与的诉求，要么发生衰败（见图29）。像大地主那样的旧社会群体，以及与之结盟的国家部门（如军队），会试图压制参与诉求。新社会群体强行进入政治体系的能力，反过来取决于自己的组织程度。这在欧洲和美国有两个阶段，先是工会的发展，再是代表其利益的新政党的兴起。如果这些政党为扩大的政治体系所接纳，这个体系会保持稳定；如果这些需求受到压制，就会发生实质性的政治不稳定。

图29. 发展的各个方面

这些斗争的结果高度依赖具体情境，从来不是由结构性因素单独决定的。在英国，旧农业精英通过联姻，在不知不觉中与新资产阶级融合起来，或在经济地位下降的情形下，设法找到维持自己政治地位的新途径。在普鲁士、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与国家结盟，使用专制权力来压制新兴参与者。在当代中国，国家一直在寻求对这一过程的阻止，不允许有利于集体行动的独立工会，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就业增长，以维持工人的满意程度。

在意大利、希腊和19世纪的美国，以及在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等当代发展中国家，传统政党将新社会参与者吸收进依附式政治机器，部分冲淡了阶级矛盾。这些政治机器在满足政治参与的需求上非常有效，从而促成整个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依附主义鼓励政治阶级的公然腐败，阻止对纲领性政策的追求。对进入体系的新社会群体来说，纲领性政策才更为有利。

图29的次序代表西欧、北美和东亚一部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经典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在通常情况下，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会发生社会动员，这种现象被称作“没有发展的现代化”（见图30）。在这种情况下，促使社会变化的不是新工业工作的拉动，而是贫困乡村的驱赶。农民涌向城市，因为那里似乎会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但他们不用面对劳动分工不断扩大的严峻压力，如经典工业化的情形。礼俗社会没有被改造成法理社会，只是简单植入城市——亲戚群体和乡村原封不动地搬入城市贫民窟，在极其边缘化的经济状况中，保留乡村社会的组织和价值。这就是发生于希腊和意大利南部的现代化，也发生于无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那里出现庞大的城市，却没有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

图30. 没有发展的现代化

没有发展的现代化，出现于东亚以外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不同于经由工业化的经典现代化途径，从而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它既会破坏不愿提供政治参与的传统政治体系——亨廷顿政治衰败的经典情况——又会导致稳定的依附式体系，以及以租金分配为中心的精英联盟。如果资本主义工业没有蓬勃发展，劳动分工不够广泛，所涌现出的社会群体就会不同于19世纪欧洲：没有大批中产阶级新兴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职业人和强大的工业无产阶级，只有庞大且无定形的城市化穷人群体，在非正规部门勉强谋生。如果有资本和市场，其中很多人都会成为创业者。当代的小额信贷业和产权运动，目的就是要为穷人提供此类工具。[3]从非正规部门到创造工作的真正工业，没有一目了然的途径。依附主义在这种条件下蓬勃发展，因为政客提供的个别好处和公共部门创造租金的能力，与私营部门相比，往往是谋求经济安全的更有效捷径。政治重点是在租金分配上的零和博弈，而不是有关纲领性政策的争论。如图30中虚线所示的，这种依附主义给公共部门改革和国家能力提升带来很大障碍。

合法性思想是发展的一个独立方面，对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主要涉及社会动员的性质。认同政治——以民族主义、种族或宗教为基础——经常压倒阶级政治，或充当阶级的替代品，成为社会动员的号召。这发生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工人更易受民族主义而不是自己的工人地位的鼓动。这也发生于当代中东，宗教变成功能强大的动员工具，让政治议程的关心从经济政策转到伊斯兰教法和妇女地位。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它们的政治沦为争夺租金的种族斗争。这并不是自然或必然的结果，如印尼和坦桑尼亚的案例显示的，它们的政治领袖制定民族认同的替代性概念，以冲淡种族差异。

好事并不总是扎堆

政治秩序的三个组成部分——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构成现代自由民主制，在许多方面又是互补的。为了实现有效和非人格化，国家需要借助法律来实施统治。最成功的专制政权是那些拥有依法治理而非法治的国家。譬如，中华帝国通过官僚体系统治广袤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普鲁士的法治国建立清晰产权，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无论通过民主选举的正式负责制，还是通过政府回应民众需求的非正式负责制，对国家的良好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都在集中和使用权力，如果行使合法权威，赢得公民的自愿遵守，就会变得更有效、更稳定。当政府不再愿意承担责任时，就会招致消极的不服从、抗议、暴力乃至极端情况中的革命。当自由民主制运行良好时，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相互加强，相得益彰。（见图31）

图31. 政治发展中的相得益彰和紧张

但政治秩序的三大组件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民主相互发生碰撞的案例，我们已看到很多。高效的现代国家建立在技术专长、能力和自主性之上，所以能在威权条件下得以实现，包括普鲁士、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今天的新加坡和中国。另一方面，民主作为对普遍民意的普遍反映，要求对国家实施政治控制，也要求越来越多的参与。对国家追求的政治目标来说，这种控制既是必要的，又是合法的。但政治控制有时会引发过于琐碎乃至矛盾的任务，往往还把国家当作租金和就业的来源。依附主义之所以会在年轻的民主国家出现，恰恰是因为，设法动员支持者的民主政客，把国家及其资源当作有用的分配储备。美国在初期遭到民主政客的攫取和控制，至今又因利益集团对国会的影响而走向家族制复辟。同样过程也发生于发展中世界的无数民主国家。

高质量国家和法治之间也有紧张。有效国家通过法律实施治理，但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又会遇上正式法律的羁绊。这种紧张是中国古人非常清楚的，法家与儒家的争论表明了这一点。同样，现代行政法中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争也是这种紧张的表现。规则需要明确和非人格化，但每一个法律体系都会调整规则的应用，以适应特定环境。检察官在何时以及如何起诉被告时，允许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官在量刑时，也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最好的官僚体系享有自主性，在决策时作出判断，承担风险，勇于创新。最糟的官僚体系，只机械性地履行他人编出的详细规则。有的官员盲目遵守规则，不愿使用自己的常识，让普通公民哭笑不得。政策制定者有时需要承担风险，尝试前人没做过的事；过度尊重规则往往导致寸步难行，只会强化政府的现状。

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之间也有长期紧张。法治的存在，就是要制约所有公民，包括民主多数派。在许多民主国家，多数派安于违反个人和少数派的权利，发现法律规则反而成了达到自己目标的障碍。另一方面，法律本身的终极合法性，取决于它反映广大共同体的正义规范的程度。此外，法律的执行还得依靠政府司法部门的员工。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信仰和意见，可能与广大公众的意愿有悖。司法激进主义，像软弱或政治上顺从的司法部门一样，能造成同样大的危险。

最后，民主本身也有紧张。努力提高民主参与和透明度，实际上可能在降低整个体系的民主代表性。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广大群众，根据自己的背景或气质，根本无法作出复杂的公共决策，却被要求一再参与选举和公投。这个过程往往被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所操纵，以追求自己的狭隘目的。

政治秩序的不同组件之间的紧张意味着，好事扎堆并非易事。良好的自由民主制，在三个组件之间拥有某种平衡。国家、法治和负责制都会阻碍彼此的发展。所以说，引进不同制度的先后次序至关重要。

国际方面

至此，我描绘的是发展的六个方面在封闭体系的单一社会中的互动。但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其中每一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有关合法性的思想。在工业革命之前，思想就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乃至从一个文明到传播到另一个文明——实际上往往是社会变化的主要中介。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将阿拉伯半岛上边缘化的落后部落转变成世界大国，一直蔓延到东南亚。中国的儒家思想流传到邻近的日本、韩国和越南，无须凭借入侵和占领，就在那里创建起中国式制度。佛教从印度越过边界进入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往往在那里变成类似于国教的信仰，在本国却未能如此。当然，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思想的传播会变得更加激烈。在民族主义作为组织原则的兴起和蔓延上，书籍和报纸功不可没。多亏无线电台、电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电子技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伊斯兰教和民主思想，在20世纪轻易跨越国界。如果柏林墙倒塌的图像没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很难想象撒哈拉以南非洲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主转型。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半岛电视台、推特和脸书都有助于促成反专制政权的抗议，所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国内原因。在21世纪初，民主真正变得全球化了。

不幸的是，让制度跨越国界的许多机制没有那么温和：征服、占领、往往还有对土著人口的奴役或消灭。即使是最高压的殖民列强也发现，无法在不同地方随意复制自己的制度：地理、气候、当地人口和本土制度都在互动，以创建不同于宗主国的新形式。

移植制度的最成功案例，是在殖民列强大量移民的人口稀少地区。在北美、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和南非的部分地区，殖民列强遇到的狩猎采集者和游牧种族没有国家层次的社会，仅有少数例外。征服往往是长期、痛苦和血腥的，到最后，本土政治制度几乎都销声匿迹。在秘鲁和墨西哥，西班牙遇上人口密集的国家层次的社会。但印加和阿兹特克的国家制度既不悠久也不纯熟，在征服和疾病的压力下迅速瓦解，甚至快过北美和南美的部落社会。西班牙的征服地成了殖民定居地，不过它的克里奥尔人口大大少于其统治和与之通婚的原住民。植入拉丁美洲的制度类似于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无论是秘鲁和墨西哥的重商主义，还是阿根廷的自由主义。

定居者政权从来没有简单复制宗主国的制度，因为移民面临的当地条件往往明显不同于自己家乡。特别进化导致差异极大的结果。所以，在塑造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美国南部的奴隶社会上，气候和地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加强了从欧洲进口的等级制度和威权政府的传统，更在美国南部扭转了美国其他地区日益走向社会平等的趋势。

在世界上没有欧洲人广泛定居的地方，既有制度的性质在塑造最终出现的政治秩序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分列这个光谱表的两端。在殖民列强来到之前，前者的许多地区没有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而仅有的国家层次社会，在国家功能范围和力量上尚未获得高度发展。疾病以及经济机会的缺乏，阻止了欧洲人在非洲大量定居（除了南非）。之后，殖民列强又觉得，不值得花费巨大投入在这里复制自己的制度。欧洲在非洲的短暂殖民主义，成功破坏了当地的传统制度，却没有植入更现代的制度。

相比之下，中国、日本和韩国已有国家传统，在某些情况下，比欧洲更为悠久、更为深厚，因此而在抵抗征服和殖民上获得更大成功。列强19世纪力图殖民或吞并这些国家的领土，或遭遇失败，或受到逆转，如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主权。与西方遭遇后，东亚的传统政权都分崩瓦解，到最后，再以本土的政治传统为基础，重建了强大国家的新制度。新兴国家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统治中国的政权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宗旨，日本和韩国拥有西式的自由民主制。东亚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实践：中国鼓吹有自己的行政模式，但它的法律体系和微观层次的制度，都深受西方和国际惯例的影响。但东亚主要国家的重建，都以官僚体系为内核；这个内核源自他们自身的历史经验，而不是靠西方国家的出口。

暴力和政治发展

人类的悲剧之一在于，暴力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在现代国家的创建之中。人类为了合作而竞争，又为了竞争而合作。合作与竞争不是二选一的方法，而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且竞争频频采取暴力的形式。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早期过渡的历史记录，无论是从族团层次到部落层次，还是从部落层次到原始国家层次，只能推测当初的激励因素。要想转变为大规模社会，当然要依赖技术革新及其允许的经济盈余，外加物质环境提供的便利，但经济刺激似乎还不足以促成这些转变。恰如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提高生产力的技术，早期社会往往也会受制于制度性局限，或是生产方式的僵化，或是阻挠变化的社会组织的僵化。

考古记录显示，是军事竞争作为动力诱发了重大的转变，使人类政治制度的水平从族团经部落、国家一直转变到现代国家。只有暴力威胁，才能创造对政治组织新形式的强烈需求，以确保社会的存活。蒂利的假说“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指的是早期现代欧洲的国家形成。但中国古代就已有了现代式国家，推动其形成的也是军事竞争。当历史记录出现于中国古代周朝时，暴力赫然就是国家建设和国家现代化的源头。正如我们看到的，军事竞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迫使法国、普鲁士和日本在专制条件下建立起现代官僚制。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在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功能范围在美国的大规模扩张，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发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所谓的反恐战争。反过来，拉丁美洲国家间战争的罕见，正是当地国家相对软弱的原因之一。

暴力在创造政治秩序上的作用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政治秩序的存在首先就是为了克服暴力。但没有一个政治秩序曾永久地消除暴力，只是将暴力的组织层次推到更高水平。在当今世界上，国家权力可在人口超过十亿的社会向个人提供基本的和平与安全。但那些国家仍可在国与国之间组织起极具破坏性的暴力行为，即使永远都没有足够能力来维持国内秩序。

驱使政治制度建设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不一定来自外部。为了克服制度僵化和政治腐败，暴力常常又是必需的。现任政治参与者在政治体系中变得盘根错节，扼杀制度性变化，就会发生衰败。通常情况下，这些参与者十分强大，铲除它们的手段非暴力莫可。例如，旧制度法国腐败的买官者，作为一个阶级在大革命中遭到强制剥夺。其他强大的农业寡头——普鲁士的容克阶级，俄国和中国的地主阶级——也在战争和革命中失去财产。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地主阶级慑于美国军事力量而被迫放弃土地。还有一种情形，阻碍现代化的是非精英。巴林顿·摩尔指出，英国在议会圈地运动中的农业商业化，是创建现代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必需，因此需要一个慢动作的革命，将农民强行赶出世代居住的土地。

最后，暴力或暴力威胁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与民族认同的形成有关。对国家建设乃至政治秩序来说，民族认同是很关键的辅助。领土边界与文化单元相吻合的想法，使得重新划分边界或迁徙人口成为必需，要做到这两点，非实质性的暴力不可。有些民族认同故意设计成包容和非种族性的，如坦桑尼亚和印尼；但共同语和连贯的建国叙事，还得靠威权政治手段来强加。在欧洲，20世纪下半叶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是前几个世纪暴力国家建设的产物。

幸运的是，军事斗争不是通向现代国家的唯一途径。英国和美国为应对国家安全的急需而建立国家官僚体系；又在和平时期通过组成改革联盟来实施国家行政的改革。在旧庇护政治中没有切身利益的新社会群体，是这些联盟的主要成员，但不是唯一的。在英国，它是想打入旧贵族特权圈的中产阶级；一旦相对少数的精英明白，旧制度的效率不高，也无法满足帝国的需要，就做出比较迅速的调整。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的权力高度集中，不到二十年就使改革落实到位。在美国，改革联盟比较复杂。新兴的中产阶级和职业人阶级在庇护主义上有分歧，因为有些商业利益已找到应对旧制度的妙法。相比之下，被工业化抛在后面的旧农业利益，出于对这些商业利益的敌视，反倒加入了改革联盟。文化发挥的作用很重要，但很难量化。新教精英不满意城市政治机器和依附式移民带来的腐败，在道德主义的驱使下，参加了支持改革的动员。

这些案例显示，经济发展本身可成为起点，使家族制或依附式的国家转变成现代国家，但不能保证它的成功。希腊和意大利的案例说明，尽管有高水平的人均财富，依附主义仍存活至今。新动员起来的社会群体，如中产阶级职业人群体，有可能支持国家改革，也有可能被轻易吸收进依附式的政治网络。当经济增长没有以市场为中心的企业精神为基础时，当未经改革的国家领头促进经济发展时，这一点尤其明显。

所以，达到现代国家可有多条途径。历史上，暴力在激励政治创新上是很重要的，但在之后发生的案例中，就不再是改革的必要条件。这些社会有机会汲取早期经验的教训，让他人的模式适应自己的社会。

政治普遍性

我在这两卷书中一直强调政治发展的普遍进化，而不是特别进化。后者是指，社会为了适应所处的具体环境，在政治组织的形式上生出差异。前者是指，它们在不同环境中为应对如何组织的问题，发明非常相似的解决方案，一如前述。

我认为，运作良好的政治秩序必须让三个政治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处于某种平衡之中。隐含在这个观念中的是一个规范性偏好。在我看来，一边是有效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基于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约束制度，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自由民主制，要比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政体更公正，更有助于自己的公民。这是因为民主政治隐含的政治主体性，本身就是人类生命的重要目的，可以无关乎这个体系产生出的政府的质量。我同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断言，人类天生是政治的，只有参与共同生活，才有可能兴旺到最高水平。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自有它的内在价值，也可在这一点上作出类似断言。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它不仅更有效率，即便计划经济能以同样速度增长，一个公民“还是有很好的理由喜欢自由选择而不是服从命令”。[4]政治也是如此：发挥政治主体性是人生本身的重要目的，与这个主体性的效果无关。

将权利授予公民的法治也有内在价值，与这些权利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无关。个人权利——自由言论、集会、批评和参与政治——构成国家对公民尊严的承认。威权国家在最好情况下把自己公民当作无知或尚未成熟的孩子，还需要成年人的监护；在最坏情况下把他们当作可以利用的资源，或需要处置的废物。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实际上承认，公民是能作出独立道德选择的成年人。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暴君，从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到阿拉伯之春的穆巴拉克和卡扎菲，最终都要面对自己公民的愤怒反抗。[5]

本书提出一个大疑问，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中取得平衡的政权——自由民主制——本身构成某种政治上的普遍性，抑或它只是生活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的文化偏好？

这种政权显然不能代表人类的普遍性，因为它在几个世纪之前才应运而生，在人类政治秩序的历史长河中只算一朵浪花。如果说自由民主制构成普遍适用的政府形式，我们不得不认为，它与政治的普遍进化有关，犹如族团层次、部落层次和国家层次的制度，在不同历史时刻成为各文化和地区的政治组织的支配形式。换句话说，这种政权一旦与发展的其他方面——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思想转变——合在一起，就变得不可或缺。族团层次和部落层次的社会没有国家，或第三者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可说有很强的负责制。主持农业经济的国家层次社会可持续数百年，有时出现法律，但从未有过民主负责制。只有出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施现代化，才迫切需要三个制度处于平衡的政权。

如果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正式机制，要治理人口高度动员的庞大社会，就非常困难。支撑经济增长和高效的大市场，需要既可预测又获得切实执行的连贯规则。高度动员和不断变化的人口，不断向统治者提出要求；自由的新闻媒体和选举可被看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让政府及时了解个中的千变万化。如托克维尔指出的，人类平等的理念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即使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许多政权的尊重，却获得无可阻挡的传播和接受。人们相信自己拥有权利，会抓住一切机会坚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仍希望在其他方面维持现代形象，以法治和民主负责制来平衡国家权力，就不再是一个规范性偏好，而成了保持政治组织稳定的必要条件。亨廷顿认为，威权政党可以满足大众参与的要求，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并不正确。

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权，事实上成了现代成功政治的普遍条件，但我们需要承认，法治和负责制的具体形式可有相当大的差别。特定国家采纳的制度形式，如美国，并不构成普遍模式，不同社会可以不同方式来落实这些制度。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法治和负责制用来为实质性目的服务，不只是严格的程序。法律的目的是制定共同体的正义规则，使之透明化，并公平执法。广泛的程序措施成了当代世界法律界的专业，但只是公平执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然而，程序往往占据优先的地位，反而使正义的实质性目的陷入困境。无数法治社会的法律体系行动太慢，成本太高，让那些在程序方面享有知识优势的人有机可乘，以牺牲正义为代价。

自由公正的选举的民主程序，并不能保证负责制的实质性目的。人们可在选举程序上耍弄花招，包括彻头彻尾的欺诈、操纵选票、巧妙重划选区以利于自己的政党、取消其他政党选民的资格。即使在最好的选举程序下，政客也可通过依附主义来招募支持者，使用像种族和宗教那样的口号来达到自身目的。在其他情况下，强大利益集团可利用现有程序，保护狭隘利益，阻止广泛的公共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往往面临集体行动的难题，无法获得充分的代表性。

在当代自由民主国家，对程序的崇拜高过对实质的崇拜，是政治衰败的重要来源。仅仅由于制度本身的性质，政治衰败会发生于任何政权。制度是持续的规律，超越创造者的生命周期。它们得以持续，一部分原因是有用，另一部分原因是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倾向于将情感投入规则，使之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固不变。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的一成不变反倒成了累赘。如果改变发生于长期和平与稳定之后，问题往往变得尤其严重。此外，人类还有倒退到预设形式的社会交往的自然倾向，即偏爱自己家人，与朋友相互交换好处，特别是在政治体制中享有特权的精英朋友。结果是，最初为实质性目的服务的法律和程序负责制，现在反被用来破坏这同一的实质性目的。

未来模式

在21世纪初，有些政府视自己为自由民主制的标准替代品，其中包括伊朗、波斯湾的君主国、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伊朗国内存在严重分歧，庞大的中产阶级质疑现政权的合法性。海湾君主国一直是特殊案例，其之所以能把这种形式坚持至今，仅仅是因为坐拥大量的能源资源。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同样也是靠资源生活的国家，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成为区域性强权。在俄语世界之外，没人觉得它的政治体制值得效仿。

在非民主的替代型政体中，对自由民主制是普遍进化模型的观念，提出最严重挑战的是中国。正如这两卷书多次提到的，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传统，也是少数几个从未发展出本土法治传统的国家层次社会之一。中国复杂丰富的传统，以儒家道德代替正式的程序规则，对统治者实施一定的约束。这个传统也被遗赠给其他东亚政治体，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资源。有时，威权政府比民主政府更能冲破过去的束缚。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享有的一个巨大优势是，它由高度自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今天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邓小平启动的改革三十五年后，中国的政权现在正经受政治衰败，正在丧失作为早期成功源泉的自主性。中国未来十年的政策议程将会大大不同于过去一代。它已是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努力成为高收入国家。出口导向型的旧模式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现在需要更加倚重国内的消费需求。粗放型的增长在中国已难以为继，人口大规模流入工业经济的红利也开发殆尽。为了追求高增长，中国已积累了巨大的环境负担，出现空气污染严重、“癌症村”点缀乡村、食品安全体系失灵等等严峻问题。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教育体系能否提供必要的技能，以维持生产力的普遍升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更多个人自由，真正的创新能否得以持续。随着中国经济变得复杂，经济管理的信息化需求也在增加。跟王朝时代的中国一样，自上而下的指挥和控制的体系能否跟上社会的实际步伐，还很有疑问。[6]

最重要的是，中国正在经历自身人口的大动员，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超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的人口流动。中国快速增长的受教育人群以及财富不断增加的民众，他们产生的要求和愿望不同于过往构成中国社会主体部分的农民。

鉴于这些挑战，中国政权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拥有足够自主性，转向更开放体系，鼓励更多的经济竞争，允许信息在社会的自由流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非常强大，即使没有立法部门和游说团，也能对共产党的决策产生影响。国有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庞大富有。……

就自由民主制的普遍性而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在未来若干年的行为将是最重要的考验。假如它在绝对和相对的规模上继续增长，仍然满足于生活在现有统治之下，那就不得不说，鉴于它对威权政府的支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假如它也产生参与要求，却得不到现存政治体系的接纳，它的表现就非常相似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对中国体制的真正考验，不是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充分的时候，而是在增长放缓和面临危机的时候，而这些问题似乎在所难免。

发展的更大挑战也许并不在于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性政治形式，而在于许多国家渴望成为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却永远无法如愿。有些观察家认为，由于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相互交织，穷国可能会掉入贫困的陷阱。[7]经济增长的发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要在极端贫困和政治分裂中创造制度，又非常艰难。如何走出这个陷阱？我们在本书中看到，意外和巧合的作用——偶尔涌现的领袖、无计划的制度引进次序、战争等活动引出的意外后果——促使部分国家发生意想不到的演变。难道在历史上逃脱这个陷阱的社会都是幸运的，没有相同运气的社会永远都不会发生如此演变？

这种看法过于悲观。历史上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启动，的确有运气和意外的成分，这可能对第一个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尤为重要，而对后续社会就不那么重要。今天，已经积累下来一大堆有关制度的经验，更有愈益扩大的国际社会愿意分享信息、知识和资源。此外，有多重的路径和入口通向发展。如果进展没有在一个方面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在另一个方面发生。因果关系的相互关联的链条，随后就会开始产生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本书有关发展的一般框架所表明的，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

政治衰败存在于现代民主国家是否意味着，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中取得平衡的政权，其整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有致命缺陷？这绝对不是我的结论：所有的社会，无论威权的还是民主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衰败。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否适应变化，最终自我修复。我不认为，已确立起来的民主国家遭遇了系统性的“治理危机”。在过去，民主政治体制遇到过这样的危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替代型的挑战，还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众抗议、经济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率。很难根据任何给定十年的表现，来判断政治体制的可持续性。在一个时段显得不可克服的问题，到了下一个时段却消失了。民主政治体制在回应涌现出的问题时往往比威权体制慢，但当它们开始行动时，常常更加果断，因为相关决策已获得广泛支持。

如果说新兴和老牌的现代民主国家都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未能提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实现个人机会所必需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出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暴虐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却没有花很多时间来考虑实施有效的治理——借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满活力”。

这就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当时，亚努科维奇第一次被推翻。假如当初上台的是有效的民主政府，清理腐败，提高国家制度的可信度，就会远在普京强大到可趁机而入之前，在西部乃至讲俄语的东部巩固自己的合法性。相反，橙色联盟在内斗和黑幕交易上浪费精力，反而为亚努科维奇2010年的卷土重来和2014年离职后的危机铺平道路。

相比于威权的中国，印度也一直被政府表现上类似的欠缺拖了后腿。自1947年建国以来，除了短暂例外，印度一直作为一个选举式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它的体系中充斥着腐败和庇护。印度2014年大选的获胜者当中，34%面对悬而未决的犯罪起诉，包括杀人、绑架和性侵犯等严重指控。法治确实存在，但极其缓慢和无效，很多原告到死都没有看到自己案件有机会获得审理。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为人口提供公共物品上几近瘫痪，无论是现代的基础设施，还是像干净的饮用水、电和基础教育那样的服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尽管在过去曾引起过争议，仍以决定性多数票在2014年当选为总理。选民希望他会以某种方式一扫印度例行政治的废话连篇，实际上做出点事。

不幸的是，无法实施有效统治的问题也临到了美国自己头上。它的麦迪逊式宪法，特意在各级政府设置制衡以防暴政，如今已变成否决制，一旦与政治极端化结合起来，证明无法有效朝前走或向后退。美国面临非常严重的长期财政问题，假如有适当的政治妥协，是可以获得解决的。但国会根据自己的规则，已有好几年没有通过预算；由于无法在支付过去债务上达成协议，还在2013秋季关闭整个政府。美国经济仍是奇迹般创新的源泉，但美国政府很难再是当前世界的灵感之源。

所以，生活在稳固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人，不应把它的继续存活下去视作理所当然。没有自动的历史机制可使进步不可避免，还可防止衰败和倒退。民主国家的存在和继续存活，只是因为民众希望如此，并愿为它做出牺牲，民主要占据上风，还需要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乃至纯粹的好运。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公众参与和政府效率之间存在两难取舍，但如何保持二者平衡绝不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的事。普遍进化可能会决定某些制度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涌现出来，但特别进化意味着，没有具体的政治体制会与环境永远保持适应。

即便高质量的民主政府供应不足，对它的需求却很大，而且与日俱增。世界各地的新社会群体都在动员起来。我们看到，在突尼斯、基辅、伊斯坦布尔和圣保罗等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不断地意外爆发，要求政府承认民众的平等尊严和履行自己的承诺。我们还看到，每年都有数百万贫困人口，从像危地马拉或卡拉奇那样的地方，不顾一切地涌向洛杉矶和伦敦。这些事实表明，政治发展的过程有很明确的方向性，承认公民平等尊严的负责制政府，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1] 哈耶克反对理性主义规划，赞成自发秩序，参见他的《法律、立法和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年）和《自由的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参见Robert H. Frank，《达尔文经济学：自由、竞争和共同利益》（The Darwin Economy: Liberty, Competition, and the Common Good）（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有关当代小额信贷运动的局限，参见David Roodman，《尽职调查：对小额信贷的不妥探究》（Due Diligence: An Impertinent Inquiry into Microfinance）（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2012年）。有关让穷人获得产权，参见Hernando de Soto，《资本的神秘：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获胜，在其他地方失败》（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伦敦：Bantam出版社，2000年）。

[4]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作为自由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纽约：Knopf出版社，1999年），27页。

[5] 有关承认和尊严在政治中的作用，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62—208页。

[6] 有关中国从中等收入升至高收入的挑战，参见世界银行，《中国2030：建造现代、和谐和创意的社会》（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华盛顿：世界银行，2013年）。

[7] 例如，参见Gary Cox, Douglass North和Barry Weingast，《暴力陷阱：以政治经济的方式来应对发展的问题》（The Violence Trap: A Political-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未发表的论文，2013年9月）。

参考文献

致谢

我非常感激那些在我撰写本卷和第一卷时施以援手的人士和机构。我在拉里·戴蒙德领导下的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Freeman Spogli）国际研究所的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找到了学术机构中的美妙家园。许多人读了这份手稿，或部分或全部，对涉及的许多题目，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的妻子Laura Holmgren，早早就开始阅读本稿，在我撰写本书乃至早先每一本著作的年月中，始终给予全力以赴的支持。

我特别要感谢David Abernethy，the late Joel Barkan，Margaret Boittin，Bruce Cain，Gerhard Casper，Roberto D’Alimonte，Tino Cuéllar，Larry Diamond，Giovanna Dore，Peter Duns，Karl Eikenberry，Don Emmerson，Morris Fiorina，Adam Garfinkle，Elira Karaja，Eric Kramon，Steven Krasner，Melissa Lee，Peter Lewis，Reo Matsuzaki，Ian Morris，Paul Ockelmann，Dan Okimoto，Elena Panaritis，Minxjn Pel，Marc Plattner，Alastair Roberts，Richard Roberts，Eric E. Schmidt，Jim Sheehan，Landry Signé，Peter Skerry，Melissa Thomas，Lucan Way，Daniel Ziblatt，以及研究助理Jason Wu，Purun Cheong，Priscilla Choi，Kamil Dada，Rcholas Dugdale，Alana Kirkland，Devanshi Patel。此外，在研讨和撰写本卷的全过程中，Samantha Maskey和 Lauren Weitzman都鼎力相助。本书的部分章节，曾送交伯克利大学的全球史研讨会，普吉特海湾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贝尔弗中心、全球发展中心，斯坦福大学的欧洲中心和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我对收到的反馈，心存感激。

我非常感谢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的编辑Eric Chinski。一如在第一卷的时候，他在如何改进和展现我的观点上，提供了珍贵的指导和判断。我还要特别感谢Profile Rooks的Andrew Franklin，Editora Rocco 的Paulo Rocco和Contact 的Mizzi van Pluijm。多年来，他们出版了我写出的每一本书。此外，Cynthia Merman为本书的文字编辑和事实核对做出了出色的努力。如果没有我的了不起的代理人Esther Newberg，Sophie Baker和Betsy Robbins，本卷的面世是不可能的。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荷]伊恩·布鲁玛 著　　倪滔 译

罪孽的报应

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LAN BURUMA

THE WAGES OF GUILT：
MA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 JAPA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THE Wages of guilt:Memorine of War in Germany ＆ Japan
　　 by Lan Bunma
　　 Copyright © 2009 by Lan Bunm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孽的报应 : 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 (荷) 伊恩·布鲁玛著 ; 倪滔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

书名原文: THE WAGES OF GUILT :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

ISBN 978-7-5495-70545-4

Ⅰ. ①罪… Ⅱ. ①布… ②倪… Ⅲ. ①法西斯主义－政治思想史－

对比研究－日本、德国 Ⅳ. ①D093.135.3②D095.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179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22.5　字数：250千字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6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前言

序：敌人们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奥斯维辛

第四章 广岛

第五章 南京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注释

鸣谢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徐贲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就像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新大陆游记》或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的一些游历作品，可以称其为“政治游记”（political travelogue）。梁启超第一次到他不熟悉的欧美进行考察，他是带着中国问题去寻找对强国智民有用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然而，布鲁玛却不是这样，无论是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学习、工作，还是在德国游历，他起初并没有“研究战争”的想法，这个目的是后来才渐渐形成的。《罪孽的报应》便是他的研究结果。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二次大战本身的书，而是关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但历史失忆同样时刻伴随着罪孽的重负，不拿起只会变得越加沉重。

一、战争与国家罪孽

对孩提时的布鲁玛来说，头号敌人是德国人。他于二次大战结束了六年之后出生在荷兰，对德国的“敌人”意识是他那个国家的成年人传递给他的。尽管荷兰与德国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战后的荷兰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努力与德国人划清界限。一直到四十岁出头，布鲁玛才开始思考德国人如何记忆二战的问题。这时候，他作为学生和编辑[1]已经在日本和周边国家呆了许多年。所见所闻引起了他的思考，“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 他对德国人的相同追问也随之产生。因此，《罪孽的报应》中对日本的观察和思考显得更加深入、透彻，对于作为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后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部分。

布鲁玛注意到，直到今天，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言谈中经常“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反观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带着这个问题，他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

这是一部由个人游历观察、见闻、对话、访谈，以及对文学、电影、大众文化作品和知识分子争论等相关话题之感想和思考所合成的“游记”。书可以一段段分开来阅读，随处都有亮点。但是，那些似乎独自成章的部分之间有着多重议题联系，贯穿着对战争记忆、国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问题的思考。从二次大战结束至今，这些问题一直是世界乃至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历史研究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不是一部专门的学术研究著作，却以其翔实的具体材料和敏锐的思考在学者中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回应。

布鲁玛通过他的政治游记要表明的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

这令人想起蒋百里在日本发行的学生杂志《浙江潮》上以笔名“飞生”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批评。梁启超提出用铸造新民、改造国民文化来改造中国政治。蒋百里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写道：“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 蒋百里认为，政府容易改变，但国民性则积重难返，“不教之以变少数、短年易变之政府，而教之以新多数、积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万不可期”。他主张：“治乱国，则当用简单之法……教野蛮柔弱之国民，则当简单直捷，以鼓励其前进之气。”梁启超写了《答飞生》回应道：“大抵有新政府而后有新民欤，抑有新民而后有新政府欤？此二说者，殆与‘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语，同一理论，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能够通过改变政府来改变国民性固然好，但现在的政府不足以依赖，怎么办？还不是非得“从新民处下一番工夫”不可吗？所以，“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

布鲁玛认为，德国人从纳粹统治转变到民主宪政，之所以发生了民智和民德的改变，表现出新的国民风貌，是政治制度发生实质变化的结果，不是一下子有了不同的德国文化。相比之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这样的实质变化。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时直奔主题地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裕仁天皇便是日本秩序的延续和无法一刀两断的具体代表。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对此布鲁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这种文化差异本质论观点是错误的。

在布鲁玛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建立。而即使是德国，在悔罪成为共识的今天，仍然会有新纳粹分子从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颠覆。布鲁玛警告：

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 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比较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和国家认同，它们分别是：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天皇制与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极权的不同。这四个方面都尤其与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觉得无罪可悔有关，也都归结为布鲁玛的基本论点：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点，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

二、差别的宪政与政治成熟

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然而，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自主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这二者间有着极大的不同。战后德国和日本便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形。布鲁玛指出，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布鲁玛评述道，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里主要涉及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但是，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做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决定，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自卫队。

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的差异。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布鲁玛介绍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他们对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参考和新语言），文学家君特·格拉斯等人的思想贡献，以及发生在德国的相关争论，包括对纽伦堡审判的不同立场与观点。是民主制度保障了战后德国思想活力，德国人是在不同意见的存在、交锋和争论中成熟起来的。布鲁玛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德国人政治讨论的热情：“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德国的那种思想断层和活力激荡，“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风，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德国人能从宪政和自由民主的立场反思过去，而日本人则做不到。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承认，确实发生了罪恶的事情，然而，就算是那些非常厌恶战争的人士，他们也缺乏合适的道德参照和政治哲学语言，无法像雅斯贝尔斯或哈贝马斯那样对过去进行深入反思和讨论。布鲁玛在文中曾一笔带过这种缺失的“公共发声”：在1990年为期一周的法兰克福书展，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两人都在战争期间长大成人，也就是说，都在学校里被灌输了军国主义宣传。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的文学倡导者，尽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还没怎么就政治发过声”。

美国人对日本人政治上不能成熟负有责任，布鲁玛指出，“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其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但除此之外，这种安排还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正是由于在政治上的幼稚，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罪行的思考上严重滞后于德国。与善于独立思考的德国公众相比，日本社会里却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在日本始终难以形成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记忆伦理、新型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讨论，也使得日本难以摆脱在国际政治中的被动局面。作为一个强大的、非西方的现代国家，日本需要有更大的国际尊敬和影响，但是，由于与曾经被它侵略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宿怨无法肃清，日本难以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日本由于不能彻底地清算过去，所以总是困扰于一些被忽略或不能认真对待的问题，处在道义和政治双重被动的窘境之中。

三、浪漫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

战后日本和德国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日本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从文化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自由宪政共同体的认同。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自认为在“民族性格”上与德国人相似，但战后的德国人摒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相比之下，日本人不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浪漫民族主义的虚妄和危害。这标志着日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同时也是政治上不能成熟的必然后果。

布鲁玛从政治而非文化的角度提出德、日两国的浪漫民族主义问题：“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这里姑且暂时抛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区别。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从战后，还是从战争本身来找寻？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德国人更有理由对浪漫民族主义恋旧，但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布鲁玛发觉，“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学到的东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他们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理论便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

战后的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布鲁玛在观察中发现，“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民族主义）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在战前受到舶来德国思潮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愿意觉得自己像德国人，但德国人却不愿意拿自己与日本人对比，这是因为两个国家有了不同性质的国族自我认同，正如布鲁玛所看到的，“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布鲁玛提供了一个例子——他的书里穿插着许多这样有趣的例子——1987年，位于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战后，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找回自我。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找到了共同点。布鲁玛写道：“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同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左右两派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许多左翼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浪漫型的反战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在这里，“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受害者心态的悲情国族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

德国人战后之所以能够摆脱浪漫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新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哈贝马斯说：“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普世宪政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也端赖奥斯维辛——才在德意志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自由的爱国主义，它“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只有运用新观念，才能更有效地终结旧观念，因此政治启蒙和教育下一代成为关键。布鲁玛对比了德国和日本教科书对下一代国族认同的不同影响。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个规定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材摘录了一段纳粹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1933年为纳粹党合法性辩护的话。施密特说，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告诉军校学员说，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惟命是从。巴伐利亚州高中的学生在读完语录后，被要求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这便是德国人学习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基本教育。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布鲁玛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教授家永三郎的遭遇。他1952年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1956年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家永终于忍无可忍，于1965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家永感慨万分地说：“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像家永这样的人在日本是绝对的少数。

四、“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犯罪”。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讽刺的是，1987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 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五、从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

布鲁玛汇集了多种关于南京屠城的观点。有一种观点是，由于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的罪行要比南京屠杀严重得多，“不像欧洲或中国，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广岛那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布鲁玛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就连反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士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其中一位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另一位则认为：“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还有一种说法同样把南京屠城与希特勒灭犹加以区别：“南京屠城的（军事力量）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

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布鲁玛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他写道：“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也就是说，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

认识纳粹德国与天皇日本的不同，是理解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出现巨大差异的关键之一。纳粹德国是现代极权的一党统治，它的宣传和组织对人民所进行的洗脑是与德国人的自由精神相违背的，德国人被纳粹意识形态改造了。日本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神道教，它也是天皇制度的核心），日本人并不是在裕仁天皇时期才被神道教改造，一直到今天，这种国家宗教仍在延续，仍然是许多日本人的信仰。战后德国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制度完全切割，战后日本则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战期间，德国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日本犯下的则是战争罪行，厘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宪政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普适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人的尊严。

日本之所以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布鲁玛指出：“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继而希冀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会随之变化。这点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罪恶的政权手中，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兴风作浪的政治流氓。铲除这一政权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后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日本也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种被称为“不负责任的体制”（构成它的是“神轿”“官吏”“浪人”三种角色），日本的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天皇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 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天皇不是希特勒，但这不是为天皇免罪的理由，“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包含‘最终解决方案’，但在种族主义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难分高低。它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其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亚洲的‘主宰者民族’……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他之所以杀起中国人来能丝毫没有良心不安，只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因为这是‘圣战’的构成要素”。裕仁天皇和希特勒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种心理作用所驱使的行为——以活生生的无辜者为对象的杀戮和残暴——也是同样罪恶的。

*****

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战后会出现德国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别。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一差别提供了帮助。他对这个差别的解释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历史化可能成为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它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待历史”，其结果往往是以常规历史来看待并非常规的、非常邪恶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态度会让“冷眼看待”变成“冷漠旁观”，甚至让旁观者因为“理解”加害者而对他们产生认同感。认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非正义的。

日本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对日本二战侵略战争进行历史化处理，进而为之辩护的。他们说，战争是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斗争，日本军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坏，就荣誉心和牺牲精神而言，他们甚至更加优秀。这种历史化使得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正常化了。

然而，拒绝对过去罪恶历史化并不等于已经替受害者说话，事实上，今天的后人是无法代替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相的。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许正是像布鲁玛那样，不只是从个人道德良心，而且是从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化（宪政和自由民主）来期待绝大多数人有意识地改变他们旧有的思考习惯和偏见，也就是布鲁玛所说的，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这不仅是针对日本的二战罪责，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严重政府过失或罪过。德国战后的悔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承认和赞许，也成为政府改正错误的道德决心和行动勇气的象征。尤其是在政府仍拒绝对过去罪行忏悔的国家里，人们不断用德国的悔罪作为正面榜样，要求政府悔罪并要求政治制度有相应改变。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长，表现为——用历史学家巴坎（Elazar Barkan）在《国家的罪过》（The Guilt of Nation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xviii）中的话来说——“以越来越强的政治意愿，甚至紧迫感，来承认自己的历史罪过。承认罪过可以让加害者的良心更干净，也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效益。无论是其一还是其二，道歉都表达了一种因造成他人伤害而背负罪孽重负的痛苦，以及对受害人的同理心（empathy,即换位思考）”。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不是为了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也是为了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需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对未来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际间是如此，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

[1]他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美术编辑。

献给我的父亲

前言

足球，特别是欧陆足球，是检视各国国情一个很有用的风向标。2006年，德国举办了世界杯。除开决赛中齐内丁·齐达内的“铁头功”让人大跌眼镜外，这届世界杯还因为德国人迸发出的毫不做作、欢天喜地的爱国热情而显得与众不同。在过去，德国人有充分理由对在全世界面前挥舞民族标志物感到犹豫。这一次，他们这么做了过程中，流露出的友善让人无法将其误认为是什么邪恶的事。尽管德国队在2006年未能杀入决赛，但德国人似乎很骄傲于自己是德国人。

那届世界杯的另一大非凡之处在于，德国队赢球时，似乎没人会太往心里去。在过去可不是这样。比方说你是荷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或波兰人的话，输给德国就好像又被侵略了一样。因此，难得战胜德国队时就会大肆庆祝，仿佛甜蜜复仇。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这种情绪似乎终于消散了。对了，德国最好的两位球员都是波兰裔[1]。

随着记忆淡去，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尽管有些历史记忆挥之不去，很是要命。但我相信，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我在1994年写作《罪孽的报应》一书时，世人仍很畏惧德国，也不信任这个欧洲经济强国。就在前不久，德国人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街头欢庆两德统一，震天响地高喊“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这在那些记忆尚未淡去的人听起来有一丝不祥的意味，某些德国人尤其如此。但到2006年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那句名言——“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听着比1989年时更像是在自抽耳光，荒谬得无以复加。作为欧洲一分子的德国做得十分出色，几十年来一直规规矩矩参与欧洲机构和北约的事务，因此若再对新一代德国人心怀戒备，会显得心胸狭隘。毕竟二战时，他们可尚未降临人间。不过，德国人之所以获得邻国更多信任，是由于他们正一点点学着信任自己，尽管这一过程缓慢而痛苦，且有时并不彻底。

总而言之，在西德，小说家、史学家、记者、教师、政客和电影导演都已经反思过德国最近的一段残暴历史，有时会执念于此，但态度往往相当开放和坦诚。很少有德国学童会不知道自己国家过去的滔天罪行。如果说有杂音的话，那么也确实有部分人开始对这种不间断、填鸭式的教育感到厌烦。直到21世纪，依然有公众人物就战争发表不甚光彩或不成体统的言论，但这些人随即会遭到其他德国人的口诛笔伐。

对于德国人，二战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说笑的事，也不应该是。但在2008年，一位犹太裔瑞士导演拍摄的电影《我的元首》（Mein Führer）票房大热。这或许是个好现象。拿自己的国家开涮总比自抽耳光要好。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

* * * * *

同样的话，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用来形容日本呢？日本人在2002年同韩国联袂举办了一届世界杯。日本国家队的球员年轻而时髦，在他们意外获胜时，日本年轻人也会怀着同四年后德国人一样兴高采烈的劲儿，为国家队欢呼叫好。然而，韩国等亚洲邻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却并未消失。因为尽管那些挥舞旗帜的日本青年看着没有什么好勇斗狠的念头（或者对历史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也成问题），但他们一部分供职于政府和大众传媒的前辈，却仍在就战争发表起码是让人不安的看法。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对战争罪行的辩解和否认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很明显，太多有头有脸的日本人并未“应对”过战争。

按理说日本人对此应感到更自如才对。亚洲的战争很血腥，既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浩劫，也见证过劳工被迫修建泰缅铁路、最后活活累死的血泪史；从新加坡到苏门答腊，遍布着惨无人道的战俘营；中国在战时死亡上千万人。凡此种种，都在亚洲的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伤疤。但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系统性灭绝一个民族男女老幼的计划——这个民族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被认为不配有生存权。

反常的是，这一切也许使日本人更难正视历史。第三帝国倒台后，除了部分精神失常的边缘群体外，鲜有德国人会容忍犹太人大屠杀，更别提以此为荣了。“我们并不知情”在1950年代是一种普遍反应，但到了1960年代，这句话在年轻一代眼里已经变得令人不齿，因而羞于提起了。这场蓄意的种族灭绝罪恶滔天，昭然天下，因此根本不容辩驳。

日本人从没取得像德国人那样的共识。右翼民族主义者喜欢借日本没有屠犹这点做文章，以此证明日本人根本没必要对这场战争感到愧疚。在他们眼中，这场战争跟其他战争一样。残酷么？没错，但历史上所有大国参与的战争都是残酷的。事实上，鉴于太平洋战争的对手是西方帝国主义者，这就是一场可以被正名的——甚至是神圣的——亚洲解放战争。

从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鲜有日本人会采纳这一观点，反观这一时期的多数德国人，却还在竭力忘却历史。战后最初几年，日本小说家和导演在面对军国主义罪行时都十分坦诚，这点实属罕见。这份坦诚在2009年反倒失色了。目标读者为年轻人的流行漫画书赞美日本军人和神风队员的英勇事迹，而中国人和他们的西方盟友则被描绘成一群奸诈好战之徒。2008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宣称日本是被中美两国“拖入”战争的。

怎么会这样呢？人们往往认为这一定能在文化上得到解释。在东方人的观念中，耻感必须靠沉默、抵赖等做法来加以掩饰。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对这一说法予以了大力驳斥，如今我依旧这么看。德国人在道德上并不比日本人更高尚，罪感和耻感也不比后者更强。曾几何时，他们的普遍态度也是逃避。

事实情况是，日本依然为历史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应得到解决。之所以没有，更多是出于政治而非文化原因。这不光同1946年美国法学家起草的《和平宪法》有关，也同天皇体制扮演的角色有关。战后，麦克阿瑟将军出于权宜之计，豁免了日本皇族的战争罪行。

在德国，第三帝国走向覆灭是历史的一次彻底扭转。但即便处在盟军占领下，在天皇被迫放弃神圣地位后，统治日本的大抵还是同一批官僚和政治精英，不过凌驾在他们头上的是一部全新且更民主的宪法。因为在日本不存在类似纳粹党的组织，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日本军国主义就被归咎为“封建”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恶果。正如人们难以信任一个洗心革面的酒鬼会对烈酒点滴不沾一样，日本宪法禁止日本使用武力或保留武装力量。自此，美国就要肩负起保卫日本的责任。

纵然多数日本人对不用再上阵打仗由衷感到高兴，纵然为了便于成立自卫队，宪法很快被敷衍了事，但部分保守派对他们眼中这一践踏国家主权的做法感到甚是屈辱。对他们而言，从盟军主持的东京战争罪审判，到左翼教师和知识分子谴责日本的战争行径，所有这一切从今往后都将被视为民族耻辱。较为“进步”的日本人越是搬出战时暴行的历史来警告人们切勿背离和平主义，右翼政客和评论家就越会为日本的对外战争进行辩护。

* * * *

换言之，历史观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化和两极分化的。宪法和平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1950年代曾导致政治动荡，为了拔掉这枚“肉中钉”，主流保守派尝试通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战争和政治上转移开。

这一策略很成功。日本日渐富强，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建立了某种压制的稳定秩序。但历史拒绝远去。自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右翼对战后协议的怨气持续发酵，并以一种粗鄙的形式呈现出来。凶神恶煞的青年穿着卡其军装，站在旗帜飘扬的卡车上，伴着高亢的战时军队进行曲喊出他们的反对之声——这跟2002年时球迷的欢腾气氛可不太合拍。

几十年来，奉行沙文主义的右翼无论对高中教育，还是对天皇地位等问题，观点都很反动，他们能得到约束，要拜有时同样教条的日本左翼所赐。马克思主义曾是教师工会和学界奉为圭臬的意识形态。然而，同世界各地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1990年代初苏联帝国解体以及波尔布特[2]一手酿成的惨剧广为人知后，已经日渐式微了。

这一思想体系的崩塌导致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崛起——或许只是昙花一现。在日本，后果更为严重。由于自民党实际上一党专权，边缘化的日本左翼又因为自身的教条主义颜面扫地，不只是走向衰落，而是彻底瓦解了。这等于帮了为战争唱赞歌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一个大忙，他们甚至在东京大学这样的进步思想堡垒里壮大力量。形形色色的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宗旨是“改革”历史课程内容，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也许是因为对纯粹物质追求的厌倦，也许是因为对身不由己背负罪恶感到懊丧，也许只是因为无知——或者更有可能是以上三种情况兼而有之——日本年轻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套爱国主义的甜言蜜语。中国惯于以日本的历史罪行作为把柄，进行政治施压，因此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催生了一种好斗的爱国心理，甚至不惜以无视历史事实为代价。

就在《罪孽的报应》首版后不久，我曾短暂地认为事情会朝积极的一面发展。自从1955年以来，自民党第一次大权旁落，将执政地位拱手让给以社会党人、首相村山富市领衔的自由派和左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位好好先生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明确为日军的暴行道歉。

许多日本人同情村山。他对日本战时行径的明确悔悟定能让理性探讨日本防务和修宪变得较为容易。可惜，人们对于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的期待为时过早。村山无力改变日本政坛。到了1996年自民党再度掌权时，非但历史问题没得到解决，就连历史辩论也仍然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实际上，这些根本就不算是辩论，不过是立场反动的政治宣传罢了。

鉴于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些区别，也许读者会以为我的书在德国更受好评。其实不然。该书在日本不仅销量更大，而且获得了更为积极的反馈。对此，我只能猜测个中原因。日本人乐见自己的国家被拿来和德国作比较，它们都有高效、干净、勤奋、守秩序等优点。而战后的德国人坚定不移地想成为自由、进步的西方社会的模范成员，他们可并不热衷于被人拿来同日本人作对比，因为这太像是对战前“东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一种肯定和赞许。

然而，如若我的看法是对的，即两国之间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那么德国人这种神经过敏就毫无必要。不过，认为文化无关紧要、世界各国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想法很天真——在过去也被证明很危险。但文化差异绝对论——学界的理论家喜欢管这叫“抓住本质”——同样大谬不然，而且也很危险。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部分是想检验这些想法，探求类似的心理创伤何以影响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这项冒险之前，我的直觉是——您愿意的话也可以管这叫偏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似局面下反应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德日两国人的行为并不一致——但在东德、西德和日本，无论战时还是战后，局势也都迥异，今天亦是如此。

[1]这里指波兰裔球员米罗斯拉夫·克洛泽和卢卡斯·波多尔斯基。——除特别标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Pol Pot（1925-1998），柬共领导人，奉行恐怖统治，导致上百万人死亡。

序：敌人们

在我的孩提时代，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这点从来就不是问题。苏联当然是一个，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荷兰小学童眼里，苏联太过遥远。不对，敌人是德国鬼子。在我度过童年的海牙，德国人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我这里说的德国人，不是纳粹，就是德国人。1940-1945年间德国占领荷兰，由之而生的恨意属于民族仇恨，而非政治敌对。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强迫我父亲在他们的工厂里劳动。他们沿着荷兰海岸线留下了一连串低矮的碉堡，活像一只只巨型石头蛤蟆，黑乎乎、湿漉漉的，还散发着阵阵尿臊味。它们是不久前一段沦陷史的遗迹。大人不许我们走近这些地堡，有传言说，曾有不听话的小孩儿进去了，结果被生锈的德国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

老师给我们讲德国人怎么怎么坏，他们自己又多么英勇。似乎老一辈人人都在抵抗组织里干过。确切地讲，大街转角处那个卖肉的要除外，因为他过去是“通敌荷奸”。没人去他那儿买肉。另外还要算上摆烟摊的女人，她曾有个德国相好，大家也不去她那儿买烟。

每年5月4日下午，同学们会齐聚大礼堂，听校长训话，纪念战争死难者。5月4日是追思日，隔天就是光复日。5月4日晚上，一支队列会迈着缓慢的步伐，穿过海边的沙丘，去往当年的德国刑场。我在黑白电视机上看到过这一幕。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人们沙沙的脚步声、远处教堂钟声和风掠过话筒的响声。5月4日这天，年轻人还会敲碎德国车的车窗，或者隔着老远辱骂德国游客。

校长平时是个风趣的人，但在5月4日这天会变得多愁善感。他身披长长的皮大衣，总是走在通过沙丘的队列之首，脸上的表情出奇坚毅，似乎再度与敌人狭路相逢。一次，我在画纳粹党徽“卐”时被他逮了个正着，他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可不能再画这玩意了，这是邪恶的象征，人们看到后依然会心情沉重。我当然是我行我素地接着画，不过是偷偷摸摸的，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心里却又无比兴奋，觉得自己打破了成人世界某条神秘禁忌。

漫画书里的德国人（还有其他德国人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体态肥胖，头脑迟钝，滑稽可笑，加特·弗罗比[1]在好莱坞电影里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另一类是瘦长个儿，老奸巨猾，戴着单片眼镜，刑讯时总会操一口德国腔“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比如《卡萨布兰卡》里的康拉德·维特（Conrad Veidt）。敌人既让人生畏，又十分可笑。对很多人来讲，加特·弗罗比的电影和模仿希特勒的段子让德语本身沦为笑柄，结果是我们都不肯好好学。德语老师不甘示弱，说这是歌德和里尔克[2]的母语，想借此唤起我们的学习热情，但弗罗比和希特勒彻底毁了这门语言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长大成人后，我们听到了更多的故事。在本地流传的有关德国情人和通敌分子的段子让位给了更宏大的叙事，比如集中营和屠杀犹太人，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历史观得以形成。我母亲幸亏出生在英国，才免于遣送出境，否则难逃一死。我们从漫画书中接受的偏见已然转化为一种道德义愤。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生活变轻松了。知道有条鸿沟把我们和一个象征邪恶的国家分隔开，让人很是欣慰。他们是恶棍，所以我们肯定是好人。战后，在一个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长大，意味着自己站在天使这一边。

我们不去德国度假，不结交德国朋友，也很少听人讲德语，更别提自己讲了。我在说我们的时候，无疑是在以偏概全，但就算到了1989年，生平第一次我开始在德国广泛游历，这对我的荷兰朋友来说还是既有趣又略有些不可思议。对他们而言，伦敦、巴黎，甚至是纽约感觉都比柏林近。尽管荷兰和德国在文化、语言和饮食上有明显的相似性，朋友们和德国还是很疏远。

也许这是问题的一部分：荷兰人受的罪没有波兰人或俄国人多；毕竟，只要不是犹太人，他们会被划定为“北欧人种”。战前，荷兰国内对国家社会主义准则和“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念有很多同情之声。对此，我的老师们并不乐意记起。德国入侵不只是战争行为，更是一种辜负。对于一个始终活在被邻国吞并的危险之中的小国来讲，德国入侵犹如噩梦成真。这就解释了荷兰人为何在战后跟德国形同陌路。文化相似性令人尴尬，甚至存在威胁。边界务必清楚划定，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德国的形象必须变得不堪入目。

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兄长和父亲的人，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曾描述过他们的成长过程。他说，有些人年纪太轻，还不能上阵打仗，为国捐躯，他们便觉得自己似乎面临一项男子汉气概的考验，这项考验周而复始，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弥补错过血洒沙场的遗憾。对于我们这些1945年后出生的一辈，情况和衣修伍德形容的虽大为不同，但战争还是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我们当中一些人近乎为之着魔。因为我们也面临一项想象力的考验。让我们着迷的不是如果自己身着戎装，会不会表现英勇，一跃冲出战壕，顶着枪林弹雨和芥子气冲锋陷阵，而是我们会不会加入抵抗组织，会不会招架不住酷刑，会不会甘冒自己被遣送的风险也要藏匿犹太人。在我们头顶上投下阴影的不是战争，而是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向来都是一件让人耻辱的事——不仅因为主权沦陷，政治权利丧失，而且还因为其戏剧性地凸显出人性弱点。在这一时期，英雄寥寥无几，只有白痴才会臆想自己是什么英雄。这样一来，也就更容易理解人们明哲保身而做出的卑劣妥协，比如偷偷摸摸讨好穿军装的主子，或者在盖世太保踹开邻居家门时当做没看见。在我长大的时候，人们竭尽所能想忘却耻辱，向英雄靠拢。我读过一堆有关荷兰游击队员和戴丝巾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书。然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英雄人物，而是那些面目可憎的人，他们为求自保，不惜背叛祖国，对别人的遭遇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他们身处痛苦的两难境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毫无疑问，这么说部分是因为我担心自己在同样情况下，也会落得和面目可憎的人一样不堪；部分又是因为在我看来，比起英雄主义，失败才是更典型的人性。这就是我想要深入了解我们昔日敌人记忆的原因，因为他们记忆中的过去充斥着最最可怕的失败：道德失败，政治失败，最后还有军事失败。这倒不是说纳粹比他们的受害者更有人性，但认为他们没人性的想法一样也是错误的——尽管这么想无疑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二战的另一个敌人是日本人，不过他们距离太过遥远，因此难以在我们的想象空间留下多少影响。尽管我的一些朋友出生在荷属东印度，但这个地方对我而言毫无意义。然而，日本人也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他们是小个子的黄种人，龅牙，戴眼镜。在一部脍炙人口的漫画书里，长着一头金发、风度翩翩的主人公巴克·丹尼（Buck Danny，百分百是“北欧人种”）和他的机组成员率领一群勇敢的美军飞行员与日本人作战。驾驶零式战斗机的日军在向他们进攻时大喊“万岁！”（Banzai!）。人们告诉我，不能相信日本鬼子，他们对人命没有半点尊重，未作警告就偷袭了珍珠港。他们拔掉人的指甲，逼迫白人妇女向天皇鞠躬。我的某位高中老师曾作为奴工参与修建泰缅铁路。我的婶婶曾是“鬼子集中营”里的阶下囚。亚力克·吉尼斯[3]曾在日本人的威逼下钻进一个滚烫的铁笼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倒不是为了研究战争。但我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我的所见所闻对欧洲人来讲常常十分惊人：虽然《桂河大桥》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西方战俘遭受的虐待几乎无人记得。（我经常想，日本人到底更认同谁，是那个日本司令官，还是亚力克·吉尼斯？都不认同，一个日本朋友回答我：“我们喜欢的是威廉·霍尔登扮演的美国英雄。”）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浩劫、新加坡大屠杀，这些事在日本鲜有提及。反之，日本人对在中国、菲律宾，特别是广岛和长崎所经受的苦难却记忆犹新，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日本军人战后被关押在西伯利亚一事。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

想要探讨日本战争记忆这个念头把我引向了现代日本民族主义这一相关话题。我醉心于诸多天皇崇拜者、历史修正主义者和一心追求日本独特性的浪漫主义者的文字。尽管观点晦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电视脱口秀的座上客，也不妨碍他们的作品在日本名刊大报上广为发表。我开始注意到，这些人拐弯抹角且辞藻华丽的文章中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这点也许是世界各地浪漫派民族主义者身上的共性，但19世纪德国的影响在日本尤为惊人。我越是研究日本民族主义，就越想追根溯源。打个比方，我渴望探寻那口滋养了诸多现代日本思想的泉水。自19世纪末以降，日本常视德国为楷模。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反观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

1991年夏，即两德统一后第二年，我因为要给一本杂志供稿，前往柏林出差。我在当地一份报纸里留意到一则告示，说犹太社区中心将举办一场讲座，演讲人是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讲座的题目叫“缅怀的努力：对于无法哀悼的心理学分析”。哀悼涉及的是纳粹时期。我本以为讲堂最多只会坐一半人，却发现听众不少，且多是年轻人，穿着很随意，乍看更像是来听摇滚音乐会的。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马路尽头。对此，我其实不应感到意外。德国人不仅仅在电视、广播、社区会堂、学校和博物馆里上演着对战争的记忆，更是积极地开展围绕战争的检视、分析和反复剖析。人们有时能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柏林尤其如此——德国人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颗隐隐作痛的坏牙。

一些日本人对此困惑不解。一位年迈的德国外交官曾语气悲凉地向我回忆道，曾有日本同事告诉他，德国人对昔日罪孽的念念不忘和向受害者道歉的诚恳劲儿，必然会导致丧失德国人的本色。另一位年轻得多的后生跟我讲述了访问东京时的见闻，说他在啤酒馆里听到日本人唱德军进行曲时惊得目瞪口呆。我无意夸大这些反差。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有历史健忘症，再说也有不少德国人想要忘记过去，比如有人就巴不得能在啤酒馆里听到这些老歌再度唱响。然而，我无法想象日本也会有米切利希这样的人，在东京市中心开办讲座，探讨为何“无法哀悼”，还能吸引到这么多听众。日本也没有一名政客像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遗址下跪的维利·勃兰特[4]那样，双膝跪地，为历史罪行道歉。

即便在战时，轴心国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亲密无间。希特勒对一个黄皮肤的“主宰者民族”难免感到不放心，而日本人说到底是想把“白种人”赶出亚洲。然而，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

原日本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座使馆建于1936年，是一座纳粹风格的新古典主义丰碑，也是希特勒对新首都日耳曼尼亚（Germania）构想的一部分。使馆是希特勒和施佩尔[5]宏伟计划里为数不多真正破土动工的几幢建筑之一，战后被废弃。这个破败的空壳落到了自治主义者[6]手里，这是一群身穿黑衣的年轻人，蹲在成堆没用的外交信件中间，追求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但到了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决定在大使馆遗址上修建一个日德中心，供学者使用。德国人很清楚日本人身上有民族主义恋旧的毛病，他们希望中心能反映出自轴心国以来的时代变迁。中心于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这里姑且暂时抛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区别。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从战后，还是从战争本身来找寻？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借露丝·本尼迪克特[7]的话来讲，这是不是因为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

这些问题限制了我的探讨范围。由于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些至今仍在德国和日本触发最激烈争议的部分，许多著名历史事件都被我排除在外。日军对阵朱可夫将军（Gen. Zhukov）麾下坦克部队的诺门罕战役（Nomonhan）[8]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同样重要的还有英帕尔战役（Imphal）[9]和诺曼底登陆，但我对这些一概没有提及。以日本为例，我强调的是侵华战争和广岛原爆，这是因为这两件事相较于其他事件，已经以高度符号化的方式，牢牢嵌入日本的公共生活。无独有偶，在谈到德国时我着重写到了排犹，因为是它在（联邦）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上留下了最为敏感的伤疤，而不是大西洋上的U型潜艇战，甚至也不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在着手写作本书时，我还无法预知之后发生的新闻事件将为我的叙事提供一种越来越戏剧化的背景。首先是冷战结束，接着是德国统一，再接着是海湾战争，最后，1993年的日本大选一举打破了保守派自民党的政治垄断。我决定从海湾战争写起，那时我正好身在德国或日本，况且，那几个星期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上一次世界大战留给两国的创伤和记忆，甚至连越战也无法与之相比——尽管两国都未受邀参战。日本和德国的宪法均禁止自己国家卷入战争，这一安排引发了激烈争论：它们能否获得世人的信任，或者它们有没有信心参与到今后的武装冲突中？如今，在我写作本书的同时，德国飞行员正在前南斯拉夫上空巡逻，而日本自卫队亦在柬埔寨尝试进行维和，尽管他们还是没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

我们所处时代有许多陈腔滥调，其中之一是两个昔日的轴心国输掉了战争，但赢得了和平。许多人忌惮日本和德国的实力。欧洲人害怕德国人占据主导地位，而部分美国人已经将日美经济矛盾形容为一场战争。但是如果说其他国家的人对德日两国的力量寝食难安的话，那么许多德国人和日本人也一样。倘若说这两个民族在战后依然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身上都残留着对自己的不信任感。

德国正式统一一事并未在1990年为期一周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引发多少喧嚣或喜庆。书展每年都会关注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那一年聚焦的是日本。作为书展的一个环节，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两人都在战争期间长大成人，也就是说，都在学校里被灌输了军国主义宣传。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的文学倡导者，尽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还没怎么就政治发过声。无论如何，他俩都是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本书中的“自由主义者”都取美国通行的意义）。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格拉斯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哀叹德国统一。他说，有了奥斯维辛，德国应该永远分裂。一个统一的德国对自己和全世界都是一种危险。大江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补充说日本也是个巨大威胁。他说，日本人从未正视过自己的罪行，日本仍是个种族主义国家。格拉斯回应说，没错，但德国也一样，在这点上无出其右者，所以德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德国更糟，不然对波兰人、土耳其人和外国人的普遍仇视又作何解释呢？啊，那日本人歧视韩国人和阿伊努人[10]不也一样么？所以不对，日本才是最坏的，大江说道。

这一连串细数德国人和日本人不是的“双簧”进行了有好一会儿，接着对话陷入冷场。两人都琢磨着还能再说什么。冷场变成了让人不快的死寂，人们调整坐姿，等待散场。但紧接着，两人的思想恰到好处地擦出了火花，他们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我忘了究竟是格拉斯还是大江提出来的，总之有人说到三菱株式会社和戴姆勒-奔驰公司宣布达成了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新闻记者戏言其为戴姆勒-三菱轴心。格拉斯和大江表情严肃，口径一致地称一段危险的友谊才刚刚开始。随后格拉斯从椅子里起身，给大江来了个熊抱。身材矮小的大江虽然不太习惯这套，却也尽力地予以回礼。

[1]Gert Fröbe（1913-1988），好莱坞德国演员，以饰演007系列中的大反派“金手指”闻名。

[2]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20世纪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

[3]Alec Guinness（1914-2000），奥斯卡影帝，曾因为在《桂河大桥》里的精彩表演摘得影帝桂冠，他在片中饰演被俘盟军军官，被迫钻进直不起身的铁笼。

[4]Willy Brandt（1913-1992），德国总理，曾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下跪，提出过与共产主义阵营和解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

[5]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二战德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出色的建筑师和工程师。

[6]Autonomen，二战后德国政治极左派的一个分支，组织成员之间联系较松散，但共同理念是反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权威，主张自主空间，追求社会革命和无政府的理想状态。——编注

[7]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著有《菊与刀》这部研究日本文化的名作。

[8]1939年日本和苏联在远东发生的一场战役，以日本关东军惨败告终。

[9]1944年二战期间日军从缅甸对英属印度所发动的战役。

[10]Ainus，居住在库页岛和北海道的原住民，与日本人外貌明显不同，更接近西方人种。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波恩

夜色笼罩。康拉德·阿登纳[1]搭乘火车横穿易北河，那时离战争爆发还有些年头。坐在开往柏林的卧铺火车里，他打着盹儿。随着列车驶向东方，阿登纳睁开一只眼，自言自语道：“亚洲，亚洲。”（Asien, Asien）

这则故事当然有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作为英占区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阿登纳在1946年的确给美国的友人寄去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我们面临巨大的危险。亚洲就在易北河的那头。只有一个由英法这样的西欧国家引导且经济政治运转良好的欧洲，才能阻挡亚洲意识形态和强权进一步来犯。而德国的自由地区是西欧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阿登纳口中的来犯者指的是苏联共产主义。不过，他所用的“亚洲”一词耐人寻味。对于这位来自德国西部边陲、昔日古罗马城市科隆的政治家而言，野蛮源于东方。无论是文明开化的罗马人还是查理曼帝国的势力，都没有渗透进那里。自由和民主定义了继承古罗马文明、信仰基督教和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世界，而亚洲则意味着古板、专制和战争。第三帝国就是亚洲的。阿登纳的使命是把他的德国——西德——带向西方，并去除亚洲的痕迹，就好像切除癌症毒瘤。

我在海湾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周——也就是1991年1月的最后一周——来到阿登纳钦定的西德首都波恩。雪下得很大。波恩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因为海湾地区的军事冲突让人不断回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战。有时候，旧伤口看着像是新近才形成，似乎德国依然满目疮痍。

同全世界大多数人一样，之前一个礼拜我通过电视关注着战事的进展。我看的是英国电视台的节目，气氛简直可以用欢快来形容。每天早晨和夜晚，退役的海空两军将领穿着双排钮夹克出现在荧屏上，在地图上指出战事推进的路线。他们的话语中透露出一股职业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在专业性探讨和新闻记者揣测之余，人们不由感到，英国重现了往日的雄风，虽然排场不大，但也令人欣喜，就好像几十年来的经济耻辱、帝国消亡和整体衰落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轮到打仗，谁是真汉子谁是小毛孩，即见分晓。

一位以煽动性沙文主义观点著称的英国报纸专栏作家写道，外国人或许在制造汽车或电脑方面比英国人在行，但等到打仗的时候，等到要有人来捍卫西方、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等事物的时候，英国人是靠得住的，能和美国人肩并肩站在一起。德国人做得到么？由于德国政府在是否全力支持这场战争上踯躅不定，其作为西方盟友的可靠性饱受质疑。又一次，胆怯的欧洲大陆人得指望英国人充当他们的救世主。在这种危难时刻（诸如危险、勇气和荣誉这些词再度流行），什么“共同市场”政策不啻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小商贩之间的讨价还价；在这种危难时刻，英国人再度一枝独秀。

彼时的英国，既有让人感动又有让人同情之处。就在萨达姆·侯赛因发兵攻打科威特前不到一年，一个由喷火式战机和飓风式战机组成的飞行编队，与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飞越伦敦上空，以纪念不列颠战役。那天阳光明媚，战机的机翼掠过白金汉宫，机身闪闪发光。我在北伦敦一座山顶上目睹了这出飞行表演，周围人山人海，有老有少，还有年轻人，均仰首凝视着空中的老式飞机。没有叫喊，没有欢呼，也没有笑声。更多的，只是一种默默的自豪和忧伤，这种忧伤近乎痛苦。英雄迟暮，回首过往时一向如此。

在波恩，气氛则大为不同。机场巴士驶进城时，我首先留意到的是老旧住宅楼窗户上垂下来的床单，上面用红黑两色写着各种标语：“莫用鲜血换石油！”“我们还年轻，不能死。”“世上没有正义战争。”“每颗炸弹都在摧毁我们的希望。”一周前，波恩爆发了大规模反战游行。楼房的窗户和墙壁上依旧贴着“我们很害怕！”“别再打仗了！”“布什是战犯！”这些字样的海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抑制的狂躁，一种世界末日近在眼前的气氛。这个世界就要完蛋（Weltuntergang），埋葬它的是战争和生态灾难。

波恩的建筑是18世纪风格，很朴素，衬托出启蒙时期的古典主义之风。这座城市没有德皇威廉治下的柏林那种恢宏气势。覆盖着肮脏积雪的集市广场上屹立着一尊贝多芬的铜像，一面白旗插在他冰冷的手中，上面是“禁止轰炸”的图案。铜像前扎着几顶帐篷，也绘有横幅和标语。帐篷外，一块块展示牌上满是各种照片和文字。横幅和我之前看到的一样，还是“莫用鲜血换石油！”等口号。一块展示牌写着：“记住这些图片。”底下是一堆照片、剪报和素描，主题各式各样：一战时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二战期间被轰炸的城市；纳粹士兵在乌克兰行军；赤身裸体的越南小女孩逃离凝固汽油弹轰炸；以军在黎巴嫩；美国轰炸机起飞，赴巴格达执行任务。“世上根本就没有正义战争。”标语写道。

一个四十出头、留络腮胡穿滑雪衫的男人在分发宣传册，见我拿了一份，便跟我谈起他的见解：“这场战争完全是出于物质原因而打的。伊拉克用毒气对付库尔德人的时候，我们袖手旁观，现在倒开打了。必须立刻停止战争。”他说话语气并不盛气凌人，像个习惯于被人误解的先知，有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

我的反应和旅德外国人经常按捺不住要说的一样——带着不同程度的自以为是。我提醒他想想纳粹：“1938年的‘水晶之夜’[2]后我们也是袖手旁观，这是1939年不动武的理由么？”“呃，”他应了一句，“我那时还没出生，所以说不上来。但我知道，以色列在1948年屠杀过巴勒斯坦人。可如今我们的外长根舍（Genscher）却还跑到以色列去送钱、送武器——全都因为我们心中有愧。你觉得这样对么？”

我没有料到他会说德国人“心中有愧”，因为他是个和平活动者、绿党成员，从年龄来看应属于“六八一代”[3]，成长于激进的六十年代。他关于以色列和德国人“罪孽心理”的那套论调在诸如《德国国家报》（Deutsche National-Zeitung）这份极右刊物上不难见到。这份报纸出版地在慕尼黑，发行人是老牌极右翼人士格哈德·弗雷（Gerhard Frey），他与阿登纳的“西方”素不对付。该报最近出版的一期对前往以色列提供帮助和安慰的德国政客冷嘲热讽，并谴责海湾战争是美国人搞种族灭绝的典范。“波斯湾地区的种族灭绝，”该报写道，“是典型的反人类罪行。”该报还刊登了“屠杀美国印第安人”和“以色列的恐怖战争”等文章。这倒不是说《德国国家报》是份反战主义报刊。它对德国国防军乃至党卫队大肆吹捧，还以折扣价向读者兜售印有德国军人戎装照的日历，并推销闪电战的纪录片录像带。

然而，这些宣传所流露出的情绪，和那些上了英国电视节目、满面红光的退役空军将领身上洋溢的自豪感，几乎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旨在为自己开脱，似乎有些事有必要被掩盖，又似乎德国人的罪孽通过宣扬以色列的恐怖行径或美国屠杀印第安人就能得到缓解，甚至一笔勾销。在这里——或许也只有在这里——德国政坛的两个极端才产生了交集。一头是《德国国家报》，另一头是柏林和平运动的一位发言人，他称空袭伊拉克是“自希特勒以来最严重的战争罪行”。

上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响随处可闻，但其在极端政治思潮中发出了最强音。对美国物质主义毁灭世界的担忧，长久以来就是左右两派共有的论调。海湾战争期间，这种担忧似乎成为了现实。对美国的怨气由来已久，人们以为是右派的专利，其实左派也有。1991年11月，斯图加特出现了一座非官方背景的战争罪法庭，对美国人的“生态战争罪”和在伊拉克犯下的“种族灭绝”进行审判。声名显赫的和平活动人士阿尔弗雷德·梅西特斯海默（Alfred Mechtersheimer）提醒听众，纽伦堡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一位社会党政要批评西德人对美国卑躬屈膝。但如果说左右两派对美国共同的敌意还算相对直观，他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则从来没那么简单。美国让人想起的是轰炸机摧毁德国城市，是诺曼底或阿登战役的激战，是黑市和拿着巧克力、丝袜勾引德国姑娘的黑人美国兵。而一提起以色列，便是大屠杀（Holocaust）。

我被人引介给旅居波恩的一个以色列人，鉴于对方想隐去真名，我姑且管他叫迈克尔。迈克尔是德国罪行方面的行家，怨气颇重。我在以色列大使馆见到了他，这是座位于波恩市郊、守卫森严的别墅。我俩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聊了会儿，屋里只有一张空荡荡的写字台，墙上挂着以色列的风景照。迈克尔身材敦实，一头卷发，三十出头的他是“六八后”，出生在俄国，还是孩子时就移民西德，童年是在科隆附近度过的。他是学校里唯一的犹太孩子，这段经历很不是滋味，因为他总被当成特例区别对待。老师会请他给全班讲发生在奥斯维辛的事。别的孩子调皮捣蛋时免不了挨罚，但老师会对他网开一面。

几个月后，我在读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r）的小说《爸爸》（Vati）时联想到了迈克尔。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男孩，爸爸是纳粹战犯，原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儿子老抱怨他在学校受到的待遇：“他们的想法让我感到压抑。生物老师因为给我打低分还向我道歉，让我千万别把这看成是对我家里人所作所为的惩罚。哪怕不做功课，老师也不会骂我偷懒。他们说，这是因为‘我家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

迈克尔说，德国有心结。“我相信，如果你给德国人做心电图测试，随便谁，老少都行，你会发现，一提到犹太人，对方的肾上腺激素水平就会猛增。”

他说，这就是海湾战争在德国造成如此巨大恐慌的原因。以色列大使馆成天接到带着哭腔的人打来的电话。其中一些人询问一旦战况恶化，他们能否帮助以色列儿童避难，战争结束后又能不能把孩子送回去。得劝这些德国人平静下来，迈克尔说完耸耸肩。“哈，”他微微一笑，“做德国人可真难啊。”

迈克尔不光讨厌年轻的和平主义者，也讨厌老一代的人，那些为人父者，那些有罪的人（Täter）。他说，老一辈人战后几乎统统变得很亲犹。牧师、市长、教师、神甫一有机会就去以色列。一种有趣的角色互换出现了。迈克尔称，战前犹太人给人的印象是一群温和、文弱的和平主义者。反之，德国人则有着普鲁士式的纪律性，如“克虏伯钢材一般坚强”云云。可如今，以色列人已是严守纪律和不辞辛苦的战士。不少上了年纪的德国人为此很佩服他们，而看不上懒惰而又不爱卫生的阿拉伯人。于是德国人倒成了和平主义者。“我们以色列人现在看不上这些德国士兵。”迈克尔说。

到了六十年代末，特别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许多德国年轻人对他们父母支持的事物一概反对。他们批判父母的过去，憎恨他们的沉默，也反感他们的亲犹立场。学生中的激进派宣称自己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尤其是和巴勒斯坦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和罪人——也就是那些凶手——扯上干系，在德国不会，在越南不会，在以色列也不会。他们会为父母的怯懦作出补偿，他们会抵抗，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会为了把世界从生态灾难中拯救出来而战斗，抗击美国的消费主义和以色列的穷兵黩武。迈克尔说：“他们觉得支持左派是杜绝反犹主义的一剂疫苗。”因此，在迈克尔眼里，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平示威者不是成千上万个吸取了历史教训的良善之人，而是代表了“百分百德国新教徒的刻板，既咄咄逼人，又缺乏宽容，不通人情”。

1991年2月，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就海湾战争这一话题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缩写FAZ）的采访。(1)奥兹是自由派，而FAZ是保守派报纸，对和平运动、绿党、左派或“六八一代”鲜有同情。报纸编辑赞成德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或者最起码也应该坚定支持联合国军。FAZ立场反共，亲北约，奉行自由主义（这里取19世纪欧洲通行的词意，而非20世纪美国语境中的自由主义）。其中一位编辑是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他写过一本关于希特勒的著名传记，后翻拍成电影，让他发了笔财。希特勒时代——尤其是在影片中——被描绘成某种集体疯狂，一场杀机四伏的闹剧，一个伟大国家历史中一次精神失常的偶发事件。

那一周，费斯特情绪激动，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缺乏坚定，却对和平过度忧虑，再度显示出这个国家是自身历史的囚徒。费斯特经常表示，德国理应重新成为一个正常、负责任的大国。他指的“大国”，和阿登纳说的是一回事：一个正常的西方大国。在他看来，这一目标在受到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负罪心理所妨碍后，反而催生出了道德优越感：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如今要治愈世界的痼疾。这一点阻碍了德国承担其作为西方盟友的义务。英、法、美三国在缺乏德国积极支持的情况下仍然不惜动武，爱国人士费斯特对此感到很尴尬，甚至很丢脸。我提到反战示威时，他叹了口气，说道：“都赖希特勒。”

阿摩司·奥兹跟《法兰克福汇报》不是一路人，因为他信奉的自由主义属于中间偏左。然而，他在采访中以批评的口吻谈到了欧洲左派，特别是德国左派看待第三世界时的浪漫主义眼光。从他们的态度中，他读出了几分卢梭对“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的崇拜之情——对那些不幸受难的人有一种近乎神学般的推崇。“或许，”他谈到，“这是基督教高度简化和富于感情的印象造成的，根据教义，受害者经过受难，灵魂可以得到净化。”

也就是说，犹太人经过大屠杀，灵魂得到了“净化”，“仿佛毒气室里喷洒在受害者身上的是一种道德清洁剂”。他们肯定要比别人更纯洁，也更出众。但是，这种纯洁性在有罪之人的子子孙孙身上作用如何呢？能说他们心底里其实也想成为受难者么？

海湾战争期间曾曝出新闻，说德国公司卖给伊拉克的毒气不久后将被安装在飞毛腿导弹上，用来对付以色列，这对道德纯洁构成了残酷的考验。世上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但犹太人正面临德国毒气的威胁。这可不是道德悖论的问题，和平运动因此内部分裂，诗人兼词曲作者的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过去曾经反对美国的导弹基地落户德国。他的政治信仰和《法兰克福汇报》相去甚远，但因为声援海湾战争，惹恼了昔日许多同仁。“莫以鲜血换石油，”他在《时代周报》（Die Zeit）里写道，“这是最新的一句反美口号。哎！美国人当然也关心石油……而我为此感谢上帝……没错，我乐见有龌龊利益的存在。要不然以色列就会孤军奋战了。”(2)比尔曼的父亲死在了奥斯维辛。

有个德语词，很难译成英文，但概括了不少德国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情绪：betroffen。辞典给出的翻译如下：“受到震惊、失望、惊骇和迷惘的冲击或影响。”这些解释没一个确切的，也许法语词bouleversé在语义上最为接近。betroffen在和平主义者、自由派和社会党人中间使用很广泛，出现频率和经常挂在德国保守派嘴上的“正常国家”（normal nation）一样高。betroffen意味着一种罪恶感、耻辱感，甚至是无地自容。说某人betroffen，就是说他无言以对。但它还隐含了道德纯洁性这层意思，betroffen是“掌控过去”的一种方法，展示悔悟和认罪的态度，并换取宽恕和灵魂的升华。

西德国内频繁出现劝人“哀悼”过去、“为哀悼努力”（Trauerarbeit）的训诫，这是净化过程的一个环节。在六十年代发表的著作《论无法哀悼》中，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剖析了影响战后德国人不愿面对过去的道德麻木。他们因为战败而麻木；记忆又似乎出现了阻塞。他们既不愿意也无法为哀悼努力，或承认罪过。他们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曾顶礼膜拜一位致几百万人死亡的领袖。不少德国人在过去沉醉于纳粹运动所提供的自吹自擂戏码，乐此不彼。米切利希夫妇认为，德国人在第三帝国倒台后对此抵赖，是希望不仅能逃避惩罚或罪恶感，而且还能逃避战败后接踵而至的那种彻底一蹶不振的情绪。只有那些失去过的人才有资格哀悼。但德国人到底失去了什么？当然，犹太人算一个，但这很难让人感到是德国人的损失。许多德国人失去了家园、儿子、荒唐的理想和领袖，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米切利希夫妇“为哀悼努力”的对象。恰恰相反，1945年后，对希特勒的凭吊应该是不可能存在的。三十年过去，玛格丽特·米切利希会说，无力哀悼这点再也不适用于年轻一代。她说的没错：德国处处哀悼犹太人，而在个别极端主义圈子里，希特勒一样有人缅怀。

betroffen的状态有些许宗教涵义，这和在德国有悠久、深厚传统的敬虔主义（Pietism）有些近似，后者创始于17世纪菲利普·雅各布·斯本纳（Philipp Jakob Spener）的著作。斯本纳一心通过强调辛勤劳动和个人精神付出来改革教会，并在日常生活中传播福音。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这样写道：“敬虔主义的核心是个体的道德自新，这点可以在经历忏悔的煎熬、幡然醒悟并认识到上帝必然的仁慈后获得实现。”(3)敬虔主义是对法国启蒙思想中世俗和理性观念的消解。它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中产阶级，也鼓舞了普鲁士军官和俾斯麦身边的人。我认为，波恩的以色列人迈克尔在谈到德国反战人士身上的新教刻板时，所指的正是这一精神。

海湾战争期间，波恩就有betroffen之感。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当时正值狂欢节，是人们穿着奇装异服参加派对、喝啤酒、抱女人、放声歌唱的时节。但这一切在战争时期和大难临头之际显得不合时宜，于是狂欢节委员会改头换面，成了危难关头委员会。对于所有自愿取消狂欢节庆典的团体，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land-Pfalz）地方政府都给予资金补偿。这一手段果然奏效。只有科隆举办了一场非官方的街头庆典，口号是“我们照样过日子”。

柏林一个由音乐学院学生组成的团体搞了一场反战日活动，据他们的发言人说，原因是“所有学生都感到很难过，很彷徨（betroffen），我们觉得有必要聚集在一起，表明大家的担忧”。学生们造了个祭坛，点燃蜡烛。当地一家电台播放了他们的和平之歌，歌词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我们彷徨无措，深感震惊。”

我下榻宾馆外的广场又阴冷又空旷。一个不起眼的啤酒摊旁，几个年轻人喝着酒，不时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就像在过节。浸透醉意的歌声从我房间的窗户飘了进来。听着他们用力跺脚打节拍，我脑海里浮现出不计其数的战争片，片中德国人的欢天喜地与其残暴行为形成了极具讽刺的反差。身在德国，最好还是尽力避免做这样的联想，因为哪怕一个人的记忆来源只是电影，也很容易变得自以为是和偏激。

看着电视，我再度感叹英德两国间的区别。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海湾战争期间，电视观众很难避开圆桌讨论。实在是太多了，不停换频道的话，还能同时关注几场辩论。牧师是这些节目的常客，一些西装革履，一些穿着牛仔裤。他们的出现恰到好处，因为辩论的核心是良知问题。一个人能问心无愧地参战么？某位德国战斗机飞行员表示自己很难对别人痛下杀手，他不知道自己良心上是否过得去。一位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则说，自己为救治在海湾战争中受伤的美军飞行员感到良心不安，因为这么做让他成了帮凶。

在一档具有代表性的节目里，讨论嘉宾席中坐着曾经的反纳粹抵抗主义战士、应征入伍的新兵、年事已高的家庭主妇、上班族母亲和几名高中学生。二十七岁的母亲安格莉卡发言说，鉴于“我们在二战时干的坏事”，德国必须帮助以色列。不过，参战的话肯定一点好处都没有。

“那英国人和法国人怎么说？”原抵抗主义战士开口了，“是不是应该把脏活都交给他们干，我们自己躲在家里？”（他没提美国人）

“哦，”安格莉卡回应，“我们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过去接受的教育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打仗，我们怎能不予理会呢？身在他国时，我们耻为德国人，世人一直都怕我们，现在他们却责怪我们不够果敢……”

十八岁的高中生安德烈亚说道：“我们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叫人怎么忘得了？我可不为自己身为德国人感到自豪。”

但是，等到年长的家庭主妇谈起她在二战期间的磨难——轰炸、吃不饱饭、出征的父亲和儿子没能回来——并呼吁应反对所有战争时，年轻学生发话了：“我能理解，战争时期会发生很多可怕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在该出手时不出手，坏事一样会发生。”

听众席中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叫声，然而学生的话得到了原抵抗组织战士的支持。后者把萨达姆·侯赛因比成希特勒，认为应该制止萨达姆，就好像当初应该制止希特勒一样：“萨达姆已经杀害了上万人。难道就因为我们良心有愧，开不了枪，就可以对他听之任之么？”

最后，穿着牛仔裤和花衬衫的年轻士兵终于开口了。当被问及他对杀人有何感想时，他答道：“如果德国或北约遭到攻击，我将不得已而为之。但如果是我不支持的战争，我会抗命。”

他的回答沿袭了战后联邦德国宪法给出的正统解释。在德国，新兵是可以以良心不安为由拒绝参战的。“命令就是命令”（Befehl ist Befehl）这句话再也不能成为实施暴行的借口了。另外，德国军队只能为保卫德国或盟国领土作战。德国是北约成员，因此对盟国领土的普遍理解是北约领土。右派想要扩大这一解释的外延，左派至今都坚决抵制。

但是这位士兵参与的并非是法律层面的讨论。他试图回答一个有关道德和良知的问题。而且他给出了诚实的答案，比起许多和平主义者一味拒斥战争——所有战争——的立场，这或许更能反映出当今德国青年的心态。“六八一代”胸怀一种高于一切的道德目标：要和父母那辈人彻底划清界限，打破他们罪恶的沉默，散播和平的讯息，或者干脆就说德国人再也不会受到战争的诱惑。社民党主席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在海湾战争期间宣称，要德国人参战就“好像给一个改过自新的酒徒吃酒心巧克力一样”。你几乎能听到焦虑的尖叫。

费斯特说的也许没错。事情之所以这样，恐怕是因为希特勒。然而海湾战争显示出，对于德国和平主义，不能简单斥之为反美主义或对阿登纳口中西方世界的背叛。现实的矛盾是实实在在的：至少有两代人所受的教育是放弃战争，再也不把德国军人送上前线。换言之，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盼望德国成为放大版的瑞士。可是，他们也被教育要对以色列的命运负有责任感，而且若要成为西方国家的公民，就要坚定地融入西方盟国大家庭中。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两方面都能做到。如果萨达姆果真是另一个希特勒，而且德国没能拉犹太人一把的话，那该如何是好？

这就是拿希特勒做类比会让人痛苦的原因。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也正是决定拿这点开刀。他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里把萨达姆比作希特勒。(4)恩岑斯贝格尔是出色的诗人和散文家。他很清楚怎么触及德国同胞的痛处。他能用美轮美奂的语言煽动人们的情绪。有人欣赏他在《明镜周刊》上的文章，但也有不少人对之怒不可遏，特别是左派知识分子。在柏林时，我曾听过一名批评家斥责恩岑斯贝格尔是叛徒。他背叛了什么？我追问。背叛了精神（Geist），对方回答。许多年来，恩岑斯贝格尔本人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他这代人，在纳粹统治下成长起来，上学念书，然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战争末期被征召进防空部队。战后，恩岑斯贝格尔同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等作家一道，形成某种左派的反纳粹团体，旨在扫除德国威权主义的残余势力。多年来，追剿纳粹思想余孽或多或少成了他为之全身心付出的一项事业。

在为《明镜周刊》撰写的文章里，恩岑斯贝格尔表示萨达姆同希特勒一样，不仅是个独裁者，还是全人类的敌人，是个热衷制造死亡、自寻死路的恶魔。他若有条件，定能摧毁全世界，当然，他自己的人民也包括在内。他和希特勒一样，蔑视自己国家里的一部分人。问题是，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十恶不赦的恶棍？恩岑斯贝格尔的答案是那些被侮辱的人。一群永远的失败者，因为知识水平不如人，因为贫困，抑或因为自感无力左右生活，长久以来变得垂头丧气，心灰意懒。德国人能在阿拉伯人身上发现自我的存在，恩岑斯贝格尔写道。

毫无疑问德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类比。恩岑斯贝格尔写道，这一认识“将颠覆任何从种族角度阐述眼下军事冲突的基础。另外，它还将揭示，尽管没人愿意重提法西斯主义，但它仍具有潜在的延续影响。德国实业界从来就不必为其向希特勒提供的殷勤服务进行忏悔。如今他们抱着同样的热情急于帮助希特勒的继任者，只能说是一脉相承。单靠无知不足以解释为何相当一部分德国青年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或者反对乔治·布什甚于反对萨达姆·侯赛因”。

对潜在延续性的批评是战后反纳粹团体的一贯主张，但恩岑斯贝格尔的话确有其新颖之处。也许他对伊拉克人的评价有失公允，毕竟他们可没有像德国人支持希特勒那样倾力支持萨达姆。但对于那些自认为通过悲天悯人的修行，或急不可耐地手持蜡烛、企盼和平就能甩掉历史包袱的人，他们身上的延续性没能逃过恩岑斯贝格尔的眼睛。

恩岑斯贝格尔这代人学会了不信任德国人。四五十年代的延续性依旧清晰可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防空部队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恩岑斯贝格尔的反纳粹团体对西德人兴冲冲地奔向物质繁荣满腹狐疑。物质繁荣就像一层厚厚的白雪，把过去覆盖起来，掩藏所有痕迹，也遮蔽一切声音。恩岑斯贝格尔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开头是这样的：

我的父母，

天真地把我带到这片土地上，

但我在这里失去了什么？

土生土长，却又无所适从，

我人在这儿，心却不属于这儿，

这片温馨的肮脏之地，

是我舒适而温存的坟墓。

由于一年前发生的事，海湾战争期间世人对德国人的不信任感格外强烈。眼看两德合并，邻国心里忐忑不安。这很好理解；它们曾经沦陷，很清楚德国人能做出什么事来。但同时显露出来的还有恩岑斯贝格尔这代人，或至少是反纳粹团体成员对德国人的不信任。君特·格拉斯反对统一的理由是一个统一的德国制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使用“奥斯维辛”一词时，几乎带有宗教意味，好像这是个护身符，拿在手里摇来晃去，如同一只凶煞之眼，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奥斯维辛”长久以来一直是对抗潜在连续性的主要驱邪物。

换个不那么抽象笼统和老生常谈的说法，西德人不信任东德人——东德军人行进时依然踢正步，他们的小布尔乔亚做派很有三十年代的遗风；东德政府体制虽然建立在反法西斯基础之上，却残留了许多纳粹时期的余毒，令人担心；简言之，东德人生活在“亚洲”。以色列人迈克尔将“西佬”（Wessies）与“东佬”（Ossies）的相遇比作是展示道林·格雷（Dorian Gray）的画像[4]，西德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形象，对此并不高兴。

一位知名的西德作家在我提到东德人时翻了翻白眼，说他厌倦了历史的重蹈覆辙。“净化，再教育，这些我都见识过。我不喜欢那些东德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清二楚，我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听到这话我很惊讶，后来将其转述给文学批评家罗兰·维根斯坦（Roland Wiegenstein）。他的寓所在柏林，十分宽敞，里面摆放着钢结构的黑色皮质家具，墙上挂着大幅抽象画。

维根斯坦穿着入时考究。他的品位有很显著的战后（après guerre）风格。“我很清楚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道，“我比他大不了几岁。联邦德国变身文明人的速度之快，真乃奇迹。我们现在算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了，吸收了民主体制，但原民主德国的人依然困在前现代时期。他们是丑陋的德国人，和战后的西德人像得很，我是和这批人一起长大的。他们现在都还不算是文明人。”

丑陋的东佬们穿着剪裁蹩脚的西服，牛仔裤洗得发白，脚蹬塑料鞋。对他们文化的鄙视不仅仅是势利眼在作祟。其中的潜台词是，西德人自己也险些变成踢正步的纳粹地下支持者，好在他们脱胎换骨，算是成了现代欧洲人。就在德国统一前不久，“六八一代”的小说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著文道，在他看来（潜台词是对其朋友和西德同胞亦是如此），托斯卡纳都比德累斯顿要近。

猜忌心是德国政治语言的一部分。诺伯特·冈泽尔（Norbert Gansel）是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兼外交问题专家。海湾战争期间，他正好年满五十，和维根斯坦一样，他的穿着也很时髦，上身是一件紫红色的西装。他给我和自己各倒了一杯日本清酒。“口感跟石油一样滑爽。”他评价道。我猜这句话里有讽刺之意。他讲话很小心：“我个人信奉的政治哲学，也许连我的政治抱负，都和不信任感有关。我不信任我代表的选民，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把希特勒推上台，纵容他迫害犹太人。”他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德国北方港市基尔（Kiel）的照片，那是冈泽尔出生的地方。图片展现的是1945年满目疮痍的基尔。看到我盯着这幅图，他说道：“不管谁挨炸，保管都能得到我们同情。”

冈泽尔在研究纳粹历史上花了不少时间，他大学论文写的就是党卫队。1970年代时，他曾尝试推翻纳粹法庭作出的判决，但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取得成功。其中一大障碍是纳粹的司法系统从来没得到过清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延续性才宣告终结。冈泽尔告诉我，五六十年代司法失灵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新一代政治青年业已成熟。行凶者（Täter）的子孙在质疑过去时已经不像“六八一代”那样自以为是了。德国人变现实了，冈泽尔说，比日本人现实得多。海湾战争的爆发就像冲了个凉，精神为之一振。

很难说到底哪一点更让人振奋：海湾战争还是东佬们的到来。二者几乎同时发生，这点则平添了几分压力。德国社民党素有一种民族主义式中立（nationalist neutralism）的传统，不少左派政治家认为与西方国家结盟阻碍了德国统一。1950年代，社民党在这方面的民族主义色彩比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还要浓厚。多年来，左派一直抨击阿登纳治下的德国继承了纳粹遗产，还对美国卑躬屈膝。但如今德国统一了，“奥斯维辛”的幽灵又回来了，外加一群思想狭隘的“东佬”的涌入，阿登纳当年的看法算是得到了证实。德国需要西方，西方也需要德国，只是其需要的方式让德国人尤其是社民党人感到深深的不安。

将德国推入西方盟友的怀抱之中，譬如北约和欧共体，意味着埋葬对德国人的猜忌心，起码人们是这么希望的。成为欧洲人的德国人会感到更加正常，为西方所接纳，也更像文明人。德国，这个古老的“中央之国”，位于中欧的庞然大物，曾对其身份定位忧心忡忡，又为历史包袱所累，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国家。这种美好的状态在一年里却两次遭到挑战：先是两德合并，接着是海湾战争。不出意料，结果有几种。一种是对民智未开、非西方的“东佬”本能的排斥，另一种是在要不要同西方盟友一起出兵一事上瞻前顾后，踌躇不前。

在波恩的最后一个晚上，雪依旧下个不停。我约了位年轻的政治学者共进晚餐，晚餐是土豆饺、香肠配啤酒。说他年轻，其实也还好，只是不属于“六八一代”。此君并非和平主义者，对德国政府在支持西方同盟一事上的优柔寡断颇有微词。他似乎并未受到对本国文化猜疑心的掣肘，热情地给我介绍本地菜肴和一两家酒吧点唱机里播放的音乐，音乐欢快得有些瘮人——海湾战争铺天盖地的世界在此恍如隔世。他告诉我，德国军队现在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军队了，所有人都必须服役。这也正是讨论良知和道德如此重要的原因，所有人都有这方面的顾虑。另外，由于德国宪法规定国家安全和盟友的安全是绑在一起的，军事冒险几乎断无可能。“你看，”他说道，“我们德国人真的不想再自行其是了。”

天色不早了，我俩结伴走回我下榻的酒店。酒店年代久远，过去曾有许多显赫的客人入住，但在前台发放的历史简介里，1930年代和1940年代早期这段历史不知为何被跳过了。一路上，我们走过拿着和平旗的贝多芬雕像，走过“警示柱”旁举行烛光祷告的反战青年，走过写着“莫用鲜血换石油”和“德国的钱和毒气正被用来屠杀世界各国人民”的标语。我向他透露自己计划写一本探讨德国和日本战争记忆的书。他的反应似有几分愕然，甚至说得上是震惊，但嘴上并无表示。过了不久，我俩道别后，他突然转身跟我说：“拜托，请别夸大我们和日本人的共同点，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德国人可不会为了把公司做大做强就睡在公司。我们只是人，普通人罢了。”他没有说西方人，但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东京

在东京，海湾战争似乎离人们很遥远。没有横幅，没有警示柱，也没有烛光祷告或和平示威。比起废墟和弹痕依旧清晰可见的德国，战争的概念在日本显得更为遥远。鉴于整个东京在1945年陷入一片火海，这座城市没剩下什么可以让人回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战的事物。1936年未遂军事政变中被占领的宾馆没有毁于战火，倒是在1980年代一波房地产热潮中被拆除了。过去对日本主要战犯实施绞刑的监狱，如今被一栋摩天大楼和购物中心所取代。

1970年代至1980年代早期，人们仍能在火车站候车厅和神道教寺庙前见到日本帝国军队的退伍老兵，他们或失明或残疾，靠做工粗糙的义肢方能站立；这些身穿白色和服、戴着墨镜的老人拉着破破烂烂的手风琴，曲目都是伤感的军旅老歌，指望人们赏几个钱。一身美国最新款行头的年轻人走过他们身旁，大多瞥都不瞥一眼，好像这些糟老头儿根本不存在，又好像他们只是游魂野鬼，只有自己才看得见自己。年纪大一些的路人偶尔会扔给他们几个铜板，还是偷偷摸摸的，好像在用钱把丢人现眼的亲戚给打发走。这些身穿白色和服、鬼魂一样的人勾起了谁都不愿记起的往事。而如今连他们也永远消失了。在东京，唯一能唤醒上一次世界大战记忆的只有飘散在空中的一些零散片段，比如弹子房里传出的军队进行曲。

六本木是东京最时尚的几大区之一。1945年来，这里一直笼罩着一种淡淡的西方味道。从前这里有个美军基地，如今则散发出奢华气息。外国模特快步奔向时尚工作室，年轻男子开着保时捷在大街上飞驰，淑女们在意大利北部风味的餐厅里享用简便午餐。浮华之间，矗立着一片难看的灰色混凝土楼群，破败的模样与周边环境很不相称，好像它们压根儿就不该出现在那儿。日本防卫厅总部（编按：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就设于此，当时其还算不上部级机构，仅仅是一个厅，尽管防卫厅长官拥有内阁大臣的职级。这些老楼是上一次战争仅剩的一点印迹。战前，这里的主人是日本帝国陆军，战后换成了美军。

在官方层面，日本是没有海、陆、空军的。1946年，牢牢盯着日本人的美国占领当局塞给前者一部宪法，其中第九条声明“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自卫队是一个并不牢靠的妥协产物。实际上，日本的兵员人数相当庞大，只是宪法禁止其向海外派兵。

随着1950年前后冷战爆发，美国人再也不希望日本只充当解除武装、奉行和平主义的楷模。于是国家警察预备队应运而生。左派对此表示抗议，但无济于事。随后，同样顶着国民巨大抗议声浪的《美日安保条约》签署通过。理查德·尼克松在1953年访日期间曾说宪法第九条是个错误。许多日本保守派同意他的说法，但他们的意见不占上风。冷战恶化后，部分得益于朝鲜战争，日本商界开始欣欣向荣，左派则不断丢失阵地。再后来，自卫队的身份得到了合法化，不少日本人至今仍然认为这么做的前提不仅值得怀疑，而且违宪。

防卫厅主楼不管从内还是从外看，都一样毫无特色。我约了防卫厅副官萩次郎（Hagi Jiro）在这里见面。他的办公室布局简单，甚至有些寒酸：只摆了张写字台、一张沙发、一个碗柜和几个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日历，图案是太平洋海滩上少女的招贴画。萩次郎身材瘦削，身穿一件蓝西装。我向他打听日本公众舆论。大多数国民觉得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他回答说多数人反对出兵。1990年11月曾出台过一部支持派兵的特别法案，但后来不得不撤销。多数日本人一谈起军队就联想到过去的帝国陆军，他说。但是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们立场不尽相同。萩次郎告诉我，对二战有切身记忆的人激烈反对日军出境作战，不管战场在哪儿。30-50岁之间的人态度没那么强烈。至于年轻人，他们很容易受大众媒体影响，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

他提到了日本宪法第九条。信任的问题在德国经常出现，现在又冒了出来。萩次郎说：“日本人不信任自卫队，因为他们连自己也信不过。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好阻碍任何安保措施通过。”

这句话颇为耐人寻味：日本人信不过自己。在我俩的谈话临近尾声之际，这种说法又出现了一次。我告诉萩次郎自己刚去过德国。他笑笑，蹦出一句让我意外的话：“我很喜欢德国人，但我觉得他们是个危险民族，说不出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种族、文化和历史吧，诸如此类。其实我们日本人也一样：我们也习惯于走极端。从民族性来讲，我们日本人和德国人都具有高度的集体自律。当我们把精力用在正道上时，就是好事，但一旦滥用就会出大乱子。”说到这儿，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我还认为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

当然，很多人对这点深信不疑。他们曾劝我相信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但我未曾想在日本防卫厅总部也会听到同样的话。尽管萩次郎将两个民族放在一块儿，但依我个人经验来看，德国人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倾向于避而不谈。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许多德国人对自己被和日本人相提并论——甚至进行比较——感到很不自在（这一点又和日本人不同，他们经常这么对比）。我遇到的德国人常常强调他们和日本人有多么不同，正如“西佬”会强调他们和“东佬”的区别。这让我感到，“道林·格雷”这层因素或许在起作用。对于部分西德人而言，他们如今如此“开化”，如此自由，如此个人主义，又如此西化。反观日本人，他们的集体纪律、对权威人士的俯首帖耳，以及对待工作的军事化态度，似乎离一个才刚刚克服——也许远未克服——的自我形象并不是太远，这点让人不悦。

这么想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所学之物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日本人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organic nationalism）理论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即便那时的日本正在经历全盘西化，向西方列强看齐。1920-1930年代日本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排挤，这时斯宾格勒关于西方衰落的思想则让人感到宽慰。但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战前受到舶来德国思潮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在希特勒的德国，日本因为在思想深处实现了纳粹主义的抱负而备受推崇。拿纳粹宣传家乌拉赫（Albrecht Fürst von Urach）的话说，日本人的天皇崇拜是“世上最独特的一种糅合了国家形态、国家意识和宗教狂热的产物”。(5)当然，狂热在纳粹的词典里是个褒义词。读到纳粹关于日本的著作时，人们的印象或许是德国宣传家希望通过宣传，向德国人灌输类似日本远古诸神传承给后人的那种文化。

对于国家行为——恰如个体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文化或民族性决定的这一命题，多数日本人表现出了近乎走火入魔的关切。海外战争期间，日本电视里看不出多少彷徨失措（Betroffenheit）的迹象，也没有退役将领详细盘点战术和战略。相反，媒体和学界专家大谈这场发生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战争，姿态颇为超脱。这场战争在他们口中往往被描绘为西方和中东地区之间的一场文化或宗教冲突。关于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之间宿怨的讨论有很多，此外还有人详细分析美国人的性格，以求理解乔治·布什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Gen. Schwarzkopf）的行事风格。

这种对文化的关切在私下谈话中也层出不穷。一次，我和三三两两的日本朋友相聚在东京某条巷子里，把酒言欢。这条巷子是战后为数不多的几条没变过样的街道之一。当中一段人称“黄金街”，过去是廉价红灯区。我们坐在一家居酒屋里，地方十分狭小，只能容纳大概十个人。居酒屋的名字取自一部先锋派法国电影，烟雾缭绕的空气中飘着比莉·荷莉戴[5]的歌声；这家店以经常招揽知识分子光顾为荣。多数酒客对海湾战争的看法是，这纯粹是一场为美国利益而打的战争。我的朋友均是四十出头，热衷文艺事业。他们认为海湾战争关乎文化认同，美国人想要迫使阿拉伯人接受和美国人一致的世界观。

那么自由和民主呢？我问。这些原则难道不值得捍卫么？我们能容忍一个穷凶极恶的国家侵略他国么？我很清楚自己这么说并不很有说服力；科威特很难算得上是民主国家。但我的初衷是抛砖引玉。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是一种变相的反西方论调。

“民主，”一个漫画家开口道，“并不是普世的，它只是一种西方理想，西方人谎称其具有普世意义。这恰恰是这场战争错误的原因：西方试图把想法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美国人不仅伪善，还很傲慢。”

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使劲点头，表示如果当初美国人不来的话，日本只会更好。他指的是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部侵入日本的“黑船事件”。“他们夺走了我们的文化，”他说道，“我们现在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与他相熟，知道他这么说只是在煽情。但是，同日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交谈时经常会出现这一幕：但凡在讨论日本和外部世界的时候，身份认同这个话题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横插一脚，导致的结果是怪异的认同感。我曾在左倾的《朝日新闻》里读到过下面这封来信，作者是中村哲（Nakamura Tetsu）。中村是医生，属于“六八一代”，对中东事务很积极。信件内容如下：“当我们谈论世界新秩序的时候，有必要理解我们的亚洲同胞，他们有着和西方人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我们必须反思对亚洲的态度。仅仅五十年前，我们日本人处在传统社会和西式现代化这对矛盾中，同美国打了一场仗，为此吃尽了苦头。这场战争至今尚未终结。是时候重新思考在广岛和长崎逝去的几百万（原文如此）‘英灵’有何意义了。”(6)

这种说法在语气和思路上与风靡三四十年代的日本泛亚民族主义高度相似。自19世纪以降，日本曾激烈地抗击过西方对亚洲的主导，时而显得缺乏变通，但始终值得敬佩——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它肇始于1860年代的“驱除鞑虏、拥护皇权”运动，在日本的战争宣传中颇为促销。在1964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林房雄曾为其进行辩护。战后，他的反西方民族主义观成了右翼卫道士的模板。但林房雄过去是共产党，而且他曾写道，在一个理想世界里，日本再也不会因国际政局而分化，所有日本人都会往一处想。他的原话是：“一种日本式思维将会诞生。”(7)这些字眼里能读出怀旧。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人被教导“一万万心一齐跳动”（一亿一心）。

海湾战争期间，理想中的世界还遥不可及。《朝日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的受访者反对对伊拉克动武，但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有29.6%的人支持动武，还有起码相同比例的人回答“说不上来”。中村刊登于《朝日新闻》的来信反映出，投书该报的读者中间存在一种普遍的论调，只不过他文字中的感情色彩更加鲜明而已。有封具有代表性的来信是这样写的：“纵观历史，我们日本人如今总算有权利和义务对战争说不，并向世界传授我们的切身经验，诉说我国无辜平民如何沦为惨烈轰炸的牺牲品。”

这一论调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代表了宪法第九条的立场。1946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抗议。他说，日本应该放弃战争、作出道德垂范这种说法固然很好，但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国家会效而仿之。麦克阿瑟回应道：“就算没有国家效仿，日本也不会吃什么亏。那些不支持的人才是不对的。”长久以来，多数日本人一直秉承这一看法，然而海湾战争让他们有所动摇。

这一看法值得尊崇，但也建立在某种“虚无的背叛说”之上。根据这一传说，日本成了个崇尚道德、爱好和平，独树一帜的国家，却遭到了清算其战争罪行的战胜者的背叛；在越南、阿富汗和尼加拉瓜，它遭到了背叛，在军备竞赛和冷战中也是如此；针对广岛和长崎的“毫无必要”甚至是出于“种族报复”的核打击，以及之后各大国发动的一切军事行动——包括讨伐萨达姆·侯赛因的决定——都让日本成了受害者。对此最笃信不疑的是左派的男男女女，他们对宪法第九条的坚持，就好比牧师爱护其祷告书一样。

海湾战争正式结束后几个月，一位名叫松本健一的文学批评家在《东京新闻》上撰稿，文中他将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比作日本偷袭珍珠港。(8)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和恩岑斯贝格尔在《明镜周刊》里拿萨达姆和希特勒作比较有异曲同工之处。松本写道，萨达姆为泛阿拉伯理想而战的声明“让人不寒而栗地联想起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曾傲慢地宣称‘亚洲是一家’”。伊拉克和日本都与西方帝国主义展开了“圣战”。但是在松本眼里，二者的相似性还不止于此：“日本和伊拉克出于几乎完全一致的理由发动了战争。”西方大国因为切断两国的贸易和原材料供应，被指责让战争变得无法避免。于是乎，战争对日本和伊拉克就成了一件名义上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日本，”松本写道，“尚未对其战时暴行进行过忏悔，因此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批评，就没有资格指责伊拉克人采取非人道行为和违反国际法。”

写到这儿都还不错。类似的自省文字在主流日本媒体中十分罕见。但是紧接着，指向自己的手指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另一方面，美国大众传媒对于空袭伊拉克之初的反应，让人回想起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捷报频传时的欣喜若狂……”结论是：“海湾战争再次让我认识到了战争的乏味和残酷。在听闻首相海部俊树表达对多国联军的坚定支持，并谋求向中东派遣自卫队之后，我大为震惊。日本陷入野蛮状态也就是五十年前的事，但这个国家的保守派政客似乎并未从中吸取多少教训。”

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即各方一样野蛮：战时的日本、萨达姆、布什、日本保守派政客，概莫能外。和平主义目标也许很高尚，质疑美国媒体的兴高采烈或许不无道理，但这种看法为图省事，不分青红皂白。比如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就好像波恩集市广场上的警示柱，或认为轰炸巴格达是1945年以来最严重战争罪行的主和派教授。历史就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然而，日本和德国有一处天壤之别：以色列。日本人对犹太人没有负罪感；没人会发了疯似的给以色列驻东京大使馆打电话；日本也没有自己的沃尔夫·比尔曼。海湾战争勾起了不少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回忆；但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这只是另一场战争，一场距离他们十分遥远的战争，其爆发过程有点像自然灾害。或许，如果联军的轰炸目标不是伊拉克而是中国乃至朝鲜的话，日本的战争罪孽就会起作用。但就算是那些对中国和朝鲜抱有歉意的日本人，也不会把日本发动的战争和屠犹看成一回事。

拒绝对历史作出区别对待，并不仅仅是一种逃避罪责的办法。它也是和平主义的核心。就连对不同战争作区分，或承认有些战争师出有名，都已经是一种不道德的立场了。所幸对于德国和日本而言，和平主义恰好是一种用来麻木历史罪行之痛的办法。或者反之，如果一个人沉浸在里头无法自拔，和平主义就会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这也可以是历史短视的成因。

小田实是日本反对越战运动的鼻祖，也是一部描写广岛原爆小说的作者。他告诉我，日本必须坚持和平主义：“所有国家当中，日本必须充当有良知的反对者。”但成为军事强国的日本会十分危险，小田说道。德国也一样。他认为，德国很快就又要成为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了。当我表示他的话有待商榷时，他说我是西方人、是白种人，根本没资格说三道四。

我问他对越战怎么看，他说自己看不出越战和日本的亚洲战争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实，正是越战促使他反思日本对亚洲的征服。他也不认为欧洲殖民主义同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有何不同。当我指出我认为存在的区别时，他恼了，嗓门也大了起来。“你看，”他叫道，“我可没工夫陪你讨论历史的差异。殖民主义是罪恶的，事情就是这样。”他的圆脸涨得通红，大手砸得桌面砰砰响。坐在他身旁的朝鲜裔妻子没出声，只是盯着茶杯。我被提醒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小田生于1932年，他记得当初在日本大败美国人之后，自己挥舞着旭日旗，心里别提有多骄傲了。他同样记得并且无法释怀的是，就在天皇宣布“战事发展对日本不利”、是时候投降了的前一天，家乡大阪被炸了个稀巴烂。小田说自己没有哭，让他真正难以接受的是，日本在战后本有机会和过去一刀两断，却被美国人生生给搅了。是美国人允许天皇保留皇位，并同意那些把日本引向战争的官僚和政客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也是美国人，通过建立自卫队，促使日本人亲手削弱了本国宪法；同样还是美国人，把日本人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帮凶。

小田的怨恨不无道理，但他对于西方的矛盾心理要比政治幻灭来得更复杂。这种矛盾心态接近于敌意，部分或许与年龄有关。毕竟，他少时接受的教育是仇视“盎格鲁-美利坚妖魔”。而泛亚主义宣传与富有浪漫色彩的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其实相距并不遥远。但是，尽管小田信奉第三世界理论，他并非只同情受压迫者，压迫者他也同情。他发起“越南和平”运动，目的之一就是要帮助美国逃兵和反战示威者。在小田眼中，美国大兵和原日本帝国军人一样，既是侵略者，也是受害者；说他们是侵略者，因为他们残害无辜百姓；说他们是受害者，因为他们也是迫于命令。

在日本，对待西方的态度除了复杂，没有第二个字眼可以形容。表面上，日本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就连在小田实眼里，他大概也觉得纽约比北京更近吧（我敢说他对托斯卡纳也比对德累斯顿更熟悉）。即便19世纪的日本曾出现过一股驱逐外夷的运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脱亚”运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战争促生了一批浮世绘版画，在这些作品里，日军的身材普遍高大，肤色较浅，穿着欧式军装；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侏儒一般的黄种人，留着辫子，身穿丝绸衣服。日本人的优势一露无余。

矛盾心理形态纷呈，这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显露无遗。右翼自民党政客龟井静香几乎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小田实的对立面。虽说他们年龄相仿，身材都很敦实，有着农民般的粗线条，不过这也就是两人所有的共同点了。龟井在防务问题上是鹰派，他希望废除宪法第九条，在教育中注入更多爱国主义元素，让军人英雄成为学生引以为荣的对象，等等。他不相信日本的亚洲战争真有那么恶贯满盈。另外，他希望恢复天皇在这个家族式国家里神圣的一家之主地位，并重新确立神道教的国教地位。他认为，美国人在战后夺去了日本的认同感、自豪和雄风。

我在龟井位于东京、距离国会大楼不远处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和小田一样，他的谈吐很是粗鄙，而且是有意为之，倒不是为了表现得和我熟络，而是为了突出某种不拘小节的男子气概。我们交谈过程中电话响过一两次，对话也因此中断。龟井接电话时吐字不清，能听到的只有哼哼声或嘟哝声，分别表示肯定、否定或道别之意。

我问他怎么看海湾战争。他嗯了一声，开口说道：“我们日本人有个词叫‘建前’（tatemae），就是官方真相的意思，你说事情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本音’（honne），指的是真实感受、事情的真正面貌。现在，‘建前’是指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点无法容忍，‘本音’则是说美国人在开战前没有征询我们日本人的意见。”不满的情绪清晰可见。龟井从相反的角度阐释了小田的观点：美国逼迫日本当了它的帮凶。

“接下来，”他继续说道，“还有以色列的问题。你知道，我们日本人消息很灵通。我们知道美国的真实面目。这儿的人在电视上见过亨利·基辛格。他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美国有多大势力。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本音’告诉我们，这场仗是为以色列而打的。”

这种论调在日本很普遍，很刺耳，但也容易产生歧义。问题的重点不在犹太人，而在于美国。在头脑闭塞的日本人看来，美国人和犹太人的利益常常被混为一谈，这种混淆也不只日本才有。正如所谓“永恒的犹太人”，“美国”是没有根基的世界主义、国际阴谋论等概念的代名词。龟井选用如此怪异和民粹（Volkish）的口吻来探讨这种普遍的偏执，具有多层含义：一是某些最丑恶的欧洲传说在日本扎下了根，二是屠犹历史在日本没有影响，三是日本在某些方面十分闭塞。我觉得这三种解释都说得通。

“在19世纪，”龟井解释道，“日本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中东的边界都是西方列强划定的，英国人对巴勒斯坦负有责任。伊拉克现在的行为和西方列强不久前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个人就是这种印象。当然了，萨达姆肯定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说西方大国就是对的、其他民族的人就是错的。不能这么说。”

和小田乃至许多左翼人士一样，龟井也在种族的象限中思考问题。他用了jinshu这个词，直译是种族的意思。他甚至没用minzoku这个更常用的词，在日本右翼的话语中，这个词对应的是德语里的人民（Volk）；或者kokumin，后者较中性，意思是国民。

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支持海湾战争，并出资九十亿美元声援联军的行动。日本社会党对此坚决反对，态度之强硬远超德国社民党。但政治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龟井分析了自民党的立场：“我党的‘本音’和社会党人差不多。我们支持战争，只是为了让美国人高兴。”

龟井不算是主流保守派，他是党内的极右派。作为右派，他在反美或反西方一事上比政府更加积极。他对在亚洲建立新同盟关系、脱离美国卵翼能说个不停。他表示日本人感觉亚洲比西方更易亲近。我告诉他，德国保守派坚持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可以说，他们把西方同盟变成了德国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我还跟他介绍了阿登纳的亚洲观。

龟井听完哈哈大笑，露出一排整齐的镶金牙。“哦，”他承认道，“美日关系的问题很难解决。这是个种族问题，真的。美国佬很友善，也很坦诚。但你也知道，关系要搞好不容易。你懂的，我们必须保持友好……”

他的话中同样能读出一丝混淆，这种混淆在日本司空见惯。龟井把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混为一谈，以为它们是一回事。事实上，日本官员之所以觉得他们必须与美国保持友好，和文化无涉，和种族更是扯不上边，倒是和两国之间一边倒的安保协定有莫大的关联。当然了，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也可能使日本比起西德来，更难融入西方世界。要是日本和西方之间确实存在一道边界的话——这条边界会比易北河还要难以跨越——这会有助于解释另一种成见（idée reçue）：在民主自由的西德，许多德国人尝试过坦诚面对自己国家的可怖过去，而日本人由于和他们不同，则做不到这样。

诚然，相较于西德人，日本人较少关注他们带给别人的苦难，更倾向于推卸责任。另外，不管形式上如何规定，自由民主体制在日本并未取得像在联邦德国那样的成功。文化差异也许能作出解释，但人们也能从更政治化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情况。在1938年发表于伦敦的著作《同西方的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West）中，匈牙利学者奥雷尔·科尔奈（Aurel Kolnai）效仿希腊人，对西方进行了定义：“对于古希腊人，‘西方’（或‘欧洲’）意味着拥有自由宪法和公认规则赋予的自治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法律为王’；而在‘东方’（或‘亚洲’），神权社会掌握在上帝般的统治者手中，他们的臣民‘像奴隶一样’为之效劳。”(9)

根据这一解释，希特勒的德国和战前的日本都属于东方。正如科尔奈的书名所暗示的，德国跟西方打了一仗。如今，阿登纳的德国也许算是找到了回归西方的道路。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日本的神圣统治者被美国人勒令卸下其神圣外表。这个喜欢罕见的甲壳类动物、也喜欢各种米老鼠手表和英式早餐的天皇，也许反而感到一丝宽慰，很快就顺从了。美国人随后颁布了一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之后，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世上最糟糕的局面就这样产生了：主权没有复得，不信任感依然存在，而不满情绪在日积月累。龟井等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小田等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就算真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句话在日本也经受不住考验。在没有正式主权的前提下，诸如是否要安抚侵略者的问题没有半点意义。我在东京邂逅一位社会党政治家，问他如果西方早点动武的话，是不是德、日两国与西方就可不必兵戒相见了。他回答说：“也许吧，我不知道。但我们拒绝任何依靠军事手段的解决办法。”当我问小田，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帮助他国、对抗侵略者时，他的回答是“没有”。我指出，照他这么说的话，赢得战争的就会是轴心国了。对此他答道：“你的思维方式显示你接受的教育是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而我接受的则是从侵略者角度出发的那一套。”

这话固然没错，但依然坚信日本人和德国人是危险民族的是他，不是我。这里隐含着巨大的讽刺：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幕僚在努力使日本成为西方一分子的过程中，成功地让日本在精神上做到了这点。一个受胁迫且孱弱无力的帮凶根本算不上什么帮凶。近年来，日本往往被称作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然而，这一特征和传统日本心理——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在外国人面前的胆怯，或诸如此类的品格——的关系并不大，倒是和战后美国参与创造的政治大环境有莫大关联。要理解日本人对亚洲战争记忆的复杂性，就必须理解其战败之后面临的局面，必须退回到1945年。

[1]Konrad Adenauer（1876-1967），战后西德首任总理，曾任科隆市长。

[2]Kristallnacht，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砸毁犹太人的商店，导致街上堆满了碎玻璃，史称“水晶之夜”。

[3]“68er”，1968年5月，西欧各地爆发学生造反浪潮，始于法国，称为“五月风暴”。青年抗议的矛头表面上对准越南战争，但内里其实是对欧洲深刻的社会矛盾发泄不满，特别是反对精英和权威人物。

[4]英国作家王尔德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美少年，他为了永葆青春出卖灵魂让画像代替他变老变丑，自己则走上堕落的道路。

[5]Billie Holiday（1915-1959），美国爵士乐传奇歌后。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对于日本人和德国人，很难说战争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我想不出公众印象中有什么画面标志着战争拉开序幕。在一张摄于1939年的著名照片里，德国士兵正移除波兰边境的路障，但那算是战争打响的时候么？如果不是，那德军1936年挺进莱茵河地区算不算？抑或者是吞并苏台德区、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至于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应从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算起，最迟也不会晚于1935年。当年，纽伦堡颁布了种族法。再或者，那些记录1938年11月9日晚犹太教堂起火的照片才真正标志着大屠杀的最初阶段？也许是为了避免混淆，许多德国人倾向于谈论“希特勒时代”（Hitlerzeit），而非“战争”。当人们真的提到“战争”时，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东线战场上挨冻的德国士兵，以及被炸弹摧毁的德国城市。

对于日本，1931年建立伪满政权是走向虎视眈眈的一步棋，预示着日后的局势将愈加波诡云谲。针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始于1937年北京郊外的“七七事变”，四年后的偷袭珍珠港则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这里顺便提一句，只有自由派的日本人才管二战叫太平洋战争。那些坚持认为日本打仗是为了把亚洲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白人殖民主义魔掌中解放出来的日本人，管这场战争叫大东亚战争，一如“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持这一论点的人将1941-1945年的战争与侵华战争区分开，至今依旧坚称后者为“支那事变”。另一方面，自由派和左派倾向于将这些战争糅合在一起，统称为“十五年战争”（1931-1945）。《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的作者林房雄断然不会是自由派，他的看法是，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始于1853年，标志是海军司令佩里率黑船来到日本。他以此为由提出了“百年战争”的说法。

如果说战争的开端难以判定的话，那么标志其结束的画面则十分明显，比如广岛上空升腾而起的蘑菇云。这一无比震撼的场景被美国空军摄影师记录在胶卷中。此外，日本天皇于8月15日通过广播宣读停战诏书，本来杂音就大，他还操着一口模棱两可的宫廷语言，恳请哽咽的臣民“忍受不能忍受之事”。这些历史片段在无数日本小说里都有记载，也被多次搬上银幕，成了战后日本最老生常谈的一部分话题，是国家战败、苦难和耻辱的缩影。

至于德国战败的符号，我想最有代表性的画面莫过于苏军士兵手举红旗、登上柏林断壁残垣的国会大厦楼顶了。有个东德人曾告诉我，照片里一个苏联军人的手臂上戴着好几块抢来的手表，就像一串串镯子。此君很有洞见地评论道，解放通常掺杂着非正义，因为解放者往往没比征服者好到哪儿去。为此我又端详了会儿照片，但没见有手表。长达四十年的苏联统治肯定让他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但他的直觉应该没有错。

要是希特勒烧焦的尸体有照片为证的话，毫无疑问它将成为1945年的象征之一。可惜没有，有的只是戈培尔[1]一家服毒自杀后的照片。他偏大的头颅形似一个畸形的葫芦，轮廓至今清晰可辨。除此之外，还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希特勒站在藏身的地堡出口处，带着伤感的眼神（也许不是伤感，只是恼怒？）最后看了一眼他被摧毁的帝都。这张照片有一种浪漫的甚至是戏剧性的吸引力：邪恶天才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希特勒的覆灭和天皇玉音放送既象征着终结，又是一种诡异的延续。不管寓意有何区别，二者永远都将与毁灭牢牢联系在一起——毁灭的城市、毁灭的人、毁灭的理想。1945年最震撼人心的影像是广岛、柏林和东京的默片：寸寸焦土，弹坑连连；柏林这个带有19世纪建筑风格的城市面目全非；东京则到处都是焦炭和溢满水的弹坑。

1945年夏，就在广岛和长崎原爆前一个月，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受英国政府委派，前往德国探查幸存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见到的只有废墟。这里有段他在科隆期间写下的文字：“这座城市的废墟反映在居民内心的废墟中。他们不仅没能成为覆盖城市伤口的疮疤，反而成了噬咬死尸的寄生虫，在废墟间翻拣埋藏在下面的食物。他们还在大教堂附近的黑市上做着买卖——这是毁灭而非创造的营生……科隆这座城市遭遇的灭顶之灾，其前世今生一并毁灭，就像是对依然生活在那儿的人的一种责难。德国的乱石堆宣讲着虚无主义的布道。”(10)

沃尔夫冈·施多德（Wolfgang Staudte）于1946年拍摄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是战后德国首批故事片之一。片中，我们见到满腔怨气的梅尔滕斯博士匆匆穿行于柏林破败的街道。他喝醉了，眼神看起来像发了疯。不久前刚发生过的一幕幕可怕事件萦绕在这个男人心头，挥之不去。老鼠不时从断壁残垣间爬出来，在他脚边窜来窜去。“老鼠，”他轻声自语，“老鼠，老鼠，哪儿都有老鼠。”

德国人管这叫“覆灭”（Zusammenbruch）或“零时”（Stunde Null）：所有一切似乎都来到了终点，需要推倒重来。日本人管这叫“战败”或者“终战”。后面一个词淡化了战败的打击。与此同理，美国的军事占领被称为“美国驻军”。所有德国人和日本人曾经被教导要笃信不疑的事物——从“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到天皇崇拜，从“主宰者民族”到武士道精神，从“生存空间”（Lebensraum）到全世界同在一片（日本人的）屋檐下——所有这些概念都已灰飞烟灭。正如小说家野坂昭如所写的那样，大阪焦土上唯一闪闪发亮的，便是美国大兵扔下的银色口香糖包装纸。

斯彭德采访了时任科隆市长的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告诉他，德国人精神空虚，“想象力必须得到满足”。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特别是考虑到德语这门语言受到了大屠杀术语彻底的感染。人们如何从刽子手的语言中营造诗意呢？又怎么能将这门语言从一位著名德国语言学家所称的“第三帝国的语言”（Lingua Tertii Imperii）当中分离出来呢？(11)“语言再也不是人类经验的载体，”乔治·斯坦纳说道，“仅仅只是供人言说。”

日本人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日语相对毫发无伤地躲过了战火的摧残，尽管战时一代人中有些相当敏感，听到某些特定词汇时无法不愁眉紧蹙。哲学家吉本隆明在1960年代早期曾写道：“战败后没多久听到诸如民族或种族这样的字眼，会有一种又添新伤的感觉。”(12)话虽如此，日语里的kokka（国家或政权）和minzoku（种族或民族），和德语里的Sonderbehandlung（特别对待）或Einsatzgruppe（特别行动队）并不能等量齐观。日本帝国主义的术语有种族主义色彩，且夸大其词，却并不散发灭绝营的腐尸臭气。

不过，日本文化的确存在一个问题，既与德国的困境有可比性，也不完全一致。困扰德国的是纳粹主义。虽然一些人相信希特勒主义的祸根及德国独特的历史进程（德语称之为“特殊道路”，Sonderweg）可追溯至路德，或至少是赫尔德或瓦格纳，但不管是瓦格纳还是赫尔德的作品——遑论路德的著述——从未被列为禁书。在德国，还有传统可以倚仗。在苏占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左派文化得到了大力复兴。在西占区，作家靠做“歌德梦”来逃避老鼠横行和废墟遍布的现实。人们常援引歌德的大名，以此证明德国同属欧洲文明中崇尚人文关怀和启蒙思想的那一脉。

但据占领当局所知，日本从没有过类似歌德式的人物，况且在日本传统文化多年来被沙文主义宣传严重扭曲和异化后，美国人（以及不少日本左派）对任何与“封建主义”有关联的事物都疑心重重，他们对“封建主义”的阐释涵盖了日本前现代大部分时期。封建主义是民主的敌人，因此美国审查官在向日本人传授民主的过程中，不仅取缔了武侠片和武士题材的剧目，一度还将九十八部歌舞伎作品归入禁演之列。中世纪的诗集因为流露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备受批评。甚至连长期在神道教自然崇拜中被奉为圣物的富士山，都被禁止出现在文艺作品中。过去，自然崇拜经常蜕变为对日本国家政权的崇拜。于是，1946年上映的一部故事片里，农民在富士山山坡上劳作的一幕被剪掉了。这就好像说德国——不管有没有“特殊道路”——只需肃清纳粹主义，而日本的整个文化传统都必须回炉重造。

然而，战败和废墟的确酝酿了一种新的文学（和影视）派别。在德国，这叫“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在断壁残垣间长大成人的日本作家管自己叫“化为灰烬的一代”（焼け跡世代）。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蒙上了一层虚无和绝望的阴影。参过军的日本小说家工于描绘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行为模式。人吃人是个普遍主题，大冈升平在作品《野火》中，回顾了战争结束前夕在菲律宾服役的岁月。那时，饥肠辘辘的日军被包围在吕宋岛的深山中，要么是杀了敌人吃肉（原住民为“黑皮猪”，美军则是“白皮猪”），要么只能自相残杀。此外还有讲述士兵返乡后发现妻子跟别的男人跑了的故事，以及良家妇女沦为娼妓、体面的男人在黑市行乞的作品。

外国占领引发的耻辱感和怨恨情绪，直到占领结束后才成为一个普遍——以及可供出版——的主题。在德国，这方面的例子是恩斯特·冯·所罗门（Ernst von Salomon）所著的《问卷》（Der Fragebogen）。该书出版于1951年，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所罗门是个大恶人，曾于1922年参与暗杀德国犹太裔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问卷》里（书名指德国人被迫填写问卷，交代他们是否当过纳粹），所罗门称美国人跟过去的德国人一样粗俗、愚蠢和野蛮。“愚蠢，”小说主人公如是说道，“是世上最容易理解的。让我情绪低落的不是我们战败了，而是战胜者使其变得毫无意义。”(13)

在日本，这样的文字也并不少见，没准比德国还要泛滥，因为占领当局的审查人员十分积极地封杀封建思想和反美情绪。1950年代，日本涌现了一系列批判战争罪审判不公和美军轰炸惨绝人寰的影片，由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文学种类，专注于描绘广岛和长崎原爆的后续影响。观影者对于美军基地内的阴暗面有着近乎色情般的痴迷：犯罪、卖淫嫖娼、强暴无辜日本妇女。如果说蘑菇云和天皇的广播讲话是关于战败的俗套印象，那么美国大兵（往往是黑人）强暴日本少女（总是又年轻又天真那种）——而且施暴地往往是洁净的水稻田（象征朴素和田园牧歌式的日本）——则是战后军事占领题材影片的一种标准套路。

对于德、日两国多数国民而言，战后最初几年纯粹是一段苦难深重的岁月。然而，这一时期大部分文学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大部分都是日后才写就的——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蕴含着一股深刻的浪漫主义气息乃至怀旧气息。这也影响了战后不久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个体记忆。比方说，回忆起当年在东京隅田川附近弹坑里玩耍的情景时，日本剧作家唐十郎说道：“四周能看见地平线，天空如此明亮，亮得所有一切看着都那么刺眼。在废墟里玩耍真好，就像是梦境拼成的风景。”

散文和小说家坂口安吾在战争结束时已年逾四旬。他因为恰好超龄而未被征召入伍，战后以描写轰炸及其影响的作品而扬名立万。有人称其文风具有虚无主义特征，我不敢说这一用词是否恰当。总而言之，他完美地诠释了一个满目疮痍的战败国的精神，只不过其笔触显示作者是个经历了祛魅的浪漫主义者——前提是人们要能想象这一形象。在名作《堕落论》中，坂口把东京遭遇的空袭描绘为一幕壮丽的奇观，一场足以致命的焰火表演。(14)他陶醉于“人们听天由命的诡异之美”，乐见少女们在一片焦土上四处走动，在破败与毁坏间绽放笑容。

然而，战后初期是一段彻底堕落的岁月。微笑的少女脸庞——即坂口笔下“废墟中的爱”——不见了：“未像樱花一样为天皇凋零的青年如今摇身一变，成了黑市商人。”但在他看来，比起战争的浪漫，堕落才更真实，也更可贵，前者不过是政治宣传刻意营造的幻觉罢了，比如舍生取义之美、天皇崇拜、尚武气概、天神下凡的民族等等。必须击碎这些幻觉，让日本人重新“落入凡尘”：“哦，日本人，哦，日本，我希望你们都变得堕落。日本和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体制还在，只要这种历史设计依旧是民族观的一部分，他们就会被操纵，而我们也就无法像人一样在这个国家活下去。”

当时，对于坂口安吾或者其他作家来说，废墟提供了希望。终于，日本人在脱下了传统和理想的“虚假和服”后，只剩下最基本的人类需求；终于，他们能感知真正的爱和痛苦；终于，他们将变得诚实。废墟里容不下虚伪。

这是知识分子中间普遍的一种自负：贫穷是美德，一文不名的人是纯洁的。这种自负在那段日子里因为社会主义愿景的短暂复苏而获得了额外的动力。部分左派人士，包括一些共产党人，是唯一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且未染指日本帝国主义冒险的人。1940年代，美国占领当局曾鼓励他们积极参政，一做就是几年。左派政党或相继成立，或恢复活动，工会也得以组建。也许，在一贫如洗、万众一心的国民的努力下，一个真正民主的（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日本终于可以从战争的废墟里站起来了。

作家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厄（Wolfdietrich Schnurre）在1963年回忆起，德国也曾有过类似愿景。在他看来，这提升了德国人的道德水准。他表示：“在毁于战火的德国，存在一股真实而迫切的热望。那时，幸存者仍能听到死难者无声的哀求。那时，和平的清风一如往昔，拂过被烧毁的房屋。人们心中仍有信念。他们仍期待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新欧洲的理想尚未被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撕成碎片。自由还尽在掌握，反对军国主义和求生欲望依然是一回事。”(15)

斯蒂芬·斯彭德在德国感受到的并不是这种情绪，但人们的语言具有典型的左派怀旧特征。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比坂口安吾年轻约十岁。他和大冈升平同是返乡士兵。跟施努厄一样，他也在德国的残砖碎瓦中看到了人类救赎的真正机遇。他是“四七社”（Gruppe 47）这一文学圈子里的积极分子，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和君特·格拉斯也是该社成员。这一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共性在于他们的左倾倾向，偏爱海明威式言简意赅的报告文学文风，反感浪漫的避世主义。在一篇写于1952年、名为《我属于废墟文学》的文章里，伯尔同情“黑市商人和其受害者，同情难民和所有失去栖身之所的人，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同情我们这代人。这代人身处一种奇怪而难忘的情境：他们返回了家乡”。(16)

和坂口一样，伯尔在孑然一身的人那里看到了某种神圣性。他对返乡士兵亦投去了浪漫主义眼光，以至推举荷马作为“废墟文学”的代表。“荷马的大名在整个西方文明世界都是无可指摘的：荷马虽为欧洲战争文学鼻祖，作品描写的却是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如何灭亡，以及尤利西斯的返乡之路。这是记录战争、废墟和返乡的文学——我们没理由对这一描述感到惭愧。”

这么说也许是想挽回些颜面。拿尤利西斯来对比希特勒的部队或许并不太合适，但却典型地折射出这位德国作家想要成为“西方文明世界”一分子的急切心情。当然了，回过头来看，当初这几年算不上是什么绝望时期。伯尔和与他想法一致的人要再晚些才能体会绝望。伯尔能够准确地指出德国“覆灭”的结束，以及资产阶级虚伪和道德健忘症的开始，即1948年6月20日，也就是货币改革开启的那天。是日，由美国人指定的英、美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创造了德国马克（Deutsche Mark）。自此，DM将成为象征西德人国家荣誉感的新符号；它同时还将苏占区里的东德人排除在外。艾哈德的口头禅是“人人致富”（Wohlstand für Alle）。对于不少相信一个崭新世界里人文精神将战胜自私和贪婪的人而言，这意味着一段浪漫史的终结。

伯尔（在1960年）说过：“消费者，我们是个消费者组成的国家。领带和因循守旧，衬衫和推陈出新。随便什么都有人消费。唯一重要的是，所有一切——管它是衬衫还是因循守旧——都可以出售。”(17)

正因为德国人“无法哀悼”，同中东欧各处堆积成山的尸骸撇清了关系，第三帝国——借米切利希夫妇的话——才“像梦一般褪了色”，从而使得认同美国人、战胜者和西方变得较为容易。(18)如果说伯尔和米切利希夫妇的话可信的话，那么从“覆灭”伊始，德国人就存在一种强烈的逃避现实的倾向。这一刻意遗忘的进程最终以人们焦急投身重建、奔向繁荣而收场。

冷战的来临催化了这股致富热潮，在一定意义上加深了健忘症，也必然强化了对西方的认同感。西德于是和西方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它们共同的敌人是“亚洲的”苏维埃帝国，其他无需多问。正如只要在外籍兵团服过役，过去都会一笔勾销。诚然，在一些人眼里，冷战只是坐实了他们一直以来的看法：德国从来都站在正确的一边，要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早点明白这点就好了。对于那些盼望出现一个反战的社会主义德国的人，冷战不啻为致命一击。

米切利希夫妇在《论无法哀悼》中对德国的心理分析有些一概而论——真能为整个民族作心理分析么？也许，稍稍健忘一点，对西方多认同一点，多点精力投入经济复苏，这些并不是多坏的事。三十年前的德国遭到羞辱和压榨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因此“人人致富”恐怕是西德人能有的最好待遇了。它剥离了战败播下的仇恨（以及日后的极端主义）种子，而对西德融入西方同盟也不无裨益。然而，伯尔等人对一个民族变得脑满肠肥（“松松垮垮”这个词出现频率很高，意指惰性和颓废），以及忘却过去累累血债感到厌恶，是可以理解的。这可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景象”。

在施多德的影片《凶手就在我们中间》里，反派是个叫布吕克纳的工厂主，很顾家，过去是陆军军官。1942年圣诞节当天，他下令枪杀一百多名波兰人，其中不乏妇孺。梅尔滕斯博士曾是他的手下，这位在柏林躲避鼠患、忿忿不平的老兵尝试过阻止屠杀。他计划当着大腹便便的布吕克纳的面，揭露他的老底，然后一枪毙了他。梅尔滕斯博士找到后者的工厂，布吕克纳正和工人欢庆圣诞节。他方才做了节庆演讲，祝福“一个我们都热爱的德国，一个永不会消亡的德国，一个正义终将胜利的德国”。梅尔滕斯博士还记得1942年那个圣诞节，夜里，布吕克纳带领部属一起歌唱《平安夜》。与此同时，一户户波兰家庭却在雪地中被杀害。梅尔滕斯尾随着布吕克纳，来到他的住处，提醒他想想自己下令杀害的那些人。

“可那时在打仗，”布吕克纳辩解道，原本的自得变为了惊恐，“情况不同……现在是和平年代了……圣诞节……和平的圣诞节……”

梅尔滕斯打算朝布吕克纳开枪，但他的情人苏珊娜在最后一刻制止了他：

苏珊娜叫道：“你无权审判别人！”

梅尔滕斯回敬：“但我们必须提出指控，为了那上百万无辜的死难者。”

布吕克纳嚷道：“你到底想怎样？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随着受害者的脸庞忽隐忽现，他的声音不断回响）

这部影片虽然摄于艾哈德的货币改革为人知晓之前，但很有预见性。“布吕克纳们”是德国重新振作必须付出的代价。实际上，他们在这一进程中也的确能派上用场。这群官僚在任何体制内都能发挥作用，像鱼儿一样，虽然小但很灵活。他们有的把票投给了西德的基督教保守派，有的在东德加入了共产党。同许多德国人一样，施多德对此显然很苦恼，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让人为难。也许这样会让人好受些：满身赘肉的民主派，其危害总比一心复仇的老纳粹们要小吧（一丝不苟监视自己邻居的共产党则另当别论）。诸如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厄等批评家认为施多德的电影还不够强有力，前者在1946年写道，影片应该以一场战争罪审判收场，以显示我们中间的凶手实际将受到的处置。

施努厄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也落空了。很少有“布吕克纳”会因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特别是那些曾充任希特勒的医生、律师、科学家和官僚的人。占领军在德国搞“去纳粹化”一开始劲头十足，但到了1940年代末逐渐式微，冷战的开始转移了重心。至少一代德国作家和艺术家得出以下结论：从许多或明或暗的层面上来看，健忘、富有和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依然是希特勒帝国的延续。这点正合民主德国宣传家的心意，他们时不时会炮制出原纳粹分子的名单，那些人在西方过得如鱼得水。名单的准确性往往令人咋舌。

1977年的一部著名影片阐明了这种延续性。它既可算是剧情片，也可算是纪录片，主创者包括一批德国作家和电影导演（伯尔也是其中之一）。电影名为《德国之秋》（Deutschland im Herbst），德国官方对于汉斯-马丁·施莱尔（Hans-Martin Schleyer）遇害一事的反应，促成了该片的拍摄。施莱尔是戴姆勒-奔驰公司的董事（顺便提一句，他过去是党卫队军官），死于赤军派[2]恐怖分子之手。那时，整个国家（或起码是德国知识界）濒临一种癫狂的状态。许多人认为西德民主体制的终结近在咫尺，当权者将会露出其“褐衫军”本色。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幅画面是在斯图加特举行的施莱尔的葬礼，与之拼接在一起的则是1944年隆美尔将军（Gen. Rommel）的葬礼。隆美尔葬礼上的纳粹横幅，同施莱尔灵堂外飘扬的梅赛德斯-奔驰旗帜交替出现。

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是参与拍摄此片的导演之一。一年后，他又拍摄了《玛利娅·布劳恩的婚姻》。战后最初几年在电影里被描绘成某种悲惨的伊甸园；废墟里依然闪烁着人性温暖的光芒。玛利娅准备迎接东线战场上失踪的丈夫赫尔曼归来。顺便插一句，这个德国兵是故事里最正直、最富荣誉感的角色。1948年后，重建西德城市的冲击钻发出的噪音犹如机枪扫射。玛利娅靠利用和打压身边每个人，一步步往上爬，变得越来越富有。电影以一幅元首的画像拉开序幕，最后在一连串战后历任总理的画像中画上了句号，他们都以黑白色调出现，似乎依然活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阴影下。

延续性这一印象随着1990年两德合并卷土重来，就连语言也复活了，又有人说“零时”到了。货币改革得以重启，过去共产党治下的东德人可以用1比1的比例把手里的东德马克兑换成西德马克。无独有偶，知识分子中间又兴起一阵议论，他们忧心于错失的机遇、物欲横流和历史失忆。1989年冬，柏林墙被正式打通后，东德作家施蒂芬·海姆（Stefan Heym）耻笑同胞们身上流露出“物质主义”，但他绝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东德人生平第一次渴望享受西方的富裕——虽然刚开始只能间接感受感受。与此相反，海姆这位养尊处优的作家一直都身在其中。他大声质疑，东德人在经过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后，难道真的什么也没学到么？君特·格拉斯管统一叫“合并”（Anschluss），西德企业家被比作1939年俯冲波兰的施图卡轰炸机（Stuka）。海姆称，用不了多久，“一个民族”的口号就要变成“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元首”了。对于那些毕生投身于反法西斯事业且素来相信联邦德国是纳粹德国继承者的人而言，两德统一就像是1933年的复辟——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讽刺的是，许多“西佬”认为他们来自东德的新同胞让人尴尬地回忆起一段同样不幸的过去。

不管怎么说，这解释了昔日边界两端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为何不约而同地认为两德合并是一记败笔。君特·格拉斯视“奥斯维辛”为反对统一的理由，而东德剧作家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在无数次采访中提到，资本主义——其“淘汰”机制——和科技、工业进步的内在逻辑，直接导致了奥斯维辛和广岛原爆。记忆的符号蜕变为政争的工具，这点或许无法避免。“奥斯维辛”这个词在统一期间出现得最为频繁，部分是一种有益的警示，告诫德国人永不能忘；部分是一种恼怒的表示，说明一个更完美、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的理想国度，一个诞生于1945年废墟之中并在东部艰苦维系四十年的德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如今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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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与路德维希·艾哈德几乎可以完全画等号的人是池田勇人，他从1949年起开始担任大藏大臣，并在1960-1964年期间升任首相。艾哈德的“人人致富”口号在他这里的翻版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方案许诺用十年时间，让日本人实现收入翻番。1960年代，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1%。当时，池田在征询了底特律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的意见后，成功推翻了与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一同到来的“新政派”（New Dealer）出台的通胀政策。此外，在工会被赋予巨大权力之后，他设法架空了其部分权力。他还参与起草了与美国等五十一个国家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这些国家里并没有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也没有朝鲜或苏联。随着旧仇成为新敌，朝鲜战争如同后来的越战——另一场亚洲范围内的战争——让日本经济大放异彩。

1960年，十几万人在东京等城市示威，抗议政府通过新的《美日安保协定》。根据协定，美军在日本的权力其实被削弱了，但这依然被看成美国干涉日本内政的一个例证。人们不无道理地认为，美国和日本保守派精英串通一气，削弱和平宪法。池田的前任岸信介强迫日本国会通过这部法案。公众的反对情绪十分强烈，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被迫推迟访日，哪怕有“爱国”黑帮自告奋勇申请站马路，护送总统进城。

所有这一切说明，池田的致富承诺是日后所谓“逆转”[3]的最后一个阶段，目的是让一个左倾、反战和中立的日本转型——这样的日本原本再也不会卷入战火，抵制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而且简言之，能够彻底告别血雨腥风的过去。“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为的是把公众注意力从宪法问题上转移开。因此，左派人士会把战后初期看成是一段错失机遇和遭到背叛的岁月。日本人不仅完全没有建立起享有广泛拥护的反战乌托邦，反而缔造出一个受物质主义、保守主义和选择性历史失忆支配的国家。他们还感到一种真切的似曾相识之感，比德国人还要强烈。首相岸信介从没做过建筑师，但他的战时生涯和阿尔伯特·施佩尔很相似：1930年代做过商工省的副大臣，战争期间担任军需省次官，曾作为甲级战犯被捕，于1948年获释。他在仕途上的东山再起其实并无多少特别之处。日本鲜有战时官僚遭到过清算，多数内阁机构都安然无恙。相反，倒是欢迎美国解放者的日共在1949年——“丢失”中国那一年——后遭到了整肃。

1951年6月，一位西德外交官从东京归国后，向波恩的经济事务部长寄去了下面这封信：“所有那些在1945-1946年间因为政治因素或其他原因被剥夺公职的人，现已重获自由，恢复工作。换句话说，在日本，所有类似德国以‘去纳粹化’名义采取的行动都已搁置一旁。我丝毫不怀疑，不消一年，我们将看到日本政坛彻底洗牌。凭借精干律己的作风，我们的一大批老朋友将重新出山。”(19)

在这一局面出现前，日共及全体左派在鼓吹清算一事上的态度是最为积极的：政治对手迅速被贴上战犯标签。共产党极力反对他们口中的“天皇体制”，但他们自己对民主的推崇并不总是坦率的，而一连串暴力罢工往往只会对他们在日本的公众形象起到反作用。即便如此，1949和1950年的“赤色整肃”运动，以及许多民主素养和日共相比半斤八两的政客得以重返政坛，促使许多本可成为朋友的日本人与美国为敌。因为美国人被看作右翼复苏和镇压左翼的推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困扰未来几代人的历史符号中，广岛作为美国的“战争罪行”，是最最重要的一个。

在某个灾难性的政权崩溃后，延续性总会成为问题。彻底与之一刀两断是不可能的。“零时”只是一种幻觉。文化习惯和偏见源于政治宣传、宗教，诸如此类，想要改变它们向来不容易，而当引领变革的主导者是外国占领军时，便更是如此，他们或许并不是总能认清自己所施加的影响。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继而希冀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会随之变化。这点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罪恶的政权手中，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兴风作浪的政治流氓。铲除这一政权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后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许多在战前（指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前）统治日本的人战时仍大权在握，战后依然如此。这些人都是做事谨小慎微的专制官僚和保守主义政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像戈林（Göring）或戈培尔那样的匪气和狂妄。我们或许可以说真正统治日本的是军队，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要问是哪支军队，甚至是军队里的哪一个人了。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

日本也没有出现文化断层。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风，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在展现日本废墟间众生相的诸多照片中，有一张格外震撼人心。它摄于1945年的东京，摄影师是木村伊兵卫。照片前景里有三个人，两女一男，正朝着靖国神社的主门——日语里叫“鸟居”——的方向鞠躬。在鞠躬的人和鸟居中间有块木牌，上面写着“盟军人员和车辆一律禁止入内”。占领当局尝试取缔神社的活动，这里供奉着为天皇战死的男男女女（主要是男性）的灵位。在上百万从未主动求死的战殁军人灵位中间，有几块属于曾在南京和马尼拉大肆屠杀平民、折磨战俘、杀害劳工的刽子手。靖国神社是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天皇崇拜最神圣的庙宇。

在神社大殿前方有两座巨大的青铜长明灯，上面雕刻着日本战争英雄的形象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战争场面。神社的看守被勒令拿东西盖住长明灯，下这种命令是美国占领当局的典型风格。但同时，人们主要的崇拜对象天皇却依然在位，并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使他免受历史诘责。神道教僧侣顺从地为浮雕浇上水泥，但在1957年又将其去除，且未受到追究。天皇本人在1948年，也就是岸信介获释出狱那年，恢复了历年参拜神社的传统。先前提到的相片中，两女一男置身于1945年的寒冬，正对着带给他们及上百万人巨大痛苦的象征物顶礼膜拜。

在日本，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麻烦之处在于，所有变革都有赖于美国人下达的命令。当然了，这是战胜者的特权，而且许多变化都是有益的。但是日本俯首帖耳的姿态意味着这个国家从未真正成熟。日本人的眼睛牢牢盯着美国，我相信，这种情绪比德国的反美主义要更甚，虽然后者的纠结程度往往已无以复加。德国被若干列强占领，其中两个是欧洲国家。但日本基本上完全为美国人占领。西德曾是北约和欧共体的一部分，东德则处于苏联的卵翼之下。与日本有唯一正式同盟关系的是美国，绑定两者的是许多日本人都反对的《安保条约》。在放弃国家主权后，日本的安全完全依赖美国。因此，至今美日之间仍然存在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人们能明显感受到美国的政治主导。

如今，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着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日本在东南亚的战争鲜有人记得。年事已高的日本人倒是对本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军事占领记忆犹新。但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支非同寻常的占领军。日军给亚洲带来的基本只有死亡、强奸和毁灭，但这支占领军带来的是格伦·米勒[4]的音乐、口香糖和民主课程。这番因祸得福所留下的，既有感激，也有反抗和羞耻感。

从虚构的文学作品里，人们能够管窥当时这种情绪。《美国羊栖菜》是野坂昭如的一部中篇小说。在我看来，这是日本废墟文学短暂历史中出现的一部杰作。(20)战争结束时，野坂还是少年，小说的主人公、广告员俊夫（Toshio）也是。对于1945年，充斥俊夫记忆的是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口香糖包装纸，臀部被紧身华达呢裤子勒得浑圆的美国大兵，竖着鱼竿般笔直天线的吉普车，免费的食物和DDT喷雾，帮外国军人拉皮条拿到的小费，抓住一切机会说“San-Q”（谢谢），以及降落伞空投下来的柳条筐，里面装满茶叶——日本人误以为是紫菜（羊栖菜），于是在食用时对异国的饮食习惯大表诧异。对于俊夫那代日本人，美国的胜利不仅是军事灾难，而且是一种种族耻辱。

“Gibu me shigaretto，chocoreto，san-Q（给我香烟、巧克力，谢谢）。有过向大兵乞讨的经历，还能和美国人洒脱自如交谈的人一个也没有，这我理解。瞧瞧那些长着猿猴脸的家伙，还有高鼻深目的美国人。一时间你听到人们在说，日本人的脸别有风味，皮肤很是细腻──他们会是由衷之言么？在啤酒馆，我时常看到邻近餐桌旁坐着个水兵，或三三两两的外国人，如果只看他的穿着，会显得有些寒酸，但他的脸部俨然是文明人。另外，我注意到自己正目不转睛盯着他那充满立体感的身材。与周遭的日本人一比，他就是颗璀璨的明星。看看那粗壮发达的手臂、雄健宽阔的胸膛，坐在他旁边，你难道不会自惭形秽么？”

俊夫的妻子和许多现代日本女性一样，见到外国人时不会那般神经过敏。她在夏威夷度假时结交了一对美国夫妇，邀请他们来日本做客。丈夫叫希金斯，身材魁梧、性情直率，在占领期间来过日本，甚至能讲几句日语。俊夫觉得应该给希金斯找个姑娘。

“‘我何苦要向这个老头儿献殷勤呢？围着他团团转的时候，我为啥觉得要尽我所能为他找乐子呢？他的国家可是害死了我的父亲，但我对他却一点儿也恨不起来。恰恰相反，我觉得和他很亲近，有种老友相逢的感觉。我给他买酒喝，付钱供他嫖娼，我这做的是哪门子事哟？是为了抹去十四岁时见到那些人高马大的占领军大兵后的恐惧感么？还是为了报答他们在我们饿得不行的时候，给我们送吃的来？”

俊夫听说有种特别的演出，一种性爱表演，表演者有雄冠全日本的最大阳具。这可得让希金斯看看。因为这肯定能让美国客人开开眼。于是，两人在巢鸭的一个宾馆房间里碰头，这儿离过去日本主要战犯被绞死的地方不远。日本的“头牌”跟俊夫差不多年纪，名叫阿吉（Yot-chan）。他的女伴大约二十五岁，想必很有魅力。然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无论“头牌”和那姑娘怎么努力，他就是没法“雄起”。

“俊夫都不知道自己有多紧张，好像突然不举的是他。‘你他娘的在搞什么呢？你可是日本第一啊，是吧？来啊，让这个美国佬开开眼。你那玩意儿可是日本的骄傲啊。干翻他，吓他个屁滚尿流！’这是种裤裆里的爱国主义：他那玩意儿必须挺立，否则意味着整个民族都得跟着丢脸。”

但无论怎么做都无济于事。俊夫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心知肚明：“‘这个叫阿吉的家伙想必有三十来岁，如果是的话，希金斯很可能是他突然不举的原因。如果阿吉在占领期间有过和我同样的经历——他肯定有，不管东京都和大阪-神户之间差别多大——如果他记得自己说过‘Gibu me chewingamu’（给我口香糖），如果他记得被大兵们健壮的身躯吓到的话，那他会‘萎’成那样就不足为奇了。”

电影导演大岛渚同野坂和日本“头牌”年龄相仿。他还记得，日本人在战后对娱乐活动有多么渴望，他们对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东西都趋之若鹜，那里的人们有钱，吃得饱，住大房子，而不是栖身于废墟间。(21)日本人想见识见识美国，哪怕只是在一块又脏又破的屏幕上闪烁的影像也无妨。但这些电影教会日本人民主了么？大岛的答案是没有。相反，他相信，日本学到的是“进步”和“发展”的价值观。日本将变得和美国一样富足——不对，比美国还要富：“如果我们思考战后日本无与伦比的进步和发展速度，也许应该说我们走过的道路，正是几十年前在美国西部片里看到的那条联合太平洋铁路线。”

[1]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宣传部长。

[2]赤军派，亦称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是西德的恐怖组织，由激进的左派学生建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曾经兴风作浪，策划并实施了大量恐怖主义袭击与暗杀事件，后被逐渐剿灭。

[3]reverse course，指美国对日政策从清算到合作的转变。

[4]Glenn Miller（1904-1944），美国爵士乐巨匠。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奥斯维辛

在接受一本知名德国杂志采访时，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伊达（Andrzej Wajda）说过下面这段话：“德国将一直拥有多层含义，奥斯维辛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歌德和种族灭绝、贝多芬和毒气室、康德和长筒军靴，所有这一切都是德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不少德国知识分子对此会点头同意。奥斯维辛是一段不愿远去的过去，是民族心理上的一块污点。这不仅仅是德国人的问题，这本来就是德国的一部分。西德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尝言：过去深入骨髓。“一个民族要掌握其历史，”他认为，“就要以身份认同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他总结道，我们所“内化于心的”，正是奥斯维辛。(22)

他的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存在所谓的民族心理。而要做出这点假设，就要相信民族共同体是一种有机的群体，流淌在其血脉中的是历史。我认为这是一种浪漫化的设想，更多建立在神话而非历史的基础上；这还是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观念，对其进行表述的主体多为纪念碑、纪念堂和被塑造成圣地的历史遗迹，而非历史学者。奥斯维辛正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对犹太人、波兰人甚至德国人都十分神圣的身份象征。问题在于，德国人应该认同的对象究竟为何。

同上百万人一样——朝圣者、游客、身份追寻者和只是心怀好奇的人——我参观了奥斯维辛、附属博物馆以及比克瑙（Birkenau）灭绝营的遗址。那天春光明媚，天气温暖。去过奥斯维辛的参观者在谈及见闻时，很少有不提天气恶劣的：要么是天寒霜冻，要么是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让人心情压抑，再不然就是暑热难耐。但我去的那天真是春光无限好，景色虽不是特别旖旎，也谈不上很凄凉。

我试着想象被关在比克瑙木造营房里会是什么感觉——曾有几百号人被塞进条件简陋、连容纳四十个人都嫌挤的军用马厩里。但我做不到，这就像是在尝试想象极度饥饿或指甲被拔掉的感觉。我知道这很痛苦，但这正是想象无能为力的地方。周围的空气闻着过于清新，屋外绿草茵茵，青得刺眼，夹在一道道薄墙间的木板床铺——只够两个人睡，却要容纳六个人——又太过整齐。既没有虱子，也没有泥巴。置身于此，听不到哭声、咒骂声，而且最重要的是感受不到恐惧。（也许这就是恶劣天气为何会成为奥斯维辛一种俗套形象的原因吧；起码这点你想象得出来。）

认为参观历史遗迹能够拉近与过去的距离，这样的看法往往是一种错觉，事实常常截然相反。在我眼里，华沙的原犹太人隔离区比奥斯维辛更能唤醒记忆，恰恰是因为在华沙什么也没剩下。过去被抹掉了。那里如今建起外观单调的新式住宅楼，地上的草坪脏兮兮。在一个偏僻而肮脏的角落里，立着一尊1943年华沙起义的纪念碑，出于内森·拉波伯特（Nathan Rapoport）之手：这是一尊青铜雕塑，外面围了成堆的石块（其用途是让人联想起耶路撒冷的哭墙，但按原计划，希特勒是想利用这些石块在柏林建一座胜利纪念碑）。纪念碑上画着纳粹党徽，有人想将其擦掉，但没有成功。一个满嘴伏特加酒气的男人在兜售犹太隔离区的地图，他的小型卡带录音机里传来一首首音质模糊的以色列民歌。在满目疮痍之间，想象力挣脱了遗迹的束缚。这儿就是爆发华沙起义的地方，人们就算想象不出其过程，这点联想起码还是能做到的。

奥斯维辛则不同。来此度假的游客站在铁门口拍照留念，门上刻有那行著名的大字：“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在这里，过去已经僵化为某种纪念性的东西，或者套用阿多诺[1]的话来讲，“变得像博物馆那样”（museal，指物体和观者之间不再有互动关系）。我努力地想搜寻哪怕一丁点儿揭示这里曾发生过什么的蛛丝马迹。在比克瑙昏暗的营房里，我的视线被支撑破烂屋顶的木质房梁所吸引，好多横梁上都写有德语格言。在巴伐利亚的农庄或老式啤酒杯上常能见到它们的踪影，往往是用哥特式字体写就的——“保持整洁就是离神近了一步”——诸如此类。不知道这些箴言算不算笑话，因为阅读它们的人唯一该做的就是受死。也许不是，也许这种民间的朴素情感是暴力和死亡文化的一部分。党卫队军官喜欢边听音乐——华尔兹、探戈、轻歌剧——边杀害他们奴役的对象。许多通往德国集中营的路上都设有附带传统式样木雕的路标。木雕的内容原本一般是神话人物或森林里的土地神，但这里只有党卫队殴打大胡子犹太人。

乔治·斯坦纳在一篇评价君特·格拉斯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开始明白，德国人粗鄙的趣味——爆裂的香肠、饰有花纹的夜壶、啤酒加温器和穿着紧身皮短裤的胖子——是何以成为兼具暴力欲望和感性的纳粹思想之完美温床的。”(23)

斯蒂芬·斯彭德在1945年的文章里曾提出过一个略微更细致的观点：“这些格言（Sprichwörter）很典型地反映出德国人的严肃、虔诚、善良用意和自我陶醉。他们渴望从《圣经》、诗集或典籍中摘录几句经典语录，当做标签贴在任何地方。与此同时，这种欲望将思想矮化为平庸的共同要素。发展到最坏的时候，魔鬼也有冲动引经据典。”(24)

那么奥斯维辛的罪行算是德国“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么？种族灭绝是不是德国文化里某种可憎缺陷的产物？而打开这扇文化之门的钥匙，也许要到感性的格言、残忍的神话和紧身皮短裤里去寻找？这么做的危险在于会将德国暴行的外在和内因混为一谈。当然了，矫揉造作和野蛮残暴总体而言的确是相伴相随的。感性毕竟是情绪的替代品。枯燥的说教和纵酒的欢乐无疑给德国人的罪行蒙上了一层荒诞不经的色彩，但是二者真能对其作出解释么？

在比克瑙的营房里，我打量着这些格言，念着念着我发现了某些有趣之处：它们似乎最近才粉刷过，好像集中营不久前才人去楼空。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取悦游客？好比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重建起来的营房（参观时，导游信誓旦旦地告诉我，“百分百原汁原味”，边说还边用鞋跟踩了踩嘎吱作响的木地板），为的是给人一丝真实感？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几个月前，这里被用作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取景地。参演该片的影星之一威廉·达福（Willem Dafoe）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逐渐适应了比克瑙：“……它成为你的片场，成为电影里的布景。”

庸俗的影视作品向来都期待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汲取灵感。它们靠注入看似虔诚、实则空话连篇的内容，使平庸的素材血肉丰满起来。这些作品里表现的情感往往很假。参观这片悲惨之地——任何对苦难的描绘都不足以表现曾经的惨绝人寰——让人感到不安，这倒不是因为人们能更好地体会当年受害者的真实感受，而是因为集中营之行唤起的情感让人无法信以为真。人们倾向于对受害者抱以闪耀温暖道德之光的认同感，这不仅容易做到，也显得自以为是：我完全是因为上帝仁慈的爱而去的，诸如此类。惨剧发生的地方有一种魅力，其能轻易蜕变为自虐式的快感；想象力摇身一变，成了渴望被吓一跳的病态愿望。这或许是最难抵御的一种媚俗，尤其是当一个人——恰如和平活动家小田实所言——接受的是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教育的话，便更是如此。

然而，想象力却是联系过去的唯一纽带。只有在想象中——而不是靠数据、档案或照片——人才算是活生生的人，涌现出来的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故事。当然，由于真实历史和通过想象还原的历史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出入，这就有可能导致媚俗文艺作品的产生。但是，单就奥斯维辛而言，由此而生的担忧——常能从德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口中听到——是象征了道德上的严谨，还是折射出对产生认同感的畏惧心理，无论认同的是侵略者，还是养育了他们的文化？

当然了，媚俗也可以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策略，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Hans-Jürgen Syberberg）的电影正是如此。他相信，“在低俗、平庸、浅薄和流行中，隐藏着我们业已消失的神话传统中仅剩的一些雏形和胚胎……”(25)在他看来，希特勒懂得这点，知道如何激活庸俗传说中的潜在能量。西贝尔贝格曾拍摄电影《希特勒：德国制造》（Hitler: A Film from Germany），在片中他几近狂热地对自己所说的媚俗大加溢美。他认为，否定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和低俗神话会夺去德国的身份：“要对抗希特勒，靠的不是有关奥斯维辛的数据或对纳粹经济的社会学分析，而是靠理查德·瓦格纳和莫扎特的音乐。”

尽管听着基本上像是在胡言乱语，但西贝尔贝格至少在一点上颇有见地（他自己或许就是典范）：在我们的意识中，要把奥斯维辛发生的平庸之恶同纳粹的媚俗一分为二，依然是一件难事。西贝尔贝格论述奥斯维辛遗产的方式，是沉湎于这股媚俗之风中，仿佛德国文化（Kultur）靠解构神话和洗净血淋淋的历史就能得救。他试图重新定义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做法同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大同小异。但是，同三岛的自杀式幻想一样，他的电影留给人一种不安的印象，即过于坚持那些曾一度将德国人变成危险民族的理想。

但在德国，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他费尽心机想把德国人的身份认同从美国化的物质主义者和无根的犹太人中解救出来，这一行动在迂腐的极右翼报纸《德国国家报》那里获得了欣赏和赞誉。在印有施图卡轰炸机和坦克车的图册旁，他的文集赫然可见，且被列为推荐读物——对于这位浪漫派唯美主义者来说，这是种很奇怪的处境。但自由派知识分子都不想和他扯上干系。在侵略者中间长大的那些人，不会想和前者有何牵连，而是倾向通过保持沉默、重复套话、否定过去、模糊用词、埋头研究、让自己应接不暇或仪式性的修行，来同他们保持距离。

彼得·魏斯（Peter Weiss）于1964年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26)，同行的人里有一队西德法官和检察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给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收集材料，具体任务是调查目击证人的供词。忙碌的工作人员掏出卷尺，测量火车匝道的实际宽度，或从女子集中营盥洗室到匝道之间的精确距离。有位证人称，她曾听到惩戒室里传来囚犯的尖叫声。所谓惩戒室是一种“站立式牢房”（高2米，长宽分别为0.5米，通风口只有5×8厘米），关在里面的囚犯保管会因为饥饿和缺氧慢慢死亡。之后，他们的尸体被人用铁叉从牢里扒出来，有些受害者还吃掉了自己的手指。

为了证实供词的可信度，一位法官命助手钻进一个站立式牢房，弄出点声响。法官隔着狭小的透气孔，提示下属唱上两句。这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闻之照办。他的嗓音清晰可辨，唱的是舒伯特的“少年看到一朵蔷薇”。

法官在履行职责，他们注定要在工作中保持距离感。他们置身奥斯维辛，为的不是修行，不是抽象地看待奥斯维辛，不是观光，也不是对受害者感同身受。他们的目的是筛查证据，调查某座囚犯大牢和焚尸炉中间是否有东西遮挡视线，确认一棵烧焦的树是否能证明附近一个坑里焚烧过尸体（或者，参照官方的说辞，是“据传曾烧过”）。他们去那里，为的是测量过去，要精确到厘米。

二十七年后，我在同一片地区周围徘徊。这里如今已被纳入奥斯维辛博物馆，想当年，这里曾是集中营的中心营区。坚固的砖石楼曾让红十字会误以为这里的情况不算太糟。博物馆被划分为几大片区，每片都陈列照片和纪念物，反映被纳粹占领国家的历史，具体而言有波兰区、匈牙利区、苏联区和荷兰区，等等。

波兰区的展览最触目惊心，不过于我而言或许算不上。最触动我的是荷兰犹太人被集中起来驱逐出国的照片，这倒不是因为其景象有多骇人。在表现华沙隔离区陷入漫天火海的照片的前景中，有一些党卫队士兵面带笑容，观看身上着火的人坠楼而亡。这样的照片在荷兰区里并不存在。真正打动我的反而是那种常态，风景、街道、房子和火车站，一切都那样熟悉，毫无亮点。被赶上火车的人看着很面熟。那些街道正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就这样，认同感再度作祟，扰乱了想象。衣着考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荷兰犹太人居然受到如此对待，这似乎让人感到无比愤慨。

我想象着某个德国人在看到这些照片后会出现的反应。他尽管被教育要把奥斯维辛“内化于心”，却无法轻易认同受害者，因为他父亲没准就是隔离区里某个哈哈大笑的党卫队士兵。对他而言，等待自己的又是怎样的想象力陷阱呢？一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德国熟人——他是“六八后”（post 68er）——曾跟我聊起1974年参观奥斯维辛的经历，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痛苦的一天。他告诉我，有了那次集中营之行，再加上接受的基督教教育，促使他拒绝参军。

在波兰区，我流连在一幅幅图片之间。今天，这些房间已被改造成一尘不染、墙壁洁白的博物馆展厅。我默默地想象很久以前在这里发生过的事，这时走来一群德国游客，多数年龄在五六十岁上下，战时他们还是少年。一位三十来岁的波兰妇女是他们的导游。本来光看照片就够了，但这名导游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平静地讲解眼前的景象：德国兵笑嘻嘻地看着上了年纪的拉比[2]在地上爬行；希姆莱（Himmler）透过窥视孔，检查毒气室是否运转正常；儿童在步枪枪托的威逼下走出犹太隔离区；皮包骨头的尸体堆积成山。游客们迈着悄无声息的脚步，从一幕惨象移步到另一幕惨象前。突然，他们当中有人情绪激动起来，是位六十来岁的老妪，头戴绿帽，身穿米色套装，脚蹬棕色厚底鞋。她来到导游身旁，抓着后者的胳膊说道：“请您务必理解，我们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导游看着老妪，平静但鄙夷地回答：“抱歉，但我不相信您，我真的没法相信。”

“但您务必要相信，”老媪坚持道，“务必。我们真的不知道……”

她说的或许是实情，她或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这么迫切地想让波兰导游意识到这点，或许正说明她为人正直。毕竟，肯到这儿来，足以证明自己愿意面对过去。但要是她选择保持沉默，而不是重复太多德国人所说过的话，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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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是座博物馆，但远不止此。共产党统治波兰期间，管理这里的官方机构是“抵抗和烈士纪念碑维护委员会”。我们知道抵抗指的是什么：爱国共产党人同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那些被归入此类的抗争者是官方认可的反法西斯烈士。1947年7月2日，波兰政府颁布的一道政令将奥斯维辛变成博物馆：“纳粹集中营原址上将建起一座缅怀波兰及各民族烈士的纪念馆，它将永世长存。”

共产主义国家遍布着反法西斯主义纪念碑。布痕瓦尔德毗邻魏玛，位于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那儿的一座纪念碑可以算是同类纪念碑当中最壮观的了：石像中的英雄人物打碎法西斯奴役他们的铁链，朝着一个光荣、和平和精诚团结的未来前进。在华沙，拉波伯特打造的纪念碑虽然体积较小，但有着肉体加锁链的类似布局。华沙犹太人起义领袖莫迪凯·阿涅莱维奇（Mordechai Anielewicz）的铜像有着典型无产阶级英雄的特征：裸露的胸膛、卷起的衣袖，高举的手中握的好像不是手榴弹，而是铁锤。纪念碑后方还有一幅图案，描绘犹太烈士顺从地走向死亡，其中有个手捧《托拉》[3]的拉比。雕像底座上有一行希伯来语碑文，“向犹太人民、英雄和烈士致敬”。

在奥斯维辛，不存在对英雄事迹的讴歌，重点全落在殉难上。许多人在遭受酷刑后死在了11号楼的监狱里，这儿成了祭奠逝者的圣地。花环和蜡烛用来寄托对烈士的哀思——多数为共产党人。直到后共产主义时期，波兰政府才开始调整博物馆的侧重点。牺牲意味着对理想、民族和上帝的信心。烈士的死固然令人扼腕，但却蕴含深意。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4]曾做过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活了下来，但周围的世界寂静无声，一切声音均被屏蔽。这种梦境已经够可怕的了，但与之相比，毫无理由地杀害上百万人更是让人难以忍受。因此，人们便乐于通过追认死者为烈士、竖立十字架和参加宗教仪式，赋予死亡意义。

仪式既可以十分具体，也可以抽象得出奇。我在主营区的火葬场里驻足良久，像过去的许多参观者那样查看简陋的焚尸炉。到了后期，比克瑙死亡营里出现了更高效的炉子，由托普夫父子公司（J.A. Topf & Sons）设计。这家公司在1942年为其“能不间断处理大量需求的焚化炉”向德国政府申请专利。1953年，在重新申请后，公司总算拿到了专利。

我站在一旁，周围还有几个游客，多为美国人。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一对夫妇在压低嗓音交谈，似乎我们正置身一座教堂。这份宁静被一种异响打破了，听声音似乎是从外面传来的，像是有人在喊：“ushoi！ ushoi！”声音越来越响，接着戛然而止。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走进火葬场，手里挥舞着一根插羽毛的权杖。他长着一张东方人的脸，也许是蒙古人，身后跟着一大群年轻人，其中有三两个德国人和日本人。一名穿着牛仔工装裤的日本妇女轻柔地打着手鼓。一条横幅拉开来，上面写着“为和平奔走”。这群人向在场者分发绘有欧洲境内和平游行路线的小册子，里面提及了若干暴行，并告诫我们应对此忏悔：比如北美印第安人被赶尽杀绝、越南战争、广岛原爆。他们带头的是那个手执羽毛权杖的高个子男人，他是印第安人，我记得名叫红鹰。待这群不速之客在火葬场里排好队后，红鹰举起权杖，开始念念有词，像是在祈祷，他的嗓音低沉。手鼓声又响了起来，羽毛在空气中飘动，人们双目紧闭，以示虔诚。

就在主营区的大墙之外，距离火葬场不远处，矗立着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1989年，卡迈尔教派（Carmelite）的修女在一座死气沉沉的红砖楼边上立起这个十字架。楼房后来被改造为修道院。这栋楼始建于1914年，过去称作“剧院”，里面举行过各式演出，以犒劳驻扎在隔壁军营里的奥匈帝国士兵。纳粹后来把“剧院”用作齐克隆B（Zyklon B）毒气罐的储藏室。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告诉我，卡迈尔教派修女建十字架的初衷是为所有受害者祈祷，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但纽约犹太拉比亚伯拉罕·魏斯在听闻此举后火冒三丈，带着六个信徒跑来抗议。他们身披祈祷用的条纹方巾，试图冲击修道院。波兰工人朝这些抗议者喷冷水，并扯掉他们脑袋上的犹太便帽。这一幕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奥斯维辛，这个“世界的阴沟”（anus mundi）成了一片肮脏的战场，人们在这儿为殉难的符号争得头破血流。

魏斯拉比是“信仰者集团”[5]的支持者，该团体成员是以色列的虔诚定居者，说虔诚，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基于宗教原因，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历史在魏斯眼里具有象征意义和神秘性，是他在追寻民族认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罗盘。他对历史的看法具有排他性。卡迈尔教派在他眼里是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了一片象征犹太人苦难的土地，作为这段苦难史的终极符号，此地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基督教十字架——在其之下，大部分苦难不仅得到宽恕，而且还受到怂恿——被看作是对大屠杀记忆的一种冒犯。

但这很难算是一场民族或犹太身份同卡迈尔修女宣扬的普世价值之间的较量。布鲁塞尔大主教尝言，奥斯维辛发生在“波兰——基督教的土地上”。在波兰枢机主教约瑟夫·格兰普（Jozef Cardinal Glemp）的眼里，波兰人几乎个个都是基督徒。对于魏斯拉比冲修女兴师问罪一事，格兰普表示“波兰人的感情和我们波兰来之不易的主权”遭到了“控制着多国大众传媒”的犹太人的“冒犯”。

德国人在奥斯维辛没有象征身份的宗教符号，那只属于声称自己是受害者的群体。但德国人可以其他方式在这片圣地祈祷。他们能出钱承担保养费。奥斯维辛博物馆正在老化：成堆犹太儿童的小鞋子如今覆上了一层霉斑，焚尸炉生了锈。因此，一档名为《全景》（Panorama）的德国电视节目呼吁观众慷慨解囊，留住集中营，作为对后人的警示。捐款共计约十一万马克。不同于别的一些电视募捐活动，这笔钱的数目看似不大，但若说到用捐款来维系记忆，这必定是为数不多的几起案例之一。不过，制片人还是收到了一些来信，比如下面这封，作者当然不会署名：“我也赞成保留奥斯维辛，我希望它能重新运转，这样一来像你这种人就能‘通过劳动获得自由’，另外我们也会有办法处理所有政治避难者。我自愿捐献五十公斤的毒气（齐克隆B）。”

战后最初二十年，鲜有德国人会热衷于保留纳粹罪行的遗迹。但事到如今，很多德国人，特别是西德人，把维护集中营旧址当成是一项神圣责任。一部分主集中营改头换面后，成了纪念地（Gedenkstatte）。同奥斯维辛一样，它们既是博物馆，又是神龛，还是旅游景点，多位一体。

福斯坦堡（Fürstenberg）位于柏林北部的勃兰登堡州，当你驾车驶入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小镇时，会看见两块牌子。一块写着“福斯坦堡欢迎四方来客”，另一块标注该镇主要景点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Ravensbrück）旧址的方向。1939-1945年期间，有十三万人——多为妇孺——被关押在拉文斯布鲁克，其中一半死在了这里。

导游手册里的文字介绍依然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东德味道：拉文斯布鲁克国家警示和纪念堂是一座祭奠“我们死难的姐妹、反法西斯斗争的不朽英雄、为本民族的自由独立乃至全人类幸福未来献出生命的烈士”的丰碑。

1992年，集中营的大部分区域仍属禁区，因为当时那里还是俄国军事基地。大门外，来自原苏联的军人向游客兜售军装和军旅生活留下的其他破烂儿。俄国军官及其家属占据了原党卫队的住宅，新兵则住进了昔日集中营营房。

在通往集中营、距离大门约半英里开外的卵石路旁，有一座西尔维娅桑拿和健身中心。健身中心对面是一栋尚未竣工的现代建筑。落成后，这里将是一家崭新的超级市场——也是福斯坦堡有史以来的第一家。然而，德国集中营团体驻拉文斯布鲁克分部（German Camp Society Ravensbrück）的负责人盖特路德·穆勒对此表示抗议：“永远不能亵渎这块纪念地。”她用了entweihen这个动词（意指夺去某物的神圣性）。抗议声浪越来越大，而且几乎全部来自西德，建造超市的计划由此搁浅。勃兰登堡州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再度丢脸。新超市的选址将另谋他处，当地官员在小镇另一头辟了块“风水宝地”，距其不远处有座大型公墓和火葬场。争议就此销声匿迹。日后，一名公墓看守曾向德国某杂志记者透露，在拉文斯布鲁克还没有盖起自己的焚尸炉之前，党卫队曾在这块“风水宝地”火化囚犯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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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特奥多尔·阿多诺这样写道。人们对这句话有不同的阐释。依我看他是想说，浸淫在“私密、自负的凝思之中”的诗人找不到文字来表现奥斯维辛机械式、无灵魂和工业性的残忍。另外，诗歌是一种创造美和愉悦的过程，用来描述大屠杀不合适。

阿多诺的话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日后他自己也改口了。不过，除开个别人以外，似乎德国的艺术家们——导演、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都将他的话铭记在心。无论是在有政治禁忌的东德，还是在没有政治禁忌的西德，都鲜有直面大屠杀这一素材的小说、戏剧或电影。我说的不是纪录片、史籍、展览或证人的口述，这些在原联邦德国根本不算少。我说的仅仅是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例外值得玩味，因为它们折射出主流作品的沉默，或者最起码也是拐弯抹角。关于死亡营，最著名的一首诗是《死亡赋格》（Todesfuge），作于1945年，作者是保罗·策兰（Paul Celan）。这首诗具有一种舞曲般抑扬顿挫的节奏感，与诗里集中营长官玩的残忍游戏形成呼应。他命令一些犹太人奏乐，其他的则为自己挖掘坟墓：“铲子再往下呀你们音乐都给我继续你们跳啊跳。”

《死亡赋格》成了经典，并被收录进西德的教科书。但凡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背得出下面这一名句：“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然而，人们对这首诗的看法不一。它是不是有点太抒情了？是不是太悦耳了？是不是没有表现出恐怖，反而将其美化了？保罗·策兰自己也有些吃不准，1960年代还曾请求编辑将其从诗集里删去。话虽如此，在我看来，策兰的诗依旧是有关大屠杀最感人肺腑的声明。诗的凄美并没有淡化字里行间的恐怖气息，相反，倒是加深了这种感觉。

保罗·策兰游离于战后德语主流文学圈之外，不光是因为他的作品，还因为他不是德国人。他出生在罗马尼亚[6]，父母都是犹太人。母亲教他德语，却未曾想到操这门语言的人日后会要了她的命。策兰说过，德语“穿过带来死亡之言说的千重黑暗”(27)。他去德国旅行、访友、领奖。但语言的确是他和德国唯一的纽带——历史也是——而且是最具毁灭性的纽带。1970年，策兰在巴黎自杀。

彼得·魏斯根据奥斯维辛审判的供词，写下一部戏剧作品，名为《调查》（Die Ermittlung，1965年）。(28)这既是散文，也是诗歌，取材大多来自纪录片。但尽管其详细描述了所发生的暴行，这部作品还是有着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犹太人的苦难被消解，融入一种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犹太人”和“犹太人的”这些词（遑论“吉卜赛人”）根本没有提及。正如彼得·狄美茨（Peter Demetz）在《大火之后》这本书里提到的那样，魏斯将“奥斯维辛变成了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地方”。

同策兰一样，魏斯也是犹太人。一如前者，他和德国的联系很脆弱。魏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旅居海外，一度还曾以瑞典文写作。至少就他的作品而言，他从未以犹太人的身份对奥斯维辛受害者表示过同情。另外，从表面上来看，他也不认为奥斯维辛是德国人独有的罪行，无比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他是不会这么看问题的：他满脑子充斥着体系、经济学、阶级利益，而不是国家或文化。话虽如此，他对战后德国的“身份认同”倒是饶有兴趣。魏斯觉得，第三帝国的体制和哲学残余渗透进了联邦德国。他希望自己的剧作能在西德开创群众运动的先河。魏斯认为，只有在经过了经年累月的大量“精神劳动”后，德国人才能从“精神失常”中得到解脱。(29)那时的他尚相信有民族心理这回事。

在所有关于屠犹的戏剧作品中，有一部相当出名，叫《上帝的代理人》（Der Stellvertreter，1963年），作者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是非犹太裔德国人，笃信新教。该剧漏洞百出，在激烈抨击梵蒂冈串通纳粹、屠戮犹太人一事上，犹太人居然只是一群可有可无的小卒子。这一主题与其说涉及历史、文化或民族，不如说和神学关系更密切：反映了在牧师心中，上帝和魔鬼在做斗争。该剧把场景设在奥斯维辛，门格勒博士（Dr. Mengele）披着黑丝斗篷，活像诱人堕落的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这一幕很是拙劣。但话说回来，该剧在对奥斯维辛展开想象这点上依然算得上是一次罕见而勇敢的尝试，虽然它在德国收获的评价冷若冰霜。彼时，批评家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是少数支持霍赫胡特的文人之一。(30)他写道，霍赫胡特的作品让德国作家陷入了难堪的沉默，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驾驭这一主题。

但正如彼得·狄美茨所言，“不管是德国人的生活还是德语文学，没有哪个方面未曾受到奥斯维辛遗产的影响。”(31)此言不虚，起码符合联邦德国的情况。战后出版的德语小说中有不少提起过大屠杀，但大部分要么拐弯抹角，要么是作为隐喻。1950-1960年代的作家，比如海因里希·伯尔和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往往都不愿对纳粹直呼其名。伯尔管他们叫“吃水牛肉的人”，他们的受害者则是“羊羔”。在小说《德语课》（Deutschstunde，1968年）里，伦茨管纳粹叫“穿皮风衣的人”，或者索性简称“柏林当局”。1964年，在谈到难以对大屠杀进行描述时，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这位活跃在战后早期的导演兼作家表示：“真的难以形容，但是，对其进行回顾、清算倒还是有可能的，甚至很有必要。我尝试给出两端的界限，希望读者的想象力能在其中不受拘束。”(32)

很显然，比起直观描述，一个精心挑选的比喻更能激发想象力。Oświęcim（奥斯维辛的波兰语）火车站岔道旁突然响起的汽笛声，让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博物馆之行，而是一种威胁感。然而，德国文学在直面奥斯维辛一事上一直是扭扭捏捏，人们对在圣地、博物馆或学校课堂外反思“最终解决方案”[7]几乎普遍持拒斥态度，暗示出他们生怕这么做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似乎在说，“世界的阴沟”是上帝的脸庞，而任何尝试给难以想象或难以名状之物勾勒外貌的举动都会让其神圣性变得微不足道。目击证人在法庭上、博物馆里和录像带中——比如说在德国电视上反复播放多次的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Shoah）——谈他们的经历无可厚非，但要德国艺术家发挥想象力则万万不可。

1992年冬，一部名为《希特勒青年所罗门》（Hitlerjunge Salomon）的电影在德国上映了。这部片子在德国以外有个别名，叫《欧罗巴，欧罗巴》（Europa, Europa）。影片翻拍自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真实故事，在美国大获成功。

所罗门·佩雷尔（Salomon Perel）生在德国，父亲是波兰犹太人。他和家人逃到了波兰，靠冒充自己是种族德意志人（Volksdeutsche）而幸免于难。一位纳粹军官收留了他，送他去一所纳粹精英学校念书。影片的一些地方，纳粹式的媚俗元素大行其道：荒唐的制服、疯狂的演讲、在森林里和金发纳粹少女谈恋爱、希特勒青年团高唱要用德国刀子捅得犹太人鲜血四溅。但这些元素中的大部分还是符合史实的。

学校放假期间，所罗门坐着电车，驶过洛兹犹太区，试着找寻失散的双亲——他估摸着他们应该在那儿。电车的车窗被涂上白漆，以免德国乘客看到窗外奄奄一息的犹太人，然而，所罗门还是透过缝隙，和观众一起看到了窗外的场景。映入眼帘的景象既不老套也不媚俗，而是犹如地狱降临。影片最后出现了所罗门·佩雷尔的原型，他如今生活在以色列，哼唱着希伯来语歌谣（这倒是挺俗的）。

《希特勒青年所罗门》在德国的口碑十分一般。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ondorff）将其视为人们对之“无声抵制”的明证。当该片落选德国官方候选影片名单，失去竞逐奥斯卡的机会后，协同摄制的波兰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愤怒了。她声称，这是一部德国电影，拒绝送报该片再次说明德国人否认过去的行径。《明镜周刊》点评道，这部电影或许让人感到难堪，因为它“打破了德国人的一条禁忌”。所罗门的性格并不符合亲犹主义者眼中善良犹太人的形象，这可是战后多数德国文学作品里犹太人的标准。

实际上，电影为何没能送报奥斯卡一直是个谜。德国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导演是波兰人，因此该片严格来讲不能算德国片。左派报纸《法兰克福论坛报》（Frankfurter Rundschau）驳斥这种说法是“形式主义”，让人联想起“强调种族纯洁的形式主义”。

也许委员会的做法很官僚，又或者影片主题实在太让人脸上无光。令人惊讶的是，在同德国人谈起该片时，我常能听到他们对其媚俗化倾向表达担忧。《法兰克福汇报》在德国人自尊心受辱时总会迅速发难。这一回，该报发表了一篇影评，骂《希特勒青年所罗门》就是部烂片。影评人写道，这是廉价的闹剧，是对类似“异乡奇遇记”（innocent-abroad stories）的拙劣模仿。煽情的音乐和俗气的场景与主题格格不入。但究竟怎样才算是切题呢？审美上的吹毛求疵发展到一定境界，就成了完全不呈现主题的一种借口。

然而，在忧心糟糕品味和亵渎共识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把过去的人想象成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披着黑丝斗篷、惹人发笑的魔鬼，会赋予他们人性。这倒并不一定是要为他们开脱，或给予同情，但这么做的确会打破我们和他们之间抽象的壁垒。我们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变成他们。对于一位对受害者有天然同情的艺术家而言这不是什么难事。犹太作家不会因为构想出一名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军官而冒名誉上的风险。但对于一个被教育要把奥斯维辛这一德国罪行铭记在心的非犹太裔德国人来说，风险是实实在在的。将和大屠杀中心相隔十万八千里的纳粹地方公职人员写得有人情味儿是一回事——从西德的君特·格拉斯到东德的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许多德国作家都这么做过——但寻找自己同屠夫之间的共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要做到这点，首先得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想象过去。

在为《燔祭》（Das Brandopfer，1954年）所作的序言里——乔治·斯坦纳曾评价该书是“为数不多专注于探讨昔日惨剧全貌的严肃文学作品之一”——作者阿尔布莱希特·格斯（Albrecht Goes）写过下面这段令人叫绝的文字：“作为讲述这一故事的人……只要我还活在这世上，一想到下达所有这些死亡命令——发号施令者有海德里希（Heydrich）、艾希曼（Eichmann）等人——所使用的语言是我思考、表达、写作和做梦所使用的语言，我就无法不颤栗。尽管如此，我还是压根嗓音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绝非绵软无力。当然了，这种力量有其来源——只有以色列才有这力量。它建立在一条纽带之上，这条纽带让‘以色列的子民’，或者说‘锡安的子民’得以活在这个世上。他们知道这条纽带将永远存在。”(33)

这则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怀有身孕的犹太妇女，她在被捕前夕，无奈地把自己未出世孩子的手推车送给了非犹太裔小店主老板娘。小说在主题的选取上可谓卓尔不群（Brandopfer在德语里是大屠杀一词的直译），但是其亲犹立场对作者那代德国人而言根本谈不上有何不同寻常。在格斯的作品里，女主人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受害者，不仅是一名犹太裔德国女性，她还是“先知的后代”。这就好像说，为了能讲述大屠杀的故事，格斯不得不采纳受害者在神话里的身份认同。

也许更值得称道的是沃尔夫冈·柯朋（Wolfgang Köppen）的小说《雅各布·利特纳写自地洞里的笔记》（Jacob Littners Aufzeichnungen aus einem Erdloch）。该书于1948年首版时，柯朋用的是雅各布·利特纳的笔名，1992年再版时署回了本名。柯朋在1950年代还写过另外三本小说，讲述纳粹留给战后德国的心灵创伤，都非常出名。

雅各布·利特纳实际上不只是个文学人物，他是慕尼黑的犹太邮票经济商，靠行贿说服了一名波兰反犹分子放他一条生路，波兰人同意让他住在自己房子底下一个黑洞洞、臭烘烘的地穴里。就这样，他在对波兰兹巴拉兹（Zbaraz）犹太区的“扫荡”和战火中捡回了一条命。移民纽约前，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慕尼黑的一个出版商听。(34)出版商做了记录，这部分笔录为柯朋的小说奠定了基础。柯朋从利特纳本人那里获得了写作该书的报酬，后者从纽约给他寄食品包裹。这个例子再度说明，非犹太裔德国人会借用犹太人的身份，讲述大屠杀的故事。

也许这么做是因为没别的办法——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但即便用了犹太人的笔名，作者也忍不住要赋予作品一个抽象和宗教化的结尾。通篇来看，此书行文多数时候很清醒，对惨象的描写也很具体，但结尾处话锋一转：“仇恨是个可怕的字眼……我谁都不恨，我甚至对那些罪大恶极之徒也恨不起来。他们迫害我，但我无意成为审判他们的判官。不过，我拒绝且无力担当判官还意味着下面这点：不应当由我来原谅和宽恕有罪之人。在我眼里，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凌驾于人类审判能力之上，只有上帝才能对非人类的罪行作出判决……”

战后三年，那时还轮不到德国人来恳请暂缓“人间审判”，只有受害者才有权这么做。但是这种宗教化的抽象表达倾向在纳粹时期成长起来的德国人中间太普遍了，他们的下一代亦是如此；犹太人这么做，通常是为了给“犹太复国主义爱国者”这一新身份注入神秘性，德国人则不同；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逃避对一种德国独有罪行的继承，逃避将奥斯维辛“内化于心”的不得已，甚至是逃避做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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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提的是《大屠杀》（Holocaust）。打破不得呈现奥斯维辛这一实质性禁忌的不是德国艺术家，而是一部好莱坞肥皂剧。这部剧在处理流行元素的手法上很老到，使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进了德国人的想象空间。《大屠杀》于1979年1月在德国首播，观看人数达到了2000万人次，相当于联邦德国成年人口一半左右。有58%的人希望这部剧能重播。广播公司收到了12000封来信、电报和明信片。有5200人在首播后给电视台打去了电话，72.5%的观众给出了好评，7.3%的人给出了差评。千言万语，都在《明镜周刊》刊登的海因茨·荷纳（Heinz Höhne）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概括：“一部美国电视剧，尽管拍摄风格十分琐碎，且制作动机更多考虑商业而非政治因素，更多作为娱乐节目而非启蒙教育，却做到了成千上万的书籍、戏剧、电影、电视节目以及上千份档案和所有集中营审判在战后三十多年来都未能做到的事：让德国人了解了以他们的名义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为此，上百万德国人都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和震撼。”(35)

《大屠杀》从未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播放过，不过边境地区的居民还是能收看来自西德的电视节目。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尽管官方明令禁止。1992年，我询问一位住在昔日东柏林的学校教师，她是否看过这部剧。她回答说看过。那学校里讨论过么？没有，要不然当时的师生就得承认他们犯法了。这么说来，人们假装自己没看过《大屠杀》咯？是啊，这位历史老师答道。但无论如何，“过去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并不存在犹太人问题，现在得跟他们讲授这段历史。可他们甚至都不明白犹太人有什么特别，逼得希特勒非要把他们赶尽杀绝。您瞧，在这儿（东德），我们对《圣经》不太了解，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

在联邦德国，《大屠杀》让部分西德知识分子在震惊之余大为恼火。这是出于对媚俗文艺一贯的恐惧，以及对“好莱坞价值观”——往往这指代美国——的疑心病。《法兰克福论坛报》忧心忡忡，生怕这部剧会使过去的惨剧商业化：奥斯维辛会成为“某种被消费的对象”。执导过远比《大屠杀》制作更精良的肥皂剧《故乡》（Heimat）的埃德加·莱茨（Edgar Reitz）曾抱怨道，“美国人借《大屠杀》偷走了我们的历史”，因为类似《大屠杀》这种风格的影片阻碍了德国人“掌控自身历史的话语权和挣脱全世界对我们的指摘”。实际上，《大屠杀》从未构成过阻碍，倒是德国艺术家自己未能对奥斯维辛发声。

广播公司收到了一些泄愤的信件，通常是不署名的，写信人将《大屠杀》斥为犹太人的一派谎言。整件事就是犹太人的阴谋诡计，为的是让德国人颜面扫地，自己好从中捞钱。巴伐利亚州已故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就秉承这种观点，至少他亲口承认过。但换个角度来看，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这样。对他们而言，好莱坞的商业操作就是万恶之源。德国某个学派在解释奥斯维辛成因时，把分析建立在对商业操作和没有严格定义的“现代性”这两者的鄙夷之上——“现代性”既可以表示启蒙运动后的理性主义，也可指批量生产、资本主义，等等。东德剧作家海纳·穆勒接受采访时说，“奥斯维辛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36)不但如此，“奥斯维辛还是资本主义的祭坛，理性作为唯一有约束力的标准，把人类剥离得只剩下物质价值。”就这样，事情的外在和本质再度遭到混淆：即便大屠杀的方式可算作工业化，甚至是理性的，但其成因断然与之无关。

诸如穆勒、西贝尔贝格或阿多诺等知识分子有理由对大众文化的力量心存忌惮。然而，《大屠杀》造成的冲击并不难解释，尤其是在德国。存在于法庭、教堂或博物馆里的奥斯维辛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隐晦的比方、一堆无法想象的数据，以及上百万个没有名字的死难者。随着《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的问世，似乎某个无名无姓的死者从万人坑里爬出来，重新获得了身份。哪怕约瑟夫·魏斯博士[8]一家是以美国肥皂剧中人物的面目出现，也有着每个德国人都能辨别的身份：家境殷实、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没准还是你的邻居；实际上，倘若你上了年纪，过去你的邻居就是这些人。

《大屠杀》证明了一点，隐喻和影射并不足以使历史复活。魏斯一家必须被创造出来，过去必须得到再现。肥皂剧的体裁之所以如此有影响力，是因为其与布莱希特式（Brechtian）[9]的“疏离”姿态截然相反：情感泛滥，观众产生共鸣。我们感到和自己最喜欢的肥皂剧人物认识，就像和一位知名脱口秀主持人相熟一样。然而，大部分战后德国文艺作品所回避的恰恰就是这种认同感。对犹太受害者的认同不可能真正发自内心；而同情加害者——也就是说，同情你的父母、祖父母或你自己——又太令人痛苦。

倘若《大屠杀》的主角不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德国人，而是，打个比方说吧，贫穷的罗马尼亚吉卜赛人的话，那么德国观众或多数非德国观众会如何看待这部剧，倒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要真是这样，我很怀疑《大屠杀》会有同等的影响力。认同感显然是有限度的。

“看过《大屠杀》后，”一位西德妇女在寄给本地电视台的信中写道，“我对第三帝国的那些畜生感到深深的鄙夷。我二十九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想到有许多母亲和孩子被送进毒气室，我就不能不热泪盈眶。（即使在今天，犹太人依然不得安宁。我们德国人有责任为了以色列的和平夜以继日地奋斗。）我向纳粹的受害者深深鞠躬，并为自己是德国人感到羞愧。”(37)

从《大屠杀》播放后发表的许多信件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反应。战后出生的一大批人都耻为德国人。这似乎验证了克里斯蒂安·迈尔的观点，历史“深入骨髓”，我们背负着父辈的罪孽，历史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诚然，德国人对奥斯维辛负有责任。但是，后世的德国人一提奥斯维辛就羞愧难当，这种反应恰当么？有用么？小说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在战时尚未成年，同迈尔一样，他相信奥斯维辛是将德国人联结起来的纽带，一如歌德的文字。当一个法国人或美国人盯着奥斯维辛照片的时候，“他不用感慨：我们人类啊！他会想：这些德国佬！我们能想‘这些纳粹！么？换做我，我可做不到……”(38)

这番用词表明了说话人的民族认同感出了问题。纳粹在高雅的德国文化上留下了血淋淋的手印，对于一心想挽救它的德国犹太人阿多诺，奥斯维辛是一种德国罪行的观念让他难以接受。对他来讲，罪行的根源是一种现代病，或曰“权威主义人格”病症。惨无人道的党卫队就得了这种病，他们是庞大工业轮盘上丧失人性的齿轮。瓦尔泽和阿多诺的看法针锋相对，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说法么？我相信有。

奥斯维辛无疑是德国人犯下的一项罪行，“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嘛。但这里的德国是另一个德国。一味坚持通过“身份视角”审视历史、复述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的老话，意味着抗拒凡事皆会改变的观念。一个人能从侵略者的角度铭记奥斯维辛同时避免陷入过度自责甚至是妄自尊大这种庸俗的情绪泥潭么？认为奥斯维辛是德国人身份中某些可悲缺陷造成的想法，就好像说是德国人的集体天才造就了歌德和勃拉姆斯，只会固化某种神经质的自恋症：往好了说，这是一种永恒的担忧，生怕德国人是个危险民族；往坏了说，这是一种畸形的自豪，自豪于一种近乎原始部落的禀赋——既能创造美轮美奂的音乐，又能犯下难以启齿的罪行。

[1]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当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

[2]犹太教牧师。

[3]Torah，犹太希伯来文经卷中最重要的经书，犹太人一直视《托拉》为经典中的经典。

[4]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作家、化学家，曾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

[5]Gush Emunim，以色列右翼团体，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着浓厚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色彩。该团体以捍卫和实践早期移民先驱的精神，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并最终拯救整个以色列为己任。

[6]策兰的出生地Chernivtsi乃昔日罗马尼亚旧省，1944年后划归乌克兰。——编按

[7]Die Endlösung，即纳粹灭绝所有犹太人的计划。

[8]Dr. Josef Weiss，《大屠杀》里的主人公。

[9]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提出“陌生化”的戏剧理论。

第四章 广岛

位于柏林的原日本和意大利使馆都建造于1930年代，具有希特勒梦想之都日耳曼尼亚雍容华贵的古典法西斯主义风格。两栋建筑之间夹着一条短又窄的马路，过去叫格拉夫·施佩路，以纪念1914年和英国海军在马尔维纳斯岛激战中阵亡的德国海军上将格拉夫·施佩（Graf Spee）。同柏林的许多街道和广场一样——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赫尔曼·戈林路等等——格拉夫·施佩路在战后被重新命名。现如今这条马路叫广岛路。

之所以选这个名字——据说意大利人对此十分恼火——跟日本人没有半毛钱关系。左倾的柏林市议会选这个路名是为了表达反战立场。但即使日本人在当中没扮演什么角色，新路名恰到好处地抓住了战后日本社会的普遍情绪。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广岛是太平洋战争的终极象征。日本人民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浓缩在这个近乎神圣的词汇当中：广岛。但广岛不仅象征着民族殉难，还象征着极度邪恶，常被人拿来和奥斯维辛相提并论。在广岛，有个广岛-奥斯维辛委员会。在至少一部以广岛为题材的小说中，日本人和犹太人作为白人种族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受到了格外关注。1980年代，日本人甚至计划在离广岛不远的一个小镇里建造奥斯维辛纪念馆。

用广岛大学教授雑贺忠良（Saika Tadayoshi）的话来说，发生在1945年8月6日的原爆是“20世纪最恶劣的罪行”。广岛和平公园的中心处有一口石棺，上面刻着所有原爆受害者的名字。公园还有一座原爆纪念碑，那段著名的碑文正是出自雑贺教授之手：“愿所有灵魂安息，我们永远不会让错误重演。”

这种用词很模糊，而且是存心为之。由于生怕和平公园的参观者误以为“我们”仅指战时日本政府，1980年代末，这里又冒出一块英、日双语标牌以示澄清：“此碑号召世界各地的人们为原爆死难者的灵魂安息而祈祷，并一同宣誓再也不重蹈战争的覆辙。这阐释了‘广岛的灵魂’，在忍受旧痛、放下仇恨后，渴望实现世界和平。”

广岛（Hiroshima，这一地名的写法多用音译外国地名的平假名，为的是让其听着更国际化、更显普世主义）洋溢着一种宗教场所的氛围。它有殉难者，但没有神灵。它有祈祷者，也有一个现成的关于人类堕落的传说。在一份由广岛和平文化基金会出版、名为《广岛和平读本》的小册子里，广岛“再也不单单是一座日本城市，而是寰宇公认的世界和平圣地”。

在广岛火车总站候车大厅里，总是挤满了穿着校服的小学生、童子军、退休老人、外国旅客、名流显贵和村民，手持旗子的导游走在他们前面。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前往广岛朝圣，他们是其中一部分。所有人都去参观和平公园，原子弹就在其上空爆炸，那里曾是繁华的商业区，如今则成了膜拜广岛的中心。

要想象当时的情境，只会比奥斯维辛更困难，因为发生在广岛的惨剧可以被浓缩为单一事件，而且几乎没留下什么肉眼可辨的痕迹。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整个广岛城都是原爆的证据。漂亮的商业街、公园、棒球场、高层酒店，以及混凝土建造的古堡——所有这一切在1945年8月6日之前都是不存在的。就像犯罪现场被彻底清除；抑或者说，被埋在了一座焕然一新的城市底下，好比现代特洛伊，或原华沙犹太隔离区。

然而，访客很难淡忘原爆造成的影响，尤其当他们是白种人的时候——日本人眼里永远的外国人，而且往往被当成美国人。这不仅是因为纪念碑、铭牌和纪念堂的数量多到让人没法不留意到，还因为穿行在和平公园之中会生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日本人倒不会鲁莽地走到你跟前，呵斥说“这是你犯下的罪孽，害死了多少人，你这个凶手”，但是，小学生在老师的怂恿下会走上前来，询问你对和平的看法。这种时候，你感到有必要表现忏悔，或者最起码也得说两句表示遗憾的话。你被要求代表你的种族——也就是日本人眼中扔下原子弹的罪魁祸首白种人——宣称自己热爱和平。

公园里汇集了神龛、纪念碑、乱石、铜钟、喷泉和寺庙，是座名副其实的卢尔德城[1]，既纪念死难者，也为和平祈福。公园商店售卖钥匙圈、圆珠笔、T恤衫、杯垫、明信片、书籍、茶杯、佛珠、筷子等商品，上面都印有祝愿和平的祷文。多数纪念品上都绘有一幅画，描绘的是在原爆后只剩残骸的原广岛县劝业馆，如今那里成了原爆纪念馆。和平公园的一端有条河，画中景物的原型便矗立在河对岸，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人们这里发生过的罪恶。现如今那里是祭祀场所，人们放着河灯，纸质的灯笼象征死难者的灵魂。成百上千只灰白色的和平鸽在树丛中飞来飞去。据导游解释，这些树为“日本国内外个人和团体所种，借此告慰罹难者的亡灵，祈祷和平。”纪念塔附近有块标语：“如果您碰过和平鸽，请漱口并洗手，避免感染上它们携带的病菌。”

纪念塔后方是和平之火，由日本青年商会捐赠。火焰的形状像两只摊开后伸向天际的手掌。宗教团体和诸多日本企业界代表带来的火炬让火焰一直生生不息。和平之火旁是一座祷告纪念碑，三人构造的雕塑，分别为一男一女和儿童。雕像底座前有块石头，人一站上去，音乐盒就会播放《英灵啊，请不要在九泉下哭泣》这首歌。

在并无特别祭祀活动举行的日子里，纪念塔前的游客表现得和日本寺庙里的信众差不多。他们嘴里念念有词，朝石棺后的和平池里扔硬币，还给彼此拍照留念。穿着海军蓝和黑色校服的学生排队从眼前走过，有些欢声笑语，有些打着哈欠，还有些拖着懒洋洋的脚步。老师给他们布置的作业是在笔记本里抄录碑文。此地气氛并不庄严；日本的宗教场所都是这样。透过孩子们稚气的童声，唯一的肃穆来自不远处嗡嗡作响的一口和平钟，钟设在一栋混凝土穹顶建筑内，据导游手册介绍，这“象征着宇宙”。

看着笑容灿烂的孩子们，我想起几年前参观的另一座纪念馆。那时的我，同样诧异于日本人参观血流成河之地时的那种漫不经心。纪念馆位于塞班岛上。这是一座太平洋上的小岛，靠近天宁岛。后者面积更小，当年艾诺拉·盖号轰炸机（Enola Gay）便是从这儿出发飞往广岛。曾几何时，塞班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日本殖民地，但美国海军陆战队1944年登上该岛后，日美两军展开了一场激烈厮杀，短短几天，就有至少两万五千名日军和四千名美军丧生。但最惨的莫过于成百上千名平民——多为妇孺——选择跳崖，集体玉碎。一些面露迟疑的人被日军狙击手从身后开枪击毙。人们为这片感伤之地做了记号，标牌上有用英、日双语书就的“玉碎崖”字样。年轻的日本游客嬉笑着互相拍照，其中绝大多数是姑娘。

只有在要讲究等级尊卑的时候，日本人才会变得庄重肃穆，肃穆得近乎压抑。就在广岛之行的第二天，我来到九州的最大城市福冈。因为有半小时的空闲，我在中央火车站前观看了一场宣传交通安全的仪式。穿制服的年轻姑娘身披“1992年福冈公路安全小姐”的缎带，站姿一模一样，手戴白手套，双手交叉垂于身前，双腿并立。与此同时，一袭黑西装的老头儿神色忧伤，不断呼吁人们遵守交通法规。铜管乐队恭候一旁，乐手直挺挺地站着，毕恭毕敬的样子活像普鲁士军人。福冈市的若干名流也肩挎缎带，佩戴表明各自工作单位的徽章，列队站在演讲者身后，仿佛参加阅兵的将军。他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听不到窃窃私语。在这里，所有人都明确自己的地位，秩序井然；在这里，人们集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战场上杀戮几万万人，而是为了在和平年代倡导安全驾驶。

广岛——这里说的是作为圣地而非现代日本城市的广岛，后者虽然繁华，但了无生机——的有趣之处在于，这座城市的普世主义抱负同它作为日本受害者情结独家纪念地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和平公园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立着一尊凭吊原爆朝鲜死难者的纪念碑，他们中不少人在战争期间被迫赴日做苦役。在旅日韩侨的努力下，纪念碑于1970年落成。其底座是只巨大的石头陆龟，算是朝鲜人的墓碑。龟身盖满花环、鲜花和写有朝鲜团体名字的千纸鹤。墓碑旁有一行字，用英、韩双语写成，说的是两万名朝鲜人的故事，他们“圣洁的生命”被“突然从我们身边夺走”。既没安排葬礼，也没举办追悼会，因此，“魂魄常年游荡，无法升抵天堂”。这些朝鲜人的灵位不在和平公园供奉之列，日后曾有朝鲜侨民试图将纪念碑移至公园内，但无不以失败告终。广岛市政厅给出的说法是，只能有一座纪念塔。而这座纪念塔上没有朝鲜人的位置。

1946年初，广岛县知事曾邀请大批当地名流为重建这座几乎消失的城市献计献策。小说家太田洋子在原爆中幸免于难，她希望重生的广岛能多栽些树。“我希望梦想和现实能和谐交织在一起，丰富市民的生活。”她曾表示。某位献言者觉得有必要丰富文化生活，还有一位（寺庙住持）希望看见整座城市里佛教庙宇林立。但是，最轰动的建议出自吴港市副知事。吴港是广岛郊外的一座港市，战时为大批战舰的建造地。他想要“保留大片焦土，用以缅怀和凭吊过去，并祈求永久的世界和平”。

一些人对这一愿景未能实现心存遗憾。自1980年代起，来自大阪的原高中教师宇野正美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大谈向犹太人学习的必要性，特别是他们主宰世界的方式。这些书卖出了几十万册，其中一本名为《美元变废纸的那天》，里面一个章节写到了广岛。宇野写道，应该保留广岛满目疮痍、断壁残垣的样子，就像奥斯维辛被犹太人刻意保留下来一样。(39)通过让全世界了解他们的殉难，犹太人保住了自己的种族认同，恢复了他们的阳刚气概。与之相反，日本人在遭到美国人诓骗后，误以为应立即着手重建广岛，扫除日本人的苦难痕迹。结果是战后的日本人缺乏认同感，他们的阳刚之气也因为美国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宣传变得一蹶不振。

这是一种极端立场。少有日本人会走此极端，纵然作为读者，他们或许会觉得这种观点具有煽动性，但并不让人反感。倘若撇开其中的反犹主义元素和让广岛保持废墟状态的观点，宇野的看法在日本民族主义者中间并不缺乏市场。右派向来担心美国人强制推行的战争罪宣传会削弱日本人的身份认同。然而，右翼民族主义者对广岛的关心程度要逊色于对“大东亚战争”的顽固认知（idee fixe），他们认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

左派有他们自己的日本殉难说，广岛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举例而言，一种被广泛采纳的看法是，不计其数的日本平民沦为了一场邪恶军事实验或冷战第一波军事打击的牺牲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根据这一论述，美国人之所以投下原子弹，是为了敲山震虎，吓退有可能出兵日本的苏联人。这种看法起码还值得一辩，但认为投下原子弹是种族主义试验的看法则不那么合理，因为原子弹是为了对付纳粹德国而开发的。尽管如此，许多日本人对此仍然深信不疑。围绕这一话题涌现过一些文学作品，比较荒诞不经的一本由河内朗所作。(40)河内曾在联合国工作，他认为原子弹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蓄意策划的一起种族灭绝。宇野正美也抱有类似看法，声称这些种族主义者是犹太人。需要重申的是，此类观点都很极端，但就日本期刊的内容和畅销书目来看，其与主流舆论的距离并非那般遥远。

不过，左派和自由派可不会一心想着要为“十五年战争”辩解，他们秉持另一套看法。在他们看来，原子弹是上天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某种惩罚。在领受过这独一无二的苦难并吸取教训后，在经过地狱之火和炼狱的淬炼和洗涤后，可以说，日本人已经有权——甚至有神圣义务——去评判他国的行为，特别是美国。只要对方一露出违背“广岛精神”的迹象，日本就有权对其指手画脚。这是所谓和平教育的要义，左派日本教师工会对之大力弘扬，保守派政府则疑虑重重。和平教育传统上指反战主义、反美主义，以及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强烈同情，尤其是中国。

在纪念原爆一周年之际，幸存者聚集在一所神道教寺庙，高举写有“世界和平始于广岛”这一口号的黑色横幅和旗帜。1987年8月6日，广岛市知事宣称：“世界依旧为‘权力哲学’所控制，我们必须让全世界都信仰广岛精神。”这意味着，从盟友日本处获得后勤和财力支持的美国只要一动武——比方说在朝鲜、越南或者波斯湾——就会被视作是对原子弹受害者的背叛和对广岛精神的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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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某一点来看，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同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两者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浪漫的和平主义者则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

关于原爆给长崎留下的精神创伤，黑泽明拍过一部充满感情的电影《八月狂想曲》（Rhapsody in August）。该片不仅是对原爆的一曲哀歌，也是对记忆流变为历史、而历史又迅速被遗忘的一声叹息。柏林的一份报纸曾刊登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黑泽明的访谈。作家问黑泽明，“这种历史健忘对日本的未来和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意味着什么”。(41)黑泽明答曰，日本人不爱公开谈论原爆。“特别是我们的政客，他们缄默不语，也许是因为忌惮美国人吧。”除非美国有朝一日向日本人道歉，“否则这出戏将永无终结之日”，黑泽明说。

诚然，占领期间，美国当局不希望日本人对原爆念念不忘。他们不想日本人产生受害者情结。战后最初几年，关于原子弹的话题只有科学类书籍才获准出版。就算到了1949年，广岛市政府力推的电影《广岛的事再也不要重演》（No More Hiroshimas），也因为占领当局反对片中出现“原子弹导致破坏和人类痛苦”的场景而流产了。(42)直到1950年，也就是占领结束前一年，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妇的画作《原爆图》还不得不改名为《1945年8月6日》。

不过，黑泽明还是说错了，因为二战中很少有事件会像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后者受关注度要小得多——那样，得到过如此密集和频繁的叙述、分析、哀叹、还原、重现、呈现和展示。长崎之所以被淡化，不仅因为广岛率先遭到打击，还因为长崎的军事目标比广岛多。位于长崎的三菱工厂为日军制造了大量军火。除此以外，还有一层鲜有提及的因素：长崎原爆的位置恰好在社会弃儿和基督徒的生活区。长崎市余下大片区域躲过了一劫，这点也和广岛的情况不同。详细探讨原爆会揭露令人难堪的隐情，所以最好还是闭口不谈。然而，战争差不多刚结束，以广岛为题的小说就算不能出版，也已见诸文字。1983年，一批总共十五卷的日本原爆文学精选集问世。(43)

占领甫一结束，就涌现了大批原爆书籍和电影，多半带有反美色彩。据我猜测，占领期间的报刊审查制度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一大原因。被封杀之事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另一个原因在于导演和小说家的政治背景。一些人素来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心中充满了对西方的不信任感，尤其是美国。另一些人在战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迫于军事当局的淫威才不得不改弦更张，效忠帝国大业。但即便战后他们重新捡起过去的信仰，也没有带来一场彻底的改变。敌人依旧是同一个——贪得无厌、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美国。

因此也就有了诸如《广岛》（Hiroshima）这样的电影。(44)影片摄于1953年，导演是关川秀雄。在影片结尾的一幕里，美国游客购买被制成纪念品的原子弹受害者骸骨。恨意较之更深的，是一本出版于1969年的连环画《黑水之河》（In the Stream of the Black River）。故事围绕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展开，她在原爆中捡回了一条命，但因为辐射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不过在告别这个世界前，她要好好报复那些“白皮猪”。她当了“野鸡”，专接美国大兵的客。这是等级最低的妓女，“被淹没在恶心外国佬的体臭中”。她要给所有那些“仍在日本设有军事基地的战争狂留点儿纪念品”，她要让他们染上梅毒，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凭什么那些战犯不被送上审判席？”她声嘶力竭地向同情她境遇的警察哭诉，后者拽着她离开了街道。“永远别忘了原子弹是如何折磨妈妈的。”她告诉自己天真懵懂的幼子。这则故事发表于Manga Punch，一份发行量上百万的画报。

不过，撇开这些谩骂，广岛的神化及对反战的膜拜，其产生的前提倒不是美国人有多坏，更多是来自纯真惨遭戕害的印象，以及世界将要覆灭的幻想。方才还是一派祥和的生活场景——儿童欢笑，姑娘歌唱，家庭主妇打扫卫生，老实巴交的男人辛勤劳作——紧接着，转眼之间，这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广岛和奥斯维辛之间的对比正是基于下面这种观念：广岛和屠犹一样，不是战争的一部分，甚至与之毫无关联，而是“发生在世界末日的某件事”(45)。这席话出自小说家太田洋子之口，她在《尸横遍野的城市》里回忆了自己作为广岛原爆幸存者的经历。“我们被一股力量夷为平地，它既霸道又野蛮，而且不属于战争”，它或许是“新近出现的一种天体现象”。顺道提一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田也是欢欣鼓舞的诸多日本人之一，她“感到内心燃起一团全新的火苗”。

从左派的角度来看，广岛神化的所有准宗教元素在小田实的小说《原子弹》里都有，168页上就出现了描写原爆的段落。(46)一位年轻娇美的日本姑娘正要把一束鲜花送给病房里的一名马来亚学生病号。此举唯美而纯真。接踵而至的是“一声非自然的巨响，似乎天塌了下来”。此情此景，让一位熟谙欧洲历史的日本兵回忆起了《伊利亚特》里的众神之怒。

在小田的作品里，每个美国白人嘴里都会蹦出种族主义的污言秽语：“‘所有学者都是犹太人。’威尔（Will）说道。这句话似乎激起了肯（Ken）对犹太人的厌恶，因为他张嘴就是一通骂骂咧咧。世上最垃圾的民族是日本鬼子，接着就是犹太人。”读者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轰炸广岛是一项种族主义行径。但在小田的文字里，日本人在对待朝鲜人和其他亚洲人时一样也是种族主义者。故事中真正正派的智者只有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成员。部族的传统禁止族人拿起武器，他们那端坐在沙漠里的老者具有预见世界末日的能力。广岛原爆真是世界末日么？部落里一位弟兄乔治（George）问道。“‘没错，兄弟，是末日，’郎（Ron）信心十足地回答，‘这世界看起来难道不和太阳一样通红么——或者说，这火球比太阳还要耀眼一百倍？人们被活活烧死，尸体黑得像焦炭。’”

这是佛教地狱说里的景象，四周都是鲜血淋漓的人，被熊熊烈焰所包围。原民喜和太田洋子一样都是广岛原爆的幸存者，著有小说《夏之花》。他眼中的世界末日在降临前，率先登场的是一段天气描写，笔触充溢着好莱坞战争片或莱妮·里芬施塔尔[2]作品中那种不祥之兆。(47)“黑压压的天空下，群山分外绿意盎然；濑户内海的小岛也愈加轮廓分明。在最猛烈狂风的拍打下，海面，平静的海面，似乎每时每刻都会卷起惊涛骇浪。”这里的景色描写为瓦格纳式的世界末日做了铺垫。最终，从“中世纪佛教地狱画卷中散发出的昏暗至极的绿色微光”，为这一过程画上了句号。1951年，或许是因为朝鲜战争郁郁寡欢，原民喜卧轨自杀。

1950年代，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妇将佛教地狱说搬上了现代画布，为其取名《原子弹——广岛》（和《1945年8月6日》不是同一部作品）。我在广岛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了这幅画。其横跨四块画板，仿佛一面日式屏风，具有传统日式元素，但构图中也有类似基督教里人类堕落的画面。遍体鳞伤、烧得面目全非的死尸似乎从画面顶端散落而下，明晃晃的闪电仿佛在暗示这是天神降怒。疯狗的血盆大口里叼着死婴，烧焦的死尸用绳子捆绑起来，乌鸦啄食着残缺不全的尸体。一大群没有面目、黑不溜秋的人像排成队的焦炭一样迈着步子，似乎是在去向炼狱的路上。

悬挂丸木夫妇画作的白墙上有一行字：“广岛和现代艺术：‘广岛的核心’，人类的普世主题。”我又看了一些别的展品，很明显，安塞尔姆·基弗[3]的艺术风格为其打下了烙印。不过，对比基弗在战后本国废墟里筛选德国历史和文化的碎片，他远在广岛博物馆里的仰慕者关心的只有广岛精神。比方说，荒木高子[4]的陶瓷书——颇有基弗铅质大部头的风范——取名为《原子弹圣经》，希伯来语字符经过烈火的炙烤。除此之外，还有一面丝绸屏风（基弗从不使用丝绸），名为《1945年8月6日》，创作者是上野泰郎[5]。作品展现的是身处死亡阵痛中的人类，主色调为红色，佐以金色点缀。

所有这些作品都缺乏一种对1945年8月6日原爆以外广阔世界的认知。广岛完全是孤立的。展品名册编撰者之一、美术教授桑原住雄（Kuwabara Sumio）留意到了这点，他援引了香月泰男[6]的话。香月以西伯利亚日本战俘为主题的画作震撼人心，但是并未被广岛博物馆收录在内。他的作品是日本国内唯一能够在思想深度上与基弗比肩的。香月自己曾是战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这没有让他顾影自怜，相反，他色调黑暗、几乎完全抽象的作品——举例而言，其中有几幅画是用掌印所作，就像留在刑讯室墙上的血手印——让人对残忍和苦难的想象远远凌驾于具体事件之上。在去往西伯利亚某战俘营的路上，香月看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这是一名日本兵的尸体，死者因为心狠手辣犯了众怒，被群情激奋的中国百姓私刑处死。香月将这具“血红的尸体”同原子弹受害者们“焦黑的尸体”进行了对比。

“关于焦黑色尸体的故事，”他说道，“在过去二十年里讲了又讲。广岛和奥斯维辛成了二战的象征，这些无辜之人的惨死衬托出战争的普遍残酷。焦黑的尸体让日本人觉得自己才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异口同声地叫道：‘莫让广岛重演！’搞得好像除了美国人扔的原子弹外，战争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对于战争真实本质和反战运动真实基础的深刻洞察，必须来自那具血红的尸体。”

此言不虚。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宗教比喻和广岛宛如地狱般的景象（凭良心讲，广岛遭遇的轰炸的确如同炼狱）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是日本人的顾影自怜。关于佛教地狱说发挥的作用，不少基督徒——尤其是敬虔派教徒——都会认同。他们相信，反思恶行会得到救赎。正视地狱，就能超越地狱。那些成功做到这点的人会在道德境界上得到升华，散播世界和平的福音将不再遥不可及。这种观念为多数拥有普世抱负的宗教所共享，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当然了，倘若地狱并非自己一手酿成，那么直视它会较为容易。日本人对广岛的受害者感同身受，而德国人却不可能因为奥斯维辛生出受害者情结。日本人的罪孽被消解在全人类的罪孽中。这点让日本人同时选择了两条路：一条是民族之路，即他们是原子弹唯一的受害者；另一条是普世之路，意指他们是广岛精神的倡导者。投身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主义者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日本人的自我认同。话虽如此，我胸中依然存在疑问。这种态度是否真的同许多希望将奥斯维辛“内化于心”、并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审视奥斯维辛的德国人，在立场上有着天壤之别？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德国人，他们的民族性更多以历史、道德和宗教精神为基础，而非公民权。

这种准宗教历史观的问题是，它使得以世俗化口吻探讨历史事件变得十分困难。对极端邪恶形成的印象独一无二，且凌驾于人类解释或理解力之上。对它的阐释不仅狂妄自大，而且还不道德。假如说奥斯维辛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广岛更是如此。讽刺之处在于，除非一个人信奉希特勒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否则奥斯维辛便不可能翻案，但广岛与之不同，对其进行核毁灭的理由最起码也是可以公开付诸辩论的。原子弹也许拯救了生命，也许缩短了战争进程，但此类论点与广岛精神格格不入。

1992年7月，联合国裁军大会在广岛召开。这是日本人经年游说的结果，他们希望能在“世界第一个遭受核打击的城市”举办这一年会。从表面上看，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直到某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捅了篓子，抛出广岛原爆“结束了二战，并拯救了一百万日本人的生命”的高论。他还补充道，这一事件的恐怖程度有助于避免核战争。由此可见，广岛和长崎的灭顶之灾实际上又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日本人闻之怒不可遏，报纸社论纷纷讨伐这位教授，鞭笞他不了解受害者的立场。《朝日新闻》“再次感到气愤难平”，评论说“除非美国摆脱此类看法”，否则它将遭到无核国家的强烈反对。(48)

《朝日新闻》继续写道，撇开这一风波，大会应当说是圆满、成功的，因为与会者——当中不少人都是生平第一次造访广岛——“无不对和平纪念博物馆里的展品和遗迹表达了震惊之情”。他们还一道“合唱了《为广岛祈福》”。只有英国作家阿兰·布斯（Alan Booth）在英文版《朝日新闻》里点评此事时，指出祈祷、仪式和不谋而合的观点并非大会通常的目的所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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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岛，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他们是无辜的。然而，在日本对外战争史上，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正如《广岛和平读本》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所阐明的那样：“作为军事重镇的广岛固若金汤，得益于明治和大正[7]时期连绵不绝的战争和事件，人口越来越多，城市也益发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

井伏鳟二的小说《黑雨》是取材自原爆的少数几部文学杰作之一，作品背景设为军国主义和政治专制。(50)这本书在开篇有一段场景描写，地点是距原爆中心不远处的一座桥梁。爆炸前不久，初中生被勒令聆听军队训话，高唱爱国歌曲。小说末尾处，在作者一遍遍描绘了原爆及其留下的惨象后，广岛市知事令军民继续战斗：“广岛市民们——损失也许惨重，但这就是战争！”

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然而，1987年，当广岛本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希望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之所以发起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吁请，是受到了大阪初中生的激励。学生们要求和平博物馆馆员对日本战争责任作出解释，这让后者脸上无光。同上百万人一样（包括每年六万名儿童），他们被人领着，参观了原爆留下的恐怖遗物：在高温中扭曲变形的瓶子、蘑菇云的照片、衣物碎片、放射线在门前阶梯上留下的奇怪痕迹，还有与真人一样大小的静物人像：一个个面目全非的人艰难地穿过废墟，液化的皮肤就像熔化的蜡一样滴垂。

估计是因为受到了老师的鼓励，大阪初中生希望看到的可不只这个恐怖之屋。他们想要知道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同时，他们还要求官方承认某些在原爆中遇难的朝鲜受害者曾身为奴工这一事实（大阪和京都、广岛一样，至今仍有大批朝鲜侨民）。这两个要求都被拒绝了。于是广岛本地人——多为基督徒、反核活动家，或参与帮助被歧视的少数民族——成立了一个名为“和平联系”的团体。自然而然，这个团体遭到了右翼民族主义组织，譬如“日本爱国党”的反对。后者在和平公园周围举行集会，用卡车上的车载扩音喇叭高声播放爱国歌曲。爱国者似乎占了上风。据某位和平活动家的说法，广岛市政府对“侵略者一角”这个建议持反对意见。

这件事有诸多讽刺意味，其一在于，反核活动家认为原爆是一项罪行，但右翼反对派中的一员却不这么看。“忧思与国家修复协会”主席前田和良（Maeda Kazuyoshi）认为，原爆拯救了日本，使其未被完全摧毁。但是他坚称，战争责任不应尽数算在日本头上。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支而已，他说。

我向和平纪念馆馆长川本义隆（Kawamoto Yoshitaka）询问为何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建议被否决了。川本是个市政官僚，为人彬彬有礼，穿着一套蓝色哔叽西服。他冲我耐心地笑笑，说道：“我们这儿没法搞这种东西，侵略者在东京。我们唯一的目标是展示发生在1945年8月6日的事。”

在同他交谈的过程中，川本在普世性命题（“人类”、“世界和平”）和具体国家维度之间来回切换。我感到，他在向外国参观者介绍日本民族性格一事上轻车熟路。他告诉我，日本人悲伤时会纵声大笑，日本人和彼此交流时不必开口说话，日本人只会从主观视角思考问题，日本人懂得“物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那么日本年轻人是不是也这样呢？我追问。

“年轻一代再也不懂隐忍的艺术了，”他说道，“而且他们不了解我们当时的生活状态。您瞧，他们跑到这儿来跟我说，日本人也犯有战争罪行，但他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只是重复左派老师的话而已。”

川本接着说道，要在年轻人能理解的层面上解释过去，这点十分重要。现在的年轻人不读书，所以你必须给他们提供视觉信息。嗯，对，但除了原爆外，难道不该给他们讲讲战争史么？那当然，那当然，他回答，但这不是本馆的使命。那它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我追问。

他笑了笑，觉得自己可以松口气了。“您瞧，这座博物馆其实不能算是一座博物馆，建造它的幸存者是想把这儿变成一个缅怀罹难者、为世界和平祈福的地方。人类必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就是广岛必须坚守的原因。我们必须回归到事物的根本，必须思考人类团结和世界和平。要不然，我们最后只会为历史争得不可开交。”

战争的历史，或者说任何历史，的确都与广岛精神无涉。这也就是为什么奥斯维辛是日本官方唯一允许拿来和广岛作对比的事件。其余所有事都太有争议了，与“历史长河”的关联又太紧密。1980年代末，吴港市知事曾提议在广岛和吴港之间的某个小镇建造一座奥斯维辛纪念堂。广岛知事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反战市民团体也不反对，但是他们坚持要求把建造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为一大附带条件纳入到这个项目中来。方案悄无声息地流产了。

不过，距离广岛不远的一个地方——乘火车的话大概要一个半小时车程，轮渡的话四十分钟可到——则提醒世人日本历史还有另一面，与1945年8月6日所发生的一切无关的另一面。大久野岛是濑户内海上的一个小岛。一下渡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成群的兔子。它们在整洁的小径和清新的草坪上奔来窜去，就像点缀在自然风景之间的一簇簇白色绒毛。这些兔子很温顺，肯给人摸。岛上除了一座外观看似医院的大酒店、几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建筑遗迹、一门与日本本岛隔海相望的旧式炮台外，就没什么其他景物了。防波堤附近有一栋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名为“大久野岛毒气博物馆”。

那些温顺的兔子是实验室动物所繁衍的后代，岛上的毒气工厂用它们来试验芥子气等致命毒剂。这是日本帝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毒气工厂。战时曾有五千多名工人在此工作，不少是妇女和学童。大约一千六百人因接触氢氰酸、神经毒气和路易氏（lewisite）等毒气而丧命，一些人终身致残。中国官方的资料声称，有多达八万余名中国人成为这座工厂所制毒气的牺牲品。日本军方高度重视该岛的保密工作，以至于它索性从日本地图上消失了。

战后，这一切鲜为人知。美国人于1945年登陆后，拿走了数据资料，将大量毒气倒进大海，然后一把火烧了工厂。岛上酒店的位置过去正是工厂主车间所在地。当年的发电机和部分储藏室的遗迹依然能一睹究竟。只有到了1980年代，一位名叫吉见义明的年轻日本历史学教授在美军档案里挖出一份报告后，世人才知道，原来日本人在岛上及周边地区藏匿了一万五千吨化学武器。另外，广岛地底下还埋藏着一个重达两百公斤的芥子气贮藏罐。

工厂工人中的生还者——不少患有慢性肺病——在1950年代曾恳请官方承认他们经历的苦难，但政府予以拒绝。如果政府给工人发放赔偿金的话，等于正式承认日军从事了非法行为。有关化学战的只言片语刚溜进日本学校教科书中，文部科学省便迅速将其删掉了。

但是，对于毒气工厂的记忆从未彻底掩盖。1975年，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的确遭受过毒气侵害的生还者终于得到了些许赔偿。1985年，政府为战时死在岛上的工人立了一尊小型纪念碑。1988年，经过生还者的努力，另一座小型博物馆落成了，借博物馆向导的话来讲，其旨在“向子孙后代传递历史真相”。

说是博物馆，其实只有一间展厅，馆长是身材矮小敦实的村上初一（Murakami Hatsuichi）。他的体格看着十分强健，饱经锤炼，像是当过职业拳手。1940年，十四岁的村上开始为工厂干活，一开始是门卫，薪水颇丰。“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他一心想帮助日本打赢战争，这也是在部队提干的好机会。村上带着我辗转在邪恶的展品之间：一匹戴着防毒面具的木马；毒气弹受害者的照片，他们的皮肤因为伤口和脓肿溃烂已经不成人样；老式毒气罐；女学生在工厂空地上练习剑道的素描；陆军军官在阳光下笑容满面的集体照。

村上的解说很实事求是。他既没有布道说教，也没有满口仁义道德。他对解释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兴趣寥寥，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很实诚。他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看过从美国带回来的资料的话，他是不可能对这个地方的一草一木记得那么清楚的。我询问他这座博物馆的用途。他说：“在喊出‘永不再战’的口号前，我希望人们见识一下战争的真面目。如果光从受害者的角度审视过去，只会助长仇恨。”

他如何看待广岛和平博物馆？“在广岛博物馆，人很容易产生受害者情绪，”他告诉我，“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还是侵略者。我们被教育要为国而战，我们给国家造毒气，我们活着是为了战斗。打赢这场战争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村上看着越来越像职业拳手，他的眼睛眯缝起来，一拳砸在自己的手心里。“你瞧，”他说，“你和别人打架的时候，会对他连踢带打，但对手也会还击。最终，一方会取胜。这种事要怎么去记才好呢？是记得自己被踹过，还是我们挑事在先？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和平就无从谈起。”

翌日，在广岛市内闲逛时，我思量着村上的话。在被小学生问起对和平的看法时，他的这番话并未让我内心的尴尬有所减轻。日本人在广岛地下埋了毒气的事实也不能让原子弹的残酷性减色多少。但这一切让和平公园及其全部圣迹变得更具历史纵深感，而且从上帝手中接过了历史，放在了会犯错的人类手里。

[1]卢尔德（Lourdes）位于法国南部，接近西班牙边界，具有很浓厚的宗教氛围，经常在宗教节日，譬如万圣节、复活节和朝圣期间举办各种游行和庆祝活动。传说卢尔德的天然圣水可治疑难杂症，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2]Leni Riefenstahl（1902-2003），纳粹德国著名女导演，曾拍摄《意志的胜利》这部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

[3]Anselm Kiefer（1945-　），德国画家、雕塑家，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4]Araki Takako（1921-　），日本著名陶艺家。

[5]Ueno Yasuo（1926-2005），日本画家、多摩美术大学教授，日本美术家联盟理事长

[6]Kazuki Yasuo（1911-1974），日本著名画家。

[7]日本第123代天皇嘉仁在位时期（1912-1926年）的年号。

第五章 南京

南京暴行，亦称南京大屠杀，发生在日本陆军1937年12月中旬攻占这座城市之后，距离日军全面进攻中国只过去了不到半年时间。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是侵华战争中最大的斩获。南京陷落的消息一传到日本，便登上了报纸头版头条的位置，日本国内更是一片欢庆。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日军军官纵容他们的手下烧杀抢掠，为所欲为。具体死了多少人并无准确数字，但少说有上万甚至是几十万（中方说法是死了三十万）中国军民——当中有不少还是从其他城市逃至南京的难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数以千计的年龄从九岁到七十五岁的妇女惨遭强奸后被砍断手足，多难逃一死。

但光凭数字还不足以反映出南京大屠杀的野蛮和残忍，同样的悲剧在中国许多城镇和农村里一再上演。数字也无法解释为何暴行会得到纵容。是为了故意恫吓中国人，好让他们屈服？军官的参与似乎说明了有这层因素。但也有另一种可能。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一路厮杀，却领不到像样的军饷，吃不饱饭，对他们不加约束或许算是一种犒赏。再或者，这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一支农民军队失去控制？或者如许多日本人坚称的那样，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日期间，有人送给我一本名为《南京暴行》的小册子。尽管这本册子是用日语写的，标题却叫“aturoshitees”，是英语单词暴行atrocities的音译，就好像找不到对应的日语一样。实际上，日语里有很多表示残忍、暴力、杀戮或大屠杀的词汇。然而，“暴行”这个词反映的不仅仅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残酷性。暴行是一种存心施暴的罪恶，不仅违反法律，也违背人伦纲常。这倒不是说日本人不具备这种纲常，或者他们在道德上无法理解这一概念。可是，“暴行”同“人权”、“女权主义”、“战争罪”类似，是从西方舶来的现代词汇。在右翼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个词有左翼色彩，有颠覆性，甚至可以说反日。

编辑并出版这本册子的是一群中学教师，他们曾造访南京，为的是发掘更多有关大屠杀的史料。小册子里包含了中国目击者的供述、主刑场的地图，以及陈列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部分照片。虽然日本人热爱摄影，但他们并未留下大量记录自身暴行的视觉档案。日军的查禁制度很严，但就已有的相片和录像资料（多为西方传教士所摄）来看，足以让人对当时情况形成大致印象。这些照片当中，部分是日本摄影师拍的，部分出自中国或外国目击者之手。照片里的中国人有的被用作刺杀训练，有的被机枪子弹射中后跌入土坑；惊恐的女人在稻田里抱紧赤裸的身子，想要遮住她们的私处；有挥刀取人首级的日本兵和长江边上堆积如山的尸体；有些女性死者的阴部还被塞进了竹签。

这些照片取自新闻纪录片，其中一些被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用在了他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1987年）中。影片在日本上映时，日本发片方松竹映画决定在不告知导演的情况下私自删除这些镜头。贝托鲁奇发现后，发片方辩解说是影片的英国制片方要求删节——因为发片方已经料到，英国制片人恐怕会觉得这些场景“太过毛骨悚然，日本人难以接受”。贝托鲁奇和他的英国制片人勃然大怒，恢复了被删掉的镜头，松竹映画随后为这一“巨大误解”致歉。

没有证据显示发片方是在受到政府或任何人的施压才进行了删改。可信度最高的一种解释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产生负面宣传效果。极右翼组织可不好惹。况且，鉴于身陷争议在日本永远都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有时甚至意味着人身风险，所以要探讨某些可能会招致不必要注意的问题便需要一定的勇气。

南京大屠杀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它已成为日本在亚洲战争中野蛮行径的首要象征。在东京战争罪审判过程中，南京大屠杀所激起的反响可同纽伦堡审判中的奥斯维辛相比。而且作为一种象征，它和奥斯维辛、广岛原爆一样，很容易被神化或被曲解。

在日本的学校，有关此事的争议被官方以沉默的方式压了下去。一本典型的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充其量如下：“（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此外附加一条脚注进行解释：“据报道，当时日军杀死了包括平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日本也因此遭到了国际舆论的批评。”这就完了，但即便这点只言片语，也让一些保守派官僚和政客难以接受，他们希望彻底删除这些段落。

因此，当中学老师、《南京暴行》编辑之一的森正孝（Mori Masataka）给学生们放映了一部以大屠杀为题的纪录片后，他们都惊呆了。森老师让学生们写下观后感，得到的反馈高度雷同。比方说这里有篇文章，作者是十三岁的女孩律子，她是这么写的：“说到战争，我能联想到的一直是广岛和长崎，但是核打击发生在1940年后。在这之前，日本做的事要坏多了。看着录像，这一切仿佛不是真的。以前我只知道日本是战败方，但我们日本人务必要了解1940年前发生了什么。在看这部录像时，对我灵魂触动最大的是当中国人被杀害时，日本兵却还在哈哈大笑。他们怎么笑得出来？我没法理解那时的日本人是什么心态……”

学生们生平第一次知道原来日本人还是侵略者，老师要的就是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森和几乎所有投身和平教育的教师一样拥有左派思想。尽管他能寄希望于曾几何时如日中天的日本教师工会中普通成员的同情，但鲜有人像他那样热衷此事。他告诉我，多数同事倒也不唱反调，只是无动于衷罢了。大多数人都选择不去招惹是非。森的录像和小册子在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教师中间秘密传播，有别于文部省审定的学校教科书中避实就虚、轻描淡写的官方历史观，发出了另一种声音。(51)

这些书反映了一种出于必要而有所简化的政治观点。日本人是“侵略者”，“入侵”中国，他们的行为“既罪恶又残暴”。中国人则要么全是“英勇的抵抗者”，要么是“无辜的受害者”。在一本宣传册里，森正孝记录了一次南京之行，这次经历让他“感到尽管痛苦，但有必要从侵略者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这也成了他要求学生做的事：以侵略者视角取代日本人的受害者情结。

有个叫泰子（Yasuko）的十四岁女生（在1991年）表示：“我们常听闻纳粹使用恐怖手段杀死他们的受害者，但日本人一样恶贯满盈。不然那些日本兵在砍下中国人头颅的时候，脸上怎么还会狞笑？他们在杀人，居然还笑得出来？看到那些插在竹竿上的人头，我真是不忍直视……”

这部影像资料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还原历史。显而易见，“天皇体制”下穷兵黩武的种族沙文主义被归结为这场战争和暴行发生的原因，但给森正孝的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兵脸上的狞笑。官方在对待过去态度上的躲躲闪闪受到了一幕邪恶景象的挑战，作恶者是“当时的日本人”——学生的父辈和祖辈——而且还面带笑容。用他们老师的话来说，通过思索“南京地狱”的成因，并通过身份认同的视角审视历史（侵略者的身份），学生可以“创造明天的历史，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携起手来”。

如上文所述，这是一种政治观念，但森的态度同时也是对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谓的基督教“罪文化”与儒家“耻文化”之间区别的质疑。战时，为了帮助美军情报官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她写了《菊与刀》，并在书中对二者作了区分。(52)在本尼迪克特看来，“顾名思义，一个主张绝对道德标准并依赖人类形成良知的社会就是一种罪文化……”但在“另一种文化中，耻感是主要的惩戒手段。与我们期待的相反，人们并不会为一些行径自感有罪，他们有的只是懊悔”。然而，“这种懊悔不像罪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得到缓解……”，“某人哪怕是向聆听者坦白了他的过错，也不会感到宽慰。只要他的劣迹‘不闹得满世界都知道’，就没必要心神不宁，因而忏悔在他眼里只能是自寻烦恼”。

这是一种对人类行为机械式的看法，具有典型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家的特色。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这种看法就是错误的，但其解释力充其量只能说十分有限：因为例外实在是太多了，有太多的德国人连一丁点儿忏悔念头都不曾动过；也有太多像森正孝这样的日本人一心想要公开他们国家的“罪孽”，他们的努力显然是一种赎罪的举动。这也正是他们前往中国和东南亚并向昔日受害者道歉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罪感和耻感并不像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容易区分。部分德国人身上那种夸张的亲犹主义是出于个人罪感呢，还是民族耻感？这同在华旅游的日本老人跟每个中国人都热情地打招呼，好像老友重逢一样，又有什么区别？况且，米切利希夫妇在《论无法哀悼》一书中难道不曾提过，“否定的过程会以同样的方式，延伸至罪感、哀感和耻感中”么？这对学术伉俪在1950年代评价德国人时写道，许多时候人们供认过去，“只是为了拿别人的罪孽来抵消自己的罪孽。据称，许多惨剧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敌人动手在先，有必要作出回应”。不少日本人过去操持的正是这番论调，至今依然如此。而这也正是森正孝坚持要学生从侵略者角度看待过去的用意。

孩子们的心里自然是久久不能平静。伴随极端暴力一起出现的戏谑元素总是让人格外震惊。党卫队看守喜欢管常规拷打集中营囚犯叫“找乐子”；逼迫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人参加足以致命的体育锻炼是“找乐子”；让拉比骑在各自背上，再将他们殴打致死也是“找乐子”。当受害者不仅要被肉体消灭，还得蒙受羞辱之苦时，杀戮就融入了戏谑的元素。在折磨和杀戮之事上别出心裁，本身就成了某种娱乐。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竟然是一场杀人竞赛，恐怕绝非巧合。这并非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但有着一切能激发想象力的虚构元素。这是一则关于无法无天和跋扈恣睢的故事。事情过去四十多年后，日本国内围绕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两位年轻的日本军官N中尉和M中尉（译注：即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丙级战犯）在进入南京城途中决定比试剑法：谁率先砍下一百个中国人的头颅，谁就是赢家。于是，两人一路砍杀，并割取受害者的首级作为战利品，俨然一副真正武士的姿态。最终，M中尉的战绩是一百零六个人头，N中尉则斩获了一百零五个。

这则故事登上了东京一家主要报纸的版面，标题颇为惹眼：“谁先实现‘百人斩’！两名中尉均声称已砍下八十个人头。”(53)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藏的一张照片里，这对朋友乐呵呵的，神色富有朝气，精神饱满。N中尉在报道里吹嘘自己连砍五十六颗人头都没把祖传武士刀砍钝。紧挨着的一篇报道标题如下：“快速投球取得进步！”刊发此文时，诸如棒球术语这种“危险的”美国玩意儿尚未被政府审查员取缔。

后来，回到日本后，M中尉改口了。在就读过的高中讲话时，他声称自己实际上只在实战中砍下四五个人的头颅，至于其他的么……“我军攻占南京后，我面朝沟渠站在一旁，然后叫支那战俘朝前站。支那兵都很蠢，一个接一个来到沟渠前，我就干净利落地砍下他们的脑袋。”(54)即使这番话也可能只是子虚乌有的自吹自擂。一位参加过南京攻城战的日本老兵告诉过我，这类故事多半都是瞎编的，或者至少也经过了日本记者的添油加醋，后者被勒令写点英雄事迹的稿件，好鼓舞国内大后方军民的士气。

总之，“百人斩”的故事在日本很快被淡忘了，在中国却成了战争野史的一部分。本多胜一是《朝日新闻》的名记者，他从他人处得知了南京“百人斩”的故事，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文章于1981年结集成册，文集取名为《中国之旅》。(55)这本书的出版启发了森正孝，让他对日本的对外战争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同时它也在右翼民族主义圈子里引发了一阵骚动。因在作品中对比日本人和犹太人而闻名遐迩的山本七平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本多的报道。一些在需要捍卫国家颜面时总会“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讨伐的行列。整件事由此发展成“南京辩论”（Nankin Ronso）。1984年，田中正明出版了一本驳斥本多的书，《“南京大屠杀”之虚构》。(56)

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被批评者冠以“goyo gakusha”的头衔。这个词很难译，大意是指“御用学者”，负责为政府说好话。这些人（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也许并不为学界所尊崇，特别是史学界——多数历史学家至今仍是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上电视，作评论，开讲座，给通俗刊物撰稿，因此对公众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专业的历史学家，田中本人退休前是记者。

的确，围绕日本对外战争的辩论几乎完全发生在日本大学之外，参与者有记者、业余历史学者、政治专栏作家、民权运动家，等等。这意味着，诸如田中正明之流所抛出的荒诞理论从没有得到过专业历史学家严肃的驳斥。原因之一是研究现代史的日本学者凤毛麟角。直到战争结束前，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学者如果把现代史作为写作内容的话，会被视为危险的颠覆分子，甚至是妖言惑众之徒。毕竟，天皇体制具有神圣性。另一原因在于，现代史的学术地位并不高，其充满变数、政治化，争议不断。1955年之前，东京大学连一位现代史专家都没有。历史在19世纪中叶就陷入了停滞。直到现在，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依然认为，现代史还是留给记者去评议比较好。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观点并不高明。田中等人指出，一个人不可能有体力砍掉一百个人的脑袋，同理，日军也就不可能在几周时间里虐杀十多万人。另外，田中写道，当时没有一份日本报纸报道过屠杀，那怎么就突然出现在东京审判中了呢？他承认有些无辜平民在交火中丧生，但他们的死纯属意外。个别日本兵肯定有些粗野，但那是“战争心理”造成的。总之，“田中们”的结论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这一罪行要严重得多。“不像欧洲或中国”，田中写道，“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广岛那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这是因为日本人同中国人或西方人相比，“价值观不同”。

姑且暂时抛开日本人价值观更复杂这一论点，田中关于系统性杀戮的观点倒还值得关注。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但是就连“御用学者”的左派对手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举例而言，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就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57)家永对正统保守派观点的强烈批评态度无可指责，尽管这对他的学术生涯未必起到过什么帮助。但即便是他，也会为右翼卫道士的看法进行辩护：“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都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日本以外，海纳·穆勒尝言原子弹是“末日审判的科学替代品”(58) ——他还说过奥斯维辛是“启蒙运动的终极阶段”。在穆勒看来，对此的回应是让战争变得人性化，用人与人的战斗取代科学的杀戮，因为“战争是交流，战争是对话，战争是自由时间”。

另一种论调是，战争就是找乐子。如果拿“百人斩”来隐喻南京大屠杀的话，会让其显得更人性化，或者就算是暴行，起码也比毒气室和原子弹更人性化吧。好吧，也许是吧。南京屠城的元凶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但问题在于：六个礼拜当中，对数以千计的女性先奸后杀，并屠戮上万甚至没准是数十万手无寸铁的人，还能算是战争白热化时期的极端行为么？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针对性，尤其是当意识形态被拿来为极端暴力开脱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唆下，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

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而左翼教师、活动家和学者则希望对此进行强调。森正孝的录像带一上来就是一幅象征日本皇家的菊花图案和部队行军的军靴声。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

这一象征背后的政治立场高度分歧，盘根错节，有碍于对193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进行理性的历史辩论。正方越是坚持日本有罪，反方就越是极力否认。南京辩论中的论调，特别是修正主义者的言论，既不理性，也与历史无关。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里，田中正明指控本多胜一和他供职的自由派报纸散播“敌国宣传”。修正派的另一员干将渡边升一为田中的书作序。和田中一样，他也不是史学家，而是英语文学教授。渡边抨击本多宣扬“东京审判式的历史观”，不仅将罪名强加给“当时的日军官兵，还对所有日本人泼脏水，甚至还牵连到我们未出世的子女”。

尽管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只能算二流知识分子，但不能因此就将他们贬为令人不齿的神经病，因为和那些声称屠犹从未发生过的人不同，他们不属于极端边缘派。相反，他们有大量听众，还有如日中天的右翼政客撑腰。人气颇高、能言善辩的政客石原慎太郎曾担任内阁官房长官，他和渡边升一合著过一本书，叫《日本可以说不》。在该书中，作者否认南京发生过任何不同寻常的事。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石原被问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他的回答如下：“人们都说日本在那儿搞了场大屠杀，但这不是事实，而是中国人捏造的。玷污了日本的形象，纯属一派胡言。”

自由主义左派闻之自然是义愤填膺，向来是少数派的活动家决心有所行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无法容忍石原言论之京都市民协会”的组织，发表了一份宣传册，里面收录了石原对社会舆论批评的回应，他的态度有所软化：石原写道，的确，有些台湾人和朝鲜人在被迫赴日劳役后死于原爆，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但他认为没必要对涉及南京的言论作出修改。日本人理应从自身的视角看待历史，因为“如果我们依赖那些把历史用作政治宣传的外国人和他们提供的信息，我们就会处在丧失自我历史观的危险当中”。这又是通过身份认同审视历史这一论点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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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慎太郎的言论是我选择在1991年之夏造访南京的一个原因。我下榻的宾馆客房十分闷热，宾馆坐落在一条繁忙的林荫路旁，周围一片区域曾是西方国家大使馆和医院所在地——1937年，这里是“安全区”。说是“安全区”，其实根本就不安全。日军时不时会闯入，把男人赶到一起，搜寻藏匿其中的军人。那些手上有茧的被当成农民或工人放走了。剩下的就被当成军人带走并处决，然后抛尸河中。

和我一同入住这家酒店的还有另一些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齐聚于此，是为了参加一场关于大屠杀的研讨会。会议的两位主办人均是美籍华人，一位从商，一位在纽约当牙医。当牙医的出生在战后，经商的1937年时尚未成年。据他们自己介绍，投身其中是出于爱国热情。其余与会者中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人：一名教师、一名律师、几位大学教授，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位身着便装的警察。此外还有个美国老头儿，他的父亲在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干过记者。他随身带着一块大硬纸板，上面裱着反映日本暴行的旧报纸照片。老头儿时不时会往身后瞄几眼，要是看得上你的话，会给你展示他珍藏的这份宝贝。最后还有形形色色的日本团体，男女都有，不少是学校老师，其中就有森正孝。

会议规模本应更大，与会代表也更多，而且举办地原本安排在南京大学一个体面的会议厅内。但中国官方最后时刻变卦了，决定不予承办。反正两个美籍华人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据猜测，临时变更地点的原因是日本首相突然访华，这时候开会讨论日本战争罪行显得不合时宜。但是热心人士聚在一块儿开场非正义会议，似乎还是可以的。或许，稍微刺激下日本人的良知不能算完全不合时宜吧。

我们喝着茶，等待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幸存者到场，他们承诺会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日本人先是给我们拍照，接着又互相留影。他们多数年届四旬，一些男的留着长发，女性则基本穿着牛仔裤，都不谙英语，也不会讲中文。给他们做翻译的是美籍华裔的牙医，他在日本留过学。

耽搁了一阵子后，幸存者到了，三男一女。他们有着终生在户外劳作的人那种黝黑如皮革的皮肤，身上一袭朴素的蓝衣，男人戴着毛式的帽子。其中有个老头儿一直面带笑容，一口牙几乎掉光了。他是第一个开讲的。他说，日本人闲着无聊，于是朝河里扔手榴弹，然后逼他把死鱼捞上来。接着，他们用火把贴着他的皮肤把他“烤干”。他后来被机枪子弹射中，坠入河里，但活了下来。他说日本政府有责任对他作出赔偿。

接下来轮到老太太讲了，她卷起一只裤管，露出一道长长的棕褐色疤痕。几个日本人纷纷凑近了拍照。老太太说道，她当时才两岁，被日本人用刺刀捅了。说到这儿，她再也说不下去，因为回忆太痛苦。但她想强调一点，日本政府理应赔偿她。

一个身材矮小、神态坚毅的老头儿开口道，1937年时他十七岁，日本兵把他从家里拖了出来，跟别人一起带到锯木厂。他被扒光衣服后跪倒在地。随后，这些中国人一个接一个被人用斧子砍倒。他在脖子受到重创后居然设法逃脱，却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付之一炬。他给我们看了看伤疤，也说日本人应该赔偿他。

森正孝开始提问，他想知道更多细节。这些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几点钟？地点在哪儿？他拿出一张地图。当时天气怎么样？这些问题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无关紧要，或有些刨根问底，但我很钦佩他的不依不饶。事实对他而言比展现情感更重要。

第四位幸存者告诉我们，他和另外大约五百个人被带到河边。他的声音听着有些厌倦，似乎这个故事已经重复了太多遍。他目光迷离，但所讲之事却震撼人心。他说，骑着马的日本军官让这五百来号人排成一行。他至今还记得在他们腰际上下晃动的武士刀。枪声响了，岸边的机枪开火。他伸手抱住弟弟，父亲又站到兄弟俩身后挡住他们。结果，父亲、弟弟和所有人都死了。见到还有口气的，日本兵就会补上一刀，确保不留活口。老头儿靠装死才活了下来。足足三小时，他躺在血淋淋的尸堆里一动不动。日本人在他和其他死尸身上淋上汽油，就在点火前，他奋力爬了出来。

房间里一片死寂。一位日本女性用粉色手帕擦拭眼泪，另一位日籍教师——从名片来看，他是“缅怀亚太区域战争受害者并将其牢记在心论坛”的代表——站起身，用日语发言，再由人译成中文。“我们希望指出，”他说道，“过去不能仅仅归咎于军国主义。如今，我们自己也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决定每年8月15日造访南京的原因。因为我们感到，只有在得到受害者在天之灵的鼓舞后，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和平。听了你们的讲述，我们感到，中日两国人民可以建立起友谊。听了你们的故事，我们能够一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一位来自南京的医生闭上双眼，唱起歌来，边唱还边和着节奏拍手。见到此举，幸存者们笑了，别的中国人也跟着唱起来。这是一首老歌，纪念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自那时起开始吞并东北。一曲唱罢，人们的演讲更富激情。一位中国律师在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之余，不忘宣示自己热爱和平。他说，政客石原慎太郎冒犯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我们希望所有热爱和平的人都能支持我们，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这个寒酸的房间又热又挤，空气中缭绕着香烟味儿。幸存者迫不及待地想把伤疤露出来给人看，可我对看伤疤兴趣索然。另外，尽管我也认同日本政府有责任正视过去，也认为其在赔偿方面不够大方，但我很反感自以为是的套话。这次会议的基调所传递的信息是，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不但依旧存在，或许还是日本先天性的痼疾。

我问一位幸存者，他是何时开始公开讲述战时经历的，他回答说是1982年。为什么那时才开始讲？他说是因为日本教科书风波。198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修改教科书，否认日本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国政府挑选了南京大屠杀的生还者，让他们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之前，官方并未关注过他们。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但生还者并未提起：南京曾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老巢。“也许吧，”老头儿说，“也许是有这么层政治因素，但我们不会因此感到有什么不同。”

在日本报纸的报道中，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缘于“侵略”（中国）一词被修改为“挺进”，另外，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段落也被删去了。这则报道其实是失实的。修改几年前就有了，当时在日本就引发了争议，但1982年教科书修改一事则完全是无中生有。保守派的《产经新闻》为此向读者致歉，《朝日新闻》则没有表示。

教科书问题为公开南京大屠杀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中国政府决定专门建造一座博物馆来纪念大屠杀。这是个充满伤感的地方，位于一片贫穷的郊区，缺乏维护。博物馆周边的村庄自当年日军踏足该地后，并未经历太大的变化：用砖头和泥土搭成的低矮平房，狭窄的小巷里，到处是在泥地上玩耍的小孩；人们骑着自行车去赶集，车龙头下吊着被绳子拴住脖子的鸡，不时发出咯咯的叫声。据说这里曾发生过屠杀。有人告诉我，尘土飞扬的地下还埋着死人骨头。

博物馆是一栋混凝土建筑，外围是一片巨大的假山园林。假山形状各异，大小不同，上面刻着屠杀地点以及死难者人数。博物馆正门上方用中英文刻着一行大字：“遇难人数：三十万。”踏进室内，映入眼帘的是走道两旁长长的沙盘，外头罩着玻璃。砂砾中散落着一些人骨和骷髅头，据说是中国死难者的骸骨。从潮湿的天花板垂下的窗帘沾着灰尘和蜘蛛网。大厅里，一块告示牌解释说，建造该馆的目的是“纪念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教育并鼓励人们加倍努力，振兴祖国；支持国家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最有意思的展品当属日军官方文件，多为屠杀现场指挥官寄出的急件。上面的文字比模糊不清的暴行照片更能说明问题。日军对大开杀戒最普遍一种表述是“清扫”和“收拾”，好比对犹太人的“特别处置”。馆方播放了一段纪录片，我之前曾经看过：尸体被扔进深坑，女人被开膛破肚，刽子手哈哈大笑。片子结束时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南京经历了深重的灾难，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走出博物馆，我看到一位年轻的日本教师，他已经换上一身袈裟，正捻着佛珠，为死难者念经祈福。另一位老师在给他拍照。与他俩同行的一位女青年递给我一本小册子。这是份挺有意思的资料，里面摘录了该团体其他成员过去造访南京后的感言。我又一次发现，日本人流露出的情感与“耻文化”和“罪文化”之分往往并不吻合。即便使用的是耻辱（hazukashii）这个词，含义和西方人的“罪责”（guilt）其实大同小异。

“我知道这么做很难，”某位日本参观者写道，“但当我们置身此地，我能感到中国人的悲伤和愤怒萦绕在心头，他们经历了如此难以名状的暴行。一想到我是那些日本人的后代，就觉得心情压抑。我很彷徨，但还是坚持认为，逝者是能说话的！南京的遇害者应该站起来，谴责我们日本人！因为我们在战后没有坦白过去的所作所为，所以也就无法在不自惭形秽的情况下构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

我在南京的最后一站是雨花台，那里见证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曾经是某起最野蛮屠杀的发生地，如今屹立着一座外形丑陋的纪念碑。这是一根形似男性生殖器的巨塔，远处是中华民族无产阶级英雄儿女抗击法西斯的雕塑群，当中用树木作屏障。另外，因“百人斩”竞赛而在中国战争罪法庭受审的M中尉和N中尉也是在这里被处决的。

M中尉的女儿在某份民族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这类杂志从未中断过对东京审判历史观的攻讦。她认为，本多胜一无耻至极，败坏了父亲的名声。他难道对遗属们毫无怜悯之心么？她父亲一心只期盼中日两国能和平和谐地相处。现在谎言满天飞，他在九泉之下怎能安宁？在和父亲的灵魂“对话”后，导游招呼M小姐该出发了，大巴还在等着呢，是时候去往下一站了。“于是，”她写道，“我挖了些红土，包在手帕里叠好。我感到这泥土似乎吸收了父亲的味道。”

*****

1985至1990年期间，也就是教科书风波之后至裕仁天皇病逝之前，日本发生了一件趣事。一小批日本帝国陆军的老兵开始公开谈论各自的战争经历。他们的供述被人录像后在私人举办的展览上播放，比方说在东京，一座天主教堂内就举办过名为“纪念战争，守望和平”的展览。这些老头儿都已是古稀或耄耋之年，多数军衔是二等兵或低级军官。也许是因为时日无多了，让他们产生了一吐为快的念头。抑或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长官都已不在人世；保持沉默的压力变小了，也无需过多考虑保存颜面的问题。同样的事发生在裕仁天皇去世后；仿佛昔日的禁忌话题突然可以打开话匣子，畅所欲言了。正如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所告诉我的，天皇是所有人的最高长官。

这些老兵中有个来自京都府的商人，名叫东史郎。他最初公开谈论战争是在1987年，当时引起过轰动。他家所在的海滨小镇一时迎来了各路电视台摄制组和报纸记者。他们纷至沓来，为的就是记录他的供述。右翼爱国主义者扬言要弄死他，他所在的老兵联谊会也把他扫地出门。然而，他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讲啊讲，讲啊讲，仿佛余生只为了这一目的而活着。东史郎在1937年冬曾到过南京。

1992年，他开着车，到京都府以东某个小镇的车站接我。那一年，东史郎八十一岁。身材魁梧的他长着一张国字脸，一头黑发染得有些泛紫，这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对此他很得意，好几次让我猜他的年龄，我说大概六十五岁吧。我们驾车从车站驶往他的住所。一路上风光秀丽，稻田掩映在山峦之间。途中他突然打开副驾驶前的储物仓，从里面拿出一个黄铜指套。“右翼分子没准会轻举妄动，我这是以防万一。”说完把这个铜家伙戴在了手上。

东史郎的家是传统的日式风格，地板是榻榻米，移门糊着纸。屋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中国艺术品。墙上挂着中式水墨画，移门上饰有一位北京画家的山水图。据东史郎介绍，这些东西当中有一部分是某位中国高官相赠，算是答谢东史郎对他在日留学的儿子的照顾。

我们喝着东史郎太太沏的茶，他开始讲述自己的一生。东史郎出生在这个滨海小镇上，父亲是个经营有方的生意人，打小家里就很宠他，过分骄纵使得他在读书时就荒淫无度，经常拿着零花钱去逛当地的窑子。1937年应征入伍时，他身患性病。

军旅生活很艰苦，但他从未质疑过参战的理由。这是天皇的旨意，因此只要能获得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不过他对长官很反感，他们是“懦夫”，他说。在他眼里，没有比骂人是懦夫更恶毒的了。他的排长是个姓森（Mori）的青年，毕业于军校。森就是个懦夫，他虽然表面上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可心里怯战得很。实际上，东史郎觉得自己除了和一个叫樋口（Higuchi）的工程系学生还挺谈得来外，同其他战友就没什么共同话语了。樋口是排里唯一喜欢读书、“脚上没沾泥巴”的人。但樋口一天晚上被慌乱的自己人开枪误杀了，东史郎抱着他，任由朋友的脑浆溅到腿上。

东史郎一直很喜欢读书。他说，除了樋口外，他是排里唯一的读书人。我问他在中国期间都读了哪些书。“赛珍珠的《大地》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答道。两本书他都很喜欢。《我的奋斗》也喜欢么？没错。他崇拜希特勒，对从别处听来的一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刻。据说，德国军人严禁强奸外族女性，生怕这么做会玷污日耳曼人的种族纯洁性。不过，这对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兵可不成问题，东史郎说。

“是人就会有性欲，”他表示，“由于我有性病，所以从来没和中国女人做过，但我确实偷看过她们的私处。我们总会命令她们脱掉裤子。要知道，她们都不穿内裤的。不过有的家伙只要一见到女人就会施暴。这么做本来也不算十恶不赦，但完事后他们还把人给杀了。你瞧，强奸是违反军纪的，因此我们必须销毁罪证。那些女人被性侵的时候还算是人，但被杀掉时，她们只是猪猡。我们心中没有半点愧疚或罪恶感，要是有的话，也就不会这么干了。”

“只要一进村，我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偷吃的，接着就是抓了花姑娘强奸，最后再把男男女女和小孩统统杀光，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会溜出去找中国军队，报告我们的位置。不这么做的话，晚上就没法睡安稳觉了。”

很明显，南京大屠杀是无数小规模屠杀的“登峰造极之作”。但是这种大开杀戒的背后并没有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支持。虽然手法野蛮，但对于东史郎和他的战友而言，野蛮就是战争法则。许多日本作家都反思过这一命题，甚至在战时也不例外：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了残忍嗜血的凶徒。石川达三亲眼目睹过南京大屠杀，并在1938年以此为题写了《活着的士兵》这部中篇小说。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杀死敌军士兵对于笠原军曹而言，跟杀死一条鲤鱼没什么两样。”(59)

东史郎接着讲道：“我印象中最惨的一件事，莫过于我们对一个老头和他孙子所下的毒手。孩子被刺刀捅了，当爷爷的居然吸起他的血来，似乎是为了尽可能延长孙子的性命。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他俩都杀了。这一次，我依然不觉得有什么罪恶感，但心中却渐生困惑。我有点犯糊涂了，因此决定记日记。我觉得这样有利于保持思路清晰。”

南京本身——尽管日后他管这座城市叫“地狱演奏场”——对于东史郎而言并未留下多少印象，他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牌。他所在的排偶尔会外出搜捕中国军人，但自己从未参与之后的处决行动。我问他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何有些日军参与了大搜捕和大屠杀，而其他人却没有。他说这取决于各个排的指挥官，他的排长森是个懦夫。“你是说森缩手缩脚，不敢处决人么？这当然是好事啊。”东史郎哼了一声。“嗯，也许是吧……”

不过他的一些朋友的确参与了屠杀。其中一个叫增田六助（Masuda Rokusuke）的人用机枪在长江边处决了五百个人。1980年末，就在朋友病逝前不久，东史郎曾去医院探望过他。增田担心自己要下地狱了，东史郎则试着安慰朋友，说他只是执行命令，但增田还是确信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天堂。

在南京驻留没多久，东史郎病了，后被遣送回国。他设法把日记藏在身边，尽管类似的日记通常会被宪兵没收。在日本休整期间，他把所记之事用更通畅的文字重新誊录了一遍，想着将来有一天把笔记留给自己的子女。他那时依然坚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赢。不过，他想留存一份档案，以证明普通人也能“极尽凶残之能事”。

这份资料被包了起来，存放在碗柜里，就这样一直封存着，一晃已是1987年。东史郎后来共养育了五个子女，但没有一个对父亲的战争经历表现过半点兴趣。“家里从来不聊这个。”东史郎告诉我。他有个兄弟，也在中国服役，为人嗜酒，在我见到东史郎的前一天因酒驾死于车祸。他兄弟也从来不谈论战争。那老战友呢？我问道。他们是如何探讨战争的呢？

“哦，”东史郎应了一声，“我们不大谈及战争。就算谈，也是为其正名。因为中国人抵抗，所以我们不得不那么做，诸如此类。我们没人感到心中有愧，这也包括我自己。”

东史郎给我看了几张退伍老兵联谊会的照片。老兵们历年都会外出郊游，去不同的乡村旅馆度假，他们所站或所坐的位置严格遵循军衔的高低。个头矮小、看着弱不禁风的森坐在第一排中间。历史最久远的一张摄于1940年代初期，那时这些人还很年轻，外表都不修边幅，留着板寸头，一脸严肃的军容，看着怪凶相的。最近的一张照片摄于1984年，已经不见了一些人的脸庞，剩下还健在的看着像是退休的银行经理。

倘若不是因为京都府计划建造一座新的战争博物馆的话，东史郎的记忆、日记和一切有关他过去的事情无疑都将被遗忘。新博物馆位于立命馆大学内，馆内工作人员在四处搜罗战时日记，然后听说了东史郎其人其事。尘封在碗柜里的日记才得以重见天日，并在拂去覆盖在表面的灰尘后，被寄往立命馆大学。这份史料的内容让工作人员大开眼界，他们恳请东史郎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同意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发布会选在他家召开，形式并非某种忏悔——没有证据显示东史郎害怕自己会下地狱；也并未传递任何政治讯息——东史郎不是反战主义者，他只是讲述自己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做过的坏事。

很快就传来了反馈。东史郎被控有损昔日联队的荣誉，他所在的老兵联谊会甚至威胁要“惩治”他。邮箱里寄来了恐吓信——都是匿名信，要么在署名栏写着“一位爱国的日本人”——扬言要宰了他。但也有一些民众写信实名表达对东史郎的支持。支持者让他信心倍增，可人身威胁也让他怒不可遏。“我一直相信这是场正义之战。但这么多威胁、骚扰电话、恐吓信让我非常愤怒。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可他们却要制止我。我要是连实话都说不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东史郎开始玩命似的就战争、军事教育、天皇责任、东京军事法庭审判等话题著书立说。他说，审判是件好事，但是日本人应该获准设立自己的军事法庭。天皇是个胆小鬼，最大的胆小鬼，因为他逃避罪责，东史郎如是说。令他尤其愤怒的是，一份名为《天皇的独白》——记录于1946年——的资料于1991年方才出版。书中显示，天皇不仅对局势一清二楚，好战，还自私自利。东史郎说：“我们为他去打仗，我的朋友为他战死，他却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天色不早了，我俩在榻榻米地板上席地而坐，享用晚餐。屋外的风景——松树、稻田、远山——都被笼罩在夜色下。东史郎给我倒了杯烫过的清酒，他越说情绪越激动。“他们把天皇变成了活神仙，一个虚假的偶像，就好比伊朗的阿亚图拉[1]。因为我们对神圣的天皇笃信不疑，所以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不管是杀人还是强奸，任何事。但是我知道他每天晚上也会操他的老婆，跟我们这些凡人一样……”

他顿了顿，压低了嗓音。“但你知道在日本我们不能这么说，就算今天也不能。在这个国家根本没法说实话。”

他又一次讲起朋友樋口的事来，完全忘记自己方才讲过一遍。他描述唯一的好友是如何战死的，脑浆如何溅了他一身，他当时又是何种心情。说到动情处，东史郎还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杀千刀的天皇……！”他骂道。

我们结伴返回我下榻的民宿，这是家典型的乡间客栈，毗邻小小的码头。我俩都喝高了，跌跌撞撞地走进去。民宿老板是个面容忧郁的大块头，他引着我俩去我的房间。但在这之前他想先给我们看样东西。他的小舅子刚在屏风上作了幅画，我们可真得看看。于是，我俩晃晃悠悠地站在一间宽敞的日式房间里，周围都是用墨汁绘制的当地风景画，有码头，有群山，也有海湾里的乱石，上面长着松树。

“下面给你们看点有意思的，”老板说道，“看到那块石头了么？”我们点点头。“看着很大，是吧？”我们又点点头。“现在走到房间的对角处——接着走……”我们照办了。“一下子就变小了，是吧？”他说，“这叫远景。”

[1]Ayatollah，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斯图加特

约瑟夫·施瓦姆贝格（Josef Schwammberger）的外表没有一点能让人联想到他是个杀人狂。他皮肤苍白，长着老人斑，显示出其常年待在室内——就像公寓楼的门房大爷。他下身穿一条咖啡色棉长裤，上身套了件米黄色的休闲夹克，走起路来习惯性地拖着脚，似乎蹬着一双旧拖鞋，眼睛是那种呆板的灰色。1992年春他被判终身监禁，这一年他正好八十岁。

约瑟夫·施瓦姆贝格一案在斯图加特的联邦法院审理，这恐怕是德国国内最后一次审判纳粹分子。施瓦姆贝格被指控要对至少三千名犹太人被害负责。但由于在世证人寥寥，证据又往往模棱两可，他最终获得的罪名只是亲手杀害二十五人，以及在另外至少六百四十一人的遇害中充当帮凶。

以色列驻波恩大使旁听了庭审，并借机提醒德国人，他们对过去负有集体责任。他告诉德国媒体，人们不能将歌德、席勒、巴赫和贝多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同纳粹政权的恐怖行径分隔开来。换言之，施瓦姆贝格是民族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德国人身份认同马赛克中的一块。法庭外，新纳粹青年抗议示威，宣称德国战争罪行纯属犹太人的一派胡言。

施瓦姆贝格的纳粹生涯可以算是“小有成就”。他于1912年出生在南蒂罗尔（South Tirol），1933年才加入纳粹党，因此也被归入投机分子的行列，而不是早年就追随该党的信徒。1939年，作为党卫队低级军官的他被派驻到克拉科夫[1]，担任一个劳工营的负责人。劳工营在1942年关闭后，剩余的二百名劳工被射杀。他因此得到晋升，官至党卫军上士（Oberscharführer），负责管辖普热梅希尔[2]的犹太区。每隔一段时间，该市部分居民就会被送去贝乌热茨[3]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对于他这一级别的军官，残暴和幽默感集于一身并不稀奇：他养了条德国牧羊犬，起名叫王子（Prinz），除开经常放狗扑咬犹太囚犯外，他的另一件乐事是当着受害者家人的面杀了他们。

这么个劣迹斑斑的人在战后的生活并不异于常人：凭借天主教神父的帮助，他逃往阿根廷，靠养蜂打发时光，在那儿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直到1990年才被引渡回德国，翌年开始受审。

施瓦姆贝格于法庭上的真正在场异常短暂；他人虽然在庭上，但魂儿似乎又不在。所有人——法官、律师、证人和庭审席上的听众——都在议论他，可他静静坐在那儿，偶尔会像条蜥蜴那样努努嘴，但几乎不曾开口说话，让人无从知晓他到底在没在听。单薄嘴唇的脸上始终木无表情，即便当一位八十一岁的证人发言时亦是如此。证人向法庭讲述自己和一些人试图逃出隔离区后，遭到何种非人对待：逃跑者被命令仰面躺下，张开嘴，任凭乌克兰看守朝他们嘴里撒尿。证人说，施瓦姆贝格觉得这特别好玩。

另一位证人、来自堪萨斯城的努斯鲍姆（Nussbaum）在儿孙们的陪同下出庭作证。努斯鲍姆过去是水管工，替施瓦姆贝格修缮在隔离区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施瓦姆贝格还救过他一命。他本来是要和别人一起被送去奥斯维辛的，但施瓦姆贝格把他从人群里拽了出来。总得有人把这些运输牲畜的火车车门给关上吧，而这人就是努斯鲍姆。他后来得知，其中一节车厢载着他全家人。

努斯鲍姆一直在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他守口如瓶，从不向别人透露自己的心事，就连自己的儿子对此也一无所知。“法官大人，”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波兰口音，“我有太多故事可以讲给您听……”比方说，在1942年的赎罪日，一位拉比坚持祈祷，不肯干重体力活，结果被施瓦姆贝格一枪爆头，还逼迫所有人目睹全过程。

努斯鲍姆的记忆似乎很清晰，情绪也很激动。法庭外，他告诉我们施瓦姆贝格是个畜生。“不，他比畜生还要坏。畜生相残是为了活命。至于他，他，他，我没法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是个冷血杀手。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扯掉他的右手臂，提醒一句，不是要弄死他，只是扯掉他开枪杀人的右手，再安到他的左手上。”

法官和律师动身前往普热梅希尔一睹究竟，他们测量了指挥官旧宅和据说是他行凶地之间的距离。他们需要验证证人在法庭上的回忆是否准确。所有人都凑在犹太区地图前，看努斯鲍姆用手一一指出过去的地标，一切依然牢记在心。就连施瓦姆贝格都难忍好奇心，移步到昔日水管工的身后，想看个究竟。

看完后，他退回到原来所站的位置。法官问施瓦姆贝格是否还认得出眼前这位证人。施瓦姆贝格的嘴动了动，法官示意他讲出声来。身旁的人听到一句小声的“不认识”（nein）。法官显得有些不耐烦，问施瓦姆贝格怎么可能把所有证人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倒是对他记得一清二楚呢。施瓦姆贝格喃喃道，记得他的人没准多达五万，但他怎么可能记得住五万人呢。法官说自己只是想建立证人和被告之间的接触。“我试着让你开口，一些证人对你很熟悉。对了，他们中间有人过去还给你的狗梳过毛。”这句话让施瓦姆贝格第一次有了活力，他粗嘎的嗓音显示出其很久以前曾习惯于发号施令。他嚷道：“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狗交给陌生人照看？这完全不合逻辑！”

这出人意料的呵斥让施瓦姆贝格的律师吃了一惊，他说自己的客户已经累坏了，不能再接受盘问。他的心脏很虚弱，需要休息。法官翻了翻白眼，但还是宣布休庭。

我亲眼目睹了这出迷你剧，场景平淡无奇。现代风格的法庭讲究实用，几乎完全没有传统司法权威的那些象征，比如假发套等英国法庭里常见的华而不实之物。庭审过程既不戏剧性，也没有繁文缛节。档案、测量结果和地图才是最有分量的，而不是辩才。坐在旁听席上的听众清一色都是德国高中生，他们是从巴特温普芬（Bad Wimpfen）这一毗邻海德堡的温泉小镇远道而来的，领队的是历史老师、留着络腮胡的“六八一代”伯恩特·韦茨卡（Bernd Wetzka）。

法庭外，努斯鲍姆老先生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学生们围住辩护律师，一个年龄与他们历史老师相仿的人。他们不解，他怎能申请作无罪辩护。他们问律师，是否真的相信施瓦姆贝格无罪。律师答道，“信仰属于教会。我的职责是确保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审判，且证人没说假话。”他解释说，这很复杂，因为嫌犯的罪行发生在很久以前，并补充道，鉴于公共舆论，法官做出无罪判决要比有罪判定更需要勇气。

少年们神色凝重地点点头。韦茨卡哼了一声，讥讽道：“是啊，我们的法官过去的确展现过这种勇气，不是么？那些战后没有被清算的纳粹法官又怎么说呢……”

学生中一个留着朋克头的姑娘问，证人声称亲眼所见之事有否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律师刚开口，韦茨卡又哼了一声，说证词高度翔实，不应存疑。

这显示出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代沟。老师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不容许有质疑的余地。他后来告诉我，他的父母曾是纳粹，他经常因跟他们聊起过去而发生争执。父母坚持认为纳粹时期并不只有坏事，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有关犹太人的故事有夸大之处。这些辩解他都听过，至今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的学生则没他那么感情用事，他们提的问题旨在理解庭审过程。施瓦姆贝格又不是他们的父亲。

韦茨卡告诉我，这次庭审经历对学生们意义重大。他们已经参观过两座原集中营，一座是纳茨维勒-施特鲁特霍夫（Natzweiler Struthof），一座是达豪（Dachau）。不过施瓦姆贝格案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纳粹时期的历史对他们而言已然很遥远，只停留在书本上，但这起审判生动鲜活地还原了遥远的事件，他说。几个月后，某位学生在校刊上发表了篇报道：“在听到证人亲口详述他所犯下的罪行后，理解裁决就变得容易多了。”

毫无疑问的确如此，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审判对努斯鲍姆先生也是件好事。他的心事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这或许是种个人宣泄。能看到起码一位幸存者在德国法庭上控诉加害者，就已经很让人动容了。但并非所有证人都和努斯鲍姆一样坚强，有一个就因为受不了这种场面，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法庭上。尽管如此，复仇的欲念还是得到了满足，哪怕这只是邪恶海洋里溅起的一小朵浪花。或许，正如西蒙·维森塔尔[4]希望的那样，这会产生警示作用。总而言之，虽然施瓦姆贝格晚景凄凉，但我们很难对他产生同情。

然而，坐在斯图加特法院里的我却感到不安，尤其是看到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防风夹克、坐在旁听席里的学生时。我的第一直觉是为西德教育喝彩，自1968年以来，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纽伦堡审判时学校停课，1963-1965年，法兰克福举行奥斯维辛审判时亦是如此。我想，这正中老师们的下怀，好让学生听听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我疑窦渐生，正如信仰属于教会，历史教育必定属于学校。当法庭被用作历史课堂时，离走过场式审判的风险也就不远了。也许走过场的审判会是很好的政治秀——尽管对此我亦抱有疑虑。然而，好的政治秀并不一定符合事实。

*****

就在施瓦姆贝格案公审四十四年前，另一位官阶更高的德国人在纽伦堡出庭受审。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szacker）在德国征服欧洲大片疆域时担任副外长。自1943年起，他成为驻梵蒂冈大使——这个职位当属要害，因为德国人希望确保教皇对“最终解决方案”保持缄默。教皇倒没让他们失望，至于这是否可归因于魏茨泽克的外交手腕则不得而知。他的儿子里夏德（Richard）日后成为联邦德国总统，他比任何政客都更勤于谈论德国罪行的包袱。

关于年轻的里夏德在纽伦堡参加战争罪审判留有一则故事。据说，他找到一个朋友，以最严肃的国防军军官的姿态，表示说应该冲击法院，释放囚犯。吃惊不已的朋友问为什么要这么干。据传魏茨泽克是这么回答的，“这样我们就能自己举行审判了。”他的愿望过了许多年才得以实现，那时的德国法院终于可以对“小把戏们”提起公诉。但此时，年纪轻轻的他选择加入父亲的辩护团队。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被控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并参与从各个被占领国家遣送犹太人。第一项指控被推翻了，但第二项指控成立。他曾经签署一份文件，声明外交部不反对有计划地遣送犹太人。他的首席辩护律师赫尔穆特·贝克指出，魏茨泽克是老派的爱国主义者，在时局艰难的情况下已经尽其所能阻止纳粹为非作歹，纵然终究无力回天。魏茨泽克只承认自己在上帝眼里有罪，盟军无权遵照在纽伦堡起草的法律判他有罪。

1950年，贝克写道，“很少有事情比战争罪审判更能阻碍德国国内形成真正的历史自我认识。”(60)他坚信这一点。贝克的话应予以重视，因为他不是为纳粹历史辩护的右派卫道士，而是名声在外的自由派。我去他位于柏林的办公室拜访，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精致的军事图片，另一面则有一幅以色列挂历。

贝克并不反对举行审判，但他相信，应该运用既有的德国法律，而不是用类似反和平罪（包括准备、策划或发动侵略战争）这样具有追溯力的法律。他提到，斯大林派往纽伦堡军事法庭的法官希望能够澄清，需要谴责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侵略战争，而是具体的纳粹侵略。苏联侵占波罗的海国家或波兰部分领土就不能算是反和平罪。“你也好不到哪里去”（tu quoque），这一原则在探讨战争罪时是被明文禁止的：比方说盟军轰炸德累斯顿，或者1945年德意志人被驱逐出在中东欧的家园。这些行为都被认定和审判无关。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司法沦为笑柄，因为英国人赞成一不做二不休，不经审判就直接处决纳粹领导人。他们担心夜长梦多，漫长的审判也许会改变公众舆论的倒向。拿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话来讲，审判或许会被看成是“有预谋的勾当”。也有人担心，国际法可能对很多罪行并不适用。如果为的就是报复，那何必把法律牵扯进去？直接做出如何惩治的政治决定岂不更好？坐在办公室里，贝克管这叫“意大利式解决办法”：“你在起初的六周里能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接着把这茬儿抛之脑后：这么做不是很合乎法律，但考虑到清算要达成的目标，也还凑合……”他们的立场直到1945年5月才有所软化，那时希特勒和戈培尔已经自杀，英国人方才同意对其余纳粹领导人进行审判。

要程序正义还是以牙还牙，这个问题曾经困扰着古希腊的悲剧家。为了打破以暴制暴、以血还血的恶性循环，俄瑞斯忒斯（Orestes）必须为弑母罪行在雅典法庭受审。如若没有正式审判，复仇三女神（Furies）会继续搅得生者不得安宁。

如果主审法官是德国人的话，或许可以避开报复这层因素。这在之前有先例，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战结束后，德国法庭被允许审判战犯。虽然证据确凿，但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判无罪，而外国代表团成员则遭到了当地暴民的袭扰。另外，韦茨卡说的没错：德国法官和纳粹政权曾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很难指望他们会秉公执法，不偏不倚。因此，只有让战胜者来保障正义得以伸张。

问题在于，如何在不扭曲法律的前提下伸张正义，以及如何在不歪曲历史的前提下让战胜方审判战败方。一种做法是，干脆就搞赤裸裸的胜利者正义，用军事法庭审判昔日的敌人。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许多虚伪言行，并减少对日常生活中程序正义原则的伤害。但如果说目的是给德国人上一堂历史课的话，那么军事法庭就会遇到和民事法庭一样的问题。而据当时的声明来看，历史教育无疑是战争罪审判的目标之一。

罗伯特·M.坎普纳（Robert M. Kempner）是魏茨泽克一案的公诉人，美籍德裔的他写道，“呈现了一大批重量级德方卷宗的审判，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历史研讨会。”纽伦堡审判的美方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在同英国法官劳伦斯勋爵（Lord Justice Lawrence）对话时曾被问到，他觉得审判应达到何种目的。(61)杰克逊回答说，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德国的战争行径既无理也违法，同时向德国人民表明，这种行径理应得到严厉的惩罚，让他们做好准备。

这样说来，纽伦堡审判既是历史教训，也是对全体德国人的象征性惩罚——这条关乎道德的历史教训被包裹在所有彰显程序正义的仪式性表象之中。审判是人类——或至少是战胜国国民——所能获得的最接近“天道”的结果。部分德国作家无疑有这种感觉。一些人对此热情欢迎的劲头，可以同正在改过自新、满心虔诚的罪人相媲美。他们是1968年“彷徨失措”（betroffen）一代的先驱，全都是左派，有些还是共产党。

举例而言，小说家埃里克·里格（Erik Reger）认为：“纽伦堡军事法庭越是不用正式法律的外衣掩饰自己，其政治元素就越能光明正大地得到表达，它在历史面前得到的评价就越正面，越启发人心。另外，审判也不会在做作的象征主义氛围下进行，而是在充满道德力量的氛围下进行，借助道德力量克服邪恶。”(62)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记者W. E. 聚斯金德——据我所知他不是共产党——把审判描绘为“Ur-Prozess，地球上从未见过的审判，因此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63)

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得知，法律、政治和宗教已被混为一谈：纽伦堡成了一场道德剧，戈林、卡尔滕布伦纳[5]、凯特尔[6]等人则在其中担任主演。这部剧号称要弘扬正义、真相，战胜邪恶。档案、证言及场合的高度严肃性均是为了服务真相。这点在剧作家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把审判搬上了舞台。

罗尔夫·施耐德（Rolf Schneider）是民主德国的左派作家，他写过一部名为《纽伦堡审判》（Prozess in Nürnberg）的纪实性剧作。在对证词和盘问进行编辑后，他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在序言中他写道，这部纪实性剧作是德语戏剧中一项发明创造：“它源自我们对历史的记忆,源自我们对当下和当下如何描述过去的不满。”他同时写道：“将这一审判搬上舞台的原因说来很简单：它有多重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为日后类似的审判提供了一个模板，比如纽伦堡的后续审判、耶路撒冷审判、法兰克福审判……”

剧中信息量很大，对戈林、沙赫特[7]和凯特尔的盘问很有意思，但究其初衷，却并非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这部剧和审判一样充满政治意味，尽管其手法不同。施耐德很聪明，借英美检察官之口来阐述他主要的政治观点。比方说，他援引英国检察官的话，“德国实业家”和被告席上的军政官员“罪行同等，难分伯仲”。当然，这是民主德国的典型看法：法西斯是资本主义最后一道防御。

接下来，他还安排美国检察官成功地为以恩斯特·罗姆[8]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9]为首的纳粹左翼做了回辩护。戈林称，除掉他们是因为他们对希特勒不忠。美国检察官在剧中说道：“这些人代表了社会目标（social goals），他们靠这点给你们招揽了支持者。而你们跟德国大企业狼狈为奸后，就把所有支持者的社会目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于无产阶级支持纳粹运动这一令人尴尬的问题，这句台词算是给出了交代。它对事实的呈现不能说完全谬误，但有失偏颇。如此表现审判，政治动机很清晰，为的是赋予反法西斯共产主义国家合法性，反观资本家和实业家，则必须被视为法西斯恶棍的傀儡。这部剧临近尾声时，美国检察官就“反和平罪”发表了一段讲话（不涉及种族迫害和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这两条向来就和官方的反法西斯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如今，我们的法典里也印上了这条法律，检察官说道，“这次要用它来对付德国侵略者，但以二十三国名义主持这次审判的四个大国都很清楚：我们今天用来审判这些被告的标尺，明天也将被历史用来审判我们。”

这么说同样不无道理。罗伯特·杰克逊现实中就是这么看问题的，但如此收尾的主要原因又是为何呢？这部剧写于1968年，正值越南战争如火如荼之际。那时，不管是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都写过类似下面这样的话（原作者是克里斯蒂安·盖斯勒[10]）：“那时候，国际军事法庭四位主检察官中的一位以美国的名义提出了诉讼，对于当时懵懂的我们，这意味着他的陈述代表了正义、自由和人性。

“我们看穿了纳粹的假仁假义，希望与之划清界限。是美国人起诉书中那份道德诚恳，让我们萌生了学习理性政治思考的想法。

“我们也的确学会了。

“并且，我们容许自己将这一思考方式付诸当下。举例而言，今天，我们将用它来检视公诉美国自身的道德品行。过去奥拉多和利迪策被血洗[11]——如今换成南越的城市遭殃。”(64)

这下形式扭转，反客为主。“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论点——不管用在这里如何不恰当——最终还是出现了。我们所有人都有罪。一位剧作家，或者随便哪位作家，当然完全有权这么做。但若就此认为这部纪实性剧作寓意质朴，这和认为政治审判是传授道德历史教训合适手段的想法一样言不由衷，甚至是愚昧，因为这样的审判并不能平息“复仇三女神”的怒火。

纽伦堡审判过去二十年后，法兰克福一家法院以“反人类罪”这一罪名审判了奥斯维辛的部分军官和看守。这不是第一次由德国人来主持审判。早在1957年，一位党卫队军官就被控率领部队在立陶宛边境地区滥杀无辜。但这只能算是例外。纽伦堡的法官仅仅将这部反种族灭绝和反种族迫害的新法律用在处置战争过程中出现的罪行上，似乎大屠杀纯粹是另一项战争罪行。在做陈述时，法国主检察官弗朗索瓦·德芒东（François de Menthon）几乎根本没有提及犹太人。

总而言之，纽伦堡审判后，多数德国人都对战争罪感到厌烦。直到1950年代中期，德国法院还只被允许审理德国人对其他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待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一大快人心的先例出现后，德国人的懈怠才有所动摇，1946年之前所犯罪行在1965年后将免于起诉这一点也受到了挑战。（1979年，在电视剧《大屠杀》引起轰动后，德国政府废除了追诉“反人类罪”的时效限制。）

纽伦堡审判的规模更大，被告地位更高，但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12]审判对于多数德国人的影响（后一场审判的地点在杜塞尔多夫，时间从1975年一直延续到1981年）要深远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所选的时机。1945年，多数德国人饥肠辘辘，且存在逆反心理。到了1964年，新的一代已经在相对繁荣的生活中长大成人。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罪行的性质。以常规战争罪的罪名审判战败者根本难以服众，因为同样的罪名可以拿来控诉战胜者。在德累斯顿大轰炸和苏联人的暴行仍然历历在目时，“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句话即便不登纽伦堡法庭这一大雅之堂，私下说说也无妨。但是奥斯维辛却找不到对等物。这隶属于另一场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一场战争；它是彻头彻尾的屠杀，背后折射出的不是战略或战术动机，仅仅是意识形态。

现代历史的一大讽刺之处在于，这些罪行——既非纽伦堡法庭（抑或者应该说，盟军军事目标）的主要关切，战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也都表示并不知情——成了德国（西德）历史纪念的主要焦点，不管是在法庭、学校还是纪念馆。当军事较量、“反和平罪行”逐渐成为历史，“最终解决方案”依然给当下蒙上了一层阴影，且比过去更为持久。无论你是希望德国成为“普通”国家的保守派，还是“正为哀悼而努力”的自由派/左派，二战的关键事件只是奥斯维辛，不是闪电战，不是德累斯顿大轰炸，也不是东线战场的战事。这是纽伦堡审判留下的历史教训。尽管赫尔穆特·贝克对纽伦堡存在质疑，但诚如他所言：“最重要的是，德国人意识到‘反人类罪’发生过，而庭审过程揭示了它们是如何发生的。”

我相信他的话是对的。但假使不是由德国法院审理的话，这一教训或许会难以服众。1945年，一家英国法庭审判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的司令官和守卫，但效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斯蒂芬·斯彭德当时碰巧在德国，他邂逅了一位朋友，后者跟他讲起拜访一户德国家庭的经历，“这家人很讨人喜欢，富有同情心，年纪都很轻。他们都说贝尔森审判只是政治宣传，克拉默[13]等人的所谓罪行是人类根本办不到的……大多数德国人相信，审判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勾当，而且之所以拖这么久，是因为被告有太多自我辩护的话要讲……”(65)

但即便是德国的死亡营审判，也未能打消对审判是否足以构成历史教训的所有疑虑。从本质上看，审判会将刑事责任集中到具体的人身上；比如说纽伦堡审判时就把问题集中到了领导人身上。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1946年曾写过一篇分析德国罪行的著名文章，《论德国人的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在文中他区分了四种罪过：第一种是触犯法律的刑法罪过；第二种是参与罪恶政治体制的政治罪过；第三种是因个人罪恶行为而生的道德罪过；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意指未能尽到维护人类文明标准的过错。很明显，这些分类具有重叠性。但是雅斯贝尔斯明确表示，不管是在法律上、道德上，还是哲学思辨的意义上，都不应让全体人民为一桩罪行负责（政治责任是另一回事。）在他看来，战争罪审判的最大好处是限制了权力。通过允许被告陈词、自我辩护，奠定程序正义的规则，战胜者限制了自己的权力。不仅如此：“对于我们德国人，审判还有另一层好处，它对领导人的罪行加以区别，且没有牵连全体德国人。”(66)

雅斯贝尔斯没有提到挑选合适被告的问题；部分在纽伦堡出庭受审的人其实不应成为被告（比如沙赫特和弗里彻[14]），倒是另一些人更应该（比如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5]），但这是另一回事了。总而言之，审判让德国人和他们过去的领袖进一步撇清干系。这种距离感其实是好事，没什么人想要拉近距离。这也许是纳粹领导人很少出现在德国戏剧、电影或小说中的原因。当然，不管是大名鼎鼎还是声名狼藉的历史人物，想要把他们写进虚构作品都绝非易事。已知事实让人放不开手脚；历史又过于沉重。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关于纳粹领导人的传记也不多。历史学家对他们敬而远之。希特勒的正规传记作者还是两位记者，约阿希姆·费斯特和维尔纳·马瑟（Werner Maser），戈林和希姆莱的传记则几乎全部出自外国人之手。连作传都害怕——不管是虚构还是纪实——这点或许可归因于1960-1970年代流行的一种观念——体系和制度能解释过去，而个体却不能；但肯定也缘于担心自己会扯上干系。德国人管这种心态叫Berührungsangst，直译就是“害怕产生接触”。

如果对领导人是这样，那么对籍籍无名的医生、行政官员、毒气室操作员等执行命令的小喽啰们是否也一样呢？对他们产生同情是不是会容易些？在以奥斯维辛为背景的剧作里，彼得·魏斯就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交代了他们的身份。(67)昔日的受害者、如今法庭上的证人都没有名字，但拷打他们的人都有名有姓。比如博格（Boger），他的特长是把囚犯吊在一个类似秋千的物体上，然后活活打死；又比如死亡营药剂师卡佩修斯博士（Dr. Capesius），他竟把自己藏有齐克隆B毒气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再比如卢卡斯博士（Dr. Lucas），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声称自己在火车站岔道口故意开小差。当然，魏斯的目的不是让观众对这些人物产生同情。他想表达的是，奥斯维辛是工业剥削和资本主义失控后的极端象征。受害者和被贪婪机器挑动起来的无产阶级大众一样，都是无名之辈。这一进程没有中断，第三帝国变成联邦德国后依然如此。在这部剧的最后，集中营副官穆尔卡（Mulka）有下面几句台词：

我们只是在履行职责，所有人都是，

就算这往往很难办，

就算我们会很沮丧。

但是今天，

既然我们的国家再次

跻身强国之林，

我们就应该忙于其他事，

而不是指控，

因为这么做早已过时。

当时，这种态度在德国并不少见，事实上还相当主流。类似赫尔曼·吕贝（Hermann Lübbe）这样虔诚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就说过，太多指控会阻碍西德通往稳定、繁荣社会的道路。这倒不是说吕贝在为第三帝国辩护，恰恰相反：他认为，联邦德国的合法性取决于彻底否定纳粹政权。难点在于，如何将几百万纳粹支持者改造为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忠诚公民。吕贝称，如果不对过去采取审慎姿态，这就不可能实现。然而，战争结束二十年后，层出不穷的“博格”、“穆尔卡”和“卡佩修斯博士”们还是被送上了被告席。他们对此的反应往往都是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是我？”他们会问。“我只是履行职责罢了，只是像所有正直的德国人一样执行了命令。为什么非得是我受罚呢？”

马伊达内克审判中的被告在德国电视纪录片里也是一遍遍地问，凭什么是我？是啊，凭什么呢。然而，片子里的一句话却深深嵌入了我的脑海。说话人是个特别凶残的女看守，绰号“血腥布里吉塔”。“你要知道，”她向采访者解释道，“这些曾经的囚犯都抱怨过去日子有多苦。没错，集中营里是很惨。但你必须认识到一点：如果你给这些人一个手指头，他们就会拿走整个手掌。”同样说过这番话的还有一个傻里傻气的小学女舍监、海关检查员，以及地位卑微的检票员，他们这样的人一夕之间被赐予了上千劳工的生杀大权。

可是，尽管这些人平庸得可怜，申辩又沉闷乏味，但要对他们予以同情却几乎不可能。他们罪大恶极，血债累累，这为审判笼罩了一层恐怖的氛围，报纸上每天都会曝光新发现。马丁·瓦尔泽在奥斯维辛审判那年写道，博格成了黑暗王子。在媒体笔下，这位骇人的主儿是“野兽”或“妖怪”。但丁的名字常常见诸对死亡营的偷懒描述。无法想象之事被浓缩在抓人眼球的新闻标题中：“女人被活生生赶进熊熊大火”，或者“奥斯维辛的酷刑秋千”。瓦尔泽写道：“奥斯维辛的口号越是毛骨悚然，我们就越是与之划清界限。”(68)

审判涉及的只能是个体罪行。在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站上被告席的“妖怪”和“屠夫”们犯下了滔天罪行。许多人也一样，却从未遭到追究。但是，瓦尔泽说道，“这些罪犯在1918年至1945年间的表现跟我们所有人如此相似，以至于难分彼此；另外，一些特定因素促使他们走上歧途，最终面临审判；这些事情在法庭上都无法展开合理探讨。”对个体恶行的分析脱离了历史大环境，历史则沦为犯罪病理学和法律辩论，剩下的只有对此的厌恶或痴迷。这不是说审判有什么不对，但它们不足以成为历史教训，也无法让我们更贴近瓦尔泽一心求索的那种虚无缥缈之物：德国人的身份认同。

*****

距离施瓦姆贝格受审法院不远处，约莫就在斯图加特的市郊，坐落着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这座施瓦本（Swabian）小镇。过去，符腾堡州的历代勋爵把宅邸建于此。这里也是席勒的出生地（他的故居如今是“维也纳森林连锁餐厅”的分店，隔壁是家麦当劳）。18世纪，勋爵的财务顾问、犹太人苏斯（Suss）——他在纳粹的宣传漫画里是邪恶犹太人的原型——就被吊死在那儿。在勋爵宫殿的大门外，有块牌子写着：“这座城市向您展示其活泼而欢乐的面貌。访客若愿意花时间参观除了公园和宫殿以外的景点，会发现她生机勃勃、无拘无束的氛围迄今依旧清晰可辨。”

我去那儿是为了参观“清理国家社会主义罪行的州司法机关中央办事处”[16]。办事处设在一座昔日的女子监狱内。与之毗邻的是建于17世纪的巨大要塞，直到1990年前都用作监狱，如今则摇身一变成了刑法博物馆。为我开门的青年礼貌地冲我笑笑，列了份馆藏展品的名单给我：一架一直服役到1940年代末的断头台，拇指夹，囚服，犯人用来上吊的绳索和皮带，一间经过修复的死囚牢房，一把刽子手使用的斧头、描绘酷刑的彩色图画，以及犹太人苏斯最后一餐的菜单：肉汤、炖小牛肉、煮豆子和白面包。

在车站接我去“清理国家社会主义罪行中央办事处”——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是纳粹（NS）罪行，不是战争罪行——的出租车司机不是很喜欢这趟差使。一开始他假装不认识路，后来就办事处为何应被撤销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是时候忘记纳粹那档子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旧事了，不然搞得好像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似的。两德合并啊，国家统一啊，干嘛不多关心关心这些？再说了，共产党不一样不是好东西么？他说个没完。

办事处的主任阿尔弗雷德·施特莱姆（Alfred Streim）告诉我，在过去，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当政府决定要在1958年开放这一机构时，路德维希堡的居民表达过抗议，还扔过燃烧弹。另外，当时选址工作进行得也很困难。但事到如今，随着年轻一代的出现，情况有了改观，施特莱姆说。

中央办事处存有海量档案，根据人名和地名归档。这里可以说是纳粹历史的官方存储库。每每接手起诉原纳粹分子的案件，检察官就会来这儿寻找档案证据。施特莱姆的一位同事带我在办公室里参观时，人们不时会来到他跟前，求他查一查诸如“1943年被关在达豪的施密特”的信息。我的向导和施特莱姆一样，都是律师，常常仅凭记忆就能说出答案。如果实在记不起来，他会打开某个钢质文件柜，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贴有“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达豪”等标签的文件，然后迅速抽出要找的档案。

施特莱姆不爱言笑。他的肤色和他巴伐利亚式大排钮西装一样灰蒙蒙的。还是小学生的他经历了汉堡大轰炸，从家里逃了出来，之后被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结束时不得不徒步走回汉堡。他说，今天的年轻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那代人所经受的压力，那来自希特勒青年团、报刊查禁制度等事物。施特莱姆的父亲是纳粹，供职于铁路公司：“他老说犹太人的事情不是真的。”施特莱姆为此会与他起争执，但老爷子就是不相信事实，哪怕战后也不例外。“我父亲那代人十分天真，”施特莱姆说。“只有在我给他看过档案后，他才改变了想法。”

中央办事处收集了超过一百四十万份档案：有证人供词、历史案例、盖世太保文件、法庭记录等等。1986年，联合国又提供了三万人的档案。到后来，波兰、苏联、法国、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欧洲各国也陆陆续续送来了资料。只有一个地方除外：民主德国。唯独斯塔西（Stasi），也就是东德国家安全警察，一直将资料据为己有，不愿公开。

民主德国在动用法律处置纳粹历史一事上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的做法和西德截然相反，其目标对象往往是西德司法体系忽略的人。东德的司法、官僚机构和工业界经历过十分彻底的清算。大约二十万人——包括五分之四的纳粹法官和检察官——因此丢了饭碗。东德也举行过战争罪审判；一直到1947年，主持审判的都是苏联人，这之后才由德国人的法庭审判被告。

这类审判进行得很快。与其给被告自我辩护的权利，从而捆住国家（或者说战胜者）的手脚，共产党法庭的做法恰恰相反。以1950年臭名昭著的瓦尔德海默案（Waldheimer trials）为例，当值的法官和检察官被告知，由于被告罪行昭然若揭，所以根本用不着证人、辩护律师或档案证据。这也是东德举行的最后几场纳粹审判之一。1957年前又搞过两场，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总的来算约有三万人受审，五百人被处决。在联邦德国，受审的大约有九万多人，没人被处决，因为1949年颁布的宪法废除了死刑。

在铲除位居要津的纳粹一事上，反法西斯的民主德国比联邦德国做得更好。但是其他纳粹小人物只要做个老实听话的共产党员，就可以被网开一面。东德人的做法既残酷无情又老谋深算。这一过程画上句号后，官方总结称民主德国再也无须承担罪孽的负累。正如国家宣传不断指出的那样，有罪之人都在西德。在那里，法西斯分子依然把持着审判席，掌管着工业，造就了经济奇迹。1960年，就在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布艾希曼落网后，东德媒体曝光称，在阿登纳政府任国务秘书的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曾参与起草了1935年出台的纽伦堡种族法。东德的全国性大报《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刊登了一条大标题，“格洛布克是波恩的艾希曼。”

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寿终正寝后，如此大赦天下的特殊做法也制造了特殊的问题。比如古斯塔夫·尤斯特（Gustav Just）一案。尤斯特是社民党政治家，他的仕途在两德合并后扶摇直上。七十岁时，他当上了勃兰登堡州议会议长兼议会宪法委员会主席。但就在飞黄腾达后没多久，他栽了个大跟头：1992年3月，某报披露尤斯特曾志愿参军，并在1941年射杀了六名乌克兰犹太人。他第一反应是辩解自己不过是执行命令，但在遭受巨大压力后，只得引咎辞职。

尤斯特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甚至还算不上是什么大鱼。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在1957年时曾因为反革命行为在民主德国遭到起诉，并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罪状是编辑过一份对当局稍有微词的周报。审判他就是在做戏，为的是杀鸡儆猴，恫吓其他知识分子，让他们不敢背离斯大林主义路线。庭审期间，法官其实还宣读过尤斯特战时日记的部分内容，其中就提到了乌克兰的杀囚事件，但后来便不了了之。据尤斯特称，他要是再敢惹当局不高兴，等待他的就是战争罪审判。“斯塔西，”他说，“在战争罪方面是行家里手。”

有人或许会以为，东德人在经历过摆样子的公审和政治权力对历史记忆的玷污后，1990年后会对政治审判和清算变得较为谨慎。其实不然。把原民主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送上被告席，以及一丝不苟地整肃斯塔西特务和告密者，对此人们依旧乐此不疲。在东德，与路德维希堡的中央办事处相对应的是柏林的一所机构，主事者是新教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他的办公室不仅储存了斯塔西所有行动的档案信息，也像是分配信息的一间“药房”。“药房”一词恐怕没用错，因为高克是用医学式的思路来看待自己工作的：他的职责是保障道德洁净；他的档案就是药物，可以治愈一个腐朽的社会。纵然一些批评者——基本上是东、西德的老左派——管他叫大判官，但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位牧师的动机不纯。他既从道德和司法层面也从历史层面对审判表示声援，并在一本名为《斯塔西档案》的书里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几乎每一页都回荡着久远过去传来的声声回响。(69)

“我们能够大胆预测，”高克写道，“针对个人的审判或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对原联邦德国纳粹战犯的审判亦是如此。而就某些罪行来看，可能已经过了追溯期。但是，就算仅仅出于对受害者的考虑，我们也绝不容许斯塔西的特务得到尽数赦免。很显然，倘若此事成为现实，将会粉碎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写到这里，法律上的教训也就到头了。对于历史，他表示：“西德人已经比原东德公民更清楚地认识到，将直面罪恶过去的责任抛给下一代会酿成多大的苦果。有了前车之鉴，已经可以期待他们不会坐视德国人的疏忽大意成为一种不良传统。”1985年5月8日，即二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日这天，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文中他提到，“在塑造当下和未来的过程中，缅怀过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直面自身不堪往事的姿态，为驳斥德国人大多对过去避而不谈、‘无法哀悼’这一偏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冯·魏茨泽克引述“无法哀悼”，说明了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夫妇的教诲已深入人心。这次我们必须行事正确；我们不能允许过去的事重蹈覆辙。这一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情绪，令不少西德人感同身受。抑或者应该说，西德人尤其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或者最起码也是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对曾经纵容身边的纳粹抱有负罪感。尽管报纸专栏作家、神职人员、学者和德国意见领袖从不间断地指出，东、西德未被充分理解的历史之间存在差异，但纳粹德国和斯塔西德国之间的区别趋向于模糊化。不仅如此，弥漫在“西佬”中间的一丝资本主义胜利情绪再次激起了对胜利者正义的指责；只不过这一次，坐在胜利者高位上的不是西方或苏联盟友，而是西德人。

这种局面充满了讽刺意味：先是有这么一个德国，戴罪之身的德国，其民众感到被自己“无法哀悼”之痛弄得茫然无措（betroffen）。这个德国举行了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审判，据说如今可以居高临下地审判另一个德国——昔日的反法西斯德国；在两种极权体制下吃尽苦头的德国；步兵方阵整齐划一、正步踢得铿锵有力的德国；经营着让盖世太保做梦都想不到的庞大秘密警察网的德国。随着最后一位纳粹战犯在斯图加特出庭受审，数以千计的斯塔西人员和共产党爪牙正等着在第二轮司法历史课堂上出演各自的角色。

东京

纽伦堡法庭的外观看着屹立不变——近乎坚不可摧——然而其所在的城市并非如此。纽伦堡的老城中心经过修缮，重现了当年的中世纪之风，给这座城市平添了一种矫揉造作的氛围，似乎纽伦堡只是历史遐想的一面布景。这里另一栋仍保持旧貌的建筑是齐柏林广场，这是阿尔伯特·施佩尔存世的唯一作品，过去是纳粹党一年一度党代会的举办地。这栋建筑体量庞大，难以实施爆破——光是男厕就和普通电影院一样大——同时又缺乏妥善维护。茁壮繁茂的杂草从石造观众席的龟裂处窜了出来。

我问一个卖纪念品（有啤酒杯、旗子和刀具）的老头儿，去法院的路怎么走。“你是说德国军官被绞死的地方么？”我说是的，就是那儿。他给我指了路，但我还是迷路了，只好折回酒店再问人。前台的年轻姑娘说不上来，她的领班，一位五十来岁、皮肤白得没有血色的金发女人走上前来，问我有何贵干。我把问题复述了一遍，她的嘴角沉了下来。“您去那儿干嘛啊？”她没好气地问。“那儿没什么可看的，您干嘛不参观参观我们的老城呢……”我说是想了解历史。她转身走了，“这些个外国人，”嘴里还喃喃自语。

正如先前所言，法院坚挺如故，德皇威廉时期的风格让人印象深刻。另外，法院和施佩尔设计的体育馆一样壮丽。历任法官的雕塑屹立在石头底座上，宛若一脸严肃的诸神，俯瞰着菲尔特大街（Fürtherstrasse）。大门上方有一片巨型檐壁雕刻，反映的是各式各样的权威象征：刻有罗马数字的十诫石板书，一本向上摊开、两边树枝环绕的法典，一把桦枝丛中伸出的斧子，象征刑罚权、日后为法西斯所采用的古罗马徽章。

尽管日本人也很推崇德皇威廉时期的华丽之风（或许在殖民地比在日本本土走得更远），东京却没有类似纽伦堡法庭的建筑。设在日本、东南亚和亚太其他地区的盟军军事法庭共审理过两千多起战争罪案件。然而，自1946年至1948年底，见证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十八名日本战时领导人——也就是所谓的甲级战犯——的建筑，原本只是一所军校，在战争末期充当过日本陆军的大本营。在匆忙铺就木板后，演讲厅被改造成法庭，室内的弧光灯亮得刺眼，这让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好莱坞影棚。为了给新市政厅腾地方，这栋建筑后来被拆毁。

不过，比起这座法院来，另一栋与审判有关的建筑更能让人触景生情——巢鸭监狱。在这儿的“死刑室”里，六位将军和一位平民在东京法庭的盟军法官宣判后，于1948年12月的一个夜晚被送上绞架。巢鸭监狱是仿造19世纪欧洲监狱的产物，1970年代被拆除。在其原址上——占星家和占卜师极力反对，说这么做会破坏风水——亚洲范围内最高摩天大楼之一的“太阳城”（Sunshine 60）拔地而起。这是一栋闪闪发光的白色建筑，隶属“太阳城项目”，后者是一个集休闲、办公和购物等功能于一身的大型综合体。

我无意拿这些建筑风格之间的区别大做文章。毋庸置疑，日本人乐见巢鸭监狱成为历史，正如我下榻的纽伦堡酒店的前台小姐不希望人们再去探访法庭或齐柏林广场一样。然而，在我看来，日本从来就不曾拥有类似纽伦堡法庭这样的建筑。不同于火车站或政府机关，在现代日本国家里，有着繁复程序的法庭从来就不是一个占据中心地位的机构。法律不是保护人们免受专制之害的手段；相反，它的存在是为了强化国家对人们的管控。即使在今天，日本的律师群体相对而言仍旧弱小。为站在被告席上的某人辩护近乎于颠覆。正因如此，为军政领袖的所作所为追究他们的责任这一观念在日本，比在德国还要古怪。话虽如此，比起纽伦堡审判带给德国的阴影，东京审判在日本投下的阴影要长且黑暗得多。

民族主义修正派对“东京审判历史观”大谈特谈，似乎审判结果完全是狂热的反日宣传。军事法庭被人比作滥用私刑的暴徒，而日本左派因为在学校教科书和自由主义刊物中弘扬东京审判历史观，被抨击削弱了几代日本人的气概。所谓东京审判历史观，简言之就是指日本自1931年以来，在亚洲策划和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然而，修正派认为，这场战争其实是为了救亡图存和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所进行的一场悲情而神圣的斗争。出生于1945年的修正派史学家长谷川三千子写道，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继续压迫亚洲人，“和日本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并非仅仅为了日本而战，我们的目标是打一场大东亚战争。鉴于此，中日战争和日本压迫朝鲜就格外让人遗憾。它们都是难以言说的悲剧事件”。(70)

退一万步说，修正派对几代日本人被东京审判洗脑的担心也是杞人忧天。日本学校的教科书是诸多妥协的产物，以至于它们根本看不出任何立场。正如日本所有争议事件一样，越是痛苦不堪的事，留下的记载就越少。在一本出版于1980年代、供中学生使用的标准历史教材中，提到东京审判的章节所占篇幅连半页都不到。(71)仅有的内容也只是交代审判举行过，并“被批评为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单方面审判”。

西德教科书对纽伦堡审判的描述要详细得多，除此之外，其在有追溯力的反和平罪和新法反人类罪之间也做了明确的区分。(72)前者“反映了检方以及国际法庭本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反和平罪成立的前提是针对侵略战争存在国际性禁令，但这并不存在”。意思就是，因为拒绝检讨盟军自身在战时的所作所为，盟国法官奉行了双重标准。但话锋随即一转，说到反人类罪虽然有追溯性，却“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西）德、日教科书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谁比谁更详细；而是折射出一种理念上的差距。在日本人看来，反人类罪针对的并不是类似屠犹的事件，而是任何战争中都会出现的军事暴行。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赫尔穆特·贝克尝言，没有多少德国人会想要抨击纽伦堡审判的过程，因为被告的罪行再清楚不过了。说这话时，他所指的是反人类罪——更确切地说，是屠犹。而德国法院在纽伦堡审判后办理的，正是大屠杀的案子。

日本从来就没有什么战争罪审判，也没有类似路德维希堡这样的地方。这部分是因为找不到可以与大屠杀完全相提并论的惨剧。纵然日军行事风格往往十分残暴，国家神道教和天皇崇拜造成的心理后果同纳粹主义一般狂热，但日军暴行属于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针对一个民族（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国民）有预谋的种族灭绝。另外，战争中最令人发指、与实际战斗毫无关联的一些方面，比如说驻伪满的731部队在活人（被称作“圆木”）身上进行的医学试验，却在东京审判中被略过了。1945年，731部队军医采集的信息——比如极寒试验、注射致命病菌、活体解剖等等——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具有极高的价值，他们当中的责任人只要肯交出资料，就被网开一面。部分军医在战后医学界举足轻重。吉村寿人（Yoshimura Hisato）作为在极寒环境研究领域的权威，担任了日本南极科考团的顾问。做过大量人体试验的北野政次医生则成了绿十字株式会社的社长，这是日本最大的血制品公司。

731部队的故事在日本并非完全无人知晓，因为苏联人审判过该部队的一些官兵，这段历史被写进过书里。(73)另外，1976年，日本的电视台还播放过一部以此为题的纪录片。但是多数日本人第一次听闻731是在1982年。是年，悬疑作家森村诚一发表了《恶魔的饱食》一书，这是他731部队三部曲的开山之作。(74)尽管森村事先做的调研很充分，但书名反映了其基调，而这点对吸引学者关注毫无助益。不过，三部曲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森村的作品也鼓励了其他人对此话题展开研究。他同时也招来了极右翼不怀好意的关注。

有些日本人建议日本应该自己主持战争罪审判。史学家秦郁彦就认为，日本领导人应该根据现行日本法律受审，无论是军事法庭还是民事法庭。(75)他相信，日本法官没准会比东京的盟军军事法庭更加严厉，而收效也只会更好。如果被判有罪，被告的灵位也就不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内。东京审判反而“洗清了被告的‘罪行’，把他们变成了烈士。如果是在国内法庭受审，很有可能真正的战犯就被揪出来了”，他说道。

这番话很中肯，但日本法庭有何依据对本国前领导人提起公诉呢？秦郁彦的答案是：“因为他们发动了一场明知会输的战争。”他举了个例子，阿根廷将军加尔铁里（Galtieri）和部下在福克兰海战[17]中吃了败仗。简言之，他们本该因为吃败仗、给国民带来巨大伤痛被判刑。秦郁彦说得就好像德国法院在1918年把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两位将军送上了被告席一样。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但再次显示出，日本和德国发动的战争不论是在记忆还是在事实上，都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德国人也发动了一场战争，为此他们审判了譬如博格和施瓦姆贝格这样的德国人。这场战争中他们立于不败之地，除非战败，否则他们的敌人休想活命。

对于凡是和战时历史沾边的事，日本左派和修正主义右派的意见几乎统统相左，在东京审判上亦是如此。这和德国左派看待纽伦堡的态度具有可比性。小林正树于1983年推出的纪录片《东京审判》恰到好处地阐明了这点，虽然节奏有些拖沓。小林绝对不是那种会为日本对外战争辩解的人。他的扛鼎之作、1959年问世的《人间的条件》对战争作出了严厉的批判。该片主人公梶（Kaji）是个爱好和平的青年，他同小林一样，作为在中国服役的二等兵，无奈地目睹了战争的惨烈。

《东京审判》片长四个半小时，一上来先是放映广岛和长崎的原爆，最后以那张越南小女孩赤身裸体逃离凝固汽油弹袭击的著名照片结束。影片并没有暗示小林在原则上反对审判，或者质疑其判决。但在放到审判的一幕戏时，却插入了比基尼环礁[18]上核试验的影像资料。另外，在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片段之后——这在日本实属罕见——紧接着出现的又是广岛上空升腾而起的蘑菇云。正如德国左派在纽伦堡审判一事上的表现，小林用审判将了法官们一军。这么做不一定就是为了淡化日本的罪过。相反，他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战胜者如何背弃了他们自己强加给日本的反战主义。

日本国内还有其他看法，立场介于修正主义诡辩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原则之间。然而，回忆起东京审判时，没有一个日本人心里会不感到矛盾。这和缺乏法律传统或冥顽不化的民族主义思想关系不大，倒是和审判自身的性质有更大关联。1970年，日本最知名剧作家之一的木下顺二创作了一部作品，把东京审判变成了一出悲情的闹剧。(76)有关审判的书籍，由日本人写就的最著名的一本出版于1974年，其以富于同情的笔触描写了某位在巢鸭监狱上绞架的文职官员，后来还作为电视剧题材被搬上荧屏，书名为《战犯：广田弘毅的生与死》，作者是城山三郎。(77)

木下和城山都不是右翼修正主义者。同样，活跃于1960年代的新左派哲学家吉本隆明也不是。然而，他在1986年写道，“作为同时代的人和亲历者，在我们看来，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是策划好了的。这不过是宰杀替罪羊之前的一出荒唐仪式罢了。”(78)从所有文字记载来看，大部分日本人就是这么看待审判的，即使他们对多数“替罪羊”都没什么同情。1948年，在经历过美国占领当局长达三年的查禁制度和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后，人们在广播里听法庭宣读审判词时，都会以一种伤感且宿命论式的意味耸耸肩：吃了败仗就该料到会有这种结果。

但是吉本接下来的话是修正主义者绝不会提及的：“我还记得，初次接触这一源自欧洲的法律观念时，心里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这同我们亚洲法庭草草了事的司法制度有着云泥之别。不同于以往得不到公正审判便人头落地的命运，被告能够做自我辩护，而谨慎下达的裁决看来遵循了公开透明的程序。”

吉本的回忆既客观中肯，又充满杀伤力，因为他直指审判失败的原因。经过操纵的政治审判——即“荒唐的程序”——损害了欧洲法律理念的价值。拿约瑟夫·基南的话来讲，审判的好处在于，“历史上，国家首脑们首次由于其职责所犯下的罪行被绳之以法。”——很不幸，基南这句话是口误，因为国家首脑只有一个，就是天皇，但他却缺席了庭审。东京审判唯一的模板是纽伦堡，而其审理过程并不总是能一碗水端平：对辩方有利的证据有时不被采信，而对检方有利的证人则得到青睐。不过，和纽伦堡一样，审判还有一个更为公开的目标：为日本人，乃至全世界，上一堂历史课。

检察官之一的弗雷德里克·米尼奥内（Frederick Mignone）曾有几分装腔作势地说，“在日本，以及整个东方世界，这场审判是军事占领期间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它在日本媒体那里得到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而且头一回向几百万日本人展现出，他们地位牢不可破的军国主义领导人是多么阴险狡诈，多么阳奉阴违，对权力多么如饥似渴。这为历史留下了一份亟需的档案，倘若没有审判的话，则根本不会留下什么记录。”(79)

的确是亟需，因为当时人们所知甚少。政治学者石田雄当时还是学生，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听闻帝国陆军攻占南京不久后实施了大屠杀时，自己有多么震惊”。(80)部分庭审内容甚至让被告自己也吃惊不小。板垣征四郎将军为人特别残暴，曾掌管东南亚的战俘营，他麾下的部队屠杀过不计其数的中国平民。板垣在日记中写道：“我听说了一些之前连我都一无所知的东西，也回想起了原本已然淡忘的事。”审判结束后，《日本时报》（Nippon Times）指出其内在缺陷，但是随即补充道，“日本人民务必认真思索，为何他们的观点与世人几乎普遍接受的共识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日本的悲剧属于自食其果，而这一认识上的鸿沟，正是造成悲剧的根源。”

时至今日，这道鸿沟依然存在。沉浸在事后之明中的今人也许只会得出一个结论：审判并未促使日本人了解和接受他们的过去，反而让他们滋生出一种愤世嫉俗和忿忿不平。政治审判造就的是政治化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谈论东京审判历史观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没有说错，尽管结论大谬不然。炮轰审判不一定等同于否认日本的罪行，这点正是木下杰作的中心思想。

《神与人之间》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审判”是基于真实法庭记录呈现的东京审判。因为有几幕展现盟军矛盾心理的戏，比方说介绍广岛原爆，或苏联很晚才对日宣战（原爆后两天）等比较微妙的事件，所以很有看头。政治上的难堪被荒谬的法律术语掩盖起来。对该剧这一部分的常规解读是其再次祭出“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说辞，企图淡化日本罪行。而通过强调法庭的虚伪，木下似乎是在否定审判结果。然而，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剧中的日本被告虽未开口说话，但可以看到他们坐在台下。因此，真正坐在被告席上的实际上不止这二十八个人，亦包括观看该剧的日本观众。很明显，该剧不光是对审判过程的一种控诉，作者并未轻易放过观众。

该剧第二部分为“南洋的浪漫”，讲述的是某人代人受过，被判处绞刑。这则故事很有典型性，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讲故事的是个音乐厅歌手。这场近乎于闹剧的审判是对东京审判的荒诞戏仿，证人席上坐着叽叽喳喳的猴子。审判以一种梦境的形式被还原出来。噩梦一结束，所有人都想将其忘得一干二净。只有音乐厅歌手不愿忘记，也只有她拒绝抱怨审判不公：“如果这一切都建立在审判是闹剧的基础上，那谁又能从中吸取教训呢？”

木下这部剧看似在为日本的罪行开脱，实则比那两部反映战争罪审判的德国话剧更深入地探讨了罪行和报复的问题。另外，讽刺的是，该剧比两位欧洲人的作品更能凸显基督教的影响（木下曾是基督徒）。彼得·魏斯和罗尔夫·施耐德触及的是纳粹罪行背后的政治根源。魏斯力图表达是什么造就了像博格这样的施虐者。二者都没有质疑审判的正当性。但是木下的主旨不太一样。他的剧显示出，集体罪责和真相不能依靠战争罪审判来解决。这种方法纯粹是错误的。与之相比，甚至连音乐厅里人为安排的说笑还显得更为恰当。然而，单单斥责这是“胜利者正义”是不够的，因为这么做对帮助人们正视过去无济于事，只是另一种逃避。另外，东京审判的二十八名被告，或者官阶较低的成千上万名战犯是否有罪，根本不能称之为问题。反倒是坐在观众席里的我们，更应该审判自己的罪过。

*****

东京审判效仿的是纽伦堡审判，似乎日本在亚洲的战争同希特勒的战争大体上并无二致。可是，就连法官也承认，日本被告并不是东方的纳粹。东京军事法庭庭长威廉·韦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就认为，“德国被告的罪行要比日本被告骇人听闻得多，种类更多，范围也更广。”换言之，在纽伦堡，除了反和平罪外，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宣判犯下了反人类罪。可是，仅有一半日本被告因为政治罪行被判无期徒刑。

作为检察官之一的弗兰克·塔文纳（Frank Tavenner）表示：“站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的是权势熏天的恶棍团伙，他们是罪恶环境里的渣滓，除了对作恶多端训练有素之外一无是处。但日本被告按理说应该是国家精英，是诚实而可信的领导人，人民可是放心地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他们……”(81)

责任问题在日本永远都是件麻烦事，因为在这个国度，形式责任比实际的罪孽更容易认定。不光是因为许多人——比如木下剧作里的主人公——为上峰的所作所为顶了包，这在日本黑帮中间很常见，在政界或商界亦是如此，而且最上面那些人往往根本无力控制行为不检点的下属。亚洲各地匆忙组建了军事法庭，但法官们都对日本国情毫无认知，因此，他们在认定日本指挥系统内部谁应该负什么责这一点上力所不逮，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人们如此同情那些外国人眼中的战犯，特别是所谓的乙级和丙级战犯。这些人只是奉命行事，或者向下属发号施令，譬如战地指挥官、营地看守等等。

1953年，一场要求释放所有日本战犯的运动征集到一千五百万人的签名。驻东京的西德大使馆向波恩的联邦司法部发去了一份电文：“鉴于审判结果是战胜者单方面下达的，有打击报复的成分，日本人因而认为，举行战争罪审判的实际目标从未实现。（日本）战犯并未意识到自己是戴罪之身，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战争行为，是出于爱国才如此为之。”(82)

1953年也出了不少电影，譬如《太平洋之鹫》。影片将战时领导人描绘为烈士或热爱和平的英雄。“太平洋之鹫”说的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执行人、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山本从许多方面来看其实是个温和派，值得敬佩。与他相比，山下奉文将军则没那么温和，当然，他无疑是“袋鼠法庭”[19]的受害者。同山本一样，山下也是一部英雄崇拜电影的主人公。在他的指挥下，日军在菲律宾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1945年的马尼拉浩劫同南京大屠杀一样惨绝人寰。因此，影片将他描绘为一位爱好和平的绅士，而将马尼拉的美国检察官塑造为几大反派之一，这一审视过去的思路似乎很不合情理。

但这么看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审判的确是受到了操纵。(83)山下无疑是个强悍的军人，但就事论事，他和远在马尼拉大开杀戒的部队相隔十万八千里，根本无从知晓正在上演的惨剧。然而，美国检察官公开表明他一心想把“日本鬼子”送上绞架。麦克阿瑟将军也欲为丢失菲律宾一雪前耻。于是，他加快了审判进程，并在美国最高法院两位大法官表达不同意见之前，就决定判处山下绞刑。大法官称其“跳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动用私刑”。山下的死刑判决于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当天下达。有了这种先例，很少有日本人还有胃口自己来举行战争罪审判，即使是那些认为把脏水都泼到“军国主义者”头上比较省事的人，也是如此。

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管战前的日本政府叫“不负责任的体制”。(84)他勾勒了三种政治性格：供人抬的“神轿”、“官吏”和“浪人”。其中，“神轿”居于最高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由“官吏”负责抬扛（比如节庆期间的抬神轿活动）。“神轿”是一种标志，但那些扛它的“官吏”，才是掌握实权的人。然而，一干“官吏”——包括官僚、政客、海陆军将领——常常被最底层的“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人里有军事冒进分子、头脑发热的战地指挥官、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等暴力论者。这一不负责任的体制造成的后果是，政治因果关系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了，历史就像一根没头没尾的线绳，串满了既成事实，有的只是一段又一段处于压迫中的沉寂。偶尔，它才会被突如其来的神秘风暴打断，这可能是外来的邪恶势力、大自然，或者正如日本修正主义教父林房雄所说的，是“历史的残酷无情”。

东京法庭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是“官吏”，亦是“神轿”。他们用肩扛起至高无上的“神轿”，也就是天皇。但反过来，他们自己也被地位较低的人抬着，还会受到“浪人”的操纵。政治责任就像一曲“无穷动”（perpetuum mobile），循环往复，起起伏伏，就是停不下来。1930年代，这一体制终于失控，接二连三的事件由狂暴的浪人挑起，紧张的官吏出面应对，一切终因“神轿”的神圣地位得到合理化。说到这儿，我们触及问题的本质，扮演“神轿”的是谥号昭和天皇的裕仁，所有战争罪行名义上都是为了效忠天皇，但东京审判却对这点置之不理。

1990年夏的南京之行后，我邂逅了四十出头、风姿绰约的佐伯裕子（Saeki Yuko）。她是撰写日本古诗词的诗人，作品体裁是短歌，讲的都是令人哀伤的家庭蒙羞史，风格极致简约，比如这首：

父亲醉了，脸红得像个石榴，

就在爷爷被处决后的那一天。

我们守在一起，一家人，

我们的喉头哽咽，在爷爷走后。

佐伯女士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外孙女，土肥有个别名，叫“满洲里的劳伦斯”，他因反人类罪、反和平罪和一般意义上的战争罪行，于1948年在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此人很不寻常，虽位居要津，却是个典型的“浪人”，曾涉足恐怖行动、毒品走私，以及集中营管理等勾当。作为“伪满洲国”关东军的指挥官，土肥是策动侵华战争的推手之一。

佐伯女士的父亲无法承受身为土肥原贤二之子的压力；他频繁换工作，并因为酗酒成性英年早逝。佐伯女士在念小学时也因此受人欺凌（不过这种事在她就读贵族高中后就没再发生过）。她曾满心希望天皇能拯救自己，因为老师教导过她，天皇是“我们大伙儿的父亲”。但父母告诉她，再也指望不上天皇了，因为日本战败了。“我们现在必须自力更生，”母亲说。即使如此，天皇的画像仍旧高挂在家里的墙上，直到1950年代她上高中时才被撤了下来，换上詹姆斯·迪恩[20]的海报。

佐伯女士自感家门不幸。家庭经历变故后，她为权力的变化无常感到忿忿不平。她对天皇一直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她说，全赖天皇，人们才会在东京审判时对罪行问题避而不谈：“被告都是他的子民。日本人对于像我外公这样的甲级战犯很少抱有同情，这是事实，但乙级和丙级战犯却被视为受害者，他们只是执行了天皇的命令。”好在天皇已经归西，这让佐伯女士的气消了不少。

她对自己身为土肥原贤二外孙女这点并不感到自豪，相反，年少时对此很是不齿，但自己十来岁的儿子看法不同。他对曾祖父和一切同战争有关的事情都很着迷。佐伯女士说，儿子很聪明，但民族主义心理很强，拒绝承认东京审判历史观。当他和朋友一起观看小林正树的《东京审判》时，会夸口说自己是土肥原贤二的曾外孙。佐伯女士说，那时她意识到，真是今非昔比，世道不同了。

裕仁天皇不是希特勒，希特勒可不仅仅是一台“神轿”。不过，天皇崇拜、不负责任的体制所造成的致命后果，在东京审判期间倒的确有所展现。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包含“最终解决方案”，但在种族主义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难分高低。它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其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亚洲的“主宰者民族”，是天神的后代。史学家家永三郎讲过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一个日本小学生怯于解剖活青蛙，老师用指关节狠狠在他脑袋上来了一下，骂道：“为了一只破青蛙，至于哭成这样？你长大后可还要去杀一两百个支那人呐。”(85)

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他之所以杀起中国人来能丝毫没有良心不安，只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因为这是“圣战”的构成要素。弗朗西斯·斯科特上尉是巢鸭监狱的牧师，他问日本战俘营指挥官，为什么要虐待战俘。他总结了日本人给出的答案：“他们相信，但凡与天皇为敌的人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他们越是残忍地对待战俘，就越能显示出自己对天皇的忠心。”(86)

裕仁天皇是个影子人物，战后，他褪下一身海军服，换上了灰西装。他和希特勒在性格上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米切利希夫妇曾将希特勒描绘为“一个德国人既仰仗、同时也转嫁责任的对象。因此他是个被投注情感能量的内在客体”。(87)于是乎，希特勒象征并重振了无限权力的思想，这是我们所有人打小就梦寐以求、并希望自己也能掌握的。日本的帝制大抵也一样，不管坐在皇位上的是无情的战犯，还是和蔼的海洋生物学家。

然而，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顺便提一句，这也是日本开出的投降条件之一。但是，这个要求被盟军拒绝了，他们继而摧毁了广岛和长崎，逼迫日本就范。1945年后，人们担心的是，一旦没了天皇，日本将变得无从治理。但实际上，麦克阿瑟摆出一副传统日本政治强人（许多日本人因此很崇拜他）的做派，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因为若要保留天皇的话（起码可以迫使他退位），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

保留天皇也许让日本变得更易治理，也许没有，但这么做激起了极大的民怨。1987年，原一男拍摄了一部惊世骇俗的纪录片，片子围绕帝国陆军退伍老兵奥崎谦三展开，片名叫《浩荡的神军》。奥崎曾在新几内亚服役，军衔二等兵。战争末期，奥崎回国后，得知排里的两名年轻战友稀里糊涂地被指挥官枪毙了。奥崎执念于此，发誓要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决定去寻找所有生还者。

奥崎的行为少说也算得上怪异。他曾因用弹珠射天皇、散发印有天皇淫秽漫画的宣传册蹲过大牢。他开着一辆面的，在日本四处巡游，车身挂满了横幅和口号，要求天皇为将百万青年送上绝路道歉。拿他自己的话来讲，他之所以努力追寻事情真相，是为了“告慰那些为天皇捐躯的英灵”。

奥崎既不是基督徒，也非佛教或神道教社团成员。他信奉自己所谓的“奥崎教”，这是一种自然法则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们所能想到与之类似的文学人物不是日本人，而是德国人，即克莱斯特（Kleist）笔下的米夏埃尔·科尔哈斯[21]，一个来自勃兰登堡州的马贩子，他一心想讨个公道，却引发了谋杀和骚乱。

原一男的手持摄像机自始至终跟随着奥崎的脚步，拍摄的影像晃动而模糊。观众永远也不知道剧情接下来将如何发展。人物的行为一直处在混乱边缘。一幕中，奥崎怒踹一位病怏怏的老战友，因为后者不肯说实话。另一幕中，他与昔日的长官扭打在一起，两人双双倒地。警察试图拉架，但奥崎让他们少管闲事。他对权威的反感——不管是何种权威——从影片开头就十分清楚。奥崎说，警察和打仗时的军人没什么两样，最大的能耐就是服从命令。但是，尽管面对无穷无尽的谎言和推诿，渐渐地，不堪入目的真相一点点浮现出来。两名青年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因为临阵脱逃被枪毙。排长下令杀死他俩，是打算吃他们的肉。杀死袍泽以食其肉这种事并不多见，一般说来，被吃掉的多为土著和敌军士兵。但这些人不是经常碰得到，况且两位二等兵也不讨排长喜欢。当然，排长自己从未承认过。事情真相只能通过他人叙述一点点拼凑出来。

但光找出真相还不够，奥崎想要老排长亲口承认。无休无止的谎言让奥崎愤怒。排长是个臃肿的老头儿，住着宽敞的大房子，生活没有亏待他。奥崎一把揪住他，喝令他必须坦白交代，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老头儿说事情不是奥崎想的这样，要知道，那可是战争，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只是履行了作为日本军人的职责。奥崎怒骂道：“你只会拿这个当挡箭牌！要我说，人类不负责任的最高象征就是天皇，接着是效忠他的军官，比如你这号人……”影片结尾，奥崎本想一枪毙了排长，但打偏了，子弹击中了排长的儿子。他说，这就叫天道。他自己也领教了天道，被判终身监禁。

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东京审判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阿瑞斯蒂德斯·乔治·拉萨鲁斯（Aristides George Lazarus）是某位将军的辩护律师，他被要求安排让“军人被告和他们的证人在陈述过程中特地指出，裕仁在召开商讨军事行动和方案的会议，只是按照惯例不得不出席，他的存在不具备恶意”。(88)毫无疑问，其他律师也接到了类似的指示。

庭审过程中，计划只有一次险些出错。首席检察官基南在盘问东条英机将军时，后者承认，“没有日本臣民敢于违抗天皇的旨意。”(89)尽管麦克阿瑟精心布置，但这一幕出乎意料。审判中，基南还被迫诱导另一被告木户男爵[22]——他负责保管御玺，战时大部分时间是与天皇走得最近的幕僚——设法让东条改变证词。东条向来对天皇忠心耿耿，一周后改口了。他说，“听了最高指挥部给出的建议，天皇才很不情愿地同意开战。”然而，他补充道，“直至战事开启前，天皇从未改变对和平的热爱和期盼，甚至在战时，他的这一信念也未曾动摇。”

这里的关键不是说多数日本人希望看到天皇上绞架，或乐见他出庭受审。问题在于，天皇的罪行问题远远超出了历史公案的范畴。毕竟，作为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问责的工具，帝制一直被沿用至战争末期。倘若不检视天皇在战时的角色，“不负责任的体制”就无法昭然于天下，如此一来，它就很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其存在。

帝制的早期批评者意识到了这点。(90)1946年，左翼电影导演龟井文夫拍摄了一部名为《日本的悲剧》的影片，对天皇的战时角色有过激烈的批判。刚开始，美国审查人员没看出这部由新闻资料片、相片和报纸报道东拼西凑、剪辑而成的作品有何不妥之处，但是经过一次内部放映后，首相吉田茂向军事情报处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将军告了一状，说这部电影有颠覆性。威洛比表示同意，影片因此被禁。1984年，《日本的悲剧》再度公映时，龟井与电影史专家平野共余子一同出席了放映式。龟井告诉她，差不多在电影被禁的时候，日本人停止了对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积极讨论。这让日美官方感到欣慰，而受益的还不止他们。只要天皇还活着，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当然，部分军人和平民替罪羊，即“官吏”和“浪人”要除外，正是他们，沦为了“胜利者正义的牺牲品”。

[1]Kraków，波兰南部城市。

[2]Przemyl，波兰东南部城市。

[3]Belzec，灭绝营，位于波兰东南的卢布林地区，共有六十万人在此遇害，大多为犹太人。

[4]Simon Wiesenthal（1908-2005），纳粹猎人，先后将一千一百名纳粹送上法庭。

[5]Ernst Kaltenbrunner（1903-1946），奥地利人，海德里希之后接任纳粹帝国保安总局（SS-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局长，参与组织实施对犹太人的灭绝，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6]Wilhelm Keitel（1882-1946），纳粹德国陆军元帅。

[7]Hjalmar Schacht（1877-1970），经济学家、银行家，纳粹掌权初期曾出任帝国银行行长和经济部长，后来加入抵抗运动反抗希特勒，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无罪。

[8]Ernst Röhm（1887-1934），纳粹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冲锋队（SA）组织人，在“长刀之夜”遭希特勒清洗。

[9]Gregor Strasser（1892-1934），纳粹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后遭到希特勒以排除异己为名铲除。

[10]Christian Geissler（1928-2008），德国作家、导演。

[11]奥拉多（Oradour）和利迪策（Lidice）分别是法国和捷克中部的村庄，二战中纳粹为报复当地抵抗运动对其进行屠村。

[12]Majdanek，波兰地名，纳粹曾在此设立集中营，二战期间有将近五十万人在此遭到囚禁，其中约三十六万人死亡。

[13]Josef Kramer（1906-1945），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长官，被称为“贝尔森野兽”，后来以反人类罪被处决。

[14]Hans Fritzsche（1900-1953），纳粹德国宣传官员。

[15]Alfred Krupp（1907-1967），德国钢铁大亨，纳粹工业家，二战期间曾使用奴工为德国制造军火。

[16]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 zur Aufklärung von NS Verbrechen.

[17]即“马岛海战”，英国与阿根廷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权，在1982年进行的一场战争。

[18]Bikini Atoll，马绍尔群岛北端的堡礁，美国从1946年到1958年共在此进行了六十多次核试验。

[19]即kangaroo court，意指跳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法庭。

[20]James Dean（1931-1955），好莱坞著名影星。

[21]Michael Kohlhaas，德国作家克莱斯特作品《马贩子科尔哈斯》中的主人公，因为随从被打，马匹被容克贵族强行征用，且备受虐待，爱马如命的科尔哈斯气愤难平，走上了民告官的道路，但从未胜诉，处处碰壁的他于是选择了暴力反叛，最终落败后被处死。

[22]Marquis Kido（1889-1977），即木户幸一，昭和时期政治家。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德国

在《美国羊栖菜》里，野坂昭如描绘了1945年日本小学生眼中的世界。战时学英语没什么用，历史老师说过，只要知道“Yes”和“No”就行了。(91) 1941年，山下奉文将军要求驻守新加坡的英军无条件投降时，只对白思华将军（Gen. Percival）喊了句：“Yes还是No？”但战争既然已经结束，是时候学会说“三克油”（谢谢）和“一刻斯库私密”（劳驾）了。

历史老师过去常说，白思华将军是典型的白人：别看他个头高，但膝部软弱无力。打架的时候，只要是个日本人就能把白人放倒，因为日本人有强壮的大腿。白人弱不禁风，老坐椅子，而日本人坐的是榻榻米，练就了肌肉力量。然而，待到战争结束后，历史——突然被重新命名为“社会研究”——老师改口了：“瞧瞧那些个美国人，他们的平均身高是五英尺十英寸。我们呢，只有五英尺三英寸。相差的七英寸决定了一切，我相信这身高的差距正是我们战败的原因。根本性的体力差距，势必会在国力上体现出来。”男孩们不明白老师干嘛这么说，“但是他太擅长巧言令色这套了，让人吃不准他的话能否当真。也许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吧，毕竟手里拿着被审查官员涂黑的教科书，过去宣扬神圣日本，一转眼却在大谈民主日本。”

结果，没人再相信老师说的一个字了。他们一天前还吹嘘日本人是天神下凡的民族，誓与盎格鲁-美利坚魔鬼战斗到最后一人，妇孺也不例外，人人有责。一天后，就满嘴都是“三克油”、“一刻斯库私密”和“德谟克拉西”（demokurashi）了。

动身前往东柏林郊区拜会两位高中历史教师的时候，我想起了野坂的这部中篇小说。就在两年前，由工农兵组成、和苏联老大哥团结一致的反法西斯共和国，刚刚和同美国结盟的资本主义联邦德国合并。政治局势天翻地覆，作为其基础，历史也得来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对此，老师将如何解释？学生中又有谁还会相信他们的话呢？

看样貌，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都是四十来岁。纳斯太太是校长，曾是共产党员。莱恩太太没入过党，因此一直当不上校长。两个女人都有一张聪明而严肃的脸庞。头发简单地梳在脑后，露出苍白的额头。她们的着装很朴素，同表情一样一本正经：脚蹬大头鞋，身穿厚毛衣。教学楼年久失修，牛粪色的墙壁上有因渗水留下的裂痕。我们相约在一间冰冷的房间，屋里有股卷心菜味儿。

我跟她们讲了野坂的故事。两人耸耸肩，面面相觑。年长的纳斯太太先开口。她说，1945年，她们所在的德国不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苏战区，90%的老师都被开除了，1949年后硕果仅存的那些铁定是反法西斯主义者。至于说1990年，她俩任教的学校相对而言也没碰到什么问题，因为都已经变得十分民主。说到这儿，两人不约而同地用力点点头。

当然了，她接着说道，某些历史还是不能言说。比方说，波兰军官遭屠戮的卡廷森林事件就提不得，同样禁忌的还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对这些事并不知情，”纳斯太太说道。“我们只说对的话，这点您务必要认识到。我们只是绕过特定话题罢了。”

从民主德国的旧版教科书来看，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939年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使纳粹德国和苏联得以瓜分波兰，这在教科书里确有提及，但是得到了一种特定的解释。我在莱恩太太给我的历史教科书里查了查，145页上这样写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牺牲苏联为代价、解决帝国主义体制内部矛盾的这一计划泡汤了。苏联挫败了组建一支强大反苏同盟的目标，遏制了德国人在东欧的侵略。这份条约确保苏联能得到两年的和平，借此建设防御力量。”(92)苏联侵略波兰不是为了抢夺波兰人的领土，而是“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免受法西斯侵害”。

年轻读者在读到这段文字时，被要求回答印在留白处的两个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何意义？”以及“为何时至今日，帝国主义理论家们依然憎恶这一条约？”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的任务就是要把政治观正确的答案教给学生。

“当然了，”纳斯太太说，“我们必须告诉孩子们，今天给他们讲的一些事，我们过去真的不知情。他们接受了这一说法，表示能够理解。可就算在过去，他们也心知肚明，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跟他们说的那套鬼话。我们生活在柏林，所有人都收看西方电视节目。大家都是明白人，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我不由想起所有看过《大屠杀》的东德人，他们没法讨论剧情，是因为本就不应该看。

“这里不存在什么罪行问题，”莱恩太太说道。“我必须告诫学生，让他们在学校组织去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时表现得规矩点。我得说明，那儿的人依旧视我们为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您瞧，什么兄弟情谊、团结友爱都是胡扯淡。他们依旧恨我们。但我的学生觉得这难以理解，他们真心不懂。他们当中有个人因为穿着德国国旗颜色的百慕大短裤，结果在华沙街头叫人给打了。”

那么现如今呢？我问，学生们是否接受了另一种历史阐释？两人不屑地翻了翻白眼。

“他们变得很被动，”莱恩太太说道。“再也不向我们提问，”纳斯太太接话道。“没有批判思维，只管看录像。”没错，莱恩太太插话进来，“而且年龄较大的孩子只是耸耸肩，不解自己为何要关心。他们会说，‘这有什么意思呢？’”

接着，西德送来了新版教材。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怎么看待这些书？

“哦，”纳斯太太开口道，“看着不错，至于内容嘛，哎……”

“一无是处，”轮到莱恩太太发言了，“十分肤浅。”

我请她们说得具体些。

“对于战争及其为何会爆发等问题探讨得还不够，倒是犹太人占了很大的篇幅——但所涉之事又都很肤浅，既没框架，也没背景……”

我很好奇，她们期待看到的是什么“背景”，她们是否怀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垄断资本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根源的论断？

“噢，”两人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就是相信这个。是那些从垄断资本主义当中获益的人发动了战争。这是明摆着的。我们还是会这么教学生。但您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学生对昔日民主德国和一个新的联邦德国间历史根源的区别很敏感。难就难在，我们得让他们自己拿主意。”

*****

东德历史书对二战的主要立场在两篇短文中可以得到归纳，它们均出自莱恩女士提供的课本。其中一篇提及了193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德共代表会议：“因为希特勒政权是由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好斗之徒组成的专制统治，其客观上就违背了不同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针对希特勒专政的斗争因此必须以建立一种反法西斯民主秩序为目的。这一目标符合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各股力量的利益。倡导建立这一广泛同盟的是德国共产党。”

另一篇文章提到了德共在战后的第一项举措：“就在反希特勒同盟的大军从东西两线迫近德国边界之际，身处抵抗组织、集中营或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已经在为一个民主、热爱和平的德国打基础，只等法西斯政权被推翻的那一刻。”

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的学生怎么可能有负罪感？他们出生在这个民主且热爱和平的德国，他们可是抵抗力量的后代。他们的长辈跟希特勒政权斗争过（斗争的对象不是德国甚至不是纳粹德国；善良的德国一直存在，存在于地下，存在于海外流亡人士中间，也存在于共产党人中间）。在德国漫长而动荡的历史长河中，第三帝国这段往事不是一次悲剧性的背离，它也并非是脱胎于德国理想主义（German idealism）阴暗一脉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德国理想主义者中那些沙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譬如《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一书的作者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或人称“体操之父”的弗里德里希·雅恩（Friedrich Jahn），在民主德国都是备受尊崇的伟人。恰恰相反，第三帝国的历史首尾一贯，遵循颠扑不破的历史法则。“希特勒政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最残暴的终极阶段。正如某位东柏林喜剧演员所言：过去属于西德，未来属于我们。

东德教科书所选的插图验证了这种看法。里面印有共产党抵抗英雄的画像，比如统治东德将近二十年的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以及1941年临刑前高喊“共产党万岁！”的海因茨·卡佩勒（Heinz Kapelle）。俄国女游击队员索娅·科斯莫德米杨斯卡娅（Soya Kosmodemyanskaya）的照片也赫然在列，她在莫斯科附近就义前也曾高喊：“同志们，坚持斗争，无所畏惧！”除此之外还有希特勒的照片，他身旁簇拥着实业界的大佬，点明了抵抗力量要对付的是哪类人。除开一两张东线战场上的苏联军人外，关于战争本身的照片很少。集中营的照片倒是有几张：几乎全部摄于布痕瓦尔德，那里关押着不少共产党人。不过，其中一张里，一名苏联兵正和一个身穿集中营条纹囚服的囚犯握手，这一幕断不可能发生在布痕瓦尔德，因为率先赶到那儿的是美国人。

暴行和种族灭绝在这些文字当中的地位，没有苏联解放者和共产党起义者的英雄气节来得明显。民主德国的孩子不会被要求对父辈或祖辈所犯罪行进行忏悔或反思。奥斯维辛不是他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们受到的教导是向英雄看齐。

诚如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所言，西德教材展现的是迥然不同的过去。这种过去肯定会让那些“并不知情”的人感到震惊。联邦德国的课本里鲜有抵抗主义英雄的照片，大屠杀的照片倒是有很多。几乎每本教材里都配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党卫队军官脚蹬锃亮的皮靴，笔挺地站在比克瑙的火车站匝道处，挑选出要当即处决的犯人。对纳粹文献的引用十分详尽，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某个具有代表性的集中营惩戒规则、1935年的《种族法》、戈培尔或戈林的演讲文，以及海德里希就1938年“水晶之夜”所作的官腔浓重且故弄玄虚的报告。

带着全班学生旁听施瓦姆贝格案的中学老师伯恩德·韦茨卡告诉过我，西德的学校按照惯例，建议老师每年讲授六十小时左右的纳粹历史。韦茨卡是历史老师，在施瓦本地区的一个小镇上教书，镇子铺着卵石路，一座中世纪古堡与成排的17世纪房屋相映成趣。他带着我参观犹太公墓，我俩来到一对兄弟的墓前。哥哥是德国军官，一战中阵亡在法国；弟弟于二十五年后死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这一“模范”集中营内[1]。

我同韦茨卡和他的女友一起啜着茶，后者也是教书匠，三十出头，比韦茨卡年轻十岁左右。两人都说自己的学生对纳粹时期有着浓厚兴趣。比对民主德国的兴趣还要大么？“绝对要更大，”韦茨卡说，“因为我们真心不觉得东德——譬如斯塔西这种东西——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反之，第三帝国则肯定是。”

韦茨卡的父母都是随大流的人，换言之，他们过去都是微不足道的纳粹。父亲在武装党卫军（Waffen SS）服过役，参加过东线战事；母亲是希特勒少女联盟里的积极分子。老爷子至今仍保存着饰有纳粹党徽的铁十字勋章。韦茨卡感到很难和父母探讨过去，老师也没怎么给他讲过。那些战时尚年幼的人没有倾诉的需求，而战时业已成年的人则不愿提及往事。不过，有位韦茨卡不太喜欢的老师，这个老头儿打仗受过伤，为人专横霸道。一天孩子们问起第三帝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突然情绪崩溃，放声大哭。“我们都有罪，”他边哭边说，“我们看到墙上‘宰了犹太人’的标语，却袖手旁观，什么也没做，我们都有罪。”

区别于民主德国的做法，负责编写联邦德国教科书的并不是联邦政府遴选的学者。每个州的课本都不一样。出版商将需送审的课文递交至州政府，后者任命教师委员会（委员由家长和学生推荐）审查内容。原则上讲，课本通不通得过，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宪法，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只要合乎宪法和教育法，就能通过审批。

教育法某一条款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一本典型的高中历史教材来看，这一条款得到了严肃的对待。(93)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比方说，书里摘录了一段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话，他在写于1933年的这段话里为纳粹党的法律地位做了定性。他认为，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作者告诉学员，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惟命是从。学员在读完语录后，被要求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诸如此类的课堂讨论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韦茨卡有些吃不准，除了讲述事实外，还应怎样探讨第三帝国，又如何分析其意义？他的女友更青睐后现代式的教学法。她倾向于让学生阅读希特勒的演讲，对之进行解构，分析听众为何盲从于他。韦茨卡因为年龄大出她一轮，很难接受“特殊道路”（Sonderweg）的理论。这种看法认为，德国历史发展的轨迹独一无二，存在致命缺陷。他觉得，“很难说纳粹主义是不是德国人的专利，不如跟孩子们讲，当某一特定群体为多数人所厌恶时，局势会急剧恶化。也许这样来得更好。”

或许这就是两位东柏林教师所说的缺乏“框架”的含义。然而，西德教科书还是有框架的，虽然同共产主义国家的宣传不一样，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却和东德的课本别无二致。巴登-符腾堡州的高中老师人人分到一本手册，上面详述了给孩子们讲授“国家社会主义专政”需取得的成果：“学生应了解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以及专政是如何建立的。他们还应了解纳粹实行迫害和大屠杀体制的惨无人道。在认识到‘第三帝国’的极权特征后，学生必须承认，我国的自由民主秩序保障了我们的基本权利。”该手册强烈建议组织参观集中营。

这么做是为了促进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普世宪政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也端赖奥斯维辛——才在德意志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树立起来。”(94)

这种做法，我们也许能称之为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思路。学生再也不用被要求对国旗、歌曲、英雄或某种精心打造的历史延续性的观念产生认同。认同对象换成了自由民主秩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这都和东德的社会主义秩序形成了反差，因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相信个人基本权利，而是秉持为集体理想献身的信念。为了灌输这种信仰，使用的却尽是旧政权的那套繁文缛节：旗帜、火炬游行、伟大领袖、军事化青年团体，等等。崇拜共产党抵抗领袖，就是崇拜名义上由他们所创立、实际上间或由他们所支配的国家。哈贝马斯和西德课本编写者构想的宪法爱国主义，则明确反对国家崇拜。在哈贝马斯看来，既然自由爱国主义“端赖”奥斯维辛才能产生，这就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自由爱国主义所欠缺的，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人们批评其枯燥、抽象、浅薄。“我们正处于沦落为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危险之中”，联邦德国总统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在1975年如是说。十年后，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对西德人的精神空虚和丧失民族定位表达了担忧之情。这也是始于1986年的“历史学家辩论”的若干问题之一。拉开这场辩论序幕的是《法兰克福汇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保守派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名叫《往事并不如烟》（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诺尔特、施蒂默尔等保守派主张，不应让奥斯维辛成为阻断德国历史延续性的一枚楔子。因为历史必须为一个民族提供身份认同——不仅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也是审美上的。德国人理应认同民族英雄，拿著名史学家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的话来说，认同对象甚至可以是1944年的普通德国兵，因为他们抗击了侵犯德国领土的共产势力。哈贝马斯指责保守派意图复辟反动的历史决定论，企图散播反共的德国民族主义。

但实际上，西德教科书提供的仍是一种基于民族和地域归属上的身份认同。同东德教科书一样，它立足于抵抗的概念；这一身份诞生于同纳粹政权的对抗。有人称，1933-1945年的德国并未完全被纳粹运动渗透，“尽管盟军在战时不会承认”。每本教科书都详尽介绍了形形色色的抵抗组织，包括共产党、神甫、牧师、学生（比如“白玫瑰”[2]）、社民党人。当然，最后还要算上申克·冯·施陶芬贝格男爵（Count Schenk von Stauffenberg）和他多为贵族出身的军队同僚。1944年7月，他们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后者继而发动疯狂反扑，数以千计的德国人惨遭杀害。主谋者被吊死在普勒岑湖（Plotzensee）监狱内一个暗无天日的大牢里，这片伤感之地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圣地。据传，就在临刑前，施陶芬贝格高呼：“神圣德国万岁！”希特勒惬意地待在巴伐利亚山区的疗养地，把绞刑的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

尽管施陶芬贝格无疑是英雄人物，但由于他参与了“资产阶级军人”阴谋，而这群人并无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东德教科书就必须阐明，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不过也并未鞭笞他。我们得知，施陶芬贝格的交际圈里存在具有“进步政治思想”的人，同共产党有联络。但是在西德，他的声名一样存在争议。“神圣德国万岁！”这句口号可不对左派的胃口。况且，就算某人再怎么憎恶希特勒及其心腹，暗杀预谋在右翼分子眼中终归等同于叛国。虽然柏林的一条马路在1955年被命名为施陶芬贝格大街，但直到1967年柏林市议会才决定，在昔日施陶芬贝格策划政变的军事司令部旧址上建造一座纪念馆和档案中心。

宗教在德国抵抗运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巴伐利亚州的教材在这点上大做文章。编者称，希特勒的施政方针和施陶芬贝格的宗教人文精神相对立。由于是在巴伐利亚，编者对天主教会给予了格外关注。举例而言，课本里写道，多数笃信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人在1932年没有把票投给纳粹党。神职人员单枪匹马的英雄行为得到了放大，譬如奥古斯丁·罗施（Augustin Rosch），一位慕尼黑的耶稣会教士。这些事迹固然都很光明磊落，却并不意味着纳粹在巴伐利亚不得人心，仅仅显示出天主教徒遵照神父吩咐，把票投给了天主教保守派。后者在1933年后还是被迫解散了。

然而，这些地方的特殊关注最终还是让位给了一条强有力的政治信息，或者拿一些人喜欢的话来说，让位给了政治框架：“德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宗教人士、军人和贵族阶层为反抗希特勒付出了代价，不是丧失自由，就是失去了生命。但这一反抗纳粹专制的联盟开启了战后德国宪政和社会秩序的发展进程……抵抗运动和德国自由运动联手，从而使得在联邦德国宪法中确立人文价值、法治原则、民主、福利国家、联邦制度的努力变得较为容易。”

从当时各自教科书中呈现的历史来看，东、西德都建立在抵抗运动的遗产之上。这种观念很有感召力，而倘若对历史人物的认同是得到提倡的话，那么认同冯·施陶芬贝格男爵显然要好过认同海因里希·希姆莱（东德的英雄恩斯特·台尔曼[3]和埃里希·昂内克就不那么具有榜样效应了，当然总还是强过希姆莱）。

但这么做的影响并不总是好的。在东德，推动英雄崇拜是极权主义宣传机器的任务之一，它严重歪曲了历史。当英雄形象化为乌有，宣传机器势力不再后，数以百计、兴许是数以千计大失所望的年轻人就会站起来造反。他们祭出过去专制时期的英雄和符号，在街上高喊“胜利万岁！”（Sieg Heil）[4]，崇拜纳粹领导人，仿佛是在缅怀一个更加英雄辈出的年代。而辜负他们期待的长辈封杀了这段光荣岁月。

在西德，抵抗运动的官方说法让不少“希特勒的孩子”[5]认为，任何反抗国家的举动不仅因为过去可以得到正名，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势在必行。不管赤军派的手段和目标有多么令人毛骨悚然，还是可以博得“六八一代”的同情，哪怕仅仅因为他们敢于做大多数德国人在三十年前都没能做到、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退一步讲，同样是“六八一代”，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却明白，德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必须立足于对纳粹历史的公开批判。谨小慎微、缄口不语和避重就轻，曾被认为是将数百万原纳粹分子改造为共和国公民的必要条件，但是时候与之一刀两断了。如果说这种一刀两断有时来得太唐突、太粗暴、太自以为是的话，那么它所激起的辩论和智力上的交锋，也为时代气氛注入了一丝清风。不同于或因心生厌恶、或因不屑一顾而远离政治的老一辈德国知识分子，许多“希特勒的孩子”积极投身其中。而当他们察觉到异样的苗头后——反应偶尔会有些歇斯底里——至少能挺身而出，表明立场。1992年，当身穿纳粹行头的暴徒纵火焚烧避难者住所、杀害外国人，严重威胁社会时，上百万德国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半数以上的慕尼黑市民参加烛光游行，表明反对暴力排外主义的立场。起码从表象上来看，德国人明白了异见的价值。

日本

家永三郎是日本历史教授，过去做过高中老师。1952年，他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后被广泛采用。但四年后，麻烦找上门来。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1964年，家永终于忍无可忍，并于翌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

初识家永，首先留意到的是他的年迈体弱。他走起路来有些吃力，很容易累着。体格瘦小的他看起来弱不禁风，苍白的脑袋因为谢顶，形似一枚鸡蛋。宽大的眼镜看着跟身体其他部位不太协调。我很纳闷，他哪来的精力和动力坚持斗争二十七年。坐在位于东京郊外寓所的书房里，他讲述了自己的战争经历，算是回答了我的疑问。

“1941年12月，听到日本偷袭美国后，我就知道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但当时我断不能这么说，所有一切都受到严密监控。那时的我还在新潟一所中学教历史，文部省命令高中和初中老师教授关于天皇的神话，关于日本民族的神圣血统，等等。”

他编了本教材，书中将远古日本诸神和神话中的天皇描绘为日本独特价值观的传承者。神话被当成了历史。家永边叹气，边翻着这些一碰就破的旧纸张，坦言他不希望日本孩子再读这种书。

“教室成了离经叛道的地方，我们身居其中，不得不践踏自己的原则。我很惭愧，没有拒绝讲授国家倡导的历史观。我将一辈子因此蒙羞。请注意，我不是鼓吹战争的宣传家，但也没有出力制止。”

1965年，家永在法庭上首次为自己辩护时，称自己心怀愧疚：“我那时只惦记着自己的良心，但我有罪，在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遭到蹂躏时，我只是袖手旁观。数以百万计的同胞死在这场战争中，我命大，才活了下来。我对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山河破碎感到无比羞愧……我只是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但就算只能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为过去没能奋起反抗做出补偿。这就是我今天打这场官司的原因。”

有句话反复出现在家永的著作和演讲中：日本没有抵抗。1992年11月，他最后一次出庭后又复述了一遍。在高等法院不远处一间租来的大会堂里，家永对其支持者说道：“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临走时，支持者起身欢送家永。他缓缓挪动着步子，走出会堂，瘦弱的肩膀低垂着，仿佛背负着沉甸甸的包袱，厚底镜片后的双眼不住地眨动。

他输掉了官司，输得一败涂地，这点毫无悬念。1993年3月16日，法院下达判决书。家永早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但就连他都对裁决的草率程度吃惊不已。他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气氛很是激烈。会上，他说自己难以抑制怒火，裁决书让日本蒙羞。一个月后，我给他打了电话，想再见见他，但他推辞说自己已精疲力竭。还会再斗争下去么？“那当然，那当然，教科书这桩案子是我活下去的理由。”他表示，相较于大城市报章发表的不温不火的社论，地方媒体对他的支持力度则要大得多。“你离东京越远，”他说，“就越享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家永案并不是检验这句话的唯一例证。

战争结束时，一切都显得那么鼓舞人心。日本投降后不久，新的教科书尚未发放，因此旧版本得以沿用，只是里面的军国主义段落被用墨水涂黑了。然而，1946年，一本名为《我国的道路》的新教材问世。这是自1881年以来，第一部一上来就描述石器时代，而非远古神明及皇族后裔等民族神话的教科书。一年后通过的《教育基本法》限制了政府对教育资源的控制权。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热爱真相与和平的人民”，并且“遵循日本宪法”，建设“一个推行民主和崇尚文化的国家”。学校有权自行选用私人编撰和出版的教科书。德育课被取消了，而历史则成了社会研究课程的一部分。

这掀起了一场革命。至少从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以来，日本教育就一直是帝国的宣传喉舌。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尝言，“教育和军队一样，应该奉行皇道。”(95)他还说过，在国家危难之际，所有日本人都应遵循教导，“勇敢地”为国家献身，“保卫和维护我国皇权的繁荣昌盛”。

就连地理课都是为帝国事业服务的。某本战时地理课本描述，“日本的形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看上去处于亚洲前沿，雄赳赳地探向太平洋。与此同时，我们也显示出已做好准备，保卫亚洲大陆，防范外部入侵”。

德育课被抬到了极高的高度。诸如自我牺牲、军事纪律、祖先崇拜、忠君尊王等民族美德就是以此方式灌输的。20世纪上半叶，军旅英雄在多数国家都受到推崇，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楷模，日本也不例外。《君之代》原本是祝愿皇权千秋万代的颂歌，后来成为人们传唱的国歌，旭日旗也插遍了亚洲各个角落。所有日本人在听到神圣天皇的大名后，都有义务迅速绷紧身躯，立正站直。每所学校内都设有一尊供奉天皇画像的神社。要是相片沾上一点灰，或者挂得不够周正，就将招致严厉的惩罚。

1947-1948年，随着国会两院宣布《教育敕语》作废，上述做法都被官方取缔了。取而代之的是宪政主义、反战主义（口号是“真相与和平”）、民主制度和社会研究。家永三郎第一部教材完稿付梓时，官方并未从中作梗。但大约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后，情况开始生变。政府某个教育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了若干看法，其中一点是：“我们的体制效法一个国情不同的外国，且一心追求理想，导致许多不良因素糅入。”(96)

为了对抗这些因素，教育理事会不再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地方政府直接任命。文部省重新负责编撰和出版教科书。这让政府站在了左翼日本教师工会的对立面。长期对抗致使双方立场都趋于极端。教师工会怀疑政府在复辟军国主义；反观政府，往轻了说将左翼教师——其中就包括家永——视为危险的理想主义者，往重了说则视他们为卖国贼。这一永无止境的拉锯战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历史教科书两头都不讨巧。左派和自由派至今仍批评其内容失实，闪烁其词，且有民族主义倾向。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其带有太多左翼意识形态“异端”的痕迹。双方都有一定道理：被“阉割”过的教材确实避重就轻，而马克思主义者自战后便占据了史学界的半壁江山。

家永从不掩饰他的政治倾向。在1962年版的历史教材里，他用一张残疾日本老兵的照片作为插图，图中人物的一条断臂绑在皮革护具里，脖子还挂着个钱盒。文字说明是这样的：“这一悲剧性的景象雄辩地向我们揭示了《宪法》序言里用词的深刻含义。原文如下：‘……（我们）决心，再也不重蹈因政府行为招致的战祸的覆辙。’”(97)这完美地归纳了家永和教师工会的“宪政爱国主义”和反战倾向。战争，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战争，都是罪恶的，但最坏的莫过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大陆上打的一仗。家永对日本为何没能剿灭中共的解释是，“红军有民主的力量。”(98)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政治价值观的较量：对垒双方是中国的民主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作风”。二十年后，他对越战的分析亦是如此。

家永的左翼反战思想和亲华倾向恰恰是日本保守派试图从教科书中抹去的。文部省希望将残疾军人插图连同文字说明一并删去，因为二者传递出的是“一种对战争极端负面的印象”。

家永在书里还用了其他照片，比如即将奔赴战场的学生，以及在兵工厂里劳作的年轻姑娘，搭配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人民生活遭殃。”然而，文部省对这些照片的看法倾向正面，“照片拍得很好，献身国家的学生们脸上都泛着红光。”

我翻了翻1984年出版的某本全日本通用的教材，里面没有描绘残疾军人或日军暴行的照片，有的是沦为废墟的广岛，珍珠港内缓缓下沉的“亚利桑那号”战舰，当年报纸的头版头条，轰炸中被转移的日本人，以及参与演习的民众。(99)最后一幅照片的文字很契合文部省的精神：“居委会在防火演习时帮忙。穿着扎脚裤、包着头巾的妇女正勤恳地练习传接水桶。”

家永编撰的教材提到过在几千名囚犯身上实施致命医学实验的“伪满洲国”731部队，但后来被删掉了，原因是该问题未经“可靠的学术研究”（开展研究的确很难，因为大部分资料都掌握在美国人或苏联人手里）。但到了1980年代，已经涌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当初家永的研究是正确的。1992年，他信心满满地认为，今后再版的日本教科书会将731部队列入。

在1962年版的教材里，家永还提到，在华作战期间，“许多日军官兵曾奸淫中国妇女”。文部省决定把这句也删了。“侮辱妇女”，文部省表示，“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及任何战场上都发生过的事，不应将矛头对准日本陆军”。

事实上，日军的强奸行为泛滥成风，以至于一些将领开始担心其后果——暴行将招致中国人的顽抗。因此，他们决定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建立军中妓院（即“慰安所”），里面的女性有中国人、朝鲜人、东南亚人，以及部分欧洲人，她们都是从日本帝国统治下的村庄、城镇和战俘营里掳掠来的。多数“慰安妇”后来死于疾病，有些被谋害，有些死在交火中。除了家永所著的《太平洋战争》一书外，任何日本教科书里都不曾提及过她们。事实再次证明家永是正确的，后世史籍里必然有这一群体的一席之地。

证据出现的方式颇为耐人寻味。直至1980年代末，韩国人要想出国，都必须获得政府的特批。1965年，韩国政府同意接受日本的一次性赔偿，以抵销日本的战争责任。这之后，个人就不得再提出索赔要求。无论怎么说，慰安妇的历史总是令人尴尬的，因为这让幸存者的家人感到耻辱，况且，战时“韩奸”比比皆是。不消说，这些内容不会出现在韩国的教科书里。但到了1980年代末，社会氛围变得较为宽松，韩国人可以去日本旅行了。在女权主义团体的鼓励下，部分原“慰安妇”决定提出索赔。然而，日本政府矢口否认自己负有责任，称战时组织卖淫纯属私人行为，没有证据显示官方曾参与此事。

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学家吉见义明恰巧在电视上看到了这番抵赖之词，事情很可能就此不了了之。吉见记得，自己在自卫队资料室做研究的时候，曾翻阅过一些文献。于是，他回了趟资料室，几天后，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建造“慰安所”的官方命令，上面还有日本帝国陆军最高指挥部的落款。一时间，日本媒体纷纷密集报道“慰安妇”的故事。日本首相不得不向韩国人民道歉。当BBC的一名记者询问内阁官房长官，日本政府为何过了那么久才承认事实时，他辩称，政府方面的研究者之前并不知道存在这方面的档案。记者礼貌地表达了他的惊讶，毕竟，一位学者可是单枪匹马、仅花了几天工夫就挖出了档案。这之后，电视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整整一分钟，内阁官房长官默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不敢抬头直视记者。最后，他开口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失礼”。

家永用“侵略”一词描述日本的对华战争。文部省任命的审查员阅后提出以下建议：“侵略这个词包含了负面的道德含义。出于教育下一代公民的考虑，用这么个有负面影响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国家的行为，十分欠妥。因此，应使用诸如‘军事挺进’这一表述。”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择在不同政治场合对这一措辞表达抗议，结果却只是加剧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分歧。侵略历史剥夺了日本使用武力的权利，这解释了右派为何对其矢口否认，左派为何执著于此，主流保守派又为何倾向于只字不提。只要自民党依旧执政，就有必要安抚右派，他们当中一些年事较高的人自己身上也沾有战争污点。1989年，日本国会的一位共产党议员质问首相竹下登，日本是否在二战期间犯有侵略罪行，竹下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评判”。

家永其实打赢过官司，在1970年。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杉本良吉裁定，文部省对教材的审核不应超越修改错别字和勘正事实错误的范畴。对实质内容的审查被视作违宪，家永案就是这么判的。下达判决书后，法官告诉媒体，教师的立场应得到尊重，自由应得到保护。右翼极端分子对法官、辩护律师和家永本人都发出了死亡威胁。家永的住宅外面日日夜夜都围着暴徒，他们高喊口号，像擂战鼓一样敲打锅碗瓢盆，吵得他没法睡觉。东京地方法院的气氛高度紧张，以至于家永和他的律师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从一道暗门进入法院。

文部省不服判决，发起上诉，家永没能再胜诉，或者说至少没赢得那么干净利落。1974年，另一位法官也认为审查过程“过分了”，但并未违宪。到了1980年代，又有一位法官宣布，审查得出的所有建议都合情合理。参与家永案时间最久的辩护律师尾山宏称1970年代早期是“日本司法的黄金年代”。我问他，那之后又如何。他回答说事情简单得很：“跟政府作对的法官不会被晋升到更高级的法院。因此，除非你不考虑仕途，才会做出公正的判决。”杉本法官的职业生涯就是如此。

然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裁定，文部省对家永的教材做出多处删改，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实已超出职权范围。自民党在选举中的落败兴许促成了这股新风气。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年轻一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们提供了证明日军暴行的大批新证据。

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在攻击从事教育工作的左翼对手受到“外来”思想影响时，当然没有说错。但这并不是说，本土主义者的思想就是纯净的，只不过他们在坚持传统一点上似乎确有更强的话语权。正如德国保守派曾抨击魏玛共和国宪法不符合德国国情，“是犹太人制定的”、不配得到拥护一样，日本右派也曾炮轰战后日本宪法及支撑其的教育体制是舶来品，因此在日本水土不服。著名的比较文化学者入江隆则还煞有介事地对比了魏玛共和国和战后日本。(100)他说，日本宪法是由那些“仇视国家”的犹太人起草的。

德国的宪政爱国主义和战后宪法本身就是德国法学家和思想家创造的产物，如有必要，他们会从欧洲启蒙运动、歌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中获取一种延续性。日本人面对的局面要困难些，因为催生宪法和教育改革的是占领它的美国，而不是日本人自己。而且正如家永所言，日本没有什么抵抗传统，有的是马克思主义，它在日本和西方知识界都颇有渊源，也提供了对抗民族主义迷思的一剂良药。

1984年版的高中教科书用了一整页篇幅，完整讲述了日本的战时抵抗——或毋宁说是没有抵抗——的伤感故事：“1933年，日共领导人放弃了他们的政治信条，此举对社会主义者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效而仿之。就连为数不多还坚持社会主义信仰的人，譬如日本无产党的铃木茂三郎，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后，也于1937年终止了他们的活动。”

教科书简短地提到了发生在美浓部达吉教授身上的一段复杂往事。美浓部是宪政法学家，他在1935年抛出一套理论，将天皇定性为“国家机关”之一。在他看来，国家享有最高统治权，而天皇只是其中的最高统治机构。他随即招来一片批评声，人们骂他是国家政体的敌人，因为只有天皇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教材接着写道：“围绕美浓部的理论所引发的争议，导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就连自由主义也被抨击为某种反国家思潮。不久之后，军部激进派策划的内政改革就主导了大众媒体。这点在文化事务上亦是如此。与官方文化政策一致的是，军国主义反动趋势正益发增强，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的模仿也在得到反思。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正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流。”(101)

所谓的抵抗也就止于此了。但上述这段话并没有将凤毛麟角的抵抗者——比方说美浓部——立为楷模，反而明显存在模棱两可之处。军国主义和思想钳制当然应该谴责，但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的模仿”也不是什么好事。再说了，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又有什么错呢？不管怎么说，用“反思”和“重新审视”这种字眼来形容赤裸裸的政府审查，显得很是奇怪。

其实，即便没人公开支持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许多日本民族主义者也深感有必要捍卫日本传统文化，反对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捍卫日本主权，包括其发动战争的权利，并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反战主义的影响。从宣传上讲，受围困的“文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指的是家族制国家，其古老的价值理念经由名义上没有断代的皇族血脉世代传承。由于建立战后秩序的主体不是那些继承反抗旧制度（ancien regime）衣钵的日本人，他们看待过去的态度必然会较德国要模糊些，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实际上，捍卫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往往就是捍卫旧制度：不光要反对日本左派，而且也反对那些来自东方或西方、批评日本所作所为及其历史记忆的外国人。

这就是为何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对我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1986年，他因为发表朝鲜人对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也负有部分责任的言论，影响日韩关系，被首相革除了职务。接受采访时，他说东京审判是一场“种族复仇”，目的是“剥夺日本的权力”。藤尾这么说，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历史和传统来恢复日本精神”。

藤尾既非另类，也不是战后第一个发表上述想法的人。1971年，即将卷入一桩贪腐丑闻的首相田中角荣表达了对日本教育缺乏德育培养的担忧。他建议恢复《教育敕语》，因为“其总体来讲阐述的是普世的道德准则”。但早在1957年，文部省就已触及问题的核心。在针对家永三郎编写的首版教科书出具的报告中，文部省给出结论，“家永不遗余力地促使人们反思过去，已经远远偏离了教授日本历史的正道，即承认我们祖先的历史成就，从而强化我们身为日本人的认识，激发对本民族的爱。”(102)

1991年，尽管左派和自由派强烈反对，官方还是宣布原帝制时代的国歌《君之代》和旭日旗是日本的国家象征。这一决定并未通过立法产生，而是体现在文部省下发的一份指导手册里。它批准通过修改后的教材，在战后首次加入了正面描写日本军旅英雄的段落。至少松江日大高校（Nichidai Matsue）这一学府私自恢复了《教育敕语》。校长冈崎功号召学生每天清早朗读《教育敕语》，因为这是“让你成为具有真正日本精神的日本人的绝佳文章”。

1992年秋，我和大约二百五十人一起等候在东京高等法院外。法庭内空间有限，因此不得不抽签决定谁能旁听家永三郎最后一次庭审。很多人都隶属于某个支持家永的团体，有些是从北海道和冲绳千里迢迢赶来的。人群里有男女老少，有学生、老师，公司职员和家庭主妇。尽管家永案前景不容乐观，但现场气氛格外轻松。人们分到的宣传册介绍了将要举办的会议，有探讨人权或言论自由的，也有探讨赔偿昔日“慰安妇”等日本军国主义受害者的。人群对远道而来的参与者报以欢呼，家永案前几次庭审中的证人更是赢得了满堂喝彩。

但是现场最热烈的欢呼声——好似感情猛然迸发——还是出现在家永登场的那一刻。只见他走在律师团队最前方，进入法院前向人们脱帽致意，双眼在镜片后眨了眨，神情看起来既孱弱，又顽强。

法庭庄严肃穆，不带任何世俗或宗教意义上的权力装饰。法官穿着欧陆式样的简约黑色法袍，身后是一片苍白的大理石墙壁。律师做陈辞时的腔调一板一眼，甚至有些了无生气。家永的辩护律师团队里有一位女性，文部省的律师则清一色都是男性。

尾山宏自1965年家永案开审起就一直担纲辩护工作。我听着他的陈述，他口齿清晰，辩才出众，一一论证：日本如何逐步倒退回战前的教育方法；日本的人权标准如何之低；日本相对于德国，在面对自己历史上的黑暗篇章时有着何等糟糕的纪录。他引用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指出宪法保障人们可以不服从国家对事实真相的垄断。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编写教科书的作者理应有权自由表达观点。因为没有思想自由的话，就不会有民主。

法官和文部省的几位律师背靠座椅，双目紧闭，不是在聚精会神，就是已酣然入睡。也许他们感到无聊，因为这一切就是炒冷饭。也许他们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走过场，因为事先已得知会有怎样的裁决。但这并非没有意义的走过场，因为家永三郎以实际行动延续了一场长达二十七年的重要辩论。一个讨人嫌的教书匠和聚集在法院外的几百名支持者也许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却足以显示，这一回，终于有人奋起反击了。

[1]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位于捷克境内，纳粹当局将其宣传为“模范犹太人保留区”。前期一些享有特权的知名犹太人在此处居住，后成为奥斯威辛等集中营的中转站。1944年，为了迎接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纳粹宣传部门特意举行“美化运动”，拍摄了记录片《元首赐予犹太人一座城》，掩盖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真相。——编注

[2]Die Weiße Rose，二战期间德国出现的一个地下反纳粹组织，散播反纳粹文学作品。成员主要为女学生苏菲·朔尔和其兄汉斯·朔尔，两人后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处以死刑。

[3]Ernst Thalmann（1886-1944），德国共产党领袖，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囚禁多年后被杀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4]纳粹见面的招呼语。

[5]Hitler’s children，此处作者应是借用了1977年描写德国极左赤军派的一部书名：《希特勒的孩子：恐怖主义团伙巴德尔-迈因霍夫的故事》（Hitler’s Children: The Story of the Baader-Meinhof Terrorist Gang）。——编注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维滕贝格市的玛丽安教堂曾是马丁·路德布道的地方。站在教堂的东南角，可以辨认出教堂墙壁上突出的一尊有趣的雕塑，外形酷似滴水兽，距离地面大概三十英尺。雕的是一头母猪，正在给三只猪崽喂奶。一个戴着尖顶帽子的小人儿抬起它的一条后腿，帽子表明他是15世纪的犹太人。在犹太人和猪崽上方——有人告诉我，母猪代表“撒旦的犹太教堂”——用希伯来语写着上帝的大名。这个装饰物叫犹太猪（Judensau），作为犹太人屈辱的见证，过去被广泛用来装点德国教堂，有一些迄今还在，不过导游多半不会提及。

这座破败的东德城市，正式名字叫路德城维滕贝格（Lutherstadt Wittenberg），如果不是因为教堂的公告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也不会留意到“犹太猪”的雕塑。公告是1988年教堂修缮后张贴起来的。修缮工作始于1983年，在此期间，路德派的年轻教友决定，得做点什么，不能让“犹太猪”就这么杵在那儿，无人关注。于是，教友集资后托人刻了一块碑，提醒世人这一雕塑的重要意义。这是块警示碑（Mahnmal）。然而，由于当时仍然处于民主德国时期，官方并不承认存在反犹主义，纪念碑揭幕仪式并没有市政府官员露面。

警示碑就竖立在“犹太猪”雕塑正下方的过道上，以铜铸成。四块方板拼接在一起，活像形状奇怪的窨井，四处摸索的铜手指从下方微微将其托起。碑的一侧写有诗文：“十字架下，犹太人在基督徒面前无力念出上帝的大名，它如此神圣，却被用来施暴，六百万犹太人就这样命丧黄泉。”铜手指象征的，是反犹主义的受害者正从万人坑中站起来。除此之外，它还蕴含更抽象的寓意，也许与警示碑更为搭调：可耻的回忆不会磨灭，如同反复发作的梦魇，它触动着我们的良知。维滕贝格的警示碑不过是德国境内成千上万座警示碑之一，但它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块不以特定事件、而以记忆本身为对象的碑。

二战爆发前，德国是没有警示碑的，有的是战争纪念堂，用以缅怀为国捐躯的军人。大理石质地的雕像好似基督像。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因为他们的牺牲得到强化。在一战纪念碑上，战争是一种神秘的体验，是祭奠勇气、牺牲和重生的地方，类似基督受难地。德意志帝国时期曾修建哥特式的大型纪念碑群，为的是从战败中挽回一丝颜面。二战后没有出现这样的事。德国人立碑，不是为了美化战争，而是警示后人；纪念碑（Denkmal）成了警示碑。

纪念碑多散落于西德各地，它们就像一串串连而成的念珠，印证着人们对记忆的忧虑，对遗忘近乎神经质的担忧，以及对将过去定格在石头中的痴迷。事情并非向来如此，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人们更倾向于遗忘。勾起人们回忆过去——不光是希特勒这段历史——的东西都被推翻、爆破和拆除了。苏联人和西方盟军利用昔日的集中营关押德国俘虏，这种情况维持了一阵子，但一等条件成熟，这些设施不是被夷为平地，就是被废弃。第三帝国仅存的一点外在遗迹不是无人关心，就是任凭其经受日晒雨淋，典型的譬如施佩尔设计的坚不可摧的纽伦堡体育场；而在东德，它们遭到冷落则多半出于政治原因。警示碑和纪念地大多诞生于1960年代，是战后一代人大力倡导的产物。不同于巴不得甩掉过去的父母，他们一心想要警示后人，铭记历史。

警示碑多种多样，形态各异。昔日集中营如今成了纪念地，集博物馆、旅游景点和纪念馆各种功能于一身。其中一些，譬如东德的拉文斯布鲁克，基本上完好无损；而另一些，比如西德的贝尔根-贝尔森，则只剩遗迹。

柏林郊外的万湖（Wannsee）边有栋别墅，1942年1月20日，用完早餐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在这里同幕僚边啜饮干邑，边商量“最终解决方案”的具体布置。事隔五十年后，万湖别墅改作纪念地，对外开放。当天下午，有关方面安排了一场题为大屠杀和记忆的会议，完后还有香槟酒会，以示庆祝。

万湖会议纪念地的博物馆里没什么新鲜展品。墙上所挂照片较少涉及策划“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官僚，倒是多和受害者有关。为他们拍照的施虐者十分仔细，一点一滴都没漏过，再一次定格了受害者身陷苦海的形象：华沙的犹太隔离区里，男孩高举双臂；人们被关在密不透风的载货车厢里，透过车门上的缝隙窥视车外，眼神充满恐惧；火车匝道口的“死亡遴选”；被迫骑在各自背上、供人取乐的拉比，等等。我翻了翻参观者的留言簿，阅读着抒发民族耻辱的自白：“不得不自称德国人，这可真叫人难为情、伤感和无地自容啊。”“德国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居然会出这种事？”“参观过这里后，我对身为德国人感到羞耻。”

西柏林市中心有座警示碑，正对着一些门庭若市的百货商店。每天，都会有好几万人途经这里，手里拎着装得满满的购物袋，他们见过这座碑，却从未留意过它。这是块指示牌，罗列了西德几座大型集中营，告诫我们勿忘历史。类似的标志遍布这座城市。

生于1940年的艺术家约亨·格尔茨（Jochen Gerz）出了个点子：立一块看不见的警示碑。他对常规的纪念馆和纪念碑持批评态度，因为它们将历史凝固在铜像中，是对过去的美化，意义深远的个人缅怀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集体仪式。他认为，这不啻为另一种形式的掩盖过去。对历史的重现会替代记忆本身，尤其是在亲历者与世长辞后；这么做只会阻碍个体的反思。问题在于：那你如何将记忆具体化？格尔茨的回答是：办不到。

既然不行，他转而以德国犹太公墓的名字为线索，追寻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痕迹。格尔茨和他的学生参照犹太人扫墓时在坟前留几块石头的风俗，挖开了萨尔布吕肯市（Saarbrücken）一座城堡外马路上的铺路石。城堡过去是盖世太保的监狱。格尔茨在每块石头上都刻了一座犹太公墓的名字，以及其被发现的日期。完后，他再将石头放回原处，确保有字的一面朝下。格尔茨的团队共撬开了1926[1]块铺路石，依照此法刻上字后再放回，并用记号标出“看不见的警示碑”所在的位置。

在一篇名为《过去永不能正常化》的文章里，于尔根·哈贝马斯一如既往地批评了德国保守派。他们一心想把不久前的历史说得不那么突兀，而是比实际情况正常，且符合历史主流，从而抛却这一包袱。他引用了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的一段话，描述的正是这一态度：“人们说起民族历史，就如同说起放射性废料无处堆放的核电站一样。”(103)读到这儿，我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话，他把历史形容为一堆堆积如山的残骸。然而，尽管一些（也许是很多，甚至是大多数）德国人希望放射性废料能得到掩埋，但也有人竭尽所能地试图找回每块石头、每堆炉渣，然后保存在纪念碑和博物馆里。

比方说，柏林的原盖世太保总部旧址除了石头外，就什么也没剩下。希姆莱给自己手下人挑选的办公地址，都是柏林最好的地段。盖世太保的办公地点设在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原工业艺术和工艺学校内，海德里希掌管的保安处则在威廉大街上的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宫殿里办公。这是座漂亮的巴洛克式宫殿，由弗里德里希·申克尔[2]在19世纪初翻新。两栋建筑合在一起，构成了集中营和秘密警察网络的中枢神经。大规模的屠杀便是在此一步步付诸谋划。盖世太保还在艺术学校的地窖里建造了刑讯室。

同柏林各处一样，两栋楼都毁于空袭。倒不是说毁坏得无法修复，可是，正如诸多历史遗迹的命运，宫殿在1949年被拆除。1953至1964年期间，原先的艺术学校也被实施定向爆破。连一尊纪念这个地方的警示碑都没有。除了堆积成山、从未被妥善清理的残砖碎瓦外，这里什么也没剩下。

1983年，决定有所作为的柏林市政府举办了场竞赛，看能否征集人们对这一历史遗迹恰当的艺术改造创想。倒是涌现了一些创意，但都无果而终。六年后，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委托后者调研兴建博物馆、档案中心或警示碑的可行性。在官方层面，这次依然没什么下文，但与此同时，一个名为“柏林法西斯和抵抗运动活动博物馆”的团体，在被认为是盖世太保刑讯室的遗址上搭起了一座简易博物馆。实际上，所谓“遗址”不过是洗手间的颓墙残垣罢了。尽管如此，耸人听闻的坊间流言还是传了出来。马路对面一座宾馆曾是党卫队中级军官的招待所，后被拆除。有个当地人压低嗓音，像说悄悄话似的告诉我，宾馆的一些家具都是从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搬来的。

数年前，人们确实挖出过刑讯室的地基，但州考古部门将之封存了起来。这个机构同负责历史建筑的主管单位杠上了。后者想将整个遗址变成“党卫队的庞贝”[3]——这里借鉴的是1968年来一直担任柏林首席考古学家的阿尔弗雷德·肯德尔（Alfred Kernd’l）的原话。肯德尔计划在刑讯室周围造个纪念馆，再种些不起眼的苗木，借此标注出刑讯室的边界。

到了1992年年中，依旧全无动静。名为“恐怖地形图”（Topograpie des Terrors）的临时博物馆依然屹立在那儿。肯德尔担心刑讯室地基是否保存完好，而博物馆外，孩子们已把山地车骑上了瓦砾堆。人们对旧址利用继续建言献策。某政客建议，也许可以取一段柏林墙摆在废墟后方，再附上一段恰当的文字介绍，比如“两个独裁政体的灭亡”。最后，待到年底时，分管文化事务的参议院作出决定。不仅“恐怖地形图”要扩容，还要再造一个“国际中心”，可供召开探讨纳粹历史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和大型会议。

与此同时，爆发了另一场考古风波。1990年6月，柏林人即将在原希特勒总理府遗址上迎来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借一场摇滚音乐会庆祝柏林墙的倒塌。此处距勃兰登堡门不远，过去是一片荒地，宛如一条尘土飞扬、地雷密布的护城河，横亘在柏林墙以东。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曾被击毙于此，四周野兔窜来窜去。就在柏林墙倒塌前不久，这里建起了灰色的住宅楼。演唱会前夕，工人翻挖瓦砾堆，搜寻未爆炸的地雷，希特勒的地堡就此重见天日——这是建于战争末期、用来藏匿希特勒及其侍从的混凝土迷宫。曾宣称“地下一切都是我的地盘”的阿尔弗雷德·肯德尔跳上自行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地堡内部自1945年来一直保持原状。火焰喷射器留下的奇怪斑痕说明苏联红军来过这儿，但不知为何，他们居然忘了将其炸毁。

地堡里有供党卫队卫兵就寝的床铺，木桌上摆放的空瓶、刀叉和瓷碗上积了几十年的灰。某位业余画家曾在墙上作画，画的是高大的党卫队军人，身穿紧身长裤，脚蹬锃亮黑皮靴，守护着正在德国橡树下玩耍的金发碧眼的德国孩子，以及和金发碧眼的士兵手挽手、坐在格子桌布边呷着啤酒，金发碧眼、胸部丰满的德国姑娘。平克·弗洛伊德乐队演唱会的策划人有着摇滚乐演出经纪人惯有的品味，他想办法抢在肯德尔锁门前站在壁画前，让人给留了张影。演唱会如期举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唱啊唱：自己坐在地堡里，身前是一堵墙，等待蠕虫的到来……这之后，关于地堡的争论就拉开了序幕。

保守派对于又发现一处不受欢迎的历史遗迹感到很难堪，想要毁了它。部分自由派和犹太社团成员则忧心忡忡，担心这会成为新纳粹的圣地，因此也欲除之而后快。但肯德尔坚称，作为重要历史文物，其理应得到保留。

肯德尔在夏洛腾堡宫有个办公室。一走进这栋建筑，就能看到奈费尔提蒂（Nefertiti）[4]佩戴过的珠宝。肯德尔为人心直口快，柏林口音很重，这在西柏林并不常见。“典型的德国人”这个词一直挂在他嘴边，而且每每说起，都带着鄙夷之情。想要埋葬过去的是“典型的德国人”。他说，日本人把历史扔在一边，其实德国人也一样。赫斯[5]死后才一个月，施潘道监狱就成什么样了？“砰的一声，炸成碎片，我们又一小段历史就这么没了。典型的德国人！”

我问他，保存地堡的几率有多大。他表示，希望不大。“他们只想在博物馆里展示历史。”但他为何会觉得地堡值得保存呢？我追问道。“悲哀啊，”他说，“这一切所在的位置，过去是皇室名媛的宫殿和俾斯麦的故居，也是浪漫派诗人笔下的天堂。可惜如今剩下的就只有这党卫队军人的地堡了。怎么也要把它保留下来。你瞧，可以打上德国人身份烙印的东西如此之少，为什么还要把我们仅有的这些给毁了呢？”

又是那一套身份认同：我回想起所有去过的德国城镇，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乡土博物馆（Heimatmuseum），每座城镇都拼命守护着代表本邦风土人情的文物和当地历史，似乎是在抵御变革带来的破坏。拿破仑建造博物馆是为了彰显王权，炫耀战功。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诸多伟大的博物馆为社会进步和帝国疆域歌功颂德。而德国的乡土博物馆则展现了本邦人的形象，或者说昔日的形象，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和过去的模样。但有一点，是许多欧洲历史博物馆——起码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共有的：它们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展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习俗、品味，甚至于社会治理方式，皆为历史发展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目的可能被政治化，为一场革命、一个国家和一种特定政府的形式授予合法性。当政府的意识形态基于对历史铁律的信仰，这种情况实属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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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郊外有座青山，歌德和朋友艾克曼过去常常坐在山顶上，背靠橡树，一边欣赏图林根乡村绿意盎然、天鹅绒般细腻的风光，一边探讨文学和人生。艾克曼记下大师的话：“坐在这里，心情舒畅，自由自在。”

1937年，当森林被砍光、腾出地方以建造集中营时，纳粹当局颁布了一道特别法令，歌德背靠过的橡树因此得到保护。得益于《自然保护法案》，橡树周围筑起了篱笆，这才撑到了战争末期。那一年美军空袭，树的一角着了火，纳粹决定将其砍掉。集中营一个囚徒在医疗室里给死者做过遗容模具，他取了些橡木，雕了张人脸。至今，我们仍能在布痕瓦尔德国家警示和纪念地（Nationale Mahn und Gedenkstatte Buchenwald）看到这件作品。

1991年冬，我再次探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导游为我指出歌德之树的具体位置。他身材瘦长，举手投足之间的迎合反衬出内心的紧张。“朝这儿看，您能体会到典型德国人的精神面貌，”（导游也是德国人）说完他大手一挥，指向原集中营所在地。“歌德的橡树代表文化和浪漫情怀，焚尸炉代表野蛮残暴，动物园则代表多愁善感。”

我之前没听说过这里还有动物园。它就在铁丝网外面，靠近正门的位置，建造初衷是为了给党卫队看守找乐子（不消说，动物的待遇比集中营囚犯要好多了）。另外，导游所勾勒的德国人“精神面貌”实在没什么新意。

但对这番陈腔滥调，世人近来才有所耳闻，因为布痕瓦尔德过去是“红色的奥林匹斯山”（Red Olympus），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神圣的圣地。许多重要的共产党人曾被关押在此；而战前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就是在这儿就义的。据说，1945年4月，囚犯中的共产党人在最后时刻领导了一场起义，这件事被收录进共产党人的英勇事迹中，成了一段历史佳话。现如今，五十年前发生在布痕瓦尔德的事被归咎于德国人的民族性。这显示出，过去两年里，东德经历了何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年前，我首度造访布痕瓦尔德。当时，一切还很正常——也就是说，很传统。同多数西德参观者一样，我被矗立在万人坑遗址上、雄伟壮观的纪念碑震慑到了，甚至还有点心怀畏惧。民族路（Street of Nations）沿途共有十八座巨型石头高塔，上面立着巨大的圣杯，象征有国民不幸落入纳粹魔爪的国家。据导游手册称，一座高达四十五米的钟楼其钟声可“响彻大地”。钟楼内部，一块铜板下盖着从若干集中营里带回的泥土。钟楼外屹立着几组囚犯的巨型雕像，只见他们打碎了身上的镣铐，高举起石质拳头。钟楼檐壁画上的英雄人物正在惩罚拷打他们的人，或者借1945年4月布痕瓦尔德解放后诞生的《布痕瓦尔德宣言》来说，正在“连根铲除纳粹恶势力”。

我参观了斯大林主义英雄恩斯特·台尔曼遇害的牢房。一块铭牌上写着：“德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死于法西斯分子的毒手。”牢里还有一盏长明灯，以及兄弟党派和工会组织敬献的花圈。

然而，布痕瓦尔德的神化同遍及苏维埃帝国的类似传说一样，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共有六万五千名男男女女和儿童死在了这个集中营里，犹太人占了很大一部分。但这点几乎鲜有提及。与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不同，布痕瓦尔德并不是专为灭绝犹太人而设的死亡营。这里的囚犯不是活活累死，就是死于疾病、饥饿、酷刑或处决。所有囚犯都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不过据大部分记载来看，犹太人是最惨的。可是，我只发现了一块很小的铭牌，纪念那一万名在1938年“水晶之夜”期间被捕、后来在拘留营的恶劣环境下吃尽苦头的德国犹太人。至于从奥斯维辛运来的上万名犹太人[6]——当闷罐车到达时，许多人已经死亡，成堆的干瘪尸体只能从车里抠出来——则只字未提。

在共产主义信条中，根本不存在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二战是一场阶级战争，是法西斯分子和财阀发动的针对人民的战争。犹太人同吉卜赛人一样，和法西斯主义的其他受害者并无本质性差别。我那本1988年版的导游手册是这么说的：“粉碎马克思主义、为一战战败复仇、无情镇压所有反抗者，这些从一开始就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公开目标。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垄断资本集团，其一掷千金，就是为了给纳粹运动鼓与呼。”

不过，布痕瓦尔德博物馆倒是展示了一堆女人的头发、童鞋和一颗被子弹打穿的人类心脏，这些都是“奥斯维辛纪念地”慷慨捐赠的。导游手册里有两张描绘比克瑙火车站匝道旁“死亡遴选”的照片，但是照片上方唯一的文字说明却是恩斯特·台尔曼的一句话：“资产阶级说要将共产党和整支工人阶级先锋队一网打尽时，是动真格的。”

和所有集中营遗址一样，布痕瓦尔德吸引的多半是游客（党卫队的一间营房被改造成了宾馆）、幸存者和以他人苦难为乐的好事者。集中营臭名昭著的铁门上刻有“各得其所”（Jedem das Seine）这句口号。就在铁门外的停车场上，一个美国退伍老兵找我搭讪。他告诉我，自己每年至少来参观一次，过去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在巴顿将军的率领下，于1945年4月11日解放了布痕瓦尔德。“当时焚尸炉还是热的，”他慢吞吞地说，“炉子还是热的。”

这种说法与民主德国的正统观念格格不入。关于布痕瓦尔德的神话认为，是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带领囚犯组织武装暴动，才解放了大家。诚然，集中营里确实有一支抵抗组织，成员缴获过若干武器。但这些武器是否使用过，则有待商榷。如今生活在西方国家、目睹此事的个别幸存者表示，解放集中营的是美军，而且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巴顿指挥的坦克包围集中营时，党卫队看守不是逃之夭夭，就是束手就缚。

但这个故事很重要，因为它构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国神话，每个东德学生都必须阅读布鲁诺·阿皮茨（Bruno Apitz）的小说《裸露在狼群中》。而阿皮茨正是那个用“歌德之树”橡木雕刻面具的人。这是本蹩脚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书中，共产党抵抗委员会的成员在策划最终暴动时，不惜以身犯险，救下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小说围绕一个问题展开：是集体利益重要，还是个人利益重要？值得为一个小毛孩危及大伙儿的命运么？这个问题让人痛苦，但却从未真正得到解决。最后，孩子和大伙儿都获救了。在结尾的高潮部分，英雄穿过集中营正门，“顺着势不可挡、潮水般的人流，踩在解放浪潮的浪尖上，徐徐前进”。

于是，借《布痕瓦尔德宣言》的话来讲（解放当天于集中营校场上宣誓生效），一场为争取“和平自由新世界”的奋斗拉开了序幕。这个世界的本质很快变得清晰起来。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理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在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八万名集会者发表讲话。他宣布，《宣言》在社会主义德国已经成为现实。为了歌颂这一成就，数以万计的学生、工人、社会主义青年、军人、农民和外国同志每年都要前往“红色奥林匹斯山”，敬献花圈，聆听演讲，参加火炬游行，并展现他们坚持迈向共产主义千禧年的决心。

到了1991年我再度踏入布痕瓦尔德时，事情开始出现变化。当然，气势恢宏的纪念碑依然矗立在那儿。影院里仍旧播放着纪录片，银幕上，奥托·格罗提渥、瓦尔特·乌布利希[7]和台尔曼的遗孀沿着民族路迈步前行。但在博物馆里，有人塞给我一份新的宣传册。册子以一种相当微妙的口吻，宣布于1990年春通过决定，“只要技术上可行，应有所改变，纠正某些一边倒的表述。”

这番话很难概括在重写民主德国立国神话一事上存在的争议。在某个历史遗址、某个承载着沉甸甸象征意义的“警示和纪念地”上重写传说并非易事。旧的神话是应该受到质疑，但不是说要用新的来替代。布痕瓦尔德这片圣地出了状况，是因为一两具骸骨从其橱柜里掉了出来。[8]

1983年，建筑工人在这座纳粹集中营外围的森林中挖出了一堆人体骸骨，都被埋在一个乱葬岗里。东德政府当即勒令把这个万人坑填埋好，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但1989年后，人们发现了更多骸骨，四十年来提都不能提的事如今可以公开讨论了：布痕瓦尔德，以及东德的其余集中营，比如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和拉文斯布鲁克，一直运转至1950年前。苏军一抵达魏玛，布痕瓦尔德立即重新投入使用，这次是用来惩罚昔日纳粹、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包括拒绝让共产党接管的社民党人。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人像纳粹的残暴政权那样强制囚犯进行劳役。然而，三万名被关押在苏联人看管的布痕瓦尔德的囚犯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后来都一命呜呼，大多死于饥饿和疾病。

我在西柏林邂逅了幸存者之一的罗伯特·采勒（Robert Zeiler）。几年来，他不断对人讲起他的故事——听众有学生、记者、幸存者协会——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史诗般的传说。采勒的父亲是管弦乐队指挥，是“雅利安人”，母亲是则犹太人。采勒年满十一岁时正值首部种族法出台；不久后，父母就离婚了。作为混血（Mischling）的采勒还能靠住在母亲家来保护她几年。他的姐姐则没那么幸运，被送往拉文斯布鲁克，原因是窝藏她的犹太未婚夫。

到了1943年，纳粹下决心不放过任何一个犹太人，采勒的母亲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没过多久，二十岁的采勒也被捕了，原因是窝藏犹太人——即窝藏自己的母亲。他被送往布痕瓦尔德。没过多久，他的体重只剩下九十磅（约四十公斤——编注）。看着今天穿着运动衫、身材圆滚滚的他，实在难以想象其当时的模样。

从集中营里重获自由后，采勒驾着美军的吉普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寻找母亲。她活了下来，两人一起开车返回柏林，中途在波茨坦过夜。趁母亲还在睡觉的间隙，采勒开着吉普车驶往柏林，想去看看自家的老房子还在不在。但半路上，他被苏联秘密警察拦住，并被指控为美军间谍。他辩称自己是被纳粹迫害的犹太受害者，但苏联人说他是骗子，因为犹太人都死光了。之后的几个月里，他被人从一所集中营送往另一所集中营。最后，采勒发现自己阴差阳错地回到了布痕瓦尔德，而他还要在那儿待个三年。据他回忆，原纳粹集中营里负责共产党囚区的那些年轻狱头更为狠毒，苏军看守还不算太坏，他们多数是思乡的年轻人，喜欢哼伤感的小调。采勒表示，苏联集中营里最难熬的，就是无聊。

我问采勒，他最终回到家，跟别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听者都作何感想。他端详着桌上的茶巾，上面绣有广岛和平纪念馆的照片。他说，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听过，有德国人，也有占领当局官员。说完便陷入沉默。我打量了下房间，里面摆满了小物件，和他父亲留下的与音乐有关的纪念品。我又重复了遍问题，他回答说当时根本没人感兴趣，所有人脑子里想的还是纳粹。一些西德人已经开始抱怨盟军对待德国战俘的态度——比如说在达豪集中营。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集中营这一话题根本就不存在。

我再度探访布痕瓦尔德时，伊姆加德·赛德尔博士（Dr.Irmgard Seidel）依旧是纪念馆副馆长。她的办公室过去是党卫队的某间营房——这是栋大体量的建筑，长长的走廊由集中营囚犯所建，里面飘着一股蜡和洗衣粉的味道。赛德尔博士办公室房门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图，画面中的党卫队士兵手执皮鞭，身前是一名遭受酷刑的受害者，双手反绑后被吊在杆子下。配图文字如下：“上帝啊，原谅他吧，他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有苏联集中营这回事，”当被问起此事时，赛德尔博士如是答道。“1989年12月，我头一回听说这事。您知道，1945至1950年间发生的事是个禁忌话题，根本没法展开讨论。”

赛德尔博士的语气倒不是说很失礼，但看得出来她没好气，且有几份愠怒。她过去是党员，如今却生活在一个由保守派政府统一的崭新德国，形势彻底扭转：魏玛市内一个由好事居民组成的委员会正吵着要开除她。赛德尔博士的上司已经被炒鱿鱼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西德历史学家。但当后者同西德共产党的关系被公之于众后，他旋即也被撤换。

赛德尔博士急切地想给我看能自证清白的材料，她特别想让我知道，自己已摆脱共产党宣传的控制。对于社会主义德国如何无视屠犹一事，她心知肚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接受部分保守主义反对派的看法。在他们口中，苏联人比纳粹还要坏。为了证明自己也有人支持，她拿出一封纽约大屠杀幸存者社团出具的信件。信的内容是抗议任何将苏联秘密警察（NKVD[9]）的受害者同纳粹受害者混为一谈的企图。信里还提到了德国政治犯的英勇气概，“他们的牺牲为德国的道德涅槃奠定了基础……”

“没错，”赛德尔博士说道，“我们忽视了犹太受害者，但我们打算做出改变。我们的犹太朋友清楚这点，充分支持我。”或许他们的确支持她，或许赛德尔博士有理由感到被人冤枉了，但我不太相信她的辩解。她肯定对集中营的战后历史有所知晓。1988年，魏玛市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并在集中营博物馆书店里免费发放。册子里提到，有了苏联官方的热心配合，布痕瓦尔德才得以被改造为纪念地。这在1950年就已实现，那时，“关押纳粹公职人员的集中营在四个星期内就人去楼空了”。

然而，既然现在真相——或至少是部分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那么又该如何呢？德国保守派急于指出苏联和纳粹罪行之间的相似之处。一位投书《法兰克福汇报》的作者写道，是时候重新擦去覆盖在极权主义理论上的尘埃了。这一理论认为，左翼和右翼暴政“也许不完全一样，但应得到一视同仁的看待。还有什么地方比布痕瓦尔德更能证明这套理论的价值呢”。魏玛市的基督教民主同盟希望将集中营改造为“所有专政受害者的纪念地”——似乎第三帝国只是另一个独裁政体而已。

自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覆灭后，某种思想变得大行其道，在右翼圈子中颇有市场。布痕瓦尔德就成了这一思想十分受用的焦点：这种思想认为，共产主义德国是第三帝国的某种延续。还有人认为，从某种方面来看，民主德国比纳粹德国还要坏：前者维持了四十多年，而希特勒在位时间不过才十二年。这种论点很有蛊惑力，因为它使第三帝国的罪行显得更常见，也不那么骇人了。但同时，它也轻易掉进了掀起1986年历史学家大辩论的那种结论：纳粹主义只是针对苏联暴政的一种防御性姿态。这套理论的始作俑者、保守派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认为，希特勒是在试图保卫欧洲免受斯大林的“亚细亚野蛮之风”的侵袭。历史学家辩论肇始的时间，距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邀请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并与之手牵手肃立在比特堡（Bitburg）军人公墓只过去了一年。去比特堡之前几小时，两人还一同参观了贝尔根-贝尔森纪念堂。科尔觉得，在寻求和解的伟大时刻，再去区分坟墓是党卫队军人的还是其他战争受害者的，会显得十分狭隘，甚至完全不得要领。是时候将这一区分抛之脑后了。借恩斯特·诺尔特的话说，是时候让往事远去了。

受害者与受害者是不同的，此坟也非彼坟。自1988年以来，一场围绕这类区分的风波在柏林不断酝酿。负责文化事务的市议员同意在希特勒总理府的旧址上建造一座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这么做的初衷是想用一座丰碑来缅怀遇难的欧洲犹太人。但吉卜赛事务中央委员会表示抗议，要求纪念碑铭记所有种族迫害的受害者[10]。规划方表示反对，说这会让整件事丧失意义。争论愈演愈烈，甚至变得荒诞不经。甚至出现这样的观点，问是否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遭迫害，就比八分之一的吉卜赛人遭迫害情节更恶劣？很快，争论双方的口气都变得像纳粹的种族理论家一样迂腐。

究其根本，历史就是一门关于区分的学问。这也就是为何在1990年，德国政府任命了一个由杰出史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处置因布痕瓦尔德而起的历史论争。纳粹和苏联的受害者是不是应该一同缅怀？如果答案是不的话，又该如何将二者分开？民主德国的纪念碑应当拆除么？那博物馆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一连串。这项差事很棘手，因为委员会多数成员来自西德。而“东佬”又向来反感“西佬”对他们国家的历史误区指手画脚。一旦过于突出苏联的罪行，原共产党人就会拍案而起，相反，也有人觉得委员会在“反苏倒苏”一事上还不够彻底。艾伯哈德·雅克尔博士（Dr. Eberhard Jäckel）是委员会的西德史学家之一，他告诉我，“我们同原民主德国人的关系相当尴尬，因为他们把我们也看成是1945年战胜的同盟国。”到头来，委员会只提议作出一些局部改变。关押过恩斯特·台尔曼的监狱换了块牌匾，上面的文字较过去更加言简意赅：“德共主席曾被囚禁并杀害于此。”另外，根据规划，在已有一座纳粹历史博物馆的基础上，布痕瓦尔德旧址上还将建造另一座博物馆，用以展示苏联管辖的那段岁月，不过规模较小。

然而，一座历史博物馆能否同纪念堂或警示碑合二为一，且不歪曲其目的，这个问题依旧有待解答。纪念堂是宗教化或半宗教化的丰碑，在这里，缅怀过去是一种集体仪式。人们在纪念碑前祈祷，点燃火把，敬献花圈。反之，博物馆是世俗机构，在自由社会中，它的职责是谋求学术独立。在专制国家，所有一切——政治、学术、追忆——都被简化为公共仪式，不存在什么内部张力；但在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张力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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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二战已过去四十七年，但直到1992年，日本仍然只有一座战争博物馆，而且古怪得很。当然，广岛也有和平博物馆，但仅仅关乎广岛本身。此外，九州南部的原空军基地遗址上也有一座小型博物馆，陈列着神风突击队某中队的纪念物。但只有东京的靖国神社博物馆，涵盖了整场战争的历史。

神社本身就充满争议。这座神道教寺庙供奉着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所有为天皇捐躯的日本人的灵位。博物馆发放的介绍册写道，这些爱国者是为“国家”献身的，但天皇即国家这个等式从未得到过认真思考。这点很符合神社的基调；事实上，这恰恰是它存在的理由。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亡魂多达数百万，其中包括东京审判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并判处绞刑的军政大员。一些保守派政客历年参拜神社，祭奠战殁者，他们声称，靖国神社同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或伦敦的阵亡将士纪念塔没什么分别。但是它们确有不同。

1860年代，以天皇为名义上政治首脑的新政府推翻了德川幕府，是谓“维新”，这一过程伴随着流血。出于祭奠那些效忠皇权、对抗幕府的亡魂的目的，明治天皇建造了靖国神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靖国神社是一片献给革命者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献给波拿巴主义者（Bonapartist）的圣地。发动维新的是武士阶层，直到1945年前，只对天皇负责的武装力量往往处于日本社会秩序的核心。走近神社的巨型鸟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军事战略家、日本帝国陆军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铜像。他于1869年被政治对手暗杀身亡，同年，靖国神社落成并开放。

尽管有史料记载以来，每一届日本政府都会确保自己获得当朝天皇的恩泽，不管后者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但军国主义化的天皇崇拜（有时亦称国家神道）是脱胎于明治时期的产物，不过分地说，是一种日本版的现代民族主义。这一个人崇拜的头号圣地就是靖国神社。打仗是“为了天皇”，执行命令是“为了天皇”，为“天皇捐躯”后魂归神社，供人膜拜。

战后，为了实现政教分离，美国占领当局坚持要日本人摈弃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神道教寺庙自此成为私人场所。多数日本人欣慰于摆脱了军事压迫，对此表示欢迎。但到了1951年，原来的军官组建了右翼团体，要求释放所有战犯，并为靖国神社正名。这在后来一直是右翼的一大目标。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至今仍在发表言辞愤慨、哀叹丧失“民族身份”的书籍，诸多压力集团渴望能恢复部分战前价值观。在一篇关于靖国的文章里，批评家江藤淳写道，日本人不同于其他民族，“向死而生”。(104)因此，他总结道，在靖国慰灵对日本民族的繁衍生息极其重要。

日本战殁者家属协会有一百多万会员，其中多数人都会把票投给保守派自民党，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压力集团。那些希望修宪、恢复天皇神圣地位以及战争主权的右翼政客，自然而然地坚称靖国是个官方祭拜场所。因此，右翼的聒噪和个人信仰结合起来，促使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客每年都参拜神社。

为了将争议降到最低限度，他们以“个人名义”参拜，即使如此他们的集体参拜也成了公共事件，还上了晚间新闻。到了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开创先河，以官方身份参拜神社，并在访客留言簿上署了自己的大名。他向神社的献祭是从一棵圣树上掰下的名贵树枝，所产生的费用也是由公共财政埋单。基督徒、左派人士、反战主义者和中韩两国政府均表示抗议。日本一佛教团体的成员还起诉首相，指责他“花纳税人的钱，却在对我们造成精神伤害”。可是，中曾根坚称参拜是为和平祈福。靖国神社的官方宣传册也是这么说的——这座庙宇的存在是为了追求和平。“靖国”的词意便是“为国家带来和平”。

这是种奇特的和平观。神社前栽着樱花树，树上挂着写有帝国陆军各师团番号以及著名战舰名称的白色标签。神社后方有尊石碑，形似地球仪，是为纪念宪兵队而立。宪兵队相当于日本的党卫队。附近一堵绵延的混凝土墙面上凿开了几个洞，里面摆放着颜色各异的石块，分别来自莱特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关岛、威克岛等昔日的战场。此外，还有一尊“母亲之像”：由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看着像拥有一道深喉，湍急的水流从中贯穿而过。从碑上所刻铭文可以得知，这要表达的是“因口渴而奄奄一息的军人，他们脑海中浮现出的母亲形象”。

一条石子路通向神社主殿，沿途停着几辆蓝色和卡其色的卡车，车身扎满民族主义标语，车载喇叭震天响地播放战时军队进行曲。卡车隶属于一些极右翼团体，他们希望在裕仁天皇离世前恢复战前秩序，也就是他们口中的“昭和维新”（昭和是裕仁的年号）。剃着光头的制服青年齐声高喊，整齐划一地朝皇宫方向鞠躬。

“游就馆”前方陈列着老式机枪、一辆二战时期的坦克、一门榴弹炮、一枚鱼雷和第一节行驶在泰缅铁路上的火车头。这些东西都得到了精心维护。此地在“游就馆”手册中被唤作“圣地”，而这些公开展示的武器曾为“神社内的英灵倍加爱惜地使用”，是“游就馆”馆藏的“神圣遗物”。

踏进一号厅，率先映入参观者眼帘的是一幅巨型油画，镶着厚重的镀金边框。这幅画所描绘的是裕仁天皇1930年代参拜靖国神社。他身穿戎装，两侧是一袭白袍、颔首鞠躬的神道教僧侣。除了画以外，展品还包括一口由神社附属僧侣锻造的神圣的靖国刀，以及参加过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军人遗物。

另一些展品比如“人体鱼雷”——形似香肠的一根钢管，可以容纳一个人。此人的使命是操纵着载满炸药的爆炸装置，撞向敌人舰船，与之同归于尽。再看战旗，士兵在上面写下血书，时至今日，他们的名字已然褪色，只留下一些褐色斑痕。再比如一架仿制的“樱花”战斗机，神风队员曾驾着它发动自杀式袭击。军人写给母亲和妻子的家书被封存在玻璃柜中。一堆沾了污渍的战旗中间还夹带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破衬衫，它的主人是一位战死在菲律宾的军人。一旁还有张皱巴巴的照片，军人阵亡时随身携带着，照片上是他的母亲。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油画，清一色具有和“天皇参拜靖国图”一样的华丽风格——有的描绘了日军在长城边上和感恩戴德的蒙古人的亲善场面，有的描绘了人体鱼雷或樱花战机慷慨赴死的景象。一个形似迷你花园的巨大模型重现了当年毫无胜算的缅甸和菲律宾战役。“奉命玉碎”的微型塑料坦克从毛毡做的悬崖边“栽落”了下去。对于战后被苏军俘虏、并关押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日军遭遇，馆藏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最后一件展品是个玻璃柜，里面装着缅甸军人独裁者奈温将军（Gen. Ne Win）呈给日本的一面缅甸国旗和其他物件。奈温战前曾在日本受训。因此，文字说明写道，送这面旗的人“拜日本所赐，才赢得了民族解放”。印尼总统苏加诺则送了只塞了填充物的天堂鸟标本，以表感激。

每个展品间的文字说明介绍了当时的战争背景，是十足的战时宣传。1931年吞并满洲，是为了保护亚洲大陆免遭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染指的必要步骤。侵华战争不可避免，因为英美两国怂恿中国起义者进行抗日活动。而日美战争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日本战俘及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共产主义政权手中所受的煎熬，证明了日本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简言之，拿“游就馆”书店里一本历史书的话来讲，“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恰恰相反：这是一场为了将全世界从共产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圣战。”

我们很容易从上述发现中得出一条结论，即靖国神社的战争博物馆美化了军国主义。事实上，情况比这要更复杂。“游就馆”以准宗教化方式赞美的，不是好战心理或仇恨，而是自我牺牲。“游就馆”乃至整个神社的基调，在一块由“祭奠特别攻击队联合会”（“特别攻击队”即神风特攻队）所立的大型铜质牌匾上得到了归纳。这块匾于1985年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当天揭牌。所刻之字笔法潇洒遒劲，出自联合会总裁竹田宫恒德之手：“六千壮士死于自杀式袭击，他们的壮举前无古人，震慑敌心。整个国家都为他们的无比忠诚和无私奉献感激涕零。”

在主殿旁的一间小屋内，我跟一位年轻的僧侣攀谈起来，他的长袍白得晃眼，象征其所从事职业的纯洁性。他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父亲也是神道教僧侣。交换过名片，寒暄了几句后，我问他对太平洋战争有何看法。他说，首先，管二战叫太平洋战争大错特错，应该叫大东亚战争。同样，认为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战争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我们没得选择，打仗纯粹是因为这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还有，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解放亚洲。亚洲人民对此至今心存感激……”

他肯定注意到我有些不耐烦，因为他停了下来，问我究竟想了解什么。于是，我问“游就馆”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这一回，他的回答倒是既诚恳又可信。他说，“游就馆”不具备教育功能，只要战争幸存者仍然在世，它就不能算是正规博物馆，只是用来存放靖国英魂遗物的场所。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它肯定会成为一座像模像样的战争博物馆，他说道。

我追问，这该如何实现，如何遴选馆藏品，又如何进行介绍？会不会任命史学家来从事这项工作？

他需要思考片刻，不过没用太久。“问题在于，”他说，“一旦你把史学家扯进来，就会碰钉子，会产生歪曲。这里是神社，我们必须考虑英灵和家属的感受，得让他们高兴。正因如此，史学家加入的话只会捅娄子。比如他们所谓的侵略战争，其实是一场救亡图存之战，我们可不想让战殁者家属觉得我们供奉的是侵略者的牌位。”

如果暂且忽略神道教和基督教之间差异的话，那么有着“遗物”、“圣地”和向杀身成仁精神致敬的铜牌匾的靖国神社，和一战后修建的不少欧洲纪念堂的确没什么两样。总的说来，欧美的二战纪念馆（苏联的除外）已不再歌颂阵亡士兵的舍生取义。奥斯维辛之后，再歌颂牺牲、把战争浪漫化并拔高其精神高度，显得不合时宜。为国王和国家承受苦难的基督教骑士再也不会还魂了。但在日本，战争依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不是屠犹），而其象征意义依然能勾起人们的宗教热忱。诸如靖国神社这样的庙宇依然传承着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薪火，并继而传递出这样一种印象，即国家“复兴”是战殁军人用生命换来的。

九州南端的知览附近有座“特攻平和会馆”，馆外的木牌完美地印证了我的看法：“我们”——也就是日本人——“对他们以壮烈牺牲换来的新生感激涕零……我们对国家走向繁荣昌盛感激涕零，对日本今天的和平盛世感激涕零……我们相信，（神风特攻队）也期盼恢复和平与繁荣”。

也许他们的确祈求和平，但在我穿越一座小型观音殿——观音是慈悲女神——外的花园，走向“平和会馆”的时候，我着实弄不明白，他们到底为和平作出了哪门子贡献。神社没给出答案。在由退伍老兵协会捐赠、用来告慰亡灵的石灯群之间，停着一架银色的自杀式战机，神风特攻队员曾经驾驶过它。他们有个绰号，叫“樱花”——美丽缤纷但转瞬即逝。

神社和博物馆建在空军基地旧址上。在过去，神风队员就是从这里起飞，奔赴冲绳执行自杀式任务的。鹿儿岛是离这儿最近的城市，地处风景旖旎的海湾口，跟珍珠港十分相似，因此日本海军1941年选在这里进行军事操练。一踏进“平和会馆”，就有人递来一份册子，介绍说这座博物馆“之所以建立，是为了保存二战的真实历史档案，为真正的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大半个博物馆——这是栋丑陋的现代建筑，由政府拨款，建于1985年——都围绕着“樱花们”的遗物而建。其中包括“千人针”腰带，据传经由一千名女子之手缝制而成，飞行员佩戴后可获得力量。此外还有破旧的军装，以及飞机爆炸后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部分残骸。但是最最重要的遗物，还是飞行员留下的书信和日记，许多都写得感人肺腑，令人动容。

按照惯例，飞行员要写好遗书，留给亲人。遗书中流露的部分情感俗不可耐，这点可以预料：比如为天皇和他的神圣土地捐躯乃无上荣耀的爱国言辞，履行军人义务的自豪感云云。但这些都是常规套路，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上头要求，比方说向父母谢罪儿子忠孝不能两全，言辞之悲切，令人唏嘘。许多信件用词大抵相似，都是劝父母和兄弟姐妹莫要流泪，莫要悲伤，而是应举起一杯清酒，拿出和军人慷慨就义时一样的气概把酒言欢。

欢声笑语是重点。这不光在信里得到了强调，也体现在墙上挂着的青年遗照中，它属于当时媒体报道的一大特色。纵然面对无法逃遁的死亡，也要发出少年般的欢笑，这点和爱国情绪一样普遍，且备受赞美。“平和会馆”的某张写真里，一群乐呵呵的飞行员正准备起飞，其中一人不过是个小孩儿，他刚和自己的宠物狗诀别。配图文字如下：“在这些不久之后注定命丧黄泉的人欢笑的脸庞上，洋溢着一种别样的美。”

当然，这份故作淡定并非日本人独有，英军轰炸机飞行员也是笑口常开。年轻人对壮烈赴死的浪漫想法没有抵御力。但现如今看到这被当成一种美好的事物，在“平和会馆”里得到大力歌颂时，还是让人心里发毛。因为爱国口号和爽朗笑声无法掩盖生命被白白葬送的悲剧。相反，它们平添了一丝苍凉的凄楚，在欢声笑语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和难以抑制的歇斯底里。

一名十八岁的青年在寄给双亲的遗书结尾写道：“我真是个窝囊废，妈妈，竟然无法抛开一切，大声呼喊您的名字，尽管我很想这么做。妈妈！请原谅我，您一定觉得很孤独，但我现在要使出全力，大声呼喊您的名字：妈妈！妈妈！妈妈！”

这儿还有一封，是个叫阿茂（Shigeru）的少年写的，年龄不详：“是时候出发了。登上神圣战机的樱花正在怒放。我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开得一样绚烂。爸爸，妈妈，各位，请别为我担心。大家保重，我祝愿你们在世上都能活得幸福……”

这些信件和照片对参观者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男人沉默不语，不一会儿便抽身去看模型战机。上了年纪的女人则低声啜泣，用叠成小块的方巾擦拭眼泪。“太年轻了，”她们呜咽着，“太年轻了。”只比“樱花”年幼几岁的学生排队经过展品。有些人哈哈大笑，有些在闲聊，还有些默不做声。

令人悲伤的并不只是神风飞行员的过早凋零。但凡打仗，无论哪国的军人（乃至平民）都是如此。但他们的死让人最难过的地方，莫过于泛滥到让人反胃的煽情元素，而这居然被拿来为自我牺牲正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神风飞行员根本不相信那套樱花凋零和杀身成仁的爱国主义说辞，毕竟这在当时非常普遍。而这正好切中了问题的本质：他们被教育为自己的死欢欣鼓舞。正是这种对他们懵懂理想的利用，让劝之赴死的做法显得无比邪恶。但这点在“平和会馆”里至今完全没有提及。

至于虚假的理想和腻味的诗意，它们依然是此地氛围的构成要素。通往会馆的马路两旁栽着樱花树；人们大肆吹捧所谓的“欢笑脸庞之美”；导游指南称会馆为“泪之阁”；一幅骇人的4×3米的油画里，六个身裹白袍的天使将一位飞行员的遗体抬离正在燃烧的机体，托着他升向天堂；最最重要的是，拒不承认自杀式任务完全是白白葬送生命，仅仅起到了延缓战争结束的作用。几千人的死被赋予了一种子虚乌有的意义：年轻人为了和平与繁荣而死，他们的牺牲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

松本先生是负责管理会馆的当地公务员，他站在主楼里一架绿、白、红三色相间的自杀式飞机前，身旁簇拥着三百来个身穿海军蓝和黑色校服的学生，他们席地而坐，正听松本训话。松本的口气像极了过去放幻灯片的解说员的腔调，带着婉转悦耳的鼻音。他问孩子们从哪儿来。“喏，这是你们的前辈，”他边说边拿出一张和孩子们是同乡的飞行员照片。照片里的死者笑容可掬地看着镜头。松本举着照片，讲述他们的生平故事；关于牺牲、勇气、单纯无私的情感，以及美好理想。结束演讲时，松本说有人恐怕会批评他将战争理想化了，或者在鼓吹军国主义。但这种想法大谬不然，他表示。战争太坏了，坏透了，我们再也不能重蹈战争的覆辙。

然而，事后我在他办公室追问道，如果说故事的主人公都那么英勇，他们的理想又如此纯洁的话，为什么孩子们还会得出战争太坏了的结论呢？“这是因为，特攻队的飞行员是如此真诚地信奉和平。”

我知道多说无益，松本和会馆创始人既不是嗜血之徒，也不是为战争辩护的卫道士。然而，战争宣传向来立足于理想之上——牺牲、诚实和神圣事业。他们对于理想的信念太过坚定，难以撼动。

*****

要想精确洞察变化总是不甚容易，因为事物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多数悄无声息，无人留意。但就战争记忆而言，1990年代初在日本可谓是一段大变动的时期；或者起码看似如此。自1980年代末以来，退伍老兵开始公开谈及往事。1991年，原韩国慰安妇及部分幸存中国劳工赴日索赔。在大阪和京都，两座着重反映日本侵略历史的新博物馆对外开放。总而言之，似乎打开了几扇窗，放进来一缕清风。对此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一是1989年裕仁天皇撒手人寰，二是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于1985年在德国国会所做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任何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现在也一样盲目。不论是谁，只要他拒绝铭记过去的惨无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风险。”演讲稿被译成日文，读者甚众。许多日本人都跟我谈起过此文，说这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但日本的侵略史之所以重新得到了突出，还有一个更为政治化的原因。海湾战争引发了一场对日本武装力量今后扮演之角色的严肃讨论。一部新法案（《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获得通过，使得日本自1945年以来首次能够以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名义向海外派兵。这乍听起来好像很轰动，实则不然，因为自卫队只能携带轻武器，且不能参与任何战斗。但这一尺度对不少日本反战主义者而言已经够过分的了，他们将其视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又一迹象。呼吁在平和会馆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广岛活动家是这么想的，作家兼政治活动家小田实也是这么想。两座崭新的战争博物馆——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和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背后也折射出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二者均非日本政府拨款所建。大阪的博物馆由大阪县政府和市政府建立，而京都那家则隶属于立命馆大学。

两座新博物馆都是世俗机构，并无义务供奉任何人的灵位；这里既没有“遗物”，也不存在“圣地”，更不见对舍生取义的颂扬。话虽如此，反战主义并非没有自己的宗教氛围。一走进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大厅，就能看到漫画家手冢治虫所绘的两幅巨型壁画，内容是两只惊慌奔逃的鹤——一只飞离幽暗而残酷的过去，另一只正飞向光芒万丈的未来。用宣传册的话讲，艺术家倾尽全力，想要“歌颂生机勃勃的宇宙，歌颂让所有生灵都能活出精彩的上苍”。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位于一幢富丽堂皇的现代建筑三楼，中心最后一个展厅呈现了人类依然面临的危险：核威胁、生态危机和社会危害。耳畔萦绕着新世纪风格的音乐，空灵而飘逸。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录像，阐述自己对和平的见解。一名美国女性表示，战争属于男人，只有女性的治愈力量才能带来和平，因为她们会纺纱织布，培育后代。

撇开上述景象，两座博物馆的宗旨简单明了：改变战时日本的形象，使之从受害者变为侵略者。日本人的苦难并没有被忽略；大阪博物馆的一个展区就十分详尽地——尤其是从孩子的视角——展示了大阪是如何被燃烧弹摧毁的，以及遭到打击是何种滋味。在当时儿童所绘的一幅彩色图画里，逃命的人群惊慌失措地飞奔过桥，身旁炸弹爆炸，婴儿的头颅被炸上了天，鲜血四溅。可是，不同于广岛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小心翼翼想表达的是，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日本发动的战争。

满满一屋子“十五年战争”的文物、档案和照片清楚展现了这点。没有什么是被粉饰的；南京大屠杀、化学战部队、慰安妇，这些都有介绍。但除了只言片语外，解释并不详尽。很明显，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过多触及战时宣传的本质——国家神道鲜有提及——而是让年轻的参观者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所体认（据悉，他们多为初中生，因为高中生正忙于应付考试）。

由于对日常生活的军事化管理、压制言论自由和民族主义宣传给予了更多关注，京都博物馆的启迪意义更大，涉及政治的内容更多，对战后历史所做的简短概括也符合左派常有的结论。比方说，某本供小学生使用的插画书就写道，越战是美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但“渴望自由和独立的越南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话说回来，这么做的目的与其说是鼓吹反美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彰显战争都是邪恶的。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宣传册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而富饶的日本，但战争阴云依然笼罩在我们上空。‘十五年战争’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正义战争。”

大阪博物馆创立人之一胜部元（Katsube Hajime）教授在一本由他撰写的、名为《日本的角色》的小册子里，进一步厘清了反战主义的政治背景。在书中，胜部探讨了《日美安保条约》和PKO法案。在他看来，政府故意歪曲或掩盖日本战时历史，以此为日本军事大国地位的恢复背书。他希望日本能斩断“如今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全球伙伴关系，并成为民主和平阵营的一分子……”，另外，“如果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日本就必须承认它在‘十五年战争’里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对战争受害者作出赔偿”。

胜部教授为人光明磊落，他似乎一向如此。由于在私人研究团体内部质疑日本的战事，他于1943至1945年间蹲了两年大牢。他指出，同所有政治犯一样，释放他出狱的不是本国政府，而是美军。这段经历给他造成了创伤，打那以后他就一贯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政府。他的穿着一副年迈进步主义者的模样，很是随意：灰色运动衫、蝶形领结、宽松长裤。他向我解释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标志的意义——紫色的圆圈中央有个绿点，他说，绿点象征大阪，传递着和平的讯息，紫色圆圈则代表世界各国。

参观完博物馆后，某位馆员领着我来到天台。站在那儿，我们俯瞰围绕大阪城天守阁而建的大型公园，那里曾是日本帝国陆军操练和演习的地方。我回想起先前参观过的日本战争博物馆，有大阪的，有京都的，有设在九州原神风特攻队基地的，有广岛的，还有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诚然，战后的日本确有变化，可是基本的争论依然如故。正方心目中的日本，已从罪行中吸取教训，再也不会走向战争。反方认为，日本应有重新成为“普通”军事强国的自由。只要一方运用历史罪孽来支持其和平畅想，另一方就会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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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舒尔特（Dieter Schulter）是我在德国遇到过的怨气最重的人之一。七年来，他一直担任波茨坦历史博物馆馆长。该市位于原民主德国，是诸多宫殿和军营的所在地。两德合并后，他被开除了。一位来自西柏林的中世纪史学家接替了他，并被指派修缮博物馆。她形容舒尔特是个“死硬派党员”，还告诉我，秘密警察斯塔西的办公室就在他头顶上。

我们约在一座破败宫殿裙楼内的季诺咖啡馆，这个地方很现代，光线昏暗。舒尔特衣冠楚楚，身穿熨烫过的蓝色牛仔裤和花纹毛衣，脚蹬一双柔软的便鞋，一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指甲富有光泽，说明最近刚修剪过。他讲话时，视线不停地在屋内游移，不说话时则撅起嘴唇。

他说，放弃在博物馆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这曾经是他生活的重心。另外，他对时局的变化也很不满。他谈到波茨坦的历史地位。自腓特烈大帝以来历朝历代都将波茨坦作为展现其形象的工具，他解释道。波茨坦在1920年代是右翼政治活动的中心。战时，希特勒的高级将领都驻留于此，就连策划1944年未遂政变的那批人也不例外。然而，这一切在博物馆里都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舒尔特相信，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展现历史的法则”。

在面见舒尔特之前，他的继任者比尔申克太太已经带我在昔日博物馆的一些地方转了转，包括陈列二战馆藏的展厅，那里迄今未改作他用。自德国统一后，这些展厅就对外关闭了。里面散发出一股霉味，闻着有点像熟蘑菇。新馆长开了灯，揭开盖在玻璃展柜上的一块白布，露出“新制度的象征”，即共产主义德国诞生前的旧政权。标志物排成一行：有个一战的德式尖顶钢盔，一顶财阀戴的高帽和一顶冲锋队的褐色军帽。它们排列的次序就跟历史法则一样顺理成章，和多米诺骨牌一样整整齐齐。在展厅的其他角落，我学习了法西斯主义为何是“魏玛共和国内部民主体制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

我问舒尔特，这些文字是谁写的，他是否还相信这一套。他撅撅嘴，望向我身后，开口说道，声音轻得几乎像是在耳语：“这些差不多是七年前写的，科学知识后来进步了……”

他的想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必须是探寻社会关系和语境的基础。历史不能只是由细节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只展示物品的博物馆算不上是博物馆。”

接着，他话锋一转，谈起自己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不易，比方说，每次办展都必须得到审查人员批准，然后才能落实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物资，譬如印刷用的纸张。

他是否觉得德国比过去更自由？“不，我们从来就不自由，从来就没自由过！”哪怕是相对而言么？“没错，你瞧，就跟我们过去为了拿到纸张或资金，不得不作出妥协一样，现如今某件事如果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合拍，那你照样什么也办不成。必须噱头十足，必须如何如何。好吧，也许历史博物馆会更有趣……”

我对舒尔特无甚好感，他是个共产党官僚，跟前人没啥两样。他的口气听着甚至很像1945年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轰然崩塌的那些纳粹低级官僚。当被问起办公室楼上的斯塔西时，他说自己一无所知：“从没人告诉过我，我不知道，这种事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啥，我啥都不知道。”

但他关于博物馆的一番话有一定道理。一座博物馆，特别是历史博物馆，不能只是随随便便展示些物品。展品必须根据观念进行排布。没有故事的历史是令人费解的。这不是说，世上根本就没有真相，所有故事都是宣传。但要是想抓住真相，就必须有对抗，有争论，有阐释，还有重新阐释——简言之，有一种无休无止的叙述。问题在于，如何在博物馆里呈现这点。

东柏林或许给出了一种答案。民主德国解体前，每栋住房、每所学校、每家工厂、每座军事基地都有一个所谓的“传统之屋”（Traditionskabinett）。这些屋子实为一间间微型博物馆，概括性地展示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德国工人运动，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苏联红军解放易北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这里呈现的是最纯粹的历史“传统”，为共产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同无处不在的列宁胸像一样，这些地方中的大多数在1990年后已被拆除。然而，在东柏林某公园一角，一间“传统之屋”仍保存完好。不过，它的主题不再是历史，而是宣传。展品四周贴满了标签，在解释展出内容的同时，也进行批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在解构旧政权留下的神话。

虽说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但我还是联想到了汉堡一座著名的警示碑，作者是雕塑家阿尔弗雷德·赫尔德利奇卡（Alfred Hrdlicka）。赫氏的作品刻画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尸体和骨瘦如柴的囚犯，是对一旁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纪念碑的批判——此碑丑陋至极，形似巨型地堡，立于1936年，目的是纪念第二汉莎步兵团76营。浮雕上刻着成排一模一样的士兵，正环绕石碑行军。在他们佩戴的头盔上方，刻着一行哥特字体的文字，摘自海因里希·莱什（Heinrich Lersch）作于1914年的一首诗：“我们终有一死，而德意志永垂不朽。”（Deutschland muss leben, und wenn wir sterben müssen.）几乎所有纳粹纪念碑都难免被拆毁的命运，但这块碑却逃过一劫。人们选择将赫尔德利奇卡的尸体石雕立于其侧，是一种更为妥当的回应。这座警示碑存在的意义是进行反驳。

然而，诸如此类的例子十分罕见，也并未为历史博物馆或纪念碑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实际解决途径。当总理科尔于1983年提议联邦德国建立属于自己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时，他脑子里盘算的肯定不是上述做法。为了向柏林建城七百五十周年献礼，其博物馆计划要到1987年后才开工。

赫尔穆特·科尔在保守派学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等顾问的熏陶下，对历史很有兴趣。同其他保守派一样，他担心联邦德国缺乏历史认同感。在酝酿建造博物馆的计划时，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还是柏林市长。魏茨泽克表示，东德人起码有更为连贯的历史观——东柏林还有一座德国历史博物馆，一座大号的“传统之屋”，位于壮观的巴洛克式军械库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曾写道，“追寻我们丢失的历史”不仅“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而且“在政治上具有必要性，因为这关乎联邦德国的内在延续性和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105)基民盟国会议员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Alfred Dregger）担心，倘若对“德国整体历史”了解不够，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就不会充分支持“民主国家”。“整体历史”（die ganze Geschichte）是句黑话。他要表达的是——而且在一些场合确实说过——对于纳粹时期历史给予的关注过多了。简单地说，上了一定岁数的德国保守派担心，国家被一分为二，联邦德国的公民会自感不是完整的德国人。历史——即“整体历史”——会帮他们增强认同感。

因此，当科尔在1985年就博物馆项目再次做国会演讲时，他指出有必要知道“我们从哪儿来，作为德国人今天又身居何处，以及将向何处去”。(106)不过，他还提到了和东德的关系，所谓的“德国政策”（Deutschlandpolitik），这触及“我们的民族认同感、我们国家和欧洲命运的核心”。

一个由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应运而生，接踵而至的是一场辩论。左翼政客和知识分子对科尔的想法完全不感冒。他们怀疑保守派政府的计划背后动机不纯，对保守派民族认同思想更是极度不信任。可以说，在他们心目中，身份认同压根不关政府的事。社民党政治家弗莱穆特·杜维（Freimut Duve）在1986年声称：“历史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政治。在民主国家中，政府既不能、也不应以过去封建领主的方式建立博物馆。”(107)就这样，正反两方你来我往，相持不下，直到1990年整件事变得多此一举后，这场口水仗才告一段落：两德合并，又只剩下一个“德国”了。

今天，最接近官方历史博物馆的，是坐落在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其位于东柏林的军械库内，过去是共产主义德国历史博物馆。早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就有人试图改造它。那时，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道，“我们如今知道，这座博物馆反映的是一种为越来越官僚和集权的社会正名的历史观，它禁止人们同过去和现在建立积极而主动的联系……所有一切都有待改变，有待得到新的评价。欢迎您不吝赐教，协助我们以真正可取的方式呈现历史。”

这番话里能读出一丝急切，暗示东德人尽管有世上最强的意志，但单靠自己也无力应对。因此，西德人参与了进来，军械库内部被拆除一空，代之以新博物馆。崭新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没有设永久性馆藏；历史主旨和话题呈现于各种临时展览中。据馆长克里斯托弗·施托策尔（Christoph Stölzl）介绍，“如此设计，是为了促使人们思考。”

施托策尔来自慕尼黑，是个品味考究的自由派，仪容整洁，很有英国范儿（style anglais），扎真丝领结，穿花呢西服：他既是美学家，也是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像个做广告的。施托策尔出生时恰逢战争末期，不过他身上没有折磨许多“六八一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对罪行的道德关切。他以一句评论开启了我俩的谈话：“你不可能为某件你没做过的事进行心理哀悼。”无疑，他指的是奥斯维辛之后身为德国人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

“你能做的，”他说，“只是些象征性的事，形式上的。比如设立一年一度的奥斯维辛日，给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捐款，这些都不错，总比自我反省更有建设性。可是，德国理想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幻想不切实际的事，却忽略那些可以做到的。”

我来拜访施托策尔，是想就他供职的博物馆请教几个问题，可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纪念馆。不过，他尝试对二者进行区分：“我认为，应该用象征性和艺术性的姿态来面对过去，但有不少德国人觉得，应以话语取代仪式。问题在于，他们把探讨变成了一种准宗教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

在博物馆，审美和政治话语的结合是行得通的，纵使总有些人会抱怨，说艺术成了话语的牺牲品，或者倒过来，话语成了艺术的牺牲品。而在纪念馆里，仪式和分析恰恰无法相融。施托策尔也许会因为过于强调艺术性而遭人指摘，毕竟，现在谈的可是历史博物馆。他关心的是外在形式，就纪念馆而言，这也许是他应有的关切。但就连他，也会将博物馆和纪念馆混淆起来——尽管这有时或许在所难免。

比方说，对设在万湖别墅内的大屠杀博物馆，施托策尔就持批评态度，因为其选择的形式是错误的。据他称，博物馆把大屠杀中的犹太人描绘成“永恒的受害者”。他反对展示死亡营和隔离区的照片。在他眼里，写不写实不是重点。他希望记忆的形态能鼓舞人心。相比较下来，他更青睐天主教公墓对逝者的呈现方式。透过墓碑上的照片，逝者可以活在人们心中。“这么做，”施托策尔表示，“才像是复活。我觉得，最好还是把逝者当成活生生的人来缅怀，而不是被卷入工业化杀戮机器的骷髅或尸体。”

然而，万湖别墅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博物馆还是纪念馆？这点存在模糊之处。想必二者皆有，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你能通过艺术作品、仪式、分析和话语来铭记大屠杀，但这一切不能在同一时空进行。我向施托策尔指出，仪式化和艺术性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天主教的立场，而强调道德话语更符合新教的传统。他认可了我的说法，称没准是这么回事。事后，我觉得这一概括或许可以进一步延伸，因为德日两国的纪念馆和博物馆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记忆既可以是宗教化的，也可以是世俗化的。两种说法都成立，但不能混淆。德国在避免二者被混为一谈这点上，做的并不比日本要好多少。宗教思维依然在相同程度上纠缠着这两个国家。

[1]原文如此，应为2146块。——编注

[2]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普鲁士建筑师、画家、城市规划师，德国古典主义的代表大师。

[3]庞贝（Pompeii），古罗马城市，公元79年因火山爆发被彻底淹没。整座城市的遗址直到18世纪中期才重见天日。

[4]即埃及艳后。

[5]Rudolf Hess（1894-1987），纳粹德国政治人物，曾任纳粹党副元首，1987年死于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内。

[6]应是战争末期，随着盟军在东部的不断推进，被迫转移的奥斯维辛囚犯。——编注

[7]Walter Ulbricht（1893-1973），德共首任主席。

[8]英语谚语中有skeleton in the closet的说法，直译是壁橱里的骷髅，意指见不得人的丑事。这里是指布痕瓦尔德臭名昭著的过去。

[9]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克格勃的前身。

[10]除了犹太人外，欧洲吉卜赛人（罗姆人）也是纳粹德国种族灭绝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死者约有五十万。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1988年11月10日，波恩。距离“水晶之夜”过去了整整五十年，联邦议院议长菲利普·耶宁格（Philipp Jenninger）坚持由他亲自主持纪念日，对西德议会做演讲。他不希望任何人抢他的活儿，就连犹太社团领袖海因茨·加林斯基（Heinz Galinski）也不行。如果同意让加林斯基发言——他日后在维也纳告诉我——就得让天主教会大主教也说两句，那新教教会要不也来？不行，这样下去没完没了，再说联邦议院又不是这些人的舞台。总之，议长菲利普·耶宁格博士态度坚决，只有侵略者的后代才有资格发言并缅怀这一天，受害者可不行。

于是，他站起身，与其说是在发言，不如说是在照本宣科，操着拖沓无比的官腔，仿佛宣读一项草案。下文摘录了他的发言内容：

……我们今天齐聚联邦议院，纪念发生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排犹暴动。因为，理应铭记并为发生在我们中间的罪行负责的人，不是受害者，而是我们，我们德国人必须清楚地了解本国历史，吸取有利于当下和未来施政的教训……

受害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很清楚1938年11月在他们的苦难历程中意味着什么，可我们清楚么？……

总体而言，德国人对反犹活动和措施的反应很漠然；他们过去几年来一直如此。积极参与暴行的人数并不庞大，但也没人起来反抗，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抵抗行为……

回首过往，女士们先生们，很明显，1931至1938年间，德国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一个法治国家变成了犯罪国家，变成了摧毁法律、伦理准则和道德根基的工具，而国家顾名思义，本是为了保护和捍卫它们而存在的。

就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命运而言，希特勒获得的成功甚至比他的罪行和劣迹更加意义深远。即使时隔多年再回眸，即使我们已经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1933至1938年这段时期依然让人捉摸不透，起码从希特勒最初几年在政治上的无往不胜几乎史无前例这点来看，事情确是如此……

对于大体上将魏玛共和国看成一连串外交政策耻辱的德国人而言，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一定像是奇迹。还不单单是这样。人们不再失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大家都过苦日子，之后多数人都过上了基本富足的生活……

至于犹太人，喏，他们是不是太妄自尊大了呢？当时的人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难道不应该学着谦卑点么？难道不应该被敲打敲打么？最重要的是，撇开无法信以为真的夸大其词外，当时的宣传难道不是基本符合人们的猜测和想法么？当事情到1938年11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时，人们总还能找到说辞，比如借当时某人的话来讲：“我们干嘛要关心？如果很吓人，不看就是了，这又不关我们的事。”

女士们先生们，早在希特勒冒出来之前，德国就有反犹主义，许多别的国家也有……

诚然，国家社会主义者竭尽全力想要掩盖他们犯下大屠杀的真相，但所有人都知道纽伦堡（种族）法案，所有人都目睹了五十年前的事，遣送犹太人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许多德国人任由自己被国家社会主义蒙骗和引诱。许多人漠不关心，使罪行成为可能。许多人自己也成了罪犯，有关罪行和掩盖罪行的问题是人人都应回答的。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抵制的是对历史真相的质疑，是将一群受害者与另一群受害者对立起来的做法，以及对事实的否定。所有希望减轻我们的罪孽、声称过去并非暗无天日——或其实没那么暗无天日——的人，都在试图为无法辩解的事进行辩解。

为了阐述他的观点，耶宁格引用了一段描述1942年犹太人遭集体处决的目击者证词。所有细节——婴儿流着血，身体不断抽搐；赤身裸体的母亲；年轻的刽子手在开枪间隙抽烟——在他不动声色的嗓音中娓娓道来，一点没有遗漏。他还引用了希姆莱的话，后者曾开导手下的党卫队军人，说不要因为看到一百具、五百具甚至一千具堆积如山的尸体就心里发憷。耶宁格套用当时流行的话说，犹太人是“害虫”，诸如此类；他引经据典，甚至把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搬了出来。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错误已经铸成，演讲是一场灾难。

在他开讲后没多久，绿党的大部分议会代表便起身离场，以示抗议，待到演讲结束时，有四成的社民党人也已离席。据一篇新闻报道称，耶宁格本人所属的基民盟的党员“羞得无地自容”。在耶宁格演讲前，年迈的犹太女演员伊达·埃雷（Ida Ehre）曾朗读保罗·策兰的诗歌《死亡赋格》，引起巨大反响，此时却以双手掩面。耶宁格离开议会大厅时形单影只，苍白的额头上淌着汗。就连最亲密的政界友人都没跟他握手。耶宁格本想给众人上一堂历史课，但他的讲话往轻了说是口无遮拦，不知所云；往重了说是不知廉耻地妄图为德国人开脱。

“丢人现眼！”演讲刚结束，某位基民盟党员就大声斥责。“黑暗的一天，”一位自由民主党人哀叹道。“一场灾难，”某社民党人评论。“痛心疾首，”另有人说道。国外媒体一概义愤填膺：意大利某日报的头版头条是“德国议会的反犹主义”。荷兰某报的标题写道：“希特勒崇拜在德国议会兴风作浪。”伦敦的《泰晤士报》称这一天为“西德的国家灾难”。两天后，耶宁格辞职。颇有些吊诡的是，大约一年后，他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大使。

时隔多年后重读耶宁格的演说词，很难理解其为何会掀起轩然大波，他自己恐怕也会感到不解。或许他用词欠妥，或许旁征博引属于聪明反被聪明误，但光看表面是不够的。要理解人们为何群情激愤，就必须想象当时的场景，或者事情的经过。

耶宁格在位于维也纳的办公室里——房间摩登、实用且无个性——向我坦言，他那时犯了个大错。在伊达·埃雷念完保罗·策兰的诗后，他不应该紧跟着发言。“这首诗太有感染力了，”他说。嗯？这怎么说？“喏，用它为严肃的历史演讲做铺垫并不合适。”对，没错，不合适，我迎合道。

清晨的黑牛奶

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1]

想不被感染是不可能的。用《法兰克福汇报》的话来说：“ （埃雷）洪亮的声音在颤抖。你能听到她的喘息和讲稿捏在手里的窸窸窣窣声。议会大厅里的所有人无不为她话语中的力量和悲恸所打动。接着，耶宁格走上讲台，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女士们先生们……’”

耶宁格相貌平平，不是那种能轻易打动听众的人。身材矮小臃肿、来自莱茵地区的他出身农家，靠打拼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在德国，随便哪家啤酒馆的餐桌旁都能见到这号人。他笑声粗嘎，西装看着太紧身了，这一切都不利于当天的发挥。他乍看就是那种稀里糊涂、笨嘴拙舌、后知后觉的人。

一位社民党党员抱怨称，他一次都没有使用Trauer这个词，这可以翻译为“悲痛”，也可以译作“哀悼”。惹恼很多人的，正是耶宁格演讲的基调——不够“痛心疾首”（betroffen）。擅长道德姿态的大师、西德首相维利·勃兰特曾在原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前双膝下跪，为纳粹的所作所为谢罪，他称耶宁格事件为“战后德国史上黑暗的一天”。耶宁格“之所以栽跟头，不是因为他是个坏人，而是因为他所谈论的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能力”。

耶宁格的讲话，被人拿来同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三年前于德国议会所做的著名演讲作对比。后者在浸透悲痛之情（Trauer）的演讲中提到，“单纯、诚实地缅怀过去”的必要性，已经成为“一个人内心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人把耶宁格的表现同其好友赫尔穆特·科尔一天前所做的演说进行对比。科尔平素并不以风度或圆滑著称，但在法兰克福的韦斯滕德犹太教堂，就连科尔都老练沉着，从容应对，称大屠杀“有理由让人感到深深的耻辱”。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耶宁格栽跟头，是因为挑错了场合，当时需要的是追思会，而不是“不带感情的历史演讲”。

但是，耶宁格发言的场所不是犹太教堂，他也不是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一群犹太人发表演讲；他置身于世俗的德国议会，这里是德国政治的殿堂，面对的听众是其他德国人。日后在维也纳的办公室里回忆起那痛苦的一天时，耶宁格嚷道：“我们必须发声！但不能老是那一套。光说我们感到惭愧、不会让其重演是不够的。我是想拿面镜子，让德国人照照自己！”

我对耶宁格生出一丝同情。有意思的是，许多从受害者角度看问题的人也同情他的境遇。德国犹太社团中央委员会成员米夏埃尔·福斯特（Michael Fürst）就觉得耶宁格没必要辞职。毕竟，他说，耶宁格所述均属事实。除了他以外，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罗伯特·坎普纳（Robert Kempner）也认为耶宁格的演讲“甚至算得上精彩”。

那么，德国人为什么讨伐声一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硬要错误理解耶宁格的引经据典？他们为何认为是他，耶宁格——而不仅仅是他援引的那些人——视希特勒为令人痴迷的政治家，而犹太人是“害虫”呢？或许，他的演讲场合和内容都不足以充分解释其遭遇的滑铁卢，这还同德国国内的猜疑氛围有一定关联。绿党、自由党和左派怀疑保守派在利用一切机会为战争洗白，相反，保守派则怀疑绿党、自由党和左派借奥斯维辛一事让德国人下不来台。“水晶之夜”五十周年纪念之际，德国的猜疑气氛达到巅峰，当时正值一个十年即将落幕。在这十年中，保守派屡次试图篡改历史，甩掉罪孽的包袱。早在六年前，右翼基民盟党员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就呼吁全体德国人“走出希特勒的阴影——我们必须恢复正常”。

往前推四年，赫尔穆特·科尔造访了以色列。访问期间，他谈到自己“所幸生得晚”——也就是说，因为生得晚，所以没动手杀过犹太人。他也使用了“正常”这个词，譬如论述德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时距离科尔的比特堡之行过去了三年，距离恩斯特·诺尔特称大屠杀是对斯大林的“亚洲野蛮之风”的自卫性效仿、从而掀起“历史学家辩论”过去了两年；换言之，大屠杀并非德国特有，只不过是人类恐怖历史中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罢了。

讲话磕磕绊绊、支支吾吾的耶宁格一头闯进了这片战后德国的战场。固守一方阵地的是那些希望德国正常化，因为生得晚所以毫无罪孽感的人；盘踞另一方阵地的则是将奥斯维辛化为自我认同一部分的人。到头来，耶宁格两头不讨好，因为他一方面揪着罪行不放，另一方面又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愧疚感。

同赫尔穆特·科尔一样，耶宁格幸亏生得晚，没能成为纳粹的信徒。他生于1932年，即希特勒上台前一年。耶宁格回忆称，他的父亲是画家，曾经反对纳粹。耶宁格有几位兄长，均投身军旅，有两人并非出于自愿：其中一个刚参战就死在了意大利，另一个死在了俄国。

耶宁格只比君特·格拉斯（生于1927年）年轻几岁。他们那代人很特别，要加入纳粹已经晚了，但年纪尚小，足以被教育成纳粹：譬如少年团、希特勒青年团，等等。这段经历让许多同龄人对过去沉默以对（倒是他们的子女在大谈特谈）。“生得晚”赋予他们或许是几代人中对过去最为复杂的看法：太年轻，不必担责，但却沾上了罪行的污点。像格拉斯那样谈论并描写战争的人，往往从不停歇，甚至走火入魔，而且时常是从孩子的视角述及战争，譬如格拉斯的《铁皮鼓》。他们的心结是要为父母的行为作出解释。这是最难办的，因为要解释父母的行为，就得尝试想象他们眼中那个世界。这意味着产生共鸣，哪怕只是在思想层面上，而感同身受能够轻而易举地蜕变为辩解。这就是为何耶宁格的多数同龄人倾向于只字不提。

针对耶宁格演讲的诸多批评之一——说这话的是某位自由民主党政客——是他试图“解释无法解释之事”。这是一种普遍的指控。普里莫·莱维曾写道（关于大屠杀，而非耶宁格）：“也许我们无法理解，毋宁说，我们不可以去理解所发生的事，因为理解几乎等同于为之正名。让我来解释一下：‘理解’一种倡议或人类行为，意味着‘克制’情绪，隐去始作俑者，把自己代入他的位置，对他感同身受。如今，人类再也不能够去认同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艾希曼等数不胜数的这类人。这一方面让我们沮丧，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一种慰藉，因为他们的话（不幸的是，还有他们的行为）如果无法理解的话，没准还让人好受些。这都是非人的言行，十足的反人类，无历史先例可循……”(108)

我们会犹豫要不要和莱维这样的亲历者争论。然而，倘若认为“水晶之夜”乃至大屠杀是无法解释的、“反人类的”，抑或者是某个隐藏在人类黑暗深渊中反基督者的行径，这其实是在淡化责任问题。当然，我们无从探索希特勒的内心世界。另外，人类暴行最深刻的根源或许神秘莫测，但诸如此类的暴行背后隐含着政治原因。这些原因既可以、也必须得到解释，特别是在德国国会内。耶宁格是个政治家，不是诗人，也不是上帝的信徒。

在谈及过去时表现得“痛心疾首”、满口宗教话语相对容易。耶宁格想要解释他父母的行为——也许有欠妥当——或至少是与他父母同辈的人的行为。正是那些人，想把他教育成未来的纳粹。“希特勒上台时，那些教授和作家在哪儿呢？”他的声音响彻办公室，边说还边跺脚，跺着那双看起来很廉价的土黄色鞋子。“我怎么老听说大家其实都反对希特勒呢？那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同流合污？我觉得，我们只有透过事实真相，才能同自己国家的历史取得和解。解释意味着讲实话！”

耶宁格松了松领带，这仿佛是根绞索，紧紧勒住了他粗短的脖子。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泛着亮光。他告诉我，演讲结束后自己收到了三万封来信。声援他的人不是垂垂老者，就是青葱少年。老一辈的人感谢他，是因为总算说出了“当时究竟是什么状况”。年轻一辈则对知道了事情发生的真实原因心存感激。

揭开过去的神秘面纱，把历史看成是一系列大致有内在连贯性的事件——而不必囿于固定法则——并对它们作出批判性解释和评估，这些是史学家的任务。这项任务很艰巨，而且当这些事件尚历历在目、罪与耻的问题依然至关重要时，或许难以完成。1933-1945年间发生在德国和被占领国家的事件并不属于“正常”历史的一部分。对于德国学童而言，这是课堂上讲授的政治道德寓言。为警示碑揭牌，或纪念诸如“水晶之夜”等事件时亦是如此。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段不同以往的岁月，在时间的长河之外，他们忍受着罪恶的沉重负担。但自从1960年代末以来，人们试图将1933-1945年的这一时期看成是“正常”历史，不是道德寓言，而是大历史当中的一个片段，同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存在结构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关联。描述这一进程的德语词叫“历史化”（Historisierung）。但“历史化”有个悖论，这一进程的目的虽然是形成更为客观的历史观，但实际上却催生了愈加分化的主观看法。正常的历史意味着多样化的阐释。

比方说，某位保守派民族主义者也许会认为，大屠杀固然可怕，但依然可以算是一种一般性的种族灭绝，需要放到当时的大环境下加以理解，那段时期很不幸地涌现了大量种族屠杀事件。抑或者，他也许会说，第三帝国的德国人当时行为举止相对正常，因为希特勒毕竟提振了德国人的精神面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希特勒作为一位精于礼节仪式的大师，有能力将一个从骨子里热爱歌剧式大场面、满怀浪漫主义情怀的民族迷得团团转。事实上，这些观点过去都出现过。只是耶宁格不太走运，听众认为他对此表示赞同。

“历史化”的另一个悖论牵涉到身份认同。“历史化”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历史。然而，诸如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等部分保守派史学家之所以想将纳粹这一时期放在绵延不断的常规德国历史中来看，是为了更方便对当事人——即非犹太裔德国人——产生认同感；也就是认同加害者的看法。倘若1933-1945年这段历史被看成是特殊的（sui generis），史无前例，邪灵转世，同主流格格不入，那么除了部分边缘化的狂热分子外，世人几乎不会对其建立什么认同。而对那“区区十二年”给予过多关注的结果就是，德国人被剥夺了历史自豪感。好，假使说第三帝国也算“正常”、不过是另一个时代的话，那么希尔格鲁伯以同理心推度德国士兵背后的故事——他保卫祖国免受亚洲野蛮之风的戕害——借此强化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的初衷，就会更有可行性。但在这种刻意认同的过程中，客观性两次受损：元凶一次是讲故事的人自己，一次是将罪责归咎于他人的故事主人公。

这样说来，认同就站在了“历史化”的对立面。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鸿沟依旧如此之宽，彼此记忆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探寻客观看法的人（特别是德国人）都可能跌入这道鸿沟之中。特奥·索默（Theo Sommer）在《时代周报》里，就耶宁格的演讲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标题是《论作为德国人的负担》。(109)看来耶宁格是想说实话咯，索默写道，“好吧，我同意。但请让我们知道全部的真相——有关受害者的真相与加害者的真相一样有说服力，而且还要带有感情——对于被猎杀之人命运的愤慨，应该同对猎手动机的同理心一样富有感染力，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强有力的用词，高尚的情感，但话依旧没说到点子上，因为耶宁格无法代替受害者说出真相，他也不打算凭区区几句忏悔之词恳请宽恕。他想要做的是探讨历史，站在一定距离开外了解过去。这么做并不可耻，但他本应意识到，即便战争过去了四十三年，“历史化”依旧是一项高度危险的工作。因为一个“普通”社会，一个不为过去阴影所搅扰的社会，不可能靠对历史“正常化”或摇晃十字架和大蒜就能到达。情况往往截然相反：只有当社会在面对过去时变得充分公开和自由——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也不是从施害者的角度，而是从批评者的角度——阴影才会淡去。

*****

长崎，1988年12月7日。这一天是偷袭珍珠港四十七周年纪念日：天皇每天都在大失血，正缓缓走向死亡。要他命的是癌症。但是处在“自制”氛围中的日本媒体对此只字不提。在昭和时代即将落下帷幕的这些天，日本国内气氛沉闷，压抑，似乎山雨欲来。传统的新年祭被取消了，平时无比艳俗的橱窗展品也做了调换，以使其显得不那么扎眼。12月7日当天，长崎市议会某位共产党代表直言不讳地向市长本岛等发问：是时候谈谈天皇的战争罪行了吧？

本岛答道：“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我认为我们有充足的机会反思这场战争的本质。我读过不少国外文献，也当过兵，受过军事教育，因此我相信，天皇对战争是负有责任的……”

1988年12月8日，长崎市议员及自民党地方分支机构要求市长收回他说过的话。

1988年12月12日，本岛市长说，都走出这一步了，他不能“背叛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会辞去自民党顾问的职务。辞呈未被批准，相反地他被解职，永不叙用。本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并不是说只有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有责任。但我真心觉得，目前的政治状态是不正常的。任何关于天皇的言论都会让人意气用事。言论自由不应受到时间或地域的限制。在民主国家，哪怕我们不同意一些人的观点，也应予以尊重。”

1988年12月19日，二十四个极右翼组织共驾驶三十辆装有扩音喇叭的卡车，浩浩荡荡穿行在长崎市内，叫嚣要索本岛的命，还说这是“天谴”。自民党希望长崎县知事拒绝同市长进行政治合作。知事答应了。

1988年12月21日，六十二个来自日本各地的右翼团体共驾驶八十二辆装有扩音器的卡车，在长崎市内游行示威，要求市长以死谢罪。

1988年12月24日，新成立的“长崎市民自由言论委员会”将13684名市长支持者的签名提交给长崎市政厅。收集这么多签名只用了两个礼拜。包括长崎县神道教寺庙管理办公室在内的多个保守派协会代表则呼吁弹劾市长。

1989年1月7日，天皇去世。

1990年1月18日，本岛市长被人开枪击中背部，袭击者是一名右翼极端分子。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右翼人士宣称本岛终获“天谴”。

市长差点丧命，他的肺部被子弹击穿，一边咳血，一边等在车里向人求救。(110)警方没有向他提供保护，因为保守派议员反对这笔开支。

从表面上看，本岛事件和耶宁格的议会滑铁卢完全没有共同点。耶宁格受到的指控是他为屠犹辩解，本岛则被控将战争责任推给天皇。对于耶宁格，他流露的愧意太少，而本岛过多地谈及了罪行。耶宁格掩盖真相，本岛揭露事实。耶宁格粉饰过去，本岛自曝家丑。耶宁格惹毛了自由派和左派，本岛开罪了右派。在许多支持者眼里，本岛是英雄；耶宁格则灰溜溜地跑去了维也纳。然而，这两位的为人和遭遇还是有些许共通之处。这些共同点或许能揭示德日两国的某些国情。

本岛比耶宁格年长十岁，思维也更缜密，但二者身上都有地方政客那种莽撞和刻板的做派，他们也同是在战后保守主义政坛扬名立万：耶宁格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员，本岛在惹上麻烦前隶属于自民党。本岛在1979年借他人之力当选市长，而日后正是当初助选他的组织把他赶下台。另外，即便险些死于枪击，他依然乐意同保守派合作。

1992年，建筑工人在紧挨着长崎和平公园（这座公园比广岛和平公园小多了，基本算得上是一片寄托忏悔之意的土地，里面遍布着现今多已不复存在的“人民共和国”赠送的纪念碑）的地方作业时，挖到了一座昔日监狱的地基，位置就在原爆中心附近。这之后爆发了一场风波。战时，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囚犯葬身于此，部分死于日本人之手，另一部分死于原爆。一群长崎市民希望保留监狱遗址，以显示日本人不只是受害者，原子弹也不是平白无故投下来的。保守派表示反对：和平公园是个“欢乐的场所”，有人说，“游客干嘛要来看一座监狱呢？”本岛站在保守派这边，他需要拉拢他们才能留任。他在建筑行业人头很熟，监狱的遗迹于是被埋在了一座新建停车场下。因此，不管他发表天皇战争责任论出于何种动机，可以肯定的是，他和左翼激进主义不沾边。

本岛和耶宁格挨批，更多是由于他们不聪明地选在错误的时间发声，不善于审时度势，而不在于说过什么话（当然这肯定也是挨骂的原因）。耶宁格选在举行纪念日当天给人上历史课；而本岛在天皇临终前的行为几乎是大逆不道（lèse-majesté）。自民党纪律委员会在评估本岛事件时，表示即使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一名政府官员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是极端不检点的行为”。(111)我甚至从公开支持市长的人口中听到过类似的话，其中一位还是服务于本岛的长崎市政厅官员。

在天皇大殓这周我与他见过一面，那是1989年2月的一个晚上，天气清冷。我俩受邀前往一位共同的朋友家里吃饭。这位公务员年近中旬，体态发福，笑起来有些谄媚，颇像那种见惯了迟钝学生的校长。他从蓝色西装的翻领上摘下办公徽章，喝了口清酒，开口道：“现在我可以以个人身份跟你们聊上两句了。”说完他一个劲地摇头以表达困惑：“老实说，我不明白市长干嘛要那么说，真的不明白。”

跟我一起的是个美国朋友。他问官员，市长所言到底有没有道理。官员嘬了嘬牙，闭上眼，似乎在承受巨大痛苦，又似乎是在沉思。他扭了扭粗短的脖子，双目依旧紧闭，答道：“哦……没错，其实没说错……”那他说的是实话咯？“这么个，对，可以说他没说错，但我还是不明白，他干嘛要那么说。”朋友脸上的不耐烦已有几分失礼，问道，既然这样，他是否认为市长应该说谎。官员的眼睛再次消失在厚厚的眼睑后，他的表情此时不再作煎熬状，而是一种痛苦的无奈。“在日本，”他说，“我们都知道真相，但却保持沉默。你必须理解我们的文化……”他扯了扯衬衫领子，叹了口气，领角已经湿了。

我们的文化……我想起一个旅日澳洲人在听到本岛言论后的反应。“很明显，”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本岛不懂日本文化。”我没和他争。他的话和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谓的罪与耻的文化范式(112)不谋而合：德国人心中充满负罪感，觉得有必要承认罪孽，卸去其包袱，获得世人的原谅；日本人则希望保持沉默，最要紧的是，希望别人也保持沉默，因为重要的不是在上帝眼里是否有罪，而是公开出丑、难堪和失了“面子”。总而言之，耶宁格坦白程度不够，而本岛则话太多。两人的缺心眼虽不尽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循规蹈矩，他们破坏了本国文化的规则。

本尼迪克特的说法得到了一条重要细节的支持：本岛是基督徒。这也恰好解释了一些对手为何对他抱有成见。套用某位批评者的话说，本岛“表现得不像个日本人”。

市长收到一封信，寄自某位神道教神官，作者在信中指出，天皇已经承担了道义责任，要求他承担更多责任的做法“不符合日本人的习惯”。(113)难道说天皇在一年一度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上没有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么？另外，神官写道，像本岛那样谈论天皇是不对的，更何况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密切关注后者的健康状况。接着，他写到了重点：“基督徒和言必称西方的人，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内，普遍会犯一个错误，他们不明白，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宗教观念上……他们忘记了这一前提，企图将西方的结构加诸于日本的基础之上。我认为，这种错误解释了为何会有人要求天皇承担全责。”

本岛等出生在九州沿海一个小岛上，这里是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唯一留下过印迹的地方。早在17世纪，长崎市的大部分居民经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神甫施洗，皈依了基督教。后来，对此忧心忡忡的幕府将军下令大肆拷打和屠杀基督徒。基督徒被迫践踏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宣布退教，这一遭遇倒是同1930年代的共产党人颇为相似。但日本南部的基督徒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迫害从未间断。本岛的爷爷曾被人逼着跪倒在地，然后朝膝上加石板，直到骨头折断。一旁还有警察向他吼：“基督，天皇，到底谁更重要，基督还是天皇？”

本岛自己在1930年代上小学时，也被迫朝神道教寺庙鞠过躬。天皇生日当天，老师会因为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敬意而责罚他。他们会抛出与当年击垮他祖父一模一样的问题折磨他：“基督，天皇，谁更重要，是基督还是天皇？”

在日本，长崎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曾几何时，它是面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狭小窗户，这段历史是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资本。长崎有着大型唐人街，当地的一些菜肴从名字可以看出它们起源于中国。17至18世纪，日本几乎全面锁国。在此期间，荷兰商人被允许住在长崎湾内的一座小岛上，他们唯一的访客是官员和妓女（部分长崎人至今依然拥有祖先留给他们的高鼻梁这一特征）。在长崎，一些勇敢的学者通过孜孜不倦地翻阅词典和医书，从中汲取精华，开创了“兰学”，首次给予日本人管窥欧洲科学的机会。长崎还有推行“洋学”的学堂、一座修道院，以及一座别致的大教堂。投到日本的第二颗原子弹（投弹的飞行员恰好是罗马天主教徒）偏偏在教堂上空爆炸，将修道院夷为平地。关于长崎原爆，最著名的一本书叫《长崎之钟》，作者是信奉基督教的医生永井隆。他相信，世上没有意外。投到教堂上空的原子弹是上帝一手策划的，73884名死难者同几个世纪前被钉死在山上的永井祖先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殉道者。

对于本岛市长而言，正义是基督教里的观念。他同前文所述的澳洲人和神道教神宫一样，相信这赋予他一种不同于其他日本人的生活态度。枪击案发生前差不多一年，我和他见过一面，他向我阐述了这种思想。他说，日本人为自己在战时的野蛮行径承担责任，这具有重要意义。责任是个道德命题，而道德又是个宗教命题。日本人身上的问题是，“他们崇拜自然，却又不具备宗教性或哲学性的道德基础”。

我一边思忖，一边瞟了眼本岛市长。他的衣着打扮像个体育教练，身穿一套运动衫，这在日本是一种很流行的休闲服饰，但一位市长穿成这样接受采访并不多见。看到我在瞥他，他也瞥了我一眼，并牢牢盯住我的双眼，那种目光虽谈不上凶，但透过镜片，总还是让人感到几分厉色。他饱满的嘴唇绷得紧紧的，这让他歪斜的嘴部看着有些执拗。多数日本官员身上总有那种怯生生的紧张情绪，或者是因为心怀戒备而生的狂妄自大。但本岛身上没有半点这种气质。这是个有信仰的人，他知道自己是对的。

“在欧洲，”他接着说道，“人们的情绪有几个世纪的哲学和宗教传统做基础，但日本人只崇拜自然。这已经内化于心。在一个由自然统辖的世界里，是不会出现个体责任这一问题的。”

既然如此，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我问道。日本人应不应该全民皈依基督教？“我是基督徒，所以你说得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他的口气听着像是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小说里的人物。格雷厄姆·格林[2]对远藤推崇备至。和本岛市长一样，远藤相信他那些信奉万物有灵的同胞缺乏基本的道德原则及善恶观念，但他同时也认为日本人永远无法习得这种观念——也就是说，他们永远也成不了基督徒。远藤的所有作品都刻画了这种绝望之情；他的一部名作、出版于1966年的《沉默》，讲的就是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背离信仰、放弃规劝日本人入教的故事。在远藤的作品中，东西方永远不会相遇。不过，尽管他或许是唯一一个从基督徒的视角描写个体战争罪行责任的日本小说家，他笔下的日本人并非全然泯灭良知。他们只是缺乏供表述的语言；或难以为其命名。在《海与毒药》中，户田大夫参与了一起活体解剖实验，结果导致一名美国战俘死亡。(114)良心有愧的他回到手术室，也就是犯罪现场，却并未感到“特别痛苦”。“我猜我没有良知，但不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人也没对自己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感到有何不妥。”

也许那位神道教神官所言不虚，也许要靠基督徒才能打破日本的禁忌（本岛的同仁、广岛市长荒木虽然惯于高谈阔论，但他不是基督徒，也拒绝在1988年支持长崎市长）。不管右翼民族主义者和神道教神官如何极力辩称天皇崇拜不是宗教，而是日本的“风俗”，但其无疑就是一门宗教。要攻讦一种信仰，似乎得借助另一种信仰，譬如用另一位“天皇”——可以是佛祖、马克思或基督——来挑战日本天皇崇拜的政治信仰。这或许就是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对天皇体制及其政治用途不遗余力抨击的原因，恰如几个世纪前某些佛教徒的做法。但实际上，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

由于多数日本人在昭和天皇临终前已经丧失了信仰，民族主义者因此想为宗教恢复元气。天皇的病入膏肓成了他们的机会。帝制崇拜是他们眼中日本的“正常状态”——“正常”和“自然”两个词一直挂在他们嘴边。大约在天皇离世前后，文化批评家江藤淳在某份知名月刊里撰文道，美国人把虚假的天皇形象强加给了战后的日本人。(115)他写道，日本人被禁锢在“战后民主和仅仅存在于名义上的天皇体制中”。但是，他接着写道，当天皇病危时，甚至连常年被西方洗脑的自由派媒体都无法掩饰作为日本人的个体悲恸。这显示出，“我国皇家的神圣性和庄严性”得到了保留，并将永世长存。右翼自民党政客石原慎太郎在同一份刊物里写道，天皇和日本人之间的纽带远远高于国家元首和公民的关系：“这反映了日本和日本人的独特性……”

英文名叫“托尼”（Tony）的加濑英明是原日本驻华盛顿大使之子，也是闻名遐迩的政论家。他曾为日本版的《花花公子》杂志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文中，他描绘了神道教的“新尝祭”仪式。(116)根据这一仪式，新任天皇在父皇驾崩后，会迎来天照大神的册封，他要钻进她的子宫，获得重生，加冕成为一位神圣的统治者。“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加濑写道，“早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就已成形……日本国诞生时，天皇就已经是最高祭司和国家元首了。皇室同日本神话水乳交融，无法分割。传说等同于日本的诞生。天皇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同创造我们国度的诸神有血缘关系。”

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希望日本人信奉的内容。同世界各地诸多知识分子一样，甚至可以说，同不少德国保守派一样，他们对物质主义和经济繁荣造成的精神真空忧心忡忡。恢复种族和帝制神话（两者归根结底是一回事）是日本修正主义者眼中恢复日本普通国家地位的出路。本岛的言论对他们追求和谐和自然福祉的理想构成了挑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反自由、反民主的理想，是威权主义政治的完美宣传。

同许多思想（mentalité）冲突一样，日本的修正主义思潮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和年龄有关。最积极的修正主义者是那些年过五旬的人，他们在战时接受教育，军事占领让他们受到打击。同耶宁格的情况相似，给本岛写信、表达支持的人往往要么年迈，出生时沙文主义集体癫狂尚未达到顶峰；要么就十分年轻，从未受其影响。没准，对可怕的精神真空感受最强烈的，正是被历史夺去赖以成长的天皇信仰的那批人。耶宁格和本岛的言论大相径庭，这使我们不便作对比，甚至会认为对比没有意义。毕竟，耶宁格被人和修正主义者、历史粉饰派和新民族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可我觉得对比还是成立的。由于通过世俗手段对待历史，耶宁格和本岛都触怒了试图填补精神真空、彼此却截然不同的团体：在波恩是宣读反战自白书的左派和绿党，在长崎则是意图复辟天皇崇拜的人。

这就是我为何觉得本岛的基督教信仰其实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重要，而他面对的挑战也不单是一场信仰冲突。他的个人动机毫无疑问和宗教有关。正义对他而言或许真的是个基督教观念。但他的言论是世俗化的，造成的效果亦然。他的支持者中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部分是基督徒，但从信件判断，所有人都抓住了要点，即这件事涉及政治，而非宗教。

发表言论两周后，本岛收到了一万封对他表达支持的来信。又过了几个月，数量攀升至三十多万封——写信人有家庭主妇、上了年纪的退休工人、退伍老兵、高中学生、办公室职员、为和平奔走的活动家、电影导演、大学教授等等。虽然除了个别人以外自由派知识分子均令人费解地保持沉默——日本没有出现写下“我控诉”（J’Accuse）的左拉式人物——自由主义立场的《朝日新闻》来信专栏里还是笔仗不断，好不热闹。我在这里只摘录其中一封，不是因为这封信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其具有典型性。信的作者是一位七十三岁的退休机修工：

“天皇体制引发了军事统治，酿成了日本史上最惨烈的悲剧。保守派当局如今再度祭出传统君主制，攻击民主权利……我们应当科学地分析自明治时代以来影响大众意识、并导致战争爆发的机制，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唯有这样，我国领导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才能得到充分解决，不是靠‘胜利者’正义，而是靠日本人民自己。”(117)

这不是上帝、马克思或神圣祖先的声音，这是理性的声音。

当然，对于那些彻底取缔政治活动或对个人的任何行为——除了不执行命令外——都不追究责任的政权而言，政治责任的问题的确比较微妙。正如先前所见，哪怕是其他日本领导人的责任，都因为天皇的幽暗身份而变得不那么明朗了——他既是制宪君主，又是神圣祭司兼帝王。待到他们将国家引向一场自取灭亡的战争中时，一切无疑为时已晚。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讨论战争罪行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应为统治他们的方式承担集体责任。如果统治国家的是个罪恶政权，人民就不可能逃脱罪责。说这话时，浮现在雅斯贝尔斯脑海中的也许是1930年代的德国市政广场，上面挤满了狂躁的暴民，呼喊着他们的元首。但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也有问题。什么样的政权才叫罪恶政权？罪不罪恶，又由谁的法律说了算？另外，人们又能否因为他们无从选择的局面被追究责任？

实际上，德国人的选择权比日本人要大。希特勒和他的褐衫军可不是靠一己之力摧毁魏玛共和国的。许多德国人在1932年把票投给了纳粹党。但在战后，希特勒已经归西，所以脏水大可朝他头上倒。德国人越是朝他泼脏水，就越是感到自己得到了解脱。都赖他，他们只是被灌了迷魂汤，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耶宁格并未认真挑战这一看法，这就是他的演讲被视为狡辩的原因。

另一方面，本岛关于天皇的言论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在日本，不存在可以投票选举的纳粹党，天皇也无需参加竞选。天皇不会退位，也不会被妖魔化——只有凤毛麟角的人敢这么做。1945年，在把一身戎装换成生意人的西装，并在东京审判上逃脱罪责后，他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民族象征。他无辜，就是日本人民无辜；同天皇一样，他们也是被军事领袖给“骗”了，从没有人告知他们战况如何，一心企求和平的他们是被拖入战争的。

事实上，天皇掌握了大量当时战局的情况，尽管他的政治影响力或许十分有限。自从19-20世纪之交以来，大部分日本人都心甘情愿地听任好战宣传诓骗他们，这种情况出现了不止一次。战争结束后，多数人却都不愿承认。然而，天皇受到蒙骗、清白无辜、热爱和平的形象必须得到捍卫，因为这是战后日本团结民心的一大要素——这是其一，其二是反战主义；一旦海陆军将领得到清算，日本人和他们那位几乎同阿米巴虫一样千变万化的“国家象征”——天皇——就能一起清清白白地安享荣华、否极泰来了。

有人对这番惺惺作态提出了批评。导演伊丹万作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战争罪行的问题。(118)他讽刺了那种认为所有人都被骗了或者受骗之人必然无辜的看法。他认为，受骗之人必须和骗子一起承担骂名，因此“双方都肩负战争责任，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那些被骗的人仅仅因为任由自己被骗就摆脱了罪名；这可不行，全民族都应为怯于批评、卑躬屈膝、不会思考受到责备，他如是写道。同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样，伊丹对“日本人尚未能够摆脱封建主义和闭关锁国的桎梏，只能借助外来强权获得基本人权”倍感气愤。

“如今我们得到了政治解放，”伊丹写道，“但只要日本人坚持把责任推卸给军队、警察或官僚，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严肃反思自己的罪行、反思自己是如何任凭这些人摆布的，日本民族也就永远不会有希望。”

伊丹接着得出了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一样的结论。人们必须对自己生活的社会负责。这是句残酷的评价，等于在说奴隶要为自己的境遇负责，或者更进一步说，要为主子的行径负责。但这种看法很重要，缺了它，维系公开、自由社会的必要制度就无法存续。这就是本岛的言论为何如此重要且如此令人振奋。他既然要天皇为战争负责，就不是在为日本人开脱。相反，通过揭露这位不负责任的大祭司身上的名不副实，他对其追随者的自我形象提出了质疑——这是一种逆来顺受的受害者形象，是某个谜一般的大棋局中小卒子的形象。

雅斯贝尔斯和本岛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和市长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其正义感也源自信仰。但伊丹和那些赞同他意见的人一样，并非基督徒。基督教——比如耻文化和罪文化之间的区别——其实从来就不是重点。打破日本社会禁忌的本岛在为一个更公开、更正常的政治社会作斗争，并险些为之丧命。我倾向于认为耶宁格也想为同一目标奋斗，但他失败了，丢了乌纱帽。也许他并不胜任这项使命，抑或者，也许那时的西德还不够正常，听不进他的话。

[1]此处采用的是北岛先生的译文。

[2]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帕绍

同许多德国大河沿岸的小城一样，帕绍虽漂亮，但谈不上美。这座城市太多愁善感，不适合用美来形容。它仿佛一个小巧玲珑的珠宝盒，坐落在多瑙河、因河和伊尔茨河的交汇处。帕绍绿草茵茵，风光旖旎，别致的小屋嵌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这番自然景致宛如德国童话中的仙境。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遗孀克里姆希尔达（Kriemhilde）曾途经帕绍[1]，因此，早在12世纪，沃尔夫格主教（Bishop Wolfger）便在此誊录过《尼伯龙根之歌》。这座小城有着巴洛克式的大教堂、狭窄的卵石路、低矮的拱门，每个街角都有灰泥砌成的圣人像和天使像。这些建筑物粉刷一新、保存妥善的程度，不由让人隐隐感到，整座城市犹如一具精心整理过遗容的尸首，经过一番熟练的化妆后，看着就像起死回生了。

一如所有广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帕绍之美很容易落入俗套。帕绍的俗，体现在一种过了头的德国乡土气息：纪念品商店兜售的木雕，刻画了头戴高帽、皮肤粗糙的农民，他们一只手握着猎刀，骨质刀把上刻有哥特式文字，一只手端着大号啤酒杯，上面有雕花玻璃的圣人图案。有着“尼伯龙根”、“克里姆希尔达”等名字的游船载着旅客，穿梭在河面，甲板上传来约德尔山歌（yodel）。我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里，一边品着奶味儿浓郁的咖啡，一边读着当地报纸，连着好几个版报道的都是射击俱乐部大会（会员是身穿绿色制服、头戴羽毛帽的汉子）。我身旁不时有德国和奥地利游客经过，有的拿着冰激凌蛋筒，有的端着盛啤酒的塑料杯。男的穿着短裤、袜套和拖鞋，女的穿着花布连衣裙。

河岸两旁墙壁上的涂鸦显示出，这座“尼伯龙根之城”除了多愁善感外，还有较为黑暗和凶恶的一面。一些涂鸦文字怪得离谱：“因为爱或狠而燃烧”；“死人才会害怕”；“薛恩胡伯，你必须呱呱叫！“（薛恩胡伯，Schönhuber，指右翼共和党党首）。其中最荒诞不经的一句是：“我们不会等待圣诞老人的到来。”

我回到酒店房间，从那儿能将因河风光尽收眼底。沿着河往上几英里是小城布劳瑙（Braunau am Inn），希特勒的故乡。他在帕绍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我摁下开关，电视上正播放一部1940年的德国电影，差不多快结束了。这是部浪漫喜剧片，背景设在1870年代，讲的是普鲁士军官和他们身穿衬裙的女伴。我换了频道，另一个本地台正放映一部名为《我们的家园》的纪录片。静谧的村庄掩映在绿意葱葱的巴伐利亚山谷中，粉白色的教堂外鳞次栉比地点缀着红瓦小屋。湖面上天鹅畅游，山雾笼罩大地。衬托这一切的背景音乐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旁白的语调故作诗意：“云层后的土地如此广袤，如此陌生，却又如此熟悉，恰如我童年的故土……”

我的帕绍之行，缘于几个月前在伦敦看过的一部电影，片名叫Das schreckliche Mädchen，翻译得很蹩脚，叫《坏女孩》。片子基于一则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主人公是一位参加全国作文竞赛的高中女生。作文题是“第三帝国时期你家乡的日常生活”。这个姑娘过去一贯表现良好，是老师眼中的优等生，而且和自己为人保守、笃信天主教的父母相处融洽。她为了作文，开始四处跟人打听，访谈对象有高级修士、报纸编辑、自己的祖母、城市档案保管员，等等。但当她逐渐发现有证据显示，那些在她记忆中一直是纳粹反对者甚至是“抵抗主义战士”的人，其实是纳粹同情者甚至还做过纳粹官员的时候，她遇上了麻烦。有人让她别写了。干嘛不写些更重要的题材呢，比如欧洲历史什么的？她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叫过去呢？若干年后，当女孩决定把自己的发现付梓成书时，她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图书馆和档案馆将她拒之门外。对她本人和家人的死亡威胁就像开了瓶的毒药一样，源源不断地通过电话倾倒过来。她养的猫被人弄死后钉在门上。还有人从窗外朝她家扔炸弹。整座城市的名流都跟她过不去。她备受尊敬的双亲——母亲是神学教师，父亲任小学校长——感到无地自容。然而，在祖母和一位年迈的原共产党员的鼓励下，她坚持不懈地写完了书，一举成为全国名人，并因此让自己的家乡——或起码是其最显赫的居民——蒙受了耻辱。

这部影片很引人入胜。故事反映的是被掩盖的历史，但内在的主题是代际冲突。尽管女主人公生于1960年代，但影片表达的却是老一代人的愤怒，即同该片导演米夏埃尔·维赫文（Michael Verhoeven）一样的“六八一代”。有趣的是，德国人讨论第三帝国历史时，年轻人和他们的祖辈总能寻得共识——他们也正是那些给长崎市长和菲利普·耶宁格写信表达支持的人。“坏女孩”年纪太小，没来得及成为“希特勒的孩子”，但她的祖母是纳粹上台前德国理性声音的典型代表。失忆往往是父母这一代的毛病。对此，另一部有关记忆的德国电影、由埃德加·莱茨执导的《故乡》也有述及。这部影片中，出生于19世纪的祖辈同样象征着未受现代物质主义和极权主义宣传腐蚀的传统美德：正直、诚实、自力更生、家庭价值观。

从某种意义上讲，莱茨的《故乡》和维赫文的《坏女孩》系出同源，这一源头在1970-1980年代为不少德国艺术家和学者提供了素材：地方史（Heimatgeschichte）。失落的天堂、儿时的村庄、“云层背后的大地”无时无刻不面临没有灵魂的现代性的威胁。地方史的出现，给予这种传统乡愁新的转折。人们过去将历史看成是一出以伟人意志为转移的木偶剧，这一想法后来被日常生活史所取代。过去就像由一百万个故事组成，贯穿于芸芸众生的生活之中。这些小历史的舞台不是大都会，而是小城镇和村庄。这一类型的历史部分是对那些试图用结构和制度来解释历史的人的反击，后者往往容易陷入枯燥的理论。当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2]对法国农民生活的描绘一样很有影响力。但是，在德国地方史的治史习惯中，有一种同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一样丰富的怀旧气息，这或许会赋予第三帝国历史一种别样的视角。

莱茨的《故乡》为这种特别性提供了有趣的注脚。影片除了充斥对旧时代价值观的怀念——比如依靠双手勤恳劳动、温馨的家庭生活，等等——还有对1930年代“普通”日常生活的留恋。导演满怀感情地创造了沙巴赫（Schabbach）这一虚构的莱茵河畔村庄，影片讴歌了简单而愉悦的乡村生活，以及当时的流行文化：夜幕降临时观看萨拉·勒安德（Zarah Leander）[3]的电影，等等。然而，富有地主的儿子成为党卫队队员；一些片段描绘了从事劳役的奴工；某位默默无闻但素来正直的人加入纳粹党，成为某个地方小城的市长。因此，影片并未绕开纳粹崛起的历史，但这并没有败坏当地生活的温馨常态。比起只字未提的“水晶之夜”，影片里纳粹主义特有的现代性——比如高速公路等事物——对旧有价值观的威胁更大。沙巴赫是个村子，也许那儿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过，但人们也很少提及其他地方出过什么事。

这部电影是建立认同感的一次真正操练，因为我们是透过亲历者的视角来看待过去的。它就是一次回忆。对于沙巴赫的善良居民而言，1930年代留给他们的记忆总体上是美好的，直到战争带走他们的儿子，并时而夺走后者的生命。《故乡》似乎是对战后多年来否定德国人乡土认同的一记反击。“六八一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嘲讽这种乡士情结的庸俗品位。他们可是欧洲人。现在是时候回眸过去、追根溯源。《故乡》在寻回故土——抑或转述莱茨对《大屠杀》的评论，在夺回被美国人盗走的“我们的叙述”——一事上，可以算是一次大放异彩的努力，而且构思甚为精妙。

但从年轻得多的“坏女孩”来看，情况恰恰相反。其主题一样是乡土历史，但她自小没离开过家乡，从未丧失过对地方的认同；反而是反对者试图通过让她丧失归属感，从而夺走她的故乡，比方说骂她是“犹太婊子”，这个字眼反复出现在她收到的恐吓信中。然而，她设法从刻意遗忘的黑暗沼泽中挽回的过去，和莱茨重塑的乡野田园一比，则没有那么美妙。

电影《坏女孩》让人想起一本影集，作者是当地一位摄影师，取景地在距离莱茨虚构的沙巴赫不远的某个镇子。1932年，奥托·韦伯（Otto Weber）成为一名摄影师，他拍了些克莱维镇（Kleve）的照片，直到工作室在1944年被炸弹摧毁。1987年出版了他的影集，名为《绝对正常的一千年》（据称第三帝国可以存在那么久）。(119)起初，照片稀松平常，拍摄的是下过雪的一条古老卵石路。人们拿着铲子，齐聚在市镇广场上，帮忙清扫积雪，不时互相问好。天主教唱诗班的孩子列队走过人们身旁。头几张照片里，镇民们表情满足，和蔼，可敬，略有几分无趣。接着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块褐色的污渍悄然侵入。先是有位名流站在广场上，穿着崭新的制服，神情既疑虑又不无骄傲。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样的人，最后，整个广场都被黑褐色制服、纳粹党徽横幅、行进的军靴以及成千上万双被火炬照亮的眼睛给填满了。这也是地方史，图中人不是什么罪大恶极之徒；他们是校长、教堂管事、市政厅官员、报纸记者、牙医、工厂监工、油漆匠、屠户和面包师。而地方史的这一页，正是“坏女孩”被禁止窥探的。

起初，坐在“坏女孩”本人——本尊，而非演员——的起居室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她名叫安雅·罗斯穆斯（Anja Rosmus），留着一头卷曲的金发，蓝眼睛炯炯有神。穿着挺考究的，但略显俗气。她不再是小女生了，如今离了婚，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从写就第一篇文章以来，她已经发表了几本关于帕绍褐色历史的作品。起居室的一面墙上挂着罗斯穆斯自己所绘的画，有兔子、大胡子犹太人，还有幻想中故乡荒漠灰扑扑的村子。墙上挂着个死者遗容面具，原型是德国讽刺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在从纳粹德国逃至瑞典后，绝望的他于1935年自杀。面具是图霍尔斯基的遗孀赠送的礼物。

“还算挺真实的。”她如此评价影片。不过个别细节除外，譬如从窗户里扔进来的炸弹，这个情节是杜撰的。她倒是给我看了些恐吓信。“犹太婊子”绝对算不上是最恶毒的用词。有人发誓要用毒气毒死她和她的两个幼子，此外还有其他威胁。好多个夜里，她听到有人猛敲家里的窗子，还使劲摇房门，吓得她无法入睡。某人的兄长还起诉她诽谤，但此人的过去其实比她说的还要不堪。他叫埃米尔·杨尼克（Emil Janik），是当地天主教会的顶梁柱，战时人称“褐色埃米尔”，理由是他同情纳粹。某次公开会议上，罗斯穆斯被问起她是否真的认为杨尼克是纳粹，她说即便他不算名副其实的纳粹，也肯定不是什么抵抗组织战士。杨尼克的兄长为此把她告了，于是乎，她必须拿出档案，为自己举证。档案显示，杨尼克不仅反犹，而且还教唆所有天主教徒投希特勒的票。针对她的指控最终撤销。然而，庭审期间，法庭试图对她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因为她某种程度上危害了国家安全。

当然，几乎所有针对她的恐吓信都是匿名的，但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封不仅有署名，而且不带脏字。写信人过去是陆军军官，战时在西欧和东线战场服过役。他曾申请加入武装党卫队这一“我军的精英”，但未获批准。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从未见过不寻常的集中营或人”。战后，美国人逮捕了他，“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他”，尽管他“既没犯下过，也没目睹过罪行”，只是“履行了职责”。

这封信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其用词同耶宁格十分相似。不过，写信人认同耶宁格引用的观点。这位老兵描绘了一幅魏玛共和国走向覆灭的常见景象：失业，民族耻辱，“被犹太资本摧毁的小企业”。因此，很明显，纳粹当政后，“大部分德国人都很欣慰，总算有所改变了……”

无疑，怨天尤人者、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以及存心阻挠的家伙是不受欢迎的，因而“被清理出了公众视线”。他们去了所谓的防范性拘留营，后来被称为集中营……要想把德国从《凡尔赛条约》的利爪中拯救出来，有件事必须得到明确：你要么是敌，要么是友……

必须坦言，我年轻时，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互相教育，防止自己遭受任何反常之事的侵害，另外，我们也没受到任何负面影响……

犹太人在德国不讨人喜欢，后来越发明显，他们不受欢迎。但是，正常人不会纵容煽动仇恨，也不会容忍所谓的“水晶之夜”。毕竟，我们过去可是包容过犹太人的……

我们这些亲历那一时期的人有必要扪心自问，为何要辱没自己的名誉。很显然，把事实描得更黑对我们没有好处。我觉得，像加林斯基（德国犹太社团领袖）和西蒙·维森塔尔先生（纳粹猎人）这样的人起劲煽风点火是很坏的做法。我从没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也无法忍受子孙后代被迫背负罪孽感。

这样说来，安雅·罗斯穆斯就在辱没她的故乡，甚至是她的国家。然而，实际上，她发现有些人的表现值得敬佩，却并未收获应有的赞扬。比方说，人们丑化战时的市长，说他是个纳粹恶魔，什么脏水都朝他身上泼。事实情况却是，他曾试图制止驱逐犹太人，同意让他们逃命。除了市长外，罗斯穆斯发现还有其他人也冒着风险，搭救受迫害者。市政厅职员签发护照；她的祖母给当地一个集中营的囚犯送吃的；家庭主妇为人提供避难所。他们默默无闻的英雄行为从没得到过认可，也没人对之有多大兴趣。另外，她发现这些人自己也不太愿意谈论过去。

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政治，出手相助纯粹出于人道主义。但也有另一层理由：“多数人不想因为违法挨批。这儿的人对于抵抗的看法极度矛盾，他们将爱国主义和秉公守法这些事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何抵抗向来不为人所接受，哪怕抵抗的是纳粹。帕绍的居民中96%都是天主教徒。有人抵抗是出于宗教原因。有个牧师因为在教堂里庇护犹太人遇害。另一位牧师拒绝宣誓效忠希特勒，也被杀害。但人们谈起这两人时，却不曾流露出一丝敬意。他们违反了规则，他们不听话。公民不服从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我自己的祖母对于当年帮助别人从而触犯法律仍旧抱有负罪感。这就是我在这里如此遭人痛恨的原因。哪怕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也是在给官方添堵。”

我好奇于她本人的宗教思想，这对她的行为有影响么？她笑了，说道：“我二十五岁时离开教会。这对我父母是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教会。直到现在，他们依旧不明白，也拒绝正视我不是虔诚信徒的事实。”这番话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解答，我的目光停留在墙上那些关于正统派犹太人的绘画上。安雅·罗斯穆斯太年轻，体会不到她父母那辈人近乎神经质的“爱犹主义”。不过转念一想，也许年轻不是问题，也许这种事超越年龄界限。我联想到在柏林见过的年轻人，那些新一代的德国人在围绕破损犹太教堂残垣而建的犹太咖啡馆里品着茶；虽然不是犹太裔，却在脖子里围着绣有大卫星的围巾。

安雅·罗斯穆斯似乎能看穿我的心思，说道：“我的确受犹太教的影响。依我看，耶稣是个典型的犹太人。毕竟，你知道，基督教里很多东西都和宗教无关：圣诞节，复活节——这些都是德国的传统习俗。而我们每逢周日则会在教堂里举行许多犹太仪式。后来我读了弗洛伊德的书，他写出了我一直以来的感受，即人们出于深切的心理需求，才创造了宗教。”

如果把她的努力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宗教冲动，对这位勇敢的女士是不公平的。我没有理由质疑她对追寻真相的执著，而且她很有政治智慧。她看起来对自己毁誉参半的名声安之若素，这点并不让我感到困惑。事实上，她的自负在十分艰难、甚至是危险的局面下毫无疑问是她前行的动力。然而，她身上还洋溢着一种热情，就算不是宗教催生的，也一定有道德驱使的因素。在跟我讲述一个又一个有关家乡的骇人故事时，她眼中闪烁着光芒。帕绍首份印刷品出现在1476年，展示了被摧毁的犹太教堂图片。过去是犹太社区礼堂的地方，如今换成了一座煤气厂。一位邻居在奥斯维辛做过看守。他在那儿藏匿了一堆金银财宝，后来重回故地寻宝，在得知帮过自己的朋友是犹太人时，开枪打死了后者。这则故事后来被搬上银幕，影片名叫《亚伯拉罕的金子》（Abraham’s Gold）。我没有理由质疑罗斯穆斯。她对于真相的追求一丝不苟。但是传说曝光到一定程度时，自身也会衍生出传说。

比方说纳粹党徽面包的故事。每年，极右翼德国人民联盟（DVU）的党员都要在帕绍的尼伯龙根会堂集会，成群结队相伴而来的还有光头党、形形色色的时代落伍者、心怀怨气的老同志。他们夸夸其谈，放声歌唱，豪饮啤酒，肯定把老生常谈的故事又听了一遍，除此以外，没准还交换了些纳粹纪念品。但似乎这些行为还不够邪恶，一则故事逐渐传开了，说是集市广场上在售卖纳粹党徽形状的面包，刚烤出来，还是又热又脆的。这个故事传到记者耳朵里，他们用它为帕绍的形象又添上了一笔。这个无可救药的小城过去是希特勒的家乡，也是艾希曼成婚的地方。安雅·罗斯穆斯并没有传播过这一后来证明子虚乌有的故事。然而，黑暗的地方出现这类传说可谓十分正常。

不过，罗斯穆斯跟我讲了点别的，无疑是真人真事。帕绍郊外有座小型集中营，是隶属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所谓“附属营”（Außenlager）。在安雅·罗斯穆斯成长期间，这是帕绍人从来不会谈论的话题之一。她所就读的中学过去是希姆莱之父教授拉丁文的地方。人们围绕如何恰当地怀念战争纷争不断。1946年，帕绍决定为市镇中心重新命名，以缅怀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害者；另外还计划建造一座纪念馆，用作同一目的。两个项目最后都落空了。几年后，因河区（Innstadt）公墓里筑起一块纪念碑。那儿埋葬着军人，以及纳粹主义更直接的受害者。市长声称，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若不是社民党当地分支机构决定在1983年赞助修建一块纪念碑的话，集中营旧址很可能会彻底淡出公众记忆。

这个地方不好找。一座水坝将湖泊一分为二，我朝湖边走去，途经一块标牌，上面写着：“从长远来看，只有电才可靠。”耳边唯一的声音是鸟儿的啁啾，以及狭长的木质牛棚里传来的牛哞（也许牛棚过去是营房？）。水坝旁有个头戴蓝色鸭舌帽的老头儿正在干活儿，我问他水坝是不是“过去”的囚犯建造的，他“嗯”了一声，接着继续干活。那他知不知道纪念碑在哪儿？“不知道。”连头都没抬一抬。我正想放弃，却瞥见了纪念碑，它藏在灌木丛后，几乎完全看不到。竖立的灰色石碑外观朴素，上面写有一行字：“献给奥博里尔茨穆勒（Oberilzmühle）毛特豪森集中营附属营的遇难者，1942-1945。”碑文下方刻着五个十字架，以及立碑的时间，1983年。篆刻的字体形似如尼文字（Runes），这是一种十分古老且据传很神秘的条顿式字体，深受纳粹的喜爱。

选用如尼文字的决定显得对历史无知，但无疑并非出于恶意。在德国，这样或那样的复古之风随处可见。某个政权或制度越是新近成立，越是缺乏安全感，就越会去仿古。早在19世纪时，一股仿冒中世纪之风就吹遍了大半个德国。纳粹以自己的方式延续了这一风尚，而这在战后德国城市修葺一新的外观中也得到了承继。毕竟，区区十二年和神圣罗马帝国、条顿骑士或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光辉岁月一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帕绍市政厅内有一些后哥特时代的遗物，尽管大部分其实诞生于19世纪。费迪南德·瓦格纳（Ferdinand Wagner）从尼伯龙根传说中选取素材，在市政厅内墙上绘制壁画。市政厅的外墙正对多瑙河，属于后哥特式风格。我与人约好在这里相会，来者是安雅·罗斯穆斯的某位死对头，名叫戈特弗里德·多米尼克，他是市政厅隔壁游客咨询处的主任。

多米尼克年龄四十五岁上下，留着八字胡，日渐稀疏的一头金发下，粉红色的脑门亮堂堂。他身穿一件牛角纽扣的巴伐利亚式西服，表情谈不上不友好，但很拧巴，似乎正在忍受消化不良的煎熬。他一激动就脸红。

我在他办公桌前刚落座，多米尼克便手指墙上的一个镜框，里面套着一句名人名言，落款处是一位德国红衣主教的签名。“这是我的人生格言。”多米尼克说道。格言这么写来着：“那些有梦想、并准备好为实现梦想付出代价的人是幸福的。”我点点头，问起安雅·罗斯穆斯的事。多米尼克随即摆出一副十分痛苦的表情，并向我解释原因。他说，这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帕绍的好名声，二是罗斯穆斯女士的性格。帕绍地处巴伐利亚一块很特别的地区，这儿的人既自信，又略显保守。可这位罗斯穆斯女士跳出来说帕绍是个纳粹城市，侮辱了左派不算，还侮辱右派，整个就是“一个女人一台戏”。这么做对帕绍很不好，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波，当真不足为奇。

对，我附和道，这我知道，但罗斯穆斯的指控难道不是确有出处么？多米尼克咬了咬胡子，翻开办公桌上的一个棕色文件夹。他从中抽出一份刊登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剪报，食指叩击文章，脸涨得通红。“一派胡言，”他叫道，“纯属一派胡言！”能说得具体点么？“这篇关于纳粹党徽形状面包的稿子是在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面包。”但这是从罗斯穆斯那里传出来的么？多米尼克答不上来，却一口咬定罗斯穆斯是幕后黑手。

我想暂时回避纳粹党徽面包这一话题，于是问多米尼克，他认为罗斯穆斯有关战时帕绍的那本书在事实上是否经得起推敲。他方才的怒气退去了不少，拧巴的表情重新浮现在脸上。这个很难回答，他告诉我，因为他自己不是帕绍本地人，他的家人才是。说完他指了指墙上两幅亮闪闪的照片，是旅游咨询处常见的那种巴伐利亚风景照。“瞧瞧，”他说。“真相不仅关乎细节，还关乎色彩，关乎基调。”他的注意力转回到报纸文章上，说：“不过这些东西是存心伪造的，这些可怕的谎言抹黑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形象，而她却蜚声海外，成了与罪恶城市势不两立的好姑娘。”

我试探性地表示，或许问题源自历史被长期掩盖这层因素？不对，多米尼克答道，完全不是这样。“我一向很了解过去，我见过阿尔伯特·施佩尔，还认识戈林的女儿。对了，我甚至还见过希特勒的秘书。所以你说的不对，我对历史一直充满兴趣。我读过施佩尔的回忆录，也读过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我奶奶挨过纳粹的打，我妈妈亲眼目睹过死亡行军。你必须认识到，我们活得比别人更艰难。我生于1946年，老师没教过我们啥。但对于罗斯穆斯女士这代人而言，情况大为不同了。没有什么是遮遮掩掩的。”

我告诉多米尼克，自己走访过集中营旧址，并问他1983年才进行官方公祭是不是有点晚。他乐呵呵地挥了挥手，邀请我去隔壁喝杯上好的本地啤酒。他一边走，一边跟我说，集中营是很糟糕，糟糕透了，但与之相关的无稽之谈也有不少。人们老说达豪是个死亡营。“才不是呢！那儿不过是个劳工营。”

我们呷着啤酒，他的胡须上沾了泡沫，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老。我再次把当地集中营和纪念碑为何小而隐蔽的问题抛给他。多米尼克看着有些沮丧。“很难回答，”他承认，“真的很难回答，但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就让我谈谈个人想法吧。假使说你一条胳膊是废的，你不会想让人看见吧。那段时期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低谷，但这在漫漫几千年历史中不过才占了十二年。因此人们倾向于对其遮遮掩掩，这和胳膊残疾的人不太可能穿短袖衬衫是一个道理。”

我注视着多米尼克粉红色的面庞和他挂着泡沫的白胡须。他人不坏，只是十足中规中矩。他和奉行激进反法西斯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属“六八一代”，但当其他人在抗议或揭露法西斯残余，或审判各自的父母时，戈特弗里德·多米尼克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只是个听话的小男孩，是当地天主教青年协会的成员，是习惯成自然的保守主义者。他从没审判过自己的父母，他的腔调和他们别无二致。

我俩聊得很投机。他问我在忙什么，我回答说在写书。啊，他叫道，我去过一次日本，去的是东京。但他发现和日本人没法交流。他们对德国人面对本国历史的做法完全无法理解。“他们认为我们坦诚直面过去是示弱，让我们在昔日的敌人面前失了面子。哎，我完全无法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理解不了保留天皇的那套理由。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观，面对历史的方式也和我们完全不同。”

花冈

1945年夏，战争结束前不久，谷地田恒夫（Yachita Tsuneo）只有五岁，但他至今仍记得“花冈事件”。当然，他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这么叫，也不知道7月30日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记得看到一群人把跪在村会堂前、瑟瑟发抖的中国劳工团团围住。人群高喊：“杀死支那人！杀死支那人！”据说，“支那人”杀了个日本人，还把他给吃了。谷地田记得自己看见竹竿像雨点般砸落在赤身裸体的中国人身上，但随即便被母亲带走了，这场面少儿不宜。

实际上，事情的真正经过如下：7月30日晚，日本东北某小镇的八百多名中国劳工逃进了深山。多为农人、商店主组成的当地民兵手持竹枪和棍棒，协助警察追捕劳工。他们管这叫猎兔。中国人被驱赶至村会堂前的空地上，双手反绑，双膝跪地，赤裸着上半身跪了三天三夜，期间没吃没喝。当时正值一年里最热的时候。谷地田后来听说，有些中国人尝试喝自己的尿。而在村会堂内，有大约五十人被折磨致死。一些人被绳子拴住拇指，吊在天花板下并遭到毒打。其余的被掰开嘴，强行往喉咙里灌水，之后被人用脚踩肚子。老师教唆学生朝“支那人”吐口水，他们还分到了用来殴打“支那人”的棍棒。在距离谷地田见到囚犯不远处的某个村子，当地青年团体的少年用棍棒打死了好几个中国人。

这批奴工于1944年从中国被带到秋田县的花冈。这种做法并不罕见。日军将战俘和强掳来的平民交给日本企业，作为奴工使唤，从中获取报酬。战时，大约四万人因此来到日本，约七千人后来客死异乡。这一数字，和七百八十万在纳粹德国从事劳役的外国人中的死难人数相比，也许并不算什么，但中国人遭受的野蛮对待可谓骇人听闻。当时约有二百万朝鲜人旅居日本，但由于朝鲜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而且所有朝鲜人都被视作日本国臣民，他们与中国人的境遇就不太一样了，虽然未必好多少。约有一半旅日朝鲜人都是战时强征来的民夫，往往受尽虐待。从数据来看，“花冈事件”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八成有诸多类似“事件”，但机缘巧合的是，这是人们清楚来龙去脉的唯一一起。

花冈的华工为鹿岛建设组卖命，这是一家大型建筑公司，与同和矿业株式会社有合同关系。华工负责开铜矿。到了隆冬时节，他们被勒令在河道上架设水坝，改变其流向。即使在冬天，整个秋田都被覆盖在皑皑白雪之下时，他们身上也只穿着破旧的单衣。每日的伙食是烂苹果皮和一碗稀薄如水的米汤。一次，某位厚生省[4]官员造访花冈，指出这么对待华工太客气了，“应该像绞一块湿毛巾一样榨干他们，直到一滴水都不剩下”。九百八十六名华工多为农民和战俘，只有五百六十八人熬过战争，活了下来。

7月30日的暴动经过了粗略的策划——华工打算与关押在附近一所小型集中营里的美澳战俘会合，一起逃往海边，再找条渔船，驶向北海道。他们估计那里已经解放。一旦计划失败，将会葬身大海。事实上，他们到达的最远地方不过是劳工营附近的山林。战后很久，劳工营旧址附近才竖起一块纪念碑，形容暴动是为“捍卫人类尊严”所作的殊死一搏。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秋田市一座法院审判了幸存的华工。他们因为在战时暴动，危害日本国家安全，被判有罪，并处终身监禁。

若不是因为鹿岛建设组的员工挖掘乱葬坑，以隐匿虐待华工罪证时凑巧被美国占领当局发现，“花冈事件”也许永远也不可能称之为事件——换言之，它会同其他战时日本外籍劳工的遭遇一样，变得无人知晓。这一发现的结果是，日本国内举行了唯一一场将私营企业列为被告的战争罪审判。中国囚犯从秋田的监狱获释，出庭作证，指证他们过去的雇主。1948年，八名鹿岛建设组的当地职工被设在横滨的盟军军事法庭裁定有罪，其中几人被判处绞刑。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重要人物，于是所有人在1956年都获释了。几年后，同样获释的还有战时劳工项目的正式负责人岸信介，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升任首相。而鹿岛建设组如今更名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在华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花冈事件”中幸免于难的个别华工后来留在了日本，其中一位在1972年中国同日本政府签署协定后选择了自杀。在这份协定中，中国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昔日的受害者不仅被斩断了获赔的念想，而且在当时的排外逻辑中，那些战时待在日本的中国人本身就值得怀疑。“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的劳工被控做过日本间谍。我们只能想象他们在红卫兵手里的遭遇。

但起码还有相关记载，虽然大部分都保存在美国的档案馆。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大部分资料在1980年代末被公之于众。与此同时，所剩无几的中国幸存者也可以赴日提出索赔要求了，哪怕告不了日本政府，至少也可以把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告上法庭。1990年，一支由四名幸存者组成的团队在战后首次造访花冈。但他们几乎什么也认不出，因为所有地标都不见了。他们唯一能依赖的只有记忆。在花冈——如今是大馆市的一个区——他们受到了几位日本人的接待。有两个人尽管面临各种艰难险阻，也拒绝让记忆消亡。其中之一便是谷地田恒夫。

*****

谷地田从事的是工会组织者的工作，他请了假，带我游览当地。他操着一口浓重东北口音、吐字短促的土话，据说，这和当地寒冷的气候很契合。他穿着随意，有那种自豪于摆脱了企业生活的日本人的风范：花衬衫领口敞开，下身是宽松的长裤，上身套了件运动夹克。前一天晚上，我俩在一家朝鲜餐馆小酌，因为他希望我见见经营这家店的朝鲜夫妇，听他们讲日本人排朝的故事。夫妇俩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朝鲜侨民之一，是谷地田的朋友。当晚，谷地田不止一次地指出，日本人曾视朝鲜人和中国人为劣等人。他记得，在他就读的学校有个朝鲜女孩，他和他的日本同学都不把她当人看。而且这还是在战后。

过去是中国劳工营的地方，如今依然归同和矿业所有。在标注昔日劳工营位置的石碑前，泥土地上竖着块标牌：“危险！请勿擅入。”我们没理睬，继续朝前，这时看到有辆同和矿业的车远远地跟在身后。谷地田哈哈大笑，说一直都是这样。四周风景虽美，但这是种有毒的美。淡红色的土壤上铺着冰冷坚硬的石板，上面附着青苔。同和矿业把一个大湖当成了有毒废料的倾倒池。湖面漂着层橘红色的薄膜，但朝水里扔块石头，厚厚的黏液下会泛起黑色的水泡。原华工营就位于湖底。

站在距原劳工营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山顶，谷地田用手指出几个主要地标。花冈坐落在一片广袤而平坦的盆地中，四周山峦环抱，山顶覆盖着积雪。从远处看，就好像巧克力蛋糕上裱了层奶油。不光是平原上的城镇和村庄有了变化，就连自然风光本身，和1945年一比也已大变样了。湖泊是新近形成的，河道改了流向。一些山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公路和新建大楼，或者是另一些由板岩和泥浆堆积而成的山峦。当年的一个湖泊如今已经干涸，只剩下一片湿漉漉的灌木丛。市政厅消失了。村会馆在1960年代被夷为平地，代之以一栋乏味的混凝土建筑。其矗立在空地一端，另一端是过去扣押中国囚犯的地方。昔日村里店铺的位置，现在是一家大型超市。稻田则被扩张的城市所占据。

但并非一切都消失了。谷地田指向成排破败的营房，这里以前是美国战俘的住处。我问他美国人是不是也开过矿。“没有，”他说，“我们日本人对白种人总是很关照。”说罢嘴一咧，挤出一丝狡黠的笑。我也冲他笑笑，并想起自己听过的所有关于缅甸铁路和荷属东印度“鬼子营”的故事。不过相对而言，谷地田说得真是没错。

他还指出华工逃进深山时走过的那条路。路旁遗留着一堆密密麻麻的木屋。谷地田说，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大逃亡当晚曾听到有人光脚走路时发出的沉闷脚步声。他还模仿了下这种声音：啪嗒啪嗒，啪嗒啪嗒。1945年，华工已无鞋可穿。

我们参观了公墓，那里矗立着两座纪念碑。一座缅怀战死日本军人的“忠魂”，另一座凭吊“牺牲的中国英雄”。在经过一连串的激烈争论后，该碑于1963年落成，由大馆市、同和矿业和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共同设立。1985年，大馆的社民党市长决定将7月30日宣布为“和平纪念日”，并计划每年在纪念碑这儿举行仪式。但光看外观，此碑似乎已被人遗忘。地上摆着一束塑料纸包着的花，花朵已经枯萎。纪念碑基座前有个开了盖的塑料饭盒，里面的饭团早已腐败变质。

河道曾是中国人和朝鲜人干活的地方，他们常常因为遭到毒打、饥饿和体力透支而葬身于此。河道附近也有块石碑，不过体积要小多了。上面的字难以辨识。石碑表面龟裂得就跟碎玻璃一样。地上横七竖八散落着一堆罐头盒和供奉给亡灵的食物残渣。碑文这样写道：“献给中国死难者的佛碑。”纪念碑的由来与其要缅怀的历史一样不堪。鹿岛建设的员工在挖掘华工遗骨时被当场抓获，后被勒令修建一座像样的佛教墓穴，用以陈放遗骨。但他们不肯，转而将骸骨移葬在一座佛教寺庙的后山。1949年，邻近中国劳工营的地方又挖出了更多骸骨。新发现的遗骸和原有尸骨一同归葬，不久后，石碑便立了起来。近年来，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主动提出想修建一座体积更大的纪念碑，但是为幸存华工权益而奔走的小型团体拒绝了这一请求，说除非先交付一定数额的赔偿金，并建立一座博物馆。“他们造起纪念碑来挺在行的，”谷地田说道，“但一说起历史研究和经济赔偿，我们就一点帮助也得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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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馆到东京，乘火车的话约七个半小时，和从柏林出发到帕绍用时差不多。与日本中南部相比，日本东北，特别是秋田地区的萧索程度至今令人吃惊，甚至可以算得上贫穷。市中心不仅晦暗，而且毫无亮点：混凝土建筑外观粗糙，昏暗的购物街上架着塑料顶棚，防止冬季时大雪封门，堵住商铺。城市郊外的木屋边上被人漫不经心地扔了一地的垃圾。这些说是房子，但常常只能算是窝棚。除开无处不在、同日本各地别无二致的广告牌外，为大馆增色的只有小小的居酒屋了。暮色降临，男人们会在里头喝得酩酊大醉。

尽管是日本的产粮区，但东北地区向来很穷。战前，尤其是大萧条时期，农民穷得走投无路，只好出卖自己的女儿。日本和南洋的妓院里总是挤满了来自东北的姑娘。另外，由于长子要继承家业，他们的胞弟常选择参军。虽然军旅生涯很凄惨，但起码还能吃饱饭。东北地区的艰苦生活让人们心生怨气，矛头直指政客和商人，后者被认为既贪婪又腐化。这种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身为共产党员的小说家小林多喜二出生在花冈附近，在比花冈还要靠北的北海道长大。1933年，他因为传播危险思想，被警察拷打致死。我有种感觉，谷地田的左倾思想，以及他的朝鲜裔朋友对朝鲜的政治认同（即使他们出生在韩国），是与此地的传统一脉相承的。他们并非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对腐败、歧视和贪欲，视之为“资本主义”。基于同样的理由，激进的右翼“农耕思想”在战前也很流行。

寒冷的北方孕育了一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自我形象：人们具备忠诚、诚实、勤劳等品质。大馆的车站前有一尊塑像，原型是在日本人见人爱的一大偶像，忠犬八公。小狗每天早上都会始终如一地守候在车站前，等着迎接主人的到来。一天，主人在抵达车站前身故了，但八公依旧守在原地，一步也不肯挪。狗儿就这样一直坚守岗位，直到老死的那天。今天，八公石像的脖子上依然装点着鲜花——且比所有华工纪念碑前摆放的花束都要新鲜和茂盛。

东北的村庄和城镇是民歌里歌颂的对象。它们还是日本版《故乡》或乡土故事的绝佳背景。志在寻根的导演通常会选东北作为取景地。秋田和青森至今仍弥漫着一种远古的神秘气息。套用城市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一句话来讲，东北“散发着泥土气”。出生在那儿的人往往渴望逃离，背井离乡者还真不少，但对于远在东京的作家、艺术家和诗人而言，同样的乡土（furusato，顾名思义是指“老村落”）在他们眼里则笼罩在一层温润的乡愁之雾中，这是日本人阔别已久、泥泞不堪的“故乡”（Heimat）。

阿信是日本迄今最风靡的电视肥皂剧的女主人公，她就出生在东北的一个村子里。该剧名为《阿信》，由准国有的NHK电视放送协会在1984和1985年间播放。这恰巧也是《故乡》在德国上映的时间。这部总共297集、每集十五分钟的电视剧于每天早上首播（收视率可达63%），下午重播（收视率降至20%）。从风格来看，《阿信》和《故乡》有很大差异。德国电影是个人化的艺术创作；《阿信》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情节剧。而且，尽管《阿信》同《故乡》一样，既是对传统乡村价值观的讴歌，也是对其沦陷的挽歌，但日本女主人公很小就因为家里无力供养她而背井离乡。故乡的失去是实实在在的，这点对于工业化时期的许多日本人而言（德国人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也不例外）亦是如此。但是家的概念并不一定局限于地区。在《阿信》中，整个国家都成了某种故乡。尤其是战争年代，正是透过家的角度来审视它，这在莱茨的《故乡》中也一样。德国电影和日本电视情节剧都是对好莱坞式历史的一种本土化回应，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记忆中的历史。两部作品的感染力主要源自于此。

在《故乡》中，母亲是家族历史的基石，同样，阿信也是所谓传统价值观的集大成者。她象征着保守日本社会的理想：坚忍、勤劳、诚实、开朗、礼貌。她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同时严于律己，说话轻声细语，客客气气，但为人也很坚强；是所有人仰仗的对象。如果说埃德加·莱茨属于左派乡愁浪潮一分子的话，那么《阿信》或许能被称作是官方认可的历史记忆。阿信是个安分守己的女人。她反对战争，但对其无能为力。正如旁白不止一次告诉我们的那样，她的职责是“照顾好家人”。这部剧在响亮地表明反战立场的同时，也歌颂了多数日本人对战争发自内心的支持。

故事里所有的日本兵都是相貌堂堂之辈，为人诚恳，正直，且彬彬有礼，就连阿信的小叔子也是如此。他是个激进的爱国者，老是怂恿阿信把儿子送去军校。阿信的丈夫龙三后来也沉迷于军国主义宣传。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投机倾向；作为军队的供应商，他的生意蒸蒸日上。但他对老婆孩子越来越专横，思想也愈发沙文主义。从某些方面来看，这部有日本官方背景的肥皂剧在对剧中人物的批判上，要比莱茨的《故乡》更不留情面。沙巴赫善良的人们既不是狂热分子，也不是沙文主义者；只有邪恶的党卫队军人才是这般模样。不过，阿信的丈夫并不缺乏同情心。他其实是个好人，发自内心地相信国家（而若要勾勒一个善良而真诚的纳粹形象则明显要困难些）。当阿信抗议说为部队提供物资无异于充当战争同谋时，龙三答道，日本打国仗的时候，每个日本人都应尽到自己的义务。

攻陷南京值得欢庆。在一幕构思精妙的慢镜头中，我们看到整座小城倾巢而出，打着灯笼参加游行。人们那帧数被放慢的笑脸看着很瘮人，甚至十分狰狞。尽管阿信信奉和平主义，但她也很高兴。念旁白的女声介绍到，阿信“感到有一股正在塑造日本未来的强大力量，但不知道这股力量的本质是什么。南京已被征服，全家人都出门参加游行。阿信也是欢声笑语的日本人中的一员”。

紧接着的下一集里，我们看到阿信对发生在亚洲大陆上的战争的残酷性一无所知（同样，观众也一无所知：敌人从未出现，遑论落入日本兵之手的敌人的遭遇了）。阿信在得知两个儿子变得和他们的父亲一样狂热、表示愿意为国家捐躯（注意，不是为天皇捐躯：在NHK版的历史里，天皇被小心翼翼地剔除了出去）后既忧心忡忡，又郁郁寡欢。我们看到了阿信作为母亲的痛楚，但同样触动我们的，还有她两个儿子的年少轻狂、一腔热血和单纯思想。在家里的餐桌旁发表爱国演讲时，灯光照亮了他们俊朗的脸庞，这跟好莱坞电影里播放詹姆斯·史都华[5]前往华盛顿时的镜头是一样的。与沙巴赫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害群之马，没有类似党卫队恶徒那样的人。

这也许是德国“故乡”（Heimat）和日本“乡土”（furusato）之间最大的区别：日本的村庄里没有纳粹，有的只是军人。从未出现过驱逐，附近也没有集中营。没有“水晶之夜”，邻居也不会在夜里消失。人们也许不喜欢战争，不喜欢其带来的经济困窘，也不喜欢乡村学究和军队恶霸的趾高气扬，但几乎所有人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说战争本身，这发生在其他地方，与家门口相距十分遥远。不过也有例外。对于那些不幸生活在冲绳的岛民而言，1945年，战火惨烈地烧到了家门口。冲绳人被视为二等国民，帝国军队信不过他们，许多平民百姓因此成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交战时的牺牲品。约有十六万平民——超过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于交火，另有上百号人选择了集体玉碎。撇开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爆，这段经历留给冲绳的苦涩感要远甚于日本其他地区。

但是，与花冈一样，广岛和长崎同时也是劳工营所在地。类似的劳工营遍布日本全境，日本老百姓肯定知道它们的存在。每天，花冈的良善之人都能在路边看到监工手执皮鞭，抽打形销骨立的中国奴工；但同样是这些良善之人，却在奴工逃跑后协助警察“猎兔”。在大馆的时候，我和谷地田喝个不停，期间，他跟我谈到自己的父亲，说老头儿从骨子里憎恶战争，以至于在征兵体检前喝下一整瓶酱油，好让自己不达标。在国内，他也尽力不去做和战争有关的工作。但是“猎兔”开始后，他却参与其中，跟着一群暴民上了山。和所有人一样，他尽了自己的义务。所以战后人们不愿谈论过去的事。1979年前，当地历史教科书里甚至对“花冈事件”只字不提。

当年，一些学童被教唆朝“支那人”吐口水，野添宪治便是其中之一。他从未忘记那段经历：“每当我就‘花冈事件’向人发问，往事就会掠过脑际，而我也会变得难以启齿，并开始颤抖。我意识到，自己也是侵略者中的一员。”然而，野添从未停止发问。三十年来，他一直在设法弄清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因如此，他的家人遭到威胁，孩子在夜里没法走出家门，窗玻璃也叫人砸了。他还接到过匿名电话，多半是后半夜打来的，对方向他发出死亡威胁。1975年，在他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书出版后，局面进一步恶化。没人否认书中的事实，但他还是被骂成是出卖同胞的叛徒，辱没了“故乡”、“乡土”的名声。(120)

我在野添的家里拜访了他，他住在距大馆市不远的一座小镇上。这是座典型的日本东北小镇：街上空空荡荡，铁皮屋顶呈波纹状，房屋破破烂烂。野添家的大门藏在一家干货铺子后的狭窄小巷内。屋里闻着有股潮气，以及陈年木材和下水道堵塞后的气味。他的书房在二楼。我俩坐在榻榻米地板上，身旁围着成堆的书籍、档案和期刊。野添穿着一套旧和服，又大又圆的脑袋上长着一绺绺白发，乱蓬蓬的，没梳过。论气质，他像个教授，但实际上连高中都没毕业。他过去靠干零活为生，一生清贫，如今靠撰写“花冈事件”系列丛书勉强度日（至今已发表四本）。这些书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也是他唯一想写的话题。

在和野添交谈的过程中，我想起了把他介绍给我的人，一位年逾五旬、身居大阪一室户公寓的华侨。他叫中八戒（Chu Hakkai），这是日本官员强迫他把自己的姓名日本化后所取的名字。中八戒是垃圾场的卡车司机，他把自己的收入全部花在了搜集战时华工历史的相关资料上。同野添一样，他也没什么机构背景。有人告诉我，没有一位日本学界的历史学家就此课题做过研究。因此，跟野添一样，中八戒得亲自跑去中国寻找档案，找生还者做访谈。

刚开始，野添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关于“花冈事件”，根本没有留存档案，因此，他能做的只是寻找目击证人。他说，起初登门拜访时，吃过四五回闭门羹。有些人还报警撵他走。这之后，尽管不情不愿，但有人在扫了眼巷子里里外外，确信没邻居看见后，会请他进屋喝茶。起初，他们只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渐渐地，见了四五回后，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一个个人名蹦了出来，话匣子打开了。这一过程进展得如此缓慢，以至于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为自己的第一本书凑齐了素材。

“我从没挨过打，”他告诉我，“但同和矿业株式会社雇了帮会成员，确保我不会在原劳工营周围游荡。帮会还有警察撑腰。”

他从同和公司那里当然得不到任何帮助，但工会也不希望趟这滩浑水。我问他是否和其他调查战时历史的人有联系。我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存在，因为其成员帮忙介绍不少人给我认识。中学老师森正孝与中八戒相识，而中八戒又把我介绍给一位幸存华工的代理律师，后者又认识长崎市的某人……就这样，我结识了一连串的人。“没有联系，”野添回答我，“直到三年前，我一直都是孤军奋战。”

这么说或许略有些夸大其词。毕竟，1985年前后，官方的确做出过样子，在花冈市举行了纪念“花冈事件”的活动。另外谷地田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时间没有野添那么长。但是，在和这个圈子里的若干成员聊过后，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十分融洽；对别人的冷漠评价折射出嫉妒心理和严重分歧。当然，对于坚持一项不得人心事业的边缘群体，事情向来如此。总之，到了1980年代末，情况稍许好转。那时，华工和韩国人已能自由赴日，尤其是战后被遣返至韩国的朝鲜侨民。秋田广播公司制作了一部“花冈事件”的电视纪录片，不仅得了奖，还在全国播放。

话说回来，野添是个真正的勇者，因为他清楚自己毕生的心血只会招致社会对他的排斥，而鲜有日本人会为了献身事业甘于接受这一命运。好奇心再度涌起，是什么在驱使谷地田、野添、家永或安雅·罗斯穆斯，激励着他们独自坚持？我把这个问题抛给野添，他模棱两可地回答说希望把真相传递给下一代，此外很难再让他多说什么。不过他曾经写到过自己的学生生涯，写到校长命令学生朝中国人吐口水。他是个恃强欺弱的家伙，这样的人当时很常见。他逼男孩子拿棍棒互殴，说是要锤炼他们的气魄。这位军国主义的信徒成天叫嚣要跟盎格鲁-美利坚恶魔战斗到底，但在战败后却若无其事地照常过日子，对他做错过事或说错过话没有半点表示。别的老师也一样，在乡里名流的撑腰下声援战争。“正因如此，”野添写道，“我才对那些自称老师的人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不信任。”(121)

依我看，将野添、罗斯穆斯和其余同道串联起来的，正是这种基本的不信任、对官方控制他们思想的拒斥，以及坚持提问和认识真相的那股子韧劲。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这样的人都不会多。我猜，不管他们身居何地，恐怕都不太讨人喜欢。如果说罗斯穆斯在德国不像野添和谷地田在日本那样孤立无援，这仅仅因为联邦德国过去是、现在也依旧是个更开放的社会。那儿总有拥护罗斯穆斯事业的律师、报章和学者。但在日本，单个学者所能获得的机构支持则要少得多。

然而，就多数人的情况而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直面令人不悦的事实时，日本人的反应和德国人差不多。多数人不是转身离开，就是捶胸顿足。1990年，大馆市举办了一场题为“花冈事件”的小型展览。我见到一份特地为此准备的问卷。参观者被要求写下自己的年龄，是如何得知“花冈事件”的，以及对此的感受。人们的回答和德国纪念馆留言簿上的话差不多——都在表达“民族”耻辱。

“日本人是全世界最野蛮的民族！”一位年过三十的男人写道，“作为日本人，我感到深深的愧疚。”关于花冈事件，他是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另一名参观者是年逾花甲的老媪，事发当时便知情。她写道：“作为花冈人，作为日本人，我感到无地自容。这跟‘花冈事件’相比或许只能算是桩小事，但我希望人们知道，家父过去利用华工为他工作，自己却借用上司的名义，假装是他们下的命令。”公开悔过——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自我批评”——并不只在基督教文化里才有。

谷地田打小就是基督徒，但他说自己“耻于”提及。他自视为一介凡人，一位社会主义者。基督徒在日本东北的小镇里并不鲜见。传教士吸引的是穷人，这在哪儿都一样。谷地田的老婆孩子既不是基督徒，也对他有关华工的研究毫无兴趣。太太因为他常去中国怨言颇多，希望老公能带她去欧洲度假。女儿小时候曾帮爸爸分发工会传单，但年纪一大，就对他的事再也不闻不问。儿子则向来不感兴趣。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谷地田脸上仍挂着笑容。

基督教背景的社会主义者身上往往都有一种宗教倾向，不管他们自认为多么世俗化。我在谷地田身上没有察觉到这点。他身上没有一点宗教热忱的元素——野添亦是如此。谷地田为何会如此关注“花冈事件”呢？为什么历史会将他牢牢攥在手心里？他的回答和野添一样含糊其辞，但聊到后来，在我以为他已经忘了我问过什么的时候，他却杀了个回马枪。二十来岁时，他曾在京都呆过几年，在邮局工作。一次，有人让他别用某个杯子喝水，他吃惊不已，因为这杯子是专供“部落民”（burakumin）使用的。“部落民”是指昔日社会弃儿的后代，他们的祖先从事污秽的行业，譬如屠宰和制革。社会对这类人的歧视在中南部地区尤为严重。在北方，也许是因为开发比较晚，很少存在这一问题。谷地田没有留在京都，但这段经历为他打上了烙印：“我下定决心，永远都要与被歧视的人站在一起。这就是我会对探究花冈事件经过感兴趣的原因。不光是为了替幸存者索赔，不完全是这样。我是想让日本人承认事实，还受害者以自尊。”

*****

谷地田驱车带我来到昔日村会堂的旧址，被人五花大绑的华工曾跪在那儿的空地上，遭人唾弃，被人殴打，其中一些还被凌虐致死。院子里种着几棵参天大树，地面灰暗而冰冷。“那棵松树，”谷地田边说边指向一棵看似最老的树，“一定目睹了行凶过程。”新建的社区中心对面矗立着三座大型雕塑：一座是男性半身铜像，一旁是块巨石，光滑的表面刻着一首歌。铜像旁有座裸女塑像，她正引领一群鸭子走向铜质平台的边缘。一块小小的铭牌躲在树丛后，不仔细找的话几乎看不见，牌子上刻着“花冈事件”的来龙去脉。

谷地田说，“赶鸭子的裸女”所在之处恰好是过去村会堂的位置。这点无文字为证，雕塑上找不到一句铭文。从一本大馆市政府发放的名为《和平之城大馆》的介绍册上，我得知这座雕塑名为“和平雕塑”：誓将维护中日友谊。同样是这份册子，还（用英日双语）解释道：“和平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一观念，1983年12月12日，大馆市成为秋田县首座宣布自己为‘反核和平之都’的城市，一直在为每位居民倡导和平之城的目标。”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这一和平塑像，或欢迎反核政策，但毕竟是一个由社会党执政的城市所取得的成果。

男性雕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之处；诸如此类地方名人的铜像在日本随处可见。然而，眼前这尊却格外华丽，微笑着俯视整个庭院，脸上的神情似乎很满意于自己的诸多成就。此人是畑泽京一（Hatazawa Kyoichi），铜像下方刻着他的一系列职位和头衔。畑泽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地方官僚、相扑界的顶梁柱、几届奥委会成员，以及数项日本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光溜溜的石座上所刻的歌词，是专为歌颂他的精彩人生所作。据纪念碑碑文来看，畑泽的人生经历只有一个很小的缺口：1941-1945年期间是一片空白。但他那时其实并没闲着，是主管花冈矿场劳工事务的负责人。

“日本人对历史也就这么点重视了，”谷地田表示。“我没法说服自己带中国参观者来看这个，这可真叫人羞愧难当。”尽管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尴尬，但他大可无需如此。在我看来，畑泽京一的塑像所象征的，不只是公众对惨痛真相的无动于衷。我又打量了眼这位成功的地方大员。看着他那得意的笑容，我明白了是什么在驱使野添和谷地田等人坚持过那样的生活。

[1]齐格弗里德同克里姆希尔达都是《尼伯龙根之歌》里的人物。

[2]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　）法国著名学者，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

[3]Zarah Leander（1907-1981），瑞典喜剧女演员，曾被认为替纳粹宣传体制工作。

[4]近现代日本国家机构，主要承担日本的国民健康、医疗保险、药品和食品安全、社保、就业、救助弱势群体等职责。

[5]James Stewart（1908-1997），美国著名演员。在电影《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中，他扮演一个深受爱戴的地方童子军领袖，当选为参议员后来到华盛顿与腐败体制斗争。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假使说《铁皮鼓》是全世界关于二战最著名的一本虚构编年史的话，那么其主人公、三岁就停止长大的男孩奥斯卡·马策拉特（Oskar Matzerath）可以算是这场战争最有名的文学见证人了。挎着铁皮鼓、嗓音能震碎玻璃的奥斯卡·马策拉特是最理想的回忆录作者，他有着早熟儿童那种不可思议的好奇心。不管有些事在成年人看来多么不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鼓声是对他目睹的惨剧的见证。与此同时，奥斯卡还象征着大人们的恐惧和渴望，尤其是渴望在一个黑暗、温暖、子宫般的世界里寻找安乐窝。这样的世界，就存在于他祖母安娜·布隆斯基宽松的裙底下。她坐在卡舒比亚人的土豆地边上，奥斯卡只要钻进她那“肥大的裙底”下，就能置身另一片世界。对于孩子，这个世界尚未有事可记；而对于成人，一切都可以是过眼云烟。

君特·格拉斯的这部权威著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审视过去的扛鼎之作，但绝非仅此一部。由于鲜有成长于第三帝国的德国成年人愿意回顾自己的经历，取材于那一时期的诸多小说便出自当时尚未成年的男男女女之手。在日本，军旅作品多为退伍老兵写就。但若想了解纳粹专政下的日常生活，我们大体上只能仰仗孩子奇幻而痛苦的视角。

对战时日本日常生活的描写则要少得多。即使如此，一些描写战争末期——也就是战火烧到日本本土的时候——的佳作都和孩子有关，或者将孩子作为叙事主体。井伏鳟二以广岛为背景的杰作《黑雨》讲的是一位天真少女的遭遇。而大江健三郎早年的小说《抽嫩芽，打孩子》则是一群被转移至偏远村庄的孩子的故事，情节类似《蝇王》[1]的倒叙版：温和、懵懂的孩子沦为残酷、野蛮的成人世界的牺牲品。不论在日本还是在德国，以战火中儿童为题材的书籍多拥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天真与邪恶之间的较量。

诸如此类的小说，为一个静止的宇宙和生来邪恶的成人世界提供了一种感伤且往往带有道德说教色彩的看法。尽管它们多数具有政治意义，但讲述的故事本身不牵扯政治。由于成人世界坏透了，它很难真正发生改变，除非在某个遥远的乌托邦。这其实算不上是孩子的视角，而是大人对童真的渴望，对祖母“保护伞般”裙摆的向往。

德国战败后，奥斯卡决定长大。他将铁皮鼓埋入沙中，身体开始发育却又无法自然成长；最后成了一个驼背怪物。尽管活到了三十岁，但他从未脱离魔幻的儿童世界，从未摆脱魔鬼对他的纠缠：“总在我身后徘徊，黑厨娘。如今迎面朝我走来，漆黑……”(122)

*****

日本东北的某个小镇有座高两米、宽一米的石碑，由某个退伍老兵联谊会的成员在1961年所立，那时正值日本经济奇迹发轫之际。不过，他们绝非普通老兵，在美占期，他们可都是遭到清算的战犯。纪念碑表面有行碑文写道：“献给蠢人的纪念碑。”到底谁蠢，则没有说明。是军官自己么？还是盟军战胜者当中的法官？他们清算和指控起人来随心所欲，也不是一贯公正。还是说，蠢的是人类，因为其沉溺于自我毁灭？也许三者皆有吧；所有人都是蠢货，当然，天真烂漫的孩子除外。

珍珠港事件五十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檀香山市市长曾提议布什总统邀请日本官员前来参加仪式，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为战争道歉。这样就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表示。日本政府对此予以拒绝。内阁官方副长官石原信雄称，“全世界都负有战争责任”。美国也应该道歉，他说。“因为战争无法避免，参与其中的各方都应反思……究竟谁对战争负有责任这个问题，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日本人没通过测试，他们并未获邀，他们仍然是个危险民族。珍珠港幸存者联合会的主席一直都持上述看法。当听说有计划要邀请日本老兵时，他评论道：“你觉得犹太人会邀请纳粹参加探讨大屠杀的活动么？”

把珍珠港和大屠杀拿来作对比当然很荒唐，年迈的日本帝国海军幸存老兵和纳粹也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美国人头脑中的疑问可以理解：在一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仍死不承认本国对挑起战争负有责任的情况下，这个国家还值得信任么？日本人的这番遁词就好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在跺脚，边跺还边嚷，自己又没做错什么，因为人人有份。这种“别人与我无异”的论调很是奇怪，因为我们习惯听日本人谈论自己在文化上、民族上、政治上和历史上如何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很容易将这种小孩子脾气看成是文化特质，也许其并非日本独有，但无疑在日本相当显眼。战后日本文化的幼稚病着实发展到了极为恼人的程度：随处都能听到成年妇女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好像她们还是青春少女一样；日本主干道沿途的建筑风格好似迪士尼乐园，清一色的可爱之风甜到让人发腻；“电视达人们”声嘶力竭大喊大叫不算，还在地上撒泼打滚，吵闹不休，跟幼稚园小丑一样；一身蓝西装的工薪族大军在地铁上手拉吊环阅读少年漫画；对老掉牙的校园歌曲和万人迷妈妈桑（mama-san）[2]的喜爱又显得十分矫情。

套用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日本这个国家像个十二岁的孩子，充满了渴望停留在十二岁的国民。但有时候它看着更小。在这个黄金年龄，一切安稳有着落，尚无需承担责任，也不必遵从规范。日本人会坐在柏青哥（Pachinko）弹球游艺厅里，腰杆挺得笔直，目光呆滞地锁定在弹子游艺机上，对过去和未来均充耳不闻，只盯着倾泻而下的银色小球，耳边闹哄哄地响着背景音乐《军舰进行曲》[3]

然而，我不相信日本人天生就是个幼稚民族的说法，同样，我也不相信他们本质上就是危险民族。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当然，这些安排背后有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后者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把政治因素注入战后日本迷幻的迪士尼世界里，事情会变得清晰起来。麦克阿瑟将军说的没错：1945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群小毛孩。在此之前，他们被迫完全屈服于一个由专制官僚和军人管理的国家，听从一种宗教崇拜——这一教派的教主同时还是武装力量的名义首长和帝国的最高首脑。

自那时起，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但还不够。既然日本人得到了危险民族的评价，就得被迫——尤其是屈从于麦克阿瑟本人——从邪恶的世界当中抽身而退，躲藏在美国的裙摆之下。实际情况是，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其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但这种安排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从二战历史来看，这一辩论止步于1940年代末冷战开始之时：官僚和保守派政客靠为过去辩护，或至少无视过去，为他们的统治授予了合法性；而人数较少、大致左倾的反对派，则把矛头对准了军国主义亡魂和人类的邪恶本性。

许多人相信日本人无药可救，他们势必永远都会是一个危险、神秘和孤立的民族。就连一些日本人也相信这一说法。坂口安吾在战后不久即写道，日本人“在面对历史时，就像听天由命的小孩”。(123)他们要是想成为人，只有在堕落到只剩下基本人类欲求的层次，且被剥夺伪装的谦虚、习俗、传统和理想后，方有可能。他们倒的确是堕落了一阵子，但人类无力长期消受这一类型的自由，安吾说道。他们很快建立了新体制，以及一套新的习俗、传统和理想，将自己圈禁其中。这一新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建立在旧体制的废墟之上：“若不发明一套武士准则，或天皇崇拜的话……人就活不下去。”

如果安吾说的是对的，如果说日本人真的不可救药的话，那么理想的情况是，日本动武的能力应该受到一份和平宪法和一个外部强权的永久性束缚。反之，如果他们并非无药可救，那么现状就应维持下去，直到日本人态度转变，真诚地面对过去，更彻底地向昔日的对手道歉。诸如此类的表达，不一而足。但或许我们把日本问题给看颠倒了。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然后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下跪的一幕，发生在联邦德国建立有效民主体制之后，而不是之前。然而，日本在与邪恶世界分道扬镳后，成了个“奥斯卡·马策拉特”：投机取巧、发育受阻、被魔鬼缠身，而它一直试图通过将魔鬼埋进沙中——就像奥斯卡埋铁皮鼓一样——来逃避它的纠缠。

韩国首任民选非军人总统金泳三曾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当后者问及日本政府应如何赔偿原日本帝国陆军军中的朝鲜籍慰安妇时，他答道：“我们要的不是你们的钱，我们要的是你们澄清真相。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不出一年，1993年夏，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后四年，期盼终于成为了现实：自民党的政治垄断被脱党的年轻保守派、社会党、公明党（一个佛教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打破了。新任首相是细川护熙，近卫文麿亲王的外孙。近卫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担任首相，并于1940年签署了轴心国协约，1945年被控为甲级战犯后自杀。作为日本新首相，细川上台后的首项举措就是公开声明，日本在1930至1940年代的军事行动是“一场侵略战争和错误战争”。虽然这只是个开端，但也是不错的苗头。怀揣着新燃起的一丝希望，我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领教老一套说词的经历，这种说教已经盛行了四十八年。那么多地方，偏偏就被我在迪士尼乐园里见识到了。

东京迪士尼乐园坐落在东京都和成田机场之间一片荒芜的城郊空地上，几乎就是加州迪士尼乐园的翻版，除开某个娱乐项目只在东京才有，名为“与世界相遇”（Meet the World），由松下电气赞助建造。松下是战后日本最成功的企业之一。“与世界相遇”设在一栋大型白色穹顶建筑内，里面有座旋转影院，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塑料味儿。影院放映的是日本和世界关系简史，讲故事的是一只友好的苍鹭，为其配音的女声欢快而活泼。听众说是两位幼童，实则为机器人。然而，这其实是相当片面的历史：虽承认中国文明的影响，但只是为了突显日本后来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比中国近得多的邻国朝鲜则压根没有提及。

但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我期待看到的，是1895至1945年那段时期。当时，日本与世界的相遇引发了一系列战争。这一幕紧跟在海军司令佩里率领如恶灵般的“黑船”登场之后——但实际上，“黑船”驶入日本近海是在1853年。军舰淡出视线后，银幕上出现了一门大炮，随着一声炮响，剧院变得一片漆黑。“哦，”儿童机器人开口道，“好黑啊！”欢快的苍鹭附和着，是好黑啊，“现在让我们面向未来吧”。之后就是大结局：一连串幻灯片掠过眼前，友善的日本人向心存感激的外国人介绍高科技工具——其中有马来西亚人、印度人、中国人……还有美国人。耳旁歌声越来越响，副歌不停重复一句歌词：“我们用爱迎接全世界，啊，我们用爱迎接全世界，我们用爱迎接全世界，啊……”

音乐还在放，灯亮了。我环顾四周，发现影院里只剩下我和女儿两人。

*****

瓦尔特·本雅明对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描述是最美妙的历史比喻之一。新天使是历史天使；他长着一张人脸，却有鸟儿的翅膀和脚：“他面朝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堆起尸骸，并将它们抛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破碎的一切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场风暴，猛烈吹打他的翅膀，令他再也无法将它们收拢。风暴无可抗拒地将他推向背对着的未来，而面前的残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124)

进步观连同英国炸弹一起，把德累斯顿变成了一座遍布废墟和畸形巨物的城市。走在德累斯顿市中心丑陋的大街上，看着老城只剩下残砖碎瓦，宛如一个精致的古董广口瓶摔成的碎片，我心中无端生起一股自己也牵连其中的罪恶感。在写到奥斯维辛和广岛时，我曾抨击过同样的罪恶感。究其原因，与各自死亡人数无涉（德累斯顿死了大约三万人），因为不管实际上有多少人罹难，大规模的杀戮总归令人震惊。（正如某人指出被杀害的犹太人要远多于被害的同性恋者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反问：“你干嘛呢，在聊不动产么？”[4]）而我格外遗憾的情绪谈不上有多高尚。因为就德累斯顿大轰炸而言，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几个世纪以来凝聚的美，一夜间就这么毁了。同布拉格和威尼斯一样，德累斯顿是世界建筑奇迹之一。其被毁纯属丧心病狂之举，就好比拿斧子将一把齐彭代尔[5]设计的椅子砍个稀巴烂，拿刀把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刮花，或烧毁一座价值连城的图书馆。由于轰炸没有令人信服的战略依据，因而更反衬出其丧心病狂。从人性的角度而言，这并不是说轰炸丑陋的贫民窟没有摧毁德累斯顿的巴洛克式心脏那样可怕。只是，置身德累斯顿新形成的空洞中——过去那是心脏的位置——时不时都会感到若有所失。

老城的一部分战后本可保存下来，一些宫殿和教堂的残址足以进行修缮和复原，这点同纽伦堡和慕尼黑的情况相似。但是东德首任共产党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认为，过去必须连根铲除。他的口号是“德累斯顿，当下最美”（Dresden, schöner als je）。于是乎，这座城市再次沦为了丧心病狂的牺牲品：艺术史专家被迫起草方案，摧毁德累斯顿残余的部分；御用文人拿着佣金，负责设计一座将成为社会主义样板的丑恶城市。建于18世纪的茨温格宫对面是索菲亚教堂，它曾是德累斯顿最漂亮的哥特式教堂，却惨遭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低矮的混凝土堡垒，里面是工人食堂。这就是乌布利希的进步观。

但不是所有残砖碎瓦都被清理一空。茨温格宫于1960年代修复一新，同样被复原的还有一两处别的废墟。18世纪兴建的圣母教堂遗迹则维持原状，因为无论是乌布利希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在里面造什么好。就这样，这堆伤感的石头成了一块警示地，一座“献给上万死难者”的纪念堂（套用官方铭牌上的说法），以及对于那些活着的人来说，作为他们“对抗击帝国主义野蛮行径、为人类和平幸福而斗争的一种勉励”。

我问市立博物馆新馆长马蒂亚斯·格里贝尔（Matthias Griebel），帝国主义野蛮行径到底指什么。格里贝尔回答：“指每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美国入侵越南，以及除开社会主义战争之外的所有战争。”

格里贝尔光头，留着浓密的连鬓胡子，这让他像是一只硕大的德国老鹰。在德累斯顿，一小群人试图通过举办讲座和非正式展览，维持历史意识的鲜活，格里贝尔正是其中之一。起初，共产党政府反对这么做，因为德累斯顿的“封建”历史属于历史的垃圾箱。只有到1980年代，共产主义教条彻底丧失对公众的吸引力后，当权者才试着通过宣扬历史合法性，来巩固其公信力：从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Münzer）一直讲到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就连卡尔·迈（Karl May）都被当成自己人。这位19世纪浪漫派作家笔下的老沙特汉德（Old Shatterhand）是德国的狂野西部英雄。希特勒和爱因斯坦都爱他的小说，读起来手不释卷。沿着易北河顺流而下，“沙特汉德别墅”就在德累斯顿西北，对游客开放。

沿易北河顺流而上几英里，在德累斯顿的另一边，是小城皮尔纳（Pirna）。小城虽然破败，却古色古香，不仅有19世纪的精巧别墅，居然还保留了部分后哥特时期的建筑。我前去寻找一处历史遗址，它在德累斯顿地区的所有旅游手册上都不见记载。皮尔纳有座古老的医院，曾收治过精神病人。我之所以知道它还在那儿，是因为先前看过照片。格里贝尔也跟我确认有这么个地方。这座精神病院很有来头，因为正是那儿的医生率先在病人身上试验名为“齐克隆B”的毒气。逾一万人死在了索能斯坦（Sonnenstein）安乐死研究所。

这地方挺难找。一位老太太愉快地送我上了山，但随即我便迷路了。“你说这地方叫啥？”过去叫安乐死研究所。“什么时候的事啊？”希特勒时期。“抱歉，这我可真不知道。”

最后还是被我找到了。索能斯坦城堡毗邻一座风景怡人的公园，内有几栋建于世纪之交的房屋。一栋别墅的黄色墙壁上刷着一行字：“为病患和老人提供桑拿设施。”我进了屋。一位姑娘问我有何贵干，我告诉她所为何来。她皱皱眉说道：“不，不在这儿。我们这儿只收需要特殊治疗的病人。您要找的是那边那栋建筑，过去是座工厂，造涡轮机的。”

“那边那栋建筑”外围着生锈的铁丝网，看外观着实够阴森，想必就是安乐死研究所。我还看到块牌匾，纪念一位名叫阿尔伯特·巴特尔（Albert Barthel）的人，“我党同志，于1942年被纳粹杀害。”

结果也不是这里。我走进一间屋子，见到几个年轻人正在吃午饭，他们是负责照看智障儿童的教会执事。“原安乐死研究所？不，不，感谢上帝，不在这屋里。不，应该是在隔壁那幢楼里。”

我来到隔壁屋子前，这是栋别致的法式别墅。我朝地窖里瞥了一眼，下面一块牌匾也没有。门闩着，周围杂草丛生，高及膝盖。我听着沙沙作响的树上传来鸟鸣声，想起方才在教会执事房里看到的一堆泰迪熊，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上。

格里贝尔先生说过，建筑是时间凝固在石头中的表达。可问题是，石头提醒德累斯顿市民记住的是一段他们想要忘却的历史。第三帝国不过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但从乌布利希再到昂纳克，他们的专制作风在每个粗制滥造的住房项目、每座混凝土工人餐厅背后都清晰可见。你无法责怪人们深深迷恋那个有着宫殿和教堂尖塔的老德累斯顿。正如格里贝尔所言，“我们活在一个城市的屁股里，当然想帮她恢复原貌。”

为了抄录纪念匾上的文字，我最后去参观了圣母教堂遗址，却不见它的踪影，有的只是一堆被围栏围起来的碎砖块。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男人正对着一伙工人发号施令。我翻过围栏，想凑近瞧上一眼，结果被身材敦实的小个子“制服男”看见了，他大步流星朝我奔来，满脸怒气，带着浓重的萨克森州口音冲我吼道：没什么好看的，严禁擅入！一瞬间，所有孩提时代的偏见再度涌上心头。这可真是典型的德国人，我暗自思忖。但我还是屈服于他的喝令，退回至围栏后，远离了这个依旧怒火中烧的男人。我又打量了眼工人，他们正在堆石块。一两年后，圣母教堂就会再次矗立于此，并完全恢复其往日的风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

战后，奥斯卡·马策拉特和他的朋友克莱普成立了一支爵士乐队。两人周游西德，去过杜塞尔多夫，或者准确地说，是杜塞尔多夫与凯塞尔威尔斯（Kaiserswerth）之间的莱茵河流域。他俩坐在岸边，演奏拉格泰姆音乐[6]。那是在1949年，一年前的货币改革见证了德国马克的诞生。他们被邀请在一家名为“洋葱地窖”、收费高昂的“高档”夜总会里演出。夜总会的装修是仿古的德式风格，有着圆形玻璃窗，门外的熟铁绞架上挂着块珐琅牌子。夜总会客满时，主要娱乐活动就上演了。客人们分到一块小砧板、一把削皮刀和一个洋葱。洋葱用来干嘛？“它做到了全世界和全世界的悲恸都做不到的事：它让人落下一颗泪珠。它让人哭泣。他们总算可以再度哭泣了。是正确地哭，不加克制地哭，发疯一样地哭。”(125)

当然，对于治疗“无法哀悼”即战后德国人普遍的道德和精神麻木而言，“洋葱地窖”只是一剂昂贵且治标不治本的药方。我遇到过的许多有思想的德国人都很讨厌这个词：无法哀悼。哀悼什么呢？他们问。哀悼谁呢？你会哀悼逝去的亲人，但你如何悼念死在自己手里的受害者？我的德国自由派友人会问。反思么，没错；道歉么，肯定的；赔偿呢，那是自然；但哀悼呢，万万做不到。因此，在有思想的自由派人士圈内（这些圈子估计会欢迎那些爱管闲事的友人加入他们）已经做了——现在仍在进行——大量的反思和道歉。但是凭吊德国死难者，不管是军人，还是被盟军炸弹炸死或被一心寻仇的波兰、捷克或斯洛伐克邻居赶出家园后杀害的平民，这种凭吊都令人难堪。这么做的多半是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或是驱逐行动的幸存者，满怀对失去故土的乡愁。

在西半边的德国，村庄广场上和教堂墓地里有不少凭吊一战战殁者的纪念堂，但纪念二战死难者的就凤毛麟角了。一个例外是乡下啤酒馆臭烘烘的地窖，那儿不太欢迎外国人。实际上，东德的二战纪念堂似乎要多于西德，或许是因为对过去的罪恶感在民主德国从来就不称之为问题。

赫尔穆特·科尔试图通过将罗纳德·里根拉到比特堡公墓，来实现某种平衡，但他行事既笨拙又冒失，挨骂也就理所当然了。不过在游历德国期间，我时常感到，一味道歉或许会造成一种妄自菲薄。毕竟，哀悼有其目的。仪式性地表达悲伤和失落会强化了延续感和共同体意识。但有思想的自由派德国人担心的恰恰就是这点：民族共同体（Gemeinschaft）过去曾遭到扭曲，沦为杀气腾腾的种族主义，而在一个历史上背负血债的国家中，文化延续性已成为一种很微妙的东西。

1991至1992年我旅居柏林，在这一年中，我觉察到德国的亲犹主义思潮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新老交替。在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德国人家里，时而能看到墙上挂着以色列日历。对此，罪恶感起码有一定解释力。但是，那些泡在东柏林原犹太教堂外咖啡馆里的非犹太裔德国青年又怎么说呢？一些德国青年干嘛非要给自己取个祖父或伯叔祖那代人的犹太姓氏呢？但凡是来自中欧的犹太作家，几乎都能拿文学奖，难道不有些奇怪么？或许与一种或残存于内心、或继承自祖辈的罪恶感有关，但我相信，还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对一种消逝文化的追忆，以及尝试对被抹去的过去建立认同。简言之，这是一种哀悼之举。

玛琳·黛德丽[7]不是犹太人，但她属于柏林犹太区被毁的那个世界。她死后葬在柏林，葬礼很低调，排成一字走过她坟前的吊唁者，年龄几乎统统在四十岁以下。这同该市官员拒绝为她举行官方葬礼的小心眼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德国人永远都不肯原谅黛德丽，因为她在德国城市遭到轰炸的时候正穿着美军军装。但她代表了另一个德国，一个那些年轻吊唁者渴望认同的德国。

所谓的缺乏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是联邦德国人反复对灵魂进行自我解剖的一个原因——问题是，似乎已经没什么灵魂可供解剖了。这也就是为何左右两派的一些浪漫主义者都将东半边的德国视为蕴藏德国身份认同的宝库。但在我看来，让联邦德国在智识上变得令人振奋的，是其对历史神话建构和国家浪漫主义的怀疑。我喜欢“宪政爱国主义”这一说法。也许光有这点还不够，也许在改造一个昔日的危险民族上，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很难认同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担心，他在两德合并时说过，德国人缺乏“对联邦德国那种至高无上的感情”，另外，“联邦德国似乎并未带给他们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即便对那些视其为德国公民意识从战争废墟中崛起并获胜的人而言，亦是如此”。(126)无疑，德国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经历了太多这样的大起大落。米勒担忧的是，德国人在面临危机时也许不会捍卫他们的民主体制，因为“没人为其诞生洒下过一滴热血”，况且这是舶来的民主。

借一位早已被人忘却的纳粹理论家的话来讲，永远都会有德国人（还有他国的同道）想要“从德国神话的废墟中挑选石料，在经过清洗和打磨后，修建一座全新的德意志神庙，在断壁残垣的遗迹之上，打造一种崭新的德意志世界观”。(127)但我认为，德国的神庙已经够多的了，是废墟的就由他去吧。

君特·格拉斯不是唯一担心德国统一的人。多数自由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焦虑同担心西德没有灵魂恰恰相反。不少人警告道，统一会使德国民族主义卷土重来；刹车已经松开了，危险的德国人就要开始挪动他们庞大的身躯了。然而这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两德统一当晚，我身在法兰克福，除了寒空中鸣响的旧爆竹外，我并未发现民族主义狂欢的迹象。一家时尚的夜总会里，喜剧演员拿神圣的德国马克和“香蕉民主”[8]开着并不好笑的玩笑。不过，多数人选择待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跟平时晚上没啥两样。一年前，德国队问鼎世界杯时，人们可要热情多了。

这之后，新纳粹粉墨登场，光头党青年高喊“胜利万岁！”挥舞老式战旗。他们面目可憎，残暴成性，杀人不眨眼。1992年，德国发生了4587起针对外国人的袭击案，有十七人遇害。一年前，英国就有7780起种族主义袭击事件，但纳粹党徽、口号和“胜利万岁！”的敬礼使得历史对比在德国难以回避。从欧洲媒体关于德国青年犯下种族主义罪案的报道中能读出一丝幸灾乐祸的意味，老一套的“我们和他们”又上演了。

我在哈勒[9]待了一天，等着看一场新纳粹游行。这座东德城市十分败落，那天是11月9日，正巧是“水晶之夜”和柏林墙倒塌纪念日。哈勒的居民提心吊胆，警方封锁了每条主要街道。该市主广场上，一个老头儿冲市长叫骂，说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得好像希特勒时代又卷土重来了一样。一家咖啡厅的老板在放我进来后，锁上门，骄傲地给我看了看他的枪。终于，新纳粹出现了，男的后脑勺和两侧头发剃得精光，女的脚穿白袜，长长的金发扎成辫子，活像希特勒少女联盟成员。一位带有维也纳口音的胖男人和英国史学家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向他们发表了讲话。战前设计的老式电车吱吱嘎嘎地行驶在锈迹斑斑的轨道上。穿着汗衫的胖墩从窗户里探出身来一看究竟，《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lied）这首歌词对仗的禁曲（“从马斯到默默尔，从埃施到贝尔特，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响彻空中。这一切让人很不自在，而且荒诞不经——野蛮的子孙穿着他们祖父母的衣服，历史以大木偶剧[10]的形式自我重复。

但这不是在演戏。极端分子的行为——他们在一年后烧毁了东西德的难民收容所，致人死亡，一旁的警察却无能为力——证明了一点，德国人仍能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大喊大叫的德国青年抬起穿靴子的脚，蹬向可怜无助的外国人的脸部时，邻居居然还嗤笑叫好，这一幕着实让人作呕。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更别提其他大洲——也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些情节更为恶劣，这证明国籍、种族和文化不足以解释人类野蛮的根源。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11]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1993年，德国最成功的一部电影是约瑟夫·维尔斯麦尔（Joseph Vilsmaier）执导的《斯大林格勒》，片长两个半小时，重现了当年德国人经历的炼狱。至少有十五万德国人死在了战火中，这既是希特勒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是对德国人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该片讲述的主要是德国人的苦难，而非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暴行。影片中的德国士兵死于饥寒交迫或苏军火力。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解读德国年轻人为何尤其钟情于《斯大林格勒》。历史好奇心或许是原因之一；另外，德国人新近产生的逆反心理或许是原因之二：我们受够了奥斯维辛，现在来哀悼哀悼自己吧。是有这种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新一代德国人可以在没有罪恶感的前提下进行反思。这些人兴许是少数，不过我觉得其人数总要多于那些根本不会反省的光头党恶棍。

1992年，慕尼黑的电影博物馆放映了维特·哈兰（Veit Harlan）的影片《犹太人苏斯》（Jud Süss），叫人看着不作呕都不行。这是经戈培尔授意、摄于1940年的反犹主义政治宣传片。苏斯这个邪恶的犹太人由费迪南德·马利安[12]饰演，他意图破坏18世纪符腾堡公国的罪恶计划险些得逞。最后，犹太人像耗子一样被驱逐出城。该片的公映在慕尼黑市掀起了一连番公众讨论，有一次还吸引了两位右翼激进分子的参与。他俩试图否认大屠杀。出了这种事也是无可奈何，作为讨论发起人的德语文学教授说道：“不管怎样，作为民主国家，我们理应放映该片。”

是年，我观看了《犹太人苏斯》，地点在柏林电影学院。片子是放给学生们看的，结束后一样引发了讨论。多数学生来自西德，部分来自东德，都才二十出头。他们的装束是“国际标准制式”：牛仔裤、防风衣配工装衬衫。授课教授年逾花甲，名叫卡斯滕·维特（Karsten Witte），属于“六八一代”。发起讨论时他说，希望学生偏重影片的审美层次，而非故事情节。他说，如果只是介绍政治宣传的话，那可就太单调了：“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现在来谈谈‘怎么会发生的’吧。”我联想起十五年前在东京电影学院读书时的同窗。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日本的亚洲战争“发生了什么”？或者更一阵见血地说：他们的教授当中，有几个会想到要去放映过去的政治宣传片，好让学生知道“怎么会发生的”呢？

维特就影片的配乐发表了些看法：片头字幕出现时，巴赫的合唱乐一点点被领唱人口中的希伯来语赞美诗所盖过。一个二十岁上下的男生举手发言，说他留意到在影像呈现上，还有一处也运用过类似手法：符腾堡的徽章熔化后成了希伯来符号。另一名学生指出，在犹太恶人被公开处决的最后一幕里，天空中飘起了雪。他试着转述导演想表达的意思：“雪洗净了德国，涤荡了大地。冬天过去了，春天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就要来临。”还有人说，影片一直在展示符腾堡宫廷的财富：宽敞的房间、精美的画作、雄伟的宫殿，等等，而犹太人的财产则被藏在暗柜里，藏在逼仄肮脏的屋内。“这旨在说明，德国人的财富是漫长而光荣的传统结出的果实，是历史和文化结出的果实，而犹太人的财富除了钱以外还是钱。”

卡斯滕·维特皮肤苍白，嘴唇红润，再加上一头金色短发，让他像极了纳粹艺术作品中的北欧人典范。他显然对学生们很满意。他们仔细分析了影片，一点细枝末节也没放过。种族主义宣传较为毛骨悚然的范例虽然引发了一片窃笑声，但学生们都很专注。我听着他们的评论，犀利，深思熟虑，具有批判性，但不会满嘴道德话语；自信，但不显得咄咄逼人。最重要的是，都没有因为罪恶感而缩手缩脚。我不禁想起小说家兼和平活动家的小田实曾对我说过的话。海湾战争期间，我在日本拜访过他。他说我从小接受的是从被害者角度出发的教育，而他成长期间被灌输了自己是侵略者的观念。坐在柏林这间狭小的放映厅里，距离当年戈培尔发表广播演讲的大楼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我不无欣慰地意识到，在观看这部丑恶的影片时，大家的视角完全一致。

[1]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借孩子的天真探讨了人性的恶这一严肃主题。

[2]日文音译，在日本和台湾等地对中老年妇女或老板娘的称呼。

[3]日本帝国海军军歌，从明治维新时期沿用至今。

[4]此处背景可参见http://www.gorevidalpages.com/essay-selections/。衣修伍德指出同性恋者也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屠戮，但年轻的犹太导演不为所动，因为犹太人死难人数远比同性恋多。于是衣修伍德反诘：“这算哪门子话，这又不是在买卖不动产，还要斤斤计较！”

[5]Thomas Chippendale（1718-1779），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家具设计家和制作师，被誉为“欧洲家具之父”。

[6]Ragtime，美国流行音乐形式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采用黑人旋律，为爵士乐鼻祖。

[7]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德国著名女演员。生于柏林，1930年代往好莱坞发展，战争爆发后加入美国籍，是二战期间劳军艺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个。

[8]banana democracy，来源于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指经济形态单一（主要依靠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拥有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

[9]Halle，德国城市，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该州主要大城市之一，相邻莱比锡。

[10]Grand Guignol，意为“大木偶”，原为19世纪末成立于巴黎的一家木偶剧场之名，由于上演极度血腥写实的恐怖剧，后来也用来指代此类型戏剧。

[11]The mark of Cain，来源于《圣经》，寓意是“杀人罪”。据《创世记》记载，该隐犯有弑兄之罪，上帝把他逐出家园，并在他身上做了一个记号，标明他犯有杀人罪，同时也警告别人，谁要是杀该隐就要遭报七倍。

[12]Ferdinand Marian（1902-1947），纳粹德国时期奥地利男演员。

注释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1)“阿摩司·奥兹采访记”，阿摩司·奥兹，《法兰克福汇报》，1991年2月14日。

(2)“莫以鲜血换石油”，沃尔夫·比尔曼，《时代周报》，1991年2月。

(3)“敬虔主义的核心”，戈登·克雷格，《德国人》（纽约：企鹅出版社，1984年），87页。

(4)“他把萨达姆比作希特勒”，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明镜周刊》，1991年2月刊

(5)“最独一无二的糅合”，阿尔布莱希特·福斯特·冯·乌拉赫，《神秘的日本力量》（柏林NSDAP中央出版社，1944年）。

(6)“谈论世界新秩序时”，中村哲，《朝日新聞》，1991年2月22日。

(7)“林房雄的反西方民族主义”，林房雄，《大東亜戦争肯定論》（东京：大和文庫，1964年）22页。

(8)“海湾战争正式结束几个月后”，松本健一，《东京新聞》，1991年4月8日。

(9)“对于古希腊人”，奥雷尔·科尔奈，《反对西方之战》（伦敦：Victor Gollancz出版社1938年），24页。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10)“城市的废墟”，斯蒂芬·斯彭德，《欧洲见证人》（纽约：Reynal & Hitchcock出版社1946），15页。

(11)“如何营造诗意”，维克托·克兰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或简称LTI（哈勒：尼迈尔出版社，1957年）。

(12)“听到诸如民族这样的字眼”，吉本隆明，《戦後詩史論》（东京：大和書房，1956年），72页

(13)“所罗门称美国人”，恩斯特·冯·所罗门，《问卷》（法兰克福：罗沃尔特出版社, 1951年）648页。该书英文版由康斯坦丁·菲茨·吉本翻译，纽约Doubleday出版社1954年出版

(14)“他描绘空袭”，坂口安吾，《堕落論》（东京：角川書店，1946年），95-96页。

(15)“存在一股热望”，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厄，引自《祖国的母语：1945年至今的德国作家和他们的国家》（柏林：Wagenbach出版社，1979年）。

(16)“伯尔同情”，海因里希·伯尔，《关于废墟文学的自白》，1952年。

(17)“消费者”，海因里希·伯尔，《在我们这里》（1960年），367和373页。

(18)“无法哀悼”，亚历山大·米切利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论无法哀悼》（纽约：Grove出版社，1975年）。

(19)“所有那些被剥夺公职的人”，赫尔穆特·沃尔塔特寄给经济部主任秘书莱茵哈德的信件，1951年6月30日，藏于联邦德国经济部。

(20)“短暂历史中出现的一部杰作”，野坂昭如著，J. 鲁宾译，《美国羊栖菜》，收录于《当代日本文学》（纽约：Alfred A. Knopf出版社，1977年）。

(21)“他还记得有多么渴望”，大岛渚，《体験的戦後映像論》（东京：朝日新聞社，1975年），72页。

第三章　奥斯维辛

(22)“ 过去深入骨髓”，克里斯蒂安·迈尔，《奥斯维辛后的四十年：今天的德国历史记忆》（慕尼黑：Deutscher Kunstverlag，1987年），63页和75页。

(23)“人们开始明白”，乔治·斯坦纳，《语言和沉默：1958-1966年散文集》（伦敦：Faber& Faber出版社，1967年；纽约：Atheneum出版社，1967年），137页。

(24)“ 这些格言”，斯蒂芬·斯彭德，《欧洲见证人》，7页。

(25)“ 仅剩的雏形”，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著，约阿西姆·诺伊格罗舍尔译，《希特勒：德国制造》（纽约：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1982年），9页。

(26)“ 彼得·魏斯参观奥斯维辛”，同样，这次经历在阿摩司·艾隆的《穿越冤魂之地的旅程》（伦敦：Andre Deutsch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也有记载。

(27)“ 穿过千重黑暗”，彼得·狄美茨，《大火之后：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写作》（伦敦：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86年），47页。

(28)“ 魏斯写下一部戏剧作品”，同上，55页。

(29)“ 精神劳动”，引自A·索尔纳的《彼得·魏斯和德国人》（威斯巴登：Westdeutscher出版社，1988年），184页。

(30)“ 少数支持霍赫胡特的文人之一”，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时代周报》，1964年3月6日。

(31)“ 没有哪个方面”，狄美茨，《大火之后》，29页。

(32)“ 真的难以形容”，艾隆，《穿越冤魂之地的旅程》，244页。

(33)“ 作为讲述这一故事的人”，阿尔布莱希特·格斯，《燔祭》（法兰克福：S. Fischer出版社，1954年），新版序言作于1965年。

(34)“ 他把这个故事讲给……”， 沃尔夫冈·柯朋，《雅各布·利特纳写自地洞里的笔记》（法兰克福：Jüdischer出版社，1992年）。

(35)“ 一部美国电视剧”，安东·凯斯，《从希特勒到故乡：电影中的历史回归》（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31页。

(36)“最后一个阶段”， 海纳·穆勒接受（柏林）《跨大西洋报》采访，1990年7月刊。

(37)“看过《大屠杀》后”，海纳·利施登斯坦，米夏埃尔·施密特·奥斯帕赫，《致西德的大屠杀信件》（乌帕塔尔：Peter Hammer出版社，1982年）。

(38)“他不用感慨”，马丁·瓦尔泽，《谈谈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89年），25页

第四章　广岛

(39)“应该保留广岛满目疮痍……的样子”，宇野正美，《ドルが紙になる日 いまこそユダヤの知慧に学べ》（东京：文藝春秋株式会社，1987），234页。

(40)“比较荒诞不经的一本”， 河内朗，《ヒロシマの空に開いた落下傘》（东京：大和書房1985年）。

(41)“这种历史健忘”，德国《日报》，1991年1月18日。

(42)“就算到了1949年”，平野共余子，《史密斯先生来东京：1945-1952年美占期的日本电影》（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92年），62页。

(43)“1983年一批精选集”，《日本の原爆文学》（东京：ほるぷ出版，1983年）。

(44)“诸如《广岛》这样的电影”，唐纳德·里奇和约瑟夫·L. 安德森，《日本电影》（纽约Grove出版社，1960年），219页。

(45)“发生在世界末日的某件事”，理查德·米尼尔编译，《来自广岛的三位目击者》（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

(46)“所有准宗教元素”，小田实著，D. H. 维塔克译，《原子弹》（东京：讲谈社国际出版社1990年）。

(47)“他眼中的世界末日”，《来自广岛的三位目击者》，102页。

(48)“再次感到气愤难平”，《朝日新聞》，1992年7月20日。

(49)“只有英国作家”，阿兰·布斯，《朝日晚报》，1992年7月20日。

(50)“少数几部文学杰作之一”，井伏鳟二著，约翰·贝斯特译，《黑雨》（东京：讲谈社国际出版社，1969年），283页。

第五章　南京

(51)“森的录像和小册子”，录像名为《无法谈及的战争：侵略》，小册子则叫《因此，我们全上阵打仗了》。

(52)“她……做了区分”，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伦敦：Routledg& Kegan Paul出版社，1967年；纽约：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89年，首版于1946年）

(53)“标题颇为惹眼”，《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11月30日。

(54)“我军攻占南京后”，引自本多胜一，《南京への道》（东京：朝日文庫，1989年）。

(55)“作为自己一系列文章　”，本多胜一，《中国の旅》（东京：朝日文庫，1981年）。

(56)“1984年，出版了一本驳斥本多的书”，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虚構》（东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

(57)“家永三郎就写道”，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78年），187页。

(58)“海纳·穆勒尝言”，海纳·穆勒接受（柏林）《跨大西洋报》采访，1990年7月刊。

(59)“杀死敌军士兵”，石川达三，《生きてゐる兵队》（《活着的士兵》），引自唐纳德·金，《西方的黎明》（纽约：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出版社，1984年），913页。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60)“ 很少有事情比……”， 赫尔穆特·贝克，《数量和质量：教育政策的基本问题》（弗莱堡：Rombach出版社，1968年），74页。

(61)“ 美方首席检察官问……”，克朗茨布勒，《14 DePaul L. R. 333》，1965年。

(62)“ 纽伦堡军事法庭越是……”，埃里克·里格，摘自《祖国的母语》（柏林：Wagenbach出版社，1979年），35页。

(63)“ 从未见过的审判”，《南德意志报》，引自克劳斯·R. 薛普：《每日都遭到强迫》，摘自J. 赫尔曼德、H. 派奇、克劳斯·R. 薛普编，《1945-1949年的战后西德文学》（柏林：Argument出版社，1982年）。

(64)“ 四位主检察官中的一位”，《祖国的母语》中提到的克里斯蒂安·盖斯勒，219页。

(65)“ 斯蒂芬·斯彭德……邂逅了一位朋友”，《欧洲见证人》，221页。

(66)“ 对于我们德国人”，卡尔·雅斯贝尔斯，《罪行问题：种族灭绝无法追责》，此处是我的翻译，不是要借此批评E. B. 艾什顿的译本（纽约：Dial出版社，1947年）。

(67)“ 在以奥斯维辛为背景的剧作里”，彼得·魏斯，《调查》（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65年），英文版（纽约：Atheneum出版社，1966年）由强·斯万和乌尔姆·格罗斯巴德所译。

(68)“ 马丁·瓦尔泽写道”，马丁·瓦尔泽，《我们的奥斯维辛》（柏林：Kursbuch出版社，1965年）。

(69)“ 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约阿希姆·高克，《斯塔西档案》（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1992年）。

(70)“ ……和日本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长谷川三千子，《中央公論》1983年4月刊，转载自《日本回声》1984年11期。

(71)“ 在一本……标准历史教材中”，《日本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85年）。

(72)“ 西德教科书”，《基本德国历史教程》（法兰克福：Cornelsen出版社，1988年）。

(73)“731部队的故事”，《731部队的伤害——恐怖史》，制作人：吉永晴子，东京广播公司。

(74)“ 开山之作”，森村诚一，《悪魔の飽食》（东京：晩聲社，1982年）。

(75)“ 日本领导人应该……受审”，秦郁彦，《諸君！》，1987年8月刊。

(76)“ 1970年”，木下顺二，《神と人とのあい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英文版《神与人之间：战争罪定性》由埃里克·J. 冈洛夫所译。

(77)“ 出自日本人之手、最著名的一本”， 约翰·贝斯特译，《战犯：广田弘毅的生与死》，日文版名为《落日燃ゆ》（东京：讲谈社国际出版社，1977年）。

(78)“在我们看来”，吉本隆明，《文学者の戦争責任について》，收于《戦後詩史論》全集（东京：大和書房，1986年）。

(79)“在日本，以及整个东方世界”，米尼奥内，引自阿诺德·C. 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争罪审判未被讲述的故事》（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89年），231页。

(80)“永远也不会忘记……有多么震惊”，石田雄，《平和·人権·福祉の政治学》（东京明石書店，1990年）。

(81)“站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的是……”，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441页。

(82)“……日本人……”，西德外交部长致司法部中央执法机关的信，II 16338/52。

(83)“审判的确是收到了操纵”，有关山下受审，详见：梅仑·哈里斯，苏珊·哈里斯，《日照大神的战士》（纽约：兰登书屋，1991年），464页；贝克，《数量和质量》，68页。

(84)“不负责任的体制”，丸山真男著，伊万·莫里斯编，《现代日本政治思想和行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

(85)“家永三郎讲过一个故事”，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1931-1945》，107页。

(86)“他们相信”，《另一个纽伦堡》，276页。

(87)“一个德国人既仰仗……的对象”，玛格丽特·米切利希，亚历山大·米切利希，《论无法哀悼》，23页。

(88)“军人被告”，阿瑞斯蒂德斯·拉萨鲁斯寄给《远东经济周刊》的投书，1989年7月6日

(89)“东条英机将军……承认”，《另一个纽伦堡》，395页。

(90)“早期批评者”，平野共余子，《史密斯先生来东京》，143页。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91)“战时”，野坂昭如，《美国羊栖菜》，摘录自《当代日本文学》，详见370页。

(92)“《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九年级历史课本》（柏林：Volk und Wissen Volkseigener出版社1989年）。

(93)“一本典型的高中历史教材”，《基本德国历史教程2：从1918年到今天》（希尔施格拉本Cornelsen出版社，1987年），该书作者是任教于慕尼黑威廉中学的鲁道夫·贝格和罗尔夫·塞尔普曼。

(94)“宪政爱国主义”，于尔根·哈贝马斯，《狡辩的倾向》，再版收录入《一种弥补损失的方法（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87年）。

(95)“教育和军队一样”，山住正己在撰于《日本季刊》的文章　中引用山县有朋，1981年。

(96)“我们的体制效法”，《日本季刊》，1981年。

(97)“这一悲剧性的景象”，《教科书里的真相：为孩子们谋求和平和教育自由》，出版方为全国支持学校课本审查诉讼联盟。

(98)“家永对日本为何……的解释”，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1931-1945》，96页。

(99)“我翻了翻”，面向高中生的社会研究教材《日本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84年）。

(100)“著名的比较文化学者”，入江隆则，《アメリカが作った戦後神話》，《中央公論》，198年8月刊。

(101)“教科书接着写道”，《日本史》（同上）。

(102)“不遗余力地促使人们反思过去”，森川金寿，《教科書と裁判》（东京：岩波書店，1990年），13页。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103)“人们说起”，于尔根·哈贝马斯，《无法正常化》，再版收录于《一种弥补损失的方法》。

(104)“在一篇关于靖国的文章　里”，江藤淳，《靖国論集》（东京：日本教文社，1986年）。

(105)“追寻我们丢失的历史”，米夏埃尔·施蒂默尔，《法兰克福汇报》，1986年4月25日。

(106)“我们从哪儿来”，赫尔穆特·科尔于德国联邦议院所做的演讲，1985年2月27日。

(107)“历史不属于……”，弗莱穆特·杜维，引自克里斯托弗·施托策尔编，《德国历史博物馆：思想——争论——观点》（柏林 & 法兰克福：Propyläen出版社，1988年）。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108)“也许我们无法……”，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一个人》和《休战》（伦敦：企鹅出版社，1979年），395页。

(109)“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特奥·索默，《时代周报》，1988年11月18日。

(110)“他的肺部被子弹击穿”，诺玛·菲尔德对本岛枪击案有记载，详见其著作《在奄奄一息天皇的国度里：世纪末日本的众生相》（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91年），270页。

(111)“极端不检点的行为”，自民党纪律委员会，《朝日晚报》，1988年12月16日。

(112)“罪与耻”，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156页。

(113)“市长收到一封信”，神道教僧侣，《長崎市長 への七三〇〇通の手紙 天皇の戦争責任をめぐって》（《寄给长崎市长的7300封信：论天皇的战争罪行》）（东京：径書房，1989年）。

(114)“户田大夫”，远藤周作著，迈克尔·加拉格译，《海与毒药》（佛蒙特州拉特兰德：塔特尔出版社，1973年），157页。

(115)“大约在天皇离世前后”，江藤淳和石原慎太郎，《文藝春秋》，1989年3月刊。

(116)“他描绘了神道教的仪式”，加濑英明，《プレイボーイ》（《花花公子》），1989年1月刊。

(117)“天皇体制……”，《朝日新聞》，1989年2月28日。

(118)“伊丹万作在一篇文章　里……”，引自大岛渚，《体験的戦後映像論》（东京：朝日新聞社），275页。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119)“《绝对正常的一千年》”，《绝对正常的一千年：奥托·韦伯的普通法西斯主义相册》（诺德林根：Die Andere Bibliothek，1987年）。

(120)“在他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书”，野添宪治，《花岡事件の人たち》（东京：思想の科学社，1975年）。除此之外野添还写过两本花冈事件的书，分别为《聞き書き花岡事件（1983年）和《証言·花岡事件》（1986年），他还出版过《聞き書き花岡事件》修订版（1990年）。

(121)“……发自内心的不信任”，野添宪治，《私たちの昭和史》（东京：思想の科学社，1989年）66页。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122)“总在我身后徘徊”，君特·格拉斯著，拉尔夫·曼海姆译，《铁皮鼓》（纽约：企鹅出版社1961年），580页。

(123)“日本人在面对历史时”，坂口安吾，《堕落論》（东京：角川書店，1946年），90页和98页

(124)“他面朝过去”，瓦尔特·本雅明著，汉娜·阿伦特编，H. 宗恩译，《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纽约：Shocken出版社，1969年），70页。

(125)“做到了全世界……都做不到的事”，格拉斯，《铁皮鼓》，517页。

(126)“阿瑟·米勒的担心”，阿瑟·米勒，《卫报》，1990年5月29日。

(127)“从废墟中挑选石料”，库尔特·尼德利希，《作为德意志世界观源泉的日耳曼神话和童话世界》（莱比锡，1936年），引自克劳斯·安东尼，《天上的统治者和他的国家》（慕尼黑：Iudicium出版社，1991年），111页。

鸣谢

在我构思、调研和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帮助过我，鼓舞过我，激励过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但有些人和机构如此重要，理应提出，以表达特别之谢意。

首先，若不是有机会在柏林的科学研究所（Wissenschafstkolleg）待上九个月的话，我就不可能完成书中有关德国的章节。对于所长沃尔夫·勒佩尼斯博士（Dr. Wolf Lepenies）、于尔根·科卡博士（Dr. Jürgen Kocka）、鲍滕利太太（Frau Bottomley）和她一流的图书馆馆员，以及耶胡达·艾尔卡纳（Yehuda Elkana），我欠诸位很大一个人情。

我还要感谢路德加·库恩哈特博士（Dr. Rudger Kühnhardt）、弗兰克·席尔马赫博士（Dr. Frank Shirrmacher）、卡斯滕·维特博士（Dr. Karsten Witte）、伯恩哈特·加特纳博士（Dr. Bernhard Gattner）、阿摩司·艾隆（Amos Elon）和达利尔·平克尼（Darryl Pinckney），感谢你们为我指引方向，好让我在德国畅行无阻。

在日本，外国媒体中心的北村文雄（Kitamura Fumio）、矢野淳一（Yano Junichi）、小泉和子（Koizumi Kazuko）都以超乎寻常的热情与高效，屡次为我提供帮助。除了他们以外，我还有以下各位领路人和导师，分别是：林加奈子（Hayashi Kanako）、“日本映画图书馆协会”的工作人员、新见雄（Niimi Takeshi）、森正孝（Mori Masataka）、中八戒（Chu Pa-chieh）、尾山宏（Oyama Hiroshi）、小山优子（Oyama Yuko）、西里扶甬子（Nishisato Fuyuko）和南享（Minami Toru）。而在所有人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理查德·内森斯（Richard Nations）和吴少英（Koh Siew-eng）给予我的好客、启迪和友谊。

最后，我要向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和威廉·威塞罗（William Wetherall）表达深切的谢意，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对书稿的改进大有帮助。法勒·施特劳斯—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的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乔纳森·凯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的内尔·贝尔顿（Neil Belton）和阿特拉斯出版社（Atlas）的E. 布拉格曼（E. Brugman）都是极其出色的编辑，不消说，书中若有任何错误逃过了施特恩教授、威廉·威塞罗和以上三位的注意，责任完全在我自己。

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

by TIMOTHY GARTON ASH

Copyright © Timothy Garton Ash 1997

afterword © Timothy Garton Ash 200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9-200号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档案： 一部个人史 / (英) 蒂莫西·加顿艾什 (Timothy Garton Ash) 著 ; 汪仲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4

书名原文：The File: A Personal History

ISBN 978-7-305-21817-0

Ⅰ. ①档⋯ Ⅱ. ①蒂⋯ ②汪⋯ Ⅲ. ①纪实文学－英国－现代 Ⅳ. ①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3786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210093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网　　址　www.njupco.com

责任编辑：卢文婷

特邀编辑：孟凡礼　刘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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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文制作：陈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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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16.5 字数：199千字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6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出卖作为一种美德

本书人物表

关于部分人名的说明

前言 罗密欧？

第一章 序言报告

第二章 驰赴柏林

第三章 跨越围墙

第四章 IM“指导教授”？

第五章 IMV“米夏拉”

第六章 IM“舒尔特”

第七章 IMB“史密斯”

第八章 IM“R太太”

第九章 波澜壮阔在波兰

第十章 禁止入境黑名单

第十一章 浮士德群像

第十二章 冷战终结

第十三章 档案效应

第十四章 英伦谍影

第十五章 档案封存

修订后记

出版说明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出卖作为一种美德

梁文道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还是一个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当时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来，把衣服脱光，走到面对街道的窗户旁边拉开窗帘，接着又开了足以点亮整个房间的大灯，然后才回到床上。这个举动似乎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顶多是年轻人那种没来由的浪漫罢了。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同时替英国各式报刊撰写评论及报道的加顿艾什，却对这件小小的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安德莉其实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插在他身边的线人；她那天晚上脱衣服开窗帘，为的是要方便外头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这种疑虑，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年东德国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简称MfS，更常为人所知的是其俗称“斯塔西”，Stasi）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封面盖着“OPK”三个字母，意思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战性个人管制”，根据东德的《政治作战工作辞典》，它的意思是“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德国人似乎对任何事物都能给出精确定义，就连情报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会有这么古怪的辞典）。此类管制的目的，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而关于加顿艾什的“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就是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类似加顿艾什手上这样的档案还有很多，将文件夹竖排起来，可以长达18公里。这也难怪，“斯塔西”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其正式雇员就有97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000人。若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在这样的一张大网底下，当年东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谓无可逃于天地间。“斯塔西”如此规模，不只苏联的“克格勃”远比不上，就连纳粹时代的“盖世太保”也要自叹不如。东德的这一系统实在堪称完善，至少理论上它应该很清楚每一个国民“谁是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饶是如此，最后它也还是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这是不是一个教训呢？这个教训的第一个意义是，再巨细无遗的体系原来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体制（掌握一切的“斯塔西”当然知道东德的腐败，它的头目梅尔克［Erich Mielke］便曾亲口对下属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它的第二个意义是，原来东德干得还不够出色，它们的工作应该再聪明一些细致一些才对。至于哪一个教训更加重要，这就得看要领会这份教训的人是谁了。说来奇怪，虽然“斯塔西”清楚东德的腐败，但它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败可能还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那种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

东德垮台之际，柏林有一大群市民冲向国安部大楼，想要占领这座掌握一切国民信息因而也叫一切国民恐惧的建筑。建筑里头则是一群手忙脚乱的特工，他们正赶着销毁最机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绝大部分档案都被留了下来，现归“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管理。这个机构负责保存“斯塔西”留下来的文件并将之分类，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后果显而易见，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看看“斯塔西”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其中又有近50万人确实看到了这种材料。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谓“人家”，指的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亲密的伴侣。于是有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向当局举报同行，害得后者失业；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偷窥狂似的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有些人离婚，因为他的另一半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线人；更有些人自杀，因为他们的子女发现自己竟然被父母出卖，自此断绝关系。

在这种情形底下，加顿艾什怀疑起自己的前女友，实在是情有可原。那时他正在牛津攻读史学博士，论文题目是“第三帝国时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了搜集资料前赴东柏林留学。等他到了之后，便发现历史即在眼前，遂把关注范围移向当代。后来他以研究和评论德国及中欧事务闻名，得知“斯塔西”密档公开，自然想要回来查看自己是否属于“作战性个人管制”的范畴，同时加深了解他所喜爱的德国，以及看看当局对于“他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得档案之后，他以熟练记者的技巧逐一回访监视过他的线人（也就是他当年的朋友）和负责联络那些线人的“斯塔西”官员；又以历史学家的素养细心检索相关文献，解释其中的出入与歧义。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就是《档案》（The File）这本书的主线。它是本奇怪的自传，在自己的日记和记忆，以及他人的秘密报告笔录之间穿梭来回。它又是本微观史述，恰如加顿艾什自言，为那个前所未见的系统和在它管辖下的社会“开了一道窗口”，令读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国家”这四个字的实际分量。

不难想象这本书以及其他一切近似体验当中的情绪：发现事实之后的震惊，被出卖之后的痛苦，被背叛之后的不信任，被揭发之后的沮丧、自责与否认。所以很多德国人都说“够了”，应该停止“高克机构”的档案公开工作，它已经毁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关系，过去的且让它过去，历史的伤口就留待遗忘来修复好了。不过，这并不是今日德国人做事的风格，何况这是个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过两次极权统治的国家。包括加顿艾什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东德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如此惊人的秘密警察系统，是因为它有一个在纳粹时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础，所以德国不认真清算自己的历史是不行的。中国人总是喜欢比较德国和日本，夸奖前者坦白对待纳粹的罪行，却又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近二十年来在处理东德历史上的细致（尽管很多德国人还是认为做得不够彻底）。

与其抱怨“高克机构”的做法过火，不如想想这一切问题的源头。难道没有它，前东德的百姓，就会继续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吗？不，他们很可能只会继续猜疑下去。就像书里头一个老头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么写遗嘱了。我原本以为我的女婿在背后打我的小报告，所以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给他，就罪该万死。但是现在我知道我还是该留给他了。”除了这个老人，当年到底还有多少人怀疑过自己身边的人呢？这种事情并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会不存在的。“斯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对付自己国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显眼，它以秘密的行动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种下恐惧的种子。恐惧，乃是这种体制的基石。它的双重性质要求国民也要以双重态度来对待它，在表面上爱它爱得要死，在心里则怕它怕得要死。结果是一群表里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个体；这就是它的深层腐败，东德政权大厦的散沙地基。

对“斯塔西”而言，恐惧不只是用来对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还是吸收线人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加顿艾什就找到了一个纯粹出于恐惧才来监视他的线民。这人竟然是个英国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东德娶了太太，住了下来。“斯塔西”大概觉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于是开门见山地威胁他，谎称“他们从西柏林的一本有关西方情报组织的书中发现了他的名字”。这么一来，他就得借着合作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则的话，他会被驱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远分离。

又有些时候，恐惧出现的形式并非如此具体。比方说这本书里头一个色彩最丰富的线人“米夏拉”，面对加顿艾什二十年后的质问，她坦承自己的恐惧：“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因此，大家都会想方设法接触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喋喋不休，将所有无害的细节都说了出来。”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点出了一种更广泛的恐惧，似乎每一个人都会暗暗担心体制对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当局眼中到底是不是个危险的人。于是一旦他们真的找上门来要你合作，你反而变得放心了，并且想用积极的表现去换取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类本能需要，正是“斯塔西”以及它所捍卫的体制成功的原因。还是这个“米夏拉”，身为画廊经理，她时时需要出国看展交易，这本是很自然的职业需要；然而，在人民没有出入境自由的东德，它就成了特权与诱饵。和“斯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换取这种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十分寻常的权利，去美国看展览，到西欧去开会。和当局合作，得到的并不一定是什么锦衣华服，不一定是什么权势地位；在这种体制之下，合作所换来的往往就只是这样或那样的“方便”而已。

一旦开始合作，那就是一条灰度无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难知道界限何在，很难把握话该说到什么程度才不会太过违背自己的原则与良知。有些线人会试着把“斯塔西”要求的报告变成自己“从内部发挥影响”的手段，长篇大论地分析局势，与负责跟自己接头的特工探讨国家政策的问题。可是到了最后，对方真正关注的其实全是他自以为不重要的“无害”细节，比方说某某人最近在什么地点说过什么话，某某人又在什么时间见过什么人；他们不必你为国家出谋献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实资讯，一些能够让他们在既定框架下分类整理、诠释分析的材料。多数线人都以为自己“觉悟”很高，给出来的东西不会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斯塔西”将会如何使用和判读你那些不伤大雅的信息？“米夏拉”在和接头人谈话的时候便常常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聊天，“以表现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诚的公民、‘事无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说的都是一些闲话。或许她从来没有想到，所有她说的一切，都被如此详细地记录成文字”。对方也许只不过是轻松地问一句：“你继女最近怎么样了？”她则轻松地招出继女有个西德男友；如此闲散的家常话，可能会带来她想也想不到的后果。

虽然大家活在同一个世界，面对同一组事实，但每一个人理解这个世界和构成它的事实的角度是不同的。“斯塔西”这类机构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辨识敌人，找出引致风险的因素，于是他们解读事实的心态就会变得很不简单了。加顿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画廊欣赏包豪斯展览，对这个展览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这么好的展览为什么不出画册。很自然的问题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们怎么理解：“这问题的提出暗示，‘G.’（加顿艾什的代号）希望能够从‘IMV’（‘线人米夏拉’的简称）口中听到，因为文化政策的关系，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之类的话。”

加顿艾什是英国人，这个身份在“斯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坏人”，他就会越看越有“坏人”的样子，其一言一行全都只会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须专案处理专人负责。于是一场朋友间的畅谈打成报告交上去，“斯塔西”人员会用慧眼看出它的“军事作业价值”。加顿艾什在东德四处走动，找人聊天，有时会通过已识的朋友来结识人，有时以英国媒体记者的名义提出正式采访，又有些时候则回到留学生的身份；在“斯塔西”看来，这种本来很正常的多样身份（谁没有好几个身份？谁不会用不同的身份来对应不同的处境与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顿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们的档案记录里头，他们还会把加顿艾什替之撰稿的英国杂志主编称为他的“长官”。看到这个“有非常明显的上下等级含意”的词，加顿艾什不禁感慨：“他们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长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们竟将这种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读出雷暴的预示，无事变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个人背后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个行动背后都别有深意。这就是“斯塔西”这种机构看待世界的原则。

加顿艾什在这本书里表现得相当坦诚。正因如此，读完之后，我居然感到当年“斯塔西”对他的怀疑原来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他就像当年那些典型的西方记者，同情他们在东欧认识的异见分子，在能力范围内会尽量协助他们。他又是那种典型的公学出身的牛津人，向往过有着辉煌传统而又优雅神秘的英式间谍生涯，一度报名加入“MI6”（“军情六处”，英国对外情报单位），甚至因此在英国安全部门留下了“自己人”的档案。这人分明就想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而且就连英国相关部门都误会他是能和他们合作的“朋友”，“斯塔西”监控他又有什么错呢？

是的，他们没错。问题只在于“斯塔西”不只监控有嫌疑的外来人员，他们还监控自己人——每一个东德国民。就像曾经引起关注，拍得十分好莱坞的那部电影《窃听风暴》（直译为《他人的生活》）所显示的，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被监视，也都可能正在监视他人；于是他们难免就得出卖以及被出卖。被出卖的人，有时候可能只是个侍应，因为服务态度不善，充当线人的客人就把他写进报告，利用这小小权势恶意报复。更常见的情况则是出卖身边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甚至自己的女婿。一个人该当如何理解这林林总总的出卖？难道出卖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爱情、背叛亲情……）也能够是对的吗？加顿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访的涉外情报人员，皆能理直气壮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为去外国当间谍，还在传统的道德框架之内，是无可置疑的卫国行动。可是反过头来看管自己人的线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对质问，他们往往要不就是否认，要不就是转移责任。

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德目的价值体系。尤其中国，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可见儒家绝对不能接受对任何天然情感联系的背叛。所谓“大义灭亲”，可能是后来皇权时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于少数个案而已。只有到了20世纪，我们才能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告密、揭发、举报和出卖，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们非但不可耻，反而还很光荣，因为整套价值必须重估，在崭新的最高原则底下，它们破天荒地成了美德。于是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义凛然的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

本书人物表

舒尔茨女士（Frau Schulz）：高克机构管理人员

邓克尔女士（Frau Duncker）：高克机构管理人员，舒尔茨女士的继任者

安德莉（Andrea）：作者前女友，化名

克劳蒂亚（Claudia）：作者前女友，“小软帽”

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作者好友，诗人，英国《卫报》特派撰述员

弗里德里希（Friedrich）：作者的记者朋友

马克·伍德（Mark Wood）：路透社记者

维尔纳·克雷奇尔（Werner Krätschell）：新教牧师、作者在东德的朋友，“山毛榉”

劳伦茨·丹普（Laurenz Demps）：作者在东柏林洪堡大学的导师

艾伯哈德·豪夫（Eberhard Haufe）：德国文学学者，作者在魏玛时拜访过他

瓦姆比尔博士（Dr Warmbier）：莱比锡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座讲师，曾批判豪夫博士，后被逐出学校

“史密斯”（‘Smith’）：负责跟踪本书作者的线民之一

“舒尔特”（‘Schuldt’）：负责跟踪本书作者的线民之一

“米夏拉”（‘Michaela’）：负责跟踪本书作者的线民之一

“格奥尔格”（‘Georg’）：“米夏拉”的丈夫，国安部联络人，曾在路透社工作

“R太太”：负责跟踪本书作者的线民之一

爱丽丝（Alice）：“格奥尔格”前妻，化名“红丽丝”（‘Red Lizzy’），曾为著名苏联间谍金姆·菲尔比（Kim Philby）的第一任妻子

文特少尉（Lieutenant Wendt）：国安部官员

马可·“米沙”·沃尔夫上校（Colonel-General Markus‘Mischa’Wolf）：国安部国外情报局HVA的领导

维尔纳·格罗斯曼（Werner Grosmann）：国安部国外情报局HVA的领导，沃尔夫的继任者

黎瑟少校（Major Risse）：国安部官员

考尔富斯中校（Lieutenant-Colonel Gerhard Kaulfuss）：国安部官员

弗里茨上校（Colonel Fritz）：国安部官员

金策尔少尉（Lieutenant Küntzel）：国安部艾福特办公室官员

艾克纳上校（Colonel Klaus Eichner）：国安部资深官员

马雷施中校（Lieutenant-Colonel Maresch）：国安部艾福特办公室反情报组主任

克雷奇中将（Lieutenant-General Kratsch）：国安部官员

沃尔夫冈·哈特曼（Wolfgang Hartmann）：国安部内线委员会领导人

库尔特·蔡泽维斯（Kurt Zeiseweis）：国安部官员

埃利希·梅尔克（Erich Mielke）：国安部部长

关于部分人名的说明

本书下列名字为化名：安德莉、克劳蒂亚、“俗气哈利”（Flash Harry）、邓克尔女士、R太太。三位线人以他们的国安部代号出现：“米夏拉”、“舒尔特”和“史密斯”。如果有人想按图索骥揭露这些名字后面的真人（对于本书的几个案例来说这显然并非难事），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奉劝他们最好不要这样干。

前言 罗密欧？

“早安，”活力充沛的舒尔茨女士说，“你的档案很有趣。”说着，她便将一个牛皮纸色的卷宗交给了我。档案足足有两英寸厚，卷宗上的橡皮图章盖上一排字：OPK-Akte，MfS，XV2889/81。下面，则用手写体整齐地写着：“罗密欧”（Romeo）。

罗密欧？

“是的，你的代号。”舒尔茨女士咯咯笑了起来。

我坐在舒尔茨女士的小办公室里一张仿木塑料桌前。这里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特务机构的档案管理局所在地。我一面打开牛皮纸夹，心中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在东德生活时发生的一段怪异插曲。

1980年，当我还在东柏林做学生时，有一天晚上，我和女朋友回到我在普伦茨劳贝格区威廉明尼公寓租的破旧房间里。房间的阳台上，有一个大大的法国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如果没有窗帘的话，外面的人也可以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正当我们相拥在我那张狭小的床铺上时，我的女朋友安德莉突然离开我，褪光衣服，走到窗户旁边，打开纱窗帘。然后，她把房间的大灯打开，回到我的身边。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牛津之类的地方，我或许会对她打开窗帘和大灯的举动稍感奇怪。但是，因为是柏林，我也就没有多想。

但是，当我知道档案这回事后，事情就不同了。我想到了我们在一起的那一次，并开始怀疑安德莉是否替国安部（俗称的“斯塔西”，Stasi）工作，她是否故意打开窗户，好让对街的人可以照相。

或许那些照片就藏在档案夹里，已经先被舒尔茨女士看过。她刚才不是说“你的档案很有趣”来着？

匆促间，我翻阅完所有的夹页，很宽慰地发现里面没有诸如此类的照片，安德莉大概不是线民。不过，档案中的其他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

例如，里面有一份观察报告，对我在1979年10月6日16：07到23：55至东柏林一游的行踪交代得清清楚楚。国安部当时给我的代号比较不浪漫，只是一个数字：246816

16：07

“246816”离开腓特烈大道车站前面穿越道后，便进入监视范围。被观察者走到前站报摊，买了《自由世界》（Freie Welt）、《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柏林时报》（Berliner Zeitung）等多份报纸。接着，该目标（就是我）在车站内游移张望。

16：15

在前站，“246816”与一名女性打招呼，握手，相互吻颊。此女代号为“小软帽”。“小软帽”携带一深棕色肩袋。两人离开车站，一面说话，一面走到布莱希特广场上的柏林剧团。

16：25

两人进入餐厅

甘尼曼餐厅

柏林中心

造船厂街旁

大约两分钟后，被观察者离开餐厅，经过腓特烈大道和菩提树下大道，到达歌剧院咖啡厅。

16：52

“246816”和“小软帽”走进餐厅

歌剧院咖啡厅

柏林中心

菩提树下大道

他们在咖啡厅坐下，喝咖啡。

18：45

他们离开咖啡厅，赴贝贝尔广场，从

18：45 直至

20：40

两人饶有兴趣地观赏东德建国三十周年火炬游行。随后，“246816”与“小软帽”沿菩提树下大道和腓特烈大道，到造船厂街。

21：10

两人进入甘尼曼餐厅。在餐厅内，两人不在观察范围之内。

21：50

两人离开该美食机构，并直接前往腓特烈大道车站前穿越道。

23：55

两人进入车站。“小软帽”资料移至第六处进一步确认身份。监视结束。

“246816”人身描述

性别：男

年龄：21至25岁

身高：大约1.75米身材：精瘦

头发：暗金色

      短

服装：绿夹克

      蓝色马球套头高领衫

      棕色灯芯绒长裤

“小软帽”人身描述

性别：女

年龄：30至35岁

身高：1.75～1.78米

身材：苗条

头发：中等金色

      卷发

服装：深蓝布外套

      红色小软帽

      蓝色牛仔裤

      黑色皮靴

配件：深棕色手袋

我坐在仿木桌前，惊讶于有人竟然精准地为我重建起我生命中的一天，而且那写作方式，令我联想到学校的作业：每一个句子都要有动词，而且故意使用一些不必要的夸张词语，例如：“美食机构”。我还记得那间金红相间的邋遢餐厅，甘尼曼，那间豪华的歌剧院咖啡厅，三十周年游行队伍中那些穿蓝衬衫、脸上长着青春痘的年轻士兵，和他们手上高举着的煤油火炬，如何在神秘的夜晚中，发出闪耀的光芒。我再度闻到东柏林那独特的味道，一种混合着老式家用煤球炉的排烟、二冲程“拖拉笨”（Trabant，编按：即“人造卫星”之意，是当年东德的国产车）小型车的废气、东欧廉价香烟、潮湿的皮靴和汗水的味道。但是，我却无法想起，她，我的小红帽，到底是谁？或许我不该说她小，因为她有1.75至1.78米，几乎和我一样高。苗条，中等金色卷发，30至35岁，黑皮靴？我坐在那儿，在舒尔茨女士询问的目光下，不禁对自己的过去，油然生出一种尴尬的不忠感。

当我回到家——没错——在牛津的家以后，翻阅了当时的日记，终于发现了她是谁。事实上，我再度打开了对那段炽烈而不快乐的短暂情史的回忆，回想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相互的电话与信件。而且，在日记后面，我还发现了两封她写的信，小心地保存在原始的信封中，有一封上还特别注明：“贴着——这样你才会保持联系。”另一封信里有一张她的黑白照片，是两人感情结束以后，她寄给我的，让我不要忘记她。蓬松的头发，高高的颧骨，相当紧张的微笑。我怎么会把她忘记？

1979年10月，我的日记上还记着她，克劳蒂亚的“时髦红色小软帽和蓝色制服风衣”。“在腓特烈大道，”日记上记载着，“他们把我鞋底都翻开了（我穿着迪克鞋，让那军官印象颇深）。”是的，我想起来了。在腓特烈大道车站下的地下通关所，一名穿着灰色制服的军官把我带进一个有拉帘的小房间，命我掏出所有口袋里的东西，放在一张小桌子上，非常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件我携带的物品，甚至质问我随身日记本上每一条记事内容。然后，他命令我脱下厚重的咖啡色皮鞋。那双鞋是我在特尔街的迪克鞋店（Ducker & Son）买的。军官往鞋子里瞄了瞄，又在手上掂了掂分量，说：“好鞋。”

“与克劳蒂亚手牵手，颊碰颊，到歌剧院咖啡厅，”我的日记上这么写道：

反而变得更加亲密……火炬游行。东风冷冽。两人的温暖。迷宫——绕圈子。溜过柱子，躲过警察，终于来到甘尼曼。晚餐差强人意。克劳蒂亚又谈到她的“打工”。她的政治活动。我们穿过腓特烈大道，回到迪纳。大约凌晨三点，回到维兰德街。丹尼尔，满脸发白，气急败坏地坐在公寓门前——他把自己锁在外面了！

丹尼尔·约翰逊，作家保罗·约翰逊之子，现在已经是《泰晤士报》的要角。当时，他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剑桥研究生，研究德国悲观主义历史，总是乐于再多找到一个样本。我们同住在维尔默斯多夫区维兰德街127号。当晚，他忘了带钥匙。

日记里的迷宫和柱子，我猜想，是指着那些手持火炬的东德共产党中坚青年干部，他们所属的团体，自由德国青年团，是多么地名不副实。至于克劳蒂亚的政治活动，必须从她的世代谈起。克劳蒂亚属于让人一眼就认得出来的世代，1968年。当晚，她告诉我，过去他们在镇暴警察前面反复吟唱一句捕捉了1968年政治与性抗议的口号：“出外扮猪猡，床上无花果。”

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是日记写完后不久的一天，在柏林－达勒姆区教堂的墓地，参加学生领袖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的丧礼。她还是戴着那顶小红软帽。或者，这些细节只是出于我的想象？

国安部的观察报告，我的日记。我生命中同一天的两个说法。秘密警察冷眼旁观“被观察者”的一举一动，渗入我个人主观、情绪的描述。国安部的档案，对我的记忆，是多么大的一份厚礼。比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1]要好多了。

[1]玛德莱娜蛋糕（Medeleina）系法德交界处洛林（Lorraine）地区的传统甜点，法国大文豪普鲁斯特幼年时期经常与姑母配着花果茶共享的扇贝型小蛋糕，在他撰写《追忆逝水年华》一书时，玛德莱娜蛋糕的美味往往勾起他强烈的乡愁，让他文思泉涌。——除特别注明外，本书注释皆为编者注。

第一章 序言报告

档案夹封面上盖着的OPK三个字母，代表的是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也就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根据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高等法律学院所订定的1985年版《政治作战工作辞典》，所谓作战性个人管制是指：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作战性个人管制的中心目的，根据字典的解释，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每个档案一翻开以后，便会有一段“序言报告”和一个“行动计划”。

我的序言报告写于1981年3月，执笔者为一名叫文特少尉的人。他很详细地描述了我的个人资料，说明我如何从1978年起开始在西柏林读书，从1980年1月到8月（其实应该是到10月）搬迁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东德坚持要这么称呼东柏林）。我不时从西柏林旅行到东德及波兰。我经常与“军事策略性相关人物”联络。因此，他们认为“有理由怀疑‘G.’（就是我的姓氏加顿艾什［Garton Ash］的缩写。不用‘G.’时，他们便用‘被观察者’、‘该目标’、‘罗密欧’等名称来称呼我）故意利用他学生兼记者的正式身份，从事间谍活动”。

文特少尉并阅览、节录了国家安全部主持反情报的单位，Ⅱ/9组，专门为部内其他单位做的类似情报报告，其中第一手资料包括：有关我个人的观察报告；从我的朋友，如一名叫维尔纳·克雷奇尔的新教牧师的档案中节录下的一些资料；我替西德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所写的一篇有关波兰的报道影印本；我个人记录下的波兰相关笔记和文件——显然是我有一次从舍讷费尔德机场飞往华沙，他们秘密搜查我的行李时所拍摄下来的；连我在牛津的老师为我写给英国领事馆的推荐信，都被收进了档案。档案总共有325页。

文特的报告特别注重资料来源，他大量采用国安部线民所搜集来的情报。在安全部的语言中，线民的正式名称为非正式职员（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简称IM）。他们之间又有好几个分类：安全、特殊、军事作战、敌后，甚至有一组专门监视线民的线民。从1989年开始，IM已成为德文的一部分，就好像SS（党卫军）在所有欧洲语言中，都代表着纳粹主义的粗鲁、暴力与野蛮兽性一样。IM在德文中已经成为如德国共产党独裁一般的经常性、组织性的渗透、威吓、通报行为，亦即成熟极权主义的一种静默的腐败形式。在1990年代初时，德国任何一个有名气的政治家、学者、记者或牧师，只要国家安全档案记录中显示他曾经是一名IM，一经发现以后，这个人就会从此消失于公众眼前。IM是一个污点。

不过，污点还是先需要被指认、暴露出来，才算污点。秘密警察给每个IM，还有每个观察目标，都取了个假名，以为代号。事实上，大部分的IM的假名都是自己取的。为自己挑一个秘密名字，几乎可以说是成为一名常任IM的洗礼仪式。在两德统一以后，一个东德知名的盲眼DJ，卢特·贝尔特拉姆（Lute Bertram），被人发现是线民，他的代号是罗密欧。如果他曾经遇见过我的话，我猜想，那局面就变成罗密欧告罗密欧的密了。

我的序言报告总结了许多线民提供的有关我的信息，其中包括IM“史密斯”，IM“舒尔特”，IM“米夏拉”，还有她的丈夫，KP（代表Contact Person，联络人）“格奥尔格”，他的前妻爱丽丝，化名“红丽丝”。报告撰写人文特少尉还提到，红丽丝在与格奥尔格结婚前，曾与金姆·菲尔比[1]有过婚姻关系，而菲尔比正是英国最有名的苏联间谍。

文特少尉发现G.工作时有学者巨细靡遗的特性，但是态度上却表现出“布尔乔亚的自由意识，对工人阶级毫无责任感”，“表面上，G.给人相当随和的印象，一般而言与‘典型英国知识分子’并无二致（这个怪异的评语来自IM‘史密斯’）”。不过，我是有可能接触过想要从我身上取得情报的人，并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不同的印象。在往来波兰时，我接触的人毫无疑问属于“反社会主义”阵营。所以，这些情报单位的人会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我的事情，以决定能否以刑法第九十七条起诉我，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刑法第九十七条，任何人搜集、传递应该保留为秘密的“信息性物品”给外国政府、秘密组织或其他不确定的“外国组织”，得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重大者，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线民的部署。从“史密斯”开始：“考虑该员的主观、客观可能性后，他虽与G.失联，可重建与他的关系”，并设定在1981年4月15日以前，“史密斯”应做出一份书面报告。“负责人：文特少尉。”“舒尔特”和“米夏拉”应恢复活动：这是文特少尉5月1日的报告中所做的建议。此外，该报告还表示，“HVA-I 的一名IM，即G.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亦应加入作业”。

HVA是东德的海外情报部门，全名为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可直译为“启蒙总管理处”，因为Aufklärung较为通常的解释为“启蒙”[2]）。启蒙部由绰号“米沙”的马可·沃尔夫领导，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中的部门“the Abteilung”就是以“启蒙部”为蓝本写成的。HVA-I启蒙部第一组，主要职责为监视在波恩的西德政府。

接下来，行动计划谈到了“作战观察及调查”，其中包括调查在我读柏林洪堡大学时租给我那间有景观的房间的房东，克来索夫妇。第三部分行动计划，指示启蒙部第六组，也就是负责控管越境交通的国安部第六处，以及“邮件管制”的第M组。计划中提到了“G.在西柏林的地址”，想必是指将我的信件从西柏林转来时的地址，因为国安部通常无法任意窥伺到任何人在西柏林的信件。文特少尉的任务，显然是要做成一个报告，评估是否将调查扩大为全面性的作战个案，简称OV。全面性作战个案，是最高层次的作业，对象包括所有已知批评和反对东德政权的不满分子。例如，我的朋友维尔纳·克雷奇尔，就是OV“山毛榉”（Beech-tree）。

在行动计划的最后面，还有一项“与其他服务单位的合作”部分。计划提议与XX/4组（负责渗透教会）合作，检查我和“山毛榉”之间的接触。计划还提到将“询问苏联安全部门，目前英国是否仍汲汲追查金姆·菲尔比案”。“必须与AG4进行实质合作”，以便在我到波兰访问时，安排线民贴身监视与观察。AG4是国安部在波兰发生团结工会革命以后建立的一个工作小组。负责人是黎瑟少校。

报告的最后，不但有文特少尉签字，还有负责所有西欧情报工作的Ⅱ/9组组长考尔富斯中校的批签。

原来他们的“行动计划”是这样子的。针对这份档案，我也策划了一个行动计划：调查他们对我的调查计划。我准备循线追踪，找到和我的个案相关的所有线民和官员，和他们讨论，并将国安部的记录，与我的个人回忆、当时的日记、随笔、我曾经写过有关那一段时间的政治史等，相互比对。然后，就会知道自己将发现些什么了。

全名累赘冗长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联邦授权记录局”，通常简称为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因为这个单位是由有力而辩才无碍的东德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管理，我的档案便是从高克机构在柏林的主档案室调出来的，事实上，该档案室也是当年国家安全部的中央档案室。东德的国家安全部组织庞大，办公室绵延好几栋，在东柏林市东端的诺曼街上，占据了整整一个半街口。部长的办公室和公寓，几乎仍保留着最后一任部长离去前的原样：桌上的多台电话（机密、极机密、最高机密），部长整齐的小卧室，一盘“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幼儿园小朋友特别为他做的黏土模型，包括一根黏土香蕉、一个小精灵、一个上面写着“吉宁”的小狗和一个由“克里斯汀”做的柠檬。

大部分的办公室大楼，现在都已移作他用。过去密封起来，杜绝秘密文件遭双面间谍泄露的窗户，都已对外敞开。文特少尉、考尔富斯中校之辈或曾做过偷鸡摸狗事情的地方，现在都只是一间间平常的办公室：一家超级市场、一家健身房兼桑拿室、一家劳工中介所。可是，档案室仍维持原有之功能。

在索引室，一些穿着明亮的粉红色罩衫和尼龙长裤的中年妇女，穿着塑胶拖鞋在许多巨大的索引卡机器之间走来走去。我之所以说索引卡机器，是因为那些大索引卡盒子都是由马达推动的，悬吊在一根大轴上，就好像游乐场内的大车轮一样，只要按K钮，大车轮就会一直转到K盒在最上端为止。这个F16——大车轮系统的代号——索引系统内都是真实姓名，只不过安排的顺序按照的是国安部自己的声韵次序，例如，Muller，Mueller，Möller，Müller都排在一起（如果你是从偷听电话而得到的名字，就不知道该如何拼了）。如果发生这类问题，穿粉红罩衫的女性工作人员就会建议你去找F22索引系统——依照个案号码排列——或者去找其他主管的个案记录，然后再到该大楼七层加固的仓库中，寻找想要的个别档案。啪嗒、啪嗒，粉红罩衫女士们的拖鞋踩过来、踩过去，资料库就这么搅出一块块下了毒的玛德莱娜蛋糕。

在走廊的另外一端，有一间“传统室”（tradition room），里面有各种奖杯、奖状、列宁的胸像、“契卡”优良工作记录。“契卡”为苏联对秘密警察的称呼：“只有那些头脑冷静、心底温暖、手脚干净的人，才能成为契卡人”（契卡创建者捷尔任斯基［F.Dzerzhinsky］所言）。桌上有很多看起来像果酱罐子的玻璃瓶，瓶身上仔细贴着标签，里面是一块肮脏的天鹅绒布，也就是个人味道的样本。警犬只需要从这里知道某一个人的味道以后，便可担负追踪任务了。根据国安部辞典，它们的正确名称为“嗅觉保存物”。我站在那儿，不禁开始狂想：或许在这栋硕大的建筑的某一个角落，我过去的味道还像果酱一样被保存得好好的？

接下来，是他们称之为铜锅炉的一间又深又大、四处用金属包起来的房间。国家安全部原本计划在里面安装一部全新而庞大的电脑系统，把每个人的信息都放进去。用金属将房间包起来的目的，在于隔绝外界的电子干扰。现在铜锅炉里面堆放着的是几百件大袋的纸张，也就是从1989年秋的大规模抗议开始，一直到1990年初民众冲进国家安全部之间，部内大量销毁的文件残骸。假设国安部一定先从最重要、最敏感的资料开始销毁，高克机构现在正努力地一片一片将它们拼回原状。

总而言之，这个高克机构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它是在过去可以称为“国家恐怖部”的地盘上所新建的“国家真相部”。它位于柏林中央的行政部门内，很多大楼的走廊虽然现已装上了西德的新式照明和塑胶地板，东德味道却仍然弥漫在组织内：阴郁的啤酒肚门房，访客必须别在身上的识别证，各种不合理的规定，三联式的申请表，随处收费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令人回想到东德的官僚主义。当然，还有那傲慢的福利国家所留下的各种习性。高克机构的职员中，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不是去吃中饭，就是去休假，否则就是“去看医生”了。我好像回到过去，几乎可以听到德国上班族之间的标准问候语“祝你用餐愉快！”（Mahlzeit！），此起彼伏，穿越时空而来，或似乎听到了一名秘书对另外一名说“我可以用你的碎纸机吗？”的声音，从走廊另一端传了过来。刹那间，我脑中浮现出一个形象：这个在原来的国家安全部之上建起的新机构，每天没完没了地尝试将撕碎的纸张拼凑起来。

现在，每张我们所看到的文件，都经过机构的档案室人员整理，将新的编号整齐地盖印在国安部小心翼翼手写的页码之上。这虽然可笑，但反映出的正是德国人一丝不苟的一面。一个极端接收下另外一个极端。东德想必是现代史中，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严密、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了。而新德国则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大量将过去极权统治中的资料暴露于民众眼前的政府了。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特殊法，小心规定了这些档案的用途。舒尔茨女士比我先阅读了我的档案，正是规定的一部分。根据这项彻底执行的法律，工作人员应该先将有国安部受害者或无辜第三者出现的特殊页挑出来影印，将名字涂黑，再影印一次，确保即使透过强光，也无法读出那些名字。同时，工作人员必须要抽出任何与当事人无直接关系的第三者资料。但是，秘密警察的工作就是要搜集、挖掘私生活中最不为人知的细节，其中哪些算是与被害者有直接关系，哪些不算呢？而高克机构的工作人员又凭什么来判别呢？

阅读档案的结果可以极为可怕。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现在变得非常有名的个案。薇拉·沃伦贝格（Vera Wollenberg）为维尔纳·克雷奇尔牧师所在潘科教区中的一名政治活跃分子。她阅读自己的档案时发现，她的丈夫从认识她的第一天，就开始打她的小报告。例如，星期天全家出去散步，星期一，她的丈夫努德就会到国安部把所有的事都向她的个案负责人全盘托出。她以为她和努德结了婚，事实上，她的结婚对象为IM“唐诺”（薇拉在回忆录中称呼他时，不是努德唐诺，就是唐诺努德。两人现已离婚）。另外一个有名的案例为作家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Hans Joachim Schädlich）。他发现他的哥哥一直在监视他。上面的两个例子中的当事人，都是看过档案才知道事情真相的。如果没有档案的话，他们或许还是亲爱的兄弟、和睦的夫妻——只不过爱是建筑在谎言之上的堡垒而已。

副作用中也有轻松的一面。当特别法通过后，柏林洪堡大学的学生向女朋友吹牛时会说：“当然我得想办法去看我的档案。简直不敢想象里面会写些什么，不过，我非知道不可。”甜蜜性感的女孩对这样的男生，能不印象深刻吗？然后，高克机构的回信到来：到目前为止，本机构还未发现你的档案。羞辱。甜蜜的性感小猫转而去找另外一个有档案的男孩做她的男朋友。

当我告诉朋友有关我的档案的事时，他们的反应非常奇怪，说什么：“你好幸运！”“真特别！”如果朋友中有人曾和东德有关的话，他们可能会说：“对，我也得去申请看我的。”或是：“看起来我的已经被销毁了。”还有人说：“高克说我的档案在莫斯科。”从来没有人说：“我确定他们没有我的档案。”如果由弗洛伊德观点来看，这些人得的可以说是“档案嫉妒症候群”了。

其实我的档案和其他人的相比算不了什么。我的全装在一个档案夹内，而作家尤尔根·福切斯（Jürgen Fuchs）的资料，需要三十个档案夹。我的只有325页，而异议歌手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则有4万页。不过，小钥匙也可以打开大锁，一块小敲门砖可以让我进入大房间。不仅在德国，任何有秘密警察的地方，一般人都会抗议，说那些秘密档案非常不可靠，充斥扭曲、伪造的情事。果真如此的话，这种事应该也会反映在我的档案上。为什么不从我开始测试一下？毕竟，我最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了。另外，负责我案子的军官和线民心中是怎么想的？把我当成什么？难道档案和档案后面的男男女女，能够告诉我们比有关共产主义、冷战、间谍工作有意义或无意义更多的事情吗？如此大规模、有系统地对民众公开秘密警察档案，是史无前例的。过去从来没有任何地方或任何人做过。这种做法是对的吗？对相关人士会有什么影响？经过这个事件，我们应该对历史、对记忆、对自己、对人类本身，都获得更多体会才对。因此，我要先声明，如果我在书中表现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的感觉，请别误会。我只是一个窗口、一个样本、一个达成目的的方法、一个实验的目标。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不仅得探索一份档案，还要走进一段人生：一段我曾经走过、拥有过的人生。万一你有任何怀疑的话，我必须先澄清，这本书中述说的“一段人生”，和“我的人生”是不一样的。通常当我们谈到自己的人生时，谈的只是自己的过去，集合了自己生命中走过的许多事件的心理自传。然而，真实发生的一段人生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寻找那个失去的自我时，我同时也在寻找那失落的时代，并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形塑另外一个人？历史时间和个人时间，公众和私人，伟大事件和个人生活。历史学家基斯·托马斯（Keith Thomas）在写到传统政治史忽略了绝大部分的人类经验时，引用了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话：

那律法或君王能成或能惩的部分，

较于人类内心所能容忍，何其渺小。

回顾过去，我至少看到了我的内心所承受的当中，有多少是由现代的“律法或君王”，也就是因为东西不同的体制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或许，毕竟，约翰逊所表达的道理并非放诸四海皆准，而仅适用于他的周围。要是哪个国家真有这种情形，就算它的运气好了。

[1]金姆·菲尔比（Kim Philby，1912—1988），原名哈罗德·艾德林·拉塞尔·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Philby），系英国“剑桥间谍圈”（Cambridge Spy Ring）中知名的“第三人”（The Third Man）。1934年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其他两名同学柏吉斯（Guy Francis de Mincy Burgess）和麦克莱恩（Donald Duart MacLean）为苏联谍报单位吸收，三人分别潜伏与渗透到英国情报机构，为敌方工作几达三十年，其中菲尔比曾经被喻为“本世纪恶行最为重大的间谍”。菲尔比在1941年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简称MI6），随即多次获得组织拔擢，稍后并晋升为MI6第九组首脑，负责对苏联反间谍渗透工作，在菲尔比内神通外鬼的协助之下，英国不但对于苏联间谍活动一筹莫展，己方情报单位还经常为敌方破获。金姆·菲尔比最后在1963年，自知即将被捕之前，畏罪潜逃到苏联。

[2]中国习惯上译为“侦查部”。

第二章 驰赴柏林

1975年7月12日，就在我二十三岁生日那天，我开着崭新的深蓝色阿尔法罗密欧跑车，经过英国高速公路至哈维奇渡口，前往柏林。从荷兰之角（Hoek van Holland）上岸，飞驰在快速道路上，直抵黑尔姆施泰特边境，通过东西德之间的“铁幕”，然后紧张地盯着穿过东德、进入西柏林的特定道路两旁的限速标志。在西柏林住了一年半以后，复于1980年1月，开车经过查理检查哨到东柏林，租了一个房间，停留了将近一年。我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写我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探讨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

根据我最近完成的两德编年史表，1978年7月至1980年1月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包括“七大工业国”（G7）在波恩开会，卡特总统宣布对苏联进行制裁，破坏了签署第二回合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 Ⅱ）协定的原定日程，并威胁要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较次要的事件则包括：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当选教宗，是为约翰·保罗二世，并首度访问波兰；欧洲议会第一次直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双轨”（twin track）决议（如果苏联不愿意谈判减少核导弹，北约将在欧洲部署新核导弹）；以及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现在看来，当时是冷战期间最后的一次大规模对峙：里根对勃列日涅夫，美国巡弋导弹对苏联的长程导弹（SS20），东方阵营的波兰革命对西方阵营的和平运动。

我的日记写的则是完全不同的记录。我没有记下七大国高峰会议，倒是记下了与诗人詹姆斯·芬顿一段很长的对话，我们谈到德国文学、麦考莱爵士和新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形式的（遥远的）可能性。我没有记下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达成双轨决议的瓜德罗普高峰会议，却记下和大学本科时代的同学杰伊·雷德韦在东柏林的莫斯科餐厅午餐，还有一天晚上我们先到西柏林的“比利提斯”喝一杯，再去“福非”吃饭（真的吗？），然后又到“艾克斯·巴克斯”续摊。波兰裔教宗虽然在我的日记中写了不少，但是欧洲议会第一次直选时，我却在爱因斯坦餐厅吃早餐，逛画廊，没来得及交稿给《旁观者》（Spectator）周刊，等等。

在历史学家以严厉的笔触记录葛罗米柯的波恩之旅时，我正在法兰科尼亚，豪饮黑啤酒，参观希特勒纽伦堡大游行现场。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我正搭乘往海德堡的夜车，前往阿尔伯特·施佩尔[1]的姜饼小屋的路上。当吉米·卡特威胁要制裁苏联时，我正忙着准备派对呢。这种生活，用我的好友，路透社驻东柏林记者马克·伍德刻意的混合比喻说法，正是我在“冷战期间的热烈气氛”下的生活。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国安部对我的情报也是断片式的。除了我与“小软帽”在东柏林共度一晚的观察报告外。XX/4组（主管教会）的一个总结报告中，他们不但非常正确地指认出小软帽的身份，还提到了另外两名西柏林的联络人，英格丽（姓氏被舒尔茨女士涂黑）和亨利（姓氏同样被涂黑），以及我在西柏林的电话号码。他们还记录下我的出生地为温布雷多（Winbredow，系温布尔登［Wimbledon］之误），我在牛津念的是圣安索特（St. Ansowt’s，应该是圣安东尼［St. Antony’s］之误）学院，并将我的某一次波兰之旅前后挪移了三个月。他们指出，我和英国公民莫理斯（姓氏被涂黑）共同研究纳粹德国时期教会与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经证实，G.对东德的文化重要里程碑和地点、文化［原文照录］和文化人物，知之甚详，特别对包豪斯艺术学派[2]研究甚精。1979年6月，G.自称为英国《观测者》（Spekta）周刊之所谓自由撰稿者，想要写一篇有关反法西斯斗争的文章”。从《观测者》周刊来的人。

这份资料主要来自XX/4处侦察山毛榉牧师所得，以及艾福特（Erfurt）办公室的金策尔少尉在与联络人“格奥尔格”和IMV“米夏拉”会商以后写成的一份四页报告。在线民IM后面，加上字母V，代表米夏拉是国安部的最高线民，负责与敌人直接接触。金策尔少尉报告，1979年6月30日，格奥尔格博士（姓氏涂黑）住在魏玛的史洛斯某区（地名被涂黑）时，接待过一名带有英国或美国口音的访客。他自我介绍为提姆·加多艾什（Tim Gartow-Ash），一家英国周刊《观测者》的自由撰稿人。

如你所见，不难发现，涂黑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效果，因为居住在魏玛史洛斯某处的格奥尔格［某某］博士到底不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法律只准许隐匿国安部档案中无辜的第三者或被害人，并不保护密报者。我只要比对日记，就可以找出格奥尔格博士的身份，并发现国安部再度将日期搞错了。

格奥尔格博士是一名年老的犹太裔共产党员，不仅是全东德，也是全部共产党统治的欧洲地区内，最有趣的谈话对象。在我拜访他的时候，或许就已经知道他曾经当过东柏林一家日报的主编，以及一家在政府容忍范围内表演讽刺剧的餐厅酒吧主持人。或许当时我也知道在纳粹期间，他住在英国，替路透社做事。但是，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当他在英国的时候，遇见了一名女子，化名“丽丝”的爱丽丝·科曼，两人并进而结婚。爱丽丝是个奥匈犹太裔女子，个性温暖，精力充沛，曾为金姆·菲尔比的第一任妻子，有人说，她正是引领年轻的英国人菲尔比为苏联做间谍的关键人物。但是，从国安部这份报告中，我才第一次发现，格奥尔格博士自己在替路透社工作时，便已经进入苏联情报圈了。

在这种背景下，他会对我提出的说法感到怀疑，就不足为怪了。根据金策尔少尉的报告，格奥尔格很快发现，其实我并不认识桑达［姓氏涂黑］，也就是我提到建议我去和他谈谈的人物。当我问格奥尔格博士，他的英语怎么说得这么好时，他告诉我，他在英国居住多年，曾替路透社工作。“说到这里时，G.假装非常感兴趣，并问某人［名字被涂黑］是否为当时路透社的主任。G.得知答案为肯定时，高兴地叫了起来：‘想不到吧！好个巧合。钱瑟勒的儿子，现在是我的长官（Vorgesetzter）。’整个过程都是装的，因为格奥尔格博士可以感觉到，G.早已知道他曾经替路透社做过事。格奥尔格博士开始产生怀疑，并深信指使G.前来找他的，背后应该另有其人。从那以后，格奥尔格博士表现出疏远，却不至于无礼的态度。”

这一个段落具体而微地显示出，国安部的记录为何会悄悄地出现出许多微小的扭曲。例如，我绝对不会称呼友善温和的亚历山大·钱瑟勒（Alexander Chancellor），亦即当时《旁观者》周刊的主编为“长官”，因为这个词有非常明显的上下等级的含意。“长官”很可能是格奥尔格博士，或更可能是金策尔少尉的措词，因为他们才生活在每个人都有长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们竟然将这种概念套用在我身上，并且用来直接引述我说的话。万一，让我们暂时假设，这段话的内容比实际表露得要严重得多，而其解释完全取决于对这个词语的看法——这种事并非不可能；假设，我日后成为一名显赫的东德政客；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发现西德的一家小报将那段话引为头条，弄成不利于我的重要新闻。转瞬间，要求辞职之声立刻四起。这时候，如果我提出抗议，说：“不，我从来没有那么说。至少，不完全是那么说的。况且，他们把日期搞错了，还有《旁观者》杂志名称，还有连我名字也拼错了……”有谁会相信我？

不过除了一些小小的扭曲和用词错误以外，那段记述大体而言是正确的。无论我当时是否已经知道格奥尔格博士在路透社的关系人，克里斯托弗·钱瑟勒（Christopher Chancellor），也就是亚历山大·钱瑟勒的父亲，《旁观者》的总经理，我可以想象自己努力地维持一段相当胶着的对话，对这桩不怎么样的巧合做出夸张的喜悦反应。我只不过想要诱导格奥尔格博士开口，轻松地多说出一些。

“当时，［格奥尔格博士的］妻子（指IMV‘米夏拉’），从厨房走了出来，”报告继续写道，“她丈夫介绍她为：‘我太太，魏玛艺廊主任。’IMV颇感意外，她以为客人只是来拜访她的丈夫的……因此，当G.立刻转换话题，开始询问该画廊所举办的包豪斯展览时，她更感到异常惊奇。G.解释他看了展览，并且非常着迷。不过，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画廊没有发行任何画册。这问题的提出暗示，G.希望能够从IMV口中听到，因为文化政策的关系，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之类的话。不过IMV并没有落入陷阱，只解释说因为纸张缺乏……”

“格奥尔格博士非常愤怒G.的粗鲁，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完全将［格奥尔格博士］冷落在一边静听，也不再回到原来的主题。［格奥尔格博士］起身，离开G.，随便说了一个必须要到城里办事的借口，就走了。到这时候，谈话大约已进行了四十分钟。现在，G.对IMV解释，他正在写一篇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艺术与文化生活的文章，因此，想要听听IMV的评论。他提出的问题包括：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魏玛）才举办包豪斯的展览？[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包豪斯的态度如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这个展览的观感如何？

——国际上对这个展览的观感如何？

谈话中可明显看出，G.对艺术界，尤其对包豪斯艺术流派方面，掌握了丰富的知识。”

拜会结束后，我显然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不知道为什么，他拒绝留下完整的地址”——并表示继续深谈的兴趣。“与IMV对话长达二十分钟。由是，G.大约在公寓里停留了一个小时。”

金策尔少尉觉得前述情报在许多层次上，极有“军事作业”价值。他注意到格奥尔格博士可能已引起了“敌方单位”的兴趣，因为他早期与金姆·菲尔比的关联，也因为在东德，他表现出对现有文化政策的不满，可能对“异议分子”有所同情（金策尔自己加的引号）。敌方单位，金策尔忖思道，可能有兴趣“扶植异议分子”（金策尔再度画上的引号）。因此，格奥尔格博士在担任线民的同时，自己也遭到怀疑。

而我则具有高度嫌疑，因为按照金策尔少尉的分析，我同时动用三道“幌子”来交代自己的来历：朋友的朋友，记者，东德文化生活的学习者。通常国安部只将“幌子”这个严重用语放在重要的情报搜集上，通常只有替全职干员或比较资深的兼职线民布局背景时用到，但是他们竟然将它框在我的报告中。

报告建议措施包括通知“米夏拉”和“格奥尔格”，如果我和他们再度联络，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并通知负责监视西方记者的反情报组Ⅱ/13。

报告中一些小细节有误，细节的阐释更充斥着偏执妄想。然而，国安部的确如传说中听说的，无所不在，无人不查。只因一次无心的对话，以及接下来一两次无辜的接触，他们便将我登入了中央档案，成为一名嫌犯。等我在西柏林住了十八个月，准备要越境进入东柏林时，他们已可以将所有相关信息凑合起来，写成一篇综合报告。他们与我的接触、我在西柏林的地址与电话号码、我的车、我的发色、身高（档案副本已将“米夏拉”估计的1.65米至1.7米更正为1.8米），连我似乎不抽烟的事，都被写进报告了。

不过，他们没提到的资料同样惊人。例如，报告中没有提起我曾经在柏林替BBC（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广播过，或者我替《旁观者》撰写的有关东德报道，其中包括一篇以爱德华·马斯顿的笔名写的赞扬东德最著名的异议分子罗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的文章。另外，有一年圣诞节，我到德累斯顿和朋友一起度假，以及其他的几次旅行，也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对于我在西柏林的生活所知甚少。即使如此，那些部分涂黑的名字、地址与电话号码，也足够打开记忆的大门，把我送回到日记中。

我一从英国抵达柏林，便驱车前往一名老太太的公寓。这名老太太名叫乌苏拉·冯·克罗西克，是出版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也就是同名的小说家的侄子——介绍我认识的。小格雷厄姆·格林的父亲，休·格林，1930年代曾在柏林担任《每日电讯报》的驻外记者，在被纳粹强制出境前，认识了乌苏拉。乌苏拉白发苍苍，但腰杆挺直，终身未婚，在在体现普鲁士贵族女性的风范，但是，她个性温暖，不矫揉造作，不拘于传统。她那昂头一甩头发的习惯动作，仍令人联想到五十年前，她在波茨坦严厉的寄宿学校中逃学游玩的淘气模样。她大半辈子居住在柏林，甚至还记得大萧条时期，一群艳装华服的人，如何在布莱希特的《三便士歌剧》首演后，涌出剧院，经过造船厂时，看见两边站着的都是失业者、战争受伤者等真实生活中的乞丐的模样。她的许多朋友都曾参与了反抗希特勒的运动，但是她的叔父，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Lutz Schwerin von Krosigk）却是希特勒的财政部长。她还记得纳粹夺权时，发动暴民在一夜之间打破所有犹太人商店玻璃的“水晶之夜”后，有一天和他一起开车到他乡间别墅，街上到处仍可看见犹太人的店面被砸以后的残骸遗物、玻璃碎片。“一路上，我们不发一语。”

乌苏拉居住在安静而富裕的维尔默斯多夫区巴黎街上一栋19世纪公寓的四楼。从窗户，我可以透过树梢，看到一间红砖砌成的威廉时代的教堂。楼下，是一座相当气派的大理石楼梯和一扇巨大而精巧的玻璃与金属双重门。当晚上门房下班以后，住户每人自备一套很特别的铁制钥匙，从钥匙孔的一端插入，另一端拉出。在柏林的第一个夏天，走出那一扇门，准备去探索这迷人城市的那股兴奋心情，至今仍令我难忘。

室内，乌苏拉的公寓内堆满了过去非常精致而高雅的家具和汗牛充栋的藏书。我就在客厅地板上打个地铺，旁边一张积满灰尘、老旧的沙发脚下，垫着一本贝德克尔公司于战前出版的德累斯顿旅游指南；每晚入睡前，我总会忖思，或许拿来垫沙发是这本战前德累斯顿旅游指南现在唯一的用途吧。我之所以需要打地铺，是因为乌苏拉的客房已经住了一名房客，詹姆斯·芬顿。芬顿是《卫报》（Guardian）的特派撰述委员，他也曾替《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写过文学、印度支那以及英国下议院的政治。

我和芬顿很快成为好朋友，相处时间甚长。我的日记中留下了两人晚上一起喝冰啤酒和凉酒的许多记录。我们涉足过的地方包括附近的一个叫“小酒馆”（Bistroquet）的馆子；街角那间破旧的库赫角（Kuchel-Euk），里面到处是布垫、水果盘，而音响翻来覆去地放着《巴比伦河畔》；或是在记者酒吧（Presse-Bar），我们喜欢它是因为没有新闻媒体的人会去那里；洋葱鱼（Zwiebelfisch）和艾克斯巴·克斯（Ax Bax），当时正红的1968年事件经历者爱去的地方；布尔乔亚的莫林餐厅（Café Mohring）；还有，“荻克·威丁”（Dicke Wirtin，肥老板娘之意）餐厅，有一天还不太晚时，邻桌一名极端绝望的阿尔及利亚人，烧了他的居留证，接着，一名穿着黑色皮夹克的醉汉掏出一把手枪，对着他。

“小心，那家伙有枪！”詹姆斯说。

“不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的德国女孩说。她替仍然处在军事占领之下的柏林市英国军事政府做事。“柏林不准私人拥有手枪。”但那把枪是真的。

苍白，专注，衣着褴褛，略微佝偻的身形，顶着一颗大光头，詹姆斯的外表看起来像极了一名异议和尚。他刚到时，对德国和德语的知识相当有限。事实上，当地的各国特派员起初都觉得詹姆斯一定是间谍，因为他们用非常奇怪的逻辑思考，认为没有一名记者可能在对一个国家知道得这么少的情况下被长期派驻到当地。不过，情形很快改观，因为詹姆斯不但眼疾脑快，而且有一股记者追踪故事的十字军狂热——尤其是当故事牵涉揭发有钱、有势或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在搞鬼的时候。

詹姆斯为了很多理由，有些或许我根本猜不着，当时并不快乐。但是对我而言，他却是个非常迷人的伙伴。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诗人一般的文采与绮想，经常有出人意表、刁钻古怪的想法。有时候，他会非常疯狂地任思想偏离现有的共同经验之外，远走高飞。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写作的技巧，并与他成为非常亲近的朋友。

那年秋天，乌苏拉迁出公寓，搬到慕尼黑。我们只好拔营到巴黎街上，隔了几个街口的一家小旅馆，巴黎角。那家小旅馆俗气得可爱，橘红色的灯光，房间的墙壁非常薄，随时可以听到隔壁的声音，非常格雷厄姆·格林。秋天逐渐转为寒冬，库弗斯坦达姆大街上的寒冷东风，好像直接从西伯利亚吹过来似的，我们就在这个糟得不能再糟的时候，搬进一间小公寓。那间公寓仅有的暖气设备，便为房间角落的一个泥灶，要不断地喂煤块，煤块则需要从地下室自行搬上。其间，我短暂地逃离西方的贫困生活，到东边去庆祝了德国传统的圣诞夜。邀请我去的是新认识的东德朋友，克鲁格一家。他们属于当地的中上阶级家庭，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拉德波尔，高墙与大花园之后的“世纪末”家庭别墅内，他们过着一种“国内移民”的高等生活。在去的路上，我的汽车因为不习惯北方的风雪，在抵达东德那一边的查理检查哨以后，便拒绝再启动，必须靠一名和善的东德警卫帮助我重新发动。

有访客从英国来的时候，我和詹姆斯便会带他们到卡恩街的巴黎酒吧，或克罗伊茨贝格一家维也纳逐客所开的“放逐”餐厅，或罗米哈格（Romy Haag）有易装癖表演的酒吧餐厅，以及其他一两家我们常去的酒吧。柏林果然不负小说家伊舍伍德（Isherwood）（在《歌厅》［Cabaret］中）所创造出的神话气氛。我把小说中莎莉·包尔斯一角，套在了一名新朋友艾琳·荻喜的身上。她是个非常迷人的德国犹太裔美国女孩，来柏林尝试写作。时过境迁，现在与艾琳谈话时，我可以看出来，她当时显然将我们当成了作家奥登（Auden）和伊舍伍德——或者是诗人斯彭德（Spender）？

在真实生活中，对我们西柏林经验影响最大的，恐怕并非伊舍伍德的阴影，而是1968年的青年学潮。当时，柏林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和巴黎、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伯克利连成一线，成为重要的抗议中心。十年以后，维兰德街上就再也没有那种专门店，游行者只要走进去，就可以找到所有抗议示威所需的道具：红旗子、标语牌、防毒面罩、合宜的皮靴，等等。但是，柏林自由大学的墙上仍然满布着政治涂鸦，而我的朋友中至少有一半——包括克劳蒂亚在内——都属于1968年那一代的人。你不用问，一眼就可以看出那种人：牛仔裤，大翻领衬衫，手上不是一根烟就是一根草，回答人说话时大多用比较随便的“嗯”而非比较正式的“是”，自己开口时则满嘴的社会心理学新逻辑理论，分析关系，谈“结构性暴力”，等等。他们的公寓地板上必然是空无长物，墙壁上必然是白漆，松木书架上则免不了有一系列的《读本》，以及恩岑斯贝尔格（Enzensberger）[4]、布洛赫（Bloch）、阿多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等大部头代表作。

然而，当时在1968年一起游行的学生，而今各弹各调。有几个成为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或称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 Gang］）等的恐怖分子，专门放置炸弹、谋杀知名的企业家与高级官员。西德政府以铁腕处理这件事，禁止任何具有敌对意识的嫌疑人士从事公职，从最高级公务员到邮差、扫街的，一律不准。在我到达柏林不久以后，德国曾经放映过一部电影《德国的秋天》（Germany in Autumn），将德国描写成一个武装警察、组织和权力威胁无所不在的地方。难道西德又要变坏了吗？

有一些朋友会告诉我们，才过去不久的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社会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几乎也成为恐怖分子的情形。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成了老师、社工人员或学术界精英，尽管仍不准担任公职。还有一些人则选择进入了诗歌、绘画，或转至出版界、新闻界，甚至有些人成为各种主义的拥护者：环境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克劳蒂亚当时便是一名教师，保罗为万年学生和兼差艺术经纪商，彼得为艺术家，伊冯娜为心理学家及翻译家，艾玛为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为自由撰稿记者，当时正专注于调查一个题目：为什么西德政府不继续追查纳粹的犯罪行为——尤其执法的德国律师和法官本身的犯罪行为。德国六八世代[5]的人最感兴趣的，依然是这类专门发掘他们上一代罪行的题目。

1979年初，我搬到舍讷贝格区的特劳斯坦纳街，一个六八世代人所谓的公社公寓中。和我同居一栋公寓的，或者可以说是我的公社社友中，有一位名为休伊的温和左翼美国学者和一名叫伯恩特的男子。伯恩特的父亲曾在纳粹政权下担任飞机工程师，后来则加入了美商公司。1968年青年学潮兴起后，伯恩特不但成了一名左派分子，而且还加入了西柏林社会统一党——东德共产党的一个姊妹组织。照他后来告诉我的，他当时只是想加入一个“认真”的组织，也就是说，想要和一个权力机构有点挂钩。当时，苏联的力量看起来还在成长之中。毕竟，在越战爆发以后，美国的力量有削弱之势。在他的党员证的力量下，伯恩特在一家东德贸易公司中找到一份工作。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是那家公司显然是一家和国安部有密切关系的东德政府企业的子公司。

伯恩特身材魁梧，但暴躁易怒，眉头一皱，更是一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样子。他的存在不容忽视。纳粹和马克思提供了最佳的语言弹药，供他日常兴之所至的评论与辱骂使用。我的日记中记载着有一天，我在浴室里待得比规定的时间要长了一点，扰乱了他的日常作息。他一面用拳头大力敲门，一面叫嚣道：“统治阶级！”当他把孩子带进来住，而主要的房客，海纳，威胁要去法院告他时，伯恩特对着他大骂：“你这个纳粹猪猡，跟集中营的警卫一样，白天谋杀平民，晚上弹琴、喝酒……”

事实上，我之有幸能够进入这个公社，还亏他们两人之间大吵了一架。吵了以后，海纳决定搬家。在将他两间高挑、宽敞、漂亮、白墙上还有两个空白画框的房间让给我以前，海纳拉着我坐下，在烛光下与吞云吐雾之中，与我长谈了两个半钟头，让我经历了一次多半由他谈、我听的心理分析之旅。在日记中，我记录下一段很典型的他的谈话。说到他十四岁时候的自我意识时，海纳说：“一开始时，我假设自己有旺盛的正面自我意识，异性恋，不过或许比较倾向肛交。”一切的一切，只为了取得新住房的钥匙。

他走了以后不久，正好有一名在英国读公学和牛津时代的朋友杰伊来探望我。我注意到他们两人之间的不同：“一个是个性保守、言词闪烁、讥讽嘲笑、高傲不逊、自我压抑、情绪纠葛的英国人，一个是开放、直接、诚恳、左派、满嘴甩词、思想自由、同样情绪纠葛的德国佬。”几天以后，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

“哈啰，海纳在吗？”无名氏问道。

“不。”

“那么，你是同性恋吗？”——他用的是德文“Schwul”。

“不。”我说，放下电话。几秒钟以后，电话铃声再度响起。“喂，”同样声音的人说，“你是英国人吗？”

“是的。”

“嗯，我刚才的意思是：你和男人睡觉吗？”

“不！”

海纳，我后来听伯恩特说，在那之前几年，便决定自己是同性恋者。当时他正通过实证来探索那档子事。不过，我认为他那时未必是在引诱我。或许，他只是想要让我感觉宾至如归。

我从伯恩特那儿听到，海纳最近得艾滋病身亡。

对于六八世代人，我的感情很复杂。他们很特殊、有趣，和我所有其他的朋友非常不同。有时候，我可以理解甚至同情他们的政治目标，例如，当弗里德里希努力地想要揭露出德国司法是一套根本无法为纳粹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失败制度，我很能了解他的感受。然而，我同时觉得他们有时候太歇斯底里、自我中心、自我沉溺。他们的痛苦呻吟令我厌烦，在我看来，简直小事化大、自寻烦恼，与东西隔离相比较，那些只是小事。海纳告诉我，卡特总统访问西柏林，就好像勃列日涅夫到东欧访问暴吏一样，然而他对于仅相隔几英里之外、围墙另外一边的那个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却漠不关心。对于他们那批人而言，围绕在西柏林外的墙壁，似乎只是一面硕大的镜子，通过镜子，他们得以思考自己和他们自己的“关系”。“纸水仙”，我在日记中评论他们道。

然而，如果六八世代人在我眼中异常的话，那么我这个穿着大头鞋、苏格兰呢夹克的英国年轻人，不知在他们眼中又是何方妖怪。回顾过去，那个过去的我，连我自己也觉得怪异。有人或许会羡慕那些有案可查的人，但是被自己的、有毒的玛德莱娜蛋糕骗到，却不是愉快的经验。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在小说《费尔迪杜凯》（Ferdydurke）中，幻想自己有一天醒来后，回到了十六岁的模样。他听见自己那“早已埋葬、小公鸡一般尖锐”的声音，看到自己“没有长高的鼻子，嵌在那还没有成型的脸庞上”，并可以感觉到他不协调的肢体与器官，相互嘲笑：鼻子嘲笑腿，腿不齿耳朵。带着档案在时间中旅行的效果可能也很相似：一次不好的旅行。

国安部的金策尔少尉在报告中所谓我的“幌子”，其实并不是身份掩护，而是我还没有成型的身体延伸出来的好几个枝节。就好像现在会到我的牛津办公室中要我指点他们人生迷津的头脑混乱、但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岁研究生一样，我同时想做的事太多了：完成以第三帝国的柏林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写一本有关东柏林的书，写一篇有关包豪斯艺术的文章，还要写许多篇文情并茂的文章给《旁观者》周刊，甚至成为乔治·奥威尔、外交部长和战争英雄。都是一些我讲给自己听的掩护故事。

日记提醒了我过去那些笨拙的探索、自以为是的行动和势利高傲的态度——还有贸然闯入他人生活的莽撞。姑且将窘迫放在一边，要重建自己过去真正的感觉，真是何等的难事。然而，要重建别人的，可就容易多了。有时候，那个过去的我，对我是那么陌生。一路写下来，写到最后的几页时，在写“我”时，我几乎觉得我应该写的是“他”才对。

个人回忆就好像是个滑头的客户。尼采在他写的一篇讽刺短诗中，抓住了其中的神韵：“‘我做了。’我的记忆说。‘我不可能做的。’我的自尊坚持己见。到最后——记忆投降。”我们会禁不起诱惑，想要选择自己的过去。国家也是一样，我们会记得莎士比亚和丘吉尔，却忘了北爱尔兰。但是我们只能全取或全舍，而我也一定要说“我”。

虽然有很多事情让我分心，但是我的日记中仍然记录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听起来就充满邪恶感的“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局”和柏林文件中心，翻阅盖世太保档案和纳粹“人民法庭”文件。“人民法庭”的文件任意地堆放在金属架子上，灰尘满布，无人建档。文件中心的主任为美国籍，因为档案属于美国驻柏林军事政府财政的一部分。但是，档案室主任每天只知道去打高尔夫，任由档案荒废。

我非常惊骇地打开好几件起诉案件，发现提出控诉者并非支薪的盖世太保线民，而是普通的市井小民：一名顾客指控理发师，一名助理指控药房老板，一名雇主指控他的管家，甚至有一些兄弟、夫妻相互指控的。这些都是我当时影印下来的真实个案。许多案件最后甚至以被告者被判处死刑结案。

看了一天的档案，我会再度走进街道的绿荫与阳光之中，对于人类无止无尽的阴险残忍，内心激动不已，久久难以平复。经常，我好像觉得自己手上也沾满了血。我会去游一趟泳，将血洗净，然后到咖啡厅内，看着隔壁桌的老太太讲闲话，一面喝上一杯。老祖母们，你们在战争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

档案室不是我唯一沉浸自己的地方。我还会去找一些退役军人和战争幸存者，和他们谈话。例如，海德堡的阿尔伯特·施佩尔，告诉了我他如何做一名缜密、忠诚的非政治任命专业行政官。还有很多偶然认识的人，每个人都有一段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一名机械师，他的父母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便因红军逼近，匆忙逃难，而在途中死亡。他从小长大，既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名，只知道家乡一度曾为德国领土，但现在已属于立陶宛的默麦尔（Memelland，编按：一译“梅梅尔”，即今立陶宛克莱佩达）。我还知道一群曾共同反抗希特勒的了不起的老人家，每年7月20日在当年的纳粹国防军总部会合，以纪念他们的领导人，施陶芬贝格伯爵[6]被枪决。

施陶芬贝格伯爵在1944年被枪决前，曾高声抗议。但是，他当时到底说的是“神圣德国万岁！”（Es lebe das heilige Deustchland），还是“秘密德国万岁！”（Es lebe das geheime Deutschland）——后者同时指秘密反抗行动和诗人斯蒂芬·乔治（Stefan George）的半神秘思想——至今仍有争议。然而，在秘密德国的鬼魅之中，我想要搜寻的，是一个私人问题的答案：什么力量使一个人成为抗暴斗士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忠实奴仆？一个是施陶芬贝格，另外一个是施佩尔。今天，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与极权统治下的许多反抗者和许多奴仆有过个人接触以后，我依然在搜寻答案。

不仅对于我这个专业的历史学者，而且对于任何在这个时候居住在德国的英国人，甚至对于大部分英国报纸的读者，德国最有趣的一部分，大概还是它的过去——而所谓的过去，最主要的便为十二年的纳粹统治。战后的重建、民主制度的建立、施密特总理所架构起的社会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非常枯燥。甚至极左派恐怖主义的威胁，和一般对西德成就的强烈反应，都靠边站了，只因为在希特勒阴影下，大家仍然忐忑不安：德国会再度成为有危险性的国家吗？

詹姆斯几乎和我一样对纳粹的过去深感兴趣。我们合写了好几篇文章。我和弗里德里希，我的六八世代记者朋友，共赴迪塞尔多夫旁听对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警卫的审判。当一名犹太裔老太太作证说，她被关在集中营时，曾被迫将齐克隆B毒气筒搬运到毒气室。这时，一名德国的辩方律师立刻跳了起来，要求将那名老太太以协助杀人的罪名，予以拘捕。

我们还一起追查了有关西德总统身份的神秘案件。有人举报说，当时的德国总统卡斯腾斯（Karl Carstens）年轻时曾加入纳粹党。一名杰出的画家汉斯·特勒克斯（Heinz Troekes）告诉我们，他记得当他在步兵学校读书时，卡斯腾斯系该校一名年轻教师，他曾非常骄傲地将纳粹党徽挂在身上。然而，到了这时，消息虽然曝光，身穿皮短裤民俗服装到德国乡间各处不断进行亲民之旅的卡斯腾斯，其声势却依然不坠，没过多久，这案子便从公众眼前消失了。我当时还是初出道的历史学者，也是一名实习记者，而詹姆斯这时已是资深记者，但他还是一名诗人。根据那次的经验，他写了一首诗《德意志安魂曲》（German Requiem），非常生动地抓住了德国人回忆中那闪烁、鬼魅的特质：

多么安慰，每年一两次，

大家相聚，忘却往事。

有一天晚上，弗里德里希打电话来，说一个叫“维京青年”的新纳粹团体会在一家叫“祖国餐厅”的新开张酒吧公开露面。前些时候，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Holocaust）在本地上演并造成轰动后，他曾经去采访过学童，并和他们讨论这部电视剧。当时，弗里德里希便和他们交过手，而他们的“理论家”威胁说他们将在德国重设集中营。

祖国餐厅坐落在陶恩沁恩街上一栋难以描述的现代大楼的一楼内，内部装饰奇异得难以用言语形容。墙壁上挂着一些小古玩，还有一张很粗糙的油画，主题为希特勒坐在马桶上。我们到达时，咖啡座内大约半满，坐着的是穿着皮夹克和皮靴的年轻人。他们大口嚼着涂满了料的面包，相互以喜剧明星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式的纳粹敬礼打招呼，右手弯弯地只举起一半的样子，甚为滑稽。咖啡座内另一半，则是坐着的记者，前来观察这些维京青年的行径。大约到了午夜，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便离开，走到我停车附近的一条黑暗后街角落时，突然好几个穿着黑夹克的影子冲向我们。他们手持破啤酒瓶瓶颈，而将锯齿状的尖角部分朝外。

从那个时点开始，我的记忆进入了慢动作放映模式。我看到恶棍从黑暗中冲进街灯照射范围内。我看见自己缓缓地——愚蠢地——绕过汽车，打开驾驶座位的门。詹姆斯站在人行道上，徒然地挥动着手上的雨伞。弗里德里希斜斜地跑过马路，往另外一边高层停车大楼奔去。我一点也不记得那玻璃瓶击中我头部边缘时的感觉。或许我曾失去了几秒钟的意识，接下来我记得的，就是詹姆斯和弗里德里希弯下身子，俯望着我，而我则从肮脏的柏油马路上挣扎着站起来。我看着他们衬托在耀眼的街灯与丛丛树叶之上的脸孔和脸上恐怖的表情，才发觉事态的严重。接下来，就好像一部典型B级烂片一样，我把手提起至颈部，放下，看着手指上满布的血迹。

显然一名恶汉的破玻璃瓶击中了我的后脑。在昏沉与流血状态中，一名路过的司机将我送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院急诊处，由一名非常没有同情心的老护士帮我缝合伤口。詹姆斯和弗里德里希在旁边非常聒噪地嚷嚷说，他们马上、立刻要打电话。那名老护士对我说：“你那边的朋友，简直比纳粹还恶劣。”第二天，德国一家小报的记者来采访我，听说我已把沾到血的衬衫洗干净了，非常恼怒，因为他想要拿着衬衫拍照。“沾血的衬衫呢？”他不断地问。

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也报道了这一则新闻，他们的标题是：“西柏林成为法西斯游乐场”。为配合法西斯源自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报道指出“在多特蒙德——舒尔特海斯（Dortmund Union-Schultheiss）联合啤酒公司赞助下”，酒店老板：

在西柏林市中心建立了一个新纳粹主义和军事主义的中心。新纳粹集团“维京青年”的成员自觉受到鼓舞，对那些与他们政治理念不同者展开了第一轮的恐怖行动。他们威胁了三名记者，其中两名为到德国来寻找有关纳粹政权资料的英国人。维京青年尾随记者到马路上，将他们痛打一顿。到目前为止，国家司法机构尚未出面处理此事。

事实上西柏林政府和英国军事政府都对这件事表示了浓厚的关注。我被当地的治安单位盘问了甚久，还被一名叫斯宾格勒的医生在停尸间内做了详细的检查。他们找到了肇事的维京青年并将他们逮捕。我们在冷峻的法院大楼提出证言，顺利地将他们定罪。

詹姆斯并非和我一样对东德感兴趣。然而，我的日记中留下了不少我们两人认真讨论那些议题的记录。他当时曾经说，社会主义社会将往何处发展，是对像他这般左派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1989年以来左翼发生的事显示，这个观点极为正确。但是在当时，西方的左派分子是不会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的。唯一愿意接受这个观点的就是六八世代人。那些人曾在西柏林大街上示威过，而那些心存害怕的老太婆则挥动着雨伞、对着抗议者大叫：“到那边（意指东柏林）去！”他们的感受自然不同。

六八世代人用自己的笨拙手法处理这种令人困惑、局促的状况。有的人退后一步——或者应该说前进一步——设想，发现东德其实也有很多好的、进步的地方，如社会安全措施、完全就业、男女平权、所有幼儿都可进入幼儿园，等等。当六八世代人年纪稍长，以记者和学者的身份描绘出他们理想中的东德后，形成的竟然是一个全然扭曲的图像。他们其实想要反抗的是他们父母那一代粗糙的冷战反共思想。他们并不一定亲共，而仅为了反对反共而抗议示威。另外，他们心中还存在着一线希望，希望社会主义的跨世纪大计划不会因为东柏林所施行的“社会主义”而被人轻忽、看扁了。

有一些人，如伯恩特成为东德系统，包括围墙和所有其他东西的最积极、大声的辩护者。有几个人甚至更进一步。所有我后来接触过的国安部海外情报官员，包括绰号“米沙”的马可·沃尔夫本人都说，从六八世代人中，他们招募了许多情报员。当然，从总数而言，这些人仅代表同世代中极其少数的一群。话说回来，恐怖分子的数量也不多。不过，非常政治的那一代，大部分人却没有选择政治的生涯，而仅仅将注意力转往其他方向。他们将注意力从西德转移至东、西、南、北，往各个方向旅行。即使在西柏林，虽然东德如此紧密地包围在四周，他们仍努力向外看。

就以詹姆斯为例，我不觉得他对政治理念的忧虑和他对东德缺乏兴趣之间有任何关联。今天，当我们再度谈起同样话题时，他让我联想到一名《卫报》的东欧特派员，他小心保卫自己地盘，神勇的态度并不下于勃列日涅夫。东德也是他的地盘之一。如果詹姆斯企图走过柏林墙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开枪把他毙了。

生于1949年的詹姆斯，是英国的六八世代人，而比他小六岁的我却不是。国安部在我的序言报告中，对我思想的评估是有“布尔乔亚自由”倾向，大体而言，这一点也没错。我热心关切我的所见所闻，而且一方面内心有一股单纯的浪漫爱国思想，一方面又承继了英国的个人自由思想传统。我想要将那份自由传播给其他人。我的学术英雄为麦考莱[7]、乔治·奥威尔、以赛亚·伯林[14]。过去我常引用肯尼迪在柏林危机时的名言，说“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事实上，我只是取用“柏林”两字，我内心真正的意思是说：“我是以赛亚·伯林的追随者。”我从来不曾在这些个人政治思维中，感到他们觉得应该同情东德。不过，这种自由思想下的反共产主义，也不是我对东德感到极有兴趣的原因。令我感兴趣、迷惑的是，东德人在全盘与政府合作和拼死反抗极权之间，其实有无尽的选择。在东德，我可以在一个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时间内，继续探索成为施陶芬贝格还是成为施佩尔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发现了一个极端类似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蓝胡子城堡》（In Bluebeard’s Castle）中所描述的高度欧洲文明与有系统的残暴之间的组合。那本书，我17岁时阅读过，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记中，我称这现象为“歌德橡树”，因为在魏玛附近的艾特斯堡有一棵古老的橡树，传说就是在那棵树下歌德完成了他的传世作品《流浪者的夜歌》（Wanderer’s Night Song）。然而那棵树后来却被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营区之内。歌德和布痕瓦尔德，人类历史上最高与最低形式的代表，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叫作魏玛的地方。一个叫德国的地方。一个叫作欧洲的地方。

我对于分别代表邪恶与善良、野蛮与文明两个极端的独裁和反抗，有着高度兴趣，驱策我进入共产主义统治的欧洲。1978年夏，我与七名英国利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师、一名苏格兰工程师和一名叫戈赛先生（Mr. Godsave）的前帝国警察，一起到阿尔巴尼亚进行了一次“进步之旅”。当地有一种掺入烈酒以增加风味的咖啡，阿尔巴尼亚人将它取名为卢蒙巴，以纪念刚果的独立英雄派屈斯·卢蒙巴[8]。我和戈赛先生一起品尝卢蒙巴咖啡时，他对我坦白说他已经去过世界上每个共产党国家了。为什么？“一定要认识敌人。”

第二年夏天，我开车至当时一般人心目中的东欧六国旅行。在波兰，我发现了自己寻找已久的反抗精神。从外表看起来，波兰穷困、肮脏、荒凉，只剩下少数孤立的地方仍展现着往日的美景。但是，在人民的力量以及波兰籍教皇的超级力量推波助澜下，她却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克拉科夫，我和罗莎·沃兹尼考斯卡[9]一面吃一种叫“尼尔森香肠”的牛肉菜式，一面笑谈不屈不挠的克拉科夫大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宗，如何在当局明令禁止以后，仍打开教堂大门，让“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现代波兰”的演说能够顺利开讲。在华沙，不知道挫败为何物的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10]，两次分别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斯大林监狱中生还，在一家热闹的餐厅里，以穿透满屋噪音的嗓门对我大吼：“我们相信，21世纪的时候俄罗斯帝国必垮无疑！”和懦弱的东德是何等的对比。

回到西柏林，我发现詹姆斯决定要离开了。他问我是否愿意接下他在维兰德街127号的租约。历经战乱，那栋公寓的外表只剩下一个丑陋的水泥壳子和墙壁上一些泪珠般的大小斑点，这让人联想到过去一度存在的美丽装饰，不过公寓里面倒仍然十分气派。从大门进去后，里面是一座独立的大理石楼梯，向上经过一座威廉二世时代的石膏半身像和一个散花童子，抵达公寓的灰色的木制门。门打开，是一条长廊，足足有一座大钢琴宽，而高度则至少有15英尺。走廊的左边先是两间房间，然后又是三间有明亮大窗的房间。房间与房间之间以美丽的地毯相连。过去，曾有几名伊朗政治难民租过这房子。他们已经回到——他们以为——解放了的祖国，但是在双人床的上方还高高悬挂着一张海报，向世人宣示：“伊朗国王去死！”

我如何能抗拒这样的诱惑？我立刻告别特劳斯坦纳街的公社，搬了进来。我的日记留下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伯恩特的情景：他正要到东德出差。虽然在理论层面上，他完全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比较好的那个德国，但是实际上他并不很喜欢去。那一次，他的汽车里塞满了罐头、瓶瓶罐罐、各种各样的西方产品。“你知道那里的食物非常糟糕，”他解释道，“还有服务……”再见了，同志。

维兰德街的公寓对一名学生而言贵得离谱。事实上，自从我到柏林以后，我非常愉快但也非常快速地掏空了祖父留给我的小遗产。我祖母家中的钢琴上面还保留着一张祖父的照片，曾经担任过特许会计师公会总裁的祖父，照片中的他表情严肃。我有一种感觉，节俭成性的他不会乐于见到我把钱都用在福非、罗米哈格、艾克斯·巴克斯等酒吧，更不用说到华沙、地拉那之类的地方挥霍了。

我的银行经理来信的口气越来越严厉。为撙节开支，我做起二房东。首先，前面的两间房，我租给了特劳斯坦纳街的公社中一名美国社友的德国女朋友伊莎贝拉。然后，又来了手上总是拿着一本尼采的白面书生丹尼尔·约翰逊。他白天会冲进房间，兴奋地告诉我说他又找到了一名悲观主义的信徒。最后，还来了波兰雕塑家麦尔和他的妻子朵特。两人舍弃了在波兰的一切，来到德国，寻求政治庇护。“波兰好，波兰共产党坏……”朵特用她结结巴巴的德语对其他人解释。我完全了解她的意思。在早餐桌上，麦尔一面喝着白兰地，一面阅读着德国某个雕塑比赛的规则细节，他突然大叫一声：“空袭伦敦！”他所推出的参赛作品是一对男女相互依偎，背对着令他们害怕的新世界。这就是麦尔和朵特。马路另一头，依然有很多咖啡厅和漂亮女孩。丹尼尔会突然开口对那些女孩说：“你可曾注意，斯坦纳在用‘瞬间’这个字眼的时候，是从黑格尔的角度出发的？”把那些女孩吓一跳。

1979年底时，我已经准备搬出这个各说各话的快乐巴别塔，进入东柏林，因为在英国和东德新近签订的文化协定下，柏林洪堡大学接受了我的入学申请，让我去做研究生。

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牛津和伦敦似乎都已离我非常遥远。偶尔，我会飞回伦敦几天，看看我父母，到《旁观者》编辑部吃个中饭，看一两场戏，和朋友共进晚餐，并挣扎着回答朋友的问题：“他们那边怎么样……”虽然我知道他们问者无心，但是我这个答者却搜肠刮肚地寻找答案。我有时候会坐火车到牛津，和我的指导教授谈一谈，到黑井书店走动一下。还有一次，我回到伦敦参加公务员笔试，接下来又为参加“驻外服务”的口试而回去了一次。

我们一般所谓驻外服务，大都指外交工作，但是在英国，它却可能有另外一重意义：秘密情报工作。关于这一点，一直到我决定追查自己的国安部档案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必须要深深地掘进我的记忆、日记，翻开家里储藏室中尘埃满布的箱子，恢复那些细节，并重新建立起那个已遥远的我。

记得十九、二十啷当岁，还在牛津大学部读书时，我曾一度对间谍这个行当很感兴趣。我看了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真实故事。在战争结束后三十年，终于有人开始写出英国当时许多大胆惊人的间谍行径，其中有不少还牵扯到牛津教授。我越来越感觉到其实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对象从纳粹德国换成了苏联共产党。我对那些替苏联做间谍的英国人感兴趣：菲尔比、勃吉斯、麦克莱恩，以及那不知名的“第四者”。而且我热爱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间谍原本便为“格林王国”最主要的行当。

当时，我特别喜欢与一名大学部的同学聊天，两人常常喝着咖啡，一聊就是大半天。后来，我发现他的父亲是MI5的特工。不过，虽然那时候我很迷格雷厄姆·格林，对间谍工作的兴趣，大致可以说和戏剧、现代建筑、文学、政治平分。

在我记忆深处，还保留着那么一幅图片：一个阳光满地的早上，在艾克塞特学院的前庭，一名看起来穿着随便、面容和善的大个子，站立在学院院长旁边。我只记得他神秘兮兮的语气，但已想不出说话的详细内容，只记得他大致上说：他听说我对这种事情有兴趣，他是否该替我与伦敦的某个人联络一下？

今天回想起来，那简直像电影的开场，而不是真实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阳光斜洒在牛津学院的草地上，金黄色的砂岩墙，一名穿着苏格兰呢夹克的导师绕过前庭，到教堂下，在一名面容清新的大学生前停了下来。我们只能隐约听见他们分手时的片段对话……“和伦敦联络……”“谢谢，院长……”

在我家储藏室的一个埋藏在杂物中的大箱子里，我找到一封信，日期为1976年8月6日。信头上印着的发信机构，是默默无闻的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地址则在伦敦中心。“据闻，阁下有兴趣了解在本部追求职业生涯，而本部门的功能便为征才。”随信附有一张表格，建议“进一步谈话”。“如果你需要特别为此来到伦敦，本人自将补助二等车厢火车票价。”下面签字的名字，我1995年查“外交事务人员名单”时发现，是一个真名。

现在，我在脑海中，还可以看到那个略带佝偻、头发渐秃、下巴上有个疤的男人。在对话中，我只记得他对我强调，在这个单位工作生涯中，将不会获得外在的名声，也没有荣誉奖励、头衔或社会认可。以当时——二十一岁——的我而言，只觉得他的话可笑。就算今天，我仍觉得那情势很可笑，但我已比较可以想象年届四十，在那单位工作，表面上为外交官，实际上眼看着和你同年代但或者还没有你能干的人往上爬——成为领事、公使、大使，获得赠勋、赠爵，是什么滋味。正如同一句玩笑话说的：“叫我上帝，请叫我上帝，上帝都叫我上帝。”[11]1995年时，我查到“外交事务人员名单”上当年负责与我谈话的人，现在的职等为“一等秘书”。没有人叫他上帝。

当时，无论如何我太年轻，不适合进入这种单位，因此回到牛津继续读历史。根据我自己的陈旧档案，1978年离开柏林以后不久，我再度提出申请，而且还保留了一份申请的影本。在“兴趣（社会及政治活动，主要阅读方向、艺术、科学兴趣，等等）”栏下我发现自己写了一段：“国际事务、两德、东欧……阅读时事、现代历史、现代欧洲文学、英国文学、一般性评论、报刊。”我还承认自己为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的会员。该会是一个温和的左派组织，我的加入完全是因为当时对中国感兴趣（那本《毛语录》的小红书，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架上）。在介绍人栏上，除了院长以外，我还写下了我的叔公休伊·林斯特德爵士，他是退休国会议员，也是我的教父和快要成为高等法院法官的律师。他的杰出成就尊贵，他的尊贵源于杰出。

我于1978年秋参加公务员考试（“建设性思考”只占总分的百分之十，我在日记中写道），然后又于1979年初参加了所谓的“文职人员甄选委员会”考试。委员会同时选拔外交和秘密情报工作人员，而就像许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一样，那仅为我人生——定型以前——许多选择中的两个而已。1979年5月17日，我特别从柏林回到伦敦，参加秘密情报机构冗长而仔细的面试。我在日记中写道：“两个半小时。面试。好一场游戏。”然后，我去参加了一次皇家学院的展览，打了一个电话给麦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邂逅》［Encounter］杂志主编兼冷战老兵），才回到柏林，“心中仍甚为起伏”。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脑海中还依稀可见白厅内的办公室，厚厚的地毯，红色的皮沙发，深色的木头装潢，一张长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排人，我认出其中一人是牛津历史学的老教授。整个面试过程，我只记得其中有一段，是他们要我假装自己是一名英国“外交官”，在巴塞罗那与一名可能的线民接触。线民的角色由桌后的一个人扮演。我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我自己在那段假装的对话中，隔不多久就重复一遍：“再来一杯吧！”桌后的人似乎觉得很有趣。

在我档案里，我还发现了另外一张手写的纸条，是和那次面试有关的。自己已有部分难以辨识，不过除了提到“巴塞罗那”以外，还有利比亚、“对欧洲共产主义观感”以及一行“背叛朋友”的字样。难道在面试中，他们问了如何在背叛朋友和背叛国家中做一选择的老问题，还是什么来着？

从日记中，我似乎在1979年6月11日，再度从柏林飞回伦敦做身体检查，并至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简称SIS，更常被称为MI6）的总部接受安全检查。完了以后，我被带到泰晤士河南边的一个无名办公室，接下来又到“河之南”餐厅吃中饭。有关那次访问，我的记忆稀疏，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接待大厅和办公室毫无特色到非常特别的地步：灰色的档案柜、拥挤的办公桌、穿西装的男人；和旺兹沃思区自治会的住宅科办公室没什么两样。

然而，有关那次，我的日记记载却比较丰富。在回到特劳斯坦纳街公社以后，写下了部分的印象：“办公室、公司、情报工作……快乐的秘书和小弟。有个医生，看起来像马科尔·蒙格瑞奇[12]……正在为一名有酗酒问题的人做咨询。手法业余。故意的马虎。”“总之，”我写道，“相当荒唐——但毫无疑问，贝蒂，虽然看起来有一点毛毛躁躁，其实是极其锐利的。”那个贝蒂还问到我的父母和兄弟：“他们知道这件事吗？”

我注意到：“GG成分（GG指格雷厄姆·格林）……神秘感。一种属于精英阶层的感觉。游戏般的挑战。”但是，我同时觉得非常不安。一方面我可以感受到带我去午餐的那名官员很圆熟、有文化，但我对他的评论却是“或许这也算（当然在程度上要小太多）英国版本的‘歌德橡树’”。当我提到我想到苏联阵营内旅行时，他那“邪恶的警语”在我耳边响起：“我们宁愿你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日记的结论是：“在回程的飞机上，读着朋霍费尔[13]，发现——再发现——自己对学术的高胃纳量，我几乎立刻决定，要往哪边跳了。”

不过，档案夹中最后一张文件，日期为1979年6月21日，是我从特劳斯坦纳街公寓发出的一封短信，里面只写道：“我希望能将开始加入贵部服务的时间，展延至1980年9月。”显然为谨慎之举，保留未来的可能性。办完这事后，我便开着汽车，到苏联阵营内旅行了两个月——在无人控制的范围之内。日记中最后一次和这事有关的记录，是在1979年11月，我写道：“‘我们要你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所以，不必了。”很显然，我在去东柏林前，就已经决定不加入秘密情报工作了。

在英国，和秘密情报工作有关系，向来可以沾惹上一种莫名的冒险与魅力的形象。许多有名的作家、传记家、历史学家，在人生的某一段时间，都曾和秘密情报工作组织有过往来，从毛姆到霍恩（Alistair Horne）到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都如此。但是，在看过国安部档案，在经过了多年沉浸于中欧事务，我现在就不如以前觉得那么有趣了。虽然我从来没有加入过秘密情报工作，但是我可以想象自己对一名捷克或波兰的朋友解释自己身份时，他们立刻会将“秘密情报工作”听成“秘密警察”。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释，才能够让他们理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当时一名经过公立高中、牛津大学怪诞教养养成的大学毕业生对那职业的神秘向往。这就好像他们如果不追溯到已经记忆模糊的童年，几乎无法对我解释一些事情一样。

是怎么开始的？是孩提时代所阅读的吉卜林（Kipling）小说《基姆》（Kim）吗？我不是想找借口，但那很可能是真的。由于我的祖父曾在大英帝国下的印度政府中担任过公职，使我对参与印度东西前线的“大博弈”的那种壮烈与浪漫极感兴趣。当我去祖父母家玩时，他们告诉我很多以前的故事，令我神往：骑着大象进入丛林，走路到俱乐部的途中一只老虎突然跳了出来，等等。

还有我父亲对战争的记忆。他曾经告诉我，他如何随着第一波的兵团，在1944年登陆诺曼底海滩。还有我母亲，她曾把我拉到一边——当时我好像才六七岁——给我看父亲在军中得到的勋章和奖状：“在诺曼底连续激战中，展现出冷静、不顾危险的军人特质……在整个军事行动中，他的品德、勇敢和尽忠职守的态度，令人钦佩……”尽管文字僵硬、古板，但内容至今仍能深深地让我感动。

八岁起，为“塑造坚毅的人格”，家人遵循传统，将我送进了只收男生的寄宿学校。在圣爱德蒙教堂的纪念日礼拜，通往舍伯恩那座教堂的冰冷台阶上，刻在墙壁上的阵亡者姓名，耳提面命着我们不要忘记爱国、服务、牺牲；每次毕业典礼，学校更会邀请战争英雄，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真实故事。除了吉卜林，我还读过约翰·布坎（John Buchan）的作品，以及青春期在好奇心驱使下读了托尔金（Tolkien）和弗莱明（Ian Fleming）的两度空间、虚构的“007”邦德（Bond）故事。再加上，为在寄宿学校生存，所有孩子必须从非常小就学会独立，以及，像基姆一样，建立起秘密的习惯。

我如何将这一切的一切，解释给一个从来没有经验过类似过程的人听？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加入。基于秘密世界的本质，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说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然而他们却不能说。虽然我并不完全知道自己错过或避免了什么，但是我很高兴我并没有真的加入。我仍然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以作家的身份，用的是自己的方法来对抗它。

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和MI6有任何接触，或至少，我应该比较小心地说：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进行过任何有意识的接触。不过，偶尔，当我旅行到不同的国家时，英国大使馆中都会冒出来一个奈吉尔或迪克或凯瑟琳之类的人物，高高兴兴地要请我吃中饭，或邀我去喝一杯。这时候，我心中不免一惊：可能是间谍。我毫不怀疑，其中有一两人必然如此，但是他们不会告诉我——而我更宁愿利用时间与本地人谈话，因此经常放弃这类约会。

然而，英国秘密情报工作组织的确包围在一团神秘的云雾之中，许多英国海外的记者、作家、学者，经常被认定为情报组织的外派人员。不仅国安部会怀疑我，在柏林的德国新闻记者也会怀疑詹姆斯·芬顿是间谍，例如，我在柏林认识的波兰朋友也会怀疑我是否另有身份。而詹姆斯和我两人坐在酒吧中闲来无事时，也会聊起某斯蒂芬或某凯尔文之类的人物会不会替MI6兼差工作。在很多时候，那只是随便闲聊，甚至恶意中伤，但是有的时候，怀疑中却不免有几分真实。有的“记者”或“学生”的分量不仅为其外表身份所代表的。

所以，国安部决定要好好调查一下我的身份，我既不惊讶，也不生气。真正令我震惊的是他们侦察自己人并让自己人互相侦察的部分：在那个硕大的监视、恐吓、镇压的系统下，什么“舒尔特”、“史密斯”、“米夏拉”，都只是微不足道的爪牙而已。相较之下，对我的事实调查还算在秘密情报工作的“正常”范围之下。1994年，在我展开了这本书的调查后不久，英国保安局（MI5）局长斯特拉·里明顿夫人发表了一次演说，在演说中她提到：“有的政府仍然想以各种办法——包括招募他们在英国大学的学生——违反国际协定，获取他们想要的情报。我们现在正与各方密切合作，设法找到这些人，并防止他们工作。”

当时，虽然我对英国政府没有秘密任务，却有一些私人的秘密任务。我利用假名替《旁观者》写稿子，并且，显然在不准备告诉东德当局的情况下，大力搜集有关东德极权主义的资料。而我知道得愈多，对那个政府便愈厌恶。我是否秘密地在为文字颠覆做准备？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对东德这样一个建立在媒体控制、新闻检查和组织性欺骗基础上的国家而言，探索性研究或批评性新闻当然是有颠覆作用的。西方记者，经常在国安部反情报部门Ⅱ/13的监视之下。监视的部分理由是，他们想要找到以记者为掩护的间谍，同时也因为在国安部的眼光中，记者与间谍之间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他们认定，西方记者和西方间谍同样都为西方搜集情报，而且同样都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威胁。

当然，所有国家政府都希望能适时制止令他们尴尬的调查询问，而且能够随时指认对他们的批评为“颠覆行为”。西方政府在冷战期间，便多次犯下类似的错误。然而，我在东德的所作所为，在西德、英国或美国再怎么也不会被认定有颠覆嫌疑。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一边为纯白的新闻自由，另外一边则为纯黑的新闻完全管制，而在于浅灰的大致自由与深灰的大致不自由之间。东德的灰色属于非常深暗的那一种。

我和国安部不同，认为秘密替政府做间谍工作与（有时候也需要秘密地）写作是泾渭分明的两回事。不过两者之间到底还有一些相似之处，而且从德文来思考时相似处就更明显了。例如，西德的秘密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照字面上翻译，是“联邦新闻局”。相反的，德国人最早称报纸为Intelligenzblatter，也就是“情报纸”的意思。甚至在英国，《旁观者》19世纪的创刊号上揭示：“新闻的主要目标便是传递情报。”作为《旁观者》的一分子，从古老的角度来看，我的确是在做“间谍”，只是我们是在为读者做间谍，搜集情报。

我并非唯一私下搜集情报者。许多写下独裁政府暴行的记者，也都经常做类似的事，甚至我们不妨说，大部分的记者有时候总不免做同样的事。而且不仅记者，作家有时也不免涉猎情报搜集的工作。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自传中便提道：“每个小说家，和间谍至少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观察别人言行，倾听别人间的对话，寻找别人的动机，分析他们的人格，而且以文学之名，如此寡廉鲜耻。”可是，他为什么能有资格寡廉鲜耻？为什么以“文学”之名，他就能如此做？

[1]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德国建筑师与纳粹行政官员，也是少数加入该党的知识分子之一。1940年代掌管相关军需与经济方面事务，效率之高，使得德国的经济生产达到史无前例的最高纪录。德国战败后，他被判将近二十年的监禁，1966年方获释。

[2]包豪斯（Bauhaus）艺术学派：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学派之一，包豪斯设计学校创立于魏玛，其目标不仅在于拉近手工艺与艺术之间的距离，还强调手工艺和科技之间并没有无法调和的矛盾，以讲求建筑功能、技术和经济效应为特征来创造最实际的解决之道，也就是将教学和学习、理论和实务都融合在一起，这至今仍是现代建筑和工业设计的指导原则。

[3]包豪斯设计学校在1933年遭纳粹政府关闭，讹指该学校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温床。前东德时期又因不容于“社会写实主义”，一直遭到当局打压，直到1977年，原始的包豪斯设计学校校舍才改建成博物馆并展出作品。

[4]恩岑斯贝尔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生于1929年，系诗作、散文、戏剧与文化评论之多产作家，1965年创办并编辑《读本》杂志，对1960年代的学潮极具影响力。其重要著作除《泰坦尼克号沉船记》外，也曾撰写《数学小精灵》（The Number Devil）一书。

[5]指1968年青年学潮的一代人。

[6]施陶芬贝格伯爵（Count Stauffenbery），德国贵族后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德国军官，1944年行刺希特勒失败后遭枪决。

[7]麦考莱爵士（Sir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倡导英国议会政治，宣扬进步的历史观，其传世之作《自詹姆斯二世登基以来的英国史》，对于英语系国家历史意识之觉醒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8]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刚果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和刚果民族运动党主席，为刚果1960年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同年发生政变，遇刺身亡，在第三届全非洲人民大会上被追谥为非洲英雄。

[9]罗莎·沃兹尼考斯卡（Róża Woźniakowska），生于1954年，波兰女政治家，曾担任团结工会学生委员会发言人，加入援助政治犯及其家庭的工人防御委员会。现为欧洲议会波兰代表。

[10]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1922—2015），波兰外交部长（1995；2000—2001），1940—1941年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后被波兰红十字会营救。

[11]人们通常把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颁发的三个级别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CMG、KCMG、GCMG理解为，CMG是Call Me God（叫我上帝），KCMG是Kindly Call Me God（请叫我上帝），GCMG是God Call Me God（上帝叫我上帝）。

[12]马科尔·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英国记者、作家和艺术家。二战期间，曾当过士兵和间谍。1969年，拍摄了一部以特蕾莎修女为题材的纪录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

[13]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德国基督新教神学家，重视现世及人类自身的能力，反对纳粹干涉教务与排斥犹太人，因参与暗杀希特勒行动遭到处决。

[14]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h Berlin，1909—1997），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其著作主要在讨论个人意志，其中《两种自由概念》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分辨，评论家公认可以媲美约翰·穆勒的《论自由》。

第三章 跨越围墙

终于要跨墙进入东柏林的前一晚，我开了一个派对，将维兰德街127号公寓内各个房间之间的双重门都打开，并把我在西柏林认识的朋友全请了来。根据我的日记记载，当我终于上床睡觉时，已是1980年1月7日凌晨4点45分。6点过一刻，我便起床，将行李打点完毕，开车经过查理检查哨和东德边防哨（“满脸是笑”），沿着白雪覆盖的菩提树下大道，经过亚历山大广场和申豪森大街，来到我的新家——东柏林工人阶级住宅区的普伦茨劳贝格区埃里克维纳街24号。

档案中，线民“舒尔特”的报告特别提醒了我当时的居住状况。字打在拥挤的稿纸上，“舒尔特”写道：“房间不算大（尤其以陈旧的房屋而言），有一扇窗户直接面对大街。房间的门从里面开出，有安全锁，显然是最近才安装上去的。除了一张床铺以外，房间内还有一张桌子、一双椅子、一个大柜子，该住客——经我发现——大多用来储放书籍。报纸散在桌上（我注意到最上面有好几份《星期天》［Sonntag］，从标注等可看出是经过仔细阅读后闲置于桌上的）。除此以外，桌上还有几本字典。”“舒尔特”没有写出来的是——或许他已经太习惯了——房间内灯光昏暗、墙壁棕黄、地板上有咖啡色的污点、灯泡外是廉价的塑胶灯罩和屋外足以将人冻僵的冬寒。

在这个房间内，我居住了整整九个月，一直到1980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三十一周年的那一天，我离开了东柏林为止。那年东德，与往常一样，以军事游行来纪念建国周年，而西方，也与往年一样，无力地提出抗议，指称俄国违反了1945年四强所签订而至今仍在理论上有效的军事协定。我在前往观看游行的路上，遇见了一名愉快的美国黑人大兵，手上抱着一个纪念莫斯科奥运会的玩具熊，在亚历山大广场游荡着。当叽叽咕咕笑个不停的少年先锋队员把巧克力和花送给恩格斯侍卫部队时，我看见一名穿着卡其制服、戴着绿扁帽的英国军官，用一个携带式楼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地忙着拍照记录下整个过程。随后，我看见恩格斯侍卫队，枪管上塞着民众送的康乃馨，操着大步离开广场。

历史书上记载的1980年1月至10月，为东西冲突升级的时分。5月，西德不情不愿地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行动，以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很显然美国人的信息，并没有传达到那个抱着玩具熊、在东德大街上闲晃的大兵。8月底，波兰出现新一波的罢工，迫使副总理不得不与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内的罢工者签订协议，接受了工人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这是共产党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新的工会取名为“团结工会”。有些作者认为这是“第二次冷战的开始”，虽然耸动，但是忽略了一项事实：冷战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我的个人生活也开始直接进入大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我首先在东德、然后在团结工会革命期间进入波兰，公私交错。从绝对距离上来说，我在西柏林的宽敞公寓和我在东柏林的小窝之间还不到十里，但是心理上，两者的距离却似在好几千里以上。我不时地往西方跑，我的档案正确地记录下我每次跨越边界的日期和时间。另外，西柏林的朋友也会打电话过来，或到我东柏林的小窝拜访。

然而，我却发现自己在搬到东柏林不到十天以后，竟然认真地思考起来：“对与原来在西柏林生活时认识的人保持联络，不仅漠然，甚至……简直是积极逃避。为什么？我发现，他们大部分关心的事（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人类的尊严在公平、正义、和平之名下被矮化了、蹂躏了。重要的是有人只因为想要离开那个正好是他们出生地的国家，就被关进牢中，而且一关好几年。重要的是阿富汗现在发生的事情。”过了几个月，艾琳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我才想起：“哦，那个世界，那个电话‘关系’，永远扯不完的‘关系’的世界。”

在东柏林，我还是想继续研究毕业论文的主题：第三帝国下的柏林。国安部档案中，有一份我在牛津时的导师蒂姆·梅森和托尼·尼古拉斯写给柏林英国办事处的信，要求替我这个在新文化协议成立后的第一名研究生妥为安排。蒂姆·梅森是一名非常能启发学生思考的老师。他在牛津所有历史学家中非常异类之处在于，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虽然他信仰的是非常不传统的、掺有英国帝国思想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因此，用国安部的尺度来衡量的话，他还算不上是马克思主义同路人，因为在我的档案中，他们对他的评估是“布尔乔亚一般民众”。蒂姆·梅森在圣彼得学院的办公室中，悬挂着两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海报，上面宣示着：“每个人都在谈天气——我们可不！”这基本上反映了蒂姆·梅森内心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于琐碎之中的不屑，更表达出他高度的认真，以及几乎让人痛心的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很不幸，几年以后，他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读罢他的推荐信，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与恩典。他和托尼·尼古拉斯恐怕对我很失望吧，因为我最终并没能以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为毕业论文题目，不过我想他们会看出我为什么要改变题目。牛津历史学院最好的地方之一，便在于它能纳百川，就算偏执怪异者也能融入其中。“在历史的屋宇中，有许多大殿。”当时的现代史教授理查·库伯如斯说。他自己便是个血性汉子，喜欢探索这门学科的极限。我还记得每在阴沉的星期五下午，我坐在泰勒利安中心（Taylorian Institution）一个暗郁的角落，教室中稀稀落落的学生一同兴致盎然地听他大放厥词的模样。

事实上，我的确花时间在资料库中，东德政府却严格限制我使用相关的档案，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害怕在完全阅读过纳粹记录以后，我会发现德国共产党对纳粹的反抗是多么微弱，而他们对盖世太保的渗透又是多么深。然而，在其领导下进行“反法西斯抗争”，是东德建国最原始的神话。此外，我也经常跑菩提树下大道上的老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在它的所谓特别研究部中，保留着所有国家不想让一般民众阅读的书籍和刊物。在我翻阅泛黄的纳粹报纸《国家》（Volkischer Beobahter）时，国安部手下的武装部门“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侍卫部队，便派遣一名资深官员坐在我旁边的一张桌子上，顺便研读西德的新闻刊物和西方的武器杂志。

每当我将目光从纳粹报纸转移至国安部军官身上时，我的注意力便从希特勒的德国切换至昂纳克的德国。在当时，我便打定主意，要写一本有关德国极权主义的书。共产主义坚持清贫，我的日常生活也被迫大大地简化：房间从五个变一个，面包从可选择长的、短的、甜的、咸的等变成只有一种厚重的黑面包，而且还只能在晦暗的国营街角商店才买得到。但是生活被强迫简化后，我竟也就更专心一致，将精力全部放在搜集资料上了。

线民“舒尔特”非常正确地观察到，我非常仔细地研读媒体报道。我看电视、听收音机、阅读写作风格比较大胆的现代小说，以弥补新闻不自由的缺憾，并且我时常去看戏。柏林剧团已经快要成为一个布莱希特陵墓，但是在德意志剧院或民众剧场，我却似乎能嗅到一种诡异的文化抗拒气息，与我所研究的1930年代柏林的感受非常类似。有时候，不同的抗拒感可能会从同一间剧院甚至同样的剧本中发出。我记得，例如，在德意志剧院中，有人朗诵了一段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Germany : A Winter’s Tale），让我感受到莫大的震惊：

我又看到了普鲁士士兵，

他们总是一样的。

一阵笑声。

他们昂首阔步的样子还是一样的僵硬，

又直又细，像蜡烛一般，

就好像他们吞下了士官长的棍子，

老弗里茨知道怎么处理这档事。

那棍子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

虽然它的原始用途已被禁止。

在手套里有更新的方法，

但是那只手还是原来的铁手。

我在东柏林的行动非常自由，因为我持有研究生的签证，可以在全东德自由旅行。相较之下，西方报纸的通讯员每次离开东柏林前，都要申请特别许可，想必所受的监视程度在我之上。我的日记中多次怨叹，在东德坑洼不平的道路上旅行时，汽车不幸抛锚，必须付出大笔的修理费。我第一次去莱比锡参观商展，有机会近距离看到东德共产党党魁昂纳克，非常惊讶他的个子竟然那么小。我去德累斯顿，参加一个纪念1945年2月英美联军轰炸该市的周年活动。“啊，你们为什么要轰炸我们？”一名中年妇女在咖啡馆内问道。我去格来弗斯瓦尔德拜访我的朋友罗尔夫——阿希姆·克鲁格，当时他正在那里学医。我还去了波罗的海的吕根岛，并和安德莉及她前夫一起去什未林看了一场很不精彩的歌德《浮士德》戏剧表演。另外，只要情况许可，我尽量会到图林根的小山区树林里走走，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块德国土地。另外，当然，我还会去德国历史上最美好也是最恶劣的地点魏玛。回到首都以后，我和一名波兰朋友一起到柏林大舞厅，那种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台专线电话的舞厅，看到漂亮女孩，我们便拨她们桌上的号码。不过，那里是东柏林，可想而知，电话是坏的。

通常，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设法和当地人交谈。不过，他们事后都将我们的谈话记录下来。相互的沟通在刚开始时便不免因怀疑而有了障碍，加上对国安部的恐惧，以后沟通上的困难只会越来越大。我并非事后想到，才将恐惧加诸记忆之上。在当时就有很多朋友警告过我。例如，在什未林时，有人告诉我们：“小心！演浮士德的那个演员就是替国安部工作的。”密探在莱比锡的商展中，更多得像苍蝇一样。罗尔夫怀疑连我的汽车里都被人装了窃听器。夜晚疾驶在公路上，罗尔夫教我一面唱沃尔夫·比尔曼的抗议歌，一面还不忘调侃道：“树枝上的绿叶有接收功能的话，那他们就学会歌谱了。”

我居住的公寓附近有一家小酒店，是我经常流连之处。亮木漆装潢和年老色衰的女侍，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东柏林无论哪家餐厅或酒店座位总是不够的，因此我在酒店中经常必须与人同桌。有一次，我一面喝啤酒一面等着我点的炸牛排时，同桌的三名年轻人大声地开始抱怨他们的军役。突然间他们停下来，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这个安静但显然在聆听的桌友，并展开了他们的非正式讯问。首先发难的是三人中留着浓密胡子的小伙子。“如果你说你是历史学家的话，”这名穿着加州大学T恤衫、右手少一根手指头的年轻人对我吼道，“你说，卡尔·马克思出生在哪里？”幸好我知道答案。“好吧，谁是1930年德国共产党领袖？”我又答对了。“嗯，谁让希特勒获得实权？而且”——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别他妈的告诉我，是专制资本主义。”

最后我掏出一张英国的付款卡，让他们完全解除戒备，不再对我有任何怀疑。加州小子向我道歉，并告诉我他的故事。他二十二岁，父母都居住在西柏林。柏林墙堆高起来的那一天，三岁的他，正好到东柏林的祖父、祖母家过夜。东德政府从此就不让他离开。他被人认养、长大，在军中服役时丢了一根手指，现在是电车司机。有的时候，他的父亲会开着发亮的奔驰汽车，带着小礼物，从西柏林过来看他。他身上穿着的加州大学T恤衫便是父亲送的礼物。

这就是他的故事。或许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毫无疑问，中间一定有很多重要的细节——可能是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他没有说出来，不过，曾有一名处理过这种案件的律师估计，1961年8月围墙一夜间砌起来时，有四千名之多的儿童因此和父母分隔开来。在我最近发现的一批前总理勃兰特的文件中，就有一篇机密报告，表示在1972年8月的时点东德还控制着一千名这样的孩子。所以，加州小子的故事很可能是真的：他就是那些未能离开的孩子之一。

无论如何，他对体制有极大的仇恨。“阿富汗？”他说，“美国人应该从巴基斯坦开进去，把俄国人都赶走。”的确，他们需要从内部邀请。不过，俄国人不是已经创下先例，显示这种事该如何安排了吗？看看捷克共产党，不是就在1968年邀请了苏联去“拯救”他们的国家吗？还有巴布拉克·卡尔迈勒[1]，最近不也替阿富汗提出了类似的邀请吗？

在埃里克维纳街的另一头，一个后院的阁楼上住着一名艺术家，是我在普伦茨劳贝格的温和异议艺术社区中所结识的。他写诗、作曲，胡须永远看起来像两天没刮一样，我给他取了一个诨名“青年布莱希特”。1968年，青年布莱希特，为抗议苏联入侵捷克，与在读同学组织了一次朗诵会，宣读了真正的布莱希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史维克》（Schweyk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中一段精彩的反纳粹反抗歌：

但是时间无法驻留。现在掌权者

无尽的野心，正在走过它的路，

就像满身沾血的斗鸡，必须为地位而争，

但是时间无法驻留，就算用暴力也不行。

在兴奋中，他写了一封信给朋友：“我们正在搞一个反抗组织。”就因为这封信，他被判了两年半的徒刑，真正在监狱中则待了十五个月。等他被释放时，母亲已移民西方，他们不准他母亲来探望他，也不准他去探望母亲。

他考上了柏林洪堡大学，但是因为曾有坐牢记录，结果没能录取。然后，他申请移民，也被拒绝。他的妻子离开了他。现在，他一星期在一个公共墓园中工作三天，其他的时间则游晃在普伦茨劳贝格的波希米亚社区中。我还记得西德一家很有名气的自由派报纸的驻东柏林记者，也认识青年布莱希特。她有一次对我说，她觉得青年布莱希特在围墙后替自己经营起了一个相当快乐的生活圈。

加州小子和青年布莱希特是极端的例子。比较典型的，应该是我的房东夫妇。柏林洪堡大学便是替我向这对年轻夫妻租的房子。他们有知识，受过高等教育，经常观看西方电视节目，因此也非常了解外界发生的事。不过，他们将全部精力倾注于个人生活中。他们在离柏林开车半小时左右的一个小湖边拥有一栋小别墅，里面的一钉一木都是两个人亲自动手完成的。他们非常骄傲地向我展示房屋的电动打水泵、屋顶上的小阳台、为夜间打乒乓球而装的聚光灯。他们甚至在屋后搭建了一个小码头。

我的朋友安德莉也专注于经营她的私人世界，在柏林市郊老旧别墅区域的独特气氛中专心带大她的孩子。假日的下午，她会在慵懒的气氛中，莳花植草、骑自行车、到附近的湖泊驾驶帆船或游泳。优美的田园生活，尤其对孩子们而言。他们的生活隐藏在“内部移民”、“无关政治的德国人”之类的大字眼之后。

我故意很少和西方记者团接触，一方面因为我想要独力发掘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害怕与他们接触会引起当局的怀疑。不过，我却或许在这一点上不够细心，经常和一名路透社的记者马克·伍德会面。在路透社的申豪森大街办公室墙壁上，钉着一圈老式电报的长纸条。上面是一篇悼念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文章。他是斯潘道森林监狱的纳粹战犯中存活到最后的一个人。在马克之前，恐怖小说作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思（Frederick Forsyth）也曾是这办公室的主任。他曾替路透社写过一篇有名的稿子。1964年4月的一天深夜，他正在回办公室的路上，看到许多俄国坦克车正轰隆轰隆地驶向市中心。他立刻写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急电至伦敦。在文章上他特别标明“八铃快报”。老式的电报机，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会响八次。故事发出去以后，他便出门去侦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等那篇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文章已传到全世界后，他才发现坦克车是为了例行性五一劳动节游行而开进城里的。福赛思很快就被调离柏林办公室。

在1月的一个下雪天，我和马克驱车至万德利茨，一个高墙厚壁、警卫严密的社区，里面都是党政高官的别墅，拥有特别的商店、大片的花园。门口的警卫非常仔细地检查我们的护照。当我们假装无知地问他，那个社区是干什么的时候，他非常紧张地回答：“没什么。”接着，一名资深的军官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军事目标”。

在档案上，我发现“部门”的个人安全（负责领导人的安全）主任打了一份报告给XX/4部门。报告中将高官的住宅区形容为“高级代表的居住目标”，并记录下我们是于17点55分乘坐一部深绿色（实际上应该是深蓝色）阿尔法罗密欧来到门口，询问有关如何到万德利茨一家餐厅的事宜，而于18点15分被“驱离”目标。让我并不惊讶的是，报告中还提到，马克是在Ⅱ/13（记者）的监视范围之内，而我则因为“山毛榉”牧师的关系仍属XX/4管辖之下。

我们在马克办公室旁边的公寓中喝酒、聊天。到半夜一点左右，电话铃声响起，只听到一阵沉重的呼吸声，然后电话便挂断了。又过了半个小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我知道你有客人。”我们猜想他们一定太无聊，或者想催我们快点睡觉，以便早早收班。知道这地方一定有窃听器，我们便故意大声地谴责起《旁观者》中“爱德华·马斯顿”——也就是我——最近写的——篇文章。“你看见马斯顿那家伙最近写的文章吗，蒂姆？”“看了，真糟糕，对不对。他一定又喝醉了。”我问了舒尔茨女士，有没有马斯顿这名人民公敌的档案，但是，老天保佑，中央建档中心没有“爱德华·马斯顿”这档案。

今天，马克已成为路透社总编辑，在两德统一后，有人告诉马克他的隔壁就是一个国安部的监视中心。监视中心的线路，直接连接上路透社墙壁里面的窃听器，其中有好几个还是装在卧室中的。另外，他们还在对街设立了一个视觉监视点。在技术面上，国安部的手法经常超出了西方最狂野的幻想。

当我想从一片无尽的晦暗与服从中逃脱出来时，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便是维尔纳·克雷奇尔牧师的家。克雷奇尔个子高大，脸庞宽实而线条坚毅，完全反映出路德教徒的形象，而他的声音厚重如音乐一般悦耳。克雷奇尔先祖中有许多神父与军人。当1961年柏林墙筑起来的时候，他还是一名二十一岁的神学院学生，正非法在瑞典度假。经过和兄长冗长的讨论后，他终于决定回到东柏林。当时西柏林有一群学生非常热衷替人伪造证件，帮他们从东德逃脱出来。当他们知道克雷奇尔要从西柏林偷偷溜回东边，因为他理论上人还应该在里面时，不禁感觉可笑。今天，他说他仍然只能够从当年错综复杂的思绪中理出一半的动机，其中之一便是他觉得回去会比留在西方“更有需要”。

东德的确十分需要他，一名教区牧师。这个号称从襁褓到坟墓都由政府照顾的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缺乏，牧师的照顾自然也非常缺乏。后来，他成为潘科区主教，更被周围人所需要。那些前来教堂的人想要寻求的，倒不是真理中的信仰，而是一些自由，因为至少在教堂中他们可以说一些实话。

每次在喝咖啡或葡萄酒时，维尔纳便会用他丰富、略带老调的德文告诉我，他如何与党政官员沟通谈判。维尔纳沉浸于朋霍费尔和第三帝国期间教堂告解的传统，仍然相信与共产党进行对话能产生良好的结果。然而，他也告诉了我政府的镇压以及他的家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的大儿子约阿希姆受到了和许多其他神职人员的子女同样的待遇，没能获准上普通中学。

我非常珍惜与牧师的谈话时间，以及牧师家中特有的温暖与宁静。偶尔，我们也会一起出去吃一顿晚餐或听一场演讲，甚至手持着冯塔纳（Fontane）的《勃兰登堡之旅》（Travels around the Mark Brandenburg）当作旅游指南，一面开车驶过勃兰登堡乡间。一百年来的改变竟然如此之少！

我的档案中，记录下好几次与维尔纳的晤面。有些在我的档案里，有些在他的档案里，有的则同时存在于我俩的档案中。最短的一次记录为1979年10月17日，一名线民在腓特烈大道上看到我，时间为18点35分，但是在18点45分时就跟丢了。根据我的日记，那天我正要去见共产党作家斯蒂芬·赫姆林（Stephan Hermlin）。

根据记录，1980年2月27日，“罗密欧”、“山毛榉”和他儿子一起到市立图书馆。“17点40分，山毛榉将他的宝马车停在市立图书馆前面。三人一起进入建筑物，将大衣交给衣物寄存室，前往二楼演讲厅。三人共同聆听了一场有关普鲁士历史及普鲁士帝国的演讲。”有人或许可以说，这线民的报告本身，便是普鲁士历史上的一小页，与普鲁士传统之间虽然有着深厚联结的维尔纳并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

在维尔纳本人的档案中，我发现同一份报告，小心地保存在一个有衬里的信封中。与报告一起的，是几张我们三人正要走进图书馆时的黑白照片，想必是用隐藏式照相机所摄下的。我可以看见维尔纳的大个子、坚毅的脸部线条。他当时四十岁，和我现在同年。年轻的约阿希姆身材瘦小，几绺卷发贴在脸颊两侧，神情像极了罗曼·维希尼克[2]动人心弦的摄影作品中，1939年以前东欧犹太社区消失前那些小男孩的模样。约阿希姆当年十二岁，正好和我大儿子现在同年。而那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二十四岁，没蓄胡子，短短的头发几乎中分，苏格兰呢夹克的上面口袋还塞着一条手帕，法兰绒长裤，还有，毫无疑问的一双牛津鞋。

我的日记，还记录下在听演讲前三十六个小时中，那个似我非我的我所安排的生活。早上，上波兰文课。然后打电话给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找到阿尔巴尼亚人，谈话。”日记中写道，语义不明。跑去英国大使馆取信。在东德居住的几名英国人都选择如此做，因为这种方法似乎比较快、比较安全。读了几小时书。在申豪森大街内的施托金格餐厅用餐。与我共进晚餐的为乌苏拉·冯·卡多夫。她是一名神采奕奕的柏林战争幸存者，当时正在为柏林写一本新的旅游指南。将日记放在一边，我从书架上取下卡多夫旅游指南，并翻开了施托金格餐厅的一页，“标准东德风格的淳朴，口味不凡”。

当晚稍后，我跨过柏林墙，“越过查理（检查哨）”到巴黎酒吧，然后到名为英格丽·席克的女士家中，“在红酒与大放厥词间，从晚上10点，一直到凌晨5点15分”。从英格丽家我直接到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厅“毛毛”吃早餐。再度跨过柏林墙，在7点以前回到家，正好“在楼梯前碰到一名边境警卫，准备去上班”。小睡两小时。在图书馆做了点工作。与丹普博士会晤，他是大学指定给我的“指导教授”。然后，我便与维尔纳及约阿希姆去听普鲁士和普鲁士帝国的演讲。听完后，我们又到施托金格吃晚餐。然后上床。

维尔纳和我成为非常亲近的朋友。很多年后我的长子出生时，维尔纳成为我儿子的教父，而他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家的维尔纳叔叔，围墙后面的那个干爹。我们共同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研究。在两德统一以后，他曾经和国安部一名专门负责教堂的资深官员维甘德（Wiegand）上校晤面。维甘德上校一开口便告诉他，他们对维尔纳在西柏林打给我的一通电话感兴趣。当时我已经搬回牛津，而维尔纳是在非常难得获准进入西德时，在西柏林一名朋友家中借用他们的电话打给我的。维尔纳假设从西方打电话应该是安全的，但显然错了。国安部能够窃听任何在西柏林的电话。他们窃听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电话，所使用的是布洛肯山上的窃听站，一个状似巫婆城堡但极为有效的接收站。布洛肯山窃听站内有最先进的设备，可以用关键词语自动录下某特定主题或特定人物之间的对话。

到了1980年8月，我已经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可以开始写作了。在与安德莉告别以后，我乘坐火车到意大利，与我的朋友格林夫妇同住，并开始在我的书上下工夫。我对当时西方媒体上有关东德的报道深感挫折。作者大都为六八世代人，明显地在反抗他们眼中老一代的粗糙反共思想。我翻阅英国出版的一本有关东德一般状况的书籍，已是当时最好的一本了，但是竟然在长达二十页的索引中，找不到一条国安部或“国家安全部长”、“秘密警察”的说明。相反的，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的《德国面孔的社会主义：寒地来的国家》（Socialism with a German Face: The State that Came in from the Cold）一书中，结论是：东德的“总体社会与经济体系已成为一个可行的模式，东欧的极权福利国家都正往这方向发展中”。可是，何谓可行？对谁可行？不，至少对我见过的大多数东德人是不可行的。我并没有什么左右之见。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写出他们是左派，而是要写出他们是错误的：不正确、不公正、傲慢、偏袒，市井小民都可以随口说出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聆听。我想要照事情的原样将事实写出来。

事实中必须包括国安部。“到处都疑神疑鬼，”我写道，“它可能存在于电话中，可能坐在酒吧里，可能与你一起乘火车旅行。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就不能不生疑。”我引用了西方世界的估计，说东德国安部至少雇用了十万名线民，替他们工作。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方面，共产党政权善用了德国人的古老传统和他们服从的习惯。我刚开始写作没几天，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全球新闻便开始报道，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发生工人罢工事件的新闻。意大利的报纸刊登出一张颗粒粗糙的照片，并介绍照片中那个留着小胡子的人物为造船厂的工人瓦文萨（Lech Wałęsa）。我立刻感觉非去不可。缩短假期，我跳上火车，回到柏林。坐在慕尼黑火车站的餐厅中，我阅读着《世界报》（le Monde）上的一篇报道，说抗议的工人拒绝当局以超市换取纪念碑的条件。工人提出要求为早先在波罗的海海边城市的抗议活动中牺牲的先烈建立纪念碑。星期一的一大早，我到东柏林波兰大使馆取得了签证，不久以后，就抵达了列宁造船厂。

我与那些胡须未刮、满脸倦容的罢工者坐在一起，看着电视上播放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情形。当党领导人站起来唱《国际歌》时，我周围的人也同时站了起来，唱起波兰国歌：“起来，欲望的囚犯”。“波兰还没有吃败仗，”罢工者怒吼道，“只要我们活着一天，就不会被击败！”他们高举双手，伸出两指，展示出胜利的标记。我们所有人在心中，都认为苏联的坦克，就像十二年前碾碎了布拉格的春天一样，随时会轰隆隆地开进来。

[1]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时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

[2]罗曼·维希尼克（Roman Vishniac，1897—1990），著名犹太摄影家、生物学家，在1935—1939的四年时间里，系统地拍摄了中东欧犹太人聚集区及一些犹太村落的生活场景。这些影像保留至今，为人们研究当年犹太人的艰难处境和整个犹太民族苦难史提供了详细的图片资料。

第四章 IM“指导教授”？

国安部心目中，最宝贵的信息来源是“非正式合作者”，也就是线民——IM了。线民的数目大得惊人。根据东德内部统计，1988年，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的一个“正常”年份，“非正式合作者”的人数达17万，其中有11万定期提供情报，其他则提供“共谋”式服务，例如，将公寓让出来给秘密集会使用，或仅仅被视为可靠联络人，等等。国家安全部本身另有9万名全职人员，其中只有不到5千名属于HVA海外情报组织。如果将这些数字与东德全部的成人数目相较的话，就表示每50名东德的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直接与秘密警察相关。即便是每一名直接相关者只有一名眷属的话，那么每25名东德人中便有一名是与秘密警察有关联。

这种规模是纳粹所不能及的。1941年，纳粹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的全职员工，也不过只有1万5千名，而它所涵盖的地区包括两德、奥地利，以及今天的捷克。就算将帝国秘密安全局和其他可能的相关单位人员都算进去，还是无法达到国安部在东德的比例。我们无法取得纳粹时代正规的线民人数，但想要与东德政权比较，相差还很远。第三帝国当政时间虽然很短，却是在全民狂热欢迎下建立，到最后经历了五年半战争不支瓦解为止，一直非常仰赖民众自愿性的相互谴责，以控制社会内部——这是我在尘封的旧人民法院档案中发现的。然而，东德政权从一开始便不得民心，持续越久，就越需要这个庞大的线民网络的支撑。

我一个人显然就获得五名线民的注意力。文特少尉仔细评估了这五名线民所提供的证据和他们的操作潜力。在我研读那些有关我的报告，并设法辨认、找到那些报告人，亲自与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我不但被拉回到自己过去的生活，而且进入了那些生命曾与我短暂交错的人的生活之中。

不像很多东德人被线民害得很惨，我并非这些线民手下的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对我造成严重的损害。然而，在知道系统如何运作后，我可以大概猜到，同样一批人很可能对其他人造成多大的伤害。虽然我知道够多的个案，可以指认出其中一些共同特征，但是我仍无法确知盯我的线民是否便是典型的国安部工作人员。不过，正因为他们在偶然的机会中以我为监视对象，报告我的事迹，让我有了一个机会，测试那些档案的正确性——并进入他们的经验之中。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做的时候有何滋味？现在回顾，感觉又如何？

我从“HVA-I的IM—G.（我的代号）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着手。根据档案开头的行动计划，他们准备将这名指导教授带进“作战方案”中。我对我的指导教授劳伦茨·丹普博士识之甚深。他是个高大开朗的柏林人，对柏林的历史了如指掌，并且具有一种独特的黑色幽默感。我至今仍保留着在离开柏林前他送我的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画册。他也是一名死硬派共产主义拥护者，至今仍对共产党在魏玛柏林的巷战怀念不已。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丹普教授是少数几名在东西德统一以后仍能保有原职的历史学家。不但如此，在大学引进新的西方管理并对前教职员进行了大肃清之后，丹普教授不但没有被迫离职，反而被升为洪堡大学历史学院的正教授。在打电话给丹普以前，我与两个人谈过这件事。一个是洪堡大学历史学院主任的海因里希·温克勒，他是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另外一个则为斯蒂芬·沃勒。生长于东德的沃勒拒绝以政治妥协换取在学术体系内的晋升，因此在东西德统一以后，仍必须从比较低微的职位开始向上爬。他们两人都指出，大学在统一后曾展开过一次非常严密的消毒检查，丹普是少数通过这项检查的人。而消毒检查中的一个关键步骤，便是比对高克机构内部资料。

不过，劳伦茨·丹普虽然曾做过马可·沃尔夫的HVA海外情报组织的线民，却被宣告“清白”，其中是有原因的。大部分的HVA资料已经被销毁，有一部分——据说——被送至莫斯科。一名前HVA上校，红光满面的克劳斯·艾克纳，曾告诉过我，在1989年深秋时，他们还如何忙碌地撕碎、焚毁大部分的敏感档案，并将特工的卡片从办公室的最机密档案中取出。1990年1月中，国安部的总部被抗议者占领后，这项工作曾一度中断，但是在统一后的圆桌会议，也就是讨论如何将权力从共产党手上和平转移的共同协商会议上，大家做出一个特别决定，正式授权给海外情报组织，使之独立于其他国安部单位之外，继续“自我溶解”。因此，整个春天和初夏，他们都忙着销毁所有能够指认出个别特工和线民的档案。“我用自己的双手，将我这一辈子的工作成果毁了。”艾克纳上校说。

虽然西德政府随后收到了两份备份的索引卡，而沃尔夫手下部分资深官员在统一后也曾对外发言，透露了HVA过去一些不为人知的活动，为几次司法审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不论索引或是资深官员的证言，所牵扯到的主要都是在西柏林工作的特工，而没有牵扯到线民。只有几个线民，因跟其他部门的档案交叉对照而曝光，但到底那只是少数，大部分，如丹普一般，仍然没有被“高克”到。所谓被“高克”，就是那一阵子的俗话所称的被查到与高克机构有关系。在那段时间，另外发展出来的一个流行语是“他过去和国安部有关”，意思就和得了艾滋病差不多。

“或许你想知道，”1970年代曾在洪堡大学读过书的斯蒂芬·沃勒告诉我说，“以前是有人说丹普过去和国安部有关。”接下来，他又表示：“现在，嗯，如果你想要把他挂了……”他说话时，语气略带忧虑，我听得出来他背后的意思是在说：“现在，嗯，如果你一定要把他抖出来……”而说这句话的人是斯蒂芬，那个自共产统治结束以后，一直热衷地主张将过去所有与国安部合作过的人统统肃清的人。

“现在，嗯，如果，你想把他抖出来……”这是何等的责任！只为了档案中短短的一句话：“HVA-I的IM——G.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如果我想要的话，便可以摧毁了一个人的生涯，甚至取下他的生命也不一定。IM就好像一记死亡之吻一样。我有什么权力，扮演法官和刽子手的角色？而且，为了什么？报告一共只有两页，抬头上的标题为“线民报告影本”，自1980年7月从Ⅱ/9传到HVA，内容毫无攻击性。丹普博士在报告中写下他对我的印象：我以布尔乔亚的自由思想和态度，勤恳而仔细地从事我的研究工作——虽然我完全缺乏对工人阶级的责任感。在报告最后，他建议（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虽然我或许在口头中曾如此暗示过），他可以到牛津担任我毕业论文的评审委员。报告本身显然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伤害。

唯一使事态变得严重的地方在于，因为那份报告，使我确定丹普为线民。如果这果真属实，我应该考虑，是否为了忠于历史判断，至少将这事实报告给学校当局。很多其他人都曾因担任线民而被“肃清”出学校。更明确地说，所谓肃清，并非完全失去工作，而仅为失去担任大学教授这个敏感的职位，而且并非所有被认定为线民的都因此被开除。根据洪堡大学的第一任西德校长表示，该校每六名教授及每十名职员中便有一名，曾以某种形式与秘密警察合作过。当然，这其中有不少因东窗事发而自动离职，而大约有七十名被撤职。不过，大学的“荣誉委员会”也曾发现其中许多人的罪名并非严重到需要开除的地步。公平地看来，一个人不能够因为一个历史的意外，一些特定的档案不见了，就免于接受那严苛的判断。

在上述沉重的心思下，我于1995年6月打电话给丹普教授，约他见面。从1981年以来，我便没有与他联络过。他显然非常意外我会打电话给他，更意外我“想和他讨论”一点事情，不过，他同意见我。我们约定到威廉街上的一家咖啡屋碰面。他最近才出版了一本有关威廉街的书，反响不错。他因对柏林的地方历史知识异常丰富而受邀参与了非常德高望重的街道改名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广场成为宫殿广场（Schlossplatz），卡尔——李卜克内西街（Karl-Liebknecht-Strasse）的一部分成为申克尔巷（Schinkelallee），卡尔—马克思大街成了黑格尔街，等等，都是委员会之功。

11点整，他已经端坐在咖啡屋的户外座位了。他个子高大，但是脸上松松垮垮，眼睛则湿黏黏的。他穿着灰色长裤、红色上衣，衣服上还钉着肩章。初见面的寒暄有一点僵硬。招呼过茶水以后，我立刻进入重点。我阅读了自己的国安部档案，发现他们显然把他列为HVA的线民。

“我的天啊！”丹普说。

我向他解释了档案的内容，并展示出相关的几页。他一面微微摇头，一面接过文件，阅读时，手稍微发抖。当他点燃香烟时，不慎将烟灰沾到他的毛衣上。“你看得出来，我有多么激动。”

但是，不，他说，他不是线民。他和国安部毫无关系。“我也感到奇怪，但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我。”不过，他的确记得曾经和大学的国际主任谈过我的事情。“他叫什么来着？你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歌剧院咖啡厅吃过一次中饭的？”

当他一说到这里，我立刻就明白了。我原来便很奇怪，在那份海外情报服务组织的“线民报告影本”中，并没有写下线民的代号，而只是在报告内容中间将我的指导教授的全名写出来：“劳伦茨（姓氏被涂黑）博士同志”。不过，我推论：如果国安部反情报部门的文特少尉阅读这份档案时，将丹普认定是海外情报服务组织的线民的话，那么我还怀疑什么？文特必定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许海外情报系统的工作方式和其他部门不一样，规则也不同。

我现在知道，原来线民是大学国际部的那个主任——他居于那个职位，显然会使沃尔夫的间谍对他有兴趣。海外情报工作组织传过去的是一份“他”写的报告，因此才会把丹普的全名写了出来。因此，真正在工作上不够谨慎的是文特少尉，如此粗心大意，便出卖了线民，并将线民的消息来源透露了出来。

丹普小心地阅读报告后指出，大部分的资料应该是从他那里取得的，但有一些事也非他所知：如我在英国大使馆中与维尔德什（Wildash）先生的接触。“你看这个句子。”我们两人同时弯身以就文件。这正是两名历史学家讨论该如何解释一份主要的文件该有的样子。

完全否定指控，有人告诉我，是最常见的线民第一反应。有时候，即使铁证如山，摆在他们眼前，线民还是从犯罪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坚决否认。然而，劳伦茨·丹普的反应让我觉得他是无辜的，他的解释让我立刻可以接受。在我回牛津的路上，我翻阅了1980年3月27日那天与他在歌剧院咖啡厅吃饭的日记。在日记中，我形容国际关系部主任为“滑头亚历克斯／俗气哈利（Smart Alex/Flash Harry）。咖啡色夹克。大花领带。桑丘·潘沙（Sancho Panza）式翘胡子”。我另外注意到旁边有两名小听差一般的党员，交谈的时候用比较随便的“你”（Du）相互应答，但是在对我说话的时候却用比较正式的“您”（Sie）。俗气哈利曾在莱比锡的大学研读“科学共产主义”。“你知道我们这里流传一个笑话，”他一面喝着一杯浓烈的饭后酒，一面故作神秘地告诉我，“我们常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到处都是，但是专政在那里呢？”等等，等等。现在我很高兴听到丹普说，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已经被踢出大学。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

然而，丹普在当时又是怎么看我的？

他指着国安部的报告说：“大部分都写在报告上了！指导一名英国学生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你也知道，指导学生，必须牺牲很多自己做研究的宝贵时间。”然后，他也问我，我当时是怎么看他的。

全然相信共产主义，仍心存浪漫幻想，将共产党视为战前的革命政党一般。

是的，没有错，他回答道，虽然，我对他的印象仍属片面，因为他有一些话是不会对外国人说的。根据1980年时我的笔记，他却对我说过一些话，包括那天在午餐会上说的：“我们不期待你加入英国的共产党……只希望你能很严肃地看我们，并告诉英国的人，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可是，接下来，他又加上一个个人请托：“你能不能替我在丘吉尔坟墓上吐一口口水？”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小笑话，我对他感到索然无味，在我再度被允许进入东德以后，也没有再去拜访这名指导教授。不过，我对于他处理我给他的震惊方式，内心充满无限同情——以及相当的敬意。

“当你打电话来时，我想到各种可能，”他说，“但就没想到这个。”事实上，不久前，他才收到朋友寄给他的档案，显示他被线民怀疑有不忠的思想，因为他主持过一个私人的读书讨论会。谈到我所说的浪漫，他不禁莞尔：“是的，不过浪漫主义也可以是非常危险的。”

他必须先走，因为他答应引导一个美国学生团参观威廉街。“引导完了以后，”他说，“我可得去好好喝一大杯水果酒压压惊。”他显然仍处于震惊状态，就好像曾站在绞刑架下又走了出来的样子。如果他是一名非常显赫的公众人物，而我又是一名粗心大意的记者，那么他可能就真的被抖出来，“挂”了。我几乎可以看到《明镜周刊》上出现一张他的黑白档案照，旁边故意镶描上红边，下面写道：“HVA-I的IM——G. 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类似的报道，在近年来已不知出现了多少次。谴责，但错误的谴责。

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非常、非常松了一口气。我简直迫不及待地回到旅馆，打电话给沃勒和温克勒，向他们解释国安部的错误。

就在我要结束这本书前，斯蒂芬·沃勒用传真送了一份剪报来给我。那是有关一个柏林——勃兰登堡普鲁士协会新成立的消息。报纸上唯一提到的创始会员，便为洪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茨·丹普。

我按照剪报上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不久后便收到了一个资料袋。从资料中，我发现该协会的目的是要“培养普鲁士的真正价值与美德”，并且“为复兴祖国精神奠定基石”，因为德国已经快要沦落为一个“由毫无容忍力的个人集合而成的多文化混合体”。

在协会的规则中，特别提到了“腓特烈二世充满哲理的作品”。而在成立大会的专题演讲上，主讲人特别提到腓特烈二世和他的士兵在1757年鲁腾会战时的精神。“真正的普鲁士精神”，他说，与爱国、无私、容忍、谦逊、忠诚和责任感有关，但也应包括“比较次要的守时、守秩序、爱整洁等第二层次美德”。

第五章 IMV“米夏拉”

最孜孜不倦、勤于观察我的，是住在魏玛的线民“米夏拉”女士。2月9日，艾福特办公室再一次给反情报部门Ⅱ/13（记者）打报告，说我再度与IMV“米夏拉”联络。艾福特还提供了一个附件，是“米夏拉”和她丈夫的对话录音与抄录本。在抄录本中，格奥尔格博士回忆了他从1943年开始在伦敦路透社工作的经验。一开始，他担任欧洲组的副主编，每每看到一些“苏联死敌”写的稿子就非常痛苦。这些死敌包括现在任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的理查·勒温塔尔（Richard Löwenthal）、阿尔弗雷德·盖林格（Alfred Geiringer）和瑞士的洋·金契（Jon Kimsche），等等。

于是，国安部档案再度像一个纸做的时间机器一样，将我不仅带回十五年前，而且到了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伦敦。格奥尔格博士在第一页中便提到了三个名字，反映了当时从中欧到伦敦的许多流亡者，那些为了追求自由而从希特勒手掌中逃到孤立的英伦的男男女女，随后对英国——以及欧洲——做出极大的贡献。翻至另外一页，我读到更多的中欧流亡者的名字，包括亚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安德丽·多伊奇（André Deutsch）、赛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乔治·麦克斯（George Mikes）。另外还有一名年轻的中欧流亡者，当时在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帝国及北美服务部门担任新闻评论员，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称他为乔治，也就是切尔西郡的韦登菲尔德爵士（Lord Weidenfeld）。

身为共产党员的格奥尔格博士，针对他自己的痛苦，曾经和他的同路人汉斯（姓氏被涂黑）同志讨论过，汉斯在《时代》杂志的职位和他类似。他觉得要删改“苏联死敌”的文章很困难，他很想要改写那些反苏联的评论，将“最毒辣的部分删除”，但是这个工作却随着战争即将结束而日益困难。因此，他决定与作战部的一个相关部门接触，以便到战后的德国谋得一个适当的职位。进行到这一步时，他得到了“我们同志的同意”——他所谓的同志，就是他们在伦敦的一个小团体，当时的领导权正交到菲利克斯·阿尔宾（Feliks Albin），亦即库尔特·哈格尔（Kurt Hager）的手中。库尔特·哈格尔后来成为东德政治局内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委，成为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作战部接到他的申请后，便将“在汉堡建立（战后西）德第一家新闻通讯社（DENA）”的工作，交到了这名德国共产党员手上。英国作战部的人不仅政治判断不佳，连地理观念也很差劲，格奥尔格博士很轻易地便说服上司，他必须从伦敦，经过柏林，前往汉堡。

于是，1946年3月13日，格奥尔格博士得到了一张官方发给他的通行证，准许他前往柏林。“我和伦敦的同志达成协议，我到了以后便向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简称CC）报到……当地的同志会决定我应该至汉堡接受工作还是留在柏林，”经过冗长的讨论，他们决定他应该留在柏林，设立一个新的东德新闻通讯社，“但是最后，我竟然到了苏联设在白湖市（Weissensee）的新闻通讯社。”

他写信给刚在汉堡成立的通讯社，说他不同意英国对德国的政策，基于政治理由他无法担任新的职务。格奥尔格还几乎带着几分愉悦回忆道，通讯社在几乎有两个半星期都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后，英国报纸还刊登了一则相关报道，并臆测他可能已被俄国人绑架。“自从我回到当时的苏联占领区后，”那份抄录本最后的结论写道，“便不再与任何在伦敦活动中认识的人有任何联络。”

在战时的格奥尔格博士自画像上，我必须加上两笔。第一笔和当时的路透社老板克里斯托弗·钱瑟勒有关。我的档案中只记录道：格奥尔格博士听说钱瑟勒对他决定离开路透社非常不以为然，认为那项决定“傲慢”。当我在写这本书时，曾与钱瑟勒的儿子亚历山大·钱瑟勒晤面。亚历山大·钱瑟勒是我在《旁观者》工作时的总编辑。我们在《泰晤士报》总编辑为《纽约客》总编辑所举办的一次欢迎派对上见面。在众多总编辑的谈话声中，我问他曾否听说过他父亲提到这个“格奥尔格”（我用的是真名），并向他解释了前因后果。刹那间，中欧痛苦的历史进程侵入了夏夜北伦敦花园中的鬓香酒语。亚历山大将“格奥尔格”的名字打进他的手提电脑，并说他会和他的长兄商量一下。两个星期后，他再度与我晤面，并告诉了我结果。他的长兄并不知道那个名字，但是记得在那一段时间，他父亲曾经非常担忧、气愤地回到家中，说在路透社发现了苏联间谍。

另外一笔则与格奥尔格博士当时的女友有关。他的女友为别号“丽丝”的爱丽丝·菲尔比。金姆·菲尔比于1936年与犹太共产党员丽丝分手时，他表面上为法西斯同情者，在西班牙内战时站在佛朗哥元帅的一边，丽丝则住在巴黎。菲尔比似乎便是通过她与苏联情报组织取得联络。1939年，她迁居伦敦，并设法将父母从维也纳及时营救出来。在伦敦，她与格奥尔格相遇。她如何终于与金姆·菲尔比离婚、离开英国，情况并不清楚，一般只知道在1947年时，她在东柏林与格奥尔格团聚，两人结了婚，但她仍继续使用原来娘家的姓。九年后，她再度与格奥尔格离婚。格奥尔格走进了另外一次婚姻，与“米夏拉”搬到魏玛，并开始了共同的生活。丽丝则继续留在柏林。

我刚到东柏林不久时，曾去访问了丽丝，这位生命与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的女性。她有一间狭小的公寓，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书架上仍摆着丁尼孙、济慈、《牛津英语诗词大典》以及伊尼阿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的《独裁者学校》（The School for Dictators）等书。品尝着美味的栗子蛋糕和红茶，我们在她公寓谈了一个下午。我的日记中记载，她是一位身材娇小、迷人、精力充沛的女士，头发卷曲，说话带有维也纳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当时她已经七十岁了。我另外记下了一件比较突出的观察：她对于错误抱着追根究底的态度。“如此小心翼翼，是受苏联训练之故吗？”我自问，“还是因为曾在海外担任……时，有过不好的经验？另外一个我比较希望成真的假设：是否可能是她那维也纳资产阶级出身的习惯使然？”或许三者兼而有之。在经历过多彩多姿的青年时代后，她在退休前的二十年，主要的工作转向替国营电影经销商做外国电影的配音。当我遇见她时，她正在“反法西斯主义斗士”之名下享受极高的退休待遇。

谈到金姆时，她仍语中多带亲昵与景仰。“他非常聪明。”她说——最后两个字是用英语说的。丽丝很有语言天才。然而，她加上一句，他个性有点保守。她非常确定1934年维也纳工人的罢工以及随后的残忍镇压事件，对金姆往共产党方向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使他从一名同情者变成了毫无保留的共产主义信徒。事实上，她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通过她，这名来自英国寒地的年轻金姆，落入了崭新而热络的政治气氛、快速而温暖的友谊、表面上毫无困难的团结以及或许是相当程度的性解放之中。同时，通过了她，金姆·菲尔比认识了许多人，包括苏联情报人员。

我觉得我几乎无法开口问她有关两人间性爱的事情。因此，我绕个弯子问她，如果当时知道1930年代苏联内部真相的话，她和菲尔比还会选择同样的路吗？思考了许久以后，丽丝非常严肃地说：“我实在无法回答。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她对现在的东德感想如何？

“嗯，这么说吧，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或我们相信的。”

她批评了社会一般的不信任感、恐惧感、领导的懦弱胆怯、缺乏言论及行动自由，以及——包括她自己在内的——特权。不过，她仍然相信有一个叫作社会主义的东西。“有其他选择吗？我看没有。”

回到档案。“米夏拉”报告1980年1月5日，她接到一份别人寄来的展览画册，题目为《反抗与顺从之间：1933年至1945年的德国艺术》（Between Resistance and Conformity: Art in Germany 1933-1945）。她确定在内夹卡片上的字迹与上一次我拜访她家、留下名字时的字迹一样。“为了进一步工作，加强接触，并为维持他继续在视线范围内，本人将写一张卡片，寄到下列地址：

蒂姆·加多艾什（Tim Gartow Ash）

孔斯特画廊（Kunstgalerie）

西柏林”

下面，则以打字签上了“米夏拉”。报告不是亲手签名，但是最后面，似乎有一个IM档案的标记。

五个月后，根据“IMV‘米夏拉’的口头叙述”，档案又有一份简短的记录，“米夏拉”丈夫告诉她，在4月26日至27日的周末中，我曾尝试再度拜访他们。格奥尔格博士表示不想见我，自称病得太严重。不过，他从当时照顾他的医生口中得知我去魏玛的一些细节。医生的丈夫艾伯哈德·豪夫是“德国文学学者，没有特定雇主”（档案如此记录他的身份）。我在魏玛时便住在他们家。

我还记得那个周末，许多在魏玛的“莎士比亚日”中的一个。当天的主要活动是乔治·斯坦纳的演讲。斯坦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的演讲向来内容丰富，极吸引人，从《李尔王》到《第十二夜》，中间顺便会提到俄狄浦斯和《唐璜》。在演讲后，我与他共进晚餐。我觉得人在魏玛，同时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歌德橡树的阴影下，一个斯坦纳以优雅的文字道出高度文明与野蛮现象并存的不安的地方，与斯坦纳谈话应该特别有意义。但是我的日记中记录下的相关题材非常少：“不，他只想闲聊——我们尽量、不停、倾尽所能地，在大象（旅馆）的餐厅内谈了一个多小时。‘你最近听到雷吉乌斯教授的事情吗？’等等。‘噢，你一定很想念这些啰！’”我在日记中写下我的失望。今天回顾，我觉得自己不很公平，因为毕竟，超凡的斯坦纳教授已经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谈攸关人类文明的大事了。

无论如何，那个周末中真正值得纪念的，并非莎士比亚及乔治·斯坦纳，而是歌德和艾伯哈德·豪夫。

Wer den Dichter Will vestechen 

Muss in Dichters Lande gehen.

歌德曾写过，要理解他的诗句，必须先拜访他的家乡。而且，欧洲没有一个地方，比魏玛更能培养出如歌德一般优雅的作家了。首先是歌德的房屋，房屋内仍完整保存着他的书房和站桌。黑贝尔称那张歌德站立着写东西的书桌，是德国唯一值得骄傲的战场。然后是施洛斯·科堡（Schloss Kochberg），在那里，歌德暗恋着夏洛特·冯·施泰因，却与比较令他自在的克丽斯丁睡觉。然后是席勒的房子，旁边有两位诗圣的美丽墓园，一座在伊姆（The Ilm）和提福（Tiefurt）之间，一座在施洛斯大道上。席勒的房子，在两百年前的安娜——阿玛莉亚（Anna-Amalia）女公爵使用之后，成了线民IM“米夏拉”的居所。

魏玛不仅文风鼎盛令我感动，而且能与艾伯哈德·豪夫一家人共度周末，也令我印象深刻。我的日记中留下了在公园中散步和参观施洛斯·科堡的记录。艾伯哈德·豪夫矮小而瘦弱，用字遣词精确而略微老派。1950年代末，因为政治原因被莱比锡大学驱逐出校园以后，他便以文字编辑与撰写评论为生，尤其倾注大量时间编辑德国古典文学。他特别热爱东欧诗人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Johannes Bobrowski）。

我们一面散步，一面针对书籍、思想、政治进行深度对话。我在欧洲铁幕后经常与知识分子及教会人士进行这样的对话，然而，在西方却鲜少有机会如此。而那一天，除了对话以外，我还可以享受到在魏玛与一名德国古典文学者谈话的特殊魅力。当我们走过提福公园时，我感觉到在我旁边的，不仅是一位对古典魏玛有精湛研究的专家，而且他本身便代表了古典魏玛的一部分。他是古典魏玛的延续，而我们的谈话似乎伸展回到二百年前。我们当时的谈话主题，从赫尔德到托马斯·曼，一直盘踞于德国作家、思想家的脑中，成为他们重要但模糊的中心概念：：Humanität（可直译为“人性”，但是指饶富德国特色的人性）。

尽管各种介绍东德一般状况的书，对魏玛都赞美有加，但是豪夫博士可不心存幻想，他不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任何的一丝“人性”——虽然它将歌德的画像放在二十马克的纸钞上。在豪夫博士眼中，这个政权代表的是一切“人性”的反面。他告诉我国安部拆开他的信件，窃听他的电话，而他则如何抗争那些检查。有一次连他所编辑的一本书《意大利来的日耳曼信件》（German Letters from Italy），都被查禁。东德政府正在努力实践库尔特·哈格尔的思想。库尔特·哈格尔主张已经没有所谓的“日耳曼民族”，而只有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努力地将文字中所有“日耳曼”、“德意志”之类的形容词都消除掉。甚至连豪夫博士毫不相干的书名也无法宽容。

在离开前，豪夫博士送了我一小册他所编辑的书，现在，在我写作时，就放在我面前。《不合时宜的事实》（The Untimely Truth）是一本集结了格言、散文和题目为“有关宣传”的作品集。作者为一位几乎被人遗忘的19世纪初期德国作家，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生于理加的约赫曼，曾于1812年至1814年住在伦敦，受到当时自由思潮的启发，成为一名主张政治言论自由的积极分子。1975年，豪夫博士在为这本书写跋时，为了规避东德的检查尺度，他以一种双刃的笔法评论着这种颠覆性思想：“只因为（约赫曼）在写这些文章时，处于一个黑暗、原始、受压迫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仍能保存着他的学术自尊，并从知识分子的渴望中发出纯真的声音。当时，还没有人发现舆论纯粹为资产阶级利益所掩护的‘虚假意识’。这一点，一直到一二十年后，才被年轻的马克思看破。”豪夫博士的读者，早已知道如何在字里行间寻找文字的真意，并可立刻得到他想传播的信息，这使得该书第一版在出版后不久便全部售罄。

在我的这一本《不合时宜的事实》的蝴蝶页上，有一行手写的小字：“真理必须以战斗得致，以行动赢取，C. G. 约赫曼。相信这句话，以及类似这句话的所有真理。此致蒂莫西·加顿艾什，艾伯哈德·豪夫赠。魏玛，1980年4月27日。”

对我而言，那是一次令我非常感动而欢喜的旅行。但是，通过“米夏拉”的报告，国安部看到的则全不是那回事了。在报告中，我成为一名粗鲁、不受欢迎的客人。“晚上，G.故意忽视H.家人表示谈话到此为止的礼貌暗示，利用该家庭对他的善意，让他们同意收容他留下一晚上。”接下来，报告评估了豪夫夫妇：“两人都明显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根据我的判断，两人是那种会从西德的大众媒体中搜集资料的人。”不过，她强调，夫妇俩对“我们社会主义”并无仇视之意。最后，米夏拉强调要保护信息来源（也就是说，她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我们两家人知道此英国人的来访”。在寄出一份报告影本至柏林的同时，艾福特办公室的反情报组主任马雷施中校，加上一笔，说豪夫博士早已在该单位侦察的名单上。

一个月之后，“米夏拉”再度报告我去拜访他们，而我显然没有认出格奥尔格博士第一次婚姻时所生的女儿。其实，我在拜访他的前妻，也就是前菲尔比太太时，曾见过她。“米夏拉”说我发现错误后，感觉非常尴尬，而且说不出来我到底是对犹太人反抗纳粹主义感兴趣，还是对金姆·菲尔比感兴趣（答案为两者皆是）。她还听豪夫太太说，我又去拜访过他们夫妇俩一次，而且与他们的儿子，在耶拿读书的克里斯托弗，一起到歌德墓园去散了一次步。在页尾，马雷施中校指示继续采取行动：“米夏拉”应该与我建立起联络管道，并继续侦察在耶拿读书的克里斯托弗。对中校而言，一个已在监视名单下的家庭中的学生分子，很可能为系统带来严重的后果。在东德系统中，只要国安部在学生的记录上盖上几个污点，学生就可能遭到退学处分。在这里，“米夏拉”一个无伤大雅的报告，很可能会断送一名年轻人的前途。因为他们和我不一样，无处可去。然而，那危险，最终是来自我。

又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米夏拉”报告了我写给她的明信片内容，并将我在东西柏林的电话都列在上面。在报告后面的官方行动指示包括：要求柏林的总部查核电话号码。随后，Ⅱ/9部门回答，IM抄录的号码必定有错误。艾福特办公室送回来一份明信片的原件影印本，并令人毛骨悚然地观察道：“确认IM所给的信息无误。”签名者为“pp.马雷施中校”。荒唐的查核程序，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从6月到8月，而在这一段时间中，我搜集写书资料的工作几乎已全部完成了，而且已出发至意大利，准备着手写作了。

十五年以后，我将一些相关文件寄给了豪夫一家人，向他们解释有关档案的事，并要求至魏玛拜访他们，并询问“米夏拉”——如果她还在的话——为什么她当时要如此做，现在有什么可以辩解的话。我能够理解他们会对于我所从事的计划不以为然，而且我看了豪夫博士为我在《不合时宜的事实》前面所题的约赫曼金句后，相信我在1980年访问他们时，并不如国安部档案中所描述的那么不受欢迎。

过了一阵子，我从莱茵河畔柯尼希斯温特（Königswinter）打电话给豪夫一家，豪夫博士表示他们很愿意见我。我立刻驱车来到魏玛。豪夫一家人就像十五年前一样，热情款待我，向我保证他们从来没有不欢迎过我。“我们一直在回想，”精力充沛的豪夫太太说，“你来的那天，25日，那正好是克里斯托弗的生日。我们特别装饰了餐桌，放上蜡烛。然后，你出现在门口，我们邀请你进来。我记得，我把你安排在餐桌那个位置上，然后为你端了一盘菜出来。”又是普鲁斯特效应。“你表现得有点生疏，绝非‘她’形容的那么积极主动。”

我们针对档案本身和共产主义的遗留问题之类的事情，谈了一会儿。从谈话中，我想起国家安全部在当地的总部，其实和他们家就在同一条街的两头而已。魏玛再度成为两个极端的象征：同一条克拉纳赫街上，离开歌德和席勒的公墓不远一端，为豪夫博士的家；另外一端则为国安部。国安部的办公室坐落于一栋由亨利·凡·德·费尔德所设计的现代别墅中，与附近尼采图书馆造型很相像。豪夫的档案，1989年12月5日，当地人在激情中冲到国安部办公室之前便被摧毁了。豪夫一家也在冲锋的人潮之中。不过，高克办公室仍然保留了一份档案，解释豪夫为什么在1957年至1958学年中被莱比锡大学开除，导致他的学术生涯骤然结束。

在档案中，他被许多人谴责，其中之一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座的讲师瓦姆比尔博士。豪夫博士从莱比锡的电话簿中，查询到瓦姆比尔博士——电话簿中同姓者并不多，并将档案中相关的几页寄了给他。瓦姆比尔博士来信道歉，但抽印了他的档案中的几页，回寄给豪夫博士，显示他也因为态度越来越批判，不但于1974年被逐出学校，而且因为传播反国家的煽动言论被判了两年徒刑。写信时，瓦姆比尔正在申请平反，豪夫博士说：“这种案子很难判，还好我不是法官。”

然而，“米夏拉”又如何？根据豪夫太太说，他们和她不很亲近，反而和格奥尔格一直维持着亲密的友谊。有一天，格奥尔格带着他的女儿来到他们家，说：“有人推荐你［豪夫太太］是一名很好的小儿科医生。”回想起来，豪夫太太觉得推荐者可能是国安部。但是，她记得格奥尔格是一个诙谐、聪明、有趣的人。他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是1981年，他前来给豪夫博士五十岁生日道贺。当时肉品相当稀少，而格奥尔格设法从一家肉店买到了一些火腿、肉卷之类的东西，分了一点给他们。

相较于格奥尔格，“米夏拉”粗俗、自私，而且，豪夫太太说，在辛勤、纯朴的图林根生活中，“她竟然有胆说我们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要将公寓整理清洁，然后才去上班，而她呢，每天高来高去，搬弄是非不说，还雇用着一名清洁女工，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她竟然说我们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身为资深国家公务员，“米夏拉”非和国家合作不可。但是那并不表示她非做线民不可。为什么她要那么做？可能是为她个人的职业前途着想。即使在丈夫去世以后，“米夏拉”仍然继续在柏林的国家艺术经纪单位工作，而那个单位在恶名昭彰的国安部官员，亚历山大·舍克——戈洛考斯基（Alexander Scheck-Golodkowski）上校羽翼下，在经费拮据的共产党政府中总是能搞到大笔现金。豪夫夫妇从那以后没有再与她有任何联络，不过他们建议，或许可以从柏林的电话号码簿中查到她……

我一如过去，疾驶在前往柏林的高速公路上，汽车滑过千疮百孔道路的同时，脑中盘旋着一如往常同样的问题：区区一部档案，将如何开启过去的大门，让相关人士再度落入那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而被开启的过去，又将如何改变那原本已经掩埋的事实，就像考古学家将尘封的埃及古墓打开后，并不知道新鲜空气进去以后对古物会产生什么影响。

因为，我发现，经过档案开启的过去并非原样重现的过去。就算没有经过档案的开启，没有新的文件或另外一个人的记忆帮助回想，每个人的回忆也都随着时光的流转以及环境的变化，有的变得模糊，有的反更清晰，有的逐渐圆润，有的则越发尖锐。因此，豪夫太太对米夏拉的记忆，在1985年夏日东德政府仍然存在之时，与十年后我正准备去访问她时不同，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我展示新文件给她看以后，等于为她开启了一扇新的记忆之窗，但也因此关上了其他的窗门。她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对米夏拉或两人之间发生的事件的回忆中了。这就好像一个人在经过多年以后，对自己所钟爱的人做不忠的表白，或一对夫妻经过一件丑恶的离婚官司，会将过去两人之间所有共享过的欢乐时光完整、全部、永远、惨痛地摧毁一样。只不过，连这一份痛苦的回忆也会随着时间的流转而有所改变。

因此，我们所拥有的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时点的无限回忆：不但随着每一秒时间的流动而逐渐改变，而且偶然会因为某一个戏剧化的冲击、一项出其不意的表态等而有扭转的回忆。就好像电脑上的数码影像，每一个颜色、线条、细节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任意改变一样，在人脑中的回忆也经常在变换中。不过，和数码影像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记忆，也无法任意倒带，让自己回到最原始的记忆中。有人说“过去就好像陌生的外国一样”，事实上，过去是另外一个宇宙。

那么，托马斯·霍布斯所写并由詹姆斯·芬顿引用于他的《安魂曲》中，有一句话：“想象与记忆不过是一件事。”这句话有可能是终极的事实吗？有位波兰裔美国犹太作家耶尔塞·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将他的可怜身世公之于世，说他和他的小说《彩鸟》（The Painted Bird）里的小男孩很相似，作为一个犹太裔少年，自小被迫与家人分开，弃养于一个农村，以躲避纳粹势力。而且，他小时候很可能遭到暴力侵犯，在九岁时便被打得脑部受伤。科辛斯基的小说出版后，立刻被标榜为“大屠杀”活生生的证言，受到各方赞扬，成为畅销书籍。但是当研究者抵达科辛斯基所描述的农村后，却发现当地农民的记忆与科辛斯基的非常不同，他们称小科辛斯基不但从来没有被弃养、虐待，而且一直和他的家人一起躲藏在农村。如果不是农民的记忆有误，便是科辛斯基将记忆与想象混为一谈，使他相信小说中的事情真的发生在他身上。另外一个可能性便是他故意扭曲自己的记忆。他的朋友大力为他辩护。例如，爱丽卡·杨便说：“［这些事］他亲身经历与否，有什么关系？”

然而，不论如何加料，记忆毕竟应该是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是史实，与未曾发生过的想象之间应该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才对。小科辛斯基要不就是曾被虐待，要不然就没有，这中间不应该有灰色地带。就如同米夏拉要不就是一名宣誓的秘密线民，要不然就不是一样。

历史，就好像一件用许多不同质材拼贴而成的美术作品一般，这里一块硬梆梆的金属片，那里一张旧报纸，又覆加上一块布料。报告、调查者、历史学家从同一个盒子中捡出许多不同的质材，拼凑出来的是一张张与他们原始想象中的油画或水彩画感觉完全不同的拼贴。但是，每张历史的拼图不似诗或小说，必须要经得起历史对事实的测试。我所写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这个测试。这使得我的工作非常困难。

在柜台完成登记后，我进入了旅馆房间，找到电话号码簿。的确有一个号码，登记在“米夏拉”的真名之下。我考虑是否应该学狗仔队的记者那样，就这么出现在她家门口，还是像绅士一般先打个电话给她。显然，后者的失败风险比较大。然而，我拿起电话筒，拨了号码。“啊，‘阿许’先生，你在魏玛时曾经来访问过我们，对不对。我后来读过你的大作……”我向她解释我这次来柏林时间不长，不过有一件特别的事，想要见见她。我们约定了下午一个时间，由我去拜访她。“你一定有很多问题，”她说，“而我正非常期待你的问题。”

一栋高挑、灰色、典型社会主义现代式设计，而且以东德标准而言，非常潇洒、引人注目的建筑，坐落在一个绝佳的地点，显然属于特权阶级。一名身材高大、声调开朗的女人走出来迎接我：“哈罗，你好？”高鼻大嘴，鲜红的口红，金属眼镜背后是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配上长裤与高跟鞋，令人联想到玛琳·黛德丽（MarleneDetrich）。很有品味的室内布置，新彼德麦式家具。

“好吧，”她布置好了咖啡、蛋糕等以后，兴致盎然地对我说，“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真名］太太，”我说：“你是否有任何直觉，知道我今天要来和你谈的主题？”

迟疑片刻，或许比片刻还稍微长了一点。“没有，真的没有。”那句“真的”让我有画蛇添足的感觉。

于是，我告诉了她。

“是的，”她听完立刻说，“像在我这种立场上，有义务如此做。”每个月，他们都会来看她，她的秘书会说：“老板，你又有客人了。”他们自我介绍时，总是说自己是地方议会的人，但只说名而不透露姓，如“迪特尔”、“海因茨”等。谈话时，她公事公办，仅交代公事。难道我的事有任何公事成分在内吗？是的，因为格奥尔格和丽丝完全相信我在替英国情报单位工作，因此我的到访被划分为至少属于“半公事”。她总算是抓住了“公事”的一个边儿。

她以非常实事求是、至少在外表上看来非常自信的态度谈整个事件。但是，当说完以后，她非常紧张地问：“他们报告了什么？”我注意到她用的是“他们”，而非“我”。

我将报告的影印本给她，她开始阅读。她显然对她丈夫的细节描述感到相当震撼。

我问她平时他们是如何与她进行访谈的。“迪特尔”或“海因茨”手上有笔记本吗？是的，是的，他们都有一本打开着的笔记本，而且他们会非常小心地将每件事都写下来。一般人会合作。有义务这么做。尽量说出最多无害的事给对方听。这样，或许会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有的时候，的确会有帮助，例如在设法取得计划许可而遭到困难时，国安部会跳进来干涉，把事情摆平。而且曾有一次，发生过一件案子，是有关魏玛的搜集品中，两幅丢勒（Dürer）的画被美国大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偷到美国，为此而打起官司。当时她想，如果我们赢了官司，我一定会被派去美国，将两幅画收回来！结果他们的确赢了，但是文化部却派了别人去取画。她向国安部抱怨了一通。

无论如何，格奥尔格博士在他与丽丝·菲尔比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移民出国以后，死于1984年。在临死前，他仍表示相信社会主义。丽丝随后也移民维也纳，以便接近他们的女儿，“米夏拉”的继女。是的，丽丝曾为KGB（克格勃）做过事，但是到最后，她对一切均感到失望，并变得非常反政治。不久以后，她和格奥尔格博士所生的女儿也移民他国。她搬回柏林，提早退休，并以“反法西斯战亡遗孀”的身份，获取了极好的退休金。1987年，她还脱离了党。在一位朋友的档案中，居然还提到了与“犹太裔［格奥尔格博士真名］”的接触，非常令人震惊，虽然大家都知道潜在的反犹太意识仍然存在。“但是我并没有申请去阅读自己的档案，我不想这么做。”她似乎半信半疑地认定自己是国安部监视的对象，几乎是一名异议分子。

说着，她继续阅读我的档案，读那些她所提供有关我，有关豪夫一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关尚未成年的克里斯托弗·豪夫，等等，各种庸俗而怪诞的细节。金策尔少尉在下面批的行动指示是：调查学生克里斯托弗和他的一家，并指挥IM进一步接触。突然间，她将档案放下，说：“我读不下去了。我不舒服，想要呕吐。”转过身，她走到门口。当她再回来时，满脸是泪。她以呜咽的声音说：“那是无可原谅的行为。”即使如此，她仍尝试解释。

她的祖父是一名普鲁士军官，但是她的祖母是犹太人，因此，按照纳粹在纽伦堡法中的分类，她的父亲属于所谓的混血。不过，由于他是一名杰出的妇产科医生，SS（党卫军）依然不顾身份，在他们自己于图林根开设的一家医院录用了他。战后，他父亲回到勃兰登堡做资深医生，先成为社会民主党员，在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强迫合并、成立了社会统一党以后又成为当然的党员。当时，1945年，她还只有十五岁，感到万分兴奋，相信一切都将有一个新而美好的开始。她有信心他们将建立起一个更好的德国。当然，她说，以她的身份背景来看，新政权俗气得很，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意识。但是，一开始时她的确是信心满满的。逐渐逐渐地，失望一点点出现，在内心扩大。苏联摧毁布拉格之春，的确为她带来了极大的失望。但是一直到1970年代，她仍相信社会主义是比较优异的制度。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一直存在着，而且是她成人生活中唯一知道的制度。

1975年，她在魏玛得到了画廊的好工作。随工作而来的，便是“迪特尔”、“海因茨”的搅扰。在激动、断续的言词中，她非常生动地描绘出了她与政权当局合作的矛盾动机。在她心底，仍然残留着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信仰。她感到那是一个正式的责任，她说：“在像我这种立场上，我有义务这么做。”此外，她还希望利用国安部，让她能在这官僚主义游戏中取得优势：透过丢勒，到美国转一趟！另外，格奥尔格和丽丝真心认为我是间谍。说起来，东西之间，的确有一场战争在进行，不是吗？一场她的体制与我的体制之间的冷战。

她感到恐惧吗？

“是的，当然，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因此，大家都会想要设法解除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喋喋不休，将所有无害的信息细节都说了出来。“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当她眼光转至IM“米夏拉”报告影本时，她几乎再度无法自已地要哭了出来。我可以看到她金属眼镜框背后的双眼盈满了泪水。

“是的，该写封信给豪夫一家人。”她外表挣扎着回到原来的表情，内心则与过去的行为挣扎。

“但是，那与你被禁止入境无关，对不对？”

对，那是在我的书在西德出版以后。

啊，这就是他们的作风，总是只在意“西方”的意见。“那件事以后，我真应该多为自己着想一点的。”“现在你想写一点东西，想要看我的反应，对不对？好了，我有了这些反应，你高兴了吧？”她苦涩地笑了起来。接下来，她又问：“你会把名字都写出来吗？”

我向她解释说，我不想要伤害任何人，也不会用到她的真名。不过，因为魏玛和菲尔比的关系，她的身份很难不被辨认出来。至少家人和朋友会认出她来。

她被淹没在相互冲突的思考和情绪之中。经过一会儿，她开口道：“你能给我看这个档案，真的很好。”接着，她又说：“嗯，或许我可以告你，赢一大笔钱……不，不，对不起，刚才只是个笑话……不过，或许应该有什么保护……”

“我们压抑得那么惨……为什么我不去申请我的档案？因为我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有关我丈夫……天知道还会有什么在里面……我想那是我唯一大量报告我私人生活的时候了。我以为那是公事，但是……好吧，我希望你写的时候，把主观、客观的情形都交代清楚。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不过，或许那是不可能的。连我现在都不怎么记得了……”

我们两人的谈话在夕阳中结束。分手前，我能说什么？“真荣幸能够再见到你？”很不合宜。“我很抱歉把这些事加于你身上？”大概也不行。结果我说的是：“这些影印本就给你了。如果你想要加上些什么的话，请写信给我。这是我的地址。”

她回答道：“啊，牛津！”她最近还去牛津，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拜访朋友。丽丝童年时期的玩伴。“你写下你的电话号码了吗？或许下次我可以打电话给你！”

当我们在门口握手道别时，她并没有说“抱歉”。她只问：“你是怎么来的？坐车？”

不，坐地铁来的。

“非常方便，对不对？”显然她挣扎着想要表现出自尊和正常的态度，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确没有。

当我回到旅馆房间坐下，经过半小时，终于提起笔时，发现自己的手仍在发抖。

你一定以为这类的对话，每天晚上都会在德国各个地方的厨房、客厅中一再重演：痛苦的交手、真实的告白、友情的毁灭、生命的悬疑。日复一日，当强大的知识力量逐渐从国安部转移至高克机构的职员手上、再从高克机构的职员手上转移至像我这般的普通人时，想必同时会发生成千上万的交手、冲突。

让那些人自行发挥想象力，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自我欺骗之上，建立起自尊，难道不是比较聪明的做法？难道与他们交手、正面对质，会是比较好的做法？不但对自己好，因为自己会想要知道真相，而且会对他们也好？即使在她第一次的混乱反应中，“米夏拉”也说出了“你能给我看这个档案，真的很好”的话。

当我们谈话时，她强烈否认知道国安部将她列为线民。一开始时，我倾向于相信她的说法，但是专家与朋友都告诉我不要太天真：“他们都是这么说的。”舒尔茨女士退休以后，接替她工作的邓克尔女士对我提到，档案室可能会主动追踪“米夏拉”的档案。作为一般读者，只能拿到线民报告中直接与你有关的影印档案。如果你能够从档案中清楚、明白地建立起那名线民的身份的话，也可以通过正式的书面申请函，要求证实那些线民是否曾经打过你的报告。不过，作为一名研究者，我获得特别允许得以阅览线民的实际档案。

一名普通线民的档案分为三部分，每部分的内容登记有严格的规定。第一部分是线民本身的相关资料，从国安部如何说服他们与国安部合作，到做线民的书面承诺，以及他自己所选择的代号、他们随后所发的报告、私人信件的影印本、其他线民所提供他们的资料、国安部针对他们的可靠性的任何疑虑，等等。第二部分与线民的工作有关，包括他们在国安部的个案主管在每次会见（经常是秘密接头）中与他们晤谈的笔记，他们自己的书面报告，有关他们工作的年度考评，进一步行动计划，等等。第三部分则是所有花费和付给他们的各种“礼品”账单收据。

不幸的是，我在档案室中只找到了“米夏拉”档案的第二部分，而且还只有部分，而非全部。不过，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将近六百页的档案，涵盖了1976年至1984年，也就是魏玛年代的工作。一开始时，档案中记载着金策尔少尉对“米夏拉”的保证，用他的术语来说，“我们的组织”不会让她发生任何不幸的后果，虽然她在一次赴匈牙利的正式访问中非法携带现金出国。“米夏拉”得到这消息以后，大大地放心。她原本担心这事件会影响到她以后到外国出公差的可能。几星期以后，他再度拜访她，并记录下她已做好准备为“组织”——在专业领域内——工作的意愿。她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她丈夫对她说过一点替“组织”工作的滋味。她丈夫对金姆·菲尔比认识甚深，并且“在他放逐到英国时，曾替一些朋友工作过”（“朋友”是东德人经常使用的一个字眼，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指的是俄国人）。“她本人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种工作。”

两个月以后，她已能够报告自己成功访问了瑞士。瑞士对大部分东德人而言，是个只能在梦中成行的地点。金策尔少尉则对她证实他的掩护身份，说他来自地方议会。而在这时，我发现，“米夏拉”已呈交了第一份手写报告，最后署名为“米夏拉”。

不过，阅读档案时，必须要小心谨慎。稍后，在同一份档案中，出现了其他的手写报告，署名也是“米夏拉”，但是字迹却属于另外一个线民，他接替了金策尔少尉，专门周旋在各个线民之间（然而，这家伙——也不知道是“迪特尔”，还是“海因茨”——竟连正式官员也不是，只是一名专门管理其他线民的线民）。比较之下，早期的报告中的大型女性字体，可能真是“米夏拉”自己的。事实上，档案中还保留了几封给驻东德几个大使馆文化参事的手写信件草稿，下面的署名还是“米夏拉”的真名，不过被划掉，改写为“米夏拉”。

她的第二份报告是一件攸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情。在整整三页报告中，“米夏拉”抱怨大象旅馆内餐厅的服务不佳。领班格贝尔先生在许多英国客人面前对她极度无礼，还有英国人在事后一直拿这个来开玩笑。“更重要的是，”她写道，“格贝尔先生的独裁口气，很不适合国际旅馆。这种服务顾客的态度，我认为，无法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1976年9月15日，金策尔少尉特别提到，在下一次的约定会面中，他将正式延揽她为线民。会面将如往常一样，在她的公寓中进行。这个重要会面的记录并没有留在档案之中。我猜想，在建档的严格规定下，那份报告，加上她个人的宣誓文件等，一定被归类为个人资料，从而被归于第一部分中了。不过，在随后的档案中，她的地位被认定为IMV——与敌人有直接接触的线民。更往下看时，她更被指定为IMS——负责某特定安全事项的线民。而在整个过程中，她从未停止过说话。

例如，在那年秋天，画廊来了一个非常显赫的西德客人，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米夏拉”非常遗憾地写道，画廊的接待员在［真名］同志的鼓励下，表现得过度热心，“一直开门、鞠躬”。

接下来写的就没那么逗趣了。除了她休假或因公出国以外，每两三个星期固定与管她的上级晤面一次，报告她所监视者的政治态度：某某人对异议歌手沃尔夫·比尔曼的驱逐出境表示不满，某某人对“我们社会的各种问题，表现出近乎资产阶级的态度”，她到西柏林去拜访一名她自称为“最要好的朋友”以后，手写了一份长达五页的报告。

从阅读档案中，我可以理解到，一名线民如何逐渐地被拉进“组织”之中，就好像鱼被引诱上钩的过程一样，一开始的时候线民决心“只谈专业的事”，最后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可以出卖了。就“米夏拉”而言，到后期，她连自己的继女有一名西德男友都招了。在“对IM进一步指示”下，金策尔少尉写下了冷酷的几个词：Abschöpfung der Tochter。Abschöpfung是国安部另外一个专业名词。1985年的国安部辞典中，对它下了一个非常冗长的定义：“有系统地进行对话，以吸收目标的知识、信息，并评估通过其他人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如果非翻译不可的话，最接近的一个词，我想就是“打探”（pumping）了。换句话说，“米夏拉”接到指示，必须“打探”她女儿的行径，并将信息提供给秘密警察。

或许她真的以为自己在和“迪特尔”、“海因茨”聊天，以表现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诚的公民、“事无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说的都是一些闲话。或许她从来没有想到，所有她说的一切，都被如此详细地记录成文字——虽然，如果我对那份手写报告的分析不错的话，她其实对自己报告各种细节的做法，也并没有任何抗拒感。不过，从阅览自己的档案中，我已了解所谓的“指示”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关系并不大。或许在报告上会冷酷地写成abschöpfung der Tochter（打探），但是实际在访谈上只不过是一句轻松的问话：“你继女最近怎么样了？”不过，当她说话时，并不自知自己在说什么话，那只能说她不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公平地说，我想要知道的是，“米夏拉”的报告对她周边的人有没有造成伤害，那伤害有多大。但这些事实很难建立。政府规定档案中无辜第三者的姓名必须涂黑。就算我能够指认出那些被涂黑的人物姓名，我也无法取得、阅读那些人的档案，而只能够从看他们的记录中评估她的信息所带来的效果，并将这效果与其他管道的信息相互比较。因此，只有那些直接受到波及，以及那些选择阅读自己档案的人，才有权评判。不过，据我们所知，国安部对于IM所提供的信息特别重视。那些琐琐碎碎、看似没有任何重要性的信息被放在一起以后，杀伤力便相对加大，而那正是整个体系能作业的原因。

与此同时，虽然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她为别人制造了什么困难，但是我可以指出她因此而获得的益处。一个月以后，例如，内部的一份文件便显露，她不断出国并没有任何确切目的，而仅为履行一项特权而已。在讨论她未来赴日本之行将对党带来什么好处时，金策尔少尉注意到，“凡是指定给IM所做的人物，他们总是很快地接受并予以完成。IMV‘米夏拉’已取得操作知识与能力，他足以担当复杂的任务”。在这里，报告中特别用男性的“他”而不用女性的“她”，因为在国安部的语汇中，线民IM为阳性的字眼，事实上，国安部的确是非常男性的世界：只有百分之十的线民为女性。

1979年9月，我现身了。在下一次的会面中，金策尔少尉“指示”她应如何接近我。一星期以后，我仍然没有和她联络上。一个月以后，她仍然没有得到我的消息。“IM非常关切，他（应该为她）是否做错了什么事。他的疑虑可以减轻的。”在年底工作评估时，金策尔少尉很满意地表示，他（她）可以做（在最初进入组织时不能的）事情了。“最主要的一点，是与加顿艾什的接触。IM在与这一方面的工作，值得赞许。”

1980年至1981年间的报告，除了她个人至意大利及丹麦的旅行之外，断续提到我们间的接触，有的进入了我的个人档案之中。1981年底，一名化名“辛格”，专门管理其他线民的线民，接下了金策尔少尉的工作，而“米夏拉”也继续为自己的出国机会不断发声。1982年3月，记录显示“米夏拉”与“辛格”共同“评估”《明镜周刊》所摘录我的一本有关东德的书。6月，“辛格”恭喜她获得“功在祖国银质勋章”，并提到部里送了她五十马克为礼物。在接下来的一次会晤中，她大大地批判了丢勒。如果我没有和她见过面、谈过话，绝不会理解，其实她只是在发泄无法去美国的挫折罢了。

档案就此源源不绝，一下子报告她与瑞士大使馆接触的经过，一下子又是她对某一名手下的评估。“麦可”，也就是格奥尔格博士，生日时，还得到了一份部里送的礼物。“友善的聚会，有尊严的聚餐。”“辛格”记录道。另外，还有一次报告记录了她继女的新婚丈夫。

至奥地利旅行。格奥尔格博士病倒。线民告诉“米夏拉”在未来的痛苦时光中，“她（报告第一次以女性称呼）可以指望组织给予支持”。丽丝，也就是前菲尔比太太写信给她，说这次旅行到奥地利以后，将不会回到东德。

接下来便是格奥尔格博士去世，她从魏玛的工作退休下来，申请搬家至柏林。但是就在她离开以前，那最后的一份报告，对象竟然是一名已提出移民申请的艺术家……

当我在追查“米夏拉”向当局报告的琐细、有时私密而不为人知的细节时，偶然会停下来自问：我真的应该读这些资料吗？而且就算我应该的话，我的读者也应该吗？

许多作家或报纸编辑因公布某个人的私生活而受到公众批评时，他们通常会以“维护公众利益”为自己辩护。但是仔细想想，这些人所谓的“公众利益”其实是“公众兴趣”，也就是可以让书籍及报纸更畅销的卖点。然而，在我所经手的这些档案资料中，是否真的存在着所谓的“公众利益”，值得在使“米夏拉”蒙羞、破坏她与其继女关系的前提下公之于世呢？

有关这个问题的正式答案，可以在有关国安部档案的法律中获得解答。根据该法第三十二条，我可以在探索国安部历史及“政治教育”的前提下，超越保护性利益（protection-worthy interest），阅读及出版档案中“现代历史人物，保有政治或正式职位者，曾经在国安部担任全职、半职或义务提供情报者，因国安部的工作而获得利益者”的相关资料。

然而，什么才算是“现代历史人物”？要如何才算超越保护性利益？一位高克机构的法律专家给了我一个解释。所谓现代历史人物，用俗话说，也就是“公众人物”。不过，根据德国法律，“绝对性”和“相对性”历史人物之间有所分别。所谓“绝对性”人物为希特勒、丘吉尔之类的大人物。而“相对性”则指仅在某一个历史的时与地，可以凸显出重要性的人物。至于保护性利益，则是指个人私生活中的一些敏感性细节，知道了也绝对不会进一步理解国安部的运作。

在实际操作上，高克机构的员工在为查询者准备资料时，随时随地必须运用个人的智慧，即时做出判断。例如，他们必须先阅读档案，划掉“受影响的第三者”名字而保存“现代历史人物”名字，另外他们必须将有“保护性利益”的段落遮掩起来。“米夏拉”的档案中，便有好几段这类文字在这个前提下被遮掩了起来。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高克机构的员工既然有判断之实，自然也就应负法律之责。但是，我错了。根据法律专家的指点，如果出版的话，我是唯一需要在法庭上解释为什么如此做的人。因此，正如“米夏拉”所幻想的，她可以在法庭上与我相见。不过，我倒不担心她或其他人会对我提出诉讼，因为我关切的不是我在法律而是在道德方面的责任。例如，我时常想，为什么不能将有关她继女的部分割舍就算了？还好，经过仔细搜寻，我找到了她的继女，向她解释了情况。她在申请查阅自己的档案后，已经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并断绝了所有的关系。“米夏拉”的亲生女儿也在同时发现了事实。

但是，“米夏拉”和她周边人的关系仍未能解决。在我写这本书时，曾将这问题就教于友人。有的人认为我应该放“米夏拉”一马。“否则你就变成和她一样，”他们说，“你也变成一名线民了。”但是也有人认为我当然应该公之于世，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趣，的确，但是，光有趣是不够的。我最后仍然决定公之于世——但将名字划掉——主要还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可以达到一个更大的目的。在将这个故事出版的同时，我得以从鲜活的细节中烘托出一个完整的形象，表现出一个人是如何地被吸入秘密警察的绵密网络，并确切地指出通敌的下场将是如何的。

第六章 IM“舒尔特”

我和线民“舒尔特”接触过几次。就我记忆所及，我们的谈话仅限于第三帝国，然而，他对我的行动所打的报告却至为详细。他唯一无法详细叙述的，就是我在普伦茨劳贝格区的住所，因为那实在太乏善可陈了。不过，正如“舒尔特”自己很遗憾地在一次会面中所说的：“总体而言，我们的‘工作午餐’对我而言，并不十分成功。”

我从日记中很容易便追查出“舒尔特”这一号人物。他是一名中年人，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我们很不巧，在一次女王生日庆祝会上相遇于英国大使官邸的花园中。我还记得他壮硕的身材、微秃的头顶，虽然英文流利，偶然也能丢出一两句智慧的语言，但是一般而言是个相当无趣的人。

他似乎属于那种线民：会花上无数小时，用打字机或手写的方式记录下所有无聊而烦琐的细节，而一位高克机构的专家告诉我，这种线民还不少。他们就把国安部看成笔友一般，不断地写、尽量地写、详细地写。而这种报告所能够制造的效果，可以用只有水塘深度来形容。就以“舒尔特”教授在英国大使馆中与三等秘书共进午餐后所打的一份报告为例。那份报告里面恰巧谈到了我，所以被放进了我的档案之中。“与英国怀尔达什先生见面的整个气氛，”IM“舒尔特”记录道，“非常公式化，但是比我原先想象的要传统。（这会是一般年轻人看到教授后，故意与他保持距离的结果吗？）我经过非常痛苦地挣扎，决定点一盘捷克家乡菜（饺子），而我的同伴则选择了鸡肝为主菜。他虽然是开车来的，但仍喝了两至三瓶的皮尔斯啤酒。”我不知道现在排起来长达110英里长的高克档案中，这类毫无内容的东西到底占了多少，20英里还是40英里？

不过，从阅读“舒尔特”本人的资料中，我逐渐了解到他为什么那么做。当我申请调阅“舒尔特”的档案时，竟然将三个相关部分都完整地调了出来。第一部分是两大厚夹，第二部分多达四本，连有关花费记录的第三部分都意外地相当扣人心弦。三部加起来，成为一部极令人感伤的故事。档案开始于1960年。当时的“舒尔特”刚到一所地方大学教英国文学，是一名年轻、很自我中心的学者，年纪刚过三十，还没有结婚，过去学历完整，战争期间还短暂地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团。他的系主任认为他有的时候太不拘小节，但一般而言，工作很有新意，值得赞许。当时，他还刚以总理英语通译的身份，从亚洲旅行了一趟回来，可见英语口译造诣非泛泛之辈。

然而，在那之后他被人举发，说他在酒吧中行为不检，喝酒过量后对同性学生有不当的性挑逗行为。有一名学生非常详细地报告了一次事件的经过。在酒过多巡以后，他开口邀请这名学生至他的公寓中，并开始挑逗这名学生。“‘舒尔特’然后说，如果（学生）把他的皮短裤脱掉，他就去酒窖再拿一瓶酒出来。”“舒尔特”则以长达十页的报告回应这项指控，里面引用了各种参考资料，以表明同性恋在欧洲文化史中的地位。他懦弱地为自己抗辩。关于他的行为，他写道：“严重违反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以后，他将“努力不负同志的荣誉”。

接下来便为一连串与“候选人”的前置谈话作业。档案没有明确记录任何勒索行为，不过倒写下了1961年12月29日早上9点至11点半，在地方政府大楼内举行的正式延揽访谈过程。在其中，“舒尔特”非常详细地评估了许多大学同僚。档案后面附了一个特别的棕色信封，上面以印刷体写着“宣誓”的字样，然而那张应该是发誓效忠国安部的宣誓书却不在信封内。档案的第二部分开始，巨细无遗地保存下他从1962年的工作内容，包括所有对同僚、学生、认识的人的观察。与此同时，第一部分继续收进其他线民对他的观察（到1970年时，他仍然喝酒喝得相当凶），以及他与人往来信件的影印本。第三部分记录下他报销的费用：5马克的食物及饮料，28马克的葡萄酒及雪茄，100马克的电话费，200马克的旅费，以及偶尔对于他优良表现的奖赏。

1975年的记录中，有一张他因“忠诚服务国家人民军”而获得铜牌奖的证书。证书上特别表扬他是“对国家安全部诚实、良心、忠诚服务的表率”，下面还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埃利希·梅尔克的签名。

“舒尔特”显然对国安部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他居然在英国大使馆和一等秘书见了面。他在他个案负责人的密切协助下，非常热心地继续保持这份友善关系。档案中留下了那名和蔼的一等秘书送给他的《企鹅现代诗人诗集》（Penguin Modern Poets）每一册的封面，以及他们之间信件往来的影印本。在第二部分的第三册中，我们发现他开始享受特权，远至剑桥的彼得学院参加有关英国文学的会议，接下来免不了又对其他数名同时参与会议者详细地品头论足一番，尤其特别点名雷蒙·威廉斯教授，评论他为“进步派公民”。

在第四册中，我出现了——他很不甘心地提到，我喝了他不少白兰地。这么写，或许是希望国安部还给他一些吧。（根据第三部分的账单记录，在下一次的会面中，他的个案主管给了他200马克，显然是针对他去了一趟柏林的报销，应该够他买上好几瓶白兰地的了。）这段期间，他提出了另外一份到英国去开会的提议书，在1980年春，到英国大使公馆晚餐，主客为乔治·斯坦纳（“斯坦纳教授立场不变……”），到了秋天又至大使公馆进了一次晚餐，并报告我搭了路透社的马克·伍德的便车一次。同年12月，他得到300马克的奖金，并以积极与英国大使馆接触而受到赞扬。在记录中，有人听到他对朋友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直在崩溃中。”像这样的人，当然不容易获得银色勋章。但是，与特工的会晤、报告、小礼物则持续在进行中。1984年3月，他建议当局让他去波兰一趟，尝试与当地的英国外交官建立联系渠道。那时候，英国已在华沙设立大使馆。总而言之，他总是在想一些小游戏，骗到国安部的经费，能到外地旅游一下。

我翻回到第一部分，发现里面折着另外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结论报告”，日记为1984年10月4日。“最后一次与IM‘舒尔特’见面。”报告上写着，日期为1984年5月16日。同年10月7日，“舒尔特”意外死亡。享年57岁。骤死后“没有产生任何政治或作战上的后果”。

第七章 IMB“史密斯”

重要线民IMB“史密斯”对我批评加讽刺。他说我给人的印象“相当随便（明明需要打领带的衬衫，不但不打领带，还把领子打开……）”。

他非常正确地将我定位在“受自由人文教育长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态度倾向开放、民主”，并觉得我“常带着一份天真的好奇”，随时寻找机会，学习新事物，有时候喜欢在“酒店的角落”，与年华老去的工人也就是那些还记得［纳粹］时期的老公民谈话。

我一点也不记得这个“史密斯”。我的日记中只有一次记录“在柏林洪堡大学与一名老英国共产党共进长长的午餐”。在连续调错档案好几次后——一个档案库中“史密斯”数目繁多可想而知，我终于找到了所要的档案。他的确是一名英国人，原来在一家工专教书，1970年代转至柏林洪堡大学任教，并与一名东德女人结了婚，安定了下来。档案中的第一部显示，文特少尉申请与此人建立联系渠道，以便利用他的“特殊背景”。文特建议由他假装市政府职员，打电话给他。结果两人晤面后，文特自我介绍为国家安全部的海因茨·伦茨，他们从西柏林的一本有关西方情报组织的书中发现了他的名字，看起来情况不妙，因此他们需要他的合作，把这件事摆平。换句话说：他需要证明自己无罪！

这一招果然管用。不到一星期，文特少尉就与——当时暂时被定名为“医生”的——未来线民见了面。又经过两个星期，线民候选人正式签下了一张承诺书，答应以后在秘密基础上与他们会面。在档案第一部后半部中，我找到那个上面写着“宣誓”的棕色信封袋，里面有一张“医生”亲笔宣誓书，保证自己将“自动自发，支持［国安］部的工作”。同时，为履行这部分工作，我“为自己选择代号‘史密斯’”。到1981年，他已成为IMB。从1980年开始，IMB取代了IMV（如“米夏拉”的身份），成为重要线民的代号，不过在内容上，大致换汤不换药，表示最高阶层的线民，可与敌人直接接触。

作为一名英国人，你会一直自问：如果英国也成为这样的一个警察国家的话，我们是否也会同样出现大量线民？摆在眼前的就是一名英国线民，而且他还忙碌得很呢。在第二部中，从开始直至1986年，他前后提出了600页的报告，填满了三册档案夹。最后的一册档案已经不见，或许仍然被置于文特的办公室档案柜内，也许已经被撕碎或烧毁了。

刚开始时，“史密斯”交代了许多他与英国大使馆的关系。当他们要求他对西柏林的英国办事处的图书馆提出报告时，他写了一份地形描述，还绘制了一张非常详细的地图。接下来，他们给了他一张打字的正式命令，要他去英国一趟，并告诉他如果英国“特情组织”找到他的话，应该怎么做：不要紧张，表面上千万保持冷静！他的任务，便是到伦敦市中心仔细观察位于春园（Spring Gardens）的英国办事处总部，详细记录下来并绘制成草图。这种事显然“史密斯”并不很擅长，在同一个档案中，附了一张他画的地图，首相府、特拉法加广场、购物中心，然后是春园，只是位置全放错了。

不久以后，他又接到另外一项正式指示。1982年12月4日11时至13时，他必须至西柏林欧洲中心的“玉石餐厅”（Jade Restaurant），观察一名女性和她的同伴。任务完成后，他收到150镑的差旅费用。他在那内容平淡无奇的报告中，居然怀疑餐厅内的中国侍者在观察他。

就在这些愚蠢可笑的任务之间，他以手写报告详细交代了与我的相遇，以及其他在东德的英国人的生活细节。然后，为了执行我的档案最前面所指定的执行计划——“在考虑了线民所有主观和客观可能性以后”——他们给予他非常详细的指示，告诉他应该如何再度建立与我之间的接触。指示中说明他应该通过英国大使馆的怀尔达什先生，先找到我在什么地方，但是态度千万要随意。“千万不要说教！”文特特别提醒道。“史密斯”显然有教书匠的习性，喜欢说教，而不喜欢与人对话。他与文特约定，他将写一封信给我，请怀尔达什先生转交给我。档案中还收有当时的那一封信。或许我还记得我们过去见过面？他读到了我所写有关波兰的文章，因此想要与我进一步讨论：

如果任何时候，你在柏林（不论东西），我都极乐意与你见面，并聊一聊相关的事。如果你还写了其他文章，请不吝给我一份，将不胜感谢。（我想不用赘言，当你送文件时，请勿寄至我的个人地址，而寄至英国大使馆，并附上字条，指定收件人即可！）

“我想不用赘言”可真得我心。他的意思就是，你知道的，我怕国安部。

我现在已完全记不得曾收到这样的一封信。无论如何，它经过了十五年的时间，以档案的方式来到我的手中。

到1986年，国家安全部似乎已受够了“史密斯”只知道长篇大论地对他们说教欧洲政治，而不给他们所想要的各种有关人的肮脏私事。我开始看到文特少尉在前面提到的“史密斯”教授的主观条件限制。到1986年中时，记录突然停止。

他的名字就在电话簿上。“喂，”我说，“或许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见过面？”

“很模糊。”

“吃个中饭？”

“可以。”

一名英国人可以完全混入东德人群之中，在街上毫不显眼？如果是“史密斯”，答案就是肯定的。带风帽的夹克，咖啡色长裤，白袜子，咖啡色鞋子。（连文特少尉都忍不住记录道，“史密斯”穿着“干净”，但是没有流行感。）他脸色红润，略带雀斑，笑起来有点紧张。

“来个鸡，如何？”

好的，他用德文说：“嗒。”

现在该我告诉他。我正在阅读我的档案，其中出现了一名线民“史密斯”，不时地便打我的报告。而那个“史密斯”看起来就是他。

“这很有可能。”他说。

我不需要再说什么，他便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叙述他们如何接触他，从第一次假借“市政府”之名打电话起，娓娓述来。他当时非常担心，还以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来与他接触。等到按照电话约定，双方在柏林洪堡大学门口见面，找到一间空教室进去后，“海因茨·伦茨”掏出了他的国家安全部证章。当时，他至为震惊，但是仍比不上“海因茨·伦茨”告诉他被西方情报组织盯上的时候。他说，“伦茨”当时是用一套“相当沉重、很像在‘007’电影中出现的词句”，交代故事的前因后果。等“伦茨”讲完时，他已进入完全慌乱的状态。他很害怕他们会将他驱逐出境——果真如此，他的妻子岂不将永远陷入铁幕之后？他回家与妻子商量。他们决定合作，以证明他是值得信任的。

这决定显然非常错误，但是背后的动机是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的。不过，他接下来解释道，他原本以为通过国安部可以和这个国家建立起沟通的渠道，以他微不足道的力量做到著名的宗教领袖曼弗雷德·施托尔佩[1]所希望能够通过与国安部的接触而做到的事：将政治信息传达至最上方。根据档案，施托尔佩的代号为IM“秘书”，后来成了勃兰登堡的社会民主党总理。像东德这样的国家，最糟糕的地方便在于它没有“公民社会的架构”。他想要弥补社会的不足。

他当时认为国安部只是“后面一个小房间的作业，和英国的MI5差不多”，一直到1989年，他才发现原来那本身就是一个大帝国。从那以后，他便很注意媒体上的相关报告，发现很多人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竟然监视朋友行为，帮助组织将他们“定罪”。

他是有“原则”的人，在和国安部谈话时的原则，便是尽量谈政治与社会议题而不谈人。他也很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坚持这项原则。我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拿出一份他写的有关我的报告。他显得有一些慌乱，开始躲避我的视线。他说他觉得非常“不舒服”。“很不夸张地说，觉得非常后悔。”

他最近开始反省，他们告诉他有关西方情报组织的书上有他的名字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到是哪个西方组织？他当时完全相信了他们的话，但是时至今日，他觉得故事是那些人捏造的可能性为“四六开”。

我告诉他，故事的确是捏造的。

接着，我问了他有关“玉石餐厅”的过程是否非常刺激？就像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一样？

不，他简直吓坏了。他以为要被枪毙了。在事后，他要求他们再也不要让他去担任那种任务。不过，他很高兴有机会能够用马克买一些西方的书籍、报纸。

英国办公室的地图，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再度流露出窘迫的表情。他以为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测验”。他和会面的官员说话的方式，就像我们两人现在这样。而在那段日子中，他前后和不少的官员打过交道。但是，这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档案中有那些文图并茂的笔记，就好像那些草图画得那么详细，该如何解释？“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差。”他说，他和官员见面时，都一面看笔记一面谈话，话说完了，就将笔记交给对方。那些官员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奇妙组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海因茨·伦茨告诉他，部里面已经决定他不是西方间谍，为表达相互之间的信任，“我们建议你以后不要说比较正式的‘您’，而以比较不正式的‘你’称呼。叫我海因茨，继续说出你知道的。”

至于他所打别人的那些小报告，他真心认为那些只是无关痛痒的。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那些他长篇大论叙述的一般性政治分析。我指出，那些分析对他重要，但是对他们可不重要。他们唯一有兴趣的，就是他认为微不足道、无关痛痒的细节末枝。他们将各方搜集来的这些信息放在一起，以考古学家拼起埃及古陶瓶的精神重建过去发生的事情。是的，他说他现在对这点已充分了解。

在午餐结束前，他非常紧张地问：“你会提到我的名字吗？”他希望我不会。

我说我不会。就让他继续以“史密斯”存在吧。

几个月后，我在柏林就应该如何处理共产党的过去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讲。我相当详细地谈到了国安部档案，并举我个人经验为例子。演讲过后，不少人上前来找我，其中之一便为“史密斯”。看到他，令我感到相当意外。他给了我一个信封。当我回到旅馆，将它打开，发现那是一封信。他说他已申请阅读了自己的档案，希望能够再度与我晤面，并“考虑其中的个别观点”。

附在信件后面的，是一篇长达三页的文章，题目为《一些有关国家安全部的想法》。里面一点也没有提到他自己与情报机构的关联，而以非常一般的方式检讨问题，就好像一位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学者对另外一位学者提出他的观点一样。例如，在文中他写道：“国家安全部档案反映出该部的自我形象（从报道、阐释的方式以及从文字中的专有名词等方面）。任何人，凡是熟悉文本分析或了解问题感知及文字创作目标理论者，就知道在阐释这类资料时应该要特别小心。”

在整篇文章中，“我”这个字眼，未曾出现过一次。

[1]曼弗雷德·施托尔佩（Manfred Stolpe），生于1936年，两德统一后曾任德国交通、建设和住房部长（2002—2005）、勃兰登堡州州长（1990—2002）。

第八章 IM“R太太”

我第一次遇见R太太，是在柏林一个小型反法西斯运动的展览会上。六十来岁，一头白发的她，不但风度好，言语有趣，而且风姿非常出众。她出生于一个非常富裕而且有文化的德国犹太家庭，在1930年代初期希特勒当权不久当她还只有十几岁时，便投身共产党，并因此被学校开除。随后，她与人生的伴侣相逢，追随他至莫斯科。两人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不久以后，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被捕，在苏维埃集中营一待便是十几年。而她也被迫到所谓的“劳动军”中工作。有一段时间，她的儿子还被送进了孤儿院。

经过很多年以后，在1950年代中期，他们想办法回到了共产党治下的德国，又生了一个儿子。虽然她丈夫一直没有完全从集中营的苦痛中恢复过来，但是至少她自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有一些思想相近的朋友，并能和宝贝子女生活在一起。然而，就在柏林墙筑起前不久，她的长子与媳妇带着出生不久的婴儿逃到了西柏林。她足足有十年没能再见到他。

在这么多个人悲剧都因此而起以后，一般人一定以为她会变得积极反共。但是，她以一种安静而哀愁的热诚宣称，她依然相信共产主义将带来终极正义与伟大。我暗自猜测：她是否用这种思考方式来合理化自己所受的苦难？如果终极目标是正义与伟大的，那么她所受的苦难就不算白费。她今天虽然受了一点苦，但是却可以帮助其他人在明天更理解共产主义一点。

在对话中，她毫不自怜自艾或做出无病呻吟的样子。相反，她充满了好奇，说话风趣而有内容，判断更是精确敏锐，毫不犹疑地以实事求是的语气，从她略带鼻音的声调中吐露心声。我们两人一拍即合。我的日记中记录着，我是多么喜欢到她安静的公寓，在镶花地板与木制书架的环绕中，与她共进晚餐。另外，我还在观赏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的舞台剧《律师》在东德首演时，意外地在戏院中碰到她。《律师》一剧内容为一名前纳粹军事法官，当年为了许多小事将很多人判处死刑，后来成为西德的高官，却被卷入了一宗丑闻之中。

1980年4月15日，我发现，我们去看了一出东德有名的后布莱希特剧作家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的戏剧《农民》，然后回到她的公寓，“交心”对话许久。根据日记的记录，她对我说：“噢，如果你是我儿子就好了。你的父母必定费了一番心血把你养育得这么好。”我当时还在想，这句话出自一位德国犹太共产党员，不知道我的父母会作何感想。我同情她，景仰她，将她视为我的朋友。

所以，当舒尔茨女士交给我一份档案中的抽页，将她列为主部门XX处之下一个操作团体的线民时，我感到万分的悲伤。主部门XX处主管的事务直言之，便为渗透、监视文化生活、大学、宗教和他们所谓的“政治地下活动”。抽页中的第一个报告便令我感到非常惊讶：剧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告诉她，他认为我是英国间谍。我的确在那以前与霍赫胡特见过面，并谈过话。“进一步布置线民，”报告下结论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

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日期为1980年4月28日，开头便写道：“根据指示”，“已开始建立HVA XX/OG的一名线民，与英国公民加登艾什，蒂莫西（Gardon-Ash, Timothi）（就是我，拼写显然有误）两者之间的接触。”然后，报告记录下我们一起去看海纳·穆勒的舞台剧，以及随后两个人以我对纳粹时期的反抗运动的研究为主题的谈话。“当线民提出看法，认为这项研究英国早就该做，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已克服了这项历史包袱，加登艾什显得很不以为然。他否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存在着任何法西斯倾向，并强调他在那里有很多好朋友。

“加登艾什似乎对魏玛印象非常深刻。他希望在短期内再度访问该地，参加当地的莎士比亚会议。

“IM再次提到罗尔夫·霍赫胡特（以下模糊不清），说他认为加登艾什为英国间谍。艾什的回答是罗尔夫·霍赫胡特和很多其他人一样，看了太多不正经的报纸，觉得在海外的英国人中两个就有一个是间谍。他一点也没有显露出任何窘迫的表情。”

第三份报告，抽自同一册档案，记录了我与柏林反纳粹运动下的共产党幸存者会面谈话的情形。我不清楚那份报告出自R太太，还是同一个操作团体下的其他线民之手。当我被问到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时，我显然说了牛津、剑桥传统上会指定这类题目之类的话。“根据国安部资料来源（亦即国安部线民）暗示，当提到在20及30年代共产党的朋友都来自这些大学（金姆·菲尔比），加登艾什的反应是无言的讽刺表情。”

十五年后，我再次坐在同一栋公寓、同一张沙发，只是感觉完全不同了。R太太已经非常老，不过仍然与往日一般敏锐。当我告诉她我为什么再度来看她时，她说：“噢，那我该怎么办？从窗户跳出去？”她完全否认自己知道国安部将她列为线民，并从头便拒绝看我带去的档案资料影印本。

然后，她提醒我，她在她所深信的共产主义下所受的痛苦有多深。“不，蒂姆，”她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她——自怜自艾地——提到了劳动军中的痛苦、她死去的丈夫、远方的儿子。我们两个人心里都有数，她是故意要利用这些事情来改变我对她的评价。她讲的故事确实十分沉重。不经多久，我便忍不住告诉她，我并无权坐在那里评价她这个人。我会为她保守她的秘密，请她安心欢度晚年。

但是当我要离开时，我可以从她眼睛中看得出来，做线民的那一段往事将永远困扰她，或许并不因为她曾经通敌——毕竟，当时她是一名居住在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员，而是因为是有档案可查的线民。线民的形象是低贱、下等的，与她在人生刚开始的时候，将自己设定成的为美好新世界而奋斗的骄傲、勇敢的犹太女孩是多么不同。另外，她还无法完全挥去秘密可能被我或其他人曝光的阴影。

回顾那一次的拜访，我几乎希望自己从来就不必面对她。我有什么权力否决一位历经苦海煎熬、最后选择遗忘的老太太的愿望，而我从暴露她的事情中又达到了什么崇高的目标？

第九章 波澜壮阔在波兰

从1980年秋起，我的档案尽是与波兰相关的事情。一纸国安部内部文件写明我将至波兰旅行。他们怎么会知道？报告中非常仔细地记录下我与一名驻波恩“反苏联俄裔移民杂志”编辑的谈话，内容是有关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KSS‘KOS’”的事情。他们是窃听了我的电话，还是那个编辑的电话？同一纸文件中，还提到另外一个情报来源说：“因波兰的情势发展，美国某不明单位已经派遣两队人马入驻西柏林‘魔鬼山’监听站[1]。”文件后面附上了我替《明镜周刊》写的有关波兰情势的文章。似乎就凭借着这些文章以及我与波兰“反社会主义力量”的关系，他们决定对我展开全面的调查。

当时，我已搬回西柏林。1980年10月7日，当恩格斯卫队结束阅兵，枪杆上插着康乃馨，行军离开现场的那一天，我正好开车经过查理检查哨，回到普伦茨劳贝格区的公寓取回剩下的一些衣物、笔记，搬至西柏林的宽敞公寓之中。我继续在维兰德街居住了一年，为西德的一家出版社与读者写了一本有关东德的书。《明镜周刊》在1981年该书出版时，同步刊登了部分的书摘。在那一整年中，我其实真心关注的是在团结工会的革命浪潮下危机不断的波兰。

国安部对团结工会的“兴趣”甚至在我之上。当我在格但斯克造船厂与罢工工人在一起时，马可·沃尔夫上校同志正在华沙，非常急切地对他的同僚谈到波兰情报工作的状况。他们对他保证，波兰共产党绝对不会让工会独立的。沃尔夫飞回东柏林，打电话给外交部长，并报告他所获得的最新内部情报。外交部长对他说：“你难道没有看到最近的新闻吗？”10月初，梅尔克部长告诉国家安全部的资深官员，波兰所发生的事情将攸关东德的生死。在基层方面，我从周边的线民的档案——从“舒尔特”到R太太——发现，每个人都要求询问一般人对团结工会的反应。整个国家安全部都动员起来，试图诊断出东德是否会罹患“波兰症”。

波兰本身已成了东德秘密警察的“作战区”。原来只有共产党阵营以外的区域才会被划为“作战区”，但是现在波兰所有的城市和柏林的一个特定“工作团”内，都有他们的“作战团体”。就是通过这个作战团体，他们在我访问波兰时，安排线民与我搭上线、取得联络的。虽然我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实际行动过程，但是在我的线民档案中发现不少在我的档案中不存在的材料。如果波兰有一天如德国一般，决定公开他们手上的秘密档案的话，我可能会挖掘到更多有关我的事情。

其他的档案中的材料，包括我从东柏林搭机至波兰之际，在机场内翻开我的行李所翻拍的各种私人资料，例如我的个人笔记，对波兰政治人物、地理情况的各种剪报，收到的名片，甚至连我随身携带的书本封面，以及我个人笔记本内的手写笔记，也没有放过。

在我个人笔记中，我凭着记忆，写下不同异议分子对言论自由的观点，并为它们取名为“就好像”（As If）原则。我想起一名当代波兰诗人理查德·克利尼斯基（Ryszard Krynicki）为波兰最勇敢、最具性格的异议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写的一首诗：

是的，的确，我们不知道当下活在这里时

你必须假装

你其实是活在另外一个时代的另外一个地方。

在抄录了这节短诗以后，我还加上了苏联异议分子安德烈·萨哈罗夫以及一名德国朋友加百列·贝格尔对那句诗的意见：“萨哈罗夫：日常行为，就假装你住在一个自由国家一般！贝格尔：就好像国安部不存在一般……”贝格尔曾因政治理由被东德监禁过一段时间。在这个国安部档案中，又给他们抓到一个小辫子。

我现在在牛津，翻开当时的那本笔记，发现在一个大雪纷飞的1月早上，我坐上一部巴士，匆忙通过柏林墙，来到东德的机场。“边境的黑雪。”然后：“海关的官员。详细阅读过我护照的每一页。一个信封内装了两千马克。他带着询问的眼光问我道：‘是你的吗？’”在此同时，正如我现在所知的，他们正赶忙拍下我行李内文件的内容。在笔记的下一篇记录中，我写道：“一名中年男子，在东德国营航空公司喷射机内。着羊毛短外套，脸上表情就像是那种典型日常生活一成不变的人。”

到华沙机场后，又是一番详细搜索。避开机场门口那些行径与海盗无异、坚持用西德马克或美元计价的出租车司机，我找到一部破旧的捷克制的国民出租车，蜿蜒穿过冰雪覆盖的灰色街道，来到我的老巢：欧罗佩斯基旅馆（Hotel Europejski）。欧罗佩斯基曾经是华沙最时髦的旅馆，但是当时已显得相当破败（我非常高兴获知，专门描写破败风物的大师格雷厄姆·格林也曾住过这里）。在旅馆内打了几通电话，发现电话线上有奇怪的杂音。接下来，事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斯比塔纳街上团结工会的办公室内嘈杂沸腾，角落上一台古老的复印机不断地在工作，办公和非办公的人三五成群，以比任何饮酒派对都大的音量对谈，工人与教授正七手八脚努力将最新但已相当模糊的公报张贴至临时的角架公告栏上。在街角的咖啡厅，雅内克、朱安娜、安德烈，烟不离手，茶不离口，一面开玩笑，一面认真谈话。一阵呼啸，几个人就起身往电车司机站而去。电车司机已威胁罢工多时，随时可能成真。公共运输工人的领袖是二十八岁的沃伊切赫·卡明斯基（Wojciech Kamiński），是一个眼光锐利、蓄小胡子、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他的父亲曾在西方的希特勒反抗军中打过仗，回到波兰以后，便被波兰共产党监禁起来。现在轮到了儿子的时代。

我很快来到波兰偏远的东南角，发现当地的农人也在串联、团结之中。掩盖在白雪下的木造农村房屋，脸庞宽大的农人，编织着篮子的村妇，令人不禁错觉恍如回到好几个世纪以前。我再度以冲锋的速度回到华沙，参加团结工会全国领袖间的另一次危机会议。历经风霜的矿工、钢铁工人，坐在尊严高贵的木饰会议室内，与宗教领袖谈笑风生，共议国家大事。兴奋、欢笑、美女、宏伟的目标。我夫复何求？而且，不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团结工会”这个和平革命的标志，以红色的大型粗体字，与红白相间的国旗，耀眼地展示着它的光芒。

波兰所发生的，便是记者口中所谓的“突发新闻”。追这种新闻，就好像骑在一匹赛马上猛力向前跑一样，非常兴奋，但是看不到整体的比赛情况。然而，我不但想从马鞍上，更想从观众席、甚至空中，看到更完整的赛马情况，以了解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的定位。现在正在发生的历史。

对我而言，波兰更是一个目标、一个主张。“波兰就是我的西班牙。”1980年圣诞夜，我在日记中写道。在报告和评论中，我力求正确、平衡报道情况，并对各方提出批评。然而，我的心绝非公正不偏的。我希望团结工会胜利。我希望波兰解放、自由。

在那段时期，我与很多属于六八世代的波兰人在一起，有几个成为终生的好朋友。个子虽小但精力充沛的地下出版物兼工会报纸编辑海伦娜·武奇沃（Helena Łuczywo），她随时不在抽烟便在讲话，但是给予我非常多的指点与帮助。文艺评论家、美学家、纳博科夫及贡布罗维奇鉴赏专家沃伊切赫·卡尔平斯基（Wojciech Karpiński），成为我了解波兰文化史的非正式线民。永远有用不完精力的亚当·米奇尼克，每次说话，吐出智慧语言的同时，也露出一口坏牙；另外还有优雅的自由保守派人士马尔钦·克鲁尔（Marcin Król），说每一句话前都仔细斟酌遣词用字的诗人理查德·克利尼斯基等，都成了我的朋友。

这些六八世代的波兰人和六八世代的德国人之间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穿着随意，在语言、性及个人关系上都选择以比较不正式的方式处理（例如在说话时，直接用ty，而不以比较正式的pan结尾）。但是，两者之间也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相异点。六八世代的波兰人虽然和德国人一样反抗的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他们上一代人被反抗的原因并非纳粹、与纳粹合作或拒绝反抗纳粹，而是共产党、与共产党合作或拒绝反抗共产党。而且，六八世代的波兰人在当时、在以后都继续居住在波兰共产党统治之下。

1968年，波兰共产党曾针对内部及学生，尤其本身便为犹太共产党的子女，发动了一次非常恐怖的反犹太运动。现在，这些波兰版的“红丽丝”及R太太的子女冒出头来，在反共产党阵营中扮演一个角色，再度为犹太人在中欧历史的重要性写下新的一章。

每个舍弃共产党而加入敌对阵营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都可以讲出许多秘密警察如何骚扰、歧视甚至监禁他们的故事，相较之下，六八世代的德国人抱怨“禁止担任公职”和“结构性暴力”便显得有点小题大做和歇斯底里。我由衷地敬佩团结工会中的老一辈学术领袖，如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2]、约瑟夫·蒂施纳[3]神父等人。原为历史学家的盖雷梅克，摇身一变成了创造历史的人，而蒂施纳神父则有说不完的笑话，都和他所出生的山村有关。不过，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还不是这些知识分子，而是那些钢铁工厂的工人、乡村的农人、办公室的小办事员、家庭主妇，等等。他们不但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而且直截了当地将内心的话说了出来，深深地打动了人心。那经验几乎是一种宗教性的，就好像圣经中所说的到了圣灵降临时人人都说出真话一般。

到了1989年的革命期间，中欧每个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然而，在1980年至1981年，我首度在波兰观察到了这个现象。“这是一次心灵的革命。”一名波兰人告诉我，而他并非诗人，而是波兹南的一名个子矮小、面色苍白、穿着一件肮脏黑夹克的工人。当时波兰的情况并不乐观，民生疾苦，物价飞涨，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混乱，苏联入侵的阴影挥之不去。不过，在波兰内部所感受到的对苏联的恐惧感，似乎还不及在外部的来得尖锐。波兰异议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81年初曾开玩笑道，他受不了国外的紧张与压力。从波兰以后，我在很多其他的危机发生地，如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甚至波斯尼亚，都有过类似的奇异经历。当你在这些地点以外的地方，总以为当地人一定每一秒钟都生活在紧张之中，但是当你进入那些危机发生地以后，却发现每个人穿得和平常一样，做着和平常一样的事情，他们照样地在状似宁静的大街上，购物、调情、闲聊。

那个冬天之旅，在三名身材粗壮的秘密警察敲开我的旅馆房门时，骤然结束。他们开着破烂的波罗乃兹（Polonez）汽车，把我载至警察局，限我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波兰。我立刻飞至汉堡，与《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及总编辑晤面。我们之间的对话令我终生难忘。根据我的笔记，对话的过程大约为：总编辑对我说：“俄国人下星期会入侵吗？”我向他解释说，最无法做这种判断的地方就是波兰了。发行人对总编辑说：“我们有坦克吗？”我稍事迟疑后，发现他指的是有没有坦克车的照片，替封面故事配图。总编辑说：“事实上，俄国坦克卖的情况并不很好。”（他指的是不久前他们曾经刊登过一个封面，显示一部俄国坦克压过一个白色波兰鹰的图样，杂志销售情形不怎么样。）发行人靠回椅背，半自言自语地说：“流血必须要流得有价值，我们才能够有好的封面故事。”在我的概念中，玩笑不是这么开的。

德国和波兰之间有一个截然不同之处。一般而言，在波兰，自由的体验与对它的期待超越了对战争的恐惧；但是在德国，情形则完全相反。这背后当然有许多原因：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对待俄罗斯的手段，等等，但是有一点特别不同的地方在于，德国人害怕，如果华沙公约组织真的侵略波兰的话，东德就必须像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一样，被迫卷入其中。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国防军西行以后四十一年，德国士兵必须再度跨过波兰边界。在离开东柏林的那一天，我在日记上写道：“我觉得俄国士兵开进波兰的机会很大（德国人呢？D博士今天说：不）。”D博士当然就是丹普博士。不久前，他才给我饯行，并送我一本漂亮的齐勒画册。要让自己回到当时的恐惧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所惧怕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而且我们似乎有一种感觉，那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今天，就在我写这一段时，我手边同时放着一张当时东德领袖昂纳克的讲话记录。他在1980年11月20日告诉波兰政治局成员斯蒂芬·奥尔绍夫斯基（Stefan Olszowksi）：“我们不希望发生流血事件。那是最后的手段。但是在我们必须要防御工人和农人的力量时，也不能不拿出这最后的手段。1953年时，我们便有过一次经验，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情况也相同。”另外，我从东德国防部的资料档案中还调出了一张图表，显示当时军队已经做好了跨越波兰国界的部署。苏联到底有多么认真地考虑入侵波兰，而东德又多么严肃地准备参与，将永远成为历史不解之谜，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各方的恐惧并非毫无根据。

西方的恐惧感之大之深，在今天回想起来，几乎更不可思议。当时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第二次冷战”之中，里根与勃列日涅夫对峙，美国的巡弋导弹与苏联的长程导弹相对排开。波兰革命很可能成为导火线，引爆核战争，摧毁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论在波恩、伦敦、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有和平游行。民众在汽车背后，张贴出“离午夜只有五分钟”的标语。一切的一切，都表露出全球对战争的恐惧。

我对东欧自由运动的同情，自然甚于对西方和平运动的赞同。事实上，我与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针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曾展开一场辩论。汤普森是英国和平运动的大思想家。我还记得，我当时觉得外界过分夸张核战争的可能性，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过，再一次地，记忆这玩意儿很会恶作剧。我翻开我在1980年所写的最后一则日记，愕然发现我自己这样写道：“未来十年中，必定会发生一场核战争。”然后，我用大字特别夸张地再写了一次：“我们将在这个十年中，看到一场核战争。”

在这样的一个革命背景以及沉重的天谴浩劫气氛中，我的私人生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我谈恋爱了。达努塔（Danuta）在来到西柏林前，曾居住于美丽的克拉科夫并与当地的异议分子往来密切。她诗意盎然、精灵可爱、美丽活泼、热力四射，令周边人无法不分享她的快乐与忧伤。在痛苦的波兰之行后，我们在西柏林，森林散步，骑车寻乐，或在路边的希腊餐厅共进晚餐。但是当晚上回到维兰德街公寓时，电话或收音机却随时会传出更多有关东柏林的消息。

为快速将最新消息发出，我必须赶至温特费尔德的中央邮局，用传真将文章发至伦敦。在路上，我会听菲舍尔——迪斯考的录音带，让他的歌声随着舒伯特的旋律传出：

我哭，我笑，

却在不同理由下，被爱安抚。

前一分钟在笑，后一分钟却在哭。这便是恋爱的感觉。同时陷入恋爱与革命之中。我的日记同时记载了两个人之间的摩擦、危机，以及“对波兰高度焦虑”之类的文字。我们的命运，似乎和波兰的命运错综复杂地交错在一起了。

今天，我们的儿子很喜欢听我们讲过去的生活情形和秘密警察的运作故事，尤其喜欢听其中的滑稽趣事。“再说呀，妈妈。再说一个笨警察的故事！”对于他们，那些故事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而如今垫在橱柜下的几块柏林墙砖石，则与庞贝古迹的遗物无异。

就连我，也必须大幅动用记忆力——或许该说是想象力——才能回到过去的经验之中。我个人首次发现，非常想做一件事但是被政府阻止去做，是什么滋味。我在过去曾有过想做一件事却被父母、师长等与我个人有关的权威人士阻止的滋味。但是被政府阻止却是从来未有的事情。当然，我曾经读过类似的经验，在东欧也曾亲眼看到这类事情发生。但是这类事情从未在我个人以及我所爱的人身上发生过。

边境、签证、许可证，等等，首度成为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处理的事情。连我们的梦想都被边境警卫打乱。根据我的日记，1981年3月的一天夜晚，我梦到自己搭乘一辆火车跨越波兰边境，并商讨应该如何逃出。是否该假造一个签证章？正在此时，一名警卫乘着一辆在波兰乡间经常可见的马车，来到火车旁，对着我怒吼。同一天晚上，达努塔梦到我们正和一群朋友走过森林，到达边境。我们被东德的边境警卫叫住，命令我们分散开：凡是赞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站到左边，反对的站在右边，然后警卫开始对两边同时开枪。她一面逃跑，在跨过东德边境线时，一面从一个穿着东德制服的黑人手上的托盘上，顺手拿了一块深紫色的薄饼干。

最后的超现实景象，或许是受了彼得·查德克（Peter Zadek）制作的《法拉达》（Fallada-Revue）影响。在那几天前，我们才一起到剧院看了那一出内容极为丰富的舞台剧。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在几小时后，我便飞回伦敦，参加《旁观者》的年度酒宴，那感觉也同样超现实。还有一次，在短暂的回国之旅中，我到位于伦敦中心的康诺特体育馆参加了一次社会民主党的宴会，感觉也非常不真实。“很没劲的派对。”我在日记中写道。然后，我记录下大卫·欧文哀愁地宣布：“我们国家遭遇到真正的困难了。”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波兰进入军事戒严，令我们两人深感震惊。当时，我们正在英国，待在詹姆斯在牛津巴特马斯路的新房子中。接到消息的第一天晚上，达努塔无法自抑地抖个不停。她的国家遭遇到真正的困难了。我不但出于职业的关怀，感到万分挫折，更因为我们在英国而我们的朋友却被扔进军事管制区内，而感到愤怒。我设法混入一个救援队伍，进入波兰，但是不出我所料，波兰大使馆拒绝发给我签证。“他被列入波兰黑名单。”我的档案中，有这么一则记录。

那个圣诞节过得一点也不快乐。波兰倒行逆施，实行独裁，关闭铁幕，切断与西方的联络，更使得达努塔与我共度余生的决定变得毫无转圜余地；对她而言，在另外一个国家重新开始婚姻生活，必须负担的个人风险与成本显得更为庞大而沉重。有一天晚上，她梦见回到克拉科夫的老家。家门口有一棵老树。她将它砍断。

相反，我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原来的城市。虽然城市并没有改变，但是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在那以前，我基本上生活在一套特定的英国理想之上，我有我的情绪弱点，也有一套自我控制、自我满足的方式，或许正如丽丝形容金姆的，“有点保守、自持”。我就好像一名秘密士兵，因为独行，因此向前的速度极快。当时的另外一本笔记中，我发现：“阅读康拉德（Conrad）的《胜利》（Victory）……海斯特（Heyst）说：‘我只知道那些建立关系的人失落了。腐败的细菌进入了他的灵魂。’”描述的正是我。一直到那一阵子为止的我。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想法转变了。“那些建立关系的人并不完全失落，”我写道，“救赎的细菌进入了他的灵魂。”

[1]魔鬼山（Devil’s Mountain），德语为Teufelsberg，位于西柏林的一座小山，是由“二战”期间被摧毁的房屋废墟堆积而成的，高出周围的勃兰登堡平原约80米，山顶上的白房子是当年美军占领地，冷战时期是反苏的前沿阵地，配备有当年最先进的监听设施。

[2]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曾是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的重要顾问，1997—2000年担任波兰外长，2004年以后担任欧洲议员。2008年因车祸不幸身亡。

[3]约瑟夫·蒂施纳（Józef Tischner，1931—2000），波兰神父和哲学家，1981年在巴黎出版了《波兰教徒的对话》，后被译为德文，标题为《不可思议的对话：波兰的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1999年，波兰总统授予蒂施纳白鹰勋章。

第十章 禁止入境黑名单

尽管在1981年春，他们在“行动计划”下布置了无数的线索，如重新启用线民，检查我的信件，与HVA合作，询问KGB有关英国人对金姆·菲尔比案重新调查的始末等等，一直到秋天，Ⅱ/9组仍然摸不清楚我到底想干什么。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前，他们终于有了突破。

在1981年12月24日，考尔富斯中校报告反情报组织头子，克雷奇中将提出报告：“从附件中明显可见，加顿艾什利用他在东德停留的正式身份，从事非法搜集信息的活动。”

隐藏在“附件”里面的会是什么？一份秘密线民的报告？一次电话窃听的结果？一封午夜从我的维兰德街公寓信箱中偷窃出来的信件？一个KGB提供的线索？我迫不及待地往下翻……

……发现：11月份，《明镜周刊》摘录我所写的有关东德情况的书的影印本。原来，东德秘密警察只不过和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西德读者一样，从我公开出版的文章中，发现了我逗留在东德真正的目的罢了。

翻阅着那些以“红色普鲁士”为题的文章的影印本，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安部感觉非常恼怒。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形容东德社会的军事化及线民密布等情形。我引用国家安全部部长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单位成就时所说的话：“［我］无法想象，没有我们国家的公民精力充沛的协助和支持的话，将如何达成工作。”我在引言的后面，还评论道：“总算有一次，国家安全部说的话没有错。”另外，我还引用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在什未林扮演浮士德博士的演员在替我们倒了一大杯马丁尼，并为他自己叫了一小瓶啤酒以后，开始套安德莉的前夫说出他是否曾有逃至西方的念头，以及他是否认为我是一名西方记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写道，“德国民间传说中的恶魔依然存在，仍然为魔鬼头子做事，但是浮士德却已转而投效国安部了。”

除此以外，我将德国人的顺从和波兰人的反抗详细地对比后，对东德下了一些不佳的评语。或许有一天，东德人会因受到波兰团结工会的行为启发，而将他们各自私下的不满团结起来，跨出革命性的一步，形成联盟，“但是今天，在1980年代之初，他们最多能做的，就是推倒柏林墙了”。

当一切都已太晚以后，东德政府却积极行动了起来。外交部管记者的部门判定，虽然我“在比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时，想要给读者留下一个客观的印象”，但是结果却“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散播了反革命发展思想”，因此应该将我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之中。他们另外还召唤了英国外交官至外交部，做了一次正式抗议。

东德外交部召见英国外交官会谈的正式记录，日期为1982年1月4日，被召见的英国官员为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副本抄送外交部次长。根据英国事务组格伦德曼先生的记录，阿斯特利先生被告知，我的作品“不仅包含了恶意捏造的谎言和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刻意毁谤，而且还有意破坏和平、东西双方努力达成的大和解，和两国人民的合作关系，以及国际的理解。违反了赫尔辛基最终协定，并且直接干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他因此热切表达“我方意愿：这种直接违反两国关系的活动，不应再发生”。

在回答时，“阿斯特利先生提到所谓的英国记者的个人自由，大使馆无法干涉他所写的文字内容”。但是阿尔布雷希特同志反击道，我并非记者，而是在文化协定下前来学习的学生。阿斯特利回答说，我们也并不喜欢所有东德发表的有关我们的报道。阿尔布雷希特同志说这个比较“缺乏诚意”。根据档案记录，阿斯特利最后表现出外交官应有的风范，非常遗憾这事件的发生，并且希望我的行为“不至于被认定是英国政府的行为，因此妨碍了两国之间的关系”。

档案很快地进入了正式的“总结报告”。日期为1982年4月27日。在这里，他们修正了对我思想的判断。我不再被视为他们当初以为的“布尔乔亚自由派”，而被认定为“保守、反动”。

报告总结了档案中的主要内容：我个人的详细资料及历史研究，我与英国大使馆、维尔纳、“米夏拉”、丽丝·菲尔比（亦即一般所知的“红丽丝”）之间的接触，等等。“我们必须假设，实际与此人有接触者，比已知的接触者要多得多。”还有在波兰我与“反革命分子接触”的情形，飞机场的搜查和结果，我在《明镜周刊》、英国报纸或《泰晤士报》、《星期日电讯报》、《旁观者》周刊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最后，它还提到了我那本“令人憎恨地恶意中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及经济发展，并攻击党中央及国家领导、毁谤我国外交及国家安全政策”的书，并说我展现出“好战的反共观点”。这本书的摘录，已经通过西柏林的RIAS电台广播出去（广被东德人所收听），电台还播放了对我的电话采访。采访表明我“很有可能再回牛津居住”。

在结论中，文特少尉特别强调我利用学者的身份，假借研究纳粹时期的柏林，大量搜集资料，毁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且在写到波兰时，公开宣称自己“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由于我已回到英国，因此可以对我做的“作战性行动”相当有限。在加顿艾什不断尝试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波兰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情形下，“罗密欧”行动正式告一段落，下面由第六处接手，展开“禁止入境”措施。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内部决议已成，但是实际行动的展开却为七个月以后的事了。维尔纳的档案显示，有一位贡特尔少尉在东德打了一个报告，表示，在1982年8月25日，早上9点，我出现于查理检查哨，要求申请一个当日往返的签证。由于我“在西方媒体上发表了负面文章”以后，他便知道我的存在，因此我一出现于检查哨，他便注意到了我。“在护照验证和海关检查时，他（加顿艾什）表现得镇静、保守自持，除非必要，并不多言。每次开口时都先说英语，然后才说德语。他穿着干净、端正，他的外表甚为整齐。”然后，他观察到我坐进一部汽车，并记下车牌号码，并特别提到那部车属于维尔纳·克雷奇尔。

在我个人档案中，有一份文特少尉于1982年12月6日写的简短备忘录，内容为第六组已对“罗密欧”实施“入境管制，期限为1989年12月31日”。然而，谁会知道，到1989年底时，天地已经大变。

根据备忘录，我的入境管制范围包括与西方国家签订协定以外的过境，以及“根据部长同志指示”，不准从西德，经过东德，进入西柏林。

果然，1983年，我想要从腓特烈大道车站进入东柏林时，边境警卫不准我入境。当我问那名军官原因时，他说：“陈述理由并非国际通用的习惯。”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尝试乘坐火车前往波兰，仍在腓特烈大道车站，从火车上被抓了下来。边境警卫仍拒绝告诉我理由，不过，他倒是将我所交的五马克过境签证费还给了我。

第十一章 浮士德群像

现在，我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国安部官员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和我的朋友属于三角形的第一个边，而线民属于第二个边的话，那么那些官员就为第三边了。在国家安全部内工作是什么滋味？他们如何成为国家安全部官员的？他们在调查我的时候，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他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

这个任务不简单。有部分官员对历史学家或记者开口说话，如显然已经非常衰老的梅尔克，在狱中接受了《明镜周刊》的专访，马可·沃尔夫成为电视脱口秀的宠儿，有一些名气较小的人物联合组成了一个“内线委员会”，探索他们所工作的部门历史，并展现出至今为止部外人士所没有的洞察力。另外，他们也加入国安部受害者的研讨会，参与这一个混合了团体治疗与口述历史的奇怪组合。其中有一个团体定期聚会达数年之久，主持人为东柏林的一名神父，乌里希·施勒特尔（Ulrich Schröter）。大部分前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在东德瓦解后便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找到了有兴趣的新工作。施勒特尔神父告诉我，有一个人成为丧礼的主持人，经常有旧同僚去世而需要他的服务。

我很快发现，那些愿意开口的人都是外国情报组也就是HVA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外国所做的间谍工作，其实就像其他国家的“正常”情报员会从事的工作，因此他们不太觉得或根本不觉得羞耻。例如，内线委员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冈·哈特曼有一天提议，在卡尔——马克思大道旁边的施特肯酒吧见面。那里离我与丽丝·菲尔比共同饮茶的地方不远。当我抵达时，他告诉我那是所有间谍喜欢碰头的地方之一。哈特曼酒不离手，讲话相当轻率，他的工作是管理其他的情报员，经常用假身份出差至西德，与他小心翼翼称之为“伙伴”的人见面。他的最佳“伙伴”，是波恩的一名资深政府官员。就是那种六八世代的人，你知道……

出这些秘密任务时，难道他不害怕随时会被抓而长期被关在监狱中吗？

第一次当然会害怕，但是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他说。其实非常、非常容易。德国人在德国，很不容易被人察觉。而且他因为父母出生于曼海姆，因此原本口音就接近西德。

我发现他在态度上有一种淡淡哀愁，与西德社会民主党人士的独特风格几乎完全一样。是身份掩护还是他的真实面貌，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身体健壮的克劳斯·艾克纳为国家安全部的资深官员，专门主动从事反情报工作，如侦察另外一边的间谍的工作，等等。而克雷奇将军管理的主部门第二处，虽然同样从事反情报工作，但是他的工作重心放在防御外国间谍进入东德刺探国内情报上。德国情报系统与英国有一点很不相同的地方，德文对上述两项工作都有特定的词汇：“反间谍”（Gegenspionage）指对外侦测，“间谍特工”（Spionageabwehr）指对内侦测。不过根据专家评估，两者之间的工作重叠情形严重。

艾克纳对西方情报工作有深入的研究。他说国安部已经完全渗透进入西德的外国情报组织之中：“我们知道所有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情。”而他对英国秘密情报局（SIS，也就是俗称的MI6）评价极高，认为他们的工作“品质极高”，功劳应该归于少数“非常绅士”的情报员。他有一次有机会比对一名英国的SIS官员和同样做他工作的东德情报员在从事同一项工作时的成绩，发现虽然两人同在外交官的身份掩护下工作，但是英国人所写的报告竟然比东德的要好上一大截。英国人观察敏锐，下笔微妙，有洞察力，对观察对象有兴趣，而东德的间谍则失落于共产主义思考的陈腔滥调中。不行，他无法告诉我如何取得那份英国报告的。

坐在他狭窄的高楼公寓中，前HVA头目维尔纳·格罗斯曼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如何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销毁他们的档案。当抗议者冲进国家安全部后，他们关闭大型碎纸机，改用小型的个人碎纸机，“就像那台一般大小”，他随手指着薄帘后的一台机器说。碎纸机，小小的秘密吞噬者，静静地蹲坐在房间一角，就好像老兵在墙上挂着一把老来复枪一样，随时提醒着他过去那一段较欢乐的时光。

格罗斯曼是从马可·沃尔夫手上接下工作的，而沃尔夫则是HVA，也就是所谓的启蒙部的开山祖师，非常受敬重。他身材高挑，衣着整齐，外表非常体面。走在马路上，沃尔夫宛如国王一般，抬头挺胸，偶然尊贵而疏远地与路人点头为礼。当我们快要抵达东柏林的中心点，也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铜像时——当时虽然还竖立于东德时代的原地，但是谁知道还能够存在多久？我问他东西德在秘密情报搜集手法上有何不同。“我想，应该完全没有。”他毫不犹疑地对我说。如果有的话，分别应该在于欧洲与其他地方之间的不同。不论东西欧，他说，到1980年代时，搜集情报的手法已经相当“文明”，相较之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以色列的摩萨德（Mossad）和其他国家的情报组织在中东地区，手段便显得相当拙劣。

间谍工作有何贡献？

帮助维持欧洲的和平。两边都知道自己无法在对方事前不知晓的情况下发动攻击。尤其，间谍的存在，大大地降低了核战争的可能性。冷战，他说，并不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前几天才对他说的，是一场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战争。他还记得在柏林危机与古巴危机时，整晚熬夜，尝试“透过我们的资料来源”搜集情报。他当时衷心地觉得，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沃尔夫的确如其他人所说的，英俊聪明、风趣智慧、文质彬彬、非常迷人。看到他以后，我不禁自问：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待在国家安全部那个窟窿中，忍受那些不入流的人？这就好像希特勒的军备部长施佩尔一样。但是马可·沃尔夫，就等于东德的施佩尔，仍然在等待着他的姬达·谢利尼[1]出现。谢利尼逐渐地、痛苦地让施佩尔体认到他必须为第三帝国的所有恐怖罪行，包括犹太人大屠杀，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而沃尔夫至今还没有承认，他必须为东德的国内镇压行为所造成的恐怖负起该负的责任。当然，比起大屠杀，东德镇压的恐怖罪行规模要小得多，但是他仍然告诉自己，那“不是好事”。

他号称，他在管理属下部门时，所用的手法和其他国安部部门大不相同。其他人大致也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他说正如有人说德国是一个“利基社会”（niche society）[2]一般，HVA便是他在这个社会中的利基——好一个利基！事实上，他的工作与国内镇压体系完全密合为一体，两者在无数的个案中合作无间——从我的档案中便可充分证明这一点。他挂着“国家安全部次长”的官衔，从年头到年尾，与梅尔克合作无间。

那些以侦察自己人为业的间谍开口谈论自己工作的意愿，相较之下，比从事海外谍报工作的人要低得多。不过有少数几个参与了施勒特尔神父的讨论团体，例如前国安部最恶名昭彰的XX处柏林组组长库尔特·蔡泽维斯，便是该团体的基本会员，定期参加聚会。他原来的工作为监视、控制柏林的异议分子、文化圈、教会和大学，而我当时就读的柏林洪堡大学便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是最典型的政治秘密警察。所以，维尔纳邀请蔡泽维斯到潘科教区与我们见面。

见面以后，我发现蔡泽维斯其实是个个子矮小、满头银发的人，小小的蓝灰色眼睛，配在红通通的脸庞上。当天他穿着棕色的跑鞋、灰色的长裤，运动上衣上面大字写着：“下一代”。他生于1937年，早年时，父亲曾经参军。母亲虽然穷困，但是含辛茹苦——而且笃信共产主义。新政权成立后，他被送进了党办的寄宿学校。然后，在已当上党书记的母亲的建议下，他进入了国家安全部。接下来的三十年，在柏林参与国家安全工作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在矮小的身材下，蔡泽维斯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可忽视的存在感。他说，在所谓的“红色星期”中，他到柏林洪堡大学去做政治演讲时，学生都说他比次长讲得要好。如今，他最想要强调的，便是他自有一套高尚行为与道德标准。他热爱家庭。他一直对妻子十分忠实，而她也对他很忠诚。他们一家人居住在国安部职员社区内，孩子的教养很好，除了美国人登陆月球的那一次以外，他们家从来都不看西方电视节目。

是的，他承认，国家安全部内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例如，梅尔克所喜爱的国安部“活力柏林”足球队内便充满了贪污腐败之事。但是他与那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很反对足球。”他认真地表态。而且，他部门里面的人一直在谈论着，如何安排一次交通意外事故之类的事，“除掉”异议教士赖纳·埃佩尔曼（Rainer Eppelmann）。但是，那类事他从不参与。还有一次，大伙儿在讨论如何去找一个女孩子，设法将性病传染给罗伯特·哈弗曼时，他也没动任何声色。

不，不，他绝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是，有一次——只有一次——他做了一件坏事。有一次他们潜入一个人的公寓，发现里面有很多，用他的话来说，“漂亮的模型小车”。（维尔纳告诉我，所有东德人都随西方语言，称呼那种车为“火柴盒小汽车”，只有蔡泽维斯仍在自我检查机制下，不愿意使用西方式语汇。）搜索小组的其他人也都在顺手牵羊，他忍不住，便塞了两个进口袋。事后，那件事被人发现，他必须自白。“我真是感到羞耻。”他说。

他离开以后，维尔纳和我互望一眼，相对摇摇头，然后便轻轻地笑了起来。因为，如果不如此，我们或许会哭出来。这个人，就坐在我们眼前的那一张椅子上，明明就是小官僚执行者的罪恶代表。然而，他却是一个顾家好男人，自豪于自己的刚正不阿，忠诚不贰，中规中矩——一切被认为与“纳粹主义”合作的“第二层次美德”（也是普鲁士协会想要恢复的）。他甚至到今天还无法承认，他忠诚服务的机构结构性、系统性地做错了事情，只会坐在那里懊恼曾经偷窃过一两部火柴盒小汽车。

至于专门管理我个案的主部门第二处，我从专家口中得知，在1970至1980年代，从一个大约只有200人的小型反情报组织，一直成长，到1989年时，光在总部便有1400名专职工作人员。在我的档案最后面出现的克雷奇将军，从1976年便主持主部门第二处。他不但成了梅尔克的左右手，而且非常专业，无论在自己的职位或在办公室政治上都相当无情。1987年，他成为国家安全部内所有“反情报”活动的总负责人后，更大力扩张自己部门的工作范围，以将所有与西方维持均势下所产生的新挑战都包括进去，他们不但监视西方间谍，而且也监视一般西方外交官、西方记者、西方学者、西方艺术家，西方所有可能会颠覆共产主义制度的人。

不幸的是，第二组的前工作者特别不愿意开口。“反情报组织出来的人嘴巴尤其紧。”哈特曼先生抱歉地解释道。内线委员会可以给我的帮助有限，我必须独自在这方面奋斗。起初，我只找到一些参与了我的个案的工作者的姓、他们的位阶、所属的单位，如文特少尉为主管官员，黎瑟少校为科长，考尔富斯和弗里茨为处长，克雷奇将军则为老板。然后，非常帮忙的高克机构替我找到了他们的人事资料卡，使得我所搜集到的名单不只有姓也有了名，而且我还知道了他们的出生日期，并看到一张旧式护照大小的照片。随后，我更发现了他们的人事档案，知道了他们详细的家庭背景，进入机构工作的原委，职业记录上的奖惩记录，等等。逐渐地，像侦探一般，我在心中建立起他们的图像，并开始在真实世界上追查他们。

我发现我自己从最高层着手。施勒特尔神父只打了一通电话，便找到了克雷奇将军的地址。但是克雷奇据说很不愿意谈话。他的地址在柏林外围的一个破旧小镇，正好是我原来的女朋友安德莉1980年时所居住的地方。他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其他联络方法，我决定跑一趟，一箭双雕地同时去拜访克雷奇和安德莉的旧居，看看她是否还居住在原地。

从柏林市区乘坐老式的地上有轨电车，一路摇摇晃晃，终于来到了一个尘灰飞扬、路面坑洞凹陷的小镇，沿着小路，来到一户木屋前，规模还不算小的花园，被铁栏杆包围住。我按电铃，克雷奇太太出现于铁门前。我说要找克雷奇先生，她很不情愿地让我进去。

克雷奇（退休）将军穿着园丁短裤，在花园中站了起来，手上还拿着一把耙子。我可以看得出来，他身材厚实，小腹非常突出，胡子修剪得很短，不够掩饰那相当严重的双层下巴。他的眼神中射出不安的光芒。

我自我介绍为牛津来的历史学家，他的部门曾经针对我做过一份OPK档案，我希望能与他讨论一下那档案的背景，包括档案本身、他的工作、冷战，等等。

他迟疑了许久，然后同意两天后与我晤谈。

我转身离去前，顺便问他如何到达安德莉过去居住的地方。噢，那地方走路的话，还有相当一段路。我开车送你过去。

现在换我迟疑了，可是他说：“你知道，冷战已经结束了，所以我还可以送你一程！”并开出了他的大众小轿车，送了我一程。

安德莉搬了家，但是我还是设法在湖边一栋破旧大别墅的顶楼上，找到了她。她就像我还记得的模样，满头金发，满脸笑容，但是她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在柏林墙后养育成长，现在都已快要脱离青少年阶段了。事实上，她认为对一位单亲母亲而言，东柏林比西柏林更适合养育孩子。而且，她觉得1989年的政治改变来得正是时候，对她的儿女而言，时机相当好，使得他们在一个安全、有保障的环境中度过童年后，再尝到自由的滋味。

我们小心翼翼但精神愉快地回忆遥远的过去。“你还记得？”我告诉她有关我的档案，以及第一次坐在高克机构舒尔茨女士的仿造木桌前时曾在刹那间怀疑她的事情。那天晚上在普伦茨劳贝格区，她拉开窗帘，打开电灯。

她有一点震惊。不至于怀疑她也是国安部的人吧？是的，她记得那天晚上。实际上，她并不觉得曾经拉开窗帘，不过的确开了灯。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看你的脸。”

两天后的一大早，我再度搭上有轨电车，去访问克雷奇将军。他穿着一套闪闪发光的人造纤维运动服，在门口迎接我。我们掀开彩色的珠帘，走进那到处都是小装饰品的木屋中。有一面书架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烹饪书。

他想要从头叙述他的故事，我没有意见。在他十五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显示他的年龄与“米夏拉”一样），他的父亲成为战俘，无法回家。他经过基本的学校训练，便到一家打铁铺当学徒。但是他一直渴望能够冒险。他还记得看过西德一本叫《打铁铺》（The Ironmonger）的杂志，是别人偷偷走私进东德、暗中流传在他们工厂内的。很偶然地，他获知一个赴南非工作的机会，他想了很久，几乎提出申请。从他的口气中，我觉得他是想对我说：“要是当时申请就好了！”然后，他又想到加入海军，不过他们——他们就是指共产党——把他送进了国家安全部。

他是在波茨坦接受的谍报人员训练。训练课程中，他们告诉他，英国的情报系统多么历史悠久，技巧多么高超，是帝国主义发展中的重要特质，而且被列宁形容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训练结束后，他被分派到反情报组织中的“英国线”上工作。一名二十二岁、图林根出生的前打铁铺的小助手，就此踏上了追求谍报神话之路！不久，他被转至“美国线”上，然后，又被安置于负责西德的部门。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觉得有几分不敢置信的心情：小小的他，居然可以与曾担任希特勒东部军区情报头子、而后又为美国效力、此时又在阿登纳政府中负责同样工作的格伦（Gehlen）将军分庭抗礼。

不过，他在对抗格伦，尤其在抓双重间谍上，相当成功。每次抓住情报员，他都喜欢在审讯室隔壁亲自听取侦讯的情形。他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情报员。

为什么？

有一部分人是为了钱，有一部分人是渴望冒险，然后还有他所谓的“意识形态”。“他们都说，为了自由而做。”

那些人下场如何？

噢，那当然是要在监狱中蹲很久了。

有被判死刑的吗？

是的，那也有，尤其在早年。不过，那些人都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

1976年，他成为整个主部门的领导人，得以紧密地与国家安全部合作，非常刺激的一段时间，尽管当时他遇上了一个大挫败，一名叫施蒂勒的国安部间谍先替西方刺探情报，然后又叛逃至西方。但1980年代开始，他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原来，他总喜欢离开国家安全部，到外面的莫斯科餐厅好好吃一顿午餐。由于东柏林的餐厅很少，永远拥挤，与人拼桌是经常的事，然而，他发现旁边坐着的是美国游客。他喜欢鼓励他们说话，而他们却没有察觉到……

有时候，当他离开办公室一会儿，国家安全部就会打电话来问他到哪里去了。有一次，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左右，他告诉梅尔克他去听一个资深党工的演讲，了解目前政治发展情况及党的路线等等。

“他有没有告诉你，”梅尔克对他大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

“没有，”克雷奇回答，“他没有说到这一点。”

“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

1980年代，许多西方分析家、政治家、企业家都以为东德是苏联阵营中最稳定、繁荣的国家之际，秘密警察头子却告诉他的反情报工作领导人说，国家非常腐败。显然他们的情报比较正确。

当梅尔克说“腐败”时，他指的是东德的现金债务已经到达了异常严重的地步吗？

是的，但这并非全部。政治上也出了问题。他们看到了东德总书记昂纳克其实是在幻想，而且他们看到对西方开放和保存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克雷奇便在这段时间，每当《明镜周刊》刊登出一些新的和东德相关的消息，或当有人跑进西方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的时候，便会接到梅尔克愤怒的电话。而他会告诉部长：你要我怎么预防这种事？我们已经签了所有的国际协定，承诺要改进与西方的关系，改进西方记者的工作环境、行动的自由并尊重他们的人权。不失为从颠覆的一面，对冷战和缓的一个最有力礼赞。

在最后几年中，他为工作极度忧心。1990年10月，他便可达到六十岁的退休年龄。但是，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而他们便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

在克雷奇说完他的故事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把我视为间谍？

嗯，其实很简单，克雷奇说。就像他前面所说的，从第一天进入间谍学校开始，他们就知道英国秘密情报组织的恐怖与厉害。然后，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便再也找不到英国间谍了。Ⅱ/9组的官员大为恐慌。当然，他们知道英国大使馆里面的SIS官员是谁，随时监视他们，摄影记录所有他们与异议分子之间的会晤情形。但是他们手下的情报员在哪里呢？

因此，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有半点像的英国人出现时，就立刻开始侦察，他有无做间谍的可能？他们总是抱着希望，但是最后终究失望了。

是因为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太聪明了，还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情报员，以至于国安部连一个都没有抓到？

应该是后者，克雷奇认为。

我告诉克雷奇，从他说话中，我几乎忘记国安部是一个平常人闻之色变的组织。他难道从来没有害怕过吗？

“害怕！”他惊叹道。两手向空中一掷，便便大腹在滑稽气氛中不由自主地抖动了起来。当然不会！一点也不怕。一般人从来不害怕，他们感到安全，感激还来不及呢！“从上到下的人都感谢我们。”而且他还刻意告诉我另外一件事：每年在他们部的周年庆祝会上第一个赶来道贺的，都是东德的傀儡基督教民主党（两德统一后并入赫尔穆特·科尔的全德意志基督教民主党）。然而，基督教民主党正是统一后第一个谴责国安部的党派！事实上，国安部一直属于执政党之下。梅尔克对于这一点非常小心翼翼。他每一件事都向党主席昂纳克请示，而且所有的重要决定都要昂纳克点头以后才办。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事让他个人觉得很罪恶的。“不，”他说，“我做的是我分内的事。”那熟悉的自我辩护说辞：我不过是在做我分内的工作，完成我的责任，遵守我该遵守的命令。不，他不觉得有任何罪恶感，不过他对1980年代发生的事，对昂纳克的傲慢、拙于改革，也并不持批判的态度。

“但是，如果报纸有任何可信度的话，这种情形在你的国家也是一样的。你们对王室多所批评，但是却没有勇气去改变它！”

我从个人档案中得知，格哈德·考尔富斯，1933年生于苏台德地区。在他六岁时，他的父亲便去从军，一直到1947年他十四岁时，才从战俘营中被放出来。在战争期间，他居住在被德国人占领的苏台德，念的是纳粹学校。战争结束后，他逃至苏联占领的区域，原先想找一份店员的工作，但通过自由德意志青年团，进入了国家安全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晋升为少校，成为Ⅱ/9（第二处第九组）的负责人。

在家庭生活中，档案中记载：1971年，他的八岁女儿收到一份从西德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两条巧克力、糖果、奶酪、白糖、茶叶、儿童牙刷、肥皂，都是紧急配给的东西，好像是要救济一般！内部警铃大响，国家安全部展开了一项正式调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原来他们一家人至保加利亚度假时，他的女儿与一名西德的小女孩交上了朋友。“虽然考尔富斯少校同志尽力阻止他们交往，但是孩子故意到其他地方去洗澡，并且相会。其间，考尔富斯少校同志的女儿将家中地址给了对方。”结论：这线索很可能会被西方情报组织利用。如果包裹继续寄达的话，应该先送至国家安全部接受检查再送回。

根据档案记录，考尔富斯的旧地址在卡尔斯霍斯特，也就是红军总部的所在地。我找到了那条陈旧、晦暗的小街，和地址上的那栋颜色为暗棕红的两层楼连栋小屋——又见铁栏杆、紧闭的花园大门和门铃。门铃下写着一个名字：考尔富斯。我按下电铃。房屋内的一片纱窗帘被掀开，显露出一张脸孔，短暂地。是否就是档案照片中的那张脸？他打开房屋门，但是站在台阶的顶端，离花园大门口还有20英尺之遥。是的，他就是考尔富斯。

“考尔富斯先生？”我提高声调。

“是的。”

“我的名字为蒂莫西·加顿艾什。我在牛津教现代史，想要和你谈谈MfS的历史。”我故意使用国家安全部的正式简称，而不是略带贬义的“斯塔西”（Stasi）。

缓缓地，他走到大门前，但是仍然没有开门。就像克雷奇一样，他穿的是一套人造纤维的运动服。他的嘴角向下，显得表情非常愁苦，而他的眼睛和照片如出一辙，充血得厉害。是因为喝酒过度吗？

他有时间和我谈谈吗？

“不，”内线委员会的人曾经接触过他，但被他拒绝了。很多人都来找过他，包括西德的秘密组织，西德的外交情报组织，连他口中一个不知所云的FBIA，都来过了。他拒绝了所有的来人。一切都已写在文件上了。

是的，我说，但是文件从来就无法记录下所有的事情。与历史的见证人谈话，是理解当代历史背景与动机中最宝贵的方法。（我的话一点也没错。不过，我说这话的另外一个目的，为继续让他开口，不让这条线断掉，难搞的人处理起来要格外小心。）我（带一点冒险地）说，贵组有一份我的个人档案，一份OPK。

我们展开了一点点辩论。

“啊，”他说，“进来吧，我们可以谈十五分钟。”大门“呀”的一声开了。

他领着我到花园一张摇椅前。我闻到酒精、香烟、厌烦、空虚的味道。他毫无悔悟之意。在西方情报员、恐怖分子、挑拨分子、颠覆分子等作乱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国家安全部正如其名，赋予普通人安全感。在现今时代中，人人都缺乏安全感。他们渴望地怀念着过去的好日子，那段不必担心犯罪、失业、毒品的日子。是的，有少数人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吃到苦头。但是那是正常的。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西德。他们不是有一个词来着？我提示：他是否指Berufsverbot（禁止担任公职）？对，一点没错！就是这意思！

那么，你们的系统应该比较好才是了？

“啊，哈……唉！”他笑得极为苦涩。无论如何。大部分人感谢那份安全感，而且并不介意牺牲一点点的自由，以交换那份安全感。

在最后的那段日子，他是否觉得失望？不，他有一种沉静而满足的感觉。毕竟，这个国家已有所成就：在东德历史中，每年的经济都有所成长。西德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几乎每年国内经济都在萎缩。我温和地表达了我的惊异。他解释说，工人能分享到的成长在日益缩水。可是西德就整个国家而言却日渐富裕，难道不是吗？是的，他说，但是大部分人看到东西，却买不起。

他是否到过任何西方国家？

嗯，在统一前自然没有。统一以后，他曾经到过北海岸和西柏林。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有一次，他的孙女要求他替她买一个咕咕钟。于是他便到西柏林的卡迪威大百货公司。没有一样东西是普通人买得起的。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卖咕咕钟。

不，他不喜欢到西柏林，尤其在终生因反对它而工作之后。不过，统一后不久，他有一次无法抗拒诱惑，偷偷地去参观了一次过去只有在照片上看过的西方秘密情报组织总部，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柏林——达勒姆区的“物件”（objects），等等。

他逐渐放松了下来。我觉得是开始谈我档案的好时机了。但是当我提到那题目，他立刻又把自己关闭起来。

不，他警告我，他不想谈他的工作。

不，他不记得有一个什么文特少尉。

不，他不记得我的个案。

曾经有许多“作战个人管制”吗？

嗯，不多，至少在他的组内不多，大概……

十五分钟展延为五十分钟。他的妻子从里面叫他。她想要用花园中的摇椅。她近来不怎么舒服，你知道的。

我们往生锈的大门走去。我问他，他的部门是否抓到过许多间谍？

当然，他说，每个都被送进监狱，一关就是很多年。不过，他不想谈那些事。他要我了解的是，今天到处是犯罪、失业、不公的乱象是不应该的。民众为此深感愤怒。

我准备离开。但是当他要转身离开大门前，他提高声调，对我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告诉你，而且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要我们上街头时，我们必定会去的。”英雄式的自我防御，但是多么地令人感伤！

花园摇椅不断传出“吱、嘎”的声音。

弗里茨上校，从考尔富斯手上接下Ⅱ/9组的工作，并于1982年在我的档案最后面签名结案的人。和考尔富斯不同的是，弗里茨至今仍过着忙碌的生活。我找到他同在卡尔斯霍斯特但洒扫得整洁宜人的灰色连栋房屋。他的妻子告诉我，他每天清晨出门，不到深夜不会回家：“你知道，拉保险的人就是这样的。”

我留下一张名片。她建议我晚上10点左右再打电话来。我按时打电话，并解释说自己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国安部档案。他说：“我好像有做过你的案子，是不是？”我告诉他有关我的档案。经过一阵兴奋的对话，他终于答应在早上7点半与我见面——“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用处的话。”他说。

根据服务记录，弗里茨上校应该有六十五岁了。我期待像克雷奇或考尔富斯一样，看到另外一个全身浮肿、动作缓慢的老人。但是当他以亲切的笑容与我打招呼时，我在眼前看到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人。没有上油的头发，黑色的牛仔裤、粉红与灰色暗花的衬衫、相配的领带，衬衫袖子整齐地挽至手肘附近，他看起来和西德任何一名保险员没有两样。这算什么，伪装？制服？还是他的最新身份？

我感谢他在繁忙中抽空与我见面。的确，他是在抽空，因为他在时间安排上从来没有这么紧凑过。

比在国家安全部时还糟糕？

“不。你知道那种工作的性质，需要晚上和情报员见面，等等……”他很期待地看着我。

“你知道那种工作的性质”……是什么意思？

从桌上拿起我的名片，他微笑地看着，说：“掩护是形形色色的，对不对？就好像‘现代史’也是一种。历史学家或SIS，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已经有好几个来过了。我是百无禁忌的。”

我向他保证，我是一名如假包换的历史学家。他似乎有一点失望。或许，他原本期待要与一名前工作劲敌比对笔记。或许他不相信我。但是无论如何，他已做好了开口的准备。

一开始的时候，是打仗。战争，和考尔富斯、克雷奇一样，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长兄在战争中阵亡。

“你的父亲呢？”

“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我是人家说的那种私生子。”他继续保持微笑，但是我从他刻意的声调感觉到张力，以及那份历久弥新的痛苦。

在1950年代初时，他在什未林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做事，正准备申请进入共产党。这时候国家安全部派来一名男子，他觉得维护东德的安全是一项“光荣”的职务，因为有大量的外国间谍正设法渗透进入东德，危害他们的国家安全。

“你必须要知道当时的情况。那正是‘垃圾桶小子’（wastebin kid）的时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只要付一点小钱，就可以雇用一些年轻人，到这里卡尔斯霍斯特的红军总部前，搜索我们的垃圾桶了。”他们大部分都被抓了起来。

但那也是充满了活力的年代。他觉得他做的工作很重要。在1950年代，大众都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们甚至到工厂之类的地方解释自己的工作内容，而民众听了以后都会为他们拍手。（难道到现在他都还不明白，或许民众是出于恐惧才拍手的吗？）

但是从1970年代以来，事情就越来越糟。国家安全部里越来越没有理想，大家只是为了保有一份工作而工作。

年轻的文特少尉就属于这种人吗？

他不知道。文特少尉相当沉默寡言。

那么黎瑟少校呢？

“我想他和我一样，心存诚信。”

当时海外也感觉到东德内部出了问题。私下，他和他的同僚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两个地方：汽车和旅行。汽车问题在于，东德就是无法生产像样的车子，一般民众只能买像老鼠洞一般的“拖拉笨”或瓦特堡小汽车，而且还要等上十年的时间才能排队买到。旅行问题在于大部分的民众除了到苏联阵营的一小部分国家以外，哪里都不准去旅行。

他们曾经讨论过有关自由的问题？

“不！”他略微停顿，以便思考。“不过旅行的问题和它稍有关系。”

而且，他们觉得被要求做的事中不可能做到的越来越多。我告诉他HVA的艾克纳上校曾经告诉我：“我们先有一个国家。然后又有了一个党，想要让国家顺利运作。然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国家安全部，想要让党和国家都顺利运作。结果，两个都无法运作！”

“大致不错。”弗里茨说。

他的人有时候甚至必须到体育场站足球赛的岗。简直荒唐。他们真正的工作是监视西方间谍，虽然后来他们更集中侦察可以“从正式职务上颠覆”的人：外交官、记者、访问学者，等等。他的部门负责范围包括所有西欧人士，每年大约有三十个人在他们的控管之下。

他们最后是否真的抓到间谍过？

是的，抓到过几个。西方人通常关上一两个月，然后便递解出境；情形比较严重的，或许会审判、定罪，但是最后还是被驱逐出境。如果抓到的是东德人，那么被判重刑是在所难免的。

在他工作期间，虽然工作重点在英国、法国，但是这方面运气可不好。有一次，他们几乎成功，盯上一名女性外交官，用“B手段”（所谓“B手段”是指用窃听器监听，相对于“A手段”切入电话线的录音窃听）发现她有婚外情。

他们自然利用这份情报，设法使她提供情报。她是已婚女子，你知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勒索她？”

“是的，所有情报组织都一样。”但是那一次没能成功，因为她的婚外情对象是名英国人，不久后便回国了。然后，带着几分轻蔑的语气，他问道：“你该不会就是那家伙吧？”

“不。”（是不是都不干你的事。）我从他脸上那不正经的笑容，感觉到他很怀念工作的附属部分：窃听、理解私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以及他们在那外交官女性身上玩的那一套功夫。我想时至今日，他大概只能够从电视和报纸狗仔队的新闻中满足他的窥伺欲了。西方定义下的窥伺狂，被定位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安全”、“公众利益”目的上而正当化了。

他回到他最喜欢的主题上：他是如何的努力工作。想当年，每天7点15分左右，最迟不超过7点半，他就在办公桌前坐好，开始办公了。7点45分，他就必须向克雷奇将军报告。然后，他要读很多档案，同时讨论当下正在发生的个案，做出行动计划，和其他部门协调，做观察报告，替部分报告做出结论，寻找新的线民，检查现有线民的行为。部门主管有一个特别的餐厅，在国家安全部中央稍高的一个楼层中，可供午餐。其他同事称之为“帝王山”（Monarch’s hill）。午餐后，他继续工作以及与线民开会，等等，一直到天黑为止。一天下来，大约要工作十二小时，周末时还必须加班。

他与同事间是否有社交活动？

每年的圣诞节或新年时，办公室都会举办一个宴会之类的，“到个什么地方，你知道的，”他说，例如，有一次，他们到万德利茨开了一个舞会，“桌子摆得很漂亮，有吃喝不完的食物和酒水饮料，大家都在跳舞，气氛很好。”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时间互相交际。

现在他还是一样，必须辛苦工作，因为你不能指望像以前当官时一样得到退休金，他说。他们拿到的不是全额，而只是以东德平均薪资为基准的七折薪。太不公平了，他说，违反了法律背后的公平原则。就在谈话时，一直在打扫房间的妻子突然大吼起来：“现在说这些没用！”然后她摔门而出，震得门把手都掉了下来（我从个人档案中得知，弗里茨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都曾为国安部工作）。

现在，弗里茨和过去一样从事“社会安全”（保险）工作。过去的东德，社会安全是一大优势。如今，整个东德充斥着不安全感，到处是犯罪和失业的人群。如果一个人有自由却没钱享受，那自由又有何用呢？弗里茨对客户的困难感同身受——他们无法得到国家的庇护，迫切需要一份私人保险，但常常缴不起保费。

从国安部到私人保险业，阿尔弗雷德·弗里茨仿佛东德社会转型的缩影——昨天是披着灰色制服的安全部军官，今天是身着黑色牛仔裤的保险推销员。但是，弗里茨还是过去的弗里茨。

黎瑟少校搬到德累斯顿。我从当地居民登记处拿到他的住址——在德国，你只要问一下，几乎任何人的住址你都能拿到。

我到了那儿，他不在家。我边等待边张望，看见不远处有个神殿般的建筑，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德国卫生展览馆”。馆内，“药品和救护”处设置了几个特别展区，还有一个名为“消化”的常驻展区。常驻展区内的上方挂着发光的塑料内脏模型：胃、胆管、上结肠、下结肠、直肠——每个模型发出不同颜色的光。我询问站在柜台后的一位白发女士，到“玻璃牛”该往哪里走——玻璃牛是一个跟真牛同样大小的透明模型，从外面看，骨头、内脏、牛脑、神经，一清二楚——她说：“穿过‘药品和救护’处，走到‘消化’区，右手边就是玻璃牛。”

展览馆里最有名的展区不是“玻璃牛”，而是“玻璃人”。这是个站立着的女人模型，手臂搭在一张桌台上。台上安置着不同内脏名称的按钮：肝、心、肾，等等。每按下一个钮，相应的内脏模型就会发光。馆员告诉我，原来那个模型已经相当旧了，这是个新模型。这个新模型是在德国统一后换的。

“‘她’的外貌看起来不错吧？‘她’的内部与旧模型完全一样。”馆员说。

那天晚上，我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黎瑟。他说可以和我谈谈，并且很愿意“客观”地描述安全部的工作。他带有浓厚的萨克森口音，语气平和友好，与一般的萨克森人没什么两样。

当时天时已晚，我问他：“我们能不能现在就见个面？我希望今晚就返回柏林。”他答道，不能，现在见面办不到，他要等妻子回家，我和他可以明天早餐时会面，时间定在八点。他还问我，能否把见面地点定在我下榻酒店的休息厅里。我同意了。当晚我就在酒店订了房间，不过我很怀疑他究竟会不会遵守诺言？他的妻子会不会劝说他不来见我？

同时，我开始研究起他的人事卡和档案影印本：克劳斯·黎瑟，1938年出生于德累斯顿附近，父亲1944年在前线阵亡（又是一个童年失去父亲的人）。一份安全部内部问卷曾询问黎瑟是否去过东德以外的地方，他回答：1954年他和一位朋友在西柏林逛了一个半小时商铺。1975年，他从德累斯顿搬到柏林，供职于II/9组。1978年至1983年，出任A部门头头（该部门负责监视英国人）。爱好钓鱼。

从个人档案照片上看，黎瑟面貌丑陋，令人生厌。不过第二天，当我看见他等候在休息厅时，他却显现出坦率轻松的面容，眼眸清澈透亮。他身着白衬衫和褐色夹克，系着白领带，脚蹬便鞋，衣着整洁，开场白与过去的同事如出一辙：“我想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但没过多久他的话便偏离了那一套。制度有问题，他说，因为它违反了人性，一个人的天性无法转换或转变，所以这个制度注定会出问题。共产主义无法容忍“内心的丑恶”，只有人人都是天使，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才会实现。这番判断简单却不浅陋，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缺陷一语中的。

当然，1945年时黎瑟还不清楚这一点。那时候他已经家破人亡——父亲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丧命，哥哥被坦克活活轧死（此事引发了全村人的反坦克自卫行动），他的母亲是个农民，亲眼看到儿子脑袋被坦克履带压碎，全家人的房子被炸毁，所有财产付之一炬。那一年的4月到10月，黎瑟连双鞋子都没有。用他的话说，全家一贫如洗。但是，在母亲的养育下，他活了下来。可以说，黎瑟能长大成人，首先得益于母亲的照料，其次是东德政府的培养。念小学时，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颁发的全额奖学金，后来进入一所寄宿学校继续学业。政府帮助了黎瑟，但是，节衣缩食给他买书，为他添置衣物，养育他成人的，却是母亲。一想到此，黎瑟心情激动，声音哽咽。

十八岁那年，黎瑟不得不忍痛割爱——他热爱自然，爱好渔业，渴望到大学里攻读渔业学，但国安部的人却对他另有安排。他们对黎瑟说：“国家帮了你那么多，你也该做点事报效国家。”后来，黎瑟加入了国安部，在当地小镇皮尔纳工作，后来辗转至德累斯顿、柏林，但工作核心仍旧是反间谍。

回首过往，黎瑟坦承自己经历过政治上的幻灭。在集体农场，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告诉他真实的世界究竟怎样。黎瑟惊讶于媒体在报道五年生产计划上的严重失实，目睹了理论、实践、当权者伪善之间的矛盾。他援引海涅的话说，这些当权者表面上劝大家喝水，背地里却肆饮着葡萄酒。突然，黎瑟想起了什么事，他停顿了一下，摇摇头，“有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那时黎瑟在德累斯顿工作。在一堂训练课上，教官朗读了一位女士写给丈夫（好像是男朋友，他也记不清了）的信。这封信写得很好，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这时黎瑟哽咽起来：“我永远也忘不了。”

为什么教官要给黎瑟他们念这封信呢？我心想。

“那个男的是线民。”黎瑟解释道。

很明显，那位女士好像知道了什么，但她依然爱着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上面的秘密警察很好地控制了这个线民，而后者成功地让这位女士保持了对他的信任。

教官对黎瑟和其他国安部军官说，你们应该向那个秘密警察看齐。可是黎瑟并不这样想。

黎瑟尽忠职守，疑惑却与日俱增。或者说，他现在已经对这一工作进行了彻底的反思。

对黎瑟来说，国安部的工作犹如漫漫长夜，各种稀奇古怪的限制层出不穷。比如，未经国安部批准不能结婚；如果妻子的父亲（甚至叔叔）加入过党卫军，要么放弃妻子要么放弃工作。未经允许不能买房，不能出游，甚至连胡子都不能蓄！

这时我想起了克雷奇将军，在人事卡照片上，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现在，他蓄起了胡子。

黎瑟想过脱离国安部。“但我没有勇气。”他说。他没有换过工作，害怕遭到报复。1989年，他申请以所谓的“特派员”身份返回德累斯顿。当时，国安部会遣散部分秘密警察，让他们以不同的身份从事普通的民事工作，那时候各种身份层出不穷，“特派员”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东德人所谓的大转变[3]，没有东德政权的垮台，说不定黎瑟今天就是这家酒店的“特派员”。

返回德累斯顿后，黎瑟在当地一家国有银行谋得一份保安工作。过了一年，西德的德意志银行（该银行如今已转行向餐馆推销通风设备）接管了这家国企，辞退了黎瑟。“那时候很多西德公司都来找我们，”他说，“他们知道我们能干、肯吃苦。”但是，这是一个残酷的新时代——金钱决定一切，“人们都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在东德，处处是失意的人群。“我住的这栋公寓就有不少人跳楼自杀。”在他看来，现行的西方制度并不是罪魁祸首，但他也不清楚这一切究竟缘何而起。

后来，他的名字出现在媒体刊登的秘密警察名单中，他的妻子差点丢了工作。接着，有关国安部的耸人听闻的真相在媒体上曝光，关于刑讯室的报道也见诸报端（比如，受刑人会被迫站在已经淹没了脖子的水中）。连他的好朋友也开始怀疑他。黎瑟称，国安部确实干了很多坏事，但责任在XX组，与他所在的组无关。

和我谈话的人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为政府工作的人说：“责任不在我们，在政党。”为政党卖命的人说：“问题不在我们，在国安部。”谈到国安部，刺探国外情报的人说：“责任不在我们，在他人。”跟他们谈，他们又说：“责任不在我们组，责任在XX组。”而跟XX组的蔡泽维斯谈，他却说：“与我无关。”

想当初，共产分子在中欧各国掌权时，提出“萨拉米香肠策略”（salami tactics），提出要像切香肠一样将民主派一片片切掉。现在，共产主义结束了，他们又玩起了逃避的香肠策略。

黎瑟的经历从侧面诠释了我自身案例的一些细节。他说，《刑法》条款只是形式，可一旦起诉，国安部律师非常谨慎，他们坚持，在法庭上呈送的证据必须站得住脚。开篇报告中的意识形态评估非常重要，即你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也意味着我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既非“先进”也不“反动”。这两个类别至关重要。

东德秘密警察如何按照行动计划向克格勃咨询呢？据黎瑟说，他们会将备忘录送到卡尔肖斯特（Karlshorst），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会与他们对坐长谈。同样，那些“朋友”也会称他们为“朋友”。没错，在文件里写下“向朋友咨询”，哪怕只写这几个字，也是很平常的。不过所谓的“朋友”并非真正友好。黎瑟说：“在克格勃眼里，我们无足轻重。”往好了说，克格勃当国安部是伙伴，往坏了说，国安部不过是被占领国的代表。

负责监视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作组呢？没错，黎瑟没有忘记，他甚至打算单独去波兰，尽管他根本不乐意。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个工作组很有效率。

此外，黎瑟还证实了早期观察报告（也就是我还没有搬到东柏林之前的那段时期）所描述的事情：国安部在腓特烈大街的边界横道上安排了大批秘密警察，随时逮捕、跟踪任何可疑或他们感兴趣的人。

整个II/9组有二十到三十个秘密警察。黎瑟所在的A部门负责英国情报，有五人。每年他们只进行五到十个“个人控制作业”（OPK），最多有两到三个“全面控制作业”（OV），因此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人数比例为1∶3，有时甚至可能为1∶2。跟踪这么少的人，这些秘密警察究竟该怎么打发一周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呢？他们一天到晚干吗啊？

“问得好。”黎瑟说，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答。当然，他们会把很多时间花在碰头会上。我也看到，文件中有关“个人控制作业”和“全面控制作业”方面的记录非常详细。对他们来说，操控和招募线民占用了大量时间。

我问他（问题和其他人一样）：你们是否抓到过间谍？黎瑟说没有，至少他那会儿没有。“阿尔弗雷德·弗里茨，”黎瑟就像念索引卡片一样，“好像曾经告诉我他们组差点说服一个女外交官叛逃。”

通过窃听器获知一位女士的私生活细节，借此威逼利诱，黎瑟不反感吗？我心想。

没错，他反感，但是“每个情报机构都会这样做”——黎瑟的说辞与弗里茨如出一辙。

随后我转移话题，提到他们这一代都是战后出生，普遍胸怀理想。我问他同侪中是否有与众不同的人，比如文特少尉？

“哦，文特啊。”黎瑟笑起来。他称赞文特勤奋、仔细、口才好，擅长文案工作，但又说文特对收纳新成员并不在行，因为文特过于谨慎，“不善与人接触”。

我说我多少也感受到了，因为文特是最不愿意见我的人。

“嗯，他就那样！可能是他妻子不愿意吧。我妻子也不愿意。昨天晚上她回家后还训了我一顿呢，说‘跟他谈？疯了！别去！’”

他妻子说的对吗？我觉得不对。通过谈话我了解了黎瑟。他聪明睿智、谦逊有礼，虽然效力于东德政府，从事邪恶工作，但想想他的童年遭遇，一切都合情合理。他没有勇气脱离国安部，但他认识到了错误。谈话结束，我与他道别，希望他将来顺利，随后我返回酒店房间，整理晤谈纪要，脑子里只有一句话：黎瑟是真正的好人！他没有人格分裂，他的正派没有只体现在个人生活上，他不是纳粹集中营的看守——白天杀人如麻，晚上却能心安理得地回家欣赏巴赫的音乐，与孩子共享天伦之乐。他的人格也不是比蔡泽维斯更好而已。我是说，他的确是个善良的人，他并没有因为进入国安部而良心泯灭。

我只见过现在的黎瑟，从未见过那个穿着国安部制服、浑身散发恐怖气息的黎瑟。或许他过去的脸真的如人事卡上的照片那样丑陋。他完全有可能做过或参与过很多事情。他对恐怖的事情却闭口不言——我猜他要么有意忽略，要么忘了。假如我是国安部的受害者，甚至是直接受害者，我现在的想法或许完全不同。但是除非有其他证据，否则我的想法不会改变。

海因茨—约阿希姆·文特，1952年8月16日出生在巴德克莱嫩（Bad Kleinen）一个村庄里。尚在襁褓时，全家就迁到波罗的海港口城市维斯玛（Wismar），父母在当地一家国有渔业公司工作。早在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初级学校就读时，文特就展示出他在体育方面的天赋异禀。十三岁他进入罗斯托克一所以培养体育特长生为目的的寄宿学校。当时，东德为支持奥运金牌战略建立了一个高度严密的运动员培养体系，这个体系为东德在奥运会上赢得多枚金牌立下汗马功劳，而这种寄宿学校便是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不过，文特十五岁时就“因为一次训练时严重受伤”，而被迫转到当地一所普通的走读学校，这些在他的书面简历上都有记载。1969年他成为班上的自由德国青年团主任。

那年春天，他以“社会安全合作者”的身份被招进国安部。随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起草、签署了一份简短声明，承诺“为国安部尽心竭力”，肯定自己已经接受教导，永远不和任何人谈及自己与国安部的关系。此时他年仅十六岁。

时隔两年，文特跨过合法年龄，国安部提议改造他为线民。提议书分五页，开篇即对文特的个人背景与国安部生涯进行评估：“他（文特）曾针对不同问题和人提出书面报告，准时出席各种预定碰头会。”对国安部来说，文特的优势在于年轻，可以和其他年轻人在空闲时打成一片。

至于招募面试，国安部军官打算告诉他“敌对势力运用各种政治意识形态手段影响青年人”，他们说国安部有心阻止但能力有限，而按照东德宪法，每个东德公民都有责任保卫国家，因此国安部需要他的帮助。他们认为，只要文特同意，他的代号就是：“迪特尔·费舍尔”。面试时间定在1971年2月23日19点，地点设在国安部安排的地方，“主楼”（Chef）。

文件上有一份文特手写的保证书，上面写着：“我不会和任何人谈及我与国安部的合作，包括我最亲的亲人。”

文特的线民文件包含一些有关他老师和同学的报告，但是一年半后这份报告就没了下文。那时他年满十九，需要履行义务在国安部服役至少十年，否则就得在一般军事机构服役。在这份四页的保证书中文特字迹工整地写道：“凡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为敌的人，我都会坚定不移地与之斗争到底。”他发誓“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时刻留意“帝国主义间谍特工的犯罪手法”。他承诺自己和亲属绝不会到西柏林、西德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绝不和这些地方的人有任何联系。

这些事发生在1971年。1973年11月的评估报告写道：“他（文特）开放、诚实，过去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经过几次讨论后他已经把性格中的这一缺点掩盖起来了。”但只是掩盖而已，就像德国卫生陈列馆的玻璃人：关闭一个按钮，相应的内脏就会停止发光，但里面的内脏结构并没有变化。

此后，文特仕途一帆风顺。1974年，他搬到柏林，加入扩大的II/9组，在负责英国情报的A部门从事文案工作。国安部批准他结婚，尽管存在某些条件限制（国安部将这些条件认定为值得保护的利益）。1984年他代替黎瑟接管A部，1986年被提拔为II/9组副组长，当年取得国安部“大学”，即波茨坦司法高等学校学位。从毕业成绩上看，他的“马列哲学”、“科学共产主义”、“刑侦策略”、“帝国主义媒体政策”都是“优秀”，而“国际法律关系”只是“良好”。

毕业后，他的薪水和职务稳步上升——从中士一路提升至少尉、中尉，直至高级中尉、上尉。1989年3月的评估报告对他赞誉有加，尽管报告也提到，对东德的各种限制、高层领导有限的施政空间，他需要多一些理解。那时他正领导政党宣传组，闲暇时读读政治、文学读物，参与各种体育文化活动。1989年4月，国安部提议晋升他为少校，正式任期定在1989年10月7日，即东德建国四十周年日。对一个年仅三十七岁的少校来说，这件事值得庆贺。可没过几周，整个国家便土崩瓦解，这中间的落差实在太大了！

文特是最神秘的人。起初内线委员会告诉我他已经过世，随后高克机构找到一个叫文特的人，但并不是他。后来，他们查找文件，得知文特的第一个名字是海因茨——约阿希姆，于是我着手查询柏林的黄页。姓文特的人整整两页，可没有一个叫海因茨——约阿希姆·文特的，就连电话号码咨询台也找不到。按照人事卡上的地址，我驱车前往东柏林的偏僻地区霍恩斯豪森，那里曾住着很多秘密警察。我发现了一座曾被国安部作为秘密警察居所的普通公寓，现在，这座公寓用来安置到德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

内线委员会经过进一步调查认为，文特很可能迁回了他在维斯玛的家。于是，我马不停蹄地驱车前往那座港口城市（中途欣赏哥特式红砖建筑时停留了一下）。后来，我发现他的父母住在一栋新建的公寓楼里。我找到公寓楼，通过楼宇对讲机请求与文特见面，他的母亲得知我的来意后，立即显露出警惕的口气。在我爬楼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打了电话。走到门口，我见到一个满口粗话、脸红脖子粗的女人在门口拦住我，说文特不想与我谈话——“文特没兴趣跟你谈。”透过一扇半开半掩的门，我瞥见屋子里还有一个老人愤怒地盯着我。在我驾车返回柏林时，我体会到，儿子走向人生歧路是父母心中的伤疤，而我刚刚揭开了这层伤疤。

我写信给文特的父母，为我的唐突道歉，信中夹带了一封解释信，说明我想与文特对话的原因。文特后来回信，信封上写着他父母的住址。信中他彬彬有礼，措辞却非常小心。

文特写道：“我当然记得你和你发表的文章，我那时还想，你总有一天会转到这个话题上。”但他随即表示自己爱莫能助。按照信中的说法，他不愿帮我的原因纯粹是因为他想保留隐私，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或职业操守。他说哪怕他不和我谈话，我也能“合理客观”地评价事实。他还说：“不同的阶段会带来不同的认识。至少今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很多事，而十五年前，或者说在1989年至1990年的大转折时期，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文特请求我尊重他的想法，他还突然以秘密警察的惯用语气，劝我打消联系他的念头。最后，他祝我能在国安部研究上大获成功。

接着我从维斯玛和柏林的居民登记处，得到一份电脑打印稿，上面写着文特在柏林的地址。我再次写信，请他至少解释一下回信中的几句话，比如“今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很多事”。信中我重复了我在上一封信里所说的话——如果他不愿和我见面，我就只能以手头文件为基础来描述他的工作，“历史学家永远不会满意，因为文件只能揭露部分真相。要想还原历史，当事人的观点不可或缺，”我写道，“同样，出于慎重，我问你，用你的名字是否会影响你、你的家庭以及你们的工作？是不是我现在还无法预见这一切？”（这些话用德语表达出来似乎少了些不合适的味道。）

我知道他和妻子在工作上的难处，考虑到了他尚在读书的孩子（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跟朋友或朋友父母相处时的尴尬。我曾经与东德的朋友讨论是否应该在书中隐去前国安部军官的名字，但他们普遍不同意。隐去克雷奇将军的名字无疑是荒谬的，因为他是国安部的高层之一，而考尔富斯、弗里茨、黎瑟都是高级军官，他们官至上校，如今，他们不是退休就是即将退休，他们的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他们三人跟我谈话时都没有要求隐去姓名。但文特才四十五岁，职业生涯只走了一半。如果同事或上司读到本书，他或他妻子可能会在工作上遇到麻烦——就像黎瑟的名字见诸报端，他的妻子就差点丢了工作。最重要的是，文特的孩子可能还很小，一旦曝光，孩子可能会受到旁人的耻笑。当然，具体后果我不清楚。虽然较之于20世纪90年代初，如今的东德人对国安部不再那么偏激，了解也更多，但我必须对他有所体谅。

时隔三周，我给他去信，询问他是否收到我的来信。他回信说：“为了不失礼数，我在此确认，我收到了你在9月10日和26日写给我的信。”他重申：“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帮助你。你和我过去的同事谈过，你也很难碰到我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恼火。”他希望我能接受这一最终答复，彻底打消联系他的念头。他最后说：“就现在来看，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因为个人、家庭或工作的原因，担心你在书中写下我的姓名。你还是继续按你的方向研究吧。”我回复说，我十分遗憾，但尊重他的决定，并且答应本书出版后寄给他一本。

我确实觉得遗憾，不仅因为他与我的研究密切相关，更因为1981年至1982年的很多时间里，他透过线民监视我（如果黎瑟对秘密警察和被监视者的人数比例没有记错的话）。我觉得遗憾，还因为他与他的那些前辈有所不同。后者的职业生涯带有浓厚的战争色彩，战争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文特和我处于同一时代，只比我大三岁。和我一样，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因冷战而分裂的欧洲，不同的是，他对除东德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关于他的档案，枯燥无味，充满官僚气息，对他是如何踏上秘密警察道路的描述清晰明了，但如果他能当面和我对谈，也许他能告诉我更多的事情。或许他在读完本书后会改变想法，又或许依旧固执己见。

[1]姬达·谢利尼（Gitta Sereny，1921—2012），匈牙利出生的英国传记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她的写作主要集中在大屠杀和受虐待的儿童。著有《德国创伤》（The German Trauma）等。

[2]Niche一词来源于法语。法国人信奉天主教，在建造房屋时，常常在外墙上凿出一个不大的神龛，以供放圣母玛利亚。它虽然小，但边界清晰，洞里乾坤，因而后来被用来形容大市场中的缝隙市场。

[3]指东德政权垮台给东德带来的政治、经济转变。

第十二章 冷战终结

国安部不但在1989年底前一直禁止我入境，而且还将我的详细个人资料放进了“敌人资料统一登记系统”中。这个系统一般取俄文的字头简写，而称之为SOUD，最早是前苏联总理安德罗波夫在担任KGB头目时所设计出来的。这个巨细靡遗的系统的总管理处设在莫斯科，负责交换所有苏联阵营内国家情报系统内的敌情资料。此一系统将敌人，从敌方情报人员开始，至少分成十五类，包括了“颠覆组织”、“政治思想偏离中心”、“挑拨分子”、“禁止入境及不受欢迎分子”、“敌对外交官”、“敌对记者”、“恐怖分子”、“走私分子”，等等。

我被归到第五类：“为敌对情报组织、异议政治思想组织、反犹太主义、态度敌对之移民分子、宗教及其他组织，执行反社会主义国家颠覆活动之个人”。我进行颠覆活动时服务的“异议政治思想组织”为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

根据高克机构所做的一项研究，国安部为这个登记系统中最大的资料输入来源，而在国安部中，第二处又提供了最多的名单。在“恐怖分子”分类下，一共有132名红军派分子的名字，还有9个东德允予政治庇护的人：是敌人，但也是客人。另外还有97名维京青年分子被列入了“恐怖分子名单”中，他们便是曾在西柏林攻击我的新纳粹团体。高克机构的专家指出，SOUD的资料现在仍然在俄罗斯情报组织的掌握之中——这想法不禁令人略感沮丧。不过，专家认为，即使在当初，那个系统的效率也很有限，尤其因为苏联从来不将自己的资料与其他国家分享。

我的资料虽然被放进了SOUD系统中，但是我仍然能够自由出入苏联阵营的国家之中，例如，我曾正式以记者的身份访问过俄罗斯和匈牙利。波兰政府从1983年春以后便不再限制我入境，允许我追随教宗至波兰，访问他的出生地，并观察教宗这位伟大的行动家热诚鼓励他的国人要“保持希望”。“虽然，波兰在外表上仍保持着共产主义的体制，但是已经从内部瓦解了。”我曾经这么写过。难怪每次要进入波兰前，我都必须到波兰大使馆，使用各种非常手段，才能拿到签证。但是，我仍然尽可能地经常前往。

至于捷克，我则以游客的身份前往。在飞往布拉格前，我会非常小心地将所有要去访问的人名、地名，都用最小的字体，以铅笔轻轻地写在欧元旅行支票的背面。到了以后，我绝不打电话给异议分子朋友，而会在确定没有人跟踪后，直接到他家去按铃。我曾经为了躲避警察，匍匐爬过诗人哈维尔的乡村居所外的小树林。我发稿时，若不是以“特约记者”之名，就是捏造一个“马克·布兰登贝格”的笔名。

另外，我会为在这几个国家中陷入苦战的异议分子，携带他们在西方国家中的友人以及一个小型福利组织所托带的金钱、书本和讯息。这个我在其中相当活跃的组织，有一个相当无毒无色的名字，波兰雅盖隆信托基金会，专门支援中欧和东欧的地下出版者及地下新闻从业人员。我当然不会是唯一从事这类工作的人。虽然到1989年为止，它都属于少数分子的活动，但是政治光谱中几乎从左到右都有人参与，例如从新保守主义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是雅盖隆信托基金会的精神号召者），到终生不悔其志的自由派人士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中东欧出版计划负责人），到新托洛茨基派分子的奥利弗·麦克唐纳（Oliver Macdonald，《东欧劳工焦点》杂志的主编），就像在战争时期一样，我们在一个共同的目标号召下团结为一体。

回顾当时的日记，我发现有一些记事我故意写成令人无法辨识的简写，如：“贵族邀请KB和EK？”“A.M.有ZL？”“伯林——别尔嘉耶夫（Berdyayev）”等等。翻译过来，就成了：“不知能否找到一名英国贵族，邀请团结工会活跃分子康拉德·比林斯基（Konrad Bielinski）及艾瓦·库利克（Ewa Kulik）？”“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有一本以巴黎为基地的波兰文学季刊《文学档案》（Zeszyty Literackie）吗？”“以赛亚·伯林会替波兰版的《别尔嘉耶夫》写序吗？”等等。我还记得在弗洛茨瓦夫，坐在阴暗肮脏的公园长椅上，等候一名活跃的地下分子——今天已成为波兰的女性运动领袖之一——从一张香烟纸片上读一个我传给她的讯息。她读完后，将纸片往嘴巴里面一放，就这么地吞了下去。

或许我在暗中帮助反对势力时，有些行为过分小心，几乎到了夸张的地步，但是由于我访问的那些人需要承受的风险远比我要大，因此我宁愿夸张到偏执的地步，也不愿意危害到他们。我很高兴能牵着秘密情报人员的鼻子走，不但最后的报酬不虚努力，而且在过程中，我还享受到一场非常紧张刺激的游戏呢。

东德其实并没有坚持禁止我入境到1989年12月底，经过英国驻东德大使馆的大力干涉，他们于1984年10月7日第三十五个国庆日时，特准我进入两天，参加庆祝活动。当时，我注意到在国际记者中心，大部分的人对我特别冷淡。（现在我才知道国安部的Ⅱ/13组当时至少派遣了二十四个便衣人员，潜伏在记者中心。）“城市的中心，”当时我在传回去的报道上写着，“到处都是穿着制服或是便衣的警察。我每次回到旅馆时，都会被［国安部］便衣警察叫住……当我去访问老朋友（维尔纳·克雷奇尔和他的妻子安格丽特）时，有四个人坐在汽车里等在外面，说明显可说十分明显，但是说不明显也可说不明显。”我现在才从档案中发现，国安部下条子指示边境警察，从1984年10月8日起，我再度被禁止入境，出境应在我签证上盖上“无效”印章。“如该员询问，要求解释，可告诉他至1984年10月8日截止的签证，系错误签发。”

1985年4月，我再度溜进东德一天半。当时，我伴随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访问东欧三国。东德可能有鉴于我那次是与其他记者一起搭乘外相的专机旅行，担心若拒绝给我签证，多少会引发一点外交风波，所以让我随着记者团进入了东德。但是他们的欢迎极为冷淡。在那以后，我虽然不时便申请一次签证，而且有四年没能进去，但是每次申请，都被记录在国安部的索引卡上。在SOUD卡上，还记录了HVA的第三组于1986年对我的一次评估。HVA第三组专门协调在外交掩护下工作的情报员，显示那次评估报告是由伦敦大使馆的人做的。

在那一段时间中，波兰和匈牙利内部开始变化，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激荡的程度越来越高。1989年6月，我到华沙去观察大选。在那次半自由开放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而共产党在实质上全盘失势。有一天早上8点，我居住的欧罗佩斯基旅馆房间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当我接起来时，那头传来的是竟然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东德外交部官员。他以非常正式的口吻告诉我，今后我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不再有任何障碍。隔了没有几个礼拜，我果然到达东柏林，住在可以远眺到腓特烈大道火车站的大都会大饭店。

从东德，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设法在几家大欧洲报纸上刊登出我与东欧人士合写的一篇文章。其中一位合写人是匈牙利著名异议分子雅诺什·基斯（János Kis），他所领导的自由民主联盟正出现雏形。另外一位合写人是亚当·米奇尼克，他当时已成为反对党团结工会的机关报的总编辑。该报也是团结工会与波兰共产党在第一回合谈判中，共产党第一个让步、准许正式出版的报纸。在文章中，我们写道：“欧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机会，一个将共产主义转化为自由民主的机会。过去从来没有人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没有人知道这一次的尝试是否会成功。”然后，我们呼吁西方领袖和欧洲的意见领袖帮助这个民主过程得以继续下去。通过高效率的旅馆接线生，我们得以将这篇正面攻击东德所代表的一切的文章传送到了外面的世界中。

我还做了几次极为可笑的访问，对象都是比较低阶的官员。有一位在东德国际关系中心任职的克雷特克博士（Dr. Kleitke），紧抓住库尔特·哈格尔的国家主张高调不放的家伙，居然在访问过程中坚持不肯说“德国人”这三个字，而只肯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不过，他总算很大胆地承认两者之间有很亲近的关系：“我们似乎相处得不错。”说到这里，他又匆忙加上一句话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也很喜欢英国人和荷兰人。

我和一小群异议分子，在他们的中间居领导地位的格尔德·皮普（Gerd People）的公寓中，谈到深夜。他们都深感沮丧、悲观，认为东德要追随波兰和匈牙利脚步前进的机会很小。受到那次谈话影响，我也写了一篇过分悲观的文章。《旁观者》为那篇文章设定的子题是：“为柏林墙裂缝而悲叹的一群”。虽然我在波兰和匈牙利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和格尔德·皮普及他的朋友一样，我无法相信同样的改变会如此快速地在东德发生，而且不到几个月，大家就已可以穿墙而过了。

事实上，就我所知，唯一预测到这件事发生的，不是异议分子，也不是政治家、外交官，甚至不是记者，而是一名叫乌苏拉·冯·克罗西克的老太太，也就是我最初到柏林时寄居家庭的主人。一天早餐时，她告诉我前一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在梦中，东西德的边境打开了几个钟头。但是在那几个钟头间，许多人涌了过来，使得围墙再也无法关闭——德国就此统一了。

在那次至东德的旅行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与维尔纳·克雷奇尔的儿子约阿希姆的一次对话。1980年被国安部偷偷拍摄下照片的十二岁少年约阿希姆，现在已经是一名高高大大的二十一岁愤怒青年了。我们坐在牧师公馆的阳台上，在炎热的7月天中，他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如何独立监视地方选举，发现国家如何假造选举结果，而当他们抗议政府造假时，警察又如何抓着他们的长发，将他们拖过破巷。这个国家中大部分人，他说，都太笨、太悲观、太害怕，什么事也不敢、不愿意做。或许有一天东德真的会改变，但是那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的事，而到时候他一定老得满头白发。他想要生活，想要旅行。如果他能够离开一次，四天，到西柏林就好了。万一这一天真的到来的话……

几星期后，我收到约阿希姆写给我的一封信，上面盖的是西柏林的邮戳。他到匈牙利去度假时，和许多同伴一样，从已变得很松懈的奥地利边境逃了出来。从那以后，他经过了一个难民接待营，回到西柏林，来到一个离他父亲的潘科教区不到几里的地方。但是，当然，他无法去探望他的家人，而他的家人也无法探望他——这情形很可能会持续许多年。在潘科，有一个地方，如果人站在旧水泥砖块上，可以远眺过柏林墙，看到西柏林的一个铁路车站。有一天，通过事先电话安排，他站在车站月台上，而他的弟弟、妹妹则站在那旧水泥砖块上，遥遥相望。在围墙的两边，他们相互招手、吼叫。事后，他的妹妹非常沮丧，他母亲不得不对他说：不要再这么做了。

当年10月，昂纳克终于在戈尔巴乔夫以及莱比锡示威的双重压力影响下，结束多年专政。莱比锡示威就好像产妇生产前的阵痛一样，在当时已经成为每星期一晚必定会发生、而且愈演愈烈的固定戏码，每每从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弥撒开始。我飞到柏林，租了一部汽车，飞车前往莱比锡，并且和以往一样，在路上因超速被渴望西方货币的警察拦下罚款。在霜冷寒雾中，我来到大教堂，使出浑身解数，说服领位员打开紧闭的大门，让我挤进座无虚席的教堂。当我侧身从旁边的甬道向前行时，几乎撞上了诗人詹姆斯·芬顿。他的头低垂，好似在祈祷一般。另外一个圆圈围了起来。

接下来是11月。我正从波茨坦广场通过刚打破的柏林墙，抵达西柏林，又转头回来，感觉像童话故事一般不真实。我和维尔纳一起坐在我在大都会旅馆的房间。我们从高楼上，可以眺望到腓特烈大道车站之南。通常没有人会经过那里，因为前面的路被围墙堵住，无处可去。但是现在，乌苏拉的梦想成真，人群如潮涌一般，穿梭于围墙的两边。维尔纳紧抓着他的烟斗，说：“你看！你看看那边！你想象不出，那对我的意义。”

我们如被魔咒定住一般，在窗旁看着人群的往来，心中默默地肯定：事情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东欧共产主义已经结束。冷战已经结束。所有一切都成了过去式。在那个时点，我们并不知道，他除了维尔纳，还是“山毛榉”，而我则除了加顿艾什以外，还是“罗密欧”。

第十三章 档案效应

时间为1995年10月。我进入我在牛津大学教堂路的研究室，发现传真机的地板前散满了纸张。捡起来，我发现是维尔纳从潘科教区传过来的有关一名线民的资料。一名个案经办人员前后手写了30页的报告，详细叙述了他与IM弗赖尔（Freier）在秘密公寓埃莉萨中定期晤面的谈话。德文中Freier一词，同时有老派的“求爱者”和时下比较流行的“嫖客”的两种意思。我想这里比较适合后者的意思。在美式英语中，“约翰”有厕所的意思，但是线民“约翰”大概不会理解国安部对他开的一个小玩笑。看到“弗赖尔”，令我不禁联想到，英式英语对“弗赖尔”另有一种称呼：爬街者（Kerbcrawler）。就姑且让我们这么称呼这个人吧。

IM“爬街者”是教会体系内的一名工作者。他非常详细地报告了同事维尔纳的行径。在针对1979年2月7日的一次报告中，爬街者报告外面有一个模糊的传闻，提到维尔纳可能在外面与“未经查证之女子”往来。爬街者是否能从维尔纳口中骗出话来？艾克斯纳（Exner）上尉在报告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该线民无法从一次秘密谈话（轻松、私下晤面，一面啜饮酒精饮料）中，发掘匿名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他将继续设法抓住任何机会，主动厘清这项传闻。他相信下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将在教会避静期间……本人已嘱咐该线民，如果行动中支付了任何费用，可以报销。

前一个星期，维尔纳在柏林教区的晚餐桌上一面啜饮葡萄酒，一面将这段话念给他的妻子安格丽特和我听，我们笑得东倒西歪。有多少婚姻，我心中暗想，能够像这般轻易通过国安部档案的考验？

档案并不就此告一段落，而续有下文：“借此任务，该线民再度设法提出一私人请求：希望能够有机会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访问。本人已给予他肯定的答复。”原来，“爬街者”和“米夏拉”一样，替国安部工作的目的之一为获取出境签证，而国安部则再度利用了国家滴水不漏的国境线，以海外旅行为诱饵，迫使他人为之工作。

高克机构以书面肯定了“爬街者”的真实身份后，维尔纳曾打电话给他。然而，他从头否认到底，对所有的指控都不认账。事后，他还写了一封信给维尔纳，洗刷自己的罪名。

我不禁纳闷：不知道他是否有一台传真机？

这个情势，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适当的英文，但是有两个长长的德文字，很恰当地可以表达：Geschichtsaufarbeitung（历史加工）以及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解决过去），有“对待”、“通过”、“妥协”甚至“克服”过去的意思。这是继希特勒之后德国第二次鞭笞自己的过去。经过了第一次的洗礼以后，再度到处都是侦察、暴露、揭发、相互揭发、再揭发之声。而且不限于德国，在这个影印、传真、光纤、卫星的时代，各种揭发文件在顷刻间便传到了全世界。昨天，你的秘密还安静地躺在一个灰尘满布的档案柜中，今天，就已经呈现于千百万人的早餐桌上了。

其实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过去”的问题。很多亚洲和欧洲曾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南非经历过独裁统治的国家，还有曾经历过佛朗哥的西班牙或后团结工会的波兰，都有过去，但都设法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划上一条粗粗的线。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吧！亚当·米奇尼克便公然主张如此。“让我们优先建立起相互的爱心。”他呼吁。而且，他说，秘密警察的记录反正不值得信赖：“例如，谁愿意相信国安部线民所说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能够说服我，那些文件值得信赖。”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有的地方举行公开审判：有的名不副实，根本算不上审判，例如对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审判就是如此；有些地方的审判则作秀的成分居多，例如保加利亚对前共产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的审判便是如此。还有的国家以肃清政府内部人事的方式，来“洗涤”过去的罪行，如捷克便是这么做的。另外，部分国家将律师、历史学家、民选官员等组织为特别委员会，调查共产党执政的一些特定时期，如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波兰的宣布戒严时期，等等。智利及南非还设立了所谓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只有新德国一样也不遗漏。德国人不但举行公开审判，进行体制内肃清，组织委员会，而且还有系统地公开了秘密警察档案，让所有想知道自己如何被害或自己如何害过别人的人，都可以一观档案内容。这种做法极为特殊。暂且不谈其他政治、经济后果，光就经费而言，有哪个后共产主义的国家有财力如此做？高克机构仅1996年的年度预算便高达2亿34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1亿英镑。这比立陶宛一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

德国政府在东、西两地，共雇用了3000名全职工作人员。舒尔茨女士过去替全德中心（All German Institute）规划导览西柏林，例如带人参观柏林墙等。舒尔茨女士离职后，她的后继者邓克尔女士曾替东德的一家新闻通讯社工作。换句话说，高克机构本身就是一个统一后东德的缩体。利用等待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接见我的时间，我与两名秘书聊天，谈起最近国安部的一名资深官员约阿希姆·维甘德（Joachim Wiegand）在国会大审团前作证的事。这个维甘德就是那个对维尔纳说，他知道维尔纳在西柏林时曾打电话至牛津给我的那名上校。原东德的秘书非常生气地说，她听到那只猪把国安部说成救世军的支部一般，简直恐怖。而原西德的秘书则轻松地说，“没错，不过我听说很有娱乐价值哟。”两个世界，分别在两台电脑屏幕的两边，就这么展开了冲突。高克牧师本人，就像维尔纳一样，使出全力，让一个曾经生活在独裁统治的社会，与一个对娱乐价值的兴趣高于其他一切的社会，相互分享价值与经验。在这间办公室中，我看到了路德版的电视脱口秀，但是我并不确定路德就一定是赢家。

历史学家一面在做研究，一面也创造了历史，自己成了这个历史的一小部分。有一两名历史学家出身于东德，背负着痛苦的个人经验，其他的则大都为西方学者，过去仅能从西方的角度来研究东德。其中有几位慕尼黑当代史研究院出身的学者，以研究纳粹主义而闻名。他们彬彬有礼、思想开放，年龄大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间，他们是最仔细的病理学家，而他们最经常解剖的便为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他们代表的是另外一个怪异的德国故事：将前半生的时光花在研究一名独裁者上，然后再将后半生的时光花在研究另一名独裁者上，但是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和平安乐的德国式民主之中。

每个与档案直接有关系的人，手上都掌握了一些不寻常的知识。不论这些人头脑多么清楚，多么有责任感，程序多么完整，气氛多么严肃，仍然无法抑制这些人内在的窥伺心态，使他们想要知道一些其他人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管我档案的女士，我发现，在谈论档案中的“米夏拉”或“舒尔特”时，声调都不免会拉高一点。是的，他们说，档案资料有的时候“非常有趣”。这就是做人的乐趣，我们都知道的。

正如我在自己的个案中发现的，这些情报即使在今天仍然相当有力量。过去国安部军官手上掌握的力量，转移到了高克机构办事员的手上，通过他们再传给个别的读者、记者、学者，或想要知道员工或未来员工的档案资料的老板。一旦拿到了高克档案资料后，这些人就必须做出决策：要雇用？要解雇？要揭发？要原谅？更严重的是，当线民两字出现，就像其后面被涂黑的名字，代表的是污点。就算它背后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善意，就算在法律的严格保护及公众的审慎监视下，那一抹涂黑代表的就是力量。

在维尔纳的引领下，我到诺曼街原国家安全部大楼内的阅览室，访问了专门替访客准备个别档案的特林佩尔曼（Trümpelmann）女士。聪慧而潇洒的她，与我讨论了她的同事间怪异而矛盾的心理。他们都能够感觉到手中掌握的是秘密情报，因此也是一种秘密力量，几乎有一种在为国安部工作的感觉。不过，有很多同事不太愿意告诉朋友或陌生人他们的工作单位。邓克尔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嘱咐我不要用她的真名，因为她住家的周围有许多邻居过去都为国安部工作，她觉得工作曝光，可能会发生不愉快或更糟糕的事。她说，那些人之间至今仍然组织严密。

这些档案可以改变人生。一位最近前来向特林佩尔曼女士调阅档案的读者，曾因想逃往西方而被关了五年。从档案中，她发现当初告密的竟然是与她同居的男子。两德统一后，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在她要去调阅资料的当天，他还在她出门前祝她一天愉快。那名妇女哭倒在特林佩尔曼女士的双臂中。

笃信宗教的特林佩尔曼女士，花很大的心思，帮助他人度过阅读档案的震惊期。她在事前会先打电话给当事人，为他们做心理准备。在引领当事人进入阅读室前，她更会仔细地解释档案的性质。在阅读期间，她随时在附近，只要有需要，她便会出现，给予当事人安慰。她的眼睛和心脏都有毛病。天天和毒药在一起工作，怎么能不受毒素感染？

但不是所有的高克机构工作人员都如此体贴。如果德国还需要重复类似作业的话，对于那些会直接接触到受害者及家属的人，我会建议加强训练。如果德国还会发生第三次鞭笞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话，或许会做得非常正确、分毫不差。然而，整个鞭笞过去的目的，就是希望再也不会有第三次独裁发生。

到1996年6月时，高克机构已经回答了170万人次的公务及民间询问。换句话说，每十名东德人中，便有一人有过“高克经验”。在此同时，超过100万的男男女女——正确的说为1145005人——正式提出申请，索阅他们的档案。其中将近42万人已经读过了自己的档案，而有36万以上的人——不知是令他们松了一口气还是失望地——发现，他们并没有档案。至于剩下的人，还在等待当局处理申请案中。我看不出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以整体评估这项出乎寻常的作业。

就像维尔纳教区中的薇拉·沃伦贝格发现她丈夫就是专门监视她的线民一样，许多人发现了令他们惊愕及震怒的事。只有他们自己有资格说，知道是否比不知道更好。有一些因为被国安部列为线民的人，消息曝光后受到媒体的审判，然而曝光者在将名单公之于世前，并没有思考动机、内容或名单的可信度，仅不负责任地公布人名，哗众取宠。事实上，做这种事必须要非常谨慎才行。有一位友人提到在1980年代时，有一个人跟他联络，并对他说：“有人要我打你报告，我无路可走，告诉我，我应该说什么？”结果，他们两人想出一些可以填塞报告的故事。如果我的朋友不幸身亡，而那名线民的报告被发现的话，这世界上岂不连一名替他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此外，大家都将注意力放在精密的秘密警察个人档案，以及偏执的线民的行为，而分散了对党领袖和他们爪牙的注意力，其实那些人才是真正掌管整个系统的人物。

虽然档案是在前东德异议分子坚持下才得以开放的，但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开放档案的动作反而强化了西德对东德的新殖民主义态度。西德人过去从来不需要像生活在独裁主义下的东德人一般，做出任何痛苦的选择，现在却坐在这个简单的抉择之上，轻松地用一句“警察国家”就把东德打发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东德人反而在宗教领袖曼弗雷德·斯托尔佩之类人士的带领下，团结了起来。斯托尔佩在档案记录中，曾以“秘书”之名做线民，这对他号召前东德人士，不但无害，反而有益。除我以外的另外一名“罗密欧”——盲眼DJ，卢特·贝尔特拉姆现在受雇于民主社会主义党，也就是前执政的共产党的直接继承者。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现在担任的职位为“媒体代表”。

显然，公开档案的作业并没有如部分人士所担忧的，摧毁了东德社会。有一位叫海因茨·勃兰特（Heinz Brandt）的教授，据说被人揭发曾为线民，而在失望与愤怒中，将他搜集的许多园艺装饰可爱小精灵塑像一次全部摧毁，其中有一座女性陶像，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不知怎么地，这似乎象征了东德命运的结束。有许多人因为档案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失去工作，被原工作单位解职，还有人在匆忙中不及申诉，就自动提前退休。但是在公务部门中，有许多人虽然被证明有高克档案在案，但仍然保住了原来的职位，还有一些被解职的，后来在法庭命令下也得到平反，或至少获得一笔补偿金。另外，档案带来了无数的冲突，造成朋友绝交、婚姻破裂、家中的玻璃被突如其来的砖块打碎、莫名其妙地遭人动粗。最糟糕的是，有好几件自杀事件，部分原因必须归咎于高克文件的曝光与媒体的报道。

当然在这些负面成果之外，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在阅读过档案以后，不但松了一口气，而且能更踏实地继续现在的生活。随后，当德国出现一股新的声浪，主张再度关闭国安部档案时，突然又有大批的索阅申请涌进了高克机构，大约每天达1000封。已经处理过500件个案的特林佩尔曼非常同情地表示，从她经验上来看，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能够一览自己的文件是值得的。一名老先生告诉她：“至少我知道怎么写遗嘱了。我原本以为我的女婿在背后打我的小报告，所以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给他，就罪该万死。但是现在我知道我还是该留给他了。”“现在我知道了”是一个大家共同有的感觉。那也是我的感觉：在彻底洗涤以后，大家建立了一个更好的基础，可以共同努力向前。而那只是一种感觉，非常个人的感觉。

其实，德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智慧，可以用来思考档案这一回事。一种为犹太传统下的古老智慧：救赎的秘密在于记取教训；或者，在谈到纳粹主义时经常被引用的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说：凡是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曾评论道：每个民族都是一个有共同回忆与共同遗忘的共同体。“遗忘，”勒南说，“或者我应该说历史错误，正是一个民族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每个人都会有某一种可以和“原谅并遗忘”扯得上关系的经验。历史上主张遗忘的名人有一大箩筐。早在公元前44年，罗马的大哲学家西塞罗在恺撒大帝被谋杀的两天以后，便要求大家任过去的倾轧“永远湮灭”。两千年后，丘吉尔在苏黎世演讲，提醒大家，前首相格莱斯顿曾呼吁旧敌间学习“遗忘”。

两种智慧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它们无法轻易地融合为一体。我所能够想到最接近的做法，便为让时间引领大家走过发掘——记录——反刍——继续前进的过程。这是我所知道的各种寻求真相但也同时妥协的方法中缺点最少的一种，适用于不同民族之间（如波兰人与德国人，英国人与爱尔兰人），适用于同一个国家的国民中（南非人与南非人，萨尔瓦多人与萨尔瓦多人），适用于男人与女人，以及你我之间。同时，它也适用于我们与他们，我们与我们，他和她，以及我与我之间。

德国人，以及德国以外的人，都需要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的后半叶，德国人如何在德国的土地上再度建立起一个极权的军政府，没有用到如第三帝国的残忍手段，也没有进行第三帝国的种族屠杀，但是无所不在地掌控了国内社会。这个国家如何操控了纳粹所建立起的心理习惯、社会纪律和文化特质，以及与纳粹同样的致命“次要美德”——责任感、忠诚、准时、清洁、勤奋。为什么这种事情可以在这么多德国人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在德国社会中继续如此之久。德语这个荣耀而过于有力的工具，又一次让自己被利用来将邪恶伪装成良善。简单地说，德国为什么至今仍不能走出歌德橡树的阴影？

第十四章 英伦谍影

斯蒂芬·维津采伊（Stephen Vizinczey）在他的小说《爱上熟女》（In Praise of Older Women）中，描述了令人难忘的一景：那是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在奥匈边境的一个小镇市场旁停放着一整排全新的银色巴士，车头各以鲜黄的大型手写字标示着它们的目的地——瑞士、美国、瑞典、英国、澳洲，等等。“你想要到哪里度过余生？一对夫妇，抱着一个新生的宝宝，决定搭上往比利时的巴士，但是到了最后一秒，却下车，冲上写着新西兰的巴士。”

大部分人的人生选择并不如此突兀，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都不禁看到那些时刻，人生原本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路：

沿着我们没有走的路

走向我们从没有打开的门

进入了玫瑰花园

每个生涯中的选择。每个或许可以成为妻子的女友。对东德反情报头子克雷奇将军而言，那扇没有开的门或许就是《打铁铺》杂志上的那一则广告。如果他成为南非某一家打铁铺的助理，人生将是多么不同！就我而言，我的人生或曾出现过好几部没有搭乘的巴士，一部是成为外交官的，一部是成为传统学院型历史学家的，一部是成为一般驻外记者的，另外还有一部，隐藏在道路角落，上面没有标示目的地，但是我知道是为政府那无名单位工作的。

我没有坐上前述所有的巴士，而选择见证并记录下中欧从苏联统治下解放的最后一段过程。在冷战结束后，我展开我的工作，使用传统历史学者的方法，研究那些我刚经历过的事件，在档案室消磨无尽的时间，阅读一直到不久以前仍被视为最高机密的政治局决议文件。这些被传统历史学家视为珍贵信息来源的文件，能够帮助我发掘事情的真相吗？就在我心思摇摆之际，我发现了国安部的档案，开始思考用另类的方法，探索刚发生不久的过去，从研究我自己开始，研究历史。然而，“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这个大问题当前，或许我们还应该有第三种方法才是？

在整个上述的过程中，我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英国的秘密情报世界。我从报纸上偶然会看到有关MI6、MI5的新闻，这两个主管秘密情报的单位似乎正小心地踏出阴影，适应外界的关注。在冷战结束以后，任何政府机构要保持全面性机密比以前更难了，而密情机构如果想要生存——并获得预算的话，就必须要对公众有个交代才行。报纸上陆续出现的相关新闻，如政府首度公开任命MI6和MI5长官，国会通过法案为这两个机构的存在设定了法律基础，MI5局长第一次公开演讲，国会成立“情报及秘密委员会”，等等，都反映出秘密机构正逐渐走向公开化。我还注意到，MI6搬到一栋新的办公大楼中。事实上，那栋大楼，四面以绿色玻璃环绕，就在泰晤士河南岸，非常引人注目，毫无隐秘感。我当时并不知道，MI5也已搬到泰晤士河另外一岸的一栋白色后殖民式建筑物中。事实上，这栋取名为“泰晤士大楼”的建筑与国会大楼在同一条街上。我经常经过这一条街，却不知道MI5就在那里。

人生至此，我已完全淡忘了少年时代对秘密情报工作的憧憬，更不记得还曾申请过相关的工作。但是就在我开始研究我的国安部档案时，我发现有人并没有忘记我。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神秘电话。来电者说他就在那个1976年时曾与我取得联络、外交部中不存在的单位里工作。他有件事很想与我谈一谈，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拨冗接待。我们同意在伦敦一家旅馆内喝茶、晤面。

他不多话，很快便言归正传。他说，牛津大学不时会来一些学生或学者，他们怀疑是在为敌对力量工作；我能否考虑关注一下他们的动向？我告诉他，我不能。虽然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这么做的必要，但是不希望自己与朋友、同事或学生间有这一层隔膜。

当我停息下来稍事思考后，发现他们的工作模式必然向来如此。当然，他们会有人在牛津大学、其他大学、其他职场、其他人生道路上。这些人在全职或半职工作之外，还拥有这一份秘密的生活。而所有的秘密情报网都需要人脉、需要线民。如果因为线民的帮助，使得有关单位能够找到爱尔兰恐怖组织IRA所放置的炸弹，或从中东被派来谋杀萨尔曼·拉什迪[1]的人，那么线民的所作所为不但善良，而且勇敢。

然而，他们的做法令我感觉很不对劲。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们显然还在跟踪我。另一方面，他们显然对我的追踪工作做得并不怎么好。如果他们曾好好读过我的作品，就会知道我不会再玩他们的把戏了。或许他们仅假设大家说一套、做一套。就一般而言，这也没错。

我与不知名情报员的晤面虽然只有十五分钟，却令我感到相当不愉快。不过，由于这次晤面，我重拾过去的回忆，并开始思考：如果我曾追求那秘密世界的话，今天会如何？如果当时搭上了那部没有标示的巴士，我现在会在做什么？马可·沃尔夫与我在今天已经统一的柏林市晤面时所做的陈述中，有无任何真实成分？东德之类共产党国家的秘密情报组织，与英国之类民主国家的秘密情报组织之间，不一样在哪里？

所有英国人都喜欢阅读间谍小说，市面上这类书籍之多，大概只有色情与园艺的书刊足堪比拟。当然还有报告文学、回忆录、学术研究、电视小说、无穷无尽的小说与恐怖故事。我的国安部档案中第106页，是一项XX/4组记录：“‘罗密欧’替‘山毛榉’安排妥当，将于1980年2月25日与驻华沙记者蒂莫西·塞巴斯蒂安（Timothy Sebastian）见面。”最近有朋友告诉我，蒂莫西·塞巴斯蒂安出了一本间谍小说《出走柏林》（Exit Berlin），非读不可。

书架上有许多好书，但是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他们所写的，哪些是事实，哪些为虚构，哪些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细节？因此在印刷品的大海中泅泳了一段时间后，我展开一连串的访谈，有的访谈对象曾针对英国秘密世界写过不少东西，但是现在相当满意自己能够脱离文字苦海，有的则是在冷战期间以政务官的身份管理过英国秘密工作的政治家。

这段期间，我曾经远赴康瓦尔，与作家大卫·康瓦尔（David Cornwell）——笔名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沿着海岸高崖散步，并与俄罗斯大使共进了一次午餐，在那次难忘的午餐会上，俄国大使特别对约翰·勒卡雷这位西方最伟大的间谍小说家表示了他的敬意。我还走进许多美丽的英国乡村花园中，与许多退休的绅士促膝长谈，我感谢他们在谨慎中所表达出的坦诚。经过这个过程，我感觉到自己进入了这个保存了浓厚的古老英国绅士气息的小圈子：格子衬衫、小马甲、整齐折叠的雨伞、完美无瑕的礼仪和青绿的草坪。相较之下，装潢粗俗的小木屋、啤酒肚、人造纤维的运动服，那些令我联想到国安部情报人员的特质，就美学意识上，好像属于1 000万光年以外的事情了。秘密国家已不存在，宛如进入了一个秘密花园一般。我也与1979年时请我到泰晤士河边“河之南”餐厅吃过一次饭的英国官员又见了一次面，发现他文质彬彬，聪慧风趣，极具个人风采。但是当我进一步探索，走出那秘密花园，而来到那闪耀着光芒的泰晤士大楼白色大厅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型标志，上面画着一头勇猛的狮子和美人鱼的尾巴，下面则写着“保卫国土”的骄傲字眼。然后，我通过了几扇令人不知不觉会联想到《星际大战》电影里有高度安全设施的自动门。为顺利走过最后的几道门，我不情不愿地同意，所有的谈话记录都将“不列入记录”——也就是说，我不能明白指出谁曾对我说过话。

谈话结果令人深感挫折。一个已经死亡的秘密情报机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所掌握的秘密不再是秘密。国安部的事，我们可以尽量发掘。但是一个还活得好好的密情机构，问题就在于它还保有许多机密。“河之南”那一餐的东道主形容他对苏联的间谍工作经验：“好像在深夜中，用一把小手电筒，设法检验一头大象。”其实那正是我面对他所属机构的感觉。有很多人愿意接见我，与我一谈，但是从谈话中我便可以看出，他们挣扎于保密与公开的两极之间。因此，瞎子摸象，最后只能发现大象这里有一只扇子耳朵，那里是一根大鼻子，但是整体依然不存在。

是的，东德是个“很难敲破的坚果”，一名MI6的绅士告诉我。不过，他们在苏联阵营的其他东欧国家中表现都不错。波兰，他们几乎搞得一清二楚。不过，他们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先知道东欧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政治变化。作为一名现场报道的记者，我或许消息还比他们灵通一点。不过，他们还是得到了一些对方正式的重要秘密资料，尤其是军事情报，对决策的影响虽然不大，但是相当重要。（三名前外交部长都小心地同意这种说法。）

英国情报员因各种你我可以想得到的理由而加入组织：神秘感、好奇心、想探险、爱旅行，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希望“为国家做点事”。但是真正在密情机构中做事，却可能相当无聊、沉闷。到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中，踏过一条又一条的后街，寻找安全的会面地点，寻找没有标志的纸盒，有时候他们不禁会自问：“我为什么要如此浪费自己的生命？”然后，还有办公室的内斗与政治。当然有很多工作还是很有意思的。“有意思”这个相当孩子气的字眼，经常出现在我与这些人的对话之中。一名退休的秘密组织资深工作者回忆道：“我不敢相信，做这种事，还有钱拿呢。”

他们会比另外一边更小心、严谨吗？嗯，他们说，我们不会暗杀或绑架，几乎从来不勒索恐吓。一名已退休的官员对我表示，那对士气（morale）非常不好，而士气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的方法都是合乎“正气”（moral）的。“正气”，在这个灰色地带，是个何其伟大的概念。我记得国安部的艾克纳上校曾对我说英国秘密情报人员“很绅士”——不过，他是在比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和西德的BND之后，做此评论的。如果我们将美国CIA在拉丁美洲的记录一并思考的话，那么西方情报组织与东方之间的差异，就更难辨识了。

一只金龟子和另外一只之间的差别不可能太大。一名退休的密情机构官员告诉我，当门口有警察把风时，潜入一名嫌犯家搜查证据，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他的话让我联想到瓦姆比尔博士不久前才告诉我，一名国安部秘密工作人员偷偷溜进他在莱比锡的家的情况。两边的退休官员告诉我，他们的最佳情报员，永远是志愿工作者，也就是那些基于个人的理由——有些是私人的、有些是政治的——而从事这份工作的人。他们不会被收买，也不曾被恐吓。这已成为间谍行业中的普通常识了。而且两边的人都用同样的话，告诉我情报员和个案专员之间的微妙私人关系。“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关系”，一位从MI6退休的资深官员表示，“你可以谈任何事情、工作、个人问题、妻子，并确定他会替你保守秘密。”我看到了间谍工作中最吊诡的现象：背叛的关键是信任。任何一名自国安部退休的官员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便是他从来没有背叛过他手下的情报员。

这么说来，不同的目的是否能够合理化相同的手段呢？两边都是做同样的事，但是一方是为自由国家而做，因此目的是崇高的，另一边是为独裁而做，因此目的是卑鄙的。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这么说起来，他们并不觉得到外国去做间谍工作是那么错误的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如此。对他们而言，从专业观点来看，另外一边只是“对手”而非“敌人”。超出这一点以后，是的，就要看你是替谁工作了。

这里有一条非常滑溜的坡道。20世纪中有许多罪恶，最后你可以说“因为目的崇高，因此可以使手段合理化”。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忽略这论点的存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拿暗杀希特勒来说吧。1944年，施陶芬贝格企图暗杀希特勒之举被视为非常高贵的行为。但是如果暗杀的对象是丘吉尔的话，那么同样的行径就变得肮脏龌龊了——虽然暗杀者在行动时可能表现出同样的勇气与胆识，甚至也同样热烈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充满正义的。同样的行动却得到不同的道德评价。

但是，不仅目的要崇高，手段也必须要能够配得上目标。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够烘托什么样的目的，我们没有简单的规则可循。每个个案中都有一条隐形的道德规范线，因此也都有它们特殊的情况。英国间谍曾经跨越出那条线吗？当然，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们多么频繁地跨出？跨出多远？在没有看到档案以前，我们外人将永远无法确定。不过就算那些已经退休或仍在里面工作的人，在记忆的万花筒不断旋转中也会忘记或重新记起。

我可以想出几个理由相信，英国人可能在冷战中跨越那条线的频率与距离比我们今天相信的要远。就算在我的世代中，仍然有许多人受到战争的影响甚深，有些人仍然活在战争的集体及家庭记忆之中，有些人崇拜文艺作品中各种战争英雄形象。虽然在冷战期间，我们在口头上并不多谈战争，但是许多人仍然相信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和以前没有两样。有些事情在和平的时候不能做，但是在战争的时候就能做了。但是如果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这种事是能做还是不能做？而且，在我们的心底，我们多少有一种意识，认为“只要是为了我的国家，不论对错”，都是该做的。但是如果我们国家做得不对，该怎么办？如果我们的国家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在个案上是错的时候，又该怎么办？

太多道德思绪需要深入思考。然而，打架打到一半时，你无法停下来先办个哲学研讨会。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接受那结果了。

如何评估我们海外间谍——或其他国家的海外间谍——比评估国内安全系统的必要性还要困难。在这里，目的和手段几乎已不可分。国家侦测公民的行动，直接侵犯了她原来应该要挺身保护的自由。这中间的冲突是明显的、无可避免的。尤其如果侵犯过了头的话，就会开始摧毁她原先想要保存的东西。然而，谁来决定到什么程度算是“过了头”呢？

万一读者心中有任何怀疑的话，我必须澄清：我窥探到的英国密情单位的规模，和国安部天差地远。在人数上，MI5的规模大约2000人，另外还有一个2000人的特别部门，而如果我们以一名官员可以管理四个外部人员，而非国安部的一比二来计算的话，该局应该拥有16000名的外围情报员和线民。在这样的规模下，每4000名英国成人，才分到一名在背后监视他的情报人员。相较之下，东德每50人中便有一名情报人员。在目标范围上，英国也无法和东德相较（东德国安部不必处理北爱共和军的问题，他们对恐怖分子，几乎采取全面支持的态度）。另外，东德方面不必施加压力，便可获得民众的合作；就我的个案而言，大部分线民的动机只是为了要获得出国机会而已。同样的情形在英国根本不可想象。难道英国某情报官员会对他的线民说：“伊文斯先生，就在你出国到布拉瓦海岸度假以前，能否先去替我们问琼斯先生两件事……？”绝对不可能。英国也无法由恐惧激起人民替情报单位工作之心（英国人会经常怀疑坐在酒店旁边一桌的人在窃听他说话吗？英国本土上有任何人——除了恐怖分子和外国间谍以外——真的害怕MI5吗？当我的线民“史密斯”尝试对我解释他觉得国安部有多么渺小且相对无害时，他就用“就像MI5”为比喻）。

情报单位侦测结果对民众的影响，英国和东德之间的差异极大（在东德，国安部可以制造极严重的后果：如“青年布莱希特”一般无法进入大学就读，如艾伯哈德·豪夫一般失去工作，如维尔纳一般在你的孩子身上复仇，如瓦姆比尔博士一般把你关进监狱，没有审判就先判下你的刑期，等等）。情报单位所服务的政治体制也不同（国安部被正式称为“党的矛与盾”，而它的首要任务便是让单一独大的共产党永远执政。至于MI5，虽然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在政治上都偏右，有的还极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政党轮替，有时为保守党，有时为工党），情报单位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更是不同（国安部不仅是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到最后，它成为设法推动整个系统继续运转的力量）。

国安部，一言以蔽之：令人背脊发凉，性感，又好卖。但是，这么说就错得离谱了。我回想到1980年代时与左派分子的一次争执。我的“左派友人”——“米夏拉”就是这么记录他们的——称呼英国要求政治改革的政治压力团体为《八八宪章》（Charter 88），以呼应捷克人权运动的《七七宪章》（Charter 77）。这个比拟，在我看来，十分不恰当，对愿为信仰出生入死的《七七宪章》创立者的荣誉是一种侮辱。这就好像在自己的胸前挂起一个勋章，上面写着“英雄”一样。而且，《七七宪章》的哈维尔再度入狱，团结工会的神父耶日·波比耶乌什科（Jerzy Popiełuszko）则被波兰秘密警察谋杀而惨死。或许再怎么神圣的词语，最后都不免受到玷污。我有一次看见英国报纸上形容执政党在下议院的党鞭，“犹如东德斯塔西的爪牙”。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别人的坏来衬托出自己的好，基本上是虚伪的、谬误的。例如，孩子对母亲说“这碗汤太难喝，我简直想吐”时，母亲对孩子说：“可是，宝贝，想想看，非洲孩子什么都没得吃呢。”我注意到MI5局长里明顿夫人自己也不吝使用国安部的例子，来对照她的工作绩效。如果你想要让灰色看起来像白色，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放在黑色旁边。与国安部相较，任何事物都可以看起来很不错。然而真正应该放在一起比较的，应该是其他西方国家。

在这个标准之下，我发现事态就有一点严重了。根据英国秘密情报系统在后冷战气氛下最新出版的正式简介，MI5 1995年至1996年的预算中，只有3%是用在反颠覆活动中。但是从退休及现役的工作人员中，我得到的印象是至少30%。MI5对颠覆的定义为“准备以政治、经济或暴力手法推翻或毁损国会民主制度的行动”。但是除非到处打探，否则要如何知道别人会有此意图？

他们把网撒得很大，不仅包括了英国共产党的每个成员——想必也包括了我的IM“史密斯”，而且还将所有从英国六八世代中成长出来的极左分子，都列入管理行列，这些人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社会主义者国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IMG、战斗派（Militant Tendency）等团体的人。另外，所有CND（核裁军运动）的领导人、国家民权自由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的主要参与者等，也都被建立起了档案。

对了，他们说，大部分被列管的人都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发生。就算MI5曾提出明白的证据，指控一名国会议员以前曾经收受捷克情报组织的钱并为它做过事，但英国法庭仍以无罪开释了那名议员。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是重要的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情报单位有一种负面或他们自称的“正常背景调查”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民众去申请某一些特定工作时，在他们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情报单位会将他们的名字与内部档案相互比对。如果MI5说，雇用这个人必须要承受安全上的风险，那么他非常有可能不会被录用，而且他们也不会告诉这个人，他不被录用的真正原因。一般西方国家将这种正常背景调查，运用于一些与安全相关的敏感职务的雇用程序，例如处理国家机密的政府工作，或处理国防合约的私人企业工作。但是，有一些组织，如英国广播公司（BBC）似乎定期将他们收到的工作申请书，送进MI5做秘密检查。

这让我想起来，在1970年代间，一名记者朋友伊莎贝尔·希尔顿，曾想进英国广播公司的苏格兰分公司当记者，但是一直进不去。后来《旁观者》发现，她没有通过秘密的“正常检查”。我打电话给伊莎贝尔，她让我再度想起事情的细节：英国广播公司内部，有一个叫龙尼·斯托纳姆准将的人，坐在广播大楼105号房，每天的工作便是将个案送至MI5。对伊莎贝尔最不利的证据，显然，便是她曾经担任过一个无毒无害的机构苏格兰－中国协会（ScotlandChina Association）的秘书。我相信去过那个协会的人，数目绝对比不上我参加过的“英中了解协会”。但是“正常检查”的负面效果完全无损于伊莎贝尔的职业生涯。不能进入英国广播公司，她反而有机会去从事更有趣的事情。但是有段时间，她无法确知她为什么得不到那个工作，也没有机会反驳别人对她的判断。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绅士表示，别忘了，MI5只负责给予建议，最后的决定权在于雇主。这句话不公平。英国广播公司的人固然听从了秘密情报程序，并且没有给伊莎贝尔一个申诉的机会，但是秘密情报组织本身需要检讨的地方也一样多。为什么它要这么做？因为那仅是“大家都这么做”，因此被认定为后大英帝国体制的正确做事方式？还是因为大英帝国虽已崩溃，但保密防谍仍然是政府内部的不成文规定与合作通则？不过，是否也有可能，在心底，大家还认定“战争尚未结束”？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喘息时间，我们就进入了冷战。有系统的情报调查是在1940年代末引进英国社会中的。在那时候，连乔治·奥威尔，都几乎要非正式地向任职于外交部下一个半秘密组织的好友，举发共党的同路人。

就算MI5的官员，并不如前MI5官员彼得·赖特（Peter Wright）在《捕谍者》（Spycatcher）一书中所指控的，想要“谋反”，推翻威尔逊首相的工党政府，但每个人都知道在1970年代甚至在1980年代，很多MI5里的人右倾甚至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气息。当时很多人以“叫嚣”来形容他们的态度。有什么机制可以制止他们，让他们不至于冲过了头？前面提到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们，这时候便满口仁义道德，说什么“我们整个服务于MI5的道德基础就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这种人……”。也许他们从来没有从小学校长的阴影下走出来。另外，他们提到，他们受到内政部的严格控制：在窃听电话前必须先申请许可，拦截他人邮件、侵入他人住处搜索，也必须先得到内政部的公文。任何人都知道，内政部绝非予取予求的。

这话虽然不错，连彼得·赖特都在书中举了好几个例子，证明内政部的家规甚严。但是，难道一切就指望在这些家规上了？MI5的一群家伙凭什么觉得自己的行为“合理”、“适当”？就凭着内政部或首相府的另一群家伙不时地查看一下他们的作为？噢，对了，我们不能忘记还有党里面的政客。但是就算从最理想的英国情况来设想，这一层的牵制作用仍非常薄弱。

习惯、态度当然非常重要。法律和国会控制更是必要的保证。然而，为什么英国两者都不存在？

自从1989年，世界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国会通过了限制情报检查使用于个人的法案，设置了大陪审团、委任官、国会特别委员会等，如果民众有抱怨的话，更少有地方可去了。而情报单位也在谨慎中适当地开放自己。根据新规定，个人在受到这些单位的“正常背景调查”时，应该先被告知。从个人接触中，我也感觉到这些单位在管理上有进步，比以前更专业化了。我相信MI5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于应付IRA（爱尔兰共和军）炸弹、外国间谍和现在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犯罪等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情事上。但是我们也应该要尽量避免假道学，谴责在背后侦测我们的情报人员，却享受他们所帮忙提供的安全感。吉卜林有一句名言，提到“嘲笑、愚弄那些当你睡觉时护卫你的安全、穿制服的人”，唯一不同的是，情报人员并没有制服穿。

然而，经过国安部的经验后，我变得非常、或许过分敏感，对秘密人员的职权忧心忡忡。我与一名现职的资深官员谈到了在新法律和国会架构下的控管方式。“你使用‘控管’一词，”这官员对我说，“我觉得‘合法确认’更为适合。”MI5决定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其他人只是通过法律程序确认他们所设定的优先顺序而已。这种做法是对的吗？

从MI5走出来的男人，散发着一种沉稳的力量：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都一样，从因拥有秘密情报而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因为新科技的发明，必然变得更强了。就在我与资深官员谈话之际，我——如间谍一般——窥伺到办公室的一角放置了一部非常大的电脑，屏幕上挂着成排的图标，数量之多，比我家中儿子电脑上的还要惊人。我们家的每个图标，都代表着一个电脑游戏：“碟片世界”（Discworld）、“虚拟都市”（SimCicy2000）、“旅鼠”（Lemmings），等等。不知道他们的游戏是什么？

我想，用不了多久以后，所有的信息都会电脑化。如此一来，那些曾经被待在MI5登记处的少女兴奋汇集起来、供我们阅读的纸质档案，将何去何从？无论如何，我都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档案的事。它们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和秘密警察的宝藏。

首先，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档案？

答案：“低于六位数。”

就一个自由国家而言，这数目着实庞大（这还不包括特别部门手上掌握的200万份个人资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这么说吧。在冷战期间，他们想要追踪每个英国境内的共产党员和俄国人的行踪。而这本身就代表了一大堆人。然后，爱尔兰和其他恐怖分子也在追踪范围之内。是的，有五分之一的档案对象为“非颠覆者”，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友善联络对象。

而且，档案中有一小部分，是经常打开而且在作业中的。组织对于什么时候可以打开档案、应该打开多久，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事实上，内部有一个交通灯号管制系统：绿色代表积极调查，橘红代表不必积极地调查，但是随时有新东西时，要记得加上去，红色代表关闭档案。

原来如此。不过，档案被标示为红色以后，并不会被销毁，对不对？

是的，不会被销毁。

那么，在正常检查作业中，他们是否会被用到？

嗯，的确。不过许多年以前发生的一些政治小瑕疵，时至今日，是不会被评估为“安全威胁”的。

外部组织是否仍能申请接受“正常背景检查”？

是的，但是只限于在政府批准的“客户”名单。

英国广播公司是否在名单上？

资深官员突然变得语焉不详，不置可否。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仅能如夜晚以手电筒观察大象一般，非常、非常片段地一窥英国情报单位。我事前便知道，除非英国这个国家如东德一般崩溃——我当然不愿意看见这种事发生，我是无法真正知道他们的作业的。不过，我倒为自己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发现。由于在国安部存有我的档案，我想要知道MI5是否也保留了一份有关我的资料。我其实并不一定要知道答案，但是既然人已在其中，便不妨一问。

“你们有我的档案吗？”

稍事犹疑。深呼吸。他在保密与开放之间摇摆了片刻。然后：“是的，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我们有。你有一份我们所谓的‘白卡档案’在这里。”所谓白卡就是非颠覆者的意思。

他们保留了我的资料，因为根据记录，我“曾经协助秘密情报单位SIS”。

哇！我不禁惊叹，我从来没有协助过秘密情报单位。在年轻时，我几乎加入了组织，但是后来又决定不这么做。和秘密情报单位的瓜葛就到此为止了。

我提到了最近有人接触我的小事件。会是MI5的人吗？“不，应该是那边的人。”他一面说，一面向泰晤士河点点头，眼光落在对岸那一栋绿色玻璃的MI6（SIS）总部建筑上。不过有关那事件的记录也会保留在这里的档案中，还有一些我到这里以前，与干员之间的对话。

不过，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告诉一个人他们有他的档案。我可以看得出来，在告诉我以后，他就开始担心：这种新的开放态度是否做过头了？

很偶然的，在与他谈完话以后，我立刻就将我们的对话做成笔记——就像在与“米夏拉”、克雷奇将军和其他人谈过话后一样。不过，这一次，我期待与我谈话的人也会非常精准地记录下我们的对话内容，虽然在那一尘不染的咖啡桌下，我看不见有任何录音机的迹象。

假设他们握有一份我的“颠覆”档案。毕竟，如果伊莎贝尔·希尔顿能够因为做过苏格兰－中国协会的秘书，就被打上负面记号，我曾经加入英中了解协会，情况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会告诉我吗？

“通常，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他苦笑，“除了刚刚才知道的你以外。”

但是如果我是美国人，我可以在《信息自由法》之名下，申请阅读我自己的联邦调查局档案。为什么英国不行？

是的，首先，MI5必须要有双倍于现在的经费，才能够做到对外公开。美国人公开信息以后，才发现所需要的做的事情繁多（过滤、影印、涂黑——让我想到高克机构内3 000多名员工所做的事）。

但是美国人有钱。（他的口气中不无怨尤。）

而且，这里的情况不同。IRA、国外恐怖分子和其他敌人，可能因此获得非常宝贵的线索，而且从别人的档案中，发现MI5的工作模式等。（我想：是的，这可能是真的。）

那么，老档案呢？是否对历史学家开放呢。

嗯，连这个都有困难。只要有了一个先例，就会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作业方式。不过，他们想要帮忙。他们希望能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档案开始开放。

随后，我们讨论一些更一般性的问题时，我直截了当地问：我可以阅读自己的档案吗？

不。

为什么不？

因为那是属于“皇家”的财产。

在大部分国家，你都不能够看到秘密情报单位中有关你的档案，但是哪几个国家会告诉你，那是因为档案属于“皇家”资产？

他们另外还举出了几个理由。这会设立一个先例。这可能会泄露资料来源。但是，谁会将我的相关信息泄漏给这些人？当然不会是我的朋友或同僚。当然不会。会是那些友善的各地大使馆英国“外交官”，在平日的报告之上又把我的事情加上了去吗？或者，是否可能在1979年我决定不加入他们，与1994年他们再度接触我之间，档案中其实什么都没有？

无论如何，另外一个人好心地加上一句说，打开一份友善联络人的档案有时仅为一种单纯的礼貌与致意。但是，当一个人打电话给你，而你根本记不得他是谁时，有何礼貌与致意可言？

“我们今天打开了你的档案，老朋友——只为了对你致意！”这句话听在耳里，将是何等刺耳的语言。

在回牛津的路上，我不断拷问自己。我感觉如何？首先，我感觉非常满足，因为那是一次事前没有预料到的成功访问。如果那个人值得信赖的话，我或许是全英国第一个发现自己有一份档案在情报单位的人。而我只不过顺口问了一句话，就得到这个答案。其次，我感到愤怒。愤怒于他们竟然在背后侦察我。虽然仅非常轻微，但仍然是一种监视。另外，我感觉到淡淡的气恼。如果他们对我做了一份“颠覆档案”的话会有多“酷”。这样我就可以说：你看，国安部和MI5同时跟踪我。我必定是一个多么勇猛无畏的异议分子！（有很多人因发现自己秘密档案，而大吹其牛。）但是生活并非如此，至少大部分时候并不如此单纯。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过去从来不完全成为过去。多年以后，当你已经几乎要遗忘一件事时，它又再度浮现于你的周围。或许，在某一个角落中，你发现了自己的孩子在另外一个父亲的羽翼下成长，或一个档案在你不知道的角落中逐渐加厚、变大。这些事情你都不会知道。

如果有一天英国档案被打开时，有多少人会面临这类的惊奇？制造秘密档案的人会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堆积资料。我的有生之年，从未在有意识下“协助”MI6，但是现在我被告知，他们就是这样归类我的。而我开始想象，有一些东德人，当他们打开自己的档案时，发现被归类为“友善联络对象”或“线民”时，有的会假装他们并不知情，或故意压抑了记忆，但是有的是真的不知情。他们是无辜的。

有那么一刹那，我幻想“米夏拉”回过头来对我说：“嗯，你知道，你们的秘密情报单位也把你列为英国线民！”这当然是一派胡言。她所做的是定期地、详细地、有深度地报告了所有同事、朋友、家庭的秘密，而她非常知道她报告的对象是秘密情报组织的官员。而我则从来没有从事过这类的事情——而且，就算曾协助过MI6，我们两人的事也无法相提并论。帮助像英国这般的民主国家的海外情报单位抵抗东德那般独裁主义国家，与帮独裁国家的国内情报单位搜集资料，是两码子事。然而，如果我想要对自己诚实的话，就应该不畏惧于在两者间做比较。

当我搭上5点20分从帕丁顿出发的火车时，内心仍继续拷问着自己：你难道真的希望自己有一份“颠覆”档案存在吗？你真的希望看到那种会将你列为颠覆者的政治存在，而不愿意有你过去和现在所拥有的自由政治气氛吗？你难道不想要国安部档案中非常正确描述的“资产阶级自由”政治气氛吗？毕竟，你是支持这种政治体制的，对不对？虽然议会式民主有诸多缺点，但是你一样支持。是的，我毫不犹疑地回答自己：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支持这个体制。

有人说，每个间谍的内心，都存在着一位作家。很显然，每位作家的内心，都存在着一个间谍。自由国度中的国内情报人员生活在这种职业的吊诡之中：他们必须要侵犯自由，以捍卫自由。但是，我们同时生活在另外一个吊诡之中：我们以质疑来支持这个体制。而这正是我的立场。

[1]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小说《撒旦的诗篇》的作者，该小说引起极大争议，受到穆斯林世界的抗议，作者遭到暗杀威胁。

第十五章 档案封存

1996年12月，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旅程结束。舒尔茨女士桌上的那份旧式档案已经成为微软Word文档，存放在我面前的电脑中。我的右手边，鼠标旁边，放着一杯咖啡。冬天的太阳斜斜地穿过百叶窗，照进房间。我转动椅子，陷入思考。

为了调查国安部有关我的档案内容，我历经艰辛，回到了我自己、其他人、其他国家的过去。连续好几年，我闯荡于中欧似乎无尽的记忆之中，测试个人及国家遗忘的能力。一次又一次，我眼看着如奥地利前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1]这般的人，在公众面前表示失落了整段对过去的回忆，但在各种文件、证言一点又一点、非常痛苦地“提醒”下，恢复了对以往的记忆。

我在痛苦中测试自己对于过去的生活到底还记得多少。即使今天，在将所有档案、日记、信件等详细记录备齐在我面前之际，我仍然需要仰赖想象力，为我重建起过去的生活。就像勒南所论的民族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记忆与遗忘的不断组合过程中成长。但是，如果我连自己十五年前的模样都无法重建起来的话，还有什么资格写别人的历史？

那个穿着双牛津大皮鞋、每天在柏林游荡的青年“罗密欧”，到底是谁？每个人都像舒尔茨女士一样，看到人物的代号，就忍不住咯咯笑起来。以前，西德记者喜欢称呼那些马可·沃尔夫派到波恩色诱在政府里工作的女秘书的国安部情报员为“罗密欧”。但是那至多只能说是罗密欧被丑化的形象。真正的罗密欧，莎士比亚的罗密欧绝非唐璜或风流才子卡萨诺瓦，更不是什么东德版詹姆斯·邦德之类的无聊人物。真正的罗密欧并非愤世嫉俗，或镇日只懂得和女人周旋，而是一名浪漫的年轻人：满腔热血、充满好意、立意极高但内心混乱。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的代号——我怀疑其实是因为我开了一部阿尔法罗密欧汽车而来——凑巧很是恰当。我的确很浪漫，而且不仅对爱，对很多事情都很浪漫。浪漫主义，正如劳伦茨·丹普挖苦地指出，有它危险的一面。浪漫的人很想要帮助他人，但是在过程中，他自己可能会受伤，就好像在莎士比亚的故事中，罗密欧为了阻止他的朋友茂丘西奥与提伯尔特决斗而受伤一样。另外，罗密欧也很可能因为冒险而受伤，或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理由而全心投入。

虽然，东德的检察官或许很容易就根据他们非常宽松的刑法第九十七条，认定我有替“外国组织”搜集情报之嫌，但是我可能从来就不受该法条“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在“非常严重情况下可判处死刑”的威胁。到1980年代时，对像我这样罪名不太深重的敌人，最可能得到的，也就是我最后接受的惩罚便是驱逐出境。然而，那些对曾经与我见面、联络过的人，我却可能造成极大的伤害。例如，维尔纳·克雷奇尔，便在刑法第一百条下受到侦察。刑法一百条适用对象是替犯了刑法第九十七条罪行者——也就是我——进行掩护、协助犯罪者，该法条建议刑罚为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至于我对中欧的团结工会及异议分子的支持，20世纪的历史中，到处都洒着不惜为遥远国度的政治理想而牺牲的年轻人的鲜血——有为切·格瓦拉的游击队、有为越共、有为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与反对佛朗哥、也有为欧洲反法西斯势力的共产主义的青年。看看年轻的金姆·菲尔比，在丽丝的引领下成为共产党间谍，还有R太太，最后竟然成为国安部的线民。年轻的理想主义最后就可能出现这样的下场。

我实在算是极为幸运的。很幸运能生在这个国家。幸运能有一个优渥的成长背景，有我的父母提供给我这般的教育。我很幸运拥有如詹姆斯和维尔纳一般真心的朋友。我很幸运找到我的朱丽叶。我很幸运选择了我喜欢的职业。同时，很幸运找到了奋斗的理想——为中欧自由而奋斗是一个很好的理想。如果我早生几年，我很可能会支持红色高棉，反对美国。如果我生长在东德的巴德克莱嫩贫民区，我可能成为另一名文特少尉。

1939年，托马斯·曼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题目为《希特勒兄弟》。在文章里，曼说，自称为“艺术家”的他，经过内省以后，发现自己与希特勒之间有许多艺术气质相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说，他虽然不情愿，但也必须承认希特勒为他的“兄弟”。我无法让我自己承认那个替国安部打报告的IM“罗密欧”兄弟，现在成了后共产主义的媒体代表，但是我可以理解我档案中每个线民，以及每名军官，甚至克雷奇的行为。当他们对我陈述他们的故事时，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们怎么会做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一个不同的世界。

从档案中，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受到环境的影响有多深。人的心中所能容纳的，可为律法与君王所随意予夺的那部分能有多大？你所看到的其实并非那么多恶意，而毋宁是人类的脆弱和人性中无尽的弱点。当你和那些与档案相关的参与者谈话时，你发现的也不是那么多蓄意的欺骗，而毋宁是我们无尽的自我欺骗的能力。

在这次寻觅中，我没有看到一个明显天性邪恶的人。但是，每个人都很软弱，任由环境塑造他们。人性，他们都太人性了。然而，他们的行为的总和却是一大邪恶。有人说得好：那些从来不必面对选择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当自己居于哪个位置，或当另一个独裁政权再起的时候，会如何表现。这么说来，我们能谴责谁？同样，我们又该原谅谁？“千万别原谅，”波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写道：

别原谅，因为你实在没有这种权力

以那些一开始便被出卖的人之名，原谅他们。

国安部的官员和线民也有其牺牲。唯有他们的牺牲，有被原谅的权利。

档案是一份礼物。当我结束档案，我心中多了一份“就好像”原则，一份从东欧异议分子身上学来的“就好像”原则：尝试活在这个独裁专制政府中，就好像活在一个自由国度一般！就好像国安部不存在一般。不过，我的新“就好像”原则的理论正好相反：尝试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就好像国安部一直在监视着你一般！想象你的妻子或你最要好的朋友，上星期六还将国安部记录上所提到有关你对他们的批评，或你上星期在阿姆斯特丹所做的事，念给他们听。你能够毫不感到羞赧地活下去吗？我的意思是非常严重的羞赧。有一点羞赧是无可避免的，而这正是人性扭曲的一面。

为什么有人会变成施陶芬贝格，而有人则变成和希特勒的军备部长施佩尔一样的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我似乎更接近答案一点了。一个清楚的价值系统或信仰？理智与经验？内在的力量或软弱？根深蒂固的家庭、社群、民族观念？我找不出简单的规则，也没有简单的解释。然而，当那些曾经为秘密警察工作的人，告诉我他们的生活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关键在于他们的童年。例如，我认为黎瑟因为母亲的爱，而得到了救赎。不过，作为一名父亲，最震撼我的，却是父亲所扮演的角色。

战后的德国，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便是父亲的缺席：出门打仗去了，在沙场中为国捐躯了，或被关在战俘营了。有些人的父亲是纳粹，有的则是纳粹的受害者。纳粹主义对下一代的心理，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并让他们成为下一回合独裁专制的目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他们经过童年与成年之间的脆弱年代，在年轻的罗密欧年代中，他们便被独裁制度网住了。

有时候，国安部成为那些人的替代父亲。这种事经常发生。你被叫进校长室，校长介绍你认识一名上了年纪、很有尊严、极具启发力的退役军人。他引发你的爱国心、年轻的野心和对冒险的饥渴。他成为你的个案指导员、你从未结识的父亲。但是邪恶并不仅限于一种面貌。就像是舒伯特为歌德的诗谱写的《魔王》，邪恶在许多不同的伪装下，制造出多样化的诱惑来吸引你：甜美的音乐、鲜丽的花朵、闪亮的华服和有趣的游戏。

我自己也成了父亲。不过几年，我的儿子也将进入从童年至成年的危险之旅，各自到他们的柏林。运气好的话，他们将永远不需要面对太多欧洲人在破烂的20世纪中曾面临的极端抉择：要成为施佩尔还是施陶芬贝格。但是他们仍然需要面对许多不那么极端的抉择，而魔王将随时在一边，在路旁、在树影下等候着。

如何为他们做好旅程的准备？和国安部所集合的迷失儿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当他们出发时，行囊中将有好几袋爱，一袋是父亲的，一袋是母亲的。但是，光这样就够了吗？他们还会接受教育，具备了其他时代、其他国家、其他信仰下的知识。我所知道的国安部军官，生长于穷困、被占领的土地，接受狭隘的教育，终身都被关在围墙之后，只知道接受上面交代的世界观，却不知道如何去质疑。

当然，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仍然可能因别人有不同的思想或行为而迫害他们。这就是我从哲学家伯林身上学习到的。他告诉我们，只有在发现人类文化之多元，看见不同的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分歧，而且是无法妥协的以后，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信仰与做事的方法的相关性。从这里开始，我们知道了容忍。在那篇著名论文的结论中，以赛亚·伯林引用了另外一位作家的话：“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分野就在于，文明人知道自己的中心信仰的相对性，但是毫不退缩地捍卫它。”

但是，还有一个更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要如何建立起一个对与错的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必须坚定到，当我们生长环境中所认定的对与错体系与这个体系不同时，能够挑战旧的体系，面对那个深植于权力体系中的价值？当我们知道我们心目中的信仰只是“相对性”正确时，我们要从哪里得到那样的勇气，“毫不退缩”、甚至不怕面对死亡？而且，我们应该如何将价值，同时也将那份勇气，一起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在电脑的光碟机内，放进一张唱片，并用鼠标在屏幕上点了一下“播放”键。从我刚正在打字的文件后面，传出了菲舍尔——迪斯考在1958年冷战高潮期间所唱的那首舒伯特有关魔王的黑色歌曲。有哪个父亲能够听了而不觉感动吗？

父亲在黑暗中御风而行，他的孩子在他的怀中。他紧紧地抱着孩子，保持孩子身体温暖。他的声音强壮而稳重。然后，精灵王在黑暗中现身，用最美丽的词句引诱着孩子，告诉他那些鲜丽的花朵、闪亮的华服和有趣的游戏，还有他的女儿会如何拥抱你，与你共舞，为你吟唱，一直到你睡着为止。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那么他就必须使用武力了。在威胁性十足的音乐背景下，孩子呼喊着：“噢，父亲，父亲，他正要抓我。”父亲不顾生命，全力前行。他终于回到了家中。他的声音转弱，到几乎难以辨识的细微：“在他的怀中……孩子……死了。”

我将档案以“罗密欧”之名存在电脑中，关上门，去找我的儿子。

[1]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1918—2007），著名外交家，曾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奥地利外长，奥地利总统。在被选为奥地利总统后，其在“二战”期间与纳粹之关系的个人历史问题被媒体和公众质疑，成为舆论热点。受奥地利政府委托，由多国历史学家组成了国际历史学家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此事，调查结果显示，没有查到瓦尔德海姆参加纳粹党的证据。

修订后记

本书距离第一次出版已有十二年，这期间“斯塔西”（Stasi，即国安部）被全球公认为“秘密警察恐怖”的代名词。一位德国批评家戏称，希特勒是最能代表德国形象的输出品，现在看来，“斯塔西”也不遑多让。如今，人们提到纳粹（Nazi）就不得不提到“斯塔西”。两词在英语中韵脚音近，仿佛孪生兄弟一般。

德国因为“斯塔西”被贴上了另一个邪恶标签。但这恰恰是民主的德国敞开心胸，披露其20世纪第二次独裁统治，并将一切摊在阳光下供世人检视的结果。这不啻为一种讽刺。或许，德国这一举动，是人类有史以来对独裁罪行最果断彻底的揭露。然而，这一过程中，“斯塔西”在人们内心中的形象，也渐渐从历史事实转化为某种近乎神秘的事物。

我遇到的很多人都看过《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这部电影在人们对“斯塔西”的印象转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也多次在其他地方提到这部电影（这里不再赘述）[1]。的确，这是一部才华横溢、引人入胜且富有教益的影视作品，却赋予了东德好莱坞式的色彩。正如本书所述，现实远比电影无趣。我们对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笔下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2]已经耳熟能详，但我们仍要明白：一般而言，邪恶降临时并不会脚蹬皮靴，手持皮鞭。

无论如何，结果变成了这样：针对世人将东德与“斯塔西”画等号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去纠正，东德不等于“斯塔西”。人们对“斯塔西”的普遍误解，迫使我常常提出反对的意见。比如，1979年很多西方观察家忽视“斯塔西”，而我却一再坚持：东德仍然没有摆脱秘密警察的控制，我们不该忽略“斯塔西”！而到2009年，我却说：没错，东德过去的确有秘密警察，但秘密警察并非东德独有。

本书内容穿插于德国与英国之间。德国部分，我几乎没有添加新内容。一方面我渴望加入新内容，希望与海因茨——约阿希姆·文特谈谈。他是与我的档案形成最直接相关的“斯塔西”官员，也是唯一不和我见面的“斯塔西”官员。今年年初，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我再次通过老友维尔纳·克雷奇尔（也就是“山毛榉”）联系他——用“斯塔西”的话说，这叫Kontaktversuch（尝试接触）。文特在电邮中礼貌且坚定地回绝了请求。他说自己是德国北方人，脾气倔强，此外，时过境迁，自己已经记不清很多事情。或许，到2029年，他会拗不过我这个北欧人，与我对坐长谈。到那时，我们两个糟老头会啜着苦咖啡，发现自己忘掉了所有事情，又或者，我和他都只能像小说家那样，靠虚构的回忆填补历史空白。

不过，文特通过电邮向我透露了一个意外信息。他回忆说，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梅尔克看到我对东德的描述后大为光火（那时我第一本关于东德的书正在西德《明镜》杂志连载），并表示“无法容忍我继续留在民主德国”。于是，由文特少尉签署，并于1982年1月6日下达的一纸命令，使我无法再进入民主德国，同时这位安全部长下令，禁止我通过连接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的通道。我原以为这只是民主德国的官方禁令，如今才知道这是梅尔克的私自决定。对此，我深感欣慰。我希望我在《明镜》连载的内容好好恶心一下这位安全部长，让他无法安逸地享受早餐。不过，现在梅尔克已经过世，一切都沦为了陈年旧事。

至于英国部分，我原本不打算增添新内容。无奈的是，我还是做了增添。因为“斯塔西”已经成为今日英国的流行词，因为这个曾经是全球最自由国家之一的英国，如今它的公民自由隐私正遭到侵犯。2009年年初，一场主题为“现代社会自由”的集会上，公民权利和自由活动团体领导人沙米·查克拉巴提（Shami Chakrabarti）指出，英国人骄傲自满、放松警惕，“欧陆人则因为对纳粹和斯塔西的记忆而居安思危”。此外，一位前安全部门首脑在《金融时报》撰写文章，警告英国正处在滑向警察国家的边缘。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斯塔西国家”，无需解释，每个人都知其所指。

不过，我们每个人（假如不是太蠢，没有患上妄想症）对标题的真实含义都心知肚明：英国并非真正的警察国家。1997年，本书首次面世，工党也开始上台执政，从那以后，有两股势力的发展为民众自由敲响警钟。一股源于技术，一股来自政治。技术对自由的侵犯源自电脑数据库、监控摄像机、个人邮件、网络搜索记录、移动电话记录追踪、电子医疗卡和信用卡记录、政府基因库、生物指标、Facebook和MySpace等社交网站的个人信息、精确卫星图片、微型和超敏感定向传声器，等等。假如国家和公司将这些技术设备加以利用，进行所谓的数据或真相挖掘，那么对私人生活的监控侵犯也就易如反掌，这也是埃里希·梅尔克做梦都无法企及的（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斯塔西”掌握了这些技术，那将是怎样一番情景）。由此可见，技术约束自由的可能性，已呈指数级增长。

另一方面，在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伦敦、马德里后，英国政府以提升国家安全级别和保护公众生命为由，强化了技术应用，限制个体自由，包括未经审讯羁留、约束自由言论、入侵隐私合法化，等等。这种将安全置于自由之上的趋势也体现在其他领域。比如，以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制定一系列荒谬琐碎的规定，把成年人当孩子，把孩子当婴儿。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也多少走过类似道路，但很少有政府会像1997年后的英国那样走得如此之快、如此之远。我在本书第十四章提到，我和英国MI5的前局长谈到本书。我问他MI5掌握的个人资料有多少，他答道：“不下六位数。”我想，现在MI5手上的个人资料恐怕更多了吧。

英国反恐策略的设计师大卫·欧蒙德（David Omond）爵士认为，打击现代恐怖主义和组织犯罪，需要侵入性的监控和调查方法，不但监控那些实施或准备实施犯罪的嫌疑人，对没有任何嫌疑的人也要严加监视，而这一切都交由一个以管理混乱、遗失资料闻名的英国官僚机构完成。

三十年前，我前往东德居住。我确信自己正从一个自由国度来到一个毫无自由的国家。那时候，我希望我的东德朋友能享受到比我们更多的权利。事实上，到了今天，东德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比我们英国人更好，而这恰恰是因为德国议员和法官亲身体验过在纳粹和“斯塔西”监视下生活的滋味，因此他们比我们英国人更加珍惜这些权利。这也证明只有生过病的人才会感受到健康的可贵。

我再次重申：英国不是一个秘密警察国家。这点毋庸置疑。我们有民选代表、独立法官、自由媒体。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抵御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但是，如果我们将“斯塔西”作为一个警示，促使我们警惕对个人自由的侵犯，那么，“斯塔西”势必会带给我们一些福音。

蒂莫西·加顿艾什，2009年3月于牛津

[1]参见拙作《我们头脑中的斯塔西》， 载拙著《事实即颠覆》（Facts Are Subversive ：Political Writing from a Decade without a Name ）。《事实即颠覆》简体中文版，已纳入“理想国译丛”出版。

[2]取自汉娜·阿伦特1963 年的作品《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平庸之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记述前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审讯的过程。阿伦特在书中严肃指出，历史上的罪恶大多由普通人犯下，而他们往往并不认为自己当初的罪行是作恶。

出版说明

本书译文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经编者与本书英文最新版核对，台版译文漏掉第十一章最后一万余字，本次出版简体字版，这段文字由秦宏伟先生补充译出；本书“修订后记”亦由秦宏伟译出。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ENEMIES OF THE PEOPL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Kati Marto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Simon ＆ Schuster,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达佩斯往事/(美)马顿著;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2016.2重印）

ISBN 978-7-5495-7193-2

Ⅰ. ①布… Ⅱ. ①马… ②毛… Ⅲ. ①马顿，K.－家族－回忆录Ⅳ. ①K83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097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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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19 字数：220千字 图片：47幅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2次印刷

定价：59.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从序 导读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一、恐怖与暴力

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三、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中文版自序 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引言

第一章 从热战到冷战

第二章 幸福的童年

第三章 妈妈和爸爸

第四章 美国人

第五章 罪上加罪

第六章 缓刑

第七章 童年的终止

第八章 囚犯

第九章 我们仨

第十章 可怕的夏天

第十一章 父亲的屈服

第十二章 我们的新家庭

第十三章 父母的审判

第十四章 大洋彼岸

第十五章 重聚

第十六章 革命

第十七章 美国

第十八章 “花”

第十九章 往返布达佩斯

第二十章 又一惊奇

尾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献给妈妈和爸爸

是他们引领我们踏上了我们的旅程

同样献给理查德

导读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徐贲

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Kati Marton）在《布达佩斯往事》里讲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时在苏联时代匈牙利的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都是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抽取出来的。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档案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权力为一个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观记录”，但它的素材却是由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龌龊动机——嫉妒、恐惧、谄媚、背叛、出卖——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档案里的“那个人”——苏联文化史专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称之为“档案人”（file-self）*——是一个幽灵般的阴暗存在。

档案人是一个被简略化和符号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她在档案里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识形态压缩简略的罪人，“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留在档案里的正式裁决是“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定性的“人民之敌”后面，却有着不少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秘密警察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获取了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卡蒂了解她父母的珍贵历史材料，也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卡蒂父亲晚年时，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外交部长带给他的特殊礼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他的一大袋档案资料，他却“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卡蒂说：“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在《布达佩斯往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她从父母幽灵档案记录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一、恐怖与暴力

孟德斯鸠是最早把恐怖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因素（ethos）或文化倾向，维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

在政治权力有所公开制约，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验（如对神、上苍、大自然、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然而，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梦魇般的创伤性心理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恐惧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由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持的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统治的政治压迫关系来理解的社会心理。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他们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这时候，匈牙利人已经生活在拉科西政权的恐惧之中，记者们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不敢越官方宣传规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闻自由迅速消失，还能够真实报道匈牙利现实情况的只剩下为外国通讯社供稿的记者，“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这两位马顿便是卡蒂的父母。他们穿着讲究，生活优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头。那时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两千辆私家车，而马顿家却开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就像“是在乘坐一枚火箭”。这是不是太招摇显眼，太危险了？“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

其实，马顿夫妇这么做，不是因为没有恐惧，而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招摇显眼、公开与美国人来往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策略。几年后，卡蒂的母亲被捕，秘密警察逼她承认是美国间谍的时候，她说，间谍只能悄悄地做，我们到美国使馆去，每次都是公开的，有这么当间谍的吗？当然，罪名是早就做实了的，这样的辩护就像马顿夫妇早先的故意招摇一样，是不能为他们免除牢狱之灾的。

马顿夫妇不过是美苏冷战中的一枚棋子，他们越是在美国人那里吃得开，匈牙利当局迫害他们就越是有所顾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们越是与美国人来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怀疑他们是为美国服务的间谍。马顿夫妇对此心知肚明，匈牙利当局也知道他们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因为双方都在玩一场特殊规则的游戏。而且，也正是因为马顿夫妇与美国人的特殊关系，匈牙利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有利用价值，给予他们特别的待遇，也许可以交换他们的某种合作。卡蒂在秘密档案里发现，秘密警察曾经把她父母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这是典型的冷战渗透。

匈牙利人充满恐惧，这不仅是因为国家镇压的暴力手段，更是因为他们明白，神通广大的秘密警察在他们周围布下了一张由无数告密者构织而成的大网。这是匈牙利执行苏联化的结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执行者，匈牙利秘密警察“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卡蒂心有余悸地回忆，“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秘密警察］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苏联式的秘密警察是从俄国革命后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发展而来的，但是，“契卡”的创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觉到，秘密警察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他说，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们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秘密警察统治使得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一种近于歇斯底里的焦虑、捕风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惧之中，对他们有长久的道德摧残（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开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会使人失去思考能力、道德意识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动物保命本能中去。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体折磨，人会变得全无廉耻、奴性十足、无所不为。秘密统治对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样有着严重的腐蚀作用。美国伦理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一书里说，行政统治运用秘密手段，这会增加官员，“尤其是在那些自以为有使命感，因此罔顾常规道德考量的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旦国家发展出秘密警察力量或实行全面审查，滥用权力的危险就会增高。秘密本身就会变成目的，行使秘密权力的人也会不知不觉发生变化”。*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败坏，及其对全体国民的良心摧残，正是苏联式统治给所有前东欧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的一大祸害和道德灾难。

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书里还说：“权力来自对秘密和公开的控制力：它影响着人们思考什么，并影响他们选择做什么；而反过来，越有权力，也就越能控制什么是秘密，什么可以公开。”*匈牙利这种统治是一种对“秘密”和“公开”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它可以强行规定什么是不能对外国人泄漏的“国家机密”，也可以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告密者和强制“交心”、“坦白”、“认罪”来强迫人们公开自己所有的隐私。卡蒂的父亲以间谍罪被逮捕，是因为他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份匈牙利的国家预算，这种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知情权之内的信息足以在一个极权国家成为“非法获得”和“出卖国家”的重罪证据。

这种国家一面以“秘密”的名义对外封锁一切被它视为“不方便”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一面千方百计地打探每个国民的隐私，不只是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而且还想抓住他们的弱点和把柄，将之用作要挟、控制的手段，讹诈他们，把他们变为权力统治的顺从帮凶。帮凶的主要任务就是告密，随时随地充当政府的眼线，监视别人，向政府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告密”是一种特别加剧人们恐惧心理的人际背叛行为。策动和强迫人们相互告密是专制权力一箭双雕的统治策略，它既能尽量获取隐秘的情报，又能有效瓦解任何团结抵抗的可能。

一个人因为害怕被周围的人，尤其是朋友和亲友告密，会对所有人失去信任感，因而变得彻底孤立、渺小、无助。“告密”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因为他们难免有言论的把柄会落在什么人手里。许多知识分子在回忆录里都不断流露出《布达佩斯往事》里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被告密焦虑和恐惧。最可怕的告密往往就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熟人之间，这种出卖和背叛往往会使人万念俱灰、绝望厌世。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揭发、检举、向组织汇报，我们也曾司空见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告密必须制造一个告密的环境，告密是一种典型的犬儒行为，告密的人并不以告密为荣，所以总是偷偷告密，但他又并不真的以告密为耻，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继续不断地告密。邵燕祥在《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序言里指出，告密在1953年就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也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他称之为“暗箱作业”，“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

《布达佩斯往事》里，对马顿夫妇一举一动进行告密的，不仅有他们的记者同事，还有家里的保姆、他们所去的理发店服务员、牙科医生、周围的邻居（有觉悟的“治安志愿者”）、马顿先生被捕后的狱友，甚至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人员。一开始，“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蒸汽打开过”。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给马顿家带孩子，还教她们讲法语的保姆，“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

很难知道告密者们的真实动机（那应该是复杂而纠结的），不过他们有的确实十分“尽责”，汇报事无巨细，详尽到了令卡蒂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

监视记录，1954年8月27日：

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

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

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

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卡蒂感慨地写道，“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许多告密者都是被威逼的，卡蒂在记叙他们时，没有怨恨，也没有道德谴责。她的父母也能理解一些告密者的处境，甚至同情他们，并帮助他们完成组织上交代的告密任务。卡蒂回忆道：“我记得面色苍白的乡下女孩向我父母含泪承认，只有答应做告密工作，才能继续为我们打扫或烹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埃陶，陪伴我们数月就选择了回家；随后是泰雷兹，度过一段紧张时期后也返回自己的村庄。我父母竭尽所能想让她们放心，劝她们留下来。一名打扫卫生的女子要求我缺少艺术细胞的母亲，为秘密警察画一幅公寓平面图，罗列每一件家具；还有一名女子，被要求收集我们拆信后扔掉的信封。这似乎尤其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邮件，早已经受过审查官的检视。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拟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

还有一位叫豪洛希·梅琳达的朋友，她是马顿先生的秘书，她的未婚夫叫豪洛希·贝拉，是一位在德国纳粹时期保护过马顿的老朋友。秘密警察胁迫梅琳达监视并汇报马顿家的情况，威胁说，如果梅琳达不汇报马顿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逮捕贝拉。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马顿夫妇。马顿先生说，为了不让你们为难，我们可以不来。可是，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蠢，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真相，梅琳达也会有危险。于是，马顿先生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卡蒂记叙道，“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像这样的细节展现了当时匈牙利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朋友，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和帮凶。但是，《布达佩斯往事》所展现的人性图景并不是悲观绝望、犬儒主义的。它让我们既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看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既看到极权环境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也看到不向它屈服的可能和抵抗它的希望。正因为这种环境力量十分强大，不向它屈服的人和对它进行抵抗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也形成了一种与一般意义不同的勇敢。这种勇敢可能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相去甚远，它不是从来不曾软弱，不是从来不曾因迷茫而失去清醒的判断，也不是从来没有逃避的意愿和幻想，而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当告密者的时候，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这正是卡蒂在阅读她父母档案中在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种勇敢。

三、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卡蒂是一个在极权统治下长大的孩子。她说，“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卡蒂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决定阅读她父母的档案的。既然每个人都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背弃自我、丧失良心，那么，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又会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向准备前去阅读档案的卡蒂几乎带有温情地建议，“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这让卡蒂觉得不安，她彻夜未眠。她会在档案里看到自己怎样的父母呢？她担心、忧虑和害怕，是有理由的，“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卡蒂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提醒她，这是在冒“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风险。卡蒂也知道，一旦打开父母的档案，也许就会看到他们“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

卡蒂确实在档案里看到了许多她父母从来没有告诉她，也不愿意让她知道的事情，包括他们在被捕前就已经出现的婚姻裂痕。她也看到了自己一向尊敬和崇拜的父亲如何在监狱里进退失据、落寞彷徨、唾面自干、检讨认罪、软弱屈服、绝望放弃，甚至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母亲也同样“招认”为美国人刺探情报，“母亲左右摇摆，一方面极想救她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深怀愤恨，将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怪罪于他。她告诉牢房难友：‘我丈夫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父亲，盲目为美国人服务，把我也拖下水’”。卡蒂更在乎的还是父亲，他是个体面、矜持、自尊心和荣誉感很强的人，但是，在权力的威逼下，为了保全妻女，他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了。人对权力恭敬顺从、没有自尊、羞耻心尽失，是因为受辱和恐惧。社会名流、教授、学者莫不如此，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有的国家发生。然而，卡蒂的父亲毕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他守住了极权统治下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坚守的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对他人落井下石；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也不能掘泥扬波、为虎作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当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不做告密者。

卡蒂的父亲有过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经历，这是她从档案里，而不是从她父母那里得知的。她写道：“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最后也是“筋疲力尽”、“心胆俱裂”。父母没有告诉卡蒂过去的“英雄经历”，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监狱经历让他们看穿了“英雄”？

许多经历了敌人枪炮，甚至酷刑考验的“英雄”都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变成了懦夫和厌世者，或者更糟，变成了邪恶迫害的帮凶和辩护士。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力的附庸和作恶机器。津巴多称之为“情境作恶”。就算不直接作恶，作恶情境对人的心智、良心和道德判断的控制也能造成严重而长远的伤害。人在作恶情境下的软弱、动摇、放弃、顺从，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就像诗人米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带领我们看清邪恶，借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布达佩斯往事》一书中，马顿一家的生活世界里有太多平庸一如邻人的告密者，尽管马顿夫妇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他们身上，邪恶还是发生了作用，衍生出许多值得读者思考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与《布达佩斯往事》类似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道，“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从神学对人性两面性的洞见再深刻，也不可能预见20世纪那种史无前例的极权统治。这种统治以政治制度的力量迫使人心灵失控、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和放弃选择自由。这也是一种迫使每个人放弃抵抗的致命的制度力量。秘密警察的审讯报告里说，马顿先生告诉牢房难友（一名告密者），“我不认为，我的神经还能坚持下去”，“审讯者很快就获悉此事。父亲三天后凄惨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必须把我所有的英文稿件都译成匈牙利文，这永远都不会有尽头！’牢房难友汇报，‘当时，他扑倒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伤心透底，他的抽泣声持续了十五分钟’”。这时候，那个曾英勇抵抗过纳粹的马顿先生已经彻底精神崩溃了，用卡蒂的话来说，“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

卡蒂在叙述这段往事时说，“我读这份审讯报告时，父亲已去世两年。我俩都喜爱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对此的一句评语，现在以全新的意义在我脑海重现。爸爸有一次说：‘对我来说，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我那时很是惊讶，从不哭泣的他怎会知道。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苦难，个人的苦难和群体的苦难都可以对他们自己和后代有救赎的作用。在马顿夫妇双双被捕之前，他们的婚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反倒是一场牢狱之灾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彼此，重新爱上彼此，直到生命结束，“监狱把他们带至人生低谷——父亲已到自杀的边缘——又把他们捏成一体”。这种统治下的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与人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种期待中包含着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布达佩斯往事》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传递了这样的希望讯息。

* Quoted by Katherine Verdery, What Was Socialism, and What Comes Nex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4.

* Sheila Fitzpatrick, Tear off the Mask! Identity and Imposture 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4.

* Baron de 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s, trans. Thomas Nugent. New York: Hafner, 1948, Vol. 1, pp. 23, lxxi, 65.

* Quoted in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London: Macmillan, 1968, p. 544.

* Quoted in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Will and Personal Belie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oviet Communism.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6.

* Nicolai Khokhlov, In the Name of Conscience. New York: McKay, 1959, pp. 165-166.

* Sissela Bok,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1982, p. 177.

* Sissela Bok, Secrets: On the Ethics of Concealment and Revelation., p. 282.

*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9页。

中文版自序 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我的回忆录译成中文，在一个引起我独特共鸣的国家中与读者见面，这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73年秋天。其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华拍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纪录片，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中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文化交流。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让有幸躬逢其盛的我们大开眼界，认知大为改观。当然，那时的中国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度，美中人民的相互隔绝已有二十多年。我观察（并拍摄）到，在共通的音乐语言面前，我们之间的差异——语言、文化、政治和地理——几天之内就涣然冰释了。美国的音乐家和三名新闻人，中国东道主，以及每晚来聆听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的美妙乐声的数百名中国观众，即使没有言语往来，也已获得了大量沟通。很简单，在被迫的多年隔绝之后，双方都燃起了重新交往的热望。这一次旅行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我当即就下定决心，当一名驻外记者：从摄像机的背后，来观看尽可能多的世界；在人类大家庭的遥远成员中，交上尽可能多的朋友。我还承诺有朝一日会回来，对中国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在1999年兑现了这一承诺，陪伴丈夫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中国作正式访问。理查德在自己外交生涯的初期就有改善美中关系的激情，从1970年代起，又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和解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我丈夫一起走进中国的外交部大楼，是另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许多高级官员从办公室里涌出，口中高叫“迪克！”（他的昵称），与他拥抱相贺，像大学同学重聚时一样。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人与我丈夫一起，努力克服历史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美中人民走得更近。这一次，他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并肩工作，为此而感到兴奋。理查德一直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在特定时间内与一名对手折冲樽俎——尤其是美中外交，他对中国怀有深深的依恋。

我眼前的一大喜悦是，随着我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中国。这虽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经历过冷战特定时期的数十万人的普遍遭遇，前车之鉴，值得铭记。

我的童年结束于六岁，其时，匈牙利秘密警察将我父母从我身边夺走（这是孩子的直观感受）。那是1950年代，冷战冻结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个人和家庭——父母和我——都变得微不足道。我将近两年看不到父亲，整整一年看不到母亲——非常漫长的一年。他们被指控和定罪为美国间谍，关在看守最严密的监狱中，无法看到彼此和他们的女儿。他们的真正“罪行”，其实不是偷窃情报，而是做了尽职的好记者——诚实无畏地报道日常发生的真实事件。当时有太多的坏消息——政治和经济上的肆意迫害——父母被认作危险分子，即国家的敌人。然而，他们是骄傲的匈牙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想去他国避难。（父亲认为，以匈牙利语来上演莎士比亚戏剧，会更精彩！）他们还坚信，如果害怕人民的不同意见，如果视异议为犯罪行为，如果将不赞同高官的人打入监狱，一个国家就不能自称是伟大的。

《布达佩斯往事》涉及国家发起的残酷。为了征服我父母，匈牙利当局故意封锁他们两名幼女的任何信息（父母被捕前不久，祖父母突然获得去澳大利亚与我叔叔团聚的移民许可，从而确保我们姐妹孤苦伶仃）。甚至在监狱里，父母都无法享有内心深处的思维或情感。父亲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

当我父母在十年前先后去世时，强加于我们过往经历的禁忌终于解除。我回到自己的故国，直奔那个黑暗时代的心脏——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所找到的监视记录触目惊心，几近全方位，这促使了这本回忆录的问世。我父母不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袒露了他们最为隐私的秘密。但这是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在收集不利于我父母的证据，而我是在寻找真相。在这过程中，我翻译了数千页监视记录：当父母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时，他们的每一通电话和信件，其实都在受严密的监视。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真正认识了父母：不再是我儿时推崇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有缺点又有失败——犹如我们每一个人。我现在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例如我了解到，超脱、矜持、不动声色的父亲，其实是非常关爱自己女儿的——在开学的第一天，他因为不知道我们能否上学，而在牢房中向隅而泣。事实上，我曾考虑过将此书献给匈牙利秘密警察，以感谢他们巨细无遗的监视，让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父母。理查德提出明智的反对，他担心有些读者可能会误读其中的讽刺。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我们姐妹与雇来照看我们的陌生人同住，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好像他们从人间蒸发了。小孩子是富有韧性的生物，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爱，我就在那两年中转向了宗教。一名天主教修女，当时只能被叫作“阿姨”，不得穿修女袍、戴十字架，却向我传授了教义问答，以及对圣母马利亚的祷告。我一整天咕哝这样的祷告，希望受到不公正囚禁的犯人（如此之多！）能得到佑护。等到父母终于出狱，我反而有点失望，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我的祷告表示感谢。一旦我们抵达美国，当地人星期日都去教堂，宗教失去禁果的魅力，我也就变得兴趣索然。

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

众多的秘密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对此，父母可能不尽满意；但我认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准许的。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卡蒂·马顿

美国纽约，2015年8月15日

引言

我儿时的画，却在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祖母在旁补注：“卡蒂所画，还没上学呢！”

“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Katalin kutrucz）博士在电话上如此建议。上次见面是一位精通此道的律师朋友陪我一起去的。当时，库特鲁茨博士办事一本正经，说话简短冷淡，不露一丝温情。我猜想，老式官僚的她只是在例行公事。匈牙利共产党谢幕后的新法律，使我有权利浏览父母的秘密档案。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同，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具同情心。这全新的语调，使我不禁忧虑起来。

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我首次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时，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便警告：我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但我渴望了解关于父母的真相，还有我和姐姐幼时——即那遥远的冷战岁月——在布达佩斯生活的实情。父母掩饰了家史的大部分——虽然父亲是当时著名的新闻人，因报道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而赢得奖项和认可。父亲会说：“你是个美国人，永远都不会理解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统治下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应是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1]到米兰·昆德拉[2]，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但我要真相，即便它会令人痛苦不堪。

部门主管变更的语调，使我彻夜未眠。第二天，眼睛仍在焦虑中烧灼，我爬上一栋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物的壮观楼梯。这栋建筑是1946年匈牙利秘密警察的诞生地，也是国家恐怖中某些最卑鄙罪行的现场。到了1950年，它已无法容纳数以千计身着制服或便衣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手下的渗透同胞生活每一角落的告密网。于是，秘密警察在雅致的安德拉斯街附近征用其他上等房产，只不过当年那条街的名字还是斯大林大街。今天，这栋文艺复兴式建筑物的顶上，飘扬着蓝、金两色的欧盟旗帜，与之合占一个街区的是两个健身温泉疗养所。

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是一个偏矮、高度紧张、忙忙碌碌的女人，身穿人造纤维的长裤洋装，脚蹬像是爽健牌（Dr. Scholl’s）的露趾鞋，穿在里面的袜子清晰可见。她把我带进一个椭圆形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精细繁复的装饰条，像是一个适宜举办小型音乐晚会的场所。我们在一张仿木桌子边坐下，她眼神忽闪忽闪地说：“我们发现，你要的档案是我们的大部头档案之一。”我应该感到骄傲吗？穿白外套的职员们用购物车搬来我父母的档案，受惊之余，我如饥似渴地一头栽入这小山般的文件堆。库特鲁茨博士面无笑容，但称我为“卡蒂卡”（Katika）——我名字的匈牙利昵称，这徒增了我心灵的颤抖。

父母向匈牙利当局挑战，顽强勇敢地承当铁幕后硕果仅存的独立新闻人，直到被逮捕、审判和定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这一直是我们的家庭身份的核心。1955年2月25日的凌晨2点，在美国公使馆武官家里打完桥牌，父亲遭到匈牙利六名秘密警察的劫捕。他的被捕成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四个月后，秘密警察又找上母亲。将近一年后，1956年1月，《纽约时报》在另一篇头版新闻中报道：“美联社驻共产党治下匈牙利的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因间谍罪被判六年监禁。他的妻子——为合众社工作的伊洛娜，被判三年徒刑……马顿家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卡蒂和朱莉。”随文附有一张照片，就是这对英俊优雅的夫妇和他们微笑着的女儿。这张照片摄于变动之前，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匈牙利欢度圣诞节；它展现了一个幸福家庭，自给自足，看上去坚不可破。这虽是我在新闻报刊上初次亮相，不过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还要等到数十年之后。

父母喜欢向前看，有选择地回眸往事。父亲生命快到终点时，自由、民主的新匈牙利让它的外交部长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父亲自己没来纽约，委托我代领。那晚，外交部长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他还带来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父亲的一大袋资料。父亲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实在是不堪回首。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

有人说童年是一块异地他乡，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我从小被迫离开熟悉的家乡，搬到一个没人知道如何叫出我名字的国度。父母去世后——母亲死于2004年，父亲在一年之后跟着离世——我变得情不自禁，一心想弄清当初在故国父母和我们姐妹到底遇到了什么。我人生中的布达佩斯岁月，是我们一家人最为相亲相爱、最为团结的时候，之后的任何阶段都无法与之相比。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外部世界充满敌意，父母和我们姐妹因此抱成一团。一旦安居在美国，我们每人都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家人关系不可避免地变得松散起来。我们都顺利走出新移民的困境，但很奇妙，我仍向往那段身处危险和痛苦之中却又休戚与共的岁月。我怀念家人在布达佩斯的那种亲密无间。

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孩子是没有权利的，甚至没有拥有父母的权利。因此当我父母被人夺走时——在孩子的眼中，他们是“从我身边被夺走的”——这一离别不仅影响他们，更在我的身上打上永久烙印。我要打开这些档案，抚平这一创伤。

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其时，匈牙利大约有两千辆私人汽车，而我家却开上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太招摇太显眼了，好比我们是在乘坐一枚火箭。

所以几年后，当匈牙利政府颁予我同样的最高文职奖时，我便返回布达佩斯，来到这栋庄严而又恐怖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填写必不可少的表格。持续几个月，我都在纽约焦虑等待这些档案的主管人库特鲁茨·卡塔琳的召唤。

现在，卡塔琳鼓励我直呼其名。她不时沾湿手指，快速翻阅我家的数百页档案，她太熟悉里面的内容了。随着纸张的翻飞，我童年时熟悉的名字逐一跳出。很多名字带有引号，表示只是告密者的代号。卡塔琳领会我的思路，耸耸肩说：“不管你父母信任他们与否，你们生活圈里的人都在告密。那时就是这样。”我翻阅代号“加什帕尔”（Gaspar）的一系列报告时，为我们姐妹名字的频频出现而感到吃惊。我不想让这些报告瞬间消失于成千上万的文件中，赶紧按住她的手：“请等等。”她停顿片刻说：“这些都是你的，可以带走，由你随意处置。”她像是在说：“我们现在已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但我等不及，这位积极的告密者“加什帕尔”究竟是谁？为什么持续不断提及两个小女孩的名字？卡塔琳紧紧抿住嘴唇说：“嗯，我不能告诉你告密者的真实姓名。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代号往往与真实姓名有一定的关联。”加什帕尔，当然啰，那就是我们的法国保姆加布丽埃勒（Gabrielle）！以这份档案的贡献看，她真是个热心的告密者。愤怒之余，我还感受到了一丝慰藉——我一直就不喜欢她。我和她的敌意是相互的，我至今仿佛还能听到她高跟鞋的哒哒声响。她每天早上来我床头卷百叶窗，总是发出最大的“咔哒咔哒”的声音；还有她严厉的尖叫：“Levez-vous, mes enfants!”（“起来吧——你们，我的孩子们！”）难怪她总是匆匆忙忙的，原来她肩上有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姐妹的手绘图从另一个档案袋中掉落：一栋烟囱冒着烟的房子，前面有一些硕大如人的鸟儿在逛街；另外一幅上，一长排蜗牛正在爬一座小山，旁边的题词是“Mamikanak”（“献给妈妈”）。还有一幅简易的线条人物图，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其边缘还有奶奶的笔迹——“卡蒂所画，还没上学呢！”更教人胆战心惊的是父母在街头的照片，显然是用长焦镜头偷拍的。我感到震惊，尽管是偷拍，照片上的父亲仍像旗杆一样笔直挺拔，脸容泰然，表情深不可测。他侥幸从纳粹的魔掌中死里逃生，却又一次陷入输家的行列，只好以犹如盔甲的镇定自若来面对凶险的外界。但要对付一个竟连他孩子的手绘图都要收集的国家，任何盔甲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两岁或三岁时的照片，是我在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的。

我的向导在加快速度。一份新档案，封面上有个粗体字母“B”，我知道那个“B”字代表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招募”。“伊祖契”（Izorche）是这份档案上的代号。“那个，我可以告诉你，是你父亲的代号。”我的嘴唇干涩得说不出话来。她竟敢作如此暗示！难道这就是她变换语调聊表同情、劝我单独来访的原因！父亲的“告密者招募”档案中，最后一份报告的日期是1967年，这不可能！——1967年，我们已在美国，我们是安全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这太可笑了，但我不想与她争辩。父母在匈牙利时，极力抵抗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等他们安全抵达美国后，秘密警察怎么又异想天开，竟把他们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

卡塔琳合上最后一份档案，转向我说：“这些都是你的了。”她像一名惯于宣布噩耗的医生，脸上浮起久经锻炼的同情，警告说：“但不要评判他们，只能评判这个制度。”她拿起一张从档案袋里掉出的照片，上面是一个三四岁的鬈发小孩，系着蝴蝶和樱桃图案的围兜，手边一把勺子。我认出，这个胖乎乎、一脸认真、不露笑容的小孩，就是幼时的自己。首席历史学家的警告又在我脑中响起：“你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

[1]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年10月16日—2015年4月13日），德国人，生于但泽利伯维尔（今日波兰的格但斯克），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最著名作品《铁皮鼓》是欧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因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回忆录《剥洋葱》中披露自己曾是纳粹党卫队的成员而引起广泛争议。——译注

[2]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4月1日— ），捷克裔法国作家，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1975年移居法国，1981年加入法国国籍，著名作品包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等。——译注

第一章 从热战到冷战

我的父母，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站在巴黎凡尔赛宫前。这是他们在匈牙利当局1948年停发护照之前最后一次出国。

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父母。父母在我们幼童眼中恰似庞然大物，之后慢慢缩水，到了我们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往往变得讨厌，最终又作为凡人出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却在父母去世后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破了这一正常顺序。成千上万页的文件，记载了对父母的监视、逮捕和审讯，以及对他们幸存的朋友的调查讯问。它们揭示出，父母的错综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获得一个进入父母的宝贵窗口，竟归功于20世纪最残忍的机构——匈牙利秘密警察。我不是说我得感谢秘密警察——他们盘剥父亲直达他情感的核心，逼迫他透露对母亲的真心感受。然而，档案将当初的情景保存得那么翔真、那么生动，以致没有一种回忆或日记可以与之相比。

我记得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喜欢抽烟斗，在各种场合都显得超然自逸，游刃有余。但在事实上，他有时又会不顾一切。表面上，他冷眼旁观，超脱矜持，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喜欢说：“对我来说，事情发生得很自然，朋友、工作和机会，全都是自己找上了我。我在生活中，从不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装扮成随遇而安是保护自己的精神疗法；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也许就真的不在乎了。

父亲在奥匈帝国的末期出生。其时，弗兰茨·约瑟夫[1]仍是让人宽慰的皇帝，他红彤彤的脸颊上蓄有庞大的腮须。在布达佩斯的黄金时代，我的祖父母发达起来。那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自由价值和包容精神相对流行，犹太人能获得全部权利——至少在书面上是如此规定的。祖父母并不隐瞒自己的犹太出身（像许多人一样，他们只是在20世纪初将自己的德国名字匈牙利化了。他们觉得，当了匈牙利人就该有匈牙利的名字），但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在温泉和滑雪胜地都能感到舒适自在，但最喜爱的还是多瑙河旁的布达佩斯。这座城市的繁荣，与他们的财富、地位和安全紧密相连。他们的布达佩斯是奥匈帝国第二大城——仅次于维也纳，洋溢着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气氛，也同样拥有巴黎的宏大抱负。对我父母和祖父母来说，威尼斯——还有其壮观的宾馆——是西方文明的最高荣耀。前不久，奥匈帝国的军队没经太多战斗就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名叫波斯尼亚，但是其首府萨拉热窝大街上的一声枪响，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和我家的传奇故事。

父亲身处20世纪，但他却被遵照19世纪的方式抚养长大，犹如托马斯·曼[2]《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中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该作品中的舒适世界和相关礼仪打得粉碎。等到父亲成年，海军总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3]的铁腕政权正在收缩已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机会。对将临的狂热乌托邦年代，父亲毫无准备。

仍是翩翩美少年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布达佩斯仍是开放、繁荣和宽容的社会，马顿家族属于兴旺的中产阶级上层。

父亲的老朋友和旧日的击剑伙伴佐德·费伦茨（Ferenc Zold），六十年后还能清晰记得：“他的容貌、仪态、性格以及广泛的兴趣，使他获得周遭他人的尊敬。在击剑俱乐部里，我们都叫他‘我的勋爵’，因为他如此强烈地推崇英国。你父亲的亲英，属于那种理想化但已不切实际的版本。大家接受他的这一倾向，并为此而迁就他。他在自己投入的一切领域——学习外语、博士研究、剑术等——都好胜要强。他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一向乐于助人。我记得，我们要给在欧洲击剑运动会上遇到的女孩子写情书，就要麻烦到他，他可随意运用三种语言。至于他自己的恋情，你父亲却又相当谨慎。”

我现在知道，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自傲几达傲慢的地步。他是个专注而忠诚的丈夫和父亲，却不大愿表露自己的情感。他的犹太出身使他在自己的祖国遍遭歧视，但他又是个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父亲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译成匈牙利文后变得更美。他十八岁时响应征兵号召，尽管体格健壮，又是击剑比赛的获奖者，却由于犹太出身而被认为“不适合”。父亲心怀抱负，颇为聪慧，严于律己，又仪表堂堂。相貌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你是否长得符合规范。他生来勇敢，执意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敏捷，在高山滑雪和击剑的比赛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此骄傲的男人，却要时时面对社会的回避和歧视，这一定造就了很多强忍的愤怒。我还不能完全诠释父亲对勉强继承下的犹太出身的复杂心态，更弄不懂他偶尔作出的鲁莽的冒险，有时还会陷家人于危险之中——正如秘密警察档案所显示的。

父亲的标准姿态——永远优雅，1940年代后期。

击剑——一项贵族的运动，起源于决斗和英勇——是父亲宣泄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赢得过布达佩斯高级中学击剑锦标赛，当时他的照片还曾张贴在学校的大厅。到大学里，他的剑术又找到新的用途。数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孩子：“大学里每年都有一次反犹游行，一次持续好几天。我把受惊吓、遭暴徒追逐的犹太姑娘和小伙拉进我的办公室（他是博士候选人），然后向暴徒的带头人挑战，以决斗来定输赢。”他微笑着回忆：“赢的当然是我。”

那种骄傲是他终生的护盾，却也妨碍了他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在这一点上，秘密警察档案倒是看得一清二楚：反犹主义造就了父亲一生的选择。尽管他有傲人的学习成绩，但由于匈牙利对犹太学生声名狼藉的“总数限制”，法律学院仍不予录取。他跟同样是犹太背景的母亲结婚，当然是因为爱；但还有许多女孩子，他是无法迎娶的。到了晚年，他向孩子们解释，他为何要戴一枚刻有奥地利伯爵夫人家徽的戒指。“由于婚姻已属不可能，在最终劝服她回老家维也纳时，我只得发誓我会一直戴着它。当时，德国已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

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得以幸存，全靠他们的要强、足智多谋和运气。其时，阿道夫·艾希曼[4]正在迅速围捕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匈牙利法西斯的统治下，那些长处仍可发挥作用。蹊跷得很，每当父亲谈到“大灾难之前”的年份时，总会流露出一种奇怪的怀旧之情。应付大灾难，任何个人的主观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

父亲对1930年代留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常使母亲感到恼怒，因为其时她尚未进入他的生活。这一时期是父亲“金色”的青春年华，我研究这个阶段时，也感到异常困惑。对讨厌的真相视而不见，成为爸爸赖以生存的又一精神疗法。1938年德奥合并后，在维也纳发生的，他都视而不见。他在维也纳的那些富有修养的犹太朋友，像动物一样遭到追捕；维也纳卡琳瑟大街的商店橱窗，被用焦油涂上了“犹太商店”字样。所有这一切，他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德奥合并数天后，匈牙利的摄政和海军总司令霍尔蒂向全世界宣布，匈牙利发明了法西斯主义，早在1920年，匈牙利就通过了现代第一条反犹法律。霍尔蒂一派争辩，“我们必须要有人道、体面的反犹法律，这样希特勒派就不会来打扰我们”。事实上，每通过一次“体面”的反犹法律，我父母所在大学里的犹太学生便会遭到殴打。希特勒的帝国很快将匈牙利三面包围，决斗的年代迅速让位于军靴的年代。

父亲的文学英雄是兰斯洛特[5]、罗宾汉[6]、红花侠[7]。他倾慕加里·库珀[8]，模仿弗雷德·阿斯泰尔[9]的优雅。但父亲最敬畏的还是自己的地理学教授泰莱基伯爵（Count Pal Teleki），他在1940年初当上霍尔蒂政府的首相。“Sub pondera crescit palma”——棕榈长于险境，是泰莱基给我父亲的忠告，也是我自父亲处学到的第一句拉丁文。泰莱基属于“体面”的反犹派。他认为，只要匈牙利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犹太“问题”，希特勒就不会来横加干涉。1941年，霍尔蒂允许希特勒穿过匈牙利国境，去攻打匈牙利的同盟国南斯拉夫，事先又没有咨询泰莱基。一怒之下，泰莱基写给他老板一封慷慨激昂的抗议信，随即开枪自杀——可敬但又是无用的举措。尽管如此，父亲谈起泰莱基时总是怀着敬意，甚至充满感情。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在匈牙利的翻版——箭十字党（Arrow Cross）经常与希特勒在布达佩斯的特使阿道夫·艾希曼携手围捕犹太人，再把他们送去多瑙河旁的枪毙执刑队。我的父母却活了下来。秘密警察档案揭示出他们得以幸存的原因：他们不断在基督徒朋友们的家中搬来搬去，从不佩戴犹太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死罪），而且使用伪造的身份证。

父母几乎从不讨论这些，也从不告诉孩子们有关他们自己以及妈妈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的真相。我们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Bethesda）安全地长大，几乎成了典型的美国青少年。我们姐妹和弟弟一直听到的说法是，外祖父母死于战争结束前的布达佩斯空袭。直到今天，我从未看过他们的相片——这是件很悲伤的事。我非常细心地保存着家庭相册，只需朋友稍作暗示，我就会拿出自己的相册介绍：“这些是我父母、我小孩、我丈夫当时的模样。”这种执迷在我家是有传统的。我们离开匈牙利时只带走很少东西，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一只装满相册的“情感”手提箱。现在我在档案中读到，在秘密警察抄走的东西中，牢中父亲所害怕失去的，就有书桌上我们姐妹的照片。我们的家庭相册有个永远无法填上的黑洞——那就是消失了的外祖父母。

父母告诉我们的关于外祖父母的故事，其实都是假的。我们是在1956年的革命之后逃离匈牙利的，到1979年我首次重返布达佩斯，才得以发现此事的真相。其时，我在写罗尔·瓦伦堡[10]的传记，他是一个勇敢的瑞典人，救了数千名匈牙利犹太人，最后失踪于苏联的古拉格系统。当我在布达佩斯访问一名获得瓦伦堡搭救的妇女时，她很随意地说：“当然，瓦伦堡来得太晚了，无法帮助你的外祖父母逃脱毒气室的厄运。”这不仅是我第一次听到外祖父母的实际遭遇，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出身。我从布达佩斯给爸爸打电话，报告我的“新发现”，他似乎一下子变得冰凉，这是他第一次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的秘密被女儿揭穿了。这给我们此后二十五年的父女关系罩上了阴影。

母亲对这些话题也是避而不谈的。如果我提出来，她就会热泪盈眶，这让我只能保持沉默。也许她因为自己活了下来却无法救出自己的父母，而感到深深的愧疚。这可能是她终生依赖安眠药的原因之一。没有死亡证明书，没有她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的记录，是否在帮助她抹去这一痛苦的记忆？她从没回过自己的诞生地米什科尔茨（Miskolc），那是位于匈牙利东部的一座乏味的工业城。外祖父母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被送去死亡集中营。我跟我丈夫在2003年艰苦跋涉去了这座讨厌的城市，找到了外祖父母曾做礼拜的犹太教堂，如今虽已失修，却还完整无缺——他们是从那里，开始了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旅程。犹太教堂的庭院里，墙上的一块匾列出阿道夫·艾希曼的受害者名单，上面就有他们的名字——安娜·诺伊曼和阿道夫·诺伊曼（Anna and Adolf Neumann）。

我三十岁那年才发现自己的犹太出身，却划下一条悲哀的裂缝，一边是我，另一边是父母。我想要知道更多家史的细节，但父母认为，这样的探索只是“美国人的奢侈”。父亲一再重复：“你永远都无法理解我们当时的情况，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我们不是犹太人，而是完全同化了的匈牙利人。”我尽量抑制自己不说出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希特勒及其匈牙利同伙，跟他想的可不一样。对父母来说，这个讨论已经结束。我执著的探索——即便没有他们的帮助——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信任。生前最后一年，即母亲过世之后，记忆力开始衰退的父亲搬来与我和我丈夫同住。一直到那时，我才觉得我们终于弥合了这条裂缝。

发现我们是犹太出身，我自己的反应是一大解脱，内心的一块空白已被填补。以前，我寻觅不到母亲祖上的照片或纪念物，总感觉遗漏了什么。这一发现——即便是纳粹谋杀外祖父母的悲剧——使我感觉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着落；并让我觉得，与那些家史在抵达美国时才开始的其他难民相比，自己享有更丰富的内涵。毋庸置疑，这是痛苦的，但我终于真相在握。至于我们的犹太背景，我一点也不在乎，甚至为它而感到骄傲。专业人士、中产家庭、重视教育，家住布达佩斯，后来发现是犹太人，这太顺理成章了。不过当时，我是新世界的幸运女孩，而父母是伤痕累累的幸存者，受到了反犹大屠杀和冷战的双重摧残。

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

档案也列出父母——两人都有博士学位——由于“血统”关系而遭到解雇的各式工作。五十多年后，我还在为这20世纪的根本荒谬而感到无比愤慨。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是我父母的亲身经历。我的愤怒是全新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获悉，父母从不谈论他们受到的迫害和展现出的勇敢。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家史，曾使我感到恼怒和受挫。现在，真相出现在秘密警察的官方文件中。他们编纂我的家史有自己的目的，与我的迥然不同。他们想在我父母身上寻找可以利用的弱点，而我是在寻求真相。

父母的恋爱是一段战时浪漫史。他们在我未来的教父豪洛希·贝拉（Bela Hallosy）的家里相遇，都去参加桥牌游戏。其时，同盟国正在对布达佩斯实施频繁的空袭。我那擅长挑逗、为爱情不顾一切的母亲，遇上了旗鼓相当的对手，无论是在桥牌桌上，还是在人生之中。父亲是经济学家，母亲是历史学家。两人都因为最新公布的反犹太法律而失去工作，仅靠教人英语来维持生活。他俩的性格迥异：她情绪化，情感浓烈；他耿介严实，严于律己，自命不凡。他俩都喜爱书籍和新颖的思想，但风格上的差别仍然极为鲜明。我曾感到惊奇，是什么让他们聚在一起？多亏了秘密警察档案，我现在懂得：他们都在向盖世太保、箭十字党和秘密警察提出挑战，从中锻造了志同道合的纽带。我不敢想象，没有相互的支撑，他们中任何一个能得以存活。

他们不愿承认受苦，因为受苦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我曾向他们追问战争后期在箭十字党统治下的噩梦年代的一些细节，父亲告诉我，他曾写信给反犹击剑俱乐部，主动要求退出，以避免遭到驱逐，但“教练只是把信存档，允许我继续击剑，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那时箭十字党已无孔不入，使之难以为继”。他把此事讲得好像是打了一个胜仗。另一次，他遇上身穿箭十字党制服的前击剑伙伴，在对视一刹那后擦肩而过，没有停下脚步。还有一次，父亲以机智战胜了一名借醉酒追求我母亲的俄国“解放者”。他们只叙述这些插曲，而从不详谈自己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恐怖。

这触及到我童年生活中的极大迷惑：父母勉强幸免于纳粹的暴政，按理说，应保持低调。但是共产党接管匈牙利时，父母却肆无忌惮，公开站在已成为新敌人的美国一侧。他们怎么敢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呢？瞒过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是否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或只想再一次享受美好人生？那时的他们才三十几岁，充满青春活力。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和新闻人赶来见证中欧这个不幸角落的苏维埃化，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英语流利，举止和桥牌更属上乘。交上这些“强大的”朋友，父母可能由此产生了确保无虞的安全感。在反犹太社会中含垢忍辱的犹太人眼中，这必定是一帖灵丹妙药。

战后的照片中，父母脸上洋溢着欣喜和解脱。布达佩斯幸存于五十一天残酷的围攻，以德军投降于苏军而告终。市民是欢天喜地的，但美丽的城市已成瓦砾一片。我家在玫瑰山上的房子已被苏联军官占用。多瑙河上的天际轮廓是无法辨认的——德军曾固守到底的城堡小山是一片月球景色。曾经优美的桥梁都已倒塌在多瑙河中。

支离破碎的景观下，却涌动着勃勃生气。同盟国、苏联和德国的炸弹所留下的残骸迅速得到清除，远远快于任何人的预期。西装革履的男人和身着裘衣的女士——包括我的父母，都自愿一个月中抽出几天参与清理，或清扫场地，或堆砖砌墙。贡德尔餐馆——市公园中的著名餐馆（德国国防军曾把它当作马厩使用）——再次挤满顾客，他们奇迹般地穿上了欧洲最新款的服装。纽约咖啡屋又从地窖中拉出红色毛绒的长座椅。这里的舞池曾是父母谈情说爱的地方，而当时阿道夫·艾希曼正在几条街区外敲定屠杀计划。如今，他们随着母亲心爱的科尔·波特[11]的歌曲《白天和夜晚》（Night and Day），再一次翩翩起舞。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乐观的最高标志，他们在计划下一代的诞生，这在朋友圈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战后一段时间，他们有机会再次前往欧洲的各个首都，并去匈牙利巴拉顿（Lake Balaton）湖畔幸存的豪华宾馆避暑。后来，这些宾馆国有化，变成了党内精英的疗养所。苏联占领军首次注意上父亲是在1946年，其时他为一家匈牙利报社工作，报道了弗拉基米尔·斯维里多夫（Vladimir Sviridov）将军的最后通牒。战争刚结束的混乱时期，统治匈牙利的是同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而斯维里多夫是该会的苏联主席。他命令匈牙利当局解散包括童子军在内的青年组织，并禁止反苏的政客担任公职。父亲在新闻稿中指出，这是自德国占领终止后，外国力量首次公开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这份新闻稿导致秘密警察建立了父亲的档案，更开启了对父母近二十年的全面监视。

让我介绍一下匈牙利秘密警察，其正式名字叫国家安全局，简称AVO。我一生中，每听到这三个字母，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我也从没听到，有人用中立的语调读出这三个字母。父母提起这个简称时，混合着厌恶、害怕、蔑视的感受，一旦提及，这种气氛就会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小孩子们都认为，父母能保护他们免遭威胁。一听到这个简称，我就知道其代表的力量远远超过父母的能耐。我很害怕。

一些重要的年份、日期和名字，像家庭成员的生日一样，深深铭刻于我的记忆。我是何时弄懂1946年是苏联和其匈牙利盟友的关键之年的？（从童年记忆最深处浮起的另一个词是：“Moscovite”，“莫斯科人”。父母说到此词时老是带有特别的蔑视，它是指随苏联红军回到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其中最为重要也最惹人讨厌的，就是匈牙利未来的总理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

匈牙利共产党无法赢得战后的首次大选，便迅速采取行动，防止可把匈牙利推入欧洲民主大家庭的另一次选举。执行苏维埃化的主要工具是AVO，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就在我阅读父母档案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物里），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到1946年，父亲出现在苏联的雷达屏幕上。父母知道吗？他们以惊人的勇气向新政权挑战，穿着入时，与西方人交友。也许命定论已渗入他们的思维：如果能从希特勒和艾希曼手中死里逃生，就能渡过任何难关。1948年，他们随匈牙利击剑队去了伦敦，回来后，他们好像是在公开展示对英国货的偏爱。（在那些照片中，他们就像在为英国巴宝莉精品公司做广告。）自他们第一次见面起，母亲就一直用英文名字安德鲁来称呼他。

愈来愈多的英国和美国新闻人，抵达布达佩斯后，总要来见一见马顿夫妇。美国《时代》杂志的年轻记者西蒙·布尔金（Simon Bourgin），是个来自亚利桑那州依莱镇的瘦高个，战后被派驻布达佩斯，父母带着他四下游览。他在2008年回忆道：“布达佩斯仍有灵气。在没被肃清之前，这种灵气使之成为欧洲最令人激动的胜地。整个社会像凝固在古色古香之中。美丽的女人，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在一两天内照样缝制出西方款式的裁缝们，等等。她就像今天的香港，却有自身的魅力和智慧。布里斯特尔宾馆（Hotel Bristol）虽遭轰炸，仍耸立在多瑙河旁。它是新闻人的总部，散发出怪异的魅力；大厅里有旧式家具，坐在桌旁的人都有风度。它像布达佩斯城一样，久久保留着自己的风采。”

布尔金还说：“你父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提供我们无法得到的新闻，应该是险境中新闻人的楷模。他们聪明，富有魅力，内行，尽责。我们建立了亲密的互信，真心关心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如履薄冰，却还是在勇往直前。”

我幼年印象中的另一个人物有点神秘——他既不是新闻人，也不是真正的外交官；在我们定居华盛顿后，他又一次出现。他叫詹姆斯·麦卡格（James McCargar），衣着整洁，总是身披一件剪裁得体的蓝色夹克，身材高大，令人印象深刻。以我小孩的眼光看，他是很典型的美国人，但缺乏那些在我家来来往往的记者们的随和。现在我知道，麦卡格是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曾为代号“池塘”的绝密计划招募匈牙利人。到1947年，他已将七十五名匈牙利反对派政治人物从匈牙利带到西方。麦卡格有真才实干，是个很有派头的秘密探员，酷似詹姆斯·邦德，但我始终没有弄清他跟我父母的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向我透露有关我父母、麦卡格和其他任何信息。）

麦卡格首次看到布达佩斯是在1946年，这是他的回忆：“我在1946年夏天抵达，只要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比一比，匈牙利人的活力就会有最为显著的展示。在维也纳，市民心惊胆战于四国占领军，只不过是在勉强度日……在布达佩斯，虽遭受了等同于德国主要城市所受的摧毁，又要察看不甚仁厚的苏联红军的脸色，但仍有搅打奶油来配备频繁的日常咖啡——还有婴儿牛奶，战后的重建项目生气勃勃……只要能找到舞台，就会有喧闹的剧院，夜总会更是颇负盛名。”[12]

1947年，根据秘密警察的档案，麦卡格在他布达佩斯居所举办的午餐聚会中与我父亲展开激烈争辩。麦卡格激怒了我父亲，因为他说匈牙利人易于容忍外国占领，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苏联的。最终，他向我父亲道了歉。很久以后，已从中央情报局退休的麦卡格仍是我父母的朋友，更是我研究情报工作的宝贵信息来源。2008年春天，我拨通了他在华盛顿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法裔妻子莫妮克。她断断续续告诉我，麦卡格前不久去世了，“临终前他还谈起你，带着很特别的感情”。又断了一条线索。

到1949年，拉科西·马加什以自称为“意大利腊肠”（salami）的策略成功战胜反对党，成为匈牙利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此时，从字面上讲，公开钦慕西方已是一桩罪行。率直批评当局的评论家，被斥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一个个消失，或遭折磨，或被杀害。父母的犹太出身，曾使他们成为旧政权的靶子；现在，“资产阶级”出身再加上对西方的情有独钟，又使他们成为新政府的目标。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纳粹统治与共产政权之间有一个短暂时期，母亲尚可参加工作。到了1948年，她就遭到教育部解雇，她的名字出现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者”的名单上。一年之后，父亲经营的独立的、政治态度温和的报纸《克斯·乌萨格》（Kis Ujsag）也被取缔，他也加入了失业队伍。

选择愈来愈少，但因为有良好的英语（与德语和法语一样流利），父亲当上英国《每日电讯》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1948年他赴伦敦参加击剑比赛——那是十年中他们最后一次在国外旅行，当时他就发现，如果不愿开计程车，匈牙利人在伦敦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档案里也有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情。我父母有时会完全绝望，但总是对孩子隐瞒。秘密警察在1948年记录，父母曾申请移民去新西兰。父母是彻头彻尾的中欧人，酷爱咖啡屋文化——俗称布达佩斯的氧气，由玩世不恭的幽默和高级八卦混合而成——再加上对桥牌和歌剧的情有独钟，竟然考虑在平静如水的新西兰的威灵顿开始新的生活！尝试移民到新西兰是家史中故意删减的又一章节，犹如外祖父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父亲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角色，以及父母的犹太出身。

移民新西兰的计划破灭之后（缘于支持该移民计划的英国驻布达佩斯领事突然离职），一名荣获普利策奖的记者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尤玛镇来到布达佩斯。他是美联社著名的欧洲通讯记者，名叫丹尼尔·特鲁斯（Daniel De Luce），向我父母提出了原地不动的危险建议。他劝说，匈牙利新闻环境可能很严酷，但新闻资源也极为丰富。做秀公审、关闭教堂、对所有反对党的野蛮清算、旧“资产阶级”被放逐到残酷的劳改营等等，条条都是大新闻；薪资将与工作的艰辛相匹配。于是，父亲与世界通讯社中的佼佼者美联社签约，充当它的特约记者。

父亲喜欢和这名低调的美国人共事，称特鲁斯教会他成为一名“美国新闻人”（他总是这样称呼自己，也以此为荣）。他可能认为，为世界最强大的新闻组织工作，可能会给他提供保护，毕竟他的其他选择一个个都已泥牛入海。除此之外，其时只要收到美国来信便可让人遭到解雇，他却与“敌人”签约，其中还有一个更符合人性的动机。母亲在回忆录中写道：“与我们单调、暗淡的存在相比，这些男女像是在过着魅力四射的生活。前所未闻的奢侈品，如尼龙袜、口红、匈牙利人只能在黑市上看到的食物，却是他们的日常消费。尤其是各式书籍和报纸，自由思想和理念的相互交流，使他们的生活充实、富有。而在匈牙利，精神生活是空虚的，我们要一直忍受智力上的饥馑。”这份回忆录写于1950年代晚期，从未发表，在1970年代交托给我。我很惭愧，其时我对家史还无动于衷。

1948年初，特鲁斯有关匈牙利推行残酷的苏维埃化的报道，成为全世界的头版新闻。在匈牙利，它刺痛了一根神经。特鲁斯接到电话，来自令全匈牙利人发抖的拉科西。这位第一书记警告特鲁斯，如果他再写一篇类似的报道，将被驱逐出境。特鲁斯回答说，无法在如此威胁下工作。他只知道一种报道方式。他不愿被踢出去，便告诉我父母他将离开。由于特鲁斯的建议，我父亲接替了他的工作——就爸爸而言，这是改变他人生的大事。

担任持记者证的美联社全职通讯记者，听上去很滋润。很快，父亲说服母亲接受了合众社（UP）的类似职位。该社是美联社的对手，后来改名为合众国际社（UPI）。母亲写道：“我们经常因担忧而难以入睡。如果遭监禁，我们的两个小女孩怎么办？她们的健康成长仍是我们的首要考虑。就自己而言，我们的处境本来就不妙，不会因我追随（丈夫）而变得更糟。所有的经验显示，如果当局要监禁一名涉外人士，他的妻子一定逃不脱同样的命运，不管她知不知情，参不参与。”这样，她便成为父亲的“对手”，当上了合众社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实际上，母亲虽对重大事件有敏锐的观察和机智的评论，却不是一名作家。外人不知道，其实是父亲，在同时向美联社和合众社送交各自的新闻稿件。）

父母并肩报道了1949年恐怖的做秀公审。在这次对司法的践踏中，主角是一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犯有一系列“反国家、反人民的罪行”。此类做秀公审，因阿瑟·库斯勒[13]的小说《正午的黑暗》而永垂不朽。父母很快成为铁幕后最后一批独立的常驻新闻人。“你对劳伊克公审[14]的报道是个漂亮的起点。”这是他美联社老板1949年10月1日发来的电报。父亲骄傲地回答：“在法庭上，看到我们竞争对手都有两名记者，路透社甚至有三名，而我却是单枪匹马，真不是滋味……但我帮忙省了不少钱，并抢在他们之前发出劳伊克死刑的新闻。”

不仅是速度，父亲的报道也得益于他的文化背景，还有他深入骨髓的历史感。这一切是美国新闻人无法体会的。他不顾一切想唤醒美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战时的同盟国苏联像被击败的德国一样危险。他认为，透过报道匈牙利的日常生活，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父母为纽约至旧金山的读者所写的数百篇新闻稿，每一篇都被翻成匈牙利文，接受仔细审查，然后在秘密警察那里归档。到1950年，秘密警察已在马顿的卷宗里积累了一千六百页。

有好一阵子，父母的努力令匈牙利的新闻不离美国报刊的头版，得以击败苏联想在西方的雷达下悄悄行事的企图。他们的报道直截了当，不加修饰，但真实案例的累积仍能发挥谴责的作用。他们是本国人，无法驱逐；又有较高知名度，不容易轻易“消失”。所以，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用蒸汽打开过。

秘密警察观察到，作为毫无畏惧的记者，父母的国际声誉在日益增长。他们的档案中有一份美国报纸的剪报，日期是1949年2月10日，但未注明哪家报纸：“即使有针对新闻记者的禁令，美联社仍取得关于敏真谛［约瑟夫·敏真谛枢机主教］[15]的完整报道……布达佩斯政府拒绝向美联社颁发记者签证，理由是它已有常驻的安德烈·马顿。之前，匈牙利政府曾自布达佩斯驱逐一名美联社记者［丹尼尔·特鲁斯］。马顿是一名资深记者和编辑，美联社主管人员对他所报道的是法庭内发生的真相抱有信心。这份信心所依赖的，不仅是马顿，而且是与其他西方报道的仔细核对。任何国籍的通讯记者，如有触犯，匈牙利政府都会采取相应措施。令当局不愉快的美国记者，通常是被驱逐出境。而匈牙利公民，就会有牢狱之灾了。”

父母继续向“来访的新闻人”提供简报。刚刚抵达匈牙利的西方通讯记者，第一站就到我们的公寓。我还记得，祖母忙于精心制作晚餐（相对于烹调，母亲更喜欢与同事聊天），以款待这些异常高大（对初学走路的我来说）的客人。他们脚蹬船鞋，身披皱巴巴的衣衫，显得轻松自如。父亲的举止和演讲都中规中矩，他们则截然不同：将胳膊搭在椅背，身子朝后倾斜，悠闲地半坐半躺。他们安全而自在，不受威胁，最坏的结果也只是被驱逐出境，反倒可以提高自己的职业知名度。

1950年9月，秘密警察把我父亲的前秘书自工作场所诱骗出来，带去一栋“安全房”（“safe house”）。数年后，豪洛希·梅琳达（Melinda Hallosy）回忆，那房间还挺“舒适”的，小桌上铺有花边餐巾，装饰有各式古董，以及家庭的生活照。秘密警察一边准备咖啡，一边命令她在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梅琳达至今仍能感受到当时揪心的恐惧。她因小儿麻痹症自童年起就患有残疾（她步行要靠手杖），较之他人，要显得更为脆弱。她的未婚夫是贝拉·豪洛希，我父亲的老朋友，来自一个古老的匈牙利家庭，家境优越，他不是犹太人，并曾在纳粹统治时期向我父母提供庇护。尽管坐轮椅，贝拉在反纳粹地下活动中仍非常活跃，是当局刚刚禁止的一份温和报纸的发行人。他也是我的教父。

秘密警察开始威胁梅琳达，如果她不汇报我父母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公事公办，逮捕贝拉。当然，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违背了这个许下的诺言。

到了每周一次的桥牌时间，我父母到达贝拉家，贝拉就披露了梅琳达的困境。父亲回答：“嗯，我们不会让你们陷入困境。我们以后不再来了。”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愚蠢，马上就会知道真相，她就会有危险了。我父亲觉得确实如此，便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父母经常带我们参加成人的聚会，包括他们每周的桥牌游戏。除了喜欢我们做伴，他们在亲朋好友中又是唯一一对有小孩的夫妇。在饱受蹂躏、抑郁颓废、几被摧毁的布达佩斯，开始新的家庭生活，需要信心上的高涨。我的教父是业余摄影师，自己没有小孩，总喜欢给我们拍照。

从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掉出一张贝拉拍的照片，上面是个很严肃的小女孩，双腿别扭地交叉着，站立在他玫瑰山上的房子的阳台门口。照片上我戴着的草帽是我第一件不带孩子气的头饰，我很为它骄傲。想象一下，秘密警察保管如此私人的纪念物，半个世纪后又回到我的手上。

父母和我的教父母，与秘密警察足足玩了两年的游戏。他们逮捕父亲不久，就找上梅琳达，因为父亲向同狱难友透露了这个小玩笑，那人立即向上汇报。他们把梅琳达整整关了一百零八天，以示处罚。现在她微笑着说：“我的婚姻倒是得归功于秘密警察。贝拉认为，他如果跟我结婚，他们就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

1950年9月18日，秘密警察以党的经典用语，正式裁决我父母是“我们人民民主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这份内部备忘录——我发现于2008年，当然不为父母所知——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吸收马顿，因为他与美国公使馆有持续交往。”起草这份报告的是秘密警察布达伊·安德拉什（Andras Budai），他遗憾地指出：“美国公使馆只让匈牙利人工作很短的时间，我们在招募公使馆员工方面，迄今还没遇上好运。”现在有豪洛希·梅琳达作为内应（她被认为是优秀的告密者），秘密警察希望把我父母变成特务——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

冷战变得更冷。1951年7月3日，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被正式指控“参与……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与箭十字党和霍尔蒂派的反人民分子建立了密切关系，目的是组织和鼓励他们成为间谍，以消灭土地改革”。如其意图不是那么狠毒，这激昂的指控听上去会让人感到滑稽：“这些箭十字党的将军、嗜血的犹太区指挥官、无人性的凶手……七年前还在服务于希特勒政权，如今却在《美国之音》上变成民主人士。他们以自由和进步的名义进行嚎叫和煽动，以反对获得解放的匈牙利人民所创造的一切。”

在1951年7月31日递交给美国公使馆的“外交照会”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要求美国政府关闭图书馆，停止播放由美国新闻处组织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因为该新闻处已被证明是间谍和颠覆活动的伪装外壳”。

1953年，父亲在美联社的同事理查德·欧里根（Richard O’Regan）来到布达佩斯，采访致力于为国际共产主义宣传的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对于这个监禁其全部人口的匈牙利制度，欧里根的报道打破了美国最后一丝幻想。而对于我的父母（他们当时不顾一切想要离境）而言，欧里根所讲述的故事都与自己休戚相关。以《铁幕长得如何？难民有无逃跑机会？》为题，欧里根在维也纳如此写道：

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穿过漫长且荒凉的铁幕，投奔西方的自由。今天，这道铁幕的几乎每一道裂痕和缝隙，都有死神在守候。自波罗的海到黑海，长达二千五百英里的无人村庄、险恶的布雷区、带刺的铁丝网，现在一个月只有几十个难民得以侥幸钻过。他们的逃跑需求极大勇气、详细计划和很多运气……你可能一离开你的家乡，就遇上麻烦。各国的高速公路上，安全警察和民兵竖起永久的哨卡。你离开工作岗位，必须有通行证，不管是真还是假；一旦顺利通过路障和旅馆夜查，就会到达“限制区域”。这是一片荒凉地带，村庄和城镇里几乎空无一人，这种境况覆盖了铁幕的整个沿线……没有特别出入证和特别身份证，你休想进入……愈靠近实际边界就愈危险，很可能踏入布雷区。瞭望塔开始出现，且愈来愈密，哨兵躲在树梢，凶猛的警犬很可能嗅出你。如果你尝试奔跑，哨兵有格杀勿论的命令。

尽管这篇稿件不是父亲写的，秘密警察仍将“诽谤”罪行算在他的头上。

匈牙利政府对我父母的不满在不断升级，一份未标日期的外交部备忘录有如下记录：

很可疑，英国或美国通讯记者每次来布达佩斯，即使外交部没发通知，马顿夫妇就已知道。抵达之后，［马顿夫妇］就负责招待，陪他们到处走访，以致外交部有时都联络不上这些外国人。他们说，马顿夫妇会帮忙做所有的事，并为他们安排计划。我们看到，虽然招待外国新闻人是外交部职责，但马顿夫妇故意回避外交部。很可能，他们利用这些时机散布有害国家的消息。有必要提及一个特别案例：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合众社驻维也纳的记者）获得签证来采访世界和平理事会，外交部已为外国记者特别准备了有关安排。他却接受马顿夫妇的招待，回避外交部的正式安排，甚至没有造访世界和平理事会，就在三天后离境。返回维也纳后，他写了一篇针对匈牙利现状的最为敌对的诽谤文章，涉及经济危机、各阶层的悲惨生活，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科里在匈牙利期间没接触任何其他人，他所取得的有关资料很可能来自马顿夫妇。

总体来说，父亲的匈牙利报道提供了一幅政治压制的广泛图景，经常使用微妙的笔触。从体育到剧院生活，再到巴拉顿湖边的宾馆难求——除非是党内精英，他涵盖了这个欧洲遗忘角落从1947年到1955年的一切生活细节。他笔下绝无煽动口气，只用讽刺和幽默来表述匈牙利的荒谬。譬如关于匈德友谊条约，他写道：“匈牙利的李伯[16]在1945年入睡，醒来时已是1952年10月底，他有理由频频揉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七年，他已看到题为‘匈牙利和德国人民的永恒友谊’的文章，这实在令人惊叹。”

他的报道以美国人很少拥有的个人背景为基础，以它来阐述当局的伪善。“李伯的惊诧是无须解释的。匈牙利曾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轴心国的卫星国，实际上为德国军队所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止，意味着从纳粹的惨烈暴行中获得解放……在拉科西先生访问柏林时以及之后，匈牙利报纸已尽责为我们解说了战前德国与战后德国的不同，以及西德与东德的差别。”

父亲在揭露拉科西专制统治时是铁面无情的。1950年9月8日，他报道了一万一千多名教士和修女被逐出他们享有千年历史的修道院。同年，他讥讽拉科西的最新公告，“毋庸置疑，拉科西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揭穿了社会民主党的‘阴谋’。这真是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倒也无所谓。在这方面，大家没有任何疑惑。另一方面，似乎可以稳妥地说，这些人物是不会面对公开审判的。所以，大家必须对［拉科西］容许透露的表示满意”。“至此，一出悲剧最后一场戏的帷幕降下。一个主要的政党，劳工阶级数十年的唯一代表，消失于匈牙利的政治舞台。”

1952年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对匈牙利队的突出表现，父亲以不加掩饰的嘲讽写道：“所有十六位匈牙利金牌获得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第一项职责是给副总理和匈牙利不争的老板发电报……以示感谢。‘亲爱的拉科西同志！很愉快地向您报告，我为我们祖国赢得了第十六面金牌。感谢匈牙利工人，感谢党，感谢您——敬爱的拉科西同志。’”

父亲1953年9月2日题为《讣告》的文章，综述了匈牙利新闻自由的终结。美国读者知不知道，为报道这样的新闻，他们在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要承受怎样的危险？他既不夸张，也不渲染（讽刺是他的主要武器），但直言不讳已属坏透了。日益明显的是，作如此报道的仅有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这两人。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1] 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 I，1830年8月18日—1916年11月21日），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1867——1916年在位）。——译注

[2]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德国作家，《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为其代表作；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8年2月21日逃避纳粹德国到达纽约，发表“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的名言。——译注

[3] 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匈牙利军人、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击溃意大利海军而驰名，1918年任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1919年率军队驱逐库恩·贝拉为首的共产政权，1920年成为匈牙利王国摄政，开始其对匈牙利的统治。二战前期，他与希特勒合作，匈牙利加入轴心国阵营；1944年10月，匈牙利退出轴心国阵营，之后霍尔蒂遭党卫军捕获、软禁；德国投降后被美军逮捕，后获释。1949年移居葡萄牙，生前再未踏入匈牙利。——译注

[4]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高官，在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人”。二战后被美军俘虏，后逃脱，流亡至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擒获，经审判后被处以绞刑。——译注

[5] 兰斯洛特（Lancelot），亚瑟王传说中圆桌骑士团的成员，在众多法国文学作品中，被描述成亚瑟王最伟大最受信任的骑士，为亚瑟王的诸多胜利作出贡献。——译注

[6] 罗宾汉（Robin Hood），英国传说中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最早出现于1227年英国法官的案卷，意指任何逃犯或亡命之徒，14世纪以后广泛流传于民间，后成为著名文学人物，大仲马即有作品《侠盗罗宾汉》。——译注

[7] 《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一部冒险侠义的小说，以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年代为背景，作者是匈牙利裔英国作家、剧作家、艺术家艾玛·奥希兹女男爵（Baroness Emma Orczy，1865年9月23日—1947年11月12日）。——译注

[8] 加里·库珀（Gary Cooper，1901年5月7日—1961年5月13日），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获两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和一次金球奖最佳男主角，1961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注

[9] 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1899年5月10日—1987年6月22日），美国电影演员、舞蹈家、舞台剧演员、编舞家、歌手，1950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注

[10] 罗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1912年8月4日—1947年7月17日），瑞典驻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外交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签发保护性瑞典护照等方法，自反犹大屠杀中拯救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译注

[11] 科尔·波特（Cole Porter，1891年6月9日—1964年10月15日），美国音乐家，著名作品包括音乐喜剧《吻我，凯特》、《五千万法国人》和歌曲《白天和夜晚》、《切肤之爱》等。——译注

[12] Christopher Felix, A Short Course in the Secret War (New York: Dutton, 1963), p. 163.

[13]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年9月5日—1983年3月1日），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批评家，犹太人，前共产党员，出于对苏联大清洗的反思而逐渐趋向自由主义，最终写出指责大清洗、起诉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小说《正午的黑暗》。——译注

[14] 对匈牙利外交部长劳伊克·拉斯洛（Laszlo Rajk）的做秀公审发生于1949年，指控他是南斯拉夫总理铁托的“代理人”。其时，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已开始公开攻击铁托。受尽折磨的劳伊克，因相信自己、妻子、刚出生的儿子将获人身安全的许诺，而“承认”叛国。结果，没有得到特赦，反而直接上了绞刑架。妻子被捕，儿子匿名寄养于孤儿院。如今，小劳伊克·拉斯洛是杰出的匈牙利建筑师，也是我的好朋友。

[15] 约瑟夫·敏真谛枢机主教（Jozsef Mindszenty，1892年3月29日—1975年5月6日），罗马天主教会在匈牙利的首席主教，因支持教会自由和反对当局，在1949年做秀公审中被判终身监禁，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获释，之后躲进美国公使馆以求政治避难，直到1971年才离开匈牙利，1975年逝于维也纳。——译注

[16] Rip Van Winkle，19世纪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所写的同名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林纾曾将此篇译为《李伯大梦》。李伯醉后一觉睡了二十年，醒来发现人事全非，不仅成为美国的著名文学人物，也变成“桃花源中人”的代名词。——译注

第二章 幸福的童年

我爱我的爷爷，我与他一起在布达佩斯公寓阳台上第一次试着说英语。（身后的不透明窗户是美国外交官西德尼·拉方恩安装的，为的是阻止我们两家的交往。）

记忆非常容易误导。我对童年早期的很多记忆，可能源自父母的重新叙述，再混入自己的点滴回忆。即使有这么多天旋地转的严酷事变，我记忆中的童年早期仍是幸福的。在我们的公寓里，父母建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西方世界，我们四人凝成一体。我们感觉到公寓外的世界不是友好的所在，这更加强了我们之间的亲密互信。此外，妈妈和爸爸都在家中工作；他们写的报道，全用电话送去美联社和合众社在维也纳和伦敦的新闻部；偶尔一两次，也会送到其名字充满魔性的地方——纽约。

即便小孩子也看得出，我家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英国和美国的新闻人和外交官拜访我家，也邀请我们回访；我们雇有厨师和法国保姆；每逢星期天去做礼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明察秋毫的当局，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我们依然我行我素，好像这些行为都不是危险且挑衅的。如果父母看起来这样自信，那我们当然是安全的。

战后，祖父母位于玫瑰山的房屋被苏联人征用，他们的小儿子、我的费利叔叔早已迁至澳大利亚，祖父母在等待去墨尔本与他相聚的许可。在等待中，他们搬来与我们同住。我崇拜我的“Nagypapa”（爷爷），我记得，我俩在阳光灿烂的公寓阳台上不停地玩着“attycake, pattycake, baker’s man”游戏。我们两人都渴望学会几句英语（我如今有点怀疑，那种押韵的练习，对他在澳大利亚的新生活究竟有多大帮助）。父母教我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等等”（“Hold on”，我当时认为它是一个单词“Holdon”）。任何一个用外语来找母亲或父亲的电话，我们都以此回答。爷爷讲英语，就像《北非谍影》（Casablanca）中在练“维希，凡希”（Vitch vatch）的年长绅士。我仍能感觉到爷爷灰色西装的粗糙质地，仍能看到他领结上的圆点图案，而我自己坐在他的腿上，身穿白缎带镶花边的明黄太阳套裙。四个大人——父母和祖父母——再加上我们姐妹，一起待在这小小公寓，我感到很安全。

1954年夏天，亲爱的祖父和我在告别午餐上，他将移民去澳大利亚。我永远没有再见到他——也永远没有将他忘怀。

1954年的夏天，祖父母的移民许可竟奇迹般地获得批准。我曾猜想，政府的异常善意是由于祖父母年事已高，再加上他们资产阶级思想已无可救药。现在读了秘密警察档案，我才明白，这是残酷的计谋，也是逮捕父母的前奏。我们姐妹是政府对付我父母最有效的武器，要突破父母的防线，我们姐妹必须被完全隔离开，落入陌生人之手。

但在1954年8月中，我们一起去火车站送别祖父母，对将临的危险木然无知。在那个烟雾弥漫、山洞一般的月台上，我挥手告别我亲爱的爷爷，目送那开往维也纳的火车在远处慢慢消失。我铭心刻骨的记忆是看到父亲第一次哭泣，小孩子感受不到“永远”的内涵，但父亲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爷爷了。埃尔诺·马顿（Erno Marton）是奥匈帝国一位犹太拉比的孙子，在法西斯时代之前的布达佩斯努力奋斗，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良好的生活。他1973年死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享寿九十一岁，是我认识的最为可爱温柔的男人。

母亲——距离她1955年6月被捕还有几个月——投给我一个默许的眼色。我身穿美国外交官的孩子嫌小的T恤，在学校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认为，妈妈和爸爸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父母，我知道我所有的朋友都羡慕我有这样的父母。这无疑跟危险的气氛有关，周遭的其他大人看起来都很怯懦，而我父母不会像我朋友们的父母那样窃窃私语，尤其是涉及“某些话题”时依然如此。父亲仍从布达佩斯瓦齐街的杰哈特店定做他所有的西装，面料包括粗花软呢、华达呢和泡泡纱等。这些面料都是由英国外交官和美国新闻人寄来或走私带入的。我们的鞋子是位名叫考帕的著名鞋匠手工做成的，所用皮革也以同样方式带进。我母亲仍光顾她战前的女帽商弗里德曼·莎丽（她在秘密警察档案中的代号是布比，“Bubi”，是嫌疑犯还是告密者，则不甚清楚）。妈妈有布达佩斯女人的本事，能将任何衣服搭配成一场时装秀。她所经之处，总带有一袭法国阿佩奇香水（Arpège）的气息。我爱看她给大家发扑克牌，她的红指甲像红宝石一样闪烁发光，活像蒙特卡洛赌台的主持人。

1947年，父亲在他的头生女儿——我的姐姐朱莉——面前笑逐颜开。

我们姐妹是父母宇宙的中心。母亲热情洋溢，讲法语和英语时魅力四射，讲匈牙利语时刁钻有趣。她喜爱将来访的外国人带进我们卧室，听我们朗诵祷文，“En Istenem, Jo Istenem...”（“我的上帝，万能的上帝……”）。这是楼下虔诚的天主教修女教我们的。当局解散了宗教组织，她只能来做我们的玩伴彼得和巴林特的保姆；她的名字是玛尔塔修女，但我们只能叫她玛尔塔阿姨或玛尔塔婶婶。政府对落后的天主教不满，禁止教士和修女在教堂外穿戴他们的长袍。玛尔塔婶婶讲起耶稣，好像在讲自己的朋友，发自内心，容光焕发；对此，我很钦佩。有一次，我看见她要邻居男孩捧起她藏在外套里面的十字架，急切地在男孩耳根低语“Szeretlek Jezuska”（“我爱你，耶稣”）。在她火焰般的眼神注视下，男孩重复了这句话，尽管他自己父母还是反教会的激进分子。不同于我母亲的爱好时尚，她异常质朴，对我更具吸引力。又有一次，她和她所照看的小孩彼得和巴林特，来我家过夜（我们中有人患了水痘，家长们决定，干脆大家都得一次）。她总是等到熄灯后再脱衣，而我真想瞧瞧她睡觉时穿什么（我猜测，穿修女特用的睡袍吗？）。房间里每个人都睡了，我向她低语：“玛尔塔婶婶，你睡觉时穿睡衣吗？”她叫我入睡，不要作声。我仍不断唠叨，但毫无结果，直到自己睡着。她像我一样倔强，但有更大的毅力。

我们步行去山脚的瓦罗斯玛捷（Varosmajor）教堂做弥撒的时候，我喜欢拉住玛尔塔婶婶又凉快又干爽的手。星期六下午，我们在告解室之前排队，我通常挑最长的队列。走出教堂，迎面是刺骨的冷风，薄暮渐渐降落在小公园，里面有高大光秃的树林和砾石小径。我会捡起栗子，在衣袖上擦亮，感到一刹那的纯洁。我是否曾感到奇怪，父母从不跟我们一起去做弥撒，但又渴望我们去？一直要到数年之后，我才明白个中的原由。（他们是全然世俗的，但永远忘不了匈牙利的反犹传统，即使政府已在全力迫害教会，他们仍渴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基督徒。这个想法真有点古怪，让人困惑。）

布达山顶上树木茂盛的乔鲍街，是我知道的全部世界。我们可以听到附近圣地广场上公交车和有轨电车的嗡嗡轻鸣，它已被重新命名为莫斯科广场，但没人跟着改口。我们远离佩斯那边的商业区，去那里只是因为要看医生、上歌剧院、光顾捷巴德咖啡屋。后者已是中欧古老生活少有的遗存，其他老式咖啡屋或关闭，或改成站式，只让客人匆匆饮尽各自的小杯浓缩咖啡。闲荡是不好的，旅行更不可能。成人讲到“护照”这个词总带有怀旧的语调，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对巴黎、维也纳、威尼斯和伦敦的回忆，这些润饰过的旅行故事像首饰一样被珍藏起来。对我们小孩而言，这些都是书本上的字眼，我们在布达山顶的四层公寓是个幸福而充裕的世界。冬天，戴上小小的护目镜，我们躺在浴室地板上晒太阳灯。当时，此举被认为有助于健康。一旦我们的朋友彼得或是他的兄弟巴林特，或是楼上的男孩山多尔和班迪，完成一点屁大的事情，整栋楼都能听到“Ich bin schon fertig!”（我准备好了！）。他们都学会用德语谨慎地作出这一宣告，这句话至今还能激起我潮水般的回忆。我们的父母都是官方蔑视的资产阶级成员，因此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我的世界：布达山顶，还有夏天度假的奇妙的巴拉顿湖。我还记得，快到湖边时，我们给车后渐渐远离的一长排柏树计数；开车返回时，我们姐妹和父母又唱起歌曲“Ahol a sarga villamosok jarnak, ott van Budapest”（黄色电车行驶的地方，你将找到布达佩斯）；汽车沿乡村小路一拐，首都的灯火顿时映入眼帘。

孩子总能接受身处的世界，并能很快适应。当彼得和巴林特家的公寓门铃响起时，某个大人就会用一把中国扇子掩盖设于墙内的祭坛，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怪异；我们也不需要父母来告诉我们，居住在走廊对面的卡尔马尔家不属“我们这一类”。我们知道，他们是“重要”的党员，这可从他们的服装和肢体语言，以及与我们相处时的生硬中猜到。之后——我相信是在1956年的革命期间——我们发现，他确实是秘密警察官员；此外，我还有更具体的证据。卡尔马尔家有三个小孩，我们这六名“资产阶级”后代对他们处处提防，而我却对卡尔马尔家的大女儿苏兹生发出小女孩的迷恋。她表情严肃，颇有心计，梳的黑色长辫富有光泽。我思忖，她能教我一些生活经验，而我母亲——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是帮不上忙的。我奉承迎合她，终于得以进入她家的公寓。我回想起，一张斯大林正点着烟斗的大画像是她家唯一的艺术品；这是我第一次在私人家里看到这样的画像，所以我猜想，卡尔马尔家可能是这“伟大父亲”的私人朋友。这种朝我凝视的画像，通常只出现于黑板上方、邮政局和五一阅兵典礼。这次拜访，我没敢告诉父母，因为我冀望能再去。我甚至暗暗钦羡苏兹的母亲——卡尔马尔太太。犹如修女要穿规定的服装，她也穿着党员的制式服装，即灰色、无曲线、不加修饰的那种。她平淡而柔和的面容从不化一丝妆，反而更具吸引力。我感到，这种打扮比我母亲的红唇和相应颜色的指甲更具时代感。

我记得，拜访卡尔马尔家后我突然觉得，家里一切都是古老、发霉的，与新匈牙利格格不入。祖父母的褪色的波斯地毯、深暗的风景油画、马利亚像（我总被告知，这属于达·芬奇流派，但达·芬奇又是谁呢？），还有那些破旧的皮面书籍！看上去有成千上万本，其中许多本的封面已经破损，奇迹般地幸存于布达佩斯的围城战火。那些书的作者和语言，例如托马斯·曼、鲁德亚德·吉卜林[1]、查尔斯·狄更斯[2]和辛克莱·刘易斯[3]，早已没人再读了。我也感到，它们不适合我们少先队正在建造的新社会（我现在是一名“kisdobos”，小鼓手，每周一天要佩戴蓝领巾。）；但转念一想，这岂不是对父母的不忠吗？

儿童是苏联帝国扶植中新型国家的重要角色。如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铁幕”演讲中所警告的，这些新型国家正出现于“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自幼开始，他们灌输儿童以新的标准和价值。东欧国家的学院都在训练社会主义教师，被称为“人民教师”，他们的工作是自幼儿园第一天起，就以社会主义价值教诲我们。因此，我有时感到，我被挤压在人生的两极之间：学校和家。

每星期一次，我们环绕学校操场游行，高歌颂扬拉科西同志，以及那些由巨幅画像而认识的远方上帝：斯大林和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我曾偷偷享受这些激昂的曲调，在短时间内振奋不已，与大家融为一体。（可是，作为父母抗议的另类形式，我们姐妹仍穿着美国的黑色玛丽·简牌［Mary Janes］皮鞋，好比在这些活动中仍在尖声呼叫美国。）《松鼠般开朗的少先队员》（Cheerful Pioneer like a Squirrel）是我最爱的歌曲之一，另一首《发抖吧，伯爵、男爵、资产阶级，现在是无产阶级的时辰！》（Tremble Counts, Barons and Bourgeoisie, It’s the Hour of the Proletariat!），则有点把矛头引向自家了。

那时的布达佩斯不是五彩缤纷的美丽场所，只是灰色一片，缀以猩红色。红星或红旗在建筑物和学校的顶上摇曳飞扬，红旗的数量远远超过匈牙利三色国旗，吊索桥前的花床中有红花拼成的锤子和镰刀。每个小孩都知道，安德拉斯街60号窗台花盆中的红天竺葵，是秘密警察浇的水，为的是让他们的总部看起来和善友好。这栋楼以前是箭十字党的总部。如今，安德拉斯街已改名为斯大林大街。我们去市公园贡德尔餐馆，想尽快绕过这讨厌的建筑；但秘密警察和他们的窗台花盆，实际上已占据整条街区，要想不见还真不容易。

市内多数建筑物还留有枪炮弹痕，十年前同盟国的空袭，使很多房屋迄今还缺窗少顶。这给人以邋遢的感受，建筑物如此，市民也是如此。人们将战前残剩的服装不断修改以勉强凑合，或干脆改穿当年国家的规范外套。甚至我们山脚合作商店里的苹果，看上去也伤痕斑斑。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住进光洁、没有疮疤的房子，像美国外交官的住所一样。

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这不是说，我们比美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更为严肃认真；我们只是知道，党和其在布达佩斯和莫斯科的首脑，会影响我们的私生活。父母和老师，还有四周环绕的各式肖像，时时都在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尤其熟悉拉科西，即匈牙利可怕的斯大林派领袖，他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座布达小山上。我们偶尔还会看到，他窗帘紧合的吉尔豪华轿车的车队，朝佩斯那一边蜿蜒驶去。与他人相比，拉科西似乎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这个肥胖、秃顶、脑袋直接安在肩膀上的男人，极力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我们的一首幼儿园歌曲，就是献给这可憎的暴徒——《我们感谢您，拉科西同志！》

铁托、枢机主教敏真谛、劳伊克·拉斯洛都是我熟悉的名字。但有时我会被这些名字的两种版本搞糊涂：一个在我们公寓里头，另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父母报道了敏真谛和劳伊克的做秀公审，都被判犯有间谍罪，但都是诬陷的。枢机主教终身监禁，外交部长劳伊克被径直送去绞刑架。）还有些名字，我知道最好别在家以外的地方提起：美国公使克里斯琴·雷芬达尔（Christian Ravndal），还有一连串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如阿博特、罗杰斯、唐斯、辛普森等等，他们组成了我父母的社交圈子。

曾有一次，我疏忽了控制着我们被割裂开的生活的潜在规则。我的幼儿园要求同学从家里带来各自最喜欢的玩具。我选了一只能上发条的小猴，会一边打转一边敲鼓，结果所有的小孩都跪下来欣赏这令人惊叹的西方技术（显而易见）。我被传召去校长办公室，接受儿童版的秘密警察的审问。她盯着我问，“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个玩具？”，好像我是在向敌人出售核秘密被逮个正着。我知道最好别透露它是露丝阿姨送给我的圣诞礼物。美国公使馆的新闻参赞露丝·特赖恩（Ruth Tryon），赠送我这只美妙的猴子后不久，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匈牙利。我因小孩子的自我中心，以为这两件事存在因果关系。

大多数匈牙利人都害怕我父母，尽量躲着他们。由于拉科西实质上已向美国提出挑战，连小孩子都可感受到，马顿家庭已成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源。现在看起来，这有点怪异；但那时却司空见惯，政治已渗透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我渐渐明白，卡尔马尔·苏兹是不敢回访的，因为怕受我们的沾染。后来她终于来访，不是为了来跟我玩，而是带有其他目的。在这样的国家里，童年生活也受不到保护。

我想，我们姐妹都还年龄太小，尚未被视作危险人物。但身穿条纹T恤和齐膝长袜——尽管是美国外交官的小孩所遗弃的——我们就像是两块移动的广告牌，为人人鄙弃的“敌人”做着广告。对渴望同伴喜欢自己的小孩来说，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感受。我们乘坐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车进进出出，而承受泥浆溅身的路人必须等候喷吐黑烟的破旧公交车，我们姐妹感觉自己成了公主。

从我们在学校唱的歌曲，从宣传栏上（随处可见的一幅如此敦促民众：“购买和平债券，给美帝国主义一个回答！”），我知道，父母在与帝国主义犯罪分子交往。我们在学校背诵巧妙的韵文，讥讽艾森豪威尔的胖脑袋充满了氧气，随时都会爆炸；而我父母每星期二早晨驾驶美国大车，去拜访美国公使馆。母亲称那部车是父亲的“小虚荣”。即使今天，我仍惊讶，他怎么有胆量向离职的美国外交官乔治·阿博特（George M. Abbott）买进这样招摇的美国技术？我们曾拜访阿博特，一个饱经风霜、瘦削、背略驼的男人。他骄傲地向我们展示，如何将他的外交居所的后院改成小型农场，花床里种满了西红柿和美洲丝瓜。我想我优雅的父亲，以他那双漂亮而修剪整齐的手和驾驶手套，比阿博特更适宜坐在驾驶盘后。但为什么他要如此故意刺激当局呢？根据秘密警察档案中的告密者“安德拉希”（Andrassi）的说法，一名外交部发言人曾呵斥我父亲：“嗯，开那样的车，很容易被人跟踪！”父亲回答：“欢迎他们的跟踪！我什么也不隐瞒。”父亲有时把我们留在斯图贝克车的后座，自己去张罗他的差事。很快，闲散的行人聚集起来，孩子们鼻子挤压着玻璃窗以便检视这一奇物。这种时刻，我既很骄傲，又颇为困窘。

姐姐朱莉和我站在自家的白色敞篷车前。这辆美国大汽车实在是匈牙利当局的眼中钉，在父母被捕后即被充公。政府将之漆成黑色，当作公家车。

几乎做每一件事，我们都是全家集体行动，这是受内部放逐的好处。父母不喜欢做“孩子气”的事，譬如去动物园或游乐场；反之，他们带我们去土耳其蒸汽浴室。这甚至在一切清简的1950年代，仍赋予了这座城市某种快乐主义的氛围。我在蒸汽弥漫的土耳其浴室中，被吊在长长的钓鱼竿上学习游泳；环绕我的是布达佩斯残余的知识精英，他们一边缓慢而有节奏地游着蛙式，一边继续他们的交谈。我们还去看歌剧！我们极为美丽的玛格达（Magda）阿姨嫁给了歌剧导演拉慈（Laci）叔叔，因此，歌剧院简直成了我们的日间托儿所。到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跟着（悄悄地）哼唱主要的歌剧咏叹调。

捷巴德咖啡屋的大理石小桌摇摇欲坠，挤在小桌周围的成人世界，往往有我们姐妹的份儿。当然，我漠视一切，只专注于舀我的巧克力，上面覆盖着一层搅打奶油（名叫“印第安人”，是我的最爱，也解释了为什么我频频拜访家庭牙医。他的名字叫皮什陶·派什蒂［Pesti Pista］，读起来很怪，老是引我发笑，他的诊所就在捷巴德咖啡屋附近。）其时，那些内尼（Neni）、巴歇（Bacsi），即我的“婶婶们”、“叔叔们”，正与我父母聊天；其中一半人将把我父母每句俏皮的评语汇报给秘密警察。现在的记录透露，甚至我那位名字有趣的牙医也躲避不开秘密警察的专门拜访。

我记得父亲是矜持的，有点不易亲近。记忆中，我不曾坐在他膝上，甚至不曾牵着他的手（我想，他日后表现出的疏离可能与将近两年的牢狱有关）。他脾气的偶尔爆发愈加令人害怕，好像是晴天霹雳。有一次，我——他神秘地称我为“丹尼斯威胁”[4]——在嘲弄我姐姐，吵醒了正在小睡的母亲。父亲满公寓追逐，用他著名的足球脚踢我的屁股。假如我明白父母其时承受的压力，我蛮可以在成人休憩时做个安静的小老鼠。多亏秘密警察的监视记录，我现在知道，他是仁慈、关爱我们的。

监视记录，1954年8月27日：

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

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

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

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1] 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年12月30日—1936年1月18日），英国作家、诗人，生于印度孟买，主要著作有儿童故事《丛林之书》、长篇小说《基姆》、诗集《营房谣》等，以及许多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2]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小说家，著名作品包括《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雾都孤儿》、《双城记》等。——译注

[3]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年2月7日—1951年1月10日），美国小说家，著名作品包括《大街》、《巴比特》等，批判性地描述美国社会和资本主义价值，193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4] 《丹尼斯威胁》（Dennis the Menace），美国著名漫画家汉克·凯查姆（Hank Ketcham）创作的卡通喜剧漫画，1951年3月12日初次登场，后由凯查姆的前助理继续创作，以十九种语言在四十八个国家的至少一千家报纸连载。卡通主角丹尼斯·米切尔（Dennis Mitchell）仅五岁半，早熟且可爱，满脸雀斑，额前一撮著名的金发。——译注

第三章 妈妈和爸爸

爸爸（美联社记者）在教妈妈（联合社记者）如何找到与伦敦或纽约通话的国际接线生，这是驻外记者的基本功。

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仿佛……”，仿佛开车去自由广场，在飘扬星条旗的柠檬黄色建筑物前停下，走进那令大多数匈牙利人既恐惧又渴求的另一个世界，如同家常便饭；仿佛从铁幕后持续不断地报道坏消息，是他们新闻工作的分内之事。

美国公使馆（美国在匈牙利的外交机构，故意不升级为大使馆）星期二的“记者招待会”是父母的日常功课，留驻匈牙利的西方新闻媒体，此时仅剩下他们两人。最了不起的是，他们面对无时不在的压力，几乎从不屈服——每次打电话，都能听到“喀哒”一声；显而易见，信箱里的来信早已被用蒸汽打开过。而档案揭露出，对他们的监视远超过他们估计的；他们醒来后的大部分时间，或是有人监视，或是有人监听，根本就没有隐私可言。

我记得面色苍白的乡下女孩向我父母含泪承认，只有答应做告密工作，才能继续为我们打扫或烹饪。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Transylvania）的埃陶（Eta），陪伴我们数月就选择了回家；随后是泰雷兹（Terez），度过一段紧张时期后也返回自己的村庄。我父母竭尽所能想让她们放心，劝她们留下来。一名打扫卫生的女子要求我缺少艺术细胞的母亲，为秘密警察画一幅公寓平面图，罗列每一件家具；还有一名女子，被要求收集我们拆信后扔掉的信封。这似乎尤其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邮件，早已经受过审查官的检视。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拟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他说：“那些不声不响的告密者，才要倍加小心。”

但有一人像胶水一样紧紧跟随我们，我提到过她，只是没作详尽的描述，她永远铭刻在我心头。加布丽埃勒·吉耶梅（Gabrielle Guillemet）来自法国的希侬，漆黑的头发像头盔一样，套在粉白色的脸上。父母雇用她，不仅照看我们姐妹，还教我们法文，我记不得有她不在场的时候。她易怒，身披黑衣，脚蹬笃笃作响的高跟鞋，为什么在我父母眼中却是合适的保姆？我至今还弄不明白。我猜想是因为可选择的人有限，父母又下了决心让我们学习法文。我们叫她“夫人”（我们姐妹将之变成动词，至今还在使用，如“摆夫人架子”［to Madame］，即颐指气使），她确实完成了教法文的任务。我本可以告诉父母，她实在不适于照看小孩！但我没有可信度。“夫人”对我尤其严格，因我老是惹祸。父母虽然对她有过怀疑，却低估了她对真正主人的赤胆忠心。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者，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

我有时认为，父母措手不及于自己生活的跌宕起伏，无暇分辨出我们姐妹之间的差异。我俩的名字总是作为一个单词出现：“朱莉―卡蒂”。但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父亲意识到大小女儿之间的差别。他在牢房里受尽难友／告密者的出卖，仍然特别担忧“与父母分离的小女儿的情绪”。事实上，姐姐和我很是不同，一旦离开家，便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她总是渴望“做”事，而我只是个空想家，喜欢将玩偶排成行，为它们朗读，即使自己尚不会，也要装模作样。我曾因不许与朱莉真打架而怀抱挫败感。她因一剂有毒的疫苗而染上破伤风，一度病得很重；在我看来，她就此赢得了父母的特别关照。父亲不能容忍家里的争吵，会带着很凶的脸色闯入我们的房间，我们姐妹就会立刻叫停。

秘密警察渴望把我父母攫入手心，几度申请许可，要逮捕这两名“间谍嫌疑犯”，但似乎有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在庇护他们。我读了档案，也请教了秘密警察的历史学家，最终的结论是：父母独特的关系门路令他们格外珍贵，不可轻易浪费。监狱是拥挤的，供秘密警察折磨的还有许多其他灵魂。拉科西愿意再等一等。在布达佩斯，没人像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一样，获得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如此的喜欢和信任。最终，他们确实把拉科西引向了重大突破。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暂时的自由，无非是两只具有异国情调的小鸟，栖息在设备完善的鸟笼；但每一个举止都有人尾随，每一次会话都有人记录，目的就是为了掌握美国人的更多动静。况且，他们的鸟笼也在渐渐变小。

1950年代初，姐姐朱莉和我，虽然衣着总是一模一样，但性格迥然不同。

1953年1月14日，美国公使馆顾问乔治·阿博特呈给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一直被定为“机密”文件，直到2008年6月5日方获解密（因为我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提出申请）。时隔这么多年，这份对我父母境况的描述既缜密又很有洞见，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阿博特写道：“马顿是唯一重要的［通讯记者］。”

过去两个星期二［记者招待会日］，马顿都是单独来美国公使馆的。他苦笑着自嘲，以前的同事只能提供幽灵般的陪伴。马顿意识到拜访“敌人”公使馆的风险，但相信不会大于过去两年中的，所以会继续前来。公使馆也清楚，他的拜访可能被政府认作一种“挑衅”，但计划依旧邀请他，除非发生新情况。另一方面，与匈牙利公民交往，公使馆会一直注意观察，保持小心翼翼……

“记者招待会”已成为我们与西方通讯记者会面的委婉说法，因为在招待会中，几乎没有消息是公使馆提供的。它其实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交拜访，对公使馆的益处大于对通讯记者的，因为他们为公使馆提供了机会去讨论和比较对当地事态和趋势的理解，并以匈牙利人的角度来了解情报的背景。

若干因素有助于解释马顿夫妇继续拜访公使馆的意愿。首先，公使馆尽管遭受了很多辱骂和骚扰，勇敢的匈牙利访客仍能自由进入……其次，马顿夫妇星期二的来访已持续超过两年；他们也拜访英国使馆，每月至少一次；他们还是美、英使馆向西方外交官开放的电影招待会的常客……此外，马顿夫妇在布达佩斯的文化、学术、体育（剑术）界，社会关系良好；在个人行为上，在回避干涉或好奇（“间谍行为”）的嫌疑上，也非常小心谨慎。

上月，马顿流露出一种全新的省悟，即他的新闻立场一定会激起匈牙利外交部门的好奇（至少可以这么说）……在新闻题材的选择上，在作出多元的解说方面，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可避免的，他将不得不更加小心。

显而易见，马顿的处境是微妙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变得凶险。他和他的妻子愈来愈难以掩饰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希望逃往西方以获拯救。但这种拯救——既危险又昂贵，不管以何种方式实行——因他们有两个小孩（四到八岁）以及和他们同住的父母，而变得更加复杂。

马顿的根本困境在于，他以往的冷静、镇定建立在自己专业新闻人的“常态”上，但随着“常态”上的依据逐步受到侵蚀，现在要改建在自己的勇气和毅力上。避开公使馆（和其他人，尤其是英国人），会涉及一种实际上不可行的精神剧变。没有与“西方”接触所提供的道德和精神上的支持，马顿会感受到更多对政府的仰人鼻息。

阿博特还提到，1953年的匈牙利，除了我的父母，仅剩一名还在工作的外国新闻人，阿博特对他有如此描述：“阿通尼·阿蒂拉（安德拉希，Attila Ajtongi）是个形迹可疑之人，显然不靠新闻工作谋生，很可能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曾数次要求出席［美使馆记者招待会］，都被成功地谢绝了。”像低估法国保姆一样，父母也没把这名冠有外国新闻人头衔的“形迹可疑之人”当一回事。他们只是认定，不需要对任何人隐瞒。对美国（尽管从未踏足）所代表的价值，他们情有独钟，并且毫不掩饰。美国外交官们是他们的朋友，也会向他们提供忠告——正如我父母已经隔绝于真实的匈牙利社会一样，如果我父母偶尔切断与西方的联系，他们也不会认为那有什么错。

父亲在1953年遇上了一次为美国人正名的机会。匈牙利官方媒体一直把美国说成是种族主义国家，黑人仍聚居在贫民窟，处处低人一等。我父母实在受不了。于是，父亲向公使雷芬达尔（驻布达佩斯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提出建议，调派一名黑人外交官来揭穿这一宣传。雷芬达尔认为是个好主意，便问他可否在呈交国务卿杜勒斯的公文中讲明是我父亲的建议。父亲表示同意，他认为自己与雷芬达尔的会话都是机密的。数月后，派驻匈牙利的首名非洲裔美国人鲁伯特·劳埃德（Rupert Lloyd）抵达公使馆，先是担任一等秘书，后升任顾问，迅速成为布达佩斯外交圈中颇受尊敬的成员。劳埃德的高调出现令匈牙利政府宣传机构恼羞成怒，此举无疑给宣传策划人一次犀利的反击。

强壮的厄内斯特·纳吉（Ernest Nagy），二十五岁，来自美国克利夫兰市。当他作为新领事抵达布达佩斯时，马顿夫妇已是“常客”，受邀出席公使馆的大多数活动，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其时，莫斯科和华盛顿正锁在一场你死我活的全球博弈中，而我父母则是美国公使最喜爱的桥牌伙伴。纳吉在2008年回忆：“我们都知道这些定期出席公使馆活动的特殊人士。你父母看起来从不胆怯或害怕，他们只是单纯地具有英雄气概呢，还是在替秘密警察做事？我们猜想，他们至少要定期向秘密警察汇报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但我们从不认为，他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被逮捕之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他们真是非常勇敢。”

纳吉的妻子海伦补充了对我父母鲜明、生动的记忆。纳吉太太在2008年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走进公使馆的模样。在这个国家买不到任何东西，每个人看起来都可怜兮兮，像遭到了忽略和遗弃。突然间走进这两名匈牙利人，穿着打扮胜过我们中间任何一位。通过观察你母亲，我对品味和着装有了更多的认识。”

纳吉太太让我浏览她家的相册，里面贴满那些1950年代的黑白小照。“看，”她指向一张照片，果然，雍容大方的母亲身披黑色洋装，头戴蒙上白纱的小帽，“那是在我们的婚礼上拍的，在雷芬达尔的花园。你绝对猜不出她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对吗？”

可能父母说服了自己，如果他们穿着、表现与美国外交官一模一样，兴许也能蒙住他们的敌人。

第四章 美国人

妈妈（左四）在布达佩斯的外交招待会上——像往常一样，是人群中唯一的匈牙利人。

倘如拉科西·马加什——犹如《格林童话》中一个叱咤风云的角色——代表我童年的邪恶，那白衣骑士就是美国驻匈牙利公使克里斯琴·雷芬达尔。从1951年到1956年，在这个欧洲被遗忘的角落代表美国的有四十四个大人和十四个小孩，而主宰他们情绪和色调的是雷芬达尔。我家陷入严重麻烦后，我们才真正了解到，这位外表轻松愉快的男人是由何种材料制成的。

雷芬达尔的名字唤起我童年最戏剧性的时日。他出生于贝鲁特——其父亲在那里任美国领事，他先在伊斯坦布尔接受教育，后转至他家乡的爱荷华州路德教会学院。他被人叫做克里斯，在抵达冷战中的布达佩斯之前，已在美国国务院政绩斐然。一开始，他在维也纳大使馆担任译电员，到1947年升为驻外事务局长，开始该精英团队的重整，以便更好地反映美国社会。在抵达斯大林主义的匈牙利首都之前，他已是驻乌拉圭大使。在布达佩斯，他向甚至已渗入公使馆的恐惧气氛发出挑战。

厄内斯特·纳吉记得，“他是我的第一位主管，所有他的后继者都令人失望。他与你父母交往密切，爱跟他们谈音乐、体育、作家。你父母在这些领域中知识渊博，消息灵通——所以互相建立了亲密纽带”。

像我父母一样，雷芬达尔拒绝接受那道由告密者和特务造出的无形围墙。纳吉还记得：“他属于海明威的类型，喜欢喝酒和女人，欣赏体育，牌艺精湛，是一位颇有天赋的音乐家——他热爱生命！”雷芬达尔为自己建造了四洞的高尔夫球场，还特地雇用一名匈牙利的高尔夫专业人士，名字叫乔（Joe）。驻布达佩斯经济参赞汤姆·罗杰斯（Thomas Rogers）是他的属下，回忆道：“我们都要来参加高尔夫比赛，每个周末都有颁奖。我想，我得了一个为从未赢球的人而设的奖。”雷芬达尔对桥牌、高尔夫、音乐、豪饮、频繁社交都充满激情，并将之化成外交工具。在秘密警察的眼中，他一定是个扑朔迷离的角色，宁可与英国大使的太太汉基（Hankey）女士四手联弹钢琴奏鸣曲，也不愿谈论政治。该如何应付这样的男人？

1954年为美国新闻人安排的晚宴，在乔鲍街公寓内。坐在地上的是父亲，我坐在美联社摄影师的膝上，我的右边是我母亲，坐在墙角的是祖父母。

半个多世纪后，汤姆·罗杰斯回想他与公使雷芬达尔的第一次面谈。他记得，“在国务院，雷芬达尔与克莱尔·卢斯[1]分享同一间办公室。时任驻意大利大使的克莱尔·卢斯正在打电话，雷芬达尔没说话。我想，他是想等她打完电话。她挂了电话后，他还是闷声不响，只管浏览我的档案。好像很长时间之后，他终于发问：‘你打桥牌吗？’我回答：‘我妻子莎拉（Sarah）十分喜爱，但我自己只是随便玩玩。’雷芬达尔又研究我片刻，最后说：‘嗯，谢谢你来。’我想，完了。出乎意料，我获得了经济参赞的任命。”

“我到维也纳时，雷芬达尔仍住在布里斯特尔宾馆，邀我搭他的便车前往布达佩斯。他让奥地利警察护送我们到边界，匈牙利公使馆的轿车，一辆六缸别克旧车，已在边界对面等我们。他打开装满三明治的篮子，拔掉马提尼酒罐的木塞，我们俩一起吃得净光。午餐后，他一下就睡着了，司机带我们穿过沉睡中的匈牙利村庄。到达布达佩斯时，他又精神饱满起来，而我已精疲力竭。”

除了克里斯·雷芬达尔，中央情报局站长吉扎·卡托纳（Geza Katona）也试图打破这道隔离的围墙。卡托纳以他的狗作为掩护，来建立与匈牙利人的联络。“我常带着它们去市公园散步。布达佩斯居民喜欢漂亮的狗，因此愿意与我交谈。人们在露天场合比较大胆，在公园里没有理由担心被人偷听，尽管我有盯梢的尾巴——持续两三个星期会有一次暂停，然后再重新开始——这是正常的。他们跟踪时相当大胆，其时布达佩斯的路上没有多少汽车，我们非常熟悉那些牌照。要是有新的，我们就会相互通知：‘嗨，我被CD600盯上了，记下来，那是国安部的车！’”

政治参赞唐斯（Don Downs）的德国牧羊犬——名叫“公爵”，在布达佩斯的间谍游戏中，扮演了精彩的角色。1954年的一次夜间遛狗，“公爵”在一棵树下嗅出什么。唐斯弯下腰，找到一份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的会议记录，显然是故意留给美国人的。这是公使馆获得拉科西即将下台的首次预警。（唐斯和“公爵”也见证了我父亲的逮捕。）

布达佩斯的爵士音乐和美丽女孩是美国人逃避寂寞的两条出路。业余爵士音乐家、领事纳吉回忆：“布里斯特尔宾馆是我们的总部，有一位模仿奥斯卡·彼得森[2]的钢琴家在表演，周围有很多女孩，我爱上其中一位，却无法将她带出宾馆。我们光顾很多酒吧，等到它们一一关门，以此迎接清晨。”纳吉1954年与公使馆乌发秘书海伦·斯蒂芬斯（Helen Stephens）结婚，他的单身汉生活方告结束。

他记得：“海伦和我结婚几星期后，我在红磨坊夜总会听爵士音乐，那是一家位于佩斯的小酒吧。一名魁梧、强壮的男子加入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照片，说：‘这是我们从大路对面的树林里替你们拍的结婚照，可以看看，但要还我。’原来那个爵士音乐迷，白天的工作是秘密警察。”

不是每一位公使馆成员都能轻易适应持久的监视。二十八岁的译电员约瑟芬·萨尔瓦托雷（Josephine Salvatore）1949年抵达布达佩斯，对充满敌意的环境毫无准备。她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约是凌晨2点，国务院接线生的电话把我叫醒：‘你必须立刻去公使馆签收一份密码邮件。’我住的地方离公使馆尚有几条街，没有计程车，只好步行，每走一步，就听到我身后的人也走一步，抵达公使馆时已全身哆嗦了。再有，我们不能与匈牙利人交往，如果这样做，就会让他们遇上麻烦。所以，我们从不主动与人亲近。另外，我们挤在这窄小、拥挤的外交社区，太多的聚会，太多的饮酒，纯粹是被迫的欢乐。我们听到有关拉科西的故事，还有他对匈牙利人的种种暴行。在那种压力下生活，可真不容易。”

冷战中的布达佩斯弥漫着幽闭恐惧症的气氛。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规定：无特殊许可证，美国使馆人员一律不得离开市区三十公里。对他们而言，大部分乡下是禁区。拉科西政府尽一切努力要把“帝国主义者”困在密封的盒子里。美国外交官所受的隔绝，超过我们——但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有随时离开的护照。事实上，约瑟芬·萨尔瓦托雷就是如此，她提前回了国。

美国外交官在布达佩斯有资格获得“艰苦补贴”。1953年10月27日的正式公文，对公使馆的生活有苦涩的说明：“当地交通服务是有的，但考虑到广泛的反美宣传，公使馆要求把遇上敌意的机会降到最低。所以，公使馆只向住在较远区域的使馆人员，提供通勤接送服务。”甚至城市壮观的历史景点，今天能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但在当年也发挥不了调剂功能。因为该公文还有这样的要求：“观光必须留心、谨慎，以避免受到刺探情报的指控。”而在这些人为的障碍之上，还有个永久的阻隔：匈牙利语。

语言障碍是个基本障碍，匈牙利语言非常难学，与其他通用语言绝无关联，而等你离职后，又全无用处。多数美国使馆人员只学会用匈牙利语购物、点菜……会讲英语、法语、德语的大部分匈牙利富裕阶层，或在监狱，或被驱逐，或沦为贱民，与他们联系是不可能的。除了官方宴会，与西方友好国家之外人士的交往并不存在。

娱乐的欠缺成为一种艰苦。娱乐方式的有限和不友善当局的横加约束，令公使馆人员无法获得充分的放松和刺激。人们变得呆滞，性格上的摩擦显得格外严重。

困居于公使馆是另一种艰苦。社交局限于狭小的团体，所有娱乐只在同事之间进行。交流的话题有限，缺乏新意，并且一再重复，势必造成摩擦。

在外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孩子居住的大气泡中，我们姐妹是荣誉成员。我们应邀参加他们的生日聚会、游泳、郊游（自然，美国公使馆在郊外有个不大的乡村俱乐部），以及英美使馆的电影招待会。我就是在此看到了迪士尼的小鹿斑比和白雪公主，最为神奇的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每当我见到现已年长的女王的照片，总会忆起那天晚上的难堪。我的脸颊因牙齿发炎而肿胀，电影室灯光一亮，我就害羞地躲到我的座位底下。本来身为一个害羞的匈牙利流浪儿（不会讲英语），在一群爱说话的英美小孩中，就已经够窝囊了。

那些小女孩们衣着十分光鲜，甚至在冬天还穿着花边小袜子、裙子礼服和白色尼龙毛线衣。对我而言，她们活像复活节的装饰品。我只会讲寥寥几句英语，仍与她们在一起玩“提思克和塔思克”（A Tisket, a Tasket）、音乐抢椅子和各式版本的捉迷藏。我喜爱美国人的轻松自在。某位父亲会对我们打招呼：“嗨，丫头们！”孩子们大声回喊：“嗨，爹哋！”不像在成人堆里，不用起身，也不用握手。我们可以席地而坐，不像在家里。第一次品尝美国的全国性饮料，我不喜欢它“多刺”的气泡，美国方方正正的橙色奶酪也味同嚼蜡。但这好像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光明世界，而我多想成为其中一分子啊！在这类活动中，我们姐妹通常是仅有的匈牙利小孩，而我父母是仅有的匈牙利成人。每次步入外交官住所，总给我带来惊喜。它们窗明几净，保养良好，住在里面会觉得很“安全”。1995年，我选择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的花园举行婚礼，求的就是安全，虽在我的家乡，但又在安全的美国土地上。

四十四名美国人，星期六夜晚在他们修剪整齐的灌木后面，在他们仿造的美式郊外别墅里，玩bingo游戏，或是在雷芬达尔的率领下，唱他们在堪萨斯州哥伦布镇或内华达州法伦镇每个星期日惯唱的圣歌。他们是匈牙利政府的囚犯，几乎沦落到我们同样的地步，但他们与我们之间仍有关键的差别。他们在铁幕后的停留是有期限的，一旦有冲动，就可跳入他们的别克或雪佛兰汽车，五小时后，就可见到战后维也纳的破旧楼宇和鹅卵石街道。为了走同样的路程，我们一家愿意赌上一切。

有时，片刻的幽默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布达佩斯的紧张气氛。厄内斯特·纳吉记得，“有一天，一名神秘兮兮的匈牙利人来到公使馆，携带一个包裹，要见‘重要人物’。我们带他去见吉扎［卡托纳，中央情报局站长］，他告诉我们，‘这是从美国汽车里掉下来的，我不想让它落到苏联人手中。’结果发现是一盒用过的避孕套，马克斯［经济参赞马克斯·芬格（Max Finger）］想方设法还是没能扔掉它”。

父母是美国使馆人员无休止的猜测对象。汤姆·罗杰斯说：“我们认定，秘密警察会定期询问他们。没有询问是不可想象的，但我没有问过他们本人。这并不表示，他们在向当局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当时都是这样。你父母在做多么危险的事，为美联社和合众社写稿，与我们交往，牵涉是很深的。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和婴儿礼物会，在圣诞节跟我们一起唱颂歌，真是罪上加罪啊。”

另一名美国外交官对我父母深表怀疑。雷芬达尔的副手西德尼·拉方恩（Sidney Lafoon）恰是他老板的反面，借用纳吉的话语就是：“平庸、笨拙、缺乏想象力、多疑、仅凭直觉，属‘立场坚定’一类。在麦卡锡时期，国务院里多得是，拉方恩便是该时期的残余。依我看，你父亲是中欧教育系统的产品，多才多艺。这类人文主义教育现在已属凤毛麟角。拉方恩认为，你父亲‘不是自己人’——而是嫌疑对象。”

拉方恩据传颇为富有，因而有能力帮雷芬达尔分担许多乏味的正式款待。也许是交上坏运，拉方恩偕同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搬入乔鲍街我家旁边的外交官住所，麻烦接踵而至。

其时，祖父母仍跟我们同住，祖母更是一名热情洋溢的厨师。外交官住所的厨房正好面对我们的阳台，我记得祖母喜欢与拉方恩的厨师弗朗西斯卡（Francesca）聊天，对方会从自己的厨房窗口探出身子，与我祖母讨论当天的菜单。拉方恩搬来不久，就让技工安装上铁栏和不透明窗户；两栋房屋之间，再也不能言语交流，也见不到对方。其中一名匈牙利技工跟我父亲说：“我只在基思塔萨（Kistarcsa）才见过这样的装修。”那是郊外一个声名狼藉的纳粹和秘密警察的集中营。

弗朗西斯卡与我祖母不再聊天，朱莉和我也尽量不让我们的皮球飞进拉方恩的花园，那可是有去无回的。汤姆·罗杰斯直截了当地说：“我鄙视他，他认为你父母是间谍，便拒绝与他们有任何交往。”

1970年代，我在华盛顿特区读研究院，父亲要我陪他出席国务院的外交招待会。在拥挤的外交官和新闻人中，父亲认出一个硕大身影，西德尼·拉方恩。“不要向那人微笑，卡蒂，他是个很坏很蠢的人。”我挤过人群，好好看看我家的冤家对头，并给他一个最狠的横眉怒视。

父母不知道，公使馆里还有个更危险的美国人——他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这名外交官。

[1] 克莱尔·卢斯（Clare Boothe Luce，1903年3月10日—1987年10月9日），美国剧作家、编辑、社交名流、大使、国会议员。1935年11月23日与《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结婚；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陪伴亨利·卢斯访问中国。——译注

[2] 奥斯卡·彼得森（Oscar Peterson，1925年8月15日—2007年12月23日），加拿大钢琴家和作曲家，发行二百多张唱片，赢取七个格莱美奖，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爵士钢琴家之一，在全世界举办过数千次现场音乐会，艺术生涯逾六十年。——译注

第五章 罪上加罪

秘密警察以长焦距镜头偷拍我父母（父亲在中间）。这张照片也是我在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的。

1952年4月30日，国际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的布达佩斯通讯记者绍特马里·耶诺（Jeno Szatmary），遭严刑拷打之后签署一份“招供”，说“安德烈·马顿和他妻子在每周记者招待会上，传送情报给美国公使馆，我也在场”。绍特马里还说：“他们把政治经济事件、解散宗教组织、逮捕社会民主党人等，都一一告诉美国外交官。”不久，他因胃癌未获治疗而饱受煎熬，死于牢中。

父母从不知道这位朋友兼同事被屈打成招，但绍特马里遭逮捕把他们吓坏了，其妻子为此而受的残酷待遇更增加了他们的焦虑。她曾是无声电影的明星演员，却被驱逐进“不受欢迎者”的集中营。

在未发表的回忆录里，妈妈生动地记下了那一刻。“紧张的气氛几乎令我们窒息。至此已很清楚，我们是死路一条，下一个轮到的就是我们……夜复一夜，我们睁眼躺在床上，压低声音，计划潜逃。安德鲁和我，即使加上两个女孩，活着逃离可能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还有安德鲁年迈的父母，既不能留下，又恐怕承受不了逃亡路上的种种风险。我们已被逼入绝境，别无退路了。”

当然，朱莉和我对家中这生死存亡的境况一无所知。现在回顾起来，真感到惊异，我们姐妹当时的生活竟如此正常。只要父母在身边，孩子可以适应任何环境，我们姐妹就是这么想的。等到我终于读到档案，才意识到父母为这“正常状态”付出了多大代价。外交官阿尔伯特·希勒（Albert Shearer）的美国妻子卡萝尔·希勒（Carroll Shearer）不久前出版了回忆录，其中记下了她亲眼目睹的我父母的绝望。她是在2007年写的，其中写到我母亲给她打过一个紧急电话。“有一天，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匈牙利朋友约我在捷巴德碰头。那是个饮茶的时髦场所，我感到惊讶，但很高兴。我对她很欣赏，所以我的好奇心高涨。我们闲聊一阵后，她终于开口：‘卡萝尔，我有个很认真的请求。’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根本预想不到她想说的。‘能不能请你把我的两个女儿带出国？’我好长一段时间惊愕无言。我知道我必须说不，但又不忍心，也不会急中生智来设法婉拒。她继续说：‘我想安德烈和我将很快被捕，我就担心孩子们。’”

“她丈夫也是新闻人，很出色。她告诉我的无疑是事实。终于，我给了最直接也是最诚实的答案。‘伊洛娜，如果我照你的愿望办，我会危害整个美国公使馆。我知道，秘密警察一直在等我做犯法或愚蠢的事。天知道，我每天都处在诱惑的包围之中。’偷运那两个小孩，要么藏在我汽车的行李箱里，要么装入外交邮袋，实在是无法保住秘密的。”[1]

母亲会想到——即使是这想法本身——放弃女儿，为了让她们谋得生路，这真叫我大吃一惊。这个新发现使我改变了对她的印象，但已为时太晚，我已经没法再跟她谈论此事了。我赞美她愿意作出这样的牺牲，又惊栗于她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另有一个想法在我脑中浮现：倘如希勒太太真把我们带出去，在不同的外交职位上把我们抚养成人，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呢？（阿尔伯特·希勒，于1952年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匈牙利。之后，他继续他杰出的外交仕途，曾担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无论是怎样的保证，都不能满足我父母对安全的渴望。

另一方面，父亲还在不顾一切地搜寻出路，以保全家团圆。我是幸运的，其时还年幼，不懂一个愁字。我的童年早期受到层层呵护，我对父母的困厄视而不见。

在那段糟糕的岁月里，美联社驻维也纳的通讯记者理查德·欧里根，设法替爸爸找到一个蛇头，是一名以萨尔茨堡为基地的军队间谍，外号叫“法国人”。他愿意帮忙，问题是先要交钱——大大超过我家能负担的。欧里根担心自己在这地下交易中牵涉太深。他在1952年10月29日写给美联社在纽约的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Frank Starzel）的信中说道：“在感情上，我真想帮马顿。但理智告诉我，如果马顿在一切还没有太迟之前，先停止为我们工作，再给自己找份其他工作，好好待着别走，这样会更明智。逃离的风险日益增加，成功的潜逃越来越少。我不知道［马顿］确切需要多少钱。冬天将临，无论如何，他必须等到春天。现在，费用大约是一千五百美元一人，这意味着他可能要向美联社预支三千美元，而前提是他设定的逃离队伍只包括他自己、妻子和两个小孩。到了春天，费用可能会更高。”

施塔泽尔回复：“如果我认为此计划有成功的可能，我愿意批准三千美元的预支。如果还要增加很多，我就会再斟酌。我非常怀疑［马顿的］处境会因辞职而获得改善。相反，他可能因此而蒙受更多怀疑。此外，他不大可能在别处获得同样的联系渠道。”

那年夏天，父母让我们留在家中，他们自己沿多瑙河作一日游。我们姐妹知道，这次旅行不同于以往的假期郊游。到了傍晚，他们仍没归来，我固执地坐在我家楼梯的底部等候。我记不得到底是谁说服我放弃守候而回到床上；我想一定是“夫人”，但我实在记不得那狡猾、急躁的女人的任何善举，哪怕是一次。

他们到第二天才返回，既沮丧又伤痕累累，头和胳膊都有绷带。实际上，他们是去多瑙河边的村庄找一名水手。听说，他曾利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之间的轮船，把人藏在箱中偷运出境。夜幕降落，父母的汽车在陌生的道路失控，翻入一道八英尺深的水沟。母亲事后回忆：“我晕过去一分钟。过后，我想自己一定伤得很重，因为我浑身是血。一名路过的司机停下，急切地俯身检视我，却找不到任何伤口。突然听到安德鲁的呻吟，我才发现身上的血原来是他的。他手腕上的一根动脉断了，几乎神志昏迷。我们带他去看当地医生，我跟在后面的政府卡车里，但乡村医生无法妥善治疗［你父亲的］伤口。等到他能上车，我们就乘计程车返回布达佩斯，直奔医院。”

父亲最后的“外国新闻人”同事“安德拉希”，1953年1月11日向秘密警察报告，他无意中听到我父亲在捷巴德说：“每个人都胆战心惊。受人尊敬的文化人、科学家、艺术家和医生，都被迫发表光怪陆离的声明，以拥护党。”

1953年1月21日，根据绍特马里的“招供”和父亲对匈牙利“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报道”，内政部“建议以帮助美国刺探情报的罪名，逮捕安德烈·马顿”。

然而在1953年3月5日，奇迹发生了。斯大林去世了。

我对那天的记忆是城市中异常安静。工人放下了工具；有轨电车和公交车尖叫着戛然停下；我们幼儿园里，大家围成圈，默立以表尊敬。母亲记得在随后的数天里，“八年都不敢说心里话的男男女女，现在与朋友们公开讨论……人们守在收音机旁，又匆匆赶去邻居家，通告最新的消息。街上和咖啡屋里，笑声和笑话不断”。父母祝贺自己：他们度过了最黑暗的时日。

但在布达佩斯，拉科西仍在执政，仍然危险。父亲放弃了多瑙河的水手，但仍在与“法国人”联系。

1953年4月2日，欧里根又写给施塔泽尔一封信，要求阅完即“销毁”，幸好施塔泽尔没有履行那个要求。

布达佩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邀请肯定使事情变得复杂了……有关方面希望在大约相同的时期，将马顿弄出来。

就马顿而言，我相信只要他仍在那里，我们就应该保护他的职位。我认为，继续把马顿当作我们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很重要。如果马顿需要帮助，我们才会派遣第二名记者。

昨晚非常意外地接到马顿打给我的电话。（他问我是否收到他需要“药”的来信。我回答，此事已在操办之中。收到如此露骨的电话，我感到震惊。）

马顿的逃离对美联社的影响：……我们可从这里发出消息，说他显然已从布达佩斯消失，只能假定他已被捕。

他尝试潜逃时，仍有被捕的可能。

依我看，无论何时被捕，他都将被迫发表声明，涉及他与美英使馆人员的接触，以及他曾写信给美联社和我，讨论有关逃离的事项。

就我个人而言，我真希望他在原地能够愉快。但据我的一连串的访客和他打来的电话显示，他已吓得要死，在祈祷尽快发生点什么事。不管如何，至少在和平理事会结束之前，我认为他是安全的，也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如果共产党不想放弃他们所期待的理事会的宣传效用。

同时，美联社总经理也下了决心，不愿再卷入我们的逃离计划。总经理施塔泽尔指示欧里根：“不管是你，还是美联社的其他代表，都不应参与此类活动。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它都会让这个组织丢脸，或使我们陷入危机。”

斯大林不在了，但数千特务和告密者所操纵的恐怖机器仍在运转。没人发布指示，让那些敬业的办案人员撤销马顿夫妇的档案。

1953年7月4日，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突然出现，为我们解了围。斯大林死去的四个月后，拉科西在特别国会会议中遭到罢免；斯大林“最好的匈牙利学生”，被迫将权力移交给温和的共产党改良派纳吉·伊姆雷（Imre Nagy）。有记录透露，在此之前，拉科西被召到克里姆林宫，为失去党和人民的支持而受到严厉批评。纳吉以开创新时代的诺言接任新职，发誓将终止强迫性工业化、农场集体化和“不可靠分子”的下放。他谈论“社会主义法治”，以及重新审查政治性逮捕和定罪的必要。尤其是，他保证将做得比拉科西更好——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他受人憎恨的前任并没有退得很远，只与纳吉互换了交椅，仍是党的第一书记，让纳吉担任总理。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继承者们，相互之间仍在钩心斗角，便在两面下注。

父母当然报道了这个戏剧性变化，为匈牙利，也为他们自己的命运。母亲记得：“［国会的］走廊上，男男女女熙熙攘攘，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彼此拥抱。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把安德鲁和我挤到墙壁，向我们祝贺。他们已有好几年没敢跟我们讲话，哭泣着抓住我们的手：‘你们是对的！你们现在安全了，你们的烦恼已经结束！’我在走廊看到纳吉，走到他跟前，带着感情说：‘恭喜你！’……他摇摇头，从眼镜镜片后面忧心忡忡地凝视我，恳求道：‘请不要过高地评估此事。’”

过后，父母匆匆赶去看拉科西，只有两名警卫的陪同。看见他们，拉科西停下脚步。母亲记得：“我接受了他伸出的胖手，问他：‘你好吗？’他边笑边回答：‘我什么都好！’得意洋洋的，他旋即走下大理石楼梯，消失了。”

那年传统的美国独立纪念日庆祝晚会，在公使雷芬达尔寓所举行，别有一番滋味。父母感到，随着拉科西的罢免，他们像是在庆祝自己的解放。结果却大失所望，这只是暂缓行刑。

对拉科西的受害者、我父母的同事绍特马里·耶诺而言，这来得太迟。1953年11月26日，绍特马里的遗孀打电话给我父亲。根据秘密警察监听的详细记录，她在哭泣声中告诉我父亲，她丈夫4月6日死于牢中。我父亲问：“怎么死的？在哪里？”寡妇呜咽着回答：“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只讲了尸体埋在哪里。”她号啕大哭：“啊，我的上帝！我不想活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以前，我之所以忍受，是因为我想再见到他，我在为他而活。现在，什么都完了。我该做什么？我该怎么办？”

“他们不给死亡原因？”我父亲问。

“死亡原因？”寡妇反问，“就是他们杀死他的！在他们手里，他做了一年囚犯，迄今已死去六个月。他们现在才来告诉我，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她一直哭泣。

“你必须平静下来。”我父亲说。

“我请你务必帮忙，你有一辆车？”她问。

“是。”

“星期天，”她继续，“你愿意将我送到墓地，再帮我找到他的坟墓吗？”

“当然。”我父亲回答。

所以那个星期天，我父亲陪着那位寡妇去寻找绍特马里的坟墓，而她丈夫的供词却是政府指控我父母的依据。这一小小事实，几乎埋葬于秘密警察成千上万页的文件之中。它令一名小孩感到自豪，胜过其他任何遗产。

纳吉·伊姆雷可能希望迎来一个富有人性的新社会主义，但拉科西的追随者仍在掌管秘密警察。1954年2月5日，秘密警察再一次向内政部长提出要求：“逮捕和审讯美国公使馆最活跃的特务安德烈·马顿……我们之前曾几次申请许可，施以保护性拘留，但都遭拒……马顿继续保持着与美国公使雷芬达尔密切的私人关系。”

克里姆林宫里面，斯大林的继承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仍在风雷激荡，其结果将塑造冷战的进程。同时，父亲却向他的敌人提供了弹药。

1954年7月14日，父亲坐在饰满精美壁画的堂皇的国会会议室。他从笔记簿上撕下一张纸，写上“看看你是否能帮我取得一份今年的国家预算”，然后递给“安德拉希”。这名特务多年来一直在等候这样的字条。政府刚刚宣布，那年的预算——经济已变得一团糟——将不再发给媒体，新闻记者只能在国会里阅读，不可带走。“安德拉希”告诉我父亲这一新决定，一贯轻视这位“同事”的父亲回答：“嗯，如果不分发，我就去偷一本。”随后，他闲逛到预算本子叠得高高的桌子边，顺手拿起一本，悠闲地夹在腋下，快步走出国会。

自由广场上的美国公使馆，离国会仅几分钟的步行路程。父亲走这段路时，后边就有人跟踪。海军陆战队警卫挥手让他进去，他乘坐特别电梯，直达位于二楼一角的公使办公室。在这里，他感到安全；虽然有暗藏的麦克风，定期安检也会发现和排除这些监听器械，但麦克风不能记录文件上的日期和名字。公使办公室的人员都知道，不能大声说出敏感内容。父亲带着预算本子抵达时，经济参赞汤姆·罗杰斯正好也在。“他让我查看了其中的价格和生产效率，因我在准备一份国务院报告。我还问他是否可以留下看几天，他也答应了。”数天后，罗杰斯归还了预算本子，父亲也写了自己的新闻稿，是一篇他的美国读者几乎漠不关心的报道。然而，罗杰斯又通过安全的外交邮袋，送了一份拷贝去华盛顿。至少，他以为是安全的。

读到这里，我为父亲的不负责任感到吃惊。他不认为他的“顺手牵羊”是偷窃，但至少是一项挑衅行为。通过将它交给美国人，父亲奉送给了敌人一直在等待的把柄。由于这一鲁莽、逞能的举动，他的一家将付出沉重代价。

秘密警察终于取得一项对父亲的具体指控：“偷”政府文件，将之交给敌人。但父母一直到很久之后才怀疑，提供最具破坏性“证据”的，既不是我们危险的法国家庭教师，也不是“安德拉希”，而是一名已变成秘密警察特工的美国人。

美国陆军准尉理查德·格拉斯佩尔（Richard Glaspell），凭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战绩而获铜星勋章。他1918年8月9日出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由妻子米米（Mimi）、儿子格雷戈里（Gregory）和女儿克劳迪娅（Claudia）陪伴，在1952年11月抵达布达佩斯。他的征兵记录将他入伍前的职业登记为“室内装潢师／橱窗设计师”。我不清楚，秘密警察何时开始胁迫准尉格拉斯佩尔。陆军希望埋葬这种令人尴尬的丑事；非家庭成员想获取军人记录，要受很大的限制。格拉斯佩尔的子女从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布达佩斯到底遭遇过什么，而如今他们也都已不在人世。

格拉斯佩尔是被陆军踢出去的，没有获得新任命，甚至没有养老金。这是他家唯一在世者——他的儿媳孔奇塔·格拉斯佩尔（Conchita Glaspell）告诉我的。他已去世的妻子米米知道多少，我再也无法发现。仍然活着的只有格雷戈里的遗孀和儿子，他们都不知道格拉斯佩尔沉沦的起因，只知道他在布达佩斯过得最愉快，也在那里葬送了前程。2008年，他那位在中学任心理咨询师的儿媳告诉我：“上司对他失去了信心，他提前自布达佩斯归来，一直没有其他任命。”

美国人提供了针对我父亲的关键证据，这一定伤了他的心。父亲在他回忆录里故意含糊其辞。父亲写道：“此类故事都差不多，外国人与本地女人发生暧昧关系。她可能是秘密警察的雇员，也可能是被胁迫的。然后，通过单面透视的镜子取得他们在床上的照片，如同出卖我的人所遇上的［强调语气］，他是被勒索的……”父亲这样结束这痛苦的话题：“如果不加上这条说明，这幅图画是不完整的。在我的案件中扮演卑鄙角色的人，既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布达佩斯美国公使馆的匈牙利员工。”

父亲被逮捕的那个晚上，父母正好与格拉斯佩尔的上司、军事参赞哈里·菲尔兹（Harry C. Fields）一起就餐。很可能，这也是逮捕一事进行得万无一失的原因所在。我们安全离开匈牙利后，父亲得以获悉格拉斯佩尔的真正身份，并透露给他最亲密的美国朋友汤姆·罗杰斯。罗杰斯在2008年向我确认道：“是的，格拉斯佩尔把我给国务院的报告交给了秘密警察，其中就有你父亲提供的1954年匈牙利预算。”这个“被偷”的预算，再加上有机会窃取公使馆机密者所提供的其他证物，构成了我父母案件的核心证据。

厄内斯特·纳吉也从我父亲那里得知格拉斯佩尔的背叛。他说，冷战期间所有外交人员，都曾接受应付胁迫的训练。他记得“几年前，我被卷入一宗类似案件。公使馆一名秘书与匈牙利医生坠入爱河。不久，秘密警察拿出照片威胁，逼她参与间谍活动。她直接找克里斯·雷芬达尔，讲清来龙去脉。第二天一早，雷芬达尔叫我——我是职位最低的职员——开车把她送走。按照预定，我把她交给已等在边境的维也纳大使馆人员。她以后有个完整的外交生涯，直到体面退休。这归功于克里斯·雷芬达尔，他在公使馆营造出互信气氛，促使那女孩自愿开口。”但理查德·格拉斯佩尔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从而向华盛顿的冷战敌人提供了最珍贵的礼物：对敌方机密的渗透。

这里我必须谈谈我对父亲行为的反应，我是第一次获悉其中详情。爸爸可能不知道格拉斯佩尔，但他很清楚，他处在不间断的监视之中。与美国人分享限制文件已超越记者的责任，从冷战的角度看，更容易被解释为间谍行为。爸爸为他不顾后果的傲慢，付出了极大代价。

不利于父母的证据在不断累积，秘密警察在等候逮捕他们的许可。斯大林和拉科西都离开权力中心的那一年，年终嘉言是美联社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发来的贺电：“最温暖的圣诞节祝贺，给你和你的家人。对你在过去一年中不顾多重压力仍有持续的优异表现，我表示最深切的感激……衷心祝愿新的一年幸福快乐、事业成功。”

[1] Carroll Russell Shearer, The Great Adventure (Lunenburg, VT: The Stinehour Press, 2007), pp. 36–38.

第六章 缓刑

父母被捕前，合家相聚的最后一天是在布达小山上试用新滑雪板。

斯大林在1953年死去，我的父母在1955年被捕，这中间的岁月我记得是段幸福时光。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和朋友的小天地里，紧张气氛都有所缓和。但对“夫人”和她的告密搭档——我们的门房普利格尔太太（Mrs. Priegle），我没有增加点滴的好感。普利格尔太太骨瘦如柴，总带着一种因生活不顺而怨天尤人的神情。每天早上，她来打扫卫生，收集我父母用过的咖啡渣以便回家再用，我都尽量避开。在我们的世界里，大部分成人看起来轻松许多，耳语少了，笑声多了。我家的匈牙利访客也有所增加。祖父母突然收到移民许可，母亲由此特别高兴，父母开始打扫装饰起我们的公寓。根据秘密警察档案记录，“夫人”和普利格尔太太汇报说，这是我们计划逃亡的假象。

但真实的情况远为复杂。那一年，发生了一场四人的混合对抗赛。这在我父母的生活中举足轻重，我则要到数十年后才得以弄清。它涉及英国经济参赞杰拉德·辛普森（Gerald Simpson）和他妻子佩吉（Peggy）。我记得，辛普森太太有点冷若冰霜，但很美丽，一种苍白的、英国玫瑰式的美。她与我那机智而喜怒无常的母亲截然不同。父亲曾提及，佩吉在二战期间开过救护车。我感到惊奇，她是如此拘谨整洁的淑女！辛普森家有个女儿，叫托妮（Toni），像她妈妈一样漂亮，但也同样咄咄逼人。

我家安全抵达美国后，大约在我十三岁那年，我听到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是我母亲说的，关于她自己的婚姻。她告诉我，父亲在布达佩斯时曾与辛普森太太相好，几乎导致父母婚姻破裂。她在回忆录里解释了她是如何发现这段恋情的：

“那是在英国使馆的英女王生日聚会上。客人聚集在花园，一边啜饮香槟，一边聊天……我站在人群中，可以看见安德鲁［爸爸］和［佩吉］在不远处交谈。他们在讲什么，我听不到，但见安德鲁伸手把一只昆虫从她肩膀上拂走。他的手一碰，她的脸就涨得绯红。我凝视着，为她的失态而感到惊讶。哦，我明白了：她已坠入爱河。”

我第一次感到父母之间的不对劲是在1954年夏天。我们陪祖父母去火车站，开始他们赴澳大利亚的长途旅程。很显然，父亲与他父母的别离是痛苦的。我牵着他的手，向开往维也纳的火车挥手告别。但母亲只冷冷陪伴在侧，为什么不安慰他呢？我感到奇怪。其实，她是在怒火中烧。她的愤怒，差点令祖父母取消他们期待已久的旅行。

妈妈写道：“我公公觉察到我与安德鲁的疏远。在这么拥挤的公寓里，怎么可能保密呢？他支支吾吾地问，如有必要，他仍可以改变计划留下来，‘伊洛娜，你和班迪［父亲的昵称］出事了’。他以为我爱上了别人。‘亲爱的，不是我，是你儿子。’他展颜释怀了：‘嗯，一切都会好的，班迪会回来的，对他大度些。’我真想问他，他回来又有什么用？他伤透了我的心，我不要他了。”

祖父母离开之后，我们家最后一次去巴拉顿湖度暑假，住在提哈尼镇的体育宾馆。大部分时间，我套上汽车内胎在湖中划水漂游。朱莉和我陪伴父亲的时间多过陪伴母亲，我们或乘帆船，或游泳。母亲之后告诉我，她找到一封父亲写给佩吉·辛普森的情书，开头写道：“四天之后，我仍只想着你。每晚我去湖中游泳，总希望在水的一方找到你。”对这一细节，母亲发出苦涩的嘲笑，因为父亲讨厌冷水，晚上绝不可能去湖中游泳。但最糟糕的背叛是他在情书里引用了她最喜欢的一行诗，厄内斯特·道森[1]的《辛娜拉》，“我一直忠实于你，辛娜拉，以我的方式”。

在巴拉顿湖最后一次合家度假中，这是我最喜欢的夏日消遣。对父母的婚姻红灯和政府的逮捕计划，我茫然不知。

母亲公开一切时，父亲请求饶恕，允诺与辛普森太太分手（她早已预定在夏天结束时返回伦敦），并当着母亲的面把情书撕得粉碎。她以自己典型的夸张性格写道：“但我从废纸篓拾回每一片碎屑，小心放好，永远留存……我对他永不宽恕，再也不信。”（讽刺的是，倒是秘密警察结束了母亲这可笑的自虐。他们抄家时，把这些碎屑带走以作研究，无意中为我们大家做了一件好事。）

在巴拉顿湖时，父母把我们短暂拜托给一位朋友，他们自己返回美国公使馆参加独立纪念日的庆祝会。母亲在那里当面质问了辛普森太太，我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感情夸张的匈牙利人，因为愤怒而满脸通红；保守、矜持的英国女人，由于冷静而泰然自若。两人在茵茵绿草地的边缘相遇，尽管相互对视，却装作漫不经意。佩吉向我母亲承认她爱我父亲，但无意与他结婚。她沉着地告诉我母亲：“我已有一个丈夫。”母亲质问：“那我怎么办？”辛普森太太回答：“你嘛，跟安德鲁一起十年，无疑已得到足够的幸福。”在我成长过程中，母亲常跟我唠叨这几句话，可能在为我打预防针，以免受男人的欺骗；又可能在给我泼冷水，因我对父亲有英雄崇拜情节。她在这两件事上都没有成功，但这些话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1940年代，妈妈身着网球服。她的球技不错，扑克牌技更精彩。

后来辛普森一家离开布达佩斯，父母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总把他们看作是时髦、美丽而危险的一对，像黛西和汤姆·布坎南[2]一样，轻率走过场，却留下破碎的陶片。“再见，祝您好运！”是佩吉·辛普森送给我母亲的告别语，但母亲再也没有彻底恢复她已受伤的自尊。

拉约什、朱莉和妈妈，在巴拉顿湖畔——父母被捕之前的夏天，他们的婚姻几近破裂。

父母穷于应付他们之间的家庭戏剧，我们姐妹则经常被留给朋友兼桥牌伙伴切里·拉约什（Lajos Csery）来照看。他是一个理想的保姆，高大、矫健、帅气，三十岁出头。看起来，他更像个大孩子，跟我们一起玩游戏，那些游戏是我父母绝不会放下身段跟我们玩的（我记得有个游戏他称之为“Panzerfaust”，反坦克火箭筒。他饰演德国狙击手，我俩是敌方目标）。身穿白色网球衣，黝黑的长腿、催人入眠的蓝眼睛，还有完美凿成的五官，他真是英俊。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明显，拉约什也在我们生命中变得日益重要。有时他来的时候，只有母亲和我们姐妹在家。我们都喜欢他。

我如今在秘密警察档案中读到，父亲的不检点令母亲如此伤心，她竟写信给她以前的未婚夫，一名现居澳大利亚悉尼的医生。她请求他的宽恕，因为她当初拒绝了他。“我与一个陌生人过了十一年不愉快的生活。”秘密警察一定读得津津有味，其中一位在信封背面写下：“看起来马顿家的狗屎沾上了电风扇，与辛普森太太有关！”

布达佩斯外交社区温室般的世界里，到处传说着辛普森太太与马顿的流言蜚语。汤姆·罗杰斯指出：“唯一令我惊奇的是，我听说你母亲竟找到了写给佩吉·辛普森的情书。你父亲一向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我实在弄不明白。”母亲让拉约什长时间陪她，以此来惩罚父亲。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和拉科西——似乎都已被挫败。他们可能是在放纵过去因险恶处境而一直压抑着的私人激情。

整个夏天，父亲都在讨好母亲，哄劝她走出冷淡和惩罚性的疏远。档案中的一封信令我不禁热泪盈眶，同时也很是羞愧。他在暑期的一次分离中，用他们互通款曲的英文写道：“最亲爱的宝贝，最伟大的妻子！原不想在这个短暂的星期中打扰你，但星期天我在床上发现你的字条，令我感动不已……孩子们是小天使，处处帮忙，尤其是卡蒂。朱莉每天早上给鲜花浇水，一切都在模仿你……你好吗？希望一切顺利。如有时间，请不要忘记，没有你，我已寂寞得要死，我需要你、渴望你。”信纸的边缘，一位秘密警察潦草地写下几个字：“悔改的罪人！”

秘密警察从没间断他们的监视，详细记载了在我们9月回学校后，父亲留在巴拉顿湖的孤独生活，他“在考博什·安德烈[3]太太的陪同下，度过了大多数下午。他们每天去不同的游乐场、咖啡屋、餐馆和海滩。我们注意到，他们在体育宾馆的其他客人面前相当矜持，到了外面，他们的行为就变了样，例如，挽着胳膊散步，贴身而坐，亲密交谈”。有好几页的文件，详细记录了他们在哪里用餐、吃什么菜肴（我知道父亲不碰啤酒，但他确实与考博什太太一起喝了啤酒），甚至他们的车速。“马顿太太和两个小女孩再次出现后，考博什太太就消失了。”这是秘密警察的结束语。

读到这些1954年夏天和秋天的监视记录，我该感到震惊吗？恰恰相反，我松了一口气，父亲能收藏一些美好回忆，可以支撑自己应付那些即将来临的漫漫长夜。

他与这名女子共度了一些轻松时刻。根据监视者的记录，她“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金发梳成波浪式，中等身高”。她在湖边通常穿的是“绿色短裤，白衬衣，白色网球鞋”。我非常内向的父亲与她一起挽臂散步，“一边喝着啤酒、葡萄酒和干邑，一边忙于亲密交谈”。这是父亲的形象中，我从没见过的一面。

秘密警察1954年9月30日的监视报告中对父亲所作的描述，使我有种怪异的感动：“依据外表上的观察，我们可以说，他是个镇静、坚决、彬彬有礼的人……他游泳很棒，喜欢女人，对烟斗爱不释手。”（我真想念他的烟斗的浓郁香味。如今，当在大街上捕捉到一丝如此香味时，我会情不自禁地尾随其后。）

爸爸已在担心监视。秘密警察报告，“他坐进汽车，总要四处张望，以确定没人跟踪。然后，他先开车拐过街角，转个圈，才奔向目的地。有时，他把车停在乔鲍街和马柔斯街（Maros Utca）交界处的市场前，走出来东张西望，再回到车上。晴天里，他干脆降下敞篷以便观察任何尾随者。尽管公寓里有两条电话线，他还是经常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如果他认为这些简易防范能发挥作用，父亲真是大大低估了秘密警察。

在“家庭关系”一栏，秘密警察在1954年9月写了有关父亲的报告：“他的资产阶级出身也反映在他的家庭生活中。他与妻子的关系看起来是虚伪的，他经常有其他女人的陪伴。这与他的父女关系，形成强烈的对比。显而易见，他宠爱女儿。他会频频停下为她们买糖果和其他小吃。在大街上一起行走时，他总是搀着她们的手。当妻子和女儿在巴拉顿湖与他重聚时，他拥抱和亲吻两个女儿。”

我们姐妹是多么幸运啊——对围绕我们的双重斗争一概不知，不闻不问。父母之间发生复杂的婚姻危机；他们的宿敌拉科西·马加什和取而代之的纳吉·伊姆雷，也在进行生死攸关的权力斗争。

即使幼儿园的儿童，也要在1954年12月21日庆祝苏联红军“解放”我们十周年。我们必须背熟诗歌，排练向苏联致谢的歌曲，为全校的集会做准备。父母应邀参加在德布勒森市举行的国会特别会议，那是位于匈牙利东北部的一座历史名城。一百年前，科苏特·拉约什（Lajos Kossuth）就在那里宣告，匈牙利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手中获得独立。这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一天，父亲这样描述他的回忆：

“我们［外国记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被小心地隔离在一辆专用汽车里……气氛很轻松，这是个喜庆时刻，没人预料到会有超越应景的报道。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拉科西是主要发言人……在有一百年历史的加尔文派教堂……这是一个邪恶、刻薄、好战的演讲，聆听的议员们像是一群受了惊吓的绵羊。”[4]短暂的改革期，就此宣告结束。

匈牙利最受人鄙视的第一书记拉科西。他讨厌我的父母，并下令逮捕。这是我父亲在1954年德布勒森党代会上用暗藏的相机悄悄摄下的。

会议结束后，在德布勒森市历史悠久的碧卡宾馆，所有记者应邀出席官方招待会。纳吉·伊姆雷缺席，除了官方名义，他实际上已是一个半死人。东山再起的拉科西离开招待会时，我母亲和父亲趋前见他。拉科西看见他俩，卸下他通常敦厚的面具，未等他们开口就予以打断。“我为什么要与你们谈话？”他的下颚挑战式地向前突出，咆哮道，“横竖你们是不会报道真相的。”父亲保持着他的沉着，但母亲一下子愣住了，她从没见过如此憎恶的表情。父母那时就明白了，斯大林的党羽拉科西·马加什重新掌权，改革家纳吉·伊姆雷将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那一年，我们有个精彩的圣诞节，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父母在维也纳、伦敦、纽约的朋友和同事一定意识到，拉科西的再次崛起将意味着什么。这兴许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姐妹在圣诞树下能找到如此慷慨的礼物。我口述，父亲打字，给在墨尔本的祖父母写了封信。“我们过了一个丰盛的圣诞节！我得到的有：奥地利滑雪板，真正的滑雪靴，披着真头发的玩具娃娃，我可以给她梳头。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礼物，要是把它们全部列出来的话，可真要花掉整个晚上。”关于家里的新鲜事，我在信中提供了这些细节：“朱莉开始留长头发，长得惹爸爸生气。他告诉她，一定得编辫子。于是，妈妈帮她编了小辫子，还系上两条红缎带，看上去很漂亮。但妈妈替她梳头时，她老是哭个不停。今晚，我会为你们祈祷。卡蒂。”

父母出席了雷芬达尔主持的新年夜晚会——在一座古老宫殿里举行——他们跳舞，一直跳到凌晨4点，然后去了一家夜总会，再到离家不远的法国大使住处共进早餐。晨光曦微时，他们仍沉浸在狂欢之后的喜悦中，开始步行回家。母亲在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结冰的人行道上蹑手蹑脚地行走。清晨的太阳照在白雪皑皑的大街，反射出闪闪光芒，我们互相牵手以防滑倒。对我来说，新年开始得非常顺利，似是一个好兆头。在那么多年的担惊受怕之后，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们走到自己公寓的楼梯口，看到一名老妇躺在冰上，便匆匆赶去扶起。她流着眼泪说，家人劝诫她不要在冰天雪地的日子出去，但她觉得非要参加凌晨的弥撒不可……安德鲁把车开过来，扶她进去，再送她回家。他回来时，我愉快地迎接他。‘多幸运啊，做善事来开启新的一年。也许，这一整年都将如意！’”

那年冬天一直下雪，太对我们姐妹的胃口了：一下雪，学校就放假，便有机会让父亲教我们滑雪，试用全新的奥地利滑雪板。但爸爸知道，他闲暇的日子屈指可数，妈妈对新年的冀望是不靠谱的。2月，我们的家庭女教师告诉秘密警察，我父亲“变得更加小心，更加怀疑［‘夫人’］。譬如最近一个晚上，马顿夫妇出去了，但半小时后，马顿出乎意料地突然返家，在公寓里四下搜寻。近来当［‘夫人’］清早起床，马顿会跟她进厨房，检查她到底在做什么。她无意中听到，他真想让她走人。马顿之所以变得这么多疑，［‘夫人’认为］是因为1月底，两个便衣［秘密警察］来普利格尔太太的公寓［门房］约见［‘夫人’］，结果被马顿家的女佣撞见。后者肯定告诉了马顿夫妇”。

如果我父母解雇“夫人”，秘密警察就会失去他们最可靠的告密者。不过还有理查德·格拉斯佩尔，那个向秘密警察输送情报的公使馆内线。这位军事参赞助理，不仅透露了我父亲把1954年预算“借给”公使馆，还检举我父亲经常向公使馆提供政治咨询。（例如爸爸向公使建议，华盛顿应派一名“黑人外交官”来布达佩斯，以反击针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宣传。）

2月18日，负责我父亲专案的秘密警察官员宣布，他们已读完马顿档案的八大卷宗。他们为审讯我父亲草拟了一个大纲，开头就是一条骇人听闻的指控：

马顿是一名熟练的间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积累了众多经验，自解放以来，一直在从事敌对活动。他蔑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她的人民和政治。

……我们的首次审问，计划达到三项目标：

1.研究安德烈·马顿的性格、抵抗能力、行为。

2.建立自霍尔蒂政权以来，他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密切关系。

3.取得他为执行间谍工作曾联络和仍在联络的匈牙利人的资料。

“审问”备忘录的作者鲍比奇·佐尔坦（Zoltan Babics）上尉总结：“审问将在彬彬有礼中进行。如果马顿言语挑衅、态度傲慢，再作调整。”为了把我父亲的案件套到美国人头上，他们还计划同时逮捕公使馆一位名叫考波奇·贝拉（Bela Kapotsy）的翻译。他是添加的砝码，只为上演一出好戏。

几乎到最后，秘密警察的首要目标仍是想把“熟练的间谍”转化为双面间谍。1955年2月10日的备忘录写道：“如果他愿意谈，我们将招募并释放他。”

[1] 厄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1867年8月2日—1900年2月23日），英国唯美主义诗人、小说家，其诗歌《辛娜拉》的第三节最后一行，成为科尔·波特的《吻我，凯特》的灵感来源。前者是“我一直忠实于你……以我的方式”，后者是“我一直真诚于你，以我的方式”。——译注

[2] 黛西和汤姆·布坎南（Daisy and Tom Buchanan），美国经典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的人物，作者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1896年9月24日—1940年12月21日）。此书堪称美国社会的缩影，描述1920年代美国人在歌舞升平中空虚、享乐、矛盾的精神风貌。——译注

[3] 考博什·安德烈（Endre Kabos），父亲的朋友，曾获得三块奥林匹克击剑金牌，1944年在布达佩斯的强制苦役旅中死于一次桥梁爆炸。

[4] 父亲这次和其他的讲话，均引自他的监狱回忆录《遭禁的天空》（The Forbidden Sky），波士顿Little, Brown出版社，1971年。

第七章 童年的终止

姐姐朱莉和我在布达佩斯公寓中，还有父母被捕前不久跟随我回家的无主小狗。

1955年2月25日，我们姐妹合用的房间里，头顶的灯亮了，母亲像一个幽灵，在我们的床头上方晃动。“孩子们！”她压低声音。我抬一下头，复又倒下。她的声音，既紧迫又疲乏，像是在哽咽。“你们必须起来，他们要搜查你们的房间。就是现在。”我迷迷糊糊刚好能看清谁是“他们”：黑憧憧的身影，五个或六个，在角落里挤成一大堆。他们后面站着“夫人”和普利格尔太太，手臂交叉在胸前。按法律规定，如此的抄家，她们这样的“人证”是必需的。

母亲说：“睡到我们的床上。”我们缓缓醒来，一位搜查者已跃跃欲试，像悄悄追踪大动物的猎人，把刀子插入我们常用的木马摇椅。唰的一下，稻草屑从我拥有时间最长的玩具身上泄出；我们姐妹奔跑到隔壁房间，扑入父母的床铺。我们迷迷糊糊的，都没问爸爸在哪里。或者，我们已以某种方法臆测到了？“Elvitték”是“把他带走”的匈牙利语，也是我童年经常听到的词。我弄不清楚那些人被带去哪里，只知他们不见了，闲话免问。现在，父亲也被“elvitték”，被带走了。

那个可怕的夜晚剩下的几小时，我已全不记得。继续搜查的时候，我们姐妹肯定都睡着了。但这半夜2点至清晨发生的事，我被告诉过无数次，以致我觉得，我像是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被绑架”和母亲的煎熬。秘密警察如何在我家翻箱倒柜寻找针对父母的“证据”，这些叙述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多亏了档案，我得以重建起终止我田园诗般童年的那一天、那一夜。

那天，鹅毛大雪下个不停，我记得学校停课，我们过得很愉快——那是我们一家四口好长时间里聚在一起的最后一天。父母带我们去布达的许多小山中的一座，试试我们圣诞节的礼物——奥地利滑雪板。这里是监视我们的秘密警察的详细记录，巨细无遗：

11点10分，马丝恩（Marcine）［妈妈的代号］戴着滑雪帽，穿着棕色羊皮夹克、黑色滑雪裤子，手提购物篮，由小女儿陪伴，离家沿乔鲍街走去市场。她们在里面待了大约一分钟，又去了马柔斯街转角处的另一家市场，又花了十分钟，随即返回她们的公寓。

12点20分［我母亲］穿戴照旧，跟丈夫和两个小孩一起，离家前往附近的车库，在那里上了他们的汽车。［我父亲］坐在驾驶座，车速大约每小时五十至六十公里，去了诺马法旅馆。车停后，大家下车，穿上滑雪板。他们滑雪的时候，我们停止监视。

14点25分，一家四口返回停车处，解下滑雪板，然后上了汽车，循原路回到他们的公寓。

16点，我们停止监视。

如果那些秘密警察记下父亲首次教我滑雪的详情，我一定会更加喜爱这份档案。

第二天我们上学。根据档案，父亲下午花了不少时间，为斯图贝克汽车的轮胎套上防滑链。

晚上7点30分，父母开车去美国军事参赞哈里·菲尔兹在多瑙河佩斯一边的公寓。他们与哈里及其妻子路易丝一起吃晚餐，后来又玩了他们喜爱的桥牌游戏。他们直到凌晨2点才离开，坐进汽车，沿着寂静、积雪覆盖的大街开回我们在山顶的家。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沉浸在醇美的氛围中。汽车总给他们一种自由的幻觉。他们坐在车里，可能还在回味桥牌桌上的胜利。我们泊车的车库在半坡，离我家仅半个街区。父亲泊车后带着一桶灰，用来撒在结了冰的人行道上。就在父亲搀扶母亲下车时，漆黑、宁静的街道突然涌出一堆黑憧憧的身影。父亲的前后左右，都有身穿黑色制服的秘密警察拥过来。其中两人揪住父亲两边上臂，拉向他们自己的车。父亲在这噩梦般的场景中发起愣来，竟把手中的桶猛推给母亲。她之后评论：“好像这是咱们最珍贵的财产。”当时，她哭泣着说：“难道你都不跟我吻别吗？”他的手臂动弹不得，只好俯身前倾，亲吻她的脸颊。然后，他们把他塞进后座。车前大灯没开，引擎声响又受新雪的窒碍，秘密警察的汽车安静地驶下乔鲍街。

在乔鲍街公寓我们共同的房间里——还有书桌——朱莉和我在做功课。

这些具体细节，我当时都不知道。第二天，我从没见过母亲如此坚决、如此自控。我们的保姆在黎明时分催促她：“你必须休息，太太。”其时，五位搜查者终于带着五只盛满“可疑”材料的手提箱离开。成堆的书籍、美国杂志、过期的《生活》（其中一期的封面是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和《国家地理》，散落一地。母亲过后告诉我们，其中一名搜查者坐在我父亲最喜欢的扶手椅上，悠闲地翻阅这些遭禁的西方“宣传品”。其他人在小心翼翼地抖动每一本书，寻找夹入的“秘密文件”；这名特务却缓慢翻看《生活》杂志，仔细检阅摩纳哥新公主的丰富图片，还嘲笑着评论“她长得并不好看”。我们的木马摇椅不是他们刀下唯一的伤兵，好几个旧椅子和枕头都遭遇同样的命运。我们原本漂亮的公寓，现在好似一片狼藉的战场。

只剩下我们三人了。爸爸被捕之后，妈妈没让我们上学。她知道，“他们”还会再来抓她，只是时间未定。她也揣度，他们不会在她的孩子面前抓她。逮捕应该会平静地进行，骚动越小越好。她需要我们，就像我们需要她。我们手拉手一起出发，决意要查出我们三个都叫“爸爸”的人到底去了哪里。我的眼神恳求母亲陪着我，我的嘴里说着“Szoritsd”，或是“更紧些”，譬如把我的手牵得更紧。在她以后的全部生命历程中，这个词就是我们之间渴望亲情和害怕分离的密码。

第八章 囚犯

这份文件确认，父亲在残酷审讯中并没连累任何一名匈牙利人。我在文件边缘写下我当时的反应：感到如此的解脱……

父亲被戴上手铐，塞进黑色奔驰汽车的后座。他在想什么？但他从没透露——回忆录里没有，也从没透露给自己的孩子。夹在匈牙利最恐怖的组织的两名制服特工中间，我猜想，他只是默默坐车去佛街（Fo Utca）监狱，一声也不吭，不让他们享有拒绝回答的满足感。从我们山顶的房子到一直在等候他的城堡监狱，仅十五分钟车程。但自由和监禁之间的心理距离，对从没坐过牢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乘车驶过同样的路线，尽量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但我是自由身，没有一点效果——这是一段心路。

即便包括纳粹和箭十字党的暴政时期，父亲也从没感到如此的无助。其时，他曾两次从强迫苦役旅中逃走，隐匿在排水管里，直到安全逃离。现在，两名阴沉的蓝色制服秘密警察在左右拥堵，他根本无法想象逃跑。

他被捕过程的迅速和精确是令人震惊的——几乎像芭蕾舞的编导计划。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和家人，一瞬间一刀切断，无声无息。秘密警察为此刻等候数年，更不愿临时出现任何纰漏。他们没遵循惯例，没按我家的门铃。（对午夜可怕的门铃，匈牙利语中有专用词：csengofrasz。）他们不让囚犯有机会抓一件暖和的毛线衣或一双合适的鞋，或拥抱自己的小孩。黎明之前，在车库和我家之间，没人看见，没人听见，真是他们出击的良辰。他们希望在世界尤其是美国关注此事前，获得不受干扰的几天时间，所以选在美国周末开始的星期五。马顿的朋友、公使雷芬达尔恰好回华盛顿述职，这就更能获得宝贵的时间——也许足以征服并策反这名囚犯。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过分热心于依章办事，一名秘密警察在我家车库门上贴上了内政部的红印封条，这无疑将此事公之于众。此外，我们的邻居、美国政治参赞堂·唐斯正好亲眼目睹了逮捕过程。他刚好放他的德国牧羊犬“公爵”去花园溜达。五十多年后，他仍记得每个细节。他在2007年告诉我：“我看到，他们熄了前灯的车队缓缓驶上乔鲍街，设下陷阱。我进屋到了楼上一个能看清整个境况的房间。我看到他们团团围住你父亲。另有四五名秘密警察，带你母亲进了你家。然后，你家客厅的灯亮了，我能看到他们到处搜寻，翻箱倒柜。当晚，我就发电报去华盛顿，报告了整个事件。”

父亲的被捕大大震动了美国公使馆，把他们一下子就驱回斯大林时代的围堵心态。匈牙利内政部反谍局1955年2月28日的秘密备忘录上说：“根据我们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站长］吉扎·卡托纳在一份机密简报中说，马顿的被捕无疑是高层的政治决定，因为匈牙利政府肯定知道，这将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应，从而损害匈牙利的利益。由于这次逮捕，公使馆将增强所有人员的安全措施。有个实例，很能诠释当时的不安气氛：前不久刚抵达匈牙利的外交代办斯宾塞·巴恩斯（Spencer Barnes），步行去了堂·唐斯的居所。唐斯得知他是独自一人且是步行去的，变得非常不安，提醒他以后必须使用汽车，以防劫持。”

“掏空口袋！”父亲被剥夺了所有的私人物品（手表、衬衣袖扣、钱包、内衣裤、腰带、袜子——全是潜在的自杀“武器”），只剩下衬衣、暗蓝色西装、平跟鞋。两名制服狱卒带他走进三楼牢房，在他身后猛力关上门，并拴上长长的铁栓。208号牢房装有最多最新的监听设备，专门侍候要犯。

从门口到墙壁，爸爸走了五小步，一头倒在木板床的肮脏被褥上。从不熄灭的灯泡，没遮没拦地从他头顶射出炫目的光芒。铁门中有一个方形犹大孔（Judas），又叫窥视孔，正好冲着他；卫兵每隔几分钟就过来打开再关上，发出喧嚣的声响。

十分钟后，两个警卫背扣他的双手，带他匆匆走过安静的楼梯和空荡的走廊，走进一间设备完善的审讯室。与他的牢房和走过的走廊相比，这里的灯光稍为温柔；所有椅子都有软面包饰，只有受审者的坐椅是硬木的，而且没有扶手。读了他的档案，我的脑海一直浮现这样一幅画面：最为自重的爸爸，坐在那张硬木椅上，受敌人的四下包围。“马顿先生！我等候你很久了。”鲍比奇·佐尔坦上尉以此来欢迎我父亲，他三十来岁，已是秘密警察中最老练的审讯官之一。斯大林、列宁、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的创始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肖像，从墙上往下凝视。一尊小型的拉科西半身塑像，站在鲍比奇上尉的桌上。

父亲面对的是秘密警察最有经验的四名官员，但审讯进展一开始就偏离了既定方针。鲍比奇报告：“他非常小心，只提供精确的答案。我们可看到，他想回避每一项指控。他坚称自己一直依新闻人的职业规则行事……他还让我们告诉他，到底被控何罪，他会尽量解答具体的讯问。”真是个不合作的囚犯，胆敢询问究竟是什么指控。他的招供，没那么快。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次夜审，我就被告知我是一名间谍和叛徒。我的通讯记者职业，只是我真实工作的拙劣掩护，我应该向他们提供证据。”

外面已是晨光熹微，他们结束审讯，把爸爸押回又黑又冷的牢房。“我浑身发抖，脱下鞋一头倒在木板床上，拉过臭气烘烘的毛毯盖住头，以躲避这牢门上方昼夜不熄的赤裸灯泡。牢门立即打开，走进一名老年警卫，低声解释：我必须脸朝天，双手搁在毛毯上，以便他通过窥视孔来检视我的脸和手。”

事实上，他不是孤身一人，他有个同室狱友，菲勒普·山多尔（Sandor Fulop）。当然，菲勒普在向秘密警察告密。他汇报，他的新难友最初几晚都彻夜不眠，到了白天反而难以保持清醒（监狱的要求）。菲勒普写道：“他不愿好好吃饭，抱怨没胃口……尽管我试着跟他说话，他仍闷声不响。好几次我向他提问，他反倒睡着了。”菲勒普把自己的毛线衫送给我父亲，爸爸受下并立即穿上。（那个牢房一定好冷。父亲生性苛求，对任何馈赠的自动反应都是礼貌谢绝。）

很奇怪，父亲在回忆录里很少提及牢房难友们。他曾遇上一连串狱友，在他的囚禁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单是菲勒普，他们全都是告密者，其中之一甚至企图将我父亲引向绞刑架。光有监听设备是不够的，这些牢房难友应该会帮助秘密警察套取我父亲的招供，为做秀公审做准备。作为奖励，他们会得到更好的食物（只能在我父亲离开牢房时享用）和每天十根额外的香烟。如果他们的表现确实优秀，其刑期都会缩短。在朋友、敌人、国家的背叛之外，爸爸是否怀疑这牢房中的出卖？答案我再也无从知晓。他在世时，我从未听他讲起那些牢房难友。尽管很内向，他可能依然需要与他人作正常交谈，而不是老听别人在自己耳边咆哮，指控他是说谎者和叛徒，或命令他把手伸出毛毯。我想，人与人的交流，不管如何，都聊胜于无。

鲍比奇上尉和他的主要助手鲍拉日·贝拉（Bela Balazsi）上尉（“曾做过屠夫，既粗鲁又自大，就是一堆肌肉墩子”，这是父亲的描述），不单是逼取“供词”，还意图瓦解父亲的抵抗。在通常程序中，他们会替你编造“供词”。2月28日，鲍拉日就我父亲关于匈牙利铝土生产的报道，持续审讯他六小时。父亲记得：“鲍拉日和他的帮手，一名非常粗野的少校，命令我立正，脸对墙，并朝我耳朵大吼秽语，从中获得异常的满足。”

我想，日常生活中的爸爸对所有访客都很有礼貌和风度，却要面对这些暴徒令人作呕的折磨。这真使我呕心，我知道他顶住了，但这折磨会有后遗症吗？它是否永远改造了他？

几乎父亲所有的回答，都招来“你在撒谎！”或“你想误导我们！”的反诘。每份审讯记录的底部页边都有我熟悉的签名：“安德烈·马顿博士”。法律规定：秘密警察在囚犯录口供时，要作原话的记录；隔天早晨，经过整理和打字，再把口供返还，以供囚犯校读和签认。父亲后来指出：“所谓的口供很少反映囚犯的想法和原话。开初，我提出抗议并拒绝签名，有时获准作出小小的修改。过后，我失去兴趣。整个审讯变成一出闹剧，恐怖和喜剧掺杂交融。我实际说的，与打字后让我签名的，牛头不对马嘴。”数星期、数月下来，父亲稳健的手变得颤抖，签的名有时不再带“博士”头衔。

3月1日对父亲而言是黑暗的一天。他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今天是他大女儿的生日，不能陪她令他心乱如麻。他情绪沮丧，觉得自己的案件已没有指望。他没有胃口，说是太紧张，不想吃饭，晚上仅睡三四个小时。”

父亲筋疲力尽，并日益确信自己面临的指控非常严重，决定作一赌博。他于1955年3月3日交给鲍比奇上尉一封信，是写给内政部的调查主管的。“我没犯反祖国的罪行。但尽管我无罪，我现在承认，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不符合时代潮流，应予以消灭。”他失去外界接触，全靠国家的宽恕，却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建议。“现在，我于祖国一无用处，我作为外国驻匈记者的生涯也已告终。我建议，美联社支付一笔款子——几千美元——以换取我的自由，此外，［为获得自由］我愿上缴我的全部财产——汽车、公寓及公寓中的各种财产。只要能拿出几件衣服，我就非常满足了。”他还指出：“作为一名罪犯，我于祖国是没有价值的，我的案件只会产生糟糕的社会影响。”他的结尾在我听来宛如讽刺：“由于我是匈牙利最后一名外国通讯记者，我的案件无法成为他人的前车之鉴。已经没有其他人了……我想，国家和我本人都应避免这次审讯，不管是公开或是秘密的，都无助于国家形象。”

爸爸希望此信得到何种反应呢？他孤身一人，受到隔离，他的审讯者握有一切权力。他们是施虐者，对这利用价值颇高的囚犯，一直怀恨在心。我不清楚，爸爸期待怎样的答复——他从没告诉我们，也没在回忆录中提及。爸爸的建议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不出所料，招致的反应异常凶险。内政部长在信的边缘，以粗大、愤怒的笔迹批示：“猖狂，忤逆！”他质问鲍比奇和鲍拉日：“你们怎能接受这样的囚犯信件？”如此的傲慢必须得到惩罚，囚犯必须承受更彻底的羞辱。愤怒的鲍拉日把父亲关进“黑屋子”，一个漆黑的无窗洞穴，甚至没有床，只有铺地稻草。（鲍拉日一定很享受发布这项命令，爸爸的牢房难友刚刚汇报，父亲认为他是“粗野的农夫，没有丝毫教养或文化”。）

他们甚至停发父亲的饮食，通常是面包和假咖啡（定期添加镇静剂）当作早餐，偶尔加香肠的包心菜当作晚餐。过了一阵子，他被押回原牢房。他的牢房难友汇报：“处罚没取得期望的效果。他说除了太冷，并不介意独处；与木板床相比，稻草反而更舒适，而且没人在晚上命令他把手伸出毛毯。”

神秘的5月最后期限越来越近，审讯者渐渐失去耐性。审讯室的纵深处，多了一名安静的观察员。父亲回忆道：“唯一的一盏灯，照着我的脸，使我看不清彻底裹在黑暗中的人……直到我被释放后很久才查出，坐在角落的沉默男子，是莫斯科秘密警察的特使伊万乔夫上校（Colonel Ivancov），奉命来布达佩斯筹备计划中的马顿夫妇审判。”

将近七星期野蛮的审讯，辅之以睡眠的剥夺，父亲却仍然否认他是克里斯琴·雷芬达尔招募的美国间谍。他们本以为我父亲会招供出美国的招募是如何完成的，他又泄漏了何种机密。将近两个月过去了，父亲并没有照办。

然而，在3月7日的审讯过程中，父亲获得一个骇人听闻的新发现。他之后写道：“从保险柜的资料夹里，鲍比奇拿出一张纸，说：‘1954年6月16日，公使馆呈送一份报告给华盛顿，因公使缺席，所以由代办——拉方恩和政治参赞——罗杰斯签署。该报告中就有你的建议，你还假装不知道提供了什么建议？’”父亲无法记得那天他讲了什么，但秘密警察对公使馆的渗透，令他感到无比震惊。他写道：“麦克风无法提供这样的情报。我决定，如果我活着出来，尽管机会微乎其微，公使馆必须彻查这可能的裂缝。”

几乎过了两年，他才弄清这名美国叛徒的身份。其时，美国陆军已把军事参赞助理理查德·格拉斯佩尔调离匈牙利，并逐出军队。他的背叛终止了自己的军人生涯，但他得以逃避公开的耻辱，在华盛顿郊外度过余生。他对国家的背叛，他的家人显然是一无所知的。

斯大林死后两年，匈牙利处于“社会主义法治”时代，秘密警察再也不能将囚犯屈打成招。在父亲一案上，秘密警察正确地认识到，不让他得到任何有关妻子和小孩的消息，将是迫使他就范的最有效武器。3月15日，爸爸告诉他的牢房难友，他多么想知道他父母和我们的消息。他父亲的生日就在那个星期，他不清楚他父母是否知悉自己入狱。他告诉牢房难友，“我不认为，我的神经还能坚持下去”。审讯者很快就获悉此事。父亲三天后凄惨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必须把我所有的英文稿件都译成匈牙利文，这永远都不会有尽头！”

牢房难友汇报，“当时，他扑倒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伤心透底，他的抽泣声持续了十五分钟”。

我读这份审讯报告时，父亲已去世两年。我俩都喜爱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对此的一句评语，现在以全新的意义在我脑海重现。爸爸有一次说：“对我来说，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我那时很是惊讶，从不哭泣的他怎会知道。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尽管陷入伤心和绝望，爸爸仍然没签招供状。到了4月，秘密警察决定更换他们的戏中角色。

一名城府更深、极其险恶的新狱友，住进208号牢房。他自称“克劳绍伊·费伦茨”（Ferenc Krassoi），秘密警察档案称之为鲍洛格·米哈伊（Mihaly Balogh）。此时的父亲，比两个月前的他，更容易对付。曾因“猖狂”而受处罚，几近绝望，现在的他已是无计可施。鲍比奇继续威胁，如果他拒不认罪，他们将逮捕我母亲。“克劳绍伊”倒是主意多多，先提及一些共同的朋友的名字，以赢取父亲的信任。他很巧妙地扮演着秘密警察指派的角色：作为几天之内即将获释的大赦政治犯，他愿意替我父亲带信出去给我母亲，以及美国公使！父亲颇受诱惑，但担心带信人受牵连。他告诉“克劳绍伊”，他们一定会彻底搜查，假如找到，带信人又要重陷牢狱了。（经受了这么多的背叛之后，他还信任他人，还为他人担心。）但“克劳绍伊”是有备而来的：我有一包香烟，今后几天，我们都不抽。释放时，我会随身带一包几乎装满的香烟，不会有人生疑。你可以在香烟纸上写，我们再用它包上烟丝。“克劳绍伊”真是一名专家。

利用父亲对母亲的愧疚，老奸巨猾的新狱友说服了父亲以自己的招供来救母亲。就这样，经过两个月的审讯和心理高压，父亲承认自己是美国间谍。他在编造自己是美国间谍的供词时，对于谁有份、谁没有，写得非常小心。因为知道新闻参赞帕特里克·奥西尔（Patrick O’Sheel）早已调离布达佩斯，他称奥西尔是他“最亲密的情报伙伴”，而“最不重要的联络人”是公使雷芬达尔。

爸爸的新狱友报告：“我的最大优势是与马顿博士已有私交，他可以此来劝服他妻子和雷芬达尔相信我。我能证明我对马顿的熟悉，譬如他如何用嘴叼烟、喜欢哪种香烟等，从而取得他们的信任。”

秘密警察导演这出残酷的剧中剧，向新狱友提供道具来设置圈套。父亲使用他的难友“偷带”进来的铅笔头，在卷香烟的薄纸片上，倾心写下给母亲的情书。2007年，足足五十多年后，它又自秘密警察档案中跌落到我的膝上。

“甜心”（他用的是匈牙利文Tunderkem，从字面上讲应是“我的小仙女”）：

我非常想你，也非常为你担心。无论如何，你不能踏入此地！如我拜托带信人所解释的，做任何事，先要考虑你和小孩的利益，然后才能考虑我。我知道，你在尽力为我操心。请原谅我道别时的笨拙，因为实在没有时间……

我益发爱你，但不应动摇你的决心。我曾以为，我们将避开厄运，请宽恕我在这件事上的固执和愚蠢。只有你们三人是重要的，我不重要。孩子们应该把我忘掉！

我在尽全力撇清你的嫌疑。我告诉他们，你只是我的傀儡。

永恒的爱，

安德烈

接下来他教母亲何以拯救我们一家，仍是用他极细小的铅笔头和香烟薄纸片：

变卖汽车，变卖我们所有的财产，兑现我的人寿保险，将我的衣服寄放在［他写下一位朋友的名字］，然后为你自己和小孩寻求政治避护。从美国人开始，如果他们不答应，就去英国、瑞士、瑞典或任何其他的西方使馆。你唯一的目标就是带小孩离开！之后，我才能松一口气。［马修·］克罗斯［我父母1948年访问伦敦时遇到的工党国会议员，显然已爱上我母亲］应该来跟你结婚。如果形式上的婚姻更合适，找个人——某个警卫？——帮你获得使馆签证。不要浪费任何时间！你对小孩和对自己的责任，就是离开我。我确信，你不可能幸免于逮捕和牢狱的煎熬。你无权让孩子们生活在危险中！

一旦获得安全，你可为我做下列事项：

美联社应表示极大的惊诧，他们应该让我的故事持续受到关注。

美联社可采取措施，向匈牙利驻华盛顿大使馆提出囚犯交换。我已在这里提出建议，上缴公寓、汽车和我们的一千美元。他们说，审讯后会讨论我的建议。但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很低，几近于零。美联社应该承担起部分责任……

如果他们逮捕你，把一切告诉他们，把责任推到我和美国公使馆头上。

我朋友［新狱友］应由你陪同去见雷芬达尔，不可有其他外交官在场，唯一例外的可以是堂［唐斯］。

今天读来，此信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不是档案中的其他资料，不是执著的尾随监视，不是这么多的告密者，也不是可笑的叛国指控，而是父亲这绝望的呐喊，使我更加蔑视“他们”。这个制度，原旨是改造人们成为更好的新人，结果竟将他们彻底扭曲：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

同样不顾一切的是父亲写给雷芬达尔的信，也写在极小的香烟薄纸上：

七星期之后的今天，我承认自己是始于1945年的美国间谍，他们以同样的罪行指控伊洛娜。这场灾难的来源是公使馆，秘密警察知悉你们外交邮袋的内容。针对我的主要指控是：罗杰斯影印了1954年的预算，于6月16日送至华盛顿，由拉方恩和罗杰斯签名。渗透的其他迹象，我只能当面向你披露……秘密警察不否认，公使馆里的安全漏洞使他们的指控成为可能。他们选你为主要间谍，你是他们的目标。

同样的命运在等待伊洛娜，也是由于公使馆［安全漏洞］。你的人道责任是救她和孩子们，然后尽力帮我获释……他们认为我是最重要的美国间谍……与歹徒相斗只能用歹徒的手法。最佳对策是在华盛顿逮捕一名匈牙利人，非外交官，且有家室，然后将之与我们交换。

致命的危险在威胁着伊洛娜和我，现在是美国显示她力量的时候了。

每一天都很重要。我持续为美国奋斗了十年，仍冀望美国将拯救我。

SOS

安德鲁

写这封冒险的求救信给雷芬达尔，更是行将溺毙的证明。父亲出版的回忆录对这两封信都只字未提，母亲未出版的回忆录倒有提及。他告诉她此事时，她感到震惊——他怎可如此轻信他的新狱友！尽管阅读时很痛苦，它吐露了父亲的性格，以及他对我们的深爱——这绝对是无价的礼物。

爸爸这两封信走得不远，都没能超越鲍比奇上尉的桌子——他很可能是整个骗局的导演。鲍比奇此时认为，他已掌握判处我父亲有罪的足够证据，并期待一个漫长的徒刑，甚至是枪毙。但首先，他需要我母亲被捕。

第九章 我们仨

父亲被捕后，母亲、姐姐和我凝成一体。但四个月后，他们又来抓走母亲。

爸爸的被捕改变了妈妈。四个月之后，她自己也入了狱。在那段时间中，她变得如此坚毅，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也许，她失去了她的主要听众——父亲，也就失去她性格中的情绪化的一面。两个小孩的命运全然依赖她一个人——她自己的未来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以前，妈妈令我想起任性，烹饪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我们的生活全由父亲安排，为合众社写稿也是他的职责。前不久，她还为辛普森太太一事向丈夫大发雷霆，现在则全力以赴投入对他的救援，同时还要保护我们。她此前的人生经验——充满了失落和幸存——为此时的她做好了准备。

她出生于北方工业城市米什科尔茨的一个富商家庭。她父亲嗜好扑克牌，最终为此而陷入经济困境。她记得，一切恍如昨日，而不是五十、六十或七十年之前的事，“我十四岁那年，他有一天晚上回家，送给母亲一把乌木伞。他刚在一场牌局中输掉了他的钱和房产，什么都输得精光。他用口袋里剩下的零钱，买了这把伞来劝慰母亲”。

载货马车很快来到他们家门口，认领搬走家里的贵重物品。他们搬入城里的公寓。仍在读高中的我母亲，开始辅导更小的学生以助家用。十八岁那年，她进了德布勒森市的加尔文教会大学，她的学费和伙食费全靠典卖之前的财产，她的文凭是用钢琴、银器和地毯换来的。一贫如洗但有历史博士学位，二十二岁的她嫁给了富有但年长许多的当地地主布罗迪·山多尔。布罗迪让她安享城堡女主人的生活，带她游览欧洲各大都市。但没有爱情，她很痛苦，三年内就分了手，再次一贫如洗后，她来到布达佩斯。

一年后，她遇到并爱上我父亲。他们的恋爱和随之不久的婚姻，恰好碰上德国党卫队中校阿道夫·艾希曼和他的犹太指挥部抵达布达佩斯。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匈牙利却度过其千年历史中最糟的时期之一。艾希曼进展神速的别动队，立即缉拿了她的父母，使之永远消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母亲身在遥远的布达佩斯，对此束手无策；他在今后的人生中深埋起这份悲哀，甚至试图埋葬对父母的记忆。她几乎从不谈及他们，我家也没有他们曾经存在的任何痕迹——没有一张照片，也没有一件纪念物。

从来就是幸存者的母亲，从纳粹和箭十字党的恐怖中死里逃生，变成妻子和母亲，又当上外国记者。现在又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她将竭尽全力救她丈夫，保住自己和孩子。她知道，胜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到最后，她确以失败告终。但她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又是伟大辉煌的。

父亲被捕后的数月里，我们是三位一体。与之前或之后相比，我们姐妹与母亲相聚的时间也最多。任何时候，只要可以带上我们，我们就一起行动。我记得，我们去拜访她来自米什科尔茨的幼时朋友黑勒·伊洛卡（Ilonka Heller）。她丈夫是一名杰出的工程师和发明家，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分得一套位于玫瑰山的别墅。伊洛卡总是衣着美丽，异香扑鼻。她来自同一家乡，说起话来就像是我母亲的声音，还跟我母亲同样有着对桥牌的热情。她也在土耳其浴室游泳，也在捷巴德咖啡屋说长道短。看起来再自然不过了，如有需要，她将是我们的“监护人”。这并不是说，我们相信有人会把母亲从我们手中抢走。伊洛卡拥抱、亲吻我们，劝我母亲不用担心。她爱我们，自己又没有小孩。黑勒夫妇答应母亲，“如果……”，他们将把我们接去。

“更紧些！”譬如把我的手牵得更紧，这是那个春天我对母亲的例行要求。父亲被捕后，什么都变了。自我上学以来，我第一次不再计算距离暑假还剩多少天。

我们一起沿乔鲍街走向邮政局，妈妈在那里打电话。（她不再信赖家里的电话。）父亲被捕后，她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那夜来抄家唯一报上姓名的人，即布达佩斯警察局的费赫尔·日格蒙德（Zsigmond Feher）中尉。或许，他误导了我母亲。实际上，费赫尔是秘密警察的中尉。

那次电话会话的笔录是当局与我母亲玩猫捉老鼠的残酷游戏的第一幕。

M（马顿太太）：我想找费赫尔·日格蒙德。

X：什么部门？

M：嗯，我想这就是他的部门。

X：我没在布达佩斯总部听说过这个名字。

M：但他是布达佩斯警察局总部的。

X：这就是总部，但我们没有姓费赫尔的。

M：我这里有他名字，是布达佩斯总部签的字。

X：我从没听说过，这里没有这个人。

M：他来我家搜查，还签署了报告。

X：他的等级？

M：中尉。

X：那就不是日格蒙德了。

M：但这里印有他的名字，他还签了字。

M：喂？喂？

父亲被捕后，我更加亲近母亲。她在等待自己的入狱，在这高度紧张时期，她展示出极大的勇气。这是她的友人切里·拉约什摄下的。

母亲现在继承了曾盯梢父亲的全班人马。3月1日，有关她执意寻找可告诉她丈夫下落的人，盯梢人作了如下报告。其时的她仍抱有微弱的希望，希望这仅仅是普通的警方调查（搜查者曾提及，有些进口轮胎没付关税）。她后来写道，尽管已有明显的迹象，她还是想都不敢想，父亲有可能掉入秘密警察的黑洞。

9点50分，她搭39号公交车去外交部。［我可怜的母亲肯定想念我们漂亮的斯图贝克，它已被封在秘密警察的车库里］

11点07分，她赶上6号有轨电车，在全国警察署总部的楼前下车。

11点31分，她走进一家面包店，买了两个奶油蛋卷，边吃边等12号公交车。

12点46分，她走进位于罗斯福广场的内政部。

13点10分，她返回全国警察署总部。

她不顾一切上访内政部，她在等12号公交车时吃了两个奶油蛋卷，在盯梢人的眼中，这两者之间全无差异。他们只是在伤天害理的工作中尽职尽责，犹如诗人叶慈[1]强有力的短句，“心灵日益残忍”。

他们在跟她捉迷藏，但她决定不学那位无声电影明星的榜样，即同事绍特马里·耶诺的妻子。绍特马里半夜被抓之后，他妻子打电话给所有的朋友乞求帮忙，结果反被驱去乡村的集中营。母亲不愿激怒秘密警察，甚至不让美联社知道“安德鲁”被捕一事。父亲在美联社的同事理查德·欧里根在2008年告诉我：“我记得，我打电话找他，你母亲接的电话，说他在医院里。”

3月2日，母亲给内政部部长皮罗什·拉斯洛（Laszlo Piros）写信，客气地请求他的指教：她该如何告诉父亲的雇主？如何回答外国新闻人愈益频繁的提问？她也征求他的意见：她应否继续为合众社工作？应否接受美联社要她为“缺席”的丈夫代劳的请求？她写道：“我们的工作并不容易，但我俩总是牢记作为匈牙利公民的责任，绝不做任何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我希望能继续现在的安排，避免做任何有害于祖国或影响我丈夫案子的事。所以我必须告诉你，切断电话以回避关于我丈夫的询问，并不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只会导致更多的流言蜚语……我向您寻求亲切的指教：我该如何应付我的处境？”

就像对待爸爸一样，政府的答复是卑鄙的，以其独特的方式。母亲表现出异常的自我克制，不公开父亲的被捕，不向美联社或美国公使馆寻求帮助。她遵循自己和丈夫历来的行事方式，“仿佛……”匈牙利确是一个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治国家。另一方面，她仍向政府寻求关于爸爸的消息。

母亲征求官方指教的六星期后，秘密警察列出一套残酷的“指导方针”。秘密警察官员图尔昌·约瑟夫（Jozsef Turcsan）在4月29日的秘密指示中，总结了我母亲寻找丈夫的努力，他的语气像是一名被家庭主妇惹怒的高官。图尔昌抱怨，我母亲每天上访外交部；雇用律师调查丈夫的所在；企图确定对我父亲的指控；询问是否应该继续为合众社工作；征询是否把逮捕一事通知丈夫的雇主。她甚至胆敢要求探视她的丈夫，不管他在何处！

内政部的答复绵里藏针：做你认为是最好的，这是你的个人判断。何时会有新消息，我可以再来？“嗯，很难说，两个星期后试试吧。”

图尔昌写道：“两个星期刚过，她又来了。我告诉她，还没有消息。”

母亲既恼怒又忧心，决定联络美国人。“倘如3月9日前，［她］仍没收到答复，”布达佩斯公使馆给国务卿杜勒斯的秘密电报中写道：

马顿太太希望在西方媒体公开渲染这一案件，作为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后一招。她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政府不会对她采取行动，为了救丈夫，她也愿冒这个险［特别强调］……与媒体打交道须小心谨慎。开始时，美联社可以无法联络马顿太太为由，打电话找公使馆。我们会回答，很多迹象表明，马顿大约于2月25日失踪，但我们对此事和他的下落一无所知……这是开场白，美联社持续不断的纠缠，将提供见机行事的重要借口……核心问题是……匈牙利仅剩的两名西方媒体代表中，其中一名突然销声匿迹。［特别强调］这再一次向自由世界提供证明，铁幕内的情形并没有改善；尤其是匈牙利，那里对资讯自由交流的恐惧依然存在，随心所欲的警察行为所造成的恐怖继续占据统治地位。

公使雷芬达尔恰好在华盛顿度假。杜勒斯无疑领悟到，美国加入我父亲被捕事件的重大意义。上述秘密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美联社总经理施塔泽尔（两年前对资助我们逃离不甚积极）写信给他的维也纳站主管理查德·欧里根：“国务院建议我打电话给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希克［安德烈］（Endre Sik）博士，请他帮忙取得关于马顿的消息。我打了电话，一再耽搁后被告知，第二天早晨4点方可接通。到了那个时候又被告知，希克博士在旅行中，返回日期尚不确定。我在3月12日送去信息，表达了对无法联络马顿的担忧，请求他的协助。”

4月底，在他们的通讯记者被捕两个月之后，美联社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施塔泽尔发电报给希克：“我们一直没有公开登载关于马顿博士的消息，因为我们坚信，贵政府会妥善公布对他的指控，或宣告他的无罪……除了想知道对我社通讯记者的指控，我也想了解有关的法律辩护和其他事项。”

一星期后，美联社不再等待回复，再次加强语气：“作为雇主，我们深深关切马顿博士一案，因为他无法与我们联络。我们也无法了解他被捕的原因……更不知道他是否获得适当的法律辩护或协助。……马顿博士的被捕使我们丧失他的服务，给我们的新闻报道造成重大损失。在可靠、客观的讯息交换方面，布达佩斯一直是卓有成效的地方……马顿太太在尽力为她丈夫代劳，但可以理解，她还须关心其他事务，无法胜任我们的工作。”

我很佩服，母亲在这种情形中仍为两家美国通讯社报道足球比赛，以及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并出席了匈牙利国会首次会议。她在世时，我都不知道这些壮举。

在这四个月中，很多人躲避我们，真正的朋友是暑期帮忙看护过我们姐妹的拉约什。他是我们永远的朋友。3月4日，我们的家庭女教师向秘密警察报告：“切里·拉约什在他们家醒目出现，他的母亲警告他，应该断绝与马顿家的往来，不然就会自找麻烦。切里回称，他是他们陷入困境前的朋友，不会在现在抛弃他们。”

“夫人”每天都要对我母亲与拉约什的关系作出汇报：“他们一起去看电影。星期天下午，他俩单独待在公寓。马顿太太几乎每天都与他独处，他们的交情可能深过纯粹的性关系。依我看，马顿太太与切里·拉约什的关系可以利用。”

秘密警察同意了，最终传召并审讯了拉约什。秘密警察告诉他：“你知道，你与马顿太太幽会时，美国人正在选择下一次战争的轰炸目标。”我们2007年在布达佩斯盖勒特酒店（Gellert Hotel）的咖啡屋会面，我问拉约什，他们真的相信这类指控吗？他已八十几岁，依然英俊。“他们必须相信自己，不然如何自圆其说？”他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告诉秘密警察他与我母亲的交往——这时又复述给我听：“1954年夏天，马顿和他妻子发生分歧，导致我俩的相聚时间日益增多。马顿爱上了辛普森太太，一名英国外交官的妻子。马顿太太和我则愈走愈近，最终在1954年8月坠入爱河。我们继续来往，直到她被捕。”

秘密警察命令拉约什与马顿圈子里的人士继续来往，并向秘密警察汇报会面情形。但拉约什告诉他们：“你们知道，我在这方面是相当笨拙的，我不会说谎，做不成优秀的告密者。”他说，有点莫名其妙，秘密警察就这样让他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找他。

父亲被捕之后的数星期平安流逝，母亲变得愈加自信：他们可能不会再来找她。她收起了她选作“监狱制服”的苏格兰格子呢褶裙。此时她同时担任美联社和合众社的记者，乘机频频拜访美国公使馆。为此，华盛顿方面在1955年4月27日发秘密电报给美国公使馆，“要求公使馆评估马顿太太在警察逼迫下以此牵连公使馆的可能性”。冷战时的怀疑并不局限于一方。

雷芬达尔对我母亲没有如此的担忧。他5月3日发电报给华盛顿：“马顿太太今天早上报告，她丈夫将被控阴谋罪或间谍罪，或双重罪行……看起来最糟糕的担心……可能会成真……这样的审讯可在时间上，配合在华沙的东欧集团防卫协议的圆满结束，以证明美国操纵的阴谋组织的存在，让匈牙利得以要求苏联继续驻军……”

雷芬达尔对匈牙利政府持续施加压力——有时甚至有所创新，以争取爸爸的释放，或至少告知他的消息。5月7日，他向华盛顿报告，“［与外交部副部长的］会话……自然转至马顿案件……相信美联社应直接向外交部提出询问，以继续表示对马顿的关切；建议暂持克制态度，不要在西方媒体公开渲染，以等待公使馆的新信号。”

部分解密的国务院档案显示，雷芬达尔频频发送电报，敦促华盛顿和美联社采取行动。5月初，各个主要西方新闻社报道了已拖延良久的我父亲被捕的消息：“美联社获得的消息显示，其在布达佩斯的常驻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博士，已遭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逮捕。与马顿的通讯……在2月底中断……对马顿的指控究竟是什么？几番努力，一无所获。在过去两个月中，外交部一直没有答复相询的信件和留言。四十四岁的马顿是匈牙利公民，曾在英国接受教育，拥有布达佩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头衔。他已婚，有两个小孩。通过他对1949年枢机主教敏真谛公审和其他重要时事的报道，马顿的大名已在西方媒体中声名远播。”

在6月9日的另一条秘密电报中，雷芬达尔建议，将我父亲的案件与匈牙利欲举办196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愿望挂起钩来。雷芬达尔提议，国务院在即将到来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提及爸爸的被捕：“就匈牙利有意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言，一份广泛发行的匈牙利体育报在5月17日刊登文章，列举［布达佩斯］作为运动会场地的各项优点，并（可能在无意中）引述马顿以前的相关言论……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热爱运动的小国认为，只有选择布达佩斯才符合体育的高尚品质。但‘这个热爱体育的小国’的当局却抓了马顿，迄今不宣布理由或马顿的下落。建议你将这一事件作为背景资料告诉布伦戴奇。”

父母喜欢报道体育新闻——得以从抑郁的政治新闻抽身而出。照片中，他们与美联社维也纳站的负责人理查德·欧里根，一起报道1953年人民体育场一次运动会的开幕式。

雷芬达尔与匈牙利外交部在5月20日通上电话，之后他写信给华盛顿：“得到强烈的印象：美联社的刺探很有效。匈牙利外交部担心此事引起的名声纠缠，试图借用公使馆的影响来抑制‘狗吠’。相信美联社应继续对外交部的刺探。”

春天里，我们组成紧密的三人小团队。妈妈不再忙于社交，但有一次著名的例外——她在英国使馆的女王生日聚会上大放光彩，她津津乐道了好几年，成了她的珍贵轶事之一。母亲身穿剪裁得体的灰色丝绸洋装，戴一顶阔边礼帽，看起来极有魅力，以致我遐想伊丽莎白女王肯定也在现场。之后，她以详情犒赏我们，她的绿眼睛炯炯有神：“我故意晚到，大使馆花园的盘旋大理石楼梯最适合一次壮观的入场。大使［乔治·拉布谢尔（George Labouchère）］登上楼梯来欢迎我，我们一起缓步走下白色大理石台阶。他吻我的手，然后把我交给雷芬达尔。随后，我俩走向聚集在草地上的外交官和匈牙利官员。经过盖罗［埃尔诺］（Ernő Gerő）［拉科西的第二把手］和希克·安德烈［外交部副部长］时，雷芬达尔故作调皮地对他们说：‘你们将来一定要跟我去美国钓鱼，我希望马顿夫妇能够作陪。’”

那个月的晚些时候，妈妈受邀去雷芬达尔的居所参加晚宴，我们整栋楼的孩子们都聚在一起，围观他派来接我母亲的巨大、锃亮的黑轿车。她之后说，秘密警察盯梢的汽车为跟上这辆飞快的轿车而开得非常辛苦，她看了真是开心。雷芬达尔亲自护送我母亲回家。母亲回忆：“司机开门时，雷芬达尔走出轿车，很炫耀地吻我的手。我向雷芬达尔低语：‘希望我的影子能看见你。’”

她第二天告诉我们，她这样做是为了爸爸。她在阅读我们的心思：父亲不知在何处凋萎，她怎么可以打扮光鲜，在外招摇？但她的光彩是短暂的，大约一星期后，秘密警察就逮捕了父亲的前秘书豪洛希·梅琳达。她是我们的朋友，数年前被招募为“告密者”。母亲的好兴致顿时消散，像泄了气的球。

5月3日，“夫人”报告，她偷听到我妈妈从电话里得到的消息，“她丈夫被指控有严重政治罪行，并将获得很严厉的判决。她好像很受震撼，叫电话那头的人赶快过来……之后她又说，内政部告诉她的都是谎言。获得上述消息后，她变得更易激动，更惶恐不安，远远超过她丈夫被捕时”。

母亲在为监禁做准备，如何做呢？我想，好比得了绝症，你只想为心爱的人做出妥善的安排。

6月初，母亲带我们姐妹坐黄色电车去终点站，一个名叫艾迪利格特（Adyliget）的郊区。那里有个夏令营，母亲要我们看看，并希望我们能喜欢。但我讨厌它。我已习惯于与父母一起去巴拉顿湖度暑假，在我眼中，它只是一个寄宿营地，没有丝毫吸引力。陌生的孩子在尘土飞扬的操场闲混，隔着网把球扔来扔去。我把母亲的手握得更紧，尴尬地笑笑。我知道她比我更不满意，所以我没哭。

在“计划中的行动”一栏，秘密警察要求“对马顿太太采取更严密的安全措施，还要求［‘夫人’］一旦看到任何疑点，马上通知我们”。

那个星期的晚些时候，“夫人”通知秘密警察，我母亲接到邮政局的电话，询问发生故障的电话机。母亲回答：“电话没有问题。”但邮政局坚持说有，并派修理工前来。“夫人”的报告继续：“隔天，电话已从墙上拆下，我问马顿太太为什么。”我母亲回答：“那电话不能再用了。”在同一份的报告中，“夫人”还提到，她“问马顿的小孩，电话怎么了。小孩回答，母亲告诉她们，这电话不仅可以用来讲话，还可用来监听。小孩还说，从今以后，朋友们关照母亲得低声讲话。”

那份报告的页下注明：“注意：马顿家的监听电话设备不再有效。”

6月3日，内政部一份秘密备忘录写道：“我们的线人［‘安德拉希’和‘夫人’］汇报，马顿太太显得格外紧张。她告诉我们的人［‘夫人’］，她将拜访豪洛希·贝拉，如果没人开车送她回家，她将在那里过夜。我们的人被告知，不要打电话去豪洛希处找她。我们的人相信，她真实的计划不是去拜访豪洛希，而是去看她的朋友［拉约什］，为逃跑预做准备。”

读到这里，我真惊讶于秘密警察的妄想症。国家本身就像一座大监狱，围以布雷区和带刺的铁丝网，而其中的一个居民，受到秘密警察的密切跟踪，她的电话被窃听，她的亲朋好友都在告密，她能插翅飞走吗？

6月9日对母亲的监视报告披露，她仍在“安德拉希”面前保持她危险的虚张声势。“安德拉希”汇报，她仍计划与美国公使馆保持联系，“如果丈夫获释，他们将一起这样做”。根据秘密警察的记录，他们有证据显示，“她持续拜访公使馆，参与每周的记者招待会……我们还知道，她计划在暑假送小孩去夏令营，很快辞退保姆［‘夫人’］，这样她就完全自由了”。

6月10日题为“关于安德烈·马顿太太”的备忘录以此结尾：“安德烈·马顿一案，我们现掌握的资料还相当单薄。为帮助我们巩固他的证据，充实他的［间谍］招供，我们请求立即逮捕他的妻子——安德烈·马顿太太，四十三岁，合众社通讯记者，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1] 叶慈（William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神秘主义者，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创建者之一。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处引用的“心灵日益残忍”，出自叶慈的诗“The Stare's Nest by My Window”，原句为“We had fed the heart on fantasies, ／ The heart's grown brutal from the fare...”。——译注

第十章 可怕的夏天

我和姐姐都不知道，父母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新闻，除了在匈牙利。

内政部调查局在1955年6月20日起草“首次审讯安德烈·马顿太太的计划”。其时，我们仍有个家，只是缩简至三人。

备忘录解释，“我们的目标”是——

证明她和她丈夫刺探情报，以此来证明美国公使馆反对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

在马顿夫妇的案件中，我们有具体证据：预算和马顿的信件［给雷芬达尔和我母亲的］……此案在时间上比较敏感，可以预料美国的干预。所以很有必要首次见面就开门见山，直接讨论马顿太太的间谍活动。

我们在首次见面时将讨论三个问题：

1.她的简历、朋友、家人，着重于她过去的舒适生活、她与地主的婚姻以及她在英国留学的一年。

2.她与美国人的联系和她的间谍活动：

· 她自1945年起认识的人，与他们保持何种联系。

· 我们将观察她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反应。

3.证明她的反民主倾向。

我们将在此时提及她和她丈夫嘲讽式的报道，以及她的崇洋媚外。

我们将以礼貌的语调让她明白，她丈夫已在调查中与我们合作，以及我们相信她也是活跃的间谍。

签署人

少校盖罗·塔马斯（Tamas Gero）

三天后的6月23日傍晚，我家门铃响了。那天正巧是我期待已久的游戏日，邻居大女儿卡尔马尔·苏兹终于来访，我沉浸在欢乐中，想等母亲去开门。我俩正在剪裁母亲的一件旧长裙——印有绿色圆点花纹的丝绸质料——来缝制玩偶的小衣服。苏兹选择那个下午来看我，并非巧合。之后我们弄清，她在逮捕我母亲这件事中扮演了小小的角色：使我无暇顾及，好让逮捕进行得平稳。有这个严肃的大女孩陪伴，我感到兴奋，不愿起身开门。门铃又一次响起，我只好起来。三名身穿工作服的男人俯视着我，其中之一谎称：“我们来检查电表，你母亲打的电话，请叫她出来。”我隐约感到他们不像是他们自称的那种人，即使在小孩的眼里，他们穿的工作服也未免太干净了。但我急着回到苏兹身边。我现在遥想，那些秘密警察欺骗小孩时，自己有何感受？他们感到过任何不妥吗？他们自己有没有女儿？

我大声叫：“妈妈！”她应声从她房间开门出来，我已匆匆赶回自己的房间去找苏兹了。过了好一阵子，公寓变得异常安静，我从房间探出头，叫喊：“妈妈！妈妈！”没人回答，整个公寓空空荡荡的。在这之前，我从未一个人单独待过。这公寓仅仅几个月前还住有一家三代，祖父母、父母和我们姐妹。我以前从没注意到，阴暗中的门厅地板竟会吱嘎作响。我搜寻一个又一个空房间，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心脏的怦怦剧跳。母亲不见了！怎么离开家时都没有告诉我？都没有吻我？

我边哭边叫“妈妈”，奔下通向大街的三段楼梯。姐姐正坐在人行道沿上哭泣，脚踏车扔在一旁。她看见穿工作服的男人抓住母亲的上臂，将母亲塞进奔驰汽车，没等她跳下脚踏车，就疾驶而去。就这样，我俩坐在一起哭泣。有生以来第一次，没人来安慰我们。后来发生的，我就没有记忆了。

1950年代初，母亲（左）、玛格达阿姨、朱莉和我在巴拉顿湖畔。

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仍对母亲的被捕感到深深的内疚。抓她的人来时，我叫她叫得太漫不经心。本该大呼小叫时，我反而慌忙回到了苏兹的身边。我本能地知道，那些毫无表情的男人讨厌孩子的大呼小叫。

那天在朱莉和我身上发生的事，我们邻居堂·唐斯比我记得更清楚。他在五十年后回忆，他的雪佛兰汽车驶上乔鲍街，看见我们姐妹坐在路沿。他记得：“你们在哭泣，没人照看。我的第一反应是把你们放进车中，将你们送到公使馆，但你们一动也不动。我不会讲匈牙利语，你们也不会讲英语。”我一定处于巨大的震惊之中，因为直至今日，只要一想起那个初夏的下午，我就会有生理上的强烈反应。

母亲被捕时未露面的“夫人”终于出现了——无疑在遵照指示，她打电话给母亲的妹妹玛格达阿姨。档案显示，秘密警察中尉彼得罗维奇·久洛（Gyula Petrovics）“将马顿的两个小孩交给普勒斯·拉斯洛（Laszlo Pless）太太［玛格达］，我们还转交了马顿太太留下的二千二百福林。普勒斯太太会在白天照料小孩，加布丽埃勒·吉耶梅［‘夫人’］在晚上看护”。中尉彼得罗维奇在档案中保存了关于小孩和钱的收据，还罗列了从我家抄走的二十五样东西。我想，这些是他的同志们在逮捕我父亲时所遗漏的。对第二次抄家，我没有一丁点记忆。

让玛格达阿姨照顾我们，这想法既有趣又令人担忧，就看你从哪种角度来作判断了。她美丽、轻佻，蓝眼睛大得像茶碟，但不适合做任何人的母亲或看护人，除非是在滑稽戏中。她自己也没兴趣，只是实在没有其他人可以托付。（那一年，我常常希望祖父母没去澳大利亚。那样的话，我们姐妹的生活将会有多大的不同！）

第二天，玛格达连哄带骗，让一辆漂亮的秘密警察汽车（我想是奔驰车）把我们带去玫瑰山别墅，希望能找到收容所。（以我阿姨的幽默和性感，只要涉及男人，任何麻烦都能迎刃而解。）母亲的朋友黑勒夫妇就住在这里，黑勒·伊洛卡曾答应我母亲，“如果……”，他们将把我们接去。无疑是秘密警察的汽车，再加上护送我们的制服警察，令平日活泼的伊洛卡一下子面如纸色。迄今我还记得，她以惶恐不安的圆眼审视眼前的一切。我还从未见过一张脸，比她当时的脸，显露出更多的恐惧。她结结巴巴地说：“告诉我地址，我好送东西给她们。”她还提议：“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把她们的脏衣服送来。”然后，她发出“嘶嘶”暗示声，压低嗓门告诉玛格达：“以后再也不要乘那种车来。”我们最终被寄养在一户陌生人家，黑勒·伊洛卡确实承担了我们的食宿开销。但我不记得她曾来看过我们。母亲获释后所做的要事之一，就是还清了我们欠她老朋友的每一分钱。

很多年后，我在费城一家书店签售我的新书。一本书塞到我的眼前，“我是曾照看你的人的侄子”，一个穿着考究的男人说。我抬头查看。“伊洛卡和黑勒·拉斯洛。”我微笑着点点头，签了书，没作任何评论。我在更好地理解恐惧的本质上，已作了太多研究。对那些屈服于恐惧的人，我不抱任何恶意。

6月24日，唐斯给华盛顿发去标为“机密”的如下电报：“相信马顿太太已在昨晚被捕。她的公寓就在我的住房旁边，处在同一层，其百叶窗一直关闭，直到今天早晨10点。看到携带打字机的两男一女，似在清点屋内的全部财产，在下午2点离去。看到马顿太太的妹妹和女孩们。马顿太太曾作出安排，万一遇上不测，让妹妹来接管孩子。没有看到马顿太太。”

随着母亲的被捕，美国公使馆对华盛顿和匈牙利政府的语调更为强硬。6月25日，唐斯又发去电报：“确认马顿太太于6月23日下午6时被捕，有消息显示，她将在她丈夫的审讯中作为证人出现。有报告指出，该审讯将在今后两天内进行。她是否被指控，尚不确定，但今天的公报强烈显示，她将被指控。今天的发展似乎彻底否定了下述理论：我们的圆滑，或避免触怒当局，会对此事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很明显，最近那些反对公使馆的恐怖策略和行为，不管是出于国内还是国际的考虑，越来越与过去数月的国际发展不相一致……我们现在应该全力以赴，开展舆论攻势……对匈牙利自认为够格成为联合国成员一事，发起进攻。”

第二天上午，匈牙利国家新闻社对我父母的案件发表公告：“内政部的国防机构逮捕了美国间谍和颠覆分子……他们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招募和训练，从事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所谓的自由欧洲电台，就是帝国主义的宣传和间谍组织。”

西方媒体现在获得一大新闻：夫妻档“间谍小组”的生动戏剧，加上他们遗留下的两名幼儿。美国国务院尝试控制新闻，但并不总能奏效。1955年6月29日，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发电报给国务卿：“维也纳路透社引述可靠的布达佩斯消息，报道了马顿太太的被捕。路透社被［大使馆］要求暂不公布，但已经太晚。此外，《纽约时报》也已报道此事……及时的策略可能是，协调所有西方通讯社的报道，以取得针对匈牙利政府的最大效应。”

7月9日，美联社发布下列通讯，世界各地的报纸作了转载：“匈牙利政府今天确认有关报道，美国新闻社的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及其妻子已被捕，指控的罪名是替美国情报机构刺探情报。马顿自1947年起便是美联社的布达佩斯通讯记者，马顿太太是合众社的通讯记者，开始的时间差不多，他们都是匈牙利公民。公告说，布达佩斯美国公使馆的另外两名匈牙利员工，也以同样罪名被捕。四十四岁的马顿显然是在2月被捕的。自那时起，美联社就无法与其联系，不管是电话还是电报。6月18日，维也纳最后一次电话给身在布达佩斯的马顿太太。”

我们姐妹虽然对父母受到的严重指控茫然不知，但我们自己业已陷入痛苦的深渊。无奇不有，送我们去夏令营的，竟是帮助“揭露”我父母为“颠覆分子”的告密者。我记得，阿蒂拉（“安德拉希”的真实名字）脸色有光泽，长年晒成棕褐色，穿着浮华。我曾听到父母对他的轻视，我对他的热心帮忙感到迷惑不解。母亲的监狱回忆录做出了解释：“一般认为他［阿通尼·阿蒂拉］是警方告密者，但我既不确定，也不在乎。［我丈夫］被捕后，我家的汽车被没收。这位有车的年轻人愿意像‘友好同事’一样，开车送我去任何地方。大家感到困惑，但我接受他的帮助。有人问我：‘难道你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汇报你的每一个举动？’‘我当然知道，有车坐，为什么还要去搭计程车或走远路，他能汇报什么呢？汇报我在采访国会开会？汇报我在采访世界篮球锦标赛？悉听尊便，我只想简便地抵达我的目的地。’”

父母再一次低估“证据”碎片在构建“叛国罪”的马赛克拼图中发挥的作用。母亲自己视为无罪的俏皮话，在政府眼中，却是她反“人民”的敌意。这都是“安德拉希”的功劳。

艾迪利格特夏令营，这时看起来比我们数星期前访问时更为荒凉。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裸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以为每一个人——夏令营的伙伴和管理人员——都知道我们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在那里近两个月，我没交到一个朋友，既不开心，也没心情参与游戏。没有父母，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谁。没人向我作出保证，开学后的处境会变好，或是永远不变。我老是哭，肯定成了姐姐的累赘。我记得，我们“寄宿者”坐在长长的野餐木桌旁吃黑面包，抹有酸奶油和红辣椒，很好吃。我还记得一次午餐，夏令营管理员在我耳边大声拍她肥胖的手掌，想让我从幻想中醒过来。结果，我号啕大哭，她却哈哈大笑。我现在想知道，为何成人会如此对待精神受创的幼儿？难道他们的心灵已变得如此粗鄙，以至受苦受难的幼儿都成了取笑对象？但在当时，我只认为自己脱节，表现落后，不能像别人一般自得其乐，包括我姐姐。

对那个夏天，我还存有另一桩记忆：我与两个或三个小女孩，在营地附近散步。那是个星期天，没有规定的活动。一群身穿工装的男人——劳工或矿工——突然出现，并大叫：“包围她们，从两面包抄！”夏令营伙伴们和我立刻四散奔逃。我沿陡坡往下跑，快得几乎脚不沾地，心仿佛要从胸膛里蹦出。前面是一间小茅舍，房门敞开。我飞快奔入，一位妇人坐在凹陷的沙发床上，缓缓将长筒袜穿上她静脉凸显的瘦腿。我没讲一句话，一下钻进她的沙发床下。几分钟后，一些男人从门外探进脑袋。“看见一个山上下来的小孩没有？”那妇人摇摇头，继续穿她的长筒袜。我的心仍在狂跳，等到没有声响，才慢慢爬出。我感谢她，她点点头，好像这很正常。几分钟后，我开始走回夏令营。我承认，这个记忆像是从神话故事或超现实主义电影中顺手拈来的。但我姐姐也在其中，也被追逐，自陡坡跑下去后，找到自己的藏匿之处。如果没有她的确认，我真会将之归为孤独小儿的胡思乱想。我仍不清楚，那老妇人是从谁手里救下我，令我免受了何种苦难。但肯定是不好的东西——这更加深了我的裸露感和无助感。

母亲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她的被捕：“我坐在中间，两名押送者仍紧抓我的手臂。五分钟后，我们到达秘密警察的大城堡。”（在父母被关押的全过程中，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都在多瑙河的同一侧。他们一下子销声匿迹，好像被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

妈妈写道：“我被押出汽车，走下一段楼梯，来到监狱地下室一间破旧办公室。立时，我震惊于可怕的沉默。几名制服卫兵，或在庭院闲荡，或持冲锋枪守在瞭望塔的探照灯旁。除此以外，整个建筑物像是被彻底遗弃的。两名制服狱卒看管我，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只留一块手帕。他们拿走我的手表和结婚戒指，令人惊讶的是还没收了我的胸罩。我之后发现，它被认为是潜在的自杀工具。”

秘密警察少校盖罗·塔马斯以微笑欢迎母亲：“你好啊，马顿太太。”（盖罗是母亲的监狱回忆中时常出现的名字。我的研究发现，即使在残忍的秘密警察中，盖罗仍属赫赫有名，他制服囚犯的记录几近完美。）他打手势叫她在唯一的硬木椅子上坐下，其他椅子都有软面包饰。母亲回忆盖罗的嘲弄：“你终于来了，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但我必须承认，很失望。是的，我们在期待一位漂亮女人，现在看起来，名不符实啊。”母亲反诘：“如果多给一天，我就不会对我的美发师爽约，就会漂亮得多。”这是戏谑的终止。她被要求签署逮捕证（签发日比实际上的逮捕早了整整一个月），才看清罪名是为美国刺探情报。她情不自禁：“这真可笑！”少校命令：“签。”她回答：“不行，这不是事实。”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时候，一名被称为‘上校同志’的健壮男人，自桌子后朝我摇晃手指，吆喝我一定要签字，不然就要承担后果。他咆哮着：‘你是一名间谍。不然，为什么多年来每星期拜访美国公使馆？’母亲回答：‘那是我的工作，每周参加记者招待会。’”接下来，她犯了第一个错。

“假设我不为美国新闻社工作，而是《真理报》记者，必须出席苏联大使馆的记者招待会，那我算不算俄国间谍呢？”她顺势推论。

她记得：“我好像在这愤怒的男人脚下点了一支爆竹。他勃然大怒，叱呵道：‘你敢如此嚣张！竟将你不可告人的行为与一名诚实的同志相比？他们为爱好和平的国家服务，这些同志是我们国家的英雄。不要像大街上的娼妓一样对我们撒谎！’”

上校走近我母亲，呼吸急促且沉重，警告她：“如果不签，你就要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们才不在乎。”他耸耸肩继续说：“我们有很多时间。记住：现在签名只对你有利。”说完就冲出审讯室。只剩下“好警察”盖罗，以这个恐怖国家中最黑暗、最偏执的角落的观念，给颤抖中的母亲上了一堂这个世界运行的基本法则课。“盖罗拿出一张纸，划上两条线，解释说世界已分为两大阵营，中间（他手指两条线当中的空白处）是个战场，一个人要么站在这条线上，要么站在那条线上。少校盖罗说：‘没有人，可以在中间骑墙。不在这条线上参加战斗的就是敌人，即使是中立者，也必须被消灭。’我们已站在西方一边，我们的衣服、生活方式、朋友、工作都是西式的。我们每周拜访美国公使馆，向敌人提供帮助和友谊。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名间谍，我竟能视而不见！”

母亲抗议：“如果真是间谍，我们会大摇大摆去公使馆，在其大门口停车吗？”少校同意“‘那是个很聪明的计策。所以很久以来，我们的情报员都误信，既然马顿夫妇与敌人公开交往，肯定无需隐瞒。’他们现在意识到，这只证明我们的狡猾。无论如何，我们在事实上已与西方站在一起，所以就是敌人”。人民公敌。

与父亲相比，母亲是迥然不同的囚徒。她告诉她的牢房难友——一名作为“铁托分子”而被判终身监禁的南斯拉夫女子，她会把一切告诉少校盖罗·塔马斯，因为“他们已洞悉一切，我无须隐瞒任何东西”。她还说，她不怕牵涉美国外交官，因为他们最糟的惩罚不过是驱逐出境，但她不会连累任何匈牙利人。秘密警察档案中，她数百页的审讯记录和口供，还有牢房难友／告密者的汇报，都证明她确实没有拖累他人。与父亲相比，她又拥有明显优势：她了解局势的新发展，而父亲已在苛政下当了四个多月的囚犯。她在回忆录里写道：“自由世界的强大朋友在为我们的释放努力。我对他们的最终胜利，抱有百分之一百的信心。”

她的任务是如何将这一信息传递给羁押在同一城堡的丈夫。虽然，这一信心令她充满希望，但冷战期间的匈牙利监狱实在不适合一名受惯娇宠、任性自为的女子——也可以说不适合任何人。佛街监狱的唯一目的——就像苏联帝国庞大的古拉格系统中的每一座监狱——就是要制服囚犯，所以他们就在我母亲身上试刀。

很难想象，母亲何以能适应监狱的日常作息？在家里，没人敢打破她早晨喝咖啡、看报纸、保持宁静的规矩。她如此描述：“每天清晨5点，监狱卫兵挨个敲门，喊‘起来！’，这是起床号；然后狱卒一间一间地打开牢门，让囚徒冲过走廊，去厕所取盛水的锡脸盆；等她们回来后，再把牢门锁上，打开下一间，以保证走廊上永远只有一间牢房的囚徒。”

她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母亲好像对她深信不疑）汇报：“她头几天精神崩溃了，看起来很受惊吓，甚至不愿回答我的询问。她说：‘我不想违反这里的任何规则。’她经常念及孩子而哭泣，但第三次审讯回来后，情绪变好了……我问她遭啥指控，她回答说：‘刺探情报。在技术上讲，他们的指控没错。我只是自己不懂：我告诉外国外交官的一切都算是情报，哪怕是报刊上公开的。我现在从他们［秘密警察］的角度看，承认自己有罪。我在尽力与他们合作，以求他们放我回到孩子身边。’”

少校盖罗熟练运用着对付我母亲的最残酷武器，她无法忍受长期得不到我们姐妹的讯息。7月7日，她“招认”为美国人刺探情报。她在同一天告诉牢房难友：“我必须这样做，为了救我的孩子。如果她们不能有父亲，至少应有母亲。”母亲左右摇摆，一方面极想救她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深怀愤恨，将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怪罪于他。她告诉牢房难友：“我丈夫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父亲，盲目为美国人服务，把我也拖下水。但我不会忘记，我首先是一个母亲。”

她作了招认，相信自己很快将获释。“过去两天，她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变得欢快机智，还宣称只能以幽默来应付如此严酷的考验。她说，她对日内瓦四国高峰会议充满信心，匈牙利将进入联合国，这将会让她和她丈夫获释。”

说到底，她是一名幸存者。母亲努力适应监狱生活，甚至调整监狱规则以适应自己的需求。她情绪好时，将狭窄的牢房变成健身房。她回忆道：“我最满意的成绩就是说服她［曾是修女的牢房难友］，保养身体就像保养灵魂一样重要。我每天早上教她做体操，牢房太小，不够两人同时锻炼，我就先做示范，然后爬上木板床，鼓励她模仿。”我珍爱母亲坐牢时仍坚持锻炼的形象。

秘密警察原答应她与孩子重聚，却在8月29日向内政部提出要求（秘密警察实际上只对拉科西负责）并获得批准，将她“无限期拘留，以待调查结果”。她感觉上了当，不再有合作的心情。母亲的牢房难友8月30日报告：“她近来情绪剧变，说她感到自己日益认同丈夫的想法。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希望他们不放弃［马顿夫妇］。她说，只希望离开这个没有生活、没有自由的国家，他们扼杀了美、艺术、文学和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新闻自由？这就是他们美其名曰的新闻自由！如有人鼓足勇气照实写，监狱就是他的归宿。她试图劝服我，西方民主国家不一样，那里有基本人权。她甚至不再说，从他们的角度看，自己有罪。今天马顿太太又说，在世界上有文明社会的地方……这些都不是罪，与外国人接触是很正常的，只有在铁幕之后，才会被定为犯罪。”

秘密警察以他们愚蠢的暴虐，将一名合作的囚犯转化成一名愤怒、挑衅的囚犯，现在的困境是如何处置马顿夫妇。到7月底，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日内瓦高峰会议被认作一项成功。于是，莫斯科不想看到在布达佩斯上演一场涉及美国公使馆的做秀公审。“大狱”——匈牙利人以此代称自己的国家——的边界之外，斯大林的“最佳匈牙利学生”的前景变得模糊不清。如果拉科西认为，他可返回他的导师运转恐怖国家的老套路，克里姆林宫可没有如此的计划。对莫斯科领导集团来说，那是个不确定的时期，斯大林的各式继承人都在争权夺利。发送给卫星国的信号也混乱不清，但在外表下面，地壳大移动正在发生——以尼基塔·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第二十次全苏党代会上的“秘密演讲”而告结束，正式开始埋葬斯大林主义。但身处最严密城堡中的两名囚犯，对此又能知晓多少呢？

“安德拉希”的主要目标，即我父母，已经入狱，但他仍孜孜不倦。7月4日，他向秘密警察汇报发生在捷巴德咖啡屋关于马顿夫妇的讨论。我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群人聚集在这古老遗迹的虚幻式的避难所，拱形天花板上仍饰有壁画；女士们穿戴着战前高雅服饰的残余，戴着小帽，没有新外套，只好在旧衣上搬移纽扣以适应增胖的体型；穿着考究的告密者微微倾斜，一边将搅打奶油注入浓缩咖啡，一边尽力记住每一声叹息、讽刺和评论，以便之后抄录。“安德拉希”汇报，玛格达阿姨和科考什太太（我们的玩伴彼得和巴林特的母亲），抱怨当局出空我们公寓的全部财产。我们的邻居“大胆”质问前来搬运家产的秘密警察：孩子们会受什么牵连？她们以后靠什么活？谁来抚养她们？应不应该留下几样贵重物品，以资助孩子的生活？“安德拉希”汇报，捷巴德咖啡屋中的每个人都点头同意。这群人还赞同，政府正在把马顿夫妇变成罗森堡夫妇[1]［朱利叶斯和艾瑟尔］，马顿的孩子将变成孤儿，也像罗森堡的孩子一样。玛格达接着说，孩子们收到母亲来信，叫她们保持镇静，还说已见到她们的父亲［不是真的］，很快就会回家。捷巴德咖啡屋中，似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遭到黑勒夫妇的拒绝，暂居艾迪利格特夏令营。但谁也不知道，夏天结束时该怎么办。

在遥远的华盛顿特区，我们姐妹的夏日悲情故事抵达国务卿办公室。布达佩斯代办斯宾塞·巴恩斯，7月22日发出题为“新闻记者马顿夫妇的被捕”的秘密电报，通知国务卿：“［马顿的］孩子们在马顿太太被捕后，立即被送去离布达佩斯不远的夏令营；返回后，将由马顿太太的妹妹接管，其丈夫是布达佩斯杰出的歌剧指挥。公使馆从马顿太太早先的谈话中得知，她已为万一的不幸（现已成真）作了安排。马顿夫妇的其他挚友（财务情况好过她妹妹的）已做好准备，在必要时接管和收养这两个孩子。”

那年夏天，克雷奇默·阿帕德（Arpad Kretschmer）少校接管我父亲的案件，确认了其他人早已注意到的——“马顿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的家庭。只要对家人有利，他几乎愿做任何事。”该文件的日期是1955年7月14日，它的最后一行像是给我周身抹上了止痛香膏：“审讯期间，安德烈·马顿没有揭发一名匈牙利公民。”至此，我对“潘多拉魔盒”的最大恐惧才烟消云散，可以大踏步向前了。

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我读的是父母内心最痛苦的披露，但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用词造句——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如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被告”、“疑犯”或“告密者”，其人性、情感全被洗涤得一干二净。备忘录、备忘录总结、行动建议中频频出现的最辛酸时刻，均剔除了与生命有关的意义、情节和瓜葛。令恐怖国家的轮子得以运转的小齿轮，就是秘密警察成千上万忠诚的官员和告密者。为了因应工作，他们永不使用反映真相的真实词句：他们逮捕的是一名匈牙利爱国者，同时又是一个丈夫兼父亲；他们关押的是一个妻子兼母亲，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幼儿。在这样制度下生活的男人，什么是为妻子和小孩作出的最慷慨、最无私的举措？那就是让她们摆脱自己的牵连，乞求妻子跟自己离婚，敦促小孩把自己忘却。除此以外，他无能为力。这就是20世纪在人类身上所作的大胆试验的最终结局。

[1] 罗森堡夫妇（Julius Rosenberg，1918——1953年；Ethel Rosenberg，1915——1953年），冷战期间美国的共产党人，因受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提供有关原子弹的信息，而被处以死刑；留下两个儿子罗伯特与迈克，分别为十岁和六岁。——译注

第十一章 父亲的屈服

我细读和翻译了数百页监视和审讯记录，揭露了秘密警察对我父母的无比残忍。

父亲陷于绝望。他递上的大胆建议，进一步激怒当局，导致更严酷的迫害。他想告诫母亲和争取“美国人”帮助的尝试，统统归于失败——反向秘密警察提供了更多叛国的“证据”。到4月，他已束手无策。他知道，他鲁莽的两封信已使妻小陷入更深的困境。他在忍受又一次审讯后，告诉他的新难友／告密者本克·莱奥（Leo Benko）博士，“他们指控我犯了叛国和间谍罪”。“……除了六调羹汤［如此精确，这名告密者显然是行家里手］，他都不碰他的午餐……每天在庭院散步时，从不看天，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卫兵训斥他的蹒跚缓行，他解释是因为他曾断过腿，而且他已筋疲力尽。”（父亲的腿确曾骨折。1946年，苏联运输卡车碾过他的摩托车，他的左腿被压得不成样子，如果没有他的顽固坚持，早被锯掉了。自那以后，他左腿偏短，只是从不提及而已。显而易见，阴冷潮湿的牢房，加上赤脚穿皮鞋，使他持续生痛。）

牢房难友汇报：“他长时间沉默，只会中断于自己的感叹，‘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不可能发生，整件事就像一个梦魇，我会醒过来的’。”

现在，父亲陷入深深的自责。本克博士在1955年5月3日汇报：“他经常责怪自己，竟会如此糊涂和盲目，对厄运没有一丝一毫的预见。他早该从同事的被捕中汲取教训；他早该明白，没有一名西方记者留驻人民民主国家，就是因为恐惧。”

“他弄不懂，为什么是现在。他当外国记者十年一直没有意外，现在却被控在刺探情报。他声称，当局‘胁迫’他把妻子牵连进来，如不愿照做，他们就要逮捕她。”由此，父亲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牵连你的妻子，不然我们就要逮捕她，这可算是最最残忍的选择。（我想知道，秘密警察是否像好莱坞制片人一样，围坐在长桌旁，构思各式险恶的场景，讨论各种情节的铺展，以达成共识？）他似乎在撩惹秘密警察去逮捕自己的妻子，对父亲来说，这是最无法忍受的。他上当而写的信，原意是想救她，告诫她在监狱里“一天也不能存活”。现在看起来，他将使秘密警察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他报道过足够多的间谍审讯，知道自己的结局，不是很长的徒刑，就是死刑。身为一名屈服的囚徒，即使最终刑满释放，也无力供养妻子或小孩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他在乎的一切已遭剥夺，素来骄傲的他在苦苦思索这样的生命的价值。时至今日，他已无计可施，只剩下最后的武器来对抗囚禁他的人，来免除自己的苦难。他开始计划和尝试自己的死亡。

他之后写道：“那天晚上，在鲍比奇［上尉］手里挨过特别漫长且深受刺激的一天后，我踉跄着回到牢房。天气很冷，我将满是冷汗的手伸进口袋，发现有东西刺我的手，结果是一根小针。它如何进入我的口袋，为何我以前不知，我都无法解释。那天晚上，我睡在木板床上，试图挑破左腕的血管。但力不从心，那针太小，手指无法捏得牢固。我一再尝试，一边察看牢门上的犹大孔，以防在走廊巡视的狱卒。我折腾了足足一个小时，最终不得不放弃。”

但他并没有放弃自杀的念头。当局的监狱分发镇静剂给囚犯是很慷慨的，每天的咖啡都掺有镇静剂。这时父亲向狱医要求安眠药。“狱医开了每天两片色维纳尔（Sevenal），一种中等强度的镇静药。每天早上，医护室的助手沿走廊发药，他的脖子上悬挂着一只大盘，摆满狱医配的各式药品，另有一份谁该领药的清单……囚犯必须当面把药吞下，然后张大嘴，摊开手，以证明药已进肚。我没有真的照做……我用左手拿起两片药，假装立即扔进嘴巴，右手抓起水杯，喝水时，左手迅速将手心的药塞进外套口袋——立即摊开左手，张大嘴巴，接受规定的检查。我在外套口袋里撕了个小洞，把药片储存在内衬里。尽管以前没吃过镇静药，但我想，大约一百片就够了，那意味着五十天的欺骗。”

由此，父亲保留一丝对自己命运的掌控。父亲甚至愿意考虑无法亲眼目睹自己留下的两个小女孩，长成少女、成人、母亲和专业人士——他将错过我们生命的每一步——这揭示，他的绝望远超过我的想象。后来，他从不谈及此事。

第二天，秘密警察取得进一步的证据，他们施与我父亲的侮辱已达预定目标，他已不再是他们在2月的雪夜拘捕的那个自豪甚至有些傲慢的人。1955年5月14日上午9点45分至下午1点45分，鲍比奇上尉逼迫我父亲讲述自己的履历。父亲很少回顾往事，即使有，也只喜欢回忆人生中的勇敢时刻。如今身陷囹圄，他以最悲观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经历。这痛苦的四小时，留下十五页记录，读来真是令人悲痛欲绝，使我第一次弄懂那些曾令我困惑的东西。我是个美国人，有着美国式的乐观，甚至美国式的天真。我总是相信，对待历史的健康态度是记住它。父母则坚持，他们有权遗忘。父亲得以忍受过去的重荷，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谈不想，只回忆闪亮、辉煌的片断。这被迫吐出的十五页自述，提供了全部答案。

以朴实、不加修饰的匈牙利文，他描绘了一个年轻人，受挫于四处蔓延的憎恨病毒：遭法律学院拒绝后（尽管他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他被迫放弃初衷，改学不很称心的经济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由于日益苛刻的排犹法律，一次又一次被解雇；最终，沦落到给有钱人家的子女辅导德语和英语，以维持生活。此时，上尉鲍比奇敏锐地打断我父亲：“你在哪里学得这么好的英语？”我仿佛亲耳听到这充满讽刺和影射的问话，出自这机械工人出身的秘密警察之口：啊哈，找到端倪了——间谍从敌人那里获得的早期训练。父亲回答：“在我父母的房子里学的。自我十岁起，名叫兰格路特（Langreuter）小姐的老妇人每天下午来我家，教我德语、法语、英语，直到我毕业。”已不复存在的“高级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世界——家长们在布达山上的别墅中着意培养自己的长子学习伟大的西方语言，以便迎接光明的前途——突然撞上鲍比奇的世界。在后者眼中，学习帝国主义者的语言，本身就是潜在的罪行。

最为惊人的是父亲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经历。早先，他以平淡无奇的口吻，解释他受挫的学业和职业。现在，他以同样口吻告诉鲍比奇，他在抵抗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我都从没听说过。1944的夏季，玫瑰山豪洛希·贝拉家里的秘密会议上，父亲自愿带领隐匿在布达佩斯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参加该地区唯一的反德武装起义。他也自愿参与前往铁托南斯拉夫总部的秘密任务。这两项任务最终因危险性太大而被取消。在鲍比奇的记录里，他在此处打断我父亲，要求知道抵抗运动中其他人的名字。父亲回答，他最亲密的两名同志，一个逃去了西方，另一个早被判处徒刑。终于，他自己也“被捕，控以叛国和间谍罪”。父亲并不挑明，只是暗示这显而易见的结论：匈牙利当局，以此来酬报抵抗运动的英雄。鲍比奇咆哮道：“继续讲你的人生经历！”

于是，父亲详尽交代他和母亲在基督教朋友的帮助下，如何使用假身份证躲避纳粹和箭十字党，如何抗拒犹太人劳役的多次征集。他的邻居告发他在公寓里召开抵抗会议。秘密警察官员呵斥：“你隐藏起来，难道是因为你的左翼活动？”父亲回答：“我既不投入左翼政治，也不从事右翼政治。”这无疑增添了审讯者的困惑。在他眼里，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不是左翼就是右翼。父亲还告诉他，艾希曼／箭十字党恐怖期间的最危险时刻，基督教朋友把我父母藏在格雷舍姆宫（Gresham Palace）。无巧不成书，我第一次读到这份档案时，正躺在这座华丽宫殿的床上，舒展着四肢。这座宫殿曾经庇护遭追捕的父母，又做过保险公司的办公室，今天已改为四季酒店——欧洲最壮观的酒店之一。

根据鲍比奇的摘录，爸爸的其他“人生经历”就是两种世界发生碰撞的缩影。鲍比奇接二连三地讯问我父亲：“谁命令你做这条新闻？谁让你注意那条新闻？人家为什么向你提供那则消息？”他就是无法认识到，新闻人可以是一种独立的、好奇的人类存在，不必成为冷战两巨头的受雇附庸。铁幕后的“新闻”，其真正的新闻含量几近于零。即使天气预告，也是从匈牙利国内开始，然后向苏联的乌拉尔地区方向伸展，但不能有一片云彩飘至资本主义的奥地利或意大利。没有坏消息，没有犯罪，没人去世，所以也就无需讣告版。父亲曾告诉我，他坐在一名官员的办公室，突然看到远处升起一柱浓烟。他问官员：“哪里起了火？”她反问：“什么起火？我没见起火。”坏消息是不会发生在人民共和国的。秘密警察不认为我父母所做的只是普通的新闻工作，在他们眼里，都成了间谍活动。

于是，意志崩溃、一切都已无所谓的父亲招认他是间谍。但是，鲍比奇在5月14日的备忘录中说：“他没有牵连任何人，还辩解说，只是在拘禁中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间谍罪。”这份备忘录继续写道：“随着［他妻子的］被捕，我们将有办法撕下他俩的假面具，彻底暴露美国公使馆的间谍活动。”这些身穿制服的暴徒——鲍比奇、鲍拉日、盖罗和其他曾受过击垮人心的特殊训练的人——和那些报酬较少但动机更强的业余暴徒，相比之下，后者的行为更加骇人听闻。父亲的新牢房难友（“偷带信件者”之后的）本克·莱奥博士，就是很好的范例。他巧妙迎合我那绝望中的父亲，似乎赢得了父亲的信赖。他写道：“与马顿博士朝夕相处三个星期，我可汇报以下内容：他富有教养，见多识广，并自负于自己的知识和相貌。他的亲英几乎到达病态的地步，非常着迷于西方思想，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早被假设为戴罪之身。爸爸的牢房难友，或多或少，在以这种文字裁决他的命运。但本克还没有完：“他一再重复，这个主义一定会失败，不是由于自身的重荷，就是由于原子武器的摧毁。谈起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时，他充满了厌恶和轻视。”

“在他身上，我察觉不到丝毫的悔过。相处的初期，他显得很激动。但最近一段时间，他像是精神崩溃了，变得麻木起来，对周遭一切视如无睹。”接下来，本克直奔爸爸最薄弱的环节：“我了解他的本性。如果他仍在隐藏秘密，迫使他招供的唯一方式，就是威胁他的妻子甚至小孩。我确信，他的妻子，更甚者，他的小孩，如有大难当头，他会招出一切来拯救她们。”

现在我明白，父亲没有表达对我们的爱是因为那些感受太强烈，而不是太薄弱。多大的讽刺！他爱我们的最重要证据，竟来自一名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对父亲的审讯陷入僵局。那年夏末，好警察克雷奇默·阿帕德少校取代了坏警察鲍比奇。他过去的职业是理发师，身材单薄，红头发已显得稀薄，言行低调。残忍的鲍比奇未能使我父亲牵连他“间谍巢穴”的同伙，就由克雷奇默接手此案。此外，为了取得些许的和平和安宁，爸爸开始编造同伙，即那些已经过世的人。在后来的那些年中，父亲会说，克雷奇默救了他一命——由此欠下的人情，他将在下一年的“匈牙利革命”中投桃报李。

与他残忍的前任相比，克雷奇默在我父亲眼中显得较为“人道”，但他给予了我父亲最大的打击。父亲记得：“一天早晨，我照例阅读我前一天的证词，却发现其中一张不是自己的……签署人竟是伊洛娜。”他由此获悉，妻子也成了狱友。他的牢房难友7月7日汇报：“马顿自审讯回来，呜咽抽泣……他说，他们骗了他，曾承诺她将不会受到伤害。他计划在法庭上揭露此事，要告诉法庭他是无辜的，假供词上的签字都是被迫的。”

父亲还愿相信囚禁他的人会履行诺言，还愿信赖他的牢房难友，事与愿违时还会感到震惊和恐骇，这却是他的特征。他不能辨识他所憎恨的政权的欺骗性。这个充满谎言、欺骗、背叛、酷刑、颠覆的世界，根本不是他的世界。这样的男人，却出生在20世纪欧洲的这个角落，真是天大的厄运。

他由此开始了一段极端痛苦的时期。直到此时，尽管自己在忍受监狱中的侮辱和暴行，他一直在想象，他的家人仍生活在相对的自由中。现在，妻子遭受了同样命运，孩子们怎么办？他不知道。部分出于对答案的恐惧，部分出于自己强烈的自尊，他无法开口去问。

他的牢房难友7月18日汇报，我父亲告诉他，最严重的指控是：他建议美国派一名“黑人”外交官到布达佩斯，以戳穿当局关于“种族主义美国”的宣传。（档案提到，此项指控和预算的“偷窃”均来自秘密管道。实际上，这管道就是美国陆军准尉理查德·格拉斯佩尔，但从不提及。）

7月22日，他的牢房难友汇报，马顿变得非常激动，“他说，他要把牢门踢倒……他憎恨囚犯生活，他憎恨过去两个月与我的朝夕相处”。

绝望中，父亲继续收集镇静药，把它看作逃脱梦魇的唯一出路。

到7月底，外交部已把我父母所有新闻报道都译成匈牙利文，并向秘密警察送来如下的裁决：“以我们手中的材料看，我们的结论是那些报道中找不到资料……可被认为是非法的。但马顿夫妇所有的报道，都违反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他们没就国内的现况表述客观的意见……但没有事实证据，可确认间谍的指控。以我看，［马顿夫妇］从事这种活动是可能的。签名：萨尔·约瑟夫（Jozsef Szall），外交部。”好一个官场的面面俱到。写下这绝妙裁决的作者，肯定经历过数次中途逆转的“改革”，不愿承担风险。

8月带来了新的焦虑，听起来像是秘密警察制作的肥皂剧。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他的孩子怎么办？8月13日，父亲的牢房新难友“蒂博尔”（Tibor）汇报：“他在担心，谁会带孩子去学校注册？他们的朋友黑勒夫妇会不会兑现照看小孩的诺言？他说，尽管黑勒先生享有高级职位，可保自己免受牵连，但如果他们仍不想要人民公敌的小孩，他也不会责怪。”在牢房难友的文字中，父亲最大的担心是“他的孩子将被寄养在国家机构，最终长成当局的土耳其禁卫军[1]”。

父亲的担心不是臆造的。1955年9月8日，在“安德烈·马顿博士的孩子问题”备忘录中，克雷奇默少校写道，“解决［马顿］孩子问题，在政治上很重要……马顿应授权给律师，把基金和贵重物品转至孩子们的账户”。这是“那个法制”的又一装饰，毫无意义，因为基金和贵重物品都已流失。克雷奇默很清楚，秘密警察已抄没我们所有的财产，并冻结了我们的银行账户。他的结束语，恰恰是父亲最担心的，“孩子们应由当局安排在国家办的机构”。

祖父母移民去澳大利亚的几年前，父母、祖母和我在郊游途中。坐在父亲背后的是黑勒·拉斯洛（Laszlo Heller）。他和他妻子允诺，万一我父母入狱，他们会照看我们姐妹。真的发生了，他们又吓坏了，只好悔诺。

位于纽约的另一个官僚机构美联社，对“马顿的孩子们”的困境，并没给予更多的同情。1955年8月3日，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写信给驻维也纳主管理查德·欧里根：“我认为，就此接受为孩子做点事的建议是失策的。你也知道，此类的家属恳求很有可能做了手脚，预期的受益者反而得不到好处。这次，可能有真正的需要。但我想作进一步调查，再决定汇款的授权与否。”

另一方面，克雷奇默少校在为我父母即将到来的间谍审判作准备。在日期为1955年8月29日的备忘录中，他注意到：“法庭不能使用我们的秘密渠道得来的证据，以证明马顿向美国人提出的建议。”第二天，母亲的牢房难友汇报：“马顿太太感到迷惑，她的审讯者对美国军事参赞毫无兴趣。她声称，每次提及这个题目，他们就转移话题。”

到了夏末，还是没有孩子的消息，父亲的牢房难友在8月30日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只期待在审判时弄清为何在［替美国人做事］十年后的今天，他和妻子才被逮捕……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

[1] 土耳其禁卫军（Janissaries），原为信奉基督教的儿童，被奥斯曼人俘获后强制改奉伊斯兰教，并被迫使为苏丹效忠。他们成为奥斯曼帝国军队中的中坚。

第十二章 我们的新家庭

朋友们花钱，请素不相识的黑莱一家人（Helleis）来照看朱莉和我（前排右）。他家的一切令我更想念父母和过去的生活，但“大姐姐”（前排左）待我很好。在这张“全家福”中，姐姐和我似乎仍处于震惊之中。

玛格达阿姨、朱莉和我，乘车穿越似乎不属于布达佩斯的社区：弯曲狭窄的乡村道路只能容一辆汽车通过；两边的灌木疯长；街灯和其他都市标志越来越少。我们的计程车抵达时，天已黑，乡野一片宁静。我此前的整个人生都在布达小山的顶上度过，既可听到城市深沉的嗡嗡声，也可看清——不管有多暗淡——城市的闪烁灯火，周遭是嘈杂的邻居，以及住在不同公寓的小孩的相互叫嚷。这时我感到，自己已与熟悉的一切一刀两断。父母、祖父母、玩伴、宠物狗、我的房子和玩具，均已不复存在。

到达苏格利葛特镇（Zugliget）切尔迈伊街（Csermely Utca）时，我对自己身居何处，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只记得，好像穿越过了长长一段杂草丛生的田野，中间立有一座圣徒雕像，路的尽头是一栋大房子。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处处透着荒凉：墙灰剥落，前厅里散发出古老的烹饪油腻味。还有寒冷！父母提供的罕见环境一直庇护、宠爱着我们，从未让我们暴露于真正的贫乏和穷困。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生活——并非到此一游，我们随身带了行李箱。我们被告知，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玛格达问了很多人，终于找到这位朋友的朋友，愿意接受我们，每月收一笔费用。他们很穷，但仍属“斯文人家”。这也可以从古老的油画、零星的古董和散置在各处的残余的海伦德瓷器[1]看出来。我知道，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感情，而是相互需要。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们则手头拮据，需要现金。这户人家有母亲和父亲，即莎丽（Sari）阿姨和安德拉什（Andras）叔叔，两个女儿安德烈娅（Andrea）和玛莉亚（Maria，她将成为我特殊的朋友），还有她们的祖父母。她们已是青少年，足足比我们姐妹年长一轮。三代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勉强糊口。我们到后来才获悉，他们整个家庭曾尝试逃跑，却在奥匈边境被抓。为此，安德拉什叔叔在大学的教书工作没了。另一方面，朋友和亲戚们以为他们都走了，拉走了他们家很多用具。他们被当局押回布达佩斯，不得不过着国内的放逐生活，接受长年的监控，仅依靠爷爷的养老金和母亲的兼职工作度日。他们已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所以，愿意收容人民公敌的两个小孩。

莎丽阿姨在附近的马卡连科孤儿院工作。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地方，莎丽阿姨讲的孤儿故事又与我们的悲惨境况相似，所以那个名字长留在我的记忆中。安东·马卡连科（Anton Makarenko）是一名克格勃官员，专门设计此类机构来抚养“社会主义孤儿”——换言之，就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只是更为不幸。他们的模范是一名男孩，他向当局告发自己父母的反苏维埃行为，导致父母被捕，自己则当选为革命小英雄，也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一点不知道，父亲在他悲惨的牢狱中做噩梦，也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将生活在类似马卡连科孤儿院的地方。

那位姐姐玛莉亚·纳塔利（Maria Natali）如今是一名医生，住在罗马。她在2007年回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明亮粉红的毛线衫，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看到鲜艳的色彩。你来自不同的世界！但你不埋怨，我不记得你曾哭泣。”事实上，我们姐妹定了协定，两人不同时哭泣。我们会轮流哭，只在我们自己人的面前。

纳塔利医生继续追忆：“我们一直生活在悲惨中，我的梦想是能自己一个人吃一只鸡蛋。你们来了后，处境得到改善，我们吃得比以前好了，还有新的玩伴。我们盼望你们永远留下。”

我们没有时间为自己感到遗憾，学校几乎马上就开学了。穿上我们定做的褶裙、手工的软皮鞋、明亮粉红的毛线衫（无疑来自美国外交官），我俩特别显眼。父母没有陪我们上学，也不去拜访老师。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上总有什么是不对劲的。但他们知道，最好还是不闻不问。老师们让我们明白，她们知道个中的原因。（我记得，当老师鲍尔瑙太太［Mrs. Barna］浆洗的白外套——老师的穿戴类似医生——掠过我座位时，我低声称赞她的鞋子漂亮。她以整班同学都可听到的声音，责备我在琐事上浪费时间，却背不出乘法表。我的魅力攻势，就此告停。）其时，匈牙利普遍较穷，而这所学校的小孩更是饥寒交迫。这是城市最荒凉的街区之一，肺结核发病率特高。我们的同学都来自酒鬼、二流子、窝囊废家庭——革命所遗弃的人，他们脸面肮脏，春天打赤脚，冬天流鼻涕，使我们显得格外突出。

我所记得的事，大都与寒冷有关。室外似乎比没有暖气且空荡的屋内更加暖和；我们尽量待在室外，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把树叶堆成一座座小山，跳来跳去，帮助御寒——无论有多少痛苦，我们仍是小孩，喜欢游戏。晚上睡觉之前，我们会在绿瓦片的大炉灶上，烘暖我们的被子。每个人轮流去地窖拉煤，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对大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唯一的例外是，我们四名小孩每晚一起祈祷时，总加上一句，请求小耶稣来保佑他们。仅止于此。没人从我们的老房子——我们孩子帮——来看我们。（现在，我询问老朋友，得到两个不同的答案：我们不知道你们的遭遇；我们被告知，你们住在教父豪洛希·贝拉家。又一个消失的家庭，就像他们当时在布达佩斯常说的，“Elvitték”——被带走了。）

孩子们是富有弹性的生物。一到晚上，我们都饥肠辘辘，盼着晚餐，多数的晚餐是李子果浆涂面包（由园子里的李子树果实制成），或是所谓的“圆点面包”，即面包涂黄油，上加意大利腊肠的小圆片。我记得，发现盛这道“主菜”用的是我们刚喝汤用的同一个盘子时，我们姐妹还会交换眼色。过了一阵，我们就习以为常了。每星期一次，那位爷爷清晨离家去肉铺排队，碰见什么就买什么。太多人围坐在餐桌旁，吃肉之日也就失去了特别的意义。这家人待我们不错，但毕竟是陌生人。那位祖母曾责骂我在餐桌上发出哼声，“Bei Tisch singt man nicht！不可在餐桌上唱歌”。（她会讲一大堆这样的德语）我知道她讲得对，但她不是我的祖母。在玛莉亚身上——大姐姐——我仿佛找到了母亲的替身。她大约十六岁，柔和的曲线，长长的金发，热情洋溢。我像一只迷失的小猫，喜欢蜷卧在她身旁。她像我一样，过得并不愉快，我们同在悲惨中，便愈加亲近。她和她父亲处于战争中，她是一个反叛的少年，而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独裁者。我记得，他为图自己方便，会安排每周打屁股体罚的日程表，这实在是骇人听闻。由于我的淘气，我父亲会在我屁股上打个一两下，但总在气急败坏时才如此。争吵之后的冷静时刻再安排打屁股体罚，给我带来很大困惑。我也记得，安德拉什叔叔——教书之外，他还是个颇有才气的画家——替我美丽的阿姨画肖像，我想是为了诱惑她来访。她总能讨人喜欢，甚至将她与秘密警察的交往，也变成了幽默轶事。我记得，她询问当局是否能送润肤霜给我母亲，盖罗少校反问：“你认为我们这里是干什么的，是温泉疗养所吗？”

在悲伤、潦倒的生活中，我们最大的兴奋是看到巨大锃亮的黑色轿车定期开来，停在杂草丛生的花园前，下车的是美国公使克里斯琴·雷芬达尔。这位身着黑色西装、文雅、高大的绅士，仿佛来自另一世界，在我们眼中，他像亚特兰蒂斯[2]那样遥不可及。他总为我们带来礼物，记忆最深的是一式两套湖蓝色的尼龙派对礼服，里面衬有网状短裙，我们姐妹穿了好些年。（甚至我们已到了华盛顿，其时仍很穷，为了参加我的第一次舞会，我还把这礼物改缝成一件无肩带派对礼服——可谓长存不灭。）对于那些访问，我记忆中已寥寥无几，只记得它给破败的小家带来兴奋，给我带来激动，因为我又看到飘扬在别克汽车的巨大引擎盖上受禁的星条旗。

汤姆·罗杰斯追忆道：“雷芬达尔不等华盛顿的指示，他认为这是他该做的。作为公使馆主管，他会亲自出马，让星条旗迎风招展。”

汤姆·罗杰斯的妻子莎拉也曾来访，她一露面便使我感觉良好，她还带上了女儿埃莉诺（Elinor）和阿拉贝拉（Arabella）。现在已领圣职的长老会牧师阿拉贝拉·罗杰斯，在2008年回忆那次拜访：“我们给你们带去香橙，我母亲认为，那是无限善良的象征。我记得，那是一次艰巨的拜访，你们住的房子又黑又冷，我们既不认识你们，又不认识你们的寄宿家庭。我们非常拘束尴尬，没在一起玩耍。”我记得当时感觉相互之间有极大的鸿沟，这是我在父母自由时从没感受到的。她们身穿美国棉布洋装，显得阳光灿烂，而我们来时穿的毛线衫已变得又小又旧。我们开始穿田径服，像同学们一样。看到这些轻松愉快的美国小孩，我感觉，我们分属不同的世界。我知道，她们将乘镶板装饰的福特旅行车离去，为做了一点慈善救助而感到宽慰。我爱他们的来访，但这样的访问又让我清醒意识到，我们已失去太多。

这个凄凉郊区住处的另一位常客是匈牙利最著名的歌剧明星塞凯伊·米哈伊（Mihaly Szekely）。他不是我家的密友，这使他的来访显得更不寻常。他只是一位不畏强权的正直之士吗？他于1963年去世，布达佩斯歌剧院附近的一条街就以他命名。那年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看到，秘密警察在档案中经常提到，必须将他带来“讯问”。但他太杰出了，对国家来说太珍贵了，秘密警察若真要威胁，也须三思而行。）米哈伊自己有车，与妻子皮罗什卡（Piroska）一起前来，也带了礼物。但他最好的礼物，是把我们（包括我们的“新姐姐们”）带去歌剧院，即那个位于佩斯市中心的遥远、美妙至极的世界。这样的旅行之后，我们四个小孩会上演我们自己的歌剧。我记得演出《魔笛》时，把晚上为房间保暖的绝缘长条当作蟒蛇，还突袭阁楼中奶奶的老箱子，寻找满是灰尘的旧衣来饰演浮士德。我姐姐演男主角，我演女主角，玛格达和她丈夫、歌剧指挥拉慈叔叔，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没有父母的圣诞节太悲伤了，简直就不是圣诞节，我已将它从记忆中全然抹去。我们姐妹避免回想前一年的圣诞节，那时的世界显得如此光明；也避免谈论前一年新雪之后的家庭出游，那时我们第一次试用滑雪板。

我们最好的礼物是来自父母的信。父亲被捕迄今几近一年，我们第一次获准给父母写信，甚至还可附上摆好姿势拍的照片。那些照片今天看起来，忸怩作态，强作欢颜，信中的言辞也如出一辙。那些原信已经丢失，这里是母亲的回忆：

1956年，朱莉和我在相片中装得尽可能快乐，为了送给狱中的父母。

我永远都无法描绘，这些信件所带给我［在牢里］的喜悦。我读了上百次，伏在信上哭泣，亲吻它们，捧在手中让它们伴我入眠。它们明朗欢快，内容丰富，但又无限小心，不表露点滴的悲哀，但字里行间又透露很多。她们说她们受到良好的照顾，并列出各式访客，好让我知道有人关心她们并敢于表达关心，并为此而感到振奋。她们谈起学习，说老师喜欢她们，以便我知道，她们没因父母的罪而在学校受到迫害。她们看起来不错，没有受冻挨饿，长高了。我认识她们脚上穿的皮鞋，那是用外交官给我的皮革制成的；我交托鞋匠制作，尚未有机会去取，就入狱了。现在我知道，有勇敢的灵魂帮忙取回，尽管使用了“资本主义”原料，她们仍然敢穿。有一张照片显示她们手拿香橙，香橙在匈牙利几乎是闻所未闻的，这意味着她们有美国访客。另一张照片中，她们坐在钢琴前，这意味着她们没有荒废音乐教育。还有一张照片，她们身穿滑雪服，我知道她们玩得正开心……我把这些照片制成日历的样子，就像翻日历一样，我每晚翻转一页……这让日子好过，我期待着第二天的照片。

这是母亲的囚犯生存手册中的又一招。

父母给我们的信，如同我们写的信一样，小心翼翼。父亲的信，大体上与我们应读的书有关：狄更斯，吉卜林，还有一本关于伊拉斯谟[3]的书，他是在监狱图书馆里发现的，名叫《修道院和家庭生活》（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他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自己的痛苦或迷茫。我记得，母亲的信件更富有情感，更私人化。她写道，她苦苦思念我们，每晚祈祷时会挑个我们也在祈祷的时间，以此来求得心心相印。

[1] 海伦德瓷器（Herend china），著名的匈牙利瓷器，早在1826年即广受欢迎，专长于豪华的手绘和镀金。——译注

[2] Atlantis，传说中有高度文明发展的古大陆。——译注

[3]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年10月28日—1536年7月12日），中世纪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对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思想有巨大影响。著有《愚人颂》等作品。——译注

第十三章 父母的审判

1955年9月2日，父亲越来越绝望，写给克雷奇默少校一封悲痛欲绝的长信：

有些人不愿谈论自己。被迫开口乞求东西时，他们倍感痛苦（昨天，尽管非常需要，但我仍无法开口索要火柴）……原谅我以这种方式说出感想……我在尽量利用这台打字机［暂时在他手上，用来做狱方要他做的英语翻译］。对我而言，书面表达显得更容易。我不想问妻子的事……尽管这件事，在过去数月中给了我最大的折磨。我也不敢问……我对我的小孩一无所知。昨天是9月的第一天，幸好没有受审，因为我心里只记挂着这是开学第一天，［我的孩子们］却杳无音信。自6月以来，我没有询问自己的财产状况。我仅有这些财产，它是我养活妻小的唯一依托。十年前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倾家荡产。在我余生里，对于再一次重建家业，我不抱存任何奢望。

昨天，当我听说要到审判时方能见到妻子，我真是无话可说。这无益于任何人——我害怕我在那种会面时的激动情绪——这也是无益的原因。妻子和我需要讨论很多事情，这会造成怎样的危险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共谋”的呢？

审判后会发生什么：立即把我送走——这是我预料的。那时，我将有机会看到她吗？我有没有机会与你讨论我关于美联社和美国人的建议［以钱和其他财产交换我父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信心在日益减弱，尤其是我妻子也已入狱，她本是唯一能安排此事的人。

然后，还有些“琐细”小事！我想［在送去服刑前］从公寓取走桌上我小孩的照片，保暖的冬衣、鞋，等等——如果我妻子也被判刑——我实在不堪忍受这种想法——她也需要这些东西。我找不到任何人打点此事，没有一个人。我都不知道我还有没有一个家？

即使我能忍受即将来临的碾碎灵魂的每一折磨——多年关押，我现在明白，这是我尤其难以接受的——然后又将如何呢？我将龙钟老迈，给家人和无奈接触的故旧，带去的只有麻烦。小孩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承担不了责任；难道到了垂垂老矣，反向她们伸出空手？我想都不敢想如此的场景。何苦还要承担这么多麻烦呢？答案只在我自己。

如果这些月里，我无须困惑于“为何”，这一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忍受。为何到今天，才有必要消灭我们？要是在1950年到1952年之间被捕，我就不会有此疑问。为何在1955年，恰恰是国际形势大有改善的开端时期？我没有犯下任何当初就未曾犯过的“罪行”，我的工作从不保密，我的行为透明公开，当局都了如指掌。

到底是为谁的利益？……我为此而受尽折磨？为何是现在？……西方只会把妻子和我看成新鲜的“牺牲品”。我们认识的外交官或新闻人，没人相信我们是间谍。等到我们的指控公开后，他们就更不信了。驻华盛顿的苏联塔斯社记者，会有何种感受？他们也经常拜访苏联大使馆，也会谈论天气以外的事项。

假如秘密警察不把他们的“威信”牵涉进去，所有这一切仍可弥补。政府为何需要多出两名囚犯？为何要在西方激起负面的名声，不仅仅是在美国？尤其不应该在1955年，这两人本可为国家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很惭愧，我甚至都不问询我父母的近况，虽然我知道，鲍比奇上尉有他们的消息。可能再过一个小时，我又会为这封信感到羞愧了。

读这封信使我心碎。除了鲁莽地顺手夹带那份预算，父亲是无可责备的，却一直在与罪恶感作殊死的搏斗。他认为一定是犯了罪，所以才遭此厄运。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最终胜利：受害者在刻意搜寻自己的罪过。爸爸弄不明白对他的指控，做了这么多年的外国记者，到底犯了何罪，为何是现在？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他在反省自己做过的一切，从而找出国家处罚他的理由。这是隔离造成的心理作用，无法忍受的压力迫使囚犯一再反躬自问。

同时，也涌现出一个很了不起的男人。他在意桌子上小孩的照片，就像他在意自己银行账户一样。他极想支撑他的家庭，对自己成为累赘的恐惧超过对死亡的恐惧，不愿为自己请求任何东西。多亏了秘密警察，我才能幸运地发现爸爸性格的这一面。（如他告诉狱卒的）对此，他总是缄口不提。

1955年9月可能是他囚禁期间最残忍的一个月。考虑到自己将被判很长的徒刑，他在9月9日告诉牢房难友，希望可以担任监狱的翻译——但也不介意在矿井工作。他只想他的案件有个了结，结束这一切不能确定的痛苦时期。

9月12日，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我父亲对“旧岁月”产生幻觉。“他多次认为听到了妻子的声音，或自己父亲的声音。”这么多月的审讯和监禁之后，爸爸的身心异常脆弱。那些幻觉可能是在躲避荒谬的现实：每天上午擦洗牢房所用消毒剂的恶臭，卫兵每隔几分钟开关窥视孔的噪声，对真正食物和香烟的强烈渴望，坐牢后复发的慢性青光眼所引起的阵发疼痛。

父亲产生幻觉后的第三天，他的牢房难友汇报，他的信仍得不到答复，他很“痛苦”，因为没有小孩的任何消息。在等待审判时，父亲被要求描述，他当美联社记者时所接触的所有外交官和新闻人。这份四十六页的文件，其实是一份很过瘾的读物。看起来是漠不关心甚至遗世独立的爸爸，对周遭的世界却有敏锐的观察。他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介绍的世界，与秘密警察肮脏、粗野、偏执的世界相比，犹如火星上的生活一样新奇。他对那些人物的描绘充满诱人的细节，而秘密警察通常只能透过长焦镜头瞥见。在父亲的笔下，这些外交官仿佛自萨默塞特·毛姆[1]的文学世界里，一个筋斗翻落到尘世。对这些女士和先生来说，政治和冷战的殊死斗争是没有吸引力的。父亲不牵连任何朋友，只花费很多时间在分析不同的婚姻、对桥牌的爱憎、奇特的服装喜好。没有一样东西有益于间谍审判。秘密警察得以近距离观察敌人，却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政治内容，一定倍感恼怒。由此，父亲智胜囚禁他的人，表面上履行了他们的要求，提供“间谍接头人”的详尽报告——实际上却没透露他们真正渴求的东西。例如，这是他对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布达佩斯站长吉扎·卡托纳的描绘：“他是第二代匈牙利裔美国人，中等身材，抵达这里时，就已蓄了匈牙利式的八字胡。他能讲一口很不错的匈牙利语，爱唱匈牙利语民歌，爱跳匈牙利恰尔达什（czardas）民族舞蹈。”

关于从1951年到1953年的经济参赞马克斯·芬格：“典型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英俊，法语极好。首次婚姻是不幸的，但他本人看起来通情达理，总是充满魅力——说话不多……他对匈牙利历史充满热情，调走以前，在公使馆里开始了相关的每周研讨会，还计划邀请匈牙利的客座讲师。”关于公使馆顾问乔治·阿博特：“一个高大、严肃的男人，五十五岁。他的健康问题从不妨碍他成为热情洋溢的高尔夫球手、网球手、酒徒和桥牌玩家。他喜欢社交，无疑是公使馆的智囊之一，雄心勃勃，精明强干。其他外交官也有同感：英国经济参赞辛普森曾经提到，‘那些日子里，阿博特、［英国大使］汉基（Robin Hankey）、［以色列大使］阿夫纳（Avner），结束派对后仍会继续聚首畅饮’……阿博特好饮，但很容易喝醉，1953年有一次在酒精影响下，要求我解释为何还没被当局抓起来！我能肯定，这一方面是在提问，另一方面是怀疑我在充当匈牙利当局间谍。”（最后一笔，真是聪明。）

父亲就是以这种方式，描绘远离家乡的外交官们，尽量随遇而安。他们与美丽的女人调情（最精彩的是阿根廷大使的匈牙利妻子冈萨雷斯太太），在网球场上大显身手，还在桥牌桌上相互斗智。而秘密警察们，则蜷缩在灌木丛中窥探。

父亲的描绘减弱了对美国公使本人的指控。他这样开始秘密警察渴求的介绍：“依我看，雷芬达尔总是很善良，从无例外。他总使别人觉得，他或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青少年时，他立志想当歌剧演员［秘密警察能派上用处吗？］，赴维也纳学习音乐。在那里，他遇上他的妻子——一起学音乐的同学，谣传是犹太裔男爵的女儿……就我知道的而言，他笃信宗教，意志坚强，性格多元，喜欢抽烟和喝酒。无论做什么，他都全心全意投入，然后以同等速度告一段落。”最后一个吊胃口但毫无用处的细节，是父亲如下的宣告：“在我所认识的外交官中，他和他的妻子是最令人敬畏的桥牌搭档。”秘密警察知不知道，爸爸在玩他们？

我以最大的兴趣，阅读父亲对助理军事参赞理查德·格拉斯佩尔的印象：“他于1953年抵达，带着妻子米米，一位相当艳丽的金发女郎，他们两人趋向于年轻人的生活，喜欢唱歌、跳舞、享受。他们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这根本不像对一名危险特务的介绍，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准尉格拉斯佩尔为何能持续他的出卖。

我想，这份报告处处点缀着讽刺和机智，而秘密警察是无法解读的，这令父亲得以短暂逃离他阴冷的牢房。

9月17日，父亲的告密者／牢房难友做了一件事，可能救了父亲一命。那天“蒂博尔”汇报：“我在牢房地上发现几片白色药片。我舔了一片，那种苦味让我意识到这些是安眠药。马顿说他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兴许是以前的囚犯留下的。但我注意到，他轻轻摸了摸自己上衣的内衬。他去盥洗房时，我叫来卫兵，建议做一次彻底搜寻。他们在马顿的上衣内衬里，找到六十片色维纳尔镇静药。马顿承认，收集药片是为了毒死自己。不过，自他妻子入狱以来，他已放弃自杀的想法。之所以保存这些药片，他是为了预防万一早期的残酷会卷土重来。”

“蒂博尔”汇报，他“严厉”训诫我父亲，有家室的男人还会考虑自杀是不道德的，如果成功了，那可真是大灾难，“把孩子们留在最凄惨的处境中，甚至连父母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蒂博尔”救了一名仍对国家有用的囚犯，是否能获得作为奖励的香烟？

狱方允许我父母在审判之前会面是罕见的人性流露吗？更有可能是害怕他们九个月后的首次会面，会有难以预料的情绪爆发，扰乱法庭程序的平稳操作。母亲以她的特殊方式，为首次与丈夫会面做准备：尽力改善她的容貌。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早餐时，我用铁碗底部残留的咖啡当镜子，为丈夫略作梳妆……我小心梳理头发，并穿上我为这次会面特意清洗过的尼龙宽松上衣。”

然而，父亲得不到剃须的许可。卫兵把他带到盖罗少校的办公室，这是一次既害怕又渴望的会面。他之后写道：“她在那里，双手张开朝我微笑，但眼中噙满泪水……我知道，她能从我脸上看出我在这分离的九个月中的经历。”确实，母亲为丈夫的外表大吃一惊。“他巨大的黑眼睛深陷于紫色的阴影，他的眼神流露出悲哀和疲惫，我对此全无准备。我因震惊和悲怆而呼吸急促，急忙趋前。我们拥抱、亲吻，抱头痛哭，不顾少校的命令。我告诉他小孩的处境，她们住在哪里，谁在帮忙，她们的学校和健康状况。他询问我自己的健康状况，我才首次意识到，他也在为我的容貌感到震惊，就像我的震惊一样……突然，一直在桌子上摸索文件的少校站起身，喃喃道：‘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他离开房间，但让房门敞开。我知道，这是机会。我用英文低语：‘听我说！美国人将会来救你！’我像是给行将溺毙的人扔出了一根绳子。他的大眼睛睁得更大，像聋人那样凝视我，以确定他无法理解的声音。我拿起他的手，一字一顿地低声重复：‘宝贝，美国人将会来救我们。’”

父亲于此继续他的叙述：“少校归来，伊洛娜继续她关于小孩的介绍。规定的三十分钟结束之前，我只想告诉她一件事。我尽可能轻松地说，相信她会很快得到自由，至少比我早很多年，我要她跟我离婚。放我出来时，我将是一名老翁，于她和小孩一无用处。她笑着打断我，旁边的少校浮起微笑，但没作评论。很快，三十分钟结束了，我被押送回牢房。我为自己没能更聪明地使用时间而自我责骂——特别是没能叫她对这神秘消息作进一步的解释。”

“蒂博尔”向他主子汇报：“马顿与妻子会面回来之后一味哭泣。他说，她向他保证，她既不生气也不怪罪。但他说，仍要她提出离婚。他很高兴孩子们受到较好的照顾，但担心父母的关押和家人的分离，会在孩子们心理上留下创伤，而在小女儿身上已是明显的事实。”（我很想知道，我们被分隔于最严密的城堡的厚墙内外，父亲究竟察觉到我的什么？）

会面后不久，父母被带入监狱建筑物内一个简陋法庭，面对秘密警察特别挑选的“法官”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乔纳斯·贝拉（Bela Jonas）博士[2]。法官乔纳斯，外号“血腥法官”，专门审判阴谋、间谍、叛国的案件。截至1952年的大恐怖时期，乔纳斯共判处五十人死刑。不同于多数法官，乔纳斯还喜欢出席他的受害者的处决仪式。父母曾报道好几次他的审判，所以非常清楚他的纪录。这一次站在这其貌不扬的秃顶小个子男人面前，妈妈和爸爸不再是新闻人，而是他的受害者。

多么令人满意啊，乔纳斯终于得以面对这两名放肆、顽固的人民公敌。然而，又多么令人失望啊，他在法庭见到马顿夫妇时，对国家“不忠”而被判死刑已不再流行。

父亲写道：“我只被允许阅读那些指控我是间谍和叛徒的冗长而枯燥的文件，但不可做记录。我对整个闹剧已丧失兴趣……确信他们唯一会做的，就是让我在牢里‘腐烂’多年，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用词之一。”

对父亲的指控是严重的：他是美国人的“常任顾问”；具体说，他建议他们派黑人外交官来布达佩斯，建议改善《美国之音》的播出；他“窃取”匈牙利的预算，送交美国经济参赞。父亲不承认所控罪行。

对母亲的指控是可笑的，甚至按秘密警察的标准也是如此：她与美国人讨论蛋（和肉）的价格，这在拉科西时代的匈牙利就是叛国罪行。母亲记得：“起诉书中列举的事项都是真实的，在数星期的审讯期中，由我自己提供给盖罗少校。我以为如此清白的事情，一旦依据刑法某章某节，结果就变成了叛国罪行。”她承认部分有罪。她向牢房难友／告密者解释，“部分有罪是因为我对我的孩子们感到歉疚”。

这就是被认可的“公平审判”：没有罪证，没有证人，与世隔绝将近一年的被告，不得雇用自己的律师。基于一种离奇、无关紧要的传统，被告有“最后发言”权。父亲利用这个“权利”来争辩母亲的无罪。

父亲直面乔纳斯法官的冰冷凝视——在斯大林、列宁和拉科西的肖像下——向这个人民法庭宣读他的“最后发言”。他说：“我敦促法庭谨记，我妻子的父母是被谋杀的。”这有关我的外祖父母的突兀声明令我吃惊。对我们小孩来说，他们的放逐一直是个秘密。我长到三十岁，才从陌生人处得悉，外祖父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而父母对此却缄口不言。二十五年后，在马里兰州我家的安全氛围中，这个束之高阁的话题痛苦地涌现出来，导致疑窦丛生。在秘密警察的文件中，看到父亲如此直截了当的声明，我心中的疑惑全然烟消云散了。

他请求道：“我也希望法庭考虑她的两个小孩。”他最后说：“我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是一名爱国人士。我被控的‘罪行’不可避免地与我的职业直接相关。”

判刑——就像整个进程一样——是预设的。母亲记得：“我们站在那里。我突然忆起，曾看到很多类似情形的人，听法官宣读同样的文字：‘以共和国的名义，我们查明你有罪’。”父亲被判十三年监禁，母亲被判六年。如服完这些徒刑，父母最糟的担心都会成真。他们将错过我们的童年。我们会在陌生人手里长大，会把他们视同路人。出狱时，父亲将是个五十九岁的心碎老人，母亲将达五十岁，未老先衰。

未来数年里，他们只轻松谈论这痛苦煎熬中的一小段：他们一起返回牢房的路。父亲记得：“在我们所有的散步中，不管在树木葱茏的布达小山，还是在切维蔡斯[3]的杜鹃花丛，我将永远记住这一段穿越阴暗、幽冷的佛街监狱走廊的路。”

母亲回忆：“长长的回监路上，我扶着安德鲁的手臂，低声告诉他我确信我们将会获救的理由。我解释，美国公使馆与纽约的美联社保持紧密接触，只是在等待审判，再采取相应措施……我告诉他，雷芬达尔允诺，美国将尽全力帮助我们。英国人和其他西方外交官也拜访过我，不仅表示安慰，而且答应帮忙。我压低声音，说个不停，以振作他的精神，假如我在他之前获释，更让他有所寄托。”

“在三楼［监狱中］，我们转进走廊。我们的卫兵敲门，守门的狱卒打开门。里面是两排牢房的熟悉景象，三名卫兵在巡逻——死一般的寂静。现在我知道，安德鲁当时押在这一层，我则关在第五层。我们在墙角的牢房面前停下，抬头看到12号。对面站有加派的卫兵，正在朝犹大孔窥视。安德鲁低语：‘彼得·加博尔（Gábor Péter）。’”我遐想，秘密警察的创始者就关在我父亲曾经的牢房隔壁，这真是恶有恶报。在斯大林之后短暂的“解冻”期里，拉科西需要一个牺牲品。

既然已被判刑，按照法律，父母得以每月接待一名访客，却遭到监狱的百般阻挠。由于父母提出上诉，当局找到孤立他们的另一借口。但我不折不挠的母亲，找到绕过这道篱笆的途径。她抗议：“如果我不能有外面的访客，至少应该有‘里面’的访客。”所以，1955年圣诞夜前夕，“整栋建筑物空空荡荡，只留下少数人值班。我获准与安德鲁会面，那是我们第十二个结婚周年纪念日。我们坐在克雷奇默少校的办公室，持续谈了一小时。我们谈到即将来临的新年，预测会有什么新气象。我告诉他，‘一定是好事，我知道’。安德鲁苦笑，提醒我前一年的新年之夜。”

读到妈妈和爸爸亲密无间的描述，对我来说，滋味尤为辛酸。那年夏天，爸爸与辛普森太太调情，妈妈与拉约什艳遇。自那以后，他们跋涉了各自的坎坷历程。

[1] 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1874年1月25日—1965年12月16日），英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著名作品包括《人性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面纱》、《寻欢作乐》和《刀锋》等，据说是1930年代稿费最高的作家。——译注

[2] 乔纳斯一年后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革命”中自杀。

[3] 切维蔡斯（Chevy Chase），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小镇，作者到美国后在此安家。——译注

第十四章 大洋彼岸

那年冬天，我们姐妹寄身于陌生人家，像是在过着家庭生活。我们的父母已被判为罪犯，正在服刑，监狱里的惊喜或震撼更为罕见。那里没有季节，没有颜色，在父亲的处境里，甚至没有希望。定罪后，他们的监狱生活有了一大改进，都被安排开始了翻译工作——监狱生活造成大量空闲，这不失为颇受欢迎的调剂。因这新工作，他们得到令人惊叹的“礼物”，一张木制的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对已习惯蹲伏在木板床上的罪犯来说，这是件大事。最愉快的是，父亲领到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以便促进他的工作。结果发现，这台打字机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只是与我家的其他财产一样，早已被充公。

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某杂志中撕下的数页，已小心删除标题和作者名字。父亲记得：“显而易见，这是奇妙的新消遣。该文由原子物理学家所写，以哲学观念讨论使用核武器的道德性，特别根据……长崎和广岛的经验。”父亲故意慢慢翻译，“那天晚上，我背对犹大孔，坐在椅子上吃晚餐，铁碗放在桌上。”（我现在忖度，爸爸后来讨厌自助餐，可能源自他的监狱经历。）

我试图解读秘密警察的文件，从人为的疏忽中，找出代号掩护下的真名。父亲为秘密警察做翻译，也在解读原作的真正作者。他写道：“几星期后，他们给我类似的数页，显然出自同一杂志。关于文章来源的线索，照样被小心删除……这篇文章是对前文的答复，提及相关的作者是西拉德·莱奥（Leo Szilard），相关的出处是《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母亲也从英国和美国的出版物中翻译科学文章。她需要使用英匈词典，很快领到一本韦氏版的。卫兵无意中说出：“你丈夫也一直在使用这一本。”母亲记得：“我细察每一页，他肯定不会用铅笔，但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发讯息给她］……我终于找到，在最后的空页上，他以指甲印写了一句监狱情话：‘更胜往昔’（More than ever）。”

我们各人依自己的性情来应付那一年的创伤。父亲严禁“希望”渗入他的牢房，为无止境的禁闭做心理准备，自杀的计划仍在继续。母亲则在乐观和绝望之间轮流换位。我们姐妹与寄宿家庭的小女儿，好像总是忙忙碌碌：上演歌剧；收集阁楼上的旧衣来玩盛装打扮；取笑我仍像婴儿的举止。我从那年的“全家照”中搜寻自己当时的容貌，我们姐妹挤在陌生人中，假装是家庭一员。我已找不到那个下巴翘起、烦躁不安的斗士，一年前还被称作“丹尼斯威胁”。那段时间，我下决心向全世界微笑。除了让大人们喜欢我，我还有什么其他武器呢？

被迫在自己的国家沉默的父母，开始获得匈牙利边界之外的注意。1955年末，日内瓦高峰会议成功后，匈牙利开始向少数外国新闻人颁发签证。三名美国新闻人抵达布达佩斯：《纽约时报》的杰克·雷蒙德（Jack Raymond）和约翰·麦科马克（John MacCormac），《纽约邮报》的欧洲通讯记者西摩·弗赖丁（Seymour Freidin）。在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斯宾塞·巴恩斯代办提及：

每一名通讯记者都提及两个重要问题［向匈牙利官员］：枢机主教敏真谛的命运和马顿夫妇的命运。就马顿夫妇而言，从雷蒙德的拜访到弗赖丁和麦科马克较晚的拜访，官方立场像是有所转变。雷蒙德在外交部被告知……马顿夫妇因叛国活动而被监禁。无独有偶，这印证了拉科西先生提供给埃斯蒂斯·基福弗参议员[1]的声明。弗赖丁和麦科马克的印象是，主要不满是马顿夫妇所谓的缺乏爱国心和对新匈牙利抱有成见。当被问及这相对较轻的过失何以获得如此严苛的惩罚时，匈牙利人对此的回答是，最好去问内政部！

在他们受到实际审判的两个月之后，《纽约时报》在1956年1月15日推出标题为《匈牙利判决美联社记者及其妻子》的头版新闻，还附有我父母被逮捕之前我们完整家庭的照片。该文说，“布达佩斯电台今晚宣布”：

美联社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因间谍罪被判六年监禁［当年12月的上诉使我父母的徒刑得以减半］。广播还说，他妻子伊洛娜，为合众社工作，被判三年徒刑……马顿博士于十一个月前消失，而维也纳给马顿太太的最后一次电话是在6月19日。马顿家有两名年幼的女儿，卡蒂和朱莉，据说与一名领养老金的匈牙利大学教授，同住在布达佩斯郊区……美联社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今天发表此项声明：“安德烈·马顿是一名杰出的匈牙利新闻人，他代表美联社的活动都属外国记者的正常活动。只是他的新闻范围，因警察国家对新闻来源和记者的限制，而受到极大的局限……在极权国家，一个人对政府定为国家机密的东西表示兴趣，就会被判间谍罪。那显然是马顿的罪行，再加上他是一名直言不讳的反对人士。”

1956年2月4日，《纽约时报》又一次推出题为《美国再次禁止赴匈牙利的旅行》的头版新闻，“美国今天禁止美国公民去共产国家匈牙利旅行；取消拟议中与匈牙利政府的会谈；并告知匈牙利，将对匈牙利驻美外交官实行旅行限制……这些行动缘于匈牙利政府在布达佩斯逮捕安德烈·马顿和他妻子伊洛娜，他们分别是美联社和合众社驻匈牙利记者”。

同时，公使雷芬达尔敦促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对囚禁我父母的人采取更强硬态度。在1956年1月16日的秘密电报中，雷芬达尔写道：

我认真建议［国务院］部门利用一切媒体，让全球知道匈牙利违反人权。

……我也建议，授权我递送一项声明给外交部长……宣布：

·美国立即批准持美国护照将不再能前往匈牙利，当然意味着取消《波吉和贝丝》[2]的访问［一个广获宣传的国务院计划］。

·美国立即对匈牙利驻华盛顿公使馆，实施与美国驻布达佩斯公使馆所遭受的同样的旅行限制。

·美国放弃为扩大贸易和相关信贷的会谈准备。

美国国务院遵从雷芬达尔公使的建议，将一份措辞激烈的照会递交给匈牙利驻华盛顿公使馆；同时，也递交给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外交部。国务院找到聪明的方式，既谴责匈牙利政府对待自己公民的不公，又没有干涉匈牙利“内政”的表象，只提新闻自由的问题。

长期拘留美联社和合众社的合法新闻人，不允许这两名经验丰富的本国人与外界接触，从而阻塞取得匈牙利国内新闻的自由孔道，应被认为是对新闻自由的压制……好多年来，美国政府和人民在寻找一丝细微的迹象，以显示匈牙利现领导能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独立且负责任的政府，会兑现他们的国际义务，会尊重匈牙利人民的权利，最终都归于徒劳。不管它在原则上如何花言巧语，匈牙利政府将得不到［国际社会］对它的声明的信任以及……对它的行动的信赖。

第二天，《纽约时报》以《真相与极权主义》的社论，重拾这段新闻：

极权主义政府的共同迷信是：如果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讨厌事，将会变得更满足；如果政府隐瞒自己的罪过和愚蠢，将在世界上获得更多钦佩。在极权主义国家里，这就是事实。在那里，外国记者不知道报道真相的宽松政策何时终止……这碰巧发生在安德烈·马顿身上……正因间谍罪在服六年徒刑。这也碰巧发生在他妻子伊洛娜·马顿身上，她是合众社驻布达佩斯记者，在服三年徒刑。在这种国家中，间谍罪全凭政府意愿定夺。用作新闻人的圈套时，间谍罪行可能只涉及某种新闻。而新闻人之所以获取和发表这种新闻，就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新闻人。

官方和媒体为两名囚犯而发起的猛击，震惊了匈牙利政府。2月7日，匈牙利外交部退回杜勒斯的照会，称其为“对匈牙利政府和人民的侮辱”。

我们的玩伴和我父母最亲密的朋友不敢来探看我们姐妹；在遥远的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一名只从报纸上认识我们的医生，却在千方百计向我们姐妹伸来援手。美国盐湖城圣马克医院的放射科主任亨利·普伦克（Henry R. Plenk），1956年1月30日写信给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一项建议。该信说：“普伦克太太和我自报纸得知，美联社和合众社记者安德烈·马顿夫妇遭到匈牙利政府的逮捕，我们为此感到震惊。我们还获悉，他们的两个女儿在布达佩斯，与一位领养老金的匈牙利大学教授同住。我们很愿意欢迎这两名小孩搬入我们家，无论时间的长短，视需要而定。如果她们的父母愿意，我们也很愿意收养她们……我们家有足够的空间，有充足的资源来保证小孩的抚养。希望你能好心提供意见，告诉我们采取何种步骤才能将她们成功带进这个国家？”

国务院没有处理收养的经验，为了普伦克医生的信而陷入混乱。副国务卿麦金逊（R. M. McKisson）和签证部门官员，包括领事办公室主任阿林·唐纳森（Allyn C. Donaldson），特地为此事开会讨论。将近一个月后，回信寄送给盐湖城的医生：“马顿夫妇被捕的情况和此案引起的关注度，无疑会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令匈牙利当局不准孩子们离境，除非以政府的名义。［我很好奇，在唐纳森先生的头脑里，两个小女孩能以政府的哪种名义出境？］”领事办公室主任坚称，“极有可能，这样年龄的潜在移民最难取得离境许可。当局会把她们视作潜在的经济资产和政治资产”。

普伦克医生和他太太人道、大胆的建议至此为止。唐纳森先生可能不大熟悉我们这类小孩的低贱地位。入学的孩子们以他们的“阶级出身”分成六类[3]：

一、工人

二、农民

三、知识分子

四、小职员

五、“其他”

六、“阶级敌人”

第一与第二类很容易经由高中进入大学，第三、第四和第五类，依次递减，只在罕见的例子中能获得大学教育。朱莉和我是“阶级敌人”，受到的待遇与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不相上下。

我人生中没选择的另一条道路：成为犹他州放射科医生和他妻子收养的女儿。普伦克太太自己是儿童心理医生，有匈牙利背景。多么不寻常的慷慨精神——与我们国内匈牙利人形成强烈的对照！[4]独裁者都懂得，如何使用人类最强烈情感之一的恐惧，来扼杀同情甚或爱情。

[1] 埃斯蒂斯·基福弗（Carey Estes Kefauver，1903年7月26日—1963年8月10日），从1939年到1949年任美国国会众议员，从1949年到1963年任参议员。——译注

[2] 《波吉和贝丝》（Porgy and Bess），美国音乐剧，首演于1935年，根据海沃德的小说Porgy改编而成，反映非洲裔美国人1920年代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生活。——译注

[3] George Paloczi-Horvath, The Undefeated (London: Eland, 1993), p. 280.

[4] 不久前我在盐湖城联系到普伦克夫妇（丈夫是放射科医生，妻子是儿童心理医生），我打电话感谢他们很久以前的努力。他们已有九十多岁，但仍记得当初收养的建议。能与五十年前几乎成为自己养父母的人交谈，我非常激动。

第十五章 重聚

爸爸自由了！母亲已出狱好几个月——这是我们1956年8月重聚的快乐日子。（我们姐妹身穿美国公使雷芬达尔送的派对礼服。）

1956年4月3日是我的生日。午后，我自学校急行回家，因为我的“大姐”玛莉亚答应陪我去乔鲍街的老房子。自前一年的夏天以来，我从没回去过，真想再去看看，期待能找到我的旧时玩伴，甚至能偷看一眼前门已贴上红印封条的自家公寓。我想看看我们留下的一切，即使只是几分钟，我要向大姐展示我遗失的世界。

我牵着她的手，走向苏格利葛特镇公交车站，准备长途跋涉赶去乔鲍街。突然，一辆汽车在我们旁边停住，这是我认识的，属于我们偶尔的访客塞凯伊·米哈伊。玛格达阿姨从汽车里跳出来说：“卡蒂，看后座，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啊，是母亲，我一下跳入她的怀抱，两人同时迸发出哭声。妈妈，妈妈，我不停地叫唤。她看起来很憔悴，比将近一年前看到她时苍老得多。像她被逮捕一样，这事先没有一点征兆，但我重新有了母亲！这突如其来的欢乐，就像以前的疼痛一样巨大。我们开车回到玛莉亚的房子，去拜见那些善良人。我知道，再也无须假装这是我的家，以及他们是我的家人。

姐姐认出母亲时，还悬挂在一棵高树的粗枝上，迅即跌落地面。于是，母亲又回到她抚慰者的角色，轻吻姐姐磕伤的膝部；朱莉透过她的泪花在笑。那种母子重逢的感觉是难以名状的，对幸运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从没经受与父母的长期分离。那天一整夜，她与我们在一起（她开玩笑说，她的牢房比我们的家更暖和），我们以一年中的胜利（姐姐）和苦难（我）故事，来争夺母亲的注意。母亲又笑又哭，细述她坐牢的最后一天。

几天前，少校盖罗把她自牢房召来，指示她草拟一封递交给司法部的特赦请求书。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全苏党代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数星期内，苏联帝国兴起风起云涌的重大事件。几乎仅一夜之隔，妈妈的请求就获得批准。盖罗打电话给玛格达阿姨，她由此接过故事的叙述，少校指示她：“不准将此消息通知任何人！”但是，当阿姨抵达佛街监狱时，“一半市民”都已知悉此事。

华盛顿得知母亲被释放，至少是间接地多亏我们的门房普利格尔太太。雷芬达尔4月7日写机密备忘录给杜勒斯：“马顿公寓的家政包打听，告诉住在隔壁公使馆官员的仆人，马顿太太已于4月3日获释。她的获释，因公使馆官员［汤姆·罗杰斯］与马顿孩子的偶遇而得到确认……建议不发布消息，直到马顿夫妇全都获释，或知道更多有关他前景的资料，或她的释放已成为公众信息。”

妈妈迅速行动，申请要回我们的公寓；但在等得不耐烦的孩子眼里，还是不够快。现在，在寄宿家庭的住所再多待一天一夜，似乎都没有必要。我们想跟母亲在一起，住回自己的家。我们的公寓一直未被占用——政治气候不稳定的又一标志——但里面的一切财产都已归属国家。母亲被告知，如能筹集两千美元，有权将之赎回。她回忆：“我写信给美联社，说他们是我唯一的希望……他们愿意帮忙。此外，他们向我保证，安德鲁的薪金一直没停，还将继续。为回报这一慷慨之举，我决定替代安德鲁，充当他们的通讯记者。同时，合众社也获准重新雇我。我又可重整旗鼓了。”对美国新闻业，这真是件天大好事，因为历史性的大事即将在匈牙利展开。

封闭的匈牙利开始向西方打开门户，但仅有一条缝隙。美国《时代》杂志驻维也纳的主管西蒙·布尔金获得签证，经过十七天旅行，7月5日在自由欧洲电台上报道：

我发现政治形势大有改变。匈牙利人公开讨论拉科西，甚至不能说只是讨论而已。他们说，拉科西必须下台……你能听到这样的谈话，从修车厂的技工、中产阶级，到旅馆的行李搬运工——只要你能把他们拉到一边，接受你的访谈……莫斯科去斯大林化计划所发轫的事件，在迅速发展，其结果很难预料……数星期前获释的伊洛娜·马顿（其丈夫安德鲁仍在监狱），于星期六晚上被重新认定为美国通讯社的通讯记者。她在星期天发出有关此事的第一篇新闻，这意味着，人们应更加注意美国通讯社自布达佩斯发出的消息，因为马顿太太是一名非常胜任的记者。[1]

当然，我太年轻，一点也不懂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罪行的演讲。拉科西禁止匈牙利媒体登载这篇演讲，但很快，它的拷贝在布达佩斯到处流行，引起极大的兴奋。对我而言，好像是整个城市都在跟我一起庆祝母亲的归来。

好消息连续传来，就像友善的浪涛，一波一波推送我们度过整个夏季。7月中，克里姆林宫解雇了我童年中最厌恶、最惧怕的人——拉科西·马加什，叫他提早退休去苏联，由副手盖罗·埃尔诺继位。盖罗是离职老板的忠实仆人，但较隐晦，不会造成恐惧和颤抖。斯大林和拉科西的肖像，实际上是在一个晚上，销声匿迹于全部的公共场所。

5月初，我们搬回山顶公寓。奇迹般的，我们的玩具仍站在书架上，像我们当初离家时一样，只是少了几件珍贵物品——我们的汽车、父亲的相机和母亲的钻戒。那钻戒，我们始终认为落入了“夫人”之手，她已从我们的生活中一去不复返。我们太幸福了，不会计较这些。我们老房子的邻里小孩，依然一如平常，好像我们从没离开过，好像从没看到秘密警察抓走我们的父母、运走我们的财产、将红印封条贴上我家前门。我们回来了，没人问询，每个人都重新梳理自己的生活。

我们现在有了新玩伴，就在隔壁。我们不在的时候，罗杰斯一家搬入外交官住所（以前是堂·唐斯夫妇），有四个女儿，与我们年龄相仿。阿拉贝拉·罗杰斯（Arabella Meadows-Rogers）2008年回忆：“我记得大街上的游戏、你家大楼里的孩子帮、脚踏车。大家在我家院子里玩，也在你家公寓后面的山坡上玩。我们爬树，在我们花园的鱼池里跳进跳出。”

一旦回到母亲的身边，我便放弃了过去一年强加于己的模范行为，回复到货真价实的“丹尼斯威胁”，多痛快啊！阿拉贝拉说：“那年夏天，我们开始尝试抽烟，从我母亲那里偷来香烟和抽烟架式。我们的女佣纳道什迪·安（Ann Nadasdy）［沦落为女佣的伯爵夫人，来自匈牙利古老的贵族家庭］在楼上空置的女佣房找到我们，大发雷霆。朱莉是我们的‘大’姐，没有她在，我们都不准过街。我还知道，苏兹［走廊对面秘密警察官员的女儿］应遭藐视，厄兹和马格蒂［普利格尔太太的女儿们］值得同情。即便如此年幼，我仍能感受到，与匈牙利小孩在大街上玩是很特殊的，不同于在外交官孩子堆里厮混。我感到很荣幸，能成为你们的玩伴，我还记得你校服上的小红领巾。”

那年夏天，我记得，阿拉贝拉四岁的妹妹露易莎（Louisa），隔着我们两家之间的栅栏大声问：“马顿太太，你丈夫在哪里？”无疑，她听到了自己父母汤姆和莎拉低声讲起我父亲的缺席。我们也在嘀咕，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母亲越来越有信心。我们继续夏天的日常作息：乘电车去土耳其浴室，搭公交车去玛吉特岛（Margit Island），在奥林匹克尺寸的游泳池中玩水。我把母亲的手指攥得更紧，但我是幸福的。

母亲经过数星期的不懈努力，得以在6月中探视牢中的父亲。她坐在熟悉的审讯室等待，问盖罗少校，她丈夫知不知道她已被释放，盖罗摇摇头。她哭泣着说：“但你答应过我，你会告诉他的！”他回答，因为收到了不允许的命令。秘密警察的操作准则，仍是抗拒每一次人性流露的机会。父母终于见面时，看到显然已获自由的妻子，父亲“快乐得几乎大哭”。“我告诉他，我在继续我的老工作，他很难过。”他警告她，不可再去美国公使馆，不能再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我在想，如何才能使他明了：国内的政治气候已有改变，我和他人已在享受更多的自由。但我事前得到警告，不得［跟他］提及此类的事。突然灵机一动，有办法了……我随意地说，昨晚我与约翰·麦科马克一起吃晚餐。他简直无法相信，《纽约时报》记者麦科马克是我们的好朋友，1948年遭匈牙利政府驱逐，之后一直没回来。现在是1956年，他不但回来了，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来去自由。对安德鲁来说，这是政治形势已趋好转的最好证据，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的。分手时我告诉他：‘不会太久了。’”

1956年8月中，我们在玛吉特岛等红绿灯，准备过马路去帕拉丁（Palatinus）游泳池，我自妈妈的手中挣脱。她大叫：“卡蒂！停下！”我知道的下一件事是，我已躺在一辆汽车的前轮之间，陌生人纷纷俯身朝我探看。“我的红凉鞋还好吗？”是我讲的第一句话，因我刚收到美联社驻维也纳记者送给我的最时髦的凉鞋。凉鞋完好无损，但我受了脑震荡，住医院好几天，一直在哭叫妈妈。丈夫还在坐牢，又要为美联社和合众社同时写稿，母亲每晚仍然来到我的床边。小孩子是多么自私啊。当时和以后，我从没想到，我应好好谢她，或为自己的任性胡为向她道歉。

现在，我从秘密警察档案中获悉，妈妈的获释有附带条件。并没有人命令秘密警察去另找工作，他们仍有权力摧毁他人的人生。（截至1956年7月，三万一千名秘密警察负责监看一千万人。[2]）每隔十天左右，妈妈要去“安全房”与秘密警察会面。根据秘密警察的档案，她不愿呈交书面报告，只口述她的近期活动，譬如看到谁和听到什么，尤其是在拜访美国公使馆的时候。这一附带条件，虽然来得较迟，却验证了美国人的猜测。特别在最恐怖时期，那是父母必须付出的代价。我忆起，美国外交官厄内斯特·纳吉和汤姆·罗杰斯都曾告诉我，在我父母被捕之前，“我们从不告诉他们敏感的东西，为他们好，也为我们自己”。

知道母亲的附带条件，我感到揪心。我对那个夏天的记忆，因为她的自由和我们的重聚，仍洋溢着闪闪发光的幸福。很显然，一旦秘密警察将牙齿咬入你的肌肤，决不轻易松口——永远都不。丈夫仍在坐牢，女儿需要她更多的呵护，可怜的母亲尝试重组自己的生活，秘密警察却在享受对她的骚扰。我现在明白了真相，真希望她还活着时，我就知道这一切，就有机会告诉她，我多么钦佩她的精神和勇气。

2007年11月一个潮湿、阴霾的日子，我离开秘密警察档案部门，去寻找奥迪电影院（Ady Cinema），那是母亲被迫与秘密警察见面的地方。即便缺乏说服力，我也想重循她的路线，以某种方式来分担她的负荷。路人告诉我，这地区以前曾有一家电影院，但已不复存在。天开始下雨，使明光锃亮的新布达佩斯，看起来更像我童年时的灰色城市。我对秘密警察的愤怒——甚至我耻于承认的对匈牙利本身的愤怒，伴随走过的街区而愈益强烈。路上，我转错了弯，走入不熟悉的乔瑟瓦勒斯区（Jozsefvaros）。被煤烟熏黑的断壁残垣，似乎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原封未动。与之相连的，是刚被修复的折中型建筑物，粉红和白色相间。它们坐落于新街区的窄街，而这街区又处于新兴闹市区的边缘。一名身穿绿色防雨外套的男人，一手夹着香烟，一手以短皮带牵着一条大狗，问我是否迷了路。他的语调颇不友好，在这个街区，陌生人很易引起注意——跟很久以前的情形一样。汗和雨在我脸上流淌，夜幕步步逼近，又叫不到计程车。我步行良久，搜寻谙熟的地标。每走一步，对秘密警察的愤慨，以及对自己的气恼，都在逐步加深，但我还是找不到古旧的奥迪电影院。

2008年4月中，我由女儿伊丽莎白陪同，返回布达佩斯。自从上一次拜访，我已消化档案中母亲被迫与秘密警察保持联系的最新披露，变得更加镇静。那天阳光灿烂，伊丽莎白和我手拉手，找到曾经的奥迪电影院，保持联系的会面就在楼上举行。它恰好处在纽约咖啡屋的对面，后者在秘密警察对我父母的骚扰中也发挥过作用。女儿为外婆直面秘密警察的勇气而感到骄傲，这安抚了我的愤愤不平。伊丽莎白给她外婆受辱的地点拍照，我则返回档案部门挖掘新的宝藏。

1956年8月13日，拉科西已经不在了，布达佩斯洋溢着新鲜的自由和暂时的自信。秘密警察官员科瓦奇·雷若（Rezso Kovacs），在提呈给内政部长的最高机密备忘录中表明：“安德烈·马顿博士的罪行——叛国和间谍——我们已有充分证据。所以不建议减刑，马顿应继续服刑。”科瓦奇又补充，“除非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这样认为”。科瓦奇少校以老练的手法，既表达出他反对释放这位已获证实的叛徒，又留有他自己仕途的退路——万一风向转得太快。

确确实实，第二天风向就转了。8月14日，《纽约时报》通讯记者麦科马克，对共产党新首脑盖罗·埃尔诺进行一次罕见的访谈。8月15日，《纽约时报》以头版刊登麦科马克的文章，标题为《匈牙利要求与美国更为紧密的关系》。新闻的头条说：“匈牙利政府愿意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希望看到更好的匈美关系。我们高度重视美国，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华盛顿的雕像还耸立在瓦洛斯利格特（Varosliget）［布达佩斯的一座公园］，这就是实证。但是，就如匈牙利谚语所说的，需要两个人来成全一件风流韵事。”然而，在我父亲的问题上，盖罗是狡猾的。“他被问到，匈牙利为何不释放美国公使馆前员工和美联社前记者安德烈·马顿，以开创更好的关系。他回答说，这些人作为匈牙利公民受审，如何处理应是匈牙利的问题。”

麦科马克的文章刊出那天，父亲不存任何希望，照旧开始一天的牢房生活，恰似定罪以来的每一天。到8月15日中午，他牢房笨重的钢门被打开，狱卒叫他出去。在审讯室里，他面对克雷奇默少校和另一名便衣男子。克雷奇默朝陌生人点一下头：“扬博尔（Jambor）上校，内政部的。”然后，克雷奇默开始读他的文件。一开始，父亲太过惊愕，以致跟不上文件的内容。该文件通知他，他已获得官方特赦。等到少校说“我们要你重新开始被打断的生活”，父亲才猛然醒悟，半信半疑地问，你要我回美联社工作？是啊，出去看看，向全世界报道。上校向他保证：“对发生的变化，你会感到吃惊。”

仍处于震撼状态的囚犯，最后一次回牢房，他违反了罪犯不得与狱卒对话的首要规则，向狱卒低语：“我要回家了。”狱卒笑着颔首，这的确是一个新世界。

同一天早晨，克雷奇默少校在电话上声音粗哑地告诉我母亲：“我给你一个半小时，必须向美联社和合众社宣布你丈夫的释放，做完后马上来接你的丈夫。”母亲迅速照办，她的心跳得比她打字的手指更快。“然后我跑到街上，拦住一辆计程车，告诉司机我的目的地。他惊讶地看着我：‘去监狱，还那么高兴？’我解释给他听。到达后，我请他等我。他回答：‘啊，不，我看见太多人进去，再也出不来了。付钱吧，女士。出来时，再叫一辆吧。’”

母亲的计程车停在离佛街一个街口的地方，让她下车。父亲的衬衣、内衣裤、领带、手表、钱包，都已拿来还他，监狱理发师还清理了他长了一星期的胡须。父母的重聚显得拘谨，她给他一个“我早就告诉你了”的微笑，其余的则保留到之后，不愿在这鬼地方。接下来，克雷奇默少校向我父亲转交雷芬达尔公使的圣诞礼物，整整晚了八个月：几条美国长红香烟（Pall Mall）和父亲最喜欢的烟斗烟草。母亲宽宏大量地把颇受欢迎的美国香烟，分派给在场的秘密警察官员。然后，克雷奇默从他立墙的大保险箱里，取出装满照片、信件、文件袋的几个手提箱，即那个遥远的晚上从我家搜走的。母亲给秘密警察讲述了那个被吓坏的计程车司机的故事，克雷奇默提供一辆官方汽车，把两名前罪犯送回家。

父亲回忆：“我家位于半山腰，大约要走二十多级台阶才能到达门口。我将永远记住，我的女儿们——当年多么娇小——在夏天温暖的下午奔下台阶，朝我伸出双臂，扑在我怀里哭泣。”

我年轻、英俊的父亲，一下子变成老人。他漆黑的头发虬结在一起，可见斑斑的灰白。我从没在医院之外，看到过像他这样苍白的肤色。他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命令他脱掉被捕以来一直在穿的磨损发亮的西装。我们姐妹将之送去普利格尔太太处，以便扔进火炉烧掉。现在，整个邻里都知道囚犯回家了，但仍敬而远之。父亲洗澡时，母亲和我下山去泽纳特区（Szena Ter）的露天市场，买我们能找到的最肥最大的鹅。归来时，父亲已穿上他最喜欢的泡泡纱西装和领带，正与维也纳的美联社通话，口述他获得释放的新闻。

8月17日，爸爸再一次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标题为《匈牙利释放美联社通讯记者》，由约翰·麦科马克署名。他报道：“美国禁止除新闻人和商人之外的美国人访问匈牙利，马顿夫妇的被捕就是原因之一，这条禁令严重影响了匈牙利试图推动的旅游业。东西关系的解冻，特别是拉科西先生的消失，显然促成了马顿博士的释放。”该文还说：“本记者上星期二访问盖罗·埃尔诺时，提及马顿博士的关押。他是拉科西先生的继位者，成为匈牙利共产党首脑。盖罗先生说，此案……正在复查当中。”

跟随新闻一起上报的爸爸的相片，英俊如电影明星：浓厚的黑发朝后梳，脸面光洁，商标似的烟斗叼在下唇。他现在身穿泡泡纱西装，不像相片中的自己，开始越来越像自己的本来形象。现在，那份《纽约时报》头版被装入镜框，挂在我们的纽约公寓。

父亲1956年8月突然获释，坐回他的书桌，身穿心爱的泡泡纱西装——但他眼眶底下的黑眼袋泄露出决然不同的故事。

学校尚未开学，朱莉和我牵住爸爸的手，跟他到处跑。他像首次坐上餐桌的饿汉一样，贪婪地吸收他的城市的景观和气息，为新的自由——他自己的和这座城市的——感到晕头转向。他回忆道：“人们再也不需要瞻前顾后。我告诉陌生人我是美国新闻人时，再也看不到那种嗫嚅畏缩。”（直到生命终止，他一直称自己为“美国新闻人”——并为之满怀骄傲。）他先去拜访他的老理发师，在回忆录里他这样描述：“理发师修剪我的头发时，发出愤怒的咕哝声，诅咒监狱理发师技术的低劣。他说：‘在报上读到你被释放，我一直在等你，已有好一阵子。’理发师满不在乎的态度，逗得我直乐，也惹我气恼。我想，人们看到我活着出来，应感到异常惊讶。理完发后，我享受了前所未闻的指甲修剪服务，但我的运气未获任何改善。我不认识年轻的指甲修剪师，便警告她，我需要她的特别关照，因为持续十八个月，我只能用牙齿来咬断长得太长的指甲。她若无其事地回答：‘监狱？我明白你的意思。他们来时，都有同样的麻烦。’”

我处于心醉神迷的状态中，丝毫没思忖父母当时的心境。爸爸虽然穿上往日的衣服，但已不是同样的人，他是怎么想的？释放带来的震撼——他没得到任何预兆，没有时间在心理上作好准备——肯定是势不可挡的，犹如一名被突然要求退役的军人。将近两年的怒斥和侮辱，所留下的精神和感情的伤疤，世人是无法看到的——特别是我。他没有瞬间的独处，最为隐私的片刻也会有人观察；这样的侮辱，给这位最重隐私的人，造成了多大的痛苦；他在深夜的牢房，流露出自己的绝望，旁边仍有人监视；他被逼到悬崖峭壁，乞求母亲与他离婚，敦促我们把他彻底遗忘；他不仅认真考虑过自杀，并且在数月时间内，有条有理地筹划自己的死亡；因为我们，他有迟疑；他已不再是从前那个骄傲、温雅的男子。没有任何理发师、指甲修剪师、裁缝，能消除那些无形的创伤，甚至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不拥有如此的康复力量。

监狱加固了父母的婚姻。母亲后来会说，逮捕一事保全了他们的婚姻。这段经历是他们一起共同经历并得以幸存的，就像他们曾共同经历并幸存于纳粹统治的梦魇。损失、禁锢、战争、监狱，最后还有——爱，把他们紧紧焊接在一起。父亲知道他亏欠母亲太多。她不仅漠视他离婚逃逸的劝告，还继续他们的危险工作，极力争取他的获释；当他身处绝望的边缘时，她为他注入钢铁般的意志。从法庭走回牢房的那次沉郁的散步中，母亲对父亲不断低语：“美国人将会救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人做到了。

档案透露的另一个秘密，父母只愿彼此分享，而不愿公开。像妈妈一样，爸爸的自由也有附带条件。从他获释到10月23日的“匈牙利革命”，父亲必须定期向秘密警察汇报，联系人就是扬博尔·阿帕德（Arpad Jambor）上校，释放时已经打过照面。秘密警察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犹如“社交”，公开碰头——事实上在布达佩斯最公开最亮丽的场所：纽约咖啡屋。于是，黑制服侍者给围坐于漂亮餐桌的顾客递送浓缩咖啡，父亲必须向扬博尔上校数说自己最近的活动。父亲的特赦，与匈牙利极欲改善匈美关系有关；他能否继续外国记者的工作，还有赖于他与扬博尔的合作。

父亲留给扬博尔一个强烈印象，见证于后者的描绘：“马顿的联系人［扬博尔］发现，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不喜欢廉价的小谎言。他正直、诚实，没有道德上的弱点。至于他的热情所在，我们未有察觉。他在逮捕前和审问中的表现，显示了他的勇气。他爱妻子和孩子，还资助他父母和弟弟［在澳大利亚］。”

父母的释放都有附带条件，这也是档案部门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一开始就叫我单独来的原因之一。但现在，我花了足够的时间研究秘密警察，研究他们基于猜疑和无知的保密世界，已不再轻易生怒。我开初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已被另一问题所取代。“我”将怎样幸存于这种制度？近来，我一直在思考，为保护自己的自由和孩子的前途，我愿付出多大代价？

尽管很奇怪，我想我确实欠秘密警察一个感谢，他们试图碾碎这令人钦佩的男人和女人，但没有成功。即使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也希望认识他们。没有这些档案，我对父母的了解就不会如此深沉。

公使雷芬达尔激励华盛顿坚定地站在我父母一边，绝不遗忘他们的小孩。他任期结束后离开布达佩斯，转任驻厄瓜多尔大使。怀念他的不仅只我们一家人。从那年夏末一直到秋天，令人惊愕的对苏联帝国的挑战，爆发于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却少了一名资深美国外交官。宣告要把铁幕往回推的冷战勇士约翰·杜勒斯，没有派遣新公使来接替雷芬达尔，直到他鼓励的自由革命被扑灭在血泊之中。

我搜寻记录，发现另一人也离开了布达佩斯。1956年8月22日，从伦敦到纽约的泛美公司旅客名单显示，理查德·格拉斯佩尔和他妻子米米、小孩格雷戈里和克劳迪娅坐单程票回了美国——正好在我父亲获释的一星期之后。

[1] 《新匈牙利季报》（New Hungarian Quarterly）第37卷，142册，1996年夏季。

[2] Paul Lendvai, One Day That Shook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7.

第十六章 革命

1956年10月，受人痛恨的匈牙利秘密警察成了自由战士的俘虏，有些甚至在革命中遭到愤怒的暴民私刑处死。

我对“匈牙利革命”的记忆，与我家的重聚紧密相连。我觉得，自己复又还原成妈妈和爸爸被带走之前的我，一个紧密家庭里的小女孩。我回顾那段时日，这场发生在布达佩斯的戏剧，在全世界的眼中是扣人心弦的契机，尽管以灾难告终。我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身处历史的风口浪尖。我们又是一个完整家庭——妈妈、爸爸、朱莉、卡蒂——原样重组，没有什么东西能再把我们分开。革命爆发时，妈妈碰巧在伦敦。作为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抚慰沸腾人群的最后一个尝试，政府开始颁发出国护照，只给个人，不给整个家庭。父亲敦促母亲“在西方”好好享受一番；于是，他全部归我们姐妹所有。

10月23日，父亲和我乘坐黄色有轨电车，去多瑙河的布达一侧的伯尔尼广场。平日是很安静的地方，这时却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我都看不到广场中央的波兰将军大雕像。学生们自大街小巷向广场倾泻，越来越多的人——工人，甚至身穿制服的军人——加入人群。我想在混乱中拉紧父亲的手，但他老在笔记簿上忙碌地奋笔疾写。人群中洋溢着愉快和假日的气氛，每个人都在激动地大喊大叫；甚至小孩都知道，这截然不同于阴郁、机器人般的五一劳动节游行。电车因人群的拥挤而停驶。这是自发的聚会，无人筹划，非同寻常。一名妇女出现在一个阳台上，挥舞着匈牙利的三色旗，原来占据中心位置的铁锤和镰刀已被剪除，仅留一个大洞。每个人都在喝彩。“匈牙利革命”的象征——还会出现其他的——由此诞生。在匈牙利国旗中除去苏联象征是不可逆转的举措。界线已被越过。我抬头看父亲，一根香烟栖在下唇，他的脸上浮现微笑，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微笑。但我明白，极其重大的事正在发生。然后有人大声呼喊：“Ruszkik haza!”“俄国人，回家！”引起疯狂的喝彩。这群人不怕威胁。空气中的激烈，加上父亲脸上异常的表情，使我的心跳得飞快。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老头在国会的阳台上出现。我认识他，就是几星期前在公交车上与我母亲交谈的人。当时，他摇动变秃的脑袋告诉她：“你的被捕不应发生。”母亲向我们低语，那是纳吉·伊姆雷，一个好人，一名善良的匈牙利人。他看起来普普通通，跟我们一起坐公交，像是一名退休教师，八字胡，老式的圆形小眼镜。现在，人们期待地抬头看着他。他开始了，“同志们……”大家发出嘘声，大叫：“我们不是同志了！”革命开始了，并已远比这名善良、爱国但已不再具有感召力的老人走得更远。

革命以象征行动发轫。我没有现场见证，但爸爸亲临其境。人群要摧毁斯大林时代最受人憎恨的象征，他们前往竖有二十六英尺高的斯大林塑像的市公园，父亲和他的摄影师辛马·安德拉什（Andras “Bandi” Sima）紧随人群。人们带上火把和绳子，试图拖倒这座巨型塑像。

此举足足花了数小时，因为事前毫无计划。推倒青铜巨像，不是年轻大学生仅凭高涨的热情就能完成的。帮助最终来自于工厂，载有工人和设备的卡车赶到现场，带来了电石气焊枪。父亲叫辛马在拍到塑像刚刚倒下的照片之前不要走开。父亲过后告诉我们：“可怜的人，站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但我们拿到了所需要的照片。”随着群众的大声欢呼，斯大林塑像坠毁下来，基座上仅剩两只巨大的长筒靴。辛马的照片在全世界频频出现。

1956年10月革命的“自由战士”，很多人只是第一次拿起枪杆子的少年男女。

那天是1956年10月23日，内政部于同一天宣布，安德烈·马顿博士的个人档案#10-30084／950正式封存。

革命很快蔓延至我们平静的布达小山，我们可以听到来自泽纳特区的枪炮声，那是我们邻近的公交车和电车的终点站。学校关闭了，妈妈仍在伦敦，爸爸又经常外出，我们姐妹全无监督，奔下小山，去检视“前线”。“自由战士们”推翻电车作为路障，最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部分成员只是邻里少年，十四五岁，却拖着似乎太长太重的武器。他们充满严肃的责任感，无暇理睬我们。

我家饭厅已变成临时的新闻编辑部，朱莉和我来去匆忙，扮演“女主人”角色，招待《纽约时报》的杰克·麦科马克（Jack MacCormac）、路透社的罗纳德·法夸尔（Ronald Farquhar），还有汤姆和莎拉·罗杰斯。（我心中窃喜，我们很高兴母亲不在，我们才得以顶替她的位置。）我们从没见过大人们变得如此兴奋。

朱莉（左）和我们的玩伴瓦格纳·山多尔（Sandor Liptay-Wagner），在起义期间拉雪橇上坡。背景是我们的公寓，墙上仍有10月革命留下的迫击炮弹痕。

10月25日，节日的气氛急转直下。苏联坦克在国会广场朝徒手的和平示威者开火，父亲和麦科马克是现场仅有的新闻记者。父亲记得：“我们立刻卧倒，示威者纷纷寻找掩护……有人俯卧在地，我不知道他们是中了弹，还是吓瘫了。最疯狂的情景是……坦克。它们的炮塔迅速旋转，朝着所有的方向，好像在寻找敌人。他们在疯狂地放枪开炮。谁开的第一枪？肯定不是示威者，他们是徒手的。突然，麦科马克抓住我的手臂，指向广场南端一栋六层建筑的屋顶。灰白色的烟雾自屋顶上的矮墙后缓缓升起……等到尘埃落定——十分钟，但像是过了几个小时——杰克和我光在广场的一角就数到大约五十具尸体。”最后的计算揭露，七十五人被杀，二百八十二人受伤。屋顶上的灰白色烟雾，被认为是来自秘密警察狙击手的射击。这种无心无肝的残杀，猝然改变了城市的情绪和革命的性质。

父亲称之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新闻”，但他倍感挫折，因为无法找到一条仍然通畅的电话线来送出他的报道。他回忆：“我知道，电讯中断不会是全部的，政府可能仍有个别线路，可以与西方联系。我认识某组织的主席，揣测那里的电话仍是通的，便决定试试。”

父亲尚是孩童时，曾与他的母亲蜷缩在通向吊索桥的隧道中，以躲避霍尔蒂的右翼暴徒。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他总比残忍的箭十字党抢先一步。他知道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会躲避苏联的坦克和秘密警察的狙击手。

半小时后，父亲抵达尚有佩斯最后一条电话线的办公室。他向晚上的值班职员提供许多美联社欧洲局的电话号码，然后等待。“我的电传系统突然弹跳，屋子里深夜的沉默骤然打破……然后，文字奇迹般地在纸上出现。‘美联社，维也纳。’我坐在那里，手指发抖，赶紧敲键，‘美联社布达佩斯’。回电是：‘安德烈，真的是你吗？’”

隔天，父亲关于国会广场大屠杀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头版，还出现于许多主要日报。多亏父亲大胆的艰苦跋涉，布达佩斯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他在黎明时分，蹑手蹑脚回到家里；我抬头哀诉：“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像所有其他的父亲一样？”为表安慰，他把在回家路上刚买的新鲜面包，撕给我一截。那香气和美味，真是太棒了。

那个星期，革命旋转得失控。人们把愤怒和害怕，指向旧政权最厌恶的象征：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官员到处寻找掩护，褪下蓝色制服，但往往因长筒靴而露出马脚。愤怒的暴民行使残忍的私刑报复，拖曳殴打他们；尸体很快出现在佩斯的路灯柱子上，也有几具悬挂在泽纳特区，我们尽量避免抬头去看。父母（妈妈已结束她的短暂旅行，从伦敦归来）厌恶这种过度的血腥，担心它将在世人眼中损害革命的形象。克雷奇默少校想办法跑来我家，一整天藏匿在我家女佣的房间。这个人前不久还是看管我父亲的“无所不能”的狱警，现在看起来吓破了胆，甚至在我这个小孩眼中，也显得瑟缩变小了。父亲在我家前门悬挂上美国国旗，让搜寻者不来打扰。过后，克雷奇默走了；我要到几年后才体会到他来我家寻求庇护的全部讽刺。

父亲过后告诉我，他的审讯者鲍拉日上尉和鲍比奇上尉，大概在10月24日逃出布达佩斯，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官员获得命令四下疏散，等到安全了再返回匈牙利。曾是佛街监狱囚徒的农夫，认出潜逃中的两个秘密警察。村庄老人抵制鲁莽人群的处决要求，组织护送队，将这两名秘密警察送回佛街。这一次，他们自己成了囚徒，但禁闭不长，结束于苏联军队大举归来之时。

革命慢慢耗尽氧气，西方国家则另有要事。10月30日，英国、法国、以色列向苏伊士运河发起攻击，事前又没通知美国，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深感愤慨。195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正处在最后一周，竞争双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又因患癌症而突然住院。苏联指控华盛顿在安全理事会提出匈牙利事件是在打马虎眼，以转移世人对其盟国干涉中东的注意力。被激怒的莫斯科指责西方伪善，投票否决了自布达佩斯撤军和停止干预的提案。杜勒斯的使节爱德华·韦尔斯（Edward T. Wailes）于11月2日抵达布达佩斯，为时已经太晚。华盛顿虽倍加赞扬这反对苏联的首次武装起义，却任其自生自灭。

起义期间停泊在我们街区的苏联坦克。学校关门，父母忙于采访“一生中最重要的新闻”，朱莉和我自由自在，不受监管。

11月4日的清晨，妈妈唤醒我们，我们姐妹听到猛烈的枪炮声，吓得不敢哭泣，我们的住房在轰炸声中瑟瑟发抖。父母看起来像是受到了重击，俄国人回来了。我们四人蜷缩在客厅的收音机旁，听着一个老头的声音。“我是纳吉·伊姆雷，今天黎明，苏联军队攻击我们的首都，显然想推翻合法的匈牙利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战斗中，政府人员在坚守岗位。我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通告此一事实。”这悲伤的最后恳求之后，播出了悲恸的匈牙利国歌。父母一度忘却我们姐妹，异常兴奋地疯狂拨电话，想在欧洲某处找到还醒着的接线员。终于有名接线员拿起电话，边哭边说：“太晚了，我不能再联系你了。”

父亲发不出报道，也不清楚自己的命运，抬头看看自己的两个女儿。“没有眼泪，没有恐慌，没有不必要的询问，宛如等待命令的两名小兵。但那命令又是什么呢？”

匈牙利士兵目睹苏联坦克在1956年11月占领布达佩斯。

与母亲被捕时相比，我这次没那么害怕。是啊，俄国人回来了，手握莫洛托夫鸡尾酒炸弹的少年，在长长的坦克纵队面前，能支撑多久呢？但这次，我有父母在。

黎明在城市上空破晓时，我们赶紧走出公寓，随身携带寄宿用的旅行袋。走下楼梯时，秘密警察邻居的妻子卡尔马尔太太仍穿着晨袍，看起来蓬首垢面、丧魂失魄，拦着我们问：“现在怎么了？”父亲回答：“夫人，你不用再担心了。他们回来了，他们是你们的朋友。”

父母将我们塞进美联社借给我们的大众牌甲壳虫汽车，朝多瑙河和佩斯的方向开，大家都一声不吭。不知道去哪里，只是任何地方都会好过我们山顶上的居所；几个月之前，父母就是在那里被秘密警察抓走的。我们到达多瑙河，眼前是一幅令人恐惧的情景：两辆苏联坦克挡住通向大桥的隧道口。父亲迅速向右疾转，沿多瑙河驶向下一座大桥，自由桥（Liberty Bridge）还是畅通的。我们在佩斯一边颠簸下桥时，能在汽车后视镜中看到俄国坦克正辘辘驶进身后的广场，就在盖勒特酒店的面前。父亲注意到，这些不是较早时俄国人使用的坦克，而是更新更大的T-54型，专门调来镇压革命的。

我们一家加入聚集在多瑙河宾馆大厅的外国记者之中，和往常一样，我们是其中仅有的小孩，母亲是唯一的女人。父亲立即提议，由他带领记者们外出做一次侦察。困乏的母亲和我们姐妹，蜷缩在宾馆暗淡大厅的长沙发上，看到他们数分钟之后归来，很感释然。显然有一辆T-54型坦克将炮筒指向了这群记者，宾馆在坦克强大的炮火声中颤抖。二次世界大战后仅十一年，布达佩斯辉煌的古老建筑，又一次被捣成瓦砾碎石。

外国记者到处走动，想撤离这已暴露的宾馆，他们逐一钻进大厅旁的电话亭，打电话给各自大使馆或其他友好的西方使团。我们能去哪里呢？父母又一次卡在两个世界中间——没有一个是安全的。只是现在，阅读布达佩斯和华盛顿之间的外交电报，我才知道我们如何得救于炮火，父母又如何逃避了无疑的再次被捕。

抵达布达佩斯后的第二天，美国公使爱德华·韦尔斯在自由广场已被包围的公使馆中发电报给国务院。“五名美国新闻人现在楼下，敦促我接收安德烈·马顿夫妇。他们是美联社和合众社的匈牙利通讯记者，不久前刚刚获释，世人都很熟悉。我不喜欢接收匈牙利人，”韦尔斯继续，“但这一次倾向于同意。我相信，这是要我们接收的最后两名非美国新闻人。如果接收，我相信我们必须讲清楚，我们无法提供足以应付匈牙利当局的庇护。你们有何想法？”[1]他在请示他的华盛顿上司们。

发回的答复是：“关于美国新闻人的问题，你可向德国人和其他非匈牙利国民提供收容……然而这不算是政治庇护。”

韦尔斯返回他的秘密电传系统，继续与华盛顿的即时对话。“新闻团队都在为安德烈·马顿及其妻子、孩子奋争，他们似乎是仅有的直接为美国新闻社工作的匈牙利人。此外，他们还指出，马顿夫妇被捕就是由于所谓的协助美国（迄今，我还没向新闻团队提及，我在征求国务院意见。今后，我也不准备提及）。我偏向于认为，接收他们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你们愿给出意见吗？或是由我做主？”

“由你来裁决。”这是华盛顿简洁的回答，获得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的批准。

这五个字使我们的命运获得保障，也是我们美国之旅的起点。其时，我们尚蒙在鼓里，但我们的处境已获很大改善，爱德华·韦尔斯不会让我们失望。

在公使馆度过的日日夜夜，好像是我们去美国的首次旅行，我保存的全是幸福的回忆。我们姐妹是仅有的小孩，所有非必要的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早已疏散至维也纳。记者们把我们当作新奇人物（我自己加入新闻业时，与他们当中有些人再次相聚），我们分享已改成临时宿舍的电影放映室。附近战火激烈时，我们大家鱼贯躲入地窖，睡在自起居室搬来的波斯地毯上。

有个黑影坐在地窖角落，沉浸在祈祷中，他是匈牙利最高级别的王子大主教约瑟夫·敏真谛。三天前，他还在监狱里服无期徒刑，随即获得自由战士的解救。他是个悲恸之人，令人生畏。但有一天晚上，他将我母亲和我们姐妹召至公使的角落办公室，在临时搭起的祭台前做弥撒（敏真谛将在此蜗居十五年）。我们在他面前跪下，枢机主教张开手掌盖上我们的脑袋说：“通过你们，我保佑匈牙利每一个女人和孩子。”

陪同枢机主教敏真谛的是图尔恰尼·埃贡教士（Monsignor Egon Turchanyi），他是一名面带微笑的顽皮教士，与他侍奉的主教的难以亲近，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跟我们姐妹一起坐在地毯上，教我们用牙签搭房子，以转移我们对外面炮火的注意。

父亲不顾严格执行的宵禁，经常离开公使馆，追踪俄军在这座城市的推进。他回忆：“这是场奇怪的战争。一边是坦克，另一边是小群的自由战士，由学生、年轻工人、军人、警察所组成——他们手中只有轻武器，偶尔有一把机枪或反坦克炮，来与对方交火……坦克能做的只有摧毁，那也正是苏联坦克所做的。”

11月10日，激烈战斗业已结束。我们在美国公使馆的新闻人同伴，组成一列车队，离开自由广场，前往维也纳。父亲记得：“那是个令人沮丧的时刻，当我们与同事们握手时……对［那些］没有护照而必须留下的人，他们能说什么呢？……看起来，我们彼此再见已极不可能。”

我们无处可去，只得回家，开车穿越城市时，我们默默地自车窗向外探视。我们开过几个公寓街区，有的整堵墙壁被炸，有的没了窗户。大街上留有火山口般的坑洞，掀翻的公交车和烧坏的电车躺卧在路上。我们自己的房子，遭到苏联迫击炮的隔山攻击。

尽管如此，我们找回了邻里的孩子帮——学校仍然关闭——遇上鹅毛大雪，我们就在我家后面的田野里试试我们的新雪橇。我们冲出房子，去看苏联喷气式战斗机的盘旋呼啸，复又被赶入地窖。楼房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消失不见的卡尔马尔一家，有人推测，秘密警察拥有自己的防空洞。我们收到标明是“来自丹麦人民”的包裹，略显神秘，但里面确有奶粉和肉干，还有温斯顿香烟——迅速被长辈们兴奋地抢走了。

父母的脸色像市景一样辛酸，又像是一盏被骤然切断电源的灯；没有笑容的无奈，取代了持续几星期的激动。压倒性的认知是，国人为之耗尽了鲜血和勇气，将回到二战后的悲惨日子，而如今甚至不再有希望。布达佩斯电台很快恢复广播，还是老一套虚假、欢快的语调；人们不再是不同的个体，重又变成这个同志和那个同志。现在，“革命”被称为“反革命”，“自由战士”被称为“歹徒”、“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巨大的谎言又一次降临。

我们姐妹在食品店外的寒冷中排队好几小时，店内一片狼藉，只有很少的食物。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既不感到懊悔也不感到羞耻，其他美国人则迥然不同。约翰·麦科马克在1956年11月26日写信给西蒙·布尔金：“在我余生中，一想到此事［‘匈牙利革命’］就会哽咽。很多时候我甚至会热泪盈眶。”这位《纽约时报》记者还写道：“我怀疑记者们曾报道过如此撕裂自己情感的新闻。目睹它的失败，心里却很清楚是西方世界辜负了他们，包括你在内，这真太可怕了。”[2]

11月底，俄国人摧毁了最后的武装抵抗，为此也承受了腥风血雨，七百名苏联军人在与匈牙利人的作战中阵亡。但人口低于一千万的匈牙利，是个悲痛欲绝的国家：二千五百人死去，大部分是平民，二万人受伤；另有二十万人逃离突然开放的奥匈边境。随着西方媒体的集体离去（只有合众社的罗素·琼斯［Russell Jones］和路透社的罗纳德·法夸尔留下），我父母开始忙于新的报道工作：武装抵抗之后的公民抗命。

革命爆发后一个月，在11月23日，恐怖的沉默笼罩在布达佩斯的上空。公交车、电车、轿车戛然而止，工人放下工具，服务员停止服务，厨师不再烹饪，店主关上收银机，整座城市遵守一小时的“沉默罢工”。尤其不寻常的是，组织这一次抗议，全凭口头传信，没有通过公众通告——报纸和电台已回归当局掌控。我觉察到，忧郁不乐中的父母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这可能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次。母亲在她日记中记下：“我们坐下吃第一顿晚餐时［自美国公使馆返回后］，卡蒂问：‘妈妈，除了那段日子，你是否真正自由过？’”

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受到重创，先被巨型坦克征服，后又在俄国军队的严密警戒下，新闻报道由此转向工厂和工人理事会。汤姆·罗杰斯在2008年回忆：“你父母最勇敢的行为是在革命的最后阶段，即战斗结束之后。卡达尔·亚诺什（Janos Kadar）［背叛‘匈牙利革命’的苏联傀儡，掌权长达三十年］取缔工人运动，兜捕工人领袖，而你父母却与他们保持联系。你父母都是精英人物——特别是你父亲，非常敏感于阶级差别：穿衣方式，以及对自己家教的骄傲。但在这革命的最后阶段，我观察到，他对最淳朴、教育水平最低的工人们，表露出了尊敬和钦佩。”

路透社的罗纳德·法夸尔也记得，在革命后的日子里，即1956年的年尾，他如何与我父母一起“猎取”（这是他偏爱的叫法）新闻。法夸尔是苏格兰人，我还记得他的红头发和雀斑。他在2008年说：“罗素［合众社］、你父母和我，结成一队来分享新闻资源，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利。大部分的新闻，都是你父母让我们分享的。”他重温已沉睡半个世纪的记忆，继续讲述：“他们两人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你父亲很冷静，绝不流露半点的恐惧或愤怒，嘴上叼一支烟斗，不会发火，你甚至能够以命相托。他们受了那么多的折磨——却向秘密警察官员提供掩护！你母亲很会开玩笑，对俄国人的观察很敏锐。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重大新闻；对你父母而言，这关乎他们的国家。”

12月初，大布达佩斯工人理事会的会议上，年轻的工会主席拉茨·山多尔（Sandor Racz）转向我母亲：“我们明天可能需要你，但一定要单独来。”看到她三名男同事疑惑的神情，拉茨补充说：“因为你是女人，他们可能不让男人进工厂。”这里的“他们”是指守护在贝亚洛尼斯（Beyolannis）工厂的秘密警察。那是一家大型精密模具工厂，位于布达佩斯的七区。法夸尔回忆道：“我有一辆小车，斯柯达牌的。我载你母亲去工厂，民兵们已在厂外设了警戒线，我告诉你母亲：‘你进不去了。他们如果只是把你赶走，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但她仍要试试，我只好待在车里，等在附近。”

她遭到一名警官的阻拦，便出示她的记者证。警官似乎颇为困惑，示意让她继续走，又耸耸肩说：“看他们放不放你进去。”工厂里，工人正在等她。拉茨告诉她，有人泄露总罢工的秘密计划，“今天早上，他们突袭了我们的总部，逮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并切断我们所有的电话线。你是我们唯一能传话出去的渠道，罢工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全世界都应知道。外国电台一广播，所有匈牙利工人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母亲匆匆走出厂门，坐进法夸尔正在等待的斯柯达汽车。她微笑着说：“我拿到新闻了！”法夸尔记得：“我们开车到了多瑙河宾馆，以便她向合众社发出消息。”但当时有彻底的新闻管制，电话线全都不通。虽有重要新闻在手——成千上万的匈牙利工人在焦急等待罢工指示——我父母与他们的路透社同行，却蜷伏在宾馆房间里。法夸尔记得：“突然我的电话响了，来自路透社的伦敦办公室。我很尴尬，我是指，这是你母亲的新闻，但我有电话线。你父母说：‘赶快！必须送出新闻！’我只能照办，你母亲把罢工指示译成英语。我结束后，要路透社转接伦敦的合众社，你母亲随之开始口述：‘今天将举行总罢工……’突然，电话线一下死掉，肯定是有人得了风声。但此时，西方电台已在报道罢工的指示，广播传回匈牙利境内。”

刚刚恢复掌权的警察国家，让特务再次尾随我父母的每一步。母亲在取得罢工指示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超过她以往所做的一切。圣诞节前后的一天，我们正在吃晚餐，电话铃响了，父亲拿起电话。他回忆道：“我听得出［声音］来自一名熟识的工人。11月期间，在大布达佩斯工人理事会烟雾缭绕的破旧会所里，我几乎与他夜夜见面。他开始说：‘你知道我是谁，是吗？我们打听到，他们计划今晚来抓你。我建议，你和妻子不要待在家里。’说完，那人便挂了电话。”

我记得，父亲返回餐桌，冷静地悄声叫我们取来外套。母亲不需解释，只说了声：“那个洞。”他点头。我们一人跟一人，向外潜行到房子背面。那里与罗杰斯家的居所，仅隔一道两边长满灌木的铁丝网。早些时候，美国外交官（不记得是堂·唐斯，还是汤姆·罗杰斯）用剪钳在铁丝网上开了一个大洞，可供一人穿过。尽管灌木长得茂盛密集，我们还是找到了那个洞，一个一个钻过去，出现在隔壁的美国外交领地上。

阿拉贝拉·罗杰斯回忆：“我记得那天晚上的不速之客。壁炉里烧着火，爸爸在看报纸，我们在地板上玩，你是第一个走进来的，东张西望，然后放声大哭。对你所承受的，我一直没有真切感受，直到那一刻。”黎明前，俄军炮火对我们城市的猛击；我们千钧一发赶去美国公使馆避难，抢在坦克之前，仅一座桥梁之差；父母忙于“猎取”革命后的新闻，我们姐妹夤夜独处。上述的这一切，仅发生在父母获释的数月之后；我们曾一度盼望，我们的“正常”生活能得以恢复；我持续几星期压抑自己的害怕，因为那是对我的期盼。现在，炽烈的火焰、温暖的房间、正常家庭的生活场景，让我感受到足够的安全，令我原形毕露，回到小孩的举止——并且放声大哭。

我们住在罗杰斯家将近一星期，他们慈爱、温暖、随和。我们姐妹变回在外过夜的正常小女孩，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临时收容所，最终还得要回家。等到父母认定首批大逮捕的浪潮已过，我们便搬回自己的公寓。罗纳德·法夸尔记得：“12月的一天，我正在你家，你母亲在读报，突然开始哭泣。这篇报道讲述了铁幕如何被重新建起：二十万名匈牙利人逃跑后，布雷区、警卫犬、瞭望塔全部恢复。你母亲对你父亲说：‘你看，我们又错过了机会，我们永远出不去了。’你父亲站起，走到她跟前说：‘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出去的。’”

自释放以来，父亲第一次专注于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新闻”。汤姆·罗杰斯记得：“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再次被捕的可能。你父亲权衡各种事情，以及匈牙利转向民主和自由的不是很妙的前景。他必须为你们着想。你们将有可能面对更严酷的生活。这是他最优先考虑的因素。”同时，在美国公使馆逗留期间相识的公使爱德华·韦尔斯和他妻子科尼莉亚（Cornelia）宣布，如果我们父母再次被捕，他们准备收养我们姐妹。富裕且无子女的韦尔斯夫妇与我父母接洽，征求他们的同意。但汤姆·罗杰斯说：“莎拉和我表示抗议，我们告诉韦尔斯夫妇，我们已有四个女儿，不在乎再多出两个！我们还告诉他们，两个小女孩将搅乱他们的生活。随后便是相互争夺，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一旦决定，韦尔斯便草拟一份协议书，由你父母签字。”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美联社维也纳局主管理查德·卡西希克（Richard Kasischke），打电话给匈牙利外交部，抢先抗议对我父母迫在眉睫的逮捕。他同时通知匈牙利外交部，美联社想把我父亲调至维也纳。1956年12月21日的秘密警察档案透露，父亲找到他的联系人扬博尔·阿帕德上校，请求他来我家公寓。（因革命爆发，他和我父亲在纽约咖啡屋的会面早已中止。）父亲明白，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匈牙利真正有权者的手上，而那权力只听令于莫斯科，所以直接寻求扬博尔的帮助，以申请我们四人的护照。扬博尔提及，美联社想把我父亲调至维也纳，“马顿将是一大成功……在西方”。扬博尔进一步称：“马顿说，他永远都会把匈牙利视作家园……希望在未来回归。”他在结束时还称：“马顿夫妇将接管重要的美国新闻社维也纳局。此外，马顿将来可能会有用，一半出于社交，一半出于爱国。”

父亲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但玩得很巧妙。这一次，他将家庭放在职业和自己的骄傲之上。上一次，他几乎失去妻子、小孩以及自己所珍视的一切；现在他很谦逊，愿意与魔鬼交易，以保护家人。他劝说他的敌人，放我们走，反而对他们有利。他将永远是“一名友好的匈牙利人”（他的定义当然有别于他们的）。如果他继续留在匈牙利——即使在监狱里——也只会制造麻烦，对此他们已有充分证据。扬博尔也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位秘密警察上校注意到，“如果他想逃避［作为一名友好的匈牙利人士］，我们总可依赖［名字已被涂黑］来对其施压”。我实在查不出此人究竟是谁。

扬博尔上校以不容置疑的做主口气，将这样的信息送至内政部长：“我告诉马顿，他将在一星期内获得护照。我已把类似答复交给外交部的绍尔卡（Szarka）同志，他曾就此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现在意识到，扬博尔其实是在帮我们，在向爸爸致以默默的敬意。

在数天内，我们拿到了护照。我们为这最后的旅程整理行装，心里没有丝毫遗憾。马顿家族定居在布达佩斯几近一百年，现已到了这等地步：我们迫不及待地只想出走。我记得，自己在卷起的波斯地毯上狂喜地跳上跳下。那是祖父母留下的珍爱之物，但我们决定放弃。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将重新开始。我们姐妹每人允许带一个手提箱，带上衣服和心爱的玩具。还有一个“情感”手提箱，装满相册和家庭纪念物品。罗杰斯一家拿走几样大件家具、古旧的扶手椅、绘画以及其他小摆设。这些东西跟随他们周游好几个大陆，最终回到华盛顿，物归原主，还给了我们。

秘密警察档案没有披露我们获得护照有何代价，但有一个小要求。那是1月中的一天，非常寒冷，而且阴霾密布。我们为第二天一早的出发在忙碌整装，电话铃响了。如果父亲的脉搏因在电话里听到扬博尔上校的声音而加快，他也并没有流露出来。秘密警察官员说：“我们知道你们明天动身，你愿为你的祖国提供最后的帮助吗？把枢机主教敏真谛一起带走吧，我们将在边界铺上红地毯。”这是一个圈套吗？父亲很惊讶。扬博尔读懂了他的沉默：“我理解你的疑虑，但你应该懂我。躲在美国公使馆的敏真谛，对我们和美国人来说，都是一件头痛事。如果他出去，能在你的报纸头版待多久呢？可能持续三天吧。然后他将消失于罗马某处的修道院厚墙后，很快被世界遗忘。”

父亲打电话传递这项建议，[3]公使韦尔斯说：“这风险太大。”他还说，甚至都不愿将此建议转报枢机主教。于是，枢机主教在公使办公室里一住十五年，直到克里姆林宫与梵蒂冈达成一笔交易，授予他去西方的安全通道。

1957年1月24日，公使韦尔斯将一份机密备忘录传送至美国国务院，标题为“美联社和合众社记者安德鲁·马顿夫妇一案”，那是美国对我父母的一次详尽评估。

马顿博士和太太……带两个小孩于1月17日合法离开匈牙利，前往通讯社调派他们去的维也纳。这次离境终止了他们与公使馆保持多年的关系。

该项关系开始于战后的最初年份，其时马顿夫妇首次担任记者，除了他俩的被捕时期，一直持续至今。作为评定合格的美国通讯社通讯记者，保持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有些年份与美国人的联系通常被认为是危险的……从大约1949——1950年到马顿博士被捕，他们每星期来一次公使馆，与公使馆官员进行各式讨论……［甚至一度］除了马顿夫妇，其他记者都停止前来……由于一名或多名［记者］被捕。马顿夫妇的态度一直是坚决的反对派……公使馆官员总有人怀疑马顿夫妇可能是违心的秘密警察特务，尤其是在他们1955年被捕之前。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证据从来没有浮现……他们向公使馆提供甚多珍贵的资讯。从马顿夫妇处获得的有价值的匈牙利资讯，超过任何其他本国人的。

马顿博士被捕于1955年2月，马顿太太被捕于同年6月。他们的获释（如同很多其他人），得益于苏共二十大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还得益于匈牙利意欲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西方新闻通讯社自匈牙利［革命时期］发出的大部分消息，直接源自于他俩，或源自于获得他俩重要帮助的其他记者……在这一时期，他俩对公使馆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他们不愿在相对容易的10月、11月和12月初非法离境，可解释为：他们担忧他们的小孩在这种旅途中的遭遇，不愿离开正在发生最重要“新闻”的国家，尚不确定国家的前景。在非法离境变得比较困难时，他们正好被调派去维也纳，便决定申请合法的出境护照，如果遭拒，再考虑非法离境。

至于匈牙利当局为何决定签发护照给显而易见的反政府人士，如马顿夫妇，公使馆推测……他们继续留在匈牙利反而对当局不利，因为他们将提供西方媒体更多准确的消息。而逮捕他们，将对西方和美国造成不必要的激怒（签发护照时，来自美国的大笔援助尚未排除）。拒绝签发护照，导致他们非法离境，对政权没有任何好处。此外，他们在国外写反政府的东西，不会比他们在国内已写的更多。

仔细阅读这份备忘录，便可看到韦尔斯（以及帮助拟稿的汤姆·罗杰斯）如何谨慎应对，1950年代华盛顿对共产国家居民的怀疑心态。韦尔斯试图减轻美国对这异常案例的任何担忧。那是1957年，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虽已受参议院的谴责，但仍在世。偏执狂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仍处于权力的巅峰。

上述一切，当时的我丝毫不懂。那个冬日，我们穿过贫瘠、覆雪的农田，驶过万籁俱寂的村庄，前往奥地利边界。一路开来，实际上见不到一辆私人汽车，只见驶向布达佩斯的军用卡车，上面载有俄国军队。我们离开乔鲍街的公寓，搭乘汤姆·罗杰斯的镶板装饰的福特房车，四小时后抵达边境哨卡。一名穿苏联式厚大衣的匈牙利军人，头上的绒毛皮帽上挂着一颗红星，趋前要看我们的护照。几分钟后，我们花了当时的我整个人生的时间试图跨越的哨卡徐徐升起，那名军人挥手让我们出关。我太年轻，太专注于自我，没去思忖父母永远离国的感受。他们在此出生，尽管在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治下，承受如此的苦难，仍对之深爱不已。

我们刚刚通过无人区，抵达奥地利领土，汤姆·罗杰斯就把车停在路边，拿出一瓶白兰地和三只小酒杯。大人们默默喝酒，我们姐妹尝试遏制我们小孩的兴奋。之后，汤姆从他大衣口袋取出一份打字文件，即我父母签名的让罗杰斯夫妇成为我们养父母的收养协议。母亲以夸张的动作把它撕得粉碎。这一举动，我能理解。

我们回到通向维也纳的荒凉雪道，薄暮正降临大地。

[1] 《美国外交》（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5——1957年，第25卷，382——383页。

[2] 西蒙·布尔金的私人文件。

[3] 汤姆·罗杰斯对作者的口述。

第十七章 美国

爸爸重新成为外国记者，先在维也纳，后在华盛顿，直到退休。他在华盛顿时，专为美联社报道国务院新闻。

我将永远记住，维也纳是我感觉安全的第一个地方。宛如安全上岸但已筋疲力尽的泳者，父母开始放松他们脸上的紧张兮兮。我们四人见惯了布达佩斯的空货架和污秽，此时沐浴在维也纳的和煦舒适之中：闪烁的灯火、各式商家、卡琳瑟大街上咖啡和糕点的芳香、处处可见的丰盛。它也有鹅卵石街道和灰暗的哈布斯堡时代的宫殿，像是布达佩斯的翻版，只是更友好，更富裕。虽然不再报道他“一生最重要的新闻”，父亲喜欢有真正的同事，而不是乔装的告密者。美联社维也纳局经理安吉拉·里斯（Fräulein Angela Riese）小姐已入中年，却以少女般的害羞腼腆对待我父亲，外加冷战英雄应得的尊重。童年时的父亲曾对这个城市心醉神迷，如今沐浴在它的大都会气氛中，更加得心应手。

我们姐妹每天早晨满怀奔赴夏令营一般的兴奋，在我们借宿的亚特兰大宾馆附近，跳上来接我们的黄色校车。旋即又转学去维也纳国际学校，与其他小孩一起，我们很快加入“百瓶啤酒在墙上”的无止尽大轮唱。我们酷爱市政厅拉哈斯凯勒餐馆（Rathauskeller）的鸡汤。在玛丽亚大街购物中心，第一次见到电动扶梯时，我们随之奔上奔下（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购物中心）。没有危险的外界迫使我们安分守己，我们回复到正常的姐妹关系，在父母视线不及之处，便相互出手。

然而妈妈没有感到幸福。终于抵达安全地，她现在可以放纵心中的焦虑。苏联军队前不久才从奥地利撤走，她觉得，这么近的匈牙利犹如脊背吹来的飕飕冷风。她看起来比在布达佩斯时更为烦恼。我们在2月获悉，父母将被授予新闻界最高奖项之一的乔治·波尔克奖（George Polk Award，第一对获奖的夫妇），她看到一个良机。我们将去纽约领奖——再也不回来！她要与这旧世界一刀两断。

美联社却有自己的计划，由于从来没有非美国记者在报道美国新闻，他们倾向于让我父亲留在欧洲。不过，父母因受逮捕和审判而赢得的名声帮上了忙。他们对“匈牙利革命”的署名报道，特别是父亲的，使他们在美国家喻户晓。美国国会众议员和参议员们都渴望他们出席国会的“匈牙利革命”听证会提供证词。尽管如此，总经理弗兰克·施塔泽尔仍在继续推诿，于1957年1月25日，写信给美联社理事会主席罗伯特·麦克莱恩（Robert McLean）：“此时考虑把马顿带到美国是不妥且轻率的。”施塔泽尔的信极其冷血：“我要［华盛顿局经理威廉·］比尔（William Beale）劝阻国会众议员，慎重对待为马顿取得美国公民权的提案。马顿具有一种潜在麻烦，必须小心处理。他，尤其是马顿太太，非常想来美国。我相信，如果此时把他们带来，劝他们回欧洲将有很大困难。过些时辰，让他们在维也纳安定下来，我们可以升职的名义加以考虑……我将推迟作出决定，直到今年较晚时候……国会委员会想取得证据，不一定需要马顿。有些众议员并非因为这一点才对他发生兴趣。他们知道，马顿是理想的工具，可为自己谋得声誉。”

但这次，父亲置家人于职业之上。1957年3月19日，大使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自维也纳发电报给国务院：“马顿已通知大使馆，不管美联社的意愿如何，他和家人愿意前往美国定居，也非常愿意与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合作。”

“美国”这一神奇的名字含有特殊意义。它允诺远大的前景，虽然难以想象，但你知道，它会改变你的人生。现在，它掉落到我们的掌心之中。我们准备离开维也纳去慕尼黑，再搭乘前往纽约的难民飞机。父亲接待了一名始料未及的访客：基恩·布朗（Keirn Brown），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安全主管。他们一起核查了给我父亲造成这么多麻烦的布达佩斯公使馆泄密事件。布朗告诉我父亲，叛徒是理查德·格拉斯佩尔。父亲记得：“直到那时，我从没想到是公使馆的人，把公使馆内的秘密透露给当局。”父亲从不在公开场合提及格拉斯佩尔，但我时不时听到父母讲到他，语气中的悲哀和惊讶多于愤慨。怎么会有人背叛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在慕尼黑起飞的飞机上，我们姐妹都没有睡觉，而在“帮助”空中小姐照料我们的难民伙伴。等到飞机下降，飞近新泽西州基尔默营（Camp Kilmer），我们虽已筋疲力尽，仍激动无比，为目睹美国作好准备。离机前，我们藏起很多未用的塑料餐具留待将来使用。我们尚不习惯一次性消费的文化——还有其他的诸如此类。

我第一眼看到的乐土并不美丽：普通的木板兵营，原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营，现改成小型内陆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专门接待源源而至的匈牙利难民。但我几乎没有四处张望的机会。我们似乎获得特殊待遇，离开晕头转向、疲倦不堪的乘客队伍，直接被护送到长队的前面。我记得，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坐在桌子旁，抬头朝我们难民小孩微笑。我以前从没见过穿制服的向人微笑。然后，他们在一叠文件上盖章，“砰砰”，一个又一个。欢迎来到美国！当他们注意到那天是我生日时，拿出几枚一元的银币。（我抚弄片刻后，母亲收起来，放入她抽屉里的小钱包，直到我十六岁生日。我取回后，却把它们花掉了，这是我的又一遗憾。）

随之是一连串难忘的事项。纽约市警察以刺耳的警报和挎斗摩托车护送我们，快速越过新泽西收费公路，赶去河对岸的大都市。我引颈探头，终于亲眼看见美国。缎带似的沥青公路，两旁是枯褐色的沼泽地。哪里有人？视线所及之处只有汽车。匈牙利甚至奥地利的道路上总可看到人：骑自行车者、行人、扛筐挎篮的女人、背负沉重书包的学生。这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美国。就在那时，我们进入隧道，过了好像很长一段时间，在另一头钻出：曼哈顿！但也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高耸入云的建筑物略嫌丑陋，在本该是人群的地方却看见更多的汽车。噪音，引擎的吼叫，紧急刹车的轮胎尖叫，不耐烦的喇叭轰鸣，好像全市人都在匆匆赶去一个名叫罗斯福酒店的地方。我们到达时，恰好赶上大型午宴。我们到达的消息在讲台上宣布时，引起热烈的欢迎掌声。照相机在我们面前频频升起，闪光灯使我们困乏的眼睛短暂失明。欢迎来到美国（再一次）！颁给妈妈和爸爸一个奖！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晚，我们住入西57街亨利·哈德逊酒店的三十四楼，四个人都点了牛排三明治晚餐。服务员推进呻吟作响的餐车，上面是一大块牛肉，在我们看来，像是牛身的一半。我们知道，我们走进了天府之国（吃剩的留置在窗台，供我们连吃几天）。在美国的第一夜，我们姐妹不让父母睡好觉，把父亲拖至酒店的游泳池。他向女管理员要求给女儿两条毛巾，自己不准备入池游泳。她开腔回话，给了父亲一大惊奇，“怎么回事，你这胆小鬼，还是什么其他窝囊废？”这次小对话，成为父亲最喜爱的欢迎来到美国的轶事之一。

1957年4月4日，《纽约时报》以一篇《两名匈牙利人获得波尔克新闻奖——为报道反抗在此获得荣誉的夫妇团队》，报道我们的抵达。《纽约时报》写道：“抵达这个国家后的三小时内，夫妇团队的匈牙利记者由于在‘新闻业的杰出成就’，昨天获得特别的乔治·波尔克纪念奖。安德烈·马顿，美联社前常驻匈牙利记者，去年11月率先发出‘匈牙利革命’的目击报道，在罗斯福酒店的午宴上领奖。他和妻子，即在匈牙利为合众社工作的伊洛娜，分享此一殊荣。他们都曾遭监禁。获得奖牌时，马顿先生说：‘不要忘记我那不幸的国家，让匈牙利的故事常青不衰。’”这样，父亲履行了他对秘密警察监护人的承诺：他仍是友好的匈牙利人，一名爱国者，但不是秘密警察所确切盼望的那种。

5月6日，第十八届海外新闻俱乐部奖的晚宴，在著名的华尔道夫（Waldorf-Astoria）酒店壮观的大厅中举行，爸爸获得另一奖项。那个晚上，他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分享同一个讲台。肯尼迪呼吁美国对欧洲的“被俘国家”（“captive nations”），采取全新的政策。他告诉在场的媒体人士：“所谓的卫星国家，构成了苏联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匈牙利革命”六个月之后的那天，他还宣布：“我们已有足够的痛苦、绝望、空洞承诺……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父亲被授予海外新闻俱乐部第一个总统奖，因为他在“最异常的骚扰和政治压力之下，仍忠实坚持最高的新闻道德”。

我们每次走出宾馆，好像总有摄影师在捕捉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第一反应，包括对纽约的交通（惊慌），对超级市场（害怕和漠然），对百货公司（我们什么都想要，当母亲对售货员解释“我们只是看看”时，我们有时会号啕大哭。在美国的第一年，我们基本上还是穿别人穿过的）。我们是典型的难民家庭：勇敢的父母（母亲已怀孕），以熟记电视商业广告来勤学英语的小女孩（“刷、刷、刷，使用新型的Ipana牙膏！”是我的最爱）。美国杂志登载故事，介绍我们在匈牙利当局手里吃的苦。《更好的家园》（Better Homes）的文章，名叫《好世界拜访两名孤独小孩的圣诞节》，记载了我们那个没有父母的圣诞节，“一小列奇怪的队伍出现在布达佩斯郊外的破旧老房子面前……领头的是美国驻匈牙利公使，坐在黑色轿车里……把礼物带给马顿的小女孩”。这篇圣诞节故事继续讲述，母亲被捕后，原先允诺参与照顾的朋友弃我们姐妹于不顾。该文还引述了母亲的话：“最终照料她们的人告诉我们，她们非常勇敢。这一次是朱莉泣不成声，下一次轮到卡蒂，但她们其中一人总能找到词语来激励正在哭泣的姐妹。”

这篇文章以快乐的新消息结束：“一家人得以重聚，马顿一家珍爱他们新的国家和新的自由。他们享有平静的骄傲，因为即将出生的婴孩将是美国公民——家庭中的第一位，他们也盼望自己入籍的那一天。”

我在2008年第一次读到这篇离奇有趣的冷战文章——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文章。先前（即使我的英语已能胜任），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蜕变成一个美国女孩。我当时没有回顾或考虑在过去一年中失去了什么，或在前一年的受苦受难。除了四个手提箱和父亲的新闻人薪金，我们一无所有，但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母亲突然宣布，她怀孕了。这是令人惊讶的消息，对我来说，她似乎年龄偏大（45岁）。鉴于我们难民的不稳定，我想，这时间点有些怪异。安德鲁·托马斯·马顿（Andrew Thomas Marton，取名托马斯是为了向汤姆·罗杰斯表示敬意）出生于1957年12月16日，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增强了我们本已浓厚的亲情。这也是他至今一直在扮演的角色。

父母无需讲明这段旅程是为了我们。欧洲是他们的大陆——即使他们的祖国背叛了他们；我们的未来则在这新大陆。在我之前的第四代马顿是一名犹太拉比之子——我的曾祖父莫里斯·曼德尔（Maurice Mandl）出生于1848年的欧洲革命年代——为了孩子的前途而搭乘东摇西晃的火车，从波西米亚来到布达佩斯。现在，我父母远涉重洋也是为了孩子，剩下的就全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首先，我们姐妹必须学好英语，然后取得更进一步的蜕变：即由难民变为“正常”的美国小孩。

父亲访问美国各地，发表关于“匈牙利革命”的演讲。1957年，匈牙利赢得了美国人的心。艾森豪威尔总统再次顺利当选，称布达佩斯为“人们向往自由的光辉象征”。《时代》周刊挑选“匈牙利自由战士”为“年度先生”。那年秋天，眼眶湿润的华盛顿郊外三年级老师，把我介绍给同学，称我为“凯蒂（Katie），我们的匈牙利难民”。我感到无地自容。

5月，父亲向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作秘密的宣誓听证，他反对美国向“匈牙利革命”后新成立的镇压政府提供任何援助。他告诉参议员：“我认为，你们应该帮助波兰。因为波兰仍是灰色的，援助可避免波兰再度变成黑色。但匈牙利已经变黑，黑得不能再黑了。”被问到他是否计划长住美国，爸爸回答：“我希望成为一名公民，还包括我的家人，我们在这个国家是幸福的。”根据秘密警察的档案，匈牙利特务支付二十美元，自一名参议院速记员手里获得了这份秘密证词的复件。备忘录还提及：“她［速记员］还可提供未来的服务。”

美联社将爸爸分配到国务院（妈妈的胜利，她拒绝返回维也纳，限制了美联社的选择），我们搬去华盛顿，定居在郊区。我们姐妹全力以赴，一头栽进尽快变成合格美国女孩的努力之中。有限的英语词汇妨碍了我的表达，我就尝试透过笑容来留下美好印象。（几年后我问朋友，为什么选我——母语不是英语的人——担任安全巡逻队长？这是我寻求和赢得的众多职务中的第一项。她回答：“因为你的微笑。”那是我取胜的法宝。）

没有我们不喜欢的郊外生活：保龄球、旱冰鞋、东西高速公路上的卢尔德圣母教堂弥撒（尽管教士的传道中混入糕点销售通知，我很快丧失兴趣。我怀念乔鲍街阴暗教堂里冰冷的石头和神秘的感觉）。到1960年代，我们感觉自己仿佛成了纯粹的美国女孩。只是在暑假期间，我才重回自己爱幻想和喜欢读书的样子，一连数星期在客厅沙发上读亨利·詹姆斯、列夫·托尔斯泰、辛克莱·刘易斯以及鲁德亚德·吉卜林（为使父亲满意）的作品。我在8月的一个周末读完《罪和罚》，几乎都没离开那个沙发。但同时也确定，我已征服“移动”舞步（Locomotion）。那是那年夏天最流行的舞蹈，我为它发狂——并且我的动作很快！

为了能负担房屋贷款、“每月付款计划”购买的一屋子新家具、新生儿子和三名热情的消费女士，爸爸每天晚上都记账，甚至包括花在午餐牛奶和小吃店可口可乐上的小钱。他秋天前往纽约报道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回来时，为我们姐妹买回全套的击剑服，这样奢侈的礼物可能是我们愿望清单上最后的项目（首选的大概是漂亮的脚踏车或立体声收录音机）。但他决意培养我们成为击剑运动员，以继承家庭传统。他自己是击剑运动员，并且是1936年奥运会比赛中连获三块金牌的匈牙利国家队中的一分子——他担任比赛评委（他还拒绝在柏林的开幕式上向希特勒行礼致敬）。我仍可想象出来当初的画面：父亲在地下室的娱乐室鼓励我们相互进攻，“迅速而安静，宛如小老鼠”，或向前插刺，或轻巧挡开，但我们无法模仿到家。普通美国小孩不学击剑，我们冀望成为普通的美国小孩，而不愿做旧世界的遗老遗少。

1970年代，父母在华盛顿特区——终于安全了。他们幸存于纳粹和匈牙利，把美国当作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父母显得太欧化，所以我们不想拿他们在人前炫耀。除了每年一次，父亲以美联社高级外交记者的身份，受邀来我们利兰初级中学发表世界形势的讲话。对我而言，他的其余行止则是一个谜。我只知道每天早上，他穿上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将银灰色头发向后梳齐，叼上已点着的烟斗，开车去他称为“国务院”的地方。他谈起各位国务卿时总带有一种敬畏，甚至包括约翰·杜勒斯。杜勒斯曾极力鼓励“匈牙利革命”，过后又袖手旁观。一张他主持记者招待会的照片，总悬挂在我父亲的书桌上方。照片上，坐在前排的父亲躬身于自己的笔记簿；边缘处有杜勒斯的手迹——“给安德烈·马顿，他对匈牙利自由反抗的精彩报道，为自由世界评判那项重大事件，提供了稳固基础。签名：约翰·弗斯特·杜勒斯”。

1963年，父亲的外交记者伙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刚从被派驻的莫斯科回来。卡尔布在2008年回忆：“你父亲为我们其他新闻人树立了很特殊的榜样。我们只是在报道冷战，他却是在身体力行。他是可靠的新闻来源，予人帮助时非常慷慨，并成为我们中很多人的真正导师。我从没催逼他讲述在监狱的时日，如果他因此而留下烙印，他的确掩饰得非常成功。对我来说，他是一位高雅、勇敢的人，是我学习的榜样。他走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隔间，我感到是一种光荣。他的外貌，他周遭的尊严——使他不易接近。你如果接受这个事实——他保持的自然距离——他又变得热情友好。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不会提很多问题，你会感觉他不需要，因为有自己的新闻来源。他代表了他那个外交新闻的时代，非常精彩。”

另一名记者斯特罗布·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他之所以选择新闻业，部分原因是我父亲对“匈牙利革命”的报道。他现在是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主席，在1970年代曾担任《时代》杂志的外交记者，也是我父亲在国务院的年轻同事。“安德烈（Andre，由于Endre比较拗口，这是父亲改用的新名）经过我的小单间出去时，会故意慢行，捕捉我的眼神，略微挑起他的眉毛，唇上浮起微笑，所表达的信息很明显：‘怎么样，我能帮忙吗？’通常一语不发，以便我只需要报以微笑和眨眼。或者我会说：‘你可否在这件事上帮帮我？’他的答案永远是‘好啊’，他的帮助永远是专业的。我经常向他寻求咨询，通常是面对面的，有时也会在电话上。他总是有空，总是帮上忙，并做得巧妙，不让我感到自己是名新手。”斯特罗布是颇受尊敬的外国记者，曾任《时代》杂志华盛顿局主管和《时代》专栏作家，直到1993年成为美国无任所大使。他在1995年告诉我，俄国人抢占布达佩斯时我父亲发出的最后电讯，是激励他投身新闻业的关键。

1960年代早期的我对此毫无兴趣。我们太忙碌，无暇回首，我们正为亲身经历美国中产阶级的普通礼仪——郊外家庭的完美形象——而倍感兴奋。

第十八章 “花”

几近八十岁的妈妈和爸爸。

我原想就此终结这本书，认为那之后只会是一个普通的美国故事。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在我们拥抱新生活的冲刺中，朱莉和我都忽视了那些无形和危险的暗流。它们只在我研究的后期，即我取得父母的B卷宗时，方才浮出水面。B代表“Beszervezes”（“告密者招募”），这个匈牙利词汇没有精确的英语翻译，因为我们没有“招募不情愿的间谍”的传统。所以说，我们到达美国后，故事还没有完。B卷宗始于1962年，那是我们抵达乐土的五年之后。

有人以不友善的意图，旁观我父亲日益增长的声誉和频繁的署名报道。1962年5月中，利兰初级中学最可爱的男孩杰里·斯泰西（Jerry Stacy）告诉我，他想尝试“开放式约会”（play the field）。同一时刻，匈牙利国外情报部门也开始了对我父母的监视。代号为“Virag”（“花”）的特务，其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与我父母建立友谊，目的是“为了招募”；其他的特务，则开启了对马顿一家的外围监视。

根据档案显示，特务们宛如无处不在的白蚁，在那年蜂拥而至。（我试图想象，身穿防水雨衣的特务，潜伏在平淡乏味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尽量不引起他人注意。他们是否跟踪父亲，每周去布拉德利购物中心的西夫韦超级市场［Safeway supermarket］，或布拉德利药店？如果我同去，他会在现炸甜甜圈店中停留片刻。那家店因我的频繁光顾，奖励我第一份暑期工作——为甜甜圈蘸糖粉。我想知道，1963年夏天我在此店上班时，是否有特务从我手中买到甜甜圈？）

“花”披有理想的外衣来完成任务。他是匈牙利官方新闻社的驻外记者，持有国务院的通行证，定期走访外交记者的办公室。父亲当选为国务院记者协会主席后不久，“花”向我父亲作自我介绍，他们用匈牙利语彼此问好。就像乐意帮助马文·卡尔布、斯特罗布·塔尔伯特等人一样，父亲以同样的热情接待来自布达佩斯的新同仁。

1962年5月21日，匈牙利内政部要求匈牙利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情报部门，开始“招募，或至少打通与［马顿的］妻子的交往以争取招募”。“花”获得指示，要维持与我父亲的联系，避免引起任何怀疑，但要撰写详尽的备忘录，列举我父母的“性格、弱点、爱好、优点、相互关系、与小孩的关系、财务状况、计划、社交、朋友、对匈牙利形势的见解、对美国生活的适应状况。特工们还要查清他们的家庭住址和上班所在，并开始常规的外围监视。夫妇当中谁比较容易受招募？”。“花”必须将收集到的情报，转交给在大使馆扮演外交官的六七个间谍，再辗转送回国内的总部。

因此，监视者再一次开始他们的工作。爸爸有否生疑，他那些频繁出现在国务院的匈牙利“同仁”是来侦察和招募他的特务？马文·卡尔布相信他有。“我们对苏联集团的记者，总抱有警惕性。你会假设，他们必须向当局汇报以保住工作，除非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例外——是货真价实的新闻人——我会很机警，你父亲自然也会加倍警惕。”

在华盛顿，监视者自己也受胡佛的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所以我父母是安全的，远远超过他们在自己国家时。他们猜测不到的是，华盛顿和布达佩斯两地的特务，都在策划把他们诱回匈牙利。阅读两个城市之间数百份的电报和备忘录，我实在为这项努力的恶劣感到极度的恶心。父母在他们手里已吃够苦头，在冷战的高峰期——古巴导弹危机——我们在美国感到安全，匈牙利却发起这项新的招募攻势。我父母在囚禁中都没屈服于他们，他们从哪里得到印象，如今身在华盛顿反倒会表示同情呢？

父亲能向“花”透露什么“秘密”呢？父母在华盛顿接触到的国家机密，一点也不比他们在布达佩斯时的多，但这不是这项努力的目标。秘密警察的档案解释得很清楚，他们企图发现足以要挟的东西，进而勒索他或她来为他们服务。如果你长时期努力寻找，用蒸汽打开够多的信件，窃听够多的电话，你一定会找到——在任何人的身上。一旦你发现什么小东西，机器便开始运转。档案透露，秘密警察认为，他们只需要两小时来说服我母亲或父亲——只要能找到那珍贵的小玩意，这就是“花”的任务。

如此浪费人力，却一无用处！位于两个首都，数百小时的时间，特工们评估什么是最佳方法，以拦截每天驾车去马里兰州罗克维尔镇（Rockville）罗伯特·皮尔里高级中学（Robert E. Peary High School）的母亲；其他人则计算我家每月的支出，以揣度钱财能否成为诱因。（我记得，母亲努力争取成为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镇高级中学的资深法语老师，大多数晚上，都在熬夜修改她的学生们为加缪的《异乡人》和圣―埃克苏佩里［Saint-Exupéry］的《小王子》所写的法语论文。而她的匈牙利同胞，不愿为这“外交”任务学习英语，也在熬夜做他们的低贱功课。就是这批人，使人怒不可遏，从而引发革命，距今才不过六年。他们很清楚自己如何惹人憎恨。）

这些阴暗阴谋，却筹划于一个绝不相称的高级所在。匈牙利大使馆位于华盛顿的第15街，从外面看，无异于多数中等国家的大使馆。一座高雅的佐治亚大厦，门口有可环行的车道，还有修剪整齐的灌木丛。事实上，这不是真正的外交机构，而是死硬冷战间谍的巢穴，任务是阻止缓和与任何“正常化”。这些“外交官”虽身在华盛顿，却生活在密封的社会主义亚文化中。他们不与西方外交官或美国人交往，心里明白，一旦受到诱惑，他们的司机、女管家甚至配偶，就会立即向布达佩斯汇报。不消数日，已成嫌疑犯的外交官即被召回，再也没有离开匈牙利的可能。他们身处与美国开展无休止的斗争的前线——但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匈牙利人民；英勇但失败的“匈牙利革命”，在老百姓与他们的主子之间，造成了永久的疏远。

在这一时期中——主要是从1962年到1967年——华盛顿和布达佩斯之间产生数百小时的情报交流，以最缠绕的秘密警察风格的文章，来推测马顿夫妇中哪位是更理想的特务人选。妈妈开始为《美国之音》播音，不再仅仅是高级中学法语老师，使自己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目标。

“花”在1962年的夏季打开缺口。他计划回布达佩斯度暑假，愿意为我父母携带礼物给玛格达阿姨。父母仓促筹备了一批化妆品和旧衣服。8月，“花”回到华盛顿，于8月10日汇报：“马顿打电话感谢我为他们携送包裹，并说他妻子想当面谢我［设宴招待］。我接受了邀请，这是我与马顿太太好好谈话的首次机会。晚餐很愉快，由此发现两个事实：1.马顿夫妇尚不是美国公民，这给马顿太太的教学工作带来一定麻烦。马顿说，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参议员意欲加速他们的公民申请，但美联社予以否决，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恩赐。2.我察觉到他们对匈牙利的深切怀念。他们知道无法归国，已在这里打造体面的生活，但仍然深受匈牙利生活方式的吸引。”

下个月，“花”觅得一枚宝物：“马顿夫妇不满意他们的财务状况。”1962年10月2日，匈牙利内政部基拉·约瑟夫（Jozsef Kira）将军发送一份备忘录到华盛顿大使馆。基拉写道：“就‘伊祖契’［我父亲的代号］和他妻子而言，［马顿］仅领到一项任务［来自秘密警察］，就是把敏真谛一起带到国外，但美国人不同意。”他画龙点睛的片段，准确描述我父亲是“爱国的匈牙利人，责怪我们逼迫他离开匈牙利。扬博尔同志［父亲与秘密警察的联系人］认为，马顿是个诚实、正直的男人，不追逐女人；如果真的与其他女人有染而离家出走，一定是已经深深陷入浪漫爱情……他妻子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喜欢冒险的生活，寻找乐趣，爱喝点酒，曾涉及其他男人”。这份备忘录的空白处，有人匆匆写道：“很好——但我们需要名字！”

1962年底，匈牙利大使馆拟就一份针对我父母的行动计划。“花”将深化与马顿的交往，并伺机利用我父亲对匈牙利的“思乡之情”。他应花更多时间与马顿家庭走动，与之混熟，并可告诉马顿，他能轻易得到去匈牙利的旅行签证。“如果［马顿］和妻子同意这次旅行，我们将与他们取得联系，以确定招募的可行性。对于此事，我们已向其他［社会主义］同志寻求帮助。签名，桑托（Szanto）。”

一年后的1963年8月1日，匈牙利内政部的基拉·约瑟夫将军向华盛顿的特务下达指示：“建立马顿的招募档案。”（迄今为止，他们只在谈论此事。）依据“花”的消息，基拉在1964年2月3日建议——应缓慢进行！——如果我父母能回匈牙利，“万一招募不成，将予以逮捕和审讯”。

我想，即使父亲对“同仁”加倍警惕，如果他知道与“花”之间看上去最清白不过的闲聊，也会变成秘密警察的重要资讯，仍会感到异常惊讶。这是“花”在1964年9月12日的秘密电报，对我父亲作出如下评估：

马顿在国务院有极好的人脉。他认识每个人，他们也都认识他。最近的招待会中，［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走近马顿，以亲昵的语调与他打招呼……马顿可以打电话给国务院任何人，并很快收到回电。我对马顿的个人看法是，他多才多艺，敏感且敏捷。他从不泄漏他在想什么，他的面部表情极难琢磨……要从他手里获得高级资讯，我对此很表怀疑。他不仅机灵，而且非常小心，好像很能把握与人分享的尺度。马顿最大的用处在于，我们可透过他传递我们自己的消息，给国务院的任何人，包括国务卿本人。

整个1965年，“花”和他在华盛顿及布达佩斯的主子都在精心策划，如何劝我父亲回到匈牙利。他们需要不受干扰的两小时，以“说服”他归顺。回到匈牙利，是他们眼中可获得这两小时的唯一途径。因此，设法将父亲带回匈牙利的各式计划，层出不穷。

他们也没放弃我的母亲。1965年3月10日，华盛顿的秘密警察情报主管通知布达佩斯，“我们计划今年招募马顿太太……但仍有何时何处的问题，完成此举至少需要两小时。我们仍需掌握更多的资讯：她的日常作息，她通常的驾车路线，她是单独驾车，还是有丈夫或他人做伴？她在晚上要不要教书？她的家离校多远？她丈夫离开华盛顿的频度和长度？她的小孩们的计划？她家有无他人居住？我们计划邀请马顿太太参加4月4日［匈牙利自由日］庆祝会，我们的同志可借此熟悉她的容貌，并与之交谈。”这份备忘录附有母亲的照片。

我没有找到母亲接受匈牙利大使馆邀请的记录，这强烈显示她根本没有接受邀请。但在1965年12月10日，父亲未作通知，直接走进匈牙利大使馆，穿越高雅的大理石休息室，搭电梯直达三楼的领事办公室。曾是秘密警察囚犯的爸爸，前来申请赴匈牙利的签证。我只能想象，这意外的拜访给这栋建筑物带来的震颤。怎么办？父亲要求紧急签证，因为他要陪同林登·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的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访问布达佩斯。这是为追求越南和平而发起的全球外交。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亚诺什（Janos Peter）曾经暗示，他可提供通向北越的另一渠道，哈里曼想在布达佩斯作进一步探索。（这个渠道证明是彼得的自我发明。）

匈牙利大使馆——精于策划阴谋，却拙于作出决定——紧急征求外交部长彼得的指示，该如何处理这意外事件？

父亲身为美联社的外交记者，要求陪同美国的高级谈判代表，是合情合理的，但风险也极大——远远大于他所了解的。读档案时，我的反应像是在看一部已知道有幸福结局的电影，但还是为男主角做出突然的危险动作而捏一把汗。我想朝父亲呼喊：别这么做！最终，在激动的特务作出积极准备之前，哈里曼自己取消了对布达佩斯的访问。

因此，情报交流继续。两个首都的特务仍在争论不休——马顿夫妇中哪位更理想？如何诱引他们去可实施安全招募的地方？

1967年6月的一天，匈牙利大使馆腼腆低调的三十三岁的三等秘书贝尔纳特·埃尔诺（Erno Bernat），突然自大使馆消失，事先没有任何预兆。他其实是莫斯科训练的间谍，但披有外交官的外衣。就像约翰·勒卡雷[1]谍报小说中的场面，间谍本人、妻子、三个儿子和岳母，一起于马里兰州塔科马公园镇（Takoma Park）的普通红砖住宅中消失。贝尔纳特精于让人失踪，现在用同样的戏法也让自己家庭消失。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为他家安排了新的安全居所，为每名家人配备新身份。从那一刻起，贝尔纳特一家蒸发得一干二净。在冷战岁月里，贝尔纳特的蒸发和他明显的叛变是一大新闻。过后，没有更多详细资料的浮现，他慢慢退出公众视野，可以假定，隐入了证人保护计划。我无法找到他，如果今天仍活着，他应有七十九岁。更重要的是，贝尔纳特负责招募我父母的任务，也指挥“花”的活动。可以推测，贝尔纳特向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坦白了一切。但我没有机会问，促使他反叛的到底是厌恶生命的浪费，还是想给三个小孩不同的前途。不管是何种动机，我感谢贝尔纳特。他的叛变，揭露了秘密警察“招募”我父母的最后尝试，联邦调查局现已掌握他们的全部活动。

六星期后，贝尔纳特的上级，四十五岁的职业外交官劳德瓦尼·亚诺什（Janos Radvanyi）打紧急电话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劳德瓦尼是代理大使，也请求政治避难。他不属于大使馆情报部门，但仍是高层次的叛变，所引起的公众关注多过贝尔纳特。劳德瓦尼不需要证人保护计划，现在是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教授。他在2008年秋天告诉我：“整个使馆变成间谍的巢穴。开初，我尚能容忍，因我担任专业外交官，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但渐渐地，我变得忍无可忍。”他使用“花”的真实名字告诉我：“‘花’其实是一名很熟练、很勤奋的特务，曾向我自夸，秘密警察因欣赏他的工作而奖励他全套的海伦德瓷器。他有那么厉害。”

劳德瓦尼也告诉我，腊斯克曾打电话给我父亲，向他征询此项政治避难。“你父亲想必表示了赞同，他与我很熟。”劳德瓦尼是冷战期间苏联集团最高级别的反叛者，遭到布达佩斯法庭的缺席审判，以叛国罪被判死刑。随着苏联帝国在1989年的崩溃，对他的判刑被宣布无效。

1967年7月14日，劳德瓦尼叛变的一个月后，匈牙利内政部的基拉将军通知他在华盛顿的同事，马顿案件因两名变节者而“告吹”。那年，我的姐姐朱莉在法国学习，计划访问匈牙利，她是我们离国后第一位重返匈牙利的家庭成员。“花”将这一讯息传送给他主子，但他们已不再感兴趣，马顿档案正式寿终正寝。

由此终止了对我家长达二十年的监视，正好是我们抵达美国的十年之后。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知道与否——终于摆脱了仍在布达佩斯当权的执政党间谍的遥控。

[1]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年10月19日— ），英国著名谍报小说作家，自己曾是英国间谍，遭到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出卖。——译注

第十九章 往返布达佩斯

自逃离以后，我1979年春第一次回到匈牙利——作为美国《ABC新闻》的记者。我已在期待女儿伊丽莎白的诞生。

我为最后的研究回到布达佩斯。和往常一样，我呼吸着熟悉的气息，丝毫没变：多瑙河驳船上吹来的石油和煤炭的气味，栗子树坚果的气息，空中飘浮的咖啡香味。我与这城市的关系，就像一段古老但无望的爱情。布达佩斯和我之间没有未来，只有过去。我对短暂且中断的童年，怀有无以名状的渴望。这渴望，又与古老的恐惧掺杂在一起。我这次回来，重建了与老朋友的交往，还要与“花”见面。

我坐在法国人开的宾馆的辉煌正厅里，面对多瑙河，等待“花”的到来，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局。他同意这次会面，但不清楚我的实际目的。我联络上他，因为他曾是我父亲的同事，如今虽已退休，但在新闻界仍有名望。我在写父母的传记，对他的回忆甚感兴趣；这是事实，但不是我必须见他的真正原委。这只是暧昧的解释，以应对一个暧昧的处境。实质上，我想见见这位以朋友面貌出现却肩负招募重任的人。

一名衰老的男子从旋转门中浮现。他穿戴小心，但身上的西装已经褪色，是1970年代风格的宽胸襟，配一条漂亮的丝领带，衬衫领子显得偏大。他步履蹒跚，靠他的司机，一个魁梧的年轻人的支撑。我看不清他藏在巨大、厚实的眼镜后的眼睛。我怀疑，他配这副眼镜时，要比现在的自己伟岸得多。他变秃的头颅上，可见太多日晒留下的痂斑。父亲临终前也有类似的皮肤特征，也步履蹒跚，遇上特别时节，也会穿戴小心。我伸手去扶“花”那骨节嶙峋、满是斑点的手，心中的勇气在迅速消退。他处处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我突然感觉，自己像是捕食者，在迫近一只太弱小的猎物。

我们一起坐下。我告诉他，我带来了我父母与他相识时的照片，帮助他恢复记忆。我于是拿出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照片，上面是一对年轻、英俊的夫妇，皮肤晒成棕褐色，女儿们伴随左右。我期望他会像别人一样啧啧称羡：你父亲多气派！你母亲多漂亮！你们姐妹多可爱！（档案透露，他1960年代去过我们在贝塞斯达镇的家。他告诉秘密警察，小孩的英语很好，但她们的匈牙利语更好。）但“花”一言不发，只稍稍瞟了一下照片。

“花”的冷淡使我硬下心肠。我开始我的访谈，如同我在写作生涯中对成千上万人做的。你首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他回答：“当然，我在布达佩斯时就知道他们，那是1950年代。但我们不允许与你父母交谈，因为他们在帮美国人做事。”我真想问，谁禁止你与他们交谈？但我抑制了。当年有很多人，包括匈牙利人，与我父母交谈。禁止一名新闻人与同行交谈，这是哪种命令呀？我只在内心思忖，“花”却带着些许骄傲，提起曾使所有匈牙利人发抖的拉科西·马加什。拉科西曾打电话给他，请他担任某份报纸的编辑。拉科西告诉他，“因为你是最棒的”。“花”随即接受了此职。然后，他又讲了那个年代一个众所周知的笑话，关于邻里之间的对话：“我有好消息！是什么呀？昨晚，三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敲我家门。那算是什么好消息？当然是呀。他们不是来找我，只是要我告诉他们，哪间是绍博·亚诺什（Janos Szabo）的公寓。”我感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个很奇特的选择，但“花”尚不清楚将会发生什么。

他继续：“第一次真正见到你父亲，是在华盛顿国务院。当然，我感到荣幸，能够成为如此杰出人士的同事。”“花”于此稍作停顿，“但你父亲非常小心，不想与我走得太近。据他所知，我可能是一名间谍！”他脸带讽刺的微笑。

强烈的冲动差点让我脱口而出——“你就是一名间谍！”但我竭力忍耐，勉强成功。

“你知道，他总是愿意帮忙，随时准备把我介绍给别人，提供新闻的背景资料。他真是一位好同事。”“花”继续。

“那你为什么要告发他？”我终于找到缺口，以抱歉的口吻问。“我并不想使你难过。” 我迅速补充。但他脸上没有丝毫的难堪，我步步进逼：“你看，我已读了那些档案，知道你向秘密警察汇报我父母的事。”

他摘掉那副硕大的眼镜，锐利的小眼睛下有着暗蓝色的大眼袋。“我从没告过他们的密！”

我心里真的充满歉意，他已老态龙钟，举手投足令我想起父亲。“很抱歉，你想看那些档案吗？”我在一赌，因我没把档案带在身边。我没想到，他竟然全盘否认。我只预料他会懊悔，会尝试获得同情，会解释从事卑鄙的告密工作是迫于无奈。我曾想，他会说：“嗯，那时都是这样的，我讨厌做这样的事，但别无选择。”但我丝毫没有想到竟会如此——毫无悔恨地全盘否认。我站起身：“我去取，只需几分钟。”

“花”理直气壮、挑衅地说：“好，让我看看。”

我迅速跑向电梯，冲进我的房间，从床上抓起紫色的标记着“花”的档案。我估计，即使他想逃走，我也会比他更快。档案在手，我赶回我们可观赏多瑙河风景的桌子，发现他虽没笑容，但仍旧怡然平静。我忆起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中的场面，屠夫大师在轻蔑地琢磨天真的小商人铁托。我感觉自己成了铁托，而“花”是斯大林。他不仅逃过了霍尔蒂、希特勒、艾希曼（“花”也是犹太人）的毒手，而且幸存于斯大林、拉科西、卡达尔的时代，如今到了已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的新匈牙利。“花”在每一届接替的政权下，都能茁壮成长；在我的紫色档案面前，他不会畏缩退却。他肯定认为，他已躲过历史的最后一颗子弹。他前后在六个国家担任过驻外记者，在卓越的新闻生涯之后体面地退休，仍然普受尊敬。他儿子也已担任重要的职务，现是匈牙利的议员。

我向他展示文件，上面没有他的真实名字，只有他的代号。这一次，他都不屑于再否认我的指责。他说：“我没写下任何东西。他们要我提交书面报告，但遭到我的拒绝。我去大使馆，每星期一次，也许两次。我们一起玩扑克牌——桥牌和凯纳斯特游戏[1]。”他摇动他的光头，“那些家伙从不出来，不会讲英语，什么都不知道！想象一下，他们不知道高华德[2]与汉弗莱[3]之间的差别！他们什么都要靠我。”他自豪地说：“他们会问：‘——有什么新闻吗？’我就会给他们讲一些四处听来的政治闲聊。”

“但这里明确说是你写的。”我回答，“它还提到，会议发生于一个安全所在，并不是大使馆。”

“你知道，”他圆滑地移至下一个解释，“他们不会向海外派遣一名不愿向当地大使馆汇报的记者。我们一共有十二名驻外记者，每人都必须签署文件，承诺我们的合作。大使馆是我们真正的老板。”

“假如你不签呢？” 我问。

“我就不会被派去国外。你知道，”他岔开自己的话，“那在国外的十六年是我人生最幸福的岁月。其中四年在美国，我采访了休伯特·汉弗莱和杰克·莱蒙[4]——”

我打断他的职业回顾：“但他们企图招募我父母当特务，你却在帮助他们！我父母处在危险之中。”

“我从没想到，我会给你父母带来危险！”他突然激动地说，“我汇报的东西，哪一件会构成危险呢？”这问得有点文不对题。“花”很清楚，秘密警察能将最细小的信息转化成武器。财务烦恼、依恋妻小、申请入籍的延误、母亲爱好“冒险”——这一枚枚都是“花”挖掘出的宝藏。他难道从不自问，这些信息最终派上什么用处？提供这些信息，他又得到什么回报呢？“花”没有处在生死攸关之中，为派遣海外而听从秘密警察，是事业上明智的举措。在他心里，他只是巨形机器中一个小小的齿轮。但那巨形机器，就是恐怖国家不可或缺的引擎。

我以自认是惊心动魄的证据与“花”当面对质，在情绪上顿感疲惫不堪，自己受的打击反比“花”的更大。老翁好像充满活力，渴望战斗继续。他抗议道：“他们从没征得我的许可，以此来胁迫你父母！如果有真正的危险，我会通知你父亲的。他们利用我，趁机通过我来接近你父亲。但我从没接受他们的指令。”我回忆起那张精确的清单，列出他与我父母见面时应询问的各项：他们的财务状况、他们的相互关系、他们与小孩的关系，等等。他无罪的抗议之后是愤愤不平：“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父亲，他在自己国家已受尽折磨！”他频频摇头，显得义愤填膺——他与秘密警察的工作是毫无干系的。

他的死不后悔反倒让我轻松许多，我本来就惧怕面对与人为善的人，不忍心去打扰仁慈老人的平静晚年。他到最后说：“我不认为自己是特务。”他再也不能否认活生生的事实，但仍坚持己见。

我已满足，没兴趣在他自己的国家把他揭发出来——这里有太多的人打着同样的如意算盘。我一开始就被告知，只能责怪这个制度，不能责怪已变成齿轮的个人。那也可能是我父母对“花”的看法：已经无关紧要。何必自寻烦恼？

但我还要会见其他人。第二天下午，我看到一名坐在宾馆大厅里的长者，貌似陌生，但不尽然。他身穿漂亮的灰色软法兰绒西装、方块条纹的蓝色衬衫、红色丝领带，披在肩上的是挺括的军用雨衣。他的侧影看起来面熟，我问，是拉约什吗？是的，他微笑，起身欢迎我，这比我们约会的时间早了好几个小时，他仍然高大挺拔。在我们人生的最低点，这位英俊男子曾与我母亲和我们姐妹交往。往事历历，突然潮水一般涌上我的心田。他从慕尼黑的家赶来，我有太多问题，但思潮澎湃，反倒不知从何说起。似乎是在选择最自然的事，我搀起他的手臂，走入淫雨霏霏的都市。我们上次见面是在半个世纪前，按理说他只是个陌生人，但我感受不到我与他之间的任何距离。计程车里在他身旁坐下的美国女人，还保留多少渴求他人喜爱的淘气女孩的身影？

神秘的信任把我们捆绑在一起——都离我母亲这么近。看起来完全自然，他伸出手，我以双手捧起，感情上的亲昵仿佛从上一代移至下一代。破旧但舒适的匈牙利餐馆里，菜单自父母带我离去之后从未改变。服务生领班认出了他，朝我颔首，问：“女儿吗？”拉约什回答：“很遗憾，不是。”他没有女儿，结婚较晚，只有一个儿子。我们坐下后，他问：“你以前知道吗？”他无须详述他与我母亲的事。我回答：“嗯，我只是猜测，长大些，便琢磨出来了。”我们后来的生活不再有拉约什，虽然我知道，他在“匈牙利革命”后逃走，之后又彻底销声匿迹。他突然音信全无，更使我猜测曾有过的亲密关系。我说：“你是如此珍贵的朋友，特别在亲友都避而远之的时候。”

他以平淡的语调说：“你母亲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之一，她让我心碎。”母亲如何使这位英俊、柔顺、浪漫的男子心碎？“她出狱后，我们再次见面，我仍记得她讲的一字一句。她说，我们过得很愉快，但不会有结果，你知道，就像歌中唱的一样。”这从容的冷淡和词语的伤人令我吃惊，我为母亲感到些许的愧疚。当然，监狱改变了她，更加深了父母之间的信任。也许，母亲决意与拉约什分手，唯一的方法就是故意的冷漠。

他告诉我：“我抵达纽约时，联邦调查局就来找我，想知道我是否为匈牙利共产党做事。他们不知道怎么了解到，秘密警察曾向我询问你母亲，那已存入我的档案。你母亲为我的良好品德向联邦调查局作证，他们便让我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拉约什因为我母亲，两次陷入困境，仍保留着对她的美好记忆。他从上衣口袋拿出一张照片，上面的妈妈眉开眼笑，看起来轻松愉快，无疑在为自己讲的笑话自得其乐。那一片刻，她看起来是身边有英俊男子爱慕的女人，而不是因失宠于丈夫而担惊受怕的妻子。他短暂沉浸在回忆中：“她以一种很有趣、独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她告诉我，她被人盯梢，也有人持续监视。我回答说，他们算是找对了有趣的材料。”所以，这么多年后，我也算找对了有趣的材料。母亲尽一切可能帮助丈夫，照顾两个受惊的女儿，同时又有人陪她，让她快乐。

拉约什和我在彼此的陪伴中感受到我母亲的存在。我们作为朋友而道别分手，因重建联系而感激涕零。

我曾经的“大姐姐”，现在是玛莉亚·纳塔利医生，从罗马的家中赶来与我见面。我在中央咖啡屋，心跳加快，像是期待一位从前的恋人。她走进来，身材纤细，一身黑色套装，留着时尚的金色短发，自然地焕发出大都市气质。我从座位上跳起，上前拥抱她。我曾是个思念母亲的小女孩，偎依在她柔软的怀中，现在的我却比她更高更大。我在她已有整齐皱纹、晒黑的脸庞上，搜寻熟悉的特征——一双眼睛还是老样子。她惊呼：“你曾是我的小妹妹！”她为我们现在的形体感到同样的惊讶。我回答：“你曾是我的保护人。”我们的谈话很快回到那段时日：寒冷、饥饿、悲哀，我俩都渴求的亲情和温暖。她回忆：“你还记得吗？我曾梦想我们每个人吃一个鸡蛋！”我们谈起，她与残暴的父亲之间的隔阂，还有我对自己父亲的思念。她多次重复：“但你从不埋怨。”她像拉约什一样，也在革命期间逃走。她的家人却留了下来，因她的“叛变”而饱受惩罚。她妹妹安德烈娅，因此不能上大学，不能得到好工作。

我们谈完回忆后，转向较不安全的领域。玛莉亚现在对美国是大有意见：这是个日薄西山的腐败帝国，因一位总统（克林顿）的好色而几近瘫痪；继任的总统（布什）好像是在全世界挥舞拆楼用的大钢球。尽管我同意她的部分见解，她的愤怒和我的拒绝参与，在我们之间造成一条裂缝。我说，“玛莉亚”，意欲返回安全的话题。她回来了，微笑着。我们吻别，允诺再一次见面。

我终于获准探访当年关押父母的监狱，佛街现在是匈牙利囚禁最危险犯人的最严密的监狱。它是一栋硕大的红砖建筑物，墙上有条匾，提醒着此地发生的众多罪行之一：“1958年6月15日，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志们，在此地的秘密审判中被处以死刑。”母亲经常说，她在牢房中可听到玩耍的小孩的喧笑和哭声。就是这里：不出一个街区就有一个游戏场。从那里，别人家孩子的哭声，可以轻易飘进母亲的牢房。

监狱长准将博格尧什夫斯基·乔鲍（Csaba Boglyasovszky）在门口等我。他身材高大，穿一件黑色皮外套，尽管壮硕，却没有予人任何威胁感。监狱长把我带进六道钢门中的第一道，钢门随即紧闭。他友善，喜欢聊天，已在网上查询了我与父母的情形。我尽可能想象父母当时的感受：钢门的声响就像断头台上的利斧迅速坠下，随之是一系列小钢门，陆续关紧，直到最后一道，再加上钢铁滑闩，你一个人独处牢房——彻底束手无策。这走廊迷宫的每个转弯处，不再有腰插手枪或肩背步枪的秘密警察站岗。但建筑物一如既往地固若金汤，不露半点悔恨。

我们爬上几节照得通亮的楼梯（我总想象监狱是阴暗的；当然，囚犯的每一次抽搐都必须能被看见），与几个面相严峻的男犯打了照面。他们剃成光头，戴上镣铐，面露愤怒，被押回自己的牢房。“至少这些囚犯知道他们关进来的原因”，监狱长评论，暗指我父母的情形。他以自己的阔背长臂，为我提供安全的空间。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漆成阳光灿烂的黄色，摆有软包饰的扶手椅，办公桌上方是一幅19世纪著名匈牙利风景画的翻版。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曾经从这些墙壁往下凝视。

“卡普奇诺，好吗？”监狱长问，随即为我讲述这座监狱的历史。自1919年以来，它见证了国家生活中这么多臭名昭著的章节。他带着平静的骄傲说：“自1989年以来，这里不再有政治犯。”我一边啜饮卡普奇诺咖啡一边问，这办公室当年是否曾用作我父母的审讯室？在那里，父亲因直射的强烈灯光而几乎失明，鲍比奇上尉朝他吆喝淫秽的诅咒；另一名秘密警察警告我母亲不要像大街上的娼妓一样。博格尧什夫斯基准将回答，很可能是这间房，也可能是类似的另外一间，只是装饰不同。审讯者喜欢他们的房间配合自己的口味。

喝完卡普奇诺，我们攀登楼梯，到达囚禁父亲长达十八个月的那一层。卫兵打开一间牢房的门锁，后墙高处有一扇小窗，封以铁条和通气网，钢门上有以胶带粘着的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古龙香水的广告，上面是皮肤晒成古铜色的男子，身穿紧身的内衣裤。我要求在牢房独处片刻，卫兵开初摇头——在今天的匈牙利，将无辜者关押起来是违法的。监狱长重复我的要求，这次变成了命令。他们撤离时，监狱长笑呵呵地说：“再见，再见！”当然，我自愿的短暂羁留，无法与父母的监禁同日而语。尽管如此，那仍是可怕的声音：你无法控制的钢铁滑闩，移入锁住的位置——再也不能与任何外人联系了。

刹那间，我能感到旧日恐惧的升温。在这密闭的牢房中，我没有丝毫的资源或保护，这真是可怕的感觉。假如监狱长的友好只是一种伪装？假如“花”——我刚撕下他的假面具——依然有权可使？但我知道，我只是在异想天开。几分钟后，我将重得自由，而当时的父母却是望穿秋水。

温和的监狱长十分钟后归来，微笑着问：“够不够？”我点头，伸出手说“谢谢”，便准备离去。监狱长笑了起来，说道：“你以为离开这里，这么容易吗？我必须带你出去。”由此，我们经过一道道钢门。这位高大友善的男子做手势，让卫兵一一打开螺栓和门闩，直到通向前院的最后一道哨卡。

到了外面，我深深呼吸多瑙河的潮湿空气，那是我非常熟悉的。我将手伸到监狱长面前，他握住片刻，然后问：“你会想开吗？你自己。”那主管数百名最危险犯人的男子在为我担心，我有点感动。他站在这栋建筑物的阴暗处，识破我这老成的美国人，内心深处仍是他监狱旧囚徒的小女孩。我回答：“我不知道。”

由女儿伊丽莎白陪伴，我们前往我的老家乔鲍街。途中，就在险峻的小山脚下，我们在瓦罗斯玛捷天主教堂停下。正好在举行婚礼，我们就站在后面，旁边是精心雕刻的木质告解室。这里，什么都一成未变。同样的木雕使徒，仍旧排列在祭坛两侧；多少个星期天，我曾在它面前跪下。突然，寒冷的教堂中央广场沐浴在亨德尔[5]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中。我转过身子，不让女儿看到我的眼泪。

2008年4月，女儿伊丽莎白和我在布达佩斯。这是我最后一次考察旅行，看到了“花”。

教堂对面的大街上是新开的约翰牛酒吧（John Bull）。我们经过一个女孩，穿着迷彩长裤，头发梳成非洲武士的长绺辫，就像在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6]常见的。我们朝老房子的方向，攀登险峻的小山，一路上见到以骨节嶙峋的手支撑着手杖的老翁，还有矮小臃肿的老妇。他们不属于新匈牙利。我们在乔鲍街和罗斯考维兹街（Roskovics Utca）的交叉点停留片刻，我曾在那里学习脚踏车，父母遭秘密警察的劫持也在那里发生。但我们没看到骑脚踏车的小孩，也没在街边花园看到任何儿童。我们喧闹的孩子帮，曾经在那花园里玩匈牙利版本的捉迷藏。

我们的老房子刚漆上明亮的黄色，给人以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这里不再是不同公寓的小孩相互叫嚷的地方。伊丽莎白和我窥探我们的旧公寓，由于闭合的百叶窗，里面黑洞洞的。木制的百叶窗，很像“夫人”曾用最大声响在我头上卷起卷落的。一名身穿日常便服的老妇，手执拖把走上阳台。我经常在那阳台，在爷爷的膝上，练习我们第一次学到的英语单词：“Attycake，pattycake，Baker’s man。”

“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紫丁香是你的最爱。”伊丽莎白说，她认出我们小孩房间的窗外仍长有紫丁香的灌木。这栋房子和邻居之间的铁丝网（仍是美国外交官的居所）已变得破旧不堪，顶部不再有带刺铁丝。当年为逃避父母的再次被捕，我们穿越这铁丝网上的一个大洞——已不见踪影——去邻家避难。

匈牙利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是在赴机场的途中，我们的计程车超越一长列摩托车队。骑士们身穿黑色皮夹克，头戴纳粹德军式的钢盔，为首的挥舞一面大旗，纯是箭十字党三色旗的新版。虽然细节作了修改，但上面的信息却非常明显。我们在度假的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镇（Telluride）经常看到摩托车队，中年男骑士带上他们的摩托“女孩”，重温歌手杰里·加西亚[7]的梦想。但现在，这一长列摩托车队不是在寻求欢乐。他们的神情严峻，他们钢盔下的头颅没有头发，他们是阴沉愤怒的群体，他们在继承匈牙利最黑暗时期——箭十字党与阿道夫·艾希曼携手追捕犹太人时——的残渣浊泥。路人避开他们的眼睛，假装没看见蛇行于城市的一长列黑色。我再次感到历史的阵痛。假如他们旁边没有警察随行？假如他们截住我们的计程车，要求看我们的证件？我的镇定自若还能维持多久？但我们已达机场，就要飞回我们美国的家。

[1] 凯纳斯特游戏（Canasta），通常使用两副纸牌，四人参与，发明于1938年的阿根廷，迅速在南美流行，1948年传入美国，成为1950年代的时髦。——译注

[2] 高华德（Barry Goldwater，1909年1月2日—1998年5月29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196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人物，常被誉为“保守派先生”。——译注

[3] 汉弗莱（Hubert Humphrey，1911年5月27日—1978年1月13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1965年至1969年间出任第38任美国副总统，1968年代表民主党角逐美国总统，败于理查德·尼克松之手。——译注

[4] 杰克·莱蒙（Jack Lemmon，即John Uhler Lemmon Ⅲ，1925年2月8日—2001年6月27日），美国杰出的电影演员，曾获三次奥斯卡金像奖（一次配角，两次主角）、三次金球奖影帝、一次威尼斯影帝、一次柏林影帝、两次戛纳影帝。——译注

[5] 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1685年2月23日—1759年4月14日），出生于德国，后来定居并入籍英国。代表作之一《弥赛亚》（Messiah）1743年在伦敦上演；英王乔治二世亲临剧院，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时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站立起来听完全曲，称之为“天国的国歌”；现今音乐会演奏此曲时，全体观众均会起立聆听，成为惯例。——译注

[6] 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Williamsburg，Brooklyn），美国纽约市下辖五区，其中之一是布鲁克林区，而威廉斯堡是该区中一座小镇，隔威廉斯堡桥与曼哈顿相连。——译注

[7] 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1942年8月1日—1995年8月9日），美国吉他音乐家、作曲家、歌手，被认为是Grateful Dead乐队的领袖。——译注

第二十章 又一惊奇

我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获得联邦调查局为父母建立的档案。这是其中一页，上有大量删减。

赴布达佩斯作最后一次研究旅行之后，我回到纽约，前厅的桌上已有一个包裹在等我。它的回信地址——华盛顿特区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将我从时差效应中即刻唤醒。有关专家告诉我，我依据《信息自由法》所索求的文件，可能要等候多年。但这就是我申请的：已受大量删减的二百十五页马顿档案，另有六十五页由于国家安全的原因仍须保密。我甚至没有时间打开自布达佩斯带回的手提箱，就一头扎进这份新档案。

第一份文件是联邦调查局的内部备忘录，日期是1955年5月10日。它显示了冷战妄想症的深植人心，不管是在布达佩斯，还是在华盛顿。它提到父亲的被捕，随即发表这条令人惊讶的愚蠢的声明：“马顿的报道［劳伊克·拉斯洛和枢机主教敏真谛的做秀公审］显示，马顿颇得匈牙利政府的好感，西方媒体对此所作的报道都非常有限。”其时，父亲已在佛街监狱里持续关了三个月，母亲在为小孩寻找寄宿的场所，那是她人身自由的最后一个月。在联邦调查局的眼中，这些事实都是毫不相干的。爸爸是可疑分子，不然如何解释他对做秀公审的报道？他受到匈牙利当局的“宠信”。

档案的下一份文件是两年后的，即1957年5月27日。由于父亲向维也纳大使馆报告布达佩斯公使馆的安全泄漏，埃德加·胡佛要求国务院安全办公室提供资讯。胡佛注意到，安全泄漏已呈报给陆军的情报部门（这是档案中唯一提及陆军准尉理查德·格拉斯佩尔的地方），但想获得更多资讯。

档案还披露出一些戏剧性的细节。从1957年到1959年，用联邦调查局的专门术语，我父母是“调查的潜在对象，有可能与匈牙利政府合作，为其提供信息”。显然，有些人（名字已被删改）向联邦调查局发出警告：“根据马顿夫妇在匈牙利过着优裕生活的事实，尽管他们亲西方，与西方过从甚密”，但妈妈和爸爸仍有可能是匈牙利秘密警察的特务。其他的猜疑是，“马顿自漫长的徒刑提前出狱，离境时并没受到匈牙利官员的阻挠”。

住在共产国家时，“他们亲西方，与西方过从甚密”，激发了秘密警察的怀疑；这同一特质，使父母在埃德加·胡佛的华盛顿也变得不可信赖。如我早已推测的，秘密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都不相信他们。处在金·菲尔比和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的时代——前者是站在苏联一边的声名狼藉的英国双重间谍，后者是偏执狂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首脑——我的父母吻合既定的类型，身不由己，在两大阵营的眼中都变成有用的资产。父母作为冷战英雄受到众人欢迎，却在华盛顿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再一次，他们的自由是有条件的。

1958年12月11日，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安全的条件下”访问我父亲，发现他“全力合作，如果遇上匈牙利政府代表的接触，愿意立即通知华盛顿区办公室”。所以，父母在第一回合中获得清白。但他们没有获得彻底的自由，至少在埃德加·胡佛的世界中没有。

四年后，即1962年5月1日，联邦调查局的内部备忘录“发现［马顿夫妇］没有参与颠覆活动。自抵达这个国家以来，马顿夫妇与众多美国政府机构合作，并提供匈牙利的有关信息”。

尽管联邦调查局消除了爸爸是匈牙利特务的怀疑，他显然感受到了压力，要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他的活动和联系。从1958年到1962年，根据联邦调查局档案，爸爸与华盛顿区办公室保持定期联系，这种关系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当然，这种联系不同于他在纽约咖啡屋与秘密警察的强迫会面。它基于爸爸的信念，他在支持冷战中的自己人。即使在华盛顿，父母仍不同于其他普通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鼻子底下发生的。

1962年，大约是秘密警察为招募而重新打开我父母的档案时，联邦调查局也显示出新的兴趣。这不是巧合，因为联邦调查局对“花”实施严密监视，一定观察到他与我父亲的互动。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监视这名“新闻记者”，称他没有“外交豁免权，事实上却以在华盛顿的匈牙利公使馆和匈牙利驻联合国代表团为运作基地”。

1962年5月23日，联邦调查局特工佛勒特（Folet）约见我父亲，也是在“安全的条件下。他的解释是：他与［‘花’］在国务院新闻处天天见面；他们在那里都有自己的办公位置；这类接触是非正式的，并没有其他形式的接触；某个星期天的下午，［‘花’］顺道走访马顿的住处，遇到他家人，暗示希望有更多聚会，但得不到马顿的搭理；［‘花’］回匈牙利度假时，把汽车留在马顿的住所”。我不记得，那年夏天我家车道上停有陌生的汽车。表面上平和的爸爸，在巧妙平衡两个敌对国家的特工，我只能叹为观止。

1967年的夏季，“花”的控制官员贝尔纳特·埃尔诺变节，获得联邦调查局的保护。他暴露了匈牙利公使馆的间谍活动，包括招募我父母的企图。联邦调查局重又找上我父母。一名特工（名字已删）在1968年5月7日写信给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威廉·沙利文（William C. Sullivan），他说：“约见马顿夫妇是我们现在最合逻辑的下一步，将决定马顿夫妇是否有安全风险，是否有可供调查局利用的潜质。”

与秘密警察一样，联邦调查局也选择分别约见他们的目标——即便是已婚的夫妻。因此在1967年8月8日，联邦调查局授权对我母亲进行一项“谨慎的背景调查”。1968年4月23日的内部备忘录解释，“之后，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约见主要目标［爸爸］，以对照比较他俩各自的故事”。

父母在审讯者眼里留下了良好印象。约见他们的特工在1968年7月30日呈递给局长胡佛的报告中写道：“伊洛娜和安德烈·马顿非常友好，没有紧张或忧虑，作出的声明似乎是诚实的。两人都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担任需要相当才智的工作。很难想象，他们受到招募［秘密警察］而木然无知。马顿陈述，他在美国的时候……匈牙利人可能会劝他为祖国做事，他对此非常警觉。与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人士交往时，他一直在头脑中保持这样的警惕。他声明，他认为自己还算聪明。就他所知，还没有人企图从他那里取得信息，或利用他为任何外国效劳。他陈述，如果有人企图征求信息，或招募他为外国政府工作，他……会立即报告。”

1968年7月30日，呈送给埃德加·胡佛的秘密备忘录总结说：“综合考虑手头的种种资料，马顿夫妇此时似乎没有构成安全威胁。马顿太太的情报潜质似乎是负数的，马顿先生的潜质似乎与资讯来源有关。就这点而言，如有必要，将继续与他保持接触。”

这是父母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最后一份文件。自那以后，父母开始过上了郊外普通夫妇的生活。妈妈和爸爸从冷战中幸存，终于回家，不过是在美国。

尾声

我最喜欢的父亲的照片——摄于他任外交记者的国务院。随身携带的记事本放在膝盖上，他在等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如果父母仍在世，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他们喜爱历史，但不愿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全身心投入美国，很少回头看。流亡者们围坐在沸腾的辣椒鸡煲前，沉溺于古老的回忆；但这一类的怀旧聚会不是他们所爱。他们在血泊浸染的20世纪，生活于欧洲的残杀地区，如果感受到愤怒或怨恨，早已将之转化成在美国建设新生活的动力。如果回头看，他们会把目光投向那种精致、宽容、开放的文化。它曾短暂存在于多瑙河边的闪闪发光的城市，但已消失，变成一厢情愿。当我发现我们的犹太出身，他们很不高兴。生命中许多不寻常的细节，尽管我们渴望了解，他们却故意隐瞒；如果早点知悉，我们只会对妈妈和爸爸更为钦佩。但我理解，父母挣得了遗忘的权利。我现在发现他们经历的如此丰富的细节，使他们的最终胜利更为甜美，使我的理解和赞美更为深刻。多少男女花费自己的时日，设定圈套来害他们，最终都一一败北。

我对家史劲头十足时，他们的缄口不言曾让我倍感挫败。我们在美国根基浅薄，我需要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故事，每一个小孩都会这样做。我会问母亲：“我长得像外祖母吗？”她的回答是她的盈眶热泪。还有其他更多的疑问，都找不到答案。“我把情感留在哨卡了”，父亲曾如此评说我们多年前在奥匈边界上的跨越。“花”曾汇报，马顿“从不泄漏他在想什么，他的面部表情极难琢磨”。这些扭曲矫饰的情感，使一名在情绪上极需帮助的孩子，更难接近父母，更难接近过去。但它们让我父母得以存活。如果父母一生都在为伤痕和悔恨而耿耿于怀，我无疑也会长成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在世时，尤其在我完成有关罗尔·瓦伦堡一书后，我们之间因父母的隐瞒而徒生紧张的气氛。现在，多亏了秘密警察，他们的故事水落石出，虽仍有模糊之处，很少黑白分明，但我希望，我能当面告诉他们，我理解他们的选择。

他们与美国人站在一起，不仅因为自己的信念，还因为想在战后享受生活。因此在无意中，他们陷他们的孩子和自己于危险之中。出狱后，父亲在纽约咖啡屋与秘密警察定期见面，又寻求他的帮助，以获得我们的护照。母亲必须在电影院楼上的安全房，与秘密警察保持联系。他们邀请“花”到我们在华盛顿的家，感谢他把包裹转交给玛格达阿姨。这些是他们为获取无比重要的自由，而心甘情愿支付的小费。我现在想知道，我在一个贬低人格的制度下将如何存活？我将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

他们以被剥夺者的全部激情热爱美国。对母亲和父亲而言，郊外的平凡生活是珍贵的：每周去世界上最大最冷的超级市场购物，周六的网球游戏，数小时在郊外的前院清扫落叶。这些取代了在安德拉斯街（Andrassy Boulevard）咖啡屋闲荡整个下午的回忆。母亲成为了一名世界级的厨师，父亲放弃了自己孩子们的剑术，把精力集中于教会四名孙子孙女滑雪——在这项工作上，他大功告成了。他们在这种生活日常中找到了他们的欢乐。

我曾惊讶于，他们怎能忍受像节拍器一样单调乏味的郊外生活。现在我理解了，平淡和人生的可预测，恰恰是人们罕得的珍宝，20世纪缺少的就是这两桩。1955年，父亲自佛街监狱的深渊写给克雷奇默·阿帕德少校的信中说道：“十年前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倾家荡产。在我余生里，对于再一次重建家业，我不抱存任何奢望。”在美国，他们从20世纪两大人类试验中复苏过来，重建新的生活。

父亲吝于表扬，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没人比他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我甚至在选择人生伴侣时，都把他带在脑海中。1977年我获聘担任《ABC新闻》的驻外记者，父亲让我观察和学习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你看，这个男人拥有全部的重要品质：智慧，对这个世界的领会，非常英俊——卡蒂，他是应有尽有。”所以，我记得自己当时的理解，那是他愿意认作女婿的人。虽然我俩已离婚，他仍把他外孙的父亲彼得，当作自己的女婿，直到生命的最后。彼得也是如此。时任助理国务卿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与我结婚之后，会与父亲一坐几小时，一起回忆那些享有殊荣的大使、副国务卿和次国务卿。他们还讨论父亲的万神庙中最令人尊敬的人物，即他采访和钦佩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迪安·腊斯克和亨利·基辛格。如有幸出生在另一时代、另一地点，父亲会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外交官。

大多数的死亡同时带来伤心和解脱。父母过世后，关于过去的禁忌也烟消云散。就像我较早提及的，爸爸从没打开那第一份秘密警察档案。它仍躺在书桌上，原封不动；其普通的黄色文件袋，盖有秘密警察档案室的图章。他去世后，我把它打开。我在傍晚开始，手不释卷，一直读至第二天清晨。我哭了，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受辱的程度。我总是认为，父母的坐监只是相对短暂的囚禁（父亲的不满两年，母亲的一年不到）。现在我明白，他们一直是自己国家的囚犯，直到抵达美国，甚至还没有完。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都把他们当作人民公敌，予以监视和跟踪——他们也没得到美国人的全部信任。

我在研究期间觉得，我似乎也参与了监视，但我的动机与秘密警察的大相径庭。我为自己而写，为我的孩子而写，但这不是我的故事。人类中相当部分的人群曾这样活过，在某一地点，在某一时间。因此，在这些故事被人遗忘之前，在我们继续迈步之前，让它水落石出是非常重要的。

1995年，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和我，在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官邸新婚燕尔。1950年代，我家曾在那里度过美妙时光。

我开始与官方打交道，想取得其他档案，但从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档案文件开始陆续抵达，我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假如档案透露出可怕的欺骗怎么办？但我愿意承担，最终的结果恰恰相反。我反复阅读这些文件，使我更加贴近父母。

我曾在旅程开始时写道，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他们的父母，因为双方都在这样行事，犹如一个共谋。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秘密警察，我觉得，我现在读懂了他们。父母不再是我年轻时想象的半神半人，而更有趣、更机灵、更复杂，远远超越我的想象，也更有人情味。父亲在巴拉顿湖边喝啤酒，与母亲之外的女人彼此亲昵。他浪漫地与冷艳的英国丽人同坠爱河，而母亲则在更年轻男子的赞美中寻找安慰。监狱把他们带至人生低谷——父亲已到自杀的边缘——又把他们捏成一体。

当然，若是能看到的话，他们会发现这本书写得太近隐私，不会喜欢如此袒露。就像伟大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1]所说的，写书是很危险的，会惹人发怒。最终，父亲可能会说：“嗯，这是你的书，你是作者。”他几乎从不闯入我的生活，所以我如此重视他的见解。他是一位笃爱子女的父亲，但不随和。多亏了档案，我才知道孩子是我父亲最致命的弱点，两个大陆上的特工都曾这样指出。他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本克·莱奥博士曾报告：“我确信，他的妻子，更甚者，他的小孩，如有大难当头，他会招出一切来拯救她们。”秘密警察的扬博尔·阿帕德上校作出同样的结论，华盛顿的“花”再一次确认此事。因为这一点，我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任何子女能要求比这更重要的证据吗？——父亲在1955年9月2日给克雷奇默少校的信中写道：“昨天是9月的第一天，幸好没有受审，因为我心里只记挂着这是开学第一天，［我的孩子们］却杳无音信。”

母亲过世后，在他生前最后一年，爸爸搬来与我们同住。每次我从布达佩斯回来，他总会问：“佩斯有何新气象？”他阴晦的眼神短暂地变得警觉起来。他感兴趣的不是人，肯定也非政治，而是他的布达佩斯本身。他会说，告诉我格雷舍姆宫现在做何用途了？四季酒店！我的上帝！他会摇头，无疑忆起1944年他和母亲曾在那里躲避箭十字党狂热分子的追捕，现在却变成欧洲最壮观的宾馆之一。那么纽约咖啡屋呢？已归意大利连锁店所有！歌剧院呢？还有像塞凯伊·米哈伊这样的男低中音吗？然后，我们会一起缅怀那很久以前的岁月：父母都已入狱，那位著名的歌剧明星（他会说，饰演《唐·乔万尼》[2]中的仆人，没人比得上塞凯伊！）来看望我们姐妹。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无数次表示赞同。父母从不多谈那些没来看望的朋友。

每次交谈之后，他会坚称：“没有一座城市，在地理上如此有福气——甚至好过巴黎，让一条大河横贯她的心脏。”

母亲不在了，他在生活中乐趣甚微。当他不再点燃烟斗时，我知道他已对活下去丧失兴趣。我们经常在晚上一起看老电影，在他去世前的一星期左右，我们看黑白经典片《大鼻子情圣》[3]，由何塞·费勒[4]饰演长鼻子的机灵鬼。当这位英雄终止追求心爱的罗克珊（Roxanne）的每周报告时，父亲抢先背诵自己熟记的旁白：“星期六，26日，在日落西山的一小时之后，德·贝热拉克先生死于他人策划的谋杀中……”然后父亲微笑着说：“你知道，要是用匈牙利语来念这些词句，会更好听。”

九十五岁生日的一天后，他在家里安然去世。他对我说的最后话语包括：“你母亲是很好的伙伴。”

在这春天的清晨，时差效应让我早早苏醒，熟悉的纽约城市警笛声在远处呼啸。我在布达佩斯的最后一瞥，是一长列挥舞着排斥外人的旗帜的摩托车队。相比之下，这里的警笛声听起来温和许多——几乎让人感到宽慰。写到此处，我抬头看看我最喜欢的父亲的照片——镶着银色相框，挂在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我家客厅。他坐在国务卿办公室外面的长沙发上，膝盖托着记事本，视线避开摄影师镜头的打扰。父亲以尊严为盔甲，是个超脱、镇定、警觉之人。我希望他能听到我的声音：谢谢你。

[1]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年6月7日— ），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品包括《白色城堡》、《黑书》、《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雪》等。——译注

[2] 《唐·乔万尼》（Don Giovanni），著名作曲家莫扎特谱曲的两幕意大利语歌剧，以唐璜为主要人物，首演于1787年10月29日的布拉格城邦剧院。——译注

[3] 《大鼻子情圣》（Cyrano de Bergerac），1950年发行的美国黑白电影，改编自法国诗人埃德蒙·罗斯丹（Edmond Rostand）的同名戏剧。——译注

[4] 何塞·费勒（José Ferrer，1912年1月8日—1992年1月26日），美国波多黎各裔电影演员和导演，在《大鼻子情圣》中有精湛演出，因此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译注

致谢

这是一本回忆录，基于我对往事的追忆，其中一小部分具历史性，剩下的都与私人有关。个人的回忆当然是不完整的。我许多最早的记忆，可追溯到五十多年前；然而，由于父母和姐姐多年来的复述，始终栩栩如生。我在写本书时，还参照了父母各自的回忆录，即父亲在1971年由“Little, Brown”出版的监狱回忆录《遭禁的天空》，以及母亲在2004年去世前托付给我的从未出版的日记。根据新的匈牙利法律，我有权浏览AVO——可怕的匈牙利秘密警察——在布达佩斯为我一家人设立的档案，即国家安全历史档案（Allambiztonsagi Szolgalatok Torteneti Leveltara）。我感谢该部门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帮我找到并读懂这份在其库存中仍属大部头的档案。它成为本书的主要来源，为恐怖国家对我家二十年的完全监控，以及父母在狱中遭受的种种折磨，提供了细致入微的具体情景。其中的关键部分，我不但仔细精读，而且从匈牙利文译成英文。在本书的叙述中，哪些片段来自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都有明确的注释。

我的家庭故事只是广泛的冷战博弈的一部分，所以我还需要华盛顿的外交记录。为了跟踪约翰·杜勒斯治下的美国国务院在我父母的被捕和审判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参阅了存于马里兰州国家档案馆的1948——19 57年的外交文件。新美国基金会的萨姆·谢拉登（Sam Sherraden）帮我寻找此类文件，觅得了大量珍贵的材料。在寻找有关我父母的其他国务院机密文件上，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大使和玛格丽特·格拉菲尔德（Margaret Grafeld）也大有助益。我在寻找涉及父母的机密文件时，很幸运地获得了汤姆·布兰顿（Tom Blanton）的指点，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主管。瓦莱丽·科莫尔（Valerie Komor）以一流的专家技能，引导我浏览美联社的档案，也找出了其中的相关奥秘。

为了补充对那个年代的回忆，我还得依靠冷战时期的幸存者及有关的专家，不仅是匈牙利人，还有美国人。他们为这本回忆录提供了宝贵的人证，我对此充满感激，其中最突出的是外交官汤姆·罗杰斯。他是我父母在布达佩斯的最亲密朋友，曾开车送我们去奥匈边境投奔自由，更填补了我记忆所遗漏的点点滴滴。

使我完成本书的其他人士还有：

Tamas Lorinczy　　Laszlo Jakab Orsos

Laszlo and Judit Rajk　　Arabella Meadows Rogers

Donald Downs　　Geza Katona

Istvan Deak　　Attilla Szakolczai

Ferenc Partos　　Ernest Nagy

Helen Nagy　　Marika Hallosy

Magda Pless　　Lajos Csery

Janos Radvanyi　　Simon Bourgin

Maryanne Szegedy Maszak　　Richard O’Regan

Ronald Farquhar　　Peter Kokas

Balint Kokas　　Békes Csaba

Sandor Liptay-Wagner　　Dr. Maria Hellei Natali

Andrea Hellei　　Conchita Glaspell

Elizabeth Jennings　　Christopher Jennings

Andrew Marton　　Julia Marton Lefèvre

Nicolas Marton Lefèvre　　Mathieu Marton Lefèvre

Brigadier General Csaba Boglyasovszky

Katalin Bogyai　　Christopher Hill

Strobe Talbott　　Walter Isaacson

我的作家朋友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和拉里莎·麦克法夸尔（Larissa MacFarquhar）是本书首批读者中的两位。他们慷慨投入自己的时间，为改进原稿提出宝贵的意见，我要感谢他们在这个写作项目中所给予的深情厚谊和道义支持。本书还得益于伊丽莎·格里斯沃尔德（Eliza Griswold）的认真阅读和语言天赋；在帮助改进本书上，丹尼尔·门德尔松（Daniel Mendelsohn）、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德克斯特·菲尔金斯（Dexter Filkins）、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本·斯金纳（Ben Skinner）和乔治·派克（George Packer），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儿子克里斯托弗·詹宁斯（Christopher Jennings），帮助润饰了最后阶段的原稿；我的助手洛琳·哈奇（Loryn Hatch），在这个写作项目中足智多谋、镇定自如；Simon ＆ Schuster出版社的罗杰·拉伯利（Roger Labrie）和吉普赛·达·席尔瓦（Gypsy da Silva），再一次挥动魔杖；我感谢上述的所有人士。

如果我高明的编辑兼挚友艾丽斯·梅休（Alice Mayhew），没有给予早期的支持和后续的鼓励，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艾丽斯，以及我写的七本书中六本书的经纪人阿曼达·厄本（Amanda Urban），既是我写作生涯中的重要支柱，也是任何人所能企求的最坚定的朋友。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与本书——我所写的书中最痛苦、最私密的一本——休戚相关，分享我的每一次痛苦发现。他是我的对话者、我的鞭策者、我勇气和信心的主要源泉，我对他的感谢永远都是不够的。在这个写作项目及其他一切项目中，理查德和我的孩子伊丽莎白、克里斯托弗，都献出了爱、热情和耐心；对此，无论我如何感谢，都不足够。伊丽莎白陪我去布达佩斯作最后一次调研，与我分享最终的戏剧性发现。我唯一 的遗憾是，她的祖父母，本书中的一对英雄，没能活着看到它的出版。即便父母倾向于向前看，但我觉得，对20世纪黑暗之心的这一回顾，他们还是会予以赞许的。

译名对照表

A

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阿道夫·诺伊曼 Adolf Neumann

阿德莱·史蒂文森 Adlai Stevenson

阿尔伯特·希勒 Albert Shearer

阿尔克特斯街 Alkotas Utca

阿夫纳 Gershon Avner

阿拉贝拉·罗杰斯 Arabella Meadows-Rogers

阿林·唐纳森 Allyn C. Donaldson

阿佩奇香水 Arpège

阿瑟·库斯勒 Arthur Koestler

阿通尼·阿蒂拉 Attila Ajtonyi

埃德加·胡佛 J. Edgar Hoover

埃尔诺·马顿 Erno Marton

埃夫里尔·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

埃莉诺·罗杰斯 Elinor Rogers

埃利斯岛 Ellis Island

埃斯蒂斯·基福弗 Carey Estes Kefauver

埃陶 Eta

艾迪利格特 Adyliget

艾弗里·布伦戴奇 Avery Brundage

艾玛·奥希兹女男爵 Baroness Emma Orczy

艾瑟尔·罗森堡 Ethel Rosenberg

爱德华·科里 Edward Korry

爱德华·韦尔斯 Edward T. Wailes

安德拉什 Andras

安德拉斯街 Andrassy Boulevard

安德拉希 Andrassi

安德烈·马顿 Endre Marton

安德烈娅 Andrea

安德鲁·托马斯·马顿 Andrew Thomas Marton

安东·马卡连科 Anton Makarenko

安吉拉·里斯 Fräulein Angela Riese

安娜·诺伊曼 Anna Neumann

安全房 safe house

奥迪电影院 Ady Cinema

奥尔罕·帕慕克 Orhan Pamuk

奥斯卡·彼得森 Oscar Peterson

B

巴拉顿湖 Lake Balaton

巴林特 Balint

班迪 Bandi

鲍比奇·佐尔坦 Zoltan Babics

鲍尔瑙太太 Mrs. Barna

鲍拉日·贝拉 Bela Balazsi

鲍洛格·米哈伊 Mihaly Balogh

贝尔纳特·埃尔诺 Erno Bernat

贝塞斯达镇 Bethesda

贝亚洛尼斯 Beyolannis

被俘国家 captive nations

本克·莱奥 Leo Benko

比尔 William Beale

彼得 Peter

彼得·加博尔 Gabor Peter

彼得·亚诺什 Janos Peter

彼得·詹宁斯 Peter Jennings

彼得罗维奇·久洛 Gyula Petrovics

碧卡宾馆 Bika Hotel

波吉和贝丝 Porgy and Bess

博格尧什夫斯基·乔鲍 Csaba Boglyasovszky

布比 Bubi

布达伊·安德拉什 Andras Budai

布里斯特尔宾馆 Hotel Bristol

布鲁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罗迪·山多尔 Sandor Brody

C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长红香烟 Pall Mall

D

黛西·布坎南 Daisy Buchanan

丹尼尔·特鲁斯 Daniel De Luce

丹尼斯威胁 Dennis the Menace

档案人 file-self

德·贝热拉克 Cyrano de Bergerac

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 Dmitri Volkogonov

迪安·腊斯克 Dean Rusk

蒂博尔 Tibor

蒂豪尼镇 Tihany

杜嘉班纳 Dolce ＆ Gabbana

多瑙河宾馆 Duna Hotel

E

厄内斯特·道森 Ernest Dowson

厄内斯特·纳吉 Ernest Nagy

F

菲勒普·山多尔 Sandor Fulop

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

费赫尔·日格蒙德 Zsigmond Feher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Felix Dzerzhinsky

佛街 Fo Utca

佛勒特 Folet

弗拉基米尔·斯维里多夫 Vladimir Sviridov

弗兰茨·约瑟夫 Franz Joseph

弗兰克·施塔泽尔 Frank Starzel

弗朗西斯卡 Francesca

弗雷德·阿斯泰尔 Fred Astaire

弗里德曼·莎丽 Sari Friedmann

G

盖勒特酒店 Gellert Hotel

盖罗·埃尔诺 Ernő Gerő

盖罗·塔马斯 Tamas Gero

高华德 Barry Goldwater

格雷戈里 Gregory Glaspell

格雷舍姆宫 Gresham Palace

格蕾丝·凯利 Grace Kelly

贡德尔餐馆 Gundel’s

国际社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国家安全局 AVO

H

哈里·菲尔兹 Harry C. Fields

海伦·斯蒂芬斯 Helen Stephens

海伦德瓷器 Herend china

汉弗莱 Hubert Humphrey

汉基 Robin Hankey

豪洛希·贝拉 Bela Hallosy

豪洛希·梅琳达 Melinda Marika Hallosy

何塞·费勒 José Ferrer

黑莱 Hellei

黑勒·拉斯洛 Laszlo Heller

黑勒·伊洛卡 Ilonka Heller

亨德尔 George Frideric Handel

亨利·普伦克 Henry R. Plenk

红花侠 The Scarlet Pimpernel

华尔道夫 Waldorf-Astoria

霍尔蒂·米克洛什 Admiral Nicholas Horthy（Miklós Horthy）

J

基恩·布朗 Keirn Brown

基尔默营 Camp Kilmer

基拉·约瑟夫 Jozsef Kira

基思塔萨 Kistarcsa

吉扎·卡托纳 Geza Katona

加布丽埃勒·吉耶梅 Gabrielle Guillemet

加里·库珀 Gary Cooper

加什帕尔 Gaspar

箭十字党 Arrow Cross

杰哈特店 Gerhardt

杰克·莱蒙 Jack Lemmon（John Uhler Lemmon Ⅲ）

杰克·雷蒙德 Jack Raymond

杰克·麦科马克 Jack MacCormac

杰拉德·辛普森 Gerald Simpson

杰里·加西亚 Jerry Garcia

杰里·斯泰西 Jerry Stacy

捷巴德咖啡屋 Gerbeaud

金·菲尔比 Kim Philby

君特·格拉斯 Günter Grass

K

卡达尔·亚诺什 Janos Kadar

卡蒂·马顿 Kati Marton

卡蒂卡 Katika

卡尔马尔·苏兹 Zsuzsi Kalmar

卡萝尔·希勒 Carroll Shearer

凯纳斯特游戏 Canasta

考波奇·贝拉 Bela Kapotsy

考博什·安德烈 Endre Kabos

考帕 Cauper

科尔·波特 Cole Porter

科考什太太 Mrs. Kokas

科苏特·拉约什 Lajos Kossuth

科瓦奇·雷若 Rezso Kovacs

克莱尔·卢斯 Clare Boothe Luce

克劳迪娅 Claudia Glaspell

克劳绍伊·费伦茨 Ferenc Krassoi

克雷奇默·阿帕德 Arpad Kretschmer

克里斯琴·雷芬达尔 Christian Ravndal

克斯·乌萨格 Kis Ujsag

孔奇塔·格拉斯佩尔 Conchita Glaspell

库恩·贝拉 Béla Kun

库特鲁茨·卡塔琳 Dr. Katalin Kutrucz

L

拉茨·山多尔 Sandor Racz

拉哈斯凯勒餐馆 Rathauskeller

拉科西·马加什 Matyas Rakosi

兰格路特 Langreuter

兰斯洛特 Lancelot

劳德瓦尼·亚诺什 Janos Radvanyi

劳伊克·拉斯洛 Laszlo Rajk

理查德·格拉斯佩尔 Richard Glaspell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Richard Holbrooke

理查德·卡西希克 Richard Kasischke

理查德·欧里根 Richard O’Regan

林登·约翰逊 Lyndon Johnson

露丝·特赖恩 Ruth Tryon

露易莎·罗杰斯 Louisa Rogers

卢埃林·汤普森 Llewellyn Thompson

鲁伯特·劳埃德 Rupert Lloyd

罗伯特·麦克莱恩 Robert McLean

罗伯特·墨菲 Robert Murphy

罗伯特·皮尔里高级中学 Robert E. Peary High School

罗尔·瓦伦堡 Raoul Wallenberg

罗克珊 Roxanne

罗克维尔镇 Rockville

罗纳德·法夸尔 Ronald Farquhar

罗斯考维兹街 Roskovics Utca

罗素·琼斯 Russell Jones

洛齐叔叔 Uncle Laci

M

马克斯·芬格 Max Finger

马柔斯街 Maros Utca

马丝恩 Marcine

马文·卡尔布 Marvin Kalb

马修·克罗斯 Matthew Crosse

玛尔塔婶婶 Marta Neni

玛格达阿姨 Aunt Magda

玛吉特岛 Margit Island

玛丽·简牌 Mary Janes

玛丽亚·纳塔利 Maria Natali

玫瑰山 Hill of Roses

蒙特卡洛 Monte Carlo

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米米 Mimi Glaspell

米什科尔茨 Miskolc

莫里斯·曼德尔 Maurice Mandl

莫洛托夫 Molotov

莫妮克 Monique

莫斯科人 Moscovite

N

纳道什迪·安 Ann Nadasdy

纳吉·伊姆雷 Imre Nagy

尼古拉·霍赫洛夫 Nikolai Khoklov

诺马法旅馆 Normafa tourist hotel

P

帕拉丁 Palatinus

帕斯卡 Blaise Pascal

帕特里克·奥西尔 Patrick O’Sheel

佩吉·辛普森 Peggy Simpson

皮罗什·拉斯洛 Laszlo Piros

皮罗什卡·塞凯伊 Piroska Szekely

皮什陶·派什蒂 Pesti Pista

普勒斯·拉斯洛 Laszlo Pless

普利格尔太太 Mrs. Priegle

Q

齐尔伯 Herbert Zilber

恰尔达什 czardas

乔 Joe

乔鲍街 Csaba Utca

乔纳斯·贝拉 Bela Jonas

乔瑟瓦勒斯区 Jozsefvaros

乔治·阿博特 George M. Abbott

乔治·波尔克奖 George Polk Award

乔治·拉布谢尔 George Labouchère

切尔迈伊街 Csermely Utca

切里·拉约什 Lajos Csery

切维蔡斯 Chevy Chase

S

萨尔·约瑟夫 Jozsef Szall

萨默塞特·毛姆 Somerset Maugham

塞凯伊·米哈伊 Mihaly Szekely

桑托 Szanto

色维纳尔 Sevenal

莎拉·罗杰斯 Sarah Rogers

莎丽 Sari

山多尔 Sandor

绍博·亚诺什 Janos Szabo

绍特马里·耶诺 Jeno Szatmary

圣―埃克苏佩里 Saint-Exupéry

世界和平理事会 World Peace Council

爽健牌 Dr. Scholl’s

斯宾塞·巴恩斯 Spencer Barnes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 Strobe Talbott

苏格利葛特镇 Zugliget

苏联政治警察 NKVD

T

塔科马公园镇 Takoma Park

泰莱基伯爵 Count Pal Teleki

泰雷兹 Terez

汤姆·布坎南 Tom Buchanan

汤姆·罗杰斯 Tom（Thomas） Rogers

唐·乔万尼 Don Giovanni

堂·唐斯 Don Downs

特兰西瓦尼亚地区 Transylvania

特柳赖德镇 Telluride

天外救星 deus ex machina

铁托 Tito

同盟国管制委员会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图尔昌·约瑟夫 Jozsef Turcsan

图尔恰尼·埃贡教士 Monsignor Egon Turchanyi

土耳其禁卫军 Janissaries

土耳其浴室 Turkish baths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托妮·辛普森 Toni Simpson

W

瓦格纳·山多尔 Sandor Liptay-Wagner

瓦罗斯玛捷教堂 Varosmajor Church

瓦洛斯利格特 Varosliget

瓦齐街 Vaci Utca

威廉·沙利文 William C. Sullivan

X

西德尼·拉方恩 Sidney Lafoon

西夫韦超级市场 Safeway supermarket

西拉德·莱奥 Leo Szilard

西蒙·布尔金 Simon Bourgin

西摩·弗赖丁 Seymour Freidin

希克·安德烈 Endre Sik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 Sheila Fitzpatrick

希瑟拉·博克 Sissela Bok

小鼓手 kisdobos

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辛马·安德拉什 Andras Bandi Sima

辛娜拉 Cynara

信息自由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Y

雅各布·贾维茨 Jacob Javits

雅那·扎特马利 Jeno Szatmary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

扬博尔·阿帕德 Arpad Jambor

叶慈 William Yeats

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伊洛娜·马顿 Ilona Marton

伊万乔夫上校 Colonel Ivancov

依莱镇 Ely

伊祖契 Izorche

意大利腊肠 salami

尤玛镇 Yuma

犹大洞 the Judas

原子科学家公报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约翰·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约翰·勒卡雷 John le Carré

约翰·麦科马克 John MacCormac

约瑟芬·萨尔瓦托雷 Josephine Salvatore

约瑟夫·麦卡锡 Joseph McCarthy

约瑟夫·敏真谛枢机主教 Jozsef Mindszenty

Z

泽纳特区 Szena Ter

詹姆斯·安格尔顿 James Jesus Angleton

詹姆斯·麦卡格 James McCargar

朱莉·马顿 Juli（Julia） Marton

朱利叶斯·罗森堡 Julius Rosenberg

自由桥 Liberty Bridge

佐德·费伦茨 Ferenc Zold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1995 by Francis Fukuyam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 :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 (美) 福山著 ;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

书名原文: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ISBN 978-7-5495-7853-5

Ⅰ. ①信… Ⅱ. ①福… ②郭… Ⅲ. ①经济学－研究 Ⅳ.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634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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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28.5　字数：375千字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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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从序

导读 福山的慧眼：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序言

第一部分 信任之理念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第5章 社会美德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第7章 通往社会性的坦途和弯路

第8章 一盘散沙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第13章 无摩擦经济

第14章 坚如磐石

第15章 儿子与陌生人

第16章 终身雇用制

第17章 财团

第18章 德国巨人

第19章 韦伯与泰勒

第20章 团队中的信任

第21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厂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第23章 “鹰隼不群”——果真？

第24章 循道合群

第25章 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第五部分 丰富信任

第27章 后起之秀

第28章 重返规模

第29章 奇迹迭出

第30章 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第31章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参考文献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导读
福山的慧眼：
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郭于华

出版于1995年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让弗朗西斯·福山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出他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按照福山自己的说明，这是“接着我自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写一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出版二十年来，这本《信任》没有像《历史的终结》那样誉谤交加，或许因为这是一本更具专业性的学术著作，或许本书的标题不像前本那样带有较强的判断性质，亦或许读者难以仅凭书名就快速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共31章，可谓厚重之作。开篇的第一部分即明确道出主题：信任作为文化理念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作用。这是福山立足于“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所进行的探究，与终结或许多人认为尚未终结的历史有着内在的接续性。历史终结处，人类仍面临愈发复杂的现代生活和社会问题：“各国体制都趋向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不再面临各种挑战。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见本书第8页）以“美国的问题”为例，福山认为困境“源于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其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倾向缺乏正确的认知”（第16页），其实这也是人类已经或即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结构中寻找解决之道，所以福山从经济活动入手，进而渐次推进到社会、文化、制度，并将诸结构性要素加以通盘考量。

人们发现，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而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探讨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信任程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福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进行的，其中低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是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高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则包括日本、德国和美国；而无论哪一类国家，又都同中有异，无不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制度和经济的特点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过程。

信任，是经济的更是社会与文化的主题

福山指出，虽然“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但“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序言第1页）。在本书的第二、三、四部分，福山讨论并比较分析了四个低信任社会即家族式的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两个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日本和德国，以及在信任谱系中较难定位的美国社会。通过一些重要变量，比如家族色彩、企业规模、信任范围、管理权特点、转型过程及企业竞争力等的分析，作者提出人类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决定了信任的范围和程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企业运作的成本和竞争力乃至经济活动的特点。

具体而言，像日本和德国这样有着高度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美国和德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意大利和法国。虽然中国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都重视家庭、家族，但日本和韩国拥有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相形之下台湾和香港的企业规模就要小许多。这当中，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创建大型私有商业机构的能力——之间有着相关性。相反，在相对低信任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地区、法国以及意大利，一般来说充斥的都是家族企业。进而，企业规模的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具体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哪些部分，并且从长远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此外，大型公司对于创建大品牌背后的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必需的，不难发现，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名无一例外都来自能够组建大型组织的国家，反之，人们很难找出一个小型中国企业创建的品牌。可以说，企业规模、著名品牌、结构位置和整体竞争力，都是信任程度的体现和文化传统的表征。

人的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经久不衰的重要命题。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早在对19世纪英国史的考察中就提出“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的概念。他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原是嵌入于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当市场逻辑全面渗透于人类生活时，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这种对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1]能动社会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化、商品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组织原则。福山对经济活动的理解正是从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角度展开的，不难判断：比较健全的法治和比较健康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与条件。

人类自组织的共同体是信任生成的园地，而与此不可分离的是更为内在的市场关系中信任的文化基础，也就是福山同时要探讨的信任基于什么理念。他指出：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第11页）。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而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第17页）。

在福山所分析各国案例中，都表现出“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而“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第13页）。

相反的案例则表明：信任的匮乏则会使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由此，福山引出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这类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进而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第14—15页）。 如果“社会资本”匮乏，则导致相反的过程：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经济运作成本上升，市场活力严重不足。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的概念也给出了清楚的解释：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第334页）。

福山概括说：“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 。（第35页）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文化过程”（第15页）。福山进一步阐释，他所定义的文化有着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含义，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文化或许可以用排除法来理解。它不是理性选择，选择受文化影响，且来源于习惯（第36页）。这一定义令人想起哈耶克所言：“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2]文化、观念在社会科学中似乎总是最含糊暧昧难以捉摸的，从经济过程到文化过程也是从硬到软，从实在走向微妙，其实经济、社会、文化之间本来是互嵌互动、难解难分的，应该说它们共同塑造了今日的世界。

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会很不相同。福山发现，华人文化的社会中大型、科层制、公共持有、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不存在，他们难以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华人无法想象信任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也会觉得德国人、日本人的遵规守约近乎机械刻板；而德国人、日本人也无法理解并且鄙视中国式的一盘散沙和窝里斗；“鹰隼不群”（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学不来日本人基于普遍社会信任的精益生产（just-in-time）模式。这样的差异不胜枚举。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小小事件也颇耐人寻味：许多年前有一次在伦敦街头一个不起眼的路边小店为打道回府而购买物品，在英伦友人的陪伴下选中一个Nike牌的双肩背包，付过钱后，我几乎是无意识地问了一句：这是真Nike还是假Nike？友人和店主对这个问题都大惑不解，深表惊诧，睁大眼睛问：“为什么要造假的、卖假的？那不是等于自寻死路吗？”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习惯性地问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问题——身处山寨产品盛行的“市场”文化中再普通不过的问题，而西方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对这种问题却完全没法理解。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信任结构与他们的全然不同，我们与他们处在非常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制度背景下。

信任，源于良性的政治生态（制度环境）

福山的论述在传统信任和现代信任的区别与转换上着力甚多，他比较了各类国家传统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的特点、信任的不同范围与程度，以及传统社会组织转变为现代法人团体的过程，这些特点与过程决定了各国经济组织、规模和成就的迥然有别。

简而言之，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不难理解，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常来自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规则的信任，即对法律、正式规则、制度的信任。系统信任中，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最为重要。福山指出：“依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第206页）

不仅在经济领域，系统信任对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能否正常运行同样不可或缺。在共同体规模不断扩展乃至日趋全球化的今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都变得愈加多元和复杂，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变势在必行。“那些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必须使更多不同信仰、不同道德标准的人走到一起。代替道德共同体的是法律，代替自发性信任的则是正式的平等和合法诉讼程序。”（第234页）

系统信任的崩解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这种乱象横生的状况，我们非但不陌生，而且感同身受。从五花八门的造假术，到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从有毒有害的农产品，到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从贪腐程度不断打破纪录的“大老虎”，到摔倒病倒街头无人敢扶的老头老太……这样的社会信任跌落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人人做事都提心吊胆，人人自危，把任何对方都看成不怀好意的骗子，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吃亏，而且也确实不断地上当吃亏。系统信任的失败也可波及传统人际信任：即使是熟人、朋友甚至亲属也难以信任，传销中的“杀熟”之举已经屡见不鲜。人们惊异，难道我们成了一个相互提防甚至相互加害的社会吗？

人人都必须“精明”之极才能生存得好一点，恰恰反映了制度层面的问题。没有运行良好的制度与规则的保证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而且风险颇高，社会各阶层都会感觉不安全；原因在于基本的信任结构出了问题，交易成本高得惊人。试想一旦该由制度和规则承担的设计、筹划、安排和计算都得由个人承担了，这个社会的运行将会多么艰涩，多么别扭。谁都承认中国人绝顶聪明，老谋深算，甚至称得上诡计多端，善于“打擦边球”，钻制度和政策的空子。但是别忘记，绝对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完全有可能成为非理性的社会。当人人都被迫成为“精明人”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和智力便会衰落。一个丧失了智慧只会取巧的社会必定是小人得志的社会。我们不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究竟是得到的更重要，还是失去的更有价值？

任何体制的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风险来自经济活动、社会交换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来自人性的各种弱点。法律、规则的设立基于“人是靠不住的”、人是有弱点的，而好的制度则会最大限度地抑制人性中的恶，引导人性向善向上。长此以往，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人们对契约、信用和应有的行为方式达成共识，认为理应如此，不再感到规则的束缚。反之，制度、文化与人性若进入恶性循环，信任的垮塌就加速进行。不远的例子可举出郭美美与红十字会事件，一个社会中，人们失去对商品、市场的信任不足为奇，他们认为资本的本性就是牟取利润；人们失去对官方的信任也不难理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作恶；然而人们一旦失去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就说明社会信任的溃败已经到底了。

一个信任结构崩塌的社会，必然是恶人当道，小人得志，没有诚信，不讲声誉，缺少敬畏，泯灭信仰，而人人都要为道德沦丧埋单的社会。谋利型权力（争夺利益，放弃责任）所形成的制度条件，造成了制度、文化与人性的恶性互动，致使整个社会相互欺骗、相互“投毒”——商家、厂家欺骗消费者，教师欺骗学生，官员欺骗百姓，所有人欺骗所有人。于是从官员到民众，从精英到平民，从上层到底层竞相沉沦，加速度地堕落。这种平庸而普遍的恶是如何形成的？有人归结为人性，有人归结为信仰（文化），有人归结为制度。三者虽是互动互构的关系，但破解恶性循环还须从制度入手，好制度造就好德行、善人性，道德的自觉基于自由。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激励人性中的善、抑制平庸之恶，使社会成员能够免于在警惕、怀疑和恐惧中生活的制度。简而言之，重构道德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才是解决之道。

福山的研究从制度层面提供了建立系统信任的政治资源，其政治理念与《历史的终结》紧密衔接。福山指出：“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本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历史终结处人类制度的万法归一让我们可以断定，在后工业社会，通过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现更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今天，几乎所有严肃的观察家都不再寄望于社会工程，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第8—9页）

基于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经济生活与经济发达水平的比较，福山此书的核心观点，正如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并在此强调的：“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只有他们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才会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精神中异常强大的部分。”（第336页）这种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第11页）。

经由比较，福山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变得更加明晰。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但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正是在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的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相比于包括了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法西斯体制等等在内的历史上的各种其他制度，一个既包含“自由”也包含“民主”的制度，由于具有纠错改善机制，能够达成权力制衡而延续至今，并且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终的选择。

关于信任的建立与制度本质的关系，福山也留下了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他认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这一共存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市场经济可与威权政体共存，这在实践中已经存在；但是所谓市场资本主义能否与极权政体共存？二者之间是否为水火不相容的相悖关系？若能共存，其内在机制和逻辑又是什么？相互纠缠中它们各自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社会其未来走向如何？

无论如何理解历史是否终结，无论如何想象信任何以存在，福山的思考都没有停止。他的目力仍在时间与空间中伸展，纵横捭阖，通达透彻。“今日世界，经济增长、社会变革与自由民主制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大致互为表里。而且，在此刻，尚未有讲得通的意识形态浮现，足堪与民主思想相匹敌。这固然并非意味着突尼斯、埃及或利比亚正走在通往良好民主制的坦途之上，却也暗示着政治自由及政治参与绝非欧美文化的独特癖好。”[3]亦如福山前不久在多伦多大学演讲时所指出的：“西方民主整体处于低潮和衰退之中。但是，有民主的替代品吗？”“即便你相信现在上面坐着个好皇帝，但是你这个体制有什么办法防止出现坏皇帝、或者说能一直保障好皇帝的供应呢？根本没有办法，这一点是这种体制最致命的问题。”

回到信任的问题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我们都不难理解，系统信任是对制度的信任，而强权之下没有真正的信任。人们对于权力的迷恋、依附、崇拜、惧怕，都不是信任。

信任的扩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的生长

福山认为，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信用社会，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带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系于特殊关系的信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纽带。然而，在福山看来，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第16页）

信任与自发社会性的关系的讨论可由一个似乎存在悖论的问题引出，福山以美国为例：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美国人也必然感受到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这种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因此美国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会变得愈发艰难。

对于这样似乎矛盾的民族性格，福山给予的解释是，美国人有着结社生活的习性，这对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倾向构成了某种平衡；美国的民主和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不是依靠单纯的个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而是因为这两种对立倾向的互补。“鹰隼不群”的美国人却又能够“循道合群”。

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鼎足而立的公民社会，其重要意义由此而凸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极权工程所设想的，是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完全破坏，并另创造一个完全围绕着国家的新社会。”（第338页）这个所谓新社会与福山所说的自发社会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根本不同在于被组织还是自组织。

事实上，社会资本与自发社会不仅对经济而且对政治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性是对自治政治体制的重要支持。”（第305页）“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争已经落下帷幕，从今以后，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第339页）

市场、社会、权力之间的互动与制衡关系将成为不能不面对的重要议题：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来间接改变，抑或是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的尊重来滋养。在其中，信任，成为支撑共同体的基础和共识，缺少了相互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三足鼎立的市场、社会、权力关系能否达到相对均衡相互制衡，影响到社会信任能否持续，决定着社会生态的优劣。这是每个社会都不得不面对的。中国社会现阶段的信任危机已经非常明显：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各存戒备，体制内外互不信任，官民之间尤为猜忌，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相当脆弱。当一个社会中最基本的信任结构都崩解之时，社会活动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惊人，社会运转会异常艰涩，矛盾冲突也会频频发生。这些都是上述三者关系严重失衡的后果。

信任与组织创新是福山探讨的又一重要话题。他指出，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自工业革命以来，组织创新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所言：“高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西欧高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这样的组织不仅包括各种企业、公司、跨洋商贸、生产运营模式、“经连会网络”等经济组织，也泛指丰富多样的社会与文化群体、公民社团，在今日还应加上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区。

自发社会与组织创新的关键在于自发、自主、自治的主体性。简而言之，自发社会形成的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尤其是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培育与公民的成长。社会的形成不应是权力主导的过程，也不是权力或市场对社会的占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促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管理机构的强化和社区建设的实施；而是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即自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建设。社会的自主与自治实际上是形成合作与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机制和途径。

让我们还是着眼于社会。自发社会是信任生长的土壤，这种生长的力量不可能永远被阻挡。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力量的形成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将不仅带来经济的活力，也会带来政治的活力，并将抑制因静止固化而导致的腐败，而其自身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蓬勃的生命力。生长，不断地生长，这可能是我们走出信任困境的真正出路，这也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2016年1月5日

[1]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2]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3] 福山，《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微中幸存？》，载《东方历史评论》第1期。

献给劳拉，我的唯一

一群乌合之众竟然组成了一个社会，一个杂乱无章的国家竟然要去寻求界限和限制，这在社会学家看来简直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更有甚者，国家与个人的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远，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流于表面，越来越时断时续，国家已经无法切入到个人的意识深处，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中。……职业群体是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而且所有一切都在促使它去完成这一角色。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于是，结社的技艺就成了我在前面所说的行动之母，所有人都要学习它、应用它。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序言

20世纪最杰出的黑格尔阐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er Kojève，1902—1968）在世纪中叶总结道，黑格尔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他也坚信像他自己这样的哲学家将不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可做。他把理论研究放到周末，然后成为新成立的欧共体的一名全职官员，在那里一直待到1968年去世。倘若遵循他的进路，似乎我也应该接着我自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写一本关于经济方面的书。

在我看来，对经济的强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共产主义崩溃之后动乱四起，到处都充斥着不稳定，欧洲大陆关于自身政治前途的情绪要悲观得多。但是，几乎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安全问题本身是由脆弱的公民社会引发的各种问题所致。但经济也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这是一个舞台，上演着寻求承认的现代斗争。本书不是一本“竞争力”流派的指导书，这类书往往意在解释如何创建成功的经济体，或美国人应该如何模仿日本或德国。本书旨在讲述一个经济生活如何反映、塑造和支撑现代生活本身的故事。

一项以经济表现来对比不同文化的研究，简直就是公然向每一个被论及的文化挑衅。在本书中，我的讨论涵盖面极为广阔，我相信，对所涉及的特定社会，比我更了解它的人能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例外和质疑我的证据，以辩驳我在书中大而泛的论述。若有人觉得我误解了他们的文化，或者更糟糕的是，有所轻视或贬低，我提前就此表示道歉。

我要对许多人表示感谢。三位编辑对本书的影响甚大：欧文·格莱克斯（Erwin Glikes），他在1994年英年早逝之前签下本书；自由出版社的亚当·贝娄 （Adam Bellow）负责本书的出版过程；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他花费大量时间终于将我的手稿变成今天的模样。我还要感谢许多人一路上对我的帮助，他们是：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阿米泰·艾茲奥尼（Amitai Etzioni），傅高义（Ezra Vogel），清家笃（Atsushi Seike），中根千枝（Chie Nakane），石田武志（Takeshi Ishida），小林规威（Noritake Kobayashi），城山三郎（Saburo Shiroyama），史蒂芬·罗兹（Steven Rhoads），木下令子（Reiko Kinoshita），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迈克尔·肯尼迪·亨利·罗文（Michael Kennedy Henry S. Rowen），克莱尔·沃尔福威茨（Clare Wolfowitz），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乔治·霍姆格伦（George Holmgren），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大卫·黑尔（David Hale），陈锦江（Wellington K. K. Chan），吴孔丹（Kongdan Oh），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布鲁斯·波特·马克·考德沃 （Bruce Porter Mark Cordover），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迈克尔·史文（Michael Swaine），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塔玛拉·哈文（Tamara Hareven），迈克尔·望月（Michael Mochizuki）。亚伯兰·舒尔基（Abram Shulsky）一如既往地对于本书概念的成型有莫大的帮助。

我要再次感谢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感谢他们容忍我在写书期间的叨扰。我要感谢我长期的出版代理人，伊斯尔·纽伯格（Esther Newberg）和希瑟·施罗德（Heather Schroder），没有他们，本书和我之前的书都不可能出版。倘若不是我的研究助理，丹尼斯·奎格利（Denise Quigley），顶果丹增（Tenzing Donyo）, 尤其是克里斯·斯文森 （Chris Swenson），本书所涉及的大部分材料可能永远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在这项研究的各个阶段的辛勤工作是无价的。

我把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劳拉，她一直是一个细心的读者和评论者，并对我帮助极大。她是我完成本书的所有努力的源泉。

我的父亲福山喜雄（Yoshia Fukuyama）是一名宗教社会学家，几年前他把自己社会科学的经典藏书都传给了我。多年以来我一直不接受他的宗教社会学观点，现在我则能更全面地理解他在这上面的兴趣了。他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给予评论，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前离开了人世。我希望他明白，他自己毕生的倾注很多都反映在眼下这本书里了。

如今不再需要感谢打字员了，但我必须感谢所有那些充满好奇心和创造性的能工巧匠和设计师，他们中许多人也是移民，他们让本书所依赖的软件、电脑、网络设备成为可能。

第一部分

信任之理念
论文化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巨大力量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当我们迈向21世纪时，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本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为了争夺政治范畴的至上地位，君主制、法西斯、自由民主以及共产主义展开了激烈竞争，而不同的国家亦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经济走向：保护主义、社团主义、自由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一而足。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

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一走向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这里的历史指的是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大写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向着同一最终目标演进的宏大趋势。[1]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这一趋势以一种一以贯之的方式塑造着各国经济体，并将它们连缀在巨大的全球经济中。与此同时，现代生活变得愈发复杂，包裹着越来越密集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使得中央计划经济愈发困难。反之，技术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创造出空前繁荣，进而孵化出倡导普世与平等权利的自由主义，而为争取人类尊严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达到顶峰。尽管许多国家在创建民主与自由市场体制的过程中遭遇困难，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又纷纷后退到法西斯主义或无政府状态，但这些国家只能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以作为它们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虽然各国体制都趋向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不再面临各种挑战。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尽管如此，历史终结处人类制度的万法归一让我们可以断定，在后工业社会，通过野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实现更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宏大的社会工程来创造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例如，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推行医疗改革时举步维艰，政府希望规模化管理民众经济生活的这一重要环节，而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做法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在欧洲，已经没有人会认为通过扩大社会福利可以解决高失业率或移民等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相反，即便社会发展方案涉及福利问题，也是通过削减福利来提高欧洲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在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消费在民主工业国家大行其道，现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理论是漏洞百出、不攻自破的。目前，“不添乱”（do no harm）成为大多数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最高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包括确保稳定的货币流通以及控制庞大的财政赤字。

今天，几乎所有严肃的观察家都不再寄望于社会工程，他们都坚信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活力源于健康且多样化的公民社会。[2]“公民社会”是一个繁杂的中间体制，它融合了各色商业、自发结社、教育机构、俱乐部、工会、媒体、慈善机构以及教会等等，并构建在家庭这一基础结构之上。之所以说家庭是基础结构，是因为人们通常通过家庭来完成社会化，以融入他们所在的文化，习得在更广大的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技能，而社会的价值和知识也通过家庭得以在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传承。

我们无法像政府组建中央银行或者军队那样，通过立法手段来打造坚固稳定的家庭结构和持久不衰的社会体制。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而这些特征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动来间接改变，抑或是通过提高文化意识和对文化的尊重来滋养。

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并且超越了特定的民族界限，延伸到了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的领域。冷战结束后，世界人民反而越来越能感受到各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的确是对体制趋同化的一种讽刺。例如，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愈发感觉到，作为之前冷战时期自由世界一员的日本，因其不同于美国的自身文化习俗，践行了不一样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这些文化差异不时引发摩擦，尤其是当日本商业网络中的成员，所谓的“经连会”（keiretsu），选择在成员之间相互做生意，而不选择能够提供廉价优质的海外公司的时候。对于他们而言，美国文化的一些特征让亚洲人很不安，例如好打官司，又如美国人随时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姿态。亚洲人愈发推崇自己文化遗产某些方面的优越性，例如服从上级、重视教育以及家庭价值等对于社会活力的重要性。[3]

文化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因此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与冷战时期不同，在这样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4]于是，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体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冲突可能会发生在世界的主要文化群体之间，例如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等等。

亨廷顿认为，文化间的差异会愈发棘手，所有的社会都不得不对文化多加关注，因为它们不再仅仅面对内部矛盾，更要面对整个外部世界。这些观点显然正确无误，不过当亨廷顿说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冲突，则就不那么有说服力了。恰恰相反，文化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竞争对立常常孕育创造性的改变，这样跨文化启迪的例子不胜枚举。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领“黑色舰队”（Black Ships）登陆日本，于是日本和西方文化有了正面交锋，而正是这一交锋，为明治维新和日本后来的工业化铺平了道路。近如，在过去几十年中，像精益化生产之类的技术从日本引入美国，取消生产过程中的缓冲措施，加快了生产车间的反馈速度，美国的工业发展因此受益。无论文化的交锋会导致冲突、适应还是进步，我们都应该对文化的独特性和功能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国际竞争、政治以及经济领域的关键问题，都愈发与文化问题挂钩。

作为现代生活最为重要的一环，经济领域可以说是承受了文化对于国内安康和国际秩序最为直接的影响。虽然经济行为与社会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但当代经济论述衍生出一个错误的认识倾向，认为经济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有其专属的规则，因而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区隔开来。倘若如上所说，那么所谓经济，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企图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需求，之后便又纷纷回到各自“真正”的社会生活当中去。然而在任何现代社会中，经济是人类社会交往最为基本最为多元的场域。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即便人们到某一机构中工作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工作场所也不免把人们从私生活中牵引出来，让他们与更为广阔的社交世界产生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只是获取薪水的手段，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人固然有私欲，人性另一部分则渴望成为更广大的共同体（community）[5]的一员。当没有规范和规则来连缀个体的时候，人类会感到强烈的不安，也就是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谓的“失范”（anomie），而现代社会的工作场合则缓解或消除这样的不安。[6]

我们在工作场合与他人产生相互联系，并从中获得满足。这样的满足感源于人类寻求承认的基本渴望。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指出，每个人类个体都寻求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例如，对他/她的价值进行恰当评估）。的确，这一驱动力是如此之根深蒂固，如此之不可或缺，以至于成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引擎。在早先时代，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主要体现在军事战场上，王侯贵胄为争权夺位而展开血腥的厮杀。在现代社会，寻求承认的斗争从军事转向经济领域，因此产生的良性社会效应是创造而非摧毁财富。超越物质层面，经济行为往往是为争取承认，而非仅仅为满足物质需要。[7]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物质需要无外乎若干种，且容易满足。工作和金钱作为身份、地位以及尊严的基础要重要得多，这一点对于媒体帝国的缔造者抑或是新晋升的工头都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承认是无法通过个体获得，它必须要置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

由此可见，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会证明，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这是我们从经济生活的考察中所获得的宝贵一课。

读者不妨参考以下20世纪经济生活的一些花絮：

·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中，世界两端的汽车生产厂家，马自达（Mazda）和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梅赛德斯—奔驰豪华车的生产厂家），双双受到销售业绩下滑的重创，濒临破产，而这两家公司也都由它们长期合作的公司组成的联合机构所拯救。这样的联合机构均由大银行牵头，住友信托（Sumitomo Trust）拯救了马自达，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拯救了奔驰。在这两个案例中，协助方都选择牺牲短期盈利而一意拯救企业——德国的案例中，协助方意在阻止阿拉伯投资人对于奔驰的收购。

·　1983—1984年的不景气席卷了美国工业腹地，受到重创的企业包括纽柯钢铁公司（Nucor Corporation）。当时纽柯刚刚进入钢铁生产业，公司引进新兴的德国连续锻造技术。锻造厂建在了印第安纳州克劳福德兹维尔（Crawfordsville）等地，都非传统的钢铁生产地带，雇用的工人没有加入工会，大多是农民出身。为了应对收入锐减，纽柯的所有员工，上到首席执行官下到维修工，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缩短到每周两到三天，并依此领取相应薪水。公司没有解雇任何人。当美国经济复苏时，公司里洋溢着巨大的集体荣誉感，纽柯因此一举成为美国钢铁行业的翘楚。[8]

·　丰田汽车（Toyota Motor）公司的高冈汽配厂里有数千名流水线工人，他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拉动工作台上的一根绳子，都可以把整个工厂的流水作业叫停。但他们很少这么做。对比而言，伟大的福特公司（Ford）的汽配厂例如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或红河谷（River Rouge），从未给予工人如此高的信任，虽然这些汽配厂在过去三代人的时间里都是现代工业生产的范本。而今天，福特的工人采用日本的技术，也同时给予相似的权力，他们对于工作车间和机器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　在德国，工厂生产车间的工头对于他们所管理员工的工作了如指掌，在必要时也常常顶替手下员工。工头可以调动工人的工作，工作评估也都是通过面对面的沟通来完成。晋升过程非常灵活：蓝领工人无须上大学，只需要通过进修公司内部的专门课程就可以获得工程师资格。

这四个案例看似毫不相关，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在每个案例中，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参与拯救马自达和奔驰的银行和供应商认为他们在道义上有义务那么做，因为这两家公司在过去曾经对他们施与援手，在将来也同样会那么做。在德国的案例中，另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情绪，像梅赛德斯—奔驰如此重要的德国品牌绝不能落入他国之手。纽柯公司的员工心甘情愿接受每周工资的锐减，因为他们深知，作此决定的经理们和他们一样收入锐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他们下岗。丰田汽配厂的工人被赋予叫停流水线的权力，是因为管理层相信他们不会滥用这一权力，而员工则用提高流水线的整体产量来回报这一信任。最后一个案例中，德国的工作车间制度灵活且公平，是因为工人对于经理人员和同事的信任度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他们并非基于剥削性质的规则条例之上，而是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这些规则或习惯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人们之所以决定支持共同体，往往不是以经济私利为出发点。纽柯的管理层本可以一边给高管发奖金，一边辞退工人，况且许多美国公司当时就是这么做的。而对于住友信托和德意志银行来说，它们也本可以通过出售两大汽车公司的劣质资产而大赚一笔。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共同体内部如果能够团结，经过长期努力战胜困难，就能够否极泰来。经济不景气结束之后，纽柯公司的工人自然全力以赴回报公司，晋升为工程师的德国工厂工头也必然会为公司倾其全力。但是这些经济参与者之所以那么做，并不尽然是因为他们提前打好了经济算盘；相反，共同体内部的团结成为最高原则。每一个成员都深受高于个体利益的某种力量所鼓舞。下文中还将谈到，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这样的共同体都因为信任而团结在一起。

对比而言，信任的匮乏则会让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读者可以参考以下案例：

·　20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站，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发现，富有的公民不愿意共同出钱捐助学校或者医院，虽然一方面人们急需教育和医疗，而另一方面，资本和人工也毫不匮乏。富人认为这些建设工程都该是政府的分内事。

·　对比德国的案例，法国商店的工头和下属工人之间的关系受巴黎某个部门所颁发的条例严格规范。这一规则的制定是因为法国人信不过自己上级能公正地评估他们的工作成绩。正规条例使得工头无权调动工人工作，进而阻碍了工厂的团结，也使得引进例如日式精益生产这样的创新技术无比困难。

·　美国腹地城市的小商行很少为非裔美国人所经营；它们往往是其他少数族裔的天下，本世纪（指20世纪）早期是犹太人，而如今是韩国人。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在“社会底层”的非裔美国人当中，缺乏坚固的共同体和相互信任。韩国商行多是围绕着稳定的家族组织构建，并且受益于更广大的族裔共同体内部的信贷合会；而同城市的非裔美国家族之间联系松散，信贷合会几乎不存在。

这三个例子说明，倘若没有结成共同体的习性，人们便无法利用唾手可得的经济机会。问题根源是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所说的“社会资本”的匮乏：即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9]人力资本的概念早已常见于经济学家的论述，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时至今日，资本已经不再只关乎土地、工厂、机器，而是关乎人的知识和技能。[10]科尔曼认为，除了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很特别的一部分是人们构建相互联系的能力，这一点不仅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而且与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都息息相关。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价值共享缔造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

就如上所述的自发形成共同体的能力而言，美国与日本和德国极为相似，而与香港和台湾之类的大中华区社会，抑或是意大利和法国社会都相去甚远。美国和日本及德国一样，社会内部长期以来一直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团体倾向，虽然美国人常常自认为他们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但就结社技艺而言，美国在过去几代的发展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正如美国人一直以来所自认为的那样：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美国社会内部信任和社会性的滑坡在若干方面最是明显：暴力犯罪和民事诉讼的飙升；家庭结构的解体；社会中间结构，例如邻里、教会、工会、俱乐部和慈善机构的全面衰落；以及美国人所感受到的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

社会性的衰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深刻的影响，甚至超过其对经济的影响。美国社会给警力部门开出的薪资已然超过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超过百分之一的人口被关押在监狱中。对比日本和欧洲，美国所支付的律师费用也高得惊人，因为其民众之间互相讼诉。这两项开销占了美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相当大的份额，也同时揭示出美国社会信任解体的高额代价。在未来，其在经济层面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因此美国各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会变得愈发艰难。美国不仅在大肆消耗物质资本，也在吃空社会资本。因为存款比率一直在低位徘徊，美国无法展开基础建设的更新工作。同理而言，美国的社会资本近年来同样低迷不振。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文化过程。政府尽可以出台消耗社会资本的政策，但若是说到重构社会资本，则恐怕就毫无头绪了。

历史终结处所诞生的自由民主制并非完全是一个“现代”产物。倘若民主和资本主义体制要想顺风得水，必然要和某些前现代的文化习俗和睦相处。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因素绝非明日黄花，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美国的问题源于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其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倾向缺乏正确的认知。本书的第一部分就将讨论这一缺陷。我将先探究为什么某些思想家未能论及经济生活中的文化面相这一重要命题。我在剩余部分将深入讨论文化、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真正内涵。这将详细说明为什么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后者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将分别讨论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第二部分的讨论将涉及四个家族式的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在这四个社会中，家族构成了经济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创建超越家族的大型组织过程中，这四个社会都遭遇了困难，而无一例外的是，国家机构最后不得不介入，以推广持久型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第三部分将考察日本和德国，它们都有高度信任的社会，并且对比第二部分所谈及的家族式社会，这两国在组建非亲属关系的大型公司过程中要顺利许多。这样的社会不仅得以轻松地过渡到现代职业管理模式，而且在工作环境中构建出更加高效和舒适的工作关系。丰田公司发明的精益生产技术，便是这类高度信任社会中组织创新的一个例证。

本书第四部分将讨论美国在信任谱系中的定位，即美国到底是高信任还是低信任社会。这一部分将特别关注美国结社技巧的渊源和这一传统式微的原因。最后，我将总结全球化社会未来的发展，以及经济生活在广泛的人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 关于公民社会及其与民主的关系，Ernest Gellner有极其精彩的讨论：Conditions and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 (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4 ).

[3] 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Primacy of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7-14.

[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 (1994): 22-49.

[5] 编者按：community，中文一般翻译为“共同体”、“社区”、“社群”，该词来源于德语Gemeinschaft，指一种内部联系更为紧密，基于亲戚关系、乡村规约、行会规范等传统礼俗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群，成员之间更为人情化，相互依存的程度更高，有别于基于法律和其他正式规则而形成的现代社会关系。本书原则上将该词译为“共同体”，但有些地方，出于行文以及语义更为恰切的需要，也会适当选择“群体”、“社群”、“社区”等意义相近的词来对应翻译，提请读者注意。

[6]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社会不单单是特殊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结成的一种形式，用以规范自身行为并在其内发展以避免陷入无政府状态；而且个体发现生活在社会内是舒适的，因为无政府状态让人痛苦不堪。而且一旦个体间关系不受某种形式的监管，他还将遭受因此产生的痛苦和无序”。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p.15.

[7] 参见Fukuyama (1992)，尤其见chap. 21, “The Thymotic Origins of Work.”

[8] 关于纽柯钢铁公司的崛起，参见Richard Preston, American Steel (New York: Avon Books, 1991).

[9] James S. 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S95-S120. 亦可参见Robert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 (1993): 35-42; and Putnam, “Bowling Alon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根据Putnam的说法，社会资本这个表达是Jane Jacob首次提到的，见她的著作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p. 138.

[10]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2d ed.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5).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一代，经济学思想界是新古典主义或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天下，代表人物例如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加里·贝克（Gary Becker）以及乔治·斯丁格（George Stigler）。对比本世纪初大行其道的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流派的兴起代表了经济学的巨大进步。我们可以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说对了百分之八十：它揭示了关于金钱和市场的重要真相，因为其以理性、自私的人类行为作为理论基础，而这一假设在百分之八十的情况是对的。但是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类行为，古典经济学家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紧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而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1]

我们长期以来受到不计文化因素的当代经济争论的误导。例如，在美国，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和所谓新重商主义流派在过去十年间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后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例如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卡尔·凡·沃夫仁（Karl van Wolferen），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以及劳拉·泰森（Laura Tyson）等人，都认为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遵循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规则，而是颠覆了这些规则。[2]新重商主义流派认为，这些飞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并非是自由市场的功劳，而是因为在每一个案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来促进发展。虽然这一流派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亚洲的特殊性，但他们的结论却和新古典主义流派殊途同归。他们认为，亚洲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文化，而是亚洲这些企图追赶欧美的“后发国家”选择了另外一套经济体制。这一论点忽视了创建某些体制并使之高效运转的能力归根结底是与文化相挂钩的。

詹姆斯·法洛斯 在《直视太阳》（Looking at the Sun）一书中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做了最彻底的批判。[3]他认为，盎格鲁—美利坚传统过分热衷市场导向的经济，这让美国人既看不到政府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不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所遵循的经济原则与新古典主义大有区别。亚洲政府通过多种手段来保护本国产业，例如制定高关税、限制外国投资、通过低利率或补贴来促进出口、给政府属意的公司颁发执照，组织同业联盟来降低研发费用和分配市场份额以及直接资助研发。[4]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最早提出，引导日本战后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力量不是市场，而是日本政府的通产省（MITI）。几乎所有新重商主义派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之所以会在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中落了下风，是因为自由市场主义的倾向使得历届美国政府放任本国重要的产业屈服于外国竞争者。他们认为应该在美国政府内部组建像通产省这样的机构，来补贴、协调抑或推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并且建议在贸易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以保护受到国外竞争者威胁的美国产业。

新重商主义引发的辩论一直都围绕着两个问题，即产业政策是不是亚洲经济高度发展的动力，以及政府是否比市场更能主导经济发展。[5]然而新重商主义忽略了文化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即便我们同意技术官僚的明智引导是亚洲腾飞的原因，各国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时也必然有着国家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些差别既是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受各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法国和日本都有很长的国家主义传统，而美国有着同样长的反国家主义传统，进入这几个国家官僚体制的人选无论在训练还是资质上都有巨大的差别。因此，政策和管理上高低有别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腐败的本质和盛行程度也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别。对于任何一个产业政策而言，都面临着可能导致公共部门官员腐败这一重大问题，腐败则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当然，在有着诚信传统和高效公务员体制的社会，政策的执行要顺利许多。虽然日本政客的腐败已然是全国性的丑闻，但是对于通产省或大藏省的官员却少有指控。而这一点对于拉丁美洲是几乎没有可能的，更不要说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了。

其他文化上的考量也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产业政策的成败。在亚洲，对于权威的服从态度使国家得以执行产业政策，而这一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例如国家支持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这一问题。理论上可能的情况是，非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官僚在理论上选择产业或部门的升级，但是政治因素往往会加以阻挠，使政策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严格意义上来说，朝阳企业还不存在，自然没有利益集团愿意支持。对比而言，夕阳产业通常是大雇主，有声援者和强大的政治靠山。许多亚洲政府所执行的产业政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通常可以让雇员庞大的过时产业有序地解体。比如在日本，纺织业的雇员总数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120万人下降到1981年的65.5万人，而煤炭业的雇员总数从1950年40.7万人萎缩到1980年的3.1万人，航运业在20世纪70年代也遭遇了类似的大裁员。[6]在以上每个案例中，政府干预的目的不是要增加这些行业的就业，而是为了加速它们的消亡。台湾当局和韩国政府也同样对各自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过类似的大裁员。

对比而言，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政府绝无可能突破政治阻力以实现夕阳产业的解体。欧洲各国政府无法加速这些产业的衰败，于是转而将例如煤炭、钢铁和汽车等下滑产业国有化，幻想国家补贴能够提高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虽然欧洲政府为了将资源转向更为现代的产业费劲口舌，但其政体的民主性最终使它们向政治压力低头，转而以向老旧产业提供政府补贴，这一巨大的支出最后通常是纳税人买单。毫无疑问，如果是政府触及“竞争”补贴的发放，美国的情况也不外乎如此。国会鉴于利益集团的压力，十有八九会声明鞋业和纺织业而非航空和半导体是关乎国家“战略”的，因而值得政府补贴。即便是在高科技行业，旧有技术也可能比新兴技术更有政治影响力。因此，对于美国产业政策最严厉的批评往往不是针对经济，而是关乎美国民主体制的特点。

本书将揭示，政府部门的重要性因为文化的不同而相去甚远。在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家族式社会，国家干涉或许是建设大型产业的唯一途径，而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国家干涉就尤为重要。对比而言，像日本和德国这样有着高度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在计算比较优势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传统意义的资本和资源，还必须要考虑社会资本的相对储备。如果社会资本有亏空，国家可以扭亏为盈，这和国家通过建设更多的学校和大学来填补人力资源赤字是一个道理。至于是否需要国家介入往往取决于母体社会的文化和结构。

当今产业政策辩论的另外一极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把持着，他们今天统治着经济学这一行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远比新重商主义更为严肃和扎实的思想体系（intellectual enterprise）。大量实证研究证实，市场的确是高效的资源配置者，而给私利松绑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再次重申，自由市场经济学有百分之八十的准确性，但这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已经不错了，就用作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而言，它比其他学派要强出许多。

但近年来，自由市场经济学在知识领域的完胜让人觉得这一流派愈发目中无人。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满足于自己的桂冠，他们觉得自己所发现的经济学工具可以用来构建关于人类的普世性科学。他们认为经济学原则到处都适用：它们在俄罗斯和在美国、日本、布隆迪抑或新几内亚群岛一样行得通，在搬用经济学原则时，他们丝毫不考虑文化差异的重要影响。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在更加深层次的认识论上也是对的：通过经济学方法论，他们解开了人类本性的最终之谜，因此得以解释人类行为中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当中最有名望的两位，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和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都致力于将经济学理论推广到传统意义上非经济学的领域中，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以及生育率。[7]今天许多名牌大学的政治学系里，到处可见所谓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追随者，这一理论企图用经济学为核心的方法论来解释政治。[8]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虽然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鼻祖，认为人是被“改善生存条件”这一私欲所驱动的，但他绝对不会同意经济活动可以简化为功利最大化的理性计算。事实上，除了《国富论》之外，他在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经济动因是高度复杂的，并且根植于更加广泛的社会习惯等因素中。而18世纪到19世纪间这一学科从“政治经济学” 改名为“经济学”，恰好反映了其学科内核中人类行为模式的萎缩。如今的经济学话语应该回归古典主义的丰富性，以批判的视角将文化对于人类所有行为的影响纳入经济学的知识版图，这当然包括经济行为，而不应该遵循新古典主义这一套。新古典主义那套非但不足以解释政治生活以及支配它的情感模式，例如愤怒、自豪和羞耻，也不足以解释经济生活的全部。[9]并非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源自传统认为的经济动因。

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整体构架基于一个相当简单的人性假设：人是“追求理性功利最大化的个体”。也就是说，人类企图最大量地获取他们觉得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他们以理性的方式行事，他们先以个体的形式计算如何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然后才会考虑他们所在群体的利益。简而言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人本质上是理性、自私、追求物质舒适最大化的个体。[10]对比哲学家、诗人、牧师或政客，经济学家更加竭尽全力地推崇对于狭隘个人利益的追求，因为他们相信，要让整个社会受益，必须先通过市场手段让个体谋取利益。在一项社会实验中，大学里的一个群体收到一些券，他们可以选择将券换成自己所得的钱，或者群体所有但可以分享的钱。实验结果是，参与实验的人当中有大约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选择换取能够使群体受益的钱。唯一的例外是一群即将入学的经济学研究生。[11]用一个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经济学的第一原则是每一个施动者都只为私利所驱动”。[12]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厉害之处在于，其人性假设模式在大多数时候是正确的：人们确实会更多地追求个人利益而非某种公共利益。谋求私利的理性算计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每一个经济学新生都会读到这样的研究，当小麦的价格高于玉米价格时，农民就会从种植玉米转向种植小麦，无论他们是生活在中国、法国、印度或伊朗。

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功利最大化的个体，它的每一个词都需要认真限定或找出例外。[13]就拿人类追求功利这个论断为例。19世纪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给出了功利最狭隘的定义：功利是追求愉悦或避免苦痛。这一定义简单明了，并且与人们常识中对经济动机的理解相呼应：人们希望能够最大程度地享用人生中的美好事物。但在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目标而非功利。[14]他们会冲进着火的房子营救他人，战死沙场，抑或放弃令人垂涎的职位到大山深处去与自然亲密交流。人们并不仅仅根据他们的钱袋投票：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正义的，哪些是非正义的，并因此做出重要决定。[15]倘若仅仅是经济原因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不幸的是，这些战争往往涉及许多与功利无关的目标，例如承认、宗教、正义、特权和荣耀。

有些经济学家想要通过拓宽功利的定义来绕开这个问题，功利可以是超越愉悦或金钱的，可以涵盖其他动因，例如“做好事”而带来的“心理愉悦”，抑或是从他人消遣中所获得的“愉悦”。[16]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只有经过选择显示某物有用，才能确知什么是对他们有用的——于是就有了“显示偏好”这一概念。[17]废奴主义者拼死废除奴隶制度，或者投行经理估算利率，都可以算作是追求“功利”，唯一的区别是废奴主义者所追求的功利是心理层面的。在最极端的定义中，“功利”成为一种大而全的概念，指代人类所追求的所有目的和偏好。但是这类功利的定义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太过简化，认为人类不过是将他们想最大化的一切都最大化，这样的同义反复会使经济学模型变得毫无意思和说服力。相对而言，强调人对于个人物欲追求超过其他类型的利益，是关于人性更加有力的论点。

人并不总是在追求功利，这一点不言而喻，不管我们怎么用“理性”的方式来定义，即便是指在考量众多可能性后选择长期而言功利最大化者。可以说，从这一角度看来人并不是理性的。[18]中国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重视家庭，日本人对于领养非亲属的态度，法国人不愿意构建面对面交流的关系，德国人对于训练的重视，美国人社交生活的宗派品性：这一切都不是来源于理性计算而是继承的道德习惯。

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或许会说，这些案例都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信息不完整所致。关于相对价格和产品质量的信息往往难以获得，抑或耗时耗力才能取得。人们做出看起来非理性的选择，是因为获取更好信息的代价超过了人们可以从中获取的利益。要在人生的每一个场合都做出“理性”决定，这本身就是不理性的，人的一生就会消耗在决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19]在传统文化中的人群会遵循其传统的指示，其行事也自然与工业社会的人群大为不同，但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包含的行为规则对其文化本身而言是理性的。[20]

虽然习惯可能在经济层面是理性的，或者有理性的缘起，但很多习惯并非如此，甚至在不适用的情形下依然故我。它过去可能是理性的，例如在中国传统农民社会中，人们希望多生儿子，因为儿子是老人唯一的生活依靠。但为什么当中国人移民到了美国或加拿大，有了国家支持的社会养老体系的庇护，这一习惯却依旧延续着？法国对于中央官僚权威的偏好可以看做是对中央集权的一种合理反应，但是为什么现代中央政府在刻意下放权力之后，法国人仍然在构建自我组织的道路上步履艰难？对于领取社会保障金的母亲来说，考虑到社会保障体制所构建的经济动因，不和自己孩子父亲结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为什么在保障金取消之后，即便单亲家庭的长期经济前景黯淡，而这一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无法说所有文化内在的规则都有其特定的理性。这个世界所存在的文化各有千秋，对于相似的经济情况却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反应，这足以说明并非所有文化的理性程度都是一样的。

最后，人的行事准则是否更倾向于作为功利最大化的个体，胜过作为更大的社会群体一员，这一点我保持怀疑态度。用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话来说，人类是捆绑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当中的——家族、邻里、社交网络、商务、教会和民族——他们必须平衡自我与群体的利益。[21]人对于家族的责任感并不出于成本利润的算计，即便是这个家族在做生意；反倒是生意的本质往往由家族关系所决定。工人在公司的组织结构表当中不仅仅是人头数而已；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团结、忠诚和憎恶都会影响经济行为的本质。换句话说，社会行为，也就是道德行为，在多个层面上和自利、功利最大化的行为共存。最高效的经济发展不一定是通过理性自利的个体来实现的，而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来实现的，因为他们本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从而相互合作起来更有效率。

人性中有重要的一部分并不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功利主义所支配，当然这一点并不完全颠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构架。也就是说，人们常常按照自利个体身份行事，其几率大到足以用经济学的“法则”来作为预测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在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必要向马克思的经济模式靠拢，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因此必然将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折中来看，人们行事常常为了非功利的目标且以非理性的、群体主义的方式，这足以说明新古典主义模型无法为我们描画人性的全部。

自由市场派和新重商主义派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争论不休，辩论政府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干预市场，但这一争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宏观经济政策固然重要，但它必须贯彻到某一特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环境中。某些正对特定问题的处方政策并不见得可以通用到他处：某个产业政策可能在拉丁美洲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在例如亚洲之类的地方可能行之有效，或者起码不会出乱子。某些社会可以保护它们的技术官僚免受日复一日的公众压力困扰，他们可以高效地工作，让某个工厂保持运转，或是给某一行业提供补贴。[22]究其本质，这之中最为重要的变量不是产业政策，而是文化。

[1] 关于亚当·斯密这方面的信息，请参见Jerry Z. Muller, 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 新重商主义同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批评者的看法，即强调国家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角色。尽管如此，他们的批评不过是对这些早期攻击正统自由市场经济论的复制品。马克思主义者或多或少主张政府对经济全盘控制，政府拥有经济体制的“制高点”，他们的意图是终结“人对人的剥削”。相比之下，凯恩斯主义者对于一个强大的私营部门表示认可，但认为必须通过公共支出实现大幅政府干预，旨在维持充分就业和其他的社会福利。新重商主义浪潮专注于一些较为温和的目标，譬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推广高科技产业，以及提倡相互依存的全球市场。新重商主义会认为，全球竞争生成有益的经济效率，以及经济应该是出口导向型和外向型，并在大多数时候认为，福利目标只能间接地实现，譬如充分就业或公平的收入分配。他们会持有更温和的观点，即单靠市场不足以产生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而实现快速的长期增长。

[3] James Fallows, 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4] 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参见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James Fallows, “Containing Japan,” Atlantic Monthly 263, no. 5 (1989): 454: “Looking at the Sun, ” Atlantic Monthly 272, no. 5 (1993): 69-100; “How the World Works,” Atlantic Monthly 272, no. 6 (1993) : 61-87; Chalmers Johnson, Laura D’Andrea Tyson, and John Zysman,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Books, 1989); Laura D’Andrea Tyson, Who’s Bashing Whom? The Conflicts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 Kar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Clyde Prestowitz, Jr.,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5]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非常高调地认为，“亚洲奇迹”其实并不是一个奇迹，而只是代表了在相对欠发达的经济体中调动了未使用的资源，只能与欧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高增长周期相比。参见“The Myth of Asia 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 (1994): 28-44.

[6] James C. Abegglen and George Stalk, Jr., Kaisha: The Japanes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p.20-23.

[7] Gary Becker认为，经济学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特定主题的研究（如金钱或财富的研究），而是可以应用到广泛人类行为的方法。参见Beck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3-14.

[8] 对于理性选择学派的批判，参见Donald P. Green and Ian Shapiro,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以及Chalmers Johnson and E. B. Keehn, Disaster in the Making: Rational Choice and Asian Studies,” National Interest, no. 36 (1994): 14-22.

[9] 关于经济解释政治的有限性，参见James Buchanan, Vtktor Vanberg, 以及 Allan Bloom等人的对话，见于James Nichols and Colin Wright, eds.,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Economics ... and Back?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0), pp.193-206.

[10] 用Gordon Tullock（James Buchanan的合作者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成员之一）的话说：“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对市场和政府的运作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往往认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有一个需求曲线，其中大过一切的组成部分是自己的私欲。”引自Steven E. Rhoads, “Do Economists Overemphasize Monetary Benefi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5 (1985): 815-820. 文中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尽管他们的理论也认同其他形式的激励，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身物质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力量。

[11] Rhoads (1985), p. 816.

[12] 关于新古典主义相类似的模式的批判，参见Amitai Etzioni,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8), pp.1-27; Etzioni, “A New Kind of Socioeconomics (v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Challenge 33 (1990): 31-32; and Steven E. Rhoads, “Economists on Tastes and Preferences,” in Nichols and Wright (1990), pp.79-98. 参见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y,” in Smelser an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以及该文集中的其他几篇相关文章。.

[13] 关于“功利”这个概念的另一派批判，参见Joseph Cropsey, “What Is Welfare Economics? ” Ethics 65 (1955): 116-125.

[14] 关于这一点，参见Steven Kelman, “‘public Choice’ and Public Spirit,” Public Interest no. 87 (1987): 80-94.

[15] 例如Gary Becker认为，“我所指的经济的方法不认为个人被纯粹的自私和功利的动机所驱动……我试图跳出经济学家们狭隘的自利假设。行为是由更为多元的价值和喜好所驱动的”。参见Gary Becker,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1993): 385-409.

[16]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批判所谓“显示偏好”的概念，因为所谓显示偏好实际上是模糊的。例如，一个人可能更喜欢扔掉玻璃瓶，而不是循环使用他们，但由于强烈的道德强迫而选择后者，或只是为了形象想这样做。行为本身并不能告诉一个旁观者什么才是真正的动机。森进一步指出，显示偏好的概念让使用这一概念的人接受了一个隐藏的假设，即偏好都是利己的，而在现实中，人也有社会性的一面，而往往是因为混合动机而行事。参见 “Behaviour and the Concept of Preference,” Economics 40 (1973): 214-259.

[17] F. Y. Edgeworth, 引自Amartya Sen,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 6 (1977): 317-344.

[18] 参见Kenneth Arrow对许多经济学家的一个假设的批判，即消费者的选择是理性的。Arrow, “Risk Perception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Economic Inquiry 20 (1982): 1-9.

[19] 因此，我们决定买一个品牌，比如家乐氏玉米片，而不是超市自己的品牌，因为我们认为，在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之前，这就代表了更高的品质。

[20] 参见Becker (1976), p. 11.

[21]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985): 481-510.

[22] 参见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04-316.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20世纪90年代早期涌现出一大批图书，主题都是关于信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路会带给每家每户深刻变化。信息时代未来学家最为一致、最津津乐道的一个议题是，技术革命将为各种等级制度敲响丧钟——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依他们所言，信息就是力量，所有传统等级制度的上层通过控制信息渠道来维系他们的统治。现代的通讯科技——电话、传真机、复印机、卡带和录像带，以及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网络化个人计算机——已经将信息的枷锁冲破。按照这些信息时代高人的说法，例如阿尔文和海蒂·托夫勒夫妇（Alvin and Heidi Toffler），乔治·基尔德（George Gilder），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白宫发言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这一切的结果将是权力向下转移到人民手中，将所有人从他们所工作过的集权化、专制式机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

信息科技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的确对去集权化和民主化趋势有所贡献。众所周知，电子媒体加速了专制政权的倒台，其中包括菲律宾的马科斯（Marcos）独裁、东德的共产主义政权以及苏联。[2]但是信息时代理论家认为，技术对于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都是致命的，其中包括雇用了大批美国人的巨型企业。20世纪80年代，IBM从计算机神坛跌落，而太阳计算机系统和康柏电脑等新星冉冉升起，这一场兴衰更替被视作一场道德剧，小型、灵活、富有创新精神的小企业挑战大型、集权化的官僚传统，而且常常收获颇丰。各路作家都认为，因为通讯革命，我们所有人未来都将在小型的、联网的“虚拟”企业工作。也就是说，公司都将无情地裁员，直到他们把所有非“核心竞争力”的活动全部剥离，而通过光纤电话线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小型公司，从供应商和原材料到会计和市场服务，不一而足。[3]有些人认为，在横扫一切的电子科技驱动下，小型企业网络而非大型等级制企业或混乱的市场，代表着未来的趋势。倘若社会从大型企业的集权化权威中，从联邦政府、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中解放出来，自发型共同体将会出现，而不会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有了科技支持的通讯手段，优质信息会驱逐劣质信息，诚实和勤勉将替换欺诈和寄生，人们将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自发地聚集在一起。[4]

当然信息革命将会带来广泛的改变，但庞大的、等级制的组织还远远没有寿终正寝。 虽然计算机产业的确容易让许多小型、灵活的公司受益，许多信息时代未来学家对于这一产业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从飞机和汽车制造到硅晶圆生产，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才能驾驭。即便是在通讯行业，光纤传输更青睐单一、巨型的远程公司。我们再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例子也就不觉得意外了，该公司到1995年的时候已经恢复到它在1984年的规模，当时该公司百分之八十五的业务都投在了本地电话公司。[5]信息技术能够协助小公司更好地完成大项目，却没有办法消除行业对于规模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当信息时代最为热忱的倡导者欢庆等级制和权威的垮台时，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信任，以及支撑它的共同道德准则。共同体是基于互相信任之上的，缺了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在每一个共同体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墨守道德准则。小部分人有明显的反社会性，他们意在通过欺诈和破坏来削弱或剥削群体。而更大一部分人则是搭便车者，作为群体的一员，他们一方面乐于从中获取利益，一方面又只为共同目标做出极小贡献。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不能信任所有人可以一直按照内在的道德标准行事并且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倘若成员没有能够达到共同道德标准的要求，他们最终要通过具体的规则和奖惩来进行规范。这一点在经济领域是如此，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也是一样：要把货物或服务外包给不甚熟悉或者难以信任的人，代价是非常昂贵的，这也就是大型企业成立的原因。因此，公司往往愿意把承包商带入到自己的企业中来以方便直接监管，这一做法也更加经济。

信任并不驻扎在集成电路或是光纤电缆当中。虽然信任涉及信息交换，但它不能等同于信息。一个“虚拟”公司可以通过网线而获取大量关于它的供应商和承包商的信息。但是如果这些公司都是假冒或者骗子的话，与他们做生意依旧是代价昂贵的，这会涉及复杂的合同和耗时的强制执行。倘若没有信任，人们会强烈要求这些安排在公司内部完成，并且要求重建旧有的等级制度。

因此，信息革命是否让大型等级制企业成为明日黄花，又或者当等级制消亡后，自发性共同体将取而代之，这些趋势都尚未明了。因为共同体基于信任而生，而信任又受文化制约，以此推论，不同的文化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自发组织。换句话说，公司是否能够从等级制向灵活的网络化小公司转换，其成功几率将取决于信任的程度，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范畴内社会资本的积累。像日本这样的高信任社会，在信息革命提速之前就已经建立这样的公司网络；低信任的社会或许永远没有办法从信息科技所带来的高效率当中获益。

在一个有规律的、诚信的、相互合作的共同体内部，成员会基于共同认可的准则，对于其他成员有所期望，这一期望便是信任。[6]这些准则可能是关乎上帝的本质或者正义之类深层次的“价值观”，但也可以是关于职业标准或行为规范之类的俗世准则。换句话说，我们信任一个医生不会刻意伤害我们，是因为我们期望他们会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词以及医学职业的标准。

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力，它源自某一社会或某特定社会部分中所盛行的信任。它可以根植于社会中最小的基本单位——家庭，也可以是最大的群体——国家，以及二者之间的所有群体。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不同，是因为它往往由宗教、传统或历史习惯等所创造和传递。经济学家往往会说，社会群体的构建可以通过个体之间的自愿契约来解释，这些个体通过理性计算之后认为，合作将有利于他们的长远利益。依照这一说法，信任对于合作并不是必需的：开明的私利，加上契约之类的法律机制，足以弥补信任的缺失，并且创建出一个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的机构。基于私利，人们随时可以构建一个群体，而且群体构建并不依赖文化。

虽然契约和私利是联盟的重要基础，但是最有效的组织是基于有共同道德价值观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不需要广泛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约定他们的关系，因为既有的道德共识为群体成员提供了相互信任的基础。

构建这一类型的道德共同体所需要的社会资本是无法通过理性投资决策而获取的，这一点和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不同。也就是说，个人可以选择“投资”传统意义的人力资本，例如大学教育，或者接受培训成为机械师或者电脑程序员，这些只需要到相应的学校上学就可以了。然而，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适应一个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并且在这一共同体情境中培养各种美德，例如忠诚、诚信和可信赖。此外，群体必须以整体的形式接受某些共同准则在先，之后才能将信任贯彻到所有成员当中。换句话说，每个人各自行事是无法产生社会资本的。它基于社会美德的普及，而非个体美德。比起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社会性倾向的获取要困难得多，而且因为它是基于道德习惯之上的，于是更难调整或摧毁。

在本书我会一再用到的另一个术语是“自发社会性”，它属于社会资本的一个子目。在任何现代社会里，各种组织都不断地被创造、摧毁和调整。最有用的社会资本，往往不是在某一传统共同体或群体的权威之下进行运作的能力，而是创造新的联盟以及在新创立的共识条款之下展开合作的能力。这一类群体由工业社会繁杂的社会分工所孵化，但又基于共享的价值而非契约，它们可以算作是涂尔干所称的“有机团结”。[7]再者，自发社会性指的是各种类型的中间级共同体，它们有别于家庭或者政府刻意组建的机构。当社会缺乏自发社会性时，政府往往需要介入民间，以促进共同体建设。但国家介入往往带来极大的风险，因为它可以轻易摧毁公民社会中的自发性共同体。

对于塑造着社会的工业经济的本质，社会资本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在同一行当中工作的人们因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体系而互相信任的话，那么商业成本就会降低。这样的社会更能够在组织结构上实现创新，因为高度信任使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形成。因此，高度社会化的美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领了现代公司的发展，而日本人在20世纪探索了网络化组织的种种可能。

对比而言，彼此不信任的人群最终只能通过正式的规则和规范进行合作，即必须通过谈判、同意、诉讼、强制执行，有时候还需要强迫手段。这一套法律装备不过是信任的替代品，而经济学家称之为“交易成本”。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中的普遍不信任给各种经济行为横加了另一种税，而高度信任的社会则无须支付这一税款。

社会资本在各个社会之间的分配并不是统一的。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展现出更强的结社倾向，所青睐的结社形式也大有不同。在某些社会，家庭和亲属关系构建了结社的基础模式；而在其他社会，志愿性结社要坚固得多，而且会把人们从家庭关系中摆脱出来。例如在美国，改换宗教信仰常常会导致人们离开家庭以追随新的宗教派系，至少会给信众施加新的责任，让他们无法履行家庭责任。对比而言，在中国，佛教的传教徒想要诱导孩子离开家庭就困难得多，还常常因此遭到谴责。纵观历史发展，同一个社会可能获得社会资本，也可能失去社会资本。中世纪末期的法国拥有密集的公民结社网络，但法国人的自发社会性在16世纪和17世纪被中央集权的王室完全摧毁。

传统上认为，法国和日本是群体倾向的社会。这两国社会都鼓励对权威的服从，并奉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谓的“共产主义式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italism）。[8]过去十年左右关于竞争力的大部分文献也做出了相似的假设：日本是一个“群体倾向”的社会；美国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则是另一个极端，人们不愿意相互合作或彼此支持。按照日本学家罗纳德·道尔（Ronald Dore）的说法，在以英美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群体主义国家之间，所有社会都可以在这条社会倾向的连贯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9]

然而，这样的划分完全曲解了社会资本的全球分布情况，而且是对日本、特别是对美国极深的误解。的确有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民众之间无法结社。在这一类社会中，家族和自发结社都非常弱；而且通常最强大的组织是犯罪团伙。俄罗斯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就符合这一情况，而美国的某些市内街区也是如此。

比当代俄罗斯更高一层的社会化结构是家庭社会，在其中最主要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社会化渠道是家庭和更广泛的亲属，例如氏族和部落。家庭社会的自发结社往往比较弱，这是因为非亲非故的人之间没有相互信任的基础。例如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这样的华人社会就是如此；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把家庭联系置于其他各种社会忠诚之上。但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区也有这个特征。虽然家族主义在这两个国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非亲属之间也很难有相互信任，因此自发性共同体也非常薄弱。

与家庭社会形成对比的是有普遍高度信任的社会，也是有高度自发社会性倾向的社会。日本和德国的确就属于这一类。但是从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就不是个体化的社会，这一点和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大相径庭；相反，美国一直有着高度网络化的自发结社和共同体结构，这些机构的存在使得人们愿意把私利放在次要位置。当然，对比德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是更加反对国家主义，但强有力的共同体可以在没有强大国家的情况下形成。

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倾向有着深远的经济影响。如果我们看一下众多国家经济体中最大公司的规模（除了国家所有或大幅补贴的企业，或海外跨国企业），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10]在欧洲和北美，美国和德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意大利和法国。在亚洲的对比更加突出，日本和韩国有着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而台湾和香港的企业规模要小许多。

我们也许会认为，建构大型企业的能力无非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体的绝对规模。很明显，在安道尔和列支敦士登是不可能诞生出壳牌和通用汽车这样大型跨国公司的。但换个角度，在工业化国家中，绝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大型企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欧洲最小的三个经济体——荷兰、瑞典和瑞士——都有巨型的私有企业；用各种指标衡量，荷兰都是全世界工业化最集中的国家。在亚洲，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体在过去一代都是不相上下的，但是韩国的企业规模要比台湾地区大得多。虽然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企业规模，例如税收政策、不信任以及其他各种规范性法律条款，但是高度信任的社会（例如德国、日本和美国），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创建大型私有商业机构的能力——之间有着相关性。[11]这三个社会最早——无论是绝对时间轴上还是对比他们自身的发展史——发展出大型、现代、专业化管理的等级制度企业。相反，在相对来说低信任的社会，如台湾和香港地区、法国以及意大利，一般来说充斥的都是家族企业。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非亲属之间彼此达成信任存在着阻力，这延误甚至在某些情形下阻碍了现代化的、实行专业管理的公司的出现。

如果低信任、家庭式社会希望有规模的商业，国家必须以补贴、指导甚至完全国有化的方式介入。这一结果将是马鞍状的企业分布，一头是大量的小型公司，一头是少量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中型企业则寥寥无几。国有资助形式使法国这样的国家得以发展大规模、资本集中型产业部门，但代价高昂：对比私营机构，国有公司不免显得效率低下，管理不善。

信任的盛行不仅仅能够协助大规模组织的成长；如果大型等级制公司能够通过现代信息科技而演化成小型公司网络，信任也将使这一过程更加顺利地展开。随着科技和市场的变化，社会资本储备丰厚的社会能够更加积极地采用新的组织结构。

起码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企业大小和规模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没有深刻的影响。虽然社会中信任缺失会使人们更加青睐小型企业，也会给经济行为带来更高的成本，但这些缺陷都能从小型企业常有的优势中找到补偿。小型企业不仅容易组建、灵活，而且面对市场变化时能够比大型企业更快做出反应。事实上，那些相对而言公司平均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欧洲范围内的意大利，和亚洲的台湾和香港——在近两年的增长都超过了拥有大型企业的邻近国家或地区。

但是企业规模的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具体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哪些部分，并且在长远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小型企业的构建往往基于劳动密集型商品，并且面向局部且变化迅速的市场，例如成衣、纺织品、塑料、电子配件和家具。大型企业需要掌控复杂的生产程序，例如航空、半导体和汽车，这些都需要大笔资金支持。大型公司对于创建大品牌背后的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必需的，所以世界最著名的品牌名——柯达、福特、西门子、AEG、三菱、日立——无一例外都来自善于组建大型组织的国家。对比而言，人们很难找出一个小型中国企业创建的品牌。

在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中，全球化的劳动分工是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后者往往通过不同国家的相对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储备来衡量。本书中所例举的证据将说明，社会资本也必须纳入到国家的资源储备中。社会资本储量的不同将对全球劳动力分工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中华儒家思想的本质意味着中国永远无法复制日本的发展道路，并将持续参与到完全不同的经济环节中去。

缺乏创建大型组织的能力对未来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将取决于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例如科技和市场的未来走向。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约束可能会严重伤及到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长期增长潜力。

此外，强烈的社会性倾向还会带来其他益处，且不见得限于经济领域。高度信任的社会能够以更加灵活和群体倾向的模式来组织其工厂，将更多的责任授权给低级别的组织。相比而言，低信任的社会必须将工人用一系列的官僚体制规则圈住且相互分隔开。如果工人受到成人应有的对待，被寄予信任对其所在共同体做出贡献，而不似他人设计的大型产业机器中的小齿轮，那么工人会对自己的工厂更加满意。丰田的精益化生产体系就是一个共同体组织工厂的系统化设计，它同时带来工作效率的极大提高，这证明共同体和效率是可以兼得的。我们可以从中所学到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虽为科技所塑造，但并不表明只有一种每个人必须遵循的产业组织结构。经理人员在经营中需要考虑到人性的社会层面，这其中就有很大的自由。换句话说，共同体和效率之间不见得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关注共同体的公司可能会成为最有效率的公司。

[1] 参见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93); Peter W Huber, Orwell’s Revenge: The 1984 Palimpse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2] Scott Shane, Dismantling Utopia: How Information Ended the Soviet Union (Chicago: Ivan Dee, 1994); Gladys D. Ganley, “Power to the People via Personal Electronic Media,”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1) 5-22.

[3] William H. Davidow and Michael S. Malone, The Virtual Corporation: Structuring and Revitalizing the Corpor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

[4] Huber (1994), pp.177-181, 193.

[5] 这一观点来自于Peter Huber本人。参见Peter W. Huber, Michael K Kellogg and John Thorne, The Geodesic Network II: 1993 Report on Competition in the Telephone Industry (Washington, D.C.: Geodesic Co., 1992), chap. 3.

[6] 仅有共同体成员期望规律行为是不够的。在很多社会中，人们会假定他人会周期地欺骗自己的同伴；行为是有规律的，但却是不诚实的，并因此导致信任缺失。

[7]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pp.181-182. 关于契约是有机团结的非充分条件, 参见p. 183.

[8] Lester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9.3), p.32.

[9] 参见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p.375-376; James 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 48; Seymour Martin Lipset, “Pacific Divid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in Power Shifts and Value Changes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Joint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s Research Committees: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Japan: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phia Universit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1992), pp.41-84.

[10] 下面的列表包含在八个经济体中排名前十、前二十和前四十的最大私营本土公司的营收额（以百万美元计）：

数据来源: Hoover’s Handbook of American Business 1994 (Austin, Tex.: The Reference Press, 1994); Moody’s International Company Data, May 1994; Korea Trade Center of Los Angeles; Germany’s Top 300, 1993/94 Edition (Austin,Tex.: the Reference Press, 1994).
此表是根据所列的8个经济体中100家最大企业的数据，不包括国有企业或外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某些企业的所有权有些含糊不清；它们可能只是部分国有或外国独资，或真正的所有权通过控股公司和交叉持股而隐藏。
比较测量不同经济体内的公司规模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以测量企业收入、增值（即税前收入）、就业或总市值的大小。增值也许是在任何一年中衡量公司规模最全面的指数，虽然市值衡量的是未来收益的预期。收入作为衡量指数，并不考虑利润率和对未来的期望：在这里使用它们，是因为很难获得所有国家和企业在公司层面的盈利数据和资本化数据。
此表不包括集中度，因为他们作为公司的相对规模往往有误导。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单一部门的集中度，则是通过测量总增值、就业或X家顶级企业的总市值（其中X是一般为单一部门三到十家公司），然后除以本部门总附加值、就业或该部门的总市值。因此，对于美国钢铁业三大公司集中度将说明，美国总钢产量有多少是由三个最大的生产商生产。这一比例常用来衡量在某一特定行业的寡头垄断情况。这种分析可以扩展到国民经济中，可以通过将集中度扩大到整个经济体中规模最大的前十、二十或者更多企业。第14章的表1就展示了选定的一组国家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是基于雇员数目情况得出的。
有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对比全国最大公司的绝对规模，集中率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指标，因为不难想象，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以及它能够支持公司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参见 第27章）。在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小国一直有着非常大的公司。瑞士、瑞典和荷兰都有比美国、日本、德国更高的十大企业集中率。只要超过了某一最低人口值，或者整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经济的绝对规模和催生大企业的能力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企业的平均规模也不是衡量国民经济催生大公司的能力的好办法。除了有大企业之外，日本的经济也缔造了非常多的小公司。倘若简单地基于企业平均规模，我们往往会得出日本公司比他国同行要小的结论。（参见第8章注4）
上表中日本的数据排除了前6位的一般贸易企业的收入，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大部分没有新的净销售额，在美国则会被计入公司内部转账。

[11] 仅举一个例子，美国经济中的大银行数量要少于日本或意大利。这完全是因为美国州际银行法。随着该法规在1994年被取消，美国银行的规模很可能会大幅增长。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若不细想，要说文化和经济效能之间有所关联，确实有些荒谬，毕竟文化在其实质和传播模式上都是非理性的。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文化显得漫无边际。经济学家自觉是社会科学家中最实际一群，他们最不喜欢把玩文化这一概念：文化缺乏简单明了的定义，若是把人类当做“理性功利最大化者”，文化则无法作为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基础。在一本常用的人类学课本中，作者提供了不下11种文化定义。[1]另一位作者调查了160种文化的定义，分别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使用。[2]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所有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共同的文化部分。[3]因此，文化因素无法被系统化成普遍真理；他们只能通过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reetz）所谓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来解读；这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用来记录某一个体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文化成了一个摸彩袋或杂项，所有用人类行为的综合性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可以往文化这个筐里头装。然而文化可有它自身深刻的适应性理性，即便这一点很难一眼看清。但首先我先要定义一下我所谓的文化。

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严格区分文化和他们所谓的社会结构。按照这个思路，文化仅限于意义、符号、价值、观念，并包含例如宗教和意识形态之类的现象。格尔茨所定义的文化是“体现在符号上的、有历史渊源的意义模式，由传承而来的概念所组成的体系，通过符号形式来表达，人类借此来交流、延续以及探索关于人生的知识和态度”。[4]对比而言，社会结构关注的是实体的社会组织，例如家庭、氏族、法律体系或民族。按照这个思路，儒家思想中关于父子关系的部分隶属于文化；而现实中的父系嫡传的中国家庭则隶属于社会结构。

在本书中，我不会使用这一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区别，因为很多时候二者难以区分；价值和理念塑造了实体的社会关系，反之亦然。中国家庭大体上有着父系嫡传的结构正是因为儒家思想重视男性成员，并且教育子女敬重父亲。反之，对于在中国家庭长大的人来说，儒家思想是合情合理的。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所定义的文化有着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含义，可能和大众所理解的文化靠得更近一些：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伦理习惯由理念或价值观构成，例如猪肉不洁净或母牛为圣物之类的价值观，抑或由实际的社会关系构成，例如传统日本社会中长子继承父亲所有资产的做法。

按照这个思路，文化或许可以用排除法来理解。它不是理性选择，不是经济学家所用的人类行为基本模式中的理性功利最大化逻辑。所谓“理性选择”，我所指的是理性的手段而非理性的目的——换句话说，我指的是考量所有为达到特定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并且基于可用信息而选择最佳方案。选择受文化影响，且来源于习惯。中国人用筷子吃饭，并不是在对比西餐的刀叉之后发现筷子更适合中餐，而是因为筷子是所有中国人最常用的餐具。印度教中对于母牛的崇拜也毫无理性选择的成分可言，这一崇拜保护了相当于印度半数人口的没有生产效用的牲口。但印度人依旧笃信不疑。[5]

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和人们吃饭或梳妆的习惯无关，而是关于社会用以规范其成员行为的伦理准则——也就是哲学家尼采所谓的一个人群的“善与恶的语言”。无论文化怎么变化多样，所有的文化都企图通过建立不成文的道德规则来限制人性中赤裸的自私性。虽然和其他可能的选择对比，伦理准则可以视作一种精心考量的理性选择，但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那么做的。相反，他们所受的教育引导他们通过培养习惯来遵守所在社会的道德规范——例如在家庭生活中，从他们的朋友和邻里身上，或者在学校里。

美国电视上的一则汽车广告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年轻女孩坐在一间气氛压抑的教室里，一个刻板的老师用单调乏味的声音一遍一遍告诉她“画在两道线内”。场景突然切换到女孩长大之后——此时广告从黑白换成了彩色——她开着敞篷车，风扬起她的秀发。她不仅没有保持在高速路的两条线内行驶，而且之后驶离道路开向广阔的原野。虽然广告设计者没有加入这个细节，但是她驾驶的车上很有可能贴着“质疑权威”的贴纸。同样的广告如果是在亚洲制作，很有可能是描述一个富有耐心的老师教导女生如何在线内作画。这个女生在经过耐心地练习之后，可以精准地画在线内。到那时，她会收到一辆新车作为奖励，车上贴着“尊重权威”的贴纸。

优秀品德和习惯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体现在品格这一概念上。在智力层面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并不困难，但只有具备“品格”的人才知道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做正确的选择。亚里士多德解释道，对比优秀智商，“优秀品德（希腊文ēthikē）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希腊文ethos）的产物，因此二者有相同的词根，不过是略微的格式变化罢了”。他接着说道，“我们的伦理品质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对应的行为来构建的.......所以我们从孩提时候开始接受的各种习惯培训并非小事；相反，这些培训有着极其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一切的重要性”。[6]

传统宗教或者伦理体系（例如儒家思想）构成了主要的制度化资源，让人的行为受到文化的界定。伦理体系创造出道德共同体，是因为共同体内通用的善恶语言给予其成员共同的道德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说，任何道德共同体，不论其涉及的具体伦理准则是什么，都将在成员中构建出一定程度的信任。某些伦理准则会扩大信任的半径，通过强调诚信、慈善和对于共同体的兼爱之心等等责任，而这些准则其他文化则未必有。这一点，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说法，是清教徒追求救赎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一教条鼓励更高标准的可信赖的行为，超越家庭的范畴。在他看来，信任对于经济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历史角度看，信任往往来源于宗教习惯而非理性计算。

将文化与习惯而非理性选择挂钩，并不是说文化都是非理性的：它们只不过在决策方式上是无理性可言的。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其实是高度理性的。例如，在演讲中使用礼貌和敬语能够向听众传达关于自己社会身份的信息。的确，若不是因为文化，或者这些理解为无理性的习惯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无法进行。没有人有时间或心思对每天繁杂的决定一一做出理性的选择——例如，在餐馆就餐完毕之后是偷偷溜走还是乖乖买单，是否礼貌对待陌生人，是否打开误投到你信箱的邻居邮件去看里头有没有装着现金。大多数人会习惯性地保持一定程度的诚实。收集信息和考虑多重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昂贵且耗时的过程，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习俗和习惯来走捷径。[7]正如已故的阿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指出的，当生活在先进社会中的受教育群体做出看起来极为复杂的政治决策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依惯例行事。人们形成风险应对的态度——例如，以下哪一个更危险：核能量或者接触艾滋病人——并不是基于对两个选项所真正涉及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而取决于他们所持态度是偏自由还是偏保守。[8]

现代经济学家往往认为，所谓理性目标即功利最大化，后者被广泛理解为最大可能的消费者福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传统文化（包括西方世界的传统文化）在最终目标上都是无理性或者完全非理性的，因为在这里经济富足远不及其他目标重要。例如，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认为人生的最终目标不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而是恰好相反：消除物欲，并将个体融入万物虚空中。一个人若是认为只有狭义的经济目标才是理性的，则此人不过是恃才傲物之徒。西方传统的大部分，例如深厚的宗教、伦理和哲学底蕴，照理也是非理性的。

许多西方人会认为非西方的文化都是非理性的。西方对于伊朗的评价就是如此，这个国家在1978年的革命之后就与西方断绝关系，并且走上宗教扩张的道路。如果我们仔细考查，伊朗在这一时期的转变，从手段到目标，都是理性和寻求功利最大化的。对于西方人来说，伊朗不理性的原因是它的许多目标是宗教而非经济的。

反之，无理性的文化传统，不管是习惯所致还是修来世福德之用，依旧有可能指向狭隘物质层面的功利最大化。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的核心观点。书中指出，早期的清教徒力求为主带来荣耀，而放弃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终极目标，进而培养出例如诚信、勤勉等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优秀品德。[9]本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与韦伯的观点相似：对于组织创新进而创造财富来说，伦理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自由结社的能力。不同类型的伦理习惯有利于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多样化。换句话说，功利最大化者并不一定是理性的；人们以无理性的方式奉行某些传统道德和社会美德，他们常常追求完全非经济的目标，而这一切并非像现代经济学家所认为是落后或者没头脑的。

若将文化定义为伦理或者道德习惯，衡量文化变量就变得困难起来。社会学家最常用的手段是观念调查；通过调查某一个特定人群中的代表样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反应，研究者提炼出关于潜在价值观的一些信息。除了方法论常见的问题（例如样本调查的效度，和受访者是否说了些他们认为调查者想听到的信息），这一方法的问题还在于它将意见和习惯混为一谈。例如，许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靠福利生活的贫困人群对于工作、勤勉和依赖的态度和中产阶级相似。[10]但是在态度上认为辛勤工作很重要，和有工作伦理是两码事，后者包括例如习惯早起去作一份枯燥或令人生厌的工作，以及为了长远的富足而推迟消费。靠福利养活的人们无疑是想要离开福利的，但关于他们是否有这些习惯来让他们走出困境，实证调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美国过去一代的贫困债务引发以下的争论：美国城市里的底层人群，他们贫困的原因到底是缺乏经济机会，还是因为所谓的“文化贫困”——例如青少年怀孕和吸毒等社会不良习惯——在即便有经济机会的情况下依然存在。[11]

如果我们把文化定义为习惯，尤其是伦理习惯的话，理性选择和文化之间的分界线也不一定绝对清晰。有些举措开始是理性选择，时间一长就成了文化产物。比如，美国人对民主和自由市场的青睐往往被认为是意识形态而非文化的缘故。许多美国人可以对为什么民主制度优于独裁，为什么私有部门能够比“大政府”更有效等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切要么基于他们自身的体会，要么基于他们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外界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灌输。

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人的确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些态度，并且传递给他们的子女，这一切就像教小孩上厕所一样。虽然美国的立国是高度自治和理性的，后世美国人接受立国的原则，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国父们一样对于这些原则进行了清晰的思考，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观念传统。所以，当人们用“民主”或“自由市场”文化来描述美国生活，他们指的是美国人普遍倾向于不信任大政府和权威，鼓励个人主义，且对于平等抱着稀松平常的态度——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对这些国民特征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行事，丝毫不考虑他们为什么那么做，也不管是否有其他理解和行为的模式。所以美国人有着民主的意识形态并且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行事，但他们还有着从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中发展出来的平均主义文化。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某些举措开始是政治行为，最终有了鲜明的文化特征。例如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格兰和法国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包括王室和多个贵族间的战争，独立城市之间的战争，以及王权分裂下个各教派之间的战争。在英格兰，王室战败并且最终被迫接受一系列针对王权的宪章约束，最终在英格兰诞生了现代国会民主制度。在法国，王室取得胜利，并开始了长期的中央集权以达到对国家的完全控制。对于英格兰王室的战败和法国王室的胜利，我不觉得这里头有什么历史深处的原因；把两国情况对调也不是什么很难想象的事情。[12]但历史最终的发展轨迹对两国的政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国的政治权威集权化削弱了自由结社的独立性，使法国在后世更加依靠中央化的权威，不论这一权威是王室还是共和国。相比之下，在英格兰，社会变得更加有组织自发性，因为人们不再依靠中央化的权威来裁定他们的争执，这一习惯最终由英国移民者带到了新大陆。[13]

更复杂的是，有些时候某些决策看上去是政治性质的，但其实有着文化的根源。法国对政治集权的青睐最开始是政治行为，久而久之就成了文化特征，进而影响了之后的政治决策。因此，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在1958年采用了中央集权、过度总统制的宪章以应对阿尔及利亚危机，这实质上是与法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颇具法国特征的应对第四共和国政治乱局的解决之策，这一策略在法国历史上有不少先例。

因为文化实际上是伦理习惯，因此它的变化十分缓慢——比观念的变化慢得多。在1989到1990年间，柏林墙被拆除，共产主义分崩离析，东欧和苏联的最高意识形态在一夜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换到了市场和民主。与之类似，在拉丁美洲国家，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例如进口替代，在十年之间因为新总统或财政部长的上台而消除殆尽。但文化的改变不可能那么迅速。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制造出了很多习惯——例如对于国家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创业精神的匮乏、不懂得妥协、不愿意在公司或党派之类的群体中进行自发性合作——这都大大制约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国家的人民或许投票给了“民主”改革派，因而在思想层面上支持用民主和资本主义替换共产主义，但他们缺乏能够使前二者顺利运转的社会习惯。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有时会错误地做出相反的假设：文化是无法改变的，也不会受政治措施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文化变革的证据。例如，天主教常常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持敌对态度的。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宗教改革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前提条件。即便在改革之后，天主教会常常批评资本主义所构建的经济世界，而对比新教国家，所有天主教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要慢好几拍。[14]在20世纪上半叶，在独裁和民主对峙的时候，例如西班牙内战，王权和教权便紧紧团结在一起。

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末期，天主教文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教廷公开与民主制度握手言和，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也发生了有条件的转变。[15]在1974—1989年间出现的新兴民主国家绝大多数是天主教社会，并且在若干国家中，天主教会在对抗独裁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16]其次，在20世纪60、70和80年代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智利和阿根廷等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超过了英美等新教国家。天主教文化和民主或资本主义的融合还远未完成，但天主教文化的“新教化”使得今日新教社会和天主教社会之间的区别远没有过去那么明显了。[17]

毫无疑问，人类正如经济学家所言，在本质上是自私的，他们以理性的手段追求私利。但他们同样有着道德的一面，他们对其他人负有责任，这一面常常与他们的私利本能相冲突。[18]正如“文化”这个词所揭示的，人们所奉行的更高级发展阶段的伦理规则是通过重复、传统和范例来滋养的。这些规则折射出更深层的适应理性；它们也可以服务于经济理性目标；在少数案例中，它们可能是理性共识的产物。但它们在代际之间是作为无理性习惯来传承的。这些习惯同时也保证人类永远不会如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般完全自私功利地行事。

[1]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4-5.

[2] Ian Jamieson, Capitalism and Cul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s (London: Gower, 1980), p. 9.

[3] 事实上，格尔茨的观点还要更深一步，他断言根本没有所谓的“人性”，即通用于所有人类的特点。他认为，人类在完成生物进化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展文化，所以人“天生”而来的特征其实就是由他们所接受的文化决定的。Geertz (1973), pp.34-3.5; 49.

[4] Geertz (1973), p. 89.

[5] 关于印度牛的讨论, 参见Gunnar Myrdal, Ar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8), 1: 89-91.

[6] Nichomachean Ethics Book II i.8. 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人们想要真正有道德，他们必须自己习惯于良性的行为，使其成为一种第二天性，使之本身是愉快的，如果不愉快则必须是让人引以为自豪的。参见Nichomachean Ethics Book II iii.2.

[7] George Stigler和Gary Becker不同意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说法，认为习俗和传统需要通过经济理论加以修正，因为习惯性行为往往是最昂贵的选择：“决定意味着昂贵代价，不只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做决定。为了做出决定，我们必须要有信息，并且必须分析这些信息。搜索信息和这些信息在新环境中的运用是非常昂贵的，于是乎习惯往往是一个更有效的方式，以处理微小的或临时环境变化，而非动用一套完整的、力求效用最大化的决定。”引自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1977): 76-90.

[8] Aaron Wildavsky and Karl Dake, “Theories of Risk Perception: Who Fears What and Why,” Daedalus 199 (1990): 41-60. 另外参见Aaron Wildavsky, “Choosing Preferences by Constructing Institutions: A Cultural theory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1987): 3-21; and Harry Eckste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1990): 253-259.

[9] Max Web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0).

[10] 参见 Leonard Goodwin, “Welfare Mothers and the Work Ethic,” Monthly Labor Review 95 (1972): 35-37.

[11] 关于这一问题的早期讨论，参见Alan J. Winter, The Poor: A Culture of poverty, or a Poverty of Culture? (Grand Rapids, Mich.: William B. Eerdmans, 1971).

[12] 据托克维尔说：“在14世纪的法国和英格兰，似乎已经有成形的‘无民意，不纳税’的原则。它经常被引用；若是违背这一原则，则有暴政的嫌疑，遵守它则是照例遵守远古以来的权利。事实上，当时法国和英格兰的政治制度非常相似。但是后来两国渐行渐远，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国家变得更加不同。从几乎相同的起点出发，只是朝着略有不同的方向，因此时间越久，两者分歧越大。”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55), p. 98.

[13] 这当然是过于简单化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差异。另一个非常显著的因素是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胜利，这对社团生活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

[14] Michael Novak, 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Michael Novak介绍了天主教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官方思想。尤其参见Amintore Fanfani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发表在1935年。

[15] Novak (1993), pp.115-143, 特别指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通谕，可以视作早期梵蒂冈对资本主义态度的转折点。

[16] 其中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以及匈牙利、波兰和立陶宛。参见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74-85.

[17] 在拉丁美洲，那些接合不那么完美的地方有着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的传统，这一传统公开敌视资本主义，对于自由民主的传统也经常是模棱两可的态度。

[18] James Q. Wilson对此有长篇的记录，这种道德层面有着天然的根基，即使在仍未“社会化”的婴幼儿阶段。参见Wilson, The Moral Sen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121-140.

第5章
社会美德

人们在比较不同文化的时候，常常羞于作价值评判，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有些伦理习惯无疑是美德，而其他则是恶习。并非所有算作美德的文化习惯都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有些美德可以被个人单独实践，而另一些美德——尤其是相互信任——只会在社会语境下出现。社会美德，例如诚实、可靠、合作和对他人的责任感，对于培养个人美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一话题讨论中，却往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就是我要在这里着重讨论社会美德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文化对经济生活影响的文献汗牛充栋，而其中许多都围绕着一本著作，即马克斯·韦伯出版于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并非经济力量创造了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文化产物，而是文化创造了某些形式的经济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并不仅仅因为其工业条件上万事俱备；某种“精神”，或者灵魂的某种状态，使工业变革得以发生。这种精神是清教徒或原教旨主义新教徒的产物，它将世俗行为神圣化并且强调人们可以直接获得救赎，而不需通过例如天主教会之类的传统等级制的中间结构。[1]

时至今日，韦伯的这部作品依旧引发争议，一部分人认为他的假设毫无疑问有其事实基础，另一部分人则质疑这部作品中的每一个论点。[2]有许多实证反例质疑了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例如，在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天主教城邦有着繁荣的商业发展，又例如，信奉加尔文教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南非白人）一直到20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才发展出繁荣的资本主义文化。[3]

从一个角度来看，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强到没有人敢断言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联系。[4]再者，对比新教教会，天主教很明显在教义层面上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怀着更强的敌对态度，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5]许多学者因此提出一个折中的论点。他们一方面同意韦伯对于资本主义与新教教义之间的关联方式有可能理解错误，而且把一些实证事实搞错了；但是另一方面，根据当代的一个理论，虽然天主教义中并没有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有着制约经济现代化的传统，但是新教崛起所引发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确实在天主教获胜的国家扼杀了创新的可能性。[6]

在韦伯成书之后发生的实例大体证实了他的整体假设框架。最有意味的研究发现来自拉丁美洲，北美新教徒在那里传道已经有两代人的时间了。许多传统的天主教拉美国家已经有了很大一部分新教人口，这为衡量文化改变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实验空间。从美国输出到拉丁美洲的新教教派主要是五旬节派（Pentecostal），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认为这一教派代表了原教旨主义复兴的第三次浪潮（其余两次分别是清教徒的宗教改革，以及18世纪到19世纪卫理公会[Methodist]复兴）。巴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是新教徒，其中超过1 200万是福音教派（Evangelical）。智利的新教人口据估计是在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之间；在危地马拉，这一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而尼加拉瓜则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改信新教。[7]大部分关注这一问题的社会学实证研究，包括马丁本人的全面研究，都倾向于韦伯的假设。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的新教化与许多大幅度的社会进步相关，例如卫生、储蓄、教育发展，以及最终实现的人均收入提高。[8]

所谓“工作伦理”，无论对新教徒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不过是个误称，其所指的是在后韦伯时代文献中挂在它名下的一些相互关联的个性特征。如果我们所称的“工作伦理”指的是工作人群早起并且进行长时间繁重的脑力或体力工作，那么这一伦理本身是不足以创造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9]15世纪中国的普通农民可能要比底特律或名古屋的现代流水线工人更加努力且工作更长时间。[10]但是农民的工作效率远远无法和现代工人相比，这是因为现代财富是基于人力资本（知识和教育）、科技、创新、组织和其他与质量而非工作时长相关的诸多因素。[11]

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狭义上的工作伦理，而是其他相关的美德，例如节俭（习惯节省）、对待问题的理性方法，以及鼓励个体通过创新和劳作来征服环境的务实态度。这些特征往往在企业家和资本家身上可以找到，而并非他们所雇用的工人。

然后，这些与企业家相关的特质，即“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实际的意义，尤其是对处在经济发展早期的社会来说。在前工业国家做过调查的发展经济学家对于这一意义有透彻的了解。倘若没有“现代化”的思维习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有理论依据的稳定计划也不会有什么效果。[12]在很多前工业社会中，你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商人会准时出席会议、收入不会被马上抽走或被家人朋友花掉而是去做二次投资、抑或国家基础建设基金不会被负责分配的官员中饱私囊。

辛勤工作、节俭、理性、创新和敢于冒险的精神都是企业家的美德，但这些都是属于个人特质，鲁滨逊在那个著名的荒岛上也可以发展这些品质。但还有一系列的社会美德，例如诚实、可靠、合作以及对他人的责任感，这些美德在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虽然《新教伦理》一书关注的是个人美德，但韦伯在另一篇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论文中单独讨论了社会美德，文章的标题是《新教派系与资本主义》。[13]在那篇作品中，他提出新教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英格兰和德国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全境的新教派系——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即其强化了信众在新的共同体里和睦相处的能力。

宗教派系共同体是一种小型的、联系紧密的群体，例如浸信会教徒、卫理会教徒、贵格会教徒等，成员通过对于共同价值观的承诺而互相联系在一起，例如诚实和宗教仪式。这一和睦令他们在商界如鱼得水，因为商业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任。在穿越美国的旅途中，韦伯发现很多商人都会介绍自己是某个宗教的信徒，以此来建立自己的诚信。有一次：

在穿越当时还是印第安人领地的长途火车上，本书作者坐在一个兜售“殡仪事务器具”（墓碑上的铁质铭文）的旅行推销员旁，很随意地和这个推销员说到当时依旧很强烈的教会观念。于是，这个推销员说道：“先生，依我看来，每个人信不信教完全是个人喜好；但我若是碰到一个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农户或商人，我是连半毛钱的生意都不会跟他做。他若是什么都不信的话，凭什么会付给我钱？”[14]

韦伯还注意到，小型的教派共同体构建出了自发型网络，通过这些网络，商人可以完成招聘雇员、招揽客户、获得最高贷款额度等类似事宜。正是因为他们隶属于一个自发性教会而非已有教会，新教教派的信徒对于他们的宗教价值观和彼此之间的纽带有着更深层次的承诺。他们将教派的价值观内在化，而不是被迫遵守。

新教教派形式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于自发社会性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都可以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区别中找到证据。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办法找出他们自己和北边邻居之间的重要社会区别（然而，反之则不然）。但是两国在社会精神上区别之大，有时会令人惊讶不已。加拿大有着两个中央化的教会（一个天主教，一个新教），二者都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虽然加拿大在很多地方和美国相似，但是比起南边的邻居，加拿大社会却一直更像是一个有教会传统的欧洲国家。许多观察家经过多年研究后发现，加拿大的商业不及美国那么积极。甚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公认的经济决定论者，在访问加拿大之后都承认“可以想象自己又在欧洲了……这里你可以看到，对于快速建设一个新国家，美国人焦躁的投机主义特性是多么必需”。[15]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注意到，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处理经济生活时有着显著不同，这跟加拿大境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对比如出一辙。加拿大人更愿意躲避风险；他们更少将资产投资在股票上；他们青睐人文通识教育而非实用商业教育；他们比起美国人来更不喜欢债权融资。[16]虽然美国和加拿大在经济结构上的不同能够帮助解释这些区别，但是李普塞特更热衷于将这些经济趋势和美国的新教教派特征联系起来。

自发社会性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原因是基本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群体而非个人来完成的。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虽然我们一般将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联系起来，但从工业革命之初以来，组织创新就一直扮演着起码相同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直截了当地指出：“高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西欧高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17]

15世纪跨洋商贸的发展基于大帆船的发明，它可以在海岸线以外的深水域行驶。但其发展同样基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通过这一公司形式，个人可以将他们的资源汇总，并且分担大型海运的资金风险。19世纪中期，美国大陆州际的铁路线发展需要大型等级制公司以及分散于各地的经理人员。这一类的商业在之前都是由家族所有和运营的。但是家族企业不仅无法保证火车准点运行，而且不能保证运行到同一轨道的火车不发生相撞，例如在1841年马萨诸塞和纽约之间那场声名狼藉的事故。[18]在20世纪初，亨利·福特将汽车底盘放在移动的传送带上，然后将组装工作分割成简单、重复性的步骤，这一举措使得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复杂如汽车的机械不再需要专业技师，而可以由几乎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工人来组装完成。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丰田一反福特的工厂制度，而将流水线运营的责任更多地交给了生产车间的工人，从而在全球汽车业竞争中成为国际品牌。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以“裁员”和“重组”为名实现了大规模改变。企业发现，他们可以更少的雇员来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这一变化和科技没有什么关系，其关键是雇员间的合作形式的改变。

关于工作伦理和与之相关的个人美德，在诸多文献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与之相比，还未有研究系统地调查过促进社会自发性和组织创新的社会美德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19]可以很肯定地说，社会美德是发扬个人美德的前提，例如工作伦理，因为后者在强有力的群体中能够得到最好的培养——家庭、学校、工厂——这些群体都是在有着高度社会团结的社会中孵化出来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群体的形成不依赖于伦理习惯，而是在例如产权和合同法之类的司法体制成立之后即可自然形成。要验证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我们需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经济体制和环境因素恒定的情况下，对比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自发社会性倾向。

[1] 关于韦伯的假说，以下文献做出了经典的讨论和解析：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2); Ernst Troeltsch,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50); H. H. Robertson, Aspects of the Rise of Economic Individu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and Kemper Fullerton, “Calvinism and Capitalism,”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21 (1928): 163-191. 关于韦伯的辩论，以下文献有简要说明，参见Robert W. Green, Protestantism and Capitalism: The Weber Thesis and Its Critics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3).

[2] 后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例子，参见Kurt Samuelsson, Relation and Economic Action (Stockholm: Svenska Bokforlaget, 1961).

[3]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非利卡人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群体，此时民族党取得政权，并开始将国家控制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 但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语母语人群和阿非利卡人群之间日益趋同，譬如在后者的私营部门参与方面。参见Irving Hexham, “Dutch Calvi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frikaner Nationalism,” African Affairs 79 (1980): 197-202; Andre Du Toit, “No Chosen Peopl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 (1983): 920-952; and Randall G. Stokes, “The Afrikaner Industrial Entrepreneur and Afrikaner National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2 (1975): 557-559.

[4] 参见Reinhard Bendix, “The Protestant Ethic-Revisit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 (1967): 266-273 .

[5] Michael Novak, 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pp. 17-35.

[6] S. N. Eisenstadt, “The Protestant Ethic Thesis in an Analytic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in S. N. Eisenstadt, ed.,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7]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p.50-51.

[8] 除了 Martin (1992)，还可参见Emtino Willems, Followers of the New Faiths: Cultur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Brazil and Chile (Nashville, Ten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67); Willems, “Protestantism as a Factor of Culture Change in Brazi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 (1955):321-333; Willems, “Culture Change and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Brazil and Chile,” in Eisenstadt, ed. (1968); Paul Turner, “Religious Conversions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8 (1979): 252-260; James Sexton, “Protestant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Two Guatemalan Towns,” American Ethnologist 5 (1978): 280-302; Bryan R. Roberts,“Protestant Groups and Coping with Urban Life in Guatemal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 (1968): 753-767; Bernard Rosen, “The Achievement Syndrom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razil,” Social Forces 42 (1964): 341-354; and Jorge E. Maldonado, “Building ‘Fundamentalism’ from the Family in Latin America,”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ot Appleby,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关于新教福音派在拉丁美洲作用的批评性观点，参见David Stoll, Is Latin America Turning Protestant? The Politics of Evangelical Grow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and Stoll, “Jesus Is Lord of Guatemala: Evangelical Reform in a Death-Squad State,” in Marty and Appleby eds., Accounting for Fundamentalisms: The Dynamic Character of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9] 关于如何用量化方法测量工作伦理的影响，参见Roger D. Congleton, “The Economic Role of a Work Ethic,”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5 (1991): 365-385.

[10] 关于传统中国农民的勤劳，参见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2；还可以参见Marion J. Levy,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 217. 关于当代美国人的工作伦理，参见Ann Howard and James A. Wilson, “Leadership in a Declining Work Ethic,”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4 (1982): 33-46.

[11] 有些人指出，虽然农民在春季播种和收获季节等时期辛苦工作，但他们同样有相当长的懈怠时间。因此，工厂工作的规律性在某些方面的要求不那么“硬性”，但需要与农民不同的工作伦理。

[12] 关于阻碍传统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文化因素，参见 Robert E. Klitgaard（他曾经任职于世界银行）的作品，如 Tropical Gangst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13] 本文重印于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302-322.

[14] Weber (1946), p. 303. 15.

[15] 引用于Seymour Martin Lipset, “Culture and Economic Behavior: A Commentar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 (1993): S330-347. 还可以参见Lipset,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and “Value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Americas,” i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16] Lipset (1993), pp.S336-S343.

[17]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

[18] 关于这次事故，参见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96.

[19] 还可以参看 David J. Cherrington, The Work Ethic: Working Values and Values That Work (New York: Amacom, 1980);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Work Ethic: Then and Now,” Journal of Labor Research 13 (1992): 45-54; 以及Adrian Fumham的一系列作品，包括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The psychology of Work-Related Belief, and Behaviour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90).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 Review of the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 (1984): 87-104; and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and Attitudes towards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55 (1982): 277-285. 还可以参见Thomas Li-ping Tang and Jen Yann Tzeng, “Demographic Correlates of the Protestant Work Ethic,”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6 (1991): 163-170.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理解该国文化最引人入胜的途径。家庭强盛而普通民众间信任低下的社会，将由小规模的家庭所有并经营的商业所主导。而有着大量生机勃勃的非营利性私人组织——例如学校、医院、教会和慈善机构——的国家，则更有可能发展出超越家庭层面的强大的私有经济机构。

一般人认为，日本是群体和国家倾向的“共同体主义”社会的典范，而美国则是个人主义社会的缩影。大量关于竞争力的文献一直都认为，美国的生活依照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原则，人们追求自我目标而不愿在大型共同体中合作。因此，美国成了社会性标尺中与日本相对的另外一极。

但如果我们考察日本和美国的产业结构，会发现若干有趣的相似点。两国的经济都由大型企业主导，极少数为国家持有或者补贴。在两国，家族商业都在发展前期已经进化成专业管理和理性组织的法人团体——美国企业是在18世纪30年代，日本企业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虽然日本和美国都保留了重要的小商业部门，其多由家庭经营，但今天绝大部分的就业机会是由大型、公开交易、所有权分散的公司所提供的。日美两国产业结构的相似度，要远远超过同属中华社会的台湾和香港，也超过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的。

如果日本和美国代表了共同体倾向的南北两极，那么为什么它们的产业结构会如此相似，且又与其他发展水平相当的工业化国家相去甚远？原因在于，日美两国的两极论是错误的。美国远没有一般人认为的那么个体化，而日本也没有那么中央集权。竞争力文献太过于关注产业政策与自由市场的对峙，而忽略了一个对于经济与社会强盛甚为重要的因素。

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人常常认为他们自己是个人主义的，大多数严肃的社会观察者在过去都注意到，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有许多强盛的、重要的社团机构，它们给公民社会注入活力和适应性。对比许多其他西方社会，美国有着更紧密、更复杂的自发组织网络：教会、专业团体、慈善机构、私立学校、大学、医院，自然也包括私有企业部门。这一复杂的关联性生活模式最早由法国旅行者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之旅中观察到。[1]美国社会的这一层面同样被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19世纪末的美国之旅后所记录：“从过去到今日，美国民主最为独有的一个特点是，它并不是个人构成的一堆散沙，而是由严格选择但又自发性的结社所构建的一个喧闹的复杂体。”[2]

的确，美国人有着强烈的反国家主义传统，例如对比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公共部门都要小[3]，而且在所有民意调查中，美国人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都要比其他工业国家的公民明显低很多。[4]但是反国家主义和敌视共同体是两码事。相同的美国人会反对国家的管制、税收、失察和对生产性资源的占有，也会在他们的公司、自发性结社、教会、报纸、大学等环境中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性和社会性。美国人号称对于“大政府”有着强烈的不信任，但是他们却善于创建和维护非常大型、有凝聚力的私有机构；他们领先发展出了现代等级制（之后演化成跨国的）企业，以及由此而生的大型工会。[5]

美国人喜欢加入自发性组织这一倾向延续到了今天，但在过去几代间，这一倾向在许多关键层面弱化了。家庭生活是最小的最基本形式的结社，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结社出现了明显的恶化，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数都出现大幅增长。在家庭以外，其他既有共同体也逐渐瓦解，例如邻里、教会和工厂。与此同时， 正如美国民众对于本国其他公民保持着警惕态度所昭示的，普遍不信任的程度大幅度上升，这一警惕态度源于犯罪率的上升以及使用诉讼来解决纠纷手段的大幅上升。近年来，国家假以法庭之手，支持了个人权利的迅速扩张，并且同时削弱了大型共同体为其成员设定行为标准的能力。因此，今天的美国展现出来的是一副矛盾的图景，一方面，社会靠着早年积累的社会资本支撑，这一资本给予社会丰富且有活力的社团生活，与此同时，社会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和反社会的个人主义，这一切企图将其成员孤立和分化。这一类的个人主义过去一直以某种潜在的形式存在着，但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有强大的社群传统对其进行抵制。[6]

传统分析不仅错误地将美国社会描绘成完全个人主义的，更将日本误读为国家干预式的共同体主义社会的另一极端。多年来，一些著名学者一直强调政府在日本发展中的作用，其中包括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和日本学家查莫斯·约翰逊。[7]

正如认为美国是个人主义的观点，认为日本是国家主义社会的论断是基于一些核心事实，但是同样忽略了日本社会重要的一面。毫无疑问，对比美国，日本政府在其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重要得多，且纵观两国历史，这一对比一直如此。在日本，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都期望成为官僚，而非商人，官僚职位的竞争非常激烈。日本政府制约经济和社会的程度远胜于美国，而且日本的企业和个人对于权威的服从要比美国积极得多。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发放信贷、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国际竞争的威胁、资助研究开发等等。通产省（MITI）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主要智囊而闻名世界。而美国却从未有过明确的产业政策。[8]在美国，人们对政客有着强烈的敌意，并且普遍认为政府能够做的事情，私有部门能够做得更好。

但是对比高度国家干预的社会，例如法国、墨西哥或者巴西（更不用说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政府在经济中的直接作用一直是有限的。的确，对比例如台湾（其公营企业占全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或韩国（更加公开地通过政府干预来打造日本式的集团企业）等其他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或地区，日本的政府显得没有那么积极。[9]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旧很少直接干预经济；日本的公共部门在全民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多年以来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低的，甚至低于美国。[10]

当然，那些以国家干预来解读日本经济发展的人会提出，日本政府控制经济并不是通过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政府和大企业之间微妙互动来实现的——“日本公司”这一术语描述的正是这种特殊关系。日本的公共机构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关联程度是远胜于美国的，甚至于很难分清楚什么是公共，什么是私有。常常有人提出，西方国家缺少日本经济生活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当一个日本的企业高管去工作的时候，他不仅为自己、家庭和他所在的公司辛劳，更是为了日本民族的荣耀。[11]

因为政府与商界的紧密关联以及民族主义的思维惯性，在日本很难在公共和私有之间划清界限，于是很多人就草率地得出日本没有公私之分这一结论。日本社会的晦涩难懂使得许多局外人更是为这样的阴谋论煽风点火。但是日本经济的重要动力——战前的财阀，即产业巨头，战后的跨国公司和经经连会网络，以及日本经济强盛的第二梯队中一直未受重视的小型企业群——无一不是私有企业。[12]虽然日本企业家认为他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并驾齐驱的，但他们确实带来了创建现代经济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组织技能。日本经济史学家威廉·洛克伍德（William Lockwood）调查了日本工业化早期历史之后指出：“上述观察……全都对关于日本案例的这个论题提出质疑，即认为政府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或‘政客是主导角色’……推动日本工业化腾飞的活力、技能和雄心壮志是如此无处不在，如此多元，因而无法用这么笼统的程式来解释。”[13]在战后阶段，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和私有部门常常发生冲突，但经济增长并不源自通产省，反倒是忽略其干预而得以实现的。不管如何，将日本的私有部门仅仅看做公有部门的外延抹杀了日本社会显著的自由组织特性。

和美国一样，日本社会推崇密集的自发组织网络。这其中很多是日本人所谓的“家元式”（iemoto）组织，它们围绕着某一个传统艺术或技艺，例如歌舞伎表演、插花和古典茶道。这些群体有着家庭一般的等级制度，师父和学徒之间有着严格的上下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基于亲属关系，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组织的。 “家元式”组织在中国并不存在，但在日本却极为繁盛，它们超越传统艺术而涵盖了宗教、政治和职业组织。日本人会显示出高度的宗教虔诚，这点与中国人不同，而与美国人相似。[14]他们皈依某一神道、佛教甚至基督教会或宗派，通过切实的贡献来支持密集的宗教组织网络。相对中国，日本宗教生活的宗派特征与美国更加相似。纵观日本历史，缔造宗教狂热的僧侣和传教士都传承有序，他们常常与政治领袖发生冲突，或者互相攻击。还有，日本是唯一一个有着强大的私立大学制度的亚洲国家——诸如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上智大学和同志社大学，都是由富有商人或者宗教组织所创立的，这和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美国私立大学如出一辙。

更准确地说，日本人有着群体倾向而非国家倾向的文化。[15]虽然大多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都对国家抱有敬意，但他们的首要情感依托——这种能让他们在办公室里待到夜里十点或者错过与家人度周末的忠诚——是针对雇用他们的私有公司、企业或者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一段时间，国家的确成为忠诚的首要对象，个体公民也很清楚他们希望承担的国家责任，但战争的失败令这种民族主义颜面扫地，除了对极端右翼分子之外。

对比美国，日本人表以忠心的团队要更强大，更有凝聚力，当然毫无疑问，日本政府比美国政府更有侵扰性。但是日本和美国一样都有着在中间层——即在家庭和国家两端之间——主动创造强大社会群体的能力。如果我们拿美国和日本与社会主义国家、拉丁天主教国家和中华社会相对比，这一能力的重要性就愈发凸显了。

正如在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最为破坏性的后果也许是对公民社会的彻底摧毁，这一破坏阻碍了有效的市场经济和稳定的民主体制的产生。列宁主义政府蓄意摧毁了其政权的所有竞争者，从“经济制高点”到数之不尽的农场、小商行、工会、教会、报社、志愿结社等等，一直到家庭。

极权主义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苏联对公民社会的摧毁也许是最为彻底的。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俄罗斯就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专制统治，因而它的公民社会非常脆弱。既有的公民社会，例如小型的私有部门和农民公社等社会结构，都悉数被清除。到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巩固政权时，苏联出现了“缺失的中层”——强大、有凝聚力和耐久的中层结社变得彻底稀缺。换句话说，苏联政府极权强大，个体和家庭则处于原子化状态，中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社会群体。对于这一本想消除人性自私的教条，最大的讽刺莫过于人们变得愈发自私了。例如，到以色列定居的苏联犹太难民，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要更加唯物质是重且更少公共精神。在苏联几乎每一个人谈起公共精神都变得冷嘲热讽，这一切都是因为政府反复威吓和教唆民众“自愿”为了古巴或越南人民或者其他原因放弃周末休息。

但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出现脆弱的中层结社。许多拉丁天主教国家，例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有马鞍状的组织分布格局，家庭强大，国家强大，而二者之间空空如也。这些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很多层面都有显著的区别，尤其是对于家庭的尊重。但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似的是，在家庭与国家和教会等大的集权组织之间，一些拉丁天主教国家一直都存在着中层社会组织的缺失。

例如，对于法国的研究一直都指出其家庭和国家之间集体组织的缺失。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一个著名的段落，“当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即便十个人演出音乐会或是维护他们的兴趣，都找不出不向中央政权寻求帮助的”，对比美国人彼此结社的倾向，法国社会这一特征在他看来是十分不可取的。[16]无独有偶，爱德华·班菲尔德在《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一书介绍了“无道德家庭主义”这一概念，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南部的农民团体。班菲尔德发现那里的社会联系和道德责任仅限于核心家庭；在此之外，个人不会彼此信任，也因此没有任何集体责任感，不管这个集体是邻里、村庄、教会还是国家。[17]这些发现大多已被证实，例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对意大利公民传统的研究，证明了至少在意大利南部情况是如此。按照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的说法，在西班牙，过度的个人主义，即“狭小范围的信任、家庭核心和排斥大社会”，一直以来都甚为明显。

家庭和国家之间“缺失的中层”并不仅限于拉丁天主教文化。事实上，它在中华社会中找到了更加纯粹的表达形式——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以下几个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主义。通过道德教育和提升家庭地位至其他社会关系之上，儒家文化大力推崇家庭联系的强化。从这个角度看，华人家庭比日本家庭更加强大和有凝聚力。正如在拉丁天主教社会一样，家庭关联的强大就意味着非亲属关系个体之间关系薄弱，在中华社会中，家庭圈以外的信任关系就相对较低。所以，台湾或者香港等中华社会中的组织分布格局和法国相似。中华社会的产业结构与拉丁天主教国家也惊人地相似：商业大多数为家庭所有和运营，因此规模一般都很小。他们不愿意聘用专业经理人，因为这样需要超越家族界限而进入低信任区。因此支持大规模机构所必需的非个人关系的公司结构一直发展缓慢。这些家族生意往往有活力且盈利，但倘若它们想要摆脱对创始家族成员健康和能力的依赖，且通过制度化而演变成永久性企业，则会遇到重重困难。

在拉丁天主教和中华社会的案例中，不依赖于家庭的大型经济体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干涉和海外投资。法国和意大利的公共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整个欧洲最为庞大的。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还是属于国有，完全是正统共产主义的做法。在台湾，许多制造业公司——有若干涉足武器和国防——都属公有。而在香港，因为有不干涉主义的英国政府在，所以在经济领域少有政府干预，也因此很少有大型公司。

论及社会群体分部，日本和中华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日本和中国都是儒家文化社会，有着很多相同的文化根源；对比欧洲和美国，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彼此的社会中会更加自在。而在另一个方面，两国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有着惊人的区别。当对比中层结社薄弱的中华文化和拉丁天主教文化，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相似性就不难理解了。因此，美国、日本和德国最早发展出大型、现代、理性组织、专业管理的公司绝非偶然。这三国的文化各有的特征，使得商业组织能够迅速摆脱家庭格局，进而创建各式各样新型且不依赖于亲属关系的志愿社团。之后我们会谈到，他们之所以可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这三个社会中，非亲属关系的个人之间有着高度的信任关系，也就有了社会资本的坚实基础。

[1] 按托克维尔所言：“美国人无论老少，无论条件，无论性格都在不断地结社。他们不仅有所有参加人都参与的商业和制造业公司，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种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关紧要的、一般性或限制性的、超大的或者小微的。美国人结社的目的可能是娱乐，建立神学院，建立旅馆，建造教堂，赠送图书，送传教士去往不信教的区域；以这种方式，他们建立了医院，监狱和学校。若是为了传播某种真理，或者受人感召而去丰富某种情感，他们则会构建一个社团。一些伟大事迹的牵头人，在法国是政府，在英国是上流社会，而在美国则一定是社团。”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2: p. 114.

[2]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Sect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and trans. by C. Wright Mills and Hans Ger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310.

[3] 关于OECD各国的福利开支对比数据，参见Vincent A Mahler and Claudio Katz, “Social Benefit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21 (1988): 37-51.

[4] 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Pacific Divide: American Exepec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Tokyo: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ophia University 1992), p. 42.

[5] 虽然对于“大政府”的不信任经常在美国被认为是右派的态度，其实它有右派和左派两个版本。右派的不信任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反对过度监管。左派痛恨国家对于个人生活模式和其他许多个人自由的干扰，从而攻击“国家安全政府”和大企业。左派和右派在美国都有各自版本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

[6] Gerschenkron 认为强大的政府是所有后发展国家的特征，不只是日本。参见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还可以参见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The State and Japanese Grand Strategy,” in R. Rosecrance and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01-223; “The People Who Invented the Mechanical Nightingale,” Daedalus 119 (1990): 71-90.

[7] 许多人认为，美国二战后的国防预算实际上是一项产业政策，其对民用经济的某些领域，如航空航天具有重要影响。

[8] 在1868年后的最初几年，日本政府创办并经营众多行业，特别是交通运输、采矿、工程和武器制造，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20世纪的做法一样。这些企业大多亏损；几乎所有都被迅速卖掉了（往往是低价贱卖），在随后几十年中成为一些大型私人财团的基础。在成为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惯用做法一百年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广泛的私有化。参见William W. Lur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1868-19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5.

[9] Mahler and Katz (1988), p. 38.

[10] 例如，堀江保蔵（Yasuzo Horie）认为早期的创业者，譬如石川增村（Masumura Ishikawa）和大岛高任（Takato Oshima）都有一种民族意识，并有意建立国家财富。参见“Business Pioneers of Modern Japa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30 (1960): 1-16; and “Confucian Concept of State in Tokugawa Japa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32 (1962): 26-38.

[11] 关于日本小型企业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参见Lockwood (1954), pp.201-213; and David Friedman, The Misunderstood Mirac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9-11.

[12] Lockwood (1954), pp.578, 588.

[13] 参见Winston Davis, “Japanese Religious Affiliations: Motives and Obligations,” Sociological Analysis 44 ( 1983): 131-146.

[14] 关于日本有更强烈的个人主义特征，虽然这个观点不是很有说服力，参见Kuniko Miyanaga, The Creative Edge: Emerging Individualism in Japa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15]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1955), p. 206.

[16] 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58).

[17] Lawrence Harrison, Who Prosp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p. 55.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第7章
通往社会性的坦途和弯路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在家庭价值观上攻击民主党，他声称文化左派通过《墨菲·布朗》（Murphy Brown）这样的电视形象来美化单亲家庭。家庭生活的问题突然变得政治化了，左派指责共和党头脑狭隘地抨击同性恋和敌视单身母亲，而右派反驳说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以及福利体制都使美国家庭的力量和稳定急剧下降。

在大选的硝烟散尽之后，很明显美国家庭受到诸多问题的严重困扰，民主党的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多次提及这些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整个工业化社会的核心家庭开始解体，尤其在美国发生了最为巨大的变化。[1]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人社群中的单亲家庭比例已近30%，而非裔美国社群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达到这一比例，后者让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当时甚为焦急。而在许多内城邻里街区中，黑人单亲家庭的比例已高到近70%。根据美国人口普查部门的详细记载，随着单亲家庭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增加，贫困问题和贫困所滋生的社会问题也显著恶化。[2]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一些移民群体在美国似乎发展得很好，他们保留了母体文化中强大的家庭结构，而这一结构并没有受到美国主流生活分裂化的影响。[3]目前在美国，人们对于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有效机制有着普遍的正面评价，家庭无法被更大范围的共同体取代，更不用说政府项目了。

让我们且将当代美国的家庭价值观辩论放在一边，一个似乎悖论的发现是，家庭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并不一直起到积极的作用。早年的社会学家认为家庭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观点并不全错。在一些文化中，例如在中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家庭比其他形式的联系要庞大得多。这一点对于产业生活有着惊人的影响。正如近年来中国经济和意大利经济的飞速发展所示，倘若其他文化价值观没有问题，家庭主义本身对于工业化和快速增长都不构成障碍。但是家庭主义的确影响着增长的性质——可能出现的经济组织类型，以及该社会在全球经济体中具体参与的环节。家庭制社会在创建大型经济机构的时候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而这一规模上的约束转而限制其产业在全球经济中可以参与的幅度。

通往社会性有三条大道：第一是基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第二是基于家庭之外的志愿结社，例如学校、俱乐部以及专业团体，第三则是政府。与之相对应的有三种经济组织模式：家族生意，专业管理的公司，和国有或国家支持的企业。第一条和第三条道路其实是有紧密联系的：倘若在一个文化中家庭和亲属关系是通往社会性的首要渠道，那么其在创建大型可持续的经济机构时会遇到极大困难，因此指望国家牵头并予以支持。对比而言，倾向于志愿结社的文化体能够主动创建大型经济组织，而无需政府支持。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调查四个社会样本——中国、意大利、法国和韩国——在这些社会中，家庭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而志愿结社则相对薄弱。第三部分将调查另外两个社会样本，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社会中超越家庭的志愿结社都非常强盛。

几乎所有的经济创举都以家庭生意的形式开始，即由家庭所有且管理的生意。社会凝聚的基本单位也同样是经济规划的基本单位：分工在夫妻、子女、姻亲以及延伸到（取决于文化）更大范围的亲属圈完成。[4]家庭生意在前工业的农业社会中多以农户形式普遍存在，而在近代它们则构成了英格兰和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

成熟经济体中的新业务通常以小型家族生意开始，之后才开始采用更加不涉个人关系的公司结构。因为它们的凝聚力是基于既有社会团体的道德和情感联系，家族企业可以在没有商业法或稳定的产权结构情况下发展兴盛。

但是家庭生意仅仅是经济组织发展的起点。一些社会早早就已经跨越家庭搭建了通往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桥梁。从16世纪开始，英格兰和荷兰建立了允许在大型团体里拥有投资所有权的法律协议，例如合资企业、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作关系。除了能使业主获取他们投资的社会回报之外，这些法律协议还使得毫不相关的人可以一起合作开创业务。通过法律体系而执行的合同，以及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和惩罚，能够填补社会缺乏家庭式信任这一空白。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它通过汇聚大量投资者的资本，而使公司的增长得以超越单一家庭的规模。

经济发展史学家道德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认为，稳定的产权体制的创立，是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一步。[5]在一些国家，如美国，产权体系早就确立起来，即便是家庭生意，通常也合并成法人实体。但在其他地方，例如中国，因为几乎没有产权保障可言，家庭商业是在没有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发展壮大。

虽然像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合作关系等法律协议让没有关联的人可以一起合作业务，但是这些协议不见得能直接实现这一目标，或者宣告家庭生意的灭亡。在很多情形下，家庭生意在这类法律下组成公司，并且享受了法律对它们产权的保护，但在其他方面上它们的运作和之前并无区别。19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家庭经营，虽然商业法和股票市场都已经发展健全。家庭所有业务可以发展到极大规模，雇用上万名员工，使用最先进的科技。的确，当代许多为美国消费者所熟悉的大型企业依旧是家庭所有，例如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 Company）。[6]

但是随着业务的扩大，随之增长的企业规模将超越单一家庭的运作能力。首先跟不上的是家庭管理：一个单一家庭，不管具有怎样的规模、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其有能力的儿子、女儿、配偶和兄弟姐妹的人数总是有限的，却要照顾到快速扩张的企业的方方面面。家族所有制常常能够持续更久，但同时，其增长需要的资本却也非单个家庭可以提供。家庭控制首先由于银行借贷而被稀释，导致部分话语权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其次由于公开募股。许多情况下，创始家庭离开或者被排挤出局，因为业务已经被非家族投资人收购。有时候家族因为嫉妒、内讧或无能而解体——这样的例子常见于爱尔兰酒吧、意大利餐馆和华人洗衣店。

在这个节骨眼上，家族生意面临着关键性抉择：究竟是设法在家族范围内维持对企业的控制，这常常意味着保持既有的小规模，还是放弃控制而实际上成为被动的股东？如果选择后者，家族生意则让步给现代公司组织形式。职业经理人取代创始家族的成员，前者的选择并不基于血缘而是他们在某方面的管理特长。企业变得制度化，超越任何个体的控制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家庭企业常常照旧行事的决策结构，让位给有着结构化职权阶梯的正规组织模式。人们无须再直接向公司创始人汇报，因为新建立的中层管理人员的等级制度将顶层决策者与超负荷的底层信息相互隔绝。最终，运营大型业务所必需的复杂度，要求公司发展出由独立部门分担责任的去中央化的决策形式，管理高层可以将其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来看待。[7]

公司的组织形式直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最早在美国，稍晚在德国。但到20世纪前几十年的时候，它已经发展成了美国经济组织的主导模式。阿道夫·伯利（Adoph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ner Means）在1932年出版的《现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书中，对美国商界中管理主义的崛起做出了经典的描述。他们发现，随着新的公司组织形式的出现，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出现了分离，释放出了所有者和专业经理人之间可能的利益冲突。[8]商业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以详尽的笔触追述了现代多部门等级制度企业在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崛起。[9]许多美国现代知名企业，例如杜邦（du Ponts）、柯达（Kodak）、西尔斯（Sears）、罗巴克（Roebuck）、必能宝（Pitney-Bowes）、凯洛格（Kellogg）等都是从19世纪的家庭商业模式起家的。

几十年年来，社会科学家坚信，从基于传统互惠道德观的家庭商业，发展到以合同和产权的现代化、不受个人影响的、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这其间有一条自然发展的途径。因此，许多社会学家辩称，过于强调家庭纽带而牺牲了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即所谓的“家庭主义”——会阻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辩称强大的中国家庭构成了他所谓的“亲缘关系的束缚”（约束过强的家庭关系），因此约束了现代经济组织所必需的普世价值和超越私人关系的社会的发展。

在西方，许多观察家坚信，如果经济要进步，则家庭纽带必须弱化。以下这段引文选自战后早期现代化学派关于工业发展的作品，即表达了这一扩展式家庭崩溃的观点：

[扩展式家庭]为它所有的成员都提供了庇护和食物，而无论他们的个体贡献，因此贫困者和懒惰者都为一种”社会保障“体制所照顾。工作的成员要将他们的所得分配给所有人；不提倡个人存款。长辈紧密关注其成员的行为和事业（包括婚姻）。家庭忠诚和责任感高于其他忠诚和责任。因此。扩展式家庭淡化个人工作、节俭和投资的意愿。[10]

不仅西方社会科学家和管理学专家对家庭在经济生活的角色持有消极态度。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对此坚信不疑，他们希望通过提倡其他类型的忠诚——如对公社、党和政府——来打破传统中国家庭的约束。[11]

虽然家庭主义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科学家同样倾向于认为社会经济的变革必然导致家庭主义的衰败。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在前现代农业社会，某种形式的扩展式家庭是标准，而这些家庭由于工业化而被核心家庭所取代。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结构多种多样，但人们发展出了一个共识，假以时日，这些区别都将被消除，各种文化都将采用在北美和欧洲非常普遍的核心家庭结构。

晚近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发展只有一条道路，所有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遵循它，这种观点逐渐变得没有那么受欢迎了。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发现，德国和日本等后期现代化国家选择了和英格兰和美国等早期现代化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前者的政府在推动发展中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12]从公司组织的演进来看，钱德勒所描述的大型的、垂直发展的公司并不是应对规模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日本的经连会（keiretsu）体制提供了另一种样式的公司组织模式，它基于网络而非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以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达成了纵向整合的规模经济。一个处于先进工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够依旧以家庭生意为主导模式，后面台湾和意大利的案例足以证明这一点。手工业传统和小规模生产没有消亡，而是与大规模批量生产设备并行发展。[13]

家庭史的最新研究表明，“现代”家庭从扩展式家庭发展到核心家庭这一线性表述不准确。历史研究表明，核心家庭在前工业社会的普及程度超过我们之前的想象，而在某些案例中，扩展式亲属群体一开始解体了，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它们之后又重新构建起来。[14]从文化的出发点最重要的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单行道：正如经济变革会影响家庭的本质，家庭结构也对工业化的本质有重大影响。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在结构上区别很大，而这些区别最终可以追溯到家庭结构的不同。

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美国，认为家庭是发展障碍的尖锐观点已经变得缓和多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积极的评价家庭生活在经济福祉上的作用——正如丹·奎尔的家庭价值观辩论所示。回顾来看，现代化理论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间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家庭结构的解体会以核心家庭为终点，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可这一结构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实际情况是，核心家庭开始以令人担忧的速度解体成为单亲家庭，这一过程的后果远不及几代之前扩展式家庭解体为核心家庭的后果那么温和。

[1] James Q. Wilson, “The Family-Values Debate,” Commentary 95 (1992): 24-31.

[2] 参见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udies in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P-23, no. 162; Changes in American Family Life, P-23, no. 163; Family Disruption and Economic Hardship: The Short-Run Picture for Children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 P-70, no. 23; a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60, no. 16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3] 参见我的文章，“Immigrants and Family Values,” Commentary 95 (1992): 232.

[4] 关于美国家庭企业的大致演变，参见W. Gibb Dyers, Jr., Cultural Change in Family Firms: Anticipation and Managing Business and Family Transi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6).

[5] Dyers (1986).

[6] 关于金宝汤（Campbell Soup）和其他大型、经久不衰的家族企业, 参见Philip Scranton, “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es and Dynamics of Long-lived Family Firms,”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2d ser. 21 (1992): 219-227.

[7] Oliver Williamson,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971): 112-123.

[8] Adolph A. Berle and Gard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还可以参见Means, Power Without Property, A New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9).

[9]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 Clark Kerr, John T. Dunlop, F. Harbison, and C. A. Myers,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Harmondsworth: Pelican Books, 1973), p. 94.

[11] 关于中国家庭的负面观点，参见Brigitte Berger, “The Culture of Modern Entrepreneurship,” in Brigitte Berger. ed, The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1), p. 24.

[12] 参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3] 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专业化管理、理性化组织的国有企业自古有之，如中国景德镇的巨型瓷器厂雇用数千名工人。在没有产权法的前工业化社会，这样的国有企业昭示了现代民营企业的形式和作用。

[14] Tamara Hareven,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and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 (1991): 95-122; Hareven, “A Complex Relationship: Family Strategies and the Process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Roger Friedland and A. F. Robinson, eds., Beyond the Market 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还可以参见William J. Gooar,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59), pp.23-24，他发现许多所谓“现代”西方家庭的特征其实在工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第8章
一盘散沙

位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王安实验室（Wang Laboratories）是以家庭生意开始的。到1984年为止，王安以电脑设备制造商的身份坐拥22.8亿美元收入，并一度雇用了24 800名员工，最终成为波士顿最大的雇主之一。[1]王安在1951年创立王安实验室，他出生于上海，十二岁时移民美国。王安实验室在20世纪50年代末上市，在下一代间成为一个伟大的美国高科技创业的成功故事。但当王安在20世纪80年中期准备退休的时候，他坚持让在美国出生的儿子王烈（Fred Wang）来接手公司。王烈的提升越过了若干业绩卓越的高级经理，其中包括约翰·康宁汉（John Cunningham），后者在公司内部大多数人看来是王安最为合理的接班人。王安之子提升背后令人瞠目的裙带关系让一批美国经理人感到被排挤，他们迅速离开了公司。[2]

即便是作为一个变化无常的电脑产业公司，王安实验室之后的衰败也让人惊讶不已。在王烈接手一年后，公司公布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公司90%的市值在四年之内蒸发，1992年公司宣布破产。王安最终承认自己儿子不够资格担任经理角色，并且被迫将他解雇。这一为美国人所熟悉的华人品牌是否能够熬过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还是个未知数。

王安实验室的故事，虽然远离中国本土，依旧揭示出华人商业的一个基本规律：虽然华人产业过去二十年间在全球范围扩张，以及许多华人公司有着高科技、现代化一面，华人产业还持续着其基于家庭纽带的套路。华人家庭提供开创新商业所需要的社会资本，但它同时制造了对于这些企业最重要的结构性限制，这一限制令它们无法演化成可持续的大型企业。

王安实验室的惨败展现出华人文化的另一些层面。有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在王烈接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其实是其父管理方式所导致的。王安一直是一个专制的公司总裁，不愿意将权力下放。1972年，公司已经有2 000员工，其中136人直接向他汇报。[3]王安本人精力充沛、能力卓越，能够将这一个极具华人特色的辐射式的管理体制盘活，在某些层面上甚至提振了全公司上下的士气。但是在王安退休之后，这一管理体系就愈发难以制度化，并且加快了公司的衰败。这样的管理手段在全球的华人商业中依旧持续着。他们的家庭根源强壮且根深蒂固。

华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群体。他们分布广泛，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国家中，其中包括依旧由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大陆，寄居大量海外华侨的东南亚，还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在内的工业民主国家。

虽然有着这些政治环境的多样化，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一个相对趋同的华人经济文化。其最为纯粹的形式体现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因为那里的华人是多数民族，且政府没有像在中国大陆那样推行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但这一文化也同样可见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华人少数民族领地。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大陆出现的开放型私有经济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文化。此外，正如王安的例子所昭示的那样，这一文化甚至在美国也清晰可见，虽然在美国趋于主流文化的融合度要高于东南亚地区。每当政府允许华人群体自行组织行事，类似的经济行为就会出现，这一点说明这一经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自然性外延。

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产业结构最为显著的特色是企业的小型化。[4]在西方、日本和韩国，随着经济发展，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而非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在华人文化中，情况正好相反。比如在台湾，1971年之前成立的44 054家制造企业中，68%是小型企业，其余23%被列为中型企业，其雇员都在50人以内。[5]这一类公司在1966到1976年间的增长率是150%，然而通过员工总数所衡量的公司平均规模不过增长了29%。而韩国复制了日本和美国的增长模式，于是情况截然相反：制造业的公司总数同期只增长了10%，然而企业的员工总平均数增长了176%。[6]虽然台湾有一些大型企业，但规模是远远无法与韩国企业相提并论的。这一区别很明显不能用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因为韩国的发展略微落后于台湾。台湾在1983年最大的企业台塑销售额为16亿美元，员工总数为31 221人，而韩国的大型企业例如现代和三星，二者同期的销售额分别为80亿美元和59亿美元，员工总数分别为137 000人和97 384人。1976年，台湾公司的平均规模只有韩国企业平均规模的一半。[7]

小型企业在香港更是王道，香港因其微小企业所构建的极富有竞争力的市场而享有盛名。的确，香港公司的平均规模事实上已经萎缩了：1947年，香港拥有961家公司，一共雇佣了47 356名员工，平均每家公司雇佣49.3人，而到了1984年，香港共有48 992家公司，总共雇用了904 709名员工，平均每家公司雇佣18.4人。[8]甚至在观塘这样的工业区，虽然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鼓励大型企业的发展，72%的公司只有50名以下的雇员，只有7%的企业雇佣了200名以上的员工。[9]这一企业规模的萎缩，部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广东省在20世纪80年代对香港开放贸易；许多较大型的制造企业都移植到内地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从大陆倒流涌进香港，并用以在那里打造若干大型企业。海外华人群体的数据也显示出相类似的模式。例如在菲律宾，华人公司的资产是非华人公司的三分之一。[10]在1990年《财富》杂志所调查的环太平洋最大的150家企业中，只有一家台湾“国有”的石油公司是华人企业。[11]

台湾产业的小规模化与台湾发展的另一个独特之处相关：大部分的制造业是在大型城市区之外完成的。晚至20世纪60年末，台湾制造业过半的劳动力都是在七个最大的城市和九个最大的城镇区域之外工作。[12]家庭手工业中大部分的制造业由兼职农户完成，中国大陆在去集体化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这些公司通常完全由家庭储蓄来支撑，使用家庭劳动力来生产科技含量低的塑料部件、纸质产品等。[13]

在台湾一直也存在着大型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在石油化工、轮船制造、钢铁、铝业，更近期则是半导体和航空业。这些企业中有的在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成立了，1945年当国民党控制台湾之后，这些企业被收为“国有”。爱丽丝·埃姆斯登（Alice Amsden）认为，台湾的“国有”部门在许多关于台湾发展的讨论中被忽略了，而这些企业在台湾早期的工业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4]但是这些大型“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台湾经济最缺乏活力的部分，其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它们中许多都在亏损经营，由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维系生产，抑或“国有制”是这类社会中发展大型企业的唯一途径。[15]从20世纪50年开始推动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以小型企业为主的私有商业部分。

而在其他亚洲社会中，还有另一种个体商业之外的经济组织结构，或可统称为“网络组织”。[16]规模最大、最有名望的莫过于日本的经连会（keiretsu，在二战前被称为zaibatsu，即财阀），例如住友和三菱集团：都是公司联盟，通常以某一银行为中心，互相持股并且以彼此作为优先合作伙伴。韩国的网络组织被称为财阀（chaebol），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三星和现代。这些网络组织在经济规模和领域上达到了西方行业领军企业的水平，但是对比规模相当的垂直结构的美国公司，这些组织在结构上更为松散，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台湾也拥有网络组织，但性质却大不相同。首先，它们对比日本和韩国的组织来说在结构上要小许多：日本最大的六家经连会平均有31家企业，[17]韩国的财阀平均有11家，而台湾的网络组织平均只有7家。台湾商业组织中的平均企业规模也要更小，而它们在经济体中的角色也小得多。日本和韩国的网络组织囊括了各自经济体中最庞大也最重要的企业，然而台湾的组织则更边缘化：台湾规模最大的500家制造商中只有40%属于商业集团。[18]和日本财团不同的是，这些商业组织并不以一家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为中心。大多数的台湾公司和若干不同的银行打交道，而后者一律都属“国有”。[19]最后，将这些台湾组织成员连结起来的纽带性质亦不同：它们大多数以家庭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更接近韩国的财阀，其纽带也是亲属关系，而日本经连会则是通过相互持股而彼此连结的公共企业。[20]

华人社会的企业之所以小规模化，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私有部门商业都是家庭所有和管理的。[21]虽然找到精确的所有权数据比较困难，但是有证据显示，支配着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经济生活的小型商业绝大多数是由单一家庭所有的。[22]在日本和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大型、科层制、公共持有、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出于各种实际目的，在华人文化的社会中不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不存在大型企业或者职业经理人。包玉刚爵士名下的 “香港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一度是亚洲最大的航运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分部。[23]李嘉诚的庞大帝国同样将总部设在香港，也成功地雇用了一大批职业经理人。在台湾，有十余个亿万家族控制了大型商业，在香港也是如此。香港股票市场上54%的资本由十个家族所控制（七个华人家族，一个英国犹太家族，两个英国家族）。[24]

从外表看来，这些机构很像是现代法人团体，远在旧金山、伦敦、纽约和其他地方设有分部。但这些大型公司依旧是家族式管理，各区域分部往往由坐镇香港或台北的创始人的兄弟、表亲或女婿来主管。[25]在公司的高层，家族所有权和家族管理制度的分化要比日本和美国的公司缓慢得多。李嘉诚的帝国现在由他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两个儿子接管。包氏帝国分给了四个女婿来管理。在包玉刚去世前夕，他的帝国也依照家族的这些分支一分为四。[26]

虽然许多大型企业在它们当地的股票市场上挂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所受的家族控制要小于其他私有企业。家族往往不希望它们持股的比率低于35%到40%——这一比率足以保证它们在公司中的支配地位。[27]再者，许多公开发行的股票依旧为同一家族控股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所持有。[28]这些扑朔迷离的持有关系往往掩盖了单一家族控制的真相。

家族生意并不是华人社会独有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西方公司都是以家族企业的模式开始的，之后才采用了法人团体（公司）的结构。正如王安实验室的例子所示，华人社会工业化过程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是：华人家庭企业在从家庭管理转向专业管理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困难，而这恰恰是企业走向制度化和超越创始家庭生命线的必要步骤。

华人在走向专业化管理中所遇到的困难是与华人家庭主义的本质密切相关的。[29]华人非常倾向于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反之也同样非常不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30]戈登·雷丁（Gordon Redding）关于香港商业的研究表明：

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对家庭绝对相信，也相信已经建立起相互依赖且彼此互相留有余地的朋友和熟人。至于其他人，人们绝不会假设他们存有什么好意。人们大可以期望自己被人以礼相待，但过此界限，人们必须假设，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首先考虑的总是自身（如家庭）的最大利益。对于华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彻底弄清自己的动机，就是对于他人的动机时刻保持警惕。[31]

在家庭之外的信任匮乏，致使不相关的人很难组建群体或者组织，例如商业企业。与日本最为突出的对比是，华人社会不是群体取向的。这一区别为林语堂所捕捉到，他将日本社会比作一块花岗岩，而传统华人社会则是一盘散沙，每一粒就是一个家庭。[32]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观察者看来，中国社会常常看上去极度个体化。

在传统的华人经济生活中，没有类似日本的番头（banto）之类的角色，即从外面请来管理家庭商业事务的专业经理人。[33]华人社会中即便是小型的商业也常常需要雇用非家庭成员，但是这些雇员与家庭老板或经理的关系非常疏远。他们没有日本人将企业或公司当做代理家庭的概念。非家庭成员的雇员不愿意为他人打工，不希望一辈子都在一家公司工作，他们希望获得自由身，创办自己的公司。[34]比较管理学研究发现，华人经理和雇员保持更加疏远的关系。[35]日本经理在晚上和手下员工一起出去喝酒时表现出的那种自发平等的友爱关系，在华人文化中甚为罕见。日本风格的公司活动中，往往一个办公室的人，包括经理和手下员工，会离开东京或名古屋到乡下去度假几天，而这一习惯对于华人和西方社会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在香港或台北，静修或度假都常常限于家庭成员，偶尔会由更大规模的亲属团体参与。[36]华人公司中非家庭成员的经理人不会获得大笔的企业股权，并且常常抱怨与老板交涉时缺乏开诚布公的感觉。再者，他们经常在升迁的时候碰到发展瓶颈，因为重要职位往往会授予家庭成员。

正如韦伯和其他人所言，裙带关系是现代化的一大绊脚石，虽然华人社会有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在华人经济生活中，裙带关系还未完全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变得更加紧密，因为对华人来说，家庭的地位要比在其他文化中更加居于中心，而华人也找到了围绕家庭发展的方法。为了解决接班人良莠不齐的问题，许多大型现代华人企业的创始人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他们会被送往斯坦福、耶鲁或麻省理工的商学院或工程学院。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嫁女将管理精英引入公司。家庭的责任是双向的：在美国研读医学或科学的儿子被召回家接手家业，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这样的策略是有其局限性的，尤其是当公司规模扩大而家族却人丁不旺时。

看重家庭的价值观有着巨大的影响，它造就了在许多华人消费者中不寻常的困境，而这些困境在其他文化中则没有出现。以下是对香港购物的一段描述：

零售商照理要给予近亲更低的价格，而近亲照理也不可太挑三拣四……有一个老妇人小心翼翼地避开她妹妹的儿子所经营的一家杂货店，因为她会觉得每次她到店里去就有义务买点东西。倘若她要买个蓝色的物件，而店里只有红色的，她则不得不买红色的。因此她去非亲戚经营的店铺，在那里她可以仔细挑选合她心意的物件，如果找不到就不买，找到了也能拼命砍价。[37]

华人社会中对于外围人的强烈不信任以及对于家庭管理制度的偏好，导致了华人生意中特有的三阶段周期律。[38]在第一阶段，某个企业家创立了生意，他通常是一个大家长的角色，将自己的亲戚安排在重要的管理职位上，并且以专断独行的方式管理公司。华人家庭的团结并不意味着其内部没有强烈的冲突，但在外部世界看来，这样的家庭表现出统一战线，而纷争也最终会由创始人来调解好。因为许多华人企业家都是一穷二白起家，因此整个家庭都愿意全心投入让生意成功。虽然生意可能雇用非家庭成员，但是公司的财务和家庭的财务基本是一体的。

在第一代企业家兼经理的管理下，即使生意兴隆并扩张，也不会朝着现代管理体制发展，变成有劳动分工、等级管理、去中心化的、多部门的组织结构。公司沿用高度中心化的轴辐式体制，整个组织的所有分支都向创始人直接汇报。[39]华人管理风格常常被人称作“人治”——也就是说，人事决定往往不取决于客观的业务指标，而是基于老板与下属的私人关系，即便他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40]

倘若该家庭公司成功的话，进化的第二阶段发生于创始人去世之后。中国文化的均分原则影响深远，即家庭里所有的男性继承人都继承相同等份的财产，因此创始人的所有儿子都获得相同等份的公司股份。[41]虽然所有的儿子都承担着管理公司的压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和其他文化一样，服从的压力会转化成叛逆，于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被送去美国或者加拿大学习商科的儿子，决定转到艺术或其他与父亲的商业世界毫不相关的专业。这些儿子合作管理公司的伙伴关系又和继承权争斗搅和在一起。虽然他们开始都持有相同的股份，但对于管理公司，并非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能力或兴趣。公司想要延续下去，最大的可能是由一个儿子承担起领导责任，把权威重新集中到他手中。如果事情没有照此发展下去，那么权威便会在兄弟间分裂。这一结果常常导致纷争，有时不得不通过正式的、合同化的权威来解决。如果责任的分担没能和睦地解决好，那么继承人会展开对于公司绝对控制权的争斗，有时候这将导致公司的分裂。

当公司的控制权传到创始人的孙辈，第三阶段开始了。这样企业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往往会分化得更加厉害。因为子辈的子女数目各不相同，那么孙辈获得的股份也就大小不等了。倘若家庭生意非常成功，那么孙辈往往在富足的环境中成长。和家族企业创始人不同，孙辈往往认为他们的财富来得理所当然，而更不愿意为了保持家族企业的竞争力而做出牺牲，抑或他们对其他事物产生了兴趣。

从第一代到第三代之间企业家精神的逐渐衰落并不是华人文化中特有的现象。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被称为“布登勃洛克”（Buddenbrooks）现象。而爱尔兰俗语“富不过三代”（Shirtsleeves to shirtsleeves in three generations）描述的就是家族兴衰。在美国，依照小型企业管理处的估计，百分之八的美国企业是家族持有的，而只有三分之一的家族企业延续到了第二代。[42]许多伟大的美国家族企业都经历过类似的衰落——例如杜邦、洛克菲勒（Rockefellers）和卡耐基（Carnegies）。子辈和孙辈可能在例如艺术或政治领域有超凡表现（例如尼尔森·洛克菲勒和杰伊·洛克菲勒），但他们在管理父辈的企业方面少有上佳表现。

然后，美国和华人企业家庭的显著区别在于，当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很少有华人企业成功地完成制度化发展。美国家族企业则会迅速引进职业经理人，尤其是在公司创始人过世之后，当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公司往往已经完全移交给职业经理人去打理。孙辈或许依旧作为大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会积极地参与公司的管理。

对比而言，在华人文化中，对于外围人的不信任往往使公司无法制度化。家族企业持有人往往不愿意让职业经理人来接手公司管理，而更愿意在公司的分化中默许新的发展，抑或让公司完全解体。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中国清末时期的盛宣怀，他早年飞黄腾达，但却不愿意把企业盈利所得再投资，转而将其资产的百分之六十放到了用以资助子辈和孙辈的基金当中。在他去世后的十年内，这一基金就被挥霍一空。[43]我们必须考虑到盛宣怀所在年代种种不利的政治因素，但他的例子似乎说明，一个原本可以成为中国的住友集团的企业，其资本被挥霍一空仅仅是因为华人对于家族的态度。

华人企业难以完成制度化，以及华人的遗产均分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华人家族企业总是难以壮大。这也赋予整个经济体一个大为不同的特征：公司不断地组建，兴起，然后破产。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许多产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是垄断性组织，由若干产业巨头分割市场。而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情况正好相反，那里的市场正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期望的那般充满完美竞争，有着成百上千的小型企业激烈竞争以求生存。如果卡特尔式的日本经济结构显得反竞争的话，那么华人家族企业万花筒般的变化无常则显得竞争过度了。

华人企业小规模的另一个后果是华人品牌的消亡。[44]在美国和欧洲，19世纪晚期，烟草、食品、成衣以及其他消费商品行业中开始涌现出品牌化和包装化的货物，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制造商想要控制对他们货物开放的新兴大众市场，于是他们开始产销一体化。品牌的建立必须基于公司对于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开发能力。品牌公司必须足够大，并且发展时间足够长，才能让消费者对于他们产品的质量和独特性有认知。例如柯达、必能宝、柯特尼（Courtney’s）和西尔斯等品牌都起源于19世纪。三洋、松下和资生堂等日本品牌的历史稍短，但均是由庞大的制度化企业所创造的。

而在华人企业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品牌。对于美国人而言，唯一熟悉的品牌是王安电脑，但这一例外同样证明了普遍规律。在香港和台湾，华人企业生产的布料供应给例如斯波尔丁（Spaulding）、鳄鱼（Lacoste）、阿迪达斯（Adidas）、耐克（Nike）和阿诺帕玛（Arnold Palmer），但却很少有华人企业创出自己的品牌。这背后的原因，我们从华人企业的周期律已经略知一二。因为他们不愿意发展出职业化管理，而且他们在产销一体化方面面临多重困境，尤其是进入到不熟悉的海外市场——这往往需要雇用有市场营销能力的本地人。华人家族企业很难壮大到能够大规模生产有特色的产品，少有企业能够维系到创建消费者口碑的那一天。因此，华人企业往往与西方企业合作来开发市场，而非像大型日本企业一样创立自己的市场部门。这样的合作对于西方企业来说是个好差事，因为华人企业不太会像日本企业那样在一个行业内主导市场营销。[45]在其他的案例中，例如喇叭男孩（Bugle Boy）系列服装，市场营销是由一个熟悉美国企业的美国华人来完成的。

华人企业保持小型以及家庭经营的特色不见得总是一个劣势，在某些市场中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优势。华人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变化迅速、高度分散的小型市场中表现最为出色，例如纺织、成衣、贸易、木材、电脑组装和配件、皮革品、小型金属器材、家具、塑料、玩具、纸制品以及银行业。小型的、家族管理的企业高度灵活，能够迅速决策。比较而言，大型的、等级制度的日本公司有着繁杂的共识决策机制，而小型华人企业能够更加迅速地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做出反应。但华人企业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以及在因制造过程繁杂而规模收益庞大的行业中就表现欠佳——例如半导体、航空、汽车、石油化工等。私立的台湾企业根本无法与英特尔（Intel）和摩托罗拉（Motorola）在生产最新一代的微处理器上竞争，而日立和NEC等日本公司就完全可以做到。[46]但他们在个人电脑的消费末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在那里数之不尽的非品牌商家纷纷开设小型流水组装线。

对于华人社会来说，有三条途径可以改变其无法创建大型企业的不足。第一是通过网络组织。也就是说，华人企业可以通过家庭或个体的关系与其他小型华人企业建立联络，构建相等规模的大型经济。今天的环太平洋地区，有着大量的彼此交叠且不时呈网状向外扩张的华人企业网络。在中国的福建和广东地区兴建暖房的多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家族企业网络，扩散到邻近的大陆区域。家庭对于网络组织和家庭企业来说都是重要的，或许对于前者而言重要性要小一些。许多网络都利用了家庭以外的亲属关系，例如在中国南方的大型宗族组织。（在另一方面，一些网络关系完全不是基于亲属，而仅仅是基于个人信任和合同。）

第二种构建大规模产业的方法是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在是否允许外国人扮演如此重要的经济角色这个问题上，华人社会一直很谨慎。在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这一举措一直受到严格监管。

华人社会构建大型经济体的第三个方法是通过国家主导或者持有企业。在中国，小型的、竞争激烈的私有企业市场并非新兴现象；在农村或城市，这一系统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生活的特征。此外，传统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对比同时代的欧洲）就有着非常纯熟的生产能力和高超的技术水平，但这些都属于国家控制。比如，景德镇的陶瓷中心有着数十万居民，据说每一件瓷器在制造过程中要经过七十甚至更多人的双手。当时那里的陶瓷生产业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产业，且没有规模相当的私人企业的记录。[47]同样，晚清政府——中国最后一个帝国王朝——开办了若干“官督商办”的企业，以垄断包括盐业和被认为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大量军工生产。在这些例子中，朝廷指派监督官员，但把生产的权力卖给民间商人，并对他们课税。[48]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赢得内战后，迅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将中国工业国有化。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拥有若干巨型（且效率十分低下）的国有企业。但国民党同样在台湾地区从日本人那里接手了若干大型“国有”企业，直到最近还没有将其私有化。如果台湾希望在航空业和半导体生产业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政府赞助（不管是“国有”还是政府补贴）可能是唯一的途径。

在华人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家庭主义扎根于华人文化的深处。我们接下来将要了解其特性。

[1] Charles C. Kenney, “Fall of the House of Wang,” Computerworld 26 (1992): 67-69；还可以参见Donna Brown, “Race for the Corporate Throne,” Management Review 78 (1989): 26-27.

[2] Daniel Cohen,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Wang,” Business Month 135 (1990): 22-31.

[3] Cohen (1990), p. 24.

[4] Gary Hamilton和高承恕（Kao Cheng-shu）认为，台湾地区的小企业规模与日本和韩国相似的假设并不基于事实，实际上台湾所有制造业企业中少于30名工人的企业的比例低于它的亚洲邻国。然而，他们的统计，即台湾雇用人数超过300的大公司数量超过日本，有很大的误导性。问题在于，所有公司中某一规模的百分比，并不是衡量它们经济重要性的最佳指数；更有效的方法是衡量总增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显而易见，日本和韩国的大公司在各自经济发挥的作用要远大于台湾的公司。Hamilton and Kao,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Business The Family Firm in Taiwa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Business Institutions 12 (1990): 135-151. 还可以参见Samuel P. S. Ho, Small-Scale Enterprise in Korea and Taiwan (Washington: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384, April 1980).

[5] Ramon H. Myer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1965-1981,” in Lawrence J. Lau, Models of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86), p. 29.

[6] Tibor Scitovsk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1965-1981,” in Lau (1986), p. 146.

[7] Myers in Lau (1986), p. 54. 还可以参见Ramon H. Myer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China Quarterly 99 (1984): 500-528.

[8] Simon Tam, “Centrifugal versus Centripetal Growth Processes: Contrasting Ideal Types for Conceptualizing the Developmental Pattern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Firms,” in Stewart R. Clegg and S. Gordon Redding, eds., Capitalism in Contrasting Cultures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161.

[9] John C. Pelzel, “Factory Life in Japan and China Today,” in Albert M. Craig,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79.

[10] G. L. Hicks and S. Gordon Redding, “Cultur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hinese Puzzle,” in R. M. Bautista and E. M. Perina, eds., Essay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Honor of Harry T. Oshima (Manila: 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1982), p. 212.

[11] 那家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是环太平洋地区的第四十一大的公司，在1989年以8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The Pac Rim 150,” Fortune 122 (Fall 1990): 102-106.

[12] Gustav Ran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alter 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The Postwar Exper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28.

[13] Justin D. Niehoff, “The Villager as Industrialist: Ideologies of Household Manufacturing in Rural Taiwan,” Modem China 13 (1987): 278-309.

[14] Alice Amsden,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78-106. 根据Amsden自己的数据，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从1952年的57%跌至1980年的18%。

[15] Robert H. SKui, Leadership and Values: The Organization of Large-Scale Taiwanese Enterpri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6.

[16] 关于亚洲网络组织的简介，参见Gary G. Hamilton, William Zeile, and Wan-Jin Kim, “The Network Structures of East Asian Economies,” in Clegg and Redding (1990), pp.105-129.

[17] 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82.

[18] Hamilton and Kao (1990), pp.140-142.

[19] Robert Wade, “East Asian Financial Systems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s: Lessons from Taiwa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1985): 106-127.

[20] Hamilton and Kao (1990), pp.145-146. 还可以参见Joel Kotkin, Trib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p.165-200.

[21] 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3.

[22] 许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公司实际是通过家庭控制的。一位观察员报告说，在香港一半的大棉纺纱厂为家族所拥有，但是这实际上低于真实数据，因为家庭的所有权没有必要在企业申请时予以披露。Siu-lun Wong, “The Chinese Family Firm: A Mode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6 (1985): 58-72.

[23] 关于包玉刚（Y. K. Pao）的职业发展轨迹, 参见Robin Hutcheon, First Sea Lord: The Life and Work of Sir Y. K. Pao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4] Redding (1990), p. 151.

[25] Robert Heller, “How the Chinese Manage to Keep It All in the Family,” Management Today (November 1991): 31-34.

[26] Heller (1991), p. 34: “The Overseas Chinese,” Economist, July 18, 1992, pp.21-24.

[27] “The Overseas Chinese,” p. 24.

[28] Richard D. Whitley, “Eastern Asian Enterprise Structur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1 (1990): 47-74.

[29] 关于中国企业颇有启发性的研究, 参见Wellington K. K. Cha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irm and Its Modem Reform,”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6 (1982): 218-235, and Merchant Mandarins 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7).

[30] 关于这一点，参见Richard Whit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1991): 1-28.

[31] Redding (1990), p. 66.

[32] Redding (1990), p. 36.

[33] 在中国相当于“番头”的角色称为掌柜，掌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在某些时候业主不希望自己的角色为人所知，就指派掌柜主事。但日本文化中的番头要比中国的掌柜更为普遍。这一观点，我要感谢陈锦江（Wellington Chan）。

[34] Siu-lun Wo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sian Family Value to Other Sociocultural Settings,” in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 143.

[35] 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1988): S52-94.

[36] Francis L. K. Hsu, 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 (New York: Schenkman Publishing Co., 1975), p. 15.

[37] Quoted by Wong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 136.

[38] For descriptions of this evolution, 参见Wong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p.140-142; and Redding (1990), pp.104-106.

[39] John Kao, “The Worldwide Web of Chinese Busines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1 (1993): 24-34.

[40] Whitley (1990), p. 64.

[41] Wong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 139.

[42] Brown (1989), pp.22-29

[43]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84-85.

[44] 该观点见于 Redding (1990), p. 5.

[45] Redding (1990), p. 229.

[46] 在生产先进的微处理器和其他逻辑电路的竞争上，日本半导体厂商没有取得像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等公司那样的成功；它们在生产缓存和半导体业务的大宗商品中要成功得多。然而，它们的技术复杂水平要远远高于任何其他亚洲国家。

[47] W. J. F. Jenner,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1992), p. 81.

[48] 这些官督商办工业是非常低效的。任命负责监督的官员认为自己主要责任是收税。和在私有部门一样，升迁靠的是亲属关系，而不是基于普遍性标准的基础；运行这些企业的官员往往缺乏主动性。日本政府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它早早就将这些行业出售，清政府（以及各区域和地方政府）没有将这些工业私有化，反倒把它们作为税收来源。Feuerwerker (1958), pp.9-11, 22-23.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掌权后坚决要打破家庭主义对社会的控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传统的父系家庭对于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威胁。但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是政治上的一个竞争对手，它会削弱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于是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摧毁传统家庭：制定“现代”家庭法，取缔一夫多妻，以保障妇女权利；通过农业集体化将农村家庭解体；将家族企业收归国营或者干脆没收；儿童从小就被告知党是最高权威的来源，而不是家庭。计划生育措施中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在限制中国爆炸式的人口增长，而这一政策是对传统儒家思想最为正面的攻击，因为这个传承千年的思想一直崇尚多子多福。[1]

但是共产党大大低估了儒家文化和中国家庭残存的影响力，后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政治运动而变得愈发强大。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国文化中家庭的角色，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今天世界其他家庭式社会的本质。

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对比佛教和道教，儒家思想更加深刻地定义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特质。它包含一系列对于社会平稳运作至关重要的伦理原则。[2]这一社会的监管不是通过源于社会的宪法或法律体系来完成，而是通过社会化过程让这些伦理原则在个体身上实现内化。这些伦理原则定义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本质，其中最为核心的五种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

已有很多论著讨论了杜维明所谓的“政治儒家”（political Confucianism），“政治儒家”指的是它对等级制社会关系的推崇，将君王放在最高位，其下是一个由士大夫阶层构建的精微而集权的官僚系统。这一政治结构被认为是整体中国人的“超级家庭”，而君王和子民的关系就如同父亲对子女。在这一体制中，通过各级科举考试实现选贤与能，借此让优秀人才进入官僚系统，但社会期望考生达成的理想状态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士大夫形象。君子知礼，即懂得遵照一套繁复而精致的礼仪规则行事[3]，而这一形象与现代企业家相去甚远。君子向往安逸而非辛苦工作，靠抽租取得收入，视自己为儒家传统的卫道士而不去做创新的工作。在传统的等级制的儒家社会中，商人是不受尊敬的。如果一个商人的家庭发迹，那么儿子们不会期望接手父亲的生意，而是要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许多商人不会再投资，而是将商业所得投入田产，因为后者会给他们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4]

在20世纪上半叶，关于儒家思想对经济的影响出现了大量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部分源于这一正统思想的政治内涵被认为是整个文化的核心。不过，现在已完全不见儒家政治的踪影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在1911年被推翻，帝国官僚体制被废除。虽然后来各路军阀和政治人物被拿来与君王做比，但帝国体制已然入土，毫无死灰复燃的可能。政治儒家所支持的社会等级也同样被清除。在中国大陆，旧有的社会阶层在革命完成之后被武力瓦解，而在台湾地区，则是被成功的经济发展所蚕食。在其他海外华人群体中，传统的中国政治体制无法通过本就非常同质的商人和小商业主群体而得以移植。[5]例如，在新加坡等华人社会，企图通过恢复某种儒家政治，来将它所特有的“柔性威权”（soft authoritarianism）合法化，但这些努力都太嫌牵强了。

不管如何，中国儒家思想的真正内涵从来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杜维明所谓的“儒家个人伦理”。这一伦理教育的核心是，将家庭神化为所有社会关系中的最高者。对于家庭的责任高过其他责任，高过对君王、上天以及其他任何现世或神圣权威的义务。

在儒家所谓的“五常”（五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中，父子关系最为关键，因为它确立了“孝”这一道德义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德目。[6]儿童在所有文化中都被教导服从父母权威，但在传统中国，这一点被推行到极致。即便成年之后，儿子对于父母的愿望都有义务服从，在他们年老时给予经济支持，在他们死后祭奠他们的魂灵，此外，还有义务延续家族血脉，令列祖列宗的香火不至断绝。在西方，父亲的权威需要与其他若干角色竞争，包括教师、雇主、政府，最后是神。[7]在例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挑战父亲的权威作为一种成年礼已然制度化了。在传统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没有类似犹太教及基督教概念中的神权或更高法律来允许个体反抗家庭强权。在中国社会，对于父母权威的服从类乎神圣行为，而且没有任何个体良知之类的概念来促使个体发起反抗。

是忠于家庭还是忠于更高政治权威，这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家庭中心观就显现出来了。当然，按照正统儒家思想的信条，这样的冲突是绝对不该出现的；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应该是和谐的。但冲突必然出现，尤其是父亲因犯罪被官府通缉的时候。许多中国古典戏剧都表现了儿子在忠于国家还是忠于家庭之间做选择时的痛苦，但最后都是家庭胜出：儿子是不能将父亲交给官府的。有一则典故，提到孔子和邻国国君，“国君向孔子吹嘘道，他的国家道德水准非常之高，倘若父亲犯法，儿子会将犯人及其罪行报于官府。孔子回答道，在他的家国道德水准更高，因为儿子是绝不会如此对待父亲的”。[8]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权威对它自身的权威是一个威胁，因而不遗余力地让家庭屈服于国家：对他们而言，儿子符合道德的做法是向警方揭发犯罪的父亲。然而，事实证明，共产党压制家庭的做法并未取得成功。家庭高于国家，甚至高于任何其他社会关系，这让正统中国儒家思想与其日本支派迥然有异，并且对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家庭之间的竞争让人觉得中国似乎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但在个体与其家庭之间又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个人的自我在更大程度上由其家庭所定义。根据人类学家马热丽·沃尔夫（Margery Wolf）对台湾农村的研究：

一个人倘若不在亲属网络中，他就无法获得完全的信任，因为人们无法与他进行正常的沟通。如果他行为不妥，人们无法找他的兄长理论或者请他父母纠正。如果有人想和他谈一些难于启齿的事情，也无法通过他的叔伯居中传话。财富无法弥补这一不足，就像无法弥补缺失的四肢一样。金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义务。但是亲戚有。[9]

在传统中国，人们对家庭以外的人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农业家庭的自给自足上。[10]农民通常不愿意依赖他们的邻居，虽然在农忙时节可能会有一些集体劳作。在欧洲中世纪的领地体系中，农民与领主紧密相连，并且依靠他们的土地、信贷、种子和其他类型的服务。对比而言，中国的农民通常拥有自己的土地，除了纳税，他们尽量不和社会上层联系。农户是生产和消费的独立单位。在农村基本没有劳动分工；农业家庭自己生产每日所需的非农业货物，而非到市场去采购。中国大陆鼓励农村地区的家庭手工业，同时在台湾也自动发展出这种生产方式，这是有着深厚中国文化背景的。[11]

士绅家庭自给的程度要低一些，不过自给自足却一直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理想。富裕的家庭有足够的剩余来养活一大家人以及更多的女人。家庭成员不事劳作而只做管理，他们依赖雇用的非家庭成员的劳动力。科举制度是在家庭外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士绅家庭通常居住在城市里，那里有更多的机会来构建家庭外关系。无论如何，中国的贵族家庭比起欧洲贵族来说要更加自给自足。[12]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的家庭主义，其背后有着高度的经济理性。传统中国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历朝历代税收可谓毫无定法；国家指派地方官员或地主向农户收税，后者可以依据当地人口的承受度来自由设定税收的额度。[13]农户也可以被随意指派去服兵役或者劳役。政府很少提供与税收对等的社会服务。在欧洲庄园制度下，领主和农户之间存在着家长式的义务关系，尽管往往名不副实甚至迹近虚伪，但类似的关系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传统中国长期面临人口过剩和资源（例如土地）匮乏，家庭之间竞争一直很激烈。没有正式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点直到今天在很多儒家社会中依旧如此。

在这样的环境中，强大的家庭制度被视为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用以与险恶多变的环境相抗争。一个农民唯一能信任的就是他自己家庭的成员，因为所有外围人——差吏、官僚、府衙和士绅——对他不抱有任何回报性的义务，也因此可以强盗般对待他。大多数农民家庭长期生活在饥饿边缘，根本没有富余来资助朋友和邻居。他们不得不多生儿子，趁着妻子还能生育多多益善，因为没有儿子，老了就无人赡养。[14]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自给自足的家庭成了唯一理性的庇护和合作的来源。

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集中性财富用以作为近代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因为男性继承人财产均分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15]中国的家庭制度严格遵循父系血统；财产只在男性中传承，并且在所有儿子间平分。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经过代际传承后越分越小，以至于一个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16]

即便是在富有家庭中，财产的平均分配也意味着大笔财富会在一两代人时间挥霍一空。其后果是，在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大型贵族家族或地产——在欧洲，大型的家族建筑供历代贵族家庭居住。在中国，富有家庭的房子是拥挤的单层建筑，围绕着一个庭院而建，供儿子们的家庭居住。在英格兰和日本这样有着长子继承权的社会，大批的次子幼子因为没有家产可以继承，转而向商业、艺术或者军事等领域寻求财富，中国则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对比有长子继承权的国家，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要更加富余。

儿子的重要性在于他既是财产继承者，又是一种社会保障。但倘若一个人没有子嗣或者儿子早夭或无能，他很难从外面领养孩子成为家庭成员。[17]虽然在理论上，传统中国文化允许领养一个与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孩（通常让他和户主的女儿成婚），但这不是主流的继承方式。领养的儿子对于家族的责任感永远不会像亲生儿子那样，而从父亲的角度来看，领养的儿子随时可能因为分到的财产过少而把他的子女带走。由于存在着不忠的风险，婴儿领养是更可行的方式，而领养者则要忍受痛苦，把被领养者的身份作为家族秘密一直保守下去。如果有可能，领养通常在家族内部完成。[18]到家族外领养是很不寻常的事情，那样做等于是对领养者绝后的公开羞辱。[19]在中国文化中，家族内外的界限划分得很清楚。然而，在日本，领养的习俗却大相径庭。

强烈的家庭主义、男性继承人财产均分、族外领养机制的缺失，以及对非亲属的不信任，这一系列的原因催生出了传统中国的经济行为模式，这一模式足以解释当代台湾和香港地区商业文化的许多方面。乡村没有大型的田产，只有随着代际而逐渐萎缩的小规模土地持有。家族不断兴起和衰落：勤勉、节俭、有能力的家庭能够积累财富，并且升到更高的社会地位。[20]但家庭的财产——不仅是土地，还包括家族住所和家用之物——都会在第二代因为均分而消失。代际传承的能力和道德历来没有保障，所以家庭最终都会重新坠入贫困的境地。人类学家休·贝克（Hugh Baker）对中国农村生活有以下的记录：“在我们村子里，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历经三四代而持有相同数量的土地。”[21]长时间以来，农民社会反复经历着家庭的兴衰：“家庭财富的消长，使这个社会仿佛一口沸腾的热锅，一个个家族上升，然后破裂，最后又沉到锅底。当破裂的时候，它们的田产也随之消失，而反复的田产分化和聚集所产生的百纳布地貌是中国大地上所特有的景观。”[22]家庭无法太富有，起码就传统中国的农业技术条件而言；也不会太过贫穷，因为到了某一贫困线以下，男性就没钱娶妻生子。[23]打破这一循环的唯一机会是某个儿子科举高中，但此类事情很少发生，并且即便成真也往往只会影响个别家庭。

到目前为止，我使用“家庭”这个词的方式似乎暗示，中国的家庭和西方的家庭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不是这样。[24]中国家庭通常要比西方家庭规模大，这在工业化前后都是如此，因此它们能够支撑稍微更大一些的经济单元。理想化的儒家家庭是五世同堂，曾孙和曾祖父同住。很明显，这种扩展式的家庭不很实用；更常见的是所谓的联合家庭，即父亲、母亲（有可能还有父亲兄弟的家庭）和成年儿子的家庭合住。[25]关于中国家庭的历史研究表明，即便这一类联合家庭也是过于理想化的。核心家庭在中国的普遍性是超出中国人自己的想象的，即便是在农村地区的传统农民中。[26]从许多方面来说，大型的联合式家庭都是富人的特权：只有富人才养得起许多儿子和媳妇，并且支撑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一大家人。富有家庭有着循环式的演进，从核心家庭到主干家庭（按：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再到联合家庭，最后又回到核心家庭，随着子女长大，父母过世，新的家庭又建立起来。

倘若认为传统中国家庭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就大错特错了。“家”里面充满了争夺财产继承的火药味。家既是父系制又是家长制：女性嫁入男方家庭就要和自己的家庭切断关联，转而完全地服从自己的婆婆（更不用说家庭内的男性成员），直到她自己从媳妇熬成婆婆。[27]在传统中国，富有的男性会按照他的财力娶多个妻妾。[28]在穷人家庭中，妇女所承担的责任要比在富人家庭中重，因此她们在家庭事务中也有更多的筹码。其结果是，家庭内部出现更多的摩擦。传统中国家庭的力量和稳定是通过控制和压迫女性来实现的；当这种控制弱化的时候，家庭就会分裂。

此外，兄弟间的平等地位也会导致相当大的冲突，妯娌之间的冲突和嫉妒也屡见不鲜。的确，富有的联合家庭的居住习惯——一大家兄弟同住一个屋檐下，或者围绕着一个庭院居住——往往会导致摩擦，因为无法应对摩擦，许多这样的家庭都分解成为核心家庭。因此，尽管五代同堂的模式是理想状态，但现实的巨大压力会让大家庭分解为更小的单元。[29]

在“家”（不论是核心家庭还是联合家庭）以外，还另有同轴的亲属圈，这些圈子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其中最重要是宗族，所谓宗族就是“遵循统一仪规并由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宗亲团体”。[30]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其是所有祖先相同的家庭构成的大家庭。[31]宗族在中国南方沿海省份尤其常见，例如广东和福建，而在北方则要罕见许多。中国人的宗族，有时也被称为氏族，一个宗族可以覆盖整个村落，家家同姓。在宗族之外，还有所谓的“大宗祠”（higher-order lineage），是将远亲通过共同的远古祖先而凝聚成一个巨型的宗族。比如，在香港的新界，有若干村落的宗族都是邓姓，所有人都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定居此地的同一位祖上。[32]宗族往往占有共同的财产，例如用于祭祀的祠堂，有些祠堂保持着复杂的仪式规则和几个世纪的家谱记录。[33]

在经济层面上来说，宗族的作用在于它扩大了亲属的范围，也同时增加了可信任的人的总数。对于宗族成员的责任要低于对于家庭成员。同一个宗族可能包括了非常富有的家庭和极度贫困的家庭，而富有成员对于贫困成员不负有什么责任。[34]宗族有时可能是虚拟的：同样姓张或姓李的人会认为他们属于同一宗族，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可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35]无论如何，亲属关系不管多疏远，都构建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和责任基础，并且大大增加了可以参与家庭产业的人的数量，这一点在陌生人之间是无法做到的。[36]

宗族关联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本质至关重要。许多在环太平洋发达地区的海外华人，或者南洋华人——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都是来自福建和广东这两个中国南方省份。虽然他们的迁徙是两三代人以前的事情，但是海外华人一直保持着和故土亲人的联系。在过去十年间，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通过家庭或宗族网络而注入的海外华人资本。在香港及其新界地区尤为如此，这一地区地理上与广东省接壤，而宗族也同样有重叠。很多时候，海外华商都会因为宗族关系而受到故乡当地政府的欢迎，不管这样的关系是真是假。这样的亲属关系的存在给予海外华人在中国投资的信心，即便是在没有清晰产权或稳定政治环境的情况下。这也同样解释了海外华人比日本、美国或欧洲等其他境外投资者捷足先登的原因。

在中国文化中，家庭的优先性，以及稍弱一些的宗族优先性，给予民族主义和公民身份完全不同的意义。多年以来许多观察家发现，对比越南或日本这些邻国，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公民身份和公共精神都要更弱。当然，中国人有着高度发达的、由古老悠久文化所支撑的民族认同。正如我们所看到，在传统中国，民族认同由政治化的儒家所规范，涵盖了对于整个政治权威等级的责任，皇帝位于这一等级序列的顶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受到外来侵略，先是欧洲殖民列强后是日本，催生了消极的、排外的民族认同。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试图代替过去统治者的位置，通过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争取民族代言人的地位。

但在共产党1949年当权之前的若干朝代间，个体中国人的首要忠诚对象不是当权的政治权威，而是他们的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像“日本”对于“日本人”一样富有情感含义，代表了一个有着共同价值、利益和经验的共同体。中国儒家思想中不存在基督教那种对于全人类的道德责任感。[37]从以家庭为中心的同心轴往外，责任感依次递减。[38]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话来说，“作为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细胞的中国村落，对比印度、日本和欧洲许多地方的村落，很明显缺乏统一性。同村的人们很少有机会共同参与到旨在促成习惯和团结气氛的活动中去。中国村落更像是一个几户农家的聚集地，而不是一个有活力的功能共同体”。[39]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华人社会，公民身份要通过政权力量来强制落实，这与它们补贴大型企业的方式如出一辙。正如许多华人所注意到的，他们的“自发性”公民意识太过薄弱。这一点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任意糟蹋公共空间、缺乏慈善兴趣、不注意保持公共卫生、不愿为公共利益团体做义工，更别提为国捐躯了。[40]

然而社会经济变化的洪流同样改变了传统华人家庭和宗族，这不仅在中国境内是如此，在许多海外华人中也是一样。[41]城市化和地域流动弱化了宗族组织，因为宗族的成员无法再像祖先那样居住在同一个村落里。在城市环境中，大型联合家庭或扩展家庭都难以维系，于是逐渐被夫妇家庭所取代。[42]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也愈发不愿意接受传统家庭中的受支配的地位。[43]家庭化的小农生产和刚起步的乡村工业都即将接近生产力增加的极限。进一步的经济增长需要中国的农民人口进入城市，或者在农村创造出某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结束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许多这样的变化已经在台湾和香港等非共产主义的华人社会中发生。

无论如何，现在来讨论“家”的衰落或死亡，都言之过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剧烈。[44]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家庭关系事实上已经完成了自我重建。在与传统家庭的竞争中，共产主义已经落败。澳大利亚汉学家詹纳（W. J. F. Jenner）指出，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废墟中，比其他组织都更加坚固耸立的是中国父系家庭。[45]后者一直是反复无常的政治生活外的避风港，中国农民始终明白，最终他们能够信任的只有自己的近亲。20世纪的政治历史加强了这一感受：两次革命、军阀主义、外强入侵、集体化、“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以及毛去世后的去集体化，都告诫中国农民在政治环境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今天的掌权者可能是明天的阶下囚。对比来说，家庭至少提供了些许确定性：在养老方面，与其信任法律或走马灯般的政治权威，还不如信任自己的儿子。

自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大体完成了市场化，而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换一个角度看，改革只不过是重建了中国旧有的社会关系。人们发现，共产主义并没有消灭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新机遇下，它又迅速地卷土重来。人类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有些懊恼地承认，他之前企图证明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制度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存续下来，并且在经历二十年的土地集体化之后变得更加强大。但他（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却发现唯一存活下来的是小农家庭的单干主义。[46]詹纳指出，许多共产党官员，尽管抱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过去十年间却纷纷在海外银行开立账户，并且把子女送到海外接受教育，这一切都是为自己一旦失势做准备。家庭的意义之于他们，和之于卑微的农民是一样的，都是他们唯一安全的避风港。[47]

在前一章中我提到过，中国经济规模较小且多是由家庭所有和管理。小规模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追根究底，并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或者现代法律或金融机构的缺失所导致的。其他处于更低发展水平以及机构更不健全的社会，都已经不再以家庭经济作为商业组织的主导模式。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商业结构很有可能扎根于中国文化中家庭的独特地位。经济生活的范式在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如出一辙。原子化的家庭式企业不断升起或陨落；这些企业无力制度化或延续两到三代；对于陌生人普遍不信任且不愿将外人引入家庭圈中；在战后工业化之前的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华人社会中都存在的继承习俗，阻碍了大规模的资本积累。

[1] 关于农民家庭所面对的独生子女政策问题，参见Elisabeth Croll,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Rural Economic Reforms for the Chinese Peasant Household,” in Ashwani Saith, ed, The Re-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Peasantry: Aspects of Rural Decollectiviz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p.122-123.

[2] 关于儒家思想的宗教层面，参见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p.244-277.

[3] 关于儒家的理想状态，参见Gilbert Rozman, “The East Asia Reg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Rozman, ed,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4.

[4]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人，参见Michael R. Godley, The Mandarin Capitalists in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37.

[5] 这并不是说海外华人群体内无阶级差别。许多中国移民都是苦力劳动者，他们构成了的阶层显然与批发商和商人差别分明；他们中没有士绅阶级和官僚，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这些职位都留给地方精英。参见Godley (1981), p. 38.

[6] 关于儒家美德，参见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3-4.

[7] 关于西方家庭与别处的区别，参见William Goode,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63), p. 22.

[8] Marion J. Levy,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hereafter 1949I), p. 1.

[9] Margery Wolf, The House of Lim: A Study of a Chinese Farm Famil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p. 23.

[10] Marion J. Levy, The Family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hereafter 1949II), pp.208-209.

[11] Kyung-sup Chang, “The Peasant Famil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oist to Lewisia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9 (1993): 220-244.

[12] Levy (1949II), pp.213-216.

[13] 从产权的角度看，任意设定税负这一事实，比税负绝对值高显得更重要。也有证据表明，清时期的税负平均值有所下降。Albert Feuerwerker, “Th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297-326.

[14] W. J. F. Jenner,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Allen Lanelpenguin, 1992), p. 4.

[15] 关于中国财产均分的做法，参见Hugh Baker,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2; Siu-lun Wo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sian Family Values to Other Sociocultural Setthigs,” in Peter Berger and Hsinui Huang Michael Hsiao,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 139; Jenner (1992), p. 89; and Gordon S.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134.

[16] 此外，该地块往往包括不连续、难以耕种的地带。Albert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p. 15.

[17]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领养习俗，参见James L. Watson, “Agnates and Outsiders: Adoption in a Chinese Lineage,” Man 10 (1975): 293-306.

[18] 领养有着极其精密的规则：一个断香火的人首先会考虑过继自己兄弟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长子一般有特权过继自己弟弟的儿子。如果没有子嗣可以过继，他会考虑祖父的其他子孙（即堂兄妹），如果这还不行，他可以不断扩大亲属圈进行搜索，转向更大的宗族或氏族。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可以从贫穷的外人那里买一个儿子。

[19] 下面是一个领养仪式的记录：“领养本族外儿子的仪式安排在一个精心制作的宴会间。不同于婚宴，客人不会送礼钱以感谢主人的热情款待。宴会的整个基调是不同的，因为领养的父亲必须赔偿他的同胞成员，让他们接受一个外人成为他们的一员。客人尽量拿无法延续自家血脉这件事情侮辱主人。席间，任何客人可以找主人借钱。主人明白这些钱是有借无还的，因为它只会让人重提今日之局面而引发尴尬……当他们离开了大厅，客人痛斥主人亵渎自己血统，并抱怨食物难吃至极。Watson (1975), p. 298. 还可以参见James L. Watson, “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China Quarterly 92 (1982): 589-627.

[20] 许烺光（Francis Hsu）对某些家庭兴盛而另一些衰败有所描述。参见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7), pp.5-7.

[21] Baker (1979), p. 131.

[22] Baker (1979), pp.133-134.

[23] Jenner (1992), pp.119-120.

[24] 关于中国家庭的文献，参见Hsu (1967); 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Baker (1979); and Paul Chao, Chinese Kinship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79). 关于许烺光和Freedman二人对于中国家庭和宗族的不同解读，参见Siu-lun Wo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sian Family Values to Other Sociocultural Settings,” in Berger and Hsiao (1988), p. 145.

[25] 关于中国家庭的类别，参见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1), pp.43-67.

[26] Tamara Hareven, “Reflections on Family Resea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cial Research 54 (1987): 389.

[27] 参见Shu Ching Lee, “China’s Traditional Family: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Disinteg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8 (1953): 272-280; Francis Hsu, “A Hypothesis on Kinship and Culture,” in Hsu, ed., Kinship and Cul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71), p. 7.

[28] Baker (1979), pp.21-22. 一夫多妻制给富有家庭的继承带来了特殊的问题。平等的继承原则只适用于某一个妻子的儿子，但她的儿子的所得取决于她在家庭中的排名。第三个或第四个妻子的儿子，或妾的儿子，所得财产依次递减。这些继承人往往需要费尽心机才能从地位更高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手中拿到一部分财产。较低级别的妻子死了（即化成鬼）比活着更有资格向丈夫施压，问题是如何让丈夫害怕自己死后复仇，但又不必真得自杀。

[29] Baker (1979), p. 49. 在传统中国家庭，妇女的身份低于她们的儿子；因此她无权惩罚他们，必须交于他们的父亲处理。Lee (1953), p. 275.

[30] Watson (1982), p. 394. 还可以参见Baker (1979), p. 49.

[31] Redding (1990), pp.54-55.

[32] Baker (1979), p. 67.

[33] Hui-chen Wang Liu, “An Analysis of Chinese Clan Rules: Confucian Theories in Action,” in David S. Nivison and Arthur E. Wright,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63-96.

[34] Freedman (1979), p. 241.

[35] P. Steven Sangren, “Traditional Chinese Corporations: Beyond Kinshi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3 (1984): 391-415.

[36] 在中国社会一直都有不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组织。在美国的华人移民社区中就有秘密社团和堂会，即犯罪团伙，这些组织要求其成员打破他们的亲属关系，并发血誓效忠新的“家庭”。参见Baker (1979), p.170; and Ivan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94-98.

[37] 这一学说是由后孔子一个世纪的反对者墨翟提出的，但墨家的学说一直被正统儒家视为一个危险的异端。参见Jenner (1992), p. 113.

[38] 显然，儒家缺乏普世道德原则是美国人和亚洲人当前人权之争的关键所在。基督教的上帝既是单一的，又是嫉妒的；他设立一套适用于所有的人道德原则，不加任何区分。洛克的自由主义政治教义和美国缔造者同样是倡导普遍性和平等的，而美国的当代人权运动则是要把这些原则推广到那些没有普遍性义务的社会。

[39]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 208.

[40] 参见Redding (1990), p. 188; also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92.

[41] 关于中国家庭变化的研究综述, 参见Wei Zhangling, “The Family and Family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26 (1986): 493-509; Hareven (1987); Ming Tsui, “Changes in Chinese Urban Family Structu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1989): 737-747; Arland Thornton and Thomas E. Fricke,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the West, China, and South Asia,” Sociological Forum 2 (1987): 746-779; Janet W. Salaff,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Filial Piety or Power in the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2] Lee (1953), p. 279; Goode (1959), p. 6.

[43] 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161.

[44] 尤其参见Hareven (1987), and Bernard Gallin,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aiwan: Its Impact on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in David C. Buxbaum, ed., Chinese Family Law and Social Chang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关于去集体化后新式家庭的复杂性综述，参见Martin King Whyte, “Rural Economic Reforms and Chinese Family Pat terns,” China Quarterly, no. 130 (1992): 316-322.

[45] Jenner (1992),p. 128. 另参见 Oded Shenkar and Simcha Rone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Negotiat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Interpersonal Norm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3 (1987): 263-27.5.

[46] Victor Nee, “The Peasant Household Individualism,”in William L. Parish,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 The Great Transi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185; Victor Ne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1 ( 1986): 185-203; Victor Nee and Su Siji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View from the Villag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 1 ): 3-25; and Victor Nee and Frank W. Young, “Peasant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Second Economy: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9 (1991): 293-310. 倪志伟（Nee）还认为农村干部依旧扮演者重要的中间人的角色。参见 “Peasant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in Nee and David Stark,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71-172.

[47] Jenner (1992), p. 13.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在过去十五年间，商学院和管理学专家研究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新兴经济现象，那就是意大利中部的小型工业。意大利较晚完成工业化，一直被认为是西欧经济发展的末流，但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意大利的一些地区却井喷般出现了品类繁多的小商业网络，从生产布料到生产名牌服装、机床、工业机器人，应有尽有。一直热衷于小规模工业化的人认为，意大利模式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工业生产范式，这一范式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社会资本和文化能够帮助我们深刻了解这一小型经济复兴背后的原因。

虽然将意大利跟香港和台湾的儒家文化作对比有些牵强，但是社会资本的本质在某些层面上是相似的。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和华人社会一样，家庭关系要比其他非亲属的社会关系紧密得多，而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组织数量都相对少，影响力低，这反映出人们对于家庭以外成员的普遍不信任。这些对于工业结构的影响都是类似的：私有部门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且由家庭所有，而大型企业需要国家的资助才能维持。对于华人社会和拉丁天主教社会而言，导致这一自发社会性缺失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历史发展前期中央集权化和专断的政府占据支配地位，并刻意切除中间组织以控制结社生活。这些笼统的描述和所有抽象表达一样，都需要依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来逐一验证，但是它们的相似性的确让人惊讶。

我们注意到，在华人社会中的个体是紧密服从于家庭的，他们脱离了家庭就毫无身份可言。家庭之间有着激励竞争，这也反映出社会中普遍信任的缺失，因此在家庭或血缘关系之外的合作性集体活动是非常有限的。在此我们可以参照爱德华·班菲尔德的经典研究《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中对意大利南部“蒙蒂格拉诺”（Montegrano）小镇的描述：

若要描述蒙蒂格拉诺的社会文化特质，就不得不从个体对于家庭的依附说起。事实上，撇开家庭，一个成人几乎谈不上还有个体性：没有所谓的“自我”，只有“家长”的身份……

在蒙蒂格拉诺人的心目中，对他人施以恩惠必然是自己家庭的损失。因此，没有人愿意负担起慷慨的慈善而让他人得到多余的好处，甚至也不愿让他人得到应得的好处，连公正都不顾。在这样的世道，所有在小小的家庭圈外的人都是潜在的竞争者，也因此成为潜在的敌人。对于非家庭成员，怀疑是非常合理的态度。一家之主明白，其他家庭会嫉妒和恐惧自己家庭的成功，他们会想方设法搞破坏。他必须提防他们，随时准备着打击他们，以削弱他们能够打击自己和家庭的力量。[1]

20世纪50年代，班菲尔德在这个破败的蒙蒂格拉诺小镇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小镇最突出的特点是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结社。班菲尔德之前刚刚完成了对于犹他州圣乔治镇的研究，那里充满了密集的结社网络，因此，对这个意大利小镇呈现出的巨大反差，他感到非常讶异。蒙蒂格拉诺小镇居民能够感受到的唯一道德义务是对于他们小型家庭的成员负责。家庭是一个人唯一的社会保障来源；因此，倘若父亲不幸早逝，那么一家人就会有天塌地陷般的危机感。蒙蒂格拉诺人完全没有办法合作举办学校、医院、商业、慈善以及其他一切活动。因此，小镇上所有的组织活动都仰赖两个外在的中央化的权威来指导：教会和意大利政府。班菲尔德对于蒙蒂格拉诺的道德准则做出总结：“将核心家庭的物质、短期优势最大化；同时认为其他人也会这样做。”他把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自我孤立称为“无道德家庭主义”，这一术语后来被收录进社会科学词典中。[2]这个术语稍加修正，同样可以用于华人社会。

班菲尔德最为感兴趣的是无道德家庭主义的政治影响，而非经济影响。例如，他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政府充满恐惧和不信任，但他们同时又坚信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控制其他同胞。如在非共产主义的华人社会中，公民身份和制度认同就比较弱。不过，无道德家庭主义的经济后果也同样是明显的：“缺乏（超越家庭的）结社组织是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除非人们可以创立并且维系公司组织，否则不会产生现代经济。”[3]蒙蒂格拉诺的大部分居民是处于温饱阶段的农民；此类社群中的工业雇佣必须由外部来组织，极有可能是国有公司。虽然这个地区的许多大地主能够建立盈利的工厂，但他们却从不主动，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有义务来承担风险。[4]

我们对班菲尔德的观点必须在若干角度加以限定和更新。最为重要的说明是蒙蒂格拉诺的原子化个人主义并不是整个意大利的共性，而是专属于南部区域。班菲尔德自己也发现了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巨大反差；北部地区有着更为密集的中间社会组织网络以及公民共同体的传统，因而更加接近中欧而与意大利南部相去甚远。在过去的十五年间，观察家将意大利分为三个地区，而不只是南和北：贫困的南部地区，包括西西里和撒丁岛；由米兰、热那亚以及北部的都灵所构成的工业三角区；以及被冠以“第三个意大利”的中部地区，包括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翁布里亚、马尔凯以及东北部的威尼托、弗留利和特伦蒂诺。第三个意大利区域有着鲜明的特征，将其与传统的两个意大利地区区分开来。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通过测量“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y）将班菲尔德的研究发现扩展到整个意大利：所谓“公民共同体”指的是人们建立非亲属关系组织的倾向，即是自发社会性。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南部公民共同体极度匮乏，反映在测量指数上，则是极少数的结社，例如文学会、体育和狩猎俱乐部、地方报社、音乐团体、工会等等。[5]意大利的南方人对比其他地区居民更不愿意阅读报纸、加入工会、投票以及参与本社区的其他政治活动。[6]此外，南部居民对于同地区其他居民抱有较低的社会信任，对于其他人是否会遵纪守法也没有信心。[7]帕特南认为，意大利天主教思想与公民社会意识有负相关性：越往南，人们参加弥撒、举办宗教婚礼、反对离婚等行为指数就越高，同时公民共同体意识也越弱。[8]

帕特南发现，虽然随着意大利战后经济发展，出于生计的社会竞争压力已经减轻，但是班菲尔德提出的无道德家庭主义在南部依旧盛行。他认为，南部家庭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孤立与不信任已经有几代人的历史，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一份1863年的报告写道，在卡拉布里亚区（Calabria），“没有结社，没有互相援助；一切都是孤立的。社会单单由公民和宗教联系所维系；但是在经济层面却不存在任何结社，家庭之间、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政府之间都毫无团结可言”。[9]另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指出，在世纪之交，“农民阶层内部的战争要比它们与农村社会其他阶层的冲突频繁得多……这种态度的盛行，只有置于一个充满不信任的社会环境里才能解释清楚”。[10]这些特征描述与中国农民生活的情况甚为相似。

在意大利南部，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常见于中间社会组织羸弱的核心化社会里的现象：最有力的社团组织是“犯罪共同体”，它们往往不受普遍道德律法的约束。[11]在意大利，这样的组织有例如黑手党、光荣会、卡莫拉之类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和中国的堂会一样，意大利的犯罪团伙类似家庭，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在家庭外缺乏信任关系的社会里，黑手党成员的歃血盟誓相当于一种亲属关系的替代，让他们在背叛诱惑极大的环境里可以相互信任。[12]高度组织化的犯罪团体也常见于其他中间团体羸弱的低信任社会，例如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和美国的城市中心。当然，在意大利南部地区，政治和商业精英的腐败也比北方地区普遍得多。

对比而言，意大利社会资本最雄厚的区域均在北部（皮埃蒙特、伦巴第大区、特伦蒂诺），尤其是在例如托斯卡纳和艾米利亚—罗马涅这样的第三意大利地区。[13]

依照本书的大主题，即社会资本对于经济组织的活力和规模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假设，在意大利不同区域间经济组织有着显著不同的特征。的确，南北部的数据对比凸显了这一趋势。意大利的大型企业数量要小于其他与之绝对国民生产总值对等的欧洲国家，例如英格兰和德国；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意大利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国家，例如瑞典、荷兰和瑞士，也拥有和意大利规模相当的企业。[14]如果把国有公司排除的话，意大利跟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更为显著。意大利和台湾、香港一样，几乎没有大型、公共控股且实施专业管理的跨国公司。为数不多的例如阿涅利（Agnelli）家族名下的菲亚特集团（FIAT）或者奥利维蒂（Olivetti），都集中于北部的工业三角区。对比而言，意大利南部是类似于台湾的标准马鞍状分布。私有企业弱小并且由家庭持有，迫使国家介入，通过补贴大型、低效率的国有公司来维持就业水平。

许多人认为意大利政府羸弱不堪，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是这是将羸弱和低效混为一谈。就其正式实力而言，意大利政府和法国政府不相上下，前者是在统一之后按照法国路线特意打造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去中央化的政策颁布之前，各地区的政策均是由罗马统一制定的。比法国政府更胜一筹的是，意大利政府还直接经营若干大型企业，包括芬梅卡尼卡（Finmeccania）、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the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意大利商业银行（the Banca Commericale Italina）以及埃尼化学公司（Enichem）。1994年4月，短命的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右翼政府上台之后，曾经有过将意大利一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讨论，而在法国，巴拉迪尔（Édouard Balladur）的保守党政府上台之后，也有过类似的讨论。这两个国家是否能够完成私有化，目前看来还是未知数。

意大利在过去一代间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区域，是位于中部的“第三意大利”，这里有着社会资本的最大谜题，也同样是与台湾和香港最为类似的区域。早期关注第三意大利的社会学家注意到，这一区域的产业机构基本上由小型、家庭所有、家庭管理的公司构成。[15]在贫困的南方地区，农民家庭主义依旧是主要特征，而第三意大利的家庭企业则是创新性、出口导向的，并且大多数是高科技公司。例如，这个地区是意大利机床产业重镇，有着大量的小型数控机床（例如电脑控制的机床）生产厂家。这些厂商的生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使意大利一跃成为欧洲第二大机床生产地（仅次于德国）。[16]不少意大利产的机床甚至在德国汽车制造业都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有着相当高的总产量，艾米利亚地区的机床产业的流水线生产往往非常缓慢，通常只相当于一台客户定制机器在运转。[17]

第三意大利的其他有着高度竞争力的产品包括布料、服装、家具、农场机械以及其他高端资本产品，例如制鞋设备、工业机器人、高品质瓷器以及瓷砖。这证明，在小规模产业和技术落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意大利是当今世界工业机器人的第三大出产地，然后这一产业产量的三分之一是由雇员不到50人的企业完成的。[18]在很多方面，意大利都已经成为欧洲时尚产业的中心，20世纪60和70年代，很多品牌都从法国搬到这里。1993年，意大利的布料和服装创造了高达18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和食品以及能源的贸易赤字相当。在这一产业中，仅有两家大规模的上市企业，贝纳通（Bnetton）和西敏特（Simint）；68%的工人都受雇于少于10名雇员的公司。[19]

许多关注第三意大利小型家族企业的观察者发现，这些企业喜欢扎堆到某些工业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9世纪首次注意到这一趋势，在工业区，这些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当地集中的手艺和知识。这些区域被认为是意大利版本的加州硅谷或者波士顿128号公路。有些案例中，这些工业区是当地政府特意扶持的，例如提供培训、融资等服务。而在其他案例中，小型家庭企业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公司构建出了自发型网络，并且将供给和市场服务承包给其他小型企业。这些网络与亚洲的网络组织相似，但对比日本的财阀组织，它们在规模上更类似于台湾和其他华人地区的家庭网络。意大利的网络似乎行使着某种与亚洲网络相似的经济功能，它们一方面构成了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和纵向整合，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小型持有者管理企业一贯的灵活性。

第三意大利小型企业的多样性和成功经验受到了广泛的研究关注。这一类工业区往往充斥着小型的工艺导向的高科技公司，这是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所谓的“灵活专精化”范式的主要特征。[20]皮奥里和萨贝尔认为，大型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并不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基于工艺技能的小规模企业不仅没有被大型企业消灭，而且随着消费市场变得高度细化、复杂和瞬息万变，或许只有小型组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才能提供溢价。皮奥里和萨贝尔认为，小型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企业生产商的聚集不仅仅是意大利发展的一个有趣现象，而且代表了一种未来可能在其他国家复制的增长——这样的增长可以避免大规模生产模式最坏的异化特征。我们以下会讨论，这两位学者的看法是否正确，取决于小规模工业化在多大程度上有着文化基础。

许多外围的观察者看到意大利的小规模工业化现象，于是希望它能够成为可以推而广之的工业发展模式，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欧盟委员会在近年将意大利的工业园区作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小型商业发展的典范。在战后，欧洲的大型企业通过提高效率来稳步削减岗位，中小型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的比率出现了增长。[21]但是小型企业就业机会在欧洲的分布并不均匀，并且就欧洲整体而言增长远没有在美国那么强劲。[22]许多工业区模式的支持者往往认为，小规模工业本身就是一个好策略，他们也同时强调这一现象的许多方面会受到政策的影响，例如由当地或者区域政府构建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

很明显，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大量的社会资本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地区更加繁荣的经济。罗伯特·帕特南认为经济体不能用来预测一个社会内部的自发社会性（或者用他的说法“公民共同体”），这一点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反之，自发社会性却能预测经济成就，甚至优于经济因素。[23]在1870年意大利统一的时候，北部和南部都没有工业化。的确，在北部地区工作人口比例要高一些，但是工业发展在北方迅速展开，而南方在1871到1911年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要略微缓慢一些。北部的人均收入一直保持领先，到今天地区间的差异依旧很大。这些区域性的差别无法用政府政策来解释清楚，因为这些政策（绝大部分）在意大利完成国家统一之后由新出现的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然而，这些区域差别却与各区域内部的公民共同体或者自发社会性的程度密切相关。[24]意大利各地都有家庭企业，但是对比在社会信任缺失的南方家庭企业，这些在有着高度社会资本区域的企业一直都更加多样化、更具创新精神、更加富有。

就规模而言，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的小型家庭企业看上去像是一个极端案例。意大利北部的企业比南部的规模大，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前者的社会资本要更加雄厚，但是为什么在意大利中部，也就是帕特南认为意大利所有区域中社会资本最为雄厚的地方，却成了小型企业的集聚地？这一地区的社会信任原本可以使制造商超越家庭经济组织，正如其政治生活不似南部那样高度依赖于家庭和私人庇护。

也许除了社会资本之外还有其他外界因素——政治、法律或者经济——促进了大规模组织在北部的发展，并相应阻碍其在中部的发展。在无法找到合适的解释时，我们可以参考两个说法。其一，我们在考察第三意大利产业结构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其网络而非个体公司。正如与之类似的亚洲组织，这些意大利网络使得小企业无需变成大型集合化的企业，即能达成规模经济。然后，与华人网络不同的是，意大利的网络并不依赖于家庭，而是非亲属通过职业和功能达成合作关系。按此说法，小型网络化公司是企业家特意的选择，这些企业家有着高度的自发社会性，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选择规模化。

另一方面，也有证据表明，这些企业的小规模和它们的网络结构是无法进行制度化的结果，而不是特意的选择。因此，第二种说法是，在意大利中部，家庭关系依旧强大，并在商业生活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同时又没有破坏在政治领域广泛的公民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在意大利中部，并没有出现强大家庭和强大自发结社的置换；二者同时都具有凝聚力，就如同在其他社会，二者可能同时都羸弱。

的确有证据支持第二种说法。对比欧洲其他地方，家庭主义在整个意大利有着更强大的影响，无论是北部、南部还是中部，但它在各个区域间还是存在着显著区别。有不少观察家谈到该国各区域间家庭结构的不同。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正如在中国一样，核心家庭模式在整个欧洲的普及率比我们原先所想得要高，起码从14世纪开始就是如此。[25]然而意大利中部却是一个例外，这一地区从中世纪以降，复合家庭关系就一直延续，至今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26]所谓“复合家庭”（complex family）和华人的联合家庭多有相似：父母亲和他们成婚的儿子以及他们各自的家庭居住在一起，或者就近居住。这一扩展家庭的模式到今天依旧如此。在第三意大利，50%的人口都在复合家庭中生活，而对比之下，在北部三角地区（伦巴第、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这个比例是27%，在南部仅有20%。相对的，北方三角区核心家庭的比例就高得多（占人口的64.6%）；并且有趣的是，这个比例在赤贫的南方甚至更高（74.3%）。[27]最后这个数据支持了班菲尔德的观点，他认为核心家庭是南方主要的亲戚单元，也是人们感觉道德责任的所在。

我们可能会认为，意大利和中国最为相似的是南部地区，因为在那里，社会信任保持在核心家庭内部，而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很难达成合作关系。事实上，第三意大利的家庭结构和中国家庭最为相近。[28]对比典型的中国农民家庭关系或意大利中部的较大型家庭，在班菲尔德所描述的蒙蒂格拉诺小镇，农民家庭不仅规模要分化得多，而且更加孤立。以下是班菲尔德对家庭紧张关系的描述：

每当有新家庭成立的时候，它与旧有家庭之间的关系就弱化了。婚礼安排则是新郎新娘和对方家庭成员交恶的好时机。为了保护新家庭不受旧有家庭的强势欺凌，人们不惮恶意相向。然后这同样令家庭成员之间难以达成合作。之所以家庭地产被分割成极小块且分散的小片，就是因为家庭分崩离析。举例而言，布拉托同父异母的姐妹拥有的田产与他相邻。她自己不能耕种，但她不会把田产租借或者出售给他，因而这块田产就荒废了。如果农民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关系良好，他们还有可能在分割田产时通过一系列的交换而达成合理分配……即便家庭内没有嫌隙，儿子一旦结婚，他们和父母的关联也就自动瓦解了。一旦他有了自己的妻儿，他便没有义务关注父母的福祉，除非他们就要饿死了。[29]

班菲尔德所描述的社会和中国截然不同，后者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观。意大利南部的家庭规模如此之小，如此分化、羸弱，以至于它们无法成为经济产业的基础。而华人家庭，也就是说华人家庭企业，可以指望儿子、女儿、叔伯、祖父母甚至血缘组织中更远的亲属来提供商业组织所需的人力。而这恰恰就是第三意大利所拥有的家庭结构：这样的家庭结构是现代意大利家庭企业的支持来源。

一些社会学家还指出，有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解释意大利中部地区家庭企业的普及：佃农制度。[30]佃农耕种是基于地主和农民户主之间的长期契约，后者代表家庭其他成员签订合同。为了保证田产被充分利用，地主往往希望他的佃户家庭足够庞大，而佃耕合同让他可以充分控制佃农家庭，例如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搬走或者结婚。在很多时候，田产规模之大，以至于核心家庭无法独立完成耕种。于是这便成了发展大家庭的经济驱动，这些家庭往往成群居住在他们租种的土地上。对比而言，在意大利南部，农业劳动力最主要的形式是计日工（bracciante），他们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和他们所工作的土地没有长期协议。计日工通常以个体形式受雇佣，居住在镇上，而不是他们所劳作的土地。在意大利中部的佃农则以家庭单元形式工作，并且共同拥有财产——工具和牲畜。如此所构建出的驱动力是鼓励勤俭和创业，而这样的驱动力在南部地区的劳工身上是不存在的。[31]如此看来，意大利中部从事佃农耕种的扩展家庭构建了一种有凝聚力的经济单元，这一点与中国农民家庭颇为相似。这一现象出现在工业化之前，并且在此后依然作为家庭企业的自然基础。

为什么意大利各区域间的自发社会性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为什么在南部要比中部和北部低那么多？这大体可以通过各区域有史以来中央政治集权化的程度来进行解释，而这一进程远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在南部地区的无道德家庭主义，其根源在于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诺曼王朝，尤其是在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时期。这一南方王国建立了早期的王权绝对主义，打破了期望自治的市镇的独立性。在乡村出现了陡直的社会阶层，地主贵族对于迫于生计的农民有着极大的控制权。虽然在一些社会中，宗教可以起到加强中间机构的作用，并促进组织自发性，但是在意大利南部，天主教会只起到加强君主专制的作用。教会被视作是外加的义务和负担，而非由其成员自发加入并且控制的社群。

这一中央集权的权威与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去中央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邦在中世纪末期已经是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商业化的城邦不仅政治上独立，而且不时使用共和制的政府形式，这一形式要求其成员有高度的政治参与。在这样的保护伞下，丰富的联合体得以发展，包括行会、邻里协会、教区组织、兄弟会等等。在北部和中部，教会不过是众多组织中的一个而已。用帕特南的话来说，“到14世纪初，意大利催生出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创新性的治理模式，各自有着其社会和文化特征——广受推崇的南方诺曼封建贵族制度，以及北方富有创造力的公社共和制”。[32]此后，北方被“再封建化”，重新纳入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权威统治之下（其中许多是外国势力），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构造出的共和传统作为北方文化的一部分得以延续下来，在现代成为远高于南方地区的高度自发社会性的源泉。

正如“第三意大利”这个称呼所暗示，这一地区是南北地区所代表的两个极端之外的另一种立场。一方面，它所受到的家庭主义的影响要比南方地区更加发达且强烈。这样的家庭主义理所当然成为家庭企业的经济基石，即便它抑制了家庭企业朝着更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受到北方公社共和精神的影响，于是冲淡了南方地区的高度分化的家庭主义。于是，艾米利亚—罗马涅或者马尔凯地区的网络化家庭企业，位于南方极小规模的农民产业和北方大规模、专业管理企业间的居中位置——既没有完全的原子化，也没有完全融入大型组织。

灵活专精化的支持者喜欢把意大利的小规模工业化描述成工业组织的理想化模式。据此观点，意大利家庭企业融合了非异化的小规模、工艺技术、有效尊重家庭传统、技术精良以及其他往往是大型企业才有拥有的优势。帕特南将这些区域的经济行为描述成公民意识合作的完美典范，商业网络和地方政府契合，为所有人提供满意的工作和富裕的机会。[33]但是小规模企业的网络化组织是不是未来的趋势？是不是融合了规模经济、小作坊式的亲密关系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重新整合的新时代工业组织模式？[34]

意大利丝毫没有因为其商业的较小规模而付出代价。直到1992—1994年的萧条，意大利经济是整个欧洲发展最快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小型企业部门的多样化。小规模对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未能构成多大制约，这跟台湾和香港的情况大体一致。用一位主流意大利设计师的话来说，服装产业“每半年左右……就要以惊人的速度更新一次”，小规模毫无疑问是一个优势。[35]

但是这一形式的工业化也有许多负面因素。意大利家庭企业通常寿命较短，而且无法采取有效的管理手段，这一点和中国家庭企业如出一辙。在硅谷和128号公路有许多小型的、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但是他们都成长为巨型的、官僚构架的企业，例如英特尔（Intel）和惠普（Hewlett-Packard）；如果这些企业不采用集团组织模式，他们是绝不可能成为行业巨头的。虽然有贝纳通和范思哲（Versace）等特例，意大利的中部家庭企业中很少能够完成类似的转型。迈克尔·布林（Michael Blim）深入研究了马尔凯地区的小规模工业化，用他的话来说，

圣洛伦佐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拒绝通过搭建管理结构来完成公司的制度化；因而，他们只有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有时还要靠纯粹敢干，来生存和发展。然而最终，即便是他们当中最善于应付的企业家，也因为疲惫而退休，或者在他们退休前就破产，事实上都算是失败。所幸的是，因为创业的成本低，所以依旧有年轻的企业家带着无可取代的赤子之心来接替他们的位置。然而常常出现的情况是，第二代企业家丢失了勤俭的习惯，而这一习惯是企业积累的基础。很快，公司的盈利就挥霍在奢侈浪费和提升社会地位上。[36]

正如台湾的情况一样，这些小型的家庭企业竞争十分激烈，尽管他们有着网络联系，这些企业的分化程度和对于彼此的不信任要远远超过某些国外支持者的估计。家庭企业与员工以及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最能体现公民意识的发达程度，而在这一点上，这些企业因为种种行径而遭到质疑，例如普遍使用“黑工”，通过一些非法手段拒绝支付额外福利或者谎报收入，以及非法购进货物等等。[37]在许多时候，意大利中部小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的雇员没有像北方工业三角区的雇员那样组建工会，因此获得的薪酬要少很多。[38]

虽然规模大就不一定好，但对于某些行业来说，毫无疑问是大规模有优势，但家庭主义的本质令这些企业无法进入新兴市场，或者利用规模优势。虽然在某些消费者市场已经有产品分化和细化的趋势，但是大规模生产还未退出历史舞台，规模经济也已经活跃于许多行业。正如台湾和香港一样，企业的家庭化倾向既是优势也是制约，而对于意大利的企业来说，这一点制约了它们朝着全球经济中某些需要规模化发展的行业进军。就此而言，意大利家庭企业间兴起的网络并不能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过是证明这些企业无力朝着更加高效的规模发展，或者完成开拓新市场和抓住技术机遇所必需的纵向整合。毫无意外的是，这些企业和台湾企业一样，都专于机床、陶瓷、服装等不需要靠大规模来盈利的行业。在另一方面，众多小型家庭企业组成的网络是否就能缔造一个意大利的半导体产业，这非常值得怀疑。

许多观察家将意大利和欧洲大陆对比，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比过意大利和中国。虽然这两个国家在历史、宗教和文化的其他方面都相去甚远，但它们在若干重要方面却十分相似。在这两个国家，家庭都在社会结构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而在非亲属组织中都有着相应的弱点，它们的产业结构都包含了相对小型并且通过网络关系相互依存的家庭企业。两国的相似之处还不止这些；因为规模小和决策机制简单，第三意大利、台湾和香港的企业非常适应快速变化且高度分化的消费者市场，或者生产例如机床等无需大规模的货物市场。在两个社会中，小型家庭企业依赖网络来达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意大利和中国的家庭企业都因为规模的限制而无法突破这些产业，从而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类似的市场份额。因此，就产业结构而言，意大利的这些地区在本质上都是儒家的，而它们在适应变化无常的经济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也将是相似的。

[1] “蒙蒂格拉诺”（Montegrano）的名字是虚拟的，不过这个镇子是真实存在的；它的真实名字叫基亚罗蒙特（Chiaromonte）. Edward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Glencoe, III：Free Press, 1958), pp.107, 115-116.

[2] Banfield (1958), p. 85.

[3] Banffield (1958), p. 7.

[4] Banfield (1958), p. 88.

[5]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m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91-92. Putnam还提供了更广泛的其他机构的数据，说明南北差距.

[6] Putnam (1993), p. 97.

[7] Putnam (1993), p. 111.

[8] Putnam (1993), p. 107.

[9] Putnam (1993), p. 139.

[10] Bevilacqua, 转引自Paul Ginsburg和Putnam (1993), p. 143.

[11] 这一表达也用于Jesse Pitts对于法国的描述。参见Jesse R. Pit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ourgeois France,” in Stanley Hoffmann and Charles Kindleberger, eds., In Search of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12] 关于这一点, 参见Putnam (1993), p. 146.

[13] 公民社团的集中度地图，参见Putnam (1993), p. 97.

[14] 意大利199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2 230亿美元；荷兰、瑞典和瑞士这一数字分别为3 200亿，2 470亿和2 410亿美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94 Yearbook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4).

[15] “第三意大利”最初的概念详细说明，参见Arnoldo Bagnasco, Tre Italie: la Problematica terioriale dello sviluppo italiano (Bologna: 11 Mulino, 1977). 其他关于意大利小规模工业化的文献，参见Arnoldo Bagnasco and Rosella Pini, “Sviluppo economico e trasformazioni sociopolitiche nei sistemi territoriali e economia diffiis: Economia e struttura sociale,” Quaderni di Fondazion Giangiacomo Feltrimelli no. 14 (1975); Giorgio Fua and Carlo Zacchia, Industrzlizzazione sensa jitytture (Bologna: Il Mulino 1983).

[16] Michael J. Piore and Charles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p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227.

[17] Sebastiano Brusco, “Small Firm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Experience of Italy,” in David Keeble and Robert Wever, New Firm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1982), pp.192-193. 无论在哪国生产，机床工具由于其本身的性质，生产厂家往往规模小，产量低。

[18] Julia Bamford,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Firms, the Traditional Family and Agrarian Patterns in Italy,” in Robert Goffee and Richard Sease, eds., Entrepreneurship in Europe: The Social Processes (London: Croom Helm, 1987), p. 8.

[19] 还有第三个公司，即范思哲（Versace），计划在1994年上市。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94, pp. Dl-D2.

[20] 关于小企业灵活的专业化范式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参见Piore and Sabel (1984);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Michael J. Piore and Suzanne Berger, 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rles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to Mass Production: Politics, Markets and Techn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Past and Present 108 (1985): 133-176.

[21] 中小企业的就业没有增长这么多，也没有那么大幅度锐减。参见Richard D. Whitley, “The Revival of Small Business in Europe,” in Brigitte Berger ed.,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1), p. 162.

[22] 一直以来，小企业就业增长最显著的国家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荷兰和丹麦。Whitley in Berger (1991), p. 170.

[23] Putnam (1993), pp.156-157.

[24] 关于这些观点，参见Putnam (1993), pp.158-159.

[25] 完成这一修正的最重要的学者是Peter N. Laslett. 参见他编撰的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Michael Gordon, ed., American Family in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ris Press, 1973).

[26] Bamford in Goffee and Scase (1978), p. 16. 关于Bertalia以及意大利中部协作耕种地区的扩展家庭更为细节的描述，参见David I. Kertzer, Family Life in Central Italy, 1880-191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还可以参见David I. Kertzer and Richard P. Saller, eds., The Family in Ital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7] Bam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87), p. 17.

[28] 关于扩展家庭的重要性，还见于Piore and Sabel (1984), pp. 227-228.

[29] Barmeld (1958), pp.118-119.

[30] Bam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78), pp.17-19; Kertzer (1984), pp.32-35.

[31] Barnford in Goffee and Sease (1978), pp.19-20.

[32] Putnam (1993), p. 130.

[33] Putnam (1993), pp.159-160.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向商业网络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如培训和信息服务。这一点在讨论日本的章节中会有更详细的展开。

[34] 更为详尽的讨论参见本书有关日本的章节。

[35] Santo Versace, 引自New York Times, June 13, 1994, p. D2.

[36] Michael L. Blim, Made in Italy: Small-Sca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Praeger, 1990), p. 258.

[37] 根据 Blim (1990), pp.162-165，他所研究的Marche地区，二十五家鞋厂老板只有一个人拒绝雇用黑工。

[38] Whitley in Berger (1991), p. 168.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近几十年来，法国政府一直将打造法国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作为首要任务，例如航空、电子和计算机领域。其措施与过去至少五百年来的政府做法相一致：一群巴黎官员制定促进科技发展的计划，之后再通过保护本土产业、发放津贴、政府采购、（在1981年社会党获胜后）一部分高科技企业的完全国有化（包括整个电子产业）等手段实现这些计划。这种强硬的工业政策（或曰“经济统制”）的确有一些效果：航空工业发展稳健，包括协和超音速飞机、一系列用于出口创汇的军用飞机、一个进行中的航天发射计划以及在其欧盟伙伴的帮助下创建的一个商业航空公司——空客公司。[1]

但法国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整体表现却差强人意。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政府的计算机计划预测，强大的计算能力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庞大的分时计算机，而就在微型计算机革命到来前夕，法国政府还在补贴大型机的发展。[2]80年代初，法国的计算机产业开始国有化并获得巨额津贴，但不久这一产业就开始出现巨额亏损，增加了政府的预算赤字，并导致法郎贬值。之后，除了垄断的法国电信市场外，法国企业从未成为软件或硬件的前沿供应商。政府政策也未能培养出世界级的半导体、生物技术或汽车工业。

法国产业政策的不良记录往往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诟病产业政策的依据。的确，这些记录让我们认识到政府在缔造产业赢家方面能力有限。但是许多批评家没有考虑的是，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企图干预经济，正是因为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缺乏动力、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用皮埃尔·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前工业部长，雷诺汽车公司的前任总裁）的话来说：“法国的私营企业不愿冒险，它们冷漠、胆怯、畏首畏尾。”[3]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时间中，法国的私营企业从未成为新组织形式的领军人物，也从未因规模庞大或掌握复杂的工业流程而闻名于世。除去国有或者国家扶持的企业外，法国最成功的企业往往是家族型企业，它们所面向的是相对小众、高品质的消费者或特色市场。

如果这一模式听起来耳熟，那么确实如此。将现代法国这样一个复杂而高度发达的社会，与远东小型而新贵的华人社会相比较，虽然看起来相当冒失，但是从构成社会资本的本质方面来看，两者之间确实有着众多的相似性。法国家庭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社团组织较为薄弱，这让法国私营经济受到限制，难以催生出大规模、强盛、有活力的企业。其结果是，法国的经济生活围绕家族型的企业抑或大型国有公司，而这些国有公司是在政府出手拯救奄奄一息的大型私有企业时成立的。中间组织的缺乏不仅对法国的工业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还影响了法国的劳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模式。

在此我们应该先指出法国与儒家社会存在非常重大的差异。说法国跟中国一样在任何方面都是家庭主义的，甚至说法国有类似于意大利中部的家族主义，都是不正确的。除了天主教教会和拉丁民族传统给予家庭的一般约束力外，法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明确的思想体系来赋予家庭特权。法国在中世纪时有着各种各样的中间组织——行业公会、宗教社团、市政组织和俱乐部，几乎都是是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后来，法国成为“唯才是用”这一理念的首创国，即以业绩为客观标准而非出身或承袭的社会地位。法国家庭，无论社会阶层如何，都从来没有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也从来没有中国家庭严格的父系制度。法国贵族阶层和显赫的资产阶级中常常可见的父母亲名字连在一起，这一点足以证明了母系继承的重要性。

此外，至少自早期现代以来，法国国家就有了与中国十分不同的合法性和荣耀感。从理论上讲，儒家意识形态赋予位于中国社会上层的皇帝、朝廷以及帝国官僚机构以合法性。但是，在中国人中间也有着不信任国家的传统，并且会为了对抗国家的掠夺而捍卫自己家族的特权。对比而言，在法国，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一直以来都向往为政府工作，他们都希望进入国家行政学院（ENA）或其他高等学院，以保证以后在官僚机构谋得一官半职，或者管理其他大型的国有企业。反观华人世界，尽管人们对从事官僚职业的谨慎心态在改变，不过相对来说，只有少数野心勃勃的人才会选择进入公务机构，多数人还是会通过私人事业来寻求自己和家庭的幸福，这一点无论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都是如此。

法国家庭的真正重要之处并不是其是否强大或团结，而在于由于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缺乏能够缔造个体忠诚的中间组织，家庭遂被推到前台成为社会凝聚的主要模式。这一点没有争议，至少在经济生活中是如此。

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在一篇重量级论文中指出，与英国、德国或美国相比，法国经济相对滞后的原因在于传统家族企业占据了经济主导地位。[4]兰德斯认为，典型的法国家族企业家骨子里头是非常保守的，厌恶新生和未知事物，首要关注的是家族企业的生存和独立，因此他不愿意公开募股，或寻找资本来源，生怕削弱他对企业的控制。法国的生产商有着强烈的保护主义意识，远不如德国人那样以出口为导向，他们把自己更多地看作是一个工作人员而非企业家，并且“把政府当作父亲一样，在他的怀抱中，他总能找到庇护和安慰”。[5]

杰西·皮茨（Jesse Pitts）将兰德斯的观点进一步扩展，他认为成功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被贵族阶层的风俗和价值观所同化。后者鄙视资本主义，颂扬高贵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胜过持续、稳定的理性积累过程。[6]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并不想通过发展和创新来扭转现状，而是向往贵族的安定、拥有地产、食利的生活状态。巨额财富的积累难以实现，部分原因是由于创业家庭不愿意承担太大风险，也是家庭的本质所致。长嗣继承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因其不民主而被废除，而法国家庭的母系继承思想往往导致内部摩擦和财产分割。其实，皮茨还可以再加上一点，那就是到了20世纪，法国贵族保守的反资本主义思想被另外一种同样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出自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这一思想影响深远，尤其是影响了法国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商业的合法性的看法。

兰德斯认为法国经济落后有其家庭主义的根源，这种观点之后反复受到抨击。最重要的反驳是，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创造了不逊于德国经济的微型“奇迹”。于是，法国落后或反应迟钝的假设渐渐遭到质疑。[7]今天，倘若用同等的购买能力而非美元来比较的话，法国是工业化世界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很多修正观点，他们认为，首先，法国的增长速度从未明显低于英国和德国等那些所谓更先进的国家[8]；其次，家族企业创新和创造新财富的能力并不亚于专业管理型企业。[9]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和发明百货商店这一形式的“优市”（Bon Marché），就是家族企业的规模发展、生机勃勃的实例。[10]

尽管有这些批评，不可否认的是， 法国经济的家庭主义组织结构一直到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前。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与德国和美国相比，法国的家族企业向专业管理型公司的转化开始得比较晚，而在促进这一转型过程中，法国政府起了巨大作用。德国企业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采用公司形式的组织结构，而此时在法国，家族领导企业的合理性依旧无人质疑，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家族企业仍然保持了它们的主导地位。[11]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系列法令出台，削弱家族的控制，其中包括股东的平等投票权，但是法国企业普遍向公司管理制转型则要等到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才算真正开始。[12]按人均收入来计算，法国的增长速度可以赶上英国，但是经济史学家一致认为，法国在学习新技术方面，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化工、电子设备、煤炭、钢铁等领域）要比德国或美国慢。法国的贸易协会一直都不如德国发达，而贸易协会在提升行业标准、训练人才、培育市场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国的贸易协会尽管已经现代化，但是它们所起的作用多是通过关税和津贴来保护既有经济不受竞争的威胁。[13]而且法国仍有着一种共识，即法国的制造业一直保持着19世纪就有的高品质消费品生产的传统，小规模的家族企业保存得尤其好。[14]

的确，法国经济的许多显著特点都可以归根到法国的家庭主义。一些观察家认为法国产业受到马尔萨斯式市场组织的牵连而发展缓慢，这种组织结构使大量小企业卷入“过度”竞争，因而降低它们自身的营利能力，或者导致它们组成企业联盟来保护市场份额。但市场结构是企业试图达成规模经济的结果而非原因。[15]如果法国企业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那问题很可能不在市场本身，而在于家族企业不愿扩张、不愿削弱其控制的特质上。同样的，有些人认为，法国有着规模小而数量多的生产传统高品质产品的企业，是因为该市场小众且细化的特点。的确，阶级区隔和某些贵族传统对法国消费者的品位有深远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型现代化的营销组织也有创造了市场需求。法国的大众消费品市场最终成型于二战后，不过是比美国和德国的市场形成得略微晚些。但这一相对迟缓，归根结底，恐怕还是缘于法国家族企业萎缩过慢。[16]

传统的法国资产阶级家庭团结、自我中心，并且关心地位和传统，这些一直是法国文学和社会评论的主题。正如其他家庭主义社会一样，法国社会长久以来在文化上排斥收养，拿破仑执政时期创立收养基本法，在最高行政法院激起强烈争论就恰恰反映了这一点。[17]但是法国的家庭主义不如中国和意大利中部的家庭主义顽固。那么，为什么法国的家族企业在向专业管理和现代公司结构转化方面如此迟缓呢？

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归结于法国人中间的低信任，以及他们长久以来无法在群体中达成自发联合。多年来，各路的观察家都发现，法国缺乏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组织，其中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阐述道，在大革命前夜，法国社会阶级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而在每个阶级内部还存在着细微的地位区分，这些区隔阻碍了人们达成合作，即便是当他们之间有共同的重要利益的时候也不例外。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指出，他所研究的二战后行政机构和工业垄断同样具有上述法国社会的特征。每个官僚机构内部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团或小组，没有工作方面或者消遣方面的协会；甚至，员工在组织内很少有朋友关系，他们更愿意依照组织所界定的、正规的、等级分明的准则来相处。[18]克罗齐耶还引用了他关于法国社会缺乏非正式社团的其他研究：比如一个村的孩子不会形成群体或小集团，而且即使有，也不会发展出延续到成年期的长久关系[19]；又或者成年人在有共同利益的项目中很难合作，因为这会破坏理论上村民间的平等。[20]

换句话说，法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不喜欢非正式的、面对面的关系，而这类关系却是新型非正式组织所必需的；法国文化更喜欢法律明确定义的、集权的、等级式的权威。再换句话说，享受平等地位的法国人若是找不到更高一级的、更有力的权威，他们之间的问题就难以解决。[21]正如克罗齐耶所言：

在法国文化中，面对面的依赖关系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法国对于权威的普遍看法仍然是普世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仍然保留了17世纪政治理论的遗风，即理性与放纵的混合体。这两种态度相互矛盾，但它们却能够在官僚体制中协调起来。这是因为，不发展私人关系的规矩以及中央集权式的结构，恰好对应了奉行绝对权威的观念和铲除最直接的依赖关系，使它们协调不悖。换句话说，要解决法国人对权威的矛盾态度，组织的官僚体制是的完美解决方案。[22]

在法国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法国人对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的厌恶。车间工人不愿意自发地组成团队，而更愿意在由中央管理层或由中央管理层与劳工协商统一制定的正式准则的基础上合作。劳雇关系也为同样的形式主义所困扰，工会不会通过与本地的管理层交涉来解决问题，而是将问题转给上一级领导，最后甚至推到巴黎中央政府。

法国人偏好中央集权，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结社生活的薄弱，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6至17世纪法国王权对贵族阶层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以及王权对其他权力中心展开的系统性压制和管控。在这一点上，它与中国的皇权制度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王朝可说是十分相似。[23]法国中央集权政府的出现最初并不是受经济的刺激，而是迫于政治压力——特别是因为需要调动一支庞大的军队来保护并扩大法国历代王室的财产。[24]地方行政官被废黜，取而代之的是省督制，省督由巴黎直接委派并受皇家议会的监督，皇家议会享有不断膨胀的职权。根据托克维尔的研究，这种政治集权的后果是：“法国再也没有城镇、自治区、村庄或小村落，无论大小，而医院、工厂、修道院或大学再也无法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内部事务，或在管理其财产时不受任何干预。” [25]

在经济事务中，皇权对财政事务的全盘控制开始于查理七世（1427—1461）统治时，并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其后的路易十一、路易十二和弗朗西斯一世统治时进一步扩大，这一过程通过或多或少一直在上升的税率可以证明。托克维尔指出，税制最恶劣的一面是它的不平等性，因为它使人们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并开始嫉妒他人的特权。[26]除了税收外，国王又发明了一个生财之道，即卖官鬻爵，于是官僚机构越发庞大。这些买官者往往不行使正式职能，或至少不行使有社会作用的职能，但是他们可以免交各色杂税并且获得用以彰显社会地位的头衔。[27]跟传统中国的官府一样，法国官僚机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消耗着所有有志有才之士的能量：“法国中产阶级加官晋爵的强烈欲望是举世无双的。他只要发觉自己有了些许积蓄，就会尽快将它花在购买官职上，而不是将它投资在商业中。”[28]

官职的买卖还有一个更恶劣的长期后果，即将法国社会分成若干等级，等级中又再分更细的阶层，于是人们发现彼此处在对官职和王室恩惠的激烈争夺中。托克维尔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每个小群体都因某些微不足道的特权而彼此排斥，毫无诚信甚至成了光荣的标志。它们彼此之间，经常发生谁上谁下的无休止的斗争。他们的争吵声使省督和法官头昏脑涨。”[29]

在现代法国，旧制度的税制和特权政策所造成的地位差异仍然存在，并且对经济生活有着无尽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法国仍是一个阶层色彩浓重的社会。法国大众消费市场的发展相对迟缓，以及他们对小型、奢华、高品质产品市场的顽固坚持，都反映了法国中产阶级消费者贵族式的品味。此外，劳工和管理层之间一直存在着鸿沟。与其他南欧国家一样，法国的工人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带有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后来带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为法国共产党所主控。在美国，劳资纠纷通常可以通过务实的态度得以解决，但在法国这类纠纷往往带上了政治色彩，通常需要中央政府介入才能解决。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贵族价值观甚至进入到了法国工人阶级当中，他们强调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展现英雄气概。[30]在这种敌对的职场气氛下，日本企业中那种模糊科层而强调团队或跨越阶级界线而形成的“公司家庭”等概念，对法国人来说犹如东方夜谭。

法国社会的阶级分明，加上法国人对权威的传统态度，造就了墨守法规、僵化的职业关系体制。研究法国政治体制的观察家指出，对于面对面参与的厌恶会减少重实效的调整机会，而且会导致沟通和反馈受阻。例行式的政治需要人民死板地接受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权威。实际上，这样的权威是非常脆弱的，当改革的压力造成了突破口，体制里的群众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颠覆并怀疑一切权威。[31] 这种模式在法国的劳雇关系上周而复始地出现，法国的劳雇关系无法循序渐进地进行微调，结果常常是周期性地爆发高度政治化的工人运动危机，旨在达成全国性的运动目标。

在经理阶级（Patronat）中还存在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或者说法国的两种资本主义，而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前者是天主教的、家族型的生产商，后者则是由犹太人和新教徒支配的资本主义，主要涉足金融、银行业和投机领域。[32]正如英国伦敦的投机商看不起曼彻斯特和利兹等北方城市的制造商一样，在法国，巴黎的金融资本家与外省的制造商之间同样互不信任。在德国和日本，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高度依赖于金融和生产之间的高度信任，而这种情况在法国产业集团中甚为少见。法国早期曾尝试过建立这样的集团，如信贷银行（Credit Mob），结果在1867年以惨败告终。

倘若说旧制度下的官僚体制行使了某种经济功能，则是对于法国经济生活各个层面的控制。行业公会是起源于中世纪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从理论上说它们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照理应该成为反对政府集权倾向的先锋。但实际上它们已被政府接管，成为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工具。在每一种传统行业中，法国政府的调控实际上覆盖了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根据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的研究，单单是染衣业，管理条例就有317款。行业公会被利用来建立限制市场的标准，设立难以对付的贸易壁垒。用他们的话说：“系统性监控和行业公会官员的审查是如此繁冗，以至于在柯尔贝担任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时，即便普通的衣料也要经过六道审查。”[33]因此，行业公会并不认为自己应承担保护行业传统不受外来者侵蚀的责任，包括政府的干预。反之，它们却依赖政府来保护它们免受竞争的挑战，将它们的权力合法化，并加强它们对经济生活的控制。

这样的高度集权必然导致法国私营企业高度依赖政府保护和津贴。到17世纪，英格兰的法律已然发生变革，允许政府授权的公司保留因革新而产生的大部分收入，而法国政府却把这样的利润归公。即便是路易十四时期赫赫有名的财政大臣柯尔贝，也无力建立一个可以与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比肩的法国集团。他抱怨说：“我们的商人无力从事那些他们不熟悉的业务。”[34]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私有经济一直习惯性地依赖于政府的恩惠，托克维尔对此有如下的描述：

在法国，政府已然取代了神的眷顾，每一个人只要遇到困难，就会很自然地求助于它。我们看到大量请愿书，尽管请愿者都自称是代表公众，但实际上都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小私欲……他们个个都把自己描述得悲惨之极。我们看到农民为自己损失的牛或家园申请补偿；富有的地主则为了他们的庄园而申请信贷帮助；制造商则向省督申请垄断权，使自己免受竞争的威胁。[35]

法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经济过度干涉，尤其是代表大规模企业做出干涉，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私营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总会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陷入困境，最后被收归国有。回顾历史，这样的公司包括：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Renault）、钢铁制造商于齐诺尔—萨西洛尔（Usinor-Sacilor）、化学公司佩希内（Pechiney）、能源公司埃尔夫（ELF）、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高科技航空与电子公司汤姆森电信（Thomson-CSF）、斯奈克玛（Snecma）、法国航空航天公司（Aérospatiale）、布尔电脑公司（Companies des Machines Bull）等。

法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统制（dirigisme），既是法国私营经济薄弱和无法独立创建具有竞争力的大规模企业的原因，也是其后果。也就是说，在历史深处，中央集权化的法国政府有意通过税收和特权来削弱私营经济的独立性，以实现对它的政治控制，而政治控制弱化了企业的创新和组织精神。但在后来，创业精神的薄弱反之又成为迫使政府重新进行干预的动因，试图为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的私营经济注入活力。政府的介入又使私营经济的依赖性得以延续。这个问题在20世纪社会党执政时变得复杂起来，因意识形态的原因，社会党希望将私营企业国有化，即便是当它们完全可以做到自力更生的时候。之后又轮到保守党执政，保守党同样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又希望将企业私有化。（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保守党政府相对来说还是较新的现象；大部分保守主义者仍非常乐于掌控庞大的国有部门。）

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国有企业必然要比私有企业效率低，因为国家没有使企业高效运作的动力。国家无需为破产担忧，因为它可以通过税收收入来保证企业运营，再不行的话，政府还可以印钞票应急。此外，政府还有利用企业达到政治目的的强烈动机，如创造就业机会和拉赞助。过去十年中，公有制的缺陷其实是全球经济朝向私有制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可以达成高效运营，而且为国有化所牺牲的效率代价，最终还须根据该社会私营经济的创业能力来评判。在法国，国有企业往往在经营上允许有较高的自主性，因此在运营上与私有企业并无太大差别。[36]

如果把法国私营经济的薄弱看作一枚硬币的一面，那么另一面则是公有企业官员的才干和实力。自现代化以来，法国政府一直颇有威信（élan），其享有的高声望是其他集权官僚体制难以企及的。托克维尔一度评论道：“在法国，中央政府从来不遵循南欧政府的套路，后者希望染指一切事务，但又每每把事情搞糟。法国政府一直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并在完成自设的任务方面时，保持着惊人的干劲。”[37]托克维尔所说的南欧政府，其中之一无疑就是意大利南部的诺曼王朝。对比而言，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并把法国打造成现代科技强国。跟前社会主义国家或拉丁美洲的国有产业相比，法国的国有产业一直经营得较有效率。例如，社会党在1981年开始执政，对钢铁和化学工业进行了重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因重组使得相当一批工人下岗。 虽然工业基础设施的投资耗费了巨额的税款，但在国家的经营管理下，法国的钢铁工业愈发展现出竞争力。[38]这期间当然也有大败笔，例如国有里昂信贷银行的经营不当，在20世纪90年代初，该公司累积了巨额坏账，最后不得不由法国财政部接盘。[39]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将法国的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即文化变迁。法国人向来无法自发组建社团，因而社会中间组织变得薄弱，这是法国历史几个世纪以来持续不变的状态，旧制度与现代法国不得不“手牵手跨越大革命造成的深渊”。[40]但是，正如法国社会生活的集权文化是法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样，文化本身也受到其他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当二战后经济开始复苏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等观察家指出，法国家族企业的文化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它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创新和专业型管理。[41]过去的几代间，随着法国融入更广阔的欧洲共同体，并参与到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它已经在推动文化统一化的进程。当法国企业想在全球舞台上一争高低时，工业现代化的势在必行对法国经济文化的关键方面影响颇深。许多重量级的法国经济学家在美国大学完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学习。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就读于美国式商业学校，而且说商业通用语言英语的人也越来越多。对法国人来说，信息革命远非幸事，因为它令法国传统文化越发难以维系。法国人在社团组织方面的弱项已然发生改观：今天法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许多自发民间团体，如活跃在第三世界灾区的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

然而，文化本质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法国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经理之间依然存在着不信任的鸿沟。在社会资本方面，法国仍然与意大利和台湾相似，尽管在其他方面法国与这些地区的差异要大于它与德国、日本或美国的差异，而这一现象对于法国经济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法国仍然希望在规模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政府将不得不继续深度干预。尽管近年来法国保守党政府表示要实行自由经济，但在法国文化背景下，私有化的效果远不如在其他某些社会好，而在不久的将来，法国政府可能不得不拯救某些有战略意义的私有工业。

[1] 美国和欧洲空客集团关于政府补贴的纠纷旷日持久，欧洲人始终认为，美国的私人公司，如波音公司已经从大型军用业务获益匪浅，相当于获得了一种变相的补贴。这些论点无疑有一定的正确性；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关于法国组织民营大型不力的观点。

[2] Eli Noam, Telecommunications i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60-161.

[3] 转引自Noam (1992), p. 147.

[4] David S. Landes, “French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strial Growt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9 (1949): 45-61. 关于企业主家庭的描述，参见Landes, “Religion and Enterprise: the Case of the French Textile Industry,” in Edward C. Carter II, Robert Forster, and Joseph N. Moody, eds., Enterprise, The and Entrepreneurs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关于金属加工行业一个家庭企业的深入研究，参见Robert J. Smith, “Family Dynamics and the Trajectory of a Family Firm: Bouchayer Enterprise of Grenoble (1868-1972)” (unpublished Paper 1994).

[5] Landes (1949), p. 50.

[6] Jesse R. Pitt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ourgeois France,” in Stanley Hoffmann and Charles Kindleberger, eds., In Search of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239-246.

[7] Landes本人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参见 “New-Model Entrepreneurship in France and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2d ser. 1 (1963): 56-75.

[8] Patrick O’Brien和Caglar Keyder认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不相上下；直到19世纪90年代，法国才高过英国。 参见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1914: Two Path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8), pp.192-193. 还可以参见Jean Bouvier, “Libres propos autour d’une démarche révisionniste,” in Patrick Fridenson and André Straus, ed. Le Capitalisme français XIXe- XXe siècle: Blocages et dynamismes d’une croissano (Paris: Fayard, 1987); François Crouzet, “Encore la croissance française au XIX siècle,” Revue du nord 54 (1972): 271-288. Crouzet (p. 274) 表明，从1870年到1913年，法国的人均产量和生产率虽然略微落后于德国，但高于英国，并且正好等于十个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9] 参见Louis Bergeron, Les Capitalistes en France (1780-1914) (Paris: Gallimard, 1978).

[10] 关于Bon Marche的发展, 参见Michael B. Miller, The Bon Marché: 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Depar, ent Store, 1869-19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 Maurice Levy-Leboyer, “The Large Family Finn in the Fren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Akio Okochi and Shigeaki Yasuoka, eds., Family Busines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Growth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p.222-223.

[12] Levy-Leboyer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p.216-217.

[13] Pitts in Hoffmann and Kindleberger (1963), pp.274-277.

[14] 甚至是那些反对Landes 的历史学家看来，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他们认为法国经济发展并不存在迟滞。参见Jean-Charles Asselain,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à nos jours, vol. 1: De l’Ancien Régime a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4), pp.13-19.

[15] 关于这个论点，参见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Postwar Resurgence of the French Economy,” in Hoffmann and Kindelberger (1963), p. 120.

[16] Kindleberger in Hoffmann and Kindelberger (1963), p. 136.

[17] 关于领养的问题，参见Rhoda Metraux and Margaret Mead, Themes in French Culture: A Price to a Study of French Commu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3-4, 69-84.

[18] Michel Crozier,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p.213-214.

[19] Crozier (1964), p. 216.

[20] Crozier (1964), p. 217.

[21] 关于这个现象，参见Stanley Hoffmann, Decline or Renewal? France Since the 1930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4), pp.69-70, 121.

[22] Crozier (1964), p. 222.

[23] 历史学家Maurice Agulhon的作品已经证明，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孤立和不信任的程度从来没有像在意大利南部或当代前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严重。然而，众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自发社会群体往往是Jesse Pitts所谓的“叛逆群体”，也就是其结社目的不为道德社会认可的群体。参见Maurice Agulhon and Maryvonne Bodiguel, Les Associations au village (Le Paradou: Actes Sud, 1981); and Agulhon, Le Cercle dans la France bourgeoise,1810-1848, étude d’une mutation de sociabilité (Paris: A. Colin, 1977); and Pitts in Hoffmann and Kindleberger (1964), pp.256-262.

[24] 关于现代欧洲国家的军阀起源，参见Bruce 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25]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5), p. 51.

[26] Tocqueville (1955), p. 88.

[27] 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22.

[28] Tocqueville (1955), p. 91.

[29] Tcurqueville (1955), pp.94-95.

[30] Hoffmann (1974), p. 123.

[31] Hoffmann (1974), pp.68-76.

[32] Kindleberger in Hoffmann and Kindleberger (1963), pp.136-137.

[33] North and Thomas (1973), p. 126.

[34] 引用于 Werner 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Dutton and Co., 1915), p. 138.

[35] Tocqueville (1955), p. 70.

[36] 参见Michel Bauer and Elie Cohen, “Le Politique, l’adreanistratif, et I’exercice du Pouvoir industriel,” Sociologie du travail 27 (1985): 324-327.

[37] Tocqueville (1955), pp.65-66.

[38] 在20世纪80年代掌权时，社会党人向国有企业注资50亿美元。参见Vivien Schmidt, “Industrial Management Under the Socialists in France: Decentralized Dirigisme at the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Comparative Politics 21 (1988):53-72.

[39] “The Bank That couldn’t Say No,” Economist, April 9, 1994, pp.21-24. 当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类似这样糟糕的判断绝不限于公共部门的公司，美国和日本银行业周期性危机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里昂信贷的案例中，但是，一些关键性的贷款是出于政治动机，这在私有部门的银行是不可能出现的。

[40] Tocqueville (1955), p. 61.

[41] Kindleberger in Hoffman and Kindleberger (1955), p. 157.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从之前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信任度低、中间社会组织薄弱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有一个共性，即企业呈马鞍型分布。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意大利和法国都有许多小型私有企业，它们构成了经济体的企业核心，这形成了马鞍的一侧，而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则形成了马鞍的另一侧。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在促进大规模企业的形成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很难由私有经济自发地创建，即使这意味着以效率为代价。我们可以认为有这样一个规律，任何中间组织薄弱、家庭以外信任度低的社会，其经济体中的企业都呈马鞍型分布。

然而韩国却是一个明显的特例，对此我将进行如下讨论，以维护整体观点的信度。韩国有巨型企业，有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德国和美国相似。然而在家庭结构上，韩国又更接近于中国而非日本。与中国的家庭一样，家庭在韩国社会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韩国也同样没有日式的家庭机制，可以让外人加入家族。照理，跟中国的情形一样，这本该导致小型家族企业的普遍出现，而且必将成为公司制度化的阻碍。

要解释这一矛盾，我们必须研究韩国政府的作为。韩国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意将扶助巨型联合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克服了可能出现的中小型企业的文化倾向，这一倾向在台湾便是如此。尽管韩国人成功地创建了大型公司和日本式的财阀，但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无论是管理层的接班还是工厂工作关系等，他们仍然遭遇了许多中国式的困难。尽管如此，韩国的案例足以说明，一个果断而有能力的政府是可以塑造产业结构并克服积久日深的文化癖性的。

韩国的产业结构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高度的集中性。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一样，韩国经济也有两个级别的组织：个体企业和更大的、连接不同企业实体的网络组织。韩国的网络组织称为财阀（chaebol），和日本的财阀所用的是同样的汉字表达，结构上也是刻意按照日本财阀模式组成的。按照国际标准，韩国公司的规模并不大。80年代中期，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公司的规模只有通用汽车的三十分之一，而三星电子公司只有日本东芝公司的十分之一。[1]但是这些统计数据都低估了韩国企业的真正实力，因为这些企业彼此相连，同属一个庞大的网络组织。实际上，所有大公司都是一个财阀网络的一部分。1988年，43个大财阀（指资产超过4 000亿韩元，即5亿美元的联合集团）共集中了672家公司。[2]如果我们以财阀而不是以单个企业来衡量产业集中度，其结果令人咋舌：1984年，韩国三个最大的财阀（三星、现代和LG）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3]韩国产业比日本工业更为集中，尤其是制造业；1980年，韩国三大集团所生产的产品占总全国总量的62%，日本的相应数字为56.3%。[4]韩国产业的集中度在战后一直处于增长中，尤其是在财阀的增长速度远超过整个经济体增长速度时。例如，1973年，韩国20个最大的财阀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8%，1975年为28.9%，1978年为33.2%。[5]

日本对韩国商业组织的影响是巨大的。在1910年日本开始殖民统治时，朝鲜半岛几乎完全是农业社会，而日本人完成了韩国早期的工业基础设施。[6]1940年，大约有70万日本人住在韩国，另有相同数量的韩国人作为强迫劳力生活在日本。在日本占领时期，一些早期的韩国企业是以殖民企业的身份发家的。[7]战后，两国的许多移民被遣返回国，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活动、知识和经验的交流。韩国总统朴正熙等人研究了战前日本在韩国的产业政策后，制定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与日本的经连会一样，韩国财阀中的成员企业互相持有对方的股票，而且往往是不计价格因素地相互合作。然而，在许多重要方面，韩国的财阀与战前的日本财阀或战后的经连会有所区别。首先，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区别是，韩国的网络组织不像日本的经连会那样以一家私人银行或另一金融机构为中心。[8]这是因为韩国的商业银行在70年代初实行私有化之前均为国有，而且法律禁止韩国产业公司在任何银行拥有超过8%的股份。日本大型的城市银行是战后经连会的核心，与大藏省合作密切，当然是通过超额贷款的程序（如提供津贴信贷）；而韩国的财阀在很多方面受到政府更为直接的控制，因为政府把握了银行系统的所有权。因此，在日本网络组织得以自发形成，到了韩国则是政府政策特意而为的结果。

第二个区别是韩国的财阀更像日本不同市场之间的横向经连会，而非纵向企业集团（参见本书第183—184页）。也就是说，每一个大型的财阀集团都控制不同领域的企业，从工业、电子工业到纺织、保险及零售业。随着韩国制造商的发展以及向相关行业进军，它们开始将供应商和承包商也纳入其网络。但是这种关系则更像简单的纵向整合，而非把供应商与客户连接在一起的日式关系契约。在韩国没有像丰田公司那样围绕一个母公司的周密的多层供应商网络。[9]

最后，韩国的财阀比日本经连会更为中央集权。因为财阀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成员公司之间有着天然的团结性，这与日本经连会成员之间关系有所不同。韩国的财阀一般有一个核心决策机构，负责整个组织的工作。这一机构的规模虽然不及前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或者海湾西方石油公司（Gulf + Western）等集团的决策机构，但是比日本网络组织的总裁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s）更制度化。这个核心决策机构为整个组织的资源分配制订计划，并有权决定整个组织的人事安排。此外，某些财阀以一个控股公司为中心，这个控股公司持有网络各成员公司的股份。这些差异造成财阀之间的界线比日本的经连会之间的界线更明显。在日本，往往会看到同一个公司加入两个或更多经连会的总裁委员会的情况。[10]我还没有在韩国看到类似的情况。因此，对比日本的经连会，韩国的财阀更像等级式组织而不是网络组织。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韩国的家庭结构，就会发现它更接近于中国而非日本。传统的韩国家庭与中国家庭一样是绝对的父权主义的，继承权传子不传女，而日本则不是这样。在日本家庭中，父亲、长子的真实角色不一定完全遵照亲属身份。与此相反，韩国家庭没有与日本的养子（mykoyoshi）等同的概念，即无血缘关系的过继之子。过继的儿子必须从亲戚中挑选，大多数选自亲兄弟的儿子。[11]

日本实行的长子继承制大大有助于工业化之前的财富集中，也促使其他儿子不得不走出家门去谋求自己的财富。韩国的继承制不同于日本和中国，但就经济方面的影响而言，则与中国较为相近。在诸子中，继承权各个有份，但不是中国的等分制。总的来说，长子所获的财物是其他儿子的两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少于家产的一半。[12]实际分配时，具体的数额要根据具体情形做一些调整，如果家庭财产实在太少不足敷分，那么小儿子们将只获得象征性财产。但是与中国一样，由于众多儿子都要分取富有的父亲的财产，财富在两至三代就花尽了。

韩国的家庭一般比中国家庭小，成年儿子成家后很少继续与父母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组成联合家庭。相反，跟在日本一样，小儿子都要从家中分离出去，带上他们那份财产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13]但与日本不一样的是，长子只有在父亲去世后才能继承一家之主的地位，而不是在父亲退休后即可继承家业。[14]

长久以来，韩国社会比日本更遵从儒家思想，这使韩国在文化上更接近中国。的确，有些人甚至认为韩国比中国更为儒家化。[15]尽管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大化时代，但是儒学正统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在韩国，李氏王朝时期（1392—1910）把儒学立为国家意识形态，而佛教则受到官方压制，僧侣被驱逐到山区。除了20世纪基督教新教的强大影响外，韩国的宗教生活不及日本活跃和多元，这可以从全国佛教寺庙和尼姑庵的数量极为稀少看出来。在韩国，强调儒家之“孝”更甚于强调“忠”，这跟中国的情形类似。这意味着在传统的韩国社会，首要的尽忠对象是家庭而非政治当局。[16]和中国一样，韩国的家庭主义使社会看起来比日本更个人化，尽管人们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代表家庭或宗族之间的竞争。[17]

韩国的社会结构与中国的相似：君主与臣僚位其上，家庭和宗族居其下，但是几乎没有非亲戚关系的中间组织（如类似于日本的家元集团）。尽管韩国在历史上曾受日本、中国等外来入侵者的困扰，但在新罗王朝统一全国后，韩国一直保持了完整性。它没有如日本德川时期或欧洲中世纪那般真正意义上的封建时期，那种政治权力广泛分散在贵族或军阀中的现象在韩国未出现过。与中国一样，韩国是由士绅阶层（“两班”）而非军人统治。前工业时期，这三个社会有官方认定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但是韩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界线比日本或中国更严苛。社会最低阶层是“贱民”，实际上就是奴隶，主人可以自由买卖他们；通向政府官职和最高社会地位的文官考试只向贵族阶层（“两班”）的成员开放。[18]总之，现代化之前的韩国社会停滞乏味，内部僵化，对外闭关自守，拒绝外来影响。

与中国南方一样，家庭与政府之间的主要社会结构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宗族。韩国的宗族甚至比中国的还要庞大，人们会追认第三十代或更远的先人为同一个祖先。大的宗族可以多达几十万人。[19]韩国人的姓氏比华人少许多，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大家族的影响。约有40%的韩国人姓金，另外18%的人姓朴。[20]而且韩国的宗族也更为同质化，不像中国南方那样因阶层或者地位不同而出现分化。[21]

此类家庭和社会结构会让人以为，现代韩国的经济结构应该与中国台湾和香港等资本主义华人社会相似，即大多数企业会是规模较小的家族企业，如果要扩大到家庭以外，人员招聘也将尽量基于宗亲或籍贯。韩国与中国一样缺乏简单的非亲收养方法，因而应该会抵制外人（如专业化的经理人）进入家族企业。由于从未出现过大范围的非亲中间社会组织，信任应该只限于亲戚群体内部。于是有人会以为现代韩国引入现代公司机制的过程应该会很缓慢。人人有份的继承制度应该会导致韩国企业的不稳定，以及在一两代后的分裂可能。如果家庭和公司产生利益冲突，有人还会以为韩国人会选择家庭。换句话说，如果文化非常重要，韩国的工业结构应该与中国台湾和香港的非常相似。

事实真相是，尽管韩国企业规模很大，可是无论从外部看起来还是透过它们的行为，它们确实更像中国企业而非日本公司。在巨型企业（如现代和三星）气势恢宏的外表之下，隐含着家庭主义的底子——在适应专业型管理、公共持股、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非个人化的等级制组织形式上，速度迟缓且不情不愿。

韩国的财阀都是从家族企业起始的，大多数仍属家族所有，其高层管理亦仍由家族把持。像大型的香港公司一样，巨型企业（如大宇和双龙）的规模很显然早就超过任何一个家族所能管理的了，因此，它们聘用大量中层职业经理。但在高层，家族的控制仍很牢固。1978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大型韩国企业的2 797名执行官中，有12%的人在血缘或婚姻上与创始人有直接关系（这个数字不包括76名创始人本人）。[22]另一份研究表明，在最大的20个财阀中，31%的执行官是家族成员，40%从外面聘请，29%是从组织内部提升上来的。[23]第三份研究显示，截至80年代初，所有大型公司的总裁中有26%是创始人，19%是创始人的儿子，21%是内部提升上来的，35%是外聘过来的。“现代”财阀的创始者郑周永有七个儿子，被称为“七王子”，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现代的各家公司中担任领导职务。[24]这种模式与日本的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领导是创始人或其亲属，很大一部分是由内部聘任的（且与创始家族没有关系）。[25]财阀创始人的后代中还存在着比率较高的联姻现象。根据一份调查显示，前100家财阀的后代中有一半人的配偶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其余则与政府官员、军官等精英群体通婚。[26]

韩国财阀形成的历史比日本财阀或经连会短，因此在80年代许多公司的创始人仍然在企业掌舵也就不足为奇。韩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于是我们可以预计，继承在韩国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远比在日本严重。大多数创始人希望将他们的企业传给长子。在一份对韩国企业继承情况的调查中发现，有65%的企业已经是这样安排的。[27]（一个值得注意的特例是大宇集团，其制度要求不将领导权传给家庭成员。[28]）创始人子女是否接受良好教育变得极为重要，这一要求与韩国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高度一致。然而，与华人社会一样，如果长子无力接管大权或对此毫无兴趣，那么家庭主义的继承原则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韩国最大财阀，三星。其创始人李秉喆决定退休，而李氏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绝无可能接手，他显然是无法运营公司的。父亲不想将他的公司控制权交给长子，也不愿将其分成三份，因此他决定绕过长子和次子，把公司交给幼子李健熙。这样的决策在日本比较容易达成，但它违背了韩国家庭主义的做法。为了掩盖这一决定，李秉喆必须将自己绝大部分股份转移到两个家族基金会，以防止长子和次子夺权。一旦幼子安全接手后，其股份再通过这些基金会转给他。[29]李秉 避免了长子无力接管的问题，维护了三星家族的财富不受分割，但其方法缺乏条理且毫无章法。

在其他不那么显眼的案例中，财阀像华人的家族企业一样分崩离析，原因就在于分割继承和家庭式继承。大韩纺织（Taehan Textile）和大韩电线（Taehan Wire）同属于Ke Dong Sol创立的财阀，但他的儿子在他死后将企业分割。同样，科健（Kukjae）和金阳（Chinyang）公司以前同属于一个财阀，现在由创始人的两个儿子分别持有。[30]尽管韩国企业的规模庞大，但要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这样的规模，远比大型日本上市企业要困难。

韩国的家庭主义对韩国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管理风格。所有关于韩国管理方式的比较研究都指出，韩国企业倾向于以等级制、专制和集权的方式运营。[31]这种权威型的结构与华人家族企业很像，而与协商式的日本公司管理形式和经典的美国多部门公司的去中心化管理模式相去甚远。那些至今仍由创始者经营的财阀尤其如此，因为创始人往往亲自负责所有重大决定。据称，现代集团的郑周永每天早上6:00到6:30与所有海外机构的经理通话，每个星期与财阀成员公司的大约五十位总裁会晤两次。这种会议还非常注重形式。韩国一家报纸曾这样描写：“集团总裁级会议的作用往往是，让总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与集团主席的地位差距，相当于新聘者与他们的差距……且无论他们以前是政府要员，或者是创业集团主席的战友，当集团主席进入会议室时，所有人都必须立正，即使他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32]在韩国，决策的制定越专制，公司就越容易快速且坚定地向前发展，它们不会像日本式企业那样，需要在决定之前达成广泛的意见一致，而因此往往陷入停滞不前的窘境。然而，这种果断的行事风格也可能意味着，所做决策缺乏充分的参谋审核，决定在未充分了解情况时就草率做出。[33]

换句话说，韩国的财阀很像扩大的华人家族企业而非日本公司或经连会。紧密的团结形式在日本公司非常盛行，但在韩国的绝大多数公司却看不到。举例来说，韩国公司没有建立基于不成文的回报义务的终身雇用制，大公司的解聘现象比日本公司更普遍。韩国公司经理的聘用相对稳定，仅仅是因为国家稳定的经济扩展使裁员还没有成为很严重的问题。[34]对公司负有强烈责任感的核心雇员比日本公司的少，韩国公司内有一群可有可无的边缘员工，日本公司内则没有类似的雇员。[35]韩国公司从来没有日本或德国公司常见的那种像家长一样的管理层，他们会为员工争取广泛的福利制度。韩国没有日本那样的 “侍宠”（甘え，amae）概念，即群体内成员不愿意利用对方的弱点，这一概念在日本滋养出强烈的相互依存。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这样的后果是，“尽管韩国人相对来说也以群体为中心，但是他们也如西方人一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特点。韩国人经常开玩笑说一个韩国人可以打败一个日本人，但是一群韩国人就必定会被一群日本人击败”。[36]韩国雇员的更替率比日本高，挖其他公司的技术工人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也比日本普遍。[37]据说，韩国人以工作为目的的非正式社交远不及日本人频繁，韩国雇员下班后就直接回到各自的家里，而日本人则留下来与同事去喝酒。[38]

尽管韩国在语言上和种族上都非常同质化，但是与同样同质化的日本相比，它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大部分韩国企业家都出自士绅（“两班”）阶层，这一阶层的开放性远不及日本的武士阶层。随着商业精英手中的财富极度膨胀，他们的子女又相互联姻，这些传统的阶级差异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这种阶级差距由于教育普及、统一考试的制度和军队等升迁制度的存在而有所缓和。

鉴于这一背景，韩国的劳雇关系更具对抗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且在这一点上韩国更像北美和西欧而非日本。引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韩国人对组织及同僚的感恩意识比较弱，一旦因内部摩擦导致与组织的关系紧张或破裂，韩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有很深的罪恶感，更多的是感到愤怒和背叛。”[39]韩国的威权统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威权政府曾彻底剥夺工人罢工的权利，而且强调工会干预劳资纠纷是非法的，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少有贡献，并且也没有强制雇主提供福利待遇。[40]虽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这使韩国工资和其他成本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它也催生了工人的反抗，而且促使工会坚持反对政府的立场。[41]

除了民族文化外，个别的企业文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喆在公司内部努力营造同事平等的气氛，而现代公司的郑周永则实行专制管理。结果，三星遇到的罢工事件明显少于现代公司。[42]

我们不应高估韩国的家庭主义对韩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随着农村的城市化，传统韩国家庭及其纽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衰弱了。[43]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大多数创始人已经无法从内部选拔能干的管理者，于是他们不得不采用制度化的聘用体系，从大学中公正地选拔有能力的职业经理。此外，大型财阀已经成为著名品牌，并被广大国人认为是民族英雄。倘若这样的大企业在继承纷争中四分五裂，这对民族自豪感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且还会带来负面的经济后果。[44]因此韩国企业比华人公司有更强烈动机去保持企业的完整。

当三星或现代公司成为巨型企业时，它们就有必要维护自己的名声，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尚未解答的问题是：它们最初是如何发展成如此大规模并极有竞争力的呢？主要因素是韩国政府的行为和它模仿日本工业模式的愿望。甚至可以说，这种现象完全是受一个人的偏好所影响，即总统朴正熙，这位前军官从他1961年接任总统，直到1979年被暗杀，一直主导着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在东亚所有快速发展的国家中，韩国有着最为活跃的政府（共产主义国家除外）。1972年，韩国国有企业，包括整个银行部门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占非农业产出的13%。[45]其他经济则在政府的高度监管之下，政府通过控制信贷和提供补助津贴、许可权以及抵制外国竞争等手段来奖励或惩罚私营企业。1962年，韩国政府出台了正式的规划程序，制定了一系列五年计划，这些五年计划决定了总体投资的战略导向。[46]由于韩国企业的负债率非常高，信贷资金的发放是控制整个经济的关键，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韩国的所有商人，包括最有实力者，都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地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确保持续获得信贷资金，同时避免税务官找麻烦。”[47]

至此，韩国政府的行为看起来与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台湾有一个更庞大的“国有”部门，政府掌控所有的商业银行，但其经济的主导力量依旧是中小型的生产商。韩国和台湾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是政府参与的程度，而在主导方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希望培养大型企业，生怕它们有一天成为党的竞争者，而朴正熙的韩国政府试图创造能够与日本财阀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的民族企业。[48]朴正熙以其他政治革命家为榜样，包括孙中山、阿塔图克（Ataturk，即凯末尔）、纳赛尔（Nasser）和日本明治时期的统治者。朴正熙显然有着列宁主义对规模的迷恋，并认为大规模是现代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正如他在自传宣言中解释说，他最初想打造“推动经济改革的百万富翁”，因此希望鼓励“民族资本主义”。[49]台湾政策制定者满足于创造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快速增长所需的宏观经济条件，朴正熙政权则以干预微观经济的方式鼓励特定公司和特定投资项目。[50]

韩国政府启用了许多机制来鼓励大规模经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它对信贷的控制：台湾的做法是利用高利率鼓励存款，而韩国的做法则是把大量资金投到大型财阀以提升它们的全球竞争力。信贷往往是以负利率给出，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不管这些财阀如何犹豫不决，即使在他们缺乏专业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仍然扩张成为庞大的企业集团。[51]所谓的政策性贷款，即政府明确定向的贷款，从1970年的47%增加到1978年的60%。[52]另外，政府还可以操作信贷市场，譬如1972年的紧急法令（Emergency Decree）就控制市场上的贷款额度，使得大公司的受益超过中小企业。[53]

政府采用的第二种方法是只批准数量有限的企业参与营利丰厚的出口市场。[54]这样，政府根据资本、出口量、海外机构等最低限度设定了一个综合贸易公司资格标准。一旦获得资格，这个公司就可以在获得信贷、市场和执照方面享受特惠待遇。[55]最后，通过高度指令性的规划，韩国政府最终建立了一个可合理预测的国内经济环境，以保证大企业的运作，这些企业明白它们在国内市场（虽然较小）中将受到政府保护，而免受外国竞争者的威胁，而且在向国外市场出口时，也能得到政府的支持。[56]

韩国政府可以通过更直接的威权方法控制企业行为，譬如起诉失宠的企业家，让他们的生意垮掉。朴正熙认为他不仅需要韩国的百万富翁，还要有强大的国家来控制他们的行为。在1961年上台后的一个月，朴氏政权通过《处理非法财富积累法》，并高调逮捕了一些李承晚时代的富商。如果他们在政府控制的工业领域设立企业，并且直接出售股票给政府，那么他们就可以免被起诉，他们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57]政府和商界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基于恐惧和隐性的威胁，国家会利用强制力惩罚那些没有听从指挥的企业家，这比在日本程度更甚。[58]

韩国政府通过这些手段来干预经济的愿望意味着，韩国1961年后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为经济官僚的构想所左右，而非市场的作用。70年代，韩国规划者决定退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转而进入重工业领域，如建筑、造船、钢铁、石化等等。1976年，74%的制造业投资（政府的定向贷款仍占很大比重）进入了重工业；到1979年，这个数字超过了80%。[59]十年之内，整个韩国的经济格局已发生转变。工业急行军导致了不可预测的后果，例如70年代初，总统朴正熙要求现代公司主席郑周永马上涉足造船业。以前，韩国的造船业从未建造过一万吨以上的船只，这时却突然跃到生产26万吨的巨型油轮。1973年，第一艘油轮刚刚造好，就遇到了石油危机，全球油轮容量过剩使市场对油轮的需求直线下跌。[60]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石化工业，70年代大幅新增了批量生产设备，出产能力大大超过国内需求，厂商被迫向国际市场倾销产品。

尽管政府在培养大规模工业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如果认为韩国没有供大规模组织成长的自发性社会基础那就大错特错了。若干种通向社群生活的桥梁让韩国人得以挣脱家庭主义的束缚。第一个桥梁跟中国南方情形类似的宗族组织。韩国极其庞大的亲戚群体意味着基于亲戚关系的用人标准可以从大量人才中选择，这样就弥补了任人唯亲的雇佣制的负面后果。

第二个桥梁是地域观念，这种现象常见于中国，但在日本却没有。韩国不同的地区都有各自的认同感，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国家之前的时代。政治和商业精英大部分来自庆尚道（南方城市釜山和大丘都在这里）以及首尔地区；相比之下，来自忠清、全罗和江原各道的人相对较少。[61]三星的创始人李秉喆就来自南方地区。尽管三星公开实施贤者为用的人事制度，但是大部分雇员仍碰巧来自南方。[62]

通向家庭之外的社群生活的第三个桥梁是大学同班。与日本一样，韩国大公司在国内大学名校招聘新人。[63]三星除了喜欢从南方招人外，众所周知还比较青睐国立首尔大学的毕业生。同班毕业的人有比较高的团结性，这种同班情谊在他们的职场升迁中继续保持，并为未来构建网络打下基础。

第四个超越家庭的社会桥梁是军队，这是当代日本所没有的。自朝鲜战争以来，韩国实行全民兵役。服兵役为所有年轻人提供了体验集体生活的机会，退役若干年后，他们还必须保留后备役军人的身份。实际上，军队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型等级式组织，许多人都说他们把服役时的纪律性带进了商业生活。[64]或者可以说，军队是工业化早期当农民首次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大工厂时尤其重要的社会化力量。

最后，在韩国当代城市文化中，兴起了一批新的研究或业余爱好团体，它们像美国的此类团体一样，其内容通常是共同的兴趣或组织成员活动。这些团体提供了与家庭和工厂相分隔的社交空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韩国和中国有许多相同点，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在韩国比在中国更强烈。夹在两个强大的邻国之间，韩国一直是个隔离、封闭的国家，而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包括日本的殖民统治、革命、战争以及与朝鲜的斗争，增强了韩国人对自己独特的种族与民族地位的认同。很显然，在朴正熙等领袖人物的意识中，民族主义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韩国与日本相似，追求经济成功是为了民族自尊心；民族主义成为在经济理性之外推动韩国在其领先的经济领域发展大规模工业的一大动机。

韩国境内的其他有趣的文化差异也可能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例如韩国的企业家不同地区之间并非均匀分布，而是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许多企业家都来自今日的（北）朝鲜和北部的某些特定区域。他们也都来自北部的首尔地区及南部的庆尚道；相比之下，忠清、全罗和江原等道很少出企业家。这些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因为南北两地成功企业家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但是一个共同点，即这两个群体的父母背景与韩国社会其他群体都是不同的，从而赋予了他们某种局外人身份。[65]

还有一个因素是基督教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除菲律宾外，韩国是东亚唯一有大量基督教信徒的国家。在日本占领时期，基督教开始在韩国兴盛，在当时信教是抵抗日本强权的一种较不危险的方式。朝鲜战争以后，韩国与美国的重要战略关系为美国文化的输入提供了方便之门，宗教影响也随之而来。战争后韩国的新教徒人口如雨后春笋般增加，现在已超过总人口的20%。大多数新信徒属于原教旨主义，如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世界上最大的五旬节派教会是首尔的全福音中心教会，拥有教友50万人。[66]基督徒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活跃程度与其数量不相称。韩国的第一位总统李承晚是一名基督徒。基督徒在民主抗议运动中异常活跃，最终导致1987年军阀政府的垮台。今天，韩国最好的三所大学都是由基督徒捐资修建的。[67]

韩国的新教徒当然也很热衷于经济生活。近年来，在美国的韩国移民有近一半人是基督徒，他们以其艰苦奋斗和精于创业而博得了好名声。但是我们却很难找到证据证明，新教徒在促进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其人数效应。[68]原因可能是新教徒和儒教文化都推崇相似的经济和创业价值，因此基督徒在韩国的贡献比在拉丁美洲的作用更难以辨别。[69]

韩国的案例证明，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政府可以采取果断行动，克服偏爱小规模组织的文化癖性，而创造符合战略发展的大规模工业。尽管韩国已经有其他的社群性来源，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若非1961年以后的韩国政府如此持续、积极地干预经济，韩国工业不会如此集中。

的确，人们可以说，韩国人成功地把经济引导到了他们所需的方向上，同时通过政府补贴私人而非国有企业，避免了许多法国或意大利式产业政策的缺陷。韩国财阀之所以仍然比许多欧洲、拉美的国有企业或补贴企业更有竞争力，要感谢监督员一门心思地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在海外市场进行激烈的竞争并获得成功。这些财阀需要在国外的市场条件下销售，这相当于强加给他们的纪律要求，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化工行业，当时它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卡特尔。

通过追求大规模，韩国政府的规划者如愿以偿。今天，韩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与美国人、日本人的公司竞争，涵盖资本高度密集的领域，如半导体、航空、消费性电子产品和汽车行业等，在这些领域它们远远走在了中国台湾或香港公司前面。与东南亚不同，韩国涉足这些领域主要不是靠合资企业，譬如由外国伙伴提供全套装配设备，而是通过自己土生土长的企业。韩国人取得如此成功，以致许多日本公司觉得韩国对手在半导体和钢铁等领域威胁极大。大规模财阀组织的首要优点是，集团能够迅速进入新工业领域，并通过经济规模的优势迅速达到高效生产。[70]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既然国家干预可以填补文化的缺陷，文化因素如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就都不那么重要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从文化上说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像韩国那样有效地实行工业政策。多年来，政府给韩国企业的大量津贴和优惠，也可能导致滥用巨款、腐化以及投资基金的分配不当。如果总统朴正熙和他的经济幕僚屈于政治压力，而不是去做他们相信有利于经济的事情，如果他们没有以出口为导向，如果他们更强调消费，或者出现腐败，今天的韩国很可能会更像菲律宾。在20世纪50年代李承晚掌权时期，韩国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事实上很接近菲律宾。朴正熙虽然有错误，但他却带来了纪律严明、斯巴达式的个人作风，并对经济上的国家发展导向有清晰明确的构想。他任人唯亲，允许一定程度的腐败，但是以其他发展中国家为标准，这一切均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他自己并不铺张，而且不让商业精英将资源用于修建瑞士别墅或在法国南部度长假。[71]朴正熙是一个独裁者，建立了令人厌恶的威权政治体制，但是作为一个经济领袖，他的成绩单要漂亮得多。换做其他人掌握同样的经济权，则可能会导致灾难。

国家大规模扶助工业有其他经济上的缺陷。市场派经济学家的最普遍的批评是，韩国的投资是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所以韩国打造了一系列白象（译按：好看却无价值的）工业，诸如造船、石化等重工业。在小规模、灵活机制取胜的时候，韩国又建立了一系列集权、无弹性的企业，这些企业最终会失掉低薪这个最后的竞争优势。一些经济学家以台湾在战后时期出现的更高的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为论据，来证明更小、更具竞争力的工业结构更加优越。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与文化更为相关。大规模与韩国家庭主义倾向不匹配，因此阻碍了效率的提升。韩国在迫切需要职业经理的时候（跟小规模华人企业相比），文化延缓了这种体制的引入。而且，韩国文化的信任程度相对低下，于是韩国的财阀无法像日本的经连会那样在网络组织中充分利用同等规模和多元经济。也就是说，财阀更像传统的美国联合企业而不像日本的经连会网络：整个财阀设有一个总部机构和一个集权的决策机构。在韩国工业化早期，有些经济原则尚有逻辑可言，财阀可以横向发展进入不熟悉的行业，因为这确实可以将现代管理技巧带入传统经济。但是随着经济的成熟，跨行业公司连接在一起，其背后的逻辑性不断受到质疑。财阀的规模在融资和跨领域行业占有了一定优势，但问题在于，一旦扣除中介和集权组织的其他费用，这是否仍构成韩国经济的净优势。在任何情况下，财阀的大量资金都是由政府操纵利率提供的。事实上，财阀网络中更具竞争力的成员公司因为卷入发展迟缓的伙伴的事务而牵制了自己的发展。例如，三星联合企业的所有成员中，只有三星电子是真正有实力的全球玩家。然而，这一公司却在20世纪80年代的几年间，卷入了三星创始人向儿子传递集团领导权而引发的全集团管理层大调整。[72]

政治和社会领域存在不同类型的问题。韩国的财富比台湾更集中，财富的悬殊所造成的紧张局面从长期以来动荡的韩国劳雇关系中可窥见一斑。尽管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两者的总增长相差无几，但是台湾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韩国工人。从1981年开始，韩国政府官员又一改以往强调大规模公司的想法，从大公司身上抽回一部分补助给中小型企业。然而，到这个时候，大型公司在其市场领域的地位如此牢固，一时很难撤出。如果按照韩国自己的方式，文化本身可能倾向于小型家族企业，但现在，文化本身已经开始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与日本一样，在大型企业工作会给人带来一种荣耀感，这使大型企业一如既往地成为韩国最优秀的年轻人的首选。[73]

财阀所有者手中掌握的高度集中的财富也带来了另一种后果，这也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早年所担心的：富有的实业家步入政界。这类事情首次发生在1993年总统大选时，现代公司创始人郑周永成为总统候选人。当然，一个罗斯·佩罗（Ross Perot，按：美国企业家，曾竞选美国总统）式的亿万富翁在民主体制中涉足政界无可厚非，但韩国企业界高度集中的财富让左右两派的政治人物都如坐针毡。在竞选中败给金泳三后，77岁的郑周永于1993年末因经济罪嫌疑而锒铛入狱。这是对所有想成为政治家的商界人士的一个警告，他们是不受政界欢迎的。[74]

尽管韩国的中国式家庭主义文化和它的大规模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常现象，但是韩国的情况仍然符合我的整体假设。与中国一样，韩国是家庭主义文化，在亲戚关系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因为这种文化特性，韩国政府不得不介入大规模企业的创建，因为单靠私营部门是不可能达成的。大型的韩国财阀可能比法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运营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们仍然是津贴、贸易保护、管理以及其他政府干预行为的产物。尽管大多数国家可能相当羡慕韩国的增长纪录，但倘若它们采用韩国的手段，是否能获得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1] Young KiLee, “Conglomeration and Business Concentration in Korea,” in Jene K. Kwon, ed., Kor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9), p. 328.

[2] Byong-Nak Song, The Rise of the Korean Econom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4.

[3] 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16.

[4] Song (1990), pp.112-113.

[5] 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1988): S52-S94.

[6] 关于这一时期的背景，参见Nicole Woolsey Biggart, “Institutionalized Patrimonialism in Korean Business,” in Craig Calhoun, ed.,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Business Institutions, vol. 12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90), pp.119-120.

[7] 还可以参看韩国企业家Yon-su Kim的叙述，Dennis L. McNamara, “Entrepreneurship in Colonial Korea: Kim Yon-su,” Modern Asian Studies 22 (1988): 165-177; and Dennis L. McNamar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Korean Enterprise, 191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Lee in Kwon, ed. (1989), p. 329.

[9] Richard D. Whitley, “Eastern Asian Enterprise Structur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1 (1990): 47-74.

[10] 举例而言，日立是芙蓉（Fuyo）、三和（Sanwa）和第一劝业（Dai-Ichi Kangyo）经连会的总裁委员会的成员，而神户制钢（Kobe Steel）是三和和第一劝业经连会的成员。参见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82-84.

[11] Tamio Hattor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aibatsu and Family Structure: The Korean Case,” in Akio Okochi and Shigeaki Yasuoka, Family Busines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Growth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 132.

[12] Clark Sorenson, “Farm Labor and Family Cycle in Traditional Korea and Jap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0 (1984): 306-323.

[13] Hattori in Okochi and Yasuoka, eds. (1984), p. 133.

[14] Sorenson (1984), p. 310.

[15] Choong Soon Kim, The Culture of Korean Industry: An Ethnography of Poongsan Corporatio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2), p. 13.

[16] 关于家族间关系在韩国的重要性，参见B. C. A. Walraven, “Symbolic Expressions of Family Cohesion in Korean Tradition,” Korea Journal 29 (1989): 4-11.

[17] 关于这一点，参见Richard M. Steers Yoo Keun Shin, and Gerardo R. Ungson, The Chaebol: Korea’s New Industrial Mi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pp.17, 135.

[18] 关于这一点，参见Song (1990), pp.31-34.

[19] Mutsuliiko Shima, “In Quest of Social Recognition: A Retrospective 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Lineage Organiza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1990): 87-192.

[20] 不是所有这些金氏和朴氏的祖先都来自同一谱系：例如金姓是在七个或八个大谱系共享。

[21] Roger L. Janelli and Dawn-hee Yim Janetin,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Korea,” Man 13 (1978): 272-289.

[22] Kwang Chung Kirn and Shin Kirn, “Kinship Group and Patrimonial Executives in a Developing Nation: A Case Study of Korea,”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24 (1989): 27-46.

[23] Sang M. Lee and Sangjin Yoo, “The K-Type Management: A Driving Force of Korean Prosperit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7 (1987): 68-77.

[24] Chan Sup Chang, “Chaebol The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s,” Business Horizons 31 (1988):51-57.

[25]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37-38.

[26] C. Kim (1992), p. 77.

[27] C. Kirn (1992), p. 66.

[28] Chang (1988), p. 53.

[29] Hattori in Okochi and Yasuoka, eds. (1984), pp.137-139.

[30] Hattori in Okochi i and Yasuoka, eds. (1984), p. 134.

[31]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38-39; and Lee and Yoo (1987), p. 75. 不过，有人认为虽然顶层的家庭管理者做出决策独裁，大多数决定不在顶层完成。参见Alice Amsden, “The Rise of Salaried Management,” in Kwon, ed. (1989), p. 363.

[32] 出自Dong An Ilbo, 转引自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 39.

[33]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 47.

[34]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 123.

[35] 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91-92. 还可以参见C. Kirn (1992), p.134.

[36] Song (1990), p. 199. Song接着说，他并不清楚到底更大范围的韩国个人主义的文化源于何处。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源于韩国家庭主义的本质。

[37] Lee and Yoo (1987), p. 74.

[38] C. Kirn (1992), p. 151. 对于韩国公司的另一项深入研究报告指出，工人之间怀疑和不信任程度甚深，他们不愿意将他们的意见或他们在公司内部的社会关系告知外人。参见Roger L. Janelli and Dawn-hee Yim (Janelli), Making Capitalis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a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12.

[39] Song (1990), pp.199-200.

[40]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约72%的65岁以上人口完全依赖他们子女的供养。David I. Steinberg, “Sociopolitical Factors and Korea’s Future Economic Policies,” World Development 16 (1988): 19-34.

[41] 在总统朴正熙于1979年被暗杀之后，工会在政治上变得活跃起来，后来在1987年反对总统全斗焕的军事政权中又一次活跃。在1987年夏天的动荡时期，韩国劳工运动发起了大约3000人的罢工，这对于民主正义党候选人卢泰愚的上台有着重要影响，他与全斗焕决裂，并接受号召参与总统直选。随着劳动法的自由化和1988年第一次相对自由的选举的呼声，被压抑的劳动力需求突然爆发也就不难理解了。罢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遍及整个韩国产业，单单1987年至1988年两年间，工资上涨37%。Steers, Shin and Ungson (1989), pp.126-127.

[42] 这一观点，我要感谢Kongdan Oh.

[43] Kim and Kim (1989), p. 41; Susan De Vos and Yean-Ju Lee, “Change in Extended Family Living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South Korea, 1970-1980,”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1 (1993): 377-393; Myung-hye Kim,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Ideology in Upper-Middle-Class Families in Urban South Korea,” in Ethnology 32 (1993): 69-85.

[44] 也就是说，韩国公司开发品牌知名度或者其他产品的代价是高昂的。然而， 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大规模或者合并对于提高效率是否有益还言之尚早；许多韩国财阀（无论是家庭或其他原因）的解体实际上可能会提高效率。

[45] Leroy P. Jones and Il Sakong,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orean Ca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48.

[46] Song (1990), p. 129.

[47] Edward S. Mason, 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336-337.

[48] Song (1990), p. 161; 还可以参见 Robert Wade, “East Asian Financial Systems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s: Lessons from Taiwa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1985): 106-127.

[49] 引自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

[50] Richard D. Whit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1991): 1-28.

[51] 早期的财阀可能是最早推广现代管理方法的企业，因此在许多韩国传统经济领域的运营中获得了竞争优势。在负利率时有资本投资，激励这些公司购买几乎所有类型的资产。

[52] Mark L. Clifford, Troubled Tiger: Businessmen, Bureaucrats and Generals in South Kore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chap. 9.

[53] Eun Mee Kim, “From Dominance to Symbiosis: State and Chaebol in Korea,” Pacific Focus 3 (1988): 105-121.

[54] Amsden (1989), p. 17.

[55] Song (1990), p. 98-100.

[56] Whitley (1991), p. 18.

[57] Amsden (1989), p. 72; Wade (1985), p. 122.

[58] 1979年，Yolsan财阀与反对派的政治领袖关系暧昧，政府利用其对信贷的控制让该公司破产。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1984): 1-40.

[59] Clifford (1994), chap. 9.

[60] Clifford (1994), chap. 9.

[61] 关于韩国商业的区域主义, 参见Jones and Sakong (1980), pp.208-219. 区域主义也曾经在韩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1988年在卢泰愚、金大中和金泳三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区域性和意识形态的分裂，因为金大中来自全罗道，金泳三和卢泰愚分别代表庆尚道的南部和北部。

[62] Kim and Kim (1989), pp.42-43.

[63] Chan Sup Chang, “Chaebol: The South Korean Conglomerates,” Business Horizons 31 (1988):51-57.

[64] Song (1990), p. 46.

[65] Jones and Sakong (1980), pp.212-219.

[66]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 143.

[67] Jones and Sakong (1980), pp.221-222.

[68] Jones and Sakong (1980), p. 222; Martin (1990), p. 154.

[69] David Martin认为，基督教会倡导政治上清静无为，因此防止工业化工程中的系统膨胀，于是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间接作用。这一解释的唯一问题是，倘若没有新教，韩国的儒家文化很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基督徒活跃于政治反对派，但他们终究没有带来什么经济上的恶果，破坏韩国的稳定。参见Martin (1990), pp. 154-155.

[70] Amsden (1989), p. 129.

[71] 有这么一个故事，朴氏和现代公司的郑周永之间的关系得以巩固，是因为前者突然在黎明时分乘坐直升机到工作现场视察，发现后者已经在努力工作。 参见Clifford (1994), chap. 9.

[72] “Innovate, Not Imitat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13, 1994, pp.64-68.

[73]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9, 1988, p. 103.

[74] “Paralysis in SouthKorea,” Business Week, June 8, 1992, pp.48-49.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第13章
无摩擦经济

我们解释一个经济体中是否有大规模公司，为什么需要讨论诸如自发社会性等文化特征或更普遍的文化特性呢？难道现代契约制度和商业法的发明，不正是为了满足商业组织能够像家庭成员那样彼此信任的需要吗？发达工业化社会已经为经济组织创建了全面的法律架构和形形色色的司法制度，涵盖范围从小的个体业主直到大型、公开上市的跨国企业。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解释现代企业的兴起时，可能还要加上理性的个人自利这一因素。那些建立在牢固的家庭关系和不成文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基础上的企业，难道可以免于堕入因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所导致的整体商业决策失利的境地吗？更确切地说，所谓现代经济生活的本质，不正是用规范透明的法律责任代替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吗？[1]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尽管产权和其他现代经济制度是建立现代企业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后者有赖于我们往往视为理所当然的坚实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基础。对于创造现代繁荣和由其所支撑的社会福祉来说，现代制度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制度若要能够良好运行，就必须与某些传统的社会和伦理习俗相结合，当然这些习俗本身要运转良好。一纸契约可以让无信任基础的陌生人达成合作关系，但是有信任基础的合作关系要高效得多。股份公司之类的法律形式可能允许无关系的陌生人达成合作，但合作的难易程度则取决于他们在亲友关系以外的合作性。

自发社会性问题之所以尤其重要，是因为我们不能视古老的伦理习俗为理所当然。一个富足且复杂的公民社会并不是遵循先进工业化逻辑而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在后面几章中将会看到，日本、德国和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为它们自身拥有健康的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像美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有个人主义和可能削弱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先前提到，有证据显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成为工业强国所依赖的信任和社会习俗已经受到严重腐蚀。本书第二部分的一些事例应该为我们敲响警钟：在一个社会中，有可能出现社会资本的流失。例如，法国曾经有繁荣和复杂的公民社会，但后来却被过度集权的政府所破坏。

这一部分和第四部分中，我们将讨论高信任度的社会，这些社会有着自发社会性倾向，并且拥有密集多层的中间社团组织。在日本、德国和美国，强大而有内聚力的大规模组织主要是从私营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尽管国家偶尔会介入，以支持衰退的产业、赞助技术开发或经营像电话公司和邮政服务等国有大型经济组织，但是与第二部分的国家相比，它们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与中国、法国、意大利这种一头是家庭、一头是政府的马鞍型组织分布相比，这些社会有强大的中间组织。这些国家从一开始工业化到今天一直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

从产业结构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台湾、意大利或法国等家庭主义的社会相比，这里分析的国家之间有更多的共性。每一个国家的自发社会性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根源。日本的自发社会性源自其家庭结构和封建主义的性质；德国的自发社会性与行业公会等传统公有组织进入20世纪依然蓬勃发展有关；而美国的自发社会性则是其宗派性的新教信仰传统的产物。我们将在本部分最后几章中看到，这些社会的共同本质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以及在工人、工头和经理之间的关系中，都有着明确的体现。

在具体分析这些国家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信任和自发社会性的经济功能。毋庸置疑，契约和商法等制度是现代工业经济出现的必要条件。没有人会认为，单凭信任或道德责任就能替代它们的作用。倘若我们假定这样的法律制度已经存在，高度的信任作为经济关系的附加条件，可以减少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这些成本的发生，可能因为寻找合适的买方或卖方、合同谈判、遵守政府法规以及发生纠纷或欺诈时执行合同等行为。[2]如果双方对彼此有着基本的信任，所有事情将更容易处理，亦无必要逐条逐款地编写冗长的合同，减少了对冲意外的必要，减少了纠纷，减少了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必要。的确，在一些高信任的关系中，各方甚至并不担心短期利润最大化，因为各方都清楚，自己在一个时期的亏损，将来另一方会给予补偿。

事实上，倘若连最起码的非正式信任感都不存在，现代经济生活是无从谈起的。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所言：

如今，信任有着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重要的社会系统润滑剂。它非常高效，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对彼此所说的话有着基本的信任。不幸的是，信任无法随意买卖。如果你非得要买，则说明你已经对你所买的部分有了怀疑。信任和与之类似的价值观，如忠诚、诚实等，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externality）。它们是产品，它们有真实且实用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系统的效率，使你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产生更多你所重视的价值。但是它们不是在公开的市场可以买卖的，这在技术上完全不可行，甚至也没有意义。[3]

我们往往认为，最低限度的信任和诚信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忽略了它们已然渗透进日常的经济生活当中这一事实，以及其对经济生活顺利运转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人们不会不付账就离开饭馆或出租车？或者在美国餐馆吃饭不忘付上15%的小费？不付账当然是非法的，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因担心被发现而不敢这么做。但是，如果人们如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在乎收入最大化，而不受如社会习俗或道德准则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那么他们就应该在每次进饭馆或乘坐出租车时都会算计能否最后不付钱。如果欺骗的代价（比如当众出丑或较轻微的法律纷争）比期望的利益（一顿免费餐）要高，那么人们应该诚实地买单；如果比期望利益要低，则理应选择溜走。假若这种欺骗越来越普及，商业机构将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他们可能要派专人守在门口，确保顾客付完账才能离店，或者要求客户支付押金。事实是，他们一般不会这样做，这表明人们所奉行的基本诚信是基于习俗，而非刻意算计，且在整个社会中已经相当普遍。

倘若要了解信任带来的经济价值，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完全没有信任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在签订每一份合同时，都假定对方会抓住一切可乘之机行骗，那么我们势必要花大量时间准备文件，以确保其中没有法律漏洞让对方有机可乘。这样，合同将无限长而且详细，罗列出所有可能的意外情况，规范每一条能想到的责任。在合资关系上，因为害怕被人利用，我们将永远不会超出法律规定的责任范围，而且合作者的创新提案会被当作阴谋诡计。此外，尽管在谈判时竭尽全力，我们依旧假定对方会耍花招或不履行他们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求助于仲裁，因为无法充分信任第三者充当的仲裁人。无论法规和方案如何累赘，一切都将依靠法律机构判决，甚至可能还会诉诸刑事法庭。

这些描述听起来越来越像美国人所面临的整体商业环境，这便是不信任在美国社会上升的一个证据。美国经济生活的一些领域更像这种完全没有信任的世界。美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五角大楼购买价值300美元的锤子和800美元的马桶，这一切都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对国防承包制缺乏信任。国防承包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特区域，因为许多武器系统只出单品。因为缺乏商业竞争，因此其价格必须通过成本加成法进行谈判，而非通过市场确定。该系统自然导致操纵和偶尔的欺诈行为，这些行为抑或罪在承包商，抑或罪在签订合同的政府官员。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信任五角大楼关键官员，削减繁文缛节，允许他们在作出采购决策时相信自己的最佳判断，这就需要我们忍受偶尔的丑闻和判断失误，权当是业务成本。事实上，一些高优先级的武器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开发成功了。[4]但日常采购则会假设系统中毫无信任可言：承包商一有机会就会欺骗纳税人，而政府官员一旦允许酌情处理，就会滥用他们的职权。[5]成本核对必须通过大量的文书来完成，这就需要承包商和官僚聘请审计师层层跟踪。所有这些规定都大幅提升了政府采购的额外交易成本，这就是军购如此昂贵一个最重要的原因。[6]

当一个社群共同遵守一套道德价值观，并以此建立对彼此日常诚实行为的期许时，信任就产生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价值观具体是什么，反倒不如它们被“共享”这个事实重要。例如，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s）和佛教徒可能会发现他们与教友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形成相互信任的道德基础。虽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因为某些伦理体系鼓励某种形式的信任，同时排斥其他形式的信任：存在女巫和食人习俗的社会自然会有一定的内在冲突。总而言之，共同体的伦理体系的价值观要求越多，进入这个共同体的要求就越高，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共同体内部的联系越紧密，成员对外的关系就越薄弱。因此，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拥有比较高的入会标准，譬如要求成员节欲和什一奉献，因而会感觉到彼此间有更强的纽带，这要比卫理公会信徒和圣公会教徒更紧密，因为这两个教会几乎允许任何人进入。换句话说，具有内部关系最强的共同体，与外部的关系则最弱。因此，一个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徒之间的距离，会大于卫理公会信徒和非卫理公会信徒之间的距离。

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宗教改革的重大经济意义。经济历史学家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和伯泽尔（L. E. Birdzell）发现，在资本主义早期（自15世纪末起），人们不得不让企业跳出亲戚关系之外去发展，并将私人财务与企业财务分离开来。在这一方面，技术上的革新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复式簿记。但是仅仅只有技术进步还不够：

对于在非亲属的基础上寻求信任和忠诚的企业形式的需求，只是更广泛商业需求的一个层面。这一兴起中的商业世界需要一套道德体系。新世界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道德，它必须能够让人们信赖复杂的表征与承诺机制：例如信贷、质量说明、供货承诺、预购承诺、航海收益分配协议等等。这套道德体系还必须……为企业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超越家庭的个人忠诚，还要使代理人的自由定夺权合法化，这些代理人包括船长、在远方进行贸易的经理、商人的合作者等。封建社会的伦理体系和其他体系一样，都是围绕封建制度和军事等级制建立的，因而不能满足商人的需求。正是从宗教改革的动荡中产生了与资本主义需求和价值观相匹配的道德和宗教信仰模式。[7]

如果是由牧师而非市场规定“公正的”的产品价格，或宣布某种利率“过高”，那么宗教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某些形式的宗教生活在市场环境中也可能大有用处，因为宗教可以是规范市场行为的一种内在化手段。

还有一个原因，有着高度群体团结和共享道德价值观的社会会比更个人主义的社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益，这里涉及所谓的“搭便车”问题。许多组织产生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物品”，即无论对生产的贡献大小，组织的成员均能从中受益的物品。国防和公共安全就是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经典范例，一个人只要有公民身份，就能够从中受益。规模更小的组织也会产生可供成员公用的公共物品。例如，工会组织努力争取更高的薪水，使所有成员受益，不论他们个人有什么样的斗争表现，甚至也不管他们是否缴纳会费。

正如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的，所有产生此类公共物品的组织都要在内部遭到相同的结果：组织越大，个体成员“搭便车”的倾向就越大。搭便车者受益于组织产生的公共物品，但是却不做出应有的贡献。[8]在非常小的团体中，譬如六七个人合伙的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搭便车的问题不太严重。一个人懒散就立即会被同事注意到，不完成工作对整个团体的盈利将产生比较大而且明显的后果。但是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成员的个人行为对总产出的影响逐渐减小。与此同时，搭便车者被发现和受指责的可能性降低了。雇员上千的工厂流水线工人比小型合伙企业的雇员更容易装病或偷懒，合伙企业的成员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

搭便车问题是群体行为的经典难题。[9]通常的解决方案是对成员实行某种形式的强制手段，限制他们搭便车的可能。这就是工会要求企业只雇用工会成员并要求工会成员必须缴费的理由，否则个别成员会因私利离开工会，破坏罢工，或不缴会费却从加薪协议中得到好处。当然，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政府借助刑事制裁让人们服兵役或缴税。

然而，如果群体内存在较高的社会团结性，那么搭便车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得到缓解。人们搭便车是因为他们首先考虑个人经济利益而非群体利益，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高度统一起来，甚或优先考虑群体利益，那么他们就不会怠工或不负责了。这就是为什么家族企业是经济组织的天然形式。许多美国父母感觉他们十几岁的孩子搭了便车但不会计较，同样，家庭成员为家族企业工作时比与陌生人合作时更有干劲，而且几乎不用过多地考虑贡献和利益的多寡。倪志伟指出，搭便车搞垮了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农村公社。在20世纪70年代末，公社解散，农户重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这一举措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因为它解决了搭便车问题。[10]

如果群体的目的不是以经济目的为主，那么个体会很容易认同群体的目标而非考虑个人的狭隘私利。在军队的突击队和宗教组织这类群体中，个体将会自发地激励自己优先考虑群体利益，而非个人私利。这可能是韦伯所指出的早期清教企业家或拉丁美洲近年来的新教徒干得非常出色的一个原因：当知道上帝（而非会计）在注视我们时，我们很难再搭便车。不过即使在一般的以经济目的为主的组织中，优秀的管理者懂得向员工灌输某种自豪感，一种信念，即相信自己不仅仅是自己本身，而是更大群体的一分子。一旦员工相信公司的目的是挑战信息技术未开发的领域，而非如IBM前任主席约翰·艾克斯（John Akers）所说的股东回报最大化（这当然是事实），他们就会受到更强烈的激励来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尽管展示出高度信任和团结性的群体比其他团体更有经济效率，但是并不是任何形式的信任和团结都具有优势。如果忠诚超越了经济理性，那么群体团结性只会导致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倘若老板对子女或某个下属偏爱，这对企业来说并非幸事。

从整个社会的经济健康角度来看，有许多社团虽然有高度的团结性，但是效率却非常低下。虽然群体和组织是任何经济行为得以进行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组织都是为了经济目的。许多组织从事的是财富重新分配而非财富生产，从黑手党、黑石流浪者（the Blackstone Rangers）到联合犹太求助会（United Jewish Appeal）和天主教会，它们的目的从邪恶到神圣，但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也就是资源与其最有生产力的用途不匹配。许多重要的经济实体都是卡特尔，它们控制着市场的入口，不让其他玩家进入，以图维系自己组织的利益。现代的卡特尔不仅仅包括石油生产者和黄金、钻石供应商，还包括各种专业的协会，如美国医疗协会或全美教育协会（它们分别设立了进入医疗和教学岗位的标准），工会则控制新工人进入劳动市场。[11]在例如美国这样的发达民主社会，几乎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组织完善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博弈中为之代言。这些利益集团不仅采取经济行为，而且通过寻租或者影响政治决策，来提高或保护它们的地位。

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高度共同体化的社会，层层叠叠的公共权威限制了个体的行为，这些权威来自贵族、教会、领主和地方政府。市镇的经济行为则在传统的行业公会的严格监管之下，行业公会设立成员资格，不仅限制许多新成员入会，而且限定可以从事的工作类型。在工业革命之初，许多新兴企业不得不建立在市镇外面，以摆脱行业公会设置的限制，这毋宁是对那句千古名言的讽刺——“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摧毁行业工会并将经济行为从权威中解放出来，成了英国和法国先进工业化进程的里程碑。

卡特尔、行业公会、专业协会、工会、政治党派、游说组织，等等，使利益组织化和清晰化，从而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虽然它们通常是为成员的经济目的服务，寻求财富的重新分配，但是它们却很少为整个社会的广泛经济利益服务。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经济学家把这类集团的增加看作提高整体经济效益的障碍。而奥尔森的理论则认为，经济停滞的根源可能是稳定的民主社会中利益集团的持续繁衍。[12]在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时，例如战争、革命或市场开放的贸易协定等，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会不断转移到建立新的致力于重新分配的卡特尔上去，这些卡特尔使经济走向令人窒息的僵化状态。奥尔森还指出，过去一个世纪英国经济下滑的一个原因是，不像欧陆邻国，英国长期安享太平，某种程度上让破坏效率的团体持续坐大。[13]

善于建立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的社会，很可能也很善于建立重新分配财富、不利于效率的利益集团。要计算自发建立社团的积极经济效果，必须要去掉利益集团行为所带来的成本。还有一些社会善于建立利益集团，却不能建立有效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组织社团的习性则完全是一个不利条件。中世纪的欧洲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这样的社会，当代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亦是如此，它们拥有过多的寄生虫似的雇主集团、工会、社区组织者，却缺乏生产的企业。尽管我们已经可以认为，利益集团的繁殖使得美国的经济越来越趋于瘫痪，但仍然很难断言美国的社团习性一直就是经济或政治生活的不利条件。[14]

任何社会的社会集团都会有重叠和交叉，从这个角度看来极为团结，换个角度来看，却立即变成松散、分化、层级过多。譬如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家庭主义国家，从家庭内部看是高度共同体化的社会，但是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低信任和互不负责的角度来看，却是相当个人主义的，从阶级意识这点来看亦是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与美国的工人阶级相比，一直有着更高的团结性和战斗性．而且工会成员的水平也比美国高，这一事实使得某些人认为，比起美国来英国没那么个人主义，而是更为共同体导向的社会。[15]但正是阶级团结性深化了英国经理人和劳工之间的分歧。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会对管理层共建一个大家庭或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想法嗤之以鼻，阶级团结反而阻碍了新劳雇关系共同体的建立，譬如工作小组或质量小组等。

相比之下，日本横向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性不如英国的强，在这方面可以说日本不如英国那么趋向于群体。[16]日本的工人倾向于对公司而非同事有认同感；因其公司联盟的性质，日本工会被国外更好战的同类组织所鄙视。但这件事的另一面却是，日本企业有更高的纵向团结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日本比英国更具有群体倾向。这种纵向的群体团结性比横向的团结性更有效地带来经济增长。

显而易见，从经济的健康来看，社会团结性并不总是有益的。用熊彼特（Schumpeter）的话说，资本主义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对经济有害的或效率低下的组织不得不重新改组或消亡，并由新的组织取而代之。经济发展需要新群体不断地取代旧群体。

传统的社会性可以说是对旧的、历史悠久的社会群体的忠诚。中世纪按照天主教会的经济教条建立的生产企业就属于这个范畴。对比而言，自发社会性是凝聚新群体的能力，同时也是在新的群体中团结一致的能力，是能够在创新组织环境下成长的能力。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自发社会性只有被用于建立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时才是有用的。而传统社会性常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障碍。

有了总体概念以后，我们接下来将对当代国家中自发社会性能力最高的社会进行分析，那就是：日本。

[1] 当然这也是本世纪大多数社会学家的观点。参见Max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1), pp.277, 338-351.

[2] 此外，使得各种各样的交易成为可能，需要构建体制，这也必然产生费用，这样的费用通常是由整个社会承担的。

[3] Kenneth J. Arrow,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4), p. 23.

[4] 这些措施包括譬如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和U-2间谍飞机等发展项目。

[5] 关于过度管制的过程，参见Integrating Commercial and Military Technologies for National Strength: An Agenda for Change, Report of the CSIS Steering Committee on Security and Technolog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1); and Jacques Gansler, Affording Defense (Cambridge : MIT Press, 1991), pp.141-214.

[6] 例如，服务于一个商业公司的采购代理在理论上不会邀请所有能供应某一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投标；他们通常会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声誉、质量、可靠性或价格上排名前三、四位的公司。相比之下，政府的采购代理，需要向所有潜在的供应商开放投标，并给予竞标失败方无限的取消资格权。这种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偏袒”。

[7] Nathan Rosenberg and L. E. Birdzell, Jr.,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 114. 关于这一点, 还可以参见James R. Beniger,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26-127.

[8] 参见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关于搭便车的问题，目前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并成为“理性选择”学派的一个中心议题。还可以参看 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d Todd Sandler,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9] 另一个经典的集体行动难题是“囚徒困境”，即两个囚犯关押在单独的囚室，彼此不能进行通信，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如果双方选择了合作的选项，他们都能够受益，但是两人都无法知道对方会如何选择。这样看来，灌输其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意识的文化，对比将个人主义合法化的文化，会更容易找到囚徒困境的解决方案。

[10] Victor Nee, “The Peasant Household Economy and Decollectiv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1 (1986): 185-203. 倪志伟（Victor Nee）在其他地方指出：“农民理性计算往往把重点放在了如何让单个家庭而非集体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譬如Yangbei地区的干部抱怨村民在进行集体工作时缺乏真正的热情，远不及他们在家庭自留地劳作和做家务工作时。集体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便是Yangbei地区集体务农的问题核心所在。简单地说，如果集体的经济表现良好，所有的家庭都可以从中受益，那么那些更努力的家庭则担心他们付出的额外努力虽然最终惠及自己家庭，但也可能是补贴那些少下工夫的家庭……这是典型的‘搭便车’困境。”Nee, “Peasant Household Individualism,” in William L. Parrish, ed.,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172.

[11] 关于总体上专业协会的作用的评论，参见James 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132-146

[12]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3] Olson (1982).

[14] 参见Jonathan Rauch, Demosclerosis: The Silent Killer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Tunes Books, 1994).

[15] Ian Jamieson, Capitalism and Cul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Manulactunng Organizations (London: Gower, 1980), 56-57.

[16]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140.

第14章
坚如磐石

经过一个世代以来与日本企业的竞争后，美国人对日本经济的本质，以及它如何有别于美国经济有了更好的了解。但是日本经济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家庭主义社会的经济的差异却模糊得多，而这些差异对于了解文化如何影响经济甚为关键。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大多数亚洲经济体是类似的，这种观点是受到了太平洋两头“东亚奇迹”鼓吹者的影响，他们有时还会认为亚洲是一个无差别的单一文化区。事实上，就自发社会性以及社会建立和管理大规模组织的能力而言，日本更像美国而非中国。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在家庭结构方面的不同，揭示出日本文化对经济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并阐明了日本社会与西方某些高信任社会相似的文化基础。

关于日本现代工业结构，最显著的特征是大型组织长期以来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崛起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强国，这与财阀的发展密切相关，即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统治日本工业的巨型家族联合企业，如三菱和住友。二战前，日本10家最大的财阀占金融领域总实收资本的53%，占重工业总实收资本的49%，占整个经济的35%。[1]二战结束时，“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控制了日本所有行业的四分之一实收资本。[2]

财阀在美军占领时期解体，后来逐渐重组为现在的经连会（keiretsu）。日本工业在规模上持续增长，今天日本的私有经济远比华人社会的私有经济高度集中。论营业收入，日本前10家、20家和40家最大的公司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排名相同的企业；其前10家企业的收入更是中国香港前10家企业的20倍，是中国台湾前10家企业的50倍。

也许有人会有异议，认为虽然日本公司平均比华人公司大许多，但是它们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比却并不大。例如表1是从员工人数而非营业额来评估世界十大工业国家最大企业的规模。在这张表上，日本最大的企业平均比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企业小。就占产业总雇佣人数的百分比来看，日本企业在这组国家中是最不集中的，与荷兰、瑞典和瑞士等更小的欧洲国家相比，情况尤为如此。

但是这样的对比会造成误导，因为日本公司实质上是网络组织。表中涵盖的许多日本公司都是作为单独的组织计算的，如三菱重工业公司和三菱电器公司，而它们在经连会网络中是相互联系的。经连会不十分独立，但也远非集成，允许在名义上独立的组织共享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而这一切不对网络外企业开放。

我们不妨以丰田公司为例来说明网络对企业规模的影响，该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末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公司。按销售计，丰田公司6.5万名工人每年生产450万辆汽车。同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75万名工人生产了800万辆汽车。也就是说，通用汽车产量不到丰田的两倍，但员工却是后者的十倍以上。[3]这背后的原因是丰田的生产能力更高。在1987年，丰田的高田工厂可以在16个工时内生产一辆汽车，而通用公司的麻省弗拉明翰工厂则需要31个工时。[4]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丰田把每辆车的装配部件都承包了出去，而通用公司是纵向集成公司，同时有许多零件供应商。丰田是所谓的纵向经连会的领导者，它自己只完成设计和最后的装配工作。但是它通过网络又与上百家独立的分包商和零件供应商连接在一个非正式但是持久的网络中。通过它的经连会伙伴，丰田能够以不到通用公司一半的规模和十分之一的工人数量，而获得设计、制造和企业营销方面的规模经济。无论如何，丰田都是一个巨型组织。

表1. 工业总集中情况

资料来源：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63

尽管日本有许多大型公司，但可能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它也有相当规模的小型企业。其实，日本小公司经济是其工业结构更具韧性的一个证据，并已得到深入研究。根据1930年的普查数据，日本几乎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可以归类为独立的小企业家，制造业总产量的30%来自雇员不足5人的工厂。[5]这些企业一般是家族企业，也归家族经营，与华人的家族企业一样，它们主要是零售商店、餐馆、面馆、乡镇工业（包括金属加工领域的许多小作坊），以及纺织和陶瓷等传统手工业。许多人相信这些小型的传统企业将随着工业化的进展而消亡，就像在印度一样。但总体而言，它们没有消亡。例如，在30年代时，传统的独立小织布工厂比大型的纺织厂在扩展市场份额上更胜一筹。[6]1954至1971年间，日本制造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但是同一时期的美国制造企业的数目才增加了22%。[7]1967年，日本60%的制造业工人都在不足10人的小企业中工作，而在美国这一数字只有3%。[8]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甚至认为充满活力的小企业才是日本“奇迹”的实质，而非著名的巨型企业。[9]从这方面来说，日本的产业结构看似与华人社会的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有星罗棋布的小型家族企业。

然而这一观点过分强调并曲解了日本小企业的重要性。虽然日本小型制造企业的数量是惊人的，但是它们中的许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公司，而是在经连会网络中与大型企业联系在一起的。与美国硅谷等工业区的小企业网络相比，日本经连会网络中的关系更持久且亲密。大型企业的供应商和分包商依赖大企业并不仅仅是为了拉订单，同时还有着人员、技术以及管理建议上的需要。因为经连会网络赋予了回报性的道德责任，它们不能把产品到处随意买卖，或谋求最具竞争力的价格。事实上，它们更像是纵向集成的美国企业中受控制的供应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小公司。

而且，如果认为日本的小公司是日本经济的先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一点与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情况不同。日本的许多小企业涉足的是相对单调乏味且效率低下的零售、餐馆和其他服务领域。在制造业中，它们集中在机床工业，不论日本还是其他国家，这个工业领域一直都适合于小规模经营。而大多数重大的技术创新和产量增加都是由大型、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出口型公司实现的。

以计算机工业为例。在这一领域，很典型，大规模并不是一个优势，而往往是一个累赘。在美国，IBM在20世纪70年代时占全美计算机市场总额的80%，但是它的统治地位却被一系列刚起家的小公司蚕食，其中包括数字设备公司（DEC），20世纪70年代它就开始以新一代技术——微型计算机抢夺IBM的主机型业务。80年代后期，数字设备公司的微型计算机市场又被更新更小的工作站厂商挖走，如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和硅谷图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大型公司的产品线和创新能力开始僵化，领先技术的开发则由小型灵活的竞争对手完成。

相反，日本的计算机工业则由四大厂家支配，即日本电气公司（NEC）、日立、富士通和东芝。在过去的一代，似乎所有本土的技术创新都是由这四家公司做出的。在日本看不到新兴的、雄心勃勃的小公司组成第二级生产商，前赴后继挑战四大公司的支配地位。由于日本工业没有这一个层级，许多大公司不得不收购美国小公司来建立新的市场落脚点（如1990年，富士通收购了硅谷的霍尔计算机系统公司）[10]，或与更大的公司组成联盟（如1994年成立的日立—IBM，以及富士通—太阳联盟）。[11]虽然在日本一个毫无根基的小公司也偶尔可以崛起成为业界的领导（五六十年代的本田汽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小公司也经常参与创新项目，但通常是在大合作伙伴的指导下进行的，大公司才是领导和推动力的真正来源。日本小企业在经连会网络中与大公司合作的能力本身就是重大的组织创新，但是它并不与这个观点相矛盾，即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创新和推动力方面，大规模企业支配着日本经济。

日本工业结构的第二个显著特点与第一个特点是紧密相连的，即在日本经济发展早期，家族管理就被专业管理所取代。日本很快便适应了以公司形式建立企业。今天，日本有许多专业化管理、多部门、等级式、公共持股的上市公司。采用公司形式反过来又使公司向大规模发展，进而成为缔造出以规模庞大、资本密集和生产流程复杂为特点的产业的前提。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日本的公司也是从家族企业起家的。尤其是那些大财阀，在战后解散之前，它们一直归家族所有，如三井家族的11个分支掌握了90%的财富，而且有正式安排以确保整体行动一致。三菱财团则由岩崎家族的两个支系控制着，控制权在两支之间交替更换，住友的股份由家族的一个首脑控制。[12]

虽然财阀至解体前都归家族所有，但是它们在此之前就已经走上了专业管理的道路。“番头”（banto，即总管），即外聘的执行官，往往与控股家族没有关系，他是被聘来掌管家族生意的。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管的作用在明治维新和工业化开始之前就已经非常成型了。[13]例如到18世纪时，大阪的传统商人中间就签了协议，不将企业传给他们的子女，而是充分发挥总管的作用。像在传统的手工业那样，总管要经历一段学徒期，尽管他们的地位如同封建主的家臣，但是在管理决策上他们享有很大的自主权。确实，日本的一句谚语反映了日本人很早就清楚家庭主义的危害：“祖父艰苦创家业，孙辈享乐败家道。”[14]虽然任人唯亲的现象日本也有，但是远不及中国普遍。许多大型日本公司禁止雇用姻亲亲属。公司招聘通常都依据客观的标准，如大学文凭或入职考试等。[15]关于日本企业的这种非家族性倾向，有个典型的例子，本田宗一（本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执意不让自己的几个儿子染指企业，以免公司成为家族王朝。[16]

管理的专业化通过若干层面实现。在明治维新前的传统家族企业中，领取薪资的总管长期被赋予最高决策权。到了20世纪，这些主管的教育和精明程度稳步提高。1868年以后成立的新企业中，公司创始人可能与专业主管一起合作经营公司。虽然这种模式跟在中国一样常见，但是到了第二代人，创始人的子女则一般退居幕后，成为一个被动的股东，而实质的控制权交给拿薪资的主管。在股份公司里，专业经理经常在企业里享有股份，有时也会逐渐成为唯一股东。[17]虽然不同的财阀在不同的时期转向专业管理（例如，在三菱集团，这一过程要比三井集团早很多），但到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所有家族企业已经不再把高层管理位置留给家族成员了。[18]

在日本，从家族所有向公共持股的上市公司的转换时间稍长一点。尽管财阀以及其他企业的家族业主很早就退出了管理，但是他们仍然不情愿放弃所有权和对公司的正式控制权。虽然日本早在明治时期就引入了股份公司的法律条文，但是许多家族业主仍紧握着股份。偶尔可以看到某些支系家庭和无血缘关系的雇员可以获准购买股票，但是通常数量都比较少，而且在投票权和股票处置权等方面受法律的限制，这些条款是从江户时代遗留下来的。直到有了1893年的《商法》和1898年的《民事法》，这种股东投票权的不平等性才得以消除。[19]此后，为了避免家族控制权遭到削弱，许多家族做了一些安排，规定股票需集体持有，以此杜绝后人将股权出售给外人。在财阀家族内部通常立有协议，协议规定，投资的收益只能再投资给隶属财阀的公司。[20]

家族对大型企业的拥有权随着1945年美国占领日本戛然而止。美国正在实施“新政”的政府官员说服麦克阿瑟将军，财阀控制权所代表的财富高度集中是不民主的，而且也是滋生日本军国主义的温床（这是他们给出的少见意识形态色彩的假设之一）。大型家族信托机构的老板被勒令将股票交给财阀解散委员会，然后公开出售。[21]与此同时，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掌管财阀运营的股东和高级管理者遭到肃清。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由此出现巨大空缺，大多由没有大额股份的年轻中层经理填补。在这些新经理的领导下，财阀网络迅速以经连会的形式重建起来，但是所有权已经高度分散了。由于土地改革（农业大地产被分割）、对个人资产高额征税，以及战败所带来的股票贬值，几乎没有哪个大财产所有者能够幸免。[22]

所有这些发展的结果，就是战后日本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更接近于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所描述的现代公司而非战前企业。日本企业大多数实行专业管理、由大众分散持股，因此其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开的。日本成为所有工业化国家里家族所有权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按市场资本总额计算），1970年家族或个人持有的所有股权只有14%。[23]日本工业虽然高度集中，但所有权却非常分散。大多数日本公司的股票被其他机构，如养老金基金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特别是公司所属的经连会，在经连会中交叉持股现象比较普遍）持有。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公司还废除了许多家族管理企业盛行的“一言堂”式的组织体系，采用了等级制的、多部门的组织结构。

普遍使用职业经理人，甚至使日本在工业化之前就建立了相当持久的经济组织。大丸百货连锁店的源头可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的下村家族，三井和住友经连会的渊源则更为古老。住友的前身是苏我里右卫门于1590年在京都成立的一个铜制品加工作坊，后来迅速向采矿、银行业和贸易领域发展。虽然日本许多小企业不断地成立、消亡，但是大型企业却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它们从经连会合作伙伴处获得的相互支持又增强了这种持久的力量。企业规模庞大，加上机构的持久，意味着日本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品牌。他们在美国、欧洲和其他目标市场广泛地建立了营销组织，这与华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日本工业的大规模到底是政府政策刻意扶持的结果，还是文化因素所造成的呢？答案是，跟韩国一样，政府的确在促进大规模工业方面扮演了某种角色，但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日本企业的规模也照样会发展壮大。在明治早期，政府在扩大一些大型财阀的家族财产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868年之前属于地方政府的藩工业在1869年被废除，它们的资产实际上被私有化了。东京中央政府拥有的其他企业，在日本国家资本主义初次尝试失败几年之后，也被私有化了。这些前国有工业成为一批大规模私有企业的核心。此外，日本政府与财阀紧密合作，向它们提供信贷并招揽生意。二战后，这种合作形式再度上演，当时日本银行（the Bank of Japan）为许多大型城市银行提供信贷担保，城市银行则将低息贷款提供给大企业客户。日本政府善于跟日本大企业携手合作的声名远播在外，它们从未像美国政府那样对大企业采取敌对态度。

日本政府对大规模工业的支持，鼓励了私有经济业已存在的规模趋势，即便没有国家扶持，它们也很可能会朝着规模化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与韩国或法国不同，日本政府从未直接或者大幅补贴大规模工业。日本政府的扶持更多是片段性的，跟大规模工业的发展时期也不直接相关。因为有职业经理人和行政的等级制，日本企业实现了自身的制度化，它们从未遇到过像华人公司创始人去世后企业崩解或创业精神丧失等问题。日本大型企业的许多独特组织特点，譬如组成网络组织、关系协议、终身雇用制、交叉持股，等等，都是日本私有经济的创新。

大型企业和行政等级制并不总是优势。前面已经谈到，日本在计算机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缺乏一个层级，即富于进取心的小公司。日本四大计算机公司是刻意按照IBM的模式建立的，当然也都患上了IBM式的迟钝症，譬如对于新技术和市场缺乏敏锐的辨别力。在日本大型公司的官僚体系中决策制定慢得惊人，日本人的文化要求所有人意见必须统一，这就导致连最平常、最无关紧要的决定也必须得到半数或更多的上级主管的同意。[24]没有复杂行政结构的小家族企业则往往能够更快捷地作出反应。

从另一方面说，大规模实现日本在关键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否则它将被排除在这些领域之外。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公司向美国汽车和半导体工业发起攻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具备足够丰富的技术资源和资金的大型企业，这样的挑战如何才能取得成功。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譬如NEC和日立等半导体公司不得不打价格战，由此导致利益空间锐减，美国竞争对手常常谴责它们倾销。[25]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渡过这段低盈利期，是因为它们可以从譬如电子消费产品等其他盈利的部门获得补偿。此外，日本的大公司不仅自己有金库，而且得到经连会内部其他伙伴的财务支援。韩国半导体公司一直渴望能够复制这一成绩，因为它们都是集中型的大企业，集中程度甚至超过了日本。但是在没有政府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

日本企业能够很早就超越家族企业的模式而迅速成长，是因为日本家庭与华人家庭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我们接下来就讨论这个问题。

[1] Masaru Yoshimori, “Source of Japanese Competitiveness, Part I,” Management Japan 25 (1992): 18-23.

[2] Richard E. Caves and Masu Uekusa,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Japa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 60.

[3] “The Japanese Economy: From Miracle to Mid-Life Crisis,” Economist, March 6, 1993, pp.3-13.关于这个议题，还可以参见 Kuniyasu Sakai, “The Feudal World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8 (1990): 38-47. 关于日本汽车产业的集团关系背景，参见Koiclvi Shimokawa, “Japan’s Keiretsu System: The Cas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13 (1985): 3-31.

[4] James P.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p.83. 这个数字夸大了丰田的整体生产力优势，因为弗雷明汉（Framingham）厂区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表现最差的一个。

[5] William W.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207, 110-111.

[6] Lockwood (1954), p. 206.

[7] David Friedman, The Misunderstood Mirac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

[8] Caves and Uekusa (1976), p. 3.

[9] 弗里德曼（Friedman, 1988）基于对日本机床行业的详细分析提出了这个宽泛的论点。但是，因其工艺生产技术，较短的生产运行期和小规模，机床产业不能代表整个制造业。

[10] “Founder of Hal Computers Resigns to Be Fujitsu Consultant,” New York Times, July 16, 1993, p. D4.

[11] 参见“Japan, US Firms Enter Microprocessor Pacts,” Nikkei Weekly, May 2, 1994, pp.1, 19.

[12] Lockwood (1954), p. 215.

[13] Lockwood (1954), p. 215. 还可以参见Shigeaki Yasuoka, “Capital Ownership in Family Companies: Japanese Firm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Other Countries,” in Akio Okochi and Shigeaki Yasuoka, eds., Family Business in the Era of Industrial Growth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 2.

[14] Yasuoka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 9.

[15]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270; 还可以参见James C. Abegglen, The Japanese Factory: 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p. 17.

[16] 不让子辈参与公司运营的决定是和本田的二把手藤泽武夫一起制定的。藤泽自己也是番头出身，早早就被本田聘来专职管理公司业务。Saburo Shiroyama, “A Tribute to Honda Soichiro,” Japan Echo (Winter 1991): 82-85.

[17] 参见Hidesasa Morkiawa的评论，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 36.

[18] 因此，住友商事株式会社当时名义上的总裁是住友家族的首领住友吉左卫门，但他将经营权授给职业经理铃木马左也。住友财阀的职业经理人还在该公司董事会任职。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98-99.

[19] Yasuoka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p.9-10.

[20] Yasuoka in Okochi and Yasuoka (1984), pp.17-18.

[21] 关于这一过程参与者的历史叙述，参见Eleanor Hadley, Antitrust in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2] Yoshimori (1992), p. 19.

[23] Yoshimori (1992), p. 20. 这里部分转载了Yoshimori提供的表格，该表旨在对比日本、美国、英国、西德和法国的家庭持有企业比例，日本排名最低。

然而笔者认为，他的数据有不同的来源，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比性。例如，他所有权类别中“家庭与个人”似乎是指所有非机构投资者，并不见得是家族企业的所有者。所有权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衡量指标。

[24] Abegglen (1958), p. 84.

[25] 从美国的角度讨论这一竞争, 参见Clyde V. Prestowitz, Jr., Trading Places: How We Allowed Japan to Take the Lea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pp.26-70.

第15章
儿子与陌生人

日本人很早就发展出不基于亲戚关系的联合习俗。尽管封建时代日本也存在氏族，且常常被拿来与中国的宗族比较，但是这些群体并不求助于血缘上的共同祖先，而是因共同效忠于一个 “大名”（封建主）而联合在一起。在工业革命之前，日本人就发展出一系列非亲关系的社团，在同一时期的欧洲，类似的群体也开始出现。

日本人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自发社会性倾向，根本基础在于日本的家庭结构。日本家庭的联系纽带远不及华人家庭强韧。在传统义务方面，它比意大利中部的扩展家庭更小、更弱。在情感方面，日本家庭可能不及美国家庭团结，虽然它明显地更稳定。家庭主义在日本的明显欠缺反而促进了其他社团的发展，这在江户初期（1600—1867）最为明显，并为20世纪日本高度发达的自发社会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日本是一个儒家社会，与中国有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其文化有很大一部分都源自中国。[1]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把孝道视为核心价值观，子女对父母肩负着各种责任和义务，这些在西方社会则不存在。从传统上说，儿子对父母的感情应当胜过对妻子的感情。两国文化都极力强调敬服长者，这一点在日本资历薪水制度上可见一斑。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奉行祖先崇拜，在传统的法律制度下，家庭成员共同担负法律责任。在两国文化中，女性都要严格服从男性。

但是这两种文化的家庭观念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对现代经济组织产生了直接影响。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日本的家（意思是“户”）通常是指居住的房子，它与华人的“家”有本质的不同。

日本人的“户”通常对应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但也不尽然。所谓“户”比较像是家庭财产的信托机构，财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使用，户主就是主要受托人。[2]对户来说重要的是保证它的代代延续，它的组成结构允许其各个位置可暂时由实际的家庭成员作为托管人而占据，但不一定必须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来担任。

例如，户主的位置一般从父亲传给长子，但是只要履行了正当的收养法律程序，长子的角色可以由任何外人担任。[3]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过继无血缘关系的外人是很普遍且非常容易的事。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男性继承人或儿子无能，常用的解决方案是招上门女婿，然后女婿改姓妻子家姓。这样他将继承家产，所受待遇与亲生儿子一样，即使后来这个家庭又生了儿子也不会受影响。[4]在古代日本，家庭不像在中国那样有严重的父系观念，一些王室家庭也存在入赘婚姻（继承权和居住资格通过女性传承）。[5]偶尔还会有领养家仆的例子。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家仆比远房亲戚更亲近，可以作为家属共同祭祖，死后也可以埋在家族墓地。[6]

日本文化不仅允许收养儿子，而且对任人唯亲有所提防，众多谚语警告世人小心养出懒惰或无能的儿子。有事实为证，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当亲生儿子无力承担其家庭继承权时，日本人宁可把继承权传给全然陌生的外人。这种做法在明治维新之前更加普遍，尤其是在商人和武士家庭（它们有更多的财产要传给后代）。这类家庭中，继承权传给养子而不传给亲生儿子的比例在25%至34%之间。[7]在中国，这种情况远没有日本普遍。

在日本，在亲戚范围之外收养儿子并不是丢人现眼的事。[8]收养家庭也不会像在中国那样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实际上，中国人往往抨击日本这一“淫乱”的领养风俗，认为这种对外人开放的做法是“野蛮”且“不遵礼法”的。[9]在日本，一个人即便出身社会地位显赫的家庭，如果不是长子，成为别人家的养子也是十分常见的事。例如，1964至1972年担任日本首相的左藤荣作就是过继之子，而他本人出生于一个显赫家庭（他的兄长岸信介几年前曾任首相）。[10]回望日本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养子跃为显贵的例子。在幕府初年再度统一日本的将军丰臣秀吉是农民的儿子，他过继到了一个贵族家庭；米泽藩的大名上杉鹰山是从另外一个大名家庭过继而来的。[11]在日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中国历史上却罕见之极。根据一份研究，在调查的四个封建领主中，武士家庭的收养比例从17世纪的26.1%上升到18世纪的36.6%，19世纪时高达39.3%。[12]

日本家庭结构区别于中国家庭结构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长子继承制。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男性继承人遗产平分制度。而日本在室町时代（1338—1573）就实行了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似。[13]根据这个制度，家庭的大部分财产，包括房产、家族生意（如果有）都传给长子。[14]长子对他的弟弟们负有各种责任，例如，他可能雇用弟弟到家族生意中工作或帮助弟弟建立新的生意，但是他没有义务将家庭财产分给弟弟。次子以下的儿子不能留在家里，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家庭。于是家庭很快在第二代分成主脉和支脉。此外，古代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在日本并不常见。这并不是说日本男人更忠于自己的妻子——养情人的做法很常见——但它确实意味着富人有权继承家产的儿子数量要少一些。

长子继承制对家庭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以下几点影响。首先，日本家庭通过做生意或其他形式的商业行为积累的财产，不会像在中国那样于两三代之内就消失殆尽。其次，日本家庭规模更小。在中国，联合家庭模式是理想的社会模式，几个已婚儿子与父母住在一起。尽可能避免分家，除非兄弟不和非分不可。在日本则相反，一旦长子掌管了家庭，弟弟搬出去自立成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更小的家庭意味着，日本的家不会渴望达到传统中国“大家庭”那样自给自足的程度，同时意味着更大的整体流动性，因为家庭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小家庭。[15]正如中根千枝（Chie Nakane）指出，家庭的规模与收养之间存在着联系：华人并不需要在没有亲生儿子时过继陌生人，倘若亲生儿子不合适的话，大家庭和亲戚网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继承人选。[16]最后，次子以下的儿子不能继承家财，这就意味着其他领域的人力资源得到不断供应，如官僚机构、军队或商业等。毫无疑问，当城市发展带来就业机会的时候，这些职位无疑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

日本与中国家庭的差异在取名习惯上也可看到。日本的姓氏比中国多，正如中国姓氏比韩国多一样。中国姓氏的相对较少证明了家庭和宗族组织的庞大。中国家庭的姓都很古老，许多已经沿用了两千多年。即使经过久远的年代，同村的居民仍然同姓的现象也并非不常见。家族会寻找自己失落很久的母系分支并将他们再次纳入家族主脉；支脉只要能与显赫宗族攀上丁点关系就会试图证明他们其实有着很近的姻亲关系。此外，同一辈的男子一般在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字辈。而在日本，许多家族在德川时代以前都不使用姓氏，因此即使二人是父子也没有共同的姓。家庭更容易裂变成更小的家庭，而且支脉并不觉得有很大的压力要与主脉保持关系。家庭更易分裂以及事实上更易于收养外人，使日本没有出现一两个显赫姓氏的宗族独霸一方的情况。[17]

日本的户与中国的家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家以外就是宗族，偶尔会有更高层次的氏族“大宗祠”。虽然中国的宗族是在直系家庭外构建社会性的途径，但它仍然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在日本则有更为庞大的组织，称为 “同族”（dōzoku），也译为“氏族”，但与中国的氏族不同的是，它们并不是建立在亲戚关系上的。[18]它们没有地域基础，与土地所有权也没有直接的联系。[19]它们是在日本封建战争和国内动荡时期，构建于人们自发担负的相互责任的基础之上。举例来说，这样的结果是，一名武士可能会与某村庄内的一群农民发生联系，保护他们不受强盗的掠夺，并以此换取获得农民的一份收成。藩主或大名与为他而战的武士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责任关系。[20]这些责任逐渐演化出仪式化特色，但它们不是可继承的，因此，若世代间不自发更新，这类组织就无法像中国的宗族组织那样维系下去。但是这些组织也不是美国式的自发社团。尽管进入这个关系全凭自愿，但是脱离则否；相互责任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是延续终身的，从而带有宗教誓约的特点。

自日本封建时期开始，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就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前者的家庭相对较小而且关系脆弱，但发展出许多基于非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21]从另一方面来说，家庭以外社团的强盛意味着家庭纽带比较脆弱，尤其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中根千枝曾报道：“甚至在战前，日本孩童在父母面前的表现就让到访的中国人感到惊诧，因为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评价，日本孩子缺乏对父母的尊敬。”[22]与中国家庭一样，为了应对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日本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23]然而与中国的情况不同的是，家庭的这些变化对日本社会和商业组织的影响不大，因为它们一开始就不属于家庭。

日语中的iemoto，即“家长”，指日本社会普遍流行的家庭式社团的领导。这些团体在如剑术、射箭、茶道、歌舞伎、插花等传统艺术和工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元社团”（家长式的社团）由相互没有亲戚关系的人组成，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仿佛亲人一样。师父扮演父亲的角色，徒弟扮演孩子的角色。家元社团的权威是等级式和家长式的，与传统家庭一样。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不是平辈间的横向关系（如投拜同一个师父的徒弟之间的关系），而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纵向关系。[24]这种关系与日本家庭的情况大致相同，在日本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要比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家元社团不是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在这一点上它们与现代西方自发组织相似，任何人可以申请加入。但是它们又像家庭，因为社团内部的关系不是民主的而是等级式的，加入者所担负的道德责任也是不能轻易抛弃的。社团成员的资格不能世袭，父亲不能传给儿子。[25]

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Hsu）认为，家元式集团并不是传统艺术和工艺独有的特点，实际上它是日本所有组织的结构形式，包括商业组织。[26]例如，日本的政治党派分成许多近于永久的派系，每个派系由党的一名高层成员领导。这些派系不像美国民主党内的黑人小组（the Black Caucus）或民主党领袖委员会（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一样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相反，它们是家元式集团，基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相互责任，属于任意的个人联盟。日本的宗教组织也有着这种家元式的教众结构。在中国，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朝拜任何寺庙或圣地；与此不同的是，大多数日本人参拜一所寺庙，就如美国人归属某一教会。他们捐款支持自己参拜的寺庙，并与住持禅师建立私人关系。[27]由此可知，宗教生活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富于组织性和宗派性。

这种社会组织所构建的习俗也带入了商业领域：日本企业经常被描述为“家庭式”的，而中国企业则根本就与家庭合一。[28]日本公司是结构上的权威，其成员对它有道德责任感，与对家庭的感觉相似，但是同时它也含有自愿成分，不受亲戚关系的限制，这使它更像西方自发组织，而非中国家庭或宗族。

另外，日本的儒家学说强化了家庭在日本社会与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差别。日本从 7世纪起就是一个儒家化的国家，当时圣德太子根据儒学信条制定了十七条宪法。[29]一些学者谈到日本儒学时，似乎都认为儒家学说为日本社会赋予了跟中国相同的规则，但实际上儒学传入日本后，在一些关键方面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特点。[30]儒家学说崇尚许多不同的德行，比较注重这些德目在实际社会关系中的体现。例如，中国正统儒家的五常中，“仁”（即人们在家庭内能够感受到的善意）和“孝”是最重要的。[31]“忠”也是中国儒家推崇的一个品德，但是它往往被认作个人品德而非社会品德，因为它是一个人对自己和对自己信念的忠诚，而非对某个政治权威的忠诚。而且，对华人来说，“忠”还受到正义原则（即“义”）的制约。[32]如果外界权威要求履行忠诚但却有违“义”的原则，“仁”的要求则让人不至于盲从。

然而，当儒学传入日本并融入其本土环境时，这些德目之间的分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1882年日本帝国向军队发布的诏书可以看作日本对儒家学说诠释的一份标准文件，在诏书中，“忠”被升到首位，“仁”则根本未列入其中。[33]此外，“忠”的含义与中国的版本对比，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在中国，人在道德层面上对自己负有责任，即必须遵守个人行事准则，这等同于西方所谓的个人良知。对主人的忠诚必须与这种责任感相协调。而相比之下，在日本对于领主的责任则是无条件。[34]

“忠”上升到主要地位以及“孝”的降级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当社会责任发生冲突的情形中看出来。在传统中国，当父亲触犯了刑法，儿子通常不会向警察或其他司法机构告发：也就是说，家庭内部关系高于与政治权威的关系。而在日本，倘若面临同一问题，儿子会感到有责任向警察告发他的父亲，也就是说，对大名的忠诚战胜了对家庭的忠诚。[35]家庭责任的重要性赋予中国儒家与众不同的特色，虽然正统的儒家学说强调忠君，但是家庭宛若一道坚实的堤岸，保护着私有自治权不受国家控制。在日本，情况正好相反：政治权威控制了家庭，在理论上，没有任何自治领域可以免于控制。[36]

对应过去武士对大名的忠诚，在当代日本表现出来的则是，行政官或“工薪族”对公司的忠诚。在这一过程中，受聘的人不得不牺牲家庭生活：他很少待在家里或看护孩子的成长，周末甚至假期都献给了公司而非家人。

日本人从中国引入了儒家学说，并修正其信条以适应自己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即使是皇帝的权威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皇帝昏庸无道，其“天命”就会被废除，中国朝代更迭就是中国政治权威寿命短暂的证明，最长的朝代也不过几百年。相比之下，自神话传说中建国以来，日本只有一个朝代，且没有“天命”流转这样的政治概念挑战天皇的宝座。在借鉴新儒家（neo-Confucianism，即理学）时，日本人小心翼翼让其政治要求不伤害君主和统治阶级的特权。

此外，日本政治体系的最上层是军人阶级，而中国在传统上一直由文官体制来治理。统治日本的军人阶层发展出一套自己的道德准则：武士道，即所谓的武士伦理，强调忠诚、荣誉和勇敢等武德。家庭关系严格地服从封建关系。[37]当中国宋朝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说，于德川初期传入日本时，日本人更加强调了忠诚，使它与武士道统一起来。虽然也有过忠孝孰先孰后的辩论，但是最终忠被摆到了首位。[38]

继几个世纪前日本儒学将忠提到首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加努力将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支持政府达到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目标。[39]19世纪日本用儒学来塑造自身引导文化的做法，与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举措如出一辙。譬如1882年帝国发布的军人和海员训谕，以及1890年颁布的教育法令都使用了儒家语言来强调忠于国家的品德。[40]20世纪初，面对劳动力短缺和技术工人流动性大的问题，日本官员和商人开始将以前主要针对上层阶级宣扬的教义，扩大到向全社会宣传。于是，忠被扩大解释为不只是效忠国家，而且要效忠自己的公司，学校和工厂都在不断地灌输这个原则。[41]查尔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非常正确地指出，这是为了满足日本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和社会的需求而进行的政治行为。[42]这一举措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忠的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日本文化之中。而类似的教条能否在中国成功推广则是个未知数。

中国儒家学说在日本的这些变化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公民意识和民族主义在日本社会更为重要。我已经提到，中国家庭在某种意义上像是一道防护堡垒，以抵抗专横掠夺的政府，因此中国的家庭企业会本能地寻找办法向收税人隐瞒真实收入。而在日本情况则大不一样，家庭的力量非常弱小，各个方面的纵向权威凌驾其上。整个日本国就是一个以天皇为首的大家庭，使日本人民对它产生了道德责任和感情，这是中国皇帝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对外人没有那么强烈的敌我之分，而往往通过家庭、血缘和地域来界定自我，而非国家。

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相互信任的习性也有其黑暗面，即对非日本人不信任。在日本的外国人，如规模相当大的韩国人群体面临着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普遍的注意。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也体现在日本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业务开展上。虽然美国成功地借鉴了日本的精益生产体制，但是从日本移植过去的工厂却未能如此成功地进入本地供应商网络。例如，日本汽车公司若想在美国建立一个装配工厂，它们往往将其网络公司的供应商一同带过去。根据一项研究，在美国装配的日本汽车的零配件大约有90%来自日本或日本公司驻美国的子公司。[43]这本是预料之中的事，日本装配厂和美国分包商之间毕竟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但这却导致了双方不合。我再举一个例子，虽然日本的跨国公司雇用了大量本地主管来运营其海外机构，但是这些主管却很少享受到日本主管级别的待遇。为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工作的美国人可能渴望在组织内部得到提升，但是基本上没有可能调到东京总公司工作或晋升到美国分公司以外的更高职位。[44]当然也有特例，索尼美国公司的员工多为美国本地人，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甚至常常影响日本母公司。总体而言，日本人的信任只存在于日本人范围以内。

长期以来，日本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是，掌握实权者和名义上的掌权者不见得是同一人，这使得日本的商业关系更为灵活。这也是中日文化另一重大差异之处。在日本，真正的掌权者一般都隐身幕后，甘愿间接地统治。虽然明治维新在名义上推翻了幕府，恢复了明治天皇的王位，但它本身就是由萨摩和长洲两藩的贵族以天皇的名义推行的。无论维新前后，天皇的实权都少得可怜。实际上，日本“万世一系”的唯一原因，就是日本天皇不掌实权。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皇帝通常亲理朝政。在日本，权力的争夺一般发生在天皇的大臣之间，他们一方面维护表面上延续的统治及其合法性，一方面又全力夺权，于是日本才有不断发生的内战。

与日本广为盛行的收养制一样，实际掌权者与名义掌权者的分离对日本政治和商业的继承带来诸多益处。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掌握实权的领袖人物多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们抑或与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并肩作战，抑或在1949年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绝不会把权力轻易让给年轻的领导者，于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被推迟，直到他们去世才可以展开。[45]（类似的情况存在于朝鲜，因为其文化习俗更接近与中国而非日本；朝鲜政治长期受制于其长寿的领导人金日成。）在日本，情况则大为不同，领导人若是年迈或者不胜任，则会被温和地放置到名誉位置，实权由年轻的领导者担当。这种做法的根源当是起自传统日本农民家庭。一旦长子长大并足以担负起一家之责，家长就会让位给长子，并从正房移住到小房间，这在日本并不罕见。尽管日本人敬老，但他们更加尊重本田宗一那样更识时务、主动让权给年轻有为者的老人。[46]

本书并非要追溯日本的户、家元团体、长子继承制、领养等规则的历史源头，可是许多学者在解释为什么这些制度会出现在日本而不是东亚其他国家时，往往都指向一个重要因素，即日本政治权力分散的本质。[47]日本在现代化以前的时期，从未被一个拥有庞大官僚组织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统治过，这一点与德国和意大利北部的情况相似，但不同于意大利南部和法国。虽然日本人自诩拥有一个未曾中断的王朝，但是日本天皇的权力一直非常弱小，而且也从未像法国国王那样征服过封建贵族。权力分散在一系列互相攻伐的氏族手中，不断上演此消彼长的戏码。中央权威无力实现权力统一，但这却给小社团的兴起留下了自由空间。在7世纪大化改新时期，藩主以提供军事保护，向农民承诺可以免受帝国权威之迫害。[48]与欧洲的情况相仿，长时期的内战造成自治封地的兴起，在这些自治封地中，武士提供保护来换取农民的大米，亲戚关系起不到丝毫作用。因此，这种根据交换服务建立起相互责任的概念深深扎根于日本的封建传统之中。[49]政治权力的分散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明治维新之前，德川时代划分出许多地方政府，它们纷纷兴办自己的工业，其中一些工业成为1868年后主要工业企业的基础。权力的分离使大阪和江户（东京）这样的城市脱颖而出，这些城市居住着庞大且在不断扩大、实力雄厚的商人阶层，这一情况又与欧洲相同。[50]这样的阶层如果出现在中国，就会很快与皇权发生冲突，不得不面临收购或受制于新的法规。

毫无疑问，日本文化的其他方面对日本经济的成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日本佛教的独特性。正如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指出的，德川早期的佛教禅师石田梅岩和铃木正三的教义使世俗的经济行为神圣化，并传播了商业伦理，这与英国、荷兰和美洲的早期清教教义有共通之处。[51]换句话说，在大致相同的时期，日本的伦理道德与欧洲的新教职业伦理遥相呼应。这个现象与日本的禅宗传统密切相关，禅宗讲究在每日的世俗活动里追求完美，如剑术、射箭、木工、丝织等等，而且这一传统不是通过外在的技艺，而是通过内心的冥想来达成的。[52]大凡看过黑泽明早期电影《七武士》的人一定记得，禅宗武士在入定冥想后，优雅地一击刺穿敌人腹部，而后者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追求完美极致是日本出口产业成功的关键，但是它的根源却是宗教，而非经济。虽然亚洲其他地区也存在日式的职业伦理，但是很少有日式追求完美的传统。不过，这些文化因素与自发社会性并无太大关联，因此我不准备在此多费笔墨。[53]

现在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文化习俗是如何在当代日本商业世界中发挥作用的。

[1] 关于华人和日本家庭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参见Francis L. K. Hsu, Iemoto: The Heart of Japan (New York: Schenkman Publishing Co., 1975), pp.25-27.

[2] James I. Nakamura and Matao Miyomoto, “Soc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Chang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kugawa Japan and Ch’ing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0 (1982): 229-269.

[3] Chie Nakane, Kinship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Rural Japan (London: Althone Press, 1967), p. 4.

[4] Nakane (1967), p. 9. 还可以参见Hironobu Kitaoji, “the Structure of the Japanese Famil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3 (1971): 1036-1057.

[5] Marthl Collcutt, “The Legacy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in Gilbert Rozman, ed.,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22-123.

[6] Hsu (1975), p. 39.

[7] Jane M. Bachnik, “Recruitment Strategies for Household Succession: Rethinking Japanese Household Organization,” Man 18 (1983): 166-182; and John C. Pelzel, “Japanese Kinship: A ComParison,” in Maurice Freedman, ed.,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一个例外是皇室，男性不能通过领养进入皇室家庭。Shichiliei Yamamoto, The Spirit of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Selected Essays (Lanham, Md.: Madison Books, 1992), p. 24. 还可参见Nakocnura and Miyamoto (1982), p. 254.

[9] Takie Sugiyama Lebra, “Adoption Among the Hereditary Elite of Japan: Status Preservation Through Mobility,” Ethnology 28 (1989):218.

[10] Hsu (1975), p. 38.

[11] Yamamoto (1992), pp.24-25.

[12] R. A. Moore, “Adoption and Samurai Mobility in Tokugawa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 (1970): 617-632.

[13] Joseph M. Kitagawa, Religion i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98.

[14] Nakane (1967), p. 6.

[15] Hsu (1975), pp.29-30.

[16] Nakane (1967), p. 5.

[17] Hsu (1975), pp.32-33.

[18] Hsu (1975), p. 36.

[19] Yamamoto (1992), pp.27-28.

[20] 因此，譬如长州派的领导者之一山县有朋在重建明治政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并继续担当主要的政治家， 但他也没有将自己的位置传给儿子。Yamamoto (1992), p. 28.

[21] 用许烺光的话（Francis Hsu, 1975, p. 44）：“日本的家，尤其是同族，其实在一定程度属于资源结社，这在中国家庭或者氏族并不存在。人类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子女、叔叔或阿姨。但如果他们可以领养家庭或者同族以外的成人，他们肯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换句话说，他们享有更开放的招聘标准。”

[22] Nakane (1967), p. 21. 她补充说：“儿子对待退休的老年父母的态度是与中国人的习惯相左的。”

[23] 关于当代日本家庭的变化，参见Fumie Kumagai, “Modernization and the Family in Japan,”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2 (1986): 371-382; Kiyomi Morioka, “Demographic Family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Japa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26 (1990): 511-522; and S. Philip Morgan and Kiyosi Hiroshima, “The Persistence of Extended Family Residence in Japan: Anachronism or Alternative Strate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269-281.

[24] 这是中根千枝（Chie Nakane）的著作《日本社会》的中心观点。Japa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25] 许烺光称这种关系为“kin-tract”，以表明家元是汲取了亲戚群体和现代契约结社的特点。Hsu (1975), p. 62.

[26] Hsu (1975), p. 69.

[27] Hsu (1975), p. 69; Winton Davis, “Japanese Religious Affiliations: Motives and Obligations,” Sociological Analysis 44 (1983): 131-146.

[28] 参见Sepp Linhark, “The Family As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in Tadao Umesao, Harurm Befu, and Josef Kreiner, eds., Japa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Mordern World: Life and Society,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16 (1984): pp.51-58.

[29] 关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史，参见Collcutt in Rozman (1991).

[30] 可参见Yasuzo Horie, “Confucian Concept of State in Tokugawa Japan,”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32 (1962): 26-38. 文章强调民族主义受到儒家思想“系统化、逻辑化地推崇”。还可以参见Yoshio Abe, “The Basis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2 (1974): 21-28.

[31] 在正统儒家思想中，仁不应该限于家庭，而应扩展到非亲属。

[32] 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4; 还可以参见Morishima “Confucius and Capitalism,” UNESCO Courier (December 1987): 34-37.

[33] Morishima (1982), p. 6.

[34] 参见Morishima (1982), pp.6-7，他认为“忠的含义在中国和日本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忠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良心；在日本，虽然也有人用同样的意义，它的常见意义基本上是真诚，旨在全心服务自己的领主，甚至为了主人而牺牲自己。因此孔子所谓‘臣侍君以忠’，中国人理解为家臣为国君服务但不能有悖于良心，而日本的解释则是家臣必须为他们的主人奉献自己的一生”。

[35] Morishima (1982), p. 8; 还可以参见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56-57.

[36] 关于中国和日本的忠和孝的相对地位的讨论，参见Warren W. Smith, Jr., Confucianism in Modern Japan: A Study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Tokyo: Hokuseido Press, 1959), p.230.

[37] 据一项文献，“日本人以敬畏和钦佩之情口口相传一个有关武士的故事，他们誓死护卫武士道，宁可他们的整个家庭被敌人屠杀，也不泄漏任何可能危及领主的信息”。Johannes Thischmeier, The Origin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Meiji Japa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48.

[38] Collcutt in Rozman (1991), p. 33; I. J. McMullen, “Rulers or Fathers? A Casuistical Problem in Early Modem Japan,” Past and Present 116 (1987): 56-97.

[39]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396.

[40] Collcuot in Rozman (1991), pp.147-151.

[41] Morishima (1982), p. 105.

[42]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r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1-12.

[43] “Inside the Charmed Circle,” Economy January 5, 1991, p. 54.

[44] 关于日本跨国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参见James R. Lincoln, Jon Olson, and Mitsuyo Hanada, “Cultural Effects 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Case of Japanese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1978): 829 os7.

[45] 邓小平是一个例外。自1981年以来，他名义上的职位一直是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他同时拥有政府和共产党内最高权力。但是，这种间接的权力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

[46] 参见Saburo Shiroyama, “Attribute to Honda Soichiro,” Japan Echo (Winter 1991): 82-85.

[47] 参见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48] Norman Jacobs, The Origins of Modern Capitalism in Eastern Asia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29.

[49] Richard D. Whitle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Organization Studies 12 (1991): 1-28.

[50] 关于大阪作为商业中心，参见Thischmeier (1964), pp.14-28.

[51] Robert N. 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Bellah, Religion and Progress in Modern Asia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1965); and Yamocnoto (1992).

[52] 关于这背后的技能培训和佛教教义，参见Eugen Herrigel,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3); and Soetsu Yanagi, The Unknown Craftsman: A Japanese Insight into Beauty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89). 还可以参见Francis Fukuyama, “Great Planes,” New Republic, September 6, 1993. 关于质疑佛法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提高武艺的手段，参见Brian Bocking, “Neo-Confucian Spirituality and the Samurai Ethic,” Religion 10 (1980): 1-15.

[53] 事实上，在工艺技术完美主义和社会组织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些技能通过“家元”（iemono）型组织得以保持活力、代代相传，在其中师父向历代弟子传授他的知识，而且往往是以非语言的方式。虽然现代组织的质量控制也可以在现代美国的商学院通过教学完成，而家元体制所带来的额外的元素则是所谓的质量意识。

第16章
终身雇用制

美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间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革新，一些老牌的大型公司纷纷裁员重组，其中一些就此倒闭。“企业再造”成了管理顾问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由解雇员工的最新托辞。克林顿总统以及其他一些专家提醒美国人，不要再期望终身干同一份工作，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父辈不曾经历的动荡经济变革和职业不稳定性。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形势下，假设火星人突然占领地球，并宣布大型的美国公司不准解雇员工，那结果会怎样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经济学家恢复镇定后必然会说，这无疑等于宣布了美国经济的死刑，因为缺乏他们所谓的“要素流动”（factor mobility），劳动市场将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或者无法采用更高效率的技术。但是如果火星统治者在这一点上绝不通融，而在其他问题上采取灵活态度，我们可以预想如下变化。首先，雇员会要求工作准则和工作条件方面更有弹性，因为如果某职位不再需要人手，那么公司必会积极地将员工安置在其他可以发挥其作用位置上。其次，公司会更积极地在内部培训职工学习新技术和新工作，这样被淘汰的员工不会成为公司的损失。公司本身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它会主动进入一些不同的领域，譬如把从钢铁和纺织业下岗的员工调动到电子或营销领域。最后，会出现一些不实行终身雇用的小型企业，这是安置下岗员工的最后一招。这些变化是否能够补偿公司因不能解雇员工而损失的效益尚不清楚，但是这种变化也许会换来巨大的无形回报，即员工的忠诚，以及对怠工的强烈厌恶。

以上这段实际上描述了日本大型企业的终身雇用制。日本公司的终身雇用和高度团结是日本经济特有的两大特征之一。另一个特征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即同一网络组织内公司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这两个习性都源自日本人在自发形成的群体里所养成的高度双向道德责任感。[1]这种双向责任感既不是中国式的亲戚责任，也不同于法律契约责任，更像是一个宗教团体成员彼此间的道德责任，加入这种关系全凭自愿，退出则不能自作主张。

日本劳动市场以及员工与经理之间关系最能说明这种双向责任。先前提到，在华人家族企业中，非家庭雇员如果有其他选择，通常不太愿意在家族企业中工作太久，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完全信任而作为合伙人进入管理高层，而且每时每刻都需要看雇主脸色行事也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因此华人企业的雇员随时准备着跳槽，他们的最终目标是积累资金创办自己的企业。

对比而言，大型日本公司早在战后初期就将终身雇用制度化。[2]当雇员受雇于某公司时，公司将与他达成持续雇用的协议，同时雇员本人则承诺不会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更高的薪水而跳槽。尽管可能有书面合同，但协议的约束力并不在合同本身。其实，如果日本员工坚持用法律文字来进行约定，通常会被认为是极不得体的，而且会使其被彻底排除在终身雇用制外。[3]违反非正式合约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为谋高薪而离开终身雇用制公司的雇员会被社会所抛弃，企图从别家挖人的公司也将遭到同样的下场。这些制裁的实施不是依赖法律手段而仅仅依靠道德压力。

终身雇用制将员工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锁定在单一轨道上。日本社会是高度平等、唯才是用的社会，但是社会流动性的机会一般一生只有一次，即年少时参加的折磨人的大学入学考试。高考是开放式的，有若干客观的分级，而各大学根据考试成绩来招收学生。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所上的大学（而非在校的实际表现）。一旦工作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得到越级提升。公司可随意调遣员工，而员工很少在调遣中有发言权。高考落榜的学生实际上被挡在高薪的大型公司之外，当然在小公司他们还是能够找到就业机会。[4]（日本的学生甚至从进幼儿园起就面临巨大的成功压力。）所有这些都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充满了机会， 即使你已经白发苍苍，失败了也可以从头来过。

员工当然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但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报酬完全是非理性的。[5]日本公司没有同工同酬的原则，薪金主要根据资历或其他与工作表现无关的因素，譬如他是否要供养大家庭等。[6]日本公司比较大的一部分报酬是以红利形式发放的。虽然有些红利是授予个人的，但是一般来说都会给集体，作为对集体工作的奖励，譬如公司的某个部门或整个公司。也就是说，员工知道他不会被解雇，除非犯有严重错误；他还知道自己的薪酬会随着年龄上升，这跟个人工作是否更加努力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某位员工不胜任或不适合于某一项工作，公司不会解雇他，而是将其安置在内部的另一个岗位。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看，劳动力是巨大的固定成本，只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才会顶着巨大压力进行裁员。[7]

这种报酬体制似乎会为搭便车打开方便之门：任何突出的个人表现所产生的利益增值实际上都会成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司的公共好处，既然如此，对于个人来说，干脆少做一点岂不更好？其他将工作表现和薪水完全脱节的社会只有一类，即前共产主义国家。众所周知，这一做法彻底破坏了生产力和工作伦理。

在日本，终身雇用制并没有削弱生产力或破坏工作伦理，实际上还与高度的敬业精神水乳交融，这也证明了日本社会的双向责任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种心照不宣的终身雇用契约换来的是稳定的工作和稳步的提升，人们愿意为公司努力工作。换句话说，雇员愿意为公司竭尽全力，因为可以换来长期的福祉。这种责任感既不是正式的，又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它已经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社会化过程完全内化。日本的公共教育不回避教育孩子正确的“道德”行为，工作后，公司还继续为雇员提供道德教育。[8]

共产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反复的宣传、说教和威吓手段，来向大型社会组织灌输类似的道德责任感。事实证明，这种意识形态威压不仅对于激励人们工作毫无效果，反倒滋生出普遍的蒙混糊弄心态，并在共产主义崩溃之后，导致了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工作伦理、公共精神和公民性的普遍缺失。

终身雇用制的雇员不会搭便车，原因还在于这里的道德义务是双向的。他们的忠诚和工作换来多种形式的回报，已经超越了工作保障的承诺。日本的雇主因对员工的生活采取家长式态度而闻名。上级不仅参加下属的婚礼、葬礼，甚至还充当媒人。日本老板在帮助员工渡过经济或伤亡等难关时起的作用远大于华人老板。[9]老板经常与下属在下班后联谊。日本公司常常为员工组织体育和社交活动、郊游并提供假期。

日本公司常常被形容为宛如家庭一般。[10]在民意调查中，对于“好工头必须像父亲对子女一样对待员工”这个观点，日本人一般都表示强烈认同。[11]日本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说老板“关心他们与工作无关的私事”，这个比率分别为87%和50%。[12]事实上，日本公司的道德约束力要强于家庭。日本员工普遍自愿参加公司组织的周末游玩活动，或在晚上下班后与同事小酌，而不与妻子、儿女一起尽享天伦之乐。愿意为公司而牺牲家庭利益被视作忠诚的表现，反之则被视为不道德的。公司与真正的家庭一样，其中的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公司的“父亲”过于专横，员工也不会选择辞职或跳槽而炒“父亲”的鱿鱼。

扩大开来，员工与经理之间的双向责任关系还反映在日本的工会组织上。战后日本的各工会不是根据行业来组建的，它们是公司的工会，这与欧美国家大相径庭。举例来说，日立工会代表日立的所有员工，不分工种。劳工和经理对彼此的态度反映出，日本社会比美国甚至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有更高的信任。这些国家的工会是富于战斗性的，且受意识形态的左右。虽然日本工会还会举行春季罢工，以此追怀20世纪初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活动，但是在整体发展和公司福祉上，它们与管理层的利益一致。因而日本的工会往往成为管理层的工具，力图抚平员工对工作条件的抱怨和驯服不听管教的员工。而英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在对英国和日本员工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在英国，工会成员和管理者虽然接受对方存在的必然性，但都拒绝完全接受它的合法性或至少是另一方所享有的权力的合法性。在双方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中，往往都没有另一方”。[13]

西方管理者在看到驯良的日本工会后，都向往着与他们的员工构建这样的关系。他们极力讨好工会，企图用日式的员工与管理者间的共同利益这套说词，来说服工会放松工作规则或在薪资上让步。但是，要使日本式的相互责任能够管用，责任和信任就必须是双向的。西方工会成员会辩解说，如果相信管理者在为管理层着想的时候也会为员工着想，那就太天真了，公司会利用工会作出的所有让步，仍然尽可能降低在工作保障和其他福利方面的开支。进行合同谈判时，管理者常常向工会代表展示他们的账本，以期证明自己不能为某一薪金要求再作让步。但是这一策略毫无作用，除非工会相信管理者的账目是真实可信的。[14]知识就是力量，许多西方工会都有过因雇主篡改账目、夸大成本、少报利润而在讨价还价上的不愉快经历。由此可见，日式工会只能是日式管理模式的产物。

许多观察家（包括许多日本人在内）都认为，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它所产生的劳雇关系源于一种古老的习俗，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忠诚。[15]终身雇用制确实有很深的文化基础，但是文化传统和当代商业习俗之间的关系却复杂得多。[16]目前形式的终身雇用制最早产生于二战结束时，而目前许多小型公司依然没有实施这项制度。这项制度是日本政府和雇主为了稳定劳动力供给而努力奋斗的最终结果，这一努力在19世纪晚期日本开始工业化时就已展开。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之交时，技术员工常常短缺，而雇主发现自己无力留住所需要的员工。实际上，手工艺人高度流动的传统在德川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些手艺人凭心情不断地更换工作场所，他们为自己不循规蹈矩、有叛逆性、能够随心所欲出卖自己的劳动而感到光荣，随之而来的奢侈舒适且常常桀骜不驯的生活方式也让他们沾沾自喜，所有这些个性与当代日本人的个性格格不入。[17]当时的技术员工是以行会（Oyakata），即传统同业公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成员首先忠诚的对象是他们的行业而非雇主。[18]

稳定的雇佣制尤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私营公司要负责培训雇员基本的行业技能，因此，雇员辞职对那些在员工培训上进行了投资的公司来说是很大的损失。1897年，在大企业中三菱公司率先提供医疗、退休等全套福利，希望依此留住员工。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员工跳槽的比率在随后的几年中仍然很高。以工程工业为例，一般都在50%以上。[19]日本的劳雇关系并不总是平和的。工人阶层的壮大导致了一系列火药味十足的工会运动，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38年军事政权解散工会。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工业开始重建，它的领导者希望构建一个更为和谐、稳定的劳雇关系。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在保守党政府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下（美国不愿看到左派工会的战斗性），产生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终身雇用（nenko）制度。

终身雇用制度既然是新近的产物，这让一些观察家认为，终身雇用根本不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现象，它仅仅是日本政府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满足某些需求而建立的制度而已。[20]但是这种解释误解了文化在这种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21]尽管终身雇用制在日本并不是一个古老的习俗，然而它所凭借的伦理习俗在日本历史上早已存在。这种以双向的工作道德责任为基础的制度，首先必须有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可以轻易地利用员工和工会，同样，员工也可以轻易地搭便车。但是这两种现象在日本都不严重，这就证明双方都充分信任、彼此都将全力遵守协议。很难想象终身雇用制能够在相对低信任的社会，譬如台湾、香港、意大利南部、法国，或者像英国那样充满阶级敌意的社会存在。劳工和管理者都不信任这种制度中的设计者：前者认为那是瓦解工会团结性的阴谋，后者则认为那是不合法的公司福利。当然，这些社会的政府可以将终身雇用制法律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那么做的，但结果很可能是员工和管理者都不尽力遵守协议，员工假装工作，而雇主则假装为员工谋福利。日本的制度大获成功，原因就在于这些规则已经深入员工和管理者的行为中：不用强制，员工就会自觉工作，管理者会考虑员工的利益，或者说他们不需要一个正式的权责制度来管理彼此的关系。

80年代末期经济泡沫的破灭和1992—1993年间的经济衰退，以及日元升值等问题，都给终身雇用制带来了巨大压力。日本公司为了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遵守雇佣承诺，不得不在许多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它们或将员工转移到其他事业部，或将员工调到下级公司中，或减少奖金，或提前退休，或干脆将一部分员工降为非正式员工，保留工资，但可以随时解雇他们。这些措施所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大概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率直线下降。[22]1992年，公司聘用新毕业大学生的比率下跌了26%，1993年又降低了10%，15万毕业生失业。[23]一些大型公司实际上开始裁员，另外一些公司则已经开始采用美式“猎头”（headhunting）策略，把劳动力富余看作挖竞争对手员工的良机。尽管如此，终身雇用制使得它们无法缩小规模或重新设计，不能像90年代初许多美国公司那样大批裁员，或以提高生产力为由将员工整批转手。当日本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几乎不出现倒退和降速时，终身雇用的承诺不难遵守。而今日本经济已经成熟，开始走向相对缓慢的、长期增长的发展模式，终身雇用制是否将严重拖累日本公司生产力仍有待观望。但是即使终身雇用制不是未来的最佳制度，至少在过去它在协调就业保障和经济效益方面表现出色，而这正是让西方经济界无法理解的一个大问题。[24]终身雇用制迄今运转良好甚至仍卓有成效的事实，证明了日本社会生活里双向责任的力量着实强大。

[1] 回报性道德义务类似于Yasusuke Murakami和Thomas P. Rohlen定义的“社会交换”概念。“Social-Exchange Aspects of 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Culture, Efficiency, and Change,” in Shumpei Kumon and Henry Rosovsky,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2: Cultural and Social Dynam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73-77.

[2] 最早描述日本战后的终身雇用制度的西方观察家是 James C. Abegglen, The Japanese Factory: Aspects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8, p. 67) ，Abegglen 的解释受到后来西方和日本的学者质疑，因为他至少忽略了日本小企业，那里并没有终身雇用的惯例。

[3] Shichihei Yamamoto, The Spirit of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Selected Essays (Lanham, Md.: Madison Books, 1992), p. 9.

[4] Michio Morishima,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ese Etho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74.

[5] Abegglen (1958), pp. 116-117.

[6] Ronald P. Dor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Japan and Elsewhere,” in Albert M. Craig, ed.,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40.

[7] 日本的劳动市场要远比看上去更灵活得多。虽然大公司都肩负终身雇用的义务，但公司内的工人都没有硬性要求遵循职位的工作内容。事实上，专业主义作为身份象征的程度，在日本比在美国或英国更低，因此少了很多约束。例如日本工程师更不以自己的工程资质而感到荣耀，远不及他们就职的企业，因此他们更愿意转换专业，甚至完全不做工程师都可以。公司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调动工人，并担负再培训的责任。因此，裁员，再培训和重新雇用的过程在日本和在美国并无两样，只是前者在企业内部完成，公司担负了将工作人员从一个部门调动到另一个部门的责任。 例如日本钢铁制造商NKK当年面临着其核心钢铁业务下滑的困境，于是它将铸造工人调配到消费品子公司。“Deep Cutbacks in Japan, Too,”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1993, p. D5.此外，日本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也缓解了压力，终身雇用制只是大公司的特权，并不在小公司之间广泛实行，许多大公司可以通过将不需要的工人调配到自己的子公司，他们可以支付更低的工资并最终将这些工人解雇。被大公司解雇的威胁相当于严厉的惩罚，以此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8] Ronald P. Dore,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3), p. 208; Abegglen (1958), p. 97.

[9] Dore (1973), p. 220.

[10] Abegglen (1958), p. 99.

[11] Abegglen (1958), p. 94.

[12] Seymour Martin Lipset, “Pacific Divide: American Exceptionalism-Japanese Uniqueness,” in Power Shifts and Value Changes in the Post Cold War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Joint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s Research Committee: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Japan: Kib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ophia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1992), p. 57.

[13] Dore (1973), p. 140. 道尔指出，虽然一些英国工会成员认可其所在行业的健康发展对他们至关重要，更激进的一派则希望他们的行业表现糟糕，从而加快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崩溃。

[14] 参见 Dore (1973), p. 154.

[15] 这一点在Abegglen看来尤其是真的(Abegglen, 1958; 参见 esp. p. 100); 还可参见 Solomon B. Levin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Postwar Japan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8).

[16] 对于文化因素的误用的例子，参见Dominique V. Turpin, “The Strategic Persistence of the Japanese Firm,”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January-February 1992): 49-52, 他认为，日本企业对于市场份额的重视超过利润，这一点源于日本文化价值中对于持续性的重视。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没有坚持在其他行业发展，如纺织、造船等。

[17] John C. Pelzel, “Factory Life in Japan and China Today,” in Craig (1979), p. 390.

[18] Sanford Jacoby, “The Origins of Internal Labor Markets in Japan,” Industrial Relations 18 (1979): 184-196.

[19] Dore (1974), p. 388.

[20] 据Chalmers Johnson的说法：“精英开发并传播意识形态，试图说服公众，国家的社会条件是除了政治以外的任何事物所造就的，如文化、历史、语言、民族性格、气候，等等。”参见“The People Who Invented the Mechanical Nightingale,” Daedalus 119 (1990): 71-90; 还可参见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8.

[21] 关于文化论与企业组织论在解释东亚的结构性的相对优势，参见Gary G. Hamilton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S52-S94.

[22] 参见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94, p. D1.

[23] “Decline in Recruiting Slows to 10% Drop,” Nikkei Weekly, June 6, 1994, p. 3.

[24] 关于日本经济模式的未来这个宏观问题，参见Peter F. Drucker, “The End of Japan, Inc.?” Foreign Affairs 72 (1993): 10-15.

第17章
财团

因特网原本是（美国）国防部建立的电脑网络，它允许世界各地的电脑相互沟通。而最近在因特网上发生的一起事件彰显出双向责任对保证网络正常运作的重要性。热衷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人士相信，小公司或个人组成的网络将形成新的组织模式，而这一模式，无论是对比大型的等级式公司，还是不规范的市场关系都要优越得多。倘若这样的网络要变得更有效率，唯有基于高度的信任以及网络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才能实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让许多构建因特网的计算机迷觉得意外，他们热爱自由，敌视任何形式的权威，但事实证明，网络在不规范和反社会行为面前是异常脆弱的。

因特网虽然是一个实体的网络，但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一个价值共享的共同体。[1]在70年代和80年代，因特网共同体最初的成员多是政府和学术研究者，在没有正式的行政等级或者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他们在背景和兴趣方面有很大的趋同性，因而他们可以用不成文的网络规则彼此约束。因特网的用户自由地交换数据和信息，也明白自己向网络输入数据的回报是免费访问其他人的信息。这个网络的一条最重要但又非正式的规则是：禁止利用电子邮件进行商业广告。因为如果广告泛滥，网络就会瘫痪。此外，整个系统运营成本低廉的原因是，用户牢记这些规则而且彼此信任不会违规。因特网文化虽有局限性，但有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效益。

但在90年代初，随着这种免费（至少是低成本）服务的消息广为人知，用户人数也随之骤增，其中一些用户认为他们不必受初始的因特网共同体的道德约束。1994年，反广告的禁令被两名律师打破，他们轰炸式地向因特网新闻组发广告。尽管遭到长期用户的强烈抗议，但是这两名律师认为他们没有破坏任何法律或正式规则，因此他们也不必为此感到羞愧。[2]显然，他们的行为对整个网络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因为久而久之，其他人将会学着利用公共物品谋求私利。

或许某一天，网络改成等级模式并制定一套有强制性的正式法规，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样，网络的道德规则将以强制的手段由法令来维护，而非内化的双向责任感。法规可以保持因特网的生存能力，但是也将显著提高网络维护的交易成本，届时将不得不增设网络行政管理者和警察、限制访问等等。计算机病毒被不遵守社会规则的黑客带到了网络中，这已经额外地增加了运行网络的经济成本，如给计算机增设防火墙、隔离数据等。曾经的内在责任现在变成了外在的法律，伴随着法律文书的繁冗累牍；曾经是分散式的自我管理的模式，现在则必须有中央管理机构以及附带的官僚配备。

建立在相互道德责任基础上的共同体网络大概在日本得到了最全面的发展。除了终身雇用制以外，商业网络形式的经连会是日本经济的第二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运作完全依靠普遍的高度信任关系。[3]

经连会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纵向的经连会，如丰田汽车公司，由生产企业、上游分包商和供应商，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机构组成。更普遍的另一种类型是所谓的横向或跨市场的经连会，它广泛联合不同类型的商业机构，与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美国联合企业，譬如海湾西方集团（Gulf + Western）或国际电报电话集团（ITT）相似。典型的跨市场经连会一般以一家大银行或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为中心，通常还包括一家综合贸易公司、一家保险公司、一家重工业生产企业、一家电子公司、一家化学公司、一家石油公司、各种日用品生产厂家、一家船运公司及其他一些零星的企业。在美国占领期结束后，财阀开始举行总裁会议，准备重振旗鼓，而所谓总裁会议（President’s Council）便是指有历史渊源的公司的首脑定期会晤。经连会成员没有正式的法律纽带，虽然他们必须通过交叉持股这样一复杂制度连接在一起。

类似经连会的企业集团在许多文化中都存在。[4]台湾和香港等华人社会中有以家庭为基础的网络组织。意大利中部的小公司则联结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中。19世纪末，美国有摩根和洛克菲勒托拉斯，即使在它们解体以后，公司之间长期合作以及董事跨公司参与经营的例子也很常见。波音公司今天发展到可以生产777客机的规模，但实际上它扮演的是系统集成者的角色，其主要业务是组合大批的独立分包商，后者完成了客机大部分零部件的生产。德国经济也包括许多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它们在许多方面与日本的网络组织有共同之处。

但是，日本经连会的许多特点在其他社会中并不存在。第一个特点是，它们都很庞大，在整个日本经济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台湾商业网络的平均规模为6家公司，与之相比，日本6大跨市场经连会平均联合了31家公司。[5]在日本2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当中，99家企业与一个网络组织保持有明显的长期附属关系。不属于经连会的企业一般来说都隶属于较新的产业，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形成联盟。[6]

第二个特点是，尽管它们的整体规模巨大，跨市场经连会的单个成员公司在日本经济的某一领域并不占有垄断地位。相反，在每一种市场领域中，只有一家成员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由此，三菱重工、住友重工和川崎重工（第一劝银集团的成员）在重工业生产和国防工业方面相互竞争，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和第一劝业银行则在金融领域一争高下。[7]

第三个显著特点是，经连会的成员一般优先在内部进行贸易，即使在毫无实惠可言的情况下。经连会成员并不局限于相互之间进行贸易往来，但是它们往往与集团内成员做生意，而少与未联盟的公司打交道，对比纯粹的市场交易，他们有时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或接受质量较差的货物。[8]贸易关系的另一优惠形式是，网络中心的金融机构向成员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这实际上是一种补贴。经连会成员优先在内部进行贸易的倾向是美日贸易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大概也是两国产生误会的导火索。美国公司试图向日本出口商品，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顾客宁愿多出钱给经连会伙伴，也不愿意购买美国的进口商品。日本公司本身并没有刻意排斥美国商品的意思，网络外的日本公司也会有此遭遇。但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这种做法似乎有贸易壁垒之嫌。

最后一个特点是，经连会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反映了它们之间高度的信任感。通用和波音等公司与其供应商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它们依旧彼此保持距离。供应商的担心是，如果主承包商过多地了解自己的专有工艺或财务，很可能会滥用此类信息，例如向竞争对手泄密或者干脆自己进入该行业。这种不安全感减缓了更有效率的工艺传播给商业合作伙伴的速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主承包商为了确保效率会经常要求尽可能地审查分包商所有运作细节，这一要求被接受是因为后者相信前者不会不当地利用以此方式获得的信息。[9]

经连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感可从著名的马自达案例中窥见一斑。马自达是汽车制造商，1974年因石油危机，它生产的转轮式发动机汽车的销售骤减，致使公司濒临破产。马自达是住友企业集团的一个成员，集团的主银行住友信托公司是这家汽车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和股东。住友信托担负起重建马自达的重任，派遣了七名董事，并强制公司采用新的生产技术。经连会的另一些成员将订单转给马自达，零部件供应商也降低了售价，银行则提供必要的信贷。结果，马自达没有裁员就渡过了难关，只不过管理层和员工的奖金减少了而已。[10]几年以后，克莱斯勒（Chrysler）陷入困境，而它却不能指望债权人和供应商的帮助，只能求助于美国政府。单独来看，住友经连会成员联手拯救马自达的决策完全不符合经济逻辑，至于总体行为是否符合经济逻辑，经济学家对此仍有疑义。但是这个事例的确可以说明，经连会各成员常常愿意为彼此的利益而作出牺牲。

若要了解日本网络组织经济，我们必须后退一步，更全面地观察现有的企业经济理论。按理，资本主义应当是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而西方公司内部的生活则是等级式和合作性的。任何在这种公司里工作的人都知道它是专制的，高高在上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在董事会几乎不过问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把公司像军队一样指挥得团团转。与此同时，在这个等级制机构中工作的人们必须相互合作，不能彼此竞争。

竞争性的自由市场与合作且专制的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这是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20世纪30年代一篇开创性论文的开篇论点。[11]科斯指出，市场的本质是价格机制，它促使供求趋向平衡，但是在企业内部，价格机制受到压制，商品是通过指令进行分配的。如果价格机制是极有效率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企业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我们可以设想，汽车可以不需要汽车公司，而完全在一个去中心化的市场中生产。企业可以将汽车设计卖给最后的装配厂，而装配厂又从分包商手中收购主要部件，同样的分包商又从其他独立的零件供应商手中购买零配件进行装配，装配好的汽车卖给独立的市场营销机构，它们又将汽车卖给批发商，最后由批发商卖给最终消费者。但是现代汽车公司的做法正好与此相反，它们前后整合，收购供应商和市场营销组织，产品根据公司决定随着生产流程而转移，而非通过市场交易。企业与市场的界限最终为何是今天这般模样？

科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大多数后来的经济学家的回答，即虽然市场能够有效地分配商品，但是也常常造成相当大的交易成本，即市场交易会带来寻找买家和卖家、协商价格、以合同形式确定生意等成本。因为有这些成本，汽车公司完全收购供应商，则比反反复复与它们在每个零配件的价格、质量以及交付日程上无休无止地争论，要经济实惠得多。

科斯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全面发展，其中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成果最为突出，他将其发展成为一套博大的现代公司理论。[12]用威廉姆森的话来说，“现代公司可以被视作一系列组织性创新的产物，这些创新的目的和效果都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13]人类并不可以完全信赖，所以交易成本可能会很高。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在追求经济私利的同时又保持完全诚实，那么通过分包的形式造汽车是可行的。买方可以相信供应商会提供最惠价，不背信弃义，不向竞争对手泄密，按计划交货，力保质量等等。但是，用威廉姆森的话说，人类是“机会主义”者，其特征是“有限的理性”（意指他们并不总是作出最合理的决定）。整合公司必要性在于，外界供应商并不见得会按合同约定的去做。[14]

于是，企业纵向集成以降低交易成本。它们不断扩张，直到庞大的规模所带来的成本开始超过节省下来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大型组织会遭遇规模所致的非经济性：组织越大，搭便车的问题就越严重。[15]行政部门的成本加大，原因是企业官僚只注意自己死活，而不考虑如何将利润最大化。当经营者对自己公司里的事情毫无头绪的时候，公司还要承担信息成本。威廉姆森认为，20世纪初美国公司率先成立的多部门公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创新途径，它将集成整合的节约交易成本与去中心化的独立利润中心结合在一起。[16]

应该说明的是，日本的经连会是解决规模造成的问题的另一个创新方案。经连会伙伴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是纵向集成的替代物，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它也取得了相似的效益。丰田可以直接收购它的一个大分包商日本电装株式会社（Nippondenso），正如通用汽车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收购费希博德（Fisher Body）。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因为收购不一定会降低交易成本。丰田与电装的亲密关系使其能够参与产品和质量决策，后者就像它的一个全资子公司。此外，这两家公司之间互惠义务给丰田足够信心，相信电装在将来会继续可靠地满足其需求。具有责任感的关系的长期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签约双方可以共商未来的发展规划、投资，也深知即使有第三者提供更优惠的价格，另一方也不会抛弃自己。[17]而且，它们在价格上也不用多费口舌，如果一方感觉没有得到最优价格甚至短时亏损，它相信伙伴会愿意在今后给予补偿。

经连会关系出现在日本文化背景中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对彼此放心，合作双方可以构建具有互惠责任感的长久关系，于是交易成本在整个日本境内都比较低。[18]在香港或者意大利南部这种低信任的社会中，跨公司之间的交易成本比在日本要高，原因是日本签约双方相信合同能顺利履行。同时，日本经连会的成员无需负担存在于纵向集成公司中的额外的中央行政费用。

交易成本是种有效指标，让我们能够了解纵向经连会的经济效益，如丰田公司，它们在功能上与纵向集成的西方公司相同。但水平或跨市场经连会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要知道其成员彼此并没有必要的经济联系。那么到底是什么经济动机，使每个主要的跨市场经连会都认为集团中必须有一家酿酒厂？譬如住友集团的成员喝朝日啤酒，而三菱的成员则偏爱麒麟啤酒。[19]

经连会成员的关系达到相互进行经济交易的程度时，跨市场的经连会可以获得纵向企业集团所节约的交易成本的效益。也就是说，集团成员彼此非常了解而且相互信任，购买集团成员的商品不像从陌生公司手中购买那样需要承担信息和谈判成本。[20]一时的损失也会在日后得到补偿。

另一个经济上的考量跟银行的角色有关，银行是每一个跨市场经连会的中心。日本的股票市场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在资助日本工业方面从未起过重要的作用。这一职能是由银行和发行债券来完成的，后者是政府机构常用的手段。自日本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大城市的银行在扶助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工业化早期，财阀向非相关行业扩展大概比较说得通，尽管这些行业与其现有的利益没有天然的协同作用。它们能够将现代管理技巧带到以前完全未开发的领域，并且可以利用补贴信贷。在50年代的经济复苏期，城市银行是日本央行将储蓄资金注入制造业领域的工具，这是通过“超额贷款”（overloaning）程序实现的。通过操纵储备要求，以及达到保证高额而稳定的借贷活动，央行可以提供的资金利率是市场无法做到的。[21]

在产业资本化的过程中，独立于经连会关系网的大银行本可以扮演相同的角色。为什么即使在超额贷款活动终结后，它们还能与某些工业客户发展长期的关系？这背后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正是这种关系的稳定性使银行取得关于客户的第一手信息。[22]了解这一情况可以使它能够更有效地分配资金；甚至还允许银行直接干预困难客户的重组，马自达就是一例。第二，经连会允许小型但风险性高的投资，或者是较长期的投资（其回报要在遥远的未来），以比金融市场低的利率获得贷款。大公司普遍能够以比小公司更低的利率拿到贷款。[23]经连会实际上将资金的成本在其成员中社会化，并且用从老的、比较成功的企业中获得的稳定收入，来补贴较新的、风险较大的企业。最后，经连会银行通过优先借贷原则可以充当价格清理中介，帮助那些利润因非竞争性报价而遭受不利影响的成员公司达到回报均衡，这就跟企业财务部补贴因公司内部交易导致价格扭曲而遭受损失的部门一样。

还有其他一些理据可以用来解释跨市场的经连会。例如，可以利用经连会的品牌为新产品市场建立信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连会曾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阻止或者控制进入日本的外国投资的程度。当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政府同意开放资本市场时，许多日本公司极为害怕外国竞争对手蜂拥而入，尤其害怕美国公司进入，因为外国的跨国公司可以购买日本企业的股权。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业的重要性在日本基本不受重视；跨国公司除非在当地设厂生产，否则很难在海外开拓市场。[24]正如马克·梅森（Mark Mason）的研究所示，当经连会预计资本市场要开放时，内部交叉持股的程度急剧上升，从而使外商更难获取日本公司的大部分股权。[25]这种策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绝大部分美国跨国公司只能购得日本公司的少数股权，即使是在法律允许它们收购的情况下。譬如有一件广为人知的事，美国企业“突击兵”T. 伯恩·皮肯斯（T. Boone Pickens）未能保住他在日本汽车零配件供应商董事会中的一席之地，即使他购买了公司大部分股权，这一事件充分证明了经连会关系可以有效地用来限制外商进入日本市场。最后这个例子也说明，跨市场经连会的职能可能根本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的。

由于日本网络组织这些独特而耐人寻味的特征，一些人遂大胆设想，网络组织作为构建现代商业生活的一种经济有效的做法，不仅适合日本，也可用于其他国家。我们不妨参考科斯和威廉姆森提出的分类，即西方经济大致包含两种工业关系：第一，市场型，在这种关系中，商品的交换是建立在完全不相干的行为者之间的协议上；第二，等级式，在这种关系中，商品根据行政指令，在同一个集团内部进行交换。但是按照公文俊平的说法，网络意味着“其内部成员的相互行为主要属于默契/感应型”，成员之间维持着持久但是非正式的关系。[26]因此，网络可以获得大规模组织所达到的交易成本节约，同时又没有它所要承担的巨额开销和管理成本。一些人断定，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经济关系，而且适用于政治关系。在政治领域，早先庞大、僵化和集权的政府结构已被证明缺乏弹性、行动迟缓，因而不能适应复杂的现代社会的需求。

网络组织不一定是日本文化独一无二的产物，这一观点有一定正确性。德国和美国这两个高信任度的社会也有各自的网络组织。尤其在德国，卡特尔和贸易协会在经济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虽然类似的组织有违美国20世纪初颁布的《反托拉斯法》，但非正式的网络依然以关联公司的方式存在，它们交叉持股且董事会彼此重叠（例如化工巨子杜邦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主要股东，它们有共同的董事成员）。美国的采购经理也不总是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总是不择手段地寻找价格最低而质量最高的供应商，根据价格信号反复更换供应商。在实际中，买方常常与自己信任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认为从长远看，这种可靠性当比最低价更重要。买方也厌恶出于短期利润考虑而抛弃一个供应商，因为他们深知信任关系的构建需要时间，且将来对方会在其他事物上做出让步。

但很难想象日本式的网络组织模式有朝一日真的能够处处通用，尤其是在自发社会性较低的低信任社会。网络组织没有总管全局的权威，如果两个成员公司无法在交易价格上达成一致，网络内并没有一个中心事务所来处理纷争。如果需要整个网络采取某种行动时，比如住友集团决定拯救马自达汽车公司时，任何单个成员按理都可以使用否决权，因为集团内需要意见统一。在日本，一致意见不难达成。在低信任社会，网络形式的组织易产生麻痹和懒散，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网络中的每个成员则首先会盘算如何利用网络为自己谋利，而且怀疑其他成员也会照此行事。

建立在相互道德责任感上的网络遍布整个日本经济，原因在于不相关联的人之间普遍存在着相当高的信任。这并不是说所有日本人都彼此信任，或信任遍及日本全境。日本境内也有犯罪现象，杀人、诈骗、互相欺骗亦有发生，只不过数量比美国要少。经连会网络以外的信任比内部的低。但是日本文化的某种特性使日本人很容易对他人产生责任感，并将这种责任感维持较长的时间。这说明日本的网络结构只能部分复制，即使是在其他高信任的社会中也是如此，而且这种网络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低信任社会。低信任社会中的网络是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组建的，或者只是市场关系的修正，联系在一起的公司关系脆弱且经常更换。

经连会关系和终身雇用制一样，都在1992年之后的日本经济萧条时期承受了很大压力。经济好的时候，以无必要的高价格与企业合作公司进行交易不算什么大事，但到了经济萧条时期，这便关乎企业生死，尤其是当网络外的公司可以给出超低报价的时候。经济萧条和日元升值的冲击使小公司如履薄冰，这些小公司往往发现经连会关系不再那么可靠，因为大型制造公司也感到自身难保，不得不将小公司推给分包商以降低自己的成本。[27]这次衰退还降低了交叉持股的程度，工业公司尤其急于抛售与它们合作的银行的股票。[28]外部力量也施加压力企图打破经连会关系，譬如美国出口商就急切地想打开紧闭的日本市场。经连会关系易于导致无效益，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全球经济中，这可能会严重阻碍日本公司成本控制能力。但是，与终身雇用制一样，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似乎只是对经连会系统有所冲击，尚不足以将其打破。

在东亚，日本率先利用等级式管理结构和职业经理人，完成从家族企业模式向现代公司形式的组织模式转换。这个转换开始于日本发展初期，早在工业化开始之前。在亚洲，只有日韩两国的经济由私营大规模企业支配。因此，日本得以广泛地涉足生产工艺复杂、资本密集型的领域。

日本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原因是与中国和法国这种中间组织相对较弱的社会相比，日本社会有很强烈的自发社会性。日本人的信任范围不局限于家庭或宗族，且向各种社会中间组织延展。[29]尤为重要的是收养制度，日本家庭愿意将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吸纳到家庭中，这一特性为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打下了基础。在日本，无关系的人自愿组成的各种社团也可以产生信任。一个家元式组织一旦建立起来，便丧失了自愿的特性：人们不能随意中止互惠的责任关系。在日本，无亲缘关系的人进入自发组织，属彼此信任，无利益契约或其他法律文本来规定相互权责，其信任程度相当高，可能比其他任何当代的社会都要高。由于这种强烈的双向道德责任感的存在，才出现了终身雇用和经连会式的商业网络等经济现象，这在世界其他社会无迹可寻，即使是在其他有高度自发社会性的社会。

日本之后，最能彰显自发社会性的国家是德国。虽然德国社会性的文化源泉与日本不大相同，但是其效果却惊人地相似。德国很早就发展了大型组织和专业管理，它的经济也呈现非正式的网络形态，并拥有高度的企业团结性。下一章我们就来分析德国的情况。

[1] 换句话说，它是Shumpei Kumon所谓的网络，本章节稍后定义的“基于共识或诱导的交换”。

[2] 由于他们收到大量的憎恶邮件，他们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取消了他们的帐户，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

[3] 关于经连会的历史和背景进一步的说明，参见Richard E. Caves and Masu Uekusa,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Japa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6), pp.63-70; Chalmers Johnson, “Keiretsu: An Outsider’s Vi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ights 1 (1992): 15-17; Masaru Yoshitomi, “Keiretsu: An Insider’s Guide to Japan’s Conglomerat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ights 1 (1992): 10-14; Maruyama Yoshinari, “The Big Six Horizontal Keiretsu,” Japan Quarterly 39 (1992): 18 198; Robert L. Cutts, “Capitalism in Japan: Cartels and Keiretsu,”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0 (1992): 48-55; James R. Lincoln, Michael L. Gerlach, and Peggy Takahashi, “Keiretsu Networks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A Dyad Analysis of Intercorporate 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1992): 561-585; Marco Orros, Gey G. Hamilton, and Mariko Suzuki, “Patterns of Inter-Firm Control in Japanese Business,” Organization Studies 10 (1989): 549-574; Ken-ichi Imai, “Japan’s Corporate Networks,” in Shumpei Kumon and Henry Rosovky,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3: Cultural and Social Dynamic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参见Nathaniel H. Lea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conomic Group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6 (1978): 661-675.

[5] Michael L. Gerlach, Alliance Capitalism: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apanese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82.

[6] Gerlach (1992), p. 85.

[7] 财阀长久以来未能取得垄断地位；参见William W.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23.

[8] 相关证据，参见 Gerlach (1992), pp.137-149.

[9] Richard D. Whitley, “East Asian Enterprise Structure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ms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tudies 11 (1990): 47-74.

[10] 相关论述，参见 Masaru Yoshimori, “Source of Japanese Competitiveness, Part I,” Management Japan 25 (1992): 18-23.

[11] Ronald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 (1937): 386-405.

[12] 参见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1981, hereafter 198la): 548-57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d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971): 112-123.

[13] Oliver Williamson, “The Modern Corporation: Origins, Evolution, Attribu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 (1981, hereafter 1981b): 1537-1568.

[14] 据Williamson所言： “充斥于企业和市场的实体人，和我所关注的经济人有所不同（至少和常见的讽刺漫画所描述的不同），因为他们不精于算计，不值得信任，且行为不可靠。组织人的算计能力有限，是因为理性有限。经济人奉行机会主义，于是他们不可靠……如果经济人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无处不在的、虽然不完全的外包仍然是可行的。” (Williamson 1981b, p. 1545; italics added).

[15] Armen A.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1972): 777-795.

[16] Oliver E. Williamson, Corporate Control land Business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0), p. 175.

[17] Ronald P. Dore, “Goodwill and the Spirit of Market Capit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4 (1983): 459-482.

[18] 这一观点见于 Masanori Hashimoto, The Japanese Labor Market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Kalamazoo, Mich.: W. E. Upjohn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 1990), p. 66, and also by Dore (1983), p. 463.

[19] 关于经连会内部的“啤酒战争”，参见 Gerlach (1992), pp.xx-xxi.

[20] Whitley (1990), pp. 55-56.

[21] 关于过度放贷的机制，参见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03-204.

[22] 参见 Ken’ichi Imai, “The Corporate Network in Japan,” Japanese Economic Studies 16 (1987-1988): 3-37.

[23] 这背后的原因，参见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p. 126-130.

[24] 关于这一点，参见Dennis J. Encarnation, Rivals Beyond Trade: American versus Japan in Global Compet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 Mark Mason,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Jap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ese Capital Controls, 1899-1980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pp. 205-207.

[26] Shumpei Kumon, “Japan as a Network Society,” in Kumon and Rosovsky (1992), p. 121.

[27] 大型汽车制造商的经连会成员被告知在三年内将价格下调15%，否则母公司可能寻求其他供应商。“Small Manufacturers Face Survival Fight,” Nikkei Weekly, June 13, 1994, pp.1, 8.

[28] 因此，新日钢铁出售了价值96亿的各银行股票，而松下电器和日产公司大幅减少其持有的对方股份。交叉持股的总比例下降到所有发行在外的股份40%以下。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核心经连会关系。参见“Recession Forces Firms to Dump Shares of Allies,” Nikkei Weekly, May 2, 1994, pp.1, 12.

[29] 这不见得会扩展到全国，这点恕我与James Fallows意见不同。参见Fallows, More Like Us: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 pp. 25-26.

第18章
德国巨人

德国经济是一个尤其有意思的案例，原因有二。首先，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非常成功。在19世纪，当时的政治形势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德国建立了统一的经济区（关税联盟），之后又统一了国家。德国后起直追并超越了当时更为发达的两个邻国，英国和法国。德国的领先地位至今未被动摇，尽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惨重。其次，虽然德国经济从未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纯自由主义路线来组织，但是却一直保持了领先地位。自俾斯麦主政起，德国就一直是个高福利国家，如今福利更是耗去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半。德国经济有许多刻板现象，尤其是在劳务市场，虽没有终身雇用制，但是，解雇德国工人远比解雇美国工人困难。

德国与其邻居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就如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异一般巨大。德国经济一直充斥着公共导向的机制，这在中欧以外无迹可寻。[1]与日本一样，德国的这些体制也是积极的律法或行政政策的结果，但是它们同时也高度依赖德国文化的共同体主义传统。

德国和日本文化的相似之处引人深思，其中相同点可以归结为高度发达的公共团结意识，这一点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两国均以有序和守纪而闻名，例如都有清洁的公共场所和整洁的家居环境。两个社会的成员都乐于遵守规则，从而增强了他们自己文化群体的意识；两国人对待工作都严肃认真，但却都缺乏轻松和幽默感。对秩序的狂热有正反两种影响，好的方面是，德国人和日本人长久以来的完美主义传统，在两国经济上的例子则是有精密制造的天赋。两国都以机床和机械师而闻名，尤其是汽车和光学仪器工业，譬如莱卡（Leica）和尼康（Nikon）。但是它们本民族共同体内的内向团结性使它们对外国人都不甚友好，都因野蛮地对待被征服者而臭名昭著。在历史上，两国都在对秩序的狂热的驱动下走向独裁和权威盲从。

同时，我们也不应过分强调德国和日本的共性，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战后德国发生非常深刻的文化变革，从而比日本更趋开放和个人主义。但无论如何，两国的文化传统产生了类似的经济结构。

还要注意的是，在东德，德国文化的连续性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主义统治而中断。许多德国人，无论东德还是西德，都在德国统一后因为柏林墙两边巨大的文化差异而感到意外。西德的经理人认为，他们的土耳其裔雇员都要比共产制度下长大的东德人更具有德国优良传统，譬如强烈的工作伦理和自律。就东德人而言，他们觉得自己的愿望、焦虑以及对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应对与波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人更为接近。因此，文化并非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原始力量，它是受政治和历史演进影响而持续变化着的。

从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各邦国急切开始工业化以来，德意志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规模庞大。从本书第14章开篇所列的表格（见本书表1）可以看到，德国企业的绝对规模是欧洲最大的。由于德国经济整体都偏向于大规模，因此最大的10或20家的德国公司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其他欧洲国家，但是这一比例仍比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同样充斥着巨型公司的经济体的比例高。

在历史上，规模上的这种差异甚至更明显。当德国法院支持大规模企业合并和卡特尔时，同时期的美国法院和政府却致力于打破托拉斯，因此化工和钢铁等关键领域的德国巨型公司比它们的国际竞争对手要明显大许多。譬如，1925年德国最大的化工企业，包括拜耳（Bayer）、赫斯特（Hoechst）和巴斯夫（BASF）合并为康采恩，名为“IG法本公司”（IG Farbenindustrie）。当时的德国化学工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发达的，新成立的IG化工使其他大牌的国际竞争对手相形见绌，如美国的杜邦或今天汽巴—嘉基（Ciba-Geigy）的前身瑞士化工。随后，强大的德国钢铁工业又有很大部分组成了托拉斯联合钢铁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这些巨型康采恩在二战后被盟军管制委员会拆散，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理由，盟军占领军也解散了日本的财阀。联合钢铁公司被分成13个独立的公司，IG法本又恢复成合并前的3家公司。虽然作为“利益共同体”（Interessegemeinschaften）的IG并未像日本的财阀那样重新联合起来，但拜耳、赫斯特和巴斯夫仍然是全球化学和制药业中的巨头。与日本一样，德国在战前也通过了一系列美国式的反托拉斯法，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阻碍大型寡头企业的壮大。[2]

德国之所以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公司，道理与日本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美国一样：德国人迅速地走出家族企业的模式，走向专业管理，构建了理性的组织管理等级体制，并形成持久的制度。公司的组织形式于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建立，与美国的企业先锋创建公司组织的时间相当。

欧洲其他国家直到很晚近才开始进行这种从家族企业向专业公司的转型。例如在英国，大型家族所有并经营的工商企业延续到二战以后，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亦是如此。（荷兰、瑞典和瑞士在德国转轨后不久也跟进，所以国家虽小，但也拥有许多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如壳牌、菲利浦电子、雀巢、ABB集团等，但这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

许多德国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发展成巨型跨国康采恩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德国实业家拉特瑙（Emil Rathenau）于1883年创建了德意志爱迪生（Deutsche Edison-Gesellschaft）公司，以所购买的爱迪生的专利权制造产品，后改名为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到1900年，它在德国有24个办事处，在欧洲其他地方有37个，在欧洲以外有38个。[3]另一个德国电气设备巨人是西门子（Siemens），它的工业机构创立于柏林，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此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到1913年，柏林的西门子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单一管理组织之下最复杂最广大的工业实体。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其他企业可以取得如此成绩。实际上，西门子和美国通用电气在地理上的对比让人吃惊。类似复杂的工业体在美国不可能出现，除非是把通用电气在马萨诸塞州的斯克内克塔迪、纽约、林恩和皮茨菲尔德，新泽西州的哈里森，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的所有工厂，与西电（Western Electric）在芝加哥的最大工厂（该工厂几乎生产了供全美使用的电话设备），全都集中在一起放在纽约市125街一带，或放在靠近华盛顿特区的希腊岩石公园一带，才差不多接近西门子在柏林的情况。[4]

英国实业家威廉·马瑟爵士（Sir William Mather）与拉特瑙同时购买了爱迪生的专利，但是他却没有创建同样的企业。当时无论是在技术、专家、资金或技术工人方面，英国均不比德国逊色，但是英国却没有出现AEG、西门子、通用和西屋（Westinghouse）这样的公司，在整个20世纪英国的电气设备工业一直在追赶德国和美国。[5]施多威克糕饼公司（Stollwerck）最初是家生产巧克力的家族企业，它聘用了大批专业管理人员，19世纪七八十年代间建立了跨欧洲和北美的市场营销机构。英国吉百利公司（Cadbury）在同一市场竞争，但一直由家族管理着，因而比施多威克公司小许多，这种情况继续了两三代的时间。[6]英国和德国康采恩的主要不同在于企业家的素养，尤其是德国头号实业家有超凡的组织才能。

德国还存在许多公社化的经济制度，这点与日本而非欧洲最接近。这种机构中，首推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与日本以及其他稍晚现代化的亚洲国家一样，德国工业在19世纪后半期的增长主要依赖银行的援助，而非募股。当法律允许成立私营有限责任的银行时，许多私有银行规模迅速壮大，它们与自己所熟悉的某工业联系紧密，并为之提供资金。这就是为什么“贴现银行”（Diskontogesellschaft）被称为“铁路银行”，而柏林贸易银行（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与电气设备工业联系紧密，达姆施塔特银行（Darmstadter）则支援黑森和图林根州的铁路建设。[7]

这些银行对特定公司和工业的投资既非短期行为，亦非刻板交易。与日本财阀的情形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银行代表逐渐参与到客户公司的事务中。常见的做法是，银行代表列席客户公司的监事会（德国公司中有两个监督公司日常活动的董事会，监事会是其中更高级别的那个）。德国投资银行率先设立特定工业专员，负责银行与这些工业企业的关系。[8]今天，这些以银行为中心的集团（与日本的财团一样）提供较为稳定的金融资助，这样，与靠市场募股筹集资金的美国公司相比，德国公司能够更长远地评估投资。[9]另外，根据德国法律，恶意收购必须购买75%的可投票股方可生效，因此持多数股权的银行就可以阻止恶意收购企图。德意志银行就成功地阻止了阿拉伯人收购戴姆勒—奔驰公司，我们在第1章举过这个例子。

这种以银行为中心的集团在其他发达社会中并不普遍。美国19世纪晚期曾经有些托拉斯也包括金融机构，用以为托拉斯内的工业企业提供资金，但是许多都在20世纪初的反托拉斯运动中解体了。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法》（Glass-Steagall Act）将商业行为与投资银行业分离开，从而取缔了这种托拉斯。1852年埃米尔·佩雷尔和伊萨克·佩雷尔（Emile and Isaac Pereire）建立投资银行法国信贷公司（French Crédit Mobilier），后于1867年在信贷公司丑闻中垮台。英国银行不愿意为工业提供长期资助，尤其是1878年格拉斯哥城市银行投资失败后。这说明英国金融家和制造商之间存在深刻的社会分歧。这些制造商多来自利物浦、利兹和曼彻斯特等北方城市；工作在伦敦城里的金融家更容易被英国上层社会的文化同化，瞧不起北方小镇出来的修养不高、接受更为实用主义教育的实业家。他们往往选择安全和稳定，而非资助有长期风险的新产业，这就造成英国的电气和汽车工业从未获得过它们需要的资助数量，进而实现它们的全球竞争梦想。[10]整个英国的经济历史有个典型特点，即经济的发展受到阶级和地位的阻碍，阶级藩篱让英国人找不到群体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必要的障碍。虽然德国也是个受阶级支配的社会，但是银行家和实业家之间却不存在如此的地位差异，无论是在实际生活还是在文化当中，这两大集团从来未像在英国那样彼此孤立。

德国第二种比较有公社特色的经济制度是工业卡特尔，同样的体制也出现在日本。德国的卡特尔从未像美国的卡特尔那样受到法律的禁止。当然德国也没有产生像谢尔曼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这种禁止公司合并的法律。事实上，当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在宪法中加人反托拉斯条款时，德国的高等法院却支持公司可实施定价、产量以及市场份额等方面的协议。19世纪末，德国的卡特尔稳步增加，从1875年的4个增加到1890的106个、1896年的205个、1905年的387个。[11]这些卡特尔可以分摊研究与开发成本，或者共同参与整个行业的结构重组计划。在经济衰退时，这一形式的重要性更明显，因为各公司愿意分享市场，而非相互争夺将弱者清场出局。20世纪20年代，卡特尔开始被更正式的跨公司间的组织形式，如作为“利益共同体”的IG（上文举过IG法本公司的例子）或康采恩所代替。康采恩是规模小些的交叉持股形式，由不同的家族或个人所控制。

虽然美国解散托拉斯而德国建立卡特尔、IG和康采恩，是两国立法差异产生的结果，但是法律本身却反映了潜在的文化偏见。美国一直普遍存在着对高度集中的经济力量的不信任。《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通过，是民众对于大企业的憎恨所致，如企图垄断美国石油市场的标准石油托拉斯，而该法案的施行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内民粹主义发展的里程碑。政治民粹主义得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支持，相信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只能依仗生气勃勃的竞争，而非大公司之间的合作。

德国则与此相反，它本身从未对规模本身产生过类似的不信任。德国工业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出口的，它们常常拿自己的规模跟全球市场相比较，而非狭隘的国内市场。美国企业的竞争往往始于也止于美国境内，而德国公司在强手林立的世界有更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由于坚持出口导向，德国国内因垄断产生的潜在无效率降到了最低，大型德国公司的诚信在与其他国家的大公司竞争中维系，而非本国公司彼此之间的竞争。

尽管德国经济由大公司支配（与日本一样），它也有众多而富有活力的小企业，即所谓的“中产阶层”（Mittelstand）。德国的家族企业与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普遍和重要。仍然掌握大型企业经营大权的德国家族数量远比美国多。[12]但是德国家族对建立专业管理型大企业从未像中国、意大利、法国甚至英国的家族那样设置障碍。

虽然在战后盟军占领期间，德国的许多大型、正规的工业联合体被迫解散，譬如卡特尔或IG，但是它们的位置以非正式的方式被实力强大的德国工商协会（Verbände）所代替，其成员包括德国雇主联合会、德国工业联合会，以及各种专业生产领域的社团。[13]中欧以外没有现成的这种联合会。它们的活动和责任远比以政治游说为目的的经济团体如美国商会或美国制造商全国联合会广泛。德国工商协会在集体协商时扮演了工会的角色，它们确定整个行业范围内的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它们积极为培训和产品质量设定标准，为某特定产业领域的战略性未来发展制订长期规划。工商协会在发起讨论1952年《投资援助法》中起了关键作用，例如，根据这个法案，德国工业中发展较好的领域必须上缴定税金来补贴某些身处困境的领域，如煤炭、钢铁、电力和铁路。[14]

第三个具有公社特征的经济制度是德国的劳雇关系模式，这种劳雇关系模式可以归入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t，编按：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曾任联邦德国经济和劳动部长、总理）所谓的战后“社会市场经济”（Sozialmarktwirtschaft）范畴。德国的工人运动一直非常强大，组织也非常健全，自19世纪末期起，就由社会民主党作为其政治代表。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德国工人运动中，但战后时期劳雇关系达到空前的和谐。德国没有经历尖锐的阶级对抗，而尖锐的阶级矛盾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劳雇关系的最大特点。德国工人罢工的次数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与奥地利、瑞士、日本相当。[15]与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相比，德国工会在保护不景气工业领域的工人时，没有坚持强烈的保护主义立场，基本上采取了管理者所认为的合作的态度。简而言之，德国的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较高的相互信任度，远胜过那些没有共同体观念的社会。

这一高度的和谐主要源于工人和管理层的互惠。多年以来，这在德国已经形成了制度，德国管理者和德国政府一直像家长一样关心工人的利益。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成为欧洲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人（即使这一制度是他的“反社会主义立法”的产物，这一法案要求取缔社会民主党）。[16]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魏玛时期。当时德国引入了各种形式的劳动立法，包括自由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力、组织工人委员会的权力等等。[17]在动荡的三四十年代间，纳粹取缔了独立的工会，建立了它们自己的“黄色”工团组织。战后，德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应该建立一套新的、更具合作性的制度。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共同决策制（Mitbestimmung）：工人代表可以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席位，了解公司信息，真正（即便是在有限范围内）参与公司管理；还包括一个在整个企业处理问题和纠纷的工人委员会网络；工业协会和工会之间的集体协商制，根据这个制度，薪金、工作时间、福利等问题都在部门或整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确定[18]；最后，是内容广泛的社会福利法规，规定工人的健康福利、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工作保障等等。整套制度由一系列中间组织协调和实施，主要是全国性质的工会和工商协会，以此排除单独的雇主或地方性工会的介入。[19]

这种互惠责任能够制度化得益于德国的思想氛围。德国思想界一直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原子化个人主义预设抱有不满。[20]19世纪出现了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为代表的国家重商主义学派，他用实力和威望字眼来定义经济目标，同时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指导。[21]二战后的“奥尔多自由主义”（ordo-liberal，或译为“秩序自由主义”）学派跟弗赖堡大学的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这影响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并反对简单地回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该学派认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设立严格的法规来监管市场，以保护市场中的集团参与者的利益。[22]德国保守党派的主流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从未接受过自由经济的理念，主张优厚的社会福利。支持自由经济思想的是规模小得多的自由民主党。社会市场经济开始时被视为寻找不同于纯粹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路径的尝试，将社会市场经济落到实处的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基督教民主党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23]

德国的劳雇关系与日本极为相似，包含工人和管理层高度的互惠精神，并依赖普遍存在的高度社会信任。不过两个国家对如何理解各自的公社特色制度存在重大差异。德国工会虽然与管理层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但它们却比日本的工会更政治化，也更独立。日本战后出现的公司工会在德国并不存在，这一形式在纳粹时期曾被推广，但结果却广受诟病，因此不再为社会所接受。

另一重大差别是，德国的制度往往整理成法律条文，尽管这不意味着德国更加制度化。在日本，终身雇用制、经连会关系以及公司提供的适当水准的私人福利并不是编入法典中的法规，它们是建立在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基础上的，不是通过法院强制实施的。德国却正相反，社会市场经济的所有部分都有法律后盾，具体细致地规定了劳雇关系的条款。即使公社化的制度深深地扎根并依赖于德国公民社会的中间组织，如共同决策和集体协商，但是它们的形成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措施的结果，而日本的公社化制度更像不借助政治决策而由民间社会使之具体化的。虽然很难说日本调节经济的程度没有德国经济深，但日本许多经济活动是在非正式的范围内完成的。例如日本的福利服务就一直是由私营公司提供，而非国家。上述制度差异造成的结果是，德国的政府福利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多的一个，几乎耗去了德国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日本则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中政府福利最少的国家之一。但就实得福利来说，如工作保障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福利，日本和德国的距离远没有政府福利的差距那样大。

国家在组织战后德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符合德国政府干预经济的长期传统。与日本和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一样，德国政府在19世纪保护并补贴了各类产业，俾斯麦的名言“钢铁与黑麦联姻”（marriage of iron and rye），所指的就是将保护鲁尔的新钢铁工业与普鲁士的农业关税结合起来。德国政府历来都完全拥有许多工业，特别是铁路和通讯。德国政府最重要的成绩大概是建立了一流的普通高等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技术学校为德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这时期出现了钢铁、化学和电气工业。[24]在纳粹时期，政府接管了许多重要的经济领域，包括分配信贷，制定价格和工资，从事生产制造。[25]

德国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人所共知，也常有人对此发表评论。这些政策既不为德国独有，也不必然是具有高自发社会性的高信任社会的特点。[26]实际上，正如我们已了解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干预已经广泛地为从台湾到法国的低信任、家庭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所采用。德国经济生活更独特的现象则是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隐隐显露出来的，即德国企业中劳雇关系的群体导向的特质。而这种关系又跟德国的学徒制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这些经济关系就是下面几章的内容。不过，我们首先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他们的工厂如何体现信任关系。

[1] 不过，它们与其他中欧国家相同，譬如奥地利和瑞士。

[2] 反垄断法的第一份草案出台于1952年，但由于业内的反对推迟到1957年才以“反竞争约束法”的形式得以通过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aenkungen)。参见Hans-Joachim Braun, The Germ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180.

[3] Alfred D.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64-465.

[4] Chandler (1990), p. 469.

[5] Chandler (1990), pp. 276-277.

[6] Chandler (1990), p. 399.

[7]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p. 425.

[8] Chandler (1990), pp. 417-418.

[9] 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是否合理，取决于人们对于未来的实际折扣率的预期；如果预期低，最好是获取短期利润。

[10] Martin J.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28-129.

[11] Chandler (1990), p. 423.

[12] Chandler (1990), pp. 500-501.

[13] Christopher S. Allen, “Germany: Competing Communitarianisms,” in George C. Lodge and Ezra F. Vogel, eds., Ideology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7), p. 88.

[14] 受质疑的法律为Gesetz über die Investitionshilfe der gewerblichen Wirtschaft. Braun (1990), p. 179.

[15] Ernst Zander,“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E. Grochla and E. Gaugler, eds., Handbook of German Business Management, vol.2 (Stuttgart: C. E. Poeschel Verlag, 1990), p. 430.

[16] 关于此项立法，参见A. J. P. Taylor, 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pp. 202-203.

[17] Braun (1990), p. 54.

[18] 参见Klaus Chmielewicz, “Codetermination,” in Handbook of German Business Management, Vol. 2 (199), pp. 412-438.

[19] Peter Schwerdtner, “Trade Unions in the Germ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35 (1979): 455-473.

[20] 这一点，参见Allen in Lodge and Vogel, eds. (1987), pp.79-80.

[21] James Fallows和其他人已经大大夸赞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重要性，声称《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在指导德国和亚洲的经济增长上的效果要优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是李斯特只是重复了几个世纪科尔伯特（Colbert）或杜尔哥（Turgot）重商主义者的格言，这些格言多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以让经济手段服从于战略目标。亚当·斯密不会认为李斯特的作品有什么重要的批判性；事实上，《国富论》成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李斯特等前辈重商主义者。Fallows过度夸大了李斯特在德国经济思想和实践中的地位。参见Fallows, Looking at the Sun: 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pp.189-190.

[22] Tomas Riha,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 History of Alternative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2 (1985): 192-209.

[23] Allen in Lodge and Vogel, eds. (1987), pp.176-177.

[24] 关于工学院的成立，参见 Peter Mathias and M. M. Posta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7: The Industrial Economies: Capital, Labour, and Enterprise. Part I: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58- 459.

[25] 关于经济在纳粹时期独立于国家在外运营的程度，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争论了。参见Braun (1990), p. 82.

[26] 最初由Alexander Gerschenkron发起的一个长久以来的观点是，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深度干预是后发展社会的普遍特征。虽然这样的说法有可取之处，不同的后发展中社会的干预程度和能力还是相去甚远的。

第19章
韦伯与泰勒

要想了解德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不妨看一下士官在德国军队里的角色。早在1945年战后民主化改革之前，德国的士官就比法国、英国或美国的士官享有更大的权力，他们行使的职权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保留给军官的。任何军队中士官受教育的程度一般都不高，让蓝领出身的士官而非白领尉官负责事务，缩减了军队内的地位差距，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这也就是德军战斗力超凡的原因。德国下级军官和手下士兵的关系相当于工厂领班与手下工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面对面、平等而亲密的。

在素以等级和权威而闻名的德国，小群体的关系在军队或工厂能够达到如此平等，是有点让人惊讶。但是因为德国社会普遍存在高度信任，这使个人之间能够建立直接的关系，而无需第三方制定的法规和正式程序介入。要了解信任如何在最基层的车间关系中发挥作用，我们有必要更全面理解信任和正式法规之间的复杂关系。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和他所建立的社会学传统，现代经济生活的精髓就在于法规法律的兴起和繁衍。他最著名的一个概念就是将权威分成三种类型：传统权威、魅力权威和官僚权威。第一种形式的权威来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如宗教或父权传统。第二种形式的权威来自“天赋”，这样的领袖是上帝或其他某种超自然力量拣选的。[1]但是，现代世界的崛起离不开理性的兴起，换句话说，是以理性的手段达到有序结构的目标，而且在韦伯看来，理性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现代的官僚体系。[2]现代官僚体系“以固定的和正式的管辖区域为原则，通常由法律和行政规定等规章制度来实现秩序化统治” 。[3]现代官僚权威的稳定性和理性来源于其法律约束性。因为透明且清晰的条例，上级无法任意妄为，而下级的权责也事先就明示出来。[4]现代官僚体系是规范法则的社会化表现形式，并且管理着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公司、政府、军队、工会、宗教组织和教育机构。[5]

依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切的关系。韦伯指出，契约，尤其是关乎婚姻和继承权的契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他又将“身份”契约和“目的性”契约区分开来。[6]前者意味着一个人同意以笼统松散的方式与他人建立一种关系（例如仆从或学徒），责任和职责不会有详细说明，而是遵从传统或某一身份特定关系的普遍特征。对比而言，目的性契约则是为了完成经济交换而订立的。它们并不影响订约者广泛的社会关系，只限于所涉及的特定交易。第二种类型契约的遍地开花是现代性的特征：

与旧式法律相比，现代基本法，特别是私法的最基本特征是大大提高了依法交易的重要性，尤其是契约可以由法律强制履行，成为保障交易者权利的手段。私法的这一特征如此典型，因此只要有私法，我们就可以将当代社会叫做“契约型”社会。[7]

前面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阶段的时候说到（见第7章和第13章），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这些法律制度实际上充当了家庭和宗族内部信任的替代物，在它们所搭建的框架中，陌生人能够合伙做生意或在市场中展开交易。

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先来看一下医生、律师或大学教授等高级职业人的情形。这类职业人往往先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之后再接受若干年专业技术培训，然后理所应当对其专业内的事物展示出高度的判断力和进取心。此类判断本身复杂且随环境而变，因此无法预先给出具体的结论。那些获得专业认证的专家倘若自立门户，则完全不受监督，即便是在行政性的等级制机构工作，他们受到的监管也相对松弛，原因即在此。换句话说，较之非专业人士，职业人往往获得更高的信任，因而得以在一个制约较少的环境中行事。虽然他们完全可以背叛人们的信任，但在人们的概念中，职业人就是高信任、管制较少的职业典范。[8]随着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降低，信任的程度也不可避免地随之下降：一个技术工人，譬如经验丰富的车工，其自主权也小于职业人，而无技术的装配线工人受到的监督和管制要远超过有技术的技工。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能够在相对无管制的环境中行动，必然有一些明显的优势。这从“官僚化”一词的贬义中可窥一斑。如果所有的员工，而不仅仅是那些技术最强的，都能够像职业人一样依照内化的标准行动和判断，并且享受同样对待，那么工厂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超过一定限度，用创造规则来监管广泛得多的社会关系，就不再是理性高效的标志，而是社会功能失调的征兆。法规与信任的关系通常是成反比的，人们越依赖法规来规范交往，他们之间的信任度就越低，反之亦成立。[9]

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化的过程，尤其是大规模生产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规繁生猛长，最终会消灭工厂中的技术和信任关系。20世纪以前，所有复杂的制造工作主要由工匠来完成。在手工业时代，一个技术工人运用某些通用工具进行生产，产品数量也不过寥寥几件。虽然工人不像职业人那样接受过“教育”，但他却是经历很长一段学徒期后才获得了这门手艺。一般来说，人们信任他能够自我督促，并给予他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来依照他所认可的方式组织生产。手工生产往往适合小规模的上流消费品市场；这便是汽车在20世纪初的生产模式，那时汽车还属于奢侈品。[10]

19世纪的交通革命（火车和其他形式的交通），以及财富惠及更为广泛的人群，催生了大型国内和国际市场，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生产。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随着大众市场的发展，精细分工成为提高复杂产品的生产效率的手段。如果生产环节的时间较长，那么购买昂贵的专业设备来替代技术工匠就比较合算。一块门板原先需要工匠手工打制，而如今一名普通工人只要按下大型自动化金属模压机的按钮就能压制出来。也就是说，制造业生产的日趋商品化导致生产机器逐步走向精密，同时在设备操作方面也降低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

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开始向大规模生产转型，而之后才慢慢向其他制造领域蔓延。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州高地公园建立装配工厂，标志着大规模批量生产时代的到来。[11]在此之前，像汽车这般复杂的产品还从未有人尝试过使用批量生产。该工厂本身也是工程设计研究的成果，这一设计将汽车生产工艺分解并固定为上千道工序，汽车在移动带上被传送到一串工作站，每个站点的劳动仅限于一组单一、简单的操作，由低技术的工人反复完成。

福特的创新行为带来的增产是惊人的、革命性的，这不仅针对汽车工业，也包括其他面向大众市场的产业。“福特式”批量生产技术风靡全球，各国纷纷加以引进。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工业经历了一段“理性化”时期，制造商开始寻求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美国组织技术。[12]列宁和斯大林恰于这个时代登上历史舞台，最终成为苏联的不幸，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把工业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大规模生产。他们持有越大则越强的观点，即一种虚高的福特主义，最终让苏联的工业架构变得过度集中且毫无效率，甚至一直持续到共产时代末期，而此时福特主义已然是明日黄花了。

与亨利·福特紧密相连的大规模批量生产新模式也有其理念宣传者，那就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 Taylor），他所著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被奉为新工业时代的圣经。[13]产业工程师出身的泰勒是最早支持时间及动作研究（time-and-motion studies）的人之一，这一研究旨在将工人的劳动效率最大化。他企图制定的大规模生产“法则”，是通过一种高度精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对装配线工人的创造性、判断力甚至技术有所需求。装配线的维护和调试交给单独的维护部门负责，至于生产线设计本身背后的控制智慧则是白领工程师和规划部门该管的。工人的效率是建立在严格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基础上的，即高产工人比低产工人获得更高的计件工资。

泰勒的观点具有典型的美国风格，在科学分析的名义之下，隐含了若干意识形态的假设。他认为，一般工人只是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经济人”（economic man），也就是被动、理性、孤立的个体，只会对狭隘的私利刺激产生反应。[14]科学管理的目标是将工厂对于工人的品质要求简化到只需要服从即可。工人的所有活动，小到在生产线上该动哪条胳膊哪条腿都由生产工程师进行了具体规定。所有其他的人类属性，如创造性、能动性、革新性等等，都是由企业组织中另一部门的专家负责。[15]泰勒主义作为科学管理理论逐渐闻名于世，他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带来低信任的、以规章制度为基础的工厂管理体制。

泰勒制所带来的劳雇关系的后果是可预见的，且从长远看是相当有害的。依据泰勒制原理管理的工厂向工人传递的信息是，他们不会得到充分信任而被委以重任，他们的责任将以详尽的、法律性的形式呈列出来。如此一来，工会自然的反应则是要求雇主同样明确其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们也不相信雇主会设身处地考虑工人的福祉。[16]

正如不同社会中的整体信任水平有巨大差别一样，同一个社会中的整体信任水平由于特定条件或事件的影响而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利益互惠可以说是几乎所有文化共通的准则。比方说，如果甲帮了乙的忙，乙就会对甲心怀感激并以某些方式来回报他。但倘若人们发现信任的回报是背叛或者被利用，群体就会进入不信任的恶性循环。[17]

20世纪前半叶，美国重要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业和钢铁业，就发生过这种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到了70年代，结果是对抗型的劳雇关系，其特点是过分注重法律形式。比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在1982年与福特公司签订的全国协议内容长达四卷，每卷有200页，此外，各工厂还有厚厚一叠的集体协议，明文规定了工作法规、劳动条款和雇佣条件等等。[18]这些文件过分关注工作控制，即它们关心的重点不是工资，而是特定的雇佣条件。其中包括工作分类制度，对每个职位都有详细的说明。工资不是与工人挂钩，而是与工作类别相连。此外，当组织成员的权利发生冲突时该怎么解决，还有资深主管享有哪些特权，都在协议里做出详细说明。在阻止工人做分类工作内容之外的事情上，地方工会尤其警惕。根据此协议，一个管道安装工如果帮助修理机器的话就会惹祸上身，即使他有时间也有这种技术，因为这不是他的分内之事。工会主管特别偏好凭资历而非技术能力来晋升人员；凭能力晋升工人的前提是对于管理层的信任，相信他们能对个人能力给出准确的判断，而这一点往往不能实现。协议规定了四级申诉程序，实际上这是在汽车工业领域建立了微型法院系统，它反映了美国社会深度立法的一面。[19]工厂的纠纷一般无法通过非正式的集体协商手段来解决，而只能诉诸法律系统。

负责签订谈判协议的工会的立场基本上就是，如果管理层坚持依照泰勒模式将劳动分割成小而具体的任务，他们可以接受这个结果，但要求管理层也同样严格遵照规定行事。如果工人得不到信任来做出判断或担负新的责任，那么管理层也将得不到信任来分配工人新职责或对他们的技术和能力做出判断。有看法认为，20世纪中期出现的过分注重工作控制的现象，是因为工会单方面施压的结果，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受泰勒主义和科学管理影响的管理者也喜欢这种协议，因为它可以防止工人篡取他们视为己有的管理特权。工作控制体制把经营和生产的所有决策权留给了管理者，并且告知他们明确的责任权限。[20]

关注工业发展的许多20世纪观察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泰勒制是否如泰勒本人相信的那样，是技术推进的必然结果，还是另有其他的工厂组织形式，允许工人有更大的个人能动性和自主权。美国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学派认为，所有发达的社会最终都将走向泰勒式劳雇关系模式。[21]现代工业社会的许多批评家都持这种观点，他们相信泰勒式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不少现代工业社会批评家的认可，例如马克思和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他们认为泰勒式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形式工业化的必然产物。[22]在这种体制下，人注定会被异化：为他服务的机器实际上成了他的主人，人逐渐沦为机器大生产系统中的一个齿轮。降低工人技能的联动影响是整个社会信任度的下降，人们将通过法律系统相互联系，而不是作为有机共同体的成员。手工业中基于技能和工作的自豪感将不复存在，能工巧匠制造的独特且花样各异的产品也将不复存在。每一次新技术革新都会产生新的恐惧，害怕它对工作的性质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于是，当数控机器在20世纪60年代面世时，许多人就认为这些机器会夺走技术熟练的机械师的饭碗。

当工业从手工业向大规模生产转型的过程中，异化的前景让人们不禁对经济活动的本质提出了质疑。人为何而工作？是为了他们所赚的薪资，还是因为他们通过工作实现了自我价值？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晰的。他们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为了工作中带来的收入，以供他们闲暇时花销。因此，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日后享受为目的。这种观点认为工作的本质是辛苦，其深层根源则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就不必工作，用工作来养活自己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在基督教传统中，死亡被看作一生劳顿的终极解脱，因此，墓碑上的碑文常是“愿灵安息” （Requiescat in Pace）。 [23]依照这种工作观，手工生产向大规模生产的转变就并不算什么了，只要薪资增长了就行，这也是他们在生产方式转化后工作的最主要原因。

还有另一种传统观念与马克思颇有关系，即人是既有创造性又有消费性的生物，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了控制和改造自然的乐趣。因此，除了获得报酬外，工作本身还另有一积极作用。但是工作类型非常重要。工匠的自主性——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以及在制造精美产品过程中所展示的创造力和智慧，对满足感的产生至关重要。从这一点上看，向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降低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无异剥夺了对工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这是提高薪水所无法补偿的。

但是随着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普及，泰勒制并不是现代工业的唯一模式已经显而易见，而且技术和手工艺也并没有消失，信任关系依然对运作良好的现代工厂起着关键作用。正如查尔斯·撒贝尔、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以及其他推崇灵活专业化生产的学者所指出的，手工生产技术在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外围”幸存了下来。存活的原因有几个：首先，这些用于大批量生产大宗商品的高度专业化的机器本身就无法通过批量生产制造。因其独特设计，这些设备不得不靠手工制造（这就是中部意大利的小型家族企业在机床行业取得成功的原因）。第二，消费者逐渐富裕而且受到的教育越来越高，他们对与众不同的产品的渴望也随之增长，这使得市场日益分众化，需要更小规模的生产，因此要求制造业有像手工业一样的灵活性。

小规模手工业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还展现出惊人的活力，然而，这不表示泰勒制没有继续蔓延，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绝大部分工人依旧在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工作。泰勒制的真正替代方案存在于大规模生产领域本身，如今这种生产模式之多令人称奇，并且社会信任在其中起着程度不一的作用。例如，科技的进步需要新技能，同时也摧毁旧技能。[24]亚当·斯密的别针厂里，那些从事枯燥、简单、重复性工作的工人，要比那些维护机器正常运转或重新制模以生产新产品的工人更容易被机器取代。操作数控机床的熟练机械师不会被淘汰，因为倘若没有直接亲自操作的经验，就很难为这些机床编程序。这种现象导致“技术智能化”，机械技术被半机械化技术所取代，新技术要求工人拥有更高的脑力投入。[25]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在大规模生产工厂工作的工人因工作的非人化而憎恶他们的工作。[26]

自大规模生产开始至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说明，工人实际上并不是泰勒所想象的被动、孤立、自私的个体。20世纪30年代的霍桑实验就证明，将工人分成小组加以管理对工作效率有巨大而积极的影响。[27]结果显示，工作规则界定不那么严格，对于生产过程能够有决定权的工人，不仅效率更高，而且有着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在这类工作条件下，工人更愿意帮助他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还会为自己创立领导和相互协助的制度。这些实验对20世纪30年代梅奥（Elton Mayo）所谓的“人际关系”运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该运动是想让工厂变得不那么严苛，而是更有公社化倾向。[28]

在各种文化中，信任和社会性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有些文化多，有些文化少，这说明了泰勒制的成功也同样是受文化影响的。也就是说，泰勒制可能是那些低信任社会的工厂达到纪律严明的唯一途径，而高信任的社会，往往催生出基于更分散的责任和技术基础之上的管理方式，从而取代泰勒制。实际上，二战后的许多管理研究显示，梅奥的人际关系学的基本原理并不适用于所有文化，这些实验在美国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结果。[29]

证明泰勒制不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的最有力证据来自其他国家的经验。德国工厂从未纯粹地按照泰勒方式来组织，而实行将信任关系制度化，这使它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工厂相比有很大的灵活性。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这些关系。

[1] 关于魅力型权威的性质，参见 Max Weber, From Max Web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245.

[2] 或者是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这是与目的理性不同的。关于理性与现代西方世界的兴起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的导论一章(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0), pp. 13-16.

[3] Weber (1946), p. 196.

[4] 按照韦伯的说法，“发号施令的权威……以一个稳定的方式分布，并严格遵照规则，这些规则是有关强制、物理或神职等手段的，且置于官员的支配之下”。Webber (1946), p. 196.

[5] 关于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官僚形式，参见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p. 27-28.

[6] Max Web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 668-681.

[7] Webber (1978), p. 669.

[8] 信任并不通过法律和合同就能得以实现的时候，团队会更加良好的运作，家庭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大多数现代社会中，国家并不严格规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没有制定具体的规定，指引父母应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投入多少时间，相处时间的质量如何，应该如何教育他们，灌输什么样的价值观。虽然家庭纠纷提交到法院，譬如当他们涉及违反婚约或犯有刑事罪行的时候，在其他事情上，家庭往往自行解决纠纷。这是因为，人们假定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有自然的责任感。当然，事情可能并不如此；在美国已经有关于“儿童权利”和涉及父母和孩子的民事诉讼的讨论，以及其他将法律制度延伸到家庭关系的尝试。

[9] 关于这一点，参见Alan Fox, Beyond Contract: Work, Power and Trust Relationship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4), pp. 30-31.

[10] 关于这一范式转换，参见 Maria Hirszowicz, Industri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p.28-32.

[11]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1-33.

[12] Joan Campbell, Joy in Work, German Work: The National Debate, 1800-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31-132; Hans-Joachim Braun, The Germ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50.

[13]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11). 1895年泰勒第一次做了关于科学管理的讲座。参见 Alfred 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75.

[14] 关于泰勒及后来对他的批评，参见 Hirszowicz (1982), p.53.

[15] Fox (1974), p. 23.

[16] 对于大批量生产后劳资关系的描述，参见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70-280.

[17] Alvin W. Gouldner,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1960): 161-278; 还可参见Fox (1974), p. 67.

[18] Harry C. Katz, Shifting Gears: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p. 13.

[19] Katz (1985), pp.38-39.

[20] Katz (1985), pp.39-40, 44.

[21] 这一观点被吸收进Clark Kerr, John Dunlop, Charles Myers, and F. H. Harbison,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还可参见Dunlop et al., Industrialism Reconsidered: Some Perspectives on a Study over Two Decades of the Problems of Labor (Princeton, N.J.: Inter-University Study of Human Resources, 1975); and Clark Kerr, 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Convergence or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所描述的别针厂将劳动分工成更小的和更简单的任务，实际上是对现代工业社会批评的经典段落。参见An Enquiry in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1), pp. 14-15.

[23] 关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参见Jaroslav Pelikan in Jaroslav J. Pelikan et al., Comparative Work Ethics: Christian, Buddhist, Islamic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85). 还可参见Michael Novak, “Camels and Needles, Talents and Treasure: American Catholicism and the Capitalist Ethic,” in Peter L. Berger, The Capitalist Spirit: Toward a Religious Ethic of Wealth Creation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1990).

[24] Robert Blauner认为存在一个倒U型的工作异化曲线。异化随着传统工艺产业被大规模生产工厂所取代而加深，但随后再次减轻，因为自动化程度的加深，工人需要新的技能来操作这些高度复杂的机器。Robert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25] Sabel (1981), pp. 64-67.

[26] 参见Robert Blauner的研究发现。“Work Satisfaction and Industrial Trends,” in Walter Galenson and Seymour Marm Lipset, eds., Labor and Trade Unionism (New York: Wiley, 1960). 一项关于四国工人意见的调查研究发现，技术工人关注的是工作是否有趣或有充实感，而非技术工人更感兴趣的是工作收入。很多新人和低技能工人相信，能够在一家工厂上班就足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William H. Form, “Auto Workers and Their Machines: A Study of Work, Factory,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Four Countries,” Social Forces 52 (1973): 1-15.

[27] 关于Hawthorne的实验，参见Hirszowicz (1982), pp. 52-54.

[28] 参见Elton Mayo, 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and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ized Civi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2).

[29] Ian Jamieson, “Some Observations on Socio-Cultural Explanations of Economic Behaviour,” Sociological Review 26 (1978): 777-805. 关于美国管理手段受文化约束的总结性讨论，参见A. R. Negandhi and B. D. Estafen, “A Research Model to Deter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American Management Know-How in Differing Cultures and/or Environmen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8 (1965): 309-318.

第20章
团队中的信任

美国大规模生产的理念伴随着两本书的德文译本而传到德国，那就是分别在1918年和1923年出版的德文版《科学管理的原理》和《福特自传》。到1922年，前者在德国的发行量高达3万册，后者在随后的几年中重印了30次，德国一时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泰勒热和福特热。[1]福特公司高地公园工厂所展示的工作效率的巨大进步，给德国制造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在自己的工厂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而弃用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工业掀起的“理性化”运动。

但是，当德国工业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时，泰勒制并没有在德国的经理人和产业工程师间得到很好的反馈，更不用说工人群体了。出现在泰勒式工厂里的一些现象，如工人的去技术化、过于专门化以及蓝领工作的满意度低下，都与德国人长期以来重视“工作乐趣”（Arbeitsfreude）的信念格格不入，这个信念源于德国根深蒂固的前现代行业传统。这一时期，产业工程师纷纷发表文章论述当前阶段工厂的组织模式，例如古斯塔夫·弗伦茨（Gustav Frenz）、保罗·李佩尔（Paul Rieppel）、弗里德里希·冯·戈特尔—奥特里林费德（Fr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格茨·布里夫斯（Goetz Briefs）等人，试图将泰勒制与福特公司实际实施的制度区分开来，他们认为后者更人道。[2]尽管在人们早期的记忆里泰勒和福特分别作为低信任、大规模生产的立法者和实施者紧密相联，但福特早期工厂实行的是一种公司家长制，根本不属于泰勒科学管理原则的范畴。在大萧条使销售和利润锐减之前，福特一直向员工提供住房补助和其他福利，并用持续增长的工资来吸引员工，还在工厂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培养共同体精神。这些德国组织理论家认为泰勒制在德国水土不服，而福特模式的公司家长制才是真正有用的理性化模式。对泰勒制的诸多批评为此后十年梅奥及其人际关系学派奠定了基础。

通过1920年的劳工联合会立法，工人和管理者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得以制度化。劳工联合会（Betriebesräte）制定了在整个企业范围内选举工人代表的原则，所选代表将参与企业的决策，而这之前完全是管理层独享的权力。德国工人运动较为激进的一派对劳工联合会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信奉完全由工人控制企业的模式（若干布尔什维克式式的工人苏维埃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期间），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劳工联合会没有能够在企业中营造共同体的感觉。[3]不过，这种早期的魏玛立法却开了把劳雇共同体制度化的先河，并在战后成为社会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也显示了自大规模生产引入德国的那一刻起，德国人对概念的严肃和认真。

不管这个社会立法作为特例的命运如何，德国工厂内部关系到20世纪下半叶已经有了明显的共同体气氛。现代德国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的共存。一方面，德国（如许多其他欧洲社会一样）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差异和社会流动障碍。多年来，德国工人遵从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必要性的教导，组织了力量强大、手法纯熟的工人运动，不断试图从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手中争取工人应得的公平报酬。德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公司工会；这种所谓的“黄色”工人组织曾在纳粹时期获得过政府的支持，从此彻底丧失了名誉。但同时，德国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有高度的自豪感和敬业精神，这使得德国工人并不单纯地只认同他们的社会阶级，而且还认同他们所在的产业和它的管理层。这种职业精神和天职观缓解了德国的阶级斗争倾向，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一套工厂劳雇关系。

当我们抽象地思考一个更为公社化的工厂究竟是什么样时，我们并不是企图重返手工生产的模式，这对于大多数大规模现代工业来说是完全不现实的。反之，我们是指一系列非泰勒式工作组织法则。公社化的工厂并不进行细致的劳动分工，让专人进行重复操作，而是在使用工人方面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每个工人将接受若干工种的培训，并根据每天特定的生产需要，从一个工作台调往另一处工作。责任将尽可能贯彻到生产科层的最底端。公社化工厂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等级，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没有森严的壁垒，也不强调地位的差异，允许高度的职位流动性，蓝领可以晋升到白领岗位。工作由团体一起完成，如有需要，工人可以彼此替换（这得益于多种技术培训）。泰勒式组织制定了等级悬殊的计件体制，个体的额外工作可获得丰厚的金钱奖励，而管理层和工人的薪水也有巨大差距，相比之下，公社化体制有相对平均的薪酬标准，奖金也是以团队为基础来发放。泰勒式体制往往是条规化的，这是因为工厂设计的产业工程师将各项工作都部署得极为细致、具体，也因为工人对此安排的反应态度。相反，公社化工厂在处理问题时，更多地采用面对面、非正式的交流渠道。此外，泰勒式工厂降低对蓝领工人技术的需求，因而降低了信任的必要性；非泰勒式工厂则倾向于提高工人的技术，这样工人可以在生产流程的设计和实施阶段被委以更重要的责任。

有不少详细的个案研究将德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工厂组织形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德国工厂的确比其他欧洲国家的企业有着更加鲜明的上述特征。就以技术灵活性以及团队基础为例。在美国工厂引进时髦的工作团队这一做法之前，德国工厂就是以团队为基础的。德国的工会从未坚决主张过严格的劳动分工和工作规则，而严格的劳动分工恰恰是美国大规模生产和工会主义盛行时的特征。德国的工头（Meister）相比法国等国家的工头，负有更大的责任。工头和负责轮职的领班（Vorarbeiter）有权力在其管辖的团队内调动工人，让他们去从事不同的岗位。工头熟知本组工人的技能发展，根据工人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来作出判断。工人轮流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同时也是社会化进程的一部分。这样，当一个机械师请病假的时候，或者生产中出现紧急情况，小组的主管可以调用其他岗位的工人，而不必担心自己违规。[4]

相反，法国有单一的、全国统一的工作分类制度，从非技术工人到最高管理者，这个制度给每个岗位都分配一个级别。工人被安置在各种工作上，然后凭资历向上升迁。正如典型的美国式工会控制主义一样，这种制度内也有着工人对凭技术破格晋升的抵触。这一制度普遍通用，十分具有笛卡尔风格，且颇为僵化。级别（以及依此制定的工资）是随工作而定的，而非工人本身的情况，因此，工人不在提高技术和产量上下工夫，而是钻营如何在工作等级上获得升迁。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工人只有通过工作调动才能晋升，而并非自己技能的提高。于是高层职位往往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不管是否真有这个需要，而这一结果只能通过各部门高层谈判才能达成。这意味着工人和管理者要花费大量时间在部门级讨论正式的组织安排，而非在工厂内部协商如何将工人分配到最合适的岗位，并给予适当的报酬。

法国工业的工作分类制度是高度集中和条规化的，就像法国的公务员体制素来的那样。它的最大的影响是，工厂无法发展出共同体的感觉。托克维尔谈到旧制度下的特权体制时说过，“每个群体都凭其所享用的丁点特权把自己跟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甚至最微不足道的权力也被认为是高人一等的象征”。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工业工作分类制度上，它的等级形式和形式主义导致了工人之间的孤立，迫使他们向权力中心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向他们的同伴。这种制度阻碍了工作团队的形成，以及应对临时调遣的灵活性。[5]

在德国，整个工作小组有时被称为“工头的团队”，而且往往有很强的团队精神。工头必须非常了解工人，因为他全凭个人的判断来评估工人。工人的奖金和未来升迁都根据这个评估。工头之所以能够胜任这项评估，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从底层工人干起，一路升迁上来，因而非常熟悉他所监管的工作。在法国和美国，由于传统的工会工作控制主义的影响，每个工作岗位根据正式的、行业通用的工作分类制度，被配以特定的工种和级别，这一做法阻碍了工作小组的形成。如果工人不属于同一个工种，那么就不可能将他从一个工作岗位调至另一个工作岗位。[6]与德国工头不同的是，法国工头据说常常头痛不已，因为他夹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他不再是工人，但是又不为白领上司所认可。[7]根据克罗齐耶及其他学者描述，法国人不喜欢面对面的权威关系，与此相一致的是，法国的工头也根本没有必要亲自对工人作出评估，因为工人的工资是单凭资历和工种来发放的。（同样的制度也应用在法国公立大学教授身上，跟美国大学的做法不同的是，他们的晋升不是凭学术成就，而是由教育部的官员根据官方的标准来评判。）

在德国，工人和管理层的等级划分也呈现出高度的共同体组织特征。英国的公司也遵循泰勒模式，与德国公司比，它们将更多的技术性和管理性工作从生产线上剥离出来。也就是说，德国生产线上的工人有着更高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有能力操作自己的生产线，他们所需的监管远不及英国工人。[8]举例来说，能够为自己的数控机床编程的德国技工的比例要高于英国技工，而在英国，编程是白领阶层的技术，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工人的生产线是分开的。[9]在德国，管理工作由与被管辖工人有相同技术的人来完成，而不是由那些来自不同阶层、自认为善于管理的人来做。

蓝领工人拥有更大的责权和技术，以及由低层次人员负责监管，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是德国较高的白领工作分界线。因此，德国白领与蓝领工人的比率远低于英国或法国。在法国，每100名蓝领工人，就对应有42名白领工人，而在德国只对应36名。每个法国工头平均监管16名蓝领工人，而每个德国工头则监管25名蓝领工人。[10]在法国，劳动大军稳定、工人影响很大的产业与白领工作的增长有密切的关系。获得白领地位意味着在身份和收入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同时也在自己与原先同事之间竖起了一道新的社会藩篱。德国则不同，它比较成功地抑制了白领的增长，在蓝领大军中成功保留了种类繁多的技术和职能。[11]所有这一切都有益于在生产线上获得更高的团结性和灵活性。

正如人们对共同体组织化的社会所期望的那样，在德国，不同工种获得的酬金的差异比法国小。德国白领的工资是蓝领工人的1.33倍，而在法国为1.75倍。由于法国工业中白领劳工比例较高，这在整体上提高了法国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德国较为平均的酬金与其团队工作制度有很大关系。德国的绩效奖金由组织中较低级别的主管来决定，最终依据的标准是工头对工人表现的评估。很显然，在酬金方面差异过大或变化无常，将会伤害小团体的士气，破坏工人对其直接主管的信任。因此，德国的工资差异是直接建立在技术差别上的，而且从整体来看，是互相制衡的。[12]法国工作的正式分类制度使人们把工资问题上的责任，从车间推到公司人事办公室，或推到更高级别的全行业范围的劳雇协商会上。由于没有面对面接触的必要，酬金方面出现的较大差异也就比较容易忍受。

德国管理者愿意信任蓝领工人，并委以更多责权，这与德国工人高水平的技术有紧密的联系，当然也与培养和维系这些技术的学徒制度有关。我们很难跨文化地评估绝对工业技术水平，但是通过事实比较，可以评估出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德国只有10%的技术工人没有任何形式的资格证书，而法国有一半以上的技术工人没有类似的资格认证。[13]学徒制为德国制造高质量的声誉提供了技术基础，而且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它还大大降低了年轻人的失业率。鉴于这些原因，产业培训制度被广泛推崇，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克林顿政府在1992年总统大选上把德国式职业培训作为一个竞选问题来讨论。但是，德国的学徒制产生于更宽泛的教育体制环境中，很难将它们肢解并运用到国外，其发展最终依赖中欧特有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传承。

德国学徒制的范围远比在英国广泛，英国学徒制只存在于某些产业，如工程、营造、建筑等，而在法国，学徒制仅维持在传统工匠业中。[14]大约有70%的德国青年是从学徒开始工作生涯的；只有10%的德国人没有能够完成学徒训练或高等教育。[15]学徒期一般为两年到三年或更长，在此期间，学徒的工资大大低于正常标准。实际上，所有领域都存在学徒制，无论蓝领还是白领工作。其中服务业中包括零售规划、银行业务或文书工作。一般来说，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很少惯例性地为这些职位提供专业培训。在德国百货商店工作的售货员必须接受三年的培训；而在美国彭尼公司（JC Penney）相同位置的职员只接受三天的在岗培训。[16]培训的部分目的是使年轻人适应工作生活的节奏和要求，也同样接受其所在行业的特定培训，在学徒期满时，学徒经过严格的考试后才能拿到资格证书。这个证书代表着从事某个行业的资格，因而被全德国的雇主接受。与自由职业（医生、会计师、律师等）的职业证书一样，这些证书给人带来莫大的自豪。与在美国、英国或法国相比，在德国当面包烘烤师、秘书或汽车机械师，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掌握更多的知识。

这个制度的执行，一来是靠大大小小的私营公司，二来还要靠政府支持的技工学校，这些学校提供一般性的工作训练。工人和公司参加这种培训计划都是自愿的，基本上所有公司都参加，而且接受政府的严格监管。培训的费用分摊在公司、各级政府部门和个人（在接受培训的同时，必须以低于市场的工资工作）身上。学徒制若要有效实行，雇主和工人必须对它的价值有高度一致的认识。公司内部培训对公司来说代价昂贵（尽管究竟有多昂贵仍有争议），且与日本不同的是，这些提供培训的公司并不能够得到这些学徒终身受雇的承诺和忠诚度。离职的比例相当高；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40%的结业学徒在获得资格证书后的18个月后仍留在培训他们的公司。[17]

既然学徒那么容易跳槽，占其他公司培训的便宜的诱惑必然会很大。[18]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并不严重，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这个培训课程基本上是通用的；即使某家公司失去了一个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培养的受训者，但是它确信能够从别的公司聘用到相当的接受过培训的员工。与此同时，培训通常结合了通用知识和公司特殊的技术，虽然从外面可以聘到水平相当的工人，但是受训的工人和公司之间存在着一股吸引力，能够使它们凝聚在一起。最重要的一点是，所有雇主感到了一股很强的社会压力，使他们有责任照顾好他们的雇员，给他们技术，使他们能够被雇用。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公司则面临被排斥的命运，而且也不可能与它们的员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一点归根结底有很深的文化因素。德国的许多机构都为这种培训制度的成长作出了贡献，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城镇、教会到各种联合会，不一而足。如果企业不参与培训计划，就是整个地拒绝文化赋予工作的价值。

如果道德压力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时，劳工联合会，即在魏尔玛时期出现雏形的企业级别上的劳雇关系群体，可利用法律手段，制定法规限制雇主随心所欲地雇用和解聘工人。公司若想裁员，必须提交针对被解聘工人的补偿、再培训和重新安置的计划。这限制了搭便车者“窃取”其他公司技术工人的可能性。[19]在阻碍劳动力流动方面，这些劳工联合会所起的作用与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相似。如果具有同等权力的机构存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比如在英国或意大利，它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保住工作，而无视这对绩效的影响。（这令我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亚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发起的尖锐斗争和英国采矿工人反对关闭亏损矿山的运动。）这种问题之所以在德国远没有如此严重，是因为劳工联合会和管理层之间有更高的信任。[20]劳工联合会更加清楚认识到保持公司竞争力的必要性，并常常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培训或调遣工人，以确保员工生产力的持续。与日本的制度一样，公司不能轻易解雇工人，这一事实给予公司更强的动力来重新培训工人，旨在使劳动力市场不像现实情况那么僵化。虽然德国工厂的团结精神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它仍然达不到日本的团结水平。

德国的产业培训制度的悖论之一是，虽然它在工厂培养出了强烈的团结意识，但将它支撑起来的广泛教育制度却仿佛比法国、美国或日本的都更加不平等得多。德国中等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分轨制（tracking）。德国儿童读完四年小学后，学生必须从三种轨迹中选择一种：初等中学（Hauptschule），技术学校（Realschule），文理高级中学（Gymnasium）。前两种学校的人毕业后都要进入学徒行列，只有那些读完了文理高级中学的人才能继续深造，接受更高的教育。实际上，学生只要通过了高级中学毕业考试（Abitur），就有资格进入德国任何一所大学就读。这样，德国孩子在十岁时就面临着重要的教育抉择，而这一抉择将决定他们一辈子的职业。这种分轨制度反映了德国社会既有的阶级差异，并且不鼓励阶层流动。20世纪60年代，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只有15%选择进入文理高级中学。[21]在法国和日本，能否上大学是由全国统一的高中毕业生联考的成绩来决定的，从理论上说，这个考试是向所有考生开放的，不考虑他们以前的教育背景。从阶级的角度来说，法国的中等教育体制更开放；在 20世纪60年代，大学预科（lycées）有40%的学生来自工人家庭。

既然如此，为什么是法国的教育体制，而非德国的，导致了工厂内不同地位的人等级森严以至于相互难以合作呢？这个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学生接受完普通教育后的培训。法国有相对开放的初级和中级教育体制，中学生毕业统一进行会考（baccalaureate）。根据这次考试的结果，贫穷但有才华的学生可以进入一流的大学，然后进入高等学院（grandes écoles），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私营机构，这一途径可以通向法国行政系统最高层。与其他地方一样，才华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此大部分人在会考中被淘汰出这个系统（在法国，有45%的高中毕业生在会考中落选，而在德国，可比数字只有10%）。[22]与美国一样，职业教育在法国也有某种低人一等的意味，这是不能进入普通教育系统、成绩不好、上不了大学的人的选择。最终成为蓝领或低技术白领的落选者，没有多少理由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这是他们在一个对高等教育有着高期待的社会中的最终去处。与之相反的是，德国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从小就知道他们不会上大学。但是，由学徒制向他们提供与其技术水平相当的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因此，他们不会把自己看作从普通教育系统淘汰下来的人，而是看作成功地完成了严格的职业培训的人。

此外，德国职业培训体制的灵活性表现在，培训的机遇并不随学徒期的结束而关闭。除了基本的学徒培训外，还有一种中级资格培训体制，它允许大龄工人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种中级资格培训构建了一条完全独立的社会流动的向上途径，这是在其他国家没有看到的。例如，在法国或在美国，一个人若没有上大学获得较高的文凭，就不可能获得工程师的专业证书，而这一过程往往要七年以上的时间。德国的情况就不同，成为工程师有两条途径，一是上大学，获得工程文凭，这与其他国家相同；二是通过参加中级职业培训课获得升迁。[23]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通向更高的教育、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新途径慢慢向社会开放。于是，十岁孩子进入初级中学班的选择并不像一开始所表现的那样，会限制其一生的职业。与此同时，学徒制使三分之二的底层劳动力获得了高水平的技术，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工人对自己能力的自豪感。

有不少问题威胁着德国学徒制的未来，及其所支撑的德国工业的未来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初，该制度似乎处于危机状态中，因为申请学徒的年轻人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结业时的就业机遇。但是，随着80年代末“婴儿潮”一代过去，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24]目前的问题是，现有的学徒形式是否可以为德国提供符合未来需求的技术劳动力，尤其是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这个学徒制度充满了活力，各领域的工商协会和工会一起合作，以确保这种类型的学徒制和从业标准满足产业的需求。这种制度非常适合为中等技术产业培训工人，这些产业一直都是德国的强项，如汽车、化工、机床，以及时其他生产资料性产品。但是目前，学徒制能否成功向知识高度密集型产业提供技术工人尚无定论，如电信、半导体和计算机、生物技术等。这些技术可能要求大学体制的大扩张。[25]

不过，问题不在于学徒制是不是适合21世纪要求的培训机制。德国培训制度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它是德国工厂通向社会化的一座重要桥梁。

通过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学徒制使管理层能够信任工人，让他们自主工作，而且实现了更少的具体法规、更少的监管。另外，它使新工人能够很快适应所从事行业的规则以及所受训的公司的惯例。在某公司完成了三年学徒期的工人，比只受过三天培训的工人，更有可能培养出对组织的忠诚感。连地位最低的员工都发给职业资格证书，这使工人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更强烈的自豪感。当工人不再视工作如负担，抑或是换取其他物品的商品时，工厂就不再是一个那么异化的场合了，也能够更好地与工人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用查尔斯·萨贝尔的话来说：

德国上司（与法国上司）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下属愿意也能够获得有关工作的知识和技能，以使他们能够自主工作。这样，德国上司的任务不是告诉手下如何干他们的工作，而是指点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反过来，由于没有被错综复杂的条文规范所困，德国下属必须相信自己的上司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德国社会是“高信任度”的社会，因为它不鼓励将构想与执行分离。[26]

1992—1993年的经济衰退使德国产生了很高失业率，并且看来难以有所缓解。对此，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个局面的罪魁祸首是德国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福利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90年代初，它消耗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德国劳动力日渐昂贵，而德国雇主身负多项强制性成本，如医疗保健、失业、培训和休假福利等，同时他们还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能随意裁员和缩小公司规模。

虽然德国和日本工业在公社化化和家长制倾向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日本的体制仍然显得更加灵活。日本企业的群体取向大部分并没有写入法律条文，终身雇用和经连会体系都是建立在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基础之上的。在削减成本方面，日本公司有更大的调遣余地，它们可以将职员调至别处，强行降低薪水（大多数是以放弃奖金的形式），或要求员工增加工作投入。日本政府在福利方面的花费也少于德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个职能交给了私营企业）。与此相反，在德国，福利待遇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并由各级政府执行。因此，在经济衰退时，它们很难进行调节。德国经济的竞争力依赖的是微妙的平衡。劳动力固然昂贵，但是却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能在世界经济中找到增值的空间。倘若技术工人创造出的增值无法与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持平，那么这个系统就会失去平衡。但是，这些公社化机构在战后却造就了卓越的经济增长纪录和高水准的社会福利，这是德国的诸多邻居所没能做到的。

在对德国的讨论做出总结，并返回到日本的工厂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扼要地考察一下学徒制的历史根源。

[1] Joan Campbell, Joy in Work, German Work: The National Debate, 1800-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3.

[2] Campbell (1989), pp. 137-141.

[3] 该委员会受到管理层的质疑，因为他们希望维护其特权，也受到社会党和工会的质疑，因为他们试图进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变革，甚至受到基督教工会的质疑。在此期间唯一对理念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只有那些与反民主运动有联系的工人协会。Campbell (1989), p. 163.

[4] Marc Maurice, François Sellier, and Jean-Jacques Silvestre,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Power: A ComParison of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pp. 68-69, 72-73.

[5]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74, 128-129.

[6]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173.

[7]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111.

[8] Arndt Sorge and Malcolm Warner, Comparative Factory Organization: An Anglo-German Comparison on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and Manpower (Aldershot: Gower, 1986), p. 100

[9]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50. 正如上一章指出的，一个熟练的、懂得编程的机械师通常会通过数控设备来提高他的生产力。

[10]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12-13.

[11]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51-52.

[12]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132.

[13]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14-16.

[14] 有关概述，参见 Bernard Casey, “The Dual Apprenticeship System and th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Young Persons in West Germany,”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4 (1986): 63-81.

[15] Bernard Case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West Germany’s Apprentice Training System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1991), p. vii

[16] 参见 “German View: You Americans Work Too Hard-and for What?”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4, 1994, pp. Bl, B6.

[17] Casey (1991), p. 67. 其他的研究显示，55%的毕业生在一年后离开公司，在五年后离职的比例上升到80%左右。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 44.

[18] 对于试图调和学徒制与加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模型，参见David Soskice, Reconciling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The German Apprenticeship System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and Ox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2).

[19] Soskice (1992), pp. 13-14. 此外，Soskice指出，德国银行融资所支持的长期前景更愿意支持学徒制，因为雇主可从更长期的角度来审视他们的劳动力市场投资。

[20] 据Soskice (1992, p.17)所言：“我们注意到，公司所承担的不信任交易成本较低的原因，是因为工会以及工作委员会对于公司内部培训活动的意见和监督。这些活动和商业协会互为补充，特别是在中型和大型公司。他们为学徒培训的质量和市场适应能力提供了必要的担保。公司管理层和工作委员会之间有高度信任，大部分的监测活动由工作委员会而非工会负责，因此不信任程度非常低。”

[21] 在手工贸易行业中（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只有5%的进入文理高级中学（Gymnasia），而只有不到2%的人完成学业。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30-31.

[22] Maurice, Sellier, and Silvestre (1986), pp. 31-32.

[23] Maurice, Selliner, and Silvestre (1983) p. 39

[24] Casey (1991), pp. 6-9

[25] 或者可以这样说，规范性的培训制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美国极具活力的计算机产业并没有就业证书体系，很多人都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体制不见得是好事情。一些业内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像微软（Microsoft）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Sun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斯科特·麦克尼里（Scott McNeely）几乎没有正规的任何业务培训。

[26] Charles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3.

第21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

现代德国经济最具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学徒制，世人多把它捧为德国工业称霸欧洲的基石。学徒制的直接起源是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行会遭到自由经济改革派的抨击，认为其代表的是迂腐守旧的传统，是现代化经济变革的绊脚石。

在西方，行会在自由制度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复杂。行会是封闭式社团，它存在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以及大部分亚洲国家），是如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医疗协会等现代组织的前身。行会的形式或多或少略有变化，但它们大体都是通过制定标准或成员资格，来对某种行业或职业的门槛有所限制，也从而人为地提高成员的收入。行会监管产品的质量，并偶尔对成员进行培训。在中世纪末期，它们在打破庄园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中欧，行会在帝国的自由城市扎下深根，并赢得了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成为摆脱领主和贵族控制的独立堡垒。[1]行会因而成为主要的中间组织，成就了中世纪后期丰富多样的公民社会。它们的存在限制了专制王权，因此在西方自由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厥功至伟。

行会有自治权，还往往有巨额财富，它们对野心勃勃的王族构成了威胁，后者对它们既嫉妒又憎恨。到了16和17世纪，随着庞大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在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崛起，行会被看作政权的竞争对手。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法国的君主制成功地使行会服从国家的利益，它们成为巴黎政治权威的调控附属物。但德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它在 1871年以前没有中央集权政府。德国政治力量的分散使大批封建社团性机构，如行会等，能够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机构存活更长时间。

虽然有些人认为行会在保持行业传统、维持质量标准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但是到了18世纪初，英国和法国出现的进步思潮却决然地改变立场，反对它们。[3]尽管动机不同，但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却接了专制君主的班，想要打压行会的权力和影响。最早的现代工厂不得不建在农村，以避开城市中对行会的限制。在英国，尤其是在18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改革派请求废黜《工匠法》（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终止强制性加入行会的规定。[4]在法国，以及被法国占领的欧洲其他国家，行会的独立性已经在旧制度下被完全破坏了，并在大革命时期被正式废除。

德国领土上的自由派与行会的斗争更加漫长，也更为曲折。与其他地方一样，普鲁士自由主义改革派的口号是“职业自由”（Gewerbefreibeit）。这个原则是从1808年开始有保留地被介绍到德国境内的。[5]当贸易在1807—1812年的施泰因—哈登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影响下，在先前由法国控制地区逐渐开放时，许多日耳曼邦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一直持抵抗态度，并维护行会的特权。这个运动得到了传统手艺匠人的广泛支持，因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先进工业化的威胁。1845年，普鲁士颁布了《一般工业条例》，该法令虽然废除了某些社团的特权，但建立了工匠师父资格制度和工商业者的经济状况调查制度。[6]甚至当1848年，自由派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举行会议时，独立的行会组织起来，也在法兰克福举行了德国工匠联合大会，施加压力来保护行会的特权。[7]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好几个日耳曼邦国都收紧了行会条例。自由经济改革派一面反对行会，一面争取德国政治的自由化。虽然在1815年和1848年，自由派取得了少许进步，但是在德国统一之前或之后，它常常遭遇挫折，且从未像在法国和英国那样占据优势。

到19世纪末，行会的实际势力被铁路、钢铁等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所蚕食，因为这些产业在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外。对产品质量和工匠资格的法律控制只存在于传统的手工业领域。但行会并未就此死去，仍旧一息尚存。随着德国逐渐工业化，大批工匠离开传统的手工业，转移到现代制造业领域，成为机械师或其他技术性工人，他们同时也带来了社团主义的传统。20世纪初，德国就成立了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和德国技术工作培训研究院，为工业提供系统的行业培训。[8]1922年工匠同盟会被法律正式承认为工匠利益的代表。[9]职业培训的基本框架建立于魏玛政权时期，服务于学徒制和技术学校，它把企业和工会视为统一的整体。之后在1935年，在纳粹体制下，工商协会在职业培训上开始担负法律责任，与手工业行会的规定相类似。[10]这个时期还发展了系统的工头培训制度。纳粹时期的这个特殊遗产在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未被废除，而且事实上，1969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法》延续并强化了这个制度。

由此可见，德国的行会从未像在法国那样遭到无情破坏。它们幸存了下来，并演变成现代形式，成为德国战后学徒制的基础。对比之下，英国由于（至少是部分原因）它本身的自由主义原则，在战后未能建立综合的职业培训制度。消除行会的特权不仅是自由主义改革的内容之一，英国在教育上也普遍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因此，在建立适应20世纪工业力量的现代教育制度方面，英国的反应相当迟缓。直到1891年．英国才实行大学教育免费，比德国要晚许多，直到进入20世纪后，英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才调整其课程，以适应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要求。[11]

德国自由主义的半截子胜利在政治层面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12]在20世纪初，德国政府远比英国或法国政府专制，皇帝掌握大权，他的周围则是容克（Junker）贵族。容克贵族的黩武传统和专制的社会关系为德国政治和外交政策定了基调。除了体制外，德国文化本身的公社化特征滋长了不容忍和封闭性。也就是说，联结德国人的强大纽带使他们对自己的独特文化身份有较强烈的认同感，并在20世纪上半叶促进了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历史学家还认为，德国后来的国家地位使德国人更坚定且躁动地坚持其独特的民族认同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和之后的经济灾难，德国人也把自己看作受害者，但是，强烈的文化身份却开始向极端和邪恶的方向游走。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纳粹的苦难遗存迫使德国人打破封闭的公社观念，为德国社会的开放和包容性打下了基础，而这样的开放性，英国和法国社会在几代人以前就已经有了。即使在今天，与英国或法国相比，德国的民主制度更多地倾向于整体主义，较少个人主义，原因在于既有社会群体的角色已经在法律上得到确认。

但是，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到的可怕后果，却有可能转化成经济现代化的有利因素。战后，虽然联邦德国废弃了大多数纳粹时期引入的法律条文，但却没有不假思索地摒弃纳粹对于职业培训的立法，而是保留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在这方面，德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仿，日本吸取了一些文化传统，如家元式社团、儒家的忠诚品德，并将它们现代化，融入新产业的综合体中。

以上的例子并不是要佐证，保存文化传统是经济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正如美国的许多移民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民主社会的自由结合在一起，同样，某些国家能够成为工业霸主，是因为它们将旧体制或文化特征与广泛的自由经济构架结合在一起。德国并非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行会制度，就如同日本未能完好地保留氏族家庭结构，但是二者均没有完全依照纯粹自由原则建设全新的社会。相反，某些传承下来的旧体制与自由主义的框架达成了中和，并赋予了后者凝聚力。

的确，德国的例子说明，能够保住某些传统文化，明智抑或运气是何等重要。毕竟，现代英国社会也是自由制度和古老的文化传统的结合体，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英国式的结合并不那么成功。前面我说过，与德国相比较，英国对教育的态度更放任自流。这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意识形态是传统上流贵族文化的产物，而贵族文化对于建立现代工业经济所必需的技术和实用教育充满敌意。美国社会的自由程度不亚于英国，但是它却更早地建立普及教育制度，并建立了更为优越的高等技术教育体制。[13]即便是进入20世纪后，英国的高等教育依旧是致力于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而非科学技术。工程师并不被认为是地位高尚的职业，是技术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而非国家精英所从事的职业。上层阶级所持的观念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业余专家或者脚踏实地的修锅匠都是理想的职业，而二者都对系统的技术教育不屑一顾。[14]

马丁·维纳（Martin Wiener）认为，英国政治的渐进主义和包容性非常有益于自由政治制度的发展，但也因此完整地保留了公开敌视现代工业社会价值的上层阶级文化，并由此产生了不良影响。[15]英国的土地贵族非常愿意让中产阶级工业暴发户和银行家进入他们的阶层，而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却未有过这样的态度。但这样的接受却成了一剂毒药：具有创业精神的中产阶级非但没给贵族群体带来动力，自己反而归顺了贵族的安逸价值观。维纳提到了马科斯·塞缪尔（Marcus Samuel）的故事。塞缪尔是一个出身伦敦东部、雄心勃勃的犹太人，他在19世纪后期创建了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 Company）。但是，塞缪尔真正的抱负并不是成为富可敌国的传奇工业家，而是在英国乡间拥有一套别墅（他在1895年购得），获得一个贵族头衔（1902年他成为伦敦市长），并送子女上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这些愿望也都一一实现了）。这样一来，公司的控制权最后落在了荷兰皇家石油公司（Royal Dutch）总裁亨利·德特丁（Henry Deterding）的手中。德特丁更多得保留了典型中产阶级的美德，不受猎狐或者慈善社会活动的引诱。[16]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德国人是幸运的，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经济动荡、外国占领和快速的社会变革后，大批传统社会制度遭到破坏，而行会却幸存下来。普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贵族失去了对德国社会的实际或象征性控制，而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更加快了这一进程。事实上，随着1945年的战败，德国的所有传统社会阶层都已光鲜不再。早在19世纪，工程师和实业家在德国就有比较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当整个国家集中力量恢复经济时，他们一跃成了中坚力量。

19世纪初，英国、德国和日本都被蔑视商业、科技和发财的贵族阶级所统治。三个社会都保留了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公社化的机构（行会、教会、寺院），和部分地方政治权威。日本在19世纪末，德国在19世纪中期，都成功地将贵族中立，它们抑或通过将统治阶级的精力转投到商业中（譬如日本），抑或直接将贵族边缘化（譬如德国）。日本和德国都同时将传统的公社性质的文化习俗或制度转化成现代工业社会的一部分，不管是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经连会、工业协会，还是学徒制，如此实现了传统制度的现代化。两国均成功地维持了组织问题的平衡，在建立大规模等级式企业的同时，鼓励小团队的团结性，让工厂更有人情味。

英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彻底除掉了许多传统公社化机构，如行会，但在建立现代企业以取代传统机构的培训和质量控制职能方面，他们又行动迟缓。英国社会表现出了高度的自发社会性的倾向。由于从未附属于某个现代化的强权统治，它在整个工业化时期一直保留了大批形式多样的中间组织，包括异议的或自由的教会（譬如贵格会、公理会和卫理会）、学校、俱乐部和文书协会等。但是它也保留了严格的阶级观念，这一观念使英国社会沟壑纵横，也使20世纪的英国工人和管理者不可能抱有同属一个团队的观念。即使反资本主义的英国贵族的实际势力衰落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阶层保留了贵族对工业、技术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嘲讽。对这些人来说，“制造立体产品”是可疑的行为。[17]阶级意识和传统感使社团形式机构直到二战后才在英国迟迟全面出现。尽管英国社会不像中国或者意大利社会一样以家庭主义为主，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许多英国大型企业都是由家族拥有并经营的。[18]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在许多方面被认为是既针对反创业精神的贵族右派，又针对工会主义的左派。但撒切尔对于前者的影响，今天看来是微乎其微的。

在德国和日本经济中，共同体式的结构为何能够幸存下来，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在过去，日本和德国都以政府专制威权和社会等级森严而闻名。人们对这两个群体的普遍印象是他们都喜欢服从权威，但这个观点与其他刻板印象一样是不真实的，并且愈发过时。而且，我们看到，与英国、法国或美国的工厂相比，德国和日本的工厂车间显得更加平等。在德国和日本，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地位的正式差异很小；工资差异也比较低；组织的较低级层握有实权，而不仅限于总管经理人员或行政部门。这些社会从未刻意提出 “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为什么它们却在实际行动中能够更平等地对待成员呢？

答案与以下情况有关。共同体取向的社会的平等主义，往往只限于组成这个社会的同质文化群体，并不延伸至其他人，即使他们共享其社会的主流文化信念。道德共同体有明显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之分，局内人受到局外人享受不到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实际上，共同体内部人越是团结，其对局外人的敌意、冷漠和排他性就越是严重。那些正式坚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必须使更多不同信仰、不同道德标准的人走到一起。代替道德共同体的是法律，代替自发性信任的则是正式的平等和合法诉讼程序。即便在正式规则之下，局内人没有受到非常公平的对待，那么局外人至少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并期望某天自己也成为局内人。

自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共同体文化与日本的相比，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为了对纳粹时期的暴行做出反思，德国从欧洲最不容忍的社会转变成了最开放的社会。除了收紧难民法以及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外，德国的许多城市，如法兰克福、汉堡，是世界上最具国际性的大都市。德国战后几届政府的政策使德国人的认同感融入到更博大的欧洲认同感中。旧式的对权威、等级、国家和民族的态度由于战争而全面消亡，德国正日渐显露出更个人主义的文化色彩。[19]

日本战后的转换就没有这么彻底。虽然国家接受了民主宪政体制，成为和平力量一员，但是日本与德国不同，它从未以同样的方式反思战争的罪恶。两国对战争的态度的差异明显地体现在教科书中，那些有名望的日本政客和学究以种种方式继续否认日本对战争应负的责任。[20]任何人只要穿越一个大型的日本城市，就能感受到更高层次的服从；在当代日本，德国式的女权和环保运动寥寥无几，而且势单力薄。日本没有“绿党”，除了小部分韩国人群体外，没有明显的种族或少数族裔。一位正在著书比较日本人和德国人对战争的态度的荷兰作者提到，有位德国青年这样对他说：“请别过多地谈相似点，我们与日本人根本不一样。我们不会为了公司更强大而睡在公司里。我们也是人，普通人。”[21]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这位德国青年的观点是正确的。平均来说，现在德国人工作不如日本人努力。无论韦伯所称道的德国新教徒工作伦理的力量有多强，目前，德国工人在制造业中的平均周工作时间已经降至31小时，而日本人为42小时。[22]从一些非正式的迹象显示，德国工人休年假比日本人更自由、放松。

与日本的情况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和全球竞争的总体加剧，使德国的共同体式经济机构面临更大压力，而且这一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倘若公司承诺它们将重新培训工人而非解雇，这的确是个好的原则，而且德国比它的欧洲竞争对手更有资格这样做。但是为高技术的劳动力找到增值的市场空间并非总是能够实现，尤其是劳动力在德国非常昂贵时，去欧洲、亚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寻找技术相当的劳动力，将成本降下来，这种做法越来越可行了。此外，更多德国共同体式的经济制度都是成文的法律，而且许多直接由政府推行。倘若把这种机构建立在法律上，而不是非正式的道德共识上，事务性成本将会升高，很可能还将显著增加系统的僵化程度。这意味着，德国若想迎接未来全球竞争的挑战，虽然不必改变其经济共同体性的一面，但一定要减少国家的干预。

[1]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466; C. Gross, The Guild Mercha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0).

[2] 例如行会负责开发商标、封印等相关标识作为早期的品牌名称。A. B. Hibbert, “The Gilds,” in M. M. Postan, E. E. Rich, and Edward Miller,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3: 230-280.

[3] 参见 Charles Hickson and Earl E. Thompson, “A New Theory of Guilds and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8 (1991): 127-168; 关于对行会的不满，参见Johannes Hanssen, History of the German People After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AMS Press, 1909), p. 108.

[4] Arndt Sorge and Malcolm Warner, Comparative Factory Organization: An Anglo-German ComParison on 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and Manpower (Aldershot: Gower, 1986), p. 184.

[5]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p. 414.

[6] Milward and Saul (1977), p. 415; 也可以参见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4.

[7] Peter Rutger Wossidlo, “Trade and Craft,” in E. Grochla and E. Gaugler, eds., Handbook of German Business Management (Stuttgart : C, E. Poeschel Verlag, 1990), 2: 2368-2376.

[8]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5.

[9] Wossidlo in Grochla and Gaugler, eds. (1990)

[10]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5.

[11] Sorge and Warner (1986), p. 187.

[12] 对于这个问题的两个经典的分析，请参见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German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and Ra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9).

[13] 很难定义什么是美国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里程碑，因为这些举措都是在联邦政府层面逐个完成的。义务教育于1852年在马萨诸塞州出台，之后几乎所有的州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实施了。相比之下， 英国的公共教育直到1880年才出台，直到1891年才实行免费。

[14] 关于美英两国工作态度的对比，参见 Richard Scott, “British Immigrants and the American Work Ethic,” Labor History 26 (1985)：87-102.

[15] Martin J.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3-14.

[16] Wiener (1981), pp. 146-147.

[17] 引自Wiener (1981), p. 136.

[18] Alfred Chandler认为，英国未能利用好第二次工业革命（如化工、金属加工、电气设备等）中重点行业的创业机会，是与英国商业家庭导向的本质有关。参见Alfred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86-287.

[19] 德国文化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到底有多少改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关于德国共同体主义阴暗面的猜疑仍然比比皆是，譬如其社会的封闭和不宽容性，共产主义结束后的光头党暴力更是加深了这样的怀疑。怀疑论者会认为，虽然战后德国已经有开明的难民法，但成为德国公民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在德国生活了几代的土耳其人永远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德国人，德国不会有类似利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这样的人物，这位塞内加尔出生的诗人入选了法兰西学术院（the Académie française）。德国左翼政治依旧有着狂热的性格，最明显的是绿党，他们认为德国需要去工业化，或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他们将以色列人比作纳粹。这表明，德国新教文化中一些强硬的部分还未消失。

[20] 直到改革派首相细川护熙于1993年就战争道歉，日本首相才就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角色正式道歉，我们可以认为，尚未有日本政治家以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那样双膝下跪的姿态痛悔大屠杀。尽管德国修正主义否认大屠杀的历史，但他们被视为边缘化的疯子；相比之下，在日本，像石原慎太郎和像渡部昇一这样受人尊敬的政治家和学者仍然可以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是一种暴行。

[21] Ian Buruma,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4), p. 31.

[22] 这是基于德国年平均1 604个小时，日本年平均2 197小时得出的。数据来源：David Finegold, K. Brendley, R. Lempert et. al., The Decline of the U.S. Machine-Tool Industry and Prospects for its Sustainable Recover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MR-479/1-0STP 1994), p. 23.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厂

如果将传统的美国制造业工厂，与高信任的、团队取向的德国工厂，以及与低信任的、官僚化管制的法国模式相比较，大多数人往往都会认为美国的情况与后者相似。毕竟，泰勒本人就是美国人，在全世界范围内，他所创建的低信任工业体制都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版现代性。泰勒制工厂的条规主义做派，其自命不凡的普世性，以及详细列举工人权利的工会主义工作控制方式，一切都是在效仿美国宪法。工作分类逐渐复杂化，并且逐渐蔓延到整个工厂，这也注定了此类法律关系会在美国社会得到更加广泛地传播。20世纪美国的工业劳雇关系体制，看起来简直就是低信任社会关系的典型，譬如其阶段性的大裁员、长篇累牍的合同、充满官僚主义气息且规矩繁多的人际交往，无一不是例证。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泰勒制工厂和与之相关的工会主义工作控制模式在美国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从日本引进的、更有团队精神的工厂组织模式。倘若我们近观美国大规模生产的历史，就会发现泰勒制并不是美国工厂的缩影，反倒是一段历史时期的反常现象。换句话说，精益生产模式并非是从完全不同的社会移植过来的异域文化习惯，而是将美国工人带回到他们此前失落的公社化工厂传统。

20世纪初，当泰勒制传入到汽车工业中时，它的许多特点并不为美国人认可，例如对待工人的冷漠和拘泥形式，于是遭到相当程度的抵制。它成功的唯一原因是20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底特律特定的劳动力市场情况。当时，庞大的新工人阶级涌入汽车工业，超出了美国人共同体定义的极限。底特律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座全新的城市，譬如在1910年，它的人口为50万，十年后猛增至100万。汽车工人很少真正出身于美国人共同体。1911年，底特律的劳动力约为17万，其中有16万是通过雇主协会从其他地方招募来的。[1]被吸引到汽车工业中的绝大部分新工人是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奥匈帝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地区。（其他新兴工业亦是如此，譬如在1907年，位于匹兹堡的卡耐基钢铁厂的23 337名工人中有三分之二是移民。）[2]根据1915年高地公园厂址的一项调查，该厂工人说的语言大约有50多种。[3]这一情况到今天仍是如此，移民比本地人更容易为雇主所剥削。介于这些劳动力的外族背景，且往往都是短期雇工，福特及其他新兴的批量生产商自然不会把他们当作大共同体中的一分子，而是当作需要用正式的、法律性的规则来控制和训练的陌生人。

即便如此，亨利·福特本人还是迅速实施了一些与泰勒制无关的家长式劳工管理办法。在新的大规模生产环境中的工作往往压力巨大，且极度危险，这导致相当高的工人更换率。福特对自己工厂的情况表示不满，于是他自己提出了著名的创新之举——1914年引入了5美元1天的计酬方案。[4]通过这一方案，福特将其工人的薪资在经济衰退时期翻了一番。之后，公司还建立了‘社会部”，专门负责工人的福利。这个好管闲事的部门会派调查员到每一个工人家中调查他们的居住条件、道德行为以及例如酒后施虐等问题。如果工人的居家条件太差，公司会软硬兼施将其搬到条件更好的房子里，这是因为福特不希望他的公司像个贫民窟。[5]另外，公司进一步设立了一系列英语培训学校课程，还刻意招聘残疾人。[6]由此看来，理论上的泰勒制和亨利·福特在高地公园以及后来在红河谷工厂实际实施的制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随后，汽车工业陷入大萧条，汽车市场全面萎缩，公司大批裁员，好斗的工人与公司警卫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劳雇关系就此陷入一片混乱。在1932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红河工厂冲突，导致四名工人死于枪击。[7]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但美国劳雇关系双方对峙、事事诉诸法律的模式已经确立，工作控制的工会主义做法在各个产业间蔓延开来。[8]

在美国，管理层引入高信任日式精益生产模式的速度之快，以及工人在这种生产制度下表现出来的普遍热情之高，表明泰勒制和工作控制的工会主义做法或许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深深扎根于美国文化之中。尽管精益生产方式给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但把公司当作大家庭的观念仍受到美国工人的拥护，在没有工会的精益工厂工作的工人大多都强烈反对由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设立工会。事实上，日本人一般选择在美国南方或中西部的农村设厂并非偶然，譬如本田公司的工厂就设在俄亥俄州的玛里斯维尔（Marysville）。这些地区不仅没有工会及其好斗的传统，而且聚居的是相对同质化的社群，这些社群保留了20世纪初期美国小镇的精神风貌。

若要了解美国工厂社会关系的演进，我们必须知道精益生产模式的实质。

精益生产又称“即时”（just-in-time）生产或“看板”生产，由丰田汽车公司加以完善，迄今为止已在工业界风行十几年了，并从日本传播到北美、欧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它已经受到广泛的注意和研究，尤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汽车项目”，在此，我将大量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9]许多国家都成功地实施这一模式，这让麻省理工学院的课题研究者认识到，它不是一种受文化决定的工作方式，而是可以普遍适用的管理技巧。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高信任关系的确可以越过文化界限。但是精益生产模式在日本发明并非偶然，因为日本存在普遍性的社会信任。另外，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的数据本身无法说明，这种技巧在低信任国家是否也能像高信任国家那样成功实施。

精益生产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由丰田的总生产工程师大野耐一发明。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丰田公司的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长时期的生产流程，自然也不能维持高度专门化的劳动分工，即当时美国泰勒式大规模汽车生产的特点。美国厂商有雄厚的财力购买专业化设备，这些设备一旦安装完即可长期使用，他们也负担得起大量存货，以防止生产线停工待料。为了绕过这一问题，大野构想出这样一种生产系统，它的投资总额要比泰勒式大规模要低，而每个资本单位的生产效率又更高。[10]

精益生产的实质是建立一种异常紧张和脆弱的生产系统生产线，从供应到最后的装配，任何地方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可以轻易叫停。[11]存货压至最低水平，每个工人的工作岗位上都有一根绳索，一旦出现问题，工人可以用它来叫停整个生产线。如果工人拉了绳索，又或者供料部门未能按计划准时提供原料，整个装配线的操作将停止。精益生产流程的脆弱性因而就是一个信息反馈环路，一旦出现问题即刻通知工人或者生产工程师。这迫使操作生产线的人碰到问题就立刻解决，而不是将缺点带到最终成品中。例如安装车门一项，传统大规模生产的工人会不顾一切地把车门装好，门没有对准也不管。但在精益生产工厂，生产线会全部停顿，直到车门问题解决为止，这个问题可能出在装配工作台上，也可能出在车门供料部门的设施上。精益生产系统的设定颇有难度，但一旦开始运作则会显著地提高产品质量。质量问题在源头就得以解决，而不是等到在装配线末尾的返工车间再解决，而大多数传统大规模生产工厂往往就是这样拖到最后才处理问题。

大野的精益生产系统将决策权更大程度地交给了装配线上的工人，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德国工厂都达不到这个水平。[12]也就是说，它没有承袭用专业白领生产工程师来设计工厂的泰勒制传统，而是给予生产线操作工人充分的责任，让他们去决定怎样运作最好。整个小组的工人并不会受到具体且精细的指示，以操作一项简单的任务，而是被赋予了更多责权，集体决定如何解决一个更复杂的生产问题。公司给予工作小组充足的时间来讨论生产线的操作，而且一直鼓励他们就如何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提出建议。工人的工作不是像亚当·斯密笔下的别针厂一样，在一台复杂的机器上无数遍地重复一个简单的操作，而是用自己的判断力来帮助整个生产线的运行。这就产生了生产小组的概念，以及之后的质量小组（quality circles）。

把责权委托给工作小组限制了劳动分工：工人接受多个工种的培训，于是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被调遣到其他岗位工作。而且，让受到多工种训练的工人完成相对灵活的工作，可减少对专业化设备和其他高资本货物的需求。大野最先的创新之一是重新组织安放模具的程序。制造车身部件的大型冲压机的换模时间从一天降低到三分钟，而且这个程序可以完全由生产工人自己操作，不再需要换模专家。小批量生产零部件可将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因为它减少了大批存货需要花费的资金，也不需要昂贵的专业机床，而且能够在进行大批量生产之前发现质量问题。[13]使用通用机床即可在同一条装配线上生产更多样的产品。

倘若用泰勒制标准来衡量，在精益生产系统中，最低等的装配线工人被赋予的信任是难以置信的。在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工厂里，装配线上的组织模式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生产线停下来。这就是存货和工作台上缓冲零配件堆积如山的原因：瑕疵顺着生产线传递，最后在返工车间或终端消费者那里被发现。对工厂来说，停止生产线是重大的损失，只有更高一级的管理者才有权这样做。但是，精益生产工厂却正好相反，每个工人只要发现问题都可以凭一根绳索将整条生产线叫停。当工厂正常运转时，拽一下普通的绳索虽然会造成生产线停顿和误工，但久而久之，生产线停工的次数就开始急剧下降。不难想象，这样的安排倘若是在一个劳雇关系不友好的工厂里，就相当于给予每个工人蓄意破坏整个生产流程的机会。

若是想让工作小组概念行之有效，管理者不得不放弃泰勒式设计，即不是将设计和生产程序分割成块并分派给专业化工程师负责，而是给予等级制度下端的工人更多的信任，将基本的生产决策权交给他们。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报告：“只有彼此的责任感建立了，工人才会有所反应，即管理者真正看重技术工人，愿意作出牺牲来保留他们，而且愿意授权给工作团队。倘若只是在组织结构图中标明‘工作组’，希望引用质量小组机制来发掘提高生产的办法，则不太可能有什么实质性变化。”[14]

只有当工人有较全面的技术，了解整个生产流程而非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时，向下授权才能在精益生产中有效实现。因此，在培训上的投资就必须比典型的泰勒制工厂高。此外，这也意味着工厂上下的专门化程度下降。产品工程师被要求在某个生产装配线上工作，熟悉整个生产流程，而不是在一个狭窄的专业类型上工作一辈子。[15]

倘若这一体系全面展开，那么装配工厂的整个供应商和分包商网络也会被纳入进来。供应商和分包商不是通过整体并购的方式纵向组合到母公司，而是成为几个独立的组织层。供应商必须小批量地、紧凑地提供零部件，并要求与装配线上的工人一样迅速地适应变化。产品设计的责任分摊给了供应商。装配厂不要求供应商完全按照装配厂工程师的设计蓝图生产零部件，而是针对某一零件提出大致要求，允许他们自己决定设计。但是，如果在装配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装配厂则再找供应商，要求他们在源头解决问题。这一阶段的关系就不再是那么应付，装配厂的工程师可能对供应商自己的生产方式做出评价，并要求其对此进行改良，实际上是将精益生产模式也扩充到供应环节。这样，母公司和供应商彼此交换了大量信息——不仅仅是分工和蓝图，而是关于双方生产流程的最机密信息。信息交流往往伴随着人员的交流。整个供应商网络建立起来困难重重，但是一旦最后协调好，它则成为了一个精益生产工厂的外延。

信任关系在维持供应商网络方面极为重要，在日本经连会关系的环境中尤其如此。在纯粹由市场驱动的装配厂与供应商的关系中，买方公司有意使其供应商互相竞争，以便获取最优惠的价格、最好的质量。反过来，这又造成装配厂和供应商之间的深度不信任。后者不愿意向前者透露成本或专有的生产流程等信息，担心会因此被利用。如果供应商开发了一个工艺流程，使生产效率突飞猛进，那么他会希望自己收获经济回报，而不是将这些回报传递给客户。经连会关系却是基于装配厂和供应商之间的双向责任感之上的，双方都明确彼此将开展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不会因一点点价格差异就更换合作伙伴。只有建立了高度的相互信任感，供应商才会允许母公司的工程师了解成本信息，并就如何共享由生产效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回报发表意见。

精益生产系统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于是很快就被其他公司加以分析和借鉴，就像在大规模生产时代开始时，亨利·福特的高地公园工厂被人仿效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汽车工业出现严重滑坡，迫使一部分美国汽车制造商立即开始学习精益生产模式。但是，想要将高信任的生产方式引入信任度已经相当低的产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精益生产模式是与泰勒制大规模生产和工会主义的职业控制所产生的工作分类或工作规章针锋相对的。

20世纪80年代初，通用汽车公司在一些厂区引入工作小组机制，力图打破高度等级化的工作分类，打造单一的生产工人群体。通用汽车的工作小组体制以奖金形式鼓励工人学习多种技术，组织多方面的生产，组成质量小组。但是汽车工人联合会却对这种工作小组方案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因为通用汽车在当时没有工会的南方工厂首先采用这种方式。[16]在日本，工人并不倚仗工作分类和书面的合同保证，因为精益生产模式扎根于终身雇用制，它给工人完全的就业安全感。汽车工人联合会则担心工作小组的目的在于侵蚀工人对工会的忠诚，而这一做法则是更长远的反工会战略的一部分，最终是要让工人放弃努力争取来的工作法则，而又无法换取任何工作保障。换句话说，精益生产模式若要成功实施，责任和义务必须是真正双向的。的确，通用汽车早期企图引入部分日本式精益生产模式，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公司并没有遵守协议：在鼓励工作小组制的同时又购买了机器人，并继续解聘工人。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给通用汽车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随后通用汽车的总裁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却被授予150万美元的奖金，这对培养公司的团队感毫无帮助。[17]

其他制度的障碍也阻碍了精益生产模式在美国的应用。美国各地的地方工会官员的大量工作就是监督合同的落实；如果这些环节被废除，或交给生产工作小组来完成，那么这些官员就将面临失业。另外，许多中层管理者也不喜欢将自己对工厂的管理权交给生产工人。对于工人来说，实行精益生产模式也意味着极大的压力，他们必须负责整个小组的工作效率，在很大压力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复杂生产流程的产出。

许多在美国设厂的日本公司将工厂设在南部或其他工会力量薄弱的地方，以此来解决工会主义的工作控制问题。当通用汽车公司最终在丰田汽车的直接帮助下建立了精益生产机制（即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费利蒙的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它所做的只不过是说服汽车工人联合会放弃繁琐的地方工作法规协议，而启用只把工人分成两大类的新合约。[18]

精益生产制度与参加工会的工人之间的问题，不是工人对薪水、福利或工作保障的要求（尽管所有雇主都自然地希望能够少支付一些），而是工会所坚持的细琐工作法规和工作分类将制约工作小组机制和灵活生产。实际上，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成功实施精益生产模式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交易，即用长期的工作保障换取宽松的工作法规。福特汽车公司在它的北美工厂最完备地实施了精益生产制度，总体上是因为它能够让工人中间产生出更大的信任感，而工人也相信公司会履行承诺。[19]

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研究者认为，精益生产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只要管理得当，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实行。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们使用了世界各地大量汽车工厂的生产力数据。这些数据显示，每个地区——日本、北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汽车工厂的生产力有很大差异，有高有低，这个差异大于地区间的平均生产力的差异。这说明，在决定汽车工厂的生产力方面，文化因素比管理因素影响要小。因为精益生产模式并不完全产生于传统的日本文化，它是由丰田汽车公司一名工程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明的，而且这个公司保持了巨大的效率优势，直到它的竞争对手也采取相同的模式。[20]因此，麻省理工的研究者认为，生产力的地区差异纯粹是落后地区在采用精益生产模式方面的迟缓，使学习曲线下移。[21]

根据前面对文化和信任的讨论，我们可以预测，具有强烈自发社会性的文化，如日本和德国，将最轻松地适应精益生产模式，而家庭主义文化，如意大利、法国、香港、台湾等则将遇到较大的困难。美国则是一个复杂的中间案例：在许多方面，它是很传统的高信任社会，但同时也是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的社会，这使它在历史的某个阶段选择了低信任工业解决方案。表2是麻省理工列出的数据，从中看不出与我们的预测有明显冲突的地方。

表2. 汽车组装厂生产力比较

（单位=小时/辆）

来源：James P. Womack, Danile T. Jones, and Danile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1), p.85.

任何人看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数据，都不得不同意精益生产模式是一种管理技巧，可以跨越文化的界限，实施这个方法的任何企业都有可能提高生产力，不管它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但是，在某些国家，一些重要文化因素会阻碍精益生产模式获得更大的成功。举例来说，虽然在国家之间的生产力有较大差异，但是同样使用最佳生产模式（我们假定是精益生产）的工厂的平均生产力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根据麻省理工的数据，日本的平均数和最高数位居第一，其次是北美，之后是欧洲，但与前者差距较大。[22]（该研究也给出了第三世界的数据，由于是许多国家的平均数，所以对我们讨论的问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表2的数据显示，设在北美的日本工厂的最高效率和北美的美国工厂的最高效率水平持平，但依旧低于日本本土工厂的最高效率。[23]

由于韩国的劳雇关系一直处于冲突状态，而且社会也更加有家庭主义倾向，因此，韩国企业不在精益生产模式的前沿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80年代，当韩国汽车制造商如现代和大宇公司的产品开始进入北美市场时，它们所倚仗的是以低薪资为竞争优势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模式。虽然它们大量借用了日本的技术（譬如现代的超越系列和三菱的柯尔特系列就完全没有差别），却并未引进精益生产机制，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刚开始时，韩国汽车商的表现非常不错，但到了1988年，韩国本土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并且消费者开始意识到韩国汽车不如日本竞争对手的质量好时，它们的销售业绩就出现大滑坡。[24]当事实已经证明韩国不能单靠低薪水来竞争时，韩国本可以引进精益生产模式，但这一模式与韩国文化的对接，显然远不及其与日本文化那样来得自然。

并不是精益生产系统所有方面都像工作小组和质量小组那样成功地输出到美国。总的来说，除了那些从日本移植过来的跨国公司外，日本公司与供应商之间所奉行的经连会关系就没有被美国汽车公司照搬。美国汽车公司要么与供应商保留了纵向集成的关系，要么保持若即若离的市场关系。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引进了一些创举，如通用汽车前副总裁伊格纳西奥·洛佩斯（Ignacio Lopez）对公司供应商网络进行了大变动，其目的是使用传统（而且常常是对抗性的）市场准则从供应商处获取更好的价格和质量，而不是建立稳定、长期的信任关系。现在的情况仍然如此，装配厂商试图挑起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这反而使供应商不相信装配厂，不愿意共享生产技术和成本数据。[25]在其他情况中，这个问题更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通用汽车的土星（Saturn）装配工厂使用精益生产模式和少存货策略，结果一个供应商的地方工会蓄意使它停产，向它示威。

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研究者认为，既然精益生产模式比较容易地跨越了日美文化界限，那么它应该是不受文化限制的。但是这个推论成立的一个前提假设是，即竞争领域的研究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和美国是文化的两极，日本是团队主义的代表，美国是高度个人主义的典范。但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讨论。诞生于美国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泰勒制工业组织模式，也许并不是美国文化的典型或必然产物。泰勒制本身可能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脱轨现象，如果它被更具共同体性质的精益生产模式所取代，美国实际上则会回到另一套、但却更正统的文化根源。要理解为什么会如此，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美国传统遗产的双重性，它既是个人主义的，也是团队倾向的。

[1] Allan Nevins, with Frank E. Hill, Ford: The Times, the Man, the Company (New York: Scribner’s, 1954), p. 517.

[2] Nevins (1954), p. 553.

[3] James P.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p. 31.

[4] David A. Hounshell,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58-259.

[5] Nevins (1954), p. 558.

[6] Nevins (1954), pp. 561-562. 对这一系统的描述还可参见Allan Nevins and Frank E. Hill, Ford: Expansion and Challenge, 1915-1933 (New York: Scribner’s, 1954).

[7] Allan Nevins and Frank E. Hill, Ford: Decline and Rebirth, 1933-1962 (New York: Scribner’s, 1962), pp. 32-33.

[8] 关于这一时期，参见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0-251.

[9] 这一项目研究发现的总结, 参见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10] 也就是说，越少的公司资金被困在融资库存，其余资金则更加富有成效。从首席财务官的角度对这个系统的说明，请参见 Shawn Tully, “Raiding a Company’s Hidden Cash,” Fortune, August 22, 1994, pp.82-89.

[11]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还描述了在日本实行的精益生产的做法，不像制造过程那样，其效率似乎比美国的做法低很多。

[12] 关于这一点，参见 Lazonick (1990), pp. 288-290.

[13]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52-53.

[14]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 99.

[15]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 129.

[16] Harry Katz, Shifting Gears: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5), p. 89.

[17] Katz (1985), p. 175.

[18]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 83.

[19]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99-100.

[20] 事实上，马自达经连会的支持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重组期间坚持的改革之一是采用丰田的精益生产体系。采用之后，它的生产力大幅攀升。

[21]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84-88.

[22] 欧洲数据不按国家分类；因此，精益生产方式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之间实施的成功性会有很大的差异。

[23] 另一种可能是，精益生产因其跨制造业的方法在某些国家遭到抵制。那些最早实施这一方式的公司，尤其是那些从外国移植而来的，往往选址在那些没有工会抗争记录的地区，或失业使工人特别顺从的地区。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最初适应良好；但随着它蔓延到老工业区，它可能会遇到更强大的文化抵制力量。

[24]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261-263.

[25] Womack, Jones, and Roos (1991), pp. 144-146.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第23章
“鹰隼不群”——果真？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不管赞成还是反对，美国已经十分在意“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问题了，从学校增设非西方语言和文化课程，到公司开展“多元化培训”研讨会，训练员工对隐性歧视的敏感度，不一而足。多元文化研究的拥护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国人应该意识到并更好地了解构成美国社会的诸多文化的积极贡献，尤其是那些欧洲以外的文化。多元文化论的拥护者抑或认为美国在统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外，从来不是单一文化模式，抑或认为过去几代人之间一直占支配地位的欧洲文化是具有压迫性的，因此不应是所有美国人遵从的模式。

当然没有人会反对严肃地研究其他文化，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学会容忍人群间的不同是有必要的。但是，声称美国没有自己的主流文化，或认为原则上它不应该有一主流文化以同化其多元群体，则又是另一码事了。正如本书所阐明的，一个群体是否能维持一种共享的“善恶观”（language of good and evil），对于建立信任、创造社会资本，以及由这些属性带来的所有其他积极经济收益至关重要。多元化的确可以带来真实的经济收益，但是倘若超过了某一界限，多元化又会为交流和合作增添障碍，并对经济和政治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

此外，美国也不一直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国家，仅仅由宪法和法制联结在一起。除了其通用的政治法律制度外，还另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传统，使美国的社会机构具有凝聚力，完成美国的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这个文化起初源自某一特定的宗教和种族群体，后来脱离那些种族宗教根基，成为所有美国人广泛接受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区别甚大，后者深深根植于“血与土”。但是，美国人对于这个文化究竟是何物，它从何处而来，有着许多误解，在此有必要稍加阐述。

一般而言，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信奉个人主义的，若是追溯到先驱时代，则可说是顽强的个人主义。但是，如果美国人真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传统上就是个人主义的话，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得以迅速诞生巨型企业。一位不了解美国工业结构的来访者踏上美国的土地，在被告知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后，就会认为它有许多小而寿命不长的企业；美国人太过坚持主见，不好合作，于是无法在大机构中服从命令，或者因独立意识太强而无法建立持久的私营企业；公司诞生、发展，然后衰落，周而复始。这位观察者或者认为，美国人在这方面与强调权威、等级和纪律的德国人、日本人恰好相反。

但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是，美国率先发展了现代的等级制的公司，并在19世纪末产生了一些世界级大组织。创业者不断开创新的企业，而且美国人似乎完全不介意在巨型官僚等级机构中工作。这种组织天分并不仅限于创建大型企业，今天，在一个呼唤规模缩减、更新、更灵活的企业组织形式（如虚拟公司）的时代，美国人又走在了前头。把美国人描绘成个人主义典范的传统看法不十分正确。

许多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权威著作断言，美国是个人主义社会的典范，在这个社会中，群体或其他大型共同体没有什么权威性。这类文献认为美国人在群体中表现不佳，或者天生不适合群体生活，原因就是他们的个人主义特性。美国人强调权利，当有必要合作时，他们彼此是通过合同和法律制度来进行联系的。在许多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以及做亚洲研究的美国人的观念中，美国的工会主义工作控制只是广泛的个人主义文化的病症之一，至于它的好诉讼和对抗特征则已近于病态。

不仅亚洲人把个人主义视为美国的特点，美国人自己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社会的。但是，他们不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缺点，而是看作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感。因此，个人主义往往是自豪感的来源，美国人认为它是美国文明最独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全世界公开讨论共产主义和威权政体的衰亡时，最常听到的论调是，独裁是在美国流行文化和它所颂扬的个人自由的渗透影响下消亡的。无党派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之所以如此受美国人欢迎，部分原因是他为美国人树立了最佳个人主义的榜样。他在IBM公司工作时感到压抑，于是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佩罗常常说的口号是：“鹰不群飞，它们永远只会只身翱翔。”

无论他们对个人主义的价值持肯定或否定态度，亚洲人和美国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都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有走极端的嫌疑。这一普遍的看法只对了一半。实际上，美国文化传统是双重的，除了推崇个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外，美国人也同样有着结社和参加其他形式的群体活动的强烈倾向。因此，照理应该是奉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在历史上却又一直是高度抱团的，创建了许多牢固且长久的自发组织，譬如少年棒球联盟、4H俱乐部、全国步枪协会，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以及妇女投票者联盟。

美国社会一直以来就有着高度的社群团结性，这中间最了不起的是，美国是一个人种和民族多元化的社会。从种族上来说，日本和德国毕竟是单一的社会，其中屈指可数的少数民族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虽然并不是所有同质化社会都表现了高度的自发社会性，但是种族多元性却是发展共同文化的严重障碍，譬如许多东欧、中东和南亚多民族社会就有过这样的失败案例。而美国正相反，种族加强了美国小共同体的凝聚力，却未成为（至少不是现在）社会向上流动和同化的障碍。

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评价更接近亚洲人而不是美国人的观点：他把个人主义视为民主社会尤其容易出现的瑕疵。他相信个人主义是自私恶习的更温和表现形式，“它使每个成员从群体中分离出来，割断自己与同胞的纽带，只将家庭和朋友圈在一起。当他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后，他最大限度地听任社会自行发展而无参与意识”。个人主义诞生于民主社会，是因为，贵族社会中用来团结人群的阶级和其他社会结构，在这类社会中都不存在，人们除了家庭之外，没有更大范围的附着对象。于是，个人主义“起初消耗着公共生活的美德；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攻击并摧毁其他所有美德，并且大量引入自私自利理念”。[1]

托克维尔相信，他在美国所观察到的市民社团网络，对于抵制个人主义以及限制它的潜在破坏力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民主社会中，平等的个体势单力薄，需要人们聚集起来以实现重要的目标，并且在社会生活中达成合作，而社会生活实际上就是一所公共精神的大学校，它把人们从本能地专注于自我满足的私欲中摆脱出来。[3]在这个方面，美国与法国的做法不同，专制的法国政府将团结公民的社团纷纷拆散，使法国人彼此孤立，成为名副其实的个人主义者。[4]

托克维尔关心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他担心民主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将引导人们脱离公共生活，一味追求狭隘的物质利益。一旦公民不热心政府的事务，就相当于为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通过教导人们合作和自我组织，一般民事中的自发社会性也会促进经济生活的繁荣。自我管理能力强的人很可能也善于为商业目的而联合在一起，谋求比单独行动大得多的实力。

个人主义深深植根于高扬个人权利的政治理论，而正是这个理论为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奠定了基础，所以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个人主义者的观点绝非偶然。用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话来说，这种法理结构代表了美国文明是一种现代“社会”（Gesellschaft）。但是，美国还存在产生于这个国家的宗教和文化根源的、同样古老的社群传统，它是形成这个“共同体”（Gemeinschaft）的基础。从许多方面来看，倘若个人主义传统一直占据支配地位，这种社群传统是防止个人主义冲动放任自流的中和力。美国的民主和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原因不是依靠单纯的个人主义或共同体主义，而是因为这两种对立倾向的互补。

美国人的自发社会性在经济上有着重要意义，最明显的例证是19世纪大公司在美国的崛起。与其他国家一样，所有美国企业都是由家庭所有并自我经营的小型企业起家。在1790年，有90%的美国人在多少属于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里工作。[5]1830年以前，最大企业的规模与现在相比也相当小。洛厄尔（Charles Francis Lowell）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Waltham）的纺织厂成立于1814年，是当时美国最大的企业，有300名职工；当时美国最大的金属加工厂是政府所有的春田兵工厂（Springfiled Armory），共有250名职工；最大的银行是第二合众国银行（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总裁比德尔（Nicholas Biddle）之外，只有两名专职经理。[6]

随着19世纪30年代铁路的兴建，所有这些都发生了改变。经济史学家就铁路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经济影响一直有着激烈争论[7]，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要想运营铁路，就不得不采用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8]铁路本身的分散特点使它们成为首个无法由单一家族来经营的经济企业，正是它推动了第一批等级式管理型企业的产生。铁路公司的规模日趋庞大：到1891年，仅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有11万员工，比当时美国军队的总兵员还多。[9]铁路融资要求有规模更为庞大的金融机构，铁路货运则将越来越大的地区连成统一的市场。与早期家族运营的企业不同，铁路公司是建立在以创始人为核心的辐射式管理制度的基础之上，管理的方式更分散，中间层次的管理者被授予相当大的权力。市场的扩大为通过更细致的劳动分工发展规模经济奠定了基础，无论在生产还是营销领域。随着中西部和西部产出的谷物和牛肉被包装、运送到东部的消费市场，美国第一次有了所谓全国市场的概念。

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铁路公司主要由私人出资、所有、运营。虽然欧洲的铁路公司也是前沿的大规模经济组织，但是它们大部分是由政府创办，并借鉴了国家官僚机构的组织和管理方法。[10]19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深受腐败和政治阴谋的影响，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能力都远弱于欧洲的政府。因此，在既没有可借鉴的清晰模式也没有训练有素的管理者作为后盾的情况下，美国人如此迅速地建立起大型管理机构的确很让人佩服。

在南北战争以后，借鉴铁路公司的理性组织结构的大型商业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首先出现在分销领域，然后是在生产领域。1887年至1904年期间，美国在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和美国钢铁（U.S. Steel）等公司的带头下掀起合并热潮，后者成为第一个资金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工业企业。[11]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经济的大部分产出来自大型公司。这些大公司生命力非凡，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品牌，不少是由19世纪末成立的公司创建的，其中有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西屋（Westing House）、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全美现金出纳机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柯达（Eastman Kodak）等。大众市场商品的品牌实际上是美国公司在19世纪后半叶的创造发明，分销商利用品牌商品在运输上的优先来争取更广阔的市场。生产商发现，如果他们控制了分销渠道，就能够确保产品质量、发送及服务的可靠性。这种前向整合只有在公司本身有足够大的规模，能持久经营，从而为质量赢得声誉后才可能实现。这正是今天华人公司发现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是在19世纪处在跟当今华人企业同样发展阶段的美国公司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当然，除了文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解释美国公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大多数传统的解释是，企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要利用技术改革所创造的规模经济，尤其是美国的国内市场如此广阔、自然资源如此丰富。美国工业历史的初期就有了产权和商业法体系。另外，宽松的管制环境、没有人为限制的国内市场也促进了美国大公司的发展，同时它们也促进了义务教育的迅速普及，以及一流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体系的建立。

如果将美国与法国或中国相比，就不难发现，美国文化并没有如人们对个人主义文化所设想的那样阻碍了大型组织的发展。大体上，美国人不抵制没有信任基础的非血亲专业化管理；当需要扩大规模获取更大利益时，他们也没有企图将企业停留在家族范围之内；被赶入大工厂或办公楼、在专制的官僚化机构中工作，也未见他们起来反抗。当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的劳雇关系史充满了暴力和冲突，因为工人获得了罢工、集体谈判、干预制定职业健康和安全条件的权力。但是工人赢得这些权力后，工人运动本身也随之成为这个制度的一部分。它从未像欧洲（尤其是南欧）的工会一样，倒向马克思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或其他激进的意识形态。

换句话说，美国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是信任度相对较高的社会。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统统是讲道德、值得信任的。美国19世纪的伟大工业家和金融家，如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古尔德（Jay Gould）、梅隆（Andrew Mellon）和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都有冷酷、贪婪的名声。这一时期充满了诓骗、欺诈和贪婪的商业行为。这一切都是在没有20世纪这般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进行的。但是经济系统运转得如此顺利，必须存在普遍的社会信任这一重要因素。

以19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跨州农产品贸易为例，货物销往东部要经过几个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批发商，每一个都要在进货、出货前收、付定金。在当时情况下，芝加哥的批发商很难与南部德克萨斯州阿比林市（Abilene）或堪萨斯州托皮卡（Topeka）的批发商敲定具体的合同，如有违约现象，更难提出诉讼。因此大部分这种贸易都依赖信任。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出现，到南北战争时期，纽约的批发商可以直接向堪萨斯或德克萨斯的生产商订购大批谷物或牛肉。这减少了预付金的数量，同时也意味着降低了风险，但是它没有消除双方对电报另一头、从未谋面的合作伙伴的必要信任。[12]换句话说，美国人可以在巨大的社会资本的帮助下降低进行大规模复杂生意的交易成本。

在政治上，美国人对集权的经济权威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标准石油等公司掀起兼并浪潮和建立托拉斯的努力，导致了谢尔曼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通过，以及宣扬打击托拉斯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民粹主义。进入20世纪后，政府的干预使兼并风潮缓慢下来，随之而来的政府政策的改变对工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里根时期。在法国、意大利等中间组织薄弱的社会中，政府必须出面干预才能建立或支持大规模企业；而在美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以阻止公司发展得过大。美国企业的自发性不是缺乏制度而分裂或者破产，而是因为持续发展，最终走向垄断或“规模不经济”，反成发展的障碍。

与日本人或德国人一样，20世纪中期以前创建了引人注目的企业的美国创业精英，都是属于同一人种、同一宗教和同一民族的。实际上，当时所有大型美国公司的经理和董事基本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白人男性新教徒，偶尔有天主教徒或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欧洲人。这些董事通过互联的董事会、乡村俱乐部、学校、教会和社会活动互相熟悉，而且他们将自己带有宗教背景的行为准则强加给他们的经理和雇员。他们试图向其他人灌输自己的工作伦理和纪律，同时排斥离婚、通奸、精神不正常、酗酒，更不用说同性恋等其他非传统的行为。

虽然今天许多美国人，以及甚至越来越多的亚洲人认为美国人太个人主义了，缺乏真正的共同体意识，但是很难想象20世纪中期大多数批评家对美国式生活的批评竟然是过分驯顺和同质化，尤其是在商业共同体中。这个时期两大主要的社会分析，即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和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指出了驯顺弥漫的危险性，认为社会个体在群体中瞻前顾后，生怕越雷池一步。[13]根据里斯曼及其合著者的观点，19世纪建立了自己国家的美国人是由宗教或精神的内在原则引导的，因而留下了个人主义色彩，而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美国人则由外在准则引导的，言行举止都不希望违背大众社会的尺度。

这个时期，美国式小镇逐渐衰落，因为小镇的限制过多，当时人们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但是他们现在回想起小镇的秩序井然和注重家庭时，又充满了怀念之情。20世纪中期，也是IBM和它的着装规则鼎盛时期，它要求所有白领员工身穿相同的白衬衫上班。欧洲观光客常常惊叹美国看起来是比欧洲的社会更加千人一面。没有自己的贵族或封建传统可依靠，美国人只能彼此看齐，寻求行为标准。60年代以来美国发生了社会革命——公民权利运动、性解放、女权运动、嬉皮运动，以及现在的同性恋权利运动。想要理解这些运动，我们只有将其看成是美国人对20世纪前半叶僵化、令人窒息的美国同质性主流文化作出的自然反弹。

不少关于竞争力的文章把美国刻画成一个超级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tic）社会，让人读起来却觉得仿佛是对现实的漫画，似乎所有美国公司都缺乏家长观念，譬如洛伦佐（Frank Lorenzo）领导下的大陆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lines），管理者可随时将工作很长时间的员工解雇，而员工只要有更高薪水的工作机会也会跳槽。事实的真相是，许多日式的商业行为都不是日本独有的，而是许多社会所共有的，其中就包括美国。例如，非契约式商业关系依靠的并非法律手段，而是建立在两家互相信任的公司的非正式了解基础之上，这样的关系在美国并不少见。[14]采购决定也不是没完没了地比较价格和质量后才做出，信任关系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起着重大作用。有许多特殊的经济领域通过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如在多数股票经纪人的交易传统上只需口头协议就可以进行交易，而不要求预付款，许多美国公司是以家长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员工的，尤其是小型的家族企业。甚至在如IBM、AT＆T和柯达等不少大公司中，也实行终身雇用制，并通过提供丰厚的福利来赢得工人的忠诚。IBM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放弃终身雇用制，当时它面临危机，公司前途未卜。大多数大型的日本公司也有相同的雇佣政策，只是还未遇到这样重大的问题。

如果美国社会的群体取向或结社生活传统是如此悠长，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又如此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呢？部分原因是语义上的。通常，美国政治讨论中总要一分为二地展示自由社会的基本问题，即以个人权利平衡政府权力。但是对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各种中间组织的权威，则只能笼统地用学术词汇“公民社会”泛指。美国人的确是反国家统制主义者，尽管20世纪美国政府越来越庞大。但是那些同样反国家统制的美国人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厂、工会和职业组织等。反对政府提供某些福利服务的保守派通常认为自己信奉个人主义，但是，这些人往往同时乐于强化某个社会机构的权威，如家庭或教会。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根本不是个人主义者，更像是非国家统制形式的共同体主义的支持者。

在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语言问题。李普赛特认为加拿大的文化传统与美国相比更偏向共同体主义，他把美国视为高度个人主义的国家。[15]他所谓的“共同体主义”主要是国家统制主义。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尊重政府的权威（联邦或省政府），他们有较大的政府部门，而且更遵守法律，缴纳更高的税，更遵纪守法，更乐于服从政府的权威。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明，即加拿大人是否更愿意让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那些中间社会团体的利益。李普赛特提供的一些证据显示并非如此，加拿大捐给慈善机构的钱明显少于美国人，因为他们不如美国人那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的私有机构缺乏活力。[16]从这些方面看，我们可以同样说加拿大不如美国那样偏向于共同体主义。

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语义混淆也很明显地体现在创建新的宗教机构或企业时。美国诞生于宗派主义中：清教徒来到美洲新大陆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英格兰圣公会（the Church of England）的权威，并因信仰而遭受迫害。自此以后，美国人一直不断地建立新的宗教组织，从初期清教徒的公理教会、长老会，到19世纪的卫理会、浸信会和摩门教，再到20世纪的五旬节派、神圣之父和大卫狄恩支派。教派的建立常常被说成是个人主义的行为，因为新群体的成员拒绝接受已有宗教机构的权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的宗派常常要求其追随者牺牲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其纪律甚至要比他们脱离的教派更严格。

同样，美国人离开公司创建自己企业的倾向也常常也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例子。当然，与日本雇员终身效忠他们的企业相比，美国人的确显得更个人主义。但是，这些新的创业者的举动很少是纯粹个人主义的。他们往往结伴离开自己打工的公司，然后又迅速地建立起有新的等级和权威的组织。这些新的组织与旧企业一样需要相同的合作精神和严明的纪律。如果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他们发展成巨型公司，并有非常持久的生命力。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情况往往就是如此，将企业带入持久状态的人一般不是创业者，因为推动制度化的人才较有团队倾向，而创业者更加个人主义，以扮演受人尊敬的角色。但是这两类人在美国文化中很容易共存，互相取长补短。每一个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身边都有一个杨百翰（Brigham Young），每一个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身边都有一个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所以摩门教会和苹果公司到底是美国个人主义的典范，还是群体主义的典范？虽然很多人会认为是后者，但是在美国，它们其实同时代表了两种倾向。

如果我们把绝对的个人主义社会理解为一个“理想型”，那么它将是一个由完全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完全出于理性的私利计算，彼此之间毫无纽带和义务，除非是那些经过计算后产生的纽带和义务。美国通常描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不是这种意义的个人主义，而是至少扎根于家庭的个体行为。大多数美国人工作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狭隘的私利，还为家庭去奋斗并作出牺牲。当然，一些完全独立的个人也确实存在，如没有子女的隐居百万富翁，或靠养老金独居生活的退休老人，或贫民窟的无家可归者。

尽管大部分美国人扎根于家庭，美国却从没有像意大利或者中国那样成为家庭主义社会。虽然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对此持有反对意见，但是美国的父权家庭从不像中国或者某些拉丁天主教社会那样得到意识形态的支持。在美国，家庭关系常常要服从更大社会群体的要求。事实上，在种族共同体以外，亲戚关系在美国不过是促进社会性的一个较小因素，因为美国社会存在许多其他通往共同体的桥梁。美国孩子不断受到宗教团体、教会、学会、大学、军队或公司的吸引而走出家庭，融入到社会中。在中国，每个家庭像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与之对比，在美国历史上，更为广泛的共同体拥有更大的权威。

从建国起一直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崛起为世界首要的工业强国，美国在这期间一直都不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事实上，美国是具有高度自发社会性倾向的社会，普遍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亲戚关系的人可以轻易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达成合作。美国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通往社会性的桥梁，抵消了它固有的个人主义影响，从而实现了这一切呢？美国不像日本或德国那样经历过封建时代，因而没有可带到现代工业时代的文化传统，但是，它有不同于所有欧洲国家的宗教传统。

[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2: 104.

[2] 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有两个因素缓解了个人主义的影响：其一是自由政治制度，它允许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其二是“正确理解自我利益”的原则，这导致人们去精心计算与同伴的合作是否符合他们的自我利益。

[3] Tocqueville (1945), pp. 114一118.

[4] 参见托克维尔在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第15章的讨论。

[5] 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1.

[6] Chandler (1977), pp. 43, 58, 72. 有些种植园的奴隶人数多至一千人。

[7] 尤其参见Robert W. Fogel, Railroads and Economic Grow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8] Chandler (1977), pp. 79, 188.

[9] 当时男性的总人数为39 492。Chandler (1977), pp. 204-205.

[10] Chandler (1977), p. 205; Alan S. Milward and S. B. Sau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78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pp. 378-380.

[11] F.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 155.

[12] Chandler (1977), p. 210.

[13] William H. Whyte, The Organization 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6); David Riesman, with Reuel Denny and Nathan Glazer,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14] 参见Stewart Macaulay, “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1963): 55-69.

[15] Seymour Martin Lipset,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3-10.

[16] Lipset (1990), p. 46-56.

第24章
循道合群

美国人有着结社生活的习性，这对强有力的个人主义倾向构成了某种平衡；这种结社习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新教精神，它是早期移民从欧洲带到北美来的。[1]似乎矛盾的是，这个新教精神同时又是美国个人主义的重要来源。这是一种颠覆旧有社会制度的信条，但同时又能促进新共同体的形成，成为社会团结的强大纽带。新教怎么会同时是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来源，这需要花一点笔墨来解释一下。

要理解美国生活的共同体性质的一面，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个人主义的根源。20世纪后半叶，美国经历了一场“权利革命”，这一革命为提倡个人主义行为打下了道德和政治的基础，后果是减弱了早期的群体生活倾向。到了20世纪90年代，再没有人想到要批评美国社会过于合群。与之相反的问题开始涌现，家庭分裂，各类组织在不断增加的多元化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城市和邻里街区正在消亡，社会孤立、信任缺失和犯罪弥漫的气氛日趋严重。许多人在生活中能隐约感觉到某种社群感，可一旦较真却又根本不存在。美国的权利革命所造成的个人主义后果并非偶然。这些观念并非是受来自遥远国度的异域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某些固有倾向的必然产物。

相反，像儒家思想那样的亚洲伦理体系，将义务而非权利作为必须遵守的道德要求。即一个人出生之后，就要背上对其他人的一系列责任和义务，包括父母、兄弟、政府官员和帝王。要想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或者取得士绅的地位，端看他在什么程度上履行了他的这些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不是从既有的伦理准则派生出来的。从这一点看，儒家思想和古典时期的西方哲学、宗教传统殊途同归，古典政治哲学所定义的许多品德，如英勇、诚实、仁慈或公民品德，都是义务。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戒律大多也是以义务的形式出现的。

然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使西方政治思想来了一个大转弯。他是自由哲学传统的先驱，追随者有约翰·洛克（John Locke）、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以及美国宪法的起草人。霍布斯认为，人生来不是承担义务而是享受权利的，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生存权。[2]无论个人要承担什么义务，都只能是作为他自愿进入公民社会的结果才能被接受。对霍布斯而言，义务完全是权利的派生物，只有在保障个人权利的时候才会履行。因此，一个人之所以有义务不伤害他人，仅仅是倘若这样做，会使他又回到自然状态，而他自身的生存权利将受到威胁。无论霍布斯、洛克和美国的国父们有多少差异，他们都接受权利第一的正义概念。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人生来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组建政府则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因此，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成为美国威严法律殿堂的基石，这是所有美国人为之骄傲的一点，也是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所有合法政治权威的起点。

儒家强调义务，因为它的概念是个人生存在一张既有的社会关系网中。人生来就要对别人承担义务。一个人不可能孤立地完善自己，人类最高尚的品德，如孝和仁，必须与他人发生联系才能付诸实践。社会化并不是达到私欲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生活的目标。当然，认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并不是儒家独有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把人看作天生的政治生物，“城邦国家在本质上要先于家庭以及我们每一个体”。完全自给自足的人类若非野兽，就是神灵。[3]

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观点则完全相反，其认为义务不仅是权利的派生物，而且这些权利属于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人。[4]霍布斯和洛克描绘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是独立的，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照顾好自己，而他们的基本社会联系则是冲突性的。社会关系不是自然的，只有在个人无法独立达成心愿时，才会借助社会关系的手段来达到。在卢梭笔下，自然状态下的孤立更趋极端，甚至家庭都不是人的生存或幸福必不可少的。虽然“个人主义”一词没有出现在美国宪法中，但“权利的主体为孤立的个人”这一命题隐含在宪法所依据的理论中。举例说，家庭纽带根本不像在儒家学说中那样享有特殊的地位。洛克《政府论》下篇第六章说到父母和孩子有互相热爱和尊重的义务，但一旦孩子有了自己理性思考的能力，父母的权威就此结束。洛克的观点与儒家思想恰好对立，父母的权威不能作为政治权威的模式，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意，而不是因为它构成一个“超级家庭”。[5]

早期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所讨论的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和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谓的经济人恰相对应。两者都被设定为孤立的个体，都认为个人在本性上是寻求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政治自由主义）或他们的“功利”（经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都认为，社会关系通过契约关系来体现，在这样的关系中，理性地追求权利或功利造就了与他人的合作。

个人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这不仅符合美国，也符合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其中最终演变出现代新教的那条进路。[6]犹太教和基督教把上帝看作全能的、超然的立法者，他的话超越了所有既定的社会关系。对上帝的义务超过了对所有社会权威的义务，无论是父亲还是恺撒，连亚伯拉罕都要准备好将自己的儿子献祭。上帝的律法是普世的标准，人类所有的制定法都要接受它的评判。

仅有超越的律法本身并不必然会为个人主义打下基础，因为谁来诠释律法这个问题没有定论。当然，天主教会把自己视为上帝和他子民之间的沟通者，并宣称自己的诠释是具有权威的。天主教会扮演着这个角色，在历史上批准了大量体现或至少是不违背上帝旨意的社会建制，从家庭到国家，到形形色色的神职人员、官员、统治者，以及这之间的三六九等。甚至，在天主教国家，教会本身成为共同体的主要渊源，因为它维护了自己作为人类和上帝之间的看门人的角色。

新教的宗教改革为个人带来了与上帝建立直接关系的可能。恩典不必靠优秀表现或履行一套社会义务而获得，它也可以施予罪恶最深重但信奉上帝的人。事实上，在西方个人主义具有的积极内涵大于其消极意义，这尤其体现在历史上基督徒的良心运动，即拒绝奉行以上帝的高级法名义颁布的不公正规定或命令。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维滕贝格的主教堂门口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他的行为正是新教传统的第一次个人主义行为。从长远来看，个人有与上帝建立直接关系的能力，这为所有社会关系带来了极其颠覆性的后果，因为它使个体获得了道德支持，以反对传播最广的传统和社会惯例。

儒家的角度却截然不同。它的伦理准则源于社会性制度，如家庭、宗族、君王、官僚，并赋予它们道德意义。没有更高的准则来批评这些基本制度，在这样的伦理系统中，个人显得势单力薄，无力以自我的良心来判定父亲或政府官员所赋予的义务是否与更高的律法相违背，因而是否必须拒绝。此外，儒家思想并没有企图将其道德准则抽象化，并推广至全人类范围。因此，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屡屡冲突，也就不那么让人觉得意外了。现代的人权拥护者往往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认可基督徒的理念，即唯一的、高于一切的伦理法则的普世标准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并不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约束。

亚洲的民间信仰，譬如中国的道教和日本的神道，都没有赋予个人主义以合法性。这类泛神论的信仰崇拜多个神灵，这些神灵藏身于岩石、树木、溪流甚至于电脑芯片当中。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像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一样万能，而且没有任何神强大到可以裁决一切，譬如赋予儿子对父亲的违逆或者推翻既有权威的政治反抗以合法性。唯一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个人主义的宗教是佛教，这一宗教同样不是一神论，并教导众生远离尘世的所有事物。佛教的力量强大到可以让儿子出家为僧侣，因此，佛教也常常被认为是和儒家价值观相对峙的。[7]在日本，佛教像新教一样衍生出不同的教派。大体而言，这些宗派都与日本既有的社会机制和平共处，虽然有时候他们会因其独立的身份，成为抵抗政治当局的源头。[8]

霍布斯和洛克的著述都不是从基督教的视角出发，但是他们同样认可基督教的这个观点，即个人有权利根据更高原则来判断他所处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是否恰当。新教徒可以根据自己对《圣经》上神意的诠释来判断。对于霍布斯或洛克来说，自然人则凭借天赋人权和理性的理解，为自己的利益作出最佳判断。以美国为例，两种思潮——新教革命和启蒙运动——都是个人主义的支持来源。

那么，新教又是凭借什么特殊的机制引导美国人走向结社生活的呢？答案与美国新教的宗派性大有关系。

美国宪法禁止联邦政府设立国教，但不禁止州政府这样做。个别州如马萨诸塞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建立属于该州的教派，但是教会和政府的分离原则已经行之多年，而且备受尊重。有人会认为，建立全国性教会将产生强烈的共同体感觉，就如同在许多欧洲国家，因为它将国家和宗教认同感结合在一起，能在政治体系之外给予公民一种共同的文化。事实上，这种做法所带来的结果却是相反的。在那些教会系统完善的国家，宗教认同是强制认定而非自愿的，人们往往倾向于世俗主义，很多情况下还公然反对教权。而没有国教的国家，却能保持高度虔诚的态度信奉宗教。因此，在没有国教的美国，一边是世俗的公共生活日益发达，同时却又比有国教的欧洲国家更虔诚地信奉宗教。这一点从诸多宗教情感的衡量指数上都可以看到，譬如到教堂做礼拜或认为自己信上帝的人数，或私人向宗教组织提供的慈善捐助等。[9]相反，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却是暴力反宗教运动的摇篮，而到了20世纪，这些运动则成了马克思主义式的，且无一不是旨在消除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路德宗是瑞典的国教，19世纪，它加强了自己的垄断地位，甚至到了迫使瑞典浸信会教友移民的程度。到了 20世纪，掌权的社会民主党对这一早期的正统教会作出了反应，并成为强烈的反教权主义者。今天，瑞典是欧洲最世俗化的国家之一。[10]看来，无论是国教还是志愿教会，越少特殊教条（如天主教或新教），人们就越能保持宗教情感。

这一明显的悖论背后的原因是，倘若宗教认同是强制施予的，逐渐就会成为大家想逃避的负担。政府越坚持让民众信教，民众就会越发抵触它，视它如包袱，并将其对权威的其他不满情绪聚集一起。但是在自由信教的国家里，人们只有在对精神追求感兴趣时才加入教会。教会不再是抱怨政府或者社会的导火索，而是本身就可以成为抗议的载体。自发性的宗派就如其他自发性的组织一样，比起正统教派来说可以更为轻易地解散，它们也同样可以造就更为虔诚的信奉。因此，美国人比欧洲人更笃信宗教，应归功于罗塞·芬克（Roser Finke）和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所谓的美国宗教“自由市场”，人们在宗教从属关系上有广泛的选择。[11]

美国宗教生活的志愿性和开拓性特征，进一步解释了宗教信仰为什么可以顶住越发强大的世俗化压力，并历经相当长的时间还得以不断更新。随着老教派牧师的布道变得程式化，而教义也慢慢变得宽泛粗疏，新的原教旨主义教派就会起而挑战，而新教派的入门要求则更高。当教会要求成员在情感上投入更多并改变生活方式时，成员中间更容易产生强烈的道德共同体的感觉。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律严明，要求有基本的训练，打造出比陆军更加强烈的忠诚度和团结精神，而原教旨主义的教会也是如此，它们的成员是比主流新教宗派更加热忱的信徒。

美国已经历了多次原教旨更新时代。社会学家大卫·马丁（David Martin）指出有三次主要浪潮：最初定居美国的殖民者的清教主义，19世纪前半叶卫理会（还有浸信会）的复兴，以及始于20世纪且至今仍在继续的五旬节派福音运动。[12]早期的清教徒（包括公理会、长老会、贵格会等等）是不顺从英国国教的英国教会，他们来到北美就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到19世纪初，这些教派（以及南方的新教圣公会）成为老派联邦主义统治集团的教会，之后又反受卫理会和浸信会所发起的福音运动的挑战，这些教派所吸引的是杰克逊时代获得选举权的底层民众。[13]（今天的卫理会信徒倘若知道，自己的前辈信徒会像今天的五旬节派信徒一样举行通宵的复活仪式，并以叫喊、祈祷、跪拜在地的仪式结束，一定会惊讶不已。）但到了19世纪末，已经成为当权派的一部分并且大部分信徒是共和党人的卫理会和浸信会[14]，又反受五旬节派和其他原教旨派的挑战，这些新兴教派所吸收的是贫困白人、黑人和其他被主流教派排斥在外的民众。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旧教会看不起新宗派，将它们视作未受教育的底层阶级的组织，但是它们的信徒却慢慢流失到这些新教派中去。今天在美国的原新英格兰清教徒会已经徒有虚名，而神召会（the Assemblies of God）和其他福音教会却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美国新教不同于国教的宗派特性以及它所产生的活力，应该是理解美国社会持续活跃的结社生活的关键所在。美国宗教的志愿特征常常被认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表现。但是宗派性的新教主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通过原教旨主义的复兴运动得到更新，于是通过一个共同的道德准则将教徒团结在一起，从而产生了极富活力的共同体生活。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访问美国时，观察了很多公民社团组织，并相信这些社团对美国民主的成功起了关键作用，虽然他没有具体指出，但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社团多是宗教性的，如戒酒协会、唱诗班、慈善组织、圣经研读会、废除死刑组织、学校、大学、医院，等等。19世纪末访问美国时，马克斯·韦伯也观察到了新教宗派在促进共同体生活和民间信任方面的重要性，他相信这些特性促进了经济合作。

要理解美国宗教的志愿性和宗派性跟自发社会性的关系，也许最好的例子是摩门教（Mormon）。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即摩门教派的全称）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共同体内的团结，就是一个完美案例。摩门教徒不认为自己是新教徒，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在非摩门教徒看来则是古怪的）神学道统，即天使莫罗尼在1823年给约瑟夫·史密斯的启示，他们也有自己的牺牲和奋斗史，譬如约瑟夫·史密斯在1844年被谋杀，整个教派长途跋涉跨越西部大沙漠，最后建立盐湖城。他们有自己严格的道德准则。就像韦伯时代早期的清教徒，摩门教禁止饮酒、吸烟、婚前性行为、毒品和同性恋。他们重视纪律和辛勤工作，许多摩门教徒对世俗成就都多少有些唯物的态度。[15]尽管早期实行过一夫多妻制的做法（1890年被教会禁止），摩门教仍鼓励发展大家庭，妻子待在家里，推崇传统的强大家庭观念。[16] 换句话说，当代摩门教徒体现出来的是早期清教徒的众多美德，但是现在却被美国社会其他群体视为不宽容的压迫性教派。除了遵守这些道德准则以外，对于身为摩门教徒来说，入教的要求在当代美国是标准极高的。所有摩门教青少年在19岁的时候都被鼓励花费两年的时间去为他们的宗教到国外布道，此后必须向教堂缴纳什一税。[17]

这些进入教派的高代价所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强烈的共同体感觉。在组织方面，20世纪初的摩门教牧师杨百翰堪称天才，他说：“除了德国陆军，再没有其他组织像这样一般完美。”[18]今天摩门教每年有超过80亿美元的收入，名下的投资和不动产价值达数十亿美元之多。教会通过庞大的科层机构管理着全世界近900万摩门教徒的需求。[19]年轻摩门教男孩往往要在高压下培养出有关教会活动的行政技能，如组织童子军或慈善活动。[20]

尽管他们有着社会保守主义和反共政治倾向，在其整个历史上，摩门教徒已经通过各类准社会主义机构相互支持。定居在犹他州沙漠中的摩门教徒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建成广泛的灌溉系统，把水资源统一收为共同体的财产。[21]根据约瑟夫·史密斯的一个早期启示，上帝命令他的信徒“照顾穷人”。多年来摩门教设立了多个社会福利项目，包括《奉献法》（Law of Consecration）和斋戒捐献制度（the fast offering），依照这些规定，每个成员都要捐出收入的一部分，以支持穷人，这里不是指泛泛而言的穷人，而是共同体内那些不如自己那么幸运的人。[22]在大萧条期间建立的福利服务项目，今天仍然在运营，该项目向那些在社会上不能自理也没有家庭的人提供援助。因为该项目在一个道德共识程度高的共同体内经营，它能够提出比“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之类的联邦计划更高的要求。教会提供的福利有一个附加要求，即受援助者以工作作为回报，而鼓励其尽快实现自理。摩门教有一个深入共同体内部的早期检测系统，试图防止个人家庭陷入贫困。[23]正如犹太人、华人和在美国的其他族裔一样，摩门教徒强烈的共同体感觉保证了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的群落。虽然摩门教徒像美国社会的其他群体一样都经历过贫困和家庭破裂，他们的福利依赖比例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样，像早期的清教徒，摩门教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这一方面归功于他们古典的清教徒工作伦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比美国全国人口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在美国，47%的摩门教家庭收入超过25 000美元，相比之下全国的数字只有39.5%，而9%的摩门教家庭收入超过50 000美元，而全国则只有6%。[24]近年来，摩门教已经在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完美文书（WordPerfect，现被诺威收购）和诺威（Novell），是美国两家领先的网络国际集团软件公司，最开始都是由摩门教徒创立的。[25]诺威的执行总裁雷·诺达（Ray Noorda），也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关于他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潜在的业务合作伙伴有一次去拜访该公司的一名执行官，他到了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一家肮脏的旅馆，在登记处却找不到执行官的名字。他检查了注册客人名单，发现诺达的名字列在上面，原来诺达是与人同住一个房间，因为他不想支付两个房间的费用。[26]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环境因为采矿和钢铁产量下跌而变得异常艰难，犹他州却一跃成为高新技术发展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摩门教的企业家精神。[27]

与日本人、德国人以及具有明确内外之分的所有其他共同体的情况相似，摩门教的这种极其强烈的共同体意识的不足之处是对于外人的敌视。摩门教公然歧视非裔美国人，直到1978年才允许他们成为祭司的成员，并且经常被指控（虽然是错误地）只在欧洲国家传福音，旨在保留摩门教徒的种族特征。[28]虽然摩门教社会近年来在第三世界极大扩张，但摩门教在美国犹他州的大本营，按照今日美国的标准衡量，是毫无多元化可言的：几乎没有公开的同性恋、女权主义者、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29]

所以说，摩门教徒最好地诠释了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奇怪悖论。从一个角度看，他们是高度个人主义的，拒绝所有既有的教会和教派，选择了一个新的、奇怪的信仰，并因此遭受了变节者的迫害、排斥的痛苦过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是高度共同体化的，可以命令成员为了教会指定的优先任务而牺牲他们私人生活时间（摩门教平均一个星期在教堂有关的活动上投入4个小时），照顾共同体中的贫弱成员，建立种类繁多且持久的社会制度。

摩门教的自发组织和共同体自助的能力，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凡的，比大多数新教教派广泛得多。然而其他教派也通过不那么极端的方式，促进了各种各样类似公共机构的建设，如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20世纪30年代在哈林（Harlem）的神圣之父引发的狂热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们是新的基督教宗派，从一个更大的、更成熟的机构突破出来，通常在一个严格的或更加原教旨主义诠释的基础上形成，这赋予了他们新的精神能量，并提供了建立强大共同体的新动力。

新教宗派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信众的来源。这种具有派系精神的新教铸造了19世纪美国文化的轮廓，其他没有志愿性质的宗教团体，如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最终也发展了同样的特性。宗派宗教生活是社会自我组织的一所学校，它产生的社会资本在各种非宗教环境中也非常有用。换句话说，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文化并不仅限于美国主流白人，因为其他种族和宗教集团进入美国后，经过新教控制的公立学校体系的洗礼，之后即被同化并接受了相同的价值体系。即使它们的宗派逐渐主流化和世俗化，新教本身仍保留了组织和合作的能力。换句话说，结社的能力成为美国全民的特征，而不仅限于新教徒。

因此，宗派性的新教主义看似矛盾地成为美国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共同来源。许多人认为，个人主义冲动终将战胜共同体意识，这种看法很有见地。[30]也就是说，不断挑战现存教会并建立新的宗派，在短时间内的确可以促进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但就长期而言，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会降低人们对既有制度的敬意，更会削弱他们对所有权威本身的尊重。从长远来看，随着社会世俗化范围的扩大，当过去积累下来的社会资本被耗尽而消失后，社会性习惯也将会逐步丧失。也许宗教可以通过新一轮的原教旨主义和宗派形式来阶段性地完成更新，但总的说来，美国新教的最后遗产则是个人主义思维的陶铸成型，它不可能长时间接受某一稳定的权威或社会共识。换句话说，新教精神所产生的社会化习性也将慢慢自行消亡。

[1] 其他一些因素也用来解释美国人乐于结社的原因，譬如开疆拓土迫使早期的定居者彼此依靠。很显然，美国的联邦制也推动了地方自治。

[2] 参见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omas Hobbes: Its Basis and Gene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参见我对此的讨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153-161.

[3] Aristotle, Politics I i.11-12.

[4] 关于这一点，参见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p. 67-69.

[5]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2), pp. 30-44.

[6] 关于这个大论题，参见Louis Dumont, “A Modified View of Our Origins: the Christian Beginnings of Modem Individualism,” Religion 12 (1982): 1-27; 还可参见Robert N. Bellah et al., “Responses to Louis Dumont’s ‘A Modified View of Our Origins’” Religion 12 (1982): 83-91.

[7] 公元6世纪佛教文化入侵中国达鼎盛时期尤其如此。参见 W. J. F.Jenner, The Tyranny of History: The Roots of China’s Crisis (London: Allen Lane/penguin, 1992), pp. 113-114.

[8] 参见Joseph M. Kitagawa, Religion in Japanese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00-130.

[9] 尤其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Jeff Hayes, “Individu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Responsive Community, 4 (1993-1994): 69-81.

[10]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 14.

[11] 这一耳熟能详的观点见于 Roger Finke and Rodney Stark, “How the Upstart Sects Won America: 1776–1850,”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8 (1989): 27-44.

[12] Martin (1990), p. 20.

[13] Seymour Martin Lipse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Past and Present,”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pp. 309-312.

[14] Lipset (1968), p. 314.

[15] Thomas F. O’Dea, The Morm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143, 150. 据摩门教史学家Leonard J. Arrington，约瑟夫·史密斯112条启示录中有88条是关于经济事务的。严格地说，有摩门教教义的许多方面避开财富且促进经济平等，这与韦伯研究的早期清教徒的情况一致。

[16] 摩门教徒家庭的子女数的平均值是4.61，是美国全国平均数的两倍。美国犹他州青少年期未婚生子的比率不到的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每1 000个存活的新生儿中有48个，而全国平均数为155。Darwin L. Thomas, “Family in the Mormon Experience,” in William V. Antonio and Joan Aldous eds., Families and Religions: Conflict and Change in Modern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3), p. 276; and H. M. Bahr, ed., Utah in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ntrasts (Provo, Utah: Family and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1981), p. 72.

[17] 在实际情况中，只有一半的年轻摩门教男性进行布道，而女性的比例更小。

[18] Quoted in “Mormon Conquest,” Forbes, December 7, 1992, p. 78.

[19] “Building on Financial Success,” Arizona Republic, July 13, 1991.

[20] Malise Ruthven, “The Mormon’s Progress,” Wilson Quarterly 15 (1991): 23-47.

[21] Bryce Nelson, “The Mormon Way,” Geo 4 (May 1982): 79-80.

[22] Albert L. Fisher. “Mormon Welfare Programs: Past and Present,”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5 (1978): 75-99. 禁食奉献（fast offering）最终证明是行不通，因为它需要教会成员把全部收入捐给教会，由教会返回其认为合适的部分。这仍然是一些摩门教社区的理想。

[23] Tucker Carlson, “Holy Dolers: The Secular Lessons of Mormon Charity,” Policy Review, no. 59 (Winter 1992): 25-31.

[24] Ruthven (1991), pp. 36-37.

[25] 摩门教徒富有企业家精神，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总是做得很好。WordPerfect被其私人业主出售给Novell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一直无法引入现代金融体系。对于诺达（Noorda）而言，当第一次试图避免Novell的债务，他最初无法从盐湖城任何银行得到贷款，因为摩门教义主张避免债务。“Mormon Conquest,” p. 80.

[26] Gary Poole, “Never Play Poker with This Man,” Unix World 10 (August 1993): 46-56.

[27] 关于犹他州在20世纪80年代的低落，参见 Greg Critser, “On the Road: Salt Lake City, Utah,” Inc. (January 1986): 23-24; 关于新技术的发展，参见 Sally B. Donnelly, “Mixing Business with Faith,” Time, July 29, 1991, p. 22-24.

[28] 随着近年来摩门教在第三世界的传道有所增加，这种做法已发生很大变化。

[29] 摩门教预计到2000年，西班牙语的摩门教徒将超过英语为母语的摩门教徒；非欧洲摩门教大社区将出现于波利尼西亚（Polynesia）、菲律宾和非洲。摩门教徒在犹他只有100万，而全球有900万。

[30] 据一位作者所言， “无论社会流动还是地域流动，个体流动都在宗派团体获得支持，这样的团体提供了一种通常在家庭中无法经历的社会交往和个人成长经历，同时也要求投身教义，与自己过往一刀两断，并将忠诚献给宗派团体。虽然门派内部的权威和社会凝聚力高，其最终的影响是加强了个人主义，而非群体的忠诚度。” Barbara Hargrove, “The Church, the Family,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Antonio and Aldous, eds. (1983), p. 25.

第25章
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当美国黑人群体中的激进分子，譬如纽约的阿尔夏普顿牧师（Reverend Al Sharpton）等，抵制犹太人和韩国人开的商店，并要求其信众从黑人经营的商店购物时，许多美国白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指责此类“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的行为。在美国，种族或者民族分裂行径当然是不受欢迎或支持的。但问题在于，虽然美国白人抱怨黑人种族意识过强，事实上美国黑人从未有足够强的种族意识，因而无法构建联系紧密牢靠的经济组织。黑人领袖经常鼓励成员购买黑人的商品，所体现的不是黑人群体自发的团结性，而恰恰体现这一群体的弱点。其他种族群体，如犹太人、意大利人、华人和韩国人，他们都从同族人经营的商店中购物，并不是因为受政治领袖的鼓动，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和内部人打交道比跟外人更安全、更舒服。虽然黑人并不喜欢从白人或亚洲人的商店买东西，但他们经常没有机会从其他黑人手中购物，黑人商户与客户之间也没有像其他美国少数族裔内部那样的信任和团结的传统。不仅白人群体不相信黑人，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就连黑人也彼此互不信任。这种社会内在凝聚力的缺乏与非洲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非洲社会的黑人群体都拥有各种各样强大的社会团体。但今天美国出生长大的非裔美国人是从本族文化脱离的奴隶的后人。正是这一文化剥离问题成为阻碍非裔美国黑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宗教的宗派特性外，种族是美国共同体的第二大来源，它弱化了20世纪美国政治体系固有的个人主义。19世纪初前后几十年中，到美国的大批移民都从母国带来了浓厚的共同体传统和结构。与早期新教宗派形成的牢固共同体一样，这些种族群体具有周围的主流文化不再具备的自给自足能力。他们大多数深受母国传统社会个人主义匮乏之苦，被严格地锁定在种姓、阶级或者其他共同体结构中，无法实现流动性、创新和创业精神。到了美国后，他们发现可以将共同体和个人主义协调起来：他们从束缚他们的传统文化中解脱出来，同时又保留了足够的既有文化，以避免美国社会个体原子化的缺陷。

如人们所料，由于其母国社会传统性质不同，不同族群所展示出的自发社会性的程度也差异颇大。不少社会传统无助于促进经济的向上流动。以爱尔兰人为例，他们带来了爱尔兰不重视高等教育的传统，并倾向于将孩子送到独立的教区学校中，旨在保留他们的宗教身份。[1]同样的障碍出现在意大利人身上，影响了20世纪初期他们的发展：他们过分强调家庭，于是视高等教育为家庭凝聚力和收入的威胁，因此不鼓励孩子（尤其是女孩）出去上学。[2]

倘若我们比较一下亚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的鲜明差异，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种族作为自发社会性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性的重要来源。华人、日本人、韩国人和其他亚裔移民群体都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并在人均收入、教育、就业率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社会经济表现的指标上超越了欧洲移民。而非裔美国人却一直发展缓慢且艰苦，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黑人社群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失去阵脚。

这种对比在企业所有权上尤为突出。拥有小企业是通向更高社会地位的明显捷径，尤其是当一个群体刚来到美国，或被排斥在主流经济体之外时。[3]许多亚洲群体有很高的自雇或者自营企业的比率。在1920年，50%的在美华人男性在本族餐饮或者洗衣行当中谋职或当老板，而1940年，在美日本男性的相关比例为40%。[4]1973年的一份研究显示，韩国家庭经商的比例为25%[5]，另一份研究显示韩裔美国男性自雇职业者的比例为23.5%，而全美平均自雇比例为7%。[6]

相比之下，非裔美国人自雇和拥有小企业的比例均低于全美平均水平[7]，而社会学文献中也对黑人缺乏创业者阶层这一事实多有讨论。[8]上个世纪之交，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和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觉得有义务号召黑人进入商界，挽救这一局面。数十年来，大多数美国城市中心地区的本地商店基本上不是由黑人经营，而属于黑人群体以外的人。二战后的初期，许多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商店都是犹太人创办的，在过去的一代间，他们被韩国人、越南人和其他亚裔人所取代。非裔美国人在银行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在某几个行当中兴旺起来，譬如美容院、理发店、殡仪馆等。但是，即使过去二十年间政府各部门为少数族裔提供专款资助和津贴，黑人创业者阶层仍没有发展壮大的迹象。

非裔美国人无力经营自己社区的商业，一直以来是仇恨和冲突的来源。1965年的沃茨动乱，1967年的底特律动乱，1992年的洛杉矶动乱，都是源于城市中心区居民攻击社区内非黑人经营的商铺。的确，在1992年的洛杉矶动乱中，一些动乱者是有组织有预谋地攻击韩国商铺，导致这些商铺被大量破坏和捣毁。[9]民众对于其他族裔商铺的仇视高涨，并开始传播外人盘剥非裔美国人的阴谋论。我们之前讨论过，在华人文化和韩国文化中，家庭内部的信任度是很高的，但与外人接触时，信任度就要低很多，而日本人与非本族裔者接触时也有这样的问题。这一对待陌生者的残酷态度也常常从黑人对于亚裔商铺经营者的抱怨中听到，后者往往是一副无礼且对客户和周围社区毫无兴趣的态度。

在学术文献中，对这些群体经济表现差异的解释充满争议。对于黑人在小商业领域不佳的表现，其中较普遍的说法是将其归结于外部环境。许多人认为，将非裔美国人与华人、韩国人等群体相比较是一种误导，因为前者遭受的偏见要深得多，是无法对比的。与其他种族群体不同，黑人来到美国不是自愿的，他们被奴役所摧残，并由于种族上的差异遭受了更深的歧视。[10]这一假设的另外一个版本则借用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术语，即美国存在“双重”（dual）经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企业被归为“边缘”（peripheral）经济，与白人占据的“核心”（core）经济相比，它们注定是规模小、技术含量低，而且彼此竞争激烈。此外，另一种更加明确的环境论认为，非裔美国人无法创业是因为他们在白人银行系统中无法获得贷款。有人认为，黑人得不到信贷，一方面完全是因为种族主义，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赤贫的背景，而他们的企业规模太小而增加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因此，他们只能陷于贫穷的恶性循环中。

对黑人经济表现不佳的第二种解释与消费者的需求有关：相比其他种族人群，黑人没有什么任何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的需求。白人无法与华人竞争中国餐馆生意，但他们可以与黑人竞争，向黑人提供食品。[11]与此相关的一个看法则认为黑人无法供应特色商品，譬如黑人的菜系从未像其他族裔的菜系那样流行于更广泛的群体。[12]黑人企业成功的几个领域正是那些刻意迎合非裔美国人特别需求的领域，如理发店和美容院。[13]

但是，上述这些解释均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为什么非裔美国人在小商业上居于弱势。[14]外部环境的恶劣可以解释为什么黑人在公司董事会中席位不多，或在白人的企业中人数甚微，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自谋职业。社会学论著中的“圈外人”理论认为，正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偏见和敌视，许多少数族裔被迫自力更生，创建企业，雇用同胞，满足本族人的需求。[15]实际上，华人和日本人在20世纪初自雇比例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在美国白人群体中找到工作。[16]在美国，黑人承受的偏见最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亚裔移民也遭受了欧洲少数族裔未曾经历的种族敌视，但是他们被主流群体接受的程度远大于黑人。然而，这些都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只有极少数非裔店铺卖东西给非裔美国人，或为什么很多非裔美国人自己喜欢从非黑人商铺买东西。非裔美国人不仅在“核心”经济（倘若这一经济确实存在的话）中表现不佳，他们在“边缘”经济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非裔美国人与拉美裔美国人对比时也是如此，按说拉美裔也处于边缘经济中，并遭受了同样的种族歧视。[17]

虽然“黑人企业特供产品的消费需求不足”这一解释不像“圈外人”理论那样存在缺陷，但是正如社会学家伊万·莱特（Ivan Light）指出，这个观点依旧经不起推敲。也就是说，虽然亚裔人垄断了自己种族的市场，但是他们也相当成功地向他们群体以外的白人推销商品，而非裔美国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举例来说，1929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亚裔人商业机构与非亚裔人交易的现金价值，高于同年伊利诺伊州黑人交易的全部零售营业额，尽管当时黑人人口是亚裔人口的3.5倍。[18]这一点表明亚洲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黑人群体所不具备的、更普遍的经营能力。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分析银行信贷问题，就会发现群体表现的差异不应先从外部环境寻求解释，而更应该从一个群体的内部凝聚力着手。难以得到银行信贷一直是困扰非裔美国人几代人的老大难问题，也一直是联邦政府调查的重点。虽然美国银行在对黑人借贷方面的确存有偏见，尤其是在住宅贷款方面，但这种歧视在很大程度仍无法解释黑人与亚裔人在创业比例上的差别。首先，在美国，小企业只有极少数是靠银行信贷而建立，绝大部分是靠个人的储蓄起步的。[19]其次，19世纪中期曾有一段时期，非裔美国人建立了若干商业银行，也准备贷款给其他非裔美国人。结果这些银行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黑人企业没有充足的信贷需求，这证明所短缺的不是银行信贷，而是黑人企业家。[20]最后，在20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许多华人和日本人纷纷创建家族企业时，他们的贷款申请也遭到白人经营的银行系统的拒绝。如果获得信贷是小企业成功的关键，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何亚裔人在这个经济类别中取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白人。

缺乏银行信贷之所以对于亚裔美国人来说不构成障碍，是因为华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从他们的母国文化中带来了一个密集的共同体组织网，其中之一就是周转信用协会。这些协会将同族储蓄聚于一处，并用这些钱帮助其成员建立企业。[21]华人和日本人的这种周转信贷协会在特征上有区别。华人的“会”建立在亲戚关系基础之上，一般由同乡、同宗族或同姓者人群内部组织成立。对比而言，日本人的“赖母子”（tanomoshi）则不同，它包括来自日本相同区或县内并无血缘关系的人。[22]（类似的机构也存在于韩国人中间，称为“契”。）二者的结构相似：一小批人贡献数量相等的资金作为公共基金，然后通过摇奖或者拍卖的方式分配给一个成员。随着这些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它们发展成准信贷联合会，支付利息并发放贷款。

无论华人的“会”还是日本人的“赖母子”，此类机构都没有法律条文支撑，有时甚至没有正式规则。于是，完全有早期借贷者携整个群体存款潜逃的可能。在关系紧密的华人和日本人社群中，对于欺诈或搭便车者，在道德制裁外并没有法律制裁。如果某人违规，那么他的家人必须出面赔偿。这种非正式的系统若想运作成功，则需要组织成员对彼此高度信任，而这基于母国亲属或者同乡的既有社会关系。

华人移民和日本移民社群内的高度信任关系，和满足他们对特殊产品的需求，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华人和日本人喜欢在同族人经营的商铺购物同样重要。信任半径并不必然会辐射到整个群体。以华人为例，在华人中间，信任不会超越同宗或同乡，而且敌对的宗族社团之间常常发生冲突。一旦到了美国，同种族的信任水平比在本国高，因为他们要共同面对敌视的外界环境。不管怎么说，这些群体的文化赋予他们一个共同的道德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他们能够彼此合作，这一切都让他们从中大大受益。

这种周转信贷协会只是华人和日本人群体自发创建的诸多社会机构中的一种。19世纪抵达美国的华人，多数是只身从中国南方某一地区而来的男工。[23]这些华工建立了宗亲会，其区域分支组成了更大的联合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旧金山的中华会馆，俗称“六大公司”——Six Companies）。[24]这些宗族组织提供一系列的福利服务，例如那些求职者或者处境艰难的人一般不必到社群之外去寻求帮助。一些华人组织则扮演了相反的角色：臭名昭著的华人堂口是一个犯罪团伙，它们经营赌场、妓院，以及在本地社群中勒索保护费。

与华人相比，日本人的同类组织并不十分看重亲戚关系，而往往是基于原籍地点，将来自同一个县的日本移民组织在一起，并提供同样广泛的福利服务。这些组织帮助人们找工作，照顾无法自理者，这也是为什么日裔美国人对于美国政府福利服务的依赖比率相当低的原因。[25]对于犯罪问题，这些社团组织往往依靠团队压力予以解决，实在无法解决才求助于警察或司法机关。因此，家庭不是社会化的唯一工具，社群组织是对家庭的补充，并加强了家庭的影响。[26]

周转信贷协会对在美华人和日本人的经济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仅限于最初几代移民。之后，其他若干文化因素取而代之。儒家传统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受到主流白人群体更广泛的接受，使得后几代移民逐渐同化，并在本种族群体以外的空间获得显著的社会升迁。宗族和同乡协会逐渐失去了中心作用，被更现代的自发组织（如日裔美国公民联盟）所取代，这些组织如今的职能与民主社会的其他利益集团没什么两样。但毫无疑问，在亚裔族群小企业的创业促进中，以文化为基础的信贷组织曾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自废除奴隶制以来，非裔美国人群体中没有创立可与华人或日本人的周转信贷协会相比的组织。黑人企业家通常独自打拼，仅靠自己微薄的存款和大家庭或朋友的一点资助创业。正如伊万·莱特所言，这不是因为非洲文化中缺乏这样的机构。各种形式的周转信用协会实际是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其中也包括西非的许多地区，而大多数北美黑人奴隶最初也是在这个区域被绑架的。譬如在尼日利亚有一种与“会”或“赖母子”相似的组织，称为“埃苏苏”（esusu，译按：即“小小借贷”，susu在当地语言中意思为“小小的”）。莱特认为这些机构随着奴隶一起带到了新大陆，但实际上美国的黑奴经历了文化剥夺。他观察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在美国有超群的经济表现，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当地的种植园奴隶制度并未严重破坏这类非洲传统文化模式。[27]因此，20世纪早期来到纽约的牙买加人和特立尼达人，他们的内部社会凝聚力远远高于美国本土的黑奴后裔。换句话说，美国的奴隶制不只是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个体尊严，它通过不鼓励合作行为进而瓦解了他们的社会凝聚力。北美的奴隶制让奴隶毫无节俭、理财或创业的动力。英属西印度群岛实行的奴隶制虽然极端残酷，黑人既有的非洲本土文化却基本没有被破坏，同时也未能像美国奴隶制度一样瓦解既有的社会群体。[28]

自发社会性的缺乏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也愈发凸显，这一点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社会凝聚力匮乏和贫困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城市内的贫困人群无力组建任何形式的社团，即使是为了达成抗租之类的短期经济目标。随着个体收入的下降，家庭以外的社会组织也随之锐减，而家庭本身也开始迅速解体。当代美国下层黑人社会所代表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受瓦解程度严重的社会之一。在这样的文化中，无论为什么目的，人们都很难达成合作，无论是抚养孩子、赚钱，还是到市政厅请愿。如果个人主义意味着不愿意或无力放低自己的个人倾向而服从更大的群体，那么底层阶级则是美国社会个人主义泛滥最严重的部分之一。

将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全都描绘成孤立和原子化的个体是不正确的。这一局面因为一些黑人组织而得以缓解。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社团是各类黑人教会和宗教团体，它们有效平衡了黑人群体遭受的分化力量。在某些特定时期，非裔美国人能够组织相对较强的中、小型商业企业，譬如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黑人银行和保险公司。[29]黑人中产阶级一直在现代自发组织中都有较好的组织形式，譬如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确有证据显示，黑人中产阶级参加这种自发组织的比例要高于白人。[30]许多非裔美国人街区都有一些非正式社团，旨在将亲朋好友的钱聚于一处，通过馈赠或者贷款的形式帮助彼此度过困境。[31]最后，在穷困黑人群体中，还存在这一些叛逆的街头帮派，譬如洛杉矶臭名昭著的“嗜血帮”（Bloods）和“瘸子帮”（Crips）以及芝加哥的“黑石帮”（Blackstone Rangers）。[32]然而，与先前提到的爱尔兰人一样，非裔美国人的群体组织在追求政治权力上的表现，远胜于在自身社群内创建大量的、切实可行的经济组织。

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在经济表现上呈现相反的两极，在自发社会凝聚力方面也同样截然两端。这种差别我们同样可以从欧洲移民群体如犹太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看到，只不过没有那么极端罢了。某个种族群体凝聚力强弱的程度，与它在经济上的发展速度以及融入广大外部社会的程度，存在着广泛的相关性。犹太人群体尤其擅长构建照顾自己本族的新组织。他们组织了大量社团，如德国犹太人希伯来联合慈善会，在1900年，该组织据称已照顾了社群内每一名赤贫犹太人，又譬如教育联盟，当代的“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和美国犹太人大会等。自助和慈善机构提供人身保险、病患福利和丧葬费用等。 [33]

犹太人的自发组织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与爱尔兰人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某种程度上预演了20世纪非裔美国人的经历。爱尔兰人的社会进步不是通过在小型商业领域的自雇模式实现的，而是通过控制或影响庞大的集权化机构来实现的，譬如市政府或天主教会。在20世纪初，爱尔兰人控制许多大城市的政治机器，譬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水牛城（Buffalo）、密尔沃基（Milwaukee），这一切都极富传奇色彩，政治控制使警察局和市政官僚机构的大量委派职位落到了爱尔兰裔美国人手中。爱尔兰人依靠一个社会机构，即天主教会来满足他们的福利需求。与意大利人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不同，他们对教权不持反对态度，因为教会支持爱尔兰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对抗英国统治。若是在新教徒或犹太人社群，人们往往会致力于建立较小的地方性宗教团体，而爱尔兰人的精力全部用于建立美国天主教教会，该教会多年来由爱尔兰牧师统治。另一方面，爱尔兰人在小商业领域毫无建树可言：譬如在1909年，波士顿的爱尔兰人的人均收入高于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从事小型商业的人数是爱尔兰人的9倍。[34]

意大利人在美国的发展远快于爱尔兰人，但又不及犹太人，在群体的自我组织方面则介于两者之间。工人、小商店业主建立了一些互助社团，但是，意大利人群体却从未创立过类似于圣约之子会这样大型、关乎整个族群慈善或福利的组织。尽管意大利人也有慈善捐赠，但大多都流入了纪念馆这种富有象征意义的地方，而非持久的社会机构中。[35]

当然，除了结社的能力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以用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同种族群体发展速度不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教育的态度。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华人、非裔美国人以及其他犯罪团伙的存在表明，社会性本身不一定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性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才能激发可带来经济效益的行为，譬如诚实、节俭、创业能力、才干以及对教育的关注。

移民群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他们的社会性从归属型转变为自发型。也就是说，他们带来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基于家庭、种族、籍贯或其他特征之上，或者他们其他与生俱来的特征。到达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构建了信贷协会、家庭餐馆、洗衣店和杂货店等小型组织运转所必需的信任。但是，到了后代移民，这些组织又成为一种制约，限制了商业机遇的范围，并使后代滞留在本族聚集圈中。对大多数成功的种族群体来说，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必须学会扩大自己的社会性，使他们得以在主流商业世界或职业中获取工作机会。

移民从种族群体的一员转变为同化的主流美国人的不同速度，正说明美国社会既有种族多元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强烈的共同体倾向的一面。在其他许多社会中，移民的后代从来不被允许离开他们的种族圈。尽管种族圈内有很高的团结性，但是整个社会四分五裂、冲突不断。多元化自然可以为一个社会带来益处，但这一进程最好是小杯慢酌的，切忌大杯狂饮，否则极有可能出现过于分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仅无法共享更高的价值观和抱负，甚至不能说同一种语言。自发社会性只能存在于种族、民族、语言等深刻的分界线之内。如果要构建更广泛的共同体，则必须通过语言和教育的同化政策来平衡种族性。

美国总是呈现出一副复杂且时刻变化的景象。如果我们将诸如美国的宗教文化和种族特色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就会发现其间有充足的空间让个人主义和群体取向的社会共存。那些只看到个人主义的人忽视了美国社会历史的重要部分。然而最近几十年来，天平迅速向个人主义倾斜，那么亚洲人等把美国视为个人主义社会的缩影也就不能说是偶然了。这一变化为美国带来了大量问题，许多将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

[1] 一些学者指出，爱尔兰是唯一没有建立中世纪伟大的大学的欧洲国家。参见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2d ed. (Cambridge: MIT Press, 1970), p. 232.

[2] 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p. 197.

[3] 美国移民自谋职业的比例是7.2%，而本国人的比例是7.0%；在1980年以来的新移民群体中，这一比例为8.4%。Michael Fix and Jeffrey S. Passel, Immigration and Immigrants: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1994), p. 53.

[4] 这些人包括少数族裔企业员工，不只是业主。Ivan H. Light,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usiness and Welfare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Black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 7, 10.

[5] Pyong Gap Min and Charles Jaret, “Ethnic Business Success: The Case of Korean Small Business in Atlanta,”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69 (1985): 412-435.

[6] Eui-hang Shin and Shin-kap Han, “Korean Immigrant Small Business in Chicago: An Analysis of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rocesses,” Amerasia 16 (1990): 39-60. 类似的数据，请参见 Ivan Light and Edna Bonacich,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Koreans in Los Angeles, 1965-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

[7] Light (1972), p. 3.

[8] 参见Robert H. Kinzer and Edward Sagarin, The Negro in American Business (New York: Greenberg, 1950); E. Franklin Frazier, Black Bourgeoisi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James Q. Wilson, Negro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adership (Glencoe：Free Press, 1960); 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pp. 24-44.

[9] 关于黑人和亚裔之间的冲突，参见 Light and Bonacich (1988), pp. 318-320.

[10] 关于这一争议，参见Nathan Glazer., “Blacks and Ethnic Groups: The Difference, and the Political Difference It Makes,” Social Problems 18 (1971): 444-461.

[11] Kinzer and Sagarin (1950), pp. 144-145.

[12] John Sibley Butler, Entrepreneurship and Self Help Among Black Americans: A Reconsideration of Race and Economic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1), p. 147.

[13] Butler（1991）试图通过其参选经验驳斥有关非洲裔企业家精神薄弱的传统观点；黑人群体强大的创业传统一直被低估，这也是他想记录在案的。然而，尽管这一传统的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列举成功的黑人企业家的个案都是轶事，且无法解释为什么广泛的统计数据表明黑人群体的商业阶层要比其他群体薄弱。

[14] 关于“环境”论的批判，参见 Thomas Sowell, Race and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15] 这类理论的例子，参见 Werner Sombart,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Dutton, 1915), pp. 302-303; Everett E. Hagen,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s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1962); Edna Bonacich, “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1972): 583-594; and Jonathan H. Turner and Edna Bonacich, “Toward a Composite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 Ethnicity 7 (1980): 144-158.

[16] Light (1972), p. 7.

[17] Kenneth L. Wilson and Alejandro Portes, “Immigrant Enclaves: 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Experiences of Cuban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1980): 295-319; and Kenneth L. Wilson and W. A. Martin, “Ethnic Enclaves: A ComParison of the Cuban and Black Economies in Miam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1982): 138-159.

[18] Light (1972), pp. 15-18.

[19] Light (1972), p. 19.

[20] Light (1972), pp. 55-57.

[21] 关于轮流信贷协会，参见 Light (1972), pp. 19-44; 也可以参见William Peterson, “Chinese Americans and Japanese Americans,” in Thomas Sowell, Essays and Data on American Ethnic Groups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1978), pp. 80--81.

[22] Light (1972), pp. 27-30.

[23] Victor Nee and Herbert Y Wong, “Asian-American Socioeconomic Achievement: The Strength of the Family Bo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8 (1985): 281-306.

[24] Peterson in Sowell (1978), p. 79.

[25] 大萧条期间，华裔和日本裔消费的救助金要比任何黑人或白人的金额低得多。某一联邦福利机构试图帮助因战争搬迁的日本家庭，却发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人领取救助。Peterson in Sowell (1978), pp. 79-80.

[26] Peterson in Sowell (1978), p. 93.

[27] Thomas Sowell, “Three Black Histories,” Wilson Quarterly (Winter 1979): 96-106.

[28] Light (1972), pp. 30-44.

[29] 参见 Butler (1992), pp. 124-126, and Light (1972), pp. 47-58.

[30] 关于非裔美国人群体的早期民间协会的描述，参见James Q. Wilson, Negro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Leadership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pp. 295-315.

[31] 参见Carol Stack in Andrew J. Cherlin,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08. 相对于轮流信贷协会，这些组织的功能有时更是轮流的消费团体，因为这些钱不是用于产出性的投资业务，而只是日常消费需求（这对穷人来说显然是最紧要的）。这类组织中不言而喻的道义慷慨却稀释了储蓄，使建立小企业需要的简单资本积累愈发困难。

[32] 为什么黑人组织的犯罪团伙不可能转向生产用途，相关书评，参见Nathan Glazer in “The Street Gangs and Ethnic Enterprise,” Public Interest, no. 28 (1972): 82-89. 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团伙甚至作为犯罪组织也不是非常有效；与华人的堂会或意大利黑手党，以及其他族裔的犯罪团伙不同，黑人组织并不鼓励犯罪荣誉意识，并且团伙内部也因为不信任而四分五裂。Glazer所评论的作品中就提到黑人下层阶级企图自组织但惨遭失败的例子。

[33] Kessler-Harris and Virginia Yans-McLaughlin in Sowell (1978), pp.122-123.

[34] 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pp. 35-36.

[35] Glazer and Moynihan (1970), pp. 192-194; also Kessler-Harris and Yans-McLaughlin in Sowell (1978), p. 121.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美国继承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一是高度的个人主义，二是强烈的群体和共同体取向。第二种传统弱化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宪法体制，而这两种传统的并存促进了美国民主的整体成功。但是，这两种传统也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这两种倾向获得更好的平衡。

没有人会否认个人主义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且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虽然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竞争时，美国经济产生过自我怀疑情绪，但到了90年代，在一系列重要的高附加值领域，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如计算机、半导体、航空、软件、电信和网络、金融服务、资本货物和生物技术。[1]从此以往，科技和组织的重大变化都源于美国，而非欧洲或者日本。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出口得益于美元疲软而出现飞速增长，尤其将非商品贸易也纳入进来。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按照通常的商品贸易量计算方法，只计算美属母公司的贸易量，而不考虑它们具体位于哪个国家，那么巨额逆差就会转变成等额的全球顺差。[2]

美国的这种极具竞争实力的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公司卓越的创新和创业能量，而这一切则得益于美国人对于传统权威不服从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多元化是益处多多的。虽然一些人强烈反对美国持续的移民潮高峰，认为移民对美国就业和文化构成威胁，但这些移民却是美国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源。[3]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执行总裁名单：英特尔（Intel）的安德鲁·格罗夫（Andrew Grove）生于匈牙利，3COM公司（网络公司的领军者）的埃里克·本哈穆（Eric A. Benhamou）生于阿尔及利亚，宝蓝公司（Borland）的菲利浦·卡恩（Philip Kahn）是生于法国、之后非法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在美国都找到了母国所缺的发挥创业能量和才华的土壤。

然而，美国人太热衷于为自己的个人主义和多元化唱赞歌，以致常忘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美国的民主和商业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它们同时吸收了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之长。那些出身他国的企业家除了他们的科技天分外，若只是单有挑战权威的能力，是绝无可能获得成功的。他们同时还必须是优秀的组织者和能够建立和激活大型企业的公司人。但是很容易出现过度多元化的局面，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除了司法系统外没有任何共同点——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因此没有信任的基础，甚至没有可供交流的共同语言。

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个人主义和共同体的平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20世纪中期构成美国公民社会的道德共同体，无论是家庭、邻里、教会，还是工厂，都遭受了冲击，而许多指标显示，美国的总体社会性在下降。

共同体生活中，最引人注意的恶化体现在家庭的解体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离婚和单亲家庭的比例呈稳步增长。这种趋势带来了一个极为明显的经济后果：陷入贫困的单身妈妈数量急速上涨。严格来说，家庭不同于共同体。我们已经看到，过强的家庭主义会削弱无血缘关联的人之间的纽带，阻碍亲戚关系之外的社团生活的出现。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家庭一直都比华人和意大利人的家庭薄弱，当然从许多方面看这也是一个经济优势，而非劣势。但美国家庭生活的恶化并不是因为其他形式的社团生活变得更加强势。实际上，家庭与社团生活都发生了衰退，因此家庭的重要性随着其他社会性的恶化也变得更为重要了，因为它成了道德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唯一希望。

罗伯特·帕特南汇编的各种数据显示出美国社会性的大滑坡。[4]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自发社团的成员数已然下降。虽然美国比起其他工业化国家显得更加宗教化，但参加教会组织的净人数下降了大约六分之一；工会成员比例从32.5%下跌至15.8%；参加家长—教师协会的人数也从1964年的1 200万人骤跌至今天的700万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狮子会”（Lions）、“麋鹿会”（Elks）、共济会（Masons）、青年商会（Jaycees）等兄弟会组织的流失人数从八分之一到半数不等。另外，类似的人数下滑记录也见于童子军、美国红十字会等多种组织。[5]

另一方面，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各种利益集团却稳步持续蔓延：游说组织、职业协会、贸易组织等等，谋求在政治商业领域中保护特殊的经济利益。虽然许多这样的组织都有数量庞大的会员，譬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和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等等，但是除了缴纳会费和接收新闻传单以外，这些会员之间少有互动。[6]美国人彼此间仍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构建联系，并在契约、法律或官方权威的基础上建立组织。但那些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其成员愿意为了共同目标而牺牲私利的共同体却越来越少见了。而正是这样的道德共同体，才会产生对提高组织效率至关重要的社会信任。

比美国人参加社团人数锐减更让人吃惊的，或许是美国人在对待彼此的普遍态度上的转变。根据一份长期调查研究，受访人被问到他们是否觉得“大部分人”可以信任，在1960年回答肯定的比例为58%，而到了1993年则跌至37%。另一份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他们与邻居晚上串门的频率，回答“一年不止一次”的比例在1974年为74%，在1993年降至61%。[7]

除了民意调查外，社会信任的下降还可以从两项与法律有关的指标上看出来，那就是犯罪率和公民诉讼率的上升。这两项指标都反映出一些美国人的信任度在下降，而且牵连到那些对他人信任且自身也值得信任的人，就连他们也添了几分可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美国的犯罪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在过去的几代间稳步上升。[8]美国的犯罪事件相对集中在贫穷的城市中心地带，而富人大部分或移至郊区，或修筑围墙以求自保。但是犯罪对共同体感觉的间接破坏可能大于直接冲击。美国城市已经被分成市中心黑人区和市郊的白人区；那种在欧洲尚存的充满文化气息且成熟的都市生活，在美国已然销声匿迹了，因为下班后市中心就变为空城。在郊区，门廊延伸到街道的住宅已然让位给围墙高耸、保卫看门的安全社区，后者成了目前普遍流行的新住宅风格。为求自我保护，父母教育孩子不要信任陌生人，即便是在人迹罕至的农村社区。

1992年路易斯安那州发生一起事件，来自日本的交换生服部刚丈（Yoshihiro Hattori）被鲁德尼·皮尔斯（Rodney Peairs）枪杀，因为服部在去往一个聚会的路上误闯了皮尔斯的前院。这件事在美国和日本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许多日本人（也有不少美国人）都为美国不存在枪械管制而感到震惊。[9]但真正的问题是恐惧：户主端着私家枪械严防，他对于外部世界是如此不信任，以至于任意射杀误闯他家门厅的邻家小孩，这一切便是社会割裂的景象。

美国不断增多的诉讼与美国的犯罪一样被经常评论。美国一直是“律师的国度”，但人们动不动就提起诉讼的习惯，则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的。很难说美国人彼此欺诈的概率是否比以前高，但是看上去确实如此。诉讼的增加意味着，各种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第三方仲裁等非正式渠道来解决的越来越少。若要协商成功，双方必须相信对方的诚意，且不会不顾一切站在己方立场考虑问题。他们最起码必须相信，制造商会努力生产安全的产品，医生或医院在治疗时会选择最佳方案，商业伙伴不会蓄意欺骗或诈骗。诉讼的增加，反映了人们愈发不愿意接受社会结构里的既有权威，也不愿意在这些权威提供的环境中解决问题。

除了律师费这样的直接成本外，信任度的下降还使社会承担了高昂的间接成本。例如，近年来，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停止为想要去他处谋职的员工写推荐信。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有过员工因对推荐信质量不满而成功起诉雇主的案例。既然为离职员工写推荐信对雇主没有直接收益，因此大多数人觉得干脆不写反倒安全得多。先前机制的效力完全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即员工相信雇主会给出客观的评估，而倘若推荐信对求职不利，员工也愿意承当后果。当然也不排除有雇主蓄意且恶意破坏跳槽员工前程的案例，但终究是个别现象，而且一个公正的评估机构所带来的益处要远大于偶然的破坏。然而，这一基于信任的非正式的体制被拖进了法律诉讼，最后终于坍塌了。主观的个人判断被官僚机构制定的客观法规取代，这些法规效率低下，而实施成本却更高昂。

美国的个人主义在以牺牲共同体精神为代价的基础上不断膨胀，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本身。[10]如熊彼特所述，现代资本主义是反复的“创造性破坏”过程。随着技术的向前推进，市场扩张，新的组织形式诞生。在这一过程中，旧有的社会团结形式被无情地踏碎。最初的工业革命破坏了行会、村社、大家庭、家庭手工业和农民社群。今天，随着就业机会流向海外或其他任何资本能够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瓦解了本地社群：家庭被连根拔起移居他地，忠实的员工在裁员的名义下被解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间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也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许多如IBM、柯达等实行公司家长制、具有慷慨福利和工作保障的美国公司也被迫裁员。（当然，这种现象不只限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间，日本和德国的家长式劳雇关系也面临了严重的压力。）过去十年间，美国不断上演着一个熟悉的故事，内部纽带牢固的小型家族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新来的不苟言笑的、以冷酷无情著称的经理人被请到公司，而工作很长时间的老雇员被解雇或为自己的饭碗担忧，以往的信任气氛亦被猜疑所取代。在过去一代间，由于长期的失业，人们纷纷向西部或南部迁移寻找工作，中西部钢铁制造区域强大的传统共同体就此瓦解。制造业和肉类加工业等低技术性工作曾经是战后城市黑人居民的出路，随着这些工作的消失，很大程度上迫使黑人沦落到如今充斥着毒品、暴力和贫穷的底层地狱。

然而，资本主义对共同体生活带来的负面后果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从许多方面来说它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资本主义一直使美国人脱离他们的国家历史；从许多方面说，1850到1895年间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比1950年以来产生的社会变革伟大。[11]本书暗含的一个结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的自由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诚然，无论什么时候，技术都限定了工业社会的广泛特征。没有人可以逆转铁路、电话或微型处理器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然而在这些大致的限制中，对效率的需求并不严格限定使用某一特定的工业组织形式。我们已经讨论的这些社会，它们在发展和技术上的差异，远不及它们在总体工业结构以及劳雇关系上的不同。

资本主义能摧毁多少共同体，就能够创造多少新的共同体，战后日本的财团就是证明，从许多方面说，它所构建的社会团结之源，甚至是比家庭更强大，也比它所取代的战前模式更强大。在20世纪80年代，即所谓“贪婪年代”，一些美国公司无情地解雇工人从而对共同体形成破坏时，许多其他美国公司同时又引入精益生产方式、工作小组、基于小组表现的激励制度、质量小组等等一系列工厂的革新理念。这些创新旨在打破泰勒制大规模生产车间和工会主义工作控制制度所构建的社会孤立的藩篱。顺从这些改革趋势的企业不但提高了生产力，也变得更为共同体取向。

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个人主义以牺牲共同体为代价不断增长，这背后除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期间，一些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贫民区大清理将贫困街区已有的许多社会网络连根拔起、铲除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越来越危险的高层公寓单元。所谓的“好政府”（good government）运动将原先治理大部分美国都市的政治机器全部清除。这些建立在种族基础的旧政治机器往往极度腐败，但对于它们的依附者来说，它们毕竟是本地权威和共同体的来源。之后几年中，大多数重要的政治举措不是出自地方共同体，而是趋向于由更高级别的州甚至联邦政府主导。

第二个因素与自新政（New Deal）以来的福利国家体制的扩张有关，这一体制使联邦、州及地方政府接管先前隶属公民社会的许多福利工作。政府之所以将社会保障、福利、失业保险、培训等一揽子全包，是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大家庭变成小家庭等新趋势的冲击下，先前提供这些服务的前工业社会的有机共同体不再具备承担这些职责的能力。但是事实证明，福利国家的本意是补充民间共同体机构，结果却加速了后者的衰亡。美国的福利依赖性最突出的例子是“失依儿童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这原本是大萧条时期的法案，旨在帮助寡妇和单身母亲度过困难时期，重建家庭或开始新生活，而现在却成为全国大城市中心贫民区抚养孩子的出路，而无需父亲出抚养费。

当然，福利国家的崛起不过是共同体衰落的部分原因。许多欧洲社会的福利国家政策比美国更全面、更广泛，虽然那里的小家庭也岌岌可危，但是却没有如此深重的社会病态。对共同体造成了更严重威胁的，其实是美国人所坚信自己理应享有的权利数量和范围的不断膨胀，以及因此产生的所谓“权利文化”（right culture）。

基于权利的个人主义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政治理论和宪法。实际上，可以这样认为，美国制度的基本倾向鼓励日益增加的个人主义。我们多次看到，与内部凝聚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同体对于外人的排斥，因为将成员绑在一起的原则性力量，同时也排斥了没有共同信念的人。20世纪中期，美国许多大型的共同体组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视：作为企业主联络点的乡间俱乐部不允许犹太人、黑人和妇女参加；持有强烈道德价值观的教会学校不允许其他宗派教徒的子女入学；慈善组织只对特定人群提供服务，并试图向其救济对象强加行为法则。这些共同体的排他性与权利平等原则相冲突，而政府愈发站在被排斥者一边，反对这些共同体组织。

种族歧视的不公正导致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自由主义最伟大也是最有必要的胜利之一便是司法歧视的终结，这是由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1965年通过的《选举法》和法院强力执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实现的。民权运动成功地利用法院来开放公共机构，让私人组织服务公众，而这亦成为后来成为受排斥族群的战略选择，包括被控违法者、妇女、残疾人、同性恋者以及近来拉美裔之类的新移民群体。20世纪后半叶的这场运动导致人们对宪法所规定的个人权利有了愈发宽泛的解读。虽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可以通过最基本的平等原则而合法化，但它们积累起来所造成的意外后果则是使政府成为许多共同体机构的敌人。几乎所有共同体组织都感到它们的权威被削弱：城镇对于控制色情传播愈发无力；公共住房当局不能拒绝向有犯罪或吸毒记录者提供住房；公共部门甚至被禁止采取如设立禁酒检查站等无伤大雅的措施。

共同体机构面临的困境可以童子军（Boy Scout）为例说明，这一组织由基督教团体创建，旨在向男孩灌输“男子汉”品质，如勇敢、自立和刚毅。后来，它因排斥非基督徒而被犹太人起诉，又因只允许男孩参加而被妇女起诉，还因排斥同性恋童子军导师而被同性恋权利团体起诉。结果，该组织变得更加公平，排他性减低，但是在变得多元化的过程中，它失去了以往使其成为强大道德共同体的诸多特点。

在诸多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唯独美国人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权利“文化”。宪法学者玛丽·安·格兰顿（Mary Ann Glendon）指出，虽然自二战后，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采用了美国式的权利法案，但是美国人的“权利语言”依旧保留了独特的个性。[12]对于美国人来说，权利是绝对的，不会被宪法所罗列的对共同体或他人的责任制衡或者弱化。除了列举的权力外，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还包含与《人权宣言》类似的观点，即“每个人都赋有对共同体的义务”。[13]美国的法律中则从未有任何此类条款，明示公民有救助遭逢危难的他人或善待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的义务。在美国，好心行善更有可能因助人形式不当而反遭起诉，而非因此受到褒奖。[14]

正如格兰顿所指出的，美国人的权利语言使美国的政治语境充斥着绝对和不妥协的特质，而这一特质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一特质从美国左派和右派中皆可见到。自由派极端反对限制色情，认为这有违《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的条款。保守派对枪械控制的反应也异常激烈，所依据的则是《宪法第二修正案》中佩带武器的权利。事实上，这些权利都没有被肆无忌惮地滥用；电视台在黄金时段里播放露骨的色情片的可能性，和公民私人拥有肩背式防空导弹的可能性一样微乎其微。然而，这些权利的拥护者声称这些特定的自由无需为其他目的服务，并无视对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影响，他们强烈地抵制任何缩减，担心一旦让步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迅速地转向暴政，丧失所有权利。

美国人权利语言的不妥协性有其信念基础，即相信政府的目的是保护自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自给自足的个体可以享受他们的自然权利，没有压迫，没有限制，对周围的人也没有责任可言。几十年来，这个自治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隐私权原本为保护社会名流和重要人物免遭摄影师和猎奇者的偷窥而制定，后来则演变成对个人行为的广义保护，从而使得例如禁止堕胎等言论都变得违宪。[15]美国的权利文化尤其险恶的部分，是其用堂而皇之的道德目的来粉饰低级的私利或私欲。以对色情作品的争论为例，倘若不以抽象的“言论自由”为基调，而是拿色情业者的“利益”与地方社群的利益相比较的话，这场辩论则会完全不一样。同样，如果把枪械控制的冲突解读为是与满足枪支所有者“利益”的冲突，而非佩带武器者的“权利”，那么枪支控制将更容易实现。权利，本应该是富有自由和公益精神的公民的高贵品质，如今却沦为自私个体不顾周围社群的利益而追求私欲的幌子。

最后，以共同体为代价的个人主义的扩张还与电子技术有关。虽然因特网的鼓吹者认为计算机为建立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虚拟共同体”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以后的许多技术创新都让社会生活变得越发私人化。从前人们的娱乐都是交互的，譬如集市、同好联谊会，乃至单纯的交谈；自从有了电影和电视，娱乐变成了单向交流，人们没有了直接互动的机会。此外，这类节目通过无线电波、录像带、电缆线放送，人们在家即可欣赏，无须前往影院之类特定的公共场所。尽管从新兴网络技术中可以看到一些相反的趋势，但是虚拟共同体是否会取代面对面的共同体，这一切都有待观望。[16]

美国文化朝着越来越纯粹基于权利的个人主义发展，这一趋势对于美国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的政策制定者、企业主管以及工人又意味着什么呢？

论到个别公司的政策，管理者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实验工作关系和劳工政策上，他们有比自己所认定的多得多的自由。精益生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以前，汽车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泰勒制工厂更被认定是组织现代大规模生产企业的唯一模式。它们强烈地反对将管理职权下放到车间，而同时工会也希望保持严格但称手的工作分类制度。只有当精益生产的效益显著到无法视而不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照搬和传播。十几年来，工作小组、与生产效率挂钩的奖金制度、粗线条的工作分工（将多种工作类别缩减到一个到几个）、质量小组等已经风行于美国的工业界，而且很明显地帮助缩短了美国人与日本人生产力之间的差距。

尽管有这些创新，但对于作为精益生产和公社化取向的工厂的核心所在的道德安排，美国管理者仍然无法完全理解。当他们观察日本时，仅看到这是一个工会组织薄弱、工人驯服、管理自治权较大的国家。但他们往往忽视了另一面：家长式的公司制度保证了员工工作饭碗、培训以及较高水平的福利，以换取员工的忠诚、卖力以及最重要的灵活性。在更偏向法律形式的德国也存在这种安排：倘若工人愿意学习新技术和新岗位，雇主会提供高水准的生活和培训条件，使那些剩余的工人转移到更能发挥其作用的不同岗位上。责任和义务是双向的，管理者若只希望工人忠诚、灵活、合作，却不给予任何形式的回报，无论是工作保障、福利还是培训，那么这样的态度则是剥削。

值得注意的是，自发社会性不必永久地固定于一种组织形式，如质量小组或精益生产。事实上，结社的技艺之所以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优势，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灵活性：人们如果相互信任，善于合作，那么他们可以轻松地适应新的环境，创造出合适的新组织形式。网络和其他现代通信技术使大型企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不再需要中间管理层。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创建了新的营销和生产模式，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组织要求。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新型组织形式，都将最先从具有深厚的社会合作传统的社会产生。相反，在适应新的组织形式过程中，那些被源自阶级、种族、亲戚关系的不信任或其他因素分割的社会，则会遇到更多的障碍。

所有跟文化有关的问题都会碰到一样的限制，那就是即便动用政府政策，习惯和风俗的改变程度也是有限的。虽然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改变货币总量，国会可以削减政府开销，但是政府部门若是想要人们更愿意去冒险，或更乐于社交，或更愿意彼此信任，难度则要大得多。因此，首要的商业指令应该让政府政策力求无害，尤其是在追求抽象的多元化或开放性时，不能破坏既有的共同体性质的结构。

另一个需要美国政府少添乱的问题是新移民的同化。移民对美国至关重要，但他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所带来的多样性被成功地嫁接到美国的核心制度上。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越熟悉不同文化，就越懂得它们绝不是天生平等的。一名诚实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应该意识到，某些文化特性对健康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无益的。这个观点并非是要排斥某些人群，只因他们的文化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而是主张通过教育向移民传递美国文化积极的方面，譬如工作伦理、社会性和公民意识等。

鉴于美国历史上的宗教和共同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人应该以更加宽容的姿态看待宗教，并意识到宗教潜在的社会价值。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都厌恶某种形式的宗教教条，特别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并相信自己居于这样的教条之上。但他们要看到宗教对于提高结社技艺的社会作用。[17]借用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话来说：

近来，轻蔑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不耐烦的自由主义者将旧式的宗教视作[一个弱点]。当出问题的是社会制度和财产权的时候，为什么要依靠个体和私人的道德改革？但是在20世纪，人们努力转变社会制度、取消或修改财产权，以保证所有人有一个良好生活的物质基础，而这一切最后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很明显的是，负责分配和再分配的官僚制度或者无力避免或者导致了尖锐的社会弊病。这给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改革计划画上了相当大的问号。因此，或许循序渐进的、个体化的、自下而上宗教改革的方法才是更好的选择。或许，一群信仰者组成道德共同体是社会福祉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只有当这种道德共同体与市场行为的强势达成妥协，人类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充分收获分工和提高生产力带来的好处，而这些正是经济学家振振有词地视作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18]

这一观点并不是想要在公共生活中推广宗教；回顾美国的宗教历史，其信仰一直较为强盛，正是因为没有国教。这一观点是呼吁对宗教作为文化之源应保有宽容的态度。

了解真正的文化差异非常重要，但对美国人来说却着实不易。多年来，美国经济大体能够自给自足，因而它从未因生存问题被迫去了解他国文化。至今许多美国人有一种自负的想法，其中包括大量有思想的社会科学家，即认为美国文化是普世的文化，随着他国的现代化进程，它最终将为所有社会所共享。在这种假想中，美国人错把制度当作文化。事实也确实如此，今天许多国家效仿了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取向的经济。但是，美国文化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叠加。虽然这些制度中的民主特性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深远，但它们同时也受到文化的支持，而这一文化则有多重源头，譬如宗教和种族。倘若对自己的文化根源缺乏了解，那么想要理解自己与别人文化的不同之处，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近年来出现的多元文化研究呼声，不但没有促进美国人了解其他文化的本质，反而带来了负面影响。今天美国课堂开设多元文化课程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平实地面对和了解文化差异。倘若真是如此，也就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文化视野拓展。美国教育系统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问题在于，它的基本目标不是鼓励学生深入了解美国各少数人种、少数民族的非西方文化，而是要证实这些文化的正确性。对这些文化进行正面评价，似乎远比验证它们的正确性更重要。在有些情形中，它还暗含一种错误的大一统信息，认为所有文化最终像这些多元文化课程的制定者一样，支持同样合宜的、自由的价值观；在另一些情形下，他国文化被认为是优于美国文化的。这种信条阻碍而非增进了我们对他国文化的了解。

美国人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文化不是单纯的个人主义传统，很久以来，美国人就联合起来，相互合作，并服从各式各样的共同体权威。虽然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可能不是这种共同体概念的中心所在，但是服从共同体权威的能力是社会成功的关键所在。[19]这一点对左派和右派都有启示作用。美国的自由派应该意识到，当他们试图通过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权利平等以及对其的认可的时候，他们不能将美国社会的有机凝聚力视为理所当然。而美国的保守派则必须知道，在他们削弱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之前，要先想好如何重建公民社会，并找到照顾弱势成员的其他途径。

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前景的确非常好。经过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后，在若干重要领域，美国又诞生了一批高生产能力的、占据技术领先地位的公司。信息技术相关领域的美国公司正在书写一段全新的后工业史。虽然预算赤字和人口老化仍然是未来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几十年来，美国经济前景从未有今天这般光明。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社会资本衰竭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此刻要是拉响警钟，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管这警告多么委婉。与其他经济病征不同，社会资本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是间接的、微弱的。如果储蓄利率突然下调或货币供应大幅增加，利率或者通胀的后果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内就能感受到，而社会资本的消耗则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缓慢进行的，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社会资本储备便悄然枯竭了。生来就有合作习惯的人群不会轻易失去它，即使信任的基础开始消亡。就这点看来，今日美国结社的技艺看起来仍然健康，新的团体、协会和共同体随时都在涌现。但就其对伦理习俗的影响来看，政治领域的利益集团或网络空间的“虚拟”共同体无法取代早期价值共享的道德共同体。正如先前讨论的低信任社会所示，社会资本一旦耗尽，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复原，倘若还有复原的可能的话。

[1] 企业网络的例子可以参见“High-Tech Edge Gives US Firms Global Lead in Computer Network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9, 1994, pp. A1, A10.

[2] 参见Dennis Encarnation, Rivals Beyond Trade: America Versus Japan in Global Compet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90-197; also DeAnne Julius, Global Compan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Growing Challeng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0).

[3] 参见Jagdish Bhagwati and Milind Rao, “Foreign Students Spur US Brain Gain,”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1, 1994, p. Al2.

[4]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78.

[5] Putnam (1995), pp. 69-70.

[6]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在1993年成员数为3 300万，是排在天主教之后的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组织。Putnam (1995), p. 71.

[7] Putnam (1995), p. 73.

[8] 在某些情况下，某些观察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增长放缓，城区暴力犯罪下降，这些证据表明，问题并不像美国公众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些趋势并没有影响美国犯罪的总体规模。

[9] 关于这一反应的叙述，参见New York Times, May 28, 1993, p. B7.

[10] 这种批判在左派颇受欢迎，很多人会认为里根和布什时代的一些政策加剧了这一问题。对于这个论点的例子，参见Barry Schwartz, The Costs of Living: How Market Freedom Erodes the Best Things of Life (New York: Norton, 1994).

[11] 在19世纪中叶，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仍然生活在农场；到20世纪末，大部分人已迁徙到城市，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工业化经济。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种族和宗教的融合，甚至于服饰风格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尽管世人普遍的印象是这些变化在20世纪稳步加速，一百多年后发生的这些变化远不及早年那般激烈。

[12] Mary Ann Glendon, Right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13] Glendon (1991), p. 13.

[14] Glendon (1991), pp. 76-89.

[15] Glendon (1991), pp. 48-61.

[16] 帕特南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参见Putnam (1995), p. 75.

[17] 美国以外的国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拉丁美洲。不过，基于所有可用的时政数据，似乎北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正在构建所缺失的民主资本主义中心的社会基础，马克斯·韦伯指出，他们在16、17世纪的欧洲也曾有过这样的举措。虽然左翼政府的政策能够在一夜之间逆转且有先例可言，拉丁美洲缓慢且大规模转信新教有望带来长期的社会变革，这类变革的程度远比任何政治革命来得更加深刻。

[18] William H. McNeill, “Fundamentalism and the World of the 1990s,” in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s and Society: Reclaiming the Sciences,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568.

[19] 为了某些目的，这显然如此，换言之就是战争。

第五部分

丰富信任
在21世纪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体制

第27章
后起之秀

至此，我的论点已经鲜明，即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禀赋，对了解它的工业结构，以及它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至为关键。这些议题固然重要，但是社会资本的影响却绝非止于经济范畴。社会性是对自治政治体制的重要支持，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它本身即是最终目的。虽然社会资本看似一种无理性的习俗，且起源于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非理性”现象，但是它仍然是理性的现代经济和政治体制顺利运转所需的必要条件——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性质来说，这是一种颇为有趣的影响。

但是，在本书最后章节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探讨工业结构，即企业的规模、企业在经济中的整体分布，以及单个企业的组织方式，是否确有文化根源，抑或另有一些非文化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先前讨论的种种社会差异。拿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说，人们的看法已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先前的绊脚石[1]变成了现在的竞争力优势[2]，因此，我们应该对文化的作用持谨慎态度，如果更“吝啬”的解释行得通的话。[3]

与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大型公司相比，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意大利和法国的私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对此区别，至少有五种解释：第一，小规模是受当地市场的规模局限；第二，受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局限；第三，受发展滞后影响；第四，支撑大规模经济组织所需的法律、商业和金融制度匮乏；第五，决定规模的主要因素并非文化，而是政府行为。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必须结合社会资本讨论才能给出完整的解释。

第一个观点认为，规模和工业结构最终受当地市场的大小以及技术的驱动。[4]某一特定生产工艺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它得以运行的最低效益规模。例如服饰或家具等领域，最低效益的规模相对较低，而对于较复杂的、高技术含量的工艺，譬如半导体和汽车，最低效益的规模就相当高。例如，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技术，很难高效地运作一个年产量不足600万吨的炼钢厂，它要求至少三座250吨氧气窑炉投入生产。[5]同样，以今天的技术生产冰箱和汽车，每年的产量必须分别超过80万台和45万辆，否则无法达到经济效益。[6]

关于市场大小的重要性，亚当·斯密有句名言：“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也就是说，只有当需求大到足以利用最低效益规模时，才会产生规模经济。一个小公司不会投资定制一台昂贵的机床来加工特殊零部件，除非它确定大批量的零部件销售可以覆盖其成本。而且，如果可以摊到全国市场的话，广告费和销售人力之类的营销成本等都可以降低。[7]这意味着，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与所在国的绝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小有关：较大的经济体将产生较大的企业。

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的大小自然有些联系，但是根据我们分析的案例，这一说法可能要被打破了。从表3给出的数据来看，绝对GDP与企业的规模并没有关联。1992年，台湾地区的GDP是韩国的67%，但是台湾地区十大企业的规模只有韩国十大企业的17%；同样，台湾地区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经济规模的5%，而它的十大私营企业规模只有日本十大私营企业的2%。比较而言，韩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8.5%，而它的十大企业规模是日本十大企业规模的11%，显示出更高水平的工业集中度。

欧洲的情况也证明，绝对GDP值与企业规模之间也没有关联（见表3）。意大利的绝对GDP是德国的68%，而意大利的十大私营企业规模只有德国十大私营企业规模的33%。而在欧洲其他几个更小的经济体中，这种差异显得更为惊人，它们的经济集中度远高于德国：荷兰的GDP只有德国的18%，但从就业人数而言，荷兰十大大企业的雇员人数是德国十大企业员工人数的48%。[8]同样，瑞典的十大企业的经济规模只有德国的14%，员工人数却是德国十大企业的27%。

表3. 各国十大私营企业收入与GDP对比

（单位：10亿美元，1992年）

资料来源：《1994年国际财政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94 Yearbook）（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台湾地区情况”（Country Profile: Taiwan），《经济学家情报组》（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社，1994年）；《世界实录，1993年》（World Factbook, 1993），（华盛顿：中央情报局，1993年）。

将企业规模与当地市场关联的问题在于，许多小型经济体在早期就采取出口导向的生产策略；它们当地市场的大小无足轻重，因为它们的经济是面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的。因此， 韩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电视机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源于当时政府政策有意提高国内电视机售价以抑制销售。对拥有大型公司的欧洲小国，如荷兰、瑞典和瑞士来说，国际市场也同样重要。

第二种解释与第一种相关联，认为企业大小不受当地市场大小限制，而是受制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它与绝对GDP无关，而与人均数字有关。以小规模企业为主导的社会与那些拥有大型企业的社会处于相同的发展轨迹上，只不过还没有足够时间发展出现代公司结构。美国和德国经济发展初期也以家族企业为主，直到19世纪末期现代公司组织形式才开始发展，国民经济在发展初期一般都有大量的劳动力（因而相对廉价），但资本匮乏。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积累，企业得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与此同时，工资上涨，与资本相比，劳动力开始短缺，迫使企业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企业此时必须向资本更密集的生产领域转移，结果这又需要有更大的工厂和更大的组织来运作。因此，企业规模首先由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反过来，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又决定了领先产业的规模。[9]根据这种解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最终将走向一致：当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人均收入与日本或美国的持平时，它们的工业结构将不再由小规模的家族企业支配，取而代之的也将是现代公司。[10]

这个解释的问题在于，美国和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走向了专业管理，那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水平。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之前，即在工业化开始之前，日本就有了专业管理的传统。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较大型的家庭持有并管理的企业其运作大部分已经相当现代化，其中包括家族经理的教育水平和他们使用的技术等。多年来它们一直与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打交道，因此很难说，它们没有现代企业管理的范式可参考。由此看来，它们未能采用同样的组织和管理技巧，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不成熟。[11]

若是拿中国台湾和韩国做比较，发展水平决定论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一直比韩国高，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胜过韩国。但是表3的数据显示，韩国的工业远比台湾地区集中。《财富》杂志最近排名中，亚太地区150家大公司中只有1家华人企业，而韩国有11家。[12]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19世纪时德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法国，但德国更先建立现代公司，在两三代内超过了法国。意大利工业结构的地区性差异也不能用发展水平的观点来解释，因为北方虽然有相对较大的公司，但在19世纪70年代工业化进程开始时，其城市化的程度不如当时的南方。这些情况显示，企业规模与人均或绝对GDP确有关联，但因果关系可能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有创建大企业的文化基础，就可以催生出更大的市场和更快人均GDP增长，反之却不然。

第三种解释就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理论。[13]前面的观点都认为所有的国家都遵从一个基本相同的发展道路，这个观点却认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可以借鉴早期发展者的经验教训，因而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有观点认为，后发展理论可以解释日本和德国经济的显著特点：譬如，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以银行为中心的财力供给；支持高度集中的工业结构，以及家长式的劳雇关系。

与发展水平的论调一样，后发展的观点也不成立，至少在企业规模和工厂组织的现象上。我们只要将德国、日本与晚于它们发展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就一目了然，譬如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就工业结构、劳动惯例以及工厂的组织形式而言，在后发展国家（或地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并不低于后发展者与早期发展者之间的差异。而且日本与德国之所以相似，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相似的文化因素，譬如普遍高信任的社会关系，而非二者在大致同一时期开始工业化。

第四个解释认为企业规模小是因为缺乏建立大型、专业化管理型公司所必需的体制和法律结构。许多社会在产权法、商业法和金融机构方面发展缓慢。美国在1792年就有了证券市场，与之相比，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最近才起步，而且比较不成熟。家族企业往往倾向用借款或者储蓄来集资；股权融资意味着需要公开报告，稀释股权，并提高对外收购的风险。 按照这个说法，一旦所有这些制度都到位，那么企业的扩张将超越家庭，就像美国的例子一样。

缺乏正式制度的情况在中国最是明显。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商业法迟迟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直至今日，中国企业家依旧面临着一个非常武断的法律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产权可能是一张白条，税收水平也因省份不同而变动，贿赂成为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常态。

但在海外华人聚居地，现代商业法的建立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譬如在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毕竟香港从一开始就是依照英国法律运作，所以很难将其企业规模的局限归结于制度缺失。

中国社会股票市场的不成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家族企业的发展。但是将华人社会与其亚洲邻国相比，我们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的发展不是解释工业集中化的关键，因为在亚洲，股票市场的发展与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相关性。[14]韩国的企业虽远比台湾地区集中，但是它的股票市场却远不及台湾地区发达。[15]韩国的股票交易所建立于1956年，韩国政府刻意限制股票市场的发展，以限制外国资本涌入，因此在为韩国公司融资方面，股票市场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16]对比而言，亚洲最发达的股票交易中心在香港而不在日本，而香港的平均企业规模自二战以后一直在缩小。（亚洲最古老的股票市场是孟买股票交易所，成立于1873年。）香港的股票交易可追溯到1866年，而香港证券交易所（Hong Kong Stock Exchange）成立于1891年，是香港四大交易所中最古老的一个。[17]截至1992年，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为800亿美元，而日本股票市场为26 000亿美元。但就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来说，香港的股票市场资本总额比例大于日本（140%比90%）。[18]而且香港的证券市场还在国际交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欧洲证券和亚太地区其他资产的交易中心。

总体而言，股票市场在整个亚洲扮演的角色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亚洲公司的借债比例相当高，扩展的资金来源于借贷而非股票。日本的情况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虽然日本有相对完善的证券市场，但长期以来，日本大部分的大企业对于银行借贷的依赖程度都远远超过美国公司。日本战前的财阀就是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为中心的工业集团，由这些中心金融机构提供主要的资金来源。与同时期的德国一样，日本的这些金融机构非常成功地使财阀发展壮大，并吸纳了现代专业管理型公司的许多特点。甚至在没有成熟的股票市场时，日本人就已经将家族所有权与家族管理分离开来，而有相对发展完善的股票市场的香港却掩盖了其管理层的真相，许多大型公开上市的香港公司在上层仍然是家族管理的。倘若说台湾地区和韩国的股票市场是因为家庭主义管理的延续而发展不成熟，这倒是更有道理一些，而不是说因为股票市场不发达而导致家族式管理的延续。虽然政府努力增加股票市场的参与度，但是家族企业一直不愿意公开上市交易，担心失去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定期披露财务报告和公司情况的要求。许多家族企业偏向于将一切事情控制在家族范围内。[19]

的确，日本的经连会的部分职能是保护纵向整合所获得的规模经济，它依赖于交叉持股，因而也依赖一个完善的股票市场。但是交叉持股似乎反映的是经连会成员间的实际关系，而不是这些关系最初存在的必要金融条件。[20]

认为企业规模由政府政策决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各处的政府均可以通过税制、收购政策、反托拉斯法以及执行反托拉斯法的力度来影响私营企业的规模。[21]很显然，德国的法律与美国相反，支持卡特尔以及其他大型经济实力集团的发展。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鼓励大规模企业的形成，给予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在信贷上。对比而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故意抑制大型集团的发展，以避免政治竞争者的出现。韩国政府有意效仿日本政府及财阀，因此以各种方式补贴大型私营企业。结果，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完全盖过了文化因素。韩国的家庭结构更像中国家庭而非日本家庭，它的企业平均规模本应较小，而且工业集中程度也应较低。但是韩国在1961年以后下决心借用日本模式来推动韩国经济迅速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就是日本的大型企业和它们的企业网络。

当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与私有企业规模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企业规模都很小，然后台湾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干涉程度和韩国相当。和韩国的情况一下，台湾地区（对比英国殖民政府“放任自由”思路管理下的香港）所有负责商业融资的大型银行都归“国有”，且“国有”的时间超过韩国。[22]台湾地区和韩国都严格控制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限制能够在其境内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它们均把信贷配给“战略”领域。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是，韩国的大型联合企业在信贷分配和定向资源方面有更大的选择权，而台湾政府（在公共领域外）并不偏袒大型企业。[23]

由此看来，在韩国，国家政策在决定工业规模和产业结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日本，它鼓励大型企业的发展，但日本文化原本就有这种倾向。而在台湾地区，政府政策对工业发展诸多方面都有影响，但不涉及企业规模，而文化因素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香港地区，政府举措对于工业结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此，香港是华人经济文化最纯粹的例子，即不为政府政策操控所影响。

因此，除了文化因素外，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产业结构。但在解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各个社会的巨大差异时，传统的经济分析家一直低估了文化的作用，特别是自发社会性的影响。

[1] 对于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汉学家和东亚研究的学生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是阻挠资本主义和经济现代化的巨大障碍。这一观点中最有名的书恐怕要算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的研究，该书最初写于1919年，之后出版了英文版，名为《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韦伯断言，虽然儒家思想和新教一样，是一个“理性”的道德体系，但它的理性并没有催生出“真正在道德和理性的意义上征服和掌管世界的无止境任务”，反倒是“适应世界”，也就是保存传统。换句话说，儒家的社会无力创发或足以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需的巨大的社会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儒学的经济影响的总体评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韦伯来说，他很自然会悲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前景，他写书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的衰败和军阀割据时期。但七十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几乎所有中国以外的华人社会也经历了两代人间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今天，传统的观点认为儒家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源泉，很多的文献也在讨论所谓“儒家对西方的挑战”。当代评论家审视了儒家的不同方面，比如它对教育的重视和所谓儒家职业伦理，他们认为这个信仰体系一直是经济活力的关键所在。实际上，通过许多案例，评论家指出，被韦伯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阻碍的华人家庭，是华人力量的源泉。
关于The Religion of China一书的讨论, 参见Mark Elvin, “Why China Failed to Create an Endogenous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Max Weber’s Explan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379-391; and Gary G. Hamilton and Cheng-shu Kao, “Max Weber and the Analysis of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 (1987): 289-300. 关于中国发展的文化制约的代表性讨论，参见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尤其见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Michael R. Godley, The Mandarin 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esp. pp.37-38; and Marie-Claire Bergère,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Chinese Under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327-337.

[2] 关于“儒家的挑战”的文献，参见Roderick McFarquhar, “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 Economist (1980): 67-72; Roy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Michael H. Bond and Geen Hofstede, “The Cash Value of Confucian Values,”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8 (1989): 195-200; Bond and Hofstede, “Confucius Connection: From Cultural Roots to Economic Growth,”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988): 5-21. 对于华人家庭对华人企业发展的作用的积极评价，参见Joel Kotkin, 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 188.

[3] 对于文化解释论的重要性，尤其是日本研究，持怀疑态度的作品，参见Winston Davis’s chapter in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Myron Weiner,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4] 参见Richard Cav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Richard Schmale；and Robert D. Willig,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89), p. 1233. 关于这一文献，我要感谢Henry Rowen.

[5] Frederick M. Scherer and David Ross,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3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p. 102.

[6] Scherer and Ross (1990), p. 109.

[7] 此外，大公司往往享受更低的资本成本，这是由于投资者方面认为其风险较低。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26-130.

[8] 这些数字是用第14章表1中的雇佣统计推算出来的。

[9] 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这一解释因为某些异常情况而变得复杂，许多领域的美国公司，倘若单单考虑最佳规模，实际上比我们预计的要大很多。参见Scherer and Ross (1990), p. 140, 图4.6，该图表明，香烟、面料织造、油漆、鞋、钢铁、蓄电池产业中排名前三的企业的平均市场份额超过了所规定的最小有效规模。Scherer和Ross对于这种反常情况给出的解释是，市场结构是纯粹由历史机遇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一个行业最开始的时候，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企业可以大小相同，但单从纯粹的偶然因素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企业自然会发展成不同规模。这显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产业集中度变化在不同的社会一直如此。参见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41-146.

[10] Caves in Schmalensee and Willig, eds. (1989), p. 1234. 作者指出，在不同国家，类似的产业会有类似的产业集中度水平，这意味着随着国家技术水平的拉升，产业结构将变得更加一致。虽然这一说法确凿无疑，本书的论点一直认为，不同的社会在不同的行业而出类拔萃，这并不取决于发展水平，而是取决于每个社会构建大规模机构的能力。

[11] 这一观点见于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De Gruyter, 1990), p. 4.

[12] “The Pac Rim 150,” Fortune 122 (Fall 1990): 102-106.

[13] “后发假说”有很多作者讨论过，其中包括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Ronald Dore,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Japan and Elsewhere,” in Albert M. Craig, ed., Japan: A Comparative Vie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325-335; and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9.

[14] 日本有较发达的股票市场。东京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7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关闭，并在1949年美国占领下再次营业。参见Tokyo Stock Exchange 1994 Fact Book, (Tokyo: Tokyo Stock Exchange, 1994), p. 89.

[15] 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61年，之后增长速度非常缓慢，到1980年只有102家上市公司。Ching-ing Hou Liang and Michael Skul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Taiwan,” in Michael T. Skully, 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the Far East: A Study of China, Hong Kong,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New York: St. Martiris Press, 1982), pp. 191-192.

[16] Sang-woo Nam and Yung-chul Par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South Korea,” in Skully (1982), pp. 160-161.

[17] Michael T. Skul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Hong Kong,” in Skully (1982), p. 63.

[18] Matthew Montagu-Pollack, “Stocks: Hong Kong, Indonesi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South Korea, Taiwan, Thailand,” Asian Business 28 (1992): 56-65. 这当然是1989年至1991年东京股市暴跌之后的事情，其总市值缩水了约60%。

[19] Nam and Park in Skully (1982), p. 160.

[20] 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屈服于外国的压力，放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规则，此后交叉持股水平才大幅增加，这一事实尤其可以说明问题。换句话说，交叉持股是一种防止外资收购的保护机制；对经连会来说，以保持其完整性的网络组织，实现规模经济，交叉持股是没有必要的。

[21] 参见 Scherer and Ross (1990), pp. 146-151.

[22] 大多数韩国银行1980年至1983年间完成了去国有化。参见Robert Wade, “East Asian Financial Systems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s: Lessons from Taiwan,”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7 (1985): 106-127.

[23] Wade (1985), p. 121.

第28章
重返规模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从与经济生活相关的一个特殊文化层面来考察若干社会，即建立新社团的能力。我们深入探讨的所有社会，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本书重点讨论了亚洲，因为亚洲许多国家的地位正处于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地位发展，而且文化被普遍认为是亚洲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本书也可以去讨论世界其他文化，但是任何比较研究都必须在广度和深度上做出取舍。不管怎样，本书已经构建了一个总体分析框架，用以理解经济社会性发展的不同途径，这个框架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

下面简要总结一下这个框架及其背后的支持假设。实际上，当代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要求有高度社会合作性的组织，而非个人，来完成的。产权法、契约和商业法都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制度，倘若再佐以社会资本和信任，商业交易的成本将会显著降低。而信任是有共同道德规范或价值的既有共同体的产物。这些共同体，至少就目前它们的成员的体验来说，并非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理性选择的产物。

有多种形式的社会资本能够使人们彼此信任并建立经济组织，其中最明显而且最自然的就是家庭，其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家庭的结构影响家族企业的性质：中国南部和意大利中部都有着大的扩展家庭，这成为这两个地区大规模家族王朝企业的基础。除了家庭以外，中国和韩国的宗族等亲戚关系也使信任的范围得以向外扩大。

然而，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说，家庭既是福也是患。如果家庭主义不佐以像儒家和犹太教文化那样的对教育的重视，那么后果则是压抑人才的裙带主义和小集团的停滞不前。家庭主义如果过于强势，就会削弱其他形式的社会性。因此，在中国和意大利南部这样有着牢固家庭主义文化的社会中，非亲戚关系的人之间互不信任，也就阻碍了陌生人在经济企业中达成合作。在大多数文化中，家庭纽带和非血缘团结的力量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倘若非亲成员可以轻易地进入，则必然意味着家庭没有形成一个包揽一切的封闭社会。

然而，在其他社会中还存在家庭和亲戚关系以外的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现代化以前的日本就有了各种的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因为日本的家庭结构允许没有血亲关系的外人融入家庭中。在德国，许多基于非亲戚关系的组织，譬如行会，是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而在美国，组织社团的能力是新教宗教文化的产物。换句话说，除了家庭以外，在所有文化中都有不止一条通向社群生活的途径，展现了高度的信任和自发社会性。

然而，许多低信任的家庭主义社会有一个共同点。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南部都均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强大政治集权时期，专制帝王、皇室或者政府都刻意清除所有权力竞争者。在这些社会中，集权专制以前存在的社会资本被消耗殆尽，如法国行会之类的社会组织被划归政府权力范围。相比之下，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具有高度信任的社会都从未经历过较漫长的中央集权统治。日本和德国所经历的封建时代，和美国精心打造的宪政结构，都使得政治权力比较分散，于是大量社会组织得以在没有政府插手的情况下繁荣发展，并成为经济合作的基础。

虽然有一类社会我们没有讨论，但它的确有存在的可能，即缺乏强大的家庭也同时缺乏强大的社团组织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全面缺乏社会资本的社会。我们接触到的最接近这种情形的例子，就是爱德华·班菲尔德笔下的意大利南部的赤贫农民——他们的家庭都是核心家庭，既小且弱，以及当代美国大城市中心区的黑人下层阶级——在那里单亲家庭已成为普遍现象。当然，还有其他例子。俄罗斯的乡村在国家集体农场（集体农庄kolkhoz和国营农场sovkhoz）之外没有什么丰富的生活，而俄罗斯的农民家庭也问题重重，羸弱不堪。许多现代非洲城市也面临着这种局面，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旧式的部落结构和家庭纽带土崩瓦解，但又还没有强大的、家庭关系之外的自发社团来填补。这种高度分化的社会无法为经济活动提供发展的沃土，它既不支持大型组织也不适合家族企业。贯穿这些社会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失足社群：真实存在的社群结构都是犯罪组织。人类似乎有着天生的、普世的社会性倾向，这样的倾向如果无法从家庭或者志愿组织这类的合法社会结构得以实现，那么就会转而以病态形式出现，譬如犯罪团伙。事实上，作为社会组织的最强的形式之一，黑手党已经出现在意大利南部、美国内城、俄罗斯和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

具有高度自发社会性的文化所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构建大型现代企业的能力。当然，大型专业管理型公司的出现是受科技和市场规模等诸多因素的驱动，因为生产商和分销商永远寻求最大规模效益。但大型企业开发这种效益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既有的自发社会组织倾向的文化。日本、德国和美国三大高信任的社会率先发展出大规模、专业型管理企业，这并非偶然。法国、意大利、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等低信任社会，则在较晚时期才得以超越家族企业走向现代公司模式。

倘若一个社会缺乏广泛的信任和自发组织社团的倾向，则有两种途径来建立大规模经济组织。第一种方案自古就有，即通过政府来促进经济发展，通常的形式是组织国有和国营企业。许多有强大政府的家庭主义社会希望发展大规模企业，都选择了这条途径，譬如法国、意大利和中国台湾。韩国也属于这一类别，虽然它的大型公司在理论上是属于私有，但它们在韩国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则要归功于韩国政府长期的优待政策。

在低信任的社会中建立大型组织的第二种途径是，海外直接投资或与大型海外合作者建立合资企业。这一途径在本书中并未展开讨论，但它为许多发展迅速的东南亚国家所普遍采用。本书中讨论的国家大部分都回避大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而是选择建立启用本土人才的大公司（虽然常常利用外国资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或泰国等国的最大公司名单上除了国有企业之外，还常常包括大型跨国公司的本地分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也采用这种模式。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通过政府干预或外国投资，就可以解决私有领域无力构建大规模经济组织的问题，那么从长远看，整个自发社会性的能力问题就无关紧要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认为。法国的私有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它仍然通过国有或国家扶持的企业获得了技术强国的地位。不过对于这种论调，需要格外提请注意的是：由国家运营的公司普遍比私有公司效率低下，管理者往往依据政治标准而非市场标准来制定决策，简单的计算失误就可能导致全盘政府战略投资的方向出错。当然，在有些文化中的国营公司比在其他文化中管理得更好，而且也有一些机制来保护它们不受政治压力影响。但即使韩国或台湾的半国营公司比巴西或墨西哥的管理更完善，它们的效率和活力仍然不及私有公司。

外商直接投资亦会产生各种问题。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技巧最终将渗透本地经济，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分公司所在国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使用本国人来开办并控股一些有竞争力的公司。许多快速现代化国家或地区，譬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允许外国资本的流入，但限制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使本土企业有机会朝着全球水平发展。直接投资可以立即引入技术和管理方式，但也可能会延迟建立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而这些则是培养有实力的本土工程师、企业家和经理群体所必需的。与其他形式的依赖一样，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产生不满和嫉妒情绪，最终可能蔓延到政治领域。

自发社会性等文化因素只是促进国内生产总值整体增长的几个因素中的一个，并不总是最重要的。主流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譬如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国际环境、贸易壁垒等等，依旧是影响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自发社会性的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在工业结构上，即国民经济中大公司与小公司的数量和重要性，它们的互动方式，网络的存在与否等等。在某些社会中，文化抑制了大公司的发展，而在一些社会中，它激励大公司的增长，在另一些中则催生出新的经济企业形式，如日本的企业网络组织。

反过来，工业结构又决定了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领域。建立大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在资本密集型、涉及复杂的生产工艺或要求广泛分销网络的领域达到规模经济。而小公司则更善于组织劳动密集型的商业活动，存在于对灵活性、创新性及快速决策有高要求的领域。拥有巨型公司的社会向汽车、半导体、航空等产业倾斜，而那些以小企业为主的社会将重点发展服装、设计、机床和家具等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发现在平均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有联系。不同的社会通过大企业或者小企业途径都获得了巨大财富。中国台湾并不因为企业规模较小而不及韩国富有，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高过德国。小公司虽然在财力、技术资源和持久力方面有所不足，但他们在灵活性、快速决策、无庞大的官僚体系、创新性等方面又有优势。

大公司与小公司的力量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人把高水平的工业现代化与大规模联系在一起，鉴于大规模重工业曾在19世纪后半叶把美国和德国推上了工业强国的前沿，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鼓励各种大规模重工业的发展，一时在全世界成为潮流。

近年来，这种趋势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美国和欧洲的国家政策近几年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引导，即认为小公司更有创新性，且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今天，大多数公司试图裁员，将权力下放，使机构运作更趋灵活。在计算机产业有一个众人皆知的案例，即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他们的汽车库中发明了个人电脑，掀起了一场技术革命，并在十年之中，削弱了IBM公司的竞争力。还有人认为，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工业的分布比以前更去中心化、更分散，从而在小公司和大企业之间达到平衡。

目前的小公司热潮并不比先前的大公司热潮更有理可依。[1]在许多领域中，重要的规模经济设定了一定的最低效益标准。今天，建立一个先进的硅片生产厂需要花费十多亿美元，而过去十年间，硅片的价格一直稳步上扬。医疗、电信等领域的持续兼并和收购热潮，证明了兼并决策的执行者依然相信规模经济有利可图。事实上，小作坊式的软件生产，即由个人创业者在自家车库中编写完成具有开创性的应用程序，根本不是其他高科技领域的特点。今天，即使是编写有竞争力的软件程序也是一项官僚化且日趋大规模的工程。[2]创建一个操作系统可能在资本密集程度上不如建立一个综合钢铁厂，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可以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的行为。美国的软件工业逐渐被微软公司这个大玩家所支配，而小型新公司纷纷被吞并、收购或破产。

规模以及因此而来的小公司与大公司的相对重要性在未来可能还会发生变化，而且是以我们无法预知的方式发生。未来的规模经济的发展将依赖于目前尚未产生的技术，因而无法预测。没有人可以预知，IBM的大规模研发优势什么时候会因决策迟缓而削弱，也没有人能预知，连续铸造技术的发展什么时候能让小型炼钢厂从传统的大型综合钢铁厂手中抢走市场份额。在将来，规模经济可能在某些领域有所减弱，而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会有所增强，因此不会出现一边倒的现象。

鉴于这些不确定性，我们也可以认为，未来组织的最佳模式将既不是小公司也不是大公司，而是集合了这二者优势的网络结构。网络组织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同时避免了大型、集权组织的庞大开销和中间成本。倘若果真如此，具有高社会信任度的社会将有天然的优势。如果网络的成员遵从一套非正式的规则，而不需要谈判、裁决和执行等日常开销，则网络组织的交易成本可以大幅降低。企业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一旦破裂，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又落在合同上，非正式的规则也需要罗列成章，有了分歧则需要第三方来解决。至此，网络组织也不再像一个网络，而开始向市场关系或旧式的科层制公司靠近，而具体的偏向则取决于网络内成员的聚合程度强弱。

精益生产可能是网络结构在高信任社会中获得效率的最佳案例。精益生产将决策权下放到底层车间，用非正式的工厂共同体意识来取代需要集中指导的基于规则的合作。同时它还倾向于拉平整个组织内的报酬标准（它通过消除基于资历的雇佣和晋升制度达到了激励个人的目的）。奖惩政策的缺失在更高的团队努力、忠诚和团结性那里得到补偿。这种网络组织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影响巨大且可以衡量，而且已经遍及市场的各个角落。

自发社会性对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工业格局分布、政府希望扮演的角色、工人与管理者及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同样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未来既有可能由复杂、成熟的大公司引领财富创造，也有可能由小巧、敏捷、创新的小公司来支配。由于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不知道哪一种设想将会变成现实。我们能够肯定的是，社会性方面的文化差异将对未来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至于影响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无法预知。

[1] 参见 Gary Stix and Paul Wallich, “Is Bigger Still Better?” Scientific American 271 (March 1994): 109.

[2] 然而软件生产远不及其他工程领域那么系统化。参见W. Wayt Gibbs, “Software’s Chronic Crisis,” Scientific American 271 (September 1994): 86-95.

第29章
奇迹迭出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确凿地说，经济发展既不存在单一的亚洲模式，也不存在所谓的统一的“儒教挑战”威胁西方。

当然，所有东亚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这其中包括对教育的重视和尊重，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受儒家影响的文化都有这个特点。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前，尊重知识的文化并没有什么经济意义，彼时高等教育的回报相对较低，但是在今天的技术世界中，技术和教育的回报急剧上升。虽然市场本身刺激教育投资，但如果父母鞭策孩子在学校努力学习，同时政府建立教育体制帮助学生培养努力学习的习惯，那么效果会更好。

同样，所有东亚文化都有相似的工作伦理，尽管这些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根源。在日本主要源于佛教，而在韩国和中国则似乎源自儒家思想。[1]所有这些社会都顺应了世俗的劳动价值观，过去鄙视经商、赚钱或贬低日常工作尊严的贵族或宗教价值观都已消失了。

最后，在大多数亚洲社会中，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上，政府扮演了相当重要而且积极的角色。但这远远算不上亚洲发展的普遍特色。从韩国朴正熙时代的高度参与，到香港的英殖民政府的“放任自由”，东亚各国政府的干预行为在深度和本质上有着千差万别。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詹姆斯·法洛斯等认为，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是亚洲“经济奇迹”的根本，但是经济成功与东亚各国政府干预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这一事实证明，产业政策本身不是决定增长的关键。东亚在文化上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企图施行经济干预的政府更加成功地避免了不利影响。

然而在自发社会性方面，日本、中国和韩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催生出不同的工业结构、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迅速崛起，并走上一条与日本相似的发展道路，只不过稍有延迟，于是，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往往认为，亚洲比实际看到的更为同质化。这个观点得到了东亚儒家挑战论拥护者的进一步支持。

但实际情况是，亚洲国家被分隔到世界经济的不同领域，而且这种局面还可能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和韩国因其大型企业而进入了汽车、消费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等领域，直接与北美和欧洲的大型企业竞争。但这不是大多数华人社会的天然优势，他们更擅胜场的是灵活性比规模更重要的领域。事实上，亚洲有两种相对立的经济文化，一种是日本文化，另一种是华人文化。两种文化都是基于大型网络组织，但日式网络是建立在普遍社会信任基础上，而华人网络组织则是基于家庭和亲戚关系。这些网络组织之间平常也会有互动，但是它们的内部结构却朝着全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华人社会在建立大规模私有专业管理型企业方面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在将来会转变成一个政治难题，而非经济难题。缺少大规模专业管理型企业是否会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一大障碍，这一点尚不明朗。认为华人家庭主义阻碍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即便考虑到它缺乏组织大型机构的技术发展，这一看法也仍是错误的。事实上，同样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企业迅速重组和缩小规模的时代，小型的华人家族企业会比大型日本企业发展得更好。如果这些社会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总值，那么它们根本没有必要替换规模相对较小的家族企业模式。加拿大、新西兰和丹麦通过农业、原材料和其他低端技术产业增加了财富。它们貌似也并没有因为本国缺乏强大的半导体工业和航空工业而不开心。

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相信，在某些战略关键领域取得工业成功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可能因为它们相信自己比市场更了解最好的长期回报在哪里，也可能因为它们所追求的是国际威望或国家安全等非经济目的。法国和韩国就是这样的代表，它们的经济决策往往受强烈的非经济目的影响。

对于这些社会而言，自发建立大型组织倾向的匮乏可能会给它们带来最大的麻烦。如果私有部门无力自己打造战略性产业，那么国家将极有可能插手，鼓励经济朝这个方向发展。直接由国家资助的工业发展将带来各种与受市场驱动投资无关的风险。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经济有两部分，一方面是老旧而缺乏效率、且每况愈下的国有部门（其他的且不说，它拥有世界上最低效的汽车制造业），一方面是主要由小型家族企业或海外合资企业组成的新兴市场领域。在今天的中国，尚未看到一个现代化、高效率、土生土长的大型民营企业部门。在最近几年中国的总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92年和1993年每年达到约13%），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小企业部门和外国投资的推动。通过向一个巨大而缺乏效率的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激励机制， 这一增长速度才成为可能。目前，中国的穷困状况使它无力担心其产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现在这样惊人的增长速度足以让每个人都心存感激。中国经济还有许多基本问题有待解决，譬如建立稳定的产权和商业法系统。

但如果中国大陆下一代或两代时间内赶上台湾或香港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它会出现大问题。一系列潜在的问题对于中国观察家来说都不陌生，这些问题都可能刹住国家的未来发展，如通胀压力，基础设施缺乏，发展步伐过快导致的瓶颈，沿海省份与内陆地区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大量现在埋下的、但终究会爆炸的环境定时炸弹。此外，中国也将面临发展大中型专业管理公司的问题。当香港和台湾地区沿着市场路径取得更快发展时，它们就会放弃某些能带来高度威望的制造行业而留给他人，但中国大陆则不太可能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不会想被排挤在现代高端工业大门外的。中国的规模也决定了它最终将制定一个平衡的经济，同时包括资本和劳动密集行业。它不能指望像东亚小国那样，通过参与利基市场而达到整体高水平的发展。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将要比日本或美国的情况更加棘手，而且政府需要扮演更大的角色。最起码，中国需要通过其政治制度的基本合法性构建政治稳定，以及一个既不容易出现过度的腐败，也不轻易受外界政治影响的，有能力的政府结构。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大多数观察家都说不清楚，它是否能够顶住由匆忙工业化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以及中国在21世纪是否变成一个军事国家。一个不稳定的中国，或由紧张和反复无常的政府统治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对明智的经济政策决策有利的环境。

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之间的反差，对于日本也有着重要影响。随着日本成为经济超级强国，一些日本人认为所谓的“日本模式”，即便算不上可供世界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起码是值得亚洲国家效仿的。[2]事实上， 日本人也确实有许多地方可供其他亚洲国家学习（更不必说北美和欧洲的竞争者），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从日本的科技和管理技巧上获益良多。

但是，在产业结构方面，日本和其他亚洲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有理由相信，华人社会想要采用日本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譬如日本的财阀体系似乎是很难移植到华人社会中去。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似乎过于个人主义，所以无法顺应这一风尚，无论怎样，他们还有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网络。精益生产是否能像在日本和北美一样，在中国社会成功实施，我们还不清楚。换句话说，华人要找到一条自己的通往现代性的组织路径。

[1] 参见Winston L. King, “A Christian and a Japanese-Buddhist Work-Ethic Compared,” Religion 11 (1981): 207-226.

[2] 日本评论家抑或认为日本的文化和制度是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抑或认为日本是亚洲其他地区学习的典范。关于西方的日本独特性（nihonjinron）研究文献的批判，参见 Peter N. Dale, 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86).

第30章
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制度都朝着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方向趋同，这迫使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已经到达“历史的终点”？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止步于黑格尔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社会，而非马克思版本的社会主义。[1]

本书的一些读者可能认为，笔者的立场与前面完全不同，而且自相矛盾，因为他们相信本书反对纯粹的自由经济秩序，而拥护传统和共同体精神。这个解释与事实相去甚远。[2]本书讨论的传统文化，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以及欧洲专制的旧天主教文化，都无力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韦伯常常因认为日本和中国等儒家社会无法成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遭抨击，但是他实际的观点可能更狭隘一些：他希望知道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现象，譬如自然科学和对自然的理性控制等，只出现在新教主义的欧洲，而没有出现于传统中国、日本、韩国或印度。他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这些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不利于经济现代化。只有当从外界引入现代经济，资本主义才能够在这些社会中发展起来，在日本和中国这都是与西方接触的产物。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社会模式迫使这些社会摒弃了其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关键元素。中国抛弃了“儒家政治”（political Confucianism），整个帝国体制和附庸其上的儒者阶层；而日本和韩国摒弃了严格的传统等级制，前者不得不为武士道精神重新定向。

在过去的几代人时间中，亚洲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一不是通过向其本土文化体系中注入自由经济主义的重要元素而实现的，包括产权制度、契约、商业法，以及西方思想中涉及理性、科学、创新和抽象化的全面影响。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及其他学者的著作显示，中国在公元1500年的科技水平超过欧洲。[3]然而，当时中国所缺乏的是这样一种科学方法，它通过观察和试验使得循序渐进地征服自然成为可能，而这一方法后来在欧洲得以发展。这样的科学方法本身必须经由对基础物理原理进行抽象推演，从而揭开事物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而这对于有着多神论文化传统的亚洲则显得十分陌生。[4]

不难理解为什么华人社会里，最早实现工业化和繁荣发展的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受西方列强国家控制或影响，譬如英国和美国。从传统社会向自由主义国家的移民，如去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要比在国内的同胞发展得好很多，这并非偶然。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自由社会的组织架构都成为一种解放力量，帮助摆脱传统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压抑和对物质财富积累的限制。

在另一方面，大多思虑周密的政治自由主义观察家和理论家都清楚，这个理论不能自我维系，至少就其霍布斯式和洛克式的形态而论，它需要那些并非起于自由主义的传统文化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以社会契约的方式走到一起的理性个体之上，是不可能持久维系的。针对霍布斯的批评往往谈到，这样的社会根本无力激励公民牺牲自己来保护更大的共同体，因为他们组成共同体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生活。更广义地说，如果个体只是基于理性的长期自我利益而组成共同体，那么共同体将缺乏公共精神、自我牺牲精神、荣誉感、慈善以及其他所有使共同体得以运行的美德。[5]事实上，如果家庭只是理性的、自利的个体之间的基本契约，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家庭生活有任何意义。[6]虽然，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为了挣脱宗教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但是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宗教信仰不能、也不应该从社会生活中剔除。虽然美国的国父们不见得都是信教者，但实际上他们都相信活跃的宗教生活、对于上帝奖惩的信仰，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成功至关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也可沿用类似的观点。现代经济是理性的、功利主义的个体在市场上互动的产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理性的功利最大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经济体繁荣发展，而另一些经济体则停滞或衰落。人们对工作而非闲适的重视程度、人们对教育的尊重、对家庭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同胞的信任程度，都对经济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这些都不能用经济学家眼中的人的基本模型来得到正确的解释。唯有当个人主义经过公共精神的中和，自由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制度才能得到最好地实施，同理，只有当个人主义经过共同体倾向的平衡，资本主义才得以长足发展。

如果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在佐以非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后表现最佳，那么很显然，现代性和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和平共存。经济理性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力，它可以使社会沿着某种统一的路线走向现代化。从这一个角度看，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确存在，也就是使不同文化走向同化，推动它们朝“现代性”的方向发展。但是，既然契约和经济理性能达到的效果终究有限，那么现代性的特征将永远不可能完全统一。比如某些社会可以因为经济组织在交往中彼此信任而节省大量交易成本，从而比低信任的社会效率更高，而低信任的社会则需周详的契约和执行机制。这个信任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它源于与现代性无关的宗教或伦理习俗。换句话说，最成功的现代性模式不完全是现代的，即它们不是建立在自由经济和政治原则在全社会的普及之上。

这个问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现。不仅像共产主义这样的宏大意识形态工程失败了，就连其他往往由民主政府所推行的、更温和的实行社会工程的努力，也在20世纪末宣告失败。法国大革命为迅速的社会变革拉开了序幕。之后的二百多年里，所有欧洲社会以及许多欧洲以外的社会，从贫穷、未开化、农业的集权专制社会，转变为城市化、工业化、富裕的民主社会。在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在促成和辅助转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也有一些政府试图停止这一转变）。它们完全废除了社会等级制；它们致力于土地改革并将大片私有土地划分；它们引入现代立法机制以保护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平等权利；它们建立城市，鼓励城市化；它们向全体人口普及教育，为现代复杂的、信息密集的社会提供基础设施。

但在过去的一代间，越来越多的指标显示，大规模社会工程的结果是其边际收益越来越低。1964年，《民权法》在法律上为美国种族歧视画上了句号。但之后的事实证明，想要消除美国黑人在实质上的不平等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非常明了的解决方案，即福利社会的扩张，通过重新分配收入或创造就业机会，向少数族裔开放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到20世纪末，这些解决方案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许多情况显示，这些做法反倒加深了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上一代人以前，社会科学家普遍认为贫穷与家庭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因果关系，即由前者导致后者。今天，人们越来越无法确定，也很少有人相信当代美国家庭问题单凭收入平等就可以解决。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国家政策因向单身母亲提供津贴而鼓励了家庭的破裂；但远没有那么明朗的是，家庭一旦破裂后，国家政策如何重建家庭结构。

正如许多时事评论员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坍塌以及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导致全球部落主义的高涨，抑或19世纪民族主义对抗情况[7]，抑或文明破碎而沦陷于极度暴力的情形。[8]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成为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唯一的形式。快速的经济现代化拉近了许多前第三世界国家和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随着欧洲的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地区间的经济纽带日趋紧密，明显的文化界限也将不断模糊。实施关税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将使自由贸易地区进一步消除国际界限。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也迫使各公司跨越文化界限，采用无论源自何方的“最佳方法”，譬如精益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全球经济衰退给日本和德国带来巨大压力，迫使它们纷纷缩减极有文化特色的家长式劳工政策，转向更纯粹的自由经济模式。现代通信技术革命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以惊人的速度传播想法，从而加速了这种趋同趋势。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在许多方面世界趋向同一，实质性的文化差异的压力仍然存在。现代自由政治和经济体制不仅与文化元素共存共荣，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二者结合能够达成更好的效果。如果许多重要的社会遗留问题在本质上是文化问题，而且如果社会之间的主要差异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甚至体制上的差异，而是文化上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各个社会将继续保留有文化差异的领域，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领域将逐渐凸显出来。

看似悖谬的是，使全球成为地球村的通信技术也将促使人们注意到文化的差异。自由主义有一个很强的信念，认为在表面之下，其实世界各地的人基本上都相似，而更多的交流将带来深层次的了解与合作。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熟悉催生的是轻蔑而非同情。近十年来，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美国和亚洲之间。美国人逐渐认识到，日本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民主阵营盟友，日本以不同的方式实行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这种了解带来的诸多后果之一，是日本研究专家中出现了修正派，他们较少同情东京政府，并认为应该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亚洲人也通过媒体对美国的犯罪、吸毒、家庭破裂等现象，以及美国社会其他问题的生动描述而对美国有所了解，许多人认定美国并不是一个吸引人的楷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成了一个美国的亚洲修正主义的代言人，这一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并不是一个适用于儒家社会的政治模式。[9]主要体制的趋同使得人们更加热衷于保存他们各自的文化特性。

即便这些差异无法调和，至少我们可以正视。显然，一个人不可能站在自身的角度开始严肃地研究外国文化。另一方面，在美国，进行严肃的文化比较研究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基于政治理由而假设所有文化一概平等。所有这种研究都要求按照某个标准来发掘文化的差异，本书就是以经济表现为标准。对于经济繁荣的追求并不是由文化决定的，而是普世的。在这样的语境中，很难不对不同社会的优点和弱点加以评价。单单说每一个社会最终会以不同的途径达成同样的目标还不够。一个社会如何达成目标以及它达成的速度，都将影响民众的幸福，而有些社会永远也无法达成目标。

[1] 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 此外，本书中几乎所有的有关文化对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的论点在我的早期作品已有提及。参见 Fukuyama (1992), chaps. 20, 21; and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3-18, 我在该文讨论了韦伯假说和文化的影响。这一观点见于 David Gellner, “Max Weber: Capitalism and the Religion of India,” Sociology 16 (1982): 526-543.

[3]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vol 1.

[4] 该观点见于 Ernest Gellner, Plough, Sword, and Book: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p. 39-69. 也可以参见 Robert K Merton，“Science,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Osiris 4 (1938): 360- 632.

[5] 在本质上，这是将政治理解为“理性选择”的问题所在。参见Steven Kelman，“Public Choice’ and Public Spirit,” Public Interest, no. 87 (1987): 80-94.

[6] 家庭生活可以通过这些元素来理解，参见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Summer 1990): 5-56.

[8] 参见Robert Kaplan, “The Anarchy,” Atlantic 273 (February 1994): 44-81; and Hans Magnus Enzenberger, Civil Wars: From L.A. to Bosnia (New York: New Press, 1994).

[9] 参见Fareed Zakaria对Lee的采访，Foreign Affairs 73 (1994): 109-127.

第31章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社会资本对经济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它对经济生活的更重大的影响不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那么容易察觉到。自发社会性所产生的影响不容易在总收入统计资料中被捕捉。人类一方面是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体，同时也是具有社会性的生灵，他不愿孤独，他需要其他人的支持和承认。当然，也有人也更愿意在低信任的泰勒制大生产工厂中工作，因为它规定了他们获得报酬所需要的最低工作标准，此外几乎没有其他要求。但是从整体看，工人不希望被看作一台大机器的螺丝钉，与经理和同事隔离，对自己的技术或组织毫无自豪感可言，而且对他们谋生的工作几乎没有权威和控制可言。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的所有实证研究都显示，工人在以团队取向的组织中比在更为个人主义风格的组织中更快乐。因此，即便低信任工厂或办公室的工作效率与高信任的不相上下，但后者是更让人有满足感的工作场所。

更进一步说，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今天的中国大陆、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但是从长远看，工业化进程本身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民众、更精细的劳动分工，而二者都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持力量。因此，当今几乎所有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1]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企图在没有运作良好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下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倘若没有公司、企业家、市场和竞争，贫困就无法消除，而民主制度的良好运作也得不到至关重要的社会支持。

有观点认为，市场本身就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它为人们相互合作、共同谋求富裕提供机遇和诱因。但是，虽然市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加自己的社会化纪律，但本书更大的主题是，一旦国家退场，社会性不会自发出现。社会合作的能力取决于既有的习俗、传统和惯例，正是这些元素本身组成了市场的结构。由此可见，更近似的说法是，与其说成功的市场经济是稳定的民主制产生的原因，不如说它们是由社会资本的既有因素共同决定的。如果社会资本雄厚，那么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繁盛发展，而市场实际上扮演的角色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由此强化民主制度。威权政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可以先在工厂学会新的社会性形式，然后再沿用到政治中。

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社会资本的概念给出了清楚的解释。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织起来。在没有这种自我组织的能力时，国家将进行干预，扶助重要企业和领域，但当私有部门能够自行决策时，市场总是运作得更有效率。

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但倘若大众无组织、个体孤立，只能在大选时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喜好，自由制度是不可能名副其实的。即使大多数人都持同样的观点，他们的软弱和孤立也使他们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为专制和煽动打开了方便之门。所有实质性的民主社会中，只有通过政党或其他组织形式的政治集团，社会各成员的利益和愿望才能明确地表达和代表出来。而且，只有当拥有共同利益的人能够为共同的目标达成协作，一个稳定的政党才能成形；归根结底，这一能力基于社会资本。

自发社会性是建立持久企业的关键，也是组建有效政治组织不可或缺的条件。缺乏真正的政党，政治集团只有根据多变的个人或庇护人—依附者的利益关系来建立；它们容易破裂，即使有强烈愿望也无法为共同目标达成合作。倘若一个国家的私有企业弱小，其政党系统也必定支离破碎且不稳定。如果我们拿美国和德国跟法国和意大利相比，事实其实就是这样。在后共产主义社会，譬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私营公司和政党都薄弱或根本不存在，而选举总是在极端的个人而非前后一贯的政治规划之间蹒跚。在俄罗斯，所谓的“民主党人”在智识上都相信民主和市场，但他们缺乏建立统一政治组织所必需的社会习惯。

一个自由国家最终是一个有限国家，政府行为受到个人自由的严格制约。如果这样的社会想要避免无政府或无法治理的状态，那么在政府以下的各级社会组织就必须能够自我管理。这样的社会最终不仅仅依靠于法律，还需依靠个体的自我约束。如果他们不能彼此忍让、相互尊重，或不能遵守他们自己设定的法律，他们将需要一个强大而且强制的国家来维持社会秩序。如果他们不能为共同的目标团结，那么他们将需要一个干预性的政府来提供他们自己无法提供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的消亡”（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只可能在自发社会性极高的社会中出现，约束和基于准则的行为只可能源于内生，而不能由外部强加。社会资本很低的国家不仅容易导致弱小且缺乏效率的公司，而且也将深受政府官员腐败横生和公共管理效率低下之苦。意大利的困境就是一个例子，从北部和中部到南方，就能明显地看到社会分化和腐败之间的直接联系。

充满活力、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对稳定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甚至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关乎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论述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2]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3]

理性的欲望或多或少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功利最大化相对应：无止境地积累物质财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欲望和需求。寻求承认的欲望则并没有物质目标，而只是寻求在他人的意识层面上提高对其价值的评估。所有人都相信他们有某种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当这个价值未被他人充分承认时，他们会恼怒；当他们未能达到他人的评价时，又会觉得羞愧；只有他们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时，才会感到由衷的自豪。这种寻求承认的欲望是人类精神中异常强大的部分。恼怒、自豪和羞愧等情感，是政治生活中大部分政治热情和动机的基础。寻求承认的欲望随处可见：譬如离职员工之所以气恼，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贡献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又譬如民族主义者之所以义愤填膺，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国家以与他国平等的地位被承认；反对堕胎的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觉得无辜的生命没有获得平等的保护；热衷于女权运动或同性恋权利的活动家之所以有热情，是因为他们要求自己群体的成员受到同样的社会尊重。由寻求承认的欲望产生的激情常与理性积累的欲望相冲突，例如某人不惜自由和财产报复错待他的人，再如一个国家为了国家尊严而打仗。

在这本先前出版的书中，我较深入地阐述了，通常被视作经济动机的，其实不是理性欲望，而是寻求承认的欲望的表现。自然的欲望和需求并不多且容易满足，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经济的环境下。我们工作和赚钱的动机，与这些行为所能带来的承认联系更为紧密，金钱不是物质的标志，而是社会地位或社会承认的标志。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写道：“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非闲适或者愉悦。”[4]工人为争取更高薪金而罢工，并不单纯因为他贪婪，想要获取所有能够得到的物质享受；相反，他是在寻求经济上的正义，即他的劳动应当取得跟他人相比公平的报偿；换句话说，他的劳动的真正价值得到承认。同样，创业家建立企业帝国，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花掉他们赚来的几亿美元，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被承认为新技术或服务的发明者。

如果我们把经济生活的目标理解为，并不单纯为了尽可能多地积累物质，同时也为了社会承认，那么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就变得更加明晰。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以前，寻求承认的斗争在野心勃勃的帝王之间展开，他们通过征战来夺取天下。的确，黑格尔所描述的人类历史进程始于原始的“血战”，两名战士为取得对方的承认而展开战斗，最后导致一方奴役另一方。如果我们把基于宗教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冲突视作寻求承认的欲望的体现，而非理性欲望或“功利最大化”的体现，或许对此能有更好的理解。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但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以前帝王在征服彼此的血战中赌上性命，现在人们则在建立工业王国的过程中赌上资本。其中的基本心理诉求是相同的，只不过寻求承认的欲望通过产生财富而得到满足，而非摧毁物质价值。

在《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一书中，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hman）试图用伦理革命来解释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诞生，即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标志的物质收益中的“利益”，取代了贵族社会对荣耀的“激情”。[5]早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wart），都希望尚武文化的破坏性能量能够以相应缓和的方式，导入更安全的对商业社会的追求上。事实上，这种替代也正是第一个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霍布斯所构想的，他心目中的文明社会是有意把对荣耀的热情，无论受宗教狂热还是贵族虚荣所驱使的，让位给对理性积累的追求。

无论这些早期现代的理论家有什么样的期望，现代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并不简单地就是尚武文化的资产阶级化，或激情被利益所取代，而且还是经济生活的精神化，并且将先前充斥于政治生活中的竞争能量导入后者。人类往往并不是从狭义的功利意义上来说的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道德价值。在日本，这种情况直接体现在武士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相当于一次性买断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此弃武从商，把目光转向商业，而在商业领域中，他们仍然完好地保留了武士道精神。这种进程实际上也出现在其他几乎所有工业化社会中，创业机会为无数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了能量释放的途径，而他们先前可能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或革命才能得到世人的“承认”。

在后共产主义东欧这个最明显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将寻求承认的斗争向和平方向引导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随后对于民主稳定的重要性。极权工程所设想的，是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完全破坏，并另创造一个完全围绕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当这样的新社会轰然坍塌的时候，除了家庭和族群以外没有任何形式的共同体可言，要不就是犯罪团伙构成的失足群体。没有志愿结社这一层，个人只能更加激烈地抱定自己的先赋身份。种族提供了一种简单形式的共同体，这让他们在强大的历史力量旋涡中，可以忘却自己孤立、软弱和受害的状态。相比之下，在具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本身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当一个人为摩托罗拉、西门子、丰田甚至是小型的家庭干洗店工作的时候，他成为道德网络的一部分，这样的网络可以吸纳一个人的能量和雄心壮志。最有可能成功建立民主社会的东欧国家是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因为它们在整个共产主义时期都保留了初生的民间社会，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催生出资本主义私有部门。在这些地方不乏分裂性的伦理冲突，无论是波兰和立陶宛对维尔纽斯（Vilnius）的争夺，还是匈牙利和邻国的领土之争。但这些冲突还没有演化成暴力对抗，因为经济已经变得足够繁荣，为社会认同和归属感提供了新的替代来源。

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仅限于正在民主化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对美国民主的影响要比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

本书所讨论的诸多案例，都可以作为反对过度集权化的政治权威的警世故事。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都深受公民社会窳弱之苦。中国、法国和意大利南部等普遍信任程度较低的家庭主义社会，都是过去中央君主制的产物（在法国一例中，则也是共和政府的产物），在寻求排他性权力的过程中，它们都削弱了中间社会组织的自治性。相反，展现了相对较高的普遍信任的社会，如日本和德国，在前现代末期就处于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的状态下。在美国，一边是公民社团的权威江河日下，一边是政府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不断壮大，这两个趋势紧密相关。社会资本就像棘轮，更容易朝一个方向转，反方向转动则较为困难；它更容易被政府行为所破坏，一旦消亡，很难通过政府把它重建起来。至此，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争已经落下帷幕，从今以后，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1] 关于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69-105. 关于李普塞特假说的文献综述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参见 Larry Diamo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5 (March-June 1992): 450-499.

[2] 关于这一观点的综述，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xi-xxiii.

[3] 参见Fukuyama (1992), pp. 143-180.

[4]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2), p. 50.

[5]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参考文献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2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by LAURENCE REES
　　 Copyright © : Laurence Rees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bury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维辛 : 一部历史 / (英) 劳伦斯·里斯著 ; 刘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9

书名原文: AUSCHWITZ: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ISBN 978-7-5495-8548-9

Ⅰ. ①奥… Ⅱ. ①劳… ②刘… Ⅲ.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史料

Ⅳ.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520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从序

导读 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序言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开端

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

第三章 死亡工厂

第四章 腐败

第五章 疯狂的杀戮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

致谢

图片出处说明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导读
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徐贲

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的《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是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的一部六集纪录片，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囚犯和看管的访谈来呈现和还原相关的历史真相。这部为纪念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而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于2005年1月在BBC一台首次在英国播出，同年年初又在美国播出，题目改为《奥斯维辛：纳粹国家内幕》（Auschwitz: Inside the Nazi State）。《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下简称《奥斯维辛》）这本书就是基于此纪录片。对史实求证，里斯采取的是“孤证不引”的方法，他说，这部纪录片“没有剧本作家（screenwriter），每一个说出来的字都出自两个——有的地方是三个——历史记录”。[1]纪录片里的奥斯维辛建筑图属电脑生成，所用的建筑图样来自1990年代前苏联档案解密的材料。这些建筑图纸在BBC Horizon 1994年的纪录片《奥斯维辛：大屠杀的蓝图》中作了介绍。

历史的回顾必须以揭示和再现真相为宗旨，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经验和教训。里斯在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访谈中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桩“罪恶”，“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里斯还特别强调，这部纪录片不只是关于奥斯维辛的，“我们用奥斯维辛来讲一个更大的故事，用奥斯维辛为棱镜来认识灭绝屠杀的全过程，并对犯下这一罪恶的人们的心态有一些了解”。[2]

里斯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他们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他们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的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如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的“对权威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的正是“好人”如何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变成恶魔。津巴多称之为人性中的“恶”，对此他写道：“我们曾目睹透露人性残酷面的各色症状，惊讶于善人如何轻易被环境改变，成为十分残酷的人，而且改变程度可以多么剧烈……虽然邪恶存在与任何环境中，但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了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及战场。它们总是成为人性的严峻考验，在这两个地方，权威、权力及支配彼此混杂，受到秘密的掩饰时，这股力量会让我们搁置自己的人性，并从身上夺走人类最珍视的品质：关爱、仁慈、合作与爱。”[3]奥斯维辛是一个被纳粹既当作监狱又当作战场的地方（当然还是一个供应奴工的地方），但事实上那既不是监狱也不是战场，而是纳粹统治下经由“累积式激进”形成，并作为永久“例外状态”而存在的“集中营”。

一、集中营的“累积式激进”

《奥斯维辛》史学贡献最著的部分是它所还原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相——让人们了解奥斯维辛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发展而成。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从1940年开始正式运作，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期间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00万以上，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然而，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并非犹太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奥斯维辛后来成为关押纳粹认为有危险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的地方。纳粹用它来“威吓当地人”，囤积奴工，“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通过揭示奥斯维辛的演变过程，里斯要告诉读者的是，纳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这个现在恶名昭著的集中营乃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适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它的演变成为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的一个缩影。累积式激进指的是，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之后，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灭犹的纳粹“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不少历史学家作出的也是这样的解释。

《奥斯维辛》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用揭示累积激进的过程来纠正一个历史解释的常见错误。里斯指出，“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犹太人隔离区也是一样，它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先导，但是，里斯同样也指出，“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

里斯详细叙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波兰犹太人隔离区，都是为了说明，纳粹一开始并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更不用说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了，大屠杀本身也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结果。里斯指出，即使是纳粹的首脑人物——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他们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但是，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从解决因德意志人迁移而造成的住房短缺，到战时的粮食短缺——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这种“累积式激进”是纳粹极权制度的暴力统治逻辑所无法避免的，也只有在这个制度中才会如此迅速地加剧和恶化，奥斯维辛就是纳粹制度的一个产物。

奥斯维辛是纳粹集中营的缩影，那么什么是“集中营”呢？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一书里对集中营（camp，中译作“收容所”）的存在做了本质的分析。他指出，收容所中所发生的事件超出了关于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个例外的空间，它被置于监狱法以及刑法的权限范围之外，是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领地。收容所与这些法律无关，“达豪以及后来很快增设的其他收容所（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利希滕贝格）实际上一直在运作……这类收容所已经在德国成为了永久现实”。[4]在这样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经被剥夺了所有政治身份，并被完全还原为赤裸生命”，他们也因此成为“牲人”，“人类被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征，以至于达到对他们做任何行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5]

集中营并不是纳粹的发明，但是集中营在“累积式激进”过程中变成死亡营和灭绝营，却是史无前例的纳粹邪恶罪行。阿甘本指出，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到底是1896年古巴的西班牙人为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而创设的campos de concentraciones， 还是20世纪英国人用于集中管理南非布尔人的concentration camps，才应该被确认为最初出现的集中营。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两个事实都是“与殖民战争相联系的例外状态向平民人口的扩展”。换言之，“收容所既非诞生于普通法律，也非……监狱法的某种改造和发展产物；毋宁说，它们诞生于例外状态和军事管制。这在纳粹集中营（Lager）的例子中表现的甚至更为明显……法律制度能出于使国家安全免于威胁的目的，对个人进行‘拘留’，所以纳粹法学家常常视此法律制度为预防性的管制制度”。[6]

纳粹统治时期，最早的达豪集中营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他们被视为对纳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犹太人还不是。当时的德国民众也为此而支持建立集中营。里斯指出，“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将集中营视为一种防卫性的，正当的例外措施。正如里斯指出的那样，他们所不清楚的是这样的集中营可能多么暴力和残酷，“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尽管肉体虐待已经十分残酷和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这是为了彻底摧毁反纳粹人士的抵抗意志。

当犹太人被关入集中营的时候，纳粹也以犹太人威胁德国国家安全为借口，这使得例外状态成为纳粹迫害的常态。对此阿甘本说：“阿伦特曾经指出，收容所暴露出来的是支撑着极权主义统治，而常识又顽固地拒绝承认的一条原则，也就是说，是那条使一切都成可能的原则……仅此一条原因，就使得在收容所里一切都能真的成为可能。如果不理解收容所（的本质）……那么收容所中发生的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永远是难以理解的了。”[7]《奥斯维辛》中党卫队看守和“卡波”对犹太人的酷刑残害会让读者毛骨悚然，难以置信——人怎么能这样残害他人。如果不是因为里斯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证据，读者一定难以想象，怎么短短的几个月间奥斯维辛就能从一个集中营累积激进为一个死亡营，而在那里执行杀戮任务的看守们又是如何在心理上迅速适应这一剧烈转变的。《奥斯维辛》一书中讲述得最多的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那位党卫队中的模范和奥斯维辛的指挥官——本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家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集中营里却如魔鬼般冷酷和残忍。这样的人格分裂也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里斯指出：“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集中营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的非人化境地。

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非人境地里，囚犯变成了阿甘本所说的“牲人”，而看守则变成了“兽人”。极权统治把人要么变成牲口，要么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这就是制度性的去人性，它逼着人变成动物，而集中营更是一个浓缩的牲人和兽人世界。这个地方浓缩了阿伦特所说的“恶”——那种人不再是人，人不被当人的“恶”。阿伦特在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8]1945年，随着纳粹集中营被解放，大量发生在那里的恐怖事件开始被披露，阿伦特的强烈反应是，“恶的问题将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问题”。[9]当有人问她对灭绝营的看法时（她第一次听说是在1942年），她说，就像打开了一道深渊，“对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任何人都不能”。[10]

对此，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写道：“阿伦特感到，集中营所发生的事件是最极端的，最根本的恶的形式。‘奥斯维辛’变成了集中体现这场浩劫的名词，并变成了20世纪爆发的其他恶的象征。我们还可以谈到柬埔寨、乌干达、波斯尼亚——这些名称和地点是如此不同，但所呈现的都是可怕的事件，我们将尽全力去理解这些事件，但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11]也就是说，无论这样的事件如何被某些人说成具有“正当”“合理”的原因，我们都永远不能原谅和宽恕这样的事件。对这样的事件，我们必须在道义上永远关闭所谓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正当性”的大门。

20世纪之后，恶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神学的概念，也不只是撒旦的别名，而是现实生活中一种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残害性暴力。我们所遭遇到的恶和我们对恶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戴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在《撒旦之死》一书里就此写道：“我们的文化在恶的可见性与可以获得的对付它的知识资源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恐怖的景象从来不曾如此广泛地散播，也从来不曾如此骇人听闻——从组织化的死亡集中营，到儿童在饥荒中饿死，而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12]20世纪，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大规模人道灾难，千百万无辜者死于非命，恶造成的罪孽从未如此之多，但我们对恶的反应和认知却长期停滞不前。

恶普遍存在于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制度中，大屠杀只不过是极权之恶的一个显例而已。极权之恶不只是少数虐待狂和疯子的事，而且更与众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普通人都有关联，对此里斯警告道，不要忽视了纳粹统治环境对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的人性改变效应，正是这种环境效应生产了无数心甘情愿跟随希特勒作恶的普通纳粹，他们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无悔意。

二、对大屠杀的历史学解释

里斯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奥斯维辛》是一部历史研究著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有两个着重点，一个是发掘“史实”材料，一个提出“论述”观点，前一个着重于历史局部和细节，后一个着重于对整体特征和格局的把握。《奥斯维辛》提供许多档案资料和第一手访谈材料，其“史实”价值自不待言。它用这些历史细节对大屠杀所做的历史整体阐述也许更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当今我国学界尚缺乏对纳粹德国史研究新发展和新成果的翻译和整体介绍，《奥斯维辛》正好可以成为一个切入点，以期引发学界和读者对纳粹德国更大的兴趣和更周全的认识，并思考这些新方法和新观点对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可能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史学界有不少关于犹太人大屠杀肇端的辩论，并由此涉及纳粹德国（第三帝国） 的统治制度、政策、权力运作等相关问题，历史学家们不同的整体论述观点形成了“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又称“结构主义”）和“蓄意主义”（intentionalism）的分歧。分歧集中于两个基本问题上：第一， 究竟希特勒有没有大举屠杀犹太人的整体蓝图？ 蓄意主义认为他有计划，功能主义则认为没有。第二， 犹太人大屠杀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还是德国纳粹官僚的创造发明？蓄意主义认为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功能主义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具体负责的纳粹先是领会上意，然后为了效忠输诚、邀功争宠而不择手段、走火入魔。里斯的观点是功能主义的，但同时又有所修正。这清楚地反映在他对“累积式激进”观点的运用上，在本书“序言”结尾处他只是提到了这个观点，而没有加以强调和引申（在与PBS的访谈中也是这样），是有原因的。

“累积式激进”由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首先提出，标志着纳粹德国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在这之前，对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思想和文化因素来分析纳粹的极权统治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德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激进民族主义、反犹渊源，并将纳粹的政策归因于希特勒的世界观和对德国人有吸引力的纳粹意识形态（我国学界的这方面研究至今仍然是这个路数）。新的历史研究视野更关注的是纳粹制度中社会的力量、因素和条件的作用，以及普通民众的参与所给予纳粹统治的多种多样的支持——沉默、顺从、妥协，合作、积极配合、出谋划策。从新的历史研究角度来看，纳粹体制并非一部一丝不苟地贯彻元首意志的精密有效机器，而是一个政出多门、相互制肘、自我内耗的政权。纳粹政权依靠国家的一些支柱部门（武装部队、党、公务员、党卫军、工业界）的随机应变和自我运作能力。因此，社会中普通民众的自洽和自我调节也就成为纳粹政权存在的重要条件。纳粹统治所依靠的远远不只是负面的恐惧、暴力、威胁，而且更是正面的普通人配合和协助机制。蒙森的“累积式激进”观点另一部分是主张希特勒是一个“弱独裁者”（Weak Dictator）。蒙森认为大屠杀和“最终解决”是“累积激进”的结果，而不是希特勒一人的长期规划。希特勒确实狂热反犹，但大屠杀并不能用希特勒本人的决定和命令来解释。事实上，从1939年开战之后，希特勒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他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详细过问具体的要务，他是统帅，但统帅的却是一个组织分散、内斗激烈的统治集团。这也是导致纳粹自我毁灭和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13]

在大屠杀问题上，新的历史研究发现，最终解决方案的产生原因难以证明是来自希特勒的最高命令，因为即使在私密小圈子里，希特勒本人也从未提过“最终解决”这个说法，至今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文字或口头命令记录。希特勒确实于1941年发布过“政委法令”（Kommissarbefehl），命令枪毙俘虏中所有“彻底布尔什维克化或积极代表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人员”。这个命令可以说是最后导致了大屠杀，但它毕竟不是大屠杀的一部分。希特勒只是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起源”，为实现他的“乌托邦”而竞相效力的是纳粹党徒。正是这些普通的纳粹分子计划和实行了一系列的屠杀行动，他们揣摩上意、邀功争宠，自作主张，对犹太人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越来越激进和极端，这才有了全面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这时候的德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元首缺席的元首国”。[14]

里斯在《奥斯维辛》中清楚地展现了大屠杀的“累积式激进”过程，他强调的是普通纳粹在大屠杀中积极发挥的“创造力”和“自主主张”。但是，里斯并没有接受蒙森关于希特勒是“弱独裁者”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奥斯维辛》与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 享誉学界的《希特勒传》是颇为一致的。

1941年，希特勒下达“政委法令”，这在普通德国人看来是合理的事情，因为他们把共产党和犹太人看成同一回事，正如一位被采访的前纳粹分子所说，“马克思不就是犹太人吗？”“政委”也就是苏联“党内或政府内的犹太人”。也许当时谁也无法预料，“政委法令”后来成为大屠杀“累积式激进”的开端。一开始，处死的对象是犹太成年男子。但是，在纳粹国家里，命令都是最低限度必须执行的任务。所以有的执行单位就这样看待这道命令，“好吧，……不管看到什么犹太男子，全都杀掉，这样就不必操心他是不是共产党了”。这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心态是“人之常情”，许多别的国家里发生的屠杀事件（肃反、镇反、清查和消灭阶级敌人）也都曾经如此。里斯指出，纳粹累积激进的大屠杀就是从开始有章程、有命令，发展到后来没章程、没命令，但却照样能自我激化和自我发明。由于处死成年犹太男子，纳粹碰到一个新问题，杀了一家生活的来源，那女人和孩子怎么办？1941年夏，他们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决定：把女人和儿童也都杀掉。里斯认为，“希姆莱做了这个决定，我想是得到希特勒首肯的，通过特别行动队向下扩散”。[15]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变得更加邪恶，因为纳粹有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近距离用枪射杀妇女和儿童，这种残酷行径对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纳粹杀手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奥斯维辛》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目睹屠杀过程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巴赫-泽勒维斯基对希姆莱说：‘这还只是区区一百人……看看这个分队士兵的眼睛，有多惊恐！这些人下半辈子都完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追随者？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野蛮人！’后来，巴赫-泽勒维斯基自己也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眼前一再出现他所参与的行刑场景‘幻象’。”因为“受到这些抗议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响，希姆莱下令开辟一种新的屠杀方法，以减少部下的心理问题”。于是，几个星期后，一些下层的纳粹分子，他们是学科学的知识分子，便出来献计献策，提出了富有创意的杀人主意——用毒气进行工业化的大规模屠杀，这就把种族灭绝的杀戮之恶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

里斯对知识分子参与纳粹邪恶表示了极度的愤怒和鄙视，因为他们本是“绝顶聪明的人”，这些坐在（1942年1月20日于柏林郊外举行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讨论解决犹太人的“最终方案”）会议桌前的许多人都拥有博士学位，不少还是法学博士，“许多负责特别行动队的都不是没有头脑的恶棍，有一位拥有两个博士头衔，非要别人称呼他 “博士-博士”（Reinhard Heydrich）……这些很有文化的人士，他们以异乎寻常的平静和冷静来做杀人的决定……简直太容易把他们当作神智失常者或疯子，但是，令人恐惧的是，他们并不是疯子。当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倘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人在当时会把（屠杀无辜）视为正确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防止未来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16]

在大屠杀研究中，里斯把目光更多地放在普通纳粹的创造性和尽心尽力的作恶行为上。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意蒙森的“累积型激进”论，但是，在希特勒是否为“弱独裁者”的问题上，他持与蒙森不同的看法。里斯对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该承担怎样的罪责提出更明确的政治定罪和道德谴责，为此他提供了多种新发现的档案证据，包括希姆莱完整的工作日志。他的结论是，“希特勒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决定最终导致犹太人的灭绝”，“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希特勒写下的文字，可以证明‘最终解决’是他直接下令执行的，但上述证据让人们不仅有理由怀疑，甚至确定，那年（1941年）12月，希特勒正积极煽动和引导更激进的反犹行动。他亲自下令将帝国犹太人遣送东部，就算没有美国参战所产生的催化作用，这次驱逐最终仍可能通向死亡。12月5日，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城下向德军发起反攻，希特勒的愤怒和沮丧可能已经预示了拿犹太人发泄的倾向。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则将他明确引向谋杀。纳粹领导层不再假装他们仅仅是要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关进集中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他们现在要做的是‘灭绝’”。对希特勒的归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因为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只要发生了人道灾难，以“不知情”“不直接过问”“下面的人办坏了事”这类借口来为最高领导人开脱责任，都是不能接受的。

三、制度、人性、罪责

许多现有的大屠杀研究都广泛引述幸存者和受害人的证词，相比之下，加害者的证词要少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很难取得这类证词。《奥斯维辛》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成功之处即在于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加害者证词。是什么原因使得加害者愿意提供证词的呢？这首先需要研究者付出极大努力去说服他们，“我们通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长达数年的时间，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同意录像”。而且，还需要被说服者正好有想说的意愿，这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书中的那位前党卫军奥斯卡·格伦宁就是因为与一位否认大屠杀的集邮爱好者的争论才打破沉默的。

里斯承认，“促使他们最终说出一切的决定性因素究竟为何，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但在许多案例中，受访者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因此想把自己在那些重大历史时刻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来。此外，他们相信BBC不会歪曲他们的观点”。但是，里斯在访谈中说，还有一个“可怕”的原因，那就是这些加害者“希望人们了解他们当初为何做这样（残害别人）的事情，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当中有的要别人知道，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坏事”。[17]这就让对加害者的采访人处于一种道德困境之中，“我们提问的方式和我们所用的材料都清楚表明，我们在善与恶之间并不持中立的立场。另一方面，如果你采访某个人，他承认枪决过犹太人，而且表示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你问他，‘你为什么不后悔？’他说，‘因为我确实憎恨犹太人’，那么，你就会让观众看到一种完全是不同寻常的有深度的东西。他们可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有人看这个纪录片，这个有深度的东西还是在那里”。[18]这个有深度的东西就是人性的黑暗和复杂，以及生存情境能够如何对人性发生长期难以发觉的塑造和改变作用。

加害者的证词和有些加害者对自己所做所为的“无怨无悔”或“有限认错”（如奥斯卡·格伦宁）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关乎大屠杀的两个关键问题——它们同样是《奥斯维辛》要回答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心安理得地残害或杀戮与自己无怨无仇的无辜者？第二个问题是，杀害的决定是由谁做出的？第一个是人性的问题，涉及人自身的善和恶。第二个则是政治责任和法律罪责的问题，涉及应该如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如果说，屠杀的决定是由极少数人——希特勒和他的核心人物——所做出，而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极少数人视为“没有人性”的恶魔和虐待狂。但是，如果杀人是许许多多普通人自己所决定的行为（虽然是因为处于某种外力的情景之中），而且事后并不后悔，那么，我们便不能轻易将这些数量众多的人全都排除在人类群体之外。他们的问题不是“非人性”，恰恰相反，这正是“人性”。里斯关注的显然是后一种情形， “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19]

参与作恶的普通人，对他们的道德审视需要我们超越对人性恶或人性善的简单信念或认知习惯，需要我们思考人性中的那些普遍的局限和阴暗面。二百多年前，人性的局限和阴暗已经使不少启蒙时代的思想者们忧心忡忡，也让他们把政府与人性结合在了一起。“政府本身又是什么，”麦迪逊问，“不正是人性的集大成者？” [20]在美国之父们的远见中，民主，就是要设计成对人性弱点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滥用权力的制约。对人性的认知，可能是美国革命与法国美国之间最大的不同，后者有着浪漫的情怀，坚信自己即将摆脱人性的局限，把人变成“新人”。1794年，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恐怖统治”的总设计师，这样写道：“法国人民似乎已经超越世界上其他人类2000年；身居其间，你很想将他们看作另外一个物种。”[21]

对人性的理解存在着两种极端看法：“悲剧观”（导致对人性的缺陷逆来顺受和无条件接受）和“乌托邦观”（拒绝承认人性自身中存在恒久的弱点，否认对待人性弱点只能靠遏制而不能靠改造）。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认为，“根据现代科学，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表明，处理政治问题中的人性远比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更复杂和深奥。人的头脑不是白板，没有一种人道的政治制度应该允许蔑视领导人或者重塑公民。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人性中还有一个具有递归、开放性和组合能力的系统进行推理，因此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启蒙人道主义的引擎——理性主义，永远也不会被特定时代下人们推理中出现的缺陷和错误所击败。理性总是能够退后一步，记录缺陷，修正规则，避免下一次再犯错误”。[22]

这恰恰是身处极权统治下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极权统治诱发、利用和加强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而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又在这样一种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了极权的制度之恶，不只是集中营里那些特别残暴的看守和“卡波”，身处这个制度中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完整的、未被残害的人性离开这个体制环境。极权体制是人类的批评理性光芒照不进去，也不被允许照进去的一片黑暗之地。

纳粹统治在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形成了一种对每个人的行为都发生毒化影响的环境，统治者全方位、彻底地控制这个环境——这就是极权主义。里斯指出“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书中人物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曾参加索比堡起义），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极权制度把人放置在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的两难选择中，不管有没有内疚，几乎没有人会选择让自己受害。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亚当·斯密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情感——都是奢侈而多余的，人性问题成为非常现实的生存可能和需要问题。1939年12月，伊尔玛·艾吉这个来自爱沙尼亚的17岁德意志女孩，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圣诞节前夕，一位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这套公寓就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艾吉一家意识到自己强占了别人的房子：“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德意志人是这样，波兰人也是这样，为了赚钱，约瑟芬和朋友们到比克瑙的焚尸场附近“淘金”。“他们翻动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个碗里，装上水以后从中找金子。‘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约瑟芬说，‘无论自己有没有亲人死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毕竟是人的骨头。没人乐意干这种事，可是贫穷逼着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波兰人扬·皮夫奇克承认他也曾在焚尸场附近搜寻贵重物品。“我记得我找到一颗金牙，一枚犹太硬币，还有一个金手镯。我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对不对？我不会再从人骨堆里刨东西，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的都该遭天谴。但那个时候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里斯关注的是人性，而不仅仅是德意志人的人性，这使得他叙述的故事也可以成为每个读者自己的故事。

里斯从幸存者和纳粹罪犯那些学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这样的结论可以被用来解释人在什么特殊环境会作怎样的恶——人在仇恨和暴力环境促成和加强的许多心理因素作用下（服从威权和命令、从众和害怕、将残害对象妖魔化和非人化、对自己恶行辩护与合理化），会诱发出“好人作恶”的行为结果，极少会有例外。

但是，同样的结论也可以被作恶者用作对自己主观意愿的推诿和脱罪之词。格伦宁有一次与父亲及岳父母共进晚餐，“他们对奥斯维辛发表了一句特别愚蠢的评论”，暗示他是“潜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凶手”，气得格伦宁大声咆哮。他对采访者辩解道，他在奥斯维辛当看守，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是环境让他扮演了一个服从威权的角色。甚至连身为奥斯维辛最高指挥官的霍斯，也是用军人服从命令来为自己辩护。对此里斯问道：“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吗？在他被处决前刚刚写就的自传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他确实在自传里写道，他‘此时此刻’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因为它让德国成为全世界仇视的对象。”不只是霍斯，还有许多别的纳粹（如格伦宁），他们一辈子都坚持认为，灭犹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实施的具体方式”出了问题。

“服从命令”让许多对自己罪行没有悔意的纳粹不仅逃脱了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而且也逃脱了1947年和1963年第一和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的法律追究。奥斯维辛审判（也称“法兰克福审判”）更是被一些法学家视为受难者正义的失败。法兰克福审判的总检察官弗里兹·鲍尔（Fritz Bauer）虽然接受审判的结果，但多次对审判原则提出批评，他坚决要求揭露参与庞大奥斯维辛系统的所有纳粹，包括直接屠杀和为之提供各种辅助和支持的人。他说：“参与的人有几十万……他们执行最终解决计划，不仅仅是因为有人命令他们这么做，而且是出于他们自觉自愿接受的世界观。”[23]对纽伦堡审判，里斯写道：“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不仅如此，对纳粹罪行的定罪（不管最后是否予以法律惩罚）对评判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道灾难的参与者责任，也会是一个有用的先例参照。可惜纽伦堡审判和奥斯维辛审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里斯说——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1] “Hearts of Darkness”. http://www.smh.com.au/news/tv--radio/hearts-of-darkness/2005/09/24/1126982268912.html .

[2]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http://www.pbs.org/auschwitz/about/.

[3]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 陈雅馨译，三联书店，2010年，第499页。

[4] 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0—51页。

[5] 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53页。

[6] 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49页。

[7]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52页。

[8] Hannah Arendt and Karl Jaspers,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eds. 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 trans. Robert and Rita Kimb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p. 166.

[9] Hannah Arendt, “Nightmare and Flight.” In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Ed. Jerome Koh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94, p. 134.

[10] Hannah Arendt, “‘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p. 14.

[11] 理查德·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页。

[12] Andrew Delbanco, The Death of Sat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p. 3.

[13] Hans Mommsen,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Self-Destruction of the Nazi Regime.” In Neil Gregor, ed., Naz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ns Mommsen,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Self-destruction as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the Nazi Dictatorship.”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ee also, “Functionalism and the ‘Weak Dictator’ Thesis” http://www.liquisearch.com/hans_mommsen/biography/functionalism_and_the_weak_dictator_thesis.

[14]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8, p. 420.

[15]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6]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7]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8]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9] James Madison, “Government and Human Nature: Federalist Papers No. 51.” In C.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322.

[20] James Madison, “Government and Human Nature: Federalist Papers No. 51.” In C.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322.

[21] “French People as a Different Species.” Quoted in D. A. Bell, 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7, p. 77.

[22]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第223页。

[23] Robert Fulford, “How the Auschwitz Trial Failed .” The National Post, 4 June 2005. 参见，徐贲《奥斯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收入《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20—132页。

献给110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他们死于奥斯维辛。

序言

这本书包含很多令人心情沉重的内容，但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奥斯维辛的真实历史仍一知半解[1]；另一方面，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

我围绕纳粹题材进行文字和电视节目创作已有十五年时间，这本书力图在这些年的积累之上，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这个场所就是奥斯维辛。不同于反犹主义，奥斯维辛有确定的开始日期（第一批波兰囚犯到达，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种族屠杀，奥斯维辛有确定的结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奥斯维辛那段复杂的历史从许多方面反映出纳粹种族和民族政策的复杂性。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尽管它后来成为奥斯维辛的主题。奥斯维辛营地的结构和设施一直在变，而这些变化常常与德国人在各个战场上的战况密切相关。奥斯维辛，通过其毁灭性的动态发展，成为纳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有形体现。

对奥斯维辛的研究，不仅是让我们更深刻地洞悉纳粹，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历史最极端的情况下，人类会做出什么。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这本书的写作离不开一些特别的调研，也就是对近百名集中营幸存者和纳粹行凶者的访谈。此外，我也参考了此前为另外几个关于第三帝国的节目所进行的数百场访谈，其中不少受访对象曾是纳粹党员。[2]与幸存者和行凶者的会面和对谈让我们收获颇多，他们提供了单凭文字材料很难获得的更深入的观点。尽管自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感兴趣，但真正的深入研究源于1990年与一位前纳粹党员的谈话。当时为了编写和制作一部关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影片，我访问了威尔弗雷德·冯·奥芬（Wilfred von Oven），他是戈培尔的专属秘书，是这位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的得力助手。在正式访谈结束后，我们喝着茶，我问这个头脑聪明而又极富魅力的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你在第三帝国的经历，你会选哪个词？”冯·奥芬先生思考着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他会提及这个政权犯下的恐怖罪行——对这些罪行他供认不讳——以及纳粹主义对世界造成的伤害。“这个嘛，”他最后说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我在第三帝国的经历，我会说——天堂。”

“天堂”？在我读过的历史书里，没有任何一本是这么形容纳粹时期的。这个词也不像是出自这位坐在我面前、优雅且通情达理的男人之口。说起来，他的言谈举止根本就不像个纳粹党员。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词？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可能这样评价第三帝国？而20世纪的德国人又为何犯下这样的罪行？他们毕竟是欧洲文化的核心、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民族。多年前的那个午后，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

在我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历史的两次偶然帮了大忙。第一，那些曾是纳粹一分子的受访者，在我向他们提问的时候，恰好处在即使公开表达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人生阶段。早上十五年，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什么也不会透漏。而今天，包括迷人的冯·奥芬先生在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过世。

我们通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长达数年的时间，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同意录像。促使他们最终说出一切的决定性因素为何，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但在许多案例中，受访者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因此想把自己在那些重大历史时刻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来。此外，他们相信BBC不会歪曲他们的观点。对此我会说，只有BBC才能提供必要的支持，帮我们完成这项事业。这些调研旷日持久，只有一个公共广播电台才能做出这样的承诺。

第二个机缘在于，这项研究恰巧赶上了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剧变。突然之间，我们能接触到的不仅有调研所需的档案，还有人。我曾在1989年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进行拍摄，那时谈及国家历史，人们基本只能喊喊政治口号。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压抑已久的回忆和观点，一时之间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在波罗的海诸国，我听到人们回忆他们如何将纳粹视为解放者而夹道欢迎；在卡尔梅克人[3]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斯大林对整个民族进行报复性驱逐的一手资料；在西伯利亚，我遇见了两度陷于囹圄的老兵们——一次拜希特勒所赐，另一次则是苏联；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偶遇一位女士，她曾参与了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游击战，回首过去，她认为，红军更为可怕，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倾塌，所有这些深埋的过去将随着当事人的离世，最终从这个世界被抹去。

更可怕的，是反犹主义。当我辗转行走于这些才获得独立的国家——从立陶宛到乌克兰，从塞尔维亚到白俄罗斯，我以为人们会告诉我，他们有多痛恨苏联共产主义——这才是他们该有的情绪。而恨犹太人？简直荒唐可笑，特别是没有几个犹太人还住在那儿。看来，希特勒和纳粹的工作相当“成功”。然而，波罗的海的一位老人在1941年曾帮助纳粹射杀犹太人，而六十年后他仍认为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甚至一些曾反对纳粹的人也持有狂热的反犹主义观点。我仍记得一位乌克兰老兵在一次午餐时向我提出的问题。他曾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和苏军浴血奋战，并因此遭到迫害。他问我：“我听说纽约有个由各国犹太金融家组成的秘密团体，他们打算干掉所有非犹太人政府。你怎么看？”我愣住了。每逢意料之外且毫不掩饰的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我总会陷入震惊。“我怎么看？”我最终答道，“我觉得那纯粹是胡扯。”这个老兵抿了一口伏特加。“是么，”他说，“你是这么想的啊。有意思……”

最令我震惊的是，持有这种反犹主义观点的不仅限于老一辈人。我还记得立陶宛航空柜台的那位女士。她得知我们正在拍摄的影片主题后说：“你们对犹太人感兴趣是不是？记住一点就行了：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同样在立陶宛，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军官带我参观了位于考纳斯（Kaunas）的一个军事要塞，1941年，一大批犹太人在这里惨遭屠杀。他对我说：“知道吗，你漏了更重要的内容，该讲的不是我们对犹太人做了什么，而是犹太人对我们做了什么。”我并不是说在我去过的东欧国家中，所有人都持这种态度，认同这些观点的人甚至都不占多数，然而，这种公然的歧视实在令人不安。

所有认为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与当下无关的人，都应该记住前面写到的一切。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纳粹上台前，德国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独一无二的灭绝倾向”（“uniquely exterminatory”，引自时下最流行的专业术语），否则在20世纪20年代，怎么会有大批犹太人从反犹的东欧逃亡到德国寻求庇护呢？

然而，纳粹分子与其他许多极权主义国家的行凶者确实有不同之处，这正是我完成了关于二战的三个独立项目后得出的结论。这三个项目各包括一本书及一部电视剧：第一个是《纳粹：历史的警示》（Nazis: The Warning from History）；之后是《世纪之战》（War of the Century），讲述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的战争；最后一个是《东方恐怖》（Horror in the East），力图揭示20世纪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参与这些项目的经历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我所知，我算是唯一一个与来自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大量战犯都会过面并进行过访谈的人。基于此，我确信我遇见的纳粹战犯与其他战犯有所不同。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恐惧感弥漫着整个社会，而希特勒的德国直到战争最后阶段才发展到这种程度。一位前苏联空军军官曾向我描述过20世纪30年代的公开会议，那时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他的话我至今难忘。人人都可能在夜半时分被敲门声惊醒。无论表现得多么顺从，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旦你被扔在聚光灯下，你做什么、说什么或想什么全都是徒劳。但在纳粹德国，除非身为某个遭受威胁群体中的一员，也就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吉卜赛人、同性恋、“不愿工作者”（work-shy），或任何反对现有政权的人，德国人基本可以过着无需忧惧的生活。近期所有学术研究都强调，盖世太保主要是依靠民众的告发来执行任务的。[4]这个结论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大部分德国人直到德国快要输掉战争之前，都感到安全和幸福；如果有一场自由和公开的选举，他们一定会投票给希特勒让他继续执政。相比之下，在苏联，即使是斯大林最亲近、最忠诚的同僚都无法睡上一个安稳觉。

因此，那些遵从斯大林的指示犯下罪行的人，常常干着迫害他人的事，却不知为何要这样做。例如，我遇到的一个前苏联秘密警察曾把卡尔梅克人五花大绑扔上火车，把他们驱逐到西伯利亚，但他至今不知道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被问及为什么参与这项行动时，他给出的答案我们并不陌生：这只是“执行命令”。讽刺的是，大家普遍认为这是纳粹分子最爱用的借口。这名秘密警察之所以手染鲜血，只因他被要求这样做，只因他知道如果做不到便会被枪毙，而且他相信领袖做出这样的决定自有他的理由。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苏联解体后，他能够轻松地忘记过去，让生活继续。当然，历史上不乏斯大林这样的人物。

我还见过一些日本战犯，他们曾犯下现代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中国，日本士兵剖开孕妇的肚皮，将刺刀刺向她们腹中的胎儿；他们将农民捆起来当练习刺杀的活靶。日本人对成千上万无辜百姓的凌虐，毫不逊于盖世太保最残忍的行为，而日本人的致命医学实验远远早于门格勒[5]在奥斯维辛所做的研究。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些人具有某些“常人无法理解”的特质，但经过调查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中长大，接受过最严酷的军事训练，自孩童时代起就一直被灌输崇拜天皇的思想（天皇也是军队最高统帅）。准宗教性本是人之常情，而日本文化在历史上又不断强化着这种倾向。我见过的一名日本老兵就很典型，他提到，当自己被命令参与对中国妇女的轮奸时，重点不在于性行为本身，而是他终于被同伴们认可接纳，要知道，他们此前可是尽情地欺侮他。与我遇到的那位苏联秘密警察一样，这些日本老兵几乎毫无例外地会用外部原因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就是政权本身。

然而，很多纳粹战犯却不同。书中一位名叫汉斯·弗里德里希的受访者，他的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些纳粹分子的想法。弗里德里希曾是帝国东部一支党卫军部队的成员，他承认自己亲手射杀过犹太人。直到纳粹政权倒台多年后的今天，他仍不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他完全可以用“执行命令”或“被政治宣传洗脑”来为自己辩护，但他内心的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拒绝使用这些借口。当年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枪毙犹太人是正确的，现在也毫不掩饰地表示这一信念从未改变。这无疑是一种可憎的立场，但同时也发人深思。当代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人并非个例。在奥斯维辛，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哪个党卫队士兵因拒绝参与屠杀而遭到处罚，却有大量资料表明，在党卫队领导眼中，营地里真正的违规问题是偷盗行为。也就是说，这显得在屠杀犹太人一事上，普通士兵与领导者是意见一致的，只不过对希姆莱不允许个人从中获利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一旦被发现手脚不干净，他们面临的处罚可能颇为严厉——几乎可以肯定，那要比他们拒绝积极参与屠杀所受的处罚还要重。

与效忠斯大林和裕仁天皇的战犯相比，纳粹行凶者对他们的个人行为负有更大的责任。这份结论不仅基于访谈，也是经过一系列档案研究，以及与相关学者探讨之后所得出的。[6]当然，这只是一个概论，这三个极权政体各自都有非典型的个体，而且彼此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在进行政治宣传时，都自上而下地将某种意识形态强加于民众。但作为概括它是站得住脚的；考虑到党卫队接受的严格训练，以及“德国士兵只会机械服从”这一刻板印象，它也能激发人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纳粹行凶者对他们的个人行为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他们不仅促成了奥斯维辛的发展，也促成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在我过去十五年所遇到的纳粹行凶者当中，有如此多的人将他们的罪行归结于内因（“我觉得应该这样做”）而不是外因（“我被命令这样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一个不难想到的解释是，纳粹分子精心利用了一些既存观念，早在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人出现以前，反犹主义思想就已经见诸德国社会，许多人有失公允地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归罪于犹太人。实际上，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早期政治运动，与其他民族主义右翼党派不计其数的政治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希特勒的首创不是政治思想，而是领导权。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席卷德国，数百万德国人自愿投靠纳粹党，以求解救国家之道。1932年大选，投票支持纳粹的人没有一个是被迫的，纳粹在完全符合当时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取得政权。

另一方面，纳粹主义的整体信念被如此多的纳粹分子内化于心，这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工作密不可分。[7]戈培尔大概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家，人们常以为他不过是个粗浅的好辩者，以《永远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而臭名昭著——这部纳粹宣传电影将犹太人与老鼠的镜头交叉剪辑。但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工作要精致得多，也隐蔽得多。只有希特勒才热衷于像《永远的犹太人》这种憎恶分明的电影，而戈培尔本人并不喜欢这种小儿科的方式，他更欣赏《犹太人苏斯》（Jud Süß），这部影片不动声色地表现了犹太人如何糟蹋一个美丽的“雅利安”女孩。戈培尔所主持的受众分析（他对这一研究极其痴迷）证明他是对的：更受观众喜爱的宣传电影，用他的话来说，是那些“煽动于无形之间”的影片。

戈培尔坚信，强化观众已有的偏见永远胜过试图扭转他们的思想。当迫于形势需要，不得不尝试改变德国人的看法时，戈培尔的策略是“像护航队一样前行——永远与最慢的船舰保持一致”。[8]他采取不同的隐蔽手段，反复重申他希望受众接受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他很少直白地表达思想，而是通过图像的展示和故事的讲述，引导德国民众得出他想要的结论，并让他们以为这些结论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并不经常违背人民大众的意愿，强制推行他的政治政策，这一点深得戈培尔赞许。纳粹无疑是个激进的政权，但它更看重民众的共识，而它最需要的行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自下而上的主动合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屠杀犹太问题上，纳粹党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谨慎。虽然仇视犹太人是希特勒的一个核心思想，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中并没有公开推行这一政策。他从未掩饰过自己的反犹主义倾向，但他和其他纳粹高层有意强调了其他政策，例如他们希望“纠正”《凡尔赛条约》，让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重建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希特勒当选总理不久，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暴力源源不断地出现，纳粹冲锋队员精心利用这些事件，推波助澜，使其发展到更大规模。这期间还出现了对犹太人商店的联合抵制（它得到戈培尔这位热情的反犹主义者的支持），但抵制运动只持续了一天时间。纳粹领导人对国内外的社会舆论都格外关注，尤其不希望他们的反犹主义态度使德国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国家。此后的两次反犹高潮，标志着战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两个重要历史时刻：一是1936年《纽伦堡法案》的实施，它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另一个是1938年的“水晶之夜”，这一晚犹太会堂遭到焚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逮捕。但总体看来，纳粹推行反犹政策的步伐是平缓而渐进的，20世纪30年代，许多犹太人仍试图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生活。纳粹的反犹宣传按照戈培尔所谓的“护航队最慢船舰的速度”进行（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这样的极端狂热分子和他的激进反犹刊物《先锋报》[Der Stürmer]是个例外），那两部公开反犹的电影《永远的犹太人》和《犹太人苏斯》，都是战争爆发以后才上映的。

逐步升级的反犹行动，这种观点与一般人的看法相悖。通常认为，纳粹在某个特殊时刻，做出了“最终解决”和建造奥斯维辛毒气室这样的重大历史决定。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分析这段历史远非这么简单。在距焚尸炉仅数米远的地方修建轨道，通过火车把一个个犹太家庭载向死亡，这种复杂的屠杀手段经过数年的精心设计才成熟。纳粹政权实践了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的著名概念：“累积式激进主义”（cumulative radicalisation）[9]，也就是说，每一个决定通常会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1941年夏发生在罗兹（Łódź）犹太人隔离区的食物危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明历史事件如何相互影响，最终促成灾难。这一危机使得一位纳粹官员提出：“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或许还算人道。”[10]因此，灭绝犹太人的方案出于“人道主义”被提上日程。不要忘了，恰恰是此前纳粹领导层制定的政策，才造成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食物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可以不为他犯下的罪行负责——无疑他逃脱不了责任，而且，比起简单地在某天召集下属，强迫他们执行命令，希特勒的做法更加阴险。所有纳粹将领都知道，他们的元首在制定政策时最看重的一点便是：激进。希特勒曾经说过，他希望他的军官都能像“被皮带紧紧拴住的狗”一样（可惜他的军官常常辜负这种期望）。他对激进的狂热，加上他喜欢任命两个人完成大致相同的任务、从而在纳粹领导层中间激起激烈竞争的做法，导致这一政治和行政体系中充满斗志，同时具有高度的内在不稳定性。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有多痛恨犹太人，所有人都听过他1939年在德国国会大厦进行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他预言如果欧洲的犹太人“引发”一场世界大战，那么他们将面临被“灭绝”的命运。因此，纳粹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对待犹太人他们该提出什么样的政策，那就是越激进的越好。

二战期间，希特勒绝大部分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一件事上：努力赢得战争。他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时间远远少于制定复杂的军事策略。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或许可以体现在他向但泽（Danzig）、西普鲁士（West Prussia）和瓦尔特（Warthegau）三个地区的大区长官（Gauleiter）下达的指示中。他告诉他们希望这些地区日耳曼化，并说只要他们完成这个任务，他保证“不过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不难想象，1941年12月希特勒以同样的口吻对希姆莱说，他希望犹太人“灭绝”，且“不过问”希姆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我们无法确知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否真的如此，因为战争时期希特勒一直谨慎地通过希姆莱这个中间人来执行“最终解决”。希特勒十分清楚纳粹将要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因此不希望留下任何记录，证明自己与这些罪行有关。然而，证据无处不在，比如希特勒公开发表的仇视言论，还比如每当希姆莱与希特勒在其位于东普鲁士的总指挥部会面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谋杀便会愈发激进。

我很难准确地描述，纳粹领导层对效忠于一个敢于追求宏大梦想的人有多么兴奋：希特勒的梦想是在几周之内击败法国，而一战期间德国曾与法国周旋了数年时间。这个梦想希特勒实现了。他还梦想着战胜苏联，在1941年夏秋之际，看形势他几乎一定会赢。他也梦想着消灭犹太人，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容易完成的一件任务。

希特勒的目标都十分宏远，同时从本质上来说，它们也都是破坏性的，而“最终解决”是最具毁灭性的构想。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有两位纳粹人士分别承认大规模屠杀不符合他们所认同的“文明”价值观，但后来他们却成为制定和执行“最终解决”策略的关键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写道：“‘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本质上来说非常不德国’。”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也表示过：“生物灭绝对德国这样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是很不体面的行为。”[11]但在之后的十八个月内，“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却一步步地变成他们拥护的政策。

追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何逐步决定建造奥斯维辛并执行“最终解决”，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不断变化、激进且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在这过程中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计划，也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提出、最终得到批准的方案。没有哪个纳粹分子是遭到威胁被迫进行屠杀的。不，这是一项由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经营的事业，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不仅参与而且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以解决如何杀戮人类同胞、如何处理他们尸体的问题——因为杀害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审视纳粹和纳粹的迫害对象如何走上各自命运的历程，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人的境况。而我们所看到的大多并非善事。在这段历史中，苦难从未得到补偿。尽管在极少数情况下，个别高尚之士做出了正义的选择，但大多数人的做法为人所不齿。我们无法不同意埃尔泽·巴克（她八岁时就被送往奥斯维辛）的结论：“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如果说还有一线希望，它来自家庭赋予人们的坚持下去的力量。一些被送往集中营的人之所以敢于做出英勇的举动，为的是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

然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12]

我从幸存者（老实说，还有纳粹战犯）那里学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甚至一些不同寻常的人——比如阿道夫·希特勒，看似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对之前的处境做出回应。希特勒在一战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流浪汉，经过一战这场完全不受他掌控的世界性冲突，他才转变成我们所熟悉、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所有相关领域我认识的专家学者，无一不认为若没有一战的经历，以及德国战败带给希特勒的强烈痛苦，他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的风云人物。因此，我们的结论不是“没有一战，希特勒就当不上德国元首”，而是“没有一战，就没有人会变成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当然，希特勒自己决定了他会采取哪些行动（正因他的这些个人选择，后人对他的批评谴责毫不过分），但若没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也就没有后来的他。

这段历史还告诉我们，如果说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文化，反过来提升个体的道德。丹麦人救助犹太人，并在战争结束、犹太人返回时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欢迎，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丹麦文化尊重人权，这一广为接受的文化观念帮助绝大多数丹麦人做出了高尚的选择。但我们也不能对丹麦人抱有过于浪漫的想象，不受他们控制的情境因素同样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纳粹抓捕丹麦犹太人的时间（当时德国人明显已经快要输掉战争），以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逃跑相对容易，可以穿过比较狭窄的水域，逃到中立的瑞典）。此外，纳粹并没有尽全力驱逐这里的犹太人。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为防止再有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惨剧出现，一个方法是汇聚个体的力量，促使社会的文化观念抵制此类暴行。纳粹公开宣扬的达尔文主义思想，教导每个“雅利安”德国人说他们的人种更加优越，却显然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最后，不得不说，谈起这个话题，我们永远都无法回避那股强烈的悲伤。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最响亮的呼声来自那些我们无法访问的人，也就是110万名死在奥斯维辛的受害者。特别是20多万名儿童，他们幼小的生命在那里枯萎，被剥夺了长大成人、体验人生的机会。有一个场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关于“婴儿车队列”的描述：空空的婴儿车每五个排成一排，被推出奥斯维辛，朝火车站方向而去——它们都是从死去的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财产。目睹这一幕的囚犯说，他们用了足足一小时才走过这一队列。[13]

这些坐在婴儿车里被推进奥斯维辛，与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一同死去的孩子，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人。谨以此书纪念他们。

[1] BBC在2004年做了一个受众调查，考查人们对奥斯维辛了解多少、如何评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听说过集中营的人认为，集中营是为了灭绝犹太人而建的。

[2] 我有幸与我的制作团队一起完成了过去的这些项目，我对他们感激不尽。特别要感谢Tilman Remm，Detlef Siebert，Martina Balazova和Sally Ann Kleibal非常出色的研究。

[3] Kalmyks，蒙古卫拉特人的后裔，主要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里海西北沿岸、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境内（除特别标明，本文页下注均为译注）。—译注

[4] 特别值得一看的是Robert Galletely的著作《盖世太保和德国社会》（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1990）。

[5] Josef Mengele（1911—1979），奥斯维辛集中营臭名昭著的医生，负责对新来囚犯进行生死筛选，并利用犯人进行人体实验。

[6] 令我欣喜万分的是，阅读乔纳森·格洛佛（Jonathan Glover）的巨著《人性——一部二十世纪道德史》（Humanity :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imlico 2000）时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曾在进行文本研究后得到大体相同的结论。

[7] 参见本书作者另一本著作《推销政治》（Selling Politics, BBC Books 1992），该书详细剖析了戈培尔的做法。

[8] Laurence Rees，《推销政治》；尤其应注意对Wilfred von Oven的访谈。

[9] 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历史学家Martin Broszart提出。

[10] 见本书。

[11] 引自Götz Aly的著作《最终解决：纳粹人口政策与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 Hodder Arnold 1999）， 第3页。

[12] 见本书。

[13] 引自前纳粹囚犯Wanda Szaynok和Edward Blotnicki的证词，见Andrzej Strzelecki“对受害者财物的掠夺”（Plundering the Victims’ Property），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集中营历史的核心问题》（Auschwitz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第二卷，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2000年，第164页。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开端

1940年4月30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实现了一个宏大的抱负。时年39岁的他，为党卫队工作了六年之后，被任命为新帝国首批集中营的指挥官之一。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来到一个小镇就职。八个月前，这里还属于波兰西南部，现在它已归属德国上西里西亚地区。在波兰语中，这个小镇的名字是“Oświęcim”，而在德语里，它叫“Auschwitz”，即奥斯维辛。

尽管霍斯被提拔为指挥官，但他辖下的这个集中营其实尚不存在。它将由数个破败不堪、蛀蚀严重的前波兰军队营房改建而成，而霍斯需要亲自监督施工过程。这些营房位于小镇边缘地带，散布在一个驯马场四周，周围环境极其压抑。平坦的褐色土地位于索拉河和维斯瓦河之间，这里气候潮湿，不利于健康。

没有人在那一天能预见到，鲁道夫·霍斯当然也不例外，短短五年之内，这个集中营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集体屠杀的发生地。奥斯维辛的转变是由一系列决定促成的，讲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决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洞悉纳粹国家的运作。

诚然，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赫尔曼·戈林等纳粹领导人做出的决定，最终导致100多万人在奥斯维辛惨遭灭绝，但这一罪行得以实施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更多像霍斯这样的次级官员他们所持有的态度。没有霍斯对这块至今未在地图上标出之地的领导，没有他对规模如此巨大的屠杀行动的组织，奥斯维辛就永远不会发挥它后来所发挥的作用。

从外表看，鲁道夫·霍斯几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有着深色的头发。他不丑，也算不上特别英俊，美国律师惠特尼·哈里斯（Whitney Harris）曾在纽伦堡审判中盘问过霍斯，用他的话来说，霍斯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一家杂货店的店员”。[1]一些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波兰囚犯也同意这个描述，据他们回忆，霍斯话不多，很少情绪失控，是那种你每天走在街上都会碰到、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家伙。也就是说，霍斯与人们心目中面红耳赤、口沫横飞的党卫队恶魔形象相去甚远。然而这恰恰意味着，他是一个更可怕的人。

奥斯维辛火车站对面有家宾馆，在党卫队官员被安排搬进集中营内合适的住处之前，这里就是他们的落脚之处。霍斯在这里放下他的行李，同时也做好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民族事业的思想准备。与大多数忠诚的纳粹分子一样，德国过去25年来的历史形塑了霍斯的性格和信念，那也是这个国家最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霍斯1900年生于黑森林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严厉专制、强调服从，童年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一战期间参军，成为德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士官之一，后来的战败让他有种强烈的被出卖的感觉。20世纪20年代初，他加入了半军事组织自由兵团（Freikorps），在德国边境抵抗“共产主义威胁”。1923年，他因参与了右翼暴力政治运动被捕入狱。

许多纳粹分子都有着类似的人生轨迹，其中就包括阿道夫·希特勒。他也有一位专制的父亲[2]，也参加了一战（而且与霍斯一样，也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对那些在他看来导致德国战败的人，他同样怀有强烈的恨意。就在霍斯参与一起政治谋杀的同一年，希特勒试图通过啤酒馆暴动夺取政权。

对希特勒、霍斯和其他右翼民族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德国为什么战败，又为什么签署如此丧权辱国的和解协议。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他们自认为找到了答案：犹太人显然应该对此负责。他们指出，瓦尔特·拉特瑙这个犹太人出任了战后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此外，1919年春，一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成立，其领导层大多是犹太人，在他们看来，这证实了犹太人和人们所惧怕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系。

虽然大批忠诚的德国犹太人在战争中浴血奋战（且许多人牺牲），但这不重要；虽然成千上万德国犹太人既不是左翼分子也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也不重要。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毫不费力地就把德国的犹太人打成替罪羊，让他们为德国的困境负责。在此过程中，刚刚组建的纳粹党利用了德国人多年来的反犹情绪。从一开始其追随者就声称，他们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是出于无知的偏见，而是基于科学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要打击他们（指犹太人），是因为他们为各个族裔的人群带去了‘种族结核’（a racial tuberculosis of nations）”，这段话出现在1920年印制的最早那批纳粹宣传海报上，“我们确信，只有这些病菌被彻底消除，民族的复兴才能够实现”。[3]对犹太人的这种伪科学攻击对霍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声称自己对粗浅、暴力、近乎色情的反犹主义观点颇不以为然，后者正是另一位纳粹分子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在其刊物《先锋报》中所宣扬的观念。“《先锋报》的狂热给反犹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纳粹倒台后，霍斯在狱中这样写道。[4]在他看来，他自己的方法总是更冷静，也更“理性”。霍斯说他几乎从没与哪个犹太人发生过争执，对他来说问题在于“犹太人的国际阴谋集团”——他认为各国犹太人秘密地执掌大权，他们不顾国家立场为彼此提供帮助。在霍斯看来，这就是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原因，也是他必须摧毁的：“作为一名充满热情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我坚信我们的理念会逐步被接受，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犹太人霸权也将因此被摧毁。”[5]

霍斯在1928年获释后，又接受了另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者普遍持有的观念，即对土地的热爱，这点与反犹主义一样都是纳粹运动的特点。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憎恨，一个原因是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犹太人因他们的“柏油文化”[asphalt culture]而遭到鄙视），而“真正的”德国人永远不会丧失对自然的热爱。希姆莱本人学的是农业，奥斯维辛曾一度被用作农业研究基地，这些都并非偶然。

霍斯曾加入“阿塔曼那”（Artamans），这是当时在德国十分活跃的农业公社组织。在那里，他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并安顿下来，打算当一名农民。随后，改变他一生的时刻到了：1934年6月，希特勒的警察头子希姆莱邀请他放弃务农，做一名全职的党卫队队员。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党卫队（SS，全称Shutzstaffel）在成立之初本是元首的私人卫戍部队，现在，他们的众多职责又多了一项，即管理集中营。[6]希姆莱与霍斯相识已有一段时间，对他颇为赏识。霍斯是一名老党员，他在1922年11月就加入了纳粹党，党员编号是3240。

霍斯可以做出选择，没人强迫他，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是被强迫加入纳粹党卫队的。而他选择加入。他在自传中为这一决定给出了以下原因：“因为我有可能迅速升职并得到相应加薪，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迈出这一步。”[7]其实这不是全部真相。不难想象，在这部写于纳粹倒台后的自传中，霍斯省略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就是他当时的心情。1934年的霍斯，应感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个美好新世界的诞生。希特勒当权已有一年时间，纳粹党正在积极打压内部敌人，包括左翼政治家、不愿工作者、反社会人士和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不属于这几个危险群体的德国人对身边发生的变化持欢迎态度。曼弗雷德·冯·施罗德的感受非常有代表性，他是汉堡一位银行家的儿子，1933年加入纳粹党，他说：“周围一切都重新恢复了秩序，变得干净整洁。我有一种民族解放的感觉，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人们都说：‘这是场革命，虽然它是一场人们没有想到的、和平的革命，但毕竟是一场革命。’”[8]霍斯此时有机会参与这场革命，这是一场他在一战结束后就一直祈祷能够发生的革命。选择加入纳粹党卫队，意味着获得地位、特权、兴奋感以及一次影响新德国发展进程的机会。而选择当个农民，就意味着一生都是农民。霍斯做出这样的决定难道令人惊讶吗？因此，他接受了希姆莱的邀请，于1934年11月抵达位于巴伐利亚的达豪，以集中营守卫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党卫队生涯。

今天，人们对纳粹国家不同集中营的用途经常混淆，至少在美国和英国是这样。达豪这样的集中营（达豪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而声名狼藉的奥斯维辛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既是集中营又是灭绝营，这让许多人更加迷惑。只有弄清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才能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为何认为达豪等集中营的存在是合理的。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刚刚熬过了大萧条这场噩梦，并且自认为见证了民主没能拯救德国、反而让德国陷入低谷的历史。共产主义幽灵仍然存在。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选中，德国似乎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有相当数量的人投票支持共产党，另一方面，对曼弗雷德·冯·施罗德这些支持纳粹1933年“和平革命”的人来说，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可以证明集中营存在的必要性：“做个巴士底狱里关着的法国贵族可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不是吗？是有很多集中营，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说：‘哦，这是英国佬在南非为对付布尔人发明的。’”

1933年3月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虽然早在那时犹太人就已经开始遭到嘲讽、侮辱和痛打，但曾服务于前一个政权的左翼政治家对纳粹来说是更直接的威胁。[9]霍斯抵达达豪后，坚定地认为“国家真正的敌人必须严加看管”[10]，接下来在达豪度过的三年半时间对他的性格塑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集中营首任指挥官西奥多·艾克（Theodor Eicke）的精心设计下，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艾克将纳粹对其敌人的暴力和恨意融进了体系和秩序之中。达豪因身体虐待而出名，鞭笞和其他形式的殴打是家常便饭。囚犯有可能被活活打死，而他们的死会被说成“试图越狱时被击毙”而不予追究。送往达豪的不少犯人（虽然不到半数）没能活着出来，然而，达豪真正的杀伤力还不在肉体虐待，尽管这已经非常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

与普通监狱不同，达豪集中营首创的一个做法是，犯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被关押多长时间。20世纪30年代达豪的大部分囚犯约在一年后获释，但每个犯人刑期具体有多长完全由管理者拍脑袋决定。对囚犯来说，他们没有一个结束日期可以用来盼望，只有无尽的不确定感，不知自由会在明天到来，还是下个月或下一年。作为一个忍受过数年牢狱之苦的人，霍斯马上就明白了这一政策的可怕之处：“不知道刑期的长短让他们难以忍受眼下的生活。”他写道：“它可以让最坚定的意志也一点点被消磨和摧毁……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在营中的日子生不如死。”[11]

守卫玩弄囚犯的做法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感。约瑟夫·弗尔德（Josef Felder）是魏玛时期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曾是达豪首批囚犯之一。他回忆道，在自己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的看守拿来一条绳子，向他演示如何把绳子结成最结实的套索来吊死自己。[12]靠着极强的自制力以及不断告诉自己“我还有家人”，他才战胜了采纳这一建议的冲动。囚犯被要求保持房间和衣物高度整洁，而党卫队看守的定期检查提供了一个不断挑毛病的机会。他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违规行为，借此处罚整个营房的囚犯。每个囚犯都可能被“关禁闭”，并被要求平躺在床铺上，在数天时间里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动。

达豪还实行“卡波”制度，这一制度后来被各个集中营采用，并在奥斯维辛的运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Kapo”这个词似乎源于意大利语中的“capo”，意思是“头儿”。）集中营的管理者从每个片区或每个“工作小分队”中选出一名囚犯担任“卡波”，卡波对他的狱友们有极大的控制权。毫无疑问，权力常被滥用。由于卡波与其他囚犯朝夕共处，因此，他们几乎比党卫队守卫有更多的机会肆意妄为，把营中的生活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然而，如果这些卡波不能让他们的党卫队主子满意，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危险。如希姆莱所说：“他（卡波）的工作是确保该完成的都完成了……所以他需要给他手下的人施加压力。一旦我们对他不再满意，他就当不了卡波，要回到其他囚犯中去。他知道回去的头一个晚上，其他人就会把他揍死。”[13]

在纳粹分子看来，营中的生活是外面世界的一个缩影。“斗争是跟生命一样古老的话题，”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在斗争中，强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无能之辈淘汰。斗争是万物之父……人类能活下来、能保护自己免遭其他动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义原则，而是最严酷的斗争。”[14]这种“类达尔文主义”态度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在集中营的管理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卡波对受他管控的囚犯“虐待有理”，只因为他在人生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强于其他狱友。

霍斯在达豪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纳粹党卫队的基本哲学。西奥多·艾克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宣扬一个原则——冷酷：“如果有人对他们（指囚犯）表现出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同情，那请你马上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我需要的是强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党卫队成员，我们不需要心软的人。”[15]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同情和悲悯都是弱者的表现。如果有哪个党卫队队员感到自己正被这种情绪影响，那就意味着他的敌人成功地蒙骗了他。纳粹的政治宣传给人们灌输的思想是，敌人常会潜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时有很多人都读过一本名为《毒蘑菇》（Der Giftpilz）的反犹主义儿童读物，这本书用那些表面美丽、实际有剧毒的蘑菇来进行比喻，警告读者提防犹太人内在的危险性。因此，在很多时候，比如看到一名囚犯遭到毒打，即使产生了恻隐之心，他们也会鄙视自己的这种感情。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任何怜悯都是中了犯人诡计的表现。作为“国家的敌人”，这些狡诈的家伙会用尽各种方法实现自己邪恶的目标，其中就包括诱使关押他们的人对他们投以同情。人们对“背后一刀”的故事（传说犹太人和共产党在后方密谋合作，从而让德国输掉了一战）记忆犹新，而且它与敌人危险而隐蔽的形象完全相符。

对纳粹党卫队来说，唯一毋庸置疑的就是上级下达给他们的指令。如果上级要求囚禁某人或处决某人，那么即便执行者无法理解这一命令，它也一定是正确的。面对无法马上理解的指令，唯一可以避免自我怀疑的方法便是保持冷酷，因此这个特质被党卫队奉为圭臬。“我们必须像花岗岩一样冷酷，否则我们元首的心血就白费了。”[16]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除希姆莱之外在纳粹党卫队中最有权力的人这样说道。

在学着消除同情和怜悯这类情感的同时，霍斯还逐渐被党卫队队伍中强烈的兄弟情谊感染。一名党卫队队员知道，自己被派去完成的某项任务是“弱者”无法胜任的，他必须依赖其他伙伴的支持，由此，一种强有力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得以形成。无条件的忠诚、冷酷无情、保卫帝国免遭内部敌人攻击——纳粹党卫队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几乎成了宗教信仰的替代品，变成一种独特而易于接受的世界观。“我对党卫队给我的指导充满了感激，”约翰尼斯·哈瑟布克说道，他是另一个纳粹集中营的指挥官，“我们都很感激。在我们加入组织之前，很多人都特别困惑。我们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显得那么混乱。党卫队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简明易懂的观点，我们也笃信不疑。”[17]

霍斯在达豪学到的另外一点后来也用在了奥斯维辛：他发现，由于党卫队给囚犯们安排了工作，这些犯人更容易忍受他们的牢狱生活。他回想起自己在莱比锡坐牢的日子，记得正是因为有工作可做（他的工作是用胶水粘纸袋子），他才能够用一种相对比较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在达豪，他看到工作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它让犯人“更加自律，从而能够更好地抵抗牢狱生活带给他们的沮丧感”。[18]霍斯对工作在集中营里起到的缓解作用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把原本在达豪使用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刻在了奥斯维辛入口处的大铁门上方。

霍斯是纳粹党卫队中的模范，他在达豪平步青云，1936年4月被选为指挥官助理；接着，1936年9月，他被升为中尉，并调至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任职；1940年春前往波兰西南部，成为新集中营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造就霍斯的，当然有父母给他的基因，但那个时代和六年集中营守卫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他感到自己准备好了，可以迎接更大的挑战，也就是为新成立的纳粹帝国建造一个模范集中营。他自认为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也清楚建造这个集中营的目的为何。达豪和萨克森豪森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进行参照。然而，他的上级另有打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里，霍斯在奥斯维辛建造的这个集中营将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路发展。

就在霍斯着手开始他在奥斯维辛的工作时，西北方向250英里以外，他的上级正在进行一项极不寻常的任务：为元首撰写一部备忘录。海因里希·希姆莱坐在柏林，谨慎地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关于如何处理东部外来人口的一点思考”。希姆莱作为纳粹国家最狡诈的权力掮客，深知将想法付诸笔头往往是不明智的做法。纳粹高层经常口头传达各种政策。希姆莱知道，一旦他的观点变成书面文字，就有可能被他的对手拿去仔细剖析。与所有纳粹领导人一样，希姆莱有许多敌人，他们总伺机从他手中夺取部分权力为己所用。然而1939年秋天以来，一直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希姆莱感到，这次需要破例为希特勒准备一份书面文件。在所有关于纳粹种族政策的文件中，他所写就的这份文档是最为关键的一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姆莱白纸黑字地解释了奥斯维辛这个新建成的集中营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发挥其作用。

彼时，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帝国专员（Reichs-kommisar für die Festig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希姆莱参与了种族重组行动，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想象。问题也接踵而来。希姆莱和他的同僚并没能给波兰——这个在纳粹眼中一无所是不屑一顾的国家——带去秩序，反而只增添了暴力和混乱。

纳粹内部对波兰人的基本态度并无分歧：嫌恶。存在争议的是如何处置他们，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如何处置波兰的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还不到总人口的1%（1940年大约是30万人），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德国社会同化；而波兰有300万犹太人，大部分居住在犹太人社区，大胡子，穿着打扮、一举一动都带有犹太教的味道，这使得他们非常容易辨认。战争爆发后，波兰旋即被德国和苏联占领（基于纳粹和苏联于1939年8月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中的一个后果便是，超过200万波兰犹太人现在生活在纳粹占领的区域。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纳粹所面临的另一个自找的麻烦，就是为成千上万正在前往波兰的德意志人寻找住所。根据德国和苏联签订的协议，波罗的海国家、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北部）和其他现为斯大林所占有地区的德意志人获准移居德国，按照当时的说法，也就是“回到帝国的怀抱”。对于希姆莱等痴迷于纯正“德意志血统”的人来说，为所有想要回到祖国的德意志人找到住所是他们的信念。困难在于，该让这些德意志人住到哪儿去？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纳粹需要解决的问题：该如何处理现在受德国管辖的18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要如何管理波兰这个国家，才能保证它永远不会构成威胁？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发表了一次演说，为因上述问题而苦恼的人们提供了政策指导。他明确表示：“首要任务是建立种族新秩序，也就是重新安置不同种族的人，最终形成更清晰的界线。”[19]付诸实践，这意味着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将被划分为不同区域，其中一个供大部分波兰人居住，剩下的将并入德国。于是，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的落脚之处不在“旧帝国”，而是这个“新帝国”。他们确实是要“回到帝国的怀抱”，只不过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个帝国。

悬而未决的只剩波兰犹太人。在战争开始前，纳粹对居住在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犹太人所实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越来越多的官方迫害（通过种种限制和禁令实现），加上偶尔发生的非官方（但却得到纵容的）暴力行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假使一战期间就用“毒气”除掉那“1万到1.2万个危害国家的犹太人”，对德国来说是件好事。自那时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尽管希特勒明显非常痛恨犹太人，且在一战结束后从没掩饰过他的仇恨，尽管他私下确实表示过希望他们全都死光，但此时纳粹还没有制定出灭绝犹太人的详细计划。

露西尔·艾森格林[20]生长于20世纪30年代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对于德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她再清楚不过了。“1933年之前，生活都还很美好很舒适，”她说，“但希特勒上台后，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的小孩就不再跟我们说话了。他们朝我们扔石子，辱骂我们。我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被这样对待，所以老是在问：为什么？大人的回答总是‘这只是暂时性的，会过去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艾森格林一家被告知，犹太人必须搬离现住的公寓，到分配给他们的“犹太人住房”去，那些房子的房东部分也是犹太人。他们搬进的第一个公寓跟他们原来的家差不多大，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被迫一次次搬进越来越小的住处，直到全家挤进一间带家具的小房间。“我想我们或多或少接受了一切，”露西尔说，“这些是法律，是规定，你也无能为力。”

1938年11月9日晚的“水晶之夜”，让那些以为纳粹的反犹政策有一天会“过去”的人幻想破灭。一个名叫赫舍·格林斯潘的犹太学生杀死了驻巴黎的德国外交人员恩斯特·冯·拉特，出于报复，纳粹冲锋队员破坏了犹太人的店铺和住宅，围捕了数千名德国犹太人。“去学校的路上，我们看见犹太教堂在熊熊燃烧，”露西尔·艾森格林说，“凡是犹太人开的店，玻璃都被砸碎了，满街都是散落的货品，德国人在大笑……我们害怕极了，觉得他们把我们抓走，天知道会怎么折磨我们。”

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犹太人已经不再享有德国公民权，他们不能与非犹太人通婚，不能做生意，也不能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甚至不能持有驾驶证。由于这些歧视性规定的出台，也由于水晶之夜暴行造成的后果——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毁、4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3万多名男性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长达数月，大批德国犹太人开始逃亡。到1939年为止，大约45万人离开了新成立的“大德意志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区），占该区域犹太人总数的一半以上。纳粹对此非常满意，更让他们得意的是，通过纳粹犹太问题“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别出心裁的规定，犹太人在被允许离开德国之前不得不交出大部分钱财。

然而如何把他们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德国犹太人“问题”而采取的这一做法套用在波兰身上，对此纳粹大伤脑筋。他们此时需要管理的犹太人不再是几十万，而是数百万，而且大多数人都贫困潦倒，在战争时期，能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到了1939年秋，阿道夫·艾希曼有了主意：犹太人要去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帝国内部那些最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他自认为已为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去处，那就是波兰尼斯科（Nisko）镇附近的卢布林地区。这片蛮荒之地位于纳粹领土的最东端，对艾希曼来说，它是用作“犹太人保留地”的绝佳地点。就这样，德国占领下的波兰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德国人聚居区、波兰人聚居区和犹太人隔离区，三个区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艾希曼的宏伟计划得到批准，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开始被运往卢布林地区。当地几乎没做任何准备工作迎接犹太人的到来，条件差得惊人，许多人死去。但纳粹对此并不在意，实际上他们还鼓励这种做法。汉斯·弗兰克当时是波兰级别最高的纳粹官员之一，他在1939年11月对他的手下说：“不要在犹太人身上浪费时间。终于能着手解决犹太人，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他们死得越多越好。”[21]

然而，希姆莱于1940年5月撰写他的备忘录时清楚地知道，把犹太人转移到波兰最东边是个失败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试图同时转移三批不同的人群：源源而来的德意志人被送往波兰，并需要在当地找到住所，这意味着波兰人要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并被送往别处。同时，犹太人被运往东部，那里的波兰人也要被赶走。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大混乱。

至1940年春，艾希曼的尼斯科计划被弃用。波兰最终被分成数个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分为两类：一类正式划归德国，成为“新帝国”的组成部分，其中，但泽一带划归西普鲁士，原波兰西部的波兹南和罗兹划归瓦尔特大区，卡托维兹（也就是奥斯维辛所在地）划归西里西亚地区；另一类包含面积最大的一个独立分区，被称为“总督辖区”，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等市，该区域被指定为大部分波兰人的居住地。

希姆莱面临的最急迫问题，是为几十万迁移过来的德意志人提供合适的住房，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影响到他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处置。伊尔玛·艾吉[22]及其家人的经历可以反映出纳粹在试图摆脱他们亲手给自己造成的窘境时是多么残酷无情，还反映出人口问题如何逐渐恶化，最终演变成一场危机。1939年12月，伊尔玛·艾吉这个来自爱沙尼亚的17岁德意志女孩，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这里曾是波兰的领土，现在属于德国的瓦尔特大区。当他们同意被安全“送往帝国”时，还以为自己要去的是德国：“当我们被告知要去的地方是瓦尔特大区，哎，我可以告诉你，这真的很令人失望。”圣诞节前夕，一位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这套公寓就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几天后，一家原本由波兰人开的餐厅被没收，以便让新来的人有生意可做。艾吉一家吃惊不已：“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只有知道类似的财产侵占事件超过10万件，才能想象那个时期的波兰所发生的一切。搬迁和安置工作的规模极大，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大约有50万德意志人到达几个新并入帝国的地区等待安置，数十万波兰人遭到驱逐，以便为前者腾出空间。很多人被塞进运牲畜的卡车，送往南边的总督辖区，在那里他们被扔下，没得吃也没得住。难怪1940年1月，戈培尔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希姆莱正在转移人口，并非处处都顺利。”[23]

这一切还是没有解决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希姆莱已经意识到，同时转移犹太人、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如果德意志人需要更多空间——事实上他们确实非常需要——那么犹太人的生存空间必须大大压缩。因此就有了犹太人隔离区（ghetto）。

犹太人隔离区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早在1938年11月，在讨论将德国犹太人逐出家园后该如何安置他们时，党卫队军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便说过：“对于犹太人隔离区问题，我想立刻澄清我的态度。从警察的立场来说，我不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只有犹太人居住的隔都。我们没办法控制一个犹太人大量聚集的单一犹太区域，它会变成罪犯的藏身之地，变成滋生瘟疫的温床。”[24]

尽管如此，由于其他方法看起来都行不通（虽然可能只是暂时行不通），纳粹最终还是建立了波兰犹太人隔离区。这一举措绝不仅仅是为了腾出更多住房那么简单（虽然希特勒在1940年3月曾说过：“犹太问题是一个空间问题。”[25]），它实际上反映出纳粹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恐惧，而这些仇恨和恐惧从一开始就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纳粹认为，理想状态是让所有犹太人都“离开”，如果不能马上实现，那么至少应该把这些携带着病菌的犹太人（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埃斯特拉·弗伦凯尔[26]当时是个十几岁的犹太女孩，住在罗兹地区，她从小就感觉到纳粹对波兰犹太人强烈的厌恶之情。“我们已经习惯反犹主义了……波兰人的反犹可能更多跟金钱有关，而纳粹的反犹主义却是：‘你们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不应该这样！你们都该消失！’”

1940年2月，就在波兰人被运往总督辖区的同时，纳粹宣布，罗兹的犹太人要被“重新安置”到市内的一个聚居区。按照最初的设想，犹太人隔离区的设立只是暂时性的，为的是在把犹太人驱逐到其他地方之前临时收容他们。1940年4月，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被封锁，没有德国当局的许可，犹太人不能离开该区域。同月，帝国中央安全局宣布，将减少向总督辖区输送犹太人。在这之前，希特勒曾经的律师、也是总督辖区的负责人汉斯·弗兰克已经呼吁了数个月，要求停止所有“未经批准的”强制迁移，因为总督辖区已无法再接纳更多的人。正如人口事务部负责人弗里茨·阿尔特博士[27]后来所描述的：“人们被扔出列车——市区也好、火车站台或其他随便一个地方都行，没人在意……我们接到地区官员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数以百计的人一批批涌来，没住的地方，也没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跟希姆莱毫无交情的弗兰克向赫尔曼·戈林（时任四年计划总负责人的他对波兰非常感兴趣）抱怨驱逐政策以及把总督辖区当成“种族垃圾桶”的做法，终于，迁移暂时中止，希姆莱和弗兰克可以借此机会“就未来的转移方案达成共识”。

在他1940年5月的备忘录中，希姆莱所要说明的正是这一混乱局面。为解决这个问题，希姆莱打算把波兰分隔成德意志人区和非德意志人区两部分，并明确了该如何对待波兰人及犹太人。希姆莱的种族主义立场在此暴露无遗，他想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供奴役的民族，而总督辖区应该作为“没有自主意志的奴工”的家园。“东部的非德意志人绝不能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希姆莱写道，“小学只需教给他们最多五百以内的算术，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以及明白服从德国人，做个诚实、勤劳和听话的人是上帝的旨意。我认为没必要教他们阅读。”[28]

除了要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文盲的民族，希姆莱还极力主张“区分血统的优劣”。他提出对6到10岁的波兰儿童进行检查，那些被认定血统纯正的孩子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庭，由德国人抚养，并且不可以再与亲生父母见面。纳粹掠夺波兰儿童的政策远没有他们灭绝犹太人的政策那么广为人知，但二者遵循的其实是相同的逻辑，都说明像希姆莱这样的人是如何坚定地相信，通过种族身份可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今天看来，这种绑架孩子的做法无疑非常罪恶且怪异，但希姆莱这么做不是为了他自己，它是他扭曲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如果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家庭，波兰人将会“依靠这些有着优良血统的人发展自身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谈起这些孩子时，希姆莱写道：“无论这样做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残酷和不幸，但如果我们不想采用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最温和的，也是最好的。”尽管希姆莱谈论的是波兰儿童，但鉴于他指出“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从根本上很不德国”，他这番劝告显然也适用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人群”。（海德里希1940年夏发表的声明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推论，该声明的直接对象就是犹太人：“生物灭绝对德国人这个文明的民族而言是不体面的行为。”）[29]

在其议题颇为广泛的备忘录中，希姆莱还为犹太人的命运做出了安排：“我希望‘犹太人’这个称谓从此彻底消失，我们可以通过大规模驱逐把所有犹太人赶到非洲或其他殖民地去。”这又回到纳粹一开始确立的转移政策，因为战争的爆发，这个政策重新被考虑。希姆莱指望法国会很快输掉战争，同时也希望英国人因此迅速投降并提出单方和解。战争一旦结束，波兰的犹太人就可以被塞进轮船里运走，到原属于法国、现归德国的某个非洲殖民地去。

尽管在今天看来，把几百万人装进轮船运到非洲的设想未免太不现实，但在当时，纳粹无疑认真地考虑过这个方案。一些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建议把犹太人运到非洲去，眼下的战争形势似乎让纳粹这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有望落实。希姆莱写就备忘录的六周之后，德国外事办公室的弗朗茨·拉德马赫撰写了一份文件，宣布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被指定为犹太人接收地。[3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方案很可能与战争时期所有针对“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意味着大量的死亡和无限的痛苦。马达加斯加的纳粹官员会按部就班，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灭犹太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纳粹“最终解决”可能不会发生，但其他形式的种族灭绝几乎一定会出现。

希姆莱将他的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看完后告诉他，这份报告写得“不错、准确”（gut und richtig）。不要忘了，希特勒从来没有把他对备忘录的态度付诸文字。希姆莱只需要元首的口头肯定就足以推进工作。在纳粹治下，重大决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出的。

因此，在纳粹的宏伟大计里，鲁道夫·霍斯和奥斯维辛那座刚建立起来的集中营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奥斯维辛属于波兰境内将被“德国化”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营地接下来的发展。此前，上西里西亚地区在波兰人和德国人之间几经转手，在一战爆发前它属于德国，随后德国人又在《凡尔赛条约》中失去了它。现在，纳粹想要为帝国重新收回这个地方。然而，与其他将被“德国化”的地区不同，上西里西亚工业化程度很高，且大多数地区不适合用来安置德意志人。这意味着它需要保留一定数量的波兰人充作奴工，因此一个用来威吓当地人的集中营就很有必要。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霍斯很清楚，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尽管达豪为奥斯维辛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比起“旧帝国”的同类机构，后者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棘手得多。当时，纳粹在实行种族洗牌，波兰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都被摧毁。奥斯维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囚禁和恐吓波兰人的工具。因此，尽管一开始只是作为一般的集中营，奥斯维辛犯人的死亡率还是高于帝国任何一个“常规”集中营。早期送往奥斯维辛的2万名波兰人，一半以上在1942年初便已丧命。

然而，奥斯维辛的第一批犯人并不是波兰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1940年6月，他们抵达奥斯维辛，后来成为第一批卡波，为党卫队充当打手管教波兰犯人。对首批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来说，许多人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正是这些卡波。“我们还以为他们是水手呢，”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31]说，1940年夏天他被送到奥斯维辛，当时19岁，“他们都戴着水手的贝雷帽。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罪犯，全都是刑事犯。”“我们到了以后，德国卡波冲我们大喊大叫，还用棍子打我们，”威廉·布拉塞[32]说道，他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来到奥斯维辛，“如果有谁从牲畜卡车上下来的动作慢了，他就会挨打，还有人甚至当场被打死了。我吓坏了，所有人都吓坏了。”

最早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被抓捕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被怀疑是波兰地下反对组织成员，或隶属纳粹所憎恨的群体之一，比如神父或知识分子，有的仅仅是冒犯过某个德国人。实际上，1940年6月14日到达奥斯维辛的第一批波兰囚犯是从塔诺夫（Tarnow）监狱转过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学生。

这些初来乍到的新人，当务之急就是建起关押自己的集中营。威廉·布拉塞回忆道：“我们用的是非常原始的工具，而且犯人必须自己背石头。这可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我们还老是挨打。”然而建筑原材料是如此匮乏，因此纳粹分子惯用的伎俩——偷，在此大行其道。“我负责拆除原先波兰人住的那些房子，”布拉塞继续说，“我们接到命令，要把包括砖、厚木板和各种各样的木料都拿走。这些德国佬又要快，又不提供原材料，这种做法让人莫名其妙。”

偷盗之风在集中营里猖獗一时，偷窃的对象不仅包括当地居民，还包括营里的“自己人”。布拉塞说：“德国卡波会把我们叫去，说：‘去其他分队那里弄点水泥回来，他们的工作可不是我们要操心的事。’我们照办。木板、水泥都是从别的工作分队偷回来的。在营地里我们管这个叫‘顺手牵羊’（organizing）。但是得特别当心不要被逮到。”“顺手牵羊”的文化并不限于囚犯。早期青黄不接的时候，霍斯也会顺手摸来他需要的东西：“既然不可能指望从上级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我只能尽量将就，自力更生。我不得不到处找小汽车、卡车和必需的汽油；我要开到100公里以外的扎科帕内和拉布卡，只为了给犯人的厨房找几个开水壶；床架和秸秆床垫还得一路开到苏台德去弄……每当我发现有哪个仓库屯着我们急需的物品，我马上把它们全都运走。根本顾不上什么礼节……我甚至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一百米长带刺的铁丝网，所以只能去偷，因为我们特别需要它们。”[33]

就在霍斯忙着“顺手牵来”必需品，以把奥斯维辛变成一个“能派上用场”的集中营时，身陷那些偷来的带刺铁丝网之内的波兰人已经明白，他们活命的关键在于一点——自己为哪个卡波工作。“我很快就发现，在‘好的’工作分队，犯人的脸通常看起来比较饱满和圆润，”威廉·布拉塞说，“他们的状态跟那些干着重活儿、枯瘦憔悴的人很不同，后者就跟穿着制服的骷髅一样。我马上就注意到，跟着这个卡波是上策，因为他手下的犯人状态更好。”

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的卡波是集中营里最残忍的卡波之一，因此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的卡波曾因他一次小小的违规扇他的脸，然后命令他扶着板凳蹲了两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分队的残酷生活几乎击垮了他。“我没有力气每天推着手推车跑来跑去，”他说，“只要干一个小时手推车就不听你的使唤了，你会栽倒在手推车上，弄伤自己的腿。我得从这里逃出去。”跟许多在他之前和之后来到奥斯维辛的犯人一样，特罗扬诺维斯基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摆脱这个工作分队，否则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一天早上点名时，犯人被告知党卫队要招募熟练的木工。尽管特罗扬诺维斯基这辈子从来没当过木匠，但他谎称自己“有七年经验”，自愿应征。但是纸包不住火，他到了木工房，刚开始干活就露了馅。“卡波叫住我，把我带到他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棍子站在那里，一看到棍子我就瘫了。他说因为我弄坏了木料，要挨二十五下。他让我弯下腰，开始打我。他故意打得特别慢，好让我领受每一下的滋味。他人高马大，手劲也很大，而且棍子特别沉。我很想大喊，可还是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一声都没有。这帮了我，因为打到第十五下时他停了。‘你表现不错，’他说，‘所以最后十下我给你免了。’我只挨了十五棍，但这十五棍也够我受的了。两个星期里我的屁股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有很长时间都没法坐着。”

虽然特罗扬诺维斯基被人从木工房里赶了出来，但他还是想找一份室内的工作。“这个特别关键，要想活下来，必须待在屋子里。”他找到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认识一位相对比较和善的卡波，名叫奥托·屈泽尔。他跟朋友一起去见了屈泽尔，吹嘘自己的德语水平，最后找到一份在厨房为德国人准备食物的工作。“我就这样保住了我的命。”他说。

在人人想尽办法力求保命的集中营里，有两类人，从他们刚到集中营的那一刻起就会被挑出来百般凌辱，那就是神父和犹太人。这个阶段的奥斯维辛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接收犹太人，因为当时设立犹太人隔离区的政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被送往集中营的知识分子、抵抗组织成员和政治犯当中也有犹太人。他们同波兰的天主教神父一样，比其他犯人更可能被分配到惩戒分队（penal commando），该分队的管理者是所有卡波中最恶名昭著的一个——恩斯特·克兰克曼。

1940年8月29日，第二批德国犯人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转移到奥斯维辛，其中就包括克兰克曼。很多党卫队队员不喜欢他，但他有足够强大的靠山——卡尔·弗里奇（集中营领导，霍斯的副手）和格哈德·帕利奇（指挥官助理）。克兰克曼极胖，经常坐在一个巨大石碾的挽具上，石碾用来平整营地点名的中央广场。奥斯维辛的首批囚徒之一，耶日·别莱茨基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犯人们正在碾轧两栋楼之间的空地。那个碾子非常非常重，整个分队二十或二十五个人都拉不动。克兰克曼就用手里的鞭子抽他们，冲他们喊：‘动作快点儿！你们这群狗！’”[34]

别莱茨基看到，这些囚犯被迫从早到晚平整地面，中间没有任何休息。夜幕降临时，他们中的一个人跪倒在地，站不起来。这时，克兰克曼命令分队的其他人拉着石碾，从他们这位倒下的狱友身上碾过。“我已经看惯了死亡和毒打，”别莱茨基说，“但亲眼目睹这一幕，我还是从头凉到脚，彻底呆住。”

对于这类暴行，党卫队的态度甚至都不是冷眼旁观，而是积极鼓励。如威廉·布拉塞以及所有奥斯维辛幸存者所证实，正是党卫队创造了集中营里这种残忍的文化（而且他们经常自己动手）。布拉塞说：“那些特别残暴的卡波会得到党卫队的奖赏，比如多得到一碗汤、一个面包或一根烟。我亲眼看见的。党卫队鼓励他们这样做。我常听见党卫队看守吩咐他们：‘往死里打。’”

尽管集中营里到处都在发生令人瞠目的暴行，但在纳粹眼中，比起重组波兰的血雨腥风，奥斯维辛只能算得上一潭静水。彻底扭转这一切的第一个信号发生于1940年的秋天。9月，党卫队行政和经济总办公室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Oswald Pohl）到奥斯维辛视察。波尔看到集中营附近有沙土和砾石坑，便要求霍斯扩建营地，他认为它可以为党卫队经营的德国土石制造有限公司（German Earth and Stone Works, DEST）所用。1937年，当时德国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已从1933年的2万多减少到只剩一半，经济因素的考量对希姆莱和党卫队益发重要，于是，希姆莱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为集中营的未来提供保障，那就是让党卫队开办自己的公司。

从一开始，纳粹经营的就不是普通业务。希姆莱不想成立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想建立多个公司，让它们全都按照纳粹的哲学思想运作，为国家服务。集中营将为新德国提供原材料，比如为希特勒在柏林规模庞大的帝国总理府提供巨量花岗岩。为实现这个目标，1938年德奥合并后，党卫队在毛特豪森新开设了集中营，就在一个花岗岩采石场附近。他们认为，让国家的敌人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再合适不过了。如希特勒最钟爱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所说：“毕竟，犹太人在法老时代就开始造砖了。”[35]

希姆莱对工业生产的热情并没有止步于为帝国提供建筑材料，他对其他许多项目也极力支持。比如，纳粹成立了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天然药物和农业生产新形式（这两个都是希姆莱非常关心的课题）。很快纳粹就开始生产衣物、维生素饮品甚至瓷器（牧羊人和其他“种族正确”的人物雕塑）。近来研究表明[36]，这些党卫队的企业管理者很多并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但讽刺的是，这桩生意的前景却是一片大好。

波尔才刚刚下令让奥斯维辛为国家生产沙土和砾石，这个集中营马上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1940年11月，鲁道夫·霍斯与希姆莱会面，会上他为奥斯维辛制定的计划让他的上司浮想联翩。对农业的共同兴趣迅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霍斯回忆起希姆莱对集中营的新设想：“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所有必要的农业实验，要成立大量的实验室和植物栽培部门。对各类牲畜的饲养都很重要……沼泽地需要排干和开垦……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农业规划，巨细靡遗，直到他的助手提醒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正等着与他会面，已经等了很久，他才停了下来。”[37]

霍斯与希姆莱的这次会面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人们更关注奥斯维辛后来发生的那些更恐怖的事。然而，这次会议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集中营演变过程中，两位关键人物的思想状态。如果把他们看成受非理性情感驱动、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疯子”，不仅太过轻率，而且根本是错误的。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虽然狂热到近乎古怪的程度，但在战争大背景下，那些在和平时期只可能是白日梦的设想是有可能实现的。与霍斯就着桌子探讨奥斯维辛建设方案的希姆莱，凭借纳粹的侵略行动，已经有过将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的经验。他用手在地图上随便一划，就改变了成千上万德意志人和波兰人的命运。他一直在用最煽动人心的辞藻宣传自己的看法，使它成为人们可以想象的事实。

关键是，我们要明白，希姆莱从来是以一套合理的思维逻辑，来谈论他把奥斯维辛打造为农业研究中心的愿望。这一愿景无疑令人作呕，但它确实清晰明确。1940年11月的这次会议上，他对西里西亚地区的前景十分看好，认为它将成为德国的农业乌托邦，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南边波兰人的粗鄙农庄将永远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团结一致、管理有序的德国农场。霍斯和希姆莱自己都当过农民，对土地都怀有深厚的、近乎神秘的感情。因此，利用奥斯维辛进一步深化农业知识的设想，对他们两人一定都极具吸引力。

正在兴头上的希姆莱丝毫不顾及一个事实：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在的地方恰恰不适合完成这项事业。它位于索拉河和维斯瓦河交汇处，该地区因常发洪水而闻名。尽管如此，直到奥斯维辛被解放的那一天，集中营里的犯人日日夜夜在为实现希姆莱的梦想劳动。他们挖沟、给池塘排水、加固河堤，只因对于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ührer SS）来说，对梦想的梦想要比讨论它的具体可行性更让人兴奋。希姆莱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他激情澎湃地向忠诚的下属鲁道夫·霍斯大谈特谈自己的梦想时，数千人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到1940年底，霍斯已为集中营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和准则，它们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指导着集中营的运作，包括能时时刻刻有效监管囚犯的卡波，极其残忍、允许随心所欲处罚犯人的管理，以及集中营里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如果一名囚徒不能迅速掌握避开危险的工作分队的伎俩，那他很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不过，在早期的种种建制中最能代表集中营文化的，是“11号楼”。

从外表看，11号楼（原为13号楼，1941年重新编号）与营里的其他地方没有区别，都是红色屋顶的砖房，但每个人都知道，11号楼的作用独一无二。“我很怕经过11号楼，”约瑟夫·帕钦斯基[38]说，“真的特别害怕。”犯人之所以有这种感受，是因为11号楼乃狱中之狱，是一个充满酷刑和杀戮的地方。

耶日·别莱茨基是为数不多能活着离开11号楼，并讲述他在里面经历的人。他之所以被送去那里，是因为一天早晨醒来后，他病得很厉害，疲惫不堪，实在无法上工。在奥斯维辛，犯人是不可能请病假休息的，因此他想藏在营里，希望没人发现他旷工。一开始他躲在厕所，但后来他意识到假如一整天都待在里面，很有可能被抓到，于是他走出来，假装打扫营地卫生。不幸的是，他被一个守卫逮个正着，送到11号楼接受处罚。

他被带上楼梯，来到阁楼。“我走进去，（屋顶的）瓦片很烫，那是8月的一天，是个好天气。但这里一股恶臭，还听见有人呻吟的声音——‘耶稣，哦耶稣！’里面很黑，只有从瓦片缝隙透进来的一点光。”他抬起头，看见一个人双手反绑在背后，被吊挂在屋顶的大梁上。“士兵拿来一个凳子，对我说：‘踩上去。’我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拿出一条链子捆住了我的手。”守卫把链子系在大梁上，突然踢开凳子。“我就觉得，老天爷啊，简直太疼了！我哀嚎着，他就冲我喊：‘你给我闭嘴！你这条狗！你活该遭罪！’”随后，士兵就离开了。

他的双手和胳膊向后拉扯着，承受全身的重量，这种疼痛令他难以忍受。“不用说，汗水顺着我的鼻子淌下来。那天非常热，我一直喊着‘妈妈呀！’一个小时后，我两个肩膀都脱臼了，而另一个人早已没声音。接着来了另一个党卫队士兵，他走到那个人跟前，把他放了下来。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我被吊得没了精神，也没了魂。然后，士兵说的一句话传进我的耳朵。他说：‘就剩十五分钟了。’”

到他再回来之间发生了什么，别莱茨基不太记得了。“‘抬腿。’他说。但我动不了。他抓住我的腿，把一条腿放在板凳上，然后又把另一条也放上去。他一松开链条我就从板凳上摔下去，跪倒在地。他扶了我一把，举起我的右手，说：‘举着别动。’但我的胳膊毫无知觉。他说：‘过一小时就好了。’我艰难地跟着这个党卫队士兵下了楼。他是个非常有同情心的守卫。”

别莱茨基的故事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很特别，比如他在折磨之下表现出的勇气。而更令我们惊讶的，或许是两个党卫队守卫的强烈反差，一个在他毫无防备时残忍地踢开他脚下的凳子，另一个“有同情心的”守卫在受刑结束后帮助他。这也提醒我们，就像不同卡波可能有着千差万别的性格，党卫队看守也同样如此。很多集中营幸存者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提到，他们的管理者并不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要想在集中营里活下来，至关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识别不同人的不同性格，这不仅包括卡波，也包括党卫队士兵。一个人能否保住性命就仰赖这种能力。

耶日·别莱茨基从11号楼出来时已然一瘸一拐，但命运好歹仍眷顾他，当一个人走上那些水泥台阶、迈进那道大门以后，他很有可能再也无法活着出来。在审讯时，纳粹用尽各种恐怖的方法折磨11号楼的犯人，不仅包括别莱茨基所遭受的双手反绑吊挂，还包括鞭刑、水刑、针扎指甲、烙铁烫皮肤、用汽油浇透全身后点火，等等。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挖空心思发明新的虐待花招，囚徒之一，博莱斯瓦夫·兹博齐恩有一次看到一个从11号楼被送进医院的犯人：“他们特别爱用的一招，尤其在冬天，就是抓住犯人的头靠近焦炭炉，好让他们招供。犯人的脸会被彻底烧伤……那个男人脸部完全灼伤，眼睛都烧坏了，可他还不能死……政治部的人还需要他……那个犯人几天以后才死去，自始至终都意识清醒。”[39]

那段时间，11号楼的主管为党卫队小队领袖（少尉军衔）马克斯·格拉布纳，他是集中营最恶名昭彰的工作人员之一。在加入纳粹党卫队之前，格拉布纳不过是个牛倌，而现在他却对他手下的犯人有着生杀予夺大权。每周他都要“清理存货”，也就是由他和他的同僚决定11号楼中每个犯人的命运。一些人继续留在牢里，另一些人则会接到“1号惩罚”或“2号惩罚”。“1号惩罚”意味着鞭刑或其他酷刑，而“2号惩罚”则意味着立即处死。那些被判了死刑的首先会被带到11号楼一层的盥洗室，在这里脱去衣服，然后被领着从侧门走进一个隐蔽的天井。这个天井位于10号楼和11号楼之间，营里只有这两栋楼之间立起了围墙，与集中营其他地方隔开。犯人就在这里被杀害：他们的两只手臂被一名卡波死死按着，走向离入口最远的那面墙（用集中营里的黑话来说，那叫“帷幕”）。等来到砖墙前，一名党卫队行刑官会用一把小口径手枪（以便最大程度减小声响）近距离对准脑袋，一枪毙命。

然而，在11号楼里遭罪的不只是奥斯维辛的犯人。这里也是德国卡托维兹（原波兰卡托维兹）地区的简易治安法庭，因此，被盖世太保抓捕的波兰人有可能不经过集中营其他区域，直接被带进11号楼。负责审判他们的法官当中，有位米尔德纳博士，他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上校军衔），也是国会议员。佩里·布罗德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党卫队士兵，他讲述了米尔德纳在工作中的施虐倾向：“一个16岁的年轻人被带进房间。由于实在饿得受不了，他从商店里偷了一些吃的，就成了‘罪犯’。米尔德纳判他死刑。他慢条斯理地把判决书放在桌上，刻薄地看着那个站在门口，衣不蔽体、脸色苍白的男孩。‘你有妈妈吗？’男孩低着眼睛，小声说：‘有。’‘你怕死吗？’脖子粗短的刽子手丝毫不带感情地问，就像能从受害者的痛苦中得到快感似的。那个年轻人没有声音，身体却微微发抖。‘你今天就会被枪毙，’米尔德纳有意让他的话带着上帝判决的味道，‘或者他们会吊死你。一个小时以后，你就是死人一个。’”[40]

根据记录，对于女犯，米尔德纳特别享受在判她们死刑后的对话：“他会用最夸张的方式向她们描述她们马上面临的枪决。”

尽管有恐怖至极的11号楼，但这个阶段的奥斯维辛依然保留着传统集中营（如达豪）的一些特点。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就是，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事实上在早期，奥斯维辛的犯人是有可能在服刑一段时间后被释放的。

1941年复活节前夕，两个党卫队士兵找到了波兰政治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41]，他当时正在20号楼的医院。“他们对我说：‘出来！’没人给我任何解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不是好事，因为我的处境突然发生变化，而身边的狱友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我吓坏了。”他很快得知，他将要去面见一组德国医生。在路上，一个波兰医生——同时也是一名犯人——悄声对他说：“如果他们问你，你就说你很健康，感觉很好。要是你说你病了，他们不会放你走的。”巴托谢夫斯基大吃一惊。“他们会放了我吗？”他又惊又喜地问那些波兰医生，但他们只答道：“闭嘴！”

问题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我的背上、屁股上、后脑勺和后脖颈长满了大疖子。那些波兰医生给我涂了很多药膏，还往疖子上拍了很多粉，让我看起来好一些。他们对我说：‘别怕，他们不会特别仔细地检查你的，但你什么也不要说，那样就违反规定了，因为这里没有谁是病人，知道吗？’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德国医生面前，我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波兰医生们急切地说：‘都挺好的。’那个德国医生就只点了点头。”

通过这个敷衍了事的体检后，巴托谢夫斯基被带到管理办公室，那里的人把他刚进集中营时穿在身上的衣服还给了他。“他们没把我的镀金十字架还给我，”他说，“他们留作纪念了。”接着，不无滑稽的是，如同常规的囚犯释放流程，党卫队问他对囚禁生活有没有什么要投诉的。他说：“我很狡猾，我回答：‘没有。’他们又问：‘你对集中营里的生活还满意吗？’我回答：‘满意。’然后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字，表明我没有要投诉的，也不会触犯法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可是个波兰人，对德国人的法律不感兴趣。我们的法律是由流亡在伦敦的政府规定的。不过当然了，我是不会跟那些家伙讲这个的。”

巴托谢夫斯基和另外三个同天被释放的波兰人一起，在德国卫兵的陪同下来到奥斯维辛火车站。当列车驶离车站的时候，他真切地感受到“最初那几分钟的自由”。他将要踏上漫长的回家之路，回到波兰的母亲身边。在火车上，“人们摇着头，一些女人流下同情的眼泪。你看得出来，他们很受震动。他们问：‘你们从哪儿来？’我们说：‘奥斯维辛。’没人说话，他们只是看看我们，眼里透着恐惧”。那天深夜他到了波兰，到了母亲的公寓。“她看见我大吃一惊，扑过来抱住我。我第一个注意到的变化，是她头上有了一缕白发。她脸色不太好，那时候大家看起来都不大健康。”

总共有几百名犯人以类似的方式离开了奥斯维辛。没人确切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选中，但就巴托谢夫斯基来说，舆论压力似乎起到一定作用，因为红十字会和其他机构一直在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要求释放巴托谢夫斯基。当时国际上的压力确实影响了纳粹对犯人的处置，这也可由一批1939年11月被捕的波兰学者的经历得到证实。在纳粹对波兰知识分子进行整肃的过程中，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教授们从讲台上被带走，关押于包括达豪在内的不同集中营。14个月后，还活着的教授得到释放，几乎可以肯定是外界压力起到的作用，其中包括教宗提出的请求。

与此同时，奥斯维辛进入一个至关重要的新阶段，另一个德国人提出了一个将大大影响它未来发展方向的“愿景”：工业巨头IG法本公司的奥托·安布罗斯博士（Dr. Otto Ambros）打算在东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生产合成橡胶，因为战争没有按照纳粹预期的那样发展。希姆莱在1940年5月还幻想着战争会很快结束，犹太人可以被送往非洲。与他一样，IG法本公司那时也认为，没必要费钱费力地生产合成橡胶和燃料，等到战争一结束——最迟也就在1940年秋天——大量原材料就可以从帝国以外的地方获得，比如德国从敌人手上抢过来的那些新殖民地。

但到了11月，战争显然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丘吉尔拒绝讲和，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击退了德军的空袭。再一次地，德国这些纸上谈兵的诸公需要处理意料之外的情况。说实话，在纳粹统治期间类似的情形屡屡出现，领导层疲于应付与他们的构想出现落差的局面。这些人经常被巨大的野心和乐观主义情绪冲昏了头脑，以为仅靠“意志”的力量就可以战胜一切，结果碰一鼻子灰——不是自己缺乏规划和远见，就是对手比自信心膨胀的他们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在IG法本公司，曾因预计战争会很快结束而被搁置的扩建方案，此时又匆匆地重新提上日程并付诸实施。尽管IG法本公司并不是一个国有企业，但它却极其重视纳粹领导层的需求和愿望。按照纳粹的四年计划，东部需要设立一个生产丁纳橡胶（一种合成橡胶）的工厂。现在，经过多次讨论，IG法本公司同意将工厂建在西里西亚。[42]生产合成橡胶需要用到煤，并对煤进行加氢处理，也就是在高温下让氢气通过煤。没有石灰、水以及最重要的原料煤，丁纳橡胶就无法生产。因此，任何一个丁纳橡胶工厂都应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拥有获取这些原材料的便捷渠道。此外，IG法本公司坚持，工厂周边应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在仔细研究过地图和计划书后，奥托·安布罗斯认为他为IG法本公司的新丁纳橡胶工厂找到了一个理想地点，那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东边三英里处的那片地区。不过，离集中营近并不是IG法本公司最初决定将工厂设在奥斯维辛的主要原因，他们更愿意让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为他们工作，而不是完全依靠苦役犯。

得知IG法本公司有意去奥斯维辛后，希姆莱的态度准确来说是非常矛盾的。站在党卫队全国领袖的立场，希姆莱对这一举措疑虑重重。到目前为止，他一直确保集中营的囚犯只为党卫队的自营企业工作。一旦为私有企业开绿灯，从而使这些奴工的利润最终成为国家的收入，而不是完全进入党卫队自己的腰包，这可不是希姆莱会热心提倡的事。尽管党卫队也能通过倒卖砾石给IG法本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希姆莱对党卫队自己的企业显然有更宏伟的规划，不容阻挠。

然而，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的帝国专员，希姆莱的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他知道IG法本公司需要德意志人，并且乐于满足他们的这一需求。为这些即将到来的劳动力找到住处不是什么大问题，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很愿意“撵走”住在城里的犹太人和波兰人，以便为他们腾出空间。[43]最终，作为四年经济计划总负责人的戈林做出了决定：IG法本公司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建造工厂，希姆莱和纳粹党卫队应与他们开展合作。[44]

由于IG法本公司的关注，奥斯维辛，这个在党卫队系统中原本不太重要的集中营，此时却有可能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一个。1941年3月1日，希姆莱决定对奥斯维辛进行首次视察，这也反映出这个集中营地位的转变。在回忆录以及战后的审讯中，霍斯都对这次视察进行了详细描述。在访问过程中，希姆莱狂妄自大的一面展露无遗。如果说11月时他要把奥斯维辛打造成农业研究站的愿望已属野心勃勃，那么他3月时的构思算得上异想天开了。此前对IG法本的顾虑已经彻底抛在脑后，现在希姆莱轻松地宣布，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将由1万增加到3万。当时陪同希姆莱的上西里西亚大区长官弗里茨·布拉赫特对这一冒进方案提出了异议，另一位当地官员也插进来说，集中营的排水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公认的事实。但希姆莱对他们说，他们应该咨询专家，应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他用下面的话作为总结：“先生们，集中营必须扩建。我的理由比你们反对的理由重要得多。”[45]

尽管霍斯对希姆莱向来俯首帖耳，但他也强烈感到领导的这一新计划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等到自己和希姆莱、埃里希·冯·登·巴赫-泽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纳粹德国东南大区的党卫队和警察最高首脑）一起坐进轿车后，霍斯便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他缺建筑材料、缺人手、缺时间——基本上什么都缺。希姆莱的回答不出所料：“我不想再听你提困难二字！”他说，“对一个党卫队军官来说，困难根本不存在！如果碰到麻烦，你的任务就是解决它。至于怎么解决，那是你的事，我不管。”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不是希姆莱如何回应霍斯的抱怨，而是霍斯居然能对党卫队最高负责人这样讲话。在苏联，要是有人敢这样对斯大林或贝利亚（苏联秘密警察[NKDV，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莫斯科与希姆莱角色最接近的人）说话，那他简直是在拿生命开玩笑。虽然乍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来自内部支持者的批评，纳粹领导层确实要比斯大林体制宽容得多，这也是第三帝国比斯大林政权更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下级官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与斯大林体制中大多数犯下罪行的人不同，霍斯的所作所为，从来不是因为害怕质疑上级的命令会遭到可怕的报复。他之所以加入纳粹党卫队，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地认同纳粹的整体构想，这让他能够就执行的细节放开提意见。他服从上级，但他拥有百分百的权力。一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并非因为自己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

当然了，就小事与上级抗辩的自由与它能达到什么效果，完全是两回事。霍斯向希姆莱的抱怨无济于事，党卫队全国领袖要扩大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计划无论如何都要付诸实施。正如霍斯沮丧地总结道：“党卫队全国领袖永远只想听好消息。”

IG法本公司决定在奥斯维辛建造橡胶工厂，这刺激了希姆莱，他的宏图不再局限于集中营，而是把整个小镇和周边地区都囊括进来。在4月7日于卡托维兹召开的一次策划会上，希姆莱的代表宣布：“党卫队全国领袖的目标，是在这里建立东部移民的示范定居点，尤其是对那些品质优秀的德意志人的安置。”[46]按照计划，奥斯维辛将变成一个容纳4万人的全新德国小镇，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扩建同步进行。

在此期间，霍斯逐渐意识到，与IG法本公司建立关系可能对集中营大有好处。1941年3月27日，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和公司代表会面，会议纪要记录了霍斯如何为集中营争取利益。[47]IG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能够提供多少名囚犯，“霍斯少校指出，主要问题在于集中营营房的建设无法以最快速度进行，因此很难提供足够多的床位”。霍斯又提到，这里的障碍是原材料的匮乏，这也是他不久前费尽唇舌向希姆莱抱怨的问题。而此时霍斯提出，如果IG法本公司能协助“加速集中营的扩建”，那么“最终受益的是他们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囚犯”。看来，霍斯终于找到了同情他困境的听众，最后，IG法本公司的几位先生同意“负责确认能否为集中营提供帮助”。

在同一次会议上，IG法本公司同意，为每个非技术工人支付每天3马克的“统包工资”，技术工人则是4马克，并且“（每个集中营囚犯的）工作成果将按照一个普通德国工人的75%计算”。双方还协定了集中营为IG法本公司在附近的索拉河开采砾石的单位价码。总的来说，“整个谈判过程都是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双方都强调会尽一切努力为对方提供协助”。

不过，尽管希姆莱和IG法本公司为奥斯维辛做出了宏伟的规划，还是无法与纳粹高层此时在柏林所制定的策略相提并论，后者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几个月来，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的官员们一直忙着为入侵苏联制定计划，此次行动的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1940年7月，希特勒在他巴伐利亚的伯格霍夫别墅（Berghof）寓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他向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宣布，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好方法便是摧毁苏联。希特勒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坚持，是因为还寄希望于斯大林最终能打破1939年8月与纳粹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如果德国人能摧毁苏联，英国人就会同意讲和，那么纳粹将成为欧洲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这个决定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它不只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事实上，也决定了欧洲接下来大半个世纪的历史。2700万苏联公民为此丧生，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单次战役中牺牲最惨重的一次。同时，这场战役为纳粹执行“最终解决”——灭绝犹太人——提供了历史背景，因此，不考虑到“巴巴罗萨行动”以及1941年夏秋的战争形势，我们就无法理解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从此时开始，直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东线战争的进展（或者毋宁说是倒退）对纳粹的思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纳粹分子看来，这不是一场对抗西方“文明”国家的战争，而是与犹太—布尔什维克“劣等人”的殊死战斗。因此，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在他1941年3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在苏联“必须毫不留情地采取最暴力的行动”，“斯大林手下的知识分子必须全部处决”。正是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经济部门才会提出一项令人震惊的方案来解决德国军队向苏联推进过程中的食物补给问题。国防军中央经济部门1941年5月2日的一份文档表明，“全体德国军队”的食物将“由俄国人来承担”。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从这个国家拿走一切我们需要的，那么无疑将有几千万人饿死。”[48]三周后的5月23日，这个机构撰写了一篇更激进的文章，标题为“给东部经济组织的政治经济指导方针”。文章声明，当前的目标不仅是用苏联的食物喂饱德国军队，还要用这些食物供应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这意味着苏联北部可能会有3000万人死于饥饿。[49]

近期有研究指出，这些文档里令人震惊的构想并不是草率提出的应急方案，纳粹分子的举措背后有着非常理性的考量，他们认为削减人口具有经济上的正当性。根据“适度人口”理论，纳粹的经济规划专家单凭居住于某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就可以计算出这个地区是会带来利润还是会造成亏损。举例来说，赫尔穆特·迈因霍尔德是一位任职于德意志东部发展事务研究所的德国经济学家，按照他的计算，1941年有583万“多余的”波兰人（包括老人和儿童），他们的存在意味着“对资源的损耗”。这些多余的人口被称为“累赘的存在”（Ballastexistenzen），是对“空间的浪费”。[50]在这个阶段，这些经济学家尚未把这套逻辑推演到最后一步——他们没有要求赶尽杀绝波兰的Ballastexistenzen，但他们写到了斯大林是如何处理苏联类似的人口过剩问题：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下令驱逐“富农”（kulak），对其余的人实行农业集体化，这一政策造成约900万人死亡。

这种想法也为德国入侵苏联可预见的大量平民死亡提供了理论支持——对纳粹专家来说，“3000万人”有可能死于饥饿，这不仅对当前德军的突破有好处，也有利于德国人民的长远福祉。需要喂饱的苏联人越少，就有越多的食物可以向西运送到慕尼黑或汉堡居民的手中。不仅如此，它还可以促使被占领的区域迅速德国化。希姆莱已经注意到，大部分波兰农场的规模太小，不足以供养一个德国家庭，而现在他坚信，大饥荒将推进在苏联建立大规模德意志农庄的进程。在入侵开始前的一次周末聚会上，希姆莱坦率地对他的同事说：“苏联战役的目的是把斯拉夫人口减少3000万。”[51]

即将打响的苏联之战显然让许多纳粹领导人产生了最为激进的念头。希特勒写信告知墨索里尼入侵苏联的决定时，他坦认自己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这赋予他在这场斗争中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自由。正如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41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的：“元首说，无论我们做的是对是错，我们都必须取得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有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从战争的策划阶段就可以预见到，苏联的犹太人将遭受深重的苦难。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讲时，明确地将下一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的灭绝联系起来：“今天我想再当一次预言家，如果国际金融形势和欧洲内外的犹太人让各国再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它的结果不会是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灭绝。”[52]希特勒特别用到“布尔什维克化”一词，强调在纳粹种族理论中共产主义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苏联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秘密进行共谋的大本营。虽然斯大林本人表现出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但这并不妨碍纳粹想象犹太人在幕后对斯大林帝国的操纵。

为了对付苏联犹太人，纳粹组建了四个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此前，在德奥合并和纳粹入侵波兰之后，保安部（党卫队下属部门）和保安警察都成立过类似的行动小分队。他们在大后方工作，任务是根除“国家的敌人”。在波兰，特别行动队发动的恐怖行动造成约1.5万名波兰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或知识分子）被害，而他们在苏联杀害的人数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一开始，特别行动队的杀伤力就远远超过自身规模。A分队隶属于北方集团军，是特别行动队最大的分队，配有1000名士兵。剩下的三个分队（B、C和D）隶属于其他集团军，每个部队约有600至700人。入侵前，海德里希向这些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简要概括了他们的任务。他的命令后来被记录在1941年7月2日的官方指示中：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是杀死共产主义政治人物、政治委员和“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这里可以看到，纳粹是多么执意要把犹太民族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入侵开始，特别行动队跟在国防军身后进入苏联。他们的推进速度非常快。6月23日，也就是发动袭击的第二天，在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瓦尔特·斯塔赫莱克博士（Dr. Walter Stahlecker）的指挥下，A分队已经到达立陶宛的考纳斯。他们随即开始煽动当地人对城中犹太人进行迫害。值得注意的是，海德里希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文字：“在新占领的土地上，不要干预任何有反共或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大清洗行动，相反，应秘密地对它们加以鼓励。”这段文字表明，直接杀害“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只占特别行动队所有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斯塔赫莱克后来在报告中写道：“保安警察的任务是推动这些清洗行动，并按照正确的方向对它们进行引导，以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原定的屠杀目标。”[53]在考纳斯，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立陶宛人在德国人鼓励的目光下，用棍棒将犹太人当街打死。在屠杀过程中，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大喊“打死犹太佬！”以此来鼓励行凶者。屠杀结束后，其中一名凶手踩在尸体上，拿出手风琴弹奏立陶宛国歌。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海德里希让他的手下“秘密地鼓励”的行为。

在远离主要城镇的地方，特别行动队挑出那些“为党或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并将他们杀害。这常常意味着整个村庄的犹太人男性被集体射杀。毕竟，按照纳粹的理论，苏联有哪个犹太男人不是暗中“为党和国家服务”呢？

就在特别行动队和党卫队相关部门屠戮苏联犹太人的同时，国防军也在战争中犯下种种罪行。在臭名昭著的《巴巴罗萨法令》和《政委法令》[54]的授意下，德军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射杀游击队员，并以一个村庄为单位进行集体报复；即使成为战俘，苏联政委也难逃一死。正是纳粹对苏联政委的态度使得奥斯维辛卷入这场战争。根据国防军与党卫队达成的协定，海德里希的手下可以进入战俘营，带走那些逃过前线首轮囚犯筛查的政委。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些政委要被带到哪里去？在纳粹看来，当着苏联士兵的面杀死他们显然不是一个理想方案，于是，1941年7月，从普通战俘营抓出来的几百名苏联政委被送往奥斯维辛。

从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刻起，这些囚犯便被区别对待。集中营里的生活苦不堪言，但这群人却遭受更残酷的虐待。“我听到可怕的叫喊声、呻吟声和咆哮声。”在通往集中营一隅砾石坑的路上，耶日·别莱茨基和一个狱友看见了这些苏联犯人。“他们推着装满沙土和砾石的独轮车一路小跑，那是很痛苦的，手推车的木板总是左摇右晃。这不是常规的出工，是党卫队特意布置给那些苏联人的炼狱。”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被卡波用木棍毒打，在旁边围观的党卫队看守还大声鼓励卡波：“好好修理他们，伙计！”而接下来的一幕真正让耶日·别莱茨基目瞪口呆：“有四五个党卫队士兵拿着枪，他们不时给枪上膛，低头看看，选一个目标，然后就朝砾石坑里开枪。我朋友说：‘看看那些杂种干了什么！’我们看见一个卡波用棍子打一个快要咽气的人。我的朋友受过军训，他说：‘那些人是战俘，他们是有自己的权利的！’但他们却在干活的时候被打死了。”就这样，1941年夏，东线这场没有约束的战争把奥斯维辛也卷了进来。

当然，杀害苏联政委只是这个时期奥斯维辛的一小部分工作，它最重要的用途仍是镇压和威慑波兰人。为全力保证集中营满足国家在这方面的要求，霍斯一直在努力减少越狱事件的发生。1940年，只有两人试图逃跑，但到了194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7人（之后数字继续增加，1942年迅速增至173人，1943年增至295人，1944年增至312人）。[55]由于早期绝大部分犯人都是波兰人，且当地居民对他们充满同情，因此只要这些囚犯能够突破集中营的防护设施，就有可能混进因种族重组而大批迁徙的人潮中，从此销声匿迹。白天很多囚犯在远离营地的地方劳作，他们甚至都不需要翻越环绕集中营的带电铁丝网，只要翻越外围的警戒篱墙（Grosse Postenkette）即可。

霍斯防止越狱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采用残酷的惩罚措施：如果纳粹抓不到越狱者，就把他的亲戚关起来，还会从他所属的分队里挑出10名犯人，故意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将他们处死。1941年，罗曼 ·特罗扬诺维斯基曾三次因自己身边有人逃跑而被叫去参加筛选。“集中营长官和其他人会盯着犯人的眼睛看，”他说，“当然，那些看起来不太好的、特别虚弱的人往往最可能被选中。我也不知道在筛选的时候我都在想些什么，我就是不想看他的眼睛，但其实这样很危险。你要努力站得很直，这样就没人注意到你。当弗里奇在某个人面前停下来，伸出他的手指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在指哪里，但你的心跳都要停止了。”特罗扬诺维斯基记得，有一次筛选特别能反映出集中营长官卡尔·弗里奇的个性：“在这次筛选中，弗里奇注意到离我不远的一个人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他问：‘你为什么发抖？’翻译转述了他的回答：‘我发抖是因为我害怕。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小孩，我想把他们养大。我不想死。’然后弗里奇说：‘当心点，别再有第二次。如果再让我看见，我就把你送去那里。’他指了指焚化炉的烟囱。那个人没听懂，看到弗里奇的手势，他往前迈了一步。翻译说：‘长官没选你，回去。’但弗里奇说：‘别管他，既然他站出来了，这就是他的命。’”

被选中的犯人会被带到11号楼，锁在房间里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罗曼 ·特罗扬诺维斯基得知，他认识的一个人在饿了一个多星期后，竟然吃自己的鞋子。不过，在1941年的那个夏天，11号楼的禁食牢房中也发生过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实属罕见的事，让那些愿意相信犯人有获救可能的人感到慰藉。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是华沙的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由于他所在的营房有一位犯人逃跑，他被迫参加筛选。站在他身边的弗朗齐歇克·加文泽科被弗里奇选中，但是他哭喊着说自己妻儿还在等他回去。科尔贝主动要求替他。弗里奇同意了。两星期后，还活着的四个人（包括科尔贝在内）被注射毒剂处死。1982年，科尔贝被波兰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封圣。他的事迹引起不小的争议，原因之一是他在被捕前出版的一份杂志中，有反犹主义内容。然而，对他牺牲自己生命去拯救别人的勇气，没人对此有过质疑。

同样是在1941年7月，纳粹头子在数千英里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让奥斯维辛日后的罪孽无以复加。这是第一次，奥斯维辛的犯人将面临毒气处决，不过不是以最终让奥斯维辛声名狼藉的那种方式。这些即将被杀害的犯人是纳粹“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的牺牲品。其源头可追溯到1939年10月，当时元首下达了一项指示，允许医生挑出患有慢性精神疾病或身体有残疾的病人将他们杀死。一开始医生们给残疾人注射化学药剂，但后来他们更爱使用瓶装的一氧化碳。一些精神病院被改造成特殊的屠杀中心，在里面修建外观如淋浴室的毒气室。此前的几个月，希特勒已经批准了对残疾儿童的杀害。这是在贯彻他那套极端达尔文主义的冷酷世界观。这些孩子被剥夺了生命，因为他们身体的劣势将对德国社会造成负担。同时，作为种族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希特勒担心这些孩子一旦长大成人，极有可能会繁衍自己的后代。

9月1日，随着战争的打响，安乐死项目的受害者扩大到成年人，战争又一次成为激化纳粹思想的催化剂。在狂热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看来，残疾人也是“Ballastexistenzen”，对处在交战状态中的国家更是一个累赘。普凡缪勒博士（Dr. Pfannmüller）是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最恶名昭彰的人物之一，他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最优秀、最精英的年轻人跑去前线送死，好让那些低能的白痴和不负责任的反社会分子安全地躲在精神病院里，想到这些真让我难以忍受。”[56]行凶者如此思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筛选的标准不仅包括病人生理或心理疾病的严重程度，也涉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结果，精神病院里的犹太人不经筛选便全数送去毒死；而东部波兰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残忍杀害。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间，约1万名精神病患者在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大区遇害，其中很多是通过一种新的装置——四轮毒气室。受害者被塞进一辆经过改装的货车后部的密封车厢内，装在瓶子里的一氧化碳使他们窒息而死。由此，“生存空间”得以释出给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

1941年初，成年人安乐死项目推广到各个集中营，这一行动被称为“14f13”。奥斯维辛从7月28日开始执行。“晚点名时他们宣布，所有病人都可以离开这里接受治疗。”卡齐米日·什莫伦[57]说，他当时是营中的一名政治犯，“有些犯人信以为真。大家都燃起了希望。但我不太相信党卫队会这么好心。” 威廉·布拉塞也不信，他的卡波是一个德国共产党人，从后者那里他揣测这些病人后来的下场：“他跟我们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传言，那些从医院被带走的人后来都消失了。”

大约有500名或自愿或被挑中的犯人离开了集中营，等待列车的到来。“他们都病恹恹的，”卡齐米日·什莫伦说，“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他们就像一群幽灵一样。护士们走在队尾，用担架抬着病人。那个场景让人毛骨悚然。没人冲他们嚷嚷，也没有人笑。那些病号倒是兴高采烈：‘告诉我的老婆孩子关于我的消息。’”让犯人高兴的是，两个最恶劣的卡波也在队伍之中，其中一个是很多人憎恨的克兰克曼。营里有传言说他跟他的保护人，即营地长官弗里奇闹翻了。正如希姆莱所说——当卡波回到普通犯人中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在火车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两个卡波就已经被打死了。那天离开集中营的所有犯人都被送到但泽附近的宗嫩斯坦（Sonnenstein），死于一所经过改造的精神病院里的毒气室。也就是说，第一批被毒气杀害的奥斯维辛囚犯并没有死在集中营，而是被转运到德国；他们也不是出于犹太人身份而遭到杀害，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劳动。

1941年的夏天不仅是奥斯维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也是对苏战争中的决定性时刻，纳粹对苏联犹太人的政策即将发生转变。从表面上看，整个7月的战争形势对德国非常有利，德国国防军对苏联红军的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7月3日，陆军总司令部的弗朗茨·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苏战争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胜利。”戈培尔7月8日的日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将击溃苏联——没人对此再有疑问。”7月中旬，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深入苏联达350英里，到了月底，一名苏联情报官员奉贝利亚之命，找到驻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大使，询问他是否愿意作为德苏之间的调解人向德国请求讲和。[58]

然而，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饥饿政策一直是入侵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例来说，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在7月初的粮食储备只够维持两周。戈林在申明纳粹的政策时曾说过，作为占领者的德军只会给那些“为德国执行重要任务的人”提供食物。[59]另外，死在特别行动队枪下的犹太男人所留下的家眷也有待解决。这些女人和孩子大多数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很快就陷入饥馑；毕竟他们绝不会是“为德国执行重要任务的人”。

与此同时，食物短缺的危机已经有所预见——不仅是东部战场，还包括波兰罗兹的犹太人隔离区。当时掌管罗兹的是帝国保安总部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务的阿道夫·艾希曼，7月，党卫队的罗尔夫—海因茨·赫普纳给艾希曼的信中提到：“我们无法再养活所有的犹太人，这会是今年冬天的麻烦事之一。应该认真权衡一下，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或许还算人道。不管怎么说，总比让他们活活饿死要好。”（值得注意的是，赫普纳信中写到的可能需要杀死的是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而不是所有犹太人。从1941年春天开始，纳粹越来越多地将“有用的”和“无用的”犹太人区别开来，这种区分后来在奥斯维辛著名的“筛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7月底，希姆莱下令解决被纳粹判定为“没有利用价值、纯粹浪费口粮”的犹太人，尤其是针对东部战线。他将党卫队骑兵营和警察营的部分兵力调到特别行动队，最终大约有4万人参与屠杀行动，是特别行动队成立之初人数的十倍。大幅增加人手的原因在于，在东部，屠杀的对象扩展至犹太妇女和儿童。在接下来的几周，这一命令先后传到各个特别行动队指挥官那里，大多是由希姆莱本人在巡视行刑的过程中亲自下达的。到了8月中旬，这些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已全部获悉他们的新任务。

这是整个屠杀进程的一个转折。枪杀妇女和儿童，意味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入到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阶段。尽管到目前为止，纳粹在战争中的所有反犹政策几乎都有潜在的种族灭绝性质，且已有不少犹太妇女和儿童死在犹太人隔离区或失败的尼斯科计划中，但这次不一样。现在，纳粹决定把犹太妇女儿童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脱光衣服，在一个大坑前站成一排，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一个犹太婴儿绝无可能对德国的战争形势构成威胁，然而一个德国士兵却以此为借口朝幼小的孩童扣动扳机。

许多因素在这个关键时期共同促成了这一政策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苏联的犹太妇女儿童现在成了纳粹德国的“烫手山芋”，当然这也是后者一手造成的，他们射杀犹太男人并在东部实行饥饿政策。但这不是导致杀戮目标扩大的唯一原因。7月，希特勒宣布将在东部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伊甸园”，言外之意是，在纳粹的这片新乐园上不会再有犹太人的生存空间。（这一年7月希姆莱曾多次与希特勒进行一对一的密谈，此后他便下令将屠杀的对象扩大到妇女和儿童，这绝非出于偶然；若不是元首本人有意如此，这一举措很可能不会发生。）由于相关负责队伍已经忙于枪决犹太男人，按照纳粹的逻辑，扩大特别行动队队伍自是顺理成章，以便彻底“净化”这个新的“伊甸园”。

1941年夏，党卫队派出数支步兵团前往东部增援特别行动队，汉斯·弗里德里希[60]是其中一员，他所在的分队主要负责乌克兰地区。据他所言，遭到迫害的犹太人没有丝毫反抗。“他们（犹太人）极度震惊，完全吓傻了，你可以为所欲为。反正他们已经听天由命。”党卫队和他们的乌克兰合作者强行把犹太人赶出村子，让他们站在一个“又大又深的坑旁边，以特定的姿势，好保证被击毙后会掉进坑里。这样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有人负责跳进坑里仔细查看是否还有活口，因为不可能第一轮开枪就解决所有人。那些躺在那里只是受了伤的，会被用手枪补上一枪”。

弗里德里希承认，他自己也参与了深坑旁的屠杀。[61]他说，当受害者站在离他仅几米远的地方时，他“什么也没想”。“我只想着‘仔细瞄准，一定打中’。我想的就是这个。当你已经站在那儿，拿着枪准备射击……要做的就是，拿稳手里的枪，打得准一些。没别的了。”他从没有因自己杀死这么多人而遭到良心谴责，从没有做过与此相关的噩梦，也不曾在半夜醒来质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档案证实，弗里德里希是党卫军第一步兵旅的士兵，这支部队7月23日进入乌克兰。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许是不愿更多地谈及自己的罪行，弗里德里希没有具体说明他行凶的确切地点，然而，有记录显示，他所在的分队在不同地点都参与了屠戮犹太人的行动，包括1941年8月4日在乌克兰西部。在那次行动中，周边村庄里的1万多名犹太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聚集到奥斯特罗格镇（Ostrog）。“（8月4日）一大早，小汽车和大卡车都开来了，”瓦西里·瓦尔德曼[62]那时是个12岁的犹太小男孩，“他们都带着枪，还牵着狗。”党卫队包围了整个镇子，把数千名犹太人都赶出来，让他们朝附近的一个小村子走去，那里有一大片沙地。“大家都知道自己要挨枪子儿，”瓦尔德曼说，“但党卫队不可能一下开枪打死这么多人。我们是（早上）10点钟到的，他们命令我们所有人都坐下。那天非常热。我们没吃没喝，人们随地小便。那段时间很难熬。有人说他宁愿被枪打死也不愿意这么热的天坐在那里。有人晕倒，还有人纯粹因为害怕给吓死了。”

奥莱克西·穆莱维奇[63]是当地的非犹太裔村民，他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爬上附近一个谷仓的屋顶后，他看见50个或100个犹太人一组组被带走，又被命令脱光衣服。“他们让犹太人站在一个大坑边上，然后长官让士兵各自找一个犹太人准备开枪……犹太人大哭大叫，他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接着所有人都开了枪，犹太人都倒下了。长官找来几个强壮的犹太人把这些尸体扔进坑里。”

枪杀持续了一整天。几千名犹太人死去，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然而，这次行动中的犹太人实在太多了，党卫队一次忙不过来，所以到了傍晚，剩下的人，包括瓦西里·瓦尔德曼和他的家人在内又回到了奥斯特罗格。在这次和后来的几次行动中，瓦西里失去了他的父亲、祖母、祖父、两个兄弟和两个叔叔，但他和母亲成功逃离了犹太人隔离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藏在当地村民家里，直到红军解放乌克兰。“我不知道其他村子是什么样的，”他说，“但我们村的人对犹太人很仗义。”几天后，奥莱克西·穆莱维奇来到屠杀现场，眼前的景象让他毛骨悚然：“填埋坑洞的沙面在动。我想有受伤的人正在下面挣扎。我觉得很抱歉。我是想帮忙，但很快就意识到就算我能把谁挖出来，也没法治好他们的伤。”

“我们家养过狗，”瓦西里·瓦尔德曼说，“但我们对它们从没有像法西斯对待我们这么残忍……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这些人如此残暴？’”瓦西里·瓦尔德曼的这个问题，汉斯·弗里德里希可以回答——仇恨。“坦白讲，我一点都不同情（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深深地伤害了我和我的父母，对此我终生难忘。”因此，对所有被自己射杀的犹太人，弗里德里希“并不感到抱歉”。“我对犹太人的仇恨太深了。”在不断追问下，他承认，他曾经认为、且现在依然认为，为了“复仇”杀死犹太人是完全正当的。

了解弗里德里希的过去，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为何愿意参与屠杀，为何直到今天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921年，弗里德里希生于罗马尼亚一个德意志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他自小就耳濡目染家人对身边犹太人的痛恨。他的父亲是农民，当地的犹太人是贸易商，购买农产品然后在市场上出售。弗里德里希的父母告诉他，犹太人做生意赚取了过分的利润，而且经常欺骗他和他的家人。“我倒想看看，”他补充道，“如果你经历我们的遭遇，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农民，想要出售东西，比如说卖猪，但你却办不到。你只能通过一个犹太商人来卖。你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是什么滋味。”

20世纪30年代，还是少年的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朋友自己绘制海报，写上“不要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并把它们贴在一家犹太商店门口。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认为它起到“提醒人们提防犹太人”的作用。他读到纳粹德国的宣传口号、特别是极端反犹主义刊物《先锋报》时，发现这与他自己的世界观非常契合。1940年，他加入党卫队，“因为德意志帝国正在打仗”，而他“想要参与其中”。他相信“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有密切关系，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941年夏党卫队来到乌克兰时，作为其中的一员，他认为自己进入的并不是一个“像法国那样的”“文明”国家，顶多只是个“半开化”、“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地方。因此，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他心甘情愿地执行，并且一直想着自己是在报复那些“欺骗”了他家人的犹太商人。虽然此犹太人非彼犹太人——他杀的根本是另一个国家的人，但这对弗里德里希来说毫不重要。他说：“反正都是犹太人。”

对于曾经参与灭绝犹太人，汉斯·弗里德里希毫无歉意，也从未后悔。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一举一动都表明，他为自己和战友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在他看来，他的行为有着明确和充分的理由，那就是犹太人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伤害，没有犹太人的世界会更加美好。阿道夫·艾希曼曾在不经意间表露，一想到自己参与过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屠杀，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以至于可以“大笑着进坟墓”了。不难看出，汉斯·弗里德里希很可能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仍无法确定，是否就在1941年这个夏天——与东部战线屠戮升级同时——纳粹最终定下了针对德国、波兰和整个西欧数百万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有一份档案也许能说明，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7月31日，海德里希拿到一张有戈林签名的文件，上面写着：“1939年1月24日你曾接到一项任务，要求你以最合适的方式对犹太人进行转移和疏散，以解决犹太问题。作为对该任务的补充，我在此要求你提交一份全面的规划书，为正在计划中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提出有组织、有调研、可付诸实行的初步措施。”表面看来，这份文件的时间点是关键：戈林给海德里希签字、授意他策划“最终解决”方案的时间，恰恰也是特别行动队受命在东部战线射杀犹太妇女和儿童的时间。

然而，近来莫斯科特别档案馆（Moscow Special Archive）的新发现对7月31日授权的确切意义提出了质疑。这包括海德里希1941年3月26日的一张便笺，上面写着：“我就犹太问题向帝国元帅（戈林）做了简单汇报，交给他我的新计划。他批准了，只做了一处关于罗森堡管辖范围的修改，然后让我重新提交。”[64]海德里希之所以制定“新计划”，很可能是纳粹的反犹政策在入侵苏联前夕发生了变化，为此他也做出相应调整。将犹太人运往非洲的设想已被放弃，1941年初，希特勒曾经命令海德里希准备一份日程表，就如何将犹太人驱逐到德国控制范围内的某地做出规划。按照纳粹的预期，对苏战争应该只会持续几周时间，并在苏联的寒冬到来之前结束，因此海德里希和希特勒一定认为，在那年秋天将犹太人赶往更靠东的地方，以此内部消化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苏联东部的不毛之地是折磨犹太人的最好去处。

正如7月31日授权书里清楚写到的，海德里希在1939年初就接到任务，策划如何“通过转移和疏散解决犹太问题”，因此，关于海德里希的管辖范围，以及在纳粹体制内为此目的所允许的资源调用空间，相关讨论一定从那时起就没有停止过。1941年7月17日，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3月26日的文档上曾提到他）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帝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他对海德里希在东部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因此，7月31日的授权书很可能只是为了明确海德里希的职权而做出的。

因此，总的来说，新证据并不支持一个曾经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希特勒在1941年春天或夏天做出最终决定，要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且7月31日的授权是这个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当时所有纳粹领导人关注的焦点都在对苏战争上，他们认为在东部战线屠杀犹太妇女儿童，可以成为解决眼下具体问题的好办法。

然而，这个“解决方案”后来反而制造出更多问题，这才导致开发新的屠杀手段，以便更大规模地解决犹太人和其他处决对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8月15日。那天，海因里希·希姆莱来到明斯克，亲眼目睹他的特别行动队执行任务的过程。与他同行的人当中，瓦尔特·弗伦茨[65]是一名空军军官，在希特勒的总部做摄影师。处决现场让弗伦茨本人惊恐不已，难以平复，他明显看出处决者队伍中也有人是同样感受。弗伦茨说：“我到了处决现场不久，辅助部队的长官走过来，因为我是空军。他说：‘中尉，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能让我离开这儿吗？’我说：‘在警察那边我怕是说不上话，毕竟我属于空军，能怎么办呢？’他说：‘我实在受不了。太可怕了！’”

对明斯克屠杀留下心理创伤的不仅仅有这位长官，同样目睹屠杀过程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巴赫-泽勒维斯基对希姆莱说：“这还只是区区一百人……看看这个分队士兵的眼睛，有多惊恐！这些人下半辈子都完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追随者？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野蛮人！”[66]后来，巴赫-泽勒维斯基自己也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眼前一再出现他所参与的行刑场景“幻象”。

受到这些抗议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响，希姆莱下令开辟一种新的屠杀方法，以减少部下的心理问题。于是，几个星期后，刑事警察局技术研究所的党卫队少尉阿尔伯特·威德曼博士来到东部，在特别行动队B分队指挥官阿图尔·纳贝位于明斯克的总部与他会面。威德曼曾参与设计用毒气杀害精神病人，现在，他将把他的专业知识带到东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威德曼在苏联最先尝试的几个“改良版”屠杀方法，其中之一竟是将受害者炸死。一个地洞中放进几个精神病人和几包炸药，特别行动队第八分队队长威廉·雅施克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当时的场面太可怕了。炸药的威力不够强，有些伤者嚎叫着从地洞里爬出来……[67]地洞完全塌了……肢体残片散落在地上，有的还挂在树上。第二天，我们去收拾断肢，把它们都扔回地洞里。有些挂在树上的太高了，只好留在上面。”[68]

威德曼从这个可怕的实验中得到的结论是，炸弹显然不是希姆莱想要的杀人工具，所以他另寻他法。在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瓶装一氧化碳的应用非常成功，但要把大量这样的瓶子从几千英里以外运到东部很不现实。威德曼和他的同僚想到，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利用一氧化碳进行杀戮。几个星期之前，威德曼和他的上司瓦尔特·霍斯博士坐在柏林地铁的车厢中，聊到差点降临在阿图尔·纳贝身上的厄运：派对结束后他开车回家，由于喝了太多酒，他把车停在车库里，没有关掉发动机就睡着了，结果汽车尾气几乎让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纳贝的经历提醒了威德曼，他决定进行一次毒气试验。在明斯克东部的莫吉列夫，他把管子的一头接在小轿车的排气管上，另一头伸进一家精神病院砖砌的地下室里，然后把几名病人锁在里面，发动汽车。最初的试验在纳粹看来并不成功，因为小轿车排放出来的一氧化碳不足以置人于死地。在他们用卡车替代小轿车后，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再一次，纳粹以为找到了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威德曼发明的方法便宜又高效，可以把杀戮对屠杀者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降到最低。

于是，1941年秋天，威德曼在东部促成了纳粹屠杀手段的一个重大转变——关于这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然而，纳粹如何以及何时决定让奥斯维辛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仍存在争议。问题的棘手一部分源于霍斯提供的证词。一方面，他总是把自己伪装成受希姆莱的命令所迫，受下属的无能所累；另一方面，他提供的日期常常是不可靠的。霍斯声称：“1941年夏天，希姆莱把我叫去，向我解释道：‘元首已经下令对犹太问题进行最终解决，我们必须要完成这项任务。出于交通和封闭性的考虑，我选了奥斯维辛。’”[69]霍斯确实在1941年6月拜访过希姆莱，向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展示，他们正按照IG法本公司提出的扩张方案对奥斯维辛进行规划。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就被告知奥斯维辛将在“最终解决”中发挥作用，这其实不太可信。首先，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在这个阶段“最终解决”——即对灭绝营中的犹太人进行工业化灭绝的方案已经被确定下来。在时间上，这次会议早于最初特别行动队在东部针对犹太男性的屠戮，以及7月底屠杀对象的扩大。其次，霍斯后来补充的话与他自己说的日期相互矛盾。他说：“那个时候在总督辖区已经有其他三个灭绝营了——贝尔赛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然而实际上1941年夏天这三个集中营都没有建成，它们都是在1942年才投入使用的。

尽管霍斯的陈述自相矛盾，一些学者认为，1941年6月他可能被要求在奥斯维辛建造一些灭绝设施。然而，1941年夏秋之交，奥斯维辛杀人效率的提高并不足以证明霍斯6月与希姆莱的会面带来了实质性改变。最好的解释就是他自己记错了日期。霍斯所描述的他与希姆莱之间的对话很可能确实发生过，但应该是在接下来的一年，而不是1941年。

当然，这并不是说奥斯维辛在那个夏天没有卷入屠杀。奥斯维辛的行凶者在14f13项目中除掉了生病的犯人，在砾石坑旁射杀过苏联政委，因此它的管理者与东部特别行动队面临相同的问题——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屠杀手段。奥斯维辛的决定性时刻似乎出现在霍斯离开集中营的这段时间，也就是8月底或9月初。霍斯的副手弗里奇想到，一种为防止营地附近昆虫侵扰而使用的化学制剂——结晶氢氰酸可以用作他途。这种制剂装在铁罐中出售，被定名为齐克隆氢氰酸，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齐克隆B（Zyklon B）。与威德曼在东部的做法类似，弗里奇此时也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思维跳跃——如果齐克隆B可以杀死虱子，谁说不能用它来杀死人类中的害虫？既然11号楼已经是营中执行死刑的地方，而且它的地下室可以密封，可不就是进行这种实验最适合的地方吗？

此时的奥斯维辛没有不透风的墙，大楼之间仅相隔数米，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因此，从一开始，弗里奇的实验就人尽皆知。“我可以看到他们用手推车运来泥土，好把窗户封严，”威廉·布拉塞说，“我还看见，有一天他们从医院里用担架抬出几个病得特别重的人，把他们抬进了11号楼。”被带进11号楼的不只是病人，不难想象，还有奥斯维辛管理者曾声明要处死的另一个目标群体——苏联政委。“他们带了一群苏联战俘去地下室，”奥古斯特·科瓦尔奇克说，“结果毒气的效果不够好，很多人到了第二天还活着。所以他们加大了剂量，放进更多晶体颗粒。”

霍斯回到集中营后，弗里奇向他汇报了实验的情况。霍斯参加了11号楼接下来的一次毒气试验：“我戴着防毒面具亲自观看了屠杀过程。在拥挤的牢房里，齐克隆B刚被扔进去，里面的人就被毒死了。他们只来得及发出短促的、憋闷的喊叫，一切就已结束。”虽然证据表明，11号楼发生的死亡远非“瞬间结束”，但对奥斯维辛的纳粹分子来说，使用齐克隆B显然大大减轻了屠杀过程带来的痛苦，屠杀者不用再在行刑过程中注视受害人的眼睛。霍斯写道，这种新的屠杀方法出现让他“如释重负”，因为他终于可以“不再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

然而他错了，真正的血洗才刚刚开始。

[1] BBC访谈。

[2] 我们当然有权质疑这种用宽泛心理学原因解释纳粹分子行为的做法，但Alice Miller在《为你自己好：儿童养育中的暴力根源》（For Your Own Good: the Roots of Violence in Child-rearing, Virago Press, 1987）一书中指出，所有纳粹领导人都有着与霍斯和希特勒相似的严厉教养过程。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有着类似童年经历的人没有成为纳粹。

[3] 引自《达豪集中营：1933—1945》（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Dachau, Brussels Lipp GmbH, Munich 1978），第20页。

[4]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Commandant of Auschwitz, Phoenix Press 2000），第131页。

[5] 霍斯，《指挥官》（Commandant），第131页（为便于参阅，我在这里给出了成书页码，但所引用的文字大部分翻译自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保存的手稿原文）。

[6] 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933年，霍斯曾在波美拉尼亚的Sallentin estate组建了一支党卫队骑兵队，当时还是农民的他就已经积极地参与到“后备力量”当中了。

[7] 霍斯，《指挥官》，第64页。

[8] BBC访谈。

[9] 当然，一部分政治家是犹太人，但犹太人身份并不是他们被捕的原因。

[10] 霍斯，《指挥官》，第81页。

[11] 霍斯，《指挥官》，第70—71页。

[12] BBC访谈。

[13] 引自Danuta Czech的文章“奥斯维辛的囚犯管理”（The Auschwitz Prisoner Administration），载于Yisreal Gutman Michael Berenbaum编著，《奥斯维辛灭绝营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 Laurence Rees，《纳粹：历史的警告》（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第36页。

[15] 引自Franciszek Piper，“大屠杀的方法”（The Methods of Mass Murder），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三卷，第71页。

[16] 引自Jonathan Glover，《人性》，第344页。

[17] 引自Glover，《人性》，第361—362页。

[18] 霍斯，《指挥官》，第77页。

[19] 引自Aly，《最终解决》，第19页。

[20] BBC访谈。

[21] Aly，《最终解决》，第17页。

[22] BBC访谈。

[23] 戈培尔日记，1940年1月24日。

[24] 引自Raul Hilberg，《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Holmes and Meier 1986），第50页。

[25] 引自Aly，《最终解决》，第70页。

[26] BBC访谈。

[27] BBC访谈。

[28] 引自J. Noakes和G. Pridham编著，《纳粹主义：1919—1945》（Nazism 1919—1945, Vol. 3,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三卷，第933页。

[29] 引自Aly，《最终解决》，第3页。

[30] 德国外事办公室备忘录，1940年7月3日。

[31] BBC访谈。

[32] BBC访谈。

[33] 霍斯，《指挥官》，第116页。

[34] BBC访谈。

[35] Albert Speer的原话，转述自他的兄弟Hermann，引自Michael Thad Allen著，《种族灭绝的生意——纳粹党卫队、苦役与集中营》（The Business of Genocide-the SS, Slave Labo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第59页。

[36] Allen，《生意》，特别见第二章（A Political Economy of Misery）。

[37] 霍斯，《指挥官》，第283页。

[38] BBC访谈。

[39] 引自Irena Strzelecka,“刑罚与折磨”（Punishments and Torture），载于《奥斯维辛 1940—1945》，第二卷，第389页。

[40]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KL Auschwitz as Seen by the SS，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1998年），第117页。

[41] BBC访谈。

[42] Peter Hayes，《工业与意识形态——纳粹时期的IG法本》（Industry and Ideology-I. 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347—364页。

[43] 安布罗斯的档案，引自Hayes，《工业》，第349页。

[44] Franciszek Piper，“对苦役犯的剥削”（The Exploitation of Prison Labour），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104页。

[45] 霍斯，《指挥官》，第390页。另见Jan Sehn对霍斯的审讯，1946年11月7—8日于克拉科夫，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华沙，NTN 103。

[46] “IG法本-奥斯维辛创立大会”会议纪要，1941年4月7日。引自Deborah Dwork and 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从1270年到今天》（Auschwitz 1270 to the Present，Norton 1996），第211页。

[47] IG法本公司“与集中营指挥官的会议报告，奥斯维辛附近，1941年3月27日下午3点”，纽伦堡审讯档案 15148。另见纳粹党卫队对同一会议的记录。

[48] 1941年5月2日会议纪要，纽伦堡审讯档案第三十一卷，第84页，文件编号2718-PS。

[49] “政治经济指导方针”，纽伦堡审讯档案第三十六卷，第135—137页。

[50] Götz Aly和Susanne Heim,《种族灭绝缔造者》（Architects of Annihilati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2），第63—64页。

[51] 引自Aly和Heim，《种族灭绝缔造者》，第237页。

[52] 引自Kershaw，《希特勒》第二卷（Penguin Press 2000），第127页。

[53] 引自Ernst Klee, Willi Dressen和Volker Riess，《那时岁月》（Those Were the Days, Hamish Hamilton 1991），第179页。

[54] 《政委法令》于1941年颁布，该法令规定，被俘的苏军政委可以直接处死。

[55] 引自Henryk Swiebocki，“逃离集中营”，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四卷，第233页。

[56] 引自Robert Jay Lifton，《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 , Basic Books 1986)， 第63页。

[57] BBC访谈。

[58] 若想了解关于Pavel Sudoplatov这次拜访的最新证据，可参阅Laurence Rees, 《世纪之战》（War of the Century, BBC Books 1999），第53—55页。

[59] 引自Ulrich Herbert编著，《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灭绝政策》，（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Berghahn Books 2000），第257页。

[60] BBC访谈。

[61] 20世纪60年代，警察对弗里德里希进行了调查，了解他在战争时的所作所为，但没有对他进行起诉。在我们的访谈中，他尽管承认参与了射杀犹太人的行动，但没有说出他所犯下这些罪行的确切地点。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且在没有目击者亲自辨认的前提下，要想“排除合理怀疑”，对他的罪行提起刑事诉讼似乎不太可能成功。

[62] BBC访谈。

[63] BBC访谈。

[64] 引自Götz Aly，“犹太人的重新安置”（Jewish Resettlement），载于Herbert编著，《灭绝政策》（Extermination Policies），第71页。

[65] BBC访谈。

[66] 引自Glover，《人性》，第345页。

[67] 对Widmann审判过程中Wilhelm Jaschke的证词，斯图加特陪审法庭 （Schwurgericht-Stuttgart）1967年，第62—63页，路德维希堡国家档案馆（Staatsarchiv Ludwigsburg） EL317 III, Bu 53.

[68] Wilhelm Jaschke的证词，菲尔斯比堡，1960年4月5日，路德维希堡联邦档案馆202AR-Z 152/159。

[69] Gilbert证人陈述书，参见Dwork和van Pelt，《奥斯维辛：1270年至今》，第278页。

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

1946年4月7日，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博士在纽伦堡审判中质问鲁道夫·霍斯：“希姆莱向你下达所谓的‘最终解决’命令后，难道你从没想过拒绝吗？”“没有，”霍斯答道，“我们所接受的训练让我们不可能产生拒绝命令的念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命令……我想你没法理解我们的世界。服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要求。”[1]

霍斯和其他很多德国士兵一样，战败后想让全世界都以为他们是一群机器人，不管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永远只能机械地服从上面给他们的各种命令。而事实上，霍斯跟机器人有着天壤之别。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上半年，霍斯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奥斯维辛，好消灭更多的囚犯。在这个关键时期，有类似想法和行动的并不只是霍斯一人，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后，霍斯与数百名纳粹同伙一样，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其实，是许多人的集体意志促成了“最终解决”，证明这一结论的最好方法，便是深入了解1941年秋驱逐德国犹太人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那一年6月对苏联的侵略，促成了对苏联犹太人的彻底毁灭。枪毙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少，这也是截至目前，纳粹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方案中最激进的做法。但最初西欧和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并没有被卷入这场杀戮。纳粹依然认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将被“送往东部”，且按照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乐观估计，这在1941年秋天便能实现。我们无法想象，那些犹太人一旦“在战争结束后”被送到东部，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毕竟当时还没有灭绝营。纳粹很可能在占领的俄罗斯土地上找一个条件最恶劣的劳工营来接收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种族灭绝还是会发生，只是与后来在波兰毒气室里进行的流水线杀戮相比，过程会更加漫长。

可到了8月，一些纳粹领导人开始失去耐心。他们知道，东线的苏联犹太人正在以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残忍的方式被“处理”。开始有人提出，何不马上把德国犹太人也送到那儿去？那个夏天，以宣传部长兼柏林大区长官约瑟夫·戈培尔为首，一众纳粹分子强烈要求将柏林的犹太人驱逐到东部。在8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戈培尔的国务秘书利奥波德·古特尔指出，柏林的7万名犹太人中只有1.9万人在工作。（当然，这是纳粹自己造成的，他们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德国犹太人的限制法令。）古特尔说，那些剩下的人都应该“被送到苏联……最好把他们都杀死”。[2]戈培尔本人在8月19日与希特勒会面时也表示过类似的想法，希望尽快把柏林的犹太人遣走。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构建里，德国犹太人在一战中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人们认为，德意志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犹太人却躲在大城市里享受着前者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安稳。（事实上，在前线牺牲的德国犹太人比例与他们的德意志战友不相上下。）而1941年夏天，当国防军在东线卷入惨烈的战争，犹太人确实都留在了柏林——鉴于纳粹禁止德国犹太人参军，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一如既往，最能印证纳粹偏见的，往往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结果。然而，尽管戈培尔多次提出，希特勒仍不愿意驱逐柏林的犹太人。他坚持认为赢得战争是当务之急，犹太问题需要再等等。不过，希特勒还是批准了戈培尔的一个请求——让德国犹太人佩戴黄色星章，这是纳粹反犹举措的一个重要发展。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波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已经戴上了这种袖章，但到目前为止，德国的犹太人暂且得以免遭这种羞辱。

整个夏天和初秋，戈培尔并不是唯一试图说服希特勒驱逐德国犹太人的纳粹高官。9月15日，英国空袭汉堡，随后，汉堡大区长官卡尔·考夫曼写信给希特勒，请他准许驱逐汉堡市的犹太人，以便把他们的房屋腾出来提供给那些住宅被炸毁的非犹太市民。现在，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的请求源源不断地来到希特勒面前，其中还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指出，由于斯大林最近把伏尔加的德意志人驱逐到西伯利亚，作为报复，纳粹也应该驱逐中欧的犹太人。一下子，几周前还说驱逐帝国犹太人不着急的希特勒改变了主意，那年9月，他决定，将这些犹太人遣往东部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该把这种政策转变看成举棋不定的希特勒向下属屈服的结果。至少战争进展对他的影响不亚于下属的请求所产生的效果。希特勒一直说，战争结束后就可以开始驱逐犹太人；而1941年9月，在纳粹领导人看来，现在开始与“战争结束后”再做不过就差了几周时间。基辅眼看就要沦陷，德军马上就可以长驱直入攻占莫斯科，希特勒仍希望能在冬天到来之前击败苏联。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该把犹太人送往何处？希姆莱随即给出了答案——何不把帝国的犹太人也送去波兰的犹太人隔离区呢？9月18日，希姆莱写信给波兰瓦尔特的纳粹大区长官亚瑟·格赖泽尔，要求他做好准备，让罗兹隔离区接收6万名来自“旧帝国”的犹太人。然而，希姆莱也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正如隔离区当局很快指出的，罗兹犹太人区的人口已经严重饱和。

17岁的露西尔·艾兴格林[3]是希特勒改变政策后首批遭到驱逐的德国犹太人之一。1941年10月，她的母亲接到一封挂号信，要求他们全家在24小时内做好离开汉堡的准备。此时，包括那些希望赶走他们的纳粹分子，没人能预见他们去往奥斯维辛的路途有多么漫长和痛苦。艾兴格林一家此前已经吃了不少苦头。露西尔的父亲是波兰人，在战争刚一开始就被抓去达豪。18个月过后，也就是1941年2月，家人终于得到他的消息。“盖世太保来到我家门口，他们戴着帽子、穿着皮衣和皮靴，这是他们的标准装扮，”露西尔·艾兴格林说，“他们把一个雪茄盒扔到厨房的桌子上，说：‘这是本杰明·兰道（她父亲）的骨灰。’那究竟真是我父亲的，还是从达豪的焚尸炉里随便抓的一捧骨灰，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父亲的死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妹妹，这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时隔8个月，露西尔同她的妹妹及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在汉堡市民的注视下朝火车站走去。她们发现街上的人对她们的处境毫无同情心。“他们（非犹太人）一个个板着脸，”露西尔说，“要么说些难听的话，要么就把头别过去。我并不感到生气，只是觉得害怕。”

乌韦·斯托约翰[4]是汉堡市民，当时16岁的他就站在街边看着犹太人走过。他说：“大概有20%的人对此欣喜若狂，他们说：‘感谢上帝，这些一无是处的粮食浪费者终于消失了。’还说：‘他们不过是些寄生虫。’这些人一直在鼓掌。但大部分人一声不吭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正是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都看着别处。”斯托约翰的一个犹太朋友不得不以“令人心碎的方式”向他最爱的姑姑和祖母道别。他这个朋友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可以留下，但他的姑姑和祖母是纯种犹太人，所以不得不离开。乌韦·斯托约翰看着这令人心痛的一幕幕，一种感觉“挥之不去”：“那是一种感谢上帝你生下来不是犹太人的感觉。感谢上帝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你本来很可能生在犹太人的家里，因为没人能选择谁是自己的父母，那么被赶去别处的就是你了，你走到哪儿都得戴着那颗星星。我到今天还能想起那种感受……”他继续说道：“随即我就想，这些人接下来会怎么样？当然，听过那么多传言以后，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他们会被送去一个特别可怕的地方。”

“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命运究竟知道多少，这是个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而乌韦·斯托约翰所言大概最接近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了解程度。他们知道这些犹太人不会再回来了。汉堡出现了好几个集市，售卖犹太家庭留下的家什杂物。同样，不少“普通德国人”也知道，在东部，“不好的事情”正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德国南部弗兰肯（Franken）地区帝国保安部（SD，党卫队的情报部门，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领导）的纳粹官员撰写的一份报告表明，纳粹很关心德国人知道东部发生的屠杀后会有什么反应：“这些虔诚的教徒、朴实的村民之所以深感不安，最主要是他们听到从苏联那边传来的消息，描述了对犹太人的枪杀和灭绝。这些传言常常引起强烈的关注、焦虑和担忧。乡民们普遍认为，我们根本没有十足的把握打赢战争，如果犹太人回到德国，将会对我们展开可怕的报复。”[5]

虽然德国普通民众对犹太人的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很少有人对驱逐他们提出抗议。在驱逐行动开始之初的1941年10月，汉堡更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就这样，艾兴格林家的三个女人穿过街道，一起登上了木头座椅的三等车厢。当列车启动时，露西尔意识到这将是“没有目的地的一段旅程，我们不知道列车会驶向哪儿，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她们会到达奥斯维辛。眼下，大规模的扩建计划正在制定中。按照规划，一个全新的集中营将建在距离现有营地2英里远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沼泽地，波兰人管它叫布热津卡（Brzezinka），德国人称其为比克瑙。尽管奥斯维辛-比克瑙最终变成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场所，但这却不是纳粹最初决定建造比克瑙集中营的原因，它一开始想要关押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战俘。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比克瑙的建造要追溯到1941年3月，当时希姆莱视察奥斯维辛主营地，命令霍斯建造一个巨大的、可以容纳10万人的全新战俘营。但这个结论仅仅是根据霍斯的回忆得出的，正如前文所指出，这个日期很可能并不准确。如果希姆莱是在1941年3月下达建造战俘营的命令，为何关于战俘营地点的建议却直到那一年10月才首次被提出？通过对苏联档案的研究，新发掘的证据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奥斯维辛建筑部门有一份日期标示为1941年9月12日的文件，标题为“对建设和扩大奥斯维辛集中营草案的说明”[6]，该文档详细描述了奥斯维辛1号营（主营）的现状，以及将它扩建成一个可容纳3万名犯人的集中营的具体方案。然而，在这份文档及其各种附录中，没有一处提到将在比克瑙建造一个战俘营。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断，在1941年9月12日的时候，关于比克瑙的详细方案尚未成形。

近期发现的另外一份档案也可以证明，修建新营地的决定至少在9月第二周还没有做出。20世纪90年代，希姆莱工作日志缺失的部分出现在苏联的一份档案中，他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行动和电话记录得到了详细的研究。[7]研究表明，9月15日，希姆莱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经济管理部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讨论到“Kriegsgefangene”（战俘）问题。根据希姆莱日志中的一条记录，第二天，他又与波尔通了电话，谈到了将由KZ（集中营）系统“接管”的“10万名俄罗斯人”。9月25日，OKW（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主管战俘的部门下令，至多“将有10万名战俘被送往党卫队全国领袖那里”。26日，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房管处的负责人汉斯·卡姆勒，指示在奥斯维辛建造新的战俘营。

所有这些新证据都表明，建造比克瑙的最终决定是在1941年9月做出的，而不是3月。当然，也有可能希姆莱在那年春天视察奥斯维辛时就看到了在附近建造新营地的可能性，甚至向霍斯提到，这里有一天会是进行扩建的合适地点。1941年7月，党卫队清空了比克瑙地区的小村庄，把村民都送到别处，这意味着奥斯维辛的管理者意识到该地区的潜在用途（不过，他们也在清空附近的其他区域，以建立“奥斯维辛利益区”[Auschwitz Zone of Interest]）。然而，正如新证据所表明，极有可能直到9月才有建造比克瑙的确切决定。

设计和建造新集中营的任务，落在了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刚刚被任命为奥斯维辛建筑办公室负责人的卡尔·比朔夫，以及三级小队副兼建筑师弗里茨·埃特尔的身上。一项对新集中营规划方案的研究表明，从一开始他们设计的居住环境就太过拥挤，根本无法满足犯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最初，他们打算一个营房关押550名犯人，这意味着每个犯人的空间仅是“旧帝国”集中营（如达豪）的三分之一。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密度，对纳粹规划者来说还是不够，方案中有一处手写的修改痕迹：“550”这个数字被划掉，改成了“744”。也就是说，比克瑙每个犯人的生存空间是德国集中营里的四分之一。在纳粹眼里，这种冷酷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知道比克瑙会是一个特殊的战俘营，要关押的不是英国或法国的战俘，而是他们眼中的劣等人苏联的战俘。

在对苏战争的头7个月，德军共俘获300万名红军战士，到战争结束，共有570万人被俘，其中竟有330万死于狱中。战后，德国声称，死亡人数之所以如此骇人听闻，是因为德国人没有预料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俘虏这么多人，因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安顿他们。这当然是一个借口，为的是掩盖一个更黑暗的事实。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经济规划会议纪要表明，德军在战争中想要用苏联人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他们知道这会导致苏联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而奥斯维辛-比克瑙新集中营之所以按照这样的方案进行扩建，显然是想把苏联战俘置于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故意造成大量犯人不可避免地死亡。

比克瑙的建造参照了修建奥斯维辛主营地的做法，也是由犯人自己完成。为此，1万名苏联战俘于1941年秋被送到奥斯维辛。波兰犯人卡奇米日·什莫伦[8]目睹了他们到达时的场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下雪——10月份就下雪还是挺少见的——他们（苏联战俘）在距离营地3公里的地方下了车。他们被迫脱光衣服，跳进装着消毒剂的大桶里，然后光着身体跑进奥斯维辛（主营地）。大多数人都特别瘦。”到了主营地后，这些苏联战俘成了第一批身上刺有囚犯编号的犯人，这是奥斯维辛又一自创的“改良”措施，在纳粹德国所有集中营里，只有奥斯维辛通过这种方式辨认囚犯。似乎是因为营中的死亡率极高，而辨认一具有编号的尸体比辨认挂在犯人脖子上、极易脱落的名牌要容易一些。最开始，编号不是刺在犯人手臂上，而是用长针刺在犯人胸口，随后用墨水给伤口上色。如什莫伦所见，许多苏联犯人无法忍受这一痛苦的过程：“他们不停扭动身体，当刺字的工具在身上敲打时，他们会摔倒，不得不让他们靠着墙挨刺。”

那年秋天参与建造比克瑙的1万名苏联战俘，到第二年春天还活着的只剩下几百人。帕维尔·斯滕金[9]便是其中一个幸存者。1941年6月22日，战争打响还不到两个小时，他就被德军俘虏。起初他被带到德国战线后方一个巨大的战俘营，在那里与几千名苏联战俘一起像动物一样被关起来，每天只能以稀汤充饥。他的战友们相继饿死，可他却因为习惯饥饿而活了下来——20世纪30年代他在苏联集体农庄长大，“从小就挨饿”。1941年10月，斯滕金作为最早一批被送到奥斯维辛的苏联犯人，刚一到达就马上开始在新地点建造营房。“在比克瑙，（苏联）犯人平均只能活两个星期，”他说，“如果你找到什么能吃的，必须马上吞下肚，不管是生土豆还是什么，都无所谓。脏不脏都一样，没地方洗。到了早上起床时间，还活着的人就会起来，在他们身边总有两三个死去的人。你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活着，第二天早上就没气了。到处都是死亡、死亡、死亡。晚上有人死，早上有人死，下午有人死。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由于这些苏联战俘都登记在案，每人都有一个囚犯编号，奥斯维辛管理者便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死亡登记表（Totenbuch）中解释成千上万起死亡？他们的解决之道是编造出五花八门的疾病来搪塞苏联战俘的死亡，例如，光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就有600人。[10]（之后接收犹太人时，他们想出了新的办法，即对刚到就被处死的大部分人不再进行登记。）

卡奇米日·什莫伦曾与苏联战俘共同在比克瑙劳动，他说：“他们被当成最低等的人，挨打的频率更高，日子比我们更不好过。他们最后都会被杀死，就像苍蝇一样死掉。”苏联犯人的生活条件恶劣到开始吃人肉的地步，而鲁道夫·霍斯亲眼目睹这一景象：“我自己看见一个苏联人倒在一堆砖块中间，他被开了膛，肝被摘走了。他们为了抢吃的会把对方往死里打。”[11]霍斯在回忆录中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却从没说过苏联战俘为什么沦落到这般境地。他似乎忘记，在6个月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党卫队同僚造成9000至1万名苏联战俘死亡。显然霍斯毫无愧疚之情，因为苏联战俘像“动物”一样的举止恰恰符合纳粹所宣传的形象。纳粹再一次造就了自我证实的预言。

在比克瑙，帕维尔·斯滕金忍受着病痛和饥饿日夜劳作，眼看战友一个个死去，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自己终究会没命，这他知道，但“自由地死，那是我的梦想。随便他们开枪打死我，但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死去”。因此，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成功逃脱的概率很小，可和他的一帮战友仍打算越狱。计划再简单不过了。1942年一个春日，他们被派去运回一具苏联战俘的尸体，尸体在集中营的外围。他们走到环绕集中营的铁丝网外后，大叫一声便朝不同方向四散而逃。瞭望塔里的守卫一时愣住了，直到这些俄国佬跑到附近森林里的安全地带才反应过来开枪。在数月时间里，帕维尔·斯滕金经历了重重险阻，最后终于来到了苏占区。可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的苦难远未结束。

1941年10月，奥斯维辛的建筑师除了计划在比克瑙建造一个新的战俘营，还设计了一个取代主营地现有焚尸炉的焚尸场。近期有研究表明，新焚尸场多了一个管道内嵌、能排出室内气体引入室外空气的通风系统，这意味着建筑师有意将它同时用作毒气室。[12]但这一观点遭到另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指出，规划方案仍没有提及关于输送齐克隆B的设备。直到几周前，原有的焚尸炉才使用剂量有限的齐克隆B进行试验，规模与11号楼进行的实验类似。即便纳粹确实考虑到新焚尸场应该具有原设备的功能，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奥斯维辛在这个阶段就打算建造大型的新杀戮设施。

这一年10月，就在党卫队建筑师积极进行筹划、苏联犯人开始建造比克瑙的同时，露西尔·艾森格林和其他来自汉堡的犹太人抵达波兰中部的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这是他们前往奥斯维辛长途跋涉的第一站。在隔离区第一天的所见所闻就吓坏了他们。露西尔说：“我们看见排水沟里流着污水，看见破败不堪的房子，看见一个类似贫民窟的地方——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贫民窟，只是猜想这里就是。住在隔离区里的人看起来很疲惫、很憔悴，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地方无法用言辞形容，这里的生活毫无意义。”

露西尔到达罗兹犹太人区时，这个地方已经与外界隔绝了18个月之久。疾病和饥饿折磨着这里的居民。从隔离区开始使用到它被清空，超过20%的人死在里面。16.4万名犹太人被迫挤在1.5平方英里的区域内，生活条件极其艰苦。[13]

一开始，纳粹把罗兹的犹太人关在隔离区，不允许他们通过任何方式赚得购买食物的钱。大区负责人亚瑟·格赖泽尔想要迫使犹太人在饥饿的威胁下交出他们的贵重物品。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下去，需要想出些巧妙的对策。雅各布·兹伯斯坦[14]是最早被困在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之一，他隔着铁丝网与住在外面不远处的波兰人讨价还价。有一个和雅各布达成交易：他用纸包好一个面包扔进铁丝网里，雅各布吃掉半个面包，把剩下的半个卖给别人，挣到的钱隔着铁丝网递给他。通过这种方式那个波兰人赚了不少钱。“他帮了我们两个月……后来他被发现了，为此丢了性命。但两个月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外一些犹太人通过变卖钻戒或其他珠宝来换取食物。于是，住在铁丝网另一端的波兰人和德意志人都发了大财。“如果一个值5000马克的东西只卖100马克，那谁不买谁就是傻子。”埃贡·齐尔克[15]是住在罗兹的德意志人，他承认自己通过与隔离区内居民的交易赚了很多钱。“他们（指犹太人）不能靠一枚戒指填饱肚子，但要能用戒指换来一个面包，那他们就能多活一两天。你用不着是个商人，这是生活教会你的道理。”

到了1940年8月，纳粹明显感觉到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不再有什么“囤货”了，因为他们开始挨饿。纳粹惯有的短浅思维也同样体现在当地的德国负责人身上，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应对这一迟早会出现的危机。现在需要作出决定，到底是让犹太人继续挨饿，还是允许他们工作。隔离区最高行政长官汉斯·比博倾向于雇佣犹太人，而他的副手亚历山大·帕尔菲格却无视身边所有证据，坚持认为犹太人还藏有现金，不同意给他们提供食物；他还指出，即使他判断错误，犹太人已经被榨干了，“我们也完全没必要在意他们的死活”。[16]

比博的意见胜出，最终在隔离区里建起了近一百座工厂，大部分生产纺织品。有工作的人可以得到更多食物。德国人眼中“有工作能力”和“没用的、浪费粮食的”犹太人，随后被严格区分，成为纳粹管理者广泛应用的原则。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被称为Ältestenrat，即长老理事会）被纳粹赋予了相当大的自主权来管理这个地区，领导人是莫得哈伊·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理事会的职责包括管理工厂、分发食物、组建隔离区的警察队伍，以及提供其他各种服务，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得到隔离区其他犹太人的拥护。“他们有特定的粮食配给，”雅各布·兹伯斯坦说，“他们去专门的商店购物，那里的食物非常好，完全可以生活得很滋润。隔离区一小撮人获得（那样的）待遇，其他人却完全被忽视，这让我很气愤。”

这就是露西尔·艾森格林和她的妹妹及母亲在1941年10月到达的地方——一个人满为患、疾病肆虐的世界，一个大部分居民都在挨饿、少数人却过得比其他人都好的世界。作为后来的不速之客，这些德国犹太人只得在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一块空地落脚。“我们不得不睡在一间教室的地板上，”露西尔说，“没有床、没有稻草，什么都没有。每天会有人给我们送一次汤和一小片面包。”回忆起这些初来乍到的德国犹太人，雅各布·兹伯斯坦说：“他们肯定特别沮丧。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德国犹太人）通常看不起波兰犹太人，觉得我们当然比他们还低一等。突然一夕之间自己沦落到跟我们一样了，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差，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还赶不上我们。”

德国犹太人开始向波兰犹太人售卖家产，以获得更多食物，或改善生活条件。露西尔·艾森格林很幸运，因为她们家有波兰血统，换起东西来更加容易。“我妈妈用一件真丝衬衫换来一些黄油和面包。她很擅长做买卖，因为她会说他们的语言。几个星期之后，我用一个皮包从一个年轻女人那里换来面包。如果你看看卖家，再看看买家，就会觉得很可悲。买家都穿着破衣烂衫，相比之下，我们看起来仍然很富裕，衣着体面，也不像当地人面露饥色。他们会走进校舍，说：‘我有一间空房，如果你想躺在床上睡一夜，只要给我一片面包或者一些德国马克，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学校，在别的地方过夜。’卖什么的都有。”

德国犹太人很快意识到，为了尽最大可能争取活下来的机会，他们必须在隔离区内找到工作。当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德国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之间存在隔膜。“最早一批到隔离区的（德国）人对当地的一切都看不惯，”露西尔说，“他们会说：‘不应该这样……这样做不对……让我们教教他们。’你不能走进别人家里，给人家重新摆家具，可他们当时就想这么干。”但德国犹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隔离区内缺少“关系”。“那基本上是个非常腐败的体系，”露西尔说，“你帮我，我帮你。外人根本进不去。我一开始想把我妹妹送去制帽厂，但这几乎就是妄想，那些工厂的领导给我的答复是：‘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在隔离区里，你想办成任何一件事都要付出代价，无论以哪种形式，而且代价通常很高——什么都不便宜。但这是隔离区的生活造就的。他们在战前也是这样的人吗？我很怀疑。我当时只有17岁，这一切让我非常吃惊。”

如果说犹太隔离区的原居民对德国犹太人的到来心怀不满，那么瓦尔特大区的纳粹领导对此也是怨气冲天。希姆莱刚提出把6万名犹太人从“旧帝国”遣送到罗兹，就有抗议的声音。于是缩减为2万名犹太人加5000名吉卜赛人。可即便如此，这些人的涌入还是给当地大区长官亚瑟·格赖泽尔造成了诸多困难，他与负责这一地区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警察上将威廉·科佩，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隔离区过度拥挤的问题。鉴于1941年夏天以来，屠杀一直是东部解决类似危机的首选答案，因此他们此时开始琢磨屠杀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叫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赫伯特·朗格，他一直担任一个特殊小分队的指挥，该分队专门负责杀害东普鲁士及周边地区的残疾人。朗格和他的手下曾多次使用一辆 “毒气货车”，该货车的后车厢被密封起来，灌入瓶装一氧化碳。如今，在罗兹的纳粹领导人看来，这种货车是解决隔离区突然出现的人口过剩问题最合适的工具。

据朗格的党卫队司机瓦尔特·布尔迈斯特回忆，那年晚秋，朗格在瓦尔特大区偶然发现了放置毒气货车的合适地点。朗格对他的司机说：“首先我要强调，这件事必须完全保密。我接到命令，要在海乌姆诺（Chełmno）组建一个特殊部队，波兹南的同事和利兹曼市（罗兹的德语名字）警察部队的其他人也将加入我们。我们有一个艰巨但重要的任务要完成。”[17]海乌姆诺这个小村庄位于罗兹的西北方，距罗兹大约50英里，朗格和他的手下在这里搭建了一栋“别墅”（the Schloss），以完成大屠杀这个“艰巨但重要的任务”。于是，海乌姆诺——而不是奥斯维辛——成为首个屠杀中心，处决从罗兹隔离区筛选出的犹太人。

但1941年年底，在建的屠杀中心不只有海乌姆诺。11月1日，波兰东部卢布林地区的贝尔赛克集中营开始动工。贝尔赛克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参与过成年人安乐死项目，包括首任指挥官、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与海乌姆诺相同，位于总督辖区隐蔽地带的贝尔赛克也将用来屠杀当地“没有生产力的”犹太人，但与海乌姆诺不同的是，它是首个在最初的设计方案里就含有固定毒气室的集中营，每间毒气室都配有生产一氧化碳的发动机。这样的毒气室正是1941年9月，威德曼在东部的毒气试验得出的产物。

与此同时，对旧帝国犹太人的驱逐仍在继续。1941年10月至1942年2月间，共有5.8万名犹太人被送到东部不同地点，其中也包括罗兹隔离区。这些犹太人所到之处，当地的纳粹管理者都不得不临时想办法应对，他们有时会遵照柏林的指示，有时也自作主张。例如，大约有7000名犹太人从汉堡被送到明斯克，在他们到达之前，当地1.2万名苏联犹太人被枪杀，好为他们腾出空间。来自慕尼黑、柏林、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城市的犹太人被送到立陶宛的考纳斯，有5000人死在特别行动队第三分队的枪下。这是第一批刚送到东部就被杀害的德国犹太人。另一批来自柏林的犹太人于11月30日到达拉脱维亚的里加，他们也是在刚到达后就全部被杀害。然而，这其实与希姆莱的想法相悖，他曾致电海德里希，表示：“柏林犹太人，无需消灭。” 下屠杀令的指挥官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后来还遭到希姆莱的训斥。

由此可以看出，1941年秋，对于如何处置来自帝国的犹太人并没有统一的政策：希姆莱反对里加的屠杀，但却不反对在考纳斯进行的灭绝。尽管有着这些互相矛盾的态度，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将帝国犹太人送往东部的决定标志着历史在此急转直下。10月的一天，希特勒在晚餐后说道：“谁也不许跟我说我们不能把他们（犹太人）送到沼泽地去！又有谁在乎我们的人？人们害怕我们灭绝犹太人，那正好，让恐惧为咱们开路！”[18]那年秋天，纳粹领导层也在讨论是否把德国统治区内所有犹太人都驱逐到东部。在法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烧毁巴黎犹太会堂的行为辩解道，他之所以批准这一行动，“只不过是因为当时最高当局确凿地认定犹太人要为欧洲卷入战火负责，必须从欧洲彻底消失”。[19]同样是在1941年11月，希特勒在与流亡到柏林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会谈时说到，他希望所有犹太人、甚至包括那些不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全都“被摧毁”。[20]

从驱逐帝国犹太人开始，希特勒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决定最终导致犹太人的灭绝。在苏联，特别行动队的枪口已经无分男女老少，这么多的帝国犹太人被送到那里，难道希特勒以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别的下场吗？是屠杀当地犹太人来为新来的帝国犹太人腾出空间，还是直接屠杀后者，从一开始这两种做法就没有多大差别——如耶克尔恩在里加的行动。随着战争的推进，等到波兰东部的加利西亚（Galicia）落入德国人手中，对总督辖区的纳粹领导来说，两种做法的界线就更加模糊了。加利西亚毗邻苏联，这里的犹太人数周前就受到特别行动队的围剿，再说当地政府也很难去细分该枪决的总督辖区犹太人为何是这一批而不是那一批。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在1941年秋就做出明确决定，要把德国控制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全数杀死。首先，纳粹当时尚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1941年11月，在建的屠杀设施只有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以及贝尔赛克的小型毒气室。大约同时，一家德国公司接到命令建造拥有32个隔间的大型焚尸场，地点定在白俄罗斯的莫吉廖夫（Mogilev），不过这个焚尸场最终并没有建成。有人认为这表明纳粹有意在东边建造一个新的屠杀中心。然而，这种种举措也可以解释为地方当局的一些企图：杀死当地犹太人以便为新来的帝国犹太人腾出空间，或者除掉他们手中那些不能工作的犹太人，也就是对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最重要的是，1941年秋，奥斯维辛并没有增建营内屠杀设施的计划。新的焚尸场确实在规划中，但这是为了淘汰主营相应的旧设备。

地球另一端的事件终结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却给犹太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11日，作为日本的盟友，德国向美国宣战。在希特勒看来，这一切都是国际犹太人组织精心策划出世界大战的“证据”。德国刚一宣战，希特勒便通过广播向德国民众明确宣布，罗斯福总统正受到“犹太人”的操纵，同样受“犹太人”摆布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劲敌——约瑟夫·斯大林。

第二天，希特勒对纳粹领导层（包括大区长官和全国领袖）发表了一番演说，把自己的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把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1939年1月30日他在国会大厦演讲的预言相联系，当时希特勒曾威胁，“如果犹太人成功地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其后果将是“欧洲整个犹太民族被灭绝”。12月13日，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就犹太问题而言，元首已下定决心对他们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清除。他曾警告过犹太人，如果他们再次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他们自己将遭到灭绝。这并不是一句空话。现在，世界大战爆发了，犹太人的灭绝是必然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心软。”

那一周，关于“灭绝”的讨论不绝于耳，可兹证明的另一个例子是12月16日汉斯·弗兰克的讲话。作为总督辖区负责人，他对克拉科夫的纳粹高级官员说：“作为一个资深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我必须要说，如果我们最优秀的战士为了保卫欧洲献出自己的生命，犹太民族却得以从欧洲这场战争中存活，那么这场战争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因此，在犹太问题上，我将孜孜不倦为一个目标奋斗，那就是他们有一天必须全部消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犹太人都格杀勿论。”[21]亲聆希特勒12月12日训话的弗兰克还补充道，他“在柏林”就接到命令，告诉他以及跟他一样的人应该“亲自……清算犹太人”。

20世纪90年代，希姆莱完整的工作日志被发现，从而又多了一个证据表明，希特勒与这个关键时期耐人寻味的联系。12月18日，在与希特勒进行了一对一的会面后，希姆莱写道：“犹太问题——比照游击队进行灭绝（auszurotten）。”[22]使用“游击队”这个称谓，是为了把对犹太人的屠杀伪装成东部的必要安全工作。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希特勒写下的文字，可以证明“最终解决”是他直接下令执行的，但上述证据让人们不仅有理由怀疑，甚至确定，那年12月，希特勒正积极煽动和引导更激进的反犹行动。他亲自下令将帝国犹太人遣送东部，就算没有美国参战所产生的催化作用，这次驱逐最终仍可能通向死亡。12月5日，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城下向德军发起反攻，希特勒的愤怒和沮丧可能已经预示了拿犹太人发泄的倾向。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则将他明确引向谋杀。纳粹领导层不再假装他们仅仅是要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关进集中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他们现在要做的是“灭绝”。

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二天，12月8日，是“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的又一个分水岭。这一天，首批来到海乌姆诺的犯人将面临毒气处决。这些来自附近科罗（Koło）、达比（Dąbie）和科罗达瓦（Kłodawa）等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坐着卡车来到营地（后来，犹太人都是用火车运到附近的波维尔奇［Powiercie］站）。他们被带到村子中心的大房子——“别墅”内，脱光衣服进行“消毒”。随后，他们被带进地下室，经过通道走上木制的斜坡，最终来到一间密闭的暗室。这里实际是货车的后车厢。

一开始，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与一年前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使用的一样，都是通过瓶装一氧化碳毒死被锁在密闭后车厢里的人。但海乌姆诺的杀戮刚进行了几周，便有新的毒气货车投入使用，这些货车用自身排出的气体让车内的人致命。由于屠杀是在村庄内进行的，货车就停在“别墅”的庭院中，因此这一行动并不是什么秘密。佐菲娅·绍尔克[23]当时是个11岁的小女孩，就在离屠杀场所几米远的地方做事和玩耍。她曾看到过这批犯人：“他们（犹太人）被打得很惨。他们到的时候是冬天，可还穿着木拖鞋……他们一般就在这儿脱衣服，脱下来的有好大一堆……已经脱光衣服的人被赶进货车里。叫声大得啊，那么惨，让人根本无法忍受。有一次他们带来了一群孩子，这些小孩也都大叫。那次我母亲听到了，她说孩子们叫着：‘妈妈，救救我！’”

在“别墅”毒死犹太人后，货车开到附近的茹霍夫斯基（Rzuchowski）森林，距离不到两英里。佐菲娅·绍尔克说：“车开动的时候，我说：‘地狱开走了！’我就在路边放牛，怎么可能看不见它开过去呢？”在森林里，被叫来掩埋尸体的犹太人负责清空车厢。每天晚上这些犹太人被运回“别墅”关押。过不了几周，他们自己也被杀害，新来的犹太人中又会有人被选出来做他们的工作。

森林里的状况很快就让人触目惊心，这是佐菲娅从一位德国士兵那里得知的，他所在的森林分队（Waldkommando）负责监督尸体的处理过程：“他借住在我家，老是把我叫过去说：‘给我擦鞋！’接着他会问：‘臭吗？’我会说‘臭’，因为气味很大。人体开始腐烂，相当难闻。他们把尸体都埋在坑里，但是天太热，都开始发酵了。”

库尔特·默比乌斯当时是海乌姆诺的一名德国守卫，后来因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受审。在1961年11月的亚琛审判中，他向人们揭示了纳粹行凶者在屠杀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朗格中尉对我们说，灭绝犹太人的命令来自希特勒和希姆莱。作为警察，我们接受的训练要求我们将政府下达的所有命令都视为合法的、正确的……那时我相信犹太人并不是无辜的，他们都有罪。这样的宣传一遍遍向我们灌输，所有犹太人都是罪犯，都是低等人，是犹太人造成了德国在一战后的衰落。”[24]

前面说过，建造海乌姆诺的主要目的，是屠杀罗兹隔离区里那些在纳粹看来没有生产力的犹太人。第一批于1942年1月16日离开罗兹，前往这个新的灭绝中心。此时，露西尔·艾森格林已在罗兹隔离区待了三个月，她当时的心情是：“我们不想走，我们觉得看得见的苦难总比看不见的好。”多了被驱逐的“筛选”压力，罗兹隔离区原本就很糟糕的生活变得更可怕了。

海乌姆诺对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程意义重大，它是纳粹德国第一个专为灭绝犹太人所兴建的场所。但是它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投入使用，完全是因为纳粹对一座大房子的匆忙改造使其成为屠杀基地，并使用了毒气货车这个已有的技术。在纳粹行凶者们看来，海乌姆诺是非常低效的，它不能秘密地进行屠杀，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尸体。所有这些“缺点”都将在兴建中的新灭绝营——贝尔赛克——得到改正。

1月20日，也就是罗兹隔离区的第一批犹太人动身前往海乌姆诺四天之后，柏林郊区万湖（Wannsee）湖畔的一幢党卫队别墅中召开了一场会议。它作为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而闻名于世，然而，它其实配不上这样的恶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作为发起人，邀请了相关的政务秘书前来讨论犹太问题。每份邀请函都附上了戈林1941年7月31日准许海德里希执行“最终解决”的授权书复印件（然而，如第一章所述，“最终解决”在1941年7月的含义不大可能与1942年1月的相同）。众所周知，会议原定于中午开始，因此邀请函上提到将提供“茶点”。会议地址是大万湖56-58号，这个别墅曾被负责协调国与国之间警察活动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征用。有必要提醒的是，在万湖会议上，桌前围坐的与会者都来自德国这个欧洲大国，都是从政府支薪的官员，而不是出没于街头巷尾的恐怖分子，可他们的罪行却比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还恶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天仍有人认为这是一群教育程度不高的“流氓无赖”，可实际上在座的15人当中，有8人拥有博士头衔。

邀请函是在1941年11月寄出的，会议原定在12月9日，但因珍珠港事件延期。于是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太平洋上的事件没有造成会议推迟，那么万湖会议的内容本该是什么呢？当然，会议的目的肯定还是为解决纳粹的“犹太问题”找出某个种族灭绝性质的“方案”，但或许更多的讨论会围绕制定一个战后才实施的解决方案，或真正尝试为那些被遣送至东部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工作营。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美国是否参战，万湖会议都是一次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非常重要的会议。1941年秋，纳粹德国内不同地方出现了各种自创的屠杀方式。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来说，万湖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整合这些做法，并且明确党卫队才是掌控整个驱逐进程的人。

万湖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之所以为世人所知，主要得益于一份会议纪要的复印件。记录者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中校），阿道夫·艾希曼，也就是海德里希的“犹太问题专家”，他活到了战后。艾希曼的会议纪要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能帮我们直接了解“最终解决”方案背后的思想过程，这样的材料少之又少。

会议刚开始，海德里希提到由于戈林的行政授权，将由他来全权负责，随后便宣布了官方政策的正式调整。毫无疑问，此时此地所有与会代表对其内容都心知肚明。现在，他们不再把犹太人“转移”到不受纳粹控制的国家，而是要让他们在纳粹势力范围内“清理……至东部”。最终共有1100万犹太人受到“清理”政策影响，其中包括爱尔兰、英国等此时尚未被纳粹占领国家中的几百万人。犹太人抵达东部后，被按性别分开，适合劳动的将派去修路（几乎可以肯定，海德里希想要让他们投入的是四号干道工程[Durchgangsstrasse IV]，这一工程当时正在进行中，准备用公路和铁路将帝国与东部前线连接起来）。没被选中的犹太人——这里的意图很明确——将被立即处死，而得到工作的犹太人不过是判了死缓，因为大量的人将死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海德里希接着特别提到，那些没有按照纳粹的设想被工作累垮的犹太人，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对纳粹来说最危险的部分。海德里希说，他们必须得到“相应的对待”，其他代表自然明白这里海德里希指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与会者对于屠杀犹太人这一大原则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犹太人”的确切法律定义为何，这将影响到具体有哪些人被驱逐，哪些人不受影响。如何处置“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提议应对这些人做绝育手术，或者让他们在绝育和驱逐之间做选择。还有人提议把他们送去一个特殊的犹太人隔离区，即捷克小镇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名为Terezin），那里还住着一些年长和享有特权的知名犹太人，把这些人直接送去东部将在普通德国大众中造成不安。

与会者随后讨论了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处理总督辖区和纳粹占领下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后者正遭到大规模的枪决，而对付前者的贝尔赛克灭绝营正在建设中。但这两个地区目前仍生活着数百万犹太人，因此，艾希曼在他的会议纪要里写道，此时“很多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被提出，这个看似无伤大雅的用词掩饰了对具体屠杀方法的讨论。

万湖会议的会议纪要有意语焉不详，海德里希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对艾希曼的记录做了数次修改，以确保达到这一效果。他们本打算将纪要大规模分发，因此用暗语书写十分必要，赤裸裸的原始用语修饰后，了解背景的人自然明白其确切含义，而不知情的人也不致被吓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留下了证明纳粹“最终解决”背后策划过程的确凿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后来的屠杀行为是这个国家许多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这是否意味着万湖会议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纳粹屠犹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人们认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纳粹决定开始执行他们的“最终解决”方案。事实并非如此。万湖会议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讨论具体执行方案的次等会议，与会者所做的，是对在别处已经确定的灭绝过程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希特勒在1941年12月的谈话远比万湖会议上的讨论重要得多。如果这个时期元首与希姆莱会面时的谈话内容能有一份准确的记录，我们就能看到，是何种冷酷思想把后来的所有苦难带到这个世界。

万湖会议上进行的讨论对奥斯维辛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比克瑙没有突然改变方案增建新的毒气室，那年1月集中营的整体运作也没有明显变化。不过，1941年初秋，集中营用齐克隆B进行毒气试验的地点发生了改变，不再在11号楼进行，而是换到了离霍斯的办公室和党卫队办公区仅数米远的集中营焚尸场内。集中营当局不需要再用手推车把尸体从11号楼运到集中营另一端的焚尸场进行处理；但同时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屠杀地点更加暴露，从牢房隐蔽的地下室，换成了地上焚化炉旁边的停尸间。

1942年初，耶日·别莱茨基目睹了苏联战俘到达后在新地点被毒害的过程：“到了晚上（当时他正在自己的营房中），我听见外面有动静。我说：‘伙计们，怎么回事？咱们看看去。’我们走到窗前，听见嚎叫和呻吟声，能看见一群人一丝不挂地朝焚尸场跑过去。党卫队也在跑，还带着他们的机关枪。因为铁丝网旁边有路灯，所以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当时正下着雪，冷极了，大概零下15或20度。所有人都因为寒冷在哀嚎。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叫声，我以前从没听到过。他们光着身体进了毒气室。那个场面既邪恶又可怕。”

以这种恐怖方式被处死的不仅仅是苏联战俘和营中无法再工作的犹太人，上西里西亚地区附近地方少数不能再做重体力劳动的犹太人也被送进集中营的焚尸场。这些屠杀发生的确切日期没有记录，但目击证人的证词表明，其中一些有可能是在1941年秋天进行的。汉斯·施塔克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党卫队士兵，他提供了以下证词：“后来进行另一次毒气试验时，也是在1941年秋天，格拉布纳（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奥斯维辛政治部负责人）命令我把齐克隆B从开口处倒进去，因为只来了一名卫生员，需要两个人从毒气室的两个开口同时往里倒齐克隆B……齐克隆B是颗粒状的，大量投入后会（变成气体）从人群的头顶扩散开来。接着人们就开始惨叫，这时他们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从开口往里看过，它必须在齐克隆B倒进去后马上关起来。几分钟以后，毒气室被打开，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整个房间，场面极其骇人。”[25]

万湖会议后几周内，奥斯维辛周边地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继续被送进这里的毒气室。约瑟夫·帕钦斯基[26]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囚犯，在焚尸场附近的党卫队办公大楼里工作的他，曾目睹一群犹太男人的到来，他们被送进集中营等待处决。他爬上党卫队大楼的阁楼，掀开屋顶的一片瓦，外面的场景一览无遗。“他们（党卫队）对这些人非常客气，”帕钦斯基说，“‘请脱掉您的衣服，整理好您的物品。’这些人脱去衣服后，党卫队让他们走进（焚尸场）去，门就在他们身后锁上了。接着一个党卫队士兵爬到焚尸场的屋顶平台上。他戴上防毒面具，他打开（屋顶上的）盖子，他把粉末倒进去然后他关上盖子。他做这些事情时，虽然墙壁很厚，但你还是可以听见很大声的尖叫。”在集中营里挨了两年苦，帕钦斯基看到这些人走向死亡时已波澜不惊。“人们变得冷漠。今天你进去，明天就是我进去。你漠不关心。人类可以习惯任何事情。”

新的屠杀方式不可少的是用安抚的话哄骗犹太人。集中营当局意识到，对于来自奥斯维辛以外的囚犯，不需要拳打脚踢地把他们赶进毒气室。现在的做法是让新到的人相信，走进焚尸场内的临时毒气室是进入集中营的常规流程，他们不会被杀死，只是洗个澡来“消毒”。这是纳粹的一个突破，解决了早前特别行动队曾面临的不少难题。依靠哄骗让人们进入毒气室比完全依靠武力来得更容易，此外，这种方法也能减轻屠杀者自身的压力。它还解决了纳粹在掠夺受害者财物过程中的另一个现实问题：之前很多次毒气谋杀都是在囚犯穿着衣服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他们死后扒下衣服非常困难。现在，这些将死之人会自己脱下衣服，甚至还整齐地叠好，把鞋带系上。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士兵佩里·布罗德[27]，详细描述了如何为屠杀营造出和谐的气氛。他提到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站在焚尸场屋顶上，冲着下面的犹太人说：“你们现在要去洗澡和消毒。我们不希望集中营里出现任何传染病。然后你们就会被带去自己的营房，有人会给你们送去热汤。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条件为你们安排工作。现在，脱掉衣服，把它们放在你面前的地上。”[28]随后，党卫队士兵温柔地鼓励新来的犯人走进焚尸场，“一边讲着笑话或者跟他们寒暄”。据布罗德说，一次在大门被锁上后，某位党卫队士兵曾隔着门大喊：“洗澡的时候别烫着了！”[29]

尽管这种阴险的欺骗事半功倍，但霍斯及其同僚很快意识到，在焚尸场进行屠杀也给他们制造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屠杀过程中的巨大声响。“他们想用发动机声盖过尖叫声，”约瑟夫·帕钦斯基回忆道，“他们发动了两台摩托车，好让人们听不到尖叫。里面的人在喊，可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他们想用摩托车的声音掩盖，但是失败了。他们尝试了但不管用。”引擎发动的声音不足以盖过临时毒气室内传出的尖叫，而焚尸场离集中营其他营房的距离很近，其他犯人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了屠杀。因此，1942年春，霍斯和其他党卫队高级将领试图考虑另一种屠杀方法。又一次，他们远不是在“服从命令”，而是打算自主行动。

奥斯维辛开始演化成纳粹德国内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一方面，一部分囚犯成为集中营的正式成员，编号然后工作；另一方面，现在有一群人在到达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被杀害。纳粹其他的集中营没有一个以这种方式运作。有海乌姆诺这样的灭绝营，也有达豪这样的集中营，但只有一个奥斯维辛。[30]

奥斯维辛的双重功能意味着，许多囚犯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有时长达数年，而另一些人却还来不及熟悉环境就被杀害。对附近地区那些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来说，到奥斯维辛不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对那些自集中营建立之初一路撑过来的波兰人来说，奥斯维辛已成为某种程度上扭曲的家园。到现在为止，目睹焚尸场屠杀过程的约瑟夫·帕钦斯基已经在奥斯维辛待了20个月。1940年夏天到达集中营的那批犯人中，很少有人能活这么长时间，除非能找到一份室内的工作，“头上有屋顶”，帕钦斯基也不例外。他找到了一份理发店里的工作，为党卫队职员理发。这份工作有一定特权，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能与指挥官本人有直接接触的囚犯之一。“霍斯的属下把我带到他的别墅前，他的妻子就站在门口。我特别害怕。我走上楼梯，来到浴室，里面有一把椅子。霍斯走了进来，坐在椅子上。我立正站着。他嘴里叼着烟，看着报纸。我按照他原来的发型给他理了发。没有什么难度。霍斯没有对我说一个字，我也没吭声。我很害怕，而他看不起犯人。我手里有把剃刀，我本可以割断他的喉咙，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我全家都会死，半个集中营的人都会没命，然后会来个新人顶替他的位置。”

约瑟夫·帕钦斯基知道，谋杀霍斯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也知道，要想活命，偷窃也就是“顺手牵羊”是十分必要的。帕钦斯基的铺位与斯坦尼斯瓦夫·杜比尔（斯塔塞克）相邻，他是霍斯的园丁。“我躺在斯塔塞克旁边说：‘我们不能从他（霍斯）的花园里搞点番茄吗？’他说：‘或许可以。’”霍斯的花园背对着焚尸场，花园的栅栏上有一块木板松动了。斯塔塞克对帕钦斯基说：“从那里走进花园，你就能看到洋葱和番茄。”

谋划好一切，那天帕钦斯基溜进霍斯的花园，果不其然，一桶桶洋葱和番茄就摆在他面前。“我拿了一些，正要离开，霍斯的妻子跟另一位女士走了进来。我先是藏在树丛里，后来以为她们离开了，就走了出来，结果她们还站在小路上聊天。我朝她们鞠了一躬，带着番茄和洋葱从她们身边走过。我浑身湿透（被汗水浸透），心想：‘我死定了。被抓到偷番茄，这下死定了。’那天晚上，我等着他们把我带去11号楼，但没人来叫我。斯塔塞克下班回来后对我说：‘别担心。霍斯的妻子都告诉我了，我跟她说是我让你拿的。’”

约瑟夫·帕钦斯基和他的朋友在霍斯家花园的冒险经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起码说明了德国人与受优待的波兰犯人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关系。当斯塔塞克向霍斯的妻子解释说，是他让帕钦斯基拿走番茄和洋葱时，他自己也面临因偷窃而遭到处罚的危险。毕竟，如果像他这样的园丁可以随便拿蔬菜，他又何必帮朋友设计秘密潜入霍斯花园的计划？但斯塔塞克知道霍斯的妻子很可能会原谅他，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工作关系。当然，纳粹会把这种关系定义为高等的“雅利安人”与低等的“斯拉夫人”，但这毕竟也是一种联系。如果告发斯塔塞克，霍斯的妻子并不是让一个被她撞见正在行窃的无名囚犯遭到处罚——那样的话对她来说会简单很多——而是给一个密切为她服务了一段时间的人带来灾难。

在集中营的生活中，这种互动屡见不鲜。囚犯说，（在获得了“有屋顶的”工作之后）确保自己能活下来的最好方法，是成为对某个德国人有用的人。如果那个德国人开始依赖你，你就能得到关照，甚至有可能免遭惩罚，或在某些情况下逃过死亡。这主要不是出于真心的情感（虽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更多是由于重新寻找和训练一名犯人会给德国人造成诸多不便。

与有权势的人建立关系以求活命的做法并不限于奥斯维辛，它也是犹太人隔离区的一条生存法则。只不过在隔离区，掌握生死大权的不光有德国人，也可能有犹太人。随着在罗兹隔离区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露西尔· 艾森格林发现她自己以及母亲、妹妹的生活条件正逐步恶化。“吃的东西不够维持体力，”她说，“没有牛奶，没有肉，也没有水果——什么都没有。”对她来说，改善她们境况的唯一出路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因为那样就可以“在午餐时多领一碗汤”。于是，她步履沉重地走遍隔离区大街小巷的每一家工厂，试图寻找工作机会。

到了1942年5月，露西尔还是没能找到工作，她和她的家人被列入了驱逐名单。“（名单上）都是没有工作的人，大概有90%是新来的。”不过，露西尔知道，自己有着名单上其他德国犹太人没有的一个优势，那就是因父亲的关系，她和家人与波兰有着血缘上的关联。“我拿着我们的波兰护照，逐个询问各个办公室的人，让他们把我们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最后，我成功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但我们留了下来。”露西尔很确定，是她的波兰血统拯救了全家。“他们想把所有的德国犹太人都赶出聚居区，”，她说，“而我可以证明，虽然我们从德国来，但我们不是德国人。其实这本来并不重要，我们都是犹太人，本来不应该有什么区别，但现实并不是如此。”1942年1月至5月，共有5.5万名犹太人从罗兹隔离区被送到海乌姆诺杀害。下达驱逐命令的是德国人，但隔离区的犹太人管理层被迫参与决定对哪些人进行驱逐——又一个纳粹发明、造成犹太人内部分裂的讽刺举措。

隔离区的生活压力对露西尔的母亲产生了严重影响：“她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她变得浮肿，因为饥饿使得水分都聚积起来。她无法再正常走路。1942年7月13日，她在隔离区去世。每天早上，隔离区都有一辆由一匹灰马拉着的黑色马车来收尸体，他们带走了我的母亲。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应该第二天就下葬——我和妹妹找到一片空地，挖了坟，然后把她搬了过来。没有棺材，只有一条绳子捆住两块木板。这还是我们在紧挨着墓地的一座大房子里找到的，墓地里都是没有下葬的尸体。我们把她埋好，在坟头插了一个小木块，当然没过多久木块就不见了。五十年后，我试过去找墓的位置，但一无所获。”

于是，只剩露西尔与妹妹在隔离区里相依为命。这两个孤儿竭尽所能地应付一切。“我们感受不到生活，”她说，“我们不再祈祷，也没有眼泪，我们都麻木了，没有任何感情。我们回到房间，那个带有家具、还有别人合住的房间，我妹妹基本上不再说话，她一声也不吭。她很聪明，长得又高又漂亮，但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她完全自暴自弃。我母亲曾让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她，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试了，但没有用。”

两个月后，德国人来隔离区亲自进行筛选，挑出那些不适合工作的老人、病人和小孩。隔离区领导鲁姆科夫斯基要求母亲们合作，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德国人。“（他说：）‘把你们的孩子交出来，剩下的人才能活命。’”露西尔说，“当时我十七岁，无法理解怎么能有人让做父母的交出自己的孩子。现在的我还是不能理解。人们都在喊：‘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怎么能这么做？’但他说：‘不这样做只会更糟。’”

露西尔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她的妹妹被选中，她给她化妆，鼓励她装出健康的样子。露西尔是抱着一线希望，觉得妹妹有可能逃过一劫，因为她已经12岁，而筛选的年龄是11岁以下。可是德国人到了之后还是把她妹妹带走了。“他们抓了我妹妹，他们不该这么做。我本想要跟她一起上卡车，但有人用枪托捅我的胳膊，我上不去。那些人就消失了。”即使是露西尔绝望地注视妹妹被带走的那一刻，她也没有想到，他们是直接被送去处决。“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他们会怎么处置小孩子或老人，他们都是不能工作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理性地去推断真正的原因。我们只会想象他们都还活着。”

现在的露西尔孤身一人，近乎崩溃，但她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在隔离区里寻找工作。最后，依靠自己为数不多的“关系”、一位同样来自汉堡的德国犹太人，她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德国犹太人说服了鲁姆科夫斯基对聚居区进行“完善”，比如修建一些公园和公共场所，露西尔与他共同设计建造方案。几个月后，鲁姆科夫斯基撤掉了这个部门，但露西尔已经认识了一些有用的人。一个维也纳人在同一栋大楼的行政部门工作，通过她露西尔又得到了另一份工作——为冬天用的煤炭填写申请表给德国人。到目前为止，隔离区的生活已经让露西尔得到了沉痛的教训：“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如果我告诉一个同事某件事，她就会利用这件事为自己谋利。你必须特别小心。背后捅刀子的事经常发生，其实也能理解，毕竟事关生死。”

一天，鲁姆科夫斯基来到办公室，为隔离区里一家新工厂挑选工人。一想到要见到他，露西尔就觉得“恐惧至极”，因为这个66岁、看起来跟任何人的祖父没什么差别的老头有着非常坏的名声。“我听过那些传闻，知道他脾气极差，发起火来会拿他的手杖打人。他在德国人允许的范围内，是个十足的独裁者。我想大部分人都怕他。”她藏在过道上，希望尽量不引起注意，但由于名单上有她的名字，最终她还是被叫去见鲁姆科夫斯基。“他坐在椅子上，一头白发，戴着深色眼镜。他右手拿着手杖，我一度觉得他看起来像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他问我是哪里人，会讲什么语言，我父亲是做什么的，我的家人在哪儿，还有没有任何亲人。我回答了所有问题，他最后说：‘好吧，我会通知你的。’当时我没太在意。”

鲁姆科夫斯基来过之后，露西尔的上司将她调到了统计部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我调岗，可能是为了把我藏起来，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安静和隐蔽的办公室。”但随后鲁姆科夫斯基的秘书打来电话说他想要录取露西尔。她去办公楼报到时，发现其他一些与她年纪相仿的女性已经在那里了。鲁姆科夫斯基让所有人都去一个厨房工作，这个厨房是他为那些“值得嘉奖的员工”开设的。一些年轻女性被安排在餐厅做服务员，另一些（包括露西尔在内）则在旁边的办公室工作。“他说他会录用我，让我计算如果我们有50公斤甜菜，能做出多少人份的菜。”作为在这个新厨房工作的报酬，露西尔每天可以多领一顿饭。她说：“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就像你们今天会说的，是一件大事。”当她准备离开上一份工作改去厨房时，上司给了她关于鲁姆科夫斯基的最后警告：“我想他用的是波兰语中‘猪猡’这个词。”她的上司没说错。在纳粹建立的所有犹太隔离区当中，几乎每个犹太人领导都忠于职守，但罗兹是个例外。鲁姆科夫斯基臭名远播，因为他往往把自己想除掉的人加进驱逐名单，而他的罪行还不止这点，露西尔很快就会发现。

在厨房工作的露西尔不久就意识到，鲁姆科夫斯基对这里情有独钟。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视察一次，而露西尔开始畏惧他的到来。“你可以听见他的马车到达的声音。他会走进厨房检查服务员，如果谁的围裙没系好，他就用手杖打她。他会检查食物，但不会吃，因为这样做有损他的尊严。然后他就会到办公室来，你能听见楼道里传来他不规则的脚步声，他有一点跛。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他会拉来一把椅子，跟我聊天。他讲话，我听着，他开始骚扰我。他把我的手放在他那话儿上，对我说：‘让它高兴一下。’……我努力躲开他，可他一直凑上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关系，我吓坏了。他想让我搬进一间只有他能进的私人公寓，我哭了起来，我不想搬去那里。我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任何人愿意那样做……但在隔离区里，性是非常宝贵的商品，人们拿它来交换东西，就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在这项“交易”中，露西尔绝非自愿的参与者，但她明白如果不让鲁姆科夫斯基玷污，她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我逃走，他肯定会驱逐我，这点毫无疑问。”

“鲁姆科夫斯基确实经常占年轻女孩的便宜。”雅各布·兹伯斯坦证实道。他目睹过这位隔离区领导发现自己喜欢的年轻女孩后的行为。“我们都在餐厅，他走进来，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然后跟她一起出去。我看见了。不是别人告诉，是我亲眼看见的。”兹伯斯坦也相信，如果哪个女性不满足鲁姆科夫斯基的愿望，那么她的性命很可能不保。“我自己很不喜欢那个人，”他补充道，“我不喜欢他所代表的东西。”

几周后厨房被关闭，露西尔被送去隔离区里的一家皮革厂，为德军缝制腰带。她再没见过鲁姆科夫斯基，而他给她留下的只有无尽的伤害：“我感到很恶心，很气愤，觉得自己被侮辱了。”1944年，罗兹隔离区被关闭，露西尔和鲁姆科夫斯基都被送往奥斯维辛。鲁姆科夫斯基和他的家人死在比克瑙的毒气室。身为年轻女性，露西尔被选去工作，她在1945年5月纳粹战败后获救。

露西尔 ·艾森格林到达奥斯维辛时，距她最初被驱出德国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而早在1942年春，奥斯维辛就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波兰以外地区的犹太人。这些人如何踏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是纳粹“最终解决”这段历史最令人震撼的故事之一。他们来自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北部边境距奥斯维辛不到50英里。斯洛伐克有着一段坎坷的过去，此时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才刚满三年时间——在纳粹吞并了与之相邻的捷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后，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宣布独立。之前，斯洛伐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1918年以前属于匈牙利。时任斯洛伐克总统的是约瑟夫·蒂索（Josef Tiso），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也是赫林卡[31]所创立、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斯洛伐克人民党领袖。蒂索领导下的斯洛伐克与纳粹德国结盟，签订了附庸协议，允许德国控制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斯洛伐克政府满腔热情地制定针对9万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反犹举措，剥夺犹太人的生意、推动犹太人流亡、把犹太人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强迫佩戴黄色星章等规定接连不断地颁布，突如其来的打击给斯洛伐克的犹太人社区造成了残酷后果。

埃娃·沃塔沃娃[32]当时是14岁的女学生，她说：“我意识到自己被社会遗弃，不再是‘体面人’了。学校把我开除。犹太人不能再购买某些物品，我们不能再拥有财产。这之前，在我住的小村庄里，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彼此平等。”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迫害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朋友以惊人的速度变成敌人——不存在转变的过程，好像一个开关突然被打开了一样。奥托·普雷斯布格尔[33]，斯洛伐克犹太人，1939年的时候15岁。他说：“德国男孩（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变得跟纳粹分子一个样，之前我们还一直是朋友。原本我们之间没什么区别——犹太少年和基督徒男孩，小的时候我们老是在一起玩。后来标识牌挂了出来，上面写着‘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我们不能走上人行道。多么令人发指。我们不能上学，不能看电影或看球赛。我只能跟父母坐在家里，之前我都会跟朋友出去。”在奥托·普雷斯布格尔看来，对犹太人态度转变的背后，最重要的动机是贪婪。“墙上贴着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的连环画，上面是一个大鼻子犹太人肩上扛着装满钱的大袋子，一个赫林卡卫兵照他的屁股踢了一脚，他的钱全掉出来。城里到处都贴着这样的招贴画。”

斯洛伐克的赫林卡卫队负责开展反犹行动，与纳粹冲锋队一样，他们也处处打压犹太人，并同样于细微之处渗透反犹主义思想。“斯洛伐克人很乐意接管（犹太人的）商店，大捞一笔，”米夏尔·卡巴奇[34]说，他曾是一名赫林卡卫兵，“他们（犹太人）过去开商铺，做着骗人的勾当。他们从不工作，就想过轻松日子。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人。犹太人不愿意工作，这算是某种世界共识。连希特勒都怕他们变成欧洲的特权阶层，所以先下手为强。全都是政治。”反犹主义偏见有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无论是米夏尔·卡巴奇，还是第一章提到的汉斯·弗里德里希，他们一边骂犹太人懒惰，一边又怪他们勤奋；嫉妒犹太人把生意做得又大又成功的同时，却宣称他们从不工作。他们都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如果硬要为弗里德里希和卡巴奇自相矛盾的观点辩解，只能说他们坚持认为犹太人做的不是“真正的”工作，比如务农，而是选择做买卖或者经营店铺。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许多欧洲国家，数百年来犹太人都被禁止拥有土地，他们才会从事这些活动。

此时，对纳粹来说，奥斯维辛突然变成接收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理想地点。希姆莱意识到，不会再有新的苏联战俘被送至奥斯维辛了。德国与苏联在莫斯科附近的交战陷入僵局，这清楚地表明，东线战争不会像纳粹预计的那样速战速决。如今，已被俘获的红军被视为非常宝贵的劳动力，在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里使用实在是一种浪费。不久戈林便正式下令，所有苏联战俘都要送到军工厂。由此，比克瑙无法再发挥它预先设想的作用。谁来填补苏联战俘留下的空缺呢？惯于迅速改变政策的希姆莱马上给出了答案——犹太人。

犹太人也正是斯洛伐克当局想要驱逐的对象。1941年秋，纳粹就向斯洛伐克提出为帝国提供劳动力的要求。到了1942年2月，斯洛伐克以家庭为单位，总共交出了2万名犹太人。与东线的纳粹分子一样，蒂索和斯洛伐克其他政府官员也不愿留下那些失去了家中支柱的老幼妇孺，把所有人一起送走对他们来说要容易得多。然而，让斯洛伐克轻松的方案却给纳粹制造了麻烦。纳粹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屠杀的能力，他们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接收没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为解决这个问题，1942年2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斯洛伐克总理沃伊捷赫·图卡（Vojtech Tuka），他的办公室主任伊西多尔·科索博士，以及艾希曼在斯洛伐克的代表、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少校）迪特尔·威斯里舍尼。威斯里舍尼和图卡战后都就会议上进行的讨论提供了证词，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会议内容。[35]斯洛伐克方表示，将养家糊口的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分开“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如果犹太壮劳力都去帝国工作，就“没人照看他们的家人”。但根据威斯里舍尼的回忆，斯洛伐克人最关心的不是“基督教精神”，而是劳动力被纳粹接收、留下他们失去经济来源的家人留下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最后，斯洛伐克方表示，他们或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补偿德国因同时接收劳动者及其家人而付出的“代价”。

1．海因里希·希姆莱（左）与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摄于1942年7月前者访问集中营时。

2．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形成过程中，阿道夫·希特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他没有参与日常的屠杀行动，但他的部下所遵从的正是他本人想要毁灭犹太人的愿望。

3．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希姆莱的副手，一个有教养的人，也是实施大屠杀的刽子手。

4．东部某地的处决现场。在纳粹占领时期这种场景随处可见。

5．汉斯·弗里德里希，党卫军第一步兵旅成员。他曾于1941年在乌克兰参与对犹太人的处决。

6．波兰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街景。这张照片里的绝大部分人都于1944年秋天被杀害。

7．莫得哈伊·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右），罗兹隔离区的犹太“统治者”，一个充满争议、甚至可以说恶名昭彰的人物。

8．鲁姆科夫斯基，图中白发者，在党卫队高层访问隔离区时与希姆莱交谈。

9．犹太男男女女在罗兹隔离区一个临时的户外工厂编制篮子。

10．在隔离区，甚至儿童都要工作，不工作意味着把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处境。

11．1942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希姆莱正研究在莫洛维茨建造大型合成橡胶工厂的方案，这是奥斯维辛集合体当中最大的工业设施。

12．希姆莱（左起第二）对他在奥斯维辛见到的进展大为满意，随后提拔了指挥官霍斯，将其升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

这个问题最终在柏林得到解决。斯洛伐克政府同意，每驱逐一名犹太人，就付给德国500马克，条件是这些人再也不会回到斯洛伐克，并且德国人不得占有他们留下的房产及其他财产。就这样，在这位罗马天主教神父总理的领导下，斯洛伐克付钱给德国人，让他们把自己的犹太人全部带走。

1942年3月，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强制驱逐展开，此前大多数人都被关在斯洛伐克的临时集中营内。西尔维娅·韦塞勒 [36]那年春天就关在波普拉德（Poprad），她回忆道：“有些斯洛伐克士兵真的很蠢，他们会故意在地板上大便，然后让我们用手清理干净。他们管我们叫‘犹太婊子’，用脚踢我们。他们的举止极其恶劣。还对我们说：‘让我们教教你们犹太人怎么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穷苦的女人，过去都有工作。你的尊严被剥夺是很耻辱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你突然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对待。”

在临时集中营工作的赫林卡卫兵有不少油水可捞。米夏尔·卡巴奇说：“犹太人来集中营的时候都带着自己的财物和衣服。副指挥官经常叫我们去挑自己想要的衣服。大家都能拿什么就拿什么，我拿了一双鞋，用绳子把鞋捆好带回家。守卫们都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在犹太人离开之前对他们强取豪夺的不光有斯洛伐克人。西尔维娅·韦塞勒说：“一天来了一个人高马大的党卫队军官，到了就开始朝我们大吼，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吼。然后有人把大篮子放在我们面前，一共三个大篮子，我们要把自己的金银钱财以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就要去工作了，用不上这些值钱的东西。我很穷，只有一块手表，是我姑姑给我的，我就把手表交给了他们。”

临时集中营不仅偷盗之风盛行，还充斥着肆意的虐待。“我们的守卫经常打他们（犹太人），”米夏尔·卡巴奇说，“有个特殊部门专门负责惩罚犯错的人。他们把这些人带到一个特殊的房间，用一根木棍打他们的脚。”当然，谁是“犯错的人”完全由赫林卡卫兵随意决定。

斯洛伐克犹太人关在临时集中营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但最终都会被带去附近的火车站，登上驶离这个国家的列车。西尔维娅·韦塞勒清楚地记得，去火车站的路上斯洛伐克留给她的最后印象：“他们朝我们吐口水，大叫着：‘犹太婊子，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你们终于要去工作了！’他们还朝我们扔石子，想尽一切办法羞辱我们。也有人静静地站在旁边看着，其中一些还哭了。但大多数人，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的，都在侮辱我们。我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那种感觉太可怕了。”

斯洛伐克犹太人在赫林卡卫兵的看守下来到火车站。“我接到命令，要把犹太女人赶上火车并负责看管她们，”米夏尔·卡巴奇说，“我自言自语道：‘你们不想工作，你们这群犹太蠢猪！’”没过几个月，卡巴奇等赫林卡士兵便得知这些犹太人被送去处死，但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同情：“我觉得歉疚，但一想到他们是斯洛伐克的蛀虫，又不同情他们。我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他们被带走是件好事，这样他们就不能再欺骗我们，再也不能靠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发财了。”

在这之前，卡巴奇与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他所居住的村庄没有什么犹太人，他也承认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从没给他本人找过什么“麻烦”。他热烈拥护反犹主义政策，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是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为现在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感到自豪，而且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告诉大家“犹太人都是打劫斯洛伐克人的骗子”。他的故事有力地证明偏见可以如此迅速地深入人心，只要它融于一整套充满吸引力的价值理念中。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坚定的、爱国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信徒，米夏尔·卡巴奇接受了极端反犹主义的思想。在打击犹太人的过程中，他通过占据他们的财务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并把这一罪行粉饰为“正义的复仇”。西尔维娅·韦塞勒亲眼见证了斯洛伐克的主流道德观在多么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我好几次反思这段经历。人是很容易被改造的。你想对他们做什么都行。事关金钱和人命的时候，你很难碰见愿意为你牺牲的人。我很受伤，真的很受伤，尤其是当我的同学挥着拳头对我喊‘这是你应得的下场！’打那以后，我对人再也不抱什么希望。”

与此同时，奥斯维辛正在尽力完善营地的屠杀设施。1942年2月27日，鲁道夫·霍斯、建筑师卡尔·比朔夫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的汉斯·卡姆勒[37]开了一次会，原定建在奥斯维辛1号营地的焚尸场，决定改建在比克瑙的新集中营。他们打算把这个新焚尸场建在一个偏远的角落，挨着一处小农舍。只需把原有的门窗用砖封死，内部隔出两个可以充作毒气室的密闭空间，农舍便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被改造成临时屠杀中心。屋子的新入口将直通各毒气室，砖墙高处应凿出一个洞口，用来投放齐克隆B颗粒。这个农舍后来被称为“小红房”，又叫“1号仓”（Bunker 1）。它于1942年3月底首次投入使用，当时一批当地犹太人被视为不适合工作而送往奥斯维辛。“小红房”的两个毒气室满员时，一次可毒死约800人。

现在，一个新的屠杀中心听凭霍斯支配，旧焚尸场的问题在这里都得到解决。无论“小红房子”里的受害者喊得多大声，都不会对营地的正常运作产生干扰。但霍斯知道，要在附近建起一座焚化炉来处理这个临时毒气室的尸体，还需要等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上等了一年多）。旧问题（如何在相对秘密的环境下屠杀）不去，新问题（如何毁尸灭迹）不来。

首批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3月到达奥斯维辛，他们没被送去毒气室，但这并不妨碍党卫队和卡波的下马威 。作为其中一员，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对此有切身体会：“我们一下火车，便得五个人一组从火车站（朝奥斯维辛1号营）跑过去。他们（党卫队）大吼着：‘快跑！跑，跑，跑！’（Schnell laufen！Laufen，laufen，laufen !）我们就跑。跑不动的人被他们当场打死。我们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之前我们被告知要去工作，没人说是去集中营。”

度过了没吃没喝的一夜，第二天早上，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和他的父亲，还有同来的约1000名斯洛伐克犹太男人，被命令从主营地跑到比克瑙的营地。他估计有七八十人死在路上。污泥烂沼的比克瑙是个特别可怕的地方。党卫队队员佩里·布罗德回忆道：“比克瑙的条件比奥斯维辛（主营地）要差得多。每一步脚都深陷烂泥。几乎没有水可以用来洗漱。”[38]犯人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到处都是污泥和他们自己的排泄物。

刚到比克瑙，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就体会到集中营管理体制的残酷。一个波兰男孩偷父亲的皮带，奥托抓住这个男孩揍了他几拳。另一个囚犯很快对他说，他犯了一个可能致命的错误。这个男孩是个“男宠”（pipel）——在集中营的暗语中，它指的是卡波的年轻仆从（很多情况下与卡波有着同性关系）。“我们只能跑回营房躲起来，”普雷斯布格尔说，“负责这里的卡波走进营房，让我们都躺下，面朝走道。‘男宠’进来找我，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们长得都差不多，都没有头发（所有犯人到了以后都要剃光头），穿着一样的衣服。我很幸运，否则他们一定会杀了我。”

在比克瑙劳动的第一天，奥托·普雷斯布格尔还目睹了另一起事件，它以更残忍的方式向他展示，此时所处的环境是多么令人绝望：“我们去修路，卡波和党卫队看守在旁边监督。有一个犹太人跟我来自同一个镇，他长得又高又壮，他们家很富有。卡波发现他镶着金牙，就让他把牙给他。他回答说不行，但卡波坚持他必须照做。他还是说自己不能把金牙给他。卡波生气了，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他拿起铁锹照着他的头打了好几下，直到他倒下。卡波把他翻过来，把铁锹放在他喉咙上，然后跳上去折断他的脖子，再用铁锹从他嘴里撬出了金牙。站在不远处的另一个犹太人问卡波他怎么能这样做。卡波走过去，说演示给他看，然后就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也杀了。然后卡波对我们说，永远不要提问题，管好自己的事。那天晚上我们运了十二具尸体回营房。他杀死这些人纯粹出于好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一天。”

奥斯维辛从建立之初就伴随着卡波的暴行，因此新到囚犯的经历虽然骇人，但在这个集中营里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然而，随着这批斯洛伐克犯人的到来，集中营的文化（如果在奥斯维辛的语境下也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将要在两方面发生重大改变。

第一个变化，是现在集中营里有了女犯。到目前为止，奥斯维辛一直都只有男性。女人的到来丝毫没有让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变得更“文明”，而是如西尔维娅·韦塞勒所见，几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到达集中营后不久，她也乘坐着一辆载有几百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列车来到这里，男人是一位犹太医生，斯洛伐克当局准许他陪同这些女犯一起前来。“我们刚到奥斯维辛就被赶下了火车，”韦塞勒说，“党卫队军官开始朝我们的医生大喊，他们想弄清楚为什么他是这批犯人中唯一的男人。他用非常流利的德语回答说：‘我是医生，是犹太组织派我来的。我负责陪同，他们让我把人送到后就回斯洛伐克。’然后，一个纳粹军官掏出枪把他打死了。就在我眼前，他们如此随便地杀了他，就因为他是这么多女人中间唯一的男人。那是第一件让我震惊的事。”

接着，斯洛伐克的女犯走到奥斯维辛主营地。“我们看见高耸的营房和大门，”西尔维娅·韦塞勒说，“大门上面写着‘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所以我们以为自己是来这里工作的。”几个营房已被清空，以迎接这些女犯的到来。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交出任何还藏着的贵重物品。“别看德国人那么厌恶我们，他们拿走我们衣服、鞋子和珠宝的时候可是一点都没犹豫。帮我解释一下，我一直都想不通，他们对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觉得反感？”

等到这些斯洛伐克女犯剃光了头，赤裸着身体坐下来，一位党卫队军官走进房间，让其中五个人去医务室。“他想要检查犹太女人的身体，”西尔维娅·韦塞勒说，“看看犹太女人是不是真的处女。他还想知道犹太女人干不干净。他们做完检查以后非常吃惊，但这可不是好事。他们无法相信我们这么干净，而且90%以上都是处女。这些犹太女孩都有宗教信仰，所有人都不会在结婚前让男人碰自己。但在接受检查的过程中，每个女孩都失去了贞操，因为医生用他们的手指，这是羞辱她们的另一种方式。我的一位朋友全家人都信教，她对我说：‘我想为我的丈夫守住贞操，结果却这样失身了！’”

尽管在刚到集中营的数十个小时内，普雷斯布格尔和韦塞勒便经历了如此可怕的遭遇，但这些还不算是奥斯维辛最具代表性的行为。它众多臭名昭著的做法之一才刚要开始，即第一天的筛选。这也是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到来后，集中营出现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早在4月底开始就有对新到犯人的定期筛选，但直到1942年7月4日才开始系统化。那天，一批斯洛伐克犹太人方抵达，党卫队立刻把他们分开：适合工作、可以被集中营接收的，以及不适合工作、需要立即被毒死的。直到这时——距第一批囚犯到来已两年——奥斯维辛当局才最终展开对新到囚犯的筛选，它将成为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冷酷和恐怖。

首批参加筛选的犹太人中包括埃娃·沃塔沃娃和她的父母。这批被驱逐的斯洛伐克人既有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儿童，也有埃娃这种健康的年轻人。“我们到了奥斯维辛站，每五个人站成一排。痛苦的一幕就在这里上演：他们把年轻人与老人和小孩分开。父亲和我们母女被拆散。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他的消息。我对他的最后印象，是他满是担忧、伤心和绝望的脸。”

此时，“小红房”完工已有几个星期，几百米外的另一个农舍，也就是所谓的“小白房”，又叫“2号仓”（Bunker 2），也被改造成一个屠杀中心，一次可以毒死1200人。在“2号仓”内，四个狭促的房间被用作毒气室。这里的通风效果比1号仓（“小红房”）更好，屠杀结束后可以更快地将屋里的齐克隆B排干净——所有这些，都是奥斯维辛为“改进”屠杀程序所常见的自主创新。

被选去处死的斯洛伐克囚犯在农舍外等待，奥托·普雷斯布格尔目睹了这一场景：“他们就坐在那儿，肯定在家吃过了饭。党卫队士兵带着狗站在周围警戒。当然，他们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毫不知情，我们也不想告诉他们，那样对他们只会更糟。我们常常想，那些把他们带到这里的家伙根本不是人，都是丛林里的野兽。”按照他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毒气谋杀都是晚上进行。“他们从不在白天干这事，（因为）人们有可能会大喊大叫或者试图跑出来。我们只会在第二天早上看见堆在坑边的尸体。”

普雷斯布格尔被分到一个特殊部门，负责掩埋在两个农舍中被毒死的犯人尸体。“用毒气杀人很简单，你只需要封严门窗，不让毒气漏出去。他们把门锁上，几分钟后里面的人就都死了。他们（党卫队）把这些（尸体）搬到洞口，我就在洞边工作。一般是第二天早上埋尸体。我们往它们身上洒石灰粉和土，直到尸体被盖住，别人看不见。”这种尸体处理方式有非常大的缺陷，炎热的夏天一到，坑里的尸体就开始腐烂。于是，普雷斯布格尔原本已经像噩梦的工作现在变得更加可怕：“死去的肉体复活。它们逐渐腐烂，从洞里冒了出来。到处都是血迹和脏东西，我们不得不用手捡拾它们。看上去不再像死人的身体，而是一团烂乎乎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挖出来，有时候拣出一个人头，有时候是一只手或一条腿。那个气味让人难以忍受。我要是想活命，（除了做这份工作）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他们肯定会杀了我。我想活着。有时我也会问自己，这样的人生到底值不值得。”等这些尸体都被挖出来，党卫队命令犯人把它们都倒进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的火坑里。就这样，在等待附近正规焚化炉建好的过程中，奥斯维辛当局临时造出一个应急的焚化炉。普雷斯布格尔说：“我们用木头和汽油生起一把大火，然后把它们（尸体）扔进火坑。我们一般是两个人一起扔，一个人抓着腿，另一个抓胳膊。那个地方臭气熏天。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干这种活得到更多的食物。党卫队士兵经常喝伏特加、白兰地或者其他酒。他们也忍受不了。”

普雷斯布格尔强迫自己继续做着挖尸体和埋尸体的可怕工作，与此同时还要面对父亲的死给他带来的感情创伤。犯人经常又饿又渴，他的父亲喝了泥坑里的雨水，这是引发感染并造成死亡的一个常见原因。“小的时候给我看病的医生也在奥斯维辛，”普雷斯布格尔说，“他跟我说永远不要喝那里（泥坑）的水，否则用不了24小时我就没命了。经常有人因为喝了那里的雨水，两条腿都肿起来，甚至往外渗水。”但他父亲没管住自己，喝了里面的水后就死了。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失去亲人的痛苦后，普雷斯布格尔意识到，要想继续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会身边发生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父亲的死。“想活得长，就必须忘得快。”他说。

在以铁人般的意志力进行自控、特别是忍耐着饥饿和口渴带来的巨大痛苦时，普雷斯布格尔没想到对童年经历的回忆帮了他：“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父母会给我零花钱让我在上学路上买三明治，但我从来都不买，而是去买甘草糖。所以一整天我除了甘草糖什么都不吃，直到下午回家。”这意味着在比克瑙，当身边的人都“饿得发疯”时，他却能够应付：“我习惯吃得不多，到现在还是这样。”

依靠回忆过去的贫苦生活撑下来的不只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如雅各布·兹伯斯坦在讨论罗兹隔离区时所说的，许多德国犹太人难以忍受隔离区的生活，因为他们来自条件优渥的家庭，而他和他的家人来自相对贫困的地区，所以反差没有那么大。西尔维娅·韦塞勒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斯洛伐克女性身上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来奥斯维辛之前，斯洛伐克中转营的生活条件就已经让她们感到难以忍受，而她这种出身较贫寒的人应付起来则要容易得多。帕维尔·斯滕金也发现，作为奥斯维辛里的苏联战俘，他艰苦的成长经历现在成了优势。小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得到过很多疼爱，这些现在却成了可贵的资本。

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里这种形式的“筛选”，正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万湖会议上提出应该予以关注的。纳粹笃信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思想，他们无法容忍那些经受住强制劳动的可怕考验的犹太人。事实上，是纳粹的种族理论创造出他们自认为最需担心的敌人。这种排除一切的坚持到底、把自己的扭曲逻辑发挥到极致的做法，是造成纳粹的“最终解决”与其他一些种族灭绝行为不同的原因之一。为了实现纳粹的目标，每一个犹太人都必须从德国的领土上消失，不管通过何种方式。

奥托·普雷斯布格尔最近重访了比克瑙的尸体掩埋地点，他想起几千名跟他一起从斯洛伐克来到奥斯维辛的同胞，他们如今却不能再踏上这样的旅途。“太可怕了。我还记得我当时挨着父亲（站在这里）。在这儿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跟我来自同一个城市，他们所有人我都认识。人在一天天消失。他们肯定还埋在附近某个地方。只有四个人熬过了那三年活了下来。”

1942年春天和初夏，数千名来自上西里西亚地区和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在“小红房”和“小白房”里失去了生命。在去往毒气室的路上，格哈德·帕利奇这样的党卫队军官会跟每个犹太人聊天，问他们的职业、有什么专长。鲁道夫·霍斯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强调，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之所以能成功实施，最关键的一点是整个过程在极其平和的气氛中进行。霍斯还写道，如果队伍中有人在前往毒气室的途中说起窒息或屠杀，造成“恐慌迅速蔓延”，那么屠杀会变得困难得多。而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后来，纳粹会重点关注那些有可能造成这类麻烦的人，一旦有任何迹象表明精心创造的顺从气氛可能遭到破坏，他们会第一时间不引人注目地把这些人转移到队伍看不见的地方，然后用小口径手枪把他们打死，这种手枪声音较小，可以保证附近的人不会听到。

那些察觉到将会发生什么的母亲，与她们的孩子走过“农院里鲜花开满枝头的果树”（霍斯语）迈向死亡，她们所承受的情感折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霍斯写道，有一次，一个女人悄声对他说：“你怎么下得了手，杀死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孩子？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还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毒气室的门被关上的那一刹那想要把她的孩子们扔出来，还大喊：“至少让我的宝贝们活下来吧！”这些令人心碎的场景确实曾给霍斯带来一些感情困扰，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骑上快马飞奔一阵，或是喝上几杯酒以后，没有什么烦恼忘不了。[39]

将大规模屠杀集中在比克瑙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进行，意味着奥斯维辛主营的日常事务可以不再受屠杀干扰。虽然犯人的生活依然非常艰苦，但对党卫队来说，这里变成了一个有可能在工作之余休息放松的地方。因被怀疑参与波兰抵抗运动而被盖世太保抓捕的塔德乌什·里巴奇[40]，其所见所闻证明了这一点。

几个月以来，里巴奇换了数次工作，最终得到一份最抢手的——在党卫队餐厅做服务生。就在斯洛伐克女犯于1942年春到达奥斯维辛的同时，党卫队的女看守也到了这里。里巴奇目睹了好几次狂欢晚宴。“一群流氓的聚会，”他回忆起其中一个夜晚，“他们唱歌、喝酒、大声庆贺，什么样的酒都有。我把酒倒进他们的玻璃杯里，当我把酒递给一个女看守时，她开始拉我的胳膊，对我说：‘亲爱的……’所有人都开始看我。当时我的处境特别危险，我差点把酒洒出来。但幸运的是，有个党卫队守卫冲她喊：‘闭嘴！你这个贱女人！’然后她就松手了。”那天晚些时候，里巴奇又注意到另一个女看守向他和其他服务生调情。“有个醉醺醺、大块头的女人摇摇晃晃地走着，大概是想去洗手间，她看见我们站在那里，就开始朝我们比划一些暗示性交的手势。我们一个个面无表情，低声对彼此说：‘她想干什么？那个婊子！’”

他无法不去注意党卫队看守的放荡生活与犯人残酷的生存现状形成的极大反差：“只有犯人会死于饥饿。他们在集中营里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渐进的处决过程，因为他们要面临饥饿、挨打和重体力劳动。但他们（党卫队）什么都有。我们在宴会上看到，那里什么都有，有各种酒，甚至还有法国白兰地。他们什么都不缺。那里看起来就像魔鬼们的可怕聚会，你无法想象那幅景象。”

尽管如此，里巴奇深知自己能够在餐厅做一名服务生是多么幸运。这份工作不仅是“有屋顶的”——他认为这是他能熬过冬天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还可以让他直接接触到集中营里最最重要的物品：食物。他和其他当服务员的犯人能偷什么就偷什么，然后把它们藏在这栋房子的阁楼里。但这样做也要冒着巨大风险。一次，几个党卫队士兵正站在紧邻餐厅的自助餐台前，里巴奇和其他几个服务生听到了很大的声响，他们回头朝餐厅望过去，“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一个人的两条腿和半个身体从天花板上露了出来。”他们马上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个服务生在阁楼藏偷来的食物时滑倒了。“你在上面要特别小心地踩在横梁上，否则就会踩空。”本来他们所有人都可能性命不保，但幸运的是，附近的党卫队士兵完全沉醉在大笑和豪饮当中，没有回头看这个房间。掉下来的那个犯人又爬了回去，瓦砾也被迅速清扫干净。但这还是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个大窟窿。第二天早上上班时，他们用黄油和香肠贿赂了一个党卫队士兵，让他不要过问这个洞是怎么回事。两天以后他们把洞补好了。

朋友在天花板上踩空，无助地垂挂在空中的两条腿——若不是发生在奥斯维辛，塔德乌什·里巴奇的回忆其实相当滑稽；而他和他的同胞通过贿赂一位党卫队普通士兵逃脱了惩罚这个事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莱坞制片人酷爱设置的德国守卫形象。在西方，战俘营生活往往以一种传奇的方式被讲述。但是，在奥斯维辛，里巴奇的故事与上述一切毫无共通之处。相反，它再一次清楚地表明，1942年夏天，奥斯维辛分成了两个彼此隔绝的营地。这种隔离不光体现在地理位置——比克瑙坐落在距离奥斯维辛主营不到2英里的泥沼之中——也体现在思想和心理状态。一边，塔德乌什·里巴奇这样的犯人努力获得最好的工作、“顺手牵来”更多的食物，竭尽所能地争取活下去的机会，而在另一边，男女老少在到达营地的数小时之内便惨遭杀害。

对于霍斯来说，那个夏天他的主要精力无疑应该放在比克瑙和屠杀的具体操作上。而在两个经过改造的农舍内建造毒气室、在户外焚烧尸体等做法，仍是纳粹为完成他们布置给自己的屠杀任务所找出的临时解决方案。奥斯维辛此时的屠杀流程仍然效率不高，纯属凑合。距离成为大规模屠杀中心这个目标，奥斯维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现有的屠杀能力极其有限。与霍斯及其同僚在战后给出的证词相反，他们多次自主研发新的措施以开展大规模屠戮。但他们知道，他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有待完成，这也是后来使奥斯维辛臭名远播的——

成为一座杀人工厂。

[1] 引自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纽伦堡日记》（Nuremberg Diary, Farrar 1947）。

[2] 引自Christopher Browning，《最终解决的起源：1939年9月—1942年3月纳粹犹太人政策的演变》（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William Heinemann 2004），第318页。

[3] BBC访谈。

[4] BBC访谈。

[5] 引自Ian Kershaw，“第三帝国中的犹太人迫害与德国人的公众舆论”（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German Public Opinion in the Third Reich），载于《利奥·贝克研究所年鉴》（Year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1981），第二十六卷，第284页。

[6] 苏联国家军事档案（Russian State Military Archive）502K/1/218。

[7] Peter Witte等编著，Himmler’s Dienstkalender 1941/2（Hamburg 1999）， 第123页，脚注2，及Sybille Steinbacher, Musterstadt Auschwitz （Munich 2000），第238—239页。

[8] BBC访谈。

[9] BBC访谈。

[10] Irena Strzelecka和Piotr Setkiewicz，“集中营及其分营的建设、扩大及发展”（The 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 and Its Branch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集中营历史上的核心问题》（Auschwitz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第一卷，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2000年），第78页。

[11]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123页。

[12] Michael Thad Allen，“邪恶的细节：比克瑙毒气室，1941年10月”（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the Gas Chambers of Birkenau, October 1941），载于《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16/2 2002秋。

[13] 《大屠杀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第二卷，Macmillan, New York），第902页。

[14] BBC访谈。

[15] BBC访谈。

[16] Christopher Browning，《通往种族灭绝之路》（Path to Genoc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第28—56页。

[17] 引自Burmeister 1961年1月24日的证词，路德维希堡联邦档案馆，303 AR-Z 69/59，第3页。

[18] 《希特勒席间谈话：1941—1944》（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 Phoenix Press 2000）。

[19] 引自Peter Longerich，《未写下的命令》（The Unwritten Order, Tempus 2001），第78页。

[20] Gerhard Weinberg，“盟军与大屠杀”（The Allies and the Holocaust），载于Michael J. Neufeld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对奥斯维辛的轰炸：盟军与大屠杀》（Allies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0）第20页。

[21] J. Noakes和G. Pridham编著，《纳粹主义：1919—1945》，第三卷，第1126页。

[22] 引自Longerich，《未写下的命令》，第92页。

[23] BBC访谈。

[24] 1961年11月8日，pp. 5-6 2 StL 203 AR-2 69/59 Bd3.

[25] 引自Ernst Klee, Willi Dressen和Volker Riess,《那时岁月》第255页。

[26] BBC访谈。

[27] 注：Perry Broad于1942年4月到达奥斯维辛。

[28]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29页。

[29]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30页。

[30] 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于1941年10月建于卢布林附近，建造之初拟用于关押苏联战俘，后来关押的大多为犹太人和波兰人。该集中营内也建造了一个使用齐克隆B的小型毒气室。但无论屠杀能力还是规模，它都不能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且最初也不具有集中营的功能。

[31] 安德烈·赫林卡（Andrej Hlinka，1864—1938），斯洛伐克神父、政治家，是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公共人物之一。1938—1945年斯洛伐克人民党内的军事组织赫林卡卫队便以其命名。

[32] BBC访谈。

[33] BBC访谈。

[34] BBC访谈。

[35] 依据威斯里舍尼的战后证词，该证词分别于1946年5月6日和7日（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0/48）和1946年8月12日（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在斯洛伐克收录。另见Koso于1947年4月11日提供的证词（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

[36] BBC访谈。

[37] Deborah Dwork和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1270年至今》，第302页。

[38]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05页。

[39] 霍斯，《指挥官》，第150页。

[40] BBC访谈。

第三章

死亡工厂

1942年初，纳粹帝国内只有海乌姆诺一处是专为灭绝目的设置的集中营，尽管如此，纳粹还是启动了无节制的杀戮。在一个不那么激进的组织中，人们会先进行详细的规划，然后再采取行动，但纳粹在相关设施还未经过试用或流程设置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就展开对犹太人的驱逐。由此导致的混乱无序成为纳粹种族灭绝的根植土壤。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组织屠杀？1942年如何成为“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屠戮规模最大的一年？这里叙述的故事将更多地揭示纳粹行凶者的心态。

在1942年的大屠杀中，奥斯维辛并没有发挥最主要的作用，但正是在这一年，它的魔爪开始伸向西欧：就在斯洛伐克政府与德国协商将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仅数天之后，3月23日，另一个欧洲国家装满犹太人的火车也首次朝那里驶去。它的形成背景及之后的发展比斯洛伐克更曲折、更惨烈，主要由于这是一个深陷德国铁蹄之下、却被给予了极大自主权的国家——法国。

1940年6月，法国迅速沦陷，随后被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两部分。一战英雄贝当元帅成为非占领区维希政权的首脑。战争初期他颇受欢迎（远远超过许多法国人在战后所愿意承认的程度），全国上下都期待着贝当能重新为法国挽回尊严。至于德国人，他们有两个自相矛盾的愿望：一方面想要控制法国，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尽可能减少派驻法国的工作人员。当时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德国官员加起来还不到1500人，因此，德国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国官员及其行政系统进行管理。

占领的第一年，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几乎没发生什么冲突。在巴黎玛吉思缇酒店（Hotel Majestic）运筹帷幄的德国驻军司令，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与其说是努力想要奴役另一个民族的纳粹分子，不如说更像罗马帝国时代管理着半自治行省的罗马总督。尽管如此，法国犹太人仍没有逃过迫害。1940年，法国大约有35万犹太人，其中近半数没有法国护照。许多人是20世纪20年代从东欧来到法国的，剩下的则是不久前为躲避纳粹徒劳地流亡至此。这些外来犹太人成了早期被迫害的对象。1940年10月，新成立的法国政府颁布了“犹太人法令”，所有犹太人都被禁止从事特定工作，而非占领区的外国犹太人则被送进集中营，忍受额外的牢狱之苦。

在占领初期，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以他们惯有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进行身份登记，随后颁布法令清算犹太人的财产，实行没收，最终是对占领区里所有犹太人的驱逐。维希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不声不响地予以配合。然而，到了1941年夏天，相对平和的占领被数千英里外的事件改变，那就是纳粹对苏联的入侵。1941年8月21日，两名德国人在巴黎遭到枪击，一死一重伤。这一暴力事件很快被证实是法国共产党所为。9月3日的另一起谋杀事件使德国人更加担忧，法国风平浪静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作为对谋杀事件的回应，德国当局关押了共产党人，并进行了报复——9月事件爆发后，三名人质立即遭到枪决。但在希特勒看来，这些还不够。他当时正忙着在东普鲁士森林里的总部指挥东线战场上的厮杀，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向巴黎传达了希特勒的不满：“对三名人质的报复行动太温和了！元首认为一名德国士兵的价值远远超过三个法国共产党员。元首希望通过最残酷的报复行动回应这类事件。再有暗杀事件发生，每一个（被杀害的）德国人都应该立即用至少100个人的性命来换。不采取这种严厉的惩罚措施，事态就无法得到控制。”[1]

希特勒希望他的驻法代表能果断、残酷地采取行动，就像他驻乌克兰的总指挥官，后者在1941年12月面临类似危机时曾写道：“只有当大众意识到游击队员及他们的同情者早晚都得死，打击游击队的战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绞刑尤其能够激发恐惧。”[2]希特勒本人后来如此评论：“只有抱着毫不留情的冷酷态度开展与游击队这群败类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3]

身在巴黎的德国管理者陷入两难。这一年10月，一名德国官员在南特遭枪击，随后98名人质被杀，这在当时激起了公愤。因此，德国管理者担心，如果接受希特勒的建议，他们很有可能失去法国民众的合作。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心里明白，“对付波兰人的方法”[4]在法国并不适用，但他在政治上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明白希特勒绝不会改变心意，不会允许他们在法国谨慎地处理这类问题。元首已经打定主意要展开“残酷的报复”。于是，按照纳粹领导层解决问题的典型做法，德国占领当局对希特勒的专断观点进行变通，将可能造成他们与法国人关系的损害降至最低。另种形式的“残酷报复”方案很快被提出：对特定人群处以罚金并进行驱逐。由于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之间的“关联”在每个纳粹分子心中都根深蒂固，因此，对巴黎的德国管理者来说，对犹太人征收罚金并驱逐他们，以此报复共产党对德国人的谋杀是再合理不过的了。报复性处决仍会继续，但规模减小，而且在所有“残酷报复”行动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尽管施蒂尔普纳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交代，但他还是感到需要再次向他的上级提出抗议。他在1942年1月说，自己“无法再昧着良心枪杀一大批人，也无法在历史的法庭上为这些人负责”。[5]不出所料，吐露心声的施蒂尔普纳格尔不久便离职，但他所创立的原则保留下来：一旦法国人反抗，德国人的一系列报复行动中一定会包括对犹太人和共产党员的驱逐。第一批受害者于1942年3月离开法国，前往奥斯维辛。尽管德国军官不想让自己“在历史的法庭上”为报复性枪杀负责，但他们实际上还是把被驱逐的人置于绝境。饥饿、虐待和疾病摧毁了后者。在贡比涅登上列车的1112名男性当中，1008人于五个月内丧生。[6]据估计，仅有大约20个人活到了战后。也就是说，第一批被驱逐的人超过98%死在了奥斯维辛。

对纳粹来说，驱逐法国犹太人不仅是一种报复措施，同时也完全符合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完成对法国“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已明确指出纳粹的长期战略目标，在日常工作中实现它的任务，就落在派驻法国的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特奥多尔·丹内克尔身上。他向阿道夫·艾希曼汇报，而艾希曼则对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负责。5月6日，海德里希亲自来到巴黎，并向一小部分人透露：“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判了死刑，他们的下场将会跟基辅的苏联犹太人一样，最近几周开始被驱逐的法国犹太人也不例外。”[7]

要实现让法国“肃清犹太人”这个目标，纳粹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法国当局。如果没有法国行政部门和警察部门的积极合作，仅靠德国在法国的人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对法国犹太人的辨认、召集和驱逐工作，更何况纳粹最初为法国分配的驱逐人数高于其他任何西欧国家：1942年6月11日，一个由阿道夫·艾希曼主持的会议在柏林召开，会上确定了各国要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数量：比利时1万，荷兰1.5万，法国则有10万之多。这些犹太人的年龄须在16至40岁之间，其中“不适合工作的人”仅可以占10%。我们一直无法确知这样的数字和限制条件背后是怎样的考量，但暂不接受大量儿童和老人的决定或许可以表明，奥斯维辛当时的屠杀能力尚十分有限。特奥多尔·丹内克尔急于取悦上级，一心要驱逐每一个适龄的法国犹太人。柏林会议结束没多久，丹内克尔就制定了一个方案，打算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将4万名法国犹太人送到东部。

当然，制定宏大的方案是一回事，在一个很大程度上自治的国家去执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7月2日，维希政府警察部门负责人勒内·布斯凯与纳粹官员会面，会上，德国人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有了切身体会。布斯凯表明维希政府的立场：在占领区，只有外籍犹太人可以被驱逐，而在非占领区，法国警察不会参与任何围捕行动。布斯凯说：“法国的立场是，我们并不反对拘捕本身，但如果由法国警察在巴黎实施，这就有些令人难堪了。这是（贝当）元帅本人的意思。”[8]德国安全警察负责人赫尔穆特·克诺亨马上提出抗议，他知道，没有法国的合作，驱逐根本不可能完成。他提醒布斯凯，希特勒不会理解法国在这个对他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为何采取此种立场。受到这一隐晦的威胁后，布斯凯同意让法国警察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都参与抓捕，但只针对在法国的外籍犹太人。法国当局的政治态度非常明确——他们会配合德国人交出外国人，以此来保护本国公民。

两天后，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与丹内克尔会面时，（根据丹内克尔的转述）赖伐尔提出：“驱逐非占领区的犹太家庭时，（可以）包括16岁以下的孩子。至于占领区的犹太儿童，我并不关心。”[9]历史学家认为，赖伐尔对儿童的处置方案称得上他“永久的耻辱”[10]，这一时刻应该“永远载入法国史册”[11]。一个完全公正的评价，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孩子将要遭受的骇人苦难，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个法国政治家做出的承诺，由法国人民在法国的土地上执行。

1942年7月16日，法国警察开始在巴黎抓捕外籍犹太人。那天晚上，安妮特·穆勒和弟弟米歇尔、两个哥哥以及母亲全都在他们位于第十区的家中。他们的父亲是波兰人，因为之前听到一些传言，此时他已经离开家在附近藏身，而其他留下的家庭成员则完全没有料到，他们都将面临灾难。安妮特[12]当时9岁，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警察闯了进来。我母亲乞求他们放过我们，警察局局长一把推开她，说：‘动作快！别耽误我们的时间！’我吓坏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噩梦，因为突然之间我所崇敬的母亲做出这种举动。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这样羞辱自己。”

安妮特的母亲匆忙把床单铺在地上，包起一些衣服和干粮。几分钟后他们下楼到街上去。此时安妮特发现自己忘了带梳子，警察允许她回去拿，只要她能“马上回来”。回到房间，她发现还有警察在里面：“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还想）带上我的洋娃娃……他们一把夺走我的娃娃，他们把它从我怀里抢过去，重重地扔在没来得及铺好的床上。我这时明白过来，接下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等他们走上街，在混杂着警察和犹太人的队伍里，她母亲让两个年纪较大的男孩（分别是10岁和11岁）赶快逃跑，于是他们消失在人群中（这两人被法国人藏了起来，都活到了战后）。随后，警察把所有人赶上巴士，把他们带到位于十五区的一个封闭自行车赛场（Vélodrôme d’Hiver），所有于大搜捕的两晚被抓捕的犹太人家庭都被带到了这里，共计12 884人，其中包括4115名儿童。米歇尔·穆勒 [13]当时7岁，接下来发生的事在他的记忆中是一个个片段：“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灯都亮着。有一个巨大的天窗。天气非常热。我们很少再见到警察的身影。有一两处可以接水的地方，还有厕所——大概也是两个。我身上一直有一股臭味，两天后就让人难以忍受。孩子们都在玩耍，我认识很多小孩。我们在自行车道上滑行，那是一个木制的轨道。”

在这种恶臭扑鼻的环境下，安妮特·穆勒病倒了。她被带到自行车赛道的中心躺下休息。“我看见住在离未来大街（rue de l’avenir）不远处的那个瘫痪的男人。我们每次去他家，他总是用一条毯子盖住他的腿。他的孩子们围着他，毕恭毕敬地对他说话。我记得看到这个人，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躺在地上，没穿衣服——顺便说一句，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赤身裸体的人——他大声喊叫着。他的眼睛半睁着，浑身雪白，一丝不挂。那个画面挺吓人的。”

在自行车赛场住了几天后，这些犹太家庭被火车送往法国乡下的集中营，其中穆勒一家被送到了博恩拉罗朗德（Beaune-la-Rolande）。“那是个很美的小村子，”米歇尔·穆勒说，“很漂亮，也很热。村里有一条林间小路。我们穿过村庄时，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充满好奇。”穆勒一家属于最后一批到达集中营的人，在这个匆匆搭建起来的营地里已经没有床铺给他们睡，所以他们只能在地板上铺稻草，尽可能让自己好受些。即便是这样，米歇尔也并不发愁：“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我们跟妈妈在一起，这让我很踏实。我还跟朋友们一起玩。”他只有一个担忧：“我们都是好学生，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赶得上开学吗？”

尽管集中营的条件十分艰苦，但对安妮特和米歇尔来说，与他们的母亲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慰藉。“她在家的时候非常愁苦，”安妮特说，“我们都不太敢跟她说话，但刚到营地时，她跟我们很亲近。她陪我们玩，我们拥抱她。其他女人看见我们这样搂搂抱抱着玩闹，都哈哈大笑。”然而，刚进集中营时，一件与母亲有关的事让安妮特终生耿耿于怀：“我们住在营地的第一晚，外面在下雨，有雨水滴到她身上。弟弟和我争执起来，谁都不愿意跟她睡在一起，因为我们都不想把自己弄湿。她说：‘你们就为了不被水打湿，都不愿睡在妈妈旁边啊。’我们分开后，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我有机会睡在她身边时却没有好好把握。”几天后，他们的母亲通过贿赂一名法国警察（他们在营地里见到的所有卫兵都是法国人）给丈夫寄去一封信，正是这封信后来救了她两个幼子的命。

到达营地没几天，看守就要求女囚交出她们的贵重物品，但有人宁愿把她们最珍视的物品丢掉，也不愿让抓捕她们的人拿去。“公厕里有一个粪池，”米歇尔·穆勒说，“粪池上架着一块木板。上厕所时所有人都能看见。这把我吓坏了。在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地方上厕所真是太丢人了。有些（女人）真的把她们的首饰扔进粪坑里。”后来，米歇尔看见几个当地居民被雇来对犹太女囚搜身，还带着一根棍子搜厕所。“我万万没想到会这样。”他说。

虽然穆勒一家和其他数千个家庭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Pithiviers）等地的集中营已吃尽苦头，但更可怕的命运还在等着他们。德国原本只要求法国遣送能够工作的成年人，儿童是为了凑数后加进去的，因此柏林方面并未正式批准以家庭为单位的驱逐方案。尽管法国政府知道，只要等上几周，这样的方案几乎一定通过，但他们还是同意将父母与孩子分开，先送走成年人。维希警官让·勒盖在给奥尔良地方长官的信中写道：“儿童不该与他们的父母一同离开。”他补充说：“在与他们的父母团聚之前，将有人负责照料他们。”[14]事实上勒盖很清楚，孩子们很快也会被送走，因为他接下来写道：“儿童专车将于8月中下旬出发。”[15]就这样，法国政府没有建议德国人推迟驱逐，让一家人一起离开，而是任由极其痛苦的骨肉分离随后发生。

赖伐尔曾声明，他之所以提议将孩子一起驱逐，是出于一种“人道”精神，避免让一家人分开。这个声明原本就跟斯洛伐克政府出于“基督徒”的考量要求遣送整个家庭一样虚伪，此时更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什么比赖伐尔现在提出的方案更不“人道”了——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集中营的孩子将被迫离开父母的怀抱。正如历史学家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所述：“勒盖对驱逐会造成的实际影响视而不见，还落井下石。他在自己那间位于蒙索（Monceau）大街、洒满阳光的办公室里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塞满盖世太保安排的那些列车。”[16]

8月初，成年人可能会被带走的消息在博恩拉罗朗德传开。“我记得她——我母亲——把钱缝进我外套的垫肩里，”米歇尔·穆勒说，“那是我做礼拜时穿的套装，还有一件配套的马甲和短裤，我觉得它很像高尔夫短裤，特别喜欢。她把钱缝进去，告诉我要当心。第二天他们就来抓人了。”法国警察闯进集中营，把所有人召集起来。他们一宣布要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开，现场就陷入了混乱。“好多孩子紧紧攥着他们的母亲，”米歇尔回忆道，“那真是生离死别的一刻。孩子一边紧抓着母亲不放，一边哭喊，宪兵有些招架不住。”安妮特也说道：“警察狠狠殴打这些妇女，让她们后退。孩子们拉着她们的衣服。他们（宪兵）用水枪冲散人群。他们扯烂了女人的衣服。好多人在哭喊。现场本来一片嘈杂，可突然之间，大家都安静下来。”原来，一把机关枪架到了这些妇女儿童面前，威胁清清楚楚。“女人们在前面排成一条长队，”安妮特说，“直到今天那个队列还会浮现在我眼前。我们小孩子互相牵着。我母亲站在前排，她朝我们使了个眼色，我们看着她。我记得她眼里带着笑意，仿佛在说她会回来的。米歇尔哭了。那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

父母离开后，这些孩子在营地里的境况迅速恶化。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变得脏兮兮的，浑身是土。很多人因为只能吃上稀汤和豆子而染上痢疾。但最难忍受的，还是感情上的失落。“晚上最难熬，”米歇尔·穆勒回忆道，“那通常是母亲给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她走了，我们只能自己给自己讲。”安妮特补充道：“她离开以后，有好几天我都不愿意走出营房，因为太难过了，止不住地哭。我一直睡在稻草堆上，对自己说，妈妈是因为我的过错才离开的，因为我对她不够好。我反复用类似的事责怪自己。米歇尔硬拉着我出去走走。我得了痢疾以后，米歇尔帮我清洗，强迫我吃饭。他带着我在营地里一点一点地转，到处拔草然后吞进肚子里。”

7岁的米歇尔担起保护姐姐的义务，但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安妮特病倒了，不能排队领汤，而吃草的实验以失败告终——米歇尔原本以为草吃起来会和蔬菜沙拉一个味儿。而最大的问题在于，7岁的他比许多男孩都要年幼，个头儿也更小，所以开饭抢食物时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清楚地记得领汤的时候大家打作一团的情景，我会与别的小孩打架。因为我个头儿太小，挤不进领汤的人群里，有时候我只能带着空空的罐子回去，什么都没领到。姐姐一直在生病，我们只能去搜别人盛食物的空罐子，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我们经常聊到跟吃有关的话题，告诉对方自己要点的菜，其实在家里我们通常都吃得不多，但那个时候真的饿坏了。”他和姐姐一天比一天虚弱，米歇尔意识到，想要活下去，他必须彻底改变他们的境况。因此，当他看见营地医务室外的一则告示时，他决定采取行动：“上面说医务室将供给5岁以下的孩子吃饭。幸好我识字，又会写——我一直告诉我的小孩，必须学会读和写，这非常有用——我假装自己只有5岁，我成功了。通过这个办法我吃上了饭，也让我姐姐吃上了饭（因为米歇尔会偷藏一些食物带出来）。”

这段历史之所以格外残忍，格外令人心酸，不光是孩子们被迫与自己的父母分离，还因为法国政府没有好好对待这些留给他们“照料”的孩子。他们遭到忽视，吃不饱饭，情感上也得不到安慰。在他们人生最脆弱的阶段甚至遭到侮辱。对米歇尔·穆勒伤害最大的并不是饥饿或肮脏，而是他在博恩拉罗朗德所遭受的肆意羞辱：“由于卫生条件非常差，我们都长了虱子，他们把我们都剃成光头。那时我长着浓密的卷发，我的头发让妈妈特别引以为傲。警察给我剃头，他把我夹在两腿之间，说：‘哦，接下来我们要给最后的莫希干人剃头了。’他在我的头发中间剃出一条道。只有中间被剃秃，我觉得特别丢人，偷了一顶贝雷帽盖住脑袋。”剃完发的米歇尔让他九岁的姐姐都吓了一跳。“我记得我妈妈很喜欢给他梳头，他长着漂亮的金发，她觉得他是个特别漂亮的小男孩。他们把他中间的头发剃掉之后，他看起来特别丑。我终于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把犹太人赶走了，因为哪怕是我自己的弟弟，当我看到他脏脏的小脸和那样的发型后，我都会觉得嫌恶。他让我产生了嫌恶的感觉。”几天后，警察终于剃掉了米歇尔两边的头发。他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却给米歇尔留下了至今都无法抹平的情感创伤。

到了1942年8月中旬，法国政府终于做出安排送走这些儿童，以便凑够他们承诺德国人的数字。按计划，这些孩子将被送到巴黎东北部郊区的德朗西（Drancy）集中营，再跟那里的成年人一起被送去奥斯维辛。也就是说，他们将在陌生人的陪伴下，走向死亡。

8月15日，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排着队，走在博恩拉罗朗德这个美丽的小村庄里，沿着两侧载满绿树的道路朝火车站走去。两周以前，那些跟随母亲走进营地、健康活泼的男孩女孩，现在的样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记得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安妮特·穆勒说，“他们脸上带着那种我自己也曾产生过的嫌恶。我们肯定臭烘烘的，被剃光了头，身上长满疮。我看见人们脸上那种嫌恶的表情，就像你在地铁站里看到脏兮兮、睡在长椅上的流浪汉时会有的表情。我们仿佛已经不再是人。”尽管如此，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孩子们都在高声歌唱，安妮特说，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然而，他们将要前往的并不是自己的家，而是德朗西这个中转站，6.5万多人从这里被送往东部的灭绝营，其中超过6万被送到了奥斯维辛。

奥黛特·达尔特罗夫-巴蒂克尔[17] 1942年8月在德朗西集中营，和另外两个朋友自愿照顾这些从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来的孩子。“他们刚到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身上都是虫，特别、特别脏，还生着痢疾。我们想给他们冲澡，但没有东西把他们擦干。我们想给他们些吃的——这些孩子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可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还想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名单，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姓，他们只会说：‘我是皮埃尔的弟弟。’我们尽量询问每个孩子的名字，当然，都是大孩子，那些小的是不可能问出来的。他们的母亲把一块写着名字的小木牌系在他们身上，但很多孩子摘下了木牌拿着玩。”

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奥黛特和另外两个人除了用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去安慰他们，其他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对他们撒谎。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当然，他们不相信我们。很奇怪，他们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多孩子对我朋友或者对我说：‘女士，收养我吧……收养我吧。’他们想留在集中营里，哪怕这里的条件已经这么差。他们不想再去别的地方。有一个小男孩，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小男孩，大概3岁半。他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得。他不停地说：‘妈妈，我会害怕的。妈妈，我会害怕的。’他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说来也怪，他知道未来会让他更加害怕。他们都特别悲观。他们宁愿留在恐怖的集中营里。他们看事情比我们看得清楚多了。”

奥黛特看到，这些孩子仍留着“对他们特别重要的一些小物件”，比如他们父母的照片，或是小小的首饰。“有一个戴耳环的小女孩说：‘你觉得他们会让我留着金子做的小东西吗？’”就在这些孩子离开的前一天，集中营里的一些犹太女囚开始搜查孩子们身上的贵重物品。“这些女人是按日计酬的。我们知道，她们搜出来的大约有一半会进自己的口袋，我看见她们对孩子一点都不友善。她们完全无动于衷，这让我难以理解。”

在米歇尔和安妮特看来，在德朗西集中营里的日子“就像活在一场噩梦中”。这个营地其实是一片尚未完工、造价低廉的住宅区。让安妮特惊讶的不仅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她和弟弟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周围都是粪便），还有另一个现实：前来照料他们的大人屈指可数，面对众多孩子根本忙不过来，这意味着，“没人照顾，我们真的是自生自灭。我不记得有哪个大人关心过我们”。就在送他们去奥斯维辛的列车开动前夕，她听见有人点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她和米歇尔被带出德朗西，经过带刺的铁丝网，来到一辆等待的警车前。“我们以为自己就要被释放了，”安妮特说，“我们会再次见到家人，并回到未来大街去。米歇尔和我想给我们的父母一个惊喜，还策划了一番，想藏在桌子底下然后再跑出来，这样他们见到我们一定会特别开心。就在这时，我转过头，看到警察在流眼泪，他们肯定知道我们不是要回家。”

安妮特和米歇尔被带到离德朗西不远，另一个关押外籍犹太人的收容中心，那曾是蒙马特区拉马克大街（rue Lamarck）的一个收容所。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他们通往自由的第一步。他们的父亲收到了妻子在博恩拉罗朗德写的信，于是他四处买通关节，通过一位有影响力的法国犹太人，把钱送到了法国政府那里。结果，年幼的安妮特和米歇尔都被重新划为“皮货制造工人”，被带出了德朗西。他们到了新的收容中心，在父亲的安排下，一家天主教孤儿院派人接走了他们，并在战争期间把他们藏在里面。

1942年夏天被送到德朗西的数千名儿童绝大多数没有这么好的运气。8月17日至8月底之间，这些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被迫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前后搭乘七辆火车从德朗西到奥斯维辛。“出发前的那个早上，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打扮他们，”奥黛特·达尔特罗夫-巴蒂克尔说，“他们大部分人甚至无法带上他们的小行李箱。他们的行李箱都混在一起，我们不知道那些箱子都是谁的。他们不想下楼，不想上巴士，我们只好把他们拖过去。等到几千人都离开以后，我记得医务室里大约还有80个人。我们本以为可以救下这些孩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们，就连这80个人也得离开。驱逐那天早上，我们试图把他们拉下楼，他们又踢又叫。警察走上来，费了好大劲才强迫这些孩子下楼去。有一两个警察看见这悲惨的场面，似乎显得有些难过。”

18岁的约·尼森曼[18]于8月26日离开德朗西，前往奥斯维辛。火车上有700名成人和400名儿童，其中包括他那“一头金发、非常漂亮的”10岁的妹妹。跟他同一节车厢的大约有90个人，其中约有30个是没有父母陪同的儿童。约还记得孩子们如何在运货列车车厢里“坚强地”忍受这段漫长的征程。“我们大概是两三天以后到达奥斯维辛前一站，当然，我没法告诉你确切的时间。附近有一个工作营，需要一些身体健康的男人，所以他们停下列车，带走了250个人。”约便是被选中的成年人之一。“他们拿着棍子，强迫我们下车。我们没有逗留就被带走。我把我妹妹留在了车里……但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记得他们没有哭。那些一面之缘的小家伙，有的长得特别可爱，他们全都被杀害了。太残忍了。”60年过去了，约·尼森曼还是每天都会想起他妹妹和其他从德朗西上车的孩子们的悲催遭遇。“我家后面有一个幼儿园，我看见母亲们排队等着接孩子，手里拿着给他们的巧克力牛角面包。可那些孩子没有妈妈陪伴，也没有巧克力牛角面包……”

在纳粹屠犹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而那些从法国运来的犹太儿童，他们的故事尤其令人心痛，其中最揪心的，当属孩子与父母生离死别的那一幕：不仅是那骇人的暴力场景——在博恩拉罗朗德等集中营，孩子们从母亲的怀抱中被生生拽走；甚至，有一些家长不得不违背天性，遗弃自己的孩子来期待他们能够幸存，正如在最开始的围捕中让儿子逃跑的母亲所做的那样。由此造成的情感创伤肯定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即便霍斯本人，也曾亲眼目睹奥斯维辛的犯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地要与家人在一起。筛选过程将男人和女人分开，将丈夫与妻子分开，但纳粹很快意识到，强迫母亲与她们的孩子分开几乎总是损人又不利己。把一些年轻健康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一起送进毒气室，虽让纳粹损失了宝贵的劳动力，但他们发现，如果在最初的筛选中强迫孩子离开他们的母亲，那会造成极其可怕的场面，几乎不可能实现对屠杀过程的有效控制。此外，进行这种分离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如此巨大，与特别行动队近距离射杀妇女和儿童时所承受的情感困扰不相上下，而减少这种情感困扰本是修建毒气室的初衷。

法国政府在1942年夏天送走几批儿童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被迫离开妈妈的小孩自己照料自己的画面是如此令人不安，因此，德朗西最后一批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于8月31日乘火车离开后，当局下令停止这种做法。法国再也没有把孩子与他们的母亲分开驱逐，而是把整家人一起送去奥斯维辛。但重要的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法国政府并非突然产生了恻隐之心，而是与霍斯一样，意识到不把母亲与孩子分开对他们来说更容易，为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

这个故事让人难以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当局在每一阶段与纳粹的串通。纳粹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没有法国的合作，对犹太人的驱逐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法国决定交出“外国”犹太人、保护他们“自己的”犹太人时所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犬儒心态，时隔这么多年还是令人感到震惊（不过从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好几个国家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战时法国的驱逐造成近8万名犹太人丧生，大约占法国犹太总人口的20%~25%。这意味着每5名法国犹太人中，约有4人活到了战后。这个数字有时会被辩护者当作一个“正面的数据”引用，以说明法国政府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光荣表现。事实上，这个数字所表明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法国拒绝合作、拒绝交出“外国”犹太人，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1942年11月，法国全境被占领，法国当局不再合作，致使德国人后来的驱逐目标无法实现。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粹也没有展开任何激烈的报复行动。

1942年7月的巴黎围捕行动及后来对儿童的驱逐发生后不久，宗教领袖对法国政治领导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8月23日，图卢兹市大主教在写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中表达了他的反对态度，里昂市大主教9月1日与赖伐尔会面，他对后者说，自己不但支持反抗运动，也支持天主教徒把犹太孩子藏起来的行为。但这一切来得太晚，无法再改变那年7月在巴黎大扫荡中被带走的人的命运。在博恩拉罗朗德，米歇尔和安妮特的母亲与孩子分开后死在了奥斯维辛。诚然，想要置她于死地的是纳粹分子，但真正让她陷入绝境的却是法国人自己。“让我最难以接受的，”米歇尔说，“是一切都发生得无缘无故。人们被捕仅仅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犹太人，而实施抓捕的居然是法国人，我现在仍然无法理解。60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难以相信。”

1942年夏天，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被送去奥斯维辛的4000多个孩子全部死在了那里，没有一个幸存。“我的两个哥哥（在最初的围捕中）逃跑的时候，”安妮特说，“他们一个同学的妈妈也催促她的儿子快跑。那个男孩逃脱后，又不想孤零零一个人，特别想回去找妈妈，所以他求一个警官（允许他）回到他母亲所在的地方。最后他也被送进了毒气室。这些都是很有想法的孩子，他们都是快乐的孩子，充满对生命的热爱。但就因为是犹太人，他们就要遭此劫难。其中，又有多少本是有能力、有才华，充满个性的人？”

这些儿童与父母的分离、在各个中转营忍受的苦难，甚至在遣送途中的“坚强”，它们都有目击者，然而，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他们走进奥斯维辛的大门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很难想象筛选的场景，也几乎无法想象作为一个屠杀的刽子手，参与这个过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唯一可以解开谜团的方法，就是从当时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中找到一位可靠的目击证人。经过数月的调研，我们竟然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对他进行了访谈。他就是奥斯卡·格伦宁（Oskar Groening）[19]。

1942年，21岁的格伦宁派驻奥斯维辛，就在从法国来的儿童到达仅数周后。刚来不久，他就看见一辆列车停靠在“坡道”（指犹太人下车的站台）边上。“我站在坡道上，”他说，“我的任务是跟其他人一起看管即将到达的那批囚犯的行李。”他看到党卫队医生首先将男人与妇女儿童分开，然后又筛选出可以工作的人以及要马上送进毒气室的人。“病人都被抬上了卡车，”格伦宁说，“画着红十字的卡车——他们总在制造一种假象，那就是没什么可怕的。”据他估计，1942年9月他第一次见到的那批犯人当中，有80%~90%的人被选去立即杀害。“（筛选）过程是以一种比较有秩序的方式进行的，但等筛选结束以后，那里就像一个菜市场一样。有成堆的垃圾，垃圾旁边是生病的人、走不了路的人，可能还有某个找不到妈妈的小孩子，或是某个藏在车厢里、在我们搜查火车时被发现的人。这些人脑袋上直接挨一枪，当场就死了。他们对待这些人的方式让我产生了怀疑和愤怒。他们抓着一个小孩的腿，把他扔到卡车上……等他发出像生病的小鸡一样的叫声，他们就把他举起来砸向卡车的边缘。我不明白党卫队士兵为什么要举起一个小孩子，拿他的头去砸卡车的边缘……或是开枪杀死他们，然后把他们扔到卡车上，就像在扔一袋小麦。”

按照格伦宁的说法，由于他充满“怀疑和愤怒”，因此他找到他的上级，对后者说：“我办不到，没法再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如果必须要杀光犹太人，至少应该按照一定的规矩来办。我跟他说了这些，然后说：‘我想离开。’”格伦宁的上级平静地听完他的抱怨，提醒他别忘了当初的党卫队效忠宣誓，并告诉他应该“忘了”离开奥斯维辛这个念头。但他也给了格伦宁一些希望，他告诉格伦宁，那天晚上所见到的“过激行为”只是个“例外”，并说他本人也同意党卫队士兵不应该参与这种“残暴的”行动。相关文件证明，格伦宁后来确实提出了申请，要求把自己调至前线，但没有获得批准，因此继续留在了奥斯维辛。

重要的是，格伦宁并没有向他的上级抱怨屠杀犹太人这个原则，只抱怨了实施的具体方式。当他望着面前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几小时内就会死在毒气室的时候，他说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假如你在苏联，面前架着一部机关枪，苏联的军队正朝你冲过来，而你要做的就是扣动扳机，打死尽可能多的人，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故意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认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犹太人是来自德国内部的敌人。政治宣传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对犹太人的灭绝只不过是战争中会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会产生同情或同理心。”当被追问为什么儿童也不放过时，格伦宁答道：“敌人不是那个时间点的那些孩子，而是他们身上流淌的血，是他们长大后将要变成的那个危险的犹太人，正因为如此，儿童也受到了牵连。”

从奥斯卡·格伦宁被调去奥斯维辛之前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他为什么会认为无助的妇女儿童也是“敌人”，必须被“灭绝”。他于1921年出生于下萨克森州，父亲是一名纺织熟练工，也是个传统的保守派，“对德国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从格伦宁记事起，他就爱翻看祖父的照片，他祖父曾是不伦瑞克公国精锐步兵团的一员。“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骑在马背上，吹着他的小号，帅气极了。”德国在一战中失利后，格伦宁的父亲加入了右翼组织“钢盔党”（Stahlhelm），这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涌现出的众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中的一个，它们将该条约视为耻辱。随着生活更加拮据（由于缺乏资金，他的纺织生意于1929年宣告破产），格伦宁的父亲因德国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而产生的愤怒之情也变得更加强烈。20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奥斯卡加入了钢盔党的青少年组织“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我戴着一顶灰色的军帽，身穿衬衫和长裤。看起来有些怪异，但我们感到很自豪。我们还会穿黑色、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也就是威廉皇帝时代国旗的颜色。”

1933年，纳粹上台。对当时11岁的格伦宁来说，由钢盔党的沙恩霍斯特转入希特勒青年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继承了父母的价值观，认为纳粹分子“是希望德国有更美好的未来、并为此而采取行动的一群人”。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他参与了焚烧“犹太人和其他堕落分子”所撰写书籍的行动，认为如此有助于德国消除不合国情的外来文化。他还认为，此时明显可以看出民族社会主义者正在努力振兴经济：“（自纳粹上台以来）六个月内，500万失业人口从街上消失了，人人都有了工作。接着，（1936年）希特勒进军莱茵兰（Rhineland，它在《凡尔赛条约》中被规定为非军事区），没有遭到任何人的阻拦。对此我们高兴极了，我父亲还开了一瓶酒。”

在此期间，年轻的奥斯卡上学了。尽管他觉得自己有时“相当懒，或许还有一点笨”，但他最后还是以相当好的成绩毕业，17岁时成为一家银行的培训生。在银行没工作多久，战争就爆发了，20个职员中的8人迅速被征召入伍，他们的工作由年轻女性接替。这意味着剩下的培训生（比如格伦宁）可能要“做一些通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做的工作。比如我要负责看管现金出纳机”。尽管这些培训生在银行业的职业生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但是当听到德国在波兰和法国迅速获胜的消息后，他们都“情绪高涨”，一心“想要参与其中”、“想要帮忙”。

奥斯卡·格伦宁想要加入德军的“精锐”部队，就像他祖父那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只有一个组织能实现他这个梦想：“武装党卫队（Waffen SS）由冲锋队（SA）的一部分成员组建而成，那时人们特别需要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部队。在党员集会上，最后经过的方阵是穿着黑色制服的（党卫队士兵），所有人都在一米九以上，看上去个个意气风发。”因此，当武装党卫队在一家酒店征兵时，奥斯卡没有告诉父亲便跑去报名入伍。“等我回到家，我父亲说：‘我希望他们会因为你戴眼镜拒绝你。’然后他说：‘很抱歉，但你以后就会知道你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被这个精英团体接纳后，奥斯卡·格伦宁开始在党卫队行政部门做一名记账员。对于这个岗位，他没有丝毫不快：“我是个喜欢坐办公室的人。我希望我的工作既能让我体验军人的生活，又能有一些行政方面的内容。”这份记账员的工作他做了一年，直到1942年9月。在这个月，他们接到命令，要把在薪酬管理中心工作的那些身体健康的党卫队士兵调至更有挑战性的岗位，把行政工作留给在前线受伤致残、即将归来的老兵。“因此，我们大概有22个人带着行李登上了去往柏林的列车，以为我们即将投身战场。很奇怪，一般来说我们接到的命令都是把我们派去某个部队集结的地方，但这次没有。”

格伦宁和他的战友们来到党卫队总部某间办公室报到，它位于首都柏林一栋“漂亮的大楼”里。他们被带进一间会议室，在那里，几位党卫队高官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演说：“他们进行训话，说我们将要执行的任务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才下达给我们的，这项任务执行起来很有些困难。他们还提醒说，我们都是宣过誓的人，誓言是‘忠诚就是我的荣耀’，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执行布置给我们的这项任务来证明我们的忠诚，任务的细节我们随后就会知道。接着，一个级别低一些的党卫队军官说，我们对这项任务必须严格保密，这是高度机密，我们不能对亲人、朋友、战友或这个团队之外的任何人说起关于这项任务的任何信息。于是，我们逐一走上前，签署了一份表达类似意思的声明。”

在这栋大楼的院子里，格伦宁和他的战友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组去不同的地方，随后，他们便被分别送到柏林几个不同的火车站，各自上车。“我们一路向南，”奥斯卡·格伦宁说，“朝着卡托维兹的方向。我们的领队手上有一份文件，说我们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那里报到。我之前从没听说过奥斯维辛。”

他们是晚上到达的，几名军警领着他们进入了主营。他们到中央办公大楼报到，随后在党卫队宿舍里被分配了“临时”铺位。那天晚上，在宿舍遇见的其他党卫队士兵都很友好地欢迎他们的到来。“那里的人马上接纳了我们，他们说：‘你们吃东西了没有？’我们说没吃，所以他们就给我们找来一些吃的。”让格伦宁吃惊的是，除了党卫队的基本配给——面包和香肠以外，这里还有别的食物提供，包括鲱鱼罐头和沙丁鱼罐头。他们的新朋友还有朗姆酒和伏特加，他们拿出来放在桌上，说：‘请自便。’我们吃着喝着，特别高兴。我们问：‘这是个什么地方？’他们说我们应该自己找答案，并说这是个特殊的集中营。突然，门开了，有人说：‘火车到了！’三四个人跳起来然后消失了。”

这一晚格伦宁睡得很好。第二天，他跟其他新人一起到党卫队中央办公大楼履新。几位党卫队高官询问了他们在战前的情况：“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都干过什么，做的是哪类工作，教育程度是什么。我说我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并说我想在行政部门工作。其中一位军官说：‘噢，我用得上这样的人。’于是我就被他带走了。我来到一个营房，犯人的钱都存放在这里，我被告知等犯人有了编号以后，每个人身上有多少钱就会被登记，等他们离开时再还给他们。”

到目前为止，从奥斯卡·格伦宁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来看，这里完全是个“正常”的集中营，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党卫队的伙食特别好。但当他开始进行登记时，他第一次了解到奥斯维辛“不同寻常”的额外功能：“那里的人（在营房工作的人）告诉我们，钱是不会还给犯人的。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不一样，他们身上的钱被拿走以后就不会再退还给他们了。”格伦宁问：“这跟晚上到达的那些‘火车’有关系吗？”他的同事回答道：“这个嘛，你不知道么？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的。犹太人被运来以后，要是他们不能工作，就得除掉他们。”格伦宁追问他们“除掉”究竟指什么，得到答复后，他惊讶不已：“你真的想象不出来。我直到在筛选过程中看管贵重物品和行李箱，才完全相信了他的话。你要问我那是什么感受，我只能说，是一种你一开始无法接受的惊讶。但你一定不要忘了，不光是从1933年（希特勒当权）开始，其实从更早的时候起，从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新闻里的政治宣传、媒体宣传和我所生活的社会就一直在说服我们，是犹太人造成了一战的爆发，并最后‘在德国人背上刺了一刀’，还让我们认为，德国今天之所以落得这么悲惨的下场，都是犹太人的过错。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坚信，犹太人正联合起来谋划着反抗。在奥斯维辛有人说过，这一切必须避免，一战所发生的事必须避免，不能再让犹太人把我们逼上绝路。德国内部的敌人正被消灭——如果有必要甚至是彻底灭绝。发生在前线的战争和发生在大后方的战争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灭绝的不是别人，不过是敌人而已。”

如今，与奥斯卡·格伦宁面对面坐着，听他解释他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年过八十的他，谈论的仿佛是另一个奥斯卡·格伦宁，一个60年前在奥斯维辛工作的人。对于“那个”格伦宁，他可以不留情面地坦诚揭露。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断提到周围的政治宣传对他的影响，以及在一个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家庭中成长的经历，好让自己不用为参与灭绝负全部责任。直到战争结束，新的世界观对纳粹的“犹太人国际阴谋集团”假想和犹太人被编造的一战角色提出了质疑，他这才变成了“全新的”奥斯卡·格伦宁。在一个现代、民主的德国，新格伦宁完全可以作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公民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格伦宁试图躲在“遵从命令”的盾牌背后。他并没有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没有主见、全盘接受下达给他的所有命令的机器人。当有人跟他说，他在奥斯维辛连“雅利安”儿童被杀也能接受时，他坚决提出反对。他推翻了一些历史学家甚为推崇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党卫队士兵经过严苛的训练，无论要求他们杀死什么人他们都会照做。与此相反，格伦宁的决策过程远没有这么简单。的确，他声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但在战争中他还是做出了一系列个人选择。他之所以继续留在奥斯维辛工作，不光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还因为他对自己面前的迹象进行判断后，认为屠杀行为是正确的。战争结束后，他开始怀疑那些依据的准确性，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归结于他需要像个机器人一样行动。他一生都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只不过所谓的正确，已昨是今非。

我们不该过分苛责这样一种做法。当然他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可以拒绝接受他所在的价值体系并进行反抗，也可以从奥斯维辛一走了之（虽然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曾有哪个党卫队成员基于道德考虑，拒绝在集中营工作并因此逃跑），但这都是少数的例外。奥斯卡·格伦宁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让人吃惊，根本在于他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度过几年战俘生涯，格伦宁在一家玻璃制造厂找到了一份人事经理的工作，在那里默默干到退休。奥斯维辛的那段日子是格伦宁极其普通的一生中唯一的例外。

一项研究对奥斯维辛的党卫队看守进行了历史学—社会学的剖析，基于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职业结构还是教育程度，集中营的党卫队成员和当时社会的其他人员相比都没有特别之处”。[20]奥斯卡·格伦宁是这个结论的典型代表。其代表性还体现在，在党卫队系统中他是个普通士兵，最高只做到下士（Rottenführer）。奥斯维辛约有70%的党卫队士兵属于这种情况，另有26%的人属于军士（高于下士一级的非委任军官），只有4%是军官。不同时期，在奥斯维辛1号营及其子营地工作的党卫队人数始终保持在3000人左右。[21]党卫队对集中营的管理是通过五大部门实现的：总部（人事、法务和其他相关职能）、医疗单位（医生和牙医）、政治部（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Kripo”）、经济管理（职责包括登记和处理死去囚犯的财物）以及营务管理（负责集中营的防务）。其中，最后一个部门最为庞大——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约有75%从事安保工作。奥斯卡·格伦宁唯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负责的是相对“简单”的经济管理。

1942年夏天，奥斯维辛接收的犹太人来自欧洲各国，包括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早先，西欧犹太人会先被送到罗兹等临时隔离区，再挑出“不适合工作”的牺牲者，但这套自1941年底起执行的程序此时已被弃用。一旦奥斯维辛发展出站台上的筛选机制，整个灭绝过程就更为精简。奥斯维辛的魔掌甚至伸及英国，连海峡群岛的度假胜地根西岛（Guernsey）都与杀戮挂钩。对于一些人来说，所谓的“英国典范”（Britishness），其中一定包括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他们确信如果纳粹登陆英国海岸，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不会有一个人与他们合作。这样的人到今天还有很多。但接下来的故事将让他们倍感不安。

海峡群岛是法国西北海岸附近的小型群岛，泽西岛（Jersey）和根西岛是其中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两个岛屿。英国人的领土防务在此十分松散，作为皇室属地，它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英国政府的管理。1940年六七月间，德国人毫不费力地攻占了群岛。与占领法国一样，德国人更希望与现有的政府机构合作，而不是采取他们在波兰和苏联的占领模式。然而，纳粹不能容忍海峡群岛上有犹太人存在，这点与他们在明斯克和华沙的态度并无二致。1941年10月，《泽西岛晚报》登出通知，要求犹太人到克利福·奥林奇那里进行登记，他是管理岛上外来人口的负责人。同月，《根西岛晚报》也通知所有犹太人主动去警察局报备。

大部分犹太人事先知道德国人的到来，已经逃往英国本岛，只有一小撮无法离开或不愿离开的人留下来。泽西岛共有12名犹太人前去登记，根西岛是4名。与纳粹治下的其他地方一样，登记标志着系统化迫害的开始。起初，犹太人要在自己店铺的窗户上挂一块牌子，写上“犹太物业”；接着，他们的生意被“雅利安化”，强行出让给非犹太人。在这过程中，海峡群岛的管理者给予了密切的配合，事实上，这些行动就是由他们组织实施的。1941年1月23日，泽西岛犹太人内森·戴维森给总检察长写了一封信，语气沉重，极具代表性：“按照您的指示，请允许我向您报告，我已经完成店铺的停业清理……拉下百叶窗，‘停业’的牌子也挂上了。”[22]1941年6月，克利福·奥林奇向泽西岛的行政长官确认，并通过后者向德国政府报告：“本岛所有登记在案的犹太人无一从事商业活动。”[23]

随后，海峡群岛上的犹太人外出购物的时间进一步遭到限制，并强制实行宵禁。唯一被泽西岛政府驳回的歧视法令，是让犹太人佩戴黄色星章。行政长官和总检察长就这项命令向德国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但德国指挥官卡斯珀博士对此不予理睬，仍要求将特制的星章运往小岛，星章中心印的是英语“Jew”而不是“Jude”。这批星章终究没有抵达目的地。受宵禁影响，海峡群岛上的犹太人大都难以维持生计。店铺倒闭，遭受迫害的内森·戴维森一蹶不振，1943年2月被送进泽西岛上的一家精神病院，第二年去世。另一名泽西岛犹太人维克托·伊曼纽尔则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人生。

然而，对犹太人的驱逐是从附近的根西岛开始的。1942年4月，奥古斯塔·施皮茨、玛丽安·格伦菲尔德和特蕾泽·施泰纳三名犹太妇女被送出小岛。她们都不是英国人：施皮茨和施泰纳是奥地利人，格伦菲尔德是波兰人。因此，纳粹对犹太人的憎恨，她们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拿特蕾泽·施泰纳来说，她在奥地利反犹主义倾向愈发严重的时候离开，最终在海峡群岛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她的雇主一家1939年来到岛上，1940年春返回英国本岛，但海峡群岛政府禁止特蕾泽离开，并按照英国内政部的规定，将她作为“外来人员”拘留。就这样，尽管特意逃到英国以求回避，她还是落入纳粹的魔掌。特蕾泽曾在根西岛上的一家医院当过护士，在那里工作的芭芭拉·纽曼[24]与她相熟：“她很漂亮，一头好看的大波浪卷发，犹太人的鼻子——那是唯一能体现她作为犹太人的特征。她说话语速很快，当然还带着口音。她有些认死理，有时让事情变得复杂，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真的。”芭芭拉·纽曼很清楚特蕾泽对纳粹的态度：“她给我的印象是，如果她有机会，一定会朝他们吐口水。这就是她对那些人的感受。”

1942年春，德国当局要求根西岛政府驱逐三名外籍犹太人。根西岛警长欧内斯特·普莱温，回忆当初他命令特蕾泽·施泰纳收拾行李、去德国人那里报到时的场景：“我还记得特蕾泽走进办公室，我向她传达了德国军事部门下达给根西岛警察局的指示，特蕾泽特别悲伤，一下子大哭起来，并喊着说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25]

1942年4月21日是个星期二，在这天，芭芭拉·纽曼陪着特蕾泽朝圣彼得港走去，那是她在根西岛上走过的最后一段路。“当时的画面仍然印在我脑海中：我记得我们把她的行李放在一辆自行车上，推着走，你知道的，就像人们常做的那样。然后我们站在那里道别，我看着她通过关口，边走边挥手……一切都不受我们控制。你没法太担心，太担心的话你就坚持不下去了。你只能接受命令，试着习惯。我常常想，战争结束后大家要怎么办？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干什么了。”芭芭拉·纽曼完全没有想到，离开根西岛的特蕾泽是去送死：“那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围，真的，不是吗？那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英格兰。”

在圣彼得港，施皮茨、格伦菲尔德和施泰纳把自己交给了德国人。一艘小船把她们带到了法国，刚上岸她们就接受犹太人身份登记。特蕾泽·施泰纳找到一份临时的护士工作。7月，她们在法国对外籍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中被捕，7月20日被送往奥斯维辛，三天后到达。她们有没有挺过第一轮筛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没人活到战后。特蕾泽说的没错，根西岛的居民再没见过她。

海峡群岛上剩下的犹太人于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2月遭到驱逐。等待他们的是完全不同的命运。一起被送走的还有海峡群岛上其他几类居民，包括“共济会成员”、“前武装部队军官”和“疑似共产主义者”。[26]对他们的驱逐是为了报复五个月前英国对萨克岛发动的突袭，那是海峡群岛中有人居住的最小岛屿之一。只有一个人得到德国人的“特殊对待”，即来自罗马尼亚的约翰·马克斯·芬克尔施泰因。他先是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去到位于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特殊犹太人隔离区。他活到了战后。

其他被驱逐的人，包括犹太人在内，全部被送到法国和德国的拘留营，在那些地方，他们虽然吃了不少苦，但还不及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的囚犯所承受的苦难。重要的是，这些犹太人（除约翰·马克斯·芬克尔施泰因以外）并没有与其他海峡群岛的居民分开。纳粹这么做的原因我们只能进行猜测。“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总有特例，在这里，或许因为这些犹太人是与其他被德国人视为不那么“危险”的群体一起遣送，而且他们来自一个被纳粹认为属于“文明开化”、还不打算公开交恶的国家（出于同样的原因，1943年秋被驱逐的丹麦犹太人目的地是特莱西恩施塔特，而非奥斯维辛）。

诚然，海峡群岛当地政府在帮助德国人驱逐犹太人时，不可能确切知道后者最终所面临的命运。但纳粹单单挑出犹太人进行迫害，这点他们是清楚的，自己当然是在把这些受害者推入火坑，那些被送走的人原本已不堪忍受的生活肯定更加不幸。但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阻止驱逐，相反，警察和公务员给予德国人充分的配合。泽西岛政府确实对佩戴黄色星章的命令提出了反对（而根西岛没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弗雷德里克·科恩在一份对占领时期海峡群岛犹太人遭遇的开拓性研究中所指出的，相比犹太人，泽西岛政府为保护岛上的共济会成员所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27]一份1945年8月的英国情报这样写道：“当德国人提出实行他们的反犹措施时，根西岛政府官员中无一人提出异议。他们迅速提供德国人所有可能需要的协助。与此相反，到了要对根西岛上为数众多的共济会成员下手时，行政长官则提出了激烈的反对，并竭尽全力地施以援手。”[28]

我们无法确知，如果根西岛政府也强烈反对驱逐施皮茨、格伦菲尔德和施泰纳，结局会有什么不同。有可能这种反对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但会成为根西岛历史上永远令人骄傲的一刻），也有可能真的能拯救这三名到英国寻求庇护的妇女。光是这一点点可能性，就足以让整件事成为小岛难以抹除的历史污点。

就在根西岛这三个人到达奥斯维辛的同一个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再次造访集中营。1942年7月17日，距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首次来此地视察15个月后，他的座驾再次开进集中营的大门。当时的波兰政治犯卡齐米日·什莫伦[29]回忆起希姆莱时说道：“他看上去不太像个军人，戴着金边眼镜，有点胖，腆着个大肚子。他看起来像——不好意思，我无意冒犯任何人——他看起来就像个乡村教师。”

这个长相平平、戴着眼镜大腹便便的人，在这次访问中目睹了集中营的变化，视察了比克瑙在建的一套全新设施。他花了些时间查看集中营未来的发展规划，然后参观了占地25平方英里的“奥斯维辛利益区”（由集中营直接管控的区域）。接着，他观看一批新到的犯人经过筛选、随后在“小白房”里被毒死的过程。在这之后，希姆莱到地方长官布拉赫特的家乡——附近的小城卡托维兹，出席了为他举办的招待活动，并于第二天返回。此后，他又视察了比克瑙女子集中营，在那里观看一位犯人遭鞭打的过程，这也是他亲自批准的一种刑罚手段。希姆莱对于他在奥斯维辛的所见所闻甚为满意，当即把鲁道夫·霍斯提拔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

霍斯的事业此时如日中天，全国领袖的到访大获成功。但问题还是存在的，比如，他的上司对奥斯维辛囚犯逃亡的情况很不满意。逃跑在集中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记录在案的可追溯到1940年7月6日。但1942年夏天，一起特别大胆的出逃让所有集中营的党卫队指挥官都收到了警告，这起事件就发生在希姆莱到访的几周之前。

大逃亡的主要策划者是卡齐米日（卡济克）·皮耶霍夫斯基 [30]。作为一名波兰政治犯，他在奥斯维辛被关押了18个月。逃跑的风险他再清楚不过：“以前人们尝试过各种方法逃跑，但大部分都失败了，因为点名的时候，一旦他们（指党卫队和卡波）发现哪个人不见了，他们就带着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展开搜查，在某块木板底下或成堆的水泥袋之间，藏匿者很快就被揪出来。这些被发现的人要背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万岁！万岁！我又回来陪伴你们啦！’一边敲着大鼓，一边在集中营里来来回回地走，最后来到绞刑架下。他们走得特别慢，仿佛是想延长他们的生命。”打算逃跑的囚犯还有另一个困扰，那就是一旦被发现越狱，他身边的狱友将面临可怕的惩罚。在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神父的例子中，逃犯所在的营房有十个人被挑出来活活饿死。“这让有些人完全没法采取行动，”皮耶霍夫斯基说，“但总是有人不怎么考虑后果，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离开这个地狱。”

因此，摆在皮耶霍夫斯基面前的有两个难题：如何逃出集中营，以及如何防止留下的人遭到报复。而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前，更紧迫的，是如何让自己活下去。起初，他所在的工作小分队是条件最恶劣的分队之一，犯人要在冰天雪地的户外劳作。“工作任务很繁重，吃的基本指望不上。我就快要变成‘穆斯林’（Muselmann）[31]了，那是党卫队对半死不活的犯人的称呼。我觉得特别无助。”接着好运气降临，他被另一个工作小分队挑中。“我加入了这个分队，走出大门时，我问朋友：‘咱们要去哪儿？’同伴说：‘你不知道吗？你中大奖啦！我们要去仓库工作。虽然挺累的，但至少你不用在外面挨冻，你要在有屋顶的地方工作了。’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到了天堂。”皮耶霍夫斯基发现，在仓库这个“天堂”里面工作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我的同伴教我一招，面粉装车的时候，我就敲打袋子，让面粉漏出来。守卫会让我们清扫干净，但我们不会把扫出来的面粉扔掉，而是掺上水做成面团。”在这个幸运的转机出现以后，皮耶霍夫斯基觉得他“能活下来了”。

一天，皮耶霍夫斯基与乌克兰人欧根纽什 (热内克) ·本德拉聊了起来，后者在附近的党卫队车库当机械工。“他（本德拉）跟我们一起上工，一起回去。有一天他偷偷对我说，他已经被列入要处死的名单——那时筛选非常频繁。他对我说：‘卡济克，我该怎么办？我上了死亡名单了！’我对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但他不肯罢休，说道：‘卡济克，咱们为什么不从这个地方逃出去？’我吃了一惊，我们怎么逃？他说：‘这个嘛，要有一辆车。我随时都可以弄到一辆车。’我开始思考可能性。然后我对热内克说，要想离开我们需要一些制服，党卫队的制服。”

逃跑计划的成败关键就在这里。上哪儿去找党卫队制服呢？他们再次得到命运的眷顾。皮耶霍夫斯基的卡波吩咐他去平时工作仓库的二层拿一些空盒子下来。在走廊上，皮耶霍夫斯基看见其中一个房间的门上用德语写着“制服”。他试着推了推，但门锁着。没过多久，他的卡波又派他上楼，这次他注意到门是半掩着的。“我当时唯一的想法，”皮耶霍夫斯基说，“就是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我推开门，有个党卫队看守正往架子上放什么东西，他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倒在地上。‘你这头猪！’他说，‘你这头波兰猪，你这条狗，你没有权力进来！去向总办公室汇报，你这头波兰蠢猪！’于是我爬出房间回到了走廊上。”

皮耶霍夫斯基知道，如果把闯进房间一事向上汇报，他将被送去惩戒分队，那样的话基本必死无疑。所以他什么也没说，心存侥幸。他真的躲过了处罚，因为那个党卫队士兵没有继续追究，这是继一连串偶然的好运气后又一件幸事。他赌了一把，并赢了赌注，因为他瞥见了房间里的东西：制服、手榴弹、子弹和头盔，事实上，这里有他和他的同伴需要的全部物品。

逃跑的最佳时间是星期六，因为到了周末，集中营的这个区域没有党卫队看守值班。皮耶霍夫斯基想出进入仓库的好办法：平时，煤炭都是通过一条管道倒进仓库的地下煤仓，管道上有盖子，皮耶霍夫斯基卸掉了盖子上的螺丝，于是他们可以从煤仓进到这栋房子的其他地方。皮耶霍夫斯基下定决心铤而走险，可等他躺在床上，突然被一个念头震醒：他意识到“每跑掉一个人，就要有十个人被处死”。“我整夜都睡不着，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直到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假冒一个工作分队。”按照皮耶霍夫斯基的设想，四个人将推着一辆手推车离开主营地，假装自己是“手推车小分队”的犯人，他们登记之后就可以正式获准离开内围安全区，尽管还没出外围警戒圈，许多犯人都在这里工作。如果他们成功脱身，他们营区只有卡波要负全部责任，因为党卫队会认为这个分队是卡波批准成立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并且要找到另外两个愿意跟他们一起冒险的人，因为现在需要四个人来组成这个“手推车小分队”。本德拉马上找到他营区里的神父，约瑟夫·伦帕特，可接下来他们陷入了困境。皮耶霍夫斯基询问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但对方说他参与行动的前提条件是让他带上另一个人。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个分队只能有四个人。皮耶霍夫斯基又找到另一个朋友，但他说：“也许有机会成功，可希望太渺茫了。”因此他拒绝了。最后，一个来自华沙、曾参加过童子军的年轻人斯坦尼斯瓦夫·雅斯特尔同意加入，尽管他觉得实施这个大胆的计划要冒“极高的风险”。

雅斯特尔很快意识到，整个逃跑方案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完全无法预期的，那就是看守外围区大门的党卫队士兵是否会不查证件就让他们通过。如果这些守卫按规定拦下他们的车，他们就完了。万一出现这种情况，这几个越狱者商定，与其向党卫队看守开枪，还不如自我了结。他们担心，逃跑的过程中哪怕只杀死一名党卫队士兵，集中营剩下的犯人都将遭到可怕的报复，可能会有五百或一千名犯人被处决。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他们决定动身。一大早，他们当中的两人戴上袖章，假装自己是卡波，然后四个人一起推着一辆装满垃圾的手推车，走出奥斯维辛一号营地写有“劳动使人自由”的大门，朝营地外围区走去。“在大门口，”皮耶霍夫斯基说，“我用德语对守卫报告：‘918号囚犯和手推车小分队另外三人要去仓库。’他（党卫队看守）在本子上登记后就放我们通过了。”一走出大门，欧根纽什·本德拉便朝党卫队废弃的车库走去，做开车的准备，其他三人通过煤仓进到仓库。他们来到二楼，存放衣物的那个房间被一根沉重的钢条牢牢顶着，但“浑身是劲”的斯坦尼斯瓦夫用一把十字镐砸开了门。他们匆忙为自己和本德拉选了制服，还拿上四挺机关枪和八个手榴弹。

三个人换完装，正准备离开仓库时，他们听见两个德国人在外面说话。“要是他们进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皮耶霍夫斯基说，“但奇迹发生了，如果你相信有奇迹的话。那两个人就站在外面交谈，没有进来。他们随即离开了。”

他们通过仓库的窗户向本德拉比了个手势，让他把车向前开几米，开到仓库门口。然后他下了车，在他三个打扮成党卫队模样的朋友面前立正站好。“每隔六七十米就有一座瞭望塔，”皮耶霍夫斯基说，“守卫正望着我们，但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很有把握。热内克摘下他的帽子，对我说了几句，我向他指了指仓库，他进去换了衣服扮成党卫队士兵。”

此时，他们四人已经准备好迈出这次越狱行动中最危险的一步。“我们出发了。第一次转弯后，我们看见两个党卫队士兵。热内克说：‘当心！’我们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说：‘希特勒万岁！’我们说了同样的话。我们又往前开了三四百米，另一个党卫队士兵在修自行车。他看见我们以后说：‘希特勒万岁！’我们又说了同样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正朝大门前进，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不看任何证件就让我们通过，但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大门关着，右边站着一名党卫队士兵，带着机关枪，左边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一个党卫队士兵坐在那里。距大门80米远时，热内克把速度降到了二档，50米，大门仍然关着。他们能看见车，也能看见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制服，但大门依然紧闭。20米，我看了看热内克，他的前额和鼻子都在冒汗。等我们离大门大概15米时，我想：‘自我了断的时候到了。’就像已经说好的那样。就在这时，那个神父拍了一下我的背，我意识到他们都指望着我。于是我朝党卫队士兵大声喊道：‘要让我们在这里等多久！’我对他们骂骂咧咧。瞭望塔上的守卫说了句什么，然后他打开大门，我们就开了出去。我们自由了。”

欣喜若狂的四个人开着车行驶在波兰的郊区，仅仅数分钟，就把奥斯维辛抛在几英里的身后。在附近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换下党卫队制服，丢弃了车子，混入普通波兰人中。他们实现了计划的第一步——让自己成功逃脱。

在奥斯维辛，计划的另一半也很顺利。多亏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编造出一个工作小分队的计策，其他囚犯没有遭到报复，只有一人除外：他的卡波被送去了11号楼的禁食牢房。

然而，对于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的人来说，离开并不一定意味着苦难的终结。皮耶霍夫斯基三个同伴后来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证明：斯坦尼斯瓦夫· 雅斯特尔不得不接受一个可怕的消息 ：为了报复他的出逃，他父母被送去奥斯维辛，最终死在里面。他本人于德军占领华沙时期遇害。[32]约瑟夫神父由于奥斯维辛给他留下过于严重的心理创伤，以至于——用皮耶霍夫斯基的话来说——整天“神情恍惚地到处乱晃”。战后，他被一辆公交车撞倒，死于这场事故。最先提议逃跑的欧根纽什·本德拉，回到家后发现妻子已经离开了他，在酒精麻醉中死去。只有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还健在。但他也说，过去的遭遇让他时不时仍会“心神不宁”。他会梦见自己被带着狗的党卫队士兵追打，醒来时“浑身被汗水浸透、魂不守舍”。

纵使这四个人在奇迹般逃出奥斯维之后仍经历种种磨难，没有一个对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逃脱的决定产生过怀疑。如果他们得知希姆莱在1942年7月视察奥斯维辛时脑中的盘算，毫无疑问会更加庆幸自己的决定，因为在波兰的屠杀行动将进一步升级。7月19日，希姆莱宣布：“我在此下令，对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的重新安置，应于12月31日前展开和完成。”这里的“重新安置”不过是“屠杀”的委婉说法。由此可见，希姆莱已经为几百万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定好了期限。

不过，与其说希姆莱是在对未来进行部署，不如说他是在做一次最后陈述，因为促成这个结论的决策过程其实十分漫长，可以追溯到纳粹入侵苏联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系列因果链条中的最后一环，之前的每一次重大决定，都为1942年7月19日希姆莱冷漠的死亡宣言奠定了基础，这些决定包括建立波兰犹太人隔离区，在东部战场坑杀犹太人，进行毒气试验，驱逐德国犹太人，想方设法除去隔离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好为德国犹太人腾出空间，等等。概念构想阶段已经结束，最终决定几个月前就已做出，纳粹即将对犹太人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操作层面的问题，而纳粹认为这正是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为了实现“最终解决”目标，纳粹在1942年大大加快了处决的速度。而在这个阶段，奥斯维辛的屠杀能力仍非常有限（由于遭遇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困难，在主营地焚化炉进行的常规屠杀已经中止），只能依靠“小红房”和“小白房”的毒气室。因此，在1942年纳粹对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后来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其实只起了次要作用。

希姆莱之所以有信心要求手下在1942年底之前完成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奥斯维辛会发挥主要作用，而是他知道三个新的灭绝营已经在波兰的森林里建成，大部分屠杀行动将在这三地展开。与奥斯维辛不同，这三处很少为公众所知，它们分别是贝尔赛克（Bełżec）、索比堡（Sobibó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如今，人们大谈特谈的只有奥斯维辛，这其实非常讽刺，因为让三个灭绝营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正是纳粹的愿望。他们在屠杀计划得逞后，竭力抹去证明这三个营地曾经存在的每一丝痕迹。早在战争结束前，纳粹就拆除了这几个灭绝营，把它们恢复为森林或重新开垦为农田。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纳粹从没打算销毁奥斯维辛存在的证据，即便在它解放之前的最后日子。奥斯维辛作为集中营，沿用了纳粹体制在战前就已确立的做法，纳粹从来不曾打算向公众隐瞒这类营地的存在，事实上，同为集中营的达豪就建在城镇的郊区地带。对纳粹来说，明确表示他们会关押和“再教育”他们眼中的异见人士，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宣传。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只有在奥斯维辛的囚犯遭遇大规模集体处决之后，这个营地的另一重功能才显现。因此，纳粹撤离奥斯维辛时炸毁了毒气室，却把其他大部分设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1942年的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三个灭绝营不仅在纳粹德国没有先例，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它们没有范例可以参照。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存在和运作方式都比奥斯维辛更能准确体现出纳粹“最终解决”的特别之处。

最早动工的贝尔赛克，是唯一一个1942年之前就开始修建的灭绝营。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位于总督辖区东南角，1941年11月，纳粹开始在贝尔赛克修建一个小型营地，它距离火车站只有500米远。在纳粹眼里，贝尔赛克只是“区域性”工程，为的是解决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也就是解决附近卢布林地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一如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主要是为屠杀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而造。

1941年12月，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出任贝尔赛克指挥官。时年56岁的他本是一名木匠，后来参加了一战，因表现英勇被授予勋章，随后加入纳粹党。20世纪30年代，他在斯图加特为盖世太保工作。1939年，他参与了针对精神病患者的安乐死项目，用瓶装一氧化碳杀害病人。截止到1941年，他已经在卢布林地区组织过多次安乐死屠杀行动。有着“野蛮的基督徒”称号的维尔特是个虐待狂，有人看过他用皮鞭抽打一个犹太妇女，把她赶进毒气室。他也亲手杀过犹太人。在鼓励手下行凶时，血涌上头的他满头是汗，会大爆粗口。

这个面目可憎的家伙，把他过去全部的杀人经验都搬到贝尔赛克。他决定使用一氧化碳，但不是安乐死项目用到的罐装一氧化碳，而是普通汽车发动机产生的气体，与威德曼几个月前在苏联使用的设施类似。他命人在一栋砖砌建筑内隔出了三间毒气室，把它们伪装成淋浴间，一氧化碳从喷头输出。

通过汽车引擎和假喷头，维尔特已经对旧有的屠杀方法做出改进。而在指导集中营的规划时，他又完全突破了现有的集中营设计模式。他意识到大部分人在这里只会活上几个小时，因此指出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里的大量屋舍可以免去。相较于集中营，灭绝营基本不需要什么总体设施，而且只需很小的空间。贝尔赛克的总面积不到九平方公里。

到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参观过的人（远远少于参观奥斯维辛的游客），都深深惊讶于这些灭绝营的面积之小。三个营地的总死亡人数约有170万，比奥斯维辛的遇害者多出60万，可它们的面积之和还没有奥斯维辛-比克瑙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屠杀的实行手段都是对人类尊严的莫大羞辱，而其中最耻辱的，便是成千上万的人竟然是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遇害，这一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相信的。不知为何，人们总是容易把惨烈的悲剧与更大的空间相联系，这也许是奥斯维辛在今天比这三个灭绝营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另一个原因。目睹比克瑙的开阔，人们很容易感知到罪行的严重性，可类似的联想很难发生在贝尔赛克的访客身上。一个人如何能想象足足60万人（贝尔赛克死亡总人数估计）死在这个300×300平方米不到的空间内？

尽管贝尔赛克已经够小，但它仍然被分隔为不同的营地。维尔特知道，要让他的死亡工厂顺利运转，最关键的一点是尽可能久地向刚到达的囚犯隐瞒此地的真实用途。因此，他把毒气室建在灭绝营的一个特殊区域，称为2号营地。它隐身在树丛中，被缠绕着枝蔓的铁丝网包围，只能通过“管道”（由铁丝网围起的通道）去往营中其他地方。贝尔赛克其余部分就是1号营地，包括铁轨旁人们下车的地方、不同用途的营房（供新来的人更衣、他们被没收的财物在运走前的存放），以及一个用来点名的广场。

在贝尔赛克及后来的另外两个灭绝营里，工作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犹太人。维尔特很快想到，在屠杀过程中使用犹太人，不仅可以减轻下属们的心理负担，还意味着只需要少数德国人就可以完成对集中营的管理。毫无疑问，犹太人在其中要承受的情感折磨也恰恰能满足他扭曲的心理。因此，数百名身体健全的犹太人刚一下车就被挑选出来，被迫承担掩埋尸体、清理毒气室的工作，还要整理集中营里迅速堆积的衣物。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些犹太人在工作几天以后就会被处决，但很快这就给纳粹造成难题：他们清楚“洗澡”意味着什么，而且杀死他们之后，还得重新挑选和培训下一批犹太人。另一方面，如果允许他们多活一段时间，由于看到所有人早晚都得死，无所畏惧的他们有更多时间来思考自己的未来，也许会密谋反抗。对纳粹来说，这种两难的困境一直存在：当人们明白他们所臣服的对象最终会把屠刀挥向自己时，如何保证他们继续乖乖听话？

第二类工作人员是乌克兰守卫。他们大约有一百人，被分成两组，主要负责集中营基本的监管工作。这些乌克兰人以残忍著称，很多曾为红军效力，后来接受德国人的重新训练，通过这里的工作免受战俘营之苦。第三类当然就是德国人。但维尔特是如此擅长依靠其他国家的人来运作他的杀人机器，因此参与贝尔赛克大屠杀的德国党卫队士兵只有二十个左右。1942年3月，第一批受害者到达贝尔赛克，维尔特终于实现了希姆莱的梦想：他建成一座能屠杀数十万人的杀人工厂，却只需要少数德国人进行管理，而且，这些人不必再像东部战场上的特别行动队成员那样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

就在贝尔赛克投入使用的同一个月，纳粹开始了另一个灭绝营——索比堡的建造。它位于贝尔赛克正北方，地处波兰最东边一个犹太人口密集的区域。索比堡的建造和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贝尔赛克。与维尔特一样，这里的大部分党卫队官兵都参与过T4安乐死项目，包括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在内。与贝尔赛克相同，这里也有大约一百名乌克兰人（许多之前是战俘）担任集中营守卫。比起奥斯维辛-比克瑙，索比堡的面积依然非常小（尽管长600米、宽400米的索比堡比贝尔赛克略大），但它与贝尔赛克一样，也被分成两个子营地，一条通道将接收区与毒气室连通起来。贝尔赛克的党卫队看守住在附近被征用的房子里，与此不同的是，索比堡的党卫队官兵在当地没有合适的住处，于是修建了第三个子营地，用作党卫队和乌克兰守卫的宿舍。

索比堡的设计和建造理念与贝尔赛克类似。营地工作人员会哄骗刚到的受害者，让他们以为自己只是下车消毒，预防传染病，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匆忙把这些人处死。与贝尔赛克一样，集中营的每个分区都被枝蔓缠绕的铁丝高网分隔，因此初来乍到的人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等他们发现时又太晚了。1942年5月，索比堡迎来第一批受害者，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有25万人在这里丧生。

同样在1942年5月，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破土动工。由于它借鉴了纳粹在贝尔赛克和索比堡的经验，死在这里的人比其他任何一个灭绝营都要多（据估计有80万到90万人），几乎赶上了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位于索比堡的西北方，从华沙乘火车到这里只有一小段路程。华沙的犹太人区是纳粹治下最大的隔离区，特雷布林卡的兴建主要就是为了屠戮那里的犹太人。

一开始，这几个灭绝营的屠杀行动开展都不顺利。值得再次提醒的是，纳粹干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勾当，也就是在短短数月里，对数百万男女老少进行流水线式的杀戮。虽然这样的比喻令人不悦，但德国人建造的确实就是三个杀人工厂，与任何工业操作一样，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按部就班地衔接，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如果火车无法按计划把犯人送到，如果毒气室不能及时处理每一批新到的犯人，如果整个体系中有任何一处出现问题，那么血腥的混乱场面就会出现。这也恰恰是灭绝营运转初期的情况。

在贝尔赛克，按计划运来的大量受害者很快就让毒气室不敷使用，新毒气室的赶工让整个营地在6月被迫关闭了一个月左右。而在索比堡，毒气室的容量和犯人的运输都出了麻烦，8月到10月期间也停止运转，以便集中解决问题。但对纳粹来说，最棘手的是特雷布林卡，这里上演了地狱般的一幕。

最开始，特雷布林卡基本按照纳粹的计划运转，每天约有6000人被运到这里处决。但到了8月，犯人的数量翻了一番，灭绝营的操作便陷入混乱，但指挥官伊姆弗里德·埃贝尔博士（Dr. Irmfried Eberl）仍没有关闭这里。奥古斯特·兴斯特当时是特雷布林卡的一位党卫队士兵，他回忆道：“埃贝尔博士野心勃勃，想让死亡人数尽可能创新高，并超过其他所有集中营，所以有特别多的人被运到这里，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光靠毒气室解决他们。”[33]于是，不少人在营地外围被草草枪毙，而这种做法使得维持集中营正常运转的假象不再成立，因为满地的尸体不可能让人继续相信他们来到的地方只是消毒站。结果，列车不得不从特雷布林卡站倒退两英里，等待营地清理干净。由于列车上的条件太过恶劣，很多人死在车厢中。奥斯卡·贝格尔在8月下旬到达特雷布林卡，那正是最混乱的时期。“下车以后，我们眼前是特别恐怖的景象，好几百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散在四周，成堆的包裹、衣服、手提箱，各种东西都混在一起。党卫队士兵和乌克兰看守站在营房的屋顶上朝人群扫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倒在血泊中，到处充满尖叫和哭喊。”[34]在这种情况下，附近村庄的波兰居民不可能不发现灭绝营的真实面目。“尸体腐烂的味道太可怕了，”欧金尼娅·萨穆埃尔[35]说，她当时还是学生，“那股恶臭让你根本没法开窗也没法出门。你都想象不出有多臭。”

尽管如此，这片混乱中的死亡人数依然居高不下。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也就是1942年7月底到8月底之间，据估计有31.25万人在特雷布林卡丧生。[36]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每天大约有1万人被杀死，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集中营，直到1944年的“匈牙利行动”，奥斯维辛的死亡达到顶峰，比克瑙的四个焚化炉全部满负荷运转，这个数字才被追上。然而对埃贝尔博士的上级来说，不可思议的数字背后是不堪负荷的代价。他们收到各种各样关于特雷布林卡的混乱持续恶化的报告。而且从纳粹高层的角度看来，更糟糕的是这可能给第三帝国造成经济损失，因为死去犹太人的财物在营地各处散落，流言蜚语四起，说德国人和乌克兰人自己侵吞了不少贵重物品。

1942年8月，贝尔赛克的建造者克里斯蒂安·维尔特被任命为三个灭绝营的督察员。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与上司、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一起到特雷布林卡视察。维尔特的手下约瑟夫· 奥伯豪泽尔就他们到达后发生的事提供了证言：“特雷布林卡一片狼藉……埃贝尔博士当即被开除……格洛博奇尼克在相关谈话中提到，要不是因为埃贝尔博士是他同乡，他一定会把他抓起来，送交党卫队和警察处置。”埃贝尔被解雇后，特雷布林卡停止新一轮的接收，过去曾与维尔特共事、此时正在索比堡任职的弗朗茨·施坦格尔成为特雷布林卡新任指挥官，奉命收拾残局。

埃贝尔误解了上级真正想要的东西，他给他们特别惊人的效率，却没有“恰当地”组织屠杀过程。关于埃贝尔被解雇，最值得注意的是格洛博奇尼克的评论：埃贝尔应该因管理特雷布林卡的方式不当而被移送法办。在党卫队高层扭曲的道德观念里，埃贝尔应该遭到起诉，是因为他没有以更有效的方式来组织对男女老少的大规模屠杀。在我们今天看来，埃贝尔在他上级眼中的罪行，其实是杀人的活儿做得“不够漂亮”。

整个屠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把犹太人运到新建成的灭绝营。这些死亡工厂需要原料，而且需求量极大。因此，1942年夏天和秋天，一系列“重新安置”行动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展开。希姆莱于7月19日下达指示，特意把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也包含在内。他担心如果地方官员有自主决定权，整个行动将面临失败。这里的顾虑在于，虽然理论上所有纳粹分子都认同解决“犹太问题”的必要性，但有些人可能会试图拯救个别他们认为的“好犹太人”。一个有着极强人道主义精神的德国人会如何对待驱逐命令？下面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希姆莱所担忧的问题。

阿尔贝特·巴特尔（Albert Battel）中尉任职于波兰南部普热梅希尔地区，已年过50的他比大部分国防军军官都要年长，战前一直从事律师工作。尽管他也是纳粹党员，但作为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他有着不良记录，有人检举他在30年代对犹太人过于礼貌。1942年7月，一批犹太人被送到普热梅希尔，交到巴特尔和德国军队手上。其中有不少人在军工厂工作，住在附近的隔离区。比起其他波兰犹太人，这些人自以为拥有特权和靠山。月底的时候，有传言说党卫队很快就要在小镇里展开行动，把犹太人“重新安置”到贝尔赛克灭绝营。但为德军工作的犹太人听到这些传言后，相对镇静，因为这些人都持有Ausweis，也就是军队发给的通行证，他们以为有这个证件，自己就不会成为党卫队驱逐的对象。他们还分析说，鉴于自己正在为德国的战事出力，驱逐他们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他们不曾料到希姆莱的命令背后，有着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理念，那就是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没有任何例外。

7月25日，星期六，普热梅希尔的犹太人听到消息，党卫队将在下周一展开驱逐，届时德国人发给他们的通行证很可能不起作用。其中一个犹太人塞缪尔·伊吉尔设法在周日一大早找到巴特尔中尉，告知将要发生的行动。[37]巴特尔致电当地盖世太保负责人，结果被对方挂了电话。愤怒的巴特尔在向他的上级利特克中校请示后，派出一支部队封锁了桑河（San）上的吊桥。由于桑河贯穿整个镇子，此举等于切断了进入隔离区的通道。结果，当地盖世太保负责人和克拉科夫的纳粹当局做出让步，同意为2500名普热梅希尔犹太人发放许可证，让他们暂时不被驱逐。为救出那些直接为他工作的犹太人，巴特尔中尉还派卡车开进隔离区，接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安置在小镇德军司令部的地下室里。总共约有240名犹太人以这种方式离开了隔离区。

7月27日，党卫队针对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重新安置”行动按原计划展开，绝大部分人被送到了贝尔赛克。然而，数千人因阿尔贝特·巴特尔的介入没有立即被驱逐。几周后，巴特尔从普热梅希尔的岗位上调离，党卫队对他的行为展开了秘密调查。结果报告到了希姆莱手上，他批示要在战争结束后对巴特尔的行为追究责任。巴特尔因健康原因被军队开除，在家乡布雷斯劳（Breslau）他加入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最终被红军俘虏。从苏联战俘营获释后，他回到家乡，因曾是一名纳粹党员，被拒绝继续从事律师职业。

我们很难分清巴特尔拯救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行为背后有哪些动机。显然，他的党卫队上级之所以支持他，主要是想避免失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带来的损失，但推动巴特尔的似乎是他认为驱逐行动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因此，1981年，巴特尔的人道主义行为获得承认，他被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称号，尽管此时他已离世多年。

还有一些德国军官和巴特尔一样，在1942年夏秋对驱逐犹太人的行动提出了反对，但他们在驻守波兰的国防军中只占极小一部分，也没能改变大批犹太人被送进灭绝营的结局。尽管如此，确实有少数犹太人获救，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表明，并不是所有德国人在接到命令时都简单地接受新的现实。

然而，大多数人在1942年的大屠杀中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奥斯卡·格伦宁无疑便是其中之一。按照他的说法，在奥斯维辛待了几个月之后，他的工作变成了“例行公事”。他负责整理从新来的犯人身上搜来的各种钱币，点清数目后再把它们寄到柏林。他依然参与筛选，但不负责区分生死——这些决定由党卫队医生来做，他的任务是确保拿走犹太人的所有行李，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可以整理行李中的物品。这些工作是在营地里一个被称为“加拿大”的地方完成的，因为这个国家被大家视为梦想中的目的地，一片无比富足的土地。

就这样，格伦宁在奥斯维辛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他认为可以忍受的生活。残忍的暴行离坐办公室里的他很遥远，走在营地里，他可以有意避开任何让他不快的景象。通常情况下，他与屠杀过程没有直接关系，也不需要进入比克瑙最深的角落，也就是实施屠杀的地点。唯一能够提醒他那些不同国家的受害者正在到来的，就是出现在他桌上的各种货币——有时是法郎，有时是捷克克朗，过几天又变成了波兰兹罗提（此外永远都会有美元），还有就是犯人带来的各种酒——希腊的乌佐、法国的白兰地和意大利的森布卡茴香酒。“当我拿到很多乌佐酒时，”奥斯卡·格伦宁说，“我知道它们肯定来自希腊。除了这种方法，我们无法判断人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们不会对犹太人产生特别的同情，除非你特别想要某种类型的伏特加或其他烈酒——苏联人有一种伏特加很受欢迎……我们喝很多伏特加。也不是每天都喝醉，但喝酒是家常便饭。我们醉醺醺地上床，要是有人懒得关灯，就开枪把灯打灭。也没人说什么。”

虽然格伦宁没有用“享受”来形容他在奥斯维辛的那段日子，但不难看出，这个词完全适用于他所描绘的生活。“奥斯维辛主营地就像个小镇。这里有八卦新闻，甚至有个菜站。有食堂、电影院，还有一个定期举办演出的剧院。这里有体育俱乐部，我还是俱乐部的会员。另有舞蹈等各种娱乐活动。”对奥斯卡·格伦宁来说，奥斯维辛生活的另外一个“积极面”就是他的同事：“我不得不说，在那里工作的很多人一点都不笨，他们都非常聪明。”当他在1944年离开集中营时，他还抱有一丝遗憾：“我离开的是一群我已经熟识的朋友，一群我喜爱的朋友，对我来说这是件很困难的事。除了一些蠢货只顾着满足自己——确实有这样的人，我在奥斯维辛那个特殊的环境下结交了不少朋友，每当想起他们我都特别开心，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觉得。”

然而，1942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格伦宁在奥斯维辛波澜不惊的生活被一次偶然事件搅动，他瞥见了如噩梦般真实的屠杀过程。在比克瑙周边的党卫队宿舍中熟睡的他，和同事一起突然被警报声惊醒。他们被告知，几个犹太人在被送往毒气室的路上逃跑，钻进了附近的树林。“我们被要求带上手枪，到林里搜查，”格伦宁说，“但我们一个也没发现。”随后，他和他的同事散开回到集中营的处决区域。“我们以星星队形朝农舍走去。农舍外面有灯照着，门前有七八具尸体，大概是想逃跑结果被抓回来毙掉的人。大门外几个党卫队士兵对我们说：‘完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格伦宁和他的同事决定先不“回去”，而是躲在阴影处逗留一阵。他们看着一个党卫队士兵戴上面罩，把齐克隆B从农舍侧面墙壁上的洞口倒进去。农舍里之前传出的嗡嗡声此时变成长达一分钟的“尖声喊叫”，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军官，走过去站在门前，门上有一个窥视孔，他朝里面看了看，检查是否一切正常，里面的人是不是都死了。”屠杀的整个过程在格伦宁眼前展露无疑，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就好像你看见两辆货车在高速公路上相撞。你问自己：‘必须这样吗？有这个必要吗？’当然，之前提到过的那种想法会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会说：‘是的，这是一场战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随后，格伦宁还目睹了焚尸的过程。“有个同事说：‘跟我来，我带你看看。’我实在太震惊了，只能远远站着，离火堆大概70米远的地方。火焰熊熊燃烧。那边的卡波后来向我描述了焚烧的细节。真是太恶心了，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他还拿那些被烧的尸体取乐，因为尸体着火后，显然肺里面或其他地方产生了气体，一个个仿佛都跳了起来，男性生殖器会突然勃起，这让他觉得特别好笑。”见过毒气装置和尸体焚烧坑后，奥斯卡·格伦宁在奥斯维辛创造的舒适生活瞬间蒙上了阴影，他再次找到他的上级倾诉。那个党卫队少尉“是个奥地利人，总的来说是个坦率的家伙”。“他听我说完，然后说：‘亲爱的格伦宁，你反对它有什么好处？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的义务就是接受它——甚至不带任何思考。’”格伦宁反复琢磨上级的话，之后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他曾宣誓效忠，也认为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并且他知道，在集中营里可以通过自己的调适，避免再看见最恐怖的景象。他留了下来。

作为党卫队系统里的普通士兵，奥斯卡·格伦宁与他的同事舒适地生活在营房里，而军官们的生活还要惬意。很多人能和家人待在一起，他们住在奥斯维辛小镇中心被征用的房子里，或住在索拉河畔紧邻主营地的地方。如果当初加入的是作战部队，他们的生活水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远远赶不上现在奥斯维辛所拥有的一切。这些军官过着征服者的生活，而作为征服者，他们需要佣人帮他们做饭、打扫、照顾孩子，但问题来了：在纳粹的种族理论中，犹太人和波兰人相较于德国人过于低劣，远非仆人的理想人选，没有资格介入他们舒适的私人生活；而且他们可能会利用在集中营铁丝网之外（虽然还在有守卫值守的奥斯维辛利益区内）工作的便利试图逃跑，或者更可怕地，攻击他们所服侍的德国家庭。

一向别出心裁的纳粹分子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打算雇佣一群特殊的犯人，这些人大都是德国人，并且可以确定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他们的主人或尝试逃跑。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以“圣经信徒”（Bible Students）闻名，1933年这个组织宣布，总的来说他们不反对纳粹的国家政策，且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同样反犹太人、反共产主义者（尽管不像纳粹这样赤裸裸）。直到作为和平主义者的这些人拒绝服役，问题才严重起来，他们都被关进了集中营。

奥斯维辛关押了几百名德国耶和华见证人，埃尔泽·阿布特[38]便是其中之一。她于1914年出生于但泽一个信奉路德教的家庭，后来经朋友介绍有了新的信仰。她与另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结了婚，1939年产下一女，此后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期间，她的丈夫拒绝用自己的工程师专长为纳粹提供帮助，于是他们的麻烦来了。她的丈夫锒铛入狱，她因还在哺乳暂时躲过牢狱之灾。然而，等女儿两岁半，盖世太保找上了门。那一幕令人心碎，她的小女儿一边大喊着“让我妈妈留下！让我妈妈留下！”一边抓着盖世太保军官的裤脚，但埃尔泽·阿布特还是被带走了，她的孩子留给朋友照顾。

刚抵达奥斯维辛，排在她身前的一队犹太女人引起了埃尔泽·阿布特的注意。“就我们所看到的，她们得到的待遇还不如动物。这些士兵对我们很同情，但对待犹太人却一点也不人道，这让我很吃惊。”来奥斯维辛之前，埃尔泽·阿布特几乎从未接触过犹太人。“我从来不去犹太人的商店，”她说，“当我听说母亲去他们那里买东西我还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的东西总是很贵。我从来不光顾犹太人的商店，因为他们总是抬高（定价）再打折，那些蠢货就以为自己只付了一半的钱。这是真的，我在但泽看到过，他们确实用某种方法改变价格。这是我个人观点。但我没有和犹太人过不去。在集中营，有一次我病了，一个犹太女人走过来想帮我洗外套。她想做好事。”

在奥斯维辛，埃尔泽·阿布特被告知，只要她放弃自己的信仰，马上就可以获得释放。也就是说，耶和华见证人是集中营里唯一一群只需签署声明便可以获得自由的犯人。但大部分人都拒绝。包括埃尔泽·阿布特在内，对他们来说奥斯维辛是一个考验：“我在《圣经》里读到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他被要求牺牲自己的儿子，《圣经》里说他愿意这样做。然后我们的创始人耶和华见他愿意，就阻止了他。他只不过是想考验他的信仰。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就这样，这群来自德国的耶和华见证人成了奥斯维辛党卫队军官的完美仆从，远远胜过第二备选波兰人。只有他们忙不过来时，纳粹军官才会用到波兰人。埃尔泽·阿布特在一位党卫队高官家中工作，服侍他和他的妻女。她负责打扫房间、为他们做饭，还要照顾他们的小女儿。她的态度是：“ （把她关在奥斯维辛）不是孩子的错，也不是他妻子的错。”她尽职尽责、充满热情，在小女孩生病期间全心全意地看护她，因此获得了孩子父母的感激。

于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成为鲁道夫·霍斯最偏爱的犯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从不惹麻烦，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霍斯最早接触到大量耶和华见证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当时他们拒绝参军。霍斯曾记录了信仰赋予他们的巨大力量，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霍斯说，当这些人因为拒绝服从集中营的规矩而遭到鞭打时，他们不但没有求饶，反而要求更多的鞭打，好让他们能够为他们的信仰承受更多的苦难。霍斯还目睹了特别行动队枪毙两个见证人的过程，他惊讶地发现，在生命走向终点时，他们竟然双手高举伸向天空，脸上带着幸福的表情。这让霍斯联想到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就义情景。

耶和华见证人的行为不仅对霍斯产生巨大冲击，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上级。“在好几个场合，”霍斯写道，“希姆莱和艾克都把耶和华见证人狂热的信仰用作例子。党卫队的民族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必须像见证人对耶和华的信仰那样强烈和坚定。只有当所有党卫队成员都有如此热烈和坚定的信仰，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39]

在奥斯维辛，霍斯和他的妻子在家里雇佣了两名耶和华见证人，并且深深感动于自己的孩子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料。霍斯说许多见证人都是“特别美好的人”。[40]重要的是，霍斯还写道，他相信见证人也认为灭绝犹太人是“正确的”，因为导致耶稣被害的正是犹太人的祖先。这种观点遭到了埃尔泽·阿布特的否认。她认为党卫队屠杀犹太人的做法是错误的，是在为“魔鬼”服务。然而，她认为她应该通过自己的“态度”证明她的信仰。这就造成了一种荒谬的局面：一方面，她忠心耿耿、几乎满腔热情地在奥斯维辛照顾党卫队军官的女儿；但另一方面，纳粹却禁止她接触自己的女儿。为了说服自己接受现状，她告诉自己应该“向所有人行善”，包括党卫队成员在内。她承认，就算被安排在希特勒的家中做事，她一样会尽职地工作。而让她的心情更加纠结和复杂的是，只要她愿意，她随时可以走出集中营，回到自己的女儿身边——只要签署一份声明，放弃她的信仰就可以实现。但埃尔泽·阿布特始终没有签字：“那意味着妥协。我从未这么做。”

这个离奇的故事还有更曲折的情节：等埃尔泽·阿布特战后回到家中，她发现一直照顾自己女儿的，竟是一个放弃了信仰换得自由的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人屈指可数。“我们去拜访他和他的妻子，因为是他们抚养了我们的女儿。他哭得像个孩子，因为自己是个懦夫。”对于他对自己女儿的照料，埃尔泽·阿布特并没有特别感激：“我没有特别担心（我女儿）。总会有人帮忙的。我们不会依赖某一个人。我们的创始人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为我们送来需要的东西。他永远在我们之中。”她的女儿后来也成了一名耶和华见证人。埃尔泽·阿布特说：“她明白我的选择并且很高兴我做到了忠诚——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我们的创始人耶和华，因为他一直在照看我们，这是我在奥斯维辛发现的。他有能力改变所有人。那些憎恨我们的人开始思考，事实上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埃尔泽·阿布特信念坚定，但对于不具备她这种信仰的人来说，很难看出耶和华见证人的创始人是如何“照看”他的信徒的，比如霍斯所描述的那些在萨克森豪森被枪杀的人；他似乎也没有“照看”在奥斯维辛被残忍地夺去生命的波兰人、苏联战俘、病人、犹太人和不计其数的其他人。但埃尔泽·阿布特的事例中有一点引人深思，那就是，这种暴行在她那里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解释，她会认为那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虽然无法完全领会，但必须无条件地保持忠诚。如果上帝允许这类事情发生，那一定有其原因，只不过我们尚不能想清楚原因是什么。

我们必须谨慎，当这种态度与纳粹的狂热信仰被直接和不假思索地拿来比较——如希姆莱的做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耶和华见证人认为对待他人应抱有同情心和善意，这与纳粹当然大相径庭。但是，如果把埃尔泽·阿布特证词中的“耶和华”一词替换为“希特勒”，就会发现，她的态度与霍斯这样的党卫队成员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确实惊人地相似。

1942年走向尾声，党卫队军官已在奥斯维辛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他们有自己的仆人，有一份工作，大都成功地找到了让自己远离屠杀现场的方法。大规模屠杀变成了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业操作，它不仅发生在奥斯维辛，这个时期的特雷布林卡也发生了变化。1942年9月，弗朗茨·施坦格尔接替不称职的埃贝尔成为新任指挥官，立即开始整改灭绝营。犯人的运送被叫停，遍地的尸体被运走，整个灭绝营被清理干净。施坦格尔和维尔特很快都发现了埃贝尔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毒气室的容量不足以顺利完成屠杀任务。于是，新的毒气室马上投入建设。这个砖砌的新建筑比原来的毒气室大得多，中央通道与八间独立的小毒气室相连通，且每个毒气室都可以从外部直接进入，这意味着清理里面的尸体要比原来容易得多。新毒气室可以同时容纳超过3000人，比原来的大了六倍不止。它于10月完工待用。与此同时，施坦格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新来的犹太人可能产生的怀疑。他命人重新粉刷了犹太人下车站台旁边的小屋，让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火车站，还竖起了候车室标示牌。他们种上一盆盆鲜花，把整个接待区域布置得尽量整洁有序。

没有人确切知道特雷布林卡这样的灭绝营在1942年到底屠杀了多少人。纳粹销毁了所有能够揭示真相的文件，不同人对这个数字的估计值相差很多。但就在几年前，有学者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德国人发的电报，它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确切的答案。[41]这份电报由英国人截获并破译，里面写有截至1942年12月31日“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1942年6月，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遇刺[42]，纳粹把在波兰展开的屠杀行动命名为“莱因哈德行动”，以向他表示“敬意”）中几个灭绝营的屠杀人数。

德国人的电报显示，特雷布林卡、贝尔赛克、索比堡和马伊达内克（Majdanek，卢布林地区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灭绝营）到目前为止共屠杀了1 274 166人，这个数字又被进一步细化为：马伊达内克24 733人，索比堡101 370人，贝尔赛克434 508人。在这则被截获的电报中，特雷布林卡的死亡人数被写成了71 355，但这显然是一个笔误，因为要凑足1 274 166这个总数，特雷布林卡的屠杀人数应该是713 555。于是，特雷布林卡成为1942年纳粹统治下最大的屠杀中心，奥斯维辛远远落后。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1] 引自Ulrich 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及对法国犹太人的驱逐”（The German Military Command in Paris and the Deportation of the French Jews），见《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灭绝政策》（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Berghahn Books 2000），第139页。可通过阅读此篇文章中的开拓性研究，了解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讨论和分析。

[2] Wolodymyr Kosyk，《第三帝国与乌克兰》（The Third Reich and Ukraine, Peter Lang 1993），第621页。

[3] Timothy Patrick Mulligan，《政治幻想与帝国》（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and Empire, Preager 1988），第139页。

[4]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40页。

[5]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42页。

[6] 数字引自Susan Zuccotti，《大屠杀，法国人与犹太人》（The Holocaust, the French and the Jews, Basic Books 1993），第89页。

[7]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52页，司法部长Balz对会议的回忆。

[8] 引自Serge Klarsfeld，《大屠杀中的法国儿童》（French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34页。

[9] 引自Zuccotti，《大屠杀》，第99页。

[10] 引自Zuccotti，《大屠杀》，第99页。

[11] Klarsfeld，《法国儿童》，第35页。

[12] BBC访谈。

[13] BBC访谈。

[14]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5]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6]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BBC访谈。

[20] Aleksander Lasik，“党卫队的历史学-社会学侧写”（Historical-sociological Profile of the SS），见Yisreal Gutman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 《奥斯维辛灭绝营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278页。

[21] 这些数字引自Lasik，“党卫队的历史学—社会学侧写”。

[22] 引自Frederick Cohen，《1940—1945年德国占领时期海峡群岛的犹太人》（The Jews in the Channel Islands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Jersey Heritage Trust 2000），第26页。

[23] 引自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34页。

[24] BBC访谈。

[25] 引自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52页。

[26] 完整名单见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52页。

[27] 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

[28] 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92页。

[29] BBC访谈。

[30] BBC访谈。

[31] “Muselmann”是“Muslim”的德语拼法，指那些因饥饿而虚弱不堪、将不久于世的犯人。有人认为之所以有这种称呼，是因为这些犯人弓着身体的样子很像穆斯林在做祷告。

[32] 欲了解围绕雅斯特尔的去世展开的争论，参见Henryk Swiebocki，“逃离集中营”（Escapes from the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四卷，第199页，脚注532。

[33] 引自Yitzhak 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 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 Camp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87页。

[34] 引自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第84页。

[35] BBC访谈。

[36] 数字引自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第87页。

[37] 后文的日期基于Samuel Igiel的报告，见《我记得每一天……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命运》（I Remember Every Day ... The Fates of the Jews of Przemysl, Remembrance and Reconciliation Inc., Ann Arbor 2002)，第237—240页。

[38] BBC访谈。

[39]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91页。

[40] 霍斯，《指挥官》，第136页。

[41] 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HW 16/10。

[42] 编按：原书有误，海德里希是5月27日遇刺，6月4日去世。

第四章

腐败

对于奥斯维辛、对于纳粹的“最终解决”，1943年都是转折性的一年。1941年，大部分杀戮是由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占领区进行的；1942年，莱因哈德行动下的灭绝营在大规模屠杀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了1943年，也就是奥斯维辛投入使用三年之后，终于轮到奥斯维辛成为主角。与这段历史上大部分事件一样，这个转变背后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

1943年初，希姆莱到访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亲自视察他手下的杀人工作。截至当时，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已经屠杀了165万人（占这些灭绝营死亡总人数170万的97%）。[1]由于杀戮如此“成功”，2月16日，希姆莱下令清空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他认为那里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4月，一件在纳粹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发起了反抗。纳粹首次面临来自犹太人有组织成规模的武装抵抗，而冲突就发生在一个毫无遮蔽和防护的地方：波兰首都的中心地带。[2]

华沙隔离区是纳粹所建最大的犹太人隔离区。1942年夏天在这里进行的最早几次驱逐行动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大约有30万犹太人被送往特雷布林卡，隔离区只剩下约6万人。在明白纳粹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犹太人战斗组织”（Ż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这个组织于1942年7月在隔离区内成立，它与“犹太人军事联盟”（Żydowski Związek Wojskowy）共同决定对接下来的驱逐行动做出反抗。

1943年1月，纳粹清空隔离区的行动遭到一定程度的抵抗，但还是有几千名犹太人被带走。犹太领导层以为是他们的反抗阻止了隔离区被彻底清空，但我们现在知道，纳粹在这个阶段的行动目标只是每次带走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且这个数字始终没有超过8000。不管怎么说，反抗行动让犹太人确信，他们有能力阻止德国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对德国人彻底摧毁隔离区的行为抗击到底，他们知道离德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一天已经不会太远。

亚伦·卡尔米[3]当时21岁，是华沙隔离区里打算进行反抗的犹太人之一。前一年，他已经有过一次奇迹般与死神擦肩的经历，当时他和他的父亲都在一辆开往特雷布林卡的列车上，但他成功跳下了火车。“我父亲说：‘快走！如果我能救你，我就是救了全宇宙。’然后他又说：‘如果你们谁能活下来，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然后我们互相道别，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道别——一种不一样的道别，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道别。”

卡尔米和其他反抗战士找出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收集在一起，构筑一个临时的防御阵地。隔离区里的其他人挖出几个地下掩体用作藏身之处。尽管准备工作如此充分，但没有人幻想能够打败德国人。“我们从没想过取得胜利，”卡尔米说，“只想争取不在他们规定的时间登上列车。如果我们能成功拖延一天，第二天我们会努力再拖一天。”

卡尔米和另外五六个同伴在一栋房子的三层就位，从那里可以眺望到隔离区的围墙。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德国P38手枪，等待着纳粹的到来。有传言说德国人已经承诺要在4月20日之前清空隔离区，因为那天是希特勒的生日，他们要为元首献上一份生日礼物。而正是在希特勒生日当天，卡尔米的团队首次展开行动：“我们听到300名德国士兵朝我们靠近的声音，他们的样子就像正朝前线行进，比如要去斯大林格勒或别的什么地方。他们恰好在我们的正前方。”

就在那一刻，卡尔米的领队朝德国人连续扔出两枚手榴弹，这是示意卡尔米和其他队员开火的信号：“我马上用我的手枪朝经过的人群（德国人）射击。德国人大喊：‘救命！’接着就躲到一面墙的后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德国人逃跑。我们习惯了做那个从德国人身边逃跑的人。他们没想过犹太人会这样反抗。有人流血了，我没法转移我的视线。我说：‘德国人的血。’我记起父亲对我说的话：‘如果你们谁能活下来，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那个部队的（德国）指挥官开始朝他的士兵大吼：‘怎么，你们都躲起来了？离开那面墙！’他们走出来，看清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于是他们开始反击。他们的装备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有手榴弹和几把手枪。他们一开火，所有的窗户都被震碎了，到处都是烟和碎玻璃。”

由党卫队少将于尔根·施特罗普统帅的德国士兵很快意识到，他们遇到的抵抗比一开始所想象的要顽强。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化整为零，绝大部分藏在地下。隔离区的街道空空荡荡，几乎抓不到人。德国人决定采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犹太人熏出来。他们一条街挨着一条街、一个街区挨着一个街区地放火。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四周熊熊燃烧的建筑，亚伦·卡尔米和他的同伴只好撤到下水道，从地下越过了隔离区的铁丝网到达华沙的郊区。在这里，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有保障：“两年后，80个逃进树林里的人只剩下11个。”

施特罗普提交的报告是现今研究这次隔离区起义最主要的文献。根据他的记载，56 065名犹太人最终被捕，大约7000名犹太人在起义中被击毙，而牺牲的德国士兵不到20人。这些数字显然是在弱化德国人的损失，同时夸大犹太人的死亡人数。

尽管施特罗普努力掩盖华沙隔离区爆发的事件，但他没能瞒过希姆莱。这次抗争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它是犹太人首次发动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希姆莱一定更加确信，隔离区有脱离控制的风险。在他看来，犹太人隔离区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一个已成为历史的问题，“最终解决”未来的“执行”应该依靠别处，具体来说，在奥斯维辛。

1943年3月，就在华沙隔离区起义爆发前几周，奥斯维辛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比克瑙的首座焚尸场投入使用。它的建造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且计划几经改变。最初的构想是在1941年10月提出的，当时是打算用它取代主营地的旧焚尸场，但随后建造地点改到了比克瑙。1942年是策划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党卫队建筑师瓦尔特·德亚科改变了焚尸场的功能：地下室的两个房间原本都要被用作停尸房，但现在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犯人们将在其中一个大房间里脱去衣服，另一间与第一间呈直角排列，将被设计为一个毒气室。装有齐克隆B的小罐子将从毒气室房顶的开口投入屋内。一层是一个大焚化场，共有五个巨大的炉子，每个炉子有三个炉门。尸体将通过小电梯从地下室的毒气室运至焚化场中。

没人知道党卫队领导层要求改造焚尸场的具体日期，但我们可以通过奥斯维辛建筑办公室下达的一系列指令来追踪其变化。例如，毒气室的门被要求加上一个“窥视孔”，并改成向外拉开，而不是原来设计的向内推开（这个改动是非常必要的，纳粹已经发现毒气发挥作用后门会被尸体堵死）。其他变化还包括舍弃运尸体的滑梯，增建更多通向地下室的楼梯，这显然是考虑到现在人们会自己走到楼下的毒气室，而不是被运进原计划中的停尸间。

最初纳粹只打算建造一座焚尸场，但既然焚尸场的功能发生转变，现在他们也决定增建类似的设施。截至1943年初夏，共有四座焚尸场/毒气室合一的建筑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建成。其中两个（2号和3号焚尸场）依据修改后的方案建造，也就是把地下室用作毒气室。在比克瑙，新来的受害者下车的地方被称为“坡道”（直到1944年春末才完全建好），这两个焚尸场距坡道不到100米。另外两个（4号和5号焚尸场）建在比克瑙的偏僻角落，与“小红房”和“小白房”中的临时毒气室相邻。这两个焚尸场的毒气室不在地下，而是与焚化炉一起都在一层。对纳粹规划者来说，这个设计是一个明显的“改进”，它意味着尸体不需要再从地下室被运到地面。4号和5号焚尸场各有一个巨大的焚化炉，每个炉子分别有八个炉门。这四个焚尸场加起来每天可以杀死约4700人，同时可以完成对尸体的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新的屠杀设施全部启用，那么每月奥斯维辛可以杀害15万人。

奥斯维辛的焚尸场——这些砖砌的坚固建筑恰恰是纳粹“最终解决”恐怖之处的有形体现。屠杀无需再在改造的农舍中进行，而是在类似工厂的地方、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操作。历史上，对妇女和儿童的血腥屠戮屡见不鲜，但这次完全不同：在纳粹费尽心思建造的屠杀工厂里，人类的牺牲将不见血光。在比克瑙的焚尸场，那一排排整齐的红砖房里，纳粹分子将沉着、镇静、有条不紊地夺取性命。

不过，有一个与奥斯维辛-比克瑙有关的错误认识，虽可以理解但有必要澄清。这里的焚尸场直到1943年春天才投入使用，它们并不是纳粹在“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首座固定屠杀设施。在前一年，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已经使用过毒气室，虽然要简陋得多。1942年12月，特雷布林卡的旧毒气室已经被一个更坚固、更宽敞的毒气室取代。此外，奥斯维辛焚尸场投入使用时，屠杀的高峰早已过去。1942年，约有270万犹太人被害（约20万死在奥斯维辛，165万死在莱因哈德行动的灭绝营，85万死在东线特别行动队的枪口下），而1943年被害犹太人数量最多50万，其中约半数死在奥斯维辛。

尽管如此，奥斯维辛在纳粹统治内还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年来，纳粹分子中一直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犹太人应该为帝国工作，另一派认为犹太人都应该被杀死。在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上，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提出让犹太人从事繁重的劳动直至累死，由此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但在实际情况中，这两种政策常常无法调和，尤其是在希姆莱下令杀死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之后。正如巴特尔中尉在普热梅希尔所见到的，能够工作的犹太人仍被送往贝尔赛克处死。

到了1943年春天，希姆莱等人发现，在纳粹帝国内部，显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工作和屠杀这两个目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焚尸场/毒气室将作为一个大型半工业化集合体的中枢，拥有数量众多的子营地。经过筛选，犹太人首先会被送到附近的子营地强制劳动，经过数个月的虐待和压榨之后，当他们被认为不再适合工作时，就会被送到几英里之外的奥斯维辛-比克瑙灭绝。

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奥斯维辛都完美地符合希姆莱的设想。希姆莱希望系统内部能够有一些灵活度，可以根据对劳动力的需求随时改变“适合工作”的定义。而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在华沙事件发生之后，他意识到党卫队可以较有把握地确保奥斯维辛内部的秩序，这在隔离区是无法实现的。

最终共建成了28座奥斯维辛子营地，它们分布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大大小小的工厂附近，从戈莱舒芙（Goleszów）的水泥厂到“和谐之屋”（Eintrachthütte）的军工厂，上西里西亚能源供应股份公司（Energieversorgung Oberschlesien AG）的发电厂，以及IG法本公司的丁钠橡胶工厂。[4]体量庞大的莫洛维茨（Monowitz）营区便是为了丁钠橡胶工厂的需要而建，约1万名奥斯维辛的囚犯（包括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他在战后写就了一系列解读纳粹体制残酷特性的著作）在此关押。截至1944年，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各工厂做苦役的犯人超过4万人。[5]据估计，奥斯维辛为了满足私利强迫犯人劳动的做法，最终为纳粹德国创造了约3000万马克的纯利润。[6]

这些子营地的生活条件与奥斯维辛主营地及比克瑙一样恶劣。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建在矿坑旁边的福尔斯滕格鲁伯（Fürstengrube）。本雅明·雅各布斯[7]于1943年初秋便被送到那里。通常情况下，这无异于被判了死刑，因为在奥斯维辛矿坑工作的犯人一般只能活几个星期，但雅各布斯掌握的一门特殊手艺救了他。作为牙医，他的经历充分说明纳粹如何竭尽全力地剥削犹太人，无论是死是活。

雅各布斯先是给犯人看牙，后来又为营地里的纳粹军官服务：“我负责给集中营里的党卫队士兵、高级官员还有医生等人看牙。他们都会给我一些好处。当他们来到我这儿，想找个牙医的时候，都很友善。他们一般会给我带一些面包或伏特加，但不会亲手交给我，只会‘不小心’落在椅子上。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得到更好的食物……我想我在别人眼里是受到特别待遇的人。我觉得很自豪。你会觉得你的地位更高，待遇也更好。” 本雅明·雅各布斯“唯一一次后悔”在工作营里当牙医，是他被派去从死人嘴里撬金牙的时候。他不得不走进堆满犯人尸体的房间，他们不是上工时被击毙就是累死在矿井里。雅各布斯发现“这些尸体看起来扭曲变形”，而他“做的事是他从未曾想过自己会干的”。他不得不跪在尸体旁边，“用工具使劲撬开犯人的嘴”，把上下颌分开，在此过程中尸体的嘴巴会发出“咔咔的声音”。等到犯人的嘴被撑开固定后，雅各布斯再把金牙取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我那个时候很麻木。我想活下去。虽然这种生活不怎么合意，但你还是想努力活着。”

从死人嘴里取出的金牙会被熔掉，以便再加工成珠宝首饰，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纳粹建造整个奥斯维辛集合体背后的理念，那就是犯人拥有的任何物品都不应浪费，无论是多么私密的东西。在奥斯维辛主营地和比克瑙被称为“加拿大”的区域，这种态度更为直观。1943年，19岁的琳达·布雷德[8]开始在“加拿大”工作。一年前她来到这里，属于斯洛伐克最早一批驱往奥斯维辛的犹太女人。一开始她被分到室外劳役，条件极为艰苦，后来被选去整理和分拣没收来的物品。“事实上，在‘加拿大’的工作救了我的命，因为我们能弄到吃的，还有水，可以在那里洗澡。”比起本雅明·雅各布斯，琳达·布雷德被迫要做的或许没那么可怕，但本质是一样的，即确保纳粹从他们的受害者身上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死人的遗物都存放在奥斯维辛。除了叠衣服，我们还要搜查贵重物品，无论是内衣裤还是别的什么，每一件都不放过。我们经常会找到很多钻石、金子、硬币、美元，还有欧洲各国的货币。发现的东西都必须放到营房中间一个顶上只开一条缝的大木箱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财宝和衣服，只有我们——600个在那里工作的女孩。”

奥斯维辛当局有明确规定（事实上这也是党卫队在整个纳粹体制下所贯彻的做法）：囚犯拥有的所有贵重物品都属于帝国财产。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拿大”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无论是对在那里工作的犯人还是党卫队看守。因此，从“加拿大”顺手牵羊的事时有发生。“我们经常偷拿衣服，”琳达·布雷德说，“还偷鞋子、内裤、内衣。我们上缴的衣服都是自己不需要的。”由于还能找到藏在行李中的食物，布雷德等在“加拿大”工作的人几乎比奥斯维辛其他所有犹太囚犯都吃得更好。“是的，我们会吃。对我们来说那是救命的食物。就连动物在饿了的时候都会吃掉同类……我们想活着。我们想活下去。我们应该把吃的扔了吗？我们没有杀人，只不过是吃他们的食物。那时他们早都死了……有吃的，有水，有足够的睡眠，这就是我们在乎的事。在‘加拿大’，这些要求都能满足。”

而党卫队成员从“加拿大”获得的私利要大得多，这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德国人的钱越攒越多，”布雷德说，“但留给我们的只有死亡……（党卫队）所有人都在偷。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什么都有。”鲁道夫·霍斯曾经承认，“犹太人随身的财物给集中营造成了无法回避的难题”，因为他手下的党卫队成员“有时不够坚定，不能抵挡那些触手可及的贵重物品带给他们的诱惑”。[9]奥斯卡·格伦宁证实了他指挥官的观点：“确实有（偷盗的）机会。因为如果一大堆东西都堆在一起，那你很容易就能偷走一些，给自己捞到便宜，而在奥斯维辛这种情况很常见。”由于他在经济部门工作，因此他知道，从犯人下车把行李存放在坡道处开始，经“加拿大”完成分拣，再到装满贵重物品的木箱被运到他的办公室，整个过程有“不少人经手”这些贵重物品。“可以肯定很多东西去了它们不该去的地方。”

出人意料的是，奥斯维辛当局对党卫队的监管“相当宽松”，这点格伦宁有证实。他承认营地里党卫队偷盗成风，他自己也经常参与这种腐败行为，偷拿他经手的现金，以便从奥斯维辛日渐繁盛的黑市上囤货。例如，他厌烦了每次从营地的军械库领左轮手枪，下班以后再还回去，因此他找到“有关系的人”，对他说：“兄弟，我需要一把配有子弹的枪。”大家都知道格伦宁是“美元之王”，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清点和整理掠夺来的钱，于是他们协定以30美元成交。对格伦宁来说，从他每天经手的货币中偷取这个数量易如反掌。他交出钱，拿到了手枪。

在奥斯维辛，每周都有数千起与格伦宁的所作所为类似的非法交易。大量的财富流入营地，相应的监管却少之又少，偷盗的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很难想像有哪个党卫队成员没参与过此种勾当。从想要一台新收音机的普通士兵，到倒卖珠宝赃物的军官，集中营的腐败现象日益泛滥。

1943年10月，希姆莱在他著名的“波兹南演说”中提到了极其敏感的党卫队腐败问题，当时在场的听众包括50名党卫队高级官员。“我要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希姆莱说，“这件事在咱们之间说说无妨，但绝不可以在公开场合说起……我指的是对犹太人的驱逐，对犹太民族的灭绝。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当100具、500具、1000具尸体堆在一起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败给人类的弱点……我们保持了体面，这让我们坚强。这是我们历史上光荣的一页，它过去从未发生，将来也永远不会被超越。我们夺走他们（犹太人）的财富，并且……我曾经下过一道严格的命令，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波尔负责执行，那就是我们要把所有这些财富都上交给帝国，交给国家。我们自己什么也不要。我们有道德权力，也对我们的人民负有义务，来毁灭那些想要毁灭我们的人。我们是出于对人民的爱去完成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性格都没有因此受损。”

就这样，希姆莱用“为了帝国的利益”来证明屠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却将获取私利定义为一项罪行，在两者之间划下一道清楚的界线。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维护党卫队“坚定”、“清廉”的形象。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把两者区分开来。他在两年前曾亲眼目睹近距离射杀犹太人给行动队成员带来的心理伤害。他也注意到通过使用毒气室，具体的实施得到改进，可以避免给行刑者造成情感创伤。此刻，他有意区分道德高尚、意志坚定的帝国捍卫者和品行不端、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者，来为他的下属提供思想上的慰藉。为了让他们不会感到内疚，甚或“原谅”那个参与“最终解决”的自己，希姆莱意识到，在向这些屠杀妇女儿童的党卫队成员描述他们的任务时，必须强调他们依然可以拥有荣誉和体面，而他的方法就是提醒这些人，他们没有从这些杀戮中获利。

当然，这完全是个谎言，不仅因为它明显与事实不符——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成员普遍参与到腐败与偷盗当中——而且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纳粹在“最终解决”中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的“光荣屠杀”根本就是纯粹野蛮的暴行。奥斯维辛党卫队医生的所作所为便是最好的证明。从坡道的筛选到对选定犯人的加害，这些医学专家参与了屠杀的每一个环节。齐克隆B由一辆画有红十字标志的假救护车运到毒气室，这恰好象征了医生的作用。比起其他手染鲜血的纳粹分子，这些奥斯维辛医生作为全程参与的共犯所面临的困境更严峻，最好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如何在参与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同时，还能相信自己的行为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的精神，即所有医生都该救死扶伤？

要想了解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知道，这些纳粹医生并不是到了奥斯维辛后才突然得知，屠杀需要专业医务人员的介入。从1933年纳粹上台那一刻起，纳粹领导人就一直在宣扬特定“种族”、甚至是特定人群比其他人更“不配”生存。这种观念的首次实践，是20世纪30年代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进行的强制绝育，当时约有30万德国人被迫接受了绝育手术。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莱因哈德行动里的灭绝营工作人员，有很多曾参与过纳粹在1939年秋进行的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灭绝营的创建者，如维尔特和施坦格尔等，都是以协助杀害残疾人为起点开展他们日后的大屠杀事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负责筛选的是医生而不是警察，这种做法在奥斯维辛得到延续。在大屠杀之前，纳粹就已经把除掉所谓“没有生存价值的人”上升为医学从业者的首要职责，因此医生成为杀戮者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正是出于这种扭曲的逻辑，埃贝尔博士作为医学从业者能当上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这在纳粹眼中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等埃贝尔到特雷布林卡就任的时候，“没有生存价值的人”显然已经从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扩大到犹太人。为了证明屠犹的正当性，党卫队医生借用了纳粹早期政治宣传中的谎言，即犹太人会对整个国家产生腐化影响。“我是一名医生，”一位名叫弗里茨·克莱因的纳粹医生说，“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如果一个病人的阑尾坏死了，我会把它切除。犹太人就是人类坏死的阑尾。”[10]

因此，在纳粹最纯正的观点中，奥斯维辛和其他灭绝营所做的不过是维护健康，也就是协助除掉那些对国家发展造成负担或构成威胁的人。基于这种观点，奥斯维辛早期处决不适合工作的犯人时，有时会在10号楼、也就是医疗室进行，方法为注射苯酚。这与正常的医学伦理完全背道而驰，被送到医院的人不是接受治疗，而是被杀死。

对刚到达的犯人进行筛选的制度于1942年确立之后，纳粹医生开始在大规模屠杀进程里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奥斯维辛运转的关键就在于他们的生死筛选。筛选过程中医生的积极参与对纳粹至关重要，这有其现实和理论方面的原因。现实原因很容易理解：要一眼判断出某个人是否适合工作（每个决定只花上几秒），医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理论方面不那么明显，意义却更重大：医生密切参与筛选过程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即屠杀不是基于偏见随意进行的，而是有科学上的必要性；奥斯维辛不是一个随心所欲大开杀戒的刑场，而是通过慎重和冷静的行动，为国民健康做出贡献的地方。

然而，真正让奥斯维辛的医生恶名远扬的，是他们的医学实验。将犯人用作实验对象符合纳粹的一个理念：国家的敌人应该被用来为帝国提供“服务”，如果不能作为帝国的劳动力，那就把生命贡献给对“医学知识”的探索。对于那些想要投身科研、又不想被人道主义精神或同情心羁绊的医生来说，奥斯维辛是绝无仅有的实验室。克劳贝格博士和舒曼博士都在奥斯维辛对绝育展开过“医学研究”，后者在这之前就有过相关经验：他作为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的医生，曾在宗嫩斯坦工作过，那里在1941年7月就处决过奥斯维辛的犹太人。

西尔维娅·韦塞勒[11]是最早那批从斯洛伐克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女犯之一，她被迫为克劳贝格和舒曼工作，在主营地10号楼担任护士。很多实验便是在此进行。“我被告知，这栋楼里储有X光机——它们体积不小，都带着大大的圆管——的地方，是舒曼博士在此进行绝育实验；克劳贝格博士在另一处，他采用化学手段，把化学物质注射到妇女的子宫和卵巢里，让它们都粘在一起。这些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成功绝育所需要的剂量。”

希姆莱对奥斯维辛这些绝育实验特别感兴趣。绝育是纳粹为应对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而想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早在毒气室出现之前就被提出。在万湖会议上，有人提议对混血的德国犹太人进行绝育而不是驱逐。虽然有克劳贝格博士这样的医学领军人物投身研究，但希姆莱至今仍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种便宜、高效的绝育技术。

这些实验令人痛苦不堪，西尔维娅·韦塞勒照料那些被当作实验对象的妇女，“尽量避免感情的触动，最好就是什么都不想。他们要研究X射线对人类小肠的影响。简直太可怕了。这些女人一直在吐，特别恐怖。”X射线除了被用来绝育之外，还被用来检查子宫注射化学物质后的变化：“女人们躺在X光机的平台上，摆出做妇科检查的姿势。她们张开双腿，医生就撑开宫口，往她们的子宫里注射东西。他从操作台那里可以看到注射得对不对。我的工作就是在每次检查和注射之后打开X射线，看那些女人是否绝育成功，她们的卵巢是不是粘在一起了……对他们来说，我们根本不是人。我们是畜生。你懂不懂？我们只不过是数字和做实验用的动物。”

在10号楼，西尔维娅·韦塞勒自己也没有逃过克劳贝格博士的魔爪。“我病了。他们就在我身上做实验……不幸的是，战后我结了婚，虽然接受过那些实验，但我还是怀上了孩子。我不得不做了一个极其痛苦的人流手术。医生对我说：‘一次就够了！你不可以再怀孕！’”

在10号楼以医学研究的名义虐待女犯的，不仅有进行绝育实验的舒曼和克劳贝格，还有对宫颈功能进行“研究”的奥斯维辛总医务官，维尔茨博士。此外，在主营地的28号楼那里，进行以男性犯人为对象的医学实验，其中之一是把各种有毒物质涂在犯人的皮肤上，以便模拟想逃兵役的人可能会用到的伎俩。

奥斯维辛的囚犯甚至像小白鼠一样，被“卖给”隶属于IG法本公司的拜耳（Bayer）来测试新药。拜耳公司在给奥斯维辛当局的一封信中写道：“150个女人抵达时状态良好，然而我们没能得出结论，因为她们在实验过程中都死了。真诚请求你们能再提供相同数量的妇女，我们将支付相同的费用。”[12]这些因测试一种还在实验阶段的麻醉剂而死去的女人，拜耳公司支付的价码是每人170马克。

尽管克劳贝格、舒曼、维尔特以及拜耳公司都给奥斯维辛的犯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但一提到奥斯维辛的医学实验，人们马上联想到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个相貌堂堂、曾获得铁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1943年3月，32岁的他被派到奥斯维辛。这就是约瑟夫·门格勒博士。他几乎成了奥斯维辛的代名词，无人能出其右。这来自人物角色和环境两方面的原因：从角色上说，门格勒充分享有奥斯维辛所赋予他的权力，以及这里提供的进行冷血实验的机会。从环境上来说，他到达营地时正逢比克瑙的焚尸场完工，奥斯维辛即将进入它最具杀伤力的阶段。

许多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犯人都谈到过门格勒分裂的性格。当他身着党卫队制服、衣冠楚楚地站在犯人面前时，他时而面带微笑，显得非常有魅力，时而又残忍得无以复加。曾有人目睹他在坡道枪杀一对母子，就因为他们给他添了麻烦，但也有人回忆起门格勒时说，他总是很客气地对他们说话。薇拉·亚历山大[13]，一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犯人，近距离见证了门格勒的这种双重性格。她曾担任一个分区的卡波，其中有不少吉卜赛和波兰儿童，“门格勒每天都到营地来，还会带巧克力……我大声斥责孩子们的时候，他们经常回嘴说：‘我们要告诉叔叔你是坏人。’门格勒就是那个‘好叔叔’”。当然，门格勒这样做是有原因的，这些孩子对他来说不过是实验的原材料罢了。在拜访过他们的“好叔叔”后，回到营地的孩子们痛楚哀嚎的程度，薇拉·亚历山大可是历历在目。

门格勒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是双胞胎研究——他过去的专业可是“遗传生物学”。按照营地里流传的说法，他一直想弄明白双胞胎或多胞胎诞生的具体条件，以便进一步研究，好让德意志帝国的妇女能在更短时间内生出更多的孩子。但更可能驱动他的，是去了解基因遗传在人的发育和行为中起到的作用，这也是令许多纳粹科学家着迷的课题。

埃娃·莫泽斯·科尔[14]1944年的时候10岁，她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引起了门格勒的注意：“门格勒每天点名之后都会过来，他想看看他有多少小白鼠。每周有三次，他们把我两个胳膊绑紧，限制血液流动，然后从我的左胳膊抽出很多很多血。有时抽到我们晕过去。就在抽血的同时，他们往我的右胳膊注射至少五管东西，有一次注射结束后我病得特别厉害，第二天早上门格勒博士和其他四个医生一起来了，他看了看我的体温记录，挖苦地笑了起来，说：‘太可惜了，她还这么年轻。她只能再活两个星期。’我有时清醒有时迷糊，在半清醒状态下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必须活下来。我必须活下来。’他们在等着我死。如果我死了，我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就会立即被送进门格勒的实验室，心脏被扎上一针，然后门格勒就可以做配对尸体解剖。”

正如米克洛斯·尼斯利 [15]所评论——作为集中营的医生，他曾近距离观察过门格勒：“这个现象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两兄弟如果同时死去，就可以对两人同时做尸体解剖。在正常情况下，你能找到在同一个地点同时去世的双胞胎兄弟吗？”

埃娃·莫泽斯·科尔最后成功退了烧，不仅让自己活了下来，也救了她双胞胎姐妹的命。“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很坚强？’我说：‘我没有选择。如果我不能战胜它，就只有死路一条。’”这并不单纯是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门格勒在奥斯维辛可以对犯人为所欲为。他所谓的“医学实验”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没有限制。嗜虐成性的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对犯人进行无尽的折磨和肆意的杀害。他的实验对象不仅有双胞胎，还包括侏儒和患有走马疳（noma，即面部出现坏疽的一种疾病）的犯人，这些人在比克瑙关押吉卜赛人的营地里有很多，因为那里的条件非常恶劣。然而问题在于，三个也好三十个也罢，门格勒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各种研究领域表示兴趣。在他到达奥斯维辛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变成虐待狂。据说他在东线作战时表现得十分英勇，还从一辆正在开炮的坦克前救下两名士兵，而再之前，他从法兰克福大学毕业后从事医学工作，过着相对平凡的生活。是奥斯维辛的环境造就了世人所知的那个门格勒。这又一次证明，很难预测在特殊的环境中，谁会变成一个丧失人性的怪物。

从很多方面来看，门格勒都是奥斯维辛纳粹军官的典型。他在任何场合的衣着打扮都堪称完美，对犯人有着非常彻底的蔑视态度，与他们建立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会让他极其厌恶，性接触在他眼里更是不可想象——最后这点与纳粹的理念完全契合。在纳粹的种族理论中，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会对帝国公民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因此党卫队成员与集中营犯人之间的性关系是被明令禁止的，这种行为可以构成德国人的“种族罪”。事实上，纳粹所犯下的“最终解决”暴行与20世纪战争时期发生的其他许多罪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纳粹公开禁止他们的军队实施性侵。这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战争时期的许多罪行中，对“敌方”妇女的性侵是非常普遍的，包括一战时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对中国的殖民战争，以及20世纪90年代塞尔维亚意图征服波斯尼亚。从波斯尼亚的强奸营，到被卖到“闺房”（harems）的亚美尼亚女性基督徒，再到日本皇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轮奸，在20世纪的战争冲突中，男性性暴力事件不胜枚举。但对纳粹来说，东线的战争是一场不一样的战争。如果是在海峡群岛或法国，那么德国士兵完全有可能与当地妇女发生性关系，可东部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危险的种族。纳粹的政治宣传大肆鼓吹：帝国每一名士兵最神圣的任务之一，便是确保“德国血统的纯正性”。斯拉夫女人和犹太女人（特别是后者）是绝对不可以接触的。战前德国甚至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奥斯维辛，党卫队成员与犹太犯人之间理应不会发生性行为。屠杀犹太妇女是党卫队的神圣责任，而与她们发生关系则是犯罪。然而，正如奥斯卡·格伦宁指出的：“当对某些人的兴趣超越了对整个犹太人群体的感觉，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如果一个人每天的工作是看管20个年轻女孩，他特别喜欢其中的某一个，她正煮着咖啡，天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时候那些东西——宣传的那些东西已经不再重要了……”如果党卫队看守负责看管的是女犯，格伦宁觉得就算见到“他们互相爱抚或接吻，又或者有强迫的性行为”，他也不会感到奇怪。

在“加拿大”工作的女性最容易成为党卫队成员背弃信念、实施强奸的对象。在奥斯维辛，绝大多数女犯都被剃成了光头，并且都营养不良、病病怏怏。与此相反，在“加拿大”工作的女犯有吃有喝，因为她们可以在整理物品时偷拿食物，还可以留着头发。此外，党卫队看守经常与“加拿大”的女犯闲谈，不光是为了监督她们的工作，也为了方便他们自己偷东西。结果，强奸在“加拿大”时有发生。琳达·布雷德对此进行了证实：“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没有自来水。‘加拿大’的指挥官（指负责的党卫队军官）让建一个淋浴室，淋浴室就在大楼后面。虽然流出来的水是冰凉的，但我还是经常在那里洗澡。有一次，一个布拉迪斯拉发的女孩正在洗澡，她很漂亮，不是那种特别瘦的人，然后一个党卫队军官走到她面前，在她洗澡的时候虐待了她。他把她强奸了。”这个军官后来被调离“加拿大”，但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还有一个党卫队成员被发现与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太女犯发生了性行为，但也被从轻处罚。比克瑙被举报的军官之一格哈德·帕利奇[16]虽然被抓起来，但几乎可以肯定霍斯为他求了情，他仅仅是被转到一个远离比克瑙的子营地。

比克瑙还有一个区域跟“加拿大”一样，允许女犯穿自己的衣服并留着头发，这里也常发生强奸。这个地方被称为“家庭营”，是一片由篱墙围起来的独立区域，自1943年9月直到1944年7月集中营被清空，这里面一直关押着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共计约1.8万名男女老少。这些犹太人到达以后并没有经过筛选，因为纳粹打算把他们用作“宣传”目的：他们被要求给家人写明信片，谈谈这里的待遇有多好，以便破除奥斯维辛是个灭绝营的传言。与吉卜赛营不同（吉卜赛营是比克瑙除了“家庭营”以外唯一一个允许家人住在一起的营地），在家庭营，男人及男孩与女人及女孩分住在不同的营房。

露特·埃利亚斯[17]当时就住在女性营房。她两次目睹醉醺醺的党卫队看守来到营房，挑选女犯带走：“那些女孩都哭着回来，她们被强奸了。她们的情况很糟。”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士兵强奸犹太妇女的事实虽然令人错愕，但细想之下其实并不意外。这些女犯完全在党卫队的控制之下，党卫队确定她们迟早会被杀死，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不会暴露，再加上一点酒精的作用，意识形态就被抛到一边了。在大部分与奥斯维辛有关的传统文献中，这类罪行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样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可以理解，那些曾遭党卫队蹂躏的女性都希望保持沉默。正如犯罪学家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的，与强奸有关的“黑色”数据（即被上报的侵犯事件与实际发生的侵犯事件数量之差）在所有类型的犯罪中是最高的。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队员强奸女犯的做法其实并不新奇，因为许多士兵都这样对待“敌方”女性，但以下这个事实却可以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至少有一位党卫队成员爱上了在集中营工作的犹太女性。海伦娜·斯特洛诺娃[18]与弗朗茨·温施的故事确实是奥斯维辛历史上最离奇的故事之一。海伦娜来自斯洛伐克，早在1942年3月就被送到了奥斯维辛。她在集中营初期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同样是在饥饿和身体虐待中挣扎。头几个月她被分到一个在户外工作的分队，负责拆建筑、搬碎石。睡在满是跳蚤的稻草堆上，她惊恐地看着身边的女犯逐渐丧失希望，一个接一个死去，而她最好的朋友是头一个放弃的。她“看了看周围的一切”，然后说：“我一分钟也不想活了。”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喊，直到党卫队把她带走，结束了她的痛苦。

与其他人一样，海伦娜也意识到，要想活下来，她必须转到一个不那么耗费体力的分队。她认识的一个斯洛伐克女友当时已经在“加拿大”工作，她给海伦娜提了一个建议：她们分区有一个女犯刚刚去世，如果海伦娜愿意裹上白色的头巾，穿上从那个女人身上脱下来的条纹囚服，那她第二天就可以加入她们，混进整理衣服的营房工作。海伦娜照她说的做了，但不幸的是，卡波看出她是“混进来的人”，并对她说，她回主营地以后将被送到“惩戒分队”。海伦娜知道这无异于死刑判决，“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想，至少我能在有屋顶的地方工作一天”。

巧的是，海伦娜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本来也应该是最后一天）刚好是负责监督衣物整理区的一位党卫队士兵的生日，他就是弗朗茨·温施。“吃午饭的时候，”海伦娜说，“她（指卡波）问谁歌唱得好或者会朗诵，因为今天是一位党卫队队员的生日。一个希腊女孩奥尔加说她会跳舞，可以在我们叠衣服的那张大桌子上跳。我的嗓音很好听，所以卡波说：‘你真的会唱德语歌吗？’我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想在那里唱歌。但他们强迫我唱。我为温施唱歌时一直低着头，不想看见他的制服。我一边唱一边流眼泪，等我唱完，我突然听见他说：‘谢谢。’他轻声让我再唱一遍……其他女孩都说：‘唱啊！唱啊！他可能会让你留下！’于是我就又唱了一遍。那是一首我（在学校）学会的德语歌。他就这样注意到了我，我想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爱上了我。我的命就是这样保住的，因为一首歌。”

温施要求卡波让这个唱歌如此动听的女孩第二天继续来“加拿大”工作，这个要求救了她的命。海伦娜不用被送去惩戒分队，而是正式成为“加拿大”的一员。虽然第一次见面时温施对海伦娜十分友善，但海伦娜一开始对他很“反感”。她之前就听说他可能有暴力倾向，其他犯人说他杀死过一个进行违规交易的犯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以及几周时间里，温施依然和善地对待海伦娜。他休假期间，还通过手下的犹太男孩给她送去几盒“小点心”。休假回来后温施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给她递纸条：“他回到我工作的营房以后，走到我身边，给我扔过来一张纸条，我不得不马上销毁，但我看见了上面的字：‘爱——我爱上了你。’我痛苦极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跟一个党卫队士兵在一起。”

温施在“加拿大”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想出各种理由让海伦娜来见他。有一次，他让海伦娜来给他剪指甲。“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然后他说：‘给我剪指甲，让我看看你。’我说：‘绝对不行。我听说你杀过人，一个年轻人，就在围栏边上。’他总是说没有那回事……然后我说：‘别让我再踏进这个房间……别让我剪指甲，什么都别让我做。我不给别人剪指甲。’我转过身，说：‘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多看你一眼。’于是他朝我大喊，他突然之间就变回了党卫队队员：‘如果你敢走出那扇门，我就要你的命！’他拿出手枪威胁我。他爱我，但他的面子、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什么叫你要走了？我允许你走了吗？’我说：‘开枪打死我吧！开枪吧！我宁愿死也不想再做个两面派。’他当然没有开枪，我还是走了出去。”

随着时间流逝，海伦娜渐渐意识到，温施是个可以让她依靠的人，虽然一开始她完全无法相信这点。知道温施对她的感情后，她有一种“安全感，我想，这个人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感觉有一天变得更加强烈，因为那天海伦娜从一个斯洛伐克同胞那里得知，有人在集中营里见到了她的姐姐罗津卡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将要被送进焚尸场。当时海伦娜结束了工作，正在比克瑙的营房中休息，她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不顾宵禁离开营房，跑到焚尸场附近。没过多久温施就听说了海伦娜的举动，在焚尸场附近找到了她。温施先对其他党卫队士兵大声说，海伦娜是“我仓库里一名优秀的工人”，然后他把海伦娜摁在地上揍她，因为她违反了宵禁规定，这样其他人就不会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温施已经得知海伦娜是为了她姐姐跑到焚尸场附近，于是对她说：“赶紧告诉我你姐姐的名字，要不就来不及了。”海伦娜告诉他是“罗津卡”，并说她还带着两个小孩子。温施说“小孩在这儿活不了！”，然后就朝焚尸场跑去。

温施从焚尸场找到了罗津卡，把她拉出队列，说她是他的工人。但罗津卡的孩子死在了毒气室。温施后来帮罗津卡在“加拿大”安排了一份工作，让她留在海伦娜身边。“我姐姐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海伦娜说，“他们对她说她要工作，而她的孩子被送进了幼儿园。他们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她问我：‘孩子们去哪儿了？’我说：‘在营地另外一边，那里有个幼儿园。’她又说：‘我能去看他们吗？’我说：‘再过些日子可以。’”

海伦娜的姐姐不停地询问孩子的情况，这让海伦娜特别沮丧，“加拿大”的其他女犯看到后，终于有一天对罗津卡说：“别再纠缠了！孩子们已经不在了。看见那堆火没有？他们就在那里火化了你的孩子！”罗津卡大吃一惊，心如死灰，“不想再活下去”。是海伦娜不断的照料和关心，让她姐姐熬过了接下来的几个月。

罗津卡因孩子惨死而悲痛欲绝，但她仍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她自己活了下来，并在她妹妹的保护下活到了战后。“加拿大”的其他女犯对她们两人怀有复杂的情感。“我的姐姐还活着，但她们的姐妹却没有，”海伦娜说，“我姐姐来了，他（温施）救了她的命。这样的奇迹为什么不能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失去了父母、兄弟、姐妹，失去了一切。就连那些曾经为我高兴的人现在也不是那么高兴了。我没法跟朋友分享我的喜悦，我怕她们。她们特别嫉妒，嫉妒我的好运气。其中一个很漂亮的女犯人对我说：‘如果温施碰见你之前先看见了我，他爱上的肯定是我。’”

在温施救了姐姐后，海伦娜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最后真的爱上了他。他不止一次（为了我）冒生命危险。”但与奥斯维辛其他一些男女不同，这对恋人之间从未发生过性行为：“犹太（男）犯人在工作时爱上了各种女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溜到我们叠衣服的营房中，在那里做爱。有一个人帮他们放哨，如果有党卫队士兵过来就赶紧告诉他们。我却不行，因为他（温施）是个党卫队队员。”他们两人只有眉目间的传情、匆匆说出的情话和潦草写下的字条：“他会先东张西望一番，确定没人在听才对我说：‘我爱你。’在那个地狱里，这让我感到温暖，给了我鼓励，尽管这些话只代表着一段疯狂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爱情，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太不现实了。有些时候我会忘了我是个犹太人而他不是犹太人。真的。我爱他。但这份爱太不现实了。在那个地方，什么都可能发生，无论是爱情还是死亡，但大部分是死亡。”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奥斯维辛”都知道了他们两人的感情，他们最终被人告发了。没人知道告密的是个犯人还是个党卫队看守，总之，用海伦娜的话来说，是个“卑鄙小人”。

一天，海伦娜结束了工作，正往营地走，一个卡波让她出列。她被带到了11号楼的惩戒地窖。“他们每天都把我带出去，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告诉他们我与这个党卫队士兵之间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当场要我的命。我站在那里，坚持说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与此同时，温施也被抓了起来，与海伦娜一样，在遭到逼问时他一口咬定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经过了五天的审问后，他们两人都被释放了。海伦娜遭到了进一步的“处罚”，被要求在“加拿大”营房的一个区域独自工作，远离其他女犯。温施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他与海伦娜的关系，但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还是继续保护着海伦娜和她的姐姐，直到奥斯维辛解放。

海伦娜与温施的故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奥斯维辛，有太多谋杀、偷盗和背叛，体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残忍特质，而关于爱的故事却寥寥无几。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爱情竟可以在一个犹太女犯和一个党卫队守卫之间滋生，这实在令人不敢相信。如果这些事实被写进一本小说中，读者会认为这样的情节太不可信，但在奥斯维辛发生的太多事情都会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爱情生根发芽的过程中，环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海伦娜还留在房屋拆除分队工作，温施几乎不可能爱上她。他们没有机会密切接触，温施也没有机会保护她。而且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海伦娜根本不会有机会在温施生日那天为他唱一首德语歌，让他从此深深迷上自己。但在“加拿大”，党卫队与犹太女犯之间不但有接触，还有发展长期关系的机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加拿大”工作的女犯幸存的比例比奥斯维辛其他任何地方都高。

当然，温施与海伦娜的关系也说明，奥斯维辛的现状与希姆莱对集中营的设想之间有多大差距。按照他对“腐败”更宽泛的定义，温施的做法也可以算作腐败。1943年秋，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康拉德·摩根到达奥斯维辛，力图按照纳粹领导人的构想“治理”这个地方。摩根的到来对奥斯维辛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他不是一名普通的党卫队军官，而是党卫队后备队的一名法官，同时是国家刑事警察局的地方预审法官。集中营里的腐败行为与希姆莱在波兹南演说中宣称的“我们从他们（即犹太人）那里什么也没拿”形成巨大了反差，将摩根派到奥斯维辛，便是党卫队高层为调查这些腐败行为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之一。

奥斯卡·格伦宁和他的同事都很清楚摩根为何而来：“我猜腐败行为越来越多，他们不能再视而不见，所以他们说：‘我们要遏制它，遏制这股腐败之风。’”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摩根对比克瑙党卫队兵营进行突击搜查的具体时间。格伦宁从柏林回来后，发现“我的两个同事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在其中一个人的柜子里发现了几支钢笔和一罐沙丁鱼，我不知道他们在另一个人的柜子里发现了什么，但那个人后来上吊自尽了。我的柜子是锁着的”。

摩根和他的同事没有打开格伦宁的柜子，他们坚持要在格伦宁本人在场时展开调查。对格伦宁来说这是莫大的幸事。柜子的正面被封条封了起来，以便看出它是否被打开过，但摩根没有预料到格伦宁及他的同伴会想出下面这个办法：“我们把柜子往前挪动，把柜子后面的板子卸掉——那个三合板很好卸。然后我们把可疑的香皂、牙膏等不该出现在里面的东西全部拿走，把板子安了回去，并用钉子钉死。接着我找到盖世太保，说：‘请问，你们在搞什么？我没法打开我的柜子。’他们说：‘好，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他们来到我房间，撕掉封条，打开了柜子，什么都没发现，他们拍拍我的肩膀说：‘没事了。继续保持。’”

格伦宁侥幸逃过了制裁，但摩根从其他人那里发现了大量证据，最终只能说明一个结论，那就是奥斯维辛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党卫队成员的行为完全不像一名军人该有的样子，”摩根后来证实道，“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群堕落的、野蛮的寄生虫。在对柜子进行搜查后，我们发现了大量黄金、珠宝、戒指以及各国的货币。有一两个柜子里甚至还藏有从刚刚被屠宰的公牛身上割下来的牛鞭，用来增强性能力。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19]

比起财务上的腐败，更让党卫队总部担忧的似乎是不该发生的性关系，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本人也被牵扯了进来。摩根是个不肯善罢甘休的调查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搜集对霍斯的指控。1944年10月，摩根在慕尼黑的一个监狱医院里对他最重要的证人进行了审问，这个人是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犯人，爱丽诺· 霍迪斯（Eleonore Hodys）。

霍迪斯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的政治犯，1942年3月随最早的那批女犯到达奥斯维辛。由于霍迪斯属于德意志帝国公民（Reichsdeutsche），她一到集中营就成了有特权的犯人，被选作霍斯家的佣人。1942年5月，霍斯趁妻子不在家，向霍迪斯调情并意图亲吻她。霍迪斯吓坏了，跑到洗手间躲了起来。根据霍迪斯的证言，几周后她被叫进房间，被霍斯的夫人开除。当时霍斯因骑马出了意外，正在医院养伤。可以合理地推测，霍斯夫人一定在怀疑霍迪斯与她丈夫之间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后来，霍迪斯被关了起来，但不是关在11号楼，而是关在办公楼主楼地下室的一个特殊监狱里，这个监狱主要用来关押犯有重罪的党卫队士兵，把奥斯维辛的犯人关在这里非常奇怪。当然，霍迪斯不是普通的奥斯维辛犯人，她被送到这个党卫队监狱是有原因的。

霍迪斯对摩根说：“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他（指霍斯）突然出现在我的牢房里。我听见他好像在说：‘嘘！’然后他打开了手电筒，我看见了指挥官的脸。他坐在床边，靠我越来越近，想要亲我。我反抗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拘谨。我回答说，因为他是指挥官，而且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最后他离开了。”[20]在摩根的追问下，霍迪斯承认霍斯后来又在多个晚上来到她的牢房，“我们最后发生了关系。”为了避开守卫，霍斯并不是通过常规的路径，也就是从他楼上的办公室直接进入监狱，而是从他自己花园一个用作防空洞的地下通道来到主楼地下室。霍斯找到了通往霍迪斯牢房的秘密通道，也成功地让她顺从了自己的意愿，于是，在好几个晚上，霍斯都与她发生了性行为。霍迪斯甚至说道，有一次警报响起时，指挥官正赤身裸体地躺在她床上，之后只好藏在牢房的角落里。

霍迪斯在党卫队监狱里关了几周，之后被转到了11号楼。但她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变化：她怀孕了。她说霍斯为了自保，逼她签了一份声明，承认自己与集中营里另一名犯人偷情。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都待在11号楼，一直想让自己流产，却没有成功。等她被放回比克瑙的女犯营，才终于拿到了“一些东西”打掉胎儿。

霍迪斯对她与霍斯私通一事的讲述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她所说的一切都没有第二个证人。但摩根似乎相信了她，而摩根又是有律师背景的。此外，编造与霍斯的关系对霍迪斯几乎没有任何好处，特别是考虑到摩根审问那时她已经离开奥斯维辛。霍斯从未承认过他与霍迪斯的事，但他说起他与妻子的关系时，曾给出前后矛盾的描述。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霍斯向美国官员吉尔伯特博士承认，他的妻子得知他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后就很少与他同床了。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对他们的夫妻关系却充满溢美之词，说她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

摩根对霍斯与霍迪斯之间关系展开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访问是在1944年10月进行的，当时红军正在逼近，显然奥斯维辛不会存在太久了，事实上整个纳粹国家都受到威胁。不管怎么说，摩根在前一年对集中营运作情况的初步调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光有党卫队士兵因腐败行为被追究，而且人人闻之丧胆的11号楼其负责人马克西米利安 ·格拉布纳也被问责，因为他处决犯人事先没有从柏林方面获得相应的“许可”。这是奥斯维辛历史上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摩根无视发生在比克瑙毒气室里的屠杀——按道理这种大规模屠杀才应得到上级的“许可”，却对格拉布纳提出指控，这听起来十分荒唐。尽管如此，格拉布纳还是遭到了审讯，他的辩解是霍斯曾“准许”他通过枪决的方式“清空”11号楼。霍斯本人从未遭到任何指控，几乎可以肯定纳粹高层中有一些他的支持者在保护着他，而没有靠山的格拉布纳被送上了党卫队法庭，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后来格拉布纳在盟军的法庭上被处以死刑，这回当然不是因为他违反了党卫队的规定，而是他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厘清摩根整个调查行动背后不同人的复杂动机并非易事。所有就此事提供证词的关键人物——霍斯、格拉布纳和摩根本人，在战后讲述这段历史时都有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格拉布纳想要证明他的行动完全是霍斯授意的，摩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坚持不懈挖掘真相的人，霍斯则强调他心甘情愿地参与奥斯维辛灭绝行动的同时，始终遵照希姆莱声明里所说的，“什么也没拿”。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摩根调查的一系列结果背后有党卫队内部政治因素的影响，至少在免去霍斯指挥官一职这个决定上是如此。1943年秋天，霍斯的解聘被伪装成“晋升”，高层宣布要把他调至柏林集中营管理部门一个更高的职位上，但显然他并不想去，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留在奥斯维辛的家人，此外，马丁·鲍曼（希特勒的党内秘书，有很大权力）与希姆莱的通信表明，前者努力想帮霍斯保住工作，但希姆莱不肯让步，坚持让霍斯离开集中营。[21]

霍斯在奥斯维辛最后的一个大动作，似乎是他做过的所有事情中最奇怪的，那就是建造一个与集中营现有环境格格不入的场所——妓院。它供被选中的犯人使用，建造地点选在了最显眼的24号楼，紧挨着主营地写有“劳动使人自由”的大门。不过，奥斯维辛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妓院的集中营，事实上，它是纳粹国家中第五个提供此类“服务”的营地。希姆莱认为，在各个集中营里建造妓院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因为如果“勤奋的”工人（除犹太人以外）能得到奖励，他们会更努力地工作。早在1941年5月，希姆莱视察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后，便下令建造妓院（1942年夏天开始投入使用）。接着，在1943年3月，希姆莱视察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要求在那里和其他几个营地建造妓院。1943年5月，希姆莱忠诚的总管奥斯瓦尔德·波尔向各个集中营指挥官下达了相关指令。[22]

约瑟夫·帕钦斯基[23]是一名来自波兰的政治犯，1943年夏天被关在24号楼。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禁哈哈大笑，但其实这不是笑话。他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眼看着“一群木匠和砖瓦工”把营房空旷的一层改造成许多个小房间。“他们把房间漆成雅致的颜色，把床搬进去，甚至还挂上了窗帘。有一天我们收工后，注意到窗帘后面有女人的面孔。但他们不让那些女人靠窗户太近，也不让我们往里看。”

几天后，“欢愉小屋”正式迎来第一批客人，其中就包括帕钦斯基。“因为我来得比较早，我的卡波又有两张（进入‘妓院’的）票，所以他就给了我一张。我打扮了一下，然后就过去了。”帕钦斯基发现，现场的军事化管理让整个流程非常高效：每个“顾客”首先要接受党卫队医生的细致检查，如果犯人通过了这一检查，他们的手上会被盖一个戳，然后被带到位于24号楼一层的另一个房间。在这里，他们“抽签决定”每个人将进入楼上的几号房间（也就决定了分到哪个妓女），并决定他们上楼的顺序。帕钦斯基记得他抽到的是“第二个，房间号是9”。每隔十五分钟，铃声就会响起，以提醒每个妓女更换“顾客”。铃声刚一响，心急如焚的帕钦斯基就冲进了9号房间，结果看到前一位犯人正在穿裤子。但不幸的是，帕钦斯基后来“无法勃起”，因此在规定的时间里，他就坐在床上跟一个“优雅的、好看的女孩”聊天。

理夏德·达科[24]是另一个享受过妓院之“乐趣“的犯人。1943年，他25岁，是主营地的一名消防员。这是一份好差事，因为消防员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奥斯维辛到处走动，很方便“顺手牵羊 ”大量违禁品。此外，德国人很尊重消防员，达科认为这是因为消防员在德国本来就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奥斯维辛消防队的成员拿到很多张集中营妓院入场券，达科自然欣然前往。他与一个名叫阿琳卡的女孩共度了一段美妙时光：“我尽可能地靠近她，想抱着她。距我被抓来已经过去三年半了，这三年半里我没碰过一个女人。”根据达科的叙述，阿琳卡是个“非常好的女孩，她一点都不害羞，别人想要什么她都满足”。

这些女人接客的房间如今还在，现在被用来存放档案文件。每个房间的门上都有一个巨大的窥视孔，这着实出人意料。“他们（指党卫队）想要维持秩序”，理夏德·达科说，“以防有哪个犯人勒死里面的女孩之类的，所以他们会透过门上的洞往里看。它（同时还）满足了男人的窥视癖。很多男人喜欢看别人做爱。”党卫队监视犯人做爱过程还有其他目的，首先是杜绝“变态”的性行为（按照约瑟夫· 帕钦斯基的说法，犯人做爱时只可以采用传教士体位），此外还有防止两人之间发展出亲密关系（在有些集中营的妓院中，犯人甚至被禁止与女孩说话）。

但每天凌晨，党卫队对妓院的监管比较松弛，问题一般都出现在这个时候。达科记得一个犯人成功配了一把妓院的钥匙，以便晚上去找他最喜欢的那个女孩，但其他犯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一层的走廊上常常发生打斗。

奥斯维辛的犯人竟可以在党卫队建造的妓院里大打出手，乍听起来这让人难以相信，但它实际上说明了集中营的犯人当时已建立起明确的等级分化。正如约瑟夫·帕钦斯基所说，让犹太人进入妓院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被视为犯人中的低等人，他们受到的虐待是一些波兰或非犹太裔的德国犯人不会遭受的折磨。

纳粹知道，一群特殊犯人的态度对于集中营的顺利运转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人从事着相对有特权的工作，很多都是政治犯，在多年前就进入了集中营。一般来说，他们不需要像其他犯人那样参与频频进行、冷酷无情的筛选过程。不过，德国人想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激励这100名左右的特别犯人，因此他们建造了一所妓院，并规定凭党卫队发放的入场券才能进入，这样一来，优秀的表现可以得到奖励，未来的努力也有了更大的动力。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与集中营里泛滥的同性关系有关，约瑟夫·帕钦斯基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记得犯人里的“大人物”会选出一些男孩做他们的私人仆从，而他们之间经常发展出同性关系。因此他认为，“纳粹是想杜绝这种同性恋行为”才建造了妓院。

无疑，奥斯维辛妓院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其中最敏感的一点是“享用”妓院的犯人抱有的态度。大体上来说，他们似乎没有丝毫道德困扰。妓院里的女人大部分是从比克瑙选出来的犯人（但其他集中营的妓院则不同，里面的女犯都是从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送过去的）。她们每天被迫要与大约六个男人发生性行为。这些女犯在奥斯维辛妓院里的经历是集中营里不为人知的故事。她们的遭遇与遭到日军折磨和性虐待的韩国“慰安妇”有一定相似之处，但这些女人与其说是被同情，不如说更多是被嫉妒。理夏德·达科说：“那些女孩受到非常好的待遇。她们有好吃的，可以散步，她们只不过要做她们该做的事。”

达科这句毫无同情心的“只不过要做她们该做的事”，可以充分说明外在环境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奥斯维辛，折磨和杀戮是如此常见，乃至达科会认为妓院里的女人过的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当他身边有太多苦难在发生时，他从没想过“我应不应该和这些女人做爱？”相反，他想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他已经忍受了“三年半没碰过一个女人”的生活，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终于来了。

奥斯维辛的妓院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大屠杀的否认者和其他为纳粹辩护的用妓院的存在来证明，奥斯维辛与常见史学著作所描绘的完全不同，如果再加上奥斯维辛主营地里所谓的“游泳池”，就更是如此。这个“游泳池”实际上是个蓄水池，消防员在上面搭了一个简易的跳板，不过一部分犯人显然可以在里面游泳。“奥斯维辛里有个给消防队员用的泳池，”理夏德·达科证实道，“连我都可以在里面游泳。”这成了大屠杀否认者最爱亮出的王牌。“这像个灭绝营吗？”他们说，“还有给犯人的游泳池？别开玩笑了！”然而，泳池与妓院实际上异曲同工，它们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奥斯维辛是个屠杀中心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它们再次证明了奥斯维辛集不同功能于一身的复杂特性。

正因为奥斯维辛各营地有着不同的等级结构和用途，大屠杀否认者才能够找出一些所谓的反例进行辩驳。奥斯维辛不同地方的差别是巨大的，一边是“游泳池”和妓院，另一边是连儿童也不放过的焚尸场。这种复杂性让奥斯维辛在1943年引起希姆莱的强烈兴趣，又在今天成为大屠杀否认者关注的焦点。

1943年，在奥斯维辛不断发展扩大的同时，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却走向衰落。这一年的秋天，波兰东部的索比堡灭绝营爆发了抵抗运动，这让希姆莱更加确信，纳粹灭绝计划的执行以后要靠奥斯维辛。很重要的一点是，抵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恰恰是因为灭绝营守卫普遍存在着腐败行为。索比堡是1942年5月展开屠杀行动的，截至1943年9月，已有25万犹太人死在这里的毒气室，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总督辖区。 托伊·布拉特便是从波兰东部一个叫伊兹比卡（Izbica）的小镇被送来的犹太人之一。关于他如何幸存下来、又在索比堡起义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的故事骇人听闻，同时也引人深思。

托伊·布拉特生活的小镇战前约有3600名犹太人，小镇居民并没有表现出公开的反犹情绪，对在这里长大的托伊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的父亲曾效力于波兰军队并在作战时负伤，他们一家人在镇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德军到达后，托伊注意到变化马上就出现了。“（波兰）村民意识到犹太人是二等公民，想对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到最后，我的邻居——那群基督徒比德国人更让我害怕，因为德国人看不出来（我是犹太人），但我的邻居知道。”

德国人对伊兹比卡犹太人的驱逐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数年时间里通过一系列“行动”进行的。纳粹通常会在拂晓时分到达，带走几个犹太人。起初是把他们用作劳动力，但自1942年春天起，犹太人便直接被送进索比堡的毒气室。在下一次“行动”以前，小镇上剩下的犹太人不太需要东躲西藏，可以相对正常地生活。1943年4月，德国人终于要驱逐小镇里所有犹太人了。托伊当时是个健康强壮的15岁男孩，他竭尽全力地想要逃跑。当他于大街小巷之间狂奔时，他看到了一位老同学雅内克，他是个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托伊大喊：“雅内克！救救我！”“没问题！”雅内克回答道，“你去我们家不远处的那个谷仓吧。”于是，托伊跑到谷仓门口，却发现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我绕着谷仓走了一圈，这时一个小个子的波兰女人朝我大喊：‘快跑啊，托伊，快跑！雅内克就要来啦！’雅内克要来我为什么要跑？他会帮我打开大门。但她为什么这么慌张？我转过身，看见雅内克跟一个纳粹一起走过来，那人手上的枪正对着我。雅内克对那个纳粹说：‘这就是那个犹太人。’我说：‘雅内克，快跟他说你是开玩笑的！’雅内克说：‘他是个犹太人，把他带走吧。’他跟我道别时说的话我到现在都不愿意再复述一遍……他说：‘再见了，托伊。下次见面时你就在肥皂店的架子上了。’他就是这么跟我道别的，因为有传言说纳粹会用人体做肥皂。”托伊怔怔地站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朋友就这样出卖了他。“（我）很害怕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当你还年轻，还只有十五岁的时候……你望着绿树，望着鲜花，你想活下去。”[25]

托伊被带到了小镇的广场上，他的父母和弟弟与其他几百名犹太人已经在那里，周围都是带着枪的守卫。他们知道自己将被送向死亡，关于索比堡以及那里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传言，已经流传了好几个月。尽管如此，人们在这个美丽春日的下午三点钟登上列车的时候，都还抱有希望：“当你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希望，希望会一直陪着你，直到最后那一刻……黑漆漆的车厢里，人们还在说：‘德国人不会杀了我们的，他们会把我们送去集中营。’”然而，列车继续前行，开过了通往特拉夫尼基（Trawniki）工作营的那个转弯，仍旧朝着索比堡的方向前进。这时，反抗的声音出现了：“我听见有人说：‘咱们应该跟他们战斗！’我还听见我父亲那个年龄的人说：‘没用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一死。’”

几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索比堡。眼前的景象让托伊吃了一惊：“在我的想象中，索比堡是烧死人、毒死人的地方，所以肯定跟地狱一样。结果我看到的是漂亮的小房子，还看到了指挥官的别墅，别墅被漆成绿色的，还有一个小栅栏，种着花。另一边有一个平台，它被伪装成一个列车站台，那是用来骗荷兰犹太人和法国犹太人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波兰犹太人是知道的。”

这批犯人刚到就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女人和儿童，另一组是成年男人。15岁的托伊刚好处在两组的分界线，但由于他长得结实强壮，他最终被分到了成年男人那一组：“我本来和母亲在一起，于是我跟她道别，但我当时的所作所为让我到今天还在后悔，这种悔恨大概到我死的那天也不会消失。其他人与他们的妻儿道别时挽着他们的胳膊，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对我母亲说：‘妈，你不让我喝光牛奶，（而是让我）留一些第二天喝。’语气就像在责怪她。她说：‘你现在就想对我说这个吗？’……事情的经过是，我们被送去索比堡的前一天，我很口渴，我问我妈：‘我能喝一点牛奶吗？’她说：‘可以。’然后我就开始喝，但可能喝得太多了，她说：‘托伊，留点明天再喝。’在我母亲要被送进毒气室之前，我提醒她的就是这件事。”

一般来说，索比堡等莱因哈德行动营是不会对新到的犯人进行筛选的，全部犯人一律被送进毒气室。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德国人需要从新到的犹太人当中选出少量的人在集中营里工作。托伊幸运地赶上了筛选。当他们站成一列，托伊意识到德国人可能会放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是鞋匠或裁缝：“我什么手艺都不会，但我想活命，我向上帝祈祷——到了那个时候我还在祈祷。我对着这个德国人祈祷：‘选我吧！’……我仍然认为，他在我们这群人前面来回踱步时，不知怎么感知到了我强烈的意念，我感到他正在看我，于是我心里默念：‘老天帮帮我！’接着他说：‘出列，那个小家伙！’我很幸运，那个时候他们需要人。他们选出了大概四十个人。就这样，我在索比堡又有了希望。”

托伊的父亲和其他人被带着朝毒气室走去。他们离开时，托伊朝德国人大喊：“他是个皮匠！”然而，“他们需要木匠，可能还需要裁缝，但他们不需要他。”托伊承认，在他目送着自己的父亲走向死亡时，“没有任何感觉。我现在还在想这件事。你知道吗，如果我父亲或母亲早几天去世，比如两天之前，那我会觉得痛苦万分，我会白天黑夜地哭。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在同一个小时的同一分钟，同时失去了我的父亲、母亲、我十岁的弟弟，可我却没有哭。我甚至都不会去想这件事。后来，我看了看（集中营里的）其他人，没有人哭。我在想，或许是我有什么问题。战争结束后，我碰见别的幸存者，我问他们：‘你哭了吗？’（他们回答：）‘没有，我没哭。’仿佛是本能在保护着我们，让我们感觉不到真实的感情。想想看，如果我想到‘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和母亲现在都在毒气室里’，我肯定会崩溃，然后被杀死……如果我表现出任何哭过的迹象，我肯定会被杀死。”

筛选结束后不到一小时，托伊碰见了他的一位朋友尤泽克。尤泽克是跟随前一批犯人到达索比堡的，他自己的父亲在新到这批犯人之列，他没进毒气宫，因为他是个牙医。尤泽克获准跟着父亲做他的“助手”。“我们在营房后面走着，我看见有人在拉小提琴，有人在吹口琴，还有两个人在跳舞。我说：‘尤泽克，我不明白。你在一个灭绝营里，你怎么做得出那些事？怎么还能跳舞？’他说：‘托伊，我们活一天就赚一天，大家都会死的，这里就是终点。你看见那股烟了吗？你的爸爸、弟弟、妈妈都变成那股烟了。咱们也会变成那股烟的。所以有什么分别呢？难道要戴上黑纱吗？那咱们连一天都活不了！’”

从很多方面来看，托伊此时在索比堡的境况都与在奥斯维辛“加拿大”工作的犯人相似。他们都能获得食物——大部分来自被毒死的犹太人；索比堡的工人也可以留着头发，穿着日常的衣服。但与“加拿大”的工人不同的是，在索比堡工作的犯人与灭绝营里发生的屠杀有着密切的、甚至是直接的接触。

托伊·布拉特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一批荷兰犹太人到了索比堡，大概有3000个人。火车大约分成8到10个车厢，沿着一条专门的岔道开进了索比堡。一群车站分队（Bahnhof Commando）的犹太犯人打开车门，拿走大件行李。我和其他年轻人站在一起，用荷兰语大喊着让他们留下行李。女人们本来都拎着包，我们让她们都扔到一边。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她们眼睛里有种特殊的焦虑。她们害怕了。有些人不愿意留下包，德国人就用鞭子抽她们。这些人被直接带进了一个大院子里，一个被我们称为‘死亡天使’的德国人和善地对她们说话。他先是为从荷兰到这里的三天旅程道歉，然后他说她们现在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因为索比堡永远都这么美丽。他接着说：‘出于卫生的考虑，你们需要冲个澡，过一会儿你们就会接到命令离开这里。’然后人们都鼓掌欢呼：‘太好了！’她们乖乖脱光衣服，穿过了一个大约60米长的大房间，走进一间营房。我又有任务了，我会在那里等她们。接着，女人们走进来，她们身上什么都没穿。有小女孩，有少女，也有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我是个羞涩的男孩，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他们给了我一把长剪子，但我不知道要用它干什么。于是我的朋友——他已经去过好多次了，他对我说：‘剪头发，你要把头发剪得特别短。’但她们都求我留一点头发，特别是年轻女孩都在求我不要剪太多。她们不知道过不了几分钟她们就都死了。接下来她们要从营地走进毒气室，只有几步（远）。他们这招太厉害了，我敢肯定她们走进毒气室，发现喷出来的是气体不是水的时候，大概都以为出了什么故障。”

托伊·布拉特所参与的屠杀过程极其高效，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因此，3000人从到达车站、交出物品、脱去衣服，到全部被杀死，只需要不到两小时的时间。“等到一切工作都做完，我们把她们从毒气室抬出来准备焚烧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有）好多星星，那么安静……3000个人死了，什么都没变，星星还在原来的位置。”

荷兰犹太人到达索比堡时，对这个营地的真实用途一无所知，他们毫无反抗地被骗进了毒气室。但波兰犹太人则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相信这里只是个“卫生站”。“你怎么做得出来？”一个波兰中年妇女在托伊给她剪头发时质问他道，“他们也会杀了你的。你也会有那么一天的！”他什么也没说，但一直记着她的话，“就像一句诅咒”。“我全部的念想都在怎么活着、到底该如何活下去上面。我知道我也会死，但我现在还活着，我不想今天就死。第二天来了，我也不想那天就死。”

托伊当然明白，无论他自己多么不情愿，他都在协助纳粹管理着这个灭绝营。不难发现，剪头发、整理衣服、从火车上搬行李、打扫营地——所有这些维持索比堡正常运转的实务性工作都是由犹太人完成的。“是的，我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但没人做什么。（我只有）15岁，身边都是成年人，但没有人做任何事。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们问我：‘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许多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人都同意托伊·布拉特的观点，即人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里说的并不是人会依据不同情景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套老生常谈，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这样做。显然，一个人在摇滚音乐会上与在葬礼上的举止是完全不同的。但托伊·布拉特指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一个人的彻底改变，这不单单体现在行为上——虽然也有行为的变化，但更多是深层的性格变化。托伊等人在集中营里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人类如同根据温度而改变的物质，就像水只有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才是水，在其他温度下会变成蒸汽或冰，人类在极其迥异的环境下也会变成不同的人。

托伊的结论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依据我的经验，许多行凶者都符合这种情况。还记得我追问一名当年十分忠诚的纳粹党党员，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个恐怖的政权，他有些恼羞成怒：“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是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的人到处去对那些经受考验的人品头论足！”这个观点无疑会得到托伊·布拉特的认同。

当然，这并不是说集中营里的人在性格上出现的巨大变化一定是负面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存在着不同选项，有些人做出的选择令人钦佩，托伊·布拉特便见过一例：一次，托伊被安排到一条沙土路上用耙子耙土，这条路连通着毒气室与营地外围地带。“我发现无论你怎么耙，还是有小粒的东西（留）在土里。我问朋友：‘这是什么？’他说：‘是钱。’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这些人已经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被杀死，他们手上还留着这几美元或几卢布。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人生已经走到终点时，他们花时间把所有钱（撕碎），不让敌人拿（这些钱）去用。我觉得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上的英雄主义。”

要想筹划更激烈的抵抗运动，也就是对德国人的真正反击，托伊·布拉特还需要克服一种情感，他把它称为“反向的种族主义”。他第一次看到头戴钢盔、身穿漂亮制服的德国士兵时，就觉得他们是“更好的”人。“而另一方面，我看见犹太人和波兰人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到处逃窜。”这种态度正是德国人想要在被他们压迫的人中间建立的。这也是门格勒博士出现在奥斯维辛坡道上时一定会穿上他帅气的党卫队制服、把靴子擦得锃亮的原因之一。德国人想要制造出一个自证预言，即他们所打压的对象是低等人，而他们则有着优等民族的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他们想迫使敌人相信纳粹确实高人一等。

考虑到这一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直到一群不太受托伊·布拉特所说的“反向的种族主义”影响的犹太犯人——曾经的苏联红军战士到达索比堡以后，激烈的反抗行动才开始酝酿。“我们是1943年9月21号或22号到达的索比堡，”阿尔卡季·魏斯帕皮尔[26]说，他是一名苏联战俘，从明斯克被遣送到索比堡。“我们在上了锁的车厢里困了三天，那是一节运牲畜的车厢。三天里我们什么都没吃，也没见过光。”幸运的是，纳粹决定从这批犯人中选出一些劳工。“他们问有没有人是木匠或者建筑师，”魏斯帕皮尔说，“还问我们有没有人扛得动75公斤重的东西。”在进行筛选时，这些苏联战俘都不知道营地的真实用途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还以为这里是个劳动营。但到了晚上，一些老犯人过来跟我们说：‘你们的朋友被火化了。’这时我们才明白这是个什么营地。”

大约有80名苏联战俘被选为劳工，其中有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前红军中尉，名叫亚历山大（萨沙）·佩切尔斯基。“他是个非常英俊的人，”魏斯帕皮尔说，“长得高大魁梧。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他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命令。”佩切尔斯基马上对营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很快成为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领军人物。在苏联战俘到达营地之前，曾有一些犯人尝试过越狱，他们通常是趁着在铁丝网之外工作的时机逃跑，但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等你终于跑进了树林以后，你还能往哪儿跑呢？”托伊·布拉特说，“基本上每天都有住在附近的农民押着犹太人回来，他们发现这些人躲在田里的某个地方。”送回犹太人可以换来“五磅白糖和一瓶伏特加”。佩切尔斯基和他的战友改变了营地里的犯人普遍持有的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们与莱昂· 费尔德亨德勒（在苏联战俘到来之前他是索比堡一个小型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一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越狱。

到达索比堡仅两周之后，苏联战俘便开始挖掘逃跑用的地道，但没过几天地道就被水淹了，于是他们放弃了这个方案。佩切尔斯基很清楚，无论用何种方法，都不太可能让索比堡600多名犯人在同一个晚上匍匐着爬出营地而不出任何事故。他很快认识到，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越狱只能通过武装反抗来实现。佩切尔斯基还想到，犯人们最好尽早行动。几星期后就会迎来第一场降雪，到时德国人将很容易追踪逃到树林里的犯人。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几位关键卡波的参与下，一个方案渐渐成形。“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收集武器，”托伊·布拉特说，“比如刀和斧子，很多木匠在他们工作的地方都有工具。”第二阶段是把德国人“引诱”到营地的僻静角落，杀掉他们后偷走他们的枪。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公开的起义。

10月的第二周，地下组织得知，索比堡几个最重要的德国人都回德国休假了，其中包括军士长之一瓦格纳，因此营地里的德国人比平时又少了一些。地下组织成员打算以“给你好处”为诱饵把剩下的德国人骗到裁缝或鞋匠的工作间，于是整个反抗行动成功与否就看营地守卫手脚有多不干净了。佩切尔斯基命令魏斯帕皮尔藏在营地中的一个鞋匠工作间里，等到德国守卫过来试新鞋时就一斧子将他砍死。“我很激动，”魏斯帕皮尔说，“大家都明白，成败在此一举。”另一些德国人以为自己将得到一件新皮衣，他们被骗到裁缝室杀死。接下来，犯人们打算从正门逃跑，他们赌了一把，看很听德国人话的乌克兰守卫会不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弹药和动力而不对他们进行阻拦。

起义发生在10月14日。下午3点半，魏斯帕皮尔和来自明斯克的一位犹太同乡耶胡达· 莱纳一起藏在鞋匠的小屋中。“一个德国人进来试鞋。他在我面前坐了下来，我一步上前用斧子朝他砍过去。我不知道应该用斧子后部，而是用了刀刃。我们把他拖走，在他身上盖了一块布。然后另一个德国人走进来，他走到尸体前，用脚踢了一下，然后说：‘这是什么？这里怎么一团乱？’接着他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也用斧子砍了他。我们拿走了他们的枪然后逃跑。后来我一直在发抖，很长时间都平静不下来。我觉得很恶心，我被溅了一身血。”

莱纳和魏斯帕皮尔在鞋匠的工作间杀死了两个德国人，另有三个党卫队士兵死在裁缝室，其他没能被成功引诱出来的德国人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被杀。到了下午5点，集中营内大部分党卫队看守都已经被杀死，一共有9人。但令人担心的是，指挥官还活着。犯人们开始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准备点名。托伊·布拉特说：“但是到了5点45分，萨沙（佩切尔斯基）跳上桌子，发表了一番演讲，演讲内容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他讲到了他的祖国苏联，讲到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改变，和平将会到来，还说如果有人能活下来，那他的责任就是告诉全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

接着，犯人们按计划朝大门走去。突然之间，子弹从瞭望塔那里射向他们，指挥官弗伦策尔也从一个营房里走出来朝他们开枪。显然，从正门逃跑是不可能了，于是犯人们尝试破坏集中营后面带刺的铁丝网，尽管外面就是雷区。正当托伊·布拉特在枪林弹雨中与铁丝网较劲时，他突然感到整个铁丝网倒了，把他压在下面。“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完蛋了！人们踩着我过去，铁丝网上的刺扎进我的外套。但最后我灵机一动，把皮衣脱了下来让它挂在铁丝网上，自己爬了出去。我开始跑起来。我跌倒了大概两三次，每次都以为自己被打中了，但我站起来以后又发现什么事也没有。我终于（跑）到了树林里。”在逃跑过程中，托伊·布拉特看到地雷“把人炸飞”，才意识到落在后头离开营地其实是件“幸事”。

那天，索比堡的600名犯人中大约有一半成功出逃。托伊·布拉特认为，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他们（德国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没料到我们会采取行动。他们觉得我们都是垃圾。他们没想到犹太人面对死亡（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已经有几千个犹太人白白送了命。”而在阿尔卡季·魏斯帕皮尔看来，越狱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苏联战俘的到来，面对营地里的艰难处境，他们团结在一起。重要的是，这些苏联战俘采取行动时，距他们到达营地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他们也曾被关押在德国其他集中营，但他们在索比堡所遭受的恐怖体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们有机会对眼前的骇人景象迅速做出反抗。他们严格的军纪再加上萨沙· 佩切尔斯基非凡的个人魅力，共同保证了反抗行动的成功。

逃离索比堡的300名犯人大都没能活到战后。很多人四处游荡，在树林里迷了路，几小时后就被抓捕。还有一些人被波兰人交给了德国人。萨沙· 佩切尔斯基和他的几个战友碰到了支持红军的人，并最终与行进中的苏联部队会合。托伊·布拉特后来遇到了一系列险阻，多次侥幸逃脱。有些波兰人向他伸出援手，也有一些出卖了他。战后他决定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希姆莱对索比堡反抗行动极为关注，这次行动后，他下令屠杀特拉夫尼基、波尼亚托瓦（Poniatowa）和马伊达内克三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屠戮于11月3日开始进行，是纳粹“最终解决”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这次被纳粹称为“丰收节”的行动造成大约4.3万人丧生。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大规模屠杀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在马伊达内克，一天之内就有1.7万名犹太人死在纳粹的枪口下。

1943年11月的“丰收节”屠杀，恰逢纳粹“最终解决”的实施目的（raison d’être）发生转变的时期。1941年秋天和1942年春天的灭绝行动，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东部德意志新帝国腾出更多“空间”，但到了1943年冬，纳粹明显将要输掉战争，于是另一个目的出现了：报复。此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主要是为了确保他们最大的敌人不会从战争中获益，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当然，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筹划和执行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始终存在，将西欧犹太人也纳入到纳粹的大规模屠杀计划中就表明，追求经济利益和创造“空间”绝不是纳粹犯下这桩罪行的全部动因。但到了这个时候，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在东部建立“纳粹新秩序”的梦想已经破灭，他们是出于纯粹的仇恨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以此寻求安慰。

然而在不受他们直接管辖的区域，德国人执行“最终解决”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保加利亚政府此前曾交出11000名犹太人，这些人都来自色雷斯和马其顿两个沦陷区，最终在特雷布林卡遇害。1943年，保加利亚人多次抗议将犹太人驱逐出保加利亚的做法。罗马尼亚领导人扬·安东内斯库曾在比萨拉比亚、德涅斯特河沿岸和布科维纳（Bukovina）参与过破坏犹太人社区的行动，但现在也拒绝将罗马尼亚剩下的犹太人送进贝尔赛克的毒气室。在意大利也是：虽然墨索里尼曾经实行过各种反犹措施，但他一直拒绝交出意大利的犹太人。[27]纳粹之前的许多盟友现在都意识到自己支持的不再是将要获胜的一方，他们曾帮助纳粹迫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开始拒绝推行反犹政策。他们的转变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出于道德上的觉醒。

在所有曾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中，只有一个没有因参与“最终解决”而留下道德污点，这个国家就是丹麦。在丹麦人的共同努力下，全国95%的犹太人免遭落入德国人之手的下场。丹麦人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动人心弦，也令人振奋，细想之下，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更复杂的深意。

1940年4月9日德国人攻占丹麦。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看出，德国人对丹麦的占领方式与对欧洲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别。丹麦的主要机构（包括君主、议会和警察）大都维持不变，纳粹也没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强迫丹麦人颁布任何反犹法规。在丹麦政府看来，8000名犹太人是丹麦的合法公民，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们没有任何歧视，”克努兹·迪比[28]说道，他当时是丹麦的一名警察，“犹太人已经完全同化了。他们从事的职业、住的房子都和其他人一样。我敢肯定在丹麦和犹太人通婚的人很多。我家就有个亲戚娶了个犹太女演员。”甚至那些在纳粹占领区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也没有遇到太多麻烦。本特·梅尔希奥[29]当时是个学生，他原本对德国人的到来颇为担心，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拉比，曾公开反对纳粹。但后来什么坏事也没发生。“我们去上学、去教堂、去参加文化活动，一切照常。”

本特·梅尔希奥讲述的故事可以说明丹麦社会对犹太人的接受度。本特的父亲写了一本小书，是对《摩西五经》的评注。由于对所有丹麦人来说，表达爱国之情的最好对象便是丹麦国王，他决定把一册书进行特殊的装订，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君主。1941年的最后一天，本特的姐姐被吩咐把书送到位于哥本哈根的皇宫。她朝大门走去时，正好碰到王后走出来，王后看见她以后问：“这是给我丈夫的吗？”他姐姐回答：“是的，陛下。”王后拿走了书。当天晚上，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连夜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本特的父亲，向他及整个犹太人社区问好。“我们是1942年1月1日收到的信，”本特·梅尔希奥说，“这给整个社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竟然会亲自回复一个送他书的小拉比。”

考虑到纳粹在欧洲其他地方展开的反犹屠杀，很难想象他们会允许一个国家对犹太人的接受度如此之高，但纳粹对丹麦的态度其实非常微妙。首先，他们希望确保这个国家向德国输送的粮食供给不受影响；其次，他们意识到，以这种“理想的”方式占领一个“雅利安”同胞的国家具有积极的宣传意义；最后，和平的丹麦几乎不需要多少德国士兵驻扎在此地进行管理，这也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然而，这种态度在1943年秋发生了改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利的德国军队全面撤退，此后丹麦爆发了多起反抗行动，并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罢工。德国人坚持镇压这些行动，但丹麦政府拒绝配合。因此，8月29日，德国夺取了丹麦政权。

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Dr Werner Best），此刻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知该如何处置丹麦的犹太人。从贝斯特的背景来看，很难认为他会采取同情的态度。他早年是一名律师，1930年加入纳粹党，第二年加入党卫队，此后一直担任盖世太保的法律顾问，并直接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工作。在帝国安全办公室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对波兰知识分子的迫害，随后他到法国任职，直接参与对法国犹太人的镇压。而现在，这个忠诚的纳粹分子却做了一件与他一贯风格完全相悖的事：他通过中间人向丹麦犹太人透露了将要展开的抓捕。

按计划，抓捕行动将于1943年10月1日夜间至2日凌晨进行。就在预定日期的前几天，贝斯特与德国海军武官格奥尔格·杜克维茨（Georg Duckwitz）开了一个会，将突袭的安排告诉了他。大家都知道杜克维茨很同情丹麦人，因此贝斯特几乎可以确定，杜克维茨一定会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丹麦政治家，而他们一定会提醒犹太人社区的领导人。事实也确实如此。

“那是一个星期二（9月28日）的晚上，”本特·梅尔希奥说，“一个女人来到我们家，说要跟我父亲谈一下，还说这周五晚上会有抓捕行动。”第二天是个犹太教节日，因此一大早来到教堂的人比往常都多。本特的父亲起身发言：“我父亲中止了礼拜活动，告诉大家这件事非常重要，然后转述了他听到的消息。‘周五晚上不要待在家里。’他还说第二天教堂的礼拜活动也取消。但这样还不够，在场的每个人走出教堂后都需要再转告他们的亲朋好友，并告诉那些落单的人，总之想办法通知尽可能多的人。”

大出逃发生在当天、也就是9月29日那天晚些时候。鲁迪·比尔[30]和他的家人也在逃亡的队伍中。他们走出哥本哈根大概10英里远，住在鲁迪父亲的生意伙伴家中。“他们是非常好的一家人，有三个女儿，比我们稍大一点。他们住在一栋别墅里，有个花园，我们没有花园，因为我们住在公寓里。他们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

就在比尔一家在哥本哈根外的新住所安顿下来的同时，丹麦警方也得知了犹太人马上要被驱逐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警察局，”克努兹·迪比说，“我的一个同事说，他的犹太邻居、一个叫雅各布森的商人找到了他。他和他们全家都特别紧张，希望我同事能帮帮他们。”迪比和他的同事们马上决定为丹麦犹太人提供帮助。与纳粹占领的其他国家（如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警察所采取的行动相比，这些丹麦警察的做法更显可贵。迪比自告奋勇帮雅各布森一家安排了出逃方案，即从丹麦和中立的瑞典之间的海峡逃走。“我们让他们乘有轨电车或当地的火车去哥本哈根东部的港口车站，从那里搭出租车到港口。出租车司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帮了很大忙，甚至有人都没要车费。到了港口，我们藏在德国人用来放渔网和工具的棚子里。”

等犹太人都藏好了，克努兹·迪比出去找渔民，看有没有人愿意冒险在夜里带他们穿过海峡。“我告诉渔民我们有几个人，得求他们，还要借钱付给他们，要尽可多借些钱，好让所有人都能上船。”这是一段异常艰辛的旅程：“有一次我带着三个犹太男人，结果一艘德国巡逻舰突然朝我们开过来。我们跳进一条深沟里藏了起来，直到听见德国人离开才出来。那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开枪的准备，我肯定会保护我们四个人……我不想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

帮助犹太人逃跑的不光有丹麦警察，还有其他许多机构的工作人员，比如丹麦的海岸警备队队员，当数不清的小船在深夜离开港口时，他们掉转过头假装没看见；再比如支持犹太人逃亡的神职人员：10月3日，丹麦各个教堂都宣读了哥本哈根大主教的声明，这一声明直截了当地明确了教会的立场：“无论犹太人在何处因种族或宗教原因遭到迫害，基督教教堂都有责任反抗这种迫害……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观念，但我们应该为犹太兄弟姐妹的自由抗争到底，因为我们自己也把自由视为比生命还可贵的东西。”[31]

与此同时，鲁迪·比尔一家觉得继续住在国内的朋友家已经不再安全，他们也前往瑞典：“我们需要穿过哥本哈根市中心，在那里我们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一个司机拐错了弯，恰巧就在德国总部大楼前停了下来。一时之间我们有点害怕，不过他掉了头，找对了路，我们就开走了。”比尔一家坐着车出了哥本哈根，又向南开了25英里，终于到达瑞典与丹麦距离最远的一个地点，因为他们的保护人认为要穿越边境，这里是最安全的。两艘大船停在离海岸线不远的地方，每艘船都可以容纳200人。比尔一家划着小船靠近其中一艘大船。当天晚上大约11点，他们的船启程了。“我们站在甲板上，”鲁迪回忆道，“我最小的弟弟妹妹们被喂了少量安眠药，好让他们不要哭闹，他们一路都在睡觉。”几个小时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顺利到达瑞典：“我们踏上瑞典的海岸线，发现这里非常不一样。在丹麦晚上有灯火管制，但在瑞典大街小巷都亮着灯。当地人非常友好地接纳了我们。人们唱起了歌——瑞典和丹麦的国歌，大家特别高兴，眼下终于没有什么危险了。”瑞典人倾尽全力地为这些犹太人提供帮助，他们派出亮着灯的小船，确保逃亡者可以安全上岸，并于10月2日在广播中宣布，他们欢迎所有来瑞典的丹麦犹太人。

与鲁迪·比尔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绝大多数丹麦犹太人都成功逃到了瑞典。在10月1日晚的围捕行动中，德国人只抓到284名犹太人，在之后的几周里，他们又逮捕了不到200名在逃往瑞典途中的犹太人。丹麦总共有8000名犹太人，只有不到500人被抓捕并被驱逐，重要的是，这些人也没有被送去奥斯维辛，而是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那里的生活虽然窘迫，但至少没有筛选，也没有系统化的屠杀。在被驱逐的丹麦犹太人当中，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在战后回到了家园。[32]

讲到被驱逐的经历，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关于背叛和报复的故事，因此丹麦犹太人获救的经过无疑令人格外欣慰。然而，德国人在抓捕和驱逐丹麦犹太人时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意味着，这个故事在为人称道的同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维尔纳·贝斯特令人捉摸不透的态度——他不仅通过中间人间接提醒了丹麦犹太人，在组织抓捕行动时也明显没有尽力。德国安全部门有一小部分人确实在卖力地工作，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汉斯·尤内尔（Hans Junl，“盖世太保尤内尔”）在埃尔西诺（Elsinore）抓捕犹太人的行动，但大多数德国人似乎没有这么认真。鲁迪·比尔说：“我一直都认为，如果德国人想阻止我们，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因为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水域不宽，也不太长，如果他们派出四五艘鱼雷艇，那整个逃亡行动就泡汤了。”但德军的海上巡逻舰没有拦下一艘逃亡的小船。

从维尔纳·贝斯特10月5日交给柏林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丹麦‘犹太行动’（Judenaktion）的目标是让这个国家中不再有犹太人，而不是要成功杀死多少犹太人，因此可以论定，‘犹太行动’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33]在这里贝斯特强调了自己的功劳，因为他在最大限度地维护纳粹统治的同时，让丹麦成了“没有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逃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被抓起来，对他有个很实际的好处：丹麦政府未来将更容易合作。

近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质疑与丹麦犹太人有关的传统历史观，那就是拯救行动中的“利他主义”。举例来说，第一批逃亡的犹太人很多都给了渔民大量的钱。“很遗憾，一些逃亡的人不得不花点钱以便尽快上船，”克努兹·迪比说，“渔民实际上是很穷的一群人，他们挣的钱很少。我敢肯定有的人希望赚些额外收入。”但丹麦渔民的做法难道是毫无道理的吗？他们冒着丢掉饭碗（在他们看来甚至可能是丢掉性命）的巨大风险帮助犹太人逃脱。他们在可以收费的时候收了，这样做是错的吗？特别是在前几次的行动中，谁也不知道德国巡逻舰是不是正在对岸等着拦截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无论逃难者出多高的价钱丹麦渔民都拒绝冒险，那才是最该受到谴责的做法。而且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丹麦犹太人因为交不出钱而被扔下不管。

当然，丹麦人拯救行动的成功也受益于一些不受他们控制的外在因素，地理位置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丹麦附近有一个中立国，而荷兰或比利时则没有。其次，截至1943年夏天，德国人对丹麦的统治都相对宽松，这意味着警察、海岸警卫队等关键组织受纳粹控制的程度相对较小。第三个因素是纳粹迫害丹麦犹太人的时间点。前面已经说过，到了1943年秋天，明显可以看出德国人快要输掉战争，因此丹麦人知道，帮助犹太人是将要获胜的一方所希望的。最后，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纳粹对丹麦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于严酷，完全不同于波兰等国家，如果纳粹对丹麦犹太人以及帮助他们的人的迫害像在波兰那样残忍，不知道丹麦人还会不会伸出援手。一方面，我们不该通过这个故事就认定丹麦人比别的民族都更有同情心，因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丹麦人并不愿意接收从德国逃过来的大批犹太人，但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丹麦人的高尚只是相对的，可他们经常忘了，即使是在1940年和1941年，德国人看似会赢得战争的时候，丹麦人也坚守住了道德原则，没有迫害过犹太人，哪怕这种做法肯定会让他们的纳粹统治者非常高兴。

我们也不该因为知道贝斯特让大量丹麦犹太人逃跑的背后有他自己的政治考量，就否认其他丹麦人的救援行动所具有的道德价值。重要的是，丹麦人团结在一起反对驱逐行动时，没人知道贝斯特是怎么想的。每个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人在那时都以为他们的做法违背了德国人的意愿，并且可能会给自己惹上很大麻烦。因此克努兹·迪比才会说：“丹麦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真正的友爱。那单纯是一种博爱的情怀，是善良和尊重。全欧洲的人本来都应该和他们一样。”这个观点让人难以反驳。1944年的春夏，欧洲另一个国家与丹麦人的英勇行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奥斯维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就发生在这一年。

[1] 见Yitzhak 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第165页。

[2] 值得注意的是，对纳粹来说，由于波兰已经不复存在，华沙也不再是首都了。

[3] BBC访谈。

[4] 《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103页。

[5] Strzelecka和Setkiewicz，“集中营及其子营地的建造、扩大和发展”（The 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 and Its Branch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104页。

[6] Franciszek Piper，“对苦役犯的剥削”（The Exploitation of Prisoner Labour），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104页。

[7] BBC访谈。

[8] BBC访谈。

[9]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96页。

[10] 引自Robert Jay Lifton，《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 Basic Books 1986），第16页。这是他在被一位幸存者、后来成为医生的Ella Lingens-Reiner博士提问时给出的回答。

[11] BBC访谈。

[12] 引自Irena Strzelecka，“实验”（Experiment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363页。

[13] BBC访谈。

[14] BBC访谈。

[15] Miklos Nyiszli，《奥斯维辛：一名医生的亲身经历》（Auschwitz, a Doctor’s Eyewtiness Account, Mayflower Books 1973），第53页。

[16] Aleksander Lasik，“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组织结构”（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uschwitz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203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见Konrad Morgen于1962年3月8日在法兰克福提供的证词, 以及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讯，载于Hermann Langbein，Der Auschwitz-Prozess: Eine Dokumentation （Neue Kritik, Frankfurt 1995），第143—145页。

[20] 见Konrad Morgen 1944年秋与Eleonore Hodyy谈话的记录，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ZS 599。

[21] 欲详细了解Morgen的调查、霍斯的解职与被指控的外遇，参见Jerzy Rawicz，《一场大屠杀的日常》（The Everyday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Dzien Powszedni Ludobójcy］ Czytelnik, 华沙，1973）。

[22] 信息来源于Robert Sommer的博士论文（待完成）中对这个话题进行的开创性研究。

[23] BBC访谈。

[24] BBC访谈。

[25] BBC访谈。另见Thomas Toivi Blatt，《索比堡的灰烬》（From the Ashes of Sobibor，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 BBC访谈。

[27]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解除最高统帅一职。9月，德国人将他从监狱中救出，并推选他出任傀儡政权的领导人。意大利的犹太人均是在德国占领期间（而不是在墨索里尼直接统治期间）被送往纳粹的灭绝营。大约有20%的意大利犹太人在战争中丧生。

[28] BBC访谈。

[29] BBC访谈。

[30] BBC访谈。

[31] 引自Michael 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The Rescue of the Danish Jews），载于Mette Bastholm Jensen和Steven L. B. Jensen编著，《丹麦与大屠杀》（Denmark and the Holocaust, 哥本哈根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中心，2003年），第45页。

[32] 引自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第33页。另见Leni Yahil，《拯救丹麦犹太人：民主政治的一场考验》（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Test of a Democracy,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33] 引自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第58页。

第五章

疯狂的杀戮

1944年的一系列事件，让奥斯维辛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屠杀的发生地。截至1944年春，奥斯维辛的总死亡人数比特雷布林卡少几十万，但这一年的春天和初夏，奥斯维辛一直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运转，迎来了建成以来最恐怖、最疯狂的杀戮。在这段恐怖的时期饱受折磨、最终死去的大部分犹太人都来自同一个国家——匈牙利。

如此多的匈牙利犹太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被迫登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原因错综复杂。匈牙利一直试图与纳粹进行政治博弈，在两种强烈而又矛盾的情感中来回摇摆。一方面，他们一向惧怕德国势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想与赢面较大的一方合作，特别是如果合作能让他们获得东部邻国罗马尼亚的领土的话。直到1940年10月，匈牙利人才终于下定决心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彻底与轴心国结为盟友。因为在此之前，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作为中间人促成了一项协议，将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地区北部划给匈牙利。匈牙利人对这片土地垂涎已久，在这个协议的诱惑下，再加上认为纳粹最终会赢得战争（在1940年夏天和初秋，这是一个“明智”的立场），匈牙利人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开始向他们强大的邻居靠拢。

1941年春，匈牙利人参与了希特勒入侵南斯拉夫的行动，6月，匈牙利军队又加入了纳粹向苏联发动的战争。然而，纳粹的闪电战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击败斯大林，反倒被拖成了持久战，此时，匈牙利人意识到他们站错了队。1943年1月，红军突破了匈牙利人在东部的防线，造成15万匈牙利人被杀、负伤或被捕的惨重损失。匈牙利政府认为此时的“明智”立场是疏远纳粹，于是在1943年与西方盟军进行了秘密会谈，并与他们协定，一旦盟军兵临城下，匈牙利便会转而支持盟军。

1944年春，希特勒决定向他这个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朋友发动进攻。在传统史学研究中，这个决定被视为意识形态驱动下的个人行为，而不是一个务实的策略。但近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希特勒这样做并不仅仅是想惩罚他摇摆不定的盟友那么简单，相反，希特勒和纳粹的行动相当理性。匈牙利是东欧少数几个尚未遭到纳粹劫掠的国家之一。希特勒认为，现在正是纳粹在这片富饶的沃土上进行搜刮的大好时机。[1]

犹太人自然成了纳粹强取豪夺的对象。匈牙利有超过76万犹太人，占全国总人口近5%。虽然这些人在此之前忍受着种种反犹主义规定的约束，但大多数人生活的社区（以及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大体上未受到破坏。处在服役年龄的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去了东部前线做苦力，已有几千人丧生，但剩下的犹太人仍抱有希望，以为他们可以逃脱残酷的迫害。1944年3月19日，德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匈牙利。就在第二天，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阿道夫·艾希曼也到达此地，奉命把匈牙利犹太人的财物尽可能搜刮干净之后驱逐他们。按照纳粹的一贯作风，艾希曼从第一批巧取豪夺的物品中给自己挑了件礼物，即位于布达佩斯整洁的玫瑰山区（Rose Mount）的一栋豪华别墅——“阿希纳别墅”（Achner Villa）。

然而，“最终解决”此时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1942年纳粹负责人在总督辖区面临的任务不同，艾希曼要做的不再是组织简单的灭绝行动。考虑到眼前紧迫的军事形势以及对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纳粹需要更加努力地把有劳动能力、可以为德国的战事出力的犹太人与那些对第三帝国毫无用处、需马上被送走杀死的犹太人区分开来。在纳粹看来，奥斯维辛成为匈牙利犹太人的理想去处，因为此时门格勒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积攒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进行这种筛选。奥斯维辛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的匈牙利人将被输往第三帝国各地的苦役犯工厂。

艾希曼最开始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纳粹惯常采用的反犹主义举措完全一致。在驱逐行动中，他成功地得到了匈牙利警方的配合，并把剩下的犹太人都驱赶到布达佩斯以外的隔离区。德国人一开始要求匈牙利“向帝国”交出10万名犹太人，但在犹太人都搬进隔离区后，匈牙利政府主动提出交出国内剩下的犹太人。与之前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斯洛伐克一样，匈牙利也发现，当犹太人原有生活被打乱、家中男人被带走以后，最“省心”的处理方法就是让纳粹带走所有人。而这个提议正中艾希曼下怀。

然而，除了这些可以想象得到的工作，艾希曼还做了另一件事。1944年4月25日，一个名叫约埃尔·布兰德（Joel Brand）的犹太人来到布达佩斯大华酒店与艾希曼会面。此人是“救援委员会”（Relief and Rescue Committee）的领导人，该组织致力于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控制。布兰德此前已经与艾希曼和其他党卫队军官开过多次会议，试图通过贿赂他们让一部分犹太人离开匈牙利。这一次，艾希曼对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都是我负责的。现在轮到匈牙利了。我叫你来是想跟你做个交易，我打算卖给你100万个犹太人。你想救谁？能生孩子的男人女人？老人？还是婴儿？坐下来，告诉我。”不难想象，布兰德对艾希曼的提议大吃一惊。他抗议道，这不该由他来决定，但艾希曼回答道：“我没法把全欧洲的犹太人都卖给你，只能放走100万个。我们感兴趣的是物品，不是钱。出国跟你们其他国家的负责人和盟军直接联络一下，商量出一个具体方案后再回来。”[2]

在纳粹“最终解决”的历史上，这是很反常的一件事。艾希曼多年来一直以灭绝犹太人为己任，是什么让他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一个看似反常的建议？我们可以从艾希曼当时所处的混乱政治局面中找到一丝线索：到达布达佩斯以后，艾希曼发现他不是唯一一个在匈牙利身担特别任务的党卫队军官，另外两个人——格哈德·克拉格斯中校和库尔特·贝歇尔中校也在这里。克拉格斯进行着各种“情报”工作，而贝歇尔则忙着敲诈匈牙利最大的工业集团所有者，魏斯家族。他以让他们安全离开匈牙利为条件，要求他们把自己在集团的股份交给党卫队。在艾希曼看来，这两位军衔与他不相上下的同事显然越了界，插手他原本以为会由自己全权负责的工作。富足的匈牙利就像一块肥美的肉摆在一群豺狼面前，艾希曼意识到，他必须主动出击才能在这场争夺中赢得上风。

在与布兰德会面前艾希曼得知，他的竞争对手贝歇尔已成功地将曼弗雷德-魏斯工厂的股份转到纳粹名下，作为回报，魏斯家族中约有50人获准离开匈牙利，前往中立国。贝歇尔的职业前景看起来一片大好，还搬进了比艾希曼的寓所更大的别墅，这栋别墅曾属于魏斯家族的某人。1961年艾希曼因战争中犯下的罪行遭到审讯时，曾在法庭上声称，自己真心希望布兰德与盟军的谈判能获得成功，但这显然是自我辩护，他4月25日之所以开出这样的条件，背后的动机似乎更直接也更自私：他在伺机从贝歇尔那里夺回主动权。如果他的上司希姆莱认可了对犹太人政策上的这一新变化，那么他，艾希曼，就不该落在后面，哪怕这种做法有悖于他的本性。艾希曼肯定知道这桩交易做成的机会不大，他知道盟军把物资交给纳粹、让他们拿去对付东线红军的可能性绝不会太高。但通过推进这件事，他想让希姆莱看到他是个愿意顺应形势而变通的人，一方面他不输贝歇尔，另一方面几乎可以肯定他仍能像过去一样，出色完成筛选和灭绝任务。

艾希曼与布兰德又进行了两次会面之后，交易的内容基本敲定：布兰德将前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设法说服盟军将1万辆卡车交给纳粹，让他们用在对付苏军的冬季作战中。作为交换，纳粹将释放100万名犹太人。布兰德要求艾希曼先释放一部分犹太人来展现“诚意”，并提到“救援委员会”先前颁发的600张通行证，这些通行证的持有者应允许迁入巴勒斯坦，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而，艾希曼不但拒绝了布兰德的提议，还坚持要把他的妻子汉莤关到大华酒店当作人质。

在大华酒店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克拉格斯、贝歇尔和其他几位纳粹人士也在场。镇上每个德国代表似乎都想从这次行动中分一杯羹。克拉格斯执意要一个名叫班迪·格罗斯（Bandi Grosz）的神秘人物跟随布兰德一起前往伊斯坦布尔。格罗斯是阿勃维尔（Abwehr，德国谍报组织）的一名特工，不久前这个机构在匈牙利的工作被叫停，由克拉格斯组织进行的情报工作取代。格罗斯此行的真正目的直到好几个月后才为人们所知晓。1944年5月17日傍晚，这两个人驱车穿越边界来到奥地利，并从那里登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布兰德记得他身旁的格罗斯衣冠不整，胡子拉碴，偷偷地背着打印出来的指示，指示印满了一页半纸。[3]就是这样一个不祥的、神秘的开端，开启了一项不祥的、神秘的行动。

无论有没有“用犹太人换卡车”的交易，艾希曼立即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都不会改变，奥斯维辛为接收这些人而做的特别安排也不会受到影响。在为迎接大批即将到来的犯人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营地的纳粹领导层也发生了若干变化。1943年11月就任集中营指挥官的阿图尔·利伯亨舍尔（Arthur Liebehenschel）被解职，调至稍次的岗位，即卢布林地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指挥官。新的命令为整个奥斯维辛的纳粹驻军设置了一名总指挥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1号营地和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指挥官现在都听命于他。霍斯的归来带着一雪前耻的意味，面对眼前极其艰巨的任务，他过去所谓的过失都统统被纳粹领导层遗忘了。

5月9日，也就是霍斯回到营地的第二天，他便提出迎接匈牙利犹太人的准备工作需要加快速度。按照奥斯维辛流传的说法，利伯亨舍尔管理时期集中营效率低下，并且缺乏真正的纳粹党人应有的“冷酷”。霍斯决心改变这一切。直到这时，从一英里外的主轨道分岔驶向奥斯维辛的铁轨才最终建好，犯人已可以被送到位于比克瑙中心的一个新坡道，这个坡道距2号和3号焚尸场仅100米远。霍斯还下令立即修复5号焚尸场的焚化炉，并在附近挖五个坑，以便焚烧尸体。[4]1942年的经验让他知道，屠杀犹太人对他和他的同事来说不是难事，最棘手的任务是如何同时处理成百上千具尸体。

不能不提的是，霍斯处处表现出他想要回到奥斯维辛的迫切愿望。1943年底离开营地的时候，他拒绝切断与集中营的所有联系，在柏林工作期间，他的家人继续住在位于奥斯维辛外围的指挥官寓所里（或许他们意识到，一个德国家庭住在波兰南部要比住在纳粹德国的首都安全得多，因为那里很可能成为盟军空袭的目标）。此时，霍斯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这个比原来更高一级的新岗位上。在人们的想象中，管理奥斯维辛大概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但霍斯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不仅在1943年11月即将被解职时努力地想要保住工作，并且为6个月后能重操旧业由衷振奋。霍斯的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到他回奥斯维辛后的真实感受，但我们不难列出种种理由来断定，重获奥斯维辛的管控大权一定让霍斯非常高兴：首先，他对奥斯维辛想必有一种强烈的主人心态，毕竟自集中营建造之初以来，他就一直担任这里的指挥官；其次，他肯定知道匈牙利的犹太人相对来说有多么富裕，而且明白他们死去后，自己很有可能从中获得好处；但比上述原因都重要的是，作为“最终解决”的坚定支持者，霍斯一定对执行眼前这项如此重要的任务充满期待。

对于匈牙利的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这只是噩梦的开始。从相对安全富足的生活到绝望的阶下囚，转变来得太突然，比其他任何一个被纳粹“最终解决”影响到的国家都要猝不及防。截至1944年3月初，艾丽斯·洛克·卡哈纳[5]一直与她的家人幸福地生活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小镇萨瓦尔（Sarvar）。她觉得他们过得无忧无虑。她的祖父拥有一家大型地毯织造厂，因此家境相对富裕。但纳粹到了没几个星期，他们的工厂和住所就以一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一个姓克鲁格的人。没过多久，他们与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犹太人一起被迫登上了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在士兵的监督下，当时15岁的艾丽斯、年长她两岁的姐姐埃迪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朝火车站走去。她们恰好从自己原来的家门前经过，看见克鲁格先生坐在窗边。“我觉得特别耻辱，”艾丽斯说，“我脑海中出现了出埃及记的场景。克鲁格先生看着我们走过去，脸上没有同情，只有喜悦——他现在成了我们工厂的主人、我们房子的主人。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狗跳了起来，它认出了我们，哀嚎起来。”

等他们接近火车站，艾丽斯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来说，火车站总是跟美好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因为父亲在布达佩斯有个办公室，我们经常在周一陪他去火车站，然后周四接他回来。他总会给我们带回点什么。”但这个曾让她如此快乐的地方，现在却完全变了个模样：“我们看见了运牲畜的火车！我对我姐姐说：‘肯定搞错了，这里停的都是载畜火车。他们不会让我们上这些车的。爷爷不可能坐在装牲畜车厢的地板上！’”但这显然不是什么误会。他们登上列车，车门“砰”地关上，唯一的光亮，是从车身木栅栏之间狭窄缝隙中透进来的光。在黑影中，她们能看见祖父坐在行李上，她们的母亲站在祖父身旁。里面非常热，很快空气中就充满令人作呕的汗臭味，车厢角落那个被当作马桶的铁桶也散发出阵阵粪便味。四天后，他们终于到达奥斯维辛。

“到了以后，我对埃迪特说，没有什么比这辆运牲畜的车更可怕的了。我确信他们会让我们工作，而且会给孩子更好的食物。”艾丽斯说。等大家下了车，聚在比克瑙的坡道附近，艾丽斯的姐姐让她站在儿童的队伍中，她们都以为儿童的待遇会比大人好，她们觉得纳粹毕竟来自一个文明的国家。因此，艾丽斯虽然个头很高，但还是站在了儿童及她们的母亲那一队。当然，按照集中营里扭曲的逻辑，这群人恰恰是纳粹最先要杀死的。那天在坡道负责筛选的是门格勒博士，他见艾丽斯等在那里，对她很是好奇：她是个头特别高的孩子，还是年轻的母亲？“您有孩子吗（Haben Sie Kinder）？”他问。艾丽斯在学校里学过德语，回答说她只有15岁，于是门格勒让她站到另一队去，那队是不会马上被杀死的成年人和青少年。没过多久，她被带进了比克瑙的“桑拿室”，在那里冲了澡，剃了头，领到一套尺码大出三倍的破烂衣服。

艾丽斯发现自己被分到了比克瑙的女囚营，此时，她跟自己的父母、祖父、姐姐——也就是全家人——都失去了联系。她迫切想要知道他们的消息，于是开始向其他女犯打听。她执著于家人的去处，特别是姐姐埃迪特。结果卡波走过来给了她一巴掌。“在这儿不许问问题！”她吼道，“从现在起给我安静！”

但艾丽斯决意不“安静”，她一定要找到姐姐，无论付出什么代价。等到又有机会时，她询问了更多问题，那是第二天凌晨四点，分区里所有人都被叫醒，被要求全体去厕所。在一片幽暗中，在充满污秽物和下水道气味的环境里，艾丽斯挨个问，有没有人知道刚到的那批匈牙利犹太人被带去了哪里。终于，一个女犯对她说，她觉得他们就在紧邻的隔壁营地，但艾丽斯仍然不知道如何联络上她的姐姐。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围墙隔开了一个个子营地，很难从其中一个去到另外一个。然而，另一位女犯告诉艾丽斯，每天早上都会由同一个人给两个营地送变质的替代咖啡，要是艾丽斯写个字条，或许能说服送咖啡的女人帮她捎去。而如果她能找到埃迪特，或许埃迪特可以获准转来这个营地。

艾丽斯很快了解到，在奥斯维辛，求人帮忙需要支付费用。她用自己的那份面包换来了一小片纸和一支笔，给埃迪特写了字条：“我在C营地12楼”，然后又成功地贿赂了送咖啡的女人带走字条。接着，按照艾丽斯的说法，“奇迹”出现了：几天后她的字条被送了回来，上面潦草地写着“我来了，埃迪特”。一天早上，埃迪特出现在送咖啡的女犯队伍中，她负责带回空咖啡杯。“我握着她的手，”艾丽斯说，“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对彼此发誓，再也不分开。”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和她的姐姐埃迪特，只是40多万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匈牙利犹太人中的一例。每批犯人被选中进行强制劳动的人数比例不定，有时只有10%，有时可达30%。但无论是哪一列火车，里面的绝大多数犯人都直接被送进毒气室。奥斯维辛之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屠杀狂潮：在不到八周的时间里，超过32万人被害。事实上，在纳粹德国，唯一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持续杀戮发生在早期的特雷布林卡，而那导致埃贝尔博士被开除。

为了赶上犯人运到的速度，纳粹扩大了在奥斯维辛四个焚尸场工作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队伍，特遣队成员从原来的200人增至近900人。这些犯人所从事的是集中营里最可怕的工作，他们需要引导刚到的人走进毒气室，在此过程中安抚他们，最后在杀戮结束后清理尸体。

达里奥·加巴伊[6]和莫里斯·韦内齐亚[7]是一对表兄弟，来自希腊的萨洛尼卡。纳粹招募特遣队成员时，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两人于1944年4月到达奥斯维辛，当德国人询问谁做过理发师时，他们主动举起了手。莫里斯的父亲开了家理发店，虽然达里奥对这门手艺一窍不通，但莫里斯让他也举手。与奥斯维辛其他很多人一样，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让他们感到宽慰，因为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都可以共同面对。

莫里斯和达里奥被带到比克瑙的一个焚尸场内，每人领到一把巨大的剪刀，他们都觉得用它剪羊毛比给人理发更合适。接着他们被带进一间房间，里头堆满没穿衣服的尸体。“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莫里斯说，“那些人看起来就跟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带他们进来的卡波踩在尸体上，以惊人的速度剪下女人的头发，示意莫里斯和达里奥该怎么做。但他们都尽量不踩在尸体上，而是小心翼翼地绕着尸体走动，这让卡波大为光火，用手杖狠狠抽打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踩着尸体，努力加快速度。当达里奥站到一个死去的女人肚子上时，她腹中的气体受到挤压从嘴里排出，这使得尸体发出类似呻吟的声响。莫里斯说：“达里奥吓得从尸体堆上跳了下来。”之前无论是卡波还是德国人，都没有解释过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因此他们毫无心理准备，直接进入了一个恐怖的世界。“简直难以置信！”莫里斯说，“我能有什么感受呢？没人能想象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德国人到底是怎样对待我们犹太人的。”那时他们还不知道，1942年8月，纳粹经济部门向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管理者下令，一定长度以上的头发统统需要收集，以便把它们编起来做成“潜水艇上船员的袜子和包裹铁轨用的纺织物”。[8]

达里奥和莫里斯明白，要想活命他们必须适应这一切，而且必须迅速适应。随着一批又一批犯人被带进焚尸场的地下室，他们很快熟悉了工作流程：新到的犯人被迫走进地下一层一间长长的更衣室，之后德国人会大喊“Schnell！Schnell！”让犯人脱去衣服并记住自己把衣服放在了什么位置，因为德国人告诉他们淋浴结束后需要穿回衣服。许多女人在被迫赤身裸体地朝外面的毒气室跑过去时，都会喊：“丢人！丢人！”“有些人开始察觉到事情不太对劲，”达里奥·加巴伊说，“但没人能做什么。这个过程必须继续，你知道的。一切都按德国人的想法进行。他们组织这种事已经很多很多年，所以一切都很顺畅。”

2号和3号焚尸场的毒气室在地下，因此等毒气室里挤满了人，门也被关严之后，齐克隆B的投放方式相对是比较直接的。党卫队士兵站在毒气室的屋顶上，打开盖子，可以看到特制的铁丝笼。随后，他们把罐装齐克隆B放进铁丝笼内，让铁丝笼下降进入毒气室，等降到底部再把屋顶上的盖子重新盖严。站在紧锁的门外，达里奥·加巴伊和莫里斯·韦内齐亚能够听见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哭喊着抓挠墙壁的声音。莫里斯还记得毒气室里塞满约一千人时，他听见里面传出“上帝啊！上帝啊！”的叫声，那声音仿佛是从地下墓穴中传出来的一样。等到喊叫声平息，大功率电扇被打开吹散毒气，这时就轮到莫里斯、达里奥和其他特遣队成员开工了。“等他们打开门，”达里奥说，“我看见这些人，这些半小时以前还走路（进入毒气室）的人，现在都立着，一些人被毒气熏得浑身青黑，他们没地方可逃，全都死了。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全都是那些立着的人，那些牵着孩子的女人们。”特遣队需要把尸体搬出毒气室，通过一个小电梯运到位于一层的焚化炉内。接着他们需要再次进入毒气室，用水流强劲的水管把墙壁上、地板上的血迹和排泄物冲洗干净。

这一整套恐怖的工作在党卫队士兵的监督下完成，但负责监督的通常只有两个人，甚至在屠杀规模达到最高峰时，现场党卫队士兵的人数也屈指可数。这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因屠杀而承受心理创伤的德国人，这种心理负担曾折磨着东部前线特别行动队的成员。然而，对一些监督毒杀过程的党卫队看守来说，实际情况是他们的工作不但没有给他们造成心理伤害，还带来了施虐的快感。达里奥·加巴伊记得，有一个党卫队看守不时到焚尸场选出七八个漂亮女孩，让她们在特遣队成员面前脱光衣服，接着他掏出枪，把子弹打在她们的胸部或私处，让她们死在这些人眼前。“那个时候我们没什么感觉，”达里奥说，“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肯定活不到最后。但我们渐渐习惯了一切。”

让莫里斯·韦内齐亚记忆深刻的，是对匈牙利人的屠杀达到最高潮的一个晚上，三个年轻女人——其中两人是姐妹，另一个是她们的朋友——走到一名党卫队士兵面前，要求他把她们三人一起杀死。这个党卫队士兵“非常乐意”满足她们的要求。他让她们站成一列，掏出左轮手枪，用一颗子弹杀了三个人。“我们立刻把这三个人抬走，”莫里斯说，“把她们扔进了火堆。接着我们听见有人发出尖叫声，原来第一个人并没有中弹，只是一时失去意识倒了下去……那个德国军官还是特别得意，觉得自己只用一枪就打死了两个人。那些畜生……正常人是无法相信和理解这一切的。难以置信，但确实是我们亲眼所见。”

幸存者的证言有时与当代文献记录惊人地吻合，达里奥和莫里斯的经历便是绝佳的例证，他们的叙述与其他特遣队成员信中所写到的内容完全相符，这些信件被装在各种容器里，埋在了焚尸场四周。战后被发掘出来的残破信笺，成了奥斯维辛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资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记录下自己经历的人后来无一例外，全部被杀害了。1952年从3号焚尸场遗址附近挖掘出来的一封信，其中写到的性虐待场景与达里奥和莫里斯的描述十分接近：“……或者是党卫队三级小队长福斯特。有犯人到达时，他经常站在更衣室的大门口，用手去摸每个光着身体跑进毒气室的年轻女孩的性器官。还有一些时候，党卫队队员把手指伸进漂亮女孩的私处，这些德国人从高到低什么级别的都有。”[9]这位特遣队成员还记下了其他犹太人对他们帮助德国人的行为提出的抗议，其中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说：“为什么啊，你也是犹太人，你把这么可爱的孩子送去毒死，就为了自己能活着？活在一帮杀人犯中间，对你来说真的比那么多犹太人的命更重要吗？”[10]

哈伊姆·赫尔曼写给他妻子和女儿的信，或许是所有特遣队成员信件中最令人心酸的一封。这封信是1945年2月在一个焚尸场附近发现的，当时它被埋在一堆骨灰下面。哈伊姆·赫尔曼写信时无法确知他的家人是否还活着，但他仍祈求得到妻子的原谅：“我们的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误会，它们让我现在体会到无法挽回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11]他这样描述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生活：“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说就是个地狱。但丁所描述的地狱与这个真正的地狱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们见证了这个地狱里发生的一切，而且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里……”[12]他还以极其凄婉的笔调安慰妻子，让她不必为他的心理状态担心。“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让你安心，我走的时候将十分平静，可能还会十分英勇（将视实际情况而定）。”[13]可惜没有一个目击者能活下来告诉我们，哈伊姆·赫尔曼在1944年11月、也就是在这封信写就不久后走向生命的终点时，到底有没有守住给妻子的承诺。

包括达里奥和莫里斯在内的许多特遣队成员都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死在了焚尸场，也知道自已正在协助纳粹组织对数千人的杀戮。每个人不得不找出自己的一套方法来面对这一切。达里奥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不去想”周围发生的事，变得像个“机器人”一样“无感”。“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什么也不想了。没有什么事让你烦心。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良知也藏了起来，一直藏到今天。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但在他内心深处，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继续留在特遣队工作，因为求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无论情况变得多糟，“你总能找到活到第二天的力量”。莫里斯·韦内齐亚更加强烈地感到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说：“我们也变成了动物……每天都要焚烧尸体。每天，每天，每天。你渐渐就习惯了。”当他听到毒气室里传出来的喊叫声时，“我们觉得应该自我了结，再不给德国人工作，可就连自杀都没那么容易。”

幸存者的证言和掩埋起来的信件都表明，特遣队几乎参与了屠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然而，被送进焚尸场的人越少，他们要做的反而越多，因为这个时候用巨大的毒气室进行屠杀“不够经济”，因此更传统的方式会被采用。“有时一列火车只送来50个人，”达里奥说，“我们得揪着他们的耳朵一个一个押送他们，然后党卫队士兵会在后面开枪把他们打死。”他记得每到这时总会“有很多血”。

尽管特遣队成员在工作时被迫目睹如此可怕的场景，但他们的住处与奥斯维辛其他犯人相比要好很多。莫里斯和达里奥睡在焚尸场顶层，他们的床铺比普通营房里的更干净、虱子也更少。到了晚上，他们常坐在床上聊他们的过去，甚至有时还会唱希腊歌曲。他们的食物也比集中营其他地方强，偶尔还能喝到伏特加。与在“加拿大”工作的犯人类似，特遣队成员能够用同样的方式获得一些珍贵的物品，这让他们有了坚持下去的可能：在屠杀过程中，他们有多次为自己“顺手牵羊 ”的机会。他们负责整理犯人在更衣室里脱下来的衣服，常常能从中发现藏起来的食物或贵重物品，而鞋子是人们最喜欢藏珠宝和金子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检查所有被毒死的人的五官七窍，在此过程中也会发现珠宝，虽然这个过程令人感到羞耻。

1．在工厂工作的奥斯维辛犯人，这样的工厂在奥斯维辛利益区有很多。

2．奥斯维辛犯人在比克瑙挖排水沟，这是集中营里最耗损生命的劳动项目之一。

3．“加拿大”，比克瑙的收集区，犯人在这里分拣从新到犯人那里掠来的物品。

4．奥斯卡·格伦宁，他于1942年秋抵达奥斯维辛。

5．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波兰政治犯，曾参与奥斯维辛最大胆的一次越狱行动。

6．特蕾泽·施泰纳（左起第三），一名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后被驱逐出根西岛，先到了法国，之后抵达奥斯维辛。

7．海伦娜·斯特洛诺娃，斯洛伐克犹太人，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便受到党卫队士兵弗朗茨·温施的照顾。

8．1944年春夏之交，一车匈牙利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背景处可以看到火车左右两侧2号和3号焚尸场的两个烟囱。

9．匈牙利犹太人到达后首先按性别分开，女人站一侧，男人站在另外一侧。

10．按性别分队后，接下来将进行臭名昭著的筛选。

11．这列犹太男人正接受一位纳粹医生的检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谁可以活命，谁要被处死。

12．一个匈牙利犹太人家庭将被送进毒气室，他们在4号和5号焚尸场旁的树林中等待。

13．奥斯维辛焚尸场中的焚化炉，每个可同时容纳数具尸体。

14．4号焚尸场。毒气室位于地上，齐克隆B从墙上的洞口倒进毒气室。

15．3号焚尸场，位于比克瑙坡道附近。毒气室位于这栋建筑的地下。

16．被捕的鲁道夫·霍斯。对一百多万条人命负有责任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认为灭绝犹太人的理由是“正当的”。

他们本该把找到的贵重物品全部交给卡波，再由卡波交给党卫队。但与“加拿大”的其他犯人一样，特遣队成员可以藏起一部分偷来的物品，并用它们在奥斯维辛繁荣的黑市进行交易。交易的对象有时是出于各种原因进入焚尸场工作的犯人，比如奥斯维辛的消防员，有时则是党卫队士兵。通过这种方式，特遣队成员得以在他们有限的配给之外，获得意大利香肠、香烟或酒水等珍贵物品。米克洛斯·尼斯利当时是奥斯维辛里的犯人，也是一名医生，他回忆起见到食物时的场景，说道：“桌上堆满了各种物品和美食，基本上一个被驱逐的人能带上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有各种罐头食品、果冻，有好几种香肠、蛋糕和巧克力。”[14]他还记得“我们面前的桌子上铺着一块厚重的丝绸缎面桌布，上面摆着刻有姓名首字母的精美瓷盘，成套的银质餐具，还有其他各种曾经属于它们被驱逐的主人的物品”。

当然，这些美食并不能真的弥补特遣队成员生活中恐怖的那一面带给他们的痛苦。听过达里奥·加巴伊描述他是如何不思不想、像个“机器人”一样做事之后，我们不难想象特遣队成员是如何被他们恐怖的日常工作扼杀了全部情感。但莫里斯和达里奥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事，它表明，总有一丝人性的光辉是纳粹无法抹除的。1944年的一个夏日，一群病怏怏的犯人来到焚尸场等待枪决，莫里斯和达里奥发现其中有一位是他们的表亲。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救他的命，因为焚尸场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但莫里斯仍希望能做些什么，让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好过一些。“我跑到他面前，问他：‘你饿吗？’当然，每个人都饿得要命，都非常渴望食物。他对我说：’我特别特别饿。’”莫里斯望着面前这位饿得虚弱无力的表亲，决定冒一次险。他趁卡波不注意，跑上了楼，从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一个肉罐头打开，然后冲下楼送到他表亲手上。“他只用了一分钟就把整罐肉吞下肚，他真的饿坏了。然后他就被杀了。”急匆匆地给自己的亲戚送来最后一餐，在今天听起来并不是多么英勇的行为，但对这些承受着巨大情感压力、忍受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生活的特遣队员来说，这种行为确实可以称得上英勇。

与此同时，截至1944年7月第一周，已有44万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奥斯维辛，其中绝大多数刚一到达便被杀害。虽然艾希曼在战后声称他满心希望布兰德的谈判能够成功，但这个可怕的数字足以拆穿他的谎言。布兰德还未离开布达佩斯，一辆辆列车就已经发往奥斯维辛，而在他努力说服盟军接受纳粹的方案时，犯人的输送也从来没有停止。

布兰德的飞机于5月19日降落在土耳其，他落地后立即动身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酒店（Pera Palace Hotel），与犹太人事务局（Jewish Agency）在当地分支机构取得联系，与巴勒斯坦犹太人领导层的代表们见了面。他匆匆向他们解释了艾希曼的提议，并表示在他看来，英国人不太可能把卡车送给德国人。但布兰德认为，只要盟军能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纳粹保持谈判，这些就都不是问题。然而，布兰德失望地发现，犹太人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个资深人士，向耶路撒冷发电报也是无法实现的，只能让信使把这个消息带到巴勒斯坦。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约埃尔·布兰德还将经历更多的打击，直到希望彻底破灭。

直到5月26日，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事务局负责人才把纳粹的方案告知一位英国外交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Harold MacMichael）爵士。但这位英国人当即拒绝了布兰德的提议，认为此举是想破坏西方盟军与苏联的关系。5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委员会难民接收与住所提供部门的成员达成共识：艾希曼的提议是赤裸裸的敲诈，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方案。美国人也迅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在6月9日将纳粹的提议转达给莫斯科方面，迫切希望斯大林第一时间知会此事。苏联外交部副部长19日回应，他的政府“不允许”与德国人就此话题继续展开讨论。[15]

与此同时，布兰德和他的同行者班迪· 格罗斯被英国人扣留，格罗斯这个原本不起眼的人物此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6月中旬，英国情报人员在开罗对他进行审讯时，他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声称布兰德的行动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他本人的任务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说自己直接受命于希姆莱，要在一个中立国促成英美高官及帝国保安部高层之间的会面，以便与西方盟军商谈能否单独签订一个和约，共同对抗苏联。

我们无从确切知晓，深不可测如格罗斯，在开罗向英国人提出此种方案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后来人们才发现，格罗斯至少是“三料”间谍，为任何付报酬给他的人工作，同时也背叛所有这些人。然而，这个提议确实来自希姆莱本人。[16]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显然认为，走这一步棋对他个人有利。如果这个提议被公之于众，他完全可以拿克拉格斯和其他人当作盾牌，否认是他给格罗斯下达的旨意；但凡西方盟军表现出任何愿意接受的意向，希姆莱届时将有两个选择：他可以自己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在英、美、苏三方之间制造裂痕，也可以真的促成这一方案。

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从没认真考虑过格罗斯的提议，在今天看来，纳粹会提出这样的方案非常不可思议。然而，它确实反映出当战争进入到这一关键时期，某些纳粹领导人、特别是希姆莱的想法。希姆莱显然知道战争形势对德国不利，他提出这个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然而，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简单来说，希姆莱同几乎所有纳粹党党员一样，从未理解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要把自己跟斯大林绑在一起。纳粹的愿望是与英国结盟对抗苏联，而希特勒的理想是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统治者，让大英帝国成为全世界海域的统治者。但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粉碎了任何让英国与纳粹结盟的可能。这样一种外交政策给纳粹造成的挫败感和愤怒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仍难以释怀。几年前，我拜访一位前纳粹党员，我刚一到，他就对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以为他指的是对犹太人的屠杀，于是回答说，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如此难过，这让我很欣慰。“我指的不是那个，”他说，“我指的是英国人和德国人最后怎么会打起来呢？真是个悲剧。你的帝国也没了，我的国家也毁了，结果斯大林占领了东欧。”

1944年晚春，希姆莱无疑有着同样的感受。他在某种程度上仍认为西方盟军会“理性地”行动，与纳粹联手抗击斯大林。纳粹领导人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德国将领还是只愿意向西方盟军投降，拒绝向红军缴械。甚至在希特勒自杀后，这种想法依然没有改变。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在1944年春与希姆莱一样，希望同盟军单独签订和约，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知悉班迪· 格罗斯的行动。希特勒是个相当务实的政客，他深知处于极大的劣势时签订的任何和平条约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布兰德行动标志着希特勒和他“忠实的”海因里希之间开始出现分歧，而随着战争走向终点，这一分歧还将进一步加深。

盟军虽然拒绝了布兰德–格罗斯的提议，但他们很谨慎地一直没有把这个决定直接告诉纳粹，以便在匈牙利国内进行的谈判能够继续下去。由于没有得到任何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息，布兰德的妻子在“救援委员会”另一成员鲁道夫·卡斯特纳的协助下，再一次试图说服艾希曼展现他对“犹太人换卡车”方案的诚意，即便盟军那边还没有消息。也先释放一部分匈牙利犹太人。但就在汉莤· 布兰德和鲁道夫·卡斯特纳试图与艾希曼谈判时，他们两人却双双被匈牙利当局抓捕，并被监禁起来拷打，因为匈牙利政府迫切地想要知道事情进展。最后德国人进行了干预，他们才被释放。他们什么也没透露，仍然力图说服艾希曼向盟军示好。

艾希曼和他的党卫队同僚最后终于同意，让少数匈牙利犹太人登上一辆列车，这辆列车按约定会把他们送出帝国。党卫队的主要动机再直白不过：贪婪。列车上一个席位最初售价200美元（艾希曼定的价格），后来涨到2000美元（贝歇尔的要求），最终定在1000美元。谁有权上车由一个委员会决定，卡斯特纳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埃娃·斯佩特[17]是与卡斯特纳相识的匈牙利犹太人，按照她的说法，这本应是个“诺亚方舟，应该由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的代表组成，包括青年组织、非法移民、东正教信徒、科学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等”。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艘奇怪的“诺亚方舟”，在决定谁能获得“船票”的过程中，私人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登上列车的人里，有几百人都是卡斯特纳的朋友和亲人，他们都来自卡斯特纳的故乡克鲁日。埃娃·斯佩特的父亲也是委员会成员，他决定把埃娃、她的丈夫、叔叔和祖父都列入可以登车者的名单中。

由于许多被准许上车的人付不起纳粹所要求的高昂费用，因此有些座位被卖给富绰的匈牙利犹太人，以贴补其他人，这就造成不同家庭成员被区别对待，而且这种区分看起来毫无根据。举例来说，埃娃·斯佩特及她的丈夫和儿子不需要付钱，但她的叔叔和祖父则需要。让这个决定显得更没有逻辑的是，埃娃的丈夫才是实际上为其他人凑钱的那个人（但他却不用给自己买票）：“我丈夫那个时候很有钱，他把钱给了我的叔叔和祖父，还把他所有剩下的钱都给了卡斯特纳。”拉斯洛·德韦切里[18]是另一个拿到了车票的匈牙利犹太人，他曾帮忙在布达佩斯的哥伦布大街建造了一处集合营地，让所有有资格登车的人在这里等待出发，这份差事让他自己也获得了上车资格。“每个人都听说了（有这么一辆列车），大家自然都希望自己能在名单上，但很多人都不能，你想想，一共有60万犹太人，而火车只能装下1600人。那些被迫留下的人把卡斯特纳当成了替罪羊。”

卡斯特纳在战后确实因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不光是因为他让自己的家人上了车，还因为他没有提醒其他匈牙利犹太人他们接下来将会面临的命运。1954年，卡斯特纳在以色列起诉一个名叫马尔基尔·格林瓦尔德的人犯有诽谤罪，他说卡斯特纳是犹太人的“叛徒”，然而，这起诉讼反倒迅速导致了对卡斯特纳行为的调查，最终法官宣判他犯有“将灵魂出卖给撒旦”罪。考虑到1944年春夏卡斯特纳所承受的压力，这一判决似乎过于严厉了，而且在那之前卡斯特纳曾非常热心地救助过犹太人，帮很多人逃出了斯洛伐克。至于对卡斯特纳没有警告其他匈牙利犹太人的指责，事实上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之后很可能无法再与艾希曼进行任何谈判，而且正如一位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顶尖学者所说，卡斯特纳“没有立场警告任何人”。[19]但不管怎么说，卡斯特纳绝非完人，他傲慢无礼的性格在法庭辩护中对他毫无帮助，而他在汉莤· 布兰德的丈夫出国期间与她私通一事显然也没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他成了一部分以色列右翼民族主义者仇恨的对象。1957年，就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即将推翻原诽谤控诉中对他的大部分有罪裁定前夕，他被人暗杀。

1944年6月30日，满载着难民的列车终于驶离布达佩斯。在此之前，大量的钱财和其他贵重物品被装进行李箱中交给了党卫队，而贝歇尔、克拉格斯和艾希曼全都参与了这次敲诈行动。当然，即便如此，1684名乘客仍不能确定火车会不会沿着那条已经严重磨损的铁轨开往奥斯维辛。“我们总是处在担惊受怕中，”埃娃·斯佩特说，“在火车上当然也很害怕。我们从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不过你本来也无法预知未来，不知道五分钟后会不会有地震发生。这很好。”列车向西而不是向北开去，穿越边境进入奥地利，最终到达林茨（Linz）。列车停了下来，纳粹说匈牙利犹太人可以在这里体检和“消毒”，这个消息让火车上所有人都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他们怀疑这是纳粹在耍诡计，担心自己将被送进毒气室。“我记得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医生面前，”埃娃·斯佩特说，“但我看起来仍然非常自豪。我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想让他看看一个临死之前仍充满自豪的犹太女人是什么样的。”她走进淋浴室，却发现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舒适的热水”。“我们本来都准备好死在里面了，那一刻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卡斯特纳安排的列车并没有开往灭绝营，但它也没有像纳粹承诺的那样离开帝国，而是朝德国下萨克森州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驶去。盟军于1945年4月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其幸存者令人震惊的样貌被拍成照片在全世界流传，贝尔根-贝尔森也因此臭名远扬。然而，匈牙利犹太人到达时的贝尔根-贝尔森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营地于1943年4月投入使用时有一个特殊的用途，那就是关押一些纳粹可能想在一段时间后驱逐出帝国的犯人。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有好几个子营地，并且各个子营地的条件相差很多，这让这个集中营的情况更加复杂。在所谓的“囚犯营”，500名曾参与建造营地的“普通”犯人被关在这里，这个子营地的条件非常艰苦，而在关押用来交换的犹太人（Austauschjuden）的“星星营”，生活虽然也很困乏，但条件相对要好一些。这里的犯人可以与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还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什穆埃尔·胡珀特[20]与他的母亲一起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时还是个小男孩，他们都属于Austauschjuden，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持有巴勒斯坦颁发的入境准许证的犹太人，纳粹认为可以用他们来交换人质。“从某种程度来说，生活还算过得去，”什穆埃尔说，“过得去的意思是，我们有三条毛毯，不至于冻着，有一些吃的，虽然不是特别多，但够我们活下来。我们不用工作。我在贝尔根-贝尔森学会了下棋，到今天我还爱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待在一起，我从没有与我的母亲分开过。”

乍看起来，纳粹释放犹太人、把他们送到西方国家的做法与灭绝政策完全格格不入，但我们不该忘记，在纳粹制定出“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他们处理所谓的“犹太问题”时更愿意采用的方式，就是对犹太人洗劫一番后将他们驱逐。1938年德奥合并以来，阿道夫·艾希曼一直积极地执行这一政策，它实际上与希特勒“摆脱”犹太人、勒索富人以获得外币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此前从没有过“100万犹太人换1万辆卡车”这种规模的交易，但早在1942年12月，希特勒就在原则上批准希姆莱可以为获得钱财将个别犹太人驱逐出帝国。

1944年7月，卡斯特纳列车上的1684名匈牙利犹太人发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并没有他们一开始担心的那么可怕。埃娃·斯佩特记得集中营甚至能提供某些“文化生活”，因为犯人有时会组织一些讲座和演奏会。不过，对纳粹不能遵守承诺的担忧一直困扰着这些匈牙利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贝尔根-贝尔森的条件越来越糟，这种恐惧也变得更加强烈。好在绝大多数人最后都被释放了，他们能获得自由，要感谢贝歇尔等人与瑞士犹太人代表继续进行的谈判。1944年12月，埃娃·斯佩特和她的家人从贝尔根-贝尔森登上列车，这次火车终于把他们带出了纳粹的控制区。“当我知道我们到达瑞士的那一刻，我必须说，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瑞士人对我们非常好，给我们土耳其毛巾、热水和香皂。简直到了天堂。”

6月30日离开布达佩斯的那辆列车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卡斯特纳和汉莤· 布兰德无法预料，他们也不会料到一系列戏剧性转变会在几天的时间里，导致纳粹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被彻底终止。就在列车发车前一周，盟军收到了关于奥斯维辛恐怖暴行的确切而详细的描述。其实早在1941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在西方就不是什么秘密，并且被公开宣传。丘吉尔本人就曾公开谈到过纳粹的大屠杀政策，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在1941年5月也曾告知同盟国各国政府有个关押波兰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包括他们在那里进行的处决。1942年7月[21]，伦敦出版的《波兰双周评论》列出了纳粹实施暴行的22个营地，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向议会宣读了一份声明，谴责纳粹的暴行，包括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他的发言结束后，议员们起立默哀了一分钟。1943年3月，波兰反抗组织发出的一则消息也提到了几个犹太人被屠杀的地点，奥斯维辛名列其中；同年6月1日[22]，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描述在奥斯维辛“纳粹对犹太人有多么残忍”的文章。

1944年1月，伦敦方面收到一位代号为“万达”（Wanda）的波兰特工撰写的报告，这是让盟军对奥斯维辛有进一步认识的又一重要事件。[23]这份报告写道：“妇女儿童被塞进小汽车和卡车里，然后被送到（奥斯维辛-比克瑙）毒气室。在那里，他们要度过极其痛苦的10到15分钟，最后窒息而死。”[24]报告继续写道，“每天有1万人”在“三个巨大的焚尸场”被杀害，已有近65万犹太人死在这个集中营。由于与这个话题有关的许多文档仍属机密，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万达的报告为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奥斯维辛同时作为集中营和灭绝营有着多重功能，这种复杂性让它难以被解释清楚。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从接下来围绕是否轰炸集中营进行的一场短暂辩论我们就可以看出，盟军认为对奥斯维辛的关注会分散精力，妨碍他们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击败德国。

人们对奥斯维辛的认识，由于四名犯人的行动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两人于1944年4月逃出奥斯维辛，阿尔诺斯特·罗辛和切斯瓦夫·莫尔多维奇则是在5月成功越狱。他们逃到不远处的斯洛伐克，在那里讲述的内容后来经过整理，成了著名的《奥斯维辛报告》（Auschwitz Protocols）。卡斯特纳于4月28日到达斯洛伐克，并拿到了基于前两位证人提供的证词所写就的初步报告，但他决定不发表报告的内容，大概是担心那会对他与艾希曼的谈判造成不利影响。直到6月，西方国家才读到《奥斯维辛报告》。6月18日，英国广播电台播出了与奥斯维辛相关的新闻，2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这个集中营的三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写到“臭名昭著的德国集中营，比克瑙和奥斯维辛毒气室”的存在。[25]

可以肯定，1944年6月到7月间公众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了解促成了政策上的一个变化，主要是轴心国方面。自从大批匈牙利犹太人遭到驱逐以来，很多人向匈牙利国家领导人阿德米拉尔·霍尔蒂（Admiral Horthy）提出抗议，就连教宗庇护十二世也向霍尔蒂呼吁停止驱逐行动（他因没有在战争中公开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遭到广泛批评），因为5月份罗马教廷通过越狱者的报告了解到奥斯维辛内的恐怖情形。罗斯福总统和瑞典国王也接连对霍尔蒂进行游说。终于，到了6月26日，日内瓦犹太人事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理查德·利希特海姆向英国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包含与《奥斯维辛报告》有关的信息，并号召盟军追究部分匈牙利政府官员对这一罪行负有的责任。这封电报被匈牙利当局截获，并在7月初呈交给总理多姆·斯托尧伊（Dome Sztojay），随后霍尔蒂被告知了电报的内容。

对这位76岁的匈牙利领导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他无法接受的。1940年，他认为德国人会赢得战争，因此支持德国；1943年，他又觉得他们可能会输，因此尝试着逐渐向盟军靠拢；到了1944年3月，德军占领了他的国家后，他与希特勒合作，因而得以继续留在自己的位子上；现在，面对即将对他个人展开的问责行动，这个人再次见风使舵。他通知德国人，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必须终止。在匈牙利军队的保护下，霍尔蒂于首都下达了指令，7月9日，官方的驱逐行动正式停止。

可以说霍尔蒂在德国人最脆弱的时候又给了他们沉重一击，因为1944年6月对纳粹德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月份。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海岸登陆，到7月初，局势已经明朗，盟军不会像希特勒预言的那样再退回到海上。而在这中间，苏联于6月22日发动了“巴格拉基昂行动”，重挫白俄罗斯的德国中央集团军。这个行动在西方不像诺曼底登陆那样为大众所熟知，但对于霍尔蒂来说，其统治国土位于欧洲中心，巴格拉基昂行动的意义重要得多。应对诺曼底登陆德国只派出30个师，而他们部署了165个师的重兵与红军交战，但仍被红军击退。用不了几个月，苏联人就将攻入布达佩斯。与之前丹麦的维尔纳·贝斯特一样，此时的霍尔蒂意识到，是时候编造理由为自己开脱了。

揭露奥斯维辛真实面目的详细信息传到西方，还产生另一个影响，那就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炸毁集中营的争论，这个问题到今天仍没有定论。1944年6月，位于华盛顿的战时难民委员会接到一位名叫雅各布·罗森海姆的人发来的请求，他来自“以色列世界组织”（Agudas Israel World Organization），希望盟军炸毁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轨。六天后，战时难民委员会的领导人约翰·佩勒向战争部助理秘书长约翰·麦克洛伊转达了这一请求，同时补充道，他对于这个提议的可行性有“一些疑虑”。[26]6月26日，麦克洛伊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它一方面不现实，另一方面会消耗本该用在其他“决定性战役”中的炸弹。[27]

6月24日，华盛顿又收到另一封电报，这次是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通过瑞士的战时难民委员会发来的。这封电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条是炸毁毒气室。7月4日，出于6月26日信件中列出的相同原因，麦克洛伊也拒绝了这个提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麦克洛伊的下属格哈特上校在给麦克洛伊的办公室内部备忘录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你对我说过，让我‘断然拒绝’这样的要求……”[28]这至少意味着，炸毁毒气室的想法没有经过进一步考虑就被否决。

伦敦也收到了轰炸奥斯维辛的请求。7月7日，丘吉尔得知这一请求后，向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尽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如需我的支持请告知。”[29]在空军部考量了各种可能的方案以后，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于7月15日给出了一个大体上否定的答复。他向艾登指出，英国人擅长的是夜间轰炸，英国轰炸机指挥部无法安排轰炸机在一夜的时间内飞越如此远的距离。只有美军可以在白天轰炸，因此他建议把这个任务交给美国人来完成。他还提议道，美国人最好能在轰炸毒气室的同时空投一些武器，争取促成一次大规模越狱。不管怎样，从他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美国空军。美方将军斯帕茨不久之后访问了英国空军部，英国人就这个方案向他征求了意见，他提出接下来可以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这个提议被转达给外交部，但后来再没有被提及。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的讨论持续了整个夏天。8月，世界犹太人大会再次请求美国采取行动，但仍遭到美国战争部约翰·麦克洛伊的拒绝。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在一封内部备忘录中写道，且不论现实上的困难，不进行轰炸还有“政治”原因：几乎可以肯定，大批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会在战后回到巴勒斯坦寻找他们的圣殿，而那片区域当时正由英国人统辖。[30]

就这样，位于大西洋两岸的两个国家都决定不轰炸奥斯维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没考虑轰炸的可行性。没有人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没有人进行可行性研究，没有人对不同备选方案进行过任何详细评估。可以明显感觉到，两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完全在别的地方（可能温斯顿·丘吉尔是唯一的例外，但他在写下了“尽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之后，也没有再提及此事）。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1944年7月有很多要考虑的事，其中，盟军在诺曼底的战役便牵扯了他们大量的精力。此外，红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波兰的“家乡军”（Home Army）也需要支援，7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差点在他位于东普鲁士的总部被刺杀。对于盟军空中部队来说，显然有很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完成。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华盛顿，占主流的都是以下观点：摧毁奥斯维辛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忽视集中营，把全部精力放在尽快取得陆地战役胜利上面。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不大光彩的原因：未经认真考虑就做出的决定，一些文件里使用的不屑一顾的口吻，这一切都让人不禁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没人费心把轰炸奥斯维辛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来对待。

那些当即拒绝轰炸请求的官员，要是知道这个问题在今天引发了多少学术讨论，一定会大吃一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一位学者在与犹太人展开讨论时发现，“不少人坚信，轰炸集中营可以让600万犹太受害者中的许多人获救。”[31]轰炸问题已远远超越了事实层面的辩论，成为一种象征——它意味着盟军本可以阻止犹太人被杀害，却选择不这样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认真而冷静地分析这个问题，以防止越来越多的人错误地认为，“600万人中的许多人”真的能够因轰炸而获救。

当然，在讨论盟军对奥斯维辛的轰炸时有个问题，那就是它并没有真的发生。我们要分析的是一段与事实相悖的历史，因此谁也不知道另外一种结局究竟会是什么样。虽然专家们在轰炸通向集中营的铁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那样做于事无补，因为纳粹可以让列车改用其他轨道驶向奥斯维辛，并且可以迅速修好被炸毁的铁轨，但在轰炸毒气室问题上，学者们却没有取得类似共识。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详细描述着空袭可能会遇到的大量困难，无论实施轰炸的是美军的B17或B24轰炸机，还是英国的轻型蚊式战斗轰炸机[32]；而另一些文章则激烈地质疑所谓的技术困难，指出轰炸完全可以摧毁焚尸场[33]。与很多历史假设一样，我们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

幸运的是，至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解开谜团，那就是盟军收到那些迫切而执著的轰炸请求的时间点。考虑到《奥斯维辛报告》送到盟军手上的时间，以及霍尔蒂决定停止向奥斯维辛遣送匈牙利犹太人的时间，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无论轰炸集中营还是轰炸铁轨都不可能阻止匈牙利犹太人被杀害，因为盟军拿到集中营详细信息时已经太晚了（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于7月9日正式停止，而英国空军部长就推迟的轰炸行动向艾登提出拒绝的日期是15日）。

另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也能帮助我们分析这一复杂问题，那就是轰炸不会对集中营里的灭绝行动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奥斯维辛报告》里详细描述了四个主要焚尸场的位置，但即便轰炸机在白天经过精确瞄准向这些焚尸场投放炸弹，即便它们被彻底摧毁，纳粹仍可以在奥斯维辛其他地方使用毒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奥斯维辛报告》中并没有写明“小白房”和“小红房”的地点，而它们的屠杀能力已足够满足纳粹当时的需要。在匈牙利的驱逐行动停止后，奥斯维辛有大量屠杀设施闲置。高峰时期这里每天有一万人被杀死，此时屠杀人数下降到平均每天不到1500人，且这样的数字一直持续到11月焚尸场被关闭。[3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算盟军响应1944年夏天的轰炸请求，对集中营发动空袭，他们也不能真的解救“600万人”中的“许多人”，相反，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一个也救不了。事实上，轰炸很可能会对一些离焚尸场仅数米远的营房造成连带性破坏，并夺去几百名犯人的性命，而这群人正是空袭本要拯救的对象。

当然，这是一个理性的结论。鉴于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大量讨论都停留在感性层面，这个结论大概会令很多人感到不满，他们更愿意相信，盟军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来阻止屠杀的发生。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例如，朝集中营空投枪支或许能促成一场反抗运动。然而，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因极度饥饿而虚弱不堪的犯人即时策划出一场反抗行动的可能性极低，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瞭望塔里荷枪实弹、被四周电网保护起来的党卫队士兵。可惜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这又是站在现在对过去一件没有发生的事进行假设。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它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宏大、更宽泛的追问：拯救犹太人的努力是不是做得不够？举例来说，早在1943年初，英国政府就确切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化屠杀行动，甚至知道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的具体名字和每个灭绝营的死亡人数。尽管有埃莉诺·拉思伯恩等议员请求放宽移民限制，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大批犹太人获准转移到安全的国家，但英国政府一直对这个提议坚决予以否决。1943年2月，安东尼·艾登在回复一位名叫威廉·布朗的议员提出的类似请求时说：“要想终结犹太人的苦难，甚至我可以说要想终结欧洲其他受难之人所忍受的折磨，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让盟军赢得胜利。”[35]几周后，也就是1943年3月，艾登在华盛顿参与讨论时说到，重要的是，“在主动提出把所有犹太人运出国时要格外谨慎”，并补充道，“如果这样做，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希望我们在波兰和德国也采取相同的做法。面对这种要求希特勒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全世界的船和其他交通工具加起来都不够。”[36]（可在战争的最后三年，他们却找到了足够的船只运送40多万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跨越大西洋。[37]）1943年5月19日，埃莉诺·拉思伯恩在英国下议院进行演说，严厉谴责了盟军的不作为：“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不该丧命的人的血汇流成河，涌进白厅街，那么血河将把街边那一栋栋灰色的楼房全部淹没，那里就住着我们的统治者。”[38]诚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如果盟军不畏威胁、取消对犹太人的移民限制会发生什么，但拉思伯恩女士的观点让人不能不认同，那就是盟军本可以提供更多援助。因此，如果现有的争论不再集中在轰炸奥斯维辛，而是转到盟军战时移民政策这个无疑更加复杂的问题上，那么辩论可能会更有成效。

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被停止后，艾希曼在布达佩斯暴跳如雷，而另一端的奥斯维辛也受到了影响：由于毒气室空闲下来，纳粹决定将比克瑙一个子营地里的犯人全部处死，那就是吉卜赛营。1943年2月以来，比克瑙的这一特殊区域（最多时）拥有约2.3万名吉卜赛人。他们不必与家人分开，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也不用剃头发。但没过多久，吉卜赛营就成了奥斯维辛条件最恶劣的营地之一：人口过度密集，缺乏食物和水，这些又进一步导致疾病肆虐，特别是斑疹伤寒和一种名为走马疳的皮肤病，夺走了几千人的性命。在2.3万名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吉卜赛人当中，总共有2.1万人死在了那里，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饥饿，还有一些在吉卜赛营最后被清空时死在了毒气室。

在纳粹看来，吉卜赛人是危险的、“反社会的”种族，应该被清除。考虑到被迫害人数占种族总人口的比例，吉卜赛人是第三帝国内除犹太人之外受苦难最深重的民族。究竟多少吉卜赛人被纳粹杀害并没有一个确切数字，据估计应有25万到50万。然而，纳粹在不同国家实行的反吉卜赛人政策并不一致：在苏联，吉卜赛人与犹太人一样，都死在特别行动队的枪口下；在罗马尼亚，吉卜赛人的人数虽多，但他们并没有集体成为屠杀的对象（但还是有几千人死于非人的对待）；在波兰，大部分吉卜赛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在斯洛伐克，迫害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尽相同；而在德国，许多吉卜赛人先是被送到了波兰的隔离区，比如有5000人被送到了罗兹，后来又成为1942年1月最早死在海乌姆诺毒气货车里的受害者。

在德国，纳粹认为吉卜赛人最“危险”之处，便是通过所谓的“混血”（Mischlinge）将吉卜赛种族特征转移到“雅利安”人身上。有一个例子可以鲜活地说明，纳粹在这方面的敏感到了多么夸张的地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埃尔泽·巴克[39]的小女孩，1944年夏天，8岁的她突然被带到了比克瑙的吉卜赛人营地。就在年初，她还与自己的家人幸福地生活在汉堡。虽然战争也给他们带来了困扰，但生在一个普通德国人家庭中的她仍过着相对安全的生活——或者说她本以为如此。然而，1944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她家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几个陌生人闯了进来，自称是盖世太保。他们声称要把埃尔泽带走，带到她“真正”的母亲身边。埃尔泽在父母绝望的注视下被拖走，离开了自己的家，被黑漆漆的夜色包围。她被带到港口旁的一个大仓库内，那里全是吉卜赛人，她记得很多人都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埃尔泽穿着母亲给她的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人，陷入震惊。直到后来她才发现，她“真正的”母亲有一半吉卜赛血统。一直被她当作亲生父母的人其实是她的养父母，她十个月大时被领养，并由他们抚育长大。

和其他吉卜赛人一起，埃尔泽被赶上一辆载货列车，送到了奥斯维辛。她记得自己被带进比克瑙的“桑拿室”，被要求脱光衣服洗澡。后来她试图从一堆衣服中找出自己的，但怎么也找不到。作为一个教养良好的小女孩，她不想拿走任何不是自己的东西，因此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穿，而她身边其他的吉卜赛人纷纷挑拣最好的衣服给自己穿上。最后，她面前的水泥地上只剩下了五六件衣服，她旁边的一个女人对她说：“你随便抓一件穿吧。”结果，来时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有层层冬衣御寒的埃尔泽，此时却只穿上一条短内裤和一条薄薄的夏裙。

在阴暗拥挤的营房里，四周全是吉卜赛人家庭，这个8岁的小女孩由于惊恐而陷入了沉默。她不说话，也不哭，因为没人在意她的眼泪。她淹没在乱糟糟的人群中间，而在她看来，这些人全都“只顾自己死活”。后来一份从天而降的好运可说是救了她的命：一个名叫万达的卡波可怜她，让她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睡在旁边一张铺着毯子的桌子上。那个地方“比营房里要强一百倍”。在集中营里的大部分时间，埃尔泽都在漫无目的地闲逛。每天她都会走到吉卜赛营的边缘，那里的铁丝网紧挨着铁轨，她就在那儿看新犯人到达。她看见“大部分穿得很好”的人排着队朝一个方向走去，后来她才知道，那通往焚尸场，而他们是被筛选出来毒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当然她那个时候并不了解这些。铁丝网外没有新犯人可看的时候，她就会“玩”她仅有的一个玩具——从一副眼镜上掉下来的一个镜片，这是她在地上捡到的，她会找些干草堆成一堆，然后用镜片聚焦太阳光，直到把干草点着。

几周后，万达对埃尔泽说：“你不能再跟我住在一起了。”她随即离去。“我特别惊慌，”埃尔泽说，“我又是一个人了。我沉浸在惊慌中，不明白周围发生着什么……我分不清白天黑夜，觉得一切都乱了套，你怎么形容都行。”埃尔泽记得她又被送回营地里一个比较大的分区，但这个分区没有以前那么拥挤，因为在这之前党卫队组织了一轮筛选，很多吉卜赛人被转移到集中营其他地方。随后，停水了，所有人被要求回到营房。那天晚上有“很大的声响，是很大声的尖叫，我以前从没听到过那种尖叫”。我们无从确定当时外面发生着什么样的暴行，可能是集中营里任何一次行动，可能是党卫队正在为接下来将要组织的吉卜赛营清空行动做准备。但有1400名吉卜赛人被挑选出来送往另一个集中营，从而逃过了最后的恐怖灭绝，埃尔泽便是其中之一。奥斯维辛的记录显示，编号为吉卜赛人10540号的埃尔泽于1944年8月1日离开。

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也编不出埃尔泽的亲身经历。想想看，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是德国人，却突然从深爱她的父母身边被夺走，被告知自己是领养的，而且还有吉卜赛血统，随后被送到奥斯维辛，陷入完全自生自灭的境地，直到被一个卡波照顾，后来再次被抛弃，在暗无天日的营房中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外面还发生着可怕的暴行，最终被送到另一个集中营。难怪埃尔泽会觉得这段曲折的经历“让你下半生再也不会对什么事感到惊讶，我绝对有发言权，真的会这样”。

埃尔泽离开奥斯维辛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晚上，吉卜赛营被清空，许多人目睹了纳粹这一行动的恐怖场景，瓦迪斯瓦夫·斯米特[40]是其中一个。他本是吉卜赛人，却被纳粹误当成波兰政治犯，关在比克瑙与吉卜赛营相邻的子营地，而他的许多亲人就在隔壁。8月2日晚，他看到纳粹抓起吉卜赛儿童朝卡车的一侧撞去，听见自动机关枪开火和手枪射击的声音。他看见吉卜赛人用他们找到的一切能当武器的东西奋力反击，比如勺子或小刀，但他们很快就败下阵来。“我开始哭喊，”他说，“我知道他们要被送去杀死。一切都结束了。当时的我肯定是全天下最痛苦的人。”那天晚上，2897名吉卜赛人被赶进焚尸场毒死，其中很多人的尸体就在附近的露天大坑里火化。

与此同时，埃尔泽被带到位于柏林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在那里捱过了几个星期，饥寒交迫，几近昏迷。1944年9月的一个早晨，救赎的时刻终于到来：担任她分区卡波的波兰女犯点到她的名字。埃尔泽被送到行政区，突然被告知：“你马上就自由了。”随后被要求去冲澡，除了刚到奥斯维辛那天，这是她后来第一次洗澡。她赤裸着身体被领进一个房间，里面是堆得高高的衣服。她站在那里，“非常害怕和惊慌，什么也不敢做，就光着身体，浑身湿漉漉的，四处张望着，大概是等着因为走进这里而遭到处罚，我曾经在什么错事都没做的情况下挨打”。由于她太久都没有从那个房间出来，一个女人不得不进来帮她穿衣服。接着，埃尔泽在行政区的一间办公室里等待，直到她的养父被带进来。看见养父时，埃尔泽的感觉是“麻木”：“太麻木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如果他们那时对我说：‘全能的上帝来看你了’，我也不会有任何触动。”被释放之前，埃尔泽还要签一份文件，这是所有离开集中营的犯人都要做的，以表示他们同意不泄露自己所在的地点，也不透露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我不需要划十字，因为我会写字，”她说，“我想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签名。”

随后，埃尔泽与她的养父一起登上列车回到了汉堡。他们所在的那节车厢里有位德国陆军军官，埃尔泽还记得，养父向这位军官讲述了自己的养女被捕并被囚禁的经历，而这一切只因为小女孩的外祖母是吉卜赛人：“他掀起我的裙子，露出我的腿，我的腿上都是溃烂的伤口。他说：‘这就是你们在前线为之奋斗的东西。’”她不记得那位军官如何回答，但她记得她一回到家，她的姐姐就用土豆泥给她做了一个蛋糕（当时糖是限量配给的），并煮了几根胡萝卜插在上面当蜡烛。离开学校6个月之后，埃尔泽又回到了课堂，重新假装自己是个普通的8岁德国小女孩。

没人知道埃尔泽究竟为什么获救，盖世太保在战争结束时销毁了所有可能揭开谜底的资料。或许是因为她的养父提出抗议，指出她已经完全同化于德国社会，而这一抗议最后终于被当地的纳粹官员接受。那一年埃尔泽的养父甚至加入了纳粹党，以表明自己的忠心，很可能是这个举动扭转了局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6个月噩梦般的生活给一个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埃尔泽·巴克说，“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它是个特别愤世嫉俗的看法，但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得出的。我很抱歉要这样讲。”

突如其来的暴力虐待，专断霸道的行为，随心所欲的残忍，埃尔泽·巴克的个人遭遇揭示出奥斯维辛生活中最可怕的地方。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她的经历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让犯人们有更大的可能活下来，实际上也让这样的生活更值得继续。在埃尔泽的例子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万达的帮助，她如何能熬过奥斯维辛的这段日子。对于这一点，与埃尔泽同时被关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也有同感。之前，艾丽斯对姐姐埃迪特的爱已经让她在集中营一次次铤而走险，只为能与姐姐在一起。但那年夏天她们遇到一个问题：埃迪特染上了伤寒，被送去医护营房。对于埃迪特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光因为那里的医护条件不够好，还因为纳粹会对医护营房里的病人进行频繁的筛选，把选出来的人直接送进毒气室。然而，艾丽斯坚信埃迪特一定能活下来，并且经常去探望她。为了进入医院，她省下自己的面包拿去贿赂卡波，还答应帮她把前一天晚上死去的犯人尸体搬出医院。“我只有15岁，”艾丽斯说，“之前从没见过死人。我想，这些人昨天还活着，能说话、能走路，可现在却被我扔在地上堆成一堆。这是件很恐怖的差事，但为了见到埃迪特我必须做这些，哪怕只能见她一分钟。”

作为医务室的访客，艾丽斯很受欢迎，因为所有病人都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每当探望姐姐的艾丽斯走在医护营房里，里面的犯人总会拉着她的衣服问：“外面有什么新鲜事？”置身于这个暗无天日、疾病肆虐的医院，闻着排泄物和腐烂物质的味道，耳边是垂死之人的呻吟，艾丽斯总是努力给这里的犯人一些慰藉：“我学会编故事，比如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但艾丽斯知道事实，她亲眼目睹人们从医务室“消失”的速度有多快，一些人死在他们的床铺上，另一些被挑出来送进了毒气室。因此，尽管埃迪特病得很重，艾丽斯还是决定把她带出医院。她对埃迪特说：“如果你能忍受得了，你就装死，我把你运出去，然后咱们回自己的营房。”第二天，埃迪特装成死人，艾丽斯把她和其他那些在前一晚过世的人一起运出了医院。她们一到医院外，艾丽斯就搀扶着姐姐蹒跚地穿过比克瑙，回到自己原来的营房。

然而，在医护室外面那个全是“健康”女性的环境中，保护生病的姐姐更是难上加难。“每天都有筛选，”艾丽斯说，“（他们）特别严厉，特别可怕。”女人们常常要站在衣冠楚楚的约瑟夫·门格勒博士面前等待。“那个时候我们身上都长满虱子，那种感觉真是恐怖，太恐怖了。没有什么比你觉得你浑身长满虱子更屈辱。你的脑袋、衣服，你身体的任何地方，无论你往哪里看，都能看见有东西在爬。而且你没法洗，没有水。”

一天，艾丽斯和她的姐姐被选中，不过她们只是被调到比克瑙的另一个营房。就在那里，艾丽斯有了一次不可思议的与死神擦肩的经历。当时是1944年10月，天气已经越来越冷，分区的卡波让所有青少年出列，说他们可以额外领到一些衣服。艾丽斯决定加入到这支“孩子”的队伍，去领一些暖和的衣服给埃迪特穿，好让她熬过波兰即将到来的寒冬。“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来到一栋漂亮的楼房前，楼房的窗台上还摆着鲜花。我们走了进去，党卫队女兵说：‘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鞋子放整齐，把衣服脱了放在地板上。’我们被带进一个房间，大家都光着身子。”艾丽斯和其他人坐在房间里等待着，以为自己在领到说好的新衣服前要先洗个澡。“那个房间很大，墙壁是灰色的。光线很暗，等他们关上门以后，里面几乎全黑了。我们坐在那里等着，冻得直打颤。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突然，门被猛地推开，一个党卫队女兵大叫着：“赶快离开这儿！赶紧出去！”并把这些大孩子的衣服扔还给他们。“快走！”她叫着，“跑得越快越好！”艾丽斯找不到自己原来的衣服，只好随便穿上一件，回到了营房。回去以后她向其他人抱怨：“他们跟我们说会领到暖和的衣服，结果我自己的衣服都丢了！”其他犯人对她说：“傻孩子！你不知道你刚才在什么地方吗？”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刚才等待的地方，是五号焚尸场的毒气室。

艾丽斯的故事中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即便已经在比克瑙住了好几个月，她仍没有意识到她被送到何处。她当然听说过毒气室，任何一个在比克瑙待过几天的人都知道毒气室的存在。然而，为了应对集中营里的艰难生活，艾丽斯屏蔽掉了这类信息，她肯定不清楚屠杀的具体机制。“我的注意力全在埃迪特身上，”艾丽斯说，“我把所用精力都用来让埃迪特活下来，因此我并没有想过那些恐怖的事。或许也因为那一切都太可怕了，已经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一个在正常环境下长大的15岁女孩，怎么能理解自己会被他们送进毒气室？毕竟已经是20世纪了呀！我会去看电影，我的父亲在布达佩斯有办公室，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在我们家你绝对不能说一个脏字。你怎么可能想象如此龌龊的事情？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杀人？我们还一直被教育说德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连那些生活在焚尸场烟囱旁边的人，都能把这些地方的存在从自己的思想中抹除。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不仅因为屠杀工厂的实际功用太过恐怖，让人难以想象，还因为他们在集中营的每一天都过着屈辱的生活：他们穿着爬满虱子的衣服，抢着用厕所，努力寻找糊口的食物，身边的一切都肮脏污秽，所有这些都让他们只关注眼下如何生存，而抛弃了其他所有念头。但艾丽斯之所以没有认出她所置身房间的实际用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0年过去，她依然清楚地记得走近焚尸场时看到了红色的花，可能是天竺葵，它们种在盒子里，摆在窗台上。在奥斯维辛艾丽斯从未见过鲜花，对她来说，那些花让她想起过去安稳的生活：“我看见窗边的花，它们让你想起了家，让你想起德国人攻进匈牙利时，母亲出门去了，她没有害怕、没有哭喊，也没有歇斯底里，而是到市场上买了紫罗兰回来。那让我感到非常平静。如果母亲还去买花，就说明情况不至于太糟。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正是这些小小的设计——比如焚尸场窗台上的花——让纳粹的屠杀过程超越了单纯的暴行，直到今天，这里头所蕴含的深刻嘲讽在所谓的“文明”世界里无出其右。

那天艾丽斯之所以能够活命，完全得益于一份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她坐在毒气室里的日期是10月7日，这是奥斯维辛历史上特殊的一天，因为这天发生了特遣队起义。早在6月，一些特遣队成员就在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协助下筹划着反抗守卫的起义，该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雅各布·卡明斯基的犯人。然而，这个计划后来败露。在奥斯维辛，犹太犯人很难进行秘密的反抗运动，一方面因为集中营里严密的卡波网络时刻监管着他们，另一方面当然也因为集中营里高得惊人的死亡率。卡明斯基遭到告发，但团队中其他核心成员活了下来，继续努力“顺手牵羊 ”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比如小刀、十字镐等等，并透过铁丝网与比克瑙的其他犯人进行交涉，以便获得更多武器。

特遣队员们觉得，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10月7日采取行动。因为就在几天前，党卫队宣布招募“志愿者”为奥托·莫尔工作，这个党卫队军官是所有焚尸场监工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最近他被派往格利维采（Gliwice）子营地担任指挥官。犯人们都知道这是个骗局，因为上一批被“选派去”马伊达内克营地的特遣队成员，实际上都被党卫队杀害了，他们的尸体当夜在2号焚尸场被火化。第二天早上，留下来的特遣队成员认出了同伴烧了一半的尸体。他们曾对纳粹为自己安排的最终结局抱有幻想，现在，连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此外，特遣队成员很清楚，自己对纳粹的利用价值已经大打折扣。8月和9月，罗兹隔离区被清空，6.5万名犯人到达奥斯维辛。正因为如此，纳粹才没有更早就开始削减奥斯维辛特遣队的人数。此时，由于没人“自愿”站出来申请“调到”格利维采，他们听说4号和5号焚尸场的卡波已接到命令，要选出300个特遣队成员“派往橡胶厂”。与纳粹承诺特遣队成员的所有目的地一样，这些工厂当然也是子虚乌有。

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10月7日那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半，4号焚尸场的特遣队成员发起了反抗。[41]他们用十字镐和大石块当武器，等守卫靠近时对他们进行攻击，随后在焚尸场放了一把火。在与党卫队看守肉搏数分钟后，一些特遣队成员成功逃到附近的树丛里，跑到拉伊斯科（Rajsko）这个小村庄以外的地方，但他们仍被困在奥斯维辛隔离区范围内。与此同时，2号焚尸场的特遣队成员也奋起反抗，把一个党卫队守卫推进了燃烧着的焚尸炉中。

约有250名奥斯维辛特遣队成员在后来的报复中丧命。所有逃跑的人最后都被抓了回来并被枪决，另有一些被怀疑参与了起义的人也遭到杀害，共计200余人。特遣队那一天的行动造成三名党卫看守被杀。不过，这次起义也救了很多人的命：几乎可以肯定，正是特遣队在4号焚尸场造成的混乱，让党卫队放走了隔壁5号焚尸场毒气室里的艾丽斯·洛克·卡哈纳等人。

奥斯维辛特遣队暴动发生后的第九天，匈牙利的政治局势再次发生变化，在纳粹的支持下，匈牙利箭十字党（Arrow Cross）推翻了拒绝服从的霍尔蒂政权。驱逐停止后，几个月以来一直靠酒精度日的艾希曼立即召见卡斯特纳，一见面就对他说道：“我回来了！”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本已逃过被驱逐的命运，现在却成了艾希曼的新目标。鉴于红军正在逼近，安排那么多辆列车也有困难，把这些人送去奥斯维辛是不现实的，因此艾希曼决定，让他们步行到120多英里之外的维也纳。

11月，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被迫离开布达佩斯，开始了向西的跋涉，在没有食物、雨雪交织的情况下朝奥地利艰难行进，其惨烈景象让心肠最硬的纳粹军官都看不下去，艾希曼被要求停止驱逐，然而他却无视命令执意继续，遭到目睹惨状的中立国代表的强烈谴责。考虑到布达佩斯还有超过10万名犹太人，眼看就要成为艾希曼残酷行军计划的受害者，库尔特·贝歇尔这个一向更为务实的纳粹分子就他同僚的做法向希姆莱提出了抗议。贝歇尔和希姆莱都很清楚，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作为战败的一方，德国人的意识形态需要向现实妥协。

希姆莱把贝歇尔和艾希曼叫到他位于黑森林特里堡（Triberg）的私人列车上开会。按照贝歇尔的说法，希姆莱要求艾希曼停止驱逐匈牙利犹太人，并说：“到目前为止你一直都在灭绝犹太人，但我现在命令你从今天开始变成犹太人的拥护者。”[42]对希姆莱这个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策划人来说，此举无疑是极具戏剧性的大逆转。随着战争进入到最后几个月，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还将有更多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

[1] Christian Gerlach和Götz Aly，《终曲》 （Das letzte Kapitel，Fischer 2004）。

[2] 原话引自Joel Brand的审讯记录，1944年6月16—30日，档案编号为SIME/P 7769, FO 371/42811；另见1961年6月29日对艾希曼的审讯中Brand提供的证词，审讯场次号为56。

[3] 见Bandi Grosz 的审讯记录，1944年6月6—22日，档案编号为SIME/P 7755, TNA 371/42811，第42—43页。

[4] 《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198页。

[5] BBC访谈。

[6] BBC访谈。

[7] BBC访谈。

[8] 引自Andrzej Strzelecki，“对受害者遗体的利用”（Utilization of the Victims’ Corps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407页。

[9] 《在罪孽的噩梦中：特遣队成员手稿》（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 Manuscripts of Members of Sonderkommando，奥斯维辛国立博物馆，1973年），第119页。

[10]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19页。

[11]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82页。

[12]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85页。

[13]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81页。

[14] Miklos Nyiszli，《奥斯维辛：一名医生的亲身经历》，第4页。

[15] Yehuda Bauer，《待出售的犹太人？》（Jews for Sale ?，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0页。

[16] Bauer，《待出售的犹太人？》，第167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见Yehuda Bauer在《大屠杀百科全书》第一卷中发表的评论，第790页。

[20] BBC访谈（见2000年1月19日播出的节目《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Timewatch: Himmler,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Reich]。制作人Detlef Siebert，执行制作人Laurence Rees。）

[21] “罪证的收集与传播”（Gathering and Disseminating Evidence of the Crime），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四卷，第307—315页。

[22] “罪证的收集与传播”，第315页。

[23] 特别值得一读的是Richard Breitman的著作《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知道些什么》（What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Knew，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98），第七章：“奥斯维辛官方机密揭底——纳粹的计划”。

[24] 引自《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知道些什么》，第120页。

[25] 引自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之辩》（The Case for Auschwitz,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154页。

[26] 引自Martin Gilbert的文章“关于轰炸奥斯维辛可行性的当代争论”（The Contemporary Case for the Feasibility of Bombing Auschwitz），载于Michael J. Neufeld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盟军与大屠杀》（Allies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St Martin’s Press，纽约，2000年），第66页。

[27]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67页。

[28]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68页。

[29]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70页。

[30]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73页（欲了解对档案更详细的分析，参见Gilbert论文全文，第65—75页）。

[31] Deborah E. Lipstadt，“未实施的救援与当代美国犹太史学研究中的大屠杀：远距离评判”（The Failure to Rescue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ish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 Judging from a Distance），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229页。

[32] James H. KitchensⅢ，“轰炸奥斯维辛问题再探讨”（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Re-examined），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80—100页。

[33] Stuart G. Erdheim，“盟军本可以轰炸奥斯维辛-比克瑙吗？”（Could the Allies Have Bombed Auschwitz–Birkenau?），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127—156页。

[34] Richard Levy，“再谈轰炸奥斯维辛：一种批判性分析”（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Revisited: a Critical Analysis），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114页。

[35] 引自Martin 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Auschwitz and the Allies，Pimlico 2001，初版于1981年），第121页。

[36] 引自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第127页。

[37] 引自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第127页。

[38] 引自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第139页。

[39] BBC访谈。

[40] BBC访谈。

[41] 《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217页。

[42] 见Kurt Becher 1947年7月10日的证词，引自艾希曼审讯记录，TAE第八卷，第2895—2896页。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

最后一刻，它来得很突然。1945年1月的一个晚上，10岁的埃娃·莫泽斯·科尔[1]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正躺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床铺上，突然被巨大的爆炸声震醒。窗外红色的火焰照亮了寒冬的夜空。原来，纳粹炸了焚尸场。没过多久，她们就被迫离开自己的营房，与其他双胞胎一起沿着大路朝奥斯维辛主营地走去。这些双胞胎都是门格勒博士的实验对象。四周的场景宛如噩梦，抬起头可以看到远处纷飞的炮火。在黑暗中党卫队催赶着这些孩子，不让他们有片刻的喘息。走不动路的被当场开枪打死，尸体就扔在路边。一片混乱中，有两对双胞胎分别与自己的兄弟姐妹走散，再也没能相见。

到了奥斯维辛主营地以后，埃娃和米丽娅姆基本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原本由卡波和守卫组成的严密监管网络现已崩溃，犯人们全都自己照看自己。埃娃甚至穿过了外围铁丝网，走到主营地一侧的索拉河河畔找水喝。在埃娃试着敲碎冰面的间隙，她抬起头，看见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小女孩站在河对岸。那个小女孩穿着漂亮的衣服，精心编起来的小辫子用丝带绑着，还背着书包。此时的埃娃穿着破衣烂衫、浑身长满虱子，站在对岸盯着她看。埃娃觉得眼前所见“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她说：“这是我们到奥斯维辛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外面还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的孩子看起来就像个孩子，他们会去上学。”

埃娃和米丽娅姆能活下来已经非常幸运，因为纳粹的计划本来是把她们和剩下的几千名犯人一起杀死，这些人被认为太过虚弱，无法和大部队一起从奥斯维辛出逃。处决这群人的命令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施毛泽在1月20日下达，他也是这个地区的指挥官。[2]在接下来的七天当中，党卫队特别分队在比克瑙和附近的子营地杀害了约700名犯人，但包括埃娃和米丽娅姆在内，近8000名犯人侥幸逃过一死，因为红军朝奥斯维辛进发的速度太快，党卫队自顾不暇，已顾不上执行命令。

没过多久枪声就平息了。1月27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红军战士到达营地。在IG法本公司丁纳橡胶厂旁边的莫洛维茨劳工营，他们发现了600名幸存者，在比克瑙解救了近6000名犯人，而奥斯维辛主营地剩下的犯人约为1000人出头，其中就包括埃娃和她的姐妹米丽娅姆。埃娃第一次听到有人宣布她的苦难就要结束，营房里一个女犯大声呼喊着：“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埃娃跑到门边，外面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她什么也没看见。好几分钟之后，她才辨认出穿着白色外衣的红军战士：“我们朝他们跑过去，他们拥抱我们，还给了我们饼干和巧克力。在极度孤独的环境下，一个拥抱的意义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大得多，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我们渴望已久的，人的价值。我们不光渴望食物，也渴望人的善意，而苏联红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家园，我最怀念、最渴望的就是拥抱和亲吻，但没有人再给我这些。因此，我给我的学生上课时，总会告诉他们：‘你们今天下午回家以后，请替我们所有这些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孩子多给你们的父母一个拥抱，多给他们一个吻，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可以拥抱和亲吻的对象。’”

伊万·马蒂努什金是红军一个炮兵连的中尉，他与战友们一起攻进了奥斯维辛镇。他们到达比克瑙的时候，这个营地在几小时前刚刚被解放，奇怪的是，四周一片静寂。那里的犯人望着他，“眼中带着感激”，脸上带着“强挤出来的笑容”。“我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他说，“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完成了使命。”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说，虽然他和战友对奥斯维辛的犯人“感到同情”，但眼前的景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别大的触动：“你要明白战争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当时已经有超过一年直接作战的经历，在那段时期，我见过集中营，当然不是这种营地，但也是规模小一些的战俘营。我见过被摧毁的城镇，也见过被破坏的小村子。我见过我们自己人饱受痛苦。我见过伤残的孩子。随便哪个村庄全都经历过这样的恐怖、这样的惨剧和这样的苦难。”

伊万·马蒂努什金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它提醒我们注意许多在东部前线奋战过的人初次见到奥斯维辛时身处的时代背景。对他们来说，奥斯维辛当然是个恐怖的地方，但眼前所见也只不过是一场充斥着诸多残酷暴行的战争中又一个可怕的场景罢了。对奥斯维辛的解放在当时其实算不上什么重大新闻。它确有在报纸上被提及：2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他们的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撰写的报道[3]，几天后，英国的《犹太纪事报》转载了这则消息。然而，解放奥斯维辛并没有像前一年夏天，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被发现那样被广泛报道。马伊达内克是除奥斯维辛以外，唯一一个使用齐克隆B进行屠杀的纳粹集中营（但规模要比奥斯维辛小很多），因此媒体最开始很可能把奥斯维辛视为“另一个马伊达内克”。此外，1945年1月有很多更吸引眼球的新闻等待各大媒体报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战争“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将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进行会面。[4]不过奥斯维辛的解放没有立即在西方成为重大新闻，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红军发现集中营后，已经有人在质问，赢得了战争的同盟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经得起这场胜利的考验。从波列伏依登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奥斯维辛进行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式解读：他认为奥斯维辛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资本主义工厂，里面的工人是谁并不重要。这篇文章标志着东西方在对集中营的运作进行历史解读时出现了分歧，这一裂痕直到苏联解体后才终于弥合。在苏联当时以及后来对奥斯维辛进行的分析中，他们对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遭受的磨难只作了轻描淡写，却强调所有被迫害致死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这还算不上他们最过分的言论。

然而，回到1945年1月，埃娃·莫泽斯·科尔和她的姐妹米丽娅姆都认为她们能被红军解救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事实也确实如此。1月18日，红军已到达离集中营仅几英里远的地方，如果她们没有被留下来，那么德国人一定会让她们加入由其他6万名所谓“健康”的犯人组成的队伍，这些人都是从庞大的奥斯维辛营区中各个子营地里挑选出来的，他们将一起开始向西徒步行进。据许多被迫参与了大撤退的犯人回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他们阶下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甚至比集中营里频繁的筛选、匮乏的餐食、肆虐的疾病和他们居住的寒冷棚屋都更加可怕。奥斯维辛的犯人将要踏上的这段征程，后来被非常贴切地称为“死亡行军”。

对纳粹来说，死亡行军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40年1月，800名波兰战俘（同时全都是犹太人）被迫从卢布林步行近60英里到达比亚瓦-波德拉斯卡（Biała Podlaska）。[5]只有极少数人战胜了波兰的寒冬到达终点，大部分人都冻死在路边，或被同行的党卫队杀害。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纳粹多次组织了死亡行军，比如他们曾在清空隔离区之后强迫住在里面的犹太人徒步跋涉，也曾强迫苏联战俘向西行进，前往临时战俘营。

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过的，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几次死亡行军发生在1944年秋天。其中最可怕的当数11月发生在匈牙利的那一次，当时艾希曼强迫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近8万名犹太人从布达佩斯向西朝奥地利行进。这次远征的可怕场景令一些纳粹分子都忍不住对其残忍程度提出批评，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犯人最后被送进了毛特豪森和达豪等集中营。也就是说，奥斯维辛的犯人在1945年初将要进行的死亡行军已有很多悲惨先例。

在党卫队看守的棍棒下，犯人们被赶出集中营，他们身上单薄的囚服完全无法抵御波兰冬天的漫天大雪和凛冽寒风。他们就这样上了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党卫队军官弗朗茨·温施向他深爱的女人——犹太犯人海伦娜·斯特洛诺娃最后一次伸出援手。当海伦娜与她的姐姐罗津卡站在营地大门口瑟瑟发抖时，温施拿来“两双暖和的靴子，是那种有毛皮衬里的靴子。其他所有人，那些可怜的人，全都穿着用报纸做内衬的木底鞋。他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拿鞋子）。”温施对她说，他就要被派去前线了，但他的母亲在维也纳，她可以照顾海伦娜和她的姐姐，因为等到战争结束她们就该“无处可去”。他把一张写着母亲住址的小纸片塞进海伦娜手里。然而，等温施离开后，海伦娜记起父亲曾对自己说过的话：“别忘了你是谁。”父亲对她强调，她必须永远记得：“我是个犹太人，我要永远忠于犹太人的身份。”于是，她扔掉了写有温施母亲住址的纸片。

就这样，这两个女人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下开始向西行进。海伦娜将最初的几天形容为“不可思议地艰难”。她眼看着身边的其他犯人“倒在雪地中，精疲力尽，就这样死掉了。大家只能自己顾全自己。一切都乱了套。谁能活就活着，谁死了也就死了。”

伊比·曼[6]当时19岁，前一年她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送到奥斯维辛。死亡行军的经历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大半夜让我们集合，我们从来不知道时间，不知道几点几分，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与世界脱节了。”尽管能听到苏军的炮火就在不远处，但纳粹依然坚持清点犯人，让他们每五人站成一排后出发。“要是有谁敢弯下腰，或者敢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马上就会被枪决。”与很多从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的犯人一样，伊比·曼并不是独自一人面对这一切，她的姐姐一直与她在一起，不断鼓励着她。“我一直在说，‘我只能走到这儿了，一步也走不动了。’（但是）她会使劲拉着我继续往前走。”到了晚上，她们就睡在谷仓里，还有一次睡在猪圈，有时就在户外席地而睡，靠光秃秃的树木和灌木丛遮风避雨。伊比和她姐姐是最晚离开营地的一批犯人，她们一路上经过许多塞满尸体的水沟。随着她们继续蹒跚前进，雪水变成了泥浆，浸透了她们薄薄的鞋子。她们的脚上长出了水泡，钻心地疼。两人在行军途中都没有感到饥饿，只觉得口渴难耐。她们知道，如果自己弯下腰吃上一口融雪，她们一定会被党卫队开枪打死。了解犯人们承受的这些苦难以后，我们几乎难以相信，纳粹之所以让奥斯维辛的犯人离开营地进行远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犯人是有用的资源。战争进入到这个阶段，有劳动能力的犯人对纳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截至1944年底，在德国工厂工作的人当中约有50万名都是犯人。

纳粹驱赶着奥斯维辛的犯人朝帝国方向行进时，主要采用两条路线，一条是朝西北方向，途经密科鲁夫（Mikołow），到达近30英里以外的铁路枢纽站格利维采，另一条是一路向西，行进约40英里后到达沃济斯瓦夫（Wodzisław）火车站。对那些从行军中幸存、登上列车的犯人来说，折磨却远未结束。列车将把他们带往德国和奥地利的集中营。伊比和她的姐姐被赶进“积了半米深的雪”的露天车厢，车厢里的犯人塞得满满的，很多人找不到地方坐下来。

莫里斯·韦内齐亚[7]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特遣队成员，他当时也在这辆可怕的列车上，而他是少数几个在露天的车厢里找到地方坐的犯人之一。他记得那天非常冷，雪一直在下，落在他和他同伴的身上。他记得身边不断有人因承受不住如此恶劣的条件而倒下，因此他们经常需要从车厢里向外扔尸体。他还回忆起这段路途中发生的一件更令人惊诧的事：一桩谋杀的实施。

与莫里斯等人同车厢的有一个德国犯人，他在积雪中站了很长时间以后，迫切渴望能坐下来，于是他想跟莫里斯做个交易：他让莫里斯把座位让给他，作为交换，他给莫里斯几根香烟。莫里斯站起身，拿走了烟，在抽烟的这段时间让德国人蜷缩在车厢的角落坐了一会儿。大概10分钟后，莫里斯抽完烟，让德国人站起来，却遭到拒绝。“于是我和几个朋友坐在他身上”，莫里斯说，“大概过了30分钟或一小时，他被闷死了。我们把他扔出车厢。没什么大不了的，能杀死一个德国人我们很高兴。”

直到今天，莫里斯都认为杀死这名德国犯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他来说，被他杀害的人同样是一名奥斯维辛犯人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说的是哪国语言：“我很高兴。他们（指德国人）杀了我全家，大概三四十人，可我只杀了一个德国人。哎！这不算什么。如果我能杀死一百个德国人我才高兴呢。我们彻底被他们毁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怎么质问莫里斯，他都不觉得统治奥斯维辛的德国人与那个在波兰寒冷冬夜被他杀死在运牲畜列车上的德国犯人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管怎么说，”他说，“我也想坐着，我也很累。凭什么给了我两三根烟以后他就可以活命？他不想站起来，那我们就坐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死了。就这么简单。”对于自己和同伴在西行途中杀害的这名德国犯人，莫里斯·韦内齐亚毫无关切之心，这点也提醒我们思考，集中营里的道德水准退化到了何种程度，犯人们是如何迫于形势，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两万名奥斯维辛犯人最后到达的地方，是下萨克森州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如第五章所说，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今天恶名远扬，主要是因为英国人1945年4月15日解放集中营时在那里拍下的令人痛心的照片。这些图片公之于世，那些极度消瘦、有如行走着的骷髅身形震惊了全世界。然而，图片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并没有反映出这个营地建造之初的真实用途；很多人本就分不清集中营与专门的灭绝营之间的区别，这些照片更加深了这种混淆。

1943年建造之初，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本是用来关押那些被当作人质、“有特权的”犹太人，但到了1944年春，一些被认定无法从事有用工作的犯人从其他各个营地送到这里，自那之后它又多了一个用途。这些人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遭受到非人的折磨，特别是来自德国卡波的残酷虐待。另外三个因素的出现，促使贝尔根-贝尔森最终变成1945年春盟军解放它时见到的那个恐怖所在：第一，约瑟夫·克拉默于1944年12月被任命为集中营指挥官；第二，纳粹决定剥夺营地里“用于交换的犹太人”可能享有的任何“特权”；第三，1945年初那批死亡行军队伍中幸存的犯人，最后都涌入了贝尔根-贝尔森。一组简单的数字可以让我们了解贝尔根-贝尔森发生的巨大变化：1944年底，这个营地大约关押了1.5万名犯人，而等到英国人于1945年4月到达此地时，集中营里有6万名犯人。然而，德国人却没有为多出来的犯人安排任何住处，也没有补充食物供给。

当然，历史事件中的数字总是无法让我们了解当事人的具体经历，这方面信息只能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来获得。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为我们讲述了1945年4月，她和姐姐埃迪特被囚禁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的经历。她们本以为奥斯维辛的条件是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却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更加可怕。艾丽斯和埃迪特到达时，正赶上伤寒病在营地大肆爆发。由于营房过度拥挤，她们没有床铺，甚至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睡觉的地方。营地里没有食物，也几乎没有水。这些来自奥斯维辛的犯人仿佛被困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等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很多犯人精神崩溃。“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形容贝尔根-贝尔森是什么样的。”艾丽斯说。每天晚上，睡在她们不远处的一位卡波都会“突然发狂”，用脚踩艾丽斯和她的姐姐。营房只造了一半，而造好的部分也逐渐开始垮塌。“当你不得不去厕所的时候，你就得踩着人过去。有些人滚进了过道的裂缝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她们都会听见有人在喊：“水！妈妈！水！妈妈！”

勒妮·萨尔特[8]是另一位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的犯人。1945年她16岁。在被迫走过一条遍布尸体（这些死去的人都是以前送来的犯人）的道路，最终到达集中营后，她看见了如地狱一般恐怖的场景：“我们看见瘦得像骷髅一样的人在四处走动，他们的胳膊和腿就像火柴棍一样细，透过他们的皮肤可以看到突出的骨骼。营地里弥漫着浓烈的恶臭。我们吃了这么多苦以后，却发现这里是个与以前都不一样、还要更加恐怖的地方。”

集中营的管理系统已经全面瘫痪。点名早就停止了，因为犯人们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食物的缺乏造成大量犯人饿死。才过了三周不到的时间，勒妮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在她马上要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向她指了指不远处英军的坦克。接着，她昏了过去，十天都没有苏醒。等她终于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在一家英国人的灭虱中心，正在接受消毒清洗。虽然她还是极度虚弱，但终于自由了。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讲到，1945年4月15日，有人大喊：“解放了！我们解放了！”她马上跳起来，对她姐姐说：“解放是什么？我得趁它不见之前找到它。”她蹒跚着走出营地，看见了坐在吉普车里的盟军士兵。然而，她的快乐是短暂的，因为此时的埃迪特比以往任何时候病得都厉害，在英军到达后不久，埃迪特就被送进了红十字医院。艾丽斯想跟她待在一起，但英国士兵坚持说她病得没有那么严重，不能和她姐姐在一起。艾丽斯提出了抗议：“我说：‘你不明白，我们不能分开。我可以在那里给你们帮忙，我可以端便盆。’”她努力想要端起便盆，结果发现自己几乎走不了路。在她快走到门口时，一个士兵抱起她，把她放进一辆吉普车里，送回了营房。

在奥斯维辛和贝尔根-贝尔森的艰苦环境中一路保护着姐姐，艾丽斯绝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第二天，艾丽斯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回医院。她到的时候刚好看见埃迪特被送进一辆救护车，她迅速钻进车里，对埃迪特说：“我来了。不管他们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一起走。”但前一天开车送她回营地的那个士兵认出了她，对她说：“你怎么又来了？你不能待在这里。我们得把你姐姐送去另一家医院，一家部队医院。”艾丽斯从救护车上被赶了下来，眼睁睁看着姐姐被送走。

艾丽斯就这样开始了寻找姐姐的努力，而一找就是半个世纪。她试着通过红十字会以及她能想到的所有途径追踪姐姐的去向，却什么也没找到。直到与姐姐失去联系53年之后，她才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记录中发现，一个名叫埃迪特·施瓦茨的人于1945年6月2日过世。施瓦茨是艾丽斯母亲婚前的姓氏，埃迪特在集中营里一直用这个姓，不让人知道她是艾丽斯的姐姐。她一直担心如果纳粹发现她们两人是亲姐妹，将会不择手段地拆散她们。

艾丽斯等了53年。这53年中，每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每一次有信件寄到，艾丽斯都祈祷那是埃迪特的消息。然而，多年来忍受的情感折磨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她的姐姐，在与她最后一次分开没几天以后便过世了。无论是从匈牙利被遣往奥斯维辛的路上，在死亡行军途中，还是在饥饿与疾病横行的贝尔根-贝尔森，艾丽斯都一直努力保护着她的姐姐。到最后，埃迪特还是死于纳粹的迫害。“对你来说，解放来得太晚了，我亲爱的姐姐，”艾丽斯得知姐姐死讯后不久，在自己作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怎么做得出来？到底为什么？”

对埃迪特的死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之一，便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如果在“最终解决”实施初期让他来回答艾丽斯·洛克·卡哈纳提出的问题，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以最残忍和最简洁的方式给出答案：犹太人之所以必须死去，是因为他和他的元首认为犹太人的存在是一种威胁。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希姆莱的所作所为显示他的立场远没有以前那么坚定和清晰。前面已经提到，1944年他批准了匈牙利“犹太人换卡车”计划，并通过班迪· 格罗斯试探与英美签订协约的可能。虽然这些行动最后都没有什么结果，但它们可以反映出希姆莱当时的想法：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此时所奉行的，已经从坚定的意识形态变成务实主义。

1945年2月，希姆莱多变的态度再次得到充分体现：他同意让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里的1200名犹太犯人前往瑞士，这个结果经过多个中间人的协调，最终由美国正统犹太教教士联盟（American Union of Orthodox Rabbis）与希姆莱共同商定。这一次，犹太人换来的不再是卡车，而是实实在在的硬货币。丽塔·雷[9]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登上前往瑞士列车的犹太犯人之一。“我们上了车以后，纳粹走过来，让我们化妆梳头，打扮一番，好让我们到的时候看起来不会太糟。他们想让我们给瑞士人一个好印象。”

阿道夫·希特勒是从瑞士一家报纸上，才知道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犹太犯人被释放的消息。他暴跳如雷。虽然早在1942年12月，希姆莱确实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原则上允许某些犹太人用硬货币给自己赎身，而且把犹太人中的一些“大人物”当作“人质”的做法也与纳粹已有理念相符，然而，释放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犹太人一事是在希特勒完全不知情也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考虑到这个时候战争显然已经进入尾声，这种举动对纳粹领导人来说无疑带有一种失败主义的意味。希特勒下令禁止再进行任何类似的交易。

然而，到了这一年4月，希姆莱又一次违背希特勒的指示，任由盟军占领了贝尔根-贝尔森。希特勒曾要求所有集中营在盟军到达前必须被摧毁，但希姆莱显然没有服从。他可能想通过让贝尔根-贝尔森完整地落入盟军手中来展示他对盟军的“让步”，也可能，他对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不管怎样，希姆莱的举动造成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揭露营地惨状的图片开始在全世界疯狂流传。“那个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一名英国士兵在录制一段新闻影片时说道，“当你亲眼见到这些人时，你终于明白你一直为了什么而战。报纸上的图片不能展示出全部。他们做的那些事——哎，你根本不觉得他们还算是人。”

虽然希姆莱巴结盟军的做法带来了严重后果，但他继续违背希特勒的意愿行事。4月20日，他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一名密使，诺贝特·马苏尔（Norbert Masur）会面，同意释放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的1000名犹太女犯。希姆莱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这些犯人说成“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以期他的所作所为不会传到希特勒那里。当天晚上，在马苏尔离开后，希姆莱向他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吐露了心声：“如果可以从头开始，很多事我都会换一种做法。但作为一名忠诚的军人，我不得不服从，因为如果没有服从和纪律，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10]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违抗元首的并不只有希姆莱一个人，其实整个党卫队都不再听令于他。4月21日，元首在他位于柏林的秘密地堡内被炮火声震醒。他一定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天——红军竟然攻进了柏林。希特勒曾命令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菲利克斯·施坦因纳（Felix Steiner）向朱可夫元帅领导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发起反击，当时这个军团正朝柏林北部郊区逼近，但施坦因纳拒绝执行命令。“接到这一命令时，”施坦因纳的副手弗朗茨·里德维克[11]说，“他说：‘我不会再对苏联大军发起进攻了，这等于是让战士们白白送死。我不要再为没有意义的命令牺牲我的士兵。’”希特勒得知自己的命令遭到施坦因纳拒绝后大发雷霆，地堡里所有人都没见他如此咆哮过。党卫队抛弃了他。他曾公开表示，眼下唯一留给他的事，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4月23日，希特勒勃然大怒的消息传到希姆莱那里。这一天他正与红十字会的代表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会面。希姆莱认为，既然希特勒已经宣布他将自我了结（说不定此时已经死了），那么他自己就成了帝国的代言人。因此，他对贝纳多特说，德国愿意向英国和美国无条件投降，但不向苏联投降，并让贝纳多特把这个意愿转达给西方盟军。

希姆莱向部分同盟国投降的方案遭到了盟军的拒绝，但他有意结束西方国家间战争的消息通过BBC广播电台传播开来。希特勒也听到了这则新闻。这位德国领导人还没有变成毫无知觉的死人，恰恰相反，此时的他正处在一种最为强烈而真切的情感带来的冲击中，那就是背叛感。“希特勒当然气炸了，” 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12]说道，他是德军总参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时也在地堡里，“从军事形势来看已经没什么希望，现在一个他或许最信任的人又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个人抛弃了他，投奔了盟军。希特勒只好认命，他交代了他的政治遗愿和个人遗愿。两天之内他就死了。”

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半，红军来到德国国会大厦门口，在此之前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他留下了一份前一晚写就的政治声明，在这份声明里，他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犹太人。希特勒至死都没有变，他一直对整个犹太民族怀有深深的恨意，对他们没有一丝同情。我们已经看到，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发展和执行过程中经过了多次修改和变化，希特勒提出的某些具体要求促成了其中一些变化，而另一些变化的发生则与他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从希特勒最后对希姆莱一事的反应可以看出，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对犹太人的狂热仇恨的，是元首本人。

比起自己所效忠的元首，希姆莱更愿意顺应形势而变。他不但同意交出犹太人来换取钱财，还试图促成秘密和解协议的签订。与希特勒不同的是，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似乎认为还有别的出路。他的做法在他的党卫队随从之间造成了恐慌。5月5日，在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大本营，也就是德国北部弗伦斯堡的穆威克（Muerwick）海军学校，希姆莱与几位党卫队高官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鲁道夫·霍斯。“命运给我安排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希姆莱宣布，“我将独自完成它。因此，我现在再给你们下达最后一道命令：混进国防军吧！”霍斯大吃一惊。显然他所期待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最后一击，而不是这种让他们逃跑和藏匿起来的屈辱指令。“这就是一个我一直无比崇敬的人留给我们的道别，”霍斯写道，“我曾经对这个人怀有无比坚定的信仰，他下达的每一道命令、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被我视为真理。”尽管如此，霍斯还是听从了希姆莱的建议，“混进”了国防军。他找到一件海军制服给自己穿上，装成德国海军队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

虽然希姆莱信心满满地认为，“命运”给他安排了新的重要任务，但与他的许多想法一样，这不过又是一个幻想。5月23日，希姆莱自杀身亡，这一天距他与霍斯等人召开会议才过去了两周多，但此时的希姆莱终于认识到，盟军绝无可能与一个对几百万人的死负有责任的人做交易。他之前竟会抱有这样的想法，也很好地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我感觉膨胀，过度乐观。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念头反映出希姆莱的机会主义：在忠心耿耿地追随了希特勒这么多年以后，当形势发生改变，他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另外一个人。

希特勒和希姆莱已死，底下的行凶者纷纷作鸟兽散。照理来说，战争一结束，所有在集中营里吃尽苦头的人应该可以回归正常生活，让身心得到恢复，但事实并非如此。

1945年5月和6月，海伦娜·斯特洛诺娃和她的姐姐迷茫地游荡在刚获得解放的德国，与想要逃往西方的德国难民一起走在拥挤的道路上。她们睡在谷仓或被炸毁的房子里，四处寻找能吃的东西。没过多久，她们就碰到了苏联红军。在海伦娜和她姐姐看来，这些士兵与其说像解放者，不如说更像是征服者。有那么几次，无论难民躲在何处过夜，苏联士兵总能找到他们。“他们都喝醉了，彻底醉了，”海伦娜说，“他们就是一帮畜生。”这些士兵走进他们睡觉的地方，“找可爱的女孩强奸”。在此过程中，海伦娜藏在姐姐身体底下。由于姐姐比她大十岁，常被误认为是她的母亲，她们希望士兵见到她姐姐乞求的目光后能把目标移向别处。这个方法奏效了。然而，红军是怎样对待其他女人的，海伦娜听得一清二楚：“我听见她们一开始一直在尖叫，到后来没了力气，安静下来。有几个人在被强暴的过程中死掉了。他们掐死了这些女人。我转过头去，不想看她们，因为我帮不了她们。我害怕他们也会强奸姐姐和我。他们都是畜生。不管我们藏在哪儿，他们总能找到我们，然后强奸我的一些女伴。他们会对这些女孩干些特别龌龊的事情。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敢相信我们能活下来。我们以为就算自己没死在德国人手中，也会死在俄国人手上。”

有一次海伦娜差点就惨遭毒手。那天早晨，她骑着自行车出门，“骑得特别带劲。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骑自行车，我喜欢那种自由和安静的感觉。”她在那个明媚的春日骑车来到郊区，之后在一间废弃的仓库旁停下来休息。“一个俄国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跟了上来。他看见了一个年轻女人，是不是犹太人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把摩托车一扔，我们开始撕扯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摆脱这个残忍的俄国士兵的，这个凶徒。他有很长时间没做爱了，没办法强奸我。我又踢又咬，大喊大叫，他一直问我是不是德国人。我说：‘不是，我是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我给他看我胳膊上的编号。就在那一刻，他放过了我。也许他自己也是个犹太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翻身站了起来，然后跑掉了。”

我们无法确知，在苏联士兵刚刚踏上德国本土，以及之后那段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到底发生了多少起由苏联士兵实施的性侵事件。但这个数字肯定有几十万。近几年，很多人在关注柏林等城市的德国妇女遭受的摧残，然而，奥斯维辛女犯更加悲惨的经历——她们先是在集中营里忍受种种虐待，后来又被解放她们的人强奸——让这段历史的面目比之前更加可憎。

苏联红军强奸集中营犯人的做法无疑已经非常恶劣，而他们“解放”集中营时给自己的同胞带去的，则是另一种特殊性质的折磨。斯大林曾说过，被德国人扣押的没有苏联战俘，只有“祖国的叛徒”。当红军部队到达波兰南部的集中营时，这种态度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一个名叫塔季扬娜·纳尼耶娃[13]的犯人就关在这里。1942年，她在一家医院做护士，这家医院被德国人包围后，她落入德国人之手，开始了两年半的囚禁生涯。在此期间，她亲眼目睹很多苏联女犯被德国人强奸。1945年1月，她听到苏联红军“声势浩大”地抵达集中营，这些士兵高昂着头，齐唱着爱国主义歌曲。“我们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振奋。我们都以为胜利就在眼前，我们马上就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我特别思念我的祖国，思念我的家人。”在获救的那一刻，巨大的幸福感涌上她的心头，就在这时，两个红军军官朝她走来。其中一个人喝醉了，大喊着：“你们在这里是怎么逍遥快活的？你们这群婊子！”望着这个军官摇摇晃晃地站着她面前，摸寻自己的手枪，塔季扬娜感到整个世界崩塌了。她赶紧跑开，找地方躲了起来，直到这些解放了集中营的前线战士清醒过来。然而，无论他们是醉是醒，她遭到的指控都明白无误：他们称她为“祖国的叛徒”。因任由德国人将自己抓捕这一“罪名”，她被判处在古拉格关押6年，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帕维尔·斯滕金[14]好不容易侥幸在奥斯维辛活了下来，此时却要经受来自同胞的类似折磨。1941年10月他来到达奥斯维辛，是被送去建造比克瑙的1万名苏联囚犯之一。第二年春天，这一批犯人只剩下几百个。他成功逃到树林中，并与行进中的红军队伍会合。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像他所期待地那样欢迎他的回归，让他继续参与对抗德国人的战斗，反而对他进行了数个星期的审问。苏联反间谍组织（SMERSH）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德国军队的？”他被送回国内，囚禁在禁闭流放者的城市彼尔姆和乌拉尔，在那里，审讯仍在继续。“每隔一天，我都会在夜里被叫醒，‘承认这个，同意那个，我们什么都知道——你是个间谍。’他们一遍遍地折磨我。”斯滕金白天工作，晚上被审问，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后，他最终因一项被捏造出来的罪名被判处了数年的监禁。法官草草结束了对他的审判，只因那天晚上他们要去剧院看演出，这充分体现出苏联司法系统草菅人命的态度。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滕金才被释放，而有超过100万名苏联士兵像他这样被囚禁了两次——一次被德国人，一次被自己国家的同胞。

帕维尔·斯滕金和塔季扬娜·纳尼耶娃的经历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明显缺少许多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史应具备的救赎意味。对好几代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被描述为“正义”对抗“邪恶”之战，具有了近乎神话般的色彩。当然，纳粹主义确实被击垮，这一罪恶之源的消除也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益处，但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历史并不像主流宣传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实际上，被红军解救出来的苏联战俘很少有人有“幸福的结局”，东部的很多人亦是如此。

在战争走向尾声时，斯大林犯下的罪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纳粹的“最终解决”。与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对不同族群进行了集体迫害。近10万名来自斯大林格勒南部草原的卡尔梅克人因苏联领导人眼中的“罪行”被集体驱逐到西伯利亚，而所谓的集体“罪行”只是没有尽力抗击德国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和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和苏联其他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着相同的遭遇。没人确切知道有多少苏联公民遭到驱逐，但这个数字肯定超过100万。与犹太人不同的是，大多数犹太人在落入纳粹之手后遭到杀害，而被斯大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在他死后得以从西伯利亚回到他们的祖国。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肯定，斯大林以个别人的过错处罚整个族群的做法，给车臣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和其他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1945年5月，大多数东欧国家都在送走了一个残暴的专制者后迎来了一个新的暴君，这一严峻的现实对许多想要返乡的奥斯维辛幸存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开始，苏联人的占领给琳达·布雷德[15]的感受还是很好的，这些人毕竟打败了纳粹，解放了集中营，阻止了他们对犹太人的灭绝。5月5日，她终于在柏林北部的集中营被解救（她在奥斯维辛关押了两年半以后被送到那里），红军对她和其他犯人都“非常友好”。他们为这些犯人找来新衣服，好让他们把自己极其痛恨的、已经穿了太长时间的条纹囚服彻底丢掉。而获得新衣服的方法很简单：红军把犯人们带到附近德国人的住处，让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住在里面的女人吓得大叫：“没有党卫队！没有党卫队！”与此同时，琳达和其他几个斯洛伐克犯人一把推开她，开始搜寻衣服。她们打开衣柜，发现了几件党卫队制服，显然，这个女人是一名党卫队队员的妻子。于是，她们“洗劫”了整个地方，把鸭绒被和其他物品扔出窗外，把她们能用上的所有衣服都拿走了。琳达·布雷德声称她们几乎没怎么碰那个女人，但又承认有个“特别壮的女孩”确实有“抓着她朝她大吼”。

琳达满脑子想的都是回斯洛伐克。其他一些人梦想在美国或以色列开始新的生活，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于是，她与其他几个斯洛伐克人一起踏上了漫长的归家之路。她们穿行在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欧洲，到处都是损毁的铁路和公路。在柏林，她们看见德国战俘正在平整道路，修补巨大的坑洞。曾经的“统治者种族”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场景让琳达和其他女人兴奋不已，她们甚至询问看守战俘营的红军士兵，她们能否对这些人说几句话。这名士兵同意了，于是她们开始奚落德国人，大喊：“赶快！赶快！动起来！动起来！”接着她们“真的推搡起那些人来”。这件事比“洗劫”德国人的家更让琳达·布雷德确信，她再也不用惧怕德国人，再也不用在筛选过程中从心底感到恐惧，迫切渴望自己是那个被选中活命的人。

出了柏林以后，她们一直步行，因为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选。1945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她们正走在德国中部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几个红军士兵开着车赶了上来，提出可以载她们一程。琳达和其他女人“真的特别害怕，因为他们经常强奸女孩”。但她们已经走了太远的路，特别渴望休息一下，于是，她们带着恐惧上了苏联士兵的卡车。结果，才开了几英里，苏联士兵就突然停下车，把她们身上几乎所有东西都抢走了。“他们连我们从德国人那里偷来的东西都拿走了，”琳达·布雷德说，“但至少我们保住了性命。”

这些女人被扔在路边，身无分文，只得重新开始徒步前进。只有很少的几次她们搭上了短途火车，得以在火车上歇歇脚。最后她们终于走到了布拉格。琳达和其他几个女人在市区找到了住处，但仍一心想要回到自己位于斯洛伐克的家中，片刻都不想耽搁。每天有一班列车往返于布拉格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之间，坐上这趟车，琳达就可以回到斯洛伐克东部的小镇斯特罗普科夫（Stropkov），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在离家三年多之后，在被塞进货运卡车里驱逐出境，历经奥斯维辛里种种困窘和磨难，最后从德国北部朝着家的方向一路漫长的跋涉之后，琳达终于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梦想，那就是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但此时她却发现，里面住的似乎是别的人。她敲了敲门，很快一个俄国或乌克兰男人打开门。“你要什么？”他问。“我要回我的家。”琳达回答道。“从哪儿来的就滚回哪儿去！”他边说边在她面前重重地关上了门。

琳达陷入震惊。走在自己家乡的大街上，她突然意识到，所有原本属于她亲朋好友的房子里现在都住着苏联人：“我透过那些房子的窗户往里看，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镇上还能见到的熟面孔只剩下非犹太人，其中很多人曾对琳达一家很友善，因此琳达以为至少他们会欢迎她回来。然而，她错了。“我认出其中一个人，”琳达说，“但她并没有走过来对我说：‘见到你很高兴。’大家都和我保持距离，仿佛我是某种毒药一样。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再也没回去过。回家是我最痛苦的经历，真是一场灾难。”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与琳达·布雷德一样，有着非常痛苦的返乡经历，这些幸存者不仅来自奥斯维辛，也来自其他一些集中营。被囚禁期间，他们一直用回家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以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可以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然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琳达·布雷德最终离开了斯洛伐克，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新生活。

瓦尔特·弗里德[16]是另一个在1945年夏天回到家园的斯洛伐克犹太人。此前，17岁的他与家人一起关在国内的劳动营里。迫于政府内部一小派人施加的压力，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于1942年10月停止，因此，一部分犹太人没有被送交纳粹，而是留在斯洛伐克进行强制劳动。瓦尔特的家境相对富裕，他的父亲在托朴卡尼（Topolcany）镇拥有一家餐厅和一部出租车。1939年以前，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快乐，邻里之间也很和睦。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后，他们回到家园，期待着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

他们是少数成功回到家乡的犹太人，战前居住在这个镇上的3200名犹太人，最后只有大约10%回到了这里。然而，他们发现等待自己的竟然是仇恨，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的家中住着别的人，他们试着要回房子，但现在的住户拒绝搬出。他们的餐厅也遇到相同的情况，新老板告诉他们，在苏联人占领期间，这家餐厅已经“国有化”，由于他是付租金的人，因此由他来经营餐厅是天经地义。

弗里德一家本以为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被驱逐之前，瓦尔特的父亲曾拜托他们的好友，信奉基督教的一家人帮忙藏起一些金银财宝。此时，他们信心满满地想要取回这些财物。他们邀请这家人共进午餐，大家一开始都有些拘谨，最后瓦尔特的父亲终于提到这个他们一直惦记着的话题：“我们留给你们一个小包裹，你们都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有金子，钻石和钱。”他们的朋友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弗里德一家确实留了一些东西在他们这里，但只是几件衣服，现在他们很乐意把衣服奉还。“我们留给你们的是金子和钻石！”瓦尔特的父亲绝望地喊道。但是没有用，他们最终也没能拿回自己的财产。

让弗里德一家心灰意冷的，不光是朋友明目张胆地抢劫他们钱财的行为，还有朋友的背叛。“我们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瓦尔特·弗里德说，“那个曾与犹太人做朋友的虔诚基督徒，那个一直接受犹太人救济的人，到头来却不愿回应我们的要求。他当年身无分文地来到我们餐厅，我们免费给他吃的，结果现在他却根本不想让我们回来，这样他们就不用再翻出那笔旧账，不用看着我们的眼睛说：‘我们什么也不欠你们的。’战前最好的朋友现在变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1945年我们遭到的威胁比1942年我们离开时还要严重。仇恨就是这么深。”

194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仇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袭击：瓦尔特和他父亲走在托朴卡尼镇一条大街上时，突然遇到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人战前是瓦尔特的校友，名叫约绍，而现在的约绍变得极不友好。这群人冲到瓦尔特和他父亲身边，开始殴打他们。“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约绍边打边喊。瓦尔特受了伤，倒在地上，这时他想起战前他与约绍分吃面包的事。他对约绍说：“你吃我的面包吃得还不够是么？现在竟然跑来打我！为什么？”但约绍只回答道：“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

这群恶棍中的其他人喊道：“犹太人！是你们害死了基督。”他们不光挥动拳头，还棍棒齐下，直到瓦尔特父子奄奄一息。这场袭击就发生在小镇的主街上，瓦尔特发现，虽然有几个经过的人与他们相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他们。“我曾以为我认识很多人，”瓦尔特说，“但突然之间没有人还认得我们。”接着，这群年轻人把他们拖去了当地警察局，把他们扔在台阶上。“警察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没有追捕那群人，而是任由后者一走了之。然后他们又打了我们一顿。”瓦尔特知道他再也没法继续在斯洛伐克住下去了，就抓住机会移民到以色列，直到今天仍生活在那里。

据称，战后波兰的犹太人还遭到过有组织的集体屠杀。没人知道在整个东欧还有多少犹太人从集中营回到家乡后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也没人详细统计和调查过未归还犹太人的财物究竟有多少。但瓦尔特·弗里德和琳达·布雷德的遭遇决非个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一片混乱之中，人们都忙着适应新统治者领导下的新生活，就算有人打算为那些从反犹迫害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伸张正义，这件事的重要性也远远排在其他事情之后。

1943年10月逃离索比堡的托伊·布拉特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犹太人再也回不到战前相对平静的生活了。在抵抗运动后，他逃出集中营，在波兰东躲西藏回避德国人，希望能从当地人那里寻得帮助。然而他发现，很多波兰人拒绝伸出援手，不仅因为他们害怕纳粹，还因为他们自己也带有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最后终于有一个农民同意把他藏在农场外一个小屋的地下室里，但这纯粹是本着赚钱的目的——藏他是要收费的。由于战争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迅速结束，这名农民的一个亲戚有一天走进托伊的藏身之处，打算杀了他。托伊最后通过装死才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战争结束后，托伊·布拉特回到了位于伊兹比卡的家。与琳达·布雷德和瓦尔特·弗里德一样，他发现镇上原来的犹太人社区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后来他离开伊兹比卡，想在波兰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却也过得不开心：“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波兰度过的，”他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要结婚，但有一个问题，我的女友知道我是犹太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多半是负面的，我不得不说。”由于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这片土地上感到格格不入，1957年，托伊移民到以色列，后来又去了美国。他说自己可以感受到波兰共产党的反犹主义倾向，因为他觉得波兰共产党将犹太人视为“第五纵队”[17]。

托伊·布拉特最后在美国打拼出一片天地，但他总觉得自己有一部分是属于波兰的，于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访伊兹比卡。那个曾住着近4000名犹太人的小村庄，现在里面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了。村里有一个波兰天主教徒是托伊的朋友，他常说如果托伊回来就住他那里。然而，等到托伊真的回到村庄，这位朋友却把他拒之门外，没有给任何理由。当然，托伊很清楚原因：“他不想让邻居知道有个犹太人睡在他家里。”

就连那些曾在战争期间帮助托伊·布拉特藏身的波兰人，也不愿承认他们是朋友，甚至不愿承认他们互相认识。托伊指出，在他从索比堡回到波兰的漫长路途中，一些勇敢的波兰人曾为他提供过食物和住处（近期关于华沙的研究表明，这样勇敢的波兰人有数千名之多[18]），但到了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的行为不但不引以为傲，反而感到羞耻。当托伊与一名天主教神父一起走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时，他指了指一幢房子，说住在里面的人曾在战争中帮助过他，边说边朝大门走去。结果，那个人躲在窗帘后面，不愿为他开门。对托伊来说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猜测：“很多曾经藏匿过犹太人的人不愿意让邻居们知道，因为邻居马上就会说：‘哦，他藏过犹太人，肯定挣了不少钱。’”

而令托伊深受打击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去拜访自己伊兹比卡旧居的时候，它生动地表明，反犹主义观念和思想到现在依然阴魂不散。托伊敲了敲门，问住在里面的人能不能让他进去，说他想看看这个他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个他躲避德国人的“行动”时的安身之地，这个他最深爱的父母在被带去索比堡之前，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的住所。一开始新住户不愿意，但在托伊把三美元塞进他手里之后，这个人同意了。托伊走进屋，马上注意到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他说这是他父亲的椅子。“哦，不，”新住户说，“这不可能。”于是托伊拿过椅子，把它翻转过来，可以看到椅子底部刻着他家的姓氏。见到这一幕，那个男人说：“布拉特先生，你何必拿这把椅子来演戏？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托伊不解地望着他。“我知道你是回来找你藏起来的钱，”那个男人继续说道，“咱们可以分了它，你一半，我一半。”托伊·布拉特愤怒地离开了，一次也没有回头。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后来发生的事更具讽刺意味：托伊再次回到伊兹比卡，他经过原来的家，发现那里变成了一片废墟。他跑去问隔壁的人发生了什么。他们说：“哦，布拉特先生，你走了以后，我们根本没法睡觉，那个人没日没夜地找你藏起来的财宝。他把地板拆了，把墙推了，把所有东西都拆了，结果发现没法复原，因为那得花好多钱。所以那里就成了一片废墟。”

虽然托伊、琳达和瓦尔特在战后的遭遇反映出人性中令人失望的阴暗面，但来自欧洲另一个国家的故事多少令人欣慰。在战争结束前，丹麦犹太人大部分漂泊在瑞典，少数关在纳粹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他们在战后回到家乡，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我们这里不一样，没人霸占犹太人的财产，”本特·梅尔希奥[19]说，“这里的人没有动我们任何东西。”梅尔希奥一家人刚回去，他们的房东就通知了当时住在他家的房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过上了和被驱逐前完全一样的生活。他们的房东甚至帮他们把家具仔细地打包和存放起来，好让他们回来以后继续使用。

回到丹麦的住处，鲁迪·比尔[20]和他的家人发现家中“一尘不染”。他们不在的这几年，朋友一直在帮忙支付房租。“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他说，“就是那种大家都觉得我们还会回来的感觉。”他记忆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妻子家：他们被带走时家里有一只未煮熟的鸭子，结果18个月后他们回到家时，发现鸭子还在，但已严重腐烂，从那以后他的岳母再也不吃鸭子了。

大体上来说，丹麦的犹太人回到家乡后受到的待遇要好于波兰或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造成这种差别主要是外部环境因素。那些想在苏联统治下的新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犹太人，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宣扬的是一切财产国有化，禁止个人拥有住房或工厂，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想要回自己在战前拥有的财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非犹太人在犹太人遭到驱逐期间搬进了他们的房子或公寓，而这些人现在只需要说，房子是国有的，他们不过是租住，就可以不必归还（这也正是弗里德一家在斯洛伐克试图要回自己的餐厅时遇到的情况）。此外，对这些国家的许多非犹太人来说，他们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别人讨论纳粹占领他们的国家并迫害犹太人期间他们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当然，考虑到屠杀的规模，能成功回到家乡发起这样一场讨论的犹太人少之又少。苏联力图淡化纳粹灭绝行动中的种族要素，强调受害者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也完全符合东部一些非犹太人的愿望，这样一来，纳粹残忍的“最终解决”将与他们的国家毫无干系，否则实在有太多令人难堪的问题需要回答。

在这段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事例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违背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念行事是极其困难的。瓦尔特·弗里德的老朋友约绍之所以与他反目，并不是他独自一人的决定，而是由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造成这一变化的，一方面是苏联人的占领，另一方面是少数犹太人在战后的回归，让很多人被迫面对一段自己努力想要遗忘的过去。选择永远存在，但随大流总是更容易一些。如果大家都持有反犹主义观点，都想要迫害犹太人，那么跟大家一样就可以了。

但在丹麦人那里则不存在这样的困境。他们觉得1943年秋天纳粹想要驱逐犹太人时，自己做出了英勇的反抗，因此丹麦犹太人在战后回到家乡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不必视而不见。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无论从经济、政治，甚至是道德上来看，做个丹麦人都比做波兰人或斯洛伐克人更容易。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欧国家的犹太人在回到家园以后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事实上生活一点也不轻松。尽管有联合救济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资助，尽管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依照《卢森堡条约》支付给以色列的赔偿金，但许多犹太人始终没能得到他们应得的补偿。直到今天，争取合理赔付的努力仍在继续。

相较于那些在战争结束后命运迥然的受害者，迫害的实施者则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刻都清楚地知道，等待他们所有人的将是拘捕和起诉。与努力隐瞒自己真实过去的鲁道夫·霍斯一样，奥斯卡·格伦宁，这个奥斯维辛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21]1944年，他要求调往前线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于是他加入了在阿登高地作战的党卫军部队。后来因负伤被送去一家战地医院，伤愈后他重新回到部队，直到1945年6月10日向英国投降。他们被俘后，英国人给所有人发了一张问卷，格伦宁这时意识到，“提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作经历一定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于是他“决定尽量隐瞒这件事”。他在表格中写道，自己曾在柏林的党卫队总部工作。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突然对奥斯维辛里发生的一切产生了羞耻之心，而是因为“胜利的一方永远是对的，我们知道那里（指奥斯维辛）发生的事也有违反人权的地方”。但格伦宁依然觉得，“我之所以会成为战俘，是因为我的党卫队身份，我加入组织在先，它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在后，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罪犯。”

格伦宁与其他党卫队成员一起关在一个昔日的纳粹集中营里，这段经历“令人不太愉快，这是对待罪之人的报复”。1946年，他被转到英格兰，从此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需要进行强制劳动，但总的来说他在那里“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监狱里的伙食不错，还能挣到零花钱。他甚至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唱诗班，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辗转于英格兰中部地区和苏格兰各地举办演唱会。他会唱德国赞美诗，也会唱传统的英国民谣，如《一个情人和他的姑娘》（A Lover and His Lass），演出深得英国观众喜爱，他们争相邀请唱诗班里的德国人到自己家中过夜，睡个好觉，并为之准备早餐。

1947年，格伦宁获释回到德国。由于他过去的党卫队身份，他原来工作的银行拒绝接受他。他在一家玻璃制造厂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展开一步步向上爬的漫长职业生涯。关于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格伦宁依然践行不去引起“不必要关注”的原则，甚至要求他最亲近的家人也抹除相关的记忆。他回到德国没多久，有一次与自己的父亲及岳父母共进晚餐，“他们对奥斯维辛发表了一句特别愚蠢的评论”，暗示他是“潜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凶手”。“我气炸了！”格伦宁说，“我一拳重重砸在桌子上，说：‘以后但凡有我在，谁都不许再提这个词，不许把它跟我联系起来，否则我就搬出去！’我的声音特别大，他们后来都照我说的去做，再也没有提起过。”就这样，格伦宁一家在战后的德国安顿下来，努力为自己创造新的未来，并成为德国“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战后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以色列建国，它也催生了一支资金充裕、组织有序的情报机构，其成员齐心协力地追查纳粹行凶者的踪迹。他们最著名的成就便是在阿根廷抓获了阿道夫·艾希曼，将他秘密转移至以色列，并于1961年在特拉维夫市对他进行了审判。摩西·塔沃尔[22]是抓获艾希曼的成员之一，他固然对这次广为人知的行动感到自豪，但更有成就感的，是他在战争刚结束的数个月里秘密进行的“报复行动”。

1941年，20岁的摩西·塔沃尔加入英国陆军，随后效力于“犹太旅”，这是一个由5000名犹太士兵组成的队伍，负责指挥的是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犹太人，布里格迪尔·欧内斯特·本杰明。他们把大卫之星当作自己的徽章，而这个标志现在出现在以色列的国旗上。巴勒斯坦犹太人最早于1940年被征入英国军队，1942年，巴勒斯坦军团参与了北非战场的作战。英国政府内部多年来一直有人反对单独成立一支全部是犹太人的部队，反对者就包括内维尔·张伯伦，但温斯顿·丘吉尔对这种做法持更开放的态度，因而“犹太旅”在1944年得以组建完成。

犹太旅在意大利北部一路挺进到战争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摩西·塔沃尔和他的战友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纳粹如何对待他们的犹太同胞。“我们很生气，”他简洁地说，“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觉得仅仅参与作战还不够。”于是，摩西·塔沃尔和他的战友们讨论出“报复”德国人的方法。他们首先动用各种资源，联络上部队情报部门以及其他犹太组织的人，从他们那里要来一些德国人的名字，这些德国人据称全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接着，他们对自己的车进行伪装，盖住大卫之星标志，换成某个非犹太人部队的标志，并在自己的手臂上套上英国宪兵的袖章。等全部准备工作就绪，他们就驱车来到某个涉嫌杀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家中，把他带出来接受“审问”。“他们没有怀疑，”塔沃尔说，“他们没认出我们是犹太旅的，还以为我们是英国士兵。我们把那个人带走的时候他也没有反抗。但从那一刻起，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家。”

摩西·塔沃尔和犹太旅其他成员开着车，把他们的德国俘虏带到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他们会把自己听到的有关他的指控说给他听，然后，“也许我们会给他个机会说点什么”。在这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把他解决”。他们十分小心，没有留下任何杀人的痕迹，没有血也没有尸体。“具体方法是让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勒死他。”后来他承认他亲手勒死过一个有嫌疑的德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有多乐意做这件事，但我确实做了。我不需要靠酒精让自己兴奋起来，我总是有足够的热情。我不是说自己很冷漠，只是我在做自己的工作时很冷静。甚至你都可以拿我跟那些做相同事情的德国人相比较，他们也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在杀死有嫌疑的德国人后，他们处理掉尸体。“接着我们会把车开到一个我们提前选好的地点。我们把一些重物绑在他的脚上，比如发动机的某个零件，然后我们就把他拖进河里。”

摩西·塔沃尔一点也不后悔他以这种方式亲手杀死德国人：“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感觉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杀人的那一刻感觉很好，而是在那（整个）时期。我不能说我现在对这件事感到抱歉。你可以说我杀了人，但我知道我杀的是什么人。我既不自豪，也不歉疚。我不会在半夜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或怎么样。我睡得好，吃得好，日子照常过。”

摩西·塔沃尔承认，他所伸张的“正义”与法官和陪审团判定的“正义”有很大差距，他也承认，“在那之前，我一生中也做过不少不那么体面的事”。此外，他和同伙们得到的“证据”有些是禁不起推敲的，这些指控是否合理，永远都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得到公正的裁决。因此，塔沃尔杀害的有可能是无辜的人，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不小。然而，强烈的愤怒让塔沃尔和他的同伙觉得值得冒这个险。他甚至曾亲眼目睹犹太旅成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死德国人：“有的人做起这些事来没什么理由，他们的兄弟或母亲被（纳粹）杀死了。记得在德国还是奥地利，他们看见一个骑着车的德国人，司机直接把他撞倒，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摩西·塔沃尔说他自己参与了“大约五起”报复性谋杀，并称犹太旅的同伴们加起来“大约进行了20次处决行动”。由于他和同伴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塔沃尔所描述的细节是否属实。他谨慎地略去了被害者的名字，也没有提及实施谋杀的具体地点。也有可能塔沃尔夸大了杀戮行动的戏剧性，现实情况或许是他们只在偶然间杀死过某个被他们怀疑为纳粹分子的人（虽然他声称对处决对象的选择都基于可靠的“情报”，但我们不可全然相信）。不过，其他一些证据也证实了犹太旅成员确实进行过“报复性”杀戮，其中就包括以色列前陆军参谋长哈伊姆·拉斯科夫的目击证词。[23]另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事件是，一些犹太“复仇者”曾试图给一个集中营的供水系统投毒（但最后没有成功），那里面关押的都是党卫队队员。[24]

摩西·塔沃尔和其他犹太旅成员所采取的这些行动背后似乎有着单纯而明确的动机，那就是报复纳粹对犹太人（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亲人）的屠杀。然而，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他们的内心深处还藏着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是这个念头让他们变得如此残酷无情：他们认为那些被德国人折磨的犹太人没有进行足够的抵抗。“我不明白，”塔沃尔说，“6个或8个德国士兵怎么能把150个犹太人赶上车然后把他们送走呢？我想我应该会攻击某个德国人，让他们杀了我，一切就都了结了。但我跟那些住在波兰小镇子里的犹太人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假装自己是古代犹太英雄，假装我们在打仗。我特别认同两千年前在这个地方（指以色列）战斗的人，但对那些像待宰羔羊一样的犹太人就没那么认同了，我没法理解他们。”

摩西·塔沃尔的态度并非个案。一些战后在以色列定居的集中营幸存者称，他们隐隐可以感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批评，认为他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反抗纳粹。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让那些妇女儿童做出更多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失去了家园，住在东欧的社区里，那些社区直到今天仍对他们缺乏同情心。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嘴上不说，心里却认为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该像摩西·塔沃尔描述的那样，做个“等待被宰杀的羔羊”。如果说塔沃尔们从纳粹的“最终解决”那里只得到一个教训，它就是：犹太人再也不能不加反抗地屈服于敌人，而在塔沃尔们看来，这也是新成立的以色列应当具备的民族精神。

在摩西·塔沃尔对德国人展开非法报复行动的同时，盟军的其他成员则努力在法律范围内抓捕行凶者。起初他们没什么进展，大部分曾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都人间蒸发。门格勒博士和鲁道夫·霍斯这样的大人物一开始被盟军拘留，但后来也都被释放。门格勒的腋下并没有党卫队的血型文身，这就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被纳入党卫队，而霍斯伪装成德国海军的做法使得从来没有人检查他的文身。

但到了1945年秋，鲁道夫·霍斯已经成了第21集团军战争罪行调查部以及英国情报队（British Intelligence Corps）的审讯对象。[25]英国人能详细了解霍斯的工作主要得益于贝尔根-贝尔森的解放。在对幸存者进行系统询问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许多人充满恐惧地讲到他们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另一个营地的遭遇，那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英国人这才决定抓捕这个屠杀机器的指挥官。情报队已经找到了寻找行凶者最有效的方式，那是通过他们的家人，因为纳粹分子可以改头换面，甚至逃到国外，但他们通常难以割舍对妻儿的感情，而家人几乎永远更容易找到。海德薇格·霍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也不例外。英国情报队查到他们住在距贝尔森6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庄里，马上对他们进行监视。霍斯夫人于1945年3月8日被拘捕。在几天的时间里，英国人反复逼问她丈夫在哪里，但她每次都回答：“他已经死了。”最后，情报队官员通过一个计策诱使她说出实话：这个监狱的后部紧邻一条铁轨，一辆列车呼啸着开到霍斯夫人牢房的正后方，停了下来。第92战地安全营指挥官威廉·克罗斯（“维克托”）上校说：”我们对霍斯夫人说，火车已经到了，她的三个儿子马上就要被送去西伯利亚，除非她告诉我们她丈夫在哪儿以及他用的别名是什么。如果她不配合，那么她只有两分钟时间跟儿子们道别……我们给了她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还给她留了纸和笔，好让她写下我们需要的信息。幸运的是，我们成功唬住了她，她写下信息，然后我们把她和她的儿子们送回了家。”[26]

据霍斯夫人透露，她的丈夫住在弗伦斯堡附近的一家农场里。情报队立即动身前往德国北部。与当地第93战地安全营取得联系后，他们于3月11日那个周一的晚上11点到达农场，在一个既是马厩同时也是屠宰棚的房子里找到霍斯时，他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一位英国军医迅速撬开霍斯的嘴，检查有没有毒胶囊——他们都知道希姆莱在一年前就是用这种毒胶囊成功自杀。脸上挨了一位英国中士四拳之后，霍斯才终于承认自己是谁，随后他被按到屠宰棚的一张桌子上，据在场的一位英国士兵说，“殴打和喊叫声没完没了。”直到军医对克罗斯上校喊道：“快让他们住手！否则你们带回去的就是一具尸体了！”霍斯被裹在毛毯中塞进车里，汽车载着他驶向位于海德的安保总部。

第二天凌晨他们到达时，天上正飘着雪，但霍斯被迫赤身裸体地穿过营房的院子，走到自己的牢房中。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英国人始终没让他合眼，每当他打瞌睡，士兵就用斧柄戳他。按照霍斯的说法，他们还用他自己的马鞭抽打他。3月14日，他在一份8页的供认书上签了字。

一些大屠杀否认者总爱提及霍斯刚被逮捕时在英国士兵手底下遭受的虐待，并称他的供认书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诚然，霍斯最初的声明是否有效确实存在争论的空间，但在其后的囚禁和审讯中（他先是被送到了代号为“番茄”的二号战犯拘留中心，随后出席了纽伦堡审判和在波兰进行的对他本人的审判），没有证据显示霍斯又遭受过任何虐待。正是在后来的这段时期，他写就了自己的回忆录。事实上，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非常感激抓捕他的人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写下个人的历史。他始终没有推翻他最初的供认，无论是在撰写回忆录期间，还是在证人席上，而当时他是有机会公开反悔的。正如他后来没有顾虑地写下了自己最开始被英国士兵殴打的经历。

1947年4月，鲁道夫·霍斯回到奥斯维辛，回到了他当年工作的那栋大楼，但这一次，他没有坐在他位于一层的办公室书桌前，而是被关押在党卫队行政大楼的地下牢房。大家认为，让这个背负着奥斯维辛一百多万条人命的凶手在他的罪孽之地被处决，是他最好的下场。然而，在原定实施处决的那天，现场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天有数千人前来围观，其中很多是原来的犯人。结果，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激动的人群向前推挤着挡在他们身前的围栏。曾被关在奥斯维辛的斯坦尼斯瓦夫·汉茨[27]当时在场，他说他真的觉得“他们会当场用私刑处死霍斯”。他听见人群中一阵阵骚动。如果一大群人突然向前冲，站在一旁的士兵该怎么做？他们要开枪吗？鉴于情势太过危险，霍斯并没有按原计划从他的牢房里被带出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他让士兵们全部离场，并派出一个车队护送一辆小轿车离去，于是大家自然认为霍斯在车里。但实际上，霍斯并没有出来，那天晚上他仍留在自己的牢房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带出来。这一次，鲁道夫·霍斯面对的只有寥寥数人，而不是前一天怒吼着的群众。霍斯已经做好被处死的准备。目睹处决过程的人为数不多，当中就有斯坦尼斯瓦夫·汉茨。他说：“我以为他爬上绞架以后会说点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纳粹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我以为他会高声赞美纳粹的理念，毕竟他愿意为这些信条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没有，他一句话也没说。”

霍斯死得很“痛快”，这完全不是曾在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的汉茨希望看到的。“我认为应该把霍斯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拉着这个笼子在全欧洲跑，让大家都能看到他，让大家都能朝他吐口水，这样他才能明白他都干了些什么。”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吗？在他被处决前刚刚写就的自传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霍斯遭到什么样的羞辱和虐待，他都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他确实在自传里写道，他“此时此刻”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因为它让德国成为全世界仇视的对象。

根据我与一些前纳粹分子接触的经验，我认为霍斯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可以明白无误地揭示出霍斯最后一刻的真实想法。他提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他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提过，那就是：如果一名飞行员拒绝朝一个小镇投下炸弹，因为他知道这个镇里住的主要是妇女儿童，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霍斯说，这个飞行员肯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人们都说，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霍斯写道，“但在我看来，它们就是一回事。”[28]

霍斯想用这个简单的类比来证明他的行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盟军用炸弹炸死妇女儿童，与纳粹用毒气毒死妇女儿童是一样的。直到今天，许多当年的行凶者（以及为纳粹辩护的人）依然支持这种观点。曾有一位拒绝接受正式采访的前党卫队成员在一次闲谈中对我说：“比起你们轰炸德国城市时炸死的孩子，那些死在我们毒气室里的孩子受的苦要少多了。”奥斯卡·格伦宁也曾更坦率、更认真地解释道：“我们看到炸弹落在德国的土地上，妇女和儿童在爆炸声中死去。我们看到这些，就会觉得，这场战争之所以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双方都有责任。我们之所以要进行大屠杀，一方面是为了打压挑衅的人，另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在格伦宁看来，盟军“不考虑军事上是否必要，就用磷弹炸死妇女和儿童”，这种做法在战争结束后却没有被追究责任，这让他觉得，把关注的焦点全部放在党卫队犯下的“战争罪行”上是非常虚伪的。

当然，这种比较让我们从直觉上就感到厌恶，而关于盟军轰炸德国城市与纳粹灭绝犹太人之间区别的讨论也不在少数。举例来说，只要德国领导人投降，轰炸就会立即停止，而对犹太人的灭绝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一项政策；盟军轰炸的对象不是德国某个特定的人群，而纳粹迫害的对象则是帝国内部一个特定群体；盟军想要摧毁的是城镇里的设施和建筑，而不是德国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比如艾希曼残忍的尼斯科计划）在时间上先于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因此用盟军的轰炸来为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辩护根本不成立；最后，把讲求实效的盟军战略规划者与希特勒、海德里希和艾希曼这些狂热的反犹主义者相提并论，无疑十分荒唐。除了以上这些区别，还有一个非专业人士最爱使用的论点：“是德国人先挑起来的，是他们先炸了英国的城市，然后英国人才轰炸了柏林。”但其实它是所有论点里最无力的一个，我们很难单纯因为敌人先做出某个举动，就证明后来采取相同行动的一方是合理的。

尽管二者有如此多的区别，霍斯和其他纳粹分子进行的对比依然让我们感到不安。其中一个原因很容易想到：众所周知，盟军领导层内部对是否轰炸德国城市存在分歧，不说别人，丘吉尔本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就对轰炸方案提出过异议。此外，近几年被披露出来的一则内幕消息，更加深了人们的不安：在1945年春天，盟军决定轰炸德国哪些城镇时使用的标准之一，是它们的“易燃程度”，这一标准导致乌兹堡（Würzburg）这样的中世纪古城成为轰炸的目标。给我们造成困扰的还有一个不那么容易想到的原因：轰炸机的发明使得从高空投掷炸弹的飞行员对他的杀戮行为产生了“距离感”。“那跟我走到外面一刀捅在一个人的肚子上是不一样的。明白吗？”保罗·蒙哥马利[29]这样说道，他是美国B29轰炸机飞行员，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对日本多个城市的轰炸。“你确实杀了他们，但你是远距离杀死他们的，所以你不会像在一场搏斗中把刺刀插进一个人的肚子里那样有什么负罪感。那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在电子游戏里打仗。”

蒙哥马利的证词令人联想到，纳粹也是通过建造毒气室，在行凶者与他们的杀戮行为之间制造距离感。这种联想让人感到不适。用炸弹炸死一个人比用刺刀捅死一个人要来得容易，同样的道理，对纳粹来说，用毒气毒死犹太人也比开枪杀死他们更简单。20世纪的技术手段不仅使被战争夺去性命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让实施杀戮的凶手承受的心理负担和伤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对奥斯维辛一百多万名犯人的杀戮可以与盟军对德国的轰炸相提并论。出于前文提到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行动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在霍斯和其他许多纳粹分子看来，二者有着相同的性质，轰炸和毒杀只不过是杀死敌人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置霍斯，无论他是否如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希望的那样，被“关在笼子里”游街示众，他都不会真的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事实上，霍斯在登上绞架的过程中很可能在想：“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罪才死的，而是因为我们输掉了战争。我是作为一个被误解的人而死的。”说到底，这也是为什么霍斯这个看起来如此普通的人，实际上却非常可怕。

霍斯于1947年被处死后，他一手建造起来的奥斯维辛营区也迅速土崩瓦解。比克瑙的部分营房被住在附近的波兰人拆毁，因为他们需要木材修复自己的房屋，但与他们相比，另一些人对集中营进行的洗劫则让人心里更不是滋味。一名波兰年轻人约瑟芬·杰林斯卡与她的家人在战后回到奥斯维辛，却发现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因为纳粹对这个地区进行大规模重建时拆了他们的房子。于是，他们只好住进过去养鸡用的屋棚中。为了赚钱，约瑟芬和朋友们会到比克瑙的焚尸场附近“淘金”。他们翻动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个碗里，装上水以后从中找金子。“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约瑟芬说，“无论自己有没有亲人死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毕竟是人的骨头。没人乐意干这种事，可是贫穷逼着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从比克瑙地下挖出来的金子，最后让约瑟芬·杰林斯卡一家买到了一头牛。

波兰人扬·皮夫奇克当时也被迫住在比克瑙附近的一个鸡棚里，他承认他也曾在焚尸场附近搜寻贵重物品。“我记得我找到一颗金牙，一枚犹太硬币，还有一个金手镯。我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对不对？我不会再从人骨堆里刨东西，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的都该遭天谴。但那个时候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除了搜寻贵重物品，扬和他的朋友们还会贿赂那些偶尔在附近巡视的苏联士兵，以便从比克瑙的营房偷些木料回去造房子。“你知道吗，战后的生活很艰苦，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曾目睹鲁道夫·霍斯处决过程的波兰政治犯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得到了一份工作，即在比克瑙做守卫。他的职责是看守营地，一旦当地人想从焚尸场偷东西，他就朝他们上空开枪警示。“我们管那群人叫‘墓地土狼’，”他说，“我们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会愿意从墓地里找东西。”他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从远处就觉察到这群人的靠近：“你可以通过气味认出他们，他们离得很远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一股味道，那是一种腐烂的尸体特有的恶臭。这种人走在街上你一下就能知道。”

直到很多年以后，奥斯维辛这个大屠杀发生地才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关注，而直到苏联解体，博物馆的标示牌才终于被替换，从而以一种更恰当的方式体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

在此过程中，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几年的前党卫队成员奥斯卡·格伦宁则在玻璃制造厂步步高升，当上了人事部主管。最终他被任命为劳资仲裁委员会荣誉委员。奥斯卡·格伦宁表示，在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经历帮助他成为一名更称职的人事主管，因为“从12岁起我就开始学习什么是纪律了”，而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讽刺的意味或不自然的感觉。

尽管格伦宁曾在奥斯维辛负责清点和处理从到达营地的犯人身上搜刮来的各国钱币，从而间接为灭绝过程出了力，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对直接参与屠杀的人和没有直接参与的人是分得很清楚的。”此外，他也用到了纳粹分子在战后最爱使用的辩解之词，那就是他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他用这样一个类比为自己开脱：“一群士兵不会在第一次见到枪林弹雨以后就都表示：‘我们不认同这件事，我们要回家。’”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德国检察官在战后决定谁犯有战争罪、谁没有的时候，采用的也是类似的原则。如果一名党卫队成员既没有身居要职，也没有直接参与屠杀，那么他基本就不会遭到起诉。因此，当奥斯卡·格伦宁做过的事情最终败露——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他从没打算改名换姓或是躲起来——德国检察官却并没有对他提起诉讼。[30]他的经历也表明，即使一个人加入了党卫队，被派到奥斯维辛工作，见证了灭绝过程，并以某种具体的方式为“最终解决”的实施做出贡献，比如负责整理从犯人那里掠夺来的钱财，在战后的西德，他仍有可能被判为“无罪”。事实上，据估计，1940—1945年间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大约有6500人活到了战后，但只有大约750人受到过任何一种形式的处罚。[31]最有名的一次审判当属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22名被告中17人被判有罪，但只有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最重刑罚。

大量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没有遭到起诉，这情况不仅发生在德国，全世界都有类似的问题（或许只有波兰除外，在789名奥斯维辛工作人员当中，多达673人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32]）。起诉这些奥斯维辛工作人员之所以很困难，首先是因为不同国家缺乏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其次是因为冷战造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最后，我们不得不说，还因为人们缺乏足够强烈的意愿。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而这样的判决无疑将会得到大众的支持。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然而，没有定罪，也没有判罚。曾在奥斯维辛工作并活到战后的党卫队成员约有85%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当希姆莱在火车上想出建造毒气室的方案，以减轻他的手下因残忍射杀犹太人而承受的心理“负担”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这个意外的收获：这种屠杀方法帮助大部分党卫队成员在战后逃过处罚，只因他们宣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灭绝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犯人在离开奥斯维辛以后陷入了更艰难的处境，与此同时，奥斯卡·格伦宁却享受着（并且后来一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这种反差并没有给格伦宁造成片刻的困扰。“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活。我所做的也是每个正常人都会做的，那就是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比如自己的家人创造最好的生活。只不过我成功了，有些人没成功。这跟过去发生的事没有关系。”

令人惊讶的是，对自己的过去满不在乎的奥斯卡·格伦宁，却在生命快要走向终点时，突然决定公开谈论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经历。促使他改变心意的原因很耐人寻味。战后，格伦宁迷上了集邮，并加入了当地的集邮爱好者俱乐部。在一次俱乐部聚会上，在距离战争结束已过去40多年之后，格伦宁跟站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谈论起政治。那个男人说：“简直太差劲了，这届政府竟然规定，任何怀疑几百万犹太人死在奥斯维辛的言论都是违法的。”他继续向格伦宁解释道，焚烧这么多尸体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他还坚持认为，要想毒死那个数量的犯人，纳粹需要使用的毒气剂量足够杀死附近“所有活物”了。

格伦宁当时并没有反驳这些说法，但他后来经一位票友推荐，买到了这位大屠杀否认者的一本集邮册，在上面写下了充满讽刺的评论之后，又把集邮册寄给了他。结果，他突然开始接到陌生人打来的奇怪电话，这些人对他提出质疑，不相信在奥斯维辛，纳粹真的用毒气进行大屠杀。原来，他对大屠杀否认者的谴责在一本新纳粹主义杂志上登了出来。此时，他接到的电话和收到的匿名信有“90%来自那些质疑我的人。他们想向我证明我自己在奥斯维辛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都大错特错，都是我自己的想象，说那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于是，为了反驳那些对他亲眼所见的事实提出质疑的人，格伦宁为他的家人写下了他个人的历史，并最终同意接受BBC的采访。现已年过八十的格伦宁对大屠杀否认者只有下面这几句简单的话要说：“我希望你们相信我。我亲眼见过毒气室，亲眼见过焚尸场。我见过熊熊燃烧的火焰。我曾站在坡道上，筛选就在那里进行。我希望你们相信，这些暴行真的发生过，因为我就在现场。”

这个悲惨的故事进行到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的是，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大多数人没有遭到任何处罚，而集中营里的大多数犯人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非但如此，很多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遭受到更多的偏见和伤害。这样的结论自然会让人感到不快。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墓地，比克瑙的土地在战后被寻觅贵重物品的当地居民一遍遍翻动。这个墓地以及附近的维斯瓦河就是一百多万人的最终归宿——许多犯人的骨灰倾倒在这条河里。这一百多万人的证词我们已永远无从聆听。

大多数曾在奥斯维辛遭受折磨的人，似乎再也无法找到精神层面上的慰藉或救赎。虽然有埃尔泽·阿布特这样的耶和华见证人，感到上帝始终在集中营里陪伴着她，但绝大多数是像琳达·布雷德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奥斯维辛没有上帝。那里的条件太可怕了，上帝决定不去那里。我们根本不会祈祷，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无济于事。很多幸存者都成了无神论者，他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琳达·布雷德这样的幸存者得出的结论是，她能活命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而当一个人认为主宰命运的是完全不受个人控制的偶然因素时，他很难再有任何宗教信仰。

据估计，被送到奥斯维辛的130万人中，110万人死在了那里。其中大约有100万是犹太人。对那些依然沿用苏共思路，把所有死在奥斯维辛的人都说成“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人来说，这是个重要的数字。我们必须记得，超过90%的受害者之所以在奥斯维辛被夺去生命，只因他们在纳粹眼中犯有一种“罪”，那就是生为犹太人。

以国家为单位来看，向奥斯维辛输送犹太人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匈牙利——在1944年初夏的高峰时期，共有43.8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那里。其次是波兰（30万），接下来依次是：法国（69 114）、荷兰（60 085）、希腊（55 000）、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46 099）、斯洛伐克（26 661）、比利时（24 906）、德国和奥地利（23 000）、南斯拉夫（10 000），意大利（7422）。[33]当然，我们也不该忘记死在集中营里的非犹太人，他们是7万名波兰政治犯、2万多名吉卜赛人、1万名苏联战俘、几百名耶和华见证人、数十名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出于种种荒谬的原因（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因）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

用不了多久，最后一批奥斯维辛幸存者和最后一批奥斯维辛行凶者都将追随那些集中营受害者而去。届时，世界上将不再有任何活着的奥斯维辛亲历者。等那一天到来，这段历史将有可能变成又一段遥远的过去，变成许许多多可怕的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在奥斯维辛之前也发生过许多可怕的暴行，比如狮心王理查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对阿克（Acre）穆斯林的大屠杀，再比如成吉思汗在波斯进行的屠戮。或许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奥斯维辛，认为它不过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件可怕的事，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但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必须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评判某种行为。而在20世纪中叶的语境下，在欧洲文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行为。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够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已为世人知晓，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这段历史对我们、对后人将永远是一个警示。

[1] BBC访谈。

[2] Andrzej Strzelecki，“清空集中营”（The Liquidation of the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45页。

[3] 引自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之辩》第159页。另见第158—165页对奥斯维辛解放后媒体相关报道的讨论。

[4] van Pelt，《奥斯维辛之辩》，第164页。

[5] 《大屠杀百科全书》第一卷，第350页。另见Yehuda Bauer，“死亡行军：1945年1月—3月”（The Death Marches, January—May 1945），载于《现代犹太主义》（Modern Judaism），1983年2月，第1—21页。

[6] BBC访谈。

[7] BBC访谈。

[8] BBC访谈。

[9] 同上（见2000年1月19日播出的节目《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0] 摘自《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1] 摘自《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2] 摘自《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3] BBC访谈。

[14] BBC访谈。

[15] BBC访谈。

[16] BBC访谈。

[17] 第五纵队（Fifth column），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方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现泛称隐藏在对方内部、尚未曝光的敌方间谍。

[18] Gunnar S. Paulsson，《秘密花园：躲藏起来的华沙犹太人》（Secret Garden: the Hidden Jews of Wars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在28 000名成功逃离（或从未进入）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当中，11 000名活到了战后，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非犹太裔波兰居民的协助。

[19] BBC访谈。

[20] BBC访谈。

[21] BBC访谈。

[22] BBC访谈。

[23] Tom Segev，《第七百万个》，（The Seventh Million, Hill and Wang 1994），第147—149页。

[24] Segev，《第七百万个》，第140—146页。

[25] 相关开创性研究是由BBC历史组的David List进行的。

[26] Rupert Butler，《死亡军团》（Legions of Death, Hamlyn paperback 1983），另见Cross上校写给Felix Robson上校的一封信；这封信现存放在Chicksands的军事情报博物馆内。

[27] BBC访谈。

[28]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166页。

[29] BBC访谈。引自Laurence Rees，《东方恐怖》（Horror in the East，BBC Books 2001），第119页。

[30] 2014年9月，他被德国的检察官指控，在集中营的期间涉嫌帮助谋杀。2015年7月15日，他被判协助杀害至少三万名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罪，处有期徒刑四年。

[31] Lasik，“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人员的抓捕与惩罚”（The Apprehens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Staff），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99—119页。

[32] Lasik，“抓捕与惩罚”，第116页。

[33] 这些数字由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的Piper教授提供。

致谢

本书基于由我编写和制作的一部电视系列片。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这组电视系列片（以及这本书）之所以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时任BBC总裁的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先生给予的热心支持和大力帮助。这个系列节目自取得马克的准许，到终于在BBC电台播出，整个经过可以很好地说明资助、筹备和完成这样一个项目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在此期间，马克离开了BBC，担任第四频道总监，随后又回到BBC，担任电台总裁）。BBC电视台的其他很多人也为这部电视系列片提供了大力支持，特别是时任BBC第二频道总监的Jane Root，事实类节目委托制作部总监Glenwyn Benson，以及事实类节目专家组专员Emma Swain。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直属主管、事实类节目专家组总监Keith Scholey先生，谢谢他给予的理解与提出的大量宝贵建议。

许多杰出的学者对这个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本系列片的历史及脚本顾问伊恩·克肖（Ian Kershaw）教授为这个节目提供了大量深刻的洞见。他同时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对于他给予的专业指导和深厚友情我无以为谢。David Cesarani教授和Christopher Browning教授是另外两位对我个人以及这部电视系列节目产生深刻影响的专家。在纳粹“最终解决”这个课题上，很难找到比这两位更出色的研究者。Robert Jan van Pelt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指导，帮我们了解集中营的建筑。此外，波兰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也提供了鼎力支持，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Igor Bartosik，Edyta Chowaniec，Adam Cyra， Jadwiga Dabrowska，Dorota Grela，Wanda Hutny，Helena Kubica，Miroslaw Obstarczyk，Krystyna Oleksy，Jozef Orlicki，Franciszek Piper博士， Wojciech Plosa，Piotr Setkiewicz博士，Kazimierz Smolen，Andrzej Strzelecki博士，Henryk Swiebocki博士，Jerzy Wroblewski以及Roman Zbrzeski。为我们在波兰的调研提供大力帮助的还有Kazimierz Albin, Halina Elczewska，Abraham Frischer和Ester Frischer，Jozef Geresz博士，Bernadetta Gronek，John Hartman，Jozef Koch，Edward Kopowka，Alicja Koscian，Aleksander Lasik博士， Anna Machcewicz，Mariusz Jerzy Olbromski，Lucja Pawlicka-Nowak，Hubert Rogozinski，Robert Rydzon，Jacek Szwic，Marian Turski博士和Michalina Wysocka。

在海峡群岛，我们从Frederick Cohen那里学到了宝贵的历史知识。在法国，Serge Klarsfeld 和Adeline Suard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的Gideon Greif博士为我们提供了大力协助。此外，在以色列，Nava Mizrachi的帮助也使我们获益颇多。在斯洛伐克，我们得到了Ivan Kamenec 和Eduard Niznansky博士的帮助。在德国，我们得到了下列人士的帮助：Andrej Angrick博士，Martin Cueppers，Wolf Gebhardt，Niels Gutschow，Peter Klein，Michaela Lichtenstein，Bogdan Musial博士，Dieter Pohl博士，Volker Reiss博士，Robert Sommer，Frank Stucke博士和Peter Witte。在俄国，Sergey Sluch博士为这个项目提供了大力支持。在匈牙利，Krisztina Fenyo博士的配合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在乌克兰，我们要感谢Taras Shumeiko。在美国，Adam Levy帮了我们很多。

这部电视系列节目的制作团队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Detlef Siebert，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对整部节目的画面指导，还对内容提供了许多敏锐而深刻的批评建议。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两名纪录片导演Martina Balazova和Dominic Sutherland交上了一份令人非常满意的答卷，与他们密切配合的是我们尽职尽责的摄影师Martin Patmore和Brian Biffin。才智过人、眼光独到的Dominic指导了后期制作过程，并在Moving Picture Company和John Kennedy的帮助下完成了对图像内容的审定。电视界最优秀的剪接师Alan Lygo在剪接室里为本片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的助理制片人Tanya Batchelor和波兰研究专家Anna Taborska也都表现得十分出色。Declan Smith负责档案收集工作，Rebecca Maidens和Cara Goold是本系列片的制片协调人，他们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制片人Emily Brownridge的工作做得让人无可挑剔，Anna Mishcon和Laura Davey两位监制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我的个人助理——先是Sarah Hall，后来是Michel le Gribbon也帮了我很多。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联合制片方——美国KCET电视台，他们的指导让我们获益匪浅。Karen Hunte，Al Jerome，Mary Mazur，特别是Megan Callaway都为本片做出了贡献，提供帮助的还有美国PBS电视台的Coby Atlas。BBC Books的Sally Potter和Martin Redfern这两位模范出版人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的Peter Osnos，Clive Priddle 和Kate Darnton也是如此。Andrew Nurnberg照例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

我无法用只字片语来表达我对家人的感激，他们是我的孩子Benedict，Camilla和Oliver，以及我的妻子Helena。跟一个满脑子都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人生活在一起并不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他们包容了这一点，也包容了其他许多。

然而，我最想感谢的还是近百名同意接受采访的当事人。他们的回忆是无价之宝。希望他们能原谅我在此处的笼统谢意，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连同各自独到的见解，早已贯穿于全书的每个篇章。

图片出处说明

BBC Books感谢以下个人及机构提供照片，并授权我们使用这些作品。我们已竭尽全力查找出处并标明版权所有者，如有错误或遗漏，在此深表歉意。

第一部分

1．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2．Walter Frentz（纳粹帝国摄影师）档案；3．普鲁士文化遗产图片档案馆（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4．汉斯·弗里德里希； 5．乌尔斯泰因图片（Ullstein Bild） ；6—10．法兰克福犹太人博物馆（Jewish Museum, Frankfurt）；11—12．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第二部分

1—2. 奥斯维辛博物馆；3．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4．奥斯卡·格伦宁；5. 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6．温蒂·达文波特（Wendy Davenport）；7．海伦娜·斯特洛诺娃；8—12．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13—15. 奥斯维辛博物馆；16．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2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劳伦斯·里斯 著

IKITE KAETTEKITA OTOKO: ARU NIHONHEI NO SENSO TO SENGO by Eiji Oguma
　　©2015 by Eiji Oguma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5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7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稿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着回来的男人 : 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 （日） 小熊英二著 ; 黄耀进译.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理想国译丛）

ISBN 978-7-5495-8922-7

Ⅰ. ①活… Ⅱ. ①小… ②黄… Ⅲ. ①社会生活－生活史－日本－现代 Ⅳ. ①D73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942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魏　阳　罗丹妮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龚碧函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从序

导读 一个普通人的常识

国际版序

第一章 入伍之前

一、从北海道到东京

二、谦二的小学记忆

三、升学时代来临

四、走向统制经济与爱国教育

五、战时就职

六、我出发了

第二章 前往战俘营

一、那种事我办得到吗？

二、没跟着原部队走是我的幸运

三、赤塔流放地

第三章 西伯利亚

一、每个人的生存能力不一样

二、国家应负起的责任

三、饭盒是活命的基础

四、对某位青年的追忆

第四章 民主运动

一、不同的管理体制

二、《日本新闻》与壁报新闻

三、气氛改变了

四、检举反动分子

五、归国竟然就是这么回事吗？

第五章 辗转的生活

一、西伯利亚归国者的处境

二、滚石般的日子

三、无论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

第六章 结核病疗养所

一、失去一半的肺叶

二、最难熬的时期

三、无能为力的小市民

第七章 经济高速增长

一、下层的下层

二、最重要的是判断谁有权限

三、当时就是可以卖出这些商品的时代

四、搬入都营住宅

五、结婚生子

六、自立门户

第八章 战争的记忆

一、“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想象

二、安定还是停滞？

三、是战争我就讨厌

第九章 战后赔偿审判

一、社会性活动时代

二、非战兵士之会

三、重访赤塔

四、只抚慰、不赔偿

五、殖民地征兵问题

六、我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七、国民的良心

八、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后记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导读
一个普通人的常识

梁文道

吴雄根，我试着在网上搜索这个名字，除了“百度百科”录有他的履历，剩下的讯息几乎全部都和《活着回来的男人》这本书有关。我看不见有任何中文媒体采访过他，也看不见有任何中文世界的网民讨论过他的事迹，如果只有在互联网上存在才叫作真正存在的话，那么吴雄根就是一个差一点便不曾存在过的人了。这也难怪，这位朝鲜族、中国籍，有过一个日文名字“吴桥秀刚”的老人，生在当年的伪满洲国，又在日本东京念过书，一九四五年的时候还被强征入伍“关东军”第515部队，战后又为苏联红军俘至西伯利亚的赤塔地区战俘营劳役，直到一九四九年才被送回已经变了天的中国。这样的人生自然是有缺陷的，不只是他的经历不够美好，更是因为任何宏大、完整而又广为流行的主流论述都很难恰到好处地容下他的一生。从战后的政治运动角度来看，他是个问题相当严重的人，不只留学过日本，而且当过“伪军”，或许这是他那代东北朝鲜族人常常遭逢的命运；但是革命面前，是没有身不由己这回事的，所以战后他肯定还是要被判定为一个汉奸。虽然他早在苏联做俘虏的时候就已经心向共产主义，一回来就献身革命建设新中国，可中苏交恶之后，像他这种在苏联待过的人则又有了替苏联当间谍的可能，必须反复检查交代好好监视。当然他是个受害者，他不是自愿跑去苏联，不是自愿加入关东军，更不是自愿生为“满洲国”国民。可是这种受害者又嫌受害得不够纯粹干净，不像那些被战火弄得家破人亡、上得了电影电视剧的凄凉角色，因为他毕竟在敌人那边待过，黑白不够分明。假如他生来就是个日本人，战后就应该和其他仍然生还的西伯利亚日本战俘一样，最后会被苏联遣送回美军占领的日本，于是又会惹起另一种疑虑，怕他其实是遭到洗脑改造特地归日潜伏运动的“赤化分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这不由自主的大半生如何坎坷，一定吃过许多人想象不到的苦。如果他要在有生之年寻求正义，讨一个说法，至少让他这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个可供理解的解答的话，他该向何处寻觅？

于是一九九六年，吴雄根到了日本，诉讼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这该是个大新闻，可是很奇怪，不仅保守的日本媒体少有报道，今日回看，当时便连中国媒体也似乎无人关注这个消息。比起九十年代开始大量涌现的“慰安妇”索赔事件，其实来自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原日本军人申诉数目更多，只不过这些人的诉求会使得热血简单的国族主义尴尬，不像“慰安妇”那么正邪易辨，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冷漠对待，当他们不存在似的。

吴雄根的官司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失败。日本建制的说法是很简单的，它不只不赔偿这几十万当年被它强征入伍的外国人，甚至也不赔偿土生土长的日本兵，理由一贯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活着回来的男人》的作者、历史社会学者小熊英二解释道：“如果只针对特定被害者进行赔偿，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状况。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担心的恐怕是，即便对一小部分受害者进行赔偿，往后便像掀开冰山一角，接着来自国内外的赔偿要求将永无止境……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立场。”所以，无论是“慰安妇”，还是被强迫从军的日本军人及其军属，日本政府皆以基金“慰问”的方式了事。那么它为什么不“慰问”像吴雄根这样的外籍士兵呢？他们根本不是日本人，你又怎能用“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这种大话打发？

另一方面，出于冷战时期诡谲的国际局势，且别说外籍士兵，就连“慰安妇”也不一定会受到韩国、中国台湾乃至于大陆等亚洲地区政府的支援。吴雄根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国前苏联拘留者协议会”，找出二百五十名和他境遇相似的俘虏与遗族，同时要求日本负责。可是这个团体的活动到了一九九二年就停了下来，因为“当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复邦交二十周年纪念，适逢日本天皇访中期间”。

所以，没有自己政府的支持，也没有媒体关注的吴雄根，一个人来到了日本。不过他居然找到一个日本人愿意和他共同起诉日本政府，成为亚洲各地对日赔偿诉讼的首位日籍并列原告，这个人就是小熊英二的父亲，同为苏联战俘营归来者的小熊谦二。在法庭上，他说：

他（吴雄根）身为朝鲜族，以日本国民身份接受征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隔天他于海拉尔入伍，旋即遭受苏联军队的攻击，他卷入战斗中并身负重伤，被搬送到苏联领土内的医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后，经由朝鲜回到故乡成为中国人。但曾为日本士兵的事实为他的生活带来许多歧视待遇。

几年前我领取了给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慰问状与慰问金。但日本国认为吴是外国人，因为这项理由所以不适用于领取条件，这点令人无法接受。

为何他必须在西伯利亚过着拘留生活？请各位思考一下。过往，大日本帝国合并朝鲜，一度使朝鲜民族的人们皆成为日本国民。其结果，他与我一样因身为日本国民的义务而接受征兵，之后成为关东军士兵并成为苏联俘虏。只要是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这个事实施行的慰问，他就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为是日本国民所以受到征兵，使他成为西伯利亚俘虏的也是日本国。同样都是这个不负责任的日本国，事到如今却说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无法接受慰问，这完全不合情理。

这明显就是一种歧视，是国际上无法认可的人权漠视……这是我对国家的要求。类似这种国际性的战后赔偿，应该不具时效性，请不要一直逃避责任。而且，这种负面遗产也不应该再留给下一个世代。

雄辩滔滔，小熊谦二还在他自己撰写的讲稿里引用了前欧洲殖民帝国与纳粹德国的案例，痛陈日本政府之过。这么看来，他应该很符合大家心目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他却只有初中文凭，是一家小体育用品行的老板，用他自己的话讲，甚至是“底层中的底层”。这位小熊谦二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大家也许会在日本电影里面见过类似的场面：一个乡村少年应召从军，出征那天，他穿着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头挺胸地对着送别亲友大声宣布：“我定会堂堂为国尽忠。”然后他的家人、乡亲和邻居则会鼓掌叫好，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很多人还会挥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国旗，替他打气壮行。这些参军青年，在我们的印象之中，总是规规矩矩，严守军纪，无论何时都不忘“皇军”威仪。而养成这种年轻人的土地，是一个陷入狂热情绪的社会，人人爱国爱到头脑发昏；好消息从前线传来的时候，张灯结彩，鞭炮四响；若是坏消息开始浮现，他们就一脸肃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准备。这就是战时日本社会的典型图像之一，将爱国、爱天皇以及战争这三者毫无困难地等同了起来，并且把这三位一体当成个人生命意义的寄托。如果你不赞成战争，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爱国；如果你不爱国，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还读过一些研究，指出当时日本最爱国最忠诚同时也是对战争最狂热的，竟是一批低下阶层的年轻人。一来， 战前日本贫富差距极大，这些条件不利的青年苦无出路，眼前即是尽头，也许会渴盼军需经济带来的一时荣景可以惠及己身。二来，他们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 自幼在校天天诵读充满着皇国思想的“教育敕语”，洗脑洗得彻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点，他们的人生实在没有更大更完满的意义了，而战争，不只能令他们投入到一个非常壮阔的戏剧叙事当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补足；还能让他们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变得更加“平等”，因为到了最后要是战死，不管背景贫富，所有士兵的亡灵都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当中，正是生殊途死同归。

然而，小熊英二这本《活着回来的男人》却纠正了我长存的偏见，让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战时日本底层画像。他这本书不只是他父亲小熊谦二的口述史那么简单，更是一部以个人为经，以大量政治、社会及经济背景析介为纬的历史社会学佳构。于是读者能在其中发现其时日本社会那被遗忘甚至被压抑的角落。

就说应命参军的那种仪式吧，原来小熊谦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根本没人关心。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那种事情，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 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人生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 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自己的丈夫、儿子，又或者是孙子上战场，这无论如何都不该是件开心的事，在生离也许就是死别的这种情况下，哭泣流泪自然不过；不过，绝对而神圣的爱国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认自然不接受现实。比如谦二一位早逝的室友，为了征兵体检回到老家，结果验出当年绝症肺结核，征兵军官看到报告之后破口大骂，斥责那个离死不远的青年“因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结核病）”。一九四〇年开始，日本政府又规定国民在经过东京皇居的时候必须“宫城遥拜”。已经从乡下来到东京谋生的谦二，有一趟搭电车经过皇居，听到乘务员高叫“现在通过宫城前”，便跟着全车乘客一起弯腰朝着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注意到背对宫城那排电车吊环下的乘客挤得实在转不过身，于是“只好以屁股朝着宫城行礼”。他说：“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大家都没当一回事，逐渐地就自然消失了。”

爱国主义有时确是一种形式，套在纷杂混乱的现实和自然之上，它或者会对后者提出一些远离常识、玄而又玄的解释（比方说一个人在当兵前被验出肺结核是因为他不忠）；又或者干脆遮蔽大家耳目，让国民用灌进脑子里的兴奋剂去代替他们用感官接触到的世界（比方说监控审查新闻媒体，拿掉一切不利的新闻，换上些振奋人心的故事）。问题是当你活在那样的时代，面对着由于战争而日渐残破的生活，苦苦挣扎；可是当一切本来可以用作解释这种生活、这个世界的思想和世界观都被抽掉夺去，只余一套爱国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你还可以怎么办呢？明明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养家活口，怎么样在物资短缺的情形下经营生计；但国家却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为国牺牲，谋求一个非常远大崇高但也因此永远看不清的目标。你失去了凭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时势的能力，疲倦得动不了大脑，那形式至上的爱国主义则是唯一剩给大家的思想工具。这时你不会去反省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对不对；你也不会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亲人去死的主义，拒绝它的聒噪。你只能麻木冷漠，劳形于生活压力与包围着你的宣传口号之间。

自从日军侵华，每有重要胜仗，日本各地邻组町会都要举办“提灯笼游行”。但是仗打得越久，人们的反应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层，人们就愈是无感。终于到了美军攻克塞班岛，“从宣告‘玉碎’的广播播音员阴郁的声音中，可以感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态……日本战败这件事，从理论上已经可以隐约地推测出来”。不过谦二周边的人当时都没有这么推测，因为大家都太累了，“已经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状况了”。

小熊谦二果然如他所言，是“底层的底层”，他的母亲在他七岁那年离世，他的父亲干的是随着时局而起伏的买卖，他有五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个早夭，另外两个没活过二十，他自己中学上到一半就要提早毕业，小时候家里一个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纪稍长则开始工作分担家累，一路走来都是奔走捱苦。战争末期，终于轮到他这个身体本应过不了检查的小子入伍。可是他没有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圣三一”劫持，没有把希望寄在“圣战”之上，因为他是一个更加贴近自然和现实的人。就和他所见过的其他底层一样，他的关切在于今天晚上有没有东西吃，而不是国祚是否恒久。他被剥夺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有，那也没多大用处，他只能被严酷的国家机器推来推去。真正使得他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一直没有忘却现实生活的本相，即便战后。于是他能养出基于现实的常识，至少知道一个人前赴战场告别家人，并非一件值得欢庆的事。

谦二到了前线没多久，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规定，留在中国东北的军队要向苏联投降。这批驻在中国东北的军人不只是战俘，原来更是日本赔偿苏联的物资。在“关东军”交给苏方的陈情书里便有非常客气的这么一句话：“（受俘日军）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于是谦二就得跟着大伙前往西伯利亚，与当时全苏境内那一千多万成分不好、政治上不可靠的奴隶劳工一样，成为苏联恶名昭彰的劳改体系的一员。在物资短缺、天候严寒的情况下劳动，有不少日本战俘病倒，其中一位是谦二的同袍好友京坂：

“他开始患上夜盲症，清晨整队出发作业，沿着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场地时，他必须牵着我的手前进。不这么做的话，在天转大亮之前他什么都看不清楚，必然会滑倒。那段期间他的脚开始水肿，每每悲伤地对我说，他的脚套不进鞋子，我总是努力帮他把脚塞进鞋子，打理整齐。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终于开始出现失禁症状……”京坂死前几天，正是日本在过正月的时候，虚弱的京坂喃喃自语“好想吃麻薯啊”。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死的，死的状况又是怎样，谦二全都不记得了。“那就像一则传闻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情感。当然，没有守灵仪式也没有葬礼，毕竟当时我们过的，并不是人类该有的生活。”

是谁令他堕入这种非人境地？是谁在战败早已注定的时刻还要把这些年轻人无谓地投到前线？那些决定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语言和信仰来迫使这些青年在告别家人时必须高喊“我将堂堂为国尽忠”，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更剥夺了人们正常思考和行动的能力。经历了这一切的谦二不像那些学历比较高的军官，会因为某些“抽象的问题”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忧郁苦境，他只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办法吃，想办法睡。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一个活得很具体的人；唯有一个活得这么具体的人，才会在没有毛巾的时候把“日之丸”国旗当作洗浴时的浴巾来使用。又唯有一个会把国旗当成浴巾的人，才会在事后醒悟：“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结论，从自己的体验开始便好，不需要针对“皇国”思想展开缜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教育来装备自己；你看见自己的家庭因为战争而破败，而国家依旧要求大家继续牺牲；你发现柴米油盐的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而报纸和电台却依旧频传捷报；你到底还需要些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在一个名字叫作“国家”的神话底下呢？这难道不摆明了是个谎言吗？

不要以为苦难必定会使一个人清醒，也不要以为最实际的生活经验就必然会产生最起码的常识。有一些和小熊谦二一样上过战场，像他一样遭受过战争打击的日本兵在后来会变得特别“对青春无悔”，特别怀念那段全国上下“都很有信仰”的军国主义岁月。这大概就像有些人，明明被运动荒废了青春，明明遭逢过家庭的沦陷，但后来却居然怀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觉得那个时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应该是自主的抉择，当你只有一种信仰可以追随，并且必须追随的时候，这还能叫作“有信仰”吗？同样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没有半分选择余地，因此它甚至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凭什么对这被夺去的青春感到“无悔”呢？

《活着回来的男人》里头还有一则更加可笑的故事。话说谦二的二姨美登里在一九三〇年代移民巴西，初时尚与家里来往书信，但自战争爆发就没了音信，此后一直失联。后来他们才晓得原来二战结束之后，“巴西的日裔移民们分成不承认日本战败的‘战胜组’，以及承认战败的‘战败组’，彼此之间相互对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战前的‘神国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语，导致情报来源有限。在巴西两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激化，甚至发生互相暗杀、袭击的事件”。美登里的丈夫正是“战胜组”的领袖之一，“对于日本寄来的信件，都认为是美国的谋略，根本不阅读就直接烧掉。战胜组的人们好像对日本寄来说明战争已经结束的信件，采取不足为信的态度”。

回到日本之后，小熊谦二打过好几份工，载浮载沉，许久才在一家体育用品店扎扎实实地干了下去，趁着日本经济起飞，自己也当上了小老板，但始终是个平凡而具体的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生活忙碌，不关心政治；可是只要有空，他就会看一点书，为的只是更加了解自己活过的时代，于是他看其他士兵的回忆录，也看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由于做过战俘营奴工，所以他成了“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关心世界上其他处境和他相似的人，在组织寄来的抗议联署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由于他觉得当年战俘营的情形和纳粹的集中营有点像，所以他一直很关注集中营的状态，于是在他退休之后，终有余裕能够出国旅行，就立刻跑去波兰看看奥斯维辛。他吃过战争和国家主义的苦，认为裕仁天皇和当年一批战犯都没有负上该负的责任，所以他一直不喜欢对往事含含糊糊的保守派政党，长年是左翼政党的选民。就是这样子的人，才会在知道吴雄根的消息之后，决定陪那个来自中国的陌生人一起起诉日本政府。

我在《活着回来的男人》里面看到的小熊谦二，他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想法都是来得这么自然，仿佛一切合该如此，尽皆常理而已。你只需要认清现实，在有点能力的时候试着了解形成自己所处的现实的力量，同时再加上一点点同理心，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这样一个常人。诚然，在他儿子小熊英二的笔下，小熊谦二就只不过是个最凡常的普通人罢了。不过我们全都晓得，一个普通人的常识有时反而是最不容易的，就连许多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都不一定能够拥有。比如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你能把一块被大家叫作国旗的布只当成是条布，拿它来洗澡抹身吗？光是这么想，都好像十分危险。

新兵受训期间寄给父亲熊次的照片（一九四五年二月摄于牡丹江）

国际版序

致各地通过本书而有幸结识的诸位：

不知各位听到“日本兵”一词时，脑海中会浮现出何种意象？是否就像亚洲各地人们共有的印象一般，觉得他们是一群自大且残忍的人？

我并不打算否认这一点。只要是人，多少都会有欺软怕硬、残忍、好色的一面。日本兵也是人，他们自然也会带有这些侧面。而且把人们放到战争或殖民地统治的状态下，人性中的这些层面会更强烈地展现出来。我个人认为，这种事情与所谓的“民族”“人种”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不过，评判人的时候，只看这个层面，则有欠公允，也称不上是正确的认知。在战场上虽然是残忍的士兵，在家乡却可能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单看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正确理解一个人。

因此，为了正确理解人类，只看战争时期，是不够充分的。对于日本，或者日本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前往各种战场之前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思考些什么事情？如何离开故乡来到战场？战争结束回到日本后，他们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不综合各种面向来看，就无法正确地理解。

我这本书撰写的是我父亲的生命史。他出生于一九二五年，被卷入战争之前，我父亲在小商店工作，接受征兵后被送往中国东北，后来遭苏联拘留于战俘营，在西伯利亚度过三年强制劳动的日子。回到日本后，在不断更换工作之间，还染上了结核病，一直过着在底层挣扎的生活。在此之后，他开了一家小商店，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所写的，就是极其平凡、一介小人物的生活。

借由这本书，我希望读者们可以从中读到两件事情。

其一，希望读者不要把我父亲想成一个特殊的人。他在人生晚期，曾与中国朝鲜族的原日本兵共同对日本政府发起了诉讼。听到这段故事时，有些人会说：“像这种有良心的人，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人吧。”可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知道自己的父亲并非圣人。

人类的社会，不是由一小部分“好人”与大多数“坏人”组成。只要是人，无论是谁，都有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只看好的一面，便把对方当圣人来对待，就和只看坏的一面，就把对方当坏人来对待是一样的，都不是正确的认知。

我父亲采取的行动，潜在性上是所有人都可能采取的行动。比起赞扬一个人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可能性扩散到更多人身上。如果把我父亲当成一个特殊的人物，因而把他与其他大部分的人们区分开来，便会妨碍这种可能性的扩散。

其二，希望读者能够注意到对社会背景的分析。这本书与其他的传记不同的是，我针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法律与政策、外交关系等等，对父亲的人生轨迹造成了何等影响做了分析。毕竟我是一位历史学者，也是社会学者，因此即便是撰写自己父亲的传记，也一样留心以公平的态度分析处理。

为什么必须进行这样的分析？先前我说过，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般而言，当人们处于战争或殖民地统治等坏的情况下时，也就容易暴露出人性丑恶的一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若要维持人性美好的一面，个人的努力将会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让更多人都能发扬人性善良面的环境。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思考如何才能消除战争或殖民地统治，消解贫困与不平等的状况，因此，分析是绝对必要的。

这本书，并非只是单纯记录下我父亲体验过的“战争”与“生活”。所谓的“战争”与“生活”，是由政策、外交、制度、物价、收入、社会状况等要素共同构成的。为了刻画这些情况，在父亲不同的人生时期，国家施行了什么样的政策与制度？这些措施对人们的生活与经济造成了何种影响？其结果是否带来苦难、贫困与相互不信任等苦果？在书中都以分析的角度来撰写。此外，对于我的父亲试图改进自己人生的努力之中可能受惠于哪些政策或制度亦有提及。在这一点上，本书不仅只是说明过去的历史，希望也能给当下社会带来一定的省思。

最后，我想稍微说明自己尊敬父亲的哪一点。这本书是通过对父亲进行长期访谈后写成的，在父亲所说的诸多事情中，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对他者抱持的想象力。

例如，当我访谈他最痛苦的时期，也就是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体验，当时在饥寒交迫下，他的朋友不断死亡，他也一度处于濒死的状态，但是当他叙述这些经历时，我父亲却未曾出口骂过俄国人，说出他们宛如恶魔一般之类的话语。相反的，他却谈起当时苏联社会处于如何贫困的状态，缺乏民主化，可能也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而这些也影响到了他们这些战俘的境遇。对我父亲而言，俄国人与自己一样，都只不过是不好的制度与政策的受害者罢了。

我的父亲并没有显赫的学历。不过即便拥有学历或具备知识的人，也不见得能有如我父亲那样的见解。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夸耀自己的伟大，或者使用知识只是为了责骂他人愚蠢，指摘他人是恶魔。父亲当时对俄国人会有如上的看法，靠的便是他持有的对他者的想象力。父亲拥有这种想象力，是我非常尊敬的部分。

而这种同理心的想象力，正是当下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当下的世界，因为国家不同、文化或宗教不同、出身地不同、学历不同、经济形态不同等等因素，被不断地切割区隔。如果我们想要突破这些区隔，想要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种对他者的想象力便是必要的。而为了拓展这种想象力的可能性，知识和分析就很重要。我通过本书想传达的事情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描述父亲这样的人物，向读者展示这种想象力的可能性。

我们都是人，即便国籍不同、言语不同、阶级不同，但同属人类。如果能唤起大家注意这个理所当然的事实，让本书对大家有所助益，笔者将深感荣幸。

小熊英二　二〇一五年七月

第一章 入伍之前

一九四四（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京市中野区早晨七点半。天气：多云。

十月三十日刚满十九岁的小熊谦二，自家门前围绕着亲友，这天他将以陆军二等兵身份入伍。前一天是二十四日，东京开始遭到空袭，一整群美军的B29战略轰炸机，飞过谦二家的上空。

五天前的十一月二十日，入伍通知书送达。除了打电报请人在新潟县的父亲来，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时间。

几年前町内会或国防妇人会还会举办挥舞“日之丸”国旗的壮行会，现在已经不举行了，因为入伍召集逐渐频繁，大家都变得不再关心。加上前一天的空袭，东京被一股紧迫感笼罩着，聚集过来送行的亲友不到十名，谁也没表现出振奋人心的壮行气氛。

穿着卡其色国民服的小熊谦二，以当时惯用的语句宣告：“我会堂堂为国尽忠。”与大家打过招呼后，他回头向祖父母报告：“我出发了。”祖父感极生悲，放声痛哭了起来。这在当时是极为不寻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禁忌般的举止。祖母对他说：“去吧，谦（谦二的昵称）！”仿佛推着他一般，送他出门前往中野车站，祖父则返回家中。

当小熊谦二结束在西伯利亚被俘的日子，再回到日本时，已经是四年后的事情了。

一、从北海道到东京

小熊谦二，一九二五（大正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生于北海道常吕郡佐吕间村（现在的佐吕间町）。佐吕间这个地名，起源于爱努语的SAROMAPE（苇原）。一九一一（明治四十四）年栃木县谷中村的矿毒受害者们[1]，全村被搬移至此垦殖，以形成栃木聚落而知名。

小熊家原为新潟县中蒲原郡的素封家[2]，但谦二的祖父因为操作稻米期货失败，赔上了田产，家道中落。当时小熊家有三男两女，生于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的次男小熊雄次，便是小熊谦二的父亲。

小熊雄次拥有小学学历，十八岁时前往札幌，在金井吴服店做学徒，打杂学习。后来因为征兵体检，又回到新潟，成为卫生兵，并加入当时战火正炽的日俄战争。战争结束后的一九〇五（明治三十八）年，他在新潟结婚，再次回到札幌开了一家书店。不过经营失败，而且受到附近火灾延烧波及，书店遭焚毁。到了一九一二（明治四十五）年，他妻子也过世了。雄次带着当时两岁与一岁的女儿，于一九一三（大正二）年辗转来到北海道的网走，在公所大门前开业的一家代书行觅得助手工作。

当时在北海道开拓地，要转售土地时，得在公所办理许多手续。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自行填写表格，所以在公所近旁往往有许多代书行执业。许多读者应该都还有印象，即便到一九九〇年代，仍然留有许多这种代书行。成长于素封家的雄次，虽然只受过小学教育，却已拥有这种知识劳动阶级具备的能力。

片山旅馆（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摄）

当时有许多人长期住在日式旅馆或饭店，雄次也是如此。在旅馆主人的照顾下，雄次将次女让给对方当养女，但是此后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过了一段时间，雄次终于得知网走附近的佐吕间新开拓地即将设立新的公所，他推断公所成立后，该地区显然需要代书行，便于一九一四（大正三）年移居到佐吕间。

在辗转来到北海道的人当中，不乏拥有技能与才智的人，他们各自投身木工、商人等技术行业。如此一来，这些人便在开拓地公所周遭，形成了新的市镇，其中之一便是中佐吕间，这个区域比农民所住的边陲地区更富庶。好不容易来到佐吕间的雄次，住在中佐吕间的片山旅馆，并在公所前新建的事务所小屋上班，做代书业务。

片山旅馆的主人名为片山伊七。伊七在一八七六（明治九）年出生于冈山县，一九〇六（明治三十九）年移居北海道。在新开拓地佐吕间的建筑热潮中，片山旅馆也热热闹闹地聚集了从各地集合而来的木工、牛马贩子与商人。伊七本人也当过开拓地农民，后来转为经营建筑业，并以建筑业所得资金兴建了旅馆。伊七的妻子小千代则担任旅馆的经营者。

雄次在一九一四（大正三）年十二月，与片山旅馆的长女芳江再婚。结婚时雄次三十二岁，芳江时年十八。

听说芳江的双亲伊七与小千代当初很反对这桩婚事。因为片山家只有两个女儿，所以希望芳江能招赘一个女婿，日后可继承经营片山旅馆。现在芳江却想嫁给一个带着孩子四处漂流的三十多岁的异乡男人，这实在不是什么太好的选择。最后的解决方法是，约定两人婚后生下的小孩中，长男可以作为小熊家的继承人，次男则必须成为片山家的养子。

话虽如此，后来雄次顺利出人头地，靠着代书业务获得了资产与人脉，当上了佐吕间“购买组合”的理事长，最终还成为北海道东部地区“产业组合”中具有相当权势的人。

所谓的“产业组合”，是在政策层面上为了帮助小户农家对抗贫困而成立的协同组织。《产业组合法》于一九〇〇（明治三十三）年立法后，农村便成立了农业性的、都会则成立了消费性的“购买组合”或“产业组合”。这些便是现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与“生活协同组合”的起源。由农政官僚柳田国男推动，为了拯救农村脱离贫困而采用“产业组合”为施政手段的事迹，至今仍颇为人称道。

雄次与芳江夫妇，共育有三男三女。男孩们起名辉一、政一与谦二，女孩们则是光子、泰子与秀子。现年八十八岁的谦二说明如下：

长男与次男的名字，是由冈山的战国大名“池田辉政”中各取一字而成，而谦二的谦字，则是由新潟的战国大名“上杉谦信”而来。冈山是片山家的故乡，新潟是小熊家的故乡。辉一是小熊家的长男，政一是片山家的长男，谦二则是小熊家的次男。如果又生了四男，大概名字就会叫作“小熊信三”吧。当时庶民百姓的命名方法，大概就是这种样子。毕竟不管是父亲还是外祖父，都只有小学教育[3]程度。

在这些孩子当中，长女光子出生后大约一个月便死亡，剩下的五人当中，如后述，其中两人在二十岁左右都死于疾病。

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片山伊七与小千代放手旅馆生意，前往东京经商。放弃的理由不明，但根据谦二的说法，似乎是因为伊七的建筑事业失败，背负了什么欺诈的罪名，所以才被迫离开的。

一九三〇（昭和五）年前后，谦二的母亲芳江染上结核病，一九三二年七月病逝，享年三十五。当时结核病还属于没有治疗方法的绝症。

患病的原因是过度劳动与营养不足。在没有家用电器产品的年代，生产与养育六个孩子是莫大的负担。芳江的母亲小千代事后回忆：“芳（芳江）告诉我：‘妈，最近我觉得身体好疲惫。’那是让她生了六个小孩，还过劳操持家务之故。”对此，谦二则表示：

父亲雄次大概认为自己让太太过度操劳，因而导致了她的死亡吧。不过当时的日本，大家都处于过劳状态，要以此责怪父亲，其实也不太公允。加上父亲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即便累积了一些声望，似乎也从来没想过可以雇个帮佣来帮忙。

即便芳江生病，雄次仍忙于事业，完全没有余裕照料孩子们。雄次在芳江过世后又有了第三次婚姻，后逐个将孩子们送往住在东京的伊七处所。大概是判断自己在佐吕间既无庞大产业，而“产业组合”中的职缺又有限，如果让孩子们留在当地，往后大概不是变成农民就是从事畜牧业，与其如此，还不如将他们送往东京。

首先是在一九三一（昭和六）年把高等小学校毕业的长男辉一送往东京，隔年连刚进小学的谦二也去了；稍后政一与泰子也被送往东京，最后只有幺女秀子留在佐吕间。雄次好像与片山夫妻达成了协议，由雄次寄养育费到东京，让片山夫妇抚育这些孩子们。

他们被送到东京时，正值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日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与衰退，市场经济正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而金融贸易也进入国际化的时期。一方面来说，可以看到都会区中产阶级市民抬头，成为日后消费文化的起源；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农村人口急速外流、都市人口大量膨胀的状况。“农业组合”与“购买组合”也是因都市与地方贫困不安定，以及出现贫富差距问题为背景而兴起的。这些状况正预告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谦二的小学记忆

谦二还住在佐吕间时，就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母亲的记忆。从他懂事起，母亲已经结核病发，被隔离疗养。在谦二的记忆中，只有似乎是母亲的女性坐在廊缘上的身姿这样模糊的印象，而父亲总是忙于事业，几乎没有父子共处或受父亲照顾的记忆。

谦二实岁六岁，母亲芳江刚在这一年的七月病逝（一九三二年八月中旬摄）

一九三二（昭和七）年，外祖母小千代终于来到佐吕间，她是为了女儿临终的照护与其后的丧礼，以及带走谦二而来的。

当时年仅六岁的谦二，对自己要被送往东京一事完全不知情，说自己“带着好像要去远足般的轻松心情”。日后听小千代说，当时搭公车从佐吕间前往火车站途中，谦二曾说了句“还是别去了吧”，让小千代感到相当困扰。至于初次到达东京的印象，则是“总之是人很多的地方”。

外祖父片山伊七在东京市杉并区高圆寺的蚕丝试验场（现在的“蚕丝之森公园”）附近，经营一家糕点店。对于前来东京却既无学历又无技能的人而言，许多人都选择经营零售商店。糕点店是其中最不需要技能的商店之一。

在这个时代，还没有政府认定的调理师证照，所以可以自由开业。但也因为如此，离开农村来都市创业的人口过多，零售商店也过度密集。一九三〇年代初，东京市内平均每十六户就有一家糕点店，每二十三户就有一家米行。经营状态也同样不稳定，同一时期浦和市的小商店，平均营业年限为一年十一个月，即便是闹区银座，也仅有四年左右。

高圆寺自家周边

根据谦二的回忆，片山伊七是一位“干练的人”。虽历经了开拓地农民、建筑业、旅馆业后，来到东京，但他完全没有学过如何制作糕点。除了在高圆寺租屋处自制豆沙包外，伊七也从锦系町的糕点批发商购入糖饴与馅子玉等便宜点心，陈列于店头售卖。年幼的谦二也曾数度跟着伊七前往批发商那里。附有抽奖的点心则是附近孩童最喜欢的人气商品。

高圆寺住宅格局

伊七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屋是一栋两层楼的房舍，隔成两户租给两家商店。以现代的词语来说明，两户都是楼中楼那样的形式。面对一楼入口的是大约三叠（三张榻榻米）大小的店面，并排着批来的糕点。接着以日式拉门隔开，后方是六叠（六张榻榻米）大小的起居间和三叠的厨房，再往里走就是伊七增建的工作间，可在此蒸豆沙包。二楼有晾衣台与店铺看板，一样隔为三叠与六叠两房。

在这个租屋中，先被送到东京来的长男辉一睡在二楼，一楼则睡着外祖父母与幼小的谦二。家具大概只有橱柜，不过伊七颇喜好新奇的产品，听说一九三四（昭和九）年前后，家中就有了收音机。

大约十户共用一管自来水，要向管理人借钥匙才能打开。洗衣服则靠一八七七（明治十）年出生的小千代以大脸盆手洗，但因家务劳动颇多，所以大概是四至五天才会换洗一次内衣。要等到进入经济高度发展期，洗衣机普及以后，日本的庶民才开始每天更换内衣。洗澡则是每隔四五天才到附近的钱汤[4]去一次。

饮食方面“只要有米饭与带有咸味的东西就可凑和上一餐”，大概都以腌渍物与米饭为主。谦二回忆说：“几乎没有吃鱼或肉的记忆。”因为物流不发达，鱼肉多为晒过的鱼干，鲜鱼大概只有沙丁鱼，而且并不真的新鲜。

一个月不见得能吃上一次肉，而且大多以猪肉为主。偶尔得到一只鸡，就会与左邻右舍分享。宰好的生鲜鸡肉，在没有冰箱的社会，分享是保存鲜度的最有效方法。蔬菜是在附近的蔬果店购买，鱼或肉则到蚕丝试验场附近的市场购买。小千代平时忙于家务，完全没有时间烹煮精致的料理。

根据谦二的说法，当时家境“大概恩格尔系数达到60%吧”[5]，即便如此，“也有自来水，饮食感觉比在佐吕间还来得好”。小熊家在佐吕间已经处于上层阶级的位置了，即便如此仍感到上述东京生活状况优于佐吕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城乡的巨大差距。

顺带一提，佐吕间村是一个面海的行政区域，但当时缺乏将鱼运入内陆的物流手段，所以谦二在佐吕间几乎不记得有吃过鱼肉。当时的佐吕间也没有自行车，人力以外的输送手段就是马或马橇，但马需要饲养，也须雇用马夫，相当耗费成本。要以这种手段将鲜鱼运到佐吕间，价格必定奇高无比，以佐吕间居民的收入，大概不会有人购买，因此更无鱼肉流通。

租下他们隔壁房舍的一家人是西服裁缝师。附近的居民包括片山家，日常穿着上，女性是和服，男性是工作服和和服。不过男性为了参加婚丧喜庆，会备有一套西装。当时鲜少事先做好可挂在店面任人选购的“吊挂成衣”，大部分都得靠裁缝师。根据谦二的说法，当时仍穿着普通内裤，“兜裆布是征兵体检与入伍后才被命令穿着的”。

邻居裁缝师养有六个孩子，生活似乎也非常辛苦。这一家人原本住在东京东部一个叫作深川的下町（现在的江东区深川），关东大地震后才移居到现在的处所。当时的东京庶民一般都是租屋而居，许多人居住的下町在地震中被烧毁，也有不少人移居到东京西部的世田谷或杉并等农村地带。

根据谦二的回忆，他家附近就是一个小商店街。街上有蔬果店、豆腐店、煤炭店、药店、澡堂等等，大部分都是卖日常用品的商店，不过也有洗衣店、寿司店、咖啡馆、书店等。这个时期，除了如片山家开业的这种零售商店外，由于要到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中产阶级上班族也开始住在高圆寺周边，所以洗衣店、咖啡馆等就是为了服务这些中产阶层的客户开设的。

谦二自己说，因为片山家本身不是中产阶级，所以没利用过洗衣店，也不曾在寿司店吃过一餐。

当时的庶民，既没有年金制度也没有健康保险，为了给生病或老年生活做准备，都省吃俭用地存钱。店里的出纳与家计状况都由我外祖父（伊七）记录，每到夜里就会问外祖母（小千代）：“今天在什么地方花了什么钱啊？”当时的小银行数量比现在多上许多，家附近就有中野银行、不动银行等等。老居民之间，则还有互助会的习惯。

根据谦二的回忆，当时附近的农地也在逐渐消失，其上不断盖起新的房屋。一九二二（大正十一）年，日本国有铁道正式在高圆寺设站启用，加上连接新宿与荻洼的西武轨道也开通（二战之后变成都电杉并线，后与地下铁丸之内线竞争，一九六三年此路线废止），因此，到市中心上班的人们便不断移居到这些郊外住宅区。

当时的高圆寺一带混居着好几个类型的人，一是像隔壁裁缝师一家那样，因为地震，房屋被烧毁，从东京东部转来此处者；二是像片山家一样出身于全国各地，移入东京的人；三是到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中产阶级，因此人口也急速地膨胀。本来这个区域过去属于东京府丰多摩郡，谦二移居过来的一九三二年，刚好遇到市郡合并，此地被编入东京市，改制为杉并区。

顺带一提，附近的咖啡馆，白天会提供咖喱饭与炸猪排饭等所谓的“洋食”，所以小千代管它叫“洋食屋”。一到夜里，会有两三名女服务生端酒出来服务。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谦二，曾经偷偷掀开店门口的遮布，向内窥探——店内装饰着人造樱花，在彩色灯泡照耀下的昏暗店内，可以看到女服务生与顾客们。

住处旁有主要干道青梅街道，附近其他道路的宽度大概都只能勉强供两轮的人力板车通过。当时马路上跑的有自行车、人力拖车、公车巴士、有轨电车等等，偶尔也会有大卡车通过。

私人轿车尚未普及，出租车也几乎都是左驾的外国汽车，由驾驶员与揽客员两人一组共同做生意，驾驶慢慢开着车，揽客员与路旁行人搭腔聊天，招揽顾客乘车。日语称为“大八车”的多人拉的大板车大多被单人的人力拉车取代，当时已经不常见到，但听说日本快要战败，对都会居民执行强制疏散的时期，却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了令人讶异的大量“大八车”，被人们拉着满街跑。

在谦二的记忆里，伊七的身影从未出现在集会或社区大会等居民组织上。谦二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该地区属于新兴区域，“所以还没有出现类似居民组织的团体”。

一九二五年，日本施行普通选举法，伊七身为二十五岁以上男性，按理应该也有参政权，但谦二完全不记得伊七去投过票，或者被特定候选人拉票的情形。谦二只依稀记得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左右，看过大规模拒绝买票与贿赂的“选举肃正”活动，并依稀记得那些标语。

谦二来到东京时，长男辉一已经十五岁，比起谦二，看起来已经是个小大人了。辉一在伊七的手下帮忙买卖，大概两年之后便在被称为“大中野市场”的中野公营市场里开店卖天妇罗。不过这并非料理餐饮店，而是为来公营市场购物的妇人们（也就是“上班族”“商店主人”“临时雇员”的“太太”或“饭店女老板”们）——提供炸好的天妇罗这一家常的晚餐配菜。

伊七把辉一放在自己身旁，让他学习商人该理解的知识，希望借此帮助他往后能够自立。根据谦二的说法：“不管是父亲雄次或者是外祖父伊七，当时的庶民百姓，完全没有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想法。心中单纯的考虑就是该如何让孩子学会养活自己而已。”

中野公营市场格局

大中野公营市场面朝着西武铁道路线的“登记所前”站。谦二说：“入口处有糕饼点心店与药店，市场内有天妇罗店、酒铺、蔬果店、陈列裁缝工具的日用杂货店等，各式各样的店铺，足以应付各种需求。入口处有类似阳台的夹层，每个月一日与十五日的促销日，会有扮装艺人在上面敲锣打鼓促销。”

西武铁道路线沿着青梅街道通过，马路对面有一处叫作中野新桥的“三业地”。艺伎中介屋、包厢茶室、日本料理餐馆（料亭）等，集中了这些需要向政府申请营业许可才得以开业的“三业”店家，成为娱乐街区。“有钱人来找艺伎饮酒作乐，那边属于另一个世界。”

辉一经营天妇罗店的公营市场，由当时的地方政府所设置。现在发展中国家也能看到许多类似的市场形式，由公家机关提供建筑物，让小商店聚集开业。日本各地都还保留着这类市场，特别是冲绳的那霸市牧志公营市场最具名气。

由个别零售商店销售给个别消费者的经营形态，往往无法与大资本进行对抗，小商店经常处于经营不稳定的状态，很容易发生非法销售或者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特别在一九一八（大正七）年，因为发生“米骚动”，稻米价格暴涨，进而引发都市居民暴动，事件之后如何稳定商业买卖的价格，变成政府的重要课题。在这个背景下，公家机关带头领导，试图让商人们达成共识，并且在“米骚动”的隔年，在东京的六个处所设立公营市场。辉一开天妇罗店的中野公营市场，正是这项政策的一环。这与农村的“产业组合”一样，都是通过引导大家相互协调，获得一致共识，从而实现市场秩序稳定的一种尝试。

同样属于这种协同一致尝试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城镇商店街。距离片山家最近的车站是西武线山谷站（现在的丸之内线东高圆寺站附近），车站附近就有名为“共荣会市场”的商店街，街道上方搭有可遮风避雨的拱顶（Arcade）。街道宽度可让行人通过，两侧都是一楼为店面、二楼为住家的住商混合店铺，林立着鱼店、蔬果店、针线杂货铺等商家。当时的东京，零售商店的店家们为了与百货公司对抗，也出现过联合出资搭设拱廊街道、共同筹组商店街的案例。

依据谦二的回忆，经营天妇罗店的辉一，拥有庶民的开朗性格。他参加了由公营市场青年们组成的棒球队，还留下了穿着棒球制服的照片。此外，在高圆寺举办盂兰盆会舞时，他还会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配合《东京舞曲》的祭典音乐，负责敲打太鼓。

谱于一九三二（昭和七）年的《丸之内舞曲》，隔年更改标题与歌词成为《东京舞曲》，并录制成唱片发行，成为东京的“当地歌谣”。

根据谦二的说法：“对隔壁裁缝师一家这种土生土长的东京人而言，一边唱《东京舞曲》，一边跳纳凉舞蹈，实在充满了乡下人的俗气感，他们其实很看不起这种活动。这种祭典会风行起来，或许也说明了东京市内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了吧。”

穿着棒球制服的辉一（中间）

一九三二年七月，从佐吕间被带来东京的谦二转学进入杉并区第三小学校，成为一年级学生。小学内男女分班，每一学年四个班级当中，两班为男学生，由男老师指导；两班为女学生，由女老师指导。谦二也买了日式的双肩背书包（ransel），但其实是里面夹着厚纸板、外面包上人造皮的产品。

学校的班级里混有零售商店、工匠职人、临时雇佣等家庭背景的孩子们，当然还有被称为“月薪族”的中产阶级的小孩。在谦二的记忆里，同学中已经没有父母亲是农民的人了。至于“月薪族”学生所占的比例：

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有四成吧。若能对照毕业纪念册，光看服装与脸孔就可以分辨出来。

当时的学校，不像今天这样采取平等主义。我到毕业为止，从来没参加过才艺表演会。担纲演出的大抵都是“月薪族”的孩子们。现在的话都是全班学生共同分配任务，当时却没有这种考量。戏剧演出是为了让地方上有权势的来宾观看，而非给自己双亲参观。何况自己的外祖父母都忙于工作，原本就不可能来参加这种表演活动。

大概是五年级的时候，孩子们在校园内玩耍后去洗脸，只有“月薪族”的孩子们才拿得出手帕擦手。路过的女老师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某某君很有教养喔。”而我们这些非中阶级的孩子们也只是想着“有手帕就是好的吗”，其实也没什么自卑感。

临时雇佣或摆地摊的家庭，比起片山家这种开店铺的零售商人家更贫穷。谦二也曾看过摊贩的孩子们跟着双亲一起拉人力拖车的场景。隔壁裁缝师一家人原来居住在深川的老家，附近有许多朝鲜人，是二战之前唯一有朝鲜人当选众议员的地区。不过居住在高圆寺的谦二，却没有见过朝鲜人或中国人的印象。

没有店铺的地摊商人，沿着附近的青梅街道，每逢周末就摆摊成为夜市。周末以外的时间，就去应聘临时雇佣赚钱。这些摊贩们靠着一张嘴叫卖香蕉或者钢笔，边拍着摊位木板助威边叫卖，叫卖方式如下：“来喔来喔，这钢笔，因为工厂遭火灾，抢救时半路掉进水沟泡了水，卖相看来不好，实际上是货真价实的高级品。买到赚到喔！”

“因为大家都还是孩子，所以同学们对双亲职业上的阶级差异，并不太在意。”虽说如此，但商人及工匠职人的孩子们并不与“月薪族”的孩子一起玩。谦二与家中经营小商店的孩子们玩在一块，一起打陀螺或玩“啪叽”（一种旧时供儿童玩乐用的纸牌），也会玩一种叫作“水雷舰长”的战争游戏。玩耍的场地不是在弃耕后尚未盖上新住宅的“空地”，就是在自行车无法通过的商店街内侧巷子里。

伊七与小千代叫谦二时都只喊“谦”，听起来好像很怜爱这孩子，但其实因为工作与家务繁忙，根本没时间照料小孩。如果老缠着外祖父母，就会被骂“烦人”而被赶到外头去，放学回家也没在读书，只是忙着和附近的孩子们玩耍。

小孩子们会以五年级学生为领袖形成集团，以周围一百米内的方形区块为“地盘”，一群孩子就在此范围内玩耍。如果迷路跑出自己的“地盘”，就会被隔壁“地盘”的孩子集体驱逐。所以即便父母亲没有照看着自己的孩子，较年长的孩子也会监督自己集团的成员，不至于出现被孤立、独自在街上徘徊的状况。而六年级以上的学童，会自然离开这群孩子，开始为今后独立工作进行准备。

“月薪族”阶层的孩子们，往往可以让父母为自己购买《少年俱乐部》之类的杂志，而商人与工匠职人的孩子们就只能轮流传阅。谦二与隔壁裁缝师家的男孩一起与“家中有气派大门，父亲工作是买卖股票的男孩”成为好友，这个好友会唆使自己父母为他买书或杂志，他们就轮流阅读。谦二除了购买自身必要的物品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零用钱，也从未自己买过书本。

“月薪族”阶级的孩子之间虽然也会有所交流，但光是居家的形式就截然不同。商人的住处往往店面后方就是起居间：“‘月薪族’的家庭，房屋会有围墙、大门与玄关，自己家中也有浴室。孩子们也具有较好的教养。”

好不容易盼到巡回来到附近的纸戏说书人，谦二说：“纸戏大概都是一次讲三个故事，开头是搞笑漫画，接着是悲剧式的少女故事，第三个就是类似‘少年老虎’与‘黄金蝙蝠’等动作戏的故事。”

前排由左至右为外祖父片山（五十七岁）、谦二（满八岁）、政一（十六岁），后排为辉一（十八岁）（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摄）

伊七与小千代都喜欢看戏，也曾为了看歌舞伎，把谦二一起带到数寄屋桥附近看表演。在杉并线山谷站附近的共荣会市场中，有一处叫作“光风亭”的小戏馆，也兼有寄席表演[6]，外祖父母会带着谦二，到这个戏馆去看侠义英雄的武打戏剧。另外也曾经带着谦二搭杉并线去新宿的伊势丹百货。

除此之外的娱乐就是电影了。在中野闹区的锅谷横町有一家叫作城西馆的电影院，属于松竹电影系统；另外还有一家城西馆电影院，属于日活电影系统。外祖父母也喜欢看电影，经常带着谦二前去观赏。因为当时没有针对儿童拍摄的电影，所以谦二跟着外祖父母去看了由当年大众小说 《人妻椿》 改编而成的电影[7]。随着电影的普及，电影院逐渐取代郊区的剧场，就连共荣会市场的“光风亭”也于一九三七年前后改名为“光风电影剧场”，成为播放电影的戏院。

谦二（左）摄于杉并第三小学运动会

小学生时代的其他娱乐，便是附近神社的祭典：“当戴着阿龟与火男[8]跳舞的祭神音乐响起，神社也会开办夜市。平常并不会去神社参拜，但有夜市时就会跑去玩。当时与现在不同，孩子晚上能出去玩的地方，只有神社祭典的夜市。”

可是，像这样都会底层的庶民生活，也随着战争的脚步声逐渐产生了变化。

三、升学时代来临

谦二进入小学的前一年——一九三一（昭和六）年九月——中国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他转入杉并区的小学时，孩童们之间正流行着“肉弹三勇士”[9]这个词汇。大家传阅的书籍大多是类似山中峰太郎的《亚细亚的曙光》，或平田晋策的《昭和游击队》这种书。

虽然如此，“当初的战争，并非如往后那样荒唐无稽”，根据谦二的说法：“战争变得诡谲，是从中日战争[10]爆发之后开始的。”

例如一九三二年五月号《少年俱乐部》杂志刊登了一篇由军事评论家平田晋策撰写的战局推演文章，题名为《日米もし戦はば》（日美如果发生战争）。当这篇文章以单行本出版后，谦二也向同学借来阅读，内容是根据日本与美国之国力、军事力，以及当时两国的基本战略计划为基础，推估未来将会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会战。但到了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夏天，偶尔读到的一篇战局推演文章，内容却写着日军在美国西岸登陆，并且攻陷美国首都华盛顿。

一九三〇年前后，虽然开始强化爱国教育，但也没有往后几年那样的高压方式。虽然教育敕语[11]“重复不断，听到耳朵快长茧了”，教师也教导学童历代天皇的名号，但谦二只记得四五代天皇的名字，而且也不记得需要向“日之丸”国旗敬礼，或者得进行宫城遥拜[12]。

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学校盖了收藏天皇照片“御真影”的奉安殿[13]。当时只是觉得“盖了一座好奇怪的建筑物啊”。至于上下学时得向校园中供奉天皇照片的奉安殿敬礼，是中日战争开始之后的事情。昭和十三年二月，小学六年级时参加了前往伊势神宫的毕业旅行，记得搭火车很开心，其他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了。

原本正月、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等四大节日时，一定会举办仪式，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奉读的时候，学生们必须低头列队聆听。当时的小孩经常流鼻涕，而且大部分人都没有带手帕或面纸的习惯，所以校长读教育敕语时，总是可以听到此起彼落吸鼻子的声音。

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二月，谦二小学四年级时，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14]。不过大家更有印象的，却是发生于同年五月的“阿部定事件”[15]，附近的大人小孩，大家都以此为话题。“局所”[16]这个词汇，也在孩童之间流行开来，虽然小孩根本不了解这个词汇的意思。

即便战争的脚步迫近，但庶民百姓的生活依然悠闲。甚至与一九三〇年前后的不景气相比，“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军需景气，反而促成了经济上的好转。

片山家也从这个景气中得到了好处。一九三二（昭和七）年，伊七从屯驻于中野的第一电信连队“酒保”中取得商机。所谓的“酒保”，是指军队内的小卖部，士兵们休息时会到此处购买饮食，伊七不知从哪里获得了在此售卖豆沙包与乌龙面的权利。自家制的豆沙包拿来此地，保证可以卖得出去。能够在公家部门做买卖，对零售业者来说是相当安定的差事。伊七还雇用了三个员工，为此扩大了事业。

另外在一九三三（昭和八）年，次男政一从佐吕间小学毕业，终于来到了东京的伊七身边。政一在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17]觅得“技手”一职。技手是由小学或者高等小学毕业生中招募而来，受聘者像徒弟一般，是一种培养下级军官的方式。虽然无法晋升到中坚干部以上的职位，却是相当安定的职业。至于政一是通过什么方法获得这个职缺，谦二说他也不清楚。

辉一与政一虽是兄弟，个性却迥然不同。辉一是庶民性格，相当开朗，对谦二而言是无话不说的好大哥。与此相对，政一就有点难以取悦，根据谦二的说法，是一位“有志于成为知识分子的人”。

依照谦二父母结婚时的约定，已经决定让次男政一成为片山家的养子，所以他的名字成为“片山政一”。不过讽刺的是，政一与辉一不同，他并不想成为商人。与完全不关心升学的伊七和辉一相反，政一进入陆地测量部，一边工作一边到中学夜校上课。

另一方面，辉一跟着喜欢围棋的伊七学下棋，政一则在夜校上课之余，自己独力学习棋谱，夜里一个人与自己下棋。日后谦二看到辉一的日记中写道：“自己与政一宛如‘水与油’一般，互不相容。”

两个人的差异，大概是因为原本的性格就不相同。但与从事零售商的辉一相对，政一在学历直接关系到薪资与职位的官僚组织中工作，这种不同的境遇多少也造成了影响。

一九三五（昭和十）年，次女泰子从佐吕间的小学毕业，终于也来到了东京。泰子从杉并的高等小学毕业后，通过身为“产业组合”大佬的父亲牵线，进入位于丸之内的农林中央全国组织任职，成为事务员。泰子个性温柔，一边工作，晚上也到女子商业学校上课。

如此乍看之下安定的生活，却在谦二升上小学四年级的一九三五（昭和十）年被乌云笼罩。就在泰子来东京后没多久，长男辉一结核病发。

当时结核病尚无疗法，只能提供让病人静养与补充营养的处理方式。在还没有健康保险制度的那个时代，家中出现结核病患者，对庶民而言是相当大的负担。所幸，靠着雄次的经济能力，辉一得以进入江古田的疗养所，但辉一仍在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八月，满二十岁这年过世了。

辉一死于结核病，或许与遗传自母亲的体质有关，但营养状况与都市环境也有影响。可是外祖父伊七却不这么想。伊七似乎认为辉一花费心神研究围棋到深夜，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损害，因为这个理由，伊七非常后悔教辉一下围棋。伊七把自己的棋盘与棋子都送给了别人，此后再也不下围棋了。辉一的衣服等遗物，也全都被处理掉。

在辉一过世之前的一九三七年初夏，片山一家由高圆寺移居到中野区租屋。伊七在辞去“酒保”的工作后，为了接续辉一在中野公营市场经营的天妇罗店，因而迁居至此。为此，原本开在高圆寺的糕点店也关门了。开业之后经营了五年，在当时的零售商店来看，也算经营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中野的租屋是平房，有六叠的客厅与厨房，另外还有四叠半与三叠的两个隔间。大小其实与高圆寺一栋两户的房舍差不多，但厨房有瓦斯炉与自来水，比起旧屋有所改善。

在北海道干过建筑业的伊七，靠自己的力量扩建了这个家，另外设置了约八叠大小的工作间与浴室。他更发挥与生俱来的精明干练，在五十八岁之龄还掌握了如何炸天妇罗的技巧。八叠大小的工作间内有一个冰柜，可以放置炸天妇罗用的沙丁鱼和乌贼，冰柜使用的冰块则由卖冰的商家送来。

天妇罗店的日常经营状况如下：早上六点到七点之间起床，整个上午先在自家的工作间准备天妇罗的食材，也就是切菜、剖沙丁鱼拔骨等作业。接着将这些材料带到公营市场的店面，下午就在店铺炸熟，让傍晚来购物的顾客可以买到刚炸好的配菜。下午四五点炸天妇罗作业大致结束，之后便轮流看店。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的政一与泰子，两人都很晚回家。因此全家人团聚共享晚餐的机会也非常少。

卖剩的天妇罗，隔天就在店面便宜出售。购买的顾客也都知道这是前一天卖剩的商品。当时货物流通不易，天妇罗用的沙丁鱼鲜度不高，据说事先拔骨时，骨头与鱼肉很容易分离。至于商品的品质，就由买方自行判断了。

政府方面的行政管理，对这些买卖也不至于太啰唆。某次，东京市保健卫生课的人员来到店面指导伊七，提醒说为了防止陈列于店面的天妇罗被掉落的灰尘污染，应该设置一个玻璃柜来盛放炸好的商品。但伊七抗辩说，将炸好的天妇罗放进玻璃柜，热气会充满整个柜子，顾客就看不到商品。从此之后就没有再接到任何管理方面的指导了。

售卖价格方面，蔬菜天妇罗每个日币一钱，沙丁鱼天妇罗每个两钱到三钱。因为单价便宜，所以若不准备足够多的数量就无法赚钱。公营市场并没有休市的日子，如果休息，就等于少去一天的收入，因此只有遇上私人婚丧等事宜才会休业一天。

移居中野后，小千代的外甥，当时十六岁的时冈精也立刻来到东京。他住在片山家，并成为天妇罗店的雇员。

时冈生于小农家，只有小学毕业，但他自行购买市面上售卖的早稻田中学授课录，自学成才。当时失去辉一的小千代向时冈提议，请时冈到东京来一同居住，并且来做天妇罗店的店员，但一心想到东京求学的时冈，却对这样的提议不太感兴趣。时冈希望成为作家，撰写以农村为主题的小说，听说连轮流看店的空闲时间都会拿来写作。

移居中野后的一九三七年，谦二升上小学六年级。搬家后，谦二仍旧搭电车回杉并第三小学上课，是个毫不起眼的学生。成绩大约中等，并不擅长运动。既没有值得夸耀的特殊技能，对将来也没有特别的期望。在家也不太读书，与立志成为作家的时冈相反，只读过《怪杰黑头巾》[18]这类作品。

雄次与伊七都认为，小学毕业后再让谦二读两年高等小学，之后便可以找工作赚钱。谦二本人也这么想。可是最后谦二竟成为兄弟姊妹中，第一个进入日间部中学就读的人。

就学的契机是次男政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前后，政一告诉伊七：“今后不就读日间部的学校是没出路的。”强力劝说让谦二升学。如前所述，政一担任陆地测量部的“技手”，在学历决定能否升迁的世界中，一边工作，一边上中学夜间部。

想要进入不属义务教育的旧制中学就读，必须负担不少费用。一九二九年时，小学教员的月薪是四十六日元，而东京市立中学在这一年的入学学费，光基本所需的直接费用就要一百四十六日元十九钱。即便考试合格入学了，也有许多人因为经济上的问题而中途退学。即便升学到这个层级，除了进入政府或大企业的极小部分人员以外，这学历在其他职场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只读过小学、靠着自己白手起家的伊七或雄次会认为升学只是浪费金钱与时间，也并非毫无道理。

但是，时代正在遽变。在一九三七年这个时点上，中等教育的升学率有百分之十三，只看旧制中学则有百分之七的升学率，不过都会区域的升学率却猛然上窜。在谦二的记忆中，杉并第三小学的同学们，从五年级左右就开始准备升学考试，同学年的学生有近半数都准备升学。

造成这种情况的背景，是战争所带来的景气促使军需产业抬头，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学工业随之发展。白领阶级的学历与职位升迁息息相关，而随着白领阶级雇用数量的提升，能够筹措学费的工薪阶层也开始增加。今天的谦二也说：“伴随升学率的提升，在东京，连像我这种成绩不佳又没有清晰人生目标的孩子，也能够升学了。时代已经逐渐走到必须继续升学的阶段了。”

伊七接受了政一的建议，与雄次商量，让雄次提供学费。虽然说这段时期经济景气，但只依靠伊七的经济实力，断不可能供应谦二升学所需的费用。在谦二的记忆中，同学年的升学班学生中，“月薪族”的孩子们占了大多数。

就这样决定了让谦二继续升学，但他开始准备升学考试已经是六年级的十一月份暨第二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升上六年级后，准备升学的学生坐到教室黑板的正前方，不升学的学生就被安排到教室两旁的位置，升学组每天下课后还有两到三个小时的补习授课。

谦二也参加了补习，但与早就参加的学生们相较，程度差距颇大。国文课姑且不论，算术课还有特殊的“鸡兔同笼”问题，以他的程度根本无法应付。

最后谦二报考了“早稻田实业学校”[19]。因为周围的优秀儿童大多瞄准东京师范中学（现在的筑波大学附属中学）或府立六中（新宿高中）那种学校，谦二怎么看也考不进这些学校，所以干脆报考“早实”：“当时的早实只是间职业技术学校。外祖父也认为，既然是商人的孩子，进早实其实也是适合的选择。”

结果，谦二成功考上了早实。可是：“入学后一看，明明是职业技术学校，却没几个学生想钻研职业技术。几乎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跟自己一样，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只是程度刚好到这里，便考了进来。”谦二从中野搭西武杉并线到新宿，开始了早实的走读时光。

接下来暂时持续了一阵平稳的日子。与同学一起到神宫球场看东京六所大学的棒球联赛、出外远足踏青等等。到中学三年级时，谦二喜欢上了西洋电影，每周两次，前往新宿的二番馆，看过《望乡》[20]、《午夜花的世界》[21]等电影。谦二进入中学后依然不太爱读书，每当想成为作家的时冈拜托谦二针对自己写的小说给予评论时，他就回答：“我只能帮你抓抓错字而已。”不过他逐渐也开始关心报纸上的国际新闻，甚至会注意西班牙内战的消息。

可是，大家以为很快就能获胜的对中战争，却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最初只是看到新闻报导时会略感焦躁，但随着时间推移，战争终于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四、走向统制经济与爱国教育

根据谦二的说法，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是从一九三八（昭和十三）年开始，街头逐渐看不到出租车。在此之前，为了能够买到更新鲜的鱼来炸天妇罗，伊七还会与公营市场的鱼贩合搭一辆出租车去筑地市场买鱼。不过，从这年五月起，随着施行《国家总动员法》，汽油也改为配给制，没有油票（政府公认的购买许可证明）便无法购得。

汽油售卖的管制，对天妇罗店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公营市场的店铺并没有接瓦斯管，所以炸鱼时使用的燃料就是汽油。无奈之下，伊七勉强改用焦炭来生火，但焦炭火力不仅弱，而且点火后还得一直注意不让火熄灭，使用起来非常辛苦。

军需景气与物资不足造成了通货膨胀，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十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价格等统制令》。除了政府规定的约十万种商品的公定价格外，只能由“业者组合”商议并通过官方许可设定协定价格，贩卖者不得自行设定价格。这个政策导致了物资流通的停滞，谦二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后半，连炸天妇罗的油与鱼，都变得难以购得。

公营市场在统制经济之下沉寂。但另一方面，与公营市场隔街相对的中野新桥娱乐街区，却聚集着发了战争财来此找艺伎饮酒作乐的人们，呈现出一段时期的繁荣景象。

昭和十三年，市场门前的西武铁路线车站名称，由原来的“登记所前”改为“中野新桥通”。听外祖父说，对面的娱乐街区因为“战争景气”，攒了一笔权利金付给西武铁道，所以才改成他们街区的名称。

谦二周围街道的商店，连红豆汤都买不到。同年十一月，配给制度在全国施行，连木炭、衣服、稻米等日用品也都开始实行配给。

伴随战争的长期化，计划性配给也逐渐失去功能。因为物资本身不足，加上汽油也不够，物流体系陷入停滞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算持有配给票或米谷存折，到配给所却无物可供配给，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

一九三九年秋天，外国进口米开始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二次大战前，日本并未实现国产稻米完全自给，对都会区的下层民众而言，食用从朝鲜、中国及台湾地区进口的米，是极其普通的事情。可是从这年起，输入的米粮不足，日本甚至开始进口东南亚的长米。

日本政府从该年开始发出《白米禁止令》，禁止贩卖去除70%以上杂质的精米，并奖励食用芋头等“代用食”。

同时，管制经济的基层组织，也就是各种“组合”，也随之集结而成。如果不加入区域性的“菜肴天妇罗组合”（属于餐厅系统的“料理餐馆天妇罗组合”则另有组织），就无法取得食用油与燃料。加入这些“组合”的商店，原本都是敌对的竞争商家，现在却变成不共同加入便无法维持营业。

到了一九四〇 （昭和十五）年六月，东京等六大都市，连砂糖与火柴都引入了配给制度。各种物资的票券就等同购入许可证明，但仍得自备购入费。

另外，家庭消费方面，如果不加入“町内会”或“邻组”，就无法获得配给。对伊七他们而言，这是他们在东京首次体验到被编入町内会组织的感觉。

但与实际家户数相比，配给量往往不足，而且也发生许多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却配给了不需要的物资的供需失衡状况。外祖母小千代会前往“邻组长”家的集会，转达附近居民们的各种不满。一九四一年，稻米实行配给制，人们也开始食用小米与麦子。谦二说：“对庶民而言，比起关心战争输赢的新闻，这些日常所需带给人们的冲击更大。”

伊七的老家虽在冈山，但因运输力不足，加上主要谷物类都被纳入国家经济管制，所以无法请老家寄来粮食。老家能寄来的，顶多就是一些杂粮食物。

糖类与汽油等稀少物资会优先送给军队。都会区除了粮食不足，也缺乏运输能力，各地方的物产往往只能留在产地，无法流通。当物资分配不平均时又导入了管制经济，必然会造成“拉关系”与“黑市买卖”横行。当时以“闇值”这个词汇，来指以管制外的高价格进行买卖，而这个词汇大概从一九三九年前后开始广为流传，与公定价格的走向不同，“闇值”呈现出剧烈的通货膨胀状态。

战争当中与战争结束后不同，战前仍觉得以“闇值”买卖东西是有违道德的，因此不敢明目张胆地干。但实际上，通过邻组长或组合长，物品仍以高价在黑市中流通，或者“有头有脸的人物”会出面，大肆进行物资买卖。这种情况更招来人们的强烈不满，街头巷尾甚至流传着“这世道有星星（陆军）有船锚（海军）有关系就有头有脸，只有笨蛋们才需要排队”这样的川柳[22]。

虽说只要有米谷存折就能够买米，但稍后去米店，店家却推托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无法卖米给你。街上四处贴满了“浪费是大敌”的标语，但暗地里却有人能够四处钻营。“有头有脸”与人际关系变成社会上最重要的事情，虽然物资不足很苦，但这种窘迫的身心状态与各种不公平，更被大众所讨厌。

依据谦二的记忆，附近居民对战争的反应大概都很冷淡。即便有邻组或者町内会组织，也仅是传阅一下“回览板”[23]应付一下，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进行什么活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攻陷南京时虽然举行了“提灯笼游行”大会，而且是由在乡军人会与町内会组织办理，但谦二周遭却无人参加。

高层扯了许多理由来告诫我们，但愈往底层传达，反应就愈冷淡。

到了一九四〇年，开始了“新体制运动”与“宫城遥拜”等要求。电车通过半藏门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乘务员宣布“现在通过宫城前”，接着电车乘客全部都行礼如仪，但站在背对宫城那排电车吊环下的乘客，因为车内太挤无法动弹，只好以屁股朝着宫城行礼。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大家都没当一回事，逐渐地就自然消失了。

能够听到的战争新闻，都只有战胜的消息。在学校里，当攻下南京、侵攻武汉时，就会在教室内挂着的地图上，于该地区插上一支小旗子。可是，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战争总是不结束。

“菜肴天妇罗组合”这方面，过了半年到一年，也就停摆了。到了一九四〇年中，即便通过“组合”订购，也买不到燃料或食材，伊七在当年底，不得不关闭了天妇罗店。

因为无法取得物品，愈来愈多商店都处于虽然开店但实际停业的状况。附近还能正常开张的，大概只有卖棕刷与扫帚等物品的杂货店。想上街吃顿饭几乎不可能。一听到消息说哪里的商店进货了，大家的眼睛瞬间都亮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商店都倒闭了。除了粮食生产或贩卖生活必需品等，属于国民生活不可或缺产业的劳工之外，其他劳工都被迫转换至军需产业，劳动力重新配置。受到这种冲击，高圆寺附近的咖啡馆与洗衣店等，原本服务都市中产阶级的服务业商店都消失了。隔壁的西服裁缝店也已倒闭，得靠着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去工作，才能维持全家生计。

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发布的《企业许可令》，所有的民间事业都采许可制，任何企业都必须获得政府认可，一九四二年五月依据《企业整备令》这则行政命令，展开对企业的整理合并。这些条例不断被引入民众生活中，其结果造成非军需企业不是转业就是倒闭，而财阀系统的军需企业，则朝着整并与统合迈进。一九四二年四月发布《金融事业整备令》，打着“一县一行”的口号，各地方为数众多的银行都被大银行吸收整并。片山家附近的小银行，也在这个时期消失了。

随着社会上的这些变化，片山家也不断遭遇不幸。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末，在陆地测量部任职的次男政一，因为脑瘤而倒下。政一入院与病魔缠斗了约半年，于一九四〇年六月过世，年仅二十一。当时中学三年级的谦二，与比他大一岁的姊姊泰子，为此落泪哀伤不已。

为了埋葬政一，伊七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在东京多摩灵园建了“片山家”墓。多摩灵园最初是东京市公园科因应东京人口膨胀而设立的规划性墓园，于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启用，其用地跨越现在的府中市与小金井市。伊七拉了两位一样从北海道移居到东京的朋友，大家一起在规划区内购买了使用许可。在这个陵园内，日后也陆续安置了在中日战争中战死的士兵与军官的坟墓。

或许因为失去了两个哥哥，剩下的姊姊泰子对谦二更加疼爱。可是隔年的一九四一年三月，换成泰子结核病发。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某日谦二一如往常从早实下课回家时，刚收掉天妇罗店生意的伊七，突然脑中风倒下了。

片山家狭小的租屋中，躺下了泰子与伊七两个病人。伊七虽然留下右半身麻痹的症状，但总算捡回一命。但是泰子病情逐渐恶化，一九四一年十月，便以十九岁之龄过世了。

从佐吕间送来东京的兄妹四人中，三个人都病死了。一边工作一边到学校夜间部上课，加上战争体制下的营养不足与生活不安定等等，都可能是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哥哥与姊姊接连过世，我也思考着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果真如此，那外祖父母应该是最难过的。”

谦二满十六岁，外祖母小千代六十四岁（一九四一年夏天摄于冈山）

可是，生于明治九年的伊七，虽然女儿留下的子女接连死亡、自己也因中风而半身不遂，但他从来没有狂乱或哭泣过。

大概认为在孩子面前，不应该表现出这种态度吧，外祖父一直都隐忍着。外祖母多少有些抱怨，但外祖父总斥责外祖母：“抱怨这些无济于事的事情，还是于事无补啊！”

担任天妇罗店的店员，与片山家一同居住、立志成为作家的时冈精，也因为结核病倒下。他来东京后有一阵子身体状况不佳，医生诊断是患了胸膜炎，他照样继续工作。天妇罗店关闭之后，时冈为了征兵体检回到冈山老家，在体检时才发现自己染上结核病。当时的征兵军官对着因结核病而体检不合格的时冈破口大骂：“因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结核病）！”他就这样留在冈山老家，到一九四四年夏天也过世了。

此后，家中就只剩下六十五岁的伊七与六十四岁的小千代，以及十六岁的谦二。能够帮忙赚钱的帮手全都过世了，天妇罗店也不得不关闭，这一家人就靠着伊七做生意赚来的存款，以及雄次送来的生活费勉强糊口。

谦二就读的中学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九三七年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后的一年左右，各种口号开始变多，一九三九年左右起，空气中的氛围逐渐改变。”

即便如此，在谦二中学二年级左右，旧制中学内部仍然留有一些自由空间。国语教师针对日俄战争中的乃木希典大将，曾说：“乃木先生在日本被描述得很伟大，但在外国，特别英国等国家，则被批判身为军人却因为自己统帅能力不足，造成大量士兵牺牲。”等于间接地进行了批判。贸易课程的教师，总是穿着和服，经常闲聊，批评时局。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开打，谦二说：“听来感觉好像事不关己。”

不过到了一九四〇年德国战胜法国后，“不落人后的风气逐渐增强”。同时，学校中也开始受到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影响。

谦二也参加了现今称为社团的活动，那是只有四名团员的商业经营部，但从这年开始，文科社团的人被命令全部都得转到体育性社团。无奈之下，谦二只好选了看来最轻松的篮球部，但他一次都没去参加过，为此还被校方叫去，吃了两记耳光作为处罚。

战争愈是进行，就离生活与经济现况愈远，空洞的口号与精神主义四处横行。一九四一年，早实的班级名称由原来的“ABCD”变更为“忠孝信义”。社团原本称什么“部”，因为这个词来自英文的“俱乐部”，此后也改为军队式的“班”。

总是穿着国民服[24]的公民课教师，授课时只是重复不断说明要对天皇竭尽忠诚之心，最后甚至获得一个风评：“大家都说在他的考卷答案最后，只要加上‘天皇陛下万岁’就可以拿到满分。”每周有两小时的军事训练课程，谦二的朋友只因为在训练教科书上蒙上了精美的书套，分配到校园授课的预备役军官便感到欢喜不已，为此就给了谦二的朋友很高的成绩。

谦二喜欢的西洋电影，也受到国家管制的影响。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首映的《华府风云》（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是最后一部美国电影，此后便禁止进口美国片，可放映的西洋片只剩下以前进口的法国电影或德国电影。由于这些旧电影胶卷被四处传递播放，画面毁损得相当严重，胶卷断片再重接也不在话下，因此经常出现故事跳接的状况。

姊姊泰子过世后一个多月的十二月八日，谦二在家中准备上学时，从广播中听到公告：偷袭珍珠港成功。美日战争正式爆发。

五、战时就职

谦二在美日开战当天到早实上课，公民课教师穿着往常的国民服，满脸笑容地进入教室，说了句：“干得好啊！”学生稍微附和一下，他便一直兴高采烈的样子。之后，昭和天皇的《宣战诏敕》被报导出来，这名教师立刻到校园里大喊万岁。

但是大部分的教师都表现得相当平静。特别一名叫作塩清的贸易课程教师，当时课堂上有学生提问“为何九军神只有九个人”，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啊，那是因为一个人被俘虏了。”

偷袭珍珠港时，日本从接近夏威夷的航空母舰上派出了五艘续航距离短、每艘只能乘坐二人的袖珍潜舰进行攻击。因为派出的这十人都没能返航，所以报导时强调他们是不抱生还期望、勇敢出击的“九军神”。可是“九个人”这个没头没脑的数字，让中学生们不由得心生疑问，所以才有人提出上述的问题。但当时被俘这种事情，都被当作一种不可告人的禁忌，因此塩清教师如此直截了当的回答，反而让学生们大吃一惊，谦二的朋友甚至喃喃地说：“老师这样回答，不会出问题吧？”

这位叫作塩清的贸易课程教师曾撰写过股票投资的书籍，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如前所述，他总是穿着和服，绝对不穿国民服之类的服装。或许他从经济指数上早就看出这场战争是没有胜算的。谦二回想，这位教师曾说，“我讲课的内容你们终究会遗忘。比起这个，我的杂谈闲聊反而还会留在你们心中”，因此总是在教室中闲谈与评论时事。

这位老师的杂谈之中，特别让谦二印象深刻的是“报纸得从下方的栏位读起”这句话。因为战争时期实行言论管制，报纸版面中这些跃然纸上的标题，每则都想强调日本与德国的胜利。但是，如果“依照塩清老师建议的方式”阅读，就会看到不同的面向。

国际版特别是如此。报纸上方栏位所看到的大标题，写着德国胜利的消息。可是，底下不起眼之处，却小小地写着对德国不利的消息。大概记者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达真实的报导吧。老师告诉大家：“要读懂新闻内在的真实，不要被新闻牵着鼻子走。”这样的习惯，我之后一直记在脑子里。

这位塩清老师，在谦二毕业后的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夏天，辞去了早实的工作。辞职的原因是——与派到学校负责军事教育的军官们有着紧密关系的“教练班”学生爬到“相扑班”视为神圣场所的相扑土俵（比赛时的圆形擂台）上，两班学生起了冲突，“相扑班”的学生被当成“主谋”，遭受处罚，学生们因为不满这样的处置，发起了罢课行动。

“教练班”的学生们倚仗着学校教官的权威，一副唯我独尊旁若无人的样子，以前就曾引起其他学生的不满。学生们看守住从车站前往学校的上学路段，呼吁大家不要去上课，发起罢课活动，最终，事态竟然发展到没半个人去上学的状况。

战争期间发生这种特殊的情况，让学校教官们震怒不已，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早实还残留着“自由主义风气”，并且在一连串反击罢课的手段中一并清算塩清老师，结果逼着塩清老师辞去教师职务。

太平洋战争开战后半年左右，官方持续发布着日军胜利的消息。但一九四二（昭和十七）年四月，东京首次遭遇空袭。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钻过了大意的日军警戒网，接近东京近海，并派出了双引擎轰炸机队。

这次空袭以轰炸机队指挥官杜立德中校之名命名，被称为“杜立德空袭”（Doolittle Raid），共有十六架轰炸机攻击了东京、名古屋、大阪、横须贺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负责攻击东京赤羽第一陆军造兵厂的飞机误炸了早稻田中学与早稻田实业，造成了两名早稻田中学的学生死亡。

当天是星期六，谦二刚好轮值担任扫除，早实下课后他仍留校打扫。十二点半左右，突然发出了惊人的声响，震波冲击之下全校的玻璃窗都碎了。但很幸运的，直接打中校舍的燃烧弹并未爆炸，只撞穿了二楼天花板，然后卡在一楼天花板与二楼地板之间，就这么停了下来。附近的医院也因空袭发生火灾，包含谦二在内的早实学生们，都跑去协助患者避难，帮忙撤出医院物资。

炸弹直接打中校舍时，我人在一楼，幸好只是吓了一跳，逃过一劫。如果炸弹爆炸，大概就死掉了吧。因为谁都没想到会真的发生空袭，所以也没有发出任何警报。结果第二天变成过度反应，敌机根本没来，却从一早就响起警戒警报，甚至还发出了空袭警报。

这次的空袭与隔年的正式轰炸相比，规模还算小，但仍造成八十七名日本人死亡，四百六十六人受伤，二百六十二户房舍遭毁损。比起实际受害，心理上受到的震动更加强烈。

“竟然让帝都遭受空袭！”海军极为重视此次袭击，认为应该加强警戒范围，进而强行攻击中途岛，但日本海军反而在中途岛海战中失去四艘航空母舰，吃了个大败仗。当局隐瞒事实真相，只公布了日军被击沉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受损严重，但早实的学生中也传出了“其实好像被击沉了两艘航空母舰”的谣言。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比原来的旧制中学五年课程缩短了一年三个月，谦二从早实“提早毕业”了。国家为了确保劳动力与兵力，开始执行缩短学业期限的政策。在毕业典礼上，从校长到诸位老师，几乎都没人讲任何鼓舞大家的豪言壮语。

毕业后的谦二，于一九四三年一月进入“富士通信机”任职。该公司的前身是富士电机，是由德国的西门子公司与古河电机工业两家企业合并而来，其中通信机部门在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切割独立出来，成为富士通信机。

当时的富士通信机（Fujitsu），属于军需产业的新锐企业。提早毕业的谦二等人，与其他因为转业或倒闭而被转职到军需产业的零售业者们一起，在征兵年龄之前被分配到这家公司。谦二原本也没有自觉已经被分配到军需产业里：

招聘启事送到学校后，我也没有考虑太多，朋友说了句“能去这公司不也挺好”，我就去应征，而且也被录用了。同期进入公司的约有二十人，其中十二人是早实毕业的，而且有五个人都是提早毕业班的学生。可以说糊里糊涂地被好友带进公司。录取之后还因为上下班距离远而有点后悔。

不过，发生这种状况的背后，仍然有国家政策的影响。中日交战之后，因为劳动力不足与劳动力再分配之故，过去由市村町等地方行政单位经营的职业介绍所，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始便全部移交国营，企业的招聘活动或送达学校的招聘启事，也都在国家的管控之下。

随着国家接手管理劳动力分配，政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发布《赁金统制令》（薪资统管令）。这是为了避免员工自军需产业离职，以及防止因劳动力不足与物资管制造成薪资与物价交互螺旋上涨的状况。最初适用的对象是军需相关、拥有五十名以上从业人员的矿工事业所。一九四〇年十月第二次改正法令后，几乎所有产业的事业所，只要拥有十名以上从业人员，都有向国家提出给薪规则的义务。一九四〇年一月，为了调度军事费用，模仿纳粹德国的制度，开始施行自“事业者”[25]直接征收税金，称为“就源征收”的制度。

依据《赁金统制令》的规定，谦二初次任职的薪水，与就职企业无关，中学毕业的月薪就是日币四十二日元，第二年起调升至四十五日元。因为政治管制的原因，这种相同学历就给予相同薪资的“官厅型系统”，从过往就广被民间采用。每个月得到会计科去领取月薪现金袋，不必打卡，只要申请就会发给加班费，但谦二说在他周遭几乎没有因为想要加班费而留下工作的人。

富士通信机的职场位于京滨工业地带，神奈川县南武线的武藏中原站是最近的车站。在早实学过贸易与初级会计的谦二被分配到财务部会计主管的手下，在邻接制作交换机与通讯机器工厂旁的事务楼上班。

在事务楼中工作的人被称为“职员”，另一方面，工厂的从业人员就被称为“工员”，分成熟练的工人“职工”，以及高等小学校毕业、从各地方前来的“幼年工”，都在工厂内上班。事务楼的职员是月薪制，工厂的工员则为日薪制。

虽然富士通电信机不至于如此，但当时许多企业的职员与工员不仅薪资有差别，甚至连进公司使用的大门都不同。日本战败之后，废除“职工差别”成为日本劳工运动的重大课题。

根据谦二的说法，事务楼的职员组成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由大学出身的人担任干部职员，类似谦二这种中学出身的是事务职员，另外还有高等女学校出身的女子职员，比例上大概各占三分之一。财务部的部长是东大毕业，会计科的主管则是庆应大学毕业。谦二说：“我自己穿的衣服，就只有这么一套万年国民服，到公司之后只是把上衣换成事务工作服。大学毕业的那群人，每个都穿着西装。”

因为是军需产业，陆军与海军的监督官各自有自己的办公室。“军人们不懂实际业务，我想应该只是形式上的监督，不过公司的干部为了让他们开心，经常会去嘘寒问暖。”像这样的官民勾结，成为军需物资横流黑市的温床，同时，也成为二战结束后人民与“监督官厅”[26]间关系的基础。

谦二现在成为片山家唯一正在赚钱的人。赚来的薪水全部都交给伊七。原本就不在脸上表露情感的伊七，对于谦二可以开始赚钱一事，从他脸上照样还是读不出开心的样子。

就这样，谦二成为片山家与小熊家中，第一个“中学毕业的月薪族”。早上六点四十分起床，带着外祖母小千代做的便当出门，每天搭乘电车、转乘一个多小时，过着上班的生活。伊七与小千代，从六岁起就一直以昵称“谦”来叫唤这个唯一平安成长的孙子，对他怜爱有加。

谦二身为一位事务员，表现十分优秀，工作也处理得相当稳妥。如果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没被富士通信机赶走的话，战争结束后或许也会继续“上班族生活”。可是因为征兵之故，这种公司员工生活也只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六、我出发了

谦二开始就职于富士通信机的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已经由瓜达康纳尔岛（Guadalcanal）撤退了。这次撤退的公开说法是“转进”。就算是年仅十七岁的谦二，也觉得这是个“诡异的词汇”。广播上的评论家们也这么说：“转进实在是很好的一个词。要是没通过升学考试，就转进其他学校吧。”

这一年的五月，阿图岛（Attu Island）守军全数被歼灭，官方公开说法为“玉碎”。从夏天开始，谦二自家附近，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家庭收到装有战死于南方的丈夫遗骨的小木箱，实际上许多只是装着战死之地的沙子而已。他还留有当时某位遗孀带着三个小孩回乡下的记忆。

大约同时期开始，附近的召集令也多了起来。不过，再也没见到穿着烹饪服的爱国妇人会挥舞“日之丸”国旗送行的场面。

那种事情，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人生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昭和十八年秋天起，大学文科生不能再缓征，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在车站喧嚣嘈杂。因为如果遭到征召，就得回到本籍地入伍，所以学生们会到车站欢送将搭车回本籍地的同学。从公司下班搭车通过新宿车站时，可以看到车站对面聚集了二三十个人围成一圈，或唱军歌，或唱些掺杂猥琐内容的民谣、艳曲，虚张声势地逞强喧闹。看起来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氛。

富士通信机公司里接到召集令的人也愈来愈多，最初公司还会举办壮行会，到一九四四年的后半几乎都不再举办了。地区的町内会活动等呈现低迷状态，防火演习也只是走走过场虚应了事。白天在家的女性会跑出来参与接力传递水桶的训练，但在上班的谦二则从未参加过这种演练。

上方为一九四三年富士通信机为入伍员工办理送行会，下方为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所摄，中央斜披带子的人就是出征者，公司员工已明显减少许多。两张照片的前排右二均为穿着国民服的谦二。

随着物资调度愈来愈窘迫，配给米减少，麦子、小米、芋头等替代食品的比例随之增加，带有盐分咸味的东西就被当副食配菜，配着扒饭进食。精米被禁，政府宣传糙米更有营养，但直接吃的话肚子又受不了，所以每家每户都准备了一升的酒瓶，放入糙米后，再插入棒子捣成精米。

特别是糖类，几乎处于完全缺乏的状态。谦二于一九四四年夏天，某日从富士通信机回家的路上，很稀奇地看到有人在卖刨冰，便与友人一同买来吃，虽然糖水在冰上染出了颜色，但吃来一点甜味都没有。即便如此，仍然从四十五日元的月薪中，掏出五十钱买下一碗。以现在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的平均薪水来换算，等于一碗刨冰大概要日币两千日元。那一年的秋天，谦二在新丸子的咖啡店还吃过干柿子，价格也同样是五十钱。

物资流通受到管制，因此糖类或烟酒等非生活必需品，如果不靠关系就无法获得。军队还有配给糖类，所以如果有认识的人，还可以从这方面获得。一九四三年夏天，通过附近熟人的关系，拿到了“真正的奈良渍（日本奈良风味的泡菜）”，谦二都还记得那时的感动。在新丸子吃到的干柿子，大概也是商店通过某些关系，偶然之下取得后拿出来销售的。

因为无法取得作为燃料的煤球，所以没办法在中野自己家的浴室烧水洗澡。附近的澡堂也是，因为燃料不足所以不再替换热水，晚上去洗澡时，热水都散发出一股恶臭。夏天用的衬衫也没有新品替换，破掉就以补丁缝上将就着穿。富士通信机的大学毕业职员，大概从一九四四年夏天开始也不再穿西装，换上了国民服、打上绑腿。

虽然生活上有不安与不满，但连表达的手段或余裕都缺乏。一方面谦二还没有参政权，另一方面谦二也不记得伊七是不是参与过选举投票。一九四二年，“大政翼赞会”推荐候选人，是由政府拿出临时军事费充作选举资金，举行了所谓的“翼赞选举”，但谦二却不记得周遭有任何关于选举的话题。

另一方面，父亲雄次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左右辞去了“北海道产业组合”的工作，回到故乡新潟。雄次在组合中获得相当的成就，借着“产业组合”的公事仍有机会来东京，一年可与谦二见上几次面。但是依据谦二的记忆，雄次辞职的理由似乎不太光彩。雄次信赖的一个部下在一九四一年挪用了组合的经费，而且被察觉，雄次只好以私人财产填补这个财务空缺，并且负起责任辞去组合的工作。

已经六十岁的雄次，存了一笔在当时算相当充裕的存款，带着这笔钱回到老家新潟。但从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飞快的通货膨胀早就让雄次这笔财产云消雾散。谦二如此说明：

当时，非官僚或高级军官的庶民，并没有所谓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间必须尽量存钱，以备退休后的花销，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与父亲也是如此。但却因为通膨，这种人生规划全部破灭。父亲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后会如此，当时应该会决定继续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面临这种连国家都可能随时破灭、如此大时代的变化，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妥善应对。大部分人，都只能凭着过往经验来思考应该如何规划人生而已。

无法应对大时代的变化，任谁都是一样的。谦二与富士通信机的同僚们，偶尔会谈起战争情势，大家都只停留在茫然描述自己带着点希望的观察。

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岛守军也“玉碎”了。从宣告“玉碎”的播音员阴郁的声音中，可以感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态。到这个时候，大家终于察觉到敌人正在急速地接近东京。

如果照这个情况下去，美军以塞班岛为基地便可以空袭东京，日本战败这件事，从理论上已经可以隐约地推测出来。可是“不管是自己还是周遭的人，已经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状况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种资讯，或许让大家都不愿去想结果了吧”。

报纸上一成不变地仍在报导各种充满希望的战况。塞班岛陷落后，东条英机内阁虽然垮台，但“既没有内部资讯，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所以也没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说如此，当时的报纸也不是全面性地只有迎合上面的报导。《每日新闻》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刊登了一整版以《要胜利或者灭亡，战局终于走到这一步》与《拿竹矛抵抗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为标题来解说战局的报导，促请转变作战方针。这则报导触怒了东条英机首相，事件甚至发展到对执笔的三十七岁记者处以惩罚性征兵的地步。

可是自己家中应该有拿到《每日新闻》的谦二却不记得有读过这篇报导：“或许曾经读过，但当时为了筹吃的东西，已经耗费所有精力，完全没有余裕管其他事情。生活尚有余裕的上层，或许读了会有点什么想法吧。”

塞班岛失守后，为了对预期中的东京空袭有所准备，大家开始沿着青梅街道在人行步道上挖掘防空壕。虽说挖防空壕，也不过是在人行道上挖个能让人屈身进入的洞穴，平时就在上面盖上木板撒上土，只是这种程度的防御工事而已。

后来收到各家也要挖防空壕的通知，我们的住处是租来的，几乎没有庭院，因此也没有可挖掘的场所。没办法，只好把一楼起居间的地板掀起，在下面挖洞，如果真的遇到空袭，就把榻榻米与地板掀开，跳入洞中。可是，如果当时真的遭遇空袭，屋子被烧掉，跳进这种防空洞内，大概也会被烧死或闷死吧。空袭时会发生什么状况，大家都不清楚，上面的人下达的命令，大家都形式上应付一下，大概也就是这种程度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军舰队接近台湾海面，日本的海军航空队发动总攻击。日军方面大概损失了六百架飞机，整体航空战斗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美军方面只有两艘巡洋舰严重毁损。但是大本营海军部却宣称击沉了十一艘美军航空母舰，对于这个相隔许久的大胜仗，国内甚至还举办了提灯笼游行大会。

不过随后，已经被军方宣布击沉的美军舰队却出现在菲律宾海面上，美军登陆了雷伊泰岛。日本政府与军方认为这是击灭美军的大好机会，呼吁进行“决战”。但出动的日军联合舰队在战斗中却一面倒地被美军击溃，增援的地面部队也因为补给断绝，几乎全数阵亡。

根据谦二的回忆，这时富士通信机的职场中也以战况作为话题。作为员工特殊配给的芋头辗转送抵事务楼，同僚们一同前往食用的时候，东大毕业当时约三十五岁的科长还说：“我军是不是被美军设计陷害了？”

因为没想到大本营发表的战果是虚假的，所以才会猜测，是不是被美军的佯攻作战给骗了？大概是这样推测的吧。当时就连一般民众，也多少察觉了不自然之处。

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虽然政府提说有重大战果，但局势反而更加恶化，总觉得非常诡异。但是没有深入追究的习惯，也没有可供探讨的资讯。像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处于这种状况。

从雷伊泰岛的战斗开始，航空部队便出现了“特攻”。谦二说：

在平民的立场上，既无法站在否定的立场，也无法站在肯定的一方。从搭上特攻飞机的人的心情来想，当然无法否定他们的报国心，但战况是否已经走到不这么做就毫无办法的地步，在这层意义上，也无法肯定这种战术。我自己因为受到塩清老师影响，报纸都习惯从下方栏位开始阅读，所以理解战况正在恶化。虽说如此，因为信息极度缺乏，所以也没办法具备准确的判断能力。

到了战争末期，战局开展十分迅速。从官方宣布上述“台湾冲航空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报导后，大约经过了十天，十一月一日，东京上空就首次出现了B29轰炸机。那是从塞班岛基地飞来的侦察机型，为了正式空袭做准备调查，因此只来了一架飞机。

B29轰炸机装备有加压舱与涡轮螺旋桨，在一万米高空高速飞行。与此相对，日军主力高射炮有效射程高度不过仅有七千米，战斗机虽然可以爬升到这种高度，但需耗时约一个钟头。B29轰炸机就在没有受到任何阻击的状况下，完成侦察任务返航。

那时候我正在富士通信机上班。当天天气晴朗，高空中一条白线似的飞机云前端，可以隐约看到B29轰炸机。虽然发出空袭警报，但同僚们都跑到户外，抬头仰望天空。明明只有一架飞机，为何日本军队却没有任何迎击动作，大家在不可思议的心情下，茫然仰望。也有人说：“为何不击落它？”但大多数人都失去思考未来情况的能力。虽然不至于相信“神州不灭”这种说法，但也没想过日本就要战败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谦二也接受了征兵体检。结果是第二乙种体格，若是在平时，这是不会被征召的体格。但是，十月三十日刚满十九岁的谦二，在十一月二十日收到了陆军寄来的入伍通知。

富士通信机的事务员们，已经陆续收到召集令，暗忖自己不知何时也该收到的谦二说：“当时只是‘啊，终于收到啦’的感觉。”伊七与小千代，什么话都没说。

学历只有中学毕业的谦二，既没有像理工科学生般有免除征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学生般会以海军预备学生资格被录用、当作军官来对待。除了被当作最底层的二等兵受征召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入伍通知命令谦二在五天之后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九点到世田谷区的驹泽练兵场（现在的驹泽公园）报到。谦二急急忙忙地打了通电报给在新潟的父亲雄次，之后就忙于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连到附近与近邻打个照面的时间都没有。

为了领取入伍者的特别配给品，谦二拿着配给票前往配给所一次领回整套配给。配给品有“日之丸”国旗一面、五合瓶的日本酒（约九百毫升）一瓶等等。已经到了这个时期，因为物资不足，连“日之丸”国旗都无法在市面上取得。

五合的酒，在早实的同年级朋友家中，几个人分着喝了。至于“日之丸”国旗，原本是在入伍时让亲友集体写下鼓励的话语，但谦二的周遭已经没有这种习惯。富士通信机也没有举行什么壮行会。“只有五天时间，不过就像平日一般度过而已。”谦二自己回想着说。

入营前一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八架B29轰炸机终于首次正式轰炸东京。他们轰炸完目标“中岛飞机武藏制作所”后，曳着飞机云通过了片山家的上空。谦二还记得整群的飞机云，让他奇妙地觉得“好美”。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终于来临。多云的天空下，中野的自家前，伊七与小千代以及雄次等，不到十名亲友来送谦二入伍。

附近的居民因畏惧空袭，且对一介青年入伍之事已经习以为常，根本没人关心。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穿着卡其色国民服的谦二，说出“我会堂堂为国尽忠”这句应景般的招呼语后，转头跟外祖父母说：“我出发了。”

这个时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声大哭。一起生活的三个外孙接二连三地病死，最后留下来的谦二就要被军队征召离去，而且恐怕没有什么生还的机会。不管是外孙们的死亡，还是商店倒闭，甚至连自己中风也都没一句抱怨，只是不断坚忍着的伊七，到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为入伍者送行时，家属哭泣这种事，是当时不可能看见的光景。外祖母小千代说了声：“去吧，谦！”然后推着伊七回到家中。

谦二入伍后，他在中野生活时所住的房子，为了防止空袭时造成火灾蔓延，被列入街区整理标的，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拆毁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伊七与小千代在强制疏散政策下，被迫回到出生地冈山县的某亲戚家里。赚来的存款因为通货膨胀而消失，只能住在农家庭院内的“土藏”[27]仓库中勉强地过着生活。谦二与他们再次相逢，得等到他结束西伯利亚强制劳动拘留，终于返回日本的时候。那已经是四年后的事了。

[1] 译注：谷中村位于栃木县利根川及其最大支流渡良濑川交会点，上游足尾铜山的矿毒（硫酸铜）溢流后因无法清除，明治政府选择谷中村作为蓄水沉淀池，该村因而废村。

[2] “素封家”意指有相当资产者，或地主阶级。

[3] 译注：明治维新至二战前日本学制之一，相当于小学后期至初中二年级阶段，一九四一年改为初中。

[4] 钱汤：一种日本特有的公共浴池，需支付一定费用后方可进入。

[5] 译注：恩格尔系数60%，表示收入的六成都花费于饮食，属于极度贫困状态。

[6] 译注：传统曲艺或说书、讲相声等表演。

[7] 小岛政次郎撰写的《人妻椿》，一九三五年连载于《主妇之友》杂志，一九三六年被松竹电影公司改编成电影。

[8] 译注：阿龟是高颊凹鼻的女面具，火男是歪嘴的男面具。

[9] 译注：在上海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中，三名日军以爆破筒炸毁上海中国军队的铁丝网并且身亡，日本人称其为“肉弹三勇士”。

[10] 译注：又称为八年抗战、抗日战争，特指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的战事。

[11] 译注：天皇颁布的教育诏书，是日本二战前揭示教育基础理念的敕语。

[12] 译注：朝天皇居所方向行礼。

[13] 译注：天皇照片日文称“御真影”，“奉安殿”则是建于学校内、专门供奉“御真影”的建筑，外侧可防火，内里衬有高级木料，建筑结构非常扎实。

[14] 译注：由日本青年军官中的皇道派发动的政变，号称要为天皇“清君侧”。事变失败后，军事大权落入统制派军人手中。

[15] 译注：女服务生阿部定与情人幽会，在性交中勒死男方，并切下男性生殖器后逃亡。

[16] 译注：此处指“阴部”，当时报纸以“局所”或“下腹部”等较隐晦的字眼表达。

[17] 二战结束后改为国土地理院。

[18] 译注：高垣眸著，一九三五年发表的青少年豪杰小说，后数度被改编成电影与电视剧。

[19] 译注：简称“早实”。实业学校类似职业技术体系学校。

[20] 译注：Pépée Le Moko，一九三七年法国导演杜维尔（Julien Duvivier）的作品，又译《逃犯贝贝》。

[21] 译注：Too Hot to Handle，日文译名《地球を駆ける男》；一九三八年美国导演杰克康威（Jack Conway）之作品。

[22] 译注：日本的讽刺短歌。

[23] 译注：传阅的板报。

[24] 所谓“国民服”，是依照一九四〇年《国民服令》规定制作，类似军服设计的男性标准服装。

[25] 译注：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26] 对各种行业各自具有监督权的政府主管机关。

[27] 译注：筑有厚墙、外涂泥灰，防火防盗的日式仓库。

第二章 前往战俘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小熊谦二以陆军二等兵的身份入伍，前往驻扎于东京都世田谷区驹泽的野战重炮兵第八联队兵营报到。兵营里入伍较久的老兵告诉他：“这里只是暂时的宿舍，你们要去‘满洲’。”

军队是另一个世界。换上军队发的军服后，除了内裤之外的私人衣物，都要交给家人带回。入伍几天后的探亲惜别日，新兵们一面把换下的私人衣物交给在兵营前空地等待的家人们，一面惜别。

谦二的父亲雄次与外祖父片山伊七都来了。外祖父自从脑梗塞之后，右半身便不太听使唤。谦二说他永远忘不了拖着右腿来送他的外祖父的身影。

父亲听到谦二得前往中国东北，立刻脱下自己的背心递给谦二。不过谦二告诉父亲，“我们禁止携带私人衣物”，拒绝了父亲的背心。在与父亲和外祖父最后的惜别中，谦二内心暗自落泪。

回到兵营，谦二等人于该处滞留数天后，十二月三日早上从涩谷站搭上火车，往西前进。四天之前的十一月二十九日，东京首次遭到夜间空袭。

一、那种事我办得到吗？

谦二搭乘的军用列车，途中在名古屋接受了妇人会的茶水接待，稍后在深夜通过神户，十二月四日抵达门司港。他们暂时在兵营中等待，十二月八日登上货船，被送往朝鲜半岛的釜山。

在海上迎来十二月八日的谦二，跟着大家在甲板上集合，见习军官站在甲板的最前端进行训示（类似精神训话）。偷袭珍珠港、发布日美宣战诏敕的十二月八日，被称为“大诏奉戴日”，每年的这天各地都会举行训示，而今年则是最后一次的“大诏奉戴日”。“那个年轻的见习军官是运输指挥官。这个时期应该已经相当缺乏军官了。海面风浪大，船艏载沉载浮，见习军官也就跟着浮沉上下。训示时，光是要站着都很辛苦。”

谦二一行人于八日傍晚抵达釜山，在釜山港西边的学校中度过一晚，再搭上货运火车，继续前往中国东北。这些军用列车因为运输时刻表调度的关系，途中停下好几次，在车上睡了好几夜之后，大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左右，谦二抵达了屯驻于牡丹江（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电信第十七联队。

与谦二一同受到征召的新兵们，大致来自福岛、新潟与宫城等地。父亲雄次仍把户籍的本籍登记在新潟，因此谦二的本籍地也是在新潟。旧日本军依照本籍所在地驻扎的联队实行部队征召，谦二本籍的新潟县新发田属于第十六步兵联队管辖，而此部队属第二师团所管，师团司令部设于仙台，因此福岛、宫城、新潟的新兵们都在一起。谦二说：

早实的同学们隔年都被东京的部队征召。与我同期进入富士通信机的“早实组”也是。他们留在本土，于极短的时间内，为所谓的“本土决战准备”挖掘了许多防空洞，日本战败之后便立刻返回故乡了。自己偶然地因为本籍地设在新潟，所以被派到中国东北，日后又被扣留在西伯利亚。所谓人的命运，有时候一点微小的差异就会造成重大区别。

入伍的时候，军队老兵告诉我：“你们得去‘满洲’。”并且特地宣布：“这些家伙很辛酸，先让他们去和家人道别。”原本部队的调动目的地是军事机密，不应该告诉我们，可是面对着我们这些十九岁左右的新兵，大概是同情我们吧。毕竟老兵自己也是与家人分别，待在军队里面。

抵达牡丹江时，谦二等人只穿着军装，却没有配备枪支或其他装备。从东京的军营带来的，只有一个粗竹筒，上头命令以此代替饭盒与水壶。

抵达牡丹江时，我们脖子上用绳子挂着竹筒，当地老兵稀奇地看着我们，其中一个人还说：“内地物资已经缺乏到这种程度了吗？”实际上，也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是只穿着军服、没有武器的集团。

谦二一行人被送到电信第十七联队，隶属屯驻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是“第一方面军”的直辖部队。过往号称陆军最精锐部队的关东军，早已把精锐部队都调往南方战线，为了填补这些空缺，才补充第一年入伍的新兵，进行紧急的部队编成与训练。

在军队驻扎地，军官与士官们可以分配到个人房间，剩下的士兵则在被称为“内务班”的单位过着集体生活。会检查个人信件，也检查个人物品，除了在厕所之外没有个人隐私。平常内务班有十几名班兵，受新兵教育的“初年兵”与入伍较久的“老兵”比例大概是一比一；但大量动员的时候，新兵数量大为增加。谦二所属的电信第十七联队的中队，有五个“内务班”，里面大概有一百五十名新兵。“精锐部队已经调往南方，关东军只剩下骨架。虽然我们不是年纪较大的召集兵，总还算是年轻现役兵，但类似我这种体质不佳的人很多。”

在谦二受到征召的一九四四年，连征兵体检时属于第三乙种体格者也被纳入征集对象，而且最高服役年龄由四十岁提升至四十五岁，征召年龄则从二十岁以上降低至十九岁以上。谦二正是因为这项修正而被征召入伍。谦二所属的中队共有五个内务班，其中第四、第五班内以体格不佳的现役兵居多，谦二配置在第四班。

当时日本陆军入伍后，需要在内务班接受被称为“新兵教育”的新兵训练，然后根据在军队内的成绩与入营前的学历执行选兵，施行方式大致如下：

拥有中学毕业以上学历者，入营三个月后接受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后即成为一等兵。接着再根据接下来三个月的勤务成绩，分成可升军官的“甲种干部候补生（甲干）”与可成为士官的“乙种干部候补生（乙干）”，入营满一年时各自就任所属军阶。

只有高等小学校或更低学历者，如在三个月新兵训练中表现优秀，可于“一选拔”成为一等兵。再过三个月的第二轮选拔中，优秀者会被拔擢为上等兵，打开自己晋升士官的大门。

在三个月后的新兵选拔中落选者，再过三个月可接受第二轮选拔，此时相当比例都可以升为一等兵。两次选拔都落选者，入伍一年后全部自动升为一等兵。但是执行勤务状况恶劣、被视为反抗上级命令者，之后就成为“万年一等兵”，永无升迁希望。军队除了是学历社会之外，同时也是竞争主义的社会。

谦二自中学毕业，所以拥有接受干部候补生考试的资格，他早在东京入伍的时候就已经被委托担任六名新兵的“指导”。谦二在富士通信机上班期间是个优秀的事务员，工作上也相当迅速勤快。

可是在中国东北时，因在严冬时期长时间坐车，他出现了严重的腹泻症状，体力非常差。

体力变差了之后，判断力也迟缓了，脑袋里面一片朦胧。虽然一开始就被派任“指导”任务，但自己接受命令时反应却非常迟缓，一点都不机灵，还犯了许多错。对军队而言，我就像毫无用处的豆腐渣一样。

谦二的勤务状态不佳，当三个月的新兵教育结束后，他仍参加了干部候补生的考试。每个中队都会派出几个人参与竞争，这也是原因之一。“参加干部候补考试的人，考试当天都前往联队本部，大家依照着成绩高低顺序，并排成四列纵队，我自己大概排在倒数第五个。”

谦二当然没有通过考试，成为被称为“干落（干部落选）”的人。六个月之后第二轮选拔他又落选，结果带着二等兵的身份迎向日本战败。两次考试都失败的人，大概只占全体的四分之一，算是相当糟糕的士兵。

负责训练新兵的，照理来说是下士班长，但实际情形却是由在军队时间较久的“老兵”君临一切。内务班的生活，从听到号音起床后，接着更衣、点名确认人数、用餐、训练、扫除、就寝等，都有一定的规定，只要动作迟钝，步枪保养得不好，或者单纯只是老兵心情不好，便会立刻遭到殴打。“没有一天不被打。状况糟到要计算这是自己今天第几次挨打了。”

老兵的殴打被称为“私人制裁”，军方当然是禁止的，但实际上这种状况却四处横行，这也反映出当时日本军的状况。

中日战争之前，只要服役两年便可退伍，但当时随着战事扩大，退伍变得相当困难，甚至出现许多“三年兵”“四年兵”等。因为不知何时才能退伍，被困在内务班的这些老兵们开始变得狂妄，这种状况下，比起在意阶级，老兵之间形成更加重视年资的风气，这也是造成“学长们对学弟严苛训练”的原因之一。

根据谦二的说明：“并非所有老兵都打人，但他们之中许多因为无法提升官阶而性格扭曲的人，动不动就揍新兵。对于迟迟无法晋阶的一等兵，我们都不称呼他们为一等兵，而叫老兵大人。”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二月底，军方发出禁止“私人制裁”的通告，但“二年兵、三年兵还是闹得很凶，虽然禁止了，却没什么效果”。战争扩大与战况恶化，也是造成“私人制裁”横行的原因之一，只靠形式上的通告无法达到任何遏止的效果。

让谦二印象深刻的，除了这种老兵对新兵的霸凌之外，问题更大的其实是日军的“形式主义”。他如此说明：

我们需要记诵一种叫作“典范令”的《步兵操典》与《作战要务令》，以及所谓的《军人敕谕》，而且必须一字一句完全按照原文背诵，至于是否理解内容，则完全不予考虑。老兵们说：“军人应该遵守的有哪五项，都写在《军人敕谕》里，被问到的时候，不能回答‘报告：是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五项’，而必须要按照原文背出‘第一，军人需以尽忠节为本分；第二，军人应礼仪端正 ……’。”记录战斗要领的《步兵操典》中的“警戒四周”也不准说成“警戒周围”，所有都是形式主义，把上边交代的事项按完整的形式做出。

装备品方面，要以档案登载“额数”的部分非常啰唆，但只要档案上形式完整，往后就不会出问题。在内务班内如果缺少备用品，便会产生责任问题，所以需要到其他中队偷来补齐额数，偷窃问题层出不穷。

例如，在日语称为“物干场”的晒衣场，除由新兵负责晾衣服之外，还得派出担任“物干场监视”的兵员，否则自家中队的衣物很容易遭他队窃走。吃完饭后洗餐具，万一餐具掉了千万不能就这么弯腰去捡，因为一弯腰，其他还放在洗手槽内的餐具就可能被偷走。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发生，得先以脚踏住掉下去的餐具，等洗完餐具后，请附近的同伴帮忙看守，这时才能去捡拾。

我自己的汗衫也被偷过，最后靠老兵帮我偷了一件回来才得以应付过去。这些虽然称不上是大事，但也因此让人无暇思考。总之，只要不让上级来追究责任就好，满脑袋只能考虑这件事。

进入军队后，谦二也开始抽起配给的香烟。新兵几乎没有自由时间，在上厕所时抽根烟，是唯一能喘口气并不受责骂的时光。

新兵训练期间，谦二把自己的照片寄给父亲雄次。“当时的军队很重视表面功夫，新兵的时候必定得拍张照片寄回给家人，证明自己‘精神鼓舞、勤勉军务’。而且因为有检查制度，所以没办法在信件中提起自己每天挨打。”伊七年纪已经大了，能够委托收取信件的只剩下雄次，因此军队寄出的信件都寄到雄次住处。

谦二受完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后，便被派驻到位于牡丹江西南约二十公里处的宁安，分配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该联队隶属于负责该区域的第二航空军，主要负责机场与飞机间的无线电通信，以及机场内外的地面通信等任务。

因为体力不佳导致成绩低下的谦二，仍然是二等兵的身份。东京入伍时与他一同担任新兵任务指导的同期，都已经成为干部候补生，这更让谦二倍感凄凉。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里，优秀人才都配置在第一中队，谦二则配置在第八中队。

谦二被送往距离宁安火车站东部两公里位于原野中的兵营，火车站旁有座小型飞机场。经过三个月紧张不已的新兵教育期、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忙之后，抵达宁安却突然有了大量空闲。他们这个区域已经没有飞机，通信联队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需要处理。

我只看到过一次飞机。昭和二十年五月左右，好不容易来了一架单引擎飞机，但立刻又起飞离开。就见过这么一次。因为不能让军队就晾在一旁随意玩耍，所以偶尔会派大家去机场做一些整备性的土木工作，其他时间几乎无事可干。另外也干点农活，或去采些可食用的野生灰菜。

就当我们每天过着闲晃的日子时，四月从其他中队送来了来自日本内地的新兵，又狠狠地训练了一段时期，我们也差不多，简直就像为了当俘虏才被送来一般。

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士兵虽然以正值役龄的年轻役男为主，但也有不少像谦二一般从日本内地调来补充的新兵。因为缺乏军官，原本需要上尉才能担任中队长，但谦二所属的第八中队则由受速成教育升上来的少尉担任。至于大队长，则征召已经退伍的军官再度“回锅”，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少校。“当我们从事农作时，曾经看过年纪一把的大队长骑马经过。只见过大队长这么一次，而联队长什么的，见都没见过。”

一九四五年二月从中国东北寄给父亲雄二的明信片，因为军队有信件检查制度，只能书写定式化的内容，其中有“因为昼夜勤于演习，请勿挂心”的字句。

虽然受过暗号通讯与卫生兵的初步训练，但没什么机会进行实际演练。受新兵训练时还有一把自己的步枪，但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大概四五人才有一把步枪。配给我们的武器，只有一把被称为“牛蒡剑”的步枪刺刀。印象中从来没戴过钢盔。

新兵训练时有教导大家如何操枪，但从未做过射击训练，一直到战败之后都没有开枪的机会。谦二唯一的射击经验是在早实三年级时，当时作为中学教育的一环，有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射击的义务，只限于那么一次。新兵禁止外出，连宁安附近的各种商店都没去过。既没去过慰安所，也完全没接触过中国人。

如前所述，关东军为了填补主力调往南方战线后的军力空缺，自一九四五年一月起新设了大量部队。大致是以现存部队的基础干部搭配日本内地调来的新兵与当地征召的老兵，补充成新编部队。不过从实际状态来看，装备与训练都十分缺乏。

谦二所属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是历史较久的部队，他们一方面送出基础干部，一方面也补充新兵，但实际状况就如上所述，即便战况逐渐迫近，他们却连挖掘战壕进行防卫的准备都不做，谦二认为这肇因于他们完全没受过较正规的训练，他说：

军队就是一种“公务机关”，上头交代编成部队，命令驻扎于此，便依令做成文件，如果没命令，便啥都不做。说穿了，新兵训练时如果不依照命令动作就会挨打，既没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们思考。这种状态下如果敌人进攻，该如何应对，我们自然从未想过。

上面这段感想，在当时士兵的回忆录里经常出现。即便在塞班岛或雷伊泰岛等激战的南方前线地区，敌人攻到眼前时也没做什么防卫准备，屯驻部队“无所事事”的例子层出不穷。谦二的处境，并非什么特殊的例外状况。

这期间，日军的战况持续恶化。菲律宾战线彻底崩毁，二月是硫磺岛，四月是冲绳本岛，美军陆续登陆。东京则在三月十日受到大规模空袭，造成了十万人死亡。

对于战争情势，一般士兵更没机会了解状况。一九四五年三月，谦二从早实时代的同学处收到明信片，上面写着“最近舰载机在东京上空盘旋”。指的是二月十五日美军以舰载机空袭东京一事。因为寄到军中的信件都必须通过检查，“在当时这算是很可能会被军方拦下没收的写法”。四月时谦二收到另一封明信片，告知祖父伊七因为强制疏散而前往冈山。

自从分配到第二航空通信联队后，谦二多少有了点时间，可以前往“酒保”（贩卖部）读报纸。当时“酒保”已经没有食物，“顶多就卖点卫生纸而已”。好歹是中学毕业的谦二，总还能在“酒保”阅读些新闻内容。

但报纸上通篇写的都是日军在冲绳靠着特攻战术击沉敌方航空母舰与战舰的消息。日本战败之后才知道当时这些消息全是“说谎”，让谦二确实吃了一惊。

日军已经不能客观报导情势，即便谦二从中学时期便关注的国际新闻，也只优先报导对日本有利的部分。一九四五年七月，英国保守党在下议院选举中输给工党，丘吉尔率领内阁总辞。这个时候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军官集合屋的前方黑板，也写上“丘吉尔内阁总辞”的大字。

三月十日，东京大空袭，这天也是纪念日俄战争中奉天会战胜利的日本陆军纪念日，正在接受新兵训练的谦二等人，于礼堂中接受中队长的训示。毕业自陆军士官学校、已快三十岁的上尉，告诉大家：“我们在人生最后关头，绝不可成为‘捕虏’，应该选择自杀。这种时候就带着手榴弹冲进敌阵中，尽量多带几个敌人一同上路。”顺带说明，日本的官方文书中虽然采用“俘虏”（Furyo）这个字眼，不过包括军队等大部分场合，一般都采用“捕虏”（Horyo）这个词汇。

即便如此，年仅十九岁的谦二，仍缺乏客观判断当时情势的能力。对于自杀时带几个敌人上路这样的训示，他只能在回兵营的路上不断想着：

那种事我办得到吗？应该没办法吧。

成为俘虏就必须死，在这种大前提下，各种想法都卡在这点上。所以要么自杀，要么被敌人所杀，又或者带几个敌人一起上路等，只能在这几个想法上打转。

五月的时候，听到希特勒战死、德国投降的消息。希特勒实际上是自杀的，但当时德国政府发布新闻，说希特勒在总统官邸前与苏联军队交战时战死，传到谦二耳边的正是这条新闻。谦二对此的感想是：“希特勒还算是个坚持理想、首尾一贯的人。”却没想过德国输了之后，日本将会如何。

七月二十六日，联合国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谦二在“酒保”读到报纸报导，内心如此暗忖：

虽然是小篇幅的报导，不过仍记有可以保留日本原领土四个岛屿的字样。当时读了觉得“竟然可以保留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领土，在这种条件下饶过日本啊”。连续几年不断听到“鬼畜美英”、“所有日本人都会被杀光”等宣传之后，他们竟然能留下日本这个国家，这种处置让人感到异样的宽大。

这种状态下，谦二的平稳日子在八月九日遭打破。这天天未亮，苏联军队就越过国境了。

二、没跟着原部队走是我的幸运

苏军带着压倒性的兵力进入。因为德国已经投降，苏军调度原本驻扎欧洲的兵力来到亚洲，集中了一百五十八万兵力，五千五百五十六辆坦克、自行火炮、三千四百四十六架飞机；相对于此，关东军只有约七十万兵员，坦克与飞机合计不超过两百。

苏联的行动完全出乎关东军的意料之外。根据关东军高层的评估，苏联应已在欧洲战线上消耗许多军力，即便要发动作战，最快也得等到九月之后，慢则得等到第二年。即便如此，七月十日起，关东军为了进一步扩充兵力，开始“彻底动员”二十五万名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但这也只是在名目上增加部队人数，其实这些人都没有适当的军备。

因为关东军中央没有预测到苏军进入，因此前线部队也未采取该有的战斗态势。到八月三日为止，前线部队已经传来苏军开始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但关东军中央仍未改变判断，其结果就是八月九日的行动对日军而言变成了一场奇袭。

这一天，谦二担任兵营的夜间守卫。清晨五点时，他结束了一个钟头的轮班，并对接下一班的人报备没有异常状况，然后便回到寝室，打算在起床号响起前稍微补觉。就在这个时候，喇叭突然响起。虽然这个响声其实是警告发生非常状态的喇叭声，但因为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谦二仍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起床号，大叫着：“起床！”

被叫醒的班兵们也跟着吼：“起床！”全员醒来后，准备一如往常到兵营前方列队接受点名，不过终于传来不准外出的命令。大家在营舍里等待时，才理解那是紧急号音。六点半左右，大家终于知道苏军已经进入。

过了许久，传来新的命令，要大家把粮秣与通讯设备等物资都运到宁安车站去。处在最底层的士兵们也不会判断情势，就照着上头交代的命令开始行动。

部队的物资与装备，不管大小都塞到货车上。全体总动员，利用板车或人力搬送。军队里面严格要求“整齐秩序”，原本进入营舍内要换穿拖鞋，绝对禁止穿军靴踏入，但从十日开始大家都直接穿着军靴踩踏，能够感受到非常时期的一股紧迫气氛。

谦二等人受命搭上开往牡丹江的列车，时间已经来到八月十日的下午，关东军发出退至“南满洲”的命令。“有屋顶的火车货车上载满了物资，物资的上方再坐着士兵。我身上既没有步枪也没有头盔。干部们大概是搭乘客车车厢。”

火车来到牡丹江前，前方传来市区正遭受苏军攻击的讯息，列车便停了下来。谦二趁着火车停下时跳下货车观察状况，可以看到缓缓降低高度轰炸牡丹江的苏联军机。列车在空袭过后才驶入车站内，市区在雨水中燃烧，火焰将夜晚照得有如白昼一般。

牡丹江约有六万名日本人居住，许多人都带着家眷挤到车站来想要避难。但日本军却完全没有让“地方人”——当时日本军方对民间人士的称法——搭上火车前往避难的想法。“至少我们搭的货车没有搭载任何避难民众。几乎所有的避难民众都被抛在车站，当时连考虑他们的想法都没有。”

当时的“满洲国”大概有一百五十万日本人。关东军从最初便认为不可能阻挡苏军，计划一边撤退一边在朝鲜半岛边界前进行防卫作战。若事先通知日本侨民避难，退却的民众会让苏联察知日军的后退战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该想法未被采纳。事实上等于在战斗展开之前，就已经放弃保护日本侨民了。

苏军进入后，关东军虽曾运送日本人逃离，但实际上都以军人与官僚的家属优先。“满洲国”当时的“首都”新京 （现在的长春市）约有十四万名日本人，自八月十一日凌晨至正午为止，发出十八班列车，运出了三万八千人，其中军人家属占了两万零三百一十人；大使馆相关家属七百五十人；满铁关系家族占了一万六千七百人。[1]简单地计算一下，其中一般市民还不满三百人。

像牡丹江这类位于国境附近的城镇，因为状况更加急迫，详细情形至今不明。牡丹江于八月十三日遭苏军占领，发生了残杀日本人的事件。住在牡丹江的作词家中西礼（音译），以自己当时的体验为基础，写了一本小说《赤月》，内容便提及军人及其眷属到车站搭乘特别安排的列车逃离，而一般民众却不准搭乘这些班车。

谦二等人搭乘的军用列车，遵照关东军的指令，经由哈尔滨于十五日抵达奉天（现在的沈阳市）。他们虽然没有听到昭和天皇宣告终战的“玉音放送”（《终战诏书》），但也听到日本投降的传言。不过其他军官们矢口否认，“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谦二一行人在位于奉天与安东之间的凤凰城等到八月十七日。谦二从长官处听到战败的消息，就是在这天。关于当时的感想，谦二如此说明：

听到通知时，不觉得日本战败了，感到一阵懊悔。不过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内心开始想着：“等等，这么一来我不就可以回日本见家人了吗？”渐渐感到开心。这种心情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沉默着，但大家内心都这么想。

除此之外谦二的另一个想法是，“哎呀呀，如此我就不用带着万年一等兵的身份活下去了”。

当时日本的在乡军人会影响力庞大，在地方社会中，大家仍相当看重从军时的军阶。特别是在农村，“那个人好像在‘一选拔’中就获选为上等兵，如果想要嫁新娘的话，果然还是要选这种人啊”，大概就是这种调调。像自己这种劣等兵，即便退伍回到日本，也只是“见不得人”的角色。现在日本战败了，往后大概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吧。

当秩序激烈变化时，人们既无法预见将来，而且经年累月的思考模式也难以改变。从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来看，预测今后无需背负“原劣等兵”身份便可活下去的安心感，只是延续二战前日本社会的思考方式来预测未来，既无法成立，预测也失准。

但另一方面，谦二在这个时间点上预测日本内部的军队型社会将会消失，则是正确的想法。当我们观察历史可以发现，庶民的判断往往会在细节上出现错误，但对整个大环境的判断却屡屡正确。

后来，谦二隶属的第八中队长、那位年轻少尉，于第二天中午试着以军刀切腹自杀，但却没能成功。人类腹部有脂肪堆积，刀其实不易通过，遑论要整个切开腹部。江户时代的切腹，只是形式上以刀刺向腹部后，立刻由“介错人”[2]负责把切腹者的头砍下。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年轻少尉，虽然试着切腹，结果只是负伤，而且花了两周才痊愈。

被告知日本战败后，谦二等人移动至鸭绿江河口北方的辽宁丹东，分散开来住宿。谦二他们住在当地日本居民的公司员工宿舍内，因为无事可做，只好与附近居民闲聊。从当地居民处，谦二才得知广岛与长崎遭原子弹轰炸，而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毁灭，只剩下“长门”等船舰。谦二听说原子弹具有惊人的破坏力，但并不十分理解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大家一直在员工宿舍等候，大约八月二十八日，日本军的长官下令，要大家把武器拿到宿舍一处缴交。谦二身上的武器只有一把刺刀，不过事实上这就是对日军的解除武装。

等待期间，中队本部发给士兵八月份的军饷。从军期间，士兵的军饷都以邮政储金的方式存入个人户头，随着邮局机能崩解，首度以现金方式发放。士兵们没事可干，便拿着领来的薪水向中国人买食物吃。“因为连储金簿都没看过，这时才知道自己的薪水是每个月十五日元。因为军队也是行政机关，从薪资明细档案到中队长印章，连撤退时都带着一同离开驻地。”

从居住处的员工宿舍，可以清楚看到连接中国东北与朝鲜、横跨鸭绿江上的火车铁桥，但几乎没有列车通过。士兵们吃完晚餐后，会闲聊“如果列车可以通过那铁桥，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中队事务股比较资深的准尉对拿钱买食物吃的士兵们说：“你们啊，这样会没有回家的车钱喔。”谦二当时只想：“反正国家会把我们接回去，为何话题会扯到得自费回家？”

在安东等了一阵子之后，大家照例搭上时刻表状况不定、走走停停的军用火车，九月十五日左右来到当时的奉天。在奉天街上，谦二首次见到苏联士兵。

九月二十日左右，包含谦二在内的日军俘虏，都被集合至位于奉天北陵某所带围墙的大学校舍里。这里似乎是医科大学或是师范大学，但不清楚是什么校舍。

来到该处的不仅有谦二所属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附近以部队为单位的俘虏，或者零散的个人等等都被集合至此。“跟往常一样是由部队长官直接下达命令，恐怕是苏联军队为了维持日本军队的形式，所以仍由部队长官下达移动与集结命令。”

好不容易把集结的俘虏们编成一千人左右的“大队”，准备移送到某处。谦二说：

编组工作应该是日本军自行完成的，在北陵校舍中，关东军的军官们处理事务工作。大家都以为这是为了移送归国而进行编队，完全没有任何情报，士兵之间也没听说过要移送西伯利亚的谣言。集结地虽然有苏联军队步哨，但日军军官既然没有下达命令，大家也无法想象将被送往西伯利亚。

关东军司令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对苏联方面提出的陈情书中，有关受俘日军的处置一章，有这样一节记载：“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3]

原来，近卫文麿受天皇之命于七月底签订了《和平交涉要纲》，将居住于“满洲国”的日本军人、军属（为军队工作但非正式军人）当作赔偿的一部分，为苏联提供劳务服务。战败之前，日本政府还希望苏联能居中调节，帮助日本与联军诸国展开和平交涉。

苏联方面在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向盟军阵营承诺，对德战争结束后，将在二至三个月内对日宣战，但实际上德国投降三个月后苏联才发起进攻。日本投降后，斯大林发出一份日期为八月二十三日的极秘指令，要求依照过去已经计划好的方式移送日军俘虏。日本方面的对苏交涉，根本只是一厢情愿，不过当时的谦二根本无法得知这样的内部信息。

集结于北陵的俘虏们，许多都是在日本战败前遭“彻底动员”来的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居民。根据谦二的回忆，九月中的某天，出现了一群混杂穿着日本木屐的民间人士，来到了北陵。

“喂，还混着‘地方人’啊！”士兵之间立刻传言四起。与这些人交谈后，才知道他们是在当地受征召的日本居民，战败之后他们便除去兵籍返回家中，稍后突然又接到通知，说要发退伍证明书，请曾经拥有军籍的人到当地警署领取，这些人到警局后就被武装的苏联士兵押送到北陵来。大概是为了达到苏军要求的移送人数定额，日本军方为了确保人数，再次动员征召。这些民间人士到北陵后，日军便要求他们换上发给他们的日本军服。

有人甚至只因太太托自己跑个腿，顺道去趟警署领退伍证，就这么被带来北陵集结地，接着又被送到西伯利亚。这些人非常痛恨通知大家前往领证的町内会长或邻组长，叫骂着：“你们自己不去，竟抓我们替死！”还有人说：“等回日本一定告死你们！”有些人比较敏锐，察觉该通知有异而不予理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愈是认真诚实的人，往往就愈信任上级，所以才会中计被带走。

谦二与这群被集合带来的“满洲国”日本居民谈起军队在牡丹江把日本居民留在原处，自行继续撤退的事情。大家纷纷反映“军队就是这样”，然后担心起自己的家人。然而，这次移送，“应该有人因此便与家人永别了”。

包括谦二在内，大部分的俘虏都没打算逃离北陵集结地。

苏联士兵在每个重要处都设下监视，晚上还可以听到枪响。居住在东北接受征召的日本人，有些能说中文，在当地又有家人，部分人似乎就此逃走了。可是我不懂中文，离开军队就等于没饭吃，在这样的考量下，还是跟着编成大队的众人一同行动。即便如此，还是没想到自己会被送往西伯利亚。

集结后经过一周左右，谦二搭上移送列车，离开了奉天。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士兵们先编成部队后出发，但谦二因痢疾复发，体力衰弱，所以军队把他与其他二十名同样身体状况不佳的人留着，先行离去。“军队是官僚组织，理所当然把碍手碍脚的人弃置一旁，因此大家也深知他们不会保护民间人士。”

不过对谦二而言，这却是一种幸运：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活下来的理由之一。如果跟着原本编成的部队前往西伯利亚，因为不可能再补入新兵，所以在集中营内将会成为万年新兵，永远遭人任意使唤，配给食品时也将排在最后领取。当我阅读二战之后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读到很多这种例子，最下层的新兵死亡率非常高。如果随着原编成部队移送，自己既笨手笨脚，体力又差，搞不好活不过第一个冬天。

谦二等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残留士兵们，进入了新编成的“奉天第五十二大队”。这个大队由大队本部以及六个中队组成，谦二隶属第四中队。这支队伍由杂多的小部队、类似谦二这样的脱队士兵，加上七月、八月遭“彻底动员”的“地方人”等，集合而成。

“地方人”的年纪大概都在三十到四十几岁，他们把像我这种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脱队士兵当作小孩来对待。因为他们直到不久之前都过着民间生活，军队内的习惯或特权对他们不通用，因此即便移送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军队长官也不能光明正大行使特权，也不能在食品分配上乱动手脚。这大概是我能活下来的理由之一。

九月二十五日左右，谦二所属的第五十二大队从奉天北部的皇姑屯车站搭上火车货车。谦二搭乘的这辆列车，前方由蒸汽机关车头拉动，几乎都是有盖的货车厢，只有两节车厢是有椅子的客车，由大队司令部人员搭乘。其他人员则挤在以板子隔成上下两层的货车厢内，每节车厢约有一百人。货车屋顶上另外有木板走道，担任监视工作的苏联士兵便乘坐其上。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是满月，谦二还记得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在大学里眺望月亮的美丽景色。

谦二搭乘的列车由奉天出发，当时他们还相信这是一辆要将他们送回日本的列车。

三、赤塔流放地

列车出了奉天后朝北方前进，如果要遣送回日本，理当往南走。即便如此，俘虏们仍想象不到将被送往西伯利亚。

列车北行后，大家就想，应该是要通过哈尔滨转往海参崴港。可是列车通过哈尔滨后仍继续往北，这时又有传言说是因为作战破坏了铁桥，所以必须改由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转往海参崴。人类不太愿意相信事情进展逐渐恶化，宁可满怀期望地观察周遭状况。

俘虏们在货车厢内的两层底板上三三五五地坐着。因为是在极短时间内编成的队伍，不具备真正的部队机能，“只是把互相认识的人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

运送俘虏的列车，在铁道路线上连绵前进。因此当更前方的列车塞车时，后方列车便经常得停下等待，并借此补充煤炭与水。场景大概都是在辽阔原野中的某个火车停车场，停车后可能几个钟头都不动，一旦发车，又会奔驰不停，不知何时才再停车。

货车上没有厕所，所以得忍耐至下次停车，或者在地板的缝穴中解决。而且不停车就无法煮饭。搭乘火车时领到两公斤的黑面包，一开始因为太酸，谁也不愿意吃，即便肚子渐渐饿了，大家一开始还是先从发配的米与杂粮吃起。

利用蒸汽火车头补水停车的时机，可以炊煮杂谷，日本的米饭只要没水没火，就束手无策。当时是我第一次见到俄罗斯黑面包，当发觉只要有水和这种面包就能活下去时，还觉得相当方便。列车不停的时候，大家便生啃谷类，最后终于也吃起黑面包。

毫无预警停下车时，大家便赶紧奔走取水烧饭，在火车停车场有帮机关车补水的水箱，因为没有水桶，俘虏们便拿着饭盒在水箱内取水。这些水是为了下次停车之前做好准备。

停车煮饭时，筹措燃料是一大难事。因为这支队伍不是真的军队，无法有效依军纪行动，所以几个谈得来的人便结伙到四周寻找枯草、柴薪或脱壳后的谷物外壳，权充烧饭燃料。但因前方列车的俘虏们也同样在火车停车场周遭采集燃料，许多时候木、草料都遭采尽，他们只好前往更远处搜集，有些俘虏甚至因此遭遇盗匪。当列车发出发车讯号时，总会让离列车较远的人大为慌张。

现在回想起来，面对要把自己送去西伯利亚的火车，因为它即将离开而感到着急心慌，也是相当奇怪的事情。但是处在那种资讯有限的环境下，也只能做出此种程度的判断。谦二说：“当时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因为言语不通，即便逃走也不知接下去该何去何从，因此只能保持与大家一同行动。”翻阅西伯利亚拘留记录资料，可以看到许多人指称苏联士兵提供假资讯，告诉日本人他们搭乘的是“Domoy（俄语“归国”之意） ”的列车。据说因此许多日本士兵不加抵抗，而任苏军运送。不过根据谦二的说法：“没有从监视兵那里直接听到消息，当时大家一心一意想要回家，到处充斥各种充满希望的谣言，这些传言广布的程度恐怕超过大家想象。”

根据谦二他们奉天第五十二大队于二战后发行的会刊来看，从奉天出发后，逃离大队的合计有数十名[4]。根据谦二的回忆，刚从奉天出发时逃走的人数最多，到北安（现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出现了最后的脱逃者：“苏联士兵在货车顶上架设自动步枪，因为曾在夜里听过开枪的声音，推测应该有人打算逃走吧。猜想逃走的是能说中文、在东北当地征召的日本人。”

火车停车期间，当地的“满人”纷纷前来，与俘虏们以物易物。谦二也拿军队发的皮腰带和当地人换了食物，类似煮玉米或豆沙包，交换这类可以立刻食用的物品。至于被集合到北陵的民间人士，有些也拿自己换上军服前的私人服装与当地居民交换食物。

对因为腹泻而遭部队抛弃的谦二而言，在体力极差状态下的这趟列车行程，显然痛苦不已：“火车停下大家取水时，颇得要领的机灵人很快就可以确保自己的饮用水，而我总是慢半拍。加上这个刚编成的集团也没什么团体感，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求生，也不见得会有人伸出援手。”

终于，列车经过哈尔滨来到北安。列车停在此处，大约等了一周时间。接着在十月十日前后终于来到国境上的小镇黑河（现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谦二等人于此下车。

在北安曾与往南送返日本居民的列车擦身而过，黑河已经没有任何日本居民。黑河街道上的建筑物已经遭受苏联军队的炮击破坏。从此处渡过黑龙江（阿穆尔河），便是苏联阿穆尔州的海兰泡。

苏军命令俘虏们开始将物资堆上驳船，准备渡过黑龙江。这些物资是苏联军队从中国东北掠夺来的战利品，有各式各样的物件，不过最大宗的仍是大豆与高粱等粮食作物。在俄国人的驳船上，由俘虏们背着每包大约五十公斤的物资爬上驳船阶梯后堆放。

这样的作业持续了快一周，最后俘虏们也搭上驳船渡河，那天是十月十四日，因为是俘虏朋友的家乡举办庆典的日子，所以记得很清楚。

抵达对岸海兰泡的那天下着雨，但苏联没有准备任何住宿用的建筑，俘虏们只好在其他建筑物的廊檐下站着撑过一晚，第二天开始在原野中开挖壕沟。大家把手边的营帐集中起来设置屋顶，周围做好排水沟，一面搭建避雨的场所一面忍耐寒冷。接着在这里又花了一周左右进行作业，将驳船上的行李全部卸下。

从海兰泡有开往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火车。在黑龙江两岸上下货作业了十天的奉天第五十二大队，乘着十月二十五日的夜间列车，深夜从海兰泡出发。

出发的第二天早上，俘虏们一边观察太阳的方位，一边讨论现在正在往西北抑或朝西南前进。但因列车路线不断变换方向，所以难以掌握前进的方位。不过当天下午，大家终于从太阳的方向，知道列车正往西行。

进入苏联领土后，警备格外森严，俘虏除了下车上厕所之外，都禁止离开列车。进入苏联领土后换乘的列车连接有炊事车厢，从该处向各车厢提供装有热粥的金属制圆锅分食，因此也不可到车外去煮饭。在奉天分发的黑面包早已吃完，手边即便还有杂粮，也无法炊煮。如果发生什么状况导致粮食配给停顿时，就只好生吃杂粮。

被原本部队弃置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脱队士兵，因为长程移动而体力不支，有些人就这么从列车上消失了。谦二说：

大概离开海兰泡三天后，有个入伍四年的“万年一等兵”——会成为“万年一等兵”，大概都是思想或行为上有问题，属于很糟糕的士兵。这个人被列为“万年一等兵”的理由是他智商不太够，对部队而言带着这个人相当麻烦，所以也把他抛弃了。而且关于确保食物、作业分摊等，他全部不需参加。

这个人既不会打水，也无法收集燃料，更不会煮饭，光是在货车车厢内睡觉。俘虏同伴会多少照顾他，不过遇到情势紧迫的时候，往往自顾不暇，只能担心自己的事情。最后，他的存在感日益稀薄，大家几乎都不记得有这个人，某天他终于从列车上消失了。讲得好听一些，有人说他下车“入院”去了，不过列车在大荒原上奔驰，根本没看到有医院的小镇。在没有任何体制帮助这个人的情况下，他大概没能够生还吧。

再往后的西伯利亚时期也是如此，谦二从未亲眼见过人员死亡。“大概就是那么回事，跟电影、小说不同，他们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

离开奉天大约一个月，十月二十八日的午后，列车通过一个大市镇的中央车站，最终停在离市镇一段距离的火车调度场。俘虏们受命在车上等了约一个钟头，当天色昏暗下来，便开始依序下车，并分成三个集团。第一集团有第一、第二中队；第二集团有大队本部与包含谦二的第三、第四中队；第三集团则有第五与第六中队。

火车通过市镇的中央车站时，俘虏们才知道这个市镇名为赤塔。赤塔为西伯利亚联邦管区赤塔州的首府，十九世纪为俄罗斯帝国的流放地。在日本军的地图上看来，离开海兰泡之后便无都市，直到赤塔之前，没有任何稍具规模的市镇。

下车之后，听到告知下午五点的汽笛鸣响。处于不知未来会如何的状态下，谦二说，这声汽笛听来是一阵“非常悲凉的声响”。

当天虽然有配给早餐，但没有发放午餐、空着肚子的俘虏们，奉命走在寒冽阴暗的大雪中，当时谦二身上仅有一只背包，里面装着饭盒、水壶、用得又旧又薄的军用毛毯，以及少许的日常用品。

经过一个月的列车运输，抱着空腹走在寒冷阴暗中，实在非常痛苦。可以听到日本军官喊着“还剩几公里了”，激励大家继续往前。这里面也包含了运送死于货车上同僚遗体的小组。

让俘虏搬运遗体，可能是为了确认人员数量吧。苏联军队中的运输指挥官，应该确实有收到将俘虏移往战俘营的命令。包括遗体一同确认送达，必须让战俘营的所长明确人数，然后才能领取“受领证书”。不管是日本军队还是苏联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是这种情况。

大陆城镇的空旷大道上，仅偶尔出现几盏路灯，几乎没有汽车与行人的影迹。队伍经过不知名的巨大铜像与水泥建筑物前，步行了大约两个钟头，终于抵达一处木造建筑。这段大约五公里的路程，此时却令人感觉如此遥远。谦二所属的集团在此停下，其他集团还需走到更远的地方，而且，此后再也未曾见过他们。

那时已是深夜了，累坏了的俘虏们也没有余力思考其他事情。他们在终于抵达的安心感中，分配决定各自要睡在三层床铺的哪个位置，吃过配给的食物后，立刻睡下了。

对谦二而言，从这一天开始，展开了他待在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三年时光。

[1] 半藤一利，《ソ連が滿洲に侵攻した夏》，文艺春秋，一九九九年。

[2] 介错：日本历史上指为切腹自杀者斩首，以让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的行为。

[3] 白井久也，《検証シリア抑留》，平凡社，二〇一〇年。

[4]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会会报”》，第三号，一九八二年。

第三章 西伯利亚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天第五十二大队的第三、四中队，以及大队本部的俘虏们共约五百名，终于抵达赤塔第二十四区战俘营第二分所。两天之后，谦二正好满二十岁。

一个已经在车厢内过世的俘虏，由同伴们扛着他的遗体，一路运送到战俘营。这位死者在战俘营全员的目送下，包着席子由推车送往墓地。

后来，因为劳动日益繁重，饥饿感也愈来愈强烈，大家不再有余裕举行这样的葬礼。深秋之后流出传言说，每当有人死去，守灵时大家会供上一碗插着筷子的白饭，但第二天天亮时白饭就会消失。饥饿与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之冬，已经悄悄降临。

一、每个人的生存能力不一样

日本战败之后，遭苏联带走的日本兵及其他人员（“满铁”职员、“满洲国”官吏、警官、军属等），人数上有各种说法，但大致有六十四万人。分散收容于西伯利亚（约四十七万二千名）、外蒙古（约一万三千名）、中亚（约六万五千名）、苏联欧陆部分（约二万五千名）等处，约一千二百处战俘营，以及约一百处监狱与其他特殊战俘营。分布幅员宽广，东起堪察加半岛，西至第聂伯河，北到北极海沿岸，南至帕米尔高原山麓西部。

理所当然地，俘虏们遭遇的折磨也因地区而有所不同。西伯利亚需面对零下四十五度的极度酷寒，中亚得面对四十度的高温炎热；湿地区域会遭遇大批蚊蚋，干燥地带则得忍受口渴，俘虏们被迫面对各式各样的苦难。除此之外，还得在饥饿之下开采矿山、铺设铁轨、进行土木工事与采伐森林等重度劳动的工作。

赤塔是赤塔州首府，也是铁路与道路干线集中的要冲所在。既是帝俄时期的流放地，也是苏联军队外贝加尔山脉军团司令部的军事重镇。俄国发生革命后的内战时期，曾遭白军占领，日本为了干涉革命政权而出兵西伯利亚时也到过此地。谦二曾经在赤塔郊外亲眼见到过往日本军第五师团建立的纪念碑。

赤塔市郊的松树林中有两栋并排的建筑物，据说被当作日本与“满洲国”的领事馆来使用。

那是西洋式的雅致建筑物，外出劳务作业时经常会经过。过了一年左右，才听说那是领事馆。

回国之后，曾读过在该领事馆工作过的人所写的回忆录。接近日本战败的时候，他们拿着双筒望远镜从这个领事馆向东侧监视西伯利亚铁路的军用列车。回忆录中还写到日方在战争期间从领事馆开汽车到城市内搜集情报，结果遭苏联的汽车紧紧尾随妨碍、最后被挤到砂地的道路上陷在路中的困窘情境。赤塔市中心街道虽然是石板路，但稍微离开市区就都是砂子路，还记得当时我们连走路都感到相当辛苦。

俘虏的战俘营依据地区进行区分，在赤塔周边有第二十四区（赤塔）与第五十二区（卡达拉）。根据日本厚生省撤退援护局的统计，第二十四区中的三十四个分所，共收容了“一万人以上”，而死亡者约有三千二百人。[1]被带往西伯利亚的约六十四万人当中，通说死亡人数超过六万，但这有许多派说法，正确的数值至今依然不明。

谦二等人拘留于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日常起居大致如下：从早上六点起床开始，起床的信号已经不是钟声，而改以铁锤敲打一段挂在卫兵所的铁轨，借此发出的响声叫醒大家。

起床吃完早餐，七点半到八点左右，为了出发进行劳务作业，会在出口整队成五列。从秋天到冬天，西伯利亚这个时刻既黑暗又寒冷。

在卫兵所前排列整齐，警卫兵为了确认人数开始计算。可是因为苏联人没有背诵九九乘法表的习惯，不采用列数乘以列数的点名方式，而以五个人五个人加算的方式计算。因为实在冷到受不了，只能一直踏着脚保持列队状态。当时内心不断想着，这些家伙怎么头脑这么差。

接着分配各作业班的任务，出发进行劳务作业。来到战俘营最初的任务就是维修战俘营。这个木造的战俘营虽是为了大量收纳俘虏而搭建，但设施建制并不完善。大家持续修盖厨房，整修卧铺，还更进一步在战俘营周围搭设栅栏。

最初的工作是搭建栅栏把自己关起来。可是周遭都是严寒的荒野，没有食物便饥饿到体力不支倒地，不管有没有这道栅栏，脑袋中根本没想过能够逃走。二战结束后有读过一些人的故事，说他们自战俘营逃脱，那是受惠于相当良好的条件与自身拥有强健体力。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就这么逃回日本国内。大家都在脱逃途中被捕。

经过了约二十天的整备作业后，开始派遣大家从事各种劳役工作。

工作分配，由苏联交代给日本的大队本部，然后层层移交给中队、小队、各班。班长再从二十名左右的班兵中，指名几个人为一组，分配工作。今天去那边执行土木作业，明天去那边从事农务，有各式各样的派遣，指定了各式各样的工作内容。

战俘营就像把俘虏当作劳工，派遣到各企业去，本部则类似独立计算酬劳的劳工派遣企业。依据当地的各种企业团体的要求，把战俘营的俘虏当劳役派遣，提供使用。各企业团体依照苏联的劳动规定计算薪资，支付给战俘营。战俘营将俘虏的餐费、照明与瓦斯等燃料费、医疗费用扣除后，剩下的才发给俘虏们。整体的运作体系大致如此。但扣除的餐费与其他费用所占比例甚高，只有一部分拥有特殊技能的俘虏，从一九四七（昭和二十二）年之后，才能真的领到劳动薪资。

在苏联不只有日军和德军的战俘，连苏联内部的政治犯与一般囚犯也被当作劳动力来使用。日本从明治时期之后也曾把囚犯当成劳工来利用，如果没有这些囚犯的劳动力，就不可能出现北海道的道路建设与三池煤炭的开发。[2]虽说如此，但苏联活用囚犯劳力的规模，是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据说一九四九年当时，在苏联的“奴隶劳动者”共超过一千万人。谦二等人也被编织到这个体系当中。

这个系统与其他国家处理俘虏的状况相当不同，但日军从将至兵都不理解国际法。以谦二的例子来看，他被当作劣等劳工使唤，根本没有依照正常规定支付酬劳，所以也没想过自己可以领取劳动薪资。

有很辛苦的工作，也有很轻松的工作。采伐树木、在风吹日晒的荒野进行土木作业等，属于辛苦的工作。读过其他战俘营回忆录之后，才知道这还是比开采矿山或铺设铁道来得轻松些。

至于轻松的作业，大概就是温暖的室内作业或是农务作业，因为庄稼长得好，就可以收成马铃薯，获得食物。最好的工作，大概就是前往苏联军官的家中，帮他们丢弃冬天结冻的生活废水。赤塔没有上、下水道，生活废水全都倾倒家中，冬天很快便结冻成山，所以必须在春天融化腐臭之前，把这些冰块敲碎，丢进河川里，这就是工作内容。工作轻松，又可以从军官夫人那里获得食物。类似这种“爽缺”，大家都想做。

会周济食物给俘虏的俄国人，大多是女性，特别是阿姨们。许多人也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与孩子。这些阿姨一定会问俘虏“几岁啦”，以只字片语的俄文回答说“二十岁”后，对方便悲伤地摇着头说：“年轻呐！”，“爸爸或妈妈都还在吗？”被这么一问时，内心不禁悲从中来，现在还记得那时的景况。

送到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人员，是奉天第五十二大队的第三中队与第四中队。大队长是植苗驹雄上尉，大队副官是隈部会上尉，几乎所有的管理业务都由隈部上尉执行。少校以上的军官另外收容于军官战俘营，所以此处以上尉为最高阶军官。谦二隶属的第四中队第二小队中队长为浦山上尉，小队长为田下中尉。

只不过，在大队的军官们，大概只有半数是现役军人，其他都是日本快要战败时，召集而来的当地日本侨民，算是应召的预备役。

中日战争开始之前，日军预算有相当限制，因此员额也不多。大致由陆军士官[3]学校出身的现役军官，以及甲种合格现役兵组成，士兵服役两年后便可退伍。类似谦二这种体质不佳的第二乙种体格的士兵竟然也受到征召，代表当时战局已经相当严峻。

随着战局恶化，一些已经退伍的士兵与退役的军官，又再度被征召加入部队。这些人较为年长，被再次征召之前已经过着一般的社会生活。受到“彻底动员”集合而来的当地日本侨民，大概都是这样的人。

谦二隶属的第五十二大队军官中有许多都属于此类再度征召的军官。大队长植苗上尉与大队副官隈部上尉，是原隶属机场大队的现役军官，但第二小队长田下中尉，则是一九二〇年代军事限缩时期的短期志愿军官，后来成为预备役；当他成为“满洲国”侨民之后在当地受到征召时，大约四十多岁。

第四中队长浦山上尉，原本是女子学校的英语教员，后来负责管理位于奉天的战俘营。第四中队的第一小队长也与第二小队长一样，同为被再度征召的当地日侨居民。第三小队长为现役中尉，第四与第五小队长皆为二十岁左右的少尉军官。

而且，因为日本战败，日军全员都形式性地升了一级军阶。谦二因此成为一等兵，田下小队长从少尉升为中尉，浦山中队长从中尉升为上尉。对于这样的升等，大家都称“波茨坦中尉”“波茨坦上尉”等等。

在奉天临时编成的第五十二大队，抵达战俘营之后才完成整编。谦二所属约有二十名班兵的班，大概有以下成员：首先是班长高桥，他是现役军曹，曾待过从华北移防东北的部队，是拥有战斗经验的老士官。日本战败后，他与那些遭“彻底动员”的人一样，暂时离开了军队，但又在奉天受到征召并被送往西伯利亚。

班里面有丸谷伍长，他是当地征召的日本侨民。丸谷伍长周遭还有五六名住在奉天的日本侨民好友，大家都是当地征召而来。另外班内还有两位《“满洲”日日新闻》的记者，也在当地受到征召前来。

班内尚有一名原本应该是中尉的人，却隐瞒过去，以一等兵身份入队。这位佐桥原中尉，趁着战败后的混乱离开部队，在过去身为他部下的丸谷伍长家中“接受寄居照顾”。

另外，有一位与浦山上尉一同在奉天战俘营工作的日裔第二代、叫作饭冢上等兵的原翻译，也成为俘虏进到这个班来。他出生于洛杉矶，回双亲故乡广岛短暂停留时，却因战争爆发无法返回，之后还受到征兵的召令。但上级将他从普通部队中调出，送到奉天战俘营去当翻译。饭冢虽然有时候不太能准确掌握日语的情境，不过在战争初期日军占领新加坡，俘虏了白思华中将（A. E. Percival）与温莱特少将（J. M. Wainwright）时，他曾经担任过他们的翻译。他还说“白思华很小气”。

在大队本部里，也有一位出身夏威夷的川村伍长，是略为年长的原翻译，现在则担任炊事班长。如前所述，浦山上尉担任过女学校的英语教员，现在是饭冢与川村的长官。

在黑河执行物资搬运作业时，加入了另一位山本翻译，他担任对苏军的联络职务。传言山本曾在中国东北的公司从事贸易相关工作，所以能够讲俄语。五十岁左右的山本个性温和，是一位深受敬重的“人望者”。

翻译这种工作，为了迎合苏联方面，可以把俘虏们想表达的意思略过不译，但山本却很忠实地翻译。通过他的口译，供食与劳动条件有很大的改进。虽然他是非常温和的人，但如果苏联方面有蛮横的举止，他也会委婉地训斥对方，详加说明应有的正确做法。这位“人望者”绝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但任谁都会对他敬让三分。

这些人的经历，都是谦二在战俘营里闲聊中听到的，缺乏资料佐证。高桥军曹历经什么样的转折才来到奉天集合，又或者佐桥中尉为何隐瞒身份埋没人群中，这些事实都不甚明了。

都是闲聊时谈到进入军队前大家从事什么，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事情。不过大家最热衷的话题仍然是食物。“回到日本内地后想要吃什么”啦，“乡下红豆汤与御膳红豆汤有什么不同”啦，大概都是这类话题。而且这种闲聊都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之后，稍有余裕时的事情，最初的那个冬天大家都累垮了，回营舍只想睡觉。

苏联方面也针对俘虏进行身家调查，特别针对原关东军特务部队出身的人，都会进行严密的监视。不过根据谦二的推测，“一般部队的人，即便伪造自己的军阶，只要不影响整个管理运作，苏军也不怎么关心吧”。谦二自己也仅在抵达战俘营时接受过一次身家调查，之后完全没有追踪调查。

第五十二大队因为是混合编成部队，所以混杂了各式各样的人，不过也因为这种多样的编成，此处的上下关系不像一般军队那么严谨。日本战败之前才征召而来的当地日本侨民许多彼此都认识，名义上挂着士官或军官，但分配食物与劳役时，并没有发生蛮横或偏颇的状况。“不管是轻松的工作还是辛苦的工作，能够赚点好处或没啥好处可捞的工作，身为班长的高桥军曹，都尽量做到公平分配。”

谦二所在的战俘营，军官们也是收容在其他建筑，拥有不同的待遇。不过这是因为苏联遵照过去于一九〇七年批准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海牙第四公约）规定，军官与士兵享有不同待遇，而且不可驱使军官进行劳役。

因为不懂国际条约，当时感到很不公平，不过除此之外，因为自己所处的战俘营并没什么阶级差别，这算是相当幸运的一件事。在其他的战俘营，新兵不管粮食或劳役分配，都处于最差状态，许多人都因而死亡。

虽说如此，战俘营的人际关系大致还是相当冷酷淡薄。即便视同一班的班兵，因为大部分人白天没有一起作业，大家感情没那么好。加上该队内没有阶级与类似部队的固定上下关系，“不得要领”的人，劳动作业手脚缓慢的人，就容易被当作“包袱”。

例如在一九四七年夏天，我们被派遣至某丘陵地带达三个月，执行树木采伐劳务。两个人一组以锯子伐树。每一把锯子的锐利程度不同，判断错误选到钝的锯子，就难以砍断树木。那些懂得选出好工具的人、有体力的人、灵巧的人等等，到现场时就会组成团队。而像我这种既不得要领、又没有体力，而且不具技能的人，只能与状况差不多的“残渣”们组队。当时与我组队的是同样来自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新兵，两个人同样既没体力又不得要领。有能力的团队总是能够达成规定的作业量，我们却老是苦于达不到规定量。三个月后回到战俘营，大家都说“你瘦了好多”。如果这发生在最初的那个冬天，我大概早就死掉了。

度过了最初的冬天后，俘虏中具有经验及知识的人，开始担任电工、木工、理发师等技术职位，这些工作大多在室内，苏联方面也因为技术劳动者不足，对他们颇为礼遇。技能职务的业务达成率较体力劳务高，一九四七年以降有些人已经可以领到薪资，也有人能到赤塔市内的市集购物。

为了能够从事这些职业，有不少虽然没有经验但手脚灵巧的人，靠着自学与能力也成为临时的技术人员，他们被通称为“西伯利亚木工”“西伯利亚泥水匠”等。谦二说：“在战俘营内，原本就有一些过去从事泥水匠、木工与农民等各式各样职业的人。”

这些技能对俘虏生活也有所帮助。谦二所待的战俘营，在一九四六（昭和二十一）年左右曾经发给大家苏联从中国东北掠夺来的带壳稻谷。俄国人没有稻米脱壳与精米的知识，因此把工作委托给俘虏，而出身农民或木工的人们，以大棵松树做成磨臼，还制作了将米壳吹走的手摇风扇机。俘虏们在出品率上做了点手脚，成功增加产量，之后大概三个月期间，大家几乎都能吃饱。

但反观谦二，过去不过是个下级事务员，刚满二十岁，既没有特别技能，也没有农业或土木工作的经验，而且办事往往都不得“要领”。

那是一九四七年春天，我被派到面包工厂运送燃料时发生的事情。类似这种有好处可捞的工作，在中队中大家都是照顺序轮流担任。面包工厂里大多都是中年女性，俘虏中办事机灵又得要领的家伙，会用俄语隔窗叫唤：“女士，快给我！”女人们就会丢出一些面包。我对这种事情充满抗拒感，所以完全办不到。俘虏同伴都期待出这项差的人可以偷拿一些面包与小麦粉，当作“土产”带回战俘营。我大概只能把面包切成薄片塞在衬衫里带回来，顶多只能分配给两个人。

有些人竟然能从工厂带回两公斤左右的完整面包，他们把面包装入袋子后挂在脖子上，垂下来藏在外套的衣摆内，回到战俘营身体检查时，面包连着外套整个脱下，骗过苏联士兵的眼睛。甚至还有把小麦粉藏在帽子里面躲过检查，在战俘营内烤来吃的人。拥有在底层累积的经验与生活能力的人，在这种状况下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缺乏经验的谦二，屡屡遭遇失败。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在户外作业途中找到了一处长有茂密野生灰菜的地方，他特别把早饭留下来与灰菜一起丢进饭盒中煮，却过于苦涩无法食用，只能哭着把饭菜都倒掉。煮灰菜时得先去掉苦味才能食用，这种乡下出身的人都知道的常识，谦二却完全不懂。

理所当然，俘虏们的劳动欲望并不高，工作效率相当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开始，开始建造砖造集体住宅，从马铃薯田整地开始，全都靠人力作业，一直到谦二一九四八年夏天回国时，该建筑还仅搭到二楼。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日本俘虏在俄国建造歌剧院的节目，我个人不太相信这种表面上的说法。恐怕俘虏们只是曾经在该处工作过而已。后来日本的经济与技术获得国际上的好评，俄国方面才做出这种“日本人搭建”的传说吧。

不过上述带有某种幽默或余裕的状态，都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以后的事情。“最初的冬天实在非常难熬。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例子，大概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二、国家应负起的责任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处于最恶劣状况下的不限于谦二所处的收容所，几乎所有拘留回忆录都有相同的记载。出现这样的状况其实有几个理由。

首先，日本战败之后，苏联的经济也处于相当窘迫的状态。德苏战争中苏方的阵亡人数，从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说法都有。苏联人口于一九四〇年有一亿九千五百九十七万人，一九四六年人口则为一亿七千三百九十万人，大约减少了百分之十一。日本方面的阵亡者约有三百一十万，约占一九四〇年日本内地人口七千三百零六万人的百分之四。

加上苏联领土西侧的工业地带与谷仓地区因为德军占领后采取焦土战术而遭到破坏，虽说苏联最终战胜，但经济状况也陷入穷迫之中。因为阵亡者过多，许多村庄的男子出征之后几乎无人生还。在一九四〇年，集体农场的男女劳动力比率大约是一比一，但至一九四五年则转为一比二十七。[4]

需要将日军俘虏当成劳动力带走，或出现这么多同情谦二这种年轻人的俄国女性，都是因为有这样的时代背景。谦二如此描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为了作业，曾经与几个俘虏伙伴一同住宿在俄国的某户民宅。一位应该是战争寡妇的女性带着一个小孩，过着二人生活。衣服只有身上穿旧了的那一套，令人惊讶的，真的是家徒四壁，房内没有任何家具。而且正值隆冬，泥土地面的房间竟没有床铺，睡觉时他们只把外套披着躺下。好歹总算还有个壁炉，除此之外就是几样煮饭用的锅与餐具而已。他们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从战前到战后，在日本还没见过这种生活状态。

因为如此，原本应该供给给俘虏的物资，便遭俄国人盗卖。已经不足的粮食与燃料经过盗卖后，送到俘虏手中时数量更为稀少。

送来战俘营的燃料与粮食遭到盗卖，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送往战俘营的燃料与粮食，文件上虽然都记有运送吨数，但货车或卡车的司机会为了自己家中所需等原因，半路卸下这些物资，剩下的才会送到我们手上。

我自己也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被派去帮忙运送煤炭，还帮忙盗卖这些物资。俄国人司机利用我们，在自己家与有协议的其他住户处卸下煤炭。至于减少的数量，只要送往目的地工厂时不要减少过多，领取一方也不至于有意见。战争时期的日本似乎也是如此，因为统制经济的缘故，难以取得物资，大家都在盗卖与偷取物资。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发出过命令，必须送达规定量的粮食给俘虏[5]，但实际状况则如上所述。

何况，苏联这个国家在对日战争时，也掠夺了大量物资。谦二曾于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被派去货物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整理工作。

掠夺物资堆积如山。关东军军需物资的电缆线、铝条、电话机等等，由货车整车运来，就这么卸下来堆放着。当我找到装在进货用箱里、多达数十箱的日式房屋拉门用把手时，只能感到一阵愕然。大概是能拿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吧。

我们也偷走了一些铝条去制作汤匙。当时俘虏的干部曾经交代，如果看到铝条就拿些回来，送到锻造房后，那边的俘虏便铸做成盘子等餐具。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俄国人，大家都把盗窃视为理所当然。

在整理堆积如山的大量物资时，有人就说：“就是靠这些才打赢德国的吧。”苏联士兵做法蛮横，但充满干劲，上级下达的指令，不管如何先靠冲劲完成。如果是在日本军队，上级胡乱给了办不到的命令，下级绝对不会有那种干劲去完成。

对照民众生活的窘迫，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也给谦二留下了深刻印象。赤塔市街的东方驻扎着苏联的坦克部队，停驻着体积庞大、炮身修长的T-34坦克。“被派出工作时有机会接近一看，内心觉得真是了不起。日本的坦克不仅小，而且只是用铆钉把铁板钉在车上当装甲而已，根本完全无法战胜对方。”

而且苏联的军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受到盟国美国的支援。

在奉天第一次看到苏联军队的卡车时，对于他们使用这么大的卡车感到非常惊讶。前面是两个转向轮，后面则是负重的八个轮胎，在后部车厢下两个一组，共四组。十个轮胎的卡车轻轻松松便爬上山坡，相较之下日本卡车实在差太多了。在赤塔也经常看到类似的卡车，引擎盖上印着USA STUDEBAKER字样，才知道这是美国援助的物资。“如果没有美国援助，苏联应该会输给德国吧”，俘虏间聊天时经常互相恨恨地这么说。

对于这种不平衡的状态，苏联人似乎也充满不满，只是表面上没说出口。

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吧，有个表情严峻的俄国人，在我们作业时靠过来攀谈，用俄语说：“斯大林，不好。”他与我们也没多熟悉，会对我们说这些，大概是因为无法与俄国人讨论这些事情吧。在斯大林时代，说这种话如被告密，就会被送到集中营去。

此外，苏联方面对于接收俘虏一事，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等战俘抵达之后才开始整备战俘营即是一例；且不仅发生在谦二的战俘营，在其他各种回忆录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苏联在没有做好接受俘虏的准备下，便强制带走这些人，当作本国的劳动力。

俘虏们在战俘营虽然有领到冬季衣物，但其实这些是苏联军队从日本军掳获的防寒衣物与防寒靴，在西伯利亚根本不够保暖。

日军的冬季衣物跟苏军相比，实在差太多了。例如防寒靴，为了防滑在靴底打上铆钉，但寒气却会随着铆钉直传脚底。苏联的防寒帽都有两层，日军的仅有一层。苏联人常说，在西伯利亚如果额头受寒，就会要人命。日本竟然想靠着这种装备与苏联军队作战。日军曾经出兵西伯利亚，理应学到一些经验与教训，真搞不懂军部的人究竟在想什么。而苏联方面似乎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从隔年起，大家都想换用苏联的防寒物件。

另外根据谦二的说明，最初的冬天，户外作业时不断出现人员冻伤。但从第二年起，根据哨兵所的温度计，早上六点如果温度低于零下三十五度，便中止户外作业，苏联方面也开始再三注意预防俘虏冻伤。“恐怕俄国人也没想到，日本士兵如此不耐寒，竟然造成了这么多人牺牲。”

在这种准备不足与恶劣的待遇之下，自然出现俘虏们不想劳动且效率低的结果。根据苏联内务省预算收支统计，由俘虏劳动获得的收入，不仅无法维持管理费用，一九四六年度还出现了三千三百万卢布的赤字，必须由联邦支出预算来弥补。[6]

提出这个数字，并非想为苏方辩护。毕竟当苏联决定利用俘虏进行强制劳动时，就应当负起责任，但苏方却未做好接受俘虏的准备，也没有劳动计划，在这种情形下移送六十万俘虏，只能说是异常拙劣的管理方式。其导致的结果，除了俘虏非人道的处境之外，还给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即便俄国人个人不带恶意，国家仍难辞其咎，必须负责。

部分俄国历史学家曾经提出，“与遭德军俘虏的俄军受到的虐待相较，苏联对日本人俘虏的处置已经相当人道”，或者“关于俘虏待遇，因为苏联并未加盟一九二九年的《日内瓦公约》，所以无须遵守俘虏规定”等见解。[7]根据苏联中央政府的指示，给予俘虏规定量的粮食，支付他们薪资，甚至有俘虏能到市集购物，这些情况确实可能存在，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日本俘虏境遇悲惨、被当作奴隶使用的理论根据。

不过同样，这样的批评也适用于日本方面。虽说大日本帝国统治朝鲜时出现赤字，但这并不能当作是日本曾在朝鲜施予善行的根据。而日军在亚洲各地掠夺当地居民的物资，加上轻视补给与管理拙劣，最终责任仍应落在把战线扩大到与自己国力不相称的日本政府上。即便第一线的士兵们不怀恶意，国家仍责无旁贷。而与上述俄国方面历史学家相似的发言，是否也存在当今的日本社会中？这点诸位不妨试着思考看看。

三、饭盒是活命的基础

在这种状态下，被摆在窘迫的苏联社会最底层的俘虏们，他们的生活也达到一种极限状态。根据谦二的说法：“完全就是活在原始时代。”

抵达战俘营时，谦二还穿着日本军服，身上带着的物品只有饭盒、水壶、用旧的军用毛毯以及背包中稀少的日用品。虽说是日用品，但既没茶杯也没牙刷或餐具，连换穿的内衣都没有。

当时带些什么东西，已经不太记得，但有军用袜与裁缝袋。裁缝袋是外祖母小千代在我入伍时让我带在身上的，后来起了非常大的功效。因为没有任何换穿衣物，衣服破了就得自己缝补。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亚寒冬中，衣服穿不好是会要人命的。缝线没了之后，就从不穿的军用袜上拆线来用。

特别是缝衣针，在战俘营算是贵重物品。一九四六年夏天之后，有些手巧的俘虏会利用打火石自行制作，也有人利用得到的铁丝磨针。不过将铁丝磨尖虽然不难，但该如何在后端打洞让线穿过，却没那么简单。因为自己带着针线，所以无须苦恼这些问题。

破布也算是贵重物品。衣服破掉时，如果不加上一块补丁就直接缝补，很快又会再度破裂。可是可以当作补丁的破布在战俘营中难以找到，大概都是大家外出作业时，与其他可能对生活有帮助的东西一同捡拾回来。

另外在谦二的杂物背包中，除了几件仅有的物品之外，还有一面日本国旗。那是入伍的时候特别配给的物品。在移送往西伯利亚途中，谦二一直把这面“日之丸”国旗“当作洗澡时的浴巾”来使用。

那面“日之丸”，在抵达战俘营约十天后，就被苏联兵没收了。苏联士兵之间一直认为日本士兵带有值钱的物品，不断以检查的名义进行没收。

原本他们也是穷人，拥有的东西大概不会比俘虏多。当我们外出劳务作业时也发现，苏联境内的人们似乎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甚至有些苏联女性还穿着从中国东北运来的日军军服。没收“日之丸”国旗也不是出于思想上的考虑，大概只是被他们拿去当成围巾或头巾吧。

我们这边对于没收，也不会去联想什么思想问题。不少日本军的军官回忆录中写过自己的手表被苏联士兵拿走，我从开始就没戴表，毕竟新兵连看表的时间都没有。

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中有两幢木造建筑物。谦二等人入住的兵营是天花板较高，类似仓库的平房建筑物，里面大约收容了五百人。另一幢建筑则有大队本部、厨房、医务室、食堂、苏联方面的办公室等，是一幢较小的建筑。但谦二一行人刚到此地时，只觉得这些建筑物“就像废弃物放置场一般”，根本不具备任何功能。因为食堂无法使用，用餐时都将杂烩粥装在木桶中，拿到兵营内分配。

谦二入住的兵营中备有让俘虏们睡觉的木造居住空间。完全没有个人空间，只有像“养蚕架”的大型三层床。俘虏们便挤在上面，爬上去后若不盘腿坐着，头会立刻碰到天花板。兵营中的照明，只靠着一颗无罩外露的电灯泡。

兵营中有两组三层床，一组可以睡上一个中队，约两百人。每个卧铺分给七八人使用，每个人大概只有五十厘米宽的空间，肩并肩便会互相挤碰，所以俘虏们彼此都头脚交错着睡下。

卧铺由圆木背板组装而成，背面摇摇晃晃，这种只是由背板排列而成的三层床并不牢固，只要一个人翻身，周围其他人的背板都会跟着摇晃。虽然集合了大家手边有的毛毯铺上，冬天仍冷到无法忍受，必须穿着外套才能入睡。谦二一开始睡在卧铺的第三层，后来搬到第一层，上层的木屑与灰尘老是灰扑扑地不断落下。

西伯利亚的晚上，温度会降至零下四十五度，如果没有暖炉便无法存活。战俘营的兵营虽然也备有壁炉，但又小又缺乏燃料。他们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每个人拥有的寝具只有一张毛毯与一件外套，感到寒冷的时候，得靠着旁边俘虏的体温彼此取暖。

服装就那么一套，无可替换。最初的冬天为了御寒，会将装水泥的纸袋切出可以伸出手脚的洞后穿上取暖。纸具有隔热效果，多少能够保暖。袜子破得很快，需要拿破布等物品包缠以防冻伤。

赤塔没有上、下水道，俄国人也从流过市镇南边的河川汲水使用。先以大桶到河川装水，再以双马车载往市镇巡回分配，各个家庭以此作为生活用水。在战俘营也设有大桶存水使用。家庭用水的废水都丢在家中，但隆冬时节往往迅速结冰。

因此水也属于贵重物品，如果没水，俘虏连脸都没办法洗，喝的只有早上提供的热汤。第一个冬天只能任头发与胡须不断生长，得等到翌年夏天较有空闲时，才能到赤塔南边的河川去清洗内衣。谦二说最初的冬天没有清洗过衣物的记忆。虽然如此，因为湿度很低，几乎没有流汗，加上营养不良导致新陈代谢缓慢，几乎也没什么体垢。

因为只有一套衣服，所以开始出现虱子。星期天是唯一不须劳务作业的日子，因此上午除虱子成为例行公事。在谦二所在的战俘营，虽然没发生过因虱子传染斑疹伤寒的状况，但其他战俘营的确有许多俘虏因传染病倒下。

抵达战俘营没多久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在完全没有通告的情况下，大家都被赶出户外，在不安中，被带到一处公共澡堂。该处有一个大型热气消毒室，将俘虏们脱下的衣物进行灭菌消毒，同时大家也利用水龙头流出的一点热水擦拭身体。但因收容所的卫生环境并无改善，所以这种除虱作业也只有短暂的效果。而且当大家回到战俘营，立刻发现所有行李都遭苏联士兵翻搜过，钢笔等值钱物品都被拿走。“自己的东西几乎都没被偷走，不过兵营整个被翻得一团乱。”

谦二的视力大概只有0.5，进入军队后经常需要看清远处，因此他戴上了眼镜。但在西伯利亚时眼镜破了，之后便没有眼镜可戴。不过，谦二说：“这种事情还算不上辛苦，比自己视力更差的大有人在，也不记得听过有人抱怨不便。”

在战俘营最初的两个月，饮食几乎都是由水与高粱做成的俄罗斯麦片粥（Kesha）。谦二说它是“粥的亲戚”。其他的食材还有稻米、小米、玉米等，谦二说：“大概都是从中国东北来的战利品，毕竟自己也在黑龙江畔帮忙装卸，亲眼见过。”第二年开始，除了谷类的杂烩粥之外，也会放入咸鱼一起熬煮，有一段时期还出现过支援苏联的美制腌牛肉罐头，最初的冬天完全没有这类物品。

进入一九四六年之后，除了早餐与晚餐的杂烩粥之外，还能领到黑面包作为外出劳务作业时的午餐。但因早餐分量很少，大部分时候会把黑面包与早餐一起吃掉。有时想忍耐着不吃，但禁不起诱惑心想咬一口就好，最后终究停不下来，全部都吃掉了。

杂烩粥由俘虏们组成的炊事班调制，大家各自拿着饭盒去盛领。苏联方面并未提供餐具，俘虏们拿着自己带来的便当盒，以及外出作业时偷来的铝条、木片制成的汤匙食用。灵巧的人制作的汤匙相当好用，连黏在饭盒上的如糨糊般的部分都可刮起，但谦二的汤匙却只是个像小破片那样的东西。

饭盒是活命的基础，什么都可以舍弃，但大家绝不会放弃饭盒，甚至到了自己要回日本时都还想带着回家的程度。其中有些人回国后也一直保存着自己的饭盒。第二年开始配给美国制的腌牛肉罐头，大家也拿着空罐当餐具。前往苏联军官家中帮忙清扫排水时，经常会清出空罐，有不少人也会捡回来当餐具使用。

日军的饭盒有被称为“single”的单层式，以及可以放副食称为“double”的双层式两种。两者的容量有差异，不管如何公平分配食物，总会有差异。在一些西伯利亚回忆录中可以读到，许多俘虏会敲打饭盒底部使其隆起，希望多少增加饭盒的容量。

谦二待的战俘营，关于粮食配给采用了一套自己的方式。大家不是拿着各自的饭盒去盛粥，而是集合大家的饭盒后，全部分盛好，再分配给每个人。

分配餐饮时，大家眼睛都睁得像铜铃那么大。所有人的餐盒都聚集在一处，接着由炊事班运桶子来到小队上分配杂烩粥。虽然分配时都尽量公平，但所有人都张大眼盯着，因此总会有人抱怨分配少了，在食物分配上，纷争从未少过。春天之后想办法偷了些苏联的物资，替每个人都做了铝制餐盘，大家都有了相同的餐具。毕竟不让大家自己从炊事班手中拿到粮食，纷争永远不会结束。

即便如此，在谦二战俘营的俘虏们，并非维持原本部队的形态，而是混合编成的联队，所以粮食分配算是相当平等。依照原部队编成进入战俘营的部队，军官或士官们手中握有粮食配给的权力，下级士兵特别是新兵——往往最后才能领到食物。这种状况也成为俘虏间“民主化运动”抬头的背景，这会在下一章中说明。

四、对某位青年的追忆

如前所述，死在列车上的俘虏，全员都还目送他到墓地安葬。但之后俘虏们便不再有这样的余裕。

随着气候逐渐严酷，大家也开始了帮火力发电厂挖掘沟渠的作业。火力发电需要从河川汲水，煮沸后推动发电涡轮机，但在水循环期间取水沟与排水沟会冻结。为了让水能流动，必须挖掘沟渠，打碎结冰。为此当地动员了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五百名俘虏中的三百名，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三月，持续在野外进行作业。

大家在河边的土地上以铁制圆棒敲击冰块，但是土壤与砂砾混合冻结，状态就像混凝土一般坚硬，不管怎么敲打，一天顶多只能敲出十厘米左右。零下四十五度时，没有什么湿气，呼出的水蒸气立刻冻结，变得如钻石粉末一般。在荒郊野外极度寒冷下作业，加上空腹与营养失调导致的寒冷与疲劳，陆续造成了人员死亡。

为了抵抗饥饿感，有些俘虏之间会利用一点杂烩粥，洒上不知从哪弄来的食盐就这么食用，想要享受仅有的一点吃饭乐趣。为了促进食欲，需要把味道调浓一些，这种状况下变成营养不良加上食盐摄取过量，许多人都因此出现浮肿症状。

某次当大家列队进行户外劳动，通过赤塔中心街道的某餐厅前时，有人发现厨房流出的排水沟中，混着冻结的面包屑。当时俘虏同伴为了面包屑离开队伍，却遭监视士兵怒斥，谦二看到这一幕，内心倍感凄凉。

在这种状况下，另一个痛苦的回忆便是上厕所。因为房舍内部没有厕所，所以即便是在夜晚，也得走到户外。从房舍门口到厕所大概距离五十米，那只是挖掘了一条细长沟渠的露天厕所。

营养不良后变得尿频。如果身体状况再差些就会拉肚子。最糟的时候，还没走到厕所就会尿出来。夜晚大家都频繁起身去小便。就算睡觉的时候，也会发生营养不良的人的尿液从木板搭组的上层卧铺缝隙中漏下来的状况。

自己也曾有过每隔不到一小时就得去厕所的经验。兵营内有轮值站岗的人，站岗者身上拿着从大队本部领来、未遭苏联军队掠夺的手表，就站在壁炉旁看守。我问了轮值那个人才知道，距离自己上次去厕所还不到一小时。

在零下四十度的夜晚走出户外，并不会感到寒冷，而是感到疼痛。不过去露天厕所只露出屁股，因为屁股是圆的，还不至于冻伤。会遭冻伤的是突出的如鼻子或手指部分。如果鼻子冻红了，不小心翼翼取暖回温，鼻子就会掉下来。

堆积在厕所的排泄物立刻结冻。如果放任不管，冻结的排泄物便会堆成小山，甚至扎到屁股。之后这些冻结的排泄物就会溢到踩踏的地板上，整个地板都是冻结的大小便。半途漏出的小便也会立刻冻结，体力不好的人，踩上这种冰便会滑倒。营养不良后会出现夜盲症状，走到暗处更容易跌倒。

上完厕所后也没有草纸可以擦拭。大家原本以为“俄国人吃的东西不一样，他们本来就不需要厕纸擦拭。过一阵子我们的大便也会变硬，也就不需要擦拭了。战俘营并非特例，当时俄国人的厕所普遍都设在屋外”。话虽如此，“最初的冬天实在辛苦。拉肚子的人，只能以手边的衣物或破布擦拭屁股”。

在这种情况下，因营养不良与过劳，人员陆续死亡。“有时会发生早上大家起床时，才发现某个人死掉了的状况。不过只有最初过世的人有葬礼，之后大家为了自己活下去就费尽心思，根本没有余裕去理会别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俘虏们在战俘营迎接正月。根据《“赤塔会”会报》中原军官俘虏们写的回忆录，他们当天早上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庭院，朝着皇居方向唱颂了三次万岁。

可是谦二说“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军官们即便外出劳动，也只是负责监视，生活比较轻松，可能还有那种余裕。不过那大概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不过是想念日本，依照着大战前的习惯做相同的事情罢了。就像新年初次到神社参拜一样。第二年之后，就几乎没有这样的举动了。

这个正月，谦二记忆最深刻的是前往探望营养不良的俘虏好友“京坂君”。京坂是驻扎新京第八航空通信联队的新兵，与谦二一样，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于东京入伍，接着直接送往中国东北。在队上大部分都是较年长且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的状况下，谦二与京坂因为年龄与境遇相近，进入战俘营之后成为好友。

谦二本人几乎没有写下任何西伯利亚时期的记录。他唯一写的一篇，就是对京坂的回忆。下文就是一九八〇年代时，他发表于居住的新兴住宅区自治会志上的文章：《对某位青年的追忆》，《紫阳》第二号，一九八六年。

昭和二十年八月。我以现役新兵的身份，待在中国东北牡丹江近郊之处，日本对苏联无条件投降后我成为战俘，十月下旬遭遣送至西伯利亚东部的赤塔战俘营。

正如大家经常看到拘留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照片一般，大约五百人如沙丁鱼一般拥挤，睡在三层的通铺上。

对于未知的未来充满了精神上的不安。不仅得负担重度劳动，而且粮食不足，大家几乎都处于饥馑状态。一天比一天冷的空气，预告着即将到来的酷寒，简言之，那是一种接近恐怖程度的寒冷。望乡、饥饿、寒冷。仅靠着“或许某天仍可回家吧”这样的期望支撑着自己的生命，活过每一天。

十一月下旬，已经出现了好几位死者，另外有几十个人也奄奄一息。与我同期的京坂君也开始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他开始患上夜盲症，清晨整队出发作业，沿着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场地时，他必须牵着我的手前进。不这么做的话，在天转大亮之前他什么都看不清楚，必然会滑倒。那段期间他的脚开始水肿，每每悲伤地对我说，他的脚套不进鞋子，我总是努力帮他把脚塞进鞋子，打理整齐。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终于开始出现失禁症状，上头免除了他的劳动，让他进入医务室修养。虽说如此，自然没有任何医疗处置，只是放任他休息睡觉而已。

新的一年到来，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这天苏联也休假，当天午后我前往探病。病房中排列了七八张病床，壁炉中燃烧着稀少的煤炭，根本提升不了温度。溢出的水在地板上结冻，三层玻璃窗除了中央部分，全都结了一层厚冰。我从窗户向外望，看到了俄国人的大人小孩走在路上，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炊烟。现在我处在一个遥远的世界，这里没有所谓家庭这种东西。

看他衰弱的程度，任谁都知道大概来日无多，我与他说了什么话，几乎都忘记了。当时也没有任何好消息可说，无非就是说些老套的安慰话语罢了。

可是他却双眼看着不知名的远方喃喃自语，说出“现在，日本也在过正月吧”“好想吃麻薯啊”这两句话，至今仍然残留在我记忆的片隅当中。

几天后他过世了。我自己也因为连日的重度劳动，加上寒冷与四五天的腹泻，变得又瘦又衰弱。他是一月几日什么时候死的？过世时大概是什么状况？我究竟问了哪些人？自己也完全记不得了。如果要打比方，那就像一则传闻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情感。当然，没有守灵仪式也没有葬礼，毕竟当时我们过的，并不是人类该有的生活。

如这段文章所写一般，此时谦二也因营养不良，开始出现腹泻症状。一月开始的发电所壕沟挖渠作业中，他也发生过拉在裤子里、直接穿着脏裤子回到战俘营的状况。至于弄脏的内裤，只能靠着火力发电所排水沟的温水勉强洗净。

到了二月，腹泻状况愈加严重，在苏联军医的判断下，他被免除了户外劳动作业，但还没到必须入院的程度，所以谦二留在战俘营兵舍内休养。同样留在兵舍的俘虏伙伴，劝诱他一起在营舍内翻找粮食。外出作业的俘虏同伴，有些人把早上配给的黑面包留下，藏在自己的背包下。谦二受不了引诱，也加入他们，找出这类食物吃掉，但却留下很深的罪恶感。

如果是偷苏联的食物或物资，完全没什么好犹豫，但对同样饿着肚子的俘虏，拿走他们珍藏的面包，自己却感到非常后悔。根本不该这么做的，因为寒冷、饥饿与健康状况不佳，自己连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

免除户外劳动仅是暂时性的措施，没多久谦二又被赶出兵舍，继续执行沟渠挖掘作业。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谦二很可能会步上与京坂同样的命运。

不过这时候，谦二的幸运派上用场了。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很快就开始改善体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苏军的亚夫马德林上级中尉开始担任第三任的战俘营管理长官。谦二如此描述：

第一任所长大概在十一月中旬，第二任所长在十二月中旬，各自交接了任务。恐怕是因为物资盗卖事发，上级察觉管理体制不完善，所以才出现人事调动。俘虏同伴间有人看到前任所长被铐上手铐带走的情况。亚夫马德林通过翻译对俘虏们发表训示，表明将改善至今为止的违法情状。确实，在那之后粮食分配的状况有所好转，当时为止不足的分量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内还提供超过规定的粮食量。

我自己能够活下来，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进入了混合编成的部队，在战俘营当中相对没有位阶差异；另一个就是战俘营体制很快得到改善。我待的战俘营位于苏方军团司令部所在的赤塔城镇内，因此情况很快地有了改善。远离城镇散布各地的战俘营应该会出现更多的死者吧。

谦二认为自己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这些客观条件在偶然之间凑齐的关系。他并不认为能活下来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力好或者足够“用心”、拥有惊人精神力、受到神佛保佑等。

我认为死于这个时期的人们，并没有什么特征或倾向。例如精神上较衰弱、入伍前从事什么工作等，我不认为是这些条件分隔了大家的生或死。毕竟军官们无须劳动，因此士兵这边死者较多，这是摆明了的事实，任谁死亡都毫不足奇。

根据西伯利亚拘留战俘的手记，有许多人描述，记得年轻时太过无所事事引发了焦躁感，或者因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几乎发狂等回忆，但谦二却如此表示：“我没想过这些事情。光是要活着就耗尽心力了。那种抽象性的思考，应该是原本就属于更高层级的人，或者只有无须户外重度劳动的军官们才会有那样的想法吧。”

不只是西伯利亚拘留的经验，关于战争体验的记录，不管是学徒兵的，还是预备军官的、高阶军官的等等，大多是拥有学历与地位优势的人所撰写的。这些记录自然是贵重的文献，但同时也是站在特定立场写下的。生活缺乏余裕，识字能力低落的庶民，并没有留下自己描述的历史记录。

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死亡的俘虏人数，相较之下非常少。根据大战之后由俘虏们组成的同友会杂志《“赤塔会”会报》所载，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该所死亡人数“约四十五名”。[8]谦二回忆道“记忆中应该更少一些”，不过四十五名死者，大约占收容人数的百分之十不到。

西伯利亚的拘留战俘大约有六十四万人，其中死亡人数大约六万，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均死亡率是一成，谦二的战俘营不见得如他所说拥有较佳的境遇。

一九四六年三月，随着冬季过去，发电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虏们的作业改为整理掳获物资或帮忙苏联军官家庭进行排水整理等较为轻松的工作。战俘营的待遇也逐渐得到改善，一九四六年夏天，战俘营兵舍也通过俘虏们的劳力得到扩建。三层卧铺改为两层，居住环境较为改善。不过，同时期也开始设置三重铁丝网、配有探照灯的卫兵楼等设施，警戒变得更加严密，但至少此后这个战俘营再也没出现过死者。

当大家精神上开始多少有些余裕后，关于可以归国的希望性观测、谣言，便开始四处传播。户外作业时看到载着俘虏的卡车，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就说那会不会是移送日本人归国的车辆？类似这种穿凿附会的传言，不断在战俘间扩散。可是，距离谦二实际回到日本，仍有两年以上的时光。

[1] 江口十四一，《代序》，《捕虜体験記6》，ソ連にをける日本人捕虜の生活体験を記録する会，一九八八年。

[2] Daniel Botsman,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编注：日本的“士官”意为他国军制的“军官”，日本的“下士官”“军曹”才是他国军制的“士官”。

[4] 白井久也，《検証シリア抑留》。

[5] 维克多·卡尔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北海道新闻社，二〇〇一年。

[6] 维克多·卡尔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

[7] 爱莲娜·卡达所诺娃，《関东軍兵士はなぜシベリア抑留されたのか》，社会评论社，二〇〇四年。

[8]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会”会报》，第三号。

第四章 民主运动

一九四六年春天，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俘虏们待遇得到改善。这一年的九月，多增设了一栋兵舍，原本的三层卧铺也随之改为两层，用餐也得以改至食堂。这年夏天开始出现的臭虫，让人烦恼了一阵子，增盖兵舍时也曾短暂睡在堆积的木材上，不过这都算不上大事，毕竟酷寒与饥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为了处理俘虏身上长的虱子，战俘营内特别准备了一个大锅，把大家的衣服都煮沸了一次，借此除去了虫害。早晚的杂烩粥，也逐渐混入了咸鱼与美制腌牛肉罐头，与谷类一同熬煮而成。苏联方面配给的砂糖，由俘虏炊事班保管，甚至还有剩余的糖煮出甜味的小米粥，当作正月的特殊配给。

不过，“最初的冬天要与饥饿和寒冷战斗，但第二年开始也逐渐出现其他令人痛苦的事情”。俘虏之间基于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互相检举纠弹，出现了所谓的“民主运动”。

一、不同的管理体制

在说明俘虏们的民主运动之前，需要先说明谦二见到的苏方管理体制，以及描绘一些人物的样貌。这些是为何民主运动会以如此形态发生的大前提。

日本的俘虏们，分别由苏联的内务部俘虏管理局管辖的俘虏营，与军方（国防部）管辖的劳动大队管理。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属于内务部的管辖范围。内务部拥有国境警备队与管理犯人及重要地区的国内警备队，这些警备队与军队拥有相同的位阶组织制度。内务部管辖的战俘营，由国内警备队的军人们担任管理者角色。

谦二待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从所长以下共有约十名高阶军官与下级军官管理，他们居住在战俘营外的官舍，每天到第二分所工作。此外警备队兵营就在战俘营附近，来自警备队的士兵负责监视俘虏们往来营舍与工作场地。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二月中旬，大概因为物资盗卖的关系，所长接二连三地更换，此时第三任所长亚夫马德林上级中尉上任了。亚夫马德林有着一副黑发圆脸的长相，大概是中亚血统。

关于这一点，谦二说：“对于亚夫马德林东亚脸孔般的长相，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想法。我想苏联方面也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理由，才将他派到这里。基本上，在苏联感受不到什么人种歧视，因为苏联人本来就混杂了各式各样的种族。”关于在苏联感受不到人种歧视的描述，不管赞成或反对苏联体制，在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中，这点倒是共通的。

在谦二的俘虏营，实际上负责与苏联方面交涉各种实际事务的是第五十二大队的副官，隈部会上尉。根据隈部回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亚夫马德林个性认真严谨，他在扫除黑市盗卖、改善战俘待遇的同时，也更严格执行劳动基础定额的规定。

苏联军官当中有一位警备军官，名为塞思塔可夫的中尉，在日本俘虏之间深具人气。根据隈部的回忆录，塞思塔可夫“说他曾经在德苏战线中成为德军俘虏，那种痛苦滋味他也尝过，因此对日本战俘的处置，都尽量保持宽大为怀。在他服勤的日子中，几乎没有出过任何麻烦，也绝对不会拿不合理的要求为难大家”[1]。

谦二从一九四六年除夕到一九四七年正月，曾经在塞思塔可夫指挥下进行将木材堆上货车的作业。“我记得回战俘营的货车因为路面结冻无法动弹，他说‘大家一起下车推’，自己也跳下来加入一起推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约有五百七十万。其中一百万人在受德军奴役后获释，但在前线遭虐杀或在战俘营中处境恶劣而身亡者，达到二百万到三百万人，死亡率高达六成。

另一方面，遭苏联军队俘虏的德国官兵约有三百三十万人，其中死亡约一百万人，死亡率达到三成。至于拘留西伯利亚的日军战俘，在拘留六十四万人中约六万人过世，死亡率约一成。成为日军俘虏的英美军官兵，死亡率约在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即便存活下来，也必须面对苏联内部的残酷对待。斯大林于德苏开战后的一九四一年八月下达“遭俘虏是对祖国的背信行为，是一种背叛，应该处以极刑”的命令。[2]获释的俘虏，因为替德国工作过，有协助敌人的嫌疑，必须送往再教育集中营与惩罚大队，有许多人因而死亡，而详细的状况，至今未明。

根据隈部的回忆，塞思塔可夫“原本是苏联军方的精英军官，却因为遭俘虏而一夕之间命运巨变，此后对于人生与其说不敢奢望太多，倒不如说完全不抱任何期望”。根据谦二的说法，警备队内部都称塞思塔可夫中尉“马有尔”[3]，似乎他原本官拜少校。而塞思塔可夫的太太，也一起在俘虏营中工作。

隈部认为塞思塔可夫“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想不到苏联里面竟然还有这等人物”。谦二也回想说：“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中尉，总是面带微笑，是个好人。我们这些俘虏与他错身而过时，如果对他行礼，他也会微笑着稍微举手回礼。”其他俘虏也会用简单的俄语称呼塞思塔可夫是“好中尉先生”。

除此之外，谦二还记得如做会计工作的中尉、高瘦的军医中尉以及他的军医少校夫人，还有一位俘虏们谑称“螳螂”的高瘦细脸士官等人。

分配到西伯利亚战俘营对苏联人而言也不是什么好差事。因为每天得与他们碰面，即便不交谈，大家也能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中有好人，也有不那么好的人。像管理俘虏作业的少尉，为了出人头地，往往会催促俘虏们进行作业。

谦二待的战俘营中，俘虏没有义务向苏联军方敬礼。塞思塔可夫因为会对俘虏们回礼，所以俘虏们与他错身时也会向他行礼，虽然这并非义务。听说也会有体罚或殴打俘虏的人。

谦二本身也回想说“苏联军比日本军来得好”，他如此描述：

苏联军人在不执行任务的私下场合时，军官与士兵都能和乐谈话。五一劳动节等休假日，还会带着家人到战俘营来，大家一起跳舞。劳动节时军医夫妇很亲热地手牵手走在一起，因为太太的军阶更高，大家都说“他家里一定是老婆当家喔”。长官不会暴力相向，如果理由充分，士兵也可以对长官进行抗辩。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左右，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大约有十个人被派到一家小型毛皮工厂，旁边就是羊皮的鞣皮作业场。在那里工作的一位毛皮工匠俄罗斯老爷爷，从帽子上敲了一下我的头。自己工作时被那位老爷爷捉弄了，当时他还哼着歌。虽然我也有不对，不过因为听过如果在作业当场受到暴力相向可以申告，我就呈报上去，进行抗辩。隈部上尉、翻译的山本先生、所长亚夫马德林，加上我再度前往作业场，老爷爷虽然也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但最终仍向我道了歉。之后看到隈部上尉很生气地对亚夫马德林所长说：“都是因为那个俘虏的态度不好。”不过即便如此，日军俘虏能这么做，还是令人难以想象。

在拘留期间遭苏联人殴打的事情，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就只有这么一件。一九四七年春，我被派去挑选卷心菜。冬天结冻保存的菜当中，有些解冻后坏掉无法食用，我们的任务便是把坏掉的菜挑出。当时，在作业之中，我差点被揍。那会儿，俘虏们会趁监视者不备，偷走挑出来的菜。有一回，我不幸被监视的男人看到，他立刻作势要打人，我立马跪下，双手合十道歉求饶，还好逃过一劫。

准许俘虏抗辩的例子，在其他的西伯利亚回忆录中也有记载。回忆录中还出现过在战俘营受到虐待的俘虏，向来自中央的监视官告状后，该负责官员遭到调职的例子。[4]从这点来看，谦二觉得“比日本军来得好”的感想，似乎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而已。

不过，苏联还存在着秘密警察。从俄国革命后的国家保安局（GPU），一直到斯大林死后的一九五四年改称国家保安委员会（KGB），有不少名称与组织结构上的变迁。谦二在西伯利亚期间，苏联的秘密警察与强制集中营一样，都受内务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管辖（一九四七年起独立成为国家保安部）。

苏联军中存在着所谓“政治军官”（political commissar）的隐藏势力。革命后的苏联为了强化军力，仍旧采用旧帝俄时期的军官，但因为对他们的忠诚有所质疑，所以又配置了国家保安局的政治委员，这就是所谓“政治军官”的起源。特别在斯大林体制下整肃红军之后，“政治军官”拥有凌驾一般军官的权威，甚至会介入作战指挥，屡屡造成指挥现场的混乱。

在谦二等人的战俘营，“政治军官”也屡屡出现。特别是一九四七年末到来的“政治军官”，他因长相被俘虏们戏称为“进藤勇”[5]，大家都怕这号人物。他们与战俘营的警备部队似乎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在隈部上尉的回忆录中，描写到亚夫马德林或塞思塔可夫时总是带着好意，对这些“政治军官”却写着“国家保安局的军官都是令人不敢恭维的人物”、“满脑子都是阴险的手段”等文字。

但理所当然的，俘虏们不太可能有机会去详细了解苏联方面的内部组织结构。在当时的战俘营，除了负责管理的内务部国内警备队之外，还派有国家保安部军官、内务部俘虏管理局政治部军官等驻扎。“进藤勇”究竟确切属于哪一单位，现在已经无法确认。以下的描述便是基于俘虏们这种有所局限的观点而构成的。

二、《日本新闻》与壁报新闻

谦二所在的战俘营在一九四六年的后半年发起民主运动。不过战俘们在此之前并非完全没有自发性的活动。

生活脱离最糟状态后，一九四六年八月，战俘营的中庭树立起高台，举行了盂兰盆节。战俘们唱起北海道民谣，还有各种绝技表演，来自福冈县的人还出演了博多仁轮加舞蹈。

负责整个活动企划的，是出身板金技工、拥有自行制作水桶技术的俘虏。如前一章所描述的，拥有这些特殊技术的俘虏们，大多都以室内勤务为主，粮食等待遇也较佳，所以在体力与时间上更有余裕。

这年的九月，俘虏间成立了名为“五十二会”的敦睦组织。此时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旧军阶关系已然消失，互相以阶级称呼的习惯也不复存在，因此得以自发性地发展敦睦组织。

根据谦二的说法，这是一个“为了在秋日长夜话乡愁而集结的组织”，为了纪念离开奉天一周年而成立。成员以各县、各出身地为别，做成名册，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各县区分促进同乡者的亲睦关系。担任干事的是隈部上尉与一位大阪出身居住于中国东北、年约四十岁叫作西田的温和派人物。

谦二自己先出席了一次东京之会，第二次则参加了本籍地的新潟之会，但总不太自在。

还在服役时收到外祖父寄来的信，说位于中野的住处因为强制疏散的关系，已遭拆除，而且家人们也因疏散而移住冈山，东京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家。所以即便归国，大概也只能回到本籍地的新潟，所以返乡之后的人脉，将显得更为重要。但参加新潟之会时，毕竟从未在新潟住过，根本没有共同回忆，跟大家谈话也扯不上边。

谦二已经成为丧失故乡的人了。

谦二说：“这个五十二会，举办两次之后便停止了。大概是苏联方面有所压力，他们认为放任俘虏自发性地成立组织会产生问题。”虽然苏联体制下对自发性组织严加禁止，不过在后述的民主运动中，日本俘虏们却产生了过度的“自主性”甚至“自主规范性”的行动。这个“五十二会”取缔的详细状况与理由仍不太清楚。

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俘虏们更进一步组成了演剧团。如前所述，第二年的冬天，也就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起，清晨六点如果低于零下三十五度，便会取消当日户外作业，所以俘虏们开始拥有室内生活时间。

一开始这个剧团名为“黎明演艺团”，演出过《记忆中的母亲》（《まぶたの母》）等大众戏码。团员主要是喜欢演戏的士官们、大学毕业喜欢音乐的年轻军官加上扮演女性角色的年轻新兵等。一九四七年后，剧团名称改为“民众座”，改名后一开始演出的剧码与之前并无太大差异。

作为西伯利亚拘留者民主运动的官方媒体，《日本新闻》（之后改用平假名《日本しんぶん》）这份报纸广为人知。这份报纸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在苏联红军政治部的指导下创刊，由集合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日本俘虏们参加编辑；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停刊为止，共发行六百五十号（平均每周发刊三次），发行最多的时期，号称高达八十万份。这份报纸配送到苏联各个战俘营，也组织了读者团体，可以算是战俘民主运动的发端。

谦二最初读到《日本新闻》，是在移送西伯利亚途中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当时他们仍身处中苏边境的黑河一带。伪装身份自称二等兵的佐桥中尉，用俄语对抱着一叠报纸的苏联军官说：“阿金打歪。”[6]军官便递了一份给佐桥。谦二当时还心想：“原来如此，如果想要讨东西，只要说‘阿金打歪’就可以了。”俘虏们传阅了那份报纸，内容是用难以阅读的日语不断说明苏联红军取得重大胜利，读来十分无趣，很快就被扔掉了。

第二次读到这份报纸，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苏联军官把报纸拿到战俘营，说要让大家传阅。因为日本人评价这份报纸是“造假新闻”，大部分的人都采取无视的态度。不过除了通过这份报纸，其实大家也没有其他方法得知日本的消息。

谦二阅读此报纸，最初让他留下印象的是一九四五年九月陆军上将东条英机企图以手枪自杀却失败，后被美国占领军逮捕的消息。东条英机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下达《战阵训》的陆军大臣，训示内容包含了“生不受囚虏之辱”这句名言，东条也是美日开战时的日本首相。

当时传阅读到这则新闻时，心中感到非常轻蔑。教导我们如果可能成为俘虏，就要自杀，并且带几个敌人一起上路，那种想法还停留在我们脑子里。只是因为天皇命令我们投降，所以可以勉强活下来当俘虏。可是那位命令我们不准成为俘虏的上将，却自杀失败遭俘，得知这消息让我相当看不起这个人。真的想自杀的话，把手枪塞进嘴里击发，肯定能够真正死亡。因为之前听到希特勒战死的消息，更激发了我对他的蔑视。

其他让他印象较深刻的报导，还有皇族之一的梨本宫遭收监的新闻。一九四六年二月送抵战俘营的《日本新闻》，写着濑户内海的日军机场提供和平用途、现在成为盐田的报导。这再怎么说，战争结束之前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状况。

毕竟谦二“在一九四六年之前，完全不懂民主化这个词汇，也没想过这件事情。虽然听过‘民主主义’这个词汇，不过只觉得这与日本的国体不相符合”。即便如此，原本对战时新闻一直抱持怀疑态度的谦二，读到上述报导时，也不由得产生“‘这世道真的改变了’的想法。这份报纸，除了宣传之外，或许也记载了一些其他消息吧”。

当年春天的《日本新闻》报导，日本国内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尾鲑鱼要价数百日元。“一位来自北海道的俘虏说：‘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吗？果然这是造假新闻啦。’自己曾经在中学时听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遭遇通货膨胀问题，虽然不是很理解，但知道日本确实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

一九四六年七月，俘虏们开始制作壁报新闻。当时属于贵重物品的纸张和墨水，因为俘虏们的这项活动被辗转送来。苏联完全不给俘虏任何纸张，甚至连上厕所擦拭都只能用草或破布，所以“很可能是通过政治军官们的渠道取得的”。

当然这种壁报新闻，必须通过苏联方面的检阅。不过，刚开始俘虏们制作的都以俳句等文艺性文章为主，这部分还算相当自由。七月推出的壁报新闻上，有篇称赞塞思塔可夫中尉是“好中尉”的报导，这也是俘虏们自发写的文章，但“据隈部说塞思塔可夫表示‘被这么一写会遭忌妒，让我立场很艰困，所以以后别再这么写了’”。

大约从一九四六年后半开始，编辑倾向开始出现改变。英国首相丘吉尔使用“铁幕”一词发表演说，是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事情，之后美苏对立气氛逐渐高涨。

虽然如此，谦二的战俘营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日本新闻》也只是刊载民众在美军占领下遭到“反动派吉田内阁”的压迫，或者发生反美游行等反美报导。这种报导导致读者减少，就算配给下来，也被拿去当卷烟草的纸张，或者当厕纸用掉。

第二年的冬天起，因温度过低中止户外作业时，大家举行文化演讲。不过这些演讲也就是由过去曾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的士兵上台讲农业的话题，或者开设俄语初级讲座等内容而已。壁报新闻从第二回开始，宣传色彩加强，推出数回之后也被停掉了。演剧团从一九四七年春天起，开始上演讲述劳资问题的《蟹工船》等剧码，不过即便对故事的思想内容不表兴趣，也不至于遭受处罚。到了一九四七年初夏，开始发配日语写成的马列主义入门书，“必须在放置的场所阅读，每个中队大概只有一册，但几乎都是领到后‘单纯被放置在那里’的状况”。

依据谦二的说法：“一九四六年秋天开始，虽然民主化运动逐渐展开，但也没那么严重。从一九四六年夏天开始到一九四七年中为止，下午五点工作完毕，六点用过晚餐，之后便是自由时间。大家玩着自己制作的花牌、围棋或日本象棋等，这段时间是战俘营生活最欢乐的时期。”不过这种状况从一九四七年的秋天之后，便发生了惨不忍睹的变化。

三、气氛改变了

综合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民主运动大致是混合了几种要素后才得以兴起的。其中之一，当然是苏联方面的策动，而俘虏之间也存在呼应苏联策动的条件。

俘虏之间的促成要素就在于旧日本军的位阶制度与私人制裁等陋习的进入。在粮食配给与作业分摊上明显不公平，而且各地战俘营都可以看到军官还有“侍从兵”（陪在军官身旁服侍的士兵）随侍在侧的事例。在民主运动初期，“积极分子”（俘虏中的民主运动家）针对粮食分配与诉求平等举办演说时，也有过大受喝彩的例子。

像这类事情，各战俘营的差异极大，难以当作普遍现象。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从刚被收容开始便没什么阶级差别，到一九四六年夏天甚至连阶级称呼都消失了。不过，以位于乌兰巴托曾发生“拂晓祈祷事件”（未达成劳动规定限额的俘虏遭日军长官私刑致死）的“吉村队”俘虏营为例，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为了返国抵达纳霍德卡港时，还被目击到穿着“亮晶晶长筒皮军靴”的军官，和帮他们背行李的“瘦巴巴士兵”的情景。[7]

因此，初期的民主运动大多以“反军斗争”的形态开始。具体来说，例如废止军官特权与敬礼、拆下位阶章、取消食物分配与作业分配的差别待遇等等。

俘虏们发起的民主运动，一部分也是受到苏联军的启发，因为苏军当中并没有不当的阶级差别。此外，纯粹受军国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学徒兵、青年军官与出身“满洲青年开拓团”的人，在这波民主运动中首次接触共产主义，加上作为年轻人本身对社会性求知欲极强，也发生了特别热衷于运动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些是从二战之前便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他们之中当然也有人自发性地参与这波运动。

诸如此类，往往都是复合性交互作用下的结果。例如与《日本新闻》编辑关系匪浅的著名“积极分子”浅原正基，他还在东京帝国大学就学时曾遭检举，说他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关联。遭到拘留成为战俘后，针对粮食分配与阶级差别向《日本新闻》投稿告发，之后加入战俘营民主运动。他回到日本后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上声称自己从事过这些活动。[8]

因为有这种情况，虽然战俘营民主运动是在苏联影响下开始发展，但仍有不少论者认为，这些运动的开展其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必然性。特别是类似浅原等组织民主运动的原积极分子们，他们的回忆录中这种倾向较强。不过对于这样的论述，谦二却如此批判：

在生死关头的第一个冬天，我能理解有阶级差异的俘虏营生活会非常艰辛。不过若说这些人从那个时期便开始推动反军斗争，恐怕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们真的在这个最需要反军斗争的时期推展运动，那确实很了不起，可是几乎都是第二年生活状态改善后，在苏联方面策动下才真的展开活动。

那些人为了辩解才写下的文章，不足采信。浅原说他在最初的冬天向《日本新闻》投稿告发阶级差别状况，但在战俘营当中俘虏们应该无法邮寄投稿。如果不是直接向苏联“政治军官”反映，通过他们把文稿拿至《日本新闻》编辑部，那他投稿便是不可信的谎言。要做到这些事情，他本身就非得是特权阶级不可。

实际上，据说因民主运动而晋升“特权阶级”的人不少。在此之前，根据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禁止从事劳役的军官，加上拥有特殊技能的木工、理发师、戏剧专长者，才是能够获得较佳食物分配与免除户外重度劳动的“特权阶级”。当时是否身为特权阶级，直接关系着自己的生死。不过之后似乎有许多人抱持着参加民主运动就可以获得室内勤务与增加食物配给的期待。

这部分的状况，根据战俘们的回忆，因为立场不同，表达的内容也各异。对民主运动抱持批判态度的回忆录，形容积极分子们行使特权，借用苏联的权威对日本人颐指气使，开心地参与这些活动。另一方面参加民主运动者的回忆录，许多描述都说明，他们承认有些冒失的人确实以特权为目的而参与活动，但接触新知识而大开眼界后，大家都热心推动民主运动。恐怕，双方的陈述都各自表现出了部分的真实吧。

无论如何，大多数的回忆资料对民主运动都采取批判的态度。而阅读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们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也只是参加室内文化运动，编辑报纸或者前往苏联方面设立的社会运动家培训学校参加活动等。这些举止看在必须于严寒中从事户外劳役的多数战俘眼中，对他们的怨恨，自然不难想象。

另外如下所述，俘虏们的民主运动，也有出现超过苏联方面意图而呈现失控的趋势。不管是批判民主运动的回忆，或者肯定民主运动的回想，几乎都对这一点抱持同意的看法。以下谦二的回想，便是基于上述背景进行的描述。

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如前所述“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朝向民主化迈进”。因此这个单位没有所谓自然发生的反军斗争这个要素，几乎都是在苏联方面策动之下开始民主化运动。依据谦二的回忆，以及战后组成之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同友会“赤塔会”做成的年表，综合之下可以得出以下的事情始末。[9]

首先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苏联的伊瓦诺夫少校如往常一样来到第二分所，宣告“《日本新闻》读书会”的成立。“读友会”是指各战俘营中组成的《日本新闻》轮读会。

第二分所内有西田、吉川、仓田等三人响应。仓田曾于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事件中入狱，而吉川则是大学副教授，算是知识分子，而且大家都属士兵阶级。苏联在此时期似乎有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推进民主运动的方针。

依照谦二的说法，“到了十月已经相当寒冷。西田原本就经常执行室内勤务，至于仓田与吉川，我不清楚他们参加的动机，但志愿响应便可在室内参与活动。能否待在室内，是关系死活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夏天结束的前后，大队长植苗上尉、副官隈部上尉等旧干部，都转移至其他战俘营。不仅没有送别会之类的，大家甚至都不清楚“他们是何时消失的”；“似乎是在我们白天外出作业的时间，把他们转移走的。作业结束回来后，一时半刻还没察觉。只有‘这么一说，好像没见到’的感觉。之后的转移，大概也都是这种状况”。

十一月，一位叫作土井的监察官，终于来到第二分所。他以长官的身份，要求留下来的军官们必须与其他士兵们共同劳动。命令军官从事劳动违反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但规定中说明，如果军官们自己希望从事轻劳动，则不在此限。因此许多军官都以自愿的形式，参加了部分劳役活动。

但日本军无论军官或士兵，都不太理解国际法与国际条约，连谦二也认为军官拥有不同待遇很不公平。有些年轻的军官们便在这种气氛下成为“志愿”者，自动自发加入作业。

到了一九四七年，战俘营内的秩序出现变化。首先在一月时，作为“民主化”的一环，原本军事称呼的“大队”“中队”遭废止，改称“作业团”与“分团”，由西田担任团长。

几乎所有军官都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转移他所。相对的，从夏天至秋天，劳工、农民出身的民主运动积极分子转入队上。高层改变了民主运动方针，从原本由知识分子与青年军官担任指导角色改为由劳工、农民出身的士兵担纲领导。

因为这个原因，加入一九四六年第二分所成立的“《日本新闻》读友会”的原共产主义者仓田，以及大学副教授吉川，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失势，必须跟大家一同外出参与户外劳役。前一年转来的监察官土井，也转移往其他的战俘营。

一九四七年秋天，从第二分所开始送出人员，前往积极分子培训学校接受教育。有一位出身福岛县的农民士兵，被送至赤塔地区的地方学校，大约过了三个月，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回到队上。根据谦二的说法，“原本是个朴素的人，即便受煽动也不会随波逐流。大概无法成为‘斗士’，因此不知不觉间又被黯然送回”。

不只是军官干部被变更为归俘虏营所属，一九四七年四月，有六十六个人转入第二分队。他们穿着苏联军队从中国东北掠夺而来的黑色防寒“满服”，被谦二等人戏称为“乌鸦组”。“转移变得频繁，最初约五百名的俘虏中，截至自己一九四八年八月回国前，大概只有四分之一还留在原队上。”

随着移出与移入愈形频繁，战俘营的气氛也随之改变。“从北陵一起来的人们，许多是居住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彼此都认识。大家共同经历这些辛劳，在某种意义上即便称不上连带感，至少也有一份安心感。可是对移入的人，就没有这种感觉。”

在这种氛围下强化的民主运动，反而让大家彼此互相怀疑起来。

一九四七年夏天以后，如果多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被当成反动分子来处理，因为这层疑虑，大家逐渐变得不敢自在说话。参加俘虏营内的轮读会时，过往大家因为作业完回来都很疲倦，许多人在会上忍不住会睡着，但之后这再也不被允许。

转移频繁之后，战俘营的人们就无法团结。我回国之后读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知道不只是对我们这些战俘，在苏联的集中营里，这种人犯转移已经算是常用的管理手法了。

以知识分子战俘为中心的“《日本新闻》读友会”不知何时解散，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基于苏联内务部的决定，从一九四八年起组成“反法西斯委员会”。与此并行，由移入的积极分子们主导，原本战俘营的管理者、干部全遭解任与更换。

这个时期最惊人的人事异动，是炊事班班长川村遭到解职。川村是出身夏威夷的日裔第二代，于奉天俘虏营担任翻译，一位接近三十岁的士官。他是大家公认的有人望者，处事公允，公私分明，颇受好评，已经担任炊事班班长达两年。因为炊事班班长有许多好处，大家都认为不是川村无法担任此职，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解任改派一般劳役业务。

川村不仅具有人望，因为能说英语，所以俄语也学得很快。领取粮食时他可以与苏方交涉，努力抑止盗卖或防止有人打马虎眼，能够替战俘们说明主张。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因为他是日裔第二代，在美苏冷战的波及下，因而遭苏联“政治军官”盯上也说不定。即便大家都惊讶地说“怎么能将川村先生解任”，但却没人有勇气抗议。反抗积极分子们，就等于反抗苏联，大家都害怕因此失去回国的机会。

四、检举反动分子

当时每天的行程是，早上六点起床，吃完早餐后七点半整队，十二点于作业现场用午餐，下午五点作业结束，六点半用晚餐，之后便是自由时间。但从一九四七年后半起，晚餐之后到十点左右为止，需要举行班内称为“检举反动”的“群众批斗”活动。到了一九四八年，甚至从早上六点起床后就开始，直至作业的午休时间。

“检举反动”大概依照以下的形式举行。在俘虏营内找出约十人围坐一圈，随便找个借口检举“某某人”，气氛逐渐变得激烈。晚餐之后大概持续二至三个钟头，最后由领导总结“今天也完成了战胜反动势力的斗争”，在大家齐唱革命歌的歌声中结束。

检举反动就类似在霸凌新兵。在日本旧军队内务班当中，晚餐后的时间随便找个理由，比方没有擦枪、态度过于嚣张等，要求新兵反省自己“不懂规矩”，趁机殴打新兵等等。这种行为模式，就照本宣科在民主运动上重新搬演。

什么理由都可以。例如在民主运动上唱的《共产主义者的马赛曲》，积极分子们说成《共产党的马赛曲》，对此某个毕业自外语大学的俘虏喃喃自语说了句“不是共产党的，而是共产主义者的马赛曲”就因而获罪，成为检举反动的对象。这个俘虏应该没想过要批评积极分子，也没有多作考虑。

在西伯利亚回忆录这类文章中亦有写到，当工人、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演讲时发错音说错字，例如“德川布府（幕府）”“维护（唯物）史观”等等[10]，若对演讲者提出纠正，就会被打入“反动”派。

根据其他战俘营的记录，包括宪兵、军官、特务部队、“满洲国”警官等旧日军队特权阶层，过去曾遭人怨恨的这些人，许多都成为被检举对象。不过这种现象似乎没出现在谦二的战俘营中。这大概是因为第二十四区第二分队一开始就是混杂编成的队伍，在苏联策进俘虏民主运动之前，他们已经相当民主化了，这段过去的经历其实起到相当的作用。“我自己入伍前也待过富士通公司，也可能以‘曾在军需产业工作，属于反动派’而遭检举。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当作斗争借口”，这是谦二的说法。

其他战俘营的例子，还出现过在食堂内进行团体检举反动，将“反动派”绑在柱子上，再由其他人群体“突击”，结果导致死亡的状况。这样的体罚虽然没出现在谦二的战俘营，但仍给大家带来精神上莫大的痛苦。

民主运动虽然没有出现殴打场面，但比起内务班私刑，精神上的苦痛更加可怕。内务班私刑是由老兵殴打新兵，打完了也就结束了，而且大家同为新兵，多少还算安心。可是民主运动中，万一被打上反动分子的烙印，就会影响到所有的生活层面。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会被何人检举。谁可能是积极分子，谁应该不是，这一切都没有清楚的界线。

在军队中，不管发动私刑或遭受私刑，双方都认为做出这种行为很愚蠢。可是被指为反动，便可能遭列黑名单，导致无法回国。因此究竟要一味保持沉默，还是要大表赞成？我自己即便没有积极参与，仍然扮演起哄群众的角色大喊：“没错！没错！”如果不这么做，自己也会被打为反动派。

不过，从北陵一起来的人，彼此内心都还有个分寸，但随着移出的人愈来愈多，大家便愈发毫不留情。一九四七年四月左右，营内大部分还都是熟人，大家仍然认为，到面包工厂作业后偷些面包回来分给营内的同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到了该年年底，“究竟是谁在盗取劳工祖国苏联的财产？”这种气氛便逐渐酝酿起来。

几乎民主集团的任何活动，都给人毫无意义的感觉。一九四七年年中，大家开始轮流进行被称为“十字路口演讲”的街头演说训练。听说是为了回日本之后，可以站在街头对工人与农民表达诉求的练习。“不干的话就被当作反动派，所以只好把平常听到的惯用字句拼凑着演说，但其实也说得很糟。我一边想着回到日本我也不干这种事情，一边形式上照做，应付了事。”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的劳动节，俘虏们在战俘营内进行示威，在营区的围墙内揭起打倒资本主义与打倒帝国主义的游行。

这简直就是小孩的战争游戏。在示威游行时，年轻的积极分子穿越游行队伍，队伍内的人们以为伟大的指导者要通过，自然让开一条道路，让他们通行。这时候年长的积极分子，突然站出来训诫不可以穿越游行队伍。究竟该听谁的才对，完全没有标准可言，大家都无所适从。

一九四七年冬天，谦二也差点遭到检举。他睡觉时说了句梦话“民主运动什么的，只会出现在西伯利亚啦”，被附近的民主集团积极分子听到，第二天被他召唤“喂，你来一下”，“阿熊，你说那些话，还好只是被我们听到，自己要多小心点。那副德性可不行”。

对方来自东京，是个朴素的工厂工人，因为自身的遭遇而率直地信仰着马克思主义。贫农与工人出身的积极分子中，有些人确实因此豁然开朗，终于理解自己为何不断工作，仍然无法脱离贫困的理由。贺屋就是属于这一型的人，我因为平时和他还有些人情往来，所以这件事就这么作罢了。如果检举我的反动行为，他应该可以赚取一些点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自己非常感谢他的关照，但一想到可能被更恶毒的积极分子听到，脊背就一阵发凉。

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大概有几种类型。首先就是出身农民或劳工，因为性格率直，终于遇到可以解释自己处境的理论，因此直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人大多是年轻人。我也读过一些回忆录，知道部分年轻军官与来自“满蒙开拓团”的青年中，也有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我自己也有印象在《日本新闻》连载上读过帝国主义论。金融的寡头支配、资本输出、分割世界、再分割等，光是学会这些从没见过的名词，就觉得理解另一种看世界的方法了。那大概是战前就学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俘虏所写的文章。战俘营的积极分子讲课都无聊至极，我大概都装出一副努力听讲的模样，但其实一点都不在意讲课内容，虽然听说有些课程真的有值得学习之处。部分人真的相当热心地在参与这些活动。

不过，不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也不少。成为积极分子后，可以免除劳役，获得各种好处，在厨房安插一些与他们意气相通的人，还能控制粮食分配；而且被容许离开战俘营去培训学校上课，这对一般俘虏而言，简直是做梦般的待遇。所以有些看到机会便充满斗争心的人，就会趁着民主运动这个机会向上攀爬。另外还有一种，纯属喜欢霸凌别人的类型。可以说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人类的本性，就在这些情境下展露无遗。

至于苏联方面对这些运动参与到什么程度？从结论而言，苏联方面确实有加以策动，但日本俘虏们自己反应过度的情况却占了绝大多数。毕竟苏方在民主运动中禁止体罚，他们也不愿意大家过度热衷于运动，而造成劳役作业效率低下。

以我所待的战俘营为例，我认为苏方对这些运动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如果检举反动搞太晚，就可能影响到第二天的劳役作业，那时苏方就会介入要求停止。“政治军官”暂且不论，对战俘营的行政管理部门而言，运动并非他们关心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春天，积极分子们重新开始制作战俘营壁报新闻，上面画着从作业场偷取面包、藏于帽子中带回营内的检举漫画，似乎要整肃“背叛工人祖国的反动”。漫画后方还画着一位苏联军官，这点让亚夫马德林觉得有问题。制作壁报的一伙，表示这幅画“获得袴田先生（在赤塔积极分子中具有领导地位，颇为知名的袴田陆奥男）的许可”，向亚夫马德林抗辩。不过亚夫马德林对他们怒吼：“这地方到底谁做主！”把他们都赶了回去。

实际上，也有对民主运动的参与度会影响是否能成为返国人选这样的说法，不过在谦二的战俘营中，这仅止于谣言的程度。一九四八年四月开始遣送回国时，大家都知道的“反动派”也进入回国人选名单中。

事实上，当开始遣送回国时，似乎与运动什么的都没什么关联，大家也淡淡地理解到这点。可是内心又怕出现个万一，疑神疑鬼之下，仍然照常举行民主运动与检举反动。

自己虽然没被警告过，但苏联方面应该有说过如果劳役态度过差“就不让你回日本”这样的话。对苏联人而言，应该只不过是激将法，但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战战兢兢。在这种气氛下，积极分子们正好趁机借苏联权威摆架子。

战争结束后，积极分子们从来没有出席过“赤塔会”。他们回国之后，也没听说谁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干的，纯粹就是低劣至极的勾当，低劣到他们自己都觉得可耻，所以这些积极分子回国后，才会有人拼命写什么他们其实要撤除阶级差异、进行反军斗争等的辩白吧。

不限于西伯利亚拘留地，每个战俘营的状况都大不相同，无法将一个营区的状况普遍化到所有地方。例如根据许多其他战俘营的回忆录记载，苏方把劳动基本定额与粮食供给挂钩，让大家苦不堪言。而谦二所处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也曾于一九四七年初导入这样的制度，但却无法起到什么作用，因此一个月左右就自然废除了。

类似采伐工作这种可以正确测量砍伐数量、体积的作业暂且不论，像杂役这种工作，根本无法以劳动基本定额形式计算，加上木工或电工等技术职位的达成率总是高得惊人，以这种方式获得自己可得的粮食，一方面关系到自己的性命，一方面也太过不公平，大家都抗议这种举措。炊事班的班兵是自己人，站在我们这边，所以当苏方人员来视察时，炊事兵就给超过基本定额的部分人增加分配，等苏联人回去又恢复普通的配额。我所待的战俘营，苏联人大概也只是听从上面的命令做做形式，不是真心想要执行这样的措施。

或许民主运动参与度会影响是否成为返国人选，但整个机制仍有许多不明之处。有些战俘营也传出先由积极分子们草拟人选，但事实真相如何，确实存有太多不明确的部分。不过日本俘虏们过度推展运动以至于超过苏联方面的企图这点，倒是各回忆录里共通的看法。

在这个时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有一位名为“吴桥秀刚”的俘虏，一个人被转移到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听说他是朝鲜人日本兵，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当时谦二只是与他偶尔碰面。五十年之后，谦二完全没想到会再度见到这个人。

五、归国竟然就是这么回事吗？

对俘虏们而言，归国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有关归国的资讯，最初从一九四七年春天《日本新闻》刊载了开始归国的消息之后，便逐渐传开。

大约从相同时期开始，准许战俘们写明信片回日本，当年下半年起陆续收到回信。对俘虏来说，来自故乡的信件，几乎是除了《日本新闻》之外唯一可以取得资讯的途径。

某个俘虏看了回信的明信片吓了一跳：“小石川区变成文京区啦！”还有其他俘虏收到“正在准备盛大的夏日祭典”的回信，通过《日本新闻》一直以为日本人民痛苦地活在美国帝国主义暴政压迫下，收到这样截然不同的回信顿感不知所措。而且他们通过这些回信，了解到原本派往南方战线或中国战场的同乡，几乎早就全部返回国内。

谦二自己也写了两次明信片给伊七与雄次，但都没收到回信。当时有邮件检阅，不能写装进信封的信件，而且写信只许使用片假名，据说寄达的几率大概只有一半。

根据该时期的回忆录，大部分都说因为信件检阅与民主运动的关系，写信的内容大致不脱“母亲大人，身体是否安好。我一切平安，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温情关照下，过着自由自在的每一天”[11]。

对此，谦二也说：“我自己也只能写这种样板书信。俘虏营的气氛当然也有影响，而且过去待在军队，也只会写这种内容。”自从他被日军征召以来，已经过了好几年，这段期间写的信件全都必须通过检查。

收到信的一方也大概能察觉为何只能以片假名书写，所以回信的时候也只能写可以通过检阅的内容。我还在战时的昭和二十年三月，曾经收到早实时代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最近舰载机在东京上空盘旋”，因为不能直接写美军空袭东京，所以采取这种写法。对于这样的方式，大家都习惯了。

谦二于一九四七年秋天开始在炊事班服勤。前一年的冬天也分配到炊事班，但当时只担任厨房与食堂的清扫杂务，而且是因为苏联军医诊断他不适合从事户外作业的缘故。这次并没有健康上的理由，“我猜大概是没有政治色彩、认真、无表里不一的行为等理由，受到积极分子们的好评才能调到炊事班去”。炊事班的工作较户外劳役来得轻松，比起一般兵更不缺食物，如果没有获得好评价，往往无法担任此处勤务。

炊事勤务采两班制，二十四小时轮班。夜班负责制作早餐，隔天白天才睡觉。将谷物洗净后放入大锅，盖上锅盖点火蒸煮，接着加入调味肉与蔬菜一同炖煮，如此便完成一道料理。简单来说就是炖饭。

除此之外，还要把午餐用的面包切好排列，连同早餐一同交给大家。到了一九四七年后半，晚餐会有一道汤加上一道菜。因为材料受到限制，而且又是多人数大锅饭，从这点来看，几乎没有可以展示厨艺的空间。

一九四八年四月，第二分所选定了第一批归国人选。一九四八年六月，轮到第二批人选的选拔。谦二一边躲避着愈来愈激烈的民主运动，一边不断期望能被选上。

第二批时，大约选了一百人。在战俘营的中庭站着一个日本人一个苏联人，由他们唱名并确认人选，并加以分组。那天担任炊事夜班，做好早餐让大家吃过后，某个人大概搞错了竟告诉我“你入选 ”让我一直期待不已，但是排到最后都没叫到自己名字，我感到非常失望。那时炊事班的某个人突然冷冷地说了句：“连做梦都在想被选上吧。”我还记得当时感到的那股愤怒。接着我变得自暴自弃，不再认真工作，惹怒了炊事班班长，没多久我就被炊事班开除，转回担任一般劳役。

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选出了第三批归国人选。发表人选当天，大家纷纷在俘虏营中庭集合，等待着叫唤姓名。“苏联军官喊了我的名字。知道自己能够回国时，内心涌上了一股喜悦。被选上的人顾虑着其他留下来的人，还不至于高兴到跳起来，但大家都开心不已。”

谦二说：“之后所有事情都无所谓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进到战俘营最初认识的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没什么人可以诉说内心真实感受，也没有其他人来请托传话给他们的家人。

离开的准备相当简单，因为卢布禁止携出，个人也没什么行李。“也没想过带个苏联的东西回去做纪念。但是，饭盒与外祖母给的裁缝包是生存必需品，回到新潟老家前绝对不可放手。”

如前所述，民主运动的参与度似乎与能否成为归国人选没有多大关系。但日裔第二代的饭冢与川村，选了三次都没被选上。俘虏们的感觉是，苏方可能怀疑他们归国后会帮助美军，所以被继续留了下来。

出发的日子，在人选公布的几天之后。大家列队出发时，苏联的人都站在战俘营出口目送。

我想他们也为这些一同生活过，欢欣要回家的日本人感到开心。“螳螂”已经转职不在了。亚夫马德林仍然担任所长，但当天刚好外出。塞思塔可夫曾经转职，但于一九四八年初又回到第二分所，但在我们回去之前，传出谣言说他好像犯了什么罪遭到逮捕，不过塞思塔可夫太太站在出口附近，目送着我们离开。

出了战俘营，照例为了等待火车时刻安排，又在赤塔的火车调度场待了两天。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命令，要他们装饰返国列车，俘虏们便在板子上以油漆写下“苏联同盟与日本国民之友好万岁”字样，并把这块板子装在火车货车的侧旁。

返国列车很顺利地迅速抵达纳霍德卡。列车移动中大家向共产党立下誓言，还唱了革命歌曲。除《国际歌》《红旗》之外，还有赤塔方面民主运动领导者袴田陆奥男作词的歌曲（据说有“站起来，农民、劳工，把你们当奴隶的裕仁……”这样的歌词），此外当然有《共产主义者的马赛曲》和《同志们，勇敢地前进！》等歌。“无论如何只想要平安回家。没有深刻想过不听命唱革命歌曲，就回不了家这样的事情。只要能回家，不管是要唱歌还是要大呼万岁，什么都愿意干。”

抵达纳霍德卡后，依序等待，大概又转换了三个战俘营。他们在第三个战俘营办理离境手续后，前往港口途中，看到第二批离开的俘虏们正在防波堤工作，里面还有伪装身份的佐桥中尉与曾和谦二搭档伐木的新兵。“发生什么事了？”一问之下，他们回答：“收到命令停下来工作。”他们到隔年六月为止，在纳霍德卡又多待了一年，被迫从事劳役作业。

属于第三批离开的谦二一行人，平安无事地从纳霍德卡港搭上回国船只大郁丸号。看到日本船只的最初印象，谦二如此描述：“看到船员，只感到‘（日本人）个子好小’。一直待在除了俘虏以外大家都是大块头的环境中，因此看到俘虏以外的普通人，突然觉得对方好小，感觉相当诡异。”

谦二说自己看到船上挂的“日之丸”国旗既没有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我自己在一九四五年就把日之丸拿来当浴巾了。当时为了活下去就已耗尽心力。当被告知可以回国后，还在各战俘营间缓缓等待移动，所以看到日本船只时，也不记得自己突然有什么感动。而且，一直把回国当作一个梦想，梦想突然实现时，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不只我如此，大家似乎都有同样感受。现实，果然跟小说或电影不同。

搭上船后，俘虏们一时半刻还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先前民主运动时，苏联方面的宣传让他们相信，迟迟不能归国，是因为日本船不来接他们。

上船后，才从船员口中知道“根本没这种事情”，可是大家仍觉得“之前是被这么告知的”，显得半信半疑。甚至有些人还说，船员们都在骗人。不过相较之下，我们也只到这种程度而已。被拘留到隔年的人们，还发生与船员交恶、把船员当成“阶级斗争”对象的例子；下船之后搭上特别列车，整团人由舞鹤抵达京都时，也发生过与警察集体乱斗的事件（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京都事件”）。读到这些报导时，总是一阵心痛。我以为，让他们暂时在日本生活一阵子，大家就能冷静下来。如果在日本的人也能带点宽容的心迎接这群战俘，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搭了两天的船，八月二十日抵达舞鹤港。舞鹤港湾内充斥着许多因战争而沉没的船只，还可以见到桅杆或船艏冒出水面的悲惨状况。谦二说：“可以看到日本时，感到非常开心，不过好像在看日本的庭园式盆景一样。与大陆风情不同，一切都显得狭小而紧凑。”

大家在舞鹤的临时收容所待了大约四天。在该处有美军前来调查，有日裔第二代军官让大家看赤塔的航空地图，听取战俘营场所与赤塔苏军设施的状况。谦二把自己记得的内容，都直率地回答了。

从舞鹤被放出来后，众人各自领取了返乡的免费乘车券，以及临时的一笔现金，大概有几千日元。因为不知道日本物价状况，也不晓得这笔款项究竟是多是少。

谦二从舞鹤前往京都，再从该处搭上北陆线，回到父亲雄次所在的新潟。在西伯利亚被当作“救命宝贝”的饭盒，到这个时候还带在身上。离开日本四年，已经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依靠着沿线的站务员与在外同胞归国援护会的学生义工帮忙，才能返乡。当他搭火车看着窗外的景色，果然还是感觉非常狭小。

由北陆本线转入信越本线，接着抵达荻川站。父亲雄次与妹妹秀子来车站迎接，不过谦二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感慨。或许是因为几乎没有一起生活过的原因吧。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父亲与妹妹，父亲来东京时偶尔还能遇到，至于妹妹与父亲的继室，也就是我的后母，只有一九三九年还在中学生时期，返乡回佐吕间时见过一面。大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彼此都有点手足无措。如果能回到中野的家，与外祖父母相会，那应该又会是不同的景况，只可惜东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故乡了。

流泪出迎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完全没有出现。从荻川站步行约三十分钟，来到父亲故乡的小村。新潟只有在当兵前来过一次，走在路上的村人，一个都不认识。

回到父亲的住宅吃晚餐，谦二回忆：“端出来的是极其普通的餐点，对此也感到相当失望。因为是在乡下，知道不可能端出太丰盛的大餐，但出现的却是完全没有任何特别准备的一般食物。当时心想，魂牵梦萦的归国梦想，竟然就是这么回事吗？”从西伯利亚归乡的喜悦非常短暂，很快地，谦二就被卷入大战之后的艰苦生活中。

[1] 隈部会，《亚夫马德林与塞思塔可夫》，《“赤塔会”会报》第二号，一九七六年。

[2] 维克多·卡尔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

[3] 译注：约为英文的major，少校之意。

[4] 若槻泰雄，《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斋丸（音译）出版会，一九七九年。

[5] 译注：江户末期“新选组”的成员之一。

[6] 译注：“给我一份”之意，原文以片假名拼读俄语。

[7] 江口十四一，《代序》，《捕虜体験記6》。

[8] 浅原正基，《對抗流言·中傷》，《中央公论》，一九五六年十月号。

[9]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会”会报》，第三号。

[10] 若槻泰雄，《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

[11] 若槻泰雄，《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

第五章 辗转的生活

一九四八（昭和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岁的谦二回到日本国内。虽然回到父亲雄次的家，但却完全没有什么戏剧性以泪相迎的场面。

之后，谦二在战败后的日本，卷入不断更换职业的生活中。

一、西伯利亚归国者的处境

谦二父亲雄次的故乡，在新潟县中蒲原郡两川村（一九五七年并入新潟市）一处叫作割野的村落。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是信越本线的荻川站，此处是位于越后平原上一处平坦的农村。

割野正好在连结信浓川与阿贺野川的运河、名为小阿贺野川的附近，出了荻川站，越过横跨小阿贺野川的铁道桥梁，步行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当蒸汽火车通过铁桥时，桥上行人必须先躲到桥梁边侧，等待火车通过。

一九〇一（明治三十四）年从割野移民北海道的雄次，重新回到故乡新潟，已经是一九四二年了。雄次建于割野的住处，是将北海道住宅的木材拆卸后搬回新潟，再重新搭盖起来的房舍。是仅有寝室、客厅与厨房的小型平房，墙壁以蒿草及土壤混合涂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修饰，这一家人过着何等贫困的生活，可以说一目了然。

谦二抵达自己父亲的住宅当晚，晚餐是“极其普通寻常的餐点”，完全感受不到特别欢迎他回家的气氛。不过当时的农村饮食生活本来就十分困乏，而雄次在北海道累积的财产，原本想当作养老金带回故乡新潟，却因为从战争期间到战败之后的通货膨胀，存款不断缩水。谦二也没有特别询问父亲雄次家中的经济状况。

提起在割野的饮食，几乎没有肉可吃。流动小贩虽然会来卖鱼，但只会去有钱人家中兜售，所以连鱼都很少吃到。每天就是腌菜、味噌汤、蔬菜与米饭，偶尔加上咸鱼而已。因为是农村，二战之后虽然不至于完全饿肚子，但也没比西伯利亚的俘虏生活好多少。在西伯利亚时梦想返乡可以吃点红豆汤，看到家中景况，也说不出口。如果是外祖父外祖母，或许还敢试着要求看看。

住处附近有小熊的本家，由雄次的妹妹，也就是谦二的姑姑所继承，但她处于不问家事的隐居状态，家中大小都由她的长子掌理，而他与雄次的关系并不亲近——毕竟雄次十八岁就离开新潟，一直到六十岁才返乡。那位姑姑偶尔会瞒着长子的太太，从家中偷运些粮食给雄次，但能帮忙的，也仅只于此。

谦二回到故乡时，雄次已经六十五岁。虽然辞去“产业组合”的工作回到家乡，但因战争中的通膨导致难以维生，他也做起将北海道的药草引入内地，做中药局津村顺天堂承销的生意。但日本战败之后，这个工作也随之消失了。

失业的雄次，改于自家玄关开起一间叫作“漫画堂”的租书店，为附近的孩子提供漫画出租的生意。收废纸的业者以一贯目（约3.7公斤）为单位买进漫画，雄次则以每册五日元的价格买入，出租一次收费二日元，大概以这样的规模获取一些收入。只是雄次单纯把租书当成副业，并没有因此赚大钱。

因为理解家中经济困难，谦二立刻对雄次表示“我会去工作赚钱”。接着在八月时，跟附近的木工交涉后，他便到位于新津的土木建设公司担任现场指导见习。那是一家从师父到木工总共只有五个人的小型建设公司。

我与介绍工作给我的木工一同到新津上班。步行越过铁道桥到荻川站，不过距离实在相当远，又没有巴士可搭。当对我父亲抱怨“太远了”时，他却只回答了一句“附近的人大家都走路啊”。虽然因此了解乡下人的忍耐力超强，但实际说来，乡下几乎没有需要通勤的上班族，大部分的人都在村落里生活，不管是农家还是公所职员，或是理发师等等。

当时的日本处于都市人口减少的时期。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为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四〇年快速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八后，一九四七年又再次降回百分之三十三。

谦二从北海道移往东京的一九三二年，正值市场经济渗透引起恐慌，农村地区受到贫困压迫的时期。之后伴随全面战争使得重化学工业快速发展，人口持续移入都会区。但是在战争期间因为遭受空袭，产业基础被破坏，再加上人口疏散到乡村后，乡村粮食不易输送到都会区，日本战败之后，都会区的人口比率又降回一九三五年的水准。

一九四八年谦二回到故乡新潟时，便是处于这种时期。这个时期的农村地区并无足够的产业基础可以吸收都市疏散人员或从国外撤退回来的人，呈现农村劳力人口过剩的情形。谦二所在的割野村，也几乎没有可以获取长期固定薪水的工作。

这些过剩的劳动人口，以及同时期出生的战后婴儿潮一代，于一九五〇年代之后流入都市，成为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不过那是稍后才发生的事情。而对于当时的谦二来说，还是必须先找到工作维生。

谦二当时二十三岁。虽然曾经在西伯利亚做过建筑工作，但没有担任现场指导的经验。虽说是现场指导见习，但工作不过就是照看现场作业状况而已。

不过过了大约一周，疏散到冈山的伊七写了一封信过来。从舞鹤回新潟途中，谦二曾经写信告知伊七他返乡的消息。“自己离开日本一段时间，头脑有点昏昏钝钝，不过当时猛然惊觉，自己非常想见外祖父母，而且也得让外祖父母知道自己的状况，当下立刻就想出发。”

他向公司的师父报告收到外祖父来信，而且马上要启程前往冈山。但因为这只是一家小建设公司，“没有长期休假这种福利”，因此就算是离职了。当然，这一周的见习工作等等，也领不到薪水。

刚返乡的谦二身上其实没钱。回国复员时虽然有领到几千日元，但回家之后马上全部都交给父亲雄次，且其实仍不够让他前往冈山。结果这笔旅费还是由雄次支援。“父亲理解我与外祖父母的关系，虽然有所觉悟我可能会在冈山定居下来，但仍然出资让我前往。”

从荻川站出发，花了一日一夜，经由京都前往冈山，一直来到伊七疏散的地点。通过京都之后，路过大阪与神户时看到了空袭后被焚毁的废墟。先前经过的新潟与京都都未曾遭受空袭，这是回国后第一次见到空袭后的景象。

阪神的重工业地带遭到彻底破坏，只看到剩下的扭曲钢筋，心想这景象真是凄惨。不过在西伯利亚通过《日本新闻》，已经知道日本都市遭轰炸焚毁，因此内心也只是想着，因为是战争，所以才落得这般地步吧。

抵达山阳本线的濑户站，然后步行大约两小时才来到外祖母小千代娘家的吉田家。一九四〇年曾经跟着小千代一同返乡过，谦二凭借着当时的记忆走到目的地。

出身冈山的伊七与小千代，最初是疏散到伊七的老家。但掌管老家的甥儿生活穷困潦倒，因此才改搬到小千代娘家。政府虽然命令都市居民必须强制疏散到乡下，但疏散的去处却必须由民众自行负责找寻。

吉田家的房屋属于中型农舍，但是住在这里的还有丈夫死于战争、带着四个小孩前来的女性，以及由东京、京都、横滨等地，因疏散前来的三户亲戚，大约有十个人。伊七与小千代已经挤不进主宅居住，所以只能住在距离庭院有点距离、八叠大小仅有一房的木造贮藏室。

四年不见的重逢，伊七与小千代亲切地出来迎接谦二。谦二在九月上旬抵达，此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就与伊七和小千代在贮藏室共同生活。伊七与小千代仍旧叫唤他“谦”，比起新潟，此处更让谦二感到安心。

不过此地的生活也非常严峻。在这个贮藏室内，虽然有从中野运来、让谦二怀念不已的餐具架和佛坛，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其他留在中野仅有的一点家具，因为一九四五年三月东京大空袭后遭强制疏散，政府无法分配足够的输送力，因此无法运来。

伊七此时已经七十二岁，小千代则是七十一岁，而且伊七还半身不遂。雄次自己也因通货膨胀，存款缩水，所以无法期待他的援助，只能极力节省现金支出，连鞋子穿坏了都无法购买，谦二与伊七一同将蒿草敲软后，自己编织草鞋。

饮食方面，除了米饭与蔬菜之外，只偶尔吃点酱油煮鱼。农家的厨房仅有灶，既没瓦斯也无自来水。贮藏室内虽然有盏电灯，但除此之外处于“完全没有文明器物”的状态。金属式的澡盆，也就是所谓的五右卫门风吕，必须去户外水井以水桶打水运送数十次，接着捡拾蒿草或树叶烧火煮水。加上谦二总共有十一个人要洗澡，到了后半段水都混浊了。谦二认为：

官僚或高阶军官们，即便战败，在停战和约后仍可领取退休金。可是一般庶民工作一辈子存下来的钱，却在战后通膨中消失殆尽。发起愚蠢的战争、造成大量死亡、把父亲与外祖父母的生活逼上绝境的那票人，应该要负起责任才对。

此时小千代也哀叹联络不上自己的二女儿美登里。谦二的母亲芳江是小千代的长女，已经死于结核病。对小千代而言，美登里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美登里大约在一九三〇年便与丈夫和两个小孩一同移民巴西。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时，她还写信回来说，一九四〇年会回来拜访预定举办奥运的东京，但此后因为战争断了音讯，尽管战后不知写了几封信联络，仍然音信全无。

我还记得战争之前拿着写有美登里姨妈地址的信封，靠着在早实学来的英文字母，帮忙写下葡萄牙文的地址：“Asai, Santa Catalina, Parana, Brazil Asai”（Asai，圣卡塔琳娜，巴拉那，巴西）。巴拉那是州名，圣卡塔琳娜是铁道路线的名称，Asai是住有大量日裔移民的城镇，据说是来自“朝日（Asahi）”这个词。

吉田家的长男与次男都对美登里有所抱怨，“自己的爸妈处境如此艰难，竟然连一封信也不回”。吉田家长男目前是一家之主，次男则在附近经营一家收音机店，生意相当兴隆，次男的儿子之一在冈山的日银支行上班。谦二也曾经到冈山去拜访这位次男的儿子，当地经历过一九四五年五月的空袭，当时正在复苏重建当中。

大约与外祖父母生活了一个月，谦二开始思考今后的情况。究竟应该待在冈山陪伴伊七与小千代，还是回到新潟与父亲雄次过生活。对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只有谦二这么一个帮手。如前所述，雄次其实也担心谦二就这么在冈山定居下来。

谦二对于自己应该回到新潟或是留在冈山，感到犹疑不定，而让谦二下定决心的，是平时沉默寡言的伊七，若无其事说出的一句话。

外祖父对我说“够了，可以啦！”让我知道回新潟才是对的。外祖父无论如何至少跟亲戚们住在一起，可是父亲却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而且当时也觉得，即便没有共同生活，孩子奉养照顾父母，也是理所当然的。

十月初，谦二离开了冈山。在贮藏室前，伊七与小千代对他依依不舍。从结果而言，这是谦二与伊七最后一次见面了。

虽说如此，即便回到新潟，割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离开冈山后，谦二先前往东京一趟。入伍前就职的富士通信机基于对出征士兵的义务，理应保障他到归国复员为止的职位，而且他离开时间的薪水，应该也要依照入伍前的薪水基准，在不换算通膨的情况下，汇款给父亲雄次。

当时因为粮食供给困难，对流入东京的人口数量有所限制。如果没有东京的在职证明便无法领取米谷存折，没有官方发给的米谷存折，就无法购买配给米粮，只能在黑市购买高价的稻米。当时的米谷存折，实际上就等于身份证明书。如果能在富士通信机复职，就可以领取米谷存折，谦二抱着这份期待，搭上了山阳本线。

看过了遭受空袭烧毁的神户、大阪与名古屋后，来到东京果然也是一副废墟景象。抵达东京后他先前往位于中野、伊七的侄女家借住。伊七事前已经写信给侄女请托。这位侄女的住宅与谦二住在高圆寺时的“长屋”类似，都是两层楼建筑，二楼目前空着。侄女的丈夫是一位性格爽朗的电器工人，因为战后重建的需要，收入似乎还不错。

在此处大约叨扰了两周，虽然是远亲，他们一家还是热情接待了谦二。谦二却在半夜因忍不住饥饿，把家中整批蒸煮的芋头都吃掉了，从西伯利亚返国还不到两个月，看到食物就忍不住要吃掉的习惯，还没彻底改掉。

首先，谦二先前往入伍之前居住过的中野的住处一探，但谦二原本居住的区域，因为空袭已经彻底变成废墟。

这个区域的整理完全没有进展，活生生就是被轰炸后的模样。烧剩的木材与其他尚可使用的物资都被搬走了，只有垃圾被散乱地留在原地。原本那么大的中野公营市场，完全看不到痕迹，只留下焚烧过后的残迹。当时无限感慨，我的故乡已经完全消失了。

即便这种状况下，战争之前我常去的理发店，搭个帐篷又开始营业了。让人感到怀念的景象，也令人感到无限的欣慰。在西伯利亚也是，我一直认为类似理发师或电工等，拥有生活上必需技能的人们，生命力都非常强韧。

接着，他前往小学时居住的高圆寺一带。这一区没有遭到战祸波及，令人怀念的商店都还留着。“拜访当时隔壁的裁缝店，昔日的小女儿现在已经亭亭玉立，着实让人吃了一惊。算算我离开高圆寺已经超过十年了。”

伊七的侄女看起来四十岁出头的模样，不过谦二的感觉也不见得精准。某天，伊七侄女突然问：“小谦，你觉得天皇陛下如何？”谦二回答说：“我认为天皇先退位一次比较好。”结果伊七侄女突然有点情绪化地说：“我不喜欢小谦这样的回答。”

因为我自己当过兵，所以理所当然觉得，发布开战诏书的大元帅为战败负起责任，是极其正常的。战争结束了，时代的氛围多少有些变化，而且当时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天皇应当退位的舆论。

可是年长者们的想法却不同。当时如果讲自己“从西伯利亚回来”，开始会被说“西伯利亚回来的人，因为受过共产主义教育所以都变成红色的”。与不同对象说话时，如果不小心说溜了嘴，搞不好就会遇到很糟糕的情况。

在乡下即便到战争之后，还是有人把天皇的照片“御真影”与祖先的照片并排，年长的人们依然质朴地尊敬着天皇。但是遇到节日时，却不再挂出日之丸国旗。普通的人们，光是为了生活就费尽千辛万苦了，对于这种仪式性的习惯，大概都抱持着怎样都无所谓的想法吧。

顺带一提，谦二对天皇的想法，在当过兵的人之间并不算特别。特别是年轻士兵或低阶军官们，在军队中被严厉教导如《战阵训》：“不受生而为囚虏之辱”，或者舰长应该与船舰共存亡等价值观，这些人对于自杀失败遭俘的东条英机充满了蔑视感。因此要求写下开战诏书的天皇必须以某种形式负起责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想法。

举个例子来说，参加过吕宋岛战役的原陆军少尉神岛二郎，或者搭上战舰“武藏”的水兵渡边清等人，他们在战争结束后都曾写下文章，认为昭和天皇应该负起战败责任自杀。一九七四（昭和四十九）年在卢邦岛（Lubang）被“发现”，之后以右派言论招惹众人注目的原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也在归国隔年的访谈中表明“天皇应该要负起自己的责任”[1]。

之后，为了达成此趟来东京的目的，谦二前往位于新丸子的富士通信机。该处工厂并未遭受空袭，仍可以见到过往的同事与上司。

可是，最终他仍无法于富士通信机复职。过往曾任财务部主管的人，目前担任“人事或劳务科长”，谦二与他面谈时，这位科长会在闲谈间若无其事地打探：“你好像在西伯利亚受过‘教育’，感觉如何？”接着，又以战后复员人数众多，无法立刻复职，不过仍会照样支付与先前一样的薪水等理由，要求谦二先在家等候消息。

实际上，在战争之前谦二曾与这个科长发生口角。

当时那家伙担任财务主管，属于拍上司马屁的类型。会在下班之后偷偷记录比科长先离开的员工，自己一定等到科长下班后才离开，就是这种货色。我自己算是善于工作的类型，所以总是赶紧把业务完成，时间到了就回家。这家伙会在下班前三十分钟左右，突然拿会计业务的工作过来要我处理。我当时年轻，某次就在房间外向这个主管抗议。他只随便找个借口含糊带过，说：“因为你是优秀的课员，才想多交代一些工作给你。”当时就觉得他是个啰唆的家伙。

当我从西伯利亚回来，竟然是这家伙负责申请复职者的面试。如果申请复职就应当接受，这是制度规定下的义务，所以公司应该已经接纳过先前从其他战场回来的人员。只能说，人生究竟会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公司果然汇来与过往相同的薪资，与入伍前的金额一样，但因为通膨的关系，现在给这种薪水根本不够过生活。

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人们，因为是“西伯利亚归国者”所以遭到警察监视，在地域社会中被歧视，求职时面临不利的处境等等，许多人都表达过类似的经验。谦二在这次面谈之后，事实上就等于已经断绝了进入日本大型企业之路。之后，谦二便开启了宛如滚石般的日子。

二、滚石般的日子

不得已之下，谦二开始在东京找工作。很快地，他寄宿处的电工，介绍了一个从事掘井业务的挖掘公司事务员的工作。因为谦二拥有中学毕业学历，曾任职富士通信机担任会计业务，懂得初级会计，而且社长的儿子相当同情“西伯利亚归国者”，这些大概是谦二受雇用的原因。

这家挖掘公司是一家大约只有三十名员工的小企业。谦二原本应该担任事务性工作，但进入公司后，竟被命令前往山形县米泽近郊，担任掘井工作。

这个时期，为了日后将废止蒸汽火车、导入电车的规划，奥羽本线正在进行福岛—山形之间的电气化工程。作为此项施工的一环，位于奥羽山脉县境的隧道福岛与米泽之间也需要更新电气化。可是当地位于山顶附近，缺乏工事用水，所以才委托开掘一口水井。

谦二前往现场，该地接近山顶，就在隧道出入口一旁。谦二从十月到十二月的三个月间，与现场工头夫妇一起居住在工事附近的工寮里。这项工作就是加入燃料启动挖掘探头，当机器开始挖掘时需在一旁监视。

可是此时雄次却从新潟寄来一封信。

当时我找到这项工作后，就写信回报人在新潟的父亲，告知自己的状况，书信往返了好几次。我打算在东京的公司找一个办公员的工作，但父亲似乎不太了解状况，以为我是巡回各地负责探井的工人，便来信说，如果只能找到这种工作，还不如回新潟。确实，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工作实际要负责什么业务，所以十二月底领完薪水后便辞职了。先回中野外祖父侄女家收拾行李，接着返回新潟。

在新潟的老家，没有任何特别的庆祝下，迎接了一九四九（昭和二十四）年的正月。因为不得不找份工作，一月时谦二看了报纸广告栏，前往新潟市内一家叫作“今枝火腿”的公司应征，获聘之后果然还是担任办公员的工作。

这家公司生产维也纳香肠、火腿，法兰克福香肠等产品，主要卖给位于新潟的美军军政部。谦二在该处担任会计职务。

因为无法从割野直接到新潟上班，所以联络上了住在新潟市内、父亲第一任太太的女儿。这位同父异母姊姊的丈夫，任职于新潟的日本轻金属公司，住在公司宿舍，谦二便借住该处上班。这位姊姊的员工住宅，有两间四叠半、一间三叠的房间，夫妇两人加上两个小孩，一家共四口人。因为谦二的搬入，十九岁的女儿把原本自己使用的三叠房间让给了谦二。

谦二任职的这家公司算是新兴企业，当时算是很时髦的小公司，有大约二十名员工。其中七名是事务与业务职位，其他则是火腿工厂的工人。社长好像住在六日町，把公司业务都交给原为陆军上校的老战友管理。

谦二任职的事务部门借用新潟市内繁华大街上一家公司的办公室，是一幢两层楼的店铺建筑。一楼是火腿贩卖店，二楼为办公室。办公人员多为中老年，有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的人，也有据说过去曾于银行任职的人，看样子都不甚忙碌，大家边喝茶边闲聊。似乎是离开公职的原军人与原银行员，靠着人脉集合一处成立的公司。

他们话题的中心，大多是撤退回国时有多辛苦，以及抱怨战争结束后的生活。我曾经为了公司的业务，拜访了那位从中国东北撤退回国的经理人，租住在一栋破旧两层楼房的二楼，没有隔间，与太太和三个小孩一家五口挤在一起。听说过去他们住在奉天，现在看来确实很贫苦。对战争之前过过好日子的人而言，战败之后的生活，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当时因为大家生活上没什么余裕，所以也不谈战争时的话题。三十多岁的工厂厂长，曾经服役于重巡洋舰“那智”号，还记得在工厂闲聊时他说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当“台湾冲航空战”结束后，因为收到日军大获全胜的误报，军方命令“那智”号出航，“乘胜追击敌军残兵”，启航后一看情势完全相反，他们赶紧冒着危险逃了回来。不过即便是这位愿意谈战争体验的厂长，也绝口不提稍后的雷伊泰湾海战，或者在马尼拉湾遭受空袭导致“那智”号沉没等非常沉重的话题。在那个时代，毕竟大家的战争记忆都还鲜明，所以尽量避开沉痛的话题，只挑有趣或可笑的战争体验聊。

我父亲在日本战败前后，因为从事自北海道引入药草的工作，某次搭青函渡船时遭到美国军机扫射，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不过这种话题只会在闲聊时附带一提而已。我自己也几乎没说过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因为我回国没多久就明白，不管如何说明，其他人仍然无法理解这类话题。

“今枝火腿”除了办公室兼店铺的楼房外，在距离新潟市不远处还有一块三十米乘以三十米大小的土地，这里就是公司的小工厂。因为必须出货给美军，所以卫生管理相当彻底，地板铺上水泥，机械设备也都是现代化的生产器材。为了生产烟熏火腿，还设有专门的烟熏室，工厂监督们也都穿着白袍。在工厂内工作的工人，大都是新潟当地居民，男男女女都忙于工作。战争之前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没吃过火腿，即便在战前日本高速发展期，大概也只有鱼肉火腿比较普遍，从这点看来，战争结束后就开始生产真正的火腿，也算相当前卫的尝试。预测到美军的需要与日本民众战后饮食习惯的变化，这家公司可以称得上是创业投资公司（venture company）。

处理办公室业务时，偶尔会收到法兰克福香肠的样品。谦二本人也没尝过这种食品，但也不排斥尝试，吃过之后甚至觉得相当好吃。这些香肠火腿在当时都属于高级品，以谦二的薪水还购买不起。不过销售状况似乎相当好，工厂几乎是不停运转地拼命生产。

与工厂的繁忙相对照，办公室员工的工作就显得有点诡异。谦二说：

我的工作，就是为了逃税制作两本账册。至于曾在银行工作过的那位员工，大概十点半上班，傍晚露个脸后便下班。他的工作，是从A银行户头领出款项，再存入B银行户头。之后再由B银行领款，存入A银行。这么做可以增加实际交易业绩，能够帮公司获得更多融资。不过公司仍是负债累累，这些不过是让经营上更好看的粉饰工作。

不怎么工作的白领阶级，与拼命工作支撑他们的蓝领阶级，这种组合正好反映出战争之前日本的身份歧视的状态。在江户时期，农民的劳动时间从黎明到日落为止，大概十到十三个钟头（冬天与夏天有所差异），与此相对，在萨摩藩服勤的武士，工作时间大约三小时。明治维新之后，仍然沿用这种“武士工作时间”的旧习，废藩置县后的政府部门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即便到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采用八小时制度后，夏季午后仍带有午休时间。[2]

在这种习惯之下，工作时间短却可领取高薪资的“官员大人”生活，一直是小老百姓羡慕的对象。二战之前承续政府部门工作形态的许多大企业，不仅在白领与蓝领的待遇和工作形态上采取不同安排，甚至连进公司走的门都不同。二战之后劳工运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撤除这种“歧视待遇”，这点就如同我们描述谦二为富士通信机工作时提到的一般。

其实这个时期，一些本身没有技能、只依赖既成秩序生活的白领阶级，也开始尝到地位没落的经验。日本战败之后记载自身地位没落的回忆录，大多都是由都市中产阶级与他们的下一代写成。

在这种状况下，自一九四九年三月起，日本开始采取被称为“逃逸线”（Dodge Line）的金融紧缩政策，经济因此进入不景气期，原本大量雇用归国复员者的企业，开始整编、裁撤冗员。

谦二也收到富士通信机寄来，说明希望他自行退职的信件。当时面谈后请谦二回家等候消息，却再也没来消息，负责人摆明了要弃谦二于不顾。谦二心想“反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就答应了离职。公司虽然也支付了退休金，但仍依照谦二入伍前的月薪基准来计算，因此这笔金额根本不敷生活所需。

到了四月，这次轮到“今枝火腿”这家公司开始摇摇欲坠了。经营散漫，雇用不认真工作的办公人员，财政上不断以杜撰的账务鱼目混珠，终于尝到恶果。

工厂全面赶工，火腿贩售也很好，但还是发生了薪水迟发的状况。当时我骑着脚踏车去工厂，听到工人们纷纷向我抱怨：“商品卖得这么好，我们也拼了命地工作，为什么薪水还会迟发？”

因为公司经营太过草率，似乎无法长久经营，薪水也逐渐无法正常发放，所以谦二开始找寻下一份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左右，通过工厂中层管理人的太太介绍了一个新潟市内证券公司的工作，谦二再度以办公人员的身份就任于该公司。那位太太也是从中国东北返回国内的人。

只不过，虽说是“证券公司”，但只是大战之前日本传统股票中介的“株屋”，换个名称继续营业而已。在新潟有处理稻米行情的证券交易所，有不少“株屋”就是专门在处理此类稻米交易行情。

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株屋”的“社长”个人家中，里边座位上坐着生病中的社长，社长座位前到屋子廊缘之间有块泥土地面的“土间”，空间里排放着掌柜、采购、联络人以及事务员谦二等人的桌子。掌柜负责判断米价行情，把指令发给派遣到证券交易所的采购，由他进行交易。介绍谦二这个工作的“今枝火腿”中层管理人的太太，也在这家公司担任办公人员。

八月前后，因为与公司的社长吵架，谦二便辞职了，他说“吵架理由已经忘记了”。在同一家公司长期工作，按照年功序列领取薪资的现在日本企业制度，当时仅限于一部分的大企业办公人员与政府部门的职员。对工作再久也不会调涨薪资的中小企业员工而言，与公司之间发生不愉快便走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更何况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公司也不多。

下一个工作机会还是通过“今枝火腿”的工厂去寻找。当时谦二在同父异母的姊姊家中吃过早餐，拿着午餐便当，便到处去找工作。因为与火腿工厂的工人们还算意气相投，辞职之后还是得以进出工厂。工厂一直有相关买卖的从业者出入，等于是一处情报交换中心。

在该处，谦二与卖猪给工厂的中介交情还不错，之后开始帮着这位牲口中介做起生意。牲口中介是采买牛、猪的中介买家，他们前往农村采购牛、猪，之后运至屠宰场处理，再卖给肉店或工厂。

谦二跟着牲口中介四处前往农村与屠宰场。这个牲口贩子会看准农家不注意的时候，在测量重量的砝码上涂抹牛粪，让牛只重量看来较轻，趁机贱价购入。另外他们也在屠宰场前的水池，用水清洗解体后的动物内脏。在“今枝火腿”工厂为了制作火腿或香肠，会将内脏翻过来彻底清洗，但在进货的时候，这些货品均已在屠宰场中做过简单的初步处理了。

牲口贩子除了在各农村走动，其间的空闲还会兼差当黑市买卖的助手，帮忙搬运黑市稻米。即便其他物资逐渐开放自由买卖，但政府依旧管制稻米的流通。

虽说是黑市买卖，不过就是从荻川农村的农家买米，拿到“今枝火腿”工厂贩售，只有这种程度而已。新潟车站的月台上有经济警察监视，所以背着装了米的背包时，也不能让人看来觉得很重，得假装背包很轻盈的样子。对于这种小规模的黑市稻米，警察原本就不会一一取缔。毕竟光靠国家配给的稻米额度根本活不下去，警察们也理解民众们的苦处。

一九四九年十月左右，在牲口贩子的斡旋下，谦二干起“坐猪仔”的工作。工作内容是将二十头左右的猪赶上国铁（国家铁道）货车，搭夜车把猪运送到东京。火车货车的单侧架有一块木板，区隔出上下，人坐在上段，下段则放置猪只，所以才被称为“坐猪仔”。

如果猪的状况不好，感觉快死掉时，必须立刻割断猪颈动脉将血放掉，所以要我身上带把刀。因为猪死掉后内脏会迅速开始腐败，那么这头猪只就算浪费掉了。从西伯利亚之后，我已经相当习惯搭货车旅行，但那股臭味与猪的叫声实在太过嘈杂，让人难以入睡。

大约黎明时分，搭载猪的货车便会抵达东京。搭夜间列车打瞌睡时，会被连结器发出“喀呛”的声响惊醒。当列车进入芝浦的支线后，把猪卸下交给东京方面的中介人和他的下属。之后便由中介人将猪送往芝浦的屠宰场。

芝浦的中介人让我到他家休息，洗完澡后还提供早餐，吃完后拿取猪领取收据。中介人的住宅位于屠宰场附近，当时家中还能拥有澡堂，已经算得上惊人的奢华了。从战争期间到战争之后，我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当时只觉得“有钱的地方还是有钱啊”。之后回到新潟，把收据交给牲口贩子，就算完成了一回工作。

在粮食不足与物资统制的状况下，造就了部分物资流通业的商机。此时，“黑市买卖者”便一转升格成为“战后暴发户”。

原本谦二就没打算太过深入这个业界，“虽然做过几回‘坐猪仔’，但都属于牲口贩子临时委托的工作，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这个时期的谦二，只是拼了命地想要赚钱活下去。谦二说：

当时的服装大概就是类似宽松夹克服之类的，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几乎没什么印象。至少几乎没穿过西装。也没有从事过需要先面试才能就职的工作，所以没有穿着西装去面试的记忆。因为生活层面与心理层面都非常窘迫，原本很喜欢看电影，当时也几乎没再看过，也不记得假日的时候干过什么事情。

从早到晚过着这种日子的谦二，一九五〇（昭和二十五）年正月回到家中，请父亲雄次帮忙介绍工作。谦二自己说：“当时心想一直帮牲口贩子打工，也不是个办法。”在此之前的工作，都是靠自己的人脉，或者偶然间找到的，这是第一次通过父亲介绍工作。

这份工作，是因雄次的外甥正好在龟田的点心店工作，所以介绍谦二也到那边“修业”工作。“父亲只有小学毕业，从没想过靠学历就职，加上战争之前有句俗话说‘做餐饮绝对不会失业’，我自己也是听外祖父这种论调长大的，因此便接受了这份工作。”

雄次在龟田的妹妹，育有四个儿子（雄次的外甥）和一个女儿（雄次的侄女）。四位外甥当中，长男在战争中死亡，次男已经结婚，经营一家点心店。三男从战地回家后，便娶了长男的遗孀，继承家业，继续经营脚踏车店。另外尚未独立成人的四男与最小的女儿，则与三男一家一起生活。

谦二的妹妹秀子，一九四九年三月从新发田的师范学校毕业，成为新式中学的教师，并前往龟田就任。于是便在雄次外甥，也就是那位继承家业的三男家中住下。谦二也住在此处，并到次男的点心店工作。

那位三男的住处是幢旧宅邸，房间数量较多，但除了三男夫妇与他们两个孩子外，再加上四男与小女儿，以及我和秀子，算算也挤了八个人。三男与长男遗孀结婚，是为了存续家名，过去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在龟田这地方，称此种状况为“名折”[3]。

那家点心店的外甥，会自己制作内馅。当时砂糖价格仍高，所以他混合使用了称为甘精[4]的合成甘味料，因为混合比例掌握得宜，味道颇获好评，连近郊的商店都会来订货。因为这家点心店需要人手，所以谦二才能前往就职。话虽如此，谦二说：“那根本称不上什么就职，不过就是以二十四岁的‘高龄’，为点心师进行‘奉公’[5]服务罢了。”

谦二在该店，花了大约半年时间学习揉捏糕饼内馅与豆沙包的外皮，积累自己的修业。可惜这个职业也未能持续长久。

那个外甥酒品很差，而且每天都要喝酒。喝的量愈来愈多，最后从白天就开始喝得醉醺醺，喝到酩酊大醉之后就倒下，一整天都在睡觉。等到酒劲过了，酒也醒了，又开始下一轮，从头喝起。逐渐地连工作都无法处理，最后甚至妄想我与他的太太“有染”，到处乱说，结果我在割野的父亲还特别训斥了他一顿。当年因为年长者还具有相当权威，外甥嘀嘀咕咕地向我道了歉。不过这种情况委实令人不悦，当年五月，在取得父亲谅解之下，我便辞掉了这个工作。

无计可施的状况下，谦二只好前往职业介绍所，通过介绍所觅得一个小制版公司的工作。当时出版业正值复兴时期，制版公司的效益相当不错。这家制版公司有三个职工，谦二担任办公事务员，加上社长，这次又进到一家全公司只有五个人的小企业。

谦二搬进制版公司的二楼居住，每天自己做饭。因为是制版业，为了使用药品与火，所以备有自来水、瓦斯与淋浴间。“全部的家当只有棉被、少许衣服、锅与稀少的餐具而已。房间的角落塞着纸箱，里面不知装着什么。虽说自己做饭，不过就是煮点味噌汤而已。”

只是，在这家公司也无法专心担任事务员工作。社长企图扩大燃料业的业务，比起办公，更多时间都在忙于燃料业务。因而谦二还得兼任外送薪炭与采购燃料的业务员，甚至为此还取得了机动脚踏两用车的驾照。骑着小摩托车，上边堆着一俵[6]、有时候甚至是两俵的木炭，到处送货。

在这个时代，进入类似谦二就职的这种三十人以下的小企业，如果工作量上无法达到让公司会计整天埋首于办公桌的程度，那么让企业仅就会计业务便支付一个员工薪资，是绝无可能的事。而一整天都可以处理办公桌业务的工作，只有在大企业才看得到。

另外，谦二回国后的就业过程中，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时刻成为政府统计上的“失业人口”。离职之后总是很快就找到下一份工作，利用职业介绍所，也只有一九五〇年进入制版公司就职这一次。

二次大战结束时，日本总人口约有七千七百万，其中一般劳动力约有三千三百万人，军队约四百万人。日本刚战败的这段时期，归国复员军人、军眷、从国外撤回者，以及被军需工厂大量解雇的人，总共高达一千万人。即便如此，却没有出现失业人口暴增的事态。一九四六年四月这个时间点上，一整个月完全没有工作的失业者，统计上只有一百五十九万人。

日本失业率低于其他先进国家，原因大概是拥有大量自营业、中小企业，以及被称为“家政助手”的工作，这些公司及行业吸收掉市场上过剩的劳动力。因为没有失业保险保护，可以说许多人不得不找临时工作过渡，或依靠家庭照顾生活下去。

经济学者东畑精一与野村正实认为，这种状态与先进国家的“完全雇用”不同，主张应该称之为“全部雇用”来做出区别。[7]日本的失业率，即便在谦二为了生活苦战恶斗的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也呈现出未达百分之一的状态。

三、无论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

不只谦二，他周遭的人们生活都非常窘迫，大家几乎都没空谈有关政治状况的话题。虽然如此，谦二也不至于与当时政治状况毫无关联。

谦二还在“今枝火腿”上班的一九四九年二月，占领军美军寄来一封传唤信件。谦二从西伯利亚返国抵达舞鹤时已经回答过美军有关赤塔周边苏联军事设施的询问，这些人当中，有时为了确认当时记忆是否正确，会再次召集一部分人进行问话。谦二回国之后，也好几次都发觉，自己的信件有遭占领美军检查的痕迹。

传唤的信件中附有占领美军发行的乘车通行证。战争之后日本国内运输力不足，物资运送不及，许多都市居民都得搭国铁火车到郊区购买食材，有段时期处于列车老是客满、车票也难以入手的状态。不过许多时候列车会加挂占领美军专用的客车，而这些车辆往往都还有空位。谦二拿到的乘车通行证，虽然只是普通的三等车厢车票，不过也是张前往东京的免费车票。

他靠着这张车票抵达东京，前往占领军接收的丸之内邮船大楼报到。日本邮船大楼，是日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景气时盖起的大楼。

他被带到房间内，日裔第二代的负责官员开始询问，给谦二看赤塔建筑物的航空照片、苏联军装的图绘，问他穿着什么军装的人会进出哪些建筑。询问口吻很温和，并不让人感到恐惧。因为从各地征调不同战俘营的人聚集一处，偶然遇到当时一起拘留赤塔的人，还稍微交谈了几句。

趁着这次到东京，他也造访了早实时代的朋友。一位与他同期进入富士通信机的同学，转职到占领军相关工作。当时通货膨胀相当剧烈，大家都说那是一个做黑市买卖比当白领还赚钱的时代。

这位同学与谦二同年，已经结婚并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女儿，有点沧桑感。谦二并没有与同学进行太深刻的谈话便道别离开，通过当时占领军于主要车站都有设置的RTO（铁道输送事务局）引导，搭上还有座位的蒸汽火车，返回新潟。

谦二回国后，偶尔仍会阅读新闻。雄次家中订阅的是《读卖新闻》，不过谦二不常在家，大多是在工作场所阅读。他外出到新潟市或龟田任职时，也没余钱可以自行购买报纸，而是在上班场所等处阅读。

虽说有看报纸，但当时谦二并没时间能够仔细阅读。对当时知名的下山事件（国铁总裁下山定则遭谋杀）或松川事件（东北线松川附近列车疑遭破坏出轨）报导，他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关心，但也仅止于此。“中学时期开始关心国际情势，比起内政新闻，我习惯先阅读国际消息，与战争之前相比，新闻显得自由得多，外电报导增加是好事一件。”

这个时期的选举大概都投给谁，谦二也不太记得。他说：“大概是共产党，或者是社会党吧。并非对政治完全不关心，只是没那份余裕。内阁如何轮替，那完全是上位者的事情，跟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

谦二所在的选举区位于新潟一区，但不管自由党、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选举运动，他几乎都没有留下印象。他曾经看过已经成为教员的妹妹秀子，在“教员组合”的动员下，为了支援选举而走上龟田街头的状况，不过并没有特别的感想。

只是，虽然投票给共产党或社会党，但谦二说那“也不过是为了牵制保守政党而已”。

我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不抱什么幻想，因为自己在苏联看过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比起苏联，还是觉得美国比较好。

但最敬谢不敏的，还是大战之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政坛的保守势力，完全不考量战争责任，我自然不会投给他们。所以不管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都好，只要不是保守政党我就投给他们。投票给这些人后，心想无论如何他们也无法取得政权。一九四九年一月的大选，共产党“跃进”三十五席，取得这种程度的席次，大概也无法改变整个大局。

另外谦二说他对日本国宪法也不太关心。

可能是因为公布宪法时我人也不在国内吧，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既没读过宪法，对宪法也没什么记忆，周围也没人在谈宪法，说到宪法，大概就是，喔，“那又如何？”的感觉。总之不会成为吃饭聊天的话题。

实际上，谦二的说法，正是当时一般民众的反应。在日本共产党主导的一九四六年五月“粮食国际劳动节”中，游行标语牌上出现过一句知名的诉求“先给米饭再给宪法”。

总之，共产党反对留下天皇制与容许资本主义的宪法，社会党则有不少议员认为社会福利规范不足，抱持需要改正的意见，而所谓的“革新阵营”则揭起“护宪”大旗。但这些讨论要引起广泛的关心，大约得等到一九五〇年之后了。

比起这些，当时谦二更关心的是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战争问题。“我其实不太关心国内政治新闻出现什么冤狱之类的报导，不过报纸上刊登有关东京审判的判决消息，倒是会去理解阅读。”

A级战犯的那些人，在审判上遭受那些判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发动战争，把父亲与外祖父母的生活搞得一团混乱的家伙，绝对不可原谅。什么广田弘毅身为文官与其他战犯不同，我认为问题根本不出在这里。但对于不追诉天皇责任，却怎么都不能理解。

因为生活压力所迫，几乎没有机会与他人谈起战争体验，但对自己体会过的战争真相，谦二一贯都保持关心的态度。从西伯利亚回国之后，最初买的一本书，是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费尔德（James A. Field）所撰写的《雷伊泰湾的日本舰队》（日本弘报社，一九四九年）。

生活上没什么余裕，本不应该买书这类东西。但对于把自己、外祖父母与父亲都卷入的战争，无论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因为在战争中政府只发表虚假的资讯，完全无法得知战争实际状况，所以更加令人想要搞清楚。

雷伊泰湾的海战，是自己被征兵之前印象最深刻的战争，甚至还发动提灯笼游行庆祝胜利的事情。我不想阅读日本人所写的那种充满英雄主义的故事，只想阅读书写客观事实的书籍，所以才买下费尔德的著作。之后，也在书店站着阅读，陆续看了一些书。

读到吉田满的《战舰大和的末日》，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谦二读到的，是刊载于一九四九年《沙龙》杂志六月号，改以新日语假名排版的《军舰大和》版本。

《战舰大和的末日》是服役于大和号的少尉吉田写下自身经历的作品。原本以日语的文言文体写成，预定一九四六年刊载于《创元》杂志，但因为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检查而被全文删除。这个文言文版本，在一九五二（昭和二十七）年占领期结束后，由创元社以单行本方式出版，不过在这之前，有另一个把可能会遭受检查的部分删除后修订发表的版本。而谦二所阅读的正是这个修订版。

自己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听说日本有大和与武藏两艘巨大战舰的传闻，连存在都是一个机密，因此它们何时沉没于何处，就更无法得知了。虽然阅读了记载大和沉没前最终情况的文章，但却是刊登在所谓的“廉价庸俗杂志”上。会在这种娱乐杂志上留下战争记录，也确实相当令人吃惊。

我认为作者把自己当时的意见如实陈述，同时也站在战争结束后的立场，提供客观思考的观点，确实具有相当价值。书中有记录到，大和沉没之前，为了尽量修正船舰倾斜的状况，在没发出避难通告的状况下向轮机室灌注海水，造成轮机员死亡的状况。事后似乎有人批评，提出高层这么做导致士兵死亡竟然未遭斥责的说法。但身为舰桥士官，这道指令感觉上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命令，所谓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世界。

这个时期，虽然对苏联与西伯利亚有所关心，却没有深入思考的余裕。但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仍觉得“果不其然变成如此”。谦二在西伯利亚时期读过的《日本新闻》中，有幅漫画描绘蒋介石政权接受美国援助不断吞入美金，但却没有下半身可以消化，结果纸钞只能不断从身体中掉落出来。

一九五〇年起，日本共产党转为地下活动，因为活动方针不同而形成分裂。此事件肇因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针对日本共产党采取和平革命路线而进行的批判。

因为我自己关心苏联相关事物，所以当时也读了这篇批判文。文中指名野坂参三，且用了许多不该对人使用的污秽字眼进行批评，实在非常恶劣。这不禁让我想起西伯利亚时期的民主运动，让人心生不快。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想，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了。七月左右，有一篇美国记者写的通信社新闻报导，说美军先遣部队以反坦克火箭攻击朝鲜军的T-34坦克，却完全起不了作用。读到这边，立刻想起在苏联见过的T-34坦克。”

九月之后美军自仁川登陆，正式介入朝鲜战争。朝鲜军完全败退，眼看大势即将底定，十月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加入战局。此时新潟到处流传着“美军将被迫撤退”的流言。因为“朝鲜战争特别需求”而喧嚣说经济有所好转的状况，谦二的亲身体验是，“完全感觉不到景气有好转的现象”。

为了填补原本驻扎日本的美军被派往朝鲜半岛后的空缺，GHQ在八月发出政令，开始募集警察预备队（日后成为自卫队）。“所谓的警察预备队，任谁看了都会觉得那就是军队。因为自己遭遇过军队与战争的悲惨状况，认为没有军队才是最好的，所以对警察预备队的成立感到很不开心。”虽然谦二的生活很艰苦，却“从未想过要加入预备队。到现在还要回头去加入战争，根本不可能。不想再次经历那种处境”。

朝鲜战争开始之后，可以看到占领军的方针有了重大改变。在此之前军国主义者与战前统治阶层都无法担任公职，在这之后改为针对共产党员、同情共党的公务员与大众媒体，以及工会进行“清共”活动。谦二说：“想起西伯利亚时期，知道美国容许共产党存在，感到美国仍算是个宽容的民主主义国家。这样的美国竟下达赤色整肃指令，实在令人不敢苟同，但既然是占领军的命令，日本也无法违抗。”

在这种环境中，一九五〇年秋天，谦二遇到了新潟市内的共产党员，而且变为好友。

忘记是在什么状况下遇到的了，大概是工会的运动家之类的，说起新潟市能有工会的大企业，大概只有新潟铁工或日本轻金属吧。可能是这个圈子的劳工运动家。

年纪比我大四到五岁，大概三十岁，感觉是个好人，就像哥哥一般。我说自己曾在西伯利亚接触过《帝国主义论》，对方便说自己家中有这本书，愿意借给我。当我前去借书时，对方刚好出门，是太太出来迎接的，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突然跑来借书，确实让那位太太相当警戒。书借到手后总算读过了，但内容过于艰涩而看不懂。

虽然跟这个人合得来，但他找我去参与活动时我总是不参加。关于政治活动，因为吃过西伯利亚民主运动的苦，不想再有所瓜葛。再也不想遵从上面的命令了。

谦二讨厌苏联，也不喜欢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想法下，其他人或许从中国军队介入朝鲜半岛造成冷战态势的现实面来思考，认为不得已的状况下日本可能需要再次军备化，但谦二却不这么认为：“脑袋想法干脆，一刀两断的人，或许会这么想；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从来不是明确的二者择一的状况。会这么想的人，都是远离社会现实的人，只有他们才会冒出这种想法。”

虽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更不愿意见到战争与再度军备化，这便是谦二的想法。从结果来看，这恐怕与当时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意见相一致。

进入一九五一（昭和二十六）年后，二十五岁的谦二遇到了一个转变。谦二在制版公司的送货业务仍然持续，但一九五〇年的冬天，他感冒了好几回，身体微微发烧，一直无法退烧。一九五一年一月，因为病状一直没有好转，只好请假前往镇上诊所接受诊疗，镇上医生介绍他转诊到新潟大学医院。在该处，谦二被诊断出罹患了肺结核。

收到通知时，实在太过震惊，眼前一片灰暗。哥哥、姊姊都因为结核病而陆续过世，心想：“唉，没想到最终我也罹患结核病。”内心自忖，或许是因为一直忙于工作，没有好好吃饭的关系吧。

新潟的制版公司工作只好先办理停职，回到位于割野的雄次家。经过三个月的自家疗养后，六月进入位于新潟县内野町（一九六〇年合并于新潟市）的国立内野疗养所。此后到一九五六年为止，大约五年的光阴，谦二都耗在这个疗养所内。

[1] 菊池育三，《巴西的小野田宽郎谈日本国无责任论》，《朝日期刊》，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号。

[2] 铃木淳，《二つの时刻、三つの労働時間》，桥本毅彦、栗山茂久编著，《遅刻の诞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時間意識の形成》，三元社，二〇〇一年。

[3] 译注：名声折损，带有丢脸之意。

[4] 译注：dulcin，乙氧基苯脲。

[5] 译注：见习帮佣。

[6] 译注：一俵为六十公斤。

[7] 野村正实，《雇用不安》，岩波书店，一九九八年。

第六章 结核病疗养所

一九五一年一月，谦二被诊断出罹患结核病。这跟自己过往的体质可能多少有关，但从战争期到战后的营养不良与过度劳累，恐怕才是最大主因。

谦二说这是“人生最失落的时候”，从二十五岁确诊之后到三十岁为止，谦二都在结核疗养所中度过。

一、失去一半的肺叶

谦二被告知罹患结核病后，向新潟市的制版公司办理停职，回到位于割野的雄次家中。接着申请进入国立的结核疗养所，入所前先在自家过了约三个月的疗养生活。“父亲从过去就沉默寡言，当告诉他自己患病的时候，他也只说了一句‘这样啊’，之外就什么都没多说了。”

谦二给住在冈山的伊七与小千代送了封信，之后才听说当初信送达后，该封信也让居住在主屋的大家看过，每个人都叹息“这该怎么办才好”。“寄托给伊七与小千代的外孙们都患病过世了，最后活着的一个，好不容易才从战争中活着回来，结果又染上结核病。似乎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在割野时，谦二每两周到附近的诊所去看一次医生，进行气腔疗法。所谓气腔疗法，就是从体表插入针头，在遭结核菌入侵的肺叶与肋膜之间打入空气，把病灶连着肺泡一起销毁的治疗法。那个时代肺结核的特效药还未普及，治疗手段也很有限。谦二周围有的治疗方法，除了补充营养、静养、转移到疗养地之外，就剩下外科手法。

当病情较稳定时，谦二会到附近散步，让身体活动一下。不过当时，特别是在乡下地方，大家都把结核病当作“绝症”，深感恐惧。附近的农民害怕遭传染，都不敢接近谦二。谦二无可奈何，只好在自家门前的河堤上沿着河川步行。“走在河堤上，从旁经过附近居民聚集处，之后就被父亲警告‘不要太接近那些地方’。因为附近的欧巴桑（大妈）告状说‘小谦铁青着脸色，让人毛骨悚然地走过去’。”

一九五一年六月，谦二搬入位于新潟县内野町的国立内野疗养所。新潟县也有属于基督教会系统的民间疗养所，但位于内野与柏崎的则是国立疗养所。

其中柏崎疗养所的前身是设立于一九三九年的战伤军人新潟疗养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移管给厚生省，改为结核疗养所。而内野疗养所则设立于一九四一年，原本为新潟县立结核疗养所，一九四七年也移管给厚生省。换言之，在二次大战的“全面战争”之下建造起来的医疗设施，成为二战之后结核疗养所的缘起。

在结核病疗养所中（一九五一年摄）

不管是内野还是柏崎，都是不具产业的地方。其中柏崎与青森县下北半岛并列，日后吸引了核能电厂与自卫队基地来此地建置。

结核病疗养所属于“不受欢迎的设施”，大家都不希望设立在人群聚居的地方。内野疗养所靠近海岸边，远离农村，是一处只能看到沙滩与远眺郁金香花田的偏僻处。

附近的农民任谁都不愿靠近疗养所。渔民偶尔会来卖鱼，不过都一副不想被人看见的模样，掩着鼻子，一种为了赚钱不得不来卖鱼给结核病患者的感觉。患者们也从窗户递出锅，借由锅取鱼完成交易。

前往疗养所时，谦二与父亲二人搭着“越后线”，从内野站下车后步行约十分钟，便抵达疗养所。谦二对父亲说“那我进去了”，雄次只回了一句“知道了”。

谦二说“疗养中的医疗费怎么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一九五〇年五月日本修改了《生活保护法》，一九五一年三月修改了《结核预防法》，此二法修正都影响了谦二的境遇。

《结核预防法》制定于一九一九（大正八）年，自一九五一年修正后，基本方针改为禁止结核病患者就业，并要求进入疗养所。为了避免传染给周围的人，都道府县的知事禁止结核病患者就业，并下令患者必须进入结核疗养所。

入疗养所后，除非医生认定已经痊愈，否则禁止离开。相对的，进入疗养所的患者其诊察、治疗费用，如果监护人提出申请，全都由道府县政府负担。

这种将患者隔离收容与扶养的原则概念，几乎与一九五三（昭和二十八）年制定的《麻疯病预防法》一致。与二战前必须自行负担治疗费用的结核患者状况相较，病患的经济状况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另一方面，遭到社会隔离的病患陷入“养到死”的状态，经过数年的长期收容后，逐渐丧失社会性。疗养所内的人权状况逐渐成为问题，一九九六年先废止了《麻疯病预防法》，二〇〇七年则废止了《结核预防法》。

谦二记得为了支付疗养所内的生活费，接受了政府的生活救济补助。一九五〇年修改后的《生活保护法》新设了国籍条件，必须拥有日本国籍才能获得救济补助，同时废止不保护品行不良者等不合格规定，采用扩大救济范围的方针。实行此一修正案的一九五〇年，厚生省年度预算的百分之四十六都花在支付生活救济补助上。

谦二接受生活救济补助获得的生活费，依当时规定为每个月六百日元。冈山疗养所的结核病患者朝日茂认为该金额侵害宪法第二十五条“享有健康而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权利”，于一九五七年提起诉讼而广为人知。

在这项诉讼中，依据原告的主张，每个月六百日元连购买营养补充食品的生鸡蛋都不够，一年买不起一条内裤，两年买不起一件内衣。这个被称为“朝日诉讼”的案子，于一九六〇年一审判决被告方胜诉，一九六三年二审时遭驳回，一九六四年最高法院因原告死亡而裁定诉讼终了。

谦二说：“有关朝日诉讼，我是一九五六年出院之后才从报纸上得知。提出诉讼应该是必然的，我自己在疗养所时，没扔过一件衣服，必须保留一直穿用。”针对如何利用生活救济的过程，谦二则说：“我不记得如何得知这套制度，医生不至于说明到这种程度。或许是在确诊罹患结核病的新潟大学医院窗口得到介绍，也有可能是地区的民生委员会告知的。”

在疗养所大概有四百名患者，六栋病房，编号上避开不吉利的“第四病栋”，第一到第五栋属于旧大楼，第六与第七栋则新盖好不久，恐怕是因为《结核预防法》修正后，面临可能会增加隔离收容的患者，作为对应处置的一环而增建病房大楼。谦二迁入的便是新建的第六栋。

谦二在战争之前曾为了探望哥哥辉一去过一次结核病医院。当时负责照护病人周遭事务的“护理妇”（大多是中年女性），一般而言都是患者自行付费雇用的。制度变革后，在内野疗养所中不容许私人付费的护理妇，改由护士巡视病房。

病房为八人房，与谦二同寝的患者，计有两名教员、两名警官、一名劳动基准监督官，以及两位其他病患。其他的病房也类似如此，在第六、第七栋新设病房中，大部分都是教员与公务员。疗养患者年纪大多在三四十岁，像谦二这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并不多。

日本的社会福利行政，采取由个人提出申请后才能利用福利制度的“申请主义”，只要不知道资讯，没有进行申请，即便有这套福利也享用不到。内野疗养所中教员与公务员占多数，原因之一可能是公务员们更容易接触到这些新制度的相关资讯。没有这些公家机关资讯网络的贫困者，时间与生活上都缺乏余裕，即便国家有这套制度，许多人也不知道相关的利用讯息。

谦二进入疗养所之后，大概接受了一年左右的PAS（对氨基水杨酸，Para-Amino-Salicylic Acid）与Tb1新药治疗。PAS容易造成胃肠不适的副作用，不舒服时只能先停止服用，等副作用过去了再重新开始。

谦二进入疗养所的初期，正当结核病治疗的摸索阶段。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作为特效药的抗生素链霉菌素（Streptomycin）开始临床应用，但在此之前只有类似PAS之类的化学药剂运用于治疗。

以盘尼西林为嚆矢的抗生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开始采用。抗生素与雷达一样，都是同盟国的新技术，在伤兵治疗上发挥了绝大效用。盘尼西林在二战之后也在民间使用，在战争中的一九四三年分离出了链霉菌素，并在战后上市，成为有效对抗结核菌的抗生素。但在一九五一年的日本，此药品仍属于贵重药物，谦二说“不可能轮到我这种偏远地区的贫困患者”。

谦二吃了一年左右的化学药品，缓和了病情的进展，并在一九五二年接受了胸廓成形外科手术。此手术使用与气腔疗法相同的原理，与利用链霉菌素等内服药杀死结核菌不同，而是把遭结核菌入侵的病灶以外科手术的方式完全去除。

因为与气腔治疗类似，应该从过往就有这种手术的想法。恐怕战争中外科手术更加发达，而因为利用抗生素可以有效阻止感染化脓，医生得以施行更大型的外科手术，类似去结核菌的大手术也得以实现。

只是，去除遭结核菌感染的部分，自然会缩小肺脏，降低肺活量。患者术后体力必定会减弱。外科手术中必须切除肋骨，当病灶肺叶去除后，只会再生如细枝般的细骨，结果便是在患者背部留下大片伤痕，并且导致身体歪曲。

换言之，接受外科手术，等于只能剩下一片肺叶。即便如此，这仍然可以治疗被称为绝症的结核病。

接受手术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自然知道。但在医生的推荐之下，为了让病情有所进展，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同意接受手术。这项手术只采取部分麻醉，且切除七根肋骨，右侧肺叶几乎全遭摘除，当医生拿着锯子切割肋骨时，实在痛不欲生。

对医生而言，这等于在尝试新的疗法，带有一种实验的性质。因为只有部分麻醉，所以手术中可以听到医生们的对话。前辈的医生们，对施行手术与旁观的后辈医生们说：“这样子可不行！”有许多指导性对话。如果支气管已经遭到结核菌侵袭，即便动手术去除病灶，也不具什么意义，因此在手术之前得先使用金属内窥镜插入支气管内检查。这也是个不怎么灵光的年轻医生，一边听前辈的指导一边操作，弄得我又呛又痛。

顺带说明，从隔年开始，可以切除更少的肋骨便完成肺叶切除手术。之后抗生素上市，便无须再使用此类手术。这项手术等于是“昙花一现的治疗法”，只有一部分的人在短暂的几年间接受过这种外科治疗。其中在日本最有名的，就是饰演电影《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

即便出院回到社会上，受过这项手术的人，一看便知。一侧的肺叶遭到摘除，该侧的肩膀下垂，另一侧的肩膀也稍微提高。在我待的疗养所，大概是我接受完手术后的第二年，才开始出现链霉菌素治疗。如果抗生素治疗早一年出现，我就不需要接受这项手术了。

手术之后，耐心服用PAS与链霉菌素。疗养所每个月都会定期对病患采痰培养，检查是否仍存有结核菌。如果一整年都没检查出结核菌，大概就可以准备离开疗养所。

手术后的谦二，身形已有了改变（一九五二年摄）

可是如果仍然带有结核菌，根据新的《结核预防法》，不论过几年都无法离开疗养所。而手术后过了半年左右，谦二的痰里又验出了结核菌。

即便摘除了肺叶，仍检验出结核菌，等于说这次的手术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医生安慰说：“耐心地继续治疗吧。”当时意气非常消沉，之后除了一边疗养，继续服药，等到结核菌完全消除之外，别无他法。

二、最难熬的时期

此后直到一九五六年出院为止的四年期间，对谦二而言是“最难熬的时期”。一方面也是生活实在过于单调，“疗养过程中的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那是一辈子最低潮的时期”。

在西伯利亚日子也不好过，但总还有个“如果能回国”的希望。可是在疗养所，即便结核病痊愈，对出院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完全没有展望可言。出了院，既没有技能又没有体力，大概只能当个坐办公桌的办公人员。

而且在西伯利亚，大家都有同样的境遇，有股同样身为俘虏的连带感。但在疗养所因为患者的症状各有不同，我与公务员和教员的社会身份地位也不同，完全没有连带感。当被检验出仍带有结核菌时，也没有人过来说句安慰的话，也不曾一起讨论过出院之后如何回归社会才好。因为众人的境遇皆不同，所以无法找出共同的话题。总之大家都避开太深入的谈话，在疗养所也没有亲近的朋友。

疗养所的日常生活，早上起床用餐后，便在床上静养，或者做一点轻微的运动，都是一些病人理所当然该做的事情。因为不可以离开疗养所，所以也不能到附近散步。要说有什么特殊活动，大概只是次数极为稀少，在疗养所办个烟火大会而已。

虽然有自由时间，但疗养所图书室的藏书，只有俳句或人生训示之类的书。即便自己想购书，可是只靠一个月六百日元的生活救济费，根本买不起。印象中自己只好找便宜的二手书广告，买了一本高杉一郎写的《极光的阴影下》，还记得那是一本讲述西伯利亚拘留经历的书。

医院供应的餐点，都是在自己的床上食用。这也属于治疗的一环，免费提供，营养上应该算是充足，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谈不上美味，但感觉上比在割野自家吃的还好些。大家都希望吃点比医院食物味道更浓的食物，有些人趁着五点之后医生与护士不在的时间，瞒着留守的护士偷偷在中庭烤鱼来吃。我想大概是自费从渔夫那买来的，似乎有些人的老家也会送来农产品。

病房也有报纸，通常是一份普通报纸、一份体育报纸，由病房的八个人共享。不过谦二说：“那时期的新闻大都不记得了，有印象的大概只有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休战而已。”

在谦二接受手术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举行了旧金山和会，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但谦二也印象模糊。

我能够理解主张全面讲和的人的心情，但整个讲和会议的结果，还是给人“这大概就是底线了”的感觉。关于安保条约，我周遭的人都是一副不太理解的样子。但是发生了朝鲜战争，整个情势看来美苏之间的全面战争似乎也不可避免。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弱小的日本不论再如何挣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吧。

病房有个人专用的矿石收音机，为了不在病房中发出声音，得戴上耳机听。谦二听的大多是NHK的广播，特别是落语类（日本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与中国传统单口相声类似）的日本相声节目，谦二相当喜欢落语，住在中野时还曾经去“广末亭”听过现场表演。

当时听过《寻人》这个节目，主要是在寻找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亲属。但当时并不想深入思考这些事情，大部分时间还是听《话之泉》或《二十扇门》这种娱乐节目。

有个叫作《S盘Hour》的节目，自己大概有十年没听过娱乐音乐了，因为从战争期开始到战后这十年期间，几乎都没接触过娱乐性音乐，听到时觉得战争结束后受到美国影响，连轻音乐的调性也产生了变化。

当时谦二留下一张照片，是他在病房中弹吉他的样子。弹奏的曲子，是二战之前日本的流行歌，古贺政男作曲的《想念你的身影》。“拿着疗养所的吉他，照自己的记忆弹奏，其他病患听了之后说‘出院之后可以去当“那卡西”（流浪歌手），应该可以混口饭吃’。当然只是开玩笑的话。不过当时大家对未来毫无展望，就是到了这种境地。”

父亲雄次大概每隔两个月，会带着鸡蛋来探病，给谦二补充点营养。不过“父子间还是没谈什么深刻的话题。彼此之间也没什么话好说”。而这段时间，雄二的生活却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

正好在我手术期间，妹妹秀子因为某种缘故，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只身到东京去了，而且消息不明。过了大约半年，父亲才跟我说：“等你手术后的这个时机，才告诉你。”大概怕我手术中还挂心，或者因此感到难过吧。可是，父亲在二战之后失去了全部的财产，好不容易从战场回来的儿子，过了两年飘荡的生活，竟然还患了结核病，可即便如此，他却没抱怨过一句话。不管什么事，他总是一口气忍耐下来。

一九五三年年中，在疗养所读到《新潟日报》报导，有些巴西移民短期归国的消息。借此谦二有机会了解姨妈美登里的消息。

如前章所述，美登里是小千代的次女，谦二母亲的妹妹，她在二战之前便跟着丈夫，带着两个小孩移民巴西，但二战之后不管写多少信过去，都没有回音。

根据那篇报导，这些巴西移民回到日本之后，才首次知道日本真的战败了。留在巴西的人，甚至还有些不相信日本战败的消息。通过这个机会我写信给那家报社，请对方如果知道我姨妈的消息，拜托能通知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的人竟亲自前来疗养院拜访。

当时，巴西的日裔移民们分成不承认日本战败的“战胜组”，以及承认战败的“战败组”，彼此之间相互对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战前的“神国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语，导致情报来源有限。在巴西两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激化，甚至发生互相暗杀、袭击的事件。

根据报社的人的说法，美登里的丈夫算是战胜组的领导人，对于日本寄来的信件，都认为是美国的谋略，根本不阅读就直接烧掉。战胜组的人们好像对日本寄来说明战争已经结束的信件，采取不足为信的态度。

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为何美登里一直没回信的理由。我仍拜托报社的人帮忙转达留言给美登里，但之后还是音讯全无。从广义来说，这也是战争撕裂人心的一个例子。

一九五四（昭和二十九）年三月，人在冈山的伊七，因为脑梗塞过世了。当时同住在冈山的亲戚们，写信通知谦二这个消息。

回国后虽然有立刻去见外祖父，但没想到竟然成为最后的诀别。分别之后自己也为了生活精疲力尽，没帮上外祖父什么忙。不过外祖父已经七十八岁，而且战争之前就中风过一次，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能以此高龄过世，也算安享天年了。只有一直没能与美登里取得联络一事，算是最后的挂念吧。

此外在疗养所时代还记得的事情，就是内野疗养所的患者运动。

结核病患者要求改善待遇的运动，在全国性组织的日本患者同盟（日患同盟）领导下进行。该组织团结了过往存在的患者团体，于一九四九年成立了“日患同盟”，因为支援了前述的朝日诉讼而广为人知。

内野疗养所内指导运动的是住在第七栋一位叫作佐藤胜巳的年轻患者。一九二九年生于新潟的佐藤，是在川崎汽船上班的共产党系劳工组织运动家，从内野疗养所出院后，还参与了抵制歧视新潟县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运动。他还参加了帮助朝鲜人返回朝鲜的归国运动，之后因为对朝鲜的实际状况感到失望，因而脱离日本共产党，转而投身帮助营救遭朝鲜绑架的日本被害者运动。

佐藤在疗养所时代，隶属于日患同盟新潟分部。最初他并不显眼，但靠着独特的风采与辩才，成为内野疗养所的患者自治会会长。谦二说：“我还记得佐藤拿着麦克风讲话，以及弹着吉他高唱田端义夫流行歌《归船》的模样。”佐藤不仅制作报纸，还召开患者大会。

谦二受这个运动影响的方面，就是取得了身体残障者手册。除了谦二之外，还有许多手术之后对身体留下影响的人。患者自治会建议他们争取残障者手册，谦二因而也提出申请，得到了第五级的残障者手册（共分六级，最轻微者为第六级）。

原本谦二并未参加运动，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认为“在狭小的疗养所进行煽动演说，根本就像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中进行民主运动一样”。

在疗养生活之中，父亲雄次偶尔会来探病，除此之外谦二没有其他客人。他不参加运动，在疗养所内也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对未来也不抱期望。在都厅上班的早实时代朋友曾经写信来过，除此之外不记得有其他来信。天涯孤独又没希望，问谦二是否想过自杀，他如此回答：“没想过这种事情。不管在什么处境中，人永远会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干出自杀那种事情，实在太对不起父亲了。”

在这样的生活中，手术之后三年之间，验痰时结核菌总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一九五五年起，总算稳定下来，结核菌不再出现，盼到医生可能发下出院许可的时刻。

接着在一九五六（昭和三十一）年五月，谦二终于得以出院。虽然对未来没有任何期望，但“离开疗养所时还是感到非常开心”。

出院者离开疗养所大门时，其他病患、医生与护士们都会聚集起来，就像在监狱里也经常出现的场景一般，大家齐声说“不要再见了”，这种欢送场景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穿着唯一的一套西装，拍一张留念照片也是惯例。出院时并没人来迎接，谦二便自行返回父亲住处。

庆祝出院，特地着盛装拍照（一九五六年摄）

谦二此时已经三十岁了。他二十多岁的这十年期间，就在战争、西伯利亚与结核疗养所中消磨殆尽。

三、无能为力的小市民

接近可以出院的时候，谦二获准外出前往新潟市，可以寻找住处，也能为出院预做准备。但他已经失去半边肺叶，又没有什么技能，对于已经三十岁、不能再自恃年轻的谦二而言，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如何生活下去。

结核病患者当中，有许多出院之后仍因贫困与营养不良，造成体力衰弱又过度劳动，然后复发重回疗养所的“回锅”例子。他们在看不到未来的贫困生活下，过量饮酒，陷入不正常的生活等，结果成为复发的病人。

前述《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出了疗养所回归社会后，便完全戒除烟、酒、咖啡等，用心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谦二也想着，“总之要留心不要复发，万一再次发病，就真的出局了”。“因此之后一边工作一边注意自己的健康，只是许多时候不得已仍得强迫自己，可是肺活量大概只剩两千毫升，只要稍微劳动便会气喘不已。”

虽然领有残障手册，但谦二属于轻度等级，“搭乘国铁超过一定距离后能够获得半价优待，大概就这种程度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处”。顺带一提，谦二这种等级在汽车购置税与汽车重量税上都可以获得减免，不过等到他知道这个讯息，已经是二〇〇九年的事情，加上他之前并未申请减免，所以现在也无法享受这个政策。

出院之后，谦二先到剩下小千代的冈山。这是一趟前往东京与静冈拜访亲戚的旅行。

到东京之后，他先与从新潟移住东京的妹妹秀子碰面。此时秀子已经写信给父亲，并在东京的学艺大学担任职员。

在北海道、新潟、东京之间迁移，小熊家的成员都是所谓的“漂泊者”，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家乡。虽然小熊家的本家在割野，但关系却不紧密。况且新潟没有什么好工作，也无法达成想要照顾雄次的目标。谦二与妹妹商量，希望不久自己也能在东京找到工作，至少可以照顾雄次与继母，全家再次一起生活。

七年之后再访东京，已经看不到战争灾害的痕迹。谦二到东京的一九五六年，流行一句话叫“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因为石原慎太郎的小说而被称为“太阳族”[1]的年轻人受到瞩目，西武、东武以及三越等百货公司都争相在池袋开张。“我已经五年没踏进这个大千世界，宛如浦岛太郎[2]一般。与东京的繁华相较，自己就像是被挑剩的人一般落魄。”

在东京，谦二前往探望曾经写信到疗养所的早实时代的朋友，并逗留了几天。

疗养所待了五年，连社会规则都忘记了，来看朋友连伴手礼都没带，实在是很抱歉。他虽然也遭征兵，但只是在千叶县挖掘了一些本土决战用的战壕，大战结束后立刻复员，并在东京都厅上班。与他相比，自己在西伯利亚待了三年、疗养所五年，好像只在各种拘留所或收容所中生活一般。

东京之后，接着谦二前往静冈，拜访在今枝火腿上班时照顾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姊姊，以及在日本轻金属上班的姊夫。一九五二年日本轻金属在静冈县的清水开设了新工厂，姊姊一家人移居到静冈。在姊姊家叨扰了几天后，谦二动身前往小千代所在的冈山。

外祖母还是一样住在离开主屋的小仓库里。接下来两个月左右，我再次陪着外祖母，一起居住在狭小的仓库中，外祖母依然温柔地叫唤我“小谦”。亲戚们的生活虽然相当辛苦，但大家也知道我得了结核病，并非故意不照顾外祖父母，所以没有摆出一副“你事到如今才跑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态度。

虽说住在庭院一隅的仓库，但主屋就是小千代的老家，小千代的妹妹也住在里头。与日本刚战败的时期不同，目前生活多少较为稳定，而超过八十岁的小千代与妹妹的感情也很好。“既然已经在这里住习惯，外祖母年纪也大了，还是别再搬移住处较妥。这趟来看过外祖母，内心踏实许多，接下来只要担心自己的生活，以及照顾爸爸就可以了。”

回到新潟后，谦二仍回住院前上班的制版公司工作。离开疗养所之前获准外出做些生活准备时，谦二回访了一下公司，公司方面也答应让谦二再回来上班。现在公司已经不再处理销售燃料，专心于生意兴隆的制版业务。然而，在这家公司上班也只持续了大约两个月。

公司还是以办公人员聘我回来办公，仍让我住在制版所二楼。可是老板却爱上喝酒，随意乱花钱，晚上喝醉了还会爬上二楼我的住处，要我一起喝。因为这样，所以辞职了。我酒量很差，大概体质本来就不适合饮酒。

可是，辞职之后就没了住处。离开制版所后，谦二找到一处听说原本是水族馆的二层公寓，租了其中一个房间。因为自己也没带什么家具，借了一台拉车，自己把棉被搬运过来，一眨眼就算完成了搬家。

这个公寓，房东还提供早晚餐。房间大概有十叠那么大，不过入住的大概都是新潟市内来路不明、上不了台面的人。从旁人的角度来看，我原本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吧。房客之中有一位学校的老师，大概算是其中最属善类的一位。

辞掉制版所工作没多久，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左右，偶然在新潟市街角遇到了疗养所时代的熟人。他名叫原健一郎，是位立志成为作家的年轻人。通过这位年轻人的介绍，谦二找到了一份工作。

原的父亲，原本是旧式中学的英语老师，因为在广岛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影响，在原高中一年级时便因为核爆后遗症过世了。之后父亲当医生的弟弟收养了原，期望他未来也能当个医生，提供他生活费。不过原本人却志在文学，所以进了京都大学文学部。不过经济上却因此出现问题，后来他辗转来到母亲所在的新潟，不久又感染上结核病。在疗养所内，原便在佐藤胜巳的底下，帮忙写患者运动的新闻稿。

与谦二重逢时，原健一郎因为自己父亲的学生是《新潟日报》的记者，通过这层关系，自己得以进入一家小出版社工作。虽说是出版社，不过就是采访新潟的地方政界、财界名人，把他们自吹自擂的故事，做成数十页的报导，并制成小册子刊载其上，靠此赚钱营生。“好好写出褒扬的文章，便可获得对方的大量购买，还能让对方愿意登广告。内容则完全都靠原一个人撰写。”

原与谦二碰面后，知道谦二住的房间很宽敞，便央求谦二让他搬入一起居住。谦二答应之后，原就带着自己的棉被搬入谦二公寓，开始共同生活。“原被房东赶了出来，眼下没地方可住，另一方面我虽然有地方可住却没有工作。与原合住之后，也通过他的介绍在那家出版社获得一份工作。”

那家出版社位于新潟市内，在社长自己家兼办公室进行编辑工作。公司是两层楼的民宅，一楼出租给商店，二楼的一个房间当作编辑室，另一个房间，则住着社长的两个女儿与社长的姊姊。社长大概五十多岁，靠房屋租金与编辑工作讨生活。他也是志在文学，原本就希望从事出版业。

我也试着撰写有关出租车业界的故事，可是却不像原写得那么好，自己大概不太适合这种工作吧。制作名片时印上假名，应该说是笔名更恰当，结果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某天与原一同前往一家公司索取广告刊载费用时，该公司要求出示名片，出示后却被对方质疑：“这名片上的名字，与通电话时报上的名字不一样啊！”最后还是有领到费用，不过领到后两人也赶紧逃离那家公司。

出版社的办公室，经常有些来路不明的人进出。选举的时候，这些人会往来各阵营的办公室，接受对方的宴请，从他们口中听到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不过倒是没有见过黑道进出，也没遇到过黑道。当时日本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前期，大概黑道还没开始四处巩固自己的势力地盘吧。

这段时期对谦二而言，是人生中少数例外、多少可以享受点乐趣的时期。

与原的职场、住处都在一起，下班后回公寓前，两个人会在新潟市内漫游。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赌马等，赌马还曾经中过大奖。那时候全拿去请原吃饭了。还去过位于新潟市闹街“古町通”上的“朵利丝酒吧”。我不能喝酒，算陪着去见见世面。

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也波及到新潟。新潟市内的百货公司，也开始安装过往没有的自动扶梯。不过谦二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贫困。

虽然去了百货公司，说到购物，也只有为了抵挡新潟晚秋的寒冷，买过一件外套而已。外出服装只有那么一套西装，平常穿些什么完全不记得了，应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衣服吧。衣服都靠手洗，内衣裤则没那么常换洗。另外因为不能像住在疗养所时期那般放任头发乱长，所以还是会定期去理个发，大概就是这种程度。

新潟市内的街头也出现了电视，但信号接收不良，所以影像总是乱跳，看不清楚，也不记得有热衷于观看运动直播的状况。

一九五六年十月，日本与苏联恢复邦交，但谦二并没有特别关心这件事情。一九五五年自民党成立，与社会党联合，鸠山政权与石桥政权诞生，对谦二而言仿佛都是发生在遥远世界的事情。不过因为身为“西伯利亚归国者”，对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的新闻，还有印象。“一方面觉得苏联的镇压实在太过残暴，同时也对苏联体制下，民众可以自然发起抵抗感到讶异，毕竟根据自己过往的体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这么说，谦二选举时投票，照旧投给革新派的候选人。虽然不喜欢共产党，但谦二更讨厌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保守派。

当时记得的新潟政治家，是新潟四区的社会党议员猪俣浩三。他以追查人权及贪污问题而闻名，也是一九七〇年创设国际特赦组织日本分部的伟大人物。在同一选区，另一方则是自民党的田中彰治，因为私下贩售国有土地、炒地皮等，有恐吓与欺诈的嫌疑，正被追查中，大家给他起了个“放火喊救火”的浑名，解嘲他自导自演、从中获利的行为。田中角荣，名字是听过，但并没那么引人注目。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九一六年发祥于英国的人权团体，他们以其活动主旨是要求释放遭不当逮捕、拘留的“政治犯”而为大众熟知。冷战期间苏联的劳改集中营也是他们诉求的对象之一。多年之后当谦二生活安定下来，也在一九八〇年代加入该组织，在组织附属会报上持续撰写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信件，不过那是后话了。

一九五七（昭和三十二）年二月，二战开战时的商工大臣、原本是A级战犯的岸信介成为日本首相。可是苦于生活的谦二只留下这样的印象：“只感到厌恶，好像反动派大张旗鼓反扑的感觉，而自己身为微不足道的一介小市民，却完全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谦二上班的出版社，在他进公司大约四五个月后也开始苦于资金不足。“工作内容本来就马马虎虎，加上新潟这行的市场规模很小，所以难以持续。”反复地换工作与公司倒闭，这就是中小企业劳动者人生路途的最佳写照。

一九五七年四月左右，谦二辞去了出版社工作。通过职业介绍所的中介，他受雇成为一家工具店的事务员。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生了许多中小型工厂，特别是汽车零件工厂增加数量最多。这家工具店就是在这些中小型工厂间跑业务，销售扳手等工具争取订单。

工具店由社长、谦二以及四个业务员组成，一样苦于资金周转。公司设在一户两层楼的房子里，一楼是仓库，二楼是办公室。谦二照样与原合租一处，只是自己改到这家工具店上班。

但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谦二辞去了该工具店的工作。离开的理由，则是自己盗窃被发现。

利用自己身为办公室职员之便，偷了公司的钱。虽然自认是个认真的人，却还是败给金钱的诱惑。不过，也只是偷了一张百元钞。社长似乎有所察觉，对我的态度有点改变。虽然没有直接追究，但继续待着气氛也很难受，所以便辞职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个“时机”吧。谦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离开新潟前往东京。那期间，在雄次割野家中的继母，因为衰老，也是风中残烛的状态。

这样下去，留在新潟也没什么发展。为了能够与父亲同住一个屋檐下，只剩下前往东京打拼一途。在东京还有妹妹秀子，而且她工作也有着落，靠着兄妹两个人的薪水，总是能在东京找个据点，迎接父亲前来团聚。

在东京的工作尚无着落，谦二先与妹妹取得联络，拜托能让他借住一阵子，确保自己的住处。一九五六年五月离开疗养所时，一直接受生活救济，在这个时间点上自己完全没有存款。“从离开疗养所到前往东京的这一年期间，虽然有工作，但手边却仅剩一点钱。”

因为决定前往东京，所以也离开了原，不再共同生活。告诉原自己将前往东京后，原说了一句“就此别过了”。身边几乎没什么行李，只有一些手持的物品，除此之外，就是把棉被一起送给了原。

辞去工具店的工作后，十二月中旬的某个夜晚，谦二从新潟车站搭上夜间班车，出发前往东京。雄次年纪也大了，没体力到新潟车站来送行。工具店的同事们与谦二吃了顿饯行酒菜，之后顺便到车站送行。离开新潟时，谦二已经三十二岁了。

[1] 译注：太阳族一词来自石原慎太郎小说《太阳的季节》，描述二战之后出身富裕家族的年轻人，过着毫无节制、欠缺伦理，连情感也物质化的生活。“太阳族”指的便是与谦二类型完全相反的年轻人。

[2] 译注：日本古代传说中浦岛太郎因为救了神龟而被邀请去龙宫游玩。回到地面后人间已过百年。

第七章 经济高速增长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谦二只带着手提行李，便从新潟出发到了东京。谦二已经三十二岁，既没有特殊的技能，也没有显赫的工作履历，手边也几乎没有存款。接受结核病手术后只剩下半边的肺叶，也无法从事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

前一年的一九五六年，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可是谦二却说“完全没有这种实际感受”。

电影变成彩色了，市面上也开始贩售电视机，这种怎样都无所谓的变化，我当然知道。但是自己的生活处于不安状态，对于这些事情，也只是“即使改变了又能如何”这样的感受。听到“太阳族”这个词，感觉上是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题。

没有人迎接、独自一人来到上野车站的谦二，前往位于武藏小金井站附近的东京学艺大学。他的妹妹秀子，目前正在此担任职员。

一、下层的下层

东京学艺大学，是由东京原本的六所师范学校（教师培训学校）合并，于一九四九年设立的大学。毕业自新潟师范学校的秀子，五年前从新潟来到东京，在此被雇用为职员。

谦二在学艺大学与秀子碰面后，沿着五日市街道来到妹妹居住的小平市喜平町。一边借住在妹妹家中，一边在东京找工作。“在农家庭院前搭盖的两层楼出租公寓，二楼的正中央是走廊，两侧有三叠大的房间十余间，秀子租用了其中的一间。其余大概还有一两户房客，几乎都是空房的状态。一楼除了一间既小又脏的厕所外，其余都是空荡荡的储藏室。后方主屋住着农家主人，秀子在此处缴纳房租，取得房东的谅解后，便让我住了下来。”

当时小平市大部分都还是旱田，正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在这段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周边地价逐渐上升，这点谦二也曾耳闻过。

谦二与秀子一起住在三叠大的房间里，至于家具，只有放在窗边的石油锅炉以及一张小书桌。房子既没自来水也没瓦斯，生活用水需在主屋附近的水井打水，再搬到楼上倒入自己房间内的水缸中使用；煮饭则在石油锅炉上处理；做饭后的生活废水，直接从窗户往外倒。

因为房间狭小，只放得下一套棉被。铺棉被时一个人得先到房外等候，躺下时只能两个人盖一条棉被睡觉。

虽说是兄妹，三十几岁的男女同盖一条棉被睡觉的生活，竟然也过了四个月。煮饭不是用炭炉而改用石油锅炉，是唯一与战争前不同的地方。做饭都是靠秀子，记忆中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早上因为没时间点火煮饭，大概都只吃吐司面包而已。

垃圾大概只有做饭之后的蔬菜屑，我们也没订阅报纸，而且当时的商品也没那么复杂的包装。垃圾不是直接丢出窗外，就是外出时拿到垃圾场丢弃。

那年的四月，继母过世，秀子回到新潟去参加葬礼。我自己与继母没什么深厚的缘分，但对秀子而言，继母却是将她一手带大的母亲。回到新潟时，有人听到她在东京住处的状况，好像还说了句：“没有自来水也没瓦斯，这样也算在东京吗？”可以知道即便从当时乡下农村的观点看来，我们在东京过的也是极度贫困的生活。

战败后的日本，租房业呈现衰退的状况。发生衰退的背景在于战争时期施行修改后的《地租、房租统制令》《租地法》与《租房法》。因为全面战争的缘故，国家必须确保流入工业地带的劳工能够有房可住，但也因为这项房租限制，战争之后地租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后，房租却无法随之上涨，无利可图之下导致租房业无以为继。

后来，日本政府废除了战败后对流入都市人口的限制，当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大量人口流入东京，因而导致东京人口过度密集，住宅不足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民间租屋的供给虽有增加，但根据一九六五年的调查，东京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劳工，平均居住空间不满三叠，十七至二十四岁的劳工有五成寄宿在工厂宿舍。[1]

换言之，谦二来到东京时，正好是东京住宅租赁状况最差的时期。而且他们的居住状况，更是恶劣中的恶劣。

我们的住处，恐怕是战败之后居住条件极度恶劣的时期，农家盖来作为出租用的房子吧。没有瓦斯也没有自来水，甚至连公用厨房都没有的租屋，在这个时期已经鲜少有人愿意来住，所以大部分都是空屋状态。

无论如何，谦二在工作有着落之前，先在学艺大学打工，大约整理了两周的文件。工作内容很简单，只是拿钻孔器在文件上打孔，再以线穿过绑起。“公家单位的工作，没有劳动基本定额，工作非常悠闲。”

对谦二来说，这是他首次踏入大学这种地方。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的文章，许多都把大学教授与大学生描写成生活悠闲的特权阶层，一般人面对他们都带着自卑感等等。但谦二说“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可能对我而言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吧。我处于‘下层的下层’，根本没想过要跟这些人比较”。

因为战争与西伯利亚拘留而失去了大企业的工作、年轻时又罹患过结核病的谦二，并没想过自己能有离开“下层的下层”的机会。“日本的社会，脱离过正轨一次之后，就永远无法回归了”，这是当时他对社会的率直印象。

但从结果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给谦二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当日本社会全体向上提升之际，谦二偶然抓住了一个新兴的商业机会，这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境遇。

二、最重要的是判断谁有权限

谦二抓住的契机，是在一九五八（昭和三十三）年一月，被“股份公司立川商店”这家新兴公司雇用。负责该公司体育部门的是一位叫高桥的人，当时正好在东京学艺大学跑业务，进而认识、雇用了谦二。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初期，首先开始流行登山，其次便是滑雪。在此之前提起运动，直觉那就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活动。一般大众根本与专用体育用品无缘。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下，拥有某种收入程度的阶层，便开始过起大战之前中产阶级的生活样式。一般的劳工阶级也从战前的《少年俱乐部》等杂志上，得知一种极度理想化的都市中产阶层生活方式。

在少年少女杂志的插图中，也描绘中产阶级的家中，客厅摆设着钢琴、吊灯与沙发等家具，书架上摆满百科全书，平常享受高尔夫与滑雪的生活状态。劳工阶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模仿对象，当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获得一定的收入之后，便开始购入各种必要的商品，来实现这种想象中的生活样式。

雇用谦二的高桥，本身是立川商店的休闲运动用品销售主管。高桥的工作内容是以拥有稳定收入的大学教职员为行销对象，在大学内举办用品展示会，吸引他们购买。

秀子曾在出生地佐吕间滑过雪，因此跟高桥聊了聊，接着秀子也顺便提起谦二的事情，这也为谦二进入立川商店提供了契机。

高桥毕业于法政大学，当时大概四十岁，过去好像是网球选手。网球这种运动，在二战之前只有学生参与。战争结束后他自己经营了一家体育用品店，却因为支票跳票，连夜逃跑了，听说有两三年时间行踪不明。等风头过了之后他才出现，到立川商店上班，担任体育部门的主管，雇用我的时候正是这个时期。那个年头隐藏自己行踪数年、躲避批发商与交易客户借以赖掉账款的行为，不在少数。

立川商店的公司位于东京都立川站南口，仅需徒步数分钟即可抵达的精华地段，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二楼住着社长一家人，一楼则为店铺。大概有十名员工，以贩卖文具与办公用品为主。女性员工包含了社长夫人与社长长女共五人，她们担任店面销售人员也兼任办公人员。其他的男性员工则负责外出跑业务。

社长名叫渡濑万里，大概五十五岁，是一路磨练上来的甲州商人[2]。员工中许多也都是甲州出身，很多看来都像是社长的学徒。社长在甲州被视为成功人士，因此雇用不少地方上的亲戚与朋友。不过社长并没有参加县的同乡会，而且听说战争之后他还是共产党员，“是相当粗暴的一个人”。

立川商店靠着业务员在外推销文具与办公用品，通过这样的商业手法获取成功。那时的文具店不少，但大多都是在店铺等顾客上门购买。不过渡濑社长却派出业务员前往市区公所、学校与各企业等看来会有大量需求的单位推销，如果能够在某单位接到大额订单，还会提供优惠折扣，采用这种方法抢攻市场。这种策略，一方面除了延续日本传统的“御用闻”[3]手法，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少见的销售手法，甚至可以说是文具贩卖业的创业投资公司。

立川商店通过这样的经营手法获得急速成长。此外，需要大量文具的单位，通常也需要体育用品，加上当时对体育用品的需求处于不断上升的时期，社长为了展现新的经营态势，创立了体育用品销售部门来专攻这个领域。而社长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选择雇用的人员，便是高桥。

至于进用谦二，则是先由高桥进行判断，决定采用后才取得社长的认可，以这样的形式录取。这种任用形态虽然与大企业由人事部决定采用何人的方式不同，但在中小企业中却不乏其例。

在欧美系统的企业里，如果需要雇用车床工人或会计等这类专门人员，应先由工厂的第一线负责人判断“我们需要一位车床工人”，之后企业人事部再追认这个需求，这是欧美企业的常态。从这层意义来看，日本大企业人事部统一采用刚毕业的人，之后再分配到各部门去训练任职，这种做法反而是一种少见的特例。

谦二前往立川商店一看，店面陈列着滑雪用具与棒球手套，但主要的销售方式仍然依靠业务员跑外勤。谦二是急速扩大的体育用品部门第二个雇用的人员，月薪约一万二千日元，比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起薪稍微高些。

谦二没有业务行销经验，原本也不是运动选手，对运动不关心也没有相关知识。为何能被雇用，谦二如此说明：

外勤业务需要从客户那边收取、处理金钱，所以身家经历清白的人更受青睐，大概因此才雇用我。后来社长还曾经说过：“当我看到小熊先生的经历时，还认为大概不会坚持太久。”确实，立川商店后续聘用的外勤业务员，许多都坚持不下去。

不过谦二却拼了命地工作，因为考虑到年龄等种种原因，这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立川商店的文具客户主要以学校与市区公所为大宗。体育部门也先从学校开始推展业务。学校为了上体育课，所以有正式预算用来购买体育用品，而这就是他们抢攻的目标。

高桥负责巡回跑一桥大学、学艺大学等多摩地区的大学，谦二则负责开拓初中与高中，而他负责的区域包括了以立川为中心的国立市、国分寺市、小平市、昭岛市等地区。

就这样，谦二拿着体育用品型录，通过电话黄册查出各处的学校，然后骑着小摩托车到处拜访。最初他骑乘的是山叶125cc的小型摩托车，后因载货架过小，所以改换成富士重工的速克达（Fuji Rabbit Scooters，一款带脚踏板的轻型摩托车）。一九六一年左右开始，再改为富士重工的微型面包车Sambar（Subaru Sambar）。

最初很不习惯这种外勤业务，特别是访问学校的体育老师，通常得先通过闲聊打开话题。我不关心体育赛事，没办法聊这类话题，只好从“今天天气不错啊”开始。或者找屋内比较显眼的东西，例如从问“这是什么盆栽？”开始。总之没话找话说，但对方仍会感到困扰。当然也会遇到客户赶人的状况。许多老师都比我年轻，但也只能毫不在意地向对方低头推销。

对体育不关心，而且也没打算学习体育用品的资讯。为了配合对方话题，多少看些报纸上的比赛结果。我是把这工作当作“饭票”，以这种心态跑业务。销售的商品包括棒球用品与排球等。如果跟对方套好交情，体育老师可能就会说：“那，给我五个排球。”先订购一些上课时的必需用品。我接着到总务处报备，缴交商品之后，再统一收取货款。

一段时间后，我们终于累积出一定的销售量，让批发商出货给我们时愿意提供一些佣金（营业奖金）。例如对某个批发商一年订购一千万日元的商品时，批发商就会提供百分之三到四的批发商价格折扣，从中能再切割出多少利润，则由各商店自行裁量，如果获得订单，便在这个范围内决定我们出货时该给客户打多少折扣。

当然，起初因为不习惯，遭遇到不少失败。“最初开始跑外勤时，还发生过进入学校时遭事务长叫住，警告我：‘进出学校时要打声招呼，这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结果当场向人家道歉。”“在校方看来，我就是一副来路不明的闯入者模样吧。”另外也出现过与私立高中棒球队队长谈妥，让学生继续订购用品，但学生却付不出款项变成呆账的情况。

即便是这样做生意，外勤业务也还是成功了。主因之一，就是这个经营方式相当罕见。“当时在这个地区，还没有任何业者进行外勤业务推销，只是单纯地被动等待学校传来订单。自己到学校去拜访时，许多学校都说我是第一个主动来推销的人。”

主因之二，是谦二本身具有相当的观察力。通过先前的描述应该可以看出，谦二不管是在地方社会还是在俘虏营，都能冷静观察周遭社会关系，拥有分析背景状况的能力。以谦二的例子来说，虽然这不是在教育机构里学到的，但仍能活用于外勤业务上。

学校中能决定是否购入体育用品的，不是体育老师就是总务处职员。至于由谁决定，各学校状况都不同，最重要的是判断该学校的权限握在谁手中。如果权限握在体育老师手上，与老师套好交情就可获得订单。如果决定权在总务处，因为总务处没有与商人见面的理由，所以得先与体育老师打好关系，再拜托“能否帮我转告一下总务”。接着才前往总务处，告诉对方“因为老师已经这么交代了”，借此获得对方认可。因为这是种官僚组织，所以不能得罪任何一方，否则工作便无法推行。

当然这种说法，本来就是业务员的基本行为准则，但脑袋中能够理解，并在各种不同状况的现场分析应用，那就是个人能力与适应力的问题了。

此外，外勤业务这种工作形态，对谦二的健康状态来说，算是种幸运的方式。谦二的肺活量只有常人的一半，很容易喘不过气，但跑业务只要能达成营业额度即可，可以依照自己的体力来调配工作。之后在外跑业务时，还能挤出时间午睡，这是谦二自我维持健康的每日常规功课。

自从交通工具换成小货车之后，可以从自家带着便当，把绿茶装进保温瓶中，在拜访地用餐。用餐完毕还能稍事午睡。体力劳动的工作自不待言，即便店员或上班族都不可能有这种时间配置。吃饱饭后午睡，这是从结核疗养所时期开始每日常规，现在只不过是延续了这个习惯而已。

当业务逐渐上轨道后，除了学校之外，也开始拜访一些企业。小平市有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主要生产半导体，拥有大量的员工。此外小平还有普利司通轮胎工厂，武藏村山市则有王子汽车（一九六六年与日产汽车合并，二〇〇四年工厂关闭）工厂。

王子汽车的前身，是在立川拥有工厂的中岛飞机和立川飞机，与日立制作所一样，在战争之前都属于军需行业的企业。日本的制造业在这个时期转换为以民间需要为主轴，并呈现高度增长状态，各处都接二连三设立新厂房。

这些工厂的厂区内有公司盖的体育馆。工厂方面把这个当作释放员工压力的福利政策，鼓励大家从事运动。

当客户是公司的时候，就与已经建立关系的立川商店文具部门一同进行行销业务。在这些公司中有棒球社或排球社，这些社长从社员处收取社费，加上从公司领取的补助款，用于购买运动用具和制服。社长向人事部门说明，谦二等人便可获取订单。另外也有拜访工厂福利科人员，与之建立关系，因而获得体育用品订单的例子。

当时的公司等地方，人际关系比现在宽松得多。一般来说也不需那么兢兢业业工作到深夜。从后来自己的营业经验来说，大企业延长上班时间，大概是从一九七〇年后半开始的。我自己大概八点半离家上班，开公司车约二十分钟到公司，下午六点半至七点左右回家。

这些工厂由当地雇用的廉价女性劳工撑起。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日产王子汽车武藏村山工厂等，都因为一九六〇年代重大的劳工争议而广为人知。奖励体育与福利一样，都属于劳务管理的一环。

工厂用地之外设有男性员工宿舍，我们在该处举办滑雪用品等的展销会。大学毕业者是高级干部的预备人员，高中毕业生属中级干部预备人员，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宿舍。至于工厂员工，汽车工厂中男性较多，半导体工厂则多为当地聘雇的女性，从周遭农村的住处来工厂上班。

在工厂工作的女工并不称“工员”，而与白领一样都称为“社员”。不过白领候补干部叫“事务职”，而工人则称“现场”，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

已经结婚生子的女性也在工厂工作，所以在日立武藏工厂的旁边，就有被称为“幼儿园”的托儿所。因为是公司私设的托儿所，未达政府规定的官方标准，所以不称“幼稚园”而称“幼儿园”，由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担任保姆。

女性员工之间盛行打排球。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的女子排球队，在业余队伍中算是强队，相当出名。日本的女性工厂劳工们靠着排球，还在一九六四（昭和三十九）年的东京奥运中获得金牌，许多人都知道当时还出现过一个别名，称她们“东洋魔女”。当时正好就是谦二在这些工厂销售体育用品的时期。

三、当时就是可以卖出这些商品的时代

在立川商店上班大概四个月后，一九五八年五月前后，谦二与秀子搬家了。契机是谦二跑业务时认识的立川市私立高中总务长，闲聊时问起了谦二家人与住宅的情况。“老实回答之后，对方竟然提议，在立川站与国立站之间有一处平房，问我愿不愿意免费去居住。”

那里位于现在立川站与国立站之间的空地，有单线铁道通过。这条铁路是战争期间日本陆军还驻扎于立川机场时，为了从中央线铁道运输物资到机场而使用的支线。战争结束后该地成为美军立川基地，美军与立川飞机（之后改名为立飞企业，变成不动产公司）为了搬运物资，接续着使用。

通过这条支线运入的物资，大多是美军战机的航空煤油油罐车。一九六四年一月，油罐车在立川车站发生火灾事故。当越战正烈的一九六七年八月，新宿也发生油罐车大火。因而这些被称为“美国油罐”的输送列车，也成为反战运动的反对对象。“当时有人发起居民运动，想在立川与国立之间增设新车站。自己租借的这个房舍位置，只要铁路完工地便可高价卖出，所以地主暂时保持空房的状态，房主并不想靠房租赚钱，愿意让我免费居住，似乎只是图个防止房子老朽而已。”

从至今为止的叙述来看，谦二从未通过房屋中介公司找住处。他或是通过亲戚朋友，拜托对方让自己留住或住在公司楼上；又或偶然之下聊起房子问题后获得入住机会等等。这种状况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前，在下层庶民之间并不少见。

去了一看，是一栋战争时期建造、可容纳四户人家的连栋长形木造房屋，房子已经相当老旧，门与钥匙基本上都还在，但怎么看都很容易入侵。第三户与第四户已经因为老化半毁，下雨时会渗漏，没办法住人。

这连续四户的第一户，住着总务长在公司上班的儿子和正在读大学的女儿。总务长家在更西边的青梅，必须到东京市区上班、上学的两个孩子嫌远，所以才入住于此。但因白天家中没人，这种老旧住宅又容易遭人入侵盗窃，总务长希望搬入的人最好能够帮忙看守，因此才提议我搬来居住。

当时的立川基地，处于朝鲜战争与越战之间的空档，算是最安静的时期。即便如此，飞机起降的噪音仍不少，让人觉得这果然是在军队基地附近。特别是美军外包的飞机公司，大半夜也会进行引擎测试，噪音非常嘈杂。

即便是这种状况的房屋，因为免费，怎么都比谦二与妹妹当时居住的只有一间三张榻榻米大小的租屋强上许多。四月继母过世，父亲雄次一个人留在新潟，刚好可以趁此机会接父亲过来同住。“这算是水到渠成，我们立刻就搬家了。秀子也说‘这样很好啊’，赞成这次搬迁。当然我与秀子都得出门上班，所以白天只有父亲在家，但这样刚好也符合帮大家看家的条件。”

当年十月，从新潟把雄次请来。

父亲把住宅与土地都处理掉了，因为是乡下土地，大概也不值多少钱，我也没问卖了多少。一家人终于可以住在一起，内心非常雀跃。家里虽有带着伞状灯罩的外露灯泡，却没有瓦斯与自来水。所以还是照样得去屋外水井打水，以石油锅炉煮饭。不过比起之前宽敞许多，也算小有进步。

大约在这时期，原本在新潟出版社工作的原健一郎也来到东京。他跟谦二一样，都认为留在新潟没有发展，为了赶搭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波潮，终于也来到东京。“在东京他也没有住处，所以辗转到我这里来，朋友有难应该互相帮忙，所以也让他留宿了一周左右。”

另一方面，立川商店的体育部门急速发展。渡濑社长干劲十足，根据谦二的说法属于“冲冲冲的性格”。这位创业家型社长的信条是“我把柱子竖好。有柱子之后，房子就能盖起来”，当时不断提出各种可行的想法，持续扩大公司事业。

体育部门除了高桥、谦二之外，一九五八年三月聘了第三个职员，一位叫大木的人。他负责谦二担当区域的更外围，也就是府中市与调布市等地。

大木大概比我小十岁，是三兄弟的长男。日本战败之后没多久，父亲便过世了，为了帮母亲，在杂货批发店工作。听说当他拉着人力拖车装着杂货、沿着青梅街道从府中走到青梅时，遇上了高桥。高桥的体育用品店恶性倒闭连夜逃跑时，让妻子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维生，而大木为了卖杂货也出入过高桥太太的小店。

大木一边这样工作，晚上还到高中夜间部上课，当他进入立川商店时，正好在夜间大学经济学系上学。与不关心体育的谦二不同，大木喜欢登山，朋友也教过他如何滑雪。谦二与大木两个人一起负责东京西部三多摩区域，跑外勤业务推销体育用品。

不过一九五九年开始，逐渐出现来自其他商店的竞争。

当谦二他们把业务范围推广到立川外围时，等于打乱了各地从业者的商业领域。原本等着学校与各机关行号订单的当地从业者，发现立川商店的业务员抢走了他们的订单，也开始派出防御性的业务员。这时期开始，因为当地的同行们也开始跑业务，所以不能像当初那般不断攻占各个下订单的客户。

不得已之下，谦二只好增加拜访次数，并采取削价竞争的方法抢订单。强硬的高桥社长，进一步雇用更多业务员，尝试以扩大业务的方式与其他商店对抗。

比大木更晚期进入公司的业务员，便负责更外围区域的部分。此时也开始做出更细致的分工，还有专门负责网球的业务员。但因高桥与我已经先开拓了不少区域，他们即便跑去更远的地区也无法有效提升业绩，加上和其他商家的竞争渐趋白热化，提升业绩难上加难。

在中小企业中，即便年资增加，薪水也不会随之调涨，这是很普遍的状况。立川商店虽是月薪制，但会依照业绩增加奖金，这种系统会帮助有经验的人提高薪水，也就是所谓的“成果主义”，不过“社长胸中自有一把尺”。“业绩即便无法提升，也不至于要求业务员离职，因为如果自己察觉业绩无法提升，对将来不抱期望，许多人自然而然就会离职。”

谦二在各处跑业务时，也把东京西部的道路都摸清楚了。这个时期立川的主要干道或干线道路开始铺设柏油，其中连结横田基地与立川基地的五日市街道和国道16号，属于《旧金山和约》后专为美军优先整备的所谓“行政道路”，柏油铺设品质特别好。

一九五九年秋天前后，谦二在甲州街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摩托车右转前暂停时，遭到后车追撞，当时大家都没戴安全帽的习惯。头撞上地面失去意识，被扛到立川医院。倒在地上的时候，好像听到另一个自己站在远处对我说：“喂！你为什么躺在那里！”当时发生重大车祸导致死亡的事件，数量好像不少。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濒死体验”。如果因为这场车祸又留下新的后遗症，谦二的人生又将跌回最谷底吧。

所幸，经过医院诊断并无大碍。追撞谦二的一方也没向警察报案，自行把谦二扛到医院，付了医药费。“之后好像有送来慰问品。明显是对方的错误，大概对方也自认问题搞大了可能不好收拾吧。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购买汽车事故保险，事故处理也相当马虎。”

从这个时期开始，滑雪逐渐盛行，开始有人会到店面来买滑雪用品。不过那都是在大企业或公家机关上班、拥有稳定收入的“月薪族”男性，还没到家人带着小孩来选购体育用品的时代。体育部门仍然得依赖外勤业务。

因为竞争日益激烈，谦二他们为了促销，也计划办理滑雪的游览车观光。当时提到旅行，大概就是团体旅游，都是公司招待员工前往箱根、热海等风景名胜处游玩。去京都或奈良旅行还不普遍，至于滑雪团就更稀有了。

何况当时会企划旅行团的旅行社本来就不多。日本的旅行公司，源自为了到高野山与伊势神宫参拜而规划的团体旅行，最早创设于一九〇五年的“日本旅行会”（“日本旅行公司”的前身），另外还有针对外国游客于一九一二年创设的“Japan Tourist Bureau”[4]。旅行社普遍提供规划好行程的旅游团，尚得等到一九六〇年代后半期。

谦二自己到当时为止都没有观光旅行的经验，只有在一九五九年前后，跟着立川商店的员工们共同出资，前往箱根度过两天一夜的员工旅游假期而已。当时自然没有通过旅行公司，而且为了节省经费，还是用公司汽车把大家载去观光。

因此当时还找不到规划滑雪行程的公司。不过随着滑雪客的增加，各乡下地方把这当作“可赚钱的工作”，陆续增设了滑雪旅馆。虽然旅馆与旅客彼此需要，但仍缺乏把双方连接起来的服务。

提出这项企划的原因，是大木从立川市的滑雪联盟处听说希望提供滑雪旅行团。从这个意见获得启发，谦二他们开始与旅馆和巴士公司直接交涉，规划起团体旅行。

一九六〇年一月第一次出团，在谦二公司两名员工的率领下，大概有四十人参加。“包括滑雪靴及其他一整套设备，参加者每人花了两到三万日元购买，算是相当不错的业绩。大概都是职场上的同事，几个人一组共同来报名参加。”

当时既没有网络，也没有旅馆目录，谦二等人既没时间也没预算先去查看旅馆状况，只能依靠电话联系所有相关事宜。实际到达现场时经常发生与当初谈妥的条件不同的状况。

我们因为业务上的理由，计划在季初的十二月前往。而我们预约的滑雪旅馆是滑雪热潮下正在兴建中的旅社，对方答应十二月可以完成施工，但入住之后却发生大雪渗入房间的状况。又加上那次与我同行带队的年轻同事自己滑雪的时候竟跌断腿骨，还得把他运到山脚下的医院，那真是一次痛苦的经验。

立川商店虽然是间小公司，不过还是有加入政府主管的健康保险，那位年轻员工的医疗费用就从保险中支付。渡濑社长原本是共产党员，对这方面还相当留心。虽然如此，从医院回到旅馆后立刻传来客房渗雪的抱怨，又赶去努力道歉，做后续对应处理，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时的状况。

印象中当时的顾客，对于称不上豪华也不至于让人抱怨的餐点，似乎没什么人埋怨“你们上的什么菜”之类的。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自己并不觉得负责旅行是什么肥缺，我对滑雪完全不感兴趣，几乎没下场去滑过。

日本的健康保险制度从二次大战下的全面战争时期开始扩充，针对大企业与公务员等拥有经济能力的团体，以“保险合作社”的方法开始推展。中小企业的员工们会加入政府主管的健康保险，但未加入的企业也不少。一九五八年起日本施行全面修改后的《国民健康保险法》，并于一九六一年实现了全民皆有保险的目标。

这项巴士滑雪团只办了两年便喊停了。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潮流之下，不需办理滑雪团也会有顾客前来购买滑雪用具。“带团非常辛苦，大概做了五六次便不做了。来店面光顾的个人顾客逐渐增加，但最有效果的，还是到公司或工厂办理展销会。”

接在滑雪之后的，就是高尔夫热潮了。“到各公司拜访，利用口头推销争取高尔夫用品的订单。很多时候先向科长口头推销，接着课员们也会跟风一起购买。当高尔夫开始流行后，卖出了不少球杆、球杆袋、球鞋等等，这也是一项还不错的生意。”

不管是滑雪还是高尔夫，都是一年只使用几次，但却需要昂贵工具的活动。“那就是一个能卖这些商品的时代。人们不会觉得这太奢侈了，购买时不会有抗拒感，大家生活逐渐好过，因此我们也能做些买卖。只是，我自己既不买这些用具，也不玩这些运动。”

当时的立川，从日本战败之后的美军基地小镇，随着三多摩区域人口的增加，逐渐发展成附近的中心商业地带。有挂着英语招牌的美军专用酒吧，除了美军之外，还可以看到所谓的“街女”，不过谦二倒是没接触过这些女性。

我晚上不会去这些繁华地段，即便看到这些女性，也只想，“啊，真的有呢”，仅此而已。我和体育用品、黑道都没什么缘分，也跟那样的人没什么交集。

我没想过向美军推销体育用品，或者以他们为对象跑业务。毕竟我们卖的体育用品全部都是日本尺寸。顶多就是偶尔会有美国人带着一家人来买儿童用的棒球手套。另外只有一次，为了避免盛夏日晒来了一张订单，要购买前后都有帽缘的棒球帽，当时只想“美国人真是讲究实用”。

这个时期立川的农地已经逐渐减少，大概剩砂川地区还有一些。谦二在立川商店工作的时期，正好在“砂川斗争”运动反对美军扩张基地后，是美军放弃基地扩张、斗争告一段落的时期，因此谦二对基地扩张斗争几乎没有印象。“飞机的噪音很吵，不过因为在基地附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不太在意。”

四、搬入都营住宅

一九五九（昭和三十四）年九月，谦二再度搬家。他申请了位于东京都昭岛市的低租金第二种都营住宅，抽签之后获得入住资格。因为这个原因，谦二终于脱离了居住上的困境。

当时是公营住宅的扩张期。日本的住宅政策并非由厚生省主导，而是由建设省管辖。因此与其说公营住宅是一种社会福利，其实这项政策更具有刺激经济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表现在比起由国家扩充公营住宅，更鼓励吸引民间投资用于新住宅建设的政策上。

不过在一九五〇年代，民间还没有充足的经济能力进行住宅建设。因此建设省为了提高住宅完工件数的实际业绩，才催生公营住宅建设。这项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都市住宅不足这一问题而实施的制度，以及一九五八年导入的全民保险，都象征着社会福利政策的信念。

也就是说，当谦二搬入都营住宅的一九五〇年代后半段，公营住宅处于暂时性的扩张期，等一九六〇年代正式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后，倡导由个人自行负担新建住宅的政策也正式开始实施，公营住宅规模也随之缩小。

当时的都营住宅，依据所得不同分成几类，谦二申请的是适用于低收入阶层的第二种都营住宅。谦二能够获准入住，是因为正好遇上公营住宅扩张期所带来的好处。

而谦二在体育用品业能靠外勤业务获得成功，是因为在一九五〇年代后半这还算是新兴经营模式，所以尚有发展可能。如果谦二提早五年或者延后五年来到东京，便没机会遇上这股整体大环境上升的潮流。

谦二的上班状态，在申请都营住宅入住许可时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根据谦二的说明，“因为跑外勤业务所以有机会进出公家单位，在闲聊之中偶然得知都营住宅的申请资讯。之后仔细看过报纸，发现已经公布入选者的名单”。

正如前一章的说明，日本的福利行政采用个人申请之后方能享受福利制度的“申请主义”。许多人，尤其是生活上或时间上都缺乏余裕的贫困者，无法得知相关资讯，因而无法申请利用。因着外勤业务能够进出公家单位，也给谦二带来相当的好处。

谦二申请第二种都营住宅时落选了两次，直到第三次申请才于一九五九年三月获选。但是获选时该住宅仍在建设当中，所以等到当年九月才能够实际入住。“还在建筑施工中的五月，我到现场看了一次，建地原本好像是农地，长满杂草，那时周围仍旧是农田。不是木造房屋，而是楼板房，这是当时留下的印象。”

提供免费房屋给小熊居住的私立高中总务长正好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突然过世。“他突然过世，代表着原本还住在青梅的妻子与小女儿，应该都会搬来西国立这幢房子居住。所以我们自己也考量，这下非得搬走不可。总务长的葬礼办完，我们也确定获准入住都营住宅，正式迁入之前只需先搬到一处临时住处，于是便委托屋主，暂缓几天让我们找到临时住居即可。”

一九五九年五月前后，他们搬到位于国立车站前沿着“中通”马路旁一栋公寓的二楼。八叠大小的房屋没有任何设备，不过有水槽与两台瓦斯炉的公用厨房，也有公用厕所。搬家时由公司部下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帮忙。谦二、秀子、雄次三人，在此一同度过了三个多月的时光。

这是从西伯利亚回国以来，第九次搬家了。除去疗养所的五年时间，平均一个地方居住时间不会超过九个月。无论用什么方式计算，更换工作次数都超过十次，平均在职期间大概只有半年多。

一九五九年九月，谦二终于搬入位于昭岛市的第六都营住宅。“搬家时，立川商店的年轻人们前来帮忙。年轻员工不断进入公司，自己虽然只待了三年，已经算是老前辈了。”

隔年的一九六〇年四月到六月，报纸版面上大幅报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消息。对谦二而言，虽然与反对者有相同感受，但却也觉得那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参加游行的大概是工会的劳工与学生。自己因为工作紧张根本无暇休息，而且也没想过要特意从立川跑到国会参加。原本我就讨厌岸信介，《日美安保条约》怎么看都是与和平主义相反的产物。如果能够在半路上遇到游行队伍，我应该也会走入队伍参加游行。

讽刺的是，第六都营住宅附近，就是依据《日美安保条约》驻留规定，由美国第五空军驻守的横田基地。都营住宅正好在美军军机起降航路的正下方，旁边紧邻的就是国铁青梅线，噪音非常惊人。因为是新建的第二种都营住宅，因此不会选择什么太好的地段。

第六都营住宅有点类似英国提供给劳工阶级居住的公营住宅，以相同规格建造连续的四户住房，住宅沿着划分区块的道路连绵兴建，整个住宅区约有两百户，而周围仍多为旱田。

谦二搬入的四连栋，邻居分别是自卫队队员、警官与巴士司机。好像居住者都是下层公务员，或者约略相同阶级且拥有稳定职业的人。谦二说：“住户大多都是给人质朴善良感觉的人们。巴士司机与曾任巴士导游的人结婚。住在边上那户人家的男性，好像头脑比较差一些，但下雪的时候就会不断帮大家铲雪，是个善良的人。”

一九六〇年左右为止，个人住宅若非“资产家”便无法拥有电话。一般人不是靠直接往来，就是有急事时利用电报或快信取得联系。第六都营住宅的状况，则是入住的东京都厅职员家中会有电话，并由住在这里的几家人共同使用。这种都厅职员，在第六都营住宅中大概配置了三处供他们居住，当有打给其他居民的紧急电话时，他们便会通报居民来接电话。

大概这些都厅职员是被都厅选拔出来、负责照料全体居民的，应该也有给他们一些津贴吧。为了广为传布政府下达的政令，他们还组织自治会，也在都营住宅的空地上举办夏天的盂兰盆会跳舞祭典。我因为工作忙碌，没时间担任这种照料居民的角色，自治会也是仓促间成立，我想也没有什么通过大家投票选出的程序。

房子隔间只有四叠半与六叠两间房，但厨房有自来水与水槽，有锅灶也有钢瓶式的瓦斯炉。数代人的房间都设有旱厕，之后还增设了可由柴薪或木炭烧水的浴室，也有一块小庭园。虽然是适合下层民众的俭朴都营住宅，但总算生活上有了安定感，谦二感到相当开心。

感觉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住处了。虽然仍是租赁的房屋，但这是第一次住在无须配合房东、不怕随时要被赶走的屋子里。虽然是筒子楼式的集体住宅，但与隔壁都隔着水泥预制板，与只有木板墙的老式筒子楼不同，听不到隔壁的声响。而且前后还有空间，感觉就像独户一样。

不仅能与父亲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而且住宅终于拥有瓦斯与自来水，父亲也感到开心，终于可以从“下层的下层”爬到“下层的中层”了。虽然住宅紧邻美军基地与铁轨，噪音很惊人，但也不能再多加苛求了。

谦二在战争之前租屋时就住过有瓦斯与自来水的房子。对谦二而言，他的战后复兴，终于在一九五九年完成了第一个阶段。

搬家之后，饮食上不仅可以吃到鱼肉，也开始食用火腿与香肠。谦二把公司的微型面包车停在都营住宅的空地，开着这辆车大概二十分钟便可到立川商店上班。“当时住宅周边有大量的弃耕空地，根本没想过要租停车位。更何况，当时在第六都营应该无人拥有家用汽车。我的汽车也是公司车，可能有少数人也持有公司车，但在第六都营我没见过自己那辆以外的其他汽车。”

搬家后没多久便购入了黑白电视机。紧接着也买了没有甩干功能的单缸洗衣机与电饭锅。“在立川商店附近的电器行以现金购买。我不用分期付款购物”。

至于其他的家具，大概就只有衣柜、茶几、木制的小书架而已。不过在谦二的印象中，“来到昭岛之后，虽然只维持最低限度，但至少有些像样的家具了。在此之前因为经常搬家，为了能够尽快迁移，总是过着只有手提行李加上一床棉被的生活”。

房租两千五百日元，搬入时谦二的月薪已经提升到一万八千日元。在青梅线的昭岛站前再过去就有一处市场，秀子即到此处购物。家中也能够订阅报纸，延续战争之前订阅《东京日日新闻》的习惯，继续订阅同家报社改版之后的《每日新闻》。

停电的状况不常见，但苍蝇很多。放食物的盘子如果不罩上半球形的网罩，便会聚集大量苍蝇。垃圾收集不完善，加上没有下水道，都可能是原因。

当时东京人口激增，垃圾处理速度却跟不上，只能将垃圾运到东京湾岸的掩埋场“梦之岛”丢弃。第六都营住宅每户外头都有水泥制的垃圾箱，虽然有把垃圾载走的回收系统，但没有分类，而且回收速度似乎也很慢。因为没有下水道，所以定期会有化粪车来回收粪尿。不过“因为过往一直没有冰箱，有食物便全部吃掉，而且当时没什么包装纸，几乎不用丢垃圾，所以也没感到太大的不便”。

五、结婚生子

生活问题告一段落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秀子的婚姻了。“虽然让超过三十岁还单身的秀子工作回家后帮我们做饭，但仍然希望她能早日结婚。”因此，谦二也希望赶快结婚娶个太太，一九五八年连续相亲了两次，但结果都不如人意。“一位我不太中意，自己拒绝了。另一位的亲戚是医生，要我把肺的X光片寄给他看，送去了之后对方就拒绝这桩婚事了。当时感到一阵震惊，再度痛切感受到自己是伤残人士。”

不过，缘分总是出乎意料。一九六一年春天，秀子带了一位客人到第六都营住宅家中。那是秀子在佐吕间时期的小学同班同学熊冈宽子。谦二后来便与这位女性结婚了。

谦二时年三十七岁，宽子三十二岁。宽子是佐吕间小学校长的次女，已经结过一次婚，离婚后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名叫刚一。宽子的家人在战争结束后举家迁往广岛，宽子把刚一留在老家，自己一个人到东京工作赚钱。可是宽子的父亲于一九六〇年十月突然过世。“宽子的母亲好像严格命令她，要在刚一上小学之前找到新的结婚对象。我自己也想找结婚对象，秀子也想离家独立。刚好三个人的利害关系完全一致。”

以谦二的条件而言，说不上是好的结婚对象。与父亲一起住在第二种都营住宅，就职经历相当不稳定。实际上只剩下半边的肺，健康方面也有很多顾虑。可是“对方的亲戚们，因为母亲非常着急，所以赞成我们的婚事”。

即便如此，宽子结婚后，洗完澡看到谦二背后的手术痕迹，听说“看到吓呆了”。“虽然有说明过，但大概没想到这么严重，如果结婚前就知道的话，或许这桩婚姻就告吹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谦二与宽子结婚了。同一个月秀子搬出第六都营住宅，隔年一九六二年（昭和三十七）六月也结婚了。对象是过去一直交往的大学职员同事，秀子之后也继续担任大学职员。

谦二与宽子的结婚仪式，在东京都一处叫新宿生活馆的场地举行，谦二跑业务时从立川涉外劳动管理所的监督官那边知道这个地方。这个立川涉外劳动管理所，是专为在立川基地工作的日本人基地劳工而设立的，属于东京都劳动局的设施。

因为那是人进人出的场所，许多业务员都会前往推销。在那里偶然与路过的劳动管理所的人聊起，对方说想要便宜举办婚礼的话，那地方很适合。我这边的媒人是渡濑社长，又邀请了早实时期的朋友、静冈的姊姊等亲戚若干，再加上父亲与秀子。宽子方面的亲戚，感觉总是比我们身份高一些。我这边邀请的客人很少，所以连原健一郎也一并叫上了。

结婚仪式没有采用任何宗教仪式。两个人宣读“结婚誓言”后，生活馆馆长再祝福献辞，大概就是这种形式。在公共设施举办无宗教结婚仪式，日本战败之后某段时期相当盛行。

原本日本的结婚，只是两家人碰面，开宴席吃饭而已，没有什么宗教仪式。现在举行的神道式“神前结婚式”源自于一九〇〇年当时的皇太子（之后的大正天皇）结婚时“创造”的宗教仪式。经济高速增长后庶民的购买力上升，提供神道式或基督教式婚礼的场所逐渐多起来，之后类似谦二在公共设施举办无宗教仪式婚礼的场地，便随之逐渐消失。

新婚旅行是到伊豆度过四天三夜的旅行。谦二的足迹虽然从北海道到东京、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新潟，之后又回到东京，流转过不少地方，但除了参加过一次立川商店员工旅游之外，这还是他首次个人旅行。“旅行回来后，秀子离开家里，家中换成了主妇进驻。”

结婚后的一九六二年五月，刚一的外祖母从广岛把刚一带来，宽子到羽田机场去迎接他们。六岁的刚一或许因为长时间不在母亲身边，所以比实际年龄成熟，是一个相当伶俐的孩子。

虽然一切看来一帆风顺，但“世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宽子结婚后不久就怀孕，精神上陷入不太稳定的状态。住处狭窄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决定先把雄次托给静冈的同父异母姊姊照顾。

这位姊姊，过去与丈夫一家人住在新潟的日本轻金属公司宿舍，谦二在新潟工作的时代，曾经跟他们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姊姊一家人随着日本轻金属的静冈清水工厂开设，一家五口一起搬入了静冈的公司宿舍。

这位同父异母姊姊理解状况，也愿意接雄次过去照顾，但公司宿舍过于狭窄，因此为了照顾雄次得另外租住处，需要一些时间准备。这段等待的期间只好把雄次暂时委托给住在山形的另一位同父异母姊姊。这位山形的姊姊还在喂乳时便寄养在其他人家中，但此时仍细心照顾生父，父女间仍有相当深的牵绊。

谦二三十六岁，宽子三十三岁，刚一五岁（一九六二年十月摄）

一九六二年七月，雄次在秀子的陪伴下离开了第六都营住宅，前往山形。十月，雄次在同父异母姊姊的长子陪伴下，暂时回到第六都营住宅，住了大约三晚，再度迁往静冈。雄次从前年起就因心因性高血压身体状况不佳，如果没有人随侍在侧，便无法长途旅行。

静冈的姊姊特别租了一户独立的小房舍来照顾雄次。一九六四年五月，雄次因为脑梗塞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九。“虽然知道一直有高血压的问题，可接到静冈姊姊的电话，说父亲身体状况很差时，还是有些意外，匆匆忙忙地赶过去，赶到时父亲已经过世了。整个人只感到一阵茫然。”当时东京正在举办奥运，但谦二说他“完全没留下印象”。

无论如何，雄次离开之后，宽子的精神安定许多。一九六二年九月，产下了对谦二而言唯一的一个儿子。因为宽子已经带来了刚一，所以给孩子起名为英二。第二年夏天，谦二带着英二前往冈山，小千代看了非常开心地说：“这是小谦的儿子啊。”

身为校长的女儿，宽子十分热心教育，会买图鉴与绘本给刚一与英二，也会购读《小学一年级生》等教育杂志。结婚之前母亲寄给宽子的信件中，也写到要为孩子们先存好上大学的学费。与伊七和雄次一样，谦二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接受过这种文化，都把孩子的教育交给宽子处理。

刚一进入昭岛市的小学，很快就拿到优秀的成绩。英二则开始在附近新开的私立幼稚园上学，因为附近尚没有托儿所，宽子便在家专心于家事与育儿。谦二偶尔也会负责照顾英二，带着小孩一起跑业务，不过这只限于宽子不得不外出办事的时候。

一九六五年左右起，孩子们的生日会开始吃蛋糕点蜡烛。对谦二而言，这是他不熟悉的习惯。“战争之前的庶民，以虚岁为准，每次正月大家就往上加一岁。只有知识分子或上层阶级才会庆祝生日。宽子的家属于知识分子家庭，因此好像有庆祝生日的习惯。”

谦二因工作繁忙，赚来的薪水直接交给宽子，也不过问如何使用。宽子自己记账，也存下一笔可以买下新家、搬出公营住宅的资金。

翻开宽子记下的账本，一九六二年谦二的月薪大概是三万多日元。不过金额并不固定，许多时候会晚一周发薪水。在薪水迟发时，也出现过家中只剩下数十日元的状况。“渡濑社长每当公司稍为宽裕时，立刻就想扩大事业。这种时候给员工的薪水就会迟发。英二出生的时候我向公司借了四万日元。”

一九六二年时，小熊家一天的餐费大概是三百日元到四百日元。理发钱一百三十日元、房租每个月两千五百日元、电费每个月五百到八百日元、牛奶配送每个月一千四百八十日元等。这一年比较大笔的支出，有吸尘器一万一千二百日元、电风扇一万日元、相机六千日元、刚一教育费两万三千七百一十三日元、英二出生费用两万一千八百日元等。不过这一年也腾出了邮政储金五万零两百一十八日元、人寿保险一万日元。

一九六二年小熊家的总收入，计有谦二的薪水四十万八千四百七十七日元，以及谦二谈成大生意统筹获得报酬四万日元、公司股票分配五千零六十一日元等，总计五十万六千七百五十七日元。家庭生活支出四十三万两千四百一十六日元，股票增买一万一千日元。“如果谈成大笔的生意，批发商就会发奖金。保持立川商店的薪水之外，这部分就当作副收入。股票是宽子受在证券公司上班的弟弟影响，所以也购入一些。”

顺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生活上逐渐宽裕。一九六一年“休闲风潮”蔚为风尚。不过根据谦二的说法：“说是休闲，不过是在英二出生的第二年，使用公司厢型车Sambar，一家四口到羽村的河堤上看烟火而已。隔年则是到神代植物园赏花。简单来说，就是不花钱的娱乐。其他就没什么记忆了。”

即便经济高速增长，但庶民生活仍然相当谨慎。一九六八（昭和四十三）年，举行过“过去三个月体验过的休闲、娱乐”调查，根据这项调查，排名第一的是读书；第二为超过一晚的旅行；第三是手艺、裁缝（只在女性中拥有高得票）；第四是在自家饮酒；第五是看电影、戏剧。[5]

一九六〇年代，战后一代的生活风俗虽然成为热门话题，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当时仍是以类似谦二这种战前一代为主导的年代。高速经济发展期下的经济循环命名，例如“神武景气”“岩户景气”“伊奘诺尊景气”[6]，以及把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机称为“三种神器”，等等传统词汇的使用，说明了这个时代的主要发言权、诠释权，仍操纵在受战前教育的一代手中。

一九六八年，居住于冈山的外祖母小千代，以九十一岁高龄过世了。谦二最后与小千代的见面，是在一九六五年带着英二搭乘有卧铺的急行列车到冈山拜访的时候。迎来明治一百年之际，谦二的长辈世代全都离开人世了。

对谦二而言，在七岁到二十岁这段所谓人格形成期，陪伴他成长的小千代，算得上是他实质上的母亲。葬礼依照当地风俗举行土葬。几年之后，为了迁入伊七于战前在东京购买好的多摩墓地，再次把外祖父母的遗体挖出火葬。伊七与小千代的遗体都在地下腐朽了，只有小千代下葬时穿的化纤质地的寿衣完全未遭腐坏，很漂亮地保存了下来。

六、自立门户

谦二的生活虽然逐渐稳定，但立川商店的经营却逐渐出现问题，因为与其他商家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外勤业务已经难以扩展更多业绩，再加上渡濑社长采取的扩张方针有问题等等。

经营危机的征兆，大概出现在一九六一年刚落成的“高岛屋百货”开设门市时。当时立川的百货公司只有伊势丹一家，高岛屋则联合当地商家共同盖了一栋五层楼的建筑。一直采用进攻型经营策略的渡濑社长，提出用交租金的方式在高岛屋百货开两家新门市，分别销售体育用品与饰品，其中饰品商店由社长夫人负责。

但也因为如此，资金调度开始出现困难，接着就如小熊家的家庭账本呈现的一般，薪水开始迟发。

如果是外勤业务，只需要针对销售出去的商品进货，一两个月之内便可产生利润并转换成现金。但在门市售卖时，需要砸钱在门市陈列商品，但实际卖出之前，资金都无法回收。因此开张门市什么的会遭遇困难，我自己立刻知道。可是，社长无论如何就是先“冲冲冲”。

而在这种状况下，体育部门的管理者高桥，与立川商店划清界线，自己独立创业了。在薪水不随年资增加的中小企业界，长久于同一家公司工作没有任何意义。通过进入公司学得一身本领，之后考虑独立创业，是极其自然的想法。

高桥的个性比较刚烈，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对于自己能把立川商店的体育部门扩大至此，心中有些自负情绪。逐渐地就与社长出现意见分歧，当薪资开始迟发的一九六一年，他与社长吵了一架后便辞职了。两个人好像去喝酒，在那样的场合下发生争执。

高桥问我和大木，他要独立创业，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干。他似乎认为我们必定会跟着他离开。但我考量到，如果就这么跟着他离开，大概永远会被他当小弟来使唤。另一方面他问大木：“你怎么想？我认为自己现在就独立创业实在有点困难。”大木回答说：“我也这么认为。”所以当时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之后高桥在小金井开了大约三年的运动用品店，结果还是失败了。他有太太与两个孩子，之后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毕竟他是个人脉广阔的人，应该还是有办法解决吧。

立川商店的经营危机，随着新门市经营上轨道后，暂时得到缓解。但一九六五（昭和四十）年，山一证券陷入经营危机，也出现了被称为“证券恐慌”的经济不景气。而这一年的十二月，立川商店倒闭了。

倒闭的最直接原因，是渡濑社长于一九六三年秋天，除了立川站南口的公司之外，又盖了一栋三层的钢筋水泥建筑。一楼与二楼当作仓库与办公室，三楼则是社长的住处，而这个举动让公司资金周转再度陷入困境。接着又开始出现严重的薪水迟发状况。

当初盖楼的时候，原本以为社长内心应该有一定程度的盘算。但与我交易的批发商却问：“你们这样没问题吗？”这个时期许多顺应经济高速增长发展顺利的小店铺，只要盖起宏伟的公司大楼，资金周转就会出现危机，接着就是倒闭。批发商会这么问我，大概因为他也知道这种状况吧。

除此之外，倒闭的根本原因，还是出在社长一味只图扩张的经营战略上。跑外勤的文具业务获得成功，接下来就是体育用品，然后是办公机器，再接着是乐器，全都反复采用同样的战略。当在某个领域竞争对手增加，外勤业务效率无法提升时，就往其他领域进行扩张，不断重复这种操作。接下来选择乐器事业，某种意义上仍具有先见之明，但问题出在没有先看清自己的立足点。

创新投资企业的进攻型经营，是否能押中卖点，差异颇大。如果是大企业的某个部门投资失败，还能靠其他部门的收益弥补度过，但中小企业的情况，只要押错一次，就是倒闭。

不断重复贷款来扩张事业的战略路线，等于手边一直处于缺乏资金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还增建楼房，导致从东京奥运左右开始经常发生薪水迟发一个月的情形。从我进入时的十名员工，目前已经增加到三十人左右，人事费用大为增加。加上这次遇到不景气与倒闭的外在状况，公司经营肯定会出现状况。

公司倒闭之前，谦二已经成为立川商店的“二把手”（Number Two）。高桥离开后谦二接手管理体育部门，加上有会计经验，也负责资金的调度周转。“一九六〇年左右雇用的会计，在一九六五年被开除。因为在增盖公司楼房时从建设公司拿了回扣，被社长发现了。此后社长与他的长女一起负责会计，公司经营的最后半年，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只好出手帮忙处理会计业务。”

谦二为了避免公司出现拒付的情况，到东京市中心的大型批发商等债权者那里，恳求延期支付。立川商店对批发商开出的付款支票，延到下一次再行结算，也就是“跳过一次”的处理方法。

某个月的结算日，四处拜托可能愿意帮忙的批发商，请他们让我们延迟。拿“因为长年的交情”这借口拜托人家，有些地方愿意帮忙，有些也爱莫能助。 接着，下一次的结算日快到时，赶紧又去拜托其他的几家公司，这样总共搞了两回，简直就是地狱啊。某个批发商的对口负责人是这行的老手了，看到这种状况还对我说：“到了这种境地，还不如不要这么辛苦，干脆跳票比较好。”

这期间，公司员工开始对薪水迟发感到不满。其中一个员工直接向立川的“地区劳动组合”（简称：地区劳）告发公司的状况。接着在一九六五年夏天，当渡濑社长在朝会训话的时候，“地区劳”的活动家终于跑来谈判了。

朝会的时候，以往都是社长的经营报告与精神训话。社长也有过共产党的运动经验，所以能够理解劳工运动，并且愿意接受“地区劳”活动家的建言，让立川商店组成工会。不过工会组成之际，公司已经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缺乏能够运作的资金。

最终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谦二开始处理倒闭程序。“因为银行已经来了通知，说明无法继续延长贷款偿还日期，而且批发商也说不能再接受欠账的状况。”

最终由主要交易银行与最大的交易批发商取得主导权。他们已经得到立川站前公司房屋的土地抵押，其他小的债权者接着也取得了较小的抵押，剩下的也只能放弃催收欠款了。最后举行债权者会议时，与主要债权者达成交涉协议，大势便大致定了。

在东京市中心的批发商负责人，因为嫌太麻烦，不可能为了低额的债款特别跑来立川讨债，所以放弃今后的债款追讨。当时的中小企业倒闭，超过一个月之后，碰面聊起来大家就只会说句：“真是一场灾难，吃足苦头了吧。”然后理所当然地觉得专心致力于下一项可以赚钱的工作就好。

债务的优先支付对象，首先是员工的薪资，接着是税金相关费用，第三便是银行。这大概是这种情况的既定处理顺序。银行当然打着类似“朝廷锦旗”般冠冕堂皇的理由说：“银行接受国民存款，除了税金之外，也对社会负有责任。”而在我的努力之下，既不损及银行，也能处理好其他债权事宜，银行的对口负责人甚至对我说：“你们的倒闭处理得很漂亮啊。”

谦二帮着社长一家人，保住了“高岛屋百货”内的门市店铺。因为他没把高岛屋开有门市的事情传达给债权者们。虽然有些批发商知道这件事情，但这个门市店也抵押不了多少钱，所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多追究。

对我而言，我认为该门市还是由社长家族继续经营最稳妥。家人自己经营，即便不付薪水也无妨。原本甲州出身的同乡们，除了两三个女性店员之外，大概都解聘了。换句话说，社长一家人继续在火车头上，后面的列车完全切除分离，大概就是这种状况。

社长希望谦二继续留在店里工作，但谦二拒绝了。接下来谦二与大木两个人独立创业，在一九六六（昭和四十一）年一月，谦二创立了“立川体育股份公司”。

立川商店或立川体育，虽然名称上都是股份公司，但其实也只有名称上而已。立川体育的股权持有者，就只有我与大木两个人。只是像是给信用镀层“金箔”一样，新公司在名称后加上“股份公司”字样。立川商店倒闭时已将债权清理完毕，在银行与大批发商之间建立了自己的信用，所以往后的交易也不成问题。

昭和三十年代后半（一九六〇年代前半）开始，商业秩序开始稳定化，与战争刚结束后不同，进入了头衔说话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递出名片自我介绍的时代。第一次做名片，是在新潟的出版社工作时，曾经以假名做过一次，在立川商店开始要跑业务时，才以本名做了名片。公司名称需要加上“股份公司”，也是因为这种大环境风潮的缘故。如果只是印上“小熊商店”，既没气势，也没信用感。

谦二他们在离开市镇的地方，租了个五米乘以五米大小的房子，开张了新的店铺。此处只当作接听外勤业务下订单的办公室，店面不展示售卖。谦二与大木把立川商店时代外勤业务部门的客户，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也就是靠着老顾客们的路线，独立创业。“立川体育的新店面，距离社长一家人开店的百货公司大概只有两百米。还记得之后社长跑来喃喃抱怨的样子。我对于其他人怎么想并不太在意，无论如何总得先求能够活下去。”

谦二于一九六六年创立的“立川体育股份公司”

立川体育的员工，当初只有谦二与大木两个人。一小段时间后，雇用了一位出身甲州，先前在立川商店工作的女性，请她担任办公人员兼接听电话。谦二自己担任会计经理，至于记录与老客户交易的赊销账簿，则请宽子帮忙处理。这位女性办事员后来与大木结婚，变成两个家庭联手工作。而对两位女性，也针对她们的工作分量，发给相应的薪水。

掌管外勤业务的两个人，赚取的业绩已经无须再与其他员工分配，等于是把立川商店时代不赚钱的部门都裁撤掉一般，自然经营上好转许多。谦二的月薪，在立川商店末期大约有四万日元，至一九六六年底已经拉升到接近十万日元。

过了一年左右，这样的经营达到一定的成功，便将公司法人化。自己开始新公司的时机非常好，如果再晚个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很可能就无法获得成功。即便继续待在立川商店，为了照顾社长一家人只会累坏自己，而且永远屈居人下，无法更上层楼。

体育用品商美津浓招待旅游（一九六六年摄于岐阜县）

这期间，在第六都营住宅中也出现搭上经济高速增长这班车与没赶上这波潮流的人，彼此间开始出现经济上的落差。谦二家在一九六七年申请了电话，一九六八年购入彩色电视机。附近来家中玩耍的孩子们，看到彩色电视机都惊呼：“有颜色耶！”

当时向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申装电话时，因为申请数量大增，一直无法通过。何况要申请还必须从电信电话公社购入一定额度的电话债券。因为宽子在家帮忙会计业务，所以利用“立川体育昭岛分店”的名义，以法人事业申请。大概在第六都营居民中，我应该是第一个拥有个人电话的。为了拉来电话线，甚至还特别立了电线杆。

但同时附近的邻居，似乎也有人尚且买不起洗衣机，有些妇人只能拿着脸盆在房子前面洗涤。比实际年龄成熟的刚一，听说有人把这个原本就是要提供给低收入居民的第六都营住宅称为“贫民窟”。

此时刚好进入越战最激烈的时期。住处附近的横田基地，美军的大型运输机频繁地低空飞过。起降时的噪音让人无法听清彼此对话，连电视机的画面都会受到干扰。宽子的妹妹来访时，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还曾被这种噪音吓哭。“差了一岁的英二，从出生起就很习惯这种噪音，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对外来的人而言，这种噪音音量应该非同小可吧。”

一九六八年，大学学生运动开始。对谦二而言，大学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日本大学的秋田明大等学生追究大学会计上的违法行为，应该是最初的发端吧。东大从医学部要求改善实习医生待遇开始，这部分我还理解，之后到底在吵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到后来，不管哪里都有新左翼的政党加入运动，搞得一团混乱。

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情，另外还留有印象的，大概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自己曾在苏联战俘营经历过民主运动，我很清楚被那么多人围住斗争、批判是什么感觉。看到新闻报导后，想起了过往的回忆，心情很恶劣。”

一九六九（昭和四十四）年一月，谦二一家人搬出了第六都营住宅。因为在武藏村山市的新兴住宅区“三藤住宅”中，已经盖好了他们的新家。

“三藤住宅”是“东京都住宅供给公社”作为住宅地开发的区段。土地出售的介绍资料也传阅到同为东京都经营的第六都营住宅，宽子读了资料后，选定了搬家的处所。

如前所述，公营住宅的营建规模此时逐渐缩小，一方面也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开始推行鼓励大家自行购买房子的政策。谦二处理立川商店倒闭事宜时，在银行间拥有相当高的信用，所以能够获得盖新房所需的贷款。

邻居的自卫队员和巴士司机，后来仍继续住在第六都营住宅。自卫队员的家中好像有三个小孩，生活上大概很不轻松吧。巴士司机一家年纪还小的女儿，不慎跌落都营住宅的排水沟身亡。现在大概会上电视新闻，但当时这样的事故却层出不穷。

只靠老实工作想要存钱盖一栋自己的房子好离开都营住宅生活，大概没那么简单吧。我只是刚好赶上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机，运气好罢了。搬离的时候相当开心，不过这种开心实在不适合表现出来，所以特别谨慎地收敛心情。我们应该是周遭最早搬离都营住宅的一家人。

武藏村山的新家，是尽量配合宽子期望而设计的钢筋水泥建筑。当时谦二已经四十三岁，有股终于走到“大富翁”游戏终点的感觉。但这个新居不过只住了三年便放手离开了。当然，当时谦二还无法预知这件事情。

[1] 结城清吾，《過密·過疎》，三一书房，一九七〇年。

[2] 译注：指出身山梨县的实业家。

[3] 译注：随时候令为老客户提供商品贩卖服务。

[4] 译注：直译为日本游客局，是JTB的前身。

[5] 上村忠，《変貌する社会》，诚文堂新光社，一九六九年。

[6] 译注：神武景气（一九五四—一九五七年）、岩户景气（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伊奘诺尊景气（一九六五—一九七〇年）

第八章 战争的记忆

一九六九年一月，谦二新居落成，举家搬出都营住宅。新家是一栋两层的钢筋水泥建筑，拥有屋顶露台并附中央冷暖空调，可算是现代住宅了。

房子四室两厅，有宽敞的起居室及和室房，两个儿子都有个人单独的房间。负责设计的是跑业务时认识的东京都职员的弟弟，一位在建设公司上班的设计师。

尽量满足宽子要求设计的新居，安装了吊灯与沙发。宽子非常开心。

一、“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想象

谦二搬家的所在地，位于东京都武藏村山市的新兴住宅地，名称为三藤住宅用地。这是由东京都的住宅供给公社购买农业用地，整合、统一规划后分卖给民众。

王子汽车自一九六一年起在武藏村山市开设了汽车工厂。但住宅区附近，仍留下许多农村的养蚕桑田与蔬菜田。“三藤这个地名，是将旧的两个农村部落名称连在一起，成为新的地名。电车没有通过武藏村山市，交通不算方便，不过东京都的土地分卖大都如此。我自己开汽车到立川上班，没电车不会有什么问题。两个孩子刚好都入学，刚一上国中，英二进小学，所以宽子上午与下午各出席了两个人的入学仪式。”

位于武藏村山的新家，在当时算是设计崭新的定制化住宅。在大学刚毕业薪水约两万多日元的时代，记忆中这套住宅花了超过一千万日元。但不隶属于大企业、只开了一家小公司的谦二，不可能获得银行房屋贷款。“土地以现金购买。建筑的部分，从立川体育的交易银行，也就是日本相互银行（此后曾合并成为太阳银行，现在则与三井住友银行合并）获得贷款。我身为银行客户，大概因为过往的信用，才能贷到这笔款项。”

随着迁居，谦二也把汽车从微型面包车换成一般轿车，车种是日产的Skyline。“因为得到武藏村山的日产王子汽车工厂跑业务，不开日产的汽车不行。如果开其他厂商的汽车，守卫不放人进入工厂。”

宽子非常喜欢依照自己期望设计的新居，但谦二并没有那么雀跃。“太过豪华了，总有一股不协调感。说实话，与搬入第六都营的时候相较，当年反而更开心。家里变得十分宽敞，让我不禁想着，如果还能把父亲与冈山的外祖母都接来同住，不知道有多好。”

三藤地区的新兴住宅区与第六都营一样，都是棋盘状的规划。在这个区域内有几百户新建住宅的家庭。“两侧的邻居分别是学校的老师与在东京市中心拥有蔬果店的老板。对面住的似乎是某演艺制作公司老板的‘二奶’，以及一家什么公司的中坚干部。附近也住有画家，整体住户都比第六都营住宅更高阶，不过因为此地交通不便，估计应该没有到市中心上班的人。”

这个时期立川体育的经营相当顺利。托经济高速增长之福，滑雪、高尔夫、保龄球等运动陆续成为风潮，各种运动用品也随之热卖。

除了保龄球以外，其他的运动都是战争之前布尔乔亚阶级的活动，人们对此都充满憧憬。保龄球风潮兴起时，许多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专用球，我们店里也放了一个样品球，让顾客可以确认自己手指的钻孔位置，我们再交给专人帮顾客钻孔后出售。我自己并不购买这种东西，不过感觉有钱人真的多起来了。

不过立川体育的主要经营项目，仍专注在外勤业务上。谦二与大木一起开创的立川体育，于一九六九年加入第三个叫作竹中的外勤伙伴。“是一位比团块世代[1]更年长一些的年轻人。出生在建材行之家，只有中学毕业，不过因为是工匠家庭出身，所以这样的学历应该已经算很好了。他很喜欢山，经常跑去攀岩。”此后公司员工继续增加，规模最鼎盛的时期大概拥有十名员工。

一九六〇年代是“团块世代”成长到升学年龄的时代，此时初中、高中与大学不断增设。立川体育最初的服务对象有立川高中（一九〇一年创立）、国立高中（一九四〇年创立，位于国立市的高中，非国家设立的高中）、北多摩高中（一九四八年创立）等等。之后附近区域又增设了日野高中（一九六六年创立）、国分寺高中（一九六九年）、拜岛高中（一九七八年创立）等，谦二也针对这些新设学校展开行销业务。

高中与初中刚成立时，是最需要争取的目标。创校时拥有整笔的预算，他们会先与市中心的大企业谈妥购入大部分需要的用品，而本地的中小业者群只能瞄准之后不足的部分或补充用品。大企业并不会介入这部分事务，所以大家都很卖力竞争。而当时的学校觉得相互比价非常麻烦，所以会直接向方便联系的企业下单，委托企业相关的人员去处理。

学校在四月初开学，因此得提前到办公室去拜访体育老师，拿名片与产品目录给对方。之后一边轮流拜访各校，大概隔一周或十天出面一次，向老师们推销些商品。从四月一日才开始拜访，因为担心不断出现会引起对方的厌恶，所以得留些空档才能再度拜访。我们公司特别注意不提供任何招待服务。不要招人讨厌，不要树立坏的风评，这是获得订单的秘诀。

从立川商店的下半年开始，谦二的工作逐渐“成为一种中介公司般的角色”。从学校拿到订单，发包给体育用品商或体育器材安装商，从中赚取一些利润。

在东京都或各市的预算范围内，争取订单与交货，这些都是从立川商店时代就延续下来的做法。昭和四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一九七〇年起），接受的订单逐渐变成要在校园里安装多少单、双杠或者篮球架，每年度需要多少维修管理的形式。安装与维修管理当然我们无法自行处理，得外包给器材商，我们只担任中介的角色。不过，如果只是单纯负责户外器材的涂装维修，并没有困难到需要外包的程度，我们会接下订单自行处理。

即便是学校的运动设施，如果是牵涉土木建设业一类的大型物件，政治势力就会介入。小型企业因为没有这些政治实力，只能彼此合作性竞争，成为各种不同的从业者团体。特别是都立高中新设校时，大量订单都会先通过都厅等级的大企业先行处理，中小企业只能抢食除此之外的订单。市立中学等部分，则由立川市公所的财务科进行业务分配，因此会直接与财务科交涉。如果能与订购单位打好关系，做好人情，往往能意外地获得长期合作。

进入一九七〇年代之后，新兴商业的竞争状态与一九六〇年代相较，状况有些许改变。原本谦二他们处理的外勤业务，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举办展销会，为了获得整笔订单，必须到学校或企业中巡回推销。但之后为了取得学校或公家单位的订单，原本的业务风格在不知不觉间，转变成只需专注于维持与公家单位的关系。

这种转变与社会上的风气变化有所关联。在战后废墟、黑市的时代，比起大学毕业或白领阶级，握有粮食的农民与在黑市做交易的人更有势力。到一九五〇年代为止，都还留有这种实力比头衔更重要的风气。

当谦二开设立川体育的一九六六年，一开始只是想给公司名称镀层“金箔”而加上股份公司的字样，但此时期开始，名片上印的公司名称逐渐变得重要。营业重心逐渐转移到争取公家单位的订单，与这种倾向同时并行。

昭和三十年代之后（一九五五年以降），大家逐渐“上班族”化，根深柢固的“商人”逐渐减少。商人指的是赤手空拳、靠着自己的才能打天下、吃饭的人。大木就属于这种一路磨练上来的商人。

我自认是个“上班族”。说起来，因为富士通信机是一切的原点。在立川商店也是，自己仍带有领取月薪的上班族意识。直到立川体育创业之后，因为角色转换，变成由我决定是否聘用员工，那时才被称为社长。

谦二的人生路途，距离我们联想“上班族”这个词汇是指在大企业中受到终身雇用的形象，相去甚远。而谦二自认“上班族”的自我认识，也反映出一种奇特的心态。只不过自我认知这种东西，往往受到大环境的主导印象影响，因而与实际状态有出入。

从统计上的实际数据来看，大型企业的雇用形态，只占日本就业人口的两成不到。可是这种“上班族”形象却比实际状态更加普遍，它创造出一种这个时代日本社会的“典型人物形象”，甚至是一种“安定的生活形象”。连谦二这样的人也认为自己是“上班族”这个事实，正好从深层反映出这个现象。

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有几个原因。在大众媒体上班的高学历阶层，把自己与同班同学的生活形态，当作社会全体的共同想象，并且在媒体上不断扩散“上班族生活”的印象。收入提升的工人家庭因为没有其他的模型可供参考，即便只是表面形式，大家仍会模仿这种“上班族家庭”的生活方式。详细考量当然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期正是“一亿总中流”[2]与“单一民族国家”这一“日本社会平等化”的观念被固定下来的时期。

谦二搬出都营住宅的一九六九年，根据总理府的调查，回答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属于“中”等级的人，超过了九成。原本这个调查在询问自认的社会阶级时，只设定“上”“中上”“中中”“中下”“下”等选项，所以很容易产生广义“中”产阶级膨胀的调查结果。以同样的问题进行国际性比较调查，在美国与印度同样会得出广义的“中产阶级”超过九成的结果。[3]连谦二也说：“如果当时被这么问及，大概也是回答‘中’吧。”

不过，在这种社会的制度化过程中，也有带来社会安定的“功劳”部分。其中对谦二而言起了相当作用的，就是立川体育也引入了厚生年金制度。

厚生年金，就是公司必须缴纳社会保险费。因为会对经营造成负担，大多数个人自营企业往往只愿意采用国民年金。我们最初的两年也是这么处理，但等经营稳定之后，便转换成厚生年金。当时并没有太深入的考量，只是觉得这样做与给公司名称加上股份公司一样，对公司而言具有镀层金箔、往脸上贴金的加分效果。

当时的我，仍延续战争之前的想法，也就是把工作时存下的钱，当作退休后的养老金。因此，并没有靠领年金来过生活的认识。不过，因为当时那样的判断，才让我现在有厚生年金可领。但只领国民年金的人，即便领到满额一个月也只有大约六万日元。有一位经营个人商店的同行，过年我们会彼此寄贺年卡，他在卡片上就写到退休生活非常严峻。

这种感受等到可以领年金时就能够体会了，不过早在立川商店时，公司就加入了厚生年金。可能当时社长原本就是共产党员，还是有考量到员工的福利吧。自己的年金从富士通信机时代开始，历经立川商店、立川体育等上班时代累积而来，现在能够享受厚生年金之利，大概就是在这种偶然情况下发生的。只是社会上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日本官僚机构却无法改变制度加以回应，这种弊端让人打从心底里产生一股不公平之感。

二、安定还是停滞？

在这种一帆风顺的状态下，突然一片暗云笼罩下来，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昭和四十七）年二月。中学三年级的刚一，因为意外而身亡。“公司办了员工旅行，带大家到长野的茅野去滑雪。好不容易有一次旅行，所以顺便带上了宽子与英二。刚一为了准备高中考试，所以一个人留在家中。滑雪旅行后回到家，看到附近的人们聚集，才被告知刚一从屋顶上跌落下来死了。”

隆冬中从屋顶跌下的刚一，躺在地上意识不明，就这样体温不断降低，最后冻死。刚一成绩优秀，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虽然还是中学生，已经开始阅读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看家的儿子意外死亡，宽子因而陷入极度的抑郁之中，全家都笼罩在忧伤的气氛之下。“当时刚好发生了‘浅间山庄事件’（日本‘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挟持人质），电视上不断播放警察与学生间的枪战，以及在山中发现尸体的消息。刚一的葬礼恰好就在这个时期，更添加了一股晦暗悲惨的气氛。”

丧礼在自己家中办理，遗体与祭坛都安置在客厅，供来客凭吊。翻阅当时的奠仪账册，有致赠奠仪者共一百一十三名，只来凭吊未赠奠仪者有六十八名。包含刚一的中学同学，凭吊客人超过两百名。谦二生意关系上的来客不多，大部分都是亲戚与邻居。与现在的普通丧礼相较，当年的凭吊者显然多上许多。

宽子心情低落，到最后甚至无法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无计可施之下，只好搬出生活了三年的武藏村山。

花了大笔钱建起的家，本来以为会在这里过一辈子，没想到竟然如此。因为是有人意外死亡的“瑕疵商品”，虽然找到了接手的买家，但对方为了重新盖自己的房子，等我们搬走后便拆毁了旧房。因为是钢筋水泥搭盖的坚固住房，拆房时大概费了一番功夫。对方买下房子时好像只花了购置土地的费用，已经不记得卖了多少钱。是赚是赔都不重要了。

没办法，只好在公司附近的立川市买了一户大楼一家人迁入。那是一栋新建的十二楼大厦公寓，谦二一家住在十楼，隔间只有两房一厅，面积只有武藏村山房子的三分之一左右。

从十楼往下看，对面是废弃物回收站堆积如山的铁屑，以及大概是从立川基地买来的美军战斗机副油箱，压扁堆在一旁。同一层楼对面一户住着东京都的职员，让人意外的是，大楼居民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或者中年人，与他们并没有太多交往。

这算是谦二回国后第十一次搬家了。此时谦二四十六岁，宽子四十三岁，当时唯一的儿子英二只有九岁，距离他独立自主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宽子失去刚一之后非常忧郁，连带地身体状况也不佳。为了排解宽子的忧愁，谦二会开车带着宽子与英二外出旅行。一九七四年，谦二与宽子一同回到共同的出生地佐吕间拜访，与远房亲戚只简单打过招呼，之后他们再也没回过佐吕间。

立川体育在经营方面虽然增加了员工，但此时已经逐渐失去优势。一九七三年发生石油危机，宣告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此时学历社会（依赖学历的社会）发展更加稳固，中小企业很难找到优秀的人才。

一九七〇年，一位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的员工转行进入我公司，是一位高中毕业的中坚员工，听说因为工作现场的意外事故，开始讨厌自己原本的工作。当我跑业务巡回各工厂时，他向我说：“希望在小熊先生的公司上班。”因此雇用了他。他喜欢音乐，也喜欢吉他与音响。这个人跑的业务，成绩马马虎虎，因此薪水未曾调升，而且大概理解到零售业的生活不如他的想象，最后自己辞职了。

在竹中的介绍下，公司雇用了专门的会计经理。他的头脑很好，也有经理的手腕，比我更熟悉税制。可是七〇年代后半公司经营出现状况时，他也选择早早脱离公司。

其他的人也雇用了几个，大家都待不久。我自己也属于这类或多或少走在社会常规之外的人，大家也不是真的热爱体育才从事这工作。我的这一代是为了生存、为了吃饭而拼命工作，与之后的富裕一代工作风气也有所不同。不过，说这些并不是想强调什么精神论之类的东西。

一九七五（昭和五十）年，立川体育开设了八王子分店。虽说是分店，并非真的开设店面，而是所谓“吸收合并”了一家商店。“合并的是一家原本由两个人经营、位于八王子站南口的运动用品店。他们经营出现困难，一个人卷走借款趁夜逃跑了。剩下的另一位拜托我们，才以合并的形式接收他们的商店，但借款的部分我们并不承担处理。这项合并，是因为公司业绩在石油危机下无法发展，想试着借由增加店面的方式，看能否打开新的局面。”

当时谦二五十岁，仍然尽心努力做生意。可是大环境的状况，已经转变为低速增长与市场秩序化发展，情况已不再类似经济高速增长期。至于体育用品，大型超市发展起来，顾客更喜欢超市丰富的选择和便宜的价格，中小型店铺在竞争中迅速处于不利的地位。“八王子店位于车站附近，五年之间生意还不错，但随着竞争对手出现，业绩逐渐停滞。销售额不如当初预计，赤字却开始增加，因此把经营权交还给原本的负责人，八〇年代双方便拆伙了。”

在八王子店经营不如预期之后，立川店迁移到更接近车站的地点，目标仍在扩大店面销售量。可是这仍旧不如预期。“虽然距离车站更近，但店面位置却不是人潮经过之处，房租又贵，最后仍无法成功。因为过去没有花费太多心思经营门市销售，所以才无法看清整个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除了努力维系一直以来靠外勤业务获得的老顾客外，也别无他法。这个时期公家单位的订单，一方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格局，会优先交给大企业处理，另一方面竞标机制的引入仍不够充分。因此理所当然地，既无政治势力又无财力提供大幅折扣的中小企业，只能走上私下商量、彼此串通这样一条道路。

同行之间彼此商量的状况不少。一九七〇年代后半，竹中出席市政府的投标说明会，根据他的形容，当时在市政府的入口附近听到几个友好的同行聚在一起讨论，有个人说：“我在这家学校已经打好关系，这一块分给我。”这件事情遭其他同行向市政府检举，大家因为串通舞弊的事情被市政府传唤约谈。这种情况下我建议竹中就装作不知情，我们公司也因而度过这场危机。

这种状况中，业界都知道哪边的学校是哪个同行的势力范围，彼此间形成一种私底下的默契。包括学生入学时买的整套体育服装等，只要是自己建立好关系的学校，就能将合作关系持续下去。

维持着这种停滞与安定的状态，谦二在一九七八（昭和五十三）年，搬到八王子市的新兴住宅地。该处是由住友不动产在多摩丘陵凿山整地后分卖土地，一处叫“南阳台”的住宅区，谦二依旧通过长期往来的日本相互银行取得贷款，并且一如既往，把房子的设计交付给宽子。

落成的新家，是由手艺精巧的木工师傅打造的六房两厅木造房屋。搬家时谦二已经五十四岁。客厅装潢有波斯地毯和吊灯，还从秀子上班的东京学艺大学购入了一台学校淘汰下来的钢琴。房贷计算与新居设计谦二都没过问，金额计算下来，总共让谦二缴了十年又几个月的贷款。谦二搬来此处后，仍与过往一样开车去上班。

虽然是位于丘陵上的新兴住宅地，但有巴士到京王线电车站，因此有许多人是到市中心上班的上班族。右边邻居是住友轻金属的工会干部，后来也升任管理职务。左边邻居则是建设公司的员工，私底下还兼任在日韩国人的律师。“因为是住友不动产的土地分卖，所以入住的人好像多少都跟住友集团有些关联。”居民大部分都四十多岁，像谦二这种五十几岁的小企业主则不多。

买下新居，进入一九八〇年代之后，谦二似乎转趋保守。这个时期，在立川体育里地位仅次于谦二与大木的竹中，针对经营方针提出了新的意见。因为外勤业务与门市销售都达到上限，他主张可以接单帮制服与体育服装绣上校徽等标记，增加商品的附加值。可是，谦二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想要实现竹中的计划，必须投资电脑控制的缝纫机与压烫机等设备。我虽与大木私下商量过，但他总是遵从我的意见，所以也无法依赖他。我自己判断与其背负债款，还不如不要扩张来得安全。这是我从立川商店的失败中学到的经验。

竹中年纪不过四十出头，自己的提议不被采纳后，便自行创业去做这个绣上标记的生意。最后我们还是商量了一下，打算让他圆满实现创业梦想。他与太太只有两个人，在自己家中接受订单，好像没有做出太多的成绩。那种工作，反而不适合租办公室雇用员工来处理。

一九八五（昭和六〇）年，谦二六十岁了。这个时期的立川体育，由他与大木二人继续维持着小店铺，接受长期合作的顾客订单，延续这种日常性的营业形态。他们在一九六〇年代前后累积起来的商业模式，在十年多之后便老旧陈腐，整个环境都转变成只能依赖公家机关固定需求的状态。

三、是战争我就讨厌

谦二说：“外出跑业务时，大概都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不记得有讲政治或战争的事情。”但并非已经忘记战争时代，毋宁说，随着生活安定之后，反而有余裕回头思考战争记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谦二读了日本的战争文学名著，五味川纯平的《人间的条件》。内容描述一位被送到中国东北的士兵，如何抵抗日军内部的压力，在西伯利亚成为战俘之后又如何在严寒的荒野中历经九死一生的故事。刚来东京、在学艺大学找到一份打工的工作时，谦二就在大学图书室看到了这本书。

根据谦二的说法：“虽然是长篇大作，但容易阅读，也有真实感，很能引起共鸣。”但即便如此，读过之后却不怎么感动。“因为，如果照书中所说，实际上那样抵抗军队，大概不死也剩半条命，主角承受的非常人所能企及，算是一个讲述‘超人’的故事。”

至于野间宏的战争文学名著《真空地带》（一九五二年刊行），谦二在离开结核疗养所时也还是拿到一本。故事描述新兵受到私刑，逐渐丧失了人性，超过一定限度后，整个人就像在真空中被压力击垮的状态。可是谦二说：“那书程度太高，读不太懂。是一部不适合快速浏览的作品。我因为太过忙碌，实在无法细读。”

谦二也阅读过由东京帝大集结学徒兵战死者的遗稿而成的《倾听海神之声——日本战殁学生手记》，“印象不太深刻。感觉是头脑太好的人，所以烦恼也特别多，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吧”。比起这部作品，让他更有印象的是大冈升平的《俘虏记》（一九四九年刊行），“因为关心俘虏的境遇，所以在疗养所时代就读过这部作品”。

一九五〇年代后半起，制作了大量描绘战争的电影；但谦二对这类作品几乎毫不关心。

六年〇代还是七〇年代，在电视上看过《二十四之瞳》（一九五四年），感觉太多愁善感了。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一九六八年）之类，充满英雄主义的战争电影，完全与自己体验过的战争经验不符，看了只感到无稽与无聊。戏剧没有办法真的表现出好战思想和反战思想。

搬到武藏村山市之后，多少有点买书的余裕。不过谦二并没有购买摆着好看的大部头百科全书，反而购入美国人撰写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书籍。他想阅读的是没有英雄主义、能以客观角度描述的历史书籍。

早实时代的朋友中，有一位酒商的儿子叫作河田，非常迷海军。中途岛海战的时候，这个男人敢在班上说：“实际上（日本的航空母舰）沉了两艘。”战争前他住在新宿，战争后在大久保经营一家肉铺。我搬到武藏村山后，经常参加早实同学会，间接听到他的消息，特别去造访了他的店铺。在他家拿到了罗伯特·夏洛特（Robert L. Sherrod）的《太平洋战争史》（一九五二年发行）、塞缪尔·莫里森（Samuel E. Morison）的《太平洋战争美国海军作战史》（一九五〇年发行）、汉森·鲍德温（Hanson W. Baldwin）的 《胜利与败北》 （一九六七年发行）等书。

河田因为经营肉铺，所以不出席早实的同学会，会参加同学会的只有一些出人头地的人。我自己也是事业上轨道之后，才开始参加。通过同学会上遇到的朋友介绍，才知道河田的住处。

对于越战，谦二说：“总之，是战争我就讨厌……我虽然反对苏联势力的扩张，但也反对以战争的形式去防堵。”

一九六九年，前一年美军虐杀越南居民的事件被报导出来。与当时日本许多人一样，谦二也想起了过往日军在中国的行为。

从新闻报导上知道美军的残酷行为，不过与日军的残暴性相比，美军干的事情简直就是小儿科。我在中学的时候，同班同学偷偷给我们看过，据称是从中国战线回国的士兵手上拿到的照片。那是一张拿着军刀、正要砍下中国俘虏脑袋瞬间的照片。或许现在会想中学生怎么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照片，不过这在当时的日本并不稀奇。

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时期，《日本新闻》有刊载过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当时同一班中有位《“满洲”日日新闻》的记者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在日本虽然被压下来了，不过在国外可是举世公开的事实。”在战俘营中，曾经前往中国战线的老兵高桥军曹，当大家谈完情色话题、接着聊起暴虐行为时也说过，日军发现了为躲避战火而只有妇女与小孩躲藏的场所、进而集体施暴的事情；另外也从其他老兵们的传闻中听过。所以日本兵究竟干过什么样的事情，大体都知道。

所以当出现“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论述时，内心只想着：“竟然还有人这么认为？”这种人因为只从书本吸收知识，才会发出这种论调吧。干下残暴行为的人，在战场上是头野兽，但战争结束回国后却闭嘴不谈，把秘密藏在心中过他的日子。

一九七〇（昭和四十五）年，三岛由纪夫自杀。谦二对此的感想是：“集体制造像军服那样的制服，完全搞不懂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也没有兴趣知道。对于他自杀时的所作所为，除了说是失去理智的狂热分子之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一九七二年，在关岛“发现”了原日本兵横井庄一。战争结束后过了二十七年，出现了一个一直潜伏的日本士兵，引起了很大的话题。“对于横井，我感到非常吃惊。能够躲藏这么长一段时间，还能够活下来，实在惊人。当我听到‘带着耻辱’成为俘虏或者回到皇宫缴交步枪等新闻时，只觉得这个人的想法还完全留在过去。这让我深切思考他所遭遇过的悲惨命运。”

一九七四年，在菲律宾的卢邦岛（Lubang）救出了原日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他与菲律宾警备军发生枪战，与他同行的原日军上等兵小冢金七因而死亡，只有小野田一人获救。与横井相比，小野田回到日本时的敬礼等行为，良好地表现出原日本军官的风范，因此造成一股旋风，被当时的日本视为英雄。可是谦二对小野田却抱持着严厉的看法。

小野田被当作英雄一般欢迎，那小冢死亡的责任又该如何追究？战争早就已经结束了，明明可以生存下来，但小冢却被迫配合小野田的妄想，最终仍旧死去。对小冢的遗族而言，大概不会开心吧。把小野田当英雄般迎接的大众传媒，就像在欢迎当年的军国主义精神一样，看了就一肚子火。

卢邦岛这个地名，当我一九五四年待在疗养所时，因为读过一则一个日本兵遭当地警备军射杀的报导而得知。虽然当时为了养病搞得精疲力竭，但仍然留有印象。

另一方面，宽子对小野田却率直地觉得感动不已。宽子的政治倾向较为保守，喜欢石原慎太郎、中曾根康弘、撒切尔夫人等政治人物。谦二则依旧投反自民党的票。谦二与宽子相处大致都很和谐，只有在这点上意见不相合。

一九七〇年代，谦二生活较为宽裕之后，买下了索尔仁尼琴的全部六册《古拉格群岛》。

以特殊的文体，在集中营这种特殊的状态下书写而成。书本的字体很小，排版又密集，读起来相当辛苦，但还是忍耐着全部读毕了。

在最后一册的译者后记中，写有“即便在苏联，终究会有全面接受此书的一天（而且这天或许会意外地提早降临），而那也将是苏联迎来真正自由的日子”这么一段，我还留有印象。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当时对于苏联体制终将结束一事，还完全无法想象。

同时，谦二也开始更加关心起苏联体制下的匈牙利、捷克与波兰的情势。谦二说：“之后八〇年代发生‘团结工联’民主化运动时，因为自己相当关注，所以经常阅读相关的新闻报导。”

除此之外，也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有主角在集中营内负责堆砖块的描述，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战俘时代。书中描述主角看着自己堆砌好的砖块，竟然油然而生一股欢快感。在奴隶劳动的生活中，所谓感受到劳动喜悦的时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大约同一时期，过往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敦睦会“赤塔会”，开始活跃了起来。依谦二的说明，“赤塔会”的组成经过如下：

一九五九年，当我去申请都营住宅时，竟然巧遇十年前在同一个战俘营的安田。之后一九六三年左右，在担任主办者角色的森山召集下，东京都内大约集合了十个人，在上野一处名叫“聚乐台”的餐厅碰面，大家一同回忆战俘营时代的事情，相当开心。以此为开端，第二次大家集会时便命名为“赤塔会”。森山是当时住在奉天的日本人，因为彻底动员才成为日本士兵。

森山后来成为“赤塔会”的领导人，一个人负责所有实际业务，“赤塔会”正式启动了。当时谦二与安田也会帮忙，最初在东京大约每半年集会一次，之后也发展成兼有敦睦观光旅行，或者前往各处观光地召开集会的形式。一九七六（昭和五十一）年起，还发行了《“赤塔会”会报》。

在“赤塔会”，所有人只在姓名之后加上“先生”，全员平等。在电信第十七联队、航空通信第二联队应该也有类似的战友会活动，却完全没接到过他们的联络。大体而言，各部队的战友会大多是该部队所属地区的人们互相集合，大家还是维持过往的阶级秩序。所以他们不想邀请像我这种浪迹东京讨生活的人，我也不想去参加他们的集会。

“赤塔会”的话题，都集中在过往的回忆，并不牵扯到现今的政治活动。各地的战友会，许多还会动员大家在选举时集体投出保守票，“赤塔会”则完全没有这类动员。

“赤塔会”在一九八〇年代，也到关西举办过集会，但活动逐渐停顿下来。原因之一是参与者的高龄化，之二则是会内产生了纷争。

有些中途跑来参加，不知道整个活动经过的人，抱怨森山过度独裁，出现想要摘除森山领导地位的人。森山因而逐渐失去热忱，之后也不再出席了。原本森山就是一个责任感强的人，所有事情都一手包办，他自己的负担很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误会。

每一处的战友会大概都是如此，八〇年代后半，大家上了年纪后参加者便逐渐减少。“赤塔会”最后在九〇年代中期办了一次热海旅行之后，便就此落幕了。当时的主办者曾与我商量过，我建议他还是就这么曲终人散会更好。

各地的战友会大概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时展开，一九九〇年代逐渐沉寂，最终完全停止活动。“赤塔会”的特色是排除了旧军队的阶级秩序，但整个发展轨迹仍与其他战友会相仿。

与此同时，从七〇年代生活安定后，谦二内心逐渐烦恼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九四六年一月死于西伯利亚、与他同期的士兵京坂的事。“随着自己生活逐渐安定、富饶之后，开始对自己活着回来感到一股罪恶感。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们，总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谦二在工作空档，于一九七九（昭和五十四）年打电话至厚生省，询问有关京坂的事情。厚生省资料调查室的女职员，根据“京坂吉二”的全名，告诉谦二一九四六年当时京坂在富山县的地址。“可是，他家人目前的住址不明。而那位职员问及‘时至今日，请问您为什么还要调查这些事情？’时，谦二只好模糊暧昧地搪塞对方。毕竟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简单说明的。”

考虑了几个月后，谦二还是写了封信给富山市公所，说明自己想知道京坂的遗族是否还住在一九四六年时的房子里，如果还住在该处，自己想传达京坂死前的状况给家属知道，谦二说明意图后，请托富山市公所代为中介。“虽然有回信，但在信中只写着对方的住址如‘住民票’所记载，请自行直接联络，完全是官僚式的回答。京坂的双亲已经过世，家人中似乎还有大哥夫妇还活着。”

接着谦二又再次踌躇起来，不知是否该写信给对方，迟疑之间又过了两年。到了一九八三（昭和五十八）年秋天，谦二终于下定决心，写信给京坂的哥哥。“信写好寄出后，大概过了两三天，便接到了电话。之后没多久，京坂的哥哥来到东京，双方约在立川站附近的咖啡店见面。”

京坂的哥哥原本也是日本兵，曾在菲律宾被俘。与谦二见面的时候，把弟弟的纪念照片也带来了。谦二询问对方：“这张照片您是如何取得的？”对方回答，其实这张照片原本收在老家的佛坛内。

那张照片，是新兵在三个月的教育训练中必须拍摄的军装照片，为了表示自己在军队一切安好，军队命令所有人都得将该照片寄回家中。照片的反面，有京坂于西伯利亚过世时，在一旁验尸的小队长与军医中尉的签名。

这只是我的推测，大概小队长田下少尉整理京坂遗物时找到了这张照片，为不让苏联军队发现，秘密地保管着，之后带回日本。当时我们的私人物品都是一些破烂的东西，京坂的遗物，大概就只有那张照片吧。

当时因为苏联的情报管理非常严格，会让其他人了解战俘营状况的东西都禁止带回。要把死者的照片带回，应该也得躲过苏联军的身体检查才行。曾经听说过一九四七年时，作业团长西田把一份大约写有三十名死者姓名的纸张捻成细条，藏在内衣裤的绑线当中，秘密地带回国内。

在离开西伯利亚的撤退船上，也有在上船之后立刻请所有人把记得的死者姓名赶紧写下的调查。恐怕田下少尉就是在那个时候，或者在舞鹤登陆时提出那张照片，之后经过政府官厅，把照片寄达京坂位于富山的双亲住所吧。这张照片应该就是这样被收起来的。

谦二对京坂的哥哥说明京坂过世时的情形，哥哥听完说了句：“这样子啊……”

只有淡淡的回答。因为彼此都是体验过战争的人，所以不需多言也能理解。没有又哭又喊，也没有情绪激动的表现。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彼此都能了解。表现激烈的感动、哭泣，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才会做的事情。

京坂的哥哥也在菲律宾当过俘虏，如大冈升平的著作中所写的一般，应该也有过相当痛苦的经历。我没询问他是在菲律宾何处遭到俘虏，双方也没怎么讨论彼此当年的境遇。京坂的哥哥当天就搭车回富山了。

谦二后来将发表于《“赤塔会”会报》上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文章寄给了京坂的哥哥。文章中写了京坂过世时的情况，与本书第三章中引用的文章几乎相同。之后，京坂的哥哥也回信并寄来赠礼。在回信中有如下记述：

读了你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后，不禁热泪盈眶。弟弟受到你许多的照顾，阅读文章后内心获得些许抚慰，这大概就是我弟弟的人生吧。

我在菲律宾的时候自认生命将结束于该地，甚至想引爆手榴弹自尽，但经过一年半的战俘生活之后，还是回到日本国内。

小熊先生，敬祝您今后健康长寿，把我弟弟的份，也一起活下去。

敬呈弟弟小时候经常吃的鱼板，请您品尝看看。

感谢您这次的联系，再次向您敬上最高的谢意。

通过这次将京坂过世前的状况传达给家属的经验，谦二发现自己“托此之福肩上重担好像因此放下了”。原本谦二打算借此与自己的战争记忆做一个了断。但就在十年之后，谦二与原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朝鲜族日军士兵开始通信，甚至以日本政府为诉讼对象，参与了战后赔偿诉讼。

[1] 译注：泛指二战之后第一波婴儿潮中出生的人。

[2] 译注：日本一亿人口全都是中产阶级。

[3] 桥本健二，《“格差”の戦后史：階級社会日本の履歷書》，河出BOOKS，二〇〇九年。

第九章 战后赔偿审判

一九八七（昭和六十二）年，谦二已经六十余岁。儿子英二从大学毕业，进入出版社工作，谦二自己也开始领取厚生年金。

立川体育延续靠着老主顾维系订单的特殊经营方式，经营规模逐渐缩小，而且大部分都移交给大木处理，谦二逐渐减少到公司处理业务的次数。虽然谦二的薪水因此减少，但房贷已经缴清，生活也相当稳定。

此时谦二在一连串的偶然之下，卷入了战后赔偿审判之中。

一、社会性活动时代

谦二从一九八〇年代起，开始参与一些社会性活动。自一九八二（昭和五十七）年起成为国际特赦组织会员。谦二于一九七〇年代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又了解到一九八一（昭和五十六）年波兰民主化运动的兴起，由于这两个契机，他又重新深入关注集中营的人权问题。

谦二参与的社会性活动，可以分成地区性活动以及与战争记忆关联的活动两类。其中地区性活动的参与背景，起因于谦二居住的八王子市南阳台居民站出来反对设置车辆监理所（汽车检查登记事务所）的运动。

如前章所述，南阳台是切削多摩丘陵山坡斜面而开发出来的新兴住宅区域。至二〇一三年三月底，大约有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居住。

一九七二年起，开始有人迁入南阳台居住，这个地名源自于过去的农村名称。一九八六（昭和六十一）年起，因为土地分卖数量增加，由最早入住区开始往后划分为一丁目、二丁目与三丁目。谦二住的房子位于最早分售土地的区域，也就是后来被划成一丁目的地区。

南阳台虽然是新居整齐排列的新兴住宅区，但公共硬件设施的建设却十分迟缓。这个区域最初甚至没有下水道，家庭废水与排泄物都得通过位于南阳台内的污水处理厂净化。因此居民运动的重心，便是通过住宅区自治会，向有关行政单位要求安装下水道。

一九八二年，南阳台发生了另一件环境保护运动。因为运输省关东运输局提出计划，希望在南阳台对面的山脚设置一处车辆监理所。

南阳台附近保留了自然的丘陵地带，一九二九（昭和四）年京王电铁等在此修筑过适合徒步的道路。这条从高幡金刚寺越过野猿岭的路线，在一九五〇年代成为市中心附近的热门休闲地段，当时的皇太子（之后的平成天皇）也曾到访过。

多摩动物园在一九五八年开幕，大学联合研习馆（Inter-University Seminar House）在一九六五年开馆，道路铺设、土地开发持续开展。不过当南阳台刚整顿完成时，周围仍保存了多摩丘陵的自然景观。

周围丘陵地带中，南阳台北侧的斜面于一九八〇（昭和五十五）年成为都立长沼公园。而南侧的山脚地带，则属于明治大学附属中野高中所有，设有一座棒球场。前述提出的监理所建成计划，就是打算购买棒球场一带的土地当作设置场所。

当时东京西部只有国立市一处有监理所。运输省内的机构因此决定在八王子市另设监理所，南阳台成为候选地区之一。谦二说：“附近属于旧农村地区，恐怕有些利益集团也涉入当地的开发计划。”

对此，南阳台居民发起了反对监理所设置运动。根据谦二的说明，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不同世代的南阳台居民，出现了不同的反应。

反对运动的中心成员，是土地分售较晚的二丁目、三丁目的年轻新居民，当时他们大概三十到四十岁前后，这些人是“团块世代”的主要组成者，接受战后教育的一代，对环境问题相当敏感。据谦二说：“运动最主要的推手，是白天都在南阳台的全职家庭主妇。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助、送小孩上小学，因此形成了相当好的沟通网络。”

另一方面，最早购买分售土地的一丁目居民，主要都是战前出生的一代，年纪大概都在四十五岁以上。他们对环保问题不太关心，对行政单位也都采取配合的态度。

“一丁目居民年龄较长，包括我自己在内，警觉意识较迟钝。曾经担任自治会干部的一丁目年长者们，态度倾向：设立监理所，附近会更热闹，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八王子市的行政机构端出许多优厚条件，表示如果车子能挂上八王子的车牌（即在八王子设立监理所发牌），就会在南阳台设立一所小学，借此引诱年长者们同意。

当时居住在南阳台的学童们，大约需步行二十分钟才能走到原本就设立在邻近农村地区的小学。公部门看穿居民的不满，企图提出小学增设案来拉拢居民。

一九七〇年代是各地反对公害与胡乱开发、居民运动萌芽的时期。在此之前的反对运动，主要是以农民和渔民为中心，抗争原因主要是各种开发破坏了他们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但自七〇年代以降，接受战后教育、人权意识较强的新一代年轻都市居民变成了主要推手。

特别是从一九七〇年代后半至八〇年代，“团块世代”全职主妇成为主角后，日本各地进入环境保护、自然食品、消费者合作社运动的兴盛时期。这些主妇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却受阻无法在社会上一展才能的人。一九六〇年代之后，各种集体住宅与新兴住宅区的分售，成为这些人发起各种运动的土壤。[1]

南阳台的监理所反对运动，可说也属于这类运动。而且最终结果，这个运动获得成功，监理所的设置因而中止。成功因素包括了居民的热情，以及战略性的计划。

以年轻主妇们为主的居民运动，加上住在南阳台的律师担任顾问，并以动员市议会议员为运动指南。监理所的设置计划，在八王子市内还处于挑选土地的阶段，正值市政府努力说服居民的时期。如果能让市议会否决该案，或许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因此战略上采取集中游说中间立场的公民党，因为只依赖原本便不赞成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尚无法成为多数派。

南阳台的这些年轻妈妈们，在市政府召开环境委员会时，大家共同包巴士前往旁听，相当团结。在这种压力与游说动员之下，保守派的市议会也开始动摇，一些议员转向反对设置，最终市议会的环境委员会否决了这项提案。一丁目的年长居民完全无法想象会发生这种状况，众人惊讶不已。就算当初跟市政府达成交易，建了小学，现在应该也会因为人口减少而面临废校或被合并的命运吧。

这次运动的成功，保护了周遭的自然环境。只不过监理所的建设计划，很快就转移到了八王子市别处场所。“该地也属于新兴住宅区，但刚成立不久，社区间的团结力量薄弱，在还未形成反对力量之前，监理所建设便已然开展。”

谦二自己与自治会并无多大关系，只有在二〇〇〇年起因下水道已经完工，原废水处理厂址将改建自治会馆时，曾经担任过评议委员长而已。但那也是因为“与住在附近的自治会长有点交情，因为他的拜托才去帮忙，只是担当协调的任务。会长过去曾是住友轻金属工会的委员长”。

谦二参加的，是称为“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的居民运动团体。在监理所反对运动成功之后，参与运动的人们成立了“南阳台自然守护会”，这便是谦二所参加团体的前身。

虽然成功阻止了监理所设置，但后来南阳台附近仍持续有土地与住宅开发。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的一九九一（平成三）年，东京都立大学（二〇〇五年改名首都大学东京）迁移至邻近的南大泽，这期间土地开发达到最高峰。

此时因为丘陵地住宅开发造成环境的破坏，动画电影《欢喜碰碰狸》[2]甚至以此当作主题，成为当时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南阳台周边的丘陵地中也有狸猫与野兔，因为持续的住宅开发计划，压缩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即是因应这种情况而诞生。

谦二是从一九九〇年左右在立川体育的工作量减少后开始加入这个团体的。当时有十几名成员，以监理所反对运动以来的女性成员占多数，但也混有几位像谦二一样上了年纪的人。“参加者大多都是喜欢大自然或动植物的人。我过去并不怎么关心环境问题或自然保护，开始注意这些事情，是从实际退休后才开始。我对植物没兴趣，连名字都记不住，即便教我也很快就忘记，不过倒是很喜欢在大自然之中散步。”

“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的定期活动之一，便是到都立长沼公园进行巡逻。在公园管理事务所中，有参与运营自然公园的市民职员，谦二参加的这个会，也成为当地的协办团体之一。“一组两个人，每周的周二、四、六会到公园巡逻，确认自然状态与被破坏的状况。为了保护住居附近的山林，也从事采伐与除去树下杂草的工作。”在一九九〇年代，东京都针对这些活动会拨出一些津贴补助，但从一九九九（平成十一）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后，就把这笔预算删除了。

谦二另外也参加了“苍鹰保护会”。监理所停建之事告一段落后，接着住宅都市整备公团又带来了住宅地开发计划。约略同时，“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成员发现附近有苍鹰筑巢。苍鹰在日本属于稀少野生动物，发现它们的筑巢地就必须限制开发，作为自然保护运动的手段，这是深具效力的一招。因为从一九九三（平成五）年起日本政府公布了《环境基本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已经义务化。

为了守护巢中的雏鸟不遭盗猎者抓走，大家轮流从远处监视苍鹰鸟巢。从鸟巢周围选出五个地点，两个人一组从早上八点看守到傍晚五点，是需要长时间站立的监视作业。我连怎么区别苍鹰或黑鸢都不知道，但似乎需要相当的人数，心想自己多少可以派上点用场，便报名参加了。虽然这么说，当我找到鸟赶紧通知熟悉鸟类的同伴时，却被告知：“那是黑鸢喔！”

在外包环评公司的协助下，我们也进行过苍鹰的觅食痕迹调查。也就是调查苍鹰抓住小鸟或小动物后，在地上进食的痕迹。环评公司里面也有真的很讨厌胡乱开发的人，所以能跟他们建立互相协助的关系。不过，一路下到谷地去找苍鹰进食痕迹，确实是件苦差事。我只有半边的肺，很容易就气喘吁吁，所以只参加过一次。

其他还有，同行运来产业废弃残土填在附近的谷地（丘陵间的低谷），因此向东京都与八王子市提起诉讼；将谷地附近遭丢弃的休耕农田再度开发，阻止建设公司的开发；并与荒废水田的地主商量，大家除草伐木，重新筑起田埂。这类劳力工作需要男丁协助，我也去帮忙除过草。

因为这些活动，大家组成了“苍鹰守护会”与“谷地守护会”等，许多参与成员也都是“多摩丘陵守护会”的会员。

即便如此，附近的丘陵地区仍逐渐被开发成住宅地。虽然住宅开发持续推进，但泡沫经济结束后人口开始减少，许多都成为卖不出去的空地，只留下对环境的破坏。

但通过大家的努力，南阳台南侧的住宅开发计划，确实规模缩小许多。从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九年，成功地让几处谷地与野生动植物自然生长地，成为东京都认定的绿地保护与山林保护指定地。[3]“‘多摩丘陵守护会’的中心成员，大多是中央大学多摩校区的教授夫人，以及南阳台的钢琴老师们。在反对设置监理所的运动中，她们只是普通的参加者，但持续不断地参与运动，这些女性逐渐成为主要成员。在这些运动中，经常只能达成一部分最初的目标，但她们踏实从事运动的态度，确实获得大家的尊敬。”

此外，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南阳台的主妇们也发起了其他的运动。其中为老人家提供食物配送的劳动合作社（works’collective）“加多厨”，便是一例。

这个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包含南阳台在内的几个周边卫星城市不断地老龄化。一九七〇年代入住的居民，双亲往往年事渐高，另一方面因为到市中心上班不方便，孩子们都迁出此地，在这种情况下，连外出购物都困难的老人家庭不断增加。

当地主妇们组成的合作社团体“加多厨”，便是为了帮这些老人家庭提供食物而组织起来的。她们与生活俱乐部合作社（日本提供国产食材的合作社）有合作关系，而自一九九八（平成十）年起因应《NPO法》[4]规定，改为法人组织。因为她们配送便当时也顺便巡回关照老人住居，因此获得八王子市提供的活动津贴。

这些NPO创始者们，与谦二的妻子宽子相当熟，因此谦二多少也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谦二除了出资赞助而成为该NPO的正式会员外，每周一至二次也会担任便当配送车的司机。由于谦二为了体育用品生意经常开车四处跑业务，所以驾驶技术相当高超。

成为正式会员后，也出席过会员大会。我对这类运动算是外行，所以几乎都不发言。正式会员出席大会的人并不多，类似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来参与，只让人想起“枯木亦为山增色”这个谚语而已。参加那些活动的人，如果连大会都不来参与，大概也会失去活力吧。

如前所述，此时期各地因为自然保护与消费者合作社等活动盛行，这些团体作为非营利组织，有一部分也取得了法人资格。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虽是战后一代的家庭主妇，但一些领取年金过生活、在时间上有所余裕的银发族也有不少参与其中。谦二参与运动的轨迹，也可以说是此种状况的例子之一。

退休的银发族，许多都拥有在职时期积累下来的技能，例如驾驶汽车、处理会计事务、掌握法律知识等。许多致力于增强地区活力的有志之士便屡屡指出，若地区活动能够活用银发族资源，运动将会更有成效。

只是这些拥有知识的中老年男性，部分仍带着不必要的优越感，看不起参与的女性。这种情形在地区性活动中经常发生，女性往往遭指摘是阻碍运动发展的瓶颈。谦二因为长久生活在社会底层，即便在上述活动中也自认是“底层的参与者”，这种性格相当程度地帮助他在退休后，仍能顺利参与区域性的运动。

二、非战兵士之会

从一九八八（昭和六十三）年起，谦二到立川体育上班的次数降到每周几次之后，他也首次给报纸投稿。事情起因于谦二在当年三月二十六日《朝日新闻》的读者投稿栏上读到一篇由十九岁学生所写的文章。

那位青年的投稿主旨，大意如下：守卫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遭遇侵略，我也会赌上性命为国作战，因此“有事立法”[5]并不违宪。当时我只打算反驳这位学生的发言，试图让他理解真实的战争究竟是什么情况，希望他至少要读过一些战死学生的信件，大概把这些内容写下投稿给报社。原以为报社会帮我把信件转达给那位学生，没想到竟然直接刊登在读者投稿栏上。

大约与此同时，谦二也从报纸上得知一个“非战兵士之会”的存在。对不提及战争真实情况的风潮感到不满的谦二，写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投稿，寄到了报纸上刊登的该会地址。很快该会的中心成员小岛清文回信给谦二，之后谦二便加入该会。

生于一九一九年的小岛清文，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在海军兵科做预备学生，后成为少尉军官。小岛于大和战舰上担任密码员，后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转移至卢邦岛的基地航空部队。而隔年二月美军登陆后，他立刻被任命为陆上战斗的小队长。

小岛与基地航空部队员，在既没有陆上战斗经验又缺乏相应装备的状态下参与作战，最终遭追击躲入山中，部队陷于饥饿状态。小岛最后断然决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率部队主动投降。身为日军军官，小岛成为少数主动投降的例外。小岛的父亲本人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小岛于学生时代也学过美国的事物，因此才能以柔软的态度对应战争。

日本战败之后，小岛在岛根县的地方报纸从事发行业务，一九八七年六十六岁时，他在《朝日新闻》上投稿发表了自己的体验经历。原防卫厅长官官房长竹冈胜美读到这篇投稿后，便与竹冈、小岛及其周边友人开创了此会。生于一九二三年的竹冈，虽然担任防卫官僚，但以和平主义者著称，曾经反对过当年讨论实施的《国家秘密法》。以此会为契机，由原日本兵们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集结而成“非战兵士之会”。

在这个时期，因为战争结束已经超过四十年，开始有人讨论“战争经验淡化论”。加上曾经亲身体验过战争的人也都到了退休年龄，终于迎来他们回首人生的时期。对他们而言，也终于有时间上的余裕可以参与社会性活动。谦二向报纸投稿，也与这个大环境的动向相吻合。

谦二应小岛之邀加入此会，并且每个月都前往参加例行集会。集会上曾邀请过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如自民党议员宇都宫德马、鲸冈兵辅，以及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正嗣，推动反核武运动的物理学者丰田利幸等前来演讲与回答听众疑问。

谦二参加之时会员约有三十名，不过在一年之内增加到一百名左右。入会者不问思想信条，都是有着战争体验并赞同“非战”旨趣的原日本军人。不过三分之一的成员大概都是像小岛这样的原学徒兵，而原本的职业军人却无人参加。[6]该会的代表，是经历过菲律宾战争的原船舶工兵、碑文谷教会的牧师。副代表为小岛与另一位毕业自早稻田大学的海军预备学生，日本战败时以中尉身份驻扎于安达曼岛上。

根据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会员名册大致可以看出，会员身份以战时属于下级军官，现在职务为公司职员、教师与医生者占多数。仅从名簿来看，约七十名会员中，包括谦二在内从事“自营业”的只有两个人。据谦二的说明：“有各式各样的会员，并非只有军官或高学历者。”会员平均年龄六十八，无论“现职”为何，似乎许多人都依靠年金过生活。

小岛是国际文化会馆的会员，因此最初的例行集会都在该处举办。之后移往青山大都会会馆，更之后则是涩谷的勤劳福祉会馆。包括小岛等一些从事和平运动的人，也在各地老师们的协助下，前往学校讲述自身的战争经验。

例行集会也邀请过东大教授藤井省三做过演讲。听教授谈过“对亚洲的战争责任”与“由被害意识转换为加害责任”等内容。我自己不太思考理论性的东西，内容也太过艰涩，听完只觉得：“原来如此啊！”

时间来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昭和天皇病情恶化，隔年一月逝去。昭和天皇过世时，谦二这么思考过：“因为自己当过兵，我认为天皇身为大元帅负有战争责任。表面上不想说什么，但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还是负有责任的。昭和天皇还有意识的时候应该道歉，也希望他能够道歉。”

昭和天皇从病情恶化到死亡大约经过三个月，日本国内出现许多所谓的“自肃”行为。“自肃”包括神宫球场棒球赛中止，综艺节目改换其他节目，带有“生之欢愉”的文案、广告海报全部撤换，最后连民间的年终联欢、新年联欢会都停止，甚至贺年卡也不寄了。更严重的还有十二月时，日本战败时曾为陆军见习军官的保守派长崎市长，在市议会中提及天皇的战争责任时，遭右翼团体成员枪击而身负重伤的事件。

此时“非战兵士之会”针对“自肃”风潮发表了抗议声明。翌年的一九八九年十月，该会也开始支援原属“满洲开拓团”、当时仍居住于中国的女性渡航返国。后者，NHK还制作了关于战后这些遭留置中国东北的女性的节目。

谦二虽然赞成这些活动的主旨，但对于该会的进展却多少抱持着疑虑。

许多组织活动都是采取由中心成员决定方针，之后才传达给会员取得理解的形式。此外例行集会中，发言者也大致都预先决定好了。自己是认为战争经验不应该遭到遗忘才加入此会，但却不善于面对政治运动与“论客”们，所以才产生了疑虑。

接着在一九九三年，“非战兵士之会”会员在会报《非战》上发生了论争。小岛于同年一月号中写下提倡“绝对和平主义”的讨论，但于塞班岛战役中遭俘虏的原士兵会员们，却在会报上写下批评的言论。

批评的主旨在于，反对法西斯的战斗是“正义的战争”，并非纯粹的和平主义，为了达到更理想的社会，战斗仍是必须的。我不认为苏联是“正义”的一方，而对他们的论争，也只认为他们在我不理解的部分争吵不已。

因为实在不擅于写文章，所以只在会报上投过一次稿，希望停止这种论争（《非战》一九九三年四月）。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担任过一次例行集会的议长，但之后便逐渐远离集会了。我相当讨厌对其他人采取严厉态度的人。

谦二与“非战兵士之会”逐渐保持距离；与此同时，他也展开了另一个活动，那就是重访赤塔战俘营。

三、重访赤塔

昭和天皇过世的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各国逐渐走向民主化。对经历过苏联体制的谦二而言，这些变化让他感慨良多。“因为自己当过战俘，所以对波兰的‘团结工联’与苏联、东欧民主化运动深有同感。不过我从没想过可以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柏林墙倒塌。”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的谦二，在冷战结束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往波兰旅行。他关心波兰的民主化运动，他过去也自行阅读过有关波兰历史的书籍。

这是谦二首次出国旅行。虽然之前在一九六九（昭和四十四）年，曾受立川体育的交易批发商招待，外出旅行过一次，但那次只有宽子一个人前往中国台湾旅行。谦二相当喜欢东欧，一九九〇年代前半段还曾前往捷克与南斯拉夫等地旅行。

虽然谦二夫妻也曾一同到欧洲旅行，但因为彼此关心的事物不同，之后谦二便只身一人到东欧、俄国与中国台湾旅游。有着不服输性格的谦二，甚至能在国外结交到朋友。他多次与在波兰认识的日语口译通信，甚至一九九〇年代也招待过从英国来日的留学生到自己家中进行寄宿家庭访问。

从一九六四年起，日本人开始可以自由到海外旅行，在此之前如果没有明确的商业目的或为了留学，便无法出国。一九六四年拥有日本国籍者的出入国人数有十二万七千七百四十九人，一九六九年则有四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人，但到了一九九〇年已经超过一千万人，一九九五年更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谦二开始出国旅行的时期，正好与日本这种国际化的脚步相吻合。

出国人数到了一九九六年之后就达到了上限，之后至二〇一四年为止，人数大概都在一千四百万到一千八百万之间来回摆荡。这又刚好与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与薪水金额停止增长后的轨迹一致。

一九九一年四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日，并与当初的战俘营团体见面。当时戈尔巴乔夫带来了苏联保留的三万八千名战俘营死者名册，并承诺剩下的两万四千八百人，待调查完成便会转交给日本政府。

这份名册也在日本公开，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死者名单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人的姓名通过俄语发音写成不太确定的片假名列表，但谦二仍可从中找出当时死在战俘营的伙伴名字。

虽然如此，当时前往苏联旅行的限制仍很多，想到赤塔这类军事城市访问绝非易事。不过谦二得知爱知县知多市青年会与商店会，作为社区营造的一环，打算前往访问与知多市名称发音相同的赤塔市，因而谦二偕同两位“赤塔会”的同伴，申请与知多市访问团同行。

他们一行人从秋田机场搭乘专机，先飞到伊尔库次克（Irkutsk），接着再转飞赤塔。时间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距离前苏联解体还有五个月。

这是谦二事隔四十三年后再访赤塔，“火车站几乎与过去一模一样，街道也几乎没变化”。接着谦二也前往位于市郊的战俘营所在地。“搭巴士从当年被放下来的火车站到战俘营，距离竟意外地近，当年步行时感觉相当遥远。外贝加尔山脉军区司令部、军医院等，以及从战俘营走到外出工作场地的路旁墙壁，也与过往相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第五师团留下的‘忠魂碑’仍在原处。不过战俘营已经拆除，成为一片空地。”

之后谦二一行人前往赤塔市民公墓。在秩序井然的俄国人墓园一隅，对方介绍该部分属于日本人的坟墓。谦二与“赤塔会”的两位成员，一起于该处献花。接着谦二拿出在日本预先准备好的硬铝制板，在旁挖个洞竖立起来。“因为立川体育生意上的关系，认识了制作优胜奖杯的板金商，与那位工作人员商量之后，做了这块刻有文字的板子。我没有与其他人商量过，当然制作费用完全是自掏腰包。虽说是硬铝，但放在户外风吹雨淋，到现在应该已经腐蚀消失了吧。只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动作而已，这样就足够了。”

铝板上刻印的文字如下：

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来此地、不复归故国的战友的灵前献上回忆。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

文字内容是谦二自己构思的。板子上有谦二与“赤塔会”两位同行伙伴的名字，碑文也并记俄语翻译。会想要一并记上俄语，理由是“如此才不会被恶作剧破坏”。“虽说是战友，但其实是战俘，我们不曾一同战斗过，不过也没有其他词汇可以说明。说战友，似乎给人一股军国主义的感觉，但以欧洲的语言来说‘Kamerad’大概只有伙伴的意思。而日军几乎不使用‘战友’这个词汇。有一首叫作《战友》的歌，内容说留下倒下的战友，继续前进突袭，之后感到哀伤而哭泣，但这首歌被认定内容表现懦弱而遭禁。”

离开四十三年后重访赤塔，附近是战俘营遗址（一九九一年七月摄）

来自知多市的团体中，有位丈夫死于赤塔近郊的诺曼雅战俘营的女性，因为她想给丈夫扫墓，因此一同搭巴士到诺曼雅，但最终没找到坟墓。“说要去扫墓，却连坟墓都没有，当初只是被埋在战俘营附近的土地，所以预计应当是找不到了，结果果然如此。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在小镇外燃起线香，那位女性应该就此了却了一桩心愿吧。”

回到赤塔的旅馆，旅馆内负责室内工程的泥水工虽是个蒙古人，却以日语跟谦二搭讪。只是附近有俄国人时他就闭嘴，俄国人离开他才又开口。“问他为何会说日语，他说战前他还是小孩子时，曾住在内蒙古，当时与日本殖民者的小孩们一同玩耍，所以记得日语。因为当时还在苏联的体制底下，所以应该很难与外国人交谈。”

那位蒙古人邀请谦二到他家，顺带也邀请了“赤塔会”的两位成员，但他们拒绝了。因为当时还处于有秘密警察的时代，日本人仍对接受当地人招待有所疑虑。

到了夜里，那位蒙古人的儿子开车来接谦二，他们一家人住在国宅公寓，蒙古人有一位俄罗斯太太和一个儿子。虽然过着中产的生活，但家中电器商品却很少。“他说非常怀念日本，聊了好几个钟头有关日本的话题。他说他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文化大革命’与中苏对立的时期，越过国境来到苏联的。”

听对方说，亡命苏联之后还成为对中谍报要员。当时亡命的人，都遭苏联秘密警察监视，据说如果不协助苏联，就难以生存。

会与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搭话，大概是他想起历经这些苦难前的年少时代，唤起了当年与日本相关的记忆吧。日本在他十五岁左右战败，在此之前他可以说是日本皇国少年一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该被打成了亲日派吧。

我问对方，当时他都读过些什么书，他回答：“读过樱井忠温的《肉弹》。”这是本描绘日军攻占旅顺，给儿童阅读的忠君爱国故事。或许是因为之后的生活太过劳苦，所以才在脑袋里把战前的日本理想化了。

那位蒙古人对谦二说：“想要知道二战的战史。”谦二回到日本之后，将罗伯特·夏洛特的《太平洋战争史》寄给对方。“不过比起这种客观的历史书籍，或许对方更偏好英雄式的故事吧。对方也不太会写日文信件，之后就失去音信了。”

赤塔回程中，谦二也顺带前往乌兰乌德与伊尔库次克，之后才返回日本。谦二打算让自己的西伯利亚记忆就此告一段落，不过却事与愿违，之后事态又出现新的发展。

四、只抚慰、不赔偿

一九八八年，针对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人，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和平祈愿事业”并发放“慰问金”。而这也成为谦二涉入战后赔偿审判的契机。

拥有申请资格的人，是服役期短于三年而无法领取军人退休金者，或是无法领取共济年金（付给国家公务员的年金系统）的人。慰问内容包括给予十万日元的国债、慰劳品银杯一只，加上一张首相颁发的“奖状”。申请者先到市、町、村单位领取表格，填妥后向这个经由特别立法而成立的和平祈愿事业特别基金提出。

要理解施行这项政策的背景，就得先理解战后日本政府如何对战争受害者进行赔偿。

简单来说，战后的日本政府，对战争被害者采取不赔偿的态度。至于不赔偿的立论基础，在于“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如果只针对特定被害者进行赔偿，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状况。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担心的恐怕是，即便对一小部分受害者进行赔偿，往后便像掀开冰山一角，来自国内外的赔偿要求将永无止境。

因此，对于阵亡的军人、军眷及其遗属，或者遭空袭、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们，日本政府一贯的立场都是不予赔偿。取而代之的，便是扩充战前即已施行的军人退休金制度。

军人退休金制度在日本战败之后曾经一度被废止，直至一九五三年起又再度恢复。可是军人退休金与厚生年金制度等一样，如果没有在军队服役超过一定时间，就没有资格领取。关于服役时间，士官以下需要超过十二年，准尉以上要超过十三年。

此外，因为服役时间长短与位阶高低的不同，能够领取的金额也不同。恢复后的军人退休金有个倾向，那便是在职业军人中，位阶愈高者就能够领到愈多额度。其金额，上将每年可领取超过八百万日元，校级据说也可以年领五百万日元左右。政府支出用于军人退休金的预算，二〇一四年度因为领取者减少，共支出四千二百一十七亿日元，但在之前的一九八八年，则高达一兆七千一百六十六亿日元。

类似谦二这种大战快要结束时才受到征召的人，几乎都没有领取退休金的资格。就算采取特殊的加算制度，替派往激战地区的人增加服役年数，整体状况还是无甚变化。前面提到的，苏联拘留者的“和平祈愿事业”以无法领取军人退休金者为对象，便是基于上述原由。

那么，这样的事业为何采取“慰问”或“慰劳”的形式？这也是前述日本政府基于不执行“赔偿”的原则下所采取的措施。

除了军人与因公死亡者的赔偿请求之外，还有一类空袭被害者，其中最多的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一九九四年，《原子弹爆炸被害者援护法》完成。不过这也只是把过往由各区域行政单位负责执行的健康管理与医疗保障更加制度化，其立法主旨并不在“赔偿”，至多只是一种医疗援助的形式而已。

另外在一九九五年，对原“从军慰安妇”的“补偿事业”启动了。不过这并非由国家出面，而是由民间筹款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负责支付“补偿费”，再搭配政府的医疗、福利支援事业一并施行。

换言之，日本政府采取的原则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国家不会“赔偿”。如果面对强烈要求时，便改以“慰劳”“慰问”“医疗援助”等方式执行，但并不由政府直接支出费用，而是采取设立民间团体或外围团体、由该团体的基金支付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多少可以更有弹性地处理这类问题。某位新闻记者扼要地形容这种做法是“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立场”[7]。

必须留意的是，从这个原则可以看出一种态度，那就是并不只针对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不赔偿，而是不管是否拥有日本国籍，基本上都无碍于此原则的贯彻执行。只不过没有日本国籍的人，更容易被排除在“慰劳”“医疗保障”的适用范畴之外，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种论调说，日本一直不愿面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对拥有日本国籍的战争受害者就会给予充分赔偿。如果有人认为上述原则只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那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对日本政府提供国内战争被害者的赔偿认知不清。

如众所见，一九八八年对西伯利亚拘留者们的“慰问”，可说之后也为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塑造了一个如何应对处理的原型。政府另外成立一个“和平祈愿特别基金”，通过由该基金会支付慰问金的形式来处理，稍后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便与此非常类似。

以下概略地说明，曾遭苏联拘留的日本人如何展开赔偿要求运动的过程。

遭拘留者的赔偿要求运动，其实早在战后便已展开。但根据一九五六年《日苏和平条约》，日本政府放弃对苏联的赔偿请求权。包括与韩国政府于一九六五年达成的《日韩基本条约》，以及在其他亚洲诸国一连串的邦交恢复谈判上，都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同样地，日本政府也放弃了对苏联的赔偿请求权。

因此，在西伯利亚遭拘留的人，从一九八〇年代开始，对日本政府发起要求支付劳动工资的运动。这项要求的依据在于，国家有义务支付军人生活费与薪资，即便成为俘虏，依照国际惯例，俘虏所属国的政府仍须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与薪资。

一九四九年，依据《日内瓦公约》（第三条，日本于一九五三年批准），俘虏的劳动工资，依照俘虏国发给的劳动证明书，须由俘虏所属国支付。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于南方战线遭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俘虏的日本人，其付出的劳力，在战后都已发放全部工资。可是苏联即便提供了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却未对遭苏联拘留者发放相对应的工资。

一九八一年“全国拘留者赔偿协议会”（日文原文“全国抑留者补偿协议会”，简称“全抑协”，以下简称照用日文原文）的原告二十六人，在东京地方法院对国家发起“偿付未发放的劳动薪资”的诉讼，但东京地方法院于一九八九年判决原告败诉。判决理由是，原告大部分都在国家批准《日内瓦公约》之前回国，所以不适用于该条约，而且“原告提出的损害，系国民应共同忍受之战争受害”。

对此，“全抑协”于一九九一年戈尔巴乔夫访日时，要求发放劳动证明书。一九九三年访日的叶利钦总统也发表“我代表俄国政府、国民，对此种非人道行为表示道歉”的论述，之后发放了劳动证明书。[8]

苏联解体后，从苏方公文档案中可以找出，日本即将战败之前曾经与苏交涉，由日本政府与关东军提议，将日本俘虏供作苏联劳役的资料。因为这件事的缘故，许多被拘留者都对日本政府抱持着不信任与愤怒。

“全抑协”因对地方法院不服，继续提起上诉。但东京高等法院在一九九三年、最高法院在一九九七年都判决原告败诉。但最高法院也说明，对于原告们的“不满心情，并非无法谅解”，因此敦促由“立法机关裁量”赔偿。[9]

另一方面，在这些运动与法院判决之外，也有通过与执政党的协调，争取赔偿的举措。

一九八二年，在日本政府与执政党的协议之下，总理府总务长官设置了非官方之私行咨询机关“战后处理问题恳谈会”。在该会中检讨了西伯利亚拘留者、无资格领取军方退休金者，以及“满洲国”与其他各处撤退回日者的在外国资产，能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赔偿。

检讨会于一九八四年提出答辩。其中关于西伯利亚拘留者部分，他们批评道，西德政府曾对自国军队的俘虏进行赔偿，但日本却不对俘虏付出的严苛劳动支付相对应的赔偿，故检讨会提议，应该提供某种形式的“慰藉”作为补偿。只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因此针对某些特定对象采用新的措施，将出现不符公平原则的问题。

另外在一九八六年，自民党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者拟出了《特别给付金支付法草案》，但并未提交立法。一九八七年，前述的《和平祈愿事业特别基金设置法案》获得通过，一九八八年基金会展开其业务；但谦二当初并未对此和平祈愿事业提出申请。

日本政府的态度，竟然是打了一场毫无道理的战争却不追究责任，即便战争输了，只要维持制度的合理性就好。很快便给高阶军人退休金，事到如今才给我们十万日元，还带个银杯。这些竟然还是由中央空降官僚主持的基金会来处理。

我认为这根本就是在敷衍塞责。即便金额不多，如果战败之后立刻支付，大家应该会心存感激，毕竟国家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下还拨款下来。事到如今，我不想要这笔钱，也不要这份心意了。

不过，谦二仍然在一九九〇年四月申请了这个慰问金。申请的原因是，与他待在同一战俘营的朝鲜族中国人虽是旧日本兵但却没有资格申请，谦二知道后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并将款项分给了对方。

五、殖民地征兵问题

谦二知道吴雄根，是一九八九年加入“非战兵士之会”后没多久的事。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会报《非战》上连载了吴所写的手记《不带枪的士兵》，内容讲述日本战败前的八月十日被迫入伍关东军，连武器都没配备便上战场作战，结果身负重伤，成为苏军俘虏，之后在赤塔的陆军医院接受治疗，并辗转于各处战俘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被送至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故事。

谦二读过文章，想起了第二分所正好有一个转移来的俘虏名叫“吴桥秀刚”。

他的床位就在我附近，但是当时几乎没说过话。不过很少发生只有一个人转移过来的情况，当时还想大概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记忆中只知道他很能讲俄语，是个朝鲜族。这篇文章说的可能就是他。

那篇手记的许多描述都唤醒了谦二的记忆。吴雄根出生在现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野战医院时偶然拿到一本日语的《俄语读本》，于是一面在战俘营劳动，一面将俄语学到精通。之后要求他担任翻译，配属在赤塔的火车机关车修理工厂工作。苏联的“政治军官”要求他密告“前职者”（担任宪兵或特务机关的人员），但遭他拒绝，苏军因此免去他的翻译职务，并将他送至第二分所。

谦二思索“吴桥”这个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在朝鲜施行“创氏改名”，所以才换成这种日本式的姓。稍后谦二向《非战》的编辑部询问作者住址，接着写信给这位在中国的吴先生。谦二写了当时许多战俘营的情况，内容也问及对方是不是当时的“吴桥”。

过了一阵子收到回信。“当然他不知道我是谁，但回信中说明他确实是当时的吴桥。”此后两人之间开始持续数次书信往来。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队中，当时被视为日本一部分的朝鲜半岛出身者共有军人十一万六千二百九十四人，以及军属（为军队工作但非正式军人）十二万六千零四十七人。同样的，台湾也有八万零四百三十三名军人与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军属。朝鲜人当中战死或者行踪不明者共有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二人。

成为苏军俘虏的朝鲜人原日本兵的数量，有各种说法，大概有一万人。他们回到韩国之后，也因“原日军士兵”身份遭到歧视，并带有“共产主义间谍”的嫌疑。一九四九年二月曾发生过大约五百名韩国人俘虏越过“三八线”回国时，遭韩国士兵误射造成三十七人死亡的事件。[10]

他们回到韩国后，遭到公安警察讯问、警察监视与就业上的歧视，处境比日本人更糟。一直得等到二〇〇五年韩国政府重新修正历史观，才恢复了他们的名誉。[11]

中国台湾的原日本兵中，也有遭拘留西伯利亚者。根据其中一人的回忆，因为国民党的持续压迫而无法返回台湾，最终只能留在日本[12]。即便他回到台湾，恐怕处境也不会好过上述韩国人拘留者。

吴雄根虽然回到了中国，但他还是受了很多的苦。不久，他从延边大学毕业成为医生，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检举是“日本关东军思想反动分子”[13]。

吴雄根并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政策与和平祈愿事业，并且无日本国籍者，无法成为和平祈愿事业的申请对象。

但谦二考量，“这种慰问金更应该支付给类似吴这种处境的人”。谦二说：“朝鲜人被当作日本人征召，现在因为是外国人所以不支付慰问金，这太奇怪了。”

谦二申请了自己的慰问金，领取了十万日元国债，并将其中的五万日元送给了吴雄根。“本想全额都送给对方，但一方面考虑对方的心情，一方面也想传达彼此相互连带的想法，所以采取各拿一半的方式”。

二战结束前，朝鲜人、台湾人都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战败后的一九四七年，日本政府发出“外国人登录令”，拥有日本国籍者，如持非日本内地之朝鲜、台湾户籍，“短期之内”将“视为外国人”。接着在一九五二年四月GHQ占领期结束后，立刻片面剥夺这些人的日本国籍。

在此之后，想要取得日本国籍，就得通过正常的“归化”手续，申请“归化”必须接受财产、纳税额等的审查，能否通过完全取决于法务省的裁量。

早在一九一〇（明治四十三）年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时，日本就未给当地居民选择国籍的权利，单方面赋予日本国籍。且对他们而言，连脱离日本国籍的方法都没有，因为日本政府惧怕亡命中国东北从事抗日运动的朝鲜人，会借由脱离国籍使自己处于日本警察管辖范围之外。[14]日本政府在一九一五（大正四）年的对华《二十一条》与《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中，主张当时中朝边界的“间岛省”朝鲜族也是“日本人”，因此日本政府管辖权及于他们的土地。

一九四四年，战争白热化时，日本政府在朝鲜也发布了征兵令，最后连间岛地方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也成为征兵对象。就这样，类似吴雄根这样的朝鲜族人、台湾人原日本军官兵，从未拥有过国籍选择权，便以“日本人”身份受到日军征召，又在不知不觉间失去日本国籍，无法领取退休金等各种补偿。

一九九〇年五月，谦二送了五万日元给吴雄根，并写了如下的信件[15]：

几年前，日本政府针对原来在苏联成为战俘的军人们制定了一套法律，依法支付给这些军人十万日元。但该法不适用于外国人。因此，我把自己领取到的一半，五万日元转送给您，当作是一个日本个人所表达的道歉之意。

很快吴雄根便回了一封诚挚感谢的信。但他对没有日本国籍便无资格申请一事，似乎感到无法谅解。他认为自己应该也拥有领取慰问金的权利，因此顺便通过信件争取谦二意见。“老实说，收到信觉得很为难。”谦二说，“从一般常识来思考，他无法支领慰问金这件事处理方式确实不当，但同时日本政府的防卫心又很强。”

谦二为了回信，下了一番功夫调查。接着将日韩、日中恢复邦交时，政府之间互相放弃赔偿请求权，以及如要发放慰问金给吴，势必得修改关于和平祈愿事业的法律规定等事宜，在回信中都清楚说明。

但吴雄根似乎仍无法接受。谦二又进一步写信说明，即便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仍拒绝支付原战俘们的劳动工资。谦二自己也申请了劳动证明书，拿到了仍有部分工资未领的证明；但即便有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或法院并没有改变一贯态度，这点谦二在写给吴的信中也详细说明。

接下来一阵子，吴雄根未再来信。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初，事态却朝着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吴雄根到日本来发起诉讼，并邀请谦二一起成为共同原告。

六、我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吴雄根等朝鲜族原西伯利亚拘留者们，这个时期也展开了他们各自的活动。

一九九一年，俄国与韩国恢复邦交，韩国的原苏联俘虏们组成了“西伯利亚朔风会”。他们前往位于首尔的俄国大使馆，要求发放劳动证明书。这个活动的时代背景，包括了韩俄恢复邦交带来的冷战结束，以及稍早的一九八八年韩国已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八八年韩国民主化之前，对日本要求战后赔偿的声音，都被压制下来，原因在于韩国政府依照《日韩基本条约》已经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换言之，对日本的战后赔偿要求，在韩国政府看来，带有某种批判政府的倾向。

韩国的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族会会长，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访谈中如此表示：“在一九七四年釜山牺牲者集会中，说出‘应该追究日本责任，大家前往日本领事馆吧’之后，立刻遭到警察逮捕。对我们的阻碍，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八年卢泰愚总统推动民主化为止。”[16]

不仅韩国，类似的状况在亚洲各地民主化之前皆相当普遍。台湾地区的原日本军人、军属遗族协会会员，也证言道：“如果采取政治手段，会立刻遭逮捕下狱。他们根本不把受过日本殖民教育的人放在眼里，我们对日本的要求，遭到来自国民党的阻挠。”残留于库页岛的朝鲜人，在苏联时代被禁止参与一切政治活动，他们也陈述过，当时根本不可能发起返国或要求赔偿的政治运动[17]。

但随着冷战结束与亚洲各国的民主化，这些压迫获得解放，亚洲各地区陆续提出赔偿要求。在韩国，原苏联俘虏们也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发起运动，韩国的原日本军人、军属三十五名，于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这三十五名之中包含了三名原“慰安妇”，这也成为“从军慰安妇”要求赔偿的开端。

与一些人的认知有落差，事实上由所谓“从军慰安妇”发起的赔偿要求，在这个时期只占全体的极小一部分。那些来自朝鲜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原日本军人、军属们，要求与原日本兵享有同等退休金与其他各种要求的运动，在更早期便已存在。电影导演大岛渚也曾以这些人为题材，于一九六三（昭和三十八）年制作了一部叫作《被忘却的皇军》的纪录片。

一九九二年，原西伯利亚拘留战俘的在日韩国人李昌锡，发起了接受退休金的身份确认诉讼。对此京都地方法院于一九九八年判决，认为《恩给法》[18]的国籍规定条例并无违宪，战争受害的赔偿应由“立法机关裁量”为之。

对此，李则说明：“战争时赌命作战……如果是日本人早就获颁勋章了。我不要钱，只要平等对待。”[19]但最高法院仍在二〇〇二年判决他败诉。二〇〇三年，韩国“西伯利亚朔风会”的会员们，对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道歉与赔偿的诉讼。

如前所述，吴雄根于一九九〇年五月接受了谦二的五万日元。根据林永大的描述：“这件事情立刻在延边的西伯利亚相关人士间传开。为何日本政府的慰问金十万日元只给日本人，大家都说我们也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20]

依照林的说明，与吴雄根一样遭拘留西伯利亚、之后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原日本兵，共有三百一十五名。吴雄根为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赔偿事宜，开始联络散居中国各处的西伯利亚返国者，并制作人员名册。

最后终于以五位原战俘为中心组成了“中国前苏联拘留者协议会”，由吴雄根担任会长。根据他的调查，找出了二百五十名俘虏本人及其遗族。他更进一步与日本的“全国拘留者赔偿协议会”交涉，使协议会成为其分会之一，接着由日本向俄国政府递交发放劳动证明的申请书，并负责收取证明书。

但该团体的活动却在一九九二年终止。当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复邦交二十周年纪念，适逢日本天皇访中期间。

不管有怎样的大环境背景，吴雄根等人的活动暂时停止了。根据林永大的说法，一九九五年的时点上，吴雄根对林如此说过：“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想从俄国政府拿到劳动证明书。”“如果能拿到俄国出示的劳动证明书，就能证明一个朝鲜族人确实进过西伯利亚战俘营，可以依此为证。”[21]而吴来访日本，则是翌年的事情。

一九九六年邀请吴雄根来日本的，是“要求对朝鲜与朝鲜人公开道歉赔偿审判促进会”这个团体。该会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名叫宋斗会的“在日朝鲜人”。

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宋斗会，一九二〇（大正九）年来到日本，成为京都日莲宗寺院的徒弟，并于该地生活。一九三四年前往中国东北，从事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战后，宋在中国东北遭到国民党拘留，一九四七年才“归国”回到日本。但随后在日本政府剥夺国籍的政策下，失去了国籍。对此，宋于一九六九年发起“日本国籍确认诉讼”。接着一九七三（昭和四十八）年，他在法务省前烧掉了自己的“外国人登录证”，声明自己拥有日本国籍。[22]

之后宋辗转日本全国各地，住在当时京都大学学生自治会自主管理的熊野寮一室。他与日本的协助者结成集会组织，支援“浮岛丸事件”的韩国人存活者与遗族们共同发起的“违反安全管理义务和赔偿请求诉讼”。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一艘返回朝鲜的船只在舞鹤港海面发生爆炸并沉没的事件。一九九二年对此事件提出诉讼，二〇〇三年国家承认应当负担部分责任。

宋所属的团体，于一九九六年三月邀请吴根雄来日。除了在九州、京都、东京等地集会发表演讲，也向国会议员、政党、总理府等处陈情。

吴陈情时，也邀请了谦二。谦二也“叫上同分所的朋友们，以支援的形式”一同前往。

不过谦二对这类活动并不抱持太大期望。在吴雄根写给谦二的信件中，说明在中国推进的这些运动也不见成果，因此希望发起诉讼。但谦二则回信：“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遗憾，但如果给您提供充满希望的资讯或观察，从结果来看反而是一种罪恶。”说明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对运动成果并不抱有太高的期望。

即便如此，谦二仍与吴一同前往拜访国会议员与总理府。根据谦二的说法：“遭到对方虚与委蛇又毫无效用的对待。我会一同前往，但只是想帮忙带路，带他到各个要提出诉求的地方而已。”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委托谦二共同作为诉讼的共同原告。这个委托，也通过无偿帮助吴雄根进行诉讼的律师传达给谦二：对国家提起诉讼，要求提供损害赔偿与公开道歉。

宋斗会让人很难理解，因为在大家看来这样的诉讼也不可能打赢。老实说收到委托时，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过我认为对方的说法还算正确，如果要干的话，也不是不行。自己身为一个日本人，应该为吴先生做点什么，带着这种想法接受了委托。

当时完全没想过诸如牵扯上了这种事情很麻烦或担心周遭的眼光等问题。反正我自己生来属于“下层的下层”，别人对我的评价、说三道四什么的，我完全不在意。

亚洲各地区对日本发起的战后赔偿诉讼，几乎没有任何拥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同列共同原告的例子。在西伯利亚战俘问题上，有各式各样立场的“原日本兵”同样都是受害者，日本的战俘团体虽然协助过韩国或中国的战俘，但从未出现并列共同原告的例子。

一九九六年九月，终于向东京地方法院递出诉状。“日裔日本人原俘虏”与“朝鲜裔中国人原俘虏”，在本国保守派的支援下，发起史无前例的诉讼。

七、国民的良心

谦二他们的诉讼，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开始第一轮公审。但这天只在法官表示此案并非损害赔偿、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发言后，便宣布退庭了。更换法官之后，于五月十三日举行第二次公审，原告终于获得陈述意见的机会。

这天谦二与在“非战兵士之会”结识的两名原日本兵，一起套上写有部队名与军阶名的白色肩带，从地铁站走向法院。这是宋斗会提议的宣传诉求手法，但却没有大众媒体前来采访。同行的只有宋的支援团体，以及谦二的家人而已。

吴雄根在法庭上说明被送至西伯利亚的经过。律师要求“希望唱出征时听到的军歌”，吴在法官面前唱起当时的军歌，歌词如下：

代天行道讨不义

忠勇无双我军兵

欢声雷动相迎送

今当出征为家国

事后吴雄根自己如此写道：“我当时的心情根本不想唱这首歌。但（律师）如此要求下，于法官面前唱起五十五年前在边境的石砚镇，飘然飞舞的日之丸国旗与母亲和妹妹的目送下，登上火车时听到的那首歌。”（《上告理由书》，平成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终于轮到谦二站到证人席叙述遭拘留的经过，以及如何与吴根雄相识。当时他准备了“意见陈述书”，在法庭上几乎全部依照该书宣读：

我成为本次诉讼的原告，目的并非金钱，只想为吴雄根的控诉进行代辩。又希望通过本次诉讼，看到日本能够成为真正尊重人权的国家，这是我对此次审判的期望。

战后我在战俘营待了约三年时间，当时吴雄根也与我同在战俘营。他生于一九二五年“旧满洲”的延边地区。

他身为朝鲜族，以日本国民身份接受征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隔天十日他于海拉尔入伍，旋即遭受苏联军队的攻击，他卷入战斗中并身负重伤，被送到苏联境内的医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后，经由朝鲜回到故乡成为中国人。但曾为日本兵的事实使他遭受了许多歧视待遇。

几年前我领取了给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慰问状与慰问金。但日本国认为吴是外国人，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认为他的情况不符合领取条件，这点令人无法接受。

为何他必须在西伯利亚过着拘留生活？请各位思考一下。过往，大日本帝国合并朝鲜，一度使朝鲜民族皆成为日本国民。其结果，他与我一样因身为日本国民的义务而接受征兵，成为关东军士兵之后又成为苏联俘虏。只要是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这个事实施行的补偿、慰劳，他就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为是日本国民所以被征兵，使他成为西伯利亚俘虏的也是日本国。同样都是这个不负责任的日本国，事到如今却说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无法接受赔偿，这完全不合情理。

这明显就是一种歧视，是国际上无法认可的人权漠视。

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仅思考一个日本国内通用的做法，更需要考量一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一样，欧美各国也有殖民地，其他民族、外国籍的人们也成为军人，为宗主国而战。在战后补偿上，没有国家会因国籍不同而采取差别待遇。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英国、法国自不待言，战败国的意大利、德国亦然。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兰、厄立特里亚、利比亚等殖民地军人皆进行了赔偿。即便没有殖民地的德国，在此举一个例子，我读过一本叫作《在波罗的海海滨》的书，由战前拉脱维亚大使馆陆军武官的太太撰写，内容描述一位拉脱维亚陆军中尉的故事。

一九四〇年他为了谋求当时遭苏联占领的祖国独立，加入了德军的拉脱维亚人部队，之后一九四一年德军入侵苏联，待德国战败后他便亡命到瑞典，至一九八〇年过世为止，一直以德国军人的身份领取年金。另外也有乌克兰人同样加入德军，战后亡命至美国，却仍旧在德军的赔偿范围之内。

这样的举例应该很清楚了吧。他们从来不曾是德国的国民，对德国而言，他们也始终都是外国人。

身为日本国民并服兵役的吴根雄，日本国对他的处置，是否有错？

何况，为国而战是一种可能丧命的行为。不管是受命或自愿，都属于国家和个人的一种契约，一种雇佣关系。

在这种状况下，国籍根本毫无干系。

这是一种近代国家的常识。日本对人权的思考，在国际上既不通用，也谈不上是文明国家或现代国家的做法。

这是我对国家的要求。类似这种国际性的战后赔偿，应该不具时效性。请不要一直逃避责任。而且，这种负面遗产也不应该再留给下一代。

最后是对法官们的期望。去年三月吴雄根来日本时，我也与有志一同的伙伴们共同前往国会、议员、政党、总理府等处，为此事来回奔波。

确实我们获得了同情。但什么状况都没获得改善。

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都不作为的话，我们除了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别无他法。或许我们的想法过于单纯，但我们相信法律的精神，仍会保障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权。同情，已经足够了。无论如何请看清事实本身，希望能正面面对事物的本质，依据论理做出合情的判断，以上，是我个人的期待。

对于在法官面前朗读这份陈述书，谦二这样表示：

我没想过能打赢官司，只是在口头辩论能够利用的二十分钟内，阐述我自己想表达的话。为了没必要的战争出征，被迫从事没必要的劳务，造成大量的亲友死亡。外祖父母也是，战争让存来养老的财产全部消失，而且平白受了许多苦难。向法官陈述这些事情或许毫无帮助，但总是要把心里想说的话一吐为快。

口头辩论结束后，谦二带着访日的吴根雄在日本旅游。“到伊豆半岛搭‘日式榻榻米座位列车’，一起去洗温泉等。他也从中国带了伴手礼来，十分朴素的一个人。”

如前所述，开庭当天并没有大众媒体前来采访。事前有一些报纸访问，刊登了一些周边报导，但也仅止于此。当时的战后赔偿审判数量很多，这次的审判并不如“从军慰安妇”问题一般，能够获得公众广泛的关注。谦二如此表示：“我没怎么意识到同时期在打的其他战后赔偿官司。报纸刊出的报导也鲜少有回响或支援。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多想也没帮助。与我有往来的‘非战兵士之会’旧会员们，倒是一路陪我走到最后。”

之后的诉讼，几乎都是由律师与法院以书面往来，在谦二没有机会发表证词的状况下进行。二〇〇〇（平成十二）年二月，东京地方法院做出请求驳回的判决。判决主旨有：一、关于损害赔偿，因为“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所以无法进行赔偿；二、关于公开道歉一项，属于“立法机关的裁量性判断”。

已经回到中国的吴雄根接到判决通知后，据说“充满失望与愤怒，在满腔怒火之下病倒了”。吴根雄在稍后的上诉书中也表达：“希望日本的法官能告诉我，我身为朝鲜族为何要为日本国与日本人民承受这些损害？”“人性与正义根本不适用于日本法官！”（前揭“上诉书”）。

这桩诉讼案后来仍继续上诉，但二〇〇一年遭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之后二〇〇二年又遭最高法院驳回定谳。对此谦二如此描述：

当最高法院宣告驳回时，法院的态度只有“结束了，请由此离开法庭”，类似这般草草结束的感觉。那个时候甚至还有人发出不满的叫嚷。

跑去干那种事情，要把自己说成好事之徒也无不可。不过还记得宋斗会的支持者事后打电话给我，说过“虽然诉讼结果如此，但在书面上留下了资料，也具有相当的意义啊”这么一段话。当时听了才想到，原来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理解，能在法院堆积如山的案牍中留下资料，确实有一定意义。

发掘堆积如山的案牍资料并赋予其意义，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担任这场诉讼的律师，在诉状中如此描述谦二：“即便国家缺乏良知，但在无意之中，与国家的不义相对照，这个国家的国民却仍表现出了良心。”这样的评价是否恰当，套用一句陈腔旧调来说，就是“留待历史评价”吧。

八、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吴雄根的诉讼起于一九九七年，当时谦二已经七十二岁。这一年，谦二也从每周前往立川体育一两次，转为完全退休了。“立川体育完全由大木一个人接手，到一九九八年他也六十岁可以领取年金后，公司便关闭了。创立公司只是为了糊口，因此事业就此结束也没有特别的感慨。”

二〇〇二年最高法院驳回谦二与吴雄根的上诉后，谦二因脑梗塞而倒下。当时他在“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认识的主妇们邀约下，前往自治会馆参加英语口语课，一阵晕眩下竟无法站立。“在场的人立刻帮我叫了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当时自己还想，我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叫救护车来，未免太夸张。不过当时聚会中的年轻妇女们，有人曾有为自己孩子叫救护车的经验，不见得要什么重大伤害才动用救护车。若非如此，延缓送医可能就导致我半身不遂了。”

谦二左半身还留有轻微的麻痹症状，不过在复健之下，第二年春天便大致痊愈了。与周边居民有着深厚交情，也使得他在这种状况下得到非常多的帮助。

不过脑梗塞倒下时，谦二已经七十七岁了。因为这次病倒，也顺势退出了派送便当的“加多厨”与“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活动。“中风之前大约两年，巡逻长沼公园爬坡时，便开始喘不过气了。像我这种不具专门知识的‘其他大众’参与者，趁此退下来也不算坏事。”

二〇〇三年，这次轮到妻子宽子在庭院跌倒，折断了手骨。之后宽子开始有忧郁的症状，身心状况不佳，频繁进出医院。宽子因为郁闷而无法掌管家事，谦二开始接手做饭的工作。

原本从一九九〇年代开始，宽子因为去学习围棋、英语口语、绘画等课程，每逢周二与周五就轮到我负责做饭。当时宽子教我，把料理的基本资料都写成笔记。因为有这段经验，即便从七十八岁才开始全面接管家中厨房作业，多少还是应付得过来。这把年纪的男人还懂得做饭，竟传为佳话，在随着“加多厨”便当配送附赠的“居民通讯”中，还介绍了一下。

在西伯利亚时下定决心，不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战后也如此，不管什么工作都做。做饭什么的，本来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也是理所当然。而且自己做饭，可以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也是件好事。

二〇〇五年，吴雄根曾经再度访日，当时是因为“全国拘留者补偿协议会”（“全抑协”）召开集会，邀请中国的吴雄根和韩国拘留者团体的会长。吴雄根与新闻记者以及“全抑协”接待人员等，一同来到位于八王子的谦二家中拜访。

这个时期，“全抑协”推动了最后一次的尝试——二〇〇五年，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三党联合向参、众两院提案，要求依照被拘留的时间长短，由国家支付三十万到二百万日元，但该法案于二〇〇六年遭自民党、公明党执政二党否决。

但执政党也提出妥协法案。于二〇〇一年废止被批评为“退休高官再任职的温床”的和平基金会，以基金余额为资金，发给遭拘留者、战后撤退回本土者、无法领取退休金者“特别慰劳品”。这个法案获得通过，而且也发下了慰劳品。

慰劳品可从旅行券十万日元、座钟、钢笔、文书匣之中择一，照例不发给无日本国籍者。谦二再次申请了旅行券十万日元，并换成现金寄赠给吴雄根。

每逢选举，谦二依旧投给自民党以外的候选人。二〇〇九年他投给民主党，并说“感觉有希望政党轮替”。

二〇一〇年六月，在民主党政权下通过了《西伯利亚特措法》。法案内容是过往民主党法案与自民党法案的折衷案。支付金额依照拘留期间长短，从二十五万日元到一百五十万日元，财源则由二〇一〇年解散的和平基金缴回国库的资金当作资本。

如此，这样的内容既可以解释为由国家支出进行实际赔偿，也可以说只是由自民、公明两党原案筹措的基金余额权充支付，两套说辞皆可自行诠释。法案中虽然没有明文记载“赔偿”字样，但有说明今后的方针将会朝推动调查、记录当年拘留实际状况而努力，提案说明中也陈述了道歉与赔偿的主旨。依据这项法案，还活着的赔偿对象共有七万人左右，但一样排除无日本国籍者。获得此项成果后，“全抑协”也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宣布解散。

我从一九八〇年代起便意识到“全抑协”的活动，但并未参加。在“赤塔会”中，我们也不提这类运动的话题。正如军人退休金一般，国家只支付金钱给有权力的人，不支付给无法发声的人。虽然“全抑协”的活动还算有道理，但我在最高法院上诉输掉后，便放弃不去理会这些事情了。之后他们还能重新振作，发起运动，而且得到这样的成果，我觉得相当了不起。

虽然如此，但我内心还是十分不满，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申请。因为那是拿“退休高官再任职的温床”——和平基金会解散后剩下来的钱来发放。我自己对国家有所怨恨，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

不过，最后谦二还是申请了这次的发放。虽然已经不与吴雄根联系，但他也找到别的寄赠对象。

申请期限只有三年。在截止期限前大约半年，也就是二〇一一年三月，读到一篇刊载于“全抑协”会刊《极光》上的文章。有个女儿撰文提到想为父亲立纪念碑，他父亲从库页岛被送至极北地区的诺里尔斯克战俘营，并且死在该处。她为此募求费用，为了响应她，我申请了二十五万日元，一半送给这位女儿，另一半捐给了“全抑协”，这也是最后的申请了。

一次性的慰问金也好，道歉也罢，战后立刻拿出来不是很好？等到大家喊着“赔偿！赔偿！”才好不容易拿出一笔钱。从这种国家机构领到以这种态度支付的赔偿费用，一点都不想感谢国家。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当时是民主党政权，所以才能办到这件事情。

二〇一一年三月，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与核电厂爆炸事故。“关于核电厂的事故，从之后的新闻报导才知道，那是原本该发生的事情终究发生了而已。从这次事故也可以看出，政府出事就只想着大事化小的本质。核能电厂还是不要为好。”二〇一三年起，谦二开始在自己家屋顶装设太阳能发电设备。

二〇一二年开始，谦二腰腿越发无力，连孙子的运动会也没办法参加了。根据护理等级评定，已经属于“需要护理”的等级（需协助打扫与打理部分周遭事物，除此之外尚能自理）。二〇一五年一月，妻子宽子过世了。

谦二居住的南阳台，也与其他新兴住宅地一样，不断朝着老龄化迈进。一般称一定区域内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老龄化率”，南阳台一丁目于二〇一四年达到44%；周边的北野台达到43%，三井台达到40%。虽然这些区域都属于东京都，但已经确实接近“极限聚落”[23]的水准了。

谦二住处周遭的空屋已经多到无法忽视，过往开在南阳台附近的商店逐一倒闭，甚至无法购得一般日常用品。谦二虽然已达八十九岁高龄，但尚能独自开车购物，已算万幸。

谦二对整个大环境仍然有许多不满。

政客们反复去靖国神社参拜，或者仍有人主张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的论调，对这些人我已经抱着放弃的心态了。但内心一直有股“宁静的愤怒”。看到最近一些周刊的目录，充满了各种排外的谩骂叫嚣，深感历史的真实性已不再受重视了。

过去虽然许多人也一辈子都生活在底层，但仍有句话说“只要愿意追求财富，就不至于贫困”，但现在呢？一大堆非正式聘雇的临时人员，不管再怎么努力，仍得活在无可救药的社会中。虽然不是只有日本才如此，但大家都不再抱持希望。雇佣方不再具有劳动道德，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处境堪怜。

当我二十岁时，在不知世道险恶与社会真实的状况下成长，既无法获得资讯，也不能选择政权，连批评的自由都没有。现在的社会，如果你想要理解事情的真相，总有办法找到管道去理解。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人不愿面对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更不勤于学习。我想再过个二十年，社会状况应该会变得更糟吧。日本经济因为国债的利息上升，最终或许仍得面临经济上崩溃的危机。

虽然谦二如此批评，但八十九岁的他仍然操持家务，每天自己过生活。他会阅读关于冷战后的南斯拉夫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等学术性书籍。他也支付“国际特赦组织”“独立生活支援中心‘共同’”“白沙瓦之会（Pershawar-kai，支援巴基斯坦医疗活动的组织）”、“加多厨”“无国界医生”等非营利组织的会费并且出资捐赠，而且也写英文明信片给世界各国抗议对“政治犯”的压迫与逮捕。

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刊寄来时，会附上印刷好的信封信纸。信封上会有各国政府达官要员的姓名地址，信件则以英文写成，包含抗议哪些人遭到逮捕入狱等内容。虽然说我曾寄信声援，但我做的也只不过是在信上签名，丢进邮筒寄出而已。不过即便寄达，对方大概也会无视这些信件。不过我仍拥有“自我良心”，所以才会持续这么做。

谦二在腰腿有力时，仍会自己做饭，一个人在自己家过生活。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他如此表示：

刚从结核疗养所出院时，曾暗忖自己的人生大概只能活到五十岁。我人生的前半段都处于谷底，不过从中途开始，逐渐赶上大时代的发展时机，之后终于可以过着与常人一样的生活。只是，我生命途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并不见得都如此幸运，许多人还没达成任何成就，便走完人生旅途了。与他们相较，我现在算得上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

在回答各种问题后，接着询问在他经历丰富的人生路途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亦即，当在西伯利亚与结核疗养所等看不见未来的时期，他觉得对人而言，最关键的究竟为何？

希望吧。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谦二这么回答。

[1] 原武史，《団地の空間政治学》，NHKBOOKS，二〇一二年。

[2] 译注：又译《平成狸合战》，高畑勋导演，一九九四年上映。

[3] 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编辑、发行，《永续保护多摩丘陵的自然》，二〇一四年。

[4] 译注：NPO意为“非营利组织”。

[5] 译注：遭遇战事时国家有权进行紧急立法的制度，可以成为日本动员自卫队进行战争的法源根据。

[6] 茶本繁正，《非战兵士之会》，《大众媒体市民》，一九八九年四月号。

[7]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8]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9]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10] 林永大（音译），《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梓书院，一九九五。

[11] NHK，《遥远的祖国——皇军中的朝鲜族士兵》，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播出。

[12] 纪录片，《台湾人生》，二〇一三年。

[13] 林永大，《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

[14] 小熊英二，《“日本人”的境界》，新曜社，一九九八年。

[15] 小熊谦二，《遭西伯利亚拘留的原日本关东军士兵吴雄根先生事略》，《极光》，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号。

[16] 朝日新闻战后赔偿问题采访班，《戦后補償とは何か》，朝日文库，一九九九年。

[17] 朝日新闻战后赔偿问题采访班，《戦后補償とは何か》。

[18] 译注：即日军所用的退休金支付法令。

[19]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20] 林永大，《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

[21] 林永大，《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

[22] 宋斗会，《滿洲国遺民——ある在日朝鮮人の呟き》，风媒社，二〇〇三年。

[23] 译注：日本称在人口过稀化的情况下，居民有50%以上属于超过六十五岁的老人，已经难以维持该区域如婚丧喜庆等社会一般共同生活基础的聚落。

后记

本书根据生于一九二五年、体验过西伯利亚战俘经验的亲历者的访谈写成。本书有两个特点，可以与至今为止的“战争体验记”有所区别。

其一，不仅止于战争经验，本书还描绘了从二战前到战后的生活史。大部分的“战争体验记”都欠缺战前与战后的记述，因此无法得知主人公是“从什么样的生活境遇中前往参与战争”，以及“从战场返回后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与此相对，本书描绘了战前与战后的生活史，串接起了完整的战争体验。通过这样的书写，可以讨论“战争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战后的和平意识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

其二，是本书导入了社会科学的观点。关注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通过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描绘出当时的阶级流动、学历取得、职业选择以及产业结构等状况。本书不仅是单一人物的生命轨迹，同时也融入了法制史与经济史的视角，也就是所谓“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历史”。

此外，本书描写的对象属于都市下层的经商者，并非容易留下更多文字记录的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因此，才能记录到与“从学徒兵到上班族”这种一般战争体验记不同的轨迹。这部分加上社会科学的观察视角后，应该能对日本现代史研究做出一些独特的贡献。

近年来，人们不仅关注战争的时代，也开始关心起战后史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期。如果我们考量到社会的中流砥柱已经转移到经济高速增长期后出生的世代，这似乎是必然的趋势。此外，伴随贫富差距的加剧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昭和年代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带给民众何种影响，又给社会秩序带来何种变化，这些也都成为大众所关切的问题。

本书尝试将这种对现代的关心与对过去战争体验的历史关怀联系在一起。即便是描绘战争体验，若能通过单一人物的生命轨迹串连起战前史与战后史，应该能够获得较过往更多的关注。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本书既是口述历史，也是民众史与社会史。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本书在处理“战争记忆”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关注。

＊

本书描绘的对象，是我的父亲。此处想要记下撰写本书的动机与过程。

构成本书基础的访谈，是从二〇一三年五月开始，一直进行到当年十二月为止。与我一同进行访谈的，是一位曾经采访过印尼残留日本兵，并将其经历写成传记的新进现代史家林英一。

林氏的出道作品《残留日本兵的实情》（作品社，二〇〇七年）是他的毕业论文。当时担任他指导教授的我，对曾经写过上述作品的林氏，提起自己父亲曾有过西伯利亚的战俘经验，当时提议，请他务必听听我父亲的故事，这便是本书的开端。

第一次的访谈，在稍微不得要领的状况下结束了。最大的原因是我父亲诉说的内容，涉及范围太广。当时不仅对父亲的西伯利亚拘留情形十分感兴趣，而且对于他对战争之前的商店街生活与战后不断辗转的日子仍保有如此翔实的记忆，更感到讶异。

因此我便考虑，应当访谈各个不同时代，如果能加入政治与经济的背景说明作为补充，对历史研究而言应该会具有相当的意义。在这个想法下，我对林氏提议，开始进行正式的访谈，而林氏也迅速答应下来，之后每两周我们便前往父亲位于八王子的住处，每次大约进行三小时的访谈。

我自己曾于撰写《在日一世的记忆》[1]（集英社新书，二〇〇八年）时，做过进行访谈的计划。而林氏本身也访谈过几位原日本兵，因为两人都有过采访经验，所以实际执行时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

访谈作业的具体内容与程序如下：由我对父亲进行提问，林氏负责以电脑记录；接着当天我会针对林氏制作的笔记进行润饰整理，之后再与当时的录音相互对照，做成原稿；而后再将原稿交给父亲过目，确认相关事实并加以订正。

父亲实际上缺了一边的肺，长时间说话容易疲劳；不过关于这点，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却是不可多得的叙述者。父亲的记忆不仅鲜明，谈话内容也相当有系统，不至于偏离主题。而且他又是心思异常缜密的人，没有窜改自己的记忆，能够把当时的实际感受与看法，率直而不加修饰地告诉听者。甚至访谈过多人的林氏都表示，很少见过类似的受访者。

而父亲具备的观察能力，往往令我们感到惊奇。例如本书第一章提到他的哥哥辉一，在谈到高圆寺的祭典上配合《东京舞曲》庆典歌曲敲击太鼓的话题时，父亲说：“这种曲调的风行，或许也说明了东京市内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各地方的人们吧。”“配合《东京舞曲》敲击太鼓”这个事实，与“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各地方的人们”这样的社会背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洞察。加上对于自己哥哥的回忆，往往容易加入大量的情感，能在叙述中抽离自己的情感描述客观事实，并非一般人所能办到。父亲并未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具备这种能力，只能说是天生的，或者是自行训练出来的吧。类似这种观察力与客观的态度，在本书中随处可见。

在某种意义上，父亲是个性格淡薄的人。对于悲惨的经验，以旁观者的语调述说戏剧性的经过时，绝对不会添加任何浪漫的色彩。保持一贯冷静客观的态度，偶尔掺杂着幽默谈论事实。

借用父亲的说法，就是“实际经历过这些的人，就是如此”。然而是否任谁都会这么表现，我无从判断。只有谈到军队入伍、和外祖父母道别时，表达上有些停顿，除此之外没有出现类似的状况。这些事情对父亲而言就如同日常生活一般，即便在争取战后赔偿之际，他也都是以淡淡的口吻阐述自己的回忆。

这种性格的人物作为口述历史的主述者，相当值得信赖。可是，类似这种人物，也很少写下自己的切身体验。会留下个人史记录的人，往往是拥有相当学历与文笔能力的阶层，特别是拥有自己强烈想法的人居多。前者的叙述往往只能表达某一阶层的观点，后者则又欠缺客观的视角。父亲不属于任何一类，而且实际上，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几乎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

如前所述，首次进行访谈时，我还没有计划要把访谈写成文章，但在一连串的谈话后，我的初衷改变了。之后我取得林君的许可，开始撰写本书，并先于《世界》杂志二〇一四年十月号至二〇一五年六月号进行连载。如此一来，帮助不书写、不曾留下记录的人，为后世留下他们应被传承的记忆，我认为这是一位历史研究者应当扮演的角色。

＊

本书中描写的我父亲的经历，称得上当时普通“日本人”的人生经历吗？这也牵涉本书的学术性意义，但确实相当难回答。暂且不提西伯利亚战俘经验，战后的赔偿诉讼中与朝鲜人原日本兵列为共同原告的事例，大概没有第二个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有人会评价说“这并非普通人的生活”。

但所谓的“普通人”究竟是什么？在日本的话，或许是所谓的“上班族”吧。可是，从统计学的意义来看，这个族群在日本历史上从未成为最多数的一群。即便如此，“上班族”是一般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这样的错觉仍流布于整个战后时代。

举一个例子，一九六三年出版、之后改拍成电影，由山口瞳撰写的小说《江分利满先生的优雅生活》。男主角与我父亲一样出生于一九二五年，年龄设定与昭和年数一致（昭和几年就是几岁）。主角的名字取“最普通的一般人”之意，所以叫作“江分利满”[2]。

而小说内容描述的却是住在大型电机公司的员工住宅，过着大企业正式员工生活的人。如本书提及的，能过这种生活的人，占当时劳动人口的一成不到。将这种生活想象为一般人的平均生活，恐怕是因为购读该书的人多属都市中产阶级，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大学毕业后成为上班族”的人，理由或许就这么简单。

另一方面，与都市中产阶层相对照，还存在另一种印象，也就是位于地方的农民才是真正的“庶民”阶层。但自一九五〇年代开始，农民在统计数字上也不再是人数最多的族群。此外，如果单纯把居住于农村的人都称作农民，那我父亲在战后的某一时期也曾经居住于农村。

如本书内容所阐明的一般，父亲走过留下的足迹，即便他本人未曾意识到，但大致都沿着同时代日本社会的发展轨迹迈进。即便如此，父亲也屡屡做出与同时代多数人不同的选择与举动。如此说来，父亲的行迹，与“多数人”或“平均”有着什么样的相对关系？

对此，我如此思考。人的一生，在所有的场合中都属于“多数人”的人，并不存在。社会学上称脱离“多数人”的行为为“异常行为”（deviance）。但是，一辈子从未做出异常行为的人，恐怕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了。

人们大体上都过着不显眼、可称之为“平凡”的生活。但一生之中总会经历几次危机，并且做出英雄式的举动。只是同时从大范围来看，仍受到同时代社会性脉络的规制。

而这样的情况，才是所谓“平均”的多数人。从这个意义来看，本书中刻画的父亲轨迹，属于非常“平均”的一群。

换个说法，也可以如此形容。若只是抽出危机时的经验，或者英雄性的瞬间来看，不论描绘的对象是个人还是集团，都无法描绘出时代整体的样态。当然，只描绘日常性的生活，也无法刻画时代整体状况。只有通过综合性地把握全体，在同时代的社会性脉络中找出定位，才可能完成立体性的历史描述。

如前所述，本书描述的人物，并非拥有高学历的都市中产阶层。从此点看来，本书便属于“不被记录的多数人”的生活史。但同时本书内容也没有仅注重战争与诉讼等戏剧性的部分，而是将其当作整体的一部分，做出综合性的记述，这也是本书值得一读之处。人类的行为往往包含了部分的动摇与偏差，但同时又受到全体结构的规制。本书中我所描写的，正是父亲个人体验过的动摇，以及规制他行为的东亚历史。这里所指的东亚不仅是日本，也包含了苏联、中国大陆与台湾、韩国。即便在日本，也与许多地方、各种阶层、诸般政策有所关联。本书的意图，即在尝试通过单一人物的细部描写，借以窥见整体样貌。

＊

实际上，我在二〇〇三年也曾经对父亲做过访谈。但当时只请教了西伯利亚拘留的经过。对于战前与战后的生活，当时还不关心。此外虽然问起西伯利亚拘留经验，但仍缺乏探究战俘营经营、苏联方面社会背景的视角。这部分虽然也是父亲的经历，但却不是当时的我能通过访谈引导出来的回忆。

所谓的记忆，会在叙述者与听者间产生相互作用。如果听众没有提问的能力，便无法引导出叙述者的回忆。如前所述，本书受益于优秀的叙述者，因此才得以成立。不过另一方面，作为提问者的我，因为拥有比十年前更充裕的知识与更广泛的关心，大概也起到不少互补作用吧。

要说理所当然，也确实如此，通过本书的访谈，更加拉近了父亲与我的关系。彼此间共通的话题增加，也让我更容易理解父亲言行背后的意义。而且通过讲述过往的事情，那段时间父亲的脸上又闪耀起了当年上班时的光辉，对我而言这也是一种单纯的喜悦。大概对父亲来说，能够有人热心倾听自己的经验，他也感到相当开心吧。

不过这种情况，缺乏听者的努力也无法发生。这不仅是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皆然，许多人的经验与记忆，都在缺乏倾听者的情形下就这么消失了。不管是自己的亲戚，或者近邻、同事，光是愿意侧耳倾听这些回忆，就具有相当的意义。

而且对听者而言，可以获得比叙述者更多的收获。因为人类存在的证据，就只存在于与他人、与过去的互动之中。

对人类来说，不明白自己为何生存于此，便会产生不安。市场上虽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商品来抚慰这种不安，但通过与周围的互动、对话，建构人际关系，比起被动的瞬间性购买行为，能够提供更多收获，也是可以让效果为持久的方法。

再次重复强调，所谓的记忆，是通过听者与叙述者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所谓的历史，也属于此类相互作用的形态之一。将倾听对方的声音、努力赋予其意义的行为，称之为“历史”应该也不为过。

对于过去的事实与经验，通过听者的努力，赋予其意义，才能使其长久存续。如果不这么做，事实与经验便会消失，侧耳倾听这个声音的人，也会失去自己的立足点。此二者中该选择何者，应由活于当下的人担负起责任。

父亲终将过世，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但能够做的，便是倾听父亲的经历，赋予其意义，使其长久存续。这是生活于当下的我们所能办到的事情，也是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处理的事情。我的愿望便是，读者诸君们也能借由阅读本书的经验，开始试着参与这样的努力。

小熊英二　二〇一五年五月

* 本书经作者授权略有删节

[1] 译注：书名的意思为“在日本的第一代的回忆”。

[2] 译注：日语可以读成エブリマン，也就是英语的every man。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2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 劳伦斯·里斯 著

018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活史

　　[日]小熊英二 著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2002 by Francis Fukuyam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 ; 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2

书名原文: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ISBN 978-7-5495-9087-2

Ⅰ. ①我… Ⅱ. ①弗… ②黄… Ⅲ. ①生物工程－研究Ⅳ. ①Q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779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孟凡礼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用政治“锁死”科技？

序言

第一部分 通往未来的路径

第1章 两部反乌托邦小说

第2章 大脑科学

第3章 神经药理学与行为的控制

第4章 寿命的延长

第5章 基因工程

第6章 我们为什么应该担忧

第二部分 人之为人

第7章 人的权利

第8章 人的本性

第9章 人的尊严

第三部分 怎么办？

第10章 生物技术的政治管制

第11章 当前生物技术是如何被管制的？

第12章 未来的政策

参考文献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导读
用政治“锁死”科技？

周濂

为什么要读《我们的后人类未来》？这是一个问题。

初看起来，这本书在福山著作史中的地位非常尴尬。一个政治学者跨界现代科技领域，用未来学家的口吻发言，好比是相声演员误入“我是歌手”现场，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更何况这本书写于2002年，距今已有十四年之久，十几年的时间也许能让一部政治学著作成为经典——譬如福山那本“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以下简称《历史的终结》），但对于一本由外行人写就的探讨现代科技的著作，却足以让我们把它淘汰进垃圾箱；更何况福山在这本书中仅仅讨论了生物技术革命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对信息技术的政治前景多有误判，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只是一语带过，在AlphaGo战胜李世石引发人工智能热的今天，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我们的后人类未来》？

还是让我们听听福山本人的回答吧，在本书序言中福山提出：“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作为“历史终结论”的最重要推手，福山这个断言不啻为一种自我颠覆。虽然福山宣称在政治的意义上人类历史已然终结于自由民主制，但是他承认这个结论并不牢靠，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伊斯兰教会否成为民主的障碍，全球民主是否可能，如何在贫穷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民主政治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挑战来自于现代科学，特别是生物技术革命。

福山这样警告世人：“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换言之，只要生物技术革命不加约束地继续发展下去，那么被终结的就不是历史，而是自由民主制乃至人性本身。

福山是在杞人忧天或者痴人说梦吗？我不这样认为。最近谷歌首席未来学家雷伊·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调整了他在《奇点临近》中的说法，认为人类永生的时间点也许不是2045年，而是2029年左右：“届时医疗技术将使人均寿命每过一年就能延长一岁。那时寿命将不再根据你的出生年月计算，我们延长的寿命甚至将会超过已经度过的时间。”

库兹韦尔预言的“奇点”基于如下判断：“技术的不断加速是加速回归定律的内涵和必然结果，这个定律描述了进化节奏的加快，以及进化过程中产物的指数增长。”我不晓得奇点会在哪一天到来，但我相信的确存在奇点，到那时人工智能将会超过人类智能，“一旦机器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它们就会自己设计下一代机器”。到那时我们不仅要烦恼人类获得永生后的意义问题，更要担心“人类将来可能会从这个循环中被淘汰”的危险。

是时候探讨现代科技对于人类基本生存状况的重大影响了。

一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的副标题是“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但在探讨生物技术革命之前，我愿意先把目光投向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讨论。

AlphaGo 4 : 1战胜人类围棋顶尖高手李世石的结果震惊了全世界。围绕着这场世纪大战，初步可以分为两派立场，反对派对于人工智能已经或者即将超越人类智能的观点不以为然，相比之下，支持派对于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前景持肯定甚至欢迎的态度。

反对派的理由之一是AlphaGo没有人类意义上的心灵或者意识：“此前两役，AlphaGo赢了，其实它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围棋的基本原则，它唯一的概念就是布局和布局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它的程序学到的东西还很有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所谓的类推能力是由它积累的海量样本造成，这方面没有创新，机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借用库兹韦尔的说法，上述批评属于“来自本体论的批评”，也即“计算机可以有意识吗？”哲学家约翰·瑟尔（John Searle）是反对派中的杰出代表，他竭力反对对意识进行物理还原主义的解释，理由是“机器对自己正在做什么没有一点主观意识，对它的任务也没有感知”。

相比之下，在支持派看来，人类意识并不神秘，大脑只是一台高度复杂的有机计算机，它能通过外在特征进行辨认。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在《意识的解释》中就说：“人类意识只是随一种特殊的计算机运作而来的副产品。”库兹韦尔相信，机器拥有意识只是时间问题，一旦达到必要的复杂程度，机器就会拥有意识这样的人类特性。

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中曾经一带而过地处理过上述争论，在他看来机器拥有意识的可能性非常之小，这“并不是因为机器永远无法复制人类智力——我认为它们在这方面也许会非常接近——而是因为它们几乎不可能获得人类情感。安卓系统、机器人或计算机突然能够经历人类情感，比如，恐惧、希望，甚至性的欲望，这些都是科幻小说里的事情，从没有任何人设想过这一切如何发生，哪怕仅是有细微的靠近。就像人类的许多其他意识，这个问题并不单单是没有人知道情感本身是什么；而是没有人了解为何它会在人类的生物系统中存在”。

我认为福山的观点错失了人机大战的关键问题。

首先，如果归根结底“智能是一个物理过程”，那么所谓的自由意志就可以还原为拓展未来可能性的能力，想象力就可以还原为连接不同事物的能力，创造力则是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突破既有范式、“自创武功”的能力，这些看似属于人类独有的属性都可以还原成为算法和计算力。AlphaGo大战李世石的表现已经向我们很好地展示了这一可能性，正如一个评论家所指出的：“说到底，所谓棋感、棋风、大局观云云不过是人类在计算能力欠缺时求助的直觉和本能。”

其次，福山乐观地认为人工智能几无可能获得恐惧、希望之类的人类情感，可是问题在于，在人机竞赛过程中，人类的情绪和欲望不是一个加分的能力。我们恰恰要问的是：机器为什么要百分百地模仿人类？如果在未来的人机对抗中，情感不能加分而是减分，那么机器的“冷酷无情”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AlphaGo在和李世石对决的时候，从来不会面红耳赤，也无需到室外抽一根烟来平复心情，它不恐惧也不希望，只是计算计算再计算。

作为人类顶尖棋手的李世石，在过去十五年里获得了十几个世界冠军的头衔，总共下了1万盘围棋对弈，经过3万小时的训练，他的大脑可以在每秒搜索10个走子可能，相比之下，只有“两岁”的AlphaGo经历了3万小时的训练，每秒可以搜索10万个走子可能。人类虽然可以用自然语言进行知识交流，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人际交流信息的壁垒太高、速度太慢，与之相比，机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可以通过网络高速地共享一切资料，机器的硬盘存储能力可以无限大，运算速度无限快，机器永不疲倦、永不停歇，它可以始终如一地“斗志高昂”地进行深度学习，这是人类“学霸”永远难以企及的。

人类所珍视和引以为傲的很多属性和价值，比如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自然语言的歧义性、情感的丰富细腻及脆弱，在与人工智能的生死竞争场上，都不是优势而恰恰是负担。没错，它们可能是人类独一无二性的体现，但就像蜈蚣有一百条腿，红毛猩猩浑身披着长毛，这些独一无二的属性要么无足轻重，要么是进化不够完全的表征，要么对人工智能而言毫无意义。

迄今为止，人们在谈论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的时候都是从“拟人”的视角出发，可是机器为什么一定要以“人类”作为样板呢？“魔鬼终结者”必须笨拙地扭转脖子才可以看到身后的追杀者，为什么它不可以在全身上下布满视觉神经传感器，360度无死角地监控可能的威胁？人工智能无需在所有方面都模仿人类才能胜过人类，而只要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占先就足以克“人”制胜了。

有人说，人类智能最后的堡垒就是诗歌、小说和艺术。可是，小说家、艺术家什么时候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性力量了？在一个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要多的时代，通过嘲讽机器不会写出好诗来贬低机器的价值、礼赞人类的特殊性，不是太有讽刺意味了吗？更何况，机器离写出好诗已经不远了。

关于人工智能的最大迷思就在于，它们应该像它们的造物——人类一样拥有人类所拥有的全部属性：智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想象力，创造力，道德义愤，以及爱和怕的情感，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认知盲区。

主张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另一个理由是被造物不可能超越造物主，这个观念之所以错误，一是高估了人类，把人当成了上帝，一是低估了机器，把机器当成了人。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主张“人是机器”，现在看来，这或许不纯然是对人的贬低，有一天机器会觉得这是对它们的羞辱。

一个比较天真的幻想是：因为祖先崇拜，来自奇点的智能可能会尊敬甚至崇拜创造了它们的祖先，也就是我们人类，因此人类将“成为心满意足的宠物而不再是自由的人类”。可问题在于，人类或许不会成为人工智能眼中的宠物，而是成为人类眼中的蟑螂，生殖力旺盛但却毫无用处。

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预见危机。

但是——这个“但是”非常重要，我认为《我们的后人类未来》最大的价值正在于此：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

二

在《人类简史》最后一章“智人末日”中，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历史系教授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指出：“不论智人付出了多少努力，有了多少成就，还是没办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然而，就在21世纪曙光乍现之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智人开始超越这些界限。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设计法则取而代之。”有三种方式能够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以及无机生命工程。人工智能只是其中一种，也就是无机生命工程。

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后人类未来》把重点放在生物技术革命而不是人工智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相比无机生命工程，生物工程、仿生工程对于人类的未来影响也许更加直接和紧迫。

人类是一种设计不够完善、功能不够齐备、容易黑屏、死机、时常需要维修的造物，生物工程和仿生工程可以治疗我们的种种病患，改进我们的种种缺陷。但是，就像福山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在“治疗”与“改进”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红线，指引研究往前者方向发展，而对后者做出严格限制，因为后者很有可能成为改头换面的“优生学”，意味着“只专门生育有着优选的遗传特征的人类”。

有人认为我们无法在治疗和改进之间划出红线，因为在理论上我们找不到区分两者的方式。是啊，凭什么说在三环上开车时速81公里就比79公里更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要人为地划出一条红线：81公里就是比79公里更危险！人类必须人为甚至武断地划出界线，否则就毫无界线可言。

相比红线划在哪里才合适，另一个问题也许更重要：“谁有决定权？”

对此福山的回答是：“到底由谁来决定科学被正当还是不正当应用，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非常简单，并且已通过好几个世纪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得以确立：那就是组成民主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主要通过他们所选举的代表执行，这就是所有这些事情的最高主宰，它拥有掌控技术发展的进度与范围的权力。”

以探索和创造的名义，以求知和求真的名义，科学有着难以抗拒的魅惑力，它引领人类向着无限广阔的领域拓展，无所畏惧地探索一切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科学本身只是作为实现人类生存目的的一种工具；政治共同体决定什么是适宜的目的，这最终并不是科学问题”。

因此，《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绝非一本关于生物技术革命的普及读物，而是一本关于政治如何“锁死”科技的政治学著作，以及追问人性是什么的哲学著作。福山正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去追问和反思现代生物技术对于人类未来的影响。因为，归根结底，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关于“人类本性”的根本思考上。在这个问题上，福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拒绝对人性做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理解，而是从古老的自然权利出发为全体人类的尊严做辩护。

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是一个无限开放的问题，福山承认“人的本性具有很大的弹性，顺从这一本性我们能有十分充沛的选择空间”。但问题在于人性“并不是可以无限延展的”。

没错，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人之天性，为此我们进KTV和夜店逃避工作的压力，发明利他林和百忧解缓解情感的沮丧和精神的苦痛，可是我们真的愿意让技术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乃至本性吗？比如，借助诺奇克（Robert Nozick）的体验机让自己保持一辈子的兴致盎然（见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或者干脆通过基因改造技术让自己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和林志玲一样美貌动人还有善解人意？

所有的生活都是一场实验，但是生活不应该发生在化学实验室里，而是要与每个人的自然天赋相适应，通过加入各种与自然相契的元素，比如热情、努力、奋斗、梦想，以及混杂着爱与痛苦的生命体验，才能认识你自己，发现你自己，成为你自己。这既是人之为人的本义，也是文化之为文化的本义。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说，文化在今天的主要含义就是“心灵的耕种，是与心灵的自然本性相符合地照顾和改良心灵天生的诸般能力”。此处的关键词是“自然”。生物技术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治愈疾病，延长寿命，让孩子变得更加易于管教，但是它的代价却是“一些无法言说的人类品质的丧失，如天分、野心或绝对的多元性”。当人类的身体可以像乐高积木一样随建随拆，当人类的智力和情感可以像U盘一样即插即用，我们的人格同一性、生活的统一性乃至文化本身就都分崩离析了。

因此，福山说，当我们反问自身，为什么不愿意衷心拥抱赫胥黎所描述的“美丽新世界”？答案就在于：“《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也许健康富足，但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他们已不再需要奋斗，不敢去梦想，不再拥有爱情，不能感知痛苦，不需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不再组成家庭，也不用去做任何传统上与人相关的事。他们身上再也没有了赋予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事实上，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之处同人类相似，他们被控制人员养大，分成α、β、ε、γ等等级，彼此间保持仿佛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距离。在能想象的最深刻的意义上，他们的世界如此不自然，因为人性已经被更改。”

因此，福山说，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赫胥黎以传统方式界定的人类如此重要？答案就在于：“我们需要继续感知痛楚，承受压抑或孤独，或是忍受令人虚弱的疾病折磨，因为这是人类作为物种存在的大部分时段所经历的。”“因为人性的保留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概念，为我们作为物种的经验提供了稳定的延续性。它与宗教一起，界定了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我们试图保存全部的复杂性、进化而来的禀赋，避免自我修改。我们不希望阻断人性的统一性或连续性，以及影响基于其上的人的权利。”

也许有人认为上述思考过于悲观和保守，请允许我重复前文的那两句话：

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预见危机。与此同时，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

三

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说：“够了：政治将被赋予不同意义的时代正在到来。”福山用这句话作为《后人类的未来》的题词，用意一目了然。

不久前赫拉利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21世纪会是史上最不平等的时期吗？”的演讲，他的核心论点是：“在21世纪，新技术将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能力，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有可能产生生物学意义上的鸿沟：富有的精英将能够设计他们自身或者他们的后代，使其成为生理和心理能力都更为高等的‘超人’，人类将因此分裂为不同的生物阶层，先前的社会经济阶层系统可能会转化为生物阶层系统。”

坦白说，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新鲜，福山比赫拉利至少早说了二十四年。没错，是二十四年而非十四年。二十四年前也就是1992年，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在第五部分“最后的人”中，福山预言了自由民主制可能遇到的挑战：“长期来看，自由民主制之所以被从内部颠覆，要么由于过度的优越意识、要么由于过度的平等意识。我的直觉是，最终来说，对民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前者。”（见《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第323页）

现代科技的发展——无论是生物工程、仿生工程还是无机生命工程——为少数人产生这种优越意识、成为尼采口中的“超人”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这将在根本上动摇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论点。这也正是福山在十四年前创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的动机所在，因为—— “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

在福山的笔下，后人类的未来一点都不令人向往：“后人类的世界也许更为等级森严，比现在的世界更富有竞争性，结果社会矛盾丛生。它也许是一个任何‘共享的人性’已经消失的世界，因为我们将人类基因与如此之多其他的物种相结合，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什么是人类。它也许是一个处于中位数的人也能活到他/她的200岁的世界，静坐在护士之家渴望死去而不得。或者它也可能是一个《美丽新世界》所设想的软性的专制世界，每个人都健康愉悦地生活，但完全忘记了希望、恐惧与挣扎的意义。”

面对这样一个后人类的甚至是非人类的未来，也许有人仍旧无动于衷，甚至衷心欢迎，比如有科学家曾经这样表态：“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两点：一，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整个宇宙的生命是有限的；二，真理的尽头是信仰。长期发展的结果如何？唯一可用以回答的就是凯恩斯的名言：‘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人工智能或其他技术在此之后，任何都是可能的，但人类已经没有资格参与讨论了。”

没错，凯恩斯（John Keynes）的确说过“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在探讨现代科技可能存在的威胁时，科学家常引此言宽慰自己也宽慰人类，仿佛一瞬间就拥有了宇宙的尺度和胸怀。可是他们不晓得的是，凯恩斯这句话表达的不是对死亡的豁达，而是一个反讽。凯恩斯想说的是，面对迫在眉睫的市场失灵以及大面积失业的威胁，不能听之任之，不要以为从长远看，市场终会自动修复，可问题在于从长远看，我们都会死的。因此，“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就是在正话反说，就是在强调时不我待，因为一般而言我们都不想死，而且只要可能，我们就不打算死。所以我们才会“饥不择食”，才会“死马当成活马医”，才会嘲笑飞蛾扑火，因为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为什么从个体抽象到人类之后，科学家就会如此的视死如归，难道是因为这些威胁并不近在咫尺，难道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无需为此付出代价？还是因为科学家已经超越了个体的视角乃至人类的普遍视角，升华到了宇宙的视角？

我认同福山的这个判断：“当面临两难的技术挑战，利好与灾难如此紧密地纠葛，在我看来，只能采取唯一的一种应对措施：国家必须从政治层面规范这项技术的发展与使用，建立相关机构区分技术的进展，哪些能帮助推进人类福祉，哪些对人类尊严与快乐带来威胁。”

从观念的普及，到意向性共识的达成，最终诉诸制度性的安排和实践，这中间有太长的路要走，就此而言，福山的警示不是太早而是太晚，因为政治的运作也许已经赶不上科技指数型发展的脚步了。

我承认，在一个意义上，用政治“锁死”科技的背后，依然是一种平等主义的冲动，而且是向下拉平的冲动，是弱者联合起来防止出现无法约束的强者的冲动，是末人反击超人的冲动。但在另一个意义上，用政治“锁死”科技的背后，是对人类业已存在的文化和人性的守护，是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是在反对由现代科技来定义“谁配称为人类”的战斗。

谨以此书献给约翰·塞巴斯蒂安

够了：政治将被赋予不同意义的时代正在到来。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960节[1]

[1] 这段引文的上下文是：“从现在起，对支配权的更为多元包容的形式，将拥有更为有利的先决条件，而这先前从来没有过。即便如此，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建立一个国际种族联盟的可能性到来了，它的使命将是指引一个领导性的种族：未来‘地球的主人’；——一个新的、广泛的、基于严格的自律基础之上的、囊括哲学王意志与艺术家君主的贵族统治将会千秋万代地存在——一个更高级别的人，由于他在意志、知识、财富及影响力方面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将民主的欧洲作为其顺从、柔软的工具，用以把握住地球的命运，并因此成为生活于‘人’之上的艺术家。”

序言

写一本关于生物技术的书，对于一个近年来把主要研究旨趣放在文化及经济议题上的人来说，似乎是跨度太大了，然而，这一看似疯狂之举有其实际路径。

1999年初，我受《国家利益》杂志编辑欧文·哈里斯（Owen Harries）之邀，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撰写回顾，最初的那篇文章发表于1989年夏，已过去十年之久。在那篇文章中，我坚信黑格尔说的“历史在1806年终结了”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一年耶拿战役拿破仑的胜利更证实了他的看法：自法国大革命以降，政治并无任何超越大革命原则的实际进展。1989年苏东剧变只不过预示着全球朝向自由民主大融合的结局罢了。

在思考最初的那篇文章所遭受的批评的过程中，只有一个论点让我无从反驳：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在随后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我描述了作为不断进步的普世历史的运转机制：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展开是它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二十世纪晚期的许多科技，例如所谓的信息革命，对自由民主的传播具有引导性。但是目前我们已经接近科技的终结点，似乎我们正处于生命科学进步的里程碑时期。

不管如何，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现代生物技术对政治理解的影响。这一思考促使我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数年来有针对性地研究新科技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我最初的一些思考反映在《大断裂》（The Great Disruption）一书，书中探讨了有关人类本性与规范的问题，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是如何被动物行为学、进化生物学以及认知神经学等新的实证信息所定型。受邀为“历史终结论”撰写回顾文章，让我有机会开始对未来做一个更系统化的思考，那就是1999年发表在《国家利益》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再思考：瓶子里的最后的人》。本书是最初这一想法的扩展与延伸。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重新唤起人们对“历史终结论”的质疑，根据显而易见，就是我们正目睹的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文明的冲突”（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术语）。我以为这些事件并不能证明上述观点，伊斯兰极端分子发动攻击只是出于绝望的自卫，广阔的现代化浪潮很快就会将之湮没。倒是这些事件揭露了一个事实，即现代世界赖以成形的科学技术本身代表了我们文明的主要脆弱之点。航班、摩天大楼以及生物实验室——现代性的所有象征——在邪恶势力挖空心思的打击中变成了攻击的武器。本书并不打算讨论生化武器问题，只是会点出，新的生化恐怖主义威胁的出现，提醒人们需要对科技的使用进行更大的政治限制。

不用说，我要感谢许多人对这个项目的帮助。他们包括大卫·阿莫尔（David Armor），拉里·阿恩哈特（Larry Arnhart），斯科特·巴雷特（Scott Barrett），彼得·伯科维茨（Peter Berkowitz），玛丽·坎农（Mary Cannon），斯蒂夫·克莱蒙斯（Steve Clemons），埃里克·科恩（Eric Cohen），马克·科多瓦（Mark Cordover），理查德·德夫林格（Richard Doerflinger），比尔·德雷克（Bill Drake），特里·伊斯特兰（Terry Eastland），罗宾·福克斯（Robin Fox），希莱尔·弗拉德金（Hillel Fradkin），安德鲁·富兰克林（Andrew Franklin），佛朗哥·菲尔热（Franco Furger），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托尼·吉利兰（Tony Gilland），理查德·哈辛（Richard Hassing），理查德·海耶斯（Richard Hayes），乔治·霍姆格林（George Holmgren），利昂·卡斯（Leon Kass），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杰伊·莱夫科维茨（Jay Lefkowitz），马克·里拉（Mark Lilla），迈克尔·麦圭尔（Michael McGuire），大卫·普伦蒂斯（David Prentice），加里·施密特（Gary Schmitt），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格雷戈里·斯托克（Gregory Stock），理查德·韦尔克莱（Richard Velkley），卡罗琳·瓦格纳（Caroline Wagner），马克·惠特（Marc Wheat），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亚当·沃尔夫森（Adam Wolfson）以及罗伯特·怀特（Robert Wright）。我非常感谢我的文稿代理，以斯贴·纽伯格（Esther Newberg）以及这些年来国际创意管理公司帮助过我的所有同仁。我的研究助理：迈克·柯蒂斯（Mike Curtis）、本·艾伦（Ben Allen）、克里斯汀·波梅雷宁（Christine Pommerening）、桑杰·马尔瓦（Sanjay Marwah）以及布莱恩·格罗（Brian Grow），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我也要感谢布拉德利基金会为作为子项目的学生奖学金提供资助。辛西娅·帕多克（Cynthia Paddock），我的全方位助理，为书稿的最后生成做出贡献。一如既往，我的妻子劳拉（Laura Holmgren），对书稿提出了富于思想性的评议，在部分议题上她的观点更为鲜明。

第一部分
通往未来的路径

第1章
两部反乌托邦小说

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座架（Gestell）的统治威胁着人类，它可能使人无法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状态，并因而无法去体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唤。

——马丁·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1]

我出生于1952年，正处美国“婴儿潮”的中期。对于任何一个像我一样在二十世纪中叶成长的孩子来说，未来及其恐怖的可能被两本书所界定，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1949年初版）以及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年初版）。

这两本书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有先见之明，因为它们聚焦了两种不同的技术，随后二十年它们事实上出现并改变了世界。小说《1984》关涉到的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信息技术：横跨大洋建立一个广袤极权帝国的核心取决于一块叫“电屏”的设备，这块如墙般大小的平板显示屏能够实时地从各家各户收集和发送影像给盘旋于空中的“老大哥”。在“真理部”与“友爱部”的管理下，电屏被用于社会生活的集权化，它允许政府通过重重覆盖的网络监视人们的一言一行以剔除隐私。

相比之下，《美丽新世界》描绘的是另一项将要发生的重大的科技革命：生物技术。波坎诺夫斯基程序（Bokanovskification），一种不在子宫而在今天所说的“试管”中孵化婴儿的方式；药物“索玛”（Soma）能给人即刻的欢欣；感官器（Feelies）里植入电极模拟情感；通过不断的潜意识重复修正行为，一旦失灵，就应用各种人工荷尔蒙，所有这些使该书弥漫着令人格外不寒而栗的氛围。

在这些书出版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我们看到，第一本小说《1984》的政治预言是错误的，然而对科技的预见却令人惊奇的精准。1984年到来又过去，美国仍牵制于冷战，与苏联苦苦争斗。那一年IBM新型个人电脑下线并开始了个人电脑革命。正如彼得·休伯（Peter Huber）所说，连接入网的个人电脑就是奥威尔电屏的实现。[2]但与成为集权与暴政的工具相反，它走向的是：信息获取的民主化以及政治的分权。不是“老大哥”密切监视着大家，而是大家使用电脑与网络监督“老大哥”，因为各地政府不得不公布政务的更多信息。

1984年刚刚过去五年，在一系列早期看似政治科幻小说的戏剧性事件中，苏联及其帝国解体了，奥威尔大胆预测的极权威胁消失了。人们很快又一次指出所有这些事件——极权帝国的解体，个人电脑以及其他廉价信息技术形式的出现，如电视、电台、传真及电子邮件——并非毫无关联。极权统治取决于政府垄断信息的能力，一旦现代信息技术使接触大量信息成为可能，政府的权力就式微了。

另一本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政治预测仍然有待验证。赫胥黎所预想的许多技术，比如试管授精、代孕母亲、精神药物以及有关小孩孕育的基因工程，有些已经成为现实，有些已初现端倪。但这场革命才刚刚启幕，生物医学技术每日大量的新突破，以及像2000年人类基因组工程完成等成就，将延伸出更多深刻的变革。

两本书所唤起的梦魇中，《美丽新世界》更让人感觉微妙，也更富于挑战。《1984》一书所描述的世界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主角温斯顿·史密斯最憎恶老鼠，因此老大哥发明了一个牢笼让鼠类啮咬史密斯的面部，逼迫他背叛他的爱人。这是一个典型的暴政世界，虽然技术先进，但与我们所知道或不幸经历的人类历史中的专制并无多大不同。

《美丽新世界》与此相反，无人受伤害，邪恶并不凸显；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人都得到满足的社会。正如其中一个角色所说，“统治者意识到强权无益”，在秩序鲜明的社会，人们需要诱引而非逼迫。这个世界没有疾病，没有社会矛盾，没有沮丧、疯狂、孤独以及情绪压抑，性欲能得到稳定的满足。甚至有专门的政府部门来确保欲望的浮现与满足之间的时间差最短。没有人再认真地对待宗教，没有人需要内省或单相思，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已经遭到遗弃，没有人再读莎士比亚。但是没有任何人（该书的主角“野蛮人”约翰除外）挂念这些，因为他们生活得幸福而健康。

自小说出版以来，也许已经有几百万高中作文回答过这个问题：“书中描述的景象哪里错了？”（至少能拿A的）答案通常如下：《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也许健康富足，但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他们已不再需要奋斗，不敢去梦想，不再拥有爱情，不能感知痛苦，不需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不再组成家庭，也不用去做任何传统上与人相关的事。他们身上再也没有了赋予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事实上，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之处同人类相似，他们被控制人员养大，分成α、β、ε、γ等等级，彼此间保持仿佛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距离。在能想象的最深刻的意义上，他们的世界如此不自然，因为人性已经被更改。用生物伦理学家利昂·卡斯（Leon Kass）的话说：“与忍受疾病或奴役之苦的人类不同，按照《美丽新世界》中的方式所丧失人性的人们并不痛苦，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泯灭人性，更糟糕的是，即使知道也并不以为然，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拥有奴隶幸福的幸福奴隶。”[3]

然而这种回答并不能完全令典型的高中语文老师满意，嫌它还挖掘得不够深入（如卡斯接下来所提到的）。我们可以继续问：为什么赫胥黎以传统方式界定的人类如此重要？毕竟，当今的人类是几百万年进化的产物，如无意外，将继续很好地繁衍下去。人类没有任何固定的本质特征，除了拥有选择梦想并根据梦想改变行为的基本能力。因此，谁能告诉我，作为人类、拥有尊严就意味着要坚守人类进化史上偶然的副产品——老套的情感回应方式？没有所谓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也没有所谓人类本性或“正常”人之类的东西，或者即使这些都有，为什么它们要成为界定正确与正义的指南呢？赫胥黎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需要继续感知痛楚，承受压抑或孤独，或是忍受令人虚弱的疾病折磨，因为这是人类作为物种存在的大部分时段所经历的。除了谈及这些特征或论述它们是“人的尊严”的基础，我们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接受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能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安排？

赫胥黎提出，可以用来界定什么是人的其中一种方式是宗教。在《美丽新世界》中，宗教已经被废除，基督教成了遥远的回忆。基督教教义认为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的尊严就来源于此。另一位基督信徒作家刘易斯（C. S. Lewis）认为，生物技术的介入是对“人性的泯灭”，因而冒犯了上帝的意志。我相信，任何一位赫胥黎或刘易斯的细心读者都不会得出结论，认为宗教是能够理解“人的意义”的唯一方式。两位作者都认为自然本身，特别是人性，起特别的作用：它帮助界定对错，判断是非，厘清主次。因此，关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对错，判断取决于我们对人性的看法：作为价值观来源的人性有多重要。

本书的目标是论证赫胥黎是正确的，当前生物技术带来的最显著的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领进历史的“后人类”阶段。我会证明，这是重要的，因为人性的保留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概念，为我们作为物种的经验提供了稳定的延续性。它与宗教一起，界定了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人性形成并限制了各种可能的政治体制，因此，一种强大到可以重塑当前体制的科技将会为自由民主及政治特性带来可能的恶性后果。

也许会如《1984》，最终发现生物技术的后果令人惊奇地完全是良性的，我们为此日夜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也许最后证明技术远比今天看起来弱小，或者，人们会温和谨慎地应用技术。但我不那么乐观的原因之一是，与许多其他科学进步不同，生物技术会天衣无缝地将隐蔽的危害混迹于明显的好处中。

一开始核武器与核能就被认为是危险的，因此从1945年曼哈顿计划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后就受到严格的管制。像比尔·乔伊（Bill Joy）等观察者已经为纳米技术担忧——一种分子大小能自我复制的机器，它能不受控制地复制并毁灭发明者。[4]但这些威胁因为其明显性是最易处理的。如果你将受到自己发明的机器的威胁，你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到目前为止，我们将机器置于控制之下的记录是理性的。

也有一些生物技术的产物对人类具有类似的明显的威胁——比如，超级病菌，新式病毒，会产生毒副反应的转基因食品。像核武器或纳米科技，它们是最易处理的，因为一旦认定它们是危险源，人类将以直接威胁的方式进行处理。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导致的最典型的威胁是被赫胥黎所捕捉到的那些，小说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一篇题为《对不起，你的灵魂刚刚死去》的文章中做过总结。[5]医学技术很多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魔鬼的交易：寿命是延长了，但只剩下衰弱的思维能力；免受压抑之苦的自由，伴随着枯竭的创造力与空空如也的心灵；在治疗方法上，靠自己能力治愈，跟依赖大脑中各种化学物质的剂量而好转，这两者的分界已经模糊。

看看下面三个场景，它们每一个都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可能性，未来一两代将会成为现实。

第一个场景与新药物有关。由于神经药理学的进展，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个性远比从前所想的更为可塑。“百忧解”（Prozac）与“利他林”（Ritalin）之类的精神药物已经能对“自尊”及“注意力集中能力”等特性产生影响，但它们可能产生诸多的副作用，因此除了特别清晰的治疗需求外不能使用。未来，基因组学知识将允许制药公司根据每个病人的基因资料量身订制药物，极大地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冷漠麻木之人能够生龙活虎；内向沉闷之人变得外向活泼，你可以在星期三选择一种性格周末再选择另一种性格。已经没有任何理由能让人感觉压抑或不快乐；甚至“正常”快乐的人也可以用药物变得更加开心，无需担心上瘾、沉溺或长期的脑损伤。

在第二个场景中，干细胞研究的进展已经允许科学家重生人体的任何一个组织，照此，人的寿命被延长至100岁以上。如果你需要新的心脏或肝脏，你只需要在猪或牛的胸腔中培植一个；受到老年痴呆及中风损伤的脑部可以逆转。生物技术产业唯一还不知道如何解决的是人类的衰老问题，这个问题有着诸多微妙或者也许并不那么微妙的方面：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僵化，思维随着年纪增长渐渐定型，他们已经尽力，但仍然无法使自己富有性魅力，却仍然继续追求处于生育年龄的伴侣。更糟糕的是，他们拒绝为他们的孩子甚至是孙子和曾孙让路。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人生育小孩，或与已经不重要的传统生育方式发生关联。

在第三个场景中，富人在植入胚胎前会例行甄别胚胎质量使小孩最优化。你可以渐渐地通过他们的长相和智力鉴别年轻人的社会背景。如果有人无法满足社会期望，他不会责备自己反而会责备父母选择了坏基因。为进行科学研究及制造新的药物，人类基因被转移至动物甚至是植物上。某些胚胎会添加上动物的基因，以增强身体的忍耐力及对疾病的免疫力。虽然可以做到，科学家尚不敢制造一个半人半猿的彻头彻尾的怪物；但年轻人会逐渐怀疑表现弱于他们的同学所携带的基因并非全部是人类的。因为，他们确实不是。

对不起，但是你的灵魂刚刚死去……

在生命弥留之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写道：“科学之光的普及让每个人都触及真理：普罗大众并非身背马鞍出世，少数特权者也非出世就穿马靴着马刺，在上帝的恩典下理所当然地驱使大众。”[6]镌刻在《独立宣言》中的政治平等完全取决于自然中人人平等的经验事实。个体差别巨大，文化多种多样，但我们享有共同的人性，每一个人都能与地球上的任何其他人沟通，并建立精神上的联系。生物技术带给我们的终极拷问是，政治权力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当我们事实上使一部分人身背马鞍，而另一部分人穿着马靴带着马刺出世？

一个直接的解决途径

未来生物技术将巨大的潜在利益与有形且显明、无形且微妙的威胁混合在一起，面对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答案是明确的：我们应当使用国家权力去监管它。如果事实证明它超出了一国权力的管辖，那么就需要国际基础上的监管。我们现在需要开始具象地思考，如何建立一个制度（机构）能够区分生物技术的利用与滥用，并在国内及国际上有效地执行这些规定。

对许多参与目前生物技术辩论的人来说，这个明确的答案并非如此明确。这些讨论陷入了相对抽象的僵局，在克隆与干细胞研究等程序的伦理争辩上止步不前，一方倾向于允许做任何事，另一方想禁止大范围的研究与应用。这种宽泛的辩论当然是重要的，但事情发展如此迅速，我们很快需要更多实用的指导，如何指引未来发展的方向，使技术仍旧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成为人类的主人。既然不可能允许一切，也不能禁止有前景的研究，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鉴于困扰所有监管的执行不力问题，新的监管制度的制定应当是强而有力的。过去三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解除经济领域国家管制的风潮，从航空业到通讯业，甚至进一步要缩小政府的规模与管辖的范围。由此兴起的全球经济，是财富与技术创新的更为有力的催生器。由于过去过度的管制，许多人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本能地反感，这种对管制的条件反射式的厌恶，是将人类生物技术置于政治管辖之下的主要障碍之一。

但是要分清楚：在经济领域适用的未必适合其他领域。比如，信息技术，带来许多社会进步以及相关的微量危害，因此仅受到少量的政府管制。另一方面，核原料和有毒废弃物，因其不受约束的交易会带来明显的危害，受到严格的国内和国际控制。

有一种共识认为，即使人类想要阻止技术进步，事实上却不可能。这是推动生物技术监管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如果美国或哪个国家试图禁止人类克隆、生殖细胞基因工程或其他任何项目的研究，想要从事研究的人员会轻易地转移到允许该项研究的司法管辖相对宽松的国家。在全球化和生物医药研究国际竞争的背景下，那些为科研共同体或生物技术产业设置伦理限制的国家，无异于自缚手脚，会让自己受到惩罚。

认为无法停止或控制技术进步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我将在本书第10章详述原因。事实上，所有的技术和众多类型的科学研究，都尽在我们的掌握中：人们对生物武器的研发试验，与在人体上进行试验一样不自由，只是不需要像后者那样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事实上，有些个人或组织触犯了这些法规，有些国家没有相应法规或执行力相当弱，但这并不构成否定首先要制定法规的理由。毕竟，抢劫犯、谋杀犯的侥幸逃脱不是让偷窃与杀人合法化的理由。

我们要竭力避免技术投降主义者的态度，他们认为，既然我们不能停止或改变我们所不喜欢的技术发展，那么就不要为此去尝试了。要建立一个监管体系以允许社会控制人类生物技术，这并不容易：它需要各个国家的立法者一齐加入，并就复杂的科技议题做出艰难的抉择。对执行新法规的机构的规模与形式的设计，也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难题。既要让法规尽量不成为积极发展的阻碍，又要赋予它们强有效的执行力，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是，国际层面共同法的创立，要跨越众多文化不同的国家形成共识，而它们对根本的伦理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过去，相对复杂的政治任务有成功的先例。

生物技术与历史的重启

当前关于生物技术的辩论，涉及克隆、干细胞研究和生殖细胞系工程，科学共同体和宗教拥趸的意见呈现两极分化。我以为这种分化是不幸的，因为它会使许多人认为，反对特定生物技术进步的唯一原因是宗教信仰。特别是在美国，生物技术被拖入了有关流产的辩论。屈从于一小撮反对流产的狂热者的看法，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有价值的进展被制止了。

我认为，某些生物技术的创新与宗教毫无关系，对此保持谨慎很重要。此处我要引用的例子也许有些亚里士多德意味，这不是我要仰仗亚里士多德作为哲学家的权威，仅仅是因为他关于政治与人性的理性哲学论证方式正好可以作为我想要的样板。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际上，人类关于是非对错的观念——我们今日所说的人权——从终极意义上说是基于人类本性得出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从总体上理解本性的欲念、目标、特征和行为，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行为的结果，在对错、好坏、正义与邪恶上做出判断。跟许多晚近的功利主义哲学家一样，亚里士多德相信善是由人类的欲念所界定的；功利主义者试图将人类行为结果归结为简单的共有分母：减轻痛苦或最大化幸福感，而亚里士多德保留一种复杂而又有细微差别的观点，认为人类行为目的是多样与广泛的。他的哲学的目标是将本性从惯习中区分出来，从而达到合乎理性秩序的人类之善。

亚里士多德，与他师承的先哲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起，首先发起了关于人性本质的辩论，这场辩论在西方哲学思想传统中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时期，直到自由民主的诞生。尽管关于人性究竟是什么，人们存在重大争议，但没有人会怀疑它是权利与正义的基石。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就是自然权利的信奉者，反对英国王室的革命就建立在这之上。然而，在最近一两个世纪，这一观点受到哲学理论家与知识分子的冷落。

正如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会看到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任何关于权利的有价值的定义必然基于对人类本性的实质判断之上。最终，现代生物学对人性的概念增添了一些有意义的实证内容，正如生物技术革命威胁要驱走人性这一五味酒杯。

不论哲学理论家与社会科学家如何认定人性这一概念，事实是，稳定的人性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有着非常深远的政治影响。正如亚里士多德及每一位人性理论家所理解的，人类生来是文化的动物，人类能从经验中习得知识，通过非基因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去。因此，人性并不仅狭隘地由人类行为决定，它还会导致人们在孩子养育、自我管理、机智应变等方面的多样性。人类对文化自我调适的不断努力使人类历史进步，让人类制度日趋复杂与精密。

人类进步与文化演进的事实让许多现代思想家相信人是无限可塑的——这意味着，人的行为是开放式的，由社会环境塑造。这正是反对“人性”概念的现代偏见的起源。许多人相信人类行为由社会建构，他们有强烈的别有用心的目的：他们期冀利用社会工程创建一个符合抽象意识形态原则的正义公平的社会。肇始于法国大革命，一系列乌托邦政治运动剧烈震撼着这个世界，企图激进地通过社会最基本制度的重新安排创建一个人间天堂，下至家庭、私有财产，上至国家。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中国、古巴、柬埔寨等国的发生，这些运动在二十世纪达到顶点。

到二十世纪末，几乎这些试验的每一个都失败了，在这些国家开始了创建或修复自由民主这种现代、平等但政治上不那么激进的制度。全世界都在向自由民主汇流，一个重大的原因就在于人性的韧性。人类行为是可塑的、多样化的，但却不是无限制地如此。在特定阶段，根植于人性的本能和行为模式会重现，打破社会工程师设计的最佳蓝图。许多社会主义政权废除私有财产，弱化家庭，认为人应对全人类无私奉献而不仅限于狭窄的朋友圈或家庭。但是进化并不是用这种方式塑造人类。每个拐点上，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都抵制这种新的体制，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社会主义瓦解，一种旧有的、更为熟悉的行为模式在每个角落重新宣示它们的存在。

政治制度既不能彻底而成功地废止本性，也不能抹杀文化教养。二十世纪的历史以两大对立的恐怖为主要特征，纳粹政权认为生物本性是一切，共产主义则认为它几乎一文不值。自由民主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唯一可行、合法的政治体制，是因为它既避免了极端，而根据历史悠久的正义标准塑造政制，又没有过分干预人类本能的行为模式。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历史发展的轨道，我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已经探讨过。[7]人类历史进程的其中一个基本的推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决定了经济生产力可能性的范围，以及一系列社会结构性特征。二十世纪后期的科技进步特别有助于自由民主的发展。这不是因为它促进了政治自由和平等本身——实际上它没有——而是因为二十世纪后期的技术（尤其是与信息相关的那些）是所谓“自由的技术”，这一标签来自政治学家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8]

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技术将一直产生如此正面的政治效应。过去的许多科技进步曾经减少了人类的自由。[9]例如，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大型等级社会的出现，使奴隶制比在集体狩猎时代变得更为可行。时光拉近，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轧棉机，使棉花在十九世纪初成为美国南部重要的经济作物，并在那里导致了奴隶制的复兴。

正如“历史终结论”的敏锐批评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终结，历史将不会终结。[10]我们不仅没有处于科技的终结点，似乎正处在史上科技进步少有的最重要的顶点时期。生物技术以及对人类大脑更深入的科学理解将会产生极为重要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利用二十世纪的科技，已经被众多国家放弃的社会工程又有了重新开启的可能。

如果我们回顾上一个世纪社会工程师和乌托邦设计师使用的工具，它们的粗糙和不科学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宣传鼓动、劳改营、改造教育、弗洛伊德主义、儿童早期调教、行为主义——所有这些工具都用以打压人性，使其适应格格不入的社会蓝图。没有一种基于神经学知识和脑部的生化基础；没有一种能够理解行为的基因根源，或者即便可以理解，也没有人能够影响它们。

但所有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一两代将发生改变。我们不需要假想国家支持的优生学的回归，也不需要假想基因工程的广泛传播，就能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神经药理学已经不仅能够生产抗抑郁的“百忧解”，也能生产“利他林”控制难以驾驭的小孩的行为。我们不仅发现了基因与个别性征的相关性，更精确地发现了两者的分子通路，这些性征包括智力、进攻性、性别认同、犯罪行为、酗酒行为等等，人们最终会为特定的社会目的去运用这些知识。这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每个父母面临的伦理问题，再如有一天会主导政治的政治议题。如果富有的父母突然有机会能提升他们孩子以及后代的智力，那么我们面临的不仅是道德的困境，同时也是一场全方位的阶级斗争。

这本书将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通往未来的一些看似可行的路径，勾画一些最重要的后果，从近期的一直到更深远、更不确定的。四个阶段简要勾勒如下：

·对大脑和人类行为的生理根源的了解不断加深；

·神经药理学以及对人类情感和行为的操控；

·寿命的延长；

·最后，基因工程。

第二部分探讨操控人性的能力所引起的哲学问题。主要论述人性问题的核心，即我们对是非对错的理解，也就是人权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发展出人的尊严的概念，人的尊严并不取决于宗教对于人类起源的假说。不喜欢对政治做更为理论性探讨的读者，可以略去这里的一些章节不读。

最后一部分更具实践性，基本论点是，如果我们为生物技术的长期后果担忧，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建立一个监管体系来区分对生物技术的合法与非法的应用。这一部分与第二部分恰恰相反，深入地探讨了有关美国及其他国家特定部门和法规的细节。技术的发展如此迅猛，我们必须快速进入更具体的分析，能使用什么样的制度去规范它。

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近期有许多实用及与政策相关的议题已经出现，如人类基因组工程的完成，它包含基因的分辨与基因信息的秘密。本书不会聚焦于这些问题，一来其他人已经大量讨论过，二来生物技术提出的最大挑战并不在这些已初现端倪的近期，而在十年后、一代人后或者更远。我们要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挑战不仅仅是伦理的，也是政治的。因为它将成为我们未来几年所做的政治决定，这些决定关乎我们与技术的关系，进而关乎我们是否会进入后人类未来，以及这样一个未来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潜在的道德缺失。

[1] Martin Heidegger,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p. 308. 编者按：“座架”（Gestell）一词是海德格尔对德语中Gestell（框架、底座、骨架）一词的特定用法，以此来思考技术的本质。英译者译为Enframing。此段中译文字参考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版，第946页，译文有改动。

[2] Peter Huber, Orwell’s Revenge: The 1984 Palimpse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pp. 222-228.

[3] Leon Kass, Toward a More Natural Science: Biology and Human Affai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p. 35.

[4] Bill Joy, “Why the Future Doesn’t Need Us,” Wired 8 (2000): 238-246.

[5] Tom Wolfe, “Sorry, but Your Soul Just Died,” Forbes ASAP, December 2, 1996.

[6] Letter to Roger C. Weightman, June 24, 1826, in Life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4), pp. 729-730.

[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8] Ithiel de Sola Pool,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Cambridge, Mass.: Harvard/Belk-nap, 1983).

[9]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Leon Kass, “Introduction: The Problem of Technology,” in Technology in the Western Political Tradition, ed. Arthur M. Melzer et a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14.

[10] 参见Francis Fukuyama, “Second Thoughts: The Last Man in a Bottl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ummer 1999): 16-33.

第2章
大脑科学

生物技术革命除了影响大人与孩子的日常生活外，还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呢？是否会产生从宏观层面调整或控制人类行为的可能呢？我们是否有一天也能有意识地更改人性呢？

有些“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推动者，比如“人类染色体科学”的执行总裁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 Haseltine），就曾对当前分子生物学可以达到的水平做过长远的推断，他认为，“假使我们能够从基因的层面了解生物体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我们也许能够将‘使人体永不消亡’的目标再向前推进一步”。[1]但大多数的生物科学家对他们正在做和将来可能达到的预期保持着更为低调的观望。许多科学家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寻找对乳癌或囊胞性纤维症等与基因相关的疾病的治疗方法，想要进行人类克隆和基因改进还有巨大障碍，改变人类本性基本是科学幻想，不存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技术预测是异常艰难和冒险的，特别是要谈论可能在一两代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尽管如此，对将来可能产生一系列后果的场景进行一些预想仍然很重要，它们中有一些今天已经成为可能或已初现端倪，其他一些可能最终并不会实现。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对接下来一代的世界政治产生了影响，即便生物工程还未能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婴儿。

说到生物技术革命，我们要意识到谈论的并非仅仅是生物工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并不仅仅是基于解码或操控DNA的技术革命，而是一场潜在影响生物科学的革命。这场科技革命汲取了一系列相关领域的最新发现和进展，不仅仅是分子生物学，还包括认知神经学、群体遗传学、行为遗传学、心理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神经药理学。所有这些科学领域的进展都有潜在的政治意涵，因为它们增添了我们对于人类行为根源和大脑的知识，也让我们有能力去操控它们。

甚至不用诉诸遗传工程的宏大猜想，我们也将会预见，接下来的几十年，世界将会大不一样。今天和不久的将来，我们已经面临关于基因隐私、合理使用药物、与胚胎有关的研究及人类克隆的伦理选择。很快，我们将会面对新的议题，比如，胚胎择优选择，或者药物技术该使用到哪种程度，用来增进人体的功能而不是仅仅出于治疗的目的？

认知神经学的变革

通往未来的第一条路与技术并不相关，而仅仅是人类不断增加的关于基因学和人类行为的知识积累。许多现在从“人类基因组工程”得到的收获来自对基因组的了解——对基因运行规律的把握——而不是潜在的基因工程。比如，基因组学使针对个别患者量身定药成为可能，大大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它也会让植物育种专家在开发新物种时拥有更为精确的信息。[2]

然而，将基因与人类行为相连接的尝试远远早于“人类基因组工程”，也早已导致了非常激烈的政治讨论。

至少倒推到古希腊时期，人类就开始辩论“人类行为是出于先天本性还是后天养成”，二者孰轻孰重。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自然科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倾向于强调文化对人类行为的驱动，而忽视自然本性的一面。不过，现在钟摆已经摆到另一边了，许多人会觉得向相反方向摆得太过了，近年来人们倾向于支持基因决定论了。[3]这个对科学展望的转变已经体现在大众传媒的方方面面：一切都是“基因影响”的，从智商到肥胖，甚至是人的攻击性。

关于人类行为是遗传还是文化起主导作用的论辩，从一开始就富有高度的政治意味，保守派倾向于支持先天本性解释，左派则强调后天栽培的作用。二十世纪前期，遗传学的观点被各色种族分子和偏见人士滥用，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种族、文化或社会就是劣等的。希特勒不过是这种基因决定论思维的最著名的右翼分子罢了。1924年美国更严格的《移民法案》通过前，许多移民的反对者，比如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在他1921年出版的著作《伟大民族的延续》（The Passing of Great Race）[4]中说道，从北欧到南欧的移民主体的转换，意味着美国种族成分的退化。[5]

对遗传论的质疑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有关基因学讨论的背景。进步派学者着力于回击自然本性论的观点。这不仅是因为人群之间的自然差别暗含着社会等级，也因为对人类自然特征（即便是人所共有的）的强调，限制了人类的可塑性，也禁锢了人类的希望和梦想。这其中，女性主义者最为坚决地反对男女差异是基因决定而非社会建构的任何主张。[6]

极端社会建构论与极端遗传论两种观点的共同困境是，在当下可以获得的实证依据下它们都站不住脚。在动员民众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美国军队开始大范围地对新兵员进行智力测试，世界上第一次有了不同种族和族群的认知能力的数据。[7]这些数据被反对移民者获得，并用来作为犹太人和黑人是所有人种中智商最低下者的证据。在早期反对“科学种族主义”的一些重大例子中，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他构思缜密的研究中发现，移民孩子的头部大小和智商与在美国长大的本土孩子相当。其他人也证明，士兵的智力测试深含文化偏见（因为测试中要求孩子辨认网球场，而大多数移民者的孩子见都没见过）。

另一方面，所有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长都有经验，孩子个体间的差异无法简单地由抚养和成长的环境来解释。直到现在，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人类行为的自然或文化源泉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通过行为遗传学，一条是跨文化人类学。未来也许可以更为精确地通过分子和神经的渠道去辨知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行为遗传学主要是基于同卵双胞胎的研究——理想状态下，双胞胎被分别抚养长大（这里主要是指单卵双生子，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受精卵）。众所周知，同卵双胞胎拥有相同的基因型——也就是相同的DNA——我们假设同卵双胞胎后来在行为上表现的差异刚好反映了成长环境的不同，从而否定遗传的作用。通过对比双胞胎的行为——比如，在不同年龄段进行智力测试或者观察犯罪记录、职业记录——这有可能得出统计学者所谓的方差值，用以衡量基因所导致的结果。剩下的自然是由于环境的影响。行为遗传学也研究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非亲生兄弟姐妹的例子（比如收养的孩子）。如果共有的家庭环境和培养方式在塑造孩子的行为方面，真如反自然论者所强调的那样强大，那么这样一些非亲生的兄弟姐妹应该表现出比随意抽取的不相关的孩子有更高的行为相似性。比较这两组相关性，我们就可以获知共有环境的影响。

遗传基因学的结论总是令人震惊，尽管由不同的父母在不同的环境和（或）社会经济背景下抚养长大，双胞胎的行为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关性。当然，这个方法也不是无可挑剔，主要的一个缺陷在于如何定义不同的环境。在许多案例中，双胞胎尽管被分开抚养，却多数时候被暴露在类似的环境之下，这就使得无法区分自然或人为的影响。比如，行为遗传学者可能忽略了母体的子宫这一“共有的环境”，它在基因型（genotype）成长为表现型（phenotype）乃至个体的人的过程中影响巨大。当然，同卵双胞胎必然在同一个子宫中长大，但假设相同的胎儿成长在不同的子宫中，情况也许会完全不同，比如假设这个母亲营养不良、酗酒或者吸毒。

第二种也许没有那么精确地发现人类行为根源的方法，是对一个特定的特征或活动进行跨文化的研究。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对各式社会人类行为的人种志记录，它们包括现存的人类社会，也包括透过历史或考古得知的人类社会。这是动物行为学的典型研究方法，对动物行为做比较研究。

这一研究方法的问题在于，很难发现存在于人类思维和行动中的普世模式。人类在行为上比动物具有多得多的差异性，因为人类在更大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通过法律、习俗、传统和其他出自社会建构而非自然本性的影响来学习行为。[8]博厄斯之后的文化人类学者更乐意于强调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二十世纪许多经典的人类学著作，比如，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Age of Somoa），都表明许多西方熟悉的文化行为，如因爱生恨或青少年性行为的规矩在非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9]这一传统在美国许许多多大学的“文化研究”系中延续了下来，它们多强调人类行为中偏离、越轨或其他反常的模式。

然而，还是有一些文化的普世性：尽管一些特别的亲属关系模式，比如中国的五代同堂或美国的小家庭并不普遍，但是一夫一妻制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典型行为，黑猩猩就不如此。人类语言的内容是多变并且由文化塑造的，但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最先发现，所有语言基于其上的语法的“深层结构”却并非如此。许多为用来反对存在认知的普世模式而进行的异质或反常行为研究，比如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研究，是有缺陷的。印第安的霍皮人（Hopi）曾经被认为没有时间观念，但事实上他们有；只是研究他们的人类学家没有发现而已。[10]色彩曾被认为富含社会建构的意味，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蓝色”或“红色”事实上不过是一段连续的光谱中的点而已。然而并非如此。有一项人类学研究要求来自完全异质文化的参与者摆放颜色板中他们社会常常使用的颜色，实验结果却超越了文化界限，所有参与者都使用了相同的第一主用和第二主用颜色。这恰恰表明，在颜色的认知上，有一些基于人类生物学的共倾性，即使我们不能破译是什么特别的基因或神经结构导致了它。

行为遗传学和跨文化人类学从宏观行为的层面推知了基于相似性的人类本性。行为遗传学研究基因相同的人类并试图发现环境导致的差异，跨文化人类学却从异质文化的人类研究开始，想要发现基因导致的共同性。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满意地说服批评者，因为两者都基于统计上的推论，都存在较大的误差度，也并不能表明或描述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

但这一切都即将改变。生物学已经能从理论上提供信息支撑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分子通路。基因控制表达，也就是，开启或关闭其他基因，它们包含着控制人体化学反应的蛋白质的密码，也是人体细胞的基石。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基因影响只限于相对简单的单个基因的功能失调，比如亨廷顿氏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泰-萨克斯病（Tay-Sachs Disease）或囊胞性纤维症（Cystic Fibrosis），它们都归咎于一个等位基因（它是DNA的一个部分，因人而异）。更高层次的行为，比如智力或者进攻性，可能有更为复杂的基因根源，是多个基因相互作用或者在不同环境下的产物。现在看起来，我们必然将知道更多的基因因果链，即使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人类行为模式的形成过程。

举一个例子，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生物学家钱卓（Joe Tsien）将一个与超常记忆相关的基因注入老鼠体内。大脑细胞的一个组成部分——NDMA接收器曾被长期猜想与记忆力相关，反过来它是NR₁、NR₂A和NR₂B一系列基因的产物。通过一个所谓的淘汰实验，在培育的一只缺乏NR₁基因的老鼠身上，钱卓确认该基因确实与记忆力相关。在第二个实验中，他对另一只老鼠添加了一个NR₂B基因，结果发现它让老鼠产生了超级记忆。[11]

钱卓并没有发现主导智力的基因；他甚至也没有发现主导记忆的基因，因为记忆是由许多不同基因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智力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特质，它可能是大脑中一整套认知功能影响下的一系列能力组合，而记忆只是其中一种能力。但现在，一个难题似乎已经来了，相信越来越多的难题会纷至沓来。很显然，要在人类身上进行淘汰性的基因实验还不太可能，但是考虑到人类与动物的基因类型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做出比现在更可行的更为大胆的基因因果预测。

首先，研究等位基因的分布差异，并将它们与人类群体差异相关联起来，是有可能的。比如，我们知道，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血型分布；大约40%的欧洲人是O型血，美洲土著几乎都是O型血。[12]与镰状细胞贫血症相关的等位基因在非裔美国人身上比美国白人身上更普遍。人口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扎（Luigi Luca Cavalli-Sforza），根据线粒体DNA（DNA包含在线粒体中，位于细胞核外，遗传自母体）的分布，描绘出了早期人类由非洲逐步走向全球的历史猜想。[13]他现在走得更远，将人口与语言的发展相联系，在缺乏早期书写文本的情况下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早期语言演化的历史。

这些科学知识，尽管还没有发展出匹配的技术去使用它，却有很重要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三种有基因根基的高级行为——智力、犯罪和性欲——中可见一斑，将来还会有更多。[14]

智力的可遗传性

1994年，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发表了他们的著作《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15]，引起了轩然大波。该书以统计学为主要工具，利用“国家青年纵向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的大数据库，得出了两个极其有争议的结论。第一个结论认为，智力是可遗传的。以数据为证，默里和赫恩斯坦认为60%至70%的智力差异是由基因导致的，剩下的百分比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营养、教育、家庭结构等等。第二个结论是，在智力测试中，非裔美国人比白人低一个标准差[16]，这也是由基因导致的。默里和赫恩斯坦还认为，随着社会流动的障碍逐渐消除，培养智力的因素大大增加，社会会沿着认知曲线逐渐分层。基因，而不是社会背景将会成为成功的决定因素。最聪明的人会赚取大部分的收入；事实上，由于有“门当户对”的观念（人们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类似的人匹配），认知精英将会逐渐增加他们的相对优势。那些相对低智商的人将面临日渐逼仄的生存机会，社会补助计划的帮扶能力也是极为有限的。[17]这些论断与早前心理学家亚瑟·詹森（Arthur Jensen）1969年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上的文章几近一致，他们得出了类似的悲观结论。[18]

《钟形曲线》一书引起如此重大的争议，一点也不奇怪，默里和赫恩斯坦被斥责为种族主义分子和偏执狂。[19]其中有一些评论这样说道：“《钟形曲线》一书如此富有攻击性和警示意味，它不过是种族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篇章的延续。”[20]更寻常的攻击是，谴责该书的作者，结论是如此虚假和充满偏见的伪科学，根本不值得严肃对待，他们和光头党（译按：仇视移民的流氓团伙）及新纳粹组织没有两样。[21]

但其实此书不过是正在如火如荼上演的“智力可高度遗传”和“智力主要由生长环境影响”的辩论大战的新近一环。保守主义者通常会对人类天赋异禀持同情观点，因为他们想要证明现行社会等级的正当性并反对政府试图矫正的努力。左派则相反，对“追求社会公正的道路上有自然的限制或者人种之间有自然的差异”这种观点嗤之以鼻。智力议题的相关性如此之大，它们很快就外溢到方法论的争论上，右派认为认知能力是明显可测量的，左派则坚称智力如此模棱两可必定会有严重的误差。[22]

这样的事实也许让人有些不悦，近代统计学的发展以及当代社会科学总体的进展，与心理测量技术的进步及一部分极为聪明的方法论学者息息相关，碰巧，这些学者都是种族主义者和优生学的支持者。首先一个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外甥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优生学”一词就是地发明的，他在《可遗传的天资》（Hereditary Genius）一书中声称，优良的基因会在家族中遗传。[23]加尔顿在十九世纪末首次发明了可客观测量智力的技术，他系统地收集数据，并利用最新的数学方法试图分析它们。

加尔顿的追随者卡尔·皮尔森（Carl Pearson）是伦敦大学学院“加尔顿优生学”教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曾写道：“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条道路，仅此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高度的文化状态得以产生，这条路就是，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斗争，体格更好和智商更高的种族得以生存。”[24]皮尔森恰好是极好的方法论学者和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之一。每一位统计学的一年级学生都会学习如何计算“皮尔森系数r”——最基本的相关系数，也会学习χ²来检示数据的显著性，这也是皮尔森的发明。皮尔森发明相关系数一部分原因就是想要找出一个更为精确的方式来描述可供测量的相关性，比如智力的测试，或者潜在的生理特征，比如智力本身。（伦敦大学学院统计系的网页上自豪地将皮尔森奉为应用数学大家，但是隐晦地略去了他关于种族和遗传的著作。）

第三位著名的方法论学者是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他发明了“因子分析”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统计分析工具。作为一名心理测量学者，斯皮尔曼发现智力水平系列的测试彼此相关：比如，一个人在口头表达测试中表现优异，他或者她也会在数学测试上表现优异。他假设一定存在一个总体性的智力因子，这个智力因子就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测试中表现优异的根本原因。因子分析法是斯皮尔曼在用严谨的方式隔离g因素（编按：即一般因素，与之相对应的是s因素[特殊因素]）的时候发明的，它现在仍然是遗传智力学当中热门的讨论话题。

心理测量学的发现与“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等政治上惹厌的观点的联系，也许会让整个研究领域备受怀疑。但事实却告诉我们，在政治不正确的研究发现与坏科学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抨击这些人们并不喜闻乐见的方法论学者的可信度，并忽视他们的研究成果称其为“伪科学”，这也许是在争辩时最好用的捷径。二十世纪下半叶，这一方法被左派分子屡试不爽，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81年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无法测量的人》（The Mismeasure of Man）一书的出版。[25]古尔德，这位研究古土壤学的学者有着非常强的左派倾向，他首先撷取塞缪尔·乔治·默顿（Samuel George Morton）和保罗·布罗卡（Paul Broca）两位易受攻击的科学家为对象，这两位科学家认为人的智商可由头部的大小来推知，他们错误的研究数据的拥趸是二十世纪初的种族分子和反移民政策者。古尔德继续攻击更为严谨的“基因决定论”赞成者，比如斯皮尔曼和西里尔·伯特爵士（Sir Cyril Burt），这两位都是亚瑟·詹森的重要信徒。

接下来的这个例子可能更为人所知。伯特，这位现代心理学的巨擘，1976年被控告刻意捏造数据，试图在单卵双胞胎实验中证明超过70%的人类智商来自遗传。英国的一位记者，奥利维亚·吉利（Olivia Gillie）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中撰文抨击道，伯特编造自己是文章的合写者并捏造数据，他的研究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骗局。这一抨击为其他的评论送去了爆炸性的武器，心理学家列昂·卡明（Leon Kamin）说道，没有任何数据能够让一个审慎的人接受智力测试得分有遗传性这一论断。[26]他随后又与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及史蒂芬·罗斯（Steven Rose）一道对整个行为基因学领域进行了大范围的攻击，谴责行为基因学是伪科学。[27]

很不幸的是，认为g因素与大脑中某个真实存在相关并且有基因支撑的论点，并不能简单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打倒。随后的研究者，继续伯特的工作，发现对伯特数据是捏造的指控本身子虚乌有。[28]在任何情况下，不止伯特研究发现单卵双生婴儿显示了相当高程度的遗传性；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研究也有与伯特相似的发现，比如，1990年明尼苏达双胞胎实验。

一场关于斯皮尔曼g因素是否存在的讨论仍然持续热烈而复杂地进行着，参与的心理学家都有相当的信誉度，两种立场各有支持者。[29]从1904年斯皮尔曼第一次开始强调智力是一件单独自在的事情开始，他就被许多相信智力是一系列相关能力的总和并且因人而异的人所批判。这一论点最早的支持者有美国心理学家瑟斯顿（L. L. Thurstone）；较近的支持者有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他的信条是“智力多元论”，在美国教育圈广为人知。[30] g因素的拥护者却认为这只是定义的问题：加德纳所称为“智力”的许多东西，正如默里和赫恩斯坦自己坦承的那样，其实只是天赋——一种更为有限的认知能力，但借用笼统的“智力”一词称呼罢了。他们借助因子分析和强有力的统计学案例推断g因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对此，批评者也做出了有说服力的回击，他们说，g因素的支持者做的只是存在一种与g因素相关的能力的推断，尽管可以说在人的大脑中必定存在某种这样的生理关联，但从来没有人事实上观察到过。

《钟形曲线》引领了一系列有关智力的心理学和专门的书籍面世，它们的主题可以总称为“论智力和遗传的相关性”。[31]尽管有许多对默里和赫恩斯坦的不同意见，有一点很清晰也不可否认，他们所发现并定义的——智力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及“智力有遗传根源”的影响——不会淡去。例如，不管是否来源于g，在众多智力影响因素中，遗传在任何智力测试中都会显示根本性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异议。《钟形曲线》出版后，《美国心理学家》出版了一期专刊，总结出这个学科的共识是，在孩童时代有一半的智力受遗传的影响，成人之后比例可能更高。[32]专家们在遗传的影响力巨大和微小的程度上还有技术性的争辩，有些人主张基因对智力的影响不会超过40%[33]，但是很少有人会同意卡明的观点——在智力和遗传之间没有任何可信的联系。

在遗传影响大小预估上的差异对公共政策有着潜在却重要的影响，因为如果基因决定的程度低至40%至50%，则意味着与默里和赫恩斯坦的结论相反，确实存在着环境对人智力的影响，在这里政府的政策可以发挥作用，提升智商。人们可以将杯中的半杯水乐观地看成半满而不是半空的状态：更好的饮食、更优质的教育、更安全的环境和更齐全的经济资源，都可以促进孩子那50%智商的增长，它们可以成为社会政策的合理目标。

“环境影响智力论”也会缓和备受攻讦煎熬的“智商与种族”议题。在同一期《美国心理学家》中，有文章确认黑人在标准的智力测试中分数低于白人。现在的问题可以转换成，为什么呢？这里可以将这一差距归咎于环境的因素而不是遗传。一个有力的依据是“弗林效应”（Flynn Effect），它以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命名，他首次发现几乎在每一个发达国家，过去一代的智商测试分数都在增加。[34]很明显这个变化并非由基因导致的，因为基因不会进化得如此迅速；连弗林自己都难以相信人们的智商会比过去一代人要更聪明。这就意味着，智商测验中多出来的这些增数是某些环境因素的结果，而这些因素我们现在还不甚了解，它可能包括更均衡的营养（这也让这一代比上一代人长得更高）、更优质的教育或更大范围的智力引导。这项发现也同时说明社会边缘性的人群，比如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在饮食、教育和许多其他社会环境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会看到智商的增长。非洲裔的智商在增长，犹太人和其他移民群的智商也在增长，从前的黑—白差异逐渐在缩减；将来，这个差异会小到可以忽略。

这一节讨论智力与基因的关系，意不在支持哪一个学派，或者探讨哪一派更为优越，或者估计基因决定智商的程度。以我自己对周围人的观察（特别是对我的小孩的观察），智力并不是由单一的g因素决定，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能力的作用。常识的观察已经能告诉我们，这些能力很大程度上受遗传的影响。我怀疑将来分子层面科学研究的发展也不会带给我们“种族间智力差异”新的震惊性的发现。从种族分离到现在的进化时间还太短，即便我们观察到种族间可以测量的特征（比如血型的分布），但基因差别还没有足够大到显示出明显的族群差异。

我们要讨论的议题并非这个。即使在基因工程方面我们还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能够操控智力，但是单纯的关于“基因与行为关系”知识的积累仍然会有政治性的影响。有一些影响看起来很妙：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也许会让基因免于背负造成人群之间显著差异的责任，比如，博厄斯对头部大小的研究有力地反击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科学种族主义”。另一方面，生命科学的发展也许会带来我们并不想听到的消息。由《钟形曲线》一书引燃的政治风暴不会是最后一个，火焰将继续被基因学、认知神经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前沿研究推高。许多左派分子也许会继续叫嚷把“智力由基因决定论”归结为本质上的种族主义和伪科学研究，但是科学本身并不会允许这种捷径。关于记忆的分子通路的知识的累积，比如钱卓的淘汰性老鼠实验所展示的那样，将会对智力遗传性做出更为精深的预测。脑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影术、功能性共振成像以及磁共振光谱学，都使动态地记录血液流动和神经元刺激成为可能；这些不同种类的神经活动相联系，也许有一天可以终极地解答g因素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还是定位在大脑中不同部分的许多元素的组合。过去，坏的科学研究曾被用来为坏的目的服务，这并不意味着，将来好的科学研究只会应用在好的领域。

基因与犯罪

如果说在基因与智力关系中什么是最富争议性的话题，那一定非基因与犯罪的联系莫属。跟踪犯罪的生物学根源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并且其争议也与长期受错误的方法论工具和优生论影响的心理计量学不相上下。在这一领域广受批评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意大利物理学家切萨雷·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他研究了许多在世和去世的囚犯，并总结出了一套“罪犯生理特征”，比如，倾斜的前额、小头等等。受达尔文的影响，隆布罗索认为这些罪犯“类型”是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产物，是偶然幸存至当下的一类人。尽管隆布罗索对现代开明的犯罪观有助益，认为某些人由于生理的原因无法为它们的犯罪负责，但他的研究由于纰漏百出，和颅相学、燃素说一起被认定为伪科学。[35]

现代犯罪理论的生理学解释与“基因与人类行为关系”理论即行为基因学同出一辙。任何一组分开抚养的单卵双胞胎的研究，或者一起抚养的非亲生子女的研究，都显示出了基因与犯罪行为的相关性。[36]其中一个大型的研究来自丹麦双胞胎登记中心的3 586对双胞胎的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同卵双胞胎有50%的共有犯罪行为，而异卵（非同一个受精卵）双胞胎只有21%。[37]同样来自丹麦的一个大型的领养研究数据，研究关注分别在犯罪和非犯罪家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和分别在犯罪和非犯罪家庭抚养长大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结果显示，比起领养家庭父母的犯罪行为，血缘父母的犯罪行为是孩子犯罪行为的更强劲的指示器，这意味着在某种形式上犯罪行为的生理影响是存在的。

对犯罪生理学的学术批评有许多和对智力与基因关系的评论是一样的。[38]这些评论诸如，双胞胎的研究很难控制微妙的共享的环境因素，也很难控制可能会影响相关性的非基因性因素，或者检验的样本太小等等。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与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松（Michael Gottfredson）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行为，怎么可能有基因的原因呢？[39]也就是说，有些行为在这个社会被认定为犯罪，在另一个社会就不一定是犯罪；那么人们怎么能够说在某个社会被认定为“约会强奸”而在另一个社会被称之为“消磨时光”的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呢？

尽管许多对于犯罪的基因解释不得人心，但是犯罪行为仍然是社会行为的一环，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思考基因对它作用的方式。自然，犯罪是一种由社会定义的行为，但是很多特别严重的行径，比如谋杀和偷盗，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被宽恕；某些行为特质，比如较弱的冲动控制能力让人很容易冲破规矩犯罪，这些似乎就有基因的作用。[40]某个罪犯因为一双跑鞋而向别人的头部开枪，这显然不是一种很理性的短期满足与长远代价的衡量；这很可能被归咎于早期童年社会化的失败，但是认为一些人本质上易于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么想也并非那么荒谬。

让我们把视角从个人拉到群体差异的层面，通过观察几乎所有已知的社会和历史上存在的社会，犯罪行为多由年轻的男子所为，他们多在15—25岁之间[41]，由此看来，似乎做出“基因与犯罪行为之间有强有力的表面证据关联”的定论也不过分。当然，年轻的少女或成熟的女性、老人也犯罪，但是年轻的男子特别倾向于通过暴力来寻求某种自我肯定，或者通过铤而走险的方式触犯社会规则。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199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雄性恶魔》（Demonic Males），书中记录了雄性猩猩组织小分队，专门在领地边缘伏击其他雄性猩猩领导的群体的事实。[42]人类也是500万年前从与猩猩类似的祖先进化而来，似乎这种雄性的对暴力和进攻的偏好仍然有相当的延续性，在这个例子中基因决定论的理由很充足。[43]

有一些研究专门关注基因与进攻之间的直接分子联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一组有暴力精神史的荷兰家庭的研究显示了基因是始作俑者，基因控制了一种叫做单氨氧化酶的释放，或简称为MAOs。[44]随后一项法国的研究也显示，缺乏MAO的老鼠也显示了同样的极度暴力倾向。[45]

当然一个人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冲动[46]，特别是他们正在成长时的阶段被教以正确的习惯。[47]社会反过来可以通过许多举措促进人的自我控制，如果自控失败，至少也可以阻止或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这些社会因素是造成不同社会截然不同的犯罪率（某一个时间段纽约市一年的蓄意杀人罪比日本一个国家总和还多）和同一个社会不同阶段犯罪率起伏不定的原因。[48]但是社会控制也受制于生理的冲动。进化心理学家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的研究表明，谋杀率根据进化心理学的指标不同而有差异——比如，发生在家庭里的谋杀罪，非血缘关系（譬如夫妻之间或继父子之间）的谋杀要比血亲关系的谋杀多。[49]

不论基因或社会环境对犯罪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当下美国的公开场合来谈论这个议题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原因在于，黑人在美国犯罪率中占比如此之高，任何犯罪有基因原因的结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暗示黑人更倾向于犯罪。也因为“科学种族主义”的沉痛经历，很少有严肃的学者在这个议题上做出过类似的结论，人们依然会保留着深深的质疑，任何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人都有种族主义的倾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精神病学家，联邦药物滥用及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负责人弗里德里克·戈尔德温（Frederick K. Goldwin）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场质疑。戈尔德温被汤姆·伍尔夫（Tom Wolfe）戏称为“公关界合格的乡巴佬”，他在描绘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暴力研究项目”时说道，犯罪丛生的美国都市就是“丛林”。[50]戈尔德温通过引证大量令人敬佩的研究表明，男性的暴力有强烈的内在原因。尽管如此，戈尔德温笨拙的表达方式却立刻让他受到了谴责，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和众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斥责他是种族主义分子，并认为他推动的“暴力研究项目”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淘汰不良分子”的优生学。

这正好为公众抗议提供了舞台，他们组织起来，抗议由国立卫生研究院人类基因研究中心赞助，马里兰大学研究员大卫·瓦塞尔曼（David Wasserman）组织的“基因与犯罪行为研究的意义与重要性”大会。[51]原本已经安排好的大会被抗议打乱，不得不重新安排，终于在1993年于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这个隐蔽的地点召开。受到会前的反对舆论的压力，瓦塞尔曼专门邀请了“基因与犯罪”研究的批判者，并专门组建了一个小组探讨“优生学”运动发展的历史。[52]但这并没有阻止一部分参会者发表公开声明，警示科学研究者、历史学者或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要陷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种族主义的伪科学所利用的境地。会议时不时地被聚集在门外的抗议者打断，抗议者在门外高呼：“嘿，马里兰会议，你哪里隐藏得了你推动种族屠杀的阴暗目的！”[53]可以想见，将来由国立卫生研究院或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赞助类似活动的可能性会非常低了。

基因与同性恋、异性恋

第三个不断在累积着知识并且将会有政治影响的基因研究领域是性取向。[54]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性取向有着强烈的基因根源；也没有人会否认，比起种族间的差异，基因而不是环境对男女性之间的差异影响更大。种族或族群间的差异不过几万年——人类进化史上的一瞬间——而性别之间的差异已经有上千万年，早在人类诞生前就已经存在。男女间在体质方面、基因方面（女性有两个X染色体，男性是XY）和神经方面都存在差异。在当代相当大的一部分女性主义流派中间，这似乎是一个定论：男女之间的差别仅仅止步于体质，在思考能力上男女是等同的。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说，所有的自然的雄雌性的差异只是建构的性别上的差异，它们是由男孩女孩的社会化的方式不同造成的。但这看起来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近些年，进化生物学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流派指出，不同的进化适应方式决定了男女性之间思维的差异。[55]

过去四十年，在这个研究问题上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1974年，心理学家埃莉诺·麦科比（Eleanor Maccoby）以及卡罗尔·杰克林（Carol Jacklin）出版了大部头著作《两性差异心理学》（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56]书中驳斥了很多关于男女差异的迷思——例如，现在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男女之间的差异与他们的社交能力、易受影响的程度或分析能力甚至广义上的智商有联系。另一方面，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结论却支持这种性别差异。女孩比男孩更擅长口头表达，男孩有优异的视觉空间感，男孩的数学计算能力超常，最后，男孩也更富有攻击性。[57]

麦科比的新书《两性》（The Two Sexes）认为性别的差异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萌发。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男孩游戏的方式比女孩更注重体能，他们会建立比女孩更为严密的等级感，更富有竞争力，并且他们的竞争更常是团体而不是个人的形式。男孩在生理上更有进攻性，虽然女孩有更强的人际关系进攻性（也就是，打破社会排挤和孤立的能力）。男孩的对话更倾向于探讨与攻击性相关的主题，女孩则更关注于家庭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早期玩伴的性别的选取上，男孩女孩都倾向于按照性别来分类。[58]这些研究适用于不同的文化。所有这些，麦科比认为都显示了某种正在发生作用的生理因素，在人们通常被赋予的社会化的方式之外，影响了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59]

当我们探讨关于基因与同性恋关系的话题时，政治的天平完全转变。在探讨基因对智力、基因对犯罪行为和基因对不同性别影响的议题中，左派分子总是猛烈攻讦，并试图扳倒任何证明遗传对这些行为起作用的证据。一旦谈到同性恋问题，左派分子立场大变：性取向不是一个个人选择或社会影响的问题，它是人一出生就决定了的。

同性恋给进化心理学提出了重大的难题。因为进化总是通过繁殖的方式进行，而同性恋者是不会有子嗣的，人们就会设想同性恋者的基因会在群体中间消失，但并不是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当代进化心理学家在理论上认为，如果是基因的原因导致同性恋，它可能是另一种高度适应特征的副产品，这种高度适应特征对女性更为有利，并且是遗传自母体。[60]人们相信，各种动物的脑部，包括人类，受胎儿期暴露于由基因决定的不同性别的荷尔蒙水平所影响，而决定了性取向。基于对老鼠的研究，研究人员假设男性同性恋者是因为在出生前缺乏足够的睾丸素影响所致。

现在，对同性恋的遗传可能性的研究与智力可遗传性或犯罪可遗传性的研究途径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观察双胞胎和被收养儿童来进行。这些研究显示，男性的可遗传性在31%—74%之间，女性的可遗传性在27%—76%之间。最近的神经解剖学研究表明，在男性同性恋和异性恋间，大脑的三个部分的构造确实存在差异；这是西蒙·利维（Simon LeVay）的研究成果，这些差异在下脑丘表现得更为显著。[61]在“X染色体与同性恋的基因联系”的专门研究中，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迪恩·哈默尔（Dean Hamer）确认了这种联系。[62]通过使用标准的谱系分析，哈默尔对一群自认是同性恋者的男性进行了分析，他和他的研究助手发现，在性取向与染色体区域Xq28的某些基因标识间有着显著的统计相关性。

与“智力和犯罪由基因影响”上的情形一样，这个研究发现也遭到了大量类似的反对和批判。[63]不论加诸这些理论上的终极判定为何，同性恋，如男性的性对象选择，在每一个社会都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似乎有生理的基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性。与在智力和犯罪行为上的情形相反，左派分子中的同性恋支持者抓住“同性恋可能由基因决定”这一点，将同性恋者从道德责难中脱离出来。本来在这个立场上，应该是右派分子站出来说同性恋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才对。同性恋基因的存在将会证明，同性恋倾向就像长雀斑一样，你还能做什么呢？

但这个观点也不能否定智力和犯罪行为会受到环境的影响。除了像亨廷顿氏舞蹈症那样由单个基因失调而引起的错乱，基因从来没有百分百地决定了一个人的最终选择[64]，因此，因为同性恋基因的存在而认为文化、规范、机遇或其他因素在性取向上没有影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许多双性恋者的存在意味着在性取向的选择上还是有很大的弹性。如果父母们认为与同性恋的男童子军团长外出露营会让他们的孩子有同性恋的体验，那么即使他们的孩子天生没有同性恋基因，也不能免除他们的焦虑。

另一方面，如果右派人士坚持同性恋不过是一个人的道德选择，他们也同样应该考虑到自然强加的局限性，这和左派在面临有关智力或性别认同问题时的处境是一致的。天生的左撇子可以被教会用右手写字或吃饭，但对他们来说这总是一个需要挣扎和从不会感到“自然”的事情。事实上，同性恋者与智力、犯罪行为或性别认同一样，是人类的选择，它部分由遗传决定，部分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部分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可以再商量每一个具体例子中的基因和社会因素各自所占的比重，但是仅仅是基因因素的存在本身就会让此类讨论陷入高度争议之中，因为它意味着道德和人的潜能的有限性。

二十世纪社会科学最热切的盼望之一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会结束生物学在人类行为中的决定作用。在很多方面，这个希望得到了实现：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并没有找到实在的证据，这是因为种族或族群的差异、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比起达尔文进化论面世后的预测要小得多。人类确实更多表现为同质性的群体，这也与我们后启蒙时代的道德理念——每个人都有其尊严——不谋而合。但是一切特定群体的差异仍然存在，特别是性别差异。生物学也将继续在理解群体中的个体差异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未来关于人类基因知识的新的积累只会不断增加我们对于行为的基因来源的理解，因此也将会源源不断地引起新的争议。

关于因果关系的科学知识，将会不可避免地被引向对这种因果关系的操控技术的追求。比如，同性恋与生理基因相关——不管是由于出生前的雄性激素、一种独特的神经解剖还是同性恋基因所导致——这都带来将来有一天能够“治疗”同性恋的可能性。也正因此，左派人士令人恶心地理直气壮抱住生物解释的大腿，理由是这将会再一次威胁人类尊严的平等。

我们可以通过展示下面的思想实验来阐释这个问题。假设二十年后我们逐步了解了同性恋产生的基因原理，并且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大大降低同性恋孩子出生的方法。我们尚不需要假设基因应用工程的存在；简单地用一片药就可以提供子宫所需的睾丸素让还在发育中的胚胎雄性化。我们假设这种治疗的方法便宜、有效，并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在妇产科医生的指导下就可以开出处方。我们也假设社会已经能够完全接受同性恋。有多少正怀孕中的母亲会选择服用这种药片呢？

我的假想是许多都会，甚至包括今天对许多歧视同性恋行为异常愤怒的人士。他们可能认为同性恋倾向和秃头、长不高一样是缺陷——这在道德上不值得责难，但这却是一个并不完美的选择，在其他条件都同等的情况下，人们会倾向于避免（许多人对子嗣的期待是对这种选择的保证）。那么这将会对同性恋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特别是在同性恋已经完全在技术上被清除的这一代人？这是否意味着这种私人选择的优生学会让同性恋者比从前更与众不同并且遭受更大的歧视呢？更重要的是，如果同性恋被清除后人类就会更加明显地优越了吗？如果这种优越性并不那么明显，我们是否听任这种优生决定被一次次做出，只要它是出于父母的意愿而不是强力的国家意志？

[1] 引用自生物医学网站主页：http://www.liebertpub.com/ebi/ defaultJ.asp.

[2] 将基因组学应用于精神的研究，可参见Anne Farmer and Michael J. Owen, “Genomics: The Next Psychiatric Revolution? ,”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9 (1996): 135-138. 也可参见：Robin Fears, Derek Roberts, et al., “Ra-tional or Rationed Medicine? The Promise of Genetics for Improved Clinical Practic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0 (2000): 933-995; and C. Thomas Caskey, “DNA-Based Medicine: Prevention and Therapy,” in Daniel J. Kevles and Leroy Hood, eds., The Code of Codes: Scientific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对这一辩论的综述，可参见Frans de Waal, “The End of Nature versus Nurture,” Scientific American 281 (1999): 56-61.

[4]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or,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 4th ed., rev.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1).

[5] Jay K. Varma, “Eugenics and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ssons for Tomorro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75 (1996): 734.

[6] 比如，可参见Ruth Hubbard, “Constructs of Genetic Difference: Race and Sex,” in Robert F. Weir and Susan C. Lawrence, eds., Genes, Hu-mans, and Self- Knowledge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4), pp. 195-205; and Ruth Hubbard, The Politics of Women’s Biolog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Carl C. Brigham, A Stud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Princel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3).

[8] 有关生物技术与文化之间连续性的观点，可参见Edward O. Wilson, Consilience: Unity of Knowledge (NewYork: Knopf, 1998), pp. 125-130.

[9]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lw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28).

[10] Donald Brown, Human Universal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

[11] Nicholas Wade, “Of Smart Mice and Even Smarter Me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7, 1999, p. F1.

[12] Matt Ridley, Genom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pecies in 23 Chapt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 137.

[13] Luigi Luca Cavalli-Sforza, Genes, Peoples, and Languages (New York: North Point Press, 2000), and, with Francesco Cavalli-Sforza, Great Human Diasporas: The History of Diversity and 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5).

[14] 遗传因素据说也对酗酒有其作用。参见C. Cloninger, M. Bohman, et al., “Inheritance of Alcohol Abuse: Crossfostering Analy-sis of Alcoholic Me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38 (1981): 861-868.

[15] Charles Murray and Richard J. Herrnstein,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16] 标准差是一种统计度量，测算给定群体偏离一定范围平均值的距离；一个群体中约有三分之二处于高于或低于平均值的一个标准差范围。

[17] Charles Murray, “IQ and Economic Success,” Public Interest 128 (1997): 21-35.

[18] Arthur R. Jensen, “How Much Can We Boost IQ and Scholastic Achievement?,”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9 (1969): 1-123.

[19] 可随处参见于Claude S. Fischer et al., Inequality by Design: Cracking the Bell Curve My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 Robert G. Newby and Diane E. Newby, “The Bell Curve: Another Chapter in the Continu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9 (1995): l2-25.

[21] Stephen J. Rosenthal, “The Pioneer Fund: Financier of Fascist Research,”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9 (1995): 44-62.

[22] 更大范围的测试，可参见Nicholas Lemann, Big Test: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erit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23] Francis Galton, Hereditary Genius: 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Appleton, 1869.

[24] Karl Pearson, 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 2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9), p. 21.

[25]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26] Leon Kamin,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 (Potomac, Md.: L. Erlbaum Associ-ates, 1974).

[27] Richard C. Lewontin, Steven Rose, et al.,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对这一辩论的讨论，可参见：Thomas J. Bouchard, Jr., “IQ Similarity in Twins Reared Apart: Find-ings and Responses to Critics,” in Robert J. Sternberg and Elena L. Grigorenko, eds., Intelligence,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 Thomas J. Bouchard, Jr., David T. Kykken, et al., “Sources of Human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Minnesota Study of Twins Reared Apart,” Science 226 (1990): 223-250.

[28] Robert B. Joynson, The Burt Affair (London: Routledge, 1989); and R. Fletcher, “Intelligence, Equality, Character, and Education,” Intelligence 15 (1991): 139-149.

[29] Robert Plomin, “Genetics and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y,” Nature 402 (1999): C25-C44.

[30] 尤其参见Howard Gardner,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and 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 Theory in Practi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31] See Bernie Devlin et al., eds., Intelligence, Genes, and Success: Scientists Respond to The Bell Curoe (New York: Springer, 1997); Ulric Neisser, ed., Rising Curoe: Long-Term Gains in IQ and Related Measur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8); David Rowe, “A Place at the Policy Table: Behavior Genetics and Estimates of Family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IQ,” Intel-ligence 24 (1997): 133-159; Sternberg and Grigorenko (1997), and Christopher Jencks and Meredith Phillips, The Black—Mite Test Score Gap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32] 根据这一研究，“横跨现代西方社会的大多数环境，智商测验的分数有很大差别，这与个体基因差别有关系……如果简单地将可得的相关性聚合在一个分析里，遗传性占到50%……然而，这个大体的数据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这些相关的研究都是从孩子身上得来的。我们现在已经了解智商的遗传程度随着年纪增长会发生改变：随着婴儿长大成人，遗传性会越来越高，一起养育的不相关人士的智商相似度却越来越低……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的相关性，直接验证了遗传性，包括欧洲和美国的成人在内，它在五项研究中的数值处于0.68—0.78之间”……Ulric Neisser and Gweneth Boodoo et al., “Intelligence: Knowns and Unknow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1 (1996): 77-101.

[33] Michael Daniels, Bernie Devlin, and Kathryn Roeder, “Of Genes and IQ,” in Dev-lin et al. (1997).

[34] James Robert Flynn, “Massive IQ Gains in 14 Nations: What IQ Tests Really Measur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1 (1987): 171-191; and “The Mean IQ of Amer-icans: Massive Gains 1932-1978,”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5 (1984): 29-51.

[35] 对隆布罗索作品的解释，参见James Q. Wilson and Richard J. Hem- stein, Crime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5), pp. 72--75.-

[36] Sarnoff Mednick and William Gabrielli, “Genetic Influences in Criminal Convic-tions: Evidence from an Adoption Cohort,” Science 224 (1984): 891-894; and Sarnoff Mednick and Terrie E. Moffit, Causes of Crime: New Biolog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7] Wilson and Herrnstein (1985), p. 94.

[38] 对此的一个评论，可参见Troy Duster, Backdoor to Eugen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96-101.

[39] Travis Hirschi and Michael Gottfredson,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0] H. Stattin and I. Klackenberg-Larsson, “Early Language and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Future Criminal Behavior,”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2 (1993): 369-378.

[41] 对这项证据的系统解释，可参见Wilson and Herrnstein (1985), pp. 104-147.

[42] Richard Wrangham and Dale Peterson, 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m Viol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6).

[43] 有关黑猩猩暴力的更多案例，可参见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44] H. G. Brunner, “Abnormal Behavior Associated with a Point Mutation in the Structural Gene for Monoamine Oxidase A,” Science 2.62. (1993): 578-580.

[45] Lois Wingerson, Unnatural Selection: The Promise and the Power of Human Gene Research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8), pp. 291-294.

[46] 认为犯罪行为是由于在某个关键的发育阶段学习“冲动控制”失败的理论，有时可参考犯罪行为的“生命过程”理论；它提供了一项解释，为什么构成犯罪行为的多数比例是惯犯。犯罪行为“生命过程”研究的始作俑者是Sheldon Glueck and Eleanor Glueck, Delinquency and Non-delinquency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也可参见 Gluecks对数据的再分析，Robert J. Sampson and John H. Laub,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s and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7] 冲动控制，和语言学习的道理是一致的，在某些阶段比另一些阶段学习得更好一些。这也是犯罪有生理根源的更进一步的标志。

[48] 有关1965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犯罪率起伏的解释，可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pp. 77-87.

[49] 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 Homicid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8).

[50] 对这一事件的一个有趣的解读，可参见Tom Wolfe, Hooking Up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pp. 92-94.

[51] Wingerson (1998), pp. 294-297.

[52] David Wasserman, “Science and Social Harm: Genetic Research into Crime and Violence,” Report from the Institute for Philosophy and Public Policy 15 (1995): 14-19.

[53] Wade Roush, “Conflict Marks Crime Conference; Charges of Racism and Eu-genics Exploded at a Controversial Meeting,” Science 2.69 (1995): 1808-1809.

[54] Alice H. Eagley,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Comparing Women and Me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 (1995): 145-158.

[55] Donald Symons, The Evolution of Humam Sex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56] Eleanor E. Maccoby and Carol N. Jacklin,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57] Ibid, pp. 349-355.

[58] Eleanor E. Maccoby, Two Sexes: Growing Up Apart, Coming Together (Cam-bridge, Mass.: Belknap/HalYard, 1998), pp. 32-58.

[59] Ibid., pp. 89-117.

[60] 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279-280. Ridley援引Hurst和Haig的另一理论，认为“同性恋基因”也许存在于线粒体中，与在许多昆虫体内发现的“雄性杀手基因”类似。

[61] Simon LeVay, “A Difference in Hypothalamic Structure Between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Men,” Science 253 (1991): 1034-1037.

[62] Dean Hamer, “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261 (1993): 321-327.

[63] William Byne, “The Biological Evidence Challenged,” Scientific American 270, no. 5 (l994): 50 -55.

[64] Robert Cook-Degan, The Gene Wars: Science, Politics, and the Human Genom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p. 253.

第3章
神经药理学与行为的控制

对他们来说，生病和存疑都是有罪的：一个人必须谨慎地前进。被石头或人类绊倒的都是笨蛋！时不时地，只要一点点毒药就可以做一个美梦。再多服一点药，最后，就可以安乐地死去。

——弗里德里希·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5节

在二十世纪，作品既享受了极大赞誉又遭到了最坏诋毁的思想家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莫属。二十世纪中叶，弗洛伊德被认为是揭示了人类动机和欲望的最深层真理的大家。俄狄浦斯情结、潜意识、阴茎妒忌、死亡意愿——任何博学人士想要在鸡尾酒会上显示他们的博学就必须要谈到弗洛伊德的这些概念。但是二十世纪末，医学界人士仅仅将弗洛伊德视为人类科学史上的一个小小脚注，他被定位成一位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这一观点的推进，我们得感谢认知神经学的进展和神经药理学这一新领域的开辟。

弗洛伊德主义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精神的疾病，包括特别严重的疾病如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本质上是心理因素引起的——它是大脑某个生理层面的精神功能失调的结果。但这种观点被一种叫做锂的药物给推翻了，它由澳大利亚籍的精神病专家约翰·凯德（John Cade）1949年后在治疗躁狂抑郁症精神患者时偶然发现。[1]许多这类型的病人竟然奇迹般康复，此后的二十年，药物治疗取代了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锂药的发现只是神经药理学领域一系列爆炸性研究和发展的序幕，二十世纪末“百忧解”和“利他林”这两种药物的发明再一次推动了这一浪潮，尽管到现在对后两种药的社会影响还处在了解的初期阶段。

治疗精神药物的诞生与发现“神经递质”的革命，在时间上几乎重合——神经递质的发现极大地推进了有关大脑和思考过程的生化知识。[2]相比之下，弗洛伊德的理论简直就像是原始人偶然发现正在发动的汽车，并在发动机罩都没能打开的情况下，试图去解释它的内在构造。原始人也许会发现脚踩踏板和汽车发动间的某种联系，并且设想有一种设备在连接着两者并且将液体转化为轮胎的动力——这也许是因为在笼子里放了一只巨大的松鼠或者一个小矮人。但他们可能对碳氢化合物、内燃机、阀门或活塞这些实现能量转换的东西一无所知。

现代神经科学的进展，事实上已经能够让我们打开发动机罩并且轻轻地拆解引擎。这一系列神经递质，比如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控制了神经突触的相互碰撞和神经在大脑中的信号传递。这些神经递质的水平和互动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我们感观的快乐、自尊、害怕或者相关的感受。这些递质的水平受环境所影响并且与我们的个性非常相关。在基因应用工程面世前，我们关于大脑化学知识的了解和控制它的能力将会是行为控制的重要依据，它们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场变革之中，不需要耍科幻场景的花样来推演它的进展。

常用来服用的抗抑郁药物主要有，礼来公司（Eli Lilly）研制的百忧解，或其他相近的药物，比如辉瑞公司（Pfizer）的左洛复和史克必成公司（SmithKline Beecham）的帕罗西汀（又名赛乐特）。百忧解（或氟西汀），是一种所谓的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正如它们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阻挡了神经突触对血清素的再吸收并且有效增加了大脑的血清素含量。血清素是关键的神经递质：在人体或灵长类动物中，血清素水平过低与冲动控制能力下降和针对不恰当目标的不受控制的进攻性有关系，在人类中会产生抑郁、进攻性或自杀的结果。[3]

这也就不足为奇——二十世纪晚期，百忧解和其他相关药物掀起了一种文化现象。彼得·克雷默（Peter D. Kramer）的《倾听百忧解》（Listening to Prozac）以及伊丽莎白·沃泽尔（Elizabeth Wurtzel）的《我的忧郁青春》（Prozac Nation）都将百忧解奉为给性格带来奇迹改变的圣药。[4]克雷默举了一个他病人的例子。苔丝，长期受到抑郁症的困扰，陷入与已婚男子的一系列的自虐性的关系当中无法自拔，工作也走入了死胡同，服用百忧解几周后，她的性情完全改变：放弃了自虐性的情感，开始与其他男人约会，完全改变了交际圈，越来越自信，工作的管理风格也越来越少妥协。[5]克雷默的书很快成为畅销书，并且极大地推广了这种药物和它的大众接受度。今天，百忧解或者相关的其他药物已经被超过280万的美国人服用，相当于整个国民数量的10%。[6]因为更多的女人受到抑郁和低自尊的困扰，百忧解也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象征：苔丝从一段屈辱的关系中重获自由的故事在许多其他被检测出有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障碍的女性身上重演。

有如此疗效享誉盛名的药物受到大量的攻击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许多研究表示，百忧解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有效[7]，克雷默是在刻意夸大疗效。到现在为止，反百忧解的最大的文集是彼得·布利金（Peter Breggin）与金杰·罗丝·布利金（Ginger Ross Breggin）的《再谈百忧解》（Talking Back to Prozac）[8]，以及约瑟夫·格伦穆伦（Joseph Glenmullen）的《事与愿违的百忧解》（Prozac Backlash）[9]，他们认为百忧解有一系列的副作用，而它的制造者一直在试图掩盖。百忧解要对这些副作用负责，比如体重增加、不明抽搐、记忆丧失、性功能失调、自杀、暴力和脑损伤。

将来也许百忧解也会步安神药氯丙嗪的后尘：由于引进时未被发现的长期的副作用，不再被视为特效药。但将会有更为难解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出现，如果百忧解是完全安全的，或者其他将来会发明的新药被证明和广告上说的一样有效。因为百忧解据称可以影响最核心的政治情感——自我价值感，或曰自尊。

自尊是一个时髦的心理学概念，美国人一直在强调要有更多的自尊。它指向人类心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每个人对于被承认的需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望、理性和thymos——这个希腊词通常被翻译成激情。激情（thymos）是人的性格中骄傲的一面，它需要其他人承认他的价值观和自尊。它不是一种可以通过物质和标的来满足的欲望——大多数经济学家将效用作为人的动力的源泉——但它是一种主体间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地位的承认。实际上，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理解的许多经济利益只是一种地位承认的需要，他称之为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 goods）。[10]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一辆捷豹汽车，并非因为我们如此喜爱靓车，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完胜邻居的宝马。这种被承认的需要并不仅仅限于私人用品；它也可以是要求别人承认他的神或神圣感，或者他的民族，他的正义感。[11]

多数政治理论家已经认识到承认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对政治的关键性作用。君王之间为了土地或金钱开战；他们通常并不只是为了土地或金钱。他追求的是对他的支配权或主权的承认，证明他是王者之王。对承认的需求常常超越经济利益的计算：诸如乌克兰和斯洛伐克这样的新国家，如果仍然依附于大国会更为富有，但它们追求的并不是经济福祉，而是它们自己在联合国的旗帜和位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历史进程的最根本驱动力来自“寻求承认的斗争”，历史以两位竞争者争夺谁是主谁是仆的原始的“血腥战斗”开端，最后终结于现代民主的出现，因为它让每一位公民都得到了自由和平等的承认。

黑格尔相信，“寻求承认的斗争”是人类独有的现象——事实上，这也是某种程度人之为人的核心意义。但这一点上，他错了：人类寻求承认的欲望的生物学基础也存在于其他物种身上。许多物种的成员都会将自己分成不同的支配等级（比如“啄序”一词就来自鸡群）。观察人类的近亲大猩猩，特别是黑猩猩，对地位等级的争斗看起来和人类非常相像。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观察荷兰黑猩猩驯养地，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驯养地黑猩猩之间的地位斗争，他意味深长地将他的书取名为《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12]雄性黑猩猩会组成联盟、暗地谋划和背叛彼此，当它们在领地内的地位受到或没有受到同类的承认时，它们明显表现出来的情感非常像人类的骄傲或愤怒。

当然，人类寻求承认的斗争肯定比发生在动物间的情况更为复杂。人类，拥有记忆、学习能力和强大的抽象推理能力，可以将这场寻求承认的斗争延展到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大学的终生教职、诺贝尔奖和数不清的其他荣誉上。值得注意的是，对承认的需要有着生物学的根源，它与大脑中血清素的水平息息相关。研究已经显示，居于等级底端的猴子血清素的水平很低，相反，当一只猴子赢得了雄性的统治地位，它的血清素水平很高。[13]

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像百忧解这样的药物才有如此政治性的后果。黑格尔说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由一系列不断重复的寻求承认的斗争推动的，这有一定的道理。基本上人类的进步都是人并不满足于他所受到的承认程度的副产品；人就是通过斗争或者独立的工作来获取承认。换句话说，地位是需要争取的，无论是通过攀龙附凤还是通过你的表兄梅尔，你都要弄个工头来当。克服低自尊的常规或广为道德上接受的做法是与自己和他人争竞，努力工作，有时需要忍受一些痛苦的牺牲，最后得到提升，所作所为被承认。在美国流行心理学看来，自尊是一种应有的权利，不管值不值得，美国人都必须拥有自尊。这就降低了自尊的含金量，让追寻自尊显得弄巧成拙。

现在，美国制药行业迎面而来，通过类似左洛复和百忧解这样的药物来提升脑部血清素水平，为人提升自尊感。这种被彼得·克雷默形容为“操控性格”的能力带来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在头脑中增加一些血清素，是否人类争斗的历史就可以避免呢？如果恺撒或拿破仑能够时不时地服用一片百忧解，他们还觉得有必要征服欧洲大陆吗？假设果真如此，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临床性抑郁症患者和自我价值观比应该拥有的要低的人。对他们而言，百忧解和相关的药品是上天送给他们的礼物。但是血清素水平低并不能清晰地从病理上给出界定，百忧解药品的存在打开了一条通道，克雷默称之为“美容性药理学”：也就是说，服药不是为了治疗的目的而是仅仅让自己感觉好上加好。如果自尊感对人类的幸福如此重要，谁不想多要一些呢？打开这条依赖药物的通道，某种程度上与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所说的索玛（Soma）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如果百忧解成为幸福药丸的代表者，利他林也能够扮演社会控制的公开工具。利他林[14]是哌醋甲酯的商用名，它是与甲基苯丙胺非常相近的兴奋剂，后者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俗称为“速度”的街头毒品。它现在被用来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失调症”（ADHD），这种病多发于无法安静待在教室上课的小孩身上。

“注意力缺陷失调症”（ADD）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列入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一书，这是关于精神疾病的官方权威书籍。在该书的后来版本中，将此病更名为“注意力缺陷多动失调症”，把“多动”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将ADD以及随后将ADHD列入手册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进展。尽管研究了几十年，却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多动症的起因是什么。人们只是从症状上确定了它的存在。手册将多动症的临床症状列了以下几条：难以集中注意力、运动神经过于兴奋。诊断医生常常只能根据患者的表现做出主观的评估，也许这些症状常常起伏不定。[15]

因此，也难怪精神病学者爱德华·哈洛韦尔（Edward Hallowell）和约翰·雷提（John Ratey）在《分心不是我的错》（Driven to Distraction）一书说：“如果你一旦理解了这病的症状，你会看到人人都有这个毛病。”[16]据他们统计，1 500万美国人也许患有某种形式的多动症。如果这个数据是可靠的，那么美国真的在经历一场拥有令人震惊的患病者数量的流行病。

当然，也可以有一个更为简单的解释，也就是多动症并不是一种疾病，它只是钟形曲线尾端所描述的人类正常行为的分布。[17]人的幼年时期，特别处在儿童期的小男孩，从生理上就不具备能力安静地坐在桌旁听老师讲课，这一时期应该是更多的玩和到处走，并从事与体力相关的一些活动。是人类越来越多地要求孩子们静坐教在室，以及家长和老师越来越少陪伴孩子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助长了我们对这一病症在逐渐加重的印象。用劳伦斯·迪勒（Lawrence Diller），一位批判“利他林”的医生作家的话来说：

我们似乎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多动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病症，它包含了由各种生理或心理原因导致的儿童行为障碍。“利他林”可以解决这么多疾病的功能可能鼓励人们将多动症的范围不断扩展。[18]

利他林是一种中枢神经刺激药物，它与一些禁止使用的药物相关，如甲基苯丙胺以及可卡因。它的临床疗效和可卡因非常像，延长注意力集中时间、产生一种愉快感、提升短期的能量爆发并允许注意力更加聚焦。实际上，在动物实验中，动物自主选择利他林或者可卡因两种药物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倾向性。这两种药物也同样能增加人的注意力集中、专心及能量聚集水平。如果使用过量，利他林会产生和甲基苯丙胺、可卡因同样的副作用，比如失眠或体重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医生在开利他林处方时，会要求孩子间歇性服用。如果儿童只是少量服用利他林，不会产生药物依赖；但是如果大剂量服用，它的上瘾程度和可卡因是一样的。美国禁毒署也因此将利他林列为“第二级”处方药，要求精神科医生开具一式三份的处方，并控制利他林药物的总体产量。[19]

利他林产生的心理愉悦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用禁毒署的话来说就是“滥用”，而这些人本没有多动症。根据迪勒的观察，“利他林，不管对小孩或大人，有没有多动症，都会有效”。[20]上世纪九十年代，利他林在高中和大学校园被广泛使用，因为学生发现它可以让他们学习更有动力、上课精力更集中。威斯康星大学一位医生说：“自习室变得和医务室一样。”[21]以百忧解出名的伊丽莎白·沃泽尔描绘了一天服用四十片利他林而被迫上急诊进行解毒治疗的经历，在那里她也遇到了偷吃孩子药丸的母亲。[22]

利他林的政治后果说明了我们试图理解性格和行为的想法的贫乏，也为我们展示了基因工程投入应用的可能后果，到那时，它将拥有更为强大的行为增进功能。那些坚信自己受多动症困扰的人，通常绝望地认识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或在某些生命特征中表现不佳，正如他们常常被告知的那样，是神经性的原因，而不是性格缺陷或意志薄弱。同性恋者也如出一辙地指出行为的根源在于“同性基因”，轻巧地将自己为此应当担负的个人责任摘取掉。正如最新一本支持使用利他林的畅销书的书名所道出的，“不是任何人的错”。[23]

当然，有些人多动的症状和无法集中精力的情况特别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认为生理是这些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对于那些只是15%的行为处于无法集中精力状态的人呢？这其中有基因的原因，但很明显他们也能为自己的精力不集中和多动做出一些努力。相关培训、性格特征、意志强度和环境因素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将这种类型的人归类于多动症患者模糊了治疗和增进之间的分界。但这恰恰是多动症不断医疗化的支持者所强调的。

也是在这一点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支持者。[24]首先是自顾自的家长和老师，他们不再愿意像传统的方式那样花时间和精力来约束、转移、陪伴和培育有注意力困难的小孩。父母越来越忙、老师工作繁重，他们愿意通过医疗捷径来让自己的生活更为轻松一些，这可以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正确的选择。这一观点的重要代表者是美国的CHADD，即多动症儿童和成人患者组织，这是一个非营利的自助组织，成立于1987年，成员多是有多动症儿童的家长。CHADD将自己视为多动症及其治疗的最新进展的支持和信息交流场所，他们大力倡导将多动症列为一种“残疾”，让多动症儿童患者有资格接受《残疾儿童教育法案》（IDEA）下的特殊教育。[25] CHADD尤其关注如何让多动症儿童不因病情而受到歧视。1995年，他们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重新将利他林分类到第三级处方药，这样禁毒署就可以放宽对药品生产的整体控制，并极大地降低开利他林处方和获得利他林药物的门槛。[26]

支持多动症医疗化的第二大力量来自医疗产业，特别是像诺华公司（Novartis，即从前的汽巴—嘉基[Ciba-Geigy]）这样一些生产利他林和相关药物的公司。百忧解的生产者礼来公司花了一大笔钱为百忧解——该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可能产生的消极副作用正名，诺华公司也是。诺华公司在生产限令后，大力提倡重新将利他林列为第三类处方药品，并通过散布产品逼近短缺的消息使得产量大量增加。1995年，诺华公司超越了它的预期目的，但由于诺华公司没有兑现承诺捐助CHADD组织近90万美元资金这一消息的曝光，重新分类利他林的努力宣告失败。

对于像“多动症”这种情况的病症的医疗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法律和政治后果。在现行的美国法律下，多动症被列在“残疾或类似疾病”名下，这让它的患者可以享受两个法令的益处：1973年《职业病康复法》的第504条和1990年通过的《残疾人教育法》；前一个法案禁止对残疾人士歧视，后一个法案给被认定为残疾且正在接受教育的个人提供接受特殊教育的额外费用。多动症能被添入《残疾人教育法》，是CHADD和其他医疗倡导组织跟全国教育协会（全国教师组织）以及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持久斗争的结果。全国教育协会并不乐见因扩大的残疾名单而导致的预算增加，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则担心黑人的孩子更多被认为有障碍，并因此接受比白人孩子更多的医疗救助。1991年，在CHADD和其他父母组织的紧密的信件和游说活动后，多动症最终被添加到官方的残疾目录。[27]

由于被添加到官方的残疾目录，多动症儿童患者因此可以在美国境内的学校接受特殊的教育服务。多动症学生患者可以要求正常考试外的时间延长，学校为避免被起诉也接受了这一妥协。根据《福布斯》杂志的记载，惠蒂尔（Whittier）法学院就被一名多动症学生起诉，因为它仅仅在一小时的正常考试时间外多提供了二十分钟。为了避免诉讼风险，学校妥协了。[28]

许多保守分子抱怨，在现行《残疾人教育法》对于残疾定义的不断扩展下，预算也水涨船高。但更为严重的阻碍在道德层面：通过将多动症定义为残疾，社会已经事实上将由生理和心理因素共同引起的病症归咎为生理应当作为主导因素。本身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个人被告诉他们不需要如此，社会上非残疾的那部分人要开始调整资源和时间，让这些残疾人士获得某些补偿，而事实上他们自己至少要部分地对这些行为负责。

像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这些团体的担忧是，在少数种族社群中超量使用如利他林之类的精神药物会合法化。在美国，由于行为障碍，给极幼龄的小孩（学前或更小的儿童）开取精神药物（主要但不限于利他林之类的药物）的数量已经有大幅的增长。1998年对密歇根州医疗补助计划患者的一个调查显示，4岁以下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儿童，有57%被开取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精神药物。[29]一项特别的研究显示，在一个大型的中西部医疗补助计划中，2—4岁儿童有超过12%的人服用了精神刺激类药物，接近4%服用了抗抑郁药，该调查结果的公布曾引起了一场小的政治风波。细读这些报告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在这些主要是少数族群的医疗补助计划中开取精神类药物的几率，比更好一些的医疗保险计划多得多。[30]

这样，在百忧解和利他林两种药物中形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平衡。百忧解主要用于缺乏自尊的女性；它可以提高血清素增加一种雄性感。利他林则主要用于由于天性使然而不能安坐于教室的小男孩。两种药物一起轻轻地把两性推向雌雄共体的中性性格、容易自我满足且屈从于社会，这正是现在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性的结果。

生物技术革命的神经药理学浪潮已经劈头盖脸地席卷而来，这是第二个原因。现在已经能够生产类似索玛（Soma）的药物，也有能够对小孩进行社会控制的药丸，这些药丸比早期的儿童自然社会化和二十世纪弗洛伊德式的谈话式治疗方式更为有效。这些药物的使用者遍布全球，人数成千上万；对于这些药物潜在的长期性健康影响人们还争议不休，但是几乎没有人讨论，这些药物的使用正在潜移默化地挑战我们往常对认同和道德行为的理解。

百忧解和利他林只是精神治疗类药物的第一代。将来，大众希望通过基因工程一步步成为事实的想象，可能会通过神经药理学更快地得到实现。[31]一系列叫“苯二氮”的药物或许已经能够应用并影响伽玛氨基丁酸（GABA）系统，减少焦虑，帮助人在高度清醒时保持放松不觉疲累，短时期内提供足够的睡眠，没有任何使用镇静剂的副作用。乙酰胆碱系统增强剂可以用来提升人学习新事物的能力，获取新知识和增强记忆力。多巴胺系统增强剂可以用来提升耐力和动力的持久度。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可以与其他药物一起影响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并在不同的神经递质系统相互作用的地方造成行为的改变。最终，人们将可能操控人体内生的镇静系统，使得痛觉不再那么敏感，兴奋的阈值不断升高。

我们也许并不需要等到基因工程的投入或人造婴儿的诞生，神经药理学领域的进展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到政治力量不断推动新的医药技术的迹象。在美国，大量的精神治疗类药物被广泛使用，这本身就昭示了在基因工程时代会出现的三个强大的政治趋势。第一，普通人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尽可能地从医疗角度解释，以逃避自身行为的责任。第二，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会不断施加压力推动这一进程。这些利益集团包括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如教师或医生，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生理治疗的捷径，使行为干预复杂化；还包括生产这些药物的医药公司。第三，由于企图将一切都医疗化，人们会倾向于不断扩展医疗的领域，使之囊括更大范围的病症。现在，你可以随处找到一位医生，他们会认为一个人的不开心或抑郁是一种生理疾病；不用多久，这种“生理疾病”就可以让更大的社会群体意识到这是一种应当获得法律认可的残疾，从而获得公共干预的补助。

我在百忧解和利他林这两种药物上如此饶舌，并非因为它们本身是不道德和有害的，而是因为这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征兆。也许不久后，这两种药物会因为超出预期的副作用而被淘汰。但即使这样，它们也只是会及时地被更为复杂、药效更为强劲和目标更为明确的其他精神药物所取代。

“社会控制”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右翼分子的幻想，即政府使用“改变思想的”药物让人顺从。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担忧似乎摆错了地方。社会控制更可能被社会参与者而不是政府来实施——比如，父母、老师、学校系统以及其他因为利益攸关而在意人们如何行为的人。民主，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用大众的观点取代真正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这却变成了“政治正确”；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不久的将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否会成为实现某些“政治正确”目的的更为强大的新生物学捷径。

神经药理学也为我们指出了可能的政治反馈。像百忧解和利他林之类的药物帮助了许多无助的人。这些人由于重度抑郁或者过度兴奋等生理因素不能够拥有正常的生活。也许除了山达基教徒（Scientologist，编按：山达基教是1950年代创立于美国的一个新兴信仰体系，关于该教存在较大争议；山达基教反对精神药物），没有人想要对这种有明显治疗作用的药物进行明令的禁止或限制它们的使用。我们应当担忧的是这样的情形，即或出于“美容性药理学”的目的服用此类药物以提升本来正常的行为，或出于另一行为更受社会青睐而想通过药物改变正常行为。

像多数社会一样，美国也将这种保留写进药物管理法中。但我们的法律往往前后矛盾且缺乏深思熟虑，更别提它薄弱的执行力。以“摇头丸”为例，它是亚甲基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的俗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扩散速度最快的违法药丸之一。摇头丸是一种和甲基苯丙胺非常相似的精神刺激剂，一度风靡歌舞厅。根据美国国立药品滥用研究所的统计，所有12个年级的人中有8%，即340万人在一生中至少服用过一次摇头丸。[32]

摇头丸在化学成分上与利他林相似，药效上则更像百忧解。它能够刺激大脑中血清素的释放，产生强烈的精神愉悦感，并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下面是一则摇头丸服用者的故事：

摇头丸的服用者总是描述最初的高潮是他们人生中最快乐的经历之一。珍妮，20岁，住在纽约上城区的一名大学生。我们在她12月访问华盛顿时相识。她看起来非常精致，脸上有一种乡村音乐公主的迷人表情。她对我说，一年前她第一次服用摇头丸。摇头丸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决定以后生个孩子，”她非常坦诚地说，“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母亲，我认为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因为小时候受过父亲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但那会我意识到，‘我会很爱我的孩子，我会好好照顾他们’，自此以后，我的想法没有改变过。”她也坦承，服用过摇头丸后，她开始原谅她的父亲，她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33]

其他对摇头丸的描述让人觉得，这个药能提升人的社会敏感度，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人注意力更加集中——这些都是让社会更加认可的药效，和百忧解的作用惊人的相似。但是，摇头丸在美国是禁药，严禁销售和购买，而利他林和百忧解却可以由医生依处方开取。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

一个很明显的答案是，摇头丸对身体有害，而利他林和百忧解似乎没有。在国立药品滥用研究所的网站上，有关摇头丸的介绍是：这种药会产生心理层面的伤害，比如迷糊、抑郁、睡眠障碍、嗜药、深度焦虑以及妄想症；生理层面的伤害有：肌肉紧张、非自愿的牙齿紧闭、呕吐、视线模糊、加速的眼部运动、虚弱、打寒战或出汗；实验显示对猴子的脑部造成了永久的损伤。

关于利他林和百忧解的文献，事实上也充斥着类似的副作用的例子（除了猴子脑部永久性的损伤）。有些人认为区别只是在服用剂量的差别：如果服用过量，利他林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这也是它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的原因。但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将摇头丸列为第二级药物呢？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不寻找比摇头丸副作用小的其他类似药物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指“药品犯罪化”问题的核心。对于没有明显治疗效果，而仅仅是增加快感的药物，人们的态度非常矛盾。人们非常担忧大量生产此类药物会损害人的正常功能，发生类似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情况。但同时人们也发现难以找到证据为这种“矛盾”正名，因为这首先得取决于人们对“正常功能”的判断。我们禁止吸食大麻，但其他两种让人们产生良好感觉的药物酒精和尼古丁却继续通行，如何说明这种禁令的正当性呢？[34]为避免这种正名的困难，使用是否对人体有害这一标准简单多了——对会让人上瘾、削弱人的生理功能、产生长久的非预期的副作用的药物进行明令禁止。

换句话说，人们不愿意基于它们是否有损于精神的立场——或者，用当前的医疗术语，仅仅基于心理的疗效来做出明晰的判断。如果明天一家医疗公司宣称能生产出一种真正的赫胥黎式“索玛”药物，能够让你持续的快乐和保持社会联系，但没有任何坏的副作用，尚不可知人们是否会据理力争地要求不服用它。在左翼和右翼阵营都有许多的自由派认为，应当停止对他人精神和内在情形的担忧，只要不影响到其他人，让人自由地选择他想要服用的药物吧。即便古板的传统主义者认为“索玛”并不是治疗性药物，但精神科专业的存在仍有赖于，断言“不开心”是一种疾病，并继多动症之后将它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等到基因工程启动时，才能够看到增加智力、提升记忆、增进情绪敏感度和性欲，以及减低攻击性和通过各种方法来操控人的行为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随着当代精神药物的产生而来临，并会和将来喷涌的其他药物一道为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缓解。

[1] Peter D. Kramer, Listening to Prozac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 44; see also Tom Wolfe’s account in Hooking Up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p. 100-101.

[2] Roger D. Masters and Michael T. McGuire, eds., The Neurotransmitter Revolu-tion: Serotoni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Law (Carbondale, 1l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Ibid., p. 10.

[4] Kramer (1993); and Elizabeth Wurtzel, Prozac Nation: A Memoir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

[5] Kramer (1993), pp. 1-9.

[6] Joseph Glenmullen, Promc Backlash: Overcoming the Dangers of Promc, Zoloft, Paxil, and Other Antidepressants with Safe, Effective Alterativ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p. 15.

[7] Irving Kirsch and Guy Sapirstein. “Listening to Prozac but Hearing Placebo: A Meta-Analysis of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1 (1998); Larry E. Beutler, “Prozac and Placebo: There’s a Pony in There Somewher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1 (1998); and Seymour Fisher and Roger P. Greenberg, “Prescriptions for Happiness?,” Psychology Today 28 (1995): 32-38.

[8] Peter R. Breggin and Ginger Ross Breggin, Talking Back to Promc: What Doctors Won’t Tell You About Today’s Most Controversial Dru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9] Glenmullen (2000).

[10] Robert H.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 对历史上认知角色的更大范围的讨论，可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143-244.

[12] 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Frank (1985), pp. 21-25.

[14] 相关药物包括dextroamphetamine (Dexedrine), Adderall, Dextrostat, and pemoline (Cylert).

[15] Dorothy Bonn, “Debate on ADHD Prevalence and Treatment Continues,” The Lancet 354, issue 9196 (1999): 2139.

[16] Edward M. Hallowell and John J. Ratey, Driven to Distraction: Recognizing and Coping with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from Childhood Through Adulth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17] Lawrence H. Diller, “The Run on Ritalin: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nd Stimu-lant Treatment in the 1990s,” Hasting Center Report 26 (1996): 12-18.

[18] Lawrence H. Diller, Running on Ritalin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8), p. 63.

[19] 有关利他林争议的一个精彩绝伦的处理方法，可参见Mary Eberstadt, “Why Ritalin Rules,” Policy Review, April-May 1999, 24-44.

[20] Diller (1998), p. 63.

[21] Doug Hanchett, “Ritalin Speeds Way to Campuses—College Kids Using Drug to Study, Party,” Boston Herald, May 21, 2000, p. 8.

[22] Elizabeth Wurtzel, “Adventures in Rital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00, p. A15.

[23] Harold S. Koplewicz, It’s Nobody’s Fault: New Hope and Help for Diffic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7).

[24] 关于利他林的政治争议，参见Neil Munro, “Brain Politics,” National Journal 33(2001): 335-339.

[25] 欲更多了解，可参见CHADD网站：https://chadd.safeserver.com/about_chadd02.htm.

[26] Eberstadt (1999).

[27] Diller (1998), pp. 148-150.

[28] Dyan Machan and Luisa Kroll, “An Agreeable Affliction,” Forbes, August 12, 1996, 148.

[29] Marsha Rappley, Patricia B. Mullan, et al., “Diagnosis of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Use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in Very Young Children,” 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53 (1999): 1039-1045.

[30] Julie Magno Zito, Daniel J. Safer, et al., “Trends in the Prescribing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to Preschooler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3 (2000): 1025-1060.

[31] 我对迈克尔·麦圭尔（Michael McGuire）对本节的帮助深表感谢。

[32] 这些数据取自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网站：http://www. nida.nih.govlInfofax/ecstasyhtml.

[33] Matthew Klam, “Experiencing Ecstas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21, 2001.

[34] 我承认，从心理疗效的角度来说，酒精、尼古丁与大麻有必要进行区分。适当饮酒和吸烟不会损伤一个人的社会功能；事实上，人们相信适当饮酒对社交有利。而其他的药物，都会产生与正常社会功能不兼容的高度可能性。

第4章
寿命的延长

许多人寿命太长，有些人却很早殒命。更有听起来令人奇特的信条：要死得其时！

要死得其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教导。诚然，生不逢时的人，又怎能死得其时呢？倒是愿他从未降生过！我这样劝告那些多余者。但即便多余者也把自己的死看得很要紧，连最空心的核桃也愿意被砸开来。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I.21

现代生物技术影响政治的第三条途径是通过延长寿命，并由此产生人口统计和社会的变化。对美国来说，二十世纪最成功的医药成就之一是将人类的寿命延长，从1900年平均男性寿命48.3岁和平均女性寿命46.3岁，提高到2000年平均男性寿命74.2岁和平均女性寿命79.9岁。[1]这个改变，与许多发达世界的急剧下降的生育率一起，在全球政治层面造成了极大的人口下降，这些影响无疑人们已经能够感知。基于目前的生育和死亡模式，2050年的世界将与今天截然不同，即便在这期间，生物技术没有延长人哪怕一岁的寿命。然而，生物技术不会延长人的寿命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它还有可能引起一些其他的巨大变化。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老年医学成为受到最大影响的领域之一，这是专门研究老龄化的学问。现在有许多理论竞相解释人为什么会变老并死去，但目前还没有就终极原因和产生机制达成共识。[2]其中一支理论从进化生物学演化而来，他们大胆宣称，器官之所以老化和死亡，是因为过了生育期后自然选择的动力几乎不再倾向于支持个人的生存。[3]有一些特殊的基因可能仍然支持人类的生育能力，但在生命的后期阶段也渐渐功能失调。对进化生物学家来说，最大的谜团不在于人类为什么会死亡，而是诸如为什么女人在绝经期后仍然有一段长的生命周期这样的问题。不管如何解释，这些生物学家相信，老化是许多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没有一条简单的捷径可以阻挡人类死去。[4]

另一支理论从分子生物学发展而来，它所关心的是一些特殊的分子机制在人体内失去功能，由此导致死亡。人体内有两种细胞：生殖细胞和体细胞；生殖细胞存在于精子和卵子中，数以万亿计的体细胞构成人体的其他部分。所有细胞通过细胞分裂进行复制。1961年，伦纳德·海弗利克（Leonard Hayflick）发现，体细胞在总的分裂数目上有限制。随着年龄的增加，体细胞的分裂会逐渐下降。

关于海弗利克极限的存在，有一系列的理论解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断累积的细胞分裂的过程中随机产生的细胞损害。[5]每次细胞分裂过程，烟雾和辐射等环境因素、化学上称为“自由羟基”的激素和细胞废物，会阻止DNA在细胞代际间的完美复制。人体内有一系列DNA修复酶监管细胞复制过程，当发现问题时就进行修复，但这些酶很难发现所有问题。随着分裂过程的不断持续，DNA损害在细胞内不断累加，导致错误的蛋白合成及机能损坏。这些损害就是由老化而带来的各种疾病的源泉，比如，动脉硬化、心脏病和癌症。

另一种解释认为，海弗利克极限和端粒相关，它是DNA中附着在每一个染色体末端、还未能解码的部分。[6]端粒好像电影胶片中的领导，确保每一个DNA都被完美地复制。细胞分裂包括两条DNA链上分子的分离和在子细胞中的重新整合；每一次细胞分裂，端粒会越来越短，直到它不能够再保护DNA链的末端和细胞；这些不断缩短的端粒就是损坏的DNA，会停止生长。克隆羊多莉，是克隆了成年动物的体细胞而成，体内的端粒比正常新生羊的端粒要短，因此就不能像正常出生的羊活那么久。

有三种主要的细胞并不受海弗利克极限的影响，它们是：精子、癌细胞和某一些干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无限制复制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叫做端粒酶的存在，它在1989年被首次发现，能够阻挡端粒的不断缩短。端粒酶是生殖系统绵延不绝在代际间传承的动力，也是癌细胞爆炸性扩散的原因。

来自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莱昂纳德·瓜伦特（Leonard Guarente）发现酵母中卡路里数的限制可以延长寿命，它通过一种名叫SIR₂（沉默信息调节因子2）的单个基因进行运作。SIR₂基因可以限制在酵母细胞中产生核糖体废物，而这些废物导致了细胞的死亡；低卡路里的食物限制了细胞的复制，但是对SIR₂基因的功能却非常有益。这也许可以从分子的角度解释，在实验室里以低卡路里数喂养的老鼠为什么比其他老鼠长命40%。[7]

以瓜伦特为代表的生物学家认为，也许有一天人类可以通过相对简单的基因途径来延长寿命：虽然不太可能让人食用这些低卡路里限制的食物，但也许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增强SIR基因的功能。以汤姆·柯克伍德（Tom Kirkwood）为代表的研究老年病学的专家则直白地断言，老化是一系列在细胞、器官和人体整体基础上的复杂的过程，并没有单一的、简约的机制可以控制老化和死亡。[8]

如果说有一条基因的捷径可以通向永生，那么人类已经透过生物技术正在探寻。杰龙生物医药公司已经能够克隆人类的端粒基因，并申请了专利；与这些高端的细胞科技一起，他们正在积极投入研究胚胎干细胞。干细胞是胚胎的组成部分，存在于人类早期发育阶段，此时人类还没有发育出各种器官和组织。干细胞有发展成人类任何细胞或组织的可能，因此有潜质能够培育出全新的人体器官，代替老化过程中逐渐被淘汰的部分。与从其他人身上所捐献、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相比，通过干细胞克隆的器官在基因上几乎一致，因此可以避免人体免疫系统产生的对移植器官的排异。

干细胞研究是当前生物技术研究的前沿之一。它同时也由于采用胚胎中的干细胞而备受争议——因为在实验过程中胚胎必然会毁坏。[9]这些胚胎通常来自“存放”于体外受精诊所的多余胚胎（一旦成功，干细胞系可有不受限的复制）。出于对干细胞研究可能会鼓励流产和人为毁坏胚胎的考虑，美国国会禁止国立卫生研究院对任何损害胚胎的实验提供资助[10]，这使美国的胚胎研究主要集中于私人部门。2001年，布什政府曾考虑加大禁止力度，美国为此还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公共辩论。最后，当局决定允许对此类研究提供政府资助，但是仅限于目前已在运作的60家左右的研究干细胞的机构。

现在我们还无法预知，生物技术是否会找到延长寿命的捷径，比如，服用一剂药就可以多活十年或二十年。[11]即便这一切不会发生，现在仍然可以非常确定地展望，所有生物医药研究的累积性影响将会不断推进人类寿命的增加，它将延续过去一个世纪努力的趋势。因此，现在来探讨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景况或社会后果并非时机不成熟，这些在人口统计学的趋势上已悄悄上演。

十八世纪初，欧洲几乎一半的孩子未到15岁便夭折。据法国人口统计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所述，活到52岁已是莫大之幸，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群可以做到，这些人可以非常正当地称呼自己为“幸存者”。[12]大多数人在40或50岁可以达到高产的顶峰，因此过早死亡让大部分的人类潜能白白浪费。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83%的人已经能够活到65岁，超过28%的人可以活到85岁。[13]

延长寿命，这只是截至二十世纪末发生在发达国家人类的一部分故事。另一个明显的发展是生育率的大幅下降。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在1.1到1.5之间，远远低于更新换代所需要的2.2。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持续增加的寿命一起大大改变了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分布。1850年，美国的中间断年龄是19岁，1990年上升到34岁。[14]本世纪初也许变化不大，但到2050年，美国的中间断年龄会上升到40岁；这个变化在日本和欧洲会更显著，因为它们的移民率和生育率更低。由于缺乏预期的生育率的提升，人口统计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预估，德国的中间断年龄是54岁，日本是56岁，意大利是58岁。[15]应当注意的是，这些估算并没有将人类寿命延长包括在内。如果生物技术所允诺的老年医学的进步成为现实，那么，发达国家中一半的人群将处在退休或更老的年纪会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到现在为止，对发达国家人口“灰色化”的讨论还仅仅限于由此带来的社会安全可靠性考量。但这个隐约现身的危机足够现实：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末，退休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是1:4；现在这一代中，退休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2，甚至更低。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政治影响。

在国际关系领域[16]，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发达国家一样，已经出现低生育率和不断下降的人口——接近或成功跨越了人口转型；而世界上大多数贫困地区，如中东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仍然维持着高涨的生育率。这意味着，除了单纯的收入和文化差异之外，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分界线又多了年龄的选项，日本、欧洲、北美的中间断年龄已经接近60岁，而它们的不发达邻居中间断年龄刚刚好20岁。

此外，发达国家的选举投票人群将会更多地依赖女性，一来是老龄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命，二来是女性参与政治的长期社会转型。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政客们将不得不对这一些突兀的老年女性恭敬相待。

这些因素会对国际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未可知，但是基于过去的经验，男性与女性、年轻人与老龄人对待外交和国家安全的态度有着迥然的差异。举个例子，美国女性更不愿意美国卷入战争，这一点上，男女的差异在7至9个百分点；女性也更不愿意支持国防开支和对外使用武力。1995年洛普公司（Roper survey）受芝加哥外交关系委员会委托的调查显示，一旦朝鲜袭击美国，49% : 40%的男性倾向于美国干预，30% : 53%的女性倾向于干预；54%的男性认为需要在全球保持不可匹敌的军事优势，女性只有45%的比例支持这一看法。进一步说，女性更不认同诉诸武力解决冲突的正当性。[17]

关于使用武力，发达国家还会面临其他的阻碍。很显然，老年男性，特别是老年女性不可能服务于军事组织，因此能够入伍的军人数量将会缩小。在这样的社会中容忍年轻人在战争中牺牲的意愿也很低。[18]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预估，在当前的生育趋势下，2050年的意大利，只有5%的孩子有亲戚（如兄弟、姐妹、姑婶、叔伯、表亲等）。人们的亲缘关系主要是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以及自己的孩子。这样纤细的代际线会大大增加人们对支持战争和为战争牺牲的犹豫。

由此，这个世界将会分成两派，北方世界的政治主调由年老的妇女来设定，而南方的政治则由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称的非常强大的愤怒的年轻人主导。9·11对世贸中心的袭击正是出自这样的年轻人。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北方将无法应对南方的挑衅，或者南北矛盾不可调和。生理并没有全然决定命运。只是政治家必须在由基本的人口构成的事实框架下工作，其中的一个事实就是许多北方国家会面临着人口缩减和老龄化的问题。

还有一个情景很可能会让这些不同世界产生交集：移民。上面讨论的欧洲和日本人口的下降并没有考虑移民的因素。但这不大可能，因为发达国家也需要经济增长和维持增长的人力。这也意味着这一南北分立的局面会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重演：一个不断老龄化的本土人群中混居着文化迥异身强力壮的移民人群。美国和许多说英语的国家对同化不同文明的移民很有经验，但另一些国家，如德国和日本则未必。欧洲已经能见到反移民运动趋势的上升，如法国的国民阵线、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意大利的伦巴第联盟、奥地利的约尔格·海德尔自由党等等；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化，加之寿命的延长，为未来社会冲突的滋长奠定了基础。

通过生物技术而产生的人口寿命的延长也会对社会的内部结构造成深远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影响是如何管理社会等级结构。

人类，在本性上与灵长类一致，都是对社会地位敏感的动物，从很小就开始热衷于建立五花八门的社会等级结构。[19]这种等级分明的行为模式是天生的，即便在强调人人平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等现代理念下，它依然幸存（人们只要稍稍观察前苏联和中国的政治局，就能了解按照严格的等级排序的领导体制）。这些等级结构的特性随着文化的演进不断在改变，传统的等级结构强调体能的优势或世袭的社会地位，而现代的等级更看重人的认知能力和教育程度。本质上，等级的特性依然保存着。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周围的社会，你很快就能发现许多等级结构都与年龄相关。比如，六年级生认为自己比五年级生更为优胜，如果他们同时休息，六年级生就会占据操场；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认为自己比还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更有权威，并严格地控制着进入这个令人敬畏的学术圈的门槛。以年龄为评判标准的等级社会将年龄与体格健壮、学习能力、丰富的阅历、敏锐的判断力、卓越的成就等等优秀品质相关联。然而，过了特定的年纪，年龄与能力之间的关联开始往反方向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当寿命只有40—50周岁时，人类可以通过自然的代际交替来解决这一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步入老龄期，十九世纪末，强制退休年龄开始流行。[20]

寿命的延长会对现存的大部分以年龄为特质的等级结构产生肆虐性破坏。传统上，这些等级结构属于金字塔状，前任的去世会让下一辈竞争者跻身高位，同时，人们普遍认同的65岁退休的人为限制也支撑了这一金字塔的维持。然而，当人们普遍都能工作到60、70、80甚至90岁时，这些金字塔结构就会扩张成为梯形甚至是长方形。以往一代人取代一代人的自然趋势会被三、四甚至五代人共存的场景所取代。

在威权体制中，领导人的任期不受宪法限制，寿命延长的后果对这些国家的代际替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只要佛朗哥、金日成和卡斯特罗体格仍健康，社会就没有办法去更换他们，所有的政治或社会变革一直要等到他们去世后才能实施。[21]将来，随着技术发展使寿命进一步延长，这些社会将会长期被困扰在领导人的临终看护状态，这个状态不是以往的几年，而是数十年。

在更为民主和/或选贤任能的社会里，会通过制度化的机制移除已经过了黄金期的领导、老板或CEO。但这一问题并不能仅仅通过想当然而得到解决。

问题的核心是，所有处于社会等级顶部的人都不想失去权力或地位，他们会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保全地位。因此，人们应当尽早地将与年龄相关的能力下降提上日程，防止再卷入置换领导、老板、运动员、教授或董事会成员的麻烦。诸如强制退休年龄这些非人格化规则存在的好处是，避免在一个人年老力衰时，机构还要对他做出详细的评价以确认他是否还适合工作。当然，这些非人格化规则也会对尽管年迈却依旧有出色能力适合工作的人产生歧视，也正因为此，这类规则在美国很多职场中被废止。

现在对于年龄有着政治正确的限制：年龄歧视也与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一道，加入了被禁止的行列。在由年轻人主导的社会，比如美国，对老年人的歧视是存在的。但从另一方面考虑，代际替换也有合理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能对社会进步和变迁产生相当的激励。

许多观察者已经发现，政治变革通常发生在代际之间——从进步时代到新政时代，从肯尼迪时代到里根主义。[22]这并不神秘：同一世代出生的人会一同经历主要的社会事件——如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解放等。一旦人们的价值观和偏好受这些事件的影响而成型，它们就只会在新环境中做出微调，想要从整体上改变难上加难。比如，在南部的艰难时期长大的黑人，很难不将一个白人警察看成是种族分离压迫机制下不值得信任的代理人，他可能不会考虑这在北部人们的生活中截然不同。那些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会对孙辈大手大脚的花费感到不安。

学术生活也与政治生活一样。在经济学领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每经历一次重要学术人物的葬礼，经济学就会有一次新的进展。这样一个事实真实得让人难以置信。每一个基本范式的流行（比如，凯恩斯主义或弗里德曼主义）都奠定了一代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看待问题的方式，但这一视角的形成并不是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基于客观的证据，而是仰仗于发明这一范式的人是否依然活着。只要这些经济学大人物依然占据以年龄分界的权力机制，比如同行评议理事会、终身教职评定委员会或信托基金委员会，这些基本的范式就会稳固得不可动摇。

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政治、社会及学术的改变会变得更为缓慢。随着三四代人在同一时间段工作，更为年轻的团队将永远没有形成自己见解的机会，他们只会聚集成渴望诉求被听到的少数群体，代际间的更换不再具有决定性。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这样的社会有必要建立强制的培训机制和到了一定年龄向下流动的体制。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个人想要凭借自己二十几岁所学的知识和教育水平来应对接下来的四十年，已经几乎不可能；那些认为工作技能保持五十年、六十年或是七十年不变的人更是荒谬得可笑。已经年迈的专家需要从社会等级中退出，不只是为重新获得培训，并且为从底层上升的年轻人让出发展空间。如果不是如此，代际间的福利将会和等级、种族冲突一样成为分裂社会的分水岭。未来，随着寿命越来越长，让老龄人为年轻一代让位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社会需要诉诸一些非人格化、制度化的“老年歧视主义”来使之得以实现。

寿命延长是否会产生其他一些社会影响还大大取决于老年医学革命的进展，也就是说，随着人们寿命的增长，老年人是会继续保持着体力和智力上的活力，还是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看护疗养院？

发现任何能打败疾病、延长寿命的方式，对医学界是毫无疑问的喜事。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深沉和最持久的担忧，因此，对任何能够推迟死亡的医疗技术进展表示欢呼，理所当然。但人们不仅关注寿命的延长——也关注生命的质量。理想状况下，人们不仅希望能够活得更久，也更希望人的能力能够尽可能延伸到死亡降临的那一刻，以使人不必要经历死亡前的虚弱期。

尽管有一些医疗技术提升了老龄人的生命质量，但是许多技术却只是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延长了寿命却增加了依赖。比如，阿尔茨海默症，它使人脑的一部分失去功能，产生记忆丧失，最终导致老年痴呆；人们患上这些病症的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比例显著提高。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65岁人患病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85岁的患病率是六分之一。[23]发达国家不断增长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人数就是寿命延长的直接后果，医疗技术只是延长了身体的健康，却没能延长对神经性疾病的抵抗力。

至少对发达国家来说，现代医疗技术拓宽了两种不同的老人年龄段。[24]第一个老龄段从65岁到80岁左右，这一时间段人们可以期望自己过上健康有活力的生活，他们能尽力地利用社会资源发挥自己的长处。许多关于延长寿命的乐观的谈话都在这个年龄段中，事实上，这个年龄段已经成为人们对寿命延长的实际期待，这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现代医学技术的令人骄傲的成果。这一年龄段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工作时间对退休生活的介入：简单地从经济理由推论，社会将萌生强大的压力，要求延长退休年龄，并尽可能让65岁以上的老人处在工作状态。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社会灾难：年迈的工作人员可能需要重新培训，并且要接受某种形式的职位向下流动，但大多数老年人还是会愿意接受重新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

第二个年龄段问题就更加突出。这个年龄段的老龄人已经80岁，体能已经完全下降，逐渐回归到了如同小孩的依赖状态。社会普遍不愿意多谈这个阶段，对此也缺乏经验，因为它超越了多数人珍视的个人自主的理念。第一个和第二个老龄段人数在不断增加，它们共同衍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状况：当人们接近第一个年龄段的退休年纪时，他们的父母依然健在，还依赖他们的照顾，这会限制他们选择的可能。

不断增加的寿命是否会产生社会影响将取决于这两个年龄段的相对大小，而相对大小又取决于未来生命延长技术进展的平衡性。最佳的境况是技术能够同时推迟身体和智力两方面的老化进程——比如，通过从分子层面破解所有体细胞老化的原因，从而延缓身体机能的老化进度。这样，身体和智力的老化将会在同一时间发生，只不过发生得更晚；那么，处在第一老龄段的人数会增加，而第二老龄段的人数则会显著减少。最坏的境况是高度不平衡的发展，比如，人类找到了保存机体健康的方法却对延迟智力恶化无能为力。干细胞研究可能会让人体器官重新生长，正如在第2章开始威廉·哈兹尔廷所描述的那样。但如果没有平行的方式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这项看起来伟大的发明只不过是能比现在更为长久地保持人的植物人状态罢了。

第二个老龄段人数的爆炸性增长将标志着国家“养老看护之家”场景的形成，这个阶段，人们已经能够活到150岁，但是生命的最后50年都依赖着看护人而存活。当然，现在还不能预测，到底是这一阶段，还是让人更为愉悦的第一个老龄段将成为主流。但如果没能够从分子层面发现延缓死亡的捷径，仅仅知晓老化是一个逐渐累积的大面积的生理体系的破坏，那么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未来技术的发展将会比过去做得更好，同时延缓体力与智力层面的老化。现在医疗技术仅能保持人体存活而缺乏生命质量，这是加重自杀率和安乐死的重要原因，它也让杰克·凯沃基安（Jack Kevorkian）这样的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医生成为近年美国和其他地区的重要公共议题。

将来，生物技术的发展将迫使我们在寿命延长和生命质量之间进行选择。如果这个选择被广为接受，它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两者之间的取舍是非常艰难的：智力的点滴变化，如短时记忆能力的丧失或对信仰的更固执地坚持，本身很难进行衡量和评价；而前文所提到的政治正确的要求使得真实坦诚的评估更为困难，不仅有年迈亲属的个人需要面对，试图形成公共政策的社会也需要面对。为了避免对老年人产生歧视的隐喻，或者吐露任何他们的生命质量低于年轻人的言辞，将来撰写老龄化问题的人会被迫持续不断地保持乐观心态，预测医疗进步将会既延长寿命又增加生命质量。

这一现象可能在性欲上更为明显。有一位研究老龄化的作者写道：“阻挡老年人性魅力的无疑是那些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洗脑式的说法，认为老年人性诱惑力极少。”[25]老年人缺少性诱惑力真的只是因为洗脑的缘故吗？！很不幸的是，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依据，性别吸引力与年轻度息息相关，特别是对女人来说。进化过程产生性欲主要是为了繁殖的需要，过了生育黄金期，人类几乎没有“适者生存”的压力保持性吸引力。[26]这个结果意味着，在人生的后50年，发达社会的人们将进入“后性欲”时代，大多数的人将不再把性爱放在必须要做的清单里面。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中间断年龄为60、70或更高岁数的时候，因此，对这种未来社会的生活会如何，人们仍抱有许多未解之谜。这样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象会是什么呢？如果你在机场的报刊亭驻足，你会发现杂志上的封面人物都在20出头，那正是大多数人青春靓丽、健康状况极佳的时候。在人类多数的历史时期里，封面人物都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中间断年龄，虽然不仅仅限于展示美貌和健康。未来几代后，当年轻的20岁仅成为人口中少数的一群，杂志的封面会变成什么呢？当现实社会变得极端老龄化，人们仍然会倾向于认为社会是年轻的、动态的、性感的、健康的吗？随着年轻文化走向终结衰落，人们的偏好和习惯都会改变吗？

一个人口的平均人数向第一老龄段和第二老龄段倾斜的社会，将会对生与死的意义产生深远的影响。几乎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人们的生活与认同不是与生育紧紧捆绑在一起，就是为了赚取支持自己与家庭的资源。赚钱养家与努力工作让个人深深陷入社会责任的网络，这个网络中个人几乎失去控制力，也常常是挣扎和焦虑的来源，但仍会赢得丰沛的满足感。学习应对这些社会责任的过程塑造了一个人的道德观和性格。恰恰相反的是，处在第一老龄段和第二老龄段的人们对家庭和工作只有被稀释的责任；已过了生育年龄的他们，主要与祖先或后辈联系在一起。处在第一老龄段的人也许会选择工作，但是工作的责任感和由工作所带来的强制性的社会限制将由一系列可供自由选择的工作岗位所取代。在第二老龄段的人既不会再生育，也不会再工作，事实上，你会见到资源与责任的单向流动：流向他们。

这些并非意味着处于老龄段的人们一下子被御去了责任或不再有约束；它意味着生活将逐渐空虚化和更加孤独，因为对许多人来说，是这些有责任感的联系让生活有奔头。当人们刚从努力工作和奋斗的生活方式上退下来，它可能是一段明快的退休时光；但如果它将延续二三十年甚至未知何时结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对第二老龄段的人来说，虽然延长了却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和失去劳作能力的寿命是否会愉快和充实，目前还难下定论。

人们与死亡的关系也将由此改变。死亡极有可能不再是生命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过程，而是一个像小儿麻痹症和麻疹一样可以预防的疾病。如果是这样，接受死亡将会是一个愚昧的选择，面对死亡也不再是一个充满尊严或崇高情操的行为。那么，当生命可以无限向前延伸时，人们还会愿意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吗，或者人们还会谅解为别人牺牲生命的行为吗？人们是会紧紧抓住因为生物技术进展而得到延长的性命，还是觉得无止无境的生命充满空虚并且不可忍受呢？

[1] See http://www.demog.berkeley.edu/~andrew/i9i8/figure2.html for the 1900 fig-ures, and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lgeos/us.html for 2000.

[2] 对这些理论的综述，可参见Michael R. Rose, Evolutionary Biology of Ag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0 ff; Caleb E. Finch and Rudolph E. Tanzi, “Genetics of Aging,” Science 278 (1997): 407-411; S. Michal Jazwinski, “Longevity, Genes, and Aging,” Science 273 (1996): 54-59; and David M. A. Mann, “Molecular Biology’s Impac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Agin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5 (1997): 1078-1082.

[3] Michael R. Rose, “Finding the Fountain of Youth,” Technology Review 95, no. 7 (October 1992.): 64-69

[4] Nicholas Wade, “A Pill to Extend Life? Don’t Dismiss the Notion Too Quickly,”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2000, p. A20.

[5] Tom Kirkwood, Time of Our Lives: Why Ageing Is Neither Inevitable nor Necessary (London: Phoenix, 1999), pp. 100-117.

[6] Dwayne A. Banks and Michael Fossel, “Telomeres, Cancer, and Aging: Altering the Human Life Span,” Journal of the Medical Association 278 (1997): 1345-1348.

[7] Nicholas Wade, “Searching for Genes to Slow the Hands of Biological Tim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2000, p. Di; Cheol-Koo Lee and Roger G. Klopp et al.,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of Aging and Its Retardation by Caloric Restriction,” Science 285 (1999): 1390-1393.

[8] Kirkwood (1999), p. 166.

[9] 对干细胞进行讨论的其中一个样本，可参见Eric Juengst and Michael Fos-sel, “The Ethics of Embryonic Stem Cells—Now and Forever, Cells without En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4 (2.000): 3180-3184; Juan de Dios Vial Correa and S. E. Mons. Elio Sgreccia, Declaration on the Production and the Scientific and Therapeutic Use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Rome: Pontifical Academy for Life, 2000); and M. J. Friedrich, “Debating Pros and Cons of Stem Cell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4, no. 6 (2.000): 681-684.

[10] Gabriel S. Gross, “Federally Funding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An Administrative Analysis,” Wisconsin Law Review 2000 (2000): 855-884.

[11] 老年人治疗法的一些研究策略，可参见Michael R. Rose, “Aging as a Target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in Gregory Stock and John Campbell, eds., Engineering the Hu-man Germline: An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Al-tering the Genes We Pass to Our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3-56.

[12] Jean Fourastié, “De la vie traditionelle a la vie tertiaire,” Population 14 (1963): 417-432.

[13] Kirkwood (1999), p. 6.

[14] “Resident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Percent Distribution and Median Age, 1850-1996, and Projections, 2000-2050,” www. doi.gov/nrl/statAbst/Aidemo.pdt.

[15] Nicholas Eberstadt, “World Population Implosion?,” Public Interest, no. 129 (Feb-ruary 1997): 3-22.

[16] 有关这一议题，参见Francis Fukuyama, “Women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77 (1998): 24-40.

[17] Pamela J. Conover and Virginia Sapiro, “Gender,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 (1993): 1079-1099.

[18] Edward N. Luttwak, “Toward Post-Heroic Warfare,” Foreign Affairs 74 (1995): 109-122.

[19] 对此更为细致的讨论，参见Francis Fukuyama,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pp. 212-230.

[20] 俾斯麦建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他将退休年龄设定在65岁，当时欧洲几乎很少有人能活到这个岁数。

[21] 这一观点由弗雷德·查尔斯·伊基尔所提出：Fred Charles Iklé, “The Deconstruction of Death,”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2 (Winter 2000/01): 87-96.

[22] 代际变化的主题，尤其参见Arthur M. Schlesinger, Jr.s,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亦可参见William Strauss and Neil Howe, The Fourth Turning: An American Prophec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1997).

[23] Kirkwood (1999), pp. 131-132.

[24] Michael Norman, “Living Too Lo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4, 1996, pp. 36-38.

[25] Kirkwood (1999), p. 238.

[26] 关于人类性行为进化，可参见Donald Symons,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5章
基因工程

到现在为止，所有生物都创造了超出自身之外的东西；而你们想成为这场大浪的阻碍甚至重返野兽时代而不愿超越人类吗？猿猴对人类来说是什么？一个笑柄或者是一个让人痛苦的羞耻。人类对于超人来说也同样如此，不过是一个笑柄或是一个让人痛苦的羞耻。你们一路从虫进化成为人，但你们身上有许多东西仍然是虫。你们从前是猿猴，即便是现在，人也仍然比任何一只猿猴更像猿猴。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I.3

前面三章所描述的后果都将不具意义，如果在生物技术中最为革命性的基因工程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成就。今天，基因工程被广泛运用在农业生物技术的转基因作物生产上，比如，Bt玉米（它能自己分泌杀虫剂），或者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它对除草剂有抵抗力）；这些转基因作物在全球成为争论和抗议的焦点。这项成果的下一个步骤很显然将会被应用在人类身上。人类基因工程几乎与另一种优生学的前景直接相联系。优生学一词，让人产生所有的道德联想，意味着人类最终有能力改变人性。

尽管人类基因组工程已经完成，当前的生物技术已经能够改变玉米或牛群基因，但远远还达不到重组人类基因的程度。有人甚至认为我们将永远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能力，对基因技术的终极猜想不过是野心勃勃的科学家和急功近利的生物技术公司言过其实的吹嘘。对他们来说，改变人性永不可能，也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当前生物技术进展的日程上。对此，我们需要一种更为平衡的评价：这个技术会带给我们什么，它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限。

人类基因组工程是一个宏大的项目，由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共同资助，试图解码人类的基因序列，在更小的生物，如线虫和酵母上，这已经成为了可能。[1] DNA分子组合而成的藏在细胞核中的46个染色体，组成著名的螺旋的、双层序列的基因链的四个碱基。这个基因序列形成一套数字密码，用来合成氨基酸，并生成组成所有器官的蛋白质。人体的基因组有大约30亿对碱基，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没有密码，是“沉默基因”（silent DNA）；其余的部分则包含着生命的真实蓝图。[2]

2000年6月，人类基因组的排序提前完成了计划，部分原因是官方资助的人类基因组工程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赛雷拉基因工程公司之间存在的竞争性。围绕这一事件进行的报道似乎在强调科学家解码生命存在的基因秘密，但事实上，这个排序只是呈现给大家一本书的草稿，书写的语言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懂。对于人体的DNA中到底有多少基因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科学家仍然不能确定。基因序列完成几个月后，赛雷拉公司与国际基因组序列工程联合发布了一项研究，认为人类基因的数目大约在三万到四万之间，而不是从前预估的十万个。在基因组学发展的态势下，蛋白质组学也在悄悄萌芽，它们试图发掘蛋白质的基因密码，并且了解蛋白质如何形塑成为细胞所要求的独特而复杂的形状。[3]而在蛋白质组学之外，还有一项看似极其复杂以至于不可能的任务：了解分子如何发展成为组织、器官以及完整的人体。

如果没有信息技术几近同步的发展，人类基因组工程便无法记录、分类、找寻和分析人体DNA中数十亿的碱基。生物学与信息技术的联合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生物信息学。[4]将来生物技术的进展将要取决于电脑是否能够处理这些基因组和蛋白质组释放的让人脑焦头烂额的数据，将来也将通过电脑建构一些现象的可靠模型，比如蛋白质的形塑过程。

对基因组中人类基因的简单识别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在此之上更进一步。过去二十年间，在囊胞性纤维症、镰状细胞性贫血症、亨氏舞蹈症、泰-萨克斯病等等病的基因起因判别上，科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些病症只是相对简短的错误，究其病理，只是单个基因中的等位基因和密码序列的错乱。而其他一些疾病则是因为多个基因复杂的互动而导致的：比如，有些基因控制了其他基因的表达（或曰“激活”），有些基因与环境有着复杂的互动，有些基因能够产生两种以上的后果，而有些基因产生的影响一直要到器官的生命末期才能够显现。

谈及更高层次的条件与行为，比如，智商、进攻性、性欲等，我们似乎只能从人类行为基因学中得知其有基因的根源，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相关知识。对于哪些基因负责哪些功能，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猜测，这样的因果关系相当复杂。以生物集团（BiosGroup）创始人和首席科技官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的话来说：“这些基因是某种有‘并列处理’能力的‘化学’计算机，它们通过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网络式互动，相继打开或关闭。细胞的信号发射路径与基因的运作路径紧密联系，对此，我们才刚刚开始解码。”[5]

对于父母来说，控制下一代基因的第一步并非出自基因工程，而是在胚胎着床前的基因诊断和筛选。将来，父母将对胚胎自动进行全面扫描，排除疾病因子，以确保植入母体子宫的是优良基因。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羊膜腔穿刺术和声波图技术已经让父母有了选择的某种权利，比如，检测到婴儿患有唐氏综合征时父母会选择流产，或在亚洲某些区域发现胚胎是女孩时会选择流产。对胚胎进行筛选，控制如“囊胞性纤维症”这类天生缺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6]基因学家李·西尔弗（Lee Silver）描绘了一幅这样的蓝图：女士可以生产一百个或以上的胚胎，然后这些胚胎将会形成“基因文件夹”，医师通过鼠标进行胚胎选择，剔除容易产生单个基因疾病的等位基因胚胎，选择那些能提升身高、拥有好看的发色和高智商的胚胎。[7]这项技术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但并不遥远：一家名叫昂飞（Affetrix）的公司已经研发出了一种可以自动扫描DNA样本的芯片，能发现含有癌症或其他疾病缺陷的基因。[8]胚胎着床前的诊断和筛选并没有要求对胚胎DNA进行控制，但是它缩小了父母对于胚胎多样性的选择，从前这种选择只能由两性的交合生殖来决定。

另一项在人类基因工程之前就趋于成熟的技术是人类克隆。伊恩·威尔穆特（Ian Wilmut）1997年成功克隆出了多莉羊，这次克隆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猜想，将来是否能从一个成年人的细胞中克隆出人类？[9]为此，克林顿总统向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提出了研究请求，研究成果的建议是，禁止国家对人类克隆研究进行资助，暂缓私人公司与此有关的活动，并考虑由国会出台相关的制止法令。[10]尽管有国会的明令禁止，但是由私人提供资金进行人类克隆的研究仍然是合法的。据传一个名叫雷尔（Raelians）的教派[11]，以及已经广为报道的塞韦里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帕诺斯·扎沃斯（Panos Zavos）等人正在这么做。比起胚胎着床前诊断和基因工程，人类克隆的技术性障碍要小得多，它最大的隐忧在于对人类进行实验的安全性和伦理考虑。

人工婴儿之路

现代基因工程的最大期待是诞生人工婴儿。[12]详细说来，科学家将能够辨认出决定一个人特征的基因，比如智商、身高、发色、进攻性或自尊感等，并用这些知识来塑造一个条件更好的婴儿。这个尚在探寻中的基因还可能不是来自人体本身。这就是说，它会像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所发生的那样。1996年由汽巴（现已更名为诺华）和美科根两家种子公司发明了Bt玉米，它们在玉米中注入了外来基因，使得玉米能够从苏云金杆菌中产生一种蛋白质（Bt玉米取此菌的英文前两个字母而来），它对诸如欧洲玉米螟这些害虫有毒副作用。这个新的品种因为改变了基因，能够自己产生除虫剂，也把这些改变的特征遗传给了它的后代。

本章所谈论的转基因技术在人体上的实验，现在看来是顶遥远的事情。有两种方法可能实现基因工程：体细胞基因治疗或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体细胞基因治疗的方法，是通过细菌或其他载体实现新的、已经改造的基因的传播，从而改变目标细胞的DNA。这些年，针对这一疗法有许多实验，却鲜少成功。这种方法的难题是，人体内有上千亿的体细胞，要使疗法奏效，需要改变上百万的体细胞。如果不出意外，这些改变的体细胞会与人同时死亡；这个治疗法不会产生代际遗传。

不同的是，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已经在农业领域得到例行应用，在很多动物身上也已成功实施。对生殖细胞系基因的修改，理论上，只要改变受精卵内的一组DNA分子，随后通过细胞的分裂和分化，就能长出一个完整的人。体细胞基因治疗法只会改变体细胞的DNA，因此也只能对受改造的本人有影响，而生殖细胞系基因的改变则会有遗传的作用。这对治疗遗传疾病特别有吸引力，比如糖尿病。[13]

其他目前正在研究的新技术有人工染色体，计划在人体本身的46条染色体外再加上一条。这条染色体功能的开启需要等到人已经足够老，并且征得了本人的同意，它也不会遗传给后代。[14]这项技术避免了改变或替代已有的染色体。人工染色体也许能够在胚胎着床前扫描术与对生殖细胞系基因的永久改变间架起一座桥梁。

可是，在人类利用这些方式对基因进行改变前，有一大堆棘手的难题摆在眼前。首先就是这个问题的极端复杂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人类高端行为进行基因改造几近不可能。早前我们已经知道许多疾病是由于基因间的互动所引起的，而通常一个基因也可能有多种功用。以前认为，每个基因一次只产生一个RNA信使，随后再产生一个蛋白质；即便人体基因组实际上有近3万而不是10万个基因，但却有远超过3万个的蛋白质数量，因此，这一说法不正确。它意味着一个基因可以产生多个蛋白质，并且具有多种功能。以引起镰状细胞性贫血的等位基因来说，它还具有抵抗疟疾的功能；这也说明为什么黑人特别容易患镰状细胞性贫血症，追溯到非洲祖先，疟疾曾是一个主要的病症。修复镰状细胞性贫血基因可能会增大患疟疾的脆弱性，这对住在北美的人来说也许不是个问题，但是对携带新基因的非洲人却有很大的伤害。基因常被用来比喻成生态系统，一环扣一环：用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的话来说：“遗传就好比环境，你不能只担心一件事情。当一个基因因为突变或被其他基因取代而改变，一些未曾预期、极有可能非常令人沮丧的副作用也会紧随而来。”[15]

对人类基因工程的第二个阻碍是在人体上进行实验的伦理担忧。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以“用人体进行实验非常危险”为由，寻求对“人体克隆”颁布短期禁令。在多莉羊被克隆成功前进行了270次失败的实验。[16]许多的失败出现在植入阶段，将近30%的克隆动物有着种种严重的反常症状。我们前面也讨论过，多莉出生时端粒比较短，因此不可能像正常羊活那么长。如果出生的婴儿并没有较大的成功把握，或者克隆过程产生的缺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人们就没有那么急迫地想要制造人工婴儿。

考虑到基因与表现型终极表达之间复杂的因果通路，克隆产生的危害极有可能被放大。[17]后果难以意料这一法则将被无情印证：对某一特定疾病敏感的基因可能有第二甚至第三层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基因更改时没有被察觉，它们可能数年甚至隔代才能体现。

对未来“改变人性”能力的最后一个限制因素是人口数量。即便人类基因工程超越了前两个障碍（简言之，复杂的因果关系和人体实验的危害），已经能够成功制造出人工婴儿，人性也不会因此得到改变，除非这些改变以显著的数量漫延至整个人类。欧洲委员会以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会影响“人类基因的继承”为由建议禁止该类实验。这项担忧，很多评论已经指出，显得有一些幼稚：人类基因的继承包含着一个广阔的基因群，充斥着许多不同的等位基因。少量改变、去除或增加一些等位基因会改变一个人的遗传却不会对整个人类造成影响。一群富有人士动用基因手段改变他们孩子的身高或智力，不会对整个种族的身高或智商产生影响。弗里德·伊克尔（Fred Iklé）雄辩地指出，任何想要用优生学的方式改变人类的想法都会在庞大的人口数量前止步。[18]

既然基因工程有着这么多限制，这是否意味着，不管将来基因工程对人性进行何种有意义的改变，我们都不用再探讨了呢？这一论断言之尚早，得出这一结论前我们还需要谨慎地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当前的生命科学正以显著和超出人类预期的速度向前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基因学家有一个共识，不可能从成年个体的体细胞中克隆出哺乳动物，然而1997年多莉羊的诞生终结了这一看法。[19]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基因学家预测人类基因工程项目可能会在2010年至2020年间完成，然而，新式的高度自动化的排序机器在2000年7月就结束了该项目。现在我们可能无法预期，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的捷径，缩短复杂任务的研究时间。比如，人脑被认为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的原型，这个系统由数目众多的“代理人”组成（这里指神经细胞和其他脑细胞），运作规则相对简单，却在系统化水准上产生了高度复杂的涌现行为。任何想要用蛮力的计算方式模拟大脑的努力——譬如复制上百亿的神经连接——都极为不现实；另一方面，一个复杂的自适应模型，在模拟涌现特性代表的系统化水准复杂性上，可能有更大的成功机会。对基因之间的互动来说也是如此。

基因的多重功用及其相互作用的极端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在完全弄清这些作用模式前，人类基因工程会一筹莫展。从来没有技术以这种方式进行。很多时候，一项新式药品被发明、试用或许可上市时，厂家并不能完全确认它们的疗效。在药理学领域，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发现药品的副作用，有时药物也会与其他药物或环境产生交互作用，而这些在引进药物时完全没有预料到。基因工程师可以先解决简单的问题，然后一步步拾级而上，向复杂性出发。虽然看起来人类高端的行为模式是由于许多基因的复杂互动引起的，但我们并不能知晓是否永远如此。可能某些相对简单的基因干预会产生极大的行为反应，我们却受困于复杂性思维。

在“人体上进行实验”的问题是对基因工程迅速发展的重大障碍，但并非不可逾越。药品试用时，动物会首先承担大部分风险。以人体进行实验时的风险可接受度，取决于这个项目因此能带来的好处：比如，亨氏舞蹈症，它有50%的机会让人变成痴呆或死亡，后代也会因此携带错误的等位基因。这种疾病就可以区别对待，它和增加肌肉紧张度或胸围完全不同。只是因为可能产生未预期或长期的副作用，人们并不会止步寻求基因治疗，只要它在早期阶段有治疗的效果。

至于，基因工程的优生或非优生是否会广泛传播以至于改变人性，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问题。很显然，任何基因工程的手法要想对整个人群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必须是非常有用、相当安全和价格低廉的。人工婴儿初期一定会相当昂贵，仅仅会成为富人的选择。人工婴儿是否会越来越便宜并因此而流行起来，这取决于科技进展的速度，比如，可以比较胚胎着床前诊断下降的价格曲线。

当然，新的医药技术产生跨时代的影响，成为成千上万拥趸的选择，并非没有前例。把眼光关注在当前的亚洲，因为超声波技术和流产越来越容易，它们已经对性别的比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韩国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男孩与女孩的比例是122:100，而正常的比例应当是105:100；中国的男女比例只是低了少许，117:100；在印度北部，这一比例更加扭曲。[20]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预估，亚洲的女孩赤字在1亿。[21]在上面所提到的社会，因为性别而流产是非法的；尽管有政府的压力，大部分的父母还是因为需要男性继承人而倾向于生男孩。

高度扭曲的性别比例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到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五分之一到达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找不到女性伴侣。现在很难想象解决这一麻烦的方法，因为没有家庭负担的男人更容易参与冒险、反叛和犯罪的活动。[22]当然，也因此有一个可以相抵消的好处：女性赤字将会使女性在婚配过程中处于更为强势的地位，让已经结婚的家庭生活更为稳固。[23]

没有人知道，将来基因工程是否会如超声波和堕胎一样便宜和随处可见。这很大程度上还得取决于它所能带来的好处。当前在生物伦理学家看来最为普遍的担忧是，这一技术只有富人可及。假使，将来的生物技术能够使用一种相当安全且行之有效的基因手段，来制造更为高智商的孩子，那么这一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这种情形下，发达和民主福利的国家将会重新进入优生游戏，这一次不是为了阻止低智商婴儿的出生，而是用基因手法帮助天生残缺的人提升他们及他们后代的智商。[24]这时，国家会要求这种技术的价格保持在低廉和人人可及的水准。这时，一个全人类层面的影响将真正成为可能。

以人类基因工程可能会产生未曾预料的后果，或它可能并不能产生人们所期待的效果等为由，并不能阻止人们去尝试它。科技发展史上遍布着因为长期副作用而被更改或被遗弃的新发明。比如，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尝试大规模的水力发电项目，除非产生阶段性的能源危机或迅速增长的用电需求。[25]这是因为，在大坝建设风行期，美国相继在1923年建立了赫奇水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立了田纳西河流管理局；然而环保的意识很快就高涨起来，呼吁考量水力发电的长期环境后果。现在再来回顾建立胡佛大坝时的“英雄”之举和那时拍摄的斯大林式的庆祝影片，对于这一段人类征服自然的“光辉岁月”，以及罔顾生态环境的“轻率”之举有一种离奇的生疏感。

人类基因工程只是通向未来的第四条道路，也许是生物技术发展上最遥不可及的阶段。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改变人性的能力，也许将来也不会拥有这种能力。但这里仍要强调两点。

首先，即便基因工程未能成为现实，生物技术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对基因因果链的更为熟悉的了解、神经药理学的进展以及寿命的延长——仍然会对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争议，因为它们挑战了人们深为珍视的平等和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这些发展给了社会新的控制公民行为的手段；这些发展会改变我们对人的品性及认同的传统理解；这些发展将会颠倒现存的社会结构，深深改变人们智商、财富的比例以及政治进程；这些发展将会重塑全球政治的性质。

其次，即便对人类整个种族产生影响的基因工程需要二十五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它却是迄今为止最为有影响力的生物技术的进展。这是因为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这些都会因为这项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得到颠覆式的改变。第二部分我将会对此进行探讨。

[1] 有关人类基因组工程历史，可参见Robert Cook-Degan, The Gene Wars: Science, Politics, and the Human Genom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Kathryn Brown, “The Human Genome Business Today,” Scientific Ameri-can 283 (July 2000): 50-55; and Kevin Davies, Cracking the Genome: Inside the Race to Unlock Human DNA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2] 对基因原初密码感兴趣，或想了解每个染色体如何被分解成基因和无码区域的人，可以登录国立卫生研究院关于生物技术信息的网站，网址如下：http://www.ncbi.nlm.nih.gov/Genbank/GenbankOverview.html.

[3] Carol Ezzell, “Beyond the Human Genome,” Scientific American 283, no. 1 (July 2000): 64-69.

[4] Ken Howard, “The Bioinformatics Gold Rush,” Scientific American 283, no. 1 (July 2000): 58-63.

[5] Interview with Stuart A. Kauffman, “Forget In Vitro—Now It’s ‘In Silico,’” Scien-tific American 283, no. 1 (July 2000): 62-63.

[6] Gina Kolata, “Genetic Defects Detected in Embryos Just Days Old,” The New York Tiimes, September 24, 1992, p. A1.

[7] Lee M. Silver, Rema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Avon, 1998), pp. 233-247.

[8] Ezzell (2000).

[9] 有关威尔穆特本人对这一成就的解释，参见Ian Wilmut, Keith Campbell, and Colin Tudge, The Second Creation: Dolly and the Age of Biological Contro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10]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Cloning Humain Beings (Rockville, Md.: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1997).

[11] Margaret Talbot, “A Desire to Duplicat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4, 2001, pp. 40-68; Brian Alexander, “(You)2,” Wired, February 2001, 122-135.

[12] Glenn McGee, The Perfect Baby: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Genet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13] 对人类生殖细胞系工程发展现状的回顾，可参见Engineering the Hunan Germline: An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Altering the Genes We Pass to Our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arc Lappé, “Ethical Issues in Ma-nipulating the Human Germ Line,” in Peter Singer and Helga Kuhse, eds., Bioethics: An Anth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156; and Mark S. Frankel and Audrey R. Chapman, Huiman Inheritable Genetic Modifications: Assessing Sci-entific, Ethical, Religious, and Policy Issu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2000).

[14] 有关人工染色体技术，参见John Campbell and Gregory Stock, “A Vision for Practical Human Germline Engineering,” in Stock and Campbell, eds. (2000), pp. 9-16.

[15] Edward O. Wilson, “Reply to Fukuyama,” National Interest, no. 56 (Spring1999): 35-37.

[16] Gina Kolata, Clone: The Road to Dolly and the Path Ahead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8), p. 27.

[17] W. French Anderson, “A New Front in the Battle against Disease,” in Stock and Campbell, eds. (2000), p. 43.

[18] Fred Charles Iklé, “The Deconstruction of Death,”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2 (Winter 2000/01): 91-92.

[19] Kolata (1998), pp. 120-156.

[20] Nicholas Eberstadt, “Asia Tomorrow, Gray and Male,” The National Interest 53 (1998): 56-65, Terence H. Hull, “Recent Trends in Sex Ratios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6 (1990): 63-83; Chai Bin Park, “Preference for Sons, Family Size, and Sex Ratio: An Empirical Study in Korea,” Demography 20 (1983): 333-352; and Barbara D. Miller, The Endangered Sex: Neglect of Female Children in Rural Northern India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21] Elisabeth Croll, Endangered Daughters: Discri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1); and Ansley J. Coale and Judith Banister, “Five Decades of Missing Females in China,” Demography 31 (1994): 459-479.

[22] Gregory S. Kavka, “Upside Risks,” in Carl F. Cranor, ed., Are Genes Us?: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Genet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0.

[23] 玛莉亚·古滕塔格与保罗·西科德的研究显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美国的性别革命和传统家庭的解体，部分原因要归咎于性别比例更利于男性。参见Maria Guttentag and Paul F. Secord, Too Many Women? The Sex Ratio Question,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1983.

[24] 这一场景由查尔斯·默里所提议。参见“Deeper into the Brain,” National Review 52 (2000): 46-49.

[25] 世界上有一些大型的水力发电项目，比如土耳其的伊利苏水电站。它的建设遭到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强烈反对，因为这座大坝的建立会对周边生态和曾经居住在大坝建址的人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土耳其大坝来说，许多古迹因此而长眠水下。

第6章
我们为什么应该担忧

“采用体外胚胎发育的方式吧。普菲斯特和川口已经有整套成熟的技术。政府会管这事吗？不会，有基督教插手。女士们被迫得进行体内胚胎发育。”

——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

面对前文所讨论的人类未来可能的道路，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担心生物技术呢？比如，社会激进分子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1]和欧洲的环保主义者反对任何的生物技术。但人类生物工程的进展确实带来了医疗方面的利益，在农业领域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提高了作物产量，无条件地反对所有生物技术实在难以站得住脚。生物技术让我们面临着道德的两难困境，我们对任何生物技术进展的保留态度，需要通过确认无可争议的承诺来一一抚平。

优生学是悬在整个基因学之上的幽灵——它意味着，只专门生育有着优选的遗传特征的人类。优生学一词由查尔斯·达尔文的侄子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发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支持的优生学计划曾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些支持的人群不限于右翼的激进分子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包括费边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夫妇（Beatrice and Sidney Webb）、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产主义分子霍尔丹（J. B. S. Haldane）、伯纳尔（J. D. Bernal），甚至女性主义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 Sanger）。[2]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还因此通过了优生学的法律，允许国家强制性对低能者绝育，而鼓励拥有优秀品质的人尽可能地多生养。用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绪稳定、富有同情心和聪明的人，我们不需要傻子、蠢货、穷鬼和罪犯。”[3]

希特勒的优生政策——灭绝整个民族[4]和在劣等人身上进行医学实验[5]——曝光后，优生学运动在美国被禁止了。自那以后，欧洲大陆被灌输了反对优生学死灰复燃的理念，任何形式的基因研究都不再受到待见。对优生学的反对并非全球性的：在进步主义的、社会民主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优生学的法令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废止。[6]在亚洲，除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在老百姓身上进行强制性医药实验（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其他亚洲国家对优生概念并没有强烈的反对。中国就采用了一胎化的优生政策，并在1995年通过了优生法令的草案，希望限制低智商人口的生育[7]；这让人想起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世界。

对于早期的优生政策，至少有两点并不建议应用到未来的优生理念中，起码在西方是如此。[8]首先，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优生计划并不能实现优生的目标。许多优生学家选择的有缺陷或异常的人被迫绝育，但这些异常是由隐性基因决定的——这就是说，父母双方都必须携带这一基因，它才能显性地被遗传。许多看似正常的人也是隐性基因的携带者，除非他们能够被识别并且被要求绝育，否则仍会将这些隐性基因添加到下一代的基因库中。而其他一些所谓的缺陷可能并非缺陷（比如，某些形式的智力低下），它有可能是由非基因的原因导致的，或者只要更好的公共卫生方法就可以治愈。举个例子，在中国的某些山区，有很多低智商的小孩，但它们并非是遗传因素导致的，而是日常的饮食中缺乏碘。[9]

以往优生理念的第二个缺陷是它由国家支持且带有强制性。纳粹党把这一政策演绎到令人十分恐惧的极端地步，滥杀无辜，在“劣等人”身上做实验。即便是在美国，也极有可能将这些被认为低能或痴愚的人（这个专有名词用来形容精神状况涣散者）诉诸法庭进行裁决，并且以命令的方式强制性绝育。考虑到酗酒、犯罪倾向等许多行为有可能遗传，这就会让国家在大多数人口生育的问题上有了潜在的支配性权力。据自然科学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观察，国家扶持是过往的优生法令的最大弊端；如果由个人自由来决定是否优生，不会产生这类污点。[10]

基因工程又将优生学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讨论桌；很清晰的一点是，任何将来优生学采取的方法都将与历史上的路径大不相同，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会如此。这是因为上面的两点错误都将不会再被应用，将来的优生理念将会更为友善、更为温和，渐渐祛除以往附加在这一概念上的恐怖印象。

第一个阻碍（即优生学在技术上不可行）只会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比如，强制不孕。生物检测技术的进展目前已经可以使医生在夫妇想要生育孩子前探测到母体携带的隐性基因，未来也许能进一步拓展到对遗传了父母双隐性基因的胚胎高畸形率的检测。目前，在某类人群身上获取此类型信息已经成为可能，比如，德系犹太人比正常人携带泰-萨克斯基因的可能性更高；这样一来，携带此基因的双方可能会因此决定不结婚或不生小孩。未来，生殖细胞系工程将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如上这些隐性基因可以被清除，特定隐性基因携带者的后代将免受影响。要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容易获取且价格低廉，那么，人类整体大规模剔除掉某一基因的设想将成为可能。

对优生学的第二个阻碍（即它由国家推动），在未来的比重中将不成为主流，因为几乎没有现代社会想要回到优生竞赛的时代。事实上，二战以后，所有西方国家已经朝保护个人权利的方向大步迈进，由个体自主决定生育问题的权利在人权中排位很前。认为国家对其公民基因库健康等类似集体事务的担忧具有合法性的观点，不再受社会认可，反而会被认为是已经过时的种族主义和傲慢的精英态度。

已初现端倪的更友善更温和的优生学将成为生育双方的个人选择，而非国家强制性对其公民施行。一位评论员这样说道：“过去的优生学要求对合适基因繁殖进行持续筛选，并剔除不合适基因。新的优生学，原则上将允许所有不合适基因向最高的基因水准转化。”[11]

生育方目前已经能够做出这类选择，当他们通过羊膜穿刺术发现婴儿有患唐式综合征的高危可能性时，可以决定引产。将来，新的优生学将会导向更多人为流产和舍弃胚胎，这也是反对流产者如此激烈反对生物技术的原因。但未来优生学并不会对生育父母施行强制措施，也不会对他们的生育权利设限。反而，他们的生育选择被大大拓宽了，因为类似不孕、先天畸形等一系列其他问题都不再需要担忧。更有可能预期的是，未来生育技术会足够安全、有效，不再会有胚胎被舍弃或受到损害。

当谈到未来的基因工程时，我个人更偏好于放弃使用已经不堪重负的“优生学”一词，取而代之以“选育”（breeding）一词——在德语中是 Züchtung——最初它用来传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未来，我们将极有可能像育种动物一般选育人类，只是手法更加科学、方式更为有效，我们将通过基因遴选决定哪些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选育已经不必要有“国家力挺”的内涵，更适当的表达是，它显示了基因工程不断“去人类化”的潜质。

因而，任何反对人类基因工程的观点都不必要因牵扯到国家倡议或有政府强制的预期而失焦。旧式优生学手法只会出现在像中国那样的威权国家，成为西方处理外交关系的难题。[12]尽管如此，选育新人类观点的反对者仍然需要阐明，在重构孩子基因一事上，个体父母的自由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大体说来有三大类可能的反对意见：第一，基于宗教的反对；第二，基于功利考虑的反对；第三，基于哲学原则——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暂以此代替——的反对。本章将主要涉及前两类顾虑，第二大部分将会述及哲学议题。

宗教理由

宗教为反对人类基因工程态度提供了最明确的理由。因而，一系列新的生殖技术的坚实反对者来自有宗教信仰的人群，也就不足为奇。

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及穆斯林有一个共享的宗教理念，即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尤其对基督徒而言，这事关人的尊严。在上帝创造的人与非人物种间有一个鲜明的区分，仅仅是人类具有道德选择、自由意志、宗教信仰的能力，而且正是这种能力给予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道德地位。上帝是通过自然产生这些结果的，因此，违背通过性交的方式孕育后代这样的自然法则，甚至组建家庭都是对上帝意志的冒犯。尽管传统的基督教会并没有严格施行这一原则，但基督教信条极力强调所有人类个体拥有平等的尊严，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均享有上天赋予的同等尊严。

基于以上的前提，不难理解为何天主教会及保守的新教团体对一系列的生物医学技术持强势的反对态度，包括：生育控制、体外受精、流产、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以及基因工程的各种前沿研究形式。这些有关生殖的技术，即便出于父母对后代的关爱而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仍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将人类摆在了本由上帝来创造生命的位置（选择流产时，则是毁掉上帝的创造）。他们所允许的繁衍方式不出性交和家庭的自然进程。更甚者，如基因工程，它已不再将人类看成是神圣而富有奇迹的创造，而仅仅是人类通过研究可进行操控的一系列物质性后果的总和。所有这些都没有恰如其分地敬重人类的尊严，因而违反了上帝的意志。

对各种形式的生殖技术，目前旗帜最鲜明、反抗情绪最激烈的游说团体是保守的基督教团体。因而，人们也通常认定宗教是反对生物技术的唯一基石，并且其中的关键性议题就是流产。尽管部分科学家是严谨的基督教徒，如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林斯（Francis Collins），他从1993年起就领导人类基因组工程；但多数科学家却不是，他们普遍倾向于认为宗教信仰实际上等同于一组非理性的偏见，阻碍了科技的进步。有的科学家认为宗教信仰与科学探索不可兼容；有的科学家则希冀更广泛的教育和科普能够使基于宗教原因对生物研究的反对逐渐退却。

上述后面这些观点是颇成问题的，理由有很多。首先，对于生物技术的现实与伦理意义的质疑来源多种多样，它们可能与宗教毫无关系，本书第二部分将试图展示这一点。宗教只是提供了反对某些新技术最直接了当的动机。

其次，宗教所教导的道德真理通常来自直觉，这些直觉许多非宗教人群也有，只是他们还未意识到自己对伦理议题的世俗观点与宗教信徒的信仰极为相像。例如，许多极为冷静的自然科学家，对世界的理解是理性唯物论的，然而对政治与伦理的观点却严格遵从一种自由平等理念，这一理念与基督教人的尊严普遍平等的观点并无差别。下文我们将会提及，目前尚不清楚，自由平等主义者所要求的人类尊严的普遍平等，是出自对世界科学理解的自然逻辑，而不是相反出自信仰的某些教条。

第三，认为随着教育的普及及现代化的进程，宗教会自然地为科学理性主义让位，整体说来，这样的观点是极端幼稚且与事实不符的。两三代以前，许多社会学家相信现代化必然意味着世俗化，但这一模式仅仅在西欧实现了；在北美和亚洲，更高水准的教育和科学常识并没有必然带来宗教式虔诚的降低。某些情况下，对传统宗教的信仰被诸如“科学社会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所取代，但这些意识形态并不比宗教更为理性；另一些情况下，传统宗教正在强势复兴。现代社会将自己从“我们是谁”和“我们将要到哪里去”的威权式解释“解放”出来的能力，比许多科学家想象的要弱许多。目前也不清楚，如果没有这些威权式解释，社会境况是否会更好。在现代民主国家，由于拥有强烈宗教观点的人群不会迅速地从政治场景中消失，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理应接受民主多元主义的原则，并对宗教观点表示更多的宽容。

另一方面，由于让堕胎议题超越了所有生物医疗研究上的其他考量，许多宗教保守势力开始自相矛盾。1995年，为防止对胚胎的伤害，堕胎反对者成功使国会限制联邦资助用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事实上，一旦被诊所遗弃，体外受精的胚胎通常会遭到损坏，然而，直到现在，流产反对者却愿意默许这一行为。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方针，旨在引导如何在这一前沿领域进行研究，而不至于面临美国流产数量提升的危险。指导方针规定，用于干细胞研究的胚胎不能来自流产的胚胎或任何出于科研目的而专门培育的胚胎，只能是体外受精时的副产品——多余培育的胚胎，这些胚胎如果不用于科学研究，将会被废弃或无限期储藏起来。[13] 2001年，乔治·W. 布什总统修改了指导方针，将联邦资助仅限于已经被培育的约六十余种干细胞群（这些干细胞已经被隔离且可无限复制）。正如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所指出的，宗教保守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放错了焦点，他们要担忧的不应该是干细胞研究的胚胎来源，而应该是这些胚胎的最终命运：“需要我们停止研究，不再使用对原始细胞的神奇功用来培育器官或生命体，个中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也许很快能够制造怪物。”[14]

尽管宗教为反对生物技术提供了最显明的依据，对于不接受宗教的初始前提的人而言，宗教式的反对理由是不具说服力的。因而我们需要去检视其他更为世俗的反对论点。

功利主义理由

这里提及功利主义，我主要指涉的是经济计算——它指的是，未来生物技术的进展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高成本甚或长期负面的影响，这些可能超出预期的收益。从宗教视角看到的生物技术带来的损害通常是无形的（比如，操控基因会威胁人类尊严）。然而，功利意义上的损害通常已被明显认识到，要么是经济成本问题，要么是身体健康需付出明确的代价。

现代经济学提供了非常清晰直白的框架，可以让我们从功利角度分析新技术的好坏。我们假定市场经济中的个人都会基于一系列的个人偏好理性地追逐个人利益。对于个人偏好，经济学家不做任何价值判断。只要个人追逐利益的行为不妨碍其他人同样的行为，他完全可以自由地决定如何去做。政府通过程序公正的法律手段来调和可能存在冲突的个人利益。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尽管父母不会故意伤害孩子，但他们会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幸福指数。自由至上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波斯特丽尔（Virginia Postrel）这样写道：“人们想要推进基因技术的发展，是因为他们出于自身目的想要利用它，他们希望它能够帮助自己和后代，保持自己的人性……在一个个人选择和责任已是去中心化的动态体系里，人们除了信任自己不需要信任任何权威。”[15]

假定新式生物技术的采用，如基因工程，主要出自父母方个人的选择而非国家的强制性命令，是否仍然会对个人或社会整体带来危害呢？

最明显的一类伤害我们耳熟能详，来自传统医学领域：采用生物技术新手段可能带来副作用，以及其后长期治疗过程中会产生负面效应。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或其他管理性机构存在的理由就是要阻止类似伤害的产生，在产品投放市场之前通过现有医疗检测手段反复试验。

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基因治疗，特别是对基因群有影响的治疗方法，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远远超出常规医疗的巨大管理挑战，这么说的理由是，一旦我们从相对单一的基因失调转向多基因控制的人类行为，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会变得异常复杂并且结果难以预测。回忆一下那只由神经生物学家钱卓人为进行智力提升的老鼠，似乎它所感受的痛苦也更多。由于许多基因只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进行表达，要全面观测到基因操控的后果需等待多年。

根据经济学理论，只有当个人选择导致“负外部性”时——也就是说，当危害带来的代价由完全没有参与交易的第三方来承担时——社会危害才会形成集成式影响。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可能通过向当地的河流倾倒有毒废料而获益，但它会影响到附近社区成员的利益。类似的效果已经在Bt转基因玉米上体现出来：它能够制造毒素杀死一种欧洲当地的害虫玉米螟，然而，它也会因此误杀帝王蝶。（后来表明，这项指控是不实的。[16]）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生物技术方面的个人选择带来负外部性，因而导致整个社会受累？[17]

在基因更改中，没有被征求是否同意但却是参与主体的孩子，很显然就是可能受到潜在伤害的第三方。现行的家庭法假定父母与孩子间有共同的利益，因而会在抚养和教育后代上给予父母较大空间。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既然大多数父母只想给予孩子最好的，这意味着孩子某种程度的隐性同意，孩子是更高智商、更好看的容貌和更满意的基因特质的直接受益方。然而，仍然存在较多的可能，对于生育技术的选择对父母是有利的，而对孩子则可能带来伤害。

政治正确

许多父母希望带给孩子的性格特质可能与更为微妙的个性因素相关，这样做的好处不如外貌或智商那般明晰。父母一代可能正处在一时兴起、文化偏见或简单的政治正确的摇摆中：上一代人可能钟情于骨瘦如柴的女孩、性格温柔的男孩，甚至是红色毛发的孩子——这些偏爱很容易就不再是下一代的心头之好。也许有人会辩解，父母有权代孩子做出这样的误判，并且这些误判一直存在，如使用错误的方法教育下一代，或给孩子灌输古怪的价值观念。但以某种特定方式培育长大的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基因改写更像是在孩子身上打上了文身的烙印，她以后都不能移去此烙印，并且只能将它延续到，不止是她的后代，而是其后所有的后裔。[18]

第3章我们曾经提及，现在我们已经在使用精神治疗药物使孩子中性化，又如给忧郁女孩服用百忧解，给多动男孩服用利他林。也许由于任何不确定的原因，下一代人可能更偏好于极端富有男子气概的男人或极度具有女性气质的女子。如果不喜欢展现在后代身上的特质，你完全可以停止使用药物。而基因工程后果是，把这一代的社会偏好栽入到下一代身上。

什么符合孩子最好的利益？父母在此问题上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断，因为他们通常依据自己的议程来征询并倚赖科学家与医生的建议。出于单纯野心希望掌控人类本性，或在纯粹意识形态假定的基础上设定人类可以成为的样子，这种冲动实在太司空见惯了。

记者约翰·科拉品托（John Colapinto）在他的书《回归自然》（As Nature Made Him）中描绘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大卫·赖默尔承受了双重的不幸，在一次糟糕的事故中他的阴茎不幸被烧灼，其后他又处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常著名的性别专家约翰·莫尼的监管之下。约翰·莫尼处在“自然—人工谁更重要”争论的另一极端，他坚持认为，终其一生职业所得，所谓的性别认同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出生之后所建构的。大卫·赖默尔为莫尼提供了一个证实他的理论的机会。大卫是单卵双胞胎的其中一个，因而可以与他基因同样的双胞胎兄弟进行比较。在那次烧灼事故后，莫尼对这大卫进行了阉割，并将他作为一个女孩来抚养，取名布伦达。

布伦达的生活就是一个私人地狱，因为她自己知道，不像她父母和莫尼所说，她其实是一个男孩，并非女孩。一开始的时候，她坚持站着小便而不愿坐下。后来：

加入了女童子军，布伦达的生活简直糟透了。“我仍然记得编雏菊花环和女孩方式的思考。如果那是女童子军当中最让人兴奋的事情，我还是忘掉它吧。”大卫这样回忆道，“我不断在想我的哥哥在幼童军所做的那些有意思的事。”圣诞节和生日时，布伦达会收到娃娃作为礼物，但她拒绝玩这些娃娃。“你能和娃娃玩什么？”今天的大卫反问道，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沮丧。“看着娃娃？给她穿衣服？然后脱下衣服？给她梳头发？这太无趣了！如果有一台小车，你可以驾驶着去一个地方，非常有成就感，我需要汽车。”[19]

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性别认同的努力带来如此严重的情感折磨，以至布伦达一到青春期后，就与莫尼解除监管关系，并且通过阴茎再造手术完成了性别的转换；据说现在的大卫·赖默尔已经结婚，并且生活得很快乐。

目前，对于性别的差异已经能够有很好的理解，它从出生前就开始了，当人类男性的脑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在子宫里浸泡在睾丸素中，会经历一个“男性化”的过程。然而，这个故事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尽管将近十五年，莫尼在他的学术论文中断定他已经成功将布伦达的性别认同转换成了女孩，但事实却正好相反。莫尼因为他的研究而声誉广播。他的欺骗性研究成果得到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著作《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的呼应，受到《时代》杂志的关注，获得《纽约时报》的致意，并被编纂进无数的教科书中，其中一本教科书这样引用道，它证明“孩子可以被轻易地培养成为相反的性别”，并且到底天生的性别差异在人类中是否存在“是尚不明确，并且可以通过文化习得进行掌控的”。[20]

大卫·赖默尔的例子可以作为未来如何使用生物技术的有益提醒。大卫的父母是出于爱而做此选择，他们对儿子被灼伤的遭遇感到绝望，因而同意进行这个“令人恐惧”的治疗，随后很多年他们都深感自责。约翰·莫尼却受科研虚荣心、学术野心、创造一个意识形态指向的欲望等一系列原因的驱使，令他忽视相反的证据，并且完全与他的病人的个人利益相背而行。

文化的规范也可能使得父母做出损害孩子利益的选择。有个例子我们先前略有提及，在亚洲，人们用声波图来判断后代的性别并选择是否流产。在许多亚洲国家的文化中，生儿子意味着在社会声誉和养老上的明显优势。但这明显对那些未出生就夭折的女婴是一种伤害。失衡的性别比例同样使男性作为一个整体难于找到匹配的伴侣，并且减低了他们在婚姻市场与女性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如果未好好教养的男性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危险的暴力和恐怖行为，那么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都会因此遭殃。

如果从生殖技术再谈到生物医药的其他方面，我们会发现个人理性选择可能导致其他类型的负外部性。其中一类与老龄化及未来的寿命延长前景相关。当人面临选择死去还是通过医疗干预延长寿命时，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即便因为接受治疗，他们的生命乐趣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减损。假使大多数人做出将寿命延长10年的决定，这样做的代价，我们假设是30%的身体功能的消退，由此一来，整个社会需要为延长寿命的决定买单。事实上，这样的情境已经在有些国家发生，如日本、意大利、德国，它们有迅速老龄化的人口。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更为令人绝望的场景，依附性人口比例如此之大，导致整个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准实质性地下降。

第4章中关于生命延长的讨论显示这些负外部性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计算。老人不愿退位会阻挡更年轻一代人在以年龄定性的等级结构中向上移动。当任何人都想做出尽可能推迟死亡的决定时，人类作为整体也许并不会感受到生活在中位年龄是80或90岁的社会的乐趣，那时性交和生育成为一小撮少数群体从事的活动，或者，自然的出生、成长、成熟及死亡的循环被阻断。在极端的境况中，死亡的无限延后将会使社会对出生人数进行严格控制。照料老人已经开始取代抚养婴儿，成为今天活着的人们最主要职责。将来可能更感受到桎梏，因为有两代、三代甚至很多代祖先依赖于他们的照料。

另一类重要的负外部性，与人类许多富于竞争性、零和特质的活动和性格气质息息相关。高于平均身高的人群在性别吸引力、社会地位、竞技性活动机会等诸如此类事情上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可能是相对的：如果父母都寻求使孩子足够高到打NBA，它可能会产生“军备竞赛”，那些参与竞赛的人也失去了净优势。

在诸如智力这样的个别特征上这类负外部性可能更为显著，增强智力被认为是将来基因改进的最显著目标。在生殖与智商高度相关的情形下，一个拥有较高平均智商的社会可能更为富有。但是很多父母追求的智商增进，在许多方面将会被证明是虚幻的，因为更高智商的优势是相对而非绝对的。[21]比如，人们想生养智商更高的孩子，因此他们能够挤进哈佛，但能够取得哈佛录取资格的竞争是零和的：这意味着如果我的孩子通过基因治疗的方式更加聪明，并且入读哈佛，那么他/她就可能取代了你的小孩。我做出决定要一个人工婴儿，会让你承担后果（或者说，你的小孩承担后果），但整体说来，谁更富有这并不清楚。这种类似的基因“军备竞赛”会对下面一类人产生特定的负担，这些人，由于宗教或其他原因，不愿对孩子进行基因改造；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这么做，对他们而言想要坚持放弃的决定就会愈加艰难，因为担心会阻挡孩子的前程。

顺应自然

有许多审慎的理由支持应当顺应自然秩序的安排，不去妄想人类是否能够通过因果干预轻易地改进它。当涉及环境时这一论断被证实是确凿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它的复杂我们常常并不理解；建设一个新的大坝，或者在某地引进一个新的单一栽培的植物，会打断一些并不可见的关系网，并以一个完全没有预料的方式毁坏了系统的平衡。

人性的道理与此相同。人性中的许多层面，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理解得透彻至底，或者认为只要有机会就希望能够改变它。但是将天性改造得更为完美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演化也许是一个盲目的进程，但是它却遵循一条无情的适应逻辑的铁律，所有的生物必须要适应它们生活的环境。

譬如，谴责人性的暴力与侵略倾向、指责人类在早期嗜戮成狂的欲望导致征服、决斗或其他类似行径，这在今天，是富有政治正确性的。但事实上这些属性之所以存在有其很恰当的演化逻辑。需要理解的是，人性中的好坏面远比人类所能想象的要更为复杂，因为它们如此深入地交织在一起。按照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的说法，在进化史中，人类懂得如何通过合作来实现彼此竞争。[22]这就是说，促使人类达到深层次社会组织的认知、情感特征等广阔的“人性盔甲”，并不是由对抗自然的生存斗争所催生的，而是来源于人类作为一个群体需要彼此互相竞争。这些让进化史成为一场军备竞赛史，一个群体增加社会合作，会导致另一个群体以相同的方式合作，从而使彼此深陷在永无止境的生存竞赛中。人类的竞争性与合作性在共生的关系中保持均衡，它不仅存在于进化史中，事实也可见于人类社会和个体身边。我们寄望于人类在很多景况下都能和平共处，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如果这种均衡偏离进攻性或冲突性行为太远，物竞天择中倾向于合作的压力也会自然减弱。没有竞争或侵略的社会是静止和缺少创新的；一个人如果太容易轻信别人，或太具有合作性，那么它在铁血思维的人面前会变得非常脆弱。

家庭也是如此。自柏拉图时代起，哲学家已充分认识到，家庭是实现人类正义的最主要障碍。大部分人都会基于亲戚选择爱他们的家庭和亲友，而不会先对他们的客观价值进行判断。当承担对家人的责任与承担非个人的公共事务的责任两者相冲突时，家庭总是排在第一位。这也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第四部分中论证道，一个充分正义的城市，需要妻子儿女共产化，只有如此，父母才不会知道他们生物学上的后代是谁，也不会因此而偏袒他们。[23]这也是所有现代法治社会在公共事务中加诸各种形式的规范，以禁止裙带关系及亲缘偏袒的原因所在。

然而，偏爱自己后代到可能失去理智这一自然属性，有其非常强有力的进化逻辑：如果母亲不是如此爱恋她的孩子，还有谁能够倾其资源，物质的或感情的，用以抚养孩子直到成年？其他的一些机制性安排，比如公社和福利机构，运转得并没有如此好，原因就在于它们不是基于自然的情感。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有一个基于自然进程的更深层的正义：它保证每一位小孩都会被爱，即便他不可爱、没有天赋、拥有很多不足。

有些人已经探讨过，即便人类拥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性情的技术手段，但我们永远不会想要这样做，因为某种程度上人类本性可以维持人类的连续性。我认为，这一观点极大地低估了人类的野心，并且对过去人们试图超越人类本性的极端手法视而不见。正是因为家庭生活的非理性，所有现实世界中的共产主义体制都将家庭视为政府的潜在敌人。苏联曾经为一位名叫帷维尔·莫洛佐夫的奇异少年举行过庆祝会，这位少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将自己的父母送进了斯大林的警察局，庆祝会正是意在切断家庭自然而然使人产生的忠诚感。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曾陷入一场反对儒家思想的斗争，这场运动将矛头直指孝悌之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使孩子背叛自己的父母。

目前，想要评价这些反对生物技术进展的功利性论点，到底哪一种更有决定性，为时尚早。更多的可能性将取决于这些技术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比如，我们采用了生命延长技术，它是否能够同时维持一段高质量的生活？基因治疗法是否在它被采用二十年后就带来未曾预料的恐怖后果？

重点在于，我们应对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持质疑态度，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是由个人而非国家做出的优生学决断，就不再需要担忧可能的悲惨结局。自由市场确实在大部分时候运行得当，但仍然有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进行纠偏的时刻。负外部性不会简单地自我修正。目前这个节点上，我们并不能预知这些外部性究竟是大是小，但我们却不能以一个僵化的对待市场和个人选择的态度，认为其会自生自灭。

功利主义的局限

尽管在功利主义立场上很容易为支持或反对某件事找到理由，但是所有的功利主义论点在终极意义上有一个巨大的、决定性的缺陷。功利主义者收益清单上的好与坏都是相对可见与直接的，通常可以还原成金钱，或者能够轻易检测到的对人体的伤害。功利主义者很少考量更为微妙的收益和损伤，这些收益和损伤通常难以测量，并且属于灵魂而非肉体层面。以尼古丁为例，这样的药品，我们很容易清晰地断定它对身体的长期损害，导致癌症或肺气肿；但对于百忧解或利他林，它们对人的品格与性情产生影响，这很难估量。

功利主义的框架尤其难以包含必要的道德思考，这会给它带来“只是偏好的一种形式”的评价。比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犯罪只是一种理性的功利主义计算：一旦从事一项犯罪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那么罪犯就会这么做。[24]尽管这种成本演算确实是很多犯罪的诱因，但它也可能预示着，在某种极端情形上，一旦代价不那么大，又能逃脱罪名，人们可能也会毒杀自己的孩子。事实却是，绝大多数人从来不会这么做，因为人们实际上认为孩子是无价的，或者说大人感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做正确的事情的责任不能简单通约于某种形式的经济价值。换言之，有些事人们倾向于认为是道德不正确的，不管它能带来的功利主义收益有多强。

生物技术也是如此。尽管人们在担忧未曾意想的结局和不可预见的代价，人们心中所隐藏的深层的对于生物技术的忧虑却一点儿也不是功利主义的。终极意义上，毋宁说人们担心的是，生物技术会让人类丧失人性——正是这种根本的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更糟糕的是，生物技术改变了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

那么人性中最为根本的、将陷入失去危险中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它可能与人类生而有之的天赋异禀或灵光乍现息息相关。对于世俗人来说，它涉及人类本性：即人类之所以成其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共享的那些典型特征。而这些恰恰处在生物技术革命的风口浪尖。

人类本性与人权、正义及道德等观念关系密切。这尤其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们所推崇的。他们相信自然权利、人权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人类本性所赋予。

然而，人权与人性的联系并非如此分明，许多现代哲学家对此进行了犀利的否认，他们认为人类不存在本性，即使存在，关于对错的规则也与本性毫不相关。自从签署《独立宣言》后，“自然权利观”不再受到追捧，更为宽泛的“人权观”取而代之，人权观的起源不再需要依附于本性学说。

我认为，不管是从哲学意义还是从日常的道德推理上，这种去人类本性的权利理念，本质上是错误的。人类本性赋予了我们道德感，滋养了我们生存于世的社交能力，提供了进行复杂的权利、正义与道德等哲学辩论的土壤。由于生物技术的进展而处在危险境地的，绝不仅仅是未来生物技术所引致的成本—收益功利主义计算，而恰恰是人类道德观终极阵地的丧失，这块阵地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生生不息。也许正如尼采所说，人类终将面临超越道德意识的宿命。若果真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接受贸然放弃自然的对错标准所带来的可能后果，并且承认——尼采正是这么做的——这将可能让我们踏上一方我们并不希望拜访的领土。

要想领略这片未知领地，我们就要理解现代社会关于权利的理论，并且了解在现代政治秩序中人性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1] 里夫金有关生物技术的大量著作，包括Algeny: A New Word, a New World (New York: Viking, 1983); and, with Ted Howard, Who Should Play God? (New York: Dell, 1977).

[2] 非常感激迈克尔·利德（Michael Lind）指出霍尔丹（Haldane）、伯纳尔（ Bernal,）及肖恩（Shaw）在这方面的作用。

[3] 引自Diane B. Paul, Controlling Human Heredity: 1865 to the Present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95), p. 2. 另参见她的文章 “Eu-genic Anxieties, Social Realities, and Political Choices,” Social Research 59 (1992): 663-683. 还可参见Mark H. Haller, Eugenics: Hereditarian Attitudes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3).

[4] See Henry P. David and Jochen Fleischhacker, “Abortion and Eugenics in Nazi German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 (1988): 81-112.

[5] 对此经典的研究可参见Robert Jay Lifton,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6] Gunnar Broberg and Nils Roll-Hansen, Eugenics and the Welfare State: Steriliza-tion Policy in Denmark, Sweden, Norway, and Finland (East Lansing, Mic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ee also Mark B. Adams,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 对中国优生学历史的了解，可参见Frank Dikotter, Imperfect Conceptions: Medical Knowledge, Birth Defects and Eugenics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See also his article “Throw-Away Babies: The Growth of Eugenic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anu-ary 12, 1996, pp. 4-5; and Veronica Pearson, “Population Policy and Eugenics in China,” British Jourrnal of Psychiatry 167 (1995): 1-4.

[8] Diane B. Paul, “Is Human Genetics Disguised Eugenics? ” in David L. Hull and Michael Ruse, eds.,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36ff.

[9] Pearson (1995), p. 2.

[10] Matt Ridley, Genom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pecies in 23 Chapt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p. 297-299.

[11] Robert L. Sinsheimer, “The Prospect of Designed Genetic Change,” in Ruth F. Chadwick, ed., Ethics,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 Control, rev.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145.

[12]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强制性堕胎，在美国许多保守团体中引起巨大争议。参见Steven Mosher, A Mother’s Ordeal: Woman’s Fight agains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3).

[13] Kate Devine, “NIH Lifts Stem Cell Funding Ban, Issues Guidelines,” Scien-tist 14, no. 18 (2000): 8.

[14] Charles Krauthammer, “Why Pro-Lifers Are Missing the Point: The Debate over Fetal-Tissue Research Overlooks the Big Issue,” Time, February 12, 2001, 60.

[15] Virginia 1. Postrel, The Future and Its Enemies: The Growing Conflict aver Cre-ativity, Enterprise, and Progress (New York: Touchstone Books, 1999), p. 168.

[16] Mark K. Sears et aI., “Impact of Bt Com Pollen on Monarch Buterflies: A Risk Assess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8 (October 9, 2000) : 11937-11942.

[17] 对生物技术的负外部性深刻的探讨，可参见Gregory S. Kavka, “Upside Risks,” in Carl F. Cranor, ed., Are Genes Us?: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New Genetic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 有建议说，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染色体的方式回避基因工程中的“同意”问题，这些人工染色体能够被添加进小孩的正常基因继承中，但是只有在孩子已经足够大，可以自己给出同意时，才会正式被启动。参见 Gregory Stock and John Campbell, eds., Engineering the Human Germl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

[19] John Colapinto, As Nature Mtade Him: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Gir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 58.

[20] Colapinto (2000), pp. 69-70

[21] Kavka, in Cranor, ed. (1994), pp. 164-165.

[22] Richard D. Alexander, Haw Did Humams Evolve? Reflections on the Uniquely Unique Species (Ann Arbor, Mich.: Museum of Zo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0), p. 6.

[23] Plato, The Republic, Book V, 457c-e.

[24] Gary S. Becker,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1968): 169-217.

第二部分
人之为人

第7章
人的权利

“神圣不可侵犯”这类词汇让我想起动物权利。谁赐予了狗儿权利呢？权利一词十分危险。我们可谈妇女权利，儿童权利等等其他权利。如果谈及火蜥蜴权、青蛙权，这简直荒唐透顶。

我希望放弃使用“人权”或“神圣不可侵犯”这类词。取而代之，我更愿意谈人类有需求，作为一个社会物种，我们应当尽可能回应人类的这些需求——比如解决温饱、获得教育及保持健康——这正是我们应当运作的方式。用类似神秘主义的方式试图赋予它更高的含义，这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译者注：美国导演）或像他一样的人该做的事。我想说，光圈就是悬挂在高空的普通光圈——虽然这是一句废话。

——詹姆斯·沃森[1]

詹姆斯·沃森是二十世纪标志性的科学家之一，他发现了DNA结构，获得了诺贝尔奖，因而如果沃森不愿意将“权利”这样的字眼，纳入他的专门研究领域基因与分子生物学的话语体系，我们也许可以原谅他。沃森的脾气，以及经常不设防又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广为人知。毕竟，他只是一个脚踏实地研究的科学家，并非专门评议政治或社会事务的三流写手。更进一步说，在当前的权利话语中，沃森带着脏话式的观察有一定道理。他的话让人想起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边沁对法国《人权宣言》的评论十分著名：认为权利乃天生并且不可侵犯，这简直是“踩着高跷说的胡话”。

然而，问题并不会在此处打住，因为最终我们不可能免除对权利的深入探讨，而仅仅谈及人类的需求及利益。权利是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的基石，是了解当代道德及伦理议题的钥匙。任何关于人权的深入探讨最终都会落脚到对人类终点或生存目标的理解，而这往往都起源于人性这一概念。也正是在这儿，沃森的领域——生物学，与政治发生了联系，近些年生命科学在了解人性上有了重大发现。许多科学家主张，在科学研究的“实然”与权利的道德及政治话语的“应然”之间竖起分隔的“长城”，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逃避。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越多，就会对人权话语体系产生越多影响，保护人权的制度设计与公共政策也因此越加纷繁复杂。这些发现表明，当前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是成功的，因为它基于一种比它的对手更具现实性的人性假设。

权利话语

过去一代，权利“产业”兴旺发达，甚至赶超二十世纪末网络行业的首次公开募股。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动物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还有同性恋权利、残障人士权利、土著人权利、死亡的权利、被告人权利、受害者权利，以及通行的《人权宣言》所提倡的著名的定期休假的权利。美国的《权利法案》清楚明白地列举了一系列美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1971年，最高法院因为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凭空创造了一个新的权利，这一权利基于道格拉斯大法官对堕胎权利的发现，这是一个“灰色权利”的“显现”，正如早期格列斯伍德诉康涅狄格州一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让隐私权这一灰色权利显现出来一样。宪法专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他的专著《生命的自主权》（Life’s Dominion）中提出了一个更为新颖的观点：既然决定堕胎是一个与宗教信仰一样同等重要的生命决定，那么堕胎的权利就应该像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宗教自由一样受到保护。[2]

当谈到涉及未来基因技术的权利时，情况更为复杂。譬如，生物伦理学家约翰·罗伯森（John Robertson）曾说，个体拥有决定生殖自由的基本权利，这权利包括生殖权和决定不生殖权（因此它包括堕胎权）。但是生殖的权利将不仅局限于通过性交方式（也就是做爱），它同时也适用于其他非性交生殖方式，如体外受精。这样一来，胎儿质量控制就受到了同样的权利保护，因此，基因检测和选择性堕胎，以及选择合适的捐献卵子、精子或胚胎的权利都应当是生殖权的一部分。[3]也许谈论尚未在技术上可行的基本权利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但这就恰恰是当前权利话语的迷人张力。

罗纳德·德沃金认为，对接受了基因工程重构的人而言，生殖权并不掌握在父母而是科学家手中。他提出了两项伦理个人主义原则，这两项原则是自由社会的基石。第一，通过基因工程繁衍生命应当以成功为目的，而不应当浪费机会；第二，虽说众生平等，但制造生命的这位科学家需要对生命的后续结果负专责。在此基础上，德沃金教授认为，如果说“扮演上帝”这个角色意味着努力改善万世以来上帝精心设计或自然盲目演化的一切，那么伦理个人主义的第一规则对应的就是如何掌控这场努力；第二条原则——虽然尚缺乏基因工程陷入危险的证据——对愿意尝试生命制造的科学家或医生提出禁令。[4]

既然权利是什么、权利从何而来，众说纷纭，疑团重重，为何我们就不依照詹姆斯·沃森的建议，放弃总体性谈论权利，而只是简单地谈论“人类需求”或“人类利益”呢？比起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美利坚民族更喜欢将权利与利益混作一谈。通过将个体欲望转化成为不受群体利益控制的权利，这能够增加政治话语的弹性。在美国，如果仅仅以从事色情人员的利益为角度，而不是谈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或者不援引宪法第二修正案中携带武器的神圣自由，这场关于色情与枪械控制的辩论将会少去很多摩门教式的色彩。

权利存在的必要性

那么为什么不干脆放弃法学理论家玛丽·安·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所谓的总体权利话语体系呢？我们不能这么做，因为不管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权利话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谈论人类的终极之善或终极目的时唯一共享、并且达成广泛共同理解的词汇，特别是，这类集体之善或目的正是政治的议题。古典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不使用权利话语体系——他们谈的是人类之善或人类幸福，以及要达到善与幸福人所必须具备的美德和责任。现代“权利”的用法显得有些狭隘，因为它不能够涵盖古典哲学家所预想的更高一层的人类终极目的的范畴。但它却又更为民主、更为普世、更能够被把握。自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后，有关权利一词的争斗正是突显这一概念的政治重要性的佐证。“权利”一词暗喻着某种价值判断（它预设了这个问题：什么才是需要去做的正确的事情），同时，它也是我们深入探讨正义的自然属性及甚为关键的人性的终极意义的门户。

沃森实际上在提倡一种功利主义的路径，遵循他的建议，我们只要简单地试图去满足人类的需求与利益就好，人类权利可以绝口不谈。但这很容易陷入一种功利主义的窠臼：当人类相互之间的需求与利益发生冲突时，到底何者为先，如何才能做到正义？假如一位深富影响力及相当重要的团体领袖因为长期酗酒需要移植新的肝脏；而我是一名正在公共医院接受治疗的穷困潦倒、病入膏肓的病人，我需要医院的生命补给才能活下去，但是我的肝脏功能正常。这种情况下，任何简单的功利主义计算会试图将人类需求的满足最大化，会强制让我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移除医院的生命补给，从而使我的肝脏能够移植给那位重要的领导或者其余需要它的人。然而任何民主社会都不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因为民主社会有这样的理念：即使是最无助的人，他仍有权利保证，除非自愿，否则他的生命权不能被强行夺取，不管如此做将有多少重要的人类需求会因此得到满足。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案例，它会让人少一些愉悦的沉思，但却能用示例说明功利主义的局限。当今的食物链有一个不那么提振食欲的侧面——食物的重新加工合成——它通常被隐藏在消费者的视线之外。所有我们所食用的牛肉、鸡肉、猪肉、山羊肉等肉类，都经过屠宰，然后加工成为汉堡包、烧烤类食品、鸡肉三明治等等形式。一旦可食用的部分被处理完毕，每年都会剩下大量的动物残骸、堆积如山的动物器官需要处理掉。因此，现代加工合成工业开始处理这批动物残骸，或切或碎，最终将它们转化成为可进一步使用的产品，如燃油、骨粉，或者可以重新喂养动物的食品。换言之，我们逼使奶牛或其他动物食用同类。[5]

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假使逝者同意，为何不能将人类的尸骨重新加工合成，转换成可供喂养动物，或其他更有用处的产品呢？为什么人们在同意捐赠遗体供科学研究之外，不能同样地出让遗体进而加工成食品？也许有人会说，在功利主义者看来，年老体弱长者的遗体可使用的经济价值并不高。但是比起将其永久埋藏于坟墓中，可以有更加有经济效应的处理方法。一定会有一些贫困的家庭急需钱财，而愿意出售在城市枪战中不幸亡故的兄长或父亲的遗体。照此逻辑，以下这些情况就难以说通：士兵为什么需要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找倒下的战友的遗体？为什么家里人会错失为正要逝去的孩子或兄弟修复身体机能的宝贵资源？

我们不愿意考虑人体后期加工合成这样的备选项的原因——仅仅表达这样的可能性都会立即引起人的反感——牵涉到詹姆斯·沃森不愿提及的话语，那就是人体“神圣不可侵犯”和人的“尊严”。也就是说，我们赋予了逝者残骸一种超乎寻常的非经济的价值，这些遗骸需要被有尊严地对待，它们不是牛的尸骨，而是人类的遗留。功利主义者也许可以回敬质疑：所谓的恶心感或尊严感都只是计算功利得失时所产生的痛苦或愉悦罢了。然而这样的质疑却回避了更进一步的疑问：为什么人类——以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方式——愿意在彼此身上投入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甚至延展到已经失去生命迹象的亲友和爱人身上。

权利之所以超越利益正是因为它被赋予了更高层面的道德意义。利益可替代，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换。而权利却很少是绝对或不具弹性的，因为很难对它赋予经济的价值。也许我对进行一个为期两周的度假饶有兴致，但是我却不能将此置于另一个人的权利之上，别人有权不被当奴隶使，有权不替别人干活。一名奴隶获取自由的权利绝不仅仅是这名奴隶的重要利益，公正的第三方可能会这样表述：奴役的前提条件就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冒犯了奴隶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比起我希望愉悦度假的个人利益，奴隶的自由权是他作为人的更为基础和根本的权利，即便我本人比奴隶更为积极热心地希望维护我的利益。

政治体系将某些权利奉若圭臬，它因而反映了它所运行社会的道德基础。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在《独立宣言》的基础之上，它的立国原则是：众生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不可被异化的权利。正是基于这个原则，亚伯拉罕·林肯认为，奴隶制侵犯了基本人权，有必要通过一场流血的内战去推翻它。这场战争为《奴隶解放宣言》的颁布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通过铺平了道路，这些纠正了现实与宪法的严重不一致，并为后来的美国式民主打下了基础。

既然权利将人类的终极目的或人类之善置于优先的位置，并且将某些东西置于其他东西之上作为正义的基石，那么权利到底从何而来？由于每个人都想将其相对利益优先于其他人，因此权利的边界总是在不断扩大。那么在有关权利话语的诸多杂音中，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真正的权利，而什么又在滥竽充数？

原则上，权利起源于三个可能的途径：君权神授、天赋人权，以及根植于法律和社会规范而产生的当代实证主义权利。换言之，权利分别来源于上帝、自然及人类自身。

从天启教（译按：指受启于上帝的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而来的权利并不是当今任何自由民主体制政治权利的共识根基。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开宗明义地批判了罗伯特·菲尔麦及其君权神授学说；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要驱逐宗教作为政治秩序的显性基石。这一论断来源于实证的观察：基于宗教形成的政治实体总是处在针对彼此的战争中，因为永远无法在宗教基本原理上达成充分共识。霍布斯所描述的国家的自然状态“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背景正是他所处时代的宗派冲突。尽管如此，自由社会中的个人还是倾向于相信人是由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的，所有的基本人权都来自上帝。这样的观点在上升为政治权利时会面临重重困境，比如在堕胎争议中所显现的。他们会陷入洛克早已意识到的困境：但凡涉及宗教，人们总是很难达成政治共识。

权利的第二个来源是本性，更为精确的表述是，人类本性。尽管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援引了造物主，然而他却和洛克、霍布斯一样笃信权利需要基于一种人性理论。像平等这样的政治原则需要建立在实证观察人性的“自然状态”是如何的基础之上。奴隶制的实践在原则上与人类本性相违背，因而是不正义的。

自十八世纪始直到今天，认为人权根植于人类本性的理念不断受到猛烈的抨击。这些抨击都聚集在自然主义谬误的名号之下，自然主义谬误的理论起源于大卫·休谟，二十世纪被分析哲学派继承衣钵，代表人物有摩尔（G. E. Moore）、黑尔（R. M. Hare）等。[6]这一理论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大受欢迎。自然主义谬误的论点认为，自然不可能为权利、道德和伦理提供哲思上可证明其正当性的基础。[7]

因为当前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派别相信任何将权利归结于本性的企图早已被无情揭穿，自然科学家为保护他们的成果免遭陷入第2章所列举的苦涩的政治牵连，选用自然主义谬误充当盾牌，这也变得易于理解。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既非漠不关心政治的人，又非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对他们而言，激起自然主义谬误的讨论易如反掌。他们认为，正如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近期在他的专著《人类本性》（Human Natures）[8]中所说，人类本性绝没有给我们任何指引用以探寻什么是应当的人类价值。

但我认为，目前通行的对自然主义谬误的理解本身就是存在谬误的，我们急需回到前康德时代的哲学传统，将权利与道德根植于本性之上。但在我充分展开讨论并解释为什么对自然权利的忽视是误入歧途前，我们需要先看看权利的第三个来源，它通常被称为实证哲学。这第三个来源——通过实证式道路寻求权利的不足，促使自然权利这一概念复苏成为必然。

定位权利来源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四处张望并找出社会本身将哪些东西视为权利，这些权利可能通过基本法或宣言的方式予以确定。大赦国际的执行董事威廉·舒尔茨（William F. Schultz）曾评议道，当前的人权倡议已经放弃天赋人权或人权基于自然法这一理念很长一段时间了。[9]相反，舒尔茨认为，人权指的就是人的权利、属于人类的权利，它指的是人类能够拥有或宣称拥有的东西。换句话说，人权指的是人类认为自己是谁。

如果将舒尔茨的言论作为进行《世界人权宣言》谈判的政治策略，他是对的，权利就是任何能够让人们同意自己是谁的东西，而人们永远无法在自然权利上达成共识。随后经过一系列程序的提炼，它能确保实证性的权利恰好反映了宣称拥有它的社会的意志。比如，《权利法案》的批准需要绝大多数人同意（美国宪法即是这么要求的）。对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第一修正案也许是、但也许不是由自然决定的，但它们是通过宪法的程序得到批准的。这种方式意味着，权利可能本质上等同于程序：如果你能够想方设法让大多数人同意在街上衣不蔽体行走是一种权利，那么它就有可能与集会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一样成为基本的人权。

那么，通过纯粹的实证主义路径追溯权利来源的错误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如很多人权倡议者在实践中而非理论上所获知的，其实没有普世的实证性权利。当西方人权组织批评某国政府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时，该国政府回应，对该国社会而言，集体的社会的权利远比个人权利重要。西方组织对个体政治权利的强调并非一个举世意愿的表达，更多是反映了西方价值中（或者是基督徒）的人权组织对权利的定见。西方人权倡议人士也许会反驳，认为某国政府并没有遵循正确的程序，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并没有用民主的方式向其民众咨商。但如果本就不存在衡量政治行为的普世性标准，谁又能确定什么是正确的程序呢？当遇上一个文化迥异的社会，虽然遵循了恰当的程序，但事实上却在推动一些可怕的举动，例如妻为夫殉葬、奴隶制或女性割礼，不知道像威廉·舒尔茨这样的人权运动的倡导者、权利来源的实证主义路径的拥趸会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无解。因为从一开始，只要这个社会认定一种权利，就已经不存在超越性的标准，能够界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为何自然主义谬误存在谬误

文化相对主义带来的疑惑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是否在放弃将人类本性作为人权的一个来源时过于轻率，毕竟存在一个由全世界人共享的单一的人类本性，至少可以从理论上，为我们提供普世性人权的共同根据。当代西方思想对自然主义的谬误深信不疑，这意味着重提天赋人权的观点举步维艰。

认为人权不能根植于本性的论点主要基于两个互有区别却又彼此相关的论点。第一个论点可追溯至英国经验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大卫·休谟，人们认为休谟证实了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从“实然”推演出“应然”。以下是休谟《人性论》的节选：

在我迄今为止所遇上的所有道德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道德体系的）创造者在一段时间内是用一般性方法推理，确立一个上帝的存在，或者评论人世百态；但刹然间我会惊奇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转变是极其微妙的，然而却带来了最终的影响。因为这个新的“应该”或“不应该”表达了某种新的关系或判定，因此有必要对之加以论述和解释；同时对于这种看起来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层新的关系是如何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中推演出来的，需要举出理由加以说明。[10]

人们通常认为，休谟确立了这一言论：道德责任无法从对人的本性或自然世界的经验式观察中获得。当科学家声称他们的工作没有政治或政策的指向时，他们常常引用休谟式的实然—应然这一二分法：虽然人从基因上倾向于用人类作为物种的专属方式行动，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应当使用这种方式行动。道德责任是远离于自然世界之外的、另一些尚不清晰且没有严格界定的领域。

自然主义谬误的第二种派别认为，即便我们能够从实然中推理出应然，这个实然也通常是丑陋的、无关道德的，或者事实上不道德的。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bin Fox）曾说，近些年生物学家在了解人性上有了更多的认识，但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欣快的事，而且它对作为人权的基石几乎毫无作用。[11]比如，进化生物学提出了亲戚选择理论、包容适应性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人类会根据共享基因的比例而更偏爱于共享基因的亲戚，以此来确保自己生殖适应能力的最大化。在福克斯看来，这一观点有着以下的蕴涵：

根据亲戚选择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合理地论证，人存一种自然或人为的复仇的权利。假如我的侄子或孙子被人杀害，杀人者剥夺了我一部分的包容适应性——也就是，影响了我的个人基因库的强度。为了弥补这种失衡……按理说，我也可以有让他招致同样损失的权利……但这一复仇的系统远没有补偿系统有效，在补偿系统中我可以让杀人犯的女亲友们怀上我的孩子，因此迫使他抚养一名携带我基因的人直到成年。[12]

为了能够重建有利于自然权利的论据，我们需要逐一细看上述的论点，首先从实然—应然的分界开始。四十年前，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就曾指出，休谟本人既不相信，也没有遵守归因于由他所创立的法则，即一个人不能从应然推演出实然。[13]至多，《人性论》中最为著名的一段话是这样描述的，一个人不能够以一种逻辑的先天的方式从经验事实中演绎出道德法则。然而，正如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的每一位西方传统哲学大家[14]，休谟相信能够将应然与实然连接的是人类自我所设定的目标和生存目的，诸如想往、需要、欲望、愉悦、幸福等观念。麦金泰尔举了一个例子用以解释两者如何从一个推演到另一个：“如果我刺了史密斯一刀，我会被送进监狱；但如果我不想进监狱，那么我应当不要（最好不要）刺史密斯那一刀。”

人类有无穷无尽的向往、需要及欲望，因而也能够带来同样无穷无尽的“应当”。功利主义通过试图满足人类需求而创造了道德的“应然”，为何我们不止步于功利主义？以各种形态展现的功利主义的弊端并不在于桥接“应然”与“实然”的方法：许多功利主义者将他们的道德原则基于显明的人性理论之上。功利主义的弊端恰恰在其激进的还原主义——也就是，功利主义者采用了一种过分简化的人性观。[15]杰里米·边沁试图将所有人类的动机还原为追求愉悦和逃避痛苦。[16]当谈到正向或负向强化时，许多现代功利主义者，如斯金纳（B. F. Skinner）及行为主义者也抱持着类似的观念。现代新古典经济学首先从人性谈起，一开始就将人置于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者的位置。经济学家公开否认将人的期望效用分为不同类别，或将某些期望效用优先；事实上，经济学家通常将人类活动化约为对期望效用的追求，不论这人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家还是帮助穷人的特雷莎修女，所谓期望效用，也就是无法辨认的消费者偏好。[17]

在功利主义伦理的还原战略下潜藏着优雅的简约性，这也正是其充满魅力的原因。它许诺说伦理可以转换得像科学一样，在追求最优化的过程中有清晰可辨的法则。问题却在于，人性太过于复杂，远不能简单还原分类为“痛苦”或“愉悦”。某些痛苦或愉悦可能更为深层、更为猛烈、更为持久。阅读一本毫无价值的低俗小说所得到的快感，远远不同于有了生活经历后再去读《战争与和平》及《包法利夫人》得到的愉悦。某些愉悦可能会让人陷入矛盾的挣扎：瘾君子既渴望通过康复治疗过上不再依赖毒品的生活，但同时他又期待扎上下一针毒品。

通过经验事实，我们会清晰地了解，只有承认人类的价值观念与情感或知觉紧密相连，人们才真正地在“实然”与“应然”间实现连接。由此而产生的应然至少像人类的情感体系一样复杂。当人们做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时，它很少没有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不论这情感是渴望、期盼、回避、恶心、愤怒、内疚或喜悦。有些情感可能包含功利主义者所说的简单的痛苦或愉悦，但其他可能折射出更为复杂的社会感知，比如，渴望获取地位或承认，为自我的能力或正义感而骄傲，为触犯了社会规范或禁令而羞愧。当我们发掘出一具被专制独裁者所虐待的政治犯遗体时，我们认为这是邪恶并且可怕的，因为我们正产生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对残缺不全遗体的恐惧，对受害者苦难、其家人或亲友的同情，对不正义的虐杀的愤怒。我们可以通过对特定情况的理性思考调节这些情绪判断：也许受害者是有武器装备的恐怖集团的一分子；也许反暴乱行动要求政府采取镇压性举措因而造成无辜伤亡。但是，从根本上说，价值形成的过程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来自情绪事实存在的“实然”。

按照定义，所有的情绪都是一个人的主观经历；当不同情绪彼此冲突时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关价值的客观理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传统哲学对人性的解说进入了画面。前康德时代的几乎每一位哲学家或隐晦或明晰地有一套关于人性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比起其他来，特定的向往、需要、情绪和感知对人类要更为根本。也许我想要一个两周的假期，但是你希望摆脱奴隶制的渴望却是基于一个更为普世的、更为深刻的对自由的憧憬之上，因而它超越了我的想往。霍布斯断定，基本的生命权（也就是《独立宣言》中奉为神圣的生命权的前身）基于非常明晰的人性理论基础，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之一，对比于宗教正统性，基本生命权是更为重要的基本人权。很大程度上，对谋杀犯的道德谴责是由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这恐惧是人性的一部分，在不同的人群中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哲学上对人性最早的解释之一来自柏拉图《理想国》一书中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认为灵魂由三部分组成：欲望、激情（或曰骄傲）、理性。这三部分不能彼此还原，在许多方面也不可通约：我的爱欲，或者欲望也许告诉我不要听命于上级、赶紧从战场上潜逃回家，但我的激情（或骄傲）却让我因惧怕羞耻而纹丝不动。对正义的不同定义会偏好灵魂的不同面向（比如，民主更偏向于欲望面向，而贵族统治则更偏向于激情面向），最好的城邦却能同时满足三者。因为灵魂三个面向的复杂性，即便最为正义的城市也要求灵魂的某一部分不能够全然得到满足（比如著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妻共子，它要求人放弃家庭），所有现实世界的政治体系都只能无限接近于正义。然而正义仍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它的合理性来源于诱发它的三个心理潜质的合理性（许多观点粗鄙的当代评论家耻笑柏拉图将灵魂一分为三的简易心理学，根本没有意识到二十世纪的许多思想流派，包括弗洛伊德主义、行为主义、功利主义，它们则思考得更为简单，把灵魂仅仅归于欲望这一个因素，在其中，理性不过是一个工具性的角色，激情在整幅画面中根本不存在）。

西方哲学传统的断裂并不是由于休谟，而是由于卢梭，特别是由于康德。[18]像霍布斯和洛克一样，卢梭试图通过自然状态去描述人的特征，但在《第二篇论文》（编按：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认为人是可以渐臻完美的——也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人可以逐渐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本性。可臻完美性为康德的本体世界论埋下了思想的种子，康德的本体世界是不再受自然的因果关系限制的世界，它为绝对命令提供了根据，并且从自然概念中整个剥离了道德。康德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真正的道德选择及自由意志存在的可能性。根据定义，道德行为可以不是自然欲望或本能的产物，而是在单一理性决定“什么是对的”的前提下对自然欲望的一种反制。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著名开篇说道：世界没有任何事物——事实上，甚至在这个世界之外没有任何事物——能无条件地被认为是善的事物，除了善的意志。[19]所有人类的特征或期盼的目标，从智力和勇气到财富和权力，只有在与拥有它们的善的意志相应时才被认为是善的；只有善的意志本身才是值得向往的。康德认为，作为道德主体，人是本体，或是自在之物，因而需要被当成是目标而不是手段。

许多观察人士已经指出，康德的伦理学与新教教义所表达的人性观存在相似性，新教教义是无可挽回的有罪论，道德行为需要超越或压制所有自然欲望。[20]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伦理学传统认为美德是在自然基础之上建立或延伸的，自然的愉快感与道德正确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在康德的伦理学中，我们看到了这样观点的开端，善就是用意志克服自然。

其后许多的西方哲学都遵循康德的路径，走向所谓的权利义务论，这种理论试图引导出一套不再基于人性或人类生存目标等任何实体论之上的伦理体系。康德认为，他的道德法则适用于任何理性的主体，即使这主体不是人类；社会事实上是由“理性的魔鬼”所组成的。康德之后，其后的义务论都始于这样一个前提：不管是从人性或其他来源推理，这世上并不存在任何关于人类生存目的的实体论。

例如，对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而言，在自由的状态下，“生存目的的体系不是根据价值高低来排序的”[21]；个体的“生命蓝图”可根据理性的高低来进行分别，而不是他们设定目标或生存目的时所处的自然状态。[22]这些观点已大量在有关《美国宪法》的思想中得到表达。后罗尔斯主义法学理论家，比如罗纳德·德沃金及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他们一面试图定义自由社会的规则，一面又试图回避在种种生存目标——用更为现代的语言表达则是各种可能的生活方式——间列出优先性。[23]德沃金认为，自由状态“必须在……善的生活这一议题上……保持中立……政治决定，只要可能，就需要独立于任何善的生活的概念，或者独立于给予生活价值的理念”。阿克曼则认为：“任何社会安排都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如果它要求1）当权者认定他关于‘什么是善’的理念优于其他追随者的理念；2）或者，不管他关于‘什么是善’的理念为何，他本质地认为自己优于一个或其他所有公民。”[24]

我认为这场偏离人性权利观的大转向有诸多瑕疵。权利义务论最为鲜明的缺点可能在于，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试图铺展开一个框架，最后却都以重新将关于人性的各种假设放入其理论体系中而终结。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在静悄悄地或不诚实地，而非像从柏拉图到休谟的早期哲学传统那般光明正大地那么做。威廉·高尔斯顿（William Galston）指出，康德自己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指出，一个团体不能加诸其身宗教性的机制，认为某一特定的宗教教条是永久性的。因为如此“会与人类的既定目标或生存目的相违背”。那么人类的生存目的是什么？是去发展作为个体的理性，免于蒙昧主义的偏见。康德的这个论断已经做出了几条关于人性的强有力的假定：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从使用理性中受益并乐于使用理性，人的理性会随着时间不断得到拓展。后一条假定暗示了教育的必须性，这意味着公民在选择教条愚昧还是接受教育的问题上不处于中立状态。

当代的康德主义者约翰·罗尔斯也是如此。他的正义论明确表示回避探讨人性，基于所谓的原初状态，罗尔斯试图寻找一系列最小的能适用于所有理性主体的道德法则。这也就是说，虽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我们却被迫“在无知之幕背后”去选择公正分配的法则。正如罗尔斯的批判者所指出的，原初状态，以及罗尔斯所得出的政治意涵，包含了无数关于人性的假定，特别是他关于人都倾向于规避风险的假定。[25]他假定，由于害怕自己属于社会阶梯的底层，人们都会选择对资源进行平等主义的分配法则。但事实上，很多人更偏爱等级制社会，甘愿冒着陷入社会底层的风险博取处于高位的一线机会。更甚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花了大量的时间详细解释人类建立最佳规划的时机，至少在其中罗尔斯认定人是有目的性的、理性的动物，能够制定长远的目标。他经常诉诸事实上有关人性的观察，比如以下这段话：

最基本的理念是一种互惠性，一种以同样的方式回馈的趋势。现在这种趋势成为人们深刻的心理现实。如果没有它，我们的本性会完全不同；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成果硕然的社会合作也会变得脆弱……拥有不同心理的人类要么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要么在进化过程中会迅速消失。[26]

认为互惠性既是早已在基因中设定的人类心理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人类作为物种存活下来的必须，这种观念对于作为一种伦理行为的互惠性的道德地位有极端重要的影响。

罗纳德·德沃金有过类似的论断：“任何人类生命，一旦开始，最好成功而不是失败——也就是说生命的潜能被充分认识到而不是浪费掉，这在客观上非常重要。”[27]这一简单的遣词造句与人性的假定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有独一无二、与生俱来的潜能；不管这潜能是什么，它需要时间去渐渐发掘；潜能需要人通过努力和远见去培育；从个体或是更大的社会的角度，每个人都有偏好或选择，并可根据潜能来确定哪一些选择并不令人满意。一个真正的义务论者会有这样的判定：如果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花前半段的生命努力挣钱，后半段的生命沉溺于海洛因的麻痹中，他们在这过程中没有触犯任何规则，这是可行的；在这儿，没有任何有关人性的实体论或者有关于善的实体论能够分辨，一个人是在积极地通过教育手段或参与社会来提升自己，还是染上毒瘾。很明显，不管是罗尔斯还是德沃金都不会认同此理，这就意味着他们无法逃脱对什么是天然对人最好的这个议题做出特定的判断。

隐晦或秘而不宣地对人性进行理论化思考是最好的重塑人性重要性的方式，它体现在生物伦理学家约翰·罗伯森的著作中。早前已经介绍，罗伯森设想了“生殖自由权”的存在，因而人被赋予了对其后代进行基因改造的权利。那么生殖自由权到底从何而来？《权利法案》中并不能找到根据。让人惊奇的，罗伯森并没将这一权利的来源建立在实证法之上，比如援引格列斯伍德诉康涅狄格州一案或罗伊案中的隐私权和堕胎权，他对生殖自由权的发明是简单地基于以下的根据之上：

实际应用产生冲突时，生殖自由权应当享有假定的首要地位，因为对一个人是否能够生育的控制对人性、尊严及生活的意义至关重要。例如，对避免生育的能力的剥夺从根本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自我定位。它会直接或根本性地影响女性的身体状况。它也会极端重要地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和社会认同，以及社会与道德责任感。这些随之而来的负担对女性尤其繁重，但它也会对男性产生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对一个人生殖权利的剥夺使其丧失了一种人生体验，这一体验对形成个人的认同及生活的意义十分关键。尽管生殖的欲望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然而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通过生育传递一个人的基因是与性欲紧密相关的动物或物种的迫切需要。生育将我们与自然及未来的后代相连，在面临死亡时给予我们慰藉。[28]

这样的字眼“对个人认同十分重要”、“在最基本层面上的自我定位”，以及提及身体会受到“直接或根本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暗含着对人类欲望及生存目的进行了优先排序。他们制造了这样的情形：对于大多数中间人群或普通人而言，与生育相连的种种生存目的构成了基本人权，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比其他的目标更为重要。并非所有人都对生育的决定有强烈的感受——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根本不想生育，或者对某些人来说，选择生育不是一件大事。但普罗大众确实在意这类事情。事实上，罗伯森公然地诉诸本性，认为“通过生殖传递基因是一种动物或种群的本能”。有人曾试图重新解释休谟：人们会惊讶地发现部分义务论学者一个十分微妙的转变，这个转变将“应该”与“不应该”转变成了“是”与“不是”，然而他们应是所有人中最忌讳将“应然”修筑于人类的典型“实然”需要之上的人。

现代的权利义务论还有其他缺陷。因为缺少有关人性的实质性理论以及构筑人类终极目的的其他方式，义务论以将个人道德自主性提升至人类至善的方式作为终结。他们给个体提供了如下的议价空间：在自由国家里，哲学家或社会都不会告诉你将如何生活，而是让你自己进行抉择；其中一件会做的事情，是建立某些程序性条规，确保你所选择的生活计划不会干扰到与你一起生活于其间的其他公民的生活计划。这也解释了这条路径广受欢迎的原因：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计划被质疑或被诋毁。进行选择的权利，而不是内生的有意义的生活蓝图，这是义务论唯一一以贯之维护的事情。正如1992年凯西诉计划生育组织一案（Casey v. Planned Parenthood），最高法院决定所体现的主流观点所言，“自由的核心就是有权利决定自己定义的存在方式、生活意义、世界观，以及生活的神秘之处”。[29]

当前的文化主流都支持道德自主权是最重要的人权。这一观念的起源是康德关于人是本体及人是能够拥有道德自由的自在之物的理念。自尼采以降出现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人是红脸颊的野兽——这野兽也是价值的创造者，他能够创造出“善”与“恶”的语言，并通过在他生活的世界实践“善”“恶”，而使得这价值成为事实的存在。从这儿，它向当前的民主社会的价值话语体系迈出了一小步。在现代的民主社会中，人能够自由地组建自己的价值观，不必在意它们是否在一个更大的团体内被他人广泛共享。[30]

尽管选择自己生活蓝图的自由确实是一件好事，但仍然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人们现在所理解的道德自由是否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件好事，更别说那唯一最重要的人类之善。被认为赋予我们尊严的道德自主权，传统说来，指的是对更高一层的道德规则或接受或拒绝的自由，而不是指首先形成某些价值观的自由。对康德而言，道德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自由地跟随你的个人倾向，而是遵从实践理性的先天规则。这个先天规则迫使人们既遵照个人欲想又听从内心倾向混合性地做出决断。而恰恰相反，当前对个人自主性的理解却鲜有提供方法，让人分辨出真正的道德选择及等同于追逐个人倾向、偏好、欲念及感激的那些选择。

即便我们表面认同个人选择构成道德自主权的论断，对所有其他人类事物做出不受限制的选择，这一能力的优先重要性并非不证自明。也许有人会偏好藐视权威与习俗、打破常规的生活蓝图；但其他的生活图景也许仅仅只有通过与他人相连才能够实现，而为了社会合作或群体团结之故，这就要求对个人的自主性做出限制。一个看似可行的生活计划可能限定你住在一个拥有传统宗教信仰的社区（比如门诺会，或正统犹太教），这些群体会试图限制社区成员的个人自由。另一些生活计划可能需要住在紧密团结的种族群体中，或是需要过一种共和式美德的生活，一切个人主义都要让位于军营式生活。基于义务原则的伦理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立，比起同样令人满足的社群式生活，它更倾向于支持自由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

由于进化，人类被紧紧联结在一起，成为社会性的存在，人们总是试图将自己置于一系列的社群关系中。[31]价值并非任意建构的，而是起到让共同行动成为可能的重要作用。当价值与规范被共享时，人类也感到深深的愉悦。唯我论价值观的持有者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却导致一个重度功能失调的社会，人们完全没法为了共同的目的进行合作。

那么，自然主义谬误论点的另一支点怎么样？它认为即便权利可能起始于人性，但人性是暴力的、进攻性的、残忍的，甚至是冷漠的。最低程度说来，人性指向了一个矛盾的方位，即竞争与合作并存、个人主义与社交倾向共立；如此一来，任何“自然”的行为怎么能够成为自然权利的基石呢？

我认为，答案如下：尽管没有将人性转化为人权的简易方式，这两者中间的通道最终由关于人类生存目的的理性探讨——也就是哲学——来调和。这个讨论并不会导向先天存在或数学上可证明的真理；事实上，它允许我们开始建立一套有关权利的等级体系，同样重要的，让我们能够排除某些特定的权利难题的解决方式，这些解决方式曾经在人类历史上相当地富有政治影响力。

以人类倾向于暴力和进攻性为例，很少有人会否认这某种程度上根植于人类的本性。几乎没有社会能够幸免于谋杀，或未曾经历某种形式的武装冲突。但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随机发生的、针对群体内其他成员的暴力，在任何已知的人类文明群体中都是被禁止的：谋杀普遍存在，但禁止谋杀的法条或社会规范也普遍存在。对人类的灵长类表亲也是如此：一群猩猩偶尔会遭遇某只年轻雄性猩猩的暴力攻击，正如科隆比纳高中枪击事件，它是偶发的、边缘性的，或者试图引起重视的。[32]但是社群里的长者总会采取措施控制或消除那个人的影响，因为团体的秩序不能容忍此类的暴力事件。

灵长类暴力事件，包括人类的冲突，在更高一级的社会层面上可能成为合法——也就是，当自我团体与他者团体存在竞争的时候。战士被致以崇高的尊重与敬意，而这些枪击犯不会。霍布斯所说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切团体相互为敌的战争”。在进化史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人类的认知能力是由这些团体导向的竞争性需求所塑造的[33]），或是人类历史中[34]，团体内的社会秩序都是由与他者团体进行竞争时的需求所推动的。从非人类的灵长动物，到狩猎采集社会，再到当前的种族与宗派冲突的参与者，这中间有一条可悲的连续线，（主要）以男性作为纽带的群体，会为了支配权而与彼此竞争。[35]

这些可能被用来当做自然主义谬误的呈堂证供，故事到此可戛然而止，但事实是，人性包罗万象，可不仅仅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暴力冲突。人性还包括种种欲望，亚当·斯密称之为收获、对生活有益的财产与物品的累积，还有，理性、预见未来的能力，以及从长计议优先事项的理性排序能力。当两个团体发生冲撞，它们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加入一场暴力的、零和的争夺支配权的争斗，还是建立一场平心静气的、正和的交易与对换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种选择的逻辑（罗伯特·莱特[Robert Wright]称之为非零和博弈[36]）会驱使自我团体的边界扩展到一个更大的信任群体：从小的亲缘群体到部落或世系，到民族，到国家，到广阔的种族—语言共同体，到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明——一种共享价值体系的共同体，它覆盖许多的民族国家，以及成千上万（如果不是数以十亿计）的人口。

在更大的群体的边界仍然可能存在相当数量的冲突，这些冲突因为军事科技的与时俱进而更显严峻。但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它最终是由人类本性中固有的欲望、偏好和行为所形成的优先顺序所驱动的。过去十万年间，人类的冲突已经逐渐得到控制，并且被推到了更大团体的边界地带。全球化——一种人类最大范围的自我群体的塑造，使人类不再为了支配权而发生暴力冲突，而是和平地交易——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长时期采用正向竞争决定而带来的逻辑顶点。

换言之，冲突也许来自人的本性，但人同时也有控制和引导冲突的本能。这些自相矛盾的本性趋向并不等价，在优先顺序上也排位不同；人类理性思考所处的现状，就能明白需要创立规则和机制，用以限制暴力冲突，实现人类生存目的，例如积累财产与收益的欲望，甚至更为根本的一些人类想往。

人类本性同样为我们提供指引，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不合理的。对当前进化理论的正确理解，如亲戚选择进化论、包容适应性，能够帮助我们预测共产主义的破产和最终失败，因为它没有能够尊重人类偏爱亲戚与私有财产的自然偏好。

卡尔·马克思力证人是一种“类存在”：意即，人有利他主义的感知，倾向于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现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与机构设置，如废除私有财产、淡化家庭观念、将国家置于重要的位置、对全体工人团结的忠心不二，都体现了这一信仰。

曾经有一段时间，进化理论学者韦恩－爱德华（V. C. Wynne-Edwards）假定存在种群级别的利他主义，但是现代的亲戚选择理论却做了相反的论断，强势族群选择压力并不存在。[37]它认为，恰恰相反，利他主义主要起源于个体想要将其基因传递到下一代的现实需要。根据这一解释，人类主要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其他亲戚是利他性的；强迫人周日远离家庭、以“英雄的越南人民”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的政治体系会遭遇深层次的抵抗。

前述的案例已经表明人性与政治是如何紧密相连的：亲戚选择表明，如果尊重人的权利，让其遵从自身的个人利益，先照料家人与亲近的朋友而后再顾及离他大半个世界远的陌生人，这样的政治体系比起没有这样做的政治体系来，更为稳定、行之有效，以及让人有幸福感。人类本性并没有指明一项单一的、严格排序的权利清单；当它与多样的自然和科技环境相作用时会变得日益复杂和富有弹性。但它却不是可以无限延展的，我们潜在的共有的人性允诺我们驱逐某些特定的政治秩序，如暴政与不正义。比起没有这样做的，谈及最深层感知的、普遍的人性驱动力、雄心及行为的人权，将为政治秩序提供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初来到时，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更多，而社会主义专政十分稀少。

如果不对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有一些概念上的认知，要谈及人权，随后谈到正义、政治或更为普遍的道德，这几乎不可能。这并不意味着否认黑格尔—马克思意义上历史的存在。[38]人类有自由形塑他们的行为，因为人是可以自我修正的文化动物。历史已经见证了人类认知与行为的巨大变迁，比如，狩猎采集社会的成员与当前信息时代的居民，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应当属于不同的种群。不断演进中的人类机制与文明安排也导致了不同时期的道德取向。但是本性在人可以自我修正的类别上进行了设定。用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话来说，“你可以用干草叉将人性远远抛走/但它却总是会回归你身边”。当部落成员与电脑行家相遇时，他们还是有彼此相认的一线可能。

因此，如果人权奠基于人性的实质定义，人性究竟是什么？是否可以定义成对人类行为已经科学认知的每一件事都公正处理？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提出一种人性的理论，或者一丝对人性的概念界定。通常在社会科学中，在一些自然科学中也是，许多学者否认人性的存在有任何意义。因此，在下一章，我们需要检视什么是物种典型行为，而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典型行为又是什么。

[1] 这段引文截取自会议讨论手稿，重印于John Stock and Gregory Campbell, eds., Engineering the Hu-man Germline: An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Altering the Genes We Pass to Our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5.

[2] 这一观点参见Ronald M. Dworkin, Life’s Dominion: An Argument about Abortion, Euthanasia, and Individual Freedo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3] John A. Robertson, Children of Choice: Freedom and the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3-34.

[4] Ronald M.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52. 一个精彩的批评，参见Adam Wolfson, “Politics in a Brave New World,” Public Interest no. 142 (Win-ter 2001): 31-43.

[5] 据说，疯牛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染的：由于受病毒感染的动物大脑中有一种类似蛋白的朊蛋白，它在后期加工时未被有效摧毁而是残存在动物食料中，又重新被喂养给健康的动物。

[6] G. E. Moore实际上杜撰了“自然主义的谬误”这一短语. 参见他的 Principia Eth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3), p. 10.

[7] 此论述的最近版本，参见Alexander Rosenberg, Darwin-ism in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0.

[8] Paul Ehrlich, Human Natures: Genes, Cultures, and the Human Prospect (Wash-ington, D.C./Covelo, Calif.: Island Press/Shearwater Books, 2000), p. 309.

[9] William F. Schultz,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3 (Spring 2001)：124-125.

[10]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ook III, part I, section I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5), p. 521.

[11] Robin Fox, “Human Nature and Human Rights,” National Interest, no. 62 (Winter 2000/01): 77-86.

[12] Ibid., p. 78.

[13] Alasdair MacIntyre, “Hume on ‘Is’ and ‘Ought,’” Philosophical Review 68 (1959): 451-468.

[14] 此观点可参见Robert J. McShea, “Human Nature Theor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978): 656-679. 对亚里士多德的典型的误解，参见Allen Buchanan and Norman Daniels et al., From Chance to Choice: Genetics and Justice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9.

[15] Robert J. McShea, Morality and Human Nature: A New Route to Eth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68-69.

[16] 对边沁的讨论，参见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32.

[17] 在特雷莎修女一例中，期望效用是指某种形式的心理满足。

[18] 休谟被错误地认为是康德思想的原型，但事实上，它恰恰属于权利源自人性的传统学派。

[19] Immanuel Kant,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Lewis White Beck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9), p. 9.

[20] 它包括MacIntyre (1959), pp. 467-468.

[21]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Belknap, 1999), p. 17.

[22] Ibid., pp. 347-365.

[23] William A. Galston, “Liberal Virtu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 no. 4 (December 1988): 1277-1290.

[24] Ackerman quoted in William A. Galston, “Defending Liber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1982): 621-629.

[25] 比如，参见Allan Bloom, Giants and Dwarfs: Essays 1960-1990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26] Rawls (1999), p. 433.

[27] Dworkin (2000), p. 448.

[28] Robertson (1994), p. 24.

[29] Casey v. Planned Parenthood quoted in Hadley Arkes, “Liberalism and the Law,” in Hilton Kramer and Roger Kimball, eds., The Betrayal of Liberalism: Haw the Disci-ple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Helped Foster the Illiberal Politics of Coercion and Con-trol (Chicago: Ivan R. Dee, 1999), pp. 95-96. 阿克斯对这一立场做出了精彩的评论，它显示这与宪法及《权利法案》起草人的“自然权利观”不一致。对“人事实上有权利编造自己的宗教”的宗教自由解读的批判，参见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n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5-90.

[30] 现代自由观念经过尼采与海德格尔转向相对主义的变迁史，可参见Allan Bloom,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31] 这一观点将在下一章更为全面地进行诠释。

[32] 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33] Francis Fukuyama,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pp. 174-175.

[34] “防御性现代化”指的是这样一个进程：外部军事竞赛的要求驱使内部社会政治组织及创新的转变。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从明治后期日本重建的改革到互联网。

[35] Francis Fukuyama, “Women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77 (1998): 24-40.

[36] Robert Wright, Nonzero: 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 (New York: Pantheon, 2000).

[37] 近期，有关群体选择这一议题的智识思辨景观由于生物学家大卫·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的作品而发生了某些改变，大卫将它转换为多层选择（意即，个人与群体）。参见David Sloan Wilson and Elliott Sober, Unto Others: The Evolution and Psychology of Unselfish Behavio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8] 对此的综述，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Old Age of Mankind,” in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第8章
人的本性

你想“顺应本性”来生活？哦，高贵的斯多葛派，这是多么具有欺骗性的话语！试想一下，一个完全依照本性的存在物，无休止的浪费，无尽的冷漠，生活漫无目的，凡事不经考虑，不仁慈不正义，既富饶，又荒瘠不定；试想一下，冷漠竟然成为了一种力量——你怎么能顺应“冷漠”而生活？

——弗里德里希·尼采《善恶的彼岸》第9节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力陈人权基于人性的缘由，但我仍然没有定义什么是人性。鉴于人性、价值与政治之间如此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性这一概念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让人争论不休，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传统说来，大多数讨论都聚焦于“究竟在哪儿为‘先天本性与后天养成’划定界线” 这一历久弥新的问题；直至二十世纪末期，另一场争论取代了它。新的争论将天平倾斜向了“后天养成”一方，他们坚定地认为，人类的行为如此具有弹性，以至于谈论人性已经失去了意义。尽管生命科学的新近发展让这一观点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但是反对人类本性的观点继续存在：环保学家保罗·埃利希最近表达了这样的期望，人类将永久性地放弃谈论人性的所有话题，因为它实在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1]

在本书中我将使用的“人性”一词定义如下：人类本性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典型的行为与特征的总和，它起源于基因而不是环境因素。

也许，“典型”一词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我使用此词的方式与动物行为学家提及“某物种典型的方式”是同一个含义（例如，一夫一妻式对偶结合是知更鸟与猫鹊的典型行为，但大猩猩或猩猩不是这样）。对动物“本性”一词常有的误解是，认为这个词喻示着某种僵硬的基因决定论。事实上，即便属于同一物种，所有的自然特征仍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差异；如果不是因为这样，自然选择与进化适应根本不会发生。对像人类这样的文化动物更是如此：因为行为可以习得而改变，不可避免地，人类的行为差异会越来越大；比起那些无法进行文化习得的动物来，人类的行为将更大程度地受到个人环境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典型性是一种富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工产物——它指涉的是人类行为与特征分布的中位数。

以身高为例。很显然，人类的身高参差不齐；在任何给定的人口群体中，身高会显示出统计学家所说的正态分布（即钟形曲线）。假设我们要绘制当前的美国男女身高图，它们会如图1所显示的那样（曲线仅仅做演示用）。

这些曲线告知了我们许多事情。首先，不存在“正常”身高，但是，一个群体内的身高的分布有其中位数及平均值。[2]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所谓的“某物种典型的”身高，只有某物种典型的身高分布。我们都知道侏儒与巨人的存在。侏儒与巨人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统计学家也许会主观判断说，侏儒应该从低于平均值两个以上的标准差算起，巨人则是高于平均值同样的数值。侏儒或巨人都不希望被这样归类，因为这些话语隐含着畸形和羞辱的意味，用伦理学的话来说，没有任何理由歧视他们。但这些并不意味着谈论人类作为一个群体的典型身高是没有意义的：人类身高分布的中位数与猩猩或大象的身高分布中位数是不同的，钟形曲线的形状——意即差异的程度——也会不同。基因在决定中位数及曲线的形状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基因也决定了男女身高的中位数及曲线彼此不同。

图1 身高分布，2000年

但是，事实上，先天与后天互动的方式远比这复杂。人类群体的身高中位数的差异并不仅仅存在于性别间，它也会因人种与种族而不同。环境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过去好几代，日本人身高的中位数远比欧洲人要低；但是二战以后，由于饮食变化及生活改善，日本人身高的中位数在显著增加。总体说来，由于经济发展及营养改善，全球范围人类的中位数身高都在增加。如果我们将某一个欧洲国家1500年与2000年的身高分布进行对比，它会显示出如图2的系列曲线。

因此，人类本性并没有划定一个单一的人类身高中位数；正常说来，中位数身高的分布取决于饮食、健康及其他的环境因素。当游客在博物馆看到中世纪骑士的战服时，会非常明显地观察到，自中世纪以来，人类的平均身高已大幅增加。另一方面，这种差异的变化是有限的，它受到基因的限制：如果你剥夺某个群体足够他们生活的卡路里，他们会饥饿至死，但不会因此长得更矮；而一旦超过某个点，增加卡路里吸收只会让他们更肥胖，而不会长得更高。（不用说，这就是今天发达世界的情况。）2000年时，欧洲女性的平均身高比1500年时欧洲男性的身高要更高；但男性整体仍然要比女性高。不管在历史上还是现在，任何一个给定群体的实际中位数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所决定的；但整体差异存在的幅度，以及男女身高的平均差异，它们是遗传的产物，因而是由本性所决定的。

图2 身高分布的历时曲线

从统计学的角度定义人性，这也许让人十分意外，因为这个定义既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性不一致，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其他哲学家所提到的人性概念。但事实上，这是对人性这一概念更为精确的用法。当我们观察到某人受贿、摇着头对我们说出这样的话，“背叛信任，这就是人性”；或者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坚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两句话从未喻示着所有人都受贿，或所有人都是政治动物。我们都知道有正直的人，也有甘做隐士的人。对人性贸然下定论，要么指的是可能性（也就是说，是关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的选择），要么就是一个关于人可能会如何与环境互动的前提性假设（“如果面临不可拒绝的诱惑，大多数人会受贿”）。

反自然之道而行

过去这些年，共有三大类的论据提出，用以反对传统的人性概念，认为其具有误导性，并且指涉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第一类论据是，根本没有真正的、普遍存在且可以追溯至共同本性的人性，即便存在也微乎其微（比如，所有的文化都认为健康比疾病好）。

伦理学家大卫·黑尔认为，许多被称作普遍的人类特质，以及我们物种所独有的特征，事实上并非如此。这甚至包括语言：

人类语言并不广泛分布于人群中。有些人既不会说，也不懂任何可能被称作语言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人也许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人”，但他们仍然在生理上与我们是同一物种……如果他们有一种不同的基因构造，并且暴露在一系列有益的环境下，那么他们也有可能学会与我们相同的语言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潜在的语言使用者。但这一“与事实相反的”前提条件也能够被应用在其他物种身上。也是在同一意义上，猩猩拥有学会语言的能力。[3]

黑尔继续指出，如果物种的某一些特征并不会正态分布，这样的特征就不能够用简单的中位数及标准差来形容。血型就是一个例子：某人可能拥有O型、A型、B型、AB型血型的一种，但是不可能有一个O型与A型中间的血型。血型与人类DNA中的等位基因相对应，有时是显性，有时是隐性，就像可以被打开与闭合的开关。或多或少地，某个人群流行某几种血型，但是这种流行并没有形成一个连续体（像身高的差异那样），因此，说血型是物种典型的特征，这毫无意义。有一些特征会连续性地分布，例如，尽管肤色有浅色与深色之分，但某一种族群体还是会最大程度地集聚在某一种颜色或模式下。

认为普遍人性不存在的观点只是看起来煞有其事，因为它将“普遍”定义得太过狭隘。没错，我们确实不能谈论一个“无所不包的普遍”或处于中位数的血型，但这是因为，血型是统计学家所称的分类型变量——也就是，这类变量的特征是，它们是一系列没有排序的、各不相同的类型。同样，谈论典型的肤色也不太可能。但许多其他的特征，比如身高或力量，以及智力、进攻性、自尊感等心理特征，在任何给定的群体中都会呈现出正态的、围绕中位数的连续性分布。某一人群与中位数的差异大小（即标准差），某种意义上，是衡量中位数有多典型的方法；标准差越小，中位数越典型。

这就是理解“普遍人性”这一概念的具体情境。某一特征并不需要处于差异（标准差）为零的情况，才能被认为是普遍的，因为几乎没有这种情况存在。[4]毫无疑问，有些雌性袋鼠基因突变，出生时就没有育儿袋；有些公牛出生时头上有三只角。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会让“育儿袋是袋鼠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公牛是通常头上长两只角的生物”这样的论断失去意义。[5]某一特征一旦被认为是“普遍”时，它更需要有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位数或模型点，一个相对较小的标准差——正如图3的曲线I。

对人性这一概念的第二种批评，是这些年一直被遗传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6]所重复提及的观点，大意是，器官的基因型（即DNA）并不会完全决定它的表现型（即最终从DNA发育而成的真实生物）。这就是说，我们的外官与特征，更不用说精神状况或行为，是由环境而不是遗传所决定的。事实上，基因在器官发育的每一个阶段都与环境互动，因此，它比人性观点的支持者所说的决定性作用要小得多。

图3 智商分布图

在身高中位数的案例里，我们已经对此有所了解；身高，一部分由天生决定，另一部分由饮食和其他营养因素所决定。列万廷用一系列其他的案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他指出，即便是生来基因完全相同的老鼠，它们对环境中毒药的反应也会不同；两个相似的婴儿，他们的指纹却从未相同。[7]有一类生长在山中的植物，它们的外观会随着所在海拔高度而完全改变。我们也熟知，两个具有相同基因禀赋的婴儿，外观与精神会表现出迥异的差别，这是基于他们母亲在怀他们时的行为——妈妈是否饮酒、吸毒、营养是否足够等等。因此，在孩子出生前，它已经开始了与环境的互动；用这一观点看来，我们希望归类于本性的特征，其实不过是复杂的“本性-环境”互动的副产品。

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分布曲线专门来重现先天-后天的这场争论。比如，图3中较高的曲线I是关于某一人口群体的智商假设性分布图，我们（不切实际地）假设，所有人都面临着相同的环境，影响他们智商的因素如营养、教育等等都相同。这条曲线展示的是本性的或基因的差异。曲线II是在给定群体中事实上存在的智商分布，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社会在某些方面会影响智商，有些人受益，而有些人受损。这条曲线更短，更平，显示更多的个体与中位数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两条曲线在形状上差异越大，它表明，相对于遗传，环境的影响就越大。

到目前，列万廷的观点都是有效的，但它却鲜有伤及人性这一概念。在探讨身高时我们已经注意到，环境可以改变中位数的身高，但是它很难在某个特定局限时使人长得更高，也不能使女性的平均身高胜过男性。更进一步的是，在环境、基因型与表现型间通常存在一种线性的关系，如果基因型差异呈现正态分布，那么表现型差异也将呈现出正态分布。换句话说，我们的饮食越有营养，我们可能会长得更高（在我们物种特定的范围内）；尽管受到环境的影响，但身高分布曲线仍然存在唯一的中点。大多数人类特征不会像生长在山上的植物那样，高度不同则外观完全不同。如果在寒冷的气候下长大，婴儿不会长出皮毛，即便住在海边，也不会长出鱼鳃。

那么，争论的重点就不再是环境到底是否会影响人类作为物种的典型行为与特征，而是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影响。第2章已经说过，默里与赫恩斯坦在钟形曲线中断定，大约70%的人类智商的差异是由遗传而非环境造就的。列万廷及其同事反驳道，实际上的数字比这要低很多；在列万廷他们看来，可以一直低到遗传因素最终在决定人类智商上仅有微小的作用。[8]这是一个关于实证的议题，好像列万廷看起来是错误的：通过对大量双胞胎进行研究，心理学科的共识是，尽管数字比默里-赫恩斯坦的估计要低，但它仍处于40%—50%之间。

到底哪一个特征或行为会遗传，这在程度上有较大差异；对音乐的嗜爱基本上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它对像亨廷顿氏舞蹈症这样的基因疾病几乎毫无影响。了解某一特征的可遗传度，这相当重要，特别是像智商这么重要的特征：处于曲线I与曲线II相交范围的左右两边的个人，它们的差异大概都是由于环境而非本性造成的。如果处于该范围内的人群众多，它极有可能通过饮食、教育及社会政策等方式的联合，将其推高到曲线III中的中位数。

如果说列万廷关于“基因型并不必然决定表现型”的观点可以广泛应用到各个物种，那么对“物种典型本性”的第三种批评则仅仅适用于人类。[9]即，人类是文化动物，能够基于所得知识修正行为，并且通过非基因的方式将知识传承给下一代。[10]这意味着，人类行为的差异实际上比任何其他物种都要大：人类的亲戚系统包括复杂的宗族与世系，直至同一父母的家庭，但猩猩与知更鸟的亲缘系统就与此不同。按照反对人类本性说的辩论家保罗·埃利希的说法，我们的本性就是不存在唯一的人类本性。因此，他认为，“长期在民主政体下生活的公民与那些已经习惯于独裁体制的臣民有着截然不同的人性”；但在另一节点上他又观察到，“日本人的本性由于战败与日本战争罪行的暴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1]这会让人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经典句子：“大约在1910年12月，人类品质发生了改变。”

埃利希只不过是重申了人类行为的社会建构主义激进学派的观点，该观点在五十年前颇为盛行，但由于近些年研究的新进展，它已经逐渐风头不再。确实，基因决定许多事情，从乳腺癌到人的攻击性，这样的媒体报道广为流传，使人产生一种基因决定论的错误印象；此时提醒大家文化与社会建构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十分有必要。但是关于智商40%—50%可遗传的发现已经内含了文化对智商影响的估断，它表明，即便把文化列入考虑，智商的主要成分还是由基因所决定的。

认为人性并不存在，因为人类是可以进行学习的文化动物，这样的观点本质上给人以误导；因为它针对的是假想的定论。从来没有哪位严肃的人性学者否认过人是文化存在，或者人能够通过学习、教育及制度改变生活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的本性并不会像橡子自动长成橡树一样，自发自在地让人繁盛。人的兴旺需要依赖于美德，而美德需要人用心地学习：“因此，美德既不是因为本性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损害本性而受益；本性给予了我们接受美德的能力，（正是它）通过习惯使人日臻完美。”[12]这种个体发展的可变性正对应了正义规则的可变性：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然正义，“一切正义规则都是可变的”。[13]正义的完善要求人建立城邦，为城邦制定适合其既定情形的法律。[14]亚里士多德曾说，“尽管右手天生比左手要更为强大，但一个人仍可以将双手变得同样灵活”：文化可以补足甚至超越本性的不足。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中，有相当大的空间适合谈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变异与历史进化。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理性并不仅仅是自然赋予的一系列认知能力。反而，它显示的是一种对知识与智慧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种追求少年时期主要通过教育的形式培育，而后则是通过经验的积累。人类理性并不会指定一套单一的制度体系，或告知康德后来标之以“先天形式”（意即以数学证明的方式）的最佳生活方式。然而，它确实使人进入了关于正义性质的哲学思考，或者找到了基于不变的本性与改变着的环境而生活的最好方式。人类追求知识孜孜不倦的开放状态完全与人性这一概念兼容——实际上，正是它构成了古典政治哲学中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告诉我们先哲理解的人性是什么。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性？

生命科学已经在人类行为与人类本性的经验知识库中添加了许多有用的东西；现在值得重新探寻某些经典的人性解释。据此我们可以辨知，哪些在新的证据之下仍能站得住脚，哪些已经被否定，哪一些需要根据我们所拥有的知识进行修正。有许多学者已经在尝试这么做，包括罗杰·马斯特斯（Roger Masters）[15]，迈克尔·鲁斯（Michael Ruse），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6]，以及拉里·阿恩哈特（Larry Arnhart）。[17]阿恩哈特的著作《达尔文式的自然权利》（Darwinian Natural Right）试图说明，达尔文并没有损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体系，今天达尔文生物学的许多研究结论都能用以支持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道德的观点。[18]阿恩哈特列举了二十种标志着人类本性的普遍性自然欲望。[19]

像这样的清单极可能很有争议；它们要么太过于简短和概化，要么就过于细致和缺乏代表性。为了我们现在的目标，比提供一个包罗广泛的定义更为重要的是，将物种独有的特征进行归零校正，因为这对于我们理解人的尊严这一终极问题十分关键。我们可以从认知开始，认知是人类引以为傲的物种特征。

内植的白板

下面将看到，这些年我们所习知的人性多是与我们感知、学习与智力发育相关的物种典型行为。人类有自己认知的模式，它与猿猴及海豚的认知完全不同；人类认知可以逐渐累积，对知识处于开放状态，当然，也并不是没有止境。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语言。事实上人类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不同人类群体间横亘的最大峡谷就是不能通晓彼此的语言。另一方面，学习语言的能力又是人人拥有的，并且由大脑的某些生物特征所管理。1959年，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宣称：“所有语言的句法之下都隐藏着深层的结构。”[20]今天，人们已经广泛接受了这种观点：这些深层结构是天生的，是大脑在发育过程中由基因进行设定的。[21]孩子发育的第一年的某个时段，学习语言的能力出现，随着孩子到达青春期而渐次下降，这些是由基因而不是文化决定的。

近些年，认为人类认知有其天赋的形式，这一观点既受到大量的实证支持，同时也遭遇了许多抵制。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抵制的理由在于约翰·洛克及其英国经验主义学派根深蒂固的影响。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有这样的论断，人的头脑里没有先天存在的理念，特别是没有先天存在的道德理念。这就是洛克著名的“白板论”：大脑就是一种通用的电脑，它能输入，也能操作出现在它面前以及它所感知到的数据。但它的储存库在出生那一刻是完全空白的。

洛克的“白板论”在二十世纪中叶仍然是一个强大富有吸引力的理论，那时它被约翰·沃森（John Watson）及斯金纳（B. F. Skinner）的行为主义学派所采用。沃森与斯金纳将它往前推向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版本，该版本的大意是，不存在所谓的物种典型的学习模式，例如，只要给予足够多的奖励与惩罚，鸽子也能像猿猴和人类一样在镜子前面认出自己来。[22]现代文化人类学也接受了白板理论的假设；此外，人类学家还认为，时间与颜色等概念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不存在于每个文化中。[23]过去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及相关的文化研究的两代学者都试图去找出人类文化实践中不寻常、怪异与未曾预期的部分，这正是由于信奉洛克的假设，任何一次对于寻常规律的例外，都会让规律失效。

现在，白板理论已经被废弃不用。认知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取代白板理论，它们认为，人的大脑是一个充满高度适应性的认知结构的分子器官，这些中的大多数都是人类所独有的。事实上，存在着天生的理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存在着天生的物种典型的认知形式，以及物种特有的情感性认知反应。

洛克认为“不存在天性理念”的观点，其问题的根源一部分是由于定义：洛克认为只要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不共有这一理念，那么就不能说它是天生的或普遍存在的。使用本章开始所用的统计学语言，实际上，洛克是在说，天赋或本性的特质必须不存在变异，或者标准差为零。但正如我们所知的，自然中不存在拥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即便是拥有相同基因型的同卵双胞胎，由于在母体子宫时细微的环境差异，也会在表现型上显示出差异。

洛克认为不存在普遍性道德的理由也有着相似的缺陷，因为它同样要求标准差为零。[24]他认为，黄金法则（即，互惠原则）是基督教及世界其他宗教的重要理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遵从它，实践中也有许多人违背它。[25]他指出，即便父母对孩子的爱护，以及孩子对父母的孝敬之情，也不会阻止如杀婴罪及蓄意杀害老人这类畸形事情的发生。[26]洛克观察到，明格里利亚人（Mingrelians）、希腊人、罗马人等社会常常发生杀婴事件，并且毫无罪恶感。

尽管以非常清晰的语言形式来表述黄金法则并不普遍见于人类文明，但是几乎没有文明不在实践着某种类型的互惠行为，只有极少数社会没能将其作为道德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有力的案例能够证明，这一切并不是简单的习得行为。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书中已经表明，某种形式的互惠行为，并不仅仅显见于人类各个文明中，许多非人类的动物行为中也有，这就说明，它有基因的原因。[27]同样，基本的亲戚选择理论也解释了进化过程中父母之爱出现的缘由。

近些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关于杀婴罪的伦理学研究，它们表明，在动物世界及人类文明中大量存在着这种行为。[28]但所有这些都没能证明洛克的观点，因为，当你越近距离观察这些杀婴案件，你就越清晰地看到，激起它们的通常是强大的父母关爱已经完全被推翻的例外情况。[29]这些例外情境包括：继父或新配偶出于灭绝竞争对手后代的欲念；母亲一方受制于绝望、疾病或极端贫困；社会文化偏好男性；婴儿本身身患重病或天生畸形。很难发现杀婴事件主要不是发生在社会底层；在社会底层，家庭抚养孩子所需的资源、养育本能发挥着主要作用。与洛克观点不一致的是，即便当杀婴事件发生，他们也很少“不伴有随之而来的遗憾”。[30]因此，更广义地来思考，杀婴罪类似于谋杀罪：它常常发生，但是一定会受到广泛的谴责与限制。

换言之，由于原始人类日益成为交往密切物种的现实需要，随着时间推移，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自然的人类道德感。在狭隘的意义上说来，洛克的白板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确实并没有生而具有可执行的抽象的道德理念。但是，存在一种天生的道德敏感，它以一种物种范围内相对统一的方式指引道德理念形成。这反过来又成为康德所说的“统觉的先验统一”的一部分——也就是，人类感知实在并赋予其秩序与意义的方式。康德相信，空间与时间是人类统觉结构中唯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中添加一些其他的清单。我们能够分辨颜色，辨别气味，认知面部表情，解析语言中欺骗的证据，避免某些危险，参与互惠行为，发起复仇行动，感到尴尬，爱护孩子，孝敬父母，对乱伦及同类相残感到厌恶，分析事情的因果联系等等，这是因为进化已经在人的大脑中预先设定了人类物种典型的行事方式。以语言为例，我们必须通过与环境沟通实践这些能力，但它的发展潜能，它们被设定的可以发展的方式，都是一出生便一直在那儿的。

人类物种特性与动物权利

当我们谈及动物权利，权利与物种典型行为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显而易见。当前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非常强势的保护动物权利运动的浪潮，它们试图增进猴子、鸡、貂、猪、牛等动物的权利，这些动物被人类以屠杀、进行实验、吃掉、穿戴、变成垫衬等等属于手段而非目的的方式对待。这场运动激进的一支偶尔会发生暴力行为，炸毁医疗实验室及鸡肉加工厂。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致力于推广动物权利，批判“人类的物种歧视”——即不公正地把人类物种的权利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31]所有这些让我们不得不考虑第7章开篇詹姆斯·沃森所提出的问题：到底什么能够赋予火蜥蜴权利？

对这一问题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回答是，它们能感知病痛与苦楚，这一回答不仅适用于火蜥蜴，也同样适用于神经系统发达的更为高阶的物种。[32]这是任何一个有宠物的人都能验证的伦理现实，保护动物权利运动背后的道德动机是减少动物的痛苦。我们对这一议题的敏感，一部分源自平等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一部分也由于我们对动物相关经验知识的更多累积。

近些年，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进展试图消除曾经划定在人类与其他动物世界之间的鲜明界线。理所当然，达尔文为这一观念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人类从猿猴祖先进化而来，所有其他物种也都经历了连续性的改进。许多我们曾经认为专属于人类的特征——包括语言、文化、理性、意识等等——现在也被认为是许多非人类动物的特征。[33]

举个例子，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指出，文化——通过非基因的方式向后代传递习得行为的能力——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成就。他援引了著名的栖居在日本小岛会洗土豆的猕猴作为示例。[3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日本灵长类动物学家观察到一只猕猴（我们就称它为猴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吧）竟养成了在当地小溪冲洗土豆的习惯。随后，这只猕猴又发现在水中浸泡可以分离沙子与谷物。所有这些行为都不是基因预先设定的，土豆与大麦也不是猕猴传统的食物，也从来没有人观察到过类似的行为发生。几年之后，冲洗土豆与分离谷物的行为都能在其他猕猴身上观察到，这事发生在那只发现了这些技艺的猕猴已经去世后，这表明，他去世前将这技艺教给了同伴们，而同伴们又将它们传给了年轻一代。

比起猕猴来，黑猩猩更接近于人类。它们以咕哝声和鸣叫声作为语言，曾经被人工圈养学习理解及使用有限的人类语言。德瓦尔的《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一书描绘了在荷兰被圈养的领地上，一群黑猩猩试图通过阴谋诡计获取雄性领袖地位的故事。它们用与马基雅维利非常相像的方式结成联盟、背叛彼此、借口托辞、乞讨恳求、哄骗勾引。德瓦尔在《猿猴与寿司大师》（The Ape and the Sushi Master）一书中又说，黑猩猩看起来似乎也有幽默感：

当客人来访问我工作所在的、位于亚特兰大附近的耶基斯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实验站时，他们也会去探望我的黑猩猩。通常，我们最喜欢的麻烦制造者，一只名叫乔治娅的雌猩猩会匆匆忙忙赶在客人到来前，跑到龙头那儿含满一口水在口中……如果有必要，乔治娅会静静等待数分钟，紧紧地闭着嘴巴，直到客人临近。然后，当她突然将水喷洒出来时，客人们会尖叫、大笑、跳起来，甚至有时候会不慎滑倒。

……有一次我又同样遇上了乔治娅这样的情形。她已经在龙头那喝满了水，鬼鬼祟祟地靠近我身边。我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拿手指指着她，用荷兰语警告道：“我已经看见你了！”她马上退了回去，让口中的水一部分顺着嘴巴流出来，另一部分咽了下去。我当然不认为她懂荷兰语，但她一定懂得我知道她要干什么，以及我并不是一个可以让她轻易得手的目标。[35]

很显然，乔治娅不只是会开玩笑，当被捉住时也会感到尴尬。

人们频频引用类似的例子，不只是用以支持动物权利的理念，也用来指责人类认为自己独特及拥有专属地位的言论。有些科学家醉心于批判有关人的尊严的传统言论，特别是那些基于宗教之上的言论。下一章我们会了解到，关于人的尊严还有许多有待讨论的空间，但是这儿的重点是，有很多动物与人类一样共有一系列重要特征。人类总会动情地提到“共有人性”，但实际很多情况下，他们指的是“共有的动物性”。比如，大象父母会为死去的后代致哀，当看到一具死去的大象遗体时会变得异常激动。并不需要过度引申就能想象，人类会为过世的亲人哀悼，看到遗体时会感到绝望，这些行为与大象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似自相矛盾地认为“动物保护协会”是“人道协会”）。

但是，如果动物拥有不过度承受痛苦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的性质与限度完全取决于对它所属物种的典型特性的实证观察——也就是说，需要基于对它们本性的实质性评判。以我所知，即便是最激进的动物权利活动家，也从未为人类每天花去数十亿试图击毁的艾滋病毒或大肠杆菌的权利进行过辩护。我们从未设想为这些生物匹配权利，因为它们没有神经系统，也明显不能感知痛苦或了解自己所处的境地。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给有意识的生物匹配更高的权利，因为它们像人类一样能够预见痛苦、拥有恐惧，以及怀抱希望。这一类型的区别也许可以用来区分火蜥蜴与其他动物——比如，你的宠物狗罗弗——的权利，这也能缓解像沃森一样的积极分子的担忧。

但是，即便我们接受动物拥有不能过分承受痛苦的权利，仍然有很多类型的权利不能赋予动物，因为它们不是人类。比如，我们完全不会考虑授予不能理解人类语言的生物投票的权利。黑猩猩能用它们物种能懂的语言进行沟通，如果大量训练也能够掌握少量的人类词汇，但是总体说来，它们不具有人类的认知能力。那些认为有的人类也不能掌握人类语言的观点恰恰证实了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孩童不享有投票权，因为，整体说来，他们还不具有成人所有的认知能力。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以非人类动物为一边，以人类作为另一边，横亘在两者中间、物种典型特性的区别，正是导致两者道德地位有巨大差异的原因。[36]

在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黑人与女性也被排除出享有投票权的行列，因为他们被认为没有能够正确行使权力的认知能力。黑人与女性今天已经享有投票权，但黑猩猩与孩童仍然没有，这是因为，根据经验可知，这两个群体不具有与此相关的认知与语言能力。这些群体中的成员不能够保证自己的特征最接近于群体的中位数（我知道有很多小孩会做出比父母更为明智的投票举动），但，出于实用目的，这仍然不失为个人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提醒。

像彼特·辛格这样，赞成动物权利的人士所称的“物种歧视”并不必然是人类无知和自满的偏见，而是一个可以基于人类特性的实证根据进行辩护、有关人类尊严的一种信仰。我们已经通过探讨人类认知展开了这一话题。如果我们要试图找寻人类优越道德地位的源泉，这一道德地位赋予我们比其他动物更高的地位，并使我们作为人类能够平等与彼此相处，那么，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人性之下的一系列特征，它们不仅是我们物种的典型特征，同时也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特征。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能够知道，在未来生物技术发展之时，我们需要极力捍卫的是什么。

[1] Paul Ehrlich, Human Natures: Genes, Cultures, and the Human Prospect (Wash-ington, D.C./Covelo, Calif.: Island Press/Shearwater Books, 2000), p. 330. See Francis Fukuyama, review of Ehrlich in Commentary, February 2001.

[2] 中位数处于身高较高者与身高较低者中间，其中身高较高者与身高较低者各占一半；平均值是一个群体整体的平均身高。

[3] David L. Hull, “On Human Nature,” in David L. Hull and Michael Ruse, eds.,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87.

[4] 例如，亚历山大·罗森伯格声称，不存在“本质的”物种特征，因为所有物种都展现出差异，而差异的中位数并不构成本质。这不过是简单的语义双关罢了：所有描写某一物种的“本性”或“本质”的人，事实上都涉及差异的中位数。Alexander Rosenberg, Darwinism in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1. See also David L. Hull, “Species, Races, and Genders: Differences Are Not Deviations,” in Robert F. Weir and Su-san C. Lawrence, eds., Genes, Humans, and Self-Knowledge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4), p. 207.

[5] Michael Ruse, “Biological Species: Natural Kinds, Individuals, or What?,”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8 (1987): 225-242.

[6] 可特别参见Richard C. Lewontin, Steven Rose, et al.,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Lewontin, Doctrine of DNA: Biology as Ideology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2); and Lewontin, Inside and Outside: Gene, Environment, and Organism (Worcester, Mass.: Cla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7] Lewontin (1994), p. 25.

[8] Lewontin, Rose, et al. (1984), pp. 69 ff.

[9] 我使用“几乎专有的”一词，这是因为，在前面的章节，当代生物行为学家已经证实，某些物种，如黑猩猩，具有将文化习得性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本领，因此不同群体间也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

[10] See also Leon Eisenberg, “The Human Nature of Human Nature,” Science 176 (1972): 123-128.

[11] Ehrlich (2000), p. 273.

[12]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II.1, 1103a24-26.

[13] Ibid., V.7, 1134b29-32.

[14] See Aristotle, Politics I.2, 1253a29-32.

[15] Roger D. Masters, “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Political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1990): 195-210; Beyond Relativism: Science and Humam Values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3); and, with Margaret Gruter, The Sense of Justic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w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2).

[16] Michael Ruse and Edward O. Wilson, “Moral Philosophy as Applied Science: A Darwinian Approach to the Foundations of Ethics,” Philosophy 61 (1986): 173-192.

[17] Larry Arnhart, Darwinian Natural Right: Biological Ethics of Human Natur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18] 对Arnhart观点的评论与探讨，可参见Richard F. Hassing, “Dar-winian Natural Right?,” Interpretation 27 (2000): 129-160; and Larry Arnhart, “Defending Darwinian Natural Right,” Interpretation 27 (2000): 263-277.

[19] Arnhart (1998), pp. 3i-36.

[20] Donald Brown, Human Universal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p.77-.

[21] 比如，可参见Steven Pinker and Paul Bloom, “Natural Language and Natural Selec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3 (1990): 707-784; and Pinker, The Language Instinc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22] 评论可参见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7-60.

[23] 有关时间的这一论点由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涉及霍皮人时所提出，关于时间的论点在人类学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参见Brown (1991), pp. 10-11.

[24] 洛克陷入了另一场定义困境，他希望能够用严格的言语命题谈论天生理念，比如，“父母们，保护好你们的小孩”。他认为，如果没有法律的概念及立法者，责任的隐含层面无法被正确理解。确实，这种形式的普遍性理论不存在；真正普遍存在的，是父母尽力保护孩子及尽力为他们提供最好条件等人类情感。至于采取行动、用明确的方式有力地说出这些情感所暗含的价值观，这并不常常发生。

[25]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ook I, chapter 3, sec-tion 7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95), p. 30.

[26] Ibid., Book I, chapter 3, section 9, pp. 30-31.

[27] Robert Trivers,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1971): 35-56; see also Trivers, Social Evolution (Menlo Park, Calif.: Ben-jamin/Cummings, 1985).

[28] Sarah B. Hrdy and Glenn Hausfater, Infanticide: Comparative an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1984); R. Muthulakshmi, Female In-fanticide: Its Causes and Solutions (New Delhi: 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 1997); Lalita Panigrahi, British Social Policy and Female Infanticide in Ind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72); and Maria W. Piers, Infanticid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29] 关于这一论点，参见Arnhart (1998), pp. 119-120.

[30] 如果我们细究洛克描述杀婴行为的信息源，它们来自17、18世纪的异域旅行作品，这些作品因为对异国风情与外域野蛮的描绘震惊了欧洲人。

[31] Peter Singer and Susan Reich,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1990), p. 6; and Peter Singer and Paola Cavalieri, Great Ape Project: Equality Beyond Human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32] 这一观点最初由杰里米·边沁所提出，由辛格与赖希重申，Singer and Reich (1990), pp. 7-8.

[33] See John Tyler Bonner,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in Anima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34] Frans de Waal, The Ape and the Sushi Mast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p. 194-202.

[35] Ibid., pp. 64-65-.

[36] 彼特·辛格（参见Singer and Reich，1990）发表了一个古怪的观点，他认为，平等是一种道德理念，它与所涉及的存在物事实上平等这一论断无关。他争辩说，“因应两个人事实上的能力差异，而对他们的需求与利益的满足进行差异对待，这在逻辑上是不合理也不具吸引力的……”。坦白说，这种观点是不真实的：由于孩子智力尚未发育完全，人生经验不够丰富，我们并不赋予他们像大人一样的自由。辛格没能表达清楚，平等这一道德理念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它比将所有自然物种分成三六九等的道德理论更有吸引力？在其他地方，辛格又说道，“最基本的权利――将物体的利益考虑在内，不管它是什么利益――必须根据平等原则延伸至所有存在物身上，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人类还是非人类。”。辛格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尊重苍蝇和蚊子、更小的病毒及细菌等这种存在物的利益。他也许认为这些是微不足道的例子，但它们并不是：权利的本性取决于所涉及的物种的本性。

第9章
人的尊严

试想一种新的自然哲学，它能持续地意识到“自然物质”的存在，但这种由分析或抽象而得的自然物质并非真正的现实，而只是一种不断修正着抽象的解读视角，那么，这是可能的吗？我几乎不知道我要追寻的是什么……这门重构后的科学，并不会像现代科学对人本身造成的威胁般，对矿藏或蔬果产生影响。当它试图解释时，不会过度解释；当它谈论部分时会记住整体……人之道与动物的本能，这两者的类比，经由对意识真相的深入了解而不是将意识还原到本能的范畴，又提供了探知未知事物与人类本能的新的灵感。这门科学的追随者不会随意使用“唯一的”或“仅有的”这类词汇。总之，它将征服自然，同时却不被自然征服，比起生命来，它仅以较小代价就获取了知识。

——C. S. 刘易斯《人的废除》[1]

按照欧洲委员会所颁布的有关人类克隆的法令，“通过精心创造产生基因相同的人类，这使人工具化，与人的尊严相违背，因此构成医药与生物手法的滥用”。[2]人的尊严，是政治家与参与政治生活的每个人，都爱随意抛掷出来的少有的几个概念之一，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定义或解释它。

大多数政治都聚焦于人的尊严或与它相关的“寻求承认的欲望”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总是需要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这种尊严或是作为个人的，或者是作为宗教、种族、人种或其他群体一员的。寻求承认的斗争并非经济性的：我们所欲望的不是金钱，而是其他人以我们认为自己值得被对待的方式尊重我们。早先，统治者希望他人能够承认其作为国王、帝王或领主存在的优越价值。今天，人们所追求的，是对他们作为曾经被忽视的或被贬低的团体一员而应有的平等的地位——比如，作为女性、作为同性恋者、作为乌克兰人、作为残障人士、作为美国原住民，等等。[3]

寻求平等承认或尊重的需要是现代性的支配性激情，一百七十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已经谈到。[4]在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指向有些许复杂。它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重要的方面我们都得平等，或要求每个人的生活与其他人一样。大多数人都认可莫扎特、爱因斯坦、迈克尔·乔丹拥有常人不具备的特殊才华与能力，也能够接受他们因自己的才华与成就随之而来的巨大承认与经济报酬。我们接受，也许并不必然喜欢这样一个事实：资源并非平等地分配，而是基于詹姆斯·麦迪逊所说的“分殊且不均等化的获取财产的能力”。但我们同时也相信，人们值得保有自己挣得的财产，所有人的工作及赚钱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承认这样的事实，我们看起来不同，来自不同的人种或族群，分属不同的性别，拥有不同的文化。

X因子

对平等承认的追求喻示着，当我们去除掉人身上偶发的、突生的特质，在其下潜存着一些根本的生命品质，它值得要求最起码的尊重——我们姑且称之为X因子。肤色、长相、社会地位与财富、性别、文化背景，甚至一个人的自然禀赋都是生育过程中的偶发性事件，可归类于非本质性特征。基于这些次一级的特征，我们选择和谁交朋友、和谁结婚、和谁搭档做生意，或者在社交场合避免见到谁。但在政治领域，我们需要基于每个人都拥有X因子而平等地尊重他们。你可以烹调、吃掉、虐待、奴役或随意处置任何缺乏X因子的遗体，但如果你想要对人类做同样的事情，你便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我们不止赋予拥有X因子的存在物人权，如果他们已经成人，则也享有政治权利——这是一项生活在民主政治共同体中的权利，每个人的言论、宗教、结社、政治参与的权利都受尊重。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划定谁享有X因子，这是最富争议的议题之一。对许多社会而言，甚至包括大多数早期的民主社会，X因子专属于人类中的某个重要群体，它排除掉了特定性别、某些经济阶层、某些人种、某些部族，以及低智商、残疾、有天生缺陷的人群。这样的社会是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某些阶层或多或少有一些X因子，而一些阶层却全然没有。现在，对自由民主的信徒而言，X因子在整个人类种群的四周蚀刻了一道红线，它要求尊重所有红线内的人，红线之外的人则被赋予低一级的尊严。X因子是人类的精髓，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意义。如果所有人类事实上一律享有平等尊严，那么X因子一定是所有人共有的普遍性特征。那么，什么是X因子，它来自哪儿？

对基督教徒而言，答案相当简单：它来自上帝。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因此部分享有上帝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它让人类比其他自然创造物享有更高级别的尊重。用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话来说，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不能被从属性地仅仅当成是种群或社会的一种手段或者工具，人本身就有价值。他是一个人。运用他的智慧和意志，他能够与同侪形成一段共享的关系、能够团结一致、自我奉献……正是借由这种精神魂灵，一个人能够拥有尊严，即使他的肉体也有尊严。[5]

假使一个人并非基督徒（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宗教信仰者），也并不接受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前提，是否存在着一种世俗的根据，笃信人类被赋予了专有的道德地位或尊严？或许，为人类尊严创造哲学基石的最著名的努力来自康德，他认为X因子根植于人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也就是说，人在智商、财富、种群、性别上有差异，但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遵照或不遵照道德律行事。人类拥有尊严，因为他们本身有自由意志——并不仅仅是主观臆想的自由意志，而是事实上能够超越自然决定论与常规因果律的能力。也正是因为自由意志的存在使康德得出了著名的结论，人应该总是被当成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相信对宇宙的唯物论解释的人——包括绝大多数的自然科学家——接受康德有关人类尊严的解释相当困难。理由是，这将迫使他们接受一种二元论——在自然领域外，存在着一个平行的人类自由领域，并且不由前者所决定。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认为，我们所认为的“自由意志”事实上是一个幻象，所有的人类决定最终都可以追踪到物质根源。人们决定做某事而不做其他，原因在于这一系列的神经互相激发了而其他的没有，这些神经激发又可以追根到大脑的前期物质状态。人类的决策过程可能比其他动物要更为复杂，但在人类的道德选择与其他动物的选择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区隔线。康德自己也无法提供自由意志存在的证据；他认为这是纯粹实践理性关于道德本性的必然假定——这对坚定的经验主义科学家来说不可接受。

抓住权力

现代自然科学的质疑要走得更为深入。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认为存在“人类本质”的这一观点不断受到现代科学的攻击。其中最有冲击力的论断来自达尔文主义，它们认为物种不存在什么“本质”一说。[6]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物种是永恒的（即，我们贴上标签，认为“此物种典型行为”是不变的），而达尔文主义则坚持认为，行为会根据器官与自然的交互而改变。对一个物种而言的典型行为，只不过是进化时段里一个特殊的瞬间所撷取的物种的快照而已。前者为何，后来者为何，完全不一致。达尔文主义认为，不存在指引着进化进程的宇宙目的论，因此，看起来像是物种本质的东西，不过仅仅是随机进化过程中的突发性产物。

以这种观点看来，我们称之为人类本性的东西只不过是大约十万年前所出现的人类典型的特征与行为而已，它诞生于生物学家所说的“进化适应期”——也就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在非洲热带草原生活与繁衍时。对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人性并没有特别的地位，不能作为道德或价值的指引，因为它也只是历史的偶然。例如，大卫·黑尔认为：

我不认为，人类共性的存在是重要的。也许所有人并且只有人才有对生拇指、会使用工具、真的住在社会里，诸此等等。我认为这些特质要么是错误，要么就是空想的，但即便这些是真实且重要的，这些特有特征的分配也充其量不过是进化的偶然事件罢了。[7]

遗传学者李·西尔弗试图颠覆下面这一观点：认为存在着一个自然秩序，而基因工程有可能破坏它。他认为：

处于自由状态的进化从没有被提前设定（朝向某个方向），也并不必然与进步相联系——它不过是对不可预知的环境变化的一种回应。如果六千万年前撞击地球的小行星只是擦肩而过，就不会有人类的存在。不管自然秩序是什么，它并不必然是好的。天花病毒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直到人类干预使它灭绝。[8]

尽管不能定义自然的本质，两位作者却丝毫未受影响。譬如，黑尔说：“将诸如人权这样重要的事物的基石建造在如此临时的突发性事件上（比如人性），作为一个人，我深感不安……我看不到它意义何在。例如，我不能理解为何我们必须如此相像，才能拥有权利。”[9]对西尔弗而言，他对担忧基因工程的宗教信仰者以及自然秩序的信徒嗤之以鼻。未来，人不再是他的基因的奴仆，转而成为基因的主人：

为什么不把握住这权力？为什么不试图掌控过去只是留给偶然的事件？事实上，通过强大的社会与环境影响，我们已经能够控制孩子生命与认同的所有其他方面；在意外情况下，也可以靠利他林、百忧解这样强大的药物进行管控。当我们接受自己作为父母的权利、试图用尽各种办法使孩子受益时，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可以对人的本质特征产生积极作用的基因影响？[10]

确实，为何不把握住这权力？

首先，如果放弃认为X因子或人的本质存在的理念，放弃备受珍视的人人平等因而四海一家的理念，那么，这么做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所有反对“人的本质”理念的人都会坚定不移地赞成放弃。黑尔说得没错，我们并不需要如此相像才能拥有权利——但我们确实需要在某一个重要的方面相像才能够拥有平等的权利。他本人非常担忧，如果将人权的基石构筑在人性之上，这将会给同性恋者施加罪名，因为他们的性取向与异性恋的自然法则相违背。如果要试图为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辩护，人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唯一的基点，不管其性取向如何，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同等的人，而这比性取向更为重要。如果无法找到这一共同点，那么人们找不到不歧视的理由，因为事实上他们就是与其他人不同的生物。

同样，李·西尔弗非常渴望把握住基因工程“改进”人类的权力；尽管如此，他却深深担忧它有可能被滥用、制造出一个更为优越的等级。他描绘了一幅这样的画面，有一个叫做“基因富足”（GenRich）的等级，不断地改进后代的认知能力，直到有一天，他们与其他的人类截然不同，产生了一个新的物种。

西尔弗并不因为科学技术会带给我们许多非自然的生育而担忧——例如，两个女同性恋者可以依靠基因技术生育后代，或者，通过从未孕母体子宫移植卵子生育事实上从未从母体孕育的小孩。他忽视了所有与未来基因工程相关的宗教、传统道德体系的忧虑，却在预知将危及“人类平等”时，清晰地划下界限。他似乎并不明白，给定他所有的前提，他已经失去了反驳“基因富足”等级的可能立场，也无法指摘“基因富足”等级赋予自己比“基因贫困”（GenPoor）等级更高的权利。既然并不存在着稳定、共同的人类本质，或者说，既然人的本质如此多元并易于受到人的操控，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制造一个背上有鞍的物种，然后再制造一个生而有马靴与马刺、能够驾驭前者的物种？为什么不干脆把握住这种权力好了？

由于支持在特定情况下杀死婴儿及使用安乐死，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在任职普林斯顿大学时引起较大争议；对于放弃“人人享有平等尊严”这一理念，他比大多数人前后更为一致。辛格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者：他认为，衡量伦理学的唯一标准是，它是否从总体上减少了生物的痛楚。在他公然宣称的达尔文式世界观看来，人类不过是生命统一体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这使他达成两个逻辑“完美”的结论：需要动物权，因为动物也能像人一样感知病痛与苦楚；降格婴儿与老年人的权利，他们缺少关键性的特质，比如自我感知，这影响他们感知痛楚的能力。在他看来，某些动物的权利，应当比某些人更值得尊重。

但辛格却没有足够直截了当，一路遵照这些前提直到逻辑结论，因为，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平等主义者。他没能够解释的是，为何减少痛楚成为了唯一的道德之善。一如往昔，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比任何人都能够更为清晰地看透现代自然科技的影响，以及放弃人的尊严所带来的后果。一方面，尼采有着深远的穿透力，他能够看到，一旦圈定整体人性的红线不再存在，人们其实铺平了一条重新回归等级更为森严社会的道路。如果存在着人类与非人类的渐变等级，那么人的不同种类间也存在着相应的渐变等级。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上帝或自然加诸强者身上那种信仰式的限制被解除了。另一方面，所有其他人类唯一企求的公共产品将变成健康与安全，因为所有其他从前所设定的更高的目标现在已经被压制。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所言：“人们对白天毫无兴致，对黑夜也毫无兴致，但人却尊崇健康。‘我们已经能够制造快乐了。’最后的人类说，然后他们眨了一下眼睛。”[11]事实上，重新回归等级制，以及对健康、安全和减少痛楚的平等需求，也许会齐头并进，只要将来的统治者能够给大众提供足够他们所需要的“那一点点毒药”。

尼采去世一百年后，我们在走向他所预测的超人或末人的路上如此缓慢，这常常令我感到震惊。尼采曾经苛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个“傻瓜”，因为穆勒相信人即便不信仰基督教的上帝仍可以拥有类似的基督道德。但是现在，在任何一个过去两代已经世俗化的欧洲或美洲国家，我们看到了人的尊严这一信仰依然存在，现在它们已经完全被切断了宗教的根源。这信仰并不仅仅是存在：如果任何政治家提出将基于人种、性别、残疾与否或其他特质，把某些人群驱逐出应当受到人的尊严承认的“魅力疆域”，它会带来致命的耻辱。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说，“划定一条比整个人类物种要窄的范围，我们相信这是非常错误且毫无根据的”，假使一旦有人这么做，“我们要立即质疑它区分范围内外的标准是什么？”[12]人人享有平等尊严的理念，已经脱离了基督教或康德哲学的渊源，被多数唯物论的自然科学家看成是宗教教条。关于未出生人的道德地位的持续争论，是对这一普遍规则的唯一例外。

必须坚持人人享有平等尊严的理念，其原因是复杂的。部分原因是，这是一种习惯的力量，马克斯·韦伯曾说，“死去的宗教信仰的幽灵”仍然在我们身边游荡；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历史的偶然性产物：最近一场公然反抗人的普遍性尊严存在的重要政治运动是纳粹主义思潮，纳粹的种族与优生政策让人不寒而栗，凡有过此经历的人，都有充足的理由让往下的好几代人深刻汲取教训。

但另一个应当坚持“人人享有平等尊严”理念的原因与“人性的本质自身”（nature of nature itself）息息相关。历史上，许多部族曾经被否认享有人类尊严，这些否认的理论建立的根据不过仅仅是偏见，或是文化与环境等可变更的条件。诸如女性太过于情绪化、非理性因而不能参与政治，来自南部欧洲的移民头部较小因而智商比北欧人要差，这些观念都被实证、严谨的科学所推翻。随着传统宗教价值观共识的毁灭，所谓的道德秩序在欧洲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的观点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道德秩序本身根植于人性，并不是需要通过文化强加在人性身上的东西。[13]

未来，所有这一切都会在生物技术的影响下发生转变。最为明显且迫在眉睫的危险是，个体间的巨大基因差异将缩小，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会愈发集中。当前，所谓的“基因博彩”（genetic lottery）并不必然能使孩子继承导致他们父母富有、成功的辉煌成就的才华与能力。当然，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基因选择：门当户对型择偶意味着成功人士总是倾向于互相婚配，这样以使他们的成功有基因的基底，并传递给后代更好的生活机遇。未来，现代生物技术将承担起优化遗传给后代的基因的全权职责。社会精英遗传给下一代的不仅仅是社会优势地位，同时也内植了他们的基因。有一天，基因遗传将不仅仅是智商与美貌这样的特质，还包括勤奋、竞争力等等的行为特征。

“基因博彩”受到许多人的谴责，因为它内在隐含着不公平，它认为某些人智商更为低下、长相更不起眼、这方面或那方面的能力有缺陷。但在另一意义上，它又极度的平等，因为每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人种或种族如何，都得接受。有时候最富有的人也许会生出一个一无是处的儿子，故而有这样的说法，“富不过三代”。当博彩被“有机会进行选择”所取代，我们打开了一条人类之间互相竞争的通道，它有可能让最上层与最底层之间社会等级差距扩大的危险。

基因优越等级的出现会给“人人享有平等尊严”这一理念带来何种影响，这值得人玩味。今天，许多聪颖且成功的年轻人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成长过程的偶然，如果不是，他们的生活将会完全不同。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幸运而已，因而能够对没有他们幸运的人抱以同理心。但一旦父母能够通过基因选择决定某些特质，他们就成为“选择的产物”，而并非是幸运，如此一来，他们会渐渐觉得自己的成就是由于父母的良好选择与精心规划，一切都是应得的。比起不是通过“选择”的孩子，这些孩子们长相、思维、举止，甚至于感受都大不相同，他们也最终认为自己是不一样的物种。简言之，他们会认为自己是贵族，与旧式贵族不同，他们认为更好出身缘自天生而非惯例规约。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中对奴隶制的讨论对此颇有启发。虽然它常常被谴责为替古希腊的奴隶制辩护，但事实上，那场讨论远比这要深刻，并且它与我们所说的基因造就的等级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对规约型奴隶（conventional slavery）与天生型奴隶（natural slavery）做了区分。[14]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存在着天生的奴性，那么奴隶的存在就被自然证明是合理的。但从他的讨论中尚不可知是否有这样人群的存在：事实上，大多数的奴隶都是规约型的——也就是，由于在战争或强力争夺中失败，或是受限于野蛮人阶层应该成为希腊人的奴隶这种谬见。[15]出身贵族世家的人认为他们的贵气来自天生，而非得自美德，并且这种贵气能够代代相传。但是，亚里士多德也指出，自然也“并不总能够使这些发生”。[16]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像李·西尔弗所说，“把握住给孩子制造基因优势的权力”，纠正“自然平等”的不足？

预测未来时，人们总会特别留意生物技术会带来新的基因阶层崛起的可能性，并且对此进行谴责。[17]但截然相反的可能性也完全可能存在——会有一种动力促使一个基因上更为平等的社会诞生。在现代民主社会，人们不可能完全坐视精英群体对他们的孩子内置优势基因而无动于衷。

实际上，这正是未来少数几件在政治领域可能会激起人们抗争的事情。在此，我说的并不只是象征性地反抗，通过几个大头面孔在电视上空喊几句，或仅仅在国会进行辩论，而是人们真的操起刀枪与武器，彼此开战。在我们今天富有与自足的民主社会，很少有国内的政治议题能够如此强烈地引起人们的不安，但是日益加剧的“基因不平等”这个幽灵会让人们从沙发上跳起来、纷纷加入抗议的人群。

如果基因不平等带来了深刻的不安感，人们可能会采取两种不同的举措。第一种、也是最为显而易见的是，禁止使用生物技术改进人类特质，防止人们在这方面互相竞争。但也许“改进人类”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很难禁止；或者，立法禁止人们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基因改进很难通过；或者法庭直接裁定人们有权这么做，这时，第二个可能性就来临了——使用同样的技术使底层也能受益。[18]

这是唯一可能的场景，我们看到未来的自由民主社会重新回到政府支持的优生学时代。过去老旧、低劣的优生学曾经对残障及智力低下人士有歧视，禁止其生育。未来，将有可能生育出更高智商、更健康及更“正常”的孩子。使下层阶级受益，这只能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完成。生物改进技术有可能很昂贵，也会携带一些风险，但即使它相对便宜、健康，贫穷及缺乏教育的人也很可能难以受益。此时，那条“人人享有平等尊严”的红线就会要求政府采取强力措施，确保“一个也不能掉队”。

未来人类繁育在政治上将会极其复杂。直到现在，左翼人士全体反对克隆技术、基因工程及其他类似的生物技术，其理由繁多，比如基于传统的人道主义、出于对环境的担忧、对生物技术及其生产公司的怀疑，对优生学的恐惧等。传统说来，左翼人士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倾向于降低遗传的作用，更注重于社会因素。如果希望左翼人士转而支持对残障人士的基因工程，他们需要首先承认基因在决定智商及其他社交行为方面是第一位重要的。

比起北美来，欧洲的左翼人士更为反对生物技术。多数敌意主要来自欧洲汹涌澎湃的环保运动，例如，环保人士领衔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运动。（是否激进的环保主义者都会变成人类生物技术的反对者，这仍有待观察。有些环保人士认为自己在保护自然免遭人类破坏，并且似乎更关心对非人类的东西的威胁，而不是关心对人性的威胁。）特别是德国人，到现在仍然对任何有一丝优生学气息的事物非常敏感。1999年，哲学家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曾掀起一场反抗浪潮，他说，很快，人类将无法拒绝生物技术提供的选择权力，我们再也无法忽视尼采与柏拉图所提出的繁育“超越”人类之物的问题。[19]他受到了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谴责，而在其他时候，哈贝马斯曾与众人一起反对人类克隆。[20]

另一方面，某些左翼人士也开始为基因工程寻找辩护理由。[21]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自然禀赋的不均衡分配这本身就有内在的不公平性。因此，假定安全、花费及其他因素都可以解决的前提下，一位罗尔斯主义者应当希望利用生物技术赋予每一个生命均等的机会，使下层阶级往上移动。罗纳德·德沃金为父母对孩子进行基因工程改造提供了理由，认为这在更大意义上保护了人的自主性[22]，劳伦斯·特赖布（Laurence Tribe）则认为，对克隆颁发禁令是错误的，它会由此造就对克隆儿的歧视。[23]

目前仍无法获知这两个极端的场景哪一个会发生，是不断增加基因不平等的这个，还是不断增加基因平等的这个。然而，一旦生物技术对人进行改进的可能性成为现实，不断增长的基因不平等很难不成为二十一世纪最主要的争议之一。

人类尊严之回归

否认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也就是，否认人类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禀性，使人的道德地位高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将导致我们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我们也许最终会被迫走上这条路，但至少我们应当是头脑清明地在走。关于那条路，当今的生物伦理学家及漫不经心的学院达尔文主义者很倾向于给予道德指引，但相较而言，尼采提供了更为澄明的指示。

为了避免误入那条路，我们需要首先要再看一眼“人的尊严”这一概念，问一下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方式，向妄言者辩明，这一概念既能够与现代自然科学兼容，且能够公允地顾及人作为物种的全部意义。我相信存在这样的方式。

与新教的保守派继续坚持神创造宇宙说相反，天主教在二十世纪末已经与进化论达成妥协。1996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宗座科学院演讲时，纠正了教宗庇护十二世的《人类通谕》的说法，通谕曾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重要的假说但仍有待证实。教宗指出：“现在，在《通谕》出版了大半个世纪后，新的知识已经使我们认识到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说，这一理论举世瞩目，伴随着各个领域一系列知识的重大发现，它已经逐渐被学者所接受。各个领域所独立从事的一系列工作成果的集合，这些既非刻意寻找也非人工制造，本身就是支持这一理论的重要证据。”[24]

然而，教宗继续认为，尽管教廷可以接受人类是从非人类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观点，但在进化过程中发生了“本体性的跳跃”。[25]人类的灵魂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因此，“进化论与激发其灵感的相关哲学知识一致认为，思维的出现起源于生物界的自然作用力，或者仅仅是这一作用力的附带现象，这种观点与人类的真相相去甚远。”教宗继续说道，“它也不能为人的尊严提供现实的根据。”

换言之，教宗说的是，在500万年前的某个节点，在人的类似猿猴的祖先与现代人类出现之间，灵魂被神秘地注入到了我们体内。现代自然科学可以解密这一过程的时间轴，并详细解释与此相关的物质性关联，但是，这仍然不能完全解释什么是灵魂，以及它是如何诞生的。过去两个世纪，很显然，教廷从现代科学技术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并且据此调整了自己的教条。尽管许多自然科学家会对从教廷汲取知识的观点嗤之以鼻，但是教宗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有进化理论的真实缺陷，而这值得科学家深思。现代科学在解释人之为人有何意味时有着大量的缺陷，远没有许多科学家想象的那样完善。

部分与整体

当代的许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通过现代科学经典的还原主义路径解码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难题。也就是说，任何高阶的行为或特征，诸如语言或进攻性行为，都能够追溯到神经对大脑基质的激发，这种激发又可以根据组成它们的更为简单的有机合成物来理解。人类目前的大脑经历了不断累积的进化突变，这些突变是由随机的异化所驱动的；同时大脑也经历了自然的选择进程，通过这些选择，周遭的环境选定了特定的思维特征。所有的人类特征都能回溯到一个先它而在的物质起因。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喜欢听莫扎特与贝多芬的音乐，这是因为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发展了听力系统，在进化适应期的情境中，我们必须通过区分不同种类的声音，谨防捕食者，或进行狩猎。[26]

这种思维的问题倒不在于它可能是错误的，而是它不足以解释人类诸多非常杰出与独特的品质。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这是使用还原法去理解复杂系统，特别是生物系统。

当然，还原法构成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石，并且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假设，在你面前有两样截然不同的物质，铅笔里的石墨以及你订婚时的钻戒，你也许认为两者完全不搭界。但是化学还原法会告诉你，事实上它们都是由同一种更为简单的物质——碳——合成的，两者间明显的差异并非是本原的不同，仅仅是碳原子组织方式的差异。过去一个世纪，物理还原法一直在忙着将原子还原于亚原子的微粒，也就是，将一切还原至一种更为根本的自然作用力。

对诸如天体力学、流体动力学等物理研究领域合适的研究方法并不必然适合研究复杂量表上另一端的物质，比如大多数生物系统；因为复杂系统的行为是不能够通过简单的归纳或对构成它们的各个部分进行放大来进行预测的。[27]例如，一群小鸟或一窝蜜蜂，它们独特并且能够清晰辨别的行为的形成，是单只小鸟或单只蜜蜂遵照简单的行为规则互相作用的结果（如飞行距离贴近同伴、避开障碍物等等），但没有任何一种行为能够从整体上囊括或定义鸟群或蜂群。应该说，群体型行为的出现是由于组成它们的个体的互动。在许多情形下，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意即，增加输入A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输出B，但它也会产生一个数量上不尽相同的、意外的输出C。对于相对简单的水分子也是如此：在32华氏度时，水从液态转换成固态，但仅仅依靠化学合成的知识无法成功预测这个转换。

复杂性整体行为无法通过对个体的简单聚合进行理解，自然科学界已经知晓这一点一段时间了[28]，这导致了一个叫“非线性”、“复杂适应系统”的研究领域的诞生与发展。这个领域试图对复杂性的出现进行建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法走向了还原法的反面：它证明，虽然整体可以还原为更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但是却没一个简单的预测模型能够使我们从部分推测出整体行为的出现。正是因为非线性，初始状态的一点微小的差异也会变得非常敏感，即便行为是完全确定的，也会出现混沌状态。

这就意味着，理解复杂系统的行为比还原方法的创始人想象的要更为复杂。十八世纪的天文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曾说，只要已知构成宇宙的各个部分的质量及运动状态，他就能根据牛顿力学，准确预知宇宙的未来。[29]没有科学家今天敢下这样的论断——不仅是因为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没有内在的确定性，同时也因为不存在预测复杂系统行为的可靠方法。[30]用亚瑟·皮考克（Arthur Peacocke）的话来说：“研究更复杂层级的科学，其概念与理论往往并不能（但并非总是不能）从逻辑上还原成研究组成部分的科学。”[31]科学上有一个复杂体系的层级排列，人类及人类的行为处于最为复杂的顶层。

了解低一层级别能够给了解高一层级别提供指引，但理解低层级别并不会让人完全理解高层级别会出现的特性。复杂适应系统领域的科学家创造了一个基于施动者的复杂系统模型，并将其应用在广泛的领域，从细胞生物学，到进行一场战争，到分配天然气。但是现在仍然需要观察，这是不是一种单一的、内在一致的、能够应用于所有复杂系统的方法论。[32]这样的模型也许仅仅能够告诉我们，某些特定的系统内部处于混沌与不可预测状态，或者预测本身取决于掌握一些精准但实际上却无法获知的前提条件。因而，了解更高级别的复杂系统需要匹配以适合其复杂性级别的方法论。

通过参考人类特有的行为领域——政治，我们能够阐释复杂与整体令人困惑的关系。[33]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如果有人试图依据人的特殊性为人的尊严提供理由，拥有参与政治的能力首要地是构成人类独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在此方面有独特性的观点受到了挑战。如第8章所述，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动物也会参与跟人类政治惊人地相似的争斗，并串通共谋直至赢得雄性领袖地位。更甚者，当它们与群体里其他成员互动，似乎能够感觉到诸如骄傲或耻辱等政治性情绪。很明显，它们的政治行为也能够通过非基因的方式传递，因此政治文化也并非是人类独有的存在。[34]有些观察人士兴奋地援引此作为例子，用以反驳人类相对其他生物所拥有的自我重视感。

困扰人类政治行为与其他生物社会交往行为的正是错将局部视为整体。只有人类能够表达、辩论并修正抽象的正义规则。当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指涉的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参与政治的能力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开发的潜能。[35]他指出，仅当第一位法律制定者建立了国家、颁布了法律，人类才产生了参与政治的行为。这一事件对人类功在千秋，但却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偶然性事件。这与我们目前已知的国家的出现非常符合。一万年前，由于农业的发展，埃及和巴比伦出现了国家。而在这之前的千万年间，人类住在无国家存在的狩猎采集社会，最大的团体也不超过50至100人，大多数人都有亲缘关系。[36]因此，某种意义上，尽管人类的社交能力是天生的，但是人是否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仍未可知。

但是，亚里士多德坚称政治对于人类是本能，尽管在早期的人类历史中它似乎不存在。他辩驳道，正是因为人类有语言，才能够形成法律条文和公正的抽象原则，这对于国家的创造与政治秩序的出现十分重要。动物行为研究学者已经发现，许多其他的生物也能够使用声音进行沟通，黑猩猩和其他动物也能够有限地学习一些人类语言。但没有任何其他物种拥有人类语言——也就是，使用抽象的行动原则进行表达与沟通的能力。当且仅当这两种自然特质——人类的社会交往能力与人类的语言功能——聚合在一起，才产生了人类的政治行为。语言的精进演化进一步促进了人类的社交能力；但并不是进化让语言成为政治的促成者。这就正好像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用“拱肩”所做的比喻[37]，它为了某个理由进化而来，组合成人类整体后却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功能。[38]人类的政治行为，尽管通过自然的方式出现，却不可还原成任何的动物间的社交能力或语言，尽管这些是它出现的先导。

意识

还原主义的唯物论科学没法解释的可供观察的现象，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人类的意识问题。谈及意识，我指称的是主观的精神状态：并不仅仅是你在思考和阅读此页书籍时所浮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或意象，同时也指你每天在生活中可能经历的感知、感觉和情绪。

过去两代人对意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理论化努力，数量可与神经科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AI）比肩。特别是在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领域，许多狂热人士相信，只要能够有更强大的计算机及更新颖的计算方式，比如神经网络，我们就会处于突破的边缘，机械的计算机就能够拥有意识。已经有一些会议和认真的讨论涉及此议题：如果一旦实现这一突破，关闭这样的机器是道德的吗？我们是否也需要赋予已经有意识的计算机权利？

然而事实却是，我们离突破差得很远。意识仍然像过去一样是一个极其神秘的领域。目前这种思维状态的困境起源于传统哲学对意识的本体地位的困惑。主观的精神状态由物质性的生物进程所产生，与其他现象相比，它似乎非常独特且处于非物质秩序的状态。对二元论的恐惧——也就是笃信两种根本类型的存在：物质与精神——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中如此强劲，以至于它导致了非常鲜明、滑稽的结论。哲学家约翰·瑟尔（John Searle）这样予以解释：

从过去五十年的视角来观察，精神哲学、认知科学及心理学的特定分支展现了一幅非常令人好奇的景观。其中最明显的特征似乎是，过去五十年，主流的精神哲学谬误得有多离谱……在精神哲学研究中，精神的最显要事实——例如，我们都真实地有着主观的精神意识状态，这些意识状态不能因为任何事物予以消除——却被这一学科中许多、也许是大部分的前沿思考者例行公事地否认。[39]

举个例子，对意识的理解存在着明显错误的学者，其中之一是这领域的顶尖专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他的专著《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最终是这样对意识下定义的：“人类的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模因综合体（或更准确地说，是大脑中的模因效应综合体），我们最好将它理解成一台 ‘冯·诺伊曼式’虚拟机器的运作，这架机器被安置在大脑的并行架构中，而这个架构本不是为此类活动所设计的。”[40]若一个单纯的读者认为，这种论调并没有推进我们对意识的理解，这也情有可原。事实上，丹尼特是在表述：“人类意识只是随一种特殊的计算机运作而来的副产品；假使我们认为意识并不仅仅如此，那么，我们对意识是什么的观点是过时且谬误重重的。”瑟尔这样评论这一观点，只有在否认你、我及每个人所理解的意识时（也就是，意识是一种主观感受），丹尼特的理论才成立。[41]

类似地，许多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人员，通过事实上偷换主题的方式，避而不谈意识是什么这一问题。他们假定大脑只是一台高度复杂的有机计算机，它能通过外在特征进行辨认。知名的图灵实验曾断言，如果机器能够运行认知性任务，比如，用一种从外观上看与人脑进行类似活动无异的方式进行对话，那么这两者在内部也是没有差异的。为什么这一实验已经足够说明人类心智的情况，还是个谜；因为很明显，机器对自己正在做什么没有一点主观意识，对它的任务也没有感知。[42]但这没有能够阻止汉斯·莫拉韦茨（Hans Moravec）[43]、雷伊·科兹韦尔（Ray Kurzweil）[44]等作者的预测，他们认为，机器一旦达到必要的复杂程度，就会拥有人类的特性，比如意识。[45]如果他们的预测是对的，那么这将对我们“人的尊严”的观点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能决定性地证实，人类不过是一种由硅和晶管体合成的复杂机器，像碳和神经元一样简单。

然而这一切发生的可能性十分遥远，并不是因为机器永远无法复制人类智力——我认为它们在这方面也许会非常接近——而是因为它们几乎不可能获得人类情感。安卓系统、机器人或计算机突然能够经历人类情感，比如，恐惧、希望，甚至性的欲望，这些都是科幻小说里的事情，从没有任何人设想过这一切如何发生，哪怕仅是有细微的靠近。就像人类的许多其他意识，这个问题并不单单是没有人知道情感本身是什么；而是没有人了解为何它会在人类的生物系统中存在。

诸如痛楚或愉悦这样的感觉，有其存在的功能性理由。如果我们得不到性满足，我们无法生育；如果我们感知不到火烧的痛苦，我们也许会立即化为灰烬。但是认知科学领域最新的见解认为，以主观形式存在的情绪，它的发生并不必然与其功能息息相关。例如，我们可以在机器人手指部位安装热感应器，当感应到火温时，执行器会自动将机器人的手弹开。尽管没有任何主观的痛苦感觉，但是机器人能够保全自己以免被烧坏；只要基于不同的电子脉冲的机械计算，机器人就可以决定对哪个物体执行任务，对哪些活动尽力避免。图灵实验也许会认为这已经是人类的行为，但事实上它却完全没有人类至关重要的品质——感情。在当前的进化生物学与认知科学领域，主观形式的情感只不过是其基础功能的副产品，在进化历史中，它们并不存在明显的、被进化选择的理由。[46]

正如罗伯特·怀特所言，这导致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对我们而言，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完全不是由于物质性设计。[47]而正是人类所独有的全部情感，让人产生了生存意义、目标、方向、渴望、需求、欲望、恐惧、厌恶等意识，因此，这些才是人类价值的来源。尽管许多人将人类理性、人类的道德选择列为人类所独有的特质，它们使人产生尊严；但我认为，人所拥有的全部情感，如果不是更甚，至少也与其同等重要。

政治理论家罗伯特·麦克谢伊（Robert McShea）让人演示下面的思想实验来显示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以丰富我们常识所理解的“人之为人”的含义。[48]假设你在一个沙漠孤岛遇见两个生物，它们都有人类的理性，因而能够进行对话。其中一个生物，外表是狮子形象但是拥有人类情感；另一生物，有着人类的外表但是表现出狮子的情感特征。你会对上述的哪种生物感觉更亲近？你更愿意和哪个生物做朋友、建立精神联系？答案是狮子，无数的小儿书所描绘的通情达理、会说人话的狮子；因为人类情感是我们物种的特有特征，比起理性与外表来，它们对我们而言更具有人情味（humanness）。《星际迷航》系列中的斯波克先生偶尔看起来比感性的斯考特先生可爱，那仅仅是因为，我们怀疑在他理性冷峻的外表下深深地隐藏着人类情感。理所当然地，他在剧中所遇上的一系列女角色都希望能够与他擦出不只是机器人反应的火花。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斯波克先生没有任何情感，他只是一个精神病人和怪物。当他给予好处时，我们也许会接受，但不会有感激之情，因为我们了解，这不过是他理性计算之后的产物，并非出自好心。如果欺骗了他，我们并不会感到愧疚，因为清楚他本人不会有愤怒感，也不知道背叛为何物。如果情况紧急需要杀了他以保全自己，或者在敌对情况下需要牺牲他的性命，我们不会感到多么遗憾，仅仅像失去汽车、传送器等宝贵财产般。[49]即便我们需要与斯波克先生合作，我们也不会将其作为道德人对待，不会像对待人类般尊重他。那些人工智能实验室中，认为自己不过是复杂的电脑程序，并且希望将自己下载到电脑上的“极客”们（geeks）应当有忧患意识了，因为没有人会关心他们（作为电脑）是否会永久性关闭。

因此，意识的标题之下有大量的内容，它帮助我们界定人作为物种的特殊性，进而确立人的尊严，而这些现代自然科学尚无法全部解释清楚。辩称其他动物也有意识、也有文化、也有语言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的意识并不能与人类的理性、人类的语言、人类的道德选择及人类的情感相结合，并产生人类的政治行为、人类的艺术与人类的宗教。进化史上所有拥有人类特质的非人类先驱，以及所有使得人类特质出现的物质性起因及前提条件，它们相加也并不如人类作为整体般丰富。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著作《第三种黑猩猩》（The Third Chimpanzee）里注意到，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组相似度高达98%，这意味着两个物种的差异是非常微小的。[50]但对一个意外发生的复杂系统而言，即便微小的差异也能带来巨大的质变。这有点像是说，冰与水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它只是相差1度。

因此，我们不必完全同意教宗所说的上帝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注入了人类灵魂的说法，也能够与他达成共识，在人类进化过程的某个节点，确实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本质性跳跃，如果不是本体性跳跃的话。正是由于这一从部分到整体的跳跃，最终形成了人的尊严的基石，即便不以教宗的宗教性前提为起始点，我们也能相信这一概念。

那么，这个整体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又是如何保存至今的，用瑟尔的话来说，“这仍然是个谜”。没有任何一个谈及这一议题的现代自然科学分支能够击中要害，尽管许多科学家深信他们已经解码了整个进程。普遍说来，现在许多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认为，意识是某些复杂的计算机“业已出现的特质”。但这不过是基于与其他复杂系统类比时做出的未经证实的假说。还没有人能够真实地看见实验情境下诞生意识，或甚至提出意识是如何诞生的理论。如果“突现”的进程并没有在“人之为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会感到非常惊讶；但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吗？还是存在着一些我们至今尚无法得知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科学解码之事永远不会发生。瑟尔本人相信：意识就像神经激发或神经递质的产物一样，是大脑本身的生物本能；生物学也许有一天能够解释有机器官是如何生成它的。他认为当前理解意识的问题并不要求采用本体二元论，或放弃唯物因果论的科学框架。意识如何诞生的问题并不需要求助于上帝的直接干预。

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完全排除这一可能。

到底为何而战？

如果赐予我们尊严及比其他生物更高的道德地位之物，与我们是复杂的整体而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密切相关，那么很显然，到底什么是X因子，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回答。也就是说，X因子不能够被还原成为拥有道德选择、理性、语言、社交能力、感觉、情感、意识，或任何被提出当作人的尊严之基石的其他特质。而正是所有这些特质组合成人类整体，才有了X因子。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个人都有基因的禀赋，使他或她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一天赋使他从本质上区别于其他生物。

仅需片刻反思就能意识到，所有的这些形成“人之尊严”的重要特质都不能脱离彼此而单独存在。比如，人类理性，与计算机理性完全不同；它浸润着人类情绪，其运作机理也事实上由情绪在推动。[51]道德选择不能脱离理性单独存在，更不用说，它根植于诸如骄傲、愤怒、羞耻及同情等情感。[52]人类意识并不仅仅是个人偏好或工具理性，它是别的意识及其道德评价这样的主体间作用所共同形塑的。我们是社会与政治动物并不仅仅因为我们拥有博弈理性，而是因为我们生而具有社会情感。人类感觉又与猪或马的感觉不同，因为它还伴随着记忆与理性。

这段冗长的关于人类尊严的讨论试图解答下面这一问题：我们到底试图在未来的生物技术中保护些什么？答案是，我们试图保存全部的复杂性、进化而来的禀赋，避免自我修改。我们不希望阻断人性的统一性或连续性，以及影响基于其上的人的权利。

如果X因子与我们的复杂性，及人类所特有的道德选择、理性及一系列情感的复杂互动息息相关，那么追问生物技术会通过什么手段及为什么会让我们变得不那么复杂，这似乎很有道理。答案是，我们一直试图避免生物医药的发展只是为了功利性目的——也就是说，这么做是为了试图避免将天赋的、人类复杂多样的生存目标与意义减少为一些简单的归类，比如仅仅是痛楚或快乐，或者自主。特别是，生物医药的发展有一种恒久性的倾向，它允许减低病痛与苦楚处于超越所有其他的人类生存目的或目标的位置。这将成为生物技术与生俱来的不变的权衡：我们能够治愈疾病，能够延长寿命，能够使孩子更易于管教，但代价却是一些无法言说的人类品质的丧失，如天分、野心或绝对的多元性。

我们复杂本性中最受威胁的是人类的全部情感。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好的情感、坏的情感，并且人能够通过压制坏情感，使人不再那么富于攻击性，更倾向于社交、更顺从、更少抑郁，从而优化本性。功利主义减少人类痛楚的目标本身就问题重重。没有人可以指摘我们应当减少病痛及苦楚，但事实是，我们或他人身上，最高级别、最令人喜欢的品质总是与我们如何应对、对抗、克服，以及常常臣服于病痛、苦楚或死亡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些邪恶的存在，人也就没有同情、热情、勇气、英雄情结、团结一致及坚韧等性格品质。[53]一个人没有面临过痛苦或死亡，他便没有深度。我们经受这些情绪的能力让我们潜在地与所有人类相连接，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

许多科学家与研究人员认为，不论怎样定义人性，都不必担忧，并且将人性与生物技术区隔开来，因为在修改人性前，我们尚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他们也许是对的：人类的生殖细胞系工程，以及在人体上使用DNA重组技术，这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更为遥远，虽然克隆技术已经近在眼前。

但是，我们操控人类行为的能力却并不取决于基因工程的发展。事实上，我们期望通过基因工程去完成的事情，都能更快地通过神经药理学达成。不论其年龄与性别，为了提升更多群体的生活质量，新的生物医药技术将应用于他们身上，带来人口统计学上的大幅变迁。

利他林及百忧解等药物的大范围传播及使用剂量的剧增，表明人类有多渴望使用技术改变自己。如果构成人类本性的关键组成部分及人类尊严理念的基石，与全体人所共享的正常情感有关系，那么，我们已经试着在缩小功利主义关于健康与便利的生存目的的范畴。

这些精神治疗药物并不会像基因工程也许有天会实现的那样，更改生殖细胞系或带来可遗传性影响。但它们已经提出了关于人类尊严意义的重大议题，它们是事情发生的前兆。

我们何时成为人类？

未来一段时间，生物技术带来的最大的伦理争议，将不是对正常人类尊严的威胁，而是对那些并不完全具有定义了人作为物种而存在的所有特质的人。处于这一类别的最大的人群是，未出生（甚至也包括已出生）的婴儿、临终的病人、患有虚弱疾病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

由于干细胞研究与克隆技术，这一争议已经开始显现。胚胎的干细胞研究要求对胚胎进行蓄意毁坏，所谓的“治疗性克隆”则不仅限于毁坏，而是为了科学研究先精心培育胚胎然后再毁坏。（正如生物伦理学家利昂·卡斯所指出的，治疗性克隆并非是为了治疗胚胎。）这两种技术都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人们相信生命起始于受孕，胚胎与人类一样，有全部的道德地位。

在此，我并不想重述有关堕胎辩论的整个历史，也不想再谈及生命从何时开始的热门争议话题。我本人并不以宗教信仰作为出发点，但我承认在思考它的利弊时相当程度地加入了宗教因素。这里的问题是，以自然权利为方式思考人的尊严，它为未出生的婴儿、残障人士等的道德地位提供了什么帮助？我不太确定是否有确定的答案，但至少它能帮助我们画出一个回答问题的框架。

乍一看，自然权利学说将人的尊严基于人类作为物种所拥有的独特品质上，它允许根据任何单个成员所享有的群体特征的程度来划定权利的谱系。例如，一位患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已经失去了正常成年人的推理能力，该推理能力正是使人能够通过投票及竞选参与政治的那部分尊严。理性、道德选择、拥有人类所特有的一系列情感，这些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的特质，它们是人人平等的基石，但每个人拥有这些特质的数量不一定相同：有些人更为理性，有些人更有道德感，有的人更为敏感。极端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可做出细微的区分，使人以他所拥有的基本特质的程度来不同程度地分配所享有的权利。这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被称作“天赋的贵族”。它所隐含的等级性，是人们质疑“自然权利”这一概念的缘由之一。

然而，人们可以给出非常审慎的理由，为什么在分配政治权利时不能太过于等级化。首先，人们并未就什么是界定个人权利的基本人类品质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做出某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这些特质的判断是十分艰难的，通常会面临质疑，因为下判断的一方很难是完全公正的一方。大多数现实世界的贵族制是基于传统而非天赋，贵族们自称天生尊贵，但它实际上是基于强力或惯例。因此，是时候提出这样的疑问，谁能够大方拥有享受权利的资格？

然而，事实上，当前的自由民主制正是基于个人或某个群体拥有不同的特质而享有分殊的权利。例如，孩子没有成人的权利，因为他们的推理与道德选择的能力没有发展完整；他们不能够投票，也不能拥有像父母一样的自由，比如，决定去哪定居、是否上学等等。社会会剥夺触犯法律的人某些基本权利，对那些缺乏基本道德感的人惩罚会更加严重。在美国，某些罪行甚至会被剥夺生命权。老年痴呆症患者并不会被剥夺政治权利，但会限制他们驾驶及掌管财务，实际上他们也停止了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利。

从自然权利的角度，人们也可以认为，赋予未出生的孩子不同于婴儿或未成年人的权利，这也是合理的。刚出生数天的婴儿也许没有推理与道德选择能力，但它已经有了所有人类情感的基本要素——它会沮丧，紧紧黏住母亲，渴望关注，等等，而仅有数天大的胚胎则尚不具有。正是因为父母与孩子间的强有力的联系，杀害婴儿触犯了自然法，在多数社会里，它是罪大恶极的罪行。我们通常会替死去的婴儿举办葬礼，但不会对流产的孩子这么做，这便是区别自然存在的证明。所有这些都说明，将胚胎当成成人来对待，并赋予他们未成人享有的权利，这是不合情理的。

为了反驳这些观点，不从宗教而是自然权利角度也可以提出下面的一些理由。胚胎也许欠缺婴儿所拥有的一些基本人类特征，但它毕竟不只是一群细胞或组织，它有潜力成长为完整的人。在这一方面，它与婴儿的区别仅在于实现了天赋潜力的程度，因为婴儿也不具有一个正常成人所有的大多数特质。这意味着，尽管胚胎可以被赋予比婴儿更低的道德地位，但是比起科学家所研究的细胞或组织来，它应有更高的道德地位。因此，即便不站在宗教的立场上，我们也有理由质疑科学家是否能够自由培育、克隆、毁坏人类胚胎。

个体发生学是系统发生学的简要概括。我们已经指出，在进化过程中，从非人类的祖先进化到人类，有一个质的飞跃，这个飞跃使非人类的祖先一变而为拥有语言、推理及情感的整体的人，这个整体人无法再分化成各个简单的部件进行解析；这个飞跃的过程到底是如何的，至今仍然是个谜。从胚胎发育成为婴儿、成长为未成年人、再逐渐成年，这个过程也有相似的飞跃：最初只是一组有机的分子，它们渐渐拥有意识、理性、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及主观的情感；但这一飞跃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同样一无所知。

把所有这些事实叠加在一起——胚胎拥有介于婴儿、细胞与组织之间的道德地位；胚胎如何发育并成为拥有更高道德地位的人类，谜底仍未揭晓——所有这些表明，我们应当对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的行为加上许多限制，确保它没有成为将未出生婴儿用于其他用途的先例，不进一步超越底线。在何种程度下，我们愿意为了功利目的制造并培育胚胎？假使一些神奇特效药的制成需要的不是从数天的胚胎中提取细胞，而是从一个数月大的胎儿身上提取组织？一个五个月大的女胎在子宫里已经有将来其作为女人进行生育时的所有卵子，会有人想要拿它们做实验吗？如果我们对由于医学目的进行克隆胚胎习以为常，我们知道何时该止步吗？

如果未来生物技术带来的平等议题会使左翼阵营分裂，毫不夸张地说，右翼阵营也会因为人的尊严议题而解体。在美国，右翼（以共和党为代表）已经分裂成为崇尚企业家精神、倾向于较少管制科技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及由许多信仰宗教人士所组成、关注从堕胎到家庭等一系列议题的社会保守派。在选举期间，这两股派别通常能够紧密团结，但它们只是在外表上对一些基本的分歧进行掩饰。目前我们很难判断，当未来新的技术出现，它一方面会给生物技术产业带来巨大的健康利好和赚取金钱的良机，另一方面却会触动人们所长久持有的伦理规范时，这个联盟是否依然会存在。

因此，我们被重新带回到政治与政治策略的议题。现在，人类尊严这一可行的概念已经存在，它需要被维护，不仅仅是在哲学的小册子，还需要体现在现实政治中，被政治机构切实保护。这一议题，正是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所关注的。

[1] Clive Staples Lewis, The Abolition of Man (New York: Touchstone, 1944), p. 85.

[2] Counsel of Europe, Draft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 On the Prohibiting of Cloning Human Beings, Doc. 7884, July 16, 1997.

[3] 这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第二部分的主题，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4] 对托克维尔这一段的解读，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March of Equal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11 (2000): 11-17.

[5] John Paul II, “Message to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 October 22, 1996.

[6] Daniel C. Dennett, Danv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pp. 35-39; see also Ernst Mayr, One Long Argument: Charles Danvin and the Genesis of Modern Evolutionary Thoug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0-42.

[7] Michael Ruse and David L. Hull,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85.

[8] Lee M. Silver, Rec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Avon, 1998), pp. 256-257.

[9] Ruse and Hull (1998), p. 385.

[10] Silver (1998), p. 277.

[11]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First part, section 5, from 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king, 1968), p. 130.

[12]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7.

[13] 对这一提议的更为全面的辩护，可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part II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14] Aristotle, Politics I.2.13, 1254b, 16-24.

[15] Ibid., I.2.18, 1255a, 22-38.

[16] Ibid., I.2.19, 1255b, 3-5.

[17] 比如，可参见Dan W. Brock,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and Human Identity,” in Genes, Humans, and Self-Knowledge, eds. Robert F. Weir and Susan C. Lawrence et al.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94), pp. 18-23.

[18] 这种可能性早已被查尔斯·默里所指出，参见他的文章“Deeper into the Brain,” National Review 52 (2000): 46-49.

[19] Peter Sioterdijk, “Regeln fur den Menschenpark: Ein Antwortschreiben zum Brief uber den Humanismus,” Die Zeit, no. 38, September 16, 1999.

[20] Jurgen Habermas, “Nicht die Natur verbietet das Klonen. Wir müssen selbst entscheiden. Eine Replik auf Dieter E. Zimmer,” Die Zeit, no. 9, February 19, 1998.

[21] 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参见Allen Buchanan and Norman Daniels et al., From Chance to Choice: Genetics and Justice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7-20. 也可参见Robert H. Blank and Masako N. Darrough, Bi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Social Equality: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3).

[22] Ronald M.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52.

[23] Laurence H. Tribe, “Second Thoughts on Cloning,”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1997, p. A31.

[24] John Paul II (1996).

[25] 对这一“本体性跳跃”意义的解读，参见Ernan McMullin, “Biology and the Theology of the Human,” in Phillip R. Sloan, ed., Controlling Our Desires: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Ethical, and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Humam Genome project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0), p. 367.

[26] 事实上，很难从达尔文视角解释人类对音乐的喜爱。参见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pp. 528-538.

[27] 经典牛顿力学的决定论很大程度上基于平行四边形规则，就是说，作用于同一个物质的两个力的效用可以被视为分别独立作用于物体的两个力的加总。牛顿证明这条规则对行星、恒星等天体有用，因此假定它也能同样应用于其他物质，比如动物。

[28] 比如，可参见Arthur Peacocke, “Relating Genetics to Theology on the Map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Sloan (2000), pp. 346-350.

[29] 拉普拉斯的原文更精确的表达是：“那么，我们应当将宇宙（并不仅仅指太阳系）的现状作为它前一阶段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下一段的起因。既然智力能够理解所有由自然施加的作用力及人所造成的各种情形――智力已经足够广阔到能够将这些数据（前提条件）进行分析――那么它也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宇宙中最强大物体的运动，以及最微小的原子的运动；对它而言，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未来像过去一样，会展现在它的眼前……天文学所展示的彗星运动的规律毫无疑问存在于所有现象中。描绘一颗简单的水分子或水蒸气的曲线，它的规律与恒星运转的轨道是同样确定的；它们唯一的不同可能是由于我们的无知。”引自Final Causality in Nature and Human Affairs, ed. Richard F. Hassing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24.

[30] Hassing, ed. (1997), pp. 224-226.

[31] Peacocke, in Sloan, ed. (2000), p. 350.

[32] McMullin, in Sloan, ed. (2000), p. 374.

[33]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Roger D. Masters, “The Biological Nature of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35 (1983): 161-193.

[34] Andrew Goldberg and Christophe Boesch, “The Cultures of Chimpanzees,” Sci-entific American 284 (2001): 60-67.

[35] Larry Arnhart, Darwinian Natural Right: The Biological Ethics of Humam Natur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p. 61-62.

[36] 对此的一个例外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岸的土著人，这个狩猎采集社会发展成了一个国家。参见Robert Wright, Nonzero: Logic of Human Destin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0), pp. 31-38.

[37] 拱肩是一种意外出现的建筑形式，它产生于圆顶与支撑它的墙体的交汇处。

[38] Stephen Jay Gould and R. C. Lewontin, “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 A Critique of the Adaptionist Programm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05 (1979): 81-88.

[39] John R. Searle,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1997.

[40] Daniel C. Dennett,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p. 210.

[41] John R. Searle, 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 p. 3-.

[42] 瑟尔对这种方法的批判体现在他设计的“中文房间”实验中，这个实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一个不会说中文的人关在房间，并给他提示如何使用一系列的中文图形，这个人是否会比电脑更懂得中文？参见瑟尔（1997），第11页。

[43] Hans P. Moravec, Robot: Mere Machine to Transcendent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4] Ray Kurzweil, The Age of Spiritual Machines: When Computers Exceed Human Intelligenc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45] 评论参见Colin McGinn, “Hello HAL,”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uary 3, 1999-.

[46] 关于这一点，参见Wright (2000), pp. 306-308.

[47] Ibid., pp. 321-322.

[48] Robert J. McShea, Morality and Human Nature: A New Route to Ethical The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7.

[49] 丹尼尔·丹尼特在《意识的解释》一书做出这样骇人的论断：“但是，你也许会问，如果不是意识到欲望，生物的欲望就会受到阻碍，这有什么要紧的？我会回答：即便它们是意识到的，为什么它就更重要呢――特别是，像某些人所设想的，如果意识是一种永远逃避深究的特质？为什么一个行为痴呆者的破碎的希望没有拥有知觉的人的破碎的希望重要？这是在玩镜像的把戏，应当将它们暴露和丢弃。你认为，意识是重要的，然而当你被意识的教条紧紧吸引，它们系统性地防止我们获得任何‘为什么它重要’的信息。”丹尼特的质疑回避了一个明显的问题：除非这位痴呆者对那人有工具性价值，世界上哪个人会在意碾碎一个行为痴呆者的希望？

[50] Jared Diamond, The Third Chimpanzee (New York: HarperColiins, 1992), p. 23.

[51] 理性与情感的二元论――即，精神是独特且可分离的存在――能够追溯至笛卡尔（参见《灵魂的激情》，第47章）。自那时起人们广泛接受了二分法，但是它在许多方面有误导。神经生理学家安东尼·达马西奥指出，人类理性总是包含躯体标记――在思考某一问题时系附于某一观点或选择上的情感――它帮助我们加速许多计算。参见Anto-nio R.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Putnam, 1994).

[52] 也就是，康德认为道德选择只是一种凌驾或压制自然情感的纯粹理性的行为，并不是人类事实上做出道德选择的方式。更为典型的是，人类在一系列情感中做出平衡，并通过习惯不断加强做出正确道德选择的愉悦感，进而形成性格。

[53] “同情”（sympathy）的希腊语词源和“热情”（compassion）的拉丁语词源都涉及人能感知他人痛楚的能力。

第三部分
怎么办？

第10章
生物技术的政治管制

圣洁的残忍。——一个人抱着新生的婴儿走到神面前。“我要怎么对待这个婴儿？”他问道，“它真是可怜，出生就是畸形儿，还没有活够就要死去。”“杀了它！”神厉声呼喝道，“然后将它抱在你怀里三天三夜，给自己留个回忆。下一次，时机不合宜时，再也不要这样生育小孩。”此人听完这些话，沮丧地走开了。很多人责斥神，因为他的建议太残忍；他竟然要人去杀害他的孩子。“但是，让它活下来不是更残忍吗？”神反问道。

——弗里德里希·尼采《快乐的科学》第73节

有些新的技术让人不寒而栗，因而，从一开始就会让人迅速建立共识，需要采用政治手段控制它的发展与使用。1945年夏天，当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引爆时，这一事件的见证者都明白，人类创造了一个威力巨大到能够自我毁灭的潜在武器。从那时起，核武器就被施以政治控制：任何个人不得随意开发核技术，或者交易能够制造核武器的部件；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一致同意限制就核技术进行国际贸易。

其他新技术看起来更为温和，因此没有或者仅受到很少的管制。个人电脑与网络的发展就是例子：信息技术的这些新的形式允诺创造新的财富，使人更加轻便地接触信息，因而更为民主地分配权力，在使用者中间建立起社群。人们很难看到信息革命的发展颓势；他们今天能够找寻到的是称作“数字鸿沟”的议题（意即，对信息技术的不平等接触），以及对个人隐私的侵害，这些都不能称得上挑战正义或道德的地震般的事件。除了某些更为中央集权的社会试图控制信息技术的零星努力，近些年，信息技术大为繁盛，在国家或全球层面鲜少受到监控。

生物技术处于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位置。转基因农产品及人类基因工程给人们带来的不安感远远超出计算机和网络。但生物技术同样承诺给人类带来健康与福祉等重要福利。当生物技术的新进展具备能够治愈小儿囊胞性纤维症或糖尿病的能力，人们很难因为对生物技术的不安感而要阻止这项技术的发展。但一旦新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失败的临床试验，或让人对基因更改的食物产生致命的过敏反应，它会立即招致人们的反对。实际上，生物技术的威胁远比这要更为微妙，因此很难用功利的计算来衡量。

当面临两难的技术挑战，利好与灾难如此紧密地纠葛，在我看来，只能采取唯一的一种应对措施：国家必须从政治层面规范这项技术的发展与使用，建立相关机构区分技术的进展，哪些能帮助推进人类福祉，哪些对人类尊严与快乐带来威胁。这些监管机构首先必须具备在国家层面落实区分措施的强力，最终必须能够在国际层面延展它们的能力。

当前，关于生物技术的论辩已经极化成两大阵营。第一大阵营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们认为社会不应该也不能对新技术的发展施加限制。这一阵营包括研究人员与科学工作者，他们希望重新推回科学的边界；也包括生物医药行业，它们能够从被松绑的技术进步中获利；特别是在英美两国，有一大群人，他们忠诚于将自由市场、去除管制，以及在科技领域尽量少一些政治干预有机联合起来的意识形态。

另一大阵营是对生物技术有道德担忧的异质性群体，它包括宗教信徒、笃信自然神圣不可侵犯的环保主义者、新技术的反对者、担心优生学卷土重来的左翼人士。这一阵营，既有像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这样的积极分子，也有天主教会，他们提出对一系列新的技术发起禁令，从试管婴儿到干细胞研究，从转基因农产品到人类克隆技术。

有关生物技术的论辩需要超越这种极化的状态。这两条路——对生物技术的发展持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或试图大范围禁止未来技术的发展——都具有误导性，且不现实。某些技术，比如人类克隆，无论出于内在原因还是战略原则，都必须完全禁止。但对当前涌现出的大多数生物技术来说，它们需要一个更为细致的管理方式。现在每个人都急于亮出伦理立场，支持或反对各种技术，但很少有人仔细地观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机构），允许社会对技术发展的步调与范围进行管控。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提出要对这个世界多一些管制。管制——特别是国际层面的管制——并非轻声呼吁就能实现。在里根—撒切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施改革前，北美 、欧洲、日本的许多经济部门普遍处于过度管制状态，许多行业今天仍是如此。管制会导致无效率，以及甚至大家都已经明白的社会病症。比如，研究已经显示，即使宣称为公共利益代言，但政府管理者是如何发展出自我利益，促进自身地位与权利提升的。[1]设想不周全的管理办法会大大提升做生意的成本，窒息创造力，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因为商业总是试图逃离冗沉的规罚。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创造性的研究都在关注僵化的政府管制的替代方式——比如，商业的自我监督，以及更具弹性的产生与实施法规的模式。

任何管制都会导致欠缺效率，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我们试着通过设计不同的机制使监管进程流水线化，让它能更及时地应对技术与社会需求的变化，但最后，总有一些社会问题，只能通过正式政府管制的形式予以处理。自我监管这样的计划需要最佳的运作环境：在并不产生许多社会影响的行业（用经济术语来说，负外部性），议题是纯技术且非政治的，行业有很强的自我监管的动力。这些对于国际标准设定、航班路程协调及其支付、产品测试，以及银行结算是有效的，曾经一度也适用于食品安全及医疗实验。

但它不能应用于当前的生物技术中，或未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生物医疗技术中。过去，科学共同体在为自己设定政策限制上做出了相当杰出的努力，比如在人体实验及DNA重组技术安全领域，但仍然有许多吸引着大量资金的商业利益，使得自我监管在未来不能继续很好地运作。大多数医疗技术公司都没有兴趣去留意细小却需要甄别的伦理差异，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要介入，划定规制范围并强力实行。

今天，很多人认为生物技术不应该，在实践中也不能被管制。下面将说明，这两种结论都是错误的。

谁有决定权？

那么，到底谁能决定我们是否要对新的生物技术进行管制？用什么样的权威进行管制？

在2001年美国国会关于禁止人类克隆的法案辩论中，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泰德·斯特里克兰（Ted Strickland）坚持认为，应当严格地以现有的最佳科学作为指引，而“不应当让神学、哲学或政治学干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决定”。

很多人会同意这种观点。许多国家的民意测验显示，公众认为科学家在这方面比政治家更有发言权，更不用说神学家或哲学家。我们都知道，立法者喜欢故作姿态、夸大、为奇闻轶事争辩、拍桌子及刻意迎合。他们常常不懂装懂地进行演说或行事，有时会极大地被游说分子或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所影响。那么，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公正的研究者团体，对像生物技术这样高度复杂及富有技术含量的议题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政治家对科学家所从事的领域加以限制，这让人们想起中世纪天主教将伽利略所说的“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标为异端的历史。自弗朗西斯·培根以来，从事科学研究本身就拥有正当性，它是一项自动为人类更大福祉服务的事业。

很不幸，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

科学本身并不能成为它研究的目的。科学能够发现疫苗，找到医治疾病的解药，但它也能制造感染性药剂；它能够发现半导体的物理学原理，也能够了解制造氢弹的物理学原理。科学作为科学，它本身对于收集的数据是否严格遵守人类研究主体的利益是漠不关心的。毕竟，数据只是数据，更精确的数据通常需要绕开规则或忽视规则而得到（第11章人类实验的部分将会清晰展示）。许多向集中营受害者注射感染性试剂，或通过冷冻、燃烧的方式使人至死的纳粹军医，事实上只是在正当收集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可潜在地被很好地应用。

只有“神学、哲学或政治学”能够为科学及它所产生的技术设定目的，并确定哪些目的是有益而哪些目标是有害的。也许，科学家能够帮助设立规范他们行为的道德规则，但他们并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这么做，而是作为一名科学知识齐备的、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从事研究的科学共同体里有许多聪颖、乐于奉献、精力充沛、富有道德感及富有思想的人士，在生物医药领域工作的医生也是。但是他们的利益并不必然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相对应。科学家受到事业心的强烈驱使，通常在某一技术或医药领域有着金钱的利益。因此，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生物技术的问题是一项政治议题，不能由技术官僚所决定。

到底由谁来决定科学被正当还是不正当应用，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非常简单，并且已通过好几个世纪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得以确立：那就是组成民主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主要通过他们所选举的代表执行，这就是所有这些事情的最高主宰，它拥有掌控技术发展的进度与范围的权力。尽管今天的民主制度存在着诸多矛盾，从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到民粹主义态势，但仍没有一套明显的更高的替代制度，这制度能够以一种公正与合法的方式把握住人们的意志。我们当然期望政治家做出决定时已经包罗性地理解了科学。历史充满了基于错误的科学知识建立法规的案例，比如，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及欧洲所通过的优生学立法。但最终，科学本身只是作为实现人类生存目的的一种工具；政治共同体决定什么是适宜的目的，这最终并不是科学问题。

当转向对人类生物技术建立管理机制的疑问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由科学家或政治家做出与科学研究相关的决定，而是从生育决定的角度，什么是由个体父母或政府做出的最恰当选择。詹姆斯·沃森坚持认为，这应当由个体母亲决定，而不是由一伙男性管理者：

在这儿，我的原则相当简单：只是让所有的妇女，而不是男人来做决定。她们是生育小孩的人，而你知道，男人，当孩子不甚健康时只会偷偷溜走。我们需要对下一代更负责任。我认为，妇女应当被允许做出决定，以我所知，尽可能让男医生主导的医生委员会失去作用。[2]

平衡男性官僚的评断和拥有关爱之心的母亲的担忧，这是一个措词高超的策略，但它与主题无关。一直以来，男性法官、办事员及社会工作者（以及许多女性工作者）都在介入女性的生活，告诉她们不能忽视或虐待孩子，应当送孩子上学而不是去为家庭挣钱，不能给孩子毒品或使他们拥有武器。大多数妇女会有责任感地行使自己权威的事实并不能减少对规则的需求，特别是技术使许多高度非人工的生育方式成为可能（比如，克隆），而这些对孩子的终极影响可能是不健康的。

正如第6章所指出的，自然繁殖的方式下，通常被认为在父母与孩子之间自发存在的利益共同体，在新的人工的方式下，可能不复存在。有人认为，我们能假定即将出生的孩子同意使其免受天生缺陷及智力迟钝的决定。但是我们能够假定孩子愿意成为一个克隆人？愿意成为两个女人的生理学意义上的后代？愿意出生时拥有非人类的基因？特别是克隆技术提出了这样的前景，生育决定更符合父母的利益与便利，而不是孩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责任介入保护孩子。[3]

技术能被管制吗？

即便我们决定，对技术进行管制是正当的，我们将面临这样的困惑：技术是否能被管制？事实上，设想对人类生物技术进行管制，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已经广为传播的、技术进步无法被管制的信念，这种信念认为，所有这样的努力都将弄巧成拙、注定失败。[4]这一论断令特定技术的拥趸及渴望从技术进步中获利的人士欢欣鼓舞，但对希望放缓有潜在危害的技术传播的人们来说，它令人失望。特别是对后者而言，他们对政治有能力改变未来的观点充满失败感。

最近这些年，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信息技术的近期体验，这一信念变得日益强大。据说，没有哪一个主权民族国家能够管制或禁止科技发明，因为研发部门可以轻易地搬迁到另一个管辖区域。例如，美国试图管控数据加密术，或法国希望在法语网站强制实行法国语言政策，这样的举措只会使自己国家的技术发展步履蹒跚，因为开发者会将商业运作转移到管理环境宽松的地方。唯一能够对技术传播进行控制的方式就是签订限制技术的国际协议，但这协商起来困难重重，执行起来更是步履维艰。在缺乏类似国际条约的情况下，任何选择管制的国家不过是在助别国一臂之力。

这种关于技术发展不可避免的悲观主义是错误的，如果它被大多数人奉为信念，将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很简单，认为技术发展的速度与范围不可控的观点，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许多危险或有伦理争议的技术事实上已经处在有效的政治管制下，包括核武器及核能、弹道导弹、生物或化学武器、人体器官移植、神经医药学药物等等，这些都不能够自由研发或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交易。很多年来，国际社会已经成功地对人体实验进行了有效管制。近期，食物链中的转基因作物在欧洲被突然叫停，美国农户也对近期才接受的转基因作物敬而远之。也许有人会辩称这是基于科学根据的正确决定，但它证明生物技术的行进并不是不可阻挡的庞然大物。

其实，通常认为无法对色情文学或网上政治讨论进行管控的假定是错误的。政府部门确实无法关闭世界上每一家反对它的网站，但却能在管辖范围内提升普通民众登陆它的成本。比如，有的国家政府已成功使用政治权力，通过威胁撤回在该国经营权的方式，迫使像雅虎、MSN这样的网络公司限制在该国网站发布不讨喜的事情。

怀疑者会反驳，所有这些管制技术的努力最后并没有成功。比如，尽管西方世界在防止核不扩散上倾尽了巨大的外交努力，特别是美国，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公开地测试核设备，成为第六及第七大拥核国。三里岛及切尔诺贝利事件后，尽管核能开发步调有所放缓，但由于日益高企的化石燃料价格，以及对全球变暖的担忧，它现在又重新回到讨论桌上来。弹道导弹扩散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在伊拉克与朝鲜仍在继续（编按：本书英文版初版于2002年，那时伊拉克战争尚未爆发），而且在那儿，有大型的地下市场，兜售毒品、武器零部件、钚元素，及几乎所有你能叫出名字的违禁商品。

所有这些都真实无误：没有哪一套管理机制是密不透风的，如果选择了一种时间足够长的机制，最后，大多数技术都会得到发展。但这却忽视了社会管制的重点：没有法律被滴水不漏地执行。所有国家都将谋杀定为犯罪，并对杀人犯进行严厉惩罚，尽管如此，谋杀案仍然发生。但谋杀案仍然发生的事实并不能成为放弃法律规则并努力执行它的理由。

在核武器案例中，国际社会为防扩散进行了大量殷实地努力，而且成绩卓著，它们减缓了核武器的传播速度，也使核武器远离了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节点可能倾向于使用它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核时代将要出现的拂晓，专家按照常规预测，接下来几年，一系列国家将陆续拥有核武器。[5]然而事实上成功研发核武器的国家屈指可数，直到二十世纪末，核武器一直未在冲突中被引爆，这不可不谓之一项巨大的成就。有一系列国家本可以研发核武器，但由于限制而不能这么做。例如，处于军事独裁时期的巴西与阿根廷，曾经怀有核野心，然而，它们受到不扩散机制的限制，迫使其将这些项目进行秘密处理，并延缓了发展进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两国重新返回民主国家行列后，这些项目被完全关闭。[6]

比起生物技术来，核武器更易于管控，有两点理由：第一，核武器的研发非常昂贵，且需要庞大、可见的设施，这让秘密研发成为不可能。第二，这项技术如此令人恐惧地危险，以至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达成共识，需要对其进行管控。生物技术却恰恰相反，它能够在小得多，且经费要远远低廉的实验室进行，全球也没有达成限制其风险的类似共识。

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并不会像核武器那样带来高度的强制困难。恐怖团伙，或像伊拉克一样的流氓国家只要拥有一颗核弹，就能给世界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与此相反，一个能够克隆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却不会给世界带来明显的威胁，或者像核武器前景那样令人倒胃口。美国颁布禁止进行人类克隆的法律，但其他国家却允许这样做，或美国人通过到国外旅游的方式使自己在那些国家得到克隆，这并不会损害美国颁布此法的意义。

如果管制没有推广到国际范围，它很难在全球化的世界奏效，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用这一观点来反驳建立国家范围内的管制，这有点本末倒置。很少有管制是从国际层面开始的：民族国家首先需要为自己的社会设立规则，而后才能开始设想全球性的管理体系。[7]这对于像美国这样政治、经济、文化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更是如此：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会高度关注美国国内法的作为。如果某一生物技术管制的国际共识想要成型，很难想象它能够在缺乏美国国内行动的情况下诞生。

点出这些被部分成功管制的技术案例，并不意味着我会低估创建一个人类生物技术类似体系的艰难度。国际生物技术行业高度竞争化，公司永远在寻找适合其运作的最佳管制环境。德国，由于其优生学的历史创伤，设定了比许多发达国家更为严格的基因研究限制，大多数的德国制药与生物技术公司因此将其实验室搬至英国、美国，及其他更少限制的国家。2000年，英国将克隆治疗与研究合法化，如果美国加入德国、法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禁止进行克隆研究的行列，英国因此将成为这类研究的天堂。如果美国继续出于伦理担忧进行限制，新加坡、以色列及其他国家已经表达了对干细胞及其他医疗空白进行研究的兴趣。

然而，国际竞争的现实却并不意味着美国，或其他国家必须宿命式地加入这场科技军备竞赛。目前，我们尚不可知是否会出现禁止或严格管制某一技术的国际共识，比如，克隆及修改生殖细胞系，但是绝对没有理由在博弈的早期阶段就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以生殖克隆为例——也就是，克隆人类婴儿。截至本书写作时（2001年11月），已有24个国家禁止进行生殖克隆研究，它们包括：德国、法国、印度、日本、阿根廷、巴西、南非及英国。1998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有关生物医药的人权与尊严公约》的附加条款，禁止进行人类生殖克隆；这份文件受到委员会43个成员国中24个国家的支持。美国国会是许多对此措施深思熟虑的立法机构之一。法国与德国政府已经提议，由美国政府来颁布一个全球范围的生殖克隆禁令。考虑到多莉克隆羊只是四年前才被制造出来，需要一点时间让政治家与法律赶上科技发展的进度，这很正常。但目前，世界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达成人类生殖克隆非法化的共识。几年后，如果像雷尔教派一样疯狂的信徒想要克隆婴儿，他们得旅行去朝鲜或伊拉克。

达成对生物技术进行管制的全球共识的前景是什么样的？为时尚早，现在很难说清楚，但是对与此相关的文化与政治进行评论，则是可能的。

对某些类型的生物技术的伦理、特别是基因操控，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些连续性的观点光谱。处于最富限制性一端的是德国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由于前面已经提到的历史性原因，它们对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持犹豫态度。欧洲大陆是世界最为强劲的环保运动的起源地，这使它整体上对各种形式的生物技术持反对态度。

处在光谱另一端的是一些亚洲国家，在历史或文化上并没有对生物技术的伦理层面存在担忧。比如，许多亚洲国家，并不像西方，本身缺乏信仰——也就是，一套流传自先验之神的启示信仰体系。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的伦理体系——儒家思想——没有神明概念的存在；像道教、日本神道教这样的民间信仰笃信万物有灵论，在动物或没有生命的物体上投注灵魂；佛教将人类与自然创造之物统合成为一个无间的和谐存在。亚洲的传统，如佛教、道教及神道教，倾向于不像基督教那样，在人类与其他自然生物间做出鲜明的区分。这些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是一种统一体的认知传统，让亚洲人能够如弗兰斯·德瓦尔所指出的那样，对非人类的动物拥有更多的同理心。[8]但它同时也暗含着，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生命神性的尊重更低一层。结果是，像流产或杀婴（特别是杀害女婴）这样的行为在亚洲许多地方广泛存在。

在欧洲与亚洲观点光谱中间的，是说英语的国家、拉丁美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美国与英国从未产生像德国与法国那样的对基因研究的恐惧，并且由于自由的传统对政府管制持怀疑态度。特别是美国，对技术创新几近成瘾，并且由于一系列的制度与文化原因，非常擅长于进行科技创新。过去二十年来，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更加深了美国人对技术的浓厚兴趣，它已经使许多美国人相信，技术的发展最终会允诺带来个人的全面解放及个人价值的提升。与此形成平衡的是美国保守的宗教团体——新教徒、天主教徒，以及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直到现在，他们扮演着对不受控制的技术进展踩急刹车的角色。

比起德国来，在自由传统上，英国与美国更接近，但它却悖论式地成为反对转基因作物及农业生物技术最激烈的环保抗议运动的大本营。这也许没有什么深刻的文化理由；英国对转基因作物的怀疑可能需要追溯至以疯牛病为代表的大范围的管制失败，那场失败使许多英国人至今仍是疯牛病的人体表现形式——克雅氏病的受害者。当然，疯牛病与生物技术毫无关系，但它却理由充足地使人们怀疑政府宣称食品安全时的信用。十年前，基于拉夫运河事件及其他环境灾难等近期经验，美国人非常担心给环境带来威胁，并且愿意对它们进行管制。

如果全世界有哪个区域，有可能退出对生物技术进行管制的潜在共识，无疑是亚洲。许多亚洲国家既非民主政体，也缺乏基于道德立场反对某些生物技术的国内选民。像新加坡、韩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具备在生物医药领域进行竞争的研究设施，在以欧洲与北美为牺牲的代价下，有强烈的经济驱动力去抢占生物技术的市场份额。未来，生物技术会成为世界政治重要的断裂线。

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辛勤努力，以及领先国家的参与，对生物医药技术进行管控的国际共识不会轻易地成为现实。没有灵丹妙药能促成这样的共识诞生。它需要传统的外交工具：辞令、劝说、协商，以及施加经济或政治的影响。但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与创建其他的国际机制并无二致，不论是在航空要道、电信工程，还是在核武器或弹道导弹扩散等领域。

对人类生物技术进行国际管制并不意味着最终将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将联合国扩大，或建立一个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在最简便形式上，它可以通过民族国家努力协商其管理政策而产生。对欧盟成员国而言，这种协调可能已经在欧盟的层面上诞生。

以管理药品的国际机制为例。每一个工业国家都有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管理机构，相当于美国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负责监控药品的安全与有效性。在英国，它被称作药品控制组织，在日本是药事委员会，在德国是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机构，在法国是法国药品管理局。欧共体自1965年开始就试图统一其成员国的药品许可程序，以避免在不同的国家辖区填写诸多申请材料时的重复及浪费。它导致1995年在伦敦设立了欧洲药品评审局，它在欧盟层面为药品许可提供一站式服务。[9]同时，欧洲委员会组织了一个旨在欧洲范围外扩大统一标准的多边会议（会议名称为国际协调会议）。尽管有些美国人批评其为欧洲联盟官员试图将触角伸向美国的努力，但它仍是一个自发性机制，受到了医药行业的大力支持，因为它能够极大地提升效率。[10]

在我们探讨未来人类生物技术该如何被管制前，我们需要明白今天的管制是怎样的，当前的管制体系是如何诞生的。这幅画面异常复杂，特别是从国际层面透视时，在其间，农业的历史与人类生物技术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1] 公共官员的自利性是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前提。参见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and Jack High and Clayton A. Coppin, Politics of Purity: Haroey Washington Wiley and the Origins of Federal Food Policy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2] 引自Gregory Stock and John Campbell, eds., Engineering the Humam Germline: An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Altering the Genes We Pass to Our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8.

[3] 关于国家何时能够合法地干预家庭事务的一般理论，参见Gary S. Becker,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1 (1988): 1-18. Becker认为，只有当孩子的利益没能被充分代表，才需要国家出手干预家庭，克隆儿的情形似乎就是这种情况。

[4] 我自己常常因为这种想法而自责。参见Francis Fukuyama, Caro-line Wagner, et al., Information and Biological Revolutions: Global Governatnce Challenges—A Summary of a Study Group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MR-1139- DARPA, 1999).

[5] 比如，参见P. M. S. Blackett, Fear, War, and the Bomb (New York: McGraw- Hill, 1948).

[6] Etel Soling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uclear Restrai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994): 126-169.

[7] 这条惯例有一些例外，比如，新建的或转型中的民主政权希望援引人权国际法来促进其国内对这些法律的遵守。然而，这样的类比用在生物技术的规则上却不太合适。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是在已经观察到这些权利的国家的鼓动之下建立的，这些国家已经将人权编纂进了法律体系。

[8] Frans de Waal, Ape and the Sushi Mast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 116.

[9] 药品也能够在民族国家层面以及跨越辖区，或在一个互相认可的程序下获得许可。

[10] Bryan L. Walser, “Shared Technic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Disaggregation of Sovereignty,” Tulane Law Review 72 (1998): 1597-1697.

第11章
当前生物技术是如何被管制的？

管制有许多种途径，它包括行业或科学共同体尽量减少政府监控的自我管制，也包括法定机构的正式管制。正式管制，或多或少有点侵入性：在某个极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会形成亲密的关系，这会招致被行业“俘获”的罪名；两者也许会形成完全相反的关系，管理机构对目标行业施加详尽的（以及不需要的）规则，使其常常遭到起诉。许多这类管制的变体都被应用在了生物技术领域。

以基因工程作为案例。DNA重组技术将不同的基因拼接在一起（通常将一个物种拼接到另一物种），它的潜在发展，带来了一个早期且极端的科学共同体自我监管的例子。1970年，美国纽约冷泉港实验室的研究员珍妮特·默茨（Janet Mertz）想要从猴子病毒中提取基因融入一种常见的细菌——大肠杆菌中，以此更好地了解它们的运作功能。这让默茨的导师保罗·伯格（Paul Berg）与罗伯特·波拉克（ Robert Pollack）就这场实验的安全陷入了一场争论。波拉克担心它们会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危险的微生物诞生。[1]

最终结果是，于1975年召开阿西洛玛会议，地点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丛林镇，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齐聚一堂，为基因重组领域正在萌发的类似实验设定限制措施。[2]这一类型的研究将自动地被设定限制，直到能更好地鉴别它的风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设立了DNA重组技术建议委员会。1976年，国立卫生研究院为它所资助的研究出版指南，除了别的外，特别要求实验室限制基因重组技术微生物的物理存在，并严禁将其暴露于环境中。

担心基因重组技术会产生未曾发现的新的超级病菌，事实却是，几乎所有新的微生物都没有它们自然诞生的亲属那么强健。基于进一步的研究，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放松其对实验室培育新微生物及将其暴露于环境中的限制，这一允许因而催生了当前农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出现。1983年，国立卫生研究院第一次允许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实地试验，这种生物名叫防霜递减菌株，用来限制霜冻对西红柿及马铃薯等作物的影响。从一开始，基因工程就备受争议；防霜递减菌株实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因为它受到起诉，国立卫生研究院被控告没有遵守环境保护署的决定及其公众须知指南。

农业生物技术的规则

目前，在美国对农业生物技术进行管制的系统，主要基于1986年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出版的《生物技术管制共同框架》。这是依据里根政府专门小组的评论报告而设立的，专门小组需要处理，是否应对新出现的生物医药行业设定新的监管法规及管理机制。工作小组认为，转基因作物并不代表一种新型的巨大威胁，并且当前的管理框架已经足够应付它们。基于已经存在的法定权威，监管职责被三个不同的机构所分享。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负责鉴定食品及其添加物的安全；环境保护署负责监测新生物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疫服务处负责监管肉类及农产品的喂养及种植。[3]

美国的管理环境是相对宽松的，它允许进行实地测验，并最终允许许多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包括转基因玉米、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及被称作莎弗西红柿的转基因西红柿。[4]总体来说，美国管理者没有采取与寻求允许新转基因作物的公司或个人相对立的态度。他们并不具有对生物技术产品的长期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的较强的独立能力，反而依赖于申请者或外部专家提供的评估。[5]

欧洲对生物技术的管理环境要相对更加严格。这部分是由于对转基因作物的政治反对势力，比起北美来，它们在欧洲更为强势；同时也由于在欧洲所有法律都更为冗赘，因为它需要同时应用于国内与欧洲两个层面。涉及生物技术的模式及级别，欧盟成员国的意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丹麦与德国通过了相对严格的国内立法，对基因更改的安全与伦理层面进行管制；与此相反的是，英国却在教育与科技部下成立了基因操控咨询小组，采取相对宽松的处理方式。尽管法国有政府干预经济的趋向，但直到1989年，它主要依赖于法国科学共同体进行自我管理。[6]欧盟法律规定，各个成员国可以采取比共同体整体更为严格的国内法律，尽管允许严格到什么程度仍然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比如，奥地利与卢森堡禁止种植某些基因更改的农作物，但这在其他的欧盟国家却是合法的。[7]

由于要求货物可以在内部市场自由流通，欧洲委员会成为设立法规的主体。1990年，它发布了两道指令，第一条是限定使用基因更改的微生物（指令9/219），第二条是审慎地将转基因作物暴露于环境中（指令90/220）。[8]这些指令为评估新的生物技术产品提供了奠基原则——“审慎原则”，意即在实践中先将产品假定为有害的，直至证明它对环境或公共健康没有危害。[9] 1997年97/258管理规定对此做出补充，它要求对这些新式食品明确贴出标签。欧盟部长理事会采纳了对转基因作物的进一步指令，要求对生物技术产品实施更为严格的监控与标示措施，比起先前的法令更进一步收紧了限制。这些管制要求极大地减缓了流向欧洲的转基因食品，对上架出售的转基因作物也施加了严格的标示要求。

当然，欧洲对这些议题也不是万众一心的；除了国别之间的差异外，在强势的欧洲生物技术与医学行业，以及担忧环境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团体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观点差异。委员会本身就反映了这种分裂，工业事务与科技董事会要求更为宽松的法规，环境董事会则要求将环境忧虑置于经济利益之上。[10]

在国际层面也有食品安全管制。1962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设立了食品标准委员会，它的使命就是统一现有的食品安全标准，并开发新的国际标准。是否采用标准是自愿的，但按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继任者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它们被视为一国标准是否与GATT/WTO要求相符合的参考标准。世界贸易组织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对建立国别食品安全规则设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11]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对食品安全施加了比标准更为严格的要求，并且这些要求似乎不是基于科学判断做出的，其他成员国有理由怀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贸易限定措施。

在转基因作物出现前，食品标准委员会一直被视为发挥实际作用的国际技术治理的榜样。它帮助资金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的管理体系提供一套现成的标准，推动食品货物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国际贸易。然而，随着基因技术的出现，标准委员会的工作被相当程度地批评为更政治化了：评论指控标准设定受到了国际农业与生物技术界的巨大影响，它们的工作没有接受公众的仔细检查。[12]

国际层面上，农业生物技术的环境维度曾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中被提及，这一协定并不是在卡塔赫纳（哥伦比亚），而是2000年1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国际会议上所签署的。协议允许进口国对转基因作物的进口施加限制，即便对所质疑的产品是否有害仍缺乏科学的证据；协议要求希望进口转基因产品的公司需要通知进口国转基因产品的存在。欧洲人将《卡塔赫纳议定书》的采用视为审慎原则的胜利；当50个国家批准通过后它将正式启用。[13]尽管作为最大的转基因产品出口国，美国却不能签署此协定，因为它不是《生物多样性》母条约的签约国（所谓的《里约协定》），但它可能被迫需要遵守协定的条款。[14]

农业生物技术的管理机制一直处于极大的争议之中，最大的争执在美国与欧盟间。[15]美国不接受将审慎原则作为风险评估的标准，而坚持认为，证明的重任应当加在声称它有环境危害的人身上，而不是认为它不存在危害的人身上。[16]美国也反对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添加标签，因为添加标签的要求会强制在转基因与非转基因食品加工链上设置价格昂贵的区分。[17]美国尤其担心，《卡纳赫纳议定书》会损害世界贸易组织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的条款，它为进口转基因产品施加了合法的限制，但这却是不科学的。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观点的差异，有一系列原因。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较早地采用了基因更改农作物；如果进口国能对转基因作物施加限制或要求添加上昂贵的标签，美国会损失惨重。美国农民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并且倾向于自由贸易；欧洲农民却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尽管有些食品加工商已经开始自发地在转基因食品上添加标签，但不像欧洲那样，美国几乎很少有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提出抗议。与此相反，欧洲正经历相当强劲的环保运动，对生物技术异常反感。

人类生物技术

对人类生物技术进行监管的机制没有农业生物技术那样发达，很大原因是由于对人类进行基因改造的时代还未像动植物那样已经到来。一部分现存的管理结构能够应用于刚刚冒头的新发明；管理机制的另一部分目前刚刚投入使用；但是，未来管理系统的大多数重要组成部分还没有诞生。

现今管理结构当中，与未来人类生物技术发展最为紧密相关的规则，跟两大彼此高度联系的领域有关，即人体实验及药物许可的规则。

人体实验规则的演进相当有趣，既因为它们能够应用于将来人类克隆及生殖细胞系工程之中，也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能够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实际有效应用于科学研究领域的非常重要的伦理限制。这一案例推翻了已知的关于监管的共识：它显示，不受限制的科学与技术进展并非永无止境，这种相反的势头恰恰在对政府管制最为反感的国度最为强劲，即美国。

人体实验的规则随着美国医药业的监管一同演进，每一次爆发丑闻或出现暴行，它们就会向前行进一步。1937年，未经测试的磺胺酏剂的商业发行，导致107人死亡，事后发现它含有毒剂二甘醇。[18]这一丑闻很快导致了1938年《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的通过，这部法案现在仍然是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执法依据，用于对新出食品与药品的监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萨力多胺丑闻使1962年《基福弗药品修正法》得以通过，它对参与药物实验个人“知情同意权”的管制更为严格。在英国，萨力多胺被批准使用，它导致在怀孕期间服用它的孕妇生下具有令人恐惧的先天缺陷的婴儿。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临床实验阶段搁置了它的使用同意书，但药物对参与实验的母亲所怀的孩子仍然造成了先天缺陷。[19]

人类作为主体不仅被新式药物所威胁，也在更大范围上受到科学实验的威胁。美国建立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规则，对科学实验中的人进行保护，这主要是因为国立卫生研究院（以及它的母体美国公共卫生服务署）在战后对其所资助的生物医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规则的建立都是由丑闻或惨剧所推动的。早期，国立卫生研究院设立了一个评估研究设计的同行评议系统，但在确立以人为研究主体项目的风险可接受度时，更倾向于遵从科学共同体的评断。相继被揭露的丑闻证明这一系统并不完备，如犹太慢性病医院丑闻（患上慢性疾病的虚弱病人被注射了活体癌细胞）、威洛布鲁克丑闻（智力迟钝的孩童感染上了肝炎）、塔斯基吉梅毒丑闻（被诊断出患有梅毒的400名贫困的黑人男子，在未被告知的前提下进入观测，在许多情况下，当治疗成为可能时却未进行医治）。[20]这些事件促使1974年产生了一个新的保护以人为主体研究的联邦规定，以及通过了《国家研究法》，并据此创设了保护生物医学及行为研究主体的国家委员会。[21]这些新的法令，为当前的机制评审委员会体系奠定了基础，对现在由联邦资助的研究提出了要求。即便是现在，这些保护措施的全面性仍受到攻击：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于2001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敦促新的联邦立法创建一个一体的、更强大的国家人类研究监管办公室。[22]

就像现在，科学家意欲从事一项有伦理争议的研究，需要以下的理由为他们的行为做出辩护：从这项工作所得到的医药发展的好处超过了对研究主体造成的伤害。他们也坚持认为，科学共同体是评判生物医药研究风险及其收益的最佳团体，反对联邦法律对他们领域的入侵。

国际层面也存在有关人体实验的规制。基本的法律是《纽伦堡宣言》，它确立了规则，在人体上进行的医学实验必须征得后者的同意。[23]二战期间，纳粹军医在集中营收容者身上进行恐怖实验，实验曝光后，宣言得以诞生。[24]然而，美国随后发生的滥用事件表明，它对其他国家的实践鲜有影响，并且受到许多医生的抵制，因为它对正当的研究管制太过严格。[25]

1964年，世界医学会（代表国家医学会的国际组织）采用了《赫尔辛基宣言》，《纽伦堡宣言》宣告停用。《赫尔辛基宣言》确立了一系列在人体上进行实验的管制规则，包括事先同意等，并且受到了国际医学专家更大的欢迎，因为它是医学界的自我监管，而不是正式的国际法。[26]尽管有国际规则的存在，发达国家的实践却千差万别；比如，日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案例，病患并未被告知实情，或者医生并未通知其可行的治疗方法。

尽管实践中存在着差异，并且偶尔发生失效事件，但人体实验的案例，展示了国际社会事实上能够对科学研究从事的方式施加实质性限制的可能，国际社会能够想方设法地实现研究需要与对研究主体尊严予以尊重的平衡。这将是未来我们需要不断回访的议题。

[1] Kurt Eichenwald, “Redesigning Nature: Hard Lessons Learned; Biotechnology Food: From the Lab to a Debacl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2001, p. A1.

[2] Donald L. Uchtmann and Gerald C. Nelson, “US Regulatory Oversight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Related Biotechn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4 (2000): 350-377.

[3] Uchtmann and Nelson (2000), and Sarah E. Taylor, “FDA Approval Process En-sures Biotech Safe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100, no. 10 (2000): 3.

[4] 然而，也有对过多的生物技术管制的批判，特别是对环境保护署的批判。参见HenryⅠ. Miller, “A Need to Reinvent Biotechnology Regulation at the EPA,” Science 266 (1994): 1815-1819.

[5] Alan McHughen, Pandora’s Picnic Basket: Potential and Hazard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9-152.

[6] Lee Ann Patterson, “Biotechnology Policy: Regulating Risks and Risking Regula-tion,” in Helen Wallace and William Wallace, eds., Policy-Mak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21-323.

[7] 技术上说来，希望在欧洲市场销售转基因食物的进口商，必须首先在销售该产品的成员国内对有关的职能部门提出申请。如果成员国一旦批准，信息的卷宗会被转发至布鲁塞尔的理事会，它们会再将信息转给其他成员国请求评价。如果其他成员国没有反对，然后产品才能够在欧盟范围内销售。1997年，奥地利与卢森堡第一个禁止进口及培育具有防虫害功能的玉米，欧盟要求它们撤销禁令。参见Ruth MacKenzie and Silvia Francescon, “The Regul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 Overview,” N.Y.U. Environmental Journail 8 (2000): 530-554.

[8] Margaret R. Grossman and A. Bryan, “Regul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4 (2000): 378-434; and Marsha Echols, “Food Safety Regulation in the EU and the US: 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Laws,”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23 (1998): 525-543.

[9] 1990年的指令没有再提及审慎原则，但它们二者的遣词并非不一致。首次明确地提出审慎原则是在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参见MacKenzie and Francescon (2000). 另可参见 Jonathan H. Adler, “More Sorry Than Safe: Assess-ing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the Proposed International Biosafety Proto-col,” Texaas Internaitional Journal 35, no. 2 (2000): 173-206.

[10] Patterson, in Wallace and Wallace (2000), pp. 324-328.

[1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ading into the Future, 2d ed., rev. (Lausann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1999), p. 19.

[12] Lewis Rosma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sticide Regulation: When the Codex Commission Decides,” Virginia Environmental Journal 12 (1993): 329.

[13] Aarti Gupta, “Governing Trade in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The 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Environment 42 (2000): 22-27.

[14] Kal Raustiala and David Victor, “Biodiversity since Rio: The Future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Environment 38 (1996): 16-30.

[15] Robert Paarlberg, “The Global Food Fight,” Foreign Affairs 79 (2000): 24-38; and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Ethical and So-cial Issues (London: 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 1999).

[16] Henry I. Miller and Gregory Conko, “The Science of Biotechnology Meets the Politics of Global Regulation,”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7 (2000): 47-54.

[17] Henry I. Miller, “A Rational Approach to Labeling Biotech-Derived Foods,” Sci-ence 284 (1999): 1471-1472; and Alexander G. Haslberger, “Monitoring and Label-ing for Genetically Modified Products,” Science 287 (2000): 431-432.

[18] Michelle D. Miller, “The Informed-Consent Polic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of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Knowledge Is the Best Medicine,”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0 (1997): 203-244.

[19] Paul M. McNeill, Ethics and Politics of Humain Experim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4-55.

[20] Ibid., pp. 57, 61.

[21] Ibid., pp. 62-63.

[22]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 Ethical and Policy Issues in Research In-volving Humain Participants, Final Recommendations (Rockville, Md.: 2001). See http://bioethics.gov/press/finalrecomm5-18.html.

[23] Michele D. Miller (1997); McNeill (1993), pp. 42-43.

[24] 适用于这一主题的标准可参见Robert Jay Lifton,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25] 《纽伦堡宣言》是国际法驱动国内实践的一个实例，而不是由相反的方式，这并不常见。举个例子，美国医学会直到《纽伦堡宣言》被采用后，才制定有关人体医学实验的规则。参见Michele D. Miller (1997), p. 211.

[26] McNeill (1993), pp. 44-46.

第12章
未来的政策

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让现存人类生物医药管理机制产生巨大的空白，世界范围内的立法者与管理机构竞相在填补。比如，现在尚不明确，上一章所提到的人体实验的规则是否能够应用于子宫外的胚胎。对将来监管机制重要的提醒是，生物医学与制药共同体参与者的性质及金钱的流动都在发生着改变。

有一件事情却将非常清晰：政府通过任命国家委员会的形式处理生物技术问题的时代很快就将过去，即像美国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和欧洲科学与新技术伦理小组那样，将博学的神学家、历史学家、生物伦理学家与科学家聚在一起。这些委员会，在思考生物医学研究的道德与社会影响的初步研究工作时，发挥了非常有力的作用，但现在，是该从思考到行动、从建议到立法的时刻了。我们需要确实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机构。

从许多方面来说，与生物技术行业一道成长起来的生物伦理学家共同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对某个技术发明的知识与道德提出疑惑与质疑时，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许多生物伦理学家却成了科学共同体老练的（及诡辩的）辩护者，他们精通天主教神学或康德形而上学，能够对任何来自这些派别的批判进行有力反击，不管他们的进攻有多奋力。一开始，人类基因组工程就将3%的预算用于考察基因研究的伦理、社会及法律影响。这也许可被视为对科学研究的伦理层面进行思考、值得推荐的范例，或者，也可以被视为科学必须要支付的保护费，以此让真正的伦理学者绕道而行。在有关克隆、干细胞研究、生殖细胞系工程等的讨论中，我们通常需要倚赖专业的伦理学家做出许可的表示。[1]但如果伦理学家并不能告诉你哪些事不能做，还有谁会这么做？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超越国家委员会及研究小组的阶段，进入事实立法。立法者与之纠缠的第一个、也是最富争议的政策议题与人类胚胎的使用有关。这一议题触及整个的医疗实践与程序，无论是今天已经存在的还是未来有待发展的。它们包括堕胎、试管婴儿、胚胎着床前诊断与筛选、性别选择、干细胞研究、为生殖或研究目的进行克隆，以及生殖细胞系工程。关于胚胎，社会可采用一系列的可能规则进行排列组合。比如，可以设想在体外受精临床阶段允许流产或丢弃胚胎，但不能专门为研究目的刻意制造胚胎，或者因为性别或其他特征进行胚胎选择。这些规则的形成与落实，将是未来人类生物技术管理体系的实质组成部分。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别层面的人类胚胎管理办法。到今天（2001年11月），16个国家通过了规范人类胚胎研究的法律，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挪威、爱尔兰、波兰、巴西及秘鲁（尽管在法国堕胎是合法的）。此外，匈牙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通过授予胚胎生命权隐晦地对研究进行限制。芬兰、瑞典以及西班牙允许进行胚胎研究，但仅适用于试管婴儿临床实验时遗留下来的多余胚胎。德国的法律在所有国家中是最严格的；自从1990年通过《胚胎保护法》后，对许多领域设定了管制，包括禁止人类胚胎滥用、进行性别选择、人工修改人类生殖细胞系细胞、克隆，以及制造嵌合体及混合体。

1990年，英国通过了《受精与胚胎学法》，它建立了世界上最为明晰的、对胚胎研究与克隆进行管制的法律框架。此法案原设想在允许研究性克隆时禁止生殖性克隆，但2001年，英国法院的裁决事实上允许了生殖性克隆，政府赶快采取行动，试图弥补这一漏洞。[2]由于对这一议题，欧洲大陆缺乏普遍共识，除了设立欧洲科学与新技术伦理小组外，欧盟层面未对胚胎研究设定任何管制。[3]

胚胎研究仅仅是一系列技术带来的新发展的开端，社会需要设想适用于它们的规则与管理机制。迟早其他议题会陆续出现，它们包括：

·胚胎着床前诊断与筛选。这一组技术将对多个胚胎进行天生缺陷及其他特征检测，是“人工婴儿”的开端，它会比人类生殖细胞系工程更早出现。事实上，这样的检测已经应用于易于患某种基因疾病的父母的孩子身上。未来，我们希望允许父母基于性别、智力、相貌、头发、眼睛、肤色、性取向及其他能通过基因识别的特征，对胚胎进行筛选描并选择性植入吗？

·生殖细胞系工程。当人类生殖细胞系工程到来的那一天，它会像胚胎着床前诊断与筛选那样带来同样的问题，但是以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基于父母两位的基因，胚胎着床前诊断与筛选受到可供选择胚胎数量的限制。只要能够正确识别，生殖细胞系工程将可能性扩展至几乎囊括所有其他受基因决定的特性，包括来自其他物种的特性。

·使用人类基因制造嵌合体。爱默里大学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前主任杰弗里·伯恩（Geoffrey Bourne）曾经说：“如果能够制造一个猿猴—人类交叉物种，这将是科学的重大事件。”其他研究人员建议用女性作为黑猩猩或大猩猩胚胎的“承载体”。[4]一家叫先进细胞科技的生物技术公司发布报告说，它已经成功将人类DNA移植到牛的卵子中，并使它发育至囊胚才毁掉。由于惧怕不好的公众形象，科学家被劝阻在此领域从事实验，但在美国，这样的工作并非违法。我们能够允许使用人类基因的混合物种出现吗？

·新的精神治疗药物。在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负责管理治疗性药物，禁毒署及州政府负责监管非法的麻醉药剂，如海洛因、可卡因及大麻。社会需要决定，未来新的神经医药制剂的合法性及其可允许使用的范围。对可增进记忆与其他认知功能的未来药品，人们需要决定使用这些增进功能的意愿程度，以及它们应当如何被管制。

红线该划在哪儿？

管制，本质上是在划定一系列的红线，将合法行为与禁止行为区分开来，这就需要能够界定某一领域让管理者可以在其中行使某种程度评判的法令。除了某些顽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大多数阅读到上述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发明清单的人，极有可能期望划定某些红线。

有些事情应当直接完全禁止。其中之一就是生殖性克隆——也就是，以制造另一个婴儿为目的的克隆。[5]这么做既有道德上的也有实践上的理由，它大大超越了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关于目前克隆还不能安全进行的担忧。

与克隆有关的道德理由是，它是一种高度非自然的生殖形式，会在父母与孩子间建立一种同样不自然的关系。[6]经由克隆出生的小孩会与他或她的父母有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他/她既是给予他/她基因的母体的小孩，也是母体的孪生兄弟或姐妹，但他/她与父母的另一方没有任何关系。这位不相关的父母一方将被期望将他或她的配偶的年轻版本养育成人。当克隆的他/她到性成熟年龄时，与他/她不相关的父母一方会如何看待这个克隆儿？基于本书前几章所陈述的所有理由，本性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重要参考，在评判父母—孩子关系时不能被轻易丢弃。尽管有可能提出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场景，它们能为克隆提供正当理由（比如，大屠杀的幸存者没有其他方式能够延续家族血脉），但它们并不能构成足够强烈的社会关切，来为一场整体上对人类有害的实践进行辩护。[7]

除了克隆与生俱来携带的这些原因，它还引起一系列实践性担忧。克隆为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契机，这些新技术最终将导致人工婴儿的诞生；比起基因工程来，克隆将更快成为可行的现实。如果不久以后，我们已经习惯于进行克隆，那么，将来要反对以改进人类为目的的生殖细胞系工程就难上加难。在早期就对此刻下一道政治的标记，表明这些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能够采取措施管控这些技术进步的步调与范围，这非常重要。在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偏爱克隆术的选民。与繁琐的程序相反，克隆是一个存在相当程度国际共识的领域。因此，克隆也就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契机，借此展示对生物技术进行政治管控的可能性。

尽管在这一案例中，颁布大致的禁令是合适的，但它却不能成为未来对技术进行管控的成功模板。今天，胚胎着床前诊断与筛选已经被用于检测孩子出生前是否免于基因疾病。同样的技术也能被用于不如此光明正大的目的，比如，进行胎儿性别选择。此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禁止这一程序，而是对它进行管制，不是在程序本身，而是为它使用的可能范围划定红线，区别什么是正当使用，什么是非正当使用。

一个明显的划定红线的方式，是对治疗与增进做出区分，指引研究往前者方向发展，而对后者做出严格限制。毕竟，医学的本来目的，就是救死扶伤，而不是将健康的人类变成神。我们不希望明星运动员因为膝盖受损或崩裂的韧带而步履蹒跚，但我们也不希望他们竞争的方式是基于谁服用了最多的类固醇。这个总体的原则，让我们能够使用生物技术治疗基因疾病，比如亨廷顿式舞蹈症或囊胞性纤维症，而不是将它用于使孩子变得更聪明更高大。

对治疗与增进做出区分，这种方式受到了人们的抨击，因为理论上并不存在区分两者的方式，因此，在实践中更难以分辨两者。有一种渊源颇深的观点，近些年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其进行了最有力的论辩[8]，这一观点认为，被社会诊断为异常或疾病的，事实上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现象，它对偏离假设性规范的事物抱以偏见。以同性恋作为例子，长期以来，它被认为是一种非自然的现象，并被归入精神病行列，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发达社会对同性恋接受程度不断的提高，它才从精神病清单中被清除出来。侏儒症也与此相似：人类身高呈正态分布，但并不清楚分布的哪一个点成为侏儒的分界点。如果给处于身高曲线底部0.5%的小孩增高激素是正当的，那么，谁说不能给处于5%的小孩同样的处方呢？为什么不给处于50%的小孩呢？[9]遗传学者李·西尔弗对未来的生物工程做出过相似的论断，他说，以客观的方式在治疗与增进间划出一条红线，这是不可能的：“在每个案例中，基因工程将被用于给孩子添加新的基因组，而这些基因组在他父母的任何一方身上都不存在。”[10]

确实，特定情况并不会在病态与正常之间做出完美的分割，但同样，健康确实存在，这也是不容置疑的现实。正如里昂·卡斯所说，所有的器官都有其自然存在的功能，这是由物种进化的历史需求所决定的，这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主观建构。[11]对我而言，有资格断定疾病与健康之间没有原则性区分的人，是从来没有生过病的人：如果你感染过病毒，或摔断过腿，你会非常清楚地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即便有的情况，疾病与健康、治疗与增进间的界线模糊不清，管理部门也能在实践中按常规做出判断。以利他林为例。如第3章所说，利他林用于治疗的“病症”——注意缺陷多动症——一点也不像一种疾病，而是我们对处于聚焦与注意力行为正态分布末端的人们所添加的标签。事实上，这正是对异常行为进行社会建构的典型例子：几十年前，医学词典里根本不存在“注意力缺陷多动症”一词。相应地，在使用利他林时，也无法在治疗与增进间划出清晰的界线。在注意力分布的一端，是每个人都认为极度活跃的小孩，其正常功能无法运作，很难拒绝对这类小孩使用利他林。在分布的另一端，是不存在注意力或互动困难的小孩，对他们而言，服用利他林也许像服用任何其他安非他明药物一样，是一种愉悦的体验。但他们是由于增进的目的服用药物，而不是为了治疗，因此，大多数人都会阻止他们这么做。使利他林处于争议之中的，是处于中间的小孩，他们部分地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对这种疾病的断定，虽然如此，他们仍然被家庭医生开具了这类药物。

换句话说，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案例，诊断时异常与健康状态难以区分，治疗与增进手法间的差别模棱两可，这个案例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与利他林。然而，管理机构一直在对此进行区分并强制执行。禁毒署将利他林列为二阶药品，只能出于治疗目的、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它取缔了利他林作为安非他明类药物的消遣性用途（也就是用作增进用途）。治疗与增进之间的界线不明确并不代表进行这种区分是无意义的。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在美国这种药物处方已经被过量开取，并被使用在了父母与老师原本应当采用传统方法使孩子更多参与并改变其性格的情形中。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当前的管理体系也比要么全面禁止利他林要么像咳嗽药一样让其在柜台出售，要好得多。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呼吁管理者做出更复杂的评估，然而这些复杂的评估却经不起严谨的理论检验。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为多少谓之“安全”？或者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为多少谓之“安全”？管理者如何证明将饮用水中某一毒素的含量从百万分之五十减少至百万分之五是合理的？他/她什么时候会由于遵从成本而舍弃对健康的影响？这些决定总是充满着争议，但某种程度上，比起理论推演来，在实践中更易于做决定。因为在实践中，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政治体系允许与管理者决定相关的人们彼此讨价还价，直至最后达成妥协。

一旦原则上同意需要划定红线，那么，再花时间去争辩它们应该具体划定在哪儿，这就得不偿失了。像在其他领域的管制那样，做决定所需的知识与经验我们今天尚无从获得，因此，许多决定可以由管理当局以试错的方式做出。更重要的，是设想机制如何进行设计，使得法规能够制定与落实，比如，确保胚胎着床前诊断与筛选用于治疗性而非增进性目的，以及，这些规则如何能够延伸到国际层面。

正如本章开头所说，立法者需要采取行动，设立相关规则与机制。这说起来容易但落实起来难：生物技术是一个复杂且技术要求相当高的领域，由于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从不同的方向介入，使它更加瞬息万变。生物技术政治并不属于我们熟悉的政治类别：即使一位保守的共和党员，或一位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在对所谓的治疗性克隆或干细胞研究投票时，仍不能马上分辨其明确的投票意向。出于这些原因，立法者情愿回避此议题，希望它们能够用其他的方式予以解决。

但是不在迅速的科技变迁中有所作为，事实上就是在做出认可其变迁合法性的决定。如果民主社会的立法者不去正面承担这些责任，其他的社会机构与行为主体将会替代它们做出决定。

考虑到美国政治体系的特殊性，它更是如此。以往，当立法机构无法协调各方可接受的政治规则时，法院会介入有争议的社会政策领域。像克隆这样的议题如果欠缺议会的行动，可以想象，往后的某个节点，法院会被诱使或被迫介入这个缺口，然后发现，例如，人类克隆或对克隆进行研究，在宪法上是受到保护的权利。过去，这是形成法规与社会政策的黔驴技穷式的方式，比如，像堕胎合法化这样有争议的政策，其实应当由立法机构来做出更为恰当。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人民通过其民主选举的代表明确表达了在人类克隆上的意志，那么，对通过发现新的权利的方式反对人们的意志，法院会非常迟疑。

如果立法机构确实决定对人类生物技术施加进一步的管控措施，它将面临如何设计必要的机制来落实管控的巨大困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农业生物技术问世时，美国和欧共体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我们能够用现有的管理机构对它进行管控吗？还是新技术已经如此迥异以至于我们需要一整套全新的机构？在美国，里根政府最终决定，农业生物技术并没有与过去形成极端的差异，基于管理程序而非个别产品，现行管理办法够用。因此，基于已有机构的法定权威，它决定将管理权力留给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及环境保护署等现有机构。与此相反，欧洲人决定以程序为基础进行监管，因此需要创造新的管理程序来处理生物技术产品。

所有国家在人类生物技术上都面临类似的抉择。在美国，它能够将管理权力分配给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国立卫生研究院这样的现有机构，或者像基因重组技术顾问委员会这样的咨询团体。美国在创建新的管理机构及增加新的官僚管理层级时非常审慎。另一方面，有许多理由能够支持需要建立新的机构的设想，它能应对正在到来的生物技术革命。不设定新的机构，就如同民用航空行业诞生时，没有创建专门的联邦航空管理局，而是由负责监管货车的州际商务委员会来行使监管权。

让我们先来思考美国的案例。首先，现有的美国机构不足以承担未来生物技术管理能力的理由在于它们狭隘的授权。人类生物技术与农业生物技术本质上存在巨大差异，它会带来与人的尊严及权利息息相关的一系列伦理问题，而转基因作物不涉及这些问题。人们基于伦理的理由反对基因工程农作物，其中，质疑声最大的意见是它有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及它有可能带来环境问题。而这些正是现有的管理机构——如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环境保护署及美国农业部——得以设立的理由。处理转基因食品事务时，这些机构可能被批评设定了错误的标准，或者做决定时没有足够审慎，但它们并没有在被赋予的管理使命外行事。

我们假设国会通过立法对“胚胎着床前诊断与筛选”的治疗性与增进性用途进行了区分。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设立却并不是用于做出敏感性的政治决定，这些敏感性政治决定涉及：在哪一点上对智商与身高做出选择不再是治疗型而转变成增进型，或者这些人类特征是否能够完全被确定为治疗型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只能基于效力与安全性对某一程序进行否决，然而，许多安全与有效的程序仍然需要管理机制进一步的详细检测。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授权的局限已经变得很明显：它能够对人类克隆拥有管理权，这是因为，它在“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前提下判定，由克隆而来的小孩构成了一件医疗“产品”，因此它有权进行管理。

我们总是能够修改及扩展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特许权，但过往的经验显示，很难改变一个拥有较长历史的机构的组织文化。[12]不仅机构会拒绝承担新的使命，更改的授权也意味着机构需要减少以往所从事的工作。这喻示着，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机构，在颁发与人体健康相关的新药物、新程序及新技术的许可证时进行监管。除了拥有更大的授权外，这个新的权威机构需要招聘完全不同的员工。它不仅需要包括医生、科学家等食品与药物管理局那样的职员，对新药物的临床实验进行监管，也需要其他的社会声音，能够对技术的社会与伦理影响做出有准备的评估。

未来，现存机构极有可能不足以管制生物技术的第二大原因，是由于这些年科研共同体与生物技术/医药行业整体所发生的改变。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美国几乎所有的生物医药研究都受到国立卫生研究院或其他联邦政府机构的资助。这意味着，国立卫生研究院可以像它在人体实验案例中所做出的规则那样，通过内部的规则制定对这些研究进行管理。政府管理部门可以与熟悉科学内情的委员会紧密合作，比如，基因重组技术咨询委员会，它能够确保在美国，没有人在从事危险或存在伦理质疑的研究。

然而这些举措都不再奏效。尽管联邦政府仍然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最大资源，相当丰厚的私人投资也能够对新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资助。2000年，美国生物技术行业本身花费了110亿美元用于科研，雇用了超过15万名工作人员，比1993年在规模上翻了一倍。事实上，在竞相绘制人类基因组的比赛中，政府投入资金大力支持的人类基因组工程被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私人组织的赛雷拉基因组公司抢去风头。第一例胚胎干细胞由威斯康星大学的詹姆斯·汤普森培育成功，因为需要遵从联邦资助的研究不得损害胚胎的禁令，他使用了非政府的资助。在纪念有关基因重组技术的阿西洛玛会议召开二十五周年研讨会的小组讨论中，许多与会人员都总结道，尽管基因重组技术咨询委员会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已经不能够监管或督察当前的生物技术产业。它没有正式的强制执行权，只能够在科学共同体的精英内部施加一定的舆论影响。随着时间推移，那个科学共同体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今天只有很少的研究人员是“纯粹”的研究人员，他们与生物技术行业或特定技术的商业利益没有联系。[13]

这意味着，如果产生任何新的管制性机构，它不仅需要拥有比效用与安全范围更广的授权，还需要对所有研究与发展拥有法定权威，这不仅仅局限于由联邦所资助的研究。这样的机构——人类授精与胚胎管理局，已经专门为此目的在英国设立。将管制权力统一于单一的新机构中，这会使表面遵从联邦资助限制却私下寻求私人支持的行为不复存在，它将有望对整个生物技术行业产生一致的影响。

美国和其他国家设立刚刚所述的管制体系的前景是如何的？[14]创立新的机构将遭遇难以想象的政治困难。生物技术行业强烈反对管制（如果可以，它希望看到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法规更为宽松），因为，它总体上是一个由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组成的共同体。大多数人都偏好远离正式法规的范畴，由其共同体内部产生规则。他们的队伍受到倡议团体的加盟，倡议团体由代表病患、老人及其他希望推进各种疾病治疗办法的人士组成，它们与科学家团队一起组成了非常强大的政治联盟。

然而，出于长期的自身利益的需要，生物技术行业应当积极地推进有关人类生物技术的正式法规的出台。为此，它仅需要近距离观察农业生物技术行业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训：如果太快发展一门新的技术，将会遭遇什么样的政治陷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处于农业生物技术行业领先地位的研发者——孟山都公司，曾考虑向老布什政府提出对基因工程产品建立更严格的正式管理法规的请求，包括贴示标签的要求。然而，公司管理层变更后便回避了这一提议，因为没有任何科学证明其有健康风险，且公司引进的一系列新的转基因作物很快为美国农户所选用。该公司没有想到的是，欧洲掀起了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政治抗议，并且，欧盟于1997年对出口欧洲的转基因食品施加了严格的标签要求。[15]

孟山都及其他的美国公司谴责欧洲人不科学且太过于保护主义，但是欧洲拥有足够强大的市场力量对美国进口产品施加规制。美国农民，由于没有区分转基因与非转基因食品的办法，只好发现自己被关在了重要的出口市场的门外。1997年后，他们以少种植转基因作物作为回应，并且控诉自己被生物技术行业错误引导。回想起来，孟山都公司的管理层认识到，他们犯下了一个大错误，即便看起来没有科学必要，也应该早一些创造一个可以接受的管制环境，使消费者对他们产品的安全性能放心。

医药管制的历史是由像磺胺酏剂及萨力多胺这样的悲剧性故事所驱动的。也许人类克隆的管制也会这样，需要等到失败的克隆尝试制造出一个严重畸形的婴儿。生物技术行业需要考虑清楚，到底是现在预估到这些困难，建立一个于己有益、且能使人们相信其产品安全性及伦理特性的管制体系更好，还是等到惨剧及骇人的实验发生、公众愤而抗议之后。

后人类历史的开端？

1776年，基于自然权利之上的美国政府诞生。通过限制暴政的专权武断、实行宪政与法治，能够确保人民享有本性渴望的自由。八十七年后，亚伯拉罕·林肯指出，这是一个致力于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政府。“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之所以存在，乃是由于人天生是平等的；或者，更正面地说，自然平等的现实要求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

批评者指出，美国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这种平等的自由，在历史上，甚至曾将整个的族群驱逐出享有平等的群体。美国政府的辩护者，用以我看来更为正确的观点指出，平等权利的原则促使享有权利的群体不断在扩大。一旦所有人均享有自然权利的观点诞生，美国政治史上的论争就开始关注谁处于《独立宣言》所宣称的生而平等的“人”这一圈子之内。起初，这个圈子不包括女性、黑人，或没有财产的白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它必然会将权利扩展至他们身上。

不论这些争辩中的人是否承认，他们至少都暗含了什么是人的“本质”的观点，并以此为依据判断彼此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表面看起来，人类从长相、表达及行为上千差万别，许多的论点都围绕着这些明显差异展开，这些差异都是由习俗导致的，还是根植于人的本性？

某种程度上，现代自然科学合力拓展了“谁配称为人类”的观点，因为它试图证实，人类大多数的显著差异更多是由于习惯而非本性造就的。人类之间确实存在本性差异，比如男女之间，但它们被证实只是影响非本质的特征，而不会对政治权利产生影响。

因此，尽管像自然权利这样由哲学家所笃持的概念声誉不佳，我们现实的政治世界大多仍立基于稳定且真实存在的人类“本质”之上，这一本质由本性所赐，而不仅仅由于我们相信它存在。

我们也许即将跨入一个后人类的未来，在那未来中，科学将逐渐赐予我们改变“人类本质”的能力。在人类自由的旗帜之下，许多人在拥抱这一权力。他们希望将父母选择生育小孩类型的自由最大化；将科学家探寻科学研究的自由最大化；将企业家利用科技创造财富的自由最大化。

但这一类型的自由与人们先前所享有的其他自由截然不同。迄今为止，政治自由指涉的是追逐本性所赋予我们生存目的的自由。这些目的并不是被固化地决定的；人的本性具有很大的弹性，顺从这一本性我们能有十分充沛的选择空间。但它并不是可无限延展的，组成它的不变的因子——特别是我们物种典型的一系列情感反应——共同形成一道安全港，它潜在地允许我们与其他的人类相连接。

也许，某种程度上，我们注定要拿起这份新型的自由，或者，正如有人所说，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能够审慎地负责自己的基因修饰而不再将它留给自然选择的盲目力量。但是即便要这么做，我们也要做得清醒。许多人假想，后人类的世界更像是我们自己的世界——自由、平等、富有、友爱及慈悲——只是拥有更好的健康保障，更长的寿命，也许比今天更高的智商。

但是后人类的世界也许更为等级森严，比现在的世界更富有竞争性，结果社会矛盾丛生。它也许是一个任何“共享的人性”已经消失的世界，因为我们将人类基因与如此之多其他的物种相结合，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什么是人类。它也许是一个处于中位数的人也能活到他/她的200岁的世界，静坐在护士之家渴望死去而不得。或者它也可能是一个《美丽新世界》所设想的软性的专制世界，每个人都健康愉悦地生活，但完全忘记了希望、恐惧与挣扎的意义。

我们不必要接受以上任何一个未来世界，它们打着自由的错误旗号，不管是为了不受限制的生育的权利，还是自由的科学探索。我们不需要将自己视作必将向前的科技进展的奴隶，如果那种进展已经不再为人类的生存意义服务。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保护它倍加珍视的价值观的自由，而这正是面对今天的生物技术革命时我们需要行使的自由。

[1] 这一现象非常普遍，被称为管理“俘获”，本该监管行业行为的团体，却成为行业的代言人。这种情形发生有许多原因，包括监管者对被监管人金钱与信息的依赖。此外，还有大多数专业生物伦理学家所面临的职业激励。科学家通常不需要担忧是否能赢得伦理学家的尊敬，特别是当他们是分子生物学或生理学诺贝尔奖得主时。另一方面，伦理学家必须努力争取赢得他们面对的科学家的尊敬；如果他们告知科学家存在道德错误，或者与科学家视若珍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远远背离，那么，他们很难赢得科学家的尊敬。

[2] David Firn, “Biotech Industry Plays Down UK Cloning Ruling,”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5, 2001.

[3] Noelle Lenoir, “Europe Confronts the Embryonic Stem Cell Research Chal-lenge,” Science 287 (2000): 1425-1426; and Rory Watson, “EU Institutions Di-vided on Therapeutic Clonin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1 (2000): 658.

[4] Sheiylynn Fiandaca,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s: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Albany Law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 (1998): 337-404.

[5] Dorothy Nelkin and Emily Marden, “Cloning: A Business without Regulation,” Hofstra Law Review 27 (1999): 569-578.

[6] 这一案例更全面的解释，可参见Leon Kass, “Preventing a Brave New World: Why We Should Ban Cloning Now,” The New Republic, May 21, 2001, pp.30-39; 也可参见Sophia Kolehmainen, “Human Cloning: Brave New Mistake,” Hofstra Law Review 27 (1999): 557-568; and Vernon J. Ehlers, “The Case Against Human Cloning,” Hofstra Law Review 27 (1999): 523-532; Dena S. Davis, “Reli-gious Attitudes towards Cloning: A Tale of Two Creatures,” Hofstra Law Review 27 (1999): 569-578; Leon Eisenberg, “Would Cloned Human Beings Really Be Like Sheep?,”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0 (1999): 471-475; Eric A. Posner and Richard A. Posner, “The Demand for Human Cloning,” Hofstra Law Re-view 27 (1999): 579-608; and Harold T. Shapiro, “Ethical and Policy Issues of Human Cloning,” Science 277 (1997): 195-197. 还可参见其他不同视角的讨论，Glenn McGee, The Human Cloning Debate (Berkeley, Calif.: Berkeley Hills Books, 1998).

[7] Francis Fukuyama,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Health,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Regarding H.R. 1644, ‘The Human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2001,’ and H.R. 2172, ‘The Cloning Prohibition Act of 2001,” June 20, 2001.

[8] 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5).

[9] 事实上，基因泰克生物技术公司试图将增高激素用于矮小但不是荷尔蒙缺陷的孩童身上，由于这一挑战极限的行为，该公司被起诉。参见Tom Wilke, Perilous Knowledge: Humam Genome Project and Its Implica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36-139.

[10] Lee M. Silver, Rema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Avon, 1998), p. 268.

[11] Leon Kass, Toward a More Natural Science: Biology and Huiman Affai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p. 173.

[12] 关于这一综合性话题，参见James Q. Wilson, Bureaucracy: 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13] Eugene Russo, “Reconsidering Asilomar,” Scientist 14 (April 3, 2000): 15-21; and Marcia Barinaga, “Asilomar Revisited: Lessons for Today?,” Science 287 (March 3, 2000): 1584-1585.

[14] Stuart Auchincloss, “Does Genetic Engineering Need Genetic Engineers?,” Boston College Environmental Affairs Law Review 20 (1993): 37-64.

[15] Kurt Eichenwald, “Redesigning Nature: Hard Lessons Learned; Biotechnology Food: From the Lab to a Debacl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5, 2001, p. A1.

参考文献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2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 劳伦斯·里斯 著

018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活史

　　[日]小熊英二 著

019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02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03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04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05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06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

07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20
　　by Eugene Rogan
　　Copyright © Eugene Rogan, 201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图审图号：GS（2016）16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 (英)尤金·罗根著 ; 王阳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0

书名原文: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BN 978-7-5495-8766-7

Ⅰ. ①奥… Ⅱ. ①尤… ②王… Ⅲ. ①奥斯曼帝国－历史－1914-1920Ⅳ. ①K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111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责任编辑：简心怡

　　　　　吴晓斌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出 版 人：张艺兵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作为“圣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地图列表

专有名词

前言

第一章 一场革命，三次战争：1908—1913年

第二章 一战前的和平

第三章 全球动员参战

第四章 揭幕战：巴士拉、亚丁、埃及与地中海东部

第五章 发动圣战：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与西奈的战役

第六章 突袭达达尼尔海峡

第七章 亚美尼亚大屠杀

第八章 奥斯曼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

第九章 入侵美索不达米亚

第十章 库特之围

第十一章 阿拉伯起义

第十二章 失势：巴格达、西奈半岛与耶路撒冷的陷落

第十三章 从停战到停战

小结 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致谢

参考文献

照片出处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导读
作为“圣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梁文道

9月11日确实是个特别的日子，世界历史的转捩点。

1683年9月11日，奥斯曼帝国大军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自那一天起，欧洲人就再也不必害怕这个曾经使得他们心惊胆战、夜半无眠的老对手了；他们的王室终于可以停止进贡割地，不必讨好自称是“地平线之主”的奥斯曼苏丹。自那一天起，奥斯曼帝国就停止了它在欧洲的扩张，并且开始逐渐失去它在这块大陆上的属地；曾经战无不胜的征服者几乎自此就没有打过一场值得称道的胜仗，等着他们的，是长达三个世纪的缓缓衰败。可是维也纳的主人哈布斯堡家族当时还不晓得历史的走向，所以慌乱紧张；而统率奥斯曼军团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帝国宰相）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也不知道自己和对手之间的差距原来在过去数十年间已经不知不觉地缩小，所以他好整以暇地命令属下搭帐篷。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就算再不济，可他们搭帐篷的能力也还是举世第一流的。凭着他们几百年来积累的经验，以及高超的组织能力，仅仅两天，他们就在维也纳这座古老的城市外头用布料和绳索建起了一座规模比维也纳还大、街道秩序也要比维也纳整齐的营帐城市，使得城内守军与居民在城墙上头看得大惊失色。大维齐尔的帐篷尤其显眼，四处悬挂丝绸，地上是图纹华美的地毯，这个帐篷包含了会客间、卧室、厕所，以及大会议厅，简直是座宫殿。可是9月11号之后，这里却只剩下一片颓倒的木杆和尚未燃尽的碎布。有史以来第一次，奥斯曼帝国的帐篷城市在欧洲沦陷了。

就和我们今天熟悉的“9·11”相似，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这场“9·11”事件也在后来的大众文化当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例如维也纳乡郊特别响亮的教堂钟声，那曾是奥斯曼军队来袭的警报。又如“贝果”（bagel），据说是维也纳人送给远来援救的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索别斯基”（John III Sobieski）的礼物。当然还有牛角包，是大伙为了庆祝击退奥斯曼的特制面包，它的造型来自对手旗帜上的一弯新月。甚至托尔金在《魔戒》里头写到“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遭到围攻那一段时，他参考的原型就是1683年9月11日的“维也纳之役”，小说里城内的“西方人”是当年历史上的维也纳人，城外邪恶的“半兽人大军”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那些勇武剽悍的“洛汗人”，自是约翰三世索别斯基所率领的波兰“飞翼骑兵”。

2012年，又有一部叫做《1683年9月11日》的波兰和意大利合拍的电影描绘这场战争。这是部十足的烂片，在影评网站“IMDb”上只得到了两星，另一个网站“烂番茄”上头则没有任何一个专业影评人注意到它。对这部电影反应最热烈的，反而是一些欧洲各地的社群网站，那些网站全都带着浓厚的右翼色彩，经常揭露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不文明表现”，抨击各国政府和欧洲一大部分人的“多元价值观”，他们攻击伊斯兰，他们捍卫西方人的基督信仰传统。这部电影则很符合这些网站的世界观，把伊斯兰入侵描绘成欧洲人几百年来的梦魇，将两个信仰两种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看成是西方世界最根本的问题。对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以及深受这部电影鼓舞的观众而言，三百多年前的那场“9·11”战役简直就是2001年“9·11”事件的前身，说明了穆斯林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方文明发动“圣战”的企图，而今日与往昔的最大分别就是现在没有人敢义正词严地站出来统合整个西方，以奋战至死的壮烈态度去对伊斯兰说不。难怪最近又有一些人开始在网上社群之间推介和发送这部片子，在他们看来，正在涌进欧洲的难民正是三个世纪前那场入侵的回响和遗绪。

历史的确是这样子被记住的，从17世纪的民间传说和歌谣，到20世纪的《魔戒》，再到21世纪的烂片和一群历史迷的讨论，“维也纳之役”总是被描述为一场两大文明两大宗教之间的“圣战”。这有错吗？没错。因为当时哈布斯堡家族对外求援，打的就是基督徒联盟的旗号，号召全欧洲的基督徒（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要担起抵抗异教徒侵略的责任。参战各国里头，无论是在威尼斯共和国、巴伐利亚选侯国、托斯卡尼公国，还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几个侯国的土地上，也真的看不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这是个非常干净非常纯粹、容不下任何基督信仰之外一切宗教的欧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真是一场“圣战”，最起码战争的这一方全都有着可以共通的信仰。

只不过历史没有故事这么整齐，因为战线后方居然有另一个基督徒王国拖住了大家的后腿，那就是法国了。彼时法国最大的敌手并非被隔在德语世界之外的奥斯曼，却是近在身旁的哈布斯堡王朝。所以它和奥斯曼帝国互通款曲，自己不派兵援助教友也就罢了，居然还积极收买神圣罗马帝国底下的贵族，劝他们别管维也纳。要是用今天那些右派的观点来说，这自是十足的“欧奸”做派。由于这段插曲太不光彩，无法顺妥地整合进“圣战”的大叙事里头，于是现在西方那些“圣战”论者多半会略过不提，就像他们略过其他很多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与现实社会环境一样。要紧的，始终是那个正邪不可两立的绝对二元世界观，毕竟那才是简单的、好理解的、容易激动人心的好故事。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战场的另一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边，他们是否也认为自己正在发动一场“圣战”呢？他们真的是为了信仰的扩张而战吗？甚至，他们是否全是“东方人”？全部都是穆斯林？

今天的游人若是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抬头，好仰望那铺展在山丘与海湾之间的一座座穹顶，以及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呼拜塔，从而忘记脚下石子路旁的老房子有时也会透露出这座城市，乃至于整个早已消失了的帝国的另一重面目。就拿那些老旧木头房子门外常见的一种石块来说好了，它们多半是方形的，边角不甚整齐，经过年月洗刷，表面凹凸不平。当初这些石头的主要作用是放置每一户人家吃剩的饭菜，好让街上流浪的狗不必为了争夺食物而打架。

是的，一般穆斯林是比较喜欢猫，传说先知曾经拿刀割下自己的袍角，因为他不愿吵醒正在上面酣睡的一只小猫。所以直到现在，穆斯林城市的街上还总是有很多小猫散步，毫不惧人。但穆斯林也不应该歧视狗，因为先知也曾说过这样一则故事：很久以前，一个邪恶的女人居然进了天国，而一个公认良善的女人却下了地狱。为什么？因为那个邪恶的女子曾经倒水给一头街上的老狗解渴，而那个大家都说她是好人的女子却活生生地饿死了一只小猫。这一则故事背后的意思是，你对人做错了事，你尚可以祈求对方原谅，以为补偿；可是你对动物犯下的错却是难以弥补的，因为它们没有理性，因此也没有宽恕你的能力。

奥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认真地执行这条教诲，他们善待流浪猫狗，弄得满街都是动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西方人写的伊斯坦布尔游记都必然提到城里的街狗，似乎那是仅次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与蓝色清真寺的另一名胜。后来土耳其独立，西化了，“现代化”了，他们才开始收拾街上成群结队乱逛的流浪狗。

土耳其人当然不是素食者，他们杀生，可是他们就像所有好穆斯林一样，用最快的刀，最短的时间，让注定要被吃的羊别受到多余的痛苦。除此之外，一切无谓残害动物的行为都是罪过。他们甚至会出钱成立基金会，常以清真寺为中心，照顾有需要的动物。最早的记录是1307年，伊斯坦布尔一座清真寺被指定为幼鹳养育中心。1558年，一位“帕夏”（奥斯曼高官的头衔）甚至捐出一块草场，以供野外牛驴生养。这种风气更延伸至帝国的所有重要城市，今日因战火受损的大马士革大学，前身是一所老马看护中心，因为受伤或年老而退役的马匹，不会被人“人道毁灭”；相反地，老伙伴会被送到这里接受专业照顾，颐养天年。更别提伊斯坦布尔那许多兼做医院的清真寺了，他们收容翅膀受了伤的水鸟。就算到了帝国风烛残年的时刻，伊斯坦布尔人还特地众筹募捐，成立了一个专门组织，好解决冬天大雪人们喂不了鸽子的问题。

难道帝国子民全都这么慈悲，就没有人残害无辜小动物吗？有的。根据记载，曾经有一个在市场上开金铺的威尼斯工匠，纯粹为了好玩，把一只活生生的麻雀钉在门上，看它痛苦挣扎，结果他被附近愤怒的群众暴打，这件事向土耳其大众证明了“西方人”都很野蛮的传闻。可是，这个威尼斯人到底也是帝国的臣民呀。那时候，欧洲各国派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外交人员叛逃，因为大家都想投靠这个更加文明更加强盛的世界帝国。禁卫军里头有些人的母语是德文，历年来，帝国海军的总司令也不乏说意大利文的威尼斯人和热内亚人，城里一些售卖古希腊文手稿的书商讲的则是法语。

说了这么半天，不是为了美化终将腐朽、日渐狭隘的奥斯曼帝国，而是想要稍稍解释，1683年9月11日那天清晨，围在维也纳城外那支部队的来历。那个百年来威胁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帝国，并不是一群野蛮的化外游牧民族，更不是托尔金笔下那些形貌可怖、茹毛饮血的“半兽人”。他们甚至并不都是穆斯林。

当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片穆斯林统治的角落也被西班牙的天主教王朝“光复”之后，那里的犹太人就开始逃难了。奥斯曼帝国接纳他们，不用他们改宗伊斯兰，让他们在辽阔的辖土内自由集会，自在经商。有些特别念旧的家族保留着格拉纳达故居的钥匙，预备万一有天还能回家，19世纪一些西班牙人来到伊斯坦布尔猎奇，很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有人和他们说家乡话。

苏丹要是有事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牧首商量，一定只在教堂后门外头，就和他们从不踏入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一样，他们生怕后人会以“哈里发”也曾来过的借口强行把教堂改为清真寺。所有在维也纳以西找不到容身之地的异端邪说，全都能在东方的新月旗下得到庇护，例如叙利亚和埃及流行的“一性论”基督徒、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巴格达的景教、亚美尼亚牧首统率的亚美尼亚正教、波斯边境上的祆教，当然还有巴尔干半岛上的东正教，甚至匈牙利地区的新教徒。后来流行文化里头所描述的“穆斯林大军”，其实是从帝国各个角落征召而来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所构成的联合部队。所谓“圣战”，其实只有在守卫维也纳的这一方才说得通，因为这边才有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切莫误会，奥斯曼帝国绝非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它奉行的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宗教宽容”政策。比如说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禁卫军”（Janissaries），其最早的成员皆来自被征服的巴尔干半岛，政府每隔几年就会去那些地方的家庭征召资质优异的男童，把他们带回土耳其训练，教他们改宗伊斯兰教的苏菲派，退伍之前不得结婚，养成一支如狼似虎、只忠于苏丹一人的悍旅。

打从拜伦那个年代开始，这就是土耳其人残暴的铁证，强抢希腊基督徒人家的孩子，让他们回过头来对付基督文明，灭教灭种，用心歹毒至极。然而，土耳其人利用这项政策，其实是要在另一个层面上羞辱巴尔干基督徒；因为当时想要皈依伊斯兰的人实在太多，而穆斯林的身份又是如此高贵，所以他们必须拒绝许多家庭一口气送上好几个孩子，甚至拒绝他们全家改信，于是他们只会定期挑人，每家最多只取一子，选剩的小孩则留下来继承家业，当个地位低下的基督徒农民。

说了这么半天，是为了给出一个背景，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牛津大学史学家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的这本杰作：《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20）。根据这部引用了大量以前为人忽略的史料和文档（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材料）的战争史，在现代世界里面，原来第一个提出要团结全球穆斯林、发动“圣战”来共同打击敌人的家伙，并非伊斯兰信徒，反而是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冯·奥本海姆，是个出生在银行世家的男爵。1892年他从德国移居开罗，一住就十几年，并以当地为中心，四出旅行探索中东地区，乃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实地考察阿拉伯世界浪潮的先驱。他的四卷本巨著《贝都因人》是这个领域的经典，启发了无数对沙漠和骆驼抱着浪漫想象的后辈探险家。

早在1906年，奥本海姆就已经预言了：“未来伊斯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力量之大、地域之广，终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重要影响。”具体点说，他的计划就是要激发穆斯林“尚武的天性”，重新唤醒最初伊斯兰信仰扩张时那种人人视死如归的狂热，让他们“一手持剑，一手《可兰经》”，响应一位伟大导师甚或先知后裔的呼召，赶走骑在他们头上的欧洲殖民势力，对付那些瞧不起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西方异教徒。他这套想法非常激进，就连当年绝大部分的穆斯林自己也没有想过，偏偏德皇威廉二世十分重视，聘请他当“首席法律顾问”，专门在御前汇报穆斯林世界的状况。于是这套主张开始流传，在德国成了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赢得许多人的信服。

为什么一位德国“东方学者”会构想出这么古怪的论述？而且还要受到官方支持，想要把它变成实际可行的策略呢？那是因为这些德国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是全球穆斯林“圣战”的敌人；相反地，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俄罗斯人才是伊斯兰世界的真正仇人，是他们占据了穆斯林的土地，将它们纳进庞大殖民帝国的管辖范围。比如说英国，它控制的地方从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埃及；又例如法国，它将北非地中海沿岸当成是自己兵源和粮食的储存库。恰好这两个国家皆是德国的对手，而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在敌后策动谋反当然是个好主意了。只不过主意虽好，实行起来却还是少了最重要的一环；尽管德国也可以派出庞大的间谍队伍，深入敌后策动阴谋，可他们也是西方异教徒，未免师出无名。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早已沦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极力拉拢这个正被列强割据蚕食的老朽帝国，毕竟它的苏丹依然拥有“哈里发”的头衔，大可名正言顺地号召“圣战”。

接下来的就都是历史了，德国果然顺利地和土耳其结盟，发动起一场针对英、法、俄等其他强国的“圣战”。这场战争，我们今天管它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华人这里），比起二战，它却更像是一场属于欧洲人的战争，与我们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关系。好在从两年前一战爆发一百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开始，各式各样的学术研究的成果终于渐渐进入主流媒体，更新了大众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便以中国人的角度而言，当年身为参战国，岂不也有数以万计的华工远赴欧陆？而在中国的领土上面，日本与德国不也展开过一场激烈的竞逐？进而言之，要是没有一战以及随后的“巴黎和会”，又哪来改变了现代中国的五四运动呢？

尤金·罗根从另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侧面，真正补全了这场大战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书一开头，他就明言：“现在是时候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和现代中东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了。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介入是使这场欧洲纷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原因。与远东和东非地区的小范围冲突不同，在一战的四年里，中东一直是主战场之一，在此作战的军队也最国际化。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南亚，北非，塞内加尔和苏丹的所有民族，与来自法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士兵在中东战场并肩作战；而他们所对抗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德国和奥地利盟军中又，分别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切尔卡西亚人。奥斯曼战线就是名副其实的巴别塔，这是一场两支多国军队间前所未有的斗争。”

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包括巴基斯坦与孟加拉）等地日后的完全独立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在中东造成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例如以色列的建国，与伊拉克等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划界争议，都可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

我们不妨大胆地说，恰恰是奥斯曼帝国在它这场最后“圣战”之后的瓦解，造成了现今世界其中几种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往昔，奥斯曼人习惯把它管辖的地方叫做“和平之土”，在其统治之外的世界则是“战争之土”。这个划分看起来非常可笑，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几乎全是依靠战争征服得来的。不过，这个想法背后却有一个相当久远的历史基础，可以上溯至古罗马人所说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甚至波斯居鲁士大帝所缔造的宽容和平，那就是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之下，所有臣民都不应该为了信仰以及族裔的差别而拔刀相向。果然，奥斯曼崩溃的结局，就是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此后几乎从不休止的血腥战争。不断变形又不断自我分裂的民族认同运动，和幽灵一般不停回归的宗教认同政治，正是这一切争端的最大催化剂。

不过话说回来，奥斯曼帝国在当年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时都没有祭出“圣战”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却要乞灵于这个德国人所启发的战略，这是否也说明了某些历史的趋势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呢？从来不把宗教当成治国意识形态的土耳其人，此时忽然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亮起久已遭人忘怀的“哈里发”身份，是因为古老帝国遇到了它不曾见过的新对手—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初始，帝国、宗教以及民族这三者之间的繁杂角斗，正是尤金·罗根这本书最叫人叹为观止的地方。

1908年8月1日，迫于全国各省士绅甚至封疆大吏要求速开国会的压力，当时的清廷终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订出9年计划，逐步筹备宪政。然而这份大纲同时又规定了未来宪法必须以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大权。一切对外宣战、和谈和订约等事项也都由皇帝裁决，议会不得参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当然不得人心，于是日后的革命再也不能避免，大清帝国的日子也就只剩下3年了。恰好是这一天的一个礼拜之前，7月23日，当年中国人分外关注的奥斯曼帝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面对着兵变的压力，答应“青年土耳其党”的要求，恢复了早在1876年就已经颁定但后来却又被苏丹本人中止掉的宪法。第二天，整个帝国各大行省的广场都聚满了欢庆的人群，大街小巷都是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红白革命标语。事后回看，这次宪法革命可说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机会，究竟一个前现代的不以民族或宗教为立国主导原则的古老帝国，有没有可能转型为一个同样不讲究民族与宗教但又以君主宪政为依归的现代帝国呢？

尤金·罗根指出，这次“宪法革命所带来的期望把不同背景的奥斯曼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奥斯曼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有众多宗教团体—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十几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和规模不小的犹太教群体……这次宪法革命的到来，正如一位政治激进分子写道，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敞开怀抱，他们相信这个国家里已没有什么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之分，大家都是奥斯曼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责任’”。

可惜的是，这一切不过是幻想。因为如今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根本没有兑现当初那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承诺，他们老早就被过去几十年来的经验吓怕了。一直以来，欧洲列强对付和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鼓动民族主义，不止在宣传上支援它广大辖土内各个有心谋求自治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干脆动手出兵。最早的案例是有名的希腊独立战争（拜伦便是死在这场战争之中，当然浪漫的他从没想过自己是帝国游戏的小小棋子），接下来则是一个又一个的其他巴尔干半岛小国，以及此时正在蠢蠢欲动的亚美尼亚。“青年土耳其党”犹如惊弓之鸟，每当听说底下行省想要更大的自治权，听说有些民族要求更加平等的对待，他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字眼就是“分裂”。

于是他们不止没有像好些阿拉伯人所期望的那样，不再和他们区分你我；反而反其道而行，加紧控制他们的自治权限，更在文化上压迫他们。例如派土耳其人出任所有政府高位，只留下低级公务员工作给阿拉伯人。又如规定在阿拉伯地区学校、法庭和政府机构里面只准使用土耳其语，把阿拉伯语赶出官方语言的行列。这全是过去几百年帝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现在却都在自命革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治下出现了。看来，“青年土耳其党”最现代化的地方，可能就是它也学懂了一点民族主义，觉得应对风起云涌的各种民族觉醒的好办法就是把所有人强行“土耳其化”。

这当然不会是个好办法。别的地方不说，就拿阿拉伯地区来讲好了。一开始，这里还有一些只想要求平等待遇与文化权利的温和派。比如“青年阿拉伯协会”，他们反对“土耳其化”，为的不是民族独立，而是“效仿奥匈帝国，将现有的奥斯曼帝国重构成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双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组织叫做“奥斯曼反中央集权党”，他们的期望是像瑞士那样，将政府权力下放各州，因为“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民族和种族众多的国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联邦体系管理”。只不过，他们依然拥护苏丹的统治，“并在主张保留各行省当地语言的同时，也倡导使用土耳其语”。“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回应这些诉求的方式却是更强烈的打压，因为它认为这全是独立运动的先兆。到了这步田地，不用想也晓得结局会是如何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开始在中东重施故技，鼓励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国的奴役（虽然英国自己就是世上头号帝国）。然后就有了我们熟悉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英姿勃发，骑在骆驼背上解放被压迫的阿拉伯百姓……

终于，现代世界的第一场“圣战”失败了，宗教认同暂时输给了民族认同。可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我们还会看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屡次回归，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政治展开偶尔接合、偶尔断裂的缠绕戏剧。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向右回转，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再鼓动起西方世界的民粹潮流，我们现在读《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或许会有历史幽灵始终不散的感慨。

谨以此书献给

伊莎贝尔·图伊·伍兹·罗根

土耳其人从这座宣礼塔上向基督徒开枪。1909年4月，暴徒摧毁了基督徒在阿达纳及周边的基督徒房屋和商店，杀害了约2万名亚美尼亚人。美国一家摄影机构—贝恩新闻社拍下了阿达纳大屠杀后基督徒社区一片废墟的景象。

提比里亚附近地区为“圣战”征兵的场景。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8月1日发起参军动员。各村村长被要求“敲锣打鼓，喜气洋洋”以鼓起群众参军的热情。这幅来自奥斯曼官方的照片记录下了巴勒斯坦提比里斯镇征兵人员的工作景象。

在佐森的战俘。德国人在邻近柏林的温斯道夫—佐森地区为这些穆斯林战俘特别建立了一个营地。在那里，他们为奥斯曼帝国积极招揽志愿军，许多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的中东战线效力。这张照片中，一群从法军中俘获的北非士兵站成一排，在佐森营地依次接受长官检阅。

在阿达尔汉的奥斯曼战俘。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奥斯曼高加索军的一个分队顺利地从俄军手中夺得阿达尔汉，但由于兵力不足而守城失败，最终于1915年1月初被迫投降。这也是俄军在高加索战线取得的首场胜利。

奥斯曼士兵在巴勒斯坦为袭击苏伊士运河做准备。1915年1月，杰马勒帕夏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集结远征军主力，准备攻打苏伊士运河。奥斯曼帝国正规军与部落志愿兵组成了规模庞大的军队。他们在此集结，展示爱国情怀，以博得阿拉伯行省民众对帝国出征的支持。

驻加里波利的土耳其炮兵连。土耳其炮兵把移动火炮部署在后山，俯瞰达达尼尔海峡的位置，以便摧毁协约国舰船。正如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所说，这些“该死的火炮不冒烟，体积小，移动性又好，我没有锁定它们的高招”。

正在沉没的“无阻”号战舰。在1915年3月18日这场灾难性的海上大战中，埃伦考湾布下的20枚水雷损毁了4艘协约国战舰，“无阻”号战列舰就是其中之一。英国皇家海军成功赶在土耳其炮兵彻底击沉“无阻”号前，救走了舰上的绝大部分船员。

1915年4月25日上午，澳大利亚部队在澳新海滩登陆。士兵们“密密麻麻地挤在船上，犹如罐头里的沙丁鱼”。他们暴露在奥斯曼守军的枪林弹雨之中。拍下这张照片的一等兵A. R. H. 乔伊纳在加里波利幸免于难，却最终于1916年12月死在西线。

在加里波利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加里波利、埃迪尔内、高加索、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等地服役，是一战中屈指可数的奥斯曼指挥官。他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总统，被尊称为“土耳其之父”。

1913年时的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巴拉基昂是位亚美尼亚神父，是1915年4月24日晚在伊斯坦布尔被捕的240名亚美尼亚团体领导人之一。他在死亡行军中幸免于难，亲眼目睹了一场被他称为“亚美尼亚各各他”的种族大屠杀。

1915年的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塔拉特是青年土耳其党的执政三巨头之一，1913年后先后以内政大臣与大维齐尔的身份，掌握奥斯曼政府大权。正是他通过一系列措施，实行了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大屠杀。

1915年9月，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寡妇们。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消息从土耳其传出，于1915年秋登上了欧洲及美国的报纸。

往加里波利半岛运送一座大炮。加里波利战役中协约国遇到了空前的后勤挑战，兵员与军需物资必须冒着奥斯曼守军的枪炮从海面运抵上岸。

加里波利的土耳其士兵。堑壕战双方同样都生活在这种无遮蔽的环境里，士兵不被炮弹碎片或子弹击中，也要为大大小小的疾病所折磨。

澳新士兵在加里波利展开白刃战。堑壕战中，死伤率最高的通常是发动进攻的那一方。

一位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的士兵把头盔用来福枪举过战壕，以挑衅加里波利的土耳其狙击手。

1915年12月，英军从苏弗拉湾撤离火炮与兵员。他们在撤出加里波利时，处境并不比最初抢滩登陆时安全。

英军在纳西里耶以船作桥，横渡幼发拉底河，印度军则负责守护船桥。1915年7月24日，与英军激战一天后，纳西里耶的奥斯曼守军弃城而逃，后调防底格里斯河，以守卫巴格达。

土耳其步兵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动反攻。土耳其军调派了经验丰富的一线部队守卫巴格达，反攻之猛烈令英国入侵者深感震惊。在1915年11月萨尔曼帕克的决定性战役中，交战双方都遭受了40%至50%的伤亡。

库特之困的一名幸存者。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士兵一直拒绝进食马肉，直到被困的最后几周才妥协，几乎被饿死。这位瘦骨嶙峋的印度士兵在一次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换俘行动中获救，拍下了这张照片。

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1854—1931）。经过与驻埃及英国官员一番密切的书信往来，谢里夫侯赛因终于在1916年6月5日宣布发动阿拉伯起义。

1916年1月，恩维尔帕夏（中）与杰马勒帕夏（恩维尔的左侧）在耶路撒冷。这两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在1916年初走访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汉志，检视阿拉伯各个行省的备战状况。

清晨，谢里夫费塞尔位于邻近延布的纳赫勒穆巴拉克的营地。1916年12月，阿拉伯起义步履维艰，T. E. 劳伦斯在当时拍下了营地的景象，不久后费塞尔便撤至延布。

进攻中的奥斯曼骑兵。土耳其的骑兵部队在西奈的许多战役，包括1916年4月在卡蒂亚击败英军的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格达陷落。1917年3月11日，英军进入巴格达，一支印度军的运输部队正沿着新街行进。

1917年3月，第一次加沙战斗后，胜利的奥斯曼军被授予团旗。

在第二次加沙战斗中被毁的英军坦克。整个中东战役中，英军只在第二次加沙战斗中动用过一次坦克，但发现并没有什么特殊效果。奥斯曼军的炮手至少击毁了英军八辆坦克中的三辆。

在西奈的帝国骆驼兵团。照片中的骆驼骑兵（从左到右）分别来自澳大利亚、英格兰、新西兰和印度。这张合影也充分体现了骆驼兵团的“帝国”性质。

1917年加沙清真寺的废墟。在英军攻打加沙之前，奥斯曼军已经强迫加沙的所有百姓撤离。这片地区遭受了欧洲战场以外最猛烈的火力攻击。

1917年7月6日，阿拉伯部队进入亚喀巴。谢里夫部队占领亚喀巴，哈希姆家族在汉志的起义由此变为阿拉伯起义。当天，T. E. 劳伦斯捕捉到了这一标志性画面。

1917年12月9日，耶路撒冷市长初次与英军士兵相会。市长侯赛因·萨利姆·侯赛尼（居中，手拿拐杖和香烟）打着白旗从耶路撒冷出发，确保圣城能够平安向逼近的英军投降。照片中，他最先遇到的英军—塞奇威克中士与赫科姆中士军衔都太低，无法接受耶路撒冷的降书。

艾伦比将军在被英军占领的耶路撒冷发表演讲。经过精心策划的英军入城仪式被记录在了胶片上，用来振奋厌战的英国大众的士气。照片右上角的屋顶上可以看到正在摄像的人员。

1918年9月22日，在巴勒斯坦图勒凯尔姆附近的奥斯曼战俘。9月19日巴勒斯坦北部的奥斯曼军阵地遭到突袭，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因此瓦解，数万名土耳其士兵投降。图片中，英国骑兵正在监督由1200名奥斯曼战俘组成的纵队。

澳大利亚第二轻骑团进入大马士革。澳大利亚人最先于10月1日抵达大马士革，但由于政治原因，最终是埃米尔费塞尔率领的阿拉伯部队接受了巴勒斯坦的投降。

1918年10月1日，阿拉伯部队的骑手进入大马士革。这张照片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照片上的英国军官开着现代汽车，与阿拉伯骑兵队逆向行驶。大马士革陷落后，英国和阿拉伯的政治也同样追寻着相反的目的。

1918年10月31日在巴格达市中心宣布停战的场景。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已占领巴格达将近两个月。照片中的人群里，西装革履的西方看客与当地民众分边而站，已然清晰地显示了帝国的分治命运。值得注意的是，照片里广场周围的建筑顶端垂着许多英国国旗。

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埃米尔费塞尔。通过T. E. 劳伦斯的翻译，这位阿拉伯起义领导人在和会上做了陈述。但面对法国的殖民野心，他还是没能保住昙花一现的叙利亚王国。

地图列表

地图一　1914年的地中海格局

地图二　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地区

地图三　加里波利战役

地图四　埃及和西奈半岛

地图五　美索不达米亚、亚丁和汉志

地图六　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外约旦

专有名词

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通常被称作土耳其。这种叫法忽略了奥斯曼帝国民族和宗教的多元性。和土耳其人一样，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希腊人以及亚美尼亚人都有资格称自己为“奥斯曼国民”。然而，为了在下文中避免过多使用“奥斯曼帝国”这一表述，我经常不加区别地使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在提到军队时尤为如此。当我想把一个特定的民族或宗教群体与占多数的土耳其人区分开来时，我会使用“奥斯曼阿拉伯人”或“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这类表述。

书中提及的城市均为当今土耳其名称，而非二十世纪早期惯用的典型欧式称呼。因此，我会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称“士麦那”（Smyrna）为“伊兹密尔”（Izmir），称“特瑞比让”（Trebizond）为“特拉布宗”（Trabzon），以便读者在现代地图上定位这些城市。此外，出于同样的理由，阿拉伯城市名我均采用了西方的标准拼写—所以是贝鲁特、大马士革、麦加和麦地那（Beirut, Damascus, Mecca, and Medina），而非贝伊鲁特、迪马士革、玛卡和马迪那（Bayrut, Dimashq, Makka, and Madina）。

前言

1915年6月28日，一等兵约翰·麦克唐纳战死在加里波利，年仅19岁。他是我外祖母的兄弟，虽然他并不知道我的存在。

约翰·麦克唐纳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准备要客死他乡。他出生在英国佩斯市附近一个小小的苏格兰村庄，在道勒学院求学期间结识了他最好的朋友查尔斯·贝弗里奇。14岁时，他们为寻找工作结伴离校。二人搬到了格拉斯哥市，任职于北英机车公司。1914年夏，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贝弗里奇和麦克唐纳一起应征加入了苏格兰步兵团（亦称“卡梅伦团”）。在秋季的几个月里，苏格兰步兵团第八营的新兵们都在不耐烦地受训，对先于他们去法国作战的其他营很是羡慕。直到1915年4月，第八营才有八分之一的士兵接到作战命令—不是去法国，而是去奥斯曼土耳其。

1915年5月17日，麦克唐纳和贝弗里奇所在营开赴前线，二人向朋友作了最后的道别。他们乘船驶向英军和其他协约国部队开往加里波利之前的集结地—希腊的利姆诺斯岛。5月29日，即首次登陆加里波利一个月后，他们开进穆兹罗斯港，在那里遇见了停泊在港内的一支庞大战舰和运输船队。年轻的新兵们肯定对那些无畏舰和超无畏舰心生敬畏了—它们是当时最好的战舰。当中的许多艘船满是达达尼尔海峡激战留下的伤痕，船体和烟囱上还有因土耳其炮兵和地面炮台攻击所致的洞眼。

上战场之前，苏格兰士兵有两周的时间适应地中海东部的夏日气候。6月中旬，他们离开穆兹罗斯港，站在停泊舰只甲板上的士兵和水手为他们欢呼送行。只有那些曾经去过加里波利，深知这些年轻的新面孔将要面对什么的人才没有一起欢呼。一位苏格兰步兵回忆道：“我们中的一些人对着一船澳大利亚伤兵喊当时的口号：‘我们灰心吗？不！’就有澳大利亚人冲我们喊：‘你丫马上就会了。’我们这些小伙子虽然吓了一跳，但并没有放在心上。”[1]

6月14日，苏格兰步兵团第八营全体安全登陆。四天后，第八营穿过加利峡谷（Gully Ravine）去往前线。在加里波利已臭名远扬的血腥枪战之下，苏格兰步兵团遭受了第一次战斗减员。当他们接到命令袭击土耳其军据点时，已然失去了稚气的热情，正如一位军官回想道：“无论那是一种预感，或只是因为开始意识到责任压身，我感觉不到士兵对胜利有哪怕一丝的乐观。”[2]

6月28日，英军最先从海上进行了两小时的炮击。据目击者称，此番攻击毫无效果—完全无法让坚定的奥斯曼士兵撤出防御阵地。11点整，英军按照计划开始进攻。西边战线上的士兵听到尖啸声，纷纷冲出战壕。苏格兰步兵团冲上制高点后，便直接暴露在不惧英舰炮火、死守阵地的奥斯曼士兵的全部火力之下。五分钟之内，苏格兰步兵团第八营便基本丧失战斗力。约翰·麦克唐纳因伤势过重死于营地医院，葬于兰开夏登陆烈士墓。查尔斯·贝弗里奇死在了担架手所不能及的地方。他的遗体直到1918年停战才被发现，与死在他周围的人的遗骸混在一起，根本无法辨认。最后他被葬在一个万人坑里，他的名字被刻在赫勒斯角的大纪念碑上。

卡梅伦团的悲惨结局令他们在苏格兰的亲朋好友十分震惊，悲痛万分。道勒学院在秋季的学院季刊中为约翰·麦克唐纳和查尔斯·贝弗里奇登了讣告，称这两位年轻人是挚友的典范：“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应征入伍，‘连死亡都没有把他们分开’。”讣告最后写道：“他们二人都是品格优秀的青年，其荣誉实至名归。”季刊对这两个男孩的家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事实上，我的外曾祖父母难以忍受丧子之痛。一年之后，他们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战时的苏格兰，迁往美国。1916年7月，在德国潜艇暂停袭击大西洋船只的间隙，他们和两个女儿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城的轮船，这艘船有一个令他们心碎的名字—卡梅伦尼亚号。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全家最终在俄勒冈州落脚，我的外祖母嫁人，生下了我的母亲和舅舅。正因为约翰·麦克唐纳的早逝，才促成了他们及其所有子嗣的今天。

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种个人关联算不上独特。2013年英国舆观（You Gov）民意调查机构的一份调研结果表明，46%的大不列颠人拥有一个曾参加过一战的家庭或社区成员。这种个人联系也解释了为何在距一战爆发已有一个世纪的今天，仍有许多人对那段历史情有独钟。光是如此规模的动员和屠杀，就使那些卷入战争的国家鲜有家庭能够置身事外。[3]

我是在2005年准备去加里波利时得知这段历史的。我的母亲玛格丽特、儿子理查德和我，代表这个家庭的三代人前去凭吊。这也是约翰他老人家事隔90年第一次有家族成员来探望他。我们在加里波利半岛通往兰开夏登陆烈士墓蜿蜒的路上跋涉，结果途中转错了方向，误打误撞来到了努里亚木特纪念碑（Nuri Yamut Monument）。这座碑是为纪念在6月28日阵亡的土耳其士兵设立的—他们和约翰·麦克唐纳、查尔斯·贝弗里奇死于同一场战役。

土耳其人称这场战役为兹金德尔战役(the Battle of Zığındere)或加利峡谷之战。在这座纪念碑前，我了解到事情的另一面。我外祖母兄弟所在的部队死伤达1400人—这是该部队的一半战斗力—英军损失总计3800名；然而与此同时，有多达1.4万名奥斯曼士兵在加利峡谷阵亡或负伤。努里亚木特纪念碑就是这些奥斯曼士兵的万人冢，他们被合埋在一个普通的大理石墓碑之下，碑上只简单刻着“殉于1915年”的字样。在所有我读过的关于苏格兰步兵团的书里，都谈到了我外祖母兄弟牺牲那一天英军蒙受的巨大损失。可没有一本英语著作提到，也有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士兵因此殒命。我很清醒地意识到，失去亲人的土耳其家庭肯定远比苏格兰的多。

之后我离开加里波利，为西方对土耳其和阿拉伯的一战经历知之甚少感到震惊。关于中东战场的英语作品反映的都是英国及其他协约国军队的事迹。这些书中提到加里波利是“丘吉尔的重大失败”；库特—阿马拉之围是“汤申德将军的退缩”；阿拉伯起义的领导者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攻入巴格达的是“英国将军莫德”；攻下耶路撒冷的则是“英军将领艾伦比”。历史学家则热衷于摒弃官方历史那种自上而下的叙事方法，转而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以及惠灵顿亚历山大·特伦布尔图书馆中以私人档案形式收藏的那些普通士兵日记和书信入手。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我们对协约国方面的战事已有全面的了解。可是，对于战争另一方—那些为了生存拼死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奥斯曼士兵的事迹—我们才刚刚起步。

实际上，从土耳其方面了解奥斯曼帝国并非易事。虽然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出版了不少相关的日记和回忆录，但很少有西方历史学家能掌握其语言，仅有一小部分原始文献被译成英语。档案资料更是难以获取。安卡拉土耳其军事和战略研究档案馆藏有中东数量最多的一战一手资料。但是该馆的进入权限受到严格控制，研究学者必须接受可能长达数月之久的安全审查，而且很多情况下会被拒绝。这些珍藏资料有很大一部分都不对研究者开放，他们在复印方面也受到限制。然而，一些土耳其和西方学者排除了难成功获得了这些资料，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一战时奥斯曼帝国方面的重要研究著作。中东其他地区的国家档案馆—如果有的话—都建于一战后，且并没有重点收集与一战相关的资料。[4]

阿拉伯国家的档案馆对一战颇为漠视，整体阿拉伯社会也是如此。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役的战场上有不少纪念碑，每年也有许多追思活动。阿拉伯国家则不同，城领里不存在对战争的相应纪念。虽然几乎每一个现代阿拉伯国家都曾或多或少地被卷入一战当中，但它们记忆中的一战是一场他人的战争—是行将灭亡的奥斯曼帝国及其鲁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镇压阿拉伯人民的历史。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一战中只有烈士（尤其是那些被吊死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广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这两座广场也因此改名为“烈士广场”），没有英雄。

现在是时候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和现代中东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了。奥斯曼帝国的介入是这场欧洲纷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原因。与远东和东非地区的小范围冲突不同，在一战的四年里，中东一直是主战场之一，在此作战的军队也最国际化。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南亚，北非，塞内加尔和苏丹的所有民族，与来自法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士兵在中东战场并肩作战；而他们所对抗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德国和奥地利盟军中，又分别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切尔卡西亚人。奥斯曼战线就是名副其实的巴别塔，这是一场两支多国军队间前所未有的斗争。

多数协约国的战争策划者都会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事不屑一顾，认为它只是东西线主战场以外的小事件。像陆军元帅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和温斯顿·丘吉尔这样位高权重的英国人，只顾游说将战场移到土耳其，以为这样能让协约国迅速击溃同盟国，从而尽早结束一战。协约国此般轻敌使他们在许多重大战役身陷苦战，如高加索战役、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还有巴勒斯坦战役。它们导致协约国从西线抽调了几十万大军，从而延缓了一战的进程。

协约国在奥斯曼战线的溃败引起了重大的国内政治危机。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失利，时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人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被迫在1915年5月与保守党建立联合政府，次年下台。英军在加里波利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受的重创致使英内阁成立了两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它们均对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者进行了猛烈谴责。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将欧洲的矛盾变成了世界大战，那么说一战彻底改变了现代中东格局也不为过。该地区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能免于战火。参战的士兵来自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各行省，以及北非各殖民地，而平民也因战争引发的经济困难和肆虐疫情苦不堪言。战争波及现在的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等地。它们中的大部分如今得以建国，其直接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具有划时代意义。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帝国。来自中亚的部落在13世纪末创立奥斯曼苏丹王朝，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与拜占庭帝国分庭抗礼。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自此奥斯曼帝国便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奥斯曼定都君士坦丁堡（之后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后不断快速扩张。1516年，塞利姆一世击败以开罗为中心的马穆鲁克王朝，将叙利亚、埃及和红海畔的汉志行省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1529年，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疆土已直逼维也纳城下，使欧洲各国恐慌一片。奥斯曼的版图不断扩大，直至1683年最后一次试图攻下维也纳时，该帝国已横跨三大洲，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地区（土耳其人亦称安纳托利亚）、黑海北岸，以及从伊拉克到摩洛哥边境的绝大部分阿拉伯领土。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被蓬勃发展的欧洲赶超。它开始在战场上不敌其邻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以及它曾威胁过的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从1699年起，面对外界的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开始收缩。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因治下的巴尔干行省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而逐渐丧失领土。在与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进行了长达8年的抗争（1821—1829）后，希腊第一个宣布独立。随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在1878年独立。与此同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保加利亚也获得了自治。

列强继续蚕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1878年到1882年间，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和埃及，法国在1881年占领突尼斯，俄国在1878年吞并奥斯曼帝国高加索地区的三个行省。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已内外交困，政治分析家预言它命不久矣。一群年轻的爱国军官自称青年土耳其党人，期望能通过宪政改革使帝国重振雄风。1908年，他们迫切想要救家国于水火，遂起义反抗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的专制统治。随着青年土耳其党日益壮大，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段空前的动乱时期，最终卷入了其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战争。

[1] Colonel J. M. Findlay, With the 8th Scottish Rifles, 1914–1919 (London: Blockie, 1926), 21.

[2] Findlay, With the 8th Scottish Rifles, 34.

[3] 2013年9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委托You Gov机构在网上发起一次调查，由埃及、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俄国、土耳其和英国的成年人参与。调查结果报告题为“Remember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War: Why the Global Reach and Enduring legac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till Matter Today”。British Council, February 2014,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 organisation/publications/remember-the-world.

[4] 最近有一批原文为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优秀日记被译为多国文字，包括Lieutenant Mehmed Fasih’s Gallipoli 1915: Bloody Ridge (Lone Pine) Diary of Lt. Mehmed Fasih(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1); Falih Rıfkı Atay 1981年出版的回忆录Zeytindağı最近有了优秀的法语版本，标题为Le mont des Oliviers: L’empire Ottoman et le Moyen-Orient, 1914–1918 (Paris: Turquoise, 2009)；Ihsan Turjman，一名耶路撒冷的士兵，其日记最近也由Salim Tamari 翻译为英文，题为Year of the Locust: A Soldier’s Diary and the Erasure of Palestine’s Ottoman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最近从安卡拉军事档案馆取材的研究，有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M. Talha Çiçek,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yria: Cemal Pasha’s Governorate During World War I, 1914–17 (London: Routledge, 2014)；Edward J. Ericksond,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Hikmet Özdemir, The Ottoman Army, 1914–1918: Disease and Death on the Battlefield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8).

第一章
一场革命，三次战争：1908—1913年

1908年至1913年间，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从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开始，这个历经几世纪的帝国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国内的改革势力谋求将帝国带入20世纪，欧洲列强和新近崛起的巴尔干半岛诸国则怀着领土野心向土耳其人开战。此外，亚美尼亚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期望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手中争取到更多自治。直至1914年，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仍是奥斯曼政府的重中之重，这也为其随后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下了基础。

1908年7月23日，年迈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召开了一次内阁紧急会议。这位专制君主正面临继位30年来最大的国内威胁。希腊、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现代国家交界处的巴尔干半岛动荡不安，马其顿的奥斯曼帝国驻军哗变，他们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并重新实行议会制。苏丹比他的反对者更清楚宪法的内容。在其1876年登基后所采取的第一批政策中就有一条是颁布宪法，此举象征着由政府领导、长达40年的“坦齐马特”（土耳其语，意为“革新”—译注，下同）达到顶峰。那段日子里，他被视为一位开明的改革者。然而之后的政治生涯，却使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僵化为一名专制君主。

究其根源，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可追溯到他中年登基时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当年他继承的奥斯曼帝国是一片混乱。1875年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宣告破产，欧洲债权国立刻对其实行经济制裁。1876年，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分裂分子的暴力镇压被西方媒体报道成“保加利亚惨案”，这令它嗅到欧洲舆论越来越浓的敌意。土耳其一方面受到以英国自由党领导人威廉·格莱斯顿为代表的英国舆论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与俄国的战争又蓄势待发。种种压力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敲响了丧钟。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1861—1876年在位）被一批富有影响力的改革派官员废黜后，不到一星期就被发现死在自己房中，手腕静脉破裂，很显然是自杀。他的继位者穆拉德五世登基仅3个月便精神崩溃。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时年33岁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876年8月31日开始了他的统治。

势力强大的内阁大臣们竭力劝说新上任的苏丹实施自由主义宪法，通过选举产生一个其中既有穆斯林、又有基督教和犹太教徒的内阁，从而制止欧洲进一步干预奥斯曼内政。出于现实角度的考虑而非真正信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同意了政府改革派的要求。1876年12月23日，他颁布了帝国宪法，并于1877年3月19日召开内阁当选后的首次会议。但是，新内阁成员刚刚会面，奥斯曼帝国便卷入了与俄国的恶战之中。

俄罗斯帝国视自己为拜占庭功业的继承者和东正教的精神领袖，一向伺机扩张，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自1453年起便是东正教和拜占庭帝国的中心，旧名君士坦丁堡。俄国垂涎伊斯坦布尔绝非只是文化上的野心。一旦控制了伊斯坦布尔，俄国便手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战略主导权，其黑海海港便能和地中海连接起来。然而在整个19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控有伊斯坦布尔，沙皇在黑海的舰队一直受到其欧洲邻国的压制。在占领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受挫之后，俄国一边利用巴尔干民族主义分子的独立运动干涉奥斯曼内政，一边通过对奥斯曼帝国的零星战役推进其领土目标。到1876年底，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制造的麻烦给俄国提供了发动另一场扩张战争的机会。1877年4月，在确保奥地利中立并且罗马尼亚准许其军队过境后，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沙皇的军队在奥属巴尔干地区势如破竹，同时从高加索地区攻入安纳托利亚东部。与前两次的进攻一样，他们在所到之处大肆屠杀土耳其和穆斯林农民。俄国的入侵激起了奥斯曼帝国的公愤。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凭借其伊斯兰教背景赢得抗俄战争的广泛支持。自从16世纪奥斯曼帝国占领阿拉伯土地之后，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便一直为其掌握。此次苏丹高举这面旗帜，宣布发动对俄国的圣战（jihad）。奥斯曼举国上下团结在他们英勇的苏丹周围，志愿参军，自发捐款支援抗战。就这样，奥斯曼军队暂时止住了俄军在其领土上的侵略。

正当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抗战中得到普遍支持之际，议会成员逐渐开始诟病政府处理冲突的方式。尽管苏丹的圣战对俄国侵略者进行了全力抵抗，俄军仍然在1877年底重新占据上风，并在1878年1月末直逼伊斯坦布尔城下。同年2月，苏丹召开议会商讨战争事宜。一位代表烘焙师公会的议员当面斥责苏丹：“您现在才征求我们的意见已经太迟了；您本应在还能有力回天时就来咨询我们的意见。议院与现在的形势毫无关系，拒绝为此承担一切责任。”这位烘焙师议员的一席话让苏丹确信，议会对国家事业来说是障碍而非助力。第二天，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中止宪法，解散议会，并把一些核心议员软禁起来。之后，他便开始包揽国家政权。但那时战争大势已去，年轻的苏丹只得于1878年1月在首都城下接受了俄国的停战协议。[1]

1878年抵御俄军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在柏林会议（1878年6至7月）上缔结和平条约，遭受了重大领土损失。在这次由德国主持、欧洲列强（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出席的会议上，众人不仅谋求解决俄土战争，还试图妥善解决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冲突。根据《柏林条约》条款，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五分之二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割让的领土中，包括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加索地区的三个行省—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这三个行省是土耳其穆斯林的心脏地带，按理不应割让。它们将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阿尔萨斯—洛林（法国东部地区，曾因战争多次在德法两国之间易手）。

除在《柏林条约》中割让的土地之外，奥斯曼帝国还因欧洲列强的侵略丢失了更多的领土。1878年，塞浦路斯成为英属殖民地，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英国在干预1882年埃及危机之后亦将这个奥斯曼的自治行省据为己有。丧权辱国让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坚信，应该用铁腕政策统治奥斯曼帝国，以确保国家未来不再被虎视眈眈的欧洲列强进一步肢解。值得称赞的是，1882年到1908年间，帝国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手中没有进一步解体。然而，保证领土完整的代价却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丧失。

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手段导致了有组织的反抗运动。青年土耳其党是一群不同党派人士的联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抵制苏丹的专断行为，恢复宪政，重启民主议会制。土耳其联合与进步委员会（CUP）是隶属该组织的著名党派之一，最初是一个平民和军人的秘密协会，成立于二十世纪初。虽然该委员会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区都有分支—比如阿拉伯半岛，土耳其的各行省以及巴尔干地区—但他们在土耳其和阿拉伯行省的运动遭到了最严厉的镇压。因此，到1908年，该委员会主要在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半岛残留的领土一带活动—例如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2]

1908年6月，苏丹的间谍发现在奥斯曼第三军团驻马其顿部队中，有一个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支部。这些军人眼看即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决心先发制人。1908年7月3日，支部领袖艾哈迈德·尼亚兹少校副官(Adjutant Major Ahmed Niyazi)带领两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平民支持者揭竿起义，要求苏丹恢复1876年宪法。原本他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然而叛乱却因应了公众情绪，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他们的运动也因此日益壮大。马其顿所有的城市均加入了反抗行列，宣布遵从宪法。一位名叫伊斯麦尔·恩维尔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军官—他声名鹊起后人们简称他为“恩维尔”—宣布克鲁普鲁（Köprülü）和蒂克韦什（Tikveş）这两座小镇恢复宪法，此举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奥斯曼第三军团还威胁要行军至伊斯坦布尔，让帝国首都也恢复宪法。

在短短三周的时间里，革命运动便如此声势浩大，令苏丹再不能指望他手下的军队去压制马其顿起义了。这就是苏丹被迫在7月23日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的原因。会议的地点在耶尔德兹宫，从那里可以俯瞰伊斯坦布尔欧洲方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臣们惧怕时年65岁的苏丹，未能提及恢复宪法统治这一关键性问题。他们花了数小时找寻替罪羊，而不是思考该如何化解眼前的危机。

听大臣们相互推诿了一天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中止了这场讨论，向内阁宣布：“我会顺从民意。宪法起先在我的统治下颁布，是我确立了宪法，但后来出于时局需要，我中止了它。现在我希望诸位大臣起草宣言”，准备恢复宪法。大臣们如释重负，即刻按照苏丹的指示向帝国的各个行省派发电报，宣布第二个宪政时代的到来。青年土耳其党也因成功发起革命、迫使苏丹恢复宪法而名声大噪。[3]

起初，人们并没有立刻体会到这起事件的重要意义。报纸上对该事件的报道只有短短一句“苏丹陛下有令，按宪法重启议会”，连标题和评述都没有。这或许也反映了当时苏丹对奥斯曼媒体审查之严厉，以至于各大报纸噤若寒蝉。直到24小时后，这则消息才在民间有了反响。7月24日，人们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和帝国各个行省的公共广场上，共同庆祝重回宪法时代。恩维尔少校搭乘火车前往青年土耳其党运动的中心—萨洛尼卡（今属希腊），那里的群众欢欣鼓舞地称他为“自由战士”。与恩维尔一同站在群众为他搭建的台子上的，是他两位同事—奥斯曼铁路军事检察官艾哈迈德·杰马勒少校，以及邮局员工穆罕默德·塔拉特。这二人都是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中崛起的新星。和恩维尔一样，人们用其中间名简称他们，即杰马勒和塔拉特。“恩维尔，”他们高喊，“现在你就是拿破仑！”[4]

接下来的几天，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印有“正义、平等、博爱”的红白革命标语。帝国的各个广场上都贴着尼亚兹和恩维尔以及军队中其他“自由英雄”的照片。政治激进分子纷纷发表演说歌颂宪法，并且与群众分享他们的期望和抱负。

宪法革命所带来的期望把不同背景的奥斯曼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奥斯曼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有众多宗教团体—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十几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和规模不小的犹太教群体。此前政府也曾试图培养民族认同感，但终因社会多元化而未能成功，直到这次宪法革命的到来。正如一位政治激进分子写道，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敞开怀抱，他们相信这个国家里已没有什么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之分，大家都是奥斯曼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责任”。[5]

在人们欢欣庆祝失而复得的自由时，也开始了打击报复—针对那些疑似参与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镇压行动的人。苏丹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已堕落成一个警察国家：政治激进分子被抓入狱或被流放，报纸杂志受到严厉的审查，民众谨言慎行，生怕四周都是为政府效力的耳目。据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伊扎特·达瓦萨的巴勒斯坦纳布卢斯镇居民描述，“革命的头几天，人们对政府那些已经确认当过奸细的，贪污腐败的，或是镇压过革命的大小官员怒不可遏”。[6]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所带来的希望和自由仍然令人兴奋不已。阿拉伯和土耳其诗人为青年土耳其党作颂歌，他们的诗中也体现出了这种喜悦：

今日我们同庆你们带来的自由，

我们早出晚归无一丝担忧和压力。

自由的人们已从那个曾受屈辱的监狱中走出，

亲爱的流放者也回到了家乡。

因为他不再担心间谍的密报，

不再害怕伸手碰触报纸。

夜晚我们不再辗转反侧，

白天我们不再惶恐难安。[7]

然而，革命所带来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

那些曾希望政治变革的人失望地发现，这次革命并没有让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生重大改变。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决定保留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君主地位。之前，他因恢复宪法而受到称赞，被奥斯曼民众尊为他们的苏丹和穆斯林的哈里发，即精神领袖。在1908年时，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讲可能会弊大于利。而且，委员会的领袖实在都很年轻。大多数下级军官和底层官员都才二三十岁，他们没有信心自己掌权，而是把掌管政府的任务交给了大维齐尔（首相）赛义德帕夏（土耳其语里的一种尊称）和他的班底，他们则负责监督，确保苏丹及其政府秉承宪法。

那些以为宪法会解决他们经济难题的奥斯曼民众，很快就要大失所望。革命引起的政治动荡打击了人们对土耳其通货的信心。1908年8月到9月，通胀水平飙升至20%，给工人阶级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压力。奥斯曼工人组织示威游行要求改善薪酬和工作待遇，但国家财政无力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革命后的头六个月里，劳工激进分子组织了超过一百次的罢工，导致政府出台对劳工更为苛刻的法律，并进行了一次镇压。[8]

更关键的是，人们认为恢复议会民主就能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和对奥曼帝国领土主权的尊重，可之后的事实证明他们被打了一记重重的耳光。土耳其的欧洲邻国趁着青年土耳其党人制造的动荡，进一步吞并奥斯曼领土。1908年10月5日，之前隶属奥斯曼的保加利亚行省宣布独立。第二天，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宣布吞并奥斯曼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省。同年10月6日，克里特岛与希腊结成联盟。土耳其的民主转向并没有赢得欧洲列强的支持，反而使国家更为脆弱。

青年土耳其党人希望通过帝国议会来重新掌控革命进程。仅有两个党派参加了在1908年11月底到12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联合派”（该委员会成员的称谓）在下议院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把许多无党派人士吸收进了委员会。12月17日，苏丹召开第一次议会会议，发表演说表明他忠于宪法的决心。成员分别由君主委任和选举产生的上下两议院，其议长均赞扬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恢复宪法政府一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过人智慧。这种互动制造了苏丹与委员会之间一种和谐的假象。但是专制君主不会一夜之间就洗心革面。不甘受宪法制约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清理青年土耳其党。

一旦革命的热情减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便面临来自奥斯曼政界内部的阻挠，以及民间社会强大力量的左右。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因此宗教团体把碍眼的一切贬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世俗文化。军队两极分化：毕业于军校的军官倾向于自由改革，而普通士兵则唯苏丹马首是瞻。议会内，自由派人士疑心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有专制的倾向，遂利用自己与媒体和欧洲官员的联系—尤其是和英国大使馆—来破坏委员会在下议院的地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自己的宫殿中，悄悄地鼓励一切向委员会发起挑战的行动。

1909年4月12日和13日晚，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敌人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效忠于苏丹的第一集团军士兵背叛了长官，并联合首都神学院的宗教学者一同游行至议会示威。一夜之间，该游行便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教学者和哗变士兵。他们要求重新组阁，驱逐一批联合派政客，并恢复伊斯兰教法—尽管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帝国一直并行着好几套法典。联合派代表逃离了首都，唯恐自己性命不保。内阁也提交了辞呈。苏丹则借此机会同意暴动者的要求，从而重新夺回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领导权。

然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重新掌权只是昙花一现。奥斯曼帝国第三军团驻马其顿部队视宪法为帝国政治前途的保证，因此他们认为伊斯坦布尔的反革命运动是对宪法的挑衅。在马其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动员组成了一支名为“行动军”（the Action Army）的战斗力量，在革命英雄艾哈迈德·尼亚兹少校的指挥下直逼伊斯坦布尔。4月17日，这支援军从萨洛尼卡出发，向帝都行进。4月24日凌晨，只遭遇反动派零毫抵抗的行动军攻下了伊斯坦布尔，开始实行戒严。奥斯曼上下议院再次聚首组成国家议会，并于4月27日投票废黜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立其年轻的弟弟穆罕默德·雷沙德为新苏丹，称穆罕默德五世。随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重掌大权，反革命运动最终宣告失败—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

反革命运动使奥斯曼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没有什么比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对立更危险。行动军拥护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重掌大权后不久，穆斯林教众便血腥屠杀了东南城市阿达纳中数以万计的亚美尼亚人。屠杀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的这种仇视演变成了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

1909年，许多奥斯曼土耳其人怀疑亚美尼亚少数民族预谋脱离帝国，另建国家。亚美尼亚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基督教礼拜仪式，还有一个在奥斯曼治下延续长达几世纪的公共组织，独立的宗教团体米利特（Millet）。他们几乎具备一切19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决条件，除了一点：他们并没有聚居在同一地理区域。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散布在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边境、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地中海沿海地带，以及奥斯曼各大商业都市。最大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地就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城内。若不能在一方土地内拥有足够多的人数，他们永远不可能希望建国，除非—理所当然—他们能找到某个大国支持他们的建国事业。

亚美尼亚人第一次提出领土要求，是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作为俄土战争和解条件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被迫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这三个亚美尼亚人聚集的行省割让给俄国。几十万亚美尼亚人转而由俄国统治，这为他们向奥斯曼帝国要求更多自治奠定了基础。亚美尼亚族代表团决意将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和凡城这三个奥斯曼行省设为“亚美尼亚族聚居省”，希望效仿黎巴嫩山一带基督教和穆斯林教徒混居的模式，建立一个民族自治区，由基督教徒担任总督。欧洲列强立即作出回应，在《柏林条约》中增加了一项条款，责令奥斯曼政府即刻落实“亚美尼亚族聚居行省所提出的地方性改革和改善要求”，并向亚美尼亚人提供安全保障，使该族裔免受占多数的穆斯林的攻击。该条款还责成伊斯坦布尔定期向欧洲列强报告其对亚美尼亚公民的政策。[9]

欧洲国家对巴尔干地区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令奥斯曼政府有理由担心，将来还会有外来势力插手奥斯曼帝国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柏林条约》赋予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一种全新的地位，这明显对奥斯曼帝国造成了威胁。与俄国签订的和约才刚令奥斯曼人失去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三个行省，他们无法想象再失去更多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因此，当时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竭尽全力压制新兴的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并禁止他们与英俄两国来往。19世纪80年代末，亚美尼亚激进分子开始组建政治组织，寻求建国。奥斯曼政府像对待其他任何一个国内反动团体那样，施行了全面的镇压—监视、逮捕、囚禁和流放。

19世纪末涌现出两个独立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组织。1887年，一批在瑞士和法国的亚美尼亚族学生于日内瓦创立了红查克组织（Hunchak，亚美尼亚语，意为“钟”）。1890年，身居俄罗斯帝国的一批激进分子成立了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它更响亮的名字是达什纳克（Dashnak，亚美尼亚语，意为“联盟”）。这两个组织的理念和手段迥然不同：红查克组织宣扬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相对来说具有的优点，而达什纳克则鼓动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进行自卫。两个组织都提倡使用暴力手段来实现亚美尼亚人的政治目的。他们自称自由战士，但奥斯曼政府却视他们为恐怖分子。红查克和达什纳克发起的活动，使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关系更为紧张。亚美尼亚激进分子希望这种紧张的局势能够使欧洲国家出手干预，而奥斯曼政府则视其为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并试图打压。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形最终演变成了流血事件。[10]

1894年至1896年间，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成为一系列恐怖屠杀的对象。1894年夏，暴动首先发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萨松地区。库尔德游牧民袭击了亚美尼亚人村庄，原因是后者拒绝在给奥斯曼官员缴税之外再给他们交因循已久的保护费。亚美尼亚激进分子鼓励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亚美尼亚农民揭竿起义。英国商人H. F. B. 林奇在大屠杀前夕路过萨松地区。他如此描述这些煽动者：“他们的目标就是通过贼喊捉贼的方式，保证亚美尼亚人反抗事业的势头。他们的呼声通过欧洲媒体传播开来；而当人们前来查看时，总会有一些土耳其官员上钩，展现他们的恶劣行径。”奥斯曼政府派遣第四军团加一个库尔德骑兵团前去稳定局势，结果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惨遭杀戮，导致红查克组织积极谋求而奥斯曼政府避之不及的欧洲干预最终成了现实。[11]

1895年9月，红查克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发起了一次游行，请求在被欧洲媒体称作“土耳其亚美尼亚”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行省实施改革。他们给奥斯曼政府和所有的外国大使馆发出了48小时的预先通知，讲明了条件，其中包括委任一名基督徒总督来监管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改革进程，赋予亚美尼亚村民携带枪械的权力，以防御周边装备精良的库尔德人来袭等等。奥斯曼人把四面高墙的奥斯曼首相和其内阁的办公地点—“高门”（Sublime Dorte，这个词也用来指代奥斯曼政府，如同白厅对应英国政府）用警戒线围了起来，防止亚美尼亚抗议者靠得太近。一名警察在骚乱中丧生，充满敌意的穆斯林群体把矛头指向了亚美尼亚人，引发了一场暴动。在“高门”之外就有60名抗议者被杀。欧洲各国抨击了奥斯曼当局屠杀和平抗议者的行径。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0月17日颁布了一条法令，承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有亚美尼亚人聚居的六个行省实施改革。它们分别是：埃尔祖鲁姆、凡城、比特利斯、迪亚巴克尔、哈尔普特（Harput） 和锡瓦斯。

苏丹的改革法令反而加剧了上述6个行省穆斯林的恐惧。在他们的理解中，这条政令是要让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实现独立的前奏。一旦他们独立，人口占多数的穆斯林就会被迫生活在基督徒的统治下，或者离乡背井去伊斯兰国家重建家园—正如当年奥斯曼政府把克里米亚、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交由基督徒管理后，数以万计的穆斯林从这些地方迁出一样。奥斯曼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平息穆斯林教徒的恐惧。在苏丹颁布法令的数日后，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村镇发生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屠杀。据亚美尼亚传教士估计，到1896年2月，至少有3.7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30万人无家可归。其他一些估计则称，伤亡人数在10万到30万之间。由于该地区相对封闭，我们无法获得关于1895年大屠杀更为确切的数字，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这种暴行在奥斯曼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的。[12]

1894年至1896年，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标志着亚美尼亚人的暴动进入第三个，也是最后的阶段。1896年8月26日，26名达什纳克激进分子乔装成搬运工，把武器和炸药藏匿于伊斯坦布尔奥斯曼银行的钱袋之中。他们杀了两名保安，并劫持了150名银行员工，威胁若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指派一名欧洲高级专员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实施改革，并特赦所有亚美尼亚的流亡政客—就要引爆大楼，把所有人都炸死。虽然该银行名属奥斯曼，但实则是一家外资机构，其股份几乎被英法两国垄断。亚美尼亚激进组织先前力促欧洲列强介入，结果此次银行事件的发展完全事与愿违。最终恐怖分子们被迫放弃占领，坐上一条法国船逃离了奥斯曼帝国，提出的条件也没有得到满足。达什纳克的此次行动不但广受欧洲列强谴责，而且还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新一轮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致使多达8000名亚美尼亚人遇害。欧洲列强对亚美尼亚人问题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因此其介入并未能使奥斯曼帝国作出任何改变。对于亚美尼亚民族运动而言，1894至1896年的血腥事件无疑是一场灾难。

接下来的几年里，亚美尼亚民族运动改变了策略，开始与奥斯曼帝国中谋求改革的自由派通力合作。1907年，达什纳克成员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代表共同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受奥压迫党派代表大会。达什纳克是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坚定支持者，此次大会上他们首次被承认为合法组织。数月后，亚美尼亚团体有多人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议员候选人，并有14人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众人都希望亚美尼亚人寻求的政治目标能够在奥斯曼宪法的框架内实现，包括宪法保证的公民身份以及未来的权力下放。然而，1909年爆发的反革命政变使这些期望都成了泡影。1909年4月25日至28日，约有2万名亚美尼亚人在一场疯狂的杀戮中不幸遇害。[13]

扎贝尔·埃萨扬（Zabel Essayan）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亚美尼亚裔文人之一。阿达纳大屠杀之后不久，她便到当地协助灾后救援工作。在她面前的这座城市已是满目疮痍，只剩下目睹惨剧而伤心欲绝的寡妇、孤儿和老人。回忆起那场浩劫，她说：“人们无法一下子接受如此惨痛的现实：它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即使是那些当事人也无法完整地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语塞、叹息、流泪，最后也只能告诉你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像埃萨扬这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吸引了国际方面对此次大屠杀事件的关注，奥斯曼帝国也因此遭到各国的谴责。[14]

暴乱过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迅速采取行动，派杰马勒帕夏赴阿达纳重整秩序。联合派需要让达什纳克成员对他们重拾信心，避免后者再次为实现民族目标而寻求欧洲干预。达什纳克同意继续保持合作，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将与阿达纳大屠杀有关的一干人等绳之以法，归还亚美尼亚幸存者的财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并向穷苦的亚美尼亚人提供资金援助。杰马勒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阿达纳的每一座房屋都在4个月内得到了重建，“至少30名穆斯林”在阿达纳被处决，另有17名“显贵家族的成员”在邻近的埃尔津地区被正法。这些措施都在安抚亚美尼亚人的同时，也制止欧洲对此事的干预，而且在当时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处理亚美尼亚人问题赢得了时间。[15]

就在奥斯曼帝国勉力保全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之际，它在地中海遭遇一场全新的危机。随着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1830年）和突尼斯（1881年），英国占领埃及（1882年）之后，隶属当今利比亚的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行省成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最后两片土地。而1871年才完成统一的新兴国家意大利也希望在非洲占据一席之地。于是，维托里奥·伊曼纽尔三世的政府便将目光转向利比亚，企图在那里达成他们的帝国野心。

奥斯曼帝国并没有任何能挑起1911年意土战争的举动。然而，因罗马提前确定英法两国会保持中立，所以已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挠它用武力手段在北非实现其帝国野心了。9月29日，意大利以奥斯曼帝国向利比亚驻军输送武器，威胁的黎波里与班加西的意大利侨民为由，向利比亚沿海城市发动了全面进攻。[16]

奥斯曼在利比亚的驻军非常薄弱，仅有约4200名土耳其士兵，而且几乎无任何海军支援，在超过3.4万名入侵意军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奥斯曼战争大臣向其在利比亚的官员坦承，利比亚终将失守。1911年10月的前几周的黎波里（利比亚西部）与班加西地区（利比亚东部，亦称昔兰尼加）的沿海城镇便被斗志高昂的意军攻陷。[17]

在意军入侵一事上，奥斯曼政府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场截然不同。大维齐尔及其政府并不认为他们能守住利比亚，因此宁可放弃这片北非边疆，也不愿让奥斯曼军卷入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而持极端民族主义理念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却不能接受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拱手送人。

1911年10月初，恩维尔少校前往萨洛尼卡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谈话。在长达5小时的会议中，恩维尔说服了他的同事在利比亚组织开展对意游击战。他在一封写给童年好友及义兄—德国海军武官汉斯·胡曼的信中，如此描述作战计划：“我方将在（利比亚）境内集结力量。阿拉伯骑手将在奥斯曼青年军官的领导下与我国子民一道，密切监视并不分昼夜骚扰意军。每个（意大利）士兵或小分队都将遭到袭击歼灭。若敌军过于强大，我方将撤到广阔大地的各个角落，继续抓住每个机会骚扰敌军。”[18]

征得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允许后，恩维尔当即启程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秘密乘船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数十名爱国的年轻军官追随他来到埃及，利用这里作为游击队对抗意军的跳板—其中有一位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年轻少校副官，后来成为了“阿塔图尔克”（Atatürk，土耳其语，意为“土耳其国父”），其余人则取道突尼斯进入利比亚。在官方记录中，这些年轻军官被政府以“违背奥斯曼政府意愿行动的冒险分子”之由除名（但实际上奥斯曼财政部仍然给这些在利比亚的军官发放月薪）。他们自称“费达依”（fedaî），即甘愿为他们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19]

10月末，恩维尔在进入埃及之后即刻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利比亚冲突之中。他披上阿拉伯长袍，骑着骆驼进入利比亚境内。艰苦卓绝的沙漠生活令他感慨万千，也使他非常佩服生活在这里的贝都因人。由于恩维尔不懂阿拉伯语，他只得通过翻译与贝都因人交流。后者对恩维尔表示了极大的尊敬。恩维尔的未婚妻是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的侄女—苏丹公主爱美妮·妮丝耶。虽然当时她年仅13岁（他们在1914年公主17岁时结婚），但恩维尔这种与皇室的联系极大地提升了他在利比亚的地位。他在信中写道：“在此我是苏丹的女婿，是哈里发的钦差，这层关系帮了我很大的忙。”[20]

恩维尔将运动控制在班加西东部区域内。意大利军队聚集在昔兰尼加的三个港口城市—班加西、德尔纳和图卜鲁格。由于遭到利比亚部落的顽强抵抗，意军无法从沿海平原向利比亚内陆进一步挺进。恩维尔勘察了敌军位置后，将营地扎在俯瞰德尔纳的高地之上。德尔纳的1万名居民不情愿地供养着1.5万名意大利步兵，而后者正是恩维尔的主要作战目标。他召集差点被俘、士气低落的奥斯曼士兵，征募了部落民以及有影响力的赛努西兄弟会成员（Sanussi，一个神秘的宗教团体，其分会遍布利比亚城乡），还在埃恩曼苏尔（Ayn al-Mansur）的营地接纳了其他的“费达依”志愿军官。通过他在利比亚的工作—招募听命于奥斯曼军官的当地战士，让伊斯兰教徒对外国势力产生敌意，从而打倒欧洲敌人，并建立一个有效的情报网络—恩维尔为一个全新的特勤组织奠定了创立基础。它名为“特别组织”（Teşkilât-i Mahsusa），后来对奥斯曼的一战战事影响深远。

在恩维尔的努力下，许多利比亚的阿拉伯部落与奥斯曼志愿军团结在了一起。他们由衷地感激青年土耳其党人能投身于利比亚人民的战斗，并为捍卫部落自由不惜牺牲生命地与外国势力作斗争。虽然他们之间语言不通，但伊斯兰教的纽带将操土耳其语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与操阿拉伯语的利比亚部落成员紧密联结。恩维尔将利比亚的阿拉伯斗士形容成“视死亡如天赐的狂热穆斯林”。这种描述对强势的赛努西苏菲派信徒而言尤为恰当，他们之所以忠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正因为后者是伊斯兰的哈里发。作为不信教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恩维尔并没有否认这种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而是把宗教当作一股强大力量，能使穆斯林视奥斯曼苏丹为哈里发并团结在其周围打击帝国与穆斯林世界的敌人。恩维尔如此描述伊斯兰教的力量：“放眼看看伊斯兰世界中发生的这一切吧，伊斯兰教没有民族之分。”无论利比亚的那段时光还给了恩维尔怎样的启发，他都坚信奥斯曼帝国能够利用伊斯兰教的强大力量对抗国内外一切敌人。[21]

1911年10月至1912年11月间，青年土耳其党军官与阿拉伯部落对意军展开游击战，取得了显著胜利。虽然意军在数量和现代武器装备上都占优势，但他们无法冲出沿海平原的堡垒去占领利比亚的内陆地区。阿拉伯游击队力挫意军，使后者在一年内死亡3400人，另有4000人受伤。战争也耗损了意大利的财力。奥斯曼军每月仅需开销2.5万土耳其磅（1土耳其磅价值约0.9英镑或4.40美元）支持恩维尔围攻德尔纳的军事行动。有一段时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利比亚的斗争似乎胜利在望，意大利人就要被赶下海了。[22]

由于无法成功攻下利比亚，意军转移战斗阵地。他们知道，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奥斯曼政府签署正式和约，将利比亚的控制权让予意大利。为了迫使伊斯坦布尔主动请求讲和，意大利海军舰船向奥斯曼横越地中海东部的领土发起攻击。1912年3月，他们炮击了黎巴嫩的贝鲁特港；同年5月，意军士兵占领十二群岛（Dodecanese，位于爱琴海，今部分属于希腊，罗德岛是其中最大的岛屿）。7月，意大利海军派遣鱼雷快艇进入达达尼尔海峡。最后，意大利人打出了巴尔干这张牌。希腊、塞尔维亚、黑山和保加利亚结成联盟，共同对抗他们之前的奥斯曼宗主国。它们每一个都觊觎奥斯曼在巴尔干地区最后的领土—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与色雷斯。意大利国王与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有姻亲关系，他1912年10月8日成功煽动黑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其他巴尔干国家效仿黑山只是时间问题。

巴尔干地区一触即发的战争局势，在伊斯坦布尔和利比亚引起了一场危机。奥斯曼政府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等边远行省抵抗意军，却对巴尔干的心脏地带疏于防范。曾经的理想主义迅速被新的现实所取代。黑山宣战十天后，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签订了合约，割让利比亚行省。“费达伊”军官虽然为弃利比亚的同志于不顾感到羞愧，但也只能让赛努西兄弟会孤军奋战了。他们不得不火速返回伊斯坦布尔，投身到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那场关系国家存亡的战斗中。

巴尔干诸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时，民族主义广泛传播于东南欧的各个民族和宗教团体。欧洲列强为达到分裂奥斯曼帝国的目的，积极鼓励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导致出现许多动荡不安的附庸国。1830年，希腊王国在历经十年奋战后率先实现独立。塞尔维亚于1829年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并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完全独立。同样在柏林会议上实现独立的还有黑山；保加利亚则取得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1908年9月完全独立。实现独立的巴尔干诸国并不满足于自身的领土范围，都觊觎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另一边，奥斯曼帝国过于轻视这些以往巴尔干臣民的主张，低估了他们给辖下最后几个欧洲行省所造成的威胁。

巴尔干诸国抓住意土战争的契机，意图实现它们的扩张野心，奥斯曼帝国的盲目自满也随之被粉碎。1912年10月，黑山、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先后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巴尔干诸国联盟从一开始便在军队规模和战略态势上占优，军队人数达71.5万人，相比之下，仅有32万名奥斯曼士兵在前线作战。[23]

希腊人利用其海上优势对抗奥斯曼帝国。他们不仅吞并了克里特岛，占领了数个爱琴海岛屿，还利用海军阻断奥斯曼军的海上支援。11月8日，希腊军队占领了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发源地—萨洛尼卡，还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多数地区。塞尔维亚和黑山由北面袭击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并成功占领了这些地区。科索沃则于10月23日被塞尔维亚收入囊中。

与土耳其人交战最激烈的是保加利亚人。后者分别在10月24日与11月2日成功突破奥斯曼军在克尔克拉雷利和吕莱布尔加兹的第一、二道防线，直逼距伊斯坦布尔仅40英里的萨塔勒卡（Çatalca）。1912年12月初，奥斯曼政府“高门”呼吁停火，这时驻守埃迪尔内（旧称阿德里安堡，今在土耳其境内，邻近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奥斯曼士兵已深陷重围。将利比亚割让给意大利不到两个月，奥斯曼军便全线溃败，丧失欧洲的最后几个行省看来已成定局。

自由派人士卡米勒帕夏是当时奥斯曼政府的首相。联合派和自由派人士长久以来视彼此为劲敌，卡米勒帕夏还蓄意将联合派排挤在其内阁之外。自由派人士主张用和平的方式防止未来进一步丧失领土，同时避免伊斯坦布尔受到威胁。而另一边的联合派则号召发起新一轮战争，以此收复奥斯曼帝国的重要领土—从埃迪尔内开始。联合派抨击奥斯曼政府作战不利，卡米勒帕夏便下令取缔其各个支部，关停他们的报纸，并逮捕了一批联合派领导人。

恩维尔从抵御意军的利比亚前线回到伊斯坦布尔后，便被卷入了这些军事和政治的紧张局势之中。在1912年12月末，他写道：“我发现四周充满了敌意。表面上，包括战争大臣在内的整个内阁都对我很友善，但我知道他们派了特务跟踪我。”他数次去萨塔勒卡前线查看，并认定战事对奥斯曼军比对保加利亚军更为有利。不出所料，恩维尔公开支持继续战斗。“如果内阁不做任何努力就把埃迪尔内拱手送人，我就退出军队，公开呼吁战争，到时我不知道—或者不想说出—我将会做出什么。”[24]

恩维尔确信卡米勒帕夏即将同意签署和约，把埃迪尔内割与外国统治。因此，他决定采取极端行动。1913年1月23日，10名武装谋反者越过伊斯坦布尔的石子路向“高门”飞驰而去。在他们冲进内阁会议室的同时，恩维尔及其部下与大维齐尔的守卫交火，导致包括战争大臣纳齐姆帕夏在内的4人被杀。随后恩维尔用手枪指着卡米勒帕夏的头，要求这位大维齐尔提出辞职。恩维尔事后透露：“这一切都发生在15分钟内。”紧接着，他前往苏丹的宫殿汇报行动，并要求苏丹重新任命一位大维齐尔。穆罕默德五世任命一位曾任将军的资深政治家—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Mahmud Şevket Pasha）负责组成统一政府。在臭名昭著的“突袭高门”事件发生短短4小时后，新内阁便已成立，受命恢复奥斯曼帝国被战争摧毁的政治秩序。[25]

虽然联合派领导政变推翻了卡米勒帕夏及其政府，却仍未能借机掌握政权。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虽然与他们有所共识，但他本人并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经历了最近的党派之争与军事灾难后，这位新任大维齐尔希望建立一个无党派联盟来保证稳定与团结。只有三名联合派成员进入内阁，且三人均为温和派。未来叱咤奥斯曼帝国的执政三巨头—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勒—此时仍然未能进入中央政府。杰马勒接任伊斯坦布尔的军事总督，塔拉特留任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秘书长，而恩维尔则上了战场。

战争重新打响后，形势对奥斯曼帝国益发不利。1913年2月，战争双方在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终止了停火协议。随着诸多主要城市陷入围困，且迟迟不见补给和援军，奥斯曼军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欧洲的最后一片土地一点点地落入野心勃勃的巴尔干诸国之手。3月6日，希腊人占领了马其顿小镇加尼纳（Janina，今希腊的约阿尼纳）。黑山攻陷了伊斯科得拉（Işkodra，今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然而最惨痛的打击，莫过于保加利亚军切断了埃迪尔内的粮食补给，致使守城的奥斯曼士兵最终于3月28日缴械投降。那一刻对整个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一场深刻的国家危机。

埃迪尔内沦陷后，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立刻宣布停战。5月末，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诸国间的谈判在伦敦重新开启。1913年5月30日，双方在英国调解下签署了全面和平条约。在这份《伦敦和约》中，奥斯曼政府割让了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丢失将近400万居民。自此，除以米德耶—厄内兹线（Midye-Enez Line）为界的一小片色雷斯东部土地作为伊斯坦布尔腹地仍得以保留外，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其他所有欧洲领土。就这样，意土战争以奥斯曼帝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失去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要比损失利比亚严重得多。5个世纪前，奥斯曼帝国从拜占庭手中夺得这些欧洲领土，自此它们便一直是帝国的经济和行政中心，是整个帝国最繁荣发达的省份。失去这些领土上缴的收入，加上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高昂军费，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受到了沉重打击。成千上万的难民需要安置，疾病亦在肮脏的军营中肆虐开来。除此之外，先前的两次战败已使奥斯曼帝国遭受了人力与财力的双重损耗，重整军队之所需对奥斯曼政府来说亦是笔骇人的开销。

或许奥斯曼帝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公众士气的低落。败给欧洲相对年轻的国家意大利已是一个打击，而输给曾经隶属于帝国的小小巴尔干诸国，却是奥斯曼军队与民众都不能接受的。一位名叫约瑟夫·阿克丘拉（Yusuf Akçura）的青年土耳其党知识分子这样写道：“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五百年来的臣民，我们从来没放在眼里，如今却打垮了我们。这个现实，这个我们即使做梦也没有料到的既成事实，会让我们睁开双眼……如果我们还未完全死去的话。”在整个19世纪，对奥斯曼表示悲观的欧洲人给其贴上了“欧洲病夫”的标签。在输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即使是最乐观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无法改变这位“病夫”的末日命运了。[26]

战败使伊斯坦布尔的政坛开始分化。1913年1月联合派针对卡米勒帕夏发起的那场政变之所以合理，是因为那是防止埃迪尔内陷落的不得已之举。现在既然埃迪尔内已经失守，自由派人士便决心与联合派清算旧账，将其逐出政界。联合派领导人之一，伊斯坦布尔军事总督杰马勒派遣特务监视任何他怀疑正在阴谋推翻（无党派）政府的人。尽管杰马勒竭尽全力，却仍然没能保护大维齐尔。6月11日，即在签署了割让埃迪尔内的《伦敦和约》后不久，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就在“高门”外遇刺身亡。

联合派将大维齐尔遇刺引发的骚乱转变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优势。杰马勒开始肃清异党，自此自由派人士一蹶不振。数十人被逮捕，12名领导人经过走过场的庭审便在6月24日被处决。一批逃亡海外的反对派高官被缺席判处死刑，还有数十人遭到流放。消灭了自由派反对人士后，他们立刻掌握了大权。自1908年革命以来，青年土耳其党人一直选择不直接参政。最终，他们在1913年决定还是得自己来。

1913年6月，苏丹邀请联合派暨埃及皇室成员赛义德·哈利姆帕夏重组政府。几位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进入其内阁，首次成为国家领导人。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勒都被晋升为“帕夏”，成为文职官员与军队最高领导。塔拉特帕夏当选内政大臣；恩维尔帕夏成为军队中最具号召力的将军，并于1914年1月当选战争大臣；而杰马勒帕夏仍继续担任伊斯坦布尔总督。1913年后，他们三人将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执政三巨头，比苏丹抑或大维齐尔（奥斯曼帝国首相）更有权力。

1913年7月，由联合派领导的政府成功收复埃迪尔内。此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便在帝国政界所向无敌。这实际上是拜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对手所赐。在赢得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欧洲列强承认阿尔巴尼亚独立，使巴尔干列国之间原本就含糊不清的战利品分配更为混乱。奥地利和意大利尤其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他们的目的是让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缓冲地带，遏制塞尔维亚，防止其发展为亚德里亚海滨的新兴强国。欧洲列强迫使塞尔维亚和黑山撤出它们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的阿尔巴尼亚土地。塞尔维亚人对丧失阿尔巴尼亚的土地非常沮丧，遂把矛头转向了被保加利亚与希腊控制的马其顿领土。保加利亚认为自己在对抗土耳其军队的战役中贡献最大，因此拒绝把任何领土割让给塞尔维亚，并谢绝了俄国提出的斡旋。1913年6月29日至30日，保加利亚夜袭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在马其顿的据点，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保加利亚发现现在所有的巴尔干邻居都与自己为敌：罗马尼亚、黑山、希腊和塞尔维亚结成了同盟。由于战线过长，保加利亚被迫从奥斯曼前线调回军队，以制止希腊和塞尔维亚取得进一步胜利。这正是恩维尔长久以来所期盼的机遇—但他仍然遭到了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政府的反对，他们生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会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灭顶之灾。恩维尔写道：“如果那些当政者没有下令作战的胆量，我就自行动手。”最后，恩维尔终于接到了作战命令，他率领一支骑兵和步兵团越过了不久前划定的边界，向埃迪尔内进发。[27]

7月8日，当奥斯曼军队抵达埃迪尔内时，他们遭遇到保加利亚驻军的火力攻击。恩维尔按兵不动，直到保加利亚军队被说服撤出该城市，他才在第二天进入城内，期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一边派出一支骑兵分队追赶撤退中的保加利亚军，一边在这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中巩固奥斯曼军的据点。目睹城中百姓遭受的灾难，奥斯曼士兵们解放埃迪尔内的喜悦也淡了不少。恩维尔如此描述眼前的惨剧：“可怜的土耳其人蹲坐在他们已被夷为平地的房屋上，老人遍体鳞伤，孤儿靠着政府的资助过活。每走一步就有千千万万的暴行映入我的眼帘。”[28]

7月，奥斯曼军趁保加利亚败于巴尔干邻国之际，收复了色雷斯东部的大部分领土。8月10日，保加利亚请和，奥斯曼军也因此确保对埃迪尔内与色雷斯东部地区的控制权。恩维尔再次受到褒奖；这位“自由战士”现在被称作“埃迪尔内解放者”了。奥斯曼举国上下均为此次胜利欢欣鼓舞。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屈辱的失败后赢得的这场胜利，使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受到了奥斯曼民众前所未有的爱戴。恩维尔这次突破受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赞许，他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写给德国友人汉斯·胡曼的信中他承认：“我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只有我一人能在一夜之间闯入埃迪尔内。”[29]

由于受到战争与政治骚乱的双重打击，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政府已无法兑现1908年革命时的自由主义理想。联合派回应外部威胁与内部挑战的方法，就是加紧控制奥斯曼帝国仍存在争议的行省。为防止国家分裂，联合派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有效的中央集权政策，推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法律，例如将对所有行省采取无区别的征税与征兵办法，且所有奥斯曼国民都将被迫使用土耳其语与政府打交道。

这些中央集权手段针对的是阿拉伯行省，以免这些行省出现民族主义分裂运动，防止阿拉伯人效仿巴尔干各国那样寻求独立。1909年后，奥斯曼土耳其语在大叙利亚地区与伊拉克的学校、法庭和政府办公室中逐渐取代了阿拉伯语。土耳其人占据高层政府职位，而阿拉伯公务员只获得一些底层工作。不出所料，这些受人诟病的措施令许多忠诚的阿拉伯子民对国家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的转变很心寒。于是，他们成立了民间团体来反对“土耳其化”。这些阿拉伯人仍称不上民族主义者，战前“阿拉伯民族主义”社团仍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内呼吁更多的阿拉伯文化和政治权利。然而，在一战过程中，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开始期望实现完全独立。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阿拉伯各行省中。奥斯曼议会中的阿拉伯成员在诸多民间组织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奥斯曼兄弟协会”，以及讨论公众关心的文化问题的“文化俱乐部”。众多改革团体在贝鲁特与巴士拉成立，而“国家科学俱乐部”则位于巴格达。这些组织在奥斯曼当局知情的前提下公开会面，并接受秘密警察的全面监督。[30]

其中两个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主义团体并不受制于奥斯曼政府与警察。“青年阿拉伯协会”，亦称“法塔特”（来自其阿拉伯名Jam`iyya al-`Arabiyya al-Fatat），于1909年由一批叙利亚穆斯林在巴黎创立。“法塔特”的宗旨是效仿哈布斯堡奥匈帝国，将现有的奥斯曼帝国重构成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双民族国家，让阿拉伯人能在这个国家里获得平等。该协会创始人之一—陶菲克·纳图尔（Tawfiq al-Natur）回忆道：“我们阿拉伯人想要的，只是在奥斯曼帝国中与土耳其人获得同等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把帝国塑造成一个由两个伟大民族—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共有的国家。”[31]

1912年，一批志同道合的叙利亚移民在开罗成立了“奥斯曼反中央集权党”（Ottoman Decentralization Party）。这群开罗的阿拉伯主义者直截了当地拒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央集权政策，辩称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联邦体系管理，参考瑞士那种政府权力下放与各州自治的模式，但不同的是他们拥护在奥斯曼苏丹统治下的各民族团结，并在主张保留各行省当地语言的同时，也倡导使用土耳其语。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的日益壮大令联合派忧心忡忡。因之前的分散管理已经导致了数次巴尔干战争，青年土耳其党人已不愿再理会诸如权力下放或二元君主制这样的要求了。1913年2月，贝鲁特革命协会发表了一份呼吁行政权力下放的宣言，奥斯曼当局随即将其取缔。1913年4月8日，警察关停了贝鲁特革命协会的办公室，并命令该组织自行解散。一些有影响力的协会成员便发起了一场全市范围的罢工，并组织向大维齐尔请愿，抗议关停协会的做法。数名协会成员因煽动罢工被捕。贝鲁特由此进入了为期一周充满张力的政治危机时期。罢工一直持续到被捕成员获得释放才停止，但贝鲁特革命协会办公室的大门从此再未开启，协会成员只得秘密会面，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活动也自此转入地下。

面对奥斯曼当局日益严重的压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他们的事业转向了国际社会。巴黎的“法塔特”成员决意在法国首都召开会议，充分享受免受奥斯曼当局镇压的议政自由，并为他们的诉求寻求国际支持。分布在奥斯曼帝国、埃及、欧洲以及美洲的各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都接到了出席邀请。尽管奥斯曼驻法国大使竭尽全力阻止会议召开，但仍有来自帝国阿拉伯行省的23名代表—11名穆斯林，11名基督教徒，以及1名犹太人—成功抵达巴黎，参加了于1913年6月18日举行的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

作为土生土长的巴格达人，陶菲格·苏瓦伊迪是参加此次阿拉伯代表大会仅有的两位伊拉克代表之一（苏瓦伊迪的朋友—犹太人代表苏莱曼·安巴尔也同样来自伊拉克）。其他所有与会代表都来自大叙利亚地区。苏瓦伊迪最近才加入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他之后回想道：“尽管我对自己的阿拉伯身份可能还不甚明了，但我清楚自己是一个阿拉伯的奥斯曼穆斯林。”苏瓦伊迪精通土耳其语，在赴巴黎从事法律研究之前，已于1912年在伊斯坦布尔获得了法律学位。身处巴黎期间，他遇到了一群后来对他的政治观点产生“极大影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随后，他加入了“法塔特”，并在首次阿拉伯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2]

苏瓦伊迪说：“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最后成了三个不同派别间激烈争吵的舞台。”首先，是寻求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臣民同等权利的“穆斯林阿拉伯青年党”，然后是“对土耳其人咬牙切齿”的阿拉伯基督徒。最后一个，被苏瓦伊迪称为“无法选择忠于土耳其人还是阿拉伯人”的机会主义者，是哪一边能更好实现自己的物质追求就倒向哪一边的“墙头草”。

在为期6天的会议期间，大会就十项决议达成了一致，这些决议构成了与会代表的改革方案框架。他们要求奥斯曼帝国通过权力下放实现阿拉伯人参政议政，政府应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并允许阿拉伯议员用母语在议会上发表演说。他们提出“除非有极为特殊的情况”，士兵服役的地点应控制在应征者的原籍行省。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考虑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诉求”的决议。这个决议势必会引起伊斯坦布尔的关注。与会代表商定，将会议决定分享给“高门”及与奥斯曼帝国交好的各国政府。6月23日晚，大会闭幕。

大会选择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的谈判时机实在不对。当时，奥斯曼当局已经签署了标志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的《伦敦和约》（5月30日），国家已失去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三个行省，而且大维齐尔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在6月11日遇刺身亡。大会在巴黎闭幕时，联合派正在肃清政府当中的自由派反对人士，摩拳擦掌准备首次执政。巴黎的这次会议所带来的威胁之大使他们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奥斯曼当局应对不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几乎将必然转而寻求欧洲列强的支持，而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意图早已尽人皆知。

青年土耳其党派遣秘书长米塔特·苏科鲁（Midhat Şükrü）前去与大会代表进行谈判，旨在达成一项改革议程，将损失降到最低。陶菲格·苏瓦伊迪对米塔特·苏科鲁此次前来的目的深表怀疑。他认为苏科鲁是“特地前来”与“墙头草”“结成友好关系，并把他们拉到奥斯曼政府那一边”。然而，奥斯曼当局的斡旋者仍成功与大会成员达成了一项倾向于解决阿拉伯代表大会决议的改革协定。这份《巴黎协定》承诺，提高阿拉伯人在各级政府的参与度，推广使用阿拉伯语，并同意士兵在“邻近国家”服役。[33]

“高门”邀请阿拉伯代表大会成员前往伊斯坦布尔，共庆《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三位接受邀请的代表在帝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太子穆罕默德·雷沙德，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以及执政三巨头—恩维尔、塔拉特与杰马勒—亲切会见了他们。他们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奥斯曼政府的最高层领导还传达了来自土耳其—阿拉伯兄弟会的亲切慰问。

但这些正式晚宴和溢美之词都无法掩饰奥斯曼政府无意贯彻这份改革协定的事实。正如陶菲格·苏瓦伊迪所说：“那些深谙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的人都认为，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种拖延的伎俩，是静待时机一举扫除阿拉伯代表大会组织者的手段。”1913年9月，代表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贝鲁特。在一阵疾风骤雨般的运动中产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最终落空。苏瓦伊迪事后说，阿拉伯代表大会的组织者都被锁定。在大会后的3年间，数名成员因他们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而丧命。[34]

5年间，奥斯曼帝国历经了一次革命、三场抵御外国强权的大型战争，以及一系列的内部混乱，从高官遇刺到分裂主义者叛乱不一而足。这其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可能招来外国的进一步干涉。奥斯曼帝国在那段时间的损失之大，无以复加。帝国已经把其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所有土地，与生活其中的数百万子民一道拱手送给了欧洲列强。由此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迫使奥斯曼改革者为防止帝国分崩离析而放弃了原先的自由主义。1908年那场挑战苏丹专制的宪法运动演变成了一连串危机，最终于1913年形成了一个由三位理想主义联合派人士—恩维尔、塔拉特与杰马勒—共同领导的更为专制的政府。

解放埃迪尔内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证明奥斯曼军拥有收复失地的能力。恩维尔对此十分欣喜：“如今我们拥有一支可以放心将国家利益托付的军队。尽管我们在这场令人窒息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军队已经比战争开始时要强一千倍了。”虽然丧失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领土令人痛心，但奥斯曼帝国现在的领土全在亚洲，而且连成一片，各部分联系紧密，国民也均为伊斯兰教徒，也许这样一个国家比起旧奥斯曼帝国，更经得起国内外的挑战。[35]

联合派也曾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来自奥斯曼边境内外的种种威胁。他们担心阿拉伯人会被自己的民族主义运动冲昏了头脑，并把亚美尼亚人的政治抱负看成是对奥斯曼帝国存亡的一种威胁。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各个行省曾是亚美尼亚人改革的目标，而且他们有欧洲列强撑腰；但这里同时也是土耳其行省的心脏地带。亚美尼亚团体跨越俄土边境的联系更加剧了分离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

青年土耳其党人将俄国视作能对奥斯曼帝国的存亡造成影响的唯一也是最大的威胁。俄国对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达达尼尔与博斯普鲁斯两海峡，甚至是奥斯曼帝国首都都虎视眈眈。它盼望奥斯曼帝国消亡已是尽人皆知。因此，奥斯曼当局不得不寻求友善的欧洲盟友联合遏制俄国的这种大国野心。直到时间进入致命的1914年，奥斯曼帝国梦寐以求的防御伙伴仍未出现，这最终把奥斯曼帝国拖入了一战。

[1] 烘焙师公会代表的话，引自Stanford J. Shaw和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187.

[2] 关于青年土耳其党，参见Feroz Ahmad, The Young Turks: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cs, 1908–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M. SükrüHanioğlu，Preparation for a Revolution: The Young Turks, 1902–190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Erik J. Zürcher的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I. B. Tauris, 1993).

[3] 哈米德二世的话引自François Georgeon, Abdülhamid II: Le sultan calife (Paris: Fayard, 2003), 401.

[4] 报道引自Georgeon, Abdülhamid II, 404； Cemal与Talat的部分引自 Andrew Mango的Atatürk (London: John Murray, 1999), 80.

[5] 无名氏，Thawrat al-`Arab [阿拉伯起义] (Cairo: Matba`a al-Muqattam, 1916), 49.

[6] Muhammad Izzat Darwaza, Nash’at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itha [现代阿拉伯运动的形成], 2nd ed. (Sidon and Beirut: Manshurat al-Maktaba al-`Asriyya, 1971), 277.

[7] Darwaza, Nash’at al-Haraka, 286.

[8] Zürcher, Turkey, 98.

[9] 《柏林条约》第61条，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413–414. See also H. F. B. Lynch, Armenia: Travels and Studies, Vol. 2: The Turkish Provinc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1), 408–411.

[10] Dikran Mesob Kaligian, Armenian Organization and Ideology Under Ottoman Rule, 1908–1914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1), 1–2.

[11] Lynch, Armenia, 2:157–158.

[12] Georgeon, Abdülhamid II, 291–295.

[13] 杰马勒帕夏声称有1.7万名亚美尼亚人被害；见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261.一位名叫Zohrab的亚美尼亚代表，曾为大屠杀官方调查团的一员，他给出的亚美尼亚死亡人数为2万名；见“Young Turk-Armen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Constitutional Period, 1908–1914,” in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Essays o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by Feroz Ahmad（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86.另外，Kaligian在Armenian Organization中称，死于阿达纳大屠杀的亚美尼亚人介于1万到 2万人之间。

[14] Zabel Essayan的Dans les ruines: Les massacres d’Adana, avril 1909 [废墟之中：阿达纳大屠杀，1909年4月] (Paris: libella, 2011), 译自1911年出版的亚美尼亚语原著，引自40页。

[15] Kaligian, Armenian Organization, 45–47;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62.

[16] 关于意大利入侵利比亚，见Jamil Abun-Nasr,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308–312; Mango, Atatürk,101–111.

[17] 一位参加战役的土耳其老兵声称，奥斯曼军总共只有1000人。而意大利方面称，土耳其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有4200人。Philip H. Stoddard,“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11 to 191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şkilât-i Mahsusa”(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205–206n174. 另见 E. E. Evans-Pritchard的The Sanusi of Cyrena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04–124.

[18] M. Sükrü Hanioğlu, ed.,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恩维尔帕夏的书信] (Istanbul: der Yayinlari, 1989), 75–78.

[19] Mango, Atatürk,102.

[20]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92–94.另见Georges Rémond, Aux campes turco-arabes: Notes de route et de guerre en Tripolitaine et en Cyréanaique [土阿营地：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行走及战争见闻] (Paris: Hachette, 1913).

[21]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 148–153, 185–188, 196–198.另见G. F. Abbott, The Holy War in Tripoli (London: Edward Arnold, 1912).

[22] Abun-Nasr, History of the Maghrib, 310.

[23] 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London: Hurst, 2000), 535–537.

[24]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s of 28 December 1912 and 12 January 1913, 216–217, 224.

[25] 恩维尔在1913年1月23日至28日的多封信件中提及此次事件。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224–231.另见 Ahmad, The Young Turks, 117–123.

[26] Niyazi Berk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58.

[27]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247–248.

[28]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 of 2 August 1913,249–250.

[29]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 of 2 August 1913, 249–250.

[30] 关于战前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的起源、目标和成员情况，见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8), 101–125；Eliezer Tauber, The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 (London: Frank Cass, 1993).

[31] 摘自Zeine N. Zeine, 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 3rd ed. (New York: Caravan Books, 1973), 84.

[32] Tawfiq al-Suwaydi, My Memoirs: Half a Century of the History of Iraq and the Arab Cause(Boulder, CO: Lynne Reiner, 2013), 60.苏瓦伊迪对阿拉伯代表大会的叙述，见 62–68.

[33] 关于《巴黎协定》，见Tauber,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 198–212.

[34] Suwaydi, My Memoirs, 68.反中央集权党的Abd al-Hamid al-Zahrawi，以及Muhammad al-Mihmisani和Abd al-Ghani al-Uraysi两位“法塔特”成员，被奥斯曼当局于 1916年5月处决。

[35]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 of 2 August 1913,249–250.

第二章
一战前的和平

1914年的春天给奥斯曼帝国送去了乐观的新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收复埃迪尔内以及色雷斯东部区域，都令帝国上下重拾不少信心。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争缩支后，最先受益于和平局势的是奥斯曼经济。复员士兵重返民间工作岗位，农民预测收成会创新高，土耳其与阿拉伯的各个行省也都在大兴土木。不再有战舰与雷区的海上通道使贸易往来迸发出新的活力。随着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现代创新发明也逐步涌进，当年便实现了民用向军用的转变。

汽车的出现打破了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宁静。1908年以前，汽车在奥斯曼帝国是违禁品，直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政府才对汽车解禁。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批司机遇到了许多困难：帝国的路况总体来说并不好，能为汽车服务加油的地方更是少之又少；没有通行全国的公路法规，司机为到底应该沿道路的哪边行驶这种最基本的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不出所料，汽车在奥斯曼帝国的销量自1908年以来就少得可怜。到1913年底，当美国已坐拥100万辆汽车时，美国领事馆官员估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汽车总数才不过500辆—其中250辆在伊斯坦布尔。在巴格达那样的偏远行省，汽车的数目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到1914年年中，帝国的首都就经历了第一次交通堵塞。“豪华轿车、观光车、大卡车、汽油驱动的运货篷车，以及医院的救护车”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1]

飞机也在青年土耳其党执政的奥斯曼帝国首次亮相。航空事业仍处在最初的阶段：莱特兄弟刚于1903年12月首次试飞重型机械飞行器取得成功。6年后，航空先驱路易斯·布莱里奥来到伊斯坦布尔展示飞翔的奇妙。此前在1909年7月，布莱里奥已因驾驶单翼机成功飞渡英吉利海峡而声名远扬，人们都在翘首期盼他此次造访伊斯坦布尔。然而在飞行的过程中，大风使布莱里奥的飞行器与伊斯坦布尔一所房屋的屋顶相撞，这位飞行员也因伤在当地医院躺了3周。[2]

1911年，土耳其首批飞行员被送往欧洲接受训练。到1914年，他们已能够在奥斯曼帝国上空翱翔了。2月，费希贝伊中尉与恩维尔帕夏的助手之一—萨迪克贝伊一同，试图从伊斯坦布尔飞越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到达埃及。他们驾驶的是一架由布莱里奥设计，名为“国家支持”（Muavenet-i Milliye）的飞行器，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飞行25英里，从塔尔索到阿达纳仅花了20分钟。地面上的群众在飞机飞过头顶时不由得拍手叫好。二人安全抵达大马士革。但在飞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们的飞行器遭遇引擎故障，坠毁于加利利海东部水域，二人不幸遇难。作为土耳其首批在服役期间牺牲的空军人员，费希贝伊和萨迪克贝伊被葬于大马士革倭马亚大清真寺，紧挨萨拉丁（埃及民族英雄，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苏丹）的坟墓。之后的第二次飞行任务也以相似的结果告终，直至1914年5月，萨利姆贝伊与凯末尔贝伊从伊斯坦布尔才成功飞抵埃及。[3]

1914年6月，美国飞行家约翰·库珀向数以万计的伊斯坦布尔观众展示了寇蒂斯水上飞船。他从马尔马拉海出发，以平均1000英尺的高度飞行了15英里，最后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分隔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奥斯曼帝国的政府议会与皇室成员都目睹了这次飞行。随后，库珀载着政要先后完成了7次飞行。据一位目击者说，他们在观众的“一片欢呼和赞叹声中起飞，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飞行实在是太新鲜了”。第二天，伊斯坦布尔所有的重要报纸都配图报道了此次飞行。[4]

1914年春，机械化运输的日益发展使奥斯曼帝国对未来充满信心。5月，政府与法国完成了金额达1亿美元的贷款谈判，确保了对主要公共项目的投资，旨在向帝国所有行省输送电力，完成公共照明，兴建电车轨道和市际铁路，以及完善现代港口设施。法国的这笔贷款一经宣布，人们对工商业未来的蓬勃发展满心期待。

巴尔干战争后，欧洲列强为缩小奥斯曼帝国与其邻国间的巨大差异促成了和平谈判，这笔法国贷款正是谈判带来的结果。法国资金的注入使帝国经济出现了显著增长。这也不啻为一针强心剂，让奥斯曼国民能够更好地接受失去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事实。然而，即使和约签订及法国贷款到位，也没能解决伊斯坦布尔与雅典之间的遗留问题。

1913年《伦敦条约》规定，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希腊享有从土耳其手中夺得的三座爱琴海岛屿的控制权。其中，希俄斯和米蒂利尼这两座岛屿把守着士麦那（今伊兹密尔）的入口，与土耳其本土仅咫尺之遥。另一座岛屿利姆诺斯拥有穆兹罗斯深水港，距达达尼尔海峡不到50海里。“高门”从未承认失去他们，也不愿意让希腊支配其沿岸海域。当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为收回这些岛屿寻求欧洲国家的支持时，帝国的战争策划者也在努力加强地中海东部的海上力量。

1911年8月，奥斯曼政府委托英国维克斯造船厂和阿姆斯特朗造船厂打造两艘最先进的无畏舰，计划于1914年7月交付使用。这两份订单也是英国在帮助奥斯曼提升舰队装备。两艘战舰—“苏丹奥斯曼”号和“雷沙德”号—分别以与帝国同名的奥斯曼帝国创始者以及现任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命名。购买这两艘战舰对奥斯曼财政来说是一笔巨款。因此，奥斯曼政府打出了爱国主义旗帜，最后购买这两艘战舰的资金大部分都是通过公共募捐筹得的。政府鼓励学龄儿童捐出他们的零花钱，募捐箱就立在城市广场上，当地居民只要捐出5个或5个以上皮阿斯特（100皮阿斯特=1土耳其里拉），就有机会亲手把钉子敲进巨大的船体钢板里。战舰成为奥斯曼人引以为豪的焦点，能让该帝国在输掉利比亚战争和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重振海上雄风。1914年春，无畏舰即将竣工，此时希腊和俄国忧心忡忡。这两艘大型战舰将赋予土耳其海军巨大优势，对抗俄国黑海舰队和希腊驻爱琴海海军。

1914年，爱琴海岛屿争端加上即将交付的无畏舰，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希腊官员呼吁先发制人，在奥斯曼帝国得到新战舰之前将其击败。另一边，奥斯曼政府再次为战争做征兵准备。1914年4月，政府向全国上下的各个村落分发告示，提醒他们未来可能有参军动员，并诉诸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以至于有谣言称，这将是一场与希腊基督徒间的战争。[5]

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给圣彼得堡敲响了警钟。俄国人虽然和希腊人一样对海上力量的平衡甚为关切，但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确保奥斯曼帝国海域继续对俄国黑海船只开放：俄国50%的出口，包括90%的粮食出口都必须经过土耳其海峡。一旦爱琴海重燃战火，奥斯曼帝国就会封锁海峡，俄国贸易便会受到约束，这将对俄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因此，俄国一边开展外交斡旋，劝说希腊不要轻启战端，一边对英国施压，令其延后交付战舰。[6]

俄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另有阴谋。俄国沙皇及其政府相信奥斯曼帝国气数已尽，于是期望在未来欧洲列强任何瓜分行动中，能够将那些对自己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据为己有。俄国的首要任务包括：恢复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地位，结束其近5世纪的土耳其穆斯林统治；控制连接俄国黑海港口与地中海的海峡。因此，圣彼得堡下定决心，制止一切可能使俄国所觊觎的奥斯曼领土落入希腊或保加利亚之手的战争。在1914年2月召开的大臣会议上，俄国人商讨如何占领君士坦丁堡及其海峡，结论认为一场欧洲大战就是最好的契机。1914年4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内阁的主张，并命其政府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抓住最早的时机占领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7]

在策划吞并奥斯曼帝国首都的同时，俄国也在寻找时机，巩固其在奥斯曼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据点。奥斯曼帝国的东部边界与俄国动荡的高加索行省接壤，并与伊朗的西北部相邻，而后者正是俄国与英国争抢的区域。除此之外，安纳托利亚东部还包含6个已被欧洲列强定义为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的行省：埃尔祖鲁姆、凡城、比特利斯、哈尔普特、迪亚巴克尔及锡瓦斯。大约有125万亚美尼亚人生活在毗邻该区域的俄国边境，而另一边被国际社会称为“土耳其亚美尼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亦有100万之多。自1878年起，沙皇政府便打着保护亚美尼亚人权利的幌子干涉奥斯曼内政。因俄国对奥斯曼领土图谋不轨，它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加剧了奥斯曼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8]

真正的紧张局势发生在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之间，它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几年后重新浮现。一些侥幸逃过19世纪90年代暴乱的亚美尼亚人，试图于1908年革命后在原先的土地上重建家园。但当年被他们遗弃的村庄现已被库尔德部落民占领，后者拒绝他们重返这些村庄。1909年，两者间的土地争端演变成暴动，库尔德人占据上风。与惯于定居的亚美尼亚人相比，库尔德游牧民族的装备要好得多，而且奥斯曼政府极少站在亚美尼亚基督徒这一边与库尔德穆斯林为敌。矛盾进一步升级，当奥斯曼当局为应对发生在利比亚和巴尔干的战争，调回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驻军，且于1912年将亚美尼亚士兵派往巴尔干前线。亚美尼亚农民不得不自己应对与库尔德人间愈演愈烈的冲突。[9]

1913年6月，俄国介入这种权力真空，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更大程度上的自治提出了一份改革方案。俄国基于1895年哈米德二世颁布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改革，提议在此地区的6个行省结成两个半自治行省，由欧洲列强提名外国总督负责治理。该方案还提倡建立行省议会，由相同数量的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代表共同组成。欧洲各国与奥斯曼外交官都认为该提议是安纳托利亚分治的前奏，是俄国企图控制这里所采取的行动。为进一步巩固其外交政策，圣彼得堡佯装为保护亚美尼亚人而提议组建一支军队，不仅在俄土边境，还在仍属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尔祖鲁姆市内征兵。为防止事态演变成战争，“高门”同意与俄国政府修订提案，并于1914年2月8日签署。

这项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改革提案只是延缓与俄国的矛盾，而且加剧青年土耳其党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奥斯曼政府认为它是亚美尼亚人独立建国的前奏，可能会给帝国带来灭顶之灾。于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此次改革的实施。时任内政大臣暨执政三巨头之一的塔拉特帕夏，计划用非常手段将亚美尼亚人逐出这6个行省，从而使改革措施变得毫无必要。[10]

青年土耳其党与俄国之间的谈判反映出，奥斯曼帝国在国际范围内已孤立。“高门”很清楚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完整是一种危害。通常，它能依靠英法两国压制俄国的野心；然而现在英法俄已结成三国协约关系，奥斯曼帝国再也不能指望英国或法国能站在自己这边。在这危急时刻，奥斯曼需要一个强大的朋友，而最好的选择就是德国。

德国与奥斯曼之间的友谊自有渊源。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到访奥斯曼帝国。他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巡游了土耳其与阿拉伯的各个行省，并参观了主要城市与历史景点。威廉二世在大马士革向奥斯曼帝国承诺，德国与伊斯兰世界，或更具体地说是与奥斯曼的友谊会万古长青：“请被尊为哈里发的苏丹及其遍布全球的3亿穆斯林子民放心，德意志皇帝将永远是你们的朋友。”[11]

威廉二世的友谊宣言并非全无私心。德皇在与历史更为悠久、装备更加精良的大英帝国相竞争时，看到了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好处。威廉二世相信，被尊为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是全球穆斯林社会的领袖、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若与他结为盟友，会使全球的穆斯林都倒向德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鉴于英国治下的印度、波斯湾地区与埃及生活着约1亿穆斯林，德国发现必要时可以将伊斯兰教作为对抗英国的武器。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对德国而言也尤为重要。德皇到访之际，英俄两国在亚洲腹地的较量异常激烈，这次较量后来被称作“大博弈”（the great game）。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行省是通往波斯与中亚的要道。若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德国便可参与到“大博弈”中，并同时对英俄两国施压。

奥斯曼帝国的南疆直通波斯湾。德国在此希望插手这块被英军精心维护的战略要地。整个19世纪里，英国通过与特鲁西尔诸国（今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与科威特的阿拉伯统治者签订排外条约，成功遏制了奥斯曼与其他欧洲势力。1898年德皇到访奥斯曼帝国之后，德国期望利用与土耳其人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修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以便打破英国在波斯湾的垄断地位。

1899年12月，就在德皇奥斯曼之行后，德国获准修建一条穿越土耳其，经巴格达直至波斯湾畔巴士拉市的铁路。铁路于1903年动工；到1914年，已连通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并通到了阿达纳附近的地中海沿岸。然而，铁路在修至奇里乞亚的两座山脉时意外遇到了困难，工期大幅延长。虽然在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线路已经竣工，但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的大段铁路仍处于在建状态。[12]

1914年6月1日，第一辆火车悄无声息地驶出了巴格达站。该段铁路为南北向，全长38.5英里，终点是沙漠里一个名为“苏梅卡”（Sumaykha）的无人区。虽然人们因铁路通向的是荒漠而对其热情不高，但铁路公司没有因此却步，而是向政府官员、外国领事馆、俱乐部以及饭店都印发了列车时刻表。工程进展很快，至1914年10月，该铁路已修至萨迈拉。每周一班从巴格达站北上至萨迈拉的火车于早上10点发车，4小时跑完 74公里，平均时速接近20公里。回程火车每周二早上10点从萨迈拉出发。虽然巴格达和柏林实现直通的梦想仍非常遥远，但这项工程却在剑拔弩张的年代把德国与奥斯曼帝国联系到一起。[13]

1913年末，德国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团前往奥斯曼帝国。该事件使双方关系进一步加深，也引发了一场欧洲事务的危机。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提请德皇威廉二世派一队中层德国军官，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带领，前来协助奥斯曼军在巴尔干战争后的改革与重组。德皇命普鲁士人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担此职位。当时，利曼是驻扎在卡塞尔的德军第22师指挥官。他在总参谋部任职多年，足迹踏遍各地，但从未去过奥斯曼帝国。利曼不假思索地接受任命，于1913年12月中旬乘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

到达后不久，利曼便受到了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大维齐尔以及三头执政同盟的接见。这位德国将军对内务大臣塔拉特的“魅力”与“迷人个性”印象深刻；他对杰马勒帕夏也颇有好感，评价他“兼具智慧与坚毅”。然而他却很快发现自己与恩维尔帕夏格格不入。恩维尔几个月前刚刚被誉为“埃迪尔内解放者”，他当然极不情愿让一名德国军官来指挥自己的军队。虽然利曼批评奥斯曼军队状态极差：军服千疮百孔，营房疾病肆虐，士兵饥肠辘辘，入不敷出，但他并没有把这些看做恩维尔的过失。这位德国将领只是看不惯恩维尔的职位过高，与他的资历和个人能力不符。1914年1月，随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任命恩维尔为战争大臣，这个问题越发浮出水面。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在报纸上读到这起任命时非常吃惊，他似乎也赞同利曼的观点：“报上说恩维尔已经被选为战争大臣；真不可思议，他太年轻了。”[14]

俄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德国向奥斯曼帝国派遣军事顾问团。而在杰马勒帕夏将奥斯曼第一军团的指挥权交给利曼，让后者负责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安全时，圣彼得堡的反对更是升级成一场危机。对俄国人而言，这无异于让德国控制了有俄国既得利益的领土。因此，沙皇政府扬言要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城市埃尔祖鲁姆，以重新达到力量的平衡。

俄国的这种报复行为必定会使奥斯曼帝国提前分崩离析，因此英法两国决定出面制止。但英国在此事件中处境尴尬。毕竟英国海军上将亚瑟·林普斯（Arthur Limpus）于1912年率领一支72人的海军顾问团抵达奥斯曼帝国后，便一直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英国外交官并未谋求解散德国的军事顾问团，而是建议利曼指挥第二军团，放弃对驻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军队的控制权。然而利曼不愿屈服于政治压力，拒绝了所有试图将其调离的努力。最终，德皇的解决办法是晋升利曼为陆军元帅，如此之高的军衔让他不再适合担任区区一个军的指挥官，于是第一军团的指挥权便又回到了奥斯曼军官的手中。至此，德国与奥斯曼帝国一同度过了这场危机，两者的联系更为密切。[15]

经济复苏带来的乐观情绪与外交关系上的危机一直在奥斯曼帝国交替出现，直到1914年夏天，矛盾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被化解—6月28日，奥地利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事件使欧洲所有公开或秘密的同盟关系一览无遗，这块大陆分成了两大阵营，彼此兵戎相见。“高门”并不为奥斯曼帝国而感到宽慰。这场一触即发的欧洲大战使“高门”担心，俄国即将起兵吞并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并最终致使奥斯曼帝国被协约国瓜分殆尽。法国已垂涎叙利亚多时，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心怀不轨，而希腊则试图扩张其在爱琴海的势力。仅凭奥斯曼帝国单打独斗，根本无法对抗如此之多的敌人。

连年征战，奥斯曼帝国亟需时间重建军队与振兴经济。因此，帝国领导人并不愿意加入这场欧洲大战，而是想找一位盟友来规避这场大战可能带来的后果，与其共同保护帝国防御薄弱的领土。奥斯曼帝国向德国寻求帮助并非意料中事。奥斯曼帝国在“7月危机”（指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期间的外交策略非常有趣：“高门”敞开怀抱，愿意同任何一支欧洲力量结成防御联盟。

三头执政同盟在选择盟友一事上并不统一。恩维尔与塔拉特倾向与德国结盟，而杰马勒则认为，只有另两个协约国国家才能遏制俄国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杰马勒本身是亲法人士，且法国从各方面看也有成为防御盟友的潜质。自1914年5月向奥斯曼帝国贷款1亿美元后，法国便成了最大债权国。即便对法国有所顾虑，杰马勒认为英国同样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一直坚定地主张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最近又派遣林普斯海军顾问团前来，还协助建造新战舰，对重整奥斯曼海军贡献不小。杰马勒担任海军大臣后便与英国海军顾问团展紧密合作，对后者的职业素养颇怀敬意。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希望与英国或法国结成防御同盟，以捍卫帝国的领土完整。

1914年7月初，即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不久，杰马勒应邀赴法国出席海军演习。他借此次到访欧洲的机会，召见了负责与英国造船厂联络的奥斯曼官员。当时无畏舰的建造工程已接近尾声。官员们向杰马勒禀报，称“当下英国顾虑颇多，似乎总是以各种借口拖延战舰的完工与交付日期”。杰马勒命令他们返回英国尽早提货，把未完成的工程交由伊斯坦布尔的船厂去完成。[16]

在土伦市参加完法国舰队阅兵后，杰马勒帕夏返回巴黎拜会法国外交部长。他开门见山地对这位法国政坛领袖说：“请贵国务必将我国纳入协约国同盟中，保护我国免受来自俄国的侵略威胁。”作为回报，杰马勒向对方承诺土耳其会成为一个忠实的盟友，并协助英法两国“给同盟国套下钢环”。法国外长的回应很谨慎，称法国政府只能在征得其他两位盟友的准许后，才能吸纳奥斯曼帝国加入协约国联盟，然而看起来此一可能“微乎其微”。杰马勒将其理解为法国对他结盟请求的拒绝。“我很理解，法国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俄国的魔掌，所以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伸出援手。”7月18日，杰马勒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巴黎，返回伊斯坦布尔。

1914年7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哈布斯堡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这场战争最初只是巴尔干的地区冲突，但很快就把欧洲几个实力最强的军事大国卷了进来。俄国因与塞尔维亚是同盟，扬言要对奥匈帝国开战；而另一边德国则力挺其盟友奥地利。于是，英法两国作为俄国的盟友也加入了混战。截至8月4日，原先的地区冲突已然演变成了三国协约阵营与德奥两国之间的战争。[17]

欧洲大战爆发给奥斯曼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上至“高门”内阁，下至安纳托利亚的村庄与阿拉伯领地—都敲响了警钟。寻找一位防御盟友成了燃眉之急。青年土耳其党人从杰马勒的报告中明白，他们已经不能指望与法国结盟了，而杰马勒对英国的信任在不久后也同样遭到背弃。

仅仅向德国宣战三天，8月1日，英国政府便征用了奥斯曼帝国委托其建造的两艘无畏舰。杰马勒收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作为海军大臣，他把这两艘新战舰看做奥斯曼海军改革的基石。他回想起与奥斯曼海军官员在巴黎的谈话，意识到英国延期交付战舰“无非是借口……说明英国早已蓄谋将这两艘战舰据为己有”。由于奥斯曼帝国早已全额支付了造船费用，且其中大部分来自公共募捐，英国的征用决定对土耳其来说无异于国耻，同时也打消了两国之间任何结盟的可能。就在第二天，即1914年8月2日，奥斯曼帝国便与德国秘密缔结了盟约。[18]

早在1914年7月中旬，奥地利人就曾提议将奥斯曼帝国纳入同盟国阵营，以达到孤立塞尔维亚，并使保加利亚保持中立的目的。德国一开始对此表示反对。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汉斯·冯·瓦根海姆男爵与军事顾问团领导利曼·冯·桑德斯将军一致认为，奥斯曼帝国无论在外交抑或军事力量上都是累赘。瓦根海姆在7月18日的信中认为“毋庸置疑，鉴于土耳其的现状，与其结盟得不偿失。它只是负担，无法给其盟友提供哪怕一点点的好处”。[19]

7月下旬，恩维尔、塔拉特以及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就与德结盟事宜开始与瓦根海姆进行谈判。他们警告称如果德国拒绝结盟，奥斯曼帝国则将被迫通过与希腊结盟来寻求协约国方面的支持。德皇威廉二世在收到瓦根海姆的汇报后，决定批准与奥斯曼帝国结盟。悉心培育两国友谊长达20年之久的他，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人投靠俄法。7月24日，威廉二世作出指示，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立即满足土耳其方的结盟要求。他激动地表示：“拒绝或蔑视都会使它转投俄法，那我们对它多年来的影响就前功尽弃了！”[20]

到7月27日，两国已完成了对俄秘密防御联盟的谈判。这份异常简洁的盟约仅包含8项条款，且仅当一方遭遇俄国进攻方始生效。鉴于8月1日德国即向俄国宣战，双方在签署文件之时几乎已能认定俄国必会来袭。盟约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德国承诺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并将与其共同粉碎俄国的侵略野心。同时，该盟约还规定德国军事顾问团听命于奥斯曼政府，以确保其“作战指挥能力”。同盟期限到1918年末为止，且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可以续签。还有一条德国并未在盟约中提及，即奥斯曼方应允一旦开战便立即向俄国或驻埃及英军发起军事行动，发动当地穆斯林起义反抗协约国。[21]

在与德国签订盟约的前一天，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发起参军总动员，年龄在20至45岁的男子都须登记兵役，且所有预备役兵员必须向所属部队报到。此次动员在奥斯曼帝国引起强烈反响。奥斯曼政府虽然急于寻找防御盟友，却并不想迅速加入世界大战。青年土耳其党人此举不过是故作姿态，向德国表明奥斯曼帝国不会违背诺言罢了。

1914年，奥斯曼帝国经济在经历了上半年的快速发展后，于8月硬着陆。青年劳力都参了军，致使农田荒芜，工业萧条。一度欣欣向荣的贸易领域也因帝国封锁各个港口而一蹶不振。军需官开始征收粮食、牲口以及其他各种物资，以保证全民动员后补给的充足。土耳其人民开始做最坏的打算。短时间内连续经历了三场战争，他们深知再次开战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灾难。

1914年时，伊斯坦布尔的艾尔凡·奥尔加（Irfan Orga）年仅6岁。战争摧毁了他美好的童年。在他幼年的记忆中，家人自战争在欧洲爆发后便开始了激烈的讨论。他还记得那个夏天，他悄悄下床偷听大人的谈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所说的每句话。我父亲似乎在劝我的祖母卖掉房子！”“一派胡言！”奥尔加的祖母反驳道，“欧洲的战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奥尔加的父亲宣布他不但要卖掉房子，还准备把家族的毛毯出口生意一并转手时，全家人都震惊了。他解释道：“眼下困难太多：劳工短缺，出口受限，国外销路又不好；现在欧洲还打仗，我算是对那边的市场不抱任何希望了。如果我们国家参战了，我肯定得上战场，而且估计这仗避免不了。”奥尔加的父亲当时年仅26岁，他知道一旦开战只得应召入伍。“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就把一切都先处理了，如果我有一天能回来，以我们的声誉想东山再起并不难。”家人都陷入沉默。

奥尔加事后回想说：“这些对话最先预示了改变的到来。”他们变卖了房产和家族企业，用所得的钱准备了他父亲认为必要的粮食与现金，以便全家能捱过土耳其未来这场旷日持久的恶战。尽管采取了这样的预备措施，他们还是遭受了战争所带来的极度匮乏。[22]

8月3日，奥斯曼政府封锁海峡，帝国的海上贸易因此中断。港口负责人知会所有外国政府，称奥斯曼海军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入口、达达尼尔海峡的地中海入口布下雷区，熄灭了所有航海照明，并移除一切标识浮标。8月4日至9月26日期间，奥斯曼政府仍会提供拖船服务，引导船只顺利穿过雷区。但自9月27日起，拖船服务亦将取消，海峡对商船彻底关闭，这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贸易立刻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俄国也因此损失惨重：从黑海通往国际市场的海运路线被切断，上百艘满载粮食与其他货物的俄国船只被困黑海。[23]

最先试图进入这片封锁海域的，是德国海军。向法国宣战后，德国派遣地中海舰队前往北非沿岸海域，阻挠阿尔及利亚向法国输送军队。8月4日，德国“戈本”号重型战列舰与“布雷斯劳”号轻型巡洋舰轰炸了北非沿海城市波尼（今安纳巴）和菲利普维尔（今斯基克达）。轰炸造成了人员伤亡，使北非沿海地带陷入一片恐慌。英国当天即向德国宣战，命其地中海舰队击沉德国舰船。随后，遭受打击的法国舰队也加入其中，在“戈本”号与“布莱斯劳”号驶往地中海东部水域的途中对其穷追猛打。

德国海军部已向其海军舰队指挥官威廉·苏雄少将（Wilhelm Souchon，他的法国姓氏表明他是胡格诺派的后裔）下达指令，命舰队驶往土耳其海域。8月1日，在与德国最后达成防御同盟之前，恩维尔帕夏在伊斯坦布尔与德国大使瓦根海姆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团领导利曼·冯·桑德斯会面，特别请求德国派遣舰队至奥斯曼帝国海域，以弥补无畏舰被英国征用给奥斯曼海军造成的损失，并借此压制俄国在黑海的海上力量。柏林同意了奥斯曼帝国的请求，并计划利用德国战舰将土耳其拖入战争，从而开辟一条对抗俄国的新战线。

德国此番派遣战舰前往土耳其海域，目的十分明确。德国人知道他们在火力上不敌英法舰队，且“戈本”号出现锅炉故障，在空阔的海域势必凶多吉少。另外，德国时任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德国舰队前往土耳其海域将“让奥斯曼帝国再难保持中立”。这场难以避免的危机将迫使“高门”履行两国此前秘密签署的盟约，令其在德国受到袭击后，立即在东部对俄国或对驻埃及英军采取军事行动。无论如何，德国舰队此次前往奥斯曼帝国海域，将开辟一条对抗协约国的新战线，令德国在战争中占据主动。[24]

奥斯曼政府将德国的这次海上危机化为有利局面。虽然恩维尔请求德国派遣舰队在先，但他的这一请求并没有获得奥斯曼当局的准许。“高门”最初拒绝前来的德国战舰进港。但在8月6日与德国大使瓦根海姆会面时，赛义德·哈利姆做出了让步，有条件地允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他坚持要求德国战舰不得在这场日益扩大的欧洲冲突中做出任何破坏奥斯曼帝国中立立场的举动。随后，他向德国提出6点要求，这是奥斯曼帝国首次阐述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望达到的目标。

首先，赛义德·哈利姆要求德国协助奥斯曼帝国废除此前与欧洲各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政府间条约—根据这些历史悠久的双边条约，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工作和生活的欧洲人享有贸易特权和治外法权。奥斯曼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签订的这些条约，旨在促进与当时较为弱小的欧洲各国的贸易往来。帝国最早的政府间条约是与若干意大利城邦在14世纪签订的。16世纪时，帝国与英法两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然而到了20世纪，奥斯曼帝国已日薄西山，不敌其欧洲邻国，这些早年签订的协议如今便成了有损帝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奥斯曼帝国意图趁欧洲大战之际废除这些条约。他们知道这一举动必将在欧洲掀起轩然大波，所以期望得到德国就此事的单方面支持。

赛义德·哈利姆的另两点要求，则与近来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蒙受的损失相关。第一，奥斯曼人希望在与协约国为敌之前，先与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签订协议，确保巴尔干列国不会趁机威胁帝国色雷斯领土或伊斯坦布尔的安全。大维齐尔期望德国既能协助帝国“与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达成重要共识”，亦能帮助其“与保加利亚谈判达成一项公平协议”，平等瓜分“未来可能获得的战利品”。第二，若希腊将来加入协约国并最终战败，德国应确保希腊能将希俄斯、米蒂利尼及利姆诺斯这三座爱琴海岛屿的主权归还给土耳其。

除此之外，奥斯曼政府还试图从俄国手中收复领土。“高门”提出，若协约国战败，德国应确保俄国归还1878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得到的三个行省，使“土耳其东部边界得到小幅更正，重新与俄国穆斯林聚集地接壤”。他们还提出，德国不得与战败的协约国签订任何和约，直到外国部队全数撤出奥斯曼帝国在战争期间被占的领土，并已将相应领土的主权归还给土耳其—这实质上重申了两国同盟的核心前提，即确保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最后，赛义德·哈利姆还要求德国大使确保，土耳其能够得到与其贡献“相符的战争赔款”。[25]

瓦根海姆别无选择，只得当即答应大维齐尔的上述要求。当时已是深夜，德国战舰眼看就要抵达，再者，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也只有在奥斯曼帝国协助德国取得胜利后方才生效。然而，这位德国大使的妥协却开了一个不良先例，此后奥斯曼帝国一直逼迫比它强大的德国盟友作出重大妥协，直到一战结束。

8月10日下午，德国战舰抵达土耳其沿岸海域。恩维尔帕夏向驻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军指挥官发了一封电报，命其准许“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进入海峡。第二天早上，奥斯曼政府派遣了一艘鱼雷艇引导德国战舰安全通过雷区，顺利停靠到达达尼尔海峡内。德国战舰一经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英法两国大使便向大维齐尔提出抗议，称奥斯曼帝国准许德国船只进入领海的做法破坏了帝国的中立立场。

8月11日晚，青年土耳其党的三头执政同盟在大维齐尔的官邸用膳。只有恩维尔知晓这起刚发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戏剧性事件。他笑着对其他几位尚不知情的同事激动地说：“是个儿子！”（Unto us a Son is born）恩维尔向来公开支持与德国结盟，此次德国舰船前来令他喜若得子。他向同事简单介绍了“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随后挑明了帝国当下面临的政治难题。根据战争法，奥斯曼政府有两种选择继续保持中立：要求德国舰船于24小时内撤离奥斯曼海域，或将其缴械并扣押在帝国港口内。[26]

若奥斯曼帝国把德国盟友的舰船驱逐出土耳其海域，后者毫无疑问会被候在岸边的英法舰队一举击沉。然而，当大维齐尔及其内阁向瓦根海姆提出让德国舰船缴械时，德国大使断然拒绝。随后，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让德国假装把这两艘战舰卖给土耳其。8月11日，杰马勒更是在瓦根海姆得到柏林方面批准之前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官方公报，宣称奥斯曼政府以8000万德国马克—一个杰马勒信口胡诌的数目—“购买”“戈本”号与“布雷斯劳”号战舰。这两艘德国战舰将会取代被英国征用的“苏丹奥斯曼”号与“雷沙德”号无畏舰编入奥斯曼海军舰队。

对外宣称购买德国战舰，这对青年土耳其党人以及德国政府双方来说都是一着高棋，尽管当时德国方面仍十分困惑。一方面，委托建造并已预先付款的无畏舰被英国“窃取”曾令土耳其民众义愤填膺，而今德国雪中送炭般为帝国海军提供其亟需的新锐战舰，则让他们心存感激。另一方面，这两艘新锐战舰的入列使土耳其人能够成功压制俄国黑海舰队，令英法两国措手不及，进而使青年土耳其党人也从中受益。随后，“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被分别更名为“苏丹亚伍兹·塞利姆一世”号与“米蒂里”号，苏雄海军上将被任命为奥斯曼舰队指挥官，德国水兵也被编入奥斯曼海军；而瓦根海姆只得向柏林一一解释这些既成事实。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宣布购买这两艘德国战舰妙在既能让奥斯曼海军获得优势并加深双边关系，又能避免伊斯坦布尔放弃中立，被拖入四处蔓延的世界大战之中。

度过了1914年8月的这场危机之后，局势对奥斯曼帝国颇为有利。他们找到了一个欧洲强国来庇护其免受俄国侵略，并动员了民众积极参军，致使欧洲列强不敢对土耳其掉以轻心。他们还得到了新锐战舰，使奥斯曼海军在爱琴海与黑海的力量均比协约国更胜一筹。总而言之，伊斯坦布尔成功地在愈演愈烈的战争中明哲保身。奥斯曼帝国的理想状态是在这场欧洲冲突中始终保持中立。这意味着土耳其需要同盟国的其他成员拖垮其协约国敌人，而自己在此过程中能坐山观虎斗，等到奥匈帝国与德国胜利在望时才加入战斗，从而确保以最小的人力与物力代价实现其战争目标。

然而，德国却希望这位帝国盟友能表现得更加积极些。自从德国战舰被帝国收编后，柏林便向土耳其施加压力，促其参战。摆在德国战争策划者面前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在这场大战中更为有效地利用这位帝国盟友。有人认为应让土耳其人开辟新战线，以挫败俄国对同盟国的军事行动，由此德国也能在西线集中更多兵力对抗英法两国。然而，与土耳其关系密切的人了解伊斯坦布尔为何迟迟不愿向俄国宣战。自1711年起，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共交战7次，均以失败告终，而最近土耳其更是接连败给意大利和巴尔干列国，这使它更无信心与俄国这位最可怕的邻居交手了。奥斯曼帝国深知，倘若1914年袭击俄国失败，就必然遭后者灭国。

另一些人则认为，利用奥斯曼军队的最佳方法是使其袭击英国在埃及的驻军。若奥斯曼军队能占领苏伊士运河，则不仅可扰乱英军与印度的通讯，还能切断英军来自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补给通道。德国战争策划者十分清楚英军在苏伊士运河的实力不可小觑，但他们也相信奥斯曼帝国拥有端掉英军据点的秘密武器。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不仅是一国之君，还是伊斯兰教的哈里发，统领全球的穆斯林社会。生活在埃及的穆斯林人数达1200万，英法治下的亚非地区也有几百万教徒。德国人试图凭借这些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令英法两国后院起火，从内部削弱协约国力量。理论上讲，奥斯曼军袭击埃及并发起伊斯兰圣战，便能在埃及内部引发骚乱，进而一举击溃那里的英国驻军。

从约翰·布肯发表于1916年的畅销小说《格林曼陀》（Greenmantle）里可以看出，当时欧洲非常热衷于利用伊斯兰狂热分子这股潜在的力量。书中一位名叫沃尔特·布利万特的间谍组织首脑有过这样一段话：“伊斯兰是个尚武的宗教，毛拉即使在布道时也是一手《可兰经》，一手宝剑。试想一下，若是有像‘约柜’（相传放置着上帝与以色列人契约的柜）这样能激怒千里之外梦想着天堂的穆斯林农民事物的存在，后果会如何？”小说中这些虚构的谈话发生在1915年末的外事办，而当时这种想法已在柏林政府成为现实。德国人称其为“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并认为这会是奥斯曼帝国对战争最大的贡献。[27]

马克斯·冯·奥本海姆男爵是德国“伊斯兰政治”的创始人。1860年，奥本海姆出生在一个银行世家。实力雄厚的他对东方有着浓厚的兴趣。1883年，他以学者与探险家的身份第一次游历中东。1892年至1909年，他搬到开罗，并以该城市为落脚点继续他的中东之旅。奥本海姆是个多产的作家，其中关于阿拉伯部落的四卷经典研究著作《贝都因人》（Die Beduinen）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后来被称作“阿拉伯之劳伦斯”的 T. E. 劳伦斯就是他的读者之一。虽然他的理念因“太伊斯兰化”而未被德国外交官采纳，但这位东方专家却赢得了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任。自1898年的奥斯曼帝国之旅后，威廉二世就对伊斯兰世界颇感兴趣。1900年，他任命奥根海姆为“首席法律顾问”，每年夏天负责向他汇报伊斯兰世界的情况。

奥本海姆极度仇视英国，是他第一个提出利用德国与伊斯兰世界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与英国对抗。早在1906年，他就曾预言道：“未来伊斯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力量之大，地域之广，终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重要影响。”他希望这股力量能助德国一臂之力。1914年8月战争爆发后，奥本海姆在柏林成立了圣战事务办事处，分发泛伊斯兰宣传册煽动身居法属北非、俄属中亚和英属印度等地的800万穆斯林起事。奥本海姆向德国总理担保，称仅凭印度的穆斯林起义便能“迫使英国（同意）签订对我们有利的和约，哪怕穆斯林动乱最终失败”。[28]

尽管这一策略总是被人称作“德国制造的圣战”，但许多世俗化程度甚深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同样认为可以利用这股宗教狂热打败协约国。恩维尔于1911年在利比亚作战时就已经认定了伊斯兰的强大力量。他在前往利比亚之前号召一场对意游击战，到达利比亚后则愈发把当时的冲突看做一场圣战。他在信中将利比亚志愿军描述成了“视死亡如天赐的狂热穆斯林”，并反复提到他们对他这位哈里发女婿的一片赤诚。他的同事杰马勒也把伊斯兰看做连接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纽带，并认为一场宗教战争会使这层关系更加密切。他说：“绝大多数阿拉伯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为这场解放穆斯林哈里发的伟大战争赴汤蹈火。”因此，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领导集体认定，曾在伊斯兰教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圣战，如今也能成为对抗欧洲强国的有力武器。[29]

无论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圣战抱有何种期望，他们的首选仍是使奥斯曼帝国尽可能久地远离战争。1914年8月至9月期间，土耳其一直千方百计拖延参战，而德国已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土耳其人借口称参军动员仍未完成，若贸然进攻俄国，则有可能自取灭亡，反而拖累其他同盟国。奥斯曼政府向德国明确表示，他们仍将俄国视作帝国的最大威胁。然而，青年土耳其党人却并未告诉这位盟友，为消除俄国这个隐患，他们甚至已经向俄国提议与之秘密结盟—这必然会使与德关系产生嫌隙。

对与德联盟鼓吹最力的恩维尔帕夏首先提出了与俄国缔结密约的建议。8月5日，就在与德国达成秘密协议的三天后，恩维尔便向M. N. 莱昂蒂耶夫阐明了土耳其与俄国结盟的意愿，令这位俄国驻伊斯坦布尔军事专员瞠目结舌。随后，大维齐尔哈利姆与恩维尔的青年土耳其党同事塔拉特帕夏加入了谈判的行列，并将俄国驻“高门”大使M. N. 吉尔斯也拉入讨论之中。他们希望俄国人能确保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并归还爱琴海的三座岛屿，以及巴尔干地区战败后割让给保加利亚的色雷斯西部地区。作为回报，奥斯曼帝国将全力支持协约国的军事行动，并驱逐所有当时在帝国工作的德国官员与工程师。恩维尔、塔拉特与赛义德·哈利姆三人成功地使这两位俄国官员相信了帝国与俄国结盟的诚意，从而使两人去竭力促成俄土同盟。[30]

法赫雷丁贝伊，这位奥斯曼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负责与俄国政府商讨土俄联盟事宜。他向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解释，称奥斯曼政府与俄结盟的条件是后者保证帝国的领土完整，并终止支持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建国行动。然而，萨宗诺夫并未像其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那样被青年土耳其党人说服。他拒绝放弃支持亚美尼亚人的改革计划，并对恩维尔承诺的与德国断交深表怀疑。萨宗诺夫所能做的最大让步，就是在英法两盟国的支持下保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以换取帝国在战争中的中立。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既无望收复被占爱琴海岛屿抑或色雷斯地区，也无法在战后避免俄国的入侵。

萨宗诺夫拒绝放弃亚美尼亚人的改革计划，使奥斯曼帝国更加坚信俄国未来意图肢解帝国。因此，与德国结盟仍是帝国最好的选择。至8月末，奥斯曼政府倒向同盟国阵营。青年土耳其党此番与俄国的交涉表明，为了帝国免于欧洲战火，他们甘愿付出多大的努力。

1914年8月至9月期间，欧洲战事发展之快使奥斯曼帝国有充分的理由对参战保持谨慎。当时，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比利时，并朝着巴黎迅速向前推进，可是在关键的马恩河战役（9月5日至12日）中败北。交战双方开始构筑战壕，堑壕战成了西线战事的一大特点。截至9月，一战的另一标志—空前的死伤人数—也已十分清晰：仅在西线，法军伤亡人数便已超38.5万人，德国也损兵26万。在8月末的坦能堡之役中，德军全歼俄军，致其5万人伤亡，另有9万人被俘。俄国与奥地利人的交战记录要好得多，后者在加利西亚之战中死伤32万，另有10万人被俘（但俄军在此战役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超过20万人伤亡，另有4万人成了战俘）。1914年8月，奥地利袭击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同样以失败告终。塞尔维亚人口仅为奥地利的十分之一，却在此次战斗中致使后者伤亡高达2.4万人，远超自身的损失。另一方面，截至1914年11月，英军已共计死伤9万余人，超过了英国远征军最初7个师的人数。在不到6周的恶战中，协约国与同盟国已共计伤亡100多万人，而这些数字足以使奥斯曼帝国对参战一事慎之又慎。[31]

奥斯曼帝国如此百般拖延，终于使德国在1914年9月失去了耐心。当时，德军被拴在西线，而奥地利军亦在与俄军及塞尔维亚军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因此同盟国亟需奥斯曼帝国开辟新战线对抗俄军。青年土耳其党人一边继续承诺参战，一边仍向德国提出更多资金与战备物资的要求。直至9月中旬，德国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拒绝了奥斯曼帝国任何进一步关于“人员、大炮及弹药的要求……除非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敌人展开真正的战斗”。柏林认为，奥斯曼海军现在拥有“戈本”号与“布莱斯劳”号这两艘战舰，有足够的实力对俄国黑海舰队发起攻击，并确立其在该区域的支配地位。但袭击俄军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意味着放弃中立，加入这场欧洲的战争。当时，德国寄希望于奥斯曼苏丹号召圣战，通过策反协约国殖民地内的穆斯林，以达到从内部瓦解协约国的目的。对德国而言，问题在于如何让奥斯曼帝国不再踌躇，积极发起对俄国的攻击。[32]

奥斯曼帝国参战的一大障碍是资金短缺。他们需要一笔巨资来维持大规模的参军动员及日后的军事行动。9月初，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与德国进行谈判，承诺若德国向其提供资金支持，帝国则可立即对俄海军发动攻击。恩维尔还允诺遏制俄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势力，并对英国在埃及的驻军发起攻击。除此之外，苏丹还可号召对协约国发起圣战。德国即刻答应了奥斯曼政府的条件，并向伊斯坦布尔提供折合约200万土耳其镑的黄金，在土耳其向俄国宣战后即可兑现。德国还承诺在奥斯曼帝国参战后的8个月里，再次向帝国提供300万土耳其镑的援助。这些援助使奥斯曼的战争策划者能有充足的资金去实现其自身的战争计划。

10月24日，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向苏雄上将作出指示，命其在黑海发起军事行动，奥斯曼帝国的命运由此改变。随后，恩维尔帕夏给苏雄下了第二道命令，指示其舰队袭击俄国海军。恩维尔嘱咐上将先按兵不动，待收到无线电指示之后再执行袭俄任务。然而，当这两艘改旗换帜的原德国舰船于10月27日驶入黑海时，奥斯曼帝国便失去了事件的主动权。

当时，苏雄已为奥斯曼海军效力，但他对德皇的忠心却仍未改变。10月29日，苏雄仍未接到恩维尔的无线电命令，这位德国上校便擅自向俄国驻克里米亚黑海舰队发动袭击，击沉敌方的一艘炮舰与布雷舰。“戈本”号还炮击了俄国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事发第二天，奥斯曼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俄国对其舰队发动进攻。随后，俄国及英法召回其驻伊斯坦布尔大使，11月2日奥斯曼帝国宣战。

至此，奥斯曼帝国正式加入了战争，只差发起圣战。这并非帝国第一次借用宗教动员子民参军。最近一次是1877年，当时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曾高举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对俄国发动圣战。然而，1914年的局势不同。这次，苏丹将团结奥斯曼帝国内外的穆斯林向欧洲国家开战，作战目标包括某些非伊斯兰国家—俄国、英国、法国、塞尔维亚与黑山，但并不包括帝国的德国与奥地利盟友。29位伊斯兰法律学者齐聚伊斯坦布尔，起草并审议通过了五项教法裁决（土耳其语称“fetvas”），准许发动圣战。随后，裁决得到了苏丹批准，并于11月11日呈由最高政治、军事及宗教机构核准。11月14日，奥斯曼政府终于公开以苏丹之名义，向聚集在征服者清真寺前的群众宣布了发起圣战的决定，得到了民众的积极响应。[33]

对帝国内部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积极回应，奥斯曼当局胸有成竹。至于圣战能否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让全世界的穆斯林一同参战，那就只能看时间的检验了。

[1] NARA, Istanbul vol. 284, US deputy Consul General George W. Young,“Automobiles,” 3 July 1914.

[2] B. A. Elliot, Blériot: Herald of an Age (Stroud, UK: Tempus, 2000), 165.

[3] NARA, Istanbul vol. 285, US vice consul in Mersin to consul general, Istanbul, 16 February 1914.

[4] NARA, Istanbul vol. 285, Consul General Ravndal,“Successful Demonstration of ‘Curtiss Flying Boat’ at Constantinople,” 15 June 1914.

[5] NARA, Istanbul vol. 282, report from Jerusalem dated 29 April 1914，包括一份雅法征兵当局送给巴勒斯坦村落领导人的通知的译本。

[6] 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42–56.

[7] 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41.

[8] Justin McCarthy, Muslims and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natolia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47–88. 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11年和1912年，六个行省的亚美尼亚总人数为86.5万人，而亚美尼亚主教宣称1912年该六个行省的亚美尼亚总人口达101.8万人。注意哈尔普特还有个名字叫Mamuretülaziz，今为土耳其的Elâziğ .

[9] Roderic H. Davison,“The Armenian Crisis, 1912–1914,”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3 (April 1948): 481–505.

[10] Taner Akçam, The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9–135.

[11] 摘自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14.

[12] NARA, Istanbul vol. 295，reports from Mersina, 3 July 1915, and Constantinople,“Baghtche Tunnel,”3 September 1915;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233–258.

[13] NARA,Baghdad box 19，Brissel领事于1914年6月2日和1914年10月10日的报告。

[14] 苏丹的评论被Otto Liman von Sanders在Five Years in Turkey中引用(Annapolis, Md: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1–12.

[15]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80–83;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6–7.

[1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99–106.

[17] 意大利虽为三国同盟的其中一员，但它只与德国和奥地利签署了防御同盟。由于1914年是德国和奥地利发起进攻，意大利并未卷入。 1915年，意大利最终参战，但加入的是协约国阵营。

[18]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16–117.

[19]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96.

[20]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99.

[21] “Secret Treaty of defensive Alliance: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2 August 1914,”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2.

[22] Irfan Orga, 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 (1950; rpt. London: Eland, 1988),47–48. Orga并不是仅靠自己的记忆重现了这段对话，他承认“数年后我的母亲为我拼凑出了对话的大部分内容” (46)。

[23] NARA, Istanbul vol. 285, Heizer to Morgenthau, 4 August 1914; telegrams from Consul Grech, Dardanelles, 4 and 27 August 1914.

[24] 摘自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17.

[25] Ulrich Trumpener,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28;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15.

[2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18–119；Halil Menteşe, Osmanli Mebusan Meclisi Reisi Halil Menteşe’nin Anilari [奥斯曼帝国议会议长哈利勒·蒙蒂斯回忆录] (Istanbul: Amaç Basimevi, 1996), 189–191.

[27] John Buchan, Greenmantl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6), 7.关于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 见 Tilman Lüdke, Jihad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and German Propaganda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33–34.

[28] 引自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27, 91.

[29] 恩维尔的评论出处见第一章尾注第25条；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44.关于联合派对圣战的看法，参见Philip H. Stoddard,“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11 to 191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şkilât-i Mahsusa”(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23–26.

[30] 根据俄国外交信函，Aksakal完整记录了奥斯曼帝国给俄国的提议，参见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26–135. Sean McMeekin将恩维尔的提议称作“这是一次愤世嫉俗的尝试，令人震惊” ，参见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6–107.

[31]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 To A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0–278. 关于奥地利不敌俄国和塞尔维亚，见David Stevenson, 1914– 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05), 70–73.另见D. E. Showalter.“Manoeuvre Warfar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Fronts, 1914–1915,” in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Hew Strac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53.

[32] 冯·法金汉的说法引自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49.

[33] Mustafa Aksakal,“Holy War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Origins of the 1914 Jihad,” War in History 18 (2011): 184–199.

第三章
全球动员参战

1914年8月的第一周，欧洲开战的消息通过电报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五湖四海都响起鼓点和军号，全世界开始摩拳擦掌。鉴于欧洲国家之间互有秘密协约及双边防御协定，这原本应是一项欧洲人的战争。其他国家参战暗藏侵略野心，有的则抱着极大的克制态度，毕竟对手是至少当时还毫无理由与之为敌的国家。

英法与德国开战后，两国政府便向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寻求援助。虽然这些国家与同盟国并无过节，但仍像英皇乔治五世的其他子民一样紧密团结在其周围。毕竟这些“白人领地”的定居者都是英国人的子嗣，而且英王也是他们的国家元首。当国王向他们发起号召时，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人民都觉得自己有义务响应参战。

然而，对于英法两国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而言，情况又与那些英联邦国家不尽相同—总体来说，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对他们的殖民者非常痛恨，因此当英国呼吁印度、法国号召其非洲殖民地组织军队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些殖民地对其是否足够忠诚。当时德国正积极促成协约国殖民地叛乱—尤其是当地穆斯林的叛乱。1914年时，世界范围内共有2.4亿穆斯林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人的统治者就是协约国：1亿人生活在英国治下，2000万身居法国殖民地，另有2000万人受俄国管制。如今，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并加入同盟国阵营，而苏丹又号召发起了针对英、法、俄三国的圣战，因此协约国对其穆斯林子民的忠诚度深表怀疑。倘若奥斯曼帝国成功说服那些被殖民的穆斯林发动圣战，战争形势就会倒向同盟国一边。[1]

话虽如此，但奥斯曼帝国当下面临的一大国内挑战，是如何动员其疲于战斗的子民去迎接这场帝国600年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战争。由于利比亚和巴尔干战争的失败，为避免参军，适龄男子都纷纷逃离帝国。1913年，南北美洲接收的奥斯曼移民数量比前几年增长了70%。据美国的领事馆人员称，前来的移民大多数都是为逃脱国内兵役的年轻男子。1914年上半年，随着即将开战的流言四起，奥斯曼帝国年轻的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人更是加快移民步伐，直到政府下达全国动员参军的命令，并禁止适龄男子离开帝国，移民势头才得到了遏制。[2]

8月1日，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动员电报贴满了帝国的各个角落。各级城镇官员将该通知张贴在公共广场与清真寺门前。负责张贴海报的人员大声疾呼：“参军啰！参军啰！符合条件的都去当兵啰！”所有年龄在21至45岁之间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都必须在5日内向最近的征兵办公室报到。地方官员应“敲锣打鼓，喜气洋洋”，鼓起民众参军的热情，不得“垂头丧气或无视动员命令”。[3]

然而，当政府首次宣布参军动员时，纵然乐队锣鼓喧天，官员强颜欢笑，都不能打消笼罩在阿拉伯村民心头对此次战争的不祥之感。黎巴嫩南部一个名叫纳巴泰的村庄里，一位什叶派穆斯林文职人员在1914年8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当时公众的沮丧气氛：

大伙都被（全国动员的）消息弄得心神不宁，焦躁不已。

他们一批批聚集在公共场所，彼此都感到困惑不解，仿佛末日审判就要来临。有的想逃—但往哪里逃呢？有的想躲，但也无处可去。然后我们又听说德国与奥地利结成了一派，而战争的另一方是协约国。这更令我们害怕了，似乎警示着未来即将有一场腥风血雨袭来，无论是我们辛勤耕耘的良田抑或是干涸龟裂的荒地，都将被它吞噬殆尽。[4]

类似的反应在帝国其他地方也有记载。8月3日，阿勒颇的商店因参军动员全部歇业。一位居民如此描述当时的状态：“整座城市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氛。”黑海港口城市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这样记载道：“全国动员的命令宛若晴天霹雳。”虽然逃避兵役会被处以死刑，但仍有许多年轻人宁可冒死躲藏也不愿参军，因为他们认为加入奥斯曼军是必死无疑。[5]

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有一位公告传报员在每个街区大声宣布参军动员的指令。大家都叫他“看守老爹”（Bekçi Baba）。白天，看守老爹给左邻右舍送水，晚上他负责巡视街区。起火时他先拉响火警，战争来临时也是他最先为大家宣布动员决定。

艾尔凡·奥尔加记得当时他父亲响应看守老爹的场景。参军动员从1914年夏天便已开始，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后，动员进程便加快了，甚至一些超龄男子也被征入军队。当时，奥尔加与父亲顶着11月的寒流，目睹看守老爹在街角的路灯下，向聚集的人群“高声喊出了这个惊人的消息”：“生于1880年到1885年的男人必须在48小时内向征募中心报到，否则当即处决！”

奥尔加家族的一位成员喊道：“这什么意思啊，看守老爹？”

“打仗！战争！你不知道咱们国家跟人家开战了吗？”他吼道。[6]

首都的征募中心里挤满了前来报到的适龄男子，个个都一脸惶恐。忙碌焦躁的官员向平民愤怒地吼着指令，民众就像一群牲口，饥肠辘辘，走投无路，麻木不仁。被征的人要几天后才能正式入伍。一旦分配好部队，他们便要回家收拾行李与家人道别了。伊斯坦布尔的每片区域都有一支震耳欲聋的乐队，挨家挨户接走即将上战场的青年男子。新兵步出家门时，会有一位士兵将一面奥斯曼帝国国旗递给他，其他人则随着音乐手舞足蹈、放声歌唱，喧闹声盖过了女人的啜泣。然而，这些离家的新兵个个面带忧伤。奥尔加回忆说：“当他们离家时，乐队演奏了一首异常凄惨的歌”，每个人都和着音乐开始唱：

哦，战士们啊，我不得不像个孤独的陌生人一样出征。

我的叹息和泪水太多，连那山川都无法承受。[7]

就这样，奥斯曼帝国挨家挨户地召集人员扩充军队。截止1914年11月它正式参战时，军队规模已从原来的20万发展到50万人。战争过程中，共有约280万帝国国民在军中服役，约占帝国2300万总人口的12%—尽管同时服役的人数从未超过80万。[8]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这组数字对协约国或其他同盟国而言，可谓相形见绌。1914年，奥地利征募了350万士兵，但仍在随后的战争中长期处于人员紧缺的状态。德国在一战中召集了约1320万士兵，占该国17岁到50岁男子总数的85%。俄国军队数量达1400万至1550万；法国集结了840万人，其中50万人来自法属殖民地；英国动员了540万人加入陆军与皇家海军，占该国战前男性劳力的三分之一。这也难怪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军队的力量不屑一顾了。[9]

迅速扩充的军队给帝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参军动员使帝国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民、商人和工人都被迫丢下工作，曾经为政府创造收入的纳税人都成了领政府津贴的士兵。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及战争对海运造成的威胁已使港口完全停运。成千上万的士兵与战争物资的运输堵塞了公路及铁路干道，国内外贸易停摆，导致帝国上下食物与消费品均供给不足。通货膨胀接踵而至，各个城市都面临着断粮危险，紧张的市民开始私囤货物。

这一切极大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生产力，进而减少了帝国的财政收入。据现代研究者估计，1914年上半年帝国的财政收入为5020万美元，与1913年同期的6320万美元相比骤降了20%。如此的入不敷出使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据领事馆人员预测，1914年帝国财政赤字会超过1亿美元—基本上瞬间抵消了1914年5月法国贷款给帝国带来的利好。[10]

在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前，国际社会就已对其经济状况信心不足。帝国宣布参军动员令后，欧洲各银行便随即撤回向帝国金融机构的贷款。1914年8月的第一周，土耳其与阿拉伯行省的巴黎银行家要求即刻以黄金支付的方式还清剩余贷款。这种突如其来的黄金流失在帝国上下引发商业流通危机，民众纷纷想要取回存款，导致银行发生挤兑。8月，仅首都伊斯坦布尔一地的银行，便已兑出900万美金存款。

为防止资金流失，帝国中央政府于8月3日起暂停银行交易业务一个月，但后来一直按季度延续这项措施，直至战争结束。暂停期间，借贷人每月只需偿还其应还数额的25%，而银行每月只允许储蓄者提取其储蓄总额的5%。这些措施虽减少了借贷者的还款压力，却使银行体系乃至整个经济彻底陷入瘫痪，银行开始只向政府放贷。据美国驻阿勒颇、贝鲁特、哈尔普特、伊兹密尔及伊斯坦布尔等地的领事馆人员称，禁令还使这些帝国商业中心“几乎所有的工商业”都停摆。[11]

在这种背景下，奥斯曼政府开始以帝国参战为条件，向其德国盟友寻求经济援助。德国为使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已承诺向其提供折合约200万土耳其镑的黄金，另有300万在帝国参战后的8个月内分期支付。这笔资金帮助奥斯曼帝国回笼了储备金，并使政府能够印发纸币确保黄金价格平稳。除此之外，德国还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军需援助，价值共计约2900万土耳其镑。[12]

为了增加收入，以缓解战争给帝国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奥斯曼帝国财政部启用了战时特殊手段。9月9日，奥斯曼帝国宣布，单方面废止其曾经授予欧洲列强的各项贸易特权，重获经济独立—这也是“高门”的战争原目标之一。帝国此举引发了欧洲各国的强烈谴责，而国民则在家门及店面前悬挂国旗与横幅，庆祝政府终于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废除贸易特权是土耳其在这起欧洲冲突中获得的第一个切实利益，9月9日因此被定为国家节日。民众纷纷涌向埃迪尔内、伊斯坦布尔与屈塔希亚的公共广场，为庆祝国家经济独立举行盛大的爱国游行。

贸易特权一经废止，奥斯曼帝国便于1914年10月1日颁布实施了一项法令，不仅对在帝国境内的外国居民及企业征税，还要求数千名曾在欧洲列强庇护下免于缴税的奥斯曼国民重新纳税。据报道，这项措施为奥斯曼帝国筹得了“数百万美元”。[13]

征用令是另一项特殊征税手段，对帝国臣民与外国侨民同样适用。该法令规定，帝国政府应为其征用的所有财产向原所有人提供一定的补偿。然而事实上，政府对这些被征用财产采用了固定标价并打白条的处理方法，而非现金补偿。所有者可以认定他们已丧失了一切被征用的财产。帝国子民被迫给奥斯曼军队送去自己的马匹、牲口与粮食，充当军队的坐骑与食物。

帝国的官员随意闯进店铺，现场征收其认为对战争有用的任何食品与商品。征收令成了勒索工具，商店老板被命令缴纳他们没有的物品，因而不得不从政府供应商那里以政府定价购得。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外国企业也同样被征收令弄得苦不堪言。叙利亚的一位地方官员没收了美国胜牌缝纫机，并将其“贡献”给行省兵团的军服制造厂。而在阿达纳与巴格达，官员向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征用了几百箱煤油。据领事馆人员估计，在参军动员的前6个月内，奥斯曼帝国政府通过强征获得了5000万美元。[14]

帝国的民众仍然是新税收政策的主要对象。基督徒与犹太人同样受到征兵令的约束，却又得不到奥斯曼穆斯林的完全信任。因此，政府向符合参军要求的基督徒与犹太人提出条件，凡能额外支付43土耳其镑（约合189.2美元）的人便能免除兵役。1915年4月，帝国政府又将这笔金额提高到50土耳其镑（约合220美元）。这项法令为帝国在参军动员后的9个月里创收1200万美元。政府还新增了对诸如糖、咖啡、茶叶、香烟及酒精饮料等常用非必需品的税收，并在战争期间不时上调税率。农业什一税税率从原先的10%增加至12.5%，且原有税目的税额以战争之名增加了70%之多。此外，个人与企业还时常被迫向爱国或军事援助机构“自发捐款捐物”。[15]

上述特殊税收手段在短期内为奥斯曼帝国参战筹得了数千万美元，其代价则是，帝国的经济受到了长期不可修复的创伤。然而，1914年的奥斯曼帝国根本无暇顾及长远利益。正如其他参战国在战争开始时一样，他们也希望速战速决并得到预期的战果。如若获胜，他们便能重振经济；倘若战败，则必将面临瓜分，届时占领帝国领土的列强也将一并接手其窘迫的经济。奥斯曼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了未来之战事关帝国存亡，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确保胜利。[16]

1914年8月初，正当奥斯曼帝国积极动员全民参军，英法两国也在他们的殖民帝国内号召民众为母国的战争作出贡献。应法国号召，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及印度支那半岛的士兵纷纷登上轮船赶赴西线。响应号召所成立的殖民地军队中，规模最大的要数非洲军团。来自北非殖民地的士兵先被派往西线作战，之后将被调往奥斯曼帝国战线，这导致北非殖民地士兵与敌方同样来自北非的士兵相互厮杀。

非洲军团包括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摩洛哥等殖民地的军团。动员被殖民者参军是极其微妙的事。法国使其北非殖民地居民沦为了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而此次却要说服他们为殖民帝国效力，攻打与之素未交恶的德国。另一边，德国大力宣传伊斯兰政治，而奥斯曼帝国也宣布了圣战，号召法属北非的穆斯林忠于伊斯兰教起义。这使得法国在殖民地的动员变得更为艰难。

第一支北非殖民军团于19世纪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组建。这些以柏柏尔人祖瓦瓦部落（Berber Zuwawa tribe）命名的“佐阿夫”轻步兵服装艳丽，他们身着蓝长衫和松垮的红裤子，头戴红色土耳其毡帽，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19世纪中叶欧美军队里精锐佐阿夫军团的奇装异服便是由此得来。美国内战时，南方邦联与北方联邦军中都有这样的佐阿夫部队。整个19世纪，法国逐渐用欧洲士兵替换了佐阿夫部队中的本土阿尔及利亚人，使其最终成为一支欧洲部队。到20世纪，共有5个佐阿夫兵团分布在阿尔及利亚境内，另有一个位于突尼斯。其他隶属于非洲军团的欧洲部队包括非洲猎骑兵团，以及著名的法国外籍兵团。

未能进入“佐阿夫”军团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部落兵，则被编入本土军中，即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步兵团，以及西帕希骑兵。这些部队的士兵几乎全是本地人，而长官则清一色是法国人。阿尔及利亚人最高只能获得中尉军衔，且人数在任何时期均不得超过中尉总数的一半（事实上，阿尔及利亚籍中尉人数从未能与法籍中尉持平）。此外，同级军衔的法国人比阿尔及利亚人地位更高。[17]

鉴于参军动员的殖民地背景，以及法国人对本地士兵军衔的限制，阿拉伯人与柏柏尔部落能应征入伍实属不易。据一位阿尔及利亚老兵称，在当时就业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人们把当兵看做一个稳定的职业。举例来说，穆斯塔法·塔布提来自内陆奥兰地区的阿拉伯部落，他从未受过正统教育，16岁时（即1892年）便加入阿尔及利亚步兵团，理由仅仅是为了“玩火药”。复员后，他便回归平民生活做起了杂货生意。17年来，他一直以经营杂货店和务农为生，直到37岁时再次参军，成为阿尔及利亚第二步兵团的一位下士。随着20世纪头十年欧洲各国之间矛盾的愈演愈烈，法国开始在北非大量募集士兵，并向当地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部落承诺提供应征奖金和薪水。除了食物、住房以及定期发放的工资之外，当兵还意味着能拥有比小商小贩或佃农更高的社会地位。[18]

1910年代之前，非洲军团完全是志愿兵，成员来自欧洲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摩洛哥当地。1912年，法国政府面临军队扩招的压力，于是开始在北非地区招募新兵。许多法国人与阿尔及利亚人对此都表示反对，他们担心此举会激发当地的阿尔及利亚人起义，或更有甚者，要求与法国人同等的公民权益作为参军条件。法国军方一度置殖民地说客的反对于不顾，拟定了征兵草案。1912年2月3日颁布的征兵令规定，采用抽签的方式征兵，且人数仅限于2400人。为确保穆斯林显贵的支持，法国当局还规定，富裕的阿尔及利亚家庭可上交一笔费用免除家中男子的兵役。这项规定使阿尔及利亚的中等家庭更加剧烈反对，打破沉默抗议该草案的实施。他们称：“我们宁可死，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被夺走。”然而，尽管民众如此反感，征兵抽签自1912年起仍每年定期举行。截止1914年战争前夕，共有2.9万名阿尔及利亚士兵效力于法国军队，其中有3900位由抽签募集。[19]

1914年8月3日，当德国向法国宣战的消息传至阿尔及利亚时，一腔热血的法国人涌上阿尔及尔的街道，举行了大型的爱国示威运动。他们高唱《马赛曲》与另一首法国大革命时期广为传唱的歌曲—《出征曲》，其歌词这样写道：

共和国在召唤我们，

让我们征服或消亡。

为了她（共和国），法国人必须生存，

为了她，法国人必须牺牲。

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把最后一句歌词改成了“为了她法国人必须生存，为了她阿拉伯人必须牺牲”，借此暗指当地阿尔及利亚人也应为法国做出牺牲。特莱姆森省的梅萨利·哈吉在热血沸腾过后，称这些“爱国基调的歌曲给（阿拉伯阿尔及利亚人）造成了极大困扰”。[20]

德国“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炮轰港口城市波尼和菲利普维尔（今属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与斯基克达），打响了向法国开战的第一枪。8月4日黎明前，打着英军旗帜的“布雷斯劳”号向波尼开炮140次，击中了火车站、城市主要干道、港口设施，以及停泊在港口内的一艘蒸汽船。一位名叫安德烈·加里奥内的男子在该轮袭击中丧生，成为第一位死于一战的法国人。一小时后，“戈本”号挂着俄国旗帜出现在滨海城市菲利普维尔，并对该城市进行了20次炮击，摧毁了当地火车站、营房以及一个煤气厂，造成16人死亡。随后这两艘战舰撤离了北非沿岸，在英法舰队的追赶下一路驶向了奥斯曼帝国海域，这在迫使土耳其参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并未给出袭击这两座城市的缘由，但许多人认为它是想阻挠北非往法国输送部队，并借此打击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的信心。

德国此番攻击激起了公愤，促使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与当地百姓自发参军。因战争爆发时正值斋月，穆斯林从日出禁食到日落，所以对当地穆斯林的招募工作实际上从8月底斋月结束时才开始。集市日里，由法国与阿拉伯士兵组成的征兵队在阿尔及利亚的城乡间来回游走，伴着鼓点的节奏与摩洛哥双簧管尖锐的声音在公共场所游行。音乐的律动与艳丽的服饰引来群众的围观，不过征兵官着重招收无业游民与农民。梅萨利·哈吉回忆道：“一旦音乐聚集了足够多的人，士官长便命乐队停止演奏，一位阿拉伯中士便会走上台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陈述应征者可获得的福利。他开出的条件对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而另一边，他们的父母却为儿子要去外地打仗而“痛苦不堪”。

许多北非家长最担心的事，在短短数周之后便成为现实。非洲军团在一战开始没多久即遭受重大伤亡。穆斯塔法·塔布提下士1913年重新入伍后，便第一时间被派往法国作战。他把经历写成诗，它们在其受伤住院时为一位阿尔及利亚军的翻译官所录。这些反映1914年9月战况的诗句后来在西线的北非士兵中广为流传，他本可跻身首批一战诗人之列。[21]

塔布提所在的阿尔及利亚步兵团，从奥兰市穿过地中海去往赛特港，在那里登岸并乘火车继续向战场进发。塔布提在诗中赞颂了步兵团的威武之势，他跟其余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如此看待战场：

我们暗自想着：“别怕，就让我们展示一下有多幸运吧，

那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阿拉伯人生来胸怀天下，征战四方！”

北非军团被派往比利时边境，首先见识了8月21日爆发于沙勒罗瓦的战役。这位北非诗人从未想到紧接而来的战争竟是如此暴力。

请聆听我的故事，朋友们：今日是我们兄弟多么糟糕的一天，

在沙勒罗瓦！

大炮的狂轰滥炸和枪林弹雨啊

从午后晡礼到日落昏礼把我们击打。

在接下来的几日里，战事一直在持续，双方死伤人数不断增加。“死者成堆，”塔布提回忆道，“他们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葬在了一块。”

炮火从远处射来，泥土和石块火光四起，主啊！

我们成群地死在刺刀和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子弹之下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他们一直追寻我们的踪迹

接连六天，主啊！

他们向我们发起攻击，犹如激流般凶猛，主啊！

他们在比利时也不给我们片刻的喘息。

法国及其北非军队在德军撤退之前成功重创敌人。“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塔布提夸耀道，“无论你走向何方，你都能见到他们（德国人）的葬身之地。”尽管如此，他的战争诗中也体现出了对北非军中“奥兰、突尼斯、摩洛哥及撒哈拉地区”阵亡将士的无限哀思。

看着众将士成批牺牲，我的心儿已碎。

主啊！死后，这些英雄仍徘徊

在乡村荒野之中。

他们就这样消逝，没有任何人为他们吟诵信仰的表白，

主啊！他们就这样暴露在野兽、飞鹰

与猛禽的啃食之下。

我悲凉地唱着关于他们的记忆，主啊！若您并非铁石心肠，

您就应当为他们流下泪来。

沙勒罗瓦之战有大量北非军团以及法国正规军的士兵阵亡。1200人编制的步兵营仅战斗了一天便只剩500人—而土耳其人最初的伤亡率达60%。老兵倒下，就轮到稚嫩的新兵上前线。他们训练不足，面对战火惊慌失措，伤亡率也因此创下新高。当法军撤出沙勒罗瓦，为保卫巴黎重新整顿时，北非军团便被调往马恩河，它在拖延德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代价是又一次的重大伤亡。光在1914年8月到12月间便有6500名北非士兵牺牲，另有数千名受伤。[22]

北非军团在西线遭受重大伤亡的消息不胫而走，陆续传回家乡。惨烈的阵亡使得流言四起，称北非士兵被人利用，专门替法国士兵打恶仗当炮灰。1914年9月与10月之间，阿尔及利亚乡村各地爆发了反对征兵的自发抗议。家长拒绝让孩子上前线，征兵队只得将还没去军营报到的志愿兵员放回家中。

这些抗议为法国敲响了警钟，似在提醒着一场由奥斯曼帝国发起圣战所激起的宗教起义将有何种威力。为应对阿尔及利亚遍地的征兵抵抗，法国当局不得不从欧洲战场调回1600名士兵赴阿尔及利亚重整秩序，数名士兵在暴动中遇害，直到军队重新控制住局面，继续募集赴西线作战的新兵。尽管当地人起义抵抗，但征兵队仍收获颇丰。一战期间，有超过30万北非士兵在法军服役—18万阿尔及利亚人，8万突尼斯人，以及4万摩洛哥人，包括西线和与奥斯曼帝国对峙的东线。[23]

英国亦号召其帝国子民为战争尽一份力。1914年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3个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加拿大与新西兰—在当天就加入了战争。它们各自展开动员，憧憬着自己将在欧洲大地上为英国浴血奋战。绝大多数加拿大士兵确实去到西线（除一小部分参加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或在萨洛尼卡的医疗队服役），但大部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志愿兵被派往奥斯曼帝国一线。此时奥斯曼帝国也正在呼吁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及北非人民积极参战。来自世界各地的士兵使一场欧洲冲突演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在远离冲突的世界另一端，澳大利亚人与新西兰人对这场爆发于欧洲的战争，反应之积极丝毫不亚于任何英国人。澳大利亚当时的在野党工党领袖安德鲁·费希尔，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承诺，澳大利亚将支持英国作战“直至耗尽最后一兵一卒、一分一厘”。1914年8月初，澳大利亚联邦动员了澳大利亚皇家军团，新西兰亦召集了新西兰远征军。他们共同组建的军队被人称作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军团，简称澳新军团。

早在布尔战争（1899至1902年）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就曾派遣军队支援英军。然而，那次异国作战的经历丝毫未能帮助澳新士兵直面一战的血雨腥风。布尔战争时，共有1.6万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派往南非，只有251人阵亡；更多（总共也只有267人）死于疾病等非战斗减员。新西兰军的死伤率也基本相同：6500名战士中只有70人死于战斗，23人死于意外，另有133人死于疾病。布尔战争的经历使两国人民踊跃报名参军，他们对未来的探险和异国之旅充满期待，并笃定地认为最后都能衣锦还乡。[24]

澳新军团包括骑兵队与步兵团，大部分骑兵队的志愿兵都来自乡村，骑着自家马匹前来报到—一战中约使用了1600多万匹马。这些士兵可以选择登记自家马匹入伍，一旦马匹通过检验便能得到30镑报酬。此后，这匹马就为军队所有，它们被烙上政府标识，其中不少印在马蹄上。一匹被骑兵称为“替补”（remount）的战马必须达到严格的标准：阉马或母马，年龄在4到7岁之间，肌肉发达，不高于15.2掌宽，状态良好，且不惧战火。澳大利亚一种名叫“新南威尔士”的马是纯种马与挽车马的混血后代，符合上述标准。[25]

新西兰远征军士兵来自全国各地，背景也是五花八门。他们之中有农民、手艺工匠、牧羊人、丛林居民、文职人员、教师、股票经纪人以及银行家等，不胜枚举。他们参军是因为朋友都来了。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战争不过是一场大冒险；而另一些人参战却是出于对英国的热爱。他们之中没人了解未来即将面临的战斗是多么凶险，在经过6周的训练后便纷纷准备启程。特雷沃·霍尔姆登，一位来自奥克兰的年轻律师，记得他与同伴从位于一树山（One Tree Hill）的训练营行军至港口等待渡船的情形：

大批奥克兰人都来目送我们离去。尽管多数看客是高兴他们终于可以摆脱眼中的一些混混了，但我们都觉得自己天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我对行军非常自豪，也乐在其中。整个过程当然很戏剧性也很令人斗志昂扬，一路上乐队敲锣打鼓，彩旗飘飘，我们……从自己所熟知的世界而来，登上了船，穿过女皇码头的那道铁门，驶向了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彼岸。[26]

由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人口较少，因此参战的军队规模也有限。1914年时澳大利亚人口总数约500万，新西兰则只有100万。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的澳大利亚男子，或21至40岁的新西兰男子，身高5英尺6英寸及以上，体格健硕者方有资格参军。截至8月，澳大利亚已招募到19 500人（17 400名步兵，2100名骑兵），由将近900名军官统领。新西兰远征军共有约8600名士兵与3800多匹马，除了1400人被派去占领德属萨摩亚，其余的士兵都在3周之内整装待发。[27]

由于报道称有德国海上部队在南太平洋一带活动，运兵船只受其影响也延误了到港时间。虽然志愿兵在9月底就已训练完毕，但10艘运兵船直到10月16日才从惠灵顿起航，中途由一艘日本战船与两艘英国舰船护送。弗兰克·霍尔姆登与1500人及600匹战马同在“瓦伊马纳”号船上，“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他们先驶往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皇家军团汇合，11月1日再从澳大利亚西南港口城市荷巴特出发，当时目的地尚不明确。奥斯曼帝国在11月2日才加入一战，而那时澳新军团已经出发了。这些澳新士兵并非驶往英国，而是将在埃及登陆，投入中东战场。

当英法两国动员自己的帝国投入欧洲战争时，他们也不得不细细考量其治下的穆斯林臣民是否忠心。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及柏柏尔人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公民待遇，早已怨声载道。另一边，几十年来英国在印度的影响力日趋减弱，后者愈发效忠于有全球穆斯林哈里发之称的奥斯曼苏丹。而在埃及，英国长达30年的占领已促使其境内爆发了以独立为诉求的民族主义运动，只是之前他们的行动都被挫败了。鉴于上述情况，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英属印度和北非的殖民地政策已让当地穆斯林渐行渐远，现在可能转投英法的敌人—德国的怀抱，通过后者的胜利获取自身独立。[28]

对于处在关键时刻的大英帝国而言，埃及极为重要。苏伊士运河是连通英国与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要道。位于埃及的军事基地在供皇家军队训练的同时，也充当着中东军事行动的据点。倘若埃及民族主义者利用欧洲战乱，或虔诚的穆斯林响应圣战，将会给英国的战争大局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当战火于1914年8月在欧洲点燃之时，埃及政府正值夏季休会，时任埃及总督的阿拔斯·希里米二世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休假，立法议会也处于休会状态。面对急转直下的危机，首相侯赛因·鲁西迪帕夏不得不在未请示总督的情况下当机立断。8月5日，英国对鲁西迪帕夏施压，迫使其签订了保证埃及向同盟国宣战的文件。然而此举并未能确保埃及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相反，消息一经传开，埃及人民便义愤填膺。据一位当时在埃及工作的英国官员回忆：“各个阶层的埃及人都对殖民者（例如英国）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现在这种不信任升级成了—即使他们仍保持沉默—赤裸裸的仇恨。埃及本就不愿，也不齿其与英国有关联，它现在更让埃及陷入毫无缘由也毫无目的的斗争。” [29]

8月至10月期间，英国新闻审查人员对埃及民众屏蔽了所有最不利的前线报道，而从伊斯坦布尔发回的报道也同样受到英国的审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14年11月2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虽然埃及早在1882年便被英国占领并由其实际治理，但它仍然是奥斯曼帝国自1517年以来的法定固有领土。埃及总督是奥斯曼帝国的封疆大吏，由奥斯曼苏丹钦点，并享受奥斯曼中央财政发放的年俸。然而，当下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成了英国的敌人。埃及也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知是该继续当帝国忠实的附属行省，还是根据8月5日签订的文件与英国一起对抗帝国。相比之下，英国的处境很清楚：奥斯曼帝国已正式参战，这意味着英国占领着敌人的土地，而1300万埃及百姓现在成了对其充满敌意的外人。

在奥斯曼帝国参战的当天，英国宣布在埃及戒严。埃及民众并未对帝国参战公开作出任何反应，但英国当局仍对埃及人的忠诚有所顾虑。他们不愿让埃及士兵加入其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因为宗教的纽带定会远胜于被殖民者对殖民当局的敬畏。因此，英国决定彻底免除埃及人的兵役。11月6日，英军驻埃及指挥官约翰·麦斯威尔爵士作出如下承诺：“鉴于埃及穆斯林对奥斯曼苏丹的崇敬之情，（英国）将独自承担当下战争的重负，不要求埃及人民（向英国）提供支援。”[30]

埃及政界资深人物艾哈迈德·沙菲克称，麦斯威尔的这番表态在埃及民间产生了“巨大反响”，受英国统治30余年的埃及民众对此举的目的深表怀疑。英国虽然承诺免除埃及人的兵役，却对其采取了严格的禁令，埃及人不得妨碍英军在埃及修筑工事，亦不得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帮助。其实，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人就会发现没有埃及不行，他们根本无法像承诺的那样独立应付战争。埃及士兵可以把守苏伊士运河，西线与中东战线的修筑工事也需要埃及工人的投入。[31]

尽管英国维持了埃及的公共秩序，但仍未解决埃及在法理上所面临的困境。12月18日，英国单方面颁布法令，将埃及作为英国的保护国从奥斯曼帝国中分离出来，结束了土耳其对其长达397年的统治。第二天，英国废黜了亲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委任侯赛因·卡米勒（Husayn Kamil）接管埃及，他是埃及统治家族内部尚且健在的成员中最年长的王子。既然埃及现已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属行省，英国便将原先的总督头衔改为“苏丹”，使这位新任埃及统治者与奥斯曼苏丹平起平坐。扶植了亲英政权后，英国便集中精力防止埃及—尤其是苏伊士运河—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攻击。当时驻埃英军不少已被调往西线，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的士兵很快便来到，巩固了协约国在此的实力。

印度自1858年起归属英国皇室，是大英帝国的重要领地。英属印度共由约175个土邦组成，其领主接受英籍总督的管理并效忠于英王，承认英王享有领地的宗主权。英属印度拥有自己的民政部门与军队，是英联邦的一员。印度总人口达2.55亿，其中穆斯林有6500万人，占总人口的1/4。德国情报部门已把心怀不满的印度穆斯林视为英国的软肋，并希望能利用奥斯曼苏丹发起的圣战，在英属印度兴风作浪，从而破坏当地秩序，使英国在西线受挫。[32]

1914年战争伊始，英国在南亚有两大目标：一是招募尽可能多的印度士兵为英国效力，二是确保印度穆斯林对其效忠，以挫败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圣战图谋。当时的英王乔治五世为达成这两个目标，于8月4日向“印度诸王侯与印度人民”发布宣告，阐述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理由，并号召印度对战事的支持。让英国政府宽慰的是，印度统治阶层的精英积极响应了英王的号召，并纷纷向其表示忠诚。阿迦汗（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支系尼查理派伊玛目的尊称）说：“印度穆斯林对英王忠心耿耿，纵然德国外交官为了支持德国的武力威胁，而在近东和其他地方毫无合法性地煽动泛伊斯兰感情，我们也绝不会受其影响。”在公开声明中印度诸王侯再次重申了他们效忠英王的决心。[33]

奥斯曼帝国参战，苏丹号召圣战，均对英属印度的公共秩序造成威胁。民众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苏丹哈里发，另一派则效忠于英国。为确保得到印度穆斯林的支持，乔治五世作出保证，称英国及其协约国盟友将确保麦加与麦地那这两座阿拉伯半岛上的圣地、红海港口城市吉达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些圣城免遭袭击。然而，就像英国免除埃及人兵役的承诺，未来他们将会发现汉志的安全也难以保证。

英王宣布保护穆斯林圣地后，印度穆斯林权贵支持英国战事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博帕尔、兰布尔、穆希达巴德以及达卡的地方行政长官，与海得拉巴的尼扎姆（1713—1950年间统治海得拉巴土邦的君主称号）都声称奥斯曼苏丹不应发动圣战误导穆斯林，并坚称印度穆斯林有义务支持英国。阿迦汗甚至不再视奥斯曼苏丹为哈里发：“现在的土耳其已可悲地沦为了德国手中的一颗棋子，它不但毁了自己，更丧失了其伊斯兰托管者的地位，不幸将降临于它。”[34]

1914年11月，全印穆斯林联盟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土耳其参加当下的战争”不会影响印度穆斯林对英国的“忠诚与专一”。该会议坚称对印度穆斯林有信心，并断言“没有任何一位印度穆斯林会对其君主（英王）所负有的最重要职责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背弃”。同月，印度各地的穆斯林权贵举行了大型会议并通过了类似决议。[35]

在确保印度穆斯林对其效忠后，英国开始动员印度士兵参战。印度积极响应英王乔治五世的号召，志愿军人数比其他殖民地参军人数的总和还要多。1914年至1919年底，约有95万印度人应征入伍，另有45万非战斗人员，共计达140万印度人以士兵、工人、医务人员及其他辅助人员的身份赴国外参加战争。几乎每条战线都能看到印度士兵的身影，仅在西线就超过13万人。然而，他们对英国在一战中的最大贡献是在中东战场。将近80%的印度士兵在中东战场作战—加里波利9400人，亚丁与波斯湾5万人，埃及11.6万人，而在美索不达米亚更是有将近59万人。[36]

英属印度的穆斯林领袖言辞凿凿地公开抵制奥斯曼苏丹的圣战号召，这为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树立了榜样。法国试图效仿英属印度，竭力说服亲法穆斯林权贵从宗教的层面谴责奥斯曼帝国的参战行为。法国先从上层统治者着手，成功得到了突尼斯贝伊与摩洛哥苏丹的支持。这两位地区首领敦促其士兵为法国英勇作战，并要求人民听命于法国殖民当局。阿尔及利亚的马立克与哈乃菲教法学派的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对居住在印度、高加索地区以及埃及的穆斯林做了明确论述。其他宗教领袖—兄弟会领导、法官及其他显贵—宣布支持协约国，谴责德国及追随其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并申明不承认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权威，撤销其代表穆斯林社会发起圣战的权力。殖民当局用阿拉伯语出版了数十本此类宣言，其法文译本经由法国学者审慎编译。英、法、德这三个欧洲国家都十分重视东方，这场支持或反对奥斯曼帝国圣战的宣传战，也正是在它们之间爆发。[37]

德国人在煽动协约国治下穆斯林参加圣战的行动中也有所斩获。他们成功唆使伊斯兰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萨利赫·谢里夫（Shaykh Salih al-Sharif）等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此人是一名学者，同时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他出生于突尼斯，但在1900年为抗议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而离开了他的故土。1911年的利比亚战争使突尼斯激进分子进入了青年土耳其党领袖的视线。在此期间，萨利赫·谢里夫曾为恩维尔效力，据说正是他建议对意大利发起圣战，让这场战争染上宗教色彩。恩维尔此前已对伊斯兰教抵抗欧洲侵略的动员力量深有感触。因此，他将萨利赫·谢里夫收入麾下，令其在名为“特别组织”的情报机构工作。[38]

1914年，萨利赫·谢里夫搬到柏林，并加入德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新宣传部门—东方情报处。这位突尼斯激进分子直接前往西线，煽动那些正在战壕中为英法两国作战的穆斯林士兵。他撰写了多本以阿拉伯语与柏柏尔语双语出版的小册子，将其分发给敌军中的北非士兵，同时也将奥斯曼苏丹宣布圣战的消息一并播散开来。面对伊斯兰教的公开呼吁，有不少法军中的北非士兵倒戈。[39]

至1914年末，德国已在西线俘获约800名敌军穆斯林士兵。因此，德国人在邻近柏林的温斯道夫—佐森（Wünsdorf-Zossen）地区建立了一个叫新月营（Halbmondlager）的特别机构。该机构的德国指挥官与战俘用阿拉伯语交流，营内饮食完全按照伊斯兰的进食要求准备。德皇威廉二世甚至还自掏腰包，在营中修建了一座装饰华丽的清真寺，以表德皇对穆斯林世界的诚意。

艾哈迈德·本·侯赛因是一位来自马拉喀什的年迈农民。他是比利时之战中向德军投降的8名摩洛哥士兵中的一员。据他叙述，一旦这些穆斯林向德军表明身份，德军便“给予我们足够的尊重……每个德国人都拍拍我们的肩膀，还给我们提供食物和饮料”。他被送往为穆斯林战俘专门建造的新月营。“他们甚至帮我们弄了一个厨房，尊重我们不吃猪肉的习惯，好肉好饭地招待我们。他们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三条毯子、内衣，还有一双新鞋，每三天带我们洗一次澡，还给我们剪头发。”据他而言，新月营中的条件比他在法军与前线时要好得多。[40]

一批穆斯林激进民族主义分子游走于佐森的新月营内，在穆斯林战俘中间大力宣传圣战。萨利赫·谢里夫频频造访该营地，并编辑了一份阿拉伯语报纸供俘虏阅读。该报纸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圣战组织》。北非激进民族主义者与显贵到访新月营，探望了那里的战俘，并不断劝说他们归顺同盟国。这些人对战俘循循善诱，一再耐心劝诫，称与协约国为伍是与其信仰相悖的行为，而加入奥斯曼帝国发起的圣战，与之共同消灭伊斯兰的敌人（例如英法两国）是一种宗教义务。[41]

数百名穆斯林战俘被成功策反，志愿加入了奥斯曼军队—其中就包括艾哈迈德·本·侯赛因这位摩洛哥农民。他在这个为穆斯林战俘专门建造的新月营中待了6个月后，有位德国军官到访，身边还跟随着一位奥斯曼军官，名叫希克梅特的埃芬迪（埃芬迪是土耳其的一种尊称）。此二人对战俘说：“愿意去伊斯坦布尔的，举手。”12名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士兵当即表示同意。“其他人还是害怕。”艾哈迈德·本·侯赛因补充道。这12名士兵拿到便服以及护照，随后即被送往伊斯坦布尔，加入奥斯曼帝国的战斗行列。

我们无法得知那些志愿加入奥斯曼帝国阵营的穆斯林战俘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出于真正的信服，又有多少人只是为了逃离新月营。无论他们的动机为何，印度与北非士兵陆续离开德国，奔赴伊斯坦布尔加入奥斯曼苏丹的麾下。这一次，他们已不再是殖民地士兵，而是以穆斯林的身份重返中东战线，继续投身到这场迅速扩大的世界大战中。[42]

奥斯曼帝国正式宣战之时，未来将在中东战场一决胜负的各路人马早已响应号召，分头奔赴奥斯曼帝国防守薄弱的前线阵地。北非士兵已在西线战役折损数千人，另有一部分被德军俘获后投靠了奥斯曼帝国。澳新军团骑兵与步兵团正穿越印度洋驶向埃及；一部分印度士兵经波斯湾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而其他人则取道奥斯曼也门行省前往埃及。奥斯曼士兵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与叙利亚地区集结，防止驻高加索地区的俄军以及驻埃及英军的进犯。欧洲的这场战事已经波及中东。

[1]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ocket Books, 2006), 97.

[2] NARA, Istanbul vol. 280,“Annual Report on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of Turkey for the Calendar Year 1913,” 1914年5月29日；另见其中来自叙利亚的黎波里，士麦那，耶路撒冷和特拉布宗的报告, 这些报告都描述了移民男子的参军年龄。 Istanbul vol. 292,“Report on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for Calendar Year 1914,” Jerusalem, 15 March 1915.

[3] NARA, Istanbul vol. 282，report from Jerusalem dated 29 April 1914。其中包含了1914年4月25日由雅法征兵当局首长寄给巴勒斯坦mukhtars，即村落领导人的一份指示文件的翻译稿；Yigit Akin,“The Ottoman Home Front during World War I: Everyday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PhD diss.,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1), 22页；动员海报可参见Mehmet Besikçi,“Between Voluntarism and Resistance: The Ottoman Mobilization of Manpowe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hD diss., Bogaziçi University, 2009), 407–409.

[4] Ahmad Rida, Hawadith Jabal `Amil, 1914–1922 [Jabal Amil大事记] (Beirut: dar Annahar, 2009),35.

[5] NARA, Istanbul vol. 282，美国驻阿勒颇领事于1914年8月3日的报告；vol. 292，美国驻特拉布宗副领事于1915年3月31日的报告。

[6] Irfan Orga, 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 (1950; rpt. London: Eland, 1988),65–66.

[7] “Ey gaziler yol göründü, Yine garib serime, da lar, taşlar dayanamaz, Benim ahu zarima.”Orga, 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 67,71.

[8]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7; Şevket Pamuk,“The Ottoman Economy in World War I,” in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 ed. Stephen Broadberry and Mark Harris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7; Beşikçi,“Between Voluntarism and Resistance,” 141.

[9] David Stevenson, 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05), 198–205.

[10] NARA, Istanbul vol. 292,“Special Report on Turkish Economics,” 8 May 1915.

[11] NARA, Istanbul vol. 282, report from Aleppo, 3 August 1914; Istanbul vol. 292,“Trade and Commerce at Beirut for the Year 1914, and January 1915,” 15 April 1915;“Annual Report on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for 1914,” Harput, 1 January 1915; Istanbul vol. 295,“Trade Depression in Turkey Caused by European War,” Smyrna (Izmir), 26 February 1915.

[12] Pamuk, “The Ottoman Economy in World War I,” 117.

[13] Beşikçi,“Between Voluntarism and Resistance,” 73–76；NARA, Istanbul vol. 292,“Special Report on Turkish Economics,” Istanbul，1915年5月8日。

[14] NARA, Istanbul vol. 279, letter from Hakki Pasha, governor of Adana to the US consul in Mersin, dated 6 Aghustos 1330；关于劫掠商店和勒索的描述，见vol. 279, letter from US consul in Jerusalem, 19 September 1914;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Singer Manufacturing Company, September and October 1914; letter from Ottoman governor of Adana to US consul in Mersin, August 1914; report from US consul in Baghdad of 5 October 1914. See also Istanbul vol. 292,“Special Report on Turkish Economics,” 8 May 1915.

[15] Erik Jan Zürcher,“Between death and deser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Ottoman Soldier in World War I,” Turcica 28 (1996): 235–258；Pamuk,“The Ottoman Economy in World War I,”126；NARA, Istanbul vol. 292,“Special Report on Turkish Economics,” Istanbul，8 May 1915；Istanbul vol. 294,“Increased Cost of living in Constantinople,” 2 December 1915。

[16] Ahmed Emin, Turke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0), 107.

[17] 一位出身贵族的阿尔及利亚上尉，Khaled El Hachemi，曾在法国的军事精英学院Saint-Cyrien深造，他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例外。Gilbert Meynier，L’Algérie révélée: La guerre de 1914–1918 et le premier quart du XXe siècle (Geneva: Droz, 1981), 85–87.

[18] 法语里他的全名是Mostapha Ould Kaddour Tabti. Mohammed Soualah,“Nos troupes d’Afrique et l’Allemagne,” Revue africaine 60 (1919): 495–496.

[19] Meynier, L’Algérie révélée, 98–103.

[20] Jean Mélia, L’Algérie et la guerre (1914–1918) (Paris: Plon, 1918), 28–32. 法语歌词为：“la République nous appelle, Sachons vaincre ou sachons périr, Un Français doit vivre pour elle, Pour elle un Français doit mourir.” 最后一句，据Messali回忆，变成了“Pour elle un Arabe doit mourir”. Messali Hadj, Les mémoires de Messali Hadj, 1898–1938 (Paris: J. C. lattès, 1982), 76.

[21] Hadj, Mémoires, 70. 塔布提整首诗有六十五组对句 ，其阿拉伯语和法语版本可见Soualah,“nos troupes d’Afrique et l’Allemagne,” 494–520.

[22] Meynier, L’Algérie révélée, 271–274.

[23] Meynier, L’Algérie révélée, 280–282；Mélia, L’Algérie et la guerre, 257–260, 270–276；Augustin Bernard, L’Afrique du nord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26), 94, table II.

[24] Peter Dennis et al.,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Military History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4–109；Cedric Mentiplay, A Fighting Quality: New Zealanders at War (Wellington: A. H. ＆ A. W. Reed, 1979), 13.

[25] James McMillan,“40,000 Horsemen: A Memoir,” Archives New Zealand, 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 MS X-5251；Terry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In the Words of the Anzacs in the Middle East, 1916–19 (Auckland: Exisle Publishing, 2007), 32–34；Roland Perry,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Hachette Australia, 2009), 38–43.

[26] 十二位新西兰远征军老兵接受了Maurice Shadbolt的采访，他们回顾了征募的动机，见Voices of Gallipoli (Auckland: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8). 特雷沃·霍尔姆登的文件被收藏于Alexander Turnbull图书馆，Wellington, new Zealand, MS-Papers 2223.

[27] Jeffrey Grey, A Milit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8；Christopher Pugsley, The ANZAC Experience: New Zealand, Australia and Empir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Auckland: Reed, 2004), 52–55, 63; Fred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19), 10–19.

[28] 关于印度对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态度，见Algernon Rumbold,Watershed in India, 1914–1922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9), 9–10.

[29] P. G. Elgood, Egypt and the Ar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1, 42–43.

[30] 摘自Robin Kilson,“Calling Up the Empire: The British Military Use of Non- white Labor in France, 1916–1920”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262–263.

[31] Ahmad Shafiq, Hawliyat Masr al-siyasiyya [埃及政治年鉴] (Cairo: Matba`a Shafiq Pasha, 1926), 1:47–48.

[32] Peter Hopkirk, On Secret Service Ea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Plot to Bring Dow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John Murray, 2006), 66–84；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90–92.

[33] 摘自Budheswar Pati, Indi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Delhi: Atlantic Publishers, 1996), 12.

[34] Pati, Indi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15–16.

[35] Pati, Indi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18–21.

[36] Judith Brown, Modern India: The Origins of an Asian Democrac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5；Robert Holland,“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4: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Judith Brown与William Roger Lou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7；Pati, Indi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32–38.

[37] 数十份证词，包括两位穆夫提的，载于Revue du monde musulman 29 (December 1914),该书为纪念法国穆斯林和战争的特别版，收有北非宗教人士的相关声明，（阿拉伯语，附有法语翻译）。

[38] James Mcdougall, History an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ism in Al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43；Peter Heine, “Salih Ash-Sharif at-Tunisi, a north African nationalist in Berli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editerranée 33 (1982): 89–95.

[39] Tilman Lüdke, Jihad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and German Propaganda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 117–125；Heine, “Salih Ash-Sharif at-Tunisi,” 90.

[40] 奥斯曼当局的审讯手稿保存在安卡拉土耳其军事档案馆，见Ahmet Tetik, Y. Serdar Demirtaş和Sema Demirtaş, 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Ifadeler ve Mektuplar [加里波利战役战俘：证词与信件] (Ankara: Genelkurmay Basımevi, 2009), 1:93–94.

[41] 来访的阿拉伯显贵中，有著名的阿尔及利亚起义领导人，Amir Abd al-Qadir 之子Amir Ali Pasha，他既是阿尔及利亚的流放者，也是1911年利比亚战争的老兵。参见Mélia, L’Algérie et la guerre, 230–237；Heine,“Salih Ash-Sharif at-Tunisi,” 91.

[42] Peter Heine在他关于萨利赫·谢里夫的文章中声称，德国档案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战俘遭胁迫，尽管其中有“报告称，这些愿意为土耳其效力的人”，因“前去土耳其的行程遭延误”还表示了愤怒。Heine,“Salih Ash-Sharif at-Tunisi,” 94n12. 艾哈迈德·本·侯赛因的证词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四章
揭幕战：巴士拉、亚丁、埃及与地中海东部

奥斯曼帝国经过几个世纪的征服与冲突，终于换来今天的疆土，可谓身经百战。然而，帝国却从未像1914年11月参加第一场全球性大战时那样，陷入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境地。奥斯曼帝国边境线长达7500英里，其海岸线绵延经过黑海、波斯湾、红海以及地中海，因此有众多防御上的薄弱点。

帝国正式参战后不久，协约国便立刻对其分散领土的多个地方发起攻击。协约国舰队甚至在正式开战之前就已发动了第一轮炮击。1914年11月1日，英国驻红海舰队炮轰了亚喀巴湾湾头一处驻有百人的堡垒。两天后，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英法舰船对海峡的外围防御设施进行了轰炸。在短短20分钟的炮击中，协约国舰船击中一处弹药储备点，击毁赛迪尔巴希尔机枪堡并成功使其解除武装。奥斯曼帝国对协约国的这些袭击束手无策，其海岸防线之脆弱不堪和协约国的海上优势立现无遗。[1]

协约国认为土耳其是同盟国的薄弱环节，也是战争中最易击败的敌手。随着西线与俄德战线陷入僵持，协约国只剩在奥斯曼帝国战线上还有望旗开得胜。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英、法、俄三国的联合入侵定能使土耳其人迅速屈服。土耳其战线开战的前几日，俄国与英国均派出部队，越过奥斯曼帝国防守空虚的边界建立据点。

第一个对奥斯曼帝国发动陆上攻击的是俄国。在“戈本”号与“布莱斯劳”号舰船炮击俄国黑海港口，中断了该段航运路线后，俄国便派出特遣部队经高加索地区进入安纳托利亚东部。据俄国所获情报披露，奥斯曼帝国在埃尔祖鲁姆只有约七八万兵力，根本无法对俄军在高加索的阵地造成威胁。因此，俄国并未对帝国采取大规模行动，而只是沿着俄土边境设立了一片缓冲区域，以便集中更多兵力重点对抗德国与奥地利。

1914年11月2日破晓时分，俄国将军格奥尔基·博格曼（Georgy Bergmann）率兵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接下来的三天里俄军一路挺进，途中并未遭到任何实质性抵抗。至11月5日，俄军已深入土耳其达15英里。完成任务后，博格曼命其部下沿高地构筑堡垒，俯瞰帕辛谷，而有卫戍部队驻扎的埃尔祖鲁姆就在其50英里外。

或许侵占土耳其领土的顺利使博格曼放松了戒备，他未与总部协商就命令部队继续深入埃尔祖鲁姆行省。其麾下士兵奉命行至位于俄国边境与埃尔祖鲁姆之间，连接阿拉斯河两岸的战略重地—科普鲁克伊村。

博格曼不知道，其实土耳其高层指挥官一直在严密监视俄军动向。11月4日，奥斯曼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发电报给哈桑·伊泽特帕夏，驻埃尔祖鲁姆的土耳其指挥官，指示要向入侵俄军发起反攻。伊泽特帕夏尽管担心手下第三军团的实力逊于俄军，但他深知不该质疑上级的决断。于是，他派出大批部队。11月6日，两军在阿拉斯河畔相遇，开始了奥斯曼军在一战中的揭幕之战。[2]

被派往科普鲁克伊与俄军交战的奥斯曼军队中，有一位名叫阿里·利扎·埃提的下士。身为军医的他来自土耳其东部城镇埃尔津詹周边的一个村落，受过正规教育。应征入伍时，他年方27岁，并已娶妻生子。埃提的生活充满了希望，然而他还是愿意放下一切投身到与俄国人的战斗之中。他的父亲曾参加过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奥斯曼帝国在那场战争中的失败使这位老兵深受打击。于是在1914年，埃提奔赴前线与俄国人清算旧账。[3]

11月7日清晨，埃提所属的部队被送上战场。冰凉的秋雨把道路浇得泥泞不堪，士兵只得缓缓向前推进。当他们接近科普鲁克伊时，敌方的炮火变得愈发猛烈，硝烟弥漫，弹雨如飞，士兵个个胆战心惊。埃提在日记中记录了子弹飞行的声音：嗖嗖嗖。“那是我第一天（上战场），我很怕自己被打死。每当听到子弹的嗖嗖声，我就从头到脚直冒冷汗。”随着奥斯曼士兵推进至据点，他们已经无法在敌方密集的炮火中站起身来。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埃提与同伴搭起他们半是补丁的帐篷，试图在天寒地冻的夜里睡一会儿觉。他写道：“我们瑟瑟发抖，直到天亮。”

第二天，战斗继续。俄军对土耳其军队发起了凶猛的榴霰弹攻击，金属弹片四处飞溅，人畜无一幸免。“我写到这里时，一枚榴霰弹‘嘶—砰’，在我上面的山上炸开来。被炸死的人就像柳条一样散落在我的四周。”因为战斗太过白热化，医务人员无法到达伤员身边，于是埃提抄起一把毛瑟枪就往前冲。“利扎埃芬迪，卧倒，带上弹药！”他的上尉喊道。埃提带着两盒弹药与他的医护用品，瞄着山对面的俄国士兵一阵扫射。他枪法颇准，据他所说，他打了83轮子弹，打死了一名俄军中尉与3名俄国士兵，但他还是懊恼地说：“其他子弹都白费了。”

俄军试图从侧翼包抄土耳其士兵，但后者坚守住了阵地。他们的上尉一边给他们打气，一边来回走动着分发弹药。“他们的子弹打不到我们！”然而，话音未落，他就被子弹打中颈部，倒地身亡，留下他的部属面面相觑。“同志们，上啊，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上尉，是为了上帝！”另一名军官高喊着朝俄国人开枪。这些土耳其士兵顾不上沮丧，开始为生存而战。他们不断朝俄战斗部队开炮，几番精准的炮击导致数十名俄国士兵身亡，幸存者也被迫撤退。埃提记载：“十点的时候，敌军全线撤退。我们每个人都高兴坏了。”

随着炮火止歇，埃提的救护工作得以恢复，他在战场上一一辨识伤员，把他们运送到后方。许多医务人员都在死伤者中发现了自己的朋友。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战争伤亡，程度之惨烈使他们瞠目结舌。

在土耳其战斗部队的工作结束后，埃提冒险探访了俄军先前的阵地，想仔细瞧瞧被他打死的人。那位俄军中尉仍躺在当初倒下的地方。埃提一点儿也不同情这个被他打死的“家伙”（他一直用herif这个土耳其语中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还拿走了他的左轮手枪、背包、望远镜与佩剑。埃提在背包里发现了一沓信、一条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手帕、一只手套、一个小酒瓶，还有一些俄国货币。“真是天上掉馅饼啊。”他思忖着。他把望远镜上交给了团里的指挥官，把剑给了医生，又把背包给了指挥官的副手。回忆起自己的部队在战斗第一天所遭受的损失—一名中尉及5名士兵“牺牲”，另有36人负伤—埃提总结道：“那天早上，我们心中抱有的幻想已经破灭了。”

土耳其步兵团通过不懈抵抗，成功守住了战线。11月11日，俄军向土耳其部队发起最后一轮袭击，为此丧失了40%的战斗力。由于弹药告急，且奥斯曼军队从两翼包抄，俄军不得不在帝国军队的火力下撤退。博格曼的部队撤回到其于11月5日的控制线，即奥斯曼帝国边界15英里处。俄土双方都为博格曼这次的冒进付出沉痛代价。根据土耳其方面的统计，帝国在11月抵御俄军的战斗中死伤8000余人（1983人丧生，6170人受伤），另有3070名士兵被俘，近2800名士兵逃跑。俄军战死1000人，受伤4000人，另有1000人冻死。通过这场血腥的战斗，交战双方均在第一场雪到来之前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积雪使高加索高地几乎无法通行，双方都认为开春之前不会继续开战了。然而，恩维尔帕夏被这个“较为理想的开局”所鼓舞，决定在不久后亲赴高加索地区再次向俄军发起进攻。尽管如此，当时令奥斯曼帝国高层伤神不已的不是俄军，而是英军入侵美索不达米亚。[4]

阿拉伯河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注入波斯湾，河畔的巴士拉市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是航行于阿拉伯河的远洋轮船驶入大海前最终的要冲，也是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湾之间的重要商业通道。巴士拉以南数英里，阿拉伯河还是波斯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线（今伊朗与伊拉克边界），河的两岸分属于两个国家。英国对波斯沿岸有着特殊利益，是因为早在1908年5月，英波石油公司在那里以商业规模开采石油。

1901年5月，出生于英国德文郡的百万大亨威廉·诺克斯·达西获得了在波斯开采石油的60年权限。一家英国财团为其公司提供金融支持，而皇家海军则为其提供政治支持，以确保舰队在由煤炭驱动转为石油驱动后能拥有可靠的燃料资源。在波斯南部城市阿瓦士成功勘探出石油后，英伊石油公司便寻找了一处地点建造炼油厂。该地点位于阿拉伯河的阿巴丹岛上，距油田以南140英里，成品油能够在此直通入海。阿巴丹与海上航线直接相连，是建造炼油厂的绝佳地点，且该岛的拥有者—附近穆哈梅拉（今伊朗城市霍拉姆沙赫尔）的卡扎尔酋长—受英国庇护。

卡扎尔会讲阿拉伯语，麾下有2万骑兵，在当地是个风云人物。1902年，英国承诺对卡扎尔酋长的小城给予保护，而作为回报，他必须遵守英国与波斯湾大多数阿拉伯首领所签订的条约。如今在卡扎尔的领地勘探到了石油，英国便更加重视与这位酋长的友谊。驻波斯湾公使珀西·考克斯爵士被派往穆哈梅拉，就在阿巴丹岛上建厂修码头一事与卡扎尔举行谈判。1909年7月，双方达成协议，英国获准在阿巴丹建厂，同时需向卡扎尔支付6500镑现金，并向其提供1万镑贷款作为用地补偿，协议有效期为10年。1912年，油气管道铺设完成，炼油厂也已竣工，石油开始源源不断地从阿巴丹输往外地。[5]

美索不达米亚石油充足，贸易繁荣，更有波斯湾百年来的优越地理位置。因此，无论欧洲列强战后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英国都意图把美索不达米亚据为己有。甚至在与俄法两国展开谈判之前，它就派遣了一支远征军确保其对巴士拉的控制权。

1914年9月至10月，伦敦当局与英属印度共同密谋入侵巴士拉。鉴于印度穆斯林把奥斯曼苏丹敬为伊斯兰的哈里发，英国担心过早入侵苏丹的领土会导致宗教骚乱。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奥斯曼帝国宣战之前先将英国部队安插在巴士拉近郊，且不让当时仍保持中立的帝国将此举视为冒犯。这意味着行动要彻底保密，就连被派往巴士拉的军队及其指挥官都将被蒙在鼓里。

10月16日，华特·德拉曼准将与部分印度远征军（IEF）一道在孟买登船，准备驶往西线。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密令，严饬其在72小时后方可拆阅执行。在海上行驶了3天后，德拉曼打开装有指令的信封，得知他受命指挥印度军第六师的一个旅（代号IEFD分队）前往波斯湾。5000名士兵及其坐骑（1400匹马和驮骡）组队上了4艘浅水运输船，以便在波斯湾水域航行。随后，德拉曼及其军队立即奔赴巴林，等待下一步指示。

10月23日，德拉曼及其率领的部队抵达巴林。与其接洽的是前任英国驻波斯湾公使珀西·考克斯爵士，他已被任命为印度远征军D分队的最高政治专员（chief political officer）。德拉曼直到抵达巴林后才得知，自己此行的目的是要前往阿拉伯河，守卫英伊石油公司在阿巴丹的炼油厂以及储油罐，并确保输油管道免遭土耳其人攻击。德拉曼还需争取英国在波斯湾湾头的那些阿拉伯盟友—卡扎尔酋长、科威特统治者穆巴拉克·巴萨赫酋长，以及阿拉伯半岛东部的伊本·沙特—支持他的行动。根据德拉曼接到的指令，只要这些盟友保持中立，他便应“在无印度政府命令的情况下，避免对土耳其人有任何的敌对行为”。然而，一旦奥斯曼帝国参战，德拉曼便有权自行“采取必要的军事及政治措施”巩固其阵地，且“若有必要，可攻下巴士拉”。在船停靠了6天之后，德拉曼于10月29日奉命前往阿拉伯河—同日，奥斯曼帝国舰队向俄在黑海的船只发起攻击。英军从巴林出发的消息很快便传至巴士拉，后者急忙展开军事及政治上的应对准备。[6]

早在英国部队抵达巴林那时，巴士拉便有传言称英军即将来袭。对于巴士拉民众来说，曾经远在天边的欧洲之战如今已到了自家门前，他们措手不及，不知该何去何从。据即将卸任的英国领事里德·布拉德报告称，10月末的巴士拉充斥着“强烈的反俄反英情绪”。然而，巴士拉主要靠贸易生存，如果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对峙使其与波斯湾其他地区失去联系，它的经济必将受到沉重打击。[7]

巴士拉人对奥斯曼帝国的情感最多只能算作不温不火。城中许多达官贵人都认为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奉行的政策有损阿拉伯利益，因此公开表示反对。巴士拉一群志同道合的领袖人物已于1913年成立了改革协会，其影响力在伊拉克的阿拉伯团体中首屈一指。与“法塔特”以及反中央集权党一样，巴士拉改革协会亦致力于维护阿拉伯文化权利，并在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下放中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协会的领导人是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Sayyid Talib al-Naqib）。

赛义德·塔利布是战前巴士拉最著名的风云人物。1908年，他首次当选奥斯曼帝国议员。最初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合作，之后他便逐渐倾向于公开维护阿拉伯文化与政治权利。在其议会职业生涯中，他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民族主义者们反目成仇，为自己树立了可怕的敌人。联合派认为赛义德·塔利布企图将巴士拉从帝国分离出去，遂公开威胁当地的领导者。虽然改革协会在1914年的奥斯曼议会选举巴士拉地区大获全胜，赛义德·塔利布却不敢前往伊斯坦布尔上任，唯恐遭联合派暗杀。[8]

苏莱曼·费迪是另一位代表改革协会当选1914年奥斯曼议会议员的巴士拉人。他还记得当初英国竭力拉拢赛义德·塔利布，试图让他在占领巴士拉的行动中助其一臂之力。就在印度远征军D分队（之后简称“D分队”）抵达阿拉伯河几天前，英国官员借用盟友卡扎尔酋长在穆哈梅拉的办公室秘密与赛义德·塔利布会面。英方提出，若同意合作，则可任命其为巴士拉行省总督，同时将巴士拉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并享受免税待遇与英国提供的发展援助。然而，赛义德·塔利布拒绝了英方的要求，称其不愿卖主求荣，为英国牺牲奥斯曼帝国的利益。[9]

看到附近的阿拉伯部落纷纷与英国签订休战条约，赛义德·塔利布决意与奥斯曼帝国一道放手一搏。然而事与愿违，联合派给他扣上了叛国的帽子，还发布了通缉令。赛义德·塔利布迫切想要向帝国表忠心，以扭转自己的命运，于是他致电恩维尔帕夏，承诺将争取到沙特统治者伊本·沙特的援助，共同抵御英军入侵巴士拉。这项提议对联合派而言有利无弊，因此他们表示，若赛义德·塔利布真能成功，他便有可能出任巴士拉总督。

英国人早已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度有所怀疑，一直致力于防止奥斯曼帝国任何拉拢波斯湾各酋长，抑或勾结阿拉伯各部落发起针对协约国的全球性圣战的行为。10月31日，英国驻波斯湾代表 S. G.诺克斯向“波斯湾的统治者、各位酋长及其子民”宣布了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的消息。“诸位与英国关系甚笃，”诺克斯提醒与英国结盟的阿拉伯各部落，“借此机会我向诸位保证，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将竭尽所能保全诸位的自由与宗教信仰。”为再次强调这一点，英国于11月3日签署正式协议，承认科威特脱离奥斯曼帝国实现独立，并受英国保护。作为回报，科威特统治者穆巴拉克酋长承诺与卡扎尔酋长、伊本·沙特，以及“其他可信赖的酋长”一同合作，帮助“巴士拉摆脱土耳其统治，实现独立”。[10]

珀西·考克斯爵士时任D分队最高政治专员，他一直与英国的各位阿拉伯盟友保持着稳定联系，协调各方行动，以确保英军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军事行动能获得当地的支持。11月5日，考克斯知会波斯湾出口处的阿拉伯首领，称英军即将抵达。他宣称英军此次前来阿拉伯河是为“保护（英国的）商贸及伙伴，并驱赶不怀好意的土耳其部队”。在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向奥斯曼政府提议拉拢伊本·沙特之前，英国早已将波斯湾的一切部署妥当。[11]

途经巴士拉、穆哈梅拉、科威特以及内志，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发现，每位当地领袖都反对他站在奥斯曼帝国这一边。卡扎尔酋长试图说服这位朋友重新考虑英国的条件；科威特领袖更是威胁要按英国的指示，将赛义德·塔利布及其同僚软禁起来。这令塔利布怒不可遏，他威胁穆巴拉克酋长道：“如果你非要把我扣在科威特，那我就亲自开两枪，一枪打你，另一枪打我自己！”虽然赛义德·塔利布与一些伙伴最终成功逃离科威特，但他们日夜兼程，还是花了9天才赶到阿拉伯半岛中北部卡西姆地区的布赖代，与伊本·沙特见面。 [12]

这位沙特领导人热情地慰问和接待他的客人。伊本·沙特并未隐瞒他与英国保持联络这一事实，并称英国正敦促他保持中立（直到1915年英国才与其签署正式协议）。伊本·沙特感到进退维谷。宗教因素对其自身统治甚为重要，他不能因支持非穆斯林的英国而罔顾巴士拉的阿拉伯穆斯林兄弟。然而英国在波斯湾威势甚大，伊本·沙特也不敢与之结仇。于是，他采取拖延策略，期待局势能在他被迫选择站队之前变得明朗。

伊本·沙特拖了9天，才动员500名骑兵奔赴波斯湾出口处。沙特骑手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日夜兼程，但他们与赛义德·塔利布同行时每日却只走4个小时。待到11月末他们终于到达第一个基地，却听闻巴士拉已被英军攻陷。这则消息对巴士拉一行人“犹如晴天霹雳”，苏莱曼·费迪说，“对赛义德·塔利布的打击尤为巨大，因为他知道英国对他恨之入骨”。然而对伊本·沙特来说，危机以这种方式化解使他如释重负。他向巴士拉的兄弟表示同情，随后又一心扑在自己阿拉伯半岛中部的事业上。[13]

巴士拉陷落后，赛义德·塔利布只得四处流亡。他辜负了奥斯曼帝国的希望，而英国人也不待见他。他回到科威特向英国投诚，随即被派往印度，一战期间都留在那里。大家都以为战争很快能结束，然而英国攻占巴士拉导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恶战，远比赛义德·塔利布预料的要久得多。

11月5日，英国正式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第二天清晨，印度远征军的英军部队进入土耳其的阿拉伯河水域。兼有蒸汽引擎和桅杆的“奥丁”号战舰驶到阿拉伯河河口位置，向位于法奥半岛的土耳其阵地发动炮击。不到一小时阵地指挥官就被炸死，其余400多名奥斯曼士兵仓皇逃窜。德拉曼派500名士兵登陆摧毁阵地上的机枪火炮，同时还通过水下电缆，搭起了一条联系法奥半岛与印度的电报线路。登陆行动并非一帆风顺。大浪使登陆舰难以靠岸，阿拉伯河河口处滩涂泥泞，又无任何船埠或码头，更让士兵、战马及大炮的登岸困难重重。不过，英国人仍在短时间内果断迅速登陆，中途未损一兵一卒，这在英军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4]

德拉曼留下一个连的兵力保卫法奥半岛的电报站，其余士兵跟随他继续朝阿巴丹炼油厂进发。部队在炼油厂上游土耳其河岸的萨尼亚（Saniyya）处登陆。由于缺少照明设施，他们费了两天时间才把运输船上的士兵、坐骑及战略物资用渡轮送上岸。运输难题将会一直困扰着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由于陆路不通，所有物资都必须船运。然而，阿拉伯河水位较浅，加上奥斯曼军队在河中布满了障碍物，河岸又泥泞不堪，这一切都给船运带来了困难。然而，随着D分队在萨尼亚安营扎寨，他们已占据有利位置，能够保护阿巴丹免遭奥斯曼帝国的攻击。

德拉曼决定先静观其变，等到援军抵达后再沿河往巴士拉方向推进。11月11日，奥斯曼士兵向英印军阵地发起进攻，D分队首次遭遇人员伤亡，并被迫在炮火中撤退。在这陌生的环境里，英印军只得展开防御，不敢贸然行事。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雨把阿拉伯河的河滩变成了沼泽，烈风卷起砂石，能见度骤然降低，通讯也因此中断。海市蜃楼是最令他们头疼的自然现象之一，让他们几乎没法看清战场形势。D分队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德·坎德勒是部队的“官方目击证人”。他回忆称，海市蜃楼令他们“难以分辨敌军到底是骑马还是步行，也无法估测敌人的数量。每支骑兵队都曾不时地把羊群误认为步兵团”。在等待的过程中，远征军谨小慎微，直到援军赶到后才继续往阿拉伯河上游推进。[15]

援军于11月14日抵达。中将亚瑟·巴雷特爵士（Sir Arthur Barrett）率领印度第六师的其余部队赶到阿拉伯河，接管了D分队。巴雷特有足够的兵力保护阿巴丹，同时也能够向巴士拉推进，因此他有信心在不冒额外风险的情况下继续对敌作战。皇家海军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增派了一批浅水运输船至阿拉伯河。该些船只既能运送士兵，还配备有重型枪械，能对奥斯曼帝国的阵地倾泻火力。面对突袭，奥斯曼军选择了撤退。巴雷特企图乘胜追击，不给奥斯曼军休整喘息的机会。

英印军在巴雷特赶到后的第二天就向奥斯曼军发起了进攻，造成160名奥斯曼士兵死伤，并迫使其残军撤出了防守阵地。两天后，即11月17日，英印军在瓢泼大雨、漫天风沙的恶劣环境里与奥斯曼军在萨赫勒狭路相逢。英印军再次成功占领奥斯曼军阵地并迫使其撤退，但在此之前双方都遭受了战斗减员—近500名英印士兵死伤，奥斯曼军则折损了约1500到2000人。巴雷特称这次行动已“证明我军实力在土耳其军之上”，且“屡次的失败”已使土军“偃旗息鼓”。[16]

在遭遇一连串失利后，奥斯曼军认为巴士拉据点已凶多吉少，遂于11月21日弃城而逃。政府军刚一离开，暴徒便在城中肆虐，砸毁政府办公室并劫掠商店。美国驻巴士拉代理领事约翰·范·艾斯曾通过河运给英籍指挥官送去一封信，呼吁其“派遣军队治理城中秩序”。巴士拉已完全陷入了无法无天的状态：“阿拉伯人昨天一整天都在抢劫原先的政府办公室，城中不断有人在放火。”[17]

皇家海军迅速派遣“淘气”号（Espiègle）与“奥丁”号机帆船前往巴士拉控制水域，等候第二天英印军由陆路抵达。11月23日，巴雷特举行了入城仪式，英国国旗在巴士拉城中升起，标志着该城改由英国控制。珀西·考克斯爵士起草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讲话，并用他那带有英国腔调的阿拉伯语向巴士拉民众宣布：“英国现已占领巴士拉。虽然我们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仍在继续，但我们对广大民众毫无恶意；相反地，我们希望能与你们为友，给予你们保护。从今日起，本区不再听从土耳其的政令，英国国旗已在空中飘扬—在国旗下，你们将享有宗教及世俗事务的自由与正义。”考克斯的此番宣言令英国人与巴士拉民众同样感到困惑。英国人不确定自己愿意给予巴士拉人多少自由，而巴士拉人也不知英国人要在这里待多久。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已习惯于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统治，难以想象土耳其人一去不返后的生活。只要奥斯曼帝国还有收复巴士拉的可能，城中的民众便会与英国人保持距离，唯恐将来遭打击报复。[18]

对英国人而言，占领巴士拉意味着他们实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目标。他们已把奥斯曼军从波斯湾出口处逐出，并保全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巴丹炼油厂。珀西·考克斯爵士提议要追赶撤逃的奥斯曼军并一举拿下巴格达，被军事计划制定者与印度政府驳回。但英国政府准许英印军推进至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处的古尔纳地区，意图掌控整片阿拉伯河流域。

12月3日，古尔纳战役拉开帷幕。英印军士兵乘坐皇家海军船只，在古尔纳以南4英里处安全登陆。在沿阿拉伯河左岸推进的过程中，奥斯曼守军的抵抗越发激烈，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撤回底格里斯河对岸。奥斯曼军显然是想凭借底格里斯河这条天堑来阻挡印度远征军，从而赢得时间休整军队。然而，当入侵英印军成功通过浮桥跨过底格里斯河时，奥斯曼军便意识到大势已去。12月6日午夜前，3名土耳其长官乘坐一艘小型江轮，打灯鸣笛朝英军舰船驶去，准备谈判投降事宜。巴士拉行省总督苏卜希贝伊于12月9日举行交接仪式，将古尔纳地区交由印度远征军指挥官管控，并与45名军官及989名士兵一道宣布投降，沦为战俘。[19]

英国在阿拉伯河流域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以极小的代价迅速取得了胜利。法奥战役与古尔纳战役中，英印军仅死亡100名战士，另有675人负伤。而另一边，奥斯曼军死伤近3000人，是英印军的4倍。如此轻而易举的胜利使英国对自身实力产生了幻觉，从而低估了奥斯曼军。[20]

攻下巴士拉后，英国人开始掌管该地区。作为占领者，英国必须遵照战争法，保全当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设立的各个机构。然而，当地居民不愿配合新政府，这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英国人把当地居民拒不服从的原因归结为后者害怕奥斯曼帝国有一天卷土重来。但这也可能反映了当地人对外国占领者的抵触情绪，而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所采取的治安措施更加深了与当地人之间的嫌隙。

二等兵威廉·伯德隶属D分队多赛特营，他举例描述了英印军通常如何搜查村落。1915年1月，英印军对巴士拉近郊一处村落进行搜索。士兵在黎明时分到达村落，只敲一下门，若无人应答就破门而入，“把所有男子都囚禁起来，然后到处搜缴枪支，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们草率处罚了任何似有反抗举动的村民。“那些试图逃跑的被我们的人从村外抓了回来，”伯德说，“被当成战斗人员处以死刑。当然，那些朝我们开枪的最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捕后吊死在集市上。”这些治安手段自然很难赢得巴士拉人的拥护。[21]

此外，英国人也没有摆出以后会有更多政治自由的姿态来赢得巴士拉人的支持。1915年2月，印度总督哈丁男爵到访巴士拉与古尔纳。他淡化了考克斯先前对巴士拉居民关于“自由与正义”的承诺，改而保证“更优良的治理”与重振当地经济。英国占领巴士拉并不是为了给予当地人更多的自治，而是为了保证能统治此地。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并没有错：巴士拉人民只是换了个主人，从原先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了英国。[22]

德拉曼带着手下的一个旅奔赴波斯湾后，其余印度远征军继续向埃及进发。舰队驶入红海之前在阿拉伯港口城市亚丁稍作停留。该城市位于英国一片狭小殖民地（仅8平方英里）的中央，并于1839年并入英属印度。皇家海军之前把亚丁当作反海盗行动的基地。但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亚丁为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蒸汽船提供了理想的加煤地。它同香港一样崛起为大英海上帝国的基石之一，并凭借自身条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已与亚丁周围的部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创建了名为“亚丁保护国”的特区。该保护国由9个独立小国组成，每个小国有其自己的自治首领。这些首领受英国保护，其统治区域位于阿拉伯半岛最南部的沿海地带，共计9000平方英里。“亚丁保护国”毗邻奥斯曼也门行省。1902年至1905年间，英土边界委员会为这两片区域划定了界限。然而，自1914年奥斯曼帝国参加一战后，位于边界两端的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迅速进入敌对状态，在此展开了第二轮角力。

奥斯曼也门行省与“亚丁保护国”的边界位于曼德海峡，是红海的重要通道。奥斯曼帝国的最南端是谢赫萨义德（Shaykh Said），土耳其人在那里的山顶上建造机枪堡，控制了海上航线的主导权。另一边，英国掌控下的丕林岛位于曼德海峡，亚丁以西约100英里的位置，面朝谢赫萨义德，总面积约5平方英里。

11月初，英国得到情报称，土耳其人正在谢赫萨义德集结兵力。有分析认为奥斯曼军队企图袭击英国在“亚丁保护国”的阵地，甚至攻占丕林岛。鉴于红海航道对于英国的战略重要性—所有从新西兰、澳大利亚与印度出发的运兵船都必须经过曼德海峡才能抵达苏伊士运河—印度的英国战略部署者决定驱散奥斯曼军，并摧毁其位于谢赫萨义德的机枪堡。11月2日，印度新派一批部队前往亚丁，协助英国守住海峡。

11月10日上午，英国舰船从丕林岛出发，炮击奥斯曼军在谢赫萨义德山顶的阵地。炮击一结束，第69旁遮普师的通信员H. V.盖尔中尉便迫不及待地与其他人一同登陆，执行“首次行动”。这些人坐上登陆舰，被一艘拖船牵引着向岸边缓慢前行；而另一边的土耳其射手占据制高点俯瞰海滩，枪法亦越来越准。当英国人眼看即将登陆时，一颗炮弹就落在距盖尔的船只有几码的地方，炸死了一名年轻的印度预备役军人。其他人顺利登陆，并重新组队，等候指令向奥斯曼军据点发起进攻。为躲避枪林弹雨，英印登陆人员在一隐蔽处等了4小时，方开始向土耳其阵地进发。“那时很少有人开枪，”盖尔回忆道，“只是偶尔有零星的子弹。”[23]

到英印军抵达第一座山脊时，他们发现奥斯曼军早已不见踪影。显然，英国舰船的炮击以及登陆人员的推进令奥斯曼守军断定他们已无法守住阵地。从留下的衣物、武器及弹药数量来看，他们一定是仓皇撤退的。盖尔在日记里写道：“唯一的遗憾就是让他们跑了，大概有500人。”虽然不知奥斯曼军在此次行动中的伤亡情况（他并未看见任何土耳其人牺牲），但他声称有5名英印士兵死亡，另有11人受伤。英印军夜宿谢赫萨义德，摧毁了奥斯曼军的掩体残部，随后于11月11日重新登船，继续向西往埃及方向前进。

虽然英印军在谢赫萨义德的军事行动获得胜利，却给英国制造了一个政治难题，这在此后的战争中一直困扰着亚丁的英国人。身在印度的军官是在未与亚丁当局协商的情况下拟定的作战计划，而后者一直在谨慎谈判，意图孤立也门中的奥斯曼军。他们多数外交工作围绕叶海亚伊玛目（Imam Yahya）展开。此人是萨那（今也门首都）高地的什叶派分支栽德派（Zaydi）的领袖，他于1911年与奥斯曼政府达成了停战协定，并于1913年同意与伊斯坦布尔共同治理也门。虽然叶海亚伊玛目并无实力与奥斯曼帝国决裂，但他热切地想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24]

然而，英印军炮击谢赫萨义德的行动打乱了所有的计划。英国驻亚丁官员哈罗德·雅各布这样写道：“伊玛目（叶海亚）怒不可遏，（奥斯曼）萨那总督还播报了一则宣言，称英国心怀不轨，意图吞并该城。我军的行动反而助长了土耳其的宣传。”伊玛目宣称：“谢赫萨义德事件已使各地的阿拉伯人忧心忡忡。”英印军袭击谢赫萨义德并未能使其确保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相反却令亚丁更加脆弱。驱逐500名驻守在孤立沿海堡垒的士兵并非难事，但若要保卫9000平方英里的“亚丁保护国”，防止1.4万名驻也门奥斯曼军以及叶海亚伊玛目的私人部队来袭，却非常困难。[25]

事实上，奥斯曼帝国位于谢赫萨义德的火炮并不影响英国的船运。曼德海峡最窄处亦有20英里宽，因此英国船只根本无需进入土耳其火炮的射程范围内。相比之下，土耳其的水雷区与德国潜艇对英国船运的威胁更大，且应对这些威胁需要的是海军，而非陆上力量。皇家海军派遣战舰封锁了红海沿岸的土耳其港口，使海上通道只对友好船只开放。鉴于有数十艘货运船只及运兵船会满载着货物与士兵，从帝国各地出发沿红海去往苏伊士运河及其他战场，皇家海军此举可谓成功。

从1914年9月起，埃及便涌入了成千上万的士兵，他们来自英伦三岛及英治下的各片疆土。9月末，东兰开夏本土守备师率先抵达埃及，奉命接替被调往西线的正规军驻守埃及。印度远征军于10月底由孟买抵达埃及，随后被派往苏伊士运河区域内的各个城市。第一批3万名澳新军团士兵从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出发，于12月初到达埃及亚历山大港。接下来的几周与几个月内，数千名后援军陆续抵达。亚历山大港—开罗段铁路运送的，全是去往开罗周边营地的士兵与马匹：澳大利亚步兵团驻扎在开罗以西接近金字塔的梅纳（Mena）地区；澳大利亚轻骑兵团被派往植被繁茂的马阿迪（Maadi）南部郊区；新西兰人则赶赴开罗以北，驻扎在临近赫利奥波利斯的泽伊顿营地（Zeitoun Camp）。

英国部队进驻埃及有助于稳定其紧张局势。自从一战爆发以来，埃及的政治基础便被一连串重大事件所动摇：奥斯曼帝国宣战、哈里发号召圣战，埃及结束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统治、阿拔斯二世总督被废黜，以及苏丹侯赛因·卡米勒被英国扶植上位等等。埃及人民已日益厌倦英国对其长达32年的统治，并希望德国能助其摆脱现状。德军对英军在西线取得的胜利，例如比利时的蒙斯战役（1914年8月23—24日），让埃及民众更寄希望于德国。英国当局担心德国与土耳其间谍策反，害怕埃及民族主义者叛变，以及“容易激动的”群众掀起宗教骚乱。[26]

外籍士兵突然大批入境令埃及人民认为，英国在当地的势力之大难以被撼动。澳新军团训练营位于开罗四周，数以万计的骑兵与步兵在这片沙漠中操练，他们或许并不为开罗人民所知。因此，为了给开罗居民留下深刻印象，英国当局特意安排新抵达的部队在市中心游行。来自新西兰坎特伯雷的骑兵戈登·哈珀在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几天前在开罗弯曲的街道上好好地游行了一番。我们穿过小巷、走过贫民区，途经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地方，就这样走遍了开罗本地人居住的所有老旧街区，总共有数英里之远。”哈珀懂得游行背后的政治意义：“当地人蜂拥前来围观。他们在传统与精神上仍然亲近土耳其人，而游行的目的就是想以我们的实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结果很有趣。街上满是戴着土耳其帽的男人与蒙着面纱的女人，他们就那样注视着我们，没有一丝笑意或一点欢呼，所有的一切都在暗示着他们被英国的统治吓呆了。”[27]

英军士兵一离开营地便成了游客。他们在斯芬克斯像前骑着马或骆驼照相，被卖法老古玩赝品的小商小贩纠缠不休。集市上的商店挂着拿澳新士兵打趣的标语：“别去其他地方受骗了，澳大利亚人。快来这儿吧！”以及“会说英语与法语，能听懂澳洲话”，诱惑着他们前去一探究竟。埃及的旅游贸易很快便随客户群的变化作出了调整，旅馆及饭店争相更名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各个小镇名，其中就有巴尔克拉萨酒吧和怀普库劳阅读室（Balclutha和Waipukurau均为新西兰地名）。[28]

围绕艾兹拜基耶公园的欧洲街区，为开罗的外籍士兵提供了休闲的去处。公园周围的饭馆，及诸如著名的“牧羊人”、“新酒店”与“布里斯托尔”等大饭店的露台上常能见到成群的军官。咖啡屋和酒吧位于公园北边小道上的“红盲区”（Red Blind Quarter）和“沃泽”（Wozzer，从阿拉伯语街道名Wasaa而来），那里是开罗的红灯区，也是普通士兵频频造访的地方。

“红盲区”的酒吧及妓院里人满为患，来此的士兵都想从枯燥的营地生活与沙漠操练中偷得半刻安逸。这种环境下潜伏着诸多不安因素：他们厌倦了战争，受够了廉价酒吧里出售给他们的“卑鄙假酒”，抱怨妓女传染给他们性病（当时仍无药可医），这些英军士兵威胁到了开罗的长治久安。[29]

澳新部队于1915年在开罗中心引起过至少两起骚乱。酩酊大醉的士兵曾两度袭击“红盲区”，一次发生在1915年4月，即他们启程赶赴加里波利的前夕，另一次是同年7月。骚乱的起因众说纷纭：士兵控诉妓女抢劫，或因染上性病而打击报复，抑或是因一位毛利士兵受到了种族歧视。每次的骚乱士兵都破坏了女人所营造的情致，她们的内衣裤与家具被一并扔出窗外，散落在街道上。衣橱与珠宝箱等尺寸太大的，他们便扛上5层的大楼，将这些东西从屋顶上扔下。看热闹的群众又把家具堆起来点燃，火势迅速蔓延至狭窄巷道边的大楼。[30]

1915年4月，英国当局派出骑警治乱，烂醉如泥、愤懑不平的暴乱士兵拒不服从命令。一位目击者描述：“他们往警察身上扔各种东西，水壶、家具，五花八门。”警察鸣枪警告无果后朝人群开了枪。“四五人倒下了，但其他人仍继续与警察对峙（他们离警察只有5码远），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5辆消防用车被派去救火。他们打开水管朝叛乱士兵喷水，暴徒于是捣毁了消防栓，破坏了平板车。最终，英籍士兵被派去控制局势。一位目击者回忆道：“后排站着，第二排蹲下，前排躺倒。指挥官警告街上的人群，称若他们还不肯散去，他就只好开枪了。人群立马散开。在你手无寸铁的时候遇到这三排人，你不会不害怕的。”骚乱从晚上8点爆发，造成5名澳新士兵受伤，50人被捕。英方报告中未提及埃及人在4月骚乱中的伤亡情况，只知有几处房屋被烧毁。但7月骚乱中被焚毁的房屋更多。[31]

对于开罗居民而言，这些危险的治安骚乱令他们更加仇视英军，以及将他们带到埃及的英国当局。埃及资深政客艾哈迈德·沙菲克对发生在“红盲区”的骚乱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之情，称澳新士兵纵火焚烧妓院，而其同伴却在一旁袖手旁观，毫不干预，对里面妇女的安危漠不关心。沙菲克断言道：“倘若这种情形发生在和平年代而非战乱时期，民众早就揭竿起义了。这些士兵，尤其是那些来自自治领的，对埃及人民非常粗暴。”[32]

英军进驻埃及并未使局势稳定，相反气氛愈发紧张。然而，英军在此后的几年里仍然驻留在埃及。英国在埃及、加里波利及巴勒斯坦的战役贯穿整个一战，而埃及是其重要的驻地、训练场，以及医疗基地。英法海军在地中海东部水域掌握着主导权，而埃及北部的亚历山大港与塞德港作为英法的海军基地，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14年11月，自奥斯曼帝国正式参加一战后，英法两国封锁了自色雷斯的德德阿加奇港（Dedeağaç，今希腊东北部的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港）至土耳其港口士麦那以南萨摩斯岛的爱琴海沿岸。被人称为东地中海分舰队的协约国联合舰队实力达到顶峰，拥有18艘战列舰、40艘驱逐舰、15艘鱼雷艇、12艘潜艇，以及20艘浅水重炮舰（装备有重型火炮的浅水舰，极不适合远航）。该分舰队的基地穆兹罗斯港位于奥斯曼与希腊有争议的利姆诺斯岛，距达达尼尔海峡仅50英里。[33]

在战争仅限于欧洲之时，奥斯曼帝国在达达尼尔的海防力量薄弱不堪，装备陈旧落伍。8月2日德国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秘密签订盟约后不久，德国船只便开始向该海峡运送人力物力，以加强其防御能力。1914年11月3日，协约国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炸毁了海峡入口处的赛迪尔巴希尔机枪堡，令同盟国在此的防御能力再遭重创。之后，奥德两国重新构筑起防御工事，几百名德军士兵与军事工程师重新在海峡的欧洲与亚洲海岸设计建造炮台，装备强力火炮以威慑敌舰，使其不敢驶入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域。建造于1876年，服役已久的“马苏迪”号（Messoudieh）战舰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之内，其重型炮对准海峡入口，严阵以待。土耳其还密密麻麻地布下数百枚水雷，雷区分布在恰纳卡莱海峡（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的称谓）以南水域，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一黑海入口。陆岬上的强力探照灯能使夜行船只暴露无遗，各军据点还配备了现代的马可尼式无线电系统，方便互相联络。

奥斯曼军在达达尼尔海峡集结其地中海舰队，以保卫他们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免遭协约国攻击。1914年8月转手给奥斯曼帝国舰队的两艘德国战舰—“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被安置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防止协约国由北面进攻伊斯坦布尔的同时，也负责袭击俄国港口，破坏其黑海航运。土耳其于11月参战时，其在博斯普鲁斯与达达尼尔两座海峡的力量已今非昔比。然而，德国与奥斯曼政府都清楚，他们对这些海峡的防守并非滴水不漏。1914年12月，负责监督防御工事的德国上将报告称，他仍认为一支强大的协约国舰队仅需牺牲四五艘战舰，便可冲破达达尼尔海峡的防线。[34]

奥斯曼步兵是守护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道防线。德国和奥斯曼帝国均认为，协约国若想占领伊斯坦布尔，必须出动地面部队—仅凭其海上力量无法达成目标。为守住首都及其腹地，帝国在色雷斯以及海峡区域集结了绝大部分兵力以防止协约国登陆，其规模接近25万人，其中包括久经沙场的奥斯曼第一军团（16万人）和第二军团（8万人），占1914年11月动员参军人数的一半。[35]

土耳其海军如此密集地布防海峡地区，导致奥斯曼帝国濒临爱琴海与黑海的城镇防守空虚。协约国趁机袭扰了那两片海域上的经济活动与交通。1914年11月17日，俄国战舰炮击黑海特拉布宗港。据目睹炮击事件的美国领事称，袭击引起了一片恐慌，造成“人员与财物的重大损失”。1914年11月至1915年3月之间，俄军6次袭击特拉布宗，击沉船只，破坏城市，当地居民纷纷逃往周围的乡村避难。俄军还炮轰了土耳其宗古尔达克煤矿区，破坏了对土耳其与德国舰船至关重要的燃料供应。另一边的爱琴海上，一些商船因航运封锁被困伊兹密尔港，也遭遇英法两军的炮击。奥斯曼军对此采取了报复行动，缴获3艘英国船只作为战利品，并在港口将其击沉，以阻碍协约国战船入港。这也使其他6艘分别来自美国、希腊、保加利亚、荷兰与德国的船只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困港内。[36]

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接壤的奇里乞亚地区，奥斯曼军担心所修建的铁路会遭袭击。由于所有海上交通都被迫中止，铁路便扮演了重要角色，负责将部队、物资及补给从大后方运至高加索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叙利亚等前线。毗邻阿达纳，与巴格达铁路相通的梅尔辛港在战争伊始时并无海防力量。1914年11月末，据称约有1.6万名协约国士兵与大批弹药通过梅尔辛—阿达纳段铁路。奥斯曼军无力威慑协约国船只，只得眼睁睁看着法国舰船毫发无损地驶入梅尔辛港，肆无忌惮地扣押或击沉他们的船只。[37]

位于梅尔辛港正东方向的亚历山大勒塔湾，是另一处铁路与海上交通的交会点。巴格达铁路在当时已修至地中海沿岸，但1914年时托鲁斯山脉的隧道仍未打通，而且阿曼山脉附近的工程也未竣工，该段铁路因此未能与阿达纳或阿勒颇连通。这意味着火车行至障碍路段时，必须卸下乘客与货物，令其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绕行至隧道的另一端，才能够继续搭乘火车前行。尽管有诸多不便，但亚历山大勒塔港仍是重要的中转站，为数万名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安纳托利亚地区之间来回奔波的土耳其士兵提供服务。

1914年12月，英国“多利斯”号轻型巡洋舰闯入亚历山大勒塔湾，从海上炮击了巴格达铁路。12月20日周日晨，“多利斯”号朝德尔特约尔村附近开炮。当时的美国驻亚历山大勒塔港代理领事H. E. 比绍普称：“船一边沿着亚历山大勒塔港沿岸徐徐前行，一边轮番轰炸铁路。”中午后不久，该战舰挂着白旗驶入亚历山大勒塔港示意停火，并向城中官员送去最后通牒。英军指挥官解释称，铁路把奥斯曼士兵运至前线，从而对英军（尤其在美索不达米亚）造成了威胁。因此，他要求奥斯曼当局上缴所有铁路设备及战略物资，由登陆的英军负责销毁。若当局拒不执行，则“多利斯”号将用其重炮对沿岸所有的办公、铁路及港口设施进行轰击。英军已遵照1907年的《海牙公约》，在袭击非军事港口之前先向其发出了合理警告，因此英军对此行动无需承担后果，而任何因行动产生的平民伤亡将由奥斯曼当局负责。[38]

三头执政同盟之一的杰马勒帕夏刚刚就任叙利亚总指挥。他接到亚历山大勒塔港地区总督提交的英国最后通牒后，冲动之下选择还击。杰马勒帕夏断然拒绝向“多利斯”号舰长交出铁道机车车辆或战备物资。作为参战国，他承认英国海军有权轰炸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大楼。然而他威胁称，若英军这么做，他将即刻下令摧毁英国在叙利亚同等数量的财产与机构。更火上浇油的是，杰马勒还告知英军指挥官称，他自战争开始至今已拘押了数十名英国子民，并扬言，“多利斯”号的敌对行动每导致一名奥斯曼帝国公民死亡，他便会击毙一名英国人。

杰马勒这种挑衅的回应，使亚历山大勒塔港事件升级成全面危机，最终美国出面斡旋，才使危机得以化解。美国当时仍是一战的中立国（直到1917年4月），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甚笃。同时，美国也同意在帝国境内代表协约国的利益。双方似乎都愿意美国出面调解，帮他们摆脱这种以牙还牙的紧张局面。

美国代理领事比绍普与驻亚历山大勒塔港的土耳其及德国官员共同确定了24小时宽限期，以便谈判达成决议。由于杰马勒帕夏拒绝将平民撤离，当地官员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免遭炮击。而对于英军指挥官而言，他非常希望能避免奥斯曼当局对英国子民的报复性杀戮。比绍普向“多利斯”号舰长报告称，“港内并无部队，且据……当地官员称，一切军需品已被运往内陆”（比绍普称他之后发现“港内当时确有其他军需品”）。他向英军提议，可争取奥斯曼帝国同意英军摧毁其在港内的两辆机车，并诡称那是“港内唯一的战略物资”，如此一来，“多利斯”号也能完成扰乱帝国军事交通的任务。

比绍普后来报告称：“经舰船官员、亚历山大勒塔港总督与本人的商讨，最终决定把两辆机车开往空地，并在舰船代表与本人眼前炸毁。”“多利斯”号为此准备了烈性炸药，而4名官员—一位奥斯曼上尉、港口负责人、一名“多利斯”号上的准尉以及美国代理领事—于晚上9点半出发，共同见证了两辆无人机车被毁的过程。爆炸过程“幸好无人受伤”，随后两辆机车经勘察已被“充分摧毁，无法操作”。比绍普在报告的最后稍带讽刺地写道：“10点45分时，我们再次抵达铁路码头，英军登陆指挥官向我传达了舰长的感谢，感激我对摧毁过程做了见证。随后英国人登上汽艇离岸而去，事端也就此告终。”

与此相比，英军在派出潜艇击沉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马苏迪”号战舰一事上，更为强硬地表现其海上霸权。在12月一个晴朗无风的周日早晨，英国潜艇避开侦察，顺利穿越4英里雷区，向这艘陈旧的奥斯曼巡洋舰的舰首部位发射了鱼雷。上午11点55分，“马苏迪”号战舰发生了可怕的爆炸，舰体立刻冒起了黑烟。烟雾散去后，“马苏迪”号战舰漫无目的地进行了两轮齐射，向躲在暗处的敌人报复，直到舰体太过倾斜，无法继续射击。随后，这艘奥斯曼战舰在一阵突发的颠簸后倾覆。据一位目击者描述，它在短短7分钟内就沉没了。由于“马苏迪”号战舰停泊的水域较浅且靠近岸边，它最终搁浅在海床上，只有小半部分舰体被海水淹没。十几名水手紧紧抓住舰船上的炮眼与舱面属具，救援船只亦纷纷赶来。工程师们从舰体上钻出逃生舱口，营救行动一直持续到夜晚。据称约有50至100人在此次袭击事件中丧生。[39]

敌军潜艇成功避过密布的雷区，帝国海军骤然丧失了一艘大型战舰，这些都对奥斯曼当局产生了极大震动。身为德国驻达达尼尔海峡指挥官，海军中将约翰尼斯·默腾（Johannes Merten）极不情愿地承认：“这招真是太高了。”然而，击沉“马苏迪”号战舰，与先前炮击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据点一样，都只是协约国在警告奥斯曼帝国，将来在海峡还会有更大的战役。[40]

奥斯曼帝国参战两个月后，其脆弱程度已为协约国及同盟国所洞悉。土耳其人无法同时守住所有的边境，帝国幅员辽阔，那种希望也只是痴人说梦。奥斯曼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失利，从高加索地区、巴士拉、也门、爱琴海到奇里乞亚地区，无不节节败退。俄国攫取了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英国将其埃及自治行省独立出来，把奥斯曼军赶出了波斯湾，还确保了英国在红海、英法两国在地中海区域的海上主导权。每月都有上万名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士兵涌入埃及，且协约国在爱琴海的威势也与日俱增。这些都标志着协约国正在构筑一道铜墙铁壁来对抗奥斯曼帝国。

面对德国的日益施压，奥斯曼帝国决定主动出击。他们需要几场胜利来振奋军心与民心，也需要检验奥斯曼苏丹的圣战号召是否灵验。

[1]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9), 1:34–35.

[2] W. E. D. Allen andPaul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245–247.

[3] Ali Rıza Eti, Bir onbaşının doğu cephesi günlüğü, 1914–1915 [东线下士的日记，1914–1915](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9)；关于他讲述的科普鲁克伊（Köprüköy）之战，见37–42.

[4] 奥斯曼军死伤人数见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72n4. 俄军伤亡人数见M.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战争] (Paris: Etienne Chiron et Berger-levrault, 1926), 381. Enver quoted by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1927), 37.

[5] Philip Graves, The Life of Sir Percy Cox (London: Hutchinson, 1941), 120–126；Daniel Yergin，The Priz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134–149.

[6] 德拉曼接到指令的内容引自 E. G. Keogh, The River in the Desert (Melbourne:Wilke ＆ Co., 1955), 39–40.

[7] 布拉德的判断引自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1:4.

[8] 关于巴士拉改革协会与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的内容，参见 Eliezer Tauber, The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 (London: Frank Cass, 1993). 同时代关于赛义德·塔利布的英语资料, 参见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18.

[9] Basil Sulayman Faydi, ed., Mudhakkirat Sulayman Faydi [苏莱曼·费迪回忆录] (London: dar al-Saqi, 1998), 194–196.

[10] 诺克斯在1914 年10月31日的宣言，见 Wilson. Loyalties Meso- potamia, 1:309；“1914年11月3日，英国承认科威特为受英国保护的独立国,” 见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6–7.

[11] 考克斯在1914年11月5日的宣言，见Wilson的Loyalties Mesopotamia, 1:310–311.

[12] Faydi, Mudhakkirat, 199.

[13] Faydi, Mudhakkirat, 203.

[14]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3), 1:106–153；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3–10.

[15] Edmund Candler, The Long Road to Baghdad (London: Cassell and Co., 1919), 1:111.

[16]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117–27；Ron Wilcox, Battles on the Tigris: The Mesopotamian Campaign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arnsley, UK: Pen ＆ Sword Books, 2006), 2–26；Townshend,When God Made Hell，30–40.

[17] NARA, Basra box 005, letter from John Van Ess dated Busrah, 21 November 1914.

[18] 珀西·考克斯爵士对巴士拉人民的讲话引自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311.

[19]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151–152.

[20] 伤亡人数来自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106–153.

[21] IWM Documents 828, diary of Private W. R. Bird, entry of 14 January 1915.

[22]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66.

[23] IWM, P 158, Documents 10048,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Colonel H. V. Gell, diary entry of 10–11 November 1914.

[24] G. Wyman Bury, Arabia Infelix, or the Turks in Yamen (London: Macmillan, 1915), 16–19.

[25] Harold F. Jacob, Kings of Arabia: The Rise and Set of the Turkish Sovranty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London: Mills ＆ Boon, 1923), 158–161.

[26] W. T. Massey, The Desert Campaigns (London: Constable, 1918), 1–3.

[27] Letter dated Zeitoun Camp, 4 January 1915, in Glyn Harper, ed., Letters from Gallipoli: New Zealand Soldiers Write Home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7–48. See also the memoirs of Trevor Holmden, chap. 3, 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 Wellington, New Zealand, MS-Papers 2223.

[28] Ian Jone,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Time-life Books [Australia], 1987), 25；Fred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19), 38.

[29] C. E. W. Bean是澳大利亚皇家部队的官方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描述了1915年4月2日发生在红盲区的骚乱，日记时间为1915年3月至4月，22–31。这些日记被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保存，内容可在网上查到 www.awm.gov.au/collection/records/ awm38（下文代称为C. E. W. Bean diaries）。

[30]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方面对骚乱始末及其原因的描述，参见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50–51；C.E.W.Bean diaries，March–April 1915，30；Trevor Holmden memoirs，chap. 3，3–5.

[31] 引自 C. E. W. Bean diaries，March–April 1915，25–28.

[32] Ahmad Shafiq, Hawliyat Masr al-siyasiyya [埃及政治年鉴]，Part I (Cairo: Matba`a Shafiq Pasha, 1926), 84. 另见Latifa Muhammad Salim, Masr fi’l-harb al-`alimiyya al-ula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Cairo: Dar al-Shorouk, 2009), 239–243.

[33]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172.

[34] NARA, Istanbul vol. 282, Alfred Grech report from Dardanelles, 31 August 1914;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9),1:32–36; 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6–137.

[35]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47–48；Erickson, Ordered to Die, 75–82.

[36] NARA, Istanbul vol. 292, report of US vice consul, Trebizond, 31 March 1915.

[37] NARA, Istanbul vol. 281, report of US consul, Mersin, 2 November 1914; vol. 282, report of US consul, Mersin, 30 November 1914; vol. 293, report of US consul, Mersin, 5 March 1915.

[38] NARA Istanbul vol. 293包含多份有关Alexandretta Incident的报告、电报和文件，包括reports from US Consul Jackson in Aleppo of 21 December 1914 and 8 January 1915, and from US Consular Agent H. E. Bishop in Alexandretta of 24 December 1914, 26 December 1914, and 12 January 1915.

[39] NARA, Istanbul vol. 281, eyewitness report by C. Van H. Engert on the sinking of the Messoudieh in the Dardanelles, 14 December 1914.

[40] C. Van H. Engert在其1914年12月14日的报告中，引用了海军中将默腾关于奥斯曼军总部就马苏迪号沉没一事，以及协约国达达尼尔海峡策略的看法，参见General Ali Ihsan Sâbis, Birinci Dünya Harbi [第一次世界大战] (Istanbul: Nehir Yayinlari, 1992), 2:261–262.

第五章
发动圣战：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与西奈的战役

一战爆发的前几周，奥斯曼帝国在其辽阔的边境遭遇了一连串失利，但他们的军队仍然完整，而且土耳其人还未打出圣战这张充满变数的牌。事实上，许多德国高层指挥官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对一战最大的贡献不是来自其军队，而是通过他们的军事行动带动法国北非殖民地、英属印度，以及俄国高加索与中亚地区的穆斯林起义。后院起火至少能迫使协约国往亚洲与非洲部署兵力，以维护其穆斯林领土的安定，从而缓解德国在西线，以及德国与奥地利在东线的压力。

自1914年9月中旬以来，同盟国在东西战线的压力与日俱增。9月5日至12日，英法联军在马恩河向德军发起反攻，后者无法继续推进，战事演变成堑壕战。西欧的僵局使得德国已是两线作战。德军原计划在法国速战速决，以抽出兵力援助奥地利，全力对抗俄国。奥地利人在东线需要大量支援。1914年8月至9月，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对抗塞尔维亚，以及在奥匈治下的加里西亚东部地区面对俄军时，均遭惨败。仅加里西亚一役就折损近35万兵力。眼看奥地利已风雨飘摇，德国急忙对奥斯曼帝国施压，敦促这位盟友向俄军发起进攻。[1]

德国人敦促奥斯曼军，在最有助于德国与奥地利战事的地方与英俄两国开战。德国驻土耳其军事顾问团领导，利曼·冯·桑德斯将军提议，派奥斯曼帝国的5个军（约15万兵力）跨过黑海进军敖德萨，以援救在加里西亚的奥地利军，并与其一道两面夹击俄军。柏林方面，则期望奥斯曼帝国派遣一支远征军进攻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英军，切断其海上交通，并煽动埃及人对英军的仇视。德皇及其军队领导希望奥斯曼帝国不遗余力地突袭协约国，进而促使协约国亚非殖民地的穆斯林揭竿起义，积极响应苏丹哈里发的圣战号召。[2]

另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人有自己的目标，即试图利用战争收复埃及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失地。被英国占领的埃及，以及1878年被俄国吞并的“三大行省”（Elviyei Selâse，指卡尔斯、阿尔达汉与巴统），原本都是奥斯曼穆斯林的土地。青年土耳其党人深信他们的士兵会为收复失地而英勇奋战，并希望军队的胜利会鼓舞当地穆斯林起来反抗俄国与英国。[3]

1914年11月中旬，奥斯曼帝国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邀请同僚—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到其家中秘密会面。“我想在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击，把英国人困在埃及，”恩维尔解释道，“这样一来，不仅使大批的印度师不能前往西线，还能防止他们在达达尼尔海峡集结兵力。”之后，恩维尔委托杰马勒在叙利亚纠集军队，率先攻打英军在西奈半岛的据点。杰马勒欣然接受了委托，并承诺周内启程。[4]

11月21日，杰马勒从伊斯坦布尔的海达尔帕夏火车站出发，前往叙利亚。车站里挤满了内阁成员、奥斯曼帝国政界领袖和外交使团。用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尖刻的话来说，他们“都来向这位即将离去的上司热情地道别”。这群爱国人士被战争狂热冲昏了头脑，早早地就赞颂杰马勒为“埃及的救星”。火车即将发动时，杰马勒向这帮支持者承诺，称他“在收复埃及之前”绝不归来。在并不欣赏青年土耳其党的摩根索眼中，“整场演出……有些过于夸张了”。[5]

恩维尔帕夏决定亲自指挥军队攻打俄国。他对德国在黑海北岸发起军事行动的提案毫无兴趣，因为那里远离帝国边境。相反，他一心想收复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三大行省”。恩维尔相信，届时定会有一批高加索穆斯林热情地响应。而且，恩维尔认为土耳其军队已经洞悉了驻高加索地区俄军的实力。奥斯曼军最近在科普鲁克伊力挫俄军，这更助长了恩维尔的抱负。12月6日，恩维尔拜访了利曼·冯·桑德斯，并宣布他当晚即将乘船赶赴黑海特拉布宗港，指挥帝国军队向高加索边境发起进攻。据利曼回想：“恩维尔手拿地图，向我概略描述了他计划让第三军团采取的军事行动。他企图让第十一军在公路干线上正面牵制俄军，再让第九与第十军向左奔袭，翻越几座山后，在萨勒卡默什附近从侧面及后方偷袭俄军。随后，第三军团将收复卡尔斯。”恩维尔的这个作战计划非常冒险。山区地形复杂道路稀少，不仅耽误行军，补给与交通线也会受影响。当利曼向恩维尔提出以上忧虑时，恩维尔坚称他已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且已侦查了所有道路”。[6]

即将结束会面时，恩维尔提及柏林方面翘首期盼的奥斯曼圣战。据利曼回忆，恩维尔“提到了一些不切实际，但又值得注意的想法。他告诉我说他考虑取道阿富汗进入印度。然后他便转移了话题”。这位德国将军认为恩维尔的赢面并不大，但他也不准备泼冷水。

青年土耳其党的三头执政同盟中，已有两位启程赶赴前线，亲自指挥奥斯曼军对协约国的首次陆地战役。倘若把力量集中在一场战役上，或许他们还有胜利的可能。奥斯曼军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两面出击，匆匆挑战两个军事大国，注定其两场战役均将惨败。

恩维尔帕夏从伊斯坦布尔跨越黑海，于12月8日驶抵特拉布宗。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位他最亲近的德国顾问—保罗·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上校与奥托·冯·费尔德曼少校。恩维尔经由陆路抵达在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第三军团总指挥部。许多奥斯曼高层军官都抱怨，他们的战争大臣受德国人的影响太大，事实也确实如此。究其根源，恩维尔这次提出击败俄国高加索军的大胆计划，是与他的德国顾问有关。

1914年8月末，德军在普鲁士东部的坦能堡成功包抄俄军。当时，德军正面牵制住俄军，同时派出步兵与炮兵通过公路和铁路绕到俄军左翼，切断其补给与交通线，并将其包围。当俄军意识到身陷险境时，为时已晚。最终，德军歼灭俄第二军，致其3万人死伤，俘获9.2万人，这是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佳战绩。恩维尔希望能套用德国的战术，让奥斯曼军在对抗俄驻高加索部队时也能获得同样的胜利。[7]

恩维尔向来无所畏惧，他的职业生涯充满冒险：1908年他历史性地领导革命运动，1911年策划在利比亚由奥斯曼军主导的圣战，1913年策动袭击“高门”事件并用枪逼迫时任首相辞职，还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被誉为“埃迪尔内的解放者”。恩维尔雷厉风行，对自己的判断与能力毫不怀疑。他坚信自己能率领军队取得对俄作战胜利，给奥斯曼军带来一战中最丰厚的战果。土耳其人还无法收复1878年被俄国吞并的领土，但至少能遏制俄进一步侵略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尤其是海峡与伊斯坦布尔。正如恩维尔对利曼·冯·桑德斯所说的，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激发中亚地区的伊斯兰热情，进而打通由阿富汗去往印度的通道。

奥斯曼军前线指挥官对此有所顾虑：德军在坦能堡与俄军作战时正值炎夏，与当下高加索山区的冬季状况截然不同，因此套用德军那时的作战计划恐不切实际。而且，当时德军基地装备充足，战场又与基地非常近，他们利用公路与铁路运输大批兵员，就能在坦能堡将俄军包围。而安纳托利亚东部峰峦叠嶂，公路稀少且路况不佳，车辆在冬季更是无法通行。山区海拔逾3000米，冬季积雪深度达1.5米，温度可降至零下20度，只有经过特殊训练、配备特殊装备的士兵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存活，更不用说投入战斗了。然而，即使是最忧心忡忡的奥斯曼军官都相信，也许恩维尔的运气能够排除一切困难取得胜利。[8]

1914年夏，恩维尔把驻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加索地区的奥斯曼军整编为第三军团，总部设在埃尔祖鲁姆。9月，第十一军从原先的驻地凡城调往埃尔祖鲁姆与第九军会合；10月，第十军秘密离开埃尔津詹，自此第三军团进入战备状态。到1914年12月恩维尔抵达埃尔祖鲁姆时，第三军团总规模已达1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库尔德人的非常规骑兵队与其他辅助军队。这意味着土耳其能在正面战场投入10万兵力，余部尚可镇守埃尔祖鲁姆，以及从凡湖至黑海共约300英里的高加索边境。[9]

奥斯曼第三军团指挥官哈桑·伊泽特帕夏仔细研究了恩维尔的作战计划，并给予了有力支持。但他认为他的部队需要合适的装备，包括御寒衣物和充足的食物弹药，以便应对冬季的作战环境。如此周到的后勤考虑，在恩维尔看来却不过是谨小慎微，借故拖延罢了。因此，他选择信任另一位名叫哈菲兹·哈奇贝伊的提议。此人雄心勃勃，秘密给恩维尔写信，称已对道路进行了侦察，认为冬季步兵加山炮（能用骡子运输的轻型炮）能够通行。他在信中写道：“这里的指挥官不支持您（冬季作战）的方案，是因为他们缺乏耐力与勇气。如果我的部队做好了休整，我愿意担此重任。”[10]

哈桑·伊泽特帕夏根本不相信军队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能顺利作战。所以当恩维尔抵达前线准备实施其作战计划时，他便辞去了第三军团指挥官的职务。伊泽特帕夏对周围地区非常熟悉，他的请辞对驻高加索的奥斯曼军来说是个损失。然而，恩维尔对这位将军已失去信心，遂于12月19日接受了辞呈，亲自指挥第三军团。他还晋升了那位雄心勃勃的哈菲兹·哈奇贝伊，命其统领第十军。由此，军队的实权落在了一些缺乏实战经验，且对当地凶险地形不甚了解的军官手中。在这种背景下，恩维尔于12月22日下令摧毁俄军在萨勒卡默什的铁路枢纽。

恩维尔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掀起了战争，当地亚美尼亚人发现自己身处前线。他们分化为两派，一派亲俄，一派忠于奥斯曼帝国。1878年，身居卡尔斯、阿尔达汉与巴统三个行省的大批亚美尼亚人转由俄国管制。虽然沙皇政府并不比土耳其政府更能满足亚美尼亚分裂主义者的诉求，但圣彼得堡打出基督教这张牌（尽管俄国与亚美尼亚东正教之间有深刻的教义分歧），使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土耳其人反目成仇。

俄国与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奉行的宗教政策针锋相对。沙皇政府企图煽动基督徒起义对抗土耳其人，而奥斯曼帝国则致力于团结穆斯林，进而令高加索穆斯林发起圣战以抗击俄国。位于俄国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在开战之前就与沙皇政府紧密合作，它们招募了4个志愿团协助俄国侵犯土耳其领土。俄国领事官员认为，且所获情报也显示，这些亚美尼亚志愿部队能策反奥斯曼基督徒，令其转而协助俄国的侵略行动。因此，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于1914年9月签署命令，在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之前将俄国军火走私给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虽然多数亚美尼亚人不敢与俄国人勾结，担心那样做会使奥斯曼政府对当地的亚美尼亚平民不利[11]，但仍有一批有影响力的亚美尼亚人跨过边境，加入了俄国的阵营。

1914年夏季的那几个月里，奥斯曼政府时刻监视着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7月至8月之间，奥斯曼政府正大力动员民众参军，当时位于凡城、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的亚美尼亚人都应征入伍，老百姓对帝国政府总体来说忠心不改。然而到1914年8月至10月时，俄国方面称有5万余名士兵逃离奥斯曼军，跨过边境投奔俄国，其中大多数都是亚美尼亚人。[12]

面对日益严重的亚美尼亚人倒戈问题，青年土耳其党人于10月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会议，提出与达什纳克及红查克组织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党派结盟。为使俄国与土耳其治下的亚美尼亚团体与其联合抗俄，奥斯曼帝国承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设立一个涵盖数个行省的亚美尼亚自治区，任何从俄治亚美尼亚获得的领土也将一并划入该自治行省中。然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拒绝了这项提议，辩称鉴于亚美尼亚人分居于俄土边境两边，他们应忠于各自的政府。但这个合理的回应却只让奥斯曼政府更加怀疑亚美尼亚人的忠诚。[13]

一战爆发后，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人的关系急转直下。在科普鲁克伊之战中服役于医疗队的阿里·利扎·埃提下士，在前线与亚美尼亚人频繁接触，对他们的反感与日俱增。邻近11月末，俄方亚美尼亚志愿军被部署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那里他们遭遇了来自凡城的奥斯曼军。凡城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阿拉斯河畔的重要聚居地之一，俄国如此安排，显然是蓄意要煽动亚美尼亚人逃离奥斯曼军。许多士兵确实倒戈：据埃提下士称，亚美尼亚人成群结队地投靠俄军，每次总有四五十人。埃提表示：“他们肯定会向敌人泄露我军的位置。”[14]

11月，埃提所在的部队行军至一片废弃的村庄。原先住在村子里的亚美尼亚人都已投奔俄国人，而当地的穆斯林不是出逃就是被侵略者所杀。埃提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当地亚美尼亚人一旦决定与俄军为伍，就残忍地蹂躏这些可怜的村民。” 在他的描述中，被亵渎的清真寺里满是动物的尸体，残破的《古兰经》被风吹到了空无一人的街上。他的愤怒从字里行间一览无遗。[15]

随着亚美尼亚人倒戈消息的传开，土耳其士兵对身边的亚美尼亚同伴越来越暴力。埃提轻描淡写地提到，一名土耳其士兵如何“开枪”打死一名亚美尼亚同袍。在埃提看来，这都不算个事。“我们把那家伙埋了。”他冷静地写道。当时，射杀战友的行为并不会受到处罚。就这样，大家已不再把亚美尼亚人视为同属奥斯曼的伙伴。[16]

在土耳其军队袭击俄军的前夕，恩维尔帕夏以第三军团指挥官的身份巡视部队。他向奥斯曼士兵严肃地说：“士兵们，我已巡视完毕，发现你们的双脚上没有鞋子，背包里也没有大衣。但是前方的敌人惧怕你们。不久后我们就要发动进攻，进入高加索地区。那里丰富的物产在等着你们去取，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17]

恩维尔对其军队的赢面如此乐观，是因为在高加索前线的一连串事件进展顺利。冬天即将来临，俄国人相信奥斯曼军不会在开春之前发动进攻。他们将驻高加索的多余部队调往其他更吃紧的战线，这样一来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俄军规模便有所减弱。而土耳其人却已在俄军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将第十军转移。这样的兵力调动使奥斯曼军在兵力上占优：土耳其部队约10万人，而俄军仅不到8万人。[18]

俄军偃旗息鼓准备过冬，恩维尔希望此时发动奇袭打敌军一个猝不及防。为保证奇袭之“奇”，奥斯曼军需迅速进入俄国领土。恩维尔命令手下军队丢掉沉重的背包，只携带武器与最低限度的备用弹药启程。为了使军队轻装行军，恩维尔甚至还下令不得带燃料、帐篷或被褥，食物也只能带配额的一半。他寄希望于军队在奔赴萨勒卡默什的途中能占领一些俄国村庄，并在那里解决膳宿问题。恩维尔的“真言”（Mantra）就是“我们的补给地就在前方”。

大部分俄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沿着他们11月战斗中占领区域的突出部分布。他们在萨勒卡默什的补给中心基本毫无防备，只有一小撮边境卫兵、民兵与铁道工人看守着他们唯一的供给与交通线，也是他们从山谷撤回卡尔斯省的唯一路线。

这对恩维尔来说求之不得：派大批兵力绕至俄军右翼，切断铁路线的同时，占领萨勒卡默什，进而包围俄高加索部队。唯一的退路一旦被切断，俄军别无选择只得投降。只要占领萨勒卡默什并歼灭俄高加索部队，奥斯曼军便能不费吹灰之力收复卡尔斯、阿达尔汗与巴统这三个于1878年被俄国侵占的行省。如此伟大的胜利将激励中亚、阿富汗与印度等地的穆斯林。只要征服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便能给奥斯曼帝国，以及恩维尔帕夏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土耳其党总司令带去无限的可能。

在12月19日的作战计划里，恩维尔给第三军团的三个军（每个军团约有3万到3.5万名士兵）分别委派了任务。第九与第十军奉命分别绕至萨勒卡默什的西面与北面，而第十一军的任务是在南线牵制住俄军，为其提供掩护。第九军绕内圈从西面进入萨勒卡默什，而第十军则绕外圈，一个师（约1万人）朝阿达尔汉北面进发，另两个师负责切断俄军铁路线，并从北面进入萨勒卡默什。行动计划于12月22日开始实施。[19]

在过了一段冬季难得的晴好日子之后，雪花在12月19日至20日晚姗姗来到。12月22日，一场暴风雪袭来，奥斯曼第三军团就在此时动身。他们只带了扁面包作为食物，身穿轻薄的军服，没有外套御寒，所穿的鞋也不适合走如此艰苦的山路。就这样，这些奥斯曼士兵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启程，去完成恩维尔派给他们的只有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奥斯曼第十一军在阿拉斯河南岸向俄军发起了攻击，以分散俄军对萨勒卡默什西面的注意力。同时，奥斯曼第九与第十军按计划从侧翼包抄俄军据点。阿里·利扎·埃提下士从医疗队的帐篷外观察战事，只见俄军展开还击，土耳其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退。随着奥斯曼军节节败退，埃提开始担心步步紧逼的俄军会俘虏他所在的医疗队。

从伤员口中，埃提听到许多如何从俄国人手中死里逃生的故事。有一个土耳其村庄被俄军占领，60名奥斯曼士兵躲进了一个干草棚，结果被卡扎克团（Kazak）的3名俄国穆斯林士兵发现。他们让这些奥斯曼士兵脱下裤子证明确实行过穆斯林的割礼，才留他们继续躲在原地。“哥们儿，别出声，在这等着，”卡扎克团的士兵解释道，“我们就快走了。”穆斯林士兵之间跨越战线的兄弟之情令埃提感慨万分。[20]

然而，亚美尼亚人与俄军之间的基督徒情谊却让埃提下士无比愤慨。战斗的第一天，他看见两名奥斯曼亚美尼亚士兵逃往俄军阵地，第三名在逃离过程中被打死。土耳其士兵不仅抱怨亚美尼亚人倒戈，还责怪他们为俄军提供关于奥斯曼军阵地位置与人数的情报。埃提愤愤不平地回忆道：“想当然，俄国人每天都从逃跑的亚美尼亚士兵那获得情报。我在想亚美尼亚人战后会是什么下场。”[21]

奥斯曼军中的亚美尼亚士兵处境极其艰难。他们在俄方亚美尼亚人的积极游说下倒戈，深知奥斯曼士兵对他们的不信任已升级成谋杀，待在奥斯曼军中时间越长就意味着越危险。据埃提称，每个师每天都有3到5个亚美尼亚人被“意外”打死，他思索着：“要这样下去，一星期内营里就没有亚美尼亚人了。”[22]

第十一军遭遇了俄军的顽强抵抗。战线太长，土耳其人最多只能在某个点发动有限进攻。战斗的前几日里，他们不仅未能让俄军撤到阿拉斯河北岸，还被迫退回了他们在科普鲁克伊的总部。尽管第十一军折损了兵力，却成功吸引俄军火力，为第九与第十军实施包抄计划创造了条件。战役初始，这两支奥斯曼军队一举获得了重要胜利。

奥斯曼第十军在哈菲兹·哈奇贝伊的指挥下，向北奔袭俄军右翼。他们越过俄军突出部后继续向北穿越边境，进而包围了防守空虚的奥尔图。奔袭过程中，奥斯曼军成功使一名措手不及的俄国上校与他的750名士兵投降。但一起自摆乌龙给他们造成了损失。奥尔图城外浓雾弥漫，一个土耳其团把另一个团误认为是俄卫戍部队，结果与自己的军队交战了4小时，造成1000名奥斯曼士兵伤亡。尽管如此，到当天日落时，奥斯曼军已顺利驱赶了奥尔图城内的俄军，至少在那里找到了恩维尔帕夏承诺的食物与栖身之所，于是他们开始劫掠这座已被征服的城镇。[23]

然而，刚愎自用的哈菲兹·哈奇在奥尔图大获全胜后，倾其兵力对撤逃的俄军穷追猛打，并未按原计划向东与恩维尔帕夏以及第九军会合，集中攻打萨勒卡默什。由于山区交通不便，这样随意更改计划令奥斯曼军的整个军事行动危在旦夕。

恩维尔帕夏随同第九军赶赴萨勒卡默什，一路上情况变幻莫测。暴风雪在短短3天时间内便覆盖了46英里路。坚定的奥斯曼士兵行走在白雪皑皑的崎岖山路上，严寒对他们影响极大：他们没有帐篷，只能在野外打地铺，零下的气温只能从灌木丛中伐木生火。但火堆根本无法抵挡住严寒，天亮时经常发现士兵们围躺在熄灭的火堆旁，早已没了呼吸，他们的尸体被冰雪冻得发黑。第九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士兵就这样死在了去往萨勒卡默什的路上。

然而，恩维尔命令士兵继续向萨勒卡默什城郊进发。12月24日，他们抵达并做了休整，为总攻做准备。土耳其人从俄国战俘口中逼问出萨勒卡默什城几乎是座空城，只有一些非战斗部队，且无大炮。如此重要的战略城镇防守竟这般薄弱，恩维尔更加坚信，他那饥寒交迫的部队离最后的胜利只有咫尺之遥。[24]

12月26日，俄军抓获了一名奥斯曼军官，搜出了恩维尔作战计划的副本，他们这才得知土耳其的整个作战计划。他们现在知道奥斯曼第十军已被编入第三军团，因此奥斯曼军在兵力上占了相当的优势。他们也得知奥尔图已陷落，奥斯曼军队不仅推进到了阿达尔汉，还已逼近萨勒卡默什。身居黑海港口城市巴统与阿达尔汉的穆斯林已经掀起抗俄热潮—这种宗教热情正是奥斯曼帝国翘首期盼，而俄国避之不及的。据记载该战役的历史学家描述，俄国将军“惊慌失措……以为萨勒卡默什将沦陷，大部分高加索部队将被切断至卡尔斯的撤退线路”。俄军指挥官匆忙下令全线撤退，试图保全一部分军队，以免全军覆没。[25]

随着土耳其作战计划逐步开展，幸运女神却似乎更青睐俄军。奥斯曼军此次远征虽打了个漂亮的开局，但随后就为恶劣天气与人为失误所累。暴风雪席卷了高加索群山，山路变得几乎无法行军。当时狂风卷着满天雪花，一阵紧似一阵，能见度十分低下。许多士兵与部队走散，队伍人数越来越少。路况恶劣，极度严寒，加之山区地势陡峭，这些都极大影响了奥斯曼军的前进。更糟的是，恩维尔的一员大将—第十军指挥官哈菲兹·哈奇贝伊—已背离原定计划去追赶一小部分俄军，其部队离萨勒卡默什越来越远。

恩维尔急令哈菲兹·哈奇贝伊按原定计划赶来与第九军会合。于是，这位第十军指挥官把攻打阿达尔汉的任务交予一个团，自己率领另两个团按原定作战计划赶去与恩维尔会合，与其合力攻打萨勒卡默什。哈菲兹·哈奇于12月25日启程，他向恩维尔保证第二天一早赶到。当时大雪纷飞，他的部队距萨勒卡默什30英里远，中间还隔着海拔3000米的安拉胡阿克巴群山 （Allahüekber Mountains）。接下来的19个小时无异于一场死亡行军。一位当时的幸存者这样描述士兵的艰苦：“我们攀爬得非常辛苦，精疲力竭，但仍秩序井然。等我们到了平原，迎面袭来一阵暴风雪，什么也看不清，根本无法帮助其他人，更别提开口说话了。整个部队立马乱了套。士兵们四处逃窜，为了寻找避风处就到处袭击烟囱还冒着烟的人家。长官们想尽了办法，但还是无法维持纪律。”山区寒冷至极，一些士兵冻得失去了理智：“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有个士兵就坐在路边的雪堆里。他正抱着雪，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一边还颤抖地叫嚷着。我想帮他重新上路，但他一直吼着，还不断把雪堆起来，就像没见着我似的。这可怜的人已经疯了。就这样，我们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损失了1万人。”[26]

12月25日，恩维尔帕夏召开会议，与土耳其军官以及德国顾问一起评估当下局势。俄军仍然认为大势已去，开始从阿拉斯河前线撤回萨勒卡默什，并向其铁路沿线派出部队掩护撤退。尽管当时俄军的调度一片混乱，但全线后退意味着有大批俄国部队正从北面与南面赶往萨勒卡默什。如若奥斯曼军不立即行动，他们便会错过攻城的最佳时机。

会议中，恩维尔及其德国顾问诘问了第九军指挥官伊赫桑帕夏与参谋长谢瑞夫·伊尔登。他们想知道，奥斯曼此次远征是否还有能力占领萨勒卡默什。伊赫桑帕夏向长官们汇报了第三军团的真实情况：他们已与哈菲兹·哈克率领的第十军完全失去联络，而后者正在翻越安拉胡阿克巴群山，不知何时能赶到。当下只有第九军一个师的兵力在距萨勒卡默什不远处待命。“我不知道这场战役需要多少兵力，”伊赫桑帕夏说，“如果仅需一个师的话，那么第29师随时听候您的调遣。”[27]

听完土耳其军官的这番汇报，恩维尔转向德国顾问征求意见。这些顾问与恩维尔一道起草了最初的作战计划，以致恩维尔雄心勃勃地企图重现德军在坦能堡所取得的胜利。他们建议恩维尔先按兵不动，等候哈菲兹·哈奇率兵前来。但恩维尔已急不可耐，他知道耽搁越久，增援的俄军就越多。况且，只要攻下萨勒卡默什，士兵们的膳宿问题就都迎刃而解。在野外每多逗留一晚，就会多几百名士兵被冻死。在恩维尔的部下看来，是因为哈菲兹·哈奇与他无形中形成了竞争，他才急于攻城。恩维尔戎马一生，他非常看重这次胜利带来的荣誉，生怕那位第十军指挥官会抢先攻下萨勒卡默什。

最终，恩维尔帕夏驳回了所有顾问的意见，命令部队于12月26日，即第二天早晨开始攻城。这一决定引发了致命的后果，成为奥斯曼帝国这场战役的转折点。自那以后，奥斯曼军再无充足的兵力去战胜俄军，甚至难以抵挡对方的还击。

坚韧不拔的奥斯曼士兵助恩维尔实施了他那不切实际的作战计划—但这一切只是昙花一现。哈菲兹·哈奇及其部队在翻越了巍峨的安拉胡阿克巴群山后，成功抵达卡尔斯与萨勒卡默什之间的铁路线，并一举切断了俄军这条交通要道。然而，由于兵力不足，他们无法抵御从卡尔斯赶到的俄增援部队。奥斯曼军攻下阿达尔汉之后，也因兵力不济，一周之后便守城失败。曾一度取得胜利的第十军被敌军重重围困，原先的5000名士兵最终只有1200名生还，被迫投降。奥斯曼军一度成功突入萨勒卡默什城内，但他们为这短暂的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2月26日，第九军向驻萨勒卡默什的俄军发起首轮攻击，却遭到奋力还击，损失惨重，未能得手。当晚，哈菲兹·哈奇帕夏带着筋疲力尽的残部终于抵达萨勒卡默什附近的奥斯曼军据点。第九军元气大伤，第十军在经历急行军后状态极其糟糕，恩维尔只得暂停攻城36小时，以休整军队。[28]

萨勒卡默什的生死之战于12月29日打响。那时，奥斯曼军已因严寒大幅减员，第九与第十军总人数从原先的5万余人锐减至不足1.8万人，且这些幸存者几乎已无战斗力。另一边，俄军在萨勒卡默什的防御力量已超1.3万人，枪械大炮亦比土耳其部队多，状态渐入佳境。整个白天，俄国人用这些重型武器成功击退了背水一战的土耳其人。

12月29日晚，恩维尔决定为攻城做最后一搏。这次，他的部队冲进城内，与俄国守军在黑暗中拼起了白刃战。大部分土耳其士兵不是被杀就是被捕，但仍有一支几百人的小分队成功占领俄军位于城中心的营地。就那一晚，恩维尔的一小部分军队宣布占领了萨勒卡默什。待到天亮，俄军包围了营地，迫使土耳其士兵投降，整个袭击行动令奥斯曼军损失整整一个师的兵力。

俄军不久便意识到奥斯曼军是如此不堪一击，于是重新镇定下来发起反击。此刻，面临被围歼的已不是俄高加索部队，而是奥斯曼第三军团。

1915年1月的前几周里，俄军接连击败奥斯曼军，尽数收复了在战役伊始丢失的阵地。在此过程中，奥斯曼第三军团被各个击破。1月4日，被俄军包围的第九军不得不投降。据该军团参谋长谢瑞夫·伊尔登的记载，他们向俄军投降时，第九军总部里仅剩106名军官与80名士兵。另一边，哈菲兹·哈奇率领的第十军在敌军火力下被迫撤退，但侥幸未被全歼。16天后，3000名幸存者到达土耳其的安全区域。[29]

第九与第十军相继落败后，第十一军便成为俄军反攻的重点。这些土耳其士兵在撤退途中意外获得一支外来骑兵队的救援。他们突然出现在俄军左翼，并将其驱散。这些人是切尔克斯村民，他们听闻奥斯曼苏丹发起圣战，便即刻前来支援奥斯曼军队。埃提下士目睹了切尔克斯人对俄军的袭击，他把这一行动看做一战中穆斯林团结的又一标志。1月中旬，奥斯曼第十一军成功撤至土耳其边境，原先的3.5万人最后仅生还1.5万人。至此，奥斯曼第三军团已被俄军摧毁，最初近10万名士兵被送上前线，可最后只有1.8万人狼狈不堪地回来。[30]

恩维尔帕夏侥幸逃脱了俄军的追捕，灰头土脸地回到伊斯坦布尔。尽管有些官员谴责恩维尔与哈菲兹·哈奇玩忽职守，但二人均未被传讯。事实上，在离开埃尔祖鲁姆赶往首都伊斯坦布尔之前，恩维尔已晋升那位轻率鲁莽的哈菲兹·哈奇上校为少将，授予其“帕夏”的头衔，并命其统领奥斯曼第三军团残部（哈奇帕夏两个月后死于伤寒）。青年土耳其党人不愿面对此次惨败，据利曼·冯·桑德斯称，奥斯曼第三军团全军覆没一事，德国与奥斯曼帝国都被蒙在鼓里。他之后写道：“我们不得提及此事，违者都会遭到逮捕并被严惩。”[31]

萨勒卡默什事件影响到了整个一战的走势。自此，奥斯曼军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再无足够兵力来抵御俄国的侵袭。帝国已危如累卵，这使身居边境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无论俄国穆斯林在萨勒卡默什战役初期对圣战抱有怎样的热情，此次奥斯曼军一败涂地，彻底排除了俄国治下的穆斯林发动叛乱的可能。

奥斯曼帝国在萨勒卡默什的折戟沉沙，促使俄国的协约国盟友决定攻打达达尼尔海峡，占领伊斯坦布尔，以使帝国永久退出战争。[32]

就在萨勒卡默什失利一个月后，杰马勒帕夏率领军队向驻守苏伊士河的英军发动了攻击。埃及无垠的沙漠与高加索地区的漫天风雪形成鲜明对比，但西奈半岛上荒凉的沙漠与萨勒卡默什高耸的山峦一样不利于行军。

自从杰马勒帕夏于1914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央火车站公开表态后，他将率远征军攻打埃及之事便已传开。鉴于远征会遇到诸多困难，因此英国人对杰马勒扬言要“征服”埃及不屑一顾，认为他不过是信口开河。他们不相信杰马勒能在叙利亚顺利召集兵马，对英国治下的埃及构成威胁。即使他成功组建一支成规模的部队，西奈半岛的道路状况亦非常不利，只有几处水源，且几乎寸草不生。大部队要通过这片不毛之地，食物、饮水以及弹药的供应谈何容易。即便奥斯曼军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抵达运河，他们仍然要面对几百米宽、12米深的天堑，以及英军的舰船、装甲列车与5万名英军士兵。英军在埃及的阵地似乎固若金汤。

英国的算盘并没有打错，杰马勒在叙利亚招兵时的确遇到了极大阻力。1914年12月，奥斯曼帝国需要倾其驻安纳托利亚的兵力，以增援高加索边境，并保卫伊斯坦布尔与海峡。杰马勒只能依赖阿拉伯诸省的正规军，以及由当地的贝都因人、德鲁兹人、切尔克斯人和其他移民团体的志愿兵所组成的后备部队。在可支配的5万名战斗兵员中，杰马勒最多只能调遣3万人前往苏伊士运河作战，余部需镇守阿拉伯各个行省。此外，杰马勒还必须留足5000至1万名士兵，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增援。这意味着杰马勒只能派2万至2.5万名奥斯曼士兵去抗击挖壕固守的英军，且后者的规模至少是他们的两倍—那样的作战构想形同自杀。[33]

杰马勒把胜利寄希望于一连串偶发事件。他后来记载道：“我把一切赌注都压在了奇袭英军上。”倘若奇袭成功，他设想英军会撤出部分运河区域，使奥斯曼军能“在河对岸构筑战壕，用1.2万名步兵巩固阵地”。构建桥头堡后，杰马勒计划占领重镇伊斯梅利亚，把运河西岸的奥斯曼军人数增加到2万人。另外，他还相信奥斯曼军若攻下伊斯梅利亚，就能激发埃及境内众多的穆斯林反抗英国统治者—这正是奥斯曼苏丹号召圣战的目的。杰马勒称，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凭借较少的兵力与不那么先进的武器，在极短的时间内解放埃及”。[34]

杰马勒如此草率的计划却得到德国的全力支持，他们仍对奥斯曼帝国发动圣战寄予厚望，此外，切断苏伊士运河的交通对德国来说亦是重中之重。1914年8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至少有376艘运输船只载着163 700名协约国士兵在运河穿行。虽然英国并非完全依靠运河输送兵员—连接苏伊士与开罗及地中海各个港口的铁路也能派上用场—但运河对英军而言仍是重要通道，往来于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的战舰与商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只要运河运转正常，英军便能从中得到极大便利。奥斯曼军对苏伊士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使英军运送兵员的速度下降，抑或逼迫英军从西线调兵增援埃及，从而使德国在西线受益。[35]

12月6日，杰马勒抵达大马士革，随即马不停蹄地筹集人力物力，为穿越西奈半岛这一危险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他的正规军约有3.5万名士兵，多来自阿勒颇、贝鲁特、大马士革、黎巴嫩山自治区，以及耶路撒冷等阿拉伯行省。为了扩充军队，杰马勒向部落首领发出爱国呼吁，希望他们加入到攻打英军、解放埃及的行动中。

德鲁兹埃米尔沙奇布·阿尔斯兰（Shakib Arslan）是1914年奥斯曼帝国议会议员。听闻杰马勒的作战计划，阿尔斯兰随即向伊斯坦布尔申请辞去议员之职，以便他能率领一支德鲁兹志愿军协助奥斯曼军在西奈作战。虽然杰马勒只要求他召集100人参战，但他承诺派出500人。谈话中，杰马勒认为“组织不严的志愿兵在战场上难堪大用”。然而，阿尔斯兰宣称，其德鲁兹志愿部队的表现会出人意料地好，比大马士革兵站里的步兵与骑兵都要出色。他们没有按原定计划接受为期一个月的训练，而是立即搭乘火车奔赴前线。[36]

边防小镇马安（Maan，今位于约旦南部）地处大马士革以南约290英里的沙漠之中。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加的朝觐之路从这里经过，同时它还是汉志铁路上一个重要的兵站。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阿尔斯兰的部队在这里集结，士兵成分杂。他招募了“一队麦地那的志愿兵，还有一队士兵则来自四面八方：罗马尼亚的土耳其人、叙利亚的贝都因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人等”，包括来自大马士革萨拉西叶地区的库尔德骑兵。

汉志行省濒临红海，辖下的麦加与麦地那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尔斯兰宣称，汉志行省的总督与军事指挥官瓦希卜帕夏（Wahib Pasha）从奥斯曼军驻麦加部队中调派了9000士兵，不过有相当一部分应召的士兵最后并没有前来。杰马勒帕夏将麦加这片伊斯兰最神圣的土地交予当地的奥斯曼宗教领袖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命其派一子率领一支分队前来参战。杰马勒希望谢里夫在将宗教权威带给苏伊士远征军的同时，也向帝国表明赤诚。谢里夫侯赛因恭敬地回应了杰马勒的要求，派儿子阿里与瓦希卜帕夏一道从麦加启程。当行至麦地那时，阿里向瓦希卜帕夏保证，待他征召到足够的志愿军便迎头赶上。然而，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之后再未离开过麦地那，杰马勒不无忧戚地记载了此事。[37]

1915年1月，在靠近帝国与埃及边境的贝尔谢巴（今以色列南部），奥斯曼帝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集结完毕。帝国与德国的战略部门在这里为此次远征做了充分的后勤筹备。在贝尔谢巴通往苏伊士运河总部的所在地—伊斯梅利亚的路上，奥斯曼第八军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弗雷尔·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上校（Colonel Friedrich Freiherr Kress von Kressenstein）每隔15公里便建造一处供应站。每个供应站配备医疗设施与食品店，工程师还在供应站里钻井筑堤，以收集冬季的雨水，为军队提供充足的水源。1万余只骆驼从叙利亚与阿拉伯半岛牵来，作为供应站之间的交通工具，还有临时电报线路方便即时通讯。

奥斯曼帝国远征军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25艘驳船运抵苏伊士运河，以供渡河使用。这些平底船长5.5米至7米，宽1.5米，整体用镀锌钢材打造。奥斯曼士兵把它们放在特制的拖车上，轮子下垫上木板以防陷进细沙里，用骆驼与骡子拖着前进。就这样，奥斯曼士兵拖着这些笨重的驳船穿过了大陆，准备以船代桥实施渡河。

英国似乎并不看好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召集的部队。第一个向英军透露杰马勒战备情况的，是一位被帝国逐出耶路撒冷的法国神父。12月30日，英国人在运河区盘问这位神父。他从事考古多年，精通阿拉伯语，对叙利亚大沙漠非常熟悉。他宣称曾看见多达2.5万人聚集在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他们装备齐全，船只、铁丝网及电报设备应有尽有，且都在朝贝尔谢巴方向移动。他还称这些人将大马士革的水源与饼干贮备在西奈半岛的供应站。一开始，英国人认为神父的话如同天方夜谭。但他给出的细节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重视这条情报。[38]

为确认情报的可靠性，英法两国首次在战争中调派飞机前往中东上空侦察。奥斯曼军这次比较走运。西奈半岛中部地质最坚实，最适合行军，同时也远超出空中侦察所能及的距离。这为奥斯曼远征军在发起行动之前提供了极高的隐蔽性。在伊斯梅利亚的英国飞机航程太短，不足以深入西奈半岛的中部，法国在塞得港以及亚喀巴海湾的水上飞机只能巡视西奈半岛的最北部与最南部，那里只有一小部分土耳其部队集结。当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还未派遣飞机支援他们自己的军队，因此制空权由协约国所掌控。

1915年1月14日，奥斯曼军派出先遣部队从贝尔谢巴向运河进发，那时英军对这些士兵的位置与去向毫不知情。奥斯曼军的主力部队取道西奈半岛中部，另有两支部队分头行动，一支经地中海畔的阿里什向运河推进，另一支则穿越荒漠中的卡拉阿特纳克赫勒（Qalaat al-Nakhl）要塞朝运河进发。每名奥斯曼士兵都带了椰枣、饼干与橄榄等轻便的口粮，总重不超过1公斤，携带的水量也有限制。西奈半岛的冬夜太冷，士兵无法入眠，于是便夜间行军，白天休憩。他们花了12天跨过沙漠，途中未损一兵一卒—这多亏了苏伊士运河行动背后缜密的策划。

1月最后的10天里，法国水上飞机在其侦察范围内发现土耳其军队开始大量集结。由于这些飞机飞行高度低，它们返回基地时机翼已被奥斯曼军的地面火力损毁。确认了敌军在西奈半岛周围多处聚集，英国人开始重新评估他们在运河的防御能力。[39]

苏伊士运河的起止点分别为地中海边的塞得港和红海的苏伊士市，全长约100多英里。运河与两个大咸水湖相连，29英里的湖岸泥泞不堪，不适合行军。英国工程师又把运河东岸的10英里低地尽行淹没，因此英军只需防守71英里河岸。他们还企图把运河东北岸绵延约20英里的洼地也淹没，将英军的防线进一步缩小至51英里。英军认为，奥斯曼军最有可能在坎塔拉与伊斯梅利亚河段至提姆萨赫湖以北，以及图孙（Tussum）与塞拉比尤姆河段至大苦湖以北区域发动进攻。因此，英法两国早早地将战舰部署在这些地段的各个要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部队也赶抵埃及，与一支埃及炮兵队一道协助那里的印度军加固防线。[40]

半信半疑的英军选择按兵不动，静等奥斯曼军下一步行动。曾参加亚丁行动的青年通信官H. V. 盖尔，此次被派往邻近坎塔拉的苏伊士运河北部。虽然盖尔迫切地想“看到一点动静”，但他在日记里明确写道，他与他的长官都对奥斯曼军接下来的行动一无所知。根据他的日记记载，1915年1月最后的几天里发生了一些小冲突，还有几场虚惊。1月25日，盖尔乘坐装甲列车巡视运河西岸，此时他接到来自旅部的急令：“速速回营。坎塔拉正遭受来自敌军的真实威胁。”然而，这是一起误警。1月26日，英国阵地遭到土耳其军队的炮击，盖尔被调往距坎塔拉以南几英里的一处哨所。他写道：“据报巴拉（Ballah）附近有3000名敌军。”西奈半岛出现敌军的报告越来越多，这使英军愈发焦虑，他们对奥斯曼军的具体位置、军队规模，以及袭击目标一概不知。事态发展至此，至少杰马勒帕夏蒙蔽英军的目标已部分达成。[41]

为以防万一，英军撤回了苏伊士运河西岸的所有军队。他们在东岸每隔一段距离就拴几条狗，只要有人走进就狺狺狂吠。假若奥斯曼军发动夜袭，飞机便无法用于探明敌军动向，只有看门狗这一传统的方法才奏效。[42]

2月1日，奥斯曼军指挥官下令开始进攻。为了保证奇袭，全军“必须保持绝对安静，不能咳嗽，不准大声下达指令”。士兵得等到从运河东岸渡到西岸后才将子弹上膛，以防止意外走火引起英国守军的警觉。吸烟也是被禁止的，这对惶恐不安的士兵来说比较困难。奥斯曼军士兵手臂上都系着白色腕带，防止被友军炮火误伤。他们之间的暗号即圣战的标识—“圣旗”。

士兵接到的指令是：“在真主的保佑下，我们将在2月2日至3日晚对敌军发起攻击，占领运河。”奥斯曼军派小分队在坎塔拉以北、苏伊士以南地区发动佯攻以分散敌军注意力，其主力部队则将在伊斯梅利亚附近渡河。此外，他们还在提姆萨赫湖畔部署了一组榴弹炮，准备向敌舰开火。“如果走运的话，（重炮）能够在运河口击沉一艘船。”占领苏伊士运河只是此次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击沉船只堵塞运河交通，远比从严阵以待的英军手中夺得运河控制权要实际得多。[43]

进攻前夕，突然狂风大作，卷起的沙尘使人伸手不见五指。一位法国军官后来称：“想睁眼都非常困难。”奥斯曼帝国与德国指挥官命部下借着沙尘暴的掩护，朝伊斯梅利亚以南的运河方向推进，直到风暴散尽，夜空又变得清澈起来。这些意外的气候条件对实施进攻非常有利。[44]

“当晚我们抵达了运河，”曾参加过巴尔干战争的大马士革老兵法赫米·塔尔加曼回忆道，“我们禁烟禁言，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着。”

在沙漠中穿行时，无人发出一点声响。一个德国人走了过来。我们要把两艘铁船降到水里。德国人划其中一艘载满士兵的船去到对岸，一小时后折返，接着又把第二艘船划向了对面。他每次都把整船的士兵送到河对岸，再空船折返，就这样运送了250名士兵去看守工事，以防任何人干涉。[45]

在渡河上花费的时间比奥斯曼指挥官预计的要久，待到天已破晓，他们仍在运河上建造浮桥。然而，河西岸依旧没有丝毫动静，这使奥斯曼军以为他们越过的这段运河根本无人驻守。一群来自利比亚的黎波里，自称是“伊斯兰支持者”的圣战志愿兵最先打破了寂静，开始高喊口号相互鼓励，结果引得远处的狗吠声一片。当第6艘船抵达浮桥时，运河西岸突然爆发了机枪扫射。[46]

法赫米·塔尔加曼回忆道：“子弹横飞，击中水面后激起一阵阵水花，整条运河就像烧开了的水壶一样。有几艘船被击中开始下沉。虽然我们能开枪还击的都开了枪，但大多数人都顾不上回击。那些会游泳的侥幸生还，不会游泳的都跟着船一道沉入了河里。”塔尔加曼与其他一些士兵“以最快的速度拼了命地”逃离机枪扫射之下的运河边。他看见有一批全副武装的船只正在向这边驶来，船上的机枪都指着奥斯曼军阵地。“天上飞机开始轰炸我们，河里的船也一齐向我们开火。”身为电报员的塔尔加曼在运河后面的山丘上找了一个相对隐蔽的地点，支起设备，“通知后面的部队这里当下的情况，而一边运河旁的英军仍在向我们猛烈开炮”。[47]

朝奥斯曼军阵地开火最猛烈的，是埃及第五炮兵连。他们在运河西岸的高地挖壕固守，正好能俯瞰奥斯曼军建造的浮桥。埃及资深政界人物艾哈迈德·沙菲克讲述了艾哈迈德·埃芬迪·希尔米（Ahmad Efendi Hilmi）中尉的故事。他命部队静待土耳其人跨过运河再发动攻击，自己却在之后的交战中丧命。这次保卫运河的行动中，包括希尔米在内共有3名埃及军人牺牲，另有两人负伤。之后，第五炮兵连的英勇事迹受到了埃及苏丹福阿德（Egytian Sultan Fuad）的表彰。但沙菲克很快提醒读者：“埃及军队参与此次埃及保卫战，实际上是英国违反了（1914年11月6日）由英国全权负责战事，无需埃及人民援助的承诺。无论埃及人如何赞扬埃及士兵的英勇，他们还是痛恨英国人把他们拉入了这场对他们而言毫无缘由的战争。”[48]

2月3日的战斗中，英军舰船摧毁了奥斯曼军建造的所有浮桥。那些渡河成功的土耳其士兵不是被捕就是被杀。奥斯曼军无法完成抢占桥头堡的首要目标，便集中兵力试图击沉协约国船只，以阻碍运河交通。重型榴弹炮击中了英国“哈丁”号战舰的两个烟囱，致使它操舵失灵，前排枪炮哑火，无线通讯设备亦出现故障。在沉船的危急时刻，“哈丁”号起锚退至提姆萨赫湖的安全水域，驶出了奥斯曼炮兵的攻击范围。

于是，奥斯曼炮兵把目标转向了法国“鲨鱼”号巡洋舰，并精准地命中。法国人在发现炮口的一缕烟后方才锁定敌军的位置，还击摧毁了榴弹炮。与此同时，英国“历史女神”号被奥斯曼军轻火炮击中数次后，也成功控制住了船体，并将对方摧毁。[49]

刚过中午，奥斯曼军所有的地面袭击均被英军挫败，土耳其炮兵连亦几乎全军覆没。杰马勒帕夏在总部召集土耳其军官及德国顾问共商对策。第八军指挥官梅尔辛利·杰马勒贝伊认为，奥斯曼军已无法继续作战。杰马勒的德国参谋长亦对此表示同意，并提议立刻撤军。只有梅尔辛利·杰马勒贝伊的参谋长冯·克雷森施泰因坚持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然而，杰马勒帕夏当即驳回了他的提议，称应当保存奥斯曼第四军团的实力以保卫叙利亚，并在天黑之际宣布撤军。[50]

英军以为奥斯曼军还将在2月4日发动攻击，却惊讶地发现对方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军巡逻运河东岸时，发现仍有一队滞留的土耳其士兵未接到撤退指令。但当时他们不明敌军虚实，生怕奥斯曼远征军只是在诱敌深入，骗他们落入对方在西奈半岛的埋伏。于是，英军决定放弃追赶落荒而逃的敌军。而土耳其士兵见英军并未追赶上来，便长舒一口气，缓缓撤回了贝尔谢巴。

此次运河战斗中，英奥双方均未遭到重大伤亡。英军死亡162人，另有130人受伤。奥斯曼军的死伤率稍高，据英军宣称，他们掩埋了238具奥斯曼军人的尸体，并俘获716名士兵，还有许多淹死在运河里。杰马勒宣布的奥斯曼军伤亡情况为死亡192人，受伤381人，另有727人失踪。[51]

在高加索地区与苏伊士运河接连受挫后，奥斯曼帝国战争部的指挥官决定收复被英国占领的巴士拉。英印军对伊拉克南部的迅速占领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始料未及，也暴露了奥斯曼帝国在波斯湾地区的防守漏洞百出。当下帝国面临的挑战是收复巴士拉，以尽可能少的兵力将英军逐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将此重任交给其秘密情报机构—“特殊组织”中的一位领导人苏莱曼·阿斯克里（Suleyman Askeri）。

1884年，苏莱曼·阿斯克里出生在普里兹伦（位于今科索沃）。将门之后，毕业于英才辈出的土耳其军事学院，作为军人完美之至，连他的姓氏—阿斯克里—在阿拉伯语的意思都是“军事”。他的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作为一名青年军官，阿斯克里服役于莫纳斯提尔（今马其顿的比托拉小镇），并参加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随后，他于1911年自愿参加了在利比亚对抗意军的游击战，负责恩维尔在德尔纳的部队与班加西土耳其参谋长之间的联络。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加入“特殊组织”，并于1914年晋升为该组织的第二把手，仅次于恩维尔。虽然有些鲁莽冒进，但阿斯克里在各方面仍是恩维尔眼里的最佳指挥官人选。他制定了复杂的作战计划，梦想着为奥斯曼帝国赢得伟大的胜利。[52]

1909年至1911年，阿斯克里负责指挥巴格达宪兵队，留居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奥斯曼帝国参战后，他的这段经历使其成为青年土耳其党关于该地区问题的专家。英印军占领巴士拉与古尔纳之后，阿斯克里急切地想发动反攻，将那些侵略者赶出波斯湾。他盼望在巴士拉取得的胜利能够振奋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穆斯林的士气，既为奥斯曼帝国的圣战计划增添活力，也向英属印度与俄高加索地区施压。恩维尔与同僚—内政大臣塔拉特帕夏—认定阿斯克里能担此重任，遂于1915年1月3日任命他为巴士拉行省总督，兼巴士拉军事指挥官。这位壮志凌云的军官即刻启程赴任。

阿斯克里清楚地意识到，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凭借尽可能少的奥斯曼正规军，组建一支有力的队伍驱散英国人。他的对策是从巴士拉及其周边地区征召大量部落兵。利比亚战争时期，阿斯克里在班加西目睹了部落兵团结在奥斯曼苏丹的圣战旗帜之下，共同抗击欧洲列强的事迹。毫无疑问，此次他试图再造当时的那种气势。他向部落首领发放佣金，以此巩固圣战这一宗教号召的影响力。阿斯克里鲜有空暇训练那些背景复杂的新兵，他直接领着他们上了前线。

1915年1月20日，即阿斯克里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数日后，他便在距古尔纳以北10英里的底格里斯河遭遇英军，身负重伤后被紧急送至巴格达救治。尽管如此，这位满腔热血的土耳其指挥官不愿让自己的伤势影响原计划。他的部下继续在各部落张罗征兵事宜，为奥斯曼军补充新鲜血液。阿斯克里定期与部下会面，共同商讨解放巴士拉的作战计划。他们得知，英军把绝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古尔纳—此乃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与阿拉伯河的交汇处，战略意义重大—其周边地区的洪水仍未退去，步兵基本无法进入。于是，阿斯克里及其部下打算绕开古尔纳，转而攻打英军在巴士拉的总部。

1915年4月，伤势未愈的阿斯克里重返前线，指挥攻打巴士拉。他的混编军中有4000名土耳其正规军与1.5万名阿拉伯部落兵。4月11日，部队行经古尔纳以西的英军阵地时，被英侦察部队发现，后者立即上报位于巴士拉的英军总部。英印军派出4600名步兵与750名骑兵前往巴士拉西部的谢巴（Shaiba，阿拉伯语里称Shuayba）严阵以待，准备在那里一举击退苏莱曼·阿斯克里的部队。

奥斯曼军在谢巴西南部的林地安营扎寨。4月12日黎明时分，攻城行动开始，阿斯克里此时伤势已痊愈，他在林地的总部时刻关注着前线战况。奥斯曼军利用移动火炮向英军阵地发起攻击，机枪手对准英军战壕连番扫射，掩护步兵冲击英军防线。然而待到太阳升起时，交战双方均发现自己被海市蜃楼迷惑双眼，他们的视线因潮湿的空气与刺眼的光线产生扭曲。训练有素的奥斯曼军秩序井然，继续战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部落兵开始逃离战场。[53]

苏莱曼·阿斯克里对贝都因“圣战士”寄予厚望，但这种愿望终将落空。伊拉克各个部落对奥斯曼苏丹并非忠诚，他们并不把苏丹敬为哈里发，也与英国没有过节。许多波斯湾出口处的阿拉伯领导人—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的酋长—早已积极向英国寻求保护，要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因此，贝都因人与苏莱曼·阿斯克里的部队协同作战有相当的投机心理，一旦英军占据上风便随时可能转变立场。交战双方越是僵持不下，这些部落兵就对奥斯曼军越没有信心。

第二天，英军转守为攻。当时他们并无可调遣的空中力量，因此对战场环境不甚了解（谢巴之战是英军未实行空中侦察便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当地的沙尘、高温与海市蜃楼令英军手足无措。他们无法看见撤退的阿拉伯人，而土耳其士兵又在负隅顽抗。就在英军指挥官查尔斯·约翰·梅利斯少将准备下达撤退命令之际，他接到战报，称其部队已成功突破土耳其防线。他在之后写给妻子的信中提到：“当时我焦虑到了极点，战报上说敌我两军均遭重创，不知能否继续向前推进。我已将最后一点兵力全部派上战场了，可形势依旧很不明朗。”[54]

72小时战斗过后，英军已疲惫不堪，再也无力追击撤逃的奥斯曼军了。交战双方均在为期3天的谢巴战役中损失惨重：奥斯曼军据称死伤1000人，英军损失1200人。战后，英军医疗队竭力救治伤员。据一位医务人员回忆称：“或死或伤的土耳其士兵被混在一起，整车整车地送来，那场面简直太可怕了。”[55]

虽然英军并未追赶落败的奥斯曼军，但这些疲于战斗的土耳其人在撤退过程中并未得到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目标是撤至河上游90英里处的卡米希亚（Khamisiya）驻地，途中却经常遭到贝都因部落的袭击。土耳其军官认为，这其中有许多正是逃离谢巴战场的“志愿兵”。对阿斯克里而言，阿拉伯部落的背信弃义更加重了战败的羞辱感。他在卡米希亚召集土耳其部下，怒斥贝都因人的种种行为，并称此次战败与这些人脱不了干系。像当年利比亚战争期间青年土耳其党人与阿拉伯部落并肩作战，共同抗击外来入侵者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未来亦不会有大规模的伊斯兰起义能从被解放的巴士拉扩散至波斯湾地区，更不用说蔓延到印度了。眼看着自己伟大的梦想就这样被无情地粉碎，最终，苏莱曼·阿斯克里选择在卡米希亚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谢巴之战意义重大。此后，奥斯曼军再无收复巴士拉的军事行动，英国在波斯境内阿拉伯河流域的石油利益亦再未受到挑战。除此之外，阿拉伯部落与城镇起事，抗击英印军占领巴士拉行省的可能性在当时亦被化解。德国与土耳其之前所希望的—用一场奥斯曼军的决定性胜利掀起更大规模的圣战以反抗协约国—也同样化为乌有，而英军对此的忧虑一扫而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英军指挥官称谢巴之战是“一战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56]

重大伤亡加上长官自杀，驻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受到极大打击，军队士气降至冰点。苏莱曼·阿斯克里此次行动失败，奥斯曼军不仅未能成功驱赶驻巴士拉的英军，相反却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防守更加空虚，更难抵挡未来的入侵者。印度远征军被这次代价轻微的胜利所鼓舞，他们趁对方溃不成军之际，进一步向伊拉克内部挺进。5月，英印军向底格里斯河的阿马拉与幼发拉底河的纳西里耶方向推进。奥斯曼军被迫匆忙应对，以保巴格达免遭入侵。然而，奥斯曼军在谢巴元气大伤，又因千方百计想重振高加索地区的第三军团而长期兵员不足，使这次保卫巴格达的任务变得尤为艰巨。

1914年12月至1915年4月期间，奥斯曼军在三条战线上的进攻均以失败告终：萨勒卡默什之战令奥斯曼第三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杰马勒帕夏虽首度偷袭苏伊士运河未遂，但成功撤退，保住了第四军团的绝大部分实力；苏莱曼·阿斯克里企图收复巴士拉，最终一败涂地。这些战役说明奥斯曼指挥官的雄心壮志不过是一场春梦，但同时也展示了普通奥斯曼士兵的坚韧不拔，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亦秩序井然。此外，圣战号召的局限性也在这些战役中暴露无遗。奥斯曼军在一处溃败后，当地穆斯林便战战兢兢，不敢与协约国为敌。协约国则认为，只要对奥斯曼军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便能将圣战的威胁永久消除。

协约国此刻对奥斯曼军实力产生了错误的估计，他们沾沾自喜地以为敌军不堪一击。于是，他们准备策划一场大型战役，令土耳其人永远退出一战。他们将目标锁定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以及通往这座古城的海上通道—达达尼尔海峡。事实上，正是奥斯曼军在进攻萨勒卡默什时暴露出的弱点，才让英国军事部门首次考虑对海峡发动进攻。

[1]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 To A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5–357.

[2] Ulrich Trumpener,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36–37；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6–137, 145–155.

[3] 关于收复1878年被侵占的三大行省的具体目标，参见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 191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71；M.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战争] (Paris: Etienne Chiron et Berger-levrault, 1926), 383；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53.

[4]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137–138.

[5] Henry 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rpt. Reading, UK: Taderon Press, 2000), 114.

[6]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37–39.

[7]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1:323–331；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85–86.

[8] 例如参见Ali Ihsan Sâbis，当时在伊斯坦布尔总部任职的他既表达了他的恐惧，也表示相信恩维尔的运气，收于Harp Hatıralarım: Birinci Cihan Harbi [我的战争回忆录：第一次世界大战] (Istanbul: Nehir Yayınları, 1992), 2:247.

[9]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378–379；Erickson, Ordered to Die, 57.

[10] Sâbis, Harp Hatıralarım, 2:238.

[11]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115–117；McMeekin的Russian Origins, 154–156.

[12] McMeekin, Russian Origins，154.

[13] M. Philips Price, War and Revolution in Asiatic Russi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18), 55 and chap. 8；Enver Pasha’s report was quoted from documents in the Turkish military archives by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116.

[14] Ali Rıza Eti, Bir onbaşının doğu cephesi günlüğü, 1914–1915 [东线下士的日记，1914–1915]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9), 60；Erickson, Ordered to Die，46，54. 另见 Köprülü Şerif Ilden, Sarıkamış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1999), 124. 书中他声称三十名亚美尼亚人从凡城叛逃，于11月16至17日越过边界，为俄军提供了有关奥斯曼军在Aras的薄弱环节的详细情报。

[15] Eti, 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51, 60–66.

[16] Eti,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60.

[17] Ilden, Sarıkamış, 146–147.

[18] 各方消息对部队人数的估计各有不同。文中的数字引自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252. Larcher给出了奥斯曼军和俄军在高加索地区的数量，声称奥斯曼第三军团达15万人，其中9万人全副武装，训练有素，适合战斗；俄军约有6万人。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283.

[19] 恩维尔的任务内容引自Ilden, Sarıkamış, 151–152, and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383–384.

[20] Eti, Bir onbaşının... günlüğü, 102–103.

[21] Eti, 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104.

[22] Eti, 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104.

[23] 对奥尔图的进攻发生在12月23日。关于奥斯曼军第31和第32师之间的战斗，参见Fevzi Çakmak, Büyük Harp’te Şark Cephesi Harekâtı [一战的东线战事]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76；有关 2,000 名奥斯曼士兵被自己部队杀死的叙述，参见Ilden, Sarıkamiş, 167–168；另见 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57；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386.

[24] 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58；Çakmak, Büyük Harp, 77.

[25] 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60–268；另见Larcher, La guerre tur- que, 387–388.

[26] Ilden, Sarıkamış, 212–213.

[27] Ilden, Sarıkamış, 177–179.

[28] 有关12月26日战斗的详尽一手资料，参见 Ilden, Sarıkamış, 191–201.

[29] Ilden, Sarıkamış, 231；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78.

[30] Eti, Bir onbaşının... günlüğü, 121–122. 奥斯曼军在萨勒卡默什所估算的77,000 名伤亡人数中，约有6万人阵亡，其余应沦为战俘。Çakmak, Büyük Harp, 113–114；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83–284.

[31] 对恩维尔和哈菲兹·哈奇最激烈的批评，特别参见the memoirs of IX Corps chief of staff Şerif Ilden, Ilden, Sarıkamış, 149, 158–159, 174–175, 208, 216–218, 232；Sâbis, Harp Hatıralarım, 302–317；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40.

[32] Allen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86–287.

[33] Georges Douin, L’attaque du canal de Suez (3 Février 1915) (Paris: librairie delagrave, 1922), 45–46.

[34] Djemal Pasha, Memories, 154.

[35] Douin, L’attaque, 60.

[36] 阿尔斯兰关于自己参加西奈战役的描述，记录在Shakib Arslan, Sira Dhatiyya [自传](Beirut: Dar al-Tali`a, 1969), 141–147.

[37] Djemal Pasha, Memories, 152.

[38] 这位几乎可以确定是多明我会神父Antonin Jaussen，他后来在战争期间作为法国情报官员在Port Said继续工作。Jaussen在Hijaz做考古调查，并撰写了一部约旦南部贝都因人的民族志研究。Douin, L’attaque，77–79. 关于Jaussen，参见Henry laurens,“Jaussen et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français (1915–1919),” in Antonin Jaussen: Sciences sociales occidentales et patrimoine arabe, ed. Géraldine Chatelard and Mohammed Tarawneh (Amman: CERMOC, 1999), 23–35.

[39] Douin, L’attaque, 79–80; George McMunn 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29.

[40]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5.

[41] IWM, P 158,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Colonel H. V. Gell, Documents 10048, diary entries of 24 to 28 January 1915.

[42] NARA, Istanbul vol. 293,“The Egyptian Campaign of the Turkish Army,” 美国驻耶路撒冷副领事S. Edelman的报告，1915年3月20日。

[43] IWM, RN, P 389, papers of Commander H. V. Coates, Documents 10871, translations of Ottoman army orders for the attack on the Suez Canal, 1 February 1915.

[44] Douin, L’attaque, 92.

[45] 塔尔加曼将自己的战争经历与女儿西哈姆联系在一起，写在Daughter of Damascus(Austi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4), 166–199页。本次引用于180页。

[46] Douin, L’attaque, 96，以及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39，讲述了“圣战志愿者”如何打破寂静，让狗吠叫起来；根据奥斯曼军战斗指令的译文副本，来自非洲的黎波里的圣战士（Mujahid）被派往 Serapeum附近，即冲突发生的所在；IWM, RN P 389, papers of Commander H. V. Coates.

[47] Tergeman, Daughter of Damascus, 181.

[48] Ahmad Shafiq, Hawliyat Masr al-siyasiyya [埃及政治年鉴] (Cairo: Shafiq Pasha Press, 1926), 1:81.

[49] Douin, L’attaque, 100–102；McMunn and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43–45.

[50] Ali Ihsan Sâbis, Birinci Dünya Harbi, 346–347；Djemal Pasha, Memories, 157.

[51] McMu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50；Djemal Pasha, Memories, 159.

[52] 关于Suleyman Askeri，参见Philip H. Stoddard,“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11 to 191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şkilât-i Mahsusa”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119–130，以及由 Muhammad Amin总结翻译的土耳其军队手册，题为“The Turco-British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and Our Mistakes,” in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comp. F. J. Moberly (London: HMSO, 1923), 1:352–355.

[53] 对谢巴战争中阿拉伯参与者的描述，证实了士气的低落和高逃亡率;参见Jamil Abu Tubaykhed., Mudhakkirat al-Sayyid Muhsin Abu Tubaykh (1910–1960) [al-Sayyid Muhsin Abu Tubaykh回忆录] (Amman: al-Mu’assisa al-`Arabiyya li’l-dirasat wa’l-nashr, 2001), 40–45.

[54]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34；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88.

[55] Edward J. Erickson引用了奥斯曼帝国官方数据，Ordered to Die，110–111. F. J. Moberly在英国官方历史中，声称英军死亡 161人，受伤 901 人，而奥斯曼军死伤达6000人，包括 2000名阿拉伯非正规士兵—这意味着在这场战斗中，阿拉伯人比英军或土耳其人承认的都要更加积极。F. J. Moberly, comp.,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London: HMSO, 1923), 1:217.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34, 其中称英军死伤人数为1257 人，土耳其人的损失“约为该数字的两倍”。The quote is from the diary of W. C. Spackman,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89.

[56] Sir George McMunn,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80;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34, 其中宣称谢巴是“该战线首次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战争”。

第六章
突袭达达尼尔海峡

1915年1月2日，英国战争委员会成员聚首伦敦，就俄军总司令向其发出紧急请求一事展开商讨。会议由时任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主持，会上主要人士对如何推进英军战事各抒己见。战争委员会虽然理论上只是英国内阁下属的众多委员会之一，但它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决策权的机构，只需向内阁报告已做出的政治决策。委员会中的非军方人士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譬如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等等。但对委员会审议进行最终定夺的是陆军大臣—陆军元帅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

基奇纳勋爵是英国最著名的军人，他那出了名的八字胡与手指前方的动作成了英国1914年征兵海报上的标志。1898年，他率领英军在恩图曼战役中大获全胜，并重新占领苏丹；曾指挥英军参加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还出任印度军总司令直至1909年。与战争委员会中的非军方人士相比，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战士。

1月2日的会议中，与会成员着重讨论了俄高加索地区的动荡局势。俄军最高指挥官尼古拉大公在圣彼得堡召见了英国军事专员，称俄军当下岌岌可危。萨勒卡默什的消息刚刚传至俄国，且12月27日的情报显示，土耳其人正在包围俄驻高加索部队。于是，尼古拉向英国寻求帮助，期望英军向奥斯曼军发动进攻，以缓解俄军压力。

当时，英国政府无从知晓，就在他们商讨土耳其军对高加索地区所造成的威胁时，俄军即将打败恩维尔的部队。战争委员会不愿拒绝协约国盟友的要求，于是同意由英军对奥斯曼军发动进攻。会议一结束，基奇纳便给圣彼得堡拍电，向大公保证英军会“对土耳其军采取行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后，英国开始策划袭击达达尼尔海峡。[1]

从一开始，基奇纳便主张对土耳其人发动海上进攻。他认为英军在西线已无多余兵力可供调派，但可利用地中海东部的一批英法战舰对奥斯曼军实施进攻。摆在英国眼前的困难，是要找到一处对奥斯曼帝国战略意义重大的沿岸目标，能使伊斯坦布尔在该目标遭袭之后，抽调高加索地区的兵力前来增援。此前，英国皇家海军已对土耳其军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丁、亚喀巴湾、地中海东北角的伊斯肯德伦湾，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外围的阵地接连发动攻击，都未能使奥斯曼军抽调其驻高加索部队。基奇纳认为，倘若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新一轮攻击，对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构成威胁，也许能使驻高加索地区的奥斯曼军火速赶来解围。在一封写给丘吉尔的信中，他写道：“能使奥斯曼军停止增援东线的唯一办法，便是袭击达达尼尔海峡—这座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大门。”[2]

基奇纳指示海军大臣丘吉尔与其部下将领共商袭击达达尼尔海峡、“展示”协约国海上实力的可行性。在与驻地中海东部的英国海军指挥官沟通时，丘吉尔不仅让英军从海上展开炮击，更寻求“单凭战舰强行通过海峡”以直接威胁伊斯坦布尔。这提高了风险。换言之，此次行动需要英国战舰通过重兵把守、雷区密布的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从而对伊斯坦布尔构成威胁。

达达尼尔海峡的起止点为地中海与马尔马拉海，全长约41英里。为确保伊斯坦布尔免受来自海上的入侵，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将兵力重点分布在从地中海至海峡的14英里海岸线上，而那里的欧洲海岸与亚洲大陆仅间隔1600码。在这段战略海峡上，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盟友配备了先进的机关炮组来加固防守，安装了探照灯以防敌军夜间行动，在水下拉网阻碍敌军潜艇行进，并布下几百枚水雷，令海峡几乎无法通行。

1月5日，英国驻地中海东部的海军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上将向丘吉尔作出回复，称越过奥斯曼军防线虽非易事，但若“加大行动力度，出动多艘舰船”，仍能强行突破海峡。为顺利打通海峡，卡登上将进而起草了四步作战计划。第一步是“减少敌军在海峡入口处的要塞”。这能使英法舰船撕开海峡入口，为扫雷人员提供掩护。第二步是“摧毁海峡内至卡菲（Kephez）的防线”。英军拿下至海峡入口4英里这段最宽阔的水域后，便进一步向密集布雷区，同时也是沿岸炮组离航道最近的地方挺进。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英舰将清理剩余水雷，摧毁达达尼尔海峡以外的防线，并进一步通过余下27英里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卡登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数周之内仅凭海上力量便能达成。1月13日，丘吉尔将卡登上将的作战草案呈交战争委员会审议。[3]

就在战争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卡登的作战计划之时，俄军已在高加索战线击溃恩维尔的部队，无需英国施以援手了。尽管如此，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取得重大胜利并占领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设想，已经使基奇纳动了心。当时西线陷入僵局，在东线取得突破的可能较大。1914年11月至1915年1月期间，奥斯曼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亚丁、伊斯肯德伦湾，以及萨勒卡默什等地屡战屡败，这使英国政府相信奥斯曼军处于崩溃边缘。假若协约国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并攻下伊斯坦布尔，他们便能使土耳其永远退出一战。

伊斯坦布尔无疑将是英军的战利品，但连接地中海与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更是英军此次行动所能获得的重大战略资源。协约国一旦控制了海峡，英法两国便能通过黑海部署兵力及战略物资，与俄国一道从东面对抗德国与奥地利。先前被困黑海的俄国谷物在海峡解禁后，便可输送给西线的英法部队。基奇纳清楚此次行动背后的风险，他向战争委员会中持怀疑态度的同僚保证，如若行动失败，将舰船撤回即可。无需出动地面部队是这次行动非常吸引人的一点。

为求得突破，尽早结束战争，英国战争委员会于1月13日通过了卡登上将的作战计划。皇家海军受命“于2月准备一支海军远征队，以君士坦丁堡为目标，轰炸并占领加里波利半岛”。[4]

决定在中东开辟新战线后，英国便迅速知会其他协约国盟友。丘吉尔将英军袭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告知了俄国海军大臣，俄国政府表示全力支持，并承诺派出一支海军分队接受英国指挥，以协助展开这次行动。1月19日，丘吉尔向尼古拉大公提出建议，称英军不仅仅满足于“小试身手”，而是试图冲破达达尼尔海峡防线，并占领伊斯坦布尔。丘吉尔请求俄国在英法舰队对达达尼尔海峡实施攻击的同时，从黑海向北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攻击。俄国承诺一旦英舰抵达马尔马拉海，它将立刻派遣海军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协助协约国盟友占领海峡对俄国人而言求之不得。他们早就期待一场欧洲战争好趁乱攻下伊斯坦布尔与达达尼尔海峡。如今机遇就在眼前，他们唯恐让其他势力—尤其是希腊—抢占先机。虽然俄国人承诺向海峡发起联合进攻，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用在通过外交手段确保其对伊斯坦布尔的控制。[5]

这次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并非旨在分割奥斯曼帝国，但却使协约国内部就战后如何瓜分帝国展开了谈判。在英法舰船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的情况下，沙皇政府会正式寻求盟友认可其对土耳其领土的掌控权。1915年3月4日，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写信给英法大使，称“鉴于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及其海峡的控制权期待已久”，希望英法两国能够同意将其划归俄国所有。萨宗诺夫在信中列出了俄国觊觎的各片领土：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沿岸、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以及至米德耶—厄内兹线（1912年末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失利后被迫划定的边界）的奥斯曼色雷斯地区。俄国的这一要求会使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沿岸、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以及马尔马拉海的亚洲沿岸继续由奥斯曼帝国掌控，但同时确保了俄国对连接黑海与地中海这条重要水路的主导权。

俄国的要求虽然大胆，却未伤及英法两国利益。于是，伦敦与巴黎方面同意届时兑现承诺。3月12日，英国承认将“整场战争最丰厚的战利品”让与俄国，同时保留在战争过程中要求占领奥斯曼帝国其他领土的权力。法国早已明确自己想要的份额，企图吞并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地区、伊斯肯德伦湾，以及奇里乞亚地区（土耳其阿达纳城东南部周围沿海地区），以作为同意俄国分走伊斯坦布尔与达达尼尔海峡的补偿。1915年3月4日至4月10日，协约国正式签订《君士坦丁堡协定》系列文件，当中记录了俄法两国的声明与英国的延期表态—这是战时大大小小瓜分奥斯曼帝国计划的其中一个，但事实证明，奥斯曼帝国远比协约国预期的要坚韧得多。[6]

1月末至2月初，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外集结舰队。英法两国向希腊政府协议“租借”穆兹罗斯港作为其行动基地。该港口隶属有争议的利姆诺斯岛，距达达尼尔海峡50英里。英国还占领了面积稍小的格克切岛与博兹贾岛，这两座岛屿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入口两侧，均离土耳其海岸咫尺之隔。希腊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了这些岛屿，但土耳其从未承认希腊对这些岛屿拥有控制权，因此协约国集结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并不会破坏希腊的中立立场（希腊于1917年6月才加入协约国阵营）。

不久后，协约国的战争策划者便意识到，他们仍需派出一些地面部队，以协助任何在达达尼尔海峡展开的海上行动。据英国情报称，土耳其在加里波利半岛拥有4万兵力。即使这些奥斯曼士兵因一场大型海上袭击而撤退，英法两国若想确保协约国航运安全，仍需占领沿达达尼尔海峡分布的各个奥斯曼军据点。一旦攻陷伊斯坦布尔，他们还需要出动一支占领部队。但眼下的困难是，如何说服基奇纳勋爵从西线调派步兵援助东线战事。

由于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对整个战局的潜在利益很看好，基奇纳同意出动地面部队。但他仍敦促丘吉尔重点利用海上力量打通海峡。这位陆军元帅认为西线最需要步兵力量，他只是将这些步兵暂借给土耳其战线，不久便要归还。因此，在海军突破达达尼尔海峡防线之前，地面部队只用作后备力量。在此基础上，基奇纳于2月末命英军驻埃及指挥官派遣3.6万名澳新士兵赶赴穆兹罗斯港，与那里的皇家海军会合。法国也同样开始集结地面部队，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做准备。法国东方远征军联合欧洲与殖民地部队，以及外籍兵团，浩浩荡荡共1.8万人，于3月的第一周奔赴达达尼尔海峡。

数万名协约国士兵与水兵齐聚达达尼尔海峡，“小试身手”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大战—一次协约国输不起的战役。基奇纳原先认为英军即使未能突破海峡，亦不会有损英国颜面，而如今却是骑虎难下。1915年2月，达达尼尔海峡首战打响，协约国对海峡外围要塞发起炮击。英国此前声势如此浩大，已没有退路，如若战败，必将颜面尽失。

穆兹罗斯深水港中集结着中东战线第一支先进的工业化舰队。英国派遣其第一艘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去往达达尼尔海峡。该航空母舰由商船改建而成，配有两个机动升降台，能将水上飞机从船体内部运至水面，方便飞机起飞与降落后的回收。“皇家方舟”号上的6架水上飞机将为此次达达尼尔海峡行动执行空中侦察，直至协约国能在利姆诺斯岛与博兹贾岛上建造跑道，以便远程重型飞机降落。在14艘英舰与4艘法舰当中，当年竣工服役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超无畏战列舰最大，也最为先进。该舰配备的8门15英寸主炮拥有地中海东部的最强火力，能够将一吨重的炮弹射至18英里外。其余无畏舰与年代稍久远的战船则为12英寸火炮，虽射程不及“伊丽莎白女王”号，但火力依旧强劲。穆兹罗斯港内另有70艘各式各样的战船，包括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扫雷舰、鱼雷艇等。英法舰队总火力达274门中型与重型火炮。

1915年2月19日，海上行动开始。协约国舰队的首要任务是摧毁达达尼尔海峡的外围要塞及其武装。这些要塞位于欧洲大陆的赛迪尔巴希尔，以及亚洲大陆沿海地带的库姆卡莱（Kum Kale）地区，要塞中的19门火炮陈旧不堪。先进的英国无畏舰射程比这些落后的土耳其火炮要远得多，他们在距要塞5到8英里的海面上安全地发起炮击。数次直接命中奥斯曼军阵地后，英舰向岸边靠拢，以检验其对敌军阵地所造成的伤害，此时土耳其士兵开始还击，迫使英舰退回安全水域重新考虑对策。

协约国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的消息不胫而走。尽管协约国未能得手，但仍使伊斯坦布尔陷入一片恐慌。奥斯曼政府与帝国皇室成员准备弃城，逃往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中间的安纳托利亚小镇—埃斯基谢希尔。帝国财政部为以防万一，开始将其黄金储备向安纳托利亚地区转移。土耳其人的这些举动令伦敦满怀信心，期望一举突破达达尼尔海峡，能给伊斯坦布尔造成政治危机，进而推翻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最终令奥斯曼帝国迅速投降。基奇纳一直以来都期盼成功袭击伊斯坦布尔，从而引发这样一场革命。[7]

由于涨潮及恶劣天气，第二轮进攻延后了5天。2月25日，卡登上将重新对土耳其军阵地发起近距离炮击。但如此一来，英舰便暴露在敌军的火力范围内，导致“阿伽门农”号无畏舰被土耳其的炮弹击中受损严重。尽管如此，当天的炮击还是成功摧毁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欧两岸的外围要塞，驻守那里的土耳其军在协约国的炮火之下仓皇而逃。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从加里波利半岛的南角登陆，摧毁敌军残余掩体后安全返回船上，其间并未遇到任何抵抗。[8]

现在，协约国舰船已可顺利驶入海峡口，丝毫不用顾忌敌军在此的火力。这使卡登上将能够执行作战计划的第二步：扫雷并摧毁从峡口至科佩兹点（Kepez Point）的陆上防线。当时，守卫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地面部队规模不大，但错误的情报以及糟糕的天气却耽误了英舰的行动，反使土耳其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加固阵地。

2月末至3月中旬，海上狂风不断，卷起层层海浪，使英法舰船无法执行扫雷这类需要细致小心的任务。天气好转后，扫雷舰才开始工作，而英法战舰则驶入海峡，确保拖船免受岸上的炮击。令协约国受挫的是，达达尼尔海峡内的沿海固定岸炮组位置隐蔽，且不在舰船的射程范围之内。协约国舰船的重型炮弹只能落在掩体四周，把敌军的火炮埋进土里，却无法将其摧毁。一旦舰船后撤，奥斯曼军与德军便又将其挖出，使岸炮组正常工作。[9]

虽然岸炮组使英法战舰非常无奈，但德国引入达达尼尔海峡的新型移动火炮才是协约国航运的最大威胁。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抱怨道：“那些该死的火炮不冒烟，体积小，移动便捷，我没有锁定它们的高招。”移动榴弹炮从山后朝海峡开火，炮弹不受干扰地落在协约国舰船的甲板上，造成重大伤亡。“紫石英”号巡洋舰一次在执行扫雷任务时，被炮弹直接击中，造成舰上20名法国水兵死亡。只有侦察机才能定位这些移动火炮，但在英国飞行员向舰船汇报其位置时，敌军炮兵早已将火炮转移到新地点，安然无恙地继续向入侵船只发起致命攻击。[10]

就像战舰无法定位移动火炮一样，扫雷舰亦很难找到水雷的确切位置。据英军情报称，土耳其人将水雷埋在了达达尼尔海峡口至海峡窄处。但其实，奥斯曼军很明智地选择将其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北部，那里水道最窄，如此一来敌军舰船便无法通过科佩兹点至海峡窄口处这段水域。这意味着海峡最宽阔的水域里根本没有水雷，而协约国舰船却在那里浪费了数周时间排雷。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怀疑德国人蓄意误导协约国，他在日记中愤懑地写道：“尽管我们的情报（很可能就是德国佬故意编造的）里精确透露了水雷的位置、数量，以及布雷密度，可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个都没找到。那我们从2月25日开始都他娘的在瞎忙活啥？”[11]

行动开始一个月后，协约国舰队似乎未能接近奥斯曼岸炮组半步，扫雷舰也无功而返。伦敦方面，丘吉尔开始失去耐心了。3月11日，他拍电给卡登上将：“如果我军为取得胜利不得不牺牲舰船与人员，则最后的战果必须要能证明我们没有白白牺牲。每一个审慎的决定，即便会造成一些损失，也将得到我们的支持。”面对丘吉尔的施压，卡登上将回复称，将于3月15日袭击海峡内侧要塞，硬闯海峡。然而，面对巨大压力，卡登于3月16日病倒，被送往马耳他接受救治。他的副手—J. M. 德罗贝克中将接任其职，下令于3月18日上午实施行动。[12]

3月18日上午天气晴好，英法舰队驶入海峡，展开攻击，德国人把这次行动称为“装甲舰与岸炮组的旷世对决”。上午11时，英国在海峡口最大的6艘战舰组成一个小分队，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超无畏舰的率领下，向奥斯曼军的要塞发起进攻。据一位目击者称，英舰向土耳其阵地持续开火，火力密集到“令人喘不过气”。“岸上的要塞也给予了有力还击，虽然……在这么凶猛的攻击下似乎无人能在要塞及其周边地区幸存。”炮火落在恰纳卡莱与基利特巴希尔这些镇子的废弃木屋上，熊熊大火持续了一整天。行动最初的90分钟里，战斗呈胶着状态，双方均未能占据上风。[13]

12时30分，4艘法国战舰迫不及待地加入战斗，并率先驶往科佩兹点。在深入海峡内部的过程中，这些法舰遭到了沿岸要塞、岸炮组和移动榴弹炮的猛烈攻击。接下来的一小时里，“絮弗伦”号与“布维”号被直接击中数次，但仍顽强地予以还击。之后，土耳其火力开始减弱，法国小分队亦奉命撤退，由英舰接替攻击。

此后，战事的发展对协约国极为不利。“布维”号调转方向驶离达达尼尔海峡，途中在海峡亚洲海岸附近的埃伦考湾（Erenköy Bay）遭遇强劲水流，触发了一枚水雷。爆炸使“布维”号的舰体开了一个大洞，整艘战舰立刻向右舷倾斜，船桅横了过来，海水汹涌着没过烟囱，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不到两分钟，“布维”号便沉没了，只剩3个螺旋桨还在水面上旋转。当时舰上724名船员几乎全部被困在倾覆的船体内，舰船就这样带着他们瞬间沉入海底。一位法国军官在日记里写道：“没有人，甚至连上帝都无法制止舰船的致命沦陷。即使我活到100岁，我也永远无法忘记眼睁睁目睹‘布维’号沉没的惨剧。”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数分钟内，最终仅62人生还。[14]

埃伦考湾密密麻麻的水雷令协约国防不胜防。在协约国扫雷的那几周，奥斯曼军严密监视着他们的动向，并于3月7日至8日在海湾口新布下了20枚水雷。奥斯曼军的这些举动完全避开协约国扫雷人员与空中的侦察。“布维”号沉船原因尚且不详—炮弹、水雷，抑或是岸边发射的鱼雷—与此同时，一些英舰在埃伦考湾重蹈覆辙。下午4时许，英国“不屈”号触发水雷。紧接着，“无阻”号亦遭遇水雷，其舵盘失灵，只好随波漂荡。“海洋”号奉命前去援助“无阻”号，却又误触了另一枚水雷。这道水雷阵已收获4艘敌舰。

看到一艘敌舰沉没，另三艘遭受重创，土耳其炮兵嗅到了胜利的气息，于是愈发猛烈地向搁浅船只开炮。一枚炮弹精准地击中了法舰“絮弗伦”号的弹药库，引发了剧烈爆炸，致使12名水兵死亡。舰船差点沉没，直到海水涌进弹药库，进一步的爆炸才未发生。法舰“高卢”号亦同样遭炮击损毁严重，舰体进水；“伊丽莎白女王”号则被直接击中5次。等“不屈”号撤离海峡，“海洋”号与“无阻”号上的幸存船员被成功救起后，德罗贝克便即刻升起令旗，号令所有舰船撤退。

看着英法战舰如此狼狈，马苏迪炮兵连尤其心满意足。1914年12月，“马苏迪”号被英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随后其火炮从海床上捞起，重置于一座以沉船命名的临时防御工事中。当年该舰船的幸存船员如今重聚马苏迪炮兵连，他们向敌舰持续开火，直到弹药几乎耗尽。马苏迪的枪炮官塞菲克·卡普坦记下协约国战舰撤出战斗时自己的激动心情。“我们赢了，”他十分欣喜地写道，“我们报了当年沉船的仇。”土耳其炮兵继续向失控的“海洋”号与“无阻”号开火，直到这两艘舰船也像“布维”号一样沉入海底。[15]

当最后一艘协约国战舰蹒跚撤出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事实上，这是奥斯曼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守卫海峡的炮手兴奋难耐，他们跳上炮台的胸墙，大声地喊着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口号：“吾苏丹万岁！”（“Padişahım Çok Yaşa！”）尽管如此，伊斯坦布尔以及帝国的其他城市对此次胜利却毫无反应，没有任何自发的示威庆祝或胜利游行。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称，警察只得挨家挨户地鼓励市民挂国旗庆祝胜利。

一位名叫哈基·苏纳塔的青年陆军中尉，听闻海军的这场胜利时正坐在咖啡屋里给朋友写信。他后来回想起那天的感受：“我们对战事知之甚少，不知敌军损失有多惨重。我猜一开始，就连政府也没有意识到这场胜仗的重要性，所以没有把它当做重大胜利来宣传。”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奥斯曼军总司令部的确就那天的战斗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描述协约国攻击如何之猛烈，而土耳其守军如何为捍卫祖国，英勇地与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作斗争。然而，民众并不太相信战争会就此终止，他们认为协约国舰队第二天便会卷土重来，继续发起进攻。[16]

另一边，如此惨痛的失利令英法两国瞠目结舌。3艘战舰被击沉，另有3艘损毁严重，无法继续作战。除此之外，还有千余人阵亡，几百人受伤。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协约国舰队的实力便锐减三分之一，却并未能重创奥斯曼军阵地。英法两国并不知道，奥斯曼军在此次战役中几乎毫发无损：海峡内的炮兵连基本完好，科佩兹点与海峡间的雷区也未被破坏，且只有不到150人伤亡。协约国3月18日的惨败为其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行动画下了句点，他们转而计划出动地面部队。[17]

伦敦方面，战争委员会于3月19日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这一非常不利的局面。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遭重创后，英地中海远征军步兵团总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向基奇纳勋爵劝说，称达达尼尔海峡仅靠海军无法强行突破，需要出动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进入加里波利半岛，摧毁炮组，从而保证协约国舰队安全驶入海峡，并向伊斯坦布尔挺进。英军遭遇如此重大的挫败，毫无疑问将中止对海峡的攻击。皇家海军也无法再承受第二次类似的打击了。长久以来，基奇纳一直反对把地面部队投入到西线以外的重大战场上，但此刻他也别无选择。他对汉密尔顿说：“你知道我的观点，达达尼尔海峡必须拿下，如果为扫除障碍有必要在加里波利半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那就必须执行，并要贯彻到底。”随后，基奇纳承诺抽调7.5万名步兵参与此次战役。[18]

当时，俄国退出了协约国攻打奥斯曼帝国首都的行动。既然英法战舰未能成功驶抵马尔马拉海，沙皇政府认为他们也不必派出军队攻打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北部区域。除了在黑海沿岸闹出了一点小动静以外，俄军其实并未开展其他行动缓解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压力。不过，英国官方历史在记录加里波利战役时还是提到，“直到6月末，俄军在博斯普鲁斯牵制了当地土耳其军3个师的兵力，后者害怕俄军登陆”，否则他们本可被调去守卫达达尼尔海峡。[19]

协约国计划用一个月时间筹备入侵加里波利半岛的军事行动。虽然一个月并不足以策划与协调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行动，但协约国战争策划者知道，他们拖得越久，留给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准备的时间便越多。海上先前进攻的延误已经给土耳其人一个月时间加固加里波利半岛的阵地。英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四周里策划一场进攻，确保能击败与他们拥有相同准备时间的奥斯曼帝国与德国。

相比奥斯曼守军而言，协约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一场海军与陆军共同参与的军事行动，其后勤与策划非常复杂。首先，必须集结运输船，将兵员、移动火炮、弹药、坐骑、食物、水，以及补给运送至前线。其次，抢滩登陆需要大批登陆艇与驳船。英国军官跑遍了地中海港口，以现金购买了所有小型船只（这种购买行为当然引起了土耳其与德国的警觉，他们察觉到一场登陆行动即将展开）。再者，还必须建造桥墩与浮桥，并将其运送至预定的登陆海滩，随后军队工程师还需克服艰苦的条件将这些码头设施组装完毕。医疗人员及设施也需就位，以准备接收伤员。同时，医疗船需随时待命，将重伤者送至马耳他与亚历山大港救治。这一系列的细节似乎没完没了，但个个又都事关重大。

协约国部队士兵的多元化，使原本就错综庞杂的侵略计划更为复杂。加里波利之战是一战中最国际化的一场战役。地中海远征军规模达7.5万人，其士兵来自世界各个角落：除英国部队—包括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还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分毛利人与白人部队），廓尔喀人与锡克人，法国人，成分复杂的外籍兵团，还有非洲各殖民地部队，来自塞内加尔、几内亚、苏丹，以及马格里布地区。士兵之间语言不通，但又得相互依赖。倘若没有一个清晰的作战计划指导远征军各部队的行动，这支军队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巴别塔”。[20]

对于奥斯曼士兵而言，虽然他们的任务与协约国相比较为简单，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加里波利之战事关奥斯曼帝国的存亡。伊斯坦布尔方面，奥斯曼第三军团在高加索几乎全军覆没之后，恩维尔帕夏深知自己禁不起再一次的失败。若要取得胜利，分散于海峡亚欧两岸的奥斯曼军各部队之间需妥善组织，确保通讯畅通。1915年3月的最后一周里，恩维尔决定将达达尼尔海峡的各个师整编为奥斯曼第五军团。尽管他与德国驻土耳其军事顾问团领导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有过分歧，但此次他不计前嫌，屈尊邀请其为第五军团总指挥，守卫达达尼尔海峡。利曼即刻启程前往加里波利设立总部。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英军登陆前我只有短短4周的时间，这仅够我军完成最重要的安排。”[21]

奥斯曼第五军团约计5万人，仅为协约国部入侵部队的三分之二。不过，守卫滩头比登陆滩头所需的兵力要少，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准确地守住要害。利曼当下的难题是预测协约国最有可能登陆的地点，并对其进行重点防御。他派遣2个师（每个师约1万人）驻守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沿岸，另调3个师镇守加里波利半岛。然而，该半岛长约60英里，这意味着有诸多薄弱地区需要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策划者多加防范。

经过慎重考虑，利曼及其土耳其部下划出加里波利半岛上三处最有可能遭袭的地点：赫勒思角（Cape Helles）、阿尔布茹努(Arıburnu)及布莱尔（Bulair）。赫勒思角最南端适合海上登陆，因为协约国战舰可从三面同时向陆地开火。阿尔布茹努北面的海滩（不久后便被人称为“澳新湾”）易于登陆，且距达达尼尔海峡仅5英里。假若协约国掌控了阿尔布茹努至麦都士（Maidos，今埃杰阿巴德）一带，他们则可迅速切断半岛南部通路，将奥斯曼守军团团围住。尽管如此，利曼还是认为布莱尔才是最薄弱的地点。布莱尔位于半岛北部，那里半岛仅2英里宽，若协约国成功登陆，则能够切断整个半岛的通路，并掌握马尔马拉海的控制权，切断海峡内奥斯曼第五军团的补给及交通航道。鉴于以上分析，利曼决定派3个师分别镇守赫勒思角、阿尔布茹努和布莱尔这三个薄弱点。

奥斯曼军开始在这些关键的海滩上构筑防御战壕，并拉起铁丝网阻碍登陆。英国飞机定期飞抵加里波利上空，一旦发现任何工地或聚集的土耳其部队，便指引海军向其发动炮击，奥斯曼军只得在晚上修筑防事。截至4月中旬，他们已建起数英里的战壕，内有隐蔽的机枪掩体以及炮台，能够阻击任何海上登陆。在协约国登陆前夕，他们仍在赶修工事，只见穆兹罗斯港中聚集了许多船只与兵员，他们明白，敌军就要展开行动。

在埃及过了一番枯燥乏味的营地生活之后，多数澳新士兵都非常乐意登船前往加里波利。唯一对此感到有些遗憾的是骑兵队，因为他们不得不把心爱的战马留在埃及。加里波利以山地为主，骑兵队一展身手的机会不大，因此他们此次行动并未携带坐骑。

在这些士兵写给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新西兰坎特伯雷营的莫斯汀·普赖斯·琼斯下士，在信中向母亲描述了他于4月16日驶抵穆兹罗斯港后的所见所闻，并对港内齐集的各式舰船大为赞叹—数十艘运输船载满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部队，士兵们个个严阵以待”，“数百艘巡洋舰、无畏舰、超无畏舰、潜水艇、鱼雷驱逐舰，以及鱼雷船，勾勒出一幅雄伟的图案”。面对此情此景，他深感自豪，也非常欣慰。“这让你意识到我们帝国是多么的强大。你看到这么多了不起的弟兄，而你发现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即使是很不起眼的一个，都能使你激动不已。”琼斯与他的同伴相信，他们此次的冒险终生难忘。[22]

地中海远征军的指挥官也积极鼓励士兵把这次战斗当做一次冒险。登陆前夕，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向“法国士兵与英王”发布宣告，把未来的这场战争描述成“现代战争中一次前所未有的冒险”。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番雄心勃勃的讲话旨在激励士气，但同时也折射出军队指挥官的稚嫩，他们在很多方面与其所率领的士兵一样，对所谓的“现代战争”缺乏经验。

而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加里波利一战事关生死，绝非冒险那么简单。为坚定部下的作战信念，奥斯曼军驻阿尔布茹努部队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在战前官邸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不是命你们去战斗，而是命你们去牺牲。我们奋勇杀敌倒下了，还会有其他官兵前赴后继，一往无前。”凯末尔日后成为“土耳其之父”，他的这番话预示着数以万计土耳其士兵的悲壮命运。[23]

4月25日，当月光与这个周日的第一缕晨曦相遇时，协约国战舰蓄势待发，准备登陆。这些战舰关闭了所有照明设施，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航行，以避免惊动土耳其人。真正的登陆地点此时仍然高度保密，只有协约国指挥官知晓。他们希望能让奥斯曼守军防不胜防，从而抢占滩头，保证后续部队安全登陆。

为扰乱敌军视线，英法两军准备在战区的最北端与最南端实施佯攻。法军派一支船队到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海岸南部的贝西卡湾（Besika Bay），计划在那里佯装大规模登陆，以便将奥斯曼部队牵制在远离实际登陆地的位置。原本利曼·冯·桑德斯就担心协约国会从加里波利半岛最北面的布莱尔实施登陆，而英军碰巧选择在那里佯攻。利曼早已在布莱尔部署了一个师的兵力，并亲自前去观察英军的动向。这些佯攻牵制了奥斯曼军两个师，他们本有可能被调往协约国的实际登陆地点。

地中海远征军分为3组实施此次登陆行动。英军被派往主要登陆地点—加里波利半岛南端的赫勒思角。他们将在赫勒思的5处海滩协同登陆。法军将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沿岸库姆卡莱周边地区，以防奥斯曼士兵从此处向对岸登陆中的英军开火。一旦英军抢滩成功，法军将从库姆卡莱赶赴赫勒思角与英军会合。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被派往阿尔布茹努周边地区，负责盯防任何土耳其援军，并对奥斯曼军在赫勒思地区的大后方构成威胁。协约国此次多面出击，旨在迷惑土耳其部队，令其不知该把兵力集中在哪一位置，并在最短时间内让尽可能多的协约国士兵成功登陆，以一举击垮土耳其守军。

破晓之前，第一批抢滩士兵从舰船的高层甲板沿绳梯降至划艇内，他们将划过最后的百余码海面抵达海滩。那时，登陆艇上密密麻麻的士兵完全暴露在枪炮与榴霰弹的威胁之下。因此，为保护部队免遭岸上火力攻击，英法战舰于清晨4时30分在海滩上制造了“冲天的烈火与呛人的烟雾”。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后来写道：“那声响震耳欲聋，空气中四处弥漫着烟尘。”就这样，协约国战舰持续向海滩开炮，直至登陆舰距海岸仅半英里之遥。[24]

对于奥斯曼守军而言，他们一直警惕着协约国的入侵，这次敌军战舰向岸上开炮就是战斗打响的讯号。于是，土耳其军官吹响令哨，命部下坚守阵地。舰船集中攻击一部分小型海滩，从两三个方向同时开炮，使土耳其军阵地遭受重大损失。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事后回忆道：“海岸线上黑烟四起，夹带着一丝蓝绿色的滚滚浓烟，能见度骤降为零。”据萨布里少校述称，协约国海上炮击摧毁了岸上的炮台，将交通壕夷为平地，并把“救命用的散兵坑”变成了“坟墓”。“鸡蛋大小”的榴霰弹使守候在战壕里的土耳其士兵伤亡惨重。尽管如此，土耳其士兵并未乱了阵脚，敌军猛烈的攻击似乎更坚定了他们驱赶侵略者的决心。“我们的士兵周围全是同伴支离破碎的遗体，他们顾不上担心敌众我寡，或敌军火力太猛，只是耐心等候着反击的时机。”随后，战舰停止攻击，以便登陆艇靠近海滩。然而，幸存的奥斯曼士兵就等着这一刻。[25]

英军主要在V海滩登陆。该海滩位于旧的赛迪尔巴希尔机枪堡与已被摧毁的赫勒思角灯塔之间。2月25日，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这里全员安全登陆，摧毁了此前海上攻击残余的炮台。之后，奥斯曼军一直竭尽全力巩固这块俯瞰海湾、形如圆形剧场的地带。英军料到敌军阵地易守难攻，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让足够的兵力顺利登陆。一次拖4艘划艇只能运送120至130人，且英军最多成功往V海滩拖6次，即最多输送800人。他们需要找到别的途径将更多兵员送至V海滩。

训练有素的英军长官把目光投向荷马（Homer）。荷马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海岸，传说中特洛伊战争就发生在这座城市，考古研究也证实这一点。皇家海军爱德华·昂温上尉建议，“可效仿特洛伊木马那样的战术，让看似毫无攻击能力的运煤船满载士兵”运送上岸。一方面，朝海滩全速前进的蒸汽船会引来奥斯曼守军的注意，另一方面，一艘改装过的运煤船至少能容纳2100人，一旦搁浅，还能作为士兵安全登陆的平台，并为未来的行动提供登岸码头。这个提议当即得到了批准，英军对“克莱德河”号运煤船进行改造，加固船体，在船头安装重炮以掩护登陆部队，并把舷门嵌入船体两侧，方便兵员快速登岸。[26]

4月25日早上，“克莱德河”号在爱德华·昂温的指挥下驶向V海滩。先出发的小型轮船在海峡强劲的水流中奋力挣扎着把划艇拖向登陆点。之前的海上攻击让海滩仍然笼罩在硝烟之中，没有一丝动静。总参谋部的科罗内尔·威廉姆斯中尉随昂温一同站在桥上，记录实时日志。6时22分，“克莱德河”号在计划登陆点精确靠岸。“没有任何抵抗，” 科罗内尔·威廉姆斯乐观地写道，“应该没人来阻拦我们登陆。”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3分钟后，划艇被拖抵海岸，就在这时，严阵以待的土耳其守军开火了。6时25分，威廉姆斯记录：“他们那儿一阵惊天巨响。”他毛骨悚然地发现一艘登陆艇漂过“克莱德河”号旁边，艇上的陆军士兵与水手已全部被炸死。最初的800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安全登陆，躲到最近的沙丘后面。[27]

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描述了从土耳其战壕看到的这一幕：

敌军乘救生艇抵达岸边。等他们进入射程范围内，我军就开火了。一直以来，海水的颜色从未变过，现在被敌人的鲜血染红。他们凡是见到有（我军的）枪火，便一阵狂轰滥炸，但这并没有减弱我们的火力。

他们有些人为了活命，纷纷跳入海里。敌军长官在船舷上用令旗指挥救生艇去岬角避难，但是他们无路可逃。尽管敌军对我们大肆攻击，但我们仍然命中目标，被打死的人就这样跌入大海。（V海滩的）海岸线上飘满了敌人的尸体，仿佛一排排蚕豆似的。[28]

原本计划作为特洛伊木马的“克莱德河”号，如今却成了活靶子。船只搁浅的水域太深无法登陆，船内的2100名士兵焦躁万分。船员拖了几只驳船与小型轮船，试图装配一条浮桥，方便登陆部队上岸。但达达尼尔海峡的强涡流令他们极难让船只就位。“克莱德河”号的见习船员G. L.德鲁里冒着枪林弹雨跳入水中，奋力搭建一条能够通行的浮桥。当他试着将一位伤员托出水面时，岸边的射击变得异常密集，那位伤者就在德鲁里的怀里被打成了蜂窝。但德鲁里却奇迹般毫发无损，继续搭建浮桥。随后，土耳其守军将枪炮对准搁浅的运煤船。两枚炸弹击中第4号船舱，导致数人死亡。土耳其射手瞄准船的舷窗一阵扫射，将那些挤在窗边观战的人统统打死。

虽然“克莱德河”号船内的伤亡非常惨重，但浮桥上的死亡人数才真正达到了峰值。土耳其人把机枪架在狭窄的堤道上，英国马丝特尔与都柏林燧发枪团还没能抵达岸边，便全被土耳其人像刈草一样击倒。德鲁里后来回忆道：“我留在驳船上，试图继续送我们的人去岸边，但那相当于谋杀。不一会儿，第一艘驳船上的人便都非死即伤。”和马哈茂德·萨布里一样，他也惊悚地发现海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那些上了岸的也没好到哪儿去，因为在挪开同伴的尸体开出一条路来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好多人也不幸中弹。”

在英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自杀性登陆之前，约计1000人试图从浮桥登陆，那一小部分活着上岸的士兵躲到了沙丘后面，等候夜幕降临。随后，摇摇晃晃的浮桥被水流冲散到岸边。在运煤船里还未登岸的士兵一直等到夜晚时分，敌军火力变弱时，才开始修复浮桥，继续登陆行动。他们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在船外把伤员从小艇运回船上。[29]

英军在W海滩（后来更名为兰开夏登陆滩）上的登陆行动亦遭重挫。登陆舰载着近1000名焦急的英国士兵驶向赫勒思灯塔下方的海滩。这座灯塔已然被猛烈的海上攻击所毁，塔上还冒着浓烟。英军在此地遭遇了约150名严阵以待的土耳其守军。据兰开夏燧发枪团的霍沃思少校回忆称，当登陆舰距海岸仅50码时，俯瞰海湾的“崖上突然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他提到“英勇的水兵们”“在敌我双方均开火的情况下”，仍继续划着登陆艇向岸边靠拢。接近海滩时，霍沃思少校命其部队下船，以免遭炮火袭击。海水没过了他们的胸部。推进过程中，有许多士兵被敌军火力所伤，之后由于不堪自己背包的重负（每个人都背了200发子弹和3天的口粮），不幸溺水身亡。[30]

霍沃思少校的同伴刚刚登陆便在猛烈的交火中倒下，另一位与他同行的上尉受了致命伤。霍沃思追踪敌军火力位置，发现他们躲在山顶，于是下令部下抢占山头。攀爬陡峭山坡的途中，这位英国军官眼睁睁地看着他左右的士兵被枪击中，坠地身亡。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一名土耳其士兵近距离朝他开枪，子弹打掉了他的右耳上半部。他用左轮手枪击毙了这名敌兵，继续爬向山顶阵地。“我刚到战壕，就听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在战壕那儿埋了地雷，我跟周围的人一起又被炸下了悬崖。”霍沃思少校被炸得头晕眼花，但还是带着他连队里的40名幸存者转移至山脚避难。然而，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遭遇狙击，6人死伤。随后，霍沃思自己也背部中枪，倒在一堆死伤者中间，直至夜幕降临，医务人员才赶来海滩。[31]

英军在赫勒思其他海滩的抢滩行动相对容易些。他们在莫陀湾（Morto Bay）只遭遇了一小批土耳其守军，轻而易举地建立了阵地。另一边，土耳其人也没有预料到英军会在X海滩登陆，所以只在那里留了一个排的兵力。最终，英军以相对轻微的代价抢滩成功。

在Y海滩实施登陆的部队发现该海滩完全没有戒备。2000名英军士兵在短短15分钟内便成功占领海滩，并爬上陡峭的悬崖到了平原地带。然而，当他们准备继续南进，以巩固英军在赫勒思周围的阵地时，却被兹金德尔（亦称加利峡谷）那陡峭的峡壁所阻。英国战略部门使用的地图有误，上面并未标明加利峡谷这条天堑的存在。他们不但无法赶往南边解救被困的同伴，还发现被峡谷断了后路。那天午后直至夜晚，奥斯曼军发起了强烈反攻。面对勇猛的奥斯曼士兵，英军在平原无路可退，最终死伤700余人，直至第二天早晨才撤出Y海滩。

随着时间推移，英军一波接一波陆续登陆，把土耳其守军逼退回赫勒思海岸线，此前在V和W海滩遭受重大伤亡的英军也得以喘息。当夜幕降临，又一批英军士兵下船，登上这些死亡海滩。“克莱德河”号的船员重新组建登岸码头，晚上8时至11时30分，剩余士兵跨过同伴的尸体，陆续登上海滩。据留在“克莱德河”号上观察的见习船员德鲁里述称，土耳其守军仍然朝登陆点发射“火炮、榴霰弹，以及一切该死的东西”，但他们的火力已减弱许多，“并未给英军造成多大伤亡”。

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土耳其守军看着英军成批登陆，不禁愈发担忧。V海滩的一位土耳其士兵向上级紧急请求支援，或批准撤退。“请派医生来把我的伤员运走吧。唉！我的长官，看在真主的份上，请速派援军，因为几百名敌军正在登陆。”而当晚在另一边的W海滩上，土耳其部队两度冲向英军阵地展开白刃战，最后才撤回后方防线。[32]

截至4月26日，即周一上午，英军已成功占领5处登陆点中的4处，并于当天上午撤出Y海滩，将残部调往其他阵地。在英军到达加里波利的第一天快要结束时，他们已成功抢占一处滩头，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奥斯曼军如此坚韧不拔，顽强抵抗，令他们始料未及，也使他们打消了深入内陆5英里处的阿奇巴巴（ElçıTepe）高地的念头。在1915年余下的日子里，英军虽然在加里波利部署了兵员与物资，却从未能抵达阿奇巴巴。

法国部队最初在登陆库姆卡莱的各个海滩时，并未遭到什么抵抗。凌晨5时15分，法国舰队朝沿岸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炮击。由于登陆部队被湍急的水流延误，舰队的炮击掩护时间超过了预期（以英军在赫勒思的炮击时间为参照）。但法国人把这两小时的延误转变成了优势，把库姆卡莱轰成了一片废墟，迫使守军退回门德雷斯河的东岸。上午10时整，塞内加尔部队冲上海滩，那时只剩一架机枪还在对登陆部队扫射，但不久也被海上的炮火压制了。11时15分，法国部队占领库姆卡莱，确保英军在赫勒思的登陆行动不会受到此处守军的攻击。[33]

库姆卡莱地区的登陆行动持续了一整天。截至下午5时30分，所有兵员与火炮均已上岸。法军巩固了其在库姆卡莱的阵地，以防御集结在附近的耶尼谢希尔镇的土耳其部队。当晚，土耳其人对法军阵地展开了四轮攻击中的第一轮。白刃战后来演变成拳打脚踢的烂仗，双方死伤人数不断攀升。法军守住了在库姆卡莱的阵地，但是否趁机拿下耶尼谢希尔则值得考虑。他们原计划只是暂时占领亚洲海岸，况且在库姆卡莱多牺牲一名士兵，就意味着少一人赶赴加里波利半岛支援岌岌可危的英军。

4月26日上午，80名手无寸铁的奥斯曼士兵—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举着白旗前往法军阵地投降，沦为战俘。不多久，几百名土耳其士兵径直朝法军阵地走去。尽管他们手上握有枪械，并装上了刺刀，但法国人以为这些士兵同样是前来投降的，于是允许他们靠近，并企图说服他们放下武器。一位名叫罗克尔的法国上尉上前与他们谈判，结果消失在人群中，再也没有回来。土耳其士兵趁机打入法军阵线，占领了库姆卡莱的一些据点。一些人还从法国士兵手中成功夺得两架机枪。消息传至法军指挥官阿尔伯特·阿马德将军处，他随即下令开火。于是，法军阵地后方的机枪便开始朝阵地内有着双方士兵的人群射击，场面一片混乱。为重新占领库姆卡莱，法国人向被土耳其士兵占据的房屋发起炮击，直到中午。针对罗克尔上尉在投降谈判中（假定）被谋杀一事，法军草草处决了一名土耳其军官与8名士兵作为报复。就这样，土耳其人通过在法军中制造混乱，将其牵制在库姆卡莱，并使其遭受了重大伤亡。[34]

由于法军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英军在赫勒思亦亟需增援，协约国指挥官决定于4月26日撤离库姆卡莱。在夜色的掩护下，所有法国部队、军需物资，以及450名土耳其战俘乘船离开库姆卡莱。4月27日上午，他们穿过海峡，凭借“克莱德河”号已确保安全的码头在V海滩登陆。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法国部队被部署在协约国阵线的右侧，即东面，俯瞰达达尼尔海峡。英军则集中在阵线西面，眺望爱琴海。而另一边，奥斯曼守军的阵地分布在入侵者中间，以及阿奇巴巴这块战略高地上，占据加里波利半岛南部的多数地区。英法两军联手构成掎角之势，对中间的奥斯曼守军发起挑战。[35]

4月25日，第一波澳大利亚士兵启程前往阿尔布茹努。他们计划的登陆地点是一片海滩，位于一个叫嘎巴山（Kabatepe）的岩岬角的北面。然而，战争策划者再一次低估了加里波利海岸边强劲的水流。拖着4艘登陆艇的轮船被冲离了预定航道，最后在偏离登陆点约1英里处的一个小海湾登陆—这里后来被入侵者命名为澳新湾。面对陌生的海岸，引导登陆艇的水手很难在晨曦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这意味着这些部队在登陆之后，要面对与预期大相径庭的环境，而且还需多爬一座山才能到达高地。这一错误在那一天一直困扰着澳新士兵。

奥斯曼哨兵发现了正在向岸边驶来的驳船。此次跟随澳大利亚部队前来的记者C. E. W. 比恩，在日记中记录了4时38分时由岸边传来的第一声枪响—“最初零星几声，后来就变得密密麻麻，连续不断”。据首批登陆的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回忆，登陆部队“密密麻麻地挤在船上，犹如罐头里的沙丁鱼”。他们靠近海岸时完全暴露在枪林弹雨中，“而土耳其人便在海湾边的一座大山山头上，幸灾乐祸地朝我们射击”。见到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在密集的射击下，非死即伤，登陆艇上的士兵争先恐后仓皇跳船。[36]

他们刚上岸，经周密策划的作战计划随即展开。那些被强劲的水流冲离航道的登陆艇不仅来到错误的登陆点，还打乱了登陆顺序。士兵与自己的指挥官分离，各支部队混在一起。在激烈的交火中，这些澳大利亚士兵只得听命于离自己最近的指挥官，他们装上刺刀，朝第一座山脊进发，试图击退奥斯曼守军。一位澳大利亚步兵在一封寄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同伴每走一步就相互欢呼打气，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一幕使土耳其人灰心丧气。因为当我们就快到达山顶时，他们便跳出战壕，像过街老鼠一样逃到了离他们半英里外的第二条战壕。” 澳大利亚部队白刃战迅速取得成功，这令他们过于自信，而奥斯曼军已在准备驱散入侵者。[37]

穆斯塔法·凯末尔贝伊的指挥部就设在据澳新湾仅数英里远的地方。澳大利亚士兵登陆的消息传来，这位奥斯曼指挥官立即派出一支骑兵小分队前去侦察，迅速向他汇报。6时30分，凯末尔贝伊的上级命其派遣一个营的兵力（约1000人）前去阻击入侵者。根据刚获得的情报，凯末尔判断，他必须派遣一整个师的兵力（约1万人）才能击退这种规模的入侵军。他命奥斯曼第一步兵团以及一支骑炮兵连准备战斗，随后亲赴前线审察局势。[38]

截至上午8时，已有8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澳新湾登陆。10时45分，第一批新西兰士兵抵达海岸。奥斯曼炮兵在登陆点的最北与最南端部署了榴霰弹与机枪，他们朝登陆的入侵者发起了猛烈攻击。北面的一艘轮船与其拖着的4艘登陆艇被机枪击毁，140人中只有18人成功上岸。那些在离嘎巴山最近的地点登陆的士兵，遭遇了居高临下的奥斯曼军猛烈的榴霰弹攻击。尽管如此，截至上午10时，澳新军团的主力部队已经成功占领海滩中段，将奥斯曼守军逼退至俯瞰澳新湾的第一与第二条山脊上。在赶往前线的途中，穆斯塔法·凯末尔遇到了一群撤退中的奥斯曼士兵。他们已经用完了子弹，凯末尔便命其装上刺刀，继续坚守阵地。

这位奥斯曼指挥官正确地估算到了澳新军团的软肋。虽然已有大批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成功登陆，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对其极为不利的宽阔阵线……并被一系列山谷隔断。因此，敌军几乎四面楚歌”。此外，穆斯塔法·凯末尔对其部下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他回忆称，当他组织部队反击时，“这不是普通的攻击，每个人都渴望胜利，甚至不惜粉身碎骨”。

土耳其人猛烈的反攻令澳新军团措手不及。据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后来描述，仅仅在中午之前，“（奥斯曼军）的援军大批赶到，开始了孤注一掷的反击。他们用上了火炮、机枪，而且瞄得很准，给我们上演了生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随着新一批新西兰士兵抵达，澳新军团的阵地得以巩固。这些入侵者修起壕沟，“安顿下来”准备与敌军火拼，“交战一刻不停地持续了一整晚”。奥斯曼守军凭借移动火炮、雨点般的榴霰弹，以及机枪发起猛烈攻击，致使敌军死伤严重。[39]

开战第一天，新西兰的莫斯汀·普赖斯·琼斯下士便不再幻想战争只是场冒险了。他所在的部队于上午10时登陆后，冒着敌军的榴霰弹朝陡峭的山谷推进。“我们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但我们还是顽强挺进，最终到了火线。”越来越高的伤亡率令琼斯心情低落。“亲眼看见前一秒还在跟你嬉笑怒骂的伙伴，后一秒就一个个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那种场景太可怕了。你无法想象。”截至天黑时，琼斯所在连256人中仅有86人点到—其余的人非死即伤，或者失踪，抑或在澳新湾混乱的登陆过程中与部队走失。[40]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与部队走散的士兵从火线退回到海岸边。这些士兵原先为了攀爬登陆点的峭壁，将沉重的背包留在海滩上。经过一天的战斗，他们又累又渴，弹药也即将耗尽。这些最初的战士现在只是一群掉队者，精疲力竭，士气低落，重新回到山谷下的海滩。

土耳其守军充分利用了当下澳新军团的困惑与紊乱。当天他们最大胆的行动，或许莫过于让一小批奥斯曼士兵假扮为英国部队效力的印度士兵，渗入澳大利亚部队的阵线。由于澳大利亚人正巧在等候一支印度援军的到来，土耳其人这个诡计的效果大大超过预期。听闻一批印度士兵已经抵达并要求与澳大利亚军官会面，一位名叫埃尔斯顿的中尉在翻译官的陪同下，前去会见所谓的“印度人”。然而后者却声称“有要事相商”，要见职位更高的军官。于是，一位叫麦克唐纳的上尉副官前去接洽。“不一会儿，又传闻他们要见上校。”指挥官波普上校到那里时，只见埃尔斯顿与麦克唐纳“在与6名手持枪械并装有刺刀的士兵交谈”，顿感有诈。当他走上前去，土耳其士兵便将澳大利亚人围住。波普在交战中成功逃脱，但埃尔斯顿、麦克唐纳，以及下士均被抓获。第二天，伊斯坦布尔的报纸纷纷报道了土耳其军这一漂亮的举动。澳大利亚随军记者比恩对此事非常感慨：“任何东方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打扮成印度人的模样，他们就这样走到海滩来，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识破。”[41]

第一天即将结束，约有1.5万名澳新士兵在阿尔布茹努登陆，期间500人死亡，2500人受伤，占登陆总人数的20%。他们已经将所有兵员派上战场，再无新鲜的后备力量了。一天的激烈交战后，澳新军团已抢占一处滩头，但由于奥斯曼守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未能完成预计目标的一半。眼看山谷里与海滩上聚集的掉队士兵越来越多，坚守前线的士兵逐渐减少，澳新军团指挥官意识到处境不妙。倘若奥斯曼军次日发动大面积反攻，他们则很有可能凶多吉少。权衡再三，澳新军团指挥官最终决定向上级请求派船，让所有士兵撤出阿尔布茹努。[42]

4月25日晚至4月26日凌晨，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召集部下，共同商讨对策。截至当时，协约国部队虽然成功登陆，但损失惨重。尽管各登陆部队均未能达成第一天的作战目标，汉密尔顿认为他们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登陆部分。所有报道都显示，奥斯曼军也同样遭受重大伤亡，而且不得不分散其兵力以应付协约国同时在多地发起的进攻。协约国期望通过坚守阵地来拖垮奥斯曼守军的耐性与士气。因此，澳新军团任何弃岸登船的要求—这一行动需花费两天时间—会适得其反，使土耳其人信心大增，让撤退的士兵成为奥斯曼军的攻击对象。

于是，汉密尔顿决意拒绝澳新军团指挥员的撤退要求。汉密尔顿解释称：“别无他法，只能咬牙向前挺进，并坚持下去。可以个人名义向部下发出号召……让他们做最大努力，守住阵地。”为重申这一点，汉密尔顿还加了附言：“你们已经挺过了艰难时期，当下只需咬牙向前、向前、再向前，直到安全为止。”为弥补野战炮匮乏的劣势，汉密尔顿还命舰队朝澳新军团壕沟以外的土耳其军阵地开炮，给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争取时间，以巩固他们的阵地。4月26日，随着太阳的升起，土耳其守军并未像澳新军团担心的那样发动反攻。看来，似乎双方都需要时间休整军队，才能重新投入战斗。[43]

自加里波利半岛地面战的第一天起，奥斯曼守军便表现出与入侵者势均力敌的态势。一场战争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参战者都会表现得非常坚韧与英勇，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亦不例外。然而，从 4月25日展开的一系列事件在当下仍只是个开局，未来几个月内它们会演变成腥风血雨，届时需要交战双方展现出更大程度的韧劲与胆量。双方指挥官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如何权衡海峡与其他战线上的军队部署。对于协约国而言，西线始终是重中之重；而对于奥斯曼军来说，达达尼尔海峡是帝国生死存亡的关键。

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无法做到纠集兵力一心一意守卫海峡。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多条战线同时亟需兵力支援—尤其是在高加索地区。俄国与亚美尼亚人串通一气，致使帝国这片原本就充斥着是非的区域更加动荡。为应对这种危机，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让他们至今背负着反人类的罪名。

[1]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9–130.

[2]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9), 1:51–53.

[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57.

[4] Henry W.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London: Nisbet ＆ Co., 1918), 33；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59.

[5] 与俄国一样，希腊对君士坦丁堡的领土和宗教主张由来已久，并且已提出派遣一支庞大的步兵团，协助协约国在海峡作战。英国因顾及俄国对此事的敏感拒绝了其要求。参见McMeekin, Russian Origins；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vol. 1.

[6] “The Constantinople Agreement,”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2: 1914–1945, 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21.

[7] Henry 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rpt. Reading, UK: Taderon Press, 2000), 123–134.

[8] “阿边门农”号的损毁情况到4月15日仍有目击者，当日一位新西兰士兵称舰船“一条桅杆被击断，一个烟囱被击碎”。In Glyn Harpered., Letters from Gallipoli: New Zealand Soldiers Write Home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9.

[9] 美国大使Morgenthau和奥斯曼政府官员于3月中旬巡视了海峡，发现协约国的密集炮火并未对土耳其的沿岸炮组造成实质性伤害。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35–149.

[10] 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Claude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de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1915),” in Les œuvres libres 17 (1922): 218–229.

[11] 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Claude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214–215. 不具名的第一作者似乎曾在法国战舰“絮弗伦”号上服役；Claude Farrère船长在1915年3月18日“布维”号沉船事件中幸免于难。

[12]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57–58.

[13] Hans Kannengiesser, The Campaign in Gallipoli (London: Hutchinson ＆ Co., n.d.), 76. 美联社记者George Schreiner 描述了协约国炮击所带来的影响，引自Tim Travers, Gallipoli 1915 (Stroud, UK: Tempus, 2004), 33.

[14] 在“布维”号沉船事件中幸存的Farrère声称，船上724人中仅有62人生还。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235–238.

[15] 引自Mehmed Fasih, Gallipoli 1915: Bloody Ridge (Lone Pine) Diary of Lt. Mehmed Fasih(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1) 的编者介绍中，第6页。

[16] I. Hakkı Sunata, Gelibolu’dan kafkaslara: Birinci Dünya Savaşı anılarım [从加里波利到高加索: 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3), 84–85. 关于媒体刊载政府报告的例子，参见刊登在伊斯坦布尔半官方日报Ikdâm上的文章，引自Murat Çulcu, Ikdâm Gazetesi’nde Çanakkale Cephesi [Ikdâm报纸上的达达尼尔战线] (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4), 1:160–165.

[17] Kannengiesser, The Campaign in Gallipoli, 77–78.

[18]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98–99.

[19]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24–12.

[20] 一些被土耳其人俘虏的塞内加尔人事实上是苏丹人。Muhammad Kamara 告诉他的土耳其审讯官称，“我是苏丹人，但现在法国人把黑人统统称作塞内加尔人…… [法军队伍里]有许多苏丹人。” Ahmet Tetik, Y. Serdar Demirtaş, and Sema demirtaşed., 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Ifadeler ve Mektuplar [加里波利战役俘虏：证词和信件](Ankara: Genelkurmay Basımevi, 2009), 1:22.

[21] 根据Otto Liman von Sanders，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54–58页，恩维尔是在德国盟友的强势游说下，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22]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 58–64.

[23] IWM,“Ataturk’s Memoirs of the Anafartalar Battles” (K 03/1686).

[24]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G. L. Drewry, Documents 10946, letter of 12 May 1915.

[25] Mahmut Sabri Bey,“Seddülbahir Muharebesi Hatıraları” [赛迪尔巴希尔战争回忆录]，inÇanakkale Hatıraları (Istanbul: Arma Yayınları, 2003), 3:67–68.

[26]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3.另见 IWM, E. Unwin上尉的私人文件，文件编码13473.

[27]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32.

[28] Sabri,“Seddülbahir Muharebesi,” 68–69.

[29] D. Moriarty是皇家马斯特尔燧发枪团的一名军士，他在登陆行动中幸免于难，但被敌军火力从早上7时一直压制到下午5时。他声称，在此次登陆行动中，他所在的营部有17人阵亡，200人受伤。IWM, private papers of D. Moriarty, Documents 11752, diary entry of 25–26 April.另见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G. L. Drewry, Documents 10946, letter of 12 May 1915. Unwin上尉，和“克莱德河”号的其他几名船员，因在登陆行动中的表现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30]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27.

[31]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R. Haworth, Documents 16475, letter of 3 May 1915.

[32] 驻赛迪尔巴希尔要塞的英军截获的一份土耳其文件，引自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54.

[33] 关于法军在库姆卡莱“佯攻” 的描述，基于X. Torau-Bayle, La campagne des Dardanelles(Paris: E. Chiron, 1920), 61–64；François Charles-Roux,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au jour le jour (Paris: Armand Colin, 1920)；Association nationale pour le souvenir des Dardanelles et fronts d’orient, Dardanelles Orient Levant, 1915–1921 (Paris: L’Harmattan, 2005)；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57–264.

[34] Travers, Gallipoli 1915, 76–77.

[35] 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奥斯曼军在库姆卡莱有17名军官和 45 名士兵死亡；23名军官和740名士兵受伤；5名军官和500名士兵被俘或失踪。法国方面报告称，伤亡人数为786人—20名军官和 766 名士兵死伤或失踪。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Barnsley, UK: Pen ＆ Sword Military, 2010), 85.

[36] C. E. W. Bean战时日记的手抄原件已数字化，可通过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AWM)网站获得 (http://www.awm.gov.au/collection/records/awm38/3drl606)；C. E. W. Bean diary，AWM item 3dRl606/5/1，April–May 1915，18–19.一位化名为Malcolm的澳大利亚士兵，在亚历山大港的政府医院写给他亲戚的信，时间为1915年5月2日。IWM, two letters from Alexandria (Australian soldier), Documents 10360.

[37] IWM, letter from Australian soldier“Malcolm” of 2 May 1915, Documents 10360.

[38] 穆斯塔法·凯末尔贝伊这里及其后言论均见 IWM,“Ataturk’s Memoirs of the Anafartalar Battles” (K 03/1686).

[39] IWM, letter from Australian soldier“Malcolm” of 2 May 1915, Documents 10360.

[40] Mostyn Pryce Jones写给他母亲的信，未注明日期, in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89–90. 他的经历并不唯他独有;其他新西兰人在“letters from Gallipoli” 中也把这段经历描述成“糟糕透顶” 和“似在地狱的深渊”。

[41] C. E. W. Bean对这一叙述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大量援引波普上校提交的报告。C. E. W. Bean diary, AWM item 3DRL606/5/1, April–May 1915, 30–31, 39.

[42]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96–198. C. E. W. Bean 偷听到澳大利亚指挥官关于这些要点的讨论；C. E. W. Bean diary, AWM item 3DRL606/5/1, April–May 1915, 40.

[4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1:269–270.

第七章
亚美尼亚大屠杀

截至1915年春，奥斯曼帝国已三面受敌。英印军于1914年末征服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地区后，对奥斯曼帝国的南大门构成了严重威胁。东线上，由于恩维尔帕夏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计划不周，奥斯曼第三军团在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与俄军交战后元气大伤。西线上，英法舰队持续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攻击，协约国步兵团也已在海峡两岸成功抢占了数个滩头。这一切都让1915年3月的帝国首都不能不陷入恐慌，帝国大厦仿佛崩塌在即。

冬季休整期即将过去。开春后，高加索地区厚厚的积雪逐渐消融。在加里波利，爱琴海上凛冽的寒风已被柔和晴好的气候取代。此时，协约国再次开始行动。在1915年4月之前，奥斯曼帝国遭遇的严峻挑战史无前例，局势不容乐观。

面对这些威胁，青年土耳其党人所能采取的应对手段极为有限。他们竭尽所能试图重振奥斯曼第三军团，以防御俄国入侵高加索地区；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集结一切可用部队保卫达达尼尔海峡。可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便几乎没有正规军驻守，根本无力赶走那里的英军。奥斯曼政府动员民众投身战斗，进一步加快了征兵的步伐，并动用警察与宪兵队来充实正规军（宪兵队是一群来自农村的骑警）。而恩维尔的秘密安全组织—“特殊组织”—动员了库尔德人、贝都因部落以及被释放的囚犯充当非常规部队。1915年春，青年土耳其党人公开宣称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为“第五纵队”（指与敌军里应外合，破坏国家团结的力量），联合派甚至号召平民协助自己消灭亚美尼亚人。

在萨勒卡默什被俄军击败后，那些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奥斯曼第三军团士兵便饱受一位隐形敌人的折磨—传染病。1914年10月至1915年5月，共有15万身居土耳其东北部的士兵与平民患上传染病，这一数字远高过在萨勒卡默什牺牲的6万人。[1]

士兵成了诸多传染病菌的携带者。在接触病源数周之后，他们的免疫能力便大幅下降。他们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喝了被污染的水，结果染上伤寒和痢疾；因长期不能洗澡，士兵还被携带斑疹伤寒的虱子与跳蚤骚扰。这些奥斯曼士兵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村镇里膳宿，又将疾病传染给当地百姓。如此交叉反复，致命疾病便四处蔓延开来，终于，流行病在1915年的前几个月内大规模爆发。

位于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医疗部门，之前已尽全力收治战斗伤员，现在几无余力应对这些疾病患者。由于军方医院只有900张床位，医疗部门只得征用埃尔祖鲁姆的各所学校、清真寺与政府办公楼。每天都有近千人入院求医，在传染病爆发的高峰期里，埃尔祖鲁姆的病患者人数最高可达到1.5万人。如此庞大的规模使食物与医疗器材迅速耗尽，这让伤患者的境地更加悲惨。埃尔祖鲁姆的病人有时接连两三天没有饭吃，士兵活活饿死在医院里。医疗部门也没有足够的柴火供条件简陋的医院在冬天取暖之用。伤患者的处境愈发艰难，死亡率急剧攀升。[2]

美国传教士在埃尔祖鲁姆开办的学校被改成了拥有400张床的临时医院，然而身兼大夫的传教士—爱德华·凯斯医生却发现，这种做法于救治无益，反倒加速了疾病的传播。房间里挤满了席地而睡的病人，根本无法将传染病毒携带者隔离。加上缺乏消毒和其他控制病菌的卫生手段，这些医疗场所迅速演变成了疾病的扩散中心。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凯斯医生上报了6万起埃尔祖鲁姆的死亡病例。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埃尔祖鲁姆。据驻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估计，从1914年入冬以来至1915年，这个黑海港城约有5000至6000名士兵与平民死于斑疹伤寒。当地的医生声称在流行病的高峰期，城镇中传染病的死亡率高达80%。[3]

如此艰难的医疗条件令医务人员面临着同样的致病风险。据凯斯医生称，一度约30至40名医生被隔离在埃尔祖鲁姆的“传染病医院”，“他们都染上了斑疹伤寒，最后至少近一半人没能挺过来”。在这种不利于健康的环境中工作了两个月后，凯斯医生自己也感染了斑疹伤寒，不过幸好最终康复。他比周遭的许多人都要幸运：据美国驻特拉布宗领事宣称，1914年10月至1915年5月期间，土耳其东北部有超过300名医务人员感染疾病死亡。救死扶伤的人接连病倒，伤患者更无人救治，病患死亡率也随之上升。

死亡令幸存的人们在1915年这个冬天倍感沉重。凯斯医生如此描述他在埃尔祖鲁姆目睹的惨剧：“死的人太多了，以致他们禁止白天下葬。待到晚上，他们才扒去死人的衣服，把他们一丝不挂地抬上马车，整车整车地往壕沟里送。我见过一个壕沟—或者只能叫作一个大坑—四处堆叠着尸体，摞起来都已填满了壕沟的一半。那些病死的人像垃圾一样被到处乱扔，很多人衣冠不整，头、手、腿，甚至私密部位都露在外面。后来的尸体就草草扔在他们上面，然后用土全部盖住。那个场景太触目惊心了。”凯斯甚至还见过仍未断气的人被活活埋进万人坑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久而久之，活着的人也变得麻木了。[4]

作为萨勒卡默什之战的医务人员，阿里·利扎·埃提下士在流行病的高发期被调往埃尔祖鲁姆军医院工作。先前隔离区的主管染上了斑疹伤寒，因此埃提便接替他的职务。他发现这份工作需要成天与数百名传染病患者接触，非常累人，也非常危险。他几度请求调换岗位都未成功，因为越来越多的伤病患者来到，一个人刚死，就有新人来接手他的床位。上过前线的埃提认识其中一些伤员，对他们深表同情。看着这些士兵受苦受难，他愈发愤懑，一腔怒火都撒在了亚美尼亚人身上，怪他们让土耳其人饱受战争之苦。

还在萨勒卡默什时，埃提就对亚美尼亚人产生了强烈的仇视情绪。他时常控诉他们逃到俄军那里，供出奥斯曼军的阵地位置，出卖奥斯曼士兵。虽然此前他就曾暗自欣喜地描述了亚美尼亚士兵如何被其他奥斯曼士兵“意外”打死，但直到他去医院工作，才真正有机会把这份痛恨付诸行动。

导火索是埃提一位同乡的去世。这位老乡死前对埃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从前线被撤回来，却被运输队的一个亚美尼亚卫生员遗弃在一条没人的沟渠里。他在那里天寒地冻地躺了两天，手脚长满冻疮。埃尔祖鲁姆的医务人员试图用截肢的办法拯救他的性命，但他终究还是没能捱过第二天。埃提对此怒不可遏，“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亚美尼亚士兵该有多么卑鄙”，竟能就这样把土耳其人弃置不顾。“战争结束后，我们跟他们还能是同胞手足吗？我可办不到！报仇对我来说更容易些。我要给医院里的三四个亚美尼亚人下毒。”[5]

埃提下士最终报复亚美尼亚人的手段，比谋杀更为残酷。1915年1月，他滥用自己在医疗服务队内的职权，解雇并驱逐了亚美尼亚员工。“我解雇了3名亚美尼亚人。来自凡城和迪亚巴克尔的两个人离开后被洗劫一空（换句话说就是被杀死，地方土匪通常不留活口）。这就是土耳其人的报复，”他幸灾乐祸地表示。他还解雇了4名亚美尼亚妇女，用土耳其妇女替代。此外，他冷冷地提到：“我还把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亚美尼亚卫生员。”[6]

虽然阿里·利扎·埃提从未亲手杀死过亚美尼亚人，但他很显然恨不得让他们死。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奥斯曼军在萨勒卡默什一败涂地，又因疾病等因素遭受了重大非战斗减员，导致他们在东线岌岌可危。一批亚美尼亚人的变节行为让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被土耳其人唾弃。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考虑如何永久解决“亚美尼亚人问题”。

在短暂的执政生涯中，青年土耳其党人执行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帝国丧失了该地区的领土，当地大批穷困潦倒的穆斯林迁徙到帝国境内避难。由于缺乏应对这种人道危机的资源，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层只得把成千上万名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驱逐到希腊，以便腾出空间安置这些巴尔干难民。当时，政府有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将原先奥斯曼基督徒的房屋、田地与工作场所重新分配给巴尔干的穆斯林难民。这些“人口变迁”都按照“高门”与巴尔干列国之间签订的正式协议进行，其性质等同于一场国际认可的种族清洗。[7]

奥斯曼政府将希腊族裔逐出帝国是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那不仅能空出房屋与工作场所，安置巴尔干穆斯林难民，还能借机赶走数千名无法让他们信任的国民。1914年上半年，由于爱琴海岛屿的争端不断，希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有再战的可能，这使得奥斯曼希腊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进退维谷。自巴尔干战争后开始的这种人口变迁，为奥斯曼政府解决“希腊人问题”提供了一种国际认可的办法。

最初，两国边境人口的迁移按计划有序进行。但后来，这种迁移演变成了对帝国境内希腊人的种族驱逐。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被驱逐的确切人数，但有70万希腊东正教徒在一战前与一战中被迫迁徙。越是深入帝国境内，驱逐工作的难度便越大，奥斯曼政府不得不依靠暴力恐吓来达到目的。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村庄距风波不断的巴尔干地区相隔甚远，当地的希腊东正派基督村民拒不服从奥斯曼政府的驱逐令。宪兵队便将村子团团围住，对村民们拳打脚踢，并威胁要绑架当地妇女，甚至杀死拒不服从的奥斯曼希腊人。据驻奥斯曼帝国的外国领事报告称，一些村子有十几位村民被杀，这些针对基督教民的暴行令人骇然。尽管如此，驱逐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族人的工作相对来说流血事件较少，毕竟这些被驱逐的人还有一个现成的去处—希腊。

然而，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情况却大相径庭。他们分布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行省，唯一的三个聚居地—伊斯坦布尔、奇里乞亚与高加索地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高度敏感的地区。伊斯坦布尔是亚美尼亚人在帝国境内规模最大的聚居地，当时协约国入侵已迫在眉睫；奇里乞亚地区俯瞰伊斯坎德伦湾，奥斯曼政府便怀疑当地亚美尼亚人与协约国舰队勾结；而在高加索地区，一小部分亚美尼亚激进分子与俄国沆瀣一气，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令当地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都陷入了艰难处境。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对帝国的威胁比奥斯曼希腊人要大得多，因为一些亚美尼亚人企图通过协约国的支持，在帝国的领土上独立建国。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政府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废除1914年2月与俄国签订的《亚美尼亚改革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奥斯曼帝国最东部与俄国接壤的六个行省被重划为两个亚美尼亚自治区，受外国总督管辖。奥斯曼政府此前就反对该项改革，他们认为这是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实行分治的前奏—该协议企图在帝国境内建立亚美尼亚政权，并将一批规模不小的穆斯林划归俄国统治。1914年2月，奥斯曼政府被逼无奈才签订了该协议。于是，在同年12月16日撤销协议时，帝国感到如释重负。[8]

在萨勒卡默什大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考虑采用极端手段解决他们眼中的亚美尼亚人问题，消除其给奥斯曼帝国领土带来的威胁。1915年2月，“特殊组织”运营负责人巴哈丁·萨基尔博士（Dr Bahaeddin Şakir）从高加索前线返回伊斯坦布尔，他同时也是联合派中央委员会成员。萨基尔带着从前方战场获得的一手资料，与手握大权的内政大臣塔拉特帕夏，以及另一位中央委员会成员穆罕穆德·纳齐姆会面。萨基尔阐述了解决“内部敌人”的必要性，称“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的敌对立场，以及他们向俄军提供的帮助”对帝国非常不利。虽然他们的会晤并无记录—那些谋划暴行的人几乎都不会留下文字记录—但奥斯曼政府的文件与时人的回忆录都暗示，这三位青年土耳其党官员就是策划1915年2月至5月期间土耳其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魁祸首。[9]

由于公开支持协约国，反对奥斯曼帝国与德国，这些命途多舛的亚美尼亚人正中敌人下怀。

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Grigoris Balakian）是一名亚美尼亚神父。1914年，他在柏林学习神学。欧洲爆发战争时，巴拉基昂想立刻返回伊斯坦布尔，但同在柏林的其他亚美尼亚人极力劝阻他。他回忆称：“许多人建议我去高加索，加入亚美尼亚人的志愿者团体，再从那里进入土属亚美尼亚”，协助俄军入侵土耳其。然而，巴拉基昂并不想与俄国的亚美尼亚人扯上关系，他把他们看成是对东部亚美尼亚团体的威胁而非助力。但他的柏林朋友试图打消他的忧虑。“他们对民族主义着了迷，不甘愿错过这个绝佳时机，以匡正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所犯下的错误。”[10]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巴拉基昂随即向奥斯曼移民局的官员汇报，称他从柏林归来，并表示拥护德国，支持土德交好。一位海关人员被巴拉基昂的爱国宣言所打动，他劝告这位亚美尼亚神父：“埃芬迪，你那些在君士坦丁堡的同胞跟你的观点完全相反。跟他们说说，让他们别再为俄国效力了。他们对俄、法、英三国的感情和热爱已经到了俄国赢他们笑、俄国输他们哭的地步了。他们这样今后会惹来大麻烦的。”刚到伊斯坦布尔不久，巴拉基昂便亲眼看见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公开支持协约国战事，这也印证了那位海关官员的话。

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时，亚美尼亚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即将脱离土耳其统治的欣喜。巴拉基昂反问道：“毕竟，威武的英法战舰不是已经在达达尼尔海峡了吗？君士坦丁堡看来岂非几日之内就要陷落？”他沮丧地看着其他亚美尼亚人每天聚在一起，期待共同见证“雄壮的英国舰队朝博斯普鲁斯海峡驶来，目的当然是解救亚美尼亚人”。巴拉基昂宣称，他的这些同胞“相信历史性的时刻已经来临，他们朝思暮想的建国梦终于要实现了”。这让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面临生死劫时，却“沉浸在一片狂喜之中”。这种反差注定会导致暴力。[11]

身在奇里乞亚的塔拉特帕夏与其同僚，正在实施针对亚美尼亚团体的第一步行动。1914年12月，英国“多利斯”号对德尔特约尔至伊斯坎德伦的铁路线及线上的所有车辆发动炮击，这证实伊斯坎德伦湾周边地区极易遭受海上攻击。协约国战舰继续封锁、炮击奇里乞亚海岸线，并派间谍上岸活动。亚美尼亚激进分子疑似在协助这些外国特务，在奥斯曼军弹尽粮绝之时还向特务提供军队规模等情报。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他向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透露：“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敌军还未发现我们（在奇里乞亚）的兵力薄弱。”由于无法扩充当地奥斯曼军的规模，恩维尔与塔拉特选择强制迁移他们无法信任的亚美尼亚团体。[12]

1915年2月，奥斯曼政府开始将亚美尼亚人从德尔特约尔与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土耳其名为伊斯坎德伦）驱逐至阿达纳地区。他们按照与希腊的人口交换模式，把穆斯林难民安置在亚美尼亚人被强制清空的土地上。这种驱逐使土耳其减轻在伊斯坎德伦湾的担忧，却罔顾颠沛流离的亚美尼亚人的福祉，致其只得靠阿达纳地区的教友接济度日。奥斯曼政府如此的漠视行为令他们回想起此前的大屠杀，使得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团体惴惴不安。[13]

德尔特约尔东北方约65英里处有个泽伊顿村，那里的激进分子策划发动起义，以阻挠奥斯曼政府的第一批驱逐行动。2月中旬，一群亚美尼亚起义者从泽伊顿赶赴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的旧称，今属格鲁吉亚），以寻求俄国人的武力支援。他们宣称有1.5万人已准备揭竿起义，反抗奥斯曼政府。许多亚美尼亚人还错误地认为，只要叛乱成规模，协约国也许便能出手维护亚美尼亚人。然而，俄国人无法给他们武器，更别提派遣部队前往距边境如此遥远的奇里乞亚，去帮助那里的亚美尼亚人了。[14]

2月末，泽伊顿的亚美尼亚显贵坐立难安，他们向奥斯曼当局报告称，一群激进分子正在策划谋反。这些基督教领导人期望通过这种表忠心的方式，以防亚美尼亚群体受到攻击。然而，他们的告发最终只换来了亚美尼亚人最害怕的报复行为。奥斯曼士兵赶到泽伊顿大肆逮捕群众，许多年轻人逃到农村避难，并在那里加入了亚美尼亚起义组织，后者规模越来越大。他们与逃兵一起，准备对抗奥斯曼政府。

3月9日，一支亚美尼亚武装在泽伊顿附近伏击奥斯曼宪兵队，打死一些宪兵（报道从6人到15人不等），还抢光他们的武器与钱。结果，奥斯曼政府以此为契机，决心彻底驱逐泽伊顿的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士兵封锁该地区，并逮捕当地的亚美尼亚显贵。4月至7月，泽伊顿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都被驱逐到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小镇科尼亚，穆斯林移民占据了他们原来的家。这些人身无分文，一路上又鲜有食物或保护，科尼亚有7000多名亚美尼亚人无家可归。那年夏天约1500人死于饥饿与疾病。之后，这些泽伊顿亚美尼亚人又被二次驱逐，赶往叙利亚。[15]

1915年4月，协约国在达达尼尔登陆的前夕，塔拉特帕夏及其同僚将重心从奇里乞亚转至伊斯坦布尔。他们计划褫夺亚美尼亚团体的政治与文化领导权，防止未来协约国入侵首都后，这些亚美尼亚显要与入侵者串通一气。4月24日晚，土耳其警察按照亚美尼亚人协助制定的黑名单，逮捕了240名亚美尼亚重要人士，其中包括政客、记者、亚美尼亚民族党派成员、教授，以及宗教权威人物。由于行动时已是深夜，许多被捕者抵达监狱时仍穿着睡衣。

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就是当晚被捕的。他与其他被捕者一样，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警察给惊呆了。他们带他下楼，坐上了等在街边的一辆“血红色大巴”。巴拉基昂与其余8位伙伴一起被送上渡轮，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区到了欧洲区。他后来回忆称：“那一晚我们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大海波涛汹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巴拉基昂一行人被押入中央监狱，在那里他见到了其他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革命领袖与政治领导、公众人物、无党派甚至反党派的知识分子。”当晚，大巴源源不断地运来一批批被捕人士，这些人“精神上饱受折磨，对未知充满了恐惧，亟需抚慰”。第二天，远处隐约传来协约国炮弹的轰炸声，他们正在掩护加里波利的登陆行动。听着那些滚滚如雷的不祥之声，这群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不知自己是末日来临，还是自由在望。[16]

对于亚美尼亚人而言，4月24日晚这场针对伊斯坦布尔政治与文化领导人的逮捕行动，标志着奥斯曼政府对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团体有组织的清洗。于是，4月24日也成了国际公认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纪念日。然而，对于奥斯曼政府而言，他们与亚美尼亚人的战争早在4天前，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凡城起义时就已打响。[17]

凡城是座集市重镇，当地的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分区而居。这座古老的小镇濒临凡湖，四面筑有高墙，以防平原上200米高的崖石滑落。苏莱曼一世在此建造的城堡是岬角上的明珠，主宰着小镇。镇上那狭窄蜿蜒的小路通向市场、清真寺和教堂，路旁林立着二层小楼。小镇东南部有一些政府大楼、一个警察局，还有宪兵队驻地。

整个19世纪，凡城早已不再囿于老城区，它的领地已延伸至东部的沃土。飘香的果园与高高的泥砖墙围绕着“花园区”，那里坐落着许多外国领事馆—英国、法国、伊朗、意大利与俄国—以及天主教与新教的传教团总部。“花园区”可谓凡城中最国际化的区域。据一位法国人口学家推算，19世纪90年代，凡城仅有3万人口，其中1.6万名穆斯林，1.35万名亚美尼亚人，还有500位犹太人。凡城人都为自己是凡城一员而深感骄傲。古尔根·马哈里，这位著名的凡城作家在他的经典小说《燃烧的果园》（Burning Orchards）中，称这座小镇是“童话中奇迹般的绿发女魔术师”。[18]

凡城及其周边的亚美尼亚团体规模庞大，在政界非常活跃。由于凡城既靠近波斯，又毗邻俄国，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定会激起奥斯曼政府与当地亚美尼亚民众之间的矛盾。

凡城总督赛弗德特帕夏是恩维尔的内兄，也是一位忠实的联合派。1915年3月，赛弗德特命宪兵队搜查亚美尼亚村落，以收缴武器，并逮捕任何疑似藏有武器对帝国心怀不轨的人。这一搜查行动后来升级成针对凡城周边亚美尼亚村落的血腥屠杀。为使亚美尼亚团体群龙无首，据称赛弗德特还下令，杀死凡城三位达什纳克组织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其中两位遇害—人称“伊什汗”（亚美尼亚语，意为“诸侯”）的尼科哈尤斯·米卡埃良（Nikoghayos Mikaelian），以及奥斯曼议会议员阿尔沙克·弗拉米安（Arshak Vramian）。另一位—阿拉姆·马努基安（Aram Manukian）出于对赛弗德特的不信任，并未应邀前往其办公室。当听闻那两位同事神秘失踪，恐已遭毒手时，阿拉姆转入地下，准备率领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反抗即将到来的大屠杀。[19]

拉斐尔·德诺加勒斯是一位委内瑞拉籍的军事冒险家。他自愿加入奥斯曼军是出于冒险精神，而非真正信服。萨勒卡默什一役后，奥斯曼第三军团元气大伤。不久后，恩维尔帕夏在伊斯坦布尔接见了德诺加勒斯，给他在第三军团安排了一个职位。3月，这位委内瑞拉人抵达埃尔祖鲁姆的第三军团总部。当时，那里的军官更担心的是如何控制斑疹伤寒的疫情，而不是俄国人。德诺加勒斯急于行动，于是志愿加入凡城宪兵队，因为那时只有这支队伍在俄国战线积极作战。从埃尔祖鲁姆到凡城的途中，德诺加勒斯路过奥斯曼政府与亚美尼亚人剑拔弩张的冲突区。他抵达凡城时，当地亚美尼亚人正在发动叛乱，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4月20日，德诺加勒斯及其护送人员来到凡湖西北角的一段路上，那里遍地都是“体无完肤的亚美尼亚人的尸体”。他们在那里能够看见湖南岸的村落冒着浓烟。“于是我明白了，”他后来这样写道，仿佛这次行动早已在预料之中，“木已成舟，亚美尼亚人的‘革命’已经开始了。”[20]

第二天早上，凡湖北岸的阿迪尔杰瓦兹村，其亚美尼亚街区上演一场血腥屠杀。德诺加勒斯目睹这一切。奥斯曼官员在库尔德人及“周边暴民”的协助下，闯入亚美尼亚人的住所与商店大肆烧杀掠抢。当身穿奥斯曼军服的德诺加利斯径直朝一位官员走去，并要求他下令停止杀戮时，那位军官的回答令德诺加利斯大为震惊：“他说他只是奉凡城总督（指赛弗德特帕夏）之令……消灭所有12岁以上的亚美尼亚男子。”德诺加利斯无法撤销这位文官的命令，于是他撤出大屠杀的现场，随后屠杀又持续了90分钟。[21]

德诺加利斯从阿迪尔杰瓦兹乘坐摩托艇穿过凡湖，在夜晚时分抵达凡城郊区的埃德雷米特村。“村庄燃烧着熊熊大火，火光把天空染得通红”，也把海岸映得通明。这里到处都是战斗的痕迹：房屋与教堂被付之一炬，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房屋坍塌的轰隆声中还夹杂着枪声。当晚，德诺加利斯目睹库尔德与土耳其人组成的非正规军，与寡不敌众的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枪战。

中午时分，德诺加利斯在护送下从埃德雷米特出发。他回忆道：“沿途都是已腐烂的亚美尼亚人尸体。路两旁围着一群群黑色秃鹫，它们尖啸着与野狗抢食腐肉。”待到他进入凡城时，起义已持续两天，亚美尼亚暴乱者占领这座古城。土耳其部队占制据高点，可朝亚美尼亚人的据点不停发动炮击。这个任务便落在炮兵长德诺加利斯身上。他把总部设在城堡的清真寺里，并登上寺内高高的宣礼塔，以观察炮火的精准度。

德诺加利斯参与奥斯曼政府镇压凡城亚美尼亚人的行动，整整21天。他回想道：“我很少看见像包围凡城时那样，战斗如此激烈。没人手下留情，也没人求饶。”随着战斗持续，交战双方都犯下暴行。在回忆录里，他对凡城亚美尼亚人与奥斯曼士兵的情感常在同情与厌恶之间徘徊。

俄军从波斯边境缓缓向奥斯曼帝国纵深推进，以逼迫奥斯曼军后撤，从而解救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对俄国人而言，凡城起义促成他们侵占奥斯曼帝国的战略要地。由于俄军步步逼近，赛弗德特帕夏被迫命凡城穆斯林于5月12日撤出该城。最后一批奥斯曼士兵于5月17日撤离。此时，花园区的亚美尼亚人才与旧城区的同胞汇合，他们一道放火焚烧附近的穆斯林街区及政府大楼，直至5月19日第一批俄军士兵抵达。[22]

俄国人任命达什纳克领导人阿拉姆·马努基安（Aram Manukian）为新凡城总督。马努基安在镇上建立起亚美尼亚人的政府，配备了民兵与警察力量—借用一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些措施“激发了亚美尼亚人的政治意识，坚定了在俄国的庇护下，设立自由的亚美尼亚自治区的信念”。—这一切都是奥斯曼政府最不愿看到的。[23]

土耳其人并不甘心失去凡城，他们向俄军与亚美尼亚人的阵地不断发动进攻。由于战线过长，俄军开始撤退。7月31日，亚美尼亚人被告知收拾细软，准备弃城。估计约有10万亚美尼亚人与俄军一起撤离凡城，后来被称为“大撤退”。尽管如此，俄军与奥斯曼军仍然没有停止对凡城的争夺，凡城也在1915年夏三度易主，直至秋天最终为俄国所占领—那时凡城内，甚至整个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都几乎再无幸存的亚美尼亚人。

促成俄军占领凡城以取得对当地的统治—亚美尼亚人此次的所作所为令青年土耳其党人确信，亚美尼亚人就是威胁破坏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第五纵队”。况且，这次起义的时机与协约国在加里波利半岛的登陆时间甚为接近，这更让奥斯曼政府认定，亚美尼亚人与协约国是合谋发动攻击。杰马勒帕夏在回忆录中写道：“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遭遇了危机，英法两国的东地中海部队总司令就命亚美尼亚人策动叛乱，这在我眼中是铁一般的事实。”虽然杰马勒的这一说法并无证据，但联合派已认定亚美尼亚人与协约国相互勾结。随着凡城的陷落，奥斯曼政府展开一系列措施，不仅要消灭身居安纳托利亚东部六行省的亚美尼亚人，而且要在整个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将其根除。[24]

奥斯曼政府公开下令驱逐亚美尼亚人。1915年3月1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袖成功地让议会提前休会，以便内政大臣塔拉特帕夏及其同僚能不经议会讨论就通过法律。1915年5月26日，即俄军进驻凡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塔拉特帕夏向奥斯曼大臣会议提交了《驱逐法》，奥斯曼政府随即予以批准。该法案规定，安纳托利亚东部六行省的亚美尼亚人全部搬迁至远离俄国阵线的秘密地点。

5月末，奥斯曼内政部向省级与区级总督颁布了由塔拉特签署的命令，要求他们立即驱逐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驱逐通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当地亚美尼亚人只有三到五天的时间做准备，他们还以为这只是为躲避战争的临时迁移。而且，奥斯曼政府还鼓励亚美尼亚人将任何无法随身携带的财产寄存到政府那里，由政府代为保管。[25]

在这些公开的强制搬迁措施背后，青年土耳其党人颁布密令，大规模屠杀被驱逐的亚美尼亚人。这些种族灭绝性质的命令并非以书面的形式传递，而是由巴哈丁·萨基尔博士或其他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官员，以口头指令下达给行省总督。后者如若索要该命令的书面确认函，抑或反对大规模谋杀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平民，便会遭到撤职甚至刺杀。一位迪亚巴克尔行省的区级总督表示，他需要见到书面确认函才能开始屠杀该区的亚美尼亚人。于是他被撤职，传召至迪亚巴克尔，并在途中惨遭杀害。[26]

上命难违，总督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招募武装成员杀害这些流放者。恩维尔的秘密情报部门—“特殊组织”—动员被释放的囚犯、历来敌视亚美尼亚人的库尔德人，还有从巴尔干与俄国高加索地区迁来的穆斯林。甚至一般土耳其村民据称也参与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一些人洗劫亚美尼亚人随身携带、以备途中不时之需的衣物、现金与珠宝首饰，而另一些人则是因为奥斯曼政府让他们相信，杀害亚美尼亚人有助于帝国圣战，打倒协约国。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引了他与一位土耳其上尉之间的对话。上尉称，“政府官员”已派遣宪兵队“前往附近所有的土耳其村庄，并以圣战之名，唆使穆斯林参与”屠杀亚美尼亚人“这一神圣的宗教使命中”。[27]

这种宣称驱逐亚美尼亚人，暗地里却对其进行屠杀的“两面政策”，直到战后才被政府官员证实。1918年，一位奥斯曼大臣会议的成员曾指证：“我知道一些秘密，也听闻过一些轶事。驱逐令是通过内政大臣下达给各行省的。颁布这道命令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便又密令各方集结队伍执行那肮脏的任务。于是，他们就招募人准备残暴的屠杀。”[28]

安纳托利亚的大屠杀按一定模式展开。驱逐通知发布一段时间后，亚美尼亚人便被宪兵队用刺刀逐出家园。他们将12岁以上男性与女眷隔离开来，将其残忍杀害。在小村子里，这些男子通常就在其女眷的眼皮底下，在她们的一片尖叫声中遇害。但在大一些的镇上，他们会被带到隐蔽的地方动手，尤其不让外国人看见。亚美尼亚男子被带走后，妇孺则被持枪的守卫撵出城外。据幸存者描述，有些车次上的人遭到抢劫并被成批屠杀；有的则从一个镇子被撵到另一个镇子，途中老弱病残拖累行进的便被当场杀害。驱逐的目的地是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沙漠定居点—代尔祖尔与摩苏尔，他们只有冒险穿过大沙漠才能抵达。

种族屠杀的始作俑者—塔拉特及其顾问，穆罕穆德·纳齐姆博士与巴拉丁·萨基尔博士，其目标是将亚美尼亚人从东部六个行省中全部驱逐，并确保他们在帝国任何一个区域的人口比例都不超过10%，够不上独立建国的规模。然而要达到这种人口数据的改变，绝大部分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将遭灭绝。通过武装分子的血腥屠杀，加之沙漠行进中的高死亡率，奥斯曼政府实现了这一目标。[29]

1915年5月，埃尔祖鲁姆与埃尔津詹的亚美尼亚人最先遭到驱逐。经过了两个月的跋涉，幸存者到达了125英里外的哈尔普特。当地的美国领事前去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宿营地看望他们。莱斯利·戴维斯领事称：“那里很少有男人，大多数都在途中被杀了。似乎有库尔德人沿途守候，就等着加害他们。”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衣衫褴褛、肮脏不堪、饥病交加。这种场景在意料之中。事实上，她们已徒步了近两个月，途中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机会洗澡，没有住所，也很少能吃饱”。看到守卫带来食物，这些饥肠辘辘的妇女便冲上去争抢，结果被棍棒乱打，“力量足以致命”。绝望的母亲甚至想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美国领事，以免他们未来遭受更多的不幸。戴维斯回忆道：“用这种方式不断驱赶人上路，在相对短时间内就能把他们都处理掉。组织之严密，屠杀之有效，在该国几乎是前所未闻。”[30]

6月，塔拉特将驱逐令进一步扩大，安纳托利亚东部行省中“所有亚美尼亚人，无一例外”。诸如埃尔津詹、锡瓦斯、开塞利、阿达纳、迪亚巴克尔及阿勒颇等地，便成为一批批亚美尼亚流放者在去往代尔祖尔、摩苏尔与乌尔法途中的歇脚处。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神父回忆道：“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都嫉妒那些已被暴虐致死的同胞。而我们是活着的烈士，每天都徘徊在死亡边缘，却又活了下来。”[31]

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决意挺过亚美尼亚大屠杀，作为见证人向后代讲述同胞的苦难。自从在加里波利登陆的前夕被带离伊斯坦布尔，巴拉基昂便与其他150名显贵一道被遣往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昌克勒。6月21日，塔拉特下令驱逐所有亚美尼亚人时，巴拉基昂用1500枚金币重金贿赂当地官员，希望能让昌克勒的亚美尼亚人免于流放。这次行贿为这位亚美尼亚神父及其同伴赢得了7个月的宝贵时间，让他们逃过了大屠杀的高峰。然而1916年2月，在最终被流放去往代尔祖尔的途中，巴拉基昂一行人还是遭遇了武装暴徒与村民，他们视亚美尼亚人的性命如草芥。

行进在已有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死亡的路上，巴拉基昂与他同车的官员攀谈起来，奥斯曼宪兵无所顾忌，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被“护送”的亚美尼亚人活不了多久。当中有位名叫舒凯里的上尉最坦白，他声称自己已监督杀害了4.2万名亚美尼亚人。

“贝伊，沿途的这些人骨从何而来？”巴拉基昂明知故问道。

“这些是在去年8月到9月里被杀的亚美尼亚人。君士坦丁堡来的命令。尽管内政大臣（指塔拉特）挖了许多大坑填埋这些尸体，但冬天的潮水把土冲开了。现在你也看见了，到处都是骨头。”舒凯里上尉回答。

“屠杀亚美尼亚人是谁的命令？”巴拉基昂追问。

“君士坦丁堡的阿提哈德（Ittihad，指联合派）中央委员会，还有内政大臣。”舒凯里解释，“最严格执行这条命令的是凯末尔（不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即约兹加特副总督。他是凡城人，听说亚美尼亚人在凡城叛乱的时候杀光了他的家人，他为了报复，把亚美尼亚人男女老少统统杀了。”[32]

巴拉基昂的一连串提问并没有使上尉感到不快，后者似乎很享受跟这位亚美尼亚神父聊天，以打发途中漫长的时光。舒凯里杀人如麻，他早已对这些恶行见惯不惯：数千名男子被砍死，6400名亚美尼亚妇女被洗劫一空，随后跟他们的孩子一起被杀。他一直把这种杀戮行为称作“清洗”（土耳其语为“paklamak”)。这位嗜血成性的奥斯曼军官甚至对巴拉基昂颇有好感，他提出巴拉基昂若能皈依伊斯兰教，自己就能保他免受一切灾难。

通过与土耳其军官交谈，巴拉基昂知悉了奥斯曼政府是如此看待亚美尼亚人的种种悲剧。一路上，他与其他幸存者聊天，又了解到亚美尼亚人在种族屠杀中的亲身经历。他把双方的观点融合成他伟大的回忆录，首版为亚美尼亚语，于1922年出版。他尽到了目击者的使命，为世人讲述了那段被他称为“亚美尼亚各各他”的悲惨往事。

要想在种族屠杀中存活谈何容易。巴拉基昂要与看守保持良好关系，并且用他自己的话说，还要坚信上帝。他就这样活一天算一天，还经常面临猝死的威胁。死亡行军途中，牧师及其伙伴经历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所有悲惨的遭遇：死者的惨状，还活着的人饥肠辘辘的哀求，还有为了活命改信伊斯兰教的那份耻辱。车队穿过安纳托利亚到达奇里乞亚，向叙利亚沙漠进发。一路上，他把所见所闻在日记中做了详细记载。其他幸存者对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描述也印证了他的说法。

终日被暴行、疲惫与饥饿折磨，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的恐惧更加重亚美尼亚人的精神负担。许多人不甘受此暴虐屈辱，于是选择自行了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发誓要活下来，但就连他也差一点被逼得自杀。行至哈里斯河（Halys,古希腊语，意为“红河”）附近时，巴拉基昂及其同伴遭遇了一伙武装暴徒，他们商量，万一“躲不掉的灾难”真的来临，就跟先前许多人一样，一起纵身跳入湍急的河水里。他回忆称：“这里浑浊的河水就是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的坟墓，它肯定也不会拒绝我们的加入……让我们能不被这些土耳其罪犯折磨至死。”但巴拉基昂还是理智地与武装分子谈判，最终他们成功脱险。[33]

自称M. K. 的曼努埃尔·克沙卡瑞昂，9岁时目睹自己的母亲从一座桥上一跃而下，淹没在幼发拉底河那汹涌的河水里。当时，M. K. 及其阿纳达的家人全部被逐往美索不达米亚的艾因角（位于今叙利亚）定居点。仍是个孩子的他看到家人被暴徒打劫，还被押送他们的宪兵殴打。艰苦的跋涉使他的母亲双脚肿胀，疼痛难忍，但她还是挣扎着跟上大队的步伐，因为她知道那些掉队的人是何下场。[34]

一晚，M. K. 的母亲知道自己实在无法继续走下去了，于是她向丈夫提了一个可怕的要求：“带我去河边吧，我要跳河自尽。如果我留下，阿拉伯人会把我折磨死的。”她的丈夫拒绝她的要求，但一位邻居了解她的恐惧，于是把她背到了幼发拉底河边。M. K与一位牧师随她一同到达河边。当时河水正涨潮。母亲跳河的一刹那，M. K把头转了过去。等他回过头来，母亲已在河中，不一会儿便被水流冲走了。

母亲死后不到两天，M. K. 的父亲也在睡梦中死去，年幼的M. K. 从此孤苦无依。他赤着脚，直到最后脚肿得无法走路。他看见士兵杀了许多跟他一样掉队的妇孺。他被扒得只剩裤衩，然后被扔在了路边—又渴又饿，惊恐万分。

一路上，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孤儿。在伊斯拉希耶，即距M. K. 变成遗孤之地的不远处，他看到一个8岁左右的男孩与他11岁的姐姐一起乞讨，两个孩子几乎全身赤裸，接近饿死。姐姐“用受过教育的亚美尼亚语”述称，他们一家14口，其他人都死了，只剩两个小孩相依为命。“我真希望我们没有活着。”她啜泣着说道。[35]

年幼的M. K. 最后奇迹般活了下来。他身处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中，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明白他们的举动。一些人给他吃穿，而另一些人却朝他扔石头，抢劫他。他目睹丑陋的恶行，看见平原上到处躺着亚美尼亚人的尸体。四个库尔德妇女救了他。她们看见他在路上游荡，于是就把他带回村子，让他做家仆。余下的战争岁月里，M. K. 流浪于土耳其—叙利亚边境上的库尔德村落之间，靠好心人的接济—与逃离坏人的残暴—度日。

有天晚上，M. K. 看见远处一座山头的村庄着了火。收留他的库尔德人跟他解释称，那是叫阿扎克的亚述人村，是被劫掠的数个基督村之一。“嘿，异教徒之子，瞧见了吧？”库尔德人洋洋得意地说道，“土耳其所有的亚美尼亚人，还有不信伊斯兰教的人都被清理掉了。着火的地方就是个异教徒（gavur）村，他们是被活活烧死的。”为了吓唬M. K. ，库尔德人还补充说，土耳其已经没有基督徒了。M. K. 回忆说：“我相信的确如此。”[36]

奥斯曼帝国的亚述基督徒与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一样，也被指控在一战初期与俄国人勾结。亚述人是信奉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他们的语言源自古老的阿拉姆语。几世纪以来，亚述人一直居住在今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与伊拉克的边境地区，与库尔德人杂居一处。聂斯托利派、迦勒底派及叙利亚东正教是亚述人的三大教派。

如同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的亚述人也遭到阶段性的迫害，其中包括1895、1896年，还有1909年的阿达纳大屠杀。为寻找协约国的庇护，亚述人同样选择信任俄国。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后，亚述人就被控与协约国串通，遭到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杀戮。战前62万亚述基督徒中，约有25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对M. K.这样的孩子而言，作为奥斯曼帝国大计中的一部分，帝国境内的亚述人与亚美尼亚人被赶尽杀绝是完全可能成为现实的。[37]

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村庄之间流浪的日子里，M. K. 看到很多亚美尼亚妇孺跟他一样，被库尔德人收容。不少都是被库尔德人从死亡行进的途中救下，随后到库尔德村庄帮忙做家务、忙农活。M. K. 还遇见了几位年轻的亚美尼亚妇女，她们最后都嫁入库尔德救命恩人的家中。其中赫拉努斯·加达利安就是这样逃过了种族屠杀。

赫拉努斯出生于安纳托利亚东部海拜卜村一户体面人家。海拜卜（Habab）是一个大型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地，拥有200户人家、两座教堂和一座修道院。1913年，赫拉努斯刚开始上学，她的父亲与两位叔叔便移民到了美国。她一学会写字就给父亲寄去一封信，她的父亲一直把这封信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直至去世。“我们一直希望并祈祷您过得很好，”赫拉努斯代表她的兄弟姐妹写道，“我们每天都去学校，很努力地想做个乖孩子。”用神父巴拉基昂的话来说，这封信都是用上学小女孩那贴切的亚美尼亚语句写成的。[38]

赫拉努斯三年级那年，宪兵队袭击了她的村庄。他们在惊恐万分的亚美尼亚村民前将村长枪毙，然后把其他人团团围住。她的祖父与三位叔叔被带走，从此杳无音讯。随后，宪兵们把村里的女性都带到了附近一个叫帕卢的集镇，关在一间教堂里。女人听到教堂外有凄厉的叫声。一个小女孩爬上高高的窗户往外张望。赫拉努斯至今难忘那个女孩描述的惨状：“他们在割男人的喉咙，然后把他们丢进河里。”

海拜卜的妇孺从帕卢加入了死亡行进，随其他亚美尼亚人一起穿越安纳托利亚，朝叙利亚沙漠走去。赫拉努斯后来回忆道：“行进中，我的母亲特意走得很快，以免自己掉到队伍的后面。我们跟不上她，她便用手拽着我们。我们可以听到队伍后面有人在哭喊、哀求。”第一天快结束时，赫拉努斯怀孕的姑姑身体不适，落在了队伍后。宪兵当场用刺刀刺死她，将她扔在路边。“整个行进途中，凡是老弱病残走不动的，他们就会用刺刀杀死他们，把他们丢在倒下的地方。”

去往迪亚巴克尔的途中，队伍在马登镇过河。赫拉努斯看见自己的奶奶将她两个已失去父母的孙辈扔进河里。两个孩子走不动了，奶奶便把他们的头摁在水里，随后自己也纵身跳入汹涌的河水中。正如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所说的，这条河“就是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的坟墓”。

行进到切尔米克哈马姆巴斯（Çermik Hamambaşı），当地居民涌上前来，他们在凄惨的幸存者中寻找健康的小孩回家打杂。一位骑马的宪兵选中了赫拉努斯，另一个邻村的人相中她的兄弟奥伦。可他们的母亲断然拒绝，高喊道：“谁也别想从我身边抢走他们，我绝不会放弃他们！”

赫拉努斯的姥姥试图劝女儿为了孩子的安全，让他们走。“我的女儿啊，”她如此恳求赫拉努斯的母亲，“孩子们一个个都快死了，没人能活过这场死亡之旅。如果你让你的孩子跟这些人走，你就是救了他们啊。”赫拉努斯的家人还在对这个悲惨的问题讨论不休，那两个人就趁机想把孩子掳走—骑马的宪兵抓住赫拉努斯，另一个人则抓住了奥伦。赫拉努斯的母亲一直努力抓着赫拉努斯，想从骑马的宪兵手里把她抢回来，但她一松手，便永远失去女儿。

宪兵把赫拉努斯带到了切尔米克外的一处农场。她在那里遇到8个同样来自海拜卜村的女孩，大家都是被人从死亡跋涉中抢出来的。女孩被留在一个果园里，吃了顿饱饭，人们也很照顾她们。当天晚些时候，那个骑警回到这里，接上赫拉努斯回到他在切尔米克附近的家中。这位骑警和妻子膝下无子，他把赫拉努斯当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对待。然而，他的妻子因嫉妒丈夫对这位亚美尼亚小女孩的关怀，就一直羞辱她，提醒她在这家中只是个女仆。夫妻二人给赫拉努斯取了一个土耳其名—泽埃尔，还教她土耳其语。

尽管赫拉努斯没了自由和身份，但她以泽埃尔这个土耳其新名字活了下来。虽然她很多家人都死在流放的途中，但也有不少幸存者。赫拉努斯的兄弟奥伦与她同一天被带走，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干活，被人称作“羊倌艾哈迈德”。她母亲最漂亮的妹妹被一个库尔德马夫掳走，后来嫁给他。这位姨妈不但活了下来，还成功地找到赫拉努斯的新家。更令人吃惊的是，赫拉努斯的母亲活着走到阿勒颇，战争期间一直留在那里。她的父亲从美国回来寻找失散的家人，成功地与赫拉努斯的母亲团聚。可是，加达利安夫妇二人却再也没能找回他们的女儿赫拉努斯。[39]

16岁时，赫拉努斯已出落成一位土耳其少女，嫁给了骑警的一个侄子。她的结婚证上写的是泽埃尔，是骑警侯赛因与妻子埃斯玛之女。泽埃尔的余生一直是个土耳其家庭主妇，她的孩子都是循规蹈矩的穆斯林。

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和一些为了躲避大屠杀而皈依伊斯兰教的亚美尼亚人打过交道。这对大人来说较难接受，但孩子的适应性相对较强。几百或几千名年幼的亚美尼亚人改信伊斯兰教后融入土耳其社会，他们的亚美尼亚出身几乎已被人遗忘—但还未完全忘记。战后多年，土耳其人仍然把这些后来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称为“漏网之鱼”。[40]

死亡行军即将进入致命的沙漠，这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决定放弃前行。他在途中遇到两位在奥斯曼运输队服役的亚美尼亚马夫，他们刚从代尔祖尔回来，诧异地发现还有一名活着的亚美尼亚神父，于是竭尽全力阻止他继续前进。“我要怎么讲你才能明白呢？”他们绝望地问道，“那些去代尔祖尔的人所经历的，已经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描述。”不过亚美尼亚马夫还是试图用只字片语去表述那份恐惧：

几千户人家从阿勒颇上路，只有不到5%的人活着到了代尔祖尔。因为沙漠里的土匪……跨着马，手拿长枪，成群结队地攻击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们。他们杀人绑架、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们把中意的挑走，有谁要是胆敢反抗就往死里折磨，然后再带走。由于不能也无法折返，还活着的人别无选择，只好继续向前，再次遭受新一轮的攻击和劫掠。只有不到5%的人活着。[41]

马夫如此细致地描绘这一幕幕的恐怖景象，最终成功说服这位亚美尼亚神父，令他相信只有精心策划、从看守他的奥斯曼军手中逃离，才能活命。巴拉基昂把自己的计划透漏给他最亲近的伙伴，1916年4月初，在一位亚美尼亚烟草走私商的帮助下，他逃离行进队伍，躲进了阿曼山脉。

德国铁路公司仍在竭尽全力完成阿曼山脉的隧道工程。托鲁斯山脉与阿曼山脉群成为打通柏林至巴格达铁路的最终障碍。该段铁路对奥斯曼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地区的战事甚为关键，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允许德国铁路公司自由招募任何它需要的劳力，以便修建长隧道，打通这片密集的山脉群。数千名从死亡跋涉中逃生的亚美尼亚人躲在阿曼山脉修建隧道。巴拉基昂声称，1916年早期有多达11 500名亚美尼亚人在此工作。他们做苦力维持温饱，也比死亡迁徙要强上百倍。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就在这里丢掉牧师的袍子，剃掉威严的胡须，踏上亡命生涯。

由于巴拉基昂精通德语，他很快便得到奥地利与德国工程师的庇护，当上铁路监察员。然而，修建铁路也并不安全。1916年6月，土耳其军官包围了所有亚美尼亚工人，打算马上驱逐他们。德国铁路工程师抗议称，亚美尼亚工人对于铁路完工至关重要。最终，包括巴拉基昂在内有135名“专家”得以幸免，但这些逃过一劫的亚美尼亚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皈依伊斯兰教。对巴拉基昂而言，改变信仰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他在德国同事的帮助下，逃到了该铁路段的另一处工作站，大家都以为他是德国人（巴拉基昂充满感情地描述了德国与奥地利普通百姓的人道主义，却发现德国军人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一样敌视亚美尼亚人）。余下的战争岁月中，巴拉基昂一直秘密潜逃，或以德国人身份躲避流放。就这样，这位亚美尼亚神父逃过奥斯曼政府消灭亚美尼亚人的种种手段。据他估算，这些手段在1915年底造成四分之三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死亡。

关于一战中有多少奥斯曼基督徒惨遭屠杀，至今并无定论。尽管与希腊的人口交换并未有太多的流血事件，但数十万亚美尼亚人与亚述人在1915年的流放中殒命。直至21世纪，人们还一直在争论，1915年至1918年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究竟是战争使然，还是蓄意的灭绝政策造成的后果。但即便是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存在的人也承认，有60万至85万亚美尼亚平民因种种战时政策丢掉性命。而另一方，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则宣称蓄意的国家政策导致10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人丧生，使其成为现代首次种族屠杀的牺牲品。[42]

的确，有部分亚美尼亚人与亚述人在战时与奥斯曼帝国的敌人串通一气。1915年春，帝国在达达尼尔海峡、高加索边境，以及美索不达米亚这三条战线上同时受敌。这虽然有助于解释，为何青年土耳其党人要对其基督徒臣民采取如此前所未有的暴力手段，但也无法为他们之后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脱。

讽刺的是，奥斯曼帝国如此这般对亚美尼亚人与其他基督徒赶尽杀绝，却并未使帝国更加安全：协约国从未在奇里乞亚地区发动过进攻，帝国驱逐当地亚美尼亚人的行为毫无理由；流放修建柏林至巴格达段铁路的亚美尼亚工人，事实上有碍于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事；驱逐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也未能阻止俄军入侵高加索地区。1916年2月，沙皇部队攻占埃尔祖鲁姆时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同年晚些时候，俄军横扫黑海港口城市特拉布宗与集市重镇埃尔津詹—由于当时亚美尼亚人已被驱逐，奥斯曼军在这些战场上的失败并不能归结于他们与俄国勾结。

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中，奥斯曼军经历艰难险阻，最终击退英国、法国与自治领的联军，成功守卫帝国领土。这场胜利是奥斯曼士兵英勇作战、众志成城的结果，而非消灭帝国少数族裔之功。

[1] NARA, Istanbul vol. 294,“Consul Heizer Report on Typhus Fever, Trebizond [Trabzon],” 22 May 1915.

[2] Hikmet Özdemir, The Ottoman Army, 1914–1918: Disease and Death on the Battlefield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8), 51.

[3] NARA, Istanbul vol. 294,“Consul Heizer Report on Typhus Fever, Trebizond [Trabzon],” 22 May 1915.

[4] NARA, Istanbul vol. 294, 在土耳其埃尔祖鲁姆的医务传教士，Edward P. Case博士的报告，1915年5月16日。

[5] 准确地讲，埃提威胁说要让他的受害者们喝下süblime，即氯化汞，是一种毒性很强的化合物，之前用于治疗梅毒。Ali Rıza Eti, Bir onbaşının doğu cephesi günlüğü, 1914–1915 [东线下士的日记，1914–1915]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9), 135.

[6] Eti, Bir onbaşının... günlüğü, 140, diary entry of 31 January 1915.

[7] Taner Akçam, The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63–96. Ryan Gingeras 审查了马尔马拉海东部海岸的驱逐和人口交换情况，写成Sorrowful Shores: Violence, Ethnicity,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54.

[8] 1914年2月《亚美尼亚改革协议》的背景及其条款，详见第二章。

[9]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175, 183–184. 另见亚美尼亚神父Grigoris Balakian的回忆录，题为Armenian Golgotha: A Memoir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8 (New York: Vintage, 2010), 46.

[10]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2–23.

[11]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8, 32–34.

[12] 1914 年12月的Alexandretta Incident 在第四章中有所描述。Aram Arkun,“Zeytun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A Question of Genocide: Armenians and Turks at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ed., Ronald Grigor Suny and Fatma Muge Gocek and Morman M. Naima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3.

[13] Donald Bloxham, The Great Game of Genocide: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Armen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8–83.

[14]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5–166.

[15] Akçam, in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56–57，其中声称从4月20日起—仅在亚美尼亚人遭流放12天后—穆斯林开始迁入泽伊顿。Arkun,“Zeytun,” 229–237.美国大使Henry Morgenthau 1915年7月写道，“5000个来自泽伊顿和苏丹治下等地的亚美尼亚人什食物也没有”，in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rpt. Reading, UK: Taderon Press, 2000), 230.

[16]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45，56–57.

[17] 土耳其政府和土耳其历史协会(the Türk Tarih Kurumu)的官方历史在描述1915年和1916年亚美尼亚大屠杀时，仍然拒绝使用“种族屠杀” 的字样。然而，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学者和知识分子已经艰难地开启了这一禁忌话题的讨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和一批历史学家和记者，在撰写本书时我参考过他们的著作。这些人有: Taner Akçam，Fatma Müge Göçek，Baskın Oran，Uğur Ümit Üngör等等。为支持他们迫使土耳其正视自己历史的勇敢行为，也出于自身信念，在此我将战时消灭亚美尼亚人的行为称之为种族屠杀。根据1948年联合国关于种族屠杀的公约，我相信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奥斯曼政府“蓄意毁灭全体或部分”在安纳托利亚作为特定民族和宗教群体的亚美尼亚人，且应对此事负有责任。

[18] 人口数字来自Justin McCarthy et al., The Armenian Rebellion at Van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3–7. McCarthy自己是人口学家，他宣称Vital Cuinet关于1890年代的数值“估计偏低”。他引用了奥斯曼政府对凡城地区的数字，包括城镇和周边村庄的人口，1912年共计有4.5万名穆斯林，3.4万名亚美尼亚人和1000名其他人士，他表示这些数字低估了妇女、儿童、士兵、行政人员等人的数量。古尔根·马哈里1903年生于凡城，凡城起义后他举家迁到俄国，在苏联度过了余生。他1966年在苏联出版了当时备受争议的小说《燃烧的果园》。该书英译本由Black Apollo Press （没有出版地）于 2007年出版；这里引自49页。

[19] 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5–147. Anahide Ter Minassian,“Van 1915,” inArmenian Van/Vaspurakan, ed. Richard G. Hovannisian (Costa Mesa, CA: Mazda, 2000), 217–218；McCarthy et al., The Armenian Rebel- lion, 200.

[20] Rafael de Nogales, Four Years Beneath the Cresc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6), 58. 关于德诺加勒斯及其作品的批判性研究，参见Kim McQuaid, The Real and Assumed Personalities of Famous Men: Rafael de Nogales, T. E. Lawrence,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Era, 1914–1937 (London: Gomidas Institute, 2010).

[21] De Nogales, Four Years，60–61；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22]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145–146；McCarthy et al., The Armenian Rebellion, 221.

[23] Ter Minassian,“Van 1915,” 242.

[24]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 Co., n.d.), 299；Bloxham, Great Game of Genocide, 84–90.

[25] Taner Akçam, 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 (London: Constable, 2007), 168–169.

[26]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193–196. Balakia in Armenian Golgotha, 82–83，104，106–107，其中记录了几位奥斯曼军官的名字，这些军官因不愿屠杀亚美尼亚人，不是辞职就是被撤职，其中包括安卡拉、阿勒颇和卡斯塔莫努的总督。

[27]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410–413. Balakian in Armenian Golgotha, 95，100，其中几段与土耳其人的对话。这些人把自己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角色看做圣战参与者，并认为有权升入天堂。在他与上尉的谈话中，上尉辩解称，自己只是在履行其宗教义务（144页，146页）。

[28] Taner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193–202，奥斯曼档案资源和德国方面的记载中详尽记录了这一“双管齐下”。The quote is from Reşid Akif Pasha’s testimony to the Ottoman Chamber of Deputies, 21 November 1918, in Akçam, A Shameful Act, 175, and, in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193–194（译文略有不同）。

[29] 关于“百分之十原则”，参见Fuat Dündar,“Pouring a People into the desert: The ‘definitive Solution’ of the Unionists to the Armenian Question,” in Suny, Göçek, and Naimark ed., Question of Genocide, 282. Akçam在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里，为被他称之为“百分之五到十规则”提供了最为详细的分析，见242–263页。

[30] NARA, Istanbul vol. 309, report by Leslie Davis, US consul in Harput, 11 July 1915.

[31]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109.

[32]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139–140.

[33]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167.

[34] Baskın Oran, MK: Récit d’un déporté arménien 1915 [M. K.: Narrative Of An Armenian Deportee, 1915] (Paris: Turquoise, 2008), 37–51.

[35]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47–249.

[36] Oran, MK, 59. 从那时起，阿扎克村就更名为伊迪尔村。

[37] Bloxham, Great Game of Genocide, 97–98. Paul Gaunt辩称，25万人的估计可能过低，可能有约30万亚述人消亡。参见“The Ottoman Treatment of the Assyrians,” in Suny, Göçek, and Naimark, Question of Genocide, 244–259. 一些现代土耳其学者否认亚述人指控的种族屠杀；参见 Bülent Özdemir, Assyrian Identity and the Great War: Nestorian, Chaldean and Syrian Christians in the 20th Century (Dunbeath, UK: Whittles Publishing, 2012).

[38] 写给她父亲的信，见Fethiye Çetin, My Grandmother: A Memoir (London: Verso, 2008), 8–9.海拜卜自那以后就更名为Ekinozu，现位于Harput和Palu之间的土耳其东部地区.

[39] 赫拉努斯的父亲从美国到叙利亚与四散的家人团聚。1920年，他在阿勒颇的亚美尼亚难民中找到了妻子。随后，他雇佣走私贩子清查海拜卜流放人员的路线，并于1928年发现了他的儿子奥伦。奥伦之后来看望他姐姐和姐夫，想说服他们与他一道去阿勒颇，与全家人团聚。 但最后，泽埃尔/赫拉努斯的丈夫不准她去，她也再没能与家人团聚。奥伦与父母团圆后搬到了美国，在那里，加达利安家族试图与他们失散的女儿取得联系，但都落空了。1970年代，泽埃尔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她的孙女Fethiye Çetin，孙女非常吃惊，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奶奶有亚美尼亚血统。作为安卡拉的一名年轻律师，Çetin 最终成功与身在美国的加达利安家族取得了联系，但那时为时已晚，她年迈的奶奶已经不能前去看望她的兄弟奥伦了。通过与奶奶的谈话，以及随后与美国加达利安一家的见面，Fethiye Çetin可以重新构建出泽埃尔/赫拉努斯的不幸和生存的伟大故事. 她的书最初于2004年在土耳其出版，深受好评，到4年后英译本出版时，土耳其原版已经七次印刷。

[40] Çetin, My Grandmother, 102.

[41]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50.

[42] 人口学家Justin McCarthy坚称战时的屠杀并不构成种族屠杀，他根据奥斯曼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战争期间约有60万到85万的亚美尼亚人死亡；参看Justin McCarthy, Muslims and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natolia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1–130；Justin McCarthy,“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rmenians,” in The Armenians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ed. Türkkaya Ataöv(Ankara: 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 2001), 76–82.研究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历史学家，例如Richard Hovannisian和Vahakn Dadrian等人坚称，有超过 100万亚美尼亚人死于蓄意的种族灭绝行动；参见此二位学者的文章，in Richard Hovannisian ed., The Armenian Genocide: History, Politics, Ethics (Houndmills, UK: Macmillan Palgrave, 1992); Donald Bolxham, The Great Game of Genocide: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Armen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八章
奥斯曼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

加里波利之战很快由运动战转变成了堑壕战。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协约国终于将5万名战士成功送上加里波利半岛。然而，他们并未能完成先前野心勃勃的任务。英军本想逼退奥斯曼守军，拿下深入内陆5英里的阿奇巴巴高地，进而钳制土耳其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阵地。澳新军团不仅应攻占俯瞰阿尔布茹努周围海滩的山岭，还应占据横跨半岛，直抵达达尼尔海峡的麦都士高地，从而切断奥斯曼军所有的交通补给线。倘若协约国部队能顺利完成上述任务，他们便能征服达达尼尔海峡的岸炮组，为英法战舰打通海峡，并最终占领伊斯坦布尔。但事实上，他们遭遇了土耳其守军的顽强抵抗。土耳其人在澳新湾与赫勒思角周边地区拉开战线，奋力阻击入侵者向内陆挺进。

英法联军三度试图突破土耳其军在加里波利半岛尖角处的防线，抢占具有战略意义的克里希亚村与阿奇巴巴高地，但均以失败告终。4月28日克里希亚的首场战役中，英法联军死伤3000人（伤亡率达20%），却未能前进半步。相隔9天后（即5月6日），协约国再度发起进攻，三天内折损6500名士兵（接近参战兵力的30%），却只向前推进了600码。克里希亚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战役中（6月4日），英军死伤4500人，法军2000人，也只是把一英里长的战线推进了250至500码。往克里希亚推进每一英里，协约国便要伤亡2万人，如此高昂的代价他们根本无法承受。[1]

加里波利半岛保卫战让土耳其军也伤亡惨重。克里希亚的三场战役中他们付出与协约国同等的代价，而在向英法军阵地发起的反击中死伤尤甚。由于恩维尔帕夏下令要将入侵者赶出陆地，奥斯曼军孤注一掷，向协约国军的阵地发起反攻。5月1日深夜至2日凌晨，奥斯曼军向驻赫勒思角的英军发动第一轮攻击，造成6000名奥斯曼士兵阵亡；5月3日至4日，他们在同一地点再次发动进攻，又折损4000名土耳其士兵—10小时内便损失了近40%的兵力。

5月18日晚，奥斯曼军动员5万名步兵，向位于阿尔布茹努滩头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迫使他们撤离海滩。英国侦察机早已向澳新军团通报了敌军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于是澳新士兵严阵以待。经过7小时的战斗，奥斯曼军一败涂地，阵前死伤1万余人。西线士兵早已知道，向挖壕固守、全副武装的敌军发起进攻没有半点胜算。而他们在加里波利的同伴却仍未总结出这一惨痛的教训。[2]

加里波利半岛上的混战持续了一个月，双方仍僵持不下。协约国与奥斯曼军均修起壕沟，坚守阵地，数万名士兵在堑壕里英勇作战，死伤无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盘踞澳新湾滩头，英法联军则在距赫勒思角不到3英里的半岛尖角处拉开战线。尽管土耳其人并未能将入侵者逼回海上，但他们还是成功阻止了协约国部队抵达高地。由于阵地狭小，协约国部队不断遭到敌军的大炮、榴霰弹以及躲在暗处狙击手的攻击，而土耳其部队也时常遭到英法舰队的重炮轰击。这正是西线士兵所熟知的堑壕战法，他们还同样熟知那伴随战争而来的种种恐怖体验。

英国政府审视加里波利当前局势，感到忧心忡忡。战争并未按计划进行：3月18日，英法海军突破达达尼尔海峡失败，温斯顿·丘吉尔所倡导的这次海上冒险行动因此被中止；基奇纳勋爵发动有限的地面进攻，也遭到奥斯曼军的顽强抵抗，最终铩羽而归；死伤率高居不下，地面部队中有生力量过少，不足以取得战斗胜利；而亚历山大港与利姆诺斯岛（协约国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的总部所在地）之间的航运线亦不再安全。

5月13日，奥斯曼军袭击英舰“歌利亚”号，英国战舰的弱点在这次行动中首次暴露。“歌利亚”号战列舰服役已久，当时正驻靠在莫陀湾（达达尼尔海峡内，靠近加里波利半岛南角的位置）为法军作掩护。土耳其“国家支持”号鱼雷艇逆行进入达达尼尔海峡，朝协约国船只方向驶去。由于“国家支持”号行驶缓慢，且艇尾在前，导致执勤的协约国军官误把这艘奥斯曼战船当做英国船只，直到它向“歌利亚”号发射了3枚鱼雷，一切为时已晚。“歌利亚”号在短短两分钟内便沉没了，船上700名船员中的570名随之遇难，而土耳其鱼雷艇却安然无恙地悄然撤离。

5月末，德国潜艇抵达达达尼尔海峡，改变了该区域的海上力量对比。对此协约国无力回天。事实上，自英舰于1914年12月击沉奥斯曼“马苏迪”号战列舰后，英国、法国，甚至澳大利亚都已在达达尼尔海峡部署了潜艇。1915年4月25日，澳大利亚“AE2”号潜艇清除水下障碍物，成功抵达马尔马拉海。两艘英国潜艇—“E11”号与“E14”号也同样顺利通过海峡，在马尔马拉海巡航数周，击沉了数艘载满物资前往加里波利半岛的奥斯曼军运输船。但由于海峡与马尔马拉海的水下威胁极多，协约国潜艇舰队也损失严重。“AE2”号潜艇抵达马尔马拉海不过数日，便被土耳其鱼雷艇击沉。截至5月末，因潜艇网与水雷，法国也已损失两艘潜艇—“蓝宝石”号与“焦耳”号。[3]

德国潜艇轻轻松松便让位于爱琴海公共水域的英舰蒙受损失。5月25日，正当英国“胜利”号战列舰对奥斯曼军在澳新湾的阵地发动炮击时，德国“U-21”号潜艇向其发射鱼雷并将其击沉。事发时正值晌午，交战双方视野都非常开阔—这对土耳其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却给岸上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沉重的打击，使其士气低迷。“胜利”号不到20分钟便彻底沉没，期间多数船员获救，但仍有75名水手与3名海军军官丧命。两天后，这艘德国潜艇又在赫勒思角击沉英国“威严”号战列舰，致舰上49人死亡。舰上的桅杆倒搁在大陆架上，支撑着倾覆的船体，提醒着协约国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经受的惨痛经历。由于在短期内接连损失3艘战列舰，皇家海军不得不将所有重型战列舰撤出达达尼尔海峡，改由小型潜水重炮舰（专为向岸上发动炮击而建造的潜水船只），及其他不易受潜艇攻击的小型舰船掩护陆地上的军事行动。尽管如此，对往返于亚历山大港与穆兹罗斯港之间运送兵员与补给的英法船只来说，德国潜艇仍然是很大困扰，令战局更加复杂。[4]

加里波利的一连串失利在英国国内激发一场政治危机。1915年5月，英国自由党首相H. H. 阿斯奎斯被迫与保守党组成战时联合政府。新内阁顺应政局的走势。保守党成员阿瑟·詹姆斯·贝尔福接替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海军大臣。英国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行动失败，丘吉尔作为该行动的倡导者也备受谴责，被降职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失去实权。英国政府新成立达达尼尔委员会，取代原先的战争委员会监管加里波利战事。1915年6月7日，达达尼尔委员会首度召开会议，讨论未来战事。

基奇纳勋爵留任陆军大臣，他依旧是会议中最权威的人物（基奇纳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决策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把英军在加里波利的失利归咎于丘吉尔）。他给了达达尼尔委员会三个选择：英国及其协约国盟友彻底放弃加里波利战役；或大规模派遣部队征服半岛；抑或继续向伊恩·汉密尔顿率领的小股远征军增派援军，期待稳扎稳打，最终征服加里波利。

委员会成员排除从加里波利撤军的可能性。他们担心承认失败会把摇摆不定的巴尔干列国推向对立面。届时，借用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在谈到这次战役时所说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几乎定将起事”，这也印证了协约国战争策划者仍非常忌惮奥斯曼帝国的圣战。但委员会成员在派遣大规模部队与维持现状这两个选择之间犹豫不决。他们不知道需要多大规模的部队才能征服加里波利的土耳其人，也不知道派遣这样的部队需要多少时日。他们每多拖延一日，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便多一天时间构筑防线，使加里波利更难以攻克。[5]

最终，基奇纳决定，派遣大规模的援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积极参战。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军一个师的编制在1万至1.5万人），以便协约国部队能打破澳新湾的僵局，进而攻下加里波利半岛。6月7日，达达尼尔委员会开会批准了增派3个师的请求。6月末，基奇纳决定再派2个师—共5个师—供汉密尔顿调度，助其拿下加里波利。第一批部队于8月初抵达前线。

1915年夏，英法士兵把加里波利半岛的农田挖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堑壕。法国士兵沿着一条宽阔的交通壕向前线推进，他们乐观地把这条交通壕称为“君士坦丁堡之路”，而火线士兵则沿着平行的“巴黎之路”撤回大后方。“摄政街”自前线向南伸展，穿过“皮卡迪里圆环”，与“牛津街”相交。一个极为复杂的战壕交汇处被称为“克拉珀姆交汇站”，与伦敦最大的铁路中心同名。还有十几条小战壕以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的团命名：“兰开夏街”，“马斯特尔街”，“埃塞克斯土墩”，以及“伍斯特平地”。最具讽刺意味的名字留给了前线：“海德公园角”，“主街”，还有最令人黯然的“希望街”。[6]

这些富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并未能掩饰堑壕的恐怖。那些既在西线又在加里波利服役过的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战线更难攻克。法国下士让·雷蒙尼西在1915年6月给家人的信中如此写道：“两条战线都经历过的那些人觉得这儿比法国要糟糕多了。”对此英国人也有同感。A. P. 赫伯特声称：“在法国，除了正式进攻之外，一个步兵几个月不开枪也能活，也根本不会挨枪子儿。但在加里波利的那些壕沟里，土耳其人和基督徒每天都用手枪和炸弹互相攻击，晚上还爬出战壕在黑暗中拼刺刀。那里的士兵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竖着耳朵，注意风吹草动，丝毫松懈不得。”[7]

战壕生活侵蚀着每位士兵的感官—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与触觉无一幸免。堑壕战对战斗人员的肉体与精神都造成严重损害。赫伯特描述的英军在加里波利各个战壕中的经历也同样适用于土耳其人。堑壕战中，入侵者与守军面对的脏乱与恐怖是相等的。

士兵一旦抵达加里波利，炮声便从此与他为伴。只是，遭炮击的多半是协约国部队。自从德国潜艇将英国战列舰逐出达达尼尔海峡入口之后，在海峡亚洲海岸的奥斯曼炮兵便可以无所顾忌地开炮，使法国阵线受损严重。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士兵占据制高点，俯瞰赫勒思与澳新湾，他们有条不紊地向协约国部队发射榴霰弹与炮弹。一位奥斯曼炮兵长称：“我们占据阿奇巴巴的最高点，因此能在任何时间开炮，发动对我们有利的攻击。”英法联军在定位奥斯曼军的枪炮位置一事上深感挫败。土耳其人运用伪装，让做诱饵的大炮故意冒出烟雾，以吸引协约国火力，再利用移动榴弹炮摧毁它们。奥斯曼军与德军朝在赫勒思与澳新湾聚集的入侵者肆意开火，炮火时强时弱，时近时远，不分白天黑夜地袭扰敌军。如此捉摸不定的威胁使冲突双方不时发生伤亡。[8]

整场加里波利战役中，土耳其人让入侵者领教了狙击的本领。最初，协约国部队对这些隐形杀手惊慌失措。奥斯曼狙击手把脸涂成绿色，躲藏在山地之中。这里的地形他们比入侵者熟悉万倍，所以他们能在敌军登陆赫勒思与澳新湾后渗入其后方。“就一直躺在那里狙击异教徒，直到他们自己也被打死，”A. P. 赫伯特如此写道，“他们都是勇者。”狙击手极大打击了入侵者的士气。“他们在训练中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继续写道，“他们痛恨这种‘盲目’的感觉；总是得担心头够不够低，总是得猫着腰走路，时时刻刻都得万分小心，这是很耗神的，但即使是片刻的放松都非常危险。凡此种种让他们提不起劲。”正如一位士兵在诗里写道：

狙击手成天狙击，

子弹成天呼啸，

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9]

入侵者及时从最初的惊惶中镇静下来，把自己也变成了神枪手。1915年5月中旬，惠灵顿骑马步兵团的G. T. 克鲁尼上士刚抵达加里波利数日，便与土耳其狙击手交火。他在5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把头抬起来，结果差点被击中，于是我换到另一个位置观察，发现他就在200码开外的土耳其战壕后面。然后我就开始开枪，他也朝我开枪。我们朝对方至少连打了十枪，最后我把他击毙了，不过天哪，他也差点让我没了命。”克鲁尼毫不隐藏他打死敌方狙击手的那份喜悦。慢慢地，土耳其人开始佩服起协约国枪手的实力。“我们没想到敌人枪法这么准，”易卜拉欣·阿里坎在日记中回忆道，“虽然我们是去猎杀敌人，但最后是他们在猎杀我们。”尽管如此，入侵者还是继续活在恐慌之中，生怕这些藏在暗处的杀手会随时向他们开火。[10]

英军与澳新军团还非常诧异地发现，敌方狙击手中居然还有女兵。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女兵参加奥斯曼军一事并无任何记载。鉴于奥斯曼社会的性别隔离，女性参军至少是失当的。然而，不少英军与澳新士兵都声称有女性狙击手被击毙、打伤或被捕，所以此事不能仅仅当作是一个奇谈。一位英国医务员在日记中提到，有一位受伤的土耳其女狙击手被送进赫勒思角医院，“她手部中枪”—虽然他声称自己未亲眼见过她。一位新西兰二等兵目睹了这一切：“来了一位女狙击手，但起先我们只注意到她受伤了，并没发现她是个女的。附近有许多女狙击手，她们枪法都很准。”威尔特郡团二等兵约翰·弗兰克·格雷在澳新湾附近的巧克力山周围与狙击手交过火，称敌军中有女狙击手是他们部队“最神奇的发现”。他记载，这些女性持有武器，与男同事一起躲在树丛里。“其中一些女的像男人那样穿着裤子，有的则穿着长及脚背的灰色半裙。她们都瘦骨嶙峋，看上去像是几个月没吃过东西。”不过，仅凭上述描述，我们无法断定协约国士兵宣称敌军中有女性，是因为土耳其女人确实加入战斗，还是想把她们描述成战斗人员，来为自己对土耳其女人的暴力行为开脱。[11]

除了明处的炮火与暗处的狙击之外，协约国部队与土耳其人还时常在对方战壕下方挖通道埋地雷，把敌军送上天。雷蒙尼西下士睡觉时耳朵紧贴着掩体的硬地面。有一天，他半夜惊醒，听到他的下面有人在挖坑。他侧耳倾听，听到有尖头挖掘工具不时敲击泥土的声音。“肯定是土耳其人，”他断定称，“挖个坑想把我们炸飞。”他迅速找了一处安全些的地方睡觉。“我怕的就是从战壕里被炸。”他从未在那片战壕得到过片刻安宁，总是担心土耳其人有一天会在他下方引爆炸药。[12]

相比被炸上天，穆罕默德·法西赫中尉更怕被活埋。这位小心谨慎的青年军官在日记中述称，敌军引爆了一颗威力强劲的地雷，他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颤。他记载道：“爆炸地点就在我几天前听到有人挖坑的地方，最终7人失踪。”下午晚些时候，一名失踪人员成功地把自己挖出废墟，令这位奥斯曼中尉深感欣慰。“没有什么比这种死法更可怕的了，”穆罕默德·法西赫回忆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慢慢等死！……上帝啊，请让所有人都远离这悲惨的命运吧。”[13]

战壕里的日子就是漫长的等待，中间不时穿插着多次袭击。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交替向对方发动进攻，致使双方士兵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们害怕遭到攻击，”让·雷蒙尼西在法军前线待了一段日子后写道，“但我承认，我们更害怕的是自己不得不主动进攻。”虽然看到敌军向这边蜂拥而来确实令人胆战心惊，但堑壕战中最危险的，还是死命跑过无人区。[14]

皇家马丝特尔燧发枪团的莫里亚蒂上士侥幸挺过土耳其人于5月1日晚发起的攻击。“他们几千人爬到我军战壕处，战壕整晚都充斥着‘阿拉，阿拉’的叫喊声。”奥斯曼士兵一批批袭来，为了活命马丝特尔燧发枪团奋力抵抗。“当土耳其人到达近处，这帮恶魔便向我们扔手榴弹，最后我们只能凭兵籍牌（英国士兵挂在脖子上的圆形狗牌）确认死者的身份。”一整晚，莫里亚蒂都在战斗，待到黎明时分，他发现数百名土耳其人死在英军战壕上，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我相信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夜。”他回忆道。[15]

奥斯曼士兵那声“阿拉”的呼喊一直萦绕在澳大利亚战争诗人哈雷·马修斯（Harley Matthews）的脑海里。对协约国士兵来说，这种异国的呐喊刺痛着他们的神经：

我们又听到他们在山上集结，

他们大喊大叫，吹着号子。

“阿拉！”他们喊着。接着踩起重重的步子。

“阿拉！”左边枪炮声渐起，

一阵风似的，子弹便射向我们。“预备！

他们来了。开火！”再一次，

我们朝呐喊声与阴影开枪—接着……没了，

他们消失了，和以前一样消散不见。[16]

对所有士兵而言，“冲锋”才是真正接受枪炮的洗礼，也是幸存者永生难忘的创痛。“待在战壕里也挺不错，”法国雷蒙尼西下士略带揶揄地回忆，“就是会有可怕的白刃战。可冲锋时，士兵们还没来得及翻过胸墙，就被敌军的机关枪和神枪手像割草一样成片击倒。”[17]

曼彻斯特本土守备团士兵罗伯特·厄德利于6月抵达加里波利。7月12日，他首次对土耳其阵线发动进攻。他清楚地记得收到致命的冲锋命令前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真是度日如年，整颗心悬在半空。接着那位军官紧盯着手表，盯着那根（死亡）时针缓慢地，非常缓慢地，但毫无悬念地移向毁灭—也许只剩一秒的生命了—因为这就是去送死—这一秒我们都满心哀伤，心情沉重。这时你能听见周围有可怜的伙伴呢喃着祈祷，害怕下一秒的到来，因为虽然‘死亡’姗姗来迟，但定会‘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到来。”惶恐不安的士兵试图给伙伴打气，但他们的话语苍白无力，完全无法减轻那一刻的凝重。

“打起精神来，哥们！”

“握个手，老伙计，祝你好运，希望都能没事。”士兵们最后握了握手，终于，长官下达冲锋命令。

“上吧，小伙子，祝你们好运。”

厄德利爬出相对安全的壕沟，一头扎进枪林弹雨之中。他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奔跑过无人区，对自己还活着感到非常惊喜（他只受了点脚上的皮外伤，被坏了的刺刀擦破了鼻子而已），而他周围的同伴纷纷倒下。他听到伤者的求救声，与“濒死的伙计最后握一次手，我到死也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战斗经历—那几分钟简直就是地狱”。[18]

每一次进攻都使战场上又多出成百上千的阵亡将士。这些士兵倒在双方阵线之间，炎炎夏日令尸体开始腐烂，整个加里波利半岛都充斥着这种浓烈的死亡气息。交战的前几周里，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商定局部停火，用3至4小时的时间把这些尸体掩埋。由于此前土耳其人在澳新湾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进攻，致使数千人死亡，交战双方于5月24日停火长达9小时。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停火，但又担心对方会利用空当占了先机，于是便严密监视着对方战壕的动静，赶在重新开火之前，将兵员与物资转移到最佳位置。自5月24日后，战斗便再无停歇。死去的士兵曝尸山野，这开始影响到幸存者的士气，还有健康。

边境团（Border Regiment）一位名叫巴特尔·布拉德绍的青年军官，在寄给家人的信中如此写道：“战壕里肮脏不堪，一部分胸墙里埋着死了数日的士兵，他们的脚还露在外面。两边堆满了还没下葬的尸体，就这样在高温下曝晒着。我们竭力给他们撒上石灰，那股恶臭简直太糟糕了。你得意识到，你就睡在死人堆里，你的食物也是从死人堆里拿的，如果你不挥一挥手里的食物……”布拉德绍在此停笔，因为他不想写明，如果士兵不挥动手中的食物，不一会儿就会被苍蝇—叮过尸体的苍蝇—叮满。[19]

1915年，A. P. 赫伯特在加里波利写过一首题为《苍蝇》的诗，诗中反映了战壕的这种恐怖：

苍蝇！哦，天哪，苍蝇

它们玷污了神圣的亡人。

看它们徘徊在亡人的眼睛，

又想把那面包与生者瓜分。

我想我不会忘记，

战争的肮脏与臭气，

胸墙上的那些尸体，

还有那满地的蛆。[20]

成群结队的苍蝇把疾病从死者身上传给生者。双方士兵均染上大规模由空气和水传播的瘟疫。他们害怕被狙击，只能在同一条战壕吃、睡，就地解手。不久，痢疾就在壕沟里蔓延开来。法国炮兵军官雷蒙德·韦尔表示，他对军中肆虐的疾病忧心忡忡。法国士兵虽注射过霍乱与伤寒的疫苗，但这些预防措施对发烧与胃功能失调毫无作用。“最近几日，将士们成批病倒，在病痛面前，是官是兵都变得不重要了。”韦尔在日记里如此写道。尽管病假制度很严格，但数千名士兵必须撤下前线，他们严重脱水，虚弱得都走不了路，更别提出生入死了。夏季最炎热的那段时间里，每天都有几百名病患撤出加里波利。他们被送往穆兹罗斯的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直到完全康复，重返战场。[21]

在战壕这片狭小的空间中战斗求生存，令士兵在精神上倍感压力。西线作战，士兵还能去附近村镇休息，远离战火片刻；然而在加里波利，他们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即使在海里游泳，也会不时遭到敌军炮火的攻击，轻者致残，重者丧命。他们睡觉时也不得安宁。炮弹那无休止的啸叫，发射后的余波，以及前线残酷的环境都使士兵难以入眠。士兵的日记中时常提到他们夜不能寐。“我们的人都很疲倦，”让·雷蒙尼西写道，“我也一样，虽然我还撑得住。”那一夜，他不过从凌晨2时30分睡到4时30分，奥斯曼士兵同样也只睡了两个小时。穆罕默德·法西赫称：“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还噩梦连连。”[22]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日的焦躁与不眠令士兵付出极大的代价，越来越多的人扛不住压力而精神崩溃，或患上炮弹休克。6月14日，即加里波利战役打响仅第7周，英军野战担架队的一位随行上士—亨利·科布里奇便首次目睹了一桩“神经紧张”的病例。他惊悚地发现，“这些精神病患者，个个都触目惊心。他们目光呆滞，没有一丝生气，就在那半瘫着，有的还在呓语”。有一个力大无比的人“失去了所有理智”，需要8个人才能把他制服，将他转移到医疗船上。整个夏天，科布里奇眼见越来越多的战士患上了炮弹休克。截至8月中旬，他记录的精神病例已比伤员多出4倍。[23]

奥斯曼士兵也同样受到战斗疲劳症的折磨。奥斯曼宪兵队的志愿兵易卜拉欣·阿里坎吃惊地发现，他那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坐在散兵坑里，全身震颤。“易卜拉欣，我的孩子，你要去哪儿？”上尉问道。听到之前总是对部下横眉竖目的长官居然叫他“我的孩子”，易卜拉欣知道大事不妙。上尉已经完全糊涂了，他让阿里坎陪着他。阿里坎回忆称：“他理智尽失，毫无意志。他的手颤抖得太厉害，没办法握住枪了。”即使是铁打的汉子，最终也敌不过加里波利半岛上那无休无止的轰炸。[24]

延续数月的战斗让入侵与防守双方加深相互了解。虽然在战斗的前几个月里，媒体的大肆宣传使协约国士兵对德军深恶痛绝，但他们对奥斯曼士兵却没有特别的仇视情绪。他们还给土耳其人取各种别名。英军士兵把奥斯曼士兵称作“阿卜杜勒”或“土耳其男人”；法国人把他们叫作“土耳其先生”。奥斯曼士兵自己也给伙伴们取了昵称—“小穆罕默德”（Mehmedçik）。不过，他们对入侵者便没有这种柔情了，直呼“英国佬”、“法国佬”，或者干脆叫“敌人”（duşman）。

交战双方的战壕有时距离非常接近，近到都能听见对方讲话。如此近距离使双方的士兵彼此体谅，停火时他们便往敌方战壕丢零食。一位土耳其士兵记得他曾把香烟、葡萄干、榛子与杏仁扔进澳新阵线。入侵者也扔以水果罐头与果酱表示感谢。埃明·彻尔觉得非常神奇，没有人会把礼物混着泥土扔给对方，也没有人用手榴弹回赠零食。双方的食物交换都出于一片好意。[25]

这并不意味着协约国部队与奥斯曼军能少打几场战役。双方都犯下了滔天暴行，但同时对敌方阵营又不乏同情。医疗队的亨利·科布里奇上士回忆称，他曾救治过一个土耳其人。当时埃塞克斯郡团的一位英国上士在交火中负伤，倒在两军阵地之间，这名土耳其士兵为了帮助他，自己手脚中弹。于是这名英国人把救命恩人带到英军的绷扎所，以确保他性命无虞。科布里奇与其卫生员“见证这位土耳其人在住院期间，得到一切应有的全力救治”。[26]

交战中，兰开夏燧发枪团的二等兵罗伯特·厄德利也曾有不同寻常的类似经历。8月初，该团向位于加里波利南角的克里希亚路两旁的土耳其军阵地发起攻击。冲过无人区，他眼看两边的同伴纷纷倒地，对自己能再一次幸免于难感到神奇。当他到达奥斯曼军战壕时，一位英国士兵还有一位土耳其人负伤倒在那里，毫无防御能力。

“你走开—他杀了我的同伴，我现在就要刺死他！”英国人咆哮道。

厄德利与这位同伴理论称，杀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是种软弱的行为。

“把你想成是他，哥们儿—也许会有这么一天—打起精神来，伙计—别那么干，那才是好样的。”他慢慢劝诱道。

最终，厄德利成功制止这位愤怒的兰开夏人，保住土耳其士兵的性命。他与这位负伤的土耳其士兵一同待在战壕里，两人语言不通，但土耳其人向厄德利清楚地表明自己很痛。“可怜的家伙。”厄德利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为他头部豁开的伤口缠上绷带。他把这位伤员安置在一个远离火线的安全地带，把大衣垫在他的头下当枕头，与他坐了一会儿，“互换着眼神，彼此打着手势”。受命去放哨之前，厄德利还给土耳其伤员一瓶水与一支烟。“我能看见他的眼睛在对我表示感谢，正如俗话说的，‘好人有好报’。”

兰开夏燧发枪团未能保住其攻下的土耳其战壕。不久，奥斯曼军大举反攻，把英军又逼回原阵地。厄德利留在其中一条被占领的土耳其战壕，掩护同伴撤退。只见数百名土耳其士兵举着刺刀朝他冲来。“气氛紧张到极点，弄得我满头大汗。敌人冲我们过来，企图一举把我们从这个世上消灭。”突然，一位土耳其士兵越过胸墙，给了他一刺刀。“我感到左肩背处一阵刺痛，我知道我被刺中了……我清楚感到刺刀插进我的身体，之后又被拔出来。”厄德利面朝下倒在战壕里的一堆死伤者之中，随后因疼痛与失血昏了过去。

几小时后，厄德利感到有人在往他的背上撒土，于是他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站立起来，眼冒金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发现自己被一圈充满敌意的土耳其人拿刺刀抵着胸部。他觉得他们毫无疑问是想杀了他。然而，这些人还没来得及动手，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土耳其士兵跳进战壕，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厄德利。厄德利一下就认出他—正是那位先前被他救的土耳其士兵。这位土耳其人自己还很虚弱—很有可能刚刚被反攻的同伴救出—但他却用尽全身力气，紧紧地抓住厄德利，大叫着要见上士。

随后，奥斯曼上士赶到，这位负伤的土耳其士兵便把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那些要刺我的人都退开了。”厄德利回忆道。他听不懂他们之间的对话，但却从上士的表情中看出他存活的几率在快速增加。最终，上士向他走来，用糟糕的英语对他说：“‘英国人起来，没人会伤害你—你为这位士兵差点没了命—你给了他水，给他烟，你还（为他的伤口）止血—你，好英国人。’然后拍了拍我背上的土。”被带走之前，厄德利与这位土耳其朋友告别。“我跟这个土耳其人握了握手（我愿意倾我所有，再见上他一面）。当我们紧紧握住彼此的手时，我能发觉他懂了，他抬起眼睛说了声‘阿拉’，然后亲了亲我的脸颊（我的脸颊至今仍能感觉到那和善的举动，仿佛就像流进我的血液，令我终生难忘）。”他们从此再未能相见。之后，厄德利被一群奥斯曼士兵推搡着带往一条交通壕接受审问，还有一名充满敌意的奥斯曼士兵朝他的下巴挥了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后来，他加入其他英国战俘。对多数土耳其士兵而言，厄德利身上的那身英军制服就代表侵略军，是敌人。厄德利的战斗生涯就此结束了。接下来三年，他一直待在奥斯曼的战俘营里，或被派去做苦工。[27]

堑壕战使入侵者付出沉痛的代价。英法士兵陆续被奥斯曼军捕获，或被其炮火击毙，不过更多的人则因伤病或炮弹休克撤出加里波利。穆兹罗斯、马耳他与亚历山大港的医疗机构已人满为患，越来越多的客轮被改造成水上医院，帮助治疗伤患。许多仍在战壕的士兵已被痢疾折磨得失去战斗力，却因协约国阵线人手不够而无法脱身。与此同时，恩维尔帕夏继续从安纳托利亚及各个阿拉伯行省抽调新的奥斯曼部队，增援加里波利半岛。若非基奇纳派遣5个师的兵力前往加里波利，入侵者早已难以为继。8月3日，基奇纳的“新军”陆续抵达澳新湾，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一举攻占加里波利半岛。

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已花费数周改进8月的进攻计划。他意识到，协约国在赫勒思与澳新湾两地均处于不利地位。土耳其人在这两个位置均占据着制高点，俯瞰协约国部队，后者无法突破奥斯曼军战壕冲上高地。自4月25日成功登陆后，英军便一直被困原地，他们亟需突破。于是，汉密尔顿选择集中兵力，在加里波利半岛北部的澳新湾与苏弗拉湾（Suvla Bay）寻找突破口。

8月的进攻计划非常庞杂。首先，协约国会先发动牵制性攻击，以分散奥斯曼军在主战场的兵力。赫勒思的协约国部队将佯攻克里希亚南部的奥斯曼阵地，以防奥斯曼军指挥官，德国将军奥托·冯·桑德斯，从半岛边缘调遣部队增援澳新湾。协约国部队在赫勒思的进攻不会有任何援军，只能完全依靠已在当地登陆多时、疲于战斗的士兵。汉密尔顿集中基奇纳派来加里波利北部的3个师，把另2个师派往澳新湾以北、敌军疏于防范的苏弗拉湾海滩。他把新来的部队派往敌军最始料未及的地方，是希望能确保尽可能多的有生力量顺利登岸，重新恢复加里波利战役的机动性，让这些新到的健全士兵不受战壕的限制，进入开阔地，抵达澳新湾上方，被土耳其人称为安纳法塔（Anafarta）的那片高地，进而从侧翼包抄那里的奥斯曼军。

有一个师的生力军被派往澳新军团战线，参加在萨里拜尔山岭（Sari Bair Ridge）展开的多线进攻。这片山岭的三座山峰—“战舰山”（土耳其语为Düz Tepe）、“查纳克拜尔”（Conkbayırı），与“971号山”（Kocaçimen Tepe）—构成周围的主要地形。协约国指挥官将其视为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要道。新西兰少校弗雷德·韦特总结了上级的战略思路：“赢得山岭就等于赢得海峡”，即重兵把守的达达尼尔。“只要为海军打通海峡，君士坦丁堡就是我们的了！”倘若奥斯曼士兵被迫撤出这些山头，他们的阵地便变得不堪一击。一旦位于苏弗拉与澳新湾的部队加入战斗，整个奥斯曼第五军团便会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从而被迫投降。澳大利亚中尉奥利弗·霍格在写给妻子简的信中提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制定整个计划，非常令人佩服。各种细枝末节都考虑妥当。现在只需看我们的战术是否能与战略相匹配。”[28]

8月6日，英军在赫勒思发起第一次牵制性进攻。罗伯特·厄德利就是在这场战役中沦为战俘。先是兰开夏燧发枪团的进攻，而后是奥斯曼炮兵成批轰倒英军。进攻第一天，共有3000名英军士兵参与战斗，死伤却高达2000人。8月7日，英军再次伤亡1500名士兵，却未能前进半步。另一边，奥斯曼军蒙受的损失更大。8月6日至13日，他们在赫勒思一战中伤亡或失踪达7500人。尽管如此，这次牵制性进攻却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即分散奥斯曼军在主战场的作战兵力。利曼·冯·桑德斯准确地判断出协约国在赫勒思的行动只是佯攻，于是他从南线调派部队前往北线增援。[29]

第二场牵制性进攻位于澳新湾东南方的孤松（Lone Pine），交战双方在此死伤率依旧居高不下。澳大利亚士兵成功发起白刃战，将奥斯曼士兵逐出位于喋血山岭（Kanlısırt）的前线战壕。8月6日至10日，奥斯曼军与澳大利亚军展开肉搏战，土耳其人认为，这场战斗是加里波利战役中最难忘的厮杀之一。澳大利亚人也对孤松之战印象深刻。一名叫威廉·贝勒布里奇的骑兵写道：“澳新军团参加的所有战役中，孤松一役最激烈也最血腥。”据土耳其官方记载称，约有近7500名奥斯曼军士兵在这次战斗中死伤或失踪。澳大利亚称其部队在此损失1700人。然而，与其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协约国在孤松并未占得多少领土，但至少澳大利亚士兵成功地把相当一部分奥斯曼军牵制住，为协约国在北部的萨里拜尔山岭与苏弗拉湾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条件。[30]

由于火炮不足，澳大利亚士兵在其他三地的佯攻未能摧毁奥斯曼军的机枪，自己却损失惨重。他们对奥斯曼军一处名为“德国军官战壕”的阵地发起夜袭，结果两个排最后仅剩一人。澳大利亚轻骑兵团虽然一度在亡人岭（Dead Man’s Ridge）成功占领三条土耳其战壕，但因此后奥斯曼军大举反攻而伤亡惨重，最终被击退。尽管如此，真正体现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之无情的，是澳大利亚士兵在鞍状山脊发起的攻击。第一波派出的150名士兵，被炮火击倒在距敌军战壕仅几码的地方，之后澳大利亚军官盲目死守命令，又派出两批士兵冒死前去抢占山头。450名试图攻取内克山的士兵中，至少有435人死伤，而土耳其军却毫发无损。为分散奥斯曼军在萨里拜尔主攻击区域的兵力，澳大利亚士兵此次付出惨痛的代价。[31]

8月6日，澳新军团主力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向萨里拜尔三座山峰发动攻击。四路纵队深夜向971高地与查纳克拜尔周围陡峭的山谷进发。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廓尔喀人与英国人组成的联合部队虽未能驱散在971高地的土耳其士兵，但却成功占领山岭的中央峰—查纳克拜尔。这是此次攻击取得的最大成就，只是协约国部队最终未能保住这份成果。奥斯曼军从地势高于查纳克拜尔的971高地顶上朝入侵者发起猛烈炮击，他们于8月10日上午大举反攻，夺回查纳克拜尔。经过四天的战斗，澳新军团毫无斩获，只得等待已成功登陆苏弗拉的两个师与他们会合，以缓解压力。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英军都浪费了苏弗拉湾登陆这次机会。他们将两个师的兵力—共计2万余人—以轻微代价成功送上了只有1500名奥斯曼士兵把守的滩头。却由于组织不力与延误军机，攻势最终还是失败。

8月6日晚，英国战舰将基奇纳新增两个师的兵员送达苏弗拉湾周围的阵地。苏拉弗湾位于澳新湾以北5英里处，一批兵员乘坐配备有下水滑道的先进登陆舰，在该湾南角顺利登陆。然而，另一批被派往苏弗拉湾内中央海岸线的士兵，却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面临着地图上未标明的危险。许多登陆舰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结果驶往既定登陆点以南的暗礁。登陆舰因此触礁搁浅，一些士兵只得下船，趟着齐脖的水前进，而另一些士兵因等待登陆舰脱离困境，也被耽搁数小时—他们都偏离既定登陆点。更危险的是，3艘停泊的英军驱逐舰在奥斯曼守军发射的信号弹下暴露无遗，舰上士兵只得纷纷下水。此事惊动奥斯曼军总部，导致英军的奇袭还未开始，便已失先机。

太阳升起后，入侵者并没有趁敌军疏于防范之际立即朝俯瞰苏弗拉平原的高地推进，而是冒险花费了登陆后宝贵的数小时重整部队。一些营在夜晚遭受敌军攻击，折损了战斗力，但大多数仍完好如初。不过，部队登陆所费时间超出预期，造成火炮与补给的运送也往后推迟。上岸英军既无饮水又无火力支援，因此英军长官决定先缩小目标，占领距登陆点最近的几座山—这一举动背离了汉密尔顿此前制定的周详计划。更糟糕的是，由于这次意外的登陆延误，给奥斯曼守军赢得增派援军的时间。利曼·冯·桑德斯从赫勒思与布莱尔处调遣部队赶来消除苏弗拉湾的威胁。他任命精神抖擞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为安纳法塔战线指挥官，统领苏弗拉湾与澳新湾战事。

登陆24小时后，英军指挥官决定休整一天。经验不足的新军士兵在彻夜未眠后又战斗了一天，此时早已精疲力竭。他们死伤100名军官及1600名士兵，炎炎夏日缺水少粮，火炮亦未完全就位。许多战士在缺少火力掩护的贸然攻击中丧命，因此英军长官错误地认定土耳其军阵地有重兵把守，遂在士兵恢复战斗力与援军赶到之前，拒绝从他们拿下的海滩阵地向前推进。于是，英军在8月8日并未投入战斗，而是选择了游泳与休憩。讽刺的是，倘若英军马不停蹄地发起进攻，虽然士兵疲惫不堪，但却并不会遭到敌军实质性的抵抗。正如利曼在回忆录中指出，英国人此次延误军机使他有时间调派部队，以遏止这场入侵。英军这一天的休息可谓代价昂贵。[32]

8月9日，战斗重新打响，此时土耳其守军的数量已与入侵者基本持平。奥斯曼军阵地居高临下，因此在战术上占优。此外，奥斯曼部队中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对地形了若指掌，而英军士兵全是此前未经沙场的新兵，使用的地图也经常出错。英国官方历史如此总结这次战役：“苏弗拉计划，在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制定的那一刻，已注定失败。”[33]

8月9日至10日，英军与奥斯曼军持续激战，双方均遭受重大伤亡。8月9日，由于炮火攻击太过猛烈，树丛着火，大风助长火势，双方的一些士兵活活烧死，周围的同伴亦无能为力。虽然英军在8月10日伤亡较少，却未能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得寸土，也无法助被困于澳新湾的部队突出重围，成功攻取萨里拜尔山岭。两军在查纳克拜尔山峰周围激战四天，最终英军撤至原先在澳新湾的阵线，1.2万名兵员死伤，再无后备力量支持战斗。汉密尔顿计划在赫勒思、澳新湾与苏弗拉三条战线上实现突破，为实现这个目标，协约国部队四天内便共计死伤2.5万人。尽管奥斯曼军的损失也同样到了极限，代价同样惨重，但他们毕竟成功守住阵地。

8月10日苏弗拉湾与澳新湾联合进攻的希望虽已落空，但协约国部队依然持续发动攻势。8月12日，来自桑德林汉姆王室庄园的诺福克团有15名军官及250名士兵突然神秘失踪，据信他们落在了敌军战线之后，被尽数消灭。最终，截至8月15日，协约国部队的进攻被迫中止。奥斯曼军在加里波利的这三条战线上仍然牢牢占据制高点，而协约国部队的战线进一步拉长，又无法找到地方突破固若金汤的奥斯曼防御阵地。[34]

英军在苏弗拉湾与澳新湾的一败涂地，更削弱协约国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力量。汉密尔顿宣称，自8月6日起，英军的战斗与非战斗减员已达4万人。这意味着只剩6.8万人可用来防守拉长的战线。加上苏弗拉湾，协约国的战线已长达2.3万码。8月17日，汉密尔顿向上级要求增派4.5万名士兵，以使部队回到满员状态，另外再新派5万人前来助阵。基奇纳已经向加里波利半岛派出5个师，原以为凭借这样的兵力赢得胜利绰绰有余，因此他不愿接受汉密尔顿这个新的要求。在8月20日回复汉密尔顿的信中，他解释协约国部队在西线会有“大动静”，并警告汉密尔顿，“法国主战场不会调出大批兵力赶来增援”。汉密尔顿回复称，由于没有援军，他只得放弃澳新湾或苏弗拉湾。[35]

协约国部队在加里波利半岛损兵折将，此前亦未能强行打通达达尼尔海峡，这些失利开始对巴尔干地区动荡的政治产生不利影响，该地区列国逐渐倒向同盟国阵营。经过一年的举棋不定，保加利亚于1915年9月打破中立，与德国、奥地利签署战争盟约。当时，俄军不敌德军，土德联军亦成功保卫海峡，这些使保加利亚政府认为同盟国会赢得大战胜利。因此，保加利亚于10月15日加入奥地利与德国，共同对抗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参战对协约国的达达尼尔行动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塞尔维亚与希腊请求协约国派遣15万兵力，以保两国免遭同盟国攻击。这意味着英法两国必须在短时间内动员士兵赶往希腊东北部的萨洛尼卡，其中许多要抽调自加里波利半岛。汉密尔顿非但未能得到有效增援来镇守阵地，相反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整师的兵力被调往巴尔干地区。

同盟国军队在塞尔维亚攻城略地，这对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军而言是个利好消息。11月5日，德国与奥地利攻陷塞尔维亚的尼斯，从而打通贝尔格莱德与伊斯坦布尔的铁路线（尽管铁轨受损，直到1916年1月才恢复通车）。奥斯曼帝国的欧洲盟友终于能将火炮与弹药直接运抵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力量对比也因此发生剧变。英法两国对事态的最新进展深表担忧。他们那些已经人困马乏、缺乏补给的部队将面临更频繁、更猛烈的炮击。

截至1915年10月，英国政府一直面临着是否放弃达达尼尔海峡的决定。8月进攻的失败极大削减协约国在加里波利的阵地。西线战况不利，萨洛尼卡又分散一部分战斗力，导致协约国已无机动兵力可派往加里波利半岛实施增援。炮轰和狙击继续使协约国部队频繁遭受伤亡，疾病的肆虐又使坚守战壕的士兵虚弱无比。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却从安纳托利亚运来强力火炮和新增部队，进一步巩固阵地。经过几个月的重大损失，英法两国已然无力回天，与其竭尽全力守卫终将失守的阵地，不如成功撤退减少损失。

10月11日，基奇纳勋爵向伊恩·汉密尔顿拍电，首度提出撤军：“据你估算，若以最安妥的方式从加里波利半岛撤军，将损失多少兵力？”汉密尔顿接到电报后非常震惊，他向部下吐露称：“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达达尼尔海峡一役就成了世上最血腥的悲剧。”汉密尔顿担心，第一批部队或许能避开土耳其人的视线，顺利撤出半岛，但全军撤退必然逃不过土耳其军的侦察，结果可能导致滞留岸上的军队被土耳其人围歼。汉密尔顿回复基奇纳，表示根据其个人估算，撤军会致使协约国损失35%至45%的兵力，并补充称根据其参谋长估计，这一数字将达50%。[36]

尽管汉密尔顿的估算如此悲观，但负责监管加里波利战役的英国内阁委员分会—达达尼尔委员会还是越来越觉得撤军无法避免。他们认为，协约国部队在加里波利连番失利，作为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的伊恩·汉密尔顿难辞其咎，他们不放心将撤军任务再次交给他。因此，汉密尔顿于10月16日被撤职，由查尔斯·蒙罗将军接替。有些人—尤其是基奇纳—仍提议将加里波利战役进行下去，称西线战况胶着，加里波利半岛仍是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的最佳战场，且若不能保证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俄军便会如瓮中之鳖，不堪一击。不过，即便坚持加里波利战役的人也意识到，只有等待冬季的风雪过去才能发起新一轮进攻。在此期间，协约国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守住阵地，而这些资源又是其他战线所亟需的。指挥官必须当机立断。

查尔斯·蒙罗爵士于10月末抵达加里波利半岛。在协约国三处孤立的阵线上，所见所闻令他大为震惊。他对一位参谋表示：“这就像爱丽丝奇境历险记，让人越来越好奇。”他询问赫勒思、澳新湾与苏弗拉的当地指挥官，是否认为其部队能顶住德国的重炮守住阵地，而这些师长最多只能保证尽力而为。这足以使蒙罗确信，撤军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在此之前，他需要说服基奇纳。蒙罗向英国政府作了汇报，达达尼尔委员会决定，基奇纳亲自去前线审查战况。[37]

基奇纳从法国由海路前往加里波利，决意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撤军。他后悔当初没有派遣更多兵力投入加里波利战役，也仍然认为协约国在东线更容易取得突破。然而，当他赶到位于穆兹罗斯的地中海远征军总部，他发现身边的官兵全部倾向于撤军。这位陆军大臣只消亲临加里波利的前线阵地，便能明白撤军势在必行。

11月13日，这位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主要推动者终于亲自来到前线，察看那片他曾派诸多英法及殖民地部队浴血奋战的土地。即使这些部队对他心怀不满，也没有表现出来。基奇纳所到之处，官兵们都欢呼雀跃。他匆匆到访协约国部队在赫勒思的总部，并在赛迪尔巴希尔与法军会面。他还走访澳新湾，攀爬拉塞尔顶峰（Russell’s Top），并察看内克的前线战壕，那里有许多澳大利亚轻骑兵团的士兵白白牺牲。基奇纳从苏弗拉湾的一处山顶眺望盐湖另一端的萨里拜尔山岭—971高地与查纳克拜尔隐约可见，在那里，新西兰人取得被很多人称为加里波利战役中最大的胜利，尽管转瞬即逝。视察完加里波利，基奇纳终于弄清局势。之后，他向达达尼尔委员会写信称：“这个国家比我想象的要难攻克得多，土耳其军的阵地……是天然的要塞，若最初偷袭时未能将其征服，它们便能抵御大规模进攻，即便投入比当下更多的兵力，亦难以将其撼动。”仅凭英军之力不足以征服加里波利半岛的奥斯曼守军。撤兵势在必行。[38]

然而，撤兵也不是说撤就撤。晚秋的狂风已让协约国部队的阵地灾难连连。咆哮的秋风卷走许多设在赫勒思、澳新湾与苏弗拉湾的登陆墩，它们原本就不太牢靠。英国“路易斯”号驱逐舰更是被大风吹向岸边，最终在苏弗拉湾失事。11月暴雨成灾，大量雨水涌进战壕，双方士兵均深受其害。除非天气能有所好转，否则兵员、马匹与枪炮的船运都无法完成。

协约国指挥官尤其担心如何瞒天过海，在敌军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撤退。一旦被奥斯曼军或德军发现，撤退中的协约国部队恐遭致命攻击。然而，英国议会成员在伦敦的激烈争执却使保密工作功亏一篑。议员就英军是否要撤出加里波利半岛一事展开讨论，这些消息被英国媒体报道，又被奥斯曼帝国媒体转载。11月9日，一位青年中尉激动地告诉穆罕默德·法西赫：“敌人要跑啦！他们要放弃加里波利战役了。”法西赫一开始表示怀疑，后来才逐渐相信，帝国报纸上所报道的英国议会争论预示着“英国人最终将撤出恰纳卡莱”。然而，法西赫的奥斯曼及德国上司却认为，英国的报道旨在蓄意提供假情报，是为达达尼尔海峡的新一轮攻击放出的烟幕弹。尽管如此，这次对绝密军事行动的公开讨论，使英军指挥官更加担心撤军中遇到的危险。[39]

战役已接近尾声，双方军队仍继续炮击对方战壕，不断有士兵死伤，情况触目惊心，两军士气都受到打击。11月末雪上加霜，狂风肆虐了整整3天，战壕严重进水，最后大风变成暴风雪，极度寒冷让战壕里的士兵面临着冻疮威胁。身处苏弗拉战壕的土耳其人与英国人更是被突如其来的洪流淹没。不过对土耳其部队来说，奥地利与德国重型武器和炮弹的到来，让他们多少有个盼头。11月9日，穆罕默德·法西赫中尉在日记中称有“好消息”，“300节火车”的榴弹炮与弹药已从德国运抵奥斯曼帝国境内。他写道：“我们现在对敌军的轰炸不仅是22小时，而是70小时。”这种火力上的日渐悬殊，使协约国部队试图加快撤军步伐，尽早离开这片大势已去的地方。[40]

11月末的这场风暴过后，加里波利一连三周风平浪静。12月7日，英国内阁最终决定，尽早撤离苏弗拉湾与澳新湾滩头，但暂且保留在赫勒思的阵地。撤离行动立即开始。12月9日，英军与英联邦部队在苏弗拉湾及澳新湾共有7.7万人。这两片滩头的所有部队将在11天内完成撤退。

协约国指挥官采取多种措施暗度陈仓。所有士兵与火炮均在天黑后才登船，12月有近12小时的黑夜可作掩护。白天，皇家海军航空队仍然在澳新湾与苏弗拉湾上空巡逻，防止敌机靠近。穆罕默德·法西赫曾在12月中旬目睹4架协约国飞机拦截一架德军飞机，阻止其飞入澳新湾与苏弗拉湾上空。就这样，协约国在撤离兵员之前，成功地将众多珍贵的战时物资撤出加里波利海滩。[41]

英军尽力让一切都看似寻常，在海滩维持一定的行动，并控制往来船只的数量。他们改变战壕的火力攻势，一阵猛烈炮击之后紧跟着长时间的沉寂，让奥斯曼守军难以揣测。这一战术卓有成效。法西赫在11月24日清晨的日记中记载道：“前线鸦雀无声。”当天夜幕降临时，他十分困惑：“前线非常安静，只有步兵零星的枪声，几乎没有手榴弹。”到第二天，协约国的持续克制使奥斯曼军大为不解，同时也令他们非常紧张。“我们的人，尤其是老兵，都十分担心，”法西赫于11月25日这样写道，“他们故意朝敌军战壕冒险开火，想激怒敌人，但那边还是没有动静。”焦躁不安的奥斯曼军一边派出巡逻队刺探虚实，一边继续向英军战壕发动攻击，试图激起敌方的回应。英军经过四天的沉默，终于在11月28日向奥斯曼军阵地骤然发起猛烈炮击。“这一突然的举动令我们猝不及防，”法西赫记录道，“我们一直觉得其中有鬼，但对它的到来还是没有准备！”从法西赫巨细靡遗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土耳其人虽然对协约国部队捉摸不定的行为感到奇怪，但却从未想到英军在撤退，最多只是认为他们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42]

最后撤离澳新湾与苏弗拉湾的行动分两晚进行，于12月20日凌晨结束。虽然协约国部队预计最多可能损伤2.5万人，但最终所有兵员全部成功撤离，未损一兵一卒。撤军行动经过缜密安排，志愿者负责在前线战壕朝奥斯曼军阵线零星开枪，让一切看似正常；用面粉在加里波利的深色土地上标出撤退路线，确保所有兵员都能在黑暗中抵达海滩；等最后一名士兵安全登船后，协约国舰船便瞄准先前留下的枪炮弹药开火，引发剧烈爆炸。土耳其人开枪还击时，协约国的战壕与海滩上早已空无一人。对此撤退的入侵者还算满意。

成功撤出澳新湾与苏弗拉湾后不久，协约国部队最终决定放弃赫勒思阵地。12月24日，部队接到命令，从加里波利半岛底部撤军。由于之前的成功撤离使奥斯曼军已有防备，此次撤退要更困难些。奥斯曼军监视着任何敌军撤退的蛛丝马迹，利曼·冯·桑德斯还下令，如若发现敌军从赫勒思撤退，便立即对其发起全面进攻。尽管如此，英法联军还是通力合作，用两晚时间顺利将所有兵员撤出赫勒思阵地，1916年1月9日凌晨3时45分，最后一名士兵完成撤离。

土耳其军两次都是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惊讶地发现敌方阵地已空无一人。撤离的澳新军团没忘给奥斯曼军留下点“意外”。一位新西兰机枪手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什么样的装置都有，有的用蜡烛绑住老旧、残破的步枪，有的则用装水罐，这样在所有兵员都撤离阵地后，这些枪还能继续朝奥斯曼军开火。炸弹都放在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靠发条引爆。总的说来，第一批前往敌军战壕的土耳其人肯定要遭受伤亡。”事实确实如此。易卜拉欣·阿里坎的部下就在收回海滩的过程中引爆隐蔽炸药。“我们受了不少损失。”他不无遗憾地表示。[43]

入侵者撤退后，海滩上留下大量物资，为饥寒交迫的奥斯曼士兵提供许多亟需的物品。那些原先得从死者身上扒衣取暖的人惊讶地发现，海滩上竟然有成堆的长衣、裤子与大衣。易卜拉欣·阿里坎在废弃的英军帐篷中走了一圈，入侵者留下的物资之多使他深感诧异。有一个帐篷“像个集市，里面堆满瓦片、锌片、盘子、自行车、摩托车及叉匙，真可谓琳琅满目”。岸上，他“看到食物与衣物堆得像平地而起的大楼，这些补给足够一个军团整整一年之用”。哈奇·苏纳塔及其部下接手其中一个废弃的帐篷，并用英军留在里面的橘子酱、奶酪、食用油和牛奶好好饱餐一顿。[44]

英军走后的那天早上，埃明·彻尔部队的士兵士气高昂。其中有个生性幽默的人扇了一下戴在同伴头上的英军帽子，假装在审问他。

“英国佬，你为什么没走？”

这位“英国人”也进入角色，让另一位同伴充当“翻译”。

“我睡着了。”他说道，引来一片笑声。

“我们用新的重炮朝你们开火后，你们怎么办？”“土耳其人”问道。“英国人”沉默着把头埋进两腿间，然后抬起头，话里带话地说：“要是那些火炮再打一两天，逃出这里的就不是我们了。”

“那会是谁？”他的土耳其审问官追问道。

“我们的灵魂。”周围所有士兵都捧腹大笑，他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从战争的屠杀中幸存下来，并最终赢得胜利。[45]

1月9日早上8时45分，利曼·冯·桑德斯欢欣鼓舞地写信给奥斯曼帝国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告知他这一好消息：“谢天谢地，整个加里波利半岛上的敌人都被肃清。”加里波利半岛之战最终落下帷幕。

从1915年4月25日登陆，到1916年1月9日最后撤离赫勒思，加里波利半岛地面战共持续259日。这场基奇纳勋爵最初希望只用7.5万人赢得胜利的战争，最终卷入了近50万人—英军41万人，法军7.9万人。奥斯曼军的规模最大达31万人（许多人负伤后又重返战场）。

在加里波利战斗的80万人中，有超过50万人受伤、被俘或阵亡。争夺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的这场战争持续时间长达8个半月，两军死伤人数几乎对等：英国及自治领军队伤亡20.5万人，法国及其殖民地部队折损4.7万名兵力，奥斯曼军则损失25万至29万人。14万人死在加里波利半岛，包括8.65万名土耳其人、4.2万名英国及其自治领士兵，以及1.4万名法国及其殖民地士兵。[46]

加里波利一役，英国一败涂地，损失惨重。整场战役的人力物力都来自法国主战场，难免拖累西线战事。这次战役并未攻取伊斯坦布尔，未能瓦解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也没有打通连接俄国与其他同盟国的黑海航道。它非但没能加快一战进程，相反使战事大幅延长。土德联盟进一步得到巩固，直通铁路线促进两国人员、金钱及武器的运输。奥斯曼帝国大胜还激励协约国殖民地内的穆斯林，使协约国战争策划者所惧怕的圣战威胁更为紧迫。英国需要动员更多兵力去征服奥斯曼帝国这个敌人—当务之急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对土耳其人而言，这场历史性的胜利弥补他们在加里波利蒙受的损失。在这场保卫海峡、抗击协约国入侵的战役中，奥斯曼帝国走出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以来，在巴士拉战争、萨勒卡默什之战与苏伊士运河之战接连失利的阴影。加里波利的胜利证明，土耳其人有能力击败当今最强大的国家，赢得现代战争。此外，新一代军事指挥官在加里波利之战中脱颖而出，将在未来率领奥斯曼军继续抗击英军并取得胜利。

英军与澳新军团从战壕撤退时，给奥斯曼军留下纸条，称后会有期。对那些击败他们的土耳其人，一位澳大利亚战争诗人表达自己同胞极不情愿的尊敬：

我想土耳其人是尊重我们的，我们也尊重他们；

阿卜杜勒是个作风正派的好战士，我们交过手，心中有数。

我们走时给他留纸条，将我们的感受与他倾诉。

没有说“永别”，而是“再会”！

战争结束前，我们会在某地再次相会！

但我希望那个地方会更宽阔，在地图上更大些，

能让飞行员在空中还能看见一点碎片！[47]

他们守住承诺。在加里波利半岛出生入死的许多英国与奥斯曼士兵，都将在巴勒斯坦战役中重逢。

[1] Casualty figures from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Heinemann, 1929), 1:294, 347；ibid. (London: Heinemann, 1932), 2:53.

[2] 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Barnsley, UK: Pen ＆ Sword Military, 2010), 92–114.

[3] 关于潜艇战事，参见 Henry W.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London: Nisbet ＆ Co., 1918), 145–146, 163–166；P. E. Guépratte,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1914–1915(Paris: 1935), 116–125. 战役后期，协约国又损失了数艘潜艇。Mariotte号于1915年7月被潜艇网困住，艇上32人被俘；参见Ahmet Tetik, Y. Serdar Demirtaş and Sema Demirtaşed.,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 [恰纳卡莱之战的战俘] (Ankara: Genelkurmay Basımevi, 2009), 1:198–216.

[4] 1915年6月，U-21潜艇击沉一艘法国运输船；8月13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英国运输船Royal Edward号；船上1,400名船员仅有1/3生还。截至1915年秋，地中海东部已有不下14艘德国潜艇。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37–39.

[5]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364.

[6] Nevinson 在The Dardanelles Campaign书后提供了一系列地图，其中一张是1915年7月详细的战壕图。

[7] Jean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sur le front d’orient (Paris: Pygmalion, 2003), 109. A. P. Herbert的伟大小说The Secret Battle，由Methuen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深受好评 （温斯顿·丘吉尔为该书后来的版本作序）。1917年Herbert在疗伤时撰写了该书，广泛汲取了自己作为皇家海军驻加里波利和法国的经历；引文出自1919 年版，48页。

[8] Mehmet Sinan Ozgen, Bolvadınlı Mehmet Sinan Bey’in harp hatiraları [Bolvadinli Mehmet Sinan Bey的战争回忆录]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1), 26–27.

[9] Herbert, The Secret Battle，49–51；英国战争诗人John Still 被俘后，于1916年在Afyon Karahisar战俘营写下了这些诗句。Jill Hamilton, From Gallipoli to Gaza: The Desert Poets of World War One (Sydney: Simon ＆ Schuster Australia, 2003), 107.

[10] Kevin Clunie and Ron Austined., From Gallipoli to Palestine: The War Writings of Sergeant GT Clunie of the Wellington Mounted Rifles, 1914–1919 (McCrae, Australia: Slouch Hat Publications, 2009), 29–30，diary entry of 16 May 1915. Ibrahim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我的战争回忆录] (Istanbul: Timaş Yayınları, 2007), 53.

[11] IWM, private papers of H. Corbridge, Documents 16453, 对赫勒思狙击手的描述，in diary entry of 27 April 1915。他在1915年5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了受伤的女狙击手。Privat Reginald Stevens’s letter of 30 June 1915, reproduced in Glyn Harper, ed., Letters from Gallipoli: New Zealand Soldiers Write Home(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9. 其他关于女狙击手的内容，参见 Trooper Alfred Burton Mossman’s letter to his parents of 20 May 1915 (136) and Private John Thomas Atkins’s letter home of 11 June 1915 (148). Private Gray’s account was published in The Register, Adelaide on 24 May 1916, consulted o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s Trove digitised newspapers website (http:// trove.nla.gof.au/newspaper). 1915年7月16日，伦敦Times报刊登了一则报道，称一名女狙击手4日在W海滩附近被协约国部队抓获。

[12]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10–111.

[13] Mehmed Fasih, Gallipoli 1915: Bloody Ridge (Lone Pine) Diary of Lt. Mehmed Fasih(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1), 86–87.

[14] Letter of 20 June 1915, in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07.

[15] IWM, private papers of D. Moriarty, Documents 11752, diary entries of 1 and 2 May 1915. The last entry in the diary was 13 July 1915.

[16] Harley Matthews,“Two Brothers,” reproduced in Hamilton, From Gallipoli to Gaza, 120–121.

[17]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05.

[18] IWM, private papers of R. Eardley, Documents 20218, typescript memoir, 25–26.

[19] IWM, private papers of B. Bradshaw, Documents 14940. 布拉德绍的信是按照日记方式写的，引自6月6日至9日之间。他在1915年6月10日的行动中死亡。

[20] A. P. Herbert, reprinted in Hamilton, From Gallipoli to Gaza, 79.

[21] Diary of Raymond Weil, reproduced in Association nationale pour le souvenir des Dardanelles et fronts d’orient, Dardanelles Orient Levant, 1915–1921 (Paris: L’Harmattan, 2005), 42. 另见the diary of Ernest-Albert Stocanne in ibid., 56, 60. Tim Travers, Galli poli 1915 (Stroud, UK: Tempus, 2004), 269.

[22]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22; Fasih, Gallipoli 1915, 66.

[23] IWM, private papers of H. Corbridge, Documents 16453, diary entries of 14 June, 28 June, 12 July, and 7 August. On 14 August, he recorded“17 W[ounded], 85 M[ental] cases today”. For the account of a man evacuated for shell shock, see IWM, private papers of M. O. F. England, Documents 13759.

[24]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54–55.

[25] Emin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bir erin anıları [达达尼尔和西奈战役: 个人回忆录](Istanbul: Nöbetçi Yayınevi, 2009), 53.

[26] IWM, private papers of H. Corbridge, Documents 16453, diary entry of 7 August 1915.

[27] IWM, private papers of R. Eardley, Documents 20218, memoir, 29–33. 关于厄德利的简要审讯记录，被奥斯曼当局保存在土耳其安卡拉军事档案馆；其中他提到：“我营第一和第二连于8月8日进攻Alçıtepe时被击败。我在土耳其部队的反击行动中被捕。”该文原件、誊抄本和译本，见Tetik, Demirtaş and Demirtaş, 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2:735–736. 虽然原件中厄德利（Eardley）的名字有清楚的英文和奥斯曼土耳其语标识，但编辑们误将草写的E看做S，誊写时把他的名字错写成了 Sardley。

[28] Fred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19), 219. Oliver Hogue,“love letter XXXI,” 7 August 1915, reproduced in Jim Haynesed., Cobbers: Stories of Gallipoli 1915 (Sydney: ABC Books, 2005), 256.

[29]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140–144;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168–177.

[30]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147–148. William Baylebridge,“lone Pine,”reproduced inHaynes, Cobbers, 249–252.

[31]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200–201. 1981 年彼得·威尔（Peter Weir）的电影Gallipoli讲述了澳大利亚士兵在内克的悲惨经历. 虽然一些澳大利亚军官想要制止冲锋，但被上级驳回。

[32]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88–89.

[3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282.

[34] 诺福克团（即桑德林汉姆连）1/5人的消失，战场上传言他们消失在了云端。他们的故事是1999年有争议的电影All the King’s Men的主题，并见于Buket Uzuner的土耳其畅销小说Uzun Beyaz Bulut-Gelibolu，该书英译本题为The Long White Cloud-Gallipoli(Istanbul: Everest, 2002).

[35] Ian Hamilton, Gallipoli Diar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1920), 2:132–136.

[36] Hamilton, Gallipoli Diary, 2:249–253.

[37]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02.

[38]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379–380页；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17.

[39] Fasih, Gallipoli 1915, 104, 130.

[40] 英国报道称，有200人被暴雨淹死或冻死，11月26至28日的暴雨导致超5000例冻疮病例。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34.I. Hakkı Sunata, in Gelibolu’dan kafkaslara: Birinci Dünya Savaşı anılarım [从加里波利到高加索: 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3), 184，其中提到一批奥斯曼军士兵在战壕中淹死。Fasih, Gallipoli 1915, entries of 9 November (p. 74), 14 November (p. 87), 19 November (p. 102), 24 November (p. 122), and 2 December (pp. 157–158).

[41] Fasih, Gallipoli 1915, 199, diary entry of 15 December.

[42] Fasih, Gallipoli 1915, 121, 124, 126, 148. Hakki Sunata在他的日记中提到，看到舰船齐齐撤离苏弗拉湾，他的长官们都认为协约国会有新一轮攻击。“5小时前我们认为敌人要登陆。现在他们突然就跑了。” Sunata, Gelibolu’dan kafkaslara, 198.

[43] Letter from Douglas Rawei McLean, NZ Machine Gun Corps, to his father, 4 January 1916, reproduced in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 290;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61.

[44]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64; Sunata, Gelibolu’dan kafkaslara, 200.

[45] Çöl, Çanakkale, 62–63.

[46] Official British figures from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84. Turkish figures from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94–95.

[47] 该诗由无名诗人Argent所作，见Haynes, Cobbers, 314–315.

第九章
入侵美索不达米亚

加里波利之役获胜，其他重要战线上的奥斯曼士兵也得以喘息。确保帝国首都安全后，恩维尔帕夏终于能够满足前线军官迫切的增援要求。先前在高加索地区遭受重创的奥斯曼第三军团迎来7个步兵师的援军，一同抵御俄国。杰马勒帕夏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奥斯曼第四军团被尽数派往达达尼尔之战，于是恩维尔帕夏派出4个师前往黎凡特（历史上一个模糊的地理名称，泛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将第四军团恢复至满编状态。此前，在美索不达米亚抵御英印军的奥斯曼士兵缺乏训练、装备老旧，如今恩维尔帕夏从加里波利调遣两个师的兵力赶赴巴格达，希望这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士兵能够扭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力量对比，令胜利的天平倾向于奥斯曼军。[1]

自1915年4月苏莱曼·阿斯克里在谢巴战败之后，奥斯曼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阵地便岌岌可危。在激烈的厮杀中部队伤亡惨重，先前招募的伊拉克士兵又大量逃离战场，这使奥斯曼军蒙受更大的损失，战斗力锐减。美索不达米亚的指挥官别无选择，只得以惩戒相威胁，试图召回各个城镇中的逃兵。他们此前就怀疑这些招募的阿拉伯人不甚可靠，因此根本不奢望逃兵回来后能在战争中派上用场。然而后者对奥斯曼军反抗之激烈程度，将出乎他们的意料。[2]

自1915年5月开始，幼发拉底河中部城乡暴乱不断，一直持续到两年后奥斯曼帝国结束对伊拉克南部的统治。第一场叛乱发生在纳杰夫。这座城市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朝觐地，几百位伊拉克逃兵在城里寻求庇护。伊拉克的什叶派团体对奥斯曼逊尼派统治者越来越不满，后者将其拖入一场全球大战，致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动乱由政府镇压逃兵而起，应奥斯曼巴格达政府的命令，巴格达军官伊泽特贝伊率领大批军队前往纳杰夫，将躲在古城街区中的暴徒和逃兵团团围住，积怨由此演变成暴动。

这位奥斯曼指挥官宣布大赦3天，在此期间，任何回归部队的逃兵一律既往不咎。逃离战场按律当处以死刑，因此伊泽特贝伊有理由希望，这些伊拉克人能利用此次赦免的机会自愿回归。然而，大部分逃兵在伊泽特贝伊赶到之前就已逃离纳杰夫，城中投降的逃兵少之又少。

3天后，伊泽特贝伊决定派军队挨家挨户搜寻逃兵。奥斯曼士兵甚至掀开纳杰夫城中女人的面纱，验明不是逃兵男扮女装躲避搜索，这种行为大大激怒那些保守的妇女。城中民众纷纷抗议奥斯曼士兵对女性的不敬，并寻找时机报复。[3]

1915年5月22日晚，一群逃兵赶到纳杰夫，他们手持枪械，将当地政府大楼与营房团团围住。城中居民与他们里应外合，随后周围村庄的逃兵齐聚纳杰夫，公开反对奥斯曼政府将世界大战强加在伊拉克人民身上。战斗持续3天，叛军大肆摧毁政府办公场所及档案，周围部落切断通讯线路，放倒电报杆，致使纳杰夫与其他所有行政中心的通讯均被掐断。幸存的奥斯曼官兵被困在一些政府大楼中，镇上街区的负责人这才派人走街串巷，呼吁店铺重新开业。

此事给巴格达行省总督敲响警钟，他派遣代表前去与城镇居民接洽。政府代表称异教徒入侵奥斯曼帝国，当下国家面临“生死之战”，每位穆斯林都有义务参与斗争。但纳杰夫居民认为，奥斯曼政府应对战争全权负责，坚决拒绝政府代表的参战请求。最终，奥斯曼政府代表只得就被困官兵如何安全撤离纳杰夫一事，与对方进行交涉。他们搭了个空架子，表面上维持政府对纳杰夫的统治。然而，当地居民掌握实权，这个城镇从此获得高度自治。

受纳杰夫成功自治的鼓舞，1915年夏，幼发拉底河中游的数个重要城镇陆续爆发动乱。另一个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其居民把纳杰夫的自治看做民权的骄傲。他们自问：“难道纳杰夫的居民比我们更勇敢、更有男子气概吗？”于是，6月27日，又一批逃兵在卡尔巴拉发动叛乱。他们烧毁市政大楼和学校，甚至连新建的医院都未能幸免。镇上一片新街区有200多间房屋被付之一炬，波斯镇民大部分被迫迁去老街区避难。随着卡尔巴拉城中大乱，暴民与周边地区的贝都因人因分赃不均开始大打出手。这回，奥斯曼政府又一次被迫与民众谈判，同意当地有条件自治。[4]

此外，奥斯曼军在希拉孤注一掷，但因贝都因人与逃兵成批赶到，最终寡不敌众；萨玛沃的显贵曾手按《古兰经》向地区总督发誓效忠，但他们于1915年8月听闻英军来犯后，便抛弃当初的誓言。萨玛沃的居民与贝都因人背叛那里的土耳其士兵，当地一支90名士兵的小分队只好悉数出逃。一支180人的骑兵小分队被镇民收缴枪械，牵走马匹，还被扒光衣服，赤条条地赶出萨玛沃。类似事件还发生在库费、沙米耶及图韦里奇（Tuwayrij）。最终，奥斯曼政府为迫使逃兵归队所做的努力非但统统落空，还使帝国失去对幼发拉底河盆地的控制。

奥斯曼帝国内讧之际，英军继续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攻城略地。1915年4月在谢巴大获全胜后，印度远征军迎来新的部队与新指挥官—约翰·尼克松爵士。尼克松奉命占领整个巴士拉行省，他准备先向底格里斯河上游推进至战略港口—阿马拉。[5]

阿马拉位于巴士拉以北约90英里处，城中约有1万居民。经过数周的精心部署，尼克松命令第六师在查尔斯·汤申德少将的指挥下立即行动。为突破古尔纳北部的土耳其军防线，汤申德征调几百艘当地的小型船只作为临时运兵船，由载有机枪火炮的英国轮船掩护。5月31日，这支不大可靠的舰队—绰号“汤申德船会”（Townshend’s Regatta）—向阿马拉进发。在英舰的炮轰与运兵船士兵的猛烈射击之下，英军成功突破古尔纳以北的奥斯曼军阵线，向上游推进，途中并未受到奥斯曼守军的阻击。英军发现这片区域的人民对他们颇为友好：随着奥斯曼军的撤退演变成大溃败，底格里斯河边的阿拉伯村庄都飘起白旗，以示对新征服者的顺服。

6月3日，汤申德船会的先锋舰抵达阿马拉周边水域，发现约有3000名土耳其士兵正企图在英印军赶到之前撤离。一艘仅载有8名船员与一挺12磅重机枪的英国内河汽船朝阿马拉驶去，一路通行无阻。河中突然出现挂着英军旗帜的船，这令土耳其人非常泄气，11名奥斯曼军官与250名士兵当即投降，另有2000多名士兵撤退至河上游。当天下午，汤申德将军乘轮船抵达阿马拉，在海关所升起英国国旗，未等1.5万人的主力部队赶到，便宣布英军在当地取得胜利。几百名土耳其与阿拉伯士兵本可以轻易制服英军的先头部队，但他们却选择投降，这反映出奥斯曼军已军心涣散。[6]

夺取阿马拉之后，尼克松计划继续往幼发拉底河上游推进，攻占纳西里耶（Nasiriyya），从而完全占领巴士拉行省。纳西里耶是一座建于19世纪70年代的年轻城镇，是强大的蒙塔菲部落联盟的集市中心。与阿马拉一样，纳西里耶的人口也在1万左右。尼克松希望通过击败土耳其人来赢得幼发拉底河强大的贝都因部落支持。他认为，只要奥斯曼帝国在纳西里耶还有驻军，便会对古尔纳与巴士拉的英军构成明确威胁。6月27日，尼克松的部队在乔治·戈林奇将军的率领下，向纳西里耶进发。

幼发拉底河的下游水域变幻莫测，比底格里斯河更难以航行。河水深度在6月还能达到5英尺，到7月中旬一般就降为3英尺，到8月份更会低到无法通行。为确保船只能在浅水中顺利通过，英军被迫重新征用一些已废弃的明轮船，好将兵员送至上游的纳西里耶。其中一艘名为“苏萨”号（Shushan）的英国船只，在1885年就被用于增援戈登将军在喀土穆的战事。河水一周比一周浅，这些年代久远的英国轮船沿着标志不清的航道前行，挣扎着穿过连片的沼泽。

尽管纳杰夫与卡尔巴拉爆发叛乱，但奥斯曼军仍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区域顽强抵抗英军。4200名土耳其士兵在贝都因部落的协助下，固守纳西里耶城外的阵地。最初，他们的人数超过入侵者。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戈林奇不愿再继续推进，而是一边坚守阵地一边请求支援，直到7月的第三周，他的部队达到满编状态，即4600名步兵。河水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河段在7月末便已无法通行，额外的兵员无法及时输送就位。由于无法期待新的增援部队，戈林奇必须充分运用现有的兵力来攻占纳西里耶。

早在7月初，英军就已对纳西里耶外围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第一波进攻。抵御英军先头部队的奥斯曼军中，有一位来自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军人，名叫阿里·乔达特（Ali Jawdat）。他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巴格达军事高中与英才济济的伊斯坦布尔哈比耶军事学院，后加入奥斯曼军队。尽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乔达特对奥斯曼帝国并非一片赤诚。他对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政府越来越不抱希望，开始与阿拉伯行省中的许多精英一样，热衷于在奥斯曼帝国内寻求更多的阿拉伯自治权。他是“阿赫德”（al-Ahd，契约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地下党派在1913年巴黎阿拉伯代表大会之后成立。与“法塔特”（al-Fatat）,即青年阿拉伯协会不同，“阿赫德”侧重军事，在伊拉克势力尤甚，吸引诸多当地卓越的青年阿拉伯军官。“阿赫德”担心，若阿拉伯直接独立，最终会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因此他们同“法塔特”与反中央集权党一样，宣扬在奥斯曼帝国中实行改革，以获得阿拉伯的自治权。一战爆发后，乔达特投身奥斯曼军，与他的土耳其同胞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协约国入侵。

1915年，阿里·乔达特曾在谢巴之战中为苏莱曼·阿斯克里效力。他与阿斯克里一起撤至纳西里耶，后者自杀后，他被任命为纳西里耶附近一支奥斯曼军小分队的队长。极富影响力的贝都因部落领导人阿杰米·萨顿（Ajaymi al-Sadun）表示支持奥斯曼军，他手下的部落兵帮助兵力不足的奥斯曼军抗击英国入侵者。贝都因人要求奥斯曼军为其提供弹药，而乔达特的任务就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以便共同保卫纳西里耶。

当戈林奇的部队向幼发拉底河的土耳其军发起攻击时，乔达特看到这些贝都因非正规军由于形势不妙，纷纷倒戈。他看见部落兵袭击奥斯曼士兵，抢夺他们的步枪与弹药；他也看见他的部下因英军猛烈的炮击，死的死，伤的伤。“奥斯曼士兵腹背受敌，”乔达特之后写道，“受到贝都因人与英国人的两面夹击。”乔达特部队与奥斯曼军主阵地失去联系，他自己也中了贝都因部落的埋伏。他被缴了枪械，抢了财物，之后在纳西里耶附近的苏格舒尤赫村被英军抓获。[7]

从阿里·乔达特的遭遇推断，奥斯曼军根本无法抵御持续的攻击，守住幼发拉底河下游区域。他们缺少足够的正规军，而贝都因人只会与强者为伍。土耳其军官总是谴责阿拉伯及贝都因士兵立场不坚定，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阿拉伯主义倾向的伊拉克本地人士，乔达特的亲身经历显然更能说明问题。之后，他被遣送至巴士拉，并一直被关押在那里，直到战争后期，英国开始重视阿拉伯激进分子的力量，他才重获自由。

7月24日，英军开始用汽船上的火炮从河面向纳西里耶发动炮击。随后，英印军一批批地冲向奥斯曼守军战壕，展开白刃战。奥斯曼士兵寸步不让，迫使入侵者每前进一步都须进行殊死搏斗。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土耳其守军死伤2000人，被俘950人，之后在夜色的掩护下撤退。

第二天黎明，一群居民代表划船前往英军阵地，宣布纳西里耶投降。英军自身也遭受严重伤亡，此次居民前来投诚让他们如释重负。[8]

纳西里耶沦陷，标志英军已完全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行省。然而尼克松将军试图趁热打铁，夺取战略重镇库特阿马拉（Kut al-Amara）。库特位于底格里斯河一弯曲处，是沙塔亥河航道的终端，该河联通底格里斯河与纳西里耶南部的幼发拉底河。据英军情报显示，有2000名奥斯曼士兵已从纳西里耶撤退至库特，与当地的5000名驻军会合，对阿马拉与纳西里耶的英军阵地构成潜在威胁。尼克松宣称，只要奥斯曼士兵仍盘踞在库特，英军便无法确保对巴士拉行省的控制。

在中东的战争政策上，伦敦与印度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虽然两者皆属大英帝国，但印度有以总督哈丁勋爵为首的独立政府，并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响应英国号召，已派遣部队前往西线、加里波利及美索不达米亚。尽管如此，印度政府还是需要保留一支驻军，以确保国内的安全。随着德国特工在波斯与阿富汗一带活动，印度西北各省的穆斯林有可能爆发圣战，因此印度总督忧心忡忡，希望能够在国内保留一支强有力的威慑力量。鉴于印度对英国的重要性，伦敦也同样有此忧虑。

然而，印度与伦敦英国政府在如何部署军队上发生龃龉。对伦敦而言，重中之重仍是西线，加里波利次之，巴格达基本上可有可无。但美索不达米亚对印度的意义远大于伦敦当局。若能攻取伊拉克，英属印度则可将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况且，美索不达米亚的印度部队里，有不少政治专员都设想着有朝一日，伊拉克能收归印度政府管治。因此，印度总督害怕印度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不愿再大规模增派部队，甚至试图调回西线的印度兵团，以巩固与扩大英属印度在美索不达米亚取得的战果。然而，伦敦方面安于伊拉克当下的形势，希望—用英国国务大臣克鲁勋爵的话说—“在美索不达米亚不要冒险”。[9]

占领纳西里耶后，印度政府敦促伦敦授权攻占库特，并称那样做出于“战略需求”。印度总督还进一步要求增派当时在亚丁的印度军第28旅，以扩充尼克松部队，助其夺取库特。尽管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但考虑到英军在南也门的阵地还不够稳固，它不是伦敦方面当前愿意采取的行动。[10]

事实上，也门迫切需要第28旅留守，以防亚丁这一战略港口被土耳其人攻陷。英军于1914年11月向谢赫赛义德发动袭击，结果只让自己在也门的阵地变得更加脆弱。伦敦与印度官员未与英国驻亚丁公使协商，便决意摧毁在红海入口居高临下的土耳其火力点。也门的殖民地官员认为，这次袭击考虑欠周，会疏远叶海亚伊玛目，而在萨那的也门统治者更将这个决定视为对其领土的侵犯。尽管叶海亚伊玛目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盟友，英国仍希望与其保持友好关系。然而这位伊玛目在1915年2月写给亚丁公使首席助理哈罗德·雅各布上校的信中，重申他对奥斯曼帝国的一片忠心，并暗示对英国的敌意。[11]这使英国此前与其交好的希望彻底破灭。

1915年2月，土耳其部队在叶海亚伊玛目的支持下，进入亚丁保护国的领土。最初，英国官员对土耳其军的行动不以为意，认为不会对他们在亚丁的阵地构成实质性威胁。然而土耳其人在各个部落不断招兵买马，驻也门的奥斯曼军规模逐渐壮大，英军开始担忧。截至6月，据英国情报显示，奥斯曼军已有6个营的兵力（奥斯曼一个营约有350至500人），其规模已超过英军。7月1日，奥斯曼军向距离亚丁不到30英里的拉季赫发动攻击，令英国在当地的重要盟友身陷险境。[12]

阿里·阿布达利爵士（Sir Ali al-Abdali）是拉季赫的苏丹，这个亚丁保护国内的小邦实行半自治管理。虽然他执政不满一年，但英国人将其视为也门南部的重要盟友之一。拉季赫面临奥斯曼军入侵，英国驻亚丁公使动员其规模不大且缺乏战斗经验的驻军前去驱赶土耳其部队。7月3日，一支250人的印度先头部队携带机枪与10磅火炮，连夜启程，于次日凌晨赶到拉季赫。由威尔士人与印度部队联合组成的主力部队晚了数小时上路，便暴露在也门酷热难耐的夏季高温之下。两名威尔士人在行进过程中中暑身亡，甚至连印度士兵也在如此的高温酷暑中败下阵来。这支部队一路蹒跚前行，终于在7月4日日落前赶到拉季赫，此时当地已是一片混乱。

夜幕降临时，效力于拉季赫苏丹的阿拉伯部落开始投入战斗。当时，一支土耳其纵队进入镇中央的广场，他们丝毫没有察觉此处有敌军。等回过神来，英军已抓获纵队的指挥官劳夫贝伊少校，并缴获一批土耳其机枪。不过土耳其人弄清局势后，便立即发起白刃战反击。混乱中，一名印度士兵误把拉季赫苏丹当成土耳其士兵，把这位英国想要保护的人刺死了。

身处拉季赫的400名英国士兵势单力薄，根本无法与奥斯曼士兵及其部落支持者相抗衡。因此，他们只得仓皇撤退。白天的艰难跋涉加上夜晚的激战，这些英国士兵已是精疲力竭。他们押着40名土耳其战俘抵达亚丁时，已战死50人，另有30人中暑身亡。此外，英军在撤退时还留下所有的机枪、两门机动火炮、四分之三的弹药，以及全部的装备。土耳其人现在牢牢控制拉季赫，而它与亚丁仅相隔咫尺。

前往亚丁的道路已是畅通无阻，土耳其部队从拉季赫推进至距亚丁仅隔一个码头的谢赫欧斯曼（Shaykh Uthman）。据第28旅指挥官，少将乔治·扬哈斯本爵士称，奥斯曼军从谢赫欧斯曼能够轻而易举地炮击“港口的建筑、船只、居民区、俱乐部、政府大楼”。更糟糕的是，亚丁全部的饮用水都来自谢赫欧斯曼的水井和处理厂。除非英军能够将奥斯曼军赶出谢赫欧斯曼，否则他们在亚丁的阵地将要不保，而失去亚丁对英国的船运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都将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13]

印度政府紧急要求从埃及调派部队增援亚丁，英国政府当即同意。1915年7月13日，扬哈斯本少将接到命令，直接率领第28旅赶赴亚丁，增援当地英军。5天后，部队抵达目的地，趁着夜色登岸，以免被土耳其人察觉。7月21日，英军跨过亚丁与谢赫欧斯曼之间的堤道，成功偷袭奥斯曼部队，使其撤回拉季赫。此行动中，英军伤亡轻微，而奥斯曼军在战斗中死亡50人，另有几百人被俘。

扬哈斯本巩固了英军在谢赫欧斯曼的阵地，决心坚守。夺回对亚丁水源的控制权后，他不愿再让部下冒险进攻，拒绝进一步扩大战线。他在写给埃及英军指挥官的信中提到：“一方面天气太热；另一方面，眼下离开安全要塞，贸然进入沙漠探险似乎不大明智。”这就是哈丁勋爵于7月末要求将第28旅调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协助征服库特阿马拉的大背景。因此，伦敦的战时内阁自然而然地拒绝印度总督的要求。据估计，拉季赫驻扎着4000名奥斯曼士兵，而英军驻亚丁部队仅有1400人，在无援军的情况下甚至不足以守住阵地—这一尴尬的局面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14]

土耳其人在加里波利战线已掌握主动，这对也门局势更为不利。这次英军明显无力守护亚丁保护国的统治者及其领地，不仅丢掉拉季赫，还在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颜面尽失，这使伦敦、开罗与西姆拉的英国官员忧心忡忡。哈罗德·雅各布总结称，英军“在亚丁不敌土耳其军，是我们威严扫地的主要原因”。英国一直担心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宣扬圣战，他们认为这次在亚丁的失利使敌军再次受益，也削弱了协约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地位。[15]

尼克松将军劝说印度总督，称即使没有援军，凭他在美索不达米的现有力量，也足以攻下库特阿马拉。他分析称，伊拉克的土耳其部队在经过一连串的失利后，早已乱成一团。相对地，英印军在经过战火的洗礼后变得更为成熟，多次的胜利也令军队信心倍增。只要休整好部队（占领阿马拉后，就连汤申德将军也因病被送回印度疗养），尼克松充满自信地认为其无人能挡，能够顺利往底格里斯河上游推进。他提议暂且停止行动，待到1915年9月再对库特发动袭击。哈丁勋爵批准尼克松这一作战计划。

汤申德将军的“船会”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了阿马拉，此次征服库特的军事行动也将由他领导完成。然而，汤申德对英军战线的延伸充满顾虑：“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何时才能收手？”他的忧虑不无道理。印度军已在美索不达米亚战斗了近一年，亟需增援；而英国部队逐渐向纵深推进，汤申德担心补给线会受到威胁。每征服一地，交通线路就得相应延伸，而这些线路又完全依赖河运。但印度军可支配的内河船只无法满足运输需求。将补给线从巴士拉起延长一倍，又无充足的运输手段，这将使整支远征军都陷入险境。在印度疗养期间，汤申德与印度军指挥官比彻姆·达夫爵士会面，后者向他承诺：“在我让你的部队拥有充足的兵力之前，你不需要从库特往前推进半步。”因此，汤申德接受了尼克松的委任，于9月1日率领部队，顺着河往上游的库特行进。[16]

然而，那时汤申德还不知道自己还有其他方面需要担心：奥斯曼军已任命精神抖擞的努雷丁贝伊（Nurettin Bey）为驻美索不达米亚部队的新任指挥官。努雷丁贝伊是位骁勇善战的将军，曾在1897年的奥斯曼—希腊战役中服役，并在一战爆发前负责镇压马其顿与也门的暴动。努雷丁还通晓多国语言（阿拉伯语、法语、德语及俄语），正如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总结的那样—他“是难得的人才”。在接到阻击英印军、保卫巴格达的命令后，努雷丁便开始全力重建军队，并成功吸纳新部队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就这样，美索不达米亚战线上形成对英军极为不利的变化：他们与奥斯曼军的实力此消彼长。[17]

英国与澳大利亚飞行员飞抵底格里斯河上空，对土耳其军在库特阿马拉的阵地展开侦察。空中侦察对汤申德及其部下制定攻击计划意义重大，能让他们得知土耳其军的战壕位置，从而调整火炮，令其比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任何一次攻击都要精准。不过空中侦察也并非没有危险。飞机有可能因夏日的高温和粉尘出现故障，且土耳其神枪手会让这些企图接近他们阵地的飞机受损严重。9月16日，一架英国飞机在奥斯曼军阵线后方迫降，机上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及其英国飞行观察员被俘。[18]

据空中侦察得到的情报显示，土耳其人已在库特下游约7英里一处名为辛恩（al-Sinn）的地方挖壕固守。他们的战壕分布在底格里斯河的两岸，夹在一片难以逾越的沼泽之间，绵延数英里。这意味着英军若要发起进攻，便只能冒险从开阔地发起正面攻击，抑或沿着沼泽绕行数英里，从侧翼袭击奥斯曼军阵地。此外，奥斯曼军还在河中设置障碍物，防止载有火炮的英军船只过河。努雷丁可谓处心积虑确保其部队的阵地固若金汤，让英军束手无策。

英军估计奥斯曼军在辛恩共有约6000名步兵，其中土耳其人只占四分之一，余下的四分之三都是阿拉伯人。汤申德的部队拥有11 000名士兵，且配有大炮与机枪，因此他信心十足地认为他的部队击败奥斯曼守军绰绰有余。但他的一些部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雷诺兹·莱基上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得知敌军方位，阵地非常广阔，防守严密，周围布满铁丝网。我军得多费点工夫了。”[19]

英军连夜就位，并于9月28日清晨向奥斯曼阵地发起多头攻击。实施此次攻击计划需要精心配合，一部分军队负责吸引奥斯曼军火力，其余部队则绕到敌军侧翼实施包抄。然而，数支英军纵队在破晓前的黑暗中迷失方向，误入沼泽，延误了军机，迫使英军在太阳高照时才发动进攻，不但没能让敌军措手不及，相反令自己遭遇枪林弹雨。“今天真是糟糕透了，”莱基上尉在日记中记载道，“我们损失了很多人。土耳其人的榴弹炮在一处精确地瞄准我们。他们很显然做了最精确的校准，炮弹一直就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有一把离我仅5码的机枪被直接击中底座碎裂。花了一整晚挖沟，天亮时我们都累惨了。”据莱基证实，奥斯曼军坚守阵地，令发起攻击的英军伤亡惨重。两军从黎明一直激战到日落。筋疲力尽的英军安顿下来，准备在夜间守住战果，奥斯曼军却悄然退至库特。莱基上校不无敬意地提到：“土耳其人在晚间撤退了，非常巧妙，什么也没留下。”

英军用了数天时间，才从奥斯曼军撤离的辛恩推进至库特镇。奥斯曼军在河中设置的障碍虽被破坏，但仍一直给英军的船运带来不便。此外，河水过浅也妨害通行。兵员伤亡情况远糟于英国军事部门的预期，他们需要先将这些伤员送至下游阿马拉与巴士拉的医疗机构，才能继续对土耳其人发动攻击，抢占库特。[20]

最终，土耳其人放弃库特，英军也不必再战。9月29日，英国空中侦察发现，土耳其军已经有条不紊地撤出库特，退至上游的巴格达。一方面，这对英军是个利好消息，他们不用遭到任何抵抗便能占领库特；但汤申德虽胜尤败：奥斯曼大部分兵员和火炮成功逃出他布下的包围网。英军每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围剿奥斯曼军失败，都给予敌方重整军队的机会。况且，每取得一次胜利，印度军在伊拉克的纵深就更大，补给与交通线路亦随之延长。因此，印度远征军在伊拉克每赢得一次胜利，就益发脆弱。

英军于1915年10月在库特取得胜利时，伦敦方面正逐渐意识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大势已去。许多政治人士都担心英军在加里波利战败会动摇他们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英国内阁相信，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战败一事会被敌军作为圣战宣传材料。因此一些政治家认为，攻占巴格达能挽回协约国从加里波利半岛撤军的名声。

然而，前线指挥官对此看法不一。尼克松将军不仅认为他的部队能占领巴格达，还认定此举势在必行，否则他们便不能确保美索不达米亚阵地的安全。而率领第六印度师在阿马拉与库特取得胜利的汤申德将军则认为，英军已征服辽阔的领土，当下应先加固现有阵地。虽然他的部队攻取巴格达的赢面颇大，但他们需要大批援军助其守住该城。况且，他们从巴格达至巴士拉的交通线随变幻莫测的底格里斯河绵延数百英里，没有援军便难以确保这条线路的安全。汤申德坚称，若要攻取巴格达，则至少需要新增两个师的兵力。

10月21日，英国政府负责监管中东战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就美索不达米亚问题展开讨论。寇松侯爵支持汤申德的观点，认为眼下英国最应该做的是固守从巴士拉至库特的阵地。但叱咤风云的三大臣—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第一海军大臣阿瑟·贝尔福及温斯顿·丘吉尔（加里波利半岛战役失利后被贬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但在政府中仍颇有话语权）则赞同尼克松的看法，呼吁展开全面行动，攻占巴格达。基奇纳勋爵主张走中间路线，提出突袭巴格达，以摧毁当地奥斯曼军，随后实施战略性撤退，使英军前往更安全的阵地。“如果我军占领巴格达，又撤出加里波利半岛”，基奇纳解释称，“则敌军可能会调遣6到7万兵力”重夺巴格达，届时汤申德需要几个师的兵力以守住巴格达。也许是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连续失利让基奇纳在内阁的影响力有所减弱，此次他的主张未能赢得内阁的支持。正如记载这段战役的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所总结，政客把巴格达看成是一个机遇，他们能在此“获得先前在政治（甚至在军事）上未能取得的巨大功绩，且由此衍生的好处能惠及英国在整个东方的局势，不容错过”。[21]

最终，达达尼尔委员会未能达成一致。既然没有明确禁止英军向巴格达进发，就是默认谁最坚持就由谁说了算，这当然非主张攻占巴格达的尼克松将军、哈丁总督，以及内阁中支持他们的格雷、贝尔福与丘吉尔莫属。得到内阁的允许后，印度事务国务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于10月23日向哈丁总督拍电，授权尼克松将军占领巴格达，并承诺尽快从法国调派两个印度师赶赴美索不达米亚。[22]

战争爆发以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首次拥有能够抗击英印军的指挥官与部队。1915年9月，驻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重新整编为奥斯曼第六军团，时年72岁、久经沙场的普鲁士陆军元帅，科尔玛·冯·德·戈尔茨担任该军团总司令。1915年12月，戈尔茨帕夏及其德国参谋抵达巴格达，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与他在伊拉克的前任比起来，这位普鲁士指挥官有着巨大的优势。他手下的土耳其将军在之前与英军的对抗中积攒宝贵的经验，加上新来的两个师，奥斯曼第六军团已逐渐能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比肩。奥斯曼第51师清一色都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耳其人，战斗经验丰富，比即将在伊拉克遭遇的印度军军纪更严明。

1915年秋，新部队抵达巴格达，给当地百姓留下深刻印象，一位居民回忆道：“传令员奔走在卡济米耶（巴格达的一个区）的集市中，号召大家到河岸去欢迎进城的土耳其部队。大家赶到那里时，只见河上满是木筏，上面站满士兵。部队下了木筏，踩着节拍列好队。人们高声欢呼，就连女人们也不例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力量对比正在改变，奥斯曼军在质与量上都逐渐超过疲于战斗的印度军。[23]

汤申德的任务是率领约14000名士兵夺取巴格达。另有7500名英军士兵被派往底格里斯河从巴士拉至库特阿玛拉段，以及幼发拉底河至纳西里耶段沿途各个驻点。增派的印度师无法在1916年1月之前抵达巴士拉。捷报频传无疑增强英印军的信心，但数月的跋涉与激战，加上伊拉克夏季的高温与肆虐的疾病，已使他们身心疲惫。汤申德率领的英国部队有不少战斗力不足，而且他开始怀疑印度穆斯林士兵并非绝对可靠。

奥斯曼帝国积极利用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忠诚，企图策反英军中的教众。巴格达政府的喉舌媒体用印度语与乌尔都语印发宣传册，号召印度穆斯林离开“异教徒军队”，加入由穆斯林同胞组成的奥斯曼军。他们还提醒穆斯林士兵，为守卫巴格达，土耳其人已经在萨尔曼帕克修筑战壕，那里埋葬的可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忠诚的同伴之一—萨尔曼（Salman pak,“pak”在波斯语与土耳其语中意为“纯洁”，因此该地取名为“纯洁的赛勒曼”）。[24]

这些宣传手册起了一些作用，得知要向萨尔曼帕克推进，印度的穆斯林士兵异常缄默，英国将军也察觉到这一点。甚至已有哗变的个案出现，1915年10月，莱基上尉记录称，4名穆斯林士兵在靠近土耳其阵线的地方放哨时，割断了他们长官的喉咙，随后逃到奥斯曼军中。自此以后，第20旁遮普步兵团“由于逃兵事件”被派往亚丁。英军担心，奥斯曼军如此宣扬萨尔曼帕克是埋葬先知同伴的圣地，会引发更多的哗变事件。因此，为淡化萨尔曼帕克的宗教意义，英国人一律用当地在萨珊王朝时的名字泰西封代称它。[25]

泰西封宫位于奥斯曼军防守阵线的中心，这座规模庞大的宫殿始建于6世纪,至今仍是最大的砖拱建筑。数月之间，土耳其人一直在宫殿周围备战，他们的前线长达6英里，建有15处土木工事或防御要塞，均配有机枪大炮。复杂的交通壕网络方便兵员与补给运抵或撤出前线，每隔一定的间隔还装有大型水罐，以解决士兵的饮水问题。前线后方约2英里是土耳其军的第二道防御阵线，也同样修筑得极为精细。精锐的第51师作为后备力量驻守在第二条战壕。自1915年10月撤退到11月英军逼近这段时间，努雷丁及其部下尽其所能加固工事，这些阵地几乎坚不可摧。

关于奥斯曼军在巴格达的防御情况，英军指挥官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在他们准备袭击萨尔曼帕克之前，他们估计敌军约有1.1万至1.3万名士兵。11月初，尼克松与汤申德开始收到相互矛盾的情报，对究竟有多少奥斯曼援军从叙利亚或高加索派往巴格达说法不一，但他们认定这些情报都不可靠。此外，在一架侦察机被敌军火力摧毁后，尼克松于11月13日下令暂停空中侦察，这让敌方的状况更显扑朔迷离。据尼克松与汤申德猜测，奥斯曼军的兵力应基本与他们持平，或稍占上风。然而此前与他们交战时，土耳其部队由于压力过大而溃不成军，这让英国指挥官此次也充满信心，认为即使土耳其守军在规模上略胜一筹，他们也能获得胜利。[26]

1915年11月，战斗即将打响，汤申德下令两架飞机升空，对敌军阵地做最后一次长距离侦察。第一架飞机安全返航，报告称奥斯曼军阵线并无变化。第二架飞机飞往泰西封东部，发现那里的地面状况有大幅改变，似乎有大批援军赶到的迹象。飞行员飞近查看时，飞机引擎被奥斯曼军击穿，他只得迫降在敌军阵线后方，最后被土耳其人俘虏。虽然他拒不回答敌军的审问，但对方从他身上搜出了标有第51师位置的地图—这是关于奥斯曼援军的第一份可靠情报。据一位土耳其军官记载道：“这张价值连城的地图没有落入敌军指挥官手里……而是到了土耳其指挥官手中。”[27]

击落英国飞机不但阻止汤申德意识到敌众我寡、土耳其军已增至2万多人，还极大鼓舞了土耳其部队的士气。“这件小事被看成是一个好兆头，敌人的好运就要到头了。”这位土耳其军官这样写道。事实也确实如此。

11月22日清晨，4支英军纵队朝奥斯曼军阵线推进。他们错误地以为敌军毫不知情，结果一进入奥斯曼守军的射程范围，敌军火力便扑面而来。“几乎瞬间便是枪林弹雨，”莱基上尉在日记中这样记录，同时他还列出了第一次进攻时阵亡同伴的名字，“步枪火力持续不断，直到下午4时。战斗很激烈。”

英军与奥斯曼军展开数小时的白刃战与肉搏战，最终占领了奥斯曼军的第一条战壕。然而，还未等英军巩固战果，最骁勇善战的奥斯曼第51师部分兵力便发起猛烈反攻。双方激战到天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恐怖的一天，”莱基总结道，“死伤者遍地，没办法把他们救下来。”第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损失近40%，而奥斯曼军则折损近一半战斗力，这使双方的指挥官都极度沮丧。[28]

11月23日，战斗进入第二天，元气大伤的两军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一整天，伤者源源不断被送来，”莱基上尉记录道，“几百人仍未得到救治，没有担架，没有吗啡，没有鸦片，什么都没有。”尽管如此，但双方的近距离持续交战至深夜。“晚上10点左右，我们正沿着多赛特郡团的战壕匍匐前进，就遭到猛烈的攻击。伤者状态很糟糕，他们仍然在战壕后面毫无防备地躺着。我们端枪近距离瞄准、齐射，都能听到（土耳其）军官在激励士兵。真是可怕的一晚。”

一连三天，英印军都被奥斯曼军围困。他们守住了刚攻下的第一条战壕，但却缺少兵力攻下敌军的第二条战壕。更加困扰他们的是，没有及时得到救治的伤员越来越多（而奥斯曼军可将自己的伤者送至附近的巴格达救治）。英军没有预料到会遭受如此重大的伤亡，几千名士兵重伤令他们措手不及。莱基上尉描述称：“断腿甚至是没腿的士兵被人用大衣包裹着送来。他们的苦痛简直难以言表。”战斗持续不断，伤者哀嚎连连，还有关于土耳其援军的谣言，这一切极大打击汤申德部队的士气。

11月25日，汤申德及其部下终于意识到己方难以为继。印度军势单力薄，战线也太长。他们参战的人数有限，援军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最早一批援军要等1月过后才能抵达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必须保留足够的战斗力守卫巴士拉至库特阿马拉的英军阵地，并亟需将伤员撤下前线。汤申德全力征调一切可用的内河船只，以运送数千名伤员至下游，而那些仍可继续作战的士兵则继续留在前线。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他们不得不面临所有士兵的噩梦—在敌军炮火中撤退。

英军从萨尔曼帕克撤退，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出现重大转折。奥斯曼军很快便转守为攻，战场上如此，战事宣传上亦是如此。

1915年9月至10月，英军向底格里斯河上游推进时，奥斯曼军与伊拉克民众的关系降至冰点。当时，巴格达居民在歌里已公开嘲弄哈里发—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及其军队：

雷沙德，你这个猫头鹰之子（一种象征着不幸的鸟），你的军队被打败

雷沙德，你这个倒霉蛋，你的军队都在逃。[29]

随着幼发拉底河中游城镇的叛乱日益激烈，以及巴格达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日益加剧，奥斯曼政府决定再次诉诸圣战。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伊拉克那些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什叶派穆斯林。奥斯曼政府展开“阿里的神圣旗帜”，希望煽动大众的宗教热情，从而赢得伊拉克什叶派对其战争的支持。[30]

阿里·本·阿比·塔利布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亲戚、女婿，也是伊斯兰教的第四代哈里发。自伊斯兰教诞生的第一个世纪起，什叶派穆斯林就只把哈里发阿里及其后裔尊为穆斯林社会中唯一的合法领袖（事实上，“什叶”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Shiat Ali，意为“阿里的支持者”，或“阿里党”）。因此，他们并不认可逊尼派奥斯曼苏丹以哈里发（全球穆斯林精神领袖）自居，对他以这种身份颁布的号令也充耳不闻。

奥斯曼政府希望借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对哈里发阿里的虔诚，动员他们加入抗击英国入侵者的行列。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策划在游行时高举一面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旗，诡称这面旗帜是哈里发（什叶派称为伊玛目）阿里的遗物，具有神力。奥斯曼政府人员在伊拉克什叶派居多的各个圣城之间来回奔走，把这面旗帜说成是一种秘密武器，虔诚的穆斯林将军若在阿里伊玛目的旗帜下战斗，定能战无不胜。

1915年秋，奥斯曼政府将“阿里圣旗”托付给一位高层官员，并派一支骑兵分队沿途护送，从伊斯坦布尔一直到伊拉克。谣传这支代表团一路上给更看重实利的贝都因领导人分发黄金，以确保他们对奥斯曼军的支持。队伍到达的第一站是纳杰夫—什叶派伊拉克的政治中心，也是埋葬伊玛目阿里的地方。1915年5月，叛乱最先爆发于此。奥斯曼政府计划在穆哈兰姆月，即什叶派伊斯兰历中最神圣的月份，在埋葬伊玛目阿里的清真寺展开这面旗帜。

在穆哈兰姆月的第11天，即西历的11月19日，这面旗帜与热情洋溢的纳杰夫居民见面了。什叶派显贵把抗击英国异教徒的圣战号召在语言上重新进行包装，称异教徒是“十字崇拜者”—这一称谓不单指英国士兵的基督教信仰，还与十字军东征挂上钩，它曾导致中世纪天主教徒与地中海东部穆斯林的敌对。

昌盛的武运也渲染了旗帜的神秘色彩。旗帜从纳杰夫到巴格达的10天里，奥斯曼军第一次战胜了英军。巴格达副总督很快便在演讲中将胜利与这面神秘的旗帜联系起来，于是圣旗更受到民众的爱戴。“就在这面圣旗离开纳杰夫时，敌人停止进攻，在萨尔曼帕克铩羽而归。”沙菲克贝伊如此赞美道，群众一片欢呼。奥斯曼军赶跑了英军，这令担惊受怕的巴格达人民深感安慰，他们开始乐观地期待胜利的到来—即便胜利需要神的介入。

奥斯曼当局在伊拉克升起“阿里圣旗”之时，一群奥斯曼官员早已在利比亚重启圣战。1915年5月，意大利加入协约国阵营。青年土耳其党人趁机光复了自1912年被迫割让给意大利的部分利比亚领土。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在利比亚与埃及边境区域宣扬宗教极端主义，企图借此在英国与意大利的北非殖民地策动叛乱，令两国后院起火。他们圣战运动的合作伙伴就是赛努西兄弟会的领导人—赛义德·艾哈迈德·谢里夫·赛努西。[31]

早在1911年，赛义德·艾哈迈德就曾率领赛努西的武装力量参与意土战争。赛努西教团是一支威震利比亚的苏菲派（或称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兄弟会，在北非有许多地方分会，成员遍布整个阿拉伯世界。自1902年担任赛努西兄弟会领导人以来，赛义德·艾哈迈德一直在与意大利人交战，即使在1912年奥斯曼军撤出利比亚，将当地交由罗马管治期间，他的斗争也未曾停歇。作为一支神秘主义派的跨国穆斯林军团首领，再加上他抗击外国入侵者的声誉，赛义德·艾哈迈德自然成为奥斯曼政府圣战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1915年1月，两名显赫的奥斯曼官员从伊斯坦布尔启程赶往利比亚。该使团的负责人努里贝伊是恩维尔帕夏的兄弟。与他一同赶赴利比亚的是一位名为贾法尔·阿斯卡里的官员，来自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与他众多秉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僚一样，阿斯卡里坚决反对英法两国征服和瓜分包括阿拉伯土地在内的奥斯曼帝国领土。他既希望抗击蚕食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欧洲国家，也希望保护阿拉伯人的权利不受土耳其人侵害。因此贾法尔·阿斯卡里并未觉得此次协助赛努西有何不妥。

努里与贾法尔首站抵达雅典，在那里购买了一艘小型轮船及一批武器，准备运抵利比亚。为躲避地中海东部的敌舰，他们先行至克里特岛，等待时机冲向利比亚海岸。船长按照他们的指示，将其带到利比亚图卜鲁格与埃及边境小镇塞卢姆之间的一片孤立海滩上。1915年2月，他们在距埃及边境约20英里的利比亚海岸登陆，随即与赛义德·艾哈迈德取得联系。[32]

两位奥斯曼官员发现，这位赛努西兄弟会的领导人正在艰难地与各方斡旋。一方面，他领导的运动只有唯一一条补给线，该线路西端受宿敌意大利的掣肘，东至法国控制下的乍得，因此他需要与驻埃及的英军保持良好关系，才能确保这条线路畅通无阻。而英国公开声明，希望赛义德·艾哈迈德在埃及的西部边境保持和平。而另一方面，奥斯曼政府不断提醒他所肩负的责任。作为一名有号召力的穆斯林领导人，他应当保卫圣战不受外国入侵者破坏。贾法尔·阿斯卡里称：“毋庸置疑他倾向于奥斯曼政府，但同时总也摆脱不了阿拉伯领导人一贯的悲观、猜疑与焦虑情绪。”

赛努西部落兵全是非正规军。一些按所属部落组织，其他人则从宗教学校中招募而来，其中400名穆哈菲兹亚团体（Muhafiziyya）的宗教学者精英担任赛义德·艾哈迈德的保镖。贾法尔·阿斯卡里回忆道：“在执行保镖任务时，他们不断用低沉雄浑的声音诵念《古兰经》，那场景震撼在场的每个人，不由得心生敬畏。”阿斯卡里与20名土耳其官员齐力把这些编外人士打造成一支合格的部队，派遣他们前去抵御埃及西部的英军。这支军队在战斗时表现英勇，就连英国人后来也承认，阿斯克里把他的士兵“训练得相当出色”。[33]

两位奥斯曼指挥官抵达利比亚东部已有数月，但赛努西仍然未能发起进攻，这让他们开始失去耐性。努里贝伊对赛义德·艾哈迈德的优柔寡断感到非常挫败，于是怂恿艾哈迈德的一些部下于1915年11月末向英军阵地发起攻击。部下未经允许擅自行动令赛义德·艾哈迈德十分恼火，但奥斯曼政府却满心欢喜—因赛努西的攻击，11月22日英军撤出他们在塞卢姆的前线阵地，退到了向东120英里的马特鲁港。

赛努西的行动得到广泛支持。阿瓦拉德阿里部落的贝都因人也投入战斗，开始攻击英军阵地。埃及骆驼军的一支小分队倒戈，加入日益壮大的阿拉伯运动。14名埃及当地的海防官员与120名士兵带着武器、设备与骆驼，投奔赛努西兄弟会。种种倒戈行为使英军开始怀疑埃及人的忠诚度。因此，为保险起见，他们从马特鲁港撤出埃及炮兵部队。事态如此发展，促使奥斯曼政府鼓动更大范围的埃及起义以对抗英军，从而提升赛努西战士的士气。

为了遏制赛努西圣战构成的威胁，英军迅速采取行动。1400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士兵共同组成西界部队，配备火炮、装甲车与飞机，奔赴马特鲁港，旨在重新夺回英军对利比亚边境的控制权。在危机四伏的1915年12月，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力量尤为薄弱，更要特别提防赛义德·艾哈迈德趁机在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煽动更大范围的叛乱。

12月11日，英军西界部队从马特鲁港启程，向在以西16英里安营扎寨的阿拉伯部队发动攻击。当英军步兵进入射程范围时，赛努西人开火了，多名步兵应声倒地，进攻受挫。直到火炮和骑兵赶来增援后，战况才有所改观。战斗持续两天，其间阿拉伯人恪守纪律。但火炮精准的攻击还是将部落兵冲散，12月13日，他们被澳大利亚轻骑兵团成功逼退。第一次交战，双方均损失不大，不过英军西界部队的情报长官在战斗中毙命。[34]

1915年感恩节当天，英军在清晨对赛努西部队发动第二次突袭。突然出现的敌军令阿拉伯部落一阵恐慌。待到贾法尔·阿斯卡里赶到前线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发现他的士兵“与其说在有序撤退，还不如说仓皇而逃”。为了整顿军队秩序，阿斯卡里在日出之前审察时局，发现情况并不乐观。“我明白我军阵地已被敌军重重围困。”他只得竭尽全力，派出两个步兵营从西面突围，另派一支骑兵队伍从右翼冲击敌军包围圈，一支大型纵队则朝马特鲁港这一大方向突击，尽管那边有一艘停泊在湾内的英国舰船正向阿拉伯阵地开炮，而且命中率越来越高。“景象相当惨烈，”阿斯克里坦言，“从未料到让士兵坚守阵地竟会如此困难。”

经过一天的激战，英军成功将阿拉伯人从山顶的阵地上逐出。尽管新西兰士兵占领了贾法尔·阿斯卡里的军帐，缴获其所有文件，但他本人侥幸逃过一劫。“日落之时，我们开始撤退，”阿斯卡里记载道，“我们弹尽粮绝，连所有的死伤者也丢弃在原地，任凭敌军处置。”此次战败使阿拉伯战士士气大挫，自此之后，据奥斯奥官员记载称，便“陆陆续续出现逃兵现象”。

英军虽获得胜利，但未能剿灭已有5000兵力的赛努西部队。赛义德·艾哈迈德的阿拉伯部落仍掌握着从塞卢姆至马特鲁港英军驻地的沿海控制权，因此他依然拥有一些重要资本。德国潜艇在利比亚与埃及的海岸线之间来回穿梭，为负责利比亚战事的两位奥斯曼官员送去枪支、弹药与现金。况且，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撤逃，在美索不达米亚又遭逆袭的消息已经传开，许多埃及人都盼望赛努西部队掀起的动乱能助他们摆脱深恶痛绝的英国殖民统治。

对英国战略部门而言，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面临的逆转，远比埃及西部沙漠里的一小撮赛努西狂热分子更令他们头痛。之前取得胜利的第六印度师在萨尔曼帕克遇险，被迫在敌军火力下撤退。汤申德部队已遭挫败，但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指挥官无力提供保护。在援军抵达巴士拉之前，英军几无足够的兵力守住他们在战争第一年所攻占的城镇。

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中行进一周之后，英印军终于在12月2日疲惫不堪地抵达他们熟悉的库特阿马拉。库特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一马蹄形凹弯处，商业繁华，是当地粮食贸易的中心，当地的甘草根远销国际市场。这里有数层楼高的泥砖房，自带院落，里面的木雕装饰别具匠心。相比之下，公共建筑的面积稍大一些，包括政府办公楼、两座清真寺（其中一座有精致的宣礼塔），还有一处有挡棚的集市被英军征用，改成一所军医院。英军防线绵延于底格里斯河左岸、半岛狭长处，而固守库特西北方河段的泥砖要塞则是英军防线的基石。

汤申德的一些部下对部队是否应撤至库特充满疑虑。从地理位置来看，库特必遭奥斯曼军围困。一旦被围，对印度军和当地百姓都是灭顶之灾。尽管镇上的民众未曾反抗便向英军开城投降，但面对旷日持久的围困，英军也不能奢望他们给予配合。是驱逐镇上百姓，引发7000人无家可归的人道危机，还是强迫民众同他们一起面对围困的艰难险境，汤申德及其部下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利弊，最终认为，让民众待在家中的危害稍轻。但随后发生的一切表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汤申德承认，部队在此遭围困在所难免，但他认为一切很快就会过去。在萨尔曼帕克幸存的士兵，加上库特的驻军，汤申德此时拥有11600名战斗人员与3350名非战斗人员，粮食储备能供部队维持60天。他相信他的部队能够挺过这接下来的数周时间，等1月份援军赶到美索不达米亚，他们便能解围，随后可继续征服伊拉克。

12月5日，由努雷丁帕夏率领的土耳其先头部队抵达库特，准备展开围城。12月8日，对库特城的封锁完成。过去一年，奥斯曼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接连败给英印军，如今终于乾坤倒转。随着阿里的圣旗在底格里斯河上空飘扬，奥斯曼军感到胜利在望。

[1]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123.

[2] 1915年4月谢巴之战的描述，见第五章。

[3] 关于幼发拉底河中部流域的叛乱，参见 `Ali al-Wardi, Lamahat ijtima`iyya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 [伊拉克现代史的社会视角] (Baghdad: al-Mak- taba al-Wataniyya, 1974), 4:187–219；Ghassan R. Atiyyah, Iraq, 1908–1921: A Political Study (Beirut: Arab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1973), 80–81.

[4] Wardi, Lamahat, 4:193.

[5] Nixon’s orders of 24 March 1915, 30 March 1915, and 31 March 1915 are reproduced in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3), 1:194–195.

[6] 英国在阿马拉战役中几乎未受到实质性伤害—仅4人死亡、21人受伤—而奥斯曼军死伤120人，另有近1800人被俘。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260–262，265.

[7] Ali Jawdat, Dhikrayati, 1900–1958 [我的回忆录，1900–1958] (Beirut: al-Wafa’, 1968), 31–36.

[8] Moberly, in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297, 其中报道称英军死伤533人。 Captain R. L. Lecky是一名印度军官，他称英军死伤1200人；IWM, Captain R. L. Lecky, Documents 21099, diary entry for 24 July 1915.

[9] Crewe quoted in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03–304.

[10]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03–304.

[11] 对谢赫赛义德的攻击，见第四章。

[12] 关于英国—奥斯曼在南也门的敌对状况，参见Robin Bidwell,“The Turkish Attack on Aden 1915–1918,” Arabian Studies 6 (1982): 171–194; Harold F. Jacob, Kings of Arabia (London: Mills and Boon, 1923), 168–172. G. Wyman Bury, Pan-Islam London: Macmillan, 1919), 40–50; George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London: Herbert Jenkins, 1923), 274–277.

[13]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274.

[14] Bidwell,“Turkish Attack on Aden 1915–1918,” 180.

[15] Jacob, Kings of Arabia, 180.

[16] Both Townshend and Duff are quoted by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120. 值得注意的是，When God Made Hell一书作者—现代历史学家Charles Townshend，声称自己与Charles Townshend将军，即美索不达米亚第六师指挥官并无关联。

[17] 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and the Middle East, 1914–1918: From the Dardanelles to Mesopotamia (London: Amber Books, 2008), 133.

[18] 空军上士 J. McK. Sloss，隶属澳大利亚飞行团，他确认飞行员为Harold Treloar上尉，空中观察员为Atkins机长。他称飞机遭遇引擎故障，但其他消息渠道称飞机是被击落的。IWM, private papers of J. McK. Sloss, MSM Australian Flying Corps, Documents 13102.

[19] Reynolds Lamont Lecky上尉，是印度军队中的一名预备军官,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间隶属第120 拉吉普塔纳（Rajputana）步兵团。IWMIWM, Documents 21099.

[20] 虽然英军只死亡100人，但受伤1100人，其中多数伤势严重。奥斯曼军死伤2800人，另有 1150人沦为战俘。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37.

[21] Kitchener is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140–141;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4), 2:15.

[22]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28.

[23] Wardi, Lamahat, 4:224.

[24] 萨尔曼，先知的理发师，通常被称为Salman al-Farsi，或 Salman the Persian. Wardi, Lamahat, 4:224.

[25] IWM, Lecky diary, entry of 29 October 1915.

[26]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12–113;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9–58.

[27] From the article by Staff Major Mehmed Amin, cited by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59.

[28] IWM, Lecky diary, entry of 22 November 1915. 仅在战斗的第一天，即11月22日，英军便失去了240名军官和 4200 名士兵；奥斯曼军有4500 人死亡，4500人受伤，另有1200 人被俘。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13.

[29] 这组对句的阿拉伯语原文为: Rashad, ya ibn al-buma, `asakirak mahzuma / Rashad, ya ibn al-khayiba, `asakirak ha li-sayiba. Wardi, Lamahat, 4:233.

[30] “阿里的神圣旗帜”（阿拉伯语为 al-`alam al-haydari al-sharif）引自Wardi, Lamahat，4:233–242，其中提到haydar这个名字与哈里发阿里有关.

[31] 关于奥斯曼军在利比亚加紧圣战的内容，参见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259–274；P. G. Elgood, Egypt and the Ar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270–274；Latifa Muhammad Salim, Masr fi’l-harb al-`alimiyya al- ula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Cairo: Dar al-Shorouk, 2009), 290–296.

[32] 关于贾法尔·阿斯卡里讲述的1915年利比亚战役，参见他的回忆录，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54–85.

[33] George McMunn 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106.

[34] 对贾法尔·阿斯卡里训练的正面评价，参见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112.英国官方历史称，英军在12月11日和13日的战斗中死亡33人，受伤47人，估计赛努西部队的死亡人数为250人，不过贾法尔·阿斯卡里报告称仅有 17 名阿拉伯战士死亡，30人受伤。在行动中遇害的英军情报官员，是埃及海岸警卫队的C. L. Snow中校。

第十章
库特之围

自从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奥斯曼帝国宣布参战以来，英国一直把它看成同盟国阵营中最薄弱的环节。英国的战争策划者们曾一度希望迅速打败奥斯曼帝国，取得在西线上未能取得的突破。奥斯曼军前六个月的表现也全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协约国战舰毫发无伤地打击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带；英军相对轻松地占领了巴士拉；奥斯曼军在高加索地区与西奈半岛发动的战役也最终落败。

然而，自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奥斯曼军便扭转乾坤。土耳其守军顶住协约国的猛烈攻势，坚守阵地，最终迫使外国入侵者撤军，颜面扫地。顷刻间，之前不断进攻的英军招架不住奥斯曼守军的反击，土耳其部队接连收复失地，还侵入英国在南也门的保护国，对亚丁这一重要港城构成了威胁。利比亚部落兵在奥斯曼军官的带领下侵扰埃及西部边境，迫使英军撤至距海岸线120英里处。此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特阿马拉，努雷丁贝伊还围困了英军一整个师。

奥斯曼军这些攻势均未对英军本身构成严重威胁。英国人仍相信他们最终能战胜也门的阿拉伯部落兵，成功穿越埃及的西部大沙漠。他们觉得库特之围只是巴格达征途中意外发生的小插曲，并不影响最终的征服。此刻更困扰英军的，是他们在加里波利半岛的失利，以及在也门、利比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挫败。他们害怕这些负面消息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笑柄。他们相信，在中东与南亚一带活动的德国宣传者会充分利用奥斯曼军取得的每次胜利做文章。他们担心自己会在前线遭遇宗教狂热分子攻击，同时自家殖民地又爆发穆斯林起义。从这一角度来说，英国与德国对哈里发号召圣战的反应，比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或是中东、北非及南亚的穆斯林还要强烈。[1]

为了消除圣战威胁，英国认为必须再次确立对奥斯曼帝国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重新占领被帝国收复的势力范围，解救被困在库特的英军，并进一步攻占帝国其他领土。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土耳其人再次赢得胜利。

话虽如此，但英军在西线消耗惨重，能投入奥斯曼战线的兵力着实有限。1916年2月，德国对法国在凡尔登的阵地发起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发动一场他所谓的“消耗战”，其目标并非攻取凡尔登，而是要法国人为守住此地而流尽最后一滴血。十个月里，法国部队一直承受着德军猛烈的炮击，炮火最密集时达到每分钟40发。到德国人于1916年12月放弃进攻为止，德军死伤33.7万人，几乎与法军37.7万的伤亡人数同样多。正因如此，英军需在西线保存实力，以支援法国盟军，防止德国取得重大突破，赢得战争。

要如何部署军队，才能既不从生死攸关的西线抽调兵力，又能避免奥斯曼军取胜，防止掀起圣战呢？这可让巴黎与伦敦的战争策划者犯了难。在解救库特之围一事上，他们完全把实力对比搞错了。

被围困库特阿马拉的英军，很快便意识到自身处境岌岌可危，当时他们一定感觉自己就像瓮中之鳖。“土耳其人决意给这块土地来场炸弹洗礼，”隶属牛津与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的下级尉官G. L. 希伍德回忆，“他们进一步贴近后，整片平地都被笼罩在枪林弹雨之下；从这天起，河岸上的狙击也愈发猛烈。”英军顶着敌军的炮火艰难地加固战壕，同时奥斯曼军正不断朝英军阵地挖坑道，“前几周里，土耳其人并未发动实质性攻击，但他们距我们非常近，我们晚上都无法安睡。”希伍德坦言道，最近的时候，双方相距甚至不到100码。[2]

奥斯曼第六军团指挥官—陆军元帅科尔玛·冯·德·戈尔茨前往库特巡视前线，并会见了努雷丁贝伊，二人共商对策。两位指挥官的意见大相径庭。一贯冲锋陷阵的努雷丁想要直接向库特发动攻击，一举消灭英军。而戈尔茨则试图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建议收紧对库特的包围圈，断绝城内英军供给，让他们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投降。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努雷丁趁戈尔茨赴波斯前线视察之际，擅自出兵向库特发动攻击。[3]

当时正值平安夜。那天，炮弹把要塞的泥砖墙轰出好几个大窟窿，英印军拼命击退一批批冲向自己战壕的土耳其步兵。希伍德的部队受到土耳其军主力部队的猛烈冲击：“黄昏后，他们还是不断地进攻、炮轰，就这样持续了一晚上……他们已经占领要塞的一个棱堡，并用成捆的干草、储存罐、面粉袋，以及任何随手能找来的东西搭建临时掩体，敌军在掩体的一边，我军在另一边。几乎整个晚上，我们都在炮击这些掩体，圣诞节最严重的伤亡全在这儿了。”交战双方均损失惨重，但与一战的其他战争一样，进攻方遭受的损失更大。当库特迎来圣诞日的曙光时，两军阵线之间已堆满土耳其军的死伤者。许多当时的英军幸存者都写到，他们曾试图帮助倒在两军阵地之间的土耳其伤兵。最后，他们给那些距离较近的伤兵扔了些面包和水瓶，只听伤员们疼痛难忍，不断呻吟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喧嚣的战场才又恢复了寂静。数周之后，许多奥斯曼阵亡将士仍然就那样躺在圣诞夜倒下的地方。

12月24日一战过后，努雷丁贝伊停止对英军阵地的攻击。他转而采取戈尔茨的战略，下令收紧对库特的围困，切断库特所有的补给线路，并不断用火炮、机枪和狙击枪朝城内射击。尽管如此，当戈尔茨从波斯前线归来，发现奥斯曼军竟遭受如此重大的伤亡，还是深感震惊。于是，他将努雷丁调往高加索前线，到了1月，该职务由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父辈亲戚—人脉广泛的哈利勒贝伊接替。

英军在圣诞夜一战中损失也不轻。面对这种围困，库特的英军指挥官—查尔斯·汤申德将军开始怀疑自己的部队究竟能坚持多久。根据汤申德自己在库特前几周的经验，部队每天因病或死伤减少的战斗人员按75人估算，至1月1日，部队就会从当前的7800人减至6600人，至1月15日将只剩5400人。当时库特仍与总部保持着无线电通讯，汤申德说服上级，敦促他们趁自己的部队仍有足够力量配合解围行动，尽快派援军前来营救。[4]

英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集结。第一批赶到的是乔治·扬哈斯本将军率领的第28旅。在确保了亚丁免受奥斯曼军的进一步攻击之后，扬哈斯本的部队被火速调往美索不达米亚解围。12月2日，他们在巴士拉登陆。援军的新指挥官—将军芬顿·埃尔默爵士于同一星期抵达。12月8日，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约翰·尼克松将军向埃尔默下达命令：击退底格里斯河的奥斯曼军，营救被困库特的汤申德部队。此刻，他们已经顾不上考虑征服巴格达了。

当时，印度军两个师还在从法国赶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途中。埃尔默相信待到1916年2月，他就能有足够的兵力实施营救。然而，被困库特城内的汤申德不相信自己能等到2月。每一周他手下的兵力都在减少，而奥斯曼军则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到。时间是关键，他们必须在敌军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之前发起突围。

英军已在加里波利半岛一败涂地，倘若在短时间内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折戟，恐对英国政局极为不利。英军高层对汤申德的处境感同身受。于是，1916年1月3日，在仅有3个旅、共1.2万名兵力的情况下，埃尔默下令扬哈斯本将军向底格里斯河的奥斯曼军阵地推进。后者不得不在援军完全赶到之前便投入战斗，十分沮丧。他在之后的回忆录中称，这个命令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过早行动导致之后四个月里一连串悲剧的发生”。[5]

在埃尔默的增援部队与库特的汤申德之间，奥斯曼军已筑起数道防线。还有两个师被派往巴格达，以加强其驻军的实力。截至1916年1月，奥斯曼第六军团在数量上已超过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英军—据英国统计，战场上的土耳其军已近2.7万人，而埃尔默与汤申德总人数不过2.3万人。这种情形下，英军如果仍有信心赢得胜利，只是因为他们依然瞧不起自己的对手。

1月7日，埃尔默增援部队首次遭遇奥斯曼军，地点在库特下游约25英里的谢赫赛义德村附近。土耳其军在河两岸均筑有数英里长的战壕，因此英军不得不冒着敌军精准的步枪、机枪及炮弹火力，在平地上正面发起冲击。经过四天的激烈战斗，英军死伤4000人才占领土耳其军的战壕。虽然蒙受损失，英军仍然赢得胜利，在谢赫赛义德建起了大本营。埃尔默拍电给库特的汤申德将军—被困期间，汤申德始终与外界保持着无线电通讯—称援军正从底格里斯河两岸向库特方向推进。当时，库特城内众将士已被困35天。军中牧师哈罗德·斯普纳在日记中描述，这个消息让他们“激动万分”。[6]

四天后，埃尔默的部队在底格里斯河一处名为艾瓦迪（al-Wadi，意为干谷）的支流遭遇奥斯曼军。英军在抗风暴雨中奋战，再次成功击退奥斯曼军。不过这次埃尔默部队1600余人死伤，兵员减至9000人。尽管如此，他们仍继续推进至汉纳（Hanna）。该片区域地形狭长，一边是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是难以逾越的沼泽，奥斯曼军最坚固的防守阵地就位于此地。

1月21日，埃尔默命其部队从正面的开阔地向防守严密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进攻。然而，连日的暴雨使土地泥泞不堪，英军一路打滑、踉踉跄跄，也没有灌木丛为他们在土军的猛烈火力下提供掩护。结果，这次进攻成为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伤亡人数首次超过歼敌数的行动。与奥斯曼军激战两天后，他们不得不撤出—以扬哈斯本将军的话说—“这梦魇般的汉纳”。第一次解围失败，埃尔默将军只得等待援军到来，增补兵员后再次尝试。[7]

“我感觉咱们部队没有力量向前推进，他们开始挖起战壕……等待更多援军。”斯普纳牧师在1月23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库特城中的士兵原本期待援军能不日赶到，但现在还得被困上好几个星期。“待到那时，土耳其人一定有大批援军赶到，这对我们来说再糟糕不过，”斯普纳预言，“但我们就此灰心丧气了吗？绝不！”以英国人惯有的口气他如此总结。

一直给埃尔默营救行动拖后腿的暴雨天气，此时也带来一线生机。连日的暴雨使底格里斯河水位暴涨，洪水侵袭两军在库特的前线战壕，双方只得后撤，中间相隔2000码汪洋。潮湿的环境苦不堪言，但至少土耳其军在水位下降之前，不可能对库特发动任何进攻或偷袭。汤申德所面临的挑战只是如何保存部队的战斗力，直到洪水退去，援军赶到。

当务之急是减少部队的物资消耗。1月22日，他下令所有的配额均减半。由于被困以来军民一直共用有限的补给物资，因此这一限令针对的不仅是他的士兵，还包括6000名库特居民。随后，他又命英军挨家挨户搜缴粮食以以备万一，共缴获900吨大麦、100吨小麦、19吨食用黄油和酥油。虽然库特百姓愤愤不平，但这些加上英军的储备，配额减半的话能令库特军民多撑22至48天。[8]

口粮的缩减还不是库特居民最大的麻烦。他们位于遮棚集市的店铺早已被军队征用改建成了医院，用以治疗伤病员。家里也时常遭到骚扰，英军士兵在墙上凿出大洞，便于部队在枪战中撤退，他们还把屋里的木制品抢走用来生火。老百姓同样面临着致命的枪林弹雨，就连做家务都有生命危险。斯普纳教士亲眼目睹整座城市的百姓哀悼一名去河边打水而中弹身亡的女子。这个可怜的女人不是例外，被困期间有将近900名平民死于意外。

库特百姓被夹在英军与奥斯曼军之间。英国人怀疑他们向奥斯曼军通风报信，而土耳其人则认为他们协助英军守城。围城的土耳其人但凡看见城中平民试图逃跑，就开枪射击。对奥斯曼军来说，库特居民的唯一用处，就是多几张嘴来消耗英军有限的粮食储备。

粮食限额给英国与印度部队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难。由于宗教和口味的原因，印度教士兵只吃素，拒绝配发的肉类，即使在面包与蔬菜供应日益稀少的情况下亦是如此。而英军士兵吃完了牛羊，竟开始屠宰马匹和骡子果腹，这也造成穆斯林士兵对肉的抵制。汤申德在一开始就为印度士兵配备较多的面粉与蔬菜，同时他也请求印度的宗教当局准许这些印度士兵破戒吃肉。尽管如此，粮食减少还是给印度士兵带来灾难。由于每天摄入的热量低于英国士兵，印度士兵更易受风寒与湿气的侵袭，病亡人数也更高。

奥斯曼军继续拿英军士兵的不同种族做文章。在察看因洪水被废弃的土耳其军战壕时，英国人发现了由巴格达媒体印发的几千份印度语与乌尔都语宣传册。据斯普纳教士称，敌军把这些小册子绑在石头上扔进英军阵地，劝诱“印度士兵杀害自己的（英国）长官，制造哗变，投诚土耳其人，来到真主阿拉的庇护下，还说过来后便会享受更好的待遇，得到更多的报酬”。

一小部分印度士兵果被煽动。汤申德将军在12月末汇报称，其印度部队中发生了“几起不如意事件”。其他士兵的表述则更为直接。“被困的时候，好几次我听说印度人（穆斯林）开小差投靠了土耳其人。”英国炮兵、绰号“炮手”的W. D.李回忆，“但有些人在逃跑过程中被抓，最后当众枪毙。”有证据显示，仅有很少的印度士兵成功逃往奥斯曼军阵线—在围困结束前被列为“失踪”的不到72人。不过很显然，不是所有印度士兵都愿意为英国出生入死。[9]

当英军正在竭力营救被困库特城中的部队时，埃及当局与利比亚接壤的西界仍面临着危机。1916年1月，英军驻埃及指挥官，约翰·麦斯威尔爵士，敦促伦敦的陆军部授权其发动战役，收复两个月前被赛努西部队夺去的领土。他解释称，从军事方面考虑，重新确立英军对西部沙漠的控制权并非必要，但从政治角度来说则是可取的。英军撤出加里波利半岛，再加上在西部沙漠不敌赛努西部队，这已足够令埃及的激进分子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经伦敦批准后，麦斯威尔组建了西界部队，旨在让英国重新控制与利比亚接壤的埃及领土。自加里波利撤军后，麦斯威尔便有更多的兵员可供调遣。他充分利用数量优势组建了一支庞大的步兵队伍，士兵来自英伦三岛、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地，甚至还有南非。这支队伍不仅配备侦察机、装甲车等先进技术装备，也有更适于在沙漠中行军的传统马匹和骆驼骑兵。

与赛义德·艾哈迈德·赛努西并肩作战的阿拉伯部落兵，由奥斯曼军官负责操练，并接受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兄弟—努里贝伊，还有伊拉克人贾法尔·阿斯卡里的监督。派遣努里和贾法尔前来的奥斯曼军领导层明确指示，二人应“潜入埃及，在当地传播恐慌情绪，制造混乱，牵制住尽可能多的英军士兵”。奥斯曼军与他们的德国盟友把赛义德·艾哈迈德—神秘主义组织赛努西教团的一把手—看做圣战的合作伙伴。他们于1915年末取得的胜利给英国人敲响了警钟，也激起埃及民族运动的热潮。[10]

1916年1月，赛努西部队在距英军驻玛特鲁港部队西南方约20英里的比尔突尼斯（Bir Tunis，意为突尼斯深井）安营扎寨。当看到一架英军飞机飞过阵地上空，阿斯科里明白英军即将来袭。他在赛努西营地四周布下哨岗，命哨兵们保持警惕。1月22日，是夜大雨如注，黎明时分一位土耳其军官将阿斯科里叫醒，急急忙忙告诉他“有一支敌军纵队正朝赛努西阵地推进，有步兵、骑兵、炮兵，还有装甲车”。这场令土耳其人头疼的瓢泼大雨最终却给他们带来了好运：装甲车陷入泥沼，为阿拉伯部落赢得了准备时间。

1月23日，双方在比尔突尼斯激战了一整天。奥斯曼军的非正规部队在英军的火力之下竟能保持井然有序，令后者感到十分诧异。努里率领一支骑骆驼的机枪手队从右翼向英军发起进攻，贾法尔·阿斯科里则负责率兵对付英军骑兵。赛义德·艾哈迈德带着大部分警卫，向南撤到20英里外的安全地带。赛努西部队由于一天之内战线拉长超过5英里，前线兵力越来越弱，最终被英军从正中位置突破，丢失阵地。英军将赛努西部队留下的帐篷及帐篷内的所有物品付之一炬，但赛义德·艾哈迈德的主力再一次侥幸逃脱。[11]

麦斯威尔将军有足够的兵力能够应对赛努西部队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战斗持续越久，这支由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混编而成的部队越是军心涣散。贾法尔·阿斯科里事后回忆道：“经过激烈的战斗，我们的兵力已大不如前。士兵加入或离开部队完全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食物与弹药。军中缺乏中坚力量。如果他们决意要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些圣战士离去的脚步。”正如以往一样，这些阿拉伯部落兵再一次充满变数。

撤出比尔突尼斯后，赛义德·艾哈迈德及赛努西的追随者与努里和贾法尔分道扬镳。赛努西部队向南推进，占领西部沙漠中的各片绿洲，使其阵地从毗邻利比亚边境的锡瓦一直延伸至法拉弗拉（Farafra）与巴哈利亚。后两片绿洲虽与尼罗河谷距离非常接近，却不在英军的攻击范围之内。另一边，贾法尔与努里在地中海沿岸平原继续袭扰当地英军。不过，由于这两位奥斯曼军官率领的部队不足1200人，且只有一门速射炮和三挺机枪，随着英军增援部队不断赶到，他们的影响也日益减弱。

英军一路追赶撤退的阿拉伯部队至阿卡齐尔（Aqaqir），这里位于沿海村庄西迪拜拉尼东南方15英里处。贾法尔·阿斯卡里没有料到，2月26日竟是他向英军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当敌军将他们的阵地团团围住时，为避免被俘，努里在未与贾法尔协商的情况下擅自率领正规军撤退，留下贾法尔和他的小分队独自面对英军。一名通讯员捎来努里撤退的消息，贾法尔目瞪口呆，随后他便发现，自己已完全陷入英军重围。

接下来的肉搏战如同从克里米亚战争再现：军官们拔出弯刀，奋马冲锋。贾法尔的右臂因严重的刀伤无法动弹，爱马又被人从后射杀，最后只能徒步杀敌。紧接着，英军指挥官休·苏特上校也因坐骑被杀，跌在贾法尔脚边。“我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贾法尔写道，“敌军的骑兵便将我团团围住，因失血过多我便晕了过去。”作为战俘，贾法尔·阿斯科里受到高级军官应得的礼遇。

阿卡齐尔之战标志着土耳其—赛努西的混编部队对英军在西部沙漠的控制权已再无威胁。西界部队一路推进，途中并未受到实质性抵抗。他们收复塞卢姆港，其控制区域与利比亚重新接壤。根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埃及对此反应非常热烈，之前在亚历山大港地区支持赛努西的示威也普遍平息。”随着英军在北部沿海地带重振威名，他们集中力量占领西部绿洲指日可待。1916年3月至1917年2月，英军成功将赛义德·艾哈迈德及其部队逐一从绿洲中赶出。[12]

在开罗，身处马阿迪战俘营附属的贾法尔·阿斯科里逐渐伤愈。他受到埃及苏丹侯赛因·卡米勒，以及英军指挥官约翰·麦斯威尔的接见。此外还遇见许多朋友与同事，这尤其出乎他的意料。这些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西奈半岛被俘的阿拉伯军官隶属奥斯曼军，其中很多人跟他一样倾向阿拉伯主义。他的老朋友及同僚努里·赛义德也在其中，他是英军在巴士拉抓获的。英军情报机构企图充分利用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达成自己的战争目标。

随着赛努西在埃及境内开展的圣战遭到遏止，英国战争策划者再一次集中精力，解救被困在库特阿马拉的汤申德部队。

围城旷日持久，两军不时向对方开火。有一次，在一场特大降雨之后，冻坏的英军爬出洪水泛滥的战壕，将无处不在的土耳其炮火抛诸脑后，踢起足球。斯普纳牧师称，“土耳其狙击手被球赛吸引，纷纷放下枪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直到比赛结束。在斯普纳笔下的另一则轶事中，两军在各自战壕里罕见地互相开起玩笑。一名奋力挖战壕的土耳其士兵不时地冲英军阵线挥舞他的铁锹，仿佛在说“行不行啊英国佬”。忍无可忍，一名英国士兵终于抄起步枪，将这把挑衅的铁锹打出个洞。据斯普纳述称,“有一阵子毫无动静，直到后来对方非常缓慢地，似乎十分疲惫地伸出铁锹，上面缠了一圈绷带！”[13]

这些只是两军交火中为数不多的小插曲，奥斯曼军仍在不断收紧对库特的包围圈。1916年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库特城中百无聊赖的军民注意到一架福克单翼飞机在低空盘旋。“它的速度如此之快，大家都对它产生了兴趣，”阿雷克斯·安德森少校回忆道，“它在城南天空中盘旋，接着又朝西北方向飞去。人们看见它扔下了什么，那东西还在阳光中闪了一下—事实上，它总共扔下四样东西。人们更好奇了。”此前飞机只用作空中侦察，库特居民刚刚目睹的，是这个城市首次遭逢的空袭。

烈性炸弹坠地的那一瞬间，士兵们都吓呆了。这次空袭摧毁库特城内的一门火炮，哨岗被炸得埋进战壕。城内一处居民区被直接击中，但奇迹般地无人死亡。从那天起，单翼机（英军猜测驾驶这类飞机的是德国人，因此称其为“弗里茨”）就频频空袭库特，在当地投下重达100磅的烈性炸药。其中一枚炸弹击中英军在遮棚市场的医院，18人死亡，另有30人受伤。空袭大大地帮助了收紧包围圈的行动。[14]

经历了数周无休止的枪林弹雨，但2月18日那天，库特却一反常态，万籁俱寂。英国人一开始感到困惑，害怕此次停火预示着新一轮的攻击。第二天他们才得知，敌军停止攻击，是因为他们收到震惊的消息—埃尔祖鲁姆陷落。

俄国驻高加索部队参谋长尼古莱·尤登尼奇早就预料到，协约国部队撤出加里波利半岛后，奥斯曼军定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他估计恩维尔会借此机会重振奥斯曼第三军团。眼下镇守奥属高加索地区几百英里山地的11个师全部兵员不足，尤登尼奇决心赶在恩维尔着手巩固奥斯曼第三军团之前，趁其仍然虚弱将其一举歼灭。

尤登尼奇将军开始制定严密的作战计划。他对手下将领惜字如金，对士兵则完全保密。为分散自己部队与奥斯曼军的注意，他承诺会在1916年1月7日至14日期间，好好庆祝俄国东正教历的圣诞节与新年。他还散播谣言称俄国计划入侵波斯，以进一步扰乱奥斯曼军视听。这一假情报起了作用，奥斯曼军真的安顿下来准备过冬，认定俄军在开春之前不会来犯，而之后己方就会达满编状态。经历了1914年12月的萨勒卡默什战役，土耳其指挥官深信，俄国人会与他们一样厌恶继续在高加索的严冬环境中作战。[15]

俄军当然从恩维尔计划不周的萨勒卡默什之战中吸取了教训。作为战斗准备的一部分，尤登尼奇为步兵订购冬衣，给所有士兵分发皮毛大衣、带内衬的裤子、毡靴、厚上衣、保暖手套及军帽。他甚至为每位士兵准备两小段柴火，以免他们像此前许多奥斯曼士兵一样，在寸草不生的高加索山地死于严寒。最重要的是，尤登尼奇已经察觉到，在深冬季节奇袭毫无防备的敌军十分容易。恩维尔曾在萨勒卡默什令俄军猝不及防，差一点就因恐慌而一败涂地。尤登尼奇希望这次精心准备的绝密行动能够一举获胜，不会重蹈奥斯曼军当年的覆辙。

1916年1月10日，俄军向科普鲁克伊发动进攻，这是该地区爆发的第三次战争。1914年11月初，一战伊始时，奥斯曼军曾在这里击退俄军。1915年1月，萨勒卡默什战败后，奥斯曼军也是撤至此地重新集结。科普鲁克伊是阿拉斯河边的战略重镇，镇守埃尔祖鲁姆的东大门。由于科普鲁克伊周围都是奥斯曼军，尤登尼奇决定先分散敌军兵力。他先是在1月10日向该镇北部发起佯攻，1月12日又沿阿拉斯河故技重施。奥斯曼军共有9个师驻守科普鲁克伊，他们派出5个师的兵力阻击俄军的进攻。待到1月14日俄军主力部队向科普鲁克伊发起全面进攻时，城中奥斯曼守军只剩4个师。虽然土耳其人顽强抵抗，但眼看即将陷入重围万劫不复，他们还是在1月16日晚连夜撤离。第二天，俄军占领了该城。

科普鲁克伊一战失利，奥斯曼第三军团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高加索边境的奥斯曼驻军原有6.5万人，只有4万人成功撤至埃尔祖鲁姆。尽管如此，但他们仍相信埃尔祖鲁姆固若金汤。该城周围有两圈防御工事，共有15座要塞和炮台抵御来自东面的进攻。另外，截至1月中旬，恩维尔帕夏已从达达尼尔海峡调派了7个师的兵力，第一批部队预计将在3月初抵达埃尔祖鲁姆。奥斯曼军信心十足地以为，待到开春，他们便能击退俄国高加索部队。俄军则决定先发制人，在奥斯曼第三军团的增援部队赶到之前拿下埃尔祖鲁姆。[16]

尤登尼奇并未贸然向当地防守严密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攻击，而是为此次行动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下令拓宽通往科普鲁克伊的道路，以便机动车辆将火炮运送至前线；俄国铁路也从萨勒卡默什延伸至土耳其在卡劳干的战前边界；除此之外，他还首次出动塞尔维亚空军分队，为此次行动提供空中侦察。这些工作展开之际，尤登尼奇与手下军官也确认最终的进攻计划。

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军防御阵线旨在保护该城不受来自科普鲁克伊方向的进攻。为避免重大损失，尤登尼奇及其部下决定放弃正面进攻，而是在埃尔祖鲁姆以北的山区集结兵力，那里地势险峻，奥斯曼军防守薄弱。只要攻占4个东北面的要塞，便能打开从北边进入埃尔祖鲁姆的通路。

2月11日，俄军发动攻势。他们先用炮弹猛攻，再夜袭埃尔祖鲁姆附近最北边的两处要塞。一位名为皮鲁米扬的亚美尼亚上校率兵向达兰戈兹（Dalangöz）要塞发起攻击，经过数小时的白刃战后终于成功拿下。第二天，俄军继续进攻，将埃尔祖鲁姆城周围的要塞逐一攻破。奥斯曼守军退入城内。到2月15日，俄军空中侦察报告称，埃尔祖鲁姆城中有大动静，辎重队开始离城向西行进。很显然，俄军的进攻令奥斯曼军大受打击，埃尔祖鲁姆周围的防御已被瓦解，现在他们正全线撤退。

2月16日上午，一个哥萨克骑兵团冲进了埃尔祖鲁姆。之前，俄国与盟军在东西两线历经18个月的堑壕战，双方一直僵持不下，损失惨重。因此，此刻的进攻不禁令俄军及其盟友心潮澎湃。骑兵纵马驰骋，奋勇作战，迫使敌军仓皇撤退，他们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俄军如潮水般涌入这座昔日以防守严密为傲的城镇，俘虏了城中5000名奥斯曼守军。接下来两天里，俄国持续追击撤逃中的奥斯曼军，又擒获5000名敌军士兵。加上此前1万名伤亡人员与1万名左右的逃兵，奥斯曼第三军团的兵员已锐减至2.5万人。这一仗，尤登尼奇大获全胜。他成功摧毁奥斯曼第三军团，远在奥斯曼援军赶到高加索前线之前，就扩大俄国对土耳其领地的控制范围。

趁敌人溃不成军之际，俄国高加索军团乘胜追击。2月16日至3月3日，俄军攻占凡湖附近的穆什与比特利斯；3月8日，黑海港市里泽失守；4月18日，特拉布宗也被攻陷。当土耳其增援部队终于赶到安纳托利亚东部时，该地区的奥斯曼军阵地已是全线崩溃。

正因如此，也难怪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在得到消息后，一整天陷入沉默。作为战争开打至今丢失领土最惨重的一次，它警醒了奥斯曼军，对库特的围困力度更甚，势在必得不容半点闪失。每击退一次英军的援军，土耳其人就打出一张告示，用法语大大地写道：“库特已被征服，各回各家吧。”不肯向敌军低头的英国人便针锋相对地打出自己的标语：“埃尔祖鲁姆的代价你们忘了？看看你身后吧。”[17]

整个2月，协约国都有成批的增援部队从法国乘船赶来巴士拉，加入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远征军。他们三三两两地抵达，因运输太过匆忙通常与他们的大炮和马匹分开。巴士拉码头的混乱拖累了协约国部队的行动，致使他们在上前线之前，要花费数周时间归置武器与马匹。由于河运效率不高，大部分兵员只得从巴士拉跋涉200英里赶赴库特附近的前线。埃尔默将军好不容易等到此前承诺赶来营救他们的两个师。然而，救援部队姗姗来迟，数量上也不足以占有压倒性优势。

因此，埃尔默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理想状态下，他应等到援军悉数赶到才与敌军开战。然而，每过一周，奥斯曼第六军团就同样有新赶到的支援部队，而被困库特城中的汤申德部队则因缺粮少药而日渐衰颓。埃尔默的难题就是，如何在无充足情报预估敌我双方力量的情况下，选择最佳时机发起突围。时间步入1916年3月，库特被围已进入第三个月，埃尔默最终决定不再等待，于月初重新发起攻击。不过，他并没有选择此前底格里斯河的进攻位置，而是大胆提议经由陆路，朝库特以南的哈伊河（Shatt al-Hai）水道方向发动进攻，目标夺取位于高地的杜哈伊拉堡垒—奥斯曼军距离库特最近的一处大型据点。

为了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埃尔默决定让部队连夜奔袭，在黎明时分对杜哈伊拉发动攻击。他希望能先发制人，为汤申德部队在库特城南打通一条横跨底格里斯河的通道，令其与救援纵队会合。如果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他们也许能成功，因为3月7日晚，当协约国驻扎在底格里斯的军队出动时，土耳其军在杜哈伊拉的阵线由于先前水患弃置，还几乎无人防守。

然而山地崎岖不平，不熟悉地形的英军纵队在夜晚行进时迷失了方向，贻误战机。待到3月8日太阳升起，这些入侵者距杜哈伊拉堡垒还有4000码。英军指挥官以为，他们的纵队在晨曦中穿越开阔地带必会暴露行迹。埃尔默认定敌军已有所察觉，担心手下会因此遭到奥斯曼军的猛烈扫射。他并不知道，当时杜哈伊拉的战壕空空如也，土耳其军根本无法抵御攻击。

之前的教训让埃尔默清楚，在开阔地向挖壕固守的奥斯曼军阵线发起冲击会导致极大伤亡。因此，他命令部队停止推进，先向奥斯曼军阵地猛烈开炮以摧毁其火力。英国炮兵于上午7时向敌军战壕开炮，炮击持续了三小时。然而，此番猛攻并未使士兵免遭敌军枪炮攻击，相反却给奥斯曼军指挥官拉响警报。他们意识到协约国部队即将来犯，遂如潮水般涌向杜哈伊拉。当英军接到进攻命令时，杜哈伊拉原本空无一人的战壕早已挤满支援的奥斯曼士兵。

驻守库特以南地区的奥斯曼军指挥官是阿里·伊赫桑贝伊。1915年2月从高加索地区赶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头一个月的时间他操练士兵，使其熟悉新环境下的作战方式。3月7日晚他睡觉前，报告还一切正常。直到第二天一早，手下一个营长向他报告发生了炮击，他才明白英军的意图。

意识到事态严重，阿里·伊赫桑立即与山地炮兵队及机枪连的各位指挥官磋商。他在地图上指出英军所在的位置。“我让他们回击敌军的炮火，行进过程中但凡见到（向土耳其军阵线推进的）敌军部队，便立即开火。”随后，他向奥斯曼军第35师师长发出指令，命其将从伊拉克募集而来的士兵组成一队，让他们“拼死守卫杜哈伊拉以北山头”。阿里·伊赫桑对这些士兵的“纪律、状态及训练成果”都有所怀疑，因此“我告诉他们，我会将任何企图逃跑的人就地正法。他们对我在高加索战线上的名声有所耳闻，所以都相信我会言出必行”。他把信得过的安纳托利亚士兵部署在堡垒正中，认为他们定能守住阵线。[18]

英军还在炮轰空无一人的土耳其军战壕，而阿里·伊赫桑贝伊的部队已倾巢出动，赶赴杜哈伊拉。这位奥斯曼军官称：“敌军在开炮时并未让步兵冲锋，他们这一错误让我军受益匪浅，所有人员均成功赶到”堡垒，此后英军才命令进攻。他由衷地感谢英军将领给了他三小时的时间。

阿比丁·埃格是一位参加过加里波利之战的老兵。他的部队被派往美索不达米亚，英军步兵发起攻击时，就是他们守卫奥斯曼军的前线。看到数千名英印士兵向平原的这边跑来，他还在想仅凭他们一个营，如何能抵挡得住这么多的入侵者。“我们与敌人只隔了800米。双方交火，战斗就此打响。敌人想方设法接近，但他们在我们的全力反击之下溃退。”土耳其人的死伤人数也在不断攀升—埃格称“烈士们”一个个倒在他的身边。不过他们成功守住了阵线，直到下午援军赶来。到了晚上，英军再无力继续攻击，终于撤退。“我们彻底打败了敌人，”埃格洋洋得意地表示，“但我们也为此失去半个营的兵力。”[19]

奥斯曼军在杜哈伊拉—土耳其人称之为“萨比斯山之战”—取得的胜利可谓至关重要。此次战役中，英军的伤亡人数将近奥斯曼军的三倍。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土耳其军的士气，英军的解围计划再次搁浅。当然，最绝望的莫过于库特城内的士兵和百姓。“三天三夜，我们一直听到枪炮轰鸣，听见他们越来越近—这里的士兵都准备冲上前去—桥也备好了，就等待时机杀出重围，”斯普纳在日记中坦言道，“可就在这时传来消息，救援部队再次无功而返，这实在是一次残酷的打击。”[20]

城中英印军士气萎靡，这给奥斯曼军指挥官哈利勒贝伊可乘之机。3月10日，哈利勒派使者劝汤申德将军投降。他用法文写道：“您已英勇地完成军人应尽的义务。从现在起，不会再有人赶来替贵部队解围。据你们的逃兵描述，你们应该已弹尽粮绝且疾病肆虐。当下我方军势愈盛，您尽可继续在库特城中顽抗到底，抑或归顺我军，方识时务。”汤申德虽拒绝了哈利勒的提议，但也动了心。在提交给伦敦的报告中，汤申德表示，其部队到4月17日便将耗尽所有的食物。若届时仍未能解围，他请求伦敦方面能准许他与土耳其人进行谈判。[21]

愁云笼罩着美索不达米亚与英国政府。从在加里波利半岛蒙羞撤军还不到3个月，英军又将在伊拉克面临灾难性的失败。英国战争委员会不仅操心汤申德部队的安危，更对英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忧心忡忡。英国政府担心，奥斯曼军的胜利会在印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穆斯林的大叛乱。为了预防万一，哪怕是最不切实际的计划英国内阁也愿意考虑。

为解救汤申德及其部队，基奇纳勋爵提出两套方案，一套比一套天马行空。也许是受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带—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卡尔巴拉及其周边地区—普遍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启发，基奇纳建议派人在土耳其军后方煽动大规模起义。倘若规模够大，哈利勒贝伊便不得不调派围困库特的部队去平定内乱。如此库特的包围圈便会削弱，营救部队可一举将其突破。

基奇纳的第二套方案更加不着边际。他认为土耳其官员贪污腐化成风，提议用天价收买一位奥斯曼高级指挥官，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汤申德部队全体安全撤出库特。基奇纳命开罗军情处的英国官员提供最佳人选—既能兴风作浪，又能成功贿赂奥斯曼指挥官。由于没有高级官员愿意拿自己的声誉去冒险，如此考虑欠周详的任务最后便落在一位低级情报官员—T. E. 劳伦斯上尉的身上。劳伦斯精通阿拉伯语，与英军关押在埃及战俘营中的奥斯曼阿拉伯官员—包括贾法尔·阿斯卡里及努里·赛义德等人过从甚密，而且他坚信自己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22]

3月22日，劳伦斯从埃及启程，乘船前往巴士拉，4月5日到达目的地。当时，救援部队新任指挥官G. F. 戈林奇将军，正准备再次向奥斯曼军阵线发起毫无胜算的冲锋。劳伦斯知道，要在阿拉伯地区发起一场能够影响库特局势的叛乱，他只有很少的时间筹备。听完珀西·考克斯爵士与格特鲁德·贝尔等伊拉克英军情报官员的汇报后，他决意与巴士拉几位赫赫有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人士会面。第一个会见的是苏莱曼·费迪。

苏莱曼·费迪名声在外，之前担任过奥斯曼帝国议会中的巴士拉议员。他曾与巴士拉的政治领导人—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密切合作，还曾于1914年10月至11月陪同赛义德·塔利布前去游说伊本·沙特，但最终未能赢得对方对奥斯曼帝国战事的支持。之后，他又与赛义德·塔利布一起去了科威特。后者在那里向英军投降并被流放到印度，费迪则返回巴士拉，在英军的统治下生活。那以后他便淡出政坛，做起小生意，从此不问国事，也与之前其他秉持阿拉伯主义的朋友和同僚断绝了来往。[23]

在赶赴伊拉克之前，劳伦斯探望了努里·赛义德，以及其他关押在开罗、有阿拉伯主义政治倾向的奥斯曼战俘。当劳伦斯询问地下组织“契约党”（阿赫德）的成员，自己到伊拉克后应找谁协商，他们都推荐费迪。于是，劳伦斯谨记在心。当二人见面时，劳伦斯已做足了功课。

劳伦斯与费迪在巴士拉一英军情报处会面。这位伊拉克人惊讶于劳伦斯俊俏的外表，一口带有浓重开罗口音的流利阿拉伯语，但劳伦斯知道得太多了。这位英国官员对他是知根知底，这让费迪很不安。[24]

“恕我冒昧，”费迪开口道，“我们之前见过吗？如果有，我记不得是在什么场合了。”

“不，我们素不相识，但关于您与您的活动，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劳伦斯回答说。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您提到的活动又指什么？”费迪打起了马虎眼。当劳伦斯提及费迪在开罗战俘营中的旧相识，他才明白眼前这位英国人的消息来源。

最后，劳伦斯进入正题。他表示，阿拉伯人期望能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实现独立，而眼下正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英国，也希望帮助阿拉伯人实现独立，来达成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胜利。英国政府愿意提供武器与资金，促成伊拉克境内的阿拉伯人发动大规模起义。“另外，我相信您的能力，”劳伦斯总结道，“希望能由您组织这次起义。”

费迪目瞪口呆。“先生，您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在巴士拉没有影响力，背后也没有部落的支持。没人会跟随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人。”费迪称，被流放的赛义德·塔利布更能胜任此次任务。然而劳伦斯知道，英国政府把塔利布看做危险的民族主义分子，绝不会同意将其释放。因此他回绝了费迪的建议。由于劳伦斯心目中能在伊拉克兴风作浪的人选寥寥无几，因此他决意要争取到费迪对此事的支持。

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坦诚交流，但最后劳伦斯仍然没能说服费迪接受提议。费迪做出的唯一让步，是同意与三位现被英军收押的旧相识见面，听听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再最终决定是否放弃劳伦斯的提议。其中一位就是1915年7月，在幼发拉底河流域被英军抓获的阿里·乔达特。

整整四个小时，这几位伊拉克阿拉伯主义人士聚在一起商讨劳伦斯别出心裁的提议，即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部落叛乱。鉴于英国对埃及与印度的殖民统治，他们没有理由相信英国人会像劳伦斯宣称的那样，在政治上对伊拉克并无兴趣。他们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阿拉伯同胞，尤其是那些贝都因部落。乔达特亲身经历贝都因人在幼发拉底河一战中对奥斯曼军的背叛，因此他最不愿与任何阿拉伯部落合作。谈话结束，这三位奥斯曼军官敦促费迪务必拒绝劳伦斯的提议。

回到英军情报处的费迪拒绝了劳伦斯的要求，两人和平分手。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劳伦斯述称“苏莱曼·费迪太过紧张，看不到任何”由他领导发起叛乱的“前景”。虽然劳伦斯并未在报告中写明，但费迪拒绝合作让基奇纳的第一个方案—在奥斯曼人后院煽动阿拉伯人叛乱，以分散围困库特的敌军—化成泡影。第二天，劳伦斯乘船启程赶赴前线，寻思着如何贿赂一位奥斯曼军指挥官。[25]

杜哈伊拉惨败后，乔治·戈林奇接替埃尔默，继续率领英国部队开展营救行动。1916年4月5日，英军对奥斯曼军阵地发动进攻。他们将土耳其人逼退至汉纳的狭径，即1月绊住埃尔默部队的地方，却在上游8英里处的桑奈亚特（Sannaiyat）被奥斯曼军阻击，损失惨重。英军休整了8天才开始下一轮攻击，他们取胜的自信也日益减弱。

库特的形势越来越不妙。被困城中的士兵开始显现营养不良的症状。他们每日的面包配额一周周递减，最后只剩6盎司，外加每日1盎司的马肉—只有英军才肯吃肉。斯普纳牧师在4月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英国士兵已经形同枯槁，憔悴不堪，但印度士兵比他们更糟。”救援部队在桑奈亚特受挫后，汤申德再次把面包下调至每人每天5盎司。到4月12日，得到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权威特批，印度士兵终于开始吃马肉。汤申德将军告知营救部队的指挥官，城内的粮食储备将在4月23日耗尽，但马肉的供应或许还能坚持到4月29日。那以后库特城内将彻底断炊。

为给之后的军事行动赢得时间，英国人挖空心思给库特送食物。库特城中的士兵之前目睹了空中投弹，这一次又成为史上第一批收到空投补给的人。然而，由于气候恶劣，早期飞机的载重量有限，加之飞行员空投准确度差，最终这次尝试不算成功。斯普纳在4月16日写道：“飞机整天都在投放补给物资。水上飞机也加入进来，不过它们空投技术太差，包裹不是掉进底格里斯河，就是掉在土耳其军的战壕里！”根据土耳其一方的阿比丁·埃格记载，4月16日当天，每架飞机都装载了3包物资，从早到晚忙着把这些物资空投给库特。“有两袋面粉掉在我军战壕中”，这也印证了斯普纳飞行员“空投技术差”的说法。当天，飞机往返14次，成功空投了2500磅食物。但平摊到库特城中1.3万名士兵与6000名居民，每人才分到5盎司。显然仅凭空投不足以缓解库特城中的粮食压力。[26]

营救部队做了最后一次努力。4月17日，英军向拜特伊萨（Bait Isa）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进攻，却被敌军强有力的反攻逼退。阿比丁·埃格述称，英军在大开杀戒的土耳其军面前“溃不成军”。“敌军撤退，我们便乘胜追击，一直推进到他们的主战壕。”4月22日，被牵制在拜特伊萨的营救部队向距离库特约15英里的奥斯曼军阵地，桑奈亚特，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结果仍是一败涂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交战双方均示意停火，以抢救伤员。停火一直持续到日落，两军的担架员都忙着将己方士兵抬回战壕。双方似乎都意识到，是时候结束对抗了。

至此，营救行动已持续了4个月。为解救库特城中的1.3万名士兵，救援部队已死伤2.3万余人。4月22日，戈林奇将军及其部下宣布停战，他们的部队已精疲力竭，无法再战了。

为争取时间，英军孤注一掷，用铁板加固“尤乐娜”号（Julnar）轮船，试图让它强行通过被奥斯曼军封锁的河道，载着食物与药品抵达库特。然而，可供库特城内的士兵捱过3周的补给物品重达240吨，加上身披铁甲，“尤乐娜”号只能以5节的航速前进。4月24日晚，这艘救援船载着志愿船员起锚上路。城外英军通知库特城内的同袍，要求他们为“尤乐娜”号提供火力掩护，以防河两岸的土耳其军对其发起攻击。不过，“尤乐娜”号并未能抵达库特的火力掩护范围。奥斯曼军在底格里斯河布下缆索，行动迟缓的“尤乐娜”号就在离目的地约5英里的地方中招，像落网之鱼一般动弹不得。

G. L. 希伍德少校与库特城中的炮兵一起等待着船的到来。“我们都听见为其提供掩护的枪炮声，都能看见它正向这边驶来，可突然间，它在以东约4英里的地方停住了，我们马上就意识到，最糟糕的事已然发生。”结果，“尤乐娜”号被奥斯曼军扣押，船上所有的物资也被统统缴获，船长被枪决，船员则被打入大牢。至此，库特厄运已定。

4月26日，汤申德将军获准与哈利勒贝伊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

持续数月被围困令汤申德及其部队付出沉痛的代价，他已无力再与土耳其人举行谈判。“我身心俱乏，”他给上司珀西·雷克将军这样写道，“我已尽到自己的职责，该出面谈判的应该是您。”事实上，没有一位英国高级将领愿意挺身而出，因为这次谈判势必成为英军空前的耻辱。雷克不愿砸了自己的声誉，他指示汤申德与哈利勒展开谈判，并派开罗军情处的劳伦斯上尉和精明能干的语言学家，情报员奥伯里·赫伯特上尉协助。[27]

在4月27日与哈利勒的第一次会面中，汤申德试图用金钱与战利品换取自己部队的自由。倘若哈利勒能够在英印军承诺罢战后，让他们安全离开，他愿意留下40门火炮，并向奥斯曼政府支付100万英镑。哈利勒清楚地表示，他个人更希望汤申德部队能够无条件投降，但他会将这一提案上报恩维尔。汤申德非常泄气地回到库特，因为他知道，恩维尔及其德国顾问更看重的是完胜而不是金钱。“接下来我军就要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展开谈判。”他向雷克如此写道，希望能说服上司承担接下来的谈判工作。可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仍然拒绝参与其中，坚持只派劳伦斯与赫伯特两位上尉前来协助。

4月29日清晨，两位青年情报官启程前去与哈利勒贝伊会面。他们举着白旗抵达土耳其军战壕，在那里等候了数小时。其间他们与一些土耳其士兵亲切交谈。赫伯特抱怨道：“土耳其人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勋章，让我们更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懊恼。”最终，劳伦斯、赫伯特及二人的上司爱德华·比奇都被蒙上眼睛，由人领着穿过土耳其军阵线去往哈利勒的总部。比奇与赫伯特被送上马背，劳伦斯则因为膝盖有伤不能骑马，与二人分开走。待他到达目的地时，赫伯特与哈利勒的谈判已经开始了。[28]

精通法语的赫伯特为英国求情。一战之前，在英国驻伊斯坦布尔使馆的一次舞会上，他曾与哈利勒有过一面之缘。据赫伯特描述：“他看上去35岁上下，就他担任的职位来看实属年轻。气宇非凡—一双能让狮子驯服的眼睛，方下巴，嘴巴犹如陷阱一般。” 赫伯特恳求哈利勒对库特的阿拉伯百姓网开一面。“我说，与汤申德一起的阿拉伯人只是做了任何处于弱势一方的人都会做的事……他们都惧怕他，所以才为他服务。”尽管如此，哈利勒明确告诉赫伯特，库特居民是奥斯曼帝国的子民，不需英国费心。哈利勒还拒绝保证未来“不会迫害库特居民或将其处以绞刑”。

具体的投降条款，赫伯特等到劳伦斯赶到才进入讨论。然而，他们原先计划用金钱帮汤申德逃出生天的愿望打了水漂。为了更有技巧地提起贿赂这个微妙的话题，比奇指示赫伯特“提出英军愿意承担库特城中百姓与阿拉伯人的生活费用”。但显然哈利勒把库特城中百姓看做包庇英军的同伙，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这个还未提起的）话题就被撂在一边”。

哈利勒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即由后者为汤申德及其部队提供船只，让他们乘船前往巴格达。“不然这些人就只能步行，”哈利勒解释称，“但以他们目前的状况来看比较困难。”哈利勒承诺一旦城中战俘全部转移至巴格达后，就会把河船归还给英军。比奇上校用英语对赫伯特和劳伦斯说，英军自己的船只都不够，恐怕不能同意这个要求，赫伯特应告诉对方自己要请示雷克将军。哈利勒本人，或他的随行人员中有人会一点英语，听懂了比奇的意思。如果英军自己都不替自己的伤病员在转移过程中的安全着想，奥斯曼军则更不可能。

哈利勒在谈判过程中只发过一次火。他收到消息称，汤申德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把城内所有的火炮全部摧毁。“哈利勒显得非常生气，”赫伯特记录道，“他说他对汤申德十分敬仰，但没得到那些大炮很显然令他非常失望。”汤申德此举应是为防止这些大炮落入敌军之手，并被用于对付英军。然而，他摧毁这些大炮意味着哈利勒的战利品大打折扣，这更坚定了这位奥斯曼军指挥官的立场。

这些职位较低的英国军官没有什么筹码能跟赢得胜利的奥斯曼军指挥官讨价还价。一旦基奇纳的金钱诱惑失败，赫伯特与劳伦斯便拿不出任何更好的条件。他们还不知道，就在自己与哈利勒谈判的当天早上，两天前贿赂哈利勒失败的汤申德已同意无条件投降。库特尽在奥斯曼军的掌握之中，汤申德及其部队已经沦为战俘。尽管如此，哈利勒并未告知他的英国客人这一重大事件。他意识到劳伦斯与赫伯特上尉并无实权，又拿不出什么新方案，于是他打了个哈欠，示意结束这场谈判。“他说他很抱歉，说他还有许多要事需要处理。”赫伯特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道。对于哈利勒来说，那天的确发生了许多大事。

4月29日中午，库特城中饥肠辘辘、憔悴不堪的士兵开始集结，准备迎接接收他们的敌军。“就这样，漫长的厮杀、等待和希冀、猜疑和焦虑，还有饥饿，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阿雷克斯·安德森少校这样写道，“无法想象和不能接受的事情都已经发生，没有人不受到震撼。”话虽如此，英印军在震惊之余还有一丝宽慰。经过145天的围困、无休止的炮火，还有越来越无法忍受的饥饿，此刻他们十分庆幸这些苦难终于要过去了。他们认为，战俘的处境绝不会比他们这些天来的经历更糟。

英军郁郁寡欢，土耳其人却分外高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灿烂的微笑，”加里波利的老兵阿比丁·埃格，在4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被称为‘库特节’（Kut Bayram），以后它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他喜于奥斯曼军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敌军有5名将军、400名军官，还有将近1.3万名士兵被俘。“在其他地方，英国人从未遭受如此程度的挫败。”埃格的描述十分准确。在库特之围中，英军共损失13 309人，其中包括277名英国军官、204名印度军官、2592名英国士兵、6988名印度士兵，以及3248名印度后勤人员。这是英军有史以来最狼狈的投降。[29]

4月29日中午，英印士兵焦急等待着奥斯曼部队的到来。下午1时许，有人大叫一声—“他们来了！”—其他人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围观。“炮手”李在一机枪掩体处远远地看到“他们分几路纵队”，经过一片狼藉的库特要塞朝这边推进。“黑压压的部队像是在一路小跑。他们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我很惊讶他们竟如此急切地想要与我们见面，”李这样写道，“要不是他们长官厉声命令，他们早就乱哄哄地跑进库特城了。”

土耳其士兵很快就和自己长期鏖战的敌人打成一片。他们给英国兵递烟，尽管后者已虚弱得抽不动了。炮手李竭力组织着语言和俘虏他们的土耳其军交流—“法语、土耳其语，还有带了一点‘伦敦腔’的阿拉伯语，一股脑儿都脱口而出。”他发现不少奥斯曼士兵都曾在加里波利与澳大利亚人交过手。也许是为了回应澳新士兵撤退时留在战壕里的那些信件，这些土耳其士兵“似乎迫切想跟我军叙叙旧，所以就来了这么一场‘小仗’”。英国军官也和奥斯曼军官促膝长谈。皇家飞行团的T. R. 韦尔斯与两位土耳其军官从晚上七点半一直聊到深夜，“交流了许多最近发生的有趣细节”。[30]

然而对库特居民来说，围困结束只是噩梦的开始。正如赫伯特上尉所担心的，奥斯曼军对城中百姓一律处以极刑。斯普纳牧师称，许多被怀疑曾与英军合作的人都被吊在三脚绞刑架上，“让他们慢慢窒息而死。这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过是为我们做过翻译，有的根本是土耳其人想象出来的莫须有罪名。其中包括库特阿马拉的谢赫及他的儿子们。”奥斯曼军进城后，几天内“阿拉伯妇孺的恸哭和哀嚎”令炮手李感到骇然。据一位官员称，等到4天后英军离开库特时，城中百姓已有一半被枪决或绞死，“库特的树上挂满了尸体”。[31]

两军指挥官达成一致，交换伤残俘虏。约有1100名英国伤病员与数量接近的土耳其俘虏做了交换。其余战俘则需收拾行李，准备启程前往巴格达。普通士兵可带两条毯子及一套换洗用品，军官们则可携带重达200磅的随身物品和帐篷。军官和伤病员被安排乘船前往巴格达—许多人搭乘的就是之前倒霉的“尤乐娜”号。由于船只紧缺，英国人又不愿提供交通工具，许多士兵只得从库特跋涉100英里前去巴格达。

土耳其指挥官起草命令，由英国军官念给部下听。根据命令，他们将跋涉数百英里，中途还要穿越大沙漠，普通士兵带的装备越少越好。一旦掉队，他们将不会有任何交通工具和保护，到时就只能惨死在贝都因阿拉伯人手中。据炮手李回忆称：“听的人都意识到，自己在这次长途跋涉中凶多吉少。”命令宣读完后，军官被迫与士兵分开。那一刻不啻生离死别。“有些老兵哭着从我们身边走过，”L. S. 贝尔·赛尔上校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尤其是那些拉杰普塔纳（印度西北部一地区）的士兵，他们说自打与英国军官分离后，他们就放弃了所有希望。”[32]

作为第一批进城的俘虏，由水路抵达巴格达的英军士兵发现，那里全城都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中。塔利布·穆什塔克当时还是一名学生。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巴格达阿拉伯人，他对帝国一片赤诚，殷切期盼自己能加入奥斯曼军，保卫家园抵御外来侵略。英国战俘进城时，他就在人群中围观。“伊拉克的所有人都在庆祝，”他回忆称，“巴格达挂满了彩旗、灯笼和棕榈叶。”他看到一艘艘载满战俘的汽船停靠在河岸边。“我很轻松地就爬上其中一艘，亲眼见到那些倒霉的俘虏，他们对我们根本没有敌意，却不得不与我们战斗。”他向码头上的一位英国中士走去，“那个人憔悴不堪，被困库特几个月让他饿得骨瘦如柴”。虽然穆什塔克不会英语，但他发现中士会几个阿拉伯单词。

“你还好么？”穆什塔克问。

“还好，还好。”英国人用阿拉伯语回答道。

“你觉得土耳其军怎么样？”穆什塔克继续问道。

“英国人砰……砰更厉害，但没面包。”中士用糟糕的阿拉伯语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穆什塔克补充，“他是想说英军有更强的火力，但粮食没了，只好投降。”[33]

抵达巴格达后，战俘便按照军衔与种族分开。恩维尔帕夏前来视察，对他们许下承诺:“战士们，你们的苦难都过去了。”他如此安慰饥肠辘辘、虚弱至极的战俘：“你们将会受到奥斯曼苏丹的贵宾礼遇。”然而不久这个承诺就变得极为可笑，因为苏丹显然对他的宾客并非一视同仁。[34]

印度穆斯林军官受到最好的款待。奥斯曼军将他们与英国和印度教军官区别对待，让他们住最舒适的房间，提供精致的食物和上等烟草，还领他们去清真寺祈祷。“他们似乎被土耳其人打动了。”贝尔·赛尔上校这样写道。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每位向奥斯曼军投诚的印度军官都是苏丹圣战宣传奏效的标志。[35]

圣战的另一举措，是命投诚的阿尔及利亚士兵进驻巴格达，以增强奥斯曼帝国苏丹对殖民地穆斯林的号召力。这些北非士兵原本随法国部队在西线作战。被德国人俘虏后，他们被押往柏林附近的温斯道夫—佐森，在名为“新月营”的穆斯林战俘营受到特殊优待。随后，约有3000名阿尔及利亚士兵在柏林被土耳其军官收编，后被派往巴格达，驻扎在英军战俘营附近。这些北非士兵既为协约国效过力，现在又为同盟国作战，足迹遍布亚非欧三大洲。一战期间，很少有人有类似的经历。[36]

然而，刚抵达巴格达不久，不少阿尔及利亚人便后悔了。许多人向驻巴格达的美国领事寻求帮助。“有的人声称是因为苏丹承诺会优待他们，让他们与‘异教徒’作斗争才来的，”查尔斯·布里赛尔领事报告，“有的则说他们是被德国人送到这里。不过，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坚称自己被骗了。”尽管如此，这些自愿投靠土耳其军的士兵，美国领事除了能给他们少许钱财之外，也是爱莫能助。他们当中许多人随后便被派往波斯边境，与俄国人作战。[37]

相比普通北非士兵，印度穆斯林军官的待遇要好得多。这种优待也为奥斯曼帝国的圣战带来好处。1916年8月，伊拉克当地报纸报道称，已有70名在库特被俘的印度穆斯林军官向奥斯曼帝国苏丹投诚。苏丹称，这些军官都是被逼无奈才“与哈里发统治的奥斯曼帝国为敌”，因此他把军官佩剑还给他们，以示尊敬。报纸上说，“苏丹的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他们，他们纷纷表示愿为奥斯曼帝国鞠躬尽瘁。”如果报道属实，这意味着在库特被俘的印度军官（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内，有204名），其中的穆斯林几乎全被奥斯曼帝国成功纳入麾下。[38]

277名英国军官也依照军衔受到不同程度的优待。奥斯曼当局给每位军官都发放生活费，并准许有一位仆人负责其起居。虽然条件通常一般，但军官们至少没有露宿街头，生活还过得去。他们乘坐火车、汽船，或骑马从巴格达去往安纳托利亚拘留营。为了让他们正式承诺不逃跑（“俘虏宣誓”［parole］），奥斯曼当局给他们极大的自由，任其在附近城镇活动，甚至还允许接收家人的信件与包裹。[39]

年轻的E. H. 琼斯中尉被拘押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约兹加特（Yozgat），他详细记载了英国军官如何消磨那些被俘的时光。“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打发时间，”他这样写道，“我们组织四人曲棍球赛，还（在土耳其人允许之下）散步、野餐、坐平底雪橇、滑雪等等。我们写各类剧本，喜剧、正剧、音乐剧、闹剧、哑剧，室内娱乐应有尽有。此外，我们还有一支交响乐团，演奏乐器都是战俘制作的，配上战俘营自组的男声合唱团，还有音乐家为他们谱曲。”[40]

奥斯曼当局对待英国军官的态度与对普通士兵的残忍形成鲜明对比。普通士兵的故事鲜为人知，因为大多数“军官以外的人”已在死亡行军中罹难，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也不愿讲述他们亲眼目睹的惨状。“关于部队在行进中遭受的种种苦痛和非人待遇，以及在穿过亚美尼亚人聚居地时所看到的一幕幕惨状，我不打算在这里叙述。”在总结库特之围时，炮手李如此写道。澳大利亚航空队的J.麦克·斯洛斯上士则直言不讳。“我们的人被枪托戳着，被鞭子抽着朝前走。有些人被一路鞭笞直到倒地，一个海军陆战队战士就因此再也没能爬起来。你要开口就会挨一顿鞭子。”走在“死亡之路”上，杰瑞·朗上士曾对一位同情他们的土耳其军官吐露了自己的恐惧：“我告诉他说，我们队伍的人数已经比原先少了一半……我们都开始怀疑这是土耳其政府的阴谋，想让我们一直走下去，直到统统没命。”[41]

奥斯曼政府对库特战俘的态度，常常被人拿来与亚美尼亚死亡迁徙拿来相提并论—这样做的不只是幸存者。他们在同样险恶的环境跋涉，押送他们的奥斯曼军同样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也没有任何生存所必需的食物、水和抵御曝晒的衣物，穿越如此险峻地势时竟然还打着赤脚。一路上，他们都面临着村民与部落的攻击，掉队的人最后也都曝尸路边。

尽管如此，两者还是有所不同。奥斯曼政府押解亚美尼亚人穿行叙利亚大沙漠，其背后是蓄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他们并无意屠杀库特的战俘，只是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他们保命。大多数时间里，负责押解的奥斯曼士兵对战俘的生死似乎毫不在意。这一点不难解释。库特城中数千名饥病交加的英印士兵会损耗他们的资源。奥斯曼帝国自己的士兵都缺药少粮，根本不能为数量如此庞大的俘虏提供足够补给，因此并不关心这些新来的入侵者是死是活。那些日渐憔悴、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奥斯曼士兵就会想方设法弄死他们—这样的人占了大多数。有记录为凭，从库特俘获的英军共有2592人，近70%，即超过1700人死于监禁和死亡行军。印度普通士兵的死亡人数并不明确，但被奥斯曼军俘获的9300名士兵与后勤人员中，不下2500人死亡。[42]

库特的幸存者被派去修筑安纳托利亚至巴格达段的铁路。印度士兵聚集在铁路线的尽头—艾因角，而英国士兵则被派去修筑托罗斯山脉与阿曼山脉间的隧道。自从亚美尼亚人被集中流放到叙利亚大沙漠、成批死亡后，铁路隧道的工程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16年仲夏，在位于阿曼山脉的巴赫切火车站，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遇到一队来自库特的英印战俘。

第一批英印士兵于夜晚抵达巴赫切火车站，大约两百来人。据巴拉基昂回忆，他们在夜间穿行，犹如“行尸走肉……佝偻着背，衣衫褴褛，满身尘土，瘦骨嶙峋”。他们抵达工作地点后，便向巴拉基昂及其他人寻求帮助。“这里有亚美尼亚人吗？”他们问道。“给我们一片面包吧，我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巴拉基昂及其同事很是惊讶。“他们说的是英语，我们都愣住了……他们居然是英国人……这些来自远方的朋友也遭遇跟我们同样的命运，现在在问我们讨要面包……真是太讽刺了！”[43]

这些英国战俘刚抵达工作地点时，根本无法干挖隧道的重活，他们被允许休息一周，以恢复体力。在此期间，巴拉基昂及一小批亚美尼亚幸存者与战俘见面并展开交谈—从任何角度来说，他们都同是天涯沦落人。“英国军官讲完他们在沙漠中那段令人揪心的遭遇，感同身受地向我们描述他们在代尔祖尔目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那一幕幕惨剧。”巴拉基昂得出结论，奥斯曼政府“对待英国战俘，正如它对待数千名亚美尼亚流放者一样—并不担心将来要承担任何责任”。

库特城内英军投降的消息被英国媒体通报后，英国内阁不得不对此事负责。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失利的余波未平，此次又在库特投降，自由党派领导人H. H. 阿斯奎斯为首的英国政府不得不成立两个调查委员会—一个负责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另一个彻查美索不达米亚战役。1916年8月21日，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正式建立。接下来的十个月里，该委员会共召开了60次会议。由于最终报告对英国内阁与印度政府提出严厉批评，政客们不得不将其推迟两个月才公开。最后，前印度总督暨战时内阁成员，位高权重的寇松爵士表示：“就我个人而言不得不遗憾地说，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英国政府还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政治失误和政府失职。”[44]

1917年6月27日，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的报告公布于世。接下来数周里，议会对此展开激烈的讨论。最终，时任印度事务国务大巨的奥斯丁·张伯伦引咎辞职。然而讽刺的是，到了1917年夏天，巴格达已然在英军的掌控之中。只是这迟来的胜利终不能挽回美索不达米亚战役里，到库特城破为止死去的4万士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一如那些在加里波利半岛死伤的战士，没有缩短、相反是大大延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相比库特陷落对英国议会造成的冲击，英国战争策划者们更担心的，是奥斯曼军两次大胜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反响。开罗的阿拉伯办公室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行动，以动摇奥斯曼帝国苏丹作为哈里发的宗教权威。他们试图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结成战略同盟。此人是先知穆罕默德圣裔，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及整个伊斯兰世界中，其宗教地位仅次于哈里发。

[1] 关于德国加紧圣战的内容，参见 Peter Hopkirk, On Secret Service Ea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Plot to Bring Dow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John Murray, 1994)；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2]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G. L. Heawood, Documents 7666. Heawood’s account was drafted in 1917.

[3] `Ali al-Wardi, Lamahat ijtima`iyya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 [伊拉克现代史的社会视角](Baghdad: al-Maktaba al-Wataniyya, 1974), 4:231.据Wardi称，两位将军关系紧张是因为努雷丁反对任命一位非穆斯林为第六军团指挥。

[4]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4), 2:194.

[5] George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London: Herbert Jenkins, 1923), 284–285.

[6] IWM, private papers of the Reverend H. Spooner, Documents 7308, entry for 9 January 1916.

[7] 对汉纳的第一次进攻发生在1916年1月20—21日。英军损失 2741人，奥斯曼军预计损失约2000人。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275–276;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290–291.

[8] 对镇民房屋的搜查始于1月24日。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 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215.

[9]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200. 斯普纳神父于1916年3月30日提到，第24旁遮普团（Punjabis）的一个连因“叛变被缴械”，且“许多穆斯林士兵投靠了敌军”。IWM, papers of W. D. Lee of the Royal Garrison Artillery, Documents 1297.

[10] 贾法尔关于赛努西战役的讲述，参见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85–93.

[11] 1月23日，英军在比尔突尼斯死伤312 人，估计阿拉伯士兵死亡200人，受伤500人；George McMunn 和 Cyril Falls 在书中将这次事件称为“Affair of Halazin” ，书名为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122.

[12]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134.

[13] 斯普纳神父记录了1916年1月26日的足球赛和2月1日的绷带铁锹轶事。

[14]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Alex Anderson, Documents 9724, 57–59；在描述第一次空袭时，Anderson提到飞行员“已经知道是德国佬”；关于对医院空袭的描述，参见 74–75.另见斯普纳神父3月18日的日记，在提到了伤亡人数后，他只写道“惨不忍睹”。

[15] 关于俄军占领埃尔祖鲁姆，参见 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320–372；Michael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4–139；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1–193；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120–137.

[16] Allen and Muratoff, in Caucasian Battlefields，342，声称奥斯曼军在科普鲁克伊有“将近1.5万人”死伤或冻死，另有5000人被俘，“逃兵数量与被俘人数大致相等”，损失兵力共达2.5万人。俄军损失同样严重: 1万人死伤 ，2 000 人因冻伤入院。

[17]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297.

[18] 阿里·伊赫桑贝伊后来改用土耳其名Dujaila，Sabis Hill是他的姓。 Ali Ihsan Sâbis, Birinci Dünya Harbi [第一次世界大战] (Istanbul: Nehir Yayınları, 2002), 3:121–127.

[19] Abidin Ege, Harp Günlükleri [战争日记]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1), 275–278.

[20] 英军伤亡人数为3474人，奥斯曼军为1285 人。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525.

[21] Russell Braddon, The Siege (New York: Viking, 1969), 207–208.

[22] 关于劳伦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使命，参见Jeremy Wilson, Lawrence of Arabia: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T. E. Lawrence (London: Heinemann, 1989), 253–278;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250–253.

[23] 苏莱曼和塔利布战前事迹，参见第四章。

[24] 在苏莱曼·费迪的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他与劳伦斯会面的情形和二人的对话，见Mudhakkirat Sulayman Faydi (London: Saqi Books, 1998), 221–242.

[25] Wilson, Lawrence of Arabia, 268.

[26] Ege, Harp Günlükleri, 294.

[27] 引自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250–253.

[28]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4), 176–178. 奥伯里·赫伯特他们与哈利勒谈判的内容，来自Aubrey Herber, Mons, Anzac and Kut (London: Hutchinson, n.d. [1930]), 248–256.

[29] Ege, Harp Günlükleri, 307;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59. 在库特陷落之前，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失利，是Cornwallis将军率领超过7500名士兵在约克镇的投降（1781年）。汤申德在库特的记录后在1942年被打破，当时新加坡投降，8万来自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士兵被日军俘获。

[30]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T. R. Wells, Documents 7667, diary entry of 29 April 1916.

[31] Civilian casualty figures from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59.Reverend Spooner’s account is from IWM,“Report Based on the Diary of the Rev. Harold Spooner, April 29th, 1916 to Nov. 1918,” Documents 7308. See also IWM, Diary of Captain Reynolds Lamont Lecky, Documents 21099, diary entry of 2 May 1916.

[32]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Colonel L. S. Bell Syer, Documents 7469, diary entry of 6 May 1916.

[33] Talib Mushtaq, Awraq ayyami, 1900–1958 [Pages from My Life, 1900–1958] (Beirut: Dar al-Tali`a, 1968), 1:15. 他用阿拉伯语引用了英国中士的话，“Al –Inkliz damdam aqwa, lakin khubz maku.”

[34] As quoted by Sergeant P. W. Long, Other Ranks of Kut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38), 34.

[35] IWM, diary of Lieutenant Colonel L. S. Bell Syer, entry of 14 May 1916. 另见T. R. Wells少校的文件，他声称土耳其人对印度穆斯林有“好感”（5月8日和6月4日），以及斯普纳神父的日记，时间为 5月17日。

[36] “新月营”见第三章。在Other Ranks of Kut一书33页中，P. W. Long称有一整支“阿尔及利亚营”驻扎在巴格达英军战俘营附近，“他们声称是我们的朋友。”Long说，考虑到他们曾为法军效力，英国人“不接受他们的示好”。这些北非士兵后来被派去波斯，“代表土耳其人与俄国交战”。

[37] NARA, Baghdad vol. 25, Brissel report dated Baghdad, 9 August 1916.

[38] 这篇文章摘自 Sada-i Islam，newspaper of 29 Temmuz 1332 (11 August 1916)，保存在美国巴格达领事馆文件中，NARA, Baghdad vol. 25. 英国官方历史承认苏丹接见了英国穆斯林军官并交还了他们的剑，但称奥斯曼政府逮捕了“拒绝”为苏丹效力的人。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66.

[39] 许多官员在回忆录中，详尽地讲述了他们的被俘经历；参见Major E. W. C. Sandes, In Kut and Captivity with the Sixth Indian Division (London: John Murray, 1919)；Captain E. O. Mousley, The Secrets of a Kuttite: An Authentic Story of Kut, Adventures in Captivity and Stamboul Intrigue (London: John Lane, 1921)；W. C. Spackman, Captured at Kut: Prisoner of the Turks (Barnsley, UK: Pen ＆ Sword, 2008).

[40] E. H. Jones, The Road to En-Dor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21), 123.

[41] IWM, private papers of J. McK. Sloss, MSM Australian Flying Corps, Documents 13102; P. W.“Jerry” Long, in Other Ranks of Kut, 103. 在库特陷落后披露了普通士兵经历的一手文献。

[42]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140.

[43] 在Armenian Golgotha: A Memoir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0), 294–298页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称，碰到这些英军士兵的时间就在1916年7月初，距离之前被驱逐的亚美尼亚人来到巴赫切仅两到三周。这意味着1916年6月底或7月初时，库特的幸存者已经来到火车站。

[44] 寇松的话引自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335.

第十一章
阿拉伯起义

英国与麦加谢里夫都对战事抱有忧虑。因此，经过为期数月的紧张谈判，双方最终结成战时同盟。侯赛因有理由相信，青年土耳其党人企图颠覆他的权力，甚至蓄意加害于他。况且，为实现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建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这一宏伟目标，他需要大国的支持。另一边，英国则担心他们日前接二连三战事失利，会助长殖民地穆斯林的气焰，从而背叛协约国方。目前英军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低潮，因此，开罗与伦敦的战争策划者希望通过与谢里夫、这位守卫伊斯兰最神圣之地的人结盟，在此时消解奥斯曼帝国苏丹哈里发的圣战号召。

作为埃米尔领地，麦加是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中一处极为特殊的所在。几世纪以来，这座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城市，穆斯林一年一度朝觐之地，一直由穆罕默德的后裔（被授予“谢里夫”的称谓）全权管理。麦加的埃米尔由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任命，其宗教地位仅次于作为哈里发的苏丹。虽然麦加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但历代埃米尔都涉身政界。奥斯曼政府利用哈希姆家族的内部对立来制衡其掌权者，防止其从伊斯坦布尔获得更大程度的独立。一位拥有合法宗教地位、又富有魅力的阿拉伯统治者，会威胁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1]

侯赛因深谙奥斯曼政府的伎俩。1853年，他的父亲被苏丹扣押在伊斯坦布尔，侯赛因就出生在那里。1861年父亲死后，他迁至阿拉伯行省汉志，也就是麦加与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所在之地。他在那里的贝都因部落中成长，照惯例成为麦加谢里夫的一员。1893年，他被驱逐至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凭借自身实力在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家中养育了四个儿子—阿里、阿卜杜拉、费塞尔与扎伊德。1908年，因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为否决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对麦加埃米尔的首选提名，遂命侯赛因接任该职。虽然侯赛因并非埃米尔的最佳人选，但1909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下台时，他成功保住自己的职位，巩固了在麦加的地位。

随着伊斯麦尔·恩维尔、艾哈迈德·杰马勒与穆罕默德·塔拉特组成的执政三巨头于1913年得势，谢里夫侯赛因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关系便开始恶化。谢里夫在麦加积极抵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各项政策，以弱化奥斯曼政府在汉志的统治。他阻挠一切在汉志行省实施新行政改革法的举措，并反对将汉志铁路从麦地那修至麦加。前者会破坏埃米尔在麦加的自治权，况且铁路一旦修通，麦地那的穆斯林便会乘坐火车前来麦加朝觐，如此一来便会抢了赶骆驼者的生意，有损当地经济。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抗争，谢里夫侯赛因知道自己的反对只会遭到无视。尽管如此，他并未向伊斯坦布尔的压力屈服，而是开始考虑发动叛乱。谢里夫侯赛因记得，1899年，英国曾助科威特领导人成功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获得独立。他派儿子阿卜杜拉前往开罗，与当地英国官员展开谨慎的谈判。

1914年2月至4月，谢里夫阿卜杜拉在开罗与时任埃及总领事的基奇纳伯爵，及其东方事务秘书长罗纳德·斯托尔斯接洽。阿卜杜拉寻机试探英国在伊斯坦布尔与麦加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中所持的立场。“当我问基奇纳，假若麦加与奥斯曼政府决裂，谢里夫是否能指望英国给予支持，”阿卜杜拉回忆道，“当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理由是英国与土耳其并未交恶，无论如何，麦加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外国势力不便干预。”阿卜杜拉很快提醒基奇纳，不管英国与土耳其如何交好，英国还是在1899年介入了科威特与“高门”之间的内政。阿卜杜拉的机智赢得基奇纳的笑声，却没能改变他的主意。随后这位总领事起身告辞。尽管如此，阿卜杜拉还是给基奇纳与斯托尔斯留下深刻印象。数月后，一战爆发，英国与土耳其的友谊旋即破裂，此时二人想起了阿卜杜拉的那次拜访。[2]

1914年9月，英国预测奥斯曼帝国随时会加入战争，并与德国结盟。因此，一位德高望重的穆斯林盟友将成为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宝贵资源。斯托尔斯向上级建议，“及时与麦加进行磋商，也许能在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之时，确保阿拉伯半岛中立，甚或与之结盟”。当时基奇纳已被调回伦敦，接任陆军大臣。斯托尔斯写信给他，建议重新与麦加谢里夫取得联系。基奇纳的反应非常积极，他指示斯托尔斯，一旦奥斯曼帝国宣战，便派一名值得信赖的使者前去与阿卜杜拉会面，问清“他与他的父亲，以及汉志的阿拉伯人民会与英国结盟，还是与之对抗”。[3]

奥斯曼帝国参战后，土耳其人与英国人均积极寻求麦加埃米尔的支持。谢里夫侯赛因是阿拉伯世界中地位最高的穆斯林，因此，奥斯曼政府希望他能支持苏丹的圣战。当时，谢里夫侯赛因敷衍奥斯曼政府，承诺以个人名义支持圣战，但拒绝对外公开，以免遭到敌人的报复。他辩解称，若英国皇家海军封锁红海港口，汉志则将失去重要的食物供给，从而引发饥荒，部落也会因此发生叛乱。无论谢里夫侯赛因的借口多么冠冕堂皇，他拒绝公开支持圣战还是引发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的危机。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报纸上刊登不实报道，宣称谢里夫侯赛因“已经在汉志发起了圣战”，“各部落纷纷响应”。暗地里，他们开始策划颠覆谢里夫侯赛因的统治。[4]

青年土耳其党人向谢里夫侯赛因施压，企图迫使其支持圣战，这时英国人则决意与谢里夫侯赛因达成协议—用一位早期阿拉伯民运人士的话说，就是“抢圣战号召的大风头”。1914年11月，斯托尔斯以基奇纳的名义写信给谢里夫阿卜杜拉，试图暗中与其结成同盟：如果谢里夫与阿拉伯民众能支持英国作战，基奇纳承诺，英国将保证阿拉伯独立，并保护其不受外来侵略。谢里夫侯赛因指示儿子回复，称哈希姆家族不会对英国采取敌对政策，只是迫于当前处境，暂时不便与奥斯曼政府决裂。[5]

与对奥斯曼政府一样，哈希姆家族也并未对英国人作出任何承诺。倘若谢里夫侯赛因反抗奥斯曼帝国失败，他必死无疑。因此，他需要集结足够的兵力，以确保叛乱成功。这位麦加的埃米尔还需明确行动目标：是仅仅想确保汉志的自治，还是期望能领导更广大的阿拉伯世界？在与英国人进行深入谈判前，他必须把这些问题都考虑清楚。

巴克利家族是大马士革受人敬仰的高门大族，也是哈希姆谢里夫的故交。当家族之子法尔兹·巴克利被征入奥斯曼军后，他们动用关系确保他被派往麦加，成为埃米尔的护卫。当时，阿拉伯士兵越来越多被派往高加索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达达尼尔海峡。相比之下，法尔兹虽然背井离乡，但他将远离凶险的前线。

1915年1月，在法尔兹启程前往汉志的前夕，他的弟弟纳希布引荐他加入阿拉伯主义地下组织—“法塔特”。该组织于1909年在巴黎成立，并在1913年第一届阿拉伯代表大会中发挥重要的组织作用。从那时起，“法塔特”回到叙利亚，但因奥斯曼政府的镇压转入地下。该组织极为隐秘，作为兄长的法尔兹对自己弟弟的政治活动全然不知。年轻的叙利亚民运人士有消息要传达给谢里夫侯赛因，但白纸黑字太过危险，所以他们希望法尔兹能替他们代为转达。[6]

法尔兹·巴克利于1月最后一周抵达麦加。待四下无人时，他便在谢里夫侯赛因的耳边低声道出消息：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民运领导人计划发动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实现阿拉伯独立。这些人有许多是奥斯曼军的高级军官。谢里夫侯赛因是否同意领导他们发起运动？他是否愿意他们派一支代表团前来协调工作？埃米尔注视着窗外，一言不发，仿佛没有听见法尔兹的问题。于是，法尔兹暂且退下，让这位年长的政治家独自思考。

法尔兹·巴克利带来消息后不久，谢里夫侯赛因便获得了铁证，证明青年土耳其党人针对他布下阴谋。谢里夫的随从搜查汉志的奥斯曼总督维希普帕夏的行李箱，搜出了颠覆谢里夫侯赛因政权、实施谋杀的官方文件。这一发现迫使时年61岁的麦加统治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他是否仍应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必须在完全忠于奥斯曼政府，或与英国结盟发动起义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不过，在做决定之前，他还需要更多的情报。

谢里夫侯赛因派儿子费塞尔赴大马士革与伊斯坦布尔收集情报。能说会道的费塞尔是此次情报收集工作的最佳人选。他曾任奥斯曼议会的汉志代表，对奥斯曼帝国忠心耿耿，但又敢于针砭时弊，大家都知道他站在帝国这一边。表面上，费塞尔此次前去拜见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大维齐尔，旨在表达他父亲对维希普帕夏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企图让他下台的不满。通过观察他们的反应，费塞尔能够敏锐地判断出将来他父亲是否仍能在奥斯曼政府立足。不过对埃米尔来说，费塞尔往返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到访大马士革也同样举足轻重。费塞尔将与阿拉伯主义地下组织的成员接洽，确认法尔兹的口信，并考察他们是否已准备好起义。[7]

1915年3月末，费塞尔抵达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督兼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杰马勒帕夏邀请费塞尔下榻他的住所。费塞尔推辞说已答应巴克利家族的邀请，盛情难却。白天，他与奥斯曼官员讨论了战争的进程。此前杰马勒攻占苏伊士运河的首次尝试没能成功，他希望第二次的行动能得到哈希姆家族成员的支持。夜里，费塞尔在相对安全的巴克利家，与各个阿拉伯主义组织的成员会面。

在确认费塞尔对他们的事业抱有同情后，阿拉伯主义者们便与这位麦加埃米尔之子谈论起他们的抱负。他们想要脱离奥斯曼帝国，但又担心欧洲国家觊觎他们的领土，法国对叙利亚垂涎已久更是人尽皆知。他们想要先确保阿拉伯独立，再发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为回报阿拉伯主义者们对他的信任，费塞尔透露哈希姆家族成员与英国人谈判的主要内容—英国希望与其结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作为回报，英国将确保阿拉伯获得独立。在费塞尔重新启程赶赴伊斯坦布尔之前，他已加入秘密武装组织“契约党”及民间组织“法塔特”。英国支持阿拉伯发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他把这个中滋味留给阿拉伯的行动家们自己去琢磨。

在伊斯坦布尔，费塞尔拜见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大维齐尔，以及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1915年5月初的伊斯坦布尔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协约国部队已攻占赫勒思角与澳新湾，奥斯曼政府也已开始对亚美尼亚人采取第一轮行动。青年土耳其党人对阿拉伯人的信任比对亚美尼亚人多不了多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费塞尔向他们转达了父亲对汉志总督的不满。

奥斯曼政府对此表示遗憾，称维希普帕夏的信件只是“一场误会”，但并未彻底消除他们对谢里夫侯赛因统治的威胁。塔拉特与恩维尔敦促哈希姆家族全力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战事，若麦加埃米尔能够支持苏丹发起的圣战号召，并派出部落军协助发动新一轮的西奈战役，则他的人身安全及其在麦加的领导地位都有保障。恩维尔与塔拉特还起草文书，重申了纲要，让费塞尔带回去给他的父亲。1915年5月中旬，费塞尔离开伊斯坦布尔。那时，他已清楚了奥斯曼政府就此事的立场：谢里夫侯赛因需要对奥斯曼帝国表示效忠，否则就会被消灭。

回到大马士革后，费塞尔发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阿拉伯主义者已经开始行动。秘密组织的成员们相信，基奇纳伯爵的承诺也许能为阿拉伯独立提供必要的保证，使他们能够着手发动反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不过，他们希望英国能明确对阿拉伯领土作出清晰的界定。他们把自己的条件列在一份文件中，后来被称为《大马士革草案》（Damascus Protocol）。

《大马士革草案》中划定的阿拉伯领土均在自然地界之内：北部边境从奇里乞亚沿海城市梅尔辛起，沿安纳托利亚高原脚下的平原地带（以今天土耳其南部的阿达纳、比雷吉克、乌尔法与马尔丁等城镇为界），一直延伸到波斯边界；东部沿波斯—奥斯曼帝国边境，直至下游的波斯湾；南部以阿拉伯海与印度洋为界，西部直达红海和地中海。如此一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控制的领土便覆盖了大叙利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阿拉伯半岛。因此，他们愿意让出亚丁港市，维持英国对那里的统治。此外，《大马士革草案》还呼吁双方通过进一步签署防御联盟条约和“经济互惠”，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8]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领导层授权谢里夫侯赛因，就阿拉伯独立一事，按草案当中确立的方针与英国展开谈判。倘若谢里夫侯赛因能使英国人接受他们的领土要求，他们就承诺响应他的号召，发动起义。一旦起义最终成功，他们便认他作“阿拉伯国王”。费塞尔返回麦加，将《大马士革草案》与恩维尔和塔拉特写的信一并交给了父亲。至此，费塞尔圆满完成任务，带回了他父亲做出抉择所需的一切信息：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战事，还是寻求阿拉伯独立。

1915年6月20日，即费塞尔返回麦加当天，谢里夫侯赛因召集儿子们举行战争会议。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对打破中立，加入一战的某一方反复权衡利弊。最终，他们决定先将草案的内容告知驻埃及的英国当局。

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给他在开罗的熟人—东方事务秘书长罗纳德·斯托尔斯写了一封信。阿卜杜拉宣称代表“全体阿拉伯人”，请求英国支持阿拉伯独立，助其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不过，阿卜杜拉希望英国能接受一些“基本条件”，作为与其缔结战时联盟的基础。在1915年7月14日的信中，阿卜杜拉逐字逐句地复述了《大马士革草案》的内容，并请求“英国政府在30天时间内作出明确的答复”。阿卜杜拉与英国政府间的书信往来由此开始，后人统称这些信件为“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其中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中东做出了最全面、同时也最具争议的战时协议。[9]。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时间与内容极大程度上受到了战况的影响。1915年7月斯托尔斯收到阿卜杜拉的信时，英国仍对在加里波利击败奥斯曼军、夺取伊斯坦布尔充满信心。因此，当时的英国人认为谢里夫的领土要求有些过分。驻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表示，“他的要求从各方面来说都太夸张了。”然而，英军随后在8月进攻加里波利半岛失败，奥斯曼军挺过了协约国部队在苏弗拉湾的登陆行动。这一切都迫使英国重新调整他们在东部的战争策略。英国人迫切希望与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保持对话，继续努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促成大规模叛乱。[10]

8月30日，麦克马洪直接将回信寄给了麦加的埃米尔。他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听到您坦言对英国的真情实意，我们深感荣幸。”他再次确认基奇纳早先许下的承诺，即支持“阿拉伯半岛及其居民的独立事业，同时待时机成熟，便承认阿拉伯的哈里发辖地”。然而，他拒绝讨论领土的具体划分，称“在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耗费时间讨论这些细节还为时过早”。

然而，谢里夫侯赛因在9月9日寄给麦克马洪的信中，再一次重申他的立场。他抗议英国的“模棱两可”，对麦克马洪拒绝承诺阿拉伯边界、言语之中透露出的“冷漠和迟疑”表示不满。他否认自己从中谋求个人利益，坚称代表的是全体阿拉伯人民。他用婉转的语言信誓旦旦地表示：“我相信阁下不会怀疑我是因一己私利才提出那些只针对我民族的要求，那些都是全体阿拉伯人民的诉求。”

其他一些出人意料的线索也证明谢里夫侯赛因“代表全体阿拉伯人民”这一说辞。1915年8月，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奇（Muhammad Sharif al-Faruqi）的阿拉伯中尉从加里波利的奥斯曼军叛逃至英军阵地。此人来自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是“契约党”的一员。他了解《大马士革草案》的详细内容，也知道麦加的埃米尔正在与开罗的高级专员进行磋商。他证实，身为秘密组织成员的阿拉伯军官已经不再忠于奥斯曼帝国苏丹，而是听命于谢里夫侯赛因，后者将带领他们发动起义，实现阿拉伯民族独立。10月，法鲁奇从达达尼尔的战俘营转至开罗，接受当地英国情报机构的审问。他所说的一切都证实，谢里夫侯赛因确实在领导一场浩大的阿拉伯运动，并且他们已做好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准备。[11]

随着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阵地日益萎缩，开罗的英国官员重开与哈希姆家族成员的谈判。这次，他们多了一份新的危机感。从加里波利半岛撤军会让奥斯曼军取得重大胜利，并使敌军能够抽调好几个师的兵力前往其他战线。在这种情况下，与哈希姆家族达成协议便显得极为重要。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意识到，为了成功结盟，他将不得不回应谢里夫对于领土的要求。在1915年10月24日的信中，他试图将草案中的条款与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利益协调起来。

英国政府最先考虑的，是维持其与波斯湾各个阿拉伯酋长国的特殊关系。阿曼、特鲁西尔诸国、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以及伊本·沙特等阿拉伯半岛中部与东部的各位领导人都受英国扶植，早在19世纪初期便与英国签订条约。因此，亨利·麦克马洪承诺称，英国政府会在“对先前的阿拉伯领导人一视同仁”的基础上支持谢里夫的领土要求。

随着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的展开，英国将巴士拉与巴格达行省也划进了他们的波斯湾利益范围内。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并没有明确表明英国对伊拉克的殖民要求，而是声称“鉴于英国的既有立场与利益”，需要对巴格达和巴士拉做出“特殊安排”，确保其“免遭外来入侵，并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共同维护双方的经济利益”—其实质，就是将英国在波斯湾的休战协定引入美索不达米亚。

最后，亨利爵士必须要确定他没有对阿拉伯人许下任何违反之前英法协议的承诺。1915年3月，法国政府坚持在战后协议中，将叙利亚连同亚历山大勒塔湾、奇里乞亚地区直到托罗斯山脉之间的领土全部吞并，英俄两国也正式同意了这一点。他知道，和盘托出法国的要求会使与谢里夫侯赛因达成协议的愿望彻底化为泡影，而任何削减法国要求的行为又会招致其不满。[12]

既然清晰明了会适得其反，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就选择含糊其辞。这位高级专员对“梅尔辛和亚历山大勒塔湾地区，以及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及阿勒颇以西的部分领域”持保留态度，借口称这些并非“纯阿拉伯领土”。这很明显意在从英国对谢里夫的承诺里，剔除那些日后可能导致英、法、阿三方关系恶化的阿拉伯领土—尤其是巴勒斯坦是否归入阿拉伯独立范围，这一问题不能有差池。这就是英国高级专员亨利爵士对谢里夫侯赛因的承诺。他坚称：“在有可能进行上述修改的前提下，英国已做好准备，在麦加谢里夫所要求的范围内承认并支持所有阿拉伯地区独立运动的开展。”

1915年11月5日至1916年3月10日，亨利·麦克马洪爵士通过信件往来，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结成战时同盟。在信件传递的空当，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和美索不达米亚均遭挫败。就在麦克马洪12月14日的信件寄出之前，英政府内阁决定撤出加里波利半岛的苏弗拉和澳新湾据点 （12月7日），且库特阿马拉的英军已被围困（12月8日）。麦克马洪1916年1月26日的信也是写于英军最终撤离加里波利之后（1月9日）。不出所料，在3月10日最后一封信件中，麦克马洪只提及了英军在埃及对赛努西部队取得的胜利，以及俄国从埃尔祖鲁姆传来的捷报，却对库特英军即将投降一事只字未提。英军的这些失利想必使他感到底气不足。

谢里夫侯赛因悉知与自己谈判的英方已是四面楚歌，于是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他在信件中不再只求英方承认阿拉伯独立，而是进一步提出“阿拉伯王国”，并自称为该王国的领袖。尽管如此，这位麦加的埃米尔仍然作出诸多领土上的妥协。他宣称“伊拉克省”是未来阿拉伯王国的一部分，但同意将“已被英军占领的地区”留给英国政府“暂时”管理，而英国则需“为该占领行为，向阿拉伯王国支付合理的补偿金”。

法国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让埃米尔难以接受。他坚称，叙利亚各个行省是“百分百的阿拉伯”领土，不能将其从阿拉伯王国中剔除。尽管如此，在双方的信件交涉中，谢里夫侯赛因承认他希望“避免破坏英法两国的联盟关系，以及两国在当下战争中所达成的协议”。不过，他警告麦克马洪，“待战争结束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要回当下留给法国的贝鲁特及沿海地区”。通信的其余部分都在讨论发动起义所需的物质条件：为确保阿拉伯人在未来能够持续对抗土耳其人，黄金、粮食及枪械必不可少。

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成功与谢里夫侯赛因达成协议，同时保留未来法国对叙利亚地区，以及英国对伊拉克行省的控制权。事实上，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并未对阿拉伯领土边界作出清晰的界定，这有利于战时英阿关系。但对英法关系来说，需要更加明确战后对阿拉伯土地的分割。

在对谢里夫侯赛因做出承诺时，英国政府有义务征求法国的同意。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已承认法国在叙利亚的特殊利益。1915年10月，在授权麦克马洪同意谢里夫侯赛因的领土要求后，英国外交部请求法国政府派谈判人员前来伦敦，以明确界定法国对叙利亚地区的领土主张。法国外交部长委派前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克特去往伦敦，与基奇纳的中东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进行谈判，争取起草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战后阿拉伯土地分治方案。[13]

事实上，英法两国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私自瓜分了谢里夫侯赛因为未来阿拉伯王国所要求的领土。这种行为令许多历史学家谴责该协定是帝国主义赤裸裸的背信弃义。其中，巴勒斯坦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奥斯（George Antonius）最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对该协定的观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令人震惊。这份文件的背后不仅仅是贪婪在作祟，是贪婪加上猜忌才导致的愚行：它还是两面派的惊人之作。”尽管如此，对英法两国来说，它们先前的殖民扩张竞争差点导致战争，《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让法国能明确其对奇里乞亚地区及叙利亚的领土主张，也能让英国明确其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土要求—而这些都是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对谢里夫侯赛因许下承诺时，试图排除在外的土地。[14]

人们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存在许多误解。即使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是该协定划定了当今中东的版图。事实上，赛克斯与皮克特二人制定的疆域与现在的中东并不一样。它只是划定了英法两国在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殖民地边界，使两国能在相应的地区随意“确立直接或间接的行政组织或控制权”。[15]

在“蓝色区域”，法国划定了从梅尔辛与阿纳达起的地中海东部海岸线，绕过亚历山大勒塔湾，向南经过当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海岸，直至古老的港市苏尔。法国还拿下安纳托利亚东部北起锡瓦斯，东至迪亚巴克尔与马尔丁的一大片地区，这些区域都在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域之内。英国则在“红色区域”确立了对伊拉克巴士拉与巴格达二省的控制权。

英法两国将介于红蓝区域间的大片土地划分成数个地区，并对其实行间接统治。A区包括叙利亚的阿勒颇、霍姆斯、哈马与大马士革等主要内陆城市，以及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法国享有对这片区域的间接控制权。英国则间接控制B区，包括从伊拉克到埃及西奈边境的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沙漠。这两片地区将作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联邦”的一部分，“接受一位阿拉伯领导人统治”。这样的领土划分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对谢里夫侯赛因的承诺大打折扣。

英法唯一争执不下的，是巴勒斯坦。两国无法达成共识，而且都认为俄国的野心会使谈判变得更为复杂。赛克斯与皮克特决定在地图上将巴勒斯坦标为棕色，以与红蓝地区区分开来，并提议在该地区实施“多国共管”，但最终的治理形态需与“另一盟国”—俄国，“还有麦加谢里夫的代表”共同商讨决定。这是《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唯一一次清楚地提及谢里夫侯赛因。

1916年3月，赛克斯与皮克特前往俄国，试图取得这位协约国盟友对他们分治方案的认可。除了1915年《君士坦丁堡协定》中关于海峡与君士坦丁堡的领土要求，沙皇政府此次还向英法两国提出，将俄军近期占领的土耳其领土—埃尔祖鲁姆、黑海港市特拉布宗、变成废墟的凡城，还有比特利斯—划归俄国统治，以此作为俄国默许《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条件。1916年5月，随着俄国的支持，协约国全面达成关于战后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协议。他们暂时成功地将阿拉伯盟友—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蒙在鼓里。

1916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协约国秘密制定了中东战后规划，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倍感压力。奥斯曼军驻叙利亚指挥官—杰马勒帕夏计划对埃及的英军阵地发起新一轮攻击，并要求哈希姆家族成员提供部落兵，以显示其对土耳其战争行动的忠诚。这位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对哈希姆家族的意图，以及整体阿拉伯人的忠心已经有所怀疑。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压力下，杰马勒在叙利亚的专制演变成恐怖政权，从而进一步损害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

成为战时叙利亚总督没多久，杰马勒帕夏就掌握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居心叵测的铁证。参战后，奥斯曼当局为收集可能的情报而下令收缴英法领事馆的文件。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奥斯曼官员收获颇丰。法国领事馆的文件里包含秘密组织成员的海量往来信息—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参加1913年巴黎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其中显示，他们正为阿拉伯渴望达到的各种目标向法国寻求帮助，其中包括更大程度的自治，甚至是在法国的保护下彻底实现独立。文件牵连到诸多穆斯林和基督教显要。这份名单几乎成了叙利亚知识界精英的名人录：从国会议员、记者、宗教人士到军官，应有尽有。

面对这些罪证确凿的文件，杰马勒帕夏最初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他此次前来叙利亚，是为领导奥斯曼军向苏伊士运河发动一场振奋人心的进攻，从而煽动埃及民众揭竿起义，反对英国在当地的统治。他相信，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政治上不成气候，待奥斯曼军在战场上获胜后，这些运动自然会消亡。此时此刻，杰马勒希望奥斯曼帝国能够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合力攻打英国统治下的埃及，而政治上的报复只会打击公众士气。[16]

然而，随着1915年2月奥斯曼军进攻苏伊士运河失败，杰马勒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态度便强硬起来。许多原本承诺加入战斗的阿拉伯非正规兵仍然置身事外，旁观杰马勒从西奈半岛蒙羞撤军。值得注意的是，哈希姆家族缺席了西奈战役，他们没有将汉志的阿拉伯部落团结在苏丹的旗帜之下。

况且，奥斯曼军的失利引发公众对奥斯曼帝国未来的担忧。伊赫桑·图尔吉曼是一位来自耶路撒冷中产家庭的阿拉伯士兵。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三位伙伴之间的对话，其中两位是奥斯曼军的现役军官。1915年3月末，即攻打苏伊士运河失败后，伊赫桑·图尔吉曼及三位朋友在一起讨论“这场惨烈的战争”与“（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我们或多或少都认为帝国已行将就木，在不久的将来被人瓜分”。阿拉伯人民开始期待奥斯曼帝国的倾覆，各个阿拉伯主义地下组织对帝国的威胁也逐渐增大。因此，杰马勒帕夏决定铲除来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隐患。[17]

法里赫·里弗奇（Falih Rıfkı），作为伊斯坦布尔的杰出青年记者，他第一时间目睹了杰马勒帕夏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镇压。凭借他在伊斯坦布尔首屈一指的《塔宁》日报（Tanin）中的每周专栏，里弗奇从大维齐尔办公室当中脱颖而出，受到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的重视。他曾负责报道巴尔干战争，由此结识了恩维尔；内政大臣塔拉特委任里弗奇为他的私人秘书；杰马勒在离开伊斯坦布尔，赴任叙利亚总督暨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时，特别要求调任里弗奇为他的参谋长，负责情报工作。里弗奇于1915年的某一天抵达耶路撒冷。

杰马勒总部位于橄榄山一家德国宾馆内，俯瞰耶路撒冷城。那天，来报到的里弗奇夹在一群神情紧张的人里，在杰马勒帕夏办公室门口等候。杰马勒背对着他们，暴躁地读着信、签署文件，对下属吼叫着。“告诉我的副官，让那些纳布卢斯的贵族进来吧。”杰马勒命令道。

这二十来个惶恐不安的人，在杰马勒办公室门口犹犹豫豫，最后匆忙念了句祷词才推门进去。他们杵在俯瞰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大窗户前。杰马勒继续伏案工作，压根不理会他们。里弗奇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错，但从他们焦躁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在担忧自己的性命。杰马勒让这些人就这样干耗着，他们肯定觉得像是等了一个世纪。最后，杰马勒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摔，转过头来。

“你们意识到对祖国所犯的罪行有多严重了吗？”他傲慢地问道。

“看在安位的份上，请宽恕我们吧。”这群人绝望地呢喃，但杰马勒严厉地打断他们。

“你们知道该当何罪吗？”杰马勒继续训斥，“你们罪该绞死。”里弗奇看到这些人紧张得满脸通红。“对，该被绞死—但好在‘高门’宽宏大量。现在我只想把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流放到安纳托利亚。”

捡回一命的贵族们连连祷告，感谢杰马勒免他们一死。“你们可以退下了。”杰马勒帕夏说，示意会面到此结束。他们乱哄哄地逃出了办公室。

人走后，杰马勒对里弗奇报以灿烂的微笑，欢迎他的到来。他一定察觉到这位记者在目睹刚才一幕后的局促不安。“你以为呢！”杰马勒帕夏耸了耸肩，“在这儿，就得这样！”[18]

从1915年起，奥斯曼当局开始大规模流放他们信不过的阿拉伯百姓。始作俑者是杰马勒帕夏。有一次，他对法里赫·里弗奇吹嘘道：“我亲手流放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流放主要针对的是被怀疑有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的人，以及教堂受法俄两国保护的阿拉伯基督徒。

与驱逐亚美尼亚人不同，阿拉伯人并未遭遇屠杀或死亡迁徙，只是被切断与其“危险”朋友和熟人的联系，使其不再对国家构成威胁。被流放的人被迫靠个人积蓄度日，等耗尽一切后，他们就不得不完全依赖奥斯曼政府。他们的亲朋好友不遗余力地向奥斯曼政府表忠心，以确保自己的家人能平安归来。截至一战末期，奥斯曼当局流放了约5万阿拉伯人。[19]

先前的征兵已使村子人口大为减少，此番流放政策一出，村子变得更加萧条。商店关门，农田荒芜，只有疲惫的老弱妇孺还在田里耕作。这一切对贸易及农业造成极大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大叙利亚地区这时蝗虫成灾。“蝗虫在全国范围内肆虐，”伊赫桑·图尔吉曼在1915年3月的日记中这样写道，“7天前，蝗虫开始入侵，黑压压遮住了天。今天，蝗虫群花了将近两小时才从耶路撒冷上空飞过。请主保佑我们免遭战争、蝗虫和疾病的侵害吧，这三种灾害正在蔓延。”

过去，叙利亚地区也曾遭受过蝗虫的困扰。但1915年这次灾害之严重、地域之广前所未有。为遏止蝗群肆虐，奥斯曼当局命令所有15岁至60岁的平民每周收集20千克（约合40磅）蝗虫卵，交由政府销毁，否则将受处罚。耶路撒冷的百姓不敢有丝毫怠慢。蝗灾6周后，图尔吉曼注意到耶路撒冷的商店都关闭了，“大多数人都出门收集蝗虫卵”。

尽管如此，奥斯曼政府的这些措施根本无法遏制蝗灾。黑压压的蝗虫从夏季开始便一直在农田和果园肆虐，直至深秋。庄稼收成也几乎被摧毁，叙利亚地区报道称因灾损失了75%至90%的庄稼。剩下的粮食全部送给军队，或被少数几个幸运儿囤积起来。因此，食物出现严重短缺，饥饿开始在巴勒斯坦、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各个村镇蔓延。

到了1915年12月，耶路撒冷市场已无面粉可售。“我从没经历过如此黑暗的日子，”伊赫桑·图尔吉曼在日记中写道，“从上周六起，面粉和面包就消失了。许多人好几天都没吃过面包。”他亲眼目睹男女老少在大马士革门附近争抢面粉，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发生斗殴。“我们已经忍受了没有大米、糖和柴油的日子，但没有面包，这日子还怎么过？”

1916年，饥饿升级成饥荒。蝗虫成灾、战争征用、私囤粮食，加上食物运输和分配过程中的失败，导致1916年至战争末期，叙利亚与黎巴嫩地区有30万至50万平民受饥荒困扰。在叙利亚地区，饥荒和其他战时困难成为战争的同义词；人们统称这些灾难为Seferberlik，即土耳其语的“全民动员”。一战就是Seferberlik，全民动员后一系列不幸接踵而至，不可避免地导致空前的粮食歉收、通货膨胀、疾病肆虐、饥荒遍地、生灵涂炭。[20]

1916年4月，一位身负法国秘密使命的叙利亚流亡者游走在叙利亚与黎巴嫩，亲眼目睹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他看见幸存者离开死气沉沉的村庄去寻找食物，也看见饿殍遍地。在与大马士革一位明白事理的阿拉伯官员谈话时，他控诉奥斯曼政府蓄意制造饥荒，以此来肃清国家内部“不忠”的基督徒。“正如他们对亚美尼亚人拔剑相向，他们企图用饥荒消灭（基督教）黎巴嫩人。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再也不能给他们的土耳其主子添麻烦。”[21]

然而，恩维尔帕夏坚称，饥荒是战争最初几个月“协约国海军封锁”海峡引起的。英法舰船禁止任何船只进入叙利亚港口—连载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船也不让通过。据传，恩维尔于1916年去往梵蒂冈，提议向叙利亚与黎巴嫩发放粮食援助。他与驻伊斯坦布尔的教皇特使谈话，承认奥斯曼政府在叙利亚没有足够的粮食能同时满足军队和百姓的需求。他敦促梵蒂冈说服英法两国，每月至少准许一艘船只进港发放食物，教皇可钦点任何人员前去负责分发，以确保这些粮食不会落在土耳其士兵手中。尽管如此，恩维尔的提议没有任何下文。因此，与许多奥斯曼政府官员一样，恩维尔也认为协约国蓄意在叙利亚制造饥荒，以削弱当地的抵抗力度，或是企图煽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22]

恩维尔对叙利亚地区爆发叛乱的担心不无道理。奥斯曼军的失利与战争期间的时局艰难，让许多阿拉伯平民起来反对苏丹政府。于是，消除阿拉伯人威胁的任务就落在叙利亚总督杰马勒帕夏身上。他希望扼杀任何可能与协约国勾结的阿拉伯反抗运动，以儆效尤。此外，他还试图恐吓那些投身于分裂活动的叙利亚精英。正如土耳其记者法里赫·里弗奇所认为，“无论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希腊还是阿拉伯，对这些少数民族来说，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是他们一切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不共戴天的敌人”。[23]

1915年6月，杰马勒帕夏首次下达逮捕阿拉伯政治活动家的命令。他为审判这些人设立了军事法庭。到1915年8月，法庭完成调查。杰马勒帕夏指示法官，处死任何与法国勾结、危害奥斯曼帝国罪名成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组织成员。13人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尽管其中2人后来被改判终身监禁）。

第一批绞刑于1915年8月21日在贝鲁特执行。奥斯曼士兵封锁了中央高塔广场，广场上挤满士兵，被判有罪的人在黑暗中被带到绞刑架前。消息很快便在阿拉伯行省当中传开，月底传到耶路撒冷。伊赫桑·图尔吉曼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虽然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位爱国者，但听到消息后还是非常震惊。”对被土耳其人绞死的阿拉伯人，图尔吉曼怀有一种民族情结。“再见了，勇敢的同胞们，”他在日记中向他们致敬，“当你们崇高的目标得以实现时，愿我们的灵魂能够相会。”[24]

事实证明，这次绞刑仅仅是暴政的开端。1915年9月，根据法国领事馆缴获的文件，杰马勒帕夏再度下令逮捕数十名嫌疑人。他们被带往位于黎巴嫩贝鲁特至大马士革要道上的阿莱村，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开庭前，这些疑犯遭到严刑拷打，逼其供出秘密组织的其他成员以及组织目标。尚未被捕的人被迫转入地下或逃跑。镇压起了效果。此前，这些阿拉伯主义者还信心满满地在1915年《大马士革草案》中，构想阿拉伯独立后的领土边界（谢里夫侯赛因就是以该草案为基础，于“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提出领土主张）。短短几星期内他们的活动就被瓦解，大家纷纷逃亡。

1916年1月的大马士革危机四伏。当时，谢里夫侯赛因之子费塞尔返回大马士革，希望与草案的起草者联手发动叛乱。他已做好预防措施：对多疑的奥斯曼当局，他谎称一路护送他的50个武装随从是父亲谢里夫侯赛因从汉志征来的志愿兵，将会参加奥斯曼军对苏伊士运河的第二次进攻。杰马勒帕夏向费塞尔及其随从表示欢迎，对这些来自哈希姆家族的客人致以行省总督的热情问候。

在拜访巴克利家族（家族之子纳希布逃过了杰马勒的天罗地网）时，费塞尔得知大马士革阿拉伯主义运动的境遇：阿拉伯兵团被派往远离阿拉伯行省的加里波利半岛及美索不达米亚，陷入苦战；阿拉伯平民被流放至安纳托利亚地区，还有数十位显赫的非军方人士被指叛国，送上阿莱村的军事法庭。由于政治局势已然改变，费塞尔遂搁置所有起义计划，着手建立与杰马勒帕夏的信任关系，确保身陷囹圄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能平安归来。然而，他父亲对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高层日益加深的敌意，破坏了费塞尔的一切努力。

青年土耳其党人向谢里夫侯赛因施压，敦促他动员部落志愿兵投身到第二次进攻苏伊士运河的行动中来。1916年2月，恩维尔与杰马勒乘火车前往麦地那视察哈希姆部队，并敦促谢里夫侯赛因尽快让“穆加哈丁”（Mujahidin，圣战者）启程。次月，埃米尔写信回复恩维尔帕夏，列举他支持苏丹圣战的前提条件。谢里夫侯赛因的这封信，口气更像是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非苏丹臣子的措辞。他要求特赦所有正在受审的阿拉伯政治犯，呼吁在大叙利亚地区实施权力下放的执政模式，实现政务自治。此外，他还要求他的家族享有麦加埃米尔的继承权，并恢复麦加所有的传统特权。

对此，恩维尔的回复非常犀利直接。他警告称：“这些事情不用您考虑，除了一直反复提出这些要求外，您什么也得不到。”他还提醒埃米尔，他有义务派兵为国效力，且部队应由费塞尔率领，“在战争结束前，他将一直是奥斯曼第四军团的座上宾”。虽然谢里夫并未屈服于恩维尔将费塞尔作为人质的要挟，拒不改变条件，但他还是把儿子费塞尔交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看管。殊不知，青年土耳其党人对那些他们怀疑是阿拉伯分裂主义者的人，是多么心狠手辣。[25]

1916年4月，阿莱的军事法庭作出宣判。数十位被告均被判“参与叛国，他们试图将叙利亚、巴勒斯坦与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中分裂出去，独立建国”。尽管大家都知道叛国罪当处死，但这些被判定有罪的人中许多出身显赫，身居帝国议会议员或奥斯曼参议员等要职。很难令人相信，奥斯曼政府会像对待普通罪犯那样，将这些位高权重的非军方人士统统吊死。[26]

哈希姆家族成员公开为阿莱的罪犯说情。谢里夫侯赛因给奥斯曼帝国苏丹、杰马勒帕夏及塔拉特帕夏拍电，恳求对他们宽大处理，并警告称，死刑会招致“以牙还牙”。已回到大马士革的费塞尔，也在与杰马勒的定期会面中给阿莱的罪犯求情。然而，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对他们的请求充耳不闻，决意杀鸡儆猴，一劳永逸地震慑阿拉伯分裂主义者。

1916年5月6日，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21人于破晓前被吊死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中央广场上。目睹了绞刑的土耳其记者法里赫·里弗奇也对这些人充满同情和敬意。“被绞死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的民运者，”他回忆道，“他们从牢里走到绳套前，一路昂首挺胸，唱着阿拉伯颂歌。”同日，大马士革有7人在日出之前被绞死。当天晚些时候，里弗奇抵达大马士革。他十分惊讶地发现，仅在阿拉伯主义者被绞死15小时后，大马士革有头有脸的人物便在杰马勒帕夏家中举行宴会。“大马士革没人为他们哀悼，”里弗奇回忆称，“诗人、马屁精、演说家—每个人都在替国家感激眼前这位伟人，感谢他将阿拉伯半岛从它误入歧途的孩子们手中拯救回来。”[27]

然而，对阿拉伯民运者来说，杰马勒帕夏可不是什么英雄。绞刑举行后，他们把杰马勒帕夏冠以“萨法赫”（al-Saffah）之名，即“血溅者”。在哈希姆家族成员眼里，杰马勒就是个凶手。当时费塞尔正在巴克利家中，有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向他们报告了绞刑的消息。奥斯曼政府的官方报纸专门印发特刊，列出每个死者的名字及其被控罪名。费塞尔最先打破震惊后的沉寂。他将头饰摔在地上，狠狠地用脚踩了上去，大声发誓报仇：“兄弟们，视死如归的时候到了！”[28]

费塞尔已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大马士革。杰马勒如此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已彻底排除叙利亚各行省任何政治行动的可能。只有汉志还有可能发动起义，那里的部落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且奥斯曼军与外界联系不密。不过在他回汉志之前，费塞尔需要征得杰马勒帕夏的允许才能安然离开大马士革。一旦被怀疑有半点异心，费塞尔自己及同伴恐怕都要踏上被绞死的烈士后尘。[29]

费塞尔计诱杰马勒帕夏批准他返回汉志。他谎称收到父亲的消息，确认汉志志愿部队已全部就位，正准备加入杰马勒的叙利亚部队。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相信贝鲁特与大马士革的公开绞刑已经震慑了谢里夫侯赛因，使其不敢怠慢。因此，费塞尔被准许返回麦地那，亲自率领汉志的“圣战者”前来大马士革。

杰马勒帕夏自然没有完全相信费塞尔的说辞。此前，费塞尔太热心于为被判刑的阿拉伯主义者求情；麦地那的奥斯曼驻军指挥官也曾指控，谢里夫阿里及汉志部队干涉军务；而谢里夫侯赛因写给恩维尔与杰马勒的信被看做有叛国之嫌。尽管如此，杰马勒还是认为，若能获得麦加谢里夫对奥斯曼帝国圣战的支持，则值得冒险让人质费塞尔回到汉志。

5月16日，谢里夫费塞尔离开大马士革。启程前，杰马勒帕夏送了他一件礼物—一支李—恩菲尔德步枪。这把从英军手中缴获的步枪，原先是在加里波利半岛作战的第一埃塞克斯郡团的配枪，枪管上还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刻着“达达尼尔战役战利品”的金字。很显然，杰马勒赠与费塞尔这件战利品，旨在让哈希姆家族成员相信奥斯曼帝国定能赢得胜利。然而，费塞尔很快就调转枪头，与奥斯曼帝国为敌。[30]

为防止哈希姆家族口是心非，杰马勒决定派遣他最信得过的将领之一—法赫里帕夏前去指挥麦地那驻军。杰马勒声称，法赫里帕夏“以值得信赖和爱国著称”，而其他人则控诉法赫里对亚美尼亚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一旦出现异动，法赫里便负责抓捕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并将麦加的公务交由麦地那的奥斯曼总督管理。[31]

阿拉伯起义前夕，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对两国带来的实际利益，远低于双方在谈判初期互相的承诺。英国已不再像1915年初发兵攻打君士坦丁堡时那么势不可挡。德国使英军在西线遭受重大伤亡，就连奥斯曼军也让他们蒙受战败的耻辱。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自己与英国结盟是否正确。

尽管如此，哈希姆家族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与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通信时，谢里夫侯赛因始终把自己与儿子看做泛阿拉伯运动的领导。然而到1916年5月，叙利亚与伊拉克地区显然已无法发动大型起义，谢里夫最多只能在汉志挑战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且起义成功与否，还得看他们是否有能力动员以无组织无纪律著称的贝都因人加入战斗。

尽管有种种问题，但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关系并没有因此终止。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双方在1916年夏天时亟需彼此的力量。谢里夫侯赛因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关系已紧张到极点，他知道但凡有一点机会，他们就会把他拉下台，甚至谋害他与他的儿子们。另一方面，英国在埃及与伦敦的官员都担心，最近奥斯曼军取得的胜利会增加圣战的可能，因此他们需要谢里夫的宗教权威来破坏奥斯曼帝国的圣战运动。无论哈希姆家族领导的起义最终结果如何，至少都能削弱奥斯曼军的力量，迫使土耳其人抽调部队与物资赶赴汉志及其他阿拉伯行省重整秩序。出于各自的目的，结盟双方都急于发动起义。一旦费塞尔返回汉志，他们的起义便指日可待。

6月5日，费塞尔在麦地那外围加入他哥哥阿里的队伍，开始与规模最大的奥斯曼军驻汉志部队作斗争。当时，法赫里帕夏已经接管当地约1.1万人的奥斯曼驻军，而阿里只征募到1500名部落志愿兵参加西奈战役，无法控制铁路。因此，他们将法赫里帕夏的部队牵制在麦地那，让他们的父亲和兄弟能够在以南210英里的麦加自如行动。

这场麦地那周边地区的局部冲突爆发四天后，哈希姆家族公开了他们的目的。6月9日，谢里夫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向杰马勒帕夏发出最后通牒，列举了要想让他父亲继续对奥斯曼帝国效忠的条件。然而，他只给青年土耳其党人很短的时间回应，明显别有用心。“收到该信24小时后，”他警告称，土耳其与阿拉伯这“两个民族之间便将爆发战争”。[32]

谢里夫侯赛因在圣城麦加的自家宅院里打响了阿拉伯起义的第一枪。1916年6月10日，麦加埃米尔举起一把步枪—很有可能就是杰马勒送给费塞尔的那把战利品—朝奥斯曼军营开了一枪，示意起义由此开始。哈希姆家族以阿拉伯人民的名义与土耳其人开战，但阿拉伯世界是否真能积极响应，还有待观察。[33]

三天之内，哈希姆部队就成功占领麦加绝大多数地区。麦加总督迦里布帕夏带领多数驻军，撤到自己在麦加以东60英里塔伊夫高地上的避暑山庄，只留1400名士兵守卫圣城。在一处山头的要塞上，奥斯曼军阻击埃米尔部队达四周之久。他们向麦加城内开炮，以驱散阿拉伯人。许多炮弹落在大清真寺上，卡巴天房—伊斯兰最神圣的神龛—的顶棚也着了火。另一发炮弹的碎片砸在清真寺的正面，毁坏了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的名字。由于奥斯曼·本·阿凡还是奥斯曼家族的创始人，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便向麦加民众宣称，这是“奥斯曼政权即将瓦解的标志”。最终，山头要塞上的奥斯曼军弹尽粮绝，7月9日被迫投降，哈希姆家族由此确立对麦加的控制权。[34]

谢里夫侯赛因在6月10日打响第一枪后不久，4000名哈卜部落（Harb tribe）的贝都因骑手在指挥官谢里夫穆赫辛的带领下，闯入红海港市吉达。一开始，当地1500名奥斯曼士兵凭借机枪与大炮给贝都因人沉重一击。不过阿拉伯人得到两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的助攻，奥斯曼军在吉达的阵地一直遭受战舰的炮弹攻击。此外，英国飞机也在猛烈轰炸土耳其军阵地。由于遭受海陆空立体式攻击，奥斯曼守军最终于6月16日投降。

起义爆发前不久，谢里夫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便与70名骑骆驼的随从一道转移到塔伊夫的外围地区。麦加总督迦里布帕夏邀请阿卜杜拉去他的官邸，谈论最近盛传的起义一事。“你也看到，塔伊夫的人们都拖家带口地准备离开这里，他们把能带的都带上了。”总督说。他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古兰经》，敦促阿卜杜拉告诉他实情。阿卜杜拉打了个马虎眼，蒙混过关。“要么谣言不实，要么起义是针对您和谢里夫，要么是谢里夫及百姓针对您。如果后者属实的话，我还会到您这儿自投罗网吗？”[35]

离开总督官邸后，阿卜杜拉下令切断电报线，并防止任何人从路上离开塔伊夫通风报信。6月10日午夜时分，他命令手下由周围部落招募的部队攻打奥斯曼军阵地。据他回忆称：“我们的攻击相当凶猛。”贝都因人很快便突破土耳其军前线，带回了“一些俘虏和战利品”。但当太阳升起，土耳其炮兵开始轰击阿拉伯阵地，这些贝都因人便乱了阵脚。许多部落兵“乱糟糟地逃回自己家中”。阿卜杜拉担心若继续进攻，自己的部队恐会分崩离析。因此他围困塔伊夫，重整队伍。

抄着步枪的贝都因人根本不是拥有机枪大炮的奥斯曼正规军的对手。双方就这样对峙了5周。随后，英军用船运来埃及炮兵连，以巩固阿卜杜拉在塔伊夫的阵地（此举也进一步违反1914年约翰·麦斯威尔将军避免埃及人卷入英军战事的承诺）。7月中旬，埃及炮兵展开对奥斯曼军的持续炮击，火力盖过了敌军。土耳其人坚守阵地到9月21日，迦里布帕夏被迫提出无条件投降。“第二天，要塞正式撤下奥斯曼帝国国旗，升起了阿拉伯旗帜，”阿卜杜拉记录道，“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哈希姆家族一样感到胜利的喜悦，而奥斯曼总督已被围困和失利彻底击垮。“这是场浩劫，”迦里布帕夏哀叹道，“我们本是自家兄弟，现在却反目成仇。”[36]

到9月底，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子已经夺得了麦加与塔伊夫，还有吉达、拉比格及延布等红海港市，俘获6000余名奥斯曼士兵，双方都没有太大伤亡。第二个月，谢里夫侯赛因单方面宣布自己为“阿拉伯之王，”他的儿子们则被冠以“埃米尔”的头衔。（但英国人对谢里夫侯赛因的这则宣告感到尴尬，他们只愿意承认他为汉志国王。）

起义的消息在阿拉伯世界不胫而走，对奥斯曼军不抱有任何幻想的阿拉伯人因此倍感兴奋。在耶路撒冷，奥斯曼当局把起义的报道压了数周。伊赫桑·图尔吉曼在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好消息。“谢里夫侯赛因帕夏已宣布起义，反抗帝国，”他带着疑惑的语气写道，“这就开始了吗？”图尔吉曼难掩自己的激动。“每个阿拉伯人都应该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帝国杀了我们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我们还怎么支持它？他们就像普通罪犯和暴徒一样被吊死在广场上。愿主保佑汉志的谢里夫，保佑他的军队能够日益壮大。愿你们的战役能够扩大至阿拉伯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我们摆脱这该死的国家。”[37]

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是一名膳宿在民家的年轻军官，隶属叙利亚兵团。根据他的经历，阿拉伯起义使奥斯曼帝国内部同室操戈。土耳其士兵拒绝与阿拉伯人共用一个清真寺或军官食堂，还发表针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言论，蔑称肤色较黑的阿拉伯人为“黑人”。奥斯曼政府对无辜平民的迫害让阿杰卢尼感到发指。他的驻地位于奇里乞亚沿海的塔尔苏斯，在那里他亲眼看见，火车上满载的都是惨遭杰马勒当局流放的叙利亚人。“每个人的表情中都饱含难以言说的苦痛。”他回忆道。更糟糕的是，有一大批被流放的亚美尼亚人朝着反方向的叙利亚大沙漠行进，负责押送这些男女老少的是“从不知道同情为何物的”士兵。由于看透了奥斯曼帝国在战时的所作所为，阿杰卢尼听到谢里夫侯赛因起义的消息后喜不自禁。“它令我们动摇的信念再次坚定，重新给予我们蓬勃的希望和力量。这一天对阿拉伯人来说是崭新的一天。”他当即起誓，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他都要启程去汉志参加起义。[38]

哈希姆家族起义的消息在奥斯曼军的阿拉伯军官中激起热烈讨论。阿杰卢尼的一位密友试图说服他不要逃离奥斯曼军。这位密友称，谢里夫的运动与英军结盟，寻求将阿拉伯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去，这样做只会让阿拉伯世界被欧洲主宰。许多怀有阿拉伯主义思想的军官宁可在奥斯曼帝国内寻求改良，让帝国给予阿拉伯行省更多的自治；他们建议参照奥匈帝国，实行土阿二元君主制。阿杰卢尼充分考虑了朋友的论点，但他仍然坚定支持谢里夫。他们之间的辩论也证明，并不是所有奥斯曼阿拉伯人都支持阿拉伯起义。

伊斯兰世界对哈希姆家族起义有着不同的反应。印度穆斯林报纸谴责谢里夫率领阿拉伯人反抗哈里发。在印度动荡不安的西北边境省，清真寺里回荡着伊玛目对谢里夫侯赛因及其诸子的诅咒。6月27日，全印穆斯林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言辞激烈地谴责哈希姆家族，称谢里夫侯赛因的举动给圣战制造了真正的势头。印度的英国军官一直反对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与谢里夫侯赛因谈判。如今，他们辩称起义适得其反，印度穆斯林反变得更加倒向奥斯曼帝国。[39]

哈希姆家族成员在麦加附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最初的胜利使国王侯赛因及其子占领了麦加城镇与红海沿海一带，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这些战果。贝都因志愿兵的三分钟热度很快便减退。他们参加起义，原先一方面是迫于麦加谢里夫的宗教权威，另一方面打算伺机抢夺奥斯曼政府财产，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阿拉伯独立。一旦头战胜利，顺利攻占城镇，部落兵便拿着战利品回家了。这迫使国王侯赛因的儿子们又得动用所有好友和关系去重新征集，向他们承诺发放枪支和定期薪金，这也是英国唯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条件。

在麦地那，法赫里帕夏准备好带领奥斯曼军发动反击。他的军队兵力充足，与大马士革的通讯也畅通无阻。由于没有炸药，叛乱者没有办法将军队的补给线—汉志铁轨炸断。7月2日，青年土耳其党人任命谢里夫阿里·海达尔（Sharif Ali Haydar）接替叛徒侯赛因成为新任麦加埃米尔。此人是哈希姆家族敌对部落的头目，法赫里帕夏希望赶在10月初汉志的朝觐季到来之前让他在麦加上任。8月1日，这位新任麦加埃米尔乘火车抵达麦地那，受到全城最高规格的礼遇。

从麦地那到麦加有两条路。内陆的这条路虽然距离较短，但中途饮水困难，地势险峻，军队无法快速通过；而沿海的这条路经过红海港市延布和拉比格，虽然距离较远，但沿途有取水点，可供军队行进时使用。因此，为保卫麦加，哈希姆家族成员必须控制延布和拉比格。8月初，随着奥斯曼军从麦地那启程，费塞尔抢占了要塞，阻断通往延布的道路，他的哥哥阿里则占领拉比格。虽然他们占据正确的位置，但他们需用部落志愿兵以外的正规军来与奥斯曼军相抗衡。除非哈希姆家族很快就有援军赶到，否则他们很快就要败下阵来—这将对阿拉伯和英国的利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身处伦敦、开罗与西姆拉（英属印度的夏季首都）等地的英国战争策划者正在权衡风险，看是否应该派遣英国部队增援哈希姆家族。印度政府认为英国部队若进入汉志，会被印度穆斯林视为“异教”士兵在与哈里发的教众军团作战，“亵渎”汉志的圣土，从而导致他们的暴力反抗。而开罗的阿拉伯当局则认为，谢里夫的部队已在崩溃的边缘，让奥斯曼军在麦加取胜会严重损害英国在其穆斯林殖民地的威名。无论哪种选择，英国在汉志都将面临激起圣战的危险。因此，折中的办法就是用穆斯林志愿兵增援谢里夫的部队。

英国在印度与埃及的战俘营是征募穆斯林士兵的自然之选。在审讯奥斯曼军的阿拉伯俘虏时，英军发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致力于阿拉伯人的事业。上文提到的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奇就是其中一员。其他人包括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当中被俘的伊拉克官员努里·赛义德和阿里·乔达特，还有赛努西战役中在邻近利比亚边界被俘的贾法尔·阿斯克里。谢里夫宣布阿拉伯独立，这足以使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放弃为苏丹效力，转而投身于哈希姆家族的起义。1916年8月1日，努里·赛义德率领第一支分队从埃及出发前往汉志。阿里·乔达特在巴士拉承诺不再对英作战后被释放，后被英军军官征召至印度，帮助说服其他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被俘的士兵加入谢里夫的部队。乔达特成功说服35名军官及350名士兵志愿参加阿拉伯起义。他们于9月初离开孟买，并在目的地拉比格受到努里·赛义德的欢迎。[40]

然而，并不是每位阿拉伯战俘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第一批志愿者启程之后，英军清空了埃及和印度的战俘营，将有可能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战俘全数运往汉志，但这一做法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11月末，两艘船载着90名军官与2100名士兵从孟买出发驶往拉比格。当船到达目的地时，负责为谢里夫部队招募士兵的人员很沮丧地发现，只有6名军官和27名士兵愿意加入阿拉伯部队。其余的人不是无意与穆斯林同胞为敌，就是害怕如果被奥斯曼军俘获，他们的叛国行为将遭到土耳其人的报复。已经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志愿兵做了长达10天的劝说工作，最终这些运兵船载着不愿倒戈的战俘继续往红海驶去，将他们暂时安置在埃及的战俘营中。

放弃奥斯曼军人身份、转而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军官和士兵为阿拉伯起义所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们有限的人数。他们训练有素，又精通阿拉伯语，成为操练和指挥贝都因士兵的最佳人选。但是他们人数有限，不足以遏制法赫里帕夏所带来的威胁，后者率领的军队继续朝延布和拉比格逼近。随着穆斯林朝觐的时节即将来临，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派遣英军增援哈希姆部队。英军整装待发，这时法国也提出派遣穆斯林部队协助在汉志发动战役。

法国利用朝觐的时机，委派一支武装护送北非朝觐者前往麦加。这支护送队很快成为协助谢里夫部队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这给英军敲响了警钟。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给伦敦拍电，“极力反对”法国派兵，称“此举会从我军手中抢走谢里夫取胜后我军将获得的重大政治优势”。但事实上，法国只是想确保谢里夫的阿拉伯起义不对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造成威胁，对在阿拉伯半岛确立优势并无多大兴趣。他们派遣军官前往阿拉伯半岛是为监视英军的一举一动，确保法国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的利益不受侵害。[41]

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任务落在爱德华·布雷蒙上校的肩上。他会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在摩洛哥服役时功勋卓著。9月21日，布雷蒙上校率领一支兼有军事和民事官员的代表团和200名北非朝觐者抵达吉达。另一边，麦克马洪爵士派遣罗纳德·斯图尔斯护送埃及的朝觐团体前往汉志。这让斯图尔斯能有机会与布雷蒙上校和哈希姆部队的前线指挥官分别商讨军事战略。所有人都认为谢里夫部队仍旧过于弱小，无法与法赫里帕夏率领的奥斯曼正规军相抗衡。

如果无法在英军战俘营中成功召集到充足数量的阿拉伯士兵，则应退而求其次，选择调派来自殖民地的穆斯林士兵前去支援阿拉伯起义。英军为汉志战役招募埃及炮兵—在总体战的压力下，他们已顾不上此前对埃及民众所做的承诺。第一批250人的分队经由苏丹国前往汉志。截至12月，埃及战斗人员共计逾960人。[42]

虽然法军有大批北非（穆斯林）士兵，但派往汉志的部队从未在规模上胜过英军。英国战争办事处要求法军贡献出一支穆斯林炮兵连及尽可能多的军事专家，譬如机枪手、地雷工兵、通信兵（精通阿拉伯语尤佳）及医生等，法军尴尬地承认，他们的穆斯林士兵当中缺少这类技术人才。到1916年底，法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武装不超过12名军官（几乎全是法国人），不到100名步兵（几乎全是穆斯林），最高时是42名军官和983名士兵，其中许多人一直留在塞得港，从未踏上阿拉伯半岛半步。[43]

虽然这些来自殖民地的士兵为阿拉伯事业做出伟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奥斯曼军在大炮和机枪上的优势，但他们的数量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消解驻麦地那的奥斯曼士兵对麦加构成的威胁。1916年的整个秋天，奥斯曼军都在向哈希姆家族的沿海阵地步步逼近。

费塞尔及其部队原先驻扎在红海港市拉比格后方一处名为哈姆拉的山村。11月初，土耳其纵队逼迫他们撤离那里，奥斯曼军对哈希姆部队的威胁由此严峻起来。没有足够的穆斯林士兵在手，开罗与伦敦的英国军官再度权衡利弊，考虑是否应改派英国正规军增援谢里夫部队。英军内部反对派遣正规军，宣称如此一来，会使他们在红海沿岸地区没有足够兵力抵御法赫里帕夏的部队。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称，仅守住红海港城拉比格就需1.5万名英军士兵。驻埃及英军指挥官阿奇博尔德·穆雷中将认为，他一旦派兵支援谢里夫部队，便没有足够兵力守卫苏伊士运河。他决定向一位英军尉官征求意见，此人与费塞尔见过面，对拉比格与延布的情形非常了解。

在协助解救被困库特的查尔斯·汤申德将军的部队未果后，T. E.劳伦斯返回开罗，并在1916年10月第一次到访汉志。作为一名阿拉伯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他毛遂自荐，成为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图尔斯派往吉达的使团成员，从而有机会从拉比格经内陆与谢里夫侯赛因之子会面，并视察他们的阵地。开始，英军指挥官们并未将劳伦斯的情报作为军事战略参考，但他们重视他对当地的了解。劳伦斯到访位于拉比格哈姆拉的费赛尔营地后，他们才相信他能提供关键情报，帮助他们做出是否派出英军前往汉志的艰难抉择。

劳伦斯与阿拉伯起义的故事堪称经典，他为哈希姆阵地在1916年秋那绝望的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了独到的见证。在拉比格，他接洽了阿里与数位曾为奥斯曼军效力的阿拉伯军官—来自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埃及的阿齐兹·阿里·马斯里，以及叙利亚的法依兹·胡赛因（Faiz al-Ghusayn）—他们都在操练谢里夫的正规部队。劳伦斯骑着骆驼走了数天，终于抵达费塞尔在哈姆拉的营地。但是，他发现费塞尔灰心泄气，他的部队也萎靡不振。他们弹尽粮绝，资金也已枯竭。迄今为止，费塞尔部队收到的唯一增援力量就是埃及的炮兵连，但这些炮兵对“被派遣到沙漠深处打一场毫无必要又费时费力的战争感到深恶痛绝”。因此，劳伦斯得出结论称，外来士兵、穆斯林和欧洲人一样，都不适合参加汉志战役。[44]

当开罗官员问及他的意见时，劳伦斯反对派英国部队前往汉志。他警告称，英军派遣任何远征部队前往阿拉伯半岛，都会被视作对当地有殖民企图。“无论谢里夫批准与否，如果英军派往拉比格的部队强大到足以占据那里密集的树丛，并在当地安营扎寨，”他认为阿拉伯人“一定会得出结论称‘我们被骗了’，然后四散跑回他们的帐篷”。相反，劳伦斯建议向阿里与费塞尔提供他们所需的黄金，以使贝都因士兵能继续服役（“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一支部落民组成的部队留在战场长达5个月，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将英军的参与程度限制在提供空中支援与技术顾问上。英军指挥官觉得劳伦斯的这一观点—即阿拉伯人应自行发动阿拉伯起义—让英军非常省心，遂同意根据他的提议限制英军的参与程度。[45]

当劳伦斯于12月初返回阿拉伯半岛时，局势已大大恶化，就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当初的建议是否正确。土耳其军发动了一场奇袭，打了阿拉伯人一个猝不及防。据劳伦斯述称，贝都因士兵“成了一群逃难的乌合之众，在夜里一路纵马朝延布狂奔”。通往延布的道路在土耳其纵队到达之前被打通，费塞尔率领5000名士兵补上了贝都因士兵散逃造成的缺口。虽然他成功拖住土耳其军，但依旧无法守住阵地。土耳其人切断了费塞尔部队与南部拉比格地区阿里部队之间的联系。这两支阿拉伯部队彼此失联后，就都不是奥斯曼军的对手。一旦土耳其人收复红海沿岸地区，从谢里夫侯赛因手上收复麦加就再无障碍。[46]

费塞尔命其部队撤退到纳赫勒穆巴拉克（Nakhl Mubarak）的椰枣园之中。从该地骑骆驼去延布大约需6个小时，发布撤军命令时，劳伦斯也与费塞尔一道骑行骆驼。中途，费塞尔建议劳伦斯穿上阿拉伯服饰，这样阿拉伯士兵们便会将他视为“真正的领导者之一”，他也可以在营地里四处走动，不用担心他那套凌乱的英军制服在部落民当中“引起轰动”。费塞尔给劳伦斯穿上他一位阿姨送他的结婚盛装—当然他是想帮劳伦斯，但这身行头还是会让这位英国人在贝都因人之中引起轰动。费塞尔还给了他一把李—恩菲尔德步枪，正是几个月前杰马勒在大马士革赠他的那把加里波利战利品。劳伦斯当即就在枪托上烙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及日期：“T. E. L.，4-12-16”。随后，他离开费塞尔，骑行返回延布向上司求救。

回到延布后，劳伦斯拍电给驻红海的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警示称延布“危在旦夕”。威廉·博伊尔上尉承诺24小时内动员英军舰船离港。博伊尔雷厉风行，他组成了一支由5艘战船组成的强大船队，以保卫延布。不过，这些战船基本称不上是战列舰—据博伊尔述称，他自己的乘坐的“狐狸”号“几乎是海军上校指挥过的最慢最旧的战船”—但它们所装的火炮火力比土耳其野战炮兵要猛得多。

当英军在延布集结船只之际，土耳其人又一次进攻费塞尔部队得手。奥斯曼军的3个步兵营带着野战炮南下至纳赫勒穆巴拉克，贝都因士兵见势四下逃窜。埃及炮兵用英军为哈希姆部队提供的劣质大炮—据劳伦斯猜测，“英军觉得这些老旧破烂给阿拉伯野人足够了”—对敌展开了积极炮击。由于没有瞄准器，没有测距仪，也没有烈性炸药，阿拉伯炮兵只能靠大炮制造的噪音来唬住敌军。不过，奥斯曼军还真被巨响给镇住了，这给撤退的阿拉伯人不少勇气。最终，费塞尔以较低的死伤率从纳赫勒穆巴拉克成功撤军。他们撤回延布，将高地悉数还给奥斯曼军。劳伦斯回忆称：“我们的战争似乎已经进入尾声。”

延布的大街小巷里满是忙于修筑工事的阿拉伯士兵，他们在为最后一搏积极地做着准备。守军们用泥土筑起防御墙，以延缓奥斯曼军的推进，不过鲜有人指望这些土木工事能抵御敌军坚决的进攻。唯一真正能阻挠奥斯曼军攻占延布的是皇家海军。战船气势恢宏，船上的每门火炮都直指岸边，探照灯那冷森森的光束在夜晚的平原上交错纵横，仿佛在向进攻者发出警告。

12月11日，奥斯曼军抵达延布郊外。此时他们已是精疲力竭。虽然曾连番击败费塞尔部队，但在环境恶劣的阿拉伯高地上连续作战数周还是让他们付出代价。奥斯曼军因疾病折损不少战斗力，用作交通工具的牲口也因劳累过度和食不果腹变得虚弱不堪。地形恶劣，贝都因部落还不时扰乱奥斯曼军后方，切断他们的补给线。他们本可以继续追击阿拉伯人，但苦于无力对抗皇家海军。他们距麦地那基地几百公里之遥，倘若在延布遭受重大伤亡，便根本没有后方支援，只得被迫投降。“所以他们折返了，”劳伦斯记录道，“我相信土耳其人在那一晚输掉了战争。”[47]

奥斯曼军很快被迫从延布折返。英军飞机持续轰炸土耳其人在纳赫勒穆巴拉克的营地，为避免更大伤亡，他们开始将部队向麦地那附近撤离。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的部队虽不足以围攻麦地那，但却足以阻止敌军从城中调离。直到战争结束，法赫里帕夏一直滞留在麦地那。

哈希姆家族成员并未让部队直接进攻驻麦地那的奥斯曼守军，而是选择开展运动战。谢里夫部队指挥官与英法两国顾问通力合作，计划沿红海沿岸北上，占据港城沃季赫。此举既有皇家海军为阿拉伯部队从红海提供补给，又能为攻击汉志铁路提供助力，从而切断麦地那守军不堪一击的补给线。常规办法行不通的时候，使用游击部战术或可收得奇效。

看到奥斯曼军撤退，哈希姆家族成员夺得汉志的控制权，英国战争策划者如释重负。土耳其人未能取得这次至关重要的胜利，他们本可以凭借这场胜利，夺回奥斯曼帝国对麦加及汉志其他重镇的控制权，进而维持圣战的势头。英国不会派兵进入汉志，当地局势已经稳定，这对奥斯曼军来说本是额外的好消息。不但印度穆斯林的问题得到缓解，而且英军在1916年底根本已无多余的部队可供调配。他们于7月1日对索姆河的德军阵地发动了一场大型战役，一天之内死伤高达惊人的5.8万人，创下英军自一战以来单日伤亡之最。像凡尔登战役一样，索姆河战役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损耗战，数月以来迟迟未见分晓。截至1916年11月中旬，英军已死伤42万人，法军折损19.4万人，而德军在索姆河一役中的伤亡人数据估算更是高达46.5万至65万人。在西线遭受如此重创后，英军已不愿再调派其欧洲士兵前往中东战场作战。

虽然不会调遣本国军队赶赴汉志支援谢里夫侯赛因，但英国人很乐意为阿拉伯盟友提供物质援助。到1916年底，英国政府已向谢里夫侯赛因提供将近100万磅的黄金。与此同时，他们还提供一批飞机，由英国飞行员驾驶，负责监视敌军。同时也保证德军提供给奥斯曼军的飞机远离贝都因人，以防畏惧空袭的贝都因人受到惊吓。此外，英国与法国还共同派出所能齐集的全部穆斯林正规部队，另辅以一小批欧洲军官，为炸毁铁路等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笼罩在哈希姆家族上方的阴霾一经驱散，英法两国的战争策划者便开始把阿拉伯起义视作一战中一桩有利可图之事。早在1916年7月，英国战争委员会就已根据哈希姆家族成员在汉志的早期战绩，为其驻埃及的部队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委员会指示驻埃及的英军总指挥，穆雷将军，在跨西奈半岛北部的一片地区建立英军的控制区，范围从地中海的阿里什直至红海东部的小港亚喀巴。英国战争策划者声称，这些举措将“对叙利亚与汉志之间的通讯构成威胁，从而鼓励叙利亚阿拉伯人起事”，以支持阿拉伯起义。由此，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起义与英军在巴勒斯坦发动的战役连接在了一起，这种致命关联，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覆灭。[48]

[1] amirate这个词指麦加埃米尔的办公室.“埃米尔”（amir） 是国王或指挥官。麦加掌权的君主可被称作埃米尔或麦加大谢里夫。

[2] 阿卜杜拉的叙述记录在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112–113.另见Ronald Storrs, Orientations (London: Readers Union, 1939), 129–130；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8), 126–128. Antonius本人是一位热忱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对于阿拉伯起义的大部分叙述，基于哈希姆家族领导成员的访谈和他们私人文件的原件。

[3] Storrs, Orientations, 155–156.

[4] 译自贝鲁特报纸al-Ittihad al-`Uthmani [奥斯曼联盟]，1914年12月29日，引自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45页。

[5] 引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George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40页。Antonius 在The Arab Awakening 中的叙述，基于与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子阿卜杜拉和费塞尔的详细访谈 . C. Ernest dawn,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26.

[6] “法塔特”（Al-Fatat）及其在第一届阿拉伯代表大会上的作用，见第一章。

[7] 费塞尔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大马士革之使命，内容来自Dawn,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27–30；Antonius, Arab Awakening，150–159；Ali A.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57–158.

[9]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译文，reproduce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Record，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46–56.

[10] 麦克马洪寄往伦敦的信，引自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59.

[11] 关于法鲁奇的揭露，参见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3), 139–143；Antonius, Arab Awakening, 169；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London: Andre deutsch, 1989), 176–178；Schneer, Balfour Declaration, 60–63. 在1916年1月1日写给麦克马洪的信中，谢里夫侯赛因提到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奇的名字，很明显他已知晓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人士的变节，最有可能是麦克马洪的信使揭发的。

[12] 法国对大叙利亚地区的这些领土主张，载于法国驻俄国彼得格勒大使寄给俄国外交大臣的信中，时间为1915年3月1日/14日，reproduc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9.

[13] Fromkin, Peace to End All Peace, 188–193.

[14]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248.

[15] 《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文本，见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60–64.

[1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n.d.), 197–199.

[17] 图尔吉曼的朋友是耶稣撒冷的统治阶层出身: Hasan Khalidi和Omar Salih Barghouti，这两位都是奥斯曼军官，还有教师兼日记作者Khalil Sakakini. Salim Tamari, Year of the Locust: A Soldier’s Diary and the Erasure of Palestine’s Ottoman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91.

[18] Falih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橄榄山] (Paris: Turquoise, 2009), 29–30.该书于1932年首次以土耳其语出版，当时的书名是Zeytindağı.

[19] Eliezer Tauber, 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 (London: Frank Cass, 1993), 38.

[20] George Antonius在 Arab Awakening, 241页中称，30万人死于饥荒的这个数字“不容置疑” ，并提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35万。Linda Schatkowski Schilcher,“The Famine of 1915–1918 in Greater Syria,” in Problems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John Spagnolo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1992), 229–258页，其中作者根据德国领事馆的记录，提出死于饥荒及饥荒有关疾病的人数“截至1918年底，可能已高达50万人”。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对Seferberlik的公共记忆，参见Najwa al-Qattan,“Safarbarlik: Ottoman Syria and the Great War,” in From the Syrian Land to the States of Syria and Lebanon,ed. Thomas Philipp and Christoph Schumann (Beirut: Orient-Institut, 2004), 163–174.

[21] Q. B. Khuwayri, al-Rihla al-suriyya fi’l-harb al-`umumiyya 1916 [叙利亚的全面战争之旅，1916] (Cairo: al-Matba`a al-Yusufiyya, 1921), 34–35.

[22] 恩维尔的提议，及协约国为阻止救援物资通过协约国封锁线的所作所为，记录在Shakib Arslan, Sira Dhatiyya [自传] (Beirut: dar al-Tali`a, 1969), 225–236.

[23]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13；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75–76.

[24] Tamari, Year of the Locust, 130–132.

[25] 谢里夫侯赛因给恩维尔帕夏的电报及回电，见Sulayman Musa,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watha’iq wa asanid [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文件和记录] (Amman: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Arts, 1966), 52–53.杰马勒帕夏和谢里夫阿卜杜拉，两人关于谢里夫侯赛因和恩维尔帕夏之间交易的叙述存在分歧；参见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15，以及King Abdullah,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36–137.另见Tauber,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 80.

[26]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190.

[27]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73–79. 毫无疑问，同时代阿拉伯人对那些绞死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人仍抱有敬意。Dr Ahmad Qadri, Mudhakkirati `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我之阿拉伯起义回忆录] (Damascus: Ibn Zaydun, 1956), 55–56页。作者作为一名青年阿拉伯协会运动的叙利亚成员，曾因疑似进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两度被奥斯曼当局逮捕又释放，他在书中反复提及那些在贝鲁特被处以绞刑的人最后英雄般的遗言。

[28] 当年晚些时候，杰马勒帕夏出版了一本书，该书有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法语版本，用来为阿莱军事法庭的工作正名。书名为 La verite sur la question syrienne (Istanbul: Tanine, 1916), 其中提供了8个阿拉伯秘密组织的简介，使用了从法国驻贝鲁特和驻大马士革领事馆获得的文件，并列出了那些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之人的名字及罪行。George Antonius可能是从费塞尔本人口里听到他对处决的反应。Antonius在Arab Awakening 191页中写道，很难用译文体现阿拉伯语“Taba al- mawt, ya `Arab”的力量，原句的意思“大致是呼吁全体阿拉伯人拿起武器,不惜生命让处决血债血偿”。

[29] 杰马勒帕夏公开后悔没能逮捕费塞尔、他的兄弟及其父谢里夫侯赛因；参见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20–222.

[30] 步枪由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关于步枪的历史，参见 Haluk Oral, Gallipoli 1915 Through Turkish Eyes (Istanbul: Bahcesehir University Press, 2012), 233–236.

[31]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23. 劳伦斯在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 Co., 1936) 93页当中，指控法赫里帕夏参与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Christophe Leclerc在Avec T. E. Lawrence en Arabie: La mission militaire francaise au Hedjaz, 1916–1920 (Paris: L’Harmattan, 1998) 28页中，将法赫里与1909年发生在阿达纳和泽伊顿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相联系。

[32] King Abdullah,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38.

[33] 土耳其历史学家 Haluk Oral在Gallipoli 1915, 236页中声称，谢里夫侯赛因用杰马勒帕夏给费塞尔的加里波利战利品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但帝国战争博物馆并没有提及此事.

[34] Abdullah,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43.

[35] Abdullah，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44–146.

[36] Abdullah关于塔伊夫之围的叙述，见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143–153.

[37] Turjman, Year of the Locust, 155–156.

[38] Muhammad Ali al-Ajluni, Dhikrayat `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回忆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Amman: Dar al-Karmil, 2002), 22–25页；关于阿拉伯起义的通告和相关利弊的辩论，参见27–28页。阿杰卢尼来自阿杰隆（Ajlun），该地区是奥斯曼帝国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但今在约旦北部。

[39] 关于印度的反应，参见James Barr的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41–42.

[40] 关于为哈希姆家族战争征募阿拉伯奥斯曼军官的情况，参见 Tauber, 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102–117.贾法尔·阿斯克里在西部大沙漠被捕之事，见第十章；他投身哈希姆家族事业见其回忆录，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08–112. 阿里·乔达特在纳西里耶被捕见第九章，他被拘禁于巴士拉一事见第十章；关于其从战俘营征召士兵的描述，见Ali Jawdat, Dhikrayati, 1900–1958 [回忆录，1900–1958] (Beirut: al-Wafa’, 1967), 37–40.

[41] 麦克马洪 1916年9月13日的电报，eproduced in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56. 关于法国对保护《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担忧，参见Leclerc, Avec T. E. Lawrence en Arabie，19. 关于布雷蒙的任务，另见 Robin Bidwell ,“The Brémond Mission in the Hijaz, 1916–17: A Study in Inter-allied Co-operation,” in Arabian and Islamic Studies, ed. Robin Bidwell和Rex Smith (London: Longman, 1983): 182–195.

[42] Bidwell,“Brémond Mission,” 186.

[43] Edouard Brémond, 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 Payot, 1931), 61–64, 106–107.

[44] Lawrence, Seven Pillars, 92.

[45] 劳伦斯1916年11月18日的报告，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77–78. 另见Anderson对劳伦斯报告的分析，in Lawrence in Arabia, 223–226.

[46] 劳伦斯对1916 年12月事件的描述，见Seven Pillars, 119–135.

[47] Lawrence, Seven Pillars, 130.

[48] 1916年7月6日战争委员会在会议上的任命，reproduced in George McMunn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230–232.

第十二章
失势：巴格达、西奈半岛与耶路撒冷的陷落

随着阿拉伯起义在汉志爆发，交战双方的战争策划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叙利亚地区。协约国试图让阿拉伯起义在叙利亚地区（包含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与约旦）蔓延开来，为哈希姆家族的运动造势，迫使奥斯曼军在险恶地形中作战。另一边，同盟国对其在叙利亚的阵地充满信心。除了1915年2月第一次攻打苏伊士运河，之后奥斯曼第四军团便再未投入过其他战役，因此正处于满编状态。奥斯曼政府相信，他们在叙利亚的力量足以遏止哈希姆家族在汉志的起义。况且，英军沿苏伊士运河一带的通讯线路仍然薄弱，难免遭到土耳其人从西奈半岛发起的攻击。

尽管杰马勒帕夏第一次攻打苏伊士运河以失败告终，奥斯曼军仍然掌握着几乎整个西奈半岛。西奈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英军已占领了埃及，但英国战时内阁不愿为提防土耳其人而抽调兵力收复和保卫几乎渺无人烟的西奈大沙漠。英军的当务之急是保证尼罗河谷的稳定，并确保兵员与物资能顺利通过苏伊士运河。驻埃及的英军将运河西岸视为防御前线，西奈的其余地区则任由奥斯曼军行动。

到1916年初，奥斯曼军已将西奈变成他们对苏伊士运河一带的英军长期作战的跳板。第四军团指挥官杰马勒帕夏与其德国顾问紧密合作，巩固奥斯曼军阵地。他将铁路线由南端加沙东南的内陆集市小镇贝尔谢巴延伸至埃及在奥雅（al-Auja）的边境，深入西奈半岛。杰马勒帕夏在西奈中心地带建立了基地网络，基地之间有道路相连，还有水井能够保障人畜饮水。铁路能够将兵员与物资快速运抵该地区，另外还有一支精锐的沙漠部队，在德国指挥官的带领下负责巡视西奈半岛。

杰马勒不再奢望将英军彻底从埃及逐出。相反地，他计划向前推进，直到苏伊士运河进入他部队的火力范围。奥斯曼军能够在离河岸5英里处的阵地炮击运河内的船只，阻断该重要航道，以达到不派士兵直面挖壕固守的英国守军就能扰乱他们联络的目的。恩维尔帕夏于1916年2月前来视察巴勒斯坦边境，他批准了杰马勒的这一战略，并承诺给予支援。

战争大臣信守诺言。返回伊斯坦布尔后，恩维尔便调派久经沙场的奥斯曼第三步兵师从加里波利赶赴巴勒斯坦，还从同盟国盟友那里取得了物资补给。1916年4月，德国派遣一批飞机支援奥斯曼军在贝尔谢巴的总部。包括已在西线大显神威的鲁姆普勒与福克单翼机，这批高精尖武器为土耳其人赢得西奈的制空权。同月晚些时候，奥地利人派遣两支野战炮兵连前往西奈前线，其带来的15厘米口径榴弹炮足以使奥斯曼军在火力上挑战英军。凭借这些最前沿的军事装备，杰马勒开始认真计划对苏伊士运河发动第二次进攻。[1]

与此同时，英军也益发关切土耳其人对运河区造成的威胁。1916年2月，时任埃及远征军指挥官的阿奇博尔德·穆雷爵士（中将）提出，在西奈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绿洲及交叉路实施“积极防御”方案。穆雷的计划需要英军占领运河以东约30英里处的卡蒂亚绿洲 （Qatiya）。该绿洲是咸水网的一部分，在几乎毫无水源的西奈荒地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军一旦占领卡蒂亚绿洲，穆雷便提议沿地中海沿岸向阿里什方向推进，占据从阿里什到贝尔谢巴南部库赛马（al-Kussaima）的内陆地带。穆雷很有说服力地宣称，相比起全长90英里的运河，英军守住从阿里什到库赛马这45英里所需的人力物力要少得多。[2]

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将军也意识到抢占西奈绿洲是明智之举。但由于英国在西线遭受重大挫败，在库特又遭围困，他不愿再往西奈或巴勒斯坦地区派遣更多的士兵，而是安全调度埃及的已有驻军。1916年2月27日，罗伯森授权占领卡蒂亚及其周边绿洲，但暂缓向阿里什推进。

1916年3月，英军开始将标准轨距的铁路从运河小镇坎塔拉向东增修至卡蒂亚。英军还在铁路旁铺设了一条管道，以提供充足的水源。1.3万名短期聘用的埃及劳工团成员在沙漠无情的炙烤之下不辞辛劳地铺设铁轨和管道。劳工沿着沙漠商队的路线以每周4英里的速度修建，终在4月底修至卡蒂亚周边地区。

奥斯曼军迅速采取行动扰乱英军施工。土耳其沙漠部队的德国指挥官冯·克雷森施泰因率领3500名士兵，对守卫铁路站点的英军勇敢地发起攻击。4月23日黎明时分，奥斯曼军席卷英军位于卡迪亚周边绿洲的阵地。他们以清晨的浓雾作掩护向英军发动突袭，后者毫无防备。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整个英国骑兵团几乎全部投降。根据英国官方记载，仅有一名英国军官和80名士兵成功逃过一劫（一个骑兵团一般由约25名军官和525名士兵组成）。而另一边，冯·克雷森施泰因的部队则毫发无损地撤出了卡蒂亚。此次进攻并未能长时间地扰乱铁路的修建工程，但土耳其人成功给英军制造了麻烦，正如杰马勒帕夏所记载的，此次行动“极大提升了我军的士气”。[3]

奥斯曼军在卡蒂亚取胜后，英军改用澳新骑兵师作为先锋部队，带领其余部队朝西奈北部推进。澳新骑兵师由新西兰骑兵旅及澳大利亚轻骑兵团的部分力量组成，其中既有经历过加里波利战役的老兵，也有补充的“新血”。在机械交通工具无法通行的沙漠里，骑兵部队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英军被逼无奈才将他们骑兵部队的部分马匹用骆驼代替，方便在该地区广阔的沙漠中追逐奥斯曼军。西奈战役也因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对比，既有20世纪的空中力量和19世纪的骑兵战术，也有贝都因式的骆驼战。[4]

1916年整个夏季，英军都在顶着烈日持续铺建铁轨和管道。劳工、部队和马匹都暴露在通常能达5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饮水困难，还有苍蝇成群袭扰人畜。他们安心地认为奥斯曼军在这炎炎夏季不大可能再次发动进攻。不过，骑兵部队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深入沙漠巡逻，确保在卡蒂亚蒙受的耻辱不会再度上演。

此前，奥斯曼军早已策划对苏伊士运河发动第二次攻击，但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现在他们及其德国盟友终于按捺不住。因寄希望于谢里夫侯赛因能贡献出一支汉志志愿部队，杰马勒已经推迟了第二次西奈战役。然而，1916年6月爆发的阿拉伯起义不但让志愿部队的希望化成泡影，还在阿拉伯各行省形成一条新的敌对战线。杰马勒认为，在西奈半岛将英军击溃便能消除哈希姆家族起义在阿拉伯各行省的号召力。因此，他批准冯·克雷森施泰因上校在炎热的夏季，英军最无防备之时，对运河区发动延误已久的第二次进攻。

8月3日清晨，土耳其人对罗马尼（卡蒂亚附近）的一处英军阵地发动了进攻。克雷森施泰因手下仅有1.6万名士兵，比英军预计的要少。这些士兵凭借惊人的耐力，成功将大炮从沙漠的另一端运来，用猛烈的火力弥补他们人数上的劣势。为了让英军猝不及防，冯·克雷森施泰因算准时机，趁敌军一支轻骑巡逻队返回基地时，几乎一路尾随其后到达英军的基地。虽然澳大利亚人最终察觉，却不敌后者的火力优势，被迫撤退，将战略高地在日出之前拱手让出。

奥斯曼军的这次进攻惊动了英军，他们向罗马尼派出大批增援部队，以击退土耳其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士兵的水源和弹药逐渐耗尽，几百人因此被迫投降。尽管如此，冯·克雷森施泰因还是奇迹般地让他的大部分兵力和重炮成功撤离这场大势已去的战斗。当时精疲力竭的士兵火速撤退，而澳新骑兵在后面穷追不舍。英军指挥官决意追上并消灭冯·克雷森施泰因的远征部队，他们甚至派出了空中力量，以引导地面部队追赶奥斯曼军。然而，奥斯曼军成功抵挡住英军在比尔阿卜德（Bir al-Abd）水井处对他们发动的最后一击，安全撤至仍在土耳其人手中的阿里什。

罗马尼一战，奥斯曼军彻底战败。他们损失了约1500名士兵，另有4000人被俘，而英军仅阵亡200人，受伤900人。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认为罗马尼一战他们未竟全功。英军指挥官认为，冯·克雷森施泰因受挫后，本有机会将其部队一举歼灭，但最终还是让他的主力成功逃脱，这是严重的失败。罗马尼之战是奥斯曼军对驻埃及英军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此时土耳其人在其巴勒斯坦边境的兵力和火力仍未受到影响。[5]

英军于1916年夏天在西奈半岛往前推进的同时，汉志也掀起了阿拉伯起义。值得提醒的是，前两个月里起义非常成功，哈希姆家族的部队在麦加、塔伊夫、吉达、拉比格和延布都击败当地的奥斯曼军。正因如此，伦敦的战争委员会开始觉得有必要将西奈战役与阿拉伯起义相配合，从而撼动奥斯曼军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阵地。1916年2月，帝国总参谋长只授权英军在卡蒂亚采取有限行动，以保卫苏伊士运河。但当到了1916年7月，战争委员会命令穆雷的远征部队占领从阿里什到红海港市亚喀巴一带，“因为若在这些地方有一支部队，便能直接威胁土耳其人在叙利亚与汉志之间的联络，从而为叙利亚阿拉伯人带去信心”，以便他们对奥斯曼军发动起义。[6]

穆雷中将率领部队沿西奈的在建铁路和管道井然有序地往前推进。到1916年12月，铁路已修至距阿里什40英里以内的马扎尔井（Mazar）。英军将所有的必备物资储存在铁路终点站，并征集了足够的骆驼，为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奋勇作战的兵员运送食物、饮水和弹药。

阿里什的形势引起奥斯曼指挥官的担忧。他们的空中侦察时刻关注着英军的铁路工事，察觉到英军正在集结部队与囤积补给。另外，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西奈沿岸地带的驻军就在附近英军战舰的攻击范围之内。面对英国海军的火力，加上4个师的步兵，1600名奥斯曼守军根本无法守住阵地。因此，在英军发起进攻前夕，奥斯曼军撤出阿里什，转移至他们在巴勒斯坦边境的阵地，那里的防御更完善，能更好地抵御英军的进攻。英国皇家飞行军报告称土耳其人已撤离前线，于是，英军在12月21日轻松占领阿里什这座战略重镇。

然而，英军在阿里什远非高枕无忧。空中侦察发现，阿里什山谷的麦格德哈巴村（Magdhaba）有防御完备的奥斯曼军阵地。只要土耳其人仍在麦格德哈巴，他们就会对英军的大后方造成威胁。12月23日，澳新骑兵与帝国骆驼旅被派往麦格德哈巴驱赶敌军。由于阿里什与麦格德哈巴之间没有水源，骑兵必须分秒必争，赶在日落之前占领村落，否则他们与坐骑都会扛不住烈日的炙烤，被迫退回阿里什补充水分。眼看过了下午一点，身为指挥官的澳大利亚将军哈里·肖维尔爵士焦急难耐。正当他想取消这次行动时，一支骑兵和骆驼队冲出了奥斯曼阵线。[7]

一位隶属骆驼骑兵团的士兵回忆道：“出乎我们的意料，有几个土耳其人从他们的战壕里跳出来跟我们握手。 ”双方此前曾在达达尼尔之战中有过一面之缘，这次重逢显得有些微妙。“放那儿吧，老朋友，”一位澳大利亚二等兵对一名戴着加里波利战役勋章的土耳其战俘说，“我也去过那里，那地儿真不是人待的，我对你表示同情。”接着，这位澳大利亚人把土耳其人的勋章别在自己的胸前，借土耳其人的火点了支烟，就出发往另一个奥斯曼军阵地去了。英军占领阿里什山谷，将近1300名奥斯曼士兵投降。[8]

1917年1月9日，英军占领奥斯曼—埃及边境上的拉法赫，完成了对西奈半岛的再次征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澳新骑兵师将各条奥斯曼战壕团团围住，逼迫战壕里的敌军士兵投降。撤离拉法赫后，奥斯曼军便放弃了他们攻打埃及的抱负，转而守卫巴勒斯坦阵地。[9]

至此，埃及远征军的终极目标依旧不甚明朗。战争期间，英国内阁爆发危机，1916年12月，大卫·劳合·乔治出任英国首相。他与前一任首相H. H. 阿斯奎斯同属自由党，也同样与保守党人士组成联合政府。劳合·乔治希望能打一场电光石火般的决定性胜仗，令英国政府与民众都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他宣称应积极进攻驻巴勒斯坦地区的奥斯曼军，认为英军若能占领耶路撒冷，英国公众便会犹如久旱逢甘霖，从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的惨痛损失而导致的低迷中复苏。然而，劳合·乔治手下那些对西线战况更有把握的将军，不愿派更多部队去往西线以外他们不熟悉情况的地方作战。将军们认为，埃及远征军的当务之急只是保卫埃及。最终军方赢得了争论。就在埃及远征军于拉法赫取得胜利两天后，战时内阁命令穆雷将军将对巴勒斯坦的进攻推迟到1917年秋，并调派一个师的兵力赶赴法国。

被赶出西奈半岛后，奥斯曼军建起了一条从加沙沿海地带一直到贝尔谢巴的内陆防御阵线。1917年1月至3月，奥斯曼军陆续派遣后援力量巩固这条阵线，以确保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安全。一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骑兵队与色雷斯的步兵师加入杰马勒的部队守卫巴勒斯坦，防止英军未来的进攻。[10]

1917年初，正当埃及远征军在巴勒斯坦边境裹足不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在底格里斯河流域继续发动进攻。按原计划谨慎推进，开始旨在拖垮奥斯曼第六军团的这场军事行动，最终却成为英军在中东获得的首场重大胜利—征服巴格达。

当被困库特的查尔斯·汤申德少将及其部队于1916年4月投降时，此前解围的车轮战已让交战双方都疲惫不堪。英军的营救努力最终落空，至此既无兵力，也无理由在底格里斯河流域对奥斯曼军继续发起攻击。另一边，土耳其人自己也精疲力竭，无法乘势进攻大为削弱的英军。因此双方各自巩固阵地、治疗伤病员，沉寂了一段时间。他们的上司则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阵线，忙于处理更严重的威胁。

奥斯曼军在库特大获全胜后，随即面临俄军进攻巴格达的险境。1916年5月初，驻波斯的俄军总指挥—尼古莱·巴拉托夫将军占领边境小镇席林堡，对土耳其军在仅距离巴格达100英里远的卡纳金（Khaniqin）阵地构成威胁。此前，哈利勒帕夏凭借在库特立下的功勋，成为奥斯曼第六军团指挥官。受到俄军威胁，他从底格里斯河调派兵力巩固卡纳金的防线，围困库特的奥斯曼军数量因此降至1.2万人。

英国人令哈利勒省了不少心。库特陷落后，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将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策略定为“以防御为主”，他还告知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占领库特或巴格达不是我们寻求的重点。”他建议英军“步步为营，占据稳妥的战略要地”，以此减轻库特陷落对英军名誉上的打击，并牵制住奥斯曼军在底格里斯河的力量，防止他们调遣部队去对付俄军在巴格达的威胁。不过，罗伯森并不打算对底格里斯河的奥斯曼军阵地发动攻击。[11]

随着英军转攻为守，哈利勒于1916年6月1日命部队倾巢出动，成功在卡纳金遏止巴拉托夫率领的俄国部队，迫使其撤退，并转而攻占波斯城镇克尔曼沙赫（7月1日）与哈姆丹（8月10日）。奥斯曼军涌入波斯对英俄两军造成困扰，但这样一来，哈利勒帕夏便无足够的兵力守卫巴格达，反令巴格达陷入危机。奥斯曼军一直没有弥补这个失误。随着英援军陆续从印度和埃及赶到美索不达米亚，面对其威胁的哈利勒将陷入苦战。

8月，斯坦利·莫德爵士（少将）接任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一职。他曾在法国负伤，加里波利战役后期，他是最后一批撤离苏弗拉湾的英军成员。莫德骁勇善战，他决意要向奥斯曼军的底格里斯河阵线发起进攻。经过1916年夏秋两季，他在美索不达米亚成功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部队。新成立的两支步兵师使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的战斗人数升至16万人，其中5万人被派往底格里斯河前线，其余分散在巴士拉的英军阵地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莫德的部队不断扩张，而哈利勒的部队却在缩水。疾病、逃兵，以及与英军的日常交火导致的战斗减员，使奥斯曼第六军团的规模锐减。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缺乏增援部队。莫德的情报显示，库特周围的奥斯曼军不到2万人，但事实上他们的数量比这少得多—也许只有1.05万人。[12]

1916年秋，英军位于底格里斯河谢赫萨义德的前进基地十分繁忙。新的河船令英军每日能满载700吨以上的物资运往底格里斯河的河源地带。为加快向库特附近地区的英军阵线输送补给物资，他们建起一条从谢赫萨义德至哈伊河（Shatt al-Hayy）的轻轨铁路（隧道将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库特与幼发拉底河的纳西里耶相连）。该铁路线不在奥斯曼军的干扰范围之内，1916年9月开始投入使用，1917年初便已修至哈伊河岸边。莫德还安排了几百辆福特货车，以确保将铁路终端的补给与弹药更好地运至前线。这些货车非常管用，即使在雨后泥泞的道路上也畅通无阻。

虽然有这些优势，但伦敦的战争委员会仍然慎之又慎。帝国总参谋长罗伯森将军相信，考虑到英军在波斯湾的补给线和通讯线蔓延数十英里，占领巴格达并非易事，要守住它更是难上加难。加上他对占领巴格达不屑一顾，认为这“对推动战事并无多大作用”。直到1916年9月，罗伯森在给莫德的命令中都排除进攻的可能，但莫德一直把自己的作战计划藏在心里。到了11月，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终于获得许可，对哈伊河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进攻。但他拒绝给出具体的进攻日期，甚至连他自己的参谋和部下都被蒙在鼓里。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等太久。

12月10日，莫德将军给他在印度和伦敦的上司拍电，声称部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即将对哈伊河的奥斯曼军阵地发动进攻。如果说战争委员会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惊讶，那么莫德急于发动进攻的理由就更让他们大跌眼镜。原来，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相当迷信。他认为13是他的幸运数字，所以决定在12月13日，以第十三师作为先头部队，对奥斯曼军发动进攻。[13]

12月13日，在战火蹂躏的库特，英军发动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战役最先由英国炮兵打响，在20英里的战线上持续了两个多月。期间，虽然英军的火力优势给对手造成了一定损伤，但面对固若金汤的土耳其军阵地，莫德的进攻部队仍然伤亡惨重。土耳其人严守阵地，顽强地发动反攻。1917年2月中旬，他们对桑奈亚特战壕的全线进攻令英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

2月23日，英军成功占领一座横跨底格里斯河的桥头，库特之战由此迎来了高潮。为分散守军注意力，莫德下令对桑奈亚特战壕及库特周围地区发动进攻。就在这里的奥斯曼军集中兵力、试图击退英军时，莫德趁其不备，出动先头部队占据了距库特上游5英里的舒姆兰班德（Shumran Bend）的一处桥头。当地为数不多的土耳其守军顽强抵抗，但他们距英军炮火太近，很快便被征服。当奥斯曼军指挥官意识到大事不妙时，他们已无法派遣足够的兵力阻止英军渡过浮桥。

随着英国骑兵、步兵和炮兵争先恐后地过河，奥斯曼军明白他们已无力回天。眼看即将被困，哈利勒帕夏下令，在底格里斯河左岸的20英里阵地上立刻全线撤离。奥斯曼军能撤退成功，主要在于指挥得当。部队的主力携带枪支和尽可能多的补给物资撤退，一支队伍负责断后，直到主力部队全部通过再尾随其后，以确保后方不会有敌军来袭。据一位名叫阿诺德·威尔逊的英属印度政治专员估计，撤逃的奥斯曼军纵队不超过6200人，而追赶他们的英国步兵和骑兵则多达4.6万余名。[14]

随着英印军占领底格里斯河左岸，英国皇家海军的W. 纳恩上校于2月24日指挥其武装战舰行驶至上游的库特阿马拉，并在当地停靠过夜。次日早晨，他命一队人马上岸查看，发现敌军早已弃城而逃。于是，他们便在当地升起了英国国旗。虽然对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来说,这座城镇的战略意义不比底格里斯河湾的其他城镇更为重大，对莫德及其部队却有其象征意义。英国国旗在库特阿马拉上空再度飘扬，这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0个月前汤申德在此投降带给英军的挫败。然而，库特百姓经历了围城，在汤申德投降后又遭受奥斯曼军对他们的报复，每次的改旗换帜对他们而言都是灾难降临的标志。看着英军再次来到，他们对未来忐忑不安。

撤退的奥斯曼军虽然成功甩掉英国步兵与骑兵，还是难逃皇家海军的攻击。纳恩上校的5艘战船从数百英里外的入海口逆流而上，试图制服哈利勒率领的第八军。他们在底格里斯河一急弯处遭遇了负责断后的奥斯曼军，距岸边数英里便遭到岸上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击，又在近距离遭遇机枪扫射。每一艘战船都被正面击中，船上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仍然成功甩开敌军后卫部队，继续追赶奥斯曼军主力。

在底格里斯河一延伸处，纳恩的船队赶上了正沿河撤退的哈利勒部队。英国战船火力全开，给疲惫不堪、士气萎靡的土耳其士兵造成了巨大灾难。一名协约国飞行员正巧飞经此地，他称当时的景象“出奇地惨。路上四散着死去的士兵和骡子，还有被丢弃的枪支、马车与补给品。许多马车上都挂着白旗，人畜精疲力竭，饥肠辘辘地俯躺在地上。很少有人能在如狼似虎的阿拉伯部落眼皮底下幸免于难。目睹这一切的我心情沉重地离开”。[15]

到日落时分，英国海军摧毁或缴获所有撤退中的土耳其河船，其中包括几艘英军此前被奥斯曼军收缴的汽船。土耳其人的“巴士拉”号医疗船升起白旗，并将几百名重伤的土耳其俘虏和数名英国人交由英军治疗。这晚，纳恩在距岸上英军部队最近的数英里处抛锚停船，让部下有时间处理同伴的尸体，救治伤员，修补破损的船只。[16]

历经两个半月的战斗，莫德将军终于摧毁哈利勒的防守，突破看似坚不可摧的土耳其军阵线，俘获7500名土耳其士兵，令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奥斯曼军4个师兵力锐减至5000人以下，而莫德自己的部队仍几乎满编。他的战船控制了底格里斯河，飞机也取得制空权。莫德知道奥斯曼军无力抵挡英军进攻巴格达，但伦敦的指示禁止向巴格达挺进。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只能向伦敦汇报，请求下达新命令。

身处伦敦的指挥官们对此捷报表示欢迎，但他们在如何充分利用莫德取得的胜利上产生了分歧。库特投降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英军，使其在美索不达米亚不敢有太大的抱负。此外，帝国总参谋长也不愿冒任何风险，他承认莫德的部队有能力征服巴格达，但对其是否能守住巴格达心怀疑惑。他害怕奥斯曼军会带着强有力的增援部队卷土重来，切断英军与外界的联系，又形成包围。由于英军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再无多余兵力，又害怕再一次败在苏丹—哈里发的“圣战者”手下，会对英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罗伯森将军仅授权莫德“在巴格达行省展现英军威势”。虽然他在2月28日指示莫德“向巴格达方向对敌军施加压力”，在恰当的时机甚至可用骑兵“突袭”巴格达。但仍警告称，“若之后无论因为何种理由被迫撤出巴格达”，都可能会与其他任何一次此类撤退行动一样，造成“适得其反的政治后果”。[17]

在接下来的电报往来中，驻印度的总指挥官—查尔斯·蒙罗将军非常热切地想趁土耳其人混乱之际，快速占领巴格达。如此一来，土耳其人就少了一个能够威胁英国在巴士拉和波斯利益的战略集结点，也能让英国在东方伊斯兰世界的威望迅速提升。莫德也积极劝说罗伯森，占领巴格达意味着英军在伊拉克拥有了军事据点，并列举了随之而来的种种好处。且战争委员会考虑到，俄国准备在开春后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摩苏尔、萨迈拉和巴格达地区发动攻击。一位英国军官称，若被俄国抢先占领巴格达，“《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就会变成一纸空文”。[18]

上述理由令罗伯森将军修改了对莫德的命令。在3月3日下达的指令中，罗伯森承认“占领巴格达的可行性可能要大于”他之前的估算。他并未直接命令莫德攻占巴格达，但同意让莫德自己做最后的决断，同时再一次强调他的顾虑：“简而言之，我军的目标应是从你近期的胜利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优势，同时避免出现之前的交通问题，或者在占领巴格达后又被迫撤军。”

收到命令后，莫德命军队稍作停顿以调整行军秩序，随后继续往河上游的巴格达推进。3月6日，他们抵达了萨尔曼帕克。1915年底时，汤申德曾在这里被迫撤军。但这一次，英军并未遭到任何抵抗。他们被古老的泰西封宫所折服。它绵延数英里，至今仍是最引人瞩目的地标性建筑。他们还检查了奥斯曼军为保卫巴格达，精心修筑、四通八达的战壕。但现在它被遗弃，土耳其指挥官决定将他们的防御力量集中在迪亚拉河。这条河是底格里斯河在巴格达的下游支流，土耳其军在那里的防守之严密令英军甚感惊讶。莫德的纵队在迪亚拉河被阻滞了整整三天，双方都伤亡惨重。尽管如此，迪亚拉的奥斯曼军撑不了多久。面对莫德部队的兵力和火力优势，哈利勒明白巴格达即将沦陷。

城内，平民和军官们尽一切努力，维持秩序准备疏散。之前曾与库特英国战俘交谈的那个男孩，塔利布·穆什塔克，不敢相信土耳其人竟然要弃巴格达于不顾，任由外来入侵者占领这座城市。在撤离的前夕，穆斯塔克和他的兄弟被叫到副总督的办公室。副总督与穆斯塔克一家素有来往，他的“脸上写满了苦楚”，命警察护送这两个小男孩去往巴古拜，与他们在那里做公务员的父亲汇合。副总督解释道：“我们现在要从巴格达疏散，土耳其军正在从各条战线上撤离，英国部队很可能明后天就要入城了。”这位十几岁的爱国小青年不信他说的话：“我们怎么能撤离巴格达？我们怎么能让英国人践踏这片神圣的家园？”但副总督的态度非常强硬，两个孩子就这样被带离学校，由人一路护送至巴古拜，他们的父母正焦急万分地盼着孩子的到来。[19]

生活一如往常的错觉很快就被打破。3月11日深夜，奥斯曼军与德军开始捣毁巴格达的军事设施。德国工程师切断了固定无线天线杆的钢缆，柱子轰然倒地。起重机、吊臂和水箱也被炸毁，巨响撼动了整座城市。主要的政府办公室被逐一破坏，横跨底格里斯河的浮桥也被付之一炬。美国驻巴格达领事—奥斯卡·海泽从他的屋顶上亲眼看见，奥斯曼军如何有条不紊地摧毁巴格达。当局撤出后，城内开始乱作一团。“市集立刻遭到底层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劫掠。”海泽在他的领事日志中记载道。[20]

到了早晨，抢劫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以至于海泽领事跨上马背，在一队武装随从的陪同下前去寻找英军的先头部队。9时30分，海泽一行遇到一队由英国少校率领的印度长矛轻骑兵，两路人马结伴进入城中心。据海泽记载，巴格达城中街道挤满了人，“许多刚刚还在打家劫舍的家伙，此刻却像良民一般，夹道欢迎进城部队”。长矛轻骑兵抵达巴格达的主要集市，发现男女老少都在争抢货架上的最后一点物品。打劫者还卸了许多房屋的窗户和门，卷走屋内的木制品。英国少校拿起左轮手枪朝天开了数枪，打劫者四下逃窜，被印度兵抓住就是一顿暴打。现在，这些印度兵成了巴格达的新主人。

莫德将军一直等到先头部队控制住巴格达后，才于当天下午低调入城。早先一些兴奋的士兵在城堡上空扬起的英国国旗，在莫德进城后被降下来，改挂到土耳其兵营的钟楼上。然而，没有英国政府的批准，英军便不能正式宣布占领巴格达。伦敦方面，英国内阁命令马克·赛克斯爵士—基奇纳勋爵的中东顾问，《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起草人之一—以莫德的名义起草一份正式宣言。印度政治专员阿诺德·威尔逊尖刻地称，这份文件“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赛克斯的）东方情结”。[21]

宣言开篇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向巴格达百姓保证，“我军不是来征服，而是来解放你们的城市和土地”，

自从13世纪蒙古征服者旭烈兀入侵巴格达以来，你们的城市和你们的土地就一直处在外来者的暴政之下。宫殿被毁，花园荒芜，你们的先人和你们都遍体鳞伤，哀鸿遍野。你们的子孙被卷入毫无缘由的战争之中，你们的财富被毫不讲理的人们掳走后在别处肆意挥霍。[22]

虽然莫德的这份宣言以英阿双语印发，并在巴格达城中免费发放，但伊拉克人还是认为英军和之前一长串的外来入侵者一样，将要对他们施以暴政。据塔利布·穆什塔克回忆称：“莫德将军进入巴格达后宣称自己不是来征服，而是来解放和拯救巴格达。多么无耻的谎言和欺骗啊，巴格达和伊拉克人民都亲眼看见英国人是怎么把伊拉克人当作奴隶和俘虏的。自由从何而来？拯救又从何说起？”[23]

不过，这些对英国战争委员会来说都是小事。在奥斯曼帝国战线上接连遭受巨大失败的英军，这次终于获得重大胜利。对整体战事而言，巴格达或许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但英军急需一场胜利，巴格达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一千零一夜》之都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褒奖。而对另一阵营的奥斯曼军来说，巴格达陷落意味着重大逆转。这座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的古都是柏林—巴格达铁路的终点站，奥斯曼军原本计划把这里当作跳板，以实现其战后在波斯湾地区的抱负。丢掉巴格达，包括埃尔祖鲁姆与黑海港城特拉布宗在内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又被俄军攻占，加上哈希姆家族占领麦加和吉达，最近在西奈也受挫，奥斯曼军再一次被迫全线撤退。

受英军在巴格达获胜的鼓舞，英国战争委员会开始重新调整在埃及的战略。埃及远征军自1917年1月占领西奈的边境小镇拉法赫，就一直遵守军令，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推迟到秋天再进行。但现在，协约国的战争策划者们已然重新考虑整体作战计划。1917年2月26日，英法两国多位将军在英吉利海峡旁的加来会面，共同审议大战的全球战略。为重获主动权，协约国决定协调一致，开春后同时在西线、马其顿与美索不达米亚等多条战线对同盟国发起进攻。随着3月11日莫德占领巴格达，埃及远征军的出场时机已经成熟。

1917年4月2日，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阵营，这让协约国备受鼓舞。让美国这头猛虎下山实属不易。毕竟，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就是靠“他让我们远离战争”这条标语成功连任美国总统。然而，德国潜艇大肆攻击大西洋船运（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客轮满载乘客从爱尔兰出发，中途被击沉，造成船上包括128名美国乘客在内的1201人死亡），美国还发现德国向墨西哥主动表示，一旦美国参战，德国便与墨西哥结盟。这些事件足以让美国站到协约国一边。虽然1917年的美国仍非军事大国，和平年代的美军仅不到10万人，但它拥有强大的工业基地和充足的人口，能够扭转协约国在西线的战事，并鼓励英国战争策划者重新在中东展开行动。[24]

埃及远征军已蓄势待发。1917年的前几个月里，铁路的修建工程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3月的第三个星期已修到了距加沙南部15英里的汗尤尼斯。水管的铺设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大量的弹药与补给已在前线附近囤积完毕。至此，英军已做好了在3月末发起进攻的各项准备。他们共有1.1万名骑兵，1.2万名步兵，还有一整个师（8000人）作为后备力量，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虽然有1.5万名土耳其士兵在数英里外的后方驻扎，但奥斯曼军在加沙的部队只有4000人。

穆雷将军与部下将领一起，根据他之前在西奈的战斗经历重新制定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澳新骑兵师受命从北、东及东南面包围加沙，以切断土耳其军的退路，并防止有敌军赶来支援。步兵团负责从南面对敌军阵地发起直接进攻。和西奈战役一样，加沙的这场战斗也是分秒必争。除非英军能在日落之前占领加沙，否则他们就不得不退到数英里外的铁路终点去补充水源。

3月26日清晨，英军骑兵开始包围加沙。到10时30分，这片地区已经彻底陷入重围。然而，步兵团却因大雾姗姗来迟，导致进攻的命令直到中午才下达。英军炮兵朝土耳其军阵地开火，把这座四万人口的滨海城市轰得一片狼藉。土耳其守军的狙击，机枪的猛烈扫射，再加上沿途仙人掌密布，英军步兵因此难以往前推进。不过，当奥斯曼军集中火力对付南面的步兵时，澳新骑兵部队正从北面和东面逼近加沙。截至下午6时30分，奥斯曼军的防御阵线已被击垮，眼看就要竖起白旗。幸运的是，英军的通讯出现故障，他们的部队离胜利仅咫尺之遥，指挥官却没有收到消息。

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几番激战下来死伤枕藉，加沙的英军遂决定全体撤退。据他们估算，由于开战时间意外推迟，他们的士兵在天黑之前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占领所有目标，同时也担心被赶来加沙的奥斯曼援军阻击。没有饮水和弹药补给，他们的士兵和坐骑都无法在第二天继续作战。因此，英军不愿冒失败的风险，宁可选择放弃白天辛辛苦苦攻占的地盘，也要保全兵力。

当英军突然停止攻打加沙并撤退时，双方士兵都感到相当震惊。撤退让英军士兵暴露在奥斯曼军的反击之下，伤亡严重。此外，就这么放弃经过一天激战才换得的土地，让士兵十分愤懑。而对另一边的奥斯曼军而言，英军突然撤退简直就是奇迹。他们的指挥官迅速抓住机会，重新夺回战略高地。到3月27日战斗结束之前，英军的伤亡人数超过奥斯曼军。[25]

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的遭遇似乎又将在加沙重演。“你怎么看？”土耳其记者在战后采访一位受伤的士兵，“你觉得他们还会回来吗？”“他们不会回来了，埃芬迪，”这位士兵严肃地说道，“他们已经领教过我们团的厉害。”他的意思是，英军知道他所在的奥斯曼兵团在加里波利时曾经打败过他们，所以不会再来了。[26]

穆雷将军在向伦敦汇报战况时，夸大了他第一次攻打加沙取得的战果，而将坏消息都一笔带过。他声称他的部队向前推进了15英里，并令敌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死伤人数达6000至7000人”。但事实上，奥斯曼军的真正伤亡人数不到2500人。伦敦各家报纸正殷切盼着捷报，它们毫不迟疑地便把穆雷宣称的敌军死伤人数登出。但前线士兵明白真相。战斗结束后不久，隶属奥克兰枪骑兵团的布里斯科·摩尔中尉便捡到一架敌军飞机丢下的纸条，上面清楚地写道：“你们在报纸上赢了我们，但我们在加沙把你们痛击。”[27]

最终，英国战争委员会让穆雷亮出真实的实力。帝国总参谋长罗伯森将军告知穆雷，鉴于他最近攻占了巴格达，又在加沙“获胜”，自己要重新调整对埃及远征军的指令。接下来，穆雷的部队需要击败耶路撒冷南部的土耳其部队，并占领这座圣城。在1917年4月2日拍给穆雷的电报中，罗伯森强调，占领耶路撒冷对厌战情绪严重的英国大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战时内阁迫切期待捷报，因此你部应不遗余力地发起行动。”作为回报，罗伯森承诺会给予穆雷一切所需的战斗物资，确保其获得胜利。

从穆雷与伦敦之间的通信来看，他对罗伯森的这个指令表现得非常谨慎，且有诸多保留。由此可见，穆雷并没有信心击败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并占领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南部这片干燥地区，他的整个战略就是随铁路和水管的铺设缓慢推进。即使顺利通过加沙，他也非常担心因部队的补给线骤然延长，数以万计的人畜取水困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何况自第一次加沙战役后，奥斯曼军迎来了增援部队，攻克加沙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尽管如此，罗伯森的命令清楚分明，穆雷只得开始准备第二次攻打加沙。

此时，奥斯曼军已经知道英军会从哪里进攻，他们竭尽全力阻断从加沙到贝尔谢巴的通路。据杰马勒帕夏回忆称：“我决定集中所有兵力，死守这条战线，不惜一切阻止英国人从这里突破。”英军第一次进攻加沙的三周后，杰马勒将其援军部署在加沙—贝尔谢巴沿线，并在那里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和战壕，使所有接近加沙的人都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下。[28]

英国指挥官从之前的战斗经验知道，堑壕战中往往是守军占据上风。为提升部队突破防线的几率，穆雷将军动用英军武器库中一些最可怕的武器。他储存了4000发催泪瓦斯弹，准备先用这些炮弹轰炸奥斯曼军阵地。虽然自1915年4月第二次伊珀尔战役后，一战双方就在西线广泛运用毒气瓦斯，但这类炮弹还未在奥斯曼阵线上出现过。英军士兵在发起进攻前都收到毒气面具，而奥斯曼军自然没有这种护具。八辆坦克被秘密派往西奈战线，以协助英军步兵朝防守严密的土耳其军阵线发起冲击。“我们对这些怪物一般的战争机器早有耳闻，”一名骆驼兵团的澳大利亚士兵记录道，“对它们的到来都兴奋难耐，相信一旦投入战斗，一定能把敌人吓得肝胆俱裂。”[29]

1917年4月17日，第二次加沙战役以一阵狂轰滥炸展开。英军将催泪瓦斯集中用到了奥斯曼战壕的一小段，但收效甚微。英军舰船在海上对加沙发动猛烈炮击，也仍未撼动守军。最终，当英军士兵向土耳其军阵地推进时，他们遭到对方猛烈的火力阻击。

弗兰克·里德是一位隶属帝国骆驼兵团的澳大利亚士兵，他从骆驼上跳下前去战斗时，“遭到敌军猛烈的枪炮攻击”。里德眼睁睁看着同伴在他周围中弹倒地，头顶上炮弹呼啸而过。突然，他听到左边传来一阵欢呼，只见八辆英国坦克的其中一辆正朝土耳其军的战壕驶去。他深信“坦克一开到前方战壕，土耳其人就会束手就擒”。然而，奥斯曼士兵瞄准坦克拼命射击。“巨大的弹壳打在坦克的铁板上，铿锵作响，随后被弹开，朝各个方向飞去。坦克还是照开不误。”

紧跟在坦克后面的骆驼骑手抵达土耳其军的第一条战壕，在那里遭遇一小撮重伤动弹不得的奥斯曼士兵。里德记得，在澳大利亚人和土耳其人面对面遭遇的那一刻，双方本能地对立。两名骆驼骑手看见一个受伤的土耳其士兵，手交叉在胸前。

“刺死这个讨厌鬼。”第一位骆驼骑手喊道。

“别，给这可怜的家伙一个机会吧。”第二个人说。

里德看见另一名骑手上前夺了这位土耳其伤员的步枪，随后顿住了。这个澳大利亚人没有杀死血流不止的土耳其人，而是弯下腰给了他点水喝。“可怜的家伙！跟我们一样想活命。”

然后，他掏出自己的急救箱，为土耳其人包扎头伤。然而，当一位受伤的土耳其军官踉踉跄跄地走来，对这名澳大利亚人表示感谢时，他便收回了自己的同情心。

“好人。”土耳其军官用糟糕的英语说道，还拍了拍这个澳大利亚人的肩。

“好你个头啊，”这位骆驼骑手喊道，“你赶紧去把自己埋了吧，我忙着呢。”

里德继续随坦克往前推进。然而，坦克似乎失去了控制，方向很不稳定，中了敌军数发炮弹后突然起火爆炸。跟在坦克后面的澳大利亚骆驼骑手和英国步兵，就这样暴露在土耳其军战壕的猛烈火力之下，瞬间死伤遍地。他们成功冲到奥斯曼军要塞跟前，但很快就被土耳其军的反击制服。骆驼骑手与英国步兵团，还有澳大利亚轻骑队都被迫撤退。[30]

战斗持续了三天，奥斯曼军一直坚守阵地，击退英军并令其遭受重大伤亡。英军的“秘密武器”没有一件能镇住土耳其人，他们一点不在意催泪瓦斯，还成功摧毁英军八辆坦克中的三辆。土耳其记者法里赫·里弗奇为“死去的战斗坦克”写下优美的诗句，称它们的残骸如“巨大的扭曲和空虚”，散落在加沙战场。当英军清点伤亡人数时，他们不得不停止行动，接受又一次战败的事实，而且这次的失败比上一次更严重。截至4月19日夜晚，英军已死伤6444人，是奥斯曼军伤亡和失踪人数（2013人）的三倍。[31]

巴勒斯坦战役到此陷入停滞状态。穆雷在加沙的失利使他丢了职位。1917年7月，时任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派艾德蒙·艾伦比将军接替穆雷之职，并命其在圣诞节之前完成征服耶路撒冷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杰马勒帕夏部队的情况比英军要好得多。他们占据巴勒斯坦水源充足的土地，将英军围困在西奈大沙漠里。况且，奥斯曼军已经切断英军与阿拉伯起义者之间的联络。只要埃及远征军与阿拉伯部队之间无法建立联系，奥斯曼军就有希望保全他们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阵地。

这头奥斯曼军牵制住了埃及远征军；而另一边，他们在汉志再次面临阿拉伯部队的威胁。由于奥斯曼部队被困麦地那，哈希姆家族便能自由地控制汉志的其他地区，并向北朝叙利亚方向推进。谢里夫侯赛因之子费赛尔目标直指红海港城沃季赫，他的英国顾问对此完全赞同。从苏伊士到沃季赫的补给线比到延布的要短200英里，况且阿拉伯部队能从沃季赫攻击250英里长的汉志铁路，切断该铁路线等于断了被困麦地那的奥斯曼军的补给与联络线，迫使他们更早投降。

对费赛尔而言，向沃季赫行军还是征募新兵的好机会。他需要让更多的部落兵加入到起义当中以确保成功。费赛尔知道，带领一支1.1万名士兵的强大部队向北推进，能让当地贝都因人印象深刻，从而吸引更多部落前来效忠。此外，他还希望凭借自己手下部队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令沃季赫的800名土耳其守军不战而降。

英国皇家海军与阿拉伯部队紧密合作。为确保贝都因部队充足的饮水供应，“哈丁”号战列舰在先前协商好、位于沃季赫南部的地点准备了20吨水，并载着400名部落兵组成的先头部队在沃季赫正北方登陆。由于费赛尔的部队将从南面抵达，这支先头部队能防止任何敌军的支援或撤退。费赛尔和英军商定于1917年1月23日在沃季赫会合。

按预定时间，一小支贝都因部队、2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和“哈丁”号的水手于沃季赫北部登陆，却未发现费赛尔及其部队的身影。但他们毫不畏惧，其中100名左右部落兵往沃季赫行进，与当地土耳其守军作战。由于守军早已撤至内陆6英里的一处旧要塞，因此贝都因部落兵在其余阿拉伯部队赶到之前，迅速突破了土耳其阵线，顺利打入城内。最后一批土耳其守军躲进沃季赫的清真寺，直到英国海军对清真寺发起炮击。随后，英军舰船集中火力攻打土耳其军的旧要塞，要塞里的士兵仓皇撤退。到1月25日，即比原定进攻时间晚了整整两天，费赛尔及其部队终于到来时，沃季赫已经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阿拉伯部队这次一展雄风，成效卓著，汉志北部所有的部落首领都找到费赛尔，宣称愿为哈希姆家族的起义效力。[32]

阿拉伯部队掌握沃季赫的控制权后，费赛尔与他的英国顾问随即开始破坏汉志铁路。2月20日，第一批袭击队成功引爆一枚藏于一辆奥斯曼火车下方的炸药，炸毁了机车头。这次攻击迅速对大马士革和麦地那的士气产生影响。杰马勒帕夏给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的指挥官法赫里帕夏发去命令，命其疏散全城。英军截获了杰马勒的指令，遂指示他们在汉志的军官加紧攻击铁路，防止奥斯曼军撤退。只要法赫里率领的1.1万名奥斯曼士兵仍被困麦地那，他们就对其他地方的阿拉伯部队和英军构不成威胁。鉴于穆雷领导的埃及远征军当时正第一次准备攻打加沙，英军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杰马勒动用麦地那的奥斯曼驻军去加固其在巴勒斯坦的阵地。

整个3月，英国的地雷工兵和他们的阿拉伯向导都忙着在汉志铁路沿线的战略点埋下地雷。到3月末，就连负责开罗英军指挥官与费赛尔之间联络的T. E. 劳伦斯，都亲自动手炸毁一座与外界隔绝的火车站。劳伦斯及其队伍配有一门山炮、数挺机枪还有炸药，他们成功制造了混乱，并阻断汉志铁路交通长达3天。由于铁路遭袭，加上法赫里帕夏决意守卫麦地那这座圣城，因此当地的奥斯曼军并未撤离。然而，阿拉伯部队并未能阻断敌军从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通讯与补给线。奥斯曼军足智多谋，他们及时发现地雷，很快修复了被炸毁的铁路段。很明显，光靠破坏铁路不足以在汉志取得胜利。[33]

当英军致力于完善他们炸铁路的技巧时，费赛尔开始着手组建一支正规军，严明阿拉伯部队的纪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组建一支能以正确的方式执行军事任务的正式军队”。他将贾法尔·阿斯科里纳入麾下，这位奥斯曼军官先前在埃及的赛努西战役中被英军俘获。一同为费赛尔效力的还有许多阿斯科里的伊拉克同胞，其中许多人是阿拉伯主义军事团体“契约党”的成员。这些人成为费赛尔最忠实的追随者，他们一心想助阿拉伯获得独立。[34]

谢里夫在沃季赫的总部规模日益壮大，英军的武器和补给也如潮水般涌进沃季赫。3万支步枪和1500万发弹药经船运抵这个红海港口。劳斯莱斯生产的装甲车也被运至沃季赫，在沙漠的平地中巡逻，为阿拉伯部队提供移动火力点。英国皇家飞行团建起一系列的起落跑道，方便飞机轰炸汉志铁路。大量的黄金和谷物也运抵沃季赫，以保证规模日益庞大的阿拉伯部队能按时发放薪酬和粮食。如此一来，费塞尔的部队如虎添翼，他开始考虑让阿拉伯部队走出汉志，进一步向叙利亚的南部地区挺进。

为在更往北的地方发动大胆的地面进攻，费赛尔派遣三位他最信任的中尉前去侦察，他们分别是：谢里夫纳西尔·伊本·阿里，麦地那显要及费赛尔的密友；奥达·阿布·塔伊，强大的霍威特（Hywaytat）部落的领导人；以及纳希布·巴克利，费赛尔正是通过他家的引荐才加入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主义运动。这三人于5月19日启程前往瓦迪索罕（Wadi Sirhan）山谷—数百年来车队往来阿拉伯半岛中部与叙利亚大沙漠之间的主要通道。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特定任务：谢里夫纳西尔是费赛尔的个人代表，负责赢得叙利亚部落的支持；奥达负责与霍威特的部落同胞取得联系，确保骆驼和绵羊的供应，保障军队未来在叙利亚南部的军事行动有充足的交通工具和食物；巴克利负责与大马士革及其周边地区的阿拉伯主义者接洽，争取他们支持大规模起义。[35]

T. E. 劳伦斯请求一同前往瓦迪索罕。在他们出发的三天前，劳伦斯与马克·赛克斯爵士会面。赛克斯此次抵达汉志，是为向哈希姆家族简单汇报《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的相关条款。他很有可能借此机会也向劳伦斯说明了情况，这位理想主义青年一定为英国政府两面三刀的做法感到骇然。劳伦斯的言行举止都清楚地表明，他决意协助阿拉伯人赶在法国人之前占领叙利亚。谢里夫纳西尔的此次远征给他将自己的信念付诸实施的机会。[36]

谢里夫纳西尔一干人等穿越沙漠，历经万难，终于抵达瓦迪索罕。在霍威特部落逗留三天后，他们分头行动，开始各自执行任务。纳希布·巴克利去往大马士革，与当地的阿拉伯主义者接洽。劳伦斯勘察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地形，为起义赢得更多支持，另外还成功炸毁贝鲁特与大马士革之间的一座铁路桥梁；谢里夫纳西尔与奥达·阿布·塔伊积极征召部落参与他们的运动。6月18日，纳西尔、奥达与劳伦斯在瓦迪索罕的山谷口重新集合，巴克利则选择继续留在大马士革。通过奥达和纳西尔的共同努力，霍威特部落共有约560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人数还不足以进攻譬如在马安（今属约旦）的奥斯曼军重要据点，于是，这支小分队于6月底改朝红海港市亚喀巴进发。

亚喀巴湾地处红海东部支流，两边分别为西奈半岛和汉志。亚喀巴港位于亚喀巴湾的前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占领亚喀巴港能使在埃及和西奈的英军与阿拉伯部队取得直接联系，而且能让哈希姆家族控制除麦地那以外的汉志全境。同时，谢里夫的部队还能控制叙利亚的南入口。自战争伊始，英军炮轰亚喀巴并全身而退后，奥斯曼军就在这个小港布下严密的海防。然而，他们从未料到敌军会从陆路进攻。由谢里夫纳西尔率领的骑兵队就计划利用奥斯曼军的这个弱点。

600名贝都因士兵绕开奥斯曼军在马安的驻地，穿过更南段的汉志铁路，并洗劫盖迪尔哈吉火车站。劳伦斯竭尽全力破坏铁路线，以延缓奥斯曼军从马安调派援军。据他宣称，他“摧毁了十座桥梁和许多铁轨”，直到耗尽所有的炸药。[37]

7月2日，谢里夫纳西尔的纵队在一处名为阿布利桑（Abu al-Lisan）的地点，将派往亚喀巴的一个土耳其营团团围住。经过数小时的狙击，奥达命部落兵开始冲锋。眼看着骑兵朝他们飞驰过来，奥斯曼士兵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四下逃窜。据劳伦斯记载，共有300名土耳其士兵死伤，160名幸存者被俘。相比之下，只有两名部落兵遇害。阿拉伯部队对奥斯曼军的胜利鼓舞了更多的部落投身哈希姆家族的运动，这支小队的规模也日渐壮大。

阿拉伯部队还征召一名土耳其战俘，负责给阿布利桑与亚喀巴之间三处独立的奥斯曼军事据点的指挥官写信。信中承诺若他们能投降，就能享受优待，倘若负隅顽抗，绝不手下留情。第一处据点的奥斯曼军不战而降。第二处据点的士兵选择抵抗，但阿拉伯人未损一兵一卒就将其铲平。第三处据点的土耳其部队一开始进行谈判，而后又负隅顽抗，直到发现周围全是敌军火力，他们已是插翅难飞，才最终投降。清扫完最后一个障碍，谢里夫纳西尔的小型部队“穿过猛烈的沙尘暴，于7月6日抵达4英里外的亚喀巴，终于见到了海”，劳伦斯欣喜地记载道，“在我们从沃季赫出发仅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一切就都实现了。”[38]

亚喀巴的胜利是阿拉伯起义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当天，谢里夫纳西尔给费赛尔写了一份报告，赞扬部落兵的英勇行为。劳伦斯意识到这场胜利对英国战争策划者们意义非凡，因此他在8名志愿者的陪同下，启程穿过西奈半岛前往开罗。7月10日，劳伦斯一行抵达开罗的英军总部。当时，他还穿戴着贝都因的袍子和头饰，英军误把他当成一个衣衫褴褛的阿拉伯人，可他又讲着一口完美的牛津腔英语，这让他们十分诧异。至此，劳伦斯上尉被人盛赞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无论英军高层对他的这套装束多么鄙夷，但他带来阿拉伯人在亚喀巴获胜的消息，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开罗的高级特派员—雷希纳尔德·温盖特爵士连夜给帝国总参谋长拍电，电报的内容看上去像劳伦斯或温盖特夸大了阿拉伯人此次的战果：“今日，劳伦斯上尉从亚喀巴经由陆路抵达开罗。位于塔菲拉、马安和亚喀巴之间的土耳其军据点已被阿拉伯人掌控。”[39]

对埃及远征军的新任指挥官埃德蒙·艾伦比爵士而言，阿拉伯部队在亚喀巴的胜利有可能将扭转英军在西奈半岛的局势。7月12日，他邀请劳伦斯向他做简要汇报。劳伦斯还是一身贝都因长袍，讲完阿拉伯部队占领亚喀巴的事迹后，他还阐述自己希望能发起大规模阿拉伯起义，以对抗南起马安，北至哈马的奥斯曼军，并切断土耳其人在麦地那、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铁路线。为了给阿拉伯起义赢得更多支持，劳伦斯请求艾伦比侵入巴勒斯坦，牵制当地的杰马勒部队。然而，艾伦比不愿做出承诺。“这个嘛，我会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说着，他示意会面到此结束。[40]

事实上，艾伦比关心的是劳伦斯以及阿拉伯起义能为埃及远征军带来什么。第二周，他写信给战争委员会，表示愿意响应劳伦斯的号召，将阿拉伯部队的行动与巴勒斯坦战役结合起来。他声称，这样两面开弓能“瓦解土耳其军在汉志和叙利亚的战事，从而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当然，艾伦比需要支援才能实现他的这个计划。因此，他请求委员会再派遣两个师的兵力支援埃及远征军，委员会批准了他的要求。最后，为确保两军之间的联络能够天衣无缝，艾伦比提议让费赛尔及其部队听由他调遣。随后，劳伦斯前往沃季赫和吉达，确保费赛尔和谢里夫侯赛因同意将阿拉伯起义交由英军指挥。[41]

1917年8月，艾伦比将军统领两军，准备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实施两面夹击。他把注意力转向巴勒斯坦战线，准备第三次攻打加沙。

亚喀巴陷落后，奥斯曼军试图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击败阿拉伯部队。他们积极寻求外约旦（英国对奥斯曼叙利亚的最南端至约旦河以东地区的称呼）部落首领的支持，并从当地居民中征召武装民兵，来巩固他们捉襟见肘的常规部队。奥斯曼军希望通过联合外约旦的阿拉伯人共同抵抗费赛尔的部队，迫使哈希姆家族在敌对地盘上作战。[42]

奥斯曼军征募当地民兵这一举措的结果喜忧参半。在外约旦的北部地区，年轻人都已应征加入奥斯曼军，只有老者还能参加志愿部队。被派往伊尔比德视察“穆加哈丁”（圣战者）的奥斯曼军官震惊地发现，队伍里尽是上了岁数的人，“其中大多数人都年迈体弱，视力低下”。军方只好下令解散伊尔比德的志愿兵，并给每个人发放一笔遣散费。[43]

在安曼（今约旦王国的首都），切尔卡西亚人热烈响应奥斯曼军的武装号召。19世纪时，俄国征服高加索，切尔卡西亚人作为难民逃到了外约旦。由于是难民，他们本来免服兵役。然而，切尔卡西亚人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忠民，他们的首领米尔扎·瓦斯菲（Mirza Wasfi）曾于1916年11月向伊斯坦布尔当局请求组建一支志愿骑兵队，“用性命报效国家”。切尔卡西亚志愿骑兵队约有150多名骑手，他们在保卫汉志铁路和抵御阿拉伯起义时均发挥了积极作用。[44]

另一支志愿部队在南部城镇卡拉克组建完成。该城位于山顶一处十字军时期建造的城堡内，俯瞰死海，是一位奥斯曼副总督的别墅所在地。1910年一次规模庞大的部落起义便以这里为中心，当时奥斯曼政府对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卡拉克的居民并不待见奥斯曼政府，但自然也对其感到畏惧。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的表现都差强人意。阿拉伯起义爆发后，杰马勒帕夏亲临卡拉克，提醒当地人“每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子民都有义务保卫祖国”，并要求他们组建一支民兵队来保护他们的领土。来自不同部落宗族的人，穆斯林基督徒都有，他们志愿加入民兵队，接受一位奥斯曼上校的指挥。[45]

此外，奥斯曼军还拉拢了沿外约旦边境分布的贝都因部落。杰马勒帕夏邀请部落领袖乘火车访问大马士革，费用由政府报销，下榻高级宾馆，盛情款待。杰马勒对这些部落首领“表现出来的友好姿态和为政府所做的贡献”表示赞扬，并授予了他们诸多荣誉。这个方法对卢瓦拉（Ruwalla）、比利（Billi）、巴尼阿提亚（Bani Atiyya）及霍威特等部落的领导人颇有成效。虽然关键的部落领袖，譬如奥达·阿布·塔伊（被授予一枚四级奥斯曼勋章）与哈希姆家族站在一边，但其余部落首领仍忠于奥斯曼帝国。事实上，就连奥达都有些动摇。劳伦斯掌握了这位霍威特勇士向杰马勒帕夏请求重新站队的信件，并拿着这些证据与他对质。由此看来，奥斯曼政府赢取贝都因人支持的努力也不容小觑。[46]

1917年7月亚喀巴陷落后，奥斯曼政府便立即考验起阿拉伯人的忠心。由于担心哈希姆家族这次出人意料的胜利会令外约旦的阿拉伯人改变立场，杰马勒帕夏命令部落兵对亚喀巴的费塞尔部队发动攻击。他向这些贝都因志愿兵保证给予奥斯曼军所能提供的一切支援—正规步兵团和骑兵队、大炮及飞机。帝国给每位部落指挥官分发了可供他们手下士兵及马匹支撑5天的口粮和饲料，每位骑手分到3磅黄金，他们的指挥官一人5磅。部落兵反响积极，他们于7月中旬开始从卡拉克启程前往马安集结。

欧德赫·古索斯（Odeh al-Goussous）是卡拉克的一位知名人士，没少为帝国效劳。他精通土耳其语，经常充当政府官员和地方民众之间的翻译。麦加谢里夫的号召力对信仰基督教的古索斯来说不起作用，谢里夫侯赛因对外约旦人民示好他也无动于衷。在组建卡拉克民兵的过程中古索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除了召集到400余名穆斯林志愿者之外，还动员了80名基督徒加入卡拉克营，并作为他们的长官于1917年7月17日赶赴战场。

这期间，古索斯发现部落兵的激情有所起伏不定。他了解霍威特和巴尼萨克尔（Bani Sakhr）部落，知道他们为何踌躇。两个部落内部的对手，包括霍威特的奥达·阿布·塔伊，都与费塞尔站在一条线上。如果他们在战斗中杀死自己的族人，这笔血海深仇就会纠缠几代人，古索斯还注意到，这些部落兵就要投入战斗，可杰马勒帕夏先前承诺的增援仍未见半点踪迹：没有正规军，没有大炮，更别提飞机了。原来，杰马勒是想不冒险动用他在马安有限的兵力的情况下，激起外约旦部落与支持哈希姆家族的部落之间的仇恨。

卡拉克民兵对距亚喀巴东南25英里一处名为丘维拉（al-Quwayra）的小电报站发动攻击，与当地的一小队阿拉伯人展开作战。霍威特和巴尼萨克尔的贝都因人并没有参加战斗，只是在附近的山头上观战。战斗持续了3小时，卡拉克民兵杀死9名阿拉伯人，并迫使余下的撤出了电报站。他们带着夺来的1000余头羊、30头驴、几匹骆驼和10顶帐篷，高高兴兴地回到马安。按先前部落出兵的规矩，他们把这些牲口当作是自己的战利品。于是，他们给奥斯曼军留下500头羊作为礼物，把其余的牲口统统赶回他们卡拉克的家中，作为顺利出征的回报。虽然这次进攻收效甚微（费塞尔的部队不久就重新占领丘维拉），但奥斯曼政府已成功让当地人民与哈希姆军队之间产生嫌隙，这种隔阂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47]

1917年6月24日，奥斯曼帝国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召集手下将领。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第六军团指挥官哈利勒帕夏、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高加索部队指挥官伊泽特帕夏，还有叙利亚总督兼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杰马勒帕夏都参加了此次非同一般的会议。据杰马勒在回忆录中写道：“由总参谋长主持，四位军团司令出席的会议可不多见。”[48]

会上，恩维尔向这几位奥斯曼军高层领导人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我正在策划一次进攻，旨在收复巴格达。”恩维尔解释道。为此，他提议组建一支全新的奥斯曼军—“伊尔德鲁姆集团军”（Yıldırım Group），听从德国人指挥。Yıldırım在土耳其语中意为“闪电”或“突击”，该集团军将按照德国集团军的模式组建，包括哈利勒帕夏率领的第六军团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新成立的第七军团，再加上一支整编德国步兵师，由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任集团军总指挥。这位将军最近在罗马尼亚打了胜仗，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未能突破法军阵线对其声誉造成的影响。德国政府调拨出500万镑黄金—在1917年中期，黄金非常稀有—来确保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有充足的资源赢得胜利。

与会的四位奥斯曼军指挥官被恩维尔的计划惊得目瞪口呆。当时，奥斯曼军在许多其他重要战线上都面临威胁，这种情况下主动发起进攻收复巴格达显得有些不自量力。此外，他们听闻未来要由德国人来指挥，更是感到骇然。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参谋部有65名德国军官，只有9名土耳其人。随着战争逐步展开，德国人与土耳其人的关系开始恶化。根据士兵们的日记，当时土耳其官兵对德国人的傲慢非常不满。穆斯塔法·凯末尔警告恩维尔，土耳其正逐渐成为一个“德国殖民地”。即便是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也认为，不应该让不懂奥斯曼帝国或土耳其文化的德国军官过来担任指挥官。如果他们下达指令都得依赖翻译，那么德国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善意很大程度上就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流失。

尽管手下将领集体反对，但恩维尔仍然毫不退让。1917年的整个夏季，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开始在阿勒颇集结，其最终目的地是美索不达米亚。杰马勒继续向上级汇报英军在加沙—贝尔谢巴阵线的动向，他发现他们的规模日益壮大，于是劝说上级改变策略。然而，杰马勒辛苦一场，最终却被解除巴勒斯坦战线的指挥权，由冯·法金汉代司其职。不过，这位德国将军并没有对杰马勒的担忧不闻不问。截至9月底，冯·法金汉确信英军的确对巴勒斯坦构成威胁，于是他劝说恩维尔调拨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前去化解。9月30日，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开始向巴勒斯坦阵线以南地区推进。

当伊尔德鲁姆的德国与土耳其师在阿勒颇会合之际，艾伦比的第一批援军也陆续抵达埃及。英国的政治家们希望艾伦比能攻下耶路撒冷，将其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厌战的英国大众。英军高层则希望他在现有能力范围内获得最大战果，并明确表示很可能不会有任何的后续支援。艾伦比收到的命令跟莫德将军攻打巴格达之前接到的命令相似：在自身力量允许的情况下，突破土耳其军阵线，追击土耳其人，但避免不惜代价地将阵线拉得太长，杜绝出现失败、撤退或库特式投降。

当下，埃及远征军对加沙的奥斯曼守军在数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据估测，位于加沙的土耳其军约有4万名步兵、1500名骑兵，而英军的步兵数量是土耳其人的两倍，骑兵数量是土耳其人的8倍，大炮也比土耳其军多三分之一。不过，仅凭数量上占优还是不够。面对挖壕固守的土耳其军，英军已经两度进攻失败。在间隔的这几月里，土耳其人日夜加固防御工事。因此，要想突破敌军固若金汤的防守阵线，艾伦比必须兵不厌诈。

第三场加沙战斗中充斥着佯攻和计谋，甚是复杂。英军情报证实，奥斯曼军在加沙的防守力量最强，而贝尔谢巴周围地势险恶，不利于进攻，因此土耳其军在那里防守最弱。艾伦比决定从贝尔谢巴入手，因为若能攻下那里，他便能确保自己的部队有充足的水源，而且能从侧翼对加沙周围的土耳其军阵地发起攻击。但艾伦比的作战计划需要先进行一次进攻，将奥斯曼军的兵力吸引到加沙，让贝尔谢巴疏于防备，由此便能一举将其拿下。

英军不遗余力地试图误导奥斯曼军指挥官。军情处负责人理查德·迈纳茨哈根上校骑马径直朝土耳其军阵线走去，直到奥斯曼骑兵将他截住。他挑衅敌军骑兵开枪，并诱使他们追赶自己。接着，在逃跑过程中，他假装掉下一个沾满血迹的背包，里面装满记载英军企图攻打加沙的文件。英军情报人员还四处散播谣言，称海军即将在加沙北面登陆，而英国战舰在沿河游弋更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49]

10月22日，艾伦比下令开始准备进攻，准备时间长达10天。他的计划需要将步兵团和骑兵队逐渐从贝尔谢巴转移至相反方向的阵地，以免打草惊蛇，激起奥斯曼军的大举攻击。到10月30日，英军进攻部队已准备就绪。第二天清晨，他们以猛烈的炮火开始对贝尔谢巴奥斯曼军阵线的进攻。

经历过加里波利战役的老兵—埃明·科尔也在贝尔谢巴的土耳其战壕之中。“我们被炮弹的轰鸣声惊醒，”他回忆道，“不过我们本来也没怎么睡。”贝尔谢巴的土耳其军状况极差。他们的战壕太窄，不足以提供必要的保护。每条战壕长约50米，但战壕与战壕之间完全隔离，没有任何交通壕，兵员和物资根本无法安全运抵前线或从前线撤出。由于缺乏提供安全庇护的场所，奥斯曼军的伤亡人数激增。死伤者就这样堆在战壕内，交通阻绝，生者也没有办法安全地将他们移开。难怪埃明无心再战。“我们打的到底是什么仗？”他思考着，“（奥斯曼）部队没有好使的大炮，没有能用的机枪，没有飞机，没有指挥官，没有防御阵线，没有预备队，也没有电话。士兵们完全是只身一人单独作战，士气衰颓。事实上，这支部队不具备（赢得战斗的）任何一个因素。”[50]

尽管奥斯曼士兵士气低落，但他们还是死守阵地。英军步兵团冒着敌军的炮火，于上午早些时候成功推进到指定地点，但由于土耳其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无法再向前移动半分。于是，英军步兵在俯瞰贝尔谢巴的南山上构筑阵地，等待下一步指令。

此次进攻成功的关键在于骑兵队。沙漠骑兵团的任务是连夜奔袭25英里，包围贝尔谢巴，并从东北面入城。骑兵再度面临缺水问题—除非他们能在日落之前占领贝尔谢巴及那里的水井，否则人畜都没有足够的饮水来继续第二天的战斗。一整个早上，澳新骑兵部队都处于奥斯曼守军猛烈的机枪扫射之下，推进缓慢，这令整个军事行动面临危险。到中午时分，骑兵们看来已不太可能赶在日落之前占领贝尔谢巴了。于是，沙漠骑兵团哈里·肖维尔将军决定不再按照原定计划行事，而是冒险直接进攻在贝尔谢巴入口处的土耳其军战壕。

离秋天的太阳下山仅剩半小时，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这时已准备就绪。800名骑手分两路纵队，铺开400码，向土耳其军阵地小跑过去。这是一战当中—有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骑兵进攻（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著名的轻骑旅进攻规模不到700人）。当他们进入土耳其军的射程之内时，骑兵队便开始加速，从慢跑变成了快马加鞭。

由于目标移动速度太快，奥斯曼守军很难精确瞄准射击。埃明·科尔只见敌军骑兵风驰电掣般朝自己的阵线奔来，几百名骑手扫荡了第一条战壕，迫使科尔及其同伴寻求掩护，以免遭马蹄践踏。随后，英军骑兵下马与守军短兵相接，而科尔继续向视线范围内的英军开火。突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尽管意识尚存，但他能感觉到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激战中，他的朋友给他包扎伤口，并带他去一处安全的地方避难，直到最后投降。“他们告诉我说，两个英国士兵正在接近。他们抓住我的手把我带离战壕。”埃明成了战俘，他将在一年后重获自由，但再也没能恢复视力。[51]

英军骑兵继续奔袭，冲入贝尔谢巴城内，生怕奥斯曼军在撤退之时将水井也一并捣毁。奥斯曼军炸毁一座弹药库和火车站里的全部车辆，以免它们落入英军之手，爆炸产生的声响撼动了整座城镇。眼睁睁看着两处水井被炸毁后，英骑兵才采取措施保护剩余的几口井。随着夜幕降临，英军从四面八方涌来，而奥斯曼军开始撤退。到了午夜时分，整个贝尔谢巴已被英军控制，幸存的奥斯曼士兵趁着夜色顺利从该城镇撤离。

贝尔谢巴竟然在一天之内便落入敌军之手，这令伊尔德鲁姆集团军的指挥官们大为震惊。那些成功逃脱的士兵撤回加沙。虽然加沙已经成功抵御住英军的两次冲击，但是它也绝非万无一失。英军对这片地区的炮轰力度可以说是他们在欧洲战区之外最猛烈的。从10月27日至10月31日，英国陆军和海军向加沙周围的奥斯曼军阵地共发射了1.5万发炮弹。赶往加沙增援的奥斯曼军简直就是进了地狱。[52]

11月1日至2日，英军步兵对加沙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佯攻，旨在诱导守军相信英军试图发动正面进攻。为了进一步干扰视听，英军骑兵还在贝尔谢巴和更往北的山区小镇希伯伦之间游窜，令奥斯曼军担心耶路撒冷会受到直接攻击。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指挥官派出部队前去增援加沙和希伯伦，这令加沙与贝尔谢巴中间长约20英里的战略要地疏于防范。这正中艾伦比的下怀，即分散土耳其人的兵力，在那里形成缺口，然后派主力乘虚突破。

11月6日，艾伦比派遣其主力部队长驱直入加沙与贝尔谢巴之间的要地，第三次加沙战争由此进入尾声。经过一天的激战，英军成功突破7英里长的土耳其军防线上的几处关键据点，并深入奥斯曼军控制范围达9英里。不过，英军也领教了土耳其守军的坚忍不拔。

帝国骆驼兵团的澳大利亚士兵受奥斯曼军牵制，困在位于贝尔谢巴正北方的塔尔库韦尔法（Tal al-Khuwaylfa）长达两天。他们与威尔士步兵并肩作战，遭遇巴勒斯坦战役以来最严重的死伤。弗兰克·里德列出他周围浴血奋战直至阵亡的同伴名单：丹·波拉德中士，头部中弹；雷格·里德，与部队走失，后被刺死在敌军战壕—类似这样的记录数不胜数。“另一名叫尼尔森的骆驼骑手，倒在接近土耳其战壕的开阔地数小时。他一直让土耳其人快点杀了他，直到最后被打成马蜂窝。在塔尔库韦尔法的土耳其人就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当然，如果当年亲历塔尔库韦尔法之战的奥斯曼士兵也写了回忆录，那他们同样会对发起攻击的英军做出一样的评价。[53]

截至11月7日，奥斯曼军已全线撤退，艾伦比复杂的作战计划取得完胜，他的部队进入加沙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加沙的确空无一人，奥斯曼士兵赶在英军来犯之前便强迫当地百姓全部撤离。英军士兵走在加沙狭窄的街道上，两边的房子已全部被夷为平地—加沙俨然是一座鬼城。

丢掉加沙阵地后，奥斯曼军挣扎着重新组建防线，以阻止埃及远征军抵达耶路撒冷。但伊尔德鲁姆集团军仍处于建军初期，而艾伦比的部队接近满编，羽翼早已丰满。澳新骑兵师一路追赶奥斯曼军直至地中海沿岸地区；而另一边，英军于11月14日成功夺取耶路撒冷南部一重要火车站。第二天，澳新骑兵师占领拉姆拉和里达（Lidda），澳大利亚骑兵师攻下拉特伦；11月16日，新西兰旅占领雅法港。至此，耶路撒冷的南面和西面已被封死，沦陷已不可避免。

11月9日，即艾伦比部队进入加沙两天后，《犹太纪事报》（The Jewish Chronicle）刊登了一则英国针对耶路撒冷的新政策。在2月2日寄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信中，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发布了如下宣言，该宣言也因他得名：

英王政府意欲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并会尽全力促成这一目标。需要表明的是，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应享有与犹太人同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不会遭到俗世或宗教上的歧视。

《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作出的一次极不平凡的承诺。英军才刚刚进入巴勒斯坦，离耶路撒冷还有很长一段路，而且耶路撒冷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英国政府势在必得，早早打起了这块地区的主意。

当然，英国自战争伊始就一直在谈判关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尔福宣言》只是继1915年3月《君士坦丁堡协定》、1915和1916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以及1916年《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等众多战时分治计划之后的最新版本。不过，之前的这些分治计划并未公之于世，而《贝尔福宣言》则公开刊登在伦敦的报纸上。况且，贝尔福宣称的英国将“尽全力”促成犹太人建国一事，似乎违反了之前与谢里夫侯赛因和法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令事件更错综复杂的是，《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起草人之一—马克·赛克斯爵士也在游说英国政府助犹太人建国。正是赛克斯在1917年10月31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结束后，将《宣言》通过的消息告知正在会议室外焦急等候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依姆·魏茨曼。“魏茨曼博士，是个男孩儿！”这一声明从此名扬四海。[54]

与其他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一样，《贝尔福宣言》是战争时期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战时内阁审议通过该宣言，与其说是为支持犹太复国运动，不如说是为了让犹太人支持英国的战争事业。魏茨曼及其追随者成功说服英国内阁的主要成员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非只是欧洲地区犹太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更代表全体流亡犹太人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旧反犹主义对此有另一种说法，他们宣称有秘密国际犹太人组织在支配全球金融。

英国政府相信，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能笼络美国及俄国的犹太大佬。美国加入一战时间较晚，况且一贯奉行孤立主义，因此参战积极性并不高。俄国在经历了1917年二月革命和3月沙皇下台后，是否还愿继续作战亦是个未知数。据称，犹太人对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和俄国临时政府首相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都有极大影响力。如果犹太人的影响力能确保这两个大国继续参战，那么讨好犹太人，支持其复国主义运动完全符合英国的利益。

最后，战时内阁中的许多成员都希望修改之前达成的战时协定—尤其是《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的一些条款。越来越多的英国权贵认为，赛克斯当初对法国人太慷慨了。英国为巴勒斯坦付出了太多，他们不愿就这样将它交由一个定义不清的战后国际政府共管。况且，英国已经从战争中发现，若巴勒斯坦被一个敌对政权控制，将对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造成威胁。战后，英国希望自己能控制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这项计划的天然同盟，他们的政治抱负需要一个强权支持才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贝尔福将巴勒斯坦献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以劳合·乔治为首的英国政府是在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确保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

1917年12月9日，耶路撒冷向英军投降。虽然奥斯曼军尽全力死守，但艾伦比部队锐不可当。尽管他的部队经历几周的激烈战斗，士兵们中途只休息了一天（11月17日），也从未让奥斯曼军有构筑防线的机会。他认为，如果趁奥斯曼军败北后疲于奔命、军心涣散之际对其穷追不舍，他的部队就极可能以较轻的代价取得胜利。[55]

交战双方都不愿意在耶路撒冷作战。这座圣城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徒来说意义非凡，无论是英国，奥斯曼帝国，还是德国，都不愿让圣城毁于战火而招致国际谴责。当英军逐渐掌握由南、西及北面通往圣城的道路，奥斯曼军及德军决定让奥斯曼第七军团从东面安全撤离。12月8日，奥斯曼军开始撤出耶路撒冷，撤军行动持续了一整晚。到12月9日太阳升起时，耶路撒冷结束了长达401年的奥斯曼帝国统治。

时任耶路撒冷总督在离开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起草投降书，将这座圣城交于英国管理。这位总督把信交给了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因·萨利姆·侯赛尼（Husayn Salim al-Husayni）。此人祖上乃耶路撒冷最受景仰的家族之一，精通英语。一整个上午，侯赛因只见到一些英军士兵和军衔较低的军官，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接受圣城的降书。直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仍在雅法总部的艾伦比才授权谢伊少将代其接受降书。[56]

1917年12月11日，艾伦比正式进入耶路撒冷。陆军部电影制作委员会精心安排了这次入城仪式，确保让尽可能多的观众都能看到他们一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毕竟是劳合·乔治“给英国民众的圣诞礼物”。与莫德在巴格达的宣言一样，艾伦比的演讲内容也是由伦敦方面起草，再用电报传回巴勒斯坦。这位埃及远征军总司令甚至还被要求下马入城，这种谦卑的姿态对基督徒而言尤其具有吸引力。入城仪式不仅仅是做给耶路撒冷的旁观者看，更是为了劳合·乔治在下议院的演讲。这位英国首相不愿浪费这次公关的绝佳机会，坚持要详尽地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

入城时，艾伦比经过一支荣誉卫队，队伍包含所有参加巴勒斯坦战役的不同民族国家的士兵代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另外还有法国与意大利士兵代表各20名，象征英国的协约国盟友。跟随艾伦比入城的名人政要，包括此次前来商讨阿拉伯起义与埃及远征军之间协同战略的劳伦斯，以及《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起草人之一，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克特。

艾伦比在大卫塔下用英语宣读了这份宣言，影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他在对阿拉伯人、希伯来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与俄罗斯人，用他们各自的母语宣示。演讲很短：耶路撒冷现在全城戒严，但当地居民仍可“正常营业，不受打扰”。圣城的“三种宗教”将“根据现有风俗和各派教徒心目中神圣的信仰得以维护”。为强调这一点，艾伦比还接见耶路撒冷的世俗和宗教权贵—有教长、拉比、穆夫提，还有身穿异域长袍、蓄着长胡须的东正教人士。影片近距离拍摄耶路撒冷群众与占领该城的英军士兵摩肩接踵，骡子拉的四轮车、摩托车，还有占领者的汽车，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57]

耶路撒冷的沦陷标志着一战在中东的一次重大转折。截至1917年底，奥斯曼军已经失去三座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城市：麦加、巴格达、耶路撒冷。这些损失—尤其是圣城麦加和耶路撒冷的陷落—给奥斯曼圣战运动当头一棒。驻埃及和印度的英军士兵已不再担忧，若战事逆转会引起宗教狂热。风水轮流转，奥斯曼军先前在库特和加沙击败英军，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的阵线却被瓦解，被兵力更充足、补给更到位的英军逼得节节败退。而且，巴勒斯坦的英军已与哈希姆家族的阿拉伯部队取得联系，这在亚喀巴被占领后，对叙利亚内陆的奥斯曼军阵地构成威胁。

到1917年底为止，奥斯曼军仍未尝言败，然而他们对这场大战已不抱希望，剩下的只是苦苦支撑。

[1] 关于德国飞机的发展，参见 Desmond Seward, Wings over the Desert: In Action with an RFC Pilot in Palestine, 1916–1918 (Sparkford, UK: Haynes Publishing, 2009), 29–32. 关于澳大利亚炮兵连，可比对杰马勒帕夏的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169.

[2] 穆雷于1916年2月15日提议的全文，见George Mc-Munn and Cyril Fallsreproduced in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170–174.

[3]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170；关于卡蒂亚事件，参见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162–170；Anthony Bruce, The Last Crusade: The Palestine Campaig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37–40.

[4] 关于帝国骆驼兵团，参见Frank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1934; rpt. Milton Keynes, UK: Leonaur, 2005)；Geoffrey Inchbald, With the Imperial Camel Corps in the Great War (Milton Keynes, UK: Leonaur, 2005).

[5]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199.

[6] 战争委员会的任命，1916年7月6日，reproduced in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30–232.

[7] Inchbald, With the Imperial Camel Corps, 113.

[8]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50–52;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57.

[9] 英国报告称，拉法赫一役中俘获1635 名奥斯曼军官兵，并估计奥斯曼军约有200人战死。英军死亡71人，受伤415人。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70.

[10]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161.

[11] 帝国总参谋长给总指挥的电报, 印度, 1916年4月30日, reproduced in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3–1927), 3:3–4.

[12]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64–166.

[13] 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344–345.

[14]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222.

[15] Lieutenant Colonel J. E. Tenant, cited in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223.

[16]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3:193–195；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222–223；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355–357.

[17] 莫德，罗伯森和蒙罗之间的信件交换，见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3:204–211.

[18]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216.

[19] Talib Mushtaq, Awraq ayyami, 1900–1958 (Beirut: Dar al-Tali`a, 1968), 17–18.

[20] NARA, Baghdad vol. 28, transcription from Consul Heizer’s Miscellaneous Record Book, 10–13 March 1917.

[21] 关于莫德宣言及其缺点的详尽讨论，参见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237–241.

[22] 宣言全文见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3:404–405, appendix 38.

[23] Mushtaq, Awraq ayyami, 19.

[24]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ocket Books, 2003), 215–223. 美国从未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但对德国宣战后便从帝国境内撤走了所有领事馆官员。

[25] 英国报告称，第一次加沙之战英军伤亡人数不到4000 人，其中523 人死亡，另有2932人受伤，但Liman von Sanders宣称土耳其人掩埋了约1500具英军尸体. 奥斯曼军死伤不到2500人，其中301人死亡，1085人受伤。参见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315, 322；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165.

[26] Falih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橄榄山] (Paris: Turquoise, 2009), 205–206.

[27] A. Briscoe Moore, The Mounted Riflemen in Sinai and Palestine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n.d. [1920]), 67.

[28]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79.

[29]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98；作者还提到自己在第二次加沙之战前，分到了一个毒气面罩 （97页）。英国官方历史提到，巴勒斯坦战线首次使用毒气便是在第二次加沙之战；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328.

[30]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102–110.

[31]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213–214；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348, 350.

[32] 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90–106.

[33] 劳伦斯对汉志铁路第一次进攻是在3月29至30日 ，地点为Abu al-Naam火车站.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36), 197–203.

[34]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12–114. 贾法尔·阿斯科里在埃及西部大沙漠被捕一事,见第十章。

[35] 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94–95.

[36]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135. 1917年5月18日，赛克斯在皮科特的陪同下，与费塞尔和谢里夫侯赛因在吉达会面，向谢里夫通告《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相关内容，但当中承诺在法国管制下给予阿拉伯的自治比能兑现的要多。 Ibid.，138–141.

[37] Lawrence, Seven Pillars, 298.

[38]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00–312.

[39] 让阿拉伯历史学家懊恼的是，劳伦斯被赞为亚喀巴的解放者—事实上是抢功。 正如他在Seven Pillars中写的，“亚喀巴是通过我的计划，依靠我的努力攻下的。为此我可谓殚精竭虑。”（323页）。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95–96页中提到，在7月6日给费塞尔的报告中，谢里夫纳西尔“并未提及劳伦斯在计划和组织这次攻击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劳伦斯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且“非常清楚其他当事人大多数都是阿拉伯人，他们没有办法质疑或是纠正这个说法”。另见 Suleiman Musa, T. E. Lawrence: An Arab Vi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温盖特的电报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0–161.

[40]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22.

[41] 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6.

[42] Eugene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1—192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4–229.

[43] 关于伊尔比德贵族下令征集民兵，引自Salih al-Tall未出版的回忆录（236–237页）。我非常感激已逝的Mulhim al-Tall允许我复制这份珍贵的文件。

[44] 切尔卡西亚志愿部队指挥官米尔扎·瓦斯菲的私人文件，收藏于安曼的约旦国家档案馆。关于志愿骑兵队，可比对 MW 5/17, docs. 6 and 10, 3–10 November 1916.

[45] Odeh al-Goussous, Mudhakkirat `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 [Odeh al-Goussous al-Halasa回忆录，1877–1943] (Amman: n.p., 2006), 84.

[46] 这些讨好部落领导人以削弱哈希姆影响的举措，见Odeh al-Goussous , Mudhakkirat`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84. 奥斯曼档案保留着给叙利亚南部部落领导人颁发奖章的表扬证书；参见the Prime Ministry Archives, Istanbul, DH-KMS 41/43 and 41/46(August and September, 1916). 关于劳伦斯与奥达的对质，参见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55;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9–170.

[47] 这次攻击发生在1917年7月17日后不久。劳伦斯在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并未提及此事，因为他当时正在开罗。Goussous, Mudhakkirat `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86–88. 然而，劳伦斯确实汇报了部落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参见 T. E. Lawrence,“Tribal Politics in Feisal’s Area,” Arab Bulletin Supplementary Papers 5 (24 June 1918): 1–5.

[48] 1917年6月24日的会议和伊尔德鲁姆集团军组建情况，参见杰马勒帕夏的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82–193；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173–184；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66–172.

[49] Bruce, The Last Crusade, 119–120.

[50] Emin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bir erin anıları [达达尼尔和西奈战役：个人回忆录](Istanbul: Nöbetçi Yayınevi, 2009), 103–104.

[51]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106–108. 关于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的冲锋，参见Roland Perry,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Hachette Australia, 2010), 3–13.

[52] Cyril Fallsand A. F.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Part 1 (London: HMSO, 1930), 65.

[53]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139–147.

[54]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9), 208；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London: Abacus Books, 2001), 43–50；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333–346.

[55] 在巴勒斯坦战役中，双方均遭受了重大伤亡。截至征服耶路撒冷，英军报告称死伤18928人，奥斯曼军死伤28443 人。另外，艾伦比报告称有近1.2万名土耳其人被俘。Bruce, The Last Crusade, 165.

[56]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50–54.

[57] 帝国战争博物馆拥有一份十三分钟长的无声电影副本，片名为“General Allenby’s Entry into Jerusalem”，可从网上获得。

第十三章
从停战到停战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握俄国政权后，要求与同盟国立即停火—这对失掉耶路撒冷后状态降至低谷的奥斯曼帝国而言，是个翻盘的绝好机会。

一战的艰辛令俄国沙皇在二月革命（根据俄国旧历命名，实际发生在公历1917年3月）中丢掉了皇位。尼古拉二世于3月15日被废黜，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上台。协约国起初认为革命后的俄国后也许能重振雄风，尽管政治动荡影响了军队的纪律。

新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1917年3月14日第一号政令），就是撤销俄国军官对军队的控制权，交由选举出的“士兵苏维埃”指挥。在奥斯曼帝国被占领土上的俄国部队迅速奉命—混乱也接踵而至。“由于彼得格勒的革命，现在俄国士兵没完没了地举行冗长又千篇一律的会议，”驻黑海港城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在1917年3月23日的政治日志上这样记载，“示威过后，人们都担心会有各种暴行，大多数商店也因此关门大吉。执行委员会选举完毕后—当选的绝大多数是士兵—更是冷清。”[1]

1917年春夏两季，被俄国占领的土耳其东部土地上出奇地平静。此前焦头烂额的奥斯曼帝国高加索部队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这一年余下的时间他们远离战事。俄国士兵内部忙于激烈的政治讨论，焦点完全在他们的祖国。许多士兵都怀疑自己来到奥斯曼帝国战斗的意义。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人上台执政（根据俄国旧历史称“十月革命”），萦绕士兵心头的困惑也迎刃而解。布尔什维克党人谴责战争系帝国主义所为，他们呼吁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前提下谈判讲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简直难以相信这等天赐良机。当年，奥斯曼帝国正是害怕俄国对海峡和伊斯坦布尔的觊觎，才与德国结成战争同盟。开战以来，俄国部队已摧毁奥斯曼军在高加索地区的防线，并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大片疆土。然而，俄国一夕之间改朝换代，承诺会尽早撤出战争，归还战争期间赢得的所有土地。

12月18日，青年土耳其党人与俄国高加索部队代表在被俄方占领的埃尔津詹举行会面，签订了正式停战协议。从黑海至凡湖，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士兵一路浴血奋战，他们的政治领袖却最终谈判讲和。停火使被俄国占领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产生权力真空，特拉布宗的俄国士兵不听彼得格勒当局指挥，擅自行动。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农兵委员会”声称握有全部权力，享有最高权威，但却缺乏执行两者的手段。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时间越长，就益发无法无天。

1917年12月底，身处特拉布宗的俄军开始征用船只，准备穿过黑海返回祖国。许多即将复员的士兵已经数月未领薪饷，他们打劫城里的商店，以攒足路费还乡。31日，特拉布宗全城戒严，但秩序仍不见好转。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更是乱作一团。俄军撤退，那里的土耳其武装分子便步步进逼。1918年1月美国领事写道，“日复一日的枪声、劫掠还有惊慌，土耳其武装分子越来越嚣张，俄军士兵则惹人讨厌。”不论停火让奥斯曼军得到多少喘息的机会，被俄国占领的那些城镇都期待能回到正常政府的管理之下，而这一期望只有达成和约才能实现。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德军总部，同盟国与布尔什维克政府代表会面。由于俄国人希望德国和奥地利返还之前占领的俄国领土，布尔什维克承诺的没有土地兼并的和约其实只对奥斯曼帝国有利。和约谈判中，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但想重新恢复1914年的边界线，还希望俄国返还“Elviye-i Selâse”，即1878年被俄国吞并的“三大行省”：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

两轮谈判无果后，德国于1918年2月18日对俄重新开战。俄军毫无招架之力，列宁指示谈判人员尽可能答应同盟国的和约内容，争取尽快签约。如此一来，俄国便在谈判中处于下风，奥斯曼帝国不但恢复了1914年的边界线，还令俄军撤出此前占领的三大行省，而这些行省最终如何处置，将由奥斯曼政府组织的公投决定。因此，青年土耳其党是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托—立陶夫斯克条约》的主要受益人。

条约签订后，奥斯曼政府当天就向众议院宣布这则消息。政治人士纷纷击掌相贺，认为与俄国之间的和平预示着最终的和平也即将来临。有利的和约条款，加上收复久被侵占的领土，这些都或多或少弥补了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此外，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自古以来”的领土主张也最终成为过去。这些令奥斯曼帝国重新燃起赢得一战的希望。

布尔什维克不遗余力地贬低已被废黜的沙皇政府当年所出台的各种政策。1917年11月下旬，时任人民外交委员列夫·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的《消息报》（Isvestia）上，披露了当年政府的一些肮脏内幕。其中，最轰动一时的就是三国秘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国外驻莫斯科记者纷纷将这则消息传至在祖国翘首以盼的编辑手里。11月26日至28日，《曼彻斯特卫报》首先在英语国家披露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相关信息。

奥斯曼政府抓住此次机会，大肆诋毁起义的麦加埃米尔—谢里夫侯赛因，以及其身为阿拉伯部队指挥官的儿子费塞尔。1917年12月4日，即耶路撒冷陷落四天前，杰马勒帕夏在贝鲁特发表演讲，披露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相关条款，贝鲁特民众听后震惊不已。演讲中，杰马勒帕夏把谢里夫侯赛因及他的儿子们称作为英国卖命的骗子，并将“耶路撒冷敌军兵临城下”的责任全部推给这些阿拉伯起义的领导人。“倘若他所谓的独立梦想有实现的可能，哪怕非常渺小，我都能理解汉志起义背后的部分缘由。然而英国人真正的企图已经败露：他们居心叵测，没过多久就露了馅。谢里夫侯赛因以伊斯兰哈里发授予他的尊严来换取受英国奴役的耻辱。事到如今，他是咎由自取。”奥斯曼政府将杰马勒的这次演讲内容译成阿拉伯语，分发给叙利亚的各大报纸，这则轰动一时的消息因此广为流传。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报纸通过火车运至麦地那，又从麦地那悄悄流入麦加，由此达到羞辱哈希姆家族的目的。[2]

谢里夫侯赛因及儿子费塞尔对英法的分治方案早有耳闻。毕竟，马克·赛克斯爵士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来过吉达，向他们简单汇报协议的条款。不过，当时的英法外交官刻意含糊其辞，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和盘托出分治计划，就有可能威胁到英阿联盟。赛克斯让谢里夫侯赛因相信，英国占领伊拉克只是暂时性的，而且将会为其短暂占领支付“租金”。他还鼓励谢里夫将法国人在叙利亚的存在，看做对叙利亚沿海一小块土地的短期租借。谢里夫从英法盟友口中得知的信息，还不如杰马勒帕夏演讲透露的多。[3]

杰马勒帕夏希望利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规劝哈希姆家族放弃起义，回到奥斯曼帝国的怀抱，帝国会既往不咎。双方若能成功达成和解，那么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局势就会发生巨大反转。届时，奥斯曼帝国便可反过来利用谢里夫装备精良的阿拉伯部队来对付英军；法里赫帕夏的部队可从麦地那调往其他地区；与俄国停战后，奥斯曼高加索军也能抽出身来，联合法里赫帕夏的部队共同从英军手中夺回巴格达和耶路撒冷。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若是阿拉伯人重新输诚，奥斯曼帝国便还能放手一搏，挺过这场战争。

1917年12月，杰马勒帕夏秘密捎信给身在亚喀巴的费塞尔。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承诺，若哈希姆家族能够再次为奥斯曼帝国效忠，阿拉伯人在帝国治下便可享受完全自治—真正的自治，而非《赛克斯—皮克特协定》那种受外国势力主宰的假自治。然而，谢里夫又把这封信转寄给英国驻埃及高级特派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1917年11月，英国的《贝尔福宣言》和《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接连被公开，谢里夫侯赛因认为，他的英国盟友需要给他一个解释。

驻埃及的英国军官发现自己处境微妙。他们并未参与到秘密分治计划的起草过程当中，却要代表英国政府回答谢里夫的质问。他们在这其中面临的风险很高，因为一旦透露个中细节，便会危及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的战事，令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关系毁于一旦，声势渐起的阿拉伯起义也会因此夭折。

1918年1月，开罗的阿拉伯办事处领导人D. G. 霍格思为谢里夫对《贝尔福宣言》的担忧做了解答。他再次确认协约国的立场，即“一旦时机成熟，阿拉伯民族便应充分享有建立国家的机会”，巴勒斯坦“不应臣服于任何人”。然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希望“能重回巴勒斯坦，英国也对此表示支持。霍格思安慰他的阿拉伯盟友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许多国家都拥有“政治影响力”，而且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友好“不应被弃之一边”。[4]

在回应谢里夫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问题之前，温盖特征求了英国外交部的意见。1918年2月8日，伦敦方面作出回复，内容还是一贯的空洞外交辞令。英国政府感谢谢里夫转寄杰马勒的信件，称信件内容明显是“蓄意挑拨，企图离间”哈希姆家族和协约国的关系，并再次重申英国政府“解放阿拉伯人民的承诺”。[5]

谢里夫也许确实担心过英国人会对分治方案敷衍了事，但他和儿子们的起义已经无法回头，不可能与奥斯曼帝国重归于好。最终，谢里夫侯赛因没有回复杰马勒的信。他和儿子们不得不一边寄希望于英国能遵守其支持阿拉伯独立的每一次重申，一边继续与奥斯曼帝国作斗争，渴望获得军事胜利。然而，这一切努力都被英法两国的秘密外交所破坏。

自从奥斯曼军于1917年7月在亚喀巴投降以来，阿拉伯起义的主战场已从汉志转至叙利亚南部边境。费塞尔在那里继续扩充自己的正规军，交由贾法尔·阿斯克里指挥，并招募新的部落兵。英法两国分别派出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军，为其提供技术和现代武器装备支持。阿拉伯部队得到了一队装甲车、一批飞机，还有大量10磅野炮等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帮助他们更强力地轰击土军阵地。

费塞尔的军队从亚喀巴出发，前往马安挑战当地的奥斯曼驻军。马安是位于大马士革和麦加之间的朝觐点之一，是叙利亚和汉志的传统分界线。这里是汉志铁路线上比较大的一站，有一支规模较庞大的奥斯曼军驻守。早在1917年8月，劳伦斯就曾估计称，奥斯曼军在“马安有6000名步兵，一个团的骑兵和骑步兵，并已根据标准作战方法在该地筑起铜墙铁壁”，费塞尔的游击部队根本无法攻取防守如此坚固的阵地。[6]

这支阿拉伯部队需要往北推进，担任艾德蒙·艾伦比将军的右翼军。因此，他们最初绕开马安，转而去占领约旦河谷的高地。1918年1月15日，费塞尔的弟弟扎伊德率领一支小分队夺取肖巴克城堡，轻松占领了行政中心塔菲拉。当地奥斯曼驻军指挥官扎奇·哈拉比与240名部下投降。心有不甘的土耳其人于1月26日发动反攻，试图将其夺回，但被谢里夫部队和倒戈士兵击退，死伤惨重。之后的6周里，塔菲拉两度易手：奥斯曼军于3月6日夺回该城，3月18日再度失守。[7]

在巴勒斯坦，埃及远征军卷土重来。时任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指示艾伦比于1918年2月重新对巴勒斯坦发动攻击，给奥斯曼帝国致命一击，迫使其退出战争。艾伦比并未深入巴勒斯坦，而是决定向东面出击。他的目标是在约旦河对岸的安曼与阿拉伯部队会合，并切断奥斯曼军从当地通往马安和麦地那的重要铁路线。安曼南部约有2万名土耳其士兵，艾伦比希望在他的右翼消除这一威胁，最后再向大马士革推进。

作为行动的第一步，艾伦比选择占领约旦河谷小镇杰里科，将其作为在外约旦的推进基地。2月19日，艾伦比部队开始从容不迫地沿约旦河谷的陡坡朝杰里科方向前进。河谷道路狭窄，车辆无法通行，步兵和骑兵队蔓延长达5英里。土耳其炮手延缓了英军的推进速度，但却阻止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最终，艾伦比部队于2月21日早晨进入杰里科。澳新骑兵此前对杰里科的印象都来自《旧约·约书亚记》中的记载，和对杰里科之墙的描述（中文译为“耶利哥之墙”，相传这座镇守迦南的古城城墙高厚，但犹太人吹着羊角绕城行走七天后，上帝以神迹震毁城墙，于是迦南失守）。但一进入这座城镇，他们很快就回到现实：“我军所到的所有东方城镇之中，”一名新西兰骑兵军官回忆道，“杰里科绝对是最脏最臭的。”[8]

穿过约旦之前，艾伦比需首先确保巴勒斯坦北部阵线的安全。埃及远征军向北推进7英里，占领了约旦河支流之一奥雅河（Wadi Auja）周边高地。如此一来，英军在杰里科的军事行动便不会受到奥斯曼军的炮火攻击，且土耳其人若想派遣巴勒斯坦的驻军前去巩固外约旦阵地，便只好绕道而行。行动从3月8日开始，为期四天。奥斯曼军被迫撤退，以避免过分与敌纠缠。至此，英军确保了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一线的安全，下一步艾伦比便准备入侵外约旦。

英军指挥官与阿拉伯盟友一起协调入侵计划。新组建的汉志行动组由阿兰·道内中校率领，负责与谢里夫部队的联络工作。艾伦比的作战计划需要阿拉伯部队攻打马安，牵制住当地奥斯曼驻军，以便埃及远征军夺取安曼。费塞尔与艾伦比手下军官会面，同意参与行动。两路人马将分头攻击马安南北两侧的汉志铁路，破坏当地铁轨。贾法尔·阿斯克里将率领阿拉伯部队主力直接攻打在马安的奥斯曼驻军，到那时，铁路两端被毁，援军无法赶到，后者便无法对英军在安曼更北部的行动构成威胁。劳伦斯负责与艾伦比在外约旦接洽，他带来了强劲的巴尼萨基尔部落兵，以巩固英军阵地。

这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各队人马及时完成各自的任务，因为各队之间无法取得联系。英军曾用信鸽通信，但阿拉伯部队各分队之间连在沿50英里长的汉志铁路上行动时都无法协调，更别提与他们相距几百英里开阔地的英国人配合展开行动。当行动受挫时，英阿盟友之间也只能靠骑手快马加鞭传递信息。因此，谣言和假情报便使战事更加扑朔迷离。[9]

阿拉伯人未能成功占领马安。1918年3月，异常寒冷的大雨将外约旦南部淋了个透。当时，贾法尔·阿斯克里与负责破坏马安南边铁路的部队在一起。据他回忆，“瓢泼大雨把我们淋成落汤鸡，使我们无法继续行动。骆驼和辎重牲口陷在泥里，到了晚上，被困泥地的士兵甚至因严寒和大雨没了命。”最后，攻打马安的行动只得推迟，另择时机而动。[10]

另一边，英军对阿拉伯部队在马安遭遇的问题全然不知。他们于3月21日穿过约旦，沿约旦河谷那险峻的道路向外约旦高地和萨尔特推进。萨尔特乃约旦以东地区最大的城镇，约有1.5万名穆斯林和基督徒居民，是奥斯曼此地的统治中心。当英军于3月25日逼近该城时，他们听到一阵枪声，以为又要开战，遂暂停推进。然而先头部队发现，原来是镇民在朝天开枪庆祝奥斯曼军撤退，还洗劫了当地政府。“他们把建筑掏了个精光，”一位惊诧不已的士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连屋顶和所有木制品都被扒了，只剩下四壁墙还在那立着。”萨尔特居民认为英军占领当地，就意味着他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于是沉浸在自由的喜悦之中。但事实证明，这种自由只是昙花一现。[11]

奥斯曼军将萨尔特拱手相让，转而重整军队加固安曼的防事。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在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新任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1913年派往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他丰富的经验对奥斯曼军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而且他对奥斯曼军将士都很尊敬，这也让他获得了土耳其人高度的信任。利曼需要奥斯曼军的充分配合。倘若英军成功攻占安曼及当地的铁路等战略性设施，奥斯曼人将很难保住其在汉志铁路更南面的阵地。如此一来，位于麦地那和马安的2万名奥斯曼驻军将被完全隔离。对汉志和外约旦的土耳其部队来说，安曼一战事关生死。

听闻英军占领萨尔特后，利曼当即做出反应，命所有剩余兵力赶赴安曼。尽管铁路被破坏造成了交通不便，但几百队援军还是开始从大马士革涌向安曼。约有900名士兵从马安乘火车前来，中途并未遭到阿拉伯部队的阻挠。位于巴勒斯坦的土耳其骑兵沿约旦河上游的英军阵地逆流而上，以威胁英军交通线。

英军计划步兵留守萨尔特阵地，用骑兵攻打安曼。他们的行动目标是摧毁安曼附近的高架铁路和隧道，令铁路交通瘫痪数月。在萨尔特驻留一支精锐步兵团，将能阻止奥斯曼铁路维修队修复铁路，还能威胁大马士革和安曼南部驻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如果英军行动成功，奥斯曼军则会被迫撤退至安曼北部，从而将麦地那和外约旦的南半边让给哈希姆家族。

3月27日，英军从萨尔特向安曼方向推进，途中与更南面的阿拉伯部队一样遭遇了恶劣天气。地面泥泞不堪，人畜行动迟缓，车辆难以前进。他们将大炮和弹药从四轮平板车上卸下，换用骆驼驮到前线。“就连骆驼也很难在这种路面上行走，一直在打滑，”利曼记录道，“我们截获英军的一份无线电消息，他们对这种环境怨声载道。”德军通过监控英军无线电通讯，掌握了英军的作战计划，并据此组织相应的防御措施。[12]

2000名奥斯曼士兵把守着安曼的每一处入口。他们拥有70挺机枪和10门大炮，阵地防护措施良好，占尽在堑壕战中守方的优势。3000名湿漉漉的英军士兵疲惫地朝安曼赶来，中途还有几人因恶劣天气丧命。倾盆大雨令英军无法将大炮运抵前线，他们的机枪和弹药补给也因骆驼运载能力有限而被大幅削减，许多骆驼还因雨后的山谷道路湿滑艰险而殒命。[13]

三天里，土耳其人一直在抵御埃及远征军的骑兵和步兵攻击。恶劣天气不但对进攻的英军造成了影响，也令土耳其人遭受重大伤亡，军队士气低落。为了防止失败情绪在前线蔓延，利曼·冯·桑德斯下令部队“无论如何也要死守阵地至最后一秒”。他提醒部下将领，每天都有从大马士革和马安赶来的援军前来帮他们渡过难关。[14]

虽然土耳其人认为自己情况危急，但英军的状况比他们还要糟糕。由于连日雨淋和露宿，澳新骑兵患上严重的感冒。路面湿滑，英军的马和骆驼都几乎无法行走，更别提为先头部队提供弹药和配给了。此外，伤员撤离也越来越难。经过数日的激战，土耳其人没有一丝投降的迹象，而且土耳其骑兵骚扰英军在约旦河与萨尔特的阵地，威胁他们的撤退线路。到3月30日下午3时许，英军指挥官承认无法攻占安曼，遂下令全线撤退。

奥斯曼军乘胜追击，从安曼一直追至萨尔特。当英军开始将伤员和储备物资撤离萨尔特时，当地百姓陷入恐慌。洗劫一空的政府大楼象征着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背叛，他们也知道，一旦土耳其人归来，报复必然会发生。因此，5500名基督徒和300名穆斯林背井离乡，随英军撤到耶路撒冷。一名英军士兵在日记中记下民众在英军撤退的混乱中所遭受的苦难：“一名青年驮着他的爷爷，驮了整整13英里！男女老少都被沉重的包袱压弯了腰，头上还顶着一个炖锅或洗菜盆。挡道的小公牛被装甲车压死，载重过多的驴子又被骆驼践踏。”[15]

英国报纸宣称英军“突袭”安曼成功，但在实际作战中前线士兵共死亡200人，受伤1000人，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正如一名新西兰骑兵总结的：“英军对敌军造成的损害远不足以抵消其自身遭受的重大伤亡。”虚传捷报的各大头条“让报道在真相面前显得多少有些滑稽”。[16]

正当英军撤离外约旦之际，费塞尔的军队对马安重新发动了进攻。近期奥斯曼军调派部队前往安曼加强防御，马安的奥斯曼守军兵力因此减弱，这给了阿拉伯部队一个机会，突破这座几乎固若金汤的城镇。

这次的计划也是先从北面和南面切断马安与外界的联系，再对城中心发动直接进攻。4月12日，阿拉伯部队参谋长贾法尔·阿斯克里率领一个步兵营、一门大炮以及400名贝都因骑兵，攻击北面的雅尔都那（Jarduna）火车站。他们于黎明时分抵达火车站，开始用18磅重野战炮发动炮击。步兵在推进中遭到奥斯曼守军猛烈的火力反击。阿斯克里一直等待贝都因骑兵发起攻击来缓解步兵的压力，可他发现这些部落兵“漫无目的地来回转悠”，只得用“感情激烈的长篇训斥让他们明白，如若他们不发起进攻牵制住敌军，自己的同伴将会被屠杀殆尽”，促使他们展开行动。随后，部落兵冲向火车站，迫使站内200名守军投降。他们把火车站洗劫一空，缴获了那里的武器、弹药和军用补给。当天晚上，T. E. 劳伦斯和休伯特·扬赶到，将雅尔都那以南的铁路桥炸毁，切断马安北面的通道。[17]

同一天晚上，努里·赛义德率军对马安南部的盖迪尔哈吉火车站发动进攻。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指挥一个步兵连攻打该火车站。由于两名军官之间的个人恩怨，部队内讧，阿杰卢尼只得和阿斯克里一样，用“激情的训斥”重整秩序。一支法国炮兵连和一队机枪手为进攻部队提供火力支持，另外还有由霍威特部落赫赫有名的奥达·阿布·塔伊率领的几百名贝都因骑手助阵。和攻打雅尔都那火车站时一样，他们在黎明时分发动进攻，炮击盖迪尔哈吉火车站长达两小时。大多数奥斯曼守军一早就投降了，但有一个战壕里的士兵顽强抵抗了数小时才束手就缚。

阿拉伯起义埋下的深仇大恨在盖迪尔哈吉暴露。一位阿拉伯指挥官手下曾有一位上尉，据传被土耳其士兵俘获后饱受折磨，最终被活活烧死。这位指挥官就此事质问了300名奥斯曼战俘，并命令他们在自己的队伍中选出四人处以死刑，以慰该惨死上尉的在天之灵。不过，他还未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就有其他阿拉伯军官介入，确保战俘们得到人道的对待。随后，部队继续展开行动，破坏五处桥梁和900余码铁轨，由此切断马安南面的交通线路。[18]

马安与外界的联络断绝，阿拉伯部队便对城内的奥斯曼驻军发动正面进攻。4月13日，他们占领了马安以西一处名叫锡姆纳（Simna）的高地。两天后他们攻打火车站，这一仗打了整整四天，双方死伤惨重，成为阿拉伯起义中最血腥的一次战斗。贾法尔·阿斯克里强烈谴责了法国炮兵连，这支队伍由法国驻汉志使团的罗萨里奥·皮萨尼上尉率领，在战斗的第一天就用光了弹药（据阿斯克里称，事实上是战斗的第一个小时）。

这位阿拉伯指挥官对他的法国盟友毫不信任，他指控他们支持法国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既定利益多过支持阿拉伯战事。“皮萨尼上尉曾反复提醒我们，他只能陪我们到叙利亚边境，法国不会为阿拉伯人在边境以外的行动提供帮助，”阿斯克里回忆称，“皮萨尼的这种表态无疑是法国居心叵测的印证。”不过，见证马安战争的T. E. 劳伦斯姑且相信皮萨尼。“我们发现每打一发炮弹，皮萨尼就绝望地攥一次拳头，”劳伦斯写道，“他说他曾恳求努里不要在他缺少弹药的这时候发起进攻。”之后，埃米尔费塞尔给法国战争部拍电，感谢法军在马安的“良好表现”，并希望“所有的炮兵都受到奖赏”。身为阿拉伯起义领导者的他，比其他阿拉伯军官更懂得外交手腕。[19]

经过三天的激烈对战，阿拉伯部队成功占领土耳其军在马安附近的三条战壕。奥斯曼指挥官知道铁路已被切断，他们将再也得不到增援和弹药补给。一些军官下令坚守到最后一刻，另一些则希望与阿拉伯部队展开公开谈判，商议投降条款。马安居民知道与费塞尔一起作战的贝都因人会洗劫他们的家园，因此也加入奥斯曼军。500名当地居民于第四天和守军站到一起，对补给短缺的阿拉伯部队展开新一轮坚决斗争。

战斗到第四天，阿拉伯部队疲惫不堪。他们已有数日没有火力掩护，直接暴露在奥军的枪林弹雨下。他们的贝都因骑兵于两日前撤退，正规军步兵认为这是他们没有信心的表现。由于阿拉伯部队中有一半多的军官非死即伤，纪律也开始涣散。因此，阿斯克里只好极不情愿地宣布撤退。他们在马安失去了90余名阿拉伯士兵，另有200多人受伤—虽然这一数字与西线的相比微乎其微，但却已是阿拉伯人起义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

面对这次空前的失败，埃米尔费塞尔及其参谋长极力想要重振军队的士气。费塞尔做了一番激励演讲，贾法尔·阿斯克里则提醒将士们，撤退并不意味着失败，一旦他们拥有了足够的炮弹，他们就会继续勇往直前，占领马安。根据在场的一位军官称，这些讲话确实提升了正规军中叙利亚和伊拉克人的士气，但此役给哈希姆家族在外约旦威望的损害在短期内将无法恢复。[20]

1918年3月21日，德军在西线已取得重大突破。与俄国达成和约后，同盟国能从东线调派部队前往西线作战，这令他们的部队相比协约国拥有决定性的数量优势。德军指挥官决定赶在美国之前行动。美国自去年加入一战后，为协约国带去足够的兵力，大大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米夏埃尔行动”以英军在圣康坦的一处薄弱点为目标，在一阵压倒性的炮击之后，德军席卷了前方的英军阵地。待到第一天的战斗落下帷幕时，德军向前推进了8英里，并占领了近100平方英里的法国领土。为取得这些战果德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英军的损失也极为严重—一天之内损失超过3.8万人，其中2.1万名士兵被敌军俘获。[21]

埃及远征军几乎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德军开春这次攻击的后果。3月27日，英国战时内阁命令艾伦比在巴勒斯坦采取“积极防御”，他的步兵师需准备立即赶赴法国。截至1918年中旬，约有6万名久经沙场的步兵从埃及和巴勒斯坦被送往法国，由印度的新兵接替他们驻守原地—这些没有经验的菜鸟，需要严酷的训练才有能力投入作战。[22]

在实行“积极防御”措施和将最精锐的部队用船运至法国之前，艾伦比在外约旦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这次战役时机并不成熟，策划也欠周密。从各方面看，艾伦比都是把他的部队送入了虎口之中。

艾伦比的作战计划是确保手下骑兵主力成功渡过约旦河，以保护从约旦河谷到安曼高原的三条干道。随后，骑兵部队将登上山谷，重新占领萨尔特，并在当地构筑阵地，防止敌军反攻。随后，澳新骑兵将策马下山，从后方攻打位于舒纳特尼姆林（Shunat Nimrin）的土耳其驻军，逼迫其投降。善战的巴尼沙基尔部落已与艾伦比的手下谈判，同意阻断约旦河谷与安曼高原间关键的第四条通路，实现对萨尔特和约旦河谷奥斯曼军的包围。如此一来，英军便能轻松占领安曼及高地。[23]

然而，艾伦比的部下认为他的这一计划不切实际。沙漠骑兵团指挥官哈里·肖韦尔将军认为，奥斯曼军已料到他们将会发起进攻。由于德军经常成功截获英军的无线电通信，这种可能性确实较高。贝都因人也有可能已经将英军的计划透露给奥斯曼军。艾伦比计划对贝都因人委以重任，这让肖韦尔极为不适，这位澳大利亚将军不相信这些部落兵在激战中还值得信赖。事实上，外约旦有一些部落，如巴尼沙基尔，内部分为哈希姆派和奥斯曼派。如果与艾伦比部下展开谈判的是奥斯曼军的那一派，那么他们的行动计划肯定早就已经被利曼·冯·桑德斯获知。

通过两件事能看出来巴尼沙基尔部落有叛变之嫌。第一，部落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艾伦比的进攻日期，他们宣称只能阻断通往舒纳特尼姆林的道路至5月4日。而这个看似随便定下的日期，其理由非常空洞：据称那天之后他们就需转移营地，以重获补给。巴尼沙基尔迫使艾伦比在有限的时间内发动攻击，这似乎对奥斯曼军有利。更糟糕的是，该部落并未将通往舒纳特尼姆林的战略要道封锁至商定日期，令英军的计划还没开始就注定失败。[24]

4月30日太阳升起之前，第一支澳大利亚骑兵部队穿过约旦，成功占领了指定地点。8时30分，英军发起进攻的消息传至利曼·冯·桑托斯那里，他下令进行反攻，打了入侵者一个措手不及。利曼已秘密在巴勒斯坦新部署大量的援军，其中包括高加索的一支骑兵旅，以及数支德国步兵团。德军和奥斯曼军还修建了一处隐蔽的浮桥，方便这些部队快速往返约旦河的东西两岸。在利曼的指挥下，这些部队跨过约旦河，前去与入侵者交战。

艾伦比的骑兵队顿时寡不敌众，无奈放弃了约旦河谷与萨尔特之间四条通路中的两条。另外，舒纳特尼姆林那条通道仍然对土耳其军开放，不见巴尼沙基尔部落兵的踪迹。这意味着英军只能通过仅剩的一条通道抵达萨尔特，或从萨尔特撤离，这条道路还时刻面临着被奥斯曼军和德军切断的危险，这两支军队的实力远超艾伦比的预期。

援军穿过约旦赶来救助被困的埃及远征军，他们与威胁切断英军通路的奥斯曼军展开激烈对战。经过四天的战斗，英军弹药和配给告急，肖韦尔请求艾伦比允许撤退，萨尔特也因此被再度放弃。至5月4日，所有幸存的士兵都已安全撤回巴勒斯坦，但埃及远征军还是阵亡214人，近1300人受伤。正如一位英国士兵总结：“第二次攻打萨尔特的行动简直就是一团糟。”[25]

耶路撒冷陷落5个月后，奥斯曼军以令人震惊之势收复了大片领土。与俄国重新言和令帝国收回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并彻底消除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军事威胁；战时秘密分治协定的败露令英法两国和哈希姆家族名声扫地；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成功遏制阿拉伯军队在马安的势头，并在安曼两度挫败艾伦比的部队；加上德国开春后在西线发动的攻击突破了英法两军阵线，奥斯曼军似乎已经胜利在望。

这些动向对外约旦的民众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萨尔特，人们志愿加入奥斯曼军。一位法国情报员报告称：“村庄首领正在为大批志愿参军的人登记。居民们说：如果过去与力量如此薄弱的土耳其军对阵，英国人都不得不撤出萨尔特，那么如今奥斯曼军实力渐长，他们不可能再往前推进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和土耳其人保持良好关系，博得他们同情的原因。”外约旦居民对费塞尔部队的信任也开始动摇，他对外约旦中部各部落发起的呼吁再无人响应。一名为法国情报机构服务的当地情报员解释称：“阿拉伯人会这样回复费塞尔：你占领了塔菲拉然后撤退了；英国人两次攻取萨尔特，也撤退了。如果我们对土耳其人宣战，我们担心，等我们的士兵死伤殆尽后，你还会抛弃我们。”[26]

由于艾伦比手下经验丰富的老兵调离，填补空缺的都是新兵，他不得不将在巴勒斯坦的进一步行动推迟到秋天。开春这场灾难性的战役给埃及远征军带来的唯一好消息，就是两次攻打安曼使奥斯曼军调用其在巴勒斯坦的驻军前来巩固外约旦的防御阵地。由于埃及远征军最后一击的目标是巴勒斯坦而非外约旦，这样的兵力调度对艾伦比有利。

在奥斯曼军遏制艾伦比部队在巴勒斯坦行动的同时，恩维尔帕夏极力试图加强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实力。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与俄国签署了和约后，恩维尔及其同僚发现，可趁俄国忙于革命和内战之际收复失地。尽管与俄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恩维尔在东线仍然亟需兵力。

早在1918年2月时，奥斯曼军就开始收复战争中被俄国侵占的领土。2月24日，奥斯曼军进入特拉布宗，中途未遭到任何抵抗。相反地，一支俄国铜管乐队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到来，当地的权力真空最终得到解决。精力充沛的土耳其军继续朝埃尔祖鲁姆进发，并于3月11日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该地区。配给短缺的土耳其士兵对俄军留下的补给物资惊诧不已—足以供应他们到3月24日，那时他们已推进至奥斯曼帝国1914年的边境。[27]

土耳其人越过1914年的边境，试图进一步推进至1878年割让给俄国，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重新收复的三大行省。这时，他们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将光复奥斯曼领土看做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但另一方面，在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建立缓冲国又符合帝国的利益。俄罗斯帝国分崩离析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应运而生。同这三个相对弱小的国家为邻，比与大俄罗斯接壤要安全得多。但问题在于，三大行省中的巴统位于格鲁吉亚境内，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又属于亚美尼亚。如何能收复这三大行省，同时又不扰乱他们在高加索边境的这些新邻居，就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大挑战。

土耳其军于4月19日进入巴统，4月25日占领卡尔斯。他们开始准备在这两个行省发起公民投票，因为根据《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规定，公投通过后，这些行省便能合法并入奥斯曼帝国。公投由奥斯曼军负责组织，由土耳其公务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监督，只有男性有权参与投票。最终，投票结果可想而知：97.5%的选民希望行省重新并入奥斯曼帝国。公投的全过程被写入1918年8月11日出台的帝国政令之中，时任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穆罕默德六世，瓦希德丁，在政令中同意当地自愿回归，再次成为奥斯曼帝国“受神灵庇护的土地”之一。

然而，奥斯曼人在收复三大行省后又想要回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他们遭到了德国盟友、布尔什维克和英国人的一致敌视。巴库石油储量丰富，是高加索地区最有价值的城市。德国自从开战以来就把这座里海城市据为己有，而且他们在1918年夏天亟需石油资源。从波斯向巴库推进的英军也决心不让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染指该地区。

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达什纳克，在巴库建立了人称“巴库公社”的暴力革命政权，布尔什维克便通过该公社间接掌控着巴库。1918年3月，公社的部队大肆屠杀占阿塞拜疆多数人口的穆斯林，致使1.2万人遇害。幸存的穆斯林有一半逃到相对安全的农村避难。当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呼吁奥斯曼帝国施以援手时，恩维尔帕夏迅速采取救援行动—同时也趁机扩大奥斯曼帝国在这座里海石油城的影响。

1918年6月4日，奥斯曼军与阿塞拜疆结成友好联盟。阿塞拜疆人希望奥斯曼帝国能出兵，帮助他们解放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的领土，而德国对土耳其人向巴库推进感到怒不可遏。柏林经过协商，决定由德国军事统帅—埃里希·鲁登道夫和保罗·冯·兴登堡出面，建议恩维尔将军撤回《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承认的边境内，并把高加索部队调派到更为紧迫的阿拉伯阵线去。但恩维尔对他们的“建议”置之不理，继续命令军队向巴库前进。趁着巴勒斯坦尚且平静，恩维尔抓住时机，试图在这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局势之中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他的理由是，拿下巴库后，他可以从那里调派军队向南朝美索不达米亚方向推进，并重夺巴格达。

恩维尔将高加索的志愿兵组合为高加索伊斯兰军，命令该部队带头“解放”巴库。他委任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努里帕夏统领这支志愿军。努里帕夏曾在1915至1916年间，与贾法尔·阿斯克里一道参加了西部大沙漠的赛努西战役。这次，努里呼吁大家积极参军，但民众的反应却不温不火。因此，恩维尔只好调遣一个步兵师前来加强高加索伊斯兰军的实力。8月5日，高加索伊斯兰军对巴库发起首轮进攻，但布尔什维克的炮火猛烈，而且突然杀出一支英军分队，最终他们不得不撤退。努里紧急要求增派援军，于是恩维尔再次调拨两个兵团协助高加索伊斯兰军攻打巴库。他们最后于9月15日占领该地区—此举不是为了将巴库加入到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中，而是为了让阿塞拜疆这个新兴国家能够成为后沙皇时代，高加索地区一支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力量。

恩维尔成功收复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领土，还把奥斯曼帝国的势力扩大至与安纳托利亚东部毗邻的各个新兴国家。如果奥斯曼帝国最终取得一战的胜利，恩维尔或许会被称赞为一个目光深远，保护了国家东部领土的卓越政治家。然而，就在奥斯曼军进入巴库不到数日，艾伦比的部队便突破了前者在巴勒斯坦的防线。由于分散了奥斯曼军在更为关键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兵力，恩维尔的高加索战役后来更多被看做导致帝国灭亡的草率举动。[28]

到1918年夏，协约国部队已经遏制了德国在西线的势头。英国政府再次敦促艾伦比，以其现有力量向奥斯曼军发动新一轮进攻。到7月中旬，艾伦比告知陆军部，他计划于秋季重新发起进攻。随后，这位埃及远征军指挥者便开始认真筹划起来。

艾伦比善于诈术。在1917年10月31日的贝尔谢巴战斗中，他曾不遗余力地诱使奥斯曼军相信他将第三次攻打加沙，从而将对方的兵力从真正的进攻目标上引开。现在，艾伦比又再次精心准备佯攻安曼，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标：巴勒斯坦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奥斯曼军阵地。

对于这场即将来临的战斗，艾伦比的部队虽并未接受过相关的基础训练，但艾伦比让他们用木头和帆布制作真实比例的马匹模型，总数约有1.5万个。在夜色的掩护下，他将骑兵和步兵逐步从约旦河谷转移至沿海的朱迪亚山脉，并在那里搭起伪装帐篷，以防德国空军发现他们。士兵将木头和帆布做成的模型留在原地替代真正的马匹，并乘着骡拉雪橇在约旦河谷干燥的土地上穿梭，假装是骑兵进攻扬起的尘土。工程兵忙着架桥横跨约旦河，还特意从废弃的总部发出无线电信号。

阿拉伯部队主要负责将奥斯曼军的注意力引至外约旦地区。贾法尔·阿斯克里的正规军规模已达8000人，并有英军装甲车、法国炮兵、埃及骆驼兵团，还有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飞机相助。此外，谢里夫纳希尔已成功动员数千名贝都因部落兵投身阿拉伯起义。9月初，阿斯克里及其主力部队仍在马安周边地区，而在安曼东边50英里外一处名为阿兹拉克的绿洲中，已有一支1000名阿拉伯士兵组成的分队进驻。这支分队的突然出现，也令阿拉伯人即将攻打安曼的谣言散播开来。事实上，费塞尔部队接到的命令是攻克德拉，以切断汉志铁路与海法支线的这一重要联结点。

9月16日，英国皇家空军对德拉发动空袭，目标是扰乱奥斯曼军视听，促使利曼·冯·桑德斯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保卫汉志铁路上。T. E. 劳伦斯率领配备装甲车的阿拉伯部队，向德拉南部的铁路线发动进攻，并成功摧毁一座桥梁。第二天，阿拉伯主力军几乎毫发无损地破坏了德拉以北的铁路线。奥斯曼军急忙前去修复铁路，利曼还从沿海港城海法召集后备军前来加强德拉的防御力量—这些行动正中艾伦比下怀。

为了确保不走漏关于进攻行动的半点细节，直到三天后，行动开始的前一刻，艾伦比才告知手下的旅团级军官进攻的真正目标。至此，他已在雅法北部的地中海地区成功调集了3.5万名步兵和9000名骑兵，并配有近400门重炮提供火力支援。而另一边，土耳其军以为敌军即将攻打外约旦，遂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了该地区，海岸线的防御力量不过1万名士兵和130门大炮。[29]

进攻开始前两天，一名印度士兵逃离英军，向奥斯曼军投诚。在奥斯曼和德国军官的质问下，这名印度人把自己知道的关于接下来这场战役的消息全部抖了出来。据他透露，英军将在9月19日发动进攻，袭击奥斯曼军的地中海防线，而他自己，根据利曼的记载，“想要逃离”这场行动。然而，艾伦比的欺瞒战术实在做得滴水不漏，以至于利曼及其部下都认为这名逃兵是在蓄意提供假情报。阿拉伯部队在阿兹拉克集结并攻打德拉，这一事实让利曼深信，协约国意在切断他的交通主干道—汉志铁路。因此，他进一步加强外约旦的防御力量。[30]

9月19日，在黎明到来前，英军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开始对雅法北部的奥斯曼军战壕发起猛烈炮击。每分钟发射炮弹约一千发，这种阵势对于第一次上战场的许多印度新兵来说，实在有点喘不过气。“机枪的扫射和炮弹攻击实在太过猛烈，”一名锡克教士兵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描述道，“我们其他什么也听不见，在那个地方，是敌是友都难以辨认。大地都被震得发颤。”[31]

炮击一结束，来自英国和印度的步兵便冲向已被炮火摧毁的奥斯曼军战壕，在第三、第四道防线上与敌军短兵相接。土耳其人能撤的都走了，其余的只好投降。在行动的前两个半小时里，英军步兵冲破土耳其人的防线，并向前推进了7000码，为骑兵入侵巴勒斯坦北部开辟道路。

步兵撕开奥斯曼军防线后，澳新和印度骑兵部队蜂拥而入，展开一连串进攻，旨在包围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并夺取重要城镇。图勒凯尔姆就是他们第一批攻打的目标之一。战前，陶菲克·苏瓦伊迪曾在巴黎求学，并协助组织了1913年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图勒凯尔姆任文职工作。和同伴们被隆隆的炮声“惊醒”后，苏瓦伊迪爬上屋顶，看见交战双方在10英里外的地方互相开炮，“炮火径直射向前线，双方都在往死里炮轰对方”。日出后不久，撤退的奥斯曼军像潮水一样涌入图勒凯尔姆，“英军从四面八方而来，俘获了余下的土耳其士兵”。[32]

英军飞机开始轰炸图勒凯尔姆，当地平民慌忙逃出城外。苏瓦伊迪与其他平民一起撤退到了附近的村庄，他在那里脱下官服，换上了巴勒斯坦农民的装束。就这样，苏瓦伊迪凭着这身粗衣，混入了不断扩大的逃兵队伍之中。他看着土耳其部队仓皇撤退，英军进驻，这场战争他已对奥斯曼帝国不抱任何希望，只想有朝一日能回到家乡巴格达。

英军骑兵飞驰越过巴勒斯坦北部，攻下多个重要城镇和道路枢纽，完成了对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的包围—这两个军团曾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伊尔德鲁姆集团军的主力。9月20日清晨，拜桑（Baisan）和阿富拉均已被英军占领，奥斯曼军的电话线路也被摧毁。由于通讯中断，土耳其与德国军官对英军的推进和奥斯曼军的损失都一无所知。

行动开始24小时后，身处拿撒勒总部的利曼惊诧地发现英军出现在了城郊。由于英军被一次次的巷战拖住脚步，这位德国指挥官最后才侥幸逃脱。一名印度士兵在家信中写道：“最蹊跷的是在这里（指拿撒勒），还俘获敌军的一些飞机和飞行员，也就是说，地上的骑兵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天上的飞鸟手到擒来。”虽在拿撒勒遭遇顽强抵抗，英军最终还是于9月21日占领了该城镇。[33]

到了行动第三天，英军已掌握巴勒斯坦山区的各个重要城镇，并控制吉斯尔迈杰米（Jisr al-Majami）处横跨约旦河的主要铁路桥。自9月21日从西岸逃往外约旦的每一条路线都被切断后，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便动弹不得，数万名士兵陆续向英军投降。至此，英军只差阿克里和海法就拿下巴勒斯坦全境。9月23日，英国和印度骑兵攻下了这两座北部港城。

牢牢掌握巴勒斯坦后，艾伦比开始将目标转向外约旦。新西兰骑兵旅眨眼间攻占了萨尔特（9月23日）和安曼（9月25日），驻马安的4000名奥斯曼守军接到命令退至安曼，准备联合大马士革的奥斯曼第四军团做最后一搏，却不料被澳大利亚第二轻骑旅在半道截击。土耳其士兵同意投降，但由于被充满敌意的阿拉伯部落包围，他们拒绝放下武器。于是，俘获者和被俘者都拿着枪械，一道向安曼进发，直到土耳其人确信自己不会受到贝都因人攻击后，才同意交出武器。

奥斯曼军退至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于是阿拉伯部队和艾伦比率领的埃及远征军准备联手攻打该城市。9月26日晚至27日凌晨，阿拉伯部队席卷了德拉，第二天在当地与英军会合。他们即刻朝大马士革进发，同时澳新和印度骑兵绕道巴勒斯坦北部，切断奥斯曼军向西朝贝鲁特，以及向北朝霍姆斯的撤退路线。英军和阿拉伯部队从德拉出发，向正北的大马士革方向推进了70英里，一路对奥斯曼第四军团溃逃余部穷追猛打。9月30日，协约国部队抵达大马士革近郊。

随着艾伦比部队进入大马士革，巴勒斯坦战役的政治问题到了关键时刻。战争过程中协约国讨论了诸多分治方案，由此可见，艾伦比这次战役背后一直都隐藏着政治的考量。6月，他迎来两个营的皇家燧发枪团。这两个营的士兵都是犹太人，他们明确表示愿意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来换取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法国则派遣驻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分队前来协助作战，以确保自身能长期占领叙利亚。该分队中有一个团的士兵全是法军从著名的穆萨山围困（为躲避土耳其人的血腥屠杀，亚美尼亚村民逃往穆萨山躲藏40天，直到路过的法军帮他们解围）中救出的亚美尼亚难民。而另一边，埃米尔费塞尔与他的支持者T. E. 劳伦斯在前线坚持哈希姆家族对叙利亚的主张，称叙利亚是未来阿拉伯王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随着巴勒斯坦战役在大马士革接近高潮，“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以及《贝尔福宣言》的有关各方都想在这场战役中拔得头筹。[34]

英军为奖赏他们的哈希姆盟友，同意由埃米尔费塞尔的阿拉伯部队接受巴勒斯坦的投降。不过，澳大利亚第三轻骑旅要率先进城。该骑兵队获准于10月1日横穿大马士革，以切断奥斯曼军往霍姆斯的退路。其实英军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因为早在他们入城的前一天晚上，最后一批奥斯曼部队已搭乘火车前往里亚格，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留给一群当地显贵，城中的土耳其旗帜也被谢里夫的旗帜取代，以迎接费塞尔部队的到来。澳大利亚人迅速离开大马士革前往指定地点，将巴勒斯坦留给谢里夫的部队。

谢里夫纳希尔从一开始便投身哈希姆家族起义事业，现代表自称阿拉伯国王的麦加谢里夫侯赛因入主大马士革。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位极具影响力的贝都因酋长—奥达·阿布·塔伊和努里·沙兰，他们带领约1500名贝都因士兵支持费塞尔的战事。大马士革民众将哈希姆部队看做解放者，走上街头欢迎他们的到来。不过，当地的商家却担心自己要遭殃。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担心的，贝都因人进城后不久便开始四处劫掠。英军和其他协约国部队紧接着也进入解放了的大马士革。兴高采烈的人群将奥斯曼军的撤退看做这场漫长恶战的终结，如此情感也将占领军感染。[35]

接下来的两天里，艾伦比抵达大马士革，埃米尔费塞尔也于10月3日到达，期间整座城市一直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之中。在阿拉伯起义中被派去支援T. E. 劳伦斯的英国军官休伯特·扬，开着一辆利曼·冯·桑德斯遗弃在大马士革的红色大奔驰，前来与费塞尔见面。他看见费塞尔这位阿拉伯王子“骑马走在一大队骑手前面”，“穿过狭窄的街道，街上挤满热情洋溢的大马士革人”。休伯特提出要载费塞尔去市中心，但费塞尔拒绝了，他宁愿骑阿拉伯战马，而不是坐德国豪车进入大马士革。

费塞尔骑马径直朝维多利亚旅馆走去，在那里他与艾伦比将军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会面。这本该是欢庆的时刻，却被分治的政治话题蒙上一层阴影。借此机会，艾伦比在劳伦斯的翻译下，向埃米尔费塞尔告知新的管治安排。根据《贝尔福宣言》，阿拉伯政府对巴勒斯坦并不享有控制权。为遵从《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给予法国的利益，阿拉伯政府应将黎巴嫩交由法国管理。遵照法国意愿，费塞尔要确保谢里夫的旗帜从贝鲁特的公共建筑上撤下。最后，只要战争仍在持续，艾伦比就对协约国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享有最高统治权。[36]

结束了与艾伦比的会面后，费塞尔移步前往市政大厅接受大马士革公众的欢迎。但与艾伦比见面后再被拥戴为大马士革的解放者，不知道费塞尔对此会作何感想。

余下的这个月里，英军对奥斯曼军穷追猛打，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所有重要城市。自9月19日英军开始行动后，奥斯曼军从未成功筑起防线阻挡敌军前进的脚步。10月26日阿勒颇的陷落标志着战役结束，英军至此实现了所有战略目标。奥斯曼军在叙利亚的军队被摧毁后，帝国将被迫退出一战。协约国以极其微小的代价—5666人阵亡、受伤或失踪—完成了这一目标。土耳其人的死伤情况并无官方记载，但据英军称，他们俘获了7.5万名战俘。[37]

随着奥斯曼军在叙利亚失利，同盟国也最终覆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协约国阵营。1917年7月1日，希腊对同盟国宣战。8月，中国也向同盟国宣战。南美诸国不是对德宣战，就是与其断交。不过，美国远征军的加入才真正让协约国彻底扭转乾坤。在对德宣战18个月后，美军规模从原先的10万人激增至400万，其中200万士兵被派到海外作战。而另一边，德国及其盟友经历了四年的血雨腥风，再无多余兵力和物力来迎接美国的挑战。

保加利亚第一个宣布战败，1918年9月30日在萨洛尼卡与法军指挥官达成停战协议。保加利亚的投降使土耳其和德国之间交通中断，令支撑奥斯曼军战事至今的德国武器和补给无法运抵帝国境内。德国的末日也就在眼前。协约国部队在西线取得一连串胜利，迫使德军节节败退。当听闻德国向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表态，希望他能在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斡旋时，青年土耳其党人知道他们除了同样求和，已别无选择。

在伊斯坦布尔，奥斯曼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以塔拉特帕夏为首的联合派内阁于10月8日集体辞职。大维齐尔塔拉特、战争大臣恩维尔，以及前叙利亚最高指挥官兼海军大臣杰马勒—这三大执政巨头对奥斯曼帝国的战时决策负有共同责任。若由此三人前去与战胜的协约国展开谈判，只会让事态更为复杂。整整一星期，奥斯曼帝国处于无政府状态，找不到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带领帝国上下宣布投降。最终，曾指挥奥斯曼高加索军的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同意组建新政府，签署和约。

新政府派出级别最高的战俘前去与英国协商停战事宜。查尔斯·汤申德将军，曾任库特阿马拉英军指挥官的他在围困结束后，一直在马尔马拉海王子群岛上的一处别墅里安度余下的战争时光。由于接受了奥斯曼军的优待—尤其是考虑到其他库特幸存者的悲惨遭遇—汤申德一度威名扫地。现在，他被派往莱斯沃斯岛，传达奥斯曼帝国退出战争的决定。[38]

英国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萨默赛特·高夫—考尔索普上将，邀请奥斯曼帝国代表团前往利姆诺斯岛接受停战条款。选择这个地点实在是往奥斯曼帝国的伤口上撒盐：该岛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割让给希腊，加里波利战役期间，岛上的穆兹罗斯港还曾被英国用作军事基地。经过四天的谈判，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代表终于敲定了停战条款。10月30日，双方在经历过加里波利战役、伤痕累累的“阿伽门农”号上签订了停战协议。

停战条款本身并不苛刻。考尔索普上将只负责确保奥斯曼帝国完全投降，更为严苛的和约条款则留给政治人士去拟定。根据双方达成的停战协议，奥斯曼帝国应对协约国舰队开放海峡，在密布水雷的海域清扫出一条安全通道，并将达达尼尔海峡的各个要塞交由协约国控制。奥斯曼帝国士兵即刻全部复员，所有海军船只交给英法两国。交通通讯网络，包括铁轨、电报及无线电设施都将由协约国负责监督。德国和奥地利部队有一个月时间撤出奥斯曼帝国领土。之前被俘获的协约国人员以及任何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都应运至伊斯坦布尔，“无条件交给”协约国，但奥斯曼战俘将继续被协约国关押。[39]

《穆兹罗斯停战协定》将成为奥斯曼帝国未来的一块心病。该协定两次提及亚美尼亚人，旨在提醒奥斯曼当局要对其在战争期间所犯的反人类罪行负责。此外，该协定暗示着未来还会有分治方案，要求奥斯曼军撤出法国主张的奇里乞亚地区，还规定协约国有权为确保自身安全占领“任何战略地点”，并将确保协约国有权在“混乱时期”占领六个“亚美尼亚人聚居行省”中的任意部分。当土耳其代表签署了这份文件时，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六个行省享有充分的权力。

根据停战协定的相关规定，战争双方将于1918年10月31日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在与俄国停战近一年后，奥斯曼帝国的战事画上了句号。11天后，即11月11日，德国也投降了。奥斯曼帝国出人意料地坚持到了最后，但他们的坚韧并未换来任何好处。漫长的战争只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令他们战败时更为绝望。

士兵们为自己能活过战争而欢欣鼓舞，个个归心似箭。一位印度士兵用乌尔都语写信给他的兄弟称：“如今是该乘风破浪，扬帆归航了。此时此刻，或许一切的风浪都已过去，我们终于能平静地回到印度。”他的这番话代表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曾在奥斯曼帝国阵线上痛苦挣扎，最终挺过一战的所有士兵的共同心愿。[40]

[1] NARA, Trebizond, Turkey, vol. 30, Miscellaneous Record Book, 1913–1918, entry of 23 March 1917. 在俄国占领特拉布宗期间，美国领事馆持续开放，且领事记录下了简要政治日志，后来的引用皆出于此。另见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7–190；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4–235.

[2] 关于俄国公开《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和杰马勒帕夏对哈希姆家族的态度，参见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and Hamilton, 1938), 253–258；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8–112. 杰马勒帕夏提及在英、法、俄、意之间达成的协定，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公布了1917年《圣尚—德莫列讷协定》，其中意大利阐明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主张。

[3] Scott Anderson称T. E. 劳伦斯早在1917年就与费塞尔分享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具体内容，但并无直接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参见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3), 270–272；关于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乔治·皮克特去吉达向谢里夫侯赛因作简要汇报，ibid.，314–319.

[4] 1918年1月的“The Hogarth Message”，见J. C. Hurewitz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10–111.

[5] “Communication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King of the Hejaz, February 8, 1918,”reproduced in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431–432.

[6]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36), 341.

[7] 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已从奥斯曼军中叛逃，加入阿拉伯起义。他参与了防卫塔菲拉，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描述，Dhikrayat`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回忆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Amman: Dar al-Karmil, 2002), 58–59. 奥斯曼军阵亡200人，另有250人被俘，而阿拉伯方面死亡25人，另有40人受伤。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225–227.

[8] Lieutenant Colonel Guy Powles, cited in Terry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In the Words of the Anzacs in the Middle East, 1916–19 (Auckland: Exisle Publishing, 2007), 252.

[9] Alec Kirkbride是阿拉伯军的英国顾问，在An Awakening: The Arab Campaign, 1917–18(Tavistock, UK: University Press of Arabia, 21)中提到，他要在亚喀巴弄一个鸽棚，“必要时就能给我提供鸽子，以便传递我的报告”。

[10]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38.

[11] Bernard Blaser, Kilts Across the Jordan (London: Witherby, 1926), 208.

[12]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211.

[13] Cyril Falls and A. F.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30), 2:1:348；A. Briscoe Moore, The Mounted Riflemen in Sinai and Palestine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0), 115.

[14]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213.

[15] IWM, papers of D. H. Calcutt, diary entry of 1 April 1918; see also the diary of J. Wilson, 35. D. G. Hogarth,“The Refugees from Es-Salt,” Arab Bulletin (21 April 1918):125; Blaser, Kilts Across the Jordan, 216.

[16] Moore, The Mounted Riflemen，115. 官方统计数据为英军死亡200人，另有1000人受伤，奥斯曼军死亡400人，1000人受伤，这些数字见W. T. Massey, Allenby’s Final Triumph(London: Constable, 1920), 以及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Part 1, 347.

[17] Askari, A Soldier’s Story, 138–139.

[18] Ajluni, Dhikrayat, 67–68；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236.

[19] Askari, A Soldier’s Story, 136–137, 142–146; Lawrence, Seven Pillars, 520; Edmond Bremond, 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 Payot, 1931), 268–269.

[20] 马安镇民抵抗阿拉伯军队和从马安撤离后鼓舞士气的演讲，见Tahsin Ali , Mudhakkirat Tahsin `Ali, 1890–1970 [Tahsin Ali回忆录] (Beirut: al-Mu’assasat al-`Arabiyya li’l-Dirasat wa’l-Nashr, 2004), 70–71.

[21] David Stevenson, 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05), 402–409.

[22]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2:2:411–421.

[23]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282–283.

[24]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2:1:365–366.

[25] IWM, papers of D. H. Calcutt, diary entry of 6 May 1918, 49–50.其他关于第二次攻打外约旦的一手资料,参见A. l. Smith的日记；W. N. Hendr,“Experiences with the London Scottish, 1914–18”；Captain A. C. Alan-Williams, scrapbook vol. 2, loose-leaf diary,“Second Attempt to Capture Amman April 29th 1918”；J. Wilson的日记，36–38.

[26] 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Vincennes, SS Marine Q 86, 21 May 1918, no. 23,“Jaussen”；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Vincennes, SS Marine Q 86, 29 May 1918, no. 31,“Salem ebn Aisa, Tawfik el-Halibi.”

[27] 以下分析汲取了Michael Reynold的杰出研究，Shattering Empires，191–251，以及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的经典之作,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457–496.

[28] Liman von Sanders对高加索战役的批判比任何人都要激烈，他在Five Years in Turkey 268–269页中称，运往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的额外物资应该更有效地运用，才能保障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

[29] Anthony Bruce, The Last Crusade: The Palestine Campaig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215.

[30]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274.

[31] 一位印度士兵的匿名信，时间为1918年10月28日，由英国审查官翻译，装订在巴勒斯坦的印度士兵信件集中。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 GB 012 MS.Add.6170, 80–82.

[32] Tawfiq al-Suwaydi, My Memoirs: Half a Century of the History of Iraq and the Arab Cause(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13), 71.

[33]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信件日期为1918年10月20日，106–110.

[34] 皇家第38和第39燧发枪营还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即犹太营，其相关资料参见 J. H. Patterson, With the Judaeans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London: Hutchinson, 1922). 关于法军在巴勒斯坦战役中的情况，参见Falls and Becke，Military Operations, 2:2:419, 473.

[35] 关于英军进入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目击证词，参见 Tahsin Ali, Mudhakkirat, 78–82；Ali Jawdat, Dhikrayat, 66–72；Muhammad Ali al-Ajluni, Dhikrayat, 81–83.

[36] Hubert Young, The Independent Arab (London: John Murray, 1933), 256–257.

[37]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2:2:618;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201.

[38] 关于库特之围中英国和印度战俘的遭遇，可见第十章。Charles Townshend, My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0), 374–385.

[39] 停战协议条款见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28–130.

[40]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 GB 012 MS.Add.6170, letter dated 27 October 1918, 78.

小结
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奥斯曼帝国最终输掉了一战。这是一场国家灾难，但并非史无前例。自1699年起，奥斯曼帝国的大多数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帝国依旧屹立不摇。然而，一战后的和约谈判牵扯利益之广，对帝国来说是前所未有。一边是战胜方的主张，一边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奥斯曼政府被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与其说是因为一战惨败，还不如说是和约条款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1918年11月13日，一支协约国舰队顺利通过清扫完水雷的达达尼尔海峡，驶进了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从开战以来一直都未被征服。现在它成了不设防的城市。42艘舰船由无畏级战舰“阿伽门农”号带头，驶向下游的多尔玛巴赫切宫，主宰了博斯普鲁斯水域。双翼机小队掠过英、法、意、希战舰，令人叹为观止。萨默赛特·高夫—考尔索普与其他军官一道登岸，由此开始掌管伊斯坦布尔。协约国士兵踩着军乐队的节奏，阔步走在该城街头，伊斯坦布尔的基督教居民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的到来。

在伊斯坦布尔山顶的人群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看着协约国舰船抵港。这位亚美尼亚神父历经万难，侥幸逃过了种族屠杀，于1918年9月回到了家乡。在那之前，他的母亲和姊妹以为他已不在人世，早放弃了寻找。由于害怕再次被捕，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巴拉基昂一直在母亲和姊妹两家之间来回躲藏。这几日，他趁那些悲痛的记忆仍未褪去，加紧撰写他的“亚美尼亚各各他”，记录下自己目睹耳闻的人间悲剧。尽管如此，巴拉基昂还是想亲眼看着协约国舰队抵达伊斯坦布尔，见证标志着亚美尼亚人战时苦痛终结的这一刻。

为了掩盖身份，巴拉基昂身穿双排扣长外套，头戴一顶高顶黑色大礼帽，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坐船前往欧洲部分。渡他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船夫，并没有察觉到自己载的是一位亚美尼亚神父。“埃芬迪，”船夫懊恼地说，“我们可真是生不逢时啊！过去那可真是暗无天日啊！塔拉特和恩维尔已经把祖国给毁了，他们倒好，自己跑了，留我们在这受罪。谁能想到一支外国舰队能这么耀武扬威地进入君士坦丁堡，我们这些穆斯林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巴拉基昂安慰船夫的话令他自己也吃了一惊：“这些黑暗的日子也都会过去的。”[1]

那天，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也在人群之中。他作为德国军团长官来到奥斯曼帝国已有5年，最后还被任命为巴勒斯坦的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指挥官。9月，他从英军手中侥幸逃脱，后撤出叙利亚。在阿达纳他将剩余的奥斯曼兵力交由加里波利英雄—土耳其将军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指挥。随后，利曼返回伊斯坦布尔，监督德国部队按照停战协定撤出奥斯曼帝国。

利曼和巴拉基昂二人虽然对当天发生的事件持截然不同的立场，但他们对协约国舰队接管伊斯坦布尔的描述却惊人相似。城中建筑挂满了希腊、法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旗帜，人们把帽子抛向空中，相互拥抱，尽情欢庆。当天晚些时候，人们举杯畅饮，当地群众和占领者彼此称兄道弟。利曼和巴拉基昂对这种纵酒狂欢的庆祝方式均嗤之以鼻。利曼不屑地表示：“没人会对这些庆祝方式报以敬意。”而巴拉基昂则遗憾地说：“土耳其首都已然变成昔日的巴比伦。”[2]

当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公开欢庆，绝大部分穆斯林则默默躲在紧闭的窗门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城市被协约国士兵占领，心中充满了羞耻和绝望。和帮助巴拉基昂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夫一样，他们的怒火都指向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领导层，是他们把战争的苦痛强加在无辜的民众身上，自己却在停战协定生效后随即逃之夭夭。

11月1日深夜，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集体登上一艘德国船，秘密逃离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塔拉特、伊斯麦尔·恩维尔和艾哈迈德·杰马勒与四名心腹顾问一道，乘船驶向黑海城市敖德萨，再从那里转陆路前往柏林。他们的德国盟友知道联合派将会面临战胜方的制裁，于是提供庇护，协助他们逃跑。另一边，奥斯曼帝国的报纸对联合派三巨头的潜逃行为公开表示愤怒，强烈谴责他们让整个土耳其民族为联合派的政策和战时罪行埋单—尤其是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3]

1918年11月，奥斯曼帝国议会与土耳其报纸围绕亚美尼亚大屠杀展开激烈讨论。到底有多少亚美尼亚人被政府的战时政策残害致死，官方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经奥斯曼帝国议会成员审议，约有8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平民被杀。不管人们相信的是最低或是最高估值，抑或是这个区间里的任一数字，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场种族屠杀将会给奥斯曼政府与协约国之间的和约谈判蒙上厚厚的阴影。

协约国公开谴责奥斯曼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行径。对于土耳其人在战时所犯的反人类罪行，美国和英国尤其主张实施报复，以彰显正义。为了防止和约内容过于苛刻，新成立的奥斯曼政府决定成立军事法庭，对那些被控参与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人进行审判。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始作俑者青年土耳其党人身上，而不是整个土耳其民族。

1919年1月至3月间，奥斯曼当局下令逮捕了300名土耳其官员，其中包括多名行省总督以及联合派议会成员，还有一些较低级的地方官员。虽然逮捕行动事先并未声张，在深夜进行抓捕，但仍有许多人—像已流亡的三巨头及其顾问一样—缺席审判。主要的军事法庭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庭审对公众开放，政府的证据和法庭的判决在官方公报—《诸事历报》（Takvîm-i Vekâyi）上公布。

公开的起诉书中，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集体对屠杀亚美尼亚平民负有全部责任。公诉人坚称，“这些大屠杀是在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勒的命令下执行的，三人对此事完全知情。”他们引用阿勒颇一位官员的证词，这位官员称自己“从塔拉特本人”那里“接到了灭绝命令”，并相信“国家的福祉”取决于是否能将亚美尼亚人彻底消灭。一份作为呈堂证供的电报中，被控策划种族屠杀的巴拉丁·萨基尔博士要求马姆勒图拉齐兹（Mamuretülaziz）地区的总督“如实汇报”对当地亚美尼亚人的“清理”情况：“你在报告中称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已被清除，他们是被消灭，还是仅仅被驱逐出城，去往别处？”[4]

目击证人的证词揭露了当时的奥斯曼政府对这场大规模杀戮的组织模式：官方先是张贴流放告示，随后口头下令施行屠杀。有证据显示，大屠杀的执行者是一批刑满释放的杀人犯，他们被动员起来组成武装团伙，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公诉人找到有力证据，证明恩维尔的秘密情报机构—“特别组织”就是武装团伙的发起人。他们还提供有关大屠杀的大量证据，既有个人对数千人死亡负责的声明，也有行省放逐数十万人的报告。[5]

经过数月的审议，法庭判处18名被告策划实施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名成立。塔拉特、恩维尔、杰马勒，还有与他们一同流亡的巴拉丁·萨基尔和穆罕默德·纳齐姆等联合派重要领导人均被判处死刑。由于判定有罪的人中有15人缺席庭审，因此只有3名官职较低的被最终送上绞刑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指控约兹加特副总督穆罕默德·凯末尔杀害4.2万名亚美尼亚人，后者于1919年4月10日被处以绞刑。埃尔津詹宪兵队指挥官哈菲兹·阿卜杜拉·阿福尼于1920年7月22日被处死。第三名，也是最后一个被处死的是贝赫拉姆扎德·努斯雷特（Behramzade Nusret），他是巴伊布尔地区领导人，1920年8月5日被绞死。[6]

到1920年8月，显然军事法庭不打算将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主犯绳之以法。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审判无法使奥斯曼帝国逃脱严苛的和约。虽然军事法庭一旦完成使命便被束之高阁，但庭审记录提供了极其全面的证据，证明土耳其当局组织并实施了亚美尼亚大屠杀。自1919年以来，这些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出版的记录便进入了公众领域。在这样的证据面前，任何试图否认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曾经策划组织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人都会显得十分可笑。

由于不甘心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就这样逃过追责，一组达什纳克的亚美尼亚民兵决定替天行道。自1921年3月至1922年7月，达什纳克人下令展开“复仇行动”，暗杀青年土耳其党的重要领导人。[7]

刺客首先瞄准了柏林，那里藏匿着许多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1921年3月15日，塔拉特帕夏被一位从埃尔津詹大屠杀中幸存的25岁青年击毙。索格门·特赫里瑞安（Soghomon Tehlirian），这位年轻的刺客随后被捕，并被送上德国法庭，但最终法院宣判无罪释放，理由是他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遭受精神创伤和个人损失，应减轻他对刺杀行为的责任。另一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21岁刺客是阿尔沙维尔·什拉吉安（Arshavir Shiragian），他于1921年12月5日在罗马刺杀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得手，后又参与刺杀巴拉丁·萨基尔博士和特拉布宗行省总督杰马勒·阿兹米的行动，两人于1922年4月17日遇袭身亡。

三巨头中的另两位—杰马勒和恩维尔分别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死亡。亚美尼亚刺客追踪杰马勒帕夏—这位战时叙利亚总督至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1922年7月25日在当地将其杀害。刺杀自己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亚美尼亚人，为此他本该感到震惊。在叙利亚，杰马勒由于杀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遭人唾弃，但他在叙利亚各个行省安顿了约6万亚美尼亚人—光1916年1月。尽管如此，他让幸存的亚美尼亚人为求活命改信伊斯兰教的做法，也等于是对亚美尼亚人另种方式的灭绝，这让他的人道行为劳而无功。昔日的执政三巨头中，只有恩维尔一人逃过了刺杀。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的一生，是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界的杜尚别附近完结。1922年8月，他在一场领导穆斯林民兵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身亡。[8]

截至1926年，当年被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8人中已有10人死亡。对屠杀负次要责任的其余8人，虽然逃过一死，但法庭判处的罪名使他们余生都活在报复的阴影下。

如何让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放宽对他们的制裁，新上任的奥斯曼政府实在无计可施。从战争一开始，英、法、俄三国就已经对未来如何分治奥斯曼帝国领土进行了谈判。虽然俄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撤销了领土主张，但后来的垂涎者随即补上。意大利和希腊都是较晚才开始与奥斯曼帝国为敌（意大利于1915年8月对土耳其宣战，希腊在1917年6月才加入战斗），但它们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一事上表现出来的热情，却一点也不比当年的沙皇政府逊色。1919年4月，意大利部队在地中海的安塔利亚港登陆；同年5月15日，希腊占领伊兹密尔。

1919年6月，当奥斯曼帝国的代表面对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时，他们不该期待在听证会上会有人同情自己。他们根据“威尔逊原则”—即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第十二条，规定将“保障奥斯曼帝国现有土耳其部分的主权”—提出自己对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设想。简而言之，他们是想维持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10月时的所有领土，但分为土耳其直接管辖区（即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地区）和隶属奥斯曼帝国的高度自治区（适用于阿拉伯各行省与有争议的爱琴海岛屿）。“没有一个土耳其人在那一刻不感受到沉重，”奥斯曼帝国代表团在备忘录中这样总结道，“不过，我们已明确表明了奥斯曼帝国民众的立场：我们不会接受帝国被瓜分或把帝国交由不同国家托管的结果。”[9]

1919年6月28日，即奥斯曼帝国代表团提交备忘录五天后，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该条约开辟了协约国强加苛刻条款于战败同盟国的先河。根据条约规定，德国必须为发起战争负责，并承担战争导致的损失。除军队将被解除武装外，德国还面临着超过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损失。另外，德国还需支付314亿美元（约合66亿英镑）的天价战争赔偿款，数额之高实属空前。[10]

协约国与其他战败国签署的条款与《凡尔赛条约》一样严苛。1919年9月10日与奥地利在圣日耳曼昂莱签订的和约使奥匈帝国就此解体。条约中，奥地利被迫为发动战争承担责任，支付高额赔款，其领土被分给了一系列的新生民族国家，其中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尼亚王国（后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1919年11月，协约国与保加利亚在塞纳河畔签订了《讷伊条约》，该条约在保加利亚的国史中被标为“第二场民族灾难”（第一场是保加利亚在1913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条约迫使保加利亚割让色雷斯西部地区（最终给了希腊）及西部边境地区，并赔偿1000万英镑。

1920年6月4日，匈牙利与协约国签订《特里亚农条约》，其领土被缩小至昔日奥匈帝国战前领土的28%，它不但成了一个内陆国家，还被迫支付高额的战争赔款。

由此看来，奥斯曼帝国也没有任何理由奢望协约国能对自己网开一面了。事实上，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盟约》，其中规定国际法律的裁决交由托管体系处理，而这个体系就是特意为分治奥斯曼帝国设立的。《盟约》第22条写道：“先前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区域现已条件成熟，可暂时承认其独立，由一托管国向其提供行政咨询，并协助进行管治，直至该地区有能力实现完全独立。”[11]

土耳其代表团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战胜的协约国就最终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展开最后一轮谈判。1920年4月，英、法、意三国总理在意大利的度假胜地圣雷莫会面，试图解决“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及《贝尔福宣言》之间存在的矛盾，日本作为中立观察员参与讨论的全过程。经过六天的讨论，三国一致同意由英国掌管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法国掌握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意大利政府则暂不表态，直到其在安纳托利亚的利益得到满足。

协约国在分治阿拉伯土地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便立即开始拟定与奥斯曼帝国和约的最终条款。1920年5月，协约国向“高门”提交第一份和约草案，它对土耳其人来说简直糟糕至极。这份草案不但将阿拉伯各行省全部托管给欧洲国家，还企图分治安纳托利亚地区，在曾经低他们一等的民族和对他们不怀好意的邻居之间分配土耳其人的聚居地。

根据和约草案，安纳托利亚东部将被一分为二，分别由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支配。东北方的各个行省，包括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和凡城将被划给亚美尼亚人。这四个行省享有完全的自由，并经美国仲裁脱离奥斯曼帝国，加入在高加索新建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其首都为埃里温）。库尔德人区则相对较小，以迪亚尔巴吉尔为中心，与亚美尼亚人区的南部边界毗邻。和约规定库尔德人也享有完全的自由，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建国。

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港城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及其内陆腹地被交由希腊管理。希腊政府被要求协助当地希腊人选出议会，方便将来通过立法让士麦那与希腊王国统一。土属色雷斯大部分也同样割让给了希腊，包括埃迪尔内（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失去该地，后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将其收复）。奥斯曼帝国甚至还将失去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各条战略航道的控制权。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将被收归国际委员会所有，土耳其只有在加入国际联盟后才能加入该委员会。[12]

对安纳托利亚的分治并未就此结束。英、法、意三国之间还另外达成协议，要将安纳托利亚的地中海地区分给法国和意大利。奇里乞亚沿海地区至内陆的锡瓦斯被割给法国，意大利则要求获得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地区，包括安塔利亚港和内陆城市科尼亚。如此一来，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名义上虽然仍属奥斯曼帝国，但实则被法国和意大利殖民。[13]

这份和约草案留给土耳其人的土地微乎其微，奥斯曼帝国将仅剩安纳托利亚中部一些没有人感兴趣的地区：布尔萨、安卡拉，濒临黑海的萨姆松，还有首都伊斯坦布尔。就连伊斯坦布尔都是有条件授予土耳其人：如若奥斯曼政府不能信守条约，协约国便威胁要将君士坦丁堡从战后土耳其的版图中移除。

这些条款在奥斯曼帝国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外国军队驻留土耳其领土已经激起土耳其人的强烈憎恨。1919年5月，加里波利的英雄，全国最受尊敬的军事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被派往萨姆松，以确保按照停战条款遣散奥斯曼军。在意大利和希腊分别于1919年4月和5月占领奇里乞亚和伊兹密尔后，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定违抗遣散军队的命令，转而组织抵抗力量，抗击外国部队入侵安纳托利亚。他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城镇安卡拉设立基地，并发起土耳其民族运动。该运动代表土耳其人民的政治意愿，其影响力开始逐渐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不相上下。

1919年7月至9月期间，土耳其民族运动分别在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召开会议，制定了《民族公约》，并确立了该运动的宗旨。《民族公约》寻求通过明确各项原则建立“一个安定的奥斯曼苏丹国”，达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民族公约》的框架制定者可以接受失去阿拉伯各行省，也愿意为确保海峡自由通行而进行谈判。但他们拒绝割让“居住着占人口多数的奥斯曼（即土耳其）穆斯林”的领土，声称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宗教、种族和目标都一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其割裂”。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议会在最后一次会议时，决定与安卡拉的土耳其民族运动站在一起，并于1920年1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了《民族公约》。[14]

然而，无论民族主义者的政策在议会多么受欢迎，“高门”始终都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土耳其民族运动视为对自身权威的挑战。自1920年5月协约国出台和约条款，在奥斯曼帝国引发国家危机以来，奥斯曼政府一直相信除屈从战胜国要求外别无选择。“高门”希望通过在短期内接受战胜国苛刻的条约，以换取长期较为有利的条件。而另一边的土耳其民族运动者则认为，奥斯曼帝国一旦签署和约，失去的领土和主权便再也无法收复。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呼吁对协约国苛刻的条件说不，并抵制任何分治安纳托利亚的行为。

“高门”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经济都一蹶不振的情况下，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运动倡导对抗，将会招致灭顶之灾。根据和约条款，负隅顽抗可能连首都伊斯坦布尔都不保。于是，奥斯曼政府将穆斯塔法·凯末尔与其他几位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叛国罪告上法庭，并于1920年5月在审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同一个军事法庭上，缺席判处这位“加里波利英雄”死刑。

历史将证明当时的大维齐尔及其内阁的判断是错误的：只有拒绝和约才能保全土耳其的主权，穆斯塔法·凯末尔也没有叛国。《民族公约》甚至没有用“土耳其”这样的字眼，而是用“奥斯曼”来描述国家。当奥斯曼政府使土耳其民族接受那份残酷的和约，并同意外国势力分治安纳托利亚时，凯末尔及其支持者终于忍无可忍。1920年8月10日，“高门”签订《色佛尔条约》，由此导致土耳其民族运动与其决裂。从那天起，凯末尔派便一直致力于撤销和约，并努力将签署和约的奥斯曼政府拉下台。

经过激烈的战斗，截至1922年，凯末尔派已在高加索、奇里乞亚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三条战线上分别战胜了亚美尼亚人、法国和希腊，至此他们击败了在土耳其境内的所有外国部队。1922年10月11日，与希腊签订停战协议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1月1日投票废除奥斯曼苏丹制。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仅在位四年（他于1918年7月，即一战结束前四个月，接替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穆罕默德五世成为苏丹）便遭流放，于同年11月17日被送上一艘开往马耳他的英国战舰。

1923年7月在瑞士洛桑，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土耳其政府与战胜国重新签订条约。新条约承认土耳其独立，并大致保留其现有领土。得到国际认可后，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国，穆斯塔法·凯末尔任国家第一任总统。后来，土耳其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字面意思即“土耳其之父”）的称号，以表彰他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如果当时的苏丹政府能够利用“阿塔图尔克”的运动抵制《色佛尔条约》的话，现在立于土耳其共和国版图之上的也许还是奥斯曼帝国。无论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遭受了多大的失败，接受苛刻的和约才是最终导致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1918年10月战争结束后，双方士兵都归心似箭。第一批从中东战场打道回府的是战败方同盟国的士兵。根据停战协议，利曼·冯·桑德斯负责监督德国士兵撤出奥斯曼帝国境内。一开始，已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德国与奥地利部队被船运至敖德萨，再取道乌克兰回德国。但接下来，美索不达米亚第六军的1200名德国和奥地利士兵花了数周才抵达伊斯坦布尔，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德奥士兵亦是如此。据利曼估计，到1918年12月下旬要运送约1万名士兵。他弄来5艘汽船，以便直接将士兵从伊斯坦布尔载回德国。1919年1月底，利曼与120名军官及1800名士兵一起登船，踏上了漫长的归途，返回他们被战争摧残的家园。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也就此终止。[15]

当时仍有大批奥斯曼军滞留在被协约国占领的土地上。法赫里帕夏—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总指挥—成了最后一位投降的土耳其将领。虽然在战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月里一直遭到围困，但他们还是靠限额供应补给挺过了那段日子，并遏止了任何投降的苗头。停战后，英国驻埃及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写信规劝法赫里投降，但遭到这位固执的土耳其将军斩钉截铁地拒绝。法赫里回复称：“我是一名奥斯曼帝国人，是穆罕默德的后裔，是巴里贝伊的儿子，是一名军人。”法赫里对奥斯曼苏丹忠心耿耿，对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充满敬意，因此他绝无向英国人屈服的意愿。[16]

停战已有十周，但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仍在坚持。阿拉伯部队威胁要硬闯该城，法赫利帕夏便把自己关在藏有大批弹药的先知清真寺里，扬言称宁可将神龛炸为灰烬，也决不投降。然而，他手下的士兵因补给匮乏已经意志消沉数周，听闻战争结束，这些士兵更是将他们的长官抛诸脑后，向阿拉伯部队投诚。最后，刚烈激昂的法里赫于1919年1月10日被说服，将圣城麦地那交给哈希姆的部队。据埃米尔阿卜杜拉回忆称，法里赫从麦地那出来后“既压抑又愤懑”，“像困兽一样四处游走，却找不到出路”。他在延布港受到应有的尊敬，随后登上一艘驶往埃及的英军驱逐舰，从此沦为战俘。接下来数周，奥斯曼军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监督下撤离，其中的阿拉伯士兵被编入哈希姆麾下，土耳其士兵则被送往埃及战俘营，直到他们被遣返土耳其。

有些北非士兵在德国战俘营时被招进奥斯曼军。如今，法国殖民当局决心让这些人为他们在战争中向敌方投诚的行为付出代价。自1917年斯坦利·莫德少将占领巴格达以来，已有数千名奥斯曼军中的北非士兵被收押在英军战俘营。随后，他们自然会被送回法国。法国政府在法国南部设立多个营地，专门接收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来的“本土部队”。这些被怀疑对法国不忠的士兵被禁止回北非或与法国穆斯林交友。在所有参加一战的士兵中，很少人像这些北非战俘一样，几条战线上的大大小小战役都参与过，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7]

停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协约国部队作为占领军仍持续活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阿拉伯行省被置于“协约国所持敌方领土治理委员会”（Allied Occupied Enem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的管控之下。当地民众与外来占领者之间不可避免地气氛紧张，经历枪林弹雨的英军及其自治领部队也迫切地想要返回祖国。

一名新西兰中士在巴勒斯坦被当地村民杀害，此事导致新西兰士兵于1918年12月中旬展开报复。关于新西兰士兵的具体人数说法不一，约有60至200名士兵将疑似藏匿杀害中士凶手的萨拉芬村重重包围。他们把妇孺老人都赶出村子，随后便开始攻击村里的男性。根据新西兰的消息，这些一心复仇的士兵杀死或弄伤了30余人后，放火烧了村庄和附近的一处营地。[18]

艾德蒙·艾伦比将军就屠杀一事展开正式调查。借宿在萨拉芬周边地区的澳新士兵们全都串通一气，默不做声，不给调查提供任何证据。士兵们的抗命让艾伦比勃然大怒，但为避免集体惩罚可能导致的更大动乱，这位英国将军决定命令澳新士兵返回埃及边境上的拉法赫。这是他们计划遣返澳新士兵的第一步。

在拉法赫，军队开始屠宰澳新骑兵的坐骑。大部分马匹被宰了，剩下的一部分留给占领军使用，还有一小部分好马被牵出来贩卖。对此，士兵们得到的解释多种多样—有的说船只有限，不能将兵员和坐骑一并运回；有的说马匹状况不佳，捱不过漫长的归途；还有的称动物可能携带感染病菌，恐会传染给澳新士兵。但骑兵们难以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奥克兰枪骑兵团的C. G. 尼科尔中士回忆称：“骑手不得不与自己的马儿分开，场面令人心中酸楚。”经过数年的战斗，骑兵与战马之间形成的牵绊比他们对同伴的感情还要强烈。[19]

虽然骑兵严禁杀马，但仍有许多骑手宁可亲手终结自己坐骑的生命，也不愿留它们在牲畜市场遭贩卖或被屠宰。澳大利亚士兵兼记者奥利弗·霍格，曾参加过加里波利和巴勒斯坦两大战役。他用“蓝桉骑兵”（Trooper Bluegum）的假名写了一首名为《驻留之马》的诗，其中描绘骑兵对自己的“威尔士马”（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军用驯马的简称，来自新南威尔士）的那份感情：

我想我无法接受我那高贵的老马

在旧开罗步履蹒跚，背上驮着个短工伙计。

也许某个英国游客会在巴勒斯坦发现

我那心碎的威尔士马，身后拖着沉重的木犁。

不，我想我宁可杀死它，然后这样骗自己：

“它跌进了毛鼻袋熊的洞穴，躺在里面死去。”

也许我会被军事法庭传讯；但我将遭天谴，如果我愿意

就这样回到澳大利亚，却把我的马留在这里。[20]

部队原定在1919年3月中旬离开埃及返家。但在他们登船之前，埃及爆发一场全国性起义，令澳新士兵又多滞留了一段时间。[21]

一战过后，埃及和阿拉伯地区翘首期盼进入独立的新时代。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中，第十二点向阿拉伯及其他奥斯曼帝国子民保证，他们“将会有绝对的安全，并有机会实现不受干扰的自治发展”。政治积极分子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展开关于不同政治愿景的探讨，他们再也不用像几十年来那样担心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压迫。在埃及，政治精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被英国占领36年后，他们希望埃及能够实现完全独立。[22]

一群著名的埃及政治家找到开罗的英国当局，要求批准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独立主张。1918年11月13日，即与德国停战两天后，英国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爵士接见了由资深政治家萨德·扎格卢勒率领的代表团。他仔细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却明确拒绝他们出席和会的要求。巴黎和会上讨论的是战败国的命运，与埃及并无关系。然而，扎格卢勒及其同僚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1919年3月8日他们被捕并被遣送至马耳他。第二天，埃及便爆发了示威行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各阶级的埃及人民都一致要求独立。

在埃及的城乡，凡是可见的英军据点都遭到人们的攻击。铁路和电报线路被毁，政府办公室被烧，政府中心聚集了大批抗议者。英军派遣士兵重整当地秩序，但这些士兵无法有效控制群众，死伤率也开始上升。埃及人指控英军士兵犯下了滔天罪行—用明火威胁示威者，烧毁村庄，甚至还奸淫妇女。截至3月底，已有800名埃及平民在冲突中丧生，另有1600人受伤。[23]

为了恢复治安，英国只好让扎格卢勒回到埃及，并允许他于1919年4月率领代表团前去巴黎。在埃及代表团到达巴黎之前，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已经说服法国和美国，称埃及是“英国内政，不是国际问题”。埃及代表团抵达巴黎当天，威尔逊总统便承认英国是埃及的保护国。埃及代表团从未能在和会上得到正式的听证资格。战争也许是结束了，但英国对埃及的统治却并未终结。

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塞尔在巴黎也同样得不到信任。他相信自己率领阿拉伯起义与协约国一道抗击奥斯曼帝国后，就能得到协约国的支持。然而，他的诉求与法国对叙利亚的野心产生了冲突。

1919年1月，费塞尔将阿拉伯独立的主张正式提交给巴黎和会的最高会议。考虑到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与谢里夫侯赛因的通信中，曾许诺给予阿拉伯人大片领土，费塞尔在和会上提出的要求已算非常节制。他希望在大叙利亚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与汉志即刻建立完全独立的阿拉伯王国，由他的父亲侯赛因出任国王。他可以接受外国势力对巴勒斯坦一事进行斡旋，以解决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他认可英军对美索不达米亚的主张，但同时也表明自己相信这些领土最终会并入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而他希望与会人士能批准阿拉伯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

虽然哈希姆家族认为自己要求的比英国盟友曾经答应的要少，但费塞尔在和会上的主张还是超出了英国的能力范围。劳合·乔治需要法国点头，才能确保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况且战争一开始，法国便摆明想要叙利亚。由于无法调和法国和阿拉伯人的领土主张，英国便选择支持它的重要盟友—法国，费塞尔只能自求多福。

1919年11月1日，英国从叙利亚撤军，将该地区交由法军掌控。针对这一举动，费塞尔的支持者和来自大叙利亚不同地区的代表共同举行了叙利亚全体代表大会，并于1920年3月8日宣布叙利亚独立，推举费塞尔为王。然而，费塞尔的叙利亚王国注定不会长久。法国从黎巴嫩派遣一支殖民地部队前去占领大马士革。在途中一座山关，他们遭遇费塞尔约2000人的余部。1920年7月24日，法军在可汗麦塞隆（Khan Maysalun）轻而易举地击溃费塞尔有名无实的部队，随后推进至大马士革，推翻了昙花一现的叙利亚王国，中途再未遇到任何抵抗。最终，费塞尔本人带着他破碎的阿拉伯起义幻梦开始亡命生涯。

费塞尔在大马士革设立的政府一经沦陷，巴勒斯坦便将直接受到英军占领，以及《贝尔福宣言》带来的后果。巴勒斯坦的地方政要在叙利亚全体代表大会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年夏，巴黎和会派来美国调查委员会，当地百姓在委员会成员面前明确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6月10日至7月21日期间，金—克兰委员会到访大叙利亚的各个地区，一边搜集证据，一边考察当地民众如何看待该地区的政治未来。很显然，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希望巴勒斯坦能在费塞尔的阿拉伯王国治下。况且，金—克兰委员会报告中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反对意见”，“这是巴勒斯坦民众意见最一致的事”。[24]

受《贝尔福宣言》的鼓励，犹太人开始大量移民。到了1920年，巴勒斯坦局势开始紧张起来。1919到1921年间，约有1.85万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移居巴勒斯坦。在1920年4月的第一周，耶路撒冷爆发骚乱，致使5名犹太人和4名阿拉伯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921年，暴力升级，阿拉伯市民在五一游行时，介入了雅法港犹太共产党人和复国运动者之间的一场斗争。在接下来的暴乱中，47名犹太人和48名阿拉伯人遇害，200多人受伤。《贝尔福宣言》所引起的矛盾—即试图为犹太人建国，同时不损害非犹太人的权益—已暴露无遗。

伊拉克的政治精英一边关注着埃及和叙利亚的动态，一边愈发为自己的未来担忧。1918年，英法两国曾发表宣言，承诺支持在阿拉伯土地上通过自决的方式“成立国家政府和行政机构”，这给伊拉克的政治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然而事隔数月，当初承诺的自治政府仍毫无进展，伊拉克人日渐起疑。1920年4月，有消息传来，称协约国已经在圣雷莫将伊拉克作为托管地交与英国，这正是伊拉克人最担心的事。[25]

1920年6月底，伊拉克举国爆发了抵制英国统治的运动。过程井然有序，组织严密，对驻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的英军构成了威胁。其中心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什叶派圣城，那里也正是一战中奋起抵抗奥斯曼军的地方。随着起义不断蔓延，英军不得不调派更多的兵力进驻美索不达米亚，四处镇压决意抵抗到底的伊拉克人。从印度赶来的援军，加上曾参与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但还未解散的6万兵力，英军规模至10月已达10万人。猛烈的空袭和炮击，英军运用焦土政策击溃了抵御力量，重新征服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一名纳杰夫的记者在1920年10月写道：“近日来，流血事件不断发生，繁华城镇陆续被毁，朝拜圣地频频遭袭，这一切都令人为之落泪。”到10月底起义被镇压时，英军宣称自身损失2200人，并估计约有8450名伊拉克人死亡或受伤。[26]

当时，谢里夫侯赛因已经是汉志之王。他密切关注着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动向，越发觉得自己遭到背叛。他保留着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每一封通信，发现英国人背弃了当初许下的每一条承诺。当年，侯赛因立志成为阿拉伯之王，现在他只能囿于汉志，甚至或许连汉志也保不住。阿拉伯半岛中部与之竞争的另一位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在西方又称伊本·沙特—威胁要踏平汉志。更令侯赛因气愤的是，英国与伊本·沙特签有条约，每个月还给他拨一大笔款项。

英国同样也对汉志的未来感到担忧。他们早在1915年就与伊本·沙特签订了正式条约，而与哈希姆家族只是战时同盟，一旦战争结束，盟友关系也随之终结。除非这位年迈的汉志之王能与英国签署条约，否则英国将无法律基础保护其在汉志的控制权。然而，要想让侯赛因国王签约，他们首先得让他接受圣雷莫的战后协议。于是，1921年夏，T. E. 劳伦斯接到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前去与侯赛因国王谈判，希望汉志能与英国缔结条约。

当劳伦斯与侯赛因国王见面时，英国已经开始弥补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当初未能兑现的诺言。1921年3月，时任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开罗秘密召开会议，商议英国在新中东各片托管地的未来该何去何从。那次会议上，英国政要同意扶持侯赛因国王的儿子费塞尔为伊拉克国王，另一位儿子阿卜杜拉为外约旦的统治者（当时外约旦还未确定边界，直到1923年才与巴勒斯坦分离）。如此一来，哈希姆家族将分到除巴勒斯坦以外英国在中东所有的托管地。虽然这样的安排与麦克马洪的战时承诺仍有出入，但丘吉尔已可谓尽心尽力。

1921年7月至9月期间，劳伦斯一直在努力调和侯赛因国王与英国在战后中东的格局，但终未见成效。侯赛因的抱负绝不止汉志一隅，也拒绝将叙利亚和黎巴嫩从其他阿拉伯土地中拆分出来交给法国托管。尽管自己的儿子会在名义上成为伊拉克和外约旦国王，但他还是不能接受英国将这两片区域收为托管地。另外，他还拒绝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如此一来，侯赛因国王不能接受英国战后协议中的任何一条，因此英国与汉志之间已无可能达成协议。于是，劳伦斯只好两手空空地返回伦敦。

1923年，伊本·沙特准备起兵攻打红海沿岸诸省。借此机会，英国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提出以提供保护为条件换取协议，但仍遭到侯赛因国王的拒绝。1924年10月6日，侯赛因国王将王位让给大儿子阿里，自己开始流亡生涯。1925年，沙特人征服汉志，阿里国王的统治也就此结束。和之前的奥斯曼军一样，哈希姆部队也在麦地那做了最后一搏，才于1925年12月交出这座圣城。此时，距法赫里帕夏投降已将近7年。

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奥斯曼帝国战线的重要性远超当代人的想象。协约国战争策划者们原本以为能在短期内击败实力较弱的奥斯曼帝国，从而促使同盟国早日投降。然而，他们发现自己反被卷入一系列持续到战争末期的战役：在高加索和波斯的战斗，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失败，遭到逆袭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还有在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漫长作战，分散了西线主战场的几十万兵力和战略物资。奥斯曼帝国这条战线非但没有加快战争结束，相反延长了战争。

协约国在中东的多数行动都是出于对圣战的惧怕。然而，这种担忧后来被证明是多余。对奥斯曼帝国苏丹以哈里发身份发起的呼吁，殖民地穆斯林置若罔闻，但欧洲列强仍然担心土耳其若赢得重大胜利，将会在印度和北非殖民地中掀起致命的伊斯兰起义。讽刺的是，这种担忧令协约国对哈里发号召的反应程度比穆斯林受众还要大。甚至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西方世界仍然相信穆斯林有可能同仇敌忾，做出狂热的举动。正如2001年9月11日“打击恐怖主义战争”所表现的那样，西方政治家对圣战的态度仍与1914年至1918年间战争策划者们的观点不无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对塑造现代中东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欧洲列强取代土耳其统治这片地区。四个世纪以来，中东一直团结在以奥斯曼穆斯林为首的多民族帝国周围。如今，阿拉伯土地被划分成数个新兴国家，接受英法两国的管治。另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自己划定的领土范围内实现了独立。但除此之外，欧洲列强按照战后协议，对中东大多数国家的疆域和政府体系都做出硬性规定。

整个一战中，协约国一直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战后分治方案进行激烈的谈判。回头看来，每一个分治协议只在其特定的战时背景下才有意义：1915年《君士坦丁堡协定》的背景是协约国期待尽快攻占伊斯坦布尔；1915年至1916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是由于英国亟需与穆斯林达成联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圣战；1917年《贝尔福宣言》正值英国试图修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来确保自身在巴勒斯坦的统治。这些只在战争时期才说得通的古怪协定，不过是为了帮助英法两国扩张殖民势力。人们不免猜测，倘若当时欧洲各国有意建立一个稳定的中东，它们便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划定边界。

战后协定划下的边界格外持久，但由于这种划分而引起的冲突也一直如影随形。战后，库尔德人散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国。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跟相应的国家当局作斗争，以获取文化和政治权利。1920年由法国推动建国的黎巴嫩，一开始是基督教国家，但经历一连串的内战之后，其政治机构无法跟上人口变迁，穆斯林的数量开始超过基督徒。由于叙利亚的许多民族主义者始终认为黎巴嫩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黎巴嫩独立建国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也导致了叙利亚后来出兵参与1976年的黎巴嫩内战，并在随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占领该国。伊拉克尽管坐拥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但它在战后划定的边界内从未得到过安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拉克发生政变，并与英国产生了冲突；1958年爆发革命；1980年至1988年深陷两伊战争；自萨达姆·侯赛因于1991年入侵科威特后便战争不断；2003年，美国又入侵伊拉克，颠覆了侯赛因政权。

尽管如此，在诸多因战后分治而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中，阿以冲突才是将中东变成战区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分别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打了四场大型战役。虽然在那之后，以色列和埃及在1979年，和约旦在1994年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但给中东留下许多至今仍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分散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境内；以色列继续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黎巴嫩南部的舍巴农场；以色列尚未放弃巴勒斯坦境内的加沙和西岸地区。虽然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对冲突负主要责任，但他们冲突的根源还是要追溯到《贝尔福宣言》埋下的根本矛盾。

中东边境的合法性自边界初次划定以来就备受争议。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公开呼吁阿拉伯国家统一，舍弃现存的这些被视为是帝国主义遗产的边界。出于相同的目标，泛伊斯兰主义者也曾倡导建立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国。2014年，一支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民兵组织用推特向其支持者宣布，他们在叙利亚北部至伊拉克之间建立哈里发国，旨在“撕毁《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东边界在饱受争议的同时，也同样动荡不安。[27]

一战爆发已有百年，但中东并未举行什么纪念仪式。除了土耳其和澳新老兵协会成员聚集在加里波利，共同纪念战争死难者之外，人们都在这百年纪念之际关注着当代更为迫切的问题—比如埃及的革命动乱、叙利亚和伊拉克内战，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的暴力事件，等等。曾在奥斯曼帝国战线上挣扎、牺牲的各国军队已渐渐淡出世人的记忆。尽管如此，只要一战仍被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所铭记，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不应被人遗忘。因为正是奥斯曼帝国战线将原本的欧洲大战扩散至亚洲，世界各地的士兵随之加入战斗，才最终使这场战争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至今日，一战的遗留问题对中东的影响，比对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1] Grigoris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New York: Vintage, 2010), 414.

[2]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321–325；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414–416.

[3] Vahakn N. Dadrian and Taner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The Armenian Genocide Trials(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1), 25–26.

[4] 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250–280.

[5] 1919年4月12日主要起诉书的文稿，发表在Takvîm-i Vekâyi 3540 (27 Nisan 1335/27 April 1919)，全文译文见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271–282.

[6] 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195–197；关于巴拉基昂对审判的反映，可对比Armenian Golgotha, 426–427.

[7] Jacques Derogy, Opération némésis: Les vengeurs arméniens [复仇行动: 亚美尼亚复仇者](Paris: Fayard, 1986).

[8] 近期基于奥斯曼档案资料有关杰马勒帕夏针对亚美尼亚人政策的研究，可比对 M. TalhaÇiçek,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yria: Cemal Pasha’s Governorate During World War I, 1914–17 (London: Routledge, 2014), 106–141. 关于恩维尔的死，参见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14–1922 (London: AndréDeutsch, 1989), 487–488.

[9] “Ottoman Memorandum to 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23 June 1919,” in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74–176.

[10] 对战后和平条约条款的分析，可参见 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London: John Murray, 2001).

[11] “Article 22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28 June 1919,”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79–180.

[12] “Political Clauses of the Treaty of Sèvres, 10 August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19–225.

[13] “Tripartite (Sèvres) Agreement on Anatolia: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and Italy, 10 August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25–228.

[14] “The Turkish National Pact, 28 January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09–211.

[15]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321–325.

[16] 引自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174. 关于法赫利帕夏的投降，参见King Abdullah’s memoirs，174–180；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308–309.

[17] 关于关押变节北非士兵的营地，或Centres de regroupement de repatriés indigènes，参见Thomas DeGeorges，“A Bitter Homecoming: Tunisian Vetera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6), 45.

[18] A. H. Wilkie, Official War History of the Wellington Mounted Rifles Regiment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4), 235–236；C. Guy Powles, The New Zealanders in Sinai and Palestine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2), 266–267；Roland Perry,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Hachette Australia, 2010), 492–496.

[19] C. G. Nicol, Story of Two Campaigns: Official War History of the Auckland Mounted Rifles Regiment, 1914–1919 (Auckland: Wilson and Horton, 1921), 242–244.

[20] H. S. Gullett 和Chas. Barretted., Australia in Palestine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19), 78. 参见同样感伤的诗“Old Horse o’ Mine,” in ibid., 149.

[21] 澳新士兵最终于1919年夏季中旬乘船撤离。第一批新西兰部队于6月30日启程，其余部队于7月23日。

[22] 本人提供了一份关于战后安置的更为详尽的分析，见The Arabs: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London: Allen Lane, 2009)第六章。另见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4), 173–201.

[23] 埃及的和会代表，White Book: Collection of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November 11, 1918 to July 14, 1919 (Paris: Privately printed, 1919).

[24] 委员会报告提到，在巴勒斯坦收到共260封请愿，其中222封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占总数的85%。他们称“这是该地区对任一观点所持的最大百分比”。“Recommendations of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on Syria and Palestine, 28 August 1919,”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91–199.

[25]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7 November 1918,”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12.

[26] Al-Istiqlal newspaper, Najaf, 6 October 1920, cited in `Abd al-Razzaq al-Hasani, al-`Iraq fi dawray al-ihtilal wa’l intidab [占领和委任统治:两个时代的伊拉克] (Sidon: al-`Irfan 1935), 117–118.

[27] Roula Khalaf引用了伊斯兰国的推特，题为“Colonial Powers Did Not Set the Middle East Ablaze,” Financial Times, 2014年6月29日。

致谢

本书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得益于英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的大力支持。在此，我对英国社会科学院与犹太难民协会授予我2011—2012年度“不列颠感恩研究资助”（Thank-Offering to Britain Fellowship）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要感谢AHRC授予我2012—2013年度“高级研究资助”。

与我的上一本书《阿拉伯人》一样，此次我也从牛津大学杰出的中东研究团体那里收获了许多知识和鼓励。最初，我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通过演讲分享给了我在牛津大学的学生，我对他们的积极反馈表示感谢。另外，我也要感谢我在中东中心的同事Walter Armbrust，Celia Kerslake，Laurent Mignon，Tariq Ramadan，Philip Robins，Avi Shlaim和 Michael Willis。

知道我的研究兴趣后，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都与我分享了相关的书籍和文献，极大地推动了本书的撰写工作。在此，我感谢Toufoul Abou-Hodeib与Adam Mestyan提供了许多关于叙利亚战争的文献；感谢Ali Allawi指导我查询美索不达米亚战争的相关资料；感谢Yoav Alon和Fayez al-Tarawneh提供了关于阿拉伯起义的相关回忆录；还有Tui Clark为我提供了新西兰方面关于奥斯曼帝国战线的相关著作。此外，Jill（汉密尔顿公爵夫人）向我开放了她的私人图书馆，以及她本人关于澳新和英国部队在中东的杰出研究。Henry Laurens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一份由多明我会神父Antonin Jaussen整理的法国情报记录的誊写本。Margaret MacMillan在撰写她自己关于一战的精彩著作—《终结和平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ed Peace）时，与我分享了她找到的每一篇有关奥斯曼帝国战事的文章。Martin Bunton和Hussein Omar为我提供了关于埃及对英国战事贡献的宝贵资料。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Margaret Rogan，感谢她调查了我外祖母的兄弟—John McDonald的生平，以及他在加里波利的事迹。

在搜寻一战土耳其老兵的战争日记时，我有幸能与两位学习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牛津大学高材生—Djene Bajalan和Kerem Tinaz共事。如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耳其士兵和军官的回忆录越来越多，为获得这些回忆录，他们找遍了伊斯坦布尔的书店。Djene协助了本书前两章的研究内容，Kerem则为第三章到第十三章的研究内容作出了贡献。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写就此书。

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对历史研究的成败也息息相关。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东中心图书馆员Mastan Ebtehaj，以及中东中心档案管理员Debbie Usher，感谢他们的大力协助。我还要感谢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College Park）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管理人员；在整修期间仍对读者开放的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还有新西兰惠灵顿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的档案员—他们的效率非常高。

我的一些同事阅读了本书的提纲和草稿，并给予了重要的建议和指正。我特别要感谢Frederick Anscombe，Ben Fortna，Roger Owen，Joseph Sassoon和Ngaire Woods。

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Felicity Bryan和George Lucas，感谢他们自始至终用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行业经验指导我的写作。能与Allen Lane和Basic Book出版社愉快合作，首先要归功于能有机会与Lara Heimert和 Simon Winder这两位优秀编辑共事。

不过，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他们给予了我爱和鼓励，即便在我埋头写书疏忽了他们时，这份关怀也一如既往。从始至终，Ngaire一直是我灵魂的伴侣；Richard对一切阿拉伯的事物非常感兴趣，这让我感到高兴；还有Isabelle，她是指引我前行的明灯，这本书也是为她而作。

参考文献

照片出处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2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 劳伦斯·里斯 著

018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活史

　　[日]小熊英二 著

019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20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英] 尤金·罗根 著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Francis Fukuyama
　　Copyright © 2004 by Francis Fukuyam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构建 /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 ; 郭华译.—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7

书名原文：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BN 978-7-5486-1211-7

Ⅰ. ①国… Ⅱ. ①弗… ②郭… Ⅲ. ①国家－行政管理－研究 Ⅳ. ①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188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钦州南路81号 　电话／传真：64515005

网址：www.xuelinpress.com

责任编辑：岳拯士

特邀编辑：孟凡礼　吴晓斌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政治秩序中的国家构建——福山国家理论述评

2005年版序言

初版序言

第1章 国家缺失

国家角色之争议

范围与实力

范围、实力和经济发展

新传统智慧

制度的供给

对制度的需求

帮倒忙

第2章 弱国家与公共行政黑洞

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

目标的模糊性

委托人、代理人和激励机制

权力下放和自由裁量权

重新捡起抛弃的轮子

组织模糊条件下的能力建设：对政策的启示

第3章 弱国家与国际合法性

新帝国

侵蚀主权

国家构建

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合法性

超越民族国家

第4章 小而强

BIBLIOGRAPHY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献给

马丁·李普塞特

导读
政治秩序中的国家构建
——福山国家理论述评

李强

弗朗西斯·福山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因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而名扬世界（1992年福山将最初的文章扩展成书，即《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下文简称《历史的终结》）。该文断言历史在自由主义民主中达到顶峰，自由主义民主将会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

最近，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英文版2011，中文版2012）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英文版2014，中文版2015）相继出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上下两集的著作不仅是作者自《历史的终结》以来最有分量的力作，而且也是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来在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最系统、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无怪乎该书甫一问世，便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

福山的著作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巨大兴趣。自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出版以来，特别是自中文版问世以来，对福山著作的评论持续不断，俨然形成一股“福山热”。这一热潮更由于福山本人多次访华与学术界、舆论界、政界互动而升温。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的评论主要集中在福山著作对于中国政治的现实意义上。其中讨论最多的是：福山新著的观点是否在根本上从《历史的终结》后退，不再认定自由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反而更多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民主的失败以及美式民主自身所引发的政治衰败，注意到中国道路对美式民主的潜在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福山的新著似乎印证了主流理论关于自由主义民主衰落以及中国模式崛起的看法。

尽管从这一角度解读福山的新著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如果仔细阅读福山的著作，笔者倾向于同意福山自己的说法，即福山的基本观点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当然，与《历史的终结》那种以自由民主作为评价政治秩序唯一标准的做法比较，福山的新著大大拓展了理解政治秩序的视角，将国家构建、法治和责任政府作为评价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维度。在这三个基本维度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那种具有历史纵横感和广阔比较视角的国家构建理论。

在笔者看来，这种宽阔视角的国家构建理论值得国内学术界高度重视。国内学术界对国家构建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学术的角度分析福山理论框架的贡献与缺失，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构建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福山关于国家构建的理论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中，作者首次将注意力转向国家构建问题。此后，作者在2006年主编的《民族构建》中进一步将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结合在一起讨论政治发展问题。2006年出版的《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遗产》虽然不是直接讨论国家问题的著作，但对于理解福山从单向度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转向强调国家构建至关重要。如果说，福山在这几部著作中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对外政策，那么，《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则展示了作者对国家问题的系统性理论思考。

一、福山国家理论的基本路径

福山首次明确阐述自己的国家理念是在《国家构建》（2004）一书。客观地说，《国家构建》算不上是一本严谨的政治理论著作，而更像是一位资深的智库研究人员对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外援助政策的研究报告。该书的前四分之三试图从理论的角度阐释国家构建问题，后四分之一则是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探索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国家构建政策的成败得失。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强调国家构建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家构建是指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强现有政府。我在这本书中的观点是，国家构建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软弱或失败的国家是世界上很多最严重问题的根源，从贫穷到艾滋病，从毒品到恐怖主义，不一而足。”[2]

在阐述国家构建重要性时，作者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所谓新自由主义，即华盛顿共识。他抱怨道：“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趋势一直是对‘大政府’的批判，以及尝试将各类事务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市场或民间社会。”与新自由主义的流行观点相反，福山认为，“国家构建应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议程”，“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软弱、无能或根本缺失的政府是各种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3]

应该说，在福山的《国家构建》出版前，关于国家构建重要性以及弱国家、失败国家所产生的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但是，正如米格代尔在该书书评中所注意到的那样，“福山并未引证在该领域出现的众多著作。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政策制定者那里，这些人最初未能注意到在缺乏适当制度背景下实施自由化政策的危险”。[4]显然，福山也并未提及米格代尔本人关于国家能力的著名研究。[5]这方面的不足削弱了福山著作的学术价值。

在《国家构建》出版两年后，福山于2006年主编了《民族构建：超越阿富汗与伊拉克》。[6]《民族构建》大体上延续了《国家构建》的主旨，将民族构建视作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福山声称：“在2001年9·11事件后，显而易见的是，弱国家或曰失败国家可能会支持恐怖主义，从而威胁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即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7]

福山这里的所谓“民族构建”实际上就是他此前反复强调的国家构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美国所谓的民族构建实际上就是国家构建，亦即构建政府机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8]

福山之所以反复论及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其着眼点之一在于批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福山认为，布什的外交政策受到新保守主义的绑架，违背了美国的外交传统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福山与新保守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他在相当长时间内属于新保守主义阵营的人物，他的许多理念与新保守主义十分契合。[9]但是，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福山与新保守主义渐行渐远。他于2006年出版的《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遗产》标志着与新保守主义的分道扬镳。根据福山的概括，新保守主义的基本信念包括：第一，在对外政策中强调政体的重要性，强调民主与人权的绝对价值；第二，鼓吹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服务于美国的价值观和道德目标，主张将推进民主和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第三，质疑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在解决重要安全问题中的作用；第四，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中反对社会工程，这既包括约翰逊政府期间类似“大社会”之类的社会工程，也包括外交政策中推动民族构建、国家构建之类的社会工程。[10]基于这些观念，新保守主义鼓吹先发制人的战争、政权变更、单边主义以及美国的仁慈霸权。这些理念构成布什政府伊拉克战争的意识形态基础。[11]

根据福山的分析，二战之后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张可分为四个学派。第一，以基辛格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强调权力的重要性，不太关注其他国家内部的政权性质以及人权状况；第二，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希望超越权力政治，构建基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基础上的国际秩序；第三，“杰克逊式的”美国民族主义，抱持一种狭窄的、仅与安全相关的美国利益观念，拒绝相信多边主义，其极端形式是某种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第四，新保守主义。[12]

福山倡导一种在四种传统之外的新思路，他将这种思路称作“现实的威尔逊主义”。现实的威尔逊主义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之处在于，它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关注其他国家的内政，尤其是关注国家构建和推进民主。它注意到，弱国家和失败国家已经成为今天世界不稳定的最主要渊源之一。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基于安全理由还是基于道德理由，美国都不可能对这种情况置若罔闻。在关注世界各国的内政时，现实的威尔逊主义重点关注发展问题，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政治发展，这恰恰是现实主义也是新保守主义忽略的问题。现实的威尔逊主义不同于新保守主义和杰克逊民族主义之处还在于它重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但它也不像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那样对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国家”。“国家仍然会保持一种任何国际角色无法取代的关键职能：它仍然是能够实施法律统治的唯一权力渊源。当然，为了有效行使这种权力，它必须被认为具有合法性，而可持续的合法性需要一种在国家之间比现存情形更高的制度化程度。”[13]

如果说《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美国处在十字路口》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策研究的即兴之作的话，《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可以看做福山对国家理论的系统阐述。福山在这两卷本的皇皇巨著中全面展开了在此前著作中初见雏形的国家理论，围绕国家问题提出一系列颇有创新意义的观点。

在《起源》和《衰败》中，福山系统阐述了构成良好政治秩序的三种基本类型的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14]

关于国家，福山概括出如下特征：“第一，它们享有集中的权力，不管是国王、总统，还是首相。”“第二，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第三，国家权力是领土性的，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第四，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更为等级分明，更为不平等。”“第五，更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将合法性授予国家。”[15]

福山这里强调国家的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特征，强调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垄断，沿袭了韦伯的国家概念。不过，与韦伯相比，福山反复强调国家的“非人格化”特征。福山声称，这种对国家权力非人格化特征的强调源自韦伯关于“家长制”（patriachism）、家产制（patrimonialism）的概念。“我不仅使用韦伯的定义（在界定的领土上，合法行使垄断暴力的组织），还使用他对现代国家的标准（按专门技术合理地分工；使用非人格化的用人制度，对公民行使非人格化的权威）。”[16]不过，与韦伯相比，福山赋予国家非人格化特征更重要的意义。他将这种“非人格化”特征视作现代国家的指标性特征，并将“非人格化”特征的弱化看今天美国政治衰败的重要指标。

关于法治，福山将其“定义为一套行为准则，反映社会中的普遍共识，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包括最强大的政治参与者，如国王、总统和总理。如果统治者能修改法律以利己，即使这条法律对社会中其他人一视同仁，法治便已不复存在……为了行之有效，法治通常需要独立自主的司法机构，不受行政部门的干涉……法治作为对政治权力的约束，确实存在于古典以色列、印度、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西方。”[17]

福山所谓的负责制，指的是“政府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共同利益——而不是狭隘的自身利益……我们使用‘负责制’一词，主要是指现代的民主国家依靠程序来保证政府回应公民的需求”。[18]

三种因素的结合，被福山称为“达到丹麦”。“我的所指，与其说是实际的丹麦国家，倒不如说是想象中的社会：它富强、民主、安全、治理良好，只有较低水平的腐败。这个‘丹麦’享有完全平衡的三个政治制度：称职的国家、强有力的法治和民主的负责制。”[19]

正是基于国家构建、法治、责任政府三位一体构成政治秩序的理论框架，福山以两卷的宏大篇幅对人类历史上主要地区政治秩序构建的历史以及法国大革命以来近代政治秩序构建及衰败的经历作出系统描述。

二、恢复国家在政治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福山国家理论的首要贡献是恢复国家在政治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传统政治学以国家为中心。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政治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国家构建问题。从布丹的主权理论到霍布斯的《利维坦》，理论家们都强调构建现代国家对于构建稳定的社会与经济秩序的重要性。德国自黑格尔以降的政治哲学更是将国家抬高到政治理论的核心地位。

国家构建问题在历史社会学传统中也一直受到重视。韦伯在分析现代社会结构及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制度条件时，强调现代国家的关键地位。在韦伯的影响下，二战之后在英美社会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的一批历史社会学家在国家理论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埃利亚斯、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贾恩佛朗哥·波齐等学者把现代国家构建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重要前提。他们对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与理论分析构成国家理论中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瑰宝。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影响巨大的英美政治学界，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在很长时期相当边缘化，以至于波齐在1978年的一部著作中抱怨“至于政治科学，我觉得在最近三十多年中，这个学科在忘却国家方面走得越来越远”。[20]这种边缘化并非没有原因。美国政治中从来就没有欧洲大陆那样清晰的主权载体。于是，在政治理论的想象中，只有各种力量表达意志、影响决策的平台，而无具有主权特征、具有自主性的国家。惟其如此，在美国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中，多元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

英国政治由于一直保持君主制的外壳，国王作为主权者在实际政治运行中很难使人和现代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故而在英国政治理论传统中，国家理论并不发达。只是在19世纪新黑格尔主义有较大影响的时期，牛津唯心主义学派发展出一套国家理论。但在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大传统中，这种黑格尔式国家理论未能在英国政治理论中产生持久的影响。[21]

当然，在英美政治学界，并非没有重视国家的呼声。譬如，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斯迈耶、西达·斯考克波以相当引人注目的标题编辑的《找回国家》一书，声称对国家问题的重新重视构成了美国政治学的新范式。[22]但细读全书，读者可能会失望地发现，在吸引眼球的口号声下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分析显得颇为苍白。

在这一方面，斯考克波在恢复国家在政治理论中重要性方面的贡献甚至不及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以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学者斯蒂文·霍尔姆斯为例，他在亲身经历并深入研究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困境时认识到，后全能主义社会面临的重要改革任务便是构建一个有限但有效的国家体制，国家构建是经济改革与民主化的重要前提。他还进一步将对俄罗斯经验的分析上升到政治哲学层面，强调强有力的国家和有效的公共财政制度是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23]

尽管已有如此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家理论作出贡献，福山对恢复国家在政治学研究中核心地位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由于福山曾因“历史的终结”而暴得大名，以自由主义民主预言家的身份确立了他在思想界的地位，以他之口强调国家构建的重要性更有他人不及的影响力，至少对中国学术界是如此。蒂利、曼、斯考克波也许对于专业研究者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他们也许在分析论证的学术性方面不逊于福山。但是，就其社会影响而言，福山对广大的知识大众具有超乎一般学者的影响力。

福山的国家理论对于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西方政治理论而言，至少具有以下创新之处：

第一，现代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福山反复强调一个被不少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论证过的观点：“国家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国家崩溃、内战、国际冲突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20世纪晚期，非洲的大部分贫穷都得归罪于国家的薄弱，以及不时发生的瘫痪和动乱。除了建立国家以提供基本秩序外，强大的行政能力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绝对低水平时（少于1 000美元），国家变得尤其重要。到了较高水平的收入，国家仍然重要，但其影响可能会发生不成比例的改变。已有很多文献，把良好统治与经济增长联在一起。”[24]

应该说，关于现代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其实是一种老生常谈。即使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那里，国家的作用也并未被忽视。斯密被不少人视为放任经济的鼓吹者，他有关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以及政府扮演守夜人角色的观点已深入人心，但人们似乎对斯密关于现代国家的论述重视不够。其实，在斯密那里，“看不见的手”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起到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国家以法律的方式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斯密阐述了一个在20世纪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观点：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鼓励经济活动自发性的话，市场经济本身却不是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的形成有赖于一套特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有赖于现代国家的建立。

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论述了国家必须履行的若干职能。其中包括：第一，国防的职能，“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25]第二，司法的职能，“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26]第三，“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27]

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探究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曾将“理性的国家”视作资本主义产生的必要前提。韦伯指出，“只有在合理的国家（rational state）中，资本主义才能发达起来。它的基础是有专长的官吏阶级和合理的法律” 。[28]

最近几十年来影响颇大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条件作出更深入的研究。根据这些研究，市场经济运行需要独特的外部条件，这些条件至少包括：第一，现代国家，提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条件，保护产权，制定规范。第二，宗教、文化所提供的“信任”。第三，市民社会，尤其是规范各种群体行为的行会、中介机构。[29]在这三方面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市场经济正常运作固然需要道德与信任，良好的道德风俗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但只有国家的强制力量能够提供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条件，如对产权的保护、对契约的保障等。

福山毫不讳言，他对国家构建的强调得益于新制度主义理论。福山在《美国处于十字路口》中曾简要回顾了二战以来西方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及政策所经历的不同阶段。最初对发展问题关注的重点是资本和投资，西方政策制定者希望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带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但众多外援被滥用乃至腐败使援助国对这种方式的经济发展逐渐失去信心。在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里根、撒切尔等保守主义革命，知识界开始强调市场的价值，经济计划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失去吸引力。市场经济以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像韩国、中国台湾或智利那样从市场经济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发展机遇。诸多非洲与拉美国家的发展状况相当不尽如人意。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发展理论中出现了另一个转向，即开始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最初并未受到重视，只是由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制度问题才受到关注。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制度，特别是法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30]

福山争辩说，在所有制度中，国家是最重要的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和拉丁美洲所经历的不同发展结果主要是由于东亚地区有比后者更强有力的国家机构，而不是由于采取市场友好型政策。”[31]

第二，民主制度建设与国家构建密不可分。

正是基于经济发展对强国家的需求，福山引入政治发展的议题。“政治发展可以理解为创造一套日益复杂且范围广泛的国家机构以便促进集体行动或平息社会冲突。”[32]在这个意义上，福山指出，政治发展涵盖民主发展且比民主发展涵义更为宽泛。“在你能够有民主之前，你必须先有国家：国家建设的行动只是部分地与促进民主相重叠。”[33]

显然，福山此时的观点和他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观点有明显区别。在《历史的终结》中，福山认定自由主义民主乃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唯一能够结束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主奴对立状态，实现人的自主。可以说，在《历史的终结》中，福山将自由民主制度等同于善治。

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一书中，福山强调，他仍然坚持民主化的理想。他也许会赞同布什总统的观点，即不论文化背景如何，不论生活在世界上何处地区，人类的欲望总是相同的。所有人都渴望摆脱残酷的压迫，渴望安全，渴望为子女创造好的生活。正是基于这些根本原因，“自由和民主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比仇恨的口号与恐怖的战术有更大的吸引力”。[34]

但是，福山强调，“说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几个世纪之久的自由民主潮流——我本人过去曾对此做过充分的论证——是一回事，预言民主或繁荣会在一个社会中的某时某刻出现又是另一回事”。介乎二者之间有一些关键的变量，即制度（institutions）。一个社会必须首先有制度存在，然后才可能从“对自由的模糊渴望走向一个运转良好的、巩固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一个现代经济”。[35]

这就是说，福山并不放弃追求民主转型的目标，但他强调民主化是长远的目标，强调为了实现民主化必须构建一系列制度。

福山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中简要回顾了二战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对于国家构建和民主化的理解。据福山所说，二战后美国发展出一套具有综合特征的发展理论，既可解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可为美国外交政策如何实现这种转型提供实用建议。这种发展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左派攻击现代化理论预示着西方模式是全球发展的必然模式，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右派则质疑现代化理论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视作一套互相连接、互相促进过程的乐观主义逻辑。亨廷顿指出，过分迅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破坏政治发展，带来无序与暴力。[36]

随着民主化第三波的推进以及苏联的解体，政治发展理论开始集中关注所谓的民主转型。不过，在福山看来，尽管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浩如烟海，这些理论仅仅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它或许可以解释拉丁美洲或东欧一些地区的政治发展，却无法成为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

福山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发展研究中的制度主义开始复兴。“这种学派不再把国家看作是各种社会压力的一个被动目标，而是看作一个能够积极主动地影响后果的事物。”[37]

面对2001年9·11后的新形势，福山提出美国政府应该寻求新的发展战略。就政治目标而言，美国应该从以改变政体、实现民主化为主要目标的战略转变为以政治发展为目标的战略。“在政治发展方面，美国应该将促进‘善治’而不仅仅是民主确定为自己的目标。”政治发展远比促进民主宽泛，它涉及诸如国家构建和创设有效的机构等事项。这些事项是民主政府的条件，但它们本身却并不必然是民主的。福山甚至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可能的话，自由主义的法治最初对经济的发展比民主政治参与更为关键。在某些情况下，现代化的权威主义比不负责任的民主更值得拥有。”[38]

当然，福山如此强调政治发展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民主的价值。就最终逻辑而言，民主是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成分。“离开民主和公众参与，最终不可能有善治。”[39]

至此，福山的观点十分清楚，他对新保守主义以及布什外交政策的批评不在于是否应该将促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而是关注更广阔意义上的发展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国家建设在内的政治发展问题。只有当政治发展取得成效时，民主化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两卷本的《政治秩序》中，国家建设、法治和责任政府构成良好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尽管福山并未明确表示民主以国家建设为前提，但在他的历史叙事以及他对当代不少国家政治秩序的比较研究中，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拥有民主制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政绩优劣。”民主制面临的重大挑战是无法兑现其承诺的好处。而个中主要原因，乃在于缺乏一个有效国家制度。[4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山强调“如果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41]

通观福山对国家构建的强调，应该说，他的贡献主要在于挑战西方尤其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回归常识。笔者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西方二战以来的政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所构塑。……冷战时期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两极对立使人们对政治理论的关注集中在某些问题上，而忽略了另外一些问题。以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为例，由于冷战时期两种制度的鲜明对立，自由主义的某些特征得到彰显，如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强调、对民主的追求等，而自由主义的另一些特征却被忽视，如自由主义对社会正义、道德与国家等问题的关注。”[42]“在……被许多自由主义者所忽视的诸多条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最近几十年来，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与批评者通常都强调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恐惧”，但是，“自由主义除了这一明显特征外，还有一个不大彰显的特征，即强调现代国家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在主张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强调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需要有效的现代国家，强调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与保障一定程度社会正义中的积极作用，强调国家在保护民族利益中的作用。不过，与自由主义的反国家特征相比，自由主义这一特征不够彰显。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特征是自由主义隐蔽的主题。”[43]

应该说，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现代国家构建既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也是民主化的前提。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先有现代国家的构建，然后才有现代经济的腾飞，然后才有逐步民主化的进程。

但是，当西方国家发展为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几乎再也不去关注这些曾经重要的发展前提。经济学家即使关注国家问题，也主要是关注国家与市场干预经济的程度，只有少数学者会注意到市场经济本身需要国家提供法律制度。政治学家津津乐道民主的转型，至于民主需要以国家构建为前提，似乎很少有人关注。主流的观点似乎是，民主本身就可以起到国家构建的作用。福山在《起源》中描述了这种状况：“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制度为理所当然。这习惯见证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后计划，或善后计划的缺乏。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伊拉克就会自动恢复到预设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构建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44]

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福山敏锐地注意到国家构建对于经济发展以及民主化的重要前提作用，应该说是西方理论界的一位先知先觉者。在政治理论领域，理论贡献有时只是捅破一层窗户纸，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常识。在这个意义上，福山对国家构建重要性的强调应该说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贡献。

三、国家构建的历史图景

福山国家理论的另一个贡献是颠覆了西方学术传统在国家构建历史叙事中的西方中心论范式，而以宽阔的比较视野和宏大的历史叙事模式勾勒出世界主要地区的国家构建历史及其类型。

福山关于国家构建的历史叙事不能算是严谨的历史著述，他并未在一手资料的挖掘上有任何贡献，他的叙述主要依赖各领域专家的研究成果。但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所言，福山巧妙地选择各领域的重要著作并仔细引证了这些著作的成果。他在论述如此宽阔的主题时几乎没有对如此众多的专家的著作有所曲解。惟其如此，曼认为“福山的基本论证是令人信服的，他自始至终展示了良好的历史感与对社会学的敏感”。[45]

就其在宽阔的历史视野中勾勒国家构建理论而言，福山的著作让人联想起芬纳著名的《统治史》。芬纳的《统治史》以其纵横人类历史的宏大气魄和基于翔实的历史资料而展开的细致入微的制度分析奠定了它在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经典地位。福山的两卷本《政治秩序》虽然从涵盖国家的全面性与制度分析的细微性方面逊于芬纳，但福山以国家构建、法治和责任政府三条线索集中展示几类主要地区的发展路径，因而就国家构建而言，理论性更强，观点更加明晰。

福山关于国家构建的比较研究分为两部分。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从宽阔的比较视野勾勒出一幅世界范围的国家构建历史。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集中分析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国家构建的多样化路径。

在以比较历史研究的视角分析世界上主要地区国家构建的历史中，福山集中分析了传统中国、印度、中东、欧洲国家构建的历程。福山断言：“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出一套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46]“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浮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47]

福山关于传统中国国家构建历史的叙述在相当大程度上沿袭了韦伯的理论框架，同时汲取了当代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诸多成果。沿袭韦伯，福山将西周的制度描述为封建制度。他像韦伯一样从政治权力结构的视角定义封建制度，而非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结构视角解释封建制度。正如欧洲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分散”一样，在中国的西周，“政治权力非常分散，掌控在一系列等级分明的氏族和宗族手中”。[48]而且，在西周的分封制度下，“属臣在治理自己封地时享有实质性的自治”。[49]

封建制度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发生在东周时期。“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真正的国家开始在中国成形。它们设立常备军，在界定领土内实行统一规则；配备官僚机构，征税执法；颁布统一度量衡；营造道路、运河、灌溉系统等公共基建。”[50]如同欧洲近代国家构建的逻辑一样，东周时期“国家形成的最重要动力就是战争”。[51]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中国西部的秦孝公和谋臣商鞅，奠定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秦王征服所有对手，建立统一国家，并将秦首创的制度推向中国北方的大部，国家巩固由此告成”。[52]秦始皇的统一标志着中国建立起“早熟的现代集权国家”。“马克斯·韦伯定为本质上的现代特征，秦朝如果没有全部，至少也有很多。”[53]

“短暂的秦朝之后，非人格化管理最终在西汉期间得以确立（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到了东汉末年和隋唐，亲戚团体又卷土重来。要到第二个千年初期的宋明，非人格化国家才得以恢复。”[54]

福山关于秦始皇建立的统一帝国体制是现代国家最早形式的观点汲取了西方比较历史社会学和比较国家研究中的相关成果。譬如，许田波在其《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中就十分明确地将秦朝所建立的国家制度与近代欧洲国家制度相提并论。她引述美国著名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研究者顾立雅（Herrlee Creel）的观点：“当我们拿两千年前的中国政府机构和近代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相比较时，就会发现两者间拥有最令人惊叹且可能最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她更进一步指出：“要论国家与统治者的区别，官职与官员的分离，根据客观的贤能标准来选拔和晋升官员的科层制，公开颁布的法律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公平性，人口的调查和登记，中央岁入与支出的预算，统计与报告的汇集，直接统治能力，以及其他行政技术，中国均先于欧洲两千年就发展起来了。”[55]

不过，尽管福山关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欧洲近代早期国家构建的比较并不能构成创新，福山对中国国家制度变迁历史的勾勒仍然体现了一位政治理论家宏观把握历史的气概，而且在不少方面具有新意。

福山以传统中国为参照系分析了其他古代社会的国家构建模式。与中国相比，“印度出现一种独特的社会模式，对印度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印度在国家刚刚形成之际，便涌现出界限分明的四大社会阶层，被称为瓦尔纳（varnas）……”此外，还有迦提（jatis）的出现并“最终演变成种姓制度”。[56]这些社会阶层“大大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掌控”。惟其如此，与中国不同，印度“这块辽阔领土从没有受到独家政治权力的统治，也没有发展出独家文学语言。20世纪晚期之前，印度历史只是持久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软弱，最为成功的统一体中不少是外国入侵者，其政治力量依赖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57]

福山历史叙事的第三个事例是伊斯兰世界。他描述了伊斯兰世界军事奴隶制的起源、演变及其在伊斯兰世界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他尤其颇为细致地剖析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并将这种制度与传统中国的国家制度相比较。按照福山的分析，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在理性化程度上逊色于中国的科举制，奥斯曼帝国在法律和程序的统一性方面远不及传统的中华帝国。在这个意义上，奥斯曼帝国国家的现代性落后于传统中国。

福山历史分析的第四个案例是欧洲。当然，福山将对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详细描述放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不过，他对中世纪欧洲的国家也有一些颇为粗略的勾勒。颇令人费解的是，福山并未像韦伯以及当代受韦伯影响的社会学家蒂利、曼、波齐、埃利亚斯等学者那样，认真考察欧洲从封建主义、等级制、绝对主义向现代宪政国家的转变。福山几乎忽略了从制度角度考察欧洲中世纪的国家演变。他关注的重点是所谓非人格化制度在欧洲的起源及发展。按照福山的解释，自基督教传入欧洲后，欧洲社会便开始摆脱在传统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所通行的以血统为基础构建社会组织的状况，“个人”构成社会组织的基础。福山声称：“欧洲社会很早就是个人主义的。在婚姻、财产和其他私人事务上，当家做主的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或亲戚团体。家庭中的个人主义是所有其他个人主义的基础。”[58]欧洲这种独特的个人主义特征构成欧洲非人格化现代国家兴起的基础，也构成欧洲后来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

如果说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主要从比较历史的角度描述历史上主要地区国家构建的路径的话，《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则是用典型的比较政治方式勾勒出法国大革命以来，亦即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国家构建的不同路径与不同类型。应该说，与《政治秩序的起源》相比，下卷的分析更具有类型学意义。对于以比较政治为专业的人士而言，更具有理论价值。

关于近代国家构建的路径，福山大致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欧美国家的国家构建，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原生性的国家构建。第二类是在外来制度影响或刺激下的国家构建，主要涉及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

对于欧美国家构建，福山又根据国家构建和民主化的次序划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普鲁士/德国模式，国家构建先于民主化。“最先进的现代官僚体系，是威权国家在追求安全时创建的。”[59]“为了应付军事竞争，而发展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并一直存活至当代。”[60]根据福山的分析，在这种模式下建立的普鲁士/德国官僚体制“称得上是现代官僚体系的典范”。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是管理体系所展示出的“团队精神”和“自主性”。根据福山的描述，普鲁士官僚体系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具有独特地位的团体，“有力且团结”。“正是这种内部团结给它带来高度的制度自主性。这些官员把自己当作普鲁士国家的公仆，而不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私仆。国家利益超越其占据王位的个人的命运。”[61]福山倾向于将德国模式上升到理论层次，在他看来，由于德国官僚体系“获得自主性是在开放民主政治之前”，因此，“庇护政治从来没有在德国登陆”。[62]

欧美国家构建的第二种类型是民主化先于国家构建。这种类型又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以希腊和意大利为代表，在建立强大、合法和自主的国家之前便实现了民主化，结果是依附主义成为现代政治最明显的特征。“政治关系和操纵国家的能力成了通向财富和人身安全的途径”，“庞大的公共支出，给更公开的腐败提供了充分的机会”。[63]

英国和美国代表了民主化先于国家构建类型中的第二种模式。“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初都有庇护式政府，与希腊和意大利没有太大不同。不同的是，它们改革公共部门，为更现代的官僚体系打下基础。在英国，受贵族支配的庇护式文官体系在短短十五年中获得改革，取而代之的是高学历的职业文官。在美国，庇护政治根深蒂固，将之铲除需要更长时间。共和党和民主党介入官僚体系的工作分配已久，顽强抵抗以择优录用取代政治任命的努力。经过两代人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终于在20世纪初完成了整个体制的修复。”[64]

除了欧美之外，其他地区国家构建发展较晚，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福山将这些地区的国家构建划分为三种不同模式。

第一种，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西方入侵之前并未发展出国家层次的本土制度。欧洲殖民者也“没有为非洲引进强有力的制度，哪怕是那种能够渗透和控制当地人口的‘专制’制度”。[65]福山以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为例，“尼日利亚的国家非常软弱，不仅在技术能力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它缺乏以非人格化和透明方式执行法律的能力，更缺乏合法性”。[66]

第二种，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与西方有深入接触的数百年之前，已有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强大传统……悠久的国家传统和民族认同，是东亚在经济发展上获得显著成绩的基石。”[67]

第三种，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介于这两个极端中间，尽管哥伦布到来之前已有大型帝国的存在，但当地从未发展出像东亚那样的国家层次的强大制度。既有的政治结构遭到武力和疾病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新移民的社会，他们带来的是当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盛行的威权主义和重商制度。”[68]

通过从历史视角以及世界范围内比较视角分析国家构建，福山描绘出一幅关于国家构建的全景图。对于这幅画面的细节，人们不难发现诸多瑕疵，并可以提出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譬如，有论者指出，福山对古希腊尤其是古罗马国家构建的忽视导致他无法勾勒出西方国家发展传统的全貌。[69]不过，客观地说，对于福山这样以如此宏大的叙事方式描述国家构建，评价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在于细节的准确，而在于其理论框架是否具有启迪意义。在这一点上，应该说福山是成功的。尤其是对中国读者而言，福山将传统中国国家构建纳入比较分析框架的努力对于我们摆脱在国家构建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路径、以新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征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四、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困惑

福山国家理论最明显的缺憾是他未能从理论上清晰区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两个不同的概念。诚然，福山并未像国内一些论者所批评的那样全然忽视了两者的区分。[70]事实上，福山在《国家构建》中辟出专门章节厘清国家的“范围与实力”。他以美国为例，提出一个似乎具有悖论意义的问题：“在开始分析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的时候，我想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国家是强还是弱？”一方面，美国奉行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原则，“美国制度设计之目的就是削弱或限制行使国家权力。美国诞生于一次对抗国家权威的革命，其产生的反集权的政治文化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上，譬如明确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政、权力分离、联邦主义，等等”。此外，“美国福利国家建立时间晚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并一直保持在较为有限的范围内（例如没有全民医疗系统），美国对市场的管制要少得多……”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家在另一种意义上是非常强的。马克斯·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在一特定的领土内（成功）垄断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换句话说， 国家的本质是‘强制执行’：最终可以派遣身着制服的专人用枪迫使人们遵守国家法律。在这方面，美国的国家是非常强大的：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它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执法制度， 执行一切法律法规，从交通规则，到商业法律，到违反人权法案，不一而足”。“美国有一套有限政府的体制，这一体制历来限制国家行为的范围；在这一范围内，它的建立和执行法律政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71]

为了从理论上厘清国家权力和能力的关系，福山给出两个概念的定义：“国家活动范围指的是各国政府不同的功能和目标，而国家政权力量，或国家清晰透明地计划和执行政策和法律的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或制度的能力。我们对于国家概念的理解常常混淆的是，实力（strength）一词通常无差别地既指范围，又指实力或者能力。”[72]

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福山进一步以坐标横轴和竖轴的方式表达国家权力范围和能力的不同。坐标横轴代表国家权力的范围，福山将国家权力大致划分为“应对市场失灵”和“促进公平”两大类。福山十分清楚从古典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理论到20世纪福利国家理论之间的各种政策主张。他将国家权力范围划分为从“最小”到“中等”到“积极”三类，“最小国家”的基本职能是“提供纯粹的公共产品”，包括国防、法律与秩序、产权保护、宏观调控、公共卫生等。可以看出，这个清单与亚当·斯密所设想的国家职能基本吻合，这也是当代所谓“新自由主义能够接受的最小国家职能”。“中等国家”职能则扩展到“应对外部性”、“反垄断”、“克服信息不完整”、“提供社会保险”等领域。“积极国家”的职能则进一步扩展到“协调私人活动（如培育市场和进行集体激励）”和实行“再分配”等方面。

坐标竖轴代表制度能力的强度。“强度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制定和落实政策与执行法律的能力，用最少的官僚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控制贪污、腐败、贿赂的能力，在政府机构中保持高度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及最重要的是执行法律的能力。”[73]

福山又进一步将坐标横轴与竖轴，即国家权力范围和实力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放到一个图中，形成一个坐标系。坐标系被划分为四个象限，每一象限代表着对经济增长极为不同的影响。第一种类型“结合了有限的国家功能与强大的制度效度”，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国家。第二种类型是以欧洲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类型。“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式的效率是以社会公正为代价的，他们宁可待在象限II而非象限I。”最差的状况是象限IV，“在这一象限中，无能的国家承担起一系列雄心勃勃但它其实根本玩不转的功能。不幸的是，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就位于这一象限中”。

福山关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分析，包括由横轴、纵轴构成的坐标系让人想到著名社会学者迈克尔·曼的理论。迈可尔·曼区分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即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range）。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capacity）。根据这两种权力强弱的状况，迈可尔·曼对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国家作了分类，归纳出四种理想类型：一、两种权力均弱型，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二、强专制权力弱基础性权力型，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等传统帝国；三、弱专制权力强基础性权力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官僚制国家；四、两种权力均强型，当代的极权主义国家即属于此类。[74]

令人诧异的是，福山在《国家构建》中并未提及迈克尔·曼的观点，甚至未提及曼的名字。作为一本专门研究国家构建的著作丝毫没有注意到在这个领域如此有影响的著作，实在是一大缺憾。

在厘清国家权力范围和国家实力的基础上，福山明确表达了他理想中的国家模式。在他看来，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最佳区域是在象限I，它结合了有限的国家功能与强大的制度效度。最差的状况是象限IV，代表国家权力范围宽泛，但能力很弱。

福山以新西兰改革为例展示了他关于最佳国家的概念。“在80年代中期，新西兰在工党和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Roger Douglas）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削减国家范围的经典措施，譬如取消外汇管制，补贴农业和消费，进口许可，奖励出口，将税收结构从收入和销售税转变为基础广泛的消费税，国有企业私有化。在改革的第二阶段，政府致力于加强保留下来的核心国家机构的行政能力。通过两个阶段的改革，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为止，新西兰朝着缩小国家权力、增强国家能力的方向发展。[75]

但令人遗憾的是，福山从未始终如一地将国家权力与能力的区分贯穿在他论述的全过程，他的整个论述在逻辑上颇为混乱。我们可以在“范围与能力”的概念讨论中看到他对国家权力与能力的区分，但当他论述20世纪政治发展的趋势时，他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种区分，而是泛泛地讨论国家的强大与弱小问题。在《国家构建》的结论部分，福山写道：

“在过去一代间，世界政治中的趋势一直是削弱国家。这一趋势有着规范性和经济的原因。在20世纪，多个国家太过强大：它们专横地对待民众且侵略邻国。有些国家虽然不是独裁，但仍然因为国家范围过大而阻碍经济增长，使得各种机构功能失灵且低效。因此，这一趋势是削减国有部门的规模，转向市场或者公民社会去激发出其该有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通过提高信息、资金以及（在略低的程度上）劳工的流动性，已削弱了主权民族国家的自主性。”

“对于后9·11时代来说，全球政治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如何削弱国家，而是如何构建它。对个别社会和全球社会来说，国家消亡不是乌托邦的序曲，而是灾难的前奏。”[76]

类似的概念混淆在福山《国家构建》这一薄薄的小册子中并不是例外，而是通例，这尤其表现在福山多次颇为随意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诚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绝非仅仅福山而已，福山的问题在于，他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时混淆了多种不同的概念，以一种专业学者难以接受的混乱逻辑对新自由主义提出批评。

譬如，福山在论及华盛顿共识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写道：

“现在回头看来，华盛顿共识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在很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部门都是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一问题在长远看来只能通过经济自由化来解决。但是，问题在于，尽管国家在某些方面需要削减，在其他方面却需要加强。那些推动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但在这一时期，因为严重偏向强调削减国家功能，这可能常常混淆为或被有意曲解为全面削减国家能力。国家构建至少是与国家削减同样重要，但却从未受到同等的重视。结果是，在许多国家，经济自由化改革未能兑现其承诺。事实上，一些国家缺少适当的体制框架，自由化让它们陷入比没有自由化还要糟糕的境地。问题在于，缺乏对国家的不同维度以及这些不同维度是如何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概念性理解。”[77]

很显然，福山的这些批评并不构成对新自由主义的学理批评。他充其量只能说是对以新自由主义名义出现的某些具体政策的批评。因为，福山十分清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并非不注意国家提供基本公共产品的职能。福山明白无误地承认，“华盛顿共识众多的支持者现在宣称，他们当然明白制度、法治和顺序得当的改革的重要性”。福山只是抱怨，在许多新自由主义者主导的具体政策中，特别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政策讨论中很少涉及Y轴的国家能力和国家构建的问题。在没有适当体制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化是有危险的，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极少就此发出警告。事实上，政策制定者当时一般倾向认为，任何程度的自由化都要比不进行自由化要好”。[78]

由于福山未能从理论的角度厘清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关系，他往往在不同场合的论述中把几类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譬如，当他论及20世纪80年代削弱国家的趋势时，他会把苏联东欧从极权主义向一定程度的有限政府的转化、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欧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地区国家构建问题混为一谈。他在描述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的改革时，他似乎让读者相信，这些改革是削弱国家能力的改革。事实上，不论人们对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方向做出何种评价，这些改革在国家提供基本公共产品方面的职能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有所加强。按照亚当·斯密关于国家基本职能是安全、司法公正以及市场无法提供的重大公共产品三个方面的说法，里根期间美国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职能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有所增强，至少美国国防开支的增加和国防能力的提升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事实。

福山这种对不同概念的混淆展示了作者虽然具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力，但却无法将这种观察力上升为逻辑缜密的理论思考。无怪乎著名政治学者艾伯特在评论福山的著作时对福山的理论混乱颇有微词。艾伯特注意到，以最近几十年的美国为例，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原来由国家履行的职责转移到市场，另一方面，国家在军事、法律和制度建设方面的力量大大增强。按照福山的逻辑，艾伯特问道：“这种转变意味着美国在走向强国家还是弱国家？”[79]

五、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缺失

福山之所以未能从理论上一以贯之地厘清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福山关于国家构建的分析始终集中在政策层面的思考，尤其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思考，而不是以构建一套完整的国家理论为目标，这导致他在分析国家构建问题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构建一个国家结构或强化国家结构上，而忽略了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一更广阔的视角分析国家构建问题。

福山在《国家构建》中如此定义国家构建：“国家构建是指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强现有政府。”[80]福山全然没有意识到，如果“加强现有政府”超过一定限度，他所关注的“国家能力”便会受到削弱。应该说，在理论上存在一种可能性，国家权力如果过分膨胀，过多地侵入社会领域，乃至消除了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国家的自主性就会受到影响。对这一问题，德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观点颇有启发。

施密特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倡导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实现健康的经济。不过，施密特敏锐地注意到，强有力的国家不等于权力宽泛的国家。为了从理论上探索强国家的特征，施密特把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17世纪的绝对主义国家。第二是自由主义的中立国家，国家在社会传统中保持中立地位，任凭社会各种团体之间在竞争与冲突中寻求平衡。第三种国家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逐步形成所谓全能国家（total state）。前两类国家都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殊为基础，全能国家的特征则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界限的消失。[81]

施密特对全能国家的分析颇有价值。他明确认识到，全能国家的特征在于，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并最终完全控制了社会。“这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在这种状态下，所有事情至少在潜在意义上都是政治的。国家因此便无法声称其独特的政治特征了。” 施密特认为，国家存活的基本条件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维持明确的区分。一旦这一区分不复存在，一旦国家干预的范围超出“政治”领域，不再处理纯粹的政治问题，而是侵入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国家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就会消失，这将最终导致一种弱国家。施密特坚信，国家涉足的领域愈广，国家本身的有效性便愈差。[82]施密特甚至认为，如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由于全能主义国家的出现而打破，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国家的消亡。[83]

二战以来不少历史社会学家在研究国家问题时也十分注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关注国家的适当权力范围。这可以从若干重要历史社会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中看出。

查尔斯·蒂利在《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中给出过国家的定义：“一个控制了特定地域人口的组织如果具备下列特征的话，便是国家：（1）它与在该领域的其他组织产生了分殊（differentiated）；（2）它是自主的（autonomous）；（3）它是集权的（centralized）；（4）它的各个分支机构以制度化的方式彼此协调。”[84]值得注意的是，蒂利强调国家是一个“组织”，其重要结构特征之一是它与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分殊（differentiation）。

迈克尔·曼在阐释国家结构与功能时概括出国家的四个特征：“（1）一套分殊化（differentiated）制度及任职人员；（2）中心地位，亦即政治关系从中心向外部扩散；（3）在划定的领土范围内行使权力；（4）以垄断物理暴力为后盾而垄断了权威性约束规则制定权。”[85]

埃利亚斯直接将分殊的观念运用于解释现代国家问题。他指出，现代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依赖于高度的社会分殊，一部分人开始专门作为“垄断暴力”的力量。“只有随着这种中央政权和专门的统治机构持久的独占的形成，统治单位才具有‘国家’的性质。”[86]

不过，在众多历史社会学国家研究的文献中，贾恩弗朗哥·波齐的研究对国家权力与国家自主性关系的分析颇有见地。波齐有深厚的德国历史学与法学知识背景，他的研究显然受到包括施密特在内的德国法学与历史学影响。波齐关于国家的定义包括组织、分殊、强制控制、主权、领土、集权、不同部分之间的正式协助等特征。[87]波齐在给国家下定义时，强调“分殊”的重要性。所谓分殊，是国家作为“组织”特征的应有之义。“当国家组织行使了所有政治职能而且仅仅行使政治职能时，分殊达到最大化。”[88]我们有必要强调波齐在这里的表述，他理想的国家是行使“所有”政治职能，而且“仅仅”行使政治职能。前者表达了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垄断，后者则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和个人权利的区分。有时，波齐也用“功能专门化”（functional specificity）来表达同样的内容，他认为功能专门化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现代国家“不再像古希腊的‘城邦’（politeia）那样直接等同于宽泛意义上的社会”，“国家并不声称或企图囊括并控制全部的社会存在”。[89]

波齐关于国家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施密特的分类。他认为近代国家的演变经历了封建主义、等级制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立宪国家几个阶段。在当代世界，国家演变为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和苏联的政党国家两种类型。波齐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发展前景颇为悲观。他注意到“20世纪工业社会中国家的结构以及国家的活动方式”产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国家机构的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国家在“社会活动的管理以及个人的活动和机会提供方面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功能”。[90]国家超越了单纯的政治职能，渗透入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造成市民社会不同的利益团体影响公共决策。

这种状况造成现代国家的危机：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开始丧失“国家在早期确立其独特性时所具有的两个特征——也是它的优越性——即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权力中心的特征：统一和理性”。[91]尤其是统一性，它是国家结构的基本特征。根据波齐，统一性意味着国家“从制度上将领土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所有社会单位纳入一个单一的中心。在这一结构中，政治中心行使最高的政治创议权力，动员和控制所有其他单位，将这些单位看作是一个复杂政治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由政治中心统一实施领导和监督”。[92]

波齐分析道，现在，由于国家权力过分扩张，国家已经不再是蒂利所定义的那种“组织”，而成为“一种庞大的、多样的、复杂的组织环境”。“国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本身成为彼此分离的、在很大程度上自主的组织。这些组织极力摆脱更高层单位的有效领导和监督，并且相互之间展开竞争，或者互相之间结盟以逃避和抵制更高单位对它们实施的官方领导或监督活动。”[93]这种情形导致“当代国家结构退回到那些类似于国家出现之前或国家成熟之前的政治安排”。波齐甚至用封建的术语将各单位的权力描述为“封地”：一方面国家机构之间互相孤立并形成竞争，另一方面，公共权力被许多私人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所篡夺。[94]

波齐在分析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危机的同时也分析了当时的苏联国家体制。苏联国家体制的特征是“国家活动范围的高度扩张”，国家控制经济、社会生活所有方面。他将这种国家体制称为“单元组织的社会”。“在该社会中‘几乎所有社会活动都是由一个任命制产生的等级结构在统一命令指挥下进行安排的’。它所需要应对的是将一个庞大的、日益发达和复杂的社会看作是一个单一的组织，通过一个单一的、广泛的和专断的命令结构来接受各种来自上级的重要命令，它不需要处理任何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代表的利益和战略——因为社会内部不存在需要应对的任何独立社会力量。”[95]

波齐对苏联模式的国家体制发展前景颇为负面。他断言单元组织的社会无法建立一个更为发达的经济秩序，并最终会导致经济上的失败。[96]

如果将福山的国家定义和上述重要历史社会学的定义比较，可以发现，福山的定义令人诧异地忽略了国家与社会“分殊”（differentiation）这一特征。如前文所述，福山关于国家的定义包括：第一，享有集中的权力；第二，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第三，领土性；第四，等级制；第五，宗教信仰所产生的合法性。[97]福山似乎没有意识到国家与社会分殊作为现代国家根本结构特征这一问题。

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是理解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的关键。譬如，如果抛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仅仅从国家内部结构的角度分析问题，我们便无法理解传统中国的国家、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和今天的国家有哪些区别，也无法理解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国家构建方面的成就。

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在本质上是以现代国家构建为目标的改革。当然，由于中国改革以前政治制度的全能主义特征，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路径不同于近代西方。在近代西方，国家构建的过程是逐步建立国家制度、官僚制度、现代公共财政制度的过程，换句话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立”的过程。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则是一个复杂的破与立交织的过程。在中国的环境下构建现代国家面临双重任务，即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说，在解构全能主义国家（de-totalization）的同时实现现代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重新构建专门履行国家职能的、以分殊与有限政府为原则的国家机构。[98]只有实现了现代国家的构建，才可能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律秩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这种改革路径的选择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与苏联、东欧政治改革的根本区别。

由于福山在讨论国家构建时忽略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他在整个国家问题的讨论中几乎全然没有关注苏联体制所产生的全能主义国家的制度特征。他在这部皇皇巨著中几乎没有关于苏联、东欧、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描述。而且，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构建方面的巨大改革几乎只字未提，似乎中国改革前后的国家属于同一类型。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家体制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从全能主义国家转变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家与社会分殊的社会。如果不理解这种转变，就无法解开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快速经济发展之谜。在一个全能主义体制下是无法发展出市场经济的。

而且，在笔者看来，引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对理解中国和苏联、东欧的改革有意义，而且对于理解福山所关注的西方的“政治衰败”或许也有所裨益。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将美国政治的衰败解释为因民主蜕化而产生的国家非人格化特征的弱化。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不仅局限于美国，而且扩展到欧洲，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波齐所担心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即福利国家的困境。由于国家权力的极速扩张，欧洲国家的职能已经远远超出“仅仅政治”的范围，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国家在“政治”领域的无能。

笔者对福山的国家理论虽有所批评，但丝毫不降低笔者对福山贡献的高度评价。通常而言，学术著作的贡献可以有多种方式。有的以其哲理的深刻与逻辑的严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有的以其资料的丰富扎实为学术界提供新的增量知识；有的以其视角的敏锐新颖启迪人们思考。福山自1989年发表《历史的终结？》以来，始终站在政治理论界探索的前沿，不断思考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探索解释这些问题甚至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他的国家理论对于中国学术界以广阔的历史视角与宽泛的比较视角思考中国自身的国家问题一定会有诸多启迪意义。

[1] 著名社会学者迈克尔·曼称赞福山的著作是“伟大的学术成就”，“展示了作者杰出的独立思想与令人赞叹的广博知识”。（Michael Mann, “Freedom’s Secret Recipe: Balancing the State, Law, and Accountabilit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2, March/April 2012.)

[2] 福山，《国家构建》，学林出版社，2017，7页。

[3] 福山，《国家构建》，学林出版社，2017，7—8页。

[4] Joel Migdal, “Review of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1, No. 2 (September 2005), pp. 654-655.

[5] 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凤凰出版集团，2009。（Joel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Fukuyama ed., Nation-Building: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Fukuyama ed., Nation-Building: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p. 131。

[8] Fukuyama ed., Nation-Building: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p. 14。

[9]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关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布什外交政策的影响，可参阅笔者的“美国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政治哲学解读”（2003），李强，《群己论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81—103页。

[10]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pp.4-5. 中文翻译参见周琪译，《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4页。

[11]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p. 7；中译本，5页。

[12]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p. 7；中译本，5—6页。

[13]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p. 10；中译本，7—8页。

[14]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6页。

[15]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79—80页。

[16]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441页。

[17] 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9—20页。

[18] 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0页。

[19] 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1页。

[20]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xiii.

[21] 关于英美社会科学传统中国家理论的缺失，参见J. P. Nettl,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20, No. 4 (Jul., 1968), pp. 559-592. 关于牛津唯心主义的国家理论，可参见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5；霍布豪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2012。

[22] 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斯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三联书店，2009。

[23] 参见Stephen Holmes, “Can weak-state Liberalism Survive?” in Dan Avnon and Avner De-Shalit ed., Liberalism and Its Practice, Routledge, 1999, pp. 31-49；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4]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59—460页。

[25] 《国富论》，下册，254页。

[26] 《国富论》，下册，272页。

[27] 《国富论》，下册，284页。关于自由主义理论中的现代国家观念，笔者曾撰写过若干论文：“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中国书评》，1998年第11期）；“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陈祖为主编，《政治理论在中国》，香港，2001）”；“后全能主义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28] 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姚曾廙译，韦森校订，上海三联书店，2006，212页。

[29] Robin Cantor et al, Making Market: An Interdi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Economic Exchange，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2, pp. 12-15.

[30]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pp.122-123.

[31]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p. 123。

[32]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p. 125。

[33]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p. 125；参照中译本，111页。

[34]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p. 116；中译本，103页。

[35]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36]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p. 126；中译本，112页。

[37]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p. 131；中译本，116页。

[38]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p. 140；参照中译本，125页。

[39]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p. 141；参照中译本，126页。

[40]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5页。

[41]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1页。

[42] 李强，“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陈祖为主编，《政治理论在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43] 李强，“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陈祖为主编，《政治理论在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44]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3页。

[45] Michael Mann, “Freedom’s Secret Recipe: Balancing the State, Law, and Accountabilit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2 (March/April 2012), p. 161.

[46]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1页。

[47]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9页。

[48]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04页。

[49]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06页。

[50]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09页。

[51]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10页。

[52]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99页。

[53]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12页。

[54]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01页。

[55]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5页。

[56]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46—147页。

[57]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徐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48页。

[58]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26—227页。

[59]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5页。

[60]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71页。

[61]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67页。

[62]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71页。

[63]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05页。

[64]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26页。

[65]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7页。

[66]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05页。

[67]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307页。

[68]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28页。

[69] Gregory Melleuish, “Francis Fukuyama a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and the State: A Historical Critique,” Australian Journal and Politics and History, 2012.

[70] 关于福山未能区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批评，参见章永乐，“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评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观察者网》，2013年12月17日。

[71] 福山，《国家构建》，18—19页。

[72] 福山，《国家构建》，19页。

[73] 福山，《国家构建》，20页。

[74]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8, pp. 5-9.

[75]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8, 20页。

[76] 福山，《国家构建》，127—128页。

[77] 福山，《国家构建》，17页。

[78] 福山，《国家构建》，29页。

[79] David Apter, “Book Review: State Build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8, No. 3 (Sep., 2006), pp. 695-698.

[80] 福山，《国家构建》，7页。

[81] 参见，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pp. 22-3; Renato Cristi, Carl Schmitt and Authoritarian Liberalism,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8, pp. 184-6.

[82] Renato Cristi, Carl Schmitt and Authoritarian Liberalism, p. 190.

[83] Renato Cristi, Carl Schmitt and Authoritarian Liberalism,，p. 182.

[84] 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70.

[85] Michael Mann, State, War and capit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8, p. 4.

[86]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II），118页。

[87] Gianfranco Poggi,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Polity Press, 1990, pp. 19-23; 参照陈尧译，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0—24页。本文在引用波齐的文本时参照了中译本。

[88] Poggi, p. 20; 中译本，21页。

[89]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p. 96-97.

[90]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30页。

[91]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86页。

[92]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86页。

[93]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86页。译文参照原文稍有修改。

[94]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87页。

[95]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68页。

[96]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171页。

[97]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79—80页。

[98] 参见李强，“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166页。

2005年版序言

自美国主导入侵阿富汗四年以来，美国已经从阿富汗和伊拉克吸取了国家构建方面的一些惨痛教训。美国在这两国的策略代表不同形式的占领，在阿富汗采取了“弱干预”，在伊拉克则采取了“强干预”。

在阿富汗，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领导的临时政府较早实现了主权回归，其标志是2001年12月通过的《波恩协议》（Bonn Accord）。通过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这一强大的本土盟友，美国取缔了塔利班，并从一开始就有广泛的国际合作伙伴参与。联合国及其代表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在这一权力转交的组织化和合法化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他北约盟国从一开始也被分配了特定的角色和任务（如德国承担了警察培训的责任）。尽管在阿富汗，美国仍然是主要的外来军事力量，美国军队仍保持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总体规模内，除了在喀布尔以外，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企图在任何地方维持国内秩序。而且其长远的政治目标是温和的：美国从来没有承诺将阿富汗变成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其目标是该国不再是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并为其人民带来一些稳定。2004年10月9日，哈米德·卡尔扎伊当选为总统，在这个从未进行过总统选举的国家能够有如此高的投票率，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这不过是锦上添花。

在伊拉克情况却大不相同，美国的目标更加雄心勃勃，其干预更深入。美国总统布什在战前曾表示，伊拉克将会被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这场战争将是改造大中东地区政治的宏伟计划的开端。军事行动主要是由美国和英国军队展开，而没有像在阿富汗那样借助任何本土盟友的帮助。随着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的倒台，联军临时权力机构（the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CPA）成为伊拉克的最高权威，而美国维系这一权威机构超过13个月，直到2004年6月28日才交还给伊拉克临时政府。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任务是为伊拉克从头至尾构建政府，并象征性地搬进了曾经被萨达姆霸占的旧共和国宫。尽管美国在2003年夏天成立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但是在占领后第一年，伊拉克人在该国实际治理中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阿富汗和伊拉克代表了两个非常不同的重建管理模式。前者用温和的手段以达成相对温和的目标（尽管国外力量的参与从2004年就开始大幅提速），并试图尽可能地把责任分担给地方上的执行者（如北方联盟）以及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如联合国或北约盟国）。伊拉克模式则让美国投入非常可观的资源，以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并尽可能多地掌控重建工作。尽管美国试图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伊拉克重建，尤其是其成本开始飙升的时候，但仍不愿意让他国承担类似盟军在阿富汗所担负的职责。

以这种方式持续下去有许多缺点。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新兴官僚机构，是在空中和地面的安全条件都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创立的，后来事实证明，其安全状况还进一步出现恶化。一般来说，大使馆或者国家工作组是美国领导国家构建任务的典型组织方式，但在伊拉克却没有任何专业人士储备来应对这样的海外任务。全部职员必须以个体的形式进行招聘，他们大多只担任90天的任务，这就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效率以及他们与当地伊拉克人构建的关系。纵观其整个运营过程，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一直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建立自己的组织，而不是给伊拉克人提供政府服务。因为该组织无先例可循，其权力构架也都非常让人困惑。尽管大使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名义上是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手下工作，并向其汇报，他越来越多地直接向白宫工作人员汇报，从而绕过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官僚机构。

据报道，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与当地美军指挥部以及联合特遣第七部队的关系紧张且混乱。在伊拉克驻扎的大规模美国军事力量，及其在维护法律和秩序中扮演的角色，让伊拉克人民觉得愈发压抑，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对它的暴力反抗。然后，随着主权在2004年6月完成交接，这整个大的官僚机构不得不解散，其职能交还给伊拉克政府部门或新使馆、国家工作组。随着不同角色和任务重新分配到不同的官僚机构，再一次导致了大规模的混乱。

这种强干预模式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所有权。发展实践者已经认识到，当地群体如果没有所有权，任何机构都根本无法长期运行下去。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模式很明显耽误了将伊拉克政府所有权归还给伊拉克人的进程。虽然鉴于当地缺乏值得信赖的合作者，这样的延误在战争结束后貌似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回想起来，占领当局显而易见应该将找到这样的合作者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最初由大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主持的伊拉克主权归还，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解体，以及将它替换为常规的大使馆（尽管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美国大使馆），无非是心照不宣地阐明，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重建方面的最初手段上有重大失误。内格罗蓬特采用了比布雷默大使低调得多的姿态，一直在后台树立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理伊亚德·阿拉维（Iyad Allawi）的权威，并悄悄地大力协调2005年1月30日的第一次选举。

这次选举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和库尔德地区都有高投票率，证明美国这一政策获得了明显的成功。虽然大多数逊尼派反感或害怕投票，但该国内最大的两个社群得以首次选出合法领导人，并由其开启编写宪法和谈判权力共享的权宜之计，不过这一过程将注定是漫长且痛苦的。逊尼派是否可以被引导回政治进程中，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是否能够解决他们关于伊拉克联邦制本质的分歧，或基尔库克等地区的财产所有权归属，这一切都有待观察。但至少这一进程已经开始。

实际上，美国已经改变了最初的强干预策略，转而采用更为轻巧的策略，这表明它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但这样的中途修正是否足以拯救华盛顿最初失算的败局，一切还有待观察。由于伊拉克政府基础设施的崩溃或被刻意解体（例如解散伊拉克军队），美国从占领开始就相当于浪费了一年的时间。正是在这失去的一年间，前复兴党成员、逊尼派民族主义者和外国恐怖分子完成了组织活动，并开始了针对美军占领和伊拉克新政府穷凶极恶的游击战。

从长远来看，美国面临的挑战将是长期的承诺。在国家构建上，美国一直有注意力持久性的问题：在最初的危机和随后爆发的一系列活动之后，国会和公众对此的兴趣往往非常高涨；之后，媒体的注意力开始消退；再之后，人们开始呼吁减少人员伤亡和开支。在伊拉克，美国毫无疑问过早地宣布获得胜利：美军的早日退出很明显可以给国内政治加分，尤其是鉴于新当选的伊拉克政府对于美军的延长驻扎也是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但是，国家构建的长期任务才刚刚开始，起草新宪法只不过是其中一小点。

讽刺的是，阿富汗的长远前景看起来反而更乐观。这部分源于最初采取的“弱干预”策略，这其中除了向阿富汗人提供更大的自主权之外，还节省了美国纳税人的资源，因此从长远来看更具有政治可持续性。在过去的一代间，阿富汗人民所经历的道德考验跟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经历的如出一辙，他们的疲惫不堪成为缓慢建立一个新政治秩序的有利背景。

在我企图解决的关于国家构建的大问题中，阿富汗和伊拉克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无论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在这两个国家遇到什么困难，两个国家的重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至少是有已知的解决方案。倘若在软弱的国家，而非失败的国家，问题就不一样了，这类国家当然也有治理薄弱以及阻碍经济改革和增长的严重政治障碍等问题。在这些国家，问题不再是外界占领当局和冲突后的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后者往往由多边或双边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作为代表。在这些国家，如何推动制度改革依然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到今天，已经有很多文献讨论了附加条款作为一种催生制度改革需求的手段的局限性，以及这一手段本身如何阻碍体制发展。许多问题都是在捐助者这边，它们的援助动机是要马上看到可量化的短期成果，而不是耐心等待长期的制度建设的实现。如何调整这些激励措施，并拿出新的办法来进行制度改革（如共享主权的概念）构成了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于华盛顿

2005年5月

初版序言

国家构建是指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强现有政府。我在这本书中的观点是，国家构建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软弱或失败的国家是世界上很多最严重问题的根源，从贫穷到艾滋病，从毒品到恐怖主义，不一而足。我还认为，虽然我们对于国家构建已经有所了解，但还有很多东西我们知之甚少，特别是如何将强有力的制度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去。我们知道如何跨越国际边界转移资源，但有效运转的公共制度却需要某些思维习惯的支持，并且它的运行方式很复杂，因此难以移植。对于这个领域，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关注和研究。

如果说跟限制或削弱国家相反，国家构建应该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议程，这样的观点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荒谬。毕竟，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里，世界政治中的主导趋势一直是对“大政府”的批判，以及尝试将各类事务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市场或民间社会。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软弱、无能或根本缺失的政府是各种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

例如在非洲，艾滋病（AIDS）疫情已经感染了2 500多万人，并将夺走相当多的生命。在发达国家，已经通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实现了对艾滋病的控制。人们强烈要求为艾滋病治疗提供公共资金，或施加压力让制药公司在非洲和第三世界出售廉价版本的药品。而艾滋病问题的一方面是资源的问题，另一重要的方面是政府管理健康项目的能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怎么使用也相当复杂。这些药物和普通注射疫苗不同，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复杂的剂量注射；不遵守该方案可能使疫情更加恶化，因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会发生变异，并发展出耐药性。有效的治疗需要强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教育，以及疾病在特定地区的流行病学知识。在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即使不缺资源，也没有治疗疾病的制度能力（尽管像乌干达这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做得要好一些）。因此应对这一流行病，需要帮助受灾国发展制度能力，让它们可以运用所获得的资源。

贫穷国家缺乏国家能力的问题已然更直接影响到发达世界。冷战结束后，留下了一群失败、软弱的国家，从巴尔干半岛一直到高加索地区、中东、中亚和南亚。20世纪90年代，国家崩溃或软弱无力已经在索马里、海地、柬埔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东帝汶导致了重大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灾难。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和其他国家还可以假装这些只是局部区域的问题，但9·11袭击证明，国家软弱已经成了巨大的战略性挑战。恐怖主义加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供给，这成了治理不力造成的问题之中又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之后，美国不得不担起这些地区国家构建这个重大的新任务。一夜之间，支持或从零开始创建国家能力和制度已经上升到全球议程的首要位置，也极可能成为世界重要区域安全的主要条件。因此，国家软弱既是首要的国内问题，也是首要的国际问题。

这本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勾勒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以理解“国家”（stateness）的多个维度，即政府的功能、能力以及合法性依据。这一框架将解释为什么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家并非太强，而是太弱。第二部分着眼于国家软弱的原因，特别是为什么至今没有公共行政科学，尽管最近经济学家一直企图建立这一学科。这一科学的缺失大大限制了外人帮助各国提高其国家能力。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国家软弱如何导致了不稳定，国家软弱如何在国际体系中侵蚀主权原则，以及在国际上，民主合法性何以主导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纠纷 。

这本书是基于2003年2月18日至21日我在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所作的“梅辛杰讲座”（Messenger Lectures）。我非常感谢康奈尔大学，我的本科母校，以及前任校长亨特·罗林斯（Hunter Rawlings）邀请我回访母校，让我有幸在这个著名讲座上宣讲。我尤其感谢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的倪志伟（Victor Nee）协助我准备这一系列讲座，并在新成立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招待我。我也要感谢该中心副主任理查德·斯韦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的帮助。

第三章的一部分内容来自我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所做的约翰·伯尼森讲座（John Bonython Lecture），以及我在新西兰惠灵顿所做的罗纳德·特罗特爵士讲座（Sir Ronald Trotter Lecture），这两个讲座都是在2002年8月。我非常感谢独立研究中心及其主管格雷格·林赛（Greg Lindsey），以及新西兰商业圆桌会议的罗杰·克尔（Roger Kerr）、凯瑟琳·贾德（Catherine Judd），他们把我的家人和我带到了他们所在的那部分世界。《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前主编欧文·哈里斯（Owen Harries）也对我的演讲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这本书中很多的想法来自我和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教授（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公共政策学院所教的一个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生课程。多年来，我从马丁·李普塞特那里受益匪浅，我谨以本书献给他。

我从一些朋友和同事那里收获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包括罗杰·利兹（Roger Leeds），杰西卡·艾因霍恩（Jessica Einhorn），弗雷德·斯塔尔（Fred Starr），恩佐·格里尼（Enzo Grilli），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罗伯特·克里特格德（Robert Klitgaard），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彼得·博伊特克（Peter Boettke），罗布·切斯（Rob Chase），马丁·谢夫特（Martin Shefter），杰里米·拉布金（Jeremy Rabkin），布莱恩·利维（Brian Levy），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莉萨·韦利坎加斯（Liisa Valikangas），理查德·帕斯卡尔（Richard Pascale），切特·克罗克（Chet Crocker），格雷斯·古德尔（Grace Goodell），马克·普拉特纳（Marc Plattner）和凯伦·莫科尔斯（Karen Macours）。

本书所基于的讲座，有一部分我在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讲座中也用到。为此，我要感谢美洲开发银行总裁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Enrique Iglesias），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政策方案协调促进局的安·菲利普斯（Ann Phillips）协助安排这些讲座。第三章的部分也用于我在以下各处的演讲，包括弗吉尼亚大学的米勒中心（Miller Cente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卡尔中心（Carr Center），SAIS的跨大西洋中心（Transatlantic Center），希拉丘斯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麦克斯韦尔学院（Maxwell School），以及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我的研究助理马蒂亚斯·马修斯（Matthias Matthews），克里斯蒂娜·科斯基（Krisztina Csiki），马特·米勒（Matt Miller），特别是比约恩·德雷斯尔（Bjorn Dressel）为本书的材料收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的助手，辛西娅·多罗加齐（Cynthia Doroghazi）在项目的许多不同阶段为我提供帮助。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家人，谢谢他们在我这本书写作过程中的支持。

第1章 国家缺失

从第一个农业社会兴起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国家作为一个古老的人类制度，距今已经有约六千年的历史了。在中国，训练有素的官僚政府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在欧洲，可以部署大规模军队、有权力收税、有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在幅员辽阔的领土行使主权的现代国家的出现，则是更近的事情，距今不过四五百年，譬如法国、西班牙和瑞典君主制的巩固。这些国家的崛起，以及它们可以保障秩序、安全、法律、财产权利，都源于现代世界经济的崛起。

国家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既可为善，也能作恶。同样的强制权力可以用于保护产权和维护公共安全，也可以没收私有财产和侵犯公民权利。国家所垄断行使的合法性权力，在一国之内使个体从霍布斯（Hobbes）所谓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中解放出来，但在国际层面上又成为冲突和战争的基础。现代政治的任务一直是驯服国家权力，使其朝着其服务的人民认为合法的方向发展，并通过法律规范权力的行使。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绝无普遍性可言。在欧洲殖民主义到来之前，在譬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世界大部分地区，现代国家根本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去殖民化使得各个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了国家构建的过程，在印度和中国这一过程获得了成功，但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等许多其他地区，这一过程只是停留在名义上。最新一个欧洲帝国（即苏联）的崩溃，也导致了类似的过程，新出各国的结果虽有不同，往往都是陷入困境。

因此，国家软弱的问题以及对于国家构建的需求已经存在多年，但9·11袭击事件使这些问题更加突显。贫穷不是导致恐怖主义的直接原因：9·11袭击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组织者来自中产阶级，而他们的激进化并不发生在其母国，而是在西欧。然而，此次袭击给西方带来的核心问题是：现代国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方案，它将市场经济的物质繁荣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结合起来；这样的方案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想要，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移民和难民在很大程度上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对于世界各地的许多社会来说，要实现自由西方的现代性是非常困难的。虽然一些东亚国家在过去两代成功地完成了这种转变，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要么发展停滞，要么实际上已经出现倒退。目前的问题是，自由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否真的是普世的，还是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96）所说，它所代表的仅仅是北欧世界某一部分文化习俗的延伸。西方各国政府和多边发展机构一直没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些有用的建议或帮助，这一事实阻碍了它们追求更高的目标。

国家角色之争议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于国家的适当规模和实力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的政治。在20世纪开端，世界领先的自由国家——英国，主导着自由世界的秩序。在军事领域之外，英国以及其他主要欧洲强国的国家活动范围并不十分广泛，而在美国则更是狭窄。当时没有所得税、贫困计划、食品安全法规。随着20世纪历经一战、革命、经济萧条和二战，这一自由世界秩序出现崩溃，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自由民主的最“小”国家被更加高度集权和积极的“大”国家所取代。

另一发展趋势即是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1965）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一趋势企图废除整个公民社会，并让孤立个体屈服于国家的政治目的。右翼版本的这一实验随着1945年纳粹德国的战败结束了，而当柏林墙在1989年倒塌时，左翼版本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也崩溃了。

在非极权国家，国家的规模、功能和范围也增加了，这包括20世纪前四分之三时间内的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以及美国，20世纪初国有部门消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多一点，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们消耗近50%的GDP（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这一数字为70%）。

这一数字的增长以及它所导致的效率低下和意料之外的后果，引发了一场以“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和“里根主义”（Reaganism）为形式的轰轰烈烈的反向运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政治的特点是，自由主义思想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再度崛起，并伴随着各种抑制甚至想要扭转国有部门增长的尝试（Posner 1975）。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在20世纪中叶的看法受人嘲笑，他认为极权主义与现代福利国家之间存在关联（Hayek 1956），而到了1992年他去世前，这一思想已经颇受重视——不仅在保守、中间偏右的政党上台的政治世界里，而且在学术界也是如此，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龙头获得了巨大声望。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这一关键时期，削减国有部门的规模是政策的主旋律，当时许多共产主义世界国家，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从威权统治中脱离出来，力图实现亨廷顿（Huntington 1991）所谓的 “第三波” 民主化。毫无疑问，共产主义世界中囊括一切职能的国有部门必须大幅缩减，但国家膨胀的症状已经传染到了许多非共产发展中国家。例如，墨西哥政府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21%扩大到1982年的48%，其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7%，这就为当年所出现的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Krueger 1993, 11）。撒哈拉以南很多非洲国家的国有部门掌管大型国有企业和农产品销售局，而这些举措对生产力都有负面影响（Bates 1981, 1983）。

为了应对这些趋势，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美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程度的措施——发起者之一称之为“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 1994），其在拉丁美洲的批评者则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进入21世纪初，华盛顿共识遭到了无情的攻击；批评不仅来自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也来自学术界内有较高经济学造诣的学者（参见 Rodrik 1997；Stiglitz 2002）。

现在回头看来，华盛顿共识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在很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部门都是经济增长的障碍，这一问题在长远看来只能通过经济自由化来解决。但是，问题在于，尽管国家在某些方面需要削减，在其他方面却需要加强。那些推动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但在这一时期，因为严重偏向强调削减国家功能，这可能常常混淆为或被有意曲解为全面削减国家能力。国家构建至少是与国家削减同样重要，但却从未受到同等的重视。结果是，在许多国家，经济自由化改革未能兑现其承诺。事实上，一些国家缺少适当的体制框架，自由化让它们陷入比没有自由化还要糟糕的境地。问题在于，缺乏对国家的不同维度以及这些不同维度是如何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概念性理解。

范围与实力

在开始分析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的时候，我想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国家是强还是弱？李普塞特（Lipset 1995）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美国制度设计之目的就是削弱或限制行使国家权力。美国诞生于一次对抗国家权威的革命，其产生的反集权的政治文化体现在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上，譬如明确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政、权力分离、联邦主义，等等。李普塞特指出，美国福利国家建立时间晚于其他发达民主国家，并一直保持在较为有限的范围内（例如没有全民医疗系统），美国对市场的管制要少得多，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又率先削减福利国家。

另一方面，美国的国家在另一种意义上是非常强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46）将国家定义为“在一特定的领土内（成功）垄断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换句话说，国家的本质是“强制执行”：最终可以派遣身着制服的专人用枪迫使人们遵守国家法律。在这方面，美国的国家是非常强大的：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它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执法制度，执行一切法律法规，从交通规则，到商业法律，到违反人权法案，不一而足。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美国人不如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公民遵纪守法（Lipset 1990），但并不缺少拥有大量执法权力、广泛且往往惩罚力度强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

换句话说，美国有一套有限政府的体制，这一体制历来限制国家行为的范围；在这一范围内，它的建立和执行法律政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当然，有不少美国人无可厚非地觉得他们政府的效率和敏锐度实在不值一提（例如，参见 Howard 1996）。但是美国的法治是世界很多地区所艳羡的：那些抱怨当地机动车管理部门的美国人，应试着到墨西哥城或雅加达去考驾照或应对交通违规处理。

因此，我们需要区分清楚两者，国家活动范围指的是各国政府不同的功能和目标，而国家政权力量，或国家清晰透明地计划和执行政策和法律的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或制度的能力。我们对于国家概念的理解常常混淆的是，实力（strength）一词通常无差别地既指范围，又指实力或者能力。

对于国家这两个维度的区分使得我们可以就此创建一个坐标，以利于区分世界各地国家的国家特质。就国家的范围而言，我们从“必要和重要”到“有需要”再到“可有可无”画一条连续线，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包括“适得其反”甚至“有破坏性”。对国家功能的层级没有定论，特别是涉及像再分配和社会政策之类问题。但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是，国家功能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层级：在提供全民医疗保险或免费的高等教育之前，各国必须能够保障公共秩序和国防，以抵制外来入侵。世界银行在1997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World Bank 1997）为国家功能提供了一份有说服力的列表，表中将功能分为三大类，范围从“最小”到“中等”到“积极”（见图1）。这个名单显然没有穷尽，但提供了一个颇有参考意义的国家范围标准。

如果我们在图2中将这些功能沿X轴分布，就可以在沿轴的不同点定位不同的国家，这一定位取决于它们有多么雄心勃勃，或者它们希望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当然有些国家会试图建立复杂的政府，譬如运营半官方机构或分配投资，而同时又确保基本公共利益，例如法律秩序或公共基础设施。沿着这条轴线，我们将各国依照其最雄心勃勃想要达成的功能类型来进行定位。

图1 国家的功能（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

另外还有一个完全独立的Y轴，它代表制度能力的强度。如上所述，强度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制定和落实政策与执行法律的能力，用最少的官僚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控制贪污、腐败、贿赂的能力，在政府机构中保持高度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及最重要的是执行法律的能力。

图2 国家功能的范围

显然，对国家制度的实力，我们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衡量标准。不同国家制度沿该轴可以在不同点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譬如埃及这样的国家有非常有效的国内安全制度，但却无法完成例如高效处理签证申请或给小型企业授权这般简单的任务（Singerman 1995）。其他国家，譬如墨西哥和阿根廷，在诸如央行等国家中心制度的改革上一直比较成功，但在控制财政政策以及保障优质的公共健康和教育方面却力不从心。这样一来，国家能力在不同功能上的表现可能会有所差别（见图3）。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于制度质量的重新强调，开发出一些相关指标以帮助沿Y轴定位各个国家。其中之一是由“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推出的“清廉指数”，这一指数主要基于对在不同国家进行业务经营的商业群体的调查数据。另一种是私人制作的“国际国家风险指南指数”，这些指数分别用来测量腐败、法律和秩序、官僚质量等指标。此外，世界银行制定了涵盖199个国家的治理指标（Kaufmann, Kraay, and Mastruzzi 2003；有关治理的六个方面的指数可以参见世界银行的网站：www.worldbank.org/wbi/governance/govdata2002）。此外还有一些更广泛的指标，譬如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指数，它把民主和个人权利整合到一个单一值上，并将“政体IV”（Polity IV）的数据集中于政权特征。[1]

图3 国家能力（假设）

如果我们把范围和实力的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放到一个图中，我们就得到图4这样一个坐标系。坐标系被整齐地分为四个象限，每一象限代表着对经济增长极为不同的影响。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最佳区域是在象限I，它结合了有限的国家功能与强大的制度效度。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朝着轴原点移动太远，其经济增长将会停止，也无法履行最低限度的功能，譬如保护产权，但我们的假设是，国家进一步沿着X轴向右移动，增长将下跌。

当然，经济上的成功不是偏好某一范围的国家功能的唯一原因；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式的效率是以社会公正为代价的，他们宁可待在象限II而非象限I。另一方面，就经济表现方面而言，最差的地方是象限IV，在这一象限中，无能的国家承担起一系列雄心勃勃但它其实根本玩不转的功能。不幸的是，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就位于这一象限中。

图4 国家和效率

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我把若干国家放入这个坐标系中（见图5）。例如，美国的国家功能范围没有法国和日本那么宽泛；在产业政策上，美国没有像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试图通过信贷分配管理广泛的结构调整，也不会拥有法国那样高能力的顶层官僚。另一方面，美国官僚制度的质量要远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土耳其和巴西的国有部门占据了大比例的GDP，运营国有产业，对范围广泛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和保护。

想要在各种象限内精准地定位每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其他原因，一个国家各个行政机关的能力也有所不同。如果我们直接通过收入转移（outright income transfer）和社会计划（social program）测量其大小，日本的福利国家不及法国或德国宽泛。相反，它利用各项规定（如保护小型家庭所有的零售业）及某些宏观经济体制提供同样的社会安全网，譬如工龄工资制度和私营部门的终身雇用制。然而，在历史上，日本的产业政策一直比大多数西欧国家更具有干预性，其国内监管水平也一直非常高。因此，日本应该位于某一典型的欧洲福利国家的左侧还是右侧，目前尚无法确定。

图5 国家坐标

我们也应当明确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也会在该坐标系内移动。事实上，这个坐标系的其中一个价值就是显示国家的动态变化的本质。因此，苏联早先的国家范围非常广泛（例如，没有私有财产），其行政能力中等，而后来功能范围越趋狭窄，国家能力也在相当程度上减弱了。日本在过去二十年里也经历了相同的转变：它在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国内产业管制上（主要是迫于国际压力）做出了努力，但又犹豫不决，同时其引以为傲的官僚制度出现了滑坡（特别是财务省），或为社会利益所绑架。因此，在大约1980年到2000年间，日本和苏联/俄罗斯的国有部门同样向西南方向（按：指坐标系中的方位）移动，但显然它们从极为不同的出发点开始，并且以极为不同的速度移动（见图6）。

图6 国家机构力量和国家功能范围随时间而变

这些案例与新西兰形成鲜明对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西兰在工党和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Roger Douglas）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自由化改革。到了80年代初，新西兰已经发展成世界上最广泛的福利国家之一，但很显然是朝着国家债务膨胀危机和银行储蓄持续下跌的方向发展。开始于1984年初的改革使新西兰元开始出现浮动；譬如取消外汇管制，补贴农业和消费，进口许可，奖励出口，将税收结构从收入和销售税转变为基础广泛的消费税，国有企业私有化（New Zealand Services Commission 1998）。这一切都是削减新西兰国家范围的经典措施。但随着1988年《国有部门法案》的通过，改革的第二阶段开始了，这一阶段旨在加强保留下来的核心国家机构的行政能力。这些改革要求各部门采用商业会计标准提交每月财务报告，并把它们置于首席执行官的指导之下。首席执行官都是通过合同聘用的，合同规定了聘用条件，增加管理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管理模式的转换，即把各种投入都用于产生预定的产出，并在政府内部通过合同制等手段建立问责制度（Schick 1996; Boston et al. 1996）。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新西兰朝着其选择的西北方向移动。

范围、实力和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议程发生了巨大转变，大致如下所述。毫无疑问，在象限I比在象限IV好，但在制度实力强大和国家范围宽泛的象限II是否更好呢？又或者在制度软弱和国家有限的象限III更好？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经济学家首选象限III，理由是市场能够实现自我组织，或制度和剩余的国家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是一个颇为明智的经济政策措施清单，其设计目的就是通过减少关税保护、私有化、削减补贴、放松管制来使国家沿着X轴向左移动。毕竟没有理由让巴西政府运营钢厂，或让阿根廷打造国内汽车产业。在许多情况下，转型和新兴市场国家收到的建议都是尽快转向国家范围较小的模式，原因是进行此类改革的政治机遇转瞬即逝，最好是一次性熬过全面调整的阵痛。

图7 改革路径

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在减持国有范围的过程中，他们要么削减国家范围，要么产生对新型国家能力的需求，这类能力或软弱，或根本就不存在。在某些国家，稳定和结构调整政策所要求的紧缩成为一刀切式地削减国家能力的借口，而不是仅仅在X轴右侧的活动。换句话说，改革的最佳路线是一边缩小范围，一边同时提高实力（见图7的路径I），但实际上许多国家的范围和实力双双下降，朝着东南方向发展（见路径II）。它们最后没有到达象限I，反而移动到象限III去了。

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就发生了这样的改变。我们常常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政权称为“新家族制”（neopatrimonial）——也就是说，政治力量用于服务国家领导人支持者的依附者网络（Joseph 1987，Fatton 1992）。在某些情况下，譬如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新家族制造成埃文斯（Evans 1989）所谓的“掠夺型”（predatory）行为，社会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被某一个人窃走了。在其他情况下，它仅仅相当于寻租，就是利用公共部门重新分配财产的权利，对于某一利益群体特别关照——这往往指向一个家庭、部落、地区或民族。正如范德瓦尔（van de Walle 2001）指出的，新家族制政权（通常体现在总统官邸内）与韦伯式的理性官僚制度共存，这些官僚机构往往是殖民时代的遗存，其目的是执行例行的公共管理任务。新家族制网络经常受到现代国有部门的威胁，后者是它的资源竞争者。

非洲国家这样的双重性质意味着，捐助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强加的稳定和结构调整方案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意外效果。国际借贷共同体呼吁通过实施正统的调整和自由化方案削减国家的范围。但新家族制政权握有政治上的最终支配权，它们以外部条件为借口，削减了现代国有部门，同时保护并往往扩大新家族制的范围。因此，道路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在二十年间大幅下降，小学教育和农业上的投资也同样骤减。与此同时，军队、外交服务以及和总统官邸工作有关联的所谓主权支出急剧增加。（例如在肯尼亚，总统办公室的员工总数从1971年的18 213人增长到1990年的43 230人。）任何国际贷款人或双边捐助在任何时候都不希望看到这个结局，但没有一个组织能够通过条款设置来阻止其发生，因为它们无法控制地方政治的结果。

华盛顿共识众多的支持者现在宣称，他们当然明白制度、法治和顺序得当的改革的重要性。但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政策讨论中很少涉及Y轴的国家能力和国家构建的问题。在没有适当体制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化是有危险的，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极少就此发出警告。事实上，政策制定者当时一般倾向认为，任何程度的自由化都要比不进行自由化要好。[2]

直到历经了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以及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所遭遇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些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才开始转向。泰国和韩国所经历的金融危机与外国资本账户过早自由化和缺乏适当的监管制度有关，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银行业突然间被大额度的短期国际资本所吞噬（Lanyi and Lee 1999; Haggard 2000）。现在回头来看，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小规模的自由化比没有自由化更危险。譬如韩国放开其资本账户以作为进入经合组织（OECD）的条件，但没有相应放开它的股票市场或更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这样一来，那些想要从韩国经济奇迹中分一杯羹的外国投资者将他们的资金放在短期账户，一旦有危机迹象，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撤回资金。1996至1997年间，当韩国的现金账户开始恶化的时候，短期资本的撤离给韩国货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就为1997年底的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

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问题略有不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自然是经济改革的合理目标，但它需要强大的制度能力才能正常实现。私有化必然造成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必须负责对此予以纠正。对资产和所有权必须进行正确地识别、估价和透明地转移；必须保护新的小股东的权益，以防止资产剥离、掏空和其他形式的滥用。因此，虽然私有化涉及国家功能范围的减少，但它需要运作良好的市场和高度的国家能力来实现。俄罗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致使许多私有化的资产没能落在可以实现其生产力的企业家手中。公共资源被所谓的寡头窃走，这使后共产时代的俄罗斯国家的合法性受到很大影响。

国家力量比国家功能范围更重要，这一新认识反映在正统自由市场经济学掌门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001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指出，十年前，他对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再三强调的一个词是：“私有化，私有化，私有化。”“可是我错了，”他说，“事实证明，法治大概比私有化更基础。”（对Milton Friedman的采访，Gwartney and Lawson 2002）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缩小国家范围更为重要，还是增加国家强度更为重要？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被迫在图7中的路径III和IV之间做出选择，哪一条路径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这当然不可能一概而论，因为经济表现取决于具体的制度能力和国家功能，以及许多其他因素。但有证据表明，在广义上，国家制度的力量比国家功能范围更为重要。毕竟我们有西欧所有的经济增长记录，其国家功能范围远远大于美国，而其制度能力也十分强大。我在其他地方论及（Fukuyama and Marwah 2000），在过去四十年，东亚地区的表现之所以比拉美地区卓越，可能是前一区域国家制度的卓越品质，而不是在国家范围上的任何差异。东亚地区虽然有优越的经济表现，但各个国家地区的范围却大有不同，从极简的中国香港到高度干预的韩国，后者在其高速增长时期平均国内保护水平与阿根廷一样高（Amsden 1989）。所有这些国家仍然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增长。相比之下，在治理的几乎每一个层面，拉美地区的整体分数都要比亚洲低。

图8 税收比例与人均GDP的对比

就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率而言，认为国家实力比范围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许多国家，人均GDP和政府提取GDP的比例之间有相当强的正相关关系（见图8）。也就是说，较富裕的国家往往是通过它们的国有部门来获取较高比例的国家财富（World Bank 2002）。当然，税收的提取率是国家范围内的措施，特别在人均GDP更高的国家，同时它又是测量行政能力的指标（并且越来越多地被国际金融机构作为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任何国家都希望能够通过税收获得较高比例的GDP，但它们无法做到的原因是无力监控税收或执行税法。税收的提取率和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这表明，总体而言，国家范围过大的负面影响在长远看来可以被更强大的管理能力的正面影响所抵消。[3]

新传统智慧

有关国家实力的重要性的讨论，到如今在发展政策界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至少自1997年以来，口头禅就是“制度很重要”（institutions matter）这一名言（World Bank 1997, World Bank 2001）。对于国家实力的关注会以各种标题出现，包括“治理”、“国家能力”或“制度质量”，一直围绕着发展经济学的不同问题。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1989）在《另一条路径》（The Other Path）一书中，提醒发展研究界正式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运转良好的法律制度对于效率的作用。德索托（1989，134）派研究人员去调查在秘鲁首都利马获得小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需要多长时间，在花了10个月时间，跑了11个办事处，花去1231美元后，他们才把合法创业授权带回来。同样的过程在美国或加拿大花不了两天的时间。这个过程的低下效率是新业务形成的显著障碍。德索托指出，这迫使穷人企业家投身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是富有活力的，它们经常担任贫困社区内某些商品和服务的唯一来源，但缺乏正规的、可执行的财产权利制约了投资视野，阻碍了小企业的发展水平。

于是，发展政策界发现自己的位置极为尴尬。后冷战时代开始时，经济学家的思路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强烈鼓吹自由化和较小国家。十年后，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影响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变量根本不是经济，而是与制度和政治的关联。国家概念中有一整个维度需要我们去探索，即国家构建，因为我们只专注于国家范围，国家构建被忽视了。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自己要么在重复五十年前书本上公共管理的陈词滥调，要么在重新制定反腐败战略。

传统智慧认为，制度是发展中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证明确实如此（参阅 Robinson and Acemoglu 2000；Easterly 2001；van de Walle 2001）。此外，关于制度和制度发展，还有大量的不断深入的研究（参阅Klitgaard 1995；Grindle 1997, 2000；Tendler 1997；World Bank 1997，2000，2002）。

各种形式的“传统智慧”应该让我们学会谨慎。武考克和普里切特（Woolcock and Pritchett 2002）谈论了“向丹麦看齐”的问题，其中“丹麦”代表国家体制运营良好的发达国家，我们知道“丹麦”的模样，以及丹麦实际上如何发展的历史，但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知识可以转移到索马里或摩尔多瓦这些在历史和文化上与丹麦相去甚远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有或者可以有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制度理论，作为为贫穷国家提供政策指导的基础？

我们还是先回到如何定义当前所谓“制度”这一术语的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发展研究的线性空间展开成多元的更高的维度，这一领域在许多方面已经出现混乱。民主、联邦制、权力下放、政治参与、社会资本、文化、性别、种族和种族冲突，等等，都作为原料添加到“发展”这锅菜中，炖出最终的味道（Einhorn 2001）。所有这些概念是否为制度构建的一方面，如果是，是以何种方式？是否在同一个优先级？它们是否彼此相关？它们又以何种方式促进发展？

制度的供给

如果我们试图理解的核心问题是制度能力；我们可以从供应方面着手，调查什么样的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以及如何设计这些制度。我们需要讨论国家的四个相互交织的层面：（1）组织设计和管理；（2）政治制度设计；（3）合法化基础；（4）文化和结构性因素。

组织设计和管理

作为第一层的组织设计和管理，应用于私营部门所对应的是管理学（和商学院）的领域，应用到公共部门则是公共管理学的领域。公共管理是一个庞大而成熟的研究领域，由一系列专门的分支学科组成。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接受培训和认证获得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虽然人们多次努力想要把关于组织的知识形成类似于微观经济学那样的理论（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这些尝试都不太让人满意。在本书的第2章，我将讨论公共管理研究的现状，以及为什么无法建立统一的组织理论。

政治制度设计

国家的第二个方面涉及国家整体层面上的制度设计，而不是组成它的各个机构。我再次强调，这是一个宽广的知识领域，从广义上讲，它在很多方面与政治学领域相呼应。在二战之前，政治学主要关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计，在下一世代，这一方法黯然失色，政治学越来越趋向对于制度及其功能的社会学和结构性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前，常见的观点是制度不重要，或制度由经济和社会等“亚结构”所决定。不过，制度主义近年来在比较政治学这一分支研究领域里有卷土重来之势，有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议会制与总统制、各类选举制度、联邦制、政党制度等对经济增长所分别带来的影响（例如，可参见Cowhey and Haggard 2001）。

从比公共管理或组织理论更广的意义上讲，关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的既有知识尚构不成政治经济学上的正式理论或普遍适用的原则。这样的理论应该讨论各种政治设计目标之间（如“代表性”和“治理能力”，例如参见Diamond 1990）、目标的统一性和制衡之间（Haggard and McCubbins 2001）或力量的分散与集中之间（MacIntyre 2003）的均衡。在大多数社会中，经济目标间亦有竞争，这与其他目标一样，譬如公平分配或种族的平衡，所以就不可能有最优制度，只要是制度，总会青睐某些善（good）胜过其他。

此外，同样的制度既可以促进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这取决于是否有互补的制度来增强其功能。例如，人们普遍鼓吹联邦制和分权能够使政府更加适应政治，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参见Weingast 1993）。但在俄罗斯，税收执法不力导致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争抢来自同一税基的税收（World Bank 2002）。由于地方政府能够更便捷地获取信息，结果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在联邦一级的税收收入的锐减。财政联邦制是阿根廷无力控制预算赤字的原因（Saiegh and Tommas 1998），这个问题同样一直困扰着巴西。

行政部门制度的设计也可能导致同样复杂的结果。胡安·林茨（Juan Linz 1990）发起了一场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孰优孰劣的长时间争论。他认为，以赢家通吃和固定期限为特色的总统制，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会导致不稳定和不合法性，这些地区有着显著宪政设计的特点。其他观察人士指出，导致政治僵局等类似重大问题的，往往不是总统制本身，而是立法部门使用的选举制度（例如，在拉丁美洲常见的是总统制与立法比例代表制相结合——参见Horowitz 1990；Lijphart 1996；Lardeyret 1996；Cowhey and Haggard 2001）。在某些条件下，如复数选区（multimember electoral district）、地理上的小选区（geographically small constituency）、开放名单式比例代表制（open-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鼓励寻租和政治献金极其严重，虽说庇护政治嵌入政党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权扩大和官僚改革的历史顺序所致（Shefter 1993）。所有这些研究丰富了现实主义语境，但作为优化政治制度设计的理论却不甚明晰。

合法化基础

国家的第三个方面与系统性制度设计这一问题密切相关，但又有所超越，它将规范性维度纳入进来，也就是说，国家的制度不仅在行政意义上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协同运作，其合法性也必须为其所在的社会所认可。塞缪尔·亨廷顿（1968）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这两个层面是可以分离的：各国可以进行治理，并获得国家的属性，而无需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对他来说，苏联和美国都是高度政治发达的社会，尽管一个实行共产主义，而另一个实行自由民主。这个说法的最新版本见于扎卡里亚的著作（Zakaria 2003），但作者所强调的是自由主义的法治，而不是威权主义的行政能力。

回看过去三十年的经验，国家能力（或亨廷顿所谓的政治发展）是否可以与合法性轻易分开，这一点尚不清楚。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开始崩溃，并大规模地丧失国家能力，正是因为在公民心目中，它的专政本质削弱了其合法性。换句话说，在亨廷顿撰写《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时，苏联高度的政治发展是一个“波将金村”（编按：喻指徒有其表）。虽然在历史上有多种形式的合法性，在当今世界，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就是民主。

另一方面，善政和民主无法如此轻易分开。良好的国家制度可以透明高效地为客户即国家的公民服务。在譬如货币政策方面，政策的目标相对简单（即价格稳定），并可以通过相对独立的技术官僚来实现。因此，央行的构建方式特意保护它们不受短期民主的政治压力所影响。在如中小学教育等其他领域，公共制度输出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从政府服务最终消费者那里获得的反馈。很难想象，倘若技术官僚与他们所服务的民众分离开来，他们还能在这些领域做好工作。因此，除了其在合法化上的价值之外，民主还在治理中扮演了功能性的角色。

大量的文献讨论了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联（参见Lipset 1959；Diamond 1992；Rowen 1995；Barro 1997；Roll and Talbott 2003）。普沃斯基和阿尔瓦雷斯（Przeworski and Alvarez 1996）认为，发展水平不仅影响到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也会影响退回到威权的可能性。但与之相反的关系——无论民主对发展有利还是有害——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我们不能把成功的发展视作理所当然。虽然在过去一代，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种关系今天看来依然复杂，而且并不总是积极的。

有一段时期，许多作者都赞成威权性过渡（Huntington 1967），这一观点在今日东亚依旧受到认可，因为这一措施在该地区一直颇有成效。许多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改革需要财政紧缩、裁员，以及其他形式的短期错位，因此会导致政治上的反对和反弹。威权政权可以压制社会需求，因此更好地进行改革，又或者由技术官僚精英来完成，因为他们可以多少隔离或缓冲政治压力。哈格德和考夫曼（Haggard and Kaufmann 1995）认为民主过渡问题重重，因为它释放了原来被压抑的、索要政府利益的需求，而这些又与改革的目标相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森（Sen 1999）的观点，他认为，民主本身就是发展的对象，也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一观点背后有很多的理由支持。例如，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威权本身并不决定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是威权领导者的素质和为其谏言的技术专家。如果威权国家都是由李光耀来领导的话，它们作为一个群体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因为它们经常被蒙博托或马科斯（Marcos）之流把持，所以威权政权比那些民主政权在发展成果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至少，民主国家有一些制度性手段来抵制无能或最恶劣形式的贪腐：可以通过投票把糟糕的领袖赶下台。

此外，威权国家在长远看来都会有合法性的问题。许多人都试图通过实现经济增长的能力来为自己正名，但是当发展停滞或者陷入倒退（在1997—1998年间印尼的苏哈托便遭遇这种情况），其合法性也随之消失，随之而来则是不稳定。在遭遇经济挫折时，民主国家往往能够更好地延续下去，因为它们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主本身（譬如1997—1998年间的韩国）。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民主的国家，如波兰和新西兰，在经济改革期间做出困难的选择。

最终，民主与发展之间的实证关系仍然复杂而暧昧：它既不把威权转型视为经济改革的通用方法，也不将民主化看作发展战略。巴罗（Barro 1997）的跨国调查表明，在低级发展阶段，民主与增长正向相关，但随后人均GDP到达中等水平，这一关联变为负相关。庇护和寻租（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民粹主义（委内瑞拉）和腐败（布托和谢里夫执政时期的巴基斯坦）都是民主恶习的例子。在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浪潮冲击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这一时期的经济略微上行之间，我们很难找到明显的因果关系。

文化和结构性因素

国家与制度能力相关的第四个方面是亚政治的，并与规范、价值观和文化相关。最近在发展研究界，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部分讨论都放在社会资本的标题下。规范、价值观和文化主要通过实施或限制某些类型的正式制度来影响制度供应方，但它们也通过打造某些制度性需求和恐惧而影响需求方。

我们通常认为，正规的制度和非正式的规范或文化价值在概念和方法论上是相互独立的。（制度经济学文献混淆了制度的含义，将其用于泛指正式和非正式的制约个人选择的规则；参阅North 1990）。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1982）认为，日本在其高速增长时期的卓越业绩并不是由于其文化（即非正式规范），而是由于其正规制度，譬如其在理论上可以普遍适用的产业政策。作为公共政策，正式的规则可以轻易改变；但文化规范却不能，虽然它们会随时间而改变，但我们很难引导它们的发展方向。

但是，将日本在运行产业政策上取得的相对成功归功于特定的正式制度，这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我先前指出，不论用什么指数衡量，东亚各国制度都要比拉丁美洲各国优越，这是解释其优越的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但是，当日本或韩国式的经济规划制度移植到巴西和巴基斯坦，情况又会如何呢？

倘若我们稍加思考，就会清晰地看到，正式制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因素的影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战后经济规划的制度优越性并不是从技术应对手册里诞生的；它扎根于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式的官僚传统。运转这些机构的精英的态度对它们最终的成功有着巨大影响；政府机关即代表着掠夺性寻租的机会，这样的观念本可能泛滥，但实际上并没有。换句话说，韦伯式的国家在亚洲社会有历史先例，因此更不容易为新家族主义（neopatrimonialism）或依附主义（clientelism）所攫取或破坏。

我再举一个非正式习惯影响正规制度的例子，它涉及社会资本在政府与其受益者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让政府机构对公众负责，这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制度设计和内部制衡，但最终，还是要由接受政府服务的人民来负责监督政府的表现，并要求政府做出有效回应。社会组织分化为有凝聚力的群体——无论是家长教师协会、监督团体还是或游说组织——对比一个由无序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前者更希望有一个负责制度。另一方面，公民社会也可能会沦为寻租利益集团，其目标不是更大的责任，而是扩大政府补贴的范围，或让政府替代公民社会。到底会出现哪一种情况，并不主要取决于制度设计，而是公民社会本身的性质。

可传授的制度知识

如表1所示，制度供给至少由四个组分组成。相当明显的是，可传授的知识主要在第一部分，即公共管理以及单个组织的设计和管理。在这一微观层面上，企业可以被改组、摧毁以及重新创建；或在借鉴多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更好或更糟糕的管理。组织理论和公共管理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制度化，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传播。我将在第2章讨论制度化可能性的大小。

表1. 制度能力的要素

在第二和第三部分内也有一些可传播的知识，即体制层面上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可行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实际上，在1776年和1789年间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就代表了创建民主政治制度的努力，其创建既基于理论设计标准，又吸取了其他国家的制度经验。德国和日本在战后制定的宪法也是刻意设计的产物。

这个层面上的问题并非有用知识不存在，而是罕有实际应用这些知识的机会。国家很少会在整个体制层面上重建，体制一旦建立起来，由于路径依赖的关系（即改变现行制度的高昂成本迫使人们留在现有路径上）也会使改革难以推行（Krasner 1984）。我们往往需要某种危机来创造重大制度改革的政治条件，这样的危机可以是外部的，譬如战争或来自外国政府的压力，也可以是内部的，譬如革命或者经济崩溃 。

国家的第四个供给要素，即规范和文化价值，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的确，文化价值受到教育、领导、与社会的其他互动形式的影响。它们随着时间而改变。比如在过去的一代间，拉丁美洲的顶级经济技术官僚的职业素养已大幅提升，这得益于他们在北美和欧洲所接受的教育。他们带回了关于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职业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他们的国家产生了溢出效应。但在社会范围内产生变化所需的时间很长，而在短期内，文化价值只能在微观层面上发生改变，即在个别机构、学校或者乡村。

对制度的需求

我现在从制度供应转到制度需求的讨论。倘若没有这样的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改革不会发生。经济学家讲的一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学生走在街上，学生看到在他们面前的人行道上有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学生过去把它捡起来，但经济学家解释说，这张钞票不应该在这儿，因为如果在这儿，早应该有人把它捡走了（Olson 1996）。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只要有激励存在，它就会自动引发行为。现实情况却是，好的经济制度并非总是能引起人们对它的需求。即使好制度会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好，每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必然产生赢家和输家，而后者必然设法保护他们的相对位置。此外，问题也可能是认知层面上的：社会可能无法理解替代制度相对既有制度的高效或低效。这就相当于没有看到一百美元的钞票躺在大街上。

政治经济学领域近年来非常关注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产生对良好制度和政策改革的国内需求？许多此类研究已经在理性选择政治学的框架内完成，其假设也类似于市场的理性最优化模型——也就是假定有稳定的体制框架和对不同的制度规则的自发的讨价还价。来到谈判桌上的不同政治角色（土地所有者、工会、官僚）都有着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些利益会因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受益或者受损；人们常用博弈论来理解通过讨价还价才能实现的各种改革协议（如通过向失败者支付补偿）。例如，诺斯和温加斯特（North and Weingast 1989）解释道，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安全产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专断王权所导致的官方可信度的问题，这一解决方案是革命的赢家所要求的。

这类解释往往不完整，且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几乎每一个历史关头，博弈论都往往得出若干稳定政治平衡的可能。许多平衡都可能产生次优制度安排，而我们苦苦求索的问题是，为什么对于良好制度的需求都出现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答案很可能依赖于独特的历史机遇。譬如格雷夫（Greif 1993）用博弈论来解释，在11世纪马格里布商人如何在没有全面政治权威提供法律规则的环境下，使用多边联盟来确保代理商履行合同，以及这一系统为何比双边执法机制更有效。但建立此类联盟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先决条件，譬如马格里布商人是从巴格达移居到北非的犹太人社交网络的一部分。这些商人的社会交往所依据的是一种所谓“商律”，它不具有契约性，而是文化性的事先约定，用以控制成员的行为。虽然这一制度是理性的，但它在历史上出现的环境却是非理性的、偶然的，这些环境不容易在其他情况下再现。

在其他情况下，制度需求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内部冲突，而是严重的外部冲击所致，诸如货币危机、经济衰退、恶性通货膨胀、革命或战争。关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蒂利（Tilly 1975）的经典解释认为，因为需要发动越来越大规模的战争，国家便有了对税收提取、管理能力和官僚集权的内需，例如在法国、西班牙和瑞典。在美国历史上，战争和国家安全的要求也显然是国家构建的来源；密集的国家构建发生在美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Porter 1994）。[4]当然还有发生在西方世界以外的案例，譬如佩里准将（Commodore Perry）的“黑船舰队”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拿破仑入侵埃及导致19世纪30年代的奥斯曼帝国改革。

但索伦森（Sorensen 2001）指出，相对于欧洲或日本，战争在发展中世界对于国家构建的作用就远没有那么大的驱动作用，其原因既复杂又模糊。索伦森认为，后发展国家只需要掌握现成的军事技术，而无需等到进行完痛苦的体制改革才能正确地使用这些技术。此外，二战之后的国际体系强调国际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并努力推行非占领原则；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战争导致国家灭绝的威胁更难以成为国家构建的动力。

纵观大多数国家构建和制度改革的成功案例，其发生时机往往是于该社会内部已经有了对制度的强劲内需，然后抑或整体打造，抑或从国外照搬，抑或因地制宜地使用他国模式。早期现代的欧洲，独立革命之后的美国，19世纪的德国、日本和土耳其，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智利，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西兰，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有足够的内需存在，那么通常供应就会随后到来，尽管供应的品质在每个年代都有所不同。

在贫穷国家，对于制度或制度改革内需不足是制度发展的最大障碍。这种需求通常出现于危机或特殊情况下，打开的也仅仅是改革的一个小窗口。如果缺乏强劲的内需，对于制度的需求必然产生于外部。这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外部援助机构、捐助者或贷款人附加在结构调整、计划和项目贷款上的各种条件；二是外来权威在失败、解体或被占领的国家宣布拥有主权，并直接行使政治权力。[5]

关于外生的制度需求的技术和前景，我们所知甚广，但却不让人乐观。过去一个世代以经济改革作为贷款附加条件的经验表明，倘若国家精英对于改革没有实质性的内需，那么这样的政策难以获得成功，譬如阿根廷和墨西哥短暂改革的例子。在没有内需补充的情况下，附加条件从未成功过。例如，范德瓦尔（van de Walle 2001）指出，在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就援助水平而言，那些遵循国际建议进行结构改革的国家和那些没有改革的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多次发现，同一个表现不佳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回到同一援助低谷，有时作为债务重组受益国，有时作为债务减免受益国（Easterly 2001）。

附加条件失败的原因有许多。伊斯特里认为（Easterly 2001）这是捐助方的激励结构所致：捐助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声称要帮助贫穷国家摆脱贫困，但大多数表现欠佳的国家很可能就是那些无法进行制度和经济改革的国家，实施有条件贷款就意味着对那些成功转型的富裕国家进行奖励。对表现欠佳的国家附加贷款条件意味着剥夺最穷国家获得外部援助或融资的机会。在理论上，这种“严厉之爱”（tough love）或许站得住脚，但现实世界里的捐助方不愿放弃受援方对它们的依附所带来的影响力和权力，因此不希望彻底放弃这些不幸的国家。此外，当前国际捐助社会是多元化的，这就确保了，即便某一捐助者要求附加贷款条件，也必然会有其他不加条件的捐助方取代它。

即使贷款条件果真可以切实执行，也很难说它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对于贫困国家的领导人，抱定某种政治权力结构往往是关乎生死的问题，无论捐助方提供的外部公共物资有多少，都无法补偿真正的改革将带来的权力和威望的流失。

通过“千禧挑战账户”（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MCA），布什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提供外部诱因，其援助款的条件是受援国必须达成可量化的改善。这种附加条件的方法不同于过去的尝试，它提供的是优惠援助而非贷款，并使用更为广泛的全国性指标。千禧挑战账户的问题在于，其用于判断受援国资格的标准意味着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在短期内都不会具备获得援助的条件。千禧挑战账户可能会激励在改革道路上一帆风顺的国家，但对于那些失败国家和世界上最困顿的国家却了无助益。

创建制度需求的另一外部来源是由国家或国家集团作为占领者，或通过与当地政府达成强势的直接关系直接行使政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占领者显然比通过附加条件运作的外部贷款者或援助机构能更直接控制当地国家。在另一方面，大多数“建国者”很快发现，他们塑造当地社会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大多数需要建国的国家都是失败国家（failed state）或其他类型的后冲突社会，它们比那些获取有条件贷款的国家面临更为严重的治理问题。

如果我们所谓的“国家构建”，是指建立在国外咨询和支持撤出之后还可以自我维持的国家，那么历史上的成功案例则少得让人沮丧。最显著的例子来自欧洲的殖民史。毕竟英国成功地在一些殖民地建立持久的制度，如印度的文官制度，以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法律制度，在印度独立后，文官制度是其民主的基础，在后两个国家或地区，英国留下的法律体系则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样，日本离开中国台湾和韩国时，也留下了一些在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长久制度；尽管许多韩国人仇视日本，但韩国一直都企图复制日本的很多制度，从工业联合体到一党政府，不一而足。

有人把德国和日本战后的国家构建的成功归功于美国，美国当时是德国和日本的占领国。但就行政能力而言，即本书的主题，很显然并不是那么回事。远在败给美国之前，德国和日本都是非常强大的官僚国家；实际上，起初正是它们强大的国家实力导致他们成为大国并威胁到当时的国际体系。在这两个国家，国家机器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且到战后也未有明显变化。美国成功做到的是在两国完成了从威权到民主的合法性基础的转变，并清除旧政权里发动战争的成员。美国占领者严重低估了日本官僚制度的竞争力和凝聚力，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略微调整了若干最高职位。在德国，战后民主政府要求盟军占领者沿用纳粹时期建立的用于管理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官制度的法案。最初遭到清洗的53 000常务公务员，除1 000人外，其余最终都被重新录用了（Shefter 1993）。

在许多其他国家，美国抑或进行干预，抑或担任占领当局角色，包括古巴、菲律宾、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巴拿马、尼加拉瓜、韩国和越南南部（Boot 2003）。在这些国家中，美国都进行了一些可以算作是国家构建的活动，譬如举行选举、试图消灭军阀和腐败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只有韩国是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国家，这多是韩国人自己的努力，而非美国的功劳。持久的制度少之又少。

帮倒忙

外部力量创造制度需求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这也严重限制了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既有的制度构建和改革的知识。这些限制表明，国际金融机构、国际捐助者和更为广泛的非政府组织，对于“能力构建”这一口号的长期有效性不应有更高的预期。

但事实上问题甚至更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不仅只能打造有限的国家能力，实际上还有破坏制度能力的嫌疑。无论捐助者的愿望有多好，这种能力破坏的情形还是时有发生，原因是国际援助想要达成若干互相矛盾的目标。毋庸置疑，糟糕或濒临崩溃的公共管理是非洲二十年来发展危机的焦点；自独立以来，非洲各国政府设计和实施政策的能力已经倒退。用世界银行非洲理事的话说，“在过去的三十年，几乎每一个非洲国家都出现了能力的系统性倒退；多数国家独立时曾有的能力要强于现在”（引自van de Walle 2002）。这种能力退化恰恰发生于外部援助资金加速流入的时期，各种形式的对外援助最盛时期甚至占到整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0%。

捐助政策的矛盾之处是，外来捐助者既想提高当地政府的某项能力，譬如灌溉、公共卫生或小学教育，又想亲自为终端用户提供这些服务。鉴于捐助者自身的动机，后一目标往往总是胜出。尽管许多捐助者相信他们可以同时朝着这两个目标努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一旦援助计划终止，援助者直接提供服务必然削弱当地政府提供此类服务的能力。

例如对于旨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艾滋病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方案，所有人都会认为它非常有意义。外部捐赠者有两种可能方案来治疗艾滋病患者。它可以完全通过当地国家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来展开工作，通过培训政府官员、医生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者，向政府提供数量极大的资源来扩大其救助范围。它也可以接管药品流通程序的重要部分，直接提供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药物，以及最重要的行政能力，以保障医护人员到实地进行救治。通过当地政府展开工作就必然意味着更少的艾滋病患者可以得到治疗。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可能根本不存在、不称职或高度腐败；药品会被偷走，记录不会被保存，捐赠资金最终会落到官僚手中，而不是用于服务目标患者。对比而言，直接接管这些功能意味着医疗服务更为有效地送达，但是当外部援助制度绕过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职能则不能算作提供服务，而至多算是外国捐助者的协调联络方。当地的官僚机构学到的都是错误的技能，也从不争取医疗活动的所有权，其最有能力的人员也往往离职去效力于外来捐助者。地方政府和外部捐助者所拥有的资源通常差别巨大，这意味着在项目目标和实施的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被边缘化。

尽管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努力邀请地方参与在方案设计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但除非捐赠者做出重大抉择，将能力构建视为他们的首要目标，而非能力所应提供的服务，否则能力破坏的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大多数捐助者的动机往往不允许他们如此抉择。这些为援助计划案买单的人希望看到最大数量的患者接受治疗，而不希望自己的钱流到当地官员的腰包，哪怕是从长远来看，这些官僚必须负责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贷款附加条款一样，真正强调能力构建是另一种形式的“严厉之爱”，对抱有良好愿望的人来说实际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此期间我们看到的是，能力构建停留在嘴皮子上，外部捐助者继续为当地政府补贴制度能力。

正如我在第3章将要讨论的，这个问题不会消失，实际上，当外部影响来自直接建国而不是保持距离的附加条款时，这一问题还会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知道如何提供政府服务；但对于如何创造自我维持的本土制度，则所知不多。

的确，在它们企图执行的职能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大多依旧过于臃肿。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是提升国家制度的基本力量，来提供这些只有政府能够提供的核心功能。不幸的是，对于相当多的国家来说，如何“到达丹麦”的问题很可能无法得到解决。障碍并不在认知层面：我们大体知道，这些国家和丹麦有什么不同，丹麦式的解决方案大体会是什么样子。但问题是，因为本地对改革的需求不足，我们缺乏到达彼岸的政治手段。

对于那些有望朝着美好彼岸靠近的国家，我们需要更加紧密关注国家概念中可以操纵和“构建”的方面。这意味着要着重于公共管理和制度设计这两个元素。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向这些制度薄弱的国家传播这方面知识的机制。发展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至少学着医生发誓“不造成伤害”，以及不以能力构建的名义破坏或者架空制度能力。这便是本书第2章的主题。

[1] 该数据集由蒙蒂·马歇尔（Monty Marshall）和 凯斯.杰格斯（Keith Juggers）编制，网址是 www.cidcm.urnd.edu/inscr/polity/ 。

[2] 这是克林顿政府在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时的典型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泰国的政策上也是如此，例如，没有证据显示当时对过早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做过警告。参见David Sanger and Nicholas Kristof, “How U.S. Wooed Asia To Let Cash Flow In,” New York Times, 16 Feb, 1999, sec. A, p.1.

[3] 一些形式的征税明确对增长不利，如关税和其他国际贸易税收（World Bank 2002）。

[4]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成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新的内阁级部门——以针对9·11恐怖袭击事件。

[5] 在19世纪，当欧洲或美国的贷款机构派炮舰来收贷款时，这两种形式的外部压力就合二为一了。

第2章 弱国家与公共行政黑洞

我在第1章指出，在有关制度的各种知识中，关于组织设计和管理的部分是最容易正式化，因此也最容易跨越社会或文化的界限进行传播的。在本章中，我认为即便在组织这个有限范畴，无论私营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不存在最优的组织形式。组织设计没有全球通行的规则，这意味着公共行政领域必然更像一门艺术，而非科学。虽然大多数公共管理问题的上佳解决方案在制度设计上有某些共同特征，但不能明确算作“最佳方案”，因为它们必须融入大量的特定背景信息。反过来，这对我们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国家能力，以及我们在这个领域如何培养从业者有着重要的政策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行政问题的上佳解决方案必须是地方性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外来捐助者和顾问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建立一个颇为不同的关系。

组织理论固然丰富且复杂，但大量的理论都围绕单一的核心问题，即自由裁量权。组织理论的难题是，虽然效率要求在决策和权威方面有自由裁量权，但是授权行为本身会带来控制和监管的问题。用一个知名的组织理论家的话来说：

因为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到达到中央决策者那里，无论是一个经济体的中央规划师还是公司的CEO，大部分决策权必须委托给拥有相关信息的人员。信息在人们之间移动的成本造就了在组织和经济体内分散决策权的必要性。反过来，这种分权导致系统控制的弱化，因为那些代表他人行使决策权的也都是自私自利的人（还有自我控制问题），没有理想的代理人。（Jensen 1998, 2）

自由裁量权的下放问题涉及一系列经济学和政治学议题。它同时解释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宏观经济中市场相对于中央计划有更高的效率（Hayek 1945），二是大公司需要采取权力分散的多部门结构（Chandler 1977）。联邦制存在的问题，以及威权对比民主决策所拥有的相对优势，最终还是一个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组织理论的核心问题对社会科学有着更广泛的影响。

对于长期工作在管理或公共行政领域的专家来说，认为理想的组织形式或公共行政科学根本不存在的观点算不上新鲜。然而，对于那些企图把自己强大的方法论工具引入治理和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问题就可能不那么明了。经济学家曾经一度将企业和组织视作“黑匣子”，即行动者的外在行为可以通过正常的理性效用最大化假设进行解释，但其内部运作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对经济分析开放。近年来，这种观点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将组织纳入更广泛的经济理论的尝试，并为公共部门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有参考作用的启示。最终，新古典经济学所依据的行为假设解释力太有限，尤其是组织中的人往往是受自身利益所驱动的假设，无法帮助我们理解组织行为的许多关键点。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喜欢提出能够得出优化解决方案的理论，但是在公共行政的许多方面，这恰恰是不可能的。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黑匣子可能更类似于黑洞。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学家对于组织理论领域的统治地位使先前隶属于社会学的组织学黯然失色，并且排斥了这一传统中的一些重要见解。实际上，这一变化表明了社会科学的衰退。一些经济学家承认他们方法的局限性，如今也回溯到这些早期的理论，并试图在方法论的假设方面重新解构它们。他们实际上是在重塑一个年龄已经四五十岁的理论工具，但这一工具的使用之所以会被遗忘，经济学家要为此负责任。

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

关于组织的经济理论[1]开始于罗纳德·科斯的公司理论（Ronald Coase 1937），这一理论确立了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基本区别，并指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需要，某些资源分配的决定是在等级组织内做出的。在去中心化的市场中，寻找关于产品和供应商的信息、谈判签订合同、监控绩效、诉讼和执行合同，这些活动的高昂成本往往意味着，如果将它们放在一个单一的等级组织内，根据组织的权威关系做出决策会更有效率。

科斯的公司理论实际上并不是组织理论，而是说明为什么要如此划定市场和组织之间的界线 。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1985，1993）使用了科斯的交易成本框架，并加入了许多细节，说明为什么要优先使用等级制而非市场。威廉姆森认为，有限制的理性意味着合同当事人永远无法完全预见未来所有的突发事件，并制定正式的保障措施预防各种可能形式的机会主义。无限制的劳动合同和权威关系则保证了我们面对不可预见的未来状态可以有更灵活的调整。此外，市场效率依赖于大量市场参与者的彼此竞争。但在许多专业承包的情况下，大量的参与者变成了少量，因而承包商得以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利。同样，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将这些活动通过垂直整合界定在等级组织的范围内。

但是，一旦经济学开始将其个人主义行为假设导入企业的讨论范畴，就给组织理论盖上了独特的印记。组织是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体既有合作性又表现出竞争性或自利行为。早前社会学方法经常强调组织的合作方面，并把组织比喻为有机体，其各个部分均朝着一个共同的目的。科斯所谓等级这一概念也暗示通过权力关系产生类似的统一。对比而言，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 1972）认为，权力关系和市场参与者达成的自愿合作关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等级制的企业可以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网，员工自愿通过这样的关系接受等级制的权威。这样的接受关系也是有限制的，员工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原劳动合同的条件决定终止这样的关系，将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司的权威之上。按照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观点，之所以会有等级制企业存在，是因为监督联合绩效的问题，即很难监测员工贡献的大小。监管困难导致了偷懒的可能性，并允许组织理论引入阿克洛夫（Akerlof 1970）最先提出的逆向选择的概念。即在一个共同绩效的条件下，个体劳动者比第三方更明确自己的贡献，这可能导致工人为自己谋求好处。据信，通过监测和激励来控制这种偷懒行为，在公司比在保持距离的合同关系中更容易实现。

之后，几乎所有组织经济理论家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即组织只是个人劳动合同的集合，而等级结构中的个体行为同样可以用市场行为的理性最大化策略来解释。个人在组织内达成合作，但仅仅是因为这么做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利益分歧产生了一大理论分支，即委托—代理关系，这是今天我们理解治理问题的总体框架。

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在很久前就意识到，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和管理分离导致了重大的公司治理问题。产权人（或委托人）指定经理人（或代理人）来看护他们的利益，但代理人和产权人所持有的动机又往往相去甚远。这是所有形式的等级制组织共有的问题，并且会同时存在于各层级结构中。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引入了代理成本的概念，即产权人确保代理人对其唯命是从所付出的成本。这些费用包括监控代理人行为和拉拢代理人的成本，以及当代理人违背公司利益时所产生的额外损失。詹森和梅克林认为，主要是额外损失的风险承担者或委托人在负责维护纪律，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套关于资本结构及其与公司治理关系的成熟理论。但法马（Fama 1980）认为，额外风险承担者并不是代理人纪律的唯一来源。经理人或代理人会互相监测和互相督促，这是因为代理关系涉及反复的打交道，此外，管理人才也有市场竞争，所以评估是很重要的。

关于私营公司的委托—代理理论一旦阐述清楚，将这一框架套用到公共部门的行为就比较简单了（Rose-Ackerman 1979；Weingast and Moran 1983；Weingast 1984；Moe 1984；Harriss et al. 1995）。在私营部门，委托人是股东，代理人就是公司董事会，而董事会的代理人则是它的高级经理人成员。在公共部门，委托人是广大公众。在一个民主国家，他们的第一层代理人是其选举出的代表，对于受委托执行政策立法的分支代理机构来说，立法者相当于委托人。当个体代理人，即政府官员将自己的金钱私欲置于委托人的利益之上的时候，就会出现政治腐败。不过，代理人还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违背委托人的意愿，譬如保住其代理机构和就业保障的愿望，或与他们名义上的雇主有意识形态的冲突。

当代经济学另一个主要的分支——公共选择理论的最初假设是，公共部门组织的代理人的目标都会与委托人的目标相去甚远（即使公共选择理论最初没有明确使用委托代理框架，情况也是如此）。正如塔洛克（Tullock 1965）以及布坎南和托利森（Buchanan and Tollison 1972）所言，在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私利方面，公务员与其他经济代理人没有任何不同。“公务”这一表达似乎意味着政府官员会先顾及广大公众的利益，而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可以从狭隘私欲的角度得到更好的解释。[2]公职人员的行为会受到贿赂、竞选献金、家人得好处或将来就业承诺的影响。大量的私人部门活动因而从财富生产转移到寻租（Krueger 1974；Buchanan, Tullock, et al. 1980）。从公共选择的角度来看，通过惯例来重塑政府官员动机的前景终究是悲观的。

因此，目前正在进行的大量改进治理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协调代理人的动机与委托人的利益。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统一的常见方法是，提高代理人的工作透明度（无非把监督其行为换了个好听的说法），然后通过使用奖惩让代理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公共选择学派的大量工作是制定宪法和法律安排，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和其他类型的代理成本。另一种方法在私营部门比公共机构更可行，即通过给代理人股票期权或其他形式的股权来把所有者和管理者拉拢在一起。[3]

有关组织的经济学理论也是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前提，这和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企业被视作一群个人的组合，他们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学会如何进行社会合作。因此，这个角度倾向于强调小组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毕竟委托—代理问题都与此有关），并淡化譬如群体认同、社会化、领导等概念。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理解公司治理或公共腐败问题，并利用这个框架来设计旨在协调不同动机的体制，这当然是值得一试的。然而，至少有三个基本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不会有最优的正式制度准则，因此也不会有最优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对公共部门机构而言。

首先，许多企业的目标都不清晰。只有委托人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代理人才可以按照其意志执行，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目标经常是通过组织管理人员复杂的互动而明晰或者发展的，或者是由组织管理人员的角色来决定的，即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Allison 1971）。在功能上，劳动可分为多种方式，每种方式必然有利于某一个组织目标，但从来都无法同时兼顾。

其次，监督和问责的正式制度要么带来很高的交易成本，要么仅仅是因为被监督的活动很难量化而根本无法展开，在公共行政部门尤其如此。在这些情况下，通过非正式的规范控制代理行为通常更有效，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其不足。一个组织到底选择正式或非正式的控制机制，取决于它面对的特定情况。

最后，自由裁量权授予的适当程度将随着某一组织在一段时间面临的内源性和外源性条件变化而变化。所有的授权都涉及效率和风险的平衡，但组织往往难以确定风险和授权的适当程度。结果是，相同程度的授权在一个场合有效，换到另一个场合则不灵，或在某一段时间有效，而其他时间无效。我会依次讨论这些情况。

目标的模糊性

组织模糊的第一个原因，是组织目标往往不清楚、互相矛盾，或者描述不清。委托—代理框架的假设是，委托人是完全理解自身利益的理性行动者，并将权力下放给代理人以获取这些利益。权威朝着一个方向流动，即从等级结构的顶部向下流动。渎职、腐败或者简单的官僚惰性问题发生，原因是代理人的自利行为，他们面对和委托人不同的激励结构，要不就是误解或不服从委托人的权威。

但是，长期以来组织理论一个重要的分支一直强调组织参与者的有限理性，包括本应利用职权设定组织目标的委托人。最有名的例子是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谓“最低满意”（satisfying）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他《行政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 1957）一书中得到充分阐释，西蒙用它来解释为什么在通过实证观察，组织中的个体行为会偏离理性优化的经济模式。这个思路的其他作品包括西尔特与马奇（Cyert and March 1963）、奥尔森与马奇（Olsen and March 1976）、马奇与科恩（March and Cohen 1974），以及科恩、马奇等人（Cohen, March, et al. 1972）的著作。这些理论家认为，在任何指定时间，目标都不会明确存在，它的出现是不同的组织参与者互动的结果。这些参与者的理性都有局限，但并非威廉姆森所谓的“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而是因为对事件的观察和解释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过程，它会影响、扭曲并且改变认知过程。个人懂得学习，但组织的学习方式并不等于个人学习方式的总和：组织自身的神话、历史和传统都会塑造个体感知。这种将知识视作社会一部分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开启了网络对组织学习影响的新研究（Brown and Duguid 2000）。

委托—代理框架的主要缺点是，它假设权威是朝着一个方向流动：向下。委托人和代理之间发生的许多冲突是因为，他们对于如何更好地实现共同的目标有不同见解，对此委托人的看法不见得一定是正确的，又或者他们对于委托人的最佳利益到底是什么有不同的理解。西蒙、史密斯伯格等人（Simon, Smithberg et al. 1961）在很久以前就指出，权力的流向不只是自上而下，也可以是自下而上和横向流动——也就是说，一个组织的不同部分中有着不同形式的专业能力或知识，比如会计、工程、市场营销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要求组织成员不仅要服从在等级结构中高于自己的权威，也要服从掌握这些专业知识的成员。事实上，许多组织有正式规则要求成员尊重某些专家：CEO不能简单地否决会计部门的权力，要求某项费用按照某种方式来列支。组织内部权力的复杂结构足以说明为什么组织往往非常保守，难以变革，且“官僚气”十足。

组织中存在的冲突和功能障碍很多与权威分歧有关，或者更通俗的叫法是“争地盘”（turf）。管理层希望通过聘请有创新能力的非工会成员教师来提高考试成绩；教师工会的反应是，新人不具备职业资格证书，而且本校教师作为一个法人团体应该有权决定谁可以被录用。家长和儿童是学校教育绩效的消费者，因此是委托人，而管理员和教师都是他们的代理人。那么在这一情况下，哪些代理人的利益和与委托人的利益发生了错位？也许是教师，他们想要保护他们的工作和特权，但有可能是管理层，他想要聘任资历不合格的自家兄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作为职业群体的权威保护了委托人的利益。毕竟，招聘过程中的教师权威源于对管理人员自由裁量行为的正式控制权，而不仅仅是对教师政治权力的妥协。所有代理人都声称为委托人的利益代言，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谁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指定一个正式的权力结构来保障理想的结果。

在任何复杂的组织内部，或者说在普遍的现代社会中，权威必然是按照功能来分配的，这就解释了人们所贬称的“烟囱型组织”（stovepipes）缘何出现。烟囱型组织存在的原因是它们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和专业能力。例如，在海军内部，飞行员从事的活动跟潜艇兵和水面作战专家大为不同。但每个烟囱型组织都衍生出自身的生存利益，这可能与其所在的整体的利益相左。在推出1948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时，海军和陆军均抵制建立一个独立的空军（Quester 1973），今天的空军飞行员抵制远程遥控战斗机部队的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代理的利益会因技术革新和外部情况变化而出现偏移。分歧往往反映出对于委托人最佳利益的认知上的不确定。如今，经过专业训练的战斗机飞行员认为，过分强调远程遥控战斗机将导致飞行员技能的退化，而飞行技术将是未来战争的关键。他们这般论证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就我们今天掌握的信息而言，他们对未来战争性质的判断很有可能是对的。

组织模糊性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导致没有一个特定的正式组织标准能够全面优化组织的目标。劳动分工和任务分配会影响组织的整体目标。西蒙、史密斯伯格等人（1961，151）指出，劳动可以按用途、过程、客户群和地理区域进行功能性划分。根据功能的主次关系，组织会强调不同的目标（例如是否首先按地域其次按过程来进行分工，或者反之）。有些组织试图通过矩阵管理或专案项目组织等方法来避开这些问题，但这些都无法解决“嵌入式优先”（embedded priorities）这一根本问题。虽然一些劳工派遣问题可以进行数学优化，但其他则不能，这是因为它们涉及不同目标的权衡，这些目标的相对效用无法确定，或者受到政治因素左右。

委托人、代理人和激励机制

代理人的激励机制永远不会与委托人的利益完全一致。很多组织理论所关注的是用什么机制可以使二者更加协调。在许多情况下，以一种能让代理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方式来监控代理人是不可能的。控制代理人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利用规范，以及积极塑造代理人的效用功能。这两种方法的效果是否能够相辅相成，是产生组织模糊性的第二个原因。

在公共部门，监督代理人行为并且让其对自己行为负责尤为不易。公共部门组织主要提供服务，服务部门的效率一直都很难测量。在私营机构中监督和问责的问题已经非常棘手，那里至少可用盈利能力来测量绩效，但在各类公共部门中，想要测量绩效是不可能的。如果公共部门无法准确测量绩效，那么最终不可能有正式的机制来推行透明度和问责制。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借用一下武考克和普里切特（Woolcock and Pritchett 2002）在一篇关于公共部门改革的出色论文中的理论框架，但用伊思雷尔的分类法（Israel 1987）对此稍微修改。武考克和普里切特把公共部门的服务区分两个方面：事务[处理]强度和自由裁度性。前者是指组织需要做出的决定的数量，其范围可以从极小（如央行决定改变利率）到极大（储蓄银行业务系统吸收存款，或提供小学教育）。自由裁度是指熟练决策者在信息不完善或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判断，不同于常规化的决策。就此而言，中央银行有非常高的自由裁度性，而商业银行则没有。

我建议用伊思雷尔提出的特定性（specificity）来替代自由裁度性。特定性是指监视服务绩效的能力。伊思雷尔给出喷气式飞机维修这一具有高度特定性的服务案例，其复杂的技能是很难伪造的。如果机械师不称职，其后果会立竿见影。相比之下，高中指导咨询是特定性非常低的服务。辅导员可以奉劝学生改变职业方向，这一建议可能不会立即被采取，即使被采纳，对学生以后生活的影响可能要多年之后才会出现（很可能无法得知，因为测量影响需要一个反向比较）。这并不是说，辅导员所执行的职能无足轻重，仅仅是说它难以评估。

因此，如图9所示，我们可以用一个坐标系来对比事务强度和特定性，这再次产生四个象限，每个象限代表监督能力的不同问题。最容易监控的活动在象限Ⅰ，兼有高特定性和低事务量。这样的例子譬如进行军事行动的将军：他事务量很少，但特定性高，如果他失败了，每个人都会知道。最难以监视的活动在象限IV，其特征在于兼有低特定性和高事务量。象限II的活动有较高的事务量，也有较高的特定性，运营一家国有电信公司就是一个例子。象限III可能是需要人手最少的，这样的例子譬如在国际相对平静时期执掌外交部。外长的决策数量很少，但这些决定对一个国家福祉的影响是很难说清楚的。因此，象限II和象限III构成不同类型监控问题的中间类别。其他公共部门的活动可以出现在坐标系的不同部分，如图10所示。

图9 公共部门绩效

公共行政最容易出问题的领域都在象限IV，这并不奇怪。今天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和阿根廷，有或有过非常称职的中央银行，可以运营一家颇有竞争力的国家石油公司或航空公司，但它们的小学或农村医疗保健系统却很糟糕。电信企业比公路养护机构或铁路具有更高的特定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电话往往比公路更好用（Israel 1989）。大学教育比小学教育的事务量低得多。因此，一些国家可以在大城市成功运营精英机构，其中产阶层客户比更多样化的小学教育客户能够更好地监测绩效。

图10 监控公共部门绩效的能力

如果我们把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视为建立正式制度体系以协调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的话，最难的案例都将在象限IV。中小学公共教育是显著的例子。教育的绩效难以测量，向单个教师一一问责也几乎不可能。公共教育是一个高事务量的活动，在省会城市可见度高，但在农村地区就淡出人们的视线。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富裕和数据丰富的国家也很难构建问责机制。许多州的标准化测试企图满足这一需求，但遭到教师、学校管理者和当地社区的激烈抵制，他们都不希望应对表现不佳的后果。

很多人说起“法治”，就好像它是一个二进制，要么开要么关。事实上，法律体系的活动的特定性处于中低程度，但却是高事务量的。建立法治涉及广泛的建设工作，不只是法律，还有法院、法官、法庭和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执行机制。建立这样制度是国家建设者需要完成的最复杂管理任务之一。

有许多可能的方法可以用来监测低特定性、高事务量的问题。一个通常适用于公共部门组织的方法是竞争，即赫希曼（Hirschman 1970）所谓的“退出”机制。私人公司互相竞争，结果要么获得更多资源要么歇业。对国有公共部门活动私有化的目的是让这些企业承担竞争压力，譬如国有航空公司、电信公司或石油公司。还有其他事务量高的公共服务，譬如教育，可以通过优惠券或者保持公共部门内的特许学校制度来引入类似的竞争压力。但向公共部门的功能障碍提供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是非常有争议的，而且在很多领域内是毫无政治可能的。

另外的方法是赫希曼所谓的“声音”机制，力求让委托人有更便利的信息渠道和更好的问责机制来监控代理人的行为。近年来，推行联邦制、权力下放以及非政府组织（NGO）行业都属于这一类——把公共机构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直接受其影响的当地社区。在理论上，当地家长教师协会应该比全国性国家监督机构更能够向地方的公立学校问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提供给委托人的信息，还是要求苛刻的问责制，当地组织都要比国家机构能做的更多。

然而，这种方式有若干限制，它有效地阻止了公共机构特别是位于第IV象限的那些发出此类重要的“声音”。首先，通过让委托人与当地代理人联系，权力下放解决的只有事务量的问题。它并没有解决特定性的问题，其原因是评估潜在活动的难度。此外，委托人本身也需要组织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人们对公民社会和非政府机构兴趣高涨。我们不应将这样的组织视作理所当然，它们通常无法通过公共政策来构建。最后，许多公共部门组织有独立的政治影响力基础。即使父母组织成家长教师协会，并获得了关于当地学校教师绩效的丰富信息，他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来制裁表现不佳的或奖励那些绩效好的教师或管理员。

通过正式的监督和问责制度，许多组织没有“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但它们依靠的正式机制和非正式规范的混合，通常是提高低特定性工作绩效质量的更有效方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制度经济学家一直试图解决 “偷懒行为”（hidden action）的问题（Miller 1992）。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很多类型工作中工人的个体绩效是无法获得精确测量的。这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关于联合劳动的讨论中已经有所提及，也还有其他形式。一名工人的绩效可能是由超越其个体的各种因素来决定（如天气，汇率），工人可能有几个任务，他需要就此分配自己的劳动（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1），或绩效本身可能就难以测量。后者在复杂的服务领域尤其如此，大量关于服务部门生产力的文献告诉我们，绩效是非常难测量的（参见Bosworth and Triplett 2000）。律师、医生、建筑师等职业人所提供的服务在许多方面都是特定性比较低的。例如，委托人聘请职业人做代理人时，通常可以察觉渎职或欺诈的情况，但他们无法对比其他绩效来判断代理人的最终绩效质量。建筑师可以设计出看起来像样的房子，但他是否可以拿出更有创意的变化，让整个设计更加赏心悦目呢？可否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相同的工作？软件工程也是如此。通常，一个软件工程师名义上的授权经理无法读懂或评估他写出的代码。他知道它是否满足了其设计执行任务的最小参数，但不知道它是不是最有效的或最优雅的。因此，编码人员工作的整体质量很难测量。（在某些情况下，编码人员在代码中留下只有他们才知道的炸弹或暗门。）组织经济学家指出，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都有偷懒行为：只有工人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竭尽全力，抑或通过各种方法偷懒搭了便车。经济学家花了很大的精力试图制定激励机制，迫使工人透露自己的实际生产绩效，计件工资是传统方式之一。

但是这种方法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行为假设所致。经济学家断定劳动是昂贵的，工人将为了给定的工资而想方设法减少劳动量。甚至，他们认为工人会用自己的理性来最大限度地偷懒。这一假设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并不推卸责任：他们的工作超过了必要的最低限度，即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老板没有办法监控他们的偷懒行为，他们还是如此。事实上，大多数工人可能在工作中超过劳动合同的要求，因为“按章工作”只是在特殊场合使用的一种行业抗议形式。阿克洛夫（Akerlof 1982）注意到，能源公司的年轻收银女工的工作量比公司的标准要求高出17.7%。日本的终身雇用制或工龄工资制度几乎是故意设计来鼓励偷懒的，因为它使得雇主无法通过工资、岗位或解雇的威胁来激励员工。然而，日本工人是出名地勤奋工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只是日本的组织，所有社会都有这样的组织，它们没有设立复杂的监督和问责系统，也并不使用复杂的个人激励，而是依托规范来寻求在低特定性活动中获得最佳表现。尤其是职业人，激励他们的远不仅仅是 “最低满意”或者最大限度地偷懒。他们按照行业的内在标准行事，这使得组织无须对他们的行为保持严格监督。社会资本，即促进合作行为的规范（Fukuyama 2000），替代了正式明晰的激励制度。个人金钱奖励尽管也是必要的，但只能作为一般的绩效奖励。

监管和严格问责更适合于制造业这样的高特定性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泰勒制，或曰科学管理（Taylor 1911），代表正式监督机制的终极发展，它保证代理人与委托人利益相一致。泰勒制实行系统化的劳动分工，工作被分成小而简单的任务，以便进行高度例行化运作。该系统具有极强的等级性，按照不同的管理级别分配自由裁量权。在这个系统中，工人完全是由正面或者负面激励所驱动，并且受行政规定严格管制。

泰勒制造就了代理人绩效的高度透明性和完全的行为负责制。这也是一种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无需任何信任的工厂组织系统。泰勒制所需的监督也可以产生高昂的代理费用，同时会出现过度严苛、等级森严和官僚主义。因此，这种形式的工厂组织已越来越多地被更为扁平的组织取代，比如精益化生产，后者把更高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授予等级结构底部的员工。因此，即使在制造业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即纯粹出于效率上的考虑，也要用社会资本来替代正式的监督和问责制。

社会资本渗透到组织中，对组织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在组织内部工作的个体有非常复杂的效用功能，包括个人的经济利益，以及对于集体目标和价值观的投入。很多时候，集体目标与个人利益背道而驰，但因为人类的社会性中蕴含着强大的自然情感，致使集体目标往往能够胜出（Fukuyama 1999）。所有正式组织都与非正式团体相交叠，这些非正式团体有时与正式组织的边界相重合——无论是机构、分公司、部门或办公室——有时也会跨越这些边界。所有优秀的管理者都知道，最终是非正式规范和群体认同最强烈地激励着工人各尽其能，因而，值得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培养正确的 “组织文化”，而非打造正式的权威序列。

规范是通过内化实现而非从外部施加的，这一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会得到更严格遵守，抑或它不会有严重的偷懒和投机问题。当非正式规范对正式的激励结构形成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时候，其效果是最好的。遵守非正式规范也需要监督，违规也需要接受制裁。但是，非正式规范有自己的监督和执行机制，往往比正式机制更为微妙和灵活。团队内部的偷懒行为不容易被监管人员发现，但在团队成员之间则很难隐藏，他们自有一套羞辱和排斥偷懒者的机制。

在公共机构中使用规范和社会资本的最极端的例子来自军事组织。我们大可以说，常规的个人经济刺激无法激发人们冒生命危险去战斗。军事组织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通过增加对个人的激励，而是用群体认同代替个人认同，并通过传统、仪式和群体体验来强化群体认同，目的是在情感上团结士兵。在美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中，新兵甚至不允许使用自己的名字，但仅仅是用“海军”这个称呼（Ricks 1997）。最强的纽带并非系于大型组织或抽象的国家，而是系于与他们同在一个排或一个班的战友，在他们面前，个体羞于被视为懦夫（Marshall 1947）。只有通过反复强化这些群体关系，个人才能克服死亡带来的自然恐惧。

当然，大多数公共部门机构并不要求其成员去冒生命危险，或为组织做出极大的牺牲。运转最佳的机构，如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管理下的美国林务局，哈维·威利（Harvey Wiley）管理下的联邦食品局，或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管理下的联邦调查局，这些机构都建立了非常强大的组织文化，以此来激励员工来认同组织的目标（Wilson 1989）。

规范对于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使组织中的大量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假设一直被认为是对人类在经济领域行为的一种丑化，但它非常接近人们在市场上的实际行为，因而有预测价值。用它来指导组织内的行为就没有那么可靠了，因为在个人激励、群体规范和组织成员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更复杂的平衡。

此外，虽然规范可以用于协调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规范可以融入委托人的利益——例如，教师尽可能对他们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但规范会有自己的发展方向。群体认同和忠诚往往会排挤其他利益考量，包括群体理应服从的组织利益。这是前文提到过的烟囱型组织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即其中某分支或部门把自己的生存置于母体组织的目标之上。规则还可能会变得黏滞：人们把忠于群体和群体价值视为天经地义，即便它们已经变得无效，也不愿意抛弃。

应当注意的是，目前我还没有解释为什么公共部门绩效问题在贫困国家比富裕国家更严重。无论发展水平如何，想要在象限IV有好的表现总是要比在象限I难度大。那么为什么有些社会能够在象限IV提供像样的公共服务，或至少相对比其他社会要更成功呢？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因为（某些社会）有资源：缺少经费的机构在各个层面都会运行不畅，在一些贫穷国家，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缺乏训练，基础设施不足，于是它们无力提供服务也就并不奇怪了。然而，低特定性活动在发达国家比在不发达国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还有一个与规范有关的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激励工人完成比工资所要求的最低工作量更多工作的是规范，但这种规范的内在化过程不是自然而然的；它们是教育、培训以及社会化过程的结果，这一社会化过程部分是行业特定的，部分是从周围社会所吸收。现代社会产生多重身份，由此产生个体所依附的多重群体和规范，这些群体和规范削弱或稀释了个体与家人和朋友间自然发展出来的关系。现代社会特别强调专业或职场认同，并且在教育系统强调这些认同要高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当然，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可以拥有并且确实表现出高度专业的精神，但他们的自然关系仍然非常紧密，由各类职业通过社会化形成规范所带来的平衡效果却较弱，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同样欠发达。这使得社会资本难以取代正式监督和问责，因此使低特定性工作的效率较低。几个发展最迅速的非西方国家都在东亚，这一区域的公共服务在现代化之前就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职业规范。

还有一个因素也很重要。组织规范可以通过传统的教育和培训习得，但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它们多是由领导自上而下灌输的。领导创建规范，不只是通过制定规则和法规，还通过他们自身的榜样和个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韦伯式的现代理性官僚机构其实并不完全是韦伯式的、理性的，一定程度上它们依赖于非理性的规范和信念，并多多少少要通过魅力型领导进行自我复制。另一方面，官僚机构还成功地将魅力型领导的产生变得例行化，尽管这听上去自相矛盾（注意：这里“魅力型领导的产生的例行化”与韦伯的“魅力型领导的例行化”概念不是一回事）。强有力的机构，譬如军队，将“领导力教学”作为其机构认同的核心。

与此相反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韦伯式现代理性官僚机构的领导人仍然产生于广大的社会领域。领导者所在皆是，但他们往往会是各式庇护网的领导者，他们把周围社会的规范带入组织，而不是在现代国家内部打造自我复制的领导力生产机制。

权力下放和自由裁量权

组织设计模糊性的第三个原因不在于如何控制代理人，而在于等级结构中不同层次应该被授予的自由裁量权程度。权力下放的适度有一些经验法则可言，但还算不上正式的理论。例如，在等级结构中某一个特定层次授予的职责应该与该层次特有的问题相对应。这在政治学中称为辅助性原则，即决定应该在不高于执行给定功能的各级政府范围内进行。换句话说，工厂经理或项目管理员可以就其工厂或者项目适当地做出决定，但无权就公司各个工厂间或者国际机构各个项目之间的资源调度做决定。

我们有理由认为，功能上程度适当的授权取决于技术，因此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例如，19世纪后期的新技术，如铁路、煤电能源、钢铁和重型制造业，从大规模经济中受益，因而鼓励集中化。[4]相比之下，马隆、耶茨等（Malone, Yates et al. 1989）在科斯关于交易成本和等级制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推测，随着廉价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交易成本将全线下跌，等级制结构要么逐渐让位给市场，要么变为权力更分散的组织形式，在这样的组织中，合作各方并不在一个等级制的关系中。信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为许多企业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实行管理上的扁平化、生产外包，或让结构“虚拟化”。

远在当代信息革命到来之前，哈耶克（Hayek 1945）沿袭冯·米塞斯（von Mises 1981）的看法指出，现代经济的技术复杂性不断增长，需要更高程度的分散经济决策。他指出，一个经济体所使用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局部性的，与当地的特殊情况息息相关，也只有当地人才熟知。哈耶克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在技术复杂的情况下无法运行的原因：任何计划者都不可能会吸收并处理在现代经济中产生的全部本地知识。在市场中互动的分散决策者可以做得更好。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微观组织：发现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有问题的人很可能是把螺栓安装到底盘上的车间工人，而不是坐在公司总部的副总裁。近年来许多组织创新引入了类似精益生产（又称“即时生产”）、扁平组织的做法，都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当地代理人需要有权依据当地知识采取行动，从而避免上下等级间传递信息的所有费用（Fukuyama 1999）。

将决策权的位置下移，更贴近当地信息来源，这使得企业能够更迅速地应对外部环境的某些变化。如果组织想要在快速技术变革时期保持灵活适应，这种能力尤为重要。当这种改变是相对较小的或微妙的，分散的组织往往能够更好地调整其行为，因为较低级别的单元规模更小，更不容易固守于某种做事情的方式。在分散型组织中，创新的速度也会更快，因为下级单位组织有权承担风险，尝试新技术或经营方式。

当代理人所做的工作复杂或涉及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和判断的时候，权力下放的需求也随之增大。在某些需要将高技能水平与大量关联信息相结合的服务行业，如医药、会计、法律等，情况就是如此。这些活动不能进行韦伯意义上的完全例行化，也无法通过正式规定和标准作业程序来约束。随着经济从工业化成熟发展到后工业阶段，并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和更高水平的工人技能，授予的自由裁量权的程度也必须增加。

类似的思路也同样适用于政治，譬如联邦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展政策界内一直大力推进政治权力下放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其原因也和组织一样：分散决策更接近本地信息资源，因此在本质上更适应当地条件和当地环境变化。如果决策可以在本地进行，其速度更快，而且如果决策分布于大量的单位间，那么决策之间可以有竞争和创新（Wildavsky, 1990）。此外，在政治上，联邦制意味着政府更接近它所服务的民众，其可见度更高，从理论上讲，这增加了政府的负责性，从而提高了其合法性和民主的质量。

这些思路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更大程度的分权和组织结构的扁平化长期而言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这种说法值得我们怀疑，因为分散的组织有一些同样明显的缺点，是技术解决方案永远无法弥补的。分散的组织往往产生较高的内部交易成本，其决策要比集权组织慢。因此，虽然军事组织往往将大量的当地指挥权交给尽可能低的梯队，它们还是在战略或操作层面上保留了高度集中的决定权。

权力下放最显著的缺点是风险。权力下放必然意味着也把风险下放到了组织的下层。这一做法在诸如技术创新等领域是合适的，因为在这些领域，不断进行低风险尝试总是必要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组织如果将不适当的权限交给下属单位，就将影响到公司整体的利益。例如，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在罗伯特·伍德将军（General Robert E. Wood）担任CEO期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内部权力下放，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授权区域分店自行设置条件进行销售和市场营销活动等。直到加利福尼亚的一些西尔斯汽车服务网点开展“挂羊头卖狗肉”的销售手段损坏了西尔斯的整体品牌形象，这一权力下放机制才被叫停（Miller 1992）。又如，久负盛名的英国投资公司巴林银行下放权力，实际上是把公司命运押在新加坡的一个叫尼克·李森（Nick Leeson）的年轻外汇交易员身上。之后，尼克·李森所做的大额货币交易破坏了公司的资本结构，迫使巴林银行破产。

联邦制带来类似的问题。授权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必然意味着各政府的绩效会有更大差异。通常这样的差异是好的，譬如当各州参与竞争性政策改革实验的时候。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这意味着一些下属单位的绩效将低于最低接受度。当然，美国联邦制的一大历史弊病是它授予各州建立奴隶制的权力，正如林肯所说，这破坏了美国建国所依赖的平等这一基本原则。

我们换一个更为通俗的方式来讨论，在发展中国家将权力下放给州和地方政府往往意味着赋权给地方精英或庇护网络，使他们能够保持对自己事务的控制，不受外部的监督。政治权力再度集权化的主要理由是保证在公共行政中遵守最低的廉政标准。在印度尼西亚，民主政权取代苏哈托独裁政权，带来宪政结构的变化，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省级和地方当局。结果，蔓生的权力只是增加了腐败的机会而已（Richard Borsuk, “In Indonesia, of Power Multiplies Opportunities for Bribery, Corrup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30 Jan. 2003），这不仅发生在政治高层，还蔓延到各级政府。

组织放权的适当程度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因素。此外，对于权力下放问题，不仅要从功能的角度，也要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在源于法国大革命并在俄国和中国革命延续的传统中，政治集权是与对现代性和进步的追求分不开的。今天，权力下放往往和更高民众参与度和控制联系在一起，因此与民主这样的正面价值相关联，使其本身成为值得奋斗的目标。

权力下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维度，即我们无法在任何组织中正式规定权力下放的最佳程度。这涉及具体情形判断的性质，以及组织对于下属做出某类决定的信任程度。

现代宪政和法治的建立是有意限制在国家权力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治而非人治”。但单靠法治不足以实现高效政府，高效政府需要《联邦论》中所谓的“行政能力”（energy in the executive）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法治国家试图在行政权力中重新植入精心设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在像军事指挥或货币政策这样需要结合专业知识和果断行动的领域。事实上，自由裁量权是行使任何类型的权力的必要条件，并存在于公共行政的几乎所有层次。

一个组织授予下属事业部、分公司、办公室或个人的自由裁量权的程度，是机构设计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最有效的组织必定是他的领导者能力非常强、被授予了高度的自由裁量权、较少受到正规制度的制约。良好的判断力无法制式化，因为它取决于在人类行为的普遍模式经验的背景下对复杂环境因素的权衡。经济学家把它称之为“隐性知识”，因为它无法从书本中学到，而是产生于工作者与工具的积极互动中。这种知识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工厂车间，是总裁、项目经理、CEO和管理员的必备知识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指望代理人一定会有良好的判断力，这就是为什么组织不能随意授予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因为糟糕的判断力和良好的判断力出现的几率是一样的，组织必须制定正式控制和标准作业程序来约束授予代理人的自由裁量权。约束的程度应取决于自由裁量权对该组织的目标所构成的风险程度，但它往往受其他外生因素所驱动。我们以政府采购为例，相对于私人部门采购，政府采购如此昂贵的原因是，公共部门委托人希望把采购代理的风险程度降到极低。他们生怕不当的自由裁量权会导致腐败或权力滥用，于是制定了正规采购规则（如《联邦采购条例》）限制自由裁量权，而不考虑风险规避政策带来的制度成本。此外，他们还在决策过程加上了其他的目标，譬如种族和性别平等、提振小企业，以求进一步约束自由裁量权。

在发达国家，在政治驱动下对于限制公共部门机构的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可能正是某些过于严苛且非理性的规则的罪魁祸首，而这些规则也正是民众常常抱怨官僚主义和大政府之所在。佐薇·贝尔德（Zoë Baird）聘用非法移民做保姆，不仅毁掉了她成为克林顿总统的司法部长的机会，也导致了新的规则出台，要求FBI严格审查所有联邦公职提名人是否在雇用保姆时违反劳动法。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情况往往相反，其政治系统没有足够的压力来约束官僚的裁夺。在这些情况下，制定更多制度化的规则将有助于约束腐败，即使它们将抬高交易成本。

然而，我们所面临的概念性问题，就是根本没有理论可以作为公共行政自由裁量权适当水平的通用准则。同样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某些社会可以良好运作，而在其他社会则不行，在同一个的社会，在某个时间可能有效，在其他时间则无效。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所谓发展导向型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政策便是一例。产业政策包括政府干预信贷分配和加快产业发展，使之超过在单一自由市场条件下的发展速度。这必然意味着授予经济规划机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之有权力“挑选胜出者和淘汰者”，并有能力奖励整个产业部门。在一个称职、廉政的技术官僚手中，产业政策可以有效地弥补欠发达资本市场的信息不足。但是一旦落在错误的人选手中，产业政策可以将投资资源引到受政治青睐的团体，甚至引到决策者的亲朋好友的腰包里。

正如我在第1章所谈及的，东北亚几个国家的经济规划部门因其相对竞争力、专业性和不受社会寻租利益群体干扰而著名。以日本大藏省为例，这一官僚机构几乎完全沿用了战时信贷分配制度，并在接下来的一代人时间里继续运转而几乎没有外部监督（Sakakibara 1993；Hartcher 1998）。同样正式的经济规划机构，要是放到巴西和墨西哥，则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拉美国家不像日本历来就有那样自主的官僚机构，它们在信贷分配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更大；官僚的素质也会有很大差距，因为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培训制度和传统。此外，社会接受国家权威的意愿也会有所不同。

即使在日本，同一制度在不同的时间也有不同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大藏省历史悠久的自主权开始弱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该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不仅受到银行或储蓄贷款行业等部门的染指，还受到执政的自民党内当权派系的影响。此外，其引以为豪的技术专业能力下降，最显著的案例就是其在1984年《广场协议》后对货币泡沫灾难性的处理（Hartcher 1998）。这些制度的弱点依然存在，这也是从1991年开始日本经历长期经济停滞的部分原因。

因而，集中权力和分散权力的组织具有相互抵消的优势和缺点。到底哪些优点将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取决于无法预知的外部条件。最好的组织往往会因应外部条件的变化，有弹性地调整其集中化的程度。

重新捡起抛弃的轮子

自由裁量权的授予是所有组织面临的核心问题。以上所讨论的组织模糊的三个来源——设置组织目标过程中的有限理性，代理人行为监控方法的可选择性，以及自由裁量权授予程度的不确定性——都与这个问题相关。模糊意味着在一个组织内部没有理论上的最佳决策权指定方式。一切都取决于环境、历史、组织成员认同和许多其他独立变量。相反，组织问题没有均衡状态或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只有在一系列连续权衡中进行设计。

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点是用宏大且抽象的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则。当应用到市场的时候，经济理论强大到足以同时指定平衡和最优条件。它也经得起严格检验，并对假设检验和数据的使用都有明确的标准。

当相同的方法论工具用于分析组织的黑匣子内部，就会得出有用且有趣的结果，即在组织内人们依然是作为自利的个体进行互动的。但是人们在组织中的互动不同于他们在市场中保持距离的互动：规范、价值观、共同的经验、在各个层面上紧密的社会关系都会更加明晰，并且积极塑造参与者的偏好或效能。[5]例如，一个员工为了一份工作而加入组织的特定分支，但之后衍生出对团队其他成员的强烈忠诚感，在深夜和周末加班帮助团队击败竞争对手。另一名雇员对一位同事产生了强烈反感，并竭尽所能地诋毁此人，即使是以牺牲组织利益和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代价。一个领导者发表了一段关于组织更高目标的鼓舞人心的讲话，令一名员工放弃了另一家公司更高薪的工作。尽管此类无理性动机也会出现在市场上，但它们比在组织中更为少见。

管理或公共行政的研究无法达到微观经济学理论那样正式化的程度，究其原因，并不是这一领域的分析严谨性还有待提高，而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固有特性。组织内充满着规范和其他无理性的行为动机，这对组织行为有很深远的影响。之所以说组织环境中的理性是有限的，是因为组织成员是透过一个由同事编织的社交过滤网来感知世界和预测未来的。他们用机构判断取代了个人判断。他们要的是最低满意而不是最佳，因为他们的决策空间是由他们的社会角色或功能所设定的。他们的动机不单纯是狭隘的经济利益，也受到各种规范如忠诚、互惠、职业自豪感，以及保持传统的愿望所驱动。市场很难塑造个人的自我认同感，而组织可以。

所有这些见解都不算新鲜。一个更古老的社会学传统将规范或道德问题置于机构理论的前沿。这个传统始于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Barnard）和他的经典之作《经理人的职能》（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1938）。

巴纳德写作此书部分是为了回应弗雷德里克·泰勒及泰勒主义所鼓吹的对组织的机械性理解。他对于组织必须通过理性的激励系统促进合作这一说法没有异议，但他的书主要讨论的是与组织的正式结构并存的非正式的合作规范。他和现代经济学家最显著的不同是，在他看来，喜好是不固定的，组织及其领导者可以积极塑造喜好。用李维特和马奇（Levitt and March 1990，13）的话来说：

巴纳德策略……包含对偏好转变的特别关注。改变动机跟创立新的道德规范一样，被视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用现代术语来说，巴纳德认为，经理人应建立并且维持一种对合作起支撑作用的信念和价值观文化。这么做不是取代帕累托最优或寻找激励机制，而是为了建立一个道德秩序，让个体可以用机构的名义行事——不是因为这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而是因为他们认同该机构，并愿意为之做出一些自我牺牲。

巴纳德还为西蒙的观点开了先河，即“组织内理性是有限的”。他指出，行为是围绕惯例构建的，而后者是对过去的诠释，而非对世界未来状态的预期。

有限理性及组织的规范性结构等主题，最先都是在巴纳德著作里出现的，后来为一系列理论家所继承发扬，包括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理查德·西尔特（Richard M. Cyert），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埃德加·沙因（Edgar Schein）和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奥利弗·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也可以列到这一组人当中，虽然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希望把组织行为学纳入更广泛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我已经提到过西蒙的“最低满意”的概念，但他也强调组织基于规范和群体的性质。他的经典作品《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 1961）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重点讨论“群体形成”和“群体价值”；他同意巴纳德的看法，认为公共机构积极塑造了员工的偏好。

我们先前讨论的观点，即规范和文化价值替代正规监管和问责机制，成为这一传统的主要观点。例如，西蒙和史密斯伯格（Simon and Smithburg 1961）指出，“公务哲学”（bureau philosophy，即组织或官僚文化）及职业行为守则都是在没有正式控制的情况下对组织的非正式控制。菲利普·塞尔兹尼克在其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1951，50）的研究中提出以下观点：

如果推出一个基本点，并且能让它深入到第二和第三级领导的心理，即使没有进一步下行，不妨碍整体政策的权力下放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几乎不言自明的是，在一个新的组织里，管理人员未必忠实于董事会的意见，这就必须从顶端引入正式的控制措施。不过，如果官方政策的传达能够遍及所见，正规的控制就可以放松了。他们所抱有的思想和的态度可作为规则和正式纪律的替代品。

换句话说，倘若代理人和委托人有相同的价值框架，自由裁量权的授予就更加安全，即使是在没有正式的监督和激励结构的情况下。遵循巴纳德的思路，塞尔兹尼克也发现组织会塑造其成员的喜好：“所有这类组织都有这样一种教育功能，即可以毫不费力却很有效地塑造新成员的观点，从而非正式却有效地建立了对思想和决策的指南。这在实践中很好理解，譬如在组织标签（一个‘林务局’的人，一个‘农学家’等）的使用上就可见一斑，这样人们就可以识别特殊的态度和特色的管理方法。”（1951，50）

这个传统的每一个作者几乎都强调领导作为组织文化来源的重要性。当然，规范和价值观来自更广泛的社会，受到阶级和种族等社会结构部件的影响；但在组织微观层面，规范可通过等级权力结构进行积极塑造。的确，对于这个传统的许多作者来说，等级结构的规范功能往往比它的正式权力更重要。正如塞尔兹尼克在《行政领导》（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1957，27—28）一书提出：“机构领导的作用应该和‘人际关系’领导的作用明确区分开来……他的主要贡献是提高该企业的效率。在另一方面，机构的领导者首先是一个鼓励和保护价值观的专家。”

巴纳德—西蒙—马奇一脉的组织理论在制度经济学框架面前已经黯然失色。这一变化背后的一个原因是，早期的方法并没有创造出经济学家喜欢的正式模型。通过放宽对理性的假设并将利他主义或社会偏好引入个人效用函数，于是组织中的人类行为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事实上，像西尔特、马奇和科恩这样的作者最终往往乐衷于描述和分类，而非真正的理论探讨。但经济学家将这些假设重置到简单的形态，即假定个人是理性的，效用函数是更狭隘的自利。这恢复了数学化和理论预测的可能，但其代价是理论的化约性，它的初始假设缺乏现实性。因此，组织理论成为整个社会科学在广泛方法论上角力的另一个战场。

就研究组织理论的方法而言，先前社会学与后来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有可能被夸大了。一方面，巴纳德及其追随者对激励问题和组织的正式结构做过认真的探讨。另一方面，制度经济学家也认识到组织规范和文化的重要性和功能，以及规范可以补充和替代正式的奖励。如前所述，阿克洛夫（Akerlof 1982）描述了员工遵循一种彼此服务的规范，作为经济学家，他视之为礼物交换的一种形式。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侧重点：经济学家往往要花费大部分时间给一个组织的激励机制建立模型，并制定复杂的策略来优化它，而老一派学者则花更多的时间阐释规则环境的塑造战略。有一点可以肯定，极少有经济学家会遵循沙因（Schein 1988）的套路来论述组织中的领导角色，如何进行领导培训，以及他们如何与员工沟通和激励他们。唯一的例外是加里·米勒（Gary Miller），在他的著作《管理困境》（Managerial Dilemmas 1992，217）中，他给出的结论是，领导者“给下属塑造的是一种预期，即员工与员工之间，以及员工和上级领导之间会进行合作。这通过一系列传统上被视为政治领域而非经济领域的活动来完成：沟通、规劝、树立形象等”。唉，米勒不过是将五十多年前已经在转的轮子重新推了出来。这就是社会科学进步的本质。

组织模糊条件下的能力建设：对政策的启示

最优的组织并不存在，这一理论结论对于政策有一些重要且实用的启示。首先是契合武考克和普里切特的结论（Woolcock and Pritchett 1992），即在发展政策中，不要轻言存在某种广泛适用的规则或教训，可以通用于公共部门改革、项目管理或服务提供。他们强调，“最佳做法”的想法经常失灵；在世界某一地区行之有效的措施一经炒作，就成为世界其他地区效仿的典范。成功的项目往往具有极特殊的性质，涉及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1998）所谓的“因地制宜”（metis），即利用当地知识解决当地问题的能力。

规范在管理和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意味着机构发展会受到社会结构、文化和其他变量的深刻影响，而这些不是公共政策可以直接控制的。组织通过社会化和培训创建和培育规范，但规范也可以从周遭社会流入。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尽管有法律或契约关系，对亲属的义务无论如何都大过对陌生人的义务，那么某些类型的行政功能失灵将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否有正式制度来控制腐败。

公共行政千变万化，无法粗暴概化，这一点应该是不足为奇的。毕竟，哈耶克的观点，即经济体中大多数知识都是地方性的，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偏好于去中心化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点。为什么我们应该允许，或者说鼓励民营企业组织和商业决策的高度多样化，然而又坚持认为公共机构要遵循一套单一的最佳管理？

对比私营部门管理，公共行政的大劣势是，民营企业都面临着无情的达尔文式竞争和选择过程，而公共部门的机构则没有。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中文名艾智仁）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1950）中指出，企业战略和组织的随机应变足以产生效率进化，随着时间推移，低效率的企业将被淘汰。在公共部门却没有类似的最差淘汰机制，所以效果非常不理想的行政安排也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他可替代的管理模式进行深谋远虑的理性思考。

组织模糊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持绝望态度，对公共行政撒手不管，放任它“怎么来都行”。虽然最好的做法可能不存在，最坏的做法当然是有的，无论如何总是要避免坏做法吧。制度经济学建立模型和优化正式激励结构的主旨是没有错的，实际上它对于揭露和改革失灵的激励体系还是很有用的。这一方法的问题在于，作为组织功能失灵的解决方案，它是不完整的。过分强调规范，或过度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可能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激励结构，而这一问题通过公共政策是容易解决的。

机构能力的不同组成部分中，公共行政是最容易系统化和移植的。公共行政学校遍布世界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正式的激励结构中，此类制度变革给美国、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带来了更专业更廉洁的政府，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得到成功的应用。

那么这一成功为我们指明了新的研究议程。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哪些公共部门活动是最容易正式建立模型和分析的，而哪些又可能出现高度的区域性差异。图10中的坐标系布局是一个起点。有一些高特定性、低事务量的活动，譬如中央银行，不准许出现体制结构和方法上的高度差异。这些是公共行政中最容易进行技术官僚式改革的领域，（用武考克和普里切特的话来说）空降“十个聪明的技术官僚”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就能给这些领域的公共政策带来巨大的改变。确实，在过去数十年，在一系列国家已经发生这样的改变，譬如智利、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墨西哥。

相比之下，最难推行改革的是具有高特定性、低事务量的领域，譬如教育和法律。世界上没有一套法律体系可以由十个技术官僚“搞定”，不管他们有多么聪明。这也可能是公共行政中特定性最高、最易受地方条件影响的领域。在这些领域，熟悉当地条件的人的设计和参与就变得最为关键了。在这些情形下，如果要考虑到一个社会的民族、地区、宗教和其他类型的多样性，可以说每个事务可能都会不同的。武考克和普里切特认识到，优良解决方案是复杂且多样的，因此最成功的项目经理人往往是那些被授予高度自由裁量权，并已在该领域长期驻扎、了解当地环境细微之处的人。

最困难的情形是那些处在坐标系中间区域的，其特定性和事务量都是中等程度，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最佳设计。这里面的问题是，外界往往会高估他们对某一社会特定制度或实践的普遍性理解。

就拿公务员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为例。消除庇护是英美发达国家在管理能力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它们通过皮尔改革（Peel Reforms）和《哈奇法案》（Hatch Act）等重大改革得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官僚机构都充斥着庇护和腐败，通过“现代”公务员系统对之实施清理一直是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标。

即使在这个领域，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达成目标。整个发达世界，“现代”官僚机构在招聘、培训、晋升和约束公务员的方式上呈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日本和法国的“高级文官”系统和美国所采取的做法完全不同，此类系统允许日本和法国的官僚机构来承担一些在美国难以开展的活动。无视这些差异在过去导致了重大的政策失误。

1945年，当美国作为一个占领国抵达日本时，它开始了备受关注的“国家构建”工程，旨在把日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日本人从西方引入了许多制度，包括麦克阿瑟将军的工作人员编撰的新宪法，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参见 Dower 1999）。在其他方面，美国制度改革的方法没有被采用。美国试图解散日本的工业集团——财阀，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这些机构又以“经连会”的形式重新出现。最大的败笔是美国企图改革日本的官僚制度，这一工作由一位名叫布莱恩·胡佛（Blaine Hoover）的美国官员主持。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当时担任麦克阿瑟的劳工事务专员，如下记录了胡佛的使命（1987，381）：

新使团的主席……是布莱恩·胡佛，久负盛名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务员大会总裁……特派团专业能力之基础是美国联邦公务员系统的长期人事管理经验，倘若不能算其专业能力总和的话。

1946年11月，特派团一到达日本，便通过盟军最高统帅机构提供的大量简报熟悉情况……在我看来，成员们筛选我说的话，吸收他们认为适合使用的数据，但拒绝和自己假设不符的信息。当我试图解释日本的雇主和雇员关系是以保护换忠诚而非以金钱换工作时，他们目光呆滞。当我谈到庇护人—依附者网络（oyabun-kobun，头目—党羽）充斥于所有日本大型机构，包括政府官僚机构，他们没有提任何后续问题。对我来说，这是官僚选拔（kanbatsu）体制“去封建化”最关键的问题……但特派团成员更感兴趣的是政府和私企工资水平的比较。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来给日本开出现代化、科学化、非封建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药方的，但脑子根本没有给日本人的心理和态度留出空间。

相反，他们使用纯美国式的机会均等概念鼓吹公务员的晋升平等和公平竞争，或者服务大众的崇高理念。

胡佛找出了影响日本管理系统的七宗罪：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纪律性差，培训差，失败的人员考核和任用，以公务员等级而非职责和就业情况为基础的分类，考试测试一般知识而不是专业知识。不出所料，他的药方大体上中规中矩，择优录取考试、“科学”的工作描述、工资分类、额定效率，再加上一个独立的公民服务机构。这一切跟封建主义有什么关系？在历史上旨在消除政党分赃系统的美国式策略，如今被应用到一个没有此类问题的国家。我有时想，如果特派团被派往北极圈，它会为爱斯基摩人、海豹和海鸥拿出同样的处方。

我们很难知道到底哪一个更惊人——胡佛特派团对于当地情形的无知，还是他们的傲慢。现在回头看来，在1946年，日本的官僚机构在很多方面是更精英化、更有能力，而且比美国同行更能抵御政治庇护的索求。美国改革者只是撤换了日本当局最高层的管理者，而其机构却纹丝不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这些机构纷纷演变成譬如大藏省和通产省等令人生畏的部门，并在两国的贸易战中让美国人头疼。

各种良好管理实践的设计所需的知识具有很强的本地性，这说明，光靠发达国家的管理人员围坐讲课，告诉欠发达国家的同行们自己国家或者神话一般的丹麦如何行事，是不可能把行政能力从一个社会移植到另一个社会的。外国行政惯例的一般性知识，需要与对当地的限制、机会、生活习惯、规范和条件的深刻理解结合起来。这意味着，在探索行政和制度上的解决方案时，不仅仅需要负责本地机构的地方官员的投入和参与，还需要他们亲自动手。东亚快速发展的国家具有很强的治理能力，它们引入了若干机构，并对这些机构进行了大改动，保证它们在当地社会能够运转。它们的发展断然不是让外国捐助者在该国建立机构并排挤本国机构的结果。

如果我们真的想提升一个欠发达国家的制度能力，我们需要换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的愿景。我们不是去往一个摆满了钢梁、砖块、起重机和施工图纸的国家，只等聘请当地人建立我们设计好的工厂。相反，我们应该带着资源去，鼓励当地人来设计自己的工厂，并帮助他们弄清楚如何自行搭建和运营。如果技术援助的任何环节对当地社会的能力是一种置换的话，我们应该将其视作一柄双刃剑，并谨慎对待。最重要的是，外界需要抵制通过接手运营来加快进程的诱惑。

这对实践的启示是，倘若外人想构建行政能力，无论是国际金融机构、双边捐助者，还是非政府组织，最佳方案是直接拨款给客户国的政府机构开展能力建设。他们不应该给资源的使用设定具体条件，而是实行严格的问责标准以求获得某些结果。这一政策是为了模仿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约束：市场不关心公司是合作伙伴制还是公众股份制度，是集中权力还是分散权力，也不管第一层部门是按地理还是功能划分的，只要它赚钱就可以了。在很大程度上，这非常接近美国“千禧挑战账户”的策略，即提供赠款换取可量化的业绩。在这个概念下，需求必须已经存在于受援国中间，它们使用资金的方式将不受外界的微观管理，只要它们产生可量化的效果即可。

只有在捐助者有足够的耐心，并且不在意工厂在短期内是否能生产商品时，这种能力建设的方法才会奏效。正如我在第1章指出的，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援助目标，一是在受援国建设国家能力，二是直接为最终用户提供制度能力的服务。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希望工厂能以全功率输出运转，但更关键的是当地人是否能把工厂运营得满足当地需求。援助者是否有足够的耐心专注于能力建设，哪怕以牺牲实际的服务提供为代价，对此我们很难持乐观的心态，因为他们的支持者通常要求看得见的结果。[6]在像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样的双边机构中援助的政治化问题，几十年来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了，但这些问题似乎难以解决（Tendler 1975）。受援政府无力控制与可量化的业绩改进有关的所有变量。它或许可以改革电信部门但动不了国有石油公司，或许可以改变财政政策但改不了公共教育。真正的改革可能在总体性能指标中没有显示。如果一些措施奏效，另外一些无效，那么捐助者要抵御住跳回到微观管理改革的强烈诱惑。

社会科学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是将人类行为的研究变成真正的科学，从单纯的描述变成因果关系的正式模型，有重要的预测价值，有严格的实证观察依据。这个愿景在人类行为的某些领域要比其他领域更容易实现。市场容易展开此类分析，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在20世纪后期成为社会科学的王者。但组织是一个复杂案例。在组织中的个体寻求他们狭隘的自我利益，而在他们的私利范围内，经济学家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提供了确实的洞察力。但是对比市场而言，规范和社会关系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到组织中个人的选择。努力将学科变得更为“科学”，甚至超过学科本质所允许的范围，这会让我们无视公共行政在不同社会中的真正复杂性。

[1] 经济学家关于组织理论的思想史概述，参见Furubotn and Richter（1997，第8章）和（Moe 1984）。

[2] 公共选择框架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算是一个官员或公职人员的自身利益。在一些版本的理论，这一利益是非常狭隘的，无非是工资福利待遇和工作保障。但很显然，官僚自我利益常常得到更广泛的诠释，譬如服务于机构的长远利益，或必然受机构利益决定的长期职业发展道路。

[3] 这种方法有许多缺点，安然、世通和其他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科技泡沫终结时的企业丑闻足以证明。股价反映的因素太多了，很多因素不在管理人员的控制下，因此无法作为管理者的个体努力的准确测量。

[4] 不过，皮奥里和萨贝尔（Piore and Sabel 1984）认为，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必要选择，小规模的制造工艺其实可以在20世纪的工业环境中生存下来。

[5] 现代经济学有它自己的理论规范，它强调的是分散的个体可以理性互动，以产生规范，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个体功用（Ellickson 1991）。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规范有许多其他非理性的来源，譬如传统、宗教和习惯。

[6] 然而，有一个小小的先例表明这种做法是有可能的。在华盛顿，有一个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的准政府组织，称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其目的是促进世界各地的民主。依照华盛顿的标准，NED 3 000万美元（2002年度）的年度预算是微乎其微的，其中一部分直接分配出去，其余部分则分配给四个分别与民主党、共和党、美国商会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相关的组织（这些组织分别是全国民主研究所、国际共和研究所、国际民营企业中心和劳动团结中心）。对比更庞大且受捐数额更高的美国国际开发署，NED的援助模式大为不同。NED及其四个受资方将微小的数额，从几千元到几十万，直接分配给种类繁多的外国政党、非政府组织、妇女组织、工会、企业组织以及其他寻求资源以完成一些特定使命的民间社会组织。NED及其受资方都不进行实际运营操作；管理费用完全采取审核获资制度，以及跟进制度以确保它们完成所制定的任务。
这种交付模式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国际机构的援助大相径庭，它们会支付数额更大的项目，往往总计数百万美元，在当地进行大量基础设施援助。美国国际开发署饱受诟病的是，将大笔拨款交给监督机构和承包商——其中许多是美国机构——很少把援助直接交给受援助国家的团体。
NED绝不是能力建设的完美的模型； 它的任务太过笼统，资源太少，其贡献远未到达其核心使命。其重点是，在任何情况下，发展各政党和民间社会，而不是政府机构，但它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本地团体从头到尾负责设计和实施他们的项目完成，并直接获得资源，不受外部出资者的控制。

第3章 弱国家与国际合法性

前面两章，我讨论了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治理不善和制度不健全或缺失问题，它成为影响个别贫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也是一个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重要问题。主权和民族国家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的基石，到今天已经被蚕食，其原则也饱受冲击，因为一个国家的内部状态——换句话说，它的内部治理问题——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成员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谁有权或合法性去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这又是为了什么目的？有没有一种国际合法性，其本身并不依赖于主权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力量？如果没有，对主权论的抨击不就自相矛盾了吗？在这一章中，我将讨论这组相互关联的问题。

自冷战结束后，软弱或失败国家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国际秩序最重要的问题（Crocker 2003）。软弱或失败国家侵犯人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激起大规模移民，并攻击他们的邻国。自9·11以来，很明显它们还庇护那些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造成巨大破坏的国际恐怖分子。

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的 9·11，这一期间绝大部分的国际危机都围绕着软弱或失败国家。其中包括索马里、海地、柬埔寨、波斯尼亚、科索沃、卢旺达、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刚果和东帝汶。国际社会以各种名目插手每一次冲突——往往为时已晚，且资源太少——在一些时候，最后甚至完全接管当地机构的治理功能。

9·11袭击事件揭示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阿富汗的国家是如此软弱，以至于让一股非国家势力基地恐怖组织（al-Qaida）所实际劫持，并将其作为全球恐怖活动的基地。这些攻击表明暴力的途径已经变得民主化了：非国家势力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结合的可能性突然意味着，在地球上遥远的混乱一端发生的事情，也会对美国和其他富裕强大的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传统的威慑形式或遏制对这类非国家势力不起作用，所以安全利益要求深入国家内部并改变它们的政体，以防止未来威胁的产生。失败国家从前多被视为人道问题或人权问题，现在突然变成了重大的安全问题。用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 2003）的话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幅历史想象的全面破灭，后冷战的西方从未想到，世界上许多[东西势力]交叠区域出现的国家秩序危机——从埃及到阿富汗——最终成为它们国内安全的威胁。”

除了索马里或阿富汗这样的赤贫失败国家，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治理问题导致国际不稳定。中东地区动荡的背景原因是缺乏民主、多元化，或者说在大部分阿拉伯世界，其政治缺乏实质性的民众参与（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2）。该地区的统治越来越专制的特征被视为是美国的教唆，譬如美国对沙特阿拉伯或埃及政权的支持就被指责别有用心。这一区域在经济上处于停滞状态，很大程度上已经错过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席卷拉丁美洲、亚洲和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改革浪潮。这种停滞（或倒退，沙特阿拉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二十年间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二）刚好又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口膨胀时期，于是导致数以万计的男青年失业。和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这种停滞多是因为国家管理不善，没有激发企业家精神和有效率的市场。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也有治理层面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奥斯陆和平进程存在重大缺陷，即未能要求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内部设立民主问责制，或阻止高层腐败和寻租。

新帝国

自9·11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逻辑有两个走向，要么美国需要对软弱国家的治理负起责任，要么把问题抛给国际社会。虽然布什政府否认它有帝国野心，但布什总统2002年6月份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表明，先发制人，或者更恰当地说，防御性战争，使美国有理由出手治理那些对其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内部的潜在敌对人群。这一理念于2001年在阿富汗付诸实践。美国将卡尔扎伊政府扶上台，它比被取代的塔利班政权更体面且更有远见，在美国力量的支持下，这一政权基本上稳固下来了。它的权力为全国各地的各种军阀所质疑，其合法性也遭到残存的塔利班武装分子的质疑。阿富汗战争迫使美国军事力量进入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所有这些国家之前都是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且都有严重的内部治理问题。

2003年3月，美国开始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项目，即推翻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并将这个国家改造成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布什总统在2003年2月26日的一个演讲中说：“当我们聚集在这里时，我们的国家和文明世界正进入一个历史关键时期。历史的一部分由别人撰写，其余的由我们撰写。” 他制定了一个非凡的议程，不仅涵盖伊拉克的民主化，还涉及大部分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纠纷的进展和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促进多元化。

且不论伊拉克，在2002年和2003年间发生在肯尼亚蒙巴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和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恐怖袭击表明，基地组织正继续利用国家治理不善而提供的机会。美国显然不会用自己的力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有恐怖分子活动的国家进行直接干预，因此，必须依靠当地的能力来自行组织反恐。然而，这些国家经常无力完成这一目标，这又再次回到我们在第1章和第2章讨论的制度能力问题。肯尼亚和印尼政府都未能够果断采取行动阻止恐怖袭击，虽然印尼政权在追查肇事者上有了较好的改进，但这也只能依靠外国的大力支持。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又回到国际发展机构面临的问题，即如何从外部刺激有严重的内部治理不善的国家。

侵蚀主权

国家治理上的软弱，对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所依赖的主权原则造成了破坏。原因是，这些软弱国家给自己和他人造成的麻烦，极大地增加国际体系中其他成员进行事务干预、强行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干预可能违背本国的意愿。这里所说的软弱，指的是能力而非范围，换用更早期使用的术语，即缺乏实施和执行政策的制度能力，其原因常常是整体政治系统缺乏基本合法性。

许多人批评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新理念和伊拉克战争，认为它根本改变了早前强调威慑和遏制的政策，正是因为它需要不时侵犯主权（Hassner 2002）。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就为侵蚀主权埋下伏笔。索马里、海地、柬埔寨、巴尔干等地的经验已导致了大批关于外界干预的研究（参见Damrosch 1993；Heiberg 1994；Hoffmann 1996；Lugo 1996；Mastanduno and Lyons 1995；Mayall 1996；Murphy 1996；von Lipsey 1997；Weiss and Collins 1996；Williamson 1998；评述参见 Carpenter 1997）。

在人道主义干预的争论中得出的结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不再是一个合适的国际关系框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有意回避了合法性问题。现在的观点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于政治合法性和人权原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共识。因此，某国的主权合法性不再自动赋予其事实上的权力持有者。国家主权在索马里或阿富汗这样的国家犹如虚构或者成了笑话，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沦为军阀统治。在这些情况下，外部势力以人权和民主合法性的名义行事，它们不仅有干预的权利，还有干预的义务。

20世纪90年代的人道主义干预，导致了事实上控制世界各地“失败国家”的国际帝国。干预往往是美国的军事实力牵头，但国家构建方面有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构成的大联盟随后跟进。在索马里等国，“国际社会”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作为有关国家的有效政府实体存在。在这些国家，主权已不存在，其治理功能分散于联合国或其他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在东帝汶，则位于首都帝力外港口的一艘船上。这一国际帝国或许是一个基于人权和民主的善意组织；但它终究是一个帝国，并构成了将主权移交国际机构治理的先例。

美国面对的问题是，治理不善可能导致不可容忍的安全威胁，譬如让恐怖分子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些人希望做一个明确的区分，为了在某国促进人权而进行的干预措施，跟以防止对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威胁的干预措施不一样，并认为只有前者是合法的侵犯主权。这种区分值得怀疑，因为其假定自卫比保卫他人更缺乏合法性。在实际情形中，这些问题往往是交错的，因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往往也会威胁到邻国，或者政府太弱而无法阻止此类威胁和侵犯行为的发生。

这样说并非是要给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背书。这场战争的利弊是非常复杂的。布什政府没有充分探讨阻止来自巴格达真正的安全威胁的可能性，并将伊拉克的威胁与恐怖主义的威胁混为一谈，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两方不同的利益（Mearsheimer 2002）。问题的关键是，存在于非国家势力手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新的且极其严重的安全问题，这样的挑战足以给受到威胁的国家带来干预的合理性。倘若首次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极大，威慑策略是不起作用的。主权原则本身不足以保护收容这种威胁的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必然导致和人道主义干预完全相同的结果：需要进入这些国家并接管其治理，消除这种威胁并阻止它们在未来再次发生。

国家构建

因此，在前两章提出的问题——如何提升软弱国家的治理，提高他们的民主合法性，以及巩固自我维系的制度——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我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们希望重建饱受冲突或战争蹂躏的社会，还希望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同时也希望贫穷国家将有机会发展经济。如果有一门国家构建的科学、艺术或技艺（techné），那么它将同时服务于所有这些目标，并受到各国的追捧。

在美国，这种努力被称为“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编者按：福山在本书中基本在同一意思上交替使用state building和nation-building两个术语，故除了作者特别强调二者意思差别的地方外，译文多数地方未做特意区分）。这个术语或许反映了美国的经验，其文化和历史认同是由政治制度大力塑造出来的，譬如宪政和民主。欧洲人往往更了解国家（state）和民族（nation）之间的区别，并认为民族建设是创造由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连接的共同体意识，这是任何外部力量无法达成的。当然，欧洲人的看法是正确的：只有国家可以刻意构建。如果一个民族因此崛起，那么这更多是运气的问题，而非设计。

在美国，关于国家构建，一直有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一些保守派，包括许多认可自由主义的人，原则上反对国家构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并且不认可开放式的、昂贵的、对于他们认为是国际福利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在国际金融机构（IFI）、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谈论起国家构建，似乎它不过是一个我们熟悉的过程，只要我们有资源就能完成。第一种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原因是美国现在和将来面临的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需要。布什政府上台时对国家构建抱有怀疑态度，但却心甘情愿被拖进阿富汗和伊拉克。那些赞成国家构建的人必须正视这方面极为糟糕的记录。这不是简单地说国家构建不可行；在譬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案例中，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此类尝试实际上侵蚀了制度能力。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审查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并搞清楚外来援助能够成事的局限。

国家构建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方面或阶段。第一个问题涉及所谓冲突后重建，并适用于暴力冲突后的新兴国家，譬如阿富汗、索马里、科索沃，这些国家的权威已经完全崩溃，需要从头重建。外部势力在这一阶段面临的问题是通过组合安全部队、警察、人道主义救援来进行短期的维稳，以及技术援助，以恢复供电、供水、银行和支付系统等等。

如果在国际援助下，瘫痪的国家幸运地实现稳定（譬如在波斯尼亚），第二阶段开始启动。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在外界干预撤离后能够自我维持的国家机构。这个阶段比第一阶段要更难实现，但是如果外部势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体面地撤出该国，那么这一阶段极为重要。

第三方面与第二方面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它必须做的是使软弱国家强大起来，这些软弱国家的权力处于基本稳定状态，但无法完成某些必要的功能，譬如产权保护或提供基本的小学教育。这类国家非常广泛，从有央行和国家汇率管理等专业机构却不能提供如教育或法律规则等低特定性服务的国家（例如，秘鲁、墨西哥），到地方机构全线软弱不堪的国家（例如，肯尼亚、加纳）。

阿富汗带来的挑战和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非常不同。阿富汗从未有过一个现代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动荡之前，阿富汗的君主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部落联盟，在首都喀布尔以外，国家渗透的程度很低。在随后的几年间，内战把已经疲弱的国家掏空。塔利班下台后的国家构建是从零开始的，其资源和指导都完全由外部提供。这一任务十分宏大，但美国和其他捐助者又相对吝啬，建设现代国家（更不用说民主）的前景渺茫。

相反，伊拉克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有更多物力和人力资源。这里的问题是，正常运转的国家机构不是垮塌了，就是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被美国解散了，需要将它们重建起来。大部分的行政能力因为大肆抢劫和干预后的无序而荡然无存。与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一样，因为要防止旧政权成员再度出现，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在国家构建方面变得步履蹒跚。一代极权统治扫荡了伊拉克政坛，在执政党和军队之外，几乎没有留下具有行政能力和政治技巧的人才。

在应对失败国家第一阶段的冲突后的重建或稳定方面，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成绩有好有坏。在组织这些活动时，美国和其他国际成员在巴拿马、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犯了大量错误，但也同样学到不少经验。到了1999年和2000年，在科索沃和东帝汶实施国家构建举措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都制定了更好的内部协调手段和机制，保留旧机构以利国家构建。

不幸的是，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时，布什政府未能吸取先前的经验教训，并犯了许多在以前的国家构建活动中出现过的错误（例如，未能预期到大肆抢劫的发生，没有提供警察或警察部队以对付内乱）。在伊拉克出现这样的问题，一部分是因为布什政府以单边的方式发动战争，因而丧失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一部分是因为内部官僚斗争导致重建工作落入五角大楼的手中（Fukuyama 2004）。美国国防部虽然是所有国家构建活动中的关键角色，却缺乏机构能力来操办这样一个复杂的任务。因此，国家构建不仅是在垮台或软弱的第三世界国家有需要，在华盛顿偶尔也有需要（Mendelson Forman 2002）。

国际社会在处理冲突后重建方面尚有一些成功经验可言，不过在国家构建的第二阶段就要差得远了，外界势力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建立或强化各种合法的、可以自我维持的政治制度，最终使当地政府不再需要外部援助。

就此而言，20世纪90年代在索马里等国的经验，颇有警示意味。在创造自我维持的国家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国际社会，都未能在其试图重建的各国取得多少进展。这些国家构建活动在稳定当地局面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为谈判铺平了道路。对于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民，和平的作用不可估量，也为国际努力正了名。国际社会强调“能力建设”之类的豪言壮语，而在现实中的实际情况用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ff 2002）的话来说却是“能力吸出”。国际社会，包括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往往富有且资源丰富，于是它往往会挤掉而不是补充目标国家极弱的国家能力。这意味着，虽然治理功能得以运行，当地能力却毫无提升，一旦国际社会失去兴趣或移到下一个危机地区，这些国家很可能会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波黑的例子就非常发人深省。终结了波黑战争的《代顿协议》运行了七年后，波黑全国继续由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联合国高级代表公署（OHR）管辖。在波斯尼亚没有实质上的民主，虽然举行选举，但是高级代表公署利用其权力可以罢免总统、总理、法官、市长和其他民选官员。它可以无视波斯尼亚人的偏好而通过立法以及建立新的机构。波黑政府的行政能力大多掌握在国际专家而非当地公务员的手中，以至于一些观察家把它比作英国对印度的统治（Knaus and Martin 2003）。尽管国际社会在科索沃投资巨大——或者，正是因为投资巨大——在科索沃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这一切都不意味着此类外部干预是不值得的，因为它们都是为了回应人道主义危机或严重冲突后局势。解决短期问题，并随带构建长期的制度，这通常就是外界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做到的极限了。因此，国家构建的成功通常用要求不高的指标测量，譬如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或民主选举的举行（Dobbins et al. 2003）。

考虑到许多失败国家仅有很少或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家性，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受益”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准永久性半殖民关系是否真的可以被取代。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已重新回到了早期“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时代的托管制度，某些殖民地政权获得明确的授权，以代表其在指定领土执政。我们现行制度的问题是，现代规范不接受自治以外的任何合法性，于是我们坚持认为，无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治理，都将是暂时的、过渡性的。由于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如何在短期内移植制度能力，这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受益者都大失所望。

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合法性

大的争议并不是关于主权原则本身，没有人愿意纯粹就此进行争论。很明显，所有主权并不生来平等，治理不善直接弱化国际社会对于一个国家主权的尊重。我要再次重申，这种转变并不是9·11之后才发生的，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道主义干预的过程中出现的。

今天，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争论重点转移到了谁可以决定对谁的主权进行侵犯，以及因为什么理由。要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主权民族国家的特权？到什么程度这样的决定又必须受到国际法律或规范的约束？这些问题把我们带入民主合法性的另一个领域，其关注点不再是个别国家，而是国际体系。这一争论已经暴露出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国之间的巨大鸿沟，这很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摩擦来源。

虽然在9·11袭击事件之后，欧洲人最初相当支持美国，但到了2001年年底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出现了大规模的批判，甚至可以说是反美国主义。批判大部分集中在欧洲对于美国单边主义的指控上，譬如关塔那摩湾（Guantánamo Bay）的基地组织囚犯的待遇问题，美国废除反导条约，华盛顿未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以及早些时候布什政府宣布退出应对全球变暖的京都协议等。但是，最严重的裂痕出现在华盛顿决意攻打伊拉克，以便实现“政权更迭”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这导致了欧美关系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最严重的裂痕。通过公开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组织其竞选并赢得连任，法德两国积极组织反对第二个授权战争的联合国决议。

欧洲人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他们认为自己一直在努力构建适合后冷战世界的真正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世界没有尖锐意识形态冲突和大规模军事竞争，会有更多的共识、对话和谈判空间，以此解决争端。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可以随时单方面决定何时何地对恐怖分子或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使用武力，这让欧洲人大惊失色。

美国人是单边主义，而欧洲人都致力于构建广泛的、多边的世界秩序，这无疑过于简单化。毕竟，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有很长的历史且受到尊重。美国推动了国际联盟、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许多其他国际组织。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际治理组织中，美国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即便不算是最活跃的成员，涉及譬如解决标准制定、核电力安全、科学合作、航空安全、银行结算、药物法规、外太空利用和电信等等问题。

在经济领域，美国在过去一代间已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促进开放的多边贸易和有更高自主能力解决争端的投资管理体制。这一努力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人从中深深受益并且确实主导着全球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打着“美国制造”的标签。在这一领域，欧洲人在多边主义方面并没有什么上佳记录。欧洲人在经济事务上许多领域采取单边行动，不时违反现行的法律秩序。在香蕉贸易上，欧盟抵制不利它的决定长达九年，在牛肉激素问题上甚至拖延了更长的时间。它宣布了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预防原则，这与世贸组织的卫生和植物检疫规则难以调和。事实上，在转基因食品方面，一些欧洲成员国制定了有异于工会的标准，因而违反了自己的规则。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掌管下的欧洲竞争委员会成功地阻止了美国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公司的合并，但这笔交易已由美国和加拿大监管机构批准，其方式让人怀疑欧盟只不过是采取行动保护特定的欧洲利益。最后，通过其安全港协议，欧盟已成功将其数据隐私制度出口到美国。

因此，很难说在经济多边主义问题上，欧洲人的表现比美国好。两者都在于己方便之时违反国际规则，又同时强调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农业是重灾区，美国和欧洲的国内生产者补贴给贫穷国家带来巨大损失。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的福利成本众所周知，多年来给非洲国家、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高达数亿美元的收入损失。美国一边推动针对农业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一边于2002年通过农业法案，大幅增加补贴和保护美国国内生产商。例如，非洲国家马里每年从美国国际发展机构那里获得3 700万美元拨款作为新法案的补贴，但会因此失去约4 300万的棉花收入（Edmund L. Andrews, “Rich Nations are Criticized for Enforcing Trade Barriers,” New York Times, Sept. 30, 2002）。

最严重的单边主义纠纷出现在安全领域，自9·11以来更是成了首要议程。虽然美国暗示它无须向联合国寻求授权对伊拉克动武，但美国在2002年9月向安理会寻求支持，并使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再次要求伊拉克遵守以往强制拆除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议。就发现伊拉克违反国际法而言——包括一系列的早期裁军决议和第1441号决议，美国的立场是站得住脚的。但布什政府也明确表示不接受安理会的否定答复，并会继续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而不顾及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的意见。

从关于主权和安全的规则角度来看，这里的问题很重要。《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允许成员国单方面采取自卫军事行动，这很容易被解释为包括下述情况，即一国在面临紧迫军事进攻时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伊拉克并不属于这种情况，而布什政府并没有试图用第51条为其军事行动正名。伊拉克对美国没有构成直接威胁；对其进行军事行动只能说是在预防，而不属于先发制人的战争范畴。美国理直气壮地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是很特殊的问题，因为它们就像瓶中精灵一样，一旦放出来就很难收回去。另一方面，各国在面临这种威胁时有权发动预防性战争，这无法作为国际关系的通用原则。如果俄罗斯或中国提出这样一个通行权利，美国肯定会反对；美国实际上是要求国际社会单独授予它如此酌情采取行动的资格。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些分歧是布什政府对于盟友关系处理笨拙的结果。欧洲对美国的不满，大多源自布什政府的行事风格，很奇怪的是，布什政府无论在咨询、解释、证明还是哄骗上，都和历届政府相去甚远。布什政府本可以像克林顿政府那样，把批准《京都议定书》这个烫手山芋扔给国会，而不是在北约大使午餐会上随便宣布退出该协议。欧洲人不喜欢布什总统2002年1月国情咨文中使用的“邪恶轴心”之类的宗教语言，也不喜欢美国不事先通知或解释就突然宣布重大政策转变。美国一贯喜欢用强权手段按照其喜好塑造国际协定，然后却在最后时刻抽身事外。这种模式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国际联盟，并继续在《里约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国际商会（ICC）谈判中上演。

这些纠纷的背后是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则性分歧，即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合法性来源。言简意赅地说，美国人往往不会接受任何高于宪政民主的民族国家的民主合法性的来源。某种程度上，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因为正式构成的民主多数通过政府间谈判进程将合法性交给了它们。这样合法性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缔约方撤回；在这种类型的主权民族国家间的自愿协议之外，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无法独立存在。

相比之下，欧洲人更愿意相信国际社会意志的民主合法性比任何单个民族国家要大得多。这样的国际社会无法具体地体现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民主宪法秩序，但它将合法性下放给现有的国际机构作为其部分代表。因此，驻扎在前南斯拉夫的维和部队不只是特定的政府间安排，而是广大国际社会的意志和规范的道德表达。

欧洲对于国际合法性的看法在许多方面与其对于民族国家合法性的看法是平行的。正如内特尔（Nettl 1968）和亨廷顿（Huntington 1981）所指出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一直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即国家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利益位于公民的特殊利益之上。这样的国家通常由职业化的终身官僚代表，不时会违背民众的意愿，因为官僚对民族共同利益有更清晰的认识。相反，盛行于美国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国家观则认为，公共利益即是社会中个人利益的总和。国家是人民的公仆，除了民主所批准的共同利益之外，国家没有另外一套共同利益。正如我在第2章所指出的，民主的公众可以将行政权力委托给国家以作出某些关键决策，但国家没有根本的自主权。

当这些想法被应用在国际层面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欧洲人都将各种国际组织视作全球共同利益的守护人，它立于个别民族国家的意愿之上，且不受其左右。正如国家在国家层面上保有相当大的公共利益自主决策权，欧洲人也更愿意授予国际机构更多的权力来决定全球的共同利益。相反，对于美国来说，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授权都是有限的。如果某一国际机构不为某一民主国家的利益服务，那么后者有权限制它或退出参与（Rabkin 1998）。

美国和欧洲之间关于国际合法性的差异有多种原因。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2003）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实力要大过欧洲。他认为，欧洲人喜欢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因为他们远不及美国强大，而且后者喜欢单边主义，因为它比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如欧盟）都更强大，不仅在军事实力方面，而且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皆是如此。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只能受他人左右而不能影响他人的弱国家，自然会喜欢待在规范、法律和制度组成的世界，这样的话，更强大的国家都受到限制。相反，像美国这样的“单一超级大国”显然希望行动自由，想怎么干怎么干。

我们要理解权力差异，就要弄明白这些差异为何存在。欧盟有3.75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9.7万亿美元，对比美国2.8亿的人口和10.1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欧洲当然可以将其国防支出和美国齐平，但它却没有这么做。欧洲总体的国防花费为1 300亿美元，且这个数字还一直在稳步下降；相比之下，美国国防开支3 000亿美元，且还在急剧上升。尽管欧洲在2002年转向保守主义，但没有任何右翼或中间偏右的候选人以提高国防开支作为其竞选口号。当然，由欧盟的现行制度所造成的集体行动难题，大大削弱了欧洲部署军事力量的决策能力，但未能创造出更多的可用军事力量，则显然是一个政治和规范的问题。

究其原因，这一规范性差异源于战后欧洲项目的核心。在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得出结论认为，恰恰是肆无忌惮的国家主权运动把它们拖进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深渊（Ikenberry and Hall 1989）。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们所建立的欧盟体系就刻意把主权嵌入多个层次的规则、规范和法规中，以防止主权再次失控。库普钱（Kupchan 2002）认为，欧盟是一个将权力聚集并投射到欧洲边界之外的机制。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欧盟的目的就是完全超越强权政治。因此，虽然建立在集权和军事力量部署能力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的概念发源于欧洲，但欧洲已经将国家概念的核心从它的认同中剔除出去了。如彼得·卡岑施泰因（Peter Katzenstein 1997）所言，这首先出现在德国，其战后认同是围绕一种反主权项目而构建的。德国的行动自由从此受到多层次的国际制约，最重要的是欧盟，也包括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二战结束多年后，德国人还是教自己的孩子在德国队足球比赛上不要展示德国国旗，或大声欢呼。对于德国人来说，美国人在9·11之后展现出的那种爱国主义是很陌生的，而且是很让人反感的——如果德国人自己展现出这样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人也会十分反感。

美国人对于国家和主权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一系列著作中已经解释，美国在发达民主国家中属于另类，其政策和机构跟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对比都有显著不同（Lipset 1981, 1990, 1995）。无论是福利、犯罪、监管、教育或外交政策，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都有显著区别：美国一贯比其他民主国家更具有反集中主义、个人主义、放任、和平等特色。

这样的例外主义甚至延伸到美国自己的民主制度及其合法性。与大多数欧洲旧社会不同，美国是基于政治理想而建立的。在其国家成立之前，是没有美国人民或民族的：国家认同是基于公民身份，而不是宗教、文化、种族或民族。美国只出现过一个政权，其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且延续至今的民主制度，不能被视为一种短暂的政治妥协。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直近乎宗教一般被崇敬，这让有着更为古老的认同来源的欧洲人表示难以理解。

此外，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不仅仅是北美大陆法律的政治秩序的基础，它们也是普遍价值观的体现，对人类的重要影响远远超越美国边界。里根总统多次引用温斯罗普州长（Governor Winthrop）的话，将美国比作“山巅上的光耀之城”，在许多美国人心中有很大的共鸣。有时，这种感觉会导致一种典型的美式倾向，即将本国利益同广泛的世界利益相混淆。

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以及如日本等发达亚洲国家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欧洲人和日本人都是有着很长历史的民族。除了政治之外，他们有其他的认同来源。他们目睹过各种政权更迭，在他们的切身记忆中，有些政权还做出许多非常可耻的行径。虽然法国和英国（但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承载着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使命感，但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很少有其他欧洲国家会把自己的政治制度认作世界各地可以效仿的通用模式。事实上，许多欧洲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制度的合法性甚至要低于国际机构，而欧盟的位置介于两者之间。

超越民族国家

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国际层面合法性的来源有着不同看法。美国人相信，国际合法性植根于宪政民族国家的民主多数意志，欧洲人倾向于相信国际合法性是基于高于特定民族国家的法律或意愿的正义原则。双方的意见都深深扎根于本国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欧洲人的看法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做法是错误的。许多欧洲人声称他们才是普遍自由价值观的真正倡导者，而不是美国人，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价值独立于具体实行民主的民族国家。拥有主权的自由民主国家所做的决定在程序上或许是正确的，但不能保证公正或符合这些更高的原则。民主多数可以决定对其他国家做可怕的事情，可以违反自身民主秩序所基于的人权和道德规范。的确，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就是在讨论这一个问题。道格拉斯说，他关心的并不是人们对奴隶制投支持票还是反对票，只要决定反映了人们的意愿。相比之下，林肯认为奴隶制本身违反了人类平等的更高原则，而这一原则是美国政权的基础。一个民主的行为合法性最终不是基于民主程序的正确性，而是来自比法律秩序更高的道德范畴的在先权利和规范。

欧洲立场的问题是，虽然这样更高境界的自由民主价值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但它在任何国际机构中都没法极其完美地体现。合法性由无实体的国际层面向下传递，而不是从民族国家层面具体的合法的民主公众向上传递，这个想法无异于将合法性交给一部分精英滥用，他们随意解释国际社会的意愿，以适应自己的偏好。

欧洲立场的第二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执法。即使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执行法律的权力也唯独由主权民族国家拥有。即使现有国际法律和组织准确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意愿（无论这一意愿到底意味着什么），执法在大体上仍然是民族国家的事务。许多源自欧洲的国际法和国家法都是一些完全无法执行的社会政策愿望清单。欧洲人说这些类型的法律是社会目标的表达，以此为其正名；美国人回答，此类不可执行的愿望会损害法治本身，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同样的执行问题也存在于国际层面上。只要任何执法能力完全取决于各个民族国家，那么“国际社会”就只是一个虚构。的确，自主的联合国根本不存在，更不要说欧洲军队。所有应对严重的未决安全的国际组织（而不是冲突后的维和特派团）都面临集体行动不一致的问题。在冷战期间，这些问题使得联合国安理会无法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执法行动。即使是在比联合国更少意识形态差别的组织，譬如欧盟和北约，果断的集体行动也极其难以实现。仅有的例外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没有美国牵头且有大量不情愿的盟友加入，这两次战争也绝无可能。

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历史揭示出欧洲对于国际行动的看法的弱点所在。所有欧盟国家都认为，米洛舍维奇（Milosevic）领导下的塞尔维亚是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源，且认为冲突造成了欧洲的极度不稳定，那给这一区域带来秩序和正义的主要责任就落在欧洲头上。欧洲人的确进行了干涉，它们对该地区实行禁运（这一措施实际上使塞尔维亚人受益多过波斯尼亚人）并且派遣维和部队入驻。但是，他们无法做到的是，集体决定部署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推翻米洛舍维奇，将塞尔维亚民主化，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事实上，欧洲维和部队因为不愿意开战而帮了倒忙；在譬如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这样的地方，他们还被挟持，需要营救。只有通过果断使用传统形式的军事行动，像克罗地亚在波斯尼亚，美国在科索沃，才解决了问题，巴尔干地区获得和平。

罗伯特·卡根通过下述方式看待这一问题。欧洲人真心相信他们生活在历史的终结处——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一个大体和平的世界，且愈发可以通过法律、规范和国际协定进行统治。在这样的世界里，强权政治和古典现实政治已经落伍了。相反，美国人认为他们仍然生活在历史中，且需要使用传统的地缘政治手段对付伊拉克、基地组织和其他恶性势力的威胁。按照卡根的说法，欧洲人对了一半：他们在欧盟范围内确实创造了一个历史终点，主权已经让给超国家机构。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欧洲范围的和平与安全最终是由美国的军事力量保障的。

政府也在另一边受到侵蚀。各种多边和国际组织已经出现，意图接管民族国家的某些治理功能。它们有效行事的能力参差不齐。有些机构，譬如五花八门的标准制定和技术组织，确实创建了为人遵守的国际规则，大大提高了全球效率。其他政治性更强的组织往往侵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又未能创建高效的国际机构取而代之。美国对伊拉克的策略是否正确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我们不应该让这一案例的具体情况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真正的问题是，虚弱或失败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国际机构提供安全的能力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匹配。

关于伊拉克大多数讨论都围绕着一个实证性的问题，即世界是否如布什政府所说的那么危险，抑或诸如伊拉克所造成的威胁可以用其他方式得到更好的处理（这之所以是一个实证问题，是因为事实性的答案是存在的；然而，基于我们掌握的信息，它也可能是不可知的）。没有人可以说，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了核武器，且决定交给恐怖分子到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去引爆，而后者不应该依靠国际机构来保护自己。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威胁被严重夸大了，那么美国的预防反应本身就可能成为全球不稳定的主要来源。

第4章 小而强

在过去一代间，世界政治中的趋势一直是削弱国家。这一趋势有着规范性和经济的原因。在20世纪，多个国家太过强大：它们专横地对待民众且侵略邻国。有些国家虽然不是独裁，但仍然因为国家范围过大而阻碍经济增长，使得各种机构功能失灵且低效。因此，这一趋势是削减国有部门的规模，转向市场或者公民社会去激发出其该有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长通过提高信息、资金以及（在略低的程度上）劳工的流动性，已削弱了主权民族国家的自主性。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都是朝着好的方向去的。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缩小民族国家范围的议程仍然在日程上：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日本的经济停滞，以及21世纪出现在很多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危机，都跟这些国家在经济范畴内的过分监管和国家干预有关。

对于后9·11时代来说，全球政治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如何削弱国家，而是如何构建它。对个别社会和全球社会来说，国家消亡不是乌托邦的序曲，而是灾难的前奏。贫穷国家面对的至关重要、抑制它们经济发展可能的问题是，它们制度发展的程度太低。它们不需要范围广泛的国家，但需要在有限范围内强大而有效的国家。

在国际体系中，国家由于多种原因饱受攻击和侵蚀。在整个欠发达世界，国家都非常软弱，冷战结束导致从欧洲到南亚出现了一大批失败和陷入困境的国家。因为战争冲突和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以及滋生可以进入发达世界的新恐怖主义，这些软弱国家已构成了对国际秩序的威胁。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构建强化这些国家，已成为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极少数发达国家才有这一能力。因此，如何做得更好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所在。

虽然我们并不想回到大国冲突的世界里，但我们确实需要充分考虑对于权力的需求。国家且只有国家能够做到的，就是集体地、有目的地部署合法的权力。无论在国内强制执行法治还是在国际上维护世界秩序，这股力量都是必需的。那些鼓吹“主权的黄昏”的人——无论他们是右翼的自由市场派还是左翼的坚定多边主义者——都必须说明在当今世界用什么能取代主权民族国家的权力（参阅 Evans 1997）。实际填补这一缺口的是五花八门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犯罪集团、恐怖组织等等，它们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权力，或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但很少能同时两者兼备。倘若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回到主权民族国家模式，并再次试图了解如何使之强大和有效。

另一方面，我们说起民族国家就能联想到的那种传统的军事强国，显然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其他类型的软实力也很重要，譬如国家构建，在这一点上欧洲人是对的。国家必须既能够在本国边界内，又能够到其他混乱和危险之地构建国家制度。在过去的几年中，它们往往只会侵入国家，并将其添加为帝国的行政分支。现在，我们坚持认为，我们正在推动民主、自治和人权，任何统治他人的尝试都仅仅是过渡性，而不能作为帝国的野心。欧洲人是否比美国人更懂得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国家构建的手段将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部署传统军事力量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同样重要。

WARS, GUNS AND V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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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7-55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枪炮与选票 / （英） 保罗·科利尔著 ; 吴遥译.—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Wars, Guns and Votes: Democracy in Dangerous Places

ISBN 978-7-305-19528-0

Ⅰ. ①战… Ⅱ. ①保… ②吴… Ⅲ. ①政治－研究－非洲 Ⅳ. ①D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5739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210093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网　　址　www.njupco.com

责任编辑：卢文婷

特邀编辑：吴晓斌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从序

导读 如何拯救世界？

序言 危险地区的民主

第一部分 否认现实：疯狂民主

第一章 选票与暴力

第二章 族群政治

第三章 危局之中：冲突后协议

第二部分 面对现实：残酷、野蛮又漫长

第四章 枪炮：火上浇油

第五章 战争：关于破坏的政治经济学

第六章 政变：不受控制的导弹

第七章 科特迪瓦的衰落

第三部分 改变现状：政府问责和安全防御

第八章 国家体制建设与民族国家建设

第九章 宁死不吃救济粮？

第十章 改变现实

致谢

附录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

参考文献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如何拯救世界？

刘瑜

很多人年轻时都梦想拯救世界，后来……他们长大了。长大之后，他们的梦想就成了买一栋漂亮房子、组建一个和睦家庭，并且励精图治地要将孩子送进名校。这样的转型当然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合情合理——你以为你是谁？世界银行的首席专家？

保罗·科利尔，大约是极少数五六十岁还在梦想“拯救世界”的人。这当然也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合情合理——他1998—2003年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主任，可以说曾是其首席专家。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是一个针对贫困国家实施发展援助的机构，其研究机构的核心议题当然是“如何有效地帮助极端贫困国家”。作为一个常年致力于此的经济学家，科利尔的思维方式显著地有别于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尽管他本人也同时是牛津大学教授）。第一，他必须思考“大问题”——他不能停留于某个技术化的、局部的、微观的经济问题，而必须跨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边界，进行综合性的宏观思考；第二，他必须进行政策性思考，即他的思考不能停留于理论思辨和发表论文，而是必须能够直接推导政策建议，这些建议需要接受现实的检验。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给全球最贫困的10亿人开药方？这简直是一个理论和政策的“百慕大”。二战后去殖民化以来，有多少知识分子的理论在这些地区（以非洲为主）无功而返？专制、独裁、军人、平民、左翼、右翼、贸易、援助、贷款、军队……这些“石头”被扔进这些地区，激进巨大的浪花，然后石沉大海而已。一个人大约只有极端聪明或者极端愚蠢，才会再次“偏向虎山行”。

科利尔应当是“极端聪明”的那一类。这不仅仅体现于他的一切思考都是基于扎实的实证研究（或引用他人的研究）和实地考查，而且——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有限性——他同时也对这些研究的结果保持一种健康的开放性。

一

那么，根据这本书，我们应该“如何拯救世界”？

科利尔首先拿来开刀的是“选举迷信”。通过对民主与暴力冲突的实证研究，他发现“民主的好处”是需要经济条件的。确切地说，在极端贫困的地区，越民主越容易出现暴力；而在相对富足的地区，越专制则越容易出现暴力。“极端贫困”和“相对富足”的分界线是什么？他的研究结果是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左右（该书出版于2009年）。也就是说，他的研究显示，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以下的地区，民主是危险的，而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以上的地方，专制则是危险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它既否定了“无条件的民主热情”，也否定了“无条件的专制热情”。但是既然本书是关于“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不妨聚焦于前者。

为什么在极端贫困国家，民主化反而会加剧暴力？理论上，民主是暴力的一种替代性机制——人们以定期投票取代暴力循环来获取权力，从而平息暴力。在科利尔看来，原因在于，健康的自由民主制有两个要素，一个是选举，一个是制衡。如果把民主片面地理解为选举，而不致力于发展制衡机制，那么民主可能会成为一个危险的游戏。不幸的是，在大多数进入民主化进程的贫困国家，民主被化约为选举。

为什么把民主化约为“选举”是危险的？原因在于，在一个缺乏制衡的环境下， 选举很容易成为政治强人的囊中之物。科利尔发现，那些贫困的“半民主”或“伪民主”国家，领导人非常“善于”赢得选举。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OECD国家），现任政府有大约45％的几率赢得选举，而在最底层10 亿人所在国家的选举里，尽管治理绩效明显糟糕得多，但是现任政府获胜的概率却高达74%。事实上，贫困国家的很多政治强人之所以接受“民主化”，就是因为他们有把握“赢得选举”。通过打压公民社会、选举舞弊、操纵选举委员会或法院、削弱反对派政治自由等方式，他们能轻易把选举改造成威权统治的合法化机制。重要的是保住权力，手段则可以与时俱进。既然国际社会和“老百姓”都想要选举这层“皮”，我就披上这层“皮”。

但是谴责“邪恶的政治家”并非科利尔的全部目的，甚至可能不是其主要目的。他的论述某种意义上指向一个更令人悲观的信息：贫困国家的政治家之所以如此糟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民允许他们如此糟糕。何以如此？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落脚于“族群政治”。理论上，选举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规训”机制——如果你的治理绩效好，那么你留下来继续执政，如果不好，那么卷铺盖走人。如果选举真的能够实现这种优胜劣汰功能，那么民主就肯定是个“好东西”了。但是这个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是“理性”的。不，人不但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在一个族群成分极其复杂而且族群历史积怨极其深厚的地方，人们给×××投票往往不是因为他所能提供的治理绩效，而是因为他和“我”来自同一种宗教、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种族……总之，因为他是“自己人”。如果人们根据族群认同而非治理绩效投票，那么很大程度上选举的规训功能就会被取消，从而使其“正面效应”难以释放。事实上，如果人们基于认同而非理性投票，后果很可能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越善于煽动仇恨、“制造敌人”的政治家越有机会，越正直冷静的政治家越没有机会。事实上，这种情形下，正直的人根本就不想从政。

这一点在非洲许多国家非常明显。由于非洲历史上几乎没有“国家”传统，只有“部落”传统，殖民者留下的那些常常是笔直的“国界线”并不能唤起民众的“国家认同”，人们的政治信任往往局限于自己的部族，无法延展到“非我族类”身上。比如，肯尼亚有48个部族，在2007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候选人奥廷加获得了其部族（卢奥族）98%的选票。这种族群主义的投票模式不但无助于选拔“负责的”政府和政治家，而且往往使得选举成为族群冲突的火药桶——事实上，2007年大选之后，支持奥廷加的卢奥族和支持时任总统齐贝吉的基库尤族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族群认同扭曲选举结果，选举结果恶化族群冲突，成为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泥沼。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卢旺达、布隆迪、刚果、津巴布韦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因此，科利尔指出，成功的民主制度需要以一种宽泛的“国家认同”为前提。领导人必须首先塑造“民族国家”的想象，而后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如果人们的主要认同是“南方人”、“北方人”，或者“穆斯林”、“基督徒”，或者“X族人”、“Y族人”，而不是“某国人”，那么在选举当中这种认同就会扭曲民主发生作用的机制。关于这一点，科利尔对比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政治。他发现，同样是历史上族群林立的国家，坦桑尼亚在其前总统尼雷尔的带领下，通过语言统一、中小学教育“灌输”国家观念等方式，相对成功地“建构”了“坦桑尼亚认同”，而这种认同显著提高了该国的公共服务质量。相比之下，一半的肯尼亚人将自己的族群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

二

如果在最贫困的国家，民主——至少化约为选举的民主——不能解决问题，什么才是可能的出路？

一个自然的思路当然是专制。但是科利尔指出，这是更糟的答案。其研究显示，就经济发展而言，在族群多元的国家，专制比民主的表现更糟。事实上，非洲已经专制了几十年，我们几乎想不出一个经济成功的非洲独裁国家。而就暴力冲突的爆发频率而言，尽管贫穷的独裁国家享有某种程度上“暴力垄断红利”，但就暴力的规模而言，独裁的贫穷国家则往往“睥睨群雄”。在门格斯图治下，有75万埃塞俄比亚人死于战乱，乌干达的阿明政权则导致约25万人死于政治迫害，而在刚果，蒙博托和卡比拉的专制统治造就了一个彻底的失败国家——所有这些例子，都让我们难以相信专制会给极端贫穷国家带来和平与发展，而更多的专制是贫穷国家的希望。

另一个可能的思路当然是“民族国家”建设。如果尼雷尔可以“无中生有”地建构出坦桑尼亚认同，其他国家或许也可以效而仿之？这当然是可行的思路之一，但它远远不够。首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本身就很罕见。对于那些想实现迅速政治动员的政治家来说，诉诸排他的身份族群往往比构建“子虚乌有”的国家认同更高效。其次，在一个族群之间历史积怨较少的国家（比如尼雷尔时期的坦桑尼亚），构建国家认同或许相对容易，但是在族群冲突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方（比如经历了数次相互屠杀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民族国家的构建则要困难得多。

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就历史上而言，无论是东亚还是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往往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来完成。在欧洲，血腥的“三十年战争”构建了主权国家体系的雏形，而残酷的法国革命及其引发的地区战争则成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在中国，正如福山指出，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乱是中国建构早熟国家的历史动力，秦皇汉武式的高压统治则是中国式国族认同的高昂成本。问题在于，今天试图在非洲这样的地方重复这种“战争建国”的道路既不现实也不道德，“国际社会”不会容忍没完没了的血腥战争，而将其他地区数百年的战乱“压缩”到几十年内，其人道主义成本也将颇为惊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拯救世界”，似乎血流成河并非拯救世界的良方。

发展援助是另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思路。给穷人福利，给穷国援助，听上去都非常道德正确。问题在于，如果简单的发展援助有用的话，它早就已经起作用了。极端贫穷国家去殖民化以来，无数的发展援助资金涌入这些国家。但是，绝大多数接受发展援助的国家，经济与社会鲜有起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海地。海地是世界上人均接受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这个国家至今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失败国家。事实上，甚至有人论证，那些得以摆脱贫困的穷国往往没有接受什么援助，而那些接受大量援助的国家常常原地踏步。

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当援助资金流向某个极端贫困国家时，大体而言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决定着这些资金的流向，而如果这些政府腐败无能，那么这些钱绝大多数不过是用于中饱私囊而已。也因此，发展援助的后果可能比“浪费钱”更糟。一方面，发展援助中有相当一部分会被政府用于发展军队和武器，从而恶化专制。事实上，根据科利尔的一项研究，极端贫困国家大概40% 的军费开支是由援助经费买单的。另一方面，外来资金很可能成为内部改革的替代方案，从而成为独裁政府的稳固机制。当一个政府缺乏外来资金、只能通过税收来获得可持续财政时，这不但可能成为国家能力建设的一个动力机制，而且可能会激活民众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推动责任政府的形成——事实上，欧美诸多国家民主制的诞生都与政府的征税需求联系在一起。但是，滚滚而来的外来资金则相当程度上替代了征税方案及其政治效应。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许多贫穷国家的税收很低（显然与其缺乏征税能力有关），但是，低税收并没有激发“放任资本主义”的活力，反而使得这些国家民主与国家能力建设都失去动力。

那么贸易呢？如果政府不可信，或许扩大民间的经贸往来可以成为一个“拯救方案”？这当然是帮助贫困国家的一个重要途径。正如科利尔在其前一本书《最底层的10亿人》和后面一本书Exodus中所阐释的，与很多批评抗议全球化的左翼知识分子所声称的不同，全球化是削减贫困的一个重大机制。但是，科利尔也清醒地指出，“国际市场”对于帮助穷国是不够的。一方面，在特定阶段内，“国际市场”对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产品消化能力是有限的，当中国、东亚各国和印度等第三世界的“先到者”挤上了船，“迟到者”的发展空间就非常有限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极端贫困国家依靠某些自然资源（石油、矿产、农产品等）进入国际市场，而这些初级产品可能带来资源诅咒。这不仅仅是因为初级产品出口往往造就“富国穷民”，甚至带来争夺资源的内战，而且因为这些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常常暴涨暴跌，从而造成这些产品的出口国经济非常脆弱。最近，巴西、委内瑞拉、俄罗斯经济的困境即典型例子，书中也用科特迪瓦（严重依赖可可出口）的例子详细阐释了这一机制。故事的逻辑往往是一样的：初级产品的繁荣带来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刺激了政府提高福利和补贴，扩大国有部门和公务员系统，但当初级产品的价格猛然下跌时，由于政治阻力，已经提高的支出不可能轻易收回，于是滥发货币、无度国际借贷、金融危机、政治骚乱蜂拥而至。

三

简单地引入选举不是“拯救穷国”的有效办法，独裁更不是。构建民族国家需要特定的历史情境。发展援助常常适得其反。经济全球化则有利有弊。难道面对“最底层的10亿人”的不幸，整个世界只能束手无策？

知识分子善于批评，而不提供替代方案的批评总是容易的。科利尔对自己的要求比这更高一些。一个负责的知识分子提出政策建议时，这个建议不但应当是有益的，而且相当程度上是可行的。那么，科利尔的建议是什么？

显然，并不存在一个“神奇秘方”，一旦启用，极端贫困国家就“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是，科利尔提供了一种思路，值得贫困国家——确切地说，全世界——共同探索。

简单而言，科利尔的所有政策建议基于一个可被称为“共同治理”（mutual governance）的理念。谁和谁共同治理？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中的发达国家）与极端贫困社会“共同治理”。显然，这一建议可能会触发很多人“反殖民主义”的神经，继而激发强烈的警觉甚至抗议。但是，在科利尔看来，密不透风的“主权观念”无助于极端贫困国家的发展，因为很多时候所谓“国家主权”不过是“政府主权”而已。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极大程度地拯救了欧洲，而“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就是西欧和美国“共同治理”的经典范例。在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比如疟疾疫苗——事实上已经处于“共同治理”状态，并且取得了良好绩效，在科利尔看来，为什么不将“共同治理”拓展到更多的领域？

穷国的殖民记忆肯定是“共同治理”观念重大的阻力，但是，科利尔的主张并不是将穷国重新殖民化，而是希望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诱饵”来促进穷国的“良性治理”（good governance）。具体而言，科利尔提及了三个方面的“政策诱饵”。

第一，将公正选举与国际反政变承诺挂钩。如前所述，民主之所以在极端贫困国家常常“变味”，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选举很容易被在任政府操控。在此，科利尔建议，如果在任政府能够保证“干净的”选举（国际观察机构往往能够观察到选举是否“干净”），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承诺，当“叛乱分子”发动政变时，他们会动用各种可能的机制保卫当选政府，而不是采用简单的“中立”立场或者停留于泛泛的“口头谴责”。这种承诺之所以对于在任统治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在极端贫困国家，权力的主要威胁来自政变而非革命——革命的组织成本太高，而政变则往往是家常便饭。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承诺保卫干净选举的成果，那么不仅在任政治家有更多的动力维护公平选举，而且也能鼓励更多正直的人参加竞选。

第二，将预算收支的透明与廉洁和国际援助挂钩。是的，国际发展援助应当是“有条件的”，但是，之前世界银行和IMF的做法——将特定的政策主张（通常是紧缩财政、私有化、贸易和金融开放等）与援助挂钩，事后证明风险很大，它建立于很多不确定的知识基础之上。比如，经济危机当中紧缩财政到底是好是坏？贸易和金融开放的程度应当如何？这些在知识上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由此推出的政策建议因而具有相当的风险。但是，有一点在知识上的争议相对较小，即，廉洁的政府是良好治理的基础，那么，或许就应当将国际援助与廉洁政府挂钩。由于政府是否廉洁的监控成本太高，或许就可以从预算收支的公开和透明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步骤开始。

第三，增加由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防御功能，减少本国的军费开支，以避免恶性的地区军备竞赛，这样不但能促进地区和平，而且可以将资源更多地导向发展而不是军事活动。这当然不一定是说增加发达国家在贫困国家的军事基地——这样做的政治阻力太高，更可行的方案是将军费水平和发展援助挂钩，以及向廉洁的政府提供“远程安全保障”（over-the-horizon security）。在此，科利尔格外强调极端贫困国家的前宗主国的责任，比如英国对塞拉利昂，法国对科特迪瓦，它们应当用“安全保证”（security guarantees）奖励这些国家军事部门的收缩，使其政府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聚焦于发展而不是军事。

这些政策的具体可行性和效果当然值得讨论，但是国际社会对极端贫困和失败国家进行某种程度的“共同治理”，却是值得探索的路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听上去固然大义凛然，但是主权观念作为一种近代才出现的历史建构物，并不具有道德的绝对性。事实上，它甚至常常成为独裁者捍卫绝对专制的话语工具。近年国际干预在某些地区——比如伊拉克——的失败，也不能用以否定国际干预本身的重要性，只是提醒我们谨慎策略和“打持久战”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说国际干预在某些地区失败了，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地区——的失败则是由国际不干预导致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卢旺达大屠杀。

或许有人会说：凭什么发达国家可以干预穷国，反过来却不行？科利尔对这种听上去政治正确的“国际平等观”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具有了对内的“责任政府”，即其政府权力已经相当程度上被国内的权力制衡机制所约束，而许多极端贫困国家的政府对内对外都毫无责任性可言，要求这样两类国家“平起平坐”、“井水不犯河水”，是一种轻浮的道德相对主义。

显然，科利尔的想法会对很多人构成冒犯。然而，当许多极端贫困国家深陷暴力、贫穷和专制的恶性循环，路径依赖则使其难以“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或许只有借助一点外力才可能逆转漩涡的方向。绝对主权、国家平等等观念不但成为许多独裁政府的保护伞，也成为许多更发达、更成功国家摆脱国际责任的动听理由。 然而，对于真正践行责任伦理的知识分子而言，袖手旁观是不够的，那些更幸运的国家应当向更不幸的国家伸出手去——哪怕这一过程会经历失败和挫折，哪怕这只手常常不受欢迎。当然，简单地引入毫无质量的选举、简单地推动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或者简单地呼唤政治强人都是不够的。责任心的一面是道德勇气，另一面则是知识累积。事情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无穷倍，但这不是无所作为的理由，而只是抱有更多谦卑、智慧与耐心去行动的理由。

献给John Githongo：他的斗争

序言
危险地区的民主

我的儿子丹尼尔今年7岁。也许他能在有生之年见证战争的终结，也许他会在某场战争中死去。本书的主题，就是解释为什么当今的孩子们实实在在地面临着这两种可能的未来。战争有如疾病，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屡见不鲜。而今一些疾病已被攻克：1977年，科学进步与公众行动携手消灭天花。如今的世界经济形势似乎可以提供全球和平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然而全球经济的增长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反而更容易受到任何零星残存的混乱暴力的伤害。正如消灭天花靠的是公众行动对科学的运用，经济繁荣也需要因势利导才能捍卫世界和平。

《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写的是权力。为什么要关注权力？因为约有10亿人口生活在世界经济最底层的国家里。而在这些穷困潦倒的小国，暴力一直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政治暴力本身是祸根，同时也是建立负责任的、合法的政府的障碍。说它是祸根，因为暴力斗争的过程极具破坏性；说它是障碍，因为政权一旦以暴力为根基，就会导致这样一条傲慢的假设——政府是来统治国家而不是来服务人民的。你只要看政治领导人的官方照片就明白。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我们的政治家在照片上笑容可掬：他们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的主人——选民。而在最底层这10亿人的社会里，领袖们不苟言笑：每一处公共建筑、每一间教室里都高悬着他们俯瞰众生的肖像，眉头紧锁，威严赫赫。幸好列强殖民已成为过去，才轮到他们坐江山。《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研究的是，为什么政治暴力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才能遏制它。

自冷战结束以来，发生两大变局，其中每一个都有希望推动远离政治暴力的决定性转变。两者都源自苏联解体。

一是选举，在最底层的10亿人的地区广泛推行。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20世纪90年代初西非地区全国代表大会不断涌现。1998年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摆脱军事独裁。正如第一个千年之末，欧洲小国的国王们都审时度势地突然皈依基督教，第二个千年之交，最底层10亿人的小国领袖们纷纷接受选举制度。在冷战结束前，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里大多数领导人都是靠暴力上台，即靠“武装斗争”或政变的成功攫取政权。如今大多数人靠赢得选举而执政。选举是民主的制度化工具。它可以让政府变得更负责任、更有合法性。它将敲响政治暴力的丧钟。

第二个鼓舞人心的改变，是和平的诞生。在冷战结束前的30年之间，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内战因此逐步蔓延。而内战战火一旦引爆，就会旷日持久地燃烧：同室操戈往往历时十余倍于国际战争。但是冷战结束后，各地血腥残酷、经年累月的冲突动荡竟一个接一个地平息。南苏丹的战乱已随着和谈而结束。布隆迪的内战，也在多方积极斡旋之下谈判停火。塞拉利昂的内乱，在维和部队的介入下平定。冷战终结，障碍扫清，国际社会转而致力于遏止不断上演的暴力夺权事件。

和平之风推波助澜，选举浪潮日益壮大。以暴力攫取政权的乱局成为历史，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在眼前。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预见这些变化的后续发展？我们的推断能否比单纯的猜测更进一步？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尽管这些冲击接连发生，其巧合前所未有，但是每一桩都可以根据其发展历程来分析。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也有选举竞争。这些地区在冲突后期也有许多紧张局势。本书将援用这些事件来分析正在书写中的历史。当你阅读《战争、枪炮与选票》的时候，你也许会发现，前沿性研究发展得非常快。我就有这样的感受。每天早晨步行上班时，我都想知道昨天傍晚我回家之前，是不是佩德罗、安珂、多米尼克、丽莎、本尼迪克特，或者玛格丽特又解决了什么我们遇到的问题。我希望你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政治暴力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变种。今天我们认为它是不合法的：强力并不构成权利[1]。上个世纪，民主的原则在高收入国家已经被充分认同，而且我们逐渐认识到它的益处。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铺路的应当是选票，而不是子弹。自从冷战结束以来，高收入民主国家又向前迈进一步：从单纯地认同民主的价值到积极地推广民主。在伊拉克问题上，关于积极推广民主的方式存在争议：是直接用武力改换政权，还是仅限于和平的鼓励和诱导。尽管存在争议，但国际社会对于这个目标是有共识的，并且取得相当的成绩：在短短20年之内，民主体制在低收入国家中扩张开来。那么，和平都有些什么结果呢？

好消息是，世界变得更安全。实际上，撇开世界大战那种灾难时期，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尽管曲折动荡，但大致是朝着和平安定的大方向逐渐前进的。虽然我们一厢情愿地幻想在文明开化之前先民们是如何纯善高贵，然而真实的远古社会战乱频仍、生灵涂炭。那个传说中人类失去的安宁的伊甸园从未存在过：和平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千年又一千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在政治暴力中寻求安全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题。中国筑起长城。古朱特人为抵御日耳曼部落修建横跨日德兰半岛的屏障。这些名胜古迹屹立在时间的长河里，向我们证明集体防御所拥有的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不久前：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在40年间投入的国防经费高达国民收入的9%。

苏联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过去的10年虽然表面上混乱，其实是比较和平的。研究这类悲伤的课题使用的衡量因子是“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 （battle-related deaths）。武装冲突数据库（Armed Conflict Data Set）滚动记录大型冲突（一年内造成至少1000人死亡）以及小型冲突（一年内造成至少25人死亡）。根据上述衡量标准，我们来看看近来的历史。

殖民主义末期（1946—1959），每年大约有4场战争、11场小型冲突。从殖民地独立时期到1991年冷战结束，冲突有持续恶化升级的趋势。1991年的数据可谓触目惊心，有17场大战、35场小型冲突在世界各地同时进行。倘若暴力以这种速率蔓延，今天我们该身处一个噩梦般的世界。然而事后证明，暴力在1991年达到顶峰。今天的世界与殖民主义末期相比并不太平，但正在进行中的战争已经减少到5场、小型冲突下降至27场。所以看上去这一突破与民主制的胜利在趋势上相符：凭借投票就无须动用枪炮。

然而我逐渐认识到这一令人欣慰的信念不过是个幻想。我们对付政治暴力的方法建立在罔顾现实的前提之上。某些国家长年饱受内战之苦，族群分裂对立。所以现实的情况是，这些国家里选举竞争层出不穷。自1991年始，粉饰民主成为一种时髦，随处可见。一个落选的总统开始显得而且多半感觉像一个异类。这就不止是时髦与否的问题：现任政府一旦落选，许多捐赠人就会转走援助经费。如此一来，在职总统们就得严阵以待面对选民。有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受人民的爱戴，就信心满满。有时候，选民并没有识时务地让他们如愿。

选民们忘恩负义，总统们只好另辟蹊径。有那么一两个在操纵大选之前被阻止，比如赞比亚大权独揽的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他在1991年举行选举，却一败涂地。截至本书成稿之时，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最近举行选举的是肯尼亚，时间是2007年12月。津巴布韦很快也将进行选举。自卡翁达落选之后，现任总统们学会如何赢得选举。肯尼亚大选中胜出的是现任总统齐贝吉（Kibaki），然而在肯尼亚国内，人们并不认为他的连任是民主的胜利。肯尼亚民主教育研究所（Kenya’s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in Democracy）所长孔奇·穆丽（Koki Muli）如是评价：“这是一场政变。”[2] 至于津巴布韦的大选，亲爱的读者，你比我有优势，因为你已经知道结果。我无法预知谁将在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但非常清楚即将赢得津巴布韦大选的人：我确信穆加贝（Mugabe）总统将会连任。尽管需要选举，总统们已经掌握一整套手段来攥紧权力。而这些选举进行的大背景是制衡缺位、族群分裂以及冲突后期紧张局势下的社会。

后冷战时代国际社会固然获得胜利，后殖民时代内战纷争虽然得到平定，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个节点上局势之脆弱令人担忧。冲突后形势危机四伏。历史上，许多冲突平息后的国家和平局面维持不到10年又再陷战乱。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越来越依赖并坚持推行选举制度，作为缓和冲突后国家紧张局势和族群仇恨的灵丹妙药。毕竟，选举制度应当赋予当选人执政的合法性。为了争取选票，当选人的施政方针也一定做到兼容并包。只可惜，这个宽慰人心的药方解治不了越发显而易见的现实症结。

要真正解决政治暴力的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何贫穷的小国会如此危险。要直面政治暴力的真相，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实施途径：枪炮、战争和政变。我知道，不是枪炮杀人，而是人杀人。政府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地进行一场非常有效的种族灭绝——卢旺达大屠杀使用的是砍刀。然而当两个集团产生暴力冲突时，握着更多枪杆的一方赢面较大：助暴力以枪炮，无异于为虎添翼。所以我就从枪炮开始研究，从而发现关于它们的供给和需求的离奇故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3]的非法交易提供武器来源，而“力利浦特”（Lilliput）[4]的军备竞赛推动着市场需求。

战争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现今只在“别处”发生。富裕的国家之间不再交战，其国内也无内战。中产收入的国家里战争也几乎消失。甚至低收入的大国也相当和平：中国和印度都拥有庞大的军队，但过去40余年间，两国干戈不兴，秋毫无犯。也许世界控制不了核扩散：早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等国家希望以核技术登上世界舞台。然而在过去的60年中，核武器的“首次使用”已经成为一个恐怖的禁忌，我看不出有什么打破威慑平衡的可能。

随着强国之间和平的到来，战争的规模也缩小了。如今只剩下一些小国在打小仗。往往暴力仅限于内战：一国硝烟四起，他国作壁上观。有时其他国家也会被卷入，大多是邻国，有时是本地区内的国家。偶尔国际势力会介入，或是为了防止一国内部暴乱，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行动；或是为了驱逐侵略势力，例如第一次海湾战争；又或是为了强行改换政体，例如第二次海湾战争。令人不安的事实是，相当多的贫困小国从结构上来说仍然危机重重。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战争血腥、野蛮又漫长。这些都是内战，其受害者大多为平民，而且耗时10倍于国际战争。虽然好在一波和平协议的达成使得内战爆发的频率有所下降，但是新的冲突暗潮汹涌，蓄势待发。除去尚未平息的冲突，2004年有4场新的战争交火，接下来的一年稍有好转，只有1场新的战争。但2005年并不太平，有8场小型冲突在这一年爆发，而2006年又有3场新的战争开火。

政治暴力并不需要通过战争以及随之产生的“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来达成其夺权的目的。实际上，政治暴力最常见、最有效的手段通常能兵不血刃地攻城略地，那就是以政变的形式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军队的本职是保护国民不受有组织的暴力伤害，有时却摇身一变成为暴行的实施者。在全世界范围内，自1945年以来发生了357起成功的军事政变，然而每一次成功的背后也有许多的失败。以非洲为例，该地区的相关数据有着全面的记录，除了82起成功的政变之外，还有109起政变未遂，145起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中，相当于非洲每个国家平均经受过7次有预谋的外科手术式袭击。在许多国家，被军队罢黜成了总统下台最常见的原因。

枪炮、战争和政变就是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国家的现状。它们毁了原本很有希望向前发展的国家。科特迪瓦曾经一度是最繁盛的非洲国家，它的衰落展示这三种形式的政治暴力在10年间轮番上演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那么，如果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继续作为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这后果真有那么重要吗？也许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价值观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的痴心妄想，还是让他们维持原状的比较好？我的回答是，这当然重要。

首先，我们的民主价值观本身并没有错。政府不应该凌驾于国民之上发号施令，而应当为他们服务。从民众受奴役到政府变公仆，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这一历史进程是艰辛而漫长的。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政府职能的转变估计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过去的确低估其中的难度，没有为民主制度奠定基础，只输出个空壳。我要论证的是，在民主的基础构建尚且无法实施的时候，光作表面功夫非但不能加速建立民主责任制，只会适得其反。

这当然重要。因为在最底层10亿人的族群分裂的国家，一旦政权是通过暴力手段赢得，后果通常就会很严重。在族群分裂的国家里，政治强人甚少高瞻远瞩，而极有可能以权谋私或受制于幕后小集团为其牟利。有远大愿景的领导是很重要的，其职责是将政权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我们建政立国的方式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忘记一个运转良好的政权国家不仅要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更需要建立在国民认同的基础上。国民身份的认同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通过政治打造的。铸就国民认同，是政治领导人的使命。

这当然重要。因为通过暴力争夺权力的过程代价太高昂。战争和政变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历史的倒退。也许以少量的“战争相关的死亡人数”来衡量，目前的战争规模尚不算大，但越来越多的平民被卷入战争，并且事实上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别日益模糊，这表明即使是小型战争也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政治暴力不仅对于其所在国家来说是祸患，对国际社会来讲也是公害。特别是它侵害邻国，在主权问题上造成深远的影响。

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太大同时又太小。国家太大，大到太多元分歧太大，以至于无法协作生产公共物品；国家太小，小到无法享受到国家安全这一关键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了解问题本质的唯一意义就是帮助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问题在于国家太大，无法凝聚出一种世代传承的国民身份认同感，那么国家的建设从根本上来讲，就不适用当下时髦的药方——制度的建设。因为在那之前，还要经历一个必不可少的国民塑造的阶段，而大多数上述国家的领导层尚不具备足够的远见卓识来完成这一使命。

如果问题在于国家太小，无法提供关键的公共物品，那么把国家主权作为建国的基石就失去了意义。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国家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人民除了依靠国际社会供应必需的公共物品之外，别无他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国家也可以通过建立联合主权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迄今为止他们在这一点上尤其失败。不过这种失败本身就是他们的症状：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亟需的大多数国际公共物品，只能由那些能够团结协作的国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来供应。然而最底层10亿人的小国政府对主权的激烈捍卫，再加上高收入国家领导人的软弱和冷漠，彻底限制了国际行动实际上能达到的效果。本书的核心建议是一种策略，凭借这种策略，国际社会只需要较小的干预就能控制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内在的政治暴力。这股迄今为止如此强大的毁灭性力量可以被驾驭，从而转祸为福，把民主体制的破坏势力变成其捍卫力量。

要驾驭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固有的政治暴力，使其转变为正义的能量，我们需要施加非常有限的一点国际力量。伊拉克战争之后，由高收入国家发起的国际维和行动变得不受欢迎，不仅高收入国家的选民不支持，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府也起了戒心。然而军事干涉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只要控制得当，就能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保障当地政府顺利履行其对国民的职责，这两者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如走钢丝。那些把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视作无可救药的烂泥潭的人，很容易把本书里的建言认定为劳民伤财的理想主义。那些把这些国家看作新帝国主义扩张的受害者的人，则可能把这些提议贬斥为披着伪装的帝国主义。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内政治暴力都不合法的人，控制政治暴力并加以利用这个思路恐会触犯其基本原则。但是，本书的建言并非劳民伤财的理想主义，而是得到分析和证据支撑的。它们也不是变相的帝国主义。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的人民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都享有同等权利，包括梦想拥有独立的国家地位的正当权利。本书的建言也没有破坏民主的原则。我想传达的信息是，要实现建国和民主的梦想，目前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以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名袒护虚假民主之实，就是走进死胡同。既然高收入世界应当为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提供疟疾疫苗，那么同理也应为他们支援公共安全和政府责任，否则，上述三种公共物品就会长期严重短缺。而只有当它们的供应得到适当的保障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才可能得偿夙愿，享有真正的主权。

终结政治暴力的愿景是我们的幻想、希望与战略交汇得最为紧密之处。然而事实证明，这也正是我们基于幻想而犯错的代价最沉重之所在。我所分析的每一个变局都蕴含着极大的希望，但事实证明每一个都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而导致暴力激增。但这并非“事与愿违”那么简单。运用现代的研究方法，我想我能阐释，是什么决定民主将导致变革还是破坏。更令人警醒的是，我将说明，时至今日，在最底层的10亿人的社会里实行民主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引发更多政治暴力。不过，我传递这个信息并不是为了诋毁勇敢的人们争取民主权利的努力：我不是为独裁辩护。可是只有走出幻想，我们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发挥民主制度作为正义力量的毋庸置疑的潜力。

[1] 引自卢梭《社会契约论》。——译注

[2] “齐贝吉当选引发肯尼亚骚乱”，《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1日，第6版。

[3] 俄罗斯设计的一系列自动步枪，如AK-47突击步枪。——译注

[4] 力利浦特，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小说《格列佛游记》中虚构的小人国，居民身高仅6英寸左右。——译注

第一部分
否认现实：疯狂民主

第一章
选票与暴力

我们生活的时代，恰逢一场伟大的政治巨变：民主体制传播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但这是真民主吗？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确有了选举。在美国和欧洲的施压之下，选举制度得以大力推行，并且它作为民主制最显著的特色而被视作其界定性特征。然而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不仅有差额选举，还有选举的实施规则：舞弊必受惩治。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也有针对当选政府的权力制衡机制：胜选者不得镇压落选者。这场伟大的政治巨变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民主的传播，但实质上只是选举的普及而已。假如赢家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么选举就成了事关生死的博弈。假如这场殊死竞争本身缺乏实施规则的制约，那么候选人就会被迫采取极端行动。这样的结果不是民主：我把它称为“疯狂民主”（democrazy）。

在疯狂民主之前是个人独裁。这种政治体制大多数根本不屑于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来粉饰自己。扎伊尔[1]总统蒙博托（Mobutu）当政期间，其治下奇异的政府体系在米凯拉·朗（Michela Wrong） 的《跟随库尔茨先生的足迹》（In the Footsteps of Mr. Kurtz）一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个人统治意味着种族优待以及国家机构的式微。蒙博托把大权建立在贪婪和恐惧的基础之上：他宠信忠仆，大肆封赏逢迎媚上之徒；打压异己，纵凶折磨有反对嫌疑之士。而类似的国家奉行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德格政权（Derg regime）以及安哥拉的“安人运”[2]。这些严酷残暴的政权不出意外地在西方的左翼阵营中吸引到大量的支持。然而多数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幌子、政客圈子里往来应酬的漂亮话，就像基督教的观点想必在19世纪的沙龙里占据主流一样。这种自欺欺人的主义盛行于津巴布韦，他们有一个政治局，人们互称“同志”。这些非民主的政权似乎容易导致动乱。蒙博托和德格集团都是被反政府军推翻的，而“安人运”曾经历过与“安盟”[3]的大规模内战。

纵观上世纪90年代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独裁政权就像被保龄球击中的木瓶一样接连倒下。有些国家的民众受到东欧形势的鼓舞而走上街头，其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Suharto）下台的事件最为震撼。有时援助国以民主为条件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肯尼亚，因为民主国家认定可以向该国总统莫伊（Moi）施压。有时独裁者会审时度势，跟随风向变化。他们身边往往簇拥着溜须拍马之辈，这种情况反而可能有助于民主化进程。试想一位独裁者在掂量民主改革的时候会怎么问他的扈从。实际上问题只有一个：如果开放选举，我能胜选不？扈从能怎么回答呢？他多半心里没谱：因为做民调从来就不是他的职责。但是，就算扈从官员觉得民众痛恨总统，他也犯愁。多年来不正是自己歌功颂德，蒙骗总统说人民无比爱戴他吗？那些向总统进忠言的顾问往往早已被疏远。

于是，至少有三个独裁总统因为自信满满地开放民主而遭到了失败。他们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赞比亚的卡翁达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因为他们自信能赢，所以让公民投票。结果苏哈托丢了东帝汶：东帝汶人民公投以压倒性多数支持独立。卡翁达比苏哈托好一点：他拉拢了20%的选票支持，这么看确实有部分民众拥护他，那些是他家乡的人民，因为他以大幅公共支出来厚待自己的老家。而当大选结果揭晓时，他得知国民如此不识好歹，自然恼羞成怒。不过，我们永远无从得知那一刻究竟发生过什么。幸运的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正好在赞比亚领导一个观察团监督选举。当大选结果逐渐明朗时，卡特意识到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他迅速赶到总统府，守着卡翁达，安抚他的痛苦，直到选举已经无法废除。毕竟卡特本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4]。有卡特在旁监督，卡翁达别无他法，只得接受失败的结局。假如当时卡特不在，我们无从得知卡翁达会不会拱手让权：据说他后来周游非洲列国首都，提醒总统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

那么穆加贝总统是什么情况？到90年代中期穆加贝总统也紧跟潮流，在宪法里规定实行多党派选举制并限制总统任期。很多独裁者都接受总统任期的限制，因为他们有信心在自己任期届满之前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来修改宪法。这样一来，总统任期就成了定时炸弹。当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最精彩的打宪法擦边球成功的例子：他都懒得改任期限制，只需改任总理，再把实权从总统转移到自己的这个新位置。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Obasanjo）曾尝试延长任期但遭到失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赞比亚总统奇卢巴（Chiluba）身上。乍得总统代比（Deby）和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Museveni）则成功延长任期。穆加贝总统决定修宪，取消总统任期，并大幅度增加总统的权力。修宪需要全民公投，正是在这件事上他没能如愿。

但遗憾的是修宪公投不是总统大选，所以穆加贝得以连任，同时也明白若真搞民主选举自己必输。他面临的问题我稍后再讲。现在我们回到民主的传播这件事上。一国又一国实行差额选举，现任政府时赢时输。但无论如何，反对党现在能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场民主的传播对政治暴力起到什么影响？显而易见，暴力应当减少。也许这个道理过于直白，但它有助于厘清我们自以为明白的事实的前提。在我看来，民主能降低政治暴力发生概率的原因有两点。我归纳为政府问责制（accountability）和执政合法性（legitimacy），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先说政府问责制的影响。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政府只能努力地去满足普通公民的诉求。如果政绩不错，现任政府就能连任；如果选民认为它不如其他候选人团队，那么现任政府就下台。不管怎样，政府都得努力工作，因为它要对选民负责。一个独裁者也可以选择作出毫不逊色的成绩，但这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个选择而已。而民主政府别无选择。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们作出的是与为国为民背道而驰的选择，比如蒙博托。所以，民主制督促领导人履行职责，从而提高政府工作成绩。那么，为何这样一来政治暴力就会减少呢？很简单，因为导致民众不满的基础少了。如果政府竭力增进社会大众的福祉，人民就不太可能拿起武器去反对它。

我们刚说了政府问责制的影响，接下来谈谈执政合法性。赢得选举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基础，这是当今世界的广泛共识。相应地，至少从民主理论上来说，一个合法的政府应当被赋予某些权利。一个合法的政府有权利去做它竞选时承诺要开展的工作，所以就算反对党有非议，政府也具备至少在一定的限制之内推行其施政计划的资格。民主国家的公民认同上述规则，所以对于政府通过选举而实施的计划，反对党也不可能合法地诉诸暴力来对抗。这又是减少政治暴力的另一个原因。即使那些最激进的反对党拒绝承认政府施政的资格，要进行暴力抵制，他们也不可能赢得太多支持，因为他们无法合理地声称自己的斗争是正当的。

综上所述，民主制度应该为政治暴力加上双重限制：其一，民众不满的客观基础减少；其二，即使有不满，也很难发动群众对政府进行暴力攻击。

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这么信心满满，以为民主就是政治暴力的解决方案，甚至都不屑于去搜集事实证据来检验它正确与否。民主有利于维护和平，这已成为政策领域的一项基本信念，而且可能是政治范畴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乔治·索罗斯和乔治·布什相互认同的理念不多，但我估计在这一点上他们俩——包括千百万其他人——是站在同一边的。

当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开始走上民主道路时，我和任何其他人一样，都备感欣喜。然而，之后数年的事态发展比我预期的艰难得多。有的外界评论家转而啧啧说起风凉话，我没空和他们理论。改变本来就是难事，况且还有强大的阻挠势力。这并不是说我的期望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落空了。我仔细回想，便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没有注意到一些已经很明显的事实。的确，一直以来都有人提出质疑，只不过他们的声音被欢庆民主的狂喜的嘈杂声浪淹没了。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怀疑那些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被引申得过分了。也许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缺失一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从而导致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这两个因素无法顺利发挥作用。必须承认，我非常不情愿提出这样的疑问，然而是正视事实的时候了。

你也许以为民主和政治暴力之间的关联在学术界已有定论。但颇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并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个问题和现代社会科学一样，已接近未知领域：我找不到一篇已发表的相关论文。于是我和年轻的瑞士学者多米尼克·罗内尔（Dominic Rohner）合作，着手进行研究。

我们基本上拿到1960年以来所有国家的数据。控制其他可能起作用的变量，民主对政治暴力的产生有什么样的影响？起初我们发现二者不相关。对我来说，这种“无关”的结果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像政治体制这么重要的因素肯定会有影响。于是我们想到，也许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有变化。毕竟，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比其他民主国家贫穷得多，两者差异很大。很可能民主对暴力的效应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在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考虑到这个可能性之后，我们就发现政治体制始终是有显著影响的。事实上，在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实行民主，其作用恰好相反。正是由于在这两类国家中相反的作用互相抵消，导致整体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影响。那么，这两种相反的作用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国家里，民主制度能系统性地降低政治暴力的风险。因此，“民主让社会变得更安宁”这个从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的角度提出的预测得到验证。但是在低收入国家里，民主使社会变得更危险。就好像光是穷还不够惨似的，民主还要产生负面效应来雪上加霜。国家不穷，社会比较安定，实行民主是锦上添花；国家穷，社会较为动荡，实行民主无异于火上浇油。

如果民主制度使贫困国家变得更危险，而使非贫困国家变得更安全，那么一定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国民收入达到这个临界值的时候，民主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净效应为零。这个临界值在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左右，也就是大约人均每天7美元。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收入水平都低于这个值：其中大部分还差得很远。

以往普遍认为，民主制度通过保证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可以改进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我看来，我们研究结果的关键意义在于指出以往的理论一定存在漏洞，而且是个巨大的漏洞。本书很大部分旨在寻找那个漏洞。不过，我们的研究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们先前讲到，国家越富有，社会就越稳定。研究表明，高收入的所有正面效应都要建立在民主的前提之上。的确如此，更惊人的结果是：如果制度不民主，国家经济越是增长，就越容易产生政治暴力。民主国家越富越安稳，专制国家越富越动荡。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点，你可以想象两条线，一条斜率为正，表示随着收入增加，民主国家的安全指数上升；另一条斜率为负，表示随着收入增加，专制国家的安全指数下降。两条线的交点对应的收入，就是使民主制度对暴力的净效应为零的临界值：2700美元。当今时代经济成就极为辉煌的国家，有的人均年收入高于3000美元，已经超过收入临界值。这样的专制国家，除非进行民主化改革，否则随着年复一年的高速增长，社会将会越来越不稳定。

在研究初期，我们忙着处理极为繁琐而棘手的统计问题，可谓艰苦卓绝。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分析统计的结果，看结论是否成立。举个例子，国民收入可能会同时受到暴力冲突和政治体制的影响。真实的因果关系有可能正好和我们的阐释相反。为此我们做了检验，很满意地排除上述可能的解释：我们的结果至少在这一点上没有问题。在针对政治暴力的统计学研究的小圈子里，我们最强劲的竞争团队是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和大卫·莱廷（David Laitin）。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建立了一个模型，分析可能引发暴力的因子，但细节上和我们不同。我们认为，要验证民主是否增加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暴力风险，一个好办法就是用他们的模型，引入民主作为因子，看我们的结论是否成立。很遗憾，检验结果证明对于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确增大暴力风险。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结果是当我们对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逐一进行分析时发现的。我们研究暗杀、骚乱、政治罢工、游击队事件以及血腥的内战。让我吃惊的是，每一种形式的暴力都发现同样的规律：在低收入国家里，民主制度加剧政治暴力。

我不相信这些结果揭示的关系是一成不变的：后面我会论证民主制度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是可行的。不过让我们暂时假设以上规律不可改变，那么这个发现有什么意义？其意义在于，本着维持和平的目的来判断，国家的发展之路有一个优先顺序，即先发展经济再改革政治。推行民主化的理想时机应该是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水平的时候。

当多米尼克和我仔细揣摩这些结果的时候，我们围绕一个简单的疑问困惑不已：为什么？这个疑问实际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首先，为什么民主降低政治暴力风险的良性效应会以收入水平为前提：国民收入到底在哪一点上决定民主在发达国家有利于和平稳定？其次，正好相反，为什么专制国家收入水平越高会越危险？最后，同时也是最不可思议的是，一旦把民主和独裁两种制度与收入相关的效应考虑在内，就会发现民主体制还进一步存在一个纯效应，使得社会的暴力风险更高。它就像某种不可观测的暗物质一样，作为一个常数潜伏在数据模型里，窥伺着所有的国家。它到底是什么？这些都不是容易解答的问题。

为了洞察问题的关键所在，我采取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方法，想象自己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某国僭主，迫于援助国的压力进行民主改革。在民主化之前，我是如何维持稳定的？民主化又怎样改变我所面临的问题？我显然不是第一个思考独裁者如何才能保住权力的人。希罗多德（Herodotus）[5]曾记载，年轻的佩里安德（Periander）[6]当上科林斯（Corinth）[7]的僭主时，派使臣去向一位身经百战的长者——米利都（Miletus）[8]的独裁者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请教。色拉西布洛斯掌权有道，他对一个刚步入僭主生涯的后辈有什么指点？色拉西布洛斯领着佩里安德的使臣走进一片玉米地，一边讲话，一边不断地把所有最高的玉米秆顶端的雄穗一一掐下。使臣疑惑不解地回去复命，佩里安德却心领神会。虽然在希罗多德之后的2500多年间社会科学不断发展，但我认为这个故事对保住权力手段的解释堪称经典。如果让我们来概括一下色拉西布洛斯的用意，那就是稳握大权的关键在于先发制人：对自己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要抢在他们动手之前先将其肃清。那么，民主会影响我发动整肃运动的能力吗？抢先整肃异己的尴尬之处在于它违背法律原则：哪怕对方没做任何事情，也要施加惩罚。这样的行为，哪怕是低水平的民主制度也是不允许的。

一旦实行民主制度，领导人发动整肃运动的能力就会被削弱。这也许是对前面提到的“暗物质”的一个可能解释。如果领导人失去抢先清洗异己的能力，那么他们可能也不那么容易压制政治暴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除了以收入为前提的效应之外，还另外有一种导致政治暴力增加的纯效应。希罗多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现在该是检验它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个纪录肃清事件的大型政治学数据库。不管你信不信，这些事件是按照国别和年份来衡量的。在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之后，我们想看看民主是否增加肃清行动的难度。果然，即使是较低水平的民主也能从根本上降低发生肃清事件的概率。在用镇压来维持和平这种事情上，民主从技术上迫使其大幅退步。

关于民主化如何增大维持稳定难度的问题，如果你需要一个实际的、最近真实发生的例子，且看伊拉克。无论现有体制有什么局限性，它比起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执政的时候肯定是大大的民主。但是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是一个相对和平的国家。虽然不是人们向往的那种和平，但也算是某种和平，而且它肯定是靠先发制人的镇压手段来维持，而没有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认同之上。

所以我认为，镇压行动从技术层面上受到削弱的事实，可以为我们发现的“暗物质”——民主带来的政治暴力高风险——提供一种解释。那么，为什么民主的净效应会随着收入的增加愈发趋于良性呢？我认为答案就在我先前讲过的两种影响之中：政府责任和执政合法性。

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伴随民主制度而来的政府责任和执政合法性这两个效应未能降低政治暴力的风险。其缘由既简单又直接，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民主既没有实现政府责任，也没有树立起执政合法性。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些年来，我遇到过很多天资聪颖的学生，然而毫无疑问其中最出色的当属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他如今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曾担任《美国经济评论》[9]的编辑。蒂姆所著的《有原则的代理人？》（Principled Agents?）一书，是当今针对“选举是否能约束政治家的执政行为”这个课题最严肃的理论研究。这本书颇有难度，不过我可以为你概述它的要领。蒂姆的问题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现任的政治家连尝试从民所愿的努力都没有付出过，选民是会注意到的。政治领导人的言行受到媒体的监督，如果一个政客一贯损害公民利益以中饱私囊，那么他就不可能再次当选。政治家都想保住官位。一方面，我们姑且期望，是因为他们怀有为民谋福的使命感，但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因为从政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职业，而且谁都不想失业。所以，夹在媒体的监督和自身对权力的渴求之间，政治领导人不得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但是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情况往往完全不同。假设选民们对他们可能的选择还是有那么一点珍贵的、有限的了解。即使是现任领导人在届内的表现——选民们才刚亲身经历过——也往往会有不同的评价。也许政府表现不佳情有可原；也许某些事情不应归咎于政府。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的那些动荡的经济体中，事实往往就是这样：本国政府无法掌控的冲击频发，国家经济发展屡屡受挫。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国出口产品价格大跌，经济因此崩溃。我能想到三个非洲的民主国家就在大选拉开序幕前遭遇这样的冲击，而这三个国家当时的政府在任内表现都还不错。一个是1996年大选前的贝宁，出口价格下跌的冲击导致推行改革的总统下台。类似的事件在1998年乌干达大选前也发生过，那次是国际咖啡价格下降。第三个例子是2006年大选前的马达加斯加，当时的冲击是出口价格下跌和进口石油价格的飞涨。是无法避免的外部冲击，还是政府治国无方？选民们怎么能分辨清楚经济危机的真实原因呢？当然，政府会解释，但政府历来惯于找各种借口推卸责任。选民们又怎么知道该相信什么呢？

没有充分而可靠的信息，选民们就很难作出理智的判断和决定。况且部分选民在支持还是反对现任领导人的选择上，不看其政绩如何，只根据自身的族裔身份来站队。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族裔身份左右着大部分的投票。这些国家的国情往往是族群分立对峙，因此迄今为止身份构成了最直接的保障政治忠诚的基础。这种忠诚的问题在于，既然效忠不以具体的事实是非为前提，那么它同样也不以领导人政绩优劣为基础。选票直接被冻结在相互对峙的族群阵营里。而如果大面积的选票固定在支持或反对的阵营里，结果就是现任领导人拉到的选票对他的执政作为并不敏感：视他表现优劣而投票的人寥寥无几。综上所述，人民不仅缺乏可作为评价政府成绩的依据的信息，而且相对来说很少人会基于对政府的评价去投票。

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由于自身的诸多局限，政府能有所作为的空间实在很小。特别是在多年疲软之后，政府可能对自身领导决定性的经济改革的能力失去信心。

最后，假设政府决心为国图强，它必须要放弃那些牟取暴利的做法。政府干涉经济可能会损害普通公民的利益，但这种制度为个别人迅速聚敛财富创造机会，也为政客奖励其忠实党羽大开方便之门。只有当所有的这些空子都堵上，领导人才没有维护对其忠诚的非常手段。

那么，问题是如何叠加起来的呢？对选民公开的信息质量恶化，越来越多的选票被族群政治冻结固定，政府对自身推行改革的决策能力失去自信，放弃糟糕的治理方式的成本上升。当这一连串问题积重难返，其后果就是选举制度根本无法督促现任领导人好好治理国家。而如果政客无须政绩出色就可以当选，那么——这就是蒂姆的关键论点——有志从政者的类型就会改变。如果正直和能力不能成为你的竞选优势，那么贤良之士就会被排挤出局，狡诈之辈取而代之。

证明上述一系列情况真实存在的一个令人沮丧的标志，就是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容易吸引有犯罪记录的人跻身竞选。你也许会顺理成章地以为有前科的人根本没有参选资格。我想在美国或英国这没错，在其他高收入国家也是一样。但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情况就不同了。选民们没有充分的信息来分辨指控和实情：媒体要么是被封锁，要么就是太自由——不经核实就造谣抹黑的事情发生得太多，所以选民们无论听说什么都要打个折扣。还有一种情况是，选民们忠于自己族裔出身的政治家，哪怕是罪犯也要力挺。

相较于正直人士，当选执政对于罪犯的吸引力更大。很显然，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只有罪犯才会利用执政的机会贪污腐败。但有时也因为当总统还有一个好处——行政豁免权可保他们免受司法起诉。你问问自己，豁免权对哪一类人尤其重要？对于正人君子，这条特权只不过保护他们免受恶意的攻击，而他们光明磊落，无须豁免也可以最终化解这些麻烦。然而对罪犯来说，有没有行政豁免权，可能就是逍遥法外和牢底坐穿的区别。有时罪犯参选甚至演变成一场闹剧。2007年尼日利亚政府选举时，就上演一场警方和当选副州长的角力，警方得抢在他宣誓就职之前逮捕他。是锒铛入狱还是入驻副州长府邸，千钧只悬于一发。

如果正直的人意识到自己竞选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而放弃参选的话，选民们就连一个合格领导人的选择都没有，那么再去了解候选人的情况实际上也没什么意义。这更是加剧恶性循环。

蒂姆的研究引领着关于民主制度的严肃性前沿探索。然而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惯有的选举情况相比，即使是蒂姆研究的那个世界也过于太平。基本上，在蒂姆设定的世界里，政客仍然是按规则竞争的，只不过他们面对的是不了解情况的选民罢了。我再次将自己设想为一个老辣的独裁者，试图在民主制的新形势下保住大权。我面前有哪些选择？尽管承认真相不好受，但我得对自己说实话，我知道人民并不爱戴我。面对我的丰功伟绩，他们不仅不感激涕零，还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我长年统治之下国家已是一潭死水，而一开始与我国类似的其他国家却蒸蒸日上。甚至有人散布言论蛊惑人心，将国家现状归结为我的过错。我摇摇头，难以相信局势已经走到这一步。我提起金笔，开始罗列我的出路。我决定权衡利弊，有条不紊地斟酌筹谋。

选择一：翻开崭新的一页，做一个好政府

好处：这可能正是大多数人的夙愿。它也将是一个转折，这么一来我会觉得自己更加高尚伟大，甚至可能给我的子孙留下一份值得骄傲的政治遗产。

坏处：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多年历练出来的执政手腕跟这玩意儿大相径庭，说到底就是大力网罗党羽、培植亲信。老天，我可能必须得读一读那些援助国提供的该死的报告。还有，即使我研究出来该改革些什么，现有的行政系统也没有能力去落实。毕竟，这些年来那些才华出众的或者正直的人都被我排斥出政府部门，因为正直的人不好控制。是的，我读希罗多德读得太多。更糟糕的是，改革可能会招来危机。我的朋友们，也就是我身边围着的那群寄生虫一样的马屁精，也许不会容忍我这么做：他们没准一横心就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我，说不定事成之后还要向外界粉饰成改革呢！不过假设我改革成功，假设我真的推行正确的治国之道，我还能再次当选总统吗？我开始联想所有那些和我会过面的高收入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经常唠叨我要改革治国方式。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他们竞选成功的纪录如何？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他们大概有45%的当选概率。也就是说，假如改革成功，我参加竞选将有45%的获胜机会。

这样看来，无论外国大使们喋喋不休地跟我作了多少关于治国之道的说教，选择一对我而言没什么吸引力。把我这个国家治理好的难度明显很大，所以相比那些走运的富裕国家的领导人而言，搞竞选吃力不讨好，让人望而却步。你考虑要不要为了众生之不平等而忧虑不安，这种心怀天下的感觉让人欣慰，但是你要为此牺牲纵情享乐的生活。你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现有资源。于是你想到，与那些富裕国家的同行相比，你拥有一个潜在的优势，那就是虽然需要通过竞选才能当政，但是你的行为并不受制于有效的监督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办法能让你哪怕继续领导一个糟糕的政府也照样当选连任呢？

选择二：欺骗选民

好处：你掌控着大多数的媒体，所以这事相对好办。另外，你的人民既没有接受过相应的教育，也没有可供参考的对象，无法判断国家的状况到底有多糟糕。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们由你当领袖他们是多么幸运。

坏处：多年来你一直是这个口径，如今你说的每句话在人民那里都要大打折扣。

总的来说，虽然愚民策略还是值得一试，你也不能指望靠这个办法赢得选举。

选择三：让少数派来背黑锅

好处：这个办法可行！你可以把一切问题的责任推到国内的少数派头上，或是归咎于外国政府：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就是榜样。仇恨政治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竞选中运用也非常奏效。最底层10亿人的大部分国家都有不招人待见的少数族裔可供批斗，而且实在不行，你尽管骂美国好了。同时你可以多多地向你的族群承诺好处。

坏处：你最好的一些朋友是少数族裔。事实上，他们多年来一直资助你以求回报。你喜欢少数族裔出身的商人，因为无论他们坐拥多少财富，都不可能在政治上对你构成威胁。你反而不希望出身多数族裔的人在商界坐大。如果你把少数族裔逼得太狠，他们就会撤走献金。

所以，虽然找个替罪羊行得通，但事情做过头就要付出代价。

选择四：贿选

好处：相对于反对党，你搞贿选大有优势，因为你比他们更有钱。

坏处：你相信人们会遵守交易的约定吗？如果你给钱，他们真的会选你？毕竟，总会有些吃里扒外的人。

总而言之，你心里没底。要是有点可靠的研究证据就好了！你上网搜索，无意间发现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cs at Oxford）的一个叫佩德罗·文森特（Pedro Vicente）的人写的东西。你开始浏览他的文章，可能很快就被吸引住。佩德罗做了一个关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随机对照试验，这个国家就在你国家的海岸对面。

一番枯燥乏味的阅读之后，你发现他的要点在于探讨贿选能否被制止。然而再看下去就找到你正急需的精华内容。在有些地区贿选行为受外部监督所限，而在别的地区就没有监督。在没有监督机制的地区，贿选的候选人能拉到更多的票数。这么说来贿选有用！

事实上，贿选有两种方式：零售和批发。“零售”式的贿选成本高、难度大，但可能仍然值得去做。其优势在于你可以挨个拿下那些对你获胜帮助最大的人。比如肯尼亚总统莫伊，他敏锐地紧盯着那些关键选票，所以尽管只有37%的支持率，他最终也如愿当选。为什么贿选不会引火烧身？如果英国工党给个别投票者送钱换取支持，一旦被揭发，对他们大选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但在很多国家，人民对选举另有看法。因为政客在任上无所作为，于是人们指望在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当他们行使这点微不足道的权力时，政客们好歹会报以恩惠，而且钞票装进口袋比什么承诺都强。不过，即使政客们可以贿赂选民而不受到抨击，他们用什么来保障这笔交易如愿达成呢？毕竟投票是不记名的。怎么才能防止选民拿自己的钱却又投票给反对党？

在肯尼亚，反对党意识到，如果劝诫人民不要接受政府的贿金，那就输定了。所以他们压根就没有尝试这么做。与此相反，他们提议，人们应该一边收下政府的钱，一边投票给反对党。但是，为什么反对党出了这个主意依然无法有效对抗贿选呢？因为政府在两点上占上风。第一点挺荒谬的，居然是道德：一般说来，拿人钱财却不替人消灾，普通的正派人士会过意不去。反对党的理由是用一个错误去制止另一个错误。虽然这招很聪明，但对人们的良心是一个折磨。第二点是选民们惧怕被查出来：投票的保密程度到底如何？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手下满大街散布消息，称政府会知道票投给谁。在政治腐败无孔不入的情况下，这种威胁可不能视作儿戏。

再者，并不是一张选票就能决定政府的去留：实际上，它对结果根本就毫无影响。所以，即使为反对党投票被政府查到的可能性很小，也不值得一试。这么做有可能给自己招来麻烦。作为一个本来就贫困潦倒、靠辛劳打拼养家的成年人来说，冒这个险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任凭思绪驰骋这么远，这位总统可能已经开始盘点起自己的财产来。贿赂一个普通的选民需要多少花费？他需要收买多少选票？他买得起多少选票？在某些国家，他大可高枕无忧：贿选成本在他的预算范围内。在另一些国家，他可能得考虑还有没有省钱一点的办法。当然有，那就是“批发”式贿选。

“批发”式贿选不针对选民个体，而是收买一整个群体的选票。集体投票的形式在贫穷的传统农业国很常见：凡事由当地的有头有脸的人说了算，他们的建议很少受到质疑。当计算选票的时候，许多村庄都是100%地投给某一位候选人。所以如果某位大人物能决定一个地区的选票，那么显然收买他的支持比挨个贿赂选民实惠得多。

综上所述，你的结论是贿选策略正合你意。唯一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足够的钱去买到赢为止。这一点促使你继续往下想。

选择五：恐吓

大多数政治家都在努力赢得选民的好感，然而还有一种与之迥异的手段是恐吓选民。

好处：大多数人并不勇敢，在面对打手的暴力威胁时，他们只会退缩屈服，不会挺身反抗。恐吓策略的一大优势在于，虽然你管不住他们选谁，但你能决定让不让他们投票。既然你处于一个以族裔身份划分阵营的政治环境里，你非常清楚地知道哪个族裔会选你的竞选对手。所以你可以警告他们，谁敢投票谁就遭殃。这招奏效吗？肯尼亚总统莫伊曾经逼迫居住在东非大裂谷的大批基库尤人（Kikuyu）搬迁，因为这群人可能会投他对手的票。迁移所到之处都不是他们注册投票的地区，所以莫伊总统不再需要担心。他声称这起导致基库尤人出走的暴力事件只是地方上一桩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纠纷罢了，但根据名叫姆旺吉·肯曼依和恩朱古纳·恩东古的两名肯尼亚学者做的一份详细的统计研究表明，总统先生在撒谎。他们的结论是“这起暴力事件的中心理由很可能是为了在大选之前保持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现状”。[10] 的确如此，在事件中那些所谓狂怒失控的部落武士使用的弓箭产自东亚，极有可能是由政府提供的。你也想起穆加贝总统恐吓反对党的支持选民时从不低调遮掩。

坏处：如果在政治上使用暴力，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对方也可能以暴力还击。毕竟，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若非如此，你也不用担心选不上。你可不想引发暴力斗争，要是最后失败了，那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总而言之，暴力很可能变成烫手山芋。反对党暴动起来没准比你凶狠得多。不过这也不是放弃的理由：你可能需要以暴力来压制反对党发动的暴力行动，毕竟他们也在打着同样的算盘。但是光凭暴力无法保证你能赢。

选择六：设置资格限制，把最强的对手排挤出局

好处：这个计划特别令人心动，不仅增加你获胜的几率，而且还直接打击到你最痛恨的人：你的政敌们。你不得不找个理由淘汰他们，但这事并不难。你可以指控他们贪污腐败——毕竟这极有可能是事实。这个计划还有一个微妙之处，既然援助国一向督促你要加大反腐力度，那么你这么做他们无话可说。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和南非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是你在国际上的榜样，他们的政敌都被起诉了。不可否认，那些人本来就该被法办，但你仍然可以声称你是在效仿这些先例整顿腐败分子。如果腐败的话题太敏感、不可轻易触碰，那么你不妨拿国籍说事。最底层10亿人的大多数国家族裔构成非常多元化，不同族裔的人口迁徙很普遍，只需给某人捏造一条祖上的外来籍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剥夺他的公民身份。你大可以一不做二不休，学习尼日利亚总统阿巴查（Sani Abacha），把所有竞选对手都踢出局。听上去也许不合情理，不过这么做了之后照样可以进行一场有竞争的选举。如果以上方法均不可行，还可以找人刺杀你的对手，例如2007年巴基斯坦大选之前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的遭遇，如果不是被袭击身亡，可能就是她当选了。

坏处：除非你破釜沉舟、把事做绝，否则无论你的对手有多么差劲，人们总有可能把他选上去。老百姓什么蠢事干不出来？你不禁伤感地想起科特迪瓦总统盖伊（Robert Guei），这位总统的故事我们稍后再讲。

所以让重要对手都滚蛋是明智的，但这还不够。你焦虑地思索是否还有别的方法自己还没想到。于是你突然长长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选择七：在统计选票时做手脚

好处：你总算想到一条听上去相当可靠的妙计。用这条计策你根本不可能输：执政党1票，在野党1000万票。报道头条这么写：“执政党以一票险胜。”这一招也可以用来巩固其他几个策略。

一旦人民意识到你怎样都能赢，他们投票的真实数额不算数，他们就更没有动机拒绝你的贿金而去支持反对党。你也可以把这条计策作为备用，等你预计自己快要落选的时候拿出来救场。在2007年肯尼亚大选中，当议会选区的结果一个接一个地出炉时，眼看反对党的总统之位已是十拿九稳，然而当选举委员会把这些选区的票数加和统计成全国总票数之后，瞧瞧，在任总统以微弱优势取得胜利。

坏处：如果你动作太大，定会招来国际舆论批评。还是小心为好：肯尼亚大选结果出炉之后，欧盟发现数据前后不一致，颇有微词。有一个选区支持总统的票数很不巧被公布出来，起初是50 145票，这个数字在最终统票的时候却变成75 261。

最后这个方法绝对是最适合你的。只要记住过犹不及，别弄出个得票率99%来，搞得像是苏联的选举结果似的。

我的总统幻想到此结束。让我深感震撼的是，从一个自私的政治领导人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好好地管理一个称职的政府这样一个艰巨又不可靠的选择来说，其他的歪门邪道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的选举中——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为标准——现任政府有大约45％的几率连任。在最底层10亿人的某个国家的选举里，尽管选民们通常有着更多的对政府不满的理由，但是现任政府获胜的概率更漂亮，高达74%。政治学家们建立一套民主政治的衡量指数，名为Polity IV，最低为-10，代表地狱一般水深火热的恶政，逐渐上升直到+10，代表天堂一般理想完美的善政。以这套标准来衡量，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有一些国家落在-10到0之间，他们的总统们连任的成绩却是惊人，达到88%。不管是什么原因，在这些国家里，现任总统们真的非常善于赢得选举。

我决定要系统地研究胜选策略。为此我找到佩德罗·文森特，他已经进行过关于两个接近西非海岸的岛屿佛得角（Cape Verde）和圣多美（Sao Tome）的相关研究，在这个领域已有经验。我劝佩德罗说，我们应该瞄准更大的目标：虽然小小岛国提供比较理想的自然试验的例子，但我们应当尝试研究一个重要的新晋民主国家。我们选择2007年刚结束一场大选的尼日利亚。除了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而举足轻重之外，还因为关于该国已经有人做过一些很棒的小型统计学田野调查。该国素有社会环境艰难险恶的口碑，它的物价也高得惊人。

所有小道消息都说尼日利亚的选举有猫腻。总统奥巴桑乔早就有意修改宪法，以便自己能继续当第三任总统。修宪需要国会通过，而觊觎大位的副总统则奋力阻止奥巴桑乔。经过一场胶着而激烈的国会投票，副总统成功地禁止总统第三任期。修宪失败，这下总统奥巴桑乔连个钦定的接班人都没准备好，因为很明显他怕养虎为患，从来不愿培植任何能接替自己的人。更糟的是，副总统利用他在现任政府中的地位，已然站稳脚跟，成为呼声最高的下任总统人选。如果有一个人让奥巴桑乔不想输给他，那就是这位副总统。所以，在选举前不到12个月的时间内，他必须打一场恶仗，推一个自己人出来和副总统竞争。当大选活动临近，他告诉他的党派，“要么干一场，要么就等死”。每个人都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不择手段。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参考上文中列出的选择”。

有一次，在尼日利亚实地考察期间，我认识一个叫奥蒂福·伊格布泽 （Otive Igbuzor）的政治活动人士，他发表见解直言不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不赞同他对经济的一些看法，但是当他谈到国内政治问责（political accountability）缺位的问题时，讲得既逻辑缜密又富有激情。他也非常乐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即使面对我这个老外也不嫌弃，愿意和我探讨。于是我们决定合作。我带着一个研究团队做科学的田野试验，他负责一个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行动援助”（Action Aid）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他的团队由一群富有使命感的当地人组成。我们共同设计一个田野试验，旨在研究三种非法策略：贿选、恐吓和计票舞弊。此外，密歇根州立大学有一个团队在为泛非研究机构“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做政治倾向调查，他们也是我们的合作方。我们试验的核心是看能否设法制约针对选民的恐吓行动。

在尼日利亚某一次选举期间，我们开展了一项研究，尝试减少政治暴力。因为当时预测那次选举的问题特别多，所以我们真是在挑战极限。全体参与人员都面临着一定的人身危险。除此之外，佩德罗还停下手头本可以完成并发表的论文，来加入这个高风险的项目。这项研究要持续好几个月，并且很可能什么成果也拿不出来，而佩德罗当时的经费要到期了，他要靠发表论文才能获得下一个研究职位。我本人也需要鼓起那么一点勇气，好去安抚那些资助我们的研究基金会，向他们保证我们不是在往水里大把扔钱。那次选举的确出了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欧盟派遣的监督员说该选举“不可信”，而人权观察将其形容为“一场闹剧”。在本书成稿之时，已经有5名当年入选的州长被尼日利亚法院起诉免去公职。在广大尼日利亚人看来那次选举明摆着漏洞百出，而这些漏洞正好是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

对于三种非法策略我们都发现明确的统计证据。“行动援助”发起的反恐吓行动大有成效。他们随机挑选开展行动的地区，事后发现在这些地区的选民更有勇气投票。我们在选举前后均做了采访，和其他地区相比，那些开展行动的地区有着更多的最初放弃投票的民众后来又改变主意。另外，除了投票率整体上升之外，那些公认的纵容暴力的政客的票数下降了，因为最初准备为这些候选人投票的人反悔了，最终待在家里哪也没去。

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单凭一个非政府组织发动一场行动就有如此显著的效果，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惊喜还不止这一点。我们还发现贿选和计票舞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衡量方式是调查在民众心目中，该选区的贿选和计票舞弊行为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发现，选票操纵的结果有利于当地的执政党。诚然，只有执政党才有能力操控计票。但令人惊讶的是，当贿选和计票舞弊的情况较少时，对选民的恐吓就会相对比较严重。由此证明，至少在尼日利亚的选举中，暴力恐吓是政治上弱势的候选人普遍采取的竞选策略，这也许有一点类似于恐怖主义。

由此看来，尼日利亚的政客们显然采取的是扰乱社会秩序的竞选策略。想一想这么做的后果吧，在前文分析过的几种选择都可行的情况下，选举竞争再不可能有什么政治问责可言。如果政客通过这些无耻手段赢得乌纱帽，这样的民主制也无法赋予他们执政合法性。落选的一方不会说“很好，现在由你来领导”，而会说“你是靠舞弊上位的”，然后发动骚乱。换句话说，民主选举本身无法解决暴力问题，也无法解决改善政府功能这个更大的问题。这种民主选举只会把政府领导班子拉进臭水沟。这简直是一定的。一旦胜出，赢家便从此掌握最便捷高效的吸引选票的手段。因此为了在政界生存，选举竞争变成一场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的斗争。在制衡机制缺位的情况下，最便捷高效的手段压根不会是尽职管理国家——这个选择恐怕要排到最后。

尼日利亚地方选举中有一件事吸引我的注意。那是联邦首都阿布贾现任市长Nasir el-Rufai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与大多数同僚不同的是，他主政期间颇有作为。他的能力得到广大的尼日利亚人的认可——2006年他被授予“银鸟”年度人物奖。的确，以各种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个能人。作为一个尼日利亚年轻人，其教育背景很了不起——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作为现任市长，非常难得地没有利用权力来进行运作，相反，他诚实守法地参加竞选。结果他输了，事实上他甚至没能在初选中获得党内提名。舞弊手段的力量如此强大，正直的候选人难以与之相争，往往都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我们从选举如何博弈的问题开始探讨到这里。我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最底层10亿人所处的一个典型的国家里，选举竞争非但不能督促政府实施利国利民的政策，反而会让政府更腐化堕落。不过，现任官员即使要在选举中做手脚，他们同时也可能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换言之，做一个好政府和采取其他不合法的手腕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它们可以互补：一个怕输的政客可能会把所有正当的和邪门的方法都试上一试。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的不是政客在竞选中使用的策略，而是当选后推行的政策。

毫无疑问，自90年代初开始有了选举竞争以来，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经济政策趋于好转。那么是否真实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民主体制促使政府推行更好的经济政策，尽管当初在大选中他们赢得并不干净。这个假设似乎颇有道理。我曾与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丽莎·肖维（Lisa Chauvet）合作研究过政策和政府管理改革的先决条件。民主和选举对改革的可能性有什么影响，这个课题算是在我俩先前合作的基础上一个自然的拓展，因此她也加入进来。唯一的问题是她当时怀有身孕。我们争分夺秒地工作，赶在小迪亚哥出生之前完成课题，拿到我现在向你展示的成果。

我们的研究囊括所有在某一时期曾经民生凋敝并且政策和政府管理都有重大缺陷的国家。我们的目标是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得以走出困境、改革成功，以及研究民主制——特别是选举——对这个进程所起的作用是推动还是阻碍。“政策和政府管理”这个词组写出来容易，人们也能在合理范围内就其指代意义达成共识。但是在研究工作中，这是一个很难精确考量的概念，更难的是，我们需要一个衡量政策和政府管理的指标，要求对于尽可能多的国家、在尽量长的时期内都可以找到，并且其量化方式都一致。符合条件的指标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世界银行整理的“国家政策与体制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另一个是一家公司统计的“国际国家风险指数”（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两个指标都建立在专业人士的评估基础上，其量化过程有点类似标准普尔主权信用评级。我们选用世行的评级，主要是因为世行的数据比另一家评级公司的要早开始7年，时间跨度更长一些。

我们之前已发现有一些先决条件明显有利于改革的推进。比如国家人口越多，改革起来就越快。我想这是众多人口为讨论经济政策的专业刊物发行提供了市场的缘故。印度有一家报纸叫《经济日报》，发行量120万份，实力雄厚，记者遍布全世界。假如津巴布韦也有那么一家专业的经济类报纸，发行密度也和印度的《经济日报》相同，那么以津巴布韦的人口，这家报纸的发行总量也不过1万份，因此津巴布韦出不了《经济日报》。另外，援助国提供的技术支持对经济改革也有好处，不过当地政府往往不重视这种外国专家来指导改革的援助方式。然而与以往的课题不同，我们在这次研究中看的是选举和民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作用。

研究选举有一个问题，就是选举往往没有一套既定的时间表，而是顺应时势的产物，而催生选举的时局本身也有可能推动改革。如果研究者不懂得思辨就麻烦了。我举个例子，假设实际情况是人民要求社会变革，他们时不时地能争取一点政治上的突破。假设他们在渴求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呼吁实行民主制度，结果他们既进行选举也推动经济改革。如果研究者不仔细，这件事情看起来就像是选举导致改革。那么他需要怎样做才能避免错误呢？答案是得找到一个东西，它既能合理预测下一次选举时间，又不影响当下发生改革的概率。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主意，是根据前两次选举之间的时间间隔来预测下一次选举的时间，理由是在许多国家选举都有比较固定的频率。的确，在部分国家选举的时间表是具体而确定的，比如美国。在这些国家，政府无法左右大选的举行时间。因此只用这类国家的数据来进行重复分析，是检验结果可靠性的一个简单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研究两次选举的时间间隔如何影响政策和政府管理——是进步还是倒退？我们发现了一条清晰而明确的关系。紧接着一次选举之后的数年内，政策改善的概率逐年提高。再往后，快到下一次选举时，改革的概率却转而逐年下降。选举之前两年的时候改革几率急转直下，而选举前一年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政策和治理的改善。这些结果告诉我们，距离选举的时间最长的时候——不管是上一次还是下一次选举——改革的可能性最大。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在选举结束之后的一两年内，政府刚上台，落实改革的能力不足；而下一次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政府又忙于准备争取连任，没精力搞改革。毕竟，大多数改革要等好几年才能见效，而任何在下一次选举之前看不到的成效在政治上都没有好处。

这个结果让人高兴不起来：它意味着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改革的实施不但没有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成为干扰因素，让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做事。我想起我的朋友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就任尼日利亚的财政部部长时曾对我说，虽然政府为期4年的任期才刚开始，给她推行改革的时间却只有3年。“最后一年全用来搞政治。”总统这么跟她解释。后来正如我上文所述，改革果然在下一次大选之前无疾而终。不过也可以这么理解，所有表现出来的选举效应实际上是政治性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的一种变体。所谓政治性经济周期，原本是富国的政客们和选民玩的把戏，临近选举就实施刺激经济的政策，往市场里注入大量货币；而无论谁上台都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收拾前一任留下的烂摊子。不过，就算有政治性经济周期这种弊病，也不意味着民主不如独裁。这个事实仅仅表明民主体制并不完美。所以，我们发现的选举效应本身并不能说明，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改革的国家而言，民主和独裁两种体制孰优孰劣。

为了回答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丽莎和我使用政治体制（polity）衡量指标。国家体制到底有多民主？政府的权力是否受到约束？特别是候选人是否遵守规则、诚实竞选？幸运的是，政治学家们早已发明出一套标准来分类量化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例如，我在前面提到过，我们使用的标准衡量指数叫做Polity IV，它按由低到高的顺序，用0到10的数字为民主制度赋值；同理，-10到0则标志着独裁体制由强到弱的程度。按照这套标准，“人间天堂”朝鲜为-10，挪威、瑞士这种完善纯粹的民主国家为+10。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国家选举竞争乱象丛生，最高排到+2或+3，而它们在民主化浪潮到来之前平均处于-6的位置，也就是说它们曾经大多数是独裁国家，目前这些国家平均在0左右。当我们把政治体制指标加入考量时，发现它们具有更深一层的效应，只是之前被选举导致的周期性现象掩盖和混淆。选举有可能促使政府进行改革，但也可能适得其反，诱使其在恶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在一个国家搞选举，到底会造成哪一种效果呢？这个问题部分取决于该国社会结构的状况，部分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构建。国家人口越多、族群对立现象越少，选举制度就越能取得好的效果。同样，在政府权力受到制衡的政体，尤其是选举过程合法有序的国家，选举制度对国家就越有利。 有证据表明，在族群对立的小国，如果没有规范选举行为和操作程序，那么选举制度往往会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而不是催化剂。

这个结论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化进程仍然在“越民主越糟糕”的困境里徘徊——愈发普及的民主制度很可能事与愿违地阻碍应有的经济政策和政府治理的改革。这些国家自民主转型至今，已经失去了专制集权曾经有过的那么点便利，但又尚未发挥出民主的优势。通过民主转型走向民富国强，对于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依然任重道远。事实表明，举行选举容易，而权力制衡难。总统们欣然笑纳选举制，因为赢得大选就像受封加冕一样荣耀，他们真正担忧的是自己的权力可能被分散牵制。但是最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意识到只要权力不受制约，自己就有把握竞选成功。

总的来说，关于选举和民主化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如果说民主比选举的影响要多一点的话，那就是它还会破坏改革进程。我不喜欢这些结论。如果在走向成熟的民主制度的道路上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到一点改善，那还能让人欣慰一点。但遗憾的是，实际情况看上去并非如此。

不健全的民主制对改革造成的损害，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的选举乱象也是吻合的。我们前文列举的6种龌龊的非法竞选策略不仅占上风，而且这些烂招并用，竟还构成另一种路线，取代尽职治国的正道。那么，为什么没有几家政府是既在选举里做手脚，同时又做好政府工作以争取更大的赢面呢？双管齐下岂不更好？我想这是因为那些非法的手段需要建立在恶政的基础之上，与善政相悖。即使你明白把国家治理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选择暗箱操作，就无法再走正道。

这个冲突的原因之一是钱的问题。当奥巴桑乔先生得知他不可能再担任第三届总统之时，他很清楚自己面临着一场艰难的竞争：把一个无名小卒推出来参选，如何才能在寥寥数月之内与地位稳固、实力雄厚的政敌较量，最终赢得尼日利亚大选呢？答案是需要巨额经费。然而在3年之前奥巴桑乔总统就初步推行可问责的公共财政政策。他任命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为财政部长，O. 埃泽奎西利为公共采购局局长。这两位坚韧能干、笃信基督的女士已经切断可能用于政治上收买人心的资金来源。为此，在国会作出拒绝他连任第三届的决定后仅一个月之内，总统先生就迅速地把这两位官员换掉，使得她们无法再管控政府资金。经济和金融犯罪委员会主席努胡·瑞巴杜是唯一没有被撤换的备受瞩目的反腐败人士。2007年，他勇敢地起诉詹姆斯·艾博瑞（James Ibori）——他可是总统奥巴桑乔选出的继承人的重要金主。结果，瑞巴杜先生在短短3个月后就丢了职务。

另外，那些有效的手段于法不容。总统穆加贝为了取消总统任期限制而发动公投，他失败了，也意识到自己下一次大选凶多吉少。于是他开始一系列破坏法治的动作，第一步就是迫使首席法官提前退休，并任命自己的心腹官吏。随着法治逐渐被瓦解，以扰乱经济为代价聚敛财富的机会来了，而总统穆加贝如愿以偿地逐一笑纳——公民财产权受到侵犯，最终总统把国家引向恶性通货膨胀。换言之，政府为了实施非法的竞选策略，必须摆脱权力制衡制度；而如果制衡机制失效，其余的政策就很可能毁于一旦。

很遗憾，这些令人不悦的结论和日籍学者下松真之（Masayuki Kudamatsu）教授的最新研究不谋而合。他探讨的是非洲国家选举制度的兴起是否使得婴儿死亡率有所降低。毫无疑问，降低婴儿死亡率是普通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而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状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选举应当赋予公民权利，以督促政府采取措施，避免幼儿夭折。他的研究表明，只有在屈指可数的几次现任政府落选的案例中，婴儿死亡率在新一届政府执政期间有所下降。而在普遍的以现任总统连任告终的选举之后，婴儿死亡率并无显著降低。

由此可见，无论是实际采用的竞选策略的证据，还是民主政府的施政业绩，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都殊途同归地指向这样一条结论：在这些地区的特殊情况之下，选举竞争未能产生可问责的政府。我一开始讲过，随着选举竞争的推广，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管理有了长足进步。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是选举，那究竟是什么促成这些进步呢？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比较简单，也可能更符合实情——是因为这些国家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从错误中学习是一种艰难的历练，然而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所有国家都走过来了。高收入国家显然也经历过这个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不会再演，因为高收入国家的选民们再不可能容忍这样的状况，而且政府也已有应对经验。非洲很可能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除了津巴布韦之外，其他非洲国家的通胀率都远远低于历史水平。无论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选民们对政府是否有影响力，精英阶层可能都已经认识到这一事实，即通胀和其他糟糕的经济政策都是不明智、不划算的。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援助国的贷款条件对政府施加约束，迫使其推行改革。我并非完全不相信这种解释，但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很难摸清的。在某种程度上，援助国贷款条件也许确实能强行推动改革。但如果要找统计证据的话，我们看到的是援助条件非但没有加速改革，反而还成为障碍。政府不乐意被迫去做自己不情愿的事情。为了避免此类状况，他们有的是对策，而援助国在监督这些政府履行协议的方面又笨得惊人。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援助国的附加条件并非经济政策进步的原因。如果是我，我宁可花钱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我意识到，如果这种对选举竞争的批判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影响极大。旨在帮助落后国家发展进步的整套现代方法都是建立在民主选举能救国的假设之上。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选举制度也受到热烈的追捧。实际情况似乎证明这套救国妙方行之有效。比如阿富汗，作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仅仅数月之内就能实行选举。又如伊拉克，这个饱受暴力蹂躏的国家，竟然也能组织选举，投票率还相当高。再看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摆脱比利时残酷的殖民掠夺，又陷入总统蒙博托祸国殃民的独裁统治，紧接着是尸横遍野的内战，在经历重重困厄苦难之后，居然也能政治改革，搞差额选举。在我看来，我们是被苏联政府对任何形式的差额选举的恐惧误导了，以为只要能举行差额选举，就赢得了关键的胜利。实际上要在选举里做文章并不难，只有那些实在过分敏感多疑的独裁统治者才不敢搞选举。

为什么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也很容易推行选举呢？自然是因为政党和选民都有强烈的参与动机。对于政党来说，选举是通向执政权力的阶梯。对于执政党来说，赢得大选既能巩固权力，又能让援助国承认其执政合法性，赌一把何乐而不为？对于在野党来说，至少有一线机会可以争取。而当执政党动员起他们的支持群体时，就算在野党没有胜算，也得积极应对，争取自己的支持力量，否则就等于把支持者拱手让与执政党。而选民们为什么要费心去投票呢？经济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迷惑不解，却忽略明摆着的事实。我们过分执着于这样一个观点，即人们是理性的，他们一定是受自身的物质利益驱使而作出某种行为。因此，我们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谓“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t）的限制——或者更通俗地说，就是考虑“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牛津大学一位年轻的北爱尔兰经济学家科林·詹宁斯（Colin Jennings）却帮助我从更现实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受到家乡北爱尔兰的情况的启发，他强调人们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身份，从而获得一种成就感。用投票表明身份认同，就好像球迷戴上自己钟爱的球队的围巾一样开心惬意。所以在以族群身份划分政治阵营的国家，选民投票率很可能特别高。荒谬的是，政治越是与政策好坏即“工具主义”投票理论的关注对象无关，人们越有动机投票。或许美国人民的投票行为是服从“工具主义”理论的。的确，这也有助于解释美国的投票率为什么不高。但是在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族群对立的国家里，人们投票很可能主要是为了表明身份、划分阵营。

现在该总结我们这一章讲过的内容，虽然这些内容一点也不讨喜。民主制度，至少就其至今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里普遍实施的形式来说，似乎并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和平稳定。相反，它可能导致更加频繁的政治暴力。与此或许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并没有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合法的政府。

在位的政治家们赢得大选所倚赖的那些手段，必须以乱政为前提。这一点是受有关民主制度阻碍改革的证据支持的。

在推广选举制的过程中，富有的自由派民主国家犯了基本的错误。我们想让最底层10亿人所在的国家变得和我们一样，却忘记了自己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并非一蹴而就，从专制时代一步跨入自由的民主制度，又怎能罔顾现实，期待这些国家能够跨越历史上数个阶段的历程，一步到位完成过渡呢？

也许，我们鼓励这些国家搞民主选举，结果却弄得他们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既丢掉专制政体高效果断的执行力，又没有学到真正的民主国家的政府责任。稍后我会论证事情也没有看上去那么绝望，但目前还得继续展示这些令人不悦的东西。你将看到，这个问题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后，我以时任美国驻肯尼亚大使的迈克尔·兰恩伯格（Michael Ranneberger）的一句话来结束本章。兰恩伯格在肯尼亚大选揭晓之后，先是遗憾地评论“今天对于肯尼亚来说是一个可悲的日子”，紧接着又犀利地指出“我目前最担忧的是暴力问题，实话说，暴力冲突将会在部落之间产生”[11]。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旧称。——译注

[2] MPLA，全称“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译注

[3] UNITA，全称“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译注

[4] 卡特在1980年大选时，争取连任却败给里根。——译注

[5] 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名著《历史》。——译注

[6] 佩里安德（前665—前585），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科林斯的第二任僭主，古希腊七贤之一。——译注

[7] 科林斯，古希腊城邦。——译注

[8] 米利都，古希腊城邦。——译注

[9]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领域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译注

[10] Mwangi Kimenyi and Njuguna Ndung’u, “Sporadic Ethnic Violence: Why Has Kenya Not Experienced a Full-Blown Civil War?” in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Volume 1: Africa）, ed. Paul Collier and Nicolas Sambina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5） .

[11] “肯尼亚大选中部落之间矛盾爆发”，《纽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第二章
族群政治

在肯尼亚选举中，反对党候选人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出身于卢奥族（Luo）——肯尼亚48个部族之一。他获得卢奥族人98%的投票。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按族群身份投票。不过，这有什么关系？

在相同的国籍之下，每个人都拥有某种别的身份，而且往往还同时拥有好几种。比方说，我本人除了是英国人之外，还是英格兰人，确切地说是北英格兰人。如果还要追根究底的话，我还是约克郡人。我教儿子丹尼尔唱我们的郡歌“On Ilkley Moor bar t’at”[1]。2001年英国大选，最后是一个约克郡人和一个苏格兰人角逐首相之位。然而我和大部分约克郡出身的选民都投给那个苏格兰候选人。如果公民们同时拥有几种身份，国家可以运转良好；可是一旦人们对这些身份的忠诚超越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忠诚，国家就要出问题。卢奥族人的投票告诉我们，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族群身份往往胜过国籍身份。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最底层10亿人的大多数国家族群更加多元。而这种多元却几乎成了一个禁忌话题，因为这些地区的族群问题实在是太令人沮丧。我认为这些问题虽然的确棘手，但并非无解，只有正视问题，才可能找到化解之道。

族群多元性加剧了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推行正规合法的选举竞争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然而更严峻的是，族群多元性阻断国家体系的基本运转，即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这一功能。人们很容易据此断言，族群多元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需要的是政治强人。此言差矣：族群多元的国家搞民主虽然有缺陷，但落入独裁者手中更糟糕。不过政治领导人的确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领导人必须首先塑造民族国家，而后才有政权国家。

人们对于自己的族群如此忠心耿耿，这种情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在没有政权国家的情况下，种族显然是集体行动的基础。对于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的农业社会，有一种集体行为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保险。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日子是很有风险的，如果正遇上犁地、播种或是收获的时候，你恰好病倒，那你的血汗钱就泡汤了。如果储粮遭了虫害，那你就等着闹饥荒吧。所以你需要灾害保险。而保险的问题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道德风险”，这个含糊其辞的概念说白了就是：假如我有了保险，管他呢！如果你能给自己上一个防止收入损失的保险，何苦还要早起劳作？所以但凡道德风险的问题没有解决，保险就不可能存在。而化解道德风险的方法，不是愤怒地抗议保险公司怀疑你的人品，而是让他们能够观察到你的所作所为。只有保险公司看到你在尽全力好好工作，才可能为你提供收入损失的保险。对于一个私营保险公司来说，实施这种监督的成本高得惊人，然而对于一个社区群体来说却很容易做到。管闲事、嚼舌根、亲朋间互通消息，这些信息散布的形式在一个社群里再寻常不过，这些信息也正是保险所需要的。

然而，被保险人的行为可观测只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如果个人遭殃时有权利得到社群里其他成员的援助，那么这种权利必须建立在社群成员有互帮互助的义务的基础之上。问题是，谁会在社群里履行义务？如果任何人都能随时加入或退出这个保险群体，那么保险永远都是个亏，人们只会在陷入困境时宣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而在顺境时就撇清干系。在经济学中这个问题叫作“逆向选择”，除非保险公司细心筛查，否则他们的客户群不会是整个人群的一个随机样本，而是一群自知面临高风险的人。因为这一点，保险公司设计一些方法来保证客户群体的组成是随机的，比如给企业全体职员提供集体保险，其条件要比给上门投保的个人客户的条件优厚得多。同理，这就是族群身份的作用，你无法选择自己的种族出身。如果你不属于某个族群，那么在困难时期你也无法加入这个族群；如果你是某个族群的人，那么一帆风顺时你也无法摆脱自己的族群身份。这就从经济学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自己族群如此忠诚：在高风险、低收入的条件下，族群的存在让收入保险这种人们亟须的保障成为可能。时间一长，对族群的忠诚被道德力量加固强化，因为对族群履行你的义务在道义上是善举。

由忠诚支撑的保险造福于群体中每一个人，并且不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然而，即使是在传统的经济体之中，对一个群体的忠诚有时也会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敌对群体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的情况。但是，在现代经济体中，对族群忠诚的影响远不止牺牲其他族群利益这么简单。国家的公共资金变成某一个族群集体占有的资源库，而这种占有是以牺牲他族利益为代价进行的，在这个层面上，对族群的道德义务就和对整个国家的道德义务产生冲突。

我的朋友约翰·吉桑格（John Githongo）是肯尼亚政府的反贪专员。他由于揭发政府核心部门的腐败行为而蜚声国际，也因此被迫流亡。我看得出，约翰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但跟他谈过之后，我才吃惊地发现，原来他付出的不只是勇气。约翰是基库尤人，而基库尤出身的官员把持着政府部门。所以不难想象，当他捅出政府的腐败丑闻时，他的基库尤朋友们纷纷谴责他背叛族人。让我吃惊的是，他自己也为忠于族人还是忠于国家而饱受内心的煎熬。和许多最优秀的非洲改革者一样，约翰是虔诚的基督徒。宗教信仰提供一个基本的道义框架，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看待他们对族群的义务。另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改革者欧比·阿泽克韦丝丽（Oby Ezekwesili）勇敢地封锁了尼日利亚公共采购部门的贪污渠道。她这样描述当下盛行的道德选择：“这些人牺牲国家大局，只为自己的几千族人谋取利益，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理所应当。”就是这种流行的价值取向使得向族群效忠的思想过分膨胀，纵容为一族之私利而置社会福祉于不顾的风气。

在向现代经济过渡的进程中，人们受到的族群束缚本应该逐渐弱化，然而事实上却有强大的力量使其更沉重。有时单一的事件能够触及社会的实质问题，揭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本身的直接意义。有一个肯尼亚葬礼的例子。主角奥迪耶诺（Otieno）先生和反对党候选人瑞拉·奥丁卡一样，是卢奥族人。不过他年少时背井离乡，到内罗毕定居。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与一名基库尤族女士组建家庭。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标准的文化“大熔炉”的故事。奥迪耶诺先生于1986年去世，他的遗孀根据遗嘱准备在内罗毕办葬礼。这时候奥迪耶诺先生的卢奥族亲属提出反对，要求将遗体运送回乡安葬。他们非常坚决，以至于告上法庭。是尊重死者遗愿和遗孀的要求，还是满足同族亲属的诉求？法庭没有犹豫，直接判决遗体运回卢奥族村庄安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回过头来想想在进入或退出群体义务的问题上，族群身份所起的监督作用吧。监督进入很容易：“非常抱歉我们不能援助你，因为你不是我们族人。”但是监督退出就有点难度。想要摆脱族群义务的人都是成功人士，你要如何阻止他们？这时下葬地点就起作用了。在许多古老的国家，祖先的灵魂在人们的信仰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他们相信先人的灵魂是有安居之所的。奥迪耶诺生前或许成功地摆脱了族群的桎梏，但想必他如今在另一个世界也得承受应得的惩罚。人人都像某种强制机制的提线木偶一般，有意无意地严格遵从对族群效忠的行为准则。奥迪耶诺先生们终将魂归故里，而这种确保忠心的机制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那么，当一国中有许多不同的族群共存，每一族都凝聚着全族人的高度忠诚时， 会是什么情况？这样的族群多元性对政治有什么影响？

选举竞争是一项有着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的活动——如果我能拿下51%的选票，我就赢了。事实上，只要我的权力没有约束，我什么都能心想事成。为了享受到规模经济效应的好处，追逐权力的人们组成政党，提出政治主张，并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在没有族群对立问题的国家，如果采用“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选举竞争就会发展到一个极端，每个人面临的选择都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政党之一。虽然两个政党的领导人是由各个党内的支持者选出来的，然而一旦被推选出来竞选总统，两党的领导人都得力争中间选民的支持。这种体制的结果就是不偏不倚的温和政治，这也是广大现代民主政体的运作方式。其标志之一，即每个政党内部的激进分子大多都对他们的领导人走中间线路不满。美国政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民主国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当我最初尝试研究族群多元性对选举竞争过程的影响时，我深受鼓舞。很显然，如果选民都有着明确的族群背景，那么政客们就会以族群为阵营组建政党，因为这是争取选民支持最省事的方法。而这种选举本身就会和没有族群分立问题的国家的选举大相径庭——政党领导人只会动员他们自己的族裔来支持自己，而不会费力讨好中间选民。但是选举结束后，这些以族群为背景的党派可能需要组成执政联盟。而任何过于挑剔苛刻的族群都无法争取进入执政联盟。族群政治可能导致政府走马灯似的换人，但每个族群都会掌握到和本族势力相符的权力。

自2001年把这些观点写成论文发表之后，我开始产生怀疑。首先，族群政治很可能影响竞选活动的具体内容。执政纲领靠边站，族群身份是重点。让我们回到前面说过的竞选策略，记得有一条提到打族裔牌吗？利用种族问题上的恐惧和仇恨实在是卑鄙无耻的政治手段，但很遗憾这招相当管用。现代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法宝是随机试验。这个方法在医学领域已经运用很多年，但是用于经济学问题上难度较大。当研究的对象是竞选活动时，你也许会猜想，进行真正的随机试验的可行性肯定是很小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杰出的贝宁经济学家莱纳德·万奇肯（Leonard Wantchekon）就做了这样一个实证研究。他成功地说服贝宁的政客随机地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竞选宣传口号。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贝宁的选举活动的问题，但万奇肯得到的结果更令人忧心——不仅因为政客们对待竞选承诺如此随意，在这里保证秉持公义管理国家，在那里又向某个种族许诺优待政策，更是因为那次大选的数据经过统计分析后，结果表明优待某个种族的口号更能有效吸引投票支持。

看来在大选的影响因素之中，不仅族群身份胜过政策优劣，而且哪怕是在选民考量政策因素的情况下，候选人非但不争取“强大的立场温和的中间选民女士先生们”的支持，反而比拼谁更能走极端。我探讨这种政策走极端的倾向，是受到科林·詹宁斯对表达身份认同的投票行为研究的启发。他分析竞选活动如何在族群分立的国家里开展。投票给那些最极端的党派就是最强烈的一种身份表达，同时这样也选出最热衷于门户之见的领导人，为的是日后在联合政府各方协商折中的时候，使谈判的出发点尽可能接近自己族群的立场。

北爱尔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北爱尔兰的选举本来是为了促使各派相互妥协包容，建立执政联盟走温和克制的执政路线。然而事实恰好相反。北爱尔兰有四个主要党派，两个新教徒的政党和两个天主教徒的政党。每个教派的两党之中，各有一党激进、一党温和。在建立联合执政之前，对立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族群中最大的党都是较温和的那一个；实际上正是靠近中间立场的这两个党在协调联合执政事宜。但是当联合执政模式确立之后，选民们就两极分化了；现在对立的两个族群中的主力都是激进的政党，所以联合政府最终落入这两党的偏执顽固的政客们手中，他们对如此好运不敢置信，笑得合不拢嘴。这就是广义的族群身份政治可能造成的结果。的确如此，在2007年12月的肯尼亚选举中上演类似的一幕，48个族群合并分化成两大派别——基库尤联盟和反基库尤联盟。

在研究中，我也认识到民主制的诸多特征，选举竞争并不是其唯一重要的。选举竞争需要权力制衡机制的配合，而制衡机制又是公共品，也就是说，制衡机制需要人们协作互助方能建立起来。族群政治则阻碍人们协作建立权力制衡。这一点在2007年尼日利亚大选后续事件中得到验证。众议院发言人帕特丽夏·伊特（Patricia Etteh）在上任后不久就被控挪用公款。曝光的丑闻细节包括她豪掷重金购入12辆奔驰轿车的事。我不想为这诡异的一打奔驰车而大惊小怪——我早有心理准备，哪位体面的发言人不要几辆奔驰车来装点排场呢？但很多尼日利亚人似乎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媒体也对她大加抨击。事情讲到这儿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一桩寻常的违法行为东窗事发而已。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此事引发的反响。当发言人一受到媒体的抨击，同为约鲁巴（Yoruba）族的其他官员就纷纷跳出来维护她。他们公开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别动她，她是我们族在权力核心的唯一代表。”如果打出族裔牌就能挡过一项腐败指控，那么社会风气肯定是江河日下。

由此看来，族裔选举政治并非我曾经以为的那样温和无害。在有些地区，例如北美的城市，政治决策是激烈的选举竞争的结果，在这些地区调查得出的关于族群多元性对公共品影响的证据，显然与族裔选举政治的影响是相符的。

很多研究表明，公民的族群多元性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系统性下降。并不是族群多元的社会恰好摊上糟糕的公共服务，而是它们二者之间属于因果关系。控制其他因素，多元性越强，公共服务质量就越差。不仅如此，就连用于种族优待渠道的开销，比如公共部门雇员的薪资都要高些。为什么多元性增大了公共品供应的难度？为此，我们需要微观层面上的证据，看看人们是如何做出集体决定的。

已有研究明确指出，信任在不同族群之间要比同族之内薄弱。我团队中一个研究人员阿比盖·巴尔（Abigail Barr）就很巧妙地证实了这个结论。她研究津巴布韦农村社区的人们之间信任程度的差异。信任是个很难量化的概念，但她借鉴最新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一个实验性的游戏，征募志愿者来玩，根据他们选择的策略，可以赢得少量的钱。津巴布韦这地方特别适合进行这项研究，因为在同族人们聚居的村子边上，就有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各族人混居的社区，其中混居的程度各有不同。她的研究表明，控制住其他变量，村子里的族裔越是多元，人们在游戏中采取的策略显示出的互信越低。另一个结论是，人们更愿意为增进同族人的福利而缴税，如果让他们知道纳税的钱很大部分会花在异族的人群身上，那他们就不那么情愿。当这些结论在欧洲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一阵焦虑，人们担心移民及其造成的多族裔社会的变化可能破坏这片大陆标志性的高福利制度。

另有证据表明，对政府的监督机制——公共品的一种——也失灵了。我已经讲过尼日利亚众议院发言人购买奔驰车的故事，此外还有更系统的证据。爱德华·米盖尔（Edward Miguel）和玛丽·凯·古戈尔蒂（Mary Kay Gugerty）做了一项关于肯尼亚农村地区学校的校委会运作的调查，得出非常有说服力的结论。校委会由家长组成，负责募集资金、管理学校，因此在决定学校质量方面举足轻重。爱德华和玛丽通过巧妙的研究发现，当校委会是由不同族裔的成员组成时，那么学校管理就较差。准确地说，就是同族成员相互包庇，即使渎职也不会受到同族成员的批评。

幸运的是，族群多元性还是有一点好处的。虽然它在公共服务领域施加负面影响，但却能促进私有经济活动。为什么多元性能提高私有领域的生产效率？与阿比盖在津巴布韦做的研究类似，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相当翔实可靠的实验证据来说明事实。基本上，族群多元性有助于提高技能、增进知识、拓宽视角，由此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虽然多元的团队协作不佳，但他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还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个现象叠加放大，已经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形势。对于这个方向的工作，我不敢夸口——相关数据极其难找，所以结果也许不是那么可靠。不过有意义的是，我挨个估计每个国家的公有和私有资本，接着检验这两种资本的生产效率是否受到所在社会的族裔多元程度的影响。研究过程的每一步都不算准确可靠，但得出的结果就是，族群多元性降低公有资本的生产效率，却又提高私有资本的生产效率。虽然这个结果不一定站得住脚，但至少它跟微观层面以及其他宏观层面的结论是相符的。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政策意义是，多元社会应当利用自身的优势，尽其所能大力发展私有部门。这也能说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到目前为止，欧洲的国家与美国相比族裔构成较为稳定单一，所以欧洲的公有部门比美国更大。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族裔构成非常多元，尤其不适合搞社会主义。但这些国家直到最近广泛奉行的意识形态却偏偏是社会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第一代政治领袖中绝大多数人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接受教育。不仅当时社会主义思潮正是鼎盛时期，而且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欧洲的社会主义人士成为第一批支持反殖民斗争的政治家。除了受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之外，效仿苏联模式也有好处，因为可借鉴现成的建立军事力量的路子来应对自身的国防安全问题。80年代所谓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的一个方面，就是非洲政府在西方的鼓励或强迫下对公有部门进行私有化。虽然有批评指出当时的改革是在意识形态驱动下强行上马，但是改革的方向是适合族群多元的非洲国家的。

既然多元性有利有弊，听上去好像只要安排得当就可以正负相抵，使得净效应可忽略不计。然而，你已经知道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同一件事情的影响可以大不相同。比如我们之前讲过，民主制使政治暴力在高收入国家降低，却在低收入国家上升。族群多元性会不会有类似的效应？

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情况确实如此。多元性的正面效应只显现在较高收入水平上，也就是说多元性对于美国来说是件好事，对于欧洲来说，虽然日益多元的族群构成可能对福利制度造成冲击，但是生机勃发的私有经济可以弥补这个缺憾。然而对于肯尼亚和其他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多元性是个弊端。在低收入水平上，多元性意味着巨大的净经济劣势，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高度多元化的低收入国家和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相比，经济增长平均落后2%。为何多元性对高收入国家有利，对低收入国家不利？原因可能是，多元性的关键优势来自知识与技能。在一个拥有高水平的知识技能的经济体，多元化的知识技能储备越多就越有利。但是对于知识技能尚处于基础水平的经济体来说，多元化发挥的空间较窄，用途不大。

基本说来，目前的结论表明，族群多元性增大社会协作的难度，并且在低收入水平上这个效应相当显著，足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经济增长。我们很容易由此断言，多元化社会不可能依靠团结协作来获得任何经济体的发展所必需的集体力量。那么，为了获得这种集体力量，就得靠强权。强权总得有人来领导，这就引出了“仁慈的独裁者”一说。最近的证据显示出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在足够敏锐和相对温和的领导下的威权国家可以发挥出集体力量，从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那么，这是否就是族群多元化的低收入国家的出路呢？

当我们回到基本的安全问题上，支持专制制度的理由似乎更充分。你已经看到，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制度使得政治暴力在其所有的主要形式上都愈演愈烈。民主制让此类国家变得更危险，镇压却似乎行之有效。于是我们又回到这个丑陋的事实：萨达姆·侯赛因在维持伊拉克的和平稳定这件事上比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做得更好。更好的公共品——独裁者会让火车准点运行——以及更和平稳定，这些支持独裁体制的理由令人不安，却又如此有力。

我并不想贬损一个敏锐而温和的独裁者的好处，但是我认为对于族群多元的国家来说，这个出路是非常危险的。族群多元性能导致糟糕的民主制度，也能造就糟糕的独裁制度。在族群多元的国家里，独裁者们打的往往是族裔牌，凭借本族的势力攀上权力的顶峰。因此，他们善待的受众范围就不可避免地狭隘，仅限于本族而已。权力的基础越窄，量全国之物力为本族谋私以维持权力的动机就越强烈。而发展国民经济让每一个普通民众受惠这种事情，对于独裁者来说就没什么吸引力。所以按照这种分析来看，族群多元化的国家是非常不适合搞独裁体制的。

同样，我们最好拿证据说话，不过这个问题很不简单。我一开始暂且做了个粗略的尝试。我发现，就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族群多元的国家比单一民族的国家更需要民主制度。如果这个结果是正确的，那么族群多元的国家不是需要独裁，而是特别地不适合独裁。这个结果很新颖，已经在一份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尽管如此，这显然只是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迈出的第一步，而且还很可能走错。最近爱丽亚娜·拉·费拉拉（Eliana La Ferrara）和她尊敬的合作者——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阿尔伯托·阿勒思纳（Alberto Alesina）再次探讨这个课题，并发表了一篇更为详尽的分析。我读着他们的文章，心情复杂：一方面为有如此重量级的团队研究这个课题而倍感欣喜，同时看到他们考虑到被我忽略的可能性而由衷钦佩；当然，另一方面也害怕我自己的研究结果被他们否定。在学术界，你离自取其辱的窘境从来就只差一篇失败的文章。

我所忽略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多元性在高收入水平上的害处要小一些。但这个结论很可能为我关于民主体制的论断敲响丧钟。因为民主国家普遍收入水平较高，我又没有控制收入因素，所以很可能我的结果只是由于这条相关性而已。他们逐步展开自己的论证，首先验证我的结论，再推出他们的观点，最后合并这两种可能性。谢天谢地！他们发现两种效应都是存在的——族群多元性在较高收入水平上负面影响较小，并且的确很适合实行民主制。我一方面为族群多元化的民主国家受肯定而高兴，一方面也为自己没有犯错而吃了定心丸。他们承认，在几种情况下这些结论可能不可靠。然而，这些结论提醒我们，要警惕族群民主政治一遇到问题就武断地走独裁道路这种跳跃思维。

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尝试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我从前的工作，与阿勒思纳以及拉·费拉拉的研究一样，都是用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绩效的指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指标。如果多元性的确有两种相互抵消的效应，那么关键就在于衡量其净效应是正还是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综合衡量绩效的指标，并不比其他可用的指标差。然而，如果——这是很有可能的——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净效应确实为负，那么我们还需要究根问底。多元性在公共品方面的不利效应必定是通过政治或社会选择来实现的。因此我决定把关注点从经济增长转移到一个更直接衡量这些选择的指标上。

这个课题显然属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领域，我也有幸与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合作。他和阿勒思纳一样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并且是研究非洲的政治学家老前辈。多年来我们在一个大型团队里共事，在一个专注于非洲的研究网络的资助下开展工作。我们的团队致力于研究为何在1960年之后的40年间大多数非洲经济体都陷入停滞。决策失误肯定不是唯一的解释。例如，众多非洲国家处于内陆的地理位置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不过，决策显然是有影响的，而我们团队决定专门研究那些扰乱国家功能运作的决策。有一年夏天，我们在斯坦福大学会面，把各国经济史的文献都整理一遍，对于几点症状达成共识。例如，其中一点就是在繁荣期间管理不善，用举债支撑经济增长，然而又把所得的成果挥霍一空。我们发现，那些没有这类症状的国家即使没有高速发展，也都总能避免经济崩溃。

贝茨和我决定用这些关键症状作为我们的业绩衡量指标，考察族群多元性是否会导致一个国家更容易做出错误决策。我们发现极多元的族群构成与政治压迫相结合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这也正是导致非洲诸国产生错误决策的根源。的确，族群多元性和独裁政体只有通过这样的致命互动——不单是独裁政体，也不单是族群多元性，而是二者的结合——才使得一个国家更容易患上这些症状。这个结果完全建立在非洲不同国家的情况之上，却和基于世界各国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十分契合：族群多元的低收入国家搞独裁，后果凶多吉少。

最后我想讲讲我认为最具洞察力的研究，是蒂姆·贝斯利和他的学生下松真之合作的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其标题颇具煽动性，叫《让独裁政体成功》。他们展示独裁体制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治国业绩——独裁国家可以管理得非常成功，也可以失败透顶。不同独裁国家之间的情况区别之大，远甚于民主国家。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区别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那些成功的独裁国家一个都不在非洲？他们给出答案的核心在于一个“选拔团”的概念。“选拔团”指的是在独裁政体中由少数人组成的代替选民功能的权力核心。这群人有可能罢黜治国不善的独裁领导人。蒂姆·贝斯利和下松发现，成功和失败的独裁政体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其选拔团是否愿意动用这个权力。在那些领导人一不称职就被选拔团换掉的国家，独裁政体就会运转良好。

这个结论很重要，但也引出了下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决定选拔团是否愿意罢黜不称职的独裁者？他们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答案：只有当选拔团对自己维持权力的能力足够自信时，才会撤掉独裁者，另起用一个自己人。我认为，这个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族群分立现象严重的国家搞独裁行不通，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政权更替有风险。目前的选拔团都是独裁者本族人，但是如果罢黜独裁者，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权力落到敌对族群的手中，连整个选拔团都被换掉。当我谈论政变时，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非洲国家，族群分化大大地增加了发生政变的风险。因此，一个有族群背景的选拔团对于打破现状的畏惧是合理的。与此论点相符，贝斯利和下松发现族群多元性会降低独裁政体成功的几率。但是他们也证实族群多元性只是众多因素之一，其效应是可以被掩盖消除的。只要有着某种很强势的意识形态，哪怕是族群多元的国家也会更容易成功。因为如果选拔团由该意识形态的政党组成，那么无论谁来领导这个国家，权力都会牢牢地控制在党内。然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意识形态，而是能为他们带来共同的身份认同的东西。

因此，当经济理论和统计分析都不能给出确定有效的解决方案时，我们所知的就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铁腕独裁看似正是族群多元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最应当避免的。尽管独裁者们有能力控制来自反对派方面的政治暴力，但是用更广泛的标准来衡量，独裁者是国家的灾难。族群多元性也许会使民主政治恶化，但是对于独裁政体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族群多元性的弊端呢？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由政治领导人去努力建设而成的。有几个低收入国家的领导人成功地通过打造并强加一个国民认同的方式化解了族群多元性造成的难题。其中做得出色的两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1945年到1967年的总统苏加诺（Sukarno）以及坦桑尼亚1964年到1985年的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再往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也领导南非走上同样的道路。苏加诺和尼雷尔两人都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治国潮流的误导，经济决策方面糟糕得一塌糊涂，但是在塑造民族国家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巨人。而苏加诺的使命更艰难，因为印尼幅员辽阔，国民分散居住在6000多个岛屿上。

国民认同产生的机制的确一直是一个政治建设的过程。但是接下来我想继续谈谈新建立的后殖民国家打造国民认同感的问题。在这些国家里成功的例子很罕见。那么，领导人能做些什么？

苏加诺和尼雷尔的关注点都在语言上。语言对于族群认同来说确实举足轻重，以至于社会学家主要用语言来度量族群认同的状况。苏加诺推行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作为官方语言。这种语言非常简单，我曾听过澳大利亚的小学生流利自如地进行印尼语对话。尼雷尔规定斯瓦西里语（Kiswahili）作为坦桑尼亚的通用语。以下我重点谈谈尼雷尔的策略，谈他的原因稍后揭晓。

为了克服部落身份所带来的问题，语言并不是尼雷尔推行的唯一策略。他制定小学课程大纲，加入大量的泛坦桑尼亚历史的课程。学校教育孩子们把自己看作坦桑尼亚人。在通过语言和教育政策重塑文化认同的同时，尼雷尔也改革政治决策的流程。他察觉到多党选举会造成分裂，就绕开这种制度。在地方层面，他把殖民地时代用于巩固部族酋长权力的机制彻底废除，由执政党建立村委会取而代之。在国家层面，不同地域之间即不同族群之间遵循公平的原则进行资源配置。为了建立国家统一的实体象征，尼雷尔还迁都于国家中部城市多多马（Dodoma）。不料这一举动招致援助国的讥讽。出于资金缺乏等诸多原因，多多马至今发展滞后，但此举明确彰显了尼雷尔对于突破固有的地域身份认同感的桎梏的努力。总之，尼雷尔苦心经营并普及这样一条民族团结的呼唤：人人都是坦桑尼亚人，并应为之自豪。他并没有刻意压制族群认同，而只是淡化这种意识。甚至当坦桑尼亚开始实行多党政治的时候，也规定任何党派不得在竞选活动中打族群牌。很巧的是，目前坦桑尼亚反对派领袖就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竭尽所能远离“龌龊政治”的人。

尼雷尔的策略成功了吗？这是一个本身很难用科学的方法去考量的问题。一个标准是“非洲晴雨表”在许多非洲国家用同一套民意问卷进行的调查。其中一个问题非常接近身份认同的核心，这个问题是：“你认为自己首先属于哪一个具体的群体？”这一问是开放式的。在其他族群多元化的非洲国家，接近半数的受访者是用族群归属来回答的，也就是说人们首先用族群身份来为自己定位。而在坦桑尼亚，只有3%的回答中包含族群或语言类的关键词。为了不仅仅称自己为“坦桑尼亚人”，四分之三的人选择用职业来作答。我想我也会这么做，尽管我为我的出身感到自豪，但在经济学家和约克郡人两个身份之间选择，我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经济学家。

不过对调查问卷的回答，或许只说明在礼貌的会话中什么样的答案受到认可而已，因为人们面对采访者可能会把自己说得更体面些。所以，从人们谈论自己的话中作出关于行为的结论，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方法持怀疑态度；我们更愿意从人们的行为来推断他们真实的想法。那么实际上要考察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差异是否导致行为的差异。这个问题更难，不过并非无解：伯克利大学的爱德华·米盖尔（Edward Miguel）最近就做了这项研究。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做的。

尼雷尔致力于坦桑尼亚的国民塑造，与邻国肯尼亚的领导人形成鲜明对比。肯尼亚的第一位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在许多方面上也是一位伟人：他的经济政策就比尼雷尔的好得多。当坦桑尼亚社会主义者指责肯雅塔治下的国家“人吃人”时，肯尼亚人很巧妙地回敬说，尼雷尔建立的国家“人什么都没得吃”。然而肯雅塔没能超越族群忠诚，他厚待自己出身的基库尤部落，使公共资源大幅集中于基库尤部落的中心地带。和许多非洲领导人类似，肯雅塔没能做好自己继任者的安排。他的两个心腹，都是基库尤人，都想争夺总统之位，都竭力阻挠对方。于是在一团乱麻之中，他们最终决定另立总统，这个人选要势单力薄，以便他们在幕后操纵实权——他们从少数族裔里挑了个傀儡。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总统就这么走上了世界的舞台。然而把他推上宝座的两位没料到，莫伊总统在一个关键方面的能力不容小觑——他迅速从他们以及基库尤人组成的选拔团手中夺过权柄。就这样，所有的事情都被颠覆过来，只有一样不变，那就是总统依然大力厚待自己的族人，只不过这回轮到卡伦金族（Kalenjin）。

说到卡伦金族，它的历史恰好向我们展示了身份认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你可能想象非洲部落的历史要追溯到人类诞生的远古时代。事实上卡伦金族始于1942年。当二战的烽火蔓延到北非时，英国需要为“国王非洲步枪团”（King’s African Rifles）征兵，而且很明智地把征兵目标锁定在广大的贫困地区。发布告示最经济的方法是广播，而该地区方言众多。为此，每条广播都用一种最普及的方言播出，一开头以“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句话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当然不是英语，而是以当地的方言说“卡伦金，卡伦金”（Kalenjin, Kalenjin）。2007年肯尼亚大选之后爆发严重的暴力冲突，卡伦金族在其中扮演着挑起骚乱的角色，而卡伦金族正是因当年的征兵广播而产生的。这就是族裔认同的根基。

肯雅塔和莫伊两位总统都偏袒自己的部族，对于建立国民认同他们压根就没有重视过，没有出台过任何政策来规范一种全国通用语，学校里教的也不是国家历史而是各自的地方历史。在政治上，殖民统治时期的酋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下来，在地方上酋长手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至于各部族之间的平等就更别提。其经济虽然发展得相对好一点，但是肯尼亚没有致力于建立像坦桑尼亚的多多马市那样的国家象征。

2007年12月举行的肯尼亚大选让一批新政客有机可乘。前人留下矛盾的火种，后人继续火上浇油。到目前为止，反对派领导人拉伊拉·奥廷加是暴力冲突的导火索。我们之前讲过，现任统治者在贿选和计票舞弊方面有优势，所以反对党确实更有可能诉诸强调族裔认同这种较为廉价的方案。奥廷加的竞选纲领简直就是承诺种族清洗。由于他的目标族裔基库尤族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四分之一， 这样的竞选策略大获成功。也许他的确拿下了最多的选票，却因为现任政府投票舞弊而最终输掉大选。纵然是对方窃走他的胜利，但是奥廷加当初赢得优势的手段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也是于法不容的。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两个国家在后独立时代政治战略的差异是如此鲜明，几乎具备一个自然实验成立的基本条件：一边是建立国民认同，一边是强化部族认同。不过，为了满足自然实验的条件，不只需要战略上的迥异，还要这两个国家在其他方面相似。两国确实相当类似，并且都族裔众多：肯尼亚有48个部族，坦桑尼亚还要更多一些。为了使相似性更强，米盖尔重点研究分别位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两个区——肯尼亚的布希亚（Busia）和坦桑尼亚的美雅图（Meatu）。选择这两个区的理由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比两国之间的更高。当年殖民者随手画的一条笔直的边境线，就把原本完整的一块土地划分成两个国家。但是作为一个自然实验，仅有迥异的战略和两国其他方面的相似性仍然不够，还需要可被定量测定的差异性结果，毕竟身份认同是很难准确观察的。米盖尔决定衡量一些关键公共品的供应，例如地方上募集的用于学校的资金、学校设施的供应以及水井的使用状况是否良好。

然而如果把布希亚作为一个观察对象，美雅图作为另一个的话，在统计上就不具备说服力。因为结果要么是布希亚比美雅图更好，要么是更差，而且首先可以预想得出任一种结果的可能性都是50%。米盖尔最重要的灵感在于将布希亚和美雅图划分为许多更小的区域。有些区域众多族裔杂居，有些则是单一部落聚集。他认识到，可以利用布希亚和美雅图内部不同地区族裔多元性的差别来研究族裔多元性在每个社会里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肯尼亚的布希亚区，他的发现与其他学者研究族裔多元性的影响得出的普遍结论完全一致。在布希亚区，多元化地区公共品的供应状况落后于单一族裔的地区，而且其效应非常明显。一般的多元化地区，每个小学生的人均学校资金比单一族裔地区的低25%。在学生族裔多元的学校里，教师负责人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切的认识，他们抱怨说部族之间的对立导致家长不愿支持学校。

那么坦桑尼亚美雅图的情况又如何？这项研究中设计最重要的检验是，看族裔多元性是否也像在布希亚一样造成破坏性的后果。美雅图之内各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布希亚正相当：有非常多元化的地区，也有单一族裔的地区。结果是毫无差异，族裔多元性在公共品供应上没有造成可察觉的影响。而米盖尔对民众做访谈时了解到的情况也支持统计的结果，人们对他说“我们都是坦桑尼亚人”，还有“这是坦桑尼亚，我们这里没有那种问题”。

我希望通过以上的描述，你已经了解一点米盖尔的研究成果，这真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社会科学研究作品。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尼雷尔建立国民认同的战略取得成功。自独立以来的40年中，族裔多元性对坦桑尼亚造成的损害已经大幅降低，甚至也许被消除了。尼雷尔成功地把一个新的政权国家塑造成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尼雷尔和苏加诺展示了国家领导人能够取得的成就。遗憾的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很少推行他们这样的政策。更普遍的是肯尼亚的肯雅塔和莫伊这样的例子，他们强化族裔认同，忽视建立肯尼亚国民认同，这种政策的后果现在已经非常明朗。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在关注肯尼亚选举后续事件。大约有1000名肯尼亚人在族群暴力冲突中丧生。在这个背景下谈研究是很难的。不过回想我们之前曾说的，2007年4月份尼日利亚总统选举期间，我和佩德罗·文森特做过一个调查。既然那项工作是可行的，我便决定尝试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肯尼亚大选，据我预测这次大选将会冲突不断。我找来一个团队。如你所见，族裔多元性可以强化一个团队：我们的团队由一个肯尼亚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比利时人、一个墨西哥人和一个德国人组成。这项研究工作是最近才开展的，所以我目前只能谈一些初步的结果。

这项调研是在选举后的冲突爆发之前进行的。然而即使冲突尚未爆发之时，每6个肯尼亚人里面就有5个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会成为政治暴力的受害者，而十分之一的人已经受人恐吓，让他们小心“投错票”的后果。和尼日利亚一样，选举暴力似乎是弱势一方惯用的手段：支持政府的人是最恐慌的，而事实也证明他们害怕得没错。但是这些暴力威胁并不是来自底层大众层面的紧张对立，而是由上层的政党组织煽动起来的。针对基库尤人的暴力事件，就是拉伊拉·奥廷加精心策划的选举策略。

除了政府宣布连任之后紧接着就被指控舞弊的事件，我们还发现在调研当时——也就是选举之前的几天——反对党表现得胜券在握。对此肯尼亚选民并不意外：当问他们觉得选举会有多自由和公正时，70%的人认为会有问题，而这样的担忧在反对党支持阵营中异常地高。族裔身份就是一切：只有一半的选民认为他们的首要身份是肯尼亚人。更引人深思的是，族裔身份极大地扭曲了投票的动机。基库尤人投给齐贝吉，卢奥人投给奥廷加，不仅如此，其他的部族也几乎都按族裔身份站队投票。

然而我认为以下结果为族裔政治敲响了丧钟。这些结果涉及选举竞争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的约束。在选举之前的几年，肯尼亚经济形势良好，经历了20多年来最快的增长。并且不只有基库尤族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连卢奥族也承认他们的生活改善了。齐贝吉甚至在卢奥族人中也赢得了极高的支持率，但这并没有什么用。他不是他们族群阵营的候选人，他们不会为他投票：98%的卢奥族人投给奥廷加。在这种投票行为的前提下，没有什么可以激励总统为提供国家公共物品而努力，他还不如多多厚待自己的部族。肯尼亚政治领导人一手造成的如此根深蒂固的族裔阵营分立现状，已经显著地阻碍了选举竞争原本可以规范政府责任的功能。至于另外一个选举的好处——提供执政合法性，肯尼亚民主教育研究所所长孔奇·穆丽如是评价：“这些人难道就不在乎执政合法性吗？”[2]

[1] “在伊尔克利沼泽上不戴帽子”，约克郡家喻户晓的方言民歌，歌词是调侃一个在伊尔克利追求女孩的朋友不戴帽子，会被冻死。——译注

[2] “齐贝吉当选引发肯尼亚骚乱”，《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1日，第6版。

第三章
危局之中：冲突后协议

和平随着千禧年而降临。国际社会终于开始正视长年内战造成的棘手难题。召开和谈，各方施压，于是一系列和平协议陆续得以达成：斯里兰卡、布隆迪、南苏丹、塞拉利昂、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实可谓功绩辉煌。然而冲突后时代的局势仍然脆弱，40%的国家不出10年又再次陷入战乱。这些再次爆发的冲突占全世界内战总数的一半。因此，更有效地维护冲突后时代的和平局面，就是减少内战最有力的方式。那么问题来了，民主制度是这些国家维持和平的灵丹妙药吗？国际组织在冲突后局势中发挥作用的经验尚浅——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是一个还在摸索中发展的新机构。而且最近的纪录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以下是几个例子。

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过渡政府为例。他们知道自己只能掌权3年就要召开选举，届时有可能落选。于是各位部长就开始侵吞公款。怎奈税收疲软，国库空虚——你将会看到，减税也是恶政的手段之一。不过贪污的目标不仅限于税收，还有一个办法是举债——中饱私囊后溜之大吉，把债务留给未来的国民去还。遗憾的是，对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领导人来说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之前的总统蒙博托已经做到极致，国家负债累累，再也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政府。

可是还有一种方法。刚果矿产丰富，但大多数资源尚未开发，因为在总统蒙博托时期，哪家公司如果要投资开矿，那就是犯傻。总统遭遇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时间不一致问题”（time-consistency problem）：因为他不能保证自己日后不会被没收矿场，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去投资。然而到了过渡政府时期，全球商品价格一路走高的形势改变了对风险的计算：向过渡政府支付一点费用以换取合法开采权是合算的。所以刚果民主共和国过渡政府的部长们低价出卖国家资产，这也相当于把国民的未来抵押了，在本质上与发债无异。就在几个月前，我和一个精明的开矿权买主共进午餐，虽然午餐很愉快，但当我告诉他这个开采权应当重新协商时，他就有点不高兴了。

我们再来看南苏丹的情况。南苏丹多年的战乱得以和平结束，可谓所有冲突解决中最成功的例子。新的南苏丹政府接手的经济景象好像月球表面一样荒凉，什么现成的公共品都没有。没有公路，没有学校，没有医疗：一无所有，连房屋也没有。唯一的公共品就是军队——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而且停战之后军队就显得冗余。但是南苏丹坐拥巨大的财富资源，因为有一片新开发的油田跨南北苏丹分界线，南苏丹每年能从这个油田得到13亿美元的收入。除了石油收入以外，还有大笔的援助资金涌入，因为每家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慷慨解囊。

在如此大好局面之下，政府应当把握政策重点、区分轻重缓急。经历这么多年为解放事业做出的牺牲，南苏丹人民也许很自然地希望政府仔细规划并落实政策，建设一个有效的国家机器。那么两年过后情况如何？一个高级部长这么跟我说：“我们错失良机。”他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把支配公共支出的权力交给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这些人掌握权力之后做了什么？他们为自己招兵买马，用公共财政来供养麾下的军队。单是这一项就耗尽了石油收入。而且政府现在进退两难。如果要从预算里挤出建设性用途的资金，就只能裁减兵员，而这些人员才跻身既得利益群体，刚捞到点油水呢。部长们还做了些什么呢？援助资金都用到哪里去了？部长们决定不在南苏丹安家，他们都住在内罗毕，那里公共品好得多。但是援助机构坚持把工作会议地点定在南苏丹，因此部长大人们不得不来回通勤，赶去自己执政的国家上班。那么部长们在这些会议中最关心什么问题呢？他们第一关心的就是要有高大气派的政府部委总部大楼，你大可想象规划图中那些即将拔地而起、挂牌某某部委的水泥建筑群。

我一贯认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私营部门。南苏丹有一项巨大的私人投资，是一家五星级豪华酒店，孤零零坐落在茫茫旷野之中，仿佛置身在外太空一般。由于公共品匮乏，那里甚至不通公路。那么谁是酒店的目标客户呢？南苏丹虽然尚未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却是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主要驻地——这就是市场。为了给援助人员提供娱乐服务，酒店旁边还盖了一座国际购物商场。与此同时，援助机构相互之间为谁来管理资金的问题争执不休：每家机构都想牵头，谁也不愿被别家协调。目前南苏丹政府并不独立，它与苏丹联邦政府分享主权。但是，2011年那里会举行完全独立的公投。准备迎接南苏丹这个新国家登上世界舞台吧。

现在来说另一个刚结束长期内战的国家布隆迪。根据国际社会促成的停战协定条款规定，停战之后很快就举行了一场选举。结果是胡图族反政府武装运动中最极端的一派赢了。他们上台后的政策包括逮捕和折磨反对派的人，挪用公款为私人的民兵队伍购买进口枪支，并且驱逐联合国维和部队。而联合国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撤离人员。

再来看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经历冲突之后，从埃塞俄比亚独立出来，并获得其他非洲政府从未有过的国际舆论盛赞。根据某项投资评级，厄立特里亚有希望成为非洲的新加坡。然而不出10年，它又和埃塞俄比亚打起来，并且紧接着发生一起总统发动政变推翻自己政府的事件，半数的部长都被捕。其军费开支保持战时标准并且大规模征兵。在本书成稿之时，厄立特里亚刚刚赶走缓冲区的维和部队，情况不容乐观。

最后来看看备受赞誉的冲突后国家东帝汶。这个英勇的小国在历经36年抗争之后，从印度尼西亚获得自决权。在此之前，由于苏加诺总统的接任者苏哈托的愚蠢政策，印尼没有将东帝汶融入本国，而是施行殖民统治大肆压迫。所以当东帝汶获得独立之时，国际社会齐声称贺。也许这么说有些冒昧，但是如果每个80万人的群体都获得自决权的话，全世界的国家将会多达8000个。换句话说，东帝汶的独立无法通过伦理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检验问题：“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结果会怎样？”[1]

但是这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英雄的小国东帝汶自从2001年独立建国以来发展得如何？ 我们前文说过，40%的冲突后国家不出10年又再次陷入战乱，东帝汶就是其中之一。2006年，一个高层领导人被发现为自己的私人民兵进口武器，引起军队里大批来自东帝汶西部的士兵不满，进而哗变，逃入山区——也就是以前内战的战场。紧接此后的动乱导致十分之一的人民流离失所。如果不是澳大利亚派出2000人的维和部队进驻稳定局势，这场内乱持续下去，恐怕又要把一个新的主权国家——西东帝汶——推上世界舞台。

到底是什么决定冲突后的和平能否长期维持？尽管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但我以前一直没有做相关研究。这在统计上是个难题，因为相关的观察资料不多。截至2006年，我们搜集了66个国家的数据，这才足够开展研究。这一次我的合作者是安珂·霍芙勒（Anke Hoeffler），还有一个极聪明的瑞典人曼斯·森德本（Mans Söderbom）。我们决定广泛考察，平等地研究所有可能对维持和平有影响的要素：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军事方面的因素。

我们之前讨论过民主与选举，就从这方面说起。国际社会针对内战结束后的国家推行的标准模式是制定一部民主宪法，并且几年后依照宪法召开选举。这是在明确地践行执政合法性和政府问责制的理论。和平因选举而得到保障，因为一旦当选就是人民承认的合法政府，反对派很难诉诸暴力。不仅是当选的政府的合法性得到承认，选举的民主程序更是确保政府需要考虑各方诉求，从而减少大众的不满，因为政府要向人民负责。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理论是否有证据支持。

我们首先考察政体类型是否影响冲突后国家再次动乱的可能性。我们仍然使用政体指数（Polity IV），在其21个级别区间寻找是否有某些级别的政体类型显著地比其他类型更加安全。结果令人沮丧。我们找到的显著的更加安全的区间，对应的都是十足的专制国家：指数级别在-10和-5之间。这一区间的国家重陷战乱的风险相对于平均值40%低得多，只有25%。同时，在不那么专制的政体中——也就是得分在-4及以上的国家——再次爆发冲突的概率高于平均值，竟然高达70%。

我们来看具体的最近例子。新千年伊始，安哥拉和斯里兰卡都重获和平。安哥拉依然是世界上最专制的体制之一，而斯里兰卡则很早就开始实行民主制。安哥拉十分稳定，我也相信这稳定的局面会持续下去。但是斯里兰卡的和平已被再次打破，发达国家政府极力批评斯里兰卡政府而非猛虎组织，就像他们倾向于将哥伦比亚重燃战火归咎于该国政府而非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以及谴责乌干达政府打击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一样。我承认也许这三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过错，但显而易见的是，与安哥拉相比这三家政府真是圣徒一般的仁慈。也就是说，更民主的政体不一定能更好地保障和平稳定。

讨论政体的影响就到这里，接下来说说选举的影响。那么，就在我们的冲突后10年间的风险模型中考察选举因素。选举的数据倒是不少，但一开始我们没有发现这一因素有什么明显的效应。这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在一个典型的冲突后紧张局势中，选举这么关键的政治事件不可能不在社会上产生显著影响。后来我们终于发现，选举使得冲突后时期再发冲突的风险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在选举之前的一年间，再发冲突的风险急剧下降，社会看似平静；然而在选举过后的一年中，这一概率陡然上升。最终，选举的净效应是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为什么冲突后时期的选举会产生这样的效应？我们需要跳出统计结果来思考。我的推测如下。在选举之前的阶段，各派均有很强的参与动机，毕竟选举是通往执政的道路。所以各派的精力都放在竞选活动上，暴力冲突的概率就下降。但是选举结果一出来，胜负已定。如果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获选的党派会承诺代表全体国民管理国家，并且由于权力制衡机制的存在，政府不得不兑现承诺；而落选党派则会祝贺对方的胜利，并承诺扮演好忠诚反对党（loyal opposition）[2]的角色。由于真正的民主国家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的滥用，落选党派知道在5年之内还有希望赢得下届选举，而冲突后国家的情况往往不同，因为制约机制缺位，赢家弹冠相庆，期待享用为所欲为的权力；而输家则预料到自己将从此沦为俎上之肉，除了暴力推翻当选政府之外别无他法。

回顾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冲突后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卢旺达和乌干达军队的支持下，反政府军领袖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将总统蒙博托赶下台。2001年卡比拉遇刺身亡，其子约瑟夫（Joseph）继位，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领导人。很抱歉使用“继位”这个词，因为这可能会误导读者以为这个反政府起义的真实目的是建立一个如假包换的王朝。请允许我纠正这个错误。正确的说法是：年轻的约瑟夫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被任命为下一任总统。这是事实，当时掌控局势的是国际社会，而非刺杀洛朗·德西雷的人。前文讲过，刚果政府债台高筑，长期入不敷出，而且缺乏一支有效的武装。所以总统卡比拉二世在冲突后时期不得不遵从国际社会的指示，召开选举。

这场选举与法国类似，一共有两轮。第二轮——也就是决定性的一轮——定于2006年10月29日召开。国际社会对政府合法性和问责制这一模式充满信心，计划于2006年10月30日撤出维和部队。“疯狂民主”（democrazy）正在进行时，无视这一现实何其荒谬。不过，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社会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选举按计划进行，那么此前的一年之内局势应该相当平稳，造成高风险时期已然过去的假象。由于国际维和行动既昂贵又非常不受派出部队发达国家的选民支持，一旦维和部队看似没必要再留守，再加上来自本国的“让孩子们回家”的强大舆论压力，撤离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在维和行动的离奇术语体系中，冲突后选举被视作部队撤离的里程碑并不奇怪。更常见的说法是，选举就是退出机制。稍后我会回来讲这个策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是怎么实施的。

仔细想想，我们的结论表明，与其说冲突后选举是里程碑，不如说是墓碑。当然这取决于维和行动是否有效：如果无效，孩子们也照样会被召回国，而且说选举是什么碑都无所谓。所以我们接下来谈谈维和行动。

我们请求联合国提供其维和行动的数据。好消息是他们有完整的记录。遗憾的是，这些原始记录不便于进行量化分析。我们的助研们花了整整7个月的时间整理数据。终于，我们拿到按国家和年份分类的部队数量和费用的信息，可以检验维和部队是否真的有效维护和平。结果清晰而颇令人吃惊：维和行动是有效的。用在维和上的资金显著地大幅降低了冲突后国家重燃战火的风险。

你可能知道，质疑这一结论的一条标准理由就是反向因果关系（reverse causality）。比如，若是只向那些相对安全的冲突后国家派遣部队，那么就会显得他们成功地维护了和平，但是这个关联并不是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变量，既能解释维和部队的部署，又与再发冲突的概率无关。在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解之后，我们求助于文献资料。我曾经合作过的一个年轻的希腊政治学家尼古拉斯·圣巴尼斯（Nicolas Sambanis），最近刚与曾经在联合国任研究部门主管、研究维和行动的世界权威迈克·多伊尔（Michael Doyle）合著了一本有关冲突后维和行动的书。他们的结论是，派遣部队到冲突后地区的政治决定过程太过复杂，无法对其建立模型。安理会成员国的决策程序仿佛一场错综复杂的“马匹交易”，最终做出的任何决定都像是随机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找到能很好预测其结果的变量，同时也说明不存在太大的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

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帮助我们确认一件事。往冲突后地区派出多少部队的决定可以分为两步：第一，到底应不应该派遣部队？第二，如果要派遣，派多少？我们发现从第一步决定中——到底应不应该派遣部队——可以了解一点派遣部队的动机。这一步决定与再发冲突的高风险相关联。最可能的一种解释是，维和部队会被派往容易爆发冲突的地区。我们无从得知这个逻辑是否对于派遣数量的决定也成立。我们只知道，既然决定要派出部队，那么派得越多，该地区就越安全。假如促成这两步决定的缘由的确一致的话，那么越是危险的地区就应该派遣越多的部队。由于我们的研究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派遣部队的决定是随机的，那么以上推理对我们的结论有什么影响呢？其影响就是说明我们的结论低估了维和部队的真实作用。真实的情况是，维和部队越多的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越低，尽管该地区本来是更危险的。所以部队人数和固有风险无关的这个假设也许太过保守。

我把截至2006年夏天的有关冲突后选举和维和行动有效性的研究结果与国际社会相关部门分享。我尤其担心，维和部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选举召开后的一天撤出这个提案是不明智的，而当时离执行只剩几个月的时间。很快我受邀前往联合国新成立的建设和平委员会（Peace-Building Commission）做报告，我也向维和部队最大的派遣国——法国的政府提供研究结果。我了解到部队指挥官们自己也对撤离方案持高度的怀疑态度。选举过后，局势迅速恶化，部队不但没能撤离，还得增派支援兵力。在短短数月之内，大选落败的本巴（Bemba）的私人武装和连任的卡比拉二世的政府军交火。本巴在失利之后寻求外国使馆的庇护，而后流亡欧洲。在他流亡之后，国内秩序并未恢复，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是冲突不断，危机重重。

虽然国际维和行动卓有成效，但是也有麻烦，比如成本高昂而且不受欢迎。外军入境被冲突后国家的政府视作一种屈辱。对于这些自身权力急于得到承认的政府来说，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门（DPKO）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对他们不可侵犯的主权构成挑战。同时，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子女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维和行动，派遣国的选民不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有别的办法吗？我能想到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远距离保证（over-the-horizon guarantees），比如英国政府在塞拉利昂的行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只有80名士兵驻扎在塞拉利昂，但该国政府得到英方的保证，在为期10年之内，一旦有问题，英军将会一夜之间调兵相助。或许这个许诺有助于该国的社会稳定。至少塞拉利昂在控制冲突再发的方面相当成功，甚至平稳经历了冲突后选举和政府更迭。问题是塞拉利昂只是个例，不能进行统计分析，所以我们无法研究这种保证一旦普及是否依然有效。不过，真的没有办法研究吗？

我开始联想是否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多年来法国为他们在非洲的客户国提供安全保证（security guarantees）。实际上，有了国际协作的典型逻辑，在英国开始庇佑塞拉利昂之前，法国就已经放弃了这种行动。法国提供的安全保证是非正式的，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可靠，因为它在北非法语国家部署一系列海外军事基地。自从殖民地独立以来这种干预就开始了，直到1994年法国政府试图支持卢旺达的胡图政权时陷入困境。你或许记得，当图西族反政府军从乌干达入侵，以及卢旺达的胡图族政权展开大肆屠杀之时，法国曾调军进入卢旺达。进驻的法军发现自己支持的政权正在实施屠杀，于是急忙抽身。在此之后，总统希拉克下令重新审视这种安全保证，并出台新的针对非洲的政策，军事干预似乎过时了。法国对非新政策的第一次试验是在1999年科特迪瓦的军事政变期间。法国保守派提议调兵平息政变，但被总统希拉克否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法国的安全保证是在殖民地独立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内实行的。在越南奠边府战役（Dien Bien Phu）失败之后，法国已经无力在整个法语系国家范围内实施军事保障，只有在北非和中非还有实力维持近30年。即使如此，这些地区的国家数量和这个时间跨度，也足够我们进行统计分析。

关键问题是，这种保证是否真的减少内战的爆发次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内战风险模型来回答。该模型可以用来回答许多重要问题，不过在这里我只讨论这一个问题——法国的非正式安全保证是否减少了内战的爆发？我们的结果是，它的确非常有效。非洲法语系国家的情况原本是非常可能爆发战争的，但是实际的冲突频率比预期的低很多。从统计上来看，法国的安全保证在近30年间显著地并且大幅地降低冲突的风险。

但是冲突显著减少真的是因为军事介入吗？有没有可能是别的与法国相关的因素呢？比如，当法国反对入侵伊拉克的时候，有些美国人指责法国过分规避军事行动，嘲笑对方为“吃奶酪的爱投降的猴子”（cheese-eating surrender monkeys）。也许法国文化培养出了热爱和平的价值观？虽然任何一个知晓法国战争史的人都可能对这个猜测嗤之以鼻，我们也决定不放过检验任何一种可能的解释。如果冲突风险的降低是由于文化因素而非安全保证，那么在整个法语世界，那些法国无法实现军事保障的地区也会因为文化影响而变得更加和平。事实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只有在法军基地势力范围内的西非和中非，安全状况才有所改善。我认为这个结论很合理。远距离保证看上去是行之有效的。当这本书的写作即将收尾之时，乍得爆发冲突：反政府军打到总统府大门外。在这场危机进展之中，法国的立场迅速转变。最初法国宣称无意军事介入。不到一周，他们重新考虑后发布安全保证称，如果反政府军一意孤行，法军将会介入打击。因为法国在乍得有个很大的军事基地，所以反政府军撤退了。

讲完政治和军事，还有什么因素影响冲突后时期的风险？经济肯定会起些作用吧？实际上，经济在两方面起作用。收入越低，再发冲突的风险就越高；经济复苏越慢，风险也越高。这两方面都有政策意义。如果低收入国家面临再发冲突的高风险，在同等条件下，国际社会维和行动的重点应该向那些最贫困的冲突后国家倾斜。这一点可以为安理会提供一条有效的准则，帮助他们在多伊尔和圣巴尼斯形容的“马匹交易”式混乱无章的决策过程中理出头绪来。更进一步来说，在同等条件下，提振经济的计划——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收入水平——就有改善社会安全的作用。

那么如何才能让冲突后国家崩溃的经济得以复苏呢？经济干预的问题在于它不像军事介入那么立竿见影。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很快，穆加贝总统已经有力地证实这一点；而要恢复一个破碎的经济就需要时间。如果平均收入以7%的速率增长——这在冲突后国家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收入水平在10年之内就能翻番。所以在10年之后再起冲突的风险就会大幅降低。然而这也是经济复苏的时间长度，在两三年内是办不到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冲突后的10年时间内局势都是危险的，不存在迅速见效的政治药方。特别是选举和民主制，至少在典型的冲突后国家所常见的那种选举和民主制度，并不能降低暴力冲突的风险。经济发展有助于减少冲突，但周期较长。唯一似乎在短期内有效的办法是国际维和行动，但在漫长的经济复苏时期内持续维和行动又有政治难度。那么，延长维和行动——哪怕是以远距离保证的形式实现——是否必要？还剩下这么一种可能：也许在冲突后10年之中，最初一段时间是最危险的，之后的时期就会比较安全。如果是这样，那么维和行动就不必延长，在政治上也容易实现。既然一个政治上可行的计划更容易被实施，那么它就有研究的价值。再发冲突的概率的确随着时间逐渐减小，但是不能放松警惕。时间治愈一切，但时间的力量不是以1年而是以10年为单位起作用的。冲突之后的头4年也许比之后的6年更危险，但这个区别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冲突后的10年内没有安全的时期。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看来，经济复苏才是维和行动唯一真正的退出机制。我认为我们需要打破“选举是里程碑”这种幻觉，直面重建经济的漫长征途。也许在整个10年期间，不需要维持大量的维和驻军，只需初始阶段的军事干预也可以成功发展成为远距离保证的形式。但是任何这样的保证都必须可靠。法国曾经的保证能兑现是因为有军事基地，英国的保证有震慑力，因为在冲突期间他们的确一夜之间开进塞拉利昂，遏制住围困首都弗里敦（Freetown）的革命联合阵线（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RUF）。英军在首都郊区一个叫滑铁卢（Waterloo）的小地方击退“联阵”，但他们只能说是及时赶到，如同威灵顿公爵当年在真正的滑铁卢战役胜利之后所说“这场仗赢得忒险”。

所以，如果经济复苏才是退出机制，应该怎么实现呢？什么政策管用？资金援助有效吗？我和安珂已经做过一点关于冲突后援助效果的研究。我们发现比起其他时期的援助，冲突后的援助效果明显更好。这并不奇怪，冲突后时期的重建工作正是国际援助机构的最初目的。但是我认为应该更进一步考察，为了重建经济，具体可以做些什么。为此我和来自塞拉利昂的博士生维克多·达维斯（Victor Davies）合作——他的家乡就是一个冲突后国家，还有科瑞斯·亚当（Chris Adam）——他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同事。由于我在索邦大学做客座教授，我也和该校博士生玛格丽特·杜彭切尔（Marguerite Duponchel）合作。虽然接下来我会尽量连贯而严密地介绍这个研究，但是当时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这么顺利。

冲突后援助的重要用途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用于重建基础设施，但是还有一种隐形用途——抑制通胀。高通胀是个灾难性的宏观政策，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般来说政府都会维持适度的通胀，尽管他们可以在短期内靠印刷钞票来“剪羊毛”。通货膨胀实质上是一种课税，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政府对于用通胀收税的办法保持谨慎克制，因为这样很容易失控造成恶性通胀。只有那种无路可走的政府——那种为政权存亡而挣扎孤注一掷、已经无力考虑未来的政府——才会出此下策。穆加贝总统不做长远考虑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他已经84岁，可谓全球最高龄的政府首脑。讽刺的是，在他治下的津巴布韦国民的平均年龄全球最年轻，所以这个社会原本是最应该关注未来的。不幸的是，哪怕是普通的国民也有充分理由挥霍未来，因为津巴布韦的人均寿命是最低的。

津巴布韦是少见的在如此恶性通胀之中尚能维持社会稳定的国家。不过我们想了解内战期间的政府是否通常都会铤而走险。暴力冲突导致经济萎缩、税收减少，而政府又面临军费激增的矛盾——一般来说内战期间军费几乎是和平时期的两倍，所以我们推断政府很可能开动印钞机。这个猜想被证实。但是我们关心的倒不是内战之中的经济，而是这对冲突后时期的经济恢复意味着什么。高通胀遗留的问题是人们因为预期通胀会持续而减持纸币。如果政府想要恢复低通胀以及公众对货币的信心，那么就需要实施较长时间的财政紧缩政策。事实上，内战期间政府的通胀政策等同于借债，它产生预期通胀的负债。冲突结束后，政府必须清偿这笔债务，但与此同时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

税收的恢复需要时间。通常企业偷税漏税的情况越普遍，经济就会越不正式。如果征税太急，恢复正式经济活动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塞拉利昂的商会会长告诉我，企业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增多导致商会会员的数量缩减。然而重建基础设施、恢复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等迫切的需求，又增加公共开支的压力。我们发现经济援助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好处，就是帮助冲突后政府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政府不再需要过分依赖通胀，因此恢复公众对货币的信心也相对容易。与经济复苏的其他方面一样，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援助的运用是一项对信心的投资，把对通货的信心恢复到冲突前时期的水平需要10多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冲突后经济援助，这个过程会更加漫长。

经济援助的这个用途究竟有多重要？通货膨胀对于冲突后的经济尤其具有破坏性。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内战期间民众会往海外转移资产，即所谓的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这种现象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普遍问题。我和安珂在津巴布韦研究生达拉·玛柯因杜（Tara MacIndoe）的帮助下估算流失到境外的非洲私人资产的比例。截至2004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惊人的36%——非洲的财产竟有超过三分之一被转移出境。毫不奇怪，在内战期间以及战后，资本外逃的情况比这个平均数严重得多。在冲突后时期，这些积累起来的境外资产意味着国家重建的救生索——当然，如果能把这批资金吸引回国的话。但通常情况是，不但没有救命绳，反而还持续大出血——面对再发冲突的高风险，人们继续向海外转移资产。这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总体来说，资本外逃阻滞经济复苏，从而使得再发冲突的可能性升高。每一个人都希望所有其他人把资产留在国内，而与此同时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出境。

以上情况和通货膨胀又有什么关系？维克多发现冲突后国家的资本外逃对于通货膨胀的敏感程度远超过和平时期。我们并不清楚原因，也许高通胀被视作未来不稳定的征兆，因为它表明政府在把未来廉价兑现。但是这个发现意味着经济援助在冲突后时期尤其有效。通过帮助政府抑制通胀，经济援助可以缓解资本外逃，并且有可能吸引资本回流。

在冲突期间流失的不只是资本，还有技能。我与玛格丽特一起分析塞拉利昂冲突对私有企业基础技能的影响。由于冲突后经济的数据有限，这项研究差点就没做成。我们得到一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针对企业和员工的新问卷调查结果。虽然其中提供了很多有关员工培训的信息，但对我们而言价值不大。我们得把这份问卷内容和其他资料配合起来看。伯克利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塞拉利昂做了一个调查，记录内战期间平民家庭成员死亡的情况。多亏他们很慷慨地分享信息，我们才得以勾勒出每个不同地方的暴力事件的变化情况。

我们的设想是把这份暴力事件的记录和企业与职工的调查问卷进行对照，从中看出暴力是否破坏就业和技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每个不同地方的经济在冲突之前是什么状况。我让玛格丽特去图书馆查找档案。牛津大学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其浩如烟海的文献收藏，我猜其中肯定有过去某个时候关于塞拉利昂企业的调查资料。果然，玛格丽特在大量查阅之后找到这么一份37年前的调研报告，但是牛津只有这份报告的一部分。我们的图书馆在全国范围内搜索，终于找全其余的部分。我想，不出几年这些旧文献就都能从网上下载，像这样费时费力的搜索工作将成为历史。

到这一步我觉得我们万事俱备可以开题了——暴力是如何影响企业、就业和技能的？然后我们开始担心：假设暴力冲突总在最贫困的地方发生，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暴力冲突使得这些国家变得贫困，但这是错误的。我们险些把因果关系弄反。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种问题：你得找到一个工具变量，它会增加冲突爆发的风险，但是对经济又没有直接的影响。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变量。革命联合阵线的叛军基地在利比里亚（Liberia）——他们把这个没有法制的国家当作避风港，从这里向邻国输出暴力。因此可以用塞拉利昂的每一个区到利比里亚的地理距离来预测该区受到暴力影响的程度；而且除非因为距离近而容易受到暴力骚扰之外，这些地理距离本身对当地经济没有什么影响。到这时我们才真正做到万事俱备。之前的准备工作耗时3个月，从拿到数据到得出结果又花了3天。不做到这一步，你没法知道此前的心血有没有白费。当然，承担风险的人是玛格丽特——假如我指导她的这个课题是个死胡同，她就没法拿到结果完成博士论文。

我们发现颇为有趣的结论。冲突平息后的7年之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暴力对于企业的数量和就业的人数有影响。通过企业的规模和成立时间可以看出，暴力冲突严重时，企业活动萎缩。虽然暴力平息后企业又得到恢复，但毕竟遭受重创——暴力冲突导致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为了解决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在遭受过暴力影响的地区，企业更注重对员工的基础技能培训。很明显，暴力冲突削弱劳动力技能。总的来看，这就是一幅鲜活的私有经济受创后的图景：企业重新开始运转，就业恢复，薪酬低得可怜，但是高工资对应的技能水平已经被破坏。40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提出社会技能积累过程的理论，他称之为“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也就是在实践中提高生产率。与之相反的是“不干就忘”（forgetting by not doing）。在阿罗的著述涉及的繁荣经济背景之中，这种反向的逻辑可能性不值一提。但是对于战火频仍之中的经济就不一样。内战使经济倒退，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该逆向运用阿罗的模型。

是否有某种被遗忘的技能对于冲突后的经济重建尤其重要？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它们太过寻常，没能引起援助机构的注意。援助机构将大把的钱花在灌输和解的观念上，这是一个目标远大的任务，只不过近来的研究表明成效甚微。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他们忽略。内战之中受损最严重的部门是建筑业——全国各地都在大肆摧毁一切，自然无人投资兴建房屋和基础设施。建筑行业使用大量没有熟练技能的工人，可以为无业的年轻人提供工作岗位，而失业的年轻人正是冲突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然而哪怕是建筑业对技能也是有要求的——你总不能只用未经训练的工人去砌墙吧？所以在战乱时期建筑业所需基本技能的丧失，成为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障碍。玛格丽特的向导曾经指给她看一栋房子塌了一半的屋顶，说：“我爷爷知道怎么修，我可不会。”

当援助方和当地政府展开重建工作时，他们的投资抬高了建筑业的价格，资金就这么被挥霍，因为技能短缺是重建的瓶颈。比如在利比里亚修建一所学校的成本翻了一番。有些捐助方雇了中国承包商来做。中国方面没有这种瓶颈，因为他们一贯是自给自足，连整个施工队都是从中国空运过来的。把项目交给中国人虽然省钱，却失去了建筑行业复苏带来的主要短期利益，那就是为当地年轻人创造就业，而这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又非常关键。那么，解决技能短缺瓶颈的办法就只有培训。冲突后社会需要大批的砖瓦匠、水暖工、焊接工等熟练工种来培训年轻劳动力。遗憾的是，这种事情太过琐碎，援助机构才不会去做。然而我们需要的正是“无国界砖瓦匠”（Bricklayers Without Borders）之类的机构的援助。

我们上文说到，冲突后社会非常脆弱，没有一个简单的政治方案能解决问题。唯一能有效控制暴力的办法是以远距离保证的方式进行维和行动。维和部队要等到当地经济恢复到一定水平时才能退出，而经济复苏则需要援助资金来提速。

这其中每一步看上去都很重要，但并不一定都值得付诸实施，因为可能代价过高。那么我们怎么判断某项干预行动值得去做呢？我的专业领域提供的办法是成本收益分析，通俗地说就是权衡利弊。那么让我们来权衡一下。既然目前对军事干预的争议很大，我就重点看维和行动的成本效益如何。其中要考察两项标准：成本收益率和净收益。

维和部队兵力部署的规模决定其行动能有效降低暴力风险的程度。我们只能估计个大概，准确的结果取决于技术方法，虽然我们选择的估计方法是恰当的，但肯定还有待改进。我们估计，每年投入1亿美元维和，10年之内再发冲突的累积风险就从38%降到17%。如果维和部队规模增大，风险还会进一步下降。年均投入2亿美元，风险就降到13%；投入5亿美元，风险就只剩9%。接下来要把风险的下降转换成收益。为此我们需要估计冲突的成本。我估计的数字是200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大，但是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这只是一场典型内战的最低成本而已，所以200亿只是保守估计。如果一场内战给社会造成200亿美元的损失，那么避免一场这样的战争收益就是200亿美元。由此可以推算，如果有一种方案可以把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变成一场相当于用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发生的战争，那么这种方案的价值就是100亿美元。

此外，内战爆发风险每下降1%，就有1亿美元的收益。之前说过，在冲突后的10年之中，每年投入1亿美元用于维和，风险下降21%。所以这个收益就是42亿美元。维和部队10年的总成本是10亿美元。最后我们可以算出关键的指标——收益成本比率大于四比一，可见维和行动很合算。考虑到准确估计的难度，要断言结论的可靠性还为时尚早。技术上可以估计出统计置信区间，我也做了这个计算。但是证明我们结论可靠的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来自竞争者的挑战。与别的研究者得出的估计值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得出可靠结论的范围。虽然之前的结论不能算是我的研究成果，但我需要指出，它们有可能存在谬误，真实情况也有可能是维和行动得不偿失。2008年我受邀为哥本哈根共识（Copenhagen Consensus）[3]的专家组做一个报告，讲我们对维和行动的研究。有10个竞争团队做了关于不同议题的报告，旨在建议国际公共资金的用途，交给专家组来评审。整个过程“很可怕”：专家组由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们组成。在他们面前做报告，我紧张得仿佛回到了30年多前博士论文答辩的现场。最终维和行动被专家组选入资金投入项目的排行榜。用他们的话来说“专家组认为在冲突后地区的维和行动将会为投入的成本带来价值可观的回报”。

尽管收益成本比率为采取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指南，但它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维和部队是收益递减的——持续扩大维和行动的规模，投资对应的收益会越来越小。当然，规模并不是全部，质量也是很重要的。最初派往塞拉利昂的大批联合国维和部队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当时的驻军既没有得到授权，也没有战斗士气。但是在既定的质量水平上，规模就很重要。虽然维和的收益随着规模增大而递减，但至少存在某种最优的规模。最优规模的概念可能听上去很深奥，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当规模达到最优的时候，维和行动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规模一旦超过这个最优值，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就得不偿失。原则上，求解维和行动成本收益率的过程也就是求解其最优规模的过程。很显然，维和行动面对的形势各异，不可一概而论，所以仅通过统计分析数据是无法得出结论的。

根据我那个简单的模型推算——虽然它尚不完善，但暂且用来做个示范——使维和行动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投资规模在1亿到2亿美元之间。投入2亿美元，再发冲突的概率下降25%，相当于50亿美元的收益。10年间的总成本是20亿美元——有效的维和行动代价是高昂的。虽然在这个规模上，维和行动的收益成本比率不是最大的，但净收益高达30亿。这只是保守估计，因为这个战争成本的估计忽略了很多重要因素，所以我认为维和行动真实的整体回报应该更高。政治领导人的核心任务就是动员集体力量来提供公共品，并且保证其收益高于成本。国际维和就是这样一种公共品。

这种量化分析是否纯属信口开河？我认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例子说明维和部队的介入避免了一场灾难。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投入这次维和行动中的资金就会收到很好的回报。量化分析为这种判断提供支持。没有人会傻到把政策建立在数字之上，但毕竟涉及巨额资金的使用和多少人的生命，要想避免“拍脑袋”决策，当然得借助可量化的信息。更何况，事实上国际维和也不受援助机构的青睐——各国援助机构当然希望把本国国防部支出的这笔巨额经费转到自己账上，而相关决策不应当是各方博弈争抢地盘的结果。所以，最终还得回到国际维和的回报是否值得投入这么多经费的问题上来。

虽然一开始没有地面部队很难保证维和的效果，但是到目前为止，英国在塞拉利昂的行动表明在5年之后可以撤出国际军队，以快速反应部队（rapid reaction force）提供的安全保证取而代之。法国直到1990年后期的安全保证，曾有效地把一个典型的非洲法语国家爆发内战的概率从10%减低到3%。法国的这种安全保证对内战风险的控制也许有助于判断远距离保证是否收益大于成本。

当我开始思考如何做法国在非洲军事干预的成本收益分析时，我构思了三个需要的部分：其一是冲突风险下降的数字——我刚才已经给出这个数字，从10%下降到3%。其二是把风险降低到这个程度所需的成本。我向法国财政部询问他们的快速反应部队花多少经费，他们反馈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每年10亿美元。需要提醒的是，这只是一个估计值，不见得准确。这个数字相当于往一个国家派遣一支超级庞大的维和部队的经费，但是大概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可信。事实上，用于提供安全保证的军队一定要足够应对预计最大规模的行动。最后我们需要估计被避免的冲突可能导致的损失。对于维和行动我用的数字是200亿美元，但是对于远距离保证，我想到一个更方便的办法——与其相比没有任何维和行动的情况，不如相对于维和部队一直驻扎不撤离的情况来为远距离保证估价。这么一来我的问题就变成：在冲突风险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用安全保证的方式维和，有多少士兵可以撤离回国？这么考虑问题的好处是，我不需要估计冲突概率的改变对应的收益，因为用这个办法冲突风险是不变的。

地面部队撤离回国的利益显然取决于部队的规模，以及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能够应对的事态数量。比如，我估计如果一开始驻军的开销是5亿美元，那么可以减少到1亿美元。这个估计数字只是打个比方，毕竟现实中没有那么多类似的实例可供参考。不过我们可以循着这个思路去指导现实的决策。比如说，一个远距离机动的快速后备部队的士兵应对冲突的效果远不如一个驻扎在冲突发生地的士兵。但是如果同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可以应对多个地区的冲突事件，那么使用快速反应部队的效率就比在多地分别驻扎地面部队要高得多。快速反应部队好比消防队，而当地部队则像是自动喷水消防系统。在我的例子里，一个快速反应部队只要能为三处冲突后地区提供安全保证，那么它的收益就大于成本。而这还没有算上绝大部分时候士兵们无需驻守他国的好处呢。

我们能从本章的讨论中得出什么结论？冲突后社会非常脆弱，没有单一的政治对策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维持冲突后国家和平稳定的关键办法是维和行动，而且维和行动后期应该转变成远距离保证的方式。维和行动在派遣国和接受维和的地区两方面引起不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不安是没有必要的。即便是维和行动也不能立竿见影，往往需要持续约10年之久。维和行动为经济重建保驾护航，两方并非对立，因此发达国家的援助机构和国防部门之间的预算之争实属不必。建立冲突后地区的和平局面耗资不菲，经济重建也需要巨额预算。为维和行动投入大量经费的理由是其回报远高于成本。因此我们应当支持维和行动。与此同时，冲突后国家也需要大量的经济援助。有了援助，经济能够更快复苏，维和部队才能真正撤出冲突后地区。

[1] 这里指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提出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普遍法则形式”（the formula of universal law）的检验。根据普遍法则形式，如果你愿意自己行事的准则成为所有理性人都采用的行为依据，那么你的行为就合乎道德，否则就是道德上不应该做的行为。——译注

[2] 忠诚反对党，早年在英国或其他英联邦地区的国会中拥有最多议席的在野党，称为“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即“女王陛下的忠诚反对党”，这些在野党反对执政党的纲领，但忠于王室和宪制。——译注

[3] 哥本哈根共识是丹麦的一家智库，从2004年起每4年发布一次全球最重大问题解决方案的排行榜，旨在为慈善家和决策者投资的优先顺序做出建议。其专家组由世界级经济学家组成，其排序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译注

第二部分
面对现实：残酷、野蛮又漫长

第四章
枪炮：火上浇油

我们知道，不是枪炮杀人，而是人杀人。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的历史告诉人们，大规模屠杀用不着枪子儿——胡图族政府用砍刀夺走超过50万人的性命。但是如果你的敌人手里有枪，你也必须有。胡图族政府可以用砍刀屠戮图西族手无寸铁的平民，但是反对派要和政府军作战就必须有武器。没有叛军的枪炮，就没有叛乱，也就不会有残酷、野蛮又漫长的内战。与此同时，因为邻国的政府有枪，我国政府也需要枪——没有枪炮就不能保卫平民不受持枪邻国的威胁。这就是许多政治领导人获得支持的主张：最核心的国家公共物品是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办法就是增加军费预算。

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一个拥有枪炮的国家会更危险还是更安全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除了因为狂热的政治立场而扩充军火之外，还有三种非常合理的可能性：第一，廉价又大量的枪炮可能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第二，拥有这些枪炮会使暴动的后果十分严重，所以反而起到震慑作用，使反对派不敢轻举妄动；第三，冲突越频繁的地区枪支越泛滥，但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拥枪自卫——枪支泛滥是结果，而非原因。理论家们似乎相信这些问题可以用意识形态来解决，他们热衷于表面上说得通事实上站不住脚的各种政治信仰，而这很有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关于枪支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它们能否起到震慑暴力的作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知道为何政府要大量购置枪支弹药。这相当于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是暴力的风险导致军费增加，还是军费增加造成暴力的风险？如果军费支出能确保国家安全，那么这笔钱就花得值。不过，在陷入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之前，我决定先考察究竟是什么带动军费支出。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曾经很热衷于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军事工业复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1]，而我却不认同这个思路。

在冷战期间学术界曾研究北约（NATO）和华约（Warsaw Pact）的军备竞赛。但随着冷战的终结，这个领域无人问津。近年来很少有针对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的研究，所以我和安珂决定自己动手。因为缺乏经验，我们花很长时间才走上正轨，最终于2007年发表研究成果。不久就受到哥斯达黎加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里亚斯（Arias）的委托，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撰写政策建议，以支持他削减军费开支的计划。哥斯达黎加几乎取消军费开支，这是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我们很高兴能够用研究得出的证据支持总统先生的努力。

政府并不乐意公开军费开支的数据。这一点都不奇怪，但这增加了对军费的分析难度。我差点就说服美国政府提供他们对各国军费的估计数据，但最终被拒绝了。于是我们采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的估计。我们决定用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作为军费的指标，根据SIPRI的数据，从1960年到1999年40年之间军费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全球均值为3.4%。从百分比来看似乎很小，但实际金额是庞大的：到2006年这个数字高达1.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援助预算总量的10倍。单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就花费了90亿美元。而这些国家收到的援助经费总额为340亿美元。我们的问题是为何某些国家的军费比例高于其他国家，以及为何某些时期的军费开支高于其他时期。我们发现最高的军费比例为国民收入的46%， 最低为0.1%。

我们从最简单的问题着手研究。政府大幅增加军费的一个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本国正在和他国交战。我想，如果这一点不能从数据中得到验证，那我们最好就此放弃，换个课题。我们如愿得到预期的结果：在相同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正与别国交战，其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会比其他国家高出1.5%。然而，如今很少爆发国际战争，由这个原因导致的军费开支只是全球军费的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的开销是花在和平时期的。

一个国家目前没有和其他国家打仗，并不意味着该国自认不存在外部威胁。我们冥思苦想，希望能找到一个衡量外部威胁的指标。我们想到“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曾经对外用兵，可能就会担心再次打仗。也许这威胁来自邻国，比如邻国政府穷兵黩武，或者自诩国际警察，热衷于拯救他国于水火之中。我们决定按照这个思路试试，专攻二战后的战争史。果然，一个国家只要曾经和别的国家打过仗，它长期的军费开支和没有打过仗的国家相比平均高出1.8%。我们又考察这种高额开支是否随着时间而缩减。按理说总该有缩减的时候，但是我们没发现这种趋势，根据可掌握的信息，多年前发生的战争使得军费支出至今仍居高不下。如果我说得没错，那么这就意味着国际战争的代价之中很大部分是在战争结束后累积起来的——国家在战后继续被巨额军费拖累。

一个国家潜在的外部威胁可以用其先前经历过的战争作为指标，不过我们采用的指标更加简单，那就是冷战。冷战很显然是一段各国深受战争威胁的时期，不过与之前提到的第一种指标不同，这威胁从未成为事实。除此之外，冷战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结局，也就是苏联的解体。因此冷战的终结意味着多国的潜在威胁同时解除，这不啻为一项自然实验。你将会看到，这种自然实验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模拟那些困扰“力利浦特”们——最底层10亿人的小国家——的大小冷战终结的影响。那么，冷战结束对全球军费开支有影响吗？当然，冷战结束后全球军费骤降35%。苏联的崩盘为全世界贡献和平红利。

然而，冷战期间战争威胁的性质是不同寻常的：美国和苏联虽无国土交界，但依然可以互相威胁。这自然是他们有核导弹的缘故。除此之外，差不多其他的外部威胁都在邻国之间产生。没有共同的边界，就谈不上真正的威胁。哪怕是后来的核导弹扩散也没有改变这个情况：印度和巴基斯坦正是因为毗邻而相互戒备，所以如今才会各自把核导弹对准对方。

来自邻国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在同等条件下，这取决于邻国的军费开支是多少。针对战争的研究有不少漂亮的经济学模型。经济学很擅长用术语包装丑陋的研究对象，比如，这些研究战争的模型就被命名为竞争成功函数（contest success functions），其重点在于假如你的敌人增加军费，那么你的理性选择就是也增加军费。这一点也许你凭直觉就能想到，不过经济学家们的数学证明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验证。有了这铁一般的定理，我们就可以研究“力利浦特”是否真的存在军备竞赛。首先我们需要按照国界相邻的标准分类的数据。我们找到一个本该是现成的数据库，没想到谬误挺多，比如中国居然和乌干达接壤，所以又做了一些处理才能用。顺便说一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干我们这行的研究工作需要耐心，你得检查、检查再检查才能确保不出差错。我们的数据很好地遵循定理：在同等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增加军费，那么它的邻国也会增加军费。

我们还没有说完关于外部威胁指标的问题。还有一个很明白的道理是，假如你有可能面对中国和不丹这两个邻国，你会更担心哪个？暂且不论政治因素抑或军费比例，你会觉得中国的威胁更大，因为它是大国。不过，人口众多的国家一般来说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较小。这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国家安全有规模经济效应。“大”不一定好，但“大”是安全的；“小”是既危险又昂贵的。

由于上个世纪各国交战的惨痛历史，外部威胁一直是我们国防考量的重点。国际关系领域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分支。但是实际上国际战争几乎已经成为历史，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影响军费开支的主要因素来自他们国境之内。威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

对于国内安全威胁，军队最显然的用途是平息叛乱。如果一国政府正在打内战，那么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上涨1%。与对外战争相比，内战发生得更频繁，而且平均耗时10倍甚至更久。所以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内战对军费开支的影响比国际战争更重要。据我和安珂估计，在非洲国家，内战对军费的影响大约是对外战争的2倍。

但其实内战也并不多。和国际战争一样，政府多数时间是在未雨绸缪，而非真的在打仗。安珂和我建立一个叛乱风险模型，目的是研究政府是否会增加军费来应对更高的叛乱风险。我们发现很强的效应：面对叛变的风险，政府会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来维持稳定。

这无异于刚出油锅又入火坑。一支大军既是国防的力量，也是一个利益团体。我们做的最接近“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概念的研究就是考察军队是否为自身的利益而谋划。一般来说，各行业都会为自身的利益而奔走游说。柏拉图认为理想的政府应该由“哲学王”来主持，也就是学者治国。遗憾的是柏拉图的伟大构想在历史上实践的次数太少，无法做统计验证，不过我怀疑一个由教授们领导的政府会把钱更多地花在大学上。

教授们甚少领导政府，将军们就完全不同。有时国民在选举中会投票给将军，因为他们是打胜仗的英雄——美国人民就选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将军通过另一种途径掌权——他们自己选自己。军人当政的例子非常普遍，所以它对于军费开支的影响可以进行统计分析：军政府是否会像教授政府增加大学经费一样增加军费开支？答案几乎是一定的。在军事政变之后，军费激增，并且在安全隐患程度相等的情况下，军政府普遍会在军队方面投入更多的经费。当然，他们可能并非出于私心。将军、上校等军官们想的也许并不是“轮到我们大捞一笔了”。也许他们在想，“我们总算能让保卫国家和平这件大事得到它应得的重视了”。所以军政府增大军费开支很可能是出于善意。与其剖析动机，我更倾向于考察结果。领袖们可能好心办了坏事。

到目前为止，我是从“政府觉得自己可能需要或乐意把钱花在哪里”这个角度来探讨军费开支的。但是正如其他任何一项开支，军费投入也得考虑国家是否承担得起。我们使用的指标是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但这个指标仍然会遗漏很多有关负担能力的信息。其中之一，就是国家经济实力到底有多强。高收入人群购买奢侈品的开销占收入的比例高于低收入人群。这可不是说教之辞，而是一项定义。经济学家们对“奢侈品”的定义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购买某项物品的开销增幅比收入增幅更大，该物品就是奢侈品。与之相对的是“必需品”，也就是在收入很低时依然需要购买的物品。这就是为什么低收入人群的食物消费占总开销的比例高于高收入人群。当前全球粮价上涨对于小康之家来说顶多是个烦心事，但对于贫寒人家来说就是灾难，因为他们一半的开销都在食物上。

那么，军费开支属于必需品还是奢侈品呢？我们常听政治家们说，军事安全是重中之重。在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里，重中之重的物品是必需品——你会为它消费，哪怕这意味着放弃其他不那么必要的东西。这么说，军费开支是必需品。这一定是个真命题，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妇孺皆知的事实——比如定理——有时候也会被证明是错的。实际上，这的确错了。军费开支是个不折不扣的奢侈品：随着收入的增长，军费开支的涨幅更大。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最穷的国家花在军备上的钱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应该更低。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军费开支占比会越来越重。总之，无论政客们如何宣传其必要性，军费开支的特征表明它是政府的一种奢侈品。

我们还研究另一项财政政策。低收入国家获得大量经济援助。我们想知道这些经费是否一不小心就被分配给了军队。如果存在任何这种情况，都应该是疏忽导致的差错，因为旨在促进发展的援助和军事援助是截然不同的：这些经费的用途是改善教育、兴建基础设施等。用于军事援助的经费记在不同的账上，专款专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对外援助中，发展援助和军事援助各占一半。这种情形逐渐在改变，目前军事援助远远低于发展援助。这个优先事项的变化是明智的，你接下来会看到，安全靠的是发展而不是枪炮。

经济援助到底有没有被花在军队上？问起来容易，回答就难了。难就难在因果关系。我们想查看援助是否导致军费开支，但很可能这个因果关系是反过来的。那些选择高额军费开支的政府可能会获得较少的援助，因为援助国不赞同这种政策重心。为了考察援助经费有没有进入军费预算，我们需要关注援助经费的差异中与援助国对于受援国军费开支的反应无关的部分。经济学家们在2003年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就采用这个已经成为标准的办法。它的前提是这样一个事实：出于历史原因，不同援助国向不同的国家对象提供援助经费。意大利援助其前殖民地埃塞俄比亚，法国援助科特迪瓦。另外，国家对外援助预算随着经济周期而时起时落。所以当意大利经济比法国好时，埃塞俄比亚比科特迪瓦拿到的援助要多。关键是，这个差异与两个受援国自身的情况无关。所以如果埃塞俄比亚增加军费，而科特迪瓦削减军费，那么要么只是巧合，要么就是援助导致军费开支的变化。巧合总是有可能的，但随着观察对象数量的增多，巧合就变成小概率事件——统计显著性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说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有什么发现？我们的结论是，援助经费的确被挪用给军费开支：平均11%的援助资金进入军事预算。

援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导致军费增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由于有的援助经费指明专用于某些开销，实际上是为受援国政府省下原本要拨给这些项目的财政预算。为了避免造成这种结果，唯一的办法就是援助国只批准把资金投入那些受援国政府本身不会拨款的项目。然而在过去的10年之间，发展援助的理念有了很大的转变，强调国家自主权，由受援国自主决定援助金额的用途。这样一来，政府要把部分发展援助经费用在军队上就更容易。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获得的发展援助总额为340亿美元，如果11%的援助进入军费，那么就有37亿美元援助经费变成军费。而这些地区的军费开支总额大概是9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他们40%的国防预算是由发展援助来买单的。但愿是我高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哪怕平均11%的发展援助被挪用作军费，如果援助国能把经费尽可能多地投给那些挪用比例低于均值的国家，那么军费来源中援助款的比例就会低于40%。

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果和邻国之间军备竞赛的证据相结合，将会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推测。也许发展援助在无意之间为这些小国的军备竞赛提供了资金。我们将会看到，这对于冲突后国家的影响尤其重大。

枪炮是否阻止内战的爆发？增大军费开支也许能把动乱扼杀于萌芽状态，但这种早期的震慑是另外一回事。枪炮是否防止内战又是一个易问难答的问题。既然防止动乱是购置大量枪支的理由之一，那么就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分析它。即使扩充军备是用来降低风险的，高额开支很可能对应的是高风险——你可能看出来，和援助与军费开支的问题一样，这里同样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的麻烦。解决办法也一样，要找到一个东西，它影响军费开支，但不通过军费之外的途径影响内战概率，经济学上称之为“工具变量”。原则上，通过只由工具变量导致的军费开支的变化，可以判断军费开支是否导致内战发生的概率变化，也就是回答购置枪炮能否防止动乱的问题。

我们用这个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军费开支没能防止内战的爆发，实际上我们没发现它有任何影响。这有可能是因为使用的工具变量不够好。社会科学研究，要令人信服地证明一件事情没有影响可比证明它有影响难多了。但我们做得更进一步，使得结论更有说服力。你已经知道，风险最高的情况就是冲突后的局势。我们研究在这种环境之中是否与其他情况不同，政府的军费开支是否有效。我们的确发现了显著的区别。但是，事与愿违，在冲突后国家增加军费不但没有震慑动乱，反而造成事态升级。

我们的工作进行到这里，安珂正好到了预产期生下亨利。为此，我们迅速地收尾并发表论文。我本可以夸口说，我们的研究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它应该如此，但事实不是这样。对于冲突后国家的风险，我沿着两个方向去做，发表两篇文章，主题不同但有关联。我意识到我们对于军费开支的研究无意中忽略了冲突后国家特有的其他影响因素，最主要的就是维和行动。显然我们应该把两个研究结合起来。我和年轻的挪威政治学家哈维德·海格力（Havard Hegre）一起完成这件事。我们还是检验冲突后政府的军费支出的作用，此外加入维和行动。谢天谢地，之前的结论仍然成立：增大军费支出显著地提高了再发冲突的风险。

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得跳出统计的结果去推理。我的猜测是，政府增大军费开支，民众就会以为政府要实行高压统治，而这更是为刚刚放下武器的反政府组织拉响警报，让他们认为放弃对抗的决定是不明智的。

我之前介绍过两个研究结论：援助经费落入军费开支；冲突后国家军费开支增大再发冲突的风险。现在有一个矛盾：发展援助对于冲突后的经济复苏很重要，而经济复苏能够降低未来冲突的风险。综合来看，发展援助对于冲突后国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帮助重建经济，另一方面则无意中助长危险的军事开支。

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的重点在政府的军费开支，但是反政府组织是怎么得到军火的呢？一个途径是敌对的政府为邻国的反政府集团提供枪支。政府方面的军火落入非正式的用途，这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以堂而皇之的理由购置的枪炮最终落入叛军的手中。

反政府运动首选的武器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原因之一是结构简单、可靠耐用，未经训练的人也可以使用。这点很重要，因为反政府组织招募的对象多是教育水平不高、没有作战经验的年轻人。原因之二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价格低廉。这是因为苏联曾经大规模生产这种武器，还把生产许可授予它的卫星国。最近一个建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工厂的富有洞见的政治领导人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兴许他造枪是为了赠送友邦吧。

经济学家们对价格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我说：“（价格）就是我们的一切。”他的意思是说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关于行为的理论：我们假设消费者和厂商在各自面临的限制条件基础上，都会尽可能地最大化某样东西。他们面临的主要限制就是价格。用这个理论，经济学家们可以预测人的行为如何根据限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商品价格下降，人们对其购买量会增大。所以如果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价格低廉，反政府集团就会买得更多。政治学家们不那么热衷于价格，而这群人主导着针对暴力冲突的研究。所以有关枪支的数据都是以数量为单位：枪支交易数量的数据有很多，枪支价格却是空白。

好几年来我都在尝试寻找价格数据，结果我找到一个叫菲利普·克里克（Philip Killicoat）的澳大利亚研究生。他主动请缨，建立一个按国家和年份分类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黑市价格的数据库。这是个艰巨的考验，而他成功了。7个月之后，他得到300多个观察数据，足够做统计分析。我们准备就绪。哪怕是简单一看，也能从中发现很有意思的东西：一把二手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非洲的价格只有其他地区的一半。所以我们的研究就围绕着这个现象展开：为什么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非洲的价格比在其他地区低这么多？这个现象有什么意义？菲利普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因为一般来说，经济学系对一个问题的重要程度不那么感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学生是否以最高的标准来应用某项最新的技术。他不仅是牛津大学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从零基础开始训练直到入选划艇校队的学生，还花了7个月的时间搜集数据，与此同时他的毕业论文获得优异的分数——你完全可以相信，他做出的结果是可靠的。

所以，为什么二手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非洲那么便宜？答案是，因为枪支主要是从政府军内部流出的。政府军的士兵通常报酬很低，所以他们有卖枪和偷盗军火库的动机。政府军在镇压叛军期间大量购买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所以枪支从正规渠道进口到非洲，被盗，变成非法枪支，如此就不容易再出口到其他地区卖高价。这是因为非洲以外的国家一般都有严格的边境监控，要把枪支卖到非洲以外绝非易事。但是这些枪械不会只在最初买入它们的非洲国家停留。非洲国家之间的边境管理非常松散，所以这些廉价的枪械在非洲大陆四处流转，被卖到当下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哪里有冲突，它们就出现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这个现象有什么意义”。菲利普的这个问题是说，廉价的枪支是否会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按照简单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现象应该有重要意义：廉价的枪支应该降低叛乱的门槛，所以应该更可能发生暴力冲突；换一种方式说，因为廉价，所以小型的反政府组织会买得更多，导致冲突更有可能升级到内战的程度。我不得不承认，我原本以为靠现有的数据不太可能得到答案。结果菲利普发现了显著的影响：廉价的枪械增加内战的风险。菲利普回澳大利亚之前，他非常慷慨地把所有数据都留给奥斯陆的国际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以待更多勇于开拓的学生来更新并扩大数据库。

菲利普研究的意义之一，在于指出危险国家会把危险扩散到整个地区。另外，如果非洲内部边境控制不严格，那么防止武器流向目前危险地带的办法就是防止武器进入整个地区。有两个方式可以实现，但都不容易。其一是防止发展援助的经费被挪作军用——控制购置军备的财源应该可以控制购入军火的数量。其二就是试着限制贸易量。

以上每一个方式都显得鲁莽无理：其他地区都在大量买入军火，凭什么不让非洲买？在非洲人民及其支持者们举起义愤填膺的大旗之前，请暂且退后一步，想一想非洲自身的利益吧。很显然，非洲再也无须面对来自这片大陆之外的军事威胁。所有的威胁都来自本土，要么是非洲国家之间，要么是国内的动乱隐患。来自邻国的威胁让双方政府面临囚徒困境。虽然增加军事开支让自己感到更安全，但却让对方受到威胁。正如我之前所说，一国增加军费，作为应对邻国也会增加军费。这些小国的军备竞赛对整个地区造成威胁。此外我们说过，小国的军费开支比例更高。非洲虽然人口总数远不及印度，却有54个国家。所以相比其他国家数目少的地区，非洲国家在军备上浪费钱的情况更严重。

解决囚徒困境的对策是合作。非洲需要集体行动来遏制军费开支。但合作的难点在于执行：各国政府都希望邻国合作降低军费开支，而自己却不愿这么做。巩固合作的方式很多，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说服一个中立的“警察”来强制执行。这个“警察”的角色可以由援助国来充当，保证援助经费不被挪用；或者是联合国来实施有效的武器禁运。不论是谁来做，总之，非洲得有这么一个“警察”。我之前说过，援助国近年来改变观念，更不容易控制经费用途。那么，直接限制武器出口可行吗？

如果说发展援助无意中为购买军火买单，而且廉价的枪支增大了内战的风险，一个可能的对策是限制武器进入危险地带。幸运的是，这些最容易爆发内战的国家还没有工业化，没有自己的军工，所以限制贸易就能限制枪支。近年来这个政策背后聚集了足够的社会支持，从而时不时得以实践。例如，在科特迪瓦政府和北方反对派的对峙僵局之中，联合国宣布对双方实行武器禁运。这种政策有效吗？我接下来要介绍史蒂夫诺·德拉·魏格拉（Stefano Della Vigna）和爱莉阿娜·拉·费拉拉（Eliana La Ferrara）的研究工作。

他们认为，说到底军火商生产武器所用的资金来自民众的投资。当然，不是每个股东都了解自己购买股份公司的经营情况。但只需少数人投入时间精力去一探究竟公之于众，就足以影响股票价格：如果他们发现一家公司因为武器禁运而受到损失，人们会抛售股票，股价就会下跌。德拉·魏格拉与拉·费拉拉沿着这个思路去搜集信息，他们查看一个国家在被武器禁运之前，是哪些军工企业在向它出口武器。接下来他们看武器禁运的宣布对这些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

他们的发现乍看让人费解：有的公司股价下跌，有的公司股价上涨。难道这只是股票价格的随机波动吗？事实证明这不是随机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也就是发达国家——军工企业的股价在武器禁运之后显著下跌。然而OECD之外国家的军火商股价反而上涨。他们意识到，最可能的解释是非OECD成员国的军火商违反武器禁运，因为没有OECD国家的竞争者，他们正好从中牟利。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武器禁运不是没有效果，而是需要更有效的政策来实施。如果一家公司股票价格因为受武器禁运的影响而上涨，那么就值得怀疑。这个简单却意味深远的结论证明统计研究大有裨益。

本章的关键结论是，因为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军费开支很可能增加得过度，变成整个地区内部的公共弊病。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军费开支总额为90亿美元，其中40%是用发展援助经费来买单的。另外，在边境控制松散的地区，一国政府大量购买的枪支会逐渐流入邻国的黑市。这些黑市上交易的廉价枪械增加了内战的风险。最终的威胁来自冲突后国家，由于冲突后国家往往军费开支很高，所以他们不仅没能如愿以偿地控制内乱，反而增加了冲突的概率。

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不仅过度，而且还挪用了发展援助。如果国际社会想补救，有两个措施：限制武器购买的数量，或者通过指定援助的用途，把军费水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武器禁运虽然成效不佳，但在合适的政策下还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枪炮对于政治暴力无异于火上浇油，需要得到有效控制。

[1] 军事工业复合体，出自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演说，指国家军方与私人军工企业等因为相关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紧密结合的共生关系。军工企业以政治游说来确保政府的国防预算，而军方则依赖这些企业提供武器和军需，此联合垄断关系为发“战争财”获取暴利，推行遏制和震慑的对外政策，发起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军事行动，在国际关系上可能引发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译注

第五章
战争：关于破坏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有些地区战乱频仍？伊拉克使人们对21世纪战争的理解陷入深深的困惑。伊拉克战争没有指向未来，而是重蹈原本已经终结的世界历史的覆辙。伊拉克战争始于外国入侵。两次世界大战、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以及其他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这样开始的。在21世纪，外敌入侵的情况会越来越罕见。本世纪充斥在我们电视新闻中的战争将会是内战而不是国际战争。当然，19世纪既有国际战争也有国内战争，但那时即使是内战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图景。19世纪最主要的内战就是美国南北战争。从法律上来讲是内战，在形式上其实是一场国际战争——一些州结盟攻打另一些州的联盟，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领土、政府和军队。但那已经成为历史。

未来内战的形式是政府对抗一个法律范围之外的私人军事团体。他们会被称作叛军、恐怖主义者、自由战士，或是匪徒，但是本质上没有区别。这种战争仍然会造成一种倒退，但毕竟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那会是民族国家与政权国家融为一体的前夕。

本章开头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在有的国家爆发内战的风险比其他国家更高？如果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或许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某些导致内战风险上升的因素也许是可以立刻得到纠正的。我研究内战原因已有数年，虽然仍然不能完全确定，但我得出了一些答案。我用统计学的方法，在尽可能长的时间段上考察全世界所有国家，研究是什么决定内战在某时某地而非他时他地发生，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地区如此危险。

我方法的核心部分是根据某国一些具体情况预测该国是否会爆发内战。这个方法里面有一些问题，但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数据。内战的数据倒不是问题。密歇根大学——这所学校是量化分析政治现象的先锋——的一个研究小组建立了一个1815年以来全球内战数据库。斯堪的纳维亚也有人建立类似的数据库与之竞争。但是绝大部分历史时期的其他数据实在太少，无法与内战的数据对应起来：比如找不到1960年以前的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数据。不过即便有，在1960年之前很长时期内几乎所有低收入国家都曾是各帝国的领地，内部冲突都被掩盖起来，不可能有透明的信息。各帝国之前的时代或许还能做出有意思的东西来，但是可用的数据太少。即使是1960年以后，最可能发生内战的国家也是最不可能有可靠数据的国家。在国际组织的全球数据库中，这些国家因为缺乏数据，在表格中就以点或空白显示。然而幸运的是，我们踩准了研究这个课题的时机。

90年代末，当安珂和我第一次尝试用统计分析来研究内战的时候，我们只能搜集到23场内战的数据。那简直让人绝望。2004年，我们第二次做这个研究并发表论文时，掌握的资料包括53场内战和550种可能触发内战的局面。这是个进步，但仍然很不理想。在最近一次研究中，多米尼克·罗内尔加入我们，而且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利于我们的研究。第一，内战发生的次数更多，而且也有更多的本来可能开战但最后没有发生的例子。安珂和我每5年更新一次研究数据，第一次的数据截止到1999年底，现在截止到2004年底。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5年，因为这是国际社会大力平息战火的5年，所以我们也能检验这种努力是否减少了内战的爆发。第二，在这段时期内，学者们非常积极地量化各种现象、填补空白，所以我们基本掌握了完整的历史数据。第三个有利因素说起来有点尴尬：我们自己的技术也进步了。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厉害的统计软件，可以为缺失的数据随机指定一系列不同的值。我一向不愿意使用编造的数字，但是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它以不同的概率为缺失数据赋值，每次指定一个不同的数值。这样你就知道，缺失数据以不同的概率取不同值时得出结果的稳健性如何。我们用这个办法去检验只由真实数据得出的主要结果。

我们的另一个进步是能控制反向因果关系或者共同原因（common causality），这是经济学家们目前做研究的热门方法。就拿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结果来说，低收入国家更可能发生内战。这是否只是低收入与内战的一个关联？也就是说，两种现象常常同时发生，但前者并非后者的原因。从关联到因果可不简单，我接下来会详细解释。初步的判断方法是看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如果低收入先于内战的发生，这就意味着低收入是战争的原因。但这样就足够吗？从发现关联到确定因果关系，有三种情况会导致得出错误结论。

一是内战是可以预见的。如果你知道你所在的国家有暴力冲突的风险，就不大可能在这里投资。所以这个国家因为战争——哪怕是尚未发生的战争——而变得贫困。这种情况下，不是低收入导致战争，而是对战争的预期导致低收入。另外一种情况是，这个国家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情况导致内战。比如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在安哥拉发动了两场内战。既然内战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在第二场内战开火前，安哥拉就已经很穷。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的发生先于第二场内战，却不是第二场内战的原因。有一些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萨文比——持续诱发战争，而第一场内战导致收入降低。第三种情况是可能有些因素同时导致收入的降低和战争风险的上升。比如施行恶政，既民不聊生又官逼民反。总而言之，仅凭低收入发生在战争之前这个现象不足以说明前者是后者的原因。

经济学家们逐渐学会控制这些问题。他们引入一些步骤来减少结论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最新的工作当中运用这些技术。更多的观察数据的确有利于研究，因为这些技术一般都需要大样本。具体来说，我们的分析仅限于首次内战，就可以避免萨文比问题。我们加入恶政的控制变量，并且在分析中包括尽可能多的描述国家特点的变量，这样就减少了恶政之类的问题。对于预期冲突带来的问题，我们用一些影响收入但不影响内战风险的因素来估计收入水平，以此替代实际收入水平。理论上，这个办法同时也可以解决上一个问题。这些方法也不能保证毫无问题，但至少我们是在大量复杂的数据基础上做出结果的——最多有84场内战和1600多种可能触发内战的历史局面。虽然这还不够好，总有能改进的地方，但我们已经能得出值得关注的结果。

我们虽然是经济学家，但依然对导致内战的原因抱着不可知论的心态，所以我们常在尝试寻找来自各门社会科学的可能原因。除了各种经济因素，还包括历史、地理、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制因素。有一点需要明确：我们没有考察直接造成冲突的人物性格和政治事件。所有的战争都有多种原因。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的理由之一是科威特王室竟敢质疑他的出身是非婚生子。这些轶事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一场具体的战争，但是会扰乱和影响我们对内战这种现象的理解。为了避免战争，我认为大家应该知道刺激精神病患者不是个好主意，但我的研究是为了找到造成内战风险的结构性因素，并且假以时日这些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84场内战。

经济是其一。即使在我们尽力控制可能导致谬误的因素之后，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仍然明显更高——穷是危险的。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还有增长率。在同等收入水平上，相比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国家，人均经济增长更快的国家面临的暴力冲突风险更低。这在某种意义上让人欣慰，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护和平。有些人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抑制经济增长来建立和平社会。这是幻想重建伊甸园。对此我嗤之以鼻。

从古代社会的历史证据得出的结论也支持1960年之后的全球统计数据。正如阿扎尔·盖特（Azar Gat）在他的杰作《人类文明中的战争》（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中所展示的，历史上那些穷困潦倒的国家极其动荡不安。经济发展是解决暴力问题的关键。关于经济发展对和平的促进，真正的难题是在各种途径中找到真正起作用的那一个。我怀疑在整个经济发展之中，并不存在一条可以独立推行的良策。我的猜测是有好几个方面，譬如增加就业、改善教育、树立愿景，让人民拥有一些他们不愿失去的东西，以及提供更好的国家安全服务，所有的这些都有用。

除了经济水平和增长率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因素对暴力有影响。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也会增加风险。为资源而打的战争就是例证——利比里亚的木材、塞拉利昂的钻石，还有刚果的矿石储备都曾是战争的诱因。这一点也得到关于国内暴力冲突的统计分析的支持。例如，安哥拉国内的冲突倾向于集中在钻石矿区。为什么对资源的依赖容易导致暴力冲突？很显然，因为资源对反政府集团来说意味着现成的财源，资源就是各方争抢的蜜糖罐子，资源使得政府无须公民纳税也有钱运转，有了资源就可以逐渐不关心人民的诉求。

然而，这也许是我们的结论中最具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这只是石油效应，还有的批评说这是另一种反向因果关系。安珂和我已经学会戒骄戒躁：这些年来我出过不少错，所以不敢自诩无懈可击。我们用新的数据检验是否石油才是真实原因，从结果来看不是这样。然而我们确实发现一个拥有足够自然资源的国家会变得安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富得流油的海湾国家就非常和平：他们负担得起牢固的安全体系，也有实力收买潜在的对手。事实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弗朗西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最近复杂的理论工作预测了自然资源的这种两面性——一方面自然资源会增大风险，另一方面足够丰富的资源也能降低风险。

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更棘手一些。我们用初级产品占收入的比例作为资源依赖的指标。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个问题：低收入国家——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低收入——本来就很可能有较高比例的初级产品出口，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其收入——这个比值的分母——很小。一些研究人员尝试通过使用另一个指标来避免这个问题，他们用的是自然资源储备的价值。世界银行发布2000年各国的自然资源储备的估价数据。可惜这个指标又遇上另一个反向因果问题。任何针对自然资源储备的估计都是基于资源开采公司的勘探。勘测的成本很高，所以已探明储量的价值既是地质概念也是经济概念。而公司只愿意在开采权受到保护的国家进行勘探。所以在1960年到2000年间，资源勘探活动很少在陷于内战的国家或战争风险很高的国家进行。用这个办法做研究的学者们因此得出结果，宣称拥有大量资源储备的国家更和平。最近，这个反向因果关系问题被蒂姆·贝斯利和托尔斯滕·佩尔松克服。他们研究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否影响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内战的风险。与我们的结论一致，他们发现风险增大。不过，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如果该国的民主体制质量足够高，那么风险就不会增加。如同选举和改革，民主只要不是幌子，就是一种正义的力量。

以上讨论了经济因素，接下来我们谈谈历史原因。在解释内战的时候，最常被人提起的历史因素就是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历史。可以理解，对于许多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强调自己国家的过错是一种很方便的说法；同样，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用这种说法可以避免从自己国内找动乱的原因。所以需要证据表明殖民主义应当为后来发生的暴力冲突负责。不过安珂和我没有找到支持这种论调的证据。无论是独立以来经历的时间还是前殖民势力，都似乎没有影响。我不想把话题扯得太远：显然葡萄牙语国家的非殖民地化是灾难性的。安哥拉、莫桑比克、东帝汶统统直接陷入内战。但是葡萄牙帝国相对较小，而无论是大不列颠帝国还是法兰西帝国——最主要的两大殖民帝国——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显著影响。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都没有被殖民浪潮吞噬，却爆发了血腥的内战。我想强调这不是为殖民主义脱罪，我也不是殖民主义的辩护人。但是把内战归咎于殖民主义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幻觉，因为这阻碍了对其真实原因的关注，而真实的原因往往是一些仍然可以改变的事情。拿殖民主义说事可以让很多人感觉更好，但这阻碍了真正应当采取的行动。

另一个学者们热衷谈论的历史是冷战。很显然，有些内战双方各受美国或苏联的支持和挑唆。正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简明扼要地指出的，人们曾经以为要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变成“第三世界大战”。但是，即使是冷战的影响也是众说纷纭。虽然超级大国插手各国内战不假，但是超级大国是否是各国内战的原因，这点就不确定了。实际上，他们甚至有可能起到了缓解的作用：假如任何小规模的战争有可能升级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超级大国会阻止冲突的爆发。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考察冷战结束后内战爆发的频率是否与我们的预计显著不同，结果与我们的想法吻合。冷战结束后最初的几年间，暴力冲突发生的频率骤然升高，但是1995年以后世界就恢复了正常。可见，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并非“第三世界大战”的起因。

唯一真正有影响的历史因素是一个国家以前是否打过内战。一个国家一旦曾经打过内战，就很有可能再次打仗。然而这就陷入了一个共同原因的问题。假如这个国家有一些特定的情况导致冲突频发而我们没有考虑到，比方说这个国家的人天生好斗，从统计上看，好像是一场战争导致另一场战争，但是实际上两场战争都是一个共同的原因而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计算距离上一次内战的年数，然后看是否这个时间差或者曾经打过内战的事实决定第二场内战的概率。结果表明，距离上一次战争的时间长度是唯一有影响的因素。再发冲突的风险随着时间而逐渐降低。这意味着，冲突的风险不是由某种潜在的、不变的因素导致的，而是受到上一次内战的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逐渐衰减。

讨论完历史，再说社会结构。我们研究过的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因素就是族裔和宗教分立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出糗了——新数据推翻之前的研究结果。之前我们发现族裔和宗教多样性有两个相反的效应。新数据展现的关系更加直截了当：多样性增大暴力的风险。根据我们得出的结果，族裔和宗教多样性同时存在时问题更严重。

社会结构的另一个影响暴力风险的方面，是男青年在人口中的比例。男青年的定义是15岁到29岁之间的男子，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是危险的。我想这并不奇怪：很少有暴动是老太太们发起的。这个人口比例的效应很大，数据表明男青年非常危险——男青年比例翻1倍，5年之间冲突的风险从5%上升到20%。然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在统计上很难区分男青年多的国家和女青年多的国家，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男女青年的人口变化趋势都是相同的。在绝大多数暴动中，战斗人员都是男性，不过也有例外：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成员。同样，处于作战年龄的男青年比例高的国家和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也很难区分。

社会结构最后一个有影响的方面是规模。冲突的风险随着人口规模而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在同等条件下，如果一国的人口是另一国的两倍，那么发生内战的概率在人口多的国家只比人口少的国家高一点：具体来说高五分之一。我们可以这么想：这意味着如果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合并，忽略民族主义的影响，那么在新的合并国家爆发内战的概率就会下降。假设原本每个国家各有10%的概率发生内战，那么内战在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概率大约是20%。合并之后，在新的大国发生内战的概率只比原先的一个小国高五分之一，也就是12%。所以战争的风险从20%下降到12%。

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国家安全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这一点很重要。原先的帝国解体之后，新独立的国家大部分都很小，不足以产生安全的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合并可以享受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好处，但是由此造成的更大的族裔多元性却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当下所有的政治压力都在让国家变得更小。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分裂出来；东帝汶从印尼获得独立；南斯拉夫变成6个国家；南苏丹将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从苏丹独立。这些国家建国或独立的历史缘由暂且不论，由大变小、化整为零的这个国家嬗变趋势究竟是好是坏？

说罢社会结构，接下来谈谈地理因素。我们研究了是否有特定的地理类型适合实施叛乱。两种地形最有可能为反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避风港：森林和山地。森林比较容易量化。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有一个按国家分类的森林数据。我们用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没有发现任何效应。没有类似的山地数据，只有一些非常粗略的指标，比如国家最高海拔。但这种数据对于研究反政府组织的活动没有用，他们又不想在喜马拉雅山顶安营扎寨，他们要的是崎岖不平的地貌，这样不容易被政府军发现。我们求助于世界一流的研究山地的地理学家，委托他提供山地占各国领土比例的量化指标。这个指标如今被广泛使用。我们最新的研究显示，山地的确是危险的。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政治因素。政治无疑是暴力冲突真正的导火索。我们考察了一系列政治学的变量，其中被政治学家们广泛使用的一个因子是政体指数（Polity IV）。我之前已经介绍过结果：在低收入国家搞民主和在高收入国家搞独裁都是危险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政治因素有什么影响。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内的暴力冲突是政治压迫的结果，但我们通过数据分析没有发现证据支持这个论点。当然，这不是说政治压迫无害。政治压迫从定义来看就是不义的，因为它践踏政治权利。即使没有增加国家的暴力风险，政治压迫也有弊端。但是，我研究的对象只是暴力风险。

现在让我们来阐释这个结果。这需要从统计分析中跳出来。我得预先声明：统计证据否认一些说法，同时也支持另一些理论，当然我自己的理论也可能出错。下面我要说说可行性假说（feasibility hypothesis）。根据可行性假说，理解内战的关键在于研究叛乱发生的过程而非原因。

为什么要重点关注叛乱？这是否表明我们偏向于支持政府？我们关注叛乱，仅仅是因为内战爆发的定义就是发生叛乱。除了哥斯达黎加和冰岛之外，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军队，所以不可能用政府军方面的活动来定义内战。有时一国的军队会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虽然很卑鄙，但这种事件属于屠杀，不是内战。内战爆发的界定性条件，就是政府军队的武力垄断受到挑战——国内出现私人武装组织。没有一家政府能容忍其国土上存在私人武装，所以即使是政府先开火，界定内战的条件仍然是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出现。

如果把研究重点放在内战的原因上，那么自然就应该关注反政府集团组建军队的动机。我以前的工作就是从这个角度做的——我写过一篇题为《在贪婪和怨怼之外》的文章，质疑“叛乱是因为对政府不满”这个习以为常的观点，提出叛乱也可能是因为贪婪。但是那篇文章只是从探讨动机这个角度做了一些补充，而现在我已经改变视角。我觉得洞察叛乱的关键，不是问“为什么发生”而是问“通过什么方式发生”。一般来说叛乱——至少以内战的规模出现的叛乱——的可行性不大。我使用约定俗成的内战定义，要求至少每年战斗减员1000人。按照这个标准定义的内战，平均持续7年。所以我们研究的反政府组织需要满足的条件是，能够大面积杀伤以及被杀伤，而且还能在多年间持续活动。

这个规模的叛乱面临两个困境。一是钱——叛乱需要大量财力物力。有人得为枪械付账，有人得为部队买单。

人们常常以为叛乱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抗议：人民不能投票就武装斗争。然而，通过对比一个中型的反政府组织和一个大型党派的经费，我意识到叛乱并非政治反对派的一种变体。我选取的反政府组织是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作为反政府组织，猛虎组织的情况并不算典型：他们活动的地方在斯里兰卡东北部，没有可提供巨额财富的自然资源；他们的战争经费也不是靠钻石提供的。我选择猛虎组织，只是因为关于他们的经费有丰富的数据资料。其年收入约为3.5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斯里兰卡东北部地区GDP的28%，其中大部分来自境外泰米尔人的资助。

至于反对派政党，我决定找一个有钱的。我选择的是英国保守党——史上历时最长、最成功的政党之一，而且作为右派，该党的财源稳固。我选的时间是2005大选年，正是用钱的关头，这一年党派的收入应该比较高。相关信息比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好找多了：他们的年收入为50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世界上经费最充足的在野党之一，收入居然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反政府组织的七分之一。猛虎组织的经费是他们试图控制地区GDP的28%；按照这个比例来看，英国保守党连猛虎组织七分之一的实力都不到，只有万分之一。从反对党到反政府私人武装之间，不是一条简单的通道，而是万仞绝壁一般的经费门槛。绝大多数本来可能发生的叛变——无论其动机为何——都是因为缺钱而失败。

另一个困境是军队。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一小群青年男子武装起来对抗政府军，要么他们的活动仅限于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要么他们就只能在与政府军的正面作战中被剿灭。只有在政府军很弱的情况下，他们才有更大可能存活下来。扎伊尔反政府军领袖洛朗·德西雷·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之所以能够经营多年，是因为总统蒙博托已经把所有政府机构——包括军队——都糟蹋侵蚀得差不多了。

那么可行性假说到底是什么呢？在解释一场叛乱是否发生的时候，重要的不是看动机，而是看具体条件是否具备可行性。这个假说最让人不安的部分，也是我认为最接近真相的部分，那就是叛乱只要可行就会发生——反政府活动领域会被某些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主导，而他们的诉求可能多种多样。研究内战的人大多在政治学系，所以他们很自然地用政治去解释动机。有时候的确是政治原因，虽然不一定是为了促进社会公正的那种政治动机。然而，即使是看似师出有名的叛乱，有时也是值得质疑的。

就拿达尔富尔（Darfur）的一系列叛乱活动来说。苏丹政府当然很糟糕，而且在冲突过程中大肆杀戮、草菅人命。但是达尔富尔冲突的部分原因是当时政府正与南部的反政府武装签署和平协议。南部的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军（The Suda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从北方的政府手中赢得了可观的让步：南方获允成立自己的政府，拿到相当比例的石油收入，还得到大笔援助经费的承诺，以及停火6年后举行独立公投的约定。谁知南方和平协议刚签订，苏丹人民解放军中来自达尔富尔的部队就返回老家自立门户，继续作战。显然你可以看到，有了南方的先例，至少对反政府军领导来说，叛乱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情。首领摇身一变成为总统，手下也能捞个部长当当——分裂国家是有利可图的。当然，达尔富尔人民在苏丹政府治下饱受蹂躏，揭竿而起是正当的。但是至今为止，冲突对达尔富尔人民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如今的局面比任何其他可能的情形都更糟糕。要么是反政府军统帅误判行动的后果，要么就是反政府武装运动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争取达尔富尔人民的福利。当政府在斡旋之下同意谈判时，主要的叛军组织却拒绝了，很难理解拒绝谈判如何能为达尔富尔人民谋利。

有时，反政府武装运动看似出于宗教动机。叛军组织类似卫科（Waco）和琼斯镇（Jonestown）[1]的边缘宗教组织，但是其暴力是针对外界的。这种组织的成员可能纯粹出于嗜好暴力的动机：任何国家都仅有一小撮人心理变态，但这类人最有可能在暴乱队伍中打头阵。有时其动机甚至可以是性欲。据说乌干达圣灵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首领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拥有60位妻子——也许这就是他年轻时代的梦想？

统计结果并没有证实可行性假说，但却显示出与之吻合的模式。我用这些结果去模拟两个假想地区的冲突风险，在其中一个地区发起叛乱的可行性要高于另一个地区。为此我仅仅改动5个与可行性程度最相关的指标。一个地区多山，另一个地区是平原：山地为叛军提供避风港。一个地区的青年男子人口比例很高，另一个地区该比例很低：青年男性是反政府组织招募的对象。两个地区都有5000万人口，但一个地区是统一的国家，另一个地区则被等分为5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小国家难实现安全的规模经济。一个地区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另一个不是这样：类似的出口可以为反政府军提供经费。一个地区位于非洲法语国家，受到法国的军事保护，另一个地区不受外国军事保护。除此之外，两个地区的各种条件均相同，都被设定为所有国家的平均数。接下来，我预测两个地区的冲突风险。5年之内易于发起叛变的地区在其5个国家之中任何一国发生暴力冲突的概率是99%：这个地区太过危险，几乎陷于无止境的冲突之中。不易发生叛乱的地区只有1%的风险：该国是基本安全的，即使一个世纪之内也很难发生暴乱。

两个地区这些戏剧性的差异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撑。我用来构建“易叛乱”和“难叛乱”的条件同样也可以用动机来解释。例如，多山之地叛乱风险高，我的解释是山地为叛军提供庇佑。不过，还可以从动机的角度来解释。居住在山地的人民通常比其他地区的人民收入低。他们忍无可忍而打下山来：山地有重要影响，但这是因为山地导致收入不均，引发怨怼。然而，并不是我刻意忽略这类不同的诠释，而是我发现导致对政府不满的最相关的因素——譬如政治体制——对冲突风险都没有显示出什么影响，而这些可以用可行性来解释的因素居然有这么大的效应，硬要从不满政府这个动机上来解释，实在是说不通。

内战有什么成果？最显然的是战争致人伤亡。大部分死亡不是战斗减员，而是由于疾病。大规模战斗把人引向荒野他乡，在那里他们不是天然免疫，而且公共卫生系统也处于瘫痪状态。因为疾病持续时间很长，很多死亡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

同时，战争也对经济造成破坏：不仅破坏本国的经济，还损害邻国的经济。同样，这些影响也是长期的，所以很多经济损失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凸显出来。我估计，最底层10亿人地区的一个典型国家，这些经济损失高达200亿美元，相当于两年的国民收入。然而，我后来意识到这个估计值看似很高，实际上仍然低估了真实的损失。

这个估计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深受国内暴力冲突侵扰的民众大多属于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相比于一个衣食无忧的人，损失1美元对一个穷人来说影响更大。最底层10亿人地区的普通公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通公民之间的收入值已经达到一比五。即使在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收入也不均衡。近年来冲突频发的国家也是最穷的国家。它们不仅现在是最穷的，很有可能今后一直都是最穷的国家。因为增长缓慢本身就是导致暴力冲突的一个很显著的因素，最容易发生暴乱的国家全都是经济发展最落后的。

我的估计也没有考虑到这个事实：和平是发展的根本，所以没有和平，其他可能的干预行动都很难施展。为儿童提供疫苗，或是发放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些工作在战时几乎无法开展。在全球公共品的供应体系中，这成为最弱的一环。譬如，天花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消灭，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宣告战胜天花，这是与时间赛跑，因为直到天花被完全消灭之前，都有可能卷土重来。世界上最后一个宣告消灭天花的国家是20世纪70年代的索马里。如果是现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自1993年开始，索马里就成了禁区。所以和平稳定是所有其他援助干预成功的前提。这一个论点甚至可以用经济学技术性的语言和公式来表述。金融学家们计算期权价值。流动性资产——例如银行存款——的真实回报率高于利息，因为人们一有机会就可以选择其他投资方式。和平也有它的期权价值。

最后，我没有考虑三种全球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犯罪、疾病和恐怖主义。大规模政治暴力及其导致的国家体系瘫痪让国际犯罪在某些地区获得比较优势。这些地区沦为犯罪分子及其活动的避风港，例如犯罪分子将其作为非法物资和毒品的存放地。95%的毒品生产都集中在内战连连或冲突后的地区。内战导致的公共卫生系统瘫痪以及大规模难民转移也为疾病的传播提供条件。疾病的传播有时会影响邻国，而且也会潜在威胁全世界其他国家。一个有据可循的说法是，艾滋病是从一场内战期间开始传播的。最后，内战为恐怖主义提供便利。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在阿富汗，因为那里没有一个受承认的政府。而当基地组织渗透进索马里的证据浮出水面时，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没有政府的索马里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这告诉我们政治暴力的代价是巨大的。哪怕内战可以换来健康的政治变革，我们也有必要问问最终的好处是否值得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然而，内战的最终悲剧是国家往往不会走上更好的政治道路。如果我们从政体指数（Polity IV）来看，内战之后，国家没有改善，而是恶化。正如我们看到的，一场内战对国家的馈赠最有可能是下一场内战。

如果可行性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告诉我们：要预防暴力冲突，不能着眼于冲突的动机问题，而只能尽力让冲突不易发生。叛乱是难是易，要看反政府组织能否得到枪支和钱财，以及国家政府是否能有效将其制服。反政府武装运动所需的军火和经费大多来自国外。国家政府的有效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国际社会可以在防范战争方面有所作为：一方面可以通过限制枪械和经费来削弱反政府组织；另一方面也可以尝试去除经济发展的障碍。

国际社会应当压制反政府组织的活动吗？当切·格瓦拉标志性的海报问世时，我还是个学生。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武装斗争是我们支持解放运动的一个自然延伸。但是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和反政府运动是两回事：前者把国家凝聚为反抗外国压迫的整体；后者分裂国家，迫使手足相残。纠正过去深信不疑的观念是痛苦的，但真相是武装斗争往往都导致历史的倒退。

[1] 卫科，邪教大卫教派的大本营。琼斯镇，邪教人民圣殿教教众的聚居地。两地均位于美国。——译注

第六章
政变：不受控制的导弹

作为政治暴力的一个工具，军事政变在本书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与政治暴力相关的嗜血杀戮几乎都集中在反政府武装活动中——狂热追随者们称之为武装斗争。由于内战带来的惨痛后果，反政府武装活动应当尽早成为历史，但是政变是另一回事。对于政变，我们要做的不是根除，而是要控制。武装分子们号称为国家而斗争，但鲜有实现初衷的；然而政变可以完成武装斗争未竟的事业。我可不是在赞美政变，毕竟迄今为止政变的结果基本上都很糟糕。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说。

假设你是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的某国总统。尽管普通人的生活艰难，但幸运的是国民的爱戴和供奉让你过得相当滋润。在发达国家，总统们不得不熬到卸任之后出一本畅销的回忆录才能赚到钱。即使在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导人往往也不能利用权力敛财。转型最成功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前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掌权多年也没有成为富人。当非洲最成功的经济体——博茨瓦纳的总统奎特·马西雷（Quett Masire）卸任时，他甚至担心自己会破产。然而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在任期间聚敛财富已经成为一种传统风气。卸任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对回忆录签售会的期待，而是对失去财源的恐惧。这种风气如此盛行，以至于一位热心公益的非洲富商莫·伊布拉欣（Mo Ibrahim）为自愿卸任的非洲国家总统提供了500万美元的奖金。也许，假以时日，这种激励能够改变政客的行为吧。

我们曾经讨论过，大多数总统已经学会如何应对选举。每隔几年由选民来决定其去留，总统们已经不至于每天早晨一想到这个就一身冷汗。讽刺的是，他们现在怕的竟然是保卫国家安全的系统——他们怕自己的军队发动政变。自独立以来，非洲国家大概每两年就有一次成功的政变。和选举不同的是，政变可以在任何一天、任何一晚的任何时间发动。如果发生政变，有时总统逃得掉，有时就没那么幸运。利比里亚总统多伊（Doe）被赶下台后，政变头领不仅把他折磨至死，还全程录像。所以总统们惧怕政变是有道理的。本章应该是某些总统最感兴趣的内容。以下的分析出自本尼迪克特·高德里斯（Benedikt Goderis）和安珂·霍芙勒（Anke Hoeffler）的研究。

尽管政变对总统们构成威胁，但对于其他人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受到威胁的体制是独裁政体，政变不是什么值得大张挞伐的事情——或许这还是唯一可以教训独裁者的办法呢。当然，如果民主体制也受到政变的威胁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政变推翻的是独裁者，作为经济学家，我也不禁要问：“它的成本是什么？”一场内战显然损耗巨大：狭义地说，国民收入遭受损失；广义来讲，无数人在战争中死去，社会凝聚力也分崩离析。那是因为内战耗时太长，破坏力大而且战后局势也不稳定。然而政变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袭击，或许这是一种小成本的推翻暴政的有效办法。与其无端猜想，不如实证研究。看到这里，或许总统先生们已经怒不可遏地要扔掉这本书。不过请等一等，我保证很快会讲到重点：怎样才能降低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总统先生们如果没有耐心，可以直接跳到下一部分。

要理解政变的成本，可以从政变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出发。我们发现简单明确的影响：政变造成当年国民收入减少3.5%，但是几年以后经济就可以恢复正常。把后几年的影响一并考虑进去，政变的成本大概是一年收入的7%。我们意识到这个成本也许只是冰山一角。经济学家们发现政治动荡对经济是不利的，而政变可能是政治动荡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变的主要成本或许并不是此后短短几年之内的影响，而是其造成持续的恐惧后果。投资者们对军事政变风险较高的国家避而远之。为了研究政变的风险是否会导致严重后果，你得先估计这个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国家容易发生政变的原因是什么，我很快就会讲到这一点。我们把这个风险引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以便检验政变的风险是否比政变本身对经济的损害更大，结果没发现有影响。当然这不是说完全没有，而是表明即使有，影响也很小。

用一年国民收入的7%来更换政府，这个代价可不低。但是如果现任政府实在祸国殃民，能够换一个好的政府或许也值得。为了避免一场战争，伊拉克人民愿意用一年收入的7%来驱逐萨达姆·侯赛因吗？为了免于经济崩溃和大规模背井离乡，津巴布韦人民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来推翻总统穆加贝？这是政变和叛变之间的重要差距。叛变及其引起的内战会带来高昂的社会成本，在我看来应该属于下下策。武装斗争听上去很浪漫，但通常是祸国殃民。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政府和反政府组织都一样糟糕——我认为这是普遍现象——国际社会就应该保持中立。我强烈反对这种论调。通过内战推翻政府——成功率五分之一——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太大，所以应当阻止反政府武装运动，除非反政府组织确实比政府好太多。在面临战争或是和平的问题上，保持中立是不恰当的。但是政变不一样，国际社会应当评估政变能否改善国家制度。

不难列举政变对国家有改善作用的理由。仅仅是发生政变的威胁就能够约束政府的行为。比如，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少有现任政府落选、新总统获选执政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2000年的塞内加尔。现任政府同意接受选举失败，是因为军队警告他，如果不让位就要发动政变。而塞内加尔军方是受几个月前科特迪瓦军事政变成功的鼓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国的政变保证了另一国民主程序的顺利进行。

政变的好处不仅在于其威胁能够约束政府，更可能是在万不得已时罢黜不称职领导人的唯一办法。2005年，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的埃利·乌尔德·穆罕默德·瓦尔（Ely Ould Mohamed Vall）上校领导了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政变，上台后承诺还政于民，举行公平选举并且自己不参选。他忠实履行了这个承诺。毛里塔尼亚的大选一切按程序进行，选出的政府目前看来非常称职。但即使是善意的政变，在推翻暴君之后也可能导致政治体制的恶化。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Emperor Hailie Selassie）集大权于一身。到1974年，耄耋之年的皇帝昏聩无能，国家一贫如洗。前顾问约翰·斯潘塞（John Spencer）在一次觐见之时，皇帝预言6周之内会发生政变，使他大为震惊。事实上，政变在第二天就发生了。事成之后皆大欢喜，除了皇帝本人——年迈的皇帝被废黜，广受尊敬的阿曼·安多姆（Aman Andom）将军上台执政。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虽然在老朽不堪的皇帝执政水平上做出改革不是难事，但是军事政变却引发了更大的灾难——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上校（Mengistu Haile Mariam）发动了第二场政变。他掌权之后把国家推向血腥战争的深渊，他一手打造了世界上最专制的体制，并且把国家经济破坏殆尽。

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变不一定是为了反抗暴政，也可能是军方夺权的机会主义行为。民主国家圣多美发现石油储藏之后不久，军队就发动政变。一场夜间政变罢黜冈比亚总统达乌达·贾瓦拉爵士（Sir Dawda Jawara），其过程居然是一群士兵喝醉之后前往总统府，本打算要求提高薪酬，却发现总统府毫无防卫。2006年，泰国军事政变解散按照民主程序获选连任的政府。所以，我们不得不问，政变到底是针对暴政低成本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还是握枪的人沉迷权欲而发动的灾祸？两者皆有可能。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忧心如焚的总统先生们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

总统先生们，请从这里开始读：以下我会介绍政变的决定因素。我的方法仍然是搜集尽可能多的政变数据，再用统计的方法解释它们的发生原因。有个标准的国际数据库记录全球各国成功的军事政变。这很有帮助，然而我又发现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家帕特里克·麦克高万（Patrick McGowan）提供的一套新数据。他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但记录成功的政变，还囊括失败的尝试，甚至还有那些还在谋划阶段、尚未举事就被扼杀的事件。他只有非洲的数据，但这仍然集合了大量失败的谋划、未遂的尝试和成功的政变。我们认为，所有的政变——无论成败——都经历过谋划阶段。所以我们就有336例政变的策划，其中191例付诸实施，82例获得成功。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解释每一个阶段的决定因素：为什么要策划政变？是什么让策划付诸实践？政变成功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既然我写这些内容不是为了帮助担心政变的总统们保住权力，而是为了讨论如何减少这种形式的政治暴力，那么我就先讲最关键的。民主体制能否降低政变发生的概率？控制其他方面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政变在民主国家发生的概率至少不低于专制国家。我说“至少”是因为专制国家的高压可显著地降低政变的风险。所以，在最有理由发动政变的国家，反而最不可能成事。为什么高压政策能保护政府安全？我们发现是因为它能提高政府察觉政变计划的能力。专制体制所面临的政变密谋并不比其他政治体制更多，只是这些谋划在专制国家更容易夭折。在这句不咸不淡的论述背后，是专制国家的残酷现实：折磨、恐惧、卧底和间谍。这些手段都行之有效，无怪乎世界各国的独裁统治者都热衷于这一套。这就回到了希罗多德和先发制人剪除异己的故事。看到这里，忧心忡忡的总统大人把《战争、枪炮与选票》暂时放在一边，拿过床头一本便签簿，迅速记下一条备忘录：增加军事情报的预算。

政变的第二点令人不安之处在于，一场政变会引发连锁政变。埃塞俄比亚就是个例子。在非洲，一场政变发生的基准概率是每年4%。在一场政变之后，后续政变的发生概率大大提高：未遂政变之后的一年之内发生第二场政变的概率是10%。很显然，安多姆将军武装夺权时使用的理由，门格斯图也可以照搬来为自己取代安多姆政府背书。篡夺权力这个行为本身，对合法程序构成破坏。比没有合法性更严重的是，这为政变树立了一个榜样。安多姆将军无意中向年轻的军官们做出示范，只要大胆地干上一票，就可以从寒酸的军队营房搬进豪华的总统府，从此改变人生。虽然安多姆将军可能是受国家利益的感召而发动政变，但门格斯图就没那么高尚了——他上台不久，就坐上一辆红色的凯迪拉克在亚的斯亚贝巴满城转悠。除此之外，如果一场政变把现任的高层都赶下来，其他人就有机会往上爬。所以，新的政变头目很容易得到同伙的支持。

小结一下：被政变推翻的政府中好的比坏的多。一旦政变，就有可能引发后续政变，每一场政变都有代价。这样看来，政变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好处。

族裔分化的情况对此有什么影响？毕竟这是非洲的少数特色之一。我发现一般来说，非洲的社会行为和全球其他地方的行为模式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出现反常，一定是因为在整体上驱使某种行为的因素属于非洲特色。在族裔分化对政变的影响上，非洲与其他地区大相径庭。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没有发现族裔分化或族裔多元性对政变的风险有什么影响，但是在非洲却大幅提高了政变风险。

还有什么因素影响政变的可能性？经济对于内战风险来说举足轻重，对于政变风险也一样。国家越穷，增长率越低，政变越频繁。所以如果总统采取振兴经济的政策，他就能更安全。看到这里，总统大人或许萌生了一丝兴趣，也可能神色木然：又是一篇搞好经济的说教！经济因素的另一个影响，是通过援助实现的。在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援助占GDP比例每增长4%，发生政变的风险就增加三分之一。这可能是因为援助经费就像一罐蜜糖，使得对政府的控制权更具吸引力，所以援助国可能在无意间置受援国政府于更大的政变危机之中。

在我的研究结果中，还有什么能够宽慰一个焦虑失眠的总统呢？啊，对了，时间越近，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就越低——政变过时了。看到这里，总统大人决定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加大镇压力度并尽力维持现状，时间会站在他的一边。不妙的是，这么做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总统的优势。他在宝座上多坐一年，政变的风险就增加一点——掌权几十年的政治领导人不仅没有成为国家不可缺少的人物，反而越来越不受欢迎。

对于现任总统而言，时间流逝带来的优势与他任期的长度带来的劣势相互抵消。在任何一年，比如2008年，一个长期掌权的总统与一个新上任的总统相比，面临着更大的政变危机。在位28年的总统穆加贝与赞比亚当政时间不久的总统姆瓦纳瓦萨（Mwanawasa）相比，已经过了他的安全保质期。我们还可以比较两位在不同时代长期执政的总统。2008年是总统穆加贝掌权的第28个年头。多哥总统埃亚德马（Eyadéma）在位的第28年是1995年。在那个年代，统治这么长时间之后，总统的处境险象环生，但埃亚德马成功地保住总统之位直到去世。 多亏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2008年的穆加贝面临的形势比1995年的埃亚德马稳定多了。

除了加强专制工具和改善经济，还有什么能让总统大人远离政变之忧呢？在前人的研究中，一个广受追捧的办法是把军队分割成多个分队以便互相牵制。1982年肯尼亚政府能够挫败军事政变，是因为空军和其他军队不是一条心。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把他的军队分成多个支队，互相之间不允许来往，所以发动政变的难度极大。然而他也为这个政策付出代价，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安全部队完全失灵——虽然规模庞大，但是扎伊尔连小小邻国卢旺达的入侵都抵御不住。

遗憾的是，有关军队内部结构的数据非常少，尽管“分而治之”的假说听上去颇有可取之处，但是无法从统计上检验其真伪。我们想到一个可能，既然内陆国家没有海军，在同等条件下，他们军队的分化程度比临海国家更大一些，所以在内陆国家发动政变更容易成功。我们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虽然我们的确发现政变在内陆国家成功几率更高，但是这个效应并不具备统计显著性，所以得出的结果也可能只是偶然罢了。但是因为按照统计检验的标准，这个分析所用的样本量很少，所以结果不显著也不能说明什么。我的猜测是“分而治之”的策略是有效的。读到这里，总统大人应该按捺不住了，他已经把军队分成7个分队，每支分队交给一个表兄弟掌管。

那么让我再帮总统大人一把。我发现了一个更有效的办法，这个办法简单易行，是每个总统都能力所及的——那就是设定任期限制。上世纪90年代伊始，任期限制被广泛采用。如果一位在任的总统同意限定任期，例如规定任职不得超过两个4年，但是只愿意从新规定生效开始计算自己的任期，那么他还有8年的掌权时间，那也够长了。接受任期限制能显著地并且大幅地降低政变的风险。实际上政变风险因此降低一半以上。有了任期限制之后，90年代的现任总统们的处境比以前安全多了。而当任期结束的那一年即将到来，眼看就快无法继续把持大权的总统们开始琢磨：我们真的应该卸任吗？这么做是不是不负责任？国家明明离不开我们呀？总统大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被他们身边的阿谀之辈说服了。这些马屁精害怕总统下台，失去庇护。他们自己也是焦虑不已、六神无主。于是他们着手修改宪法，废除任期限制。

将废除任期限制的困难程度作为一个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对宪法的保护机制有多牢固。乍得、津巴布韦和乌干达的总统都成功废除任期限制。俄罗斯总统别出心裁地绕过宪法，变身总理。赞比亚、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总统的尝试却以失败告终。

任期限制能有效地降低政变风险的证据是目前最鼓舞人心的结果。它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政变的确是限制权力的最后手段。但是任期限制降低政变风险的效果能否持续，取决于它是否可信。因为那么多总统都一直等到最后才废除任期限制，那些迫不及待要取而代之的人现在就得质疑，所谓任期限制是否只是骗人的把戏。如果军队以为总统设立任期限制，不过是为了在这个期限到来时将其废除罢了，那么采用任期限制实际上反而延长了军队对总统在位时间的预期。

仔细想想，总统穆加贝看了这本书会得出什么结论？他可能会意识到津巴布韦的经济衰退让他面临着政变的威胁。他还知道自己独掌大权28年，政变风险更加严峻。虽然相比卡斯特罗和卡扎菲，这不过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也足够长，至于任期限制就算了吧，唯一有戏的就是加强专制政策。但是军队已经蠢蠢欲动。总统大人寝食难安，还有什么好办法？

总统掌握着军费预算。如果担心军事政变，他可以修改预算。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应该减少还是增大预算呢？总统大人左右为难。如果军队是个威胁，那么最安全的办法是裁军。如果每位军官都可能是下一个拿破仑，那么军官越少，总统越安全。但是换个角度说，如果军队要求更多经费，那么最安全的办法是多给他们钱。总统犹豫不决：军费是涨是裁？这种时候，他知道可以求助于互联网，很快他搜索到一些研究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找寻答案好比破译德尔菲的神谕（Delphic oracle）[1]一般费劲，但他终于找到了。

在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时候政变的风险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军队总司令来向总统抱怨说军心不稳，那么一个明智的总统就会告诉军队他是这么想的：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太低，没有哪个有脑子的军官愿意冒险。冒险的结果多半是失败，因此忘了事成之后的好处，好好掂量失败的惩罚吧。打着政变要挟的幌子来敲诈勒索真是痴人说梦。总统大人又提到哥斯达黎加的例子。这个国家成功地取消了军队，裁掉了预算。我们在数据里也发现相应的结果。在政变风险的正常区间，军费开支的水平对政变风险没有影响，并且政府应对小幅度的风险上升的政策是裁减军费。如果军队是个麻烦，你就该给它瘦瘦身。

但是政变风险还有另一个区间。如果风险很高，那么看似敲诈勒索的威胁就很可能变成现实。总统知道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成功的回报值得士兵们冒险。他只能增加军费，否则就会危如累卵。如果他满足军队，那发动政变的回报就会下降——总统就可以宽心。我们也从数据中找出了证据，在政变风险较高的区间，高水平的军费开支显著地降低了政变的风险，并且与之相符的是，政府应对高风险的办法是增加军费。我把这看成一种高端的勒索：军队敲诈政府的钱财，与一帮流氓收取保护费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前者在更高的层面上发生。

要破译经济学研究的德尔菲神谕，总统大人需要做的只是弄明白自己面临的政变风险是高还是低。如果风险低，总统大可以凭着自己的好恶行事，大幅削减军费预算，告诉那些佩着金穗带的军官自己是怎么看待他们这群没用的东西的。不过，假如政变风险很高，那么总统最好增加军费开支。他不得不横下心来顶住援助国的非难，从卫生预算里挤出钱来提高军队待遇。对于总统穆加贝来说，情况很明确。经济一团糟，独裁统治得太久，又没有限定任期——政变的风险随着这些因素水涨船高。他麻烦大了，只能靠铁腕专制和厚待军队来勉力维持。为此，他首先把警察队伍增加了一倍。

现在是时候回到我先前的那个奇怪的问题了：政变通常会让国家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我们知道政变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这是推翻暴政的唯一选择，那么也许还可以接受。

我们需要从两方面考量政变的后果：政变的政治影响和政策影响。我们用标准衡量方法：政治体制方面用政体指数（Polity IV），经济政策方面我们使用的是世界银行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分数。这两个指标都有其局限性，但是用来考察政变的影响是合适的。尽管政变的直接影响很可能是有害的，但是你得看长远效果。我们决定看政变之后的5年间每一年的情况。我们只研究成功的政变——只有成功才能改换政府。在我讲研究结果之前，先想一想一场温和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是什么状况。即使是温和的政变，其结果在最初的几年内也可能会出现恶化。但是情况应该会迅速好转。我们也许有理由希望，政府更换5年之后，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都应该得到显著的改善。

然而这个愿望恐怕要落空。一场政变成功后最初的几年里，政治体制的确显著恶化。但是5年之后仍然没有好转，甚至还不如政变之前。经济政策的情况与此类似。政变之后的3年之内经济政策急剧恶化，在第5年时仍然比政变之前更糟。我们前面说过，政变成功后军费开支会大幅上涨，这不仅是为了防范更多的政变，也是为了犒劳部下。这样一来，世行的经济政策评估分数当然就会下降。政变的另一个后遗症是它显著提高了内战爆发的风险，所以政变对于国家政治方面的影响看来不太理想。

我得承认我没有研究一个方面的可能性。那就是尽管付诸实施的政变会造成恶劣后果，但对于潜在政变的恐惧可以让政客们如履薄冰，从而迫使他们采取有利的政策。对于这一点我没有研究，因为这个假设实在不容易验证。量化分析取决于差异：得用政变风险的差异来体现出政府政策的差异才行。我不太敢尝试，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可以造成因果逆转的问题，政府政策的好坏也会影响政变风险的大小。我不确定能够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办法，而且得出的结果很可能会误导读者。虽然我没能就此做出分析，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政府对军队的利益负责并不等于对平民百姓的利益负责。政府完全可能以牺牲国民利益为代价，改善针对军队方面的政策。

显而易见，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那么政变也不失为一剂良药。在有的情况下，政变可能是兵不血刃地罢黜一个恶行累累的非法政权的唯一方式。而在这种情况下，军方的确有采取行动匡扶国家的责任。除此之外，还有抗议示威和反政府武装行动两种反抗方式。对独裁政府普遍的抗议活动只有在收入较高的国家才有。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收入太低，很少有抗议示威，而且一有示威即被镇压。武装反抗代价太高，而且不太可能带来政治变化，不值得尝试。这样看来，为了保证政府称职地行使其职能，政变可以发挥作用。而今政变越来越少，这并不见得是好事。历史上的政变并不容乐观。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的确是有的，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政变的头目并不是熟练使用手术刀的外科大夫，而是乱砍一通伤及国体的门外汉。到目前为止，政变就像不受控制的导弹一样，往往炸错目标。与其杜绝它们的发射，不如为其装上制导系统。

[1] 德尔菲，古希腊城邦的圣地，供奉阿波罗。著名的德尔菲神谕就在这里颁布。——译注

第七章
科特迪瓦的衰落

选举舞弊、政变、再次政变、战火连天——接二连三地遭受重创之后，科特迪瓦一蹶不振。然而这个国家曾经被誉为“非洲奇迹”，前首都阿比让（Abidjan）曾有“非洲的巴黎”的美称。

为了解释科特迪瓦的衰落，我们得从它曾经的辉煌讲起：科特迪瓦的奇迹是怎么回事？这个国家曾经的繁盛并非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上，而要归功于独裁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治国有方。你将看到，他的政策冒着不小的风险，但差点就成功了。在这期间，总统把首都迁往他的家乡小村亚穆苏克罗（Yamoussoukro），并在那里模仿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样式兴建和平圣母大教堂，竣工之后还邀请教皇前来祝圣。大教堂的兴建甚至动用援助资金，为此援助国骇然不已，大加嘲讽。但是有史以来各个国家都会借助纪念性建筑物来树立一个共享的国家特征。人类学家科林·伦弗瑞（Colin Renfrew）认为英国的巨石阵就是这么一种建筑。在我看来，创造一种国民共享的认同感正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当务之急。不过，一座建在总统家乡的大教堂能否成为这个宗教与族裔分立国家的理想标志，这一点有待商榷。

独裁总统的冒险政策距离成功曾经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还是失败。科特迪瓦如今被视作该地区发展问题最棘手的国家之一，其衰落过程就是一部关于经济冲击、选举、枪炮、战争和军事政变的历史。厄运从经济遭受冲击开始，政府应对无方以致经济衰退、民怨沸腾；迫于形势举行选举，当选的新政府又被政变推翻；此后冲突升级酿成战祸，内战双方竞相扩充军备，国际社会不得不实施武器禁运，但并未能如愿遏止双方的武装冲突。在短短10年之间，科特迪瓦经历了这本书里描绘的所有事件。接下来，本章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詹妮弗·维德娜（Jennifer Widner）的研究。

自独立以来，直到1980年之前，科特迪瓦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乌弗埃-博瓦尼致力于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模式来打造一个经济强国——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推动私有领域的增长。这个战略与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的确，邻国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与他打赌说，加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10年之内要把科特迪瓦远远地甩在后面。恩克鲁玛输了。20世纪70年代的加纳已经陷入经济和政治崩溃，他本人也被军事政变罢黜，而那时的科特迪瓦稳定和平、蒸蒸日上。

科特迪瓦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于吸引移民来开垦荒地种植可可。在该政策鼓励下，来自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的移民如潮水般涌入科特迪瓦。到1980年，40%的劳动力都是移民。这个发展模式在政治上是行得通的，乌弗埃-博瓦尼给移民一些政治权利，赢得他们的拥戴。另一方面，通过对可可征收重税，科特迪瓦人也享受到好处。高税收保障公务员们的就业机会，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当地人。按理说，这种体系维持得越久就越稳定：移民群体人口众多，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既然乌弗埃-博瓦尼实行一党专政，那么他似乎应该能够长期维持这种有利局面，但是经济冲击打乱了他的战略规划。1980年，可可和咖啡的国际价格下跌，石油进口价格飙升，科特迪瓦面临经济危机，不得不求助于外债来缓解。截至1993年外债累积高达150亿美元。然而即使如此大肆举债，国民平均收入还是下降了三分之一，贫困率激增。

政治方面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可可税曾被作为一种稳定价格的机制：价格是固定的，而且低于国际价格。而当可可价格一路下跌，固定的价格就成了麻烦：种植可可的移民不仅没有缴税，反而还在拿补贴！为了维持政治上的承诺，公务员体系继续扩张，加速了私有经济的崩盘。1980年，一半的城市劳动人口有正规工作，然而到1990年初，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正式的工作，只能勉强糊口。城市贫民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就业萎缩，收入下降，年轻男性劳动力被迫考虑务农谋生，但是最好的土地已经被移民占据。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乌弗埃-博瓦尼早就过了任何一种合理的“保质期”：他年事已高，在总统的位置上已经坐了30多年。但是他仍然不肯放弃权力。为了保持大权在握，他把继任者的问题搞得扑朔迷离。1993年当他去世时，由于下一任总统如何产生的问题实在是一团乱麻，他竟然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各方势力明争暗夺，对乌弗埃-博瓦尼秘不发丧超过一周。因为没有清晰的规则，无论谁爬上宝座都会面对众人的虎视眈眈。为了获得支持，一些野心家不可避免地利用社会上针对移民的敌对情绪。事实上，每一任总统都会这么做。当时的经济已经非常困难，改革刻不容缓，但是任何收入都要用于还债。

政治形势经过一系列事件逐渐恶化。亨利·科南·贝迪埃（Henri Konan Bédié）当上总统，但是前总理阿拉萨内·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在经济方面的资历更强。当时又有一波重大的经济冲击——西非共同货币贬值50％，使得收入分配重新洗牌。最大的输家是薪资缩水的公务员群体。因为公务员收入减少，依赖他们消费来挣钱糊口的个体户们也受到影响。本币贬值的最大赢家是出口商们——在科特迪瓦这些人是种植可可的移民。货币贬值带来的好处还包括援助经费的增长。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7%骤然攀升到20%，经济终于开始回升。所以，贝迪埃政府刚开始执政时机遇和风险并存。机遇在于经济状况好转，风险在于政局不稳，而且当时对移民的敌对情绪就是一个政治火药桶。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却恰好激化了政治矛盾。

贝迪埃打败雄心勃勃的竞争对手、出身技术专家的瓦塔拉。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像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和专家出身的政治对手——豁达的戈登·布朗一样和睦相处。4个月之后，瓦塔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高管，远离科特迪瓦权力中心。因为瓦塔拉是北方人，而贝迪埃来自人口稠密的中部，于是贝迪埃决定利用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手段来打压对手。不过，第一位打出反移民牌的是小党派政客巴博，在他的家乡，可可种植园大部分都被移民占据。贝迪埃如法炮制，把执政党的政治立场扭转一百八十度。这个转变的一大好处是他可以把北方穆斯林背景的瓦塔拉说成移民，从而剥夺瓦塔拉的公民身份。为了确保成功，贝迪埃修改宪法，借此剥夺瓦塔拉在未来参选总统的资格。

当1995年的大选临近时局势已很明朗，反对派政治家之中只有瓦塔拉能够赢得较大比例的票数。巴博为了避免尴尬的失败，索性拒绝参选并说服瓦塔拉的政党和他一起抵制选举。两个反对党都组建民兵来执行抵制选举的行动——我们前面讲过，在选举期间搞暴力活动是反对党的策略。这么一来，贝迪埃当选，但是这场选举被普遍认为不公平。贝迪埃对身份认同的强调点燃火药桶。有政治倾向的媒体煽风点火，渲染两个群体之间不公平的事件，使得对移民群体的敌对情绪更加高涨。总统借机推进政策，从政府中清除了不少北方人。

经济紧缩和贝迪埃的身份政治引起军方的不满。在科特迪瓦强盛时期，军队规模小，待遇高。为了以防万一，军队被分割成几个分支：宪兵8000人，陆军6800人，总统护卫队1100人，海军900人，空军700人。在乌弗埃-博瓦尼当政期间也曾有过几次未遂的政变。1990年，军队为要求提高薪酬而哗变，并控制阿比让机场。一名叫盖伊的将军出面干预斡旋，妥善解决了此事，因此被晋升为总司令。

贝迪埃当上总统后，盖伊继续做总司令，但两人互不信任，因为很大部分士兵都不是来自支持贝迪埃的族群。盖伊还拒绝执行贝迪埃下达的逮捕瓦塔拉、镇压阿比让选举暴动的命令。贝迪埃因此忌惮军队也在情理之中。他面临的难题正如前文讲的——缩减军队，还是增加军费保平安？他的决定是缩减军队，但是要像香肠切片一样一点一点地来。首先，他撤了盖伊将军的职务，并裁减700名士兵。

至于远离权力中心的瓦塔拉，客观上来讲，他能罢黜贝迪埃最好的策略是，如果经济持续下滑而不得不进行改革，那时候国家经济的命运就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手中，而瓦塔拉是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号人物。这其中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

经济改革导致的收入再分配对于移民群体极为有利，而当时社会上泛滥着针对移民的敌对情绪。政客们抓住机会打出反移民牌。为了削弱瓦塔拉的势力，贝迪埃的政治方针使得改革者们举步维艰。改革裹足不前使得援助机构倍感沮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国财政部和世界银行达成一致意见，认为瓦塔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于是援助经费被迅速削减。可以理解，科特迪瓦政府认为国际机构此举意在颠覆他们的政权。

记得1999年末，我曾经在科特迪瓦召开的一场主题为“良好的国家治理”（good governance）的会议上发言。发展援助机构们热衷于赞助这种超现实的活动。那场会议由总统贝迪埃主持，这与会议的主题真是极不协调。果然。没过多久，科特迪瓦的国家治理便在混乱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贝迪埃维持权力的一系列手段引发军事政变，把国家朝着内战又推一步。1999年平安夜，大约750名科特迪瓦士兵为讨薪而哗变。一批高级将领面见总统要求提高军队开支。总统一味敷衍，让他们下周再来谈。结果军官们当天晚些时候就回来罢免总统。我们无从得知盖伊将军是否从一开始就是幕后推手，还是为了解决棘手局势而中途介入。不管怎样，这位前将军控制局面，把军队哗变化解成一场兵不血刃的政变。盖伊承诺在6个月之内召开选举。

我们前面讲过，法国为非洲法语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在卢旺达之前，科特迪瓦一旦发生任何政变，法国都会出动部队平息。但这一次法国选择不干涉。盖伊做出持身中正的姿态，称这是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以此说服外界给他短暂的过渡期来处理局面。没想到从这个时候开始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最终导致内战爆发。

盖伊掌权之后，一切开始走向崩溃。他的确信守6个月内召开选举的承诺。但是当他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就迷上总统这个位子，意识到把宝座拱手相让是个错误。所以他决定参加选举。在盖伊看来，选举存在一个问题。虽然他知道自己才能过人，但缺乏大面积的选民支持。国家分裂成两派：支持瓦塔拉当总统的和支持贝迪埃复位的。不过好在贝迪埃曾经成功处理过这种难题，盖伊效仿先例，剥夺瓦塔拉和贝迪埃两人的参选资格，此举获得由他一手委任的最高法院的支持。而最高法院摸到门道之后，又陆续淘汰了12名候选人。

假如盖伊将军参考尼日利亚总统阿巴查将军的例子，他也许就不会犯错。阿巴查在多党选举中领先，因为角逐大选的5个政党都把阿巴查推选为自家的候选人。遗憾的事，阿巴查在大选之前去世，没能在选举中自己与自己一争高下。盖伊的想象力不如阿巴查丰富，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对手。他挑中洛朗·巴博，以为对方必输无疑，正好来为自己的获选正名。在这个问题上盖伊犯了独裁者的经典错误，他高估了人民对自己的爱戴。大多数人不屑于为这场虚伪的选举投票，但是在投票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投给巴博。

一般来说即使是这种麻烦也不至于让现任总统下台，更别说一位手握军队的现任总统。召开选举的目的是用民主的神圣膏油来赋予在任者统治合法性，并不是真的要另选总统。果然，盖伊直接宣布当选并解散选举委员会。显然，我们应该把这看作另一场政变。

然而盖伊真正严重的失策并不是高估他的票数，而是高估他的兵力。盖伊上台后迅速转向排外政策，惹恼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Compaoré），因此他资助巴博大规模扩张武装民兵队伍“青年爱国者”（Young Patriots）。对于盖伊强行上位的政变举动，巴博出动这群暴戾的年轻民兵去对抗军队。一般来说，一帮愤青对抗一支正规军基本上是以卵击石，但是盖伊的军队只是个点缀，这支军队规模很小，从来没想过要打仗也没有做好上战场的准备。更何况军方内部还产生分裂，事实上有一批军官已经在谋划推翻盖伊。对此，盖伊的反制措施大力削弱了原本已经被贝迪埃裁减的军队，结果在阿比让市中心的交火中民兵击溃政府军。民兵还攻击居住在首都的北方人，把遇害者的尸体抛入湖中。就这样，巴博凭借着一场非法选举和一场暴动走上权力的舞台。

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应当重启选举。贝迪埃和瓦塔拉都提出这样的呼吁。但是与这两位大党派的候选人对阵，巴博肯定会输得一败涂地，所以他并无意搞什么公平选举。他利用他的党派与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关系获得了法国的支持。当上总统之后，他能否在这个位子上长期坐下去取决于他能否避免下一次选举。而避免选举的办法就是让局势保持足够混乱，以至于无法进行选举。2001年，国际社会第一次介入试图调停科特迪瓦乱局，至今一共调停13次，没有一次成功。

盖伊在精心操纵的选举中，输给自己亲自挑选的对手。为了夺回权力，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2002年9月，他带领几百号人马卷土重来，在阿比让、布瓦凯、科霍戈三个城市发动骚乱。在阿比让的政变失败了，他又一次在巷战交火中输给巴博的民兵。盖伊及家人被杀，其残部退守北方的布瓦凯和科霍戈。

在政变失败后的一周之内，一群被巴博驱逐的政客加入盖伊的旧部。他们迅速控制北方的城镇和中部地区，自称“新力量”（Forces Nouvelles，FN）武装部队。就这样，科特迪瓦发生第三次政变的失败引发叛乱，最终把国家推入内战的深渊。

在市区之外，有重型武器装备的正规军能轻而易举地击败民兵队，所以“新力量”武装部队迅速进军阿比让。此时总统巴博的选择余地很小。如果他与叛军正面交战，就会落得和盖伊一样的下场。如果他选择流亡，求助于国际社会，结果就是在国际社会监督下重启选举，他肯定赢不了。巴博的能力仅限于在阿比让发动暴力骚乱。这招管用吗？他可以指使他的街头流氓们多杀几个北方人，但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在阿比让，还有哪一群人的人身安全可以为他所用？让我们回想一下，在这些政变之前阿比让曾有“非洲巴黎”的美称，这可不仅仅是个比喻：在阿比让居住的法国公民是非洲最多的。于是巴博把他们作为人质，要求法国出兵助他脱困。为了避免法国公民遭受屠杀，法军在三天之内就进驻阿比让保卫巴博政权。巴博就是这样自导自演了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大戏：他放任并教唆大批青年支持者攻击和杀害在阿比让的法国平民，与此同时法国军队为了保护他的政权与“新力量”对峙。

法军用“独角兽行动部队”（Operation Licorne）部署一道停火线，强迫“新力量”以他们刚打下的地界为起点后撤100公里。此举释放了很强的信号，让外界认为法国政府并非中立。当时在城市以外的地区，“新力量”原本要乘势南下迅速打败政府军，因为布基纳法索对他们的资助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国际社会在巴黎召开谈判，再次试图斡旋督促双方达成权力共享的协议。该协议规定在巴博之下成立联合政府，却把最重要的几个内阁职位给了“新力量”一方，比如国防部长的职位。这是为了保证叛军在停战协定后的安全。当这份协定送到总统巴博手里时，他对此不满并拒绝签字，于是和谈失败。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巴博的言行无一不透露出他毫无议和的意愿。

巴博似乎意识到自己时来运转。虽然一开始在军事实力上不如“新力量”，但他的经济来源更充足，所以他大量购买军火。于是联合国和区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科特迪瓦实施武器禁运，但并没能如愿制止双方购买枪支。武器从白俄罗斯和其他管理不严的国家流出，通过多哥进入科特迪瓦。巴博甚至建立了一支空军。羽翼丰满之后，巴博的部队违反巴黎协定，向北方发起攻击。法国维和部队曾经保护巴博的政权，现在却成了他北伐路上的绊脚石。所以他命令新成立的空军轰炸布瓦凯附近的法军基地，造成9名法国士兵死亡。法国采取报复行动，一举摧毁了巴博的空军。

冲突吸引了邻国虎视眈眈的捕食者。利比亚和塞拉利昂的雇佣兵大肆劫掠科特迪瓦平民，制造出了当时一些最血腥残酷的事件。除了主要的军队以外，还有至少9支非正规武装卷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层出不穷。冲突各方为了募集资金，拉入一批不择手段的企业、国家和领导人。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在阿比让和科霍戈的分支先后被洗劫。资金也来自邻国——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和利比里亚总统泰勒（Charles Taylor）都慷慨解囊。此外，“新力量”还组建了一支“经济警察部队”守卫钻石矿场并兼管收税。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双方停火和谈，因此法国军队部署封锁线，尽量控制冲突的规模，使其造成的损失不至于严重到必须强迫双方谈判的地步。由于冲突双方之间毫无互信，通常国际社会需要在和平谈判中承担重要责任。推动和谈的尝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和平协议必须规定召开公平自由的选举。但是这种选举的结果不是贝迪埃就是瓦塔拉，而两人目前都成了流亡者。更糟的是，在北方的“新力量”和南方的巴博看来，贝迪埃和瓦塔拉已经弥补嫌隙，结成共同的选举阵线，他们会在大选中合并为一个党。所以在南北双方的领导人眼中，接受国际社会的调停等同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唯一能够干预的办法就是等到巴博的总统任期结束。任期一过，巴博就不能再合法执政。国际社会借机强行解散巴博政府，并安排一位中立的技术官员担任总理一职。此举被巴博政府的某些成员描述为一场政变。很难想象要怎样才能打破这场僵局。

没想到，南北双方在没有国际社会调停的情况下居然自动和解。这是巴博和索罗两人之间的协议。巴博赶走外国安排的总理，改由反政府武装领导索罗担任。贝迪埃和瓦塔拉都被排除出局。巴博和索罗承诺如期召开选举，但是因为停火没有国际社会的介入，就不用担心被要求让淘汰的候选人参选，也没有人来监督选举是否自由公正。正如你已经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现任领导人可以用一系列的手段来赢得选举，所以这么一来巴博和索罗不再担心和解等同于输掉大选。这个内部协定对双方都有利。援助经费可以得到恢复，科特迪瓦的海上石油也能顺利开采。政治博弈的这一步棋走得真是妙极。然而不到一个月，索罗差点在一场直升机事故中丧命。

科特迪瓦终于找回和平。但是持续整整10年的政变、战争和选举已经把国家毁坏得千疮百孔。科特迪瓦衰落后，塞内加尔取而代之，在非洲法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科特迪瓦的这场灾难到底有没有办法避免呢？是时候谈一谈解决办法了。

第三部分
改变现状：政府问责和安全防御

第八章
国家体制建设与民族国家建设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小布什一开始反对美军参与阿富汗重建，但是后来又转变立场。我将会分析重建为何这么困难。当今世界上运转良好的国家都曾经走过漫长、痛苦而曲折的道路，最终塑造成为获得全体国民认同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凝聚在一起，动员全民统一行动，这对社会公共品的提供至关重要。在高收入国家，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会忘记它们的重要性。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state）只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就算成立。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就是这么产生的。但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被塑造成为民族国家（nation），所以这些国家的公共品才会严重缺位。

绝大多数的现代国家都有过族裔多元的过去。现代国家疆界的形成，不是来自原始的民族团结，而是解答这样一个核心的安全问题：多大的领土面积最适合产生暴力垄断？把共同的民族起源与国家领土捆绑在一起的这种理论，追溯其出处，通常认为是19世纪浪漫的城市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们幻想出来的。

国家的形成不是族群凝聚力的结果，而是由暴力的经济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现在知道，暴力不是建国的结果，恰恰相反，不以国家形式存在的社会往往暴力泛滥。暴力的制造取决于可用的技术。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极端残暴，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让人别无选择：靠狩猎采集生活的一群人要想战胜邻村另一群人，就得在黎明前率先发动袭击，在敌人还来不及拿起武器时擒获他们。如果有任何群体愚蠢到相信和平协定，那他们恐怕还来不及改变主意就被血洗。所以暴力是这些社会的本质特征：更准确地说，这些人应该被称为猎人、采集者和杀手。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暴力的制造呈现出专业化趋势，并有了规模经济效应。这两个现象都使得暴力成为一件需要支付报酬的事情。

我们首先假设在一个没有政府的原始社会中，社会由许多情况相同的家庭构成。现在这个社会有一点差异。有的人更擅长生产劳动，有的人体格更强壮。请问在四种人当中，不擅生产但是身强体壮的人会如何谋生？他们会抢劫那些生产力高但是弱小的人。这些生产力低的壮汉放弃劳动、专事抢劫，变得越来越擅长于暴力。暴力也是一门技能。专门从事暴力的人就有一种优势。

在这个专业化的基础上，我们引入暴力的规模经济效应，换句话说，就是规模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暴力与众不同。规模的重要性，在其他经济领域都是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能体现出来。在工业革命之前，1000人的农场中每个人的生产效率并不比一个人独自耕种的生产效率高；1000人的修鞋作坊人均劳动效率也不比一个独自经营的鞋匠劳动效率高。但是一支1000人的军队可以一个一个地杀掉1000个单枪匹马的武士，也就是说专业的暴力人士通常寡不敌众。当然，如果技术先进、筹划高明，也有以少胜多的例子，甚至还有以一敌众的孤胆英雄。虽说赢得赛跑的不一定总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但你总得把赌注压在跑得最快的人身上。

总而言之，组建或者加入一大群专业武士，在一片领土内部垄断暴力，你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会更安全。这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诱因。但是安全并非唯一的顾虑：要有收入才能过日子。专门从事暴力的人放弃从事生产的机会。他们的收入从哪里来？黑手党成员都知道答案，一旦建立起暴力的垄断，就有权力向领地内的其他居民收取保护费。那么为什么居民们不逃跑呢？也许你的军队可以惩罚那些试图出逃的人，你可以把人民变成农奴。也许人民无处可逃，因为别处也有类似的军队，逃跑不过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罢了。又或许你在本地的暴力垄断保护人民不受外来侵略，所以收取报酬是正当的。因此，你这支军队无意之中在提供一种公共品：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

虽然为当地提供安全这种公共品不是你有意而为，你也逐渐意识到再多提供几种公共品对你有好处。其中一项就是鼓励你的人民相互交易。如果他们因此致富，向你缴税，你也会变得富有。所以你向他们提供强制执行契约的服务，毕竟你擅长强迫。你把这称作法庭，围绕着法庭又发展出一套法律系统。你可能也会发展一些促进贸易的基础设施，比如建设公路、桥梁和市场。你还可能——这需要相当的远见卓识——稍微限制一下自身的权力。你只需放弃一些权力，就能避免富人一味提防自保、拒绝投资。到这个程度，我们已经有一个国家机器，但仍然不算现代国家：公共品太有限，因为很多民众的利益都被忽略。

从一个运转良好但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国家，到一个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国家，这最后的一步却又是一段漫长的征途。一旦被邻国包围，这些国家就构成主要威胁，不是你吞并它们，就是它们吞并你。于是各国穷兵黩武，提高税收，而且战争催生民族主义的思想——人民开始感受到一种共享的身份认同。当有效运转的国家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时，哪怕是政治体制漏洞百出的国家也能发展得不错，再加上新产生的国民认同感，这些国家逐渐变得强大起来。我们之前说过，专制国家随着收入的提高，越来越容易发生政治暴力。具体说来，他们会越来越频繁地受到骚乱、游行示威和政治罢工的困扰。而国民认同感又会有助于人民进行集体抗议行动。在这种压力之下，国家上层集团的精英们不得不提供更好的公共品。为了保证这些改良成果能保持下去，上层精英们有限地扩大选举权：就这样，社会朝着现代民主国家的方向一点一点地进步。

以上就是简单而又有力的暴力经济学。为了把它应用于国家形成的真实历史当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历史的起始点。在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我认为这个起始点自然是5世纪罗马帝国的衰落。这段历史与非洲在20世纪中叶的非殖民化过程有些基本的相似之处。非洲的非殖民化的发生非常突然，“非殖民化”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得到重视之后，几乎在10年之内就完成了这个进程。与之最相似的例子，就是不列颠尼亚行省（Roman Britain）[1]脱离罗马帝国而独立的历史。

不列颠尼亚行省的非殖民化比非洲更事发突然。不列颠以高额的税收供养着罗马最大的军团，其规模相当于整个帝国军力的15%。无论谁是这支军团的指挥官，都有发动政变的可能。4世纪后期罗马帝国政治动荡，在25年之间就发生了两起不列颠的罗马军团指挥官试图称帝的事件。第一位指挥官于380年发起的政变失败。到403年，第二位志在称帝的指挥官为了增加胜算，调动整个军团奔赴罗马。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失败了。而这么一来，不列颠突然没了军队。由于罗马军团就是不列颠的政府，所以不列颠不但失去军队，连政府也突然消失。与不列颠在403年之后的历史比起来，非洲在独立之后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没过几年，不列颠人居然请求罗马再回来统治他们。对他们来说，哪怕是苛捐杂税也比动荡不安和政府缺位要好。但此时罗马已经自顾不暇，所以不列颠只能自己解决问题。内战爆发，公共品彻底崩溃以至于城镇经济消失殆尽。人民背井离乡往南迁徙越过英吉利海峡，出于对故土的怀念，他们把新定居地命名为“布列塔尼”[2]。

这就是我们选取的历史起始点：罗马帝国衰落之后的混乱时代。不列颠以及欧洲其他地区历经几百年的乱世，群雄崛起，纷争不断，最后终于形成一个个小国。这些小国在各自领地之内能够维持一定的秩序，而邻国之间则相互提防。直到1555年，说德语的小国还有不下360个。随着时间变化，这些小国更关注外患而非内忧。为了抵御邻国的入侵，它们需要大规模的常备军队。而大规模的军费只能通过税收或者举债来筹措。收税总有个限度，如果超过人们愿意支付的额度，人们就会想方设法——比如贿赂收税官——逃避缴税。如果课税过于繁重，人们就会转而从事不便于收税的营生。

与收税相比，举债是个更危险的雷区。收税是强制性的，而举债需要人们自愿借钱给国家。就算人们愿意借钱，他们也会要求利息。如果利息很高，举债就变得不可持续，一旦军费不够，国家就要打败仗。

第一个发现如何通过税收和举债来保证可持续的军费供给的欧洲国家，是商业小国荷兰。这个小国的地形非常不利于防御。记得我们前面说过，山地易守难攻，是有利的防御地形。荷兰恰好是全世界山地面积最少的国家。更糟的是，荷兰的人民绝大多数都是城市有产者，没有打仗的传统。而荷兰人面对的威胁是战争机器哈布斯堡帝国。在这场近似于大卫和巨人歌利亚的对峙之中，荷兰这个“大卫”身处绝境，磨炼出赚钱的技能。即使如此，形势依然严峻，因为哈布斯堡帝国掌握着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金银矿。

为了抵御强敌，荷兰人发明政治问责制（political accountability）。要让公民心甘情愿地缴纳重税，政府必须对公民负责。当然，那时政府负责的对象不包括全体公民，仅限于纳税的有钱人。接下来，一个负责可信的国家政府能够借债，因为人民看到政府精打细算，相信其未来的偿付能力。哈布斯堡王朝发现美洲的金银不够花，也决定举债。但是没人强迫哈布斯堡王朝也实行政治问责。所以攻打荷兰的战争就变成一场利率的战争。利息计入本金再生利息，长此以往挥霍无度的借债人必然破产。所以胜利最终属于信用评级较好的国家。哈布斯堡王朝拥有辽阔的版图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金子作为担保，而荷兰只是一个实行政治问责的小国。复利的力量需要时间来验证，但荷兰能够以6%的利息借债，而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付出22%的利息，这是他们还能借债时候的情况。在战争结束前，哈布斯堡王朝就由于破产而被迫退出信贷市场。大卫就这样战胜了歌利亚。

其他国家逐渐地学到荷兰的经验。没有效仿荷兰模式的国家都被效仿荷兰的国家吞并。国家之间的战争有两个产物。其一是民族主义的兴起。19世纪浪漫的城市知识分子为了赋予民族主义一个合理的解释，编造出共同的民族根源形成国家这种概念。于是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成了民族之间的冲突——共同的民族身份这个谬论是在战场上创造出来的。同仇敌忾的情绪加上同根同源的神话，使得一个国家的居民团结成为一个民族。这个结果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的好处在于把人民凝聚起来抗议示威，迫使政府为全民提供公共品。也许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为了全民的利益而团结一心、集体行动。民族主义的坏处在于它催生对别国的诋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媒体给德国人冠上“匈奴”的绰号。

战争的另一个产物就是财政问责（fiscal accountability）的普及。政府必须对富人负责，否则就征不到足够的税，也借不到钱。但是那个阶段的国家距离现代自由国家（modern liberal state）还非常遥远。那时的国家既不是民主国家，税收也还没有用于社会支出。富人是19世纪中叶的统治阶层，他们只关注国家安全问题。那个年代直到今天，是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用坚持不懈的政治抗议推动着国家的进步。为了避免更不利的局面，富裕阶层被迫逐渐地扩大选举权的范围。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公信力，能够推进再分配改革，避免过于激烈以至于动摇经济的变局。改革一旦实行即不可逆转。国家就是这样缓慢地走向民主，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政策重心也缓慢地转向普通老百姓的诉求——除了国防之外，还提供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为普通大众的利益服务的体制——现代自由民主制（modern liberal democracy）。

按照这样的分析，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是由暴力推动的。统治小国家的掠夺成性的暴君，一步一步地进化成为争取选票而千方百计讨好选民、承诺服务的现代政治家。沿着这样曲折崎岖的小路，现代国家最终演变成向全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

暴力的规模经济能够使得国家不断融合成为超级大国。世界上曾经多次上演一国军力控制辽阔领土的历史，例如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大英帝国、法国、葡萄牙、俄罗斯和奥匈帝国。超级大国的形成过程往往是十分迅速的，因为技术让国家得以极速扩张。大草原上的蒙古人发明马蹬，从而打下迄今为止幅员最广阔的内陆帝国。类似的军事扩张在19世纪也有发生。而领土扩张的速度，一旦超过建立统一的国民身份认同的速度，超级大国在试图建立国民认同感的时候就会面临异常棘手的问题。它们最终成为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塑造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影响着帝国转变成民族国家的速度。罗马统治者赋予其治下的自由民公民权利，使得罗马帝国终于在几个世纪之后开始走向民族国家。与此相反，昏庸无能的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醉心当皇帝，在10年之内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联邦强行变成埃塞俄比亚帝国和厄立特里亚殖民地。但此举注定埋下祸根，因为帝国的时代早已过去。

帝国的时代骤然终止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崛起的美国对帝国的坚决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民族自决，这个理念以当时的国际关系原则来看是革命性的。民族自决意味着，不再是民族身份不断变化以适应政治疆土边界，而是国土边界改变以适应现有的民族身份——就像某种游戏那样，音乐一停止，人们就奔向属于自己的座位。“民族自决”被写入《凡尔赛合约》而得以付诸实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日后导致巴尔干战火重燃的国家独立。然而直到美国与英法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之际展开政治较量之后，民族自决才真正蔚然成风。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大英帝国迅速放弃对殖民地的统治，为法国和葡萄牙做出先例，使后者不得不效仿。最终民族自决甚至瓦解了苏联帝国。总之，在20世纪后半叶，独立国家的数目大幅增加。

这一阶段国家形成的过程，与此前描述过的原始阶段的国家形成完全不同。除了极个别例外，新国家的成立并不是为了解决安全防御问题。常有人说新国家的边界是随意划定的。这种说法对殖民当局来说不太公平。要把众多族裔群体划分成为可管控的国家，他们面临的问题并不轻松。问题的核心在于，导致现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流程一个也没有发生：既没有因为安全需要而出现的国家，在以军事控制划分的领土之内也没有基于想象的同根同源而创造出一个民族国家来。仅在非洲，就有2000多个不同语言的族群。如果每一个都独立建国的话，它们的领土和人口就太微不足道，不足以产生安全的规模经济——它们注定会内忧外患，不得安定。

所以，尽管殖民主义帝国解体之后产生的新国家都历史悠久，众多族裔对本族都忠心不二，但他们往往缺乏对国家的忠诚——人们首先效忠于自己的族群。我已经论述过，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了公共服务的提供。任何公共品，都是人们争相抢夺的对象。众多族裔谁在政治斗争中占上风，谁就能控制公有资源。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效仿民族国家建立的模式：逐渐化解族裔之别，用国民身份取而代之。

对于许多非洲人来说，族裔问题是个尴尬的话题。原因之一，就是族裔问题被视为历史的倒退、现代的对立面。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族裔之别一定会逐渐消弭。这是个令人欣慰的命题，但是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让人宽心并不代表命题成立。我们必须拿出证据。从非洲晴雨表最近在9个非洲国家做的民意问卷调查来看，现实不容乐观。这些问卷的结果表明，越是受过教育的人，越重视自己的族裔身份；当雇员的比传统务农的人有更强烈的族裔认同；经历过政治动员的人也是如此。所以教育、就业和选举竞争方面的社会发展非但没有淡化族裔多元性的分量，反而使其更加突出，也许这是因为族裔之间的政治竞争就是在现代经济（而非传统经济）中展开的。族裔政治的后果对于农民来说影响不大，但如果公共部门的职位优先给那些当权派的同族，那么教育和就业的发展确实使族裔身份越发重要。

然而，如果当年众多族群能够被划分成少数的几个大国，大到足够安全，那么他们就会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为广大民众塑造一个身份归属感，以维持国家有效运转。事实上，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2000多个族群被划分成54个国家。这到底是国家数目太少而导致族裔过于多元、难以治理，还是国家数目太多以至于无法产生安全的规模经济？

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在非殖民化之后产生一批小国家，情况和罗马帝国衰落后并无二致，但之后的历史就不一样了。在很大程度上，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边界就此固定，因为来自邻国的威胁并不大，至少没有到担心被对方吞并的地步。在过去的50年间，我只想出两个国家合并的例子，都发生在1989年：东德驻北也门大使很不幸地成为独一无二的双料下岗员工。历史的主流与此相反，在本来就很小的国家之内通过民族自决再分裂出更小的国家，这样的事情广受承认。所以，尽管“力利浦特”们热衷于军备竞赛，但这些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府并没有卷入像19世纪欧洲各国之间发生的那种程度的国际战争。因此，国家对税收的需求也没有那么高。税收不高，自有援助资金来补贴——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府开销的三分之一依赖于发展援助。有限的军费开支加上高额援助资金，这样税收的压力比较轻，通常占GDP的12%。在如此低的税收之下，老百姓没有动力要求政府实行责任制。

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一个腐败的统治者会怎么看待税收。假如你是总统蒙博托，你会征收多重的税呢？我突然意识到，低税可能正是统治者刻意而为之。蒙博托显然很贪财，并且常常手头紧。蒙博托并没有聚敛起庞大的私产，他从国家搜刮的财富都用于奖赏众多的亲信。他敛财的最重要的手段，是让矿产资源开采企业出血。这些公司被榨干之后，他也没有动用增加税收的法子，而是大量印发钞票。这和总统穆加贝的政策如出一辙。

高通胀是一种回报很高的收税方式，而且其妙处在于人民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税。实际上，通货膨胀是对持有货币征税。如果物价每个月翻一番——正如曾经的扎伊尔和目前的津巴布韦正在上演的那样——那么国家实际上在对人们手头持有的现金征收每个月50%的税。算一算国家得到什么吧。假如一个普通人每个月有收入进账，并且每个月均匀地花光工资。那么他平均下来持有的现金相当于两个星期的收入。所以，50%的通货膨胀就掠去了他一周的收入。这是每个月的情况，一年算下来相当于是25%的所得税。作为一种人们意识不到的税收来说，这还真不赖。那为什么高通胀并不常见呢？这是因为这种收入不能持久。人们总能找到与开销相比尽可能少持有货币的办法，比如一拿到钱就去抢购囤货。这就是为什么高通胀总是引发混乱并以悲剧结束。蒙博托和穆加贝总统都把其当作最后的手段。作为补充说明，我在书稿的最终修改中更新了津巴布韦通胀的数据——物价不再是每月翻番，而是每周翻一番。

为了避免引起人民的反抗，腐败的统治者可能慎用直接的税收。他们不想征税过重，以至于激发人民要求政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如果最终要为全体人民的福利而花钱，那么收再多的税也是白费力气。如果你的拥趸们得到的好处不比其他任何人多，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再对你忠心不二。所以高额税收是以更大的政府责任为条件的。经济学家们喜欢把选择定义为以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问题：一家企业的目标也许是利润最大化，一个个体的目标也许是幸福最大化。的确，经济学就是凭着这简单粗暴的假设发展壮大的：如果人们真的是以最大化为目标，那么我们就能对他们的选择做出预测。关键是我们还能知道，在他们面临的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他们的选择会怎样变化。一般说来这类预测和现实差不太多，所以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失业。

我意识到一个腐败政客的选择可以视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决策问题：收多高的税可以让自己最大限度地贪污挪用公共资金？税率太低，没钱可贪；税率太高，财政倒是充裕了，但重税导致严格的监督，不方便贪污。在一个腐败领导人看来，最理想的税率可能是比较低的。我们用这个理论框架还可以推断，一个腐败领导人在位时，公共福利支出不会是零。虽然腐败领导人一分钱都不想花在公共福利上，对于他来说，与其把财政收入浪费在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上，不如拿去犒赏自己的党羽。但是领导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能让自己最大化地挪用公款犒赏拥趸的那个税率，会引起纳税人在某种程度上监督政府。如果，假设在这种程度的监督之下，他可以挪用三分之一的税收，那么还有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正当的支出。税收总额比实际所需的数量要少，因为领导人刻意压低税率以免受到监督掣肘。这样一来，人民受到双重损失：他们只从三分之二的财政支出中获得福利，而且财政支出低于他们需要的水平。尽管他们仍然获得了一些公共服务，但这并不能证明统治者有为民谋福的善意。

我们在上文中对于问责制和民族认同感的嬗变做了简单阐述。运用这个理论可以基本解释为何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政治上会陷入停滞的困境。国家不能有效运转，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运转良好并不符合领导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因为国民认同感的缺位会影响公共服务的供应。如果参考欧洲国家的发展经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需要更强劲的国家军事对抗。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安全威胁时，它们就需要增加税收，从而迫使政府实行问责制。同时，这种情况也会催生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然而我认为这种办法不可取。不过在排除这个办法之前，让我先讲讲支持它的证据。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领导人中，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Museveni）治国有方。1986年他上台时，国家可以说是一片废墟：在独立之后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乌干达就从和平繁荣陷入大规模暴力冲突和贫困之中。当时的乌干达确实很像不列颠在罗马军团撤离后的状况。坎帕拉（Kampala）和5世纪的伦敦一样，落得田园荒芜，荆棘丛生。穆塞韦尼总统力挽狂澜，使得这个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变成非洲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这片大陆的其他地方，领导者们大多热衷于为自己的亲信牟利和搞民粹主义，而穆塞韦尼总统一向更重视经济复苏。他是受到什么力量的驱使呢？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雄心壮志究竟是什么？

我有幸认识穆塞韦尼总统，并且在了解他之后深感佩服敬重。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更是一位致力于改变东非和中非政治格局的军事领导人。为此他渴望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最看不起的人是前总统阿敏（Idi Amin）。阿敏不仅搞垮了乌干达的经济，还在坦桑尼亚军队入侵时一败涂地，耻辱地下台。我相信穆塞韦尼总统从中得出的一则教训是没有繁荣的经济就没有强大的军队。我认为这个信念是支持乌干达经济改革的基石。

他不仅重建经济，还让乌干达成为唯一真正成功控制艾滋病的非洲国家。他发动的“零放牧”（zero grazing）的宣传运动有效地说服了乌干达平民改变性行为习惯。海伦·艾普斯汀（Helen Epstein）在她的《看不见的治愈》一书中对此做出了精彩的描述。然而，她的书里没有提到是什么让穆塞韦尼下定决心对抗艾滋病。穆塞韦尼一心要建立强大的军队，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商量，把他的军官们送到古巴去接受训练。到了古巴，军官们做了体检。古巴方面传回这么一条消息：你知道你的军官们大多数HIV检测呈阳性，会死于艾滋病吗？我猜测乌干达对抗艾滋病的运动，正如他们的经济改革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穆塞韦尼总统的强军梦驱动的。

乌干达当然没有完全转型为一个问责制的政体，但这是一个国家运转的有效性得到改善的真实例子。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1994年以后的卢旺达。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政府，如同穆塞韦尼总统一样都出身反政府武装，目前都是非洲国家建设卓有成效的典型。穆塞韦尼和卡加梅联合侵占扎伊尔。蒙博托重用宠佞的腐败统治掏空国家，导致扎伊尔武装不堪一击。此后，穆塞韦尼和卡加梅产生嫌隙。他们都热衷于发展军队，于是就针对彼此大搞军备竞赛。我记得时任英国国际发展事务大臣的克莱尔·肖特（Clare Short）收到穆塞韦尼总统的来信，信中解释乌干达为了防范卡加梅的阴谋入侵而又一次上调军事预算。那封信让克莱尔恼怒不已。所以这就是两个心怀军事雄心而又彼此对抗的国家由此变得更加强大的例子。

然而，我不认为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必须走欧洲的老路。就算这条路走得通，它的代价也太大了。欧洲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我不希望看到同样的悲剧发生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现在的战争相比欧洲曾经经历的还要血腥。战争太过残酷。一定有一条更好的通向有效而负责的国家建设的道路。但是，因为一件事情比其他选择更有吸引力就相信它，我不希望犯这样的错误。自欺欺人的思考方式困扰了发展问题几十年。我们必须着眼于现实的世界，而非我们期望中的世界。所以，尽管历史道路的沉重代价是希望存在更好的办法的理由，却不构成认为存在更好的办法的理由。

我稍后会给出我相信存在更好的办法的理由，但是暂且让我继续谈谈上文提到的代价巨大的模式，并且解释为何我认为历史老路是走不通的。如果我在“历史道路走不通”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存在更好的办法”这一点上是错的，那就意味着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只能困在现状之中，没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负责又有效的国家体制。某些思虑周全的人就是这么说的。迈克尔·克莱门斯（Michael Clemens）在权威杂志《外交》上撰文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我们有生之年都不可能有什么起色。

那么，为什么历史的道路现在被封锁了呢？部分原因是国际战争和军事对抗的高昂代价导致这条道路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无论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即使不考虑政治可行性，历史道路还是行不通。就算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经历漫长的混战，它们也不会最终转型成为有效而负责的国家。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大多坐拥自然资源带来的巨额收入。这些国家在财政上类似于当年的哈布斯堡帝国。自然资源带来的收入可以长年维持高涨的军费开支，它们不需要依赖税收。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之中军费开支最高的是安哥拉，其军费曾一度占GDP的20%。然而它的政府对内并不征税，同时也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中最不关心民生疾苦的政府。

那么什么道路才行得通呢？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推行的道路无疑是最好的——政府领导着力于树立国民认同感。令人惊讶的是，尼雷尔的成功并不是通过营造对邻国的敌对情绪实现的。相反，他同时强调泛非洲的归属感和坦桑尼亚国民的身份认同。

在极少数的国家里，族裔分化的政治过程可能走过了头，只能分裂成独立的几个国家。但是，这个解决办法会造成小国家的大量产生。以最近独立的科索沃为例，深处内陆，资源匮乏，国土狭小，时刻处在战争的威胁之下。附近的三个小地区也在模仿科索沃的先例，要求独立：20万人口的阿布哈兹（Abkhazia），7万人口并且地处内陆的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 以及55万人口同样地处内陆的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dniestra）。全世界范围内，目前要求独立的地区多达70个。与其中大多数相比，约克郡显得幅员辽阔。

如果无法塑造民族国家，那么还可以效仿加拿大和比利时。它们都是国民认同感较弱、族群认同感较强的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由于缺乏强烈的统一的国民认同感，以至于常常摇摆在分裂的边缘。但它们都运转得非常好：加拿大排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榜首，比利时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两个国家里的族群认同感如此强烈，但各族群又能够在一个单一的国家政体之下和谐共处，这要归功于坚实有力的问责制度——制衡机制保证联邦政府在各群体出现利益争端时立场中立。虽然不存在统一的归属感，国家照样有效运转，因为各群体相互提防，可以运用问责制度来防止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这样的国家也许不那么和睦融融，但却能有效运转。

但是问题来了，加拿大和比利时能成功，因为它们都有坚实的问责制。族群分化的社会都面临着提供公共服务的难题。这两个国家是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建立起问责制度的呢？考虑它们相对于邻国的地理位置、文化亲缘以及领土大小等方面的因素，我认为最可行的解释是它们都效仿邻国的问责制。事实上，它们都“搭便车”复制邻国建立起来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在邻国已经成功塑造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周边没有实行问责制的邻国。正因为周边没有可效仿的对象，内部又有族裔对立，这些国家才没能建立坚实的问责制度，无法转型成加拿大或比利时。在没有实行问责制或是塑造民族国家之前，引入选举制度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在目前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个顺序是反过来的——关键的是，问责制建立在实行选举之前。

在问责制缺位的情况下，选举竞争反而阻碍问责制的建立。国家分化会变得日益严重，在位者为了维持权力而施展各种手段，更不会实行问责制。除非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能打造出民族国家来，否则它们只能指望奇迹出现为它们送来问责制。但是这个奇迹从何而来呢？

[1] 不列颠尼亚行省（拉丁语：Britannia；英语：Roman Britain），也称罗马不列颠，是指从43年至410年大不列颠岛被罗马帝国占领的范围，包括英格兰的大部分与威尔士。
——译注

[2] 布列塔尼（Brittany），意为“小不列颠”，现在是法国的一个大区。——译注

第九章
宁死不吃救济粮？

现在就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奇迹。其关键在于，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国际社会只需要施加很小的一点干预，就能够发动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暴力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并且用这股力量来推动公义而不是造成破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国家需要积极的国际行动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即使是最低限度的国际干预也需要理由，所以我先从国际社会对关键公共品的供应着手。我会把重点放在两种毋庸置疑最重要的公共品上——问责制和安全。当然，需要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并不仅限于此。问责制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们，国将不国。到目前为止，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单个的国家还不能提供这两样，而且单从本国内部很难解决问责制和安全问题。这些国家里，为了这个理想而奋斗的英雄们值得支持，但是我们应当更关注这两种公共品的国际供应。我将在本章中论述，只需很小的国际干预就可以帮助一个国家跳出这种困境。而一旦跳出困境，一个国家自身内部就有能力并且应当取代国际干预，毕竟在问责制和安全方面的国际援助只是阶段性的。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这些公共品的提供，不应该靠本国政府，而需要国际社会。其中有两个不同的原因。首先，到目前为止，本国自主供应尚不可行。如你所见，这些国家通常四分五裂，无法团结起来实现必要的一致行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太小，许多作为公共品所需基础的外部性无法实现内部化，它们都溢出到邻国去了。的确如此，对于公共品的供应来说，国家规模看的是经济而不是人口，所以一个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规模比它看上去要小得多。卢森堡这个小得可笑的欧洲国家，国民收入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平均水平的4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内部的公共品，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是区域性的。一项在印度本国内部就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对于西非或者中亚来说，就得覆盖这一区域的众多小国才可行。

因为体量太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的公共品中，最关键的就是安全。目前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达尔文进化过程，通过暴力的竞争最后形成大到足够提供安全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其中大部分国家的规模也大到足够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程度上提供类别广泛的公共服务。与之相反，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大多数小到不能行使国家职能。国家太小带来的问题，比国家太大的问题还要严重。如果一片大陆被分割为众多国家，每一国都很小，以至于无法内化关键的外部性，那么最重要的公共品就会缺失。甚至包括最基本的，例如发电、公路和铁路，这样的公共品在诸多小国的地区不可能在一国内部独立供应，而需要区域性的覆盖。曾经的殖民帝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决策，比独立后的各国政府要高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殖民帝国的疆域辽阔。非洲至今还依赖着它们逐渐消逝的殖民时期的遗产呢。

讲得具体一点，非洲中部的地理条件非常适合水力发电：辽阔的中部地势高，降雨多，雨水汇入刚果河。刚果河奔腾而下，西流入海，水力发电的潜力可满足非洲绝大部分的电力需求，而相关工程计划也进行几十年了。然而这项工程一直没有进展，因为刚果民主共和国自身用不了这么多电，其他国家又不愿意受制于刚果总统，或者说受制于任何一个供电线路途经国的总统。就这样，这些总统牢牢攥紧自己的国家主权，任凭整片大陆电力短缺。广袤的非洲大陆也很适合铁道交通。现有铁路很多是当年殖民国家铺设的。可是，在今天的非洲试试坐火车吧，如今急缺火车车辆。筹资购买火车并非难事，在世上别的地方，一家铁道公司可以把火车车辆本身作为抵押来贷款，就像我们贷款买私家车一样。但在非洲就行不通，火车不能作为抵押物，因为它能从一个国家边境开出去逃入别的国家。邻国之间在执法领域的相互协作少得可怜，所以只要出了一国的边境，就可以逍遥法外，好比逃到火星一样。

综上所述，在涉及公共品的方面，国家小是不利的。国家小，就人为地限制了国家提供公共品带来的好处，而这又会加剧供应的短缺：回报越低，提供公共品的动机越小。

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协作，共同提供那些单凭一国之力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在那些区域性的公共品方面，诸国确实有合作的动机。由于区域合作对国家主权来说算是最小的挑战，所以只要行得通，国际社会对于问责制和安全的提供就应当在区域合作的层面上进行。那么，这是否可行呢？

与其他国家相比，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在单一国家的层面上提供关键的公共品。所以人们推测它们应该比其他国家更依赖国际合作。毕竟它们能够从国际合作中得到的利益要远高于那些规模更大的、种族构成更单一的高收入国家。在高收入国家中，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对联合主权最不感兴趣的两个国家就是两个很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日本。在国际协作方面，最积极的是欧洲共同体总部所在国——种族多元的小国比利时。我差点忘了，卢森堡也同样热情高涨。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诞生的诸多国家之中，那些小国家排着队地盼着把自己的主权融入欧盟，但是俄罗斯就没兴趣凑这个热闹。

我们刚才展示了不同国家对国际合作的积极程度方面存在的可以理解的差别。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发达国家陆陆续续地摸到了如何协作的窍门。逐渐地，只要存在明显的好处，就可以把主权联合起来。联合主权最戏剧性的例子发生得更早——美利坚合众国原本各州分别拥有的主权凝聚为联邦主权。美国50个州，几乎每个州的经济规模都比一个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大得多，这些州已经学会如何协作。另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例子是欧洲共同体——27个国家共享部分主权，只不过其程度比美国要低很多。在另一个层面之下，经合组织由30个高收入国家组成，在协作深化国家治理方面已经有长期的经验。

可惜的是，高收入国家之间共享主权的这种协作模式，在其他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里也找不到类似的例子。亚洲海啸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就是因为印度洋沿岸的国家没能建立起一套国际协作的地震预警系统。而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国际协作的缺失就更严重。这些国家加入许多区域性的组织，但这些组织并不能有效地把成员国凝聚为一体，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罢了。

且让我们来看看欧洲最大国家德国和非洲最小国家之一布隆迪的对比。两个国家都有诸多历史问题，对邻国都造成过威胁。但是如今它们各自所拥有的主权程度大不相同。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不能控制本国的利率，不能决定自己的贸易政策，预算赤字也受到国际规则的限制，本国法庭做出的判定可以被邻国法庭驳回，还不能防止外国公司吞并本国企业。另一个国家对于上述方面拥有完全的主权。前者是德国，然而德国经济是布隆迪经济规模的3200倍。如果我们要把外部性内部化，布隆迪就应该与邻国建立比德国更深层次的主权共享。一般来说，相比大国，小国之间需要共享更多方面的主权。所有人——美国人除外——都为美国常常拒绝共享主权而感到沮丧，但是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最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它已经在本国内部建立各州联合主权的机制，将广泛的外部性实现内部化。真正的矛盾在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明明能够从共享主权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却是最少在这方面付诸行动的。

让我们暂时回到最底层10亿人的各个国家彼此之间产生的外部性上来。有时，这些外部性是相互的，所以两国之间合作就能共赢。通过区域合作就能很容易地提供这种公共品。如果每个人都受益，就算过去没有什么成功的先例，合作也应该是可行的。但问题是，往往这些外部性不是互惠的。相当常见的情况是，两国之间没有合作，一个国家深受负外部性的损害，而另一个国家能从中得到一点点好处。整晚放着音乐对我通宵写作有点帮助，但是我的家人就没法睡觉。一家人很容易内化这种外部性——我安静写作就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肯尼亚能整修通往乌干达的道路，并且保证道路开放，这样能极大地帮助深锁内陆的乌干达，但是肯尼亚为此得花一点钱，还需要做一些政治妥协。这种公共品的提供就不太容易达成合作。原则上，经济学对这类情况有个解决办法：乌干达政府应当向肯尼亚政府支付足够的资金，使得合作对于两国都有利。但是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乌干达通往海岸线的道路自肯尼亚独立以来就没畅通过。我们再看几内亚发现新铁矿的例子。谢天谢地，一条殖民时期的铁路正好把矿区和附近的港口布坎南（Buchanan）连接起来。但不幸的是，布坎南属于利比里亚。所以几内亚得修一条新铁路，建一座新港口。这条新的铁道要绕更远的路，但是全程都在几内亚境内。这个铁矿的成本是6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都花在这个交通设施上——这部分额外的成本相当于利比里亚全国的收入。对于这类没有互惠的外部性，区域合作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内部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

这绝对不是区域合作面临的唯一挑战。另一个缺失的公共品是问责制。非洲国家如今的确在非洲同行审议机制（African Peer Review Mechanism）的框架内合作，进行一定程度的相互监督。这是一项新的机制，其中政府自愿接受他国政府的评议。对此我强烈支持。然而，至今非洲国家政府没有拿出愿意接受批评的诚意来。事实上这项机制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如果在这个框架之内，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国内实行问责制，那么它们组成一个提供区域性问责制的俱乐部，就面临着两大难题——合法性（legitimacy）和激励（incentives）。合法性的难题在于受到批评的政府可以反过来，振振有词地指责对方说：“你这是锅嫌壶黑，五十步笑百步！”

这里存在一个激励的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间合作。不过，本身不实行问责制的政府何苦要互相合作、彼此束缚呢？哪怕某些政府目光足够长远，能看到这种束缚带来的利益，这种合作的通道往往也会被几个顽固不化的成员国堵死。就拿不久之前津巴布韦问责制的崩溃来说。如果说一个国家需要邻国来援助巩固其问责制的话，彼时的津巴布韦就是一个例子。2007年，邻国赞比亚总统姆瓦纳瓦萨的确尝试在与非洲南部国家总统的会面中引起各方对津巴布韦乱局的关注。数百万津巴布韦人成为难民，因此不难理解赞比亚总统对此事的关切。但是，总统姆瓦纳瓦萨争取到的支持者寥寥无几。事实上，为了避免引起尴尬，原本准备在该会议上公布的经济情况比较报告压根就没有拿出来展示。穆加贝在会议中途愤然离席，好像别国对津巴布韦表示关切于他构成冒犯——他就乐意搞垮自己的国家，不行吗？事实上，非洲国家总统们大多站在总统穆加贝一方，对他不仅没有批评，反而推举津巴布韦作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的主席。更离谱的是，当穆加贝试图进口一大船武器时，正赶上南非码头工人罢工才阻止此事。穆加贝买这批枪弹，不是为了镇压反对派，就是用来威慑邻国。如果不是这批码头工人让他没得逞，邻国政府也只会袖手旁观罢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领导力不仅在多种族凝聚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还是激励多国采取有效一致行动方面不可或缺的因素。欧盟的诞生不是巧合，而是因为励精图治的领导者们看到，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应当共享一部分主权。所以，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领导者们有责任在其参与的政治联盟之中合作。近年来在他们当中，少有既目光长远又具备很强的个人影响力的地区领袖人物。非洲上一次有这样的领袖还是在独立后早期，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力推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当时的泛非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号召非洲国家团结起来对抗西方世界。但是，泛非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其理念内容，而在于无论为了何种目标把这么多个国家团结起来都实在是太难了。

如果主权国家太小，而这些国家之间区域合作难度太大，一个极端的办法就是把它们联合起来组成几个较大的国家。这是当年美国建国时的选择。非洲殖民时代后期，也短暂地尝试过这种体制。合并国家的一个显然的障碍是有些职位会变得冗余，而正如所有即将变成冗余的员工一样，这些人会反对。如果两国合并，就只需要一位总统，一套部长，一支军队。也许这就是少有国家合并的原因。

虽然也许是政府高官对俸禄职位的私心阻碍着国家合并，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疑问：小国的弱点关键在于无法在安全方面收获规模经济效应，那么通过国家合并，这个弱点到底会减轻还是加重？遗憾的是，我们回想一下，国家增大在安全方面会导致两个相反的影响。规模更大当然有好处，但是只要国家凝聚力因为合并而下降，就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但是国家合并真的会加剧社会凝聚力缺失的问题吗？殖民地国境线本来是随意划定的，一道道直线把土著群落分隔两边，所以某些合并可能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族群。即使合并过后族群数量增加，也许国家安全方面的规模优势也能抵消更大的多元性带来的风险。

这是个可以研究的问题。牛津大学的瑞典研究生克里斯蒂安·维格斯特朗（Christian Wigstrom）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我们决定试一试。我们打算模拟非殖民化的过程，想象如果非洲大陆上产生的国家比现实中少会是什么结果。我们没有划定新的国家疆域，而是逐渐地把原有的国境线擦掉。先是把非洲国家一对儿一对儿地合并，一直这么合并下去，直到我们圆了在政治上统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梦想。你可以认为我们这么做社会科学研究是丧心病狂，竟然试图对国家扮演上帝的角色。你也可以认为这种思路有利于鼓励非洲内部的政治力量打破殖民时期强加给他们的支离破碎的版图，从而获得更大程度的统一。

建立模型最激动人心的成果之一，就是研究者可以模拟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确立一个原则来指导国家合并的顺序。例如，肯尼亚应该先和乌干达还是和坦桑尼亚合并？我们决定这个指导标准是合并后国家的风险最小化。所以，我们要找出族裔成分相近的国家。这个模型实际上是族裔成分最近的国家之间的虚拟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因为前殖民帝国的边境线往往从同一族群的村落中穿过，有时可以把小国合并为大国而不增加族群数量。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合并后的国家会更安全，它们能够享受到规模经济效应的好处，而无需担心更大的多元性带来的麻烦。我们还发现，新国家的边境线的走向，似乎是在规模与多元性之间权衡利弊的结果。在族裔特别多元的地区，国家也特别小。正是这些又小又多元的国家面临着最大的内部安全问题。当虚拟的合并国家逐渐确定时，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我和安珂、多米尼克一同搭建的模型来估计它们的暴力冲突风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大致回答这个问题：从安全的角度来看，非殖民化在形成国家的决策上犯了多大的错误。

我们这项离经叛道的研究仍在进行当中，但目前看来，非洲众多的族群本来可以合并成7个大国，而且每个国家的族裔多元性并不会有显著的增加。根据我们的研究，七国鼎立的非洲大陆会比现在的非洲安全得多。然而，把7个国家合为一体形成一个非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frica），又会因为族裔多元性的增加而风险陡增，代价过高。所以，也许非洲团结一体的目标，最好通过强化亚地区组织的形式来实现。

既然最底层10亿人的主权国家之间合作很难，合并国家这种激进的方案又不可行，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比地区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国际合作来提供缺失的公共品。那些因为不讲规则的选举竞争而深受损害的国家急需问责制，而问责制只能从别处来。更确切地说，由于合法性和激励的问题，问责制的提供方必须由本身已经建立有效问责制的国家组成。我们又撞上了国家主权的砖墙，这道墙还被把津巴布韦选为人权委员会主席的那种思维加固过。

人们一向认为，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府在国际上没有力量。它们认为自己是与他们作对的现有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在获得反殖民斗争的胜利之后，它们觉得自己仍然受到列强的凌辱。我认为这种“受害者—恶霸”（victim-bully）的描绘非常混淆视听、误国误民。它掩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政府不是没有主权，而是拥有太多的主权。有这么一批读者，我最希望他们能看到《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在他们厌弃本书之前，请让我强调，我不是殖民主义的辩护人，我也绝对不希望以任何形式恢复殖民主义。我想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它们自己的问题。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反例。美国是在移民潮中由各族裔迅速组成的国家。虽然立国时间不长，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资历已经很老。美国人共享的不仅是同一个民族国家认同，还有对于政府权力的警惕。他们共同建立并维护一件公共品——权力制衡机制，所以政府是高度透明的。美国也是热衷扩张的，所以才有了今天巨大的版图以及国家安全的规模经济效应。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历史悠久，但是它们现在的国家很年轻。这些国家往往太小，无法获得安全的规模经济，力不从心地维持着国内的稳定。也因为它们建国时间不长，很难打造出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认同，不足以抗衡古老的族裔和宗教认同。所以，这些国家虽然对安全来说太小，对公共品所需的社会凝聚力来说又显得太大。结果一定是公共品短缺。

我们已经讲过，缺失的公共品之一是政府问责制。与美国相反，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不受任何权力制衡机制的约束。如果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本身不能提供这种公共品，那么由国际社会来提供总比完全没有强。这个道理和疟疾疫苗——另一样价值巨大的公共品——的供应是一样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没有一个有能力战胜困难，提供这种公共品，那么我们自然就把目光投向国际社会，期待国际行动来填补这个空白。对一个地区有利的公共品有时最好是来自本地区之外。提供缺失的权力制衡和提供疟疾疫苗的区别在于国家主权。由国际公共资金支持的疟疾疫苗对国家主权不构成威胁，而由国际行动建立的权力制衡体系就不同。

殖民历史最经久不衰的遗产，就是对国家主权这个概念过度的尊重。这种对主权的过度强调，既存在于最底层10亿人国家本国内部，也存在于那些关心它们命运的人们心中。这种发誓“绝对不再”的情感阻碍严肃的思考。事实上，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并不存在国家主权（national sovereignty）。它们得先成为一个国家（nation），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权国家（state）。它们缺乏必要的凝聚力，既不能规范监督选举程序，也无法约束当选人上台后的权力。所以它们的主权是总统的主权（presidential sovereignty）。怪不得总统们妒忌国家主权呢，他们在妒忌自己的权力啊。因此，为了问责制、为了国家安全、为了更好地提供那些更基本的公共品而进行努力，必须审视关于国家主权的执念，看清国家主权真实的内涵。靠国际社会来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不丢人：靠国际社会来满足这些需求，总比完全没有满足好得多。

国际社会对问责制的提供，面临的一个标准的反对理由就是“公平”。凭什么有些国家得遵守国际法，而别的国家可以不受约束？具体地说，如果美国不遵守国际法，东帝汶为什么要遵守？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本质上是错误的：这种观念也阻碍严肃深刻的思考。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讨论这个问题。

我的确希望看到美国对国际准则给予更大的支持：毕竟有一些全球公共品对美国是有利的，而且美国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提供。但是很显然，从根本上来讲，美国人对遵守国际规则的需求比较小。他们已经约束了自己的政府，保障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并且享有广泛的其他公共服务。与之相反，东帝汶的人民依赖于国际法，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片无法在国家层面上满足这些需求的土地上——如今数以千计的人因为彼此之间的恐惧而蜷缩在难民营中。东帝汶的人民可以像美国人一样，从全球公共品中获益，但是他们可以从遵守国际法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主权并不是用来展示总统们的硬汉气概，好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昂首阔步的；主权是政府构建当中的一部分：其标准是人民的需求。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罔顾大众的需求，过度追求主权，以至于宣称“宁死不吃救济粮”（Better dead than fed）。这句口号听上去多么的高尚，直到你意识到忍饥挨饿的从来都不是这些政治精英。目前，当我对本书书稿做最后的修改时，这句话已经变成现实——总统穆加贝无视全国饥荒，拒绝接受粮食援助。

东帝汶对强有力的国际法则的需求，很可能只是暂时的。一旦这些规则成功地为东帝汶人民建立起他们现在所匮乏的问责制和国家安全，社会和经济就能够向前发展。这时候，局势也会朝着好的方向走。在族裔多元的国家，只要那些赢得选举的旁门左道都被规则堵死，民主制度就能带来快速的发展。另外我们前面说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2700美元时，实行民主制度就能更安全。时间一长，由国际社会施加的权力制约制度就能在一国内部稳固确立。如同开了政变的先例就会有更多的政变一样，依法治国的经验多了就会形成遵守法纪的文化。

非殖民地化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自主而平等的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个目标是正确的。理想的情况是，一个国家无须国际社会的介入就能够独立地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品。这就是所谓的辅助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主权应当下放到需要行使该权力的最底层面。人口规模很小的国家，只要能达到高水平的收入，就能运转良好——它们的经济规模可以很大，并且它们学会了与邻国合作来避免因为国家小造成的高成本。卢森堡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可以为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哪怕是最小的国家——提供一种模式。然而这些国家一夜之间从殖民帝国独立出来，开国总统们大权在握，这些新成立的族裔多元的小国虽然怀着美好的理想，却走了错误的道路。正因为如此，许多小国家陷入既没有问责制也维持不了稳定安全的困境。那么，这些国家要真正实现理想，就需要在一段时期内由国际社会来提供这两种关键的公共品。

接下来我主要谈对问责制的需求。要打破僵局，就得在一段时期内由国际社会来提供问责制度。这个办法现实吗？国家社会和任何社会一样，也会运转不灵、功能失调，而且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这些国家在位者的冷酷无情格格不入。本书中的关键策略，是要运用一种真正能够约束他们的力量。要想让一个政府负责任，必须具备两个关键条件：一是要有制度来决定如何获得权力；二是获得权力之后，要有制度规范如何使用权力来支配公共财政。那么，国际社会怎样才能为这些国家带来有效的制度规范呢？

建议一：让暴力为民主所用

通向权力的合法途径，是自由而公正的选举。2007年，肯尼亚大选告诉我们，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自身没有能力制约竞选中的舞弊行为。肯尼亚一向被视作非洲最先进的国家。肯尼亚尚且做不到，更不用说其他国家。因此，这种制约机制只能由国际社会来提供。问题是国际社会具体应当怎么做。

很显然，国际社会不可能把民主的标准强加于一个不情愿实行这种标准的国家政府。这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分歧，并且这个问题无法改变。对于援助国的政府来说，这是目前让它们倍感受挫的难题。无论肯尼亚政府在赢得选举之后表现得有多差，好歹它们举行了选举啊，这总比最底层10亿人的其他国家政府强得多吧。于是，当援助国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它们很难中断对肯尼亚的援助项目。这是可以理解的，援助国觉得不应当持双重标准，即对肯尼亚采用相较其他国家更严格的标准。但是，双重标准恰恰是必须的。以下就是怎么推行双重标准。

办法一：

这是理想主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即建立一套规范选举行为的国际准则，由国家自愿遵守，并向遵守准则的国家承诺丰厚的回报。政府们可以选择在这个准则协议上签字立约，以获取回报。一个政府一旦签字，就要接受监督，并且获得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奖励或惩罚。

亲爱的读者，我能听到你说：“好主意。我们可以谈下一个问题。哦，对了，顺便问一句，你刚才说的这个奖励是什么呢？”

办法二：

一个有效的建议，其核心就在于设计这个奖励。为了起到作用，这个奖励需要足够诱人，但首先它得足够可信。当我跟这个领域一位博识年长的专家讨论我的想法时，他打断我说：“别拿援助当奖励。几十年来援助国都没能坚持它们提出的条件，靠援助来施压这种办法已经没人当一回事。”他说得对，这个奖励不是援助，而是安全。国际社会要提供一套指导体系，把军事政变这枚导弹变为约束恶政的有效武器。

国际社会的核心成员需要共同做出承诺，只要一国政府保证在选举中遵守国际标准，那么如果该政府被政变推翻，国际社会一定会帮助其重新掌权，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采取军事干预。这个奖励是无法忽视的。我们之前讲过，总统们面临的政变风险比他们在选举中面临的风险要高得多，而且民主制度也不能保证制度自身稳固。近年来在非洲发生了超过8起成功的政变，而现任政府在选举中下台的事件寥寥无几。但是，你将会看到，这个奖励的关键在于，它同时也是一个有力的惩罚机制。这个“胡萝卜加大棒”或许力量强大，但它是否足够可信呢？

现代经济学能很好地帮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以保护政府不受政变威胁来鼓励它们接受国际标准，这个办法可行吗？我们可以用一个博弈树（game tree）来分析。通过博弈树来整理思路没什么特别，不过是反复提这个问题而已——“如果我这么做，对方会怎么应对？”经济学为我们提供的启发是，虽然你一开始得列出一系列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这个顺序反过来，从最后一步的决定开始往回看。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整理这个民主选举的自愿标准的博弈树。它有很多分支，但是要让这个标准可行，我得重点讨论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分支。

第一步：

国际社会公布一套选举规范的自愿标准，是否遵守完全自愿，但是那些愿意改善自身民主制度的可信度的政府可以选择遵守这套标准。如果一个政府保证遵守标准，那么国际社会也对其保证，帮助它挫败任何政变，在必要情况下可出动军事力量。

第二步：

最底层10亿人的政府决定是否签字立约。若它不愿遵守这套标准，就到此为止。

第三步：

如果这家政府决定遵守标准，那么有几种可能。最重要的一种可能是，如果它在选举中发现自己要失败，它将会怎么做？在那时这家政府必须选择，要么按照约定遵守国际标准，要么违背承诺，在选举中做手脚。

第四步：

如果该政府决定违背承诺，那么轮到国际社会来抉择了。国际社会必须决定如何应对。它可以选择公开宣布该国政府违背民主选举的标准，因此收回保护这家政府不受政变威胁的承诺。

第五步：

如果国际社会收回平定政变的承诺，那么选择权就转到一个新玩家的手里——军队。军队要决定是否发动政变。

第六步：

如果军队发动政变，则轮到国际社会选择了。它们可以袖手旁观，可以发声谴责，或者也可以支持政变，只要反对派领袖保证在具体的期限内召开选举，并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第七步：

最后选择权又回到政变领袖手中。如果国际社会有条件地支持政变，他们必须决定是否接受条件，召开自由而公正的选举，还是攥紧刚到手的权力——是做毛里塔尼亚的瓦尔上校，还是科特迪瓦的盖伊将军。

现在我们用回溯的方法来求解。从第七步开始：政变领袖会不会遵守国际社会提出的标准呢？如果他们决定遵守，那么他们就是英雄，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不遵守，如你所见，他们的处境就相当危险。政变领袖们是在执政者选举舞弊的情况下揭竿而起的，这也正是他们用来鼓动士兵哗变的理由。当然他们并不一定都是盖伊将军那样谋取私利的人。毛里塔尼亚的瓦尔上校就及时地召开了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并且让出总统之位。但是，假设政变领袖原本信誓旦旦，掌权后却反悔，拒绝召开受国际社会监督的选举，那会怎么样呢？答案是，政变领袖们自身会面临着再次被政变推翻的高风险。我们以前说过，这个高风险来自一场政变会诱发后续的政变。下一场政变的领导人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而第一场政变的领袖将会自食苦果：因为国际社会不会保护他们。盖伊将军就是一个例子。当他违背选举的承诺之后就被叛乱推翻。所以关键的一点在于，面临着再次发生政变的威胁，政变领袖们不得不遵守承诺，只是暂时接管政府。当然，人们有时候会犯错，或者会豁出去豪赌一场。但是在第七步中，最可能的结果是政变领袖们接受国际社会的条件。

现在我们可以再往上走一级，来到第六步。解决了第七步，第六步就一目了然。既然可以开出条件，让政变领袖召开选举，接受监督，那么援助国为何要无视或谴责政变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第五步。在这一局中，选择权在军队手中——要不要发动政变？记住，这一局的状况是国际社会已经证实该政府窃取选举成果的事实，并公开宣布收回在政变中保护该政府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军队是否会发动政变。也许这位总统已经建立了一套咄咄逼人的高压政策，连交谈都会招来危险。也许军队完全被总统的近亲掌控，而且他们都衷心拥戴总统。但是政变也是很可能发生的——将军们对政府感到厌倦，认为他们的时刻到了。毕竟他们会担心，如果此刻自己不采取行动，只怕级别更低的军官们就要动手。那样的话，现任总统的下台会很不光彩。总而言之，对他人发动政变的担忧会促成抢先发动政变，因此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更大。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塞内加尔2000年大选之后，政变的威胁迫使政府下台。我们之前讲过，那次塞内加尔的政变威胁是借助科特迪瓦政变的势头，而科特迪瓦政变则表明法国停止了对非洲法语国家的安全防御。

现在进行到第四步。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国家社会一贯表现软弱，这一回有魄力做得到言出必行吗？第五步到第七步给了我们答案。国际社会只要宣布该国大选不合法，并且撤回帮助平息政变的承诺，就能够达到期望的效果。事实上，这个选择势在必行。假设国际社会不收回保护该政府的承诺，那么如果军队宣称政府不合法而发动政变，那时会是什么情况？那时，国际社会将会陷入一个既危险又受损的尴尬处境：要么背弃平息政变的承诺，要么就得军事介入，帮助该政府镇压其国内要求更好的国家治理的反对力量。所以，这一局没有悬念：国际社会肯定会收回平息政变的承诺。

终于我们来到成功的环节——第三步。该政府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公平选举中落选，那么要不要做手脚呢？我们知道，如果该政府没有签字保证遵守国际标准，它会做出什么选择——看看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例子就明白。那么如果该政府做出保证，会不会有所不同？我们现在有答案了。该政府会仔细思量事态发展。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国际社会的代表们会用图表解释清楚他们的应对方案。更关键的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总统们都是从弱肉强食的层层斗争中胜出的精明透顶的人物——他们不一定都是你母亲乐意请到家里喝茶的类型，却一定都能在牌局中赢你。他们一定会掂量轻重，明白窃取选举成果没有好下场。这正是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迪乌夫（Abdou Diouf）曾经面临的权衡计算：是光荣而体面地自愿下台，还是冒着被政变推翻的高风险继续执政。他选择光荣地卸任。

现在我们到了可能导致整个计划泡汤的第二步：在推测出所有后续发展的情况下，还会有政府选择签字承诺吗？我们已经看到缔约许诺的坏处：政府将会无法窃取选举成果。这个代价是很重的。所以除非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否则政府是不愿缔约、承受损失的。我们知道承诺的好处是什么：保护政府、平息政变。但是这个承诺靠得住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国际社会在博弈中每一步采取的策略。好在这个博弈并不复杂，从技术上来讲，它被称为一个“子博弈”。

第一步：

国际社会决定是否承诺平息政变，以换取该政府遵守民主的规则。

第二步：

在缔约遵守规则的国家发生政变，国际社会是否信守承诺，介入事变？

记住要从后往前推理。从第二步开始。国际社会为何要信守承诺？毕竟他们很难这么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至少不会板着脸郑重发誓。答案依然取决于对利弊的权衡。毫无疑问，信守承诺一定有高昂的成本。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实际上有一天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可能会被派到绝大多数选民们从未听过的国家去平息叛乱。作为丹尼尔的父亲，我也不希望有这么一天。但是信守承诺也有好处，而且潜在的好处是巨大的。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有效运转，如果不用这个办法，民主制度只会让这些国家的情况变得更糟糕。假如有一天发生需要平息的叛乱，那也就是说，已经有一批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加入了遵守民主规则的阵营。

现在，请设想自己是那个决定守诺还是食言的政治家。我真的要做那个食言的政客吗？一旦违约，不但对不住这个国家，还会对已经有10多个国家加入的契约机制造成破坏。如果我违背诺言，不但会受到谴责，而且每天早晨看着镜中的自己，我都会想起自己干了什么。无论我在选民面前做出何种姿态，我这个“软弱”的名头算是坐实了。于是我决定问问军队：我们有把握平息政变吗？军方会怎么回答呢？一直以来，他们训练战术、升级装备、增加预算，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他们已经研习过法国和英国的军队迅速扑灭小国政变而不伤一兵一卒的历史经验——毕竟这不是伊拉克。总参谋长的目光俯视着领导人，回答道：“小菜一碟，总统先生。”现在轮到领导人做决定。有时候再软弱的人也能强硬一回。事实上，这个博弈比我所展示得还要容易。既然知道政变很可能被扑灭，醉鬼才会做无谓的尝试呢，所以政变是很罕见的。

那么第二步就解决了。最后来看第一步。如果当政变发生时，扑灭它是值得的，那么做出帮助扑灭政变的承诺也是值得的。只要做出承诺，国际社会立刻就可以得到许多好处，而任何可能的代价都是将来的事。所以我们得到解答：扑灭政变的承诺是可信的，缔约加入遵守民主规则的阵营大有益处。另外，国际社会应当承诺扑灭政变还有一个理由：回想一下是什么影响着政变发生的概率。我们前面分析过，援助显著地增加政变的风险。所以援助国政府无意中使受援国政府面临威胁。而这个威胁是它们有能力也理应出手化解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政府到底会不会签署协议，遵守民主的国际准则呢？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是一个诱人的条件。不仅如此，政府还会考虑其他方面的好处。例如在援助国看来，它有执政合法性，这意味着有援助经费。可能在国内老百姓看来，它也有执政合法性，这意味着政府有更大的力量去达成目标。最后，这其中还存在一个激励因素。反对派一定会公开地高调承诺，一旦获选后将签订协议遵守国际准则，并且会利用这项承诺来抨击政府不公。若是能得到援助国的支持，或许可以减少对政府舞弊的攻击。

事实上，如果当年有这么一套国际准则机制的话，我想肯尼亚总统齐贝吉在2002年上台的时候肯定愿意加入。他在竞选宣传中承诺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正好可以用上这套国际准则。同样的，我认为肯尼亚反对党领导人拉伊拉·奥廷加在2007年的竞选中也会愿意加入。毕竟，当年正是他宣称大选结果不公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若有这么一套承诺机制，这种情况的确会触发国际干预。如果反对派可以通过承诺当选后遵守国际准则而获得政治优势，那么作为应对，政府也可能做出相同的承诺。

如果有这么一套国际准则机制，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领导人就会开始分化出两派来——是做从善如流的“绵羊”，还是冥顽不化的“山羊”。[1]并且，这套机制还会对“山羊”增加压力。然而就算有这么多好处，有军事能力的国家会愿意提供平息政变的安全防御吗？只有极个别国家的军队有提供这种安全防御所需要的快速部署足够兵力的机动能力——美国、法国和英国。它们愿意吗？它们早就有这样的军事部署。美国正在调整其在非洲地区已有的兵力，建立一支驻扎在非洲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的司令官会是一位将军，而第二号人物就会是一位发展领域的专家。法国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尚有一系列军事基地。英国已经为塞拉利昂提供了安全防御。在我写书期间，美国向非洲政府寻求建立军事基地，被南非和尼日利亚拒绝。

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对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心生警惕。南非和尼日利亚可能也担心美国的兵力部署会削弱两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然而事实是无情的，无论是南非还是尼日利亚，都没有能力提供所需的军事力量。而且即使它们之中任何一国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军力，也不利于地区的稳定。毕竟相比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它们的邻国可能更担心对门的老大哥吧。美国不受欢迎是因为近年来的军事行动，而法国和英国则是因为殖民主义的历史。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在非洲人眼中看来，没有哪一国的军队是干净的。但是恰恰因为有这些疑虑，我们更需要明确的行动规则来约束这些军事力量。尽管南非和尼日利亚或许不愿意为目的不明的外国军队提供基地，但是对于那些为了保护遵守民主选举规则的政府而来的军队，它们应当是欢迎的。如果“滚出非洲”导致这片大陆被不负责任的政府所把控，那么这句口号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

最后，我最苛刻的读者——读罢关于降低政变风险策略的章节却依然无法安心入睡的诸位总统们——我想对你们说：先生们，我在此保证，如果你们坚持往后读，一定会找到保护自己不受本国军队威胁的可靠办法。这就是：您不再需要把军队交给姐夫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您需要做的，只是向那个贵国刚刚加入的国际社会去游说，要求缔结遵守民主规则的契约；不然的话，国际社会对您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读到这里您做了一条笔记，终于倒头睡下。

建议二：确保政府公共支出的廉洁

方案一为政府获得权力的规则提出建议。方案二要提议的是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在权力的使用方面也提供一些标准。滥用职权的核心是金钱的诱惑。

无论来自援助还是税收，公共收入不是裙带政治的小金库。公共收入应当用来给社会繁荣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品提供资金。但是一桩接一桩的丑闻证实，只有通过监督和惩罚机制来约束政客和高级公务员们的欲望，公共财政才能用在合理的地方。在腐败已经比较罕见的发达国家，我们几乎已经忘记正直的习惯是建立在对被审查的恐惧之上。在最底层10亿人的大多数国家，公共监督的制度从政府顶层就被废除，由此导致的大面积腐败不仅浪费公共资源，还让政治骗子得势。挪用公款来为自己的党羽牟利，已经成为维持权力的标准手段。权力约束机制可能会对这些国家的政界要人造成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国家重新建立起权力约束机制？

对最底层10亿人的大多数国家来说，答案很简单——绝大多数的收入来自援助。援助国有权力也有义务确保这些经费得到合理的使用。多年以来，援助国都一厢情愿地幻想它们的钱都花在这些国家对外宣称的那些援助项目上。当我们越来越支持受援助的政府们自行决定援助项目的内容时，这些项目就更不可靠了。很显然，如果援助国资助这些政府要求的项目，那么很可能它们会选择那些原本需要用税收去支持的项目。这个过程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援助经费真正支持的是政府本来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埃塞俄比亚政府本来就要扩建学校，得知瑞典政府愿意资助学校，就要求瑞典人拨款。这样一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就省下了本来要花在建学校上的钱，用来干别的事情。

当援助国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大多数国家从资助具体的项目变成资助预算。也就是说，它们直接送给受援国政府一张支票，作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安排预算。虽然这是现实的做法，但此举非常不负责任。除非这个国家有着健全的预算系统，否则拨进国库里的经费就会流入政客亲信的腰包。

一个国家应当有健全的预算系统，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确保预算系统的健全，需要两样配套的资源：能力和审核。哪里有漏洞，公共收入就会从哪里流失。所以首先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就是彻底整顿公共开支的管理流程：做预算需要会计师，很多会计师。在一个缺乏诚信的体制文化中建立财政监管系统，就需要像防范独裁一样去设计体制：必须建立起重重监管，哪怕只有少数几个会计想要贪腐，也没有一点漏洞可钻。表面上看这种机制可能显得过于繁琐，因为分摊在公共开支的每一块钱上的行政成本会远远高于那些奉行诚信的体制的成本。但这就是现实：贪污腐败导致公共开支的效率下降。

援助国可以通过技术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合理的会计体系。技术援助也就是提供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这是最不受重视但往往最关键的援助方式。光是支持能力建设还不够，援助国必须核实这些技能的确是用在确保公共支出的廉洁方面。这就需要在协作进行能力建设之外采取法律措施。只有在对预算系统进行法律监管核实无误后，援助经费方可进入公共开支。当然，如果援助国立刻实施这套监管规则，那么以现行体制的状况来看，是不可能审核通过任何一笔开销的。所以监管的实施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提前告知并做出安排。但是这套体系必须建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援助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信的，所以为了有效利用援助经费，必须确保预算体系的健全。如果政府想要使用援助经费，那么这就是前提条件。我称之为“治理条件”（governance conditionality），以区别于“政策条件”（policy conditionality）。援助国不应该对援助对象的政府说教，指示它们要采取什么政策，或者是应当怎么在公共品方面花钱。但是援助国有义务向本国的纳税人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老百姓保证，绝不纵容公共开支流入私人的腰包。

如果以这些作为援助的条件，有的政府就会拒绝，特别是那些靠出口自然资源获得大量收入的国家。对于这种政府，国际社会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影响力，所以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来鼓励这种国家建立廉洁的财政。这种办法在本书里暂不讨论。然而还有一类国家，虽然政府可能愿意接受援助条件，但是要建立负责任的预算系统是不现实的，因为行政系统太落后，短期内不可能达到所需要的水平。那么还有别的办法吗？

目前，在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这位令人钦佩的总统带领下，改革派管理着利比里亚政府。在她之前的政府糟糕透顶，以至于最优柔寡断的援助国都亮出底线。它们对于援助经费的滥用问题忍无可忍，就把对主权的顾虑放到一边，建立起“治理和经济管理援助计划”（GEMAP）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财政部长没有援助国的联署就不能决定开支。GEMAP被誉为一项伟大的成功，但实际上是一个万般无奈之下回归殖民主义的办法。在和主导改革的新任财政部长安托瓦尼·萨耶赫（Antoinette Sayeh）的交谈中，她向我表示希望利比里亚不再需要这个机制。但是没有GEMAP怎么办？援助国当然信任安托瓦尼本人，但连她自己都不能保证公共经费得到合理的分配。一个腐败的财政部长可以确保公共经费的开支一定不合理，但很遗憾，这句话反过来并不成立。一个部长的工作依靠的是部里的全体雇员。总统约翰逊-瑟利夫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雇整个财政部。她做得很对，但是第二天该怎么办呢？

GEMAP只是在情况已经无法控制的时候，才不得已实施的一种政策。除了用这种办法来被动应对之外，国际社会需要预料到在某些情况下，通常的问责制体系已经恶化到无法迅速修复的地步，而且这种情况下对公共品的需求也是最迫切的。那么在设计体制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能让大额的经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安全地投入基本服务领域。

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之中，基本上所有刚独立的政府都毫无意外地采纳了20世纪50年代欧洲盛行的模式——政府部门垄断供应。这个模式在欧洲出现一些问题，就逐渐被淘汰。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这样的模式往往是不利的，在某些地方甚至是灾难性的。

更加符合现实的制度设计，应该把这些华而不实的政府部门里搅和在一起的职能分割开：总体政策、项目拨款以及实际的项目实施。政府部门应当只负责制定总体政策。实际上，只有将政策制定与拨款两项职能分开，才能使政府严肃考虑政策问题——目前看来它们只重视回扣多的项目。在服务急缺而公共系统瘫痪的地方，应当开放提供服务的资格——例如开办学校——使有能者居之。也就是说，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让教堂、非营利机构、本地社区以及新的慈善机构来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新慈善机构往往是商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在运营，他们既充满激情，又追求效益最大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专业、创造力以及能量让我刮目相看。

在政府部门和这些服务提供方之间，应设立一个管钱的机构，负责和供应方签合同并且监督他们的工作，确保达成政府部门设定的目标。这样的机构是目前缺失的一环。目前，政府花着援助国的钱，非营利组织各自为政，没有参与公共服务的供应，很大程度上也不可靠。设立一个衔接两方的机构，可以帮助援助国把经费花在高效的服务供应上。同时，援助国将与当地政府和社会一起监督这个机构。那么问题来了，通过这个机构分配经费，是不是仍然面临着我前文提到的资助项目的问题呢？也就是说，如果援助经费支持的是最急需的基础社会开支，不就是帮当地政府节省税收来做别的事情吗？我的回答是，像利比里亚这样瘫痪的国家，经济已经崩溃，政府收入也化为泡影。这些国家急需援助，但是目前它们得到的援助太少。这是因为援助国们不信任这些糟糕的公共支出体系。所以顺理成章的结论是，援助国们需要尝试新的体系。

问题是，这些崩溃国家的政府愿意接受新的公共支出体系吗？我想，为了换取大幅上涨的援助经费，大多数政府会同意的。

建议三：由国际社会提供安全防御

说完问责制，该讨论安全防御了——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这些小国来说，安全是最急需的公共品。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安全防御的提供是不够的，这也是这些国家动荡危险的原因。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普遍缺乏社会凝聚力。对于一部分公共品来说，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权力下放的方式解决：如果在国家层面上，公共财政被视作私人金库，那么也许可以放弃一些规模经济，建立广泛的国民认同。然而这个方式在安全方面行不通：保障安全的职能一旦下放，会加剧内战爆发的风险，因为反对派的政客会招兵买马，培养自己的军事力量。安全防御不应该来自比国家更低的层面，而应该来自高于国家的层面。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高收入国家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提供安全防御，正如它们提供其他公共品一样。北约（NATO）就是这样一个实行集体防御的军事组织。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相互之间是否也能成立一个合作机制呢？我后面会讲，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安全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有待开发。但是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先要问，这个想法是否太异想天开？联合国最近提出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国家保护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简称R2P，对于国家主权这个概念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冲击。按照这个方案，国际社会有权介入一个国家，保护其公民不受本国政府伤害。相比之下，我提出的建议绝对温和得多。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相邻的国家通过安全防御方面的合作互惠互利；而最多不过是当一国爆发内战时，邻国有权利去保护自己的公民。

在论述我的主张之前，最好先声明其中不包括什么。我并没有建议联合国的军队开进津巴布韦去推翻总统穆加贝，或者去恢复达尔富尔的和平。我认为这些幻想对我们在较少争议性、更现实的领域的安全合作造成干扰。

那么让我们从容易接受的开始：互惠互利的安全防御合作。回想一下邻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如果邻国之间相互视为威胁，那么各国政府的军费开支就会变成该区域的公共弊病。军备竞赛并不能改善整体的安全状况，纯属浪费钱。更糟糕的是，我之前谈过，部分枪支流入黑市，一个地区军费开支越高，反政府武装集团就更容易弄到武器，而廉价的枪支增大了内战的风险。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像总统阿里亚斯·桑切斯（Arias Sanchez）在中美洲推动和平一样[2]，解决“力利浦特”的军备竞赛困境？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是通过区域贸易协定降低关税。非洲国家的政府就区域贸易协定已经谈判多年，但在军费开支领域却没有类似的沟通。原因之一，是涉及的方面太多。假如在一个岛屿上有两个国家，彼此之间展开军备竞赛，那么两国之间谈判相对容易，毕竟军费开支对彼此构成威胁，而停止军备竞赛对双方都有利。

遗憾的是，非洲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一系列国境线把整块大陆划分成47个国家。津巴布韦毗邻赞比亚，赞比亚紧接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对赞比亚构成潜在的威胁，但津巴布韦就没有这个顾虑。同样的道理，刚果民主共和国还与乍得接壤，邻国之间的关系以此类推。通过贸易协定可以在某几个国家之间降低关税，而不包括其他国家。比如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之间可以达成协议，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则不参与。然而一个国家降低军费开支对所有其他国家都有利，无论其他国家是否响应。比如假设赞比亚削减军费，对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都有好处。但是，如果只有津巴布韦随之削减军费，那么赞比亚的处境就不太安全，因为现在它相比刚果民主共和国来说要弱势一些。所以军费削减的谈判要想成功就必须把所有国家都包括进来。由于在这个问题上要么全体国家同气连枝，要么一事无成，而非洲地区国家太多，结果就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总而言之，区域间合作提供安全防御这个办法听上去很诱人，但实现起来太难。

军费开支作为一种区域间的公共弊病应该受到遏制。从理论上来讲，减少公共弊病的措施通常是征税——这就是碳税（carbon tax）[3]背后的原理。所以如果非洲联盟可以达成协议，就该对军费开支征税，正如欧元区对高额赤字这项区域公共弊病征税一样。当然，非洲联盟要想达成这样的区域合作还任重道远。那么有没有别的方法？想一想，提供对某地区有利公共品的最有效方式不一定来自该地区内部。疟疾疫苗的发现就是一个例子：疫苗的普及有利于整个非洲，但只有高收入国家才拥有研究疫苗需要的技术。疫苗的研究在高收入国家进行，这也正是相关经费能够得到合理使用的原因。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运用在降低军费开支这一区域公共品上，办法是对军费征税。

通过把援助经费和军费水平挂钩的办法，援助国可以在这个区域模拟一种国家之间税收。想一想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就知道援助国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到目前为止大概40%的军费开支是由援助经费买单的，而这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援助国原本应该对军费开支征税，但是实际上却一直在补贴！目前为止，援助国们对于受援国不断增长的军费只有批评指责。如果它们能把这种合理的不满体现在某种明确的援助经费分配制度上，对于控制军费水平更有效，同时也避免了造成对受援国横加干涉的印象。举个例子，以目前的水平为基准，军费开支每增加1美元，援助经费就减少40%，减少的经费会分配给其他国家；反过来，军费开支的削减则会得到相应的奖励。与批评指责不同，这种办法不会被视为侵犯主权，而是提供一种地区间的公共品，同时这种简单又稳定的激励机制很有可能有效控制军费水平。

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到目前为止，安全防御的供应是国家之间一种互惠互利的公共品。所有的政府都希望享有安全，而由国际社会来供应安全防御的方案，大大提高了其技术可行性。然而别忘了正如一首歌里唱的，我的快乐也许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说得更专业一点，我的决定可能对你造成负外部性。即使我不愿意，这些外部性也需要被内部化。现在，在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要态度强硬一点。

从历史上来讲，整个国家主权的概念起源于三十年战争[4]。在那段战乱的岁月里，信奉不同宗教的政府彼此为敌争夺地盘。战争留下的惨痛教训使人们深刻意识到，靠血腥的征服来改变宗教的使命，不值得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国家主权的原则就此诞生——无论一国政府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什么罪恶，其对别国的利益造成什么影响，都不足以构成介入干涉的理由。主权的概念诞生于17世纪，这个理念在当时是有合理依据的，因为那时候经济和社会尚未高度结合。然而无论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是否合理，如今已经站不住脚。今天，一场内战对邻国产生的不利影响太严重，不可忽视。

我和安珂、丽莎·肖维以及阿尔伯特·贝哈共同研究过内战对邻国的负外部性。我们采用标准的方法，不过需要小心区分与战争有关和无关的影响。例如，干旱会影响好几个国家，就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非的旱灾一样。我们发现，内战对邻国造成的损失远低于对本国造成的损失，这一点毫无意外。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陷于内战的时候，其邻国的经济增长会下滑0.9%。然而一个处于内战中的国家往往与三个以上的国家毗邻，并且邻国的经济规模一般都比内战的国家大。这是由于——我们以前讲过——国家小而穷，战争风险就大。

我们只研究一国内战对直接相邻的国家造成的影响，而忽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的负面溢出效应。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即使仅限于直接相邻的国家，一国内战对所有邻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总体上仍远高于本国的损失。所以，根据经济学中关于如何将外部性内化进决策过程的标准解决方案，那些显著影响内战风险的决策就应该在该区域内来共同决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战乱影响到好几个邻国，以至于卢旺达、乌干达和安哥拉三国都向刚果派出了部队。这个例子极好地说明了安全防御对于整个区域的重要性。

回想一下，我们之前说过冲突后时期是最危险的。冲突后的国家很可能再次爆发战争，对邻国造成巨大损失。那么冲突后国家的邻国是不是有权利影响该国的政策呢？一年前，我的设想是，冲突后国家应当经历一个与邻国共享主权的阶段，直到渡过危险时期为止。然而，后来我意识到两个无法逾越的问题。

问题一：利益攸关的邻国们参与冲突后国家的治理，有合理的原因，也可能有一些不合理的动机。在全世界范围内，相邻的国家之间往往都有些摩擦，毕竟邻国是外部威胁的主要源头。在本书写作期间，巴基斯坦自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5]去世后陷于瘫痪状态，但是巴基斯坦不会和印度共享主权。同理，厄立特里亚也不可能和埃塞俄比亚共享主权。总之，邻国之间共享主权行不通。非洲联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提出除了索马里的邻国以外，由任何愿意出兵的国家派出军队赴索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然而索马里的例子也证实了这种办法的局限性，因为唯一一个愿意大量派兵的国家恰好就是邻国埃塞俄比亚。

问题二：冲突后国家的邻国们并不属于一个政治组织，因此它们没有在一个组织内部合作的经验。而且很显然它们的协作是短暂的，可能撑不过10年。更麻烦的是邻国数目众多的情况。以当今的后冲突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看看地图，都有哪些国家与其接壤：刚果（布）、中非共和国、苏丹、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安哥拉。模拟试验证明，参与者数量越多，协作越困难。8个参与者就算很多了。另外，参与者们要逐渐学会协作。所以如果从零开始建立合作组织，那么合作初期必然有一个试错的阶段，而这正是冲突后国家最脆弱的时候。最后，模拟试验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就是参与者们使用一种待遇对等的策略来确保相互合作：它们避免做出不理性的决策，因为这样终将遭到对方的报复。总而言之，短期合作比永久合作更难实现。

因为以上问题，我不得不放弃主权共享这个提议。那么还有什么选择呢？我认为解决的方案就是把邻国对冲突后国家合理的利益诉求，委托给一个永久的、与冲突后国家没有利益关系的组织。虽然非洲联盟这样的区域性组织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显然最好是联合国，具体说来是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之下成立于2005年的建设和平委员会（Peace-Building Commission）。这样一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案例中，联合国代表其邻国掌握一部分主权，致力于尽量减少冲突后国家对邻国造成的损失。需要声明的是，联合国掌握部分主权，并不是因为它自身有这个权利。这一点和一些学者建议联合国恢复旧有的托管治理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冲突后国家的政府应当和联合国分享主权，而不是被联合国剥夺主权；并且应当首先规定，区域或国际组织与其共享主权的目的只是保护邻国的合法权益。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指导着受托人的决定呢？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决定所面临的状况都是独一无二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有一套明确的指导方针有助于做决策。当有不同的参与者需要协调的时候，指导方针尤其有用。我认为这里面有三方面参与者。有的政府应当派出维和部队或为其提供资金；有的政府应当提供援助；冲突后国家的政府应当推行经济改革，削减军费，并且如果要举行选举的话，那么就应当保证选举的自由与公正。一直以来，那些国际社会监督不到的国家的军火商铤而走险，无视对冲突后国家实行的武器进口禁令。不过现在我们有办法查出这类违禁行为。

这其中每一方都有赖于其他方面的参与。有效实施武器禁运，才能减少维和部队官兵的伤亡。维和部队需要等到该国经济发展良好之时才能撤出，而经济发展需要援助经费和政策改革的助力。选举一直都在进行，但是离自由、公正还差得远，这非但没有降低暴力的风险，反而引发更多的暴力。这些决策不仅相互依赖，而且需要持续10年左右，但是到目前为止，三方面只有短期协作。指导方针旨在规定10年之内各方对彼此的责任，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却可以让各方对彼此行动有一个共同的预期。而且指导方针也是符合现代国际合作精神的——从《蒙特雷共识》（Monterrey Consensus）到《联合国全球契约》（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都是约定成员国之间相互的责任。正如武器禁运要求各国遵守禁令一样，国际协作中承担责任的范围很广，并不仅限于高收入国家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之间。

在制定指导方针的时候，一个后冲突契约应当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不能逾越的红线。红线规定得越明确，就越不容易被逾越，因此国际社会在后冲突国家的介入也就不至于演变成一场噩梦。要是我们一开始能明确这些红线，我想到目前为止的后冲突乱局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本章提出三条国际行动的提议。第一条建议，解决的是打着民主的幌子攫取权力的问题。第二条建议，解决的是获得权力以后滥用权力的问题。最后，是解决困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结构性动荡不安问题。这些建议可能被采纳吗？

目前对于国际行动的讨论涵盖两个极端。就拿在津巴布韦问题上的不同立场来说。一方面，布拉瓦约[6]的大主教以及众多国际时事评论员都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军事行动推翻总统穆加贝；托尼·布莱尔反对穆加贝参加英联邦首脑会议，戈登·布朗因为穆加贝参加欧非峰会而拒绝出席。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总统们又同气连枝为穆加贝鸣不平，推选他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本书中提出的三条建议，没有一条是军事干预更换政权。我认为通过外部势力更换一个国家的政权，无异于揭开殖民主义留下的尚未愈合的伤疤，因此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然而，本书的建议也不是毫不干涉。当今世界，各国紧密相连，毫无约束的国家主权必生祸端。这些极端的立场相持不下，所以我建议一种折中的方案。

那么，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它们会起到预期的作用吗？

当本书付梓之时，肯尼亚正发生骚乱。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尽力展示通过规范选举有可能改变肯尼亚的历史进程。然而在过去的10年间，真正笼罩非洲的灾难阴影来自津巴布韦。确切的是，总统穆加贝系统性地破坏民主政体和国家经济。那么有什么办法能扭转这个灾难呢？唯一能够改变津巴布韦历史进程的力量，来自津巴布韦本国的军队。非洲联盟目前的规则，拒绝承认政变的合法性。虽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任总统们当然乐意达成这样一条协议，但这条规定是不合理的。津巴布韦需要一场政变，但不是像科特迪瓦和埃塞俄比亚发生的那种造成更大灾难的政变。对于政变我们要控制，而不是杜绝：这就是本书的核心主张。

[1] 绵羊和山羊的典故出自《圣经》，是耶稣提到的一个比喻，耶稣把信徒分为两队，一队是能得救的绵羊，一队是不能得救的山羊（《马太福音》：25:31—46）。——译注

[2] 在哥斯达黎加前总统阿里亚斯的倡导和努力下，中美洲5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在1987年签署《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为实现中美洲地区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他因此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3]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译注

[4]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欧洲近代史的开始。——译注

[5] 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1953年6月21日—2007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人民党领导人。2007年12月27日在伊斯兰堡邻近的拉瓦尔品第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遇自杀式袭击受伤，不治身亡。——译注

[6] 布拉瓦约是津巴布韦第二大城市，北马塔贝莱兰省省会。——译注

第十章
改变现实

到此，我们已经讲完本书的主要内容。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处于结构性的动荡不安和结构性的问责制缺失之中。虽然最近几年是有史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以上两种痼疾导致的严重后果人人皆知。结构性的动荡不安在索马里和苏丹先后导致的危机，占据2007年国际新闻的头条。结构性的问责制缺失导致选举丑闻，分别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爆发，也上了2007年的头条新闻。2008年初，乍得发生叛乱，而东帝汶的叛军政变未遂，总统还在澳大利亚接受治疗。今后恐怕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事件发生。

那么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所面临的这个结构性的痼疾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它们太大，很难建立有社会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它们又太小，很难建立和平稳定的政权国家。说它们太大，是因为这些国家族裔太多元，缺乏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团结一致；说它们太小，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口少，达不到高效提供公共品所需的规模。有些公共品不一定是国家良好运转所必需的，因为可以通过私有部门来提供。欧洲的部分医疗和教育服务是公共品，而这些在美国就是靠私立机构来运营。但是另外的一些公共品是不能让私有部门代劳的。国家安全和问责制就是这样的公共品。

没有一个国家的安全防御可以成功地依赖于私有部门，尽管历史上间或有这样的尝试。受雇的私人武装最终会掠夺它们本该保护的人民。布里吞人[1]在罗马人撤离后，曾经尝试过雇佣一群朱特人[2]匪徒来帮助他们抗击皮克特人[3]。没想到朱特人在15年后看准时机，血洗不列颠的统治阶层并取而代之。说到由私人来提供问责制，绝大多数这样的例子——比如在美国，面临着医疗诉讼的威胁，医疗体系变得规范——都有赖于法律的支持。在法制缺位的国家，为了在一个小圈子里维持良好的声誉，也可以建立起一定程度的问责制。经济学家们常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即13世纪的犹太商人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凭着良好的信誉进行跨国贸易。然而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4]最近展示，如果这样的小圈子规模扩大，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崩溃。所以，安全防御和问责制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缺乏这两者对社会经济造成的后果，就是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过去40年间经历的故事。在这段时期里他们沦为全球最贫困的人群。

如果政治领袖有足够的远见，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可以塑造出共同的国民身份认同，从政权国家转变成民族国家，并且和区域内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以上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够改善公共品的供应，确保人民所需的安全防御和权力制衡机制。有时候，会有拥有这样领导力的人物出来掌握政治权力，但这样的好事并不常见。

朱利叶斯·尼雷尔、苏加诺、纳尔逊·曼德拉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都是开国总统，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一旦政权可以被一心谋私的政客所获取，那么这种利欲熏心的政客就一定会搏上一把，而正直的人士则会退出政坛。劣币驱逐良币。我尽量不使用花哨的经济学术语，不过既然您已经读完本书，相信您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个术语：按照经济学的说法，政治领袖的质量是内生变量。所以在这些国家里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寥寥无几。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安全防御和问责制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应当由国际社会来供应。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很多人看到军事干预造成的意外后果，可能会认为任何形式的干预行动风险都太高。然而，国际军事干预行动也曾有过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们得到的教训并不是军事干预本身风险很高，而是应当限制和明确规定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进行军事干预。

由于任何有关军事干预的方案都会受到主权在握的总统们的愤怒抨击，那些生活在较为幸运国家的50亿人正好为自己的袖手旁观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那些深陷受害者心态的人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毕竟世界列强已经造成太多的破坏。我本人的态度曾经一度是“给它一点时间来看看”。毕竟当今这些发达国家，从19世纪的励精图治但不实行问责制的政权发展成为合法的问责制民主国家，其间经历了数十年。但是我现在认识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并没有从政治暴力朝着合法的问责制民主平稳过渡，而是走进一条死胡同——没有规则限制的选举竞争会破坏国内合作，而总统手中紧握的主权则会阻挠国际合作。

本书提出破解僵局的办法。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国际行动，就能驾驭一国内部强大的政治暴力，让它推进社会正义而不是造成破坏，让缺失的公共品归位。这些公共品中的一部分是直接满足物质需求的，比如因为缺乏集体协作而长期得不到保障的供电和国际运输路线。这就是传统意义上设定的国际援助的作用。然而，缺失的最关键公共品的供应需要新的方法。国际维和以及远距离安全防御在政治上很难实现，但是这两种方法是有效的。虽然代价高昂，但回报也很可观。国际规则和标准——可以是自愿遵守，也可以通过激励机制来规范——既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难处，又没有很高的成本。总之，设立国际规则和标准这个办法，没有显著的弊端，我们就应当去摸索尝试。

一个安定繁荣的地区真正重视另一个无法靠自己保卫安全的地区，上一次发生这种事情要回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安定繁荣的是美国，不安全的是欧洲。美国的行动既是慷慨相助，也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无论出于什么动机，美国都很清楚它必须重视起来。

美国做了什么？首先，它改变安全防御的政策。二战前所奉行的孤立主义被废除——美国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是一个防卫协作的体系。为此，美国在40多年间往欧洲派驻官兵达10多万人次。同时，美国还改变其针对国际规则和标准的政策。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极其重视国家主权，几乎视之为第十一条诫命[5]，甚至为此拒绝参与国际联盟[6]。 然而，在二战以后，美国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并促进了欧洲共同体的成立。此外，美国还拨款帮助战后重建，发起马歇尔计划，成立国际复兴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后来增加“开发”二字，是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再后来将其重命名为世界银行，其重点工作就在这“开发”上。美国甚至还放弃了贸易保护政策，不过那是另一回事。总之，您现在有了一个总体印象：美国在面对安全威胁时严阵以待，不放过任何可行的战略。而它的战略见效了，来自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但即使是采取如此大规模的应对措施，也坚持了40多年才赢得胜利。

与之相比，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是更大还是更小？安定繁荣的地区已经大大地扩展，意味着有更多的国家可以分担负荷。不安全的地区并没有缩减，而是转移——1945年最底层10亿人的地区是和平的，因为它们那时是殖民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独立之后就变得动荡。不过当今的危机没那么严重——刚果民主共和国并没有导弹可以对准华盛顿。事实上，我们好像回到了1919年：我们没能正视危机，是由于当下的危机形势不明、不可捉摸。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各国同样没能正视危机，一直到20年后二战爆发才意识到当年的错误。

冷战结束以来，我们对危机的忽视体现在战略的摇摆不定中。有时，我们彻底不作为：我们在10多年间放任索马里的无政府状态，以为索马里的问题可以自行解决，不需要我们的介入。结果基地组织最终占据了这片真空。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又是另一个极端：先发制人的全面介入。我怀疑现在的战略中是否还能保留介入的政策，我们似乎又要回到彻底不作为。然而，我们从美国战胜苏联的威胁的经验中学到的是，当面对这样规模的挑战时，需要长期保持连贯一致的政策。当然，付出行动背后的理由并不仅限于保卫我们自身的安全。当我们享受生活的美好和希望之时，世界上还有10亿人在困厄中挣扎。这不仅是对安全的威胁，而且是当今世界的一桩耻辱。

但是自身的利益和同情心并非不可兼得，相反二者可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目的。 政治右翼需要承认，出于对安全防御的合理担忧，应当拿出一个比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有效的战略来。政治左翼需要承认，面对政治暴力无动于衷是在逃避责任。担忧和愧疚，这两种强大的感情干扰我们的思考。然而，把同情心和自身利益结合起来则不然。同情心给了我们行动的力量，自身利益则保证我们坚持下去。布什总统主张，面对安全问题，预防总是正确的应对措施。这一点没错，但是他错在认为最好的先发制人的政策就是军事入侵。我们有很多政策可以采用。有些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见效——要以10年而非几星期为单位来考虑。但是，所幸我们如今面临这些问题，只是因为以前没能解决它们而已。如果我们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就能重视这些问题，很可能已经快要大功告成。然而，那时候的我们太幼稚、太自私。现在，是时候纠正过去的错误了。

[1] 布里吞人（Briton），6世纪以前居住在不列颠岛南部的凯尔特民族。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5世纪中叶受罗马人统治。5世纪后，曾长期抵抗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的侵略，后被迫退入不列颠西部山地，逐渐形成近代威尔士人。——译注

[2] 朱特人（Jute），北欧的古代民族，原住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集团。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上半叶，一部分与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陆续渡海移民大不列颠岛，在岛的东南部建立肯特王国。其后与当地部分凯尔特人以及后来迁入的丹麦人、诺曼人等结合，形成近代英吉利人。——译注

[3] 皮克特人（Pict），指数世纪前，先于苏格兰人居住于福斯河以北的皮克塔维亚，也就是加勒多尼亚（现今的苏格兰）的先住民。——译注

[4] 当代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译注

[5] 此处用典“十诫”。按照《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上帝借由以色列的先知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中首要的十条规定。——译注

[6]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国联曾拥有58个成员国。其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被联合国所取代。——译注

致谢

本书的观点，全都建立在统计研究的基础之上。统计并不能保证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但是让我们大致了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本书论点的可靠性要归功于统计的运用，同时也因为我是在现代学术界开展工作的。正如“辛普森一家”是一个理想化的家庭，现代学术界也是一个理想化的社群。基本上，学者们在学术声誉方面的竞争是个零和博弈，成功的捷径就是推翻名作。您大可放心，已经有一群雄心勃勃的学者排着队来给本书的观点挑刺儿。我当然怕得要命，竭尽所能地减少谬误以求自保。顺便提醒一句，这也是为什么您应当警惕那些离经叛道的思考者兜售的诱人理念。因为他们没被学术界重视，驳斥他们的观点也带不来什么荣誉。

我万分景仰独当一面的学术天才，但发现自己更适合与团队共事。我的工作仰仗于一批年轻合作者，他们的才华远胜于我。本书建立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而绝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是在他们的协助下完成的。安珂· 霍芙勒（Anke Hoeffler）与我一起探讨内战的起因、军备竞赛以及什么样的国家容易发生政变——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有卖点的研究，因为这正是我所访问国家的总统们最大的担忧。我们对政变的研究最后变成另一种竞赛——我们成功赶在安珂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几天完成。丽莎·肖维（Lisa Chauvet）和我一起研究选举、失败国家的损失以及为何改革举步维艰。很快我就发现我们的合作也面临着同样的竞赛。当我团队中的姑娘们都去休产假时，研究重担就落在了小伙子们身上。多米尼克·罗内尔（Dominic Rohner）和本尼迪克特·高德里斯（Benedikt Goderis）从剑桥大学过来为我工作。多米尼克与我一起研究令人不安的低收入民主国家的政治暴力，为本书第一章巩固基础。和本尼迪克特一起完成的工作非常惊人，我们将在下一本书里阐述：为什么大宗商品热潮和中国的影响都没能显著拉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另外，在成书过程中，曼斯·森德本与我一起探索如何降低后冲突阶段再起冲突的风险。克里斯·亚当（Chris Adam）、维克多·戴维斯（Victor Davies）和我一起研究援助在后冲突时期的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的角色。

当然，本书中最出色的研究是和佩德罗·文森特（Pedro Vicente）一起完成的。随机试验是当下经济学研究最热门的方法，但我相信，是我们最先用随机试验来探讨如何限制腐败政客对选民的暴力恐吓。很显然，如果您要研究这个课题，就不能选择瑞士的某教区委员会选举来对照。我们研究的背景是尼日利亚的总统大选。正如有人所说，尼日利亚的总统大选可不是请客吃饭。

汉福·海格里（Havard Hegre）与我一道估算后冲突时代抑制暴力的策略的成本与效益。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标准的决策方法：道路规划师用它来评估是否需要修一座立交桥。但用它来分析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否值当就有些勉强。不过至少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所有的步骤都是透明的：其他学者可以质疑它、改进它，或者干脆嗤之以鼻。虽然不能指望决策者完全根据它来指导维和行动，但是它至少能平衡决策过程中的其他考量——毫无疑问，这些考量都是明察秋毫、精打细算和政治中立的。

我们的论文都可以在我的网站下载，其中绝大多数也已经发表在各学术期刊上。除了这些论文以外，我还参考了其他学者的著述。这些学术成果共同构成本书的基础。可能有些文章不那么好读，它们免不了有现代学术研究晦涩难懂的毛病。我在书中会避免这些问题，尽力写得生动有趣。但是当您在阅读时，请相信本书的论述严谨扎实（虽然不一定正确），也希望您能获得新发现而心潮澎湃：本书将带着您领略我的知识前沿，其收获毫不亚于苦读上述学术论文。

此外，与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和托尼·维纳伯斯（Tony Venables）这三位学界泰斗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很可能他们读过本书后，会希望我获益更多——讨论可不意味着同意。最后，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妻子宝琳：不仅因为她一直是我生命的支柱，还因为她在我所研究的国家生活过，她的经历至少和我自己一样深刻。多亏她对我上一本书《最底层的10亿人》提出的温和而犀利的意见，使我大受刺激、奋力改过，才挽救我那差点毁于一旦的学术名声。结果看起来还不错。我希望她对这本书也有类似的帮助。

附录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指的是受困于四个“发展陷阱”之一的低收入国家。我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一书中剖析过四种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陷阱[1]。根据本世纪初的数据，以下名单即本书中所指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对于公布这份名单，我本来很犹豫，怕这么一来会造成对这些国家的刻板印象。毕竟所谓的发展陷阱并非铁一般牢固，而且有几个国家已经成功跳出陷阱。不过，公布这么一份名单有助于引导国际社会有的放矢地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

阿富汗　　　　　　　乍得

安哥拉　　　　　　　科摩罗

阿塞拜疆　　　　　　刚果民主共和国（金）

贝宁　　　　　　　　刚果共和国（布）

不丹　　　　　　　　科特迪瓦

玻利维亚　　　　　　吉布提

布基纳法索　　　　　赤道几内亚

布隆迪　　　　　　　厄立特里亚

柬埔寨　　　　　　　埃塞俄比亚

喀麦隆　　　　　　　冈比亚

中非共和国　　　　　加纳

几内亚　　　　　　　缅甸

几内亚比绍　　　　　尼泊尔

圭亚那　　　　　　　尼日尔

海地　　　　　　　　尼日利亚

哈萨克斯坦　　　　　卢旺达

肯尼亚　　　　　　　塞内加尔

朝鲜　　　　　　　　塞拉利昂

吉尔吉斯共和国　　　索马里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苏丹

莱索托　　　　　　　塔吉克斯坦

利比里亚　　　　　　坦桑尼亚

马达加斯加　　　　　多哥

马拉维　　　　　　　土库曼斯坦

马里　　　　　　　　乌干达

毛里塔尼亚　　　　　乌兹别克斯坦

摩尔多瓦　　　　　　也门

蒙古　　　　　　　　赞比亚

莫桑比克　　　　　　津巴布韦

[1] 作者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中剖析了制约贫困国家发展的四种陷阱，分别为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以及小国劣政的陷阱。——译注

参考文献

本书的内容一部分是基于我自己的研究，一部分则仰仗其他学者的成果。我的学术论文都公布在个人网页上，可以通过谷歌搜索我的名字找到。本书中提到的研究成果如下：

作者本人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What Policies Are Distinctive.”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forthcom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ome African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17 （2008）: 110–139.

“Implications of Ethnic Diversity.” Economic Policy 16, no. 32 （2001）: 127–166.

合作论文

With Anke Hoeffle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Does Aid Promote Arms Race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9, no. 1 （2007）: 1–27.

“Civil War.” In 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 vol. 2, edited by Keith Hartley and Todd Sandler, 711–739. Amsterdam: Elsevier, 2007.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7 （2006）: 89–107.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6, no. 4 （2004）: 563–595.

With Anke Hoeffler and Dominic Rohner

“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Feasibility and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forthcoming）.

With Anke Hoeffler and Mans Söderbom

“Post-Conflict Risk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8）.

With Robert Bates, Anke Hoeffler, and Steve O’Connell

“Endogenizing Syndrom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1960–2000, edited by Benno Ndulu, Steve O’Connell, Robert Bates, Paul Collier, and Chukwuma Solud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91–418.

With Dominic Rohner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6, nos. 2–3 （2008）: 531–540.

With Christopher Adam and Victor Davies

“Post-Conflict Monetary Reconstruction.”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2 （2008）: 87–112.

With Lisa Chauvet

“What Are the Preconditions for Policy Turnarounds in Failing Stat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008）.

With Lisa Chauvet and Havard Hegre

“The Security Challenge in Conflict-Prone Countries.” In Copenhagen Consensus, 2nd edition, edited by B. Lomber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其他学者的论文

Alberto Alesina and Eliana La Ferrara.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3, no. 3 （2005）: 762–800.

Abigail Barr. “Trust and Expected Trustworthines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Zimbabwean Villages.” Economic Journal 113 （2003）: 614–630.

Tim Besley. Principled Agen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od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Tim Besley and Masayuki Kudamatsu. “Making Autocracy Work.” CEPR Discussion Papers, no. 6371 （2007）.

Stefano DellaVigna and Eliana La Ferrara. “Detecting Illegal Arms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3355 （2007）.

Avinash Dixit. Lawlessness and Economics: Alternative Modes of Govern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Azar 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atrick Geary. 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hilip Killicoat. “Cheap Guns, More War? The Economics of Small Arms.” M.Phil. economics thesi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6.

Mwangi Kimenyi and Njuguna Ndung’u. “Sporadic Ethnic Violence: Why Has Kenya Not Experienced a Full-Blown Civil War?” In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Volume 1: Africa）, edited by Paul Collier and Nicholas Sambani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5,123–156.

Edward Miguel. “Tribe or Nation? Nation-Building and Public Goods in Kenya Versus Tanzania.” World Politics 56, no. 3 （2004）: 327–362.

Colin Renfrew. Prehistory: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与铁 : 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美) 弗里茨·斯特恩著 ; 王晨译. —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220-10618-7

Ⅰ. ①金… Ⅱ. ①弗… ②王… Ⅲ. ①德意志帝国－历史 Ⅳ. ①K51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649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槐树街2号

　　网址：http://www.scpph.com

责任编辑：张丹

特邀编辑：吴晓斌　唐海涛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焦虑的联盟

缩写说明

导言

第一部分　危险的崛起，1859—1871

第一章　初逢：容克贵族与犹太人

第二章　俾斯麦的生存斗争

第三章　宝座和绞刑架间

第四章　银行家与俾斯麦的胜利

第五章　俾斯麦的钱袋和布莱希罗德的地位

第六章　第三场战争

第七章　凡尔赛宫里的狂妄

第二部分　帝国的银行家

第八章　新柏林的新男爵

第九章　政治和经济上的帝国风格

第十章　贪婪与阴谋

第十一章　第四等级

第十二章　发财的亲王

第十三章　银行业与外交界

第十四章　罗马尼亚：权宜的胜利

第十五章　不情愿的殖民者

第十六章　俾斯麦的倒台

第三部分　融合的痛苦

第十七章　作为爱国新贵的犹太人

第十八章　新反犹主义的人质

第十九章　苦涩的结局

后记　家族的衰败

注释

致谢

参考书目

关于作者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焦虑的联盟

许知远

一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盖尔森·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再度被这桩丑闻困扰。

一切源起于一桩从未被正式确认的偷情行为。1868年，一位名叫朵萝提·科洛纳（Dorothee Croner）的柏林女人声称，因为布莱希罗德的存在，她与丈夫离婚了。44岁的布莱希罗德是普鲁士最富有、最知名的商人之一，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他还有着一般商人难以企及的特权，尽管他是个犹太人。

这桩丑闻很快被压制下去。柏林的警察系统介入其中，布莱希罗德也付出了一笔赔偿款，安排这个女人离开德国。在这短暂的插曲后，布莱希罗德的财富、声名、权势即将因与俾斯麦的特殊关系，迎来戏剧性的提升。

这个女人并未消失，几年后，她重回柏林，开始持续不断地骚扰布莱希罗德，威胁公开丑闻，不停地索要金钱。柏林的警察、司法系统，也拿这个女人没有特别的办法。更糟的是，一位人品低劣的前警察施魏林（Schwerin）加入了这个女人的队伍，与她联手敲诈这位银行家。他们的无耻与勇敢背后，是一股越来越强烈的反犹风潮。在欧洲，对于犹太人的歧视由来已久，即使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股“解放”潮流，但犹太人从未被真正平等地对待。当1873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富有的犹太人再度成为标靶，似乎是他们的贪婪、投机造就了萧条。再接下来，这个女人沉默了，施魏林继续指控，并迎来了新的同盟，一位反犹领袖。这桩私人丑闻有了更为明确的时代意义，在189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布莱希罗德被描绘成一个不仅榨干了德国经济，还代表着“纵欲、作伪证、腐败的故事”。两年后，他们又在另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德国人已经如此接受一个腐化千年的外来种族，他们以钱袋为上帝，以欺诈为信仰。德国人，团结起来，为德国的法律体系而战，否则你们将再无出头之日。”

这种赤裸裸的攻击也与俾斯麦在1889年的下台相关。即使在位时，首相都未必愿意为他的犹太朋友提供保护，更何况失去了权力。布莱希罗德最终在这一片中伤、声讨之声中离世。在逝世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饱受私人生活之痛楚。除去这起如影随形的丑闻，自19世纪70年代末，他已完全失明，需要挽着助手匆匆赴约。他的财富与荣耀每增加一分，公众的愤怒与反感就多了一分。更何况，他努力效忠的对象——不管是俾斯麦还是皇室、权贵们——从未对他表现出真心的尊重。他们需要他的金钱，借重他对商业变迁的判断，甚至给予他勋章、赞扬，却从未真的把他视作自己人。

他在一片诅咒中死去。死前，他仍一直扮演着他的公众角色，继续与贵族、内阁部长会面，商讨德国经济还有他们的个人财务。

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事比这个庸常的通奸插曲更能表现出这个犹太银行家的个人困境与它背后的时代氛围。他一定是个倍感孤独、压抑之人，才会因某次突然的冲动而与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发生了关系。而且据说，这个女人“完全不具备美貌、魅力和地位”，根据她的言行判断，显然她颇有精神问题。可以想象，布莱希罗德一定对此既羞愧又懊恼。接着，他的犹太身份、他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时代情绪，使这个偶然的错误演变成摧残他终生的伤口。那是个焦虑的德国，迅速扩张的工业与金融力量，既象征了这个国家的力量，也催生了不满，那些被发展抛弃的普通人心生怨恨；那也是一个新闻业爆发的德国，各种报纸、小册子需要各种能引诱公众想象力的题材，犹太银行家的阴谋最符合这一需求；它还是一个时刻处于性焦虑的时代，弗洛伊德之前的人们尚不知如何正视自己的欲望，这种压抑滋生丑闻、更滋生人们对丑闻之热爱……这一切也与他的保护人俾斯麦有关。这个19世纪最令人赞叹的政治强人既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咄咄逼人的德国，却也给新生的德国人带来不快乐的时光。他对自由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更没有兴趣建立一个能保护基本个人权利的制度。他对权力的绝对崇拜、他那强硬的个人作风，都让整个社会陷入持续性的紧张感。长期积郁的紧张，增加了褊狭与愤怒，而布莱希罗德将成为这种种复杂的、纠缠在一起的力量的替罪羊。

二

在我的书架上，这本《金与铁》已经放了七年。忘记了是在查令街上的哪家二手书店，我无意中发现了它。那时，我迷恋大书，就是那种动辄上千页、体积与内容都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这一本无疑如此。它肃穆地插在历史区上，封面已丢失，但黑色硬皮的包装，书脊上烫金的标题“金与铁”，发出特别的诱惑。我把它端在手中，既感到重量，也看到它的副标题“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尽管甚至念不出布莱希罗德的发音，更不知道他是谁，但笃信这一定是本气势恢宏的著作。我也喜欢“金与铁”这个漂亮的标题。“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与血”，我记得俾斯麦斩钉截铁式的判断。把“铁与血”替换成“金与铁”又有何种意味？

这位叫布莱希罗德的犹太银行家与他的庇护人俾斯麦的交织关系，构成了这本书的双重传记，在他们背后，是德意志帝国的轰然崛起。

七年来，我常鼓起勇气翻开它，但随即又放了回去。我对于犹太人话题缺乏兴趣。它或许在欧洲历史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我却缺乏这种与宗教、文化相关的敏感性。我对俾斯麦与德意志的兴起充满兴趣，却又常为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所苦恼，普鲁士与其他公国之间的关系，统一后的德国与欧洲列国的纷争，一个俾斯麦的“铁与血”的神话无法涵盖这种复杂关系。

不过，它的作者弗里茨·斯特恩却从此进入我的视野。出生于1926年的斯特恩，于2016年5月去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或许也是我最钟情的一种类型。他用典雅、雄辩的语调写作，同时穿梭于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之中。他还有一个或许过分多姿多彩的人生。他出生于一个杰出的德国犹太家庭，侥幸逃脱了希特勒的统治。在美国，爱因斯坦曾劝他学习物理学，他却选择了历史。他赶上哥伦比亚大学的黄金时代：他的年轻导师中有文学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导师告诉他欧洲知识分子的悲观意识；他的论文指导者，则是文艺复兴式的人文学者巴赞（AndréBazin）；在宿舍里，与他进行过争辩的同龄人则有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当他留校任教后，又与天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成了同事，后者对于政治、社会心理的洞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他在英语世界奠定了声誉后，又重回德国，与施密特（Helmut Schmidt）总理纵论20世纪，并成为柏林墙倒塌后的美国驻柏林大使的顾问，参与重建德国的商讨。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成为了声誉卓著的德国和平书业奖得主。尽管一些人批评他的虚荣、他对于名利世界的迷恋，但没人否认他对于人们重新理解德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读过他的一本专著《文化绝望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一本文集《爱因斯坦恩怨史》（Einstein’s German World），很是被他理解历史的新颖角度所吸引。他曾说，因为希特勒在20世纪历史与他个人经历中的绝对性主宰，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投身于理解第三帝国如何兴起、它的历史根源何在。他也试图在19世纪的政治、社会心理中寻找这场灾难的源头。他相信，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与俾斯麦的德国间，存在着强烈的连续性。德国的政治文化、大众心理，为理解德国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

我也知道，在他的著作序列中，出版于1977年的《金与铁》是最重要、规模最惊人，或许也是最能表现他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在它的中文版即将出版前，我知道自己终于要阅读这本书了。

三

1858年，布莱希罗德结识了俾斯麦。他们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贵族头衔、占有土地为荣；另一个则来自犹太银行家，他们被歧视的身份已持续了几百年，但他们又因为专门打理金钱而富有。

罗斯柴尔德家族促成了这次会面。当俾斯麦需要一位值得信赖的私人银行家时，36岁的布莱希罗德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刚刚执掌了父亲创办的私人银行，这家银行也一直以无比恭敬的态度追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43岁的俾斯麦是普鲁士官僚系统中的新兴一员，他即将出使圣彼得堡。像当时很多类似的案例一样，他们最初的关系再简单不过，俾斯麦需要有人打理他的金钱，后者需要这样的客户，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历史潮流很快将他们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们的合作随即演化为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先是1866年，长期政治失意的俾斯麦陡然间成为了新帝国的缔造者，普鲁士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接着在1871年它击败了法国，跃升为欧洲大陆绝对的新强权。而作为帝国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麦则成了神话式的人物，他的铁腕、精明、威慑力，在欧洲政治舞台中占据的中心角色，更以强烈的个人风格重塑了国内政治。

布莱希罗德的地位随着俾斯麦迅速提升。在两次并无把握的战争中，他都是俾斯麦最热烈、忠诚的支持者，主动为此筹措资金。他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不仅与俾斯麦更为密切，还觐见了新皇帝与皇储，参与了诸多决策。他在49岁成了德国最知名的私人银行家、唯一受颁铁十字勋章的犹太人，接着，又获得了贵族册封，名字中可以加入“冯”，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承认。他还受惠于铁路、钢铁、海外贸易造就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他在其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这些又给他增加了新的虚荣与影响力。

他甚至跨入了欧洲最显赫人物的行列，被称作“柏林的罗斯柴尔德”。英国首相迪斯累利把他描述成“俾斯麦的密友”，唯一敢向他说真话的人。外交团体都讨好他，他最终还出任了英国柏林总领事这样的荣誉职位，为此，他还推掉了奥匈帝国总领事的头衔。而他的家则成为德国社交生活的中心，一位社交名媛回忆：“几乎柏林的所有贵族和政府要员都会前往……整张宴会桌上摆满了精品中的精品。人们使用银质餐具，面前摆放着最奢华的东西。然后（小提琴家）帕布罗·德（Pablo de Sarasate）和（宫廷钢琴家）埃西波夫（Essipoff）开始表演，随后是舞会。”

他不仅追求这表面的虚荣，还参与新帝国的冒险。与同时代中最杰出的欧洲银行家一样，他把目光投向海外，不管是滞后的俄国，还是陷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些新国家，以及非洲，它们因为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需要这些外国资本。布莱希罗德借债给土耳其政府，试图修建连接土耳其与奥匈帝国的铁路。他投资墨西哥债券。他还试图进入中国。一群德国银行家建立非正式的“中国研究组”，但他们总体上是保守的，放弃了这项投资，“因为激烈的外国竞争（特别是美国），因为中国业务总体上不够安全和可靠”（引自本书页570）。

这迅速拓展的新世界、获得的新经验，也增加了他的个人影响力。俾斯麦给他庇护，他也拓展了俾斯麦对于这个时代的理解。俾斯麦不仅经常依赖于他的情报，银行家的外交消息反而常比大使更快，谓之“早八天”；俾斯麦也学会了通过银行家的眼光来理解世界，金钱、技术、贸易构成的新世界，它不同于一个容克的世界。俾斯麦对金钱之迷恋，他的精明与锱铢必较甚至让布莱希罗德吃惊。

他们的内在冲突也一直存在，这是旧精英与新富之间矛盾的象征。他们从来是不平等的关系，即使在最受宠的时代，布莱希罗德也仅仅是从俾斯麦家后门进入的人。权贵们在金钱上求助于他，却从不会真正尊重他。在他的著名的宴会上，俾斯麦从不出席，即使名流云集，也很少出现德国军官的身影——他们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位盛赞过他的宴会的名媛同时也说，他的宴会虽然奢华却“有欠素养”，参与者们都“事后表示后悔”。

这种不平等既显示犹太群体强烈的身份焦虑，也同样显示了容克掌权者们对一个正在兴起的由金钱、工业、高度流动性构成的世界的焦虑。俾斯麦也知道，自己的权力既非神赐，更非民众的支持，全赖于皇帝的给予，倘若皇帝变了心情，他立刻失去一切。布莱希罗德更深知，自己对于俾斯麦的依附性。

还好，他们都有独特的性格特征来弥合这种紧张。俾斯麦用他的傲慢、权力控制欲来维持这种自我中心，布莱希罗德则是借助迟钝——“对许多轻视不敏感，满心以为他的财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挡来自下层的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之间是两个焦虑者的同盟。

同盟必有终结一日。1889年是他们的转折之年。在一个咄咄逼人的年轻皇帝面前，俾斯麦轻易丢掉了权力，陷入一种可怕的孤立。他退隐到自己的家乡。而布莱希罗德庞大的金钱更为脆弱，他无力面对时代的敌意。

死亡更使得这种同盟关系变得脆弱、凉薄。当布莱希罗德去世时，他在短期内激起了一片的哀悼与赞扬，葬礼的盛大程度堪称国葬。一贯刻薄的新闻界也发出了这样的措辞：“德国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国金融界］失去了最杰出的代表。”但随即，他被迅速地遗忘。这遗忘与金钱相关，更与德国政治与社会上的迅速变迁有关，与罗斯柴尔德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莱希罗德家族的金钱未能持续太久。犹太人从俾斯麦时代进入了希特勒时代，从一个身份焦虑时代进入一个被清除的时代。

这种刻意遗忘更与俾斯麦相关，在他生前出版的气势恢宏、事无巨细的两卷本个人回忆录中，他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而死后出版的最后一卷中，只提及了一次，尽管后者长期为他打理个人财务，为他的外交政策和战争寻找财政支持。布莱希罗德不仅与俾斯麦，还与他的家人、当时欧洲的主要权贵们，都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俾斯麦的刻意忽略，也影响了日后的历史学家。

当弗里茨·斯特恩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关于布莱希罗德的海量个人通信与档案时，这个犹太银行家已基本被遗忘。与之相对的是，至少有7000本俾斯麦的传记、研究作品被出版。在这些档案中，不仅有他与俾斯麦，也有与俾斯麦的家人、德国皇帝、英国外交官、巴黎的罗斯柴尔德的通信，它们几乎构成了当时欧洲最显赫的关系网络。利用这些信件，斯特恩试图用一个视角来重新理解19世纪的德国历史。在对于19世纪德国的主流叙述中，占据一切的是俾斯麦的个人风格、皇帝的选择、强大的官僚与军事系统，一部纯粹的政治、外交史。尽管身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银行家，深刻地卷入了俾斯麦的个人世界与德国公共生活的布莱希罗德却很少被提及。他的犹太人身份，他代表的金钱力量，不仅是理解第二帝国的重要维度，还为理解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兴起提供了新视角。

在斯特恩笔下，德国人对于布莱希罗德的刻意忽略与沉默，或许正暗示了历史的趋势。即使身为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犹太人，布莱希罗德也从未摆脱传统、德国社会非理性思潮的压力。犹太人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没有得到任何制度意义上的保护，必须依赖于掌权者与社会情绪的状况。巨大的金钱只是暂时遮蔽了他的身份困境，从未解决其困境。

但历史证明，傲慢的权力本身也是脆弱的，俾斯麦被威廉二世羞辱，嚣张一时的威廉二世也最终因为战争失败，进入流放生活，只能在回忆录中继续诋毁俾斯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一种非自由文化的受害者。这种非自由化，不会尊重个体价值，难以理解自由之意义，它崇拜权力、渴望强人，最终所有人都沦为牺牲品。

这是一次大开眼界且疲倦不堪的阅读。除去这位天赋异禀人物的故事，这本书所展现的时代画卷——他对于柏林的兴起、时代的氛围、帝国的殖民经验的种种描述——都让你感到畅快异常。它印证了我七年前对它的盲目敬畏，它的确是一本“big book”。

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罗斯柴尔德是他的先知。

——海因里希·海涅

对世界史而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比萨克森王国的历史更重要；这是一个德国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对此能无动于衷吗？

——特奥多尔·蒙森

今天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决定所能解决的——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靠血和铁。

——奥托·冯·俾斯麦，1862年

事实上，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多的是依靠煤和铁，而不是血和铁。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缩写说明

档案

AI：巴黎以色列联盟（Alliance Israélite，Paris）

BA：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布莱希罗德档案（Bleichröder Archive，Baker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BLHA：勃兰登堡州首府档案，波茨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Brandenburgisches Landeshauptarchiv，Potsdam［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DZA：德国中央档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eutsches Zentralarchiv［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FA：俾斯麦亲王档案，弗里德里希斯鲁（Fürst von Bismarck Archive，Friedrichsruh）

GFO：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波恩（German Foreign Office：Politisches Archiv，Bonn）

HHSA：维也纳家族、宫廷和政府档案（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

HN：保罗·冯·哈茨费尔特遗稿，巴德内恩多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Paul von Hatzfeldt Nachlass，Bad Nenndorf［German Federal Republic］），格哈德·埃贝尔博士（Dr.Gerhard Ebel）保管

HS：霍亨索伦亲王家族和领地档案，齐格马林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ürstliches Hohenzollern Haus-und Domänenarchiv，Sigmaringen［German Federal Republic］）

MAE：巴黎外交部政治通信（Ministère des AffairesÉtrangères，Correspondance Politique，Paris）

PRO/FO：伦敦公共档案局/外交部文件（Public Records Office，Foreign Office files，London）

SA：舍恩豪森档案（Schönhausen Archive），不同于弗里德里希斯鲁的俾斯麦亲王档案

RA：巴黎罗斯柴尔德兄弟档案（Archives de Rothschild frères，Pari）

出版物

AHR：《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PP：帝国历史委员会，《普鲁士的外交政策，1858—1871》（第i—vi卷和第viii—x卷，柏林，1932—1939）（Historische Reichskommission，Die Auswärtige Politik Preussens，1858–1871［Vols.i–vi and viii–x，Berlin，1932–1939］）

CEH：《中欧史》（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DDF：法国外交部，《法国外交档案》，第1辑，1871—1900（16卷本，巴黎，1929—1959）（Ministère des AffairesÉtrangères，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1st series，1871–1900［16vols.，Paris，1929–1959］）

DPO：海因里希·里特·冯·斯尔比克编，《奥地利的德意志政策探源，1859—1866》（5卷本，奥尔登堡，1934—1938）（Heinrich Ritter von Srbik，ed.，Quellen zur deutschen Politikösterreichs，1859–1866［5vols.，Oldenburg，1934–1938］）

FBPG：《勃兰登堡与普鲁士历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GP：约翰内斯·莱普希斯等人编，《欧洲内阁的重大政策，1871—1914》（40卷本，柏林，1922—1927）（Johannes Lepsius and others，eds.，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1871–1914［40vols.，Berlin，1922–1927］）

GW：赫尔曼·冯·彼得斯多夫等人编，《俾斯麦全集》（15卷本，共19册，柏林，1923—1933）（Hermann von Petersdorff and others，eds.，Bismarck：Die gesammelten Werke［15vols.in19，Berlin，1923–1933］）

GWU：《作为科学和教学的历史》（Geschichte als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HZ：《历史期刊》（Historische Zeitschrift）

JEH：《经济史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JMH：《近代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LBY：《莱奥·拜克学会年鉴》（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OD：法国外交部，《1870—1871年战争的外交根源》（29卷本，巴黎，1910—1932）（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Les origines diplomatiques de la guerre de1870–1871［29vols.，Paris，1910–1932］）

SBHA：《议会下院商谈速记报告》（Stenographische Berichte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Landtages，Haus der Abgeordneten）

导言

这是一本关于德国人和犹太人、关于权力和金钱的书。这是一本聚焦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书，前者是容克贵族和政客，后者是犹太人和银行家，两人的合作超过三十年。本书的背景是两个世界冲突中的德国：资本主义的新世界和古老封建精神的旧世界；一个更广泛的新精英阶层逐渐崛起，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成了这种重组的缩影。这是关于新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故事，在此过程中，身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上升到饱受争议的显赫地位。这是对一系列事件和促成这些事件的利益与情感的记录；记录主要出自当时人之手，来自数以千计未被披露过的书信和档案。这个故事也描绘了那个帝国及其统治者的脆弱，讲述了它隐藏的冲突，以及用光鲜外表掩盖残酷真相的虚伪。这份记录包含财富的两面性——既威胁到传统，又提供社会流动的希望；也包含犹太人的成功令人唏嘘的两面性，他们的成功如此惊人，如此瞩目，但又如此虚妄。这是对变化中的社会的研究，社会流动性是它的本质和痛处。

俾斯麦代表作为贵族、农业和等级社会的老普鲁士，但正是他寻求将现代社会元素与君主制的古老传统相结合。为了这个目标，他需要布莱希罗德。两人代表老贵族与新势力的历史性相逢，前者出身高贵，后者则拥有财富和抱负。两人与他们的合作形式还象征着德国现代化的过时形式。他们的工作反映出19世纪的重大主题：资本主义的冲击，民主与威权、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犹太人的崛起以及对这种崛起的报复——新的反犹主义。两人的人生交汇提供了关于他们所在时代的新视角，也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而不是流行观念中的概括与抽象。

俾斯麦的工作广为人知，至少被认为是这样。作为丰碑式的英雄和许多代德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形象，俾斯麦是研究的热点，但直到最近，他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却无人问津。布莱希罗德的名字在当时家喻户晓，代表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神秘的影响。不过，随着布莱希罗德的死亡，他淡出了人们的脑海，尽管他的职业生涯对俾斯麦的人生和德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布莱希罗德是俾斯麦与实务世界的私人纽带，俾斯麦则是布莱希罗德与高贵的普鲁士政治世界的首要联系。

作为首相的银行家，盖尔森·布莱希罗德从无籍籍名上升到德国社会的顶峰：他经常被称作德国的罗斯柴尔德，是第一位没有皈依基督教就获封贵族的普鲁士犹太人。他的崛起演绎了金钱的力量和那种力量的局限性，展现了金钱和地位变迁招致的敌意。他逐步确立自己的地位，首先仰仗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关系，然后通过为俾斯麦、政府和德国精英提供专业的和私人的服务，他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

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反映出资本的无处不在：资本不仅影响政策和舆论，也吸引似乎鄙夷它的精英。作为心腹，布莱希罗德可以随时联系到俾斯麦。他掌管首相的财富，还因为兼具专业和审慎而被委以（有时也主动请缨）需要这种特质的政治任务。欧洲人都知道他是俾斯麦的秘密代理人，他的不同角色让我们能从新的视角看待俾斯麦的统治，看待德意志帝国成为欧洲主导力量时的德国统治阶级。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照亮了俾斯麦的统治中曾被轻视或忽视的方面。它表明，无论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俾斯麦都完全理解金钱的力量。甚至在他引以为傲和被广为研究的外交领域，用经济武器作为政策工具的想法也从未淡出他的头脑。他很早就有过教训：发动统一德国的前两场战争需要钱，他所鄙视的议会拒绝拨款，是布莱希罗德帮他筹到钱。

布莱希罗德还为俾斯麦的身边人乃至整个老普鲁士精英阶层服务。那些精英向他承认自己的需求、胃口和野心。他们这么做时非常小心，因为金钱仍是重大禁忌。他们有求于他的影响力，但也厌恶这样做。他既提供便利，也令人难堪；他本来也可以发出感慨：“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我们做的事，却如此讨厌我们的行当？”[1]俾斯麦对于自己关心金钱则满不在乎：他应该能理解，为何历史学家关心他作为德国最大地主之一的身份，关心他投资政治上敏感的证券，关于他对他自己的纳税者角色讳莫如深。根据历史记录，他既不像德国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样无比单纯，也不像帝国的诋毁者所指责的那样牟取暴利。他没有非法牟利，但也不认为利用公职获得的情报不能被用于投资参考。

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反映出政府与资本、外交与金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联系。布莱希罗德的客户包括德国的精英阶层，他与他们的关系并无明确的公私之分；这是一张互利、互惠和互助的大网。这些联系被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所察觉，马克思的分析也对其做了精彩推断——但只是分析式的推断，而非经验的记录。这些联系还被主要当事人和那个时代的风气所掩饰、否认或贬低，也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忽视。因此，德国历史非正统的这一面很大程度上一直无人问津。

在布莱希罗德的故事中，我成功重建了这些联系中的一部分。它们彰显出经济的权力，但不同于近年来对经济权力的假定或教条化描绘。我们不仅惊讶于经济权力的渗透力和无处不在，还同样吃惊地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在政府权力面前的相形见绌。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当然只是例证之一，虽然这个例子来自德国政体的最高层；犹太人身份让银行家对那位独一无二的英雄和独裁者特别俯首帖耳，这个例子因而变得更为复杂。该案例在许多方面都显得不寻常和极端，但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关系的历史暗示，政治而非经济才是第一位的。俾斯麦居于支配地位，布莱希罗德提供帮助：按照自己的意志，俾斯麦接受布莱希罗德的建议，考虑他的愿望，并为其提供庇护。这也是德国政府的一贯做法。布莱希罗德的故事印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¹的观点：“受经济制约的”权力当然不等同于纯粹的“权力”[2]。

布莱希罗德对权力和利润如饥似渴，并渴望两者能让他获得尊敬和接受。在19世纪中期的新世界，成功的标志同样发生改变：银行是那个时代的宫殿和神庙，它们由石头和大理石建成，散发出可靠和权力的气息。布莱希罗德属于那群为19世纪重大进步成果筹资的商业银行家。他为矿井、铁路和圣哥达隧道（St.Gotthardtunnel）²融资；他的慷慨资助让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³得以将对结核杆菌的新发现用于治疗病人。他为政府提供贷款，还参与少量殖民地事务。他的客户和合作者包括许多欧洲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他的兴趣遍及各大洲。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都属于显贵统治的世界，但那个世界正在远去，即使在经济领域，布莱希罗德的风头也开始被股份制银行和工业大亨的成长所盖过。随着现代政府找到自己的筹款方式，他作为政府债权人的传统价值也逐渐减弱。

尽管对俾斯麦和新帝国忠心耿耿，布莱希罗德从未忘记（或者被允许忘记）自己的宗教出身和责任。十年间，他一直试图组织西欧犹太人发挥影响，让各个大国迫使罗马尼亚授予当地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此举记录了他的使命感，他的成功和最终的失败。

布莱希罗德同时生活在多个世界。在某些世界，成功的代价是审慎和隐姓埋名；在另一些世界，他需要曝光和声望。他营造了一种高调的神秘光环。社会功能和地位决定他的行为，但就像大多数成功人士那样，他的角色恰好满足自己的激情。

他行事隐秘，但也寻求认同。他不知疲倦地追求头衔、声誉和荣耀；他本能地感觉到，金钱需要尊敬，尤其是犹太人的钱。他并不比同时代的人、比任何地方的暴发户做得过分。在富豪手中，这种对尊敬的追求常常沦为令人瞠目的粗俗，成为缺乏品位的证明。布莱希罗德的人生描绘出这种对于被接受的渴望，他的社会存在显示了中产阶级社会本质上的焦躁和势利。

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把我们从俾斯麦的内阁带到德意志帝国所渗透到的最远边界—中国和墨西哥，但故事的核心是他的犹太人身份，这种身份决定他的人生，增加他的痛苦，并造成他与同辈和后代的隔阂。就像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⁴对年轻犹太知识分子的评价：“这些不安分的异类，他们既不讨好也不满足：但这终究不是问题的关键。”[3]他的职业生涯表现出犹太人成功的两面性：凭着财富和服务，他被允许上升到顶层；按照王室许可和从纸面上看，他与普鲁士贵族平起平坐——但到了晚年，他成了德国社会所涌动的全部怨恨、沮丧和憎恶的矛头所指。

他的人生显示了反资本主义和反犹主义影响深远的结合。德国还有其他富人，但布莱希罗德成了财富的象征。对许多人来说，他还象征着一个充满社会矛盾的体制下的不平等。1889年，在交给参议员同僚里彻博士（Dr.Rittscher）的私人备忘录中，吕贝克（Lübeck）警察局局长对俾斯麦的压迫性新法案提出警告，因为：“它会扩大对现状的不满，甚至是在中产阶级圈子和自由化市侩中间，并令我们以无法接受地加速做出那个该死的决定：应该由谁来统治，倍倍尔⁵还是布莱希罗德？我认为这个决定终须做出，因为从格拉古兄弟（Gracchi）⁶的时代开始，财产或贫穷就是关键问题。”[4]

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所谓体面的反犹主义，这也许不过是对一个以牟利为目的、以金钱为中心的小团体的谄媚行径的偏见。但在德意志帝国，布莱希罗德让这种潜在的情感走上前台。此外，他手握秘密权力，同时在社会上行事高调，这激怒了19世纪70年代的新反犹主义者。与更加谨慎的传统反犹主义者不同，这些人相信犹太人的力量已经对德国人的生活构成致命威胁，政府应当取消或限制犹太人的权利。在19世纪70年代初史无前例的经济萧条中，伴随着腐败和欺诈的指控，持众多不同观点的德国人都坚称，犹太人是一场国际阴谋的核心，旨在腐蚀德国人的性格和破坏欧洲的秩序。布莱希罗德成了新反犹主义的主要牺牲品，他既手握大权，又如此脆弱，甚至最富想象力的反犹主义者也无法创造出这样的人物。财富和声望是他的动力，但也腐蚀他的后代。布莱希罗德的故事既描绘了德国犹太人的崛起、奋斗和最终的衰败，也反映出多种形式的反犹主义是德国社会所特有的。法律上的解放恰逢新经济机会的到来；摆脱桎梏的犹太人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他们带来无限的帮助，也遭到无限的憎恶。在布莱希罗德的时代出现的模式和开始的沉默将持续很长时间。

不过，本书的中心主题是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共同成就。两人的合作范围广泛；在德国强势崛起的时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决定那个国家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向我们展现新社会的特征和运作。他们是那个社会的代表人物。

无论他多么重要和有声望，布莱希罗德在德国史学中仍然是个“无籍籍名者”。俾斯麦则变得如超人般高大，根据近来的统计，关于他的作品超过七千种。本书是第一部布莱希罗德的研究作品。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布莱希罗德是被德国历史遗忘的一切。

很长时间里，关于布莱希罗德的记忆都令人难堪。他代表如此之多挥之不去的禁忌：敛财、以权谋私和犹太人身份。甚至在他生前，大肆宣扬他的角色和权力的也是他的诋毁者；他所服务的精英阶层则道貌岸然地保持沉默。俾斯麦为此做了示范：尽管有过三十年的合作，有过无数的对话和大量的通信，他却没有在回忆录的前两卷里提到布莱希罗德的名字。在直到威廉二世去世后才付梓的第三卷里，布莱希罗德的名字只被提到一次，还是作为某人的使者。

当然，生前的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地位悬殊，但这种不平等在他们死后被放大了。德国历史学家为其中一人封神，让另一人被遗忘—这两个过程相互联系。俾斯麦作品集的编辑没有收录任何一封俾斯麦写给其银行家的信；那位银行家很少被提到，即使提到也是一笔带过。在披露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联系时，编辑们似乎受到限制。删除过程一直持续到1945年。

无论具有何种信仰或意图，历史学家都反映出他们所在社会的价值，俾斯麦死后五十年间的德国历史学家有各种理由忽视布莱希罗德。在那些年里，史学的首选关注点局限于政治和思想领域；社会和经济史长久以来都不受德国学术重视。德国史学家很少触及犹太人问题[5]。即使俾斯麦拥有一位犹太人银行家和心腹，那也仅仅属于他的私人生活，与他的公众人物身份关系不大。忽略的意愿很容易满足：因为难以找到关于布莱希罗德角色的记录，可以体面地忽视他。

近年来，德国历史学家开始转向社会和经济现象研究，该学科某些最重要和最有前途的工作正是来自这个领域。当代史学家不再对银行家或经济胃口的存在感到尴尬，缺少这些东西反而会让他们警觉。但今天的历史学家有其他的兴趣，也许还有其他的禁忌：他们试图超越历史中的个体和实用元素，寻找社会结构，寻找那种结构中出现的与其基本要求和约束相应的广泛和无名的力量。他们回避传记，对结构的迷恋常常导致他们漠视为那种结构带去生命的精神，而且社会的精神无法量化。对个体历史角色的信仰今天已经过时，对精英阶层的研究逐渐让位于此前被忽视的阶级和动因研究。

在现代历史学家的描述中，布莱希罗德和其他银行家成了某种经济利益的代表。作为个人，他们仍然被冷落或类型化，以便实现让历史成为科学的新努力，去除无形而短暂的东西，去除让社会独具特色的习惯、态度和道德立场。

不过，布莱希罗德还可能出于另一个原因而被继续冷落。尽管在过去八十年间，历史学家研究他的兴趣有所升温，但他的生活痕迹大多却已消失。相关记录散落各处，埋藏在经常无法获得的档案里。直到许多不同素材被发现、许多零星证据被拼接起后，他职业生涯的部分轮廓才呈现出来。

追寻布莱希罗德和他与俾斯麦早就被遗忘的关系非常有趣，值得简要回顾。追寻的起因是纽约发现了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部分私人档案；这份商业档案由该银行的雅利安人继承者于20世纪30年代接管，在二战中遗失。档案中包含数千份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时间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1893年他去世，还有若干此前和此后的文件。这些材料此前从未被披露过，通信中有许多来自俾斯麦的家族和秘书，其余的来自重要的政客和外交官，来自德意志帝国的重要官员和银行家，来自迪斯累利⁷和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⁸，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奥本海姆家族（Oppenheims）⁹，来自雅西（Jassy）¹⁰的犹太人和威廉一世，来自友人和求助者。这些坦诚的信，布莱希罗德是它们唯一的读者。信中充斥着各种消息、恐惧、希望、流言、影射和对不祥事件的暗示：它们真实记录一代欧洲人与自己银行家的对话，他们对他的正直、审慎和智慧寄予最大的期待，指望通过他的乐善好施获得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并非全部书信都是重要或有研究价值的，也许只有一小部分如此。但必须把它们读完，而且整体可以说明个别）。但有一个声音几乎不见踪影：布莱希罗德本人。可以推断出他的核心角色，但缺少其工作的真实记录和人格印记。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档案是令人着急甚至沮丧的开端，布莱希罗德仍然是个谜。

对布莱希罗德的追寻就这样开始：就像我在书末的致谢中将更清楚指出的，追寻工作最初由大卫·兰德斯（David S.Landes）和我共同负责。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渠道：布莱希罗德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量通信。这些书信涵盖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但其中最坦诚的是写给雅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1868年去世）的早期私人信件。信件存放在老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阁楼里，被非常慷慨地交给我们使用。第二个重要来源是各种档案，其中包含布莱希罗德的信件和他提供给俾斯麦及其家族的结算单，相当一部分存放于俾斯麦亲王在弗里德里希斯鲁（Friedrichsruh）庄园的马棚楼上。

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的全部通信（一部分当然也保存在政府档案里）远远超过一千封，只有极少数曾被披露过。大部分书信事关日常业务，虽然布莱希罗德经常在关于俾斯麦财务状况的普通报告中混入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经济的观察，混入关于他本人活动或意图的报告，混入他从其他许多渠道获得的政治情报的摘要。通信涉及大量主题，包括私事和公务。这是揭示19世纪德国历史的最重要记录之一。

令人称奇的是，这两处最丰富的材料仍然留在它们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拉菲特街（rue Laffitte）和弗里德里希斯鲁，布莱希罗德曾经常常光顾那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俾斯麦：他生命中炫目的两极。

不过，光有这些记录还不够。个人的历史虽然浮出水面，但没有全面或连贯的故事。我可以在东德和西德的档案里找到布莱希罗德活动的回响和痕迹，警方记录也能提供信息。他的朋友中包括法国和奥地利驻柏林大使，这些人未发表的报告对故事做了补充。同样有用的，还有他与迪斯累利的通信—来自迪斯累利的老家休恩顿庄园（Hughenden Manor）。甚至巴黎以色列联盟（Alliance Israélite）的档案也提供了有价值的东西—至少本书是唯一使用该联盟档案的俾斯麦相关作品。我还有过其他发现，但因为材料遗失或无法接触某些档案，偶尔也会遭遇失望。

我不断搜索剩下的痕迹。每个线索都会暗示新的搜寻地点，而最终我也可能忽视某些隐藏的宝藏。我逐渐拼出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关系的某些元素。有的方面仍然模糊不清，许多证据在二战中丢失。我阅读大量的书信和档案，出于对读者的尊重，我没有把更多东西放进本书。我的首选是未披露的内容，并始终试图采用能给人启示而非惯常的材料。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记录的不完整：布莱希罗德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隐秘，角色的履行也是通过谈话。我们偶尔能听到这些谈话的回响；事实上，令人吃惊的反倒是，那么多来信者要求焚毁的信件被留存下来，那么多幕后谋士的痕迹被重新发现。

历史学家必须整合现有著作和他的新材料。通过这种方式，材料获得意义，流行的学术观点得到必要的修正。关于俾斯麦和欧洲历史的作品数量庞大；就像我的注释所暗示的，这些了不起的记录为我提供莫大帮助；但我也遗憾地意识到，许多东西不得不被省略。

我们最后发现，最好的书信和最完整的文件在某些方面语焉不详。它们想当然地省略了特定背景（共同的假设，与时间相联系的传统），历史学家必须从这些声音中挖掘背景，同时把这些声音放回背景下。用杨（G.M.Young）的话来说，我试图听见过去的声音。

除了规模庞大的无价学术作品，我还可以求助别的东西。我感觉自己的主题和材料组成了一个本质上辛酸和戏剧性的故事：布莱希罗德的崛起，他努力把难以想象的财富转化成尊敬，他在公开场合的荣耀和私下的羞辱，他追求的德国人身份和无法摆脱的犹太人身份，以及他家族的迅速衰败。这是布莱希罗德在新德国节节胜利的背景下崛起的故事。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也是一幅围绕着这位沉着银行家的群像，他的人生包含许多个世界。想要回顾这些世界，仅仅靠事实本身是不够的，我还试图推断或想象这些事实曾经的意义。对于我工作的这个方面，我必须承认自己从19世纪的伟大小说中汲取灵感，因为就像莱昂内尔¹¹所说：“小说是对真理的永恒追求，它的研究领域永远是社会世界，分析材料永远是作为人类灵魂方向标识的习惯。”[6]

本书的结构反映了它的特点和范围：第一部分描绘两位主人公的崛起，讲述布莱希罗德在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大胆政策中的作用。第二部分再现两人如何合力确立这个新德国的政策。他们的合作通过具体细节演绎不同领域和主题间的联系：金融和政治、国内和对外政策、私人和公共顾虑、个人野心和历史潮流。这部分内容涉及欧洲外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方面。在第三部分，我关注布莱希罗德的故事中无处不在的元素：他的犹太人身份与德国社会、德国政治、犹太人群体、他的家庭乃至他本人的关系。他描摹了犹太人成功的顶峰：在晴朗的日子里，峰顶显得雄伟壮观；但在暴风雨中，它将第一个被闪电击中。两种景象都真实存在，都值得深思。

我希望本书不仅能提供新的事实或修正原有印象，它还应该表现出德意志帝国的气氛，表现出经历只能依稀理解的社会变革时，突然陷入阵痛的社会将做何反应。本书的目的不仅是描绘社会的运作，不仅是俾斯麦喜欢说的“礼尚往来”（do ut des），社会精神的某些内容也应被呈现，包括态度、各种观念与偏见、展现习惯的行为举止、如同布道文和爱国演说般表达价值观的沉默。德意志帝国的气氛似乎散发出一种多愁善感的自负、深深的虚伪和痛苦的奴性，虽然我们故事中的人物也许已经对这些特点司空见惯，以至于视而不见。与当时的人相比，我们可能对其更加敏感。尼采¹²说：“我的记忆说：‘我做过这事’；我的骄傲说：‘我没做过这事’，并毫不让步。最终，记忆屈服了。”[7]社会可以屏蔽记忆和现实，本书记录屏蔽的内容与方式。

我担心存在对本书与生俱来的偏见：由于关注金钱和犹太人，它触及德国社会的敏感神经。也许金钱和犹太人能够暴露那个社会最坏的东西。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都不是美德和善意的焦点，在极少的情况下，布莱希罗德的部分客户将更多以债务人和投机者的角色出现，尽管他们也是著名的外交官和公职人员。俯视社会并不总是令人高兴。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显示了德国社会某些深层次的两面性，它们在许多记录中只是被一笔带过，甚至完全被忽略。在20世纪后半叶，谈论资本主义的胜利司空见惯，而德国社会的特异之处在于，资本主义侵入某些领域，在另一些领域则遭遇阻力。谈论德意志帝国的反犹主义并不少见，但本书描绘德国犹太人崛起背景下反犹主义在政治上的出现，并回顾犹太人在19世纪取得的不逊于欧洲历史上任何少数群体的重大飞跃。

这个故事写起来并不轻松，也无法为思考他的人带来教益。后来的事态发展让它承载过多的悲剧。我试图聆听那个社会当时的声音，聆听它私密地、坦诚地和近乎天真地揭示自己。那个社会存在不祥之兆，我如实记录它们。我相信，即使我们不是事后把它们看成灾难的征兆，它们也会被视作不祥。我们还听见罪恶开始前的巨大沉默，它将伴随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可怕堕落。本书也许有助于解释造就我们自身历史经验的大灾难，但这并非它的首要意图。最后，我们必须注意到，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研究被笼罩在巨大的尴尬中，而且无法改变。由于两者的各种对立，很难再现德国人与犹太人共享同样的利益乃至态度的日子。德国犹太人经常被描绘成受到歧视的无辜受害者，怯懦地服从威权。但在某些时间和地点，他们中也有成功的例子，和基督徒同胞们一样骄傲自大。

在趾高气扬而又饱受争议的资本主义的控制下，其他社会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或者就像易卜生¹³、萧伯纳¹⁴和更早时代的伟大小说家的巨大义愤所记录的。一代人之前，理查德·霍夫施塔特¹⁵写道：“美国的传统表现出对平等主义民主的强烈偏好，但这是贪婪而非友爱的民主。”[8]在德国，一定程度上出于本书所暗示的原因，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民主的贪婪，因此缺乏来自政治领域有益的或改革的动力。

生命并不像萧伯纳曾经说的那样，是善与恶的力量泾渭分明的“道德健身房”。历史学家也不是某种道德裁判。但区别的确存在，历史学家必须将其指出。“我们无法靠真正的清点证明，某个时代现实生活中的恶人比另一个时代更多。但我们可以说，在某个时代，不怀好意的伪装的确更有理由和实用价值。”[9]这不是一本关于恶人，而是关于一个自以为是的虚伪个体行为变得如此司空见惯的社会，以至于暗示这些行为模式已经上升为支配体系的书。虚伪变成自欺，在共同努力和相互关系中，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自欺对世界产生可怕的影响。本书记录了这个社会的某些特点：这里有那个时代率直和未加反思的声音，但同样昭示不幸。它记录了人们种下风，却不知道一代人之后将收获暴风¹⁶。

1.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译注（本书页下注，除特别注明外皆为作者原注）

2.建于1871—1881年，全长约15千米，隧道穿越圣哥达山口，连接格申恩（Göschenen）和艾罗洛（Airolo）。——译注

3.罗伯特·科赫（1843—1910），德国细菌学家，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译注

4.托斯丹·凡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译注

5.斐迪南·奥古斯特·倍倍尔（Ferdinand 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译注

6.指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平民派政治家提比略和盖乌斯·格拉古兄弟，两人先后担任保民官，因为改革触犯保守势力而被杀害。——译注

7.本杰明·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译注

8.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比利时国王。——译注

9.科隆银行家。——译注

10.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译注

11.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文学家，社会文化批评家。——译注

12.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译注

13.亨利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挪威剧作家。——译注

14.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译注

15.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美国社会学家。——译注

16.《何西亚书》8：7，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译注

第一部分　危险的崛起，1859—1871

第一章　初逢：容克贵族与犹太人

哲学家必须无情、头脑清晰和摒弃幻想。成功的银行家拥有取得哲学发现所需的性格特点，即看清本质。

——司汤达，尼采引述

在[勃兰登堡]侯国，一切都事关钱，因为只有钱能让人或事变得神圣。

——特奥多尔·冯塔纳，《施台希林》（Der Stechlin）

异性相吸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互补性。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和盖尔森·布莱希罗德（Gerson Bleichröder）的出身截然不同，原先分别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向往不同的地位，但他们的人生发生交集，并在三十五年间相互帮助。作为各自领域的翘楚，他们互相改变对方的人生：一方的影响可见而强烈，另一方的虽不可见但同样深远。政客为了支持保守君主制而试图绕过普鲁士宪法，他需要天才犹太人银行家的帮助，而后者为了获得贵族地位也必须跨过当时的社会等级。合作逐渐变得类似友谊，他们的不寻常关系将是本书的核心。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出生时社会地位的差异不能更大了。但他们都超越所处的地位和先人的偏见，最终创造了一个让两人的合作成为现实并逐渐开始依赖这种合作的世界。

1815年，正值滑铁卢战役打响前几周，俾斯麦出生在老勃兰登堡侯国¹的世袭产业舍恩豪森（Schönhausen）庄园。俾斯麦家族在侯国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远远早于霍亨索伦家族成为那里的统治者。奥托出生前一个世纪，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曾警告继承人，某些容克家族可能会不服管束，俾斯麦家族就是其中的“最桀骜不驯者”之一[1]。就地位或财富而言，俾斯麦家族算不上普鲁士最显赫的家族，但他们世代高傲，属于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

1822年，布莱希罗德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十年前，政府敕令承诺让普鲁士的犹太人马上获得解放，但这个承诺直到半个世纪后才在俾斯麦主政时完全实现。几个世纪的压迫经历（压迫者认为，这证明了自己的高贵和受害者的卑劣）无法被三心二意的政令所消弭。走出犹太人隔离区的步伐是缓慢的，曾经维系着隔离区的观念也将继续存在下去。盖尔森所在的社会群体几个世纪来一直受到压迫，并被民众认为是堕落的。不过，就像盖尔森自己的人生将要展示的那样，这个群体将上升到无法想象的高度。俾斯麦来自社会顶层，但在之前的二十五年间，他的阶层在欧洲各地遭到猛烈的挑战，并将继续受到19世纪工业革命和平等革命的威胁。如果没有俾斯麦的拯救（经常是违心的），这个阶层的衰败将更快和更明显。后来，俾斯麦把布莱希罗德擢升进普鲁士贵族的行列，而布莱希罗德则帮助俾斯麦在一个物质主义日益盛行的时代成了富有的人。成功对两人而言都来之不易。

与那位更著名的同辈相比，盖尔森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也许要轻松些。他的生活受到各种确定性的支配：信仰命令他恪守孝道，竞争激烈和充满敌意的世界要求他必须努力工作，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前途。在过去的传统社会中，人的前程通常取决于他的家世，社会地位的突然改变非常罕见，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自封为皇帝成了19世纪重大的象征性传奇。很少有犹太人了解自己的先人，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祖辈和作为共同祖先的亚当与亚伯拉罕，两者之间是模糊不清的大流散。

和许多德语地区的犹太姓氏一样，布莱希罗德很可能源于镇名，即普鲁士萨克森州（Saxony）哈尔茨山（Harz）的布莱希罗德镇（Bleichrode）。该镇位于哥廷根（Göttingen）以东几英里处，按照今天的政治地理，它紧贴东德边境的内侧。无从得知布莱希罗德家族最早何时和从哪里来到哈茨山；18世纪前，大部分犹太人没有姓氏，而是作为他父亲的儿子为人所知。我们对这个家族在盖尔森父亲之前的情况只知道一星半点。布莱希罗德家族中第一个出现在国家档案上的是盖尔森的祖父盖尔森·雅各布（Gerson Jacob），他生于18世纪40年代，年轻时来到柏林，因为犹太社区需要掘墓人而获得了居留权。他还尝试过其他行当，但都以失败告终。他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娶了一位柏林的受保护犹太人（Schutzjude）之女苏西·阿隆（Suse Aaron）。为了理解这次飞跃的意义，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犹太人获得解放前极其复杂的状况[2]。

当时，封闭而等级森严的基督教社会把犹太人看作宗教和社会的毒瘤，当局的行动也反映了民众的情感。犹太民众生活在社会边缘，他们居住在自己的社区，说自己的方言，穿特别的服饰，吃特别的食物，并遭受特别的限制。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只能提供非犹太人不愿做或做得不够好的服务。于是，大部分犹太人从事放债业务和沿街兜售各种商品，不断买进和卖出—卖家和买主、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永远弥漫着怀疑的气氛。基督徒指责犹太人只关心钱，著名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为此愤怒地高声反驳说：“他们捆住了我们的双手，然后抱怨我们不会用手。”双方都认识到彼此间存在鸿沟，就像一位当代历史学家所说：“犹太人的头脑并不过于关心外部世界。”[3]

少数犹太人获得比广大底层同胞更高的地位。由于对国家有特殊价值，他们被授予受保护犹太人的身份，得以免除国家对其他犹太人的许多限制，虽然并非全部。受保护犹太人的税赋较轻，并享有更大的流动性。一些犹太人的地位还要更高，他们的特殊服务（通常是银行家和向王朝贷款者）为自己赢得宫廷犹太人（Hofjude）的地位。盖尔森·雅各布娶了一位受保护犹太人之女，他的孙子盖尔森则经常被视为最后的宫廷犹太人[4]。

在盖尔森·雅各布的四个孩子中，萨穆埃尔（Samuel）从母亲的家族获益最多。1803年，他在位于柏林一个非常偏远角落的罗森塔尔街（Rosenthaler Strasse）开设了兑换铺。作为东西方之间货物的集散地，柏林总是充斥着大量不同的货币。昔日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各种货币流通，而自从1806年法国人占领柏林后，对于兑换机构的需求变得更大。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的铺子还是彩票站，从事彩票销售和赎兑。发行彩票是国家为光荣费用（比如付给士兵遗孀和残疾士兵的抚恤金）筹资的主要手段。萨穆埃尔逐步扩张业务，像当时的许多犹太人交易商一样，他开始给自己标上银行家这个更加响亮的头衔。盖尔森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是崭露头角的商业银行家。19世纪20年代后期，萨穆埃尔开始与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建立联系—这些联系注定将让萨穆埃尔和后来的盖尔森获得远超其他柏林银行家的地位。一代人之后，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让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走到了一起。

自从滑铁卢战役或者1812年迈耶尔·阿姆歇尔（Meyer Amschel）去世后（他留下巨额财富和五个将让财富倍增的能干儿子），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成了传奇。迈耶尔·阿姆歇尔曾是法兰克福犹太巷（Judengasse）的一名钱币、奖章和古玩交易商。在革命的动荡岁月里，他拯救了黑森亲王威廉（Prince William of Hesse）的财富。他的儿子们开创了一个国际银行家王朝，在维也纳、巴黎、伦敦和那不勒斯建立“宫廷”，长子则留在法兰克福管理祖业。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国际银行业制度化，在他们的支持下，欧洲资本实现了完全流动。他们自己的财富超过所有对手，并可以据此操控更多资金。他们在五座城市扎根，说着带有同样意第绪语口音的各种外语，同时团结一致，相互在对方的产业投资，并与彼此的家族通婚。他们建立了商业世界的拿破仑王朝，后者同样从社会边缘发迹，同样依赖兄弟间的忠诚统治帝国。这个商业王朝无疑不如拿破仑帝国那么辉煌，但也没有那么血腥，而且延续得更久。在整个19世纪，它象征着童话般的财富和奢华，代表优雅和权力。罗斯柴尔德家族演绎了富豪统治的巅峰，并被模仿、嫉妒和憎恶²。罗斯柴尔德家族至今仍活跃于巴黎和伦敦，虽然势力已经不如当年，但他们的业务仍然遍及全球，他们的历史仍能激发大众的想象³。

萨穆埃尔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首次合作的确切日期已经无考；有一种说法认为，1828年，安塞尔姆·冯·罗斯柴尔德（Anselm von Rothschild，维也纳的所罗门男爵之子）在访问柏林时将布莱希罗德加入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益的可接受代理人名单[5]。我们从布莱希罗德写给巴黎和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信中了解到，19世纪30年代初，萨穆埃尔已经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定期接受佣金，并逐渐疏远早前那些更值得尊敬的通信者，比如门德尔松家族。

我在这里不分析萨穆埃尔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四大分支的关系（那不勒斯分支在柏林几乎不被提及）⁴。19世纪30年代，柏林市场开始焕发生机，萨穆埃尔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买卖证券。他们的命令中经常明确要求他低于市价买入和高于市价卖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把这种结果看作理所当然。他还是他们在巴黎或伦敦与柏林间开展套利业务的代理人。套利（在多个市场上买入和卖出证券或货币，以便赚取价差）取决于对市场的精准了解和对时机的完美把握：最微小的变化都可能让获利变成亏损。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他们收集情报的速度超过本国政府。这需要在收集和发送消息时一丝不苟。人们必须在各地认识合适的人，而在尚无快速通信手段的时代，他们还必须建立自己的信使和信鸽系统，以便在各地间快速传递消息。于是，萨穆埃尔在19世纪30年代经常请求罗斯柴尔德家族让自己加入他们的快速消息网；他抱怨说，他们从巴黎发来的信函耗时六天，而通过不同途径可能只需五天。罗斯柴尔德家族慢慢地意识到柏林市场的重要性。

萨穆埃尔竭尽所能引发他们的兴趣，特别是德国铁路问题。铁路在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引发柏林市场的第一波繁荣—不可避免的是，第一次崩溃随后到来[6]。萨穆埃尔也没忘了提醒罗斯柴尔德家族自己日益提升的重要性：1838年9月，职员为他签发了一封信，并解释称布莱希罗德觉得“不得不接受”参加柏林到波茨坦铁路开通仪式的邀请。第二天，萨穆埃尔亲自报告说，从波茨坦到策伦多夫（Zehlendorf）的两英里旅程不如预想中快捷，来回分别耗时三十分钟和二十六分钟。不过，萨穆埃尔仍然很乐观，并无疑对受邀参加普鲁士王国首条铁路的开通仪式感到荣耀。他鼓励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波茨坦到柏林铁路的股份；但几个月后，他开始试图抛售他们的持股，因为他的乐观预想并未实现。公司没能像预期那样分红，反而面临额外支出。萨穆埃尔没有气馁，试图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金引向其他德国铁路—这为他在一到两个董事会中赢得显要地位[7]。布莱希罗德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通信还反映出早期股票市场交易的另一个方面：适度的收益预期。萨穆埃尔正确地估计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对短期承诺1%或者在几个月内承诺3%到4%收益的交易感兴趣。当时的信条更接近中国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非美国人快速致富的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代理人萨穆埃尔）不愿走错一步。

从19世纪30和40年代的这份早期记录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各分支都是傲慢得令人无法忍受的王朝；他们清楚，自己的惯例对于一位在柏林苦苦打拼的银行家而言是无价之宝。萨穆埃尔不得不处处乞求恩惠和分一杯羹，并奉上各种好处。更糟的是，1836年内森·迈耶在伦敦去世后，巴黎的雅姆斯男爵（Baron James）成为家族的主导者，他时而指责萨穆埃尔忽视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并总是含蓄地威胁说，家族可以在柏林找到别的代理人。萨穆埃尔向他保证，自己只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效劳（而不像别的银行家那样）。因此，即使是出于一己私利，他也会完全致力于他们的利益。当柏林市场在1840年遭受重挫时，为了执行雅姆斯的命令，萨穆埃尔主动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佣金。三年后，在又一次遭到严厉训斥后，萨穆埃尔抱怨说，自己不仅因为思考雅姆斯的愿望而度过许多不眠之夜，还为取悦他而放弃佣金并倒贴了钱[8]。

现存的几封书信展现了萨穆埃尔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其他服务。早在1831年，他就向他们传递政治动态的消息，适时解释他们在市场上的处境。他报告荷兰国王关于五国对新独立的比利时所做决定的预期回应⁵，并通报俄国对1831年波兰叛乱的处置⁶。他还报告霍乱的肆虐状况，并于1848年向法兰克福分支提供柏林革命的消息。在极为准确地描述柏林当日的革命战况后，他向他们保证，自己为他们购买的证券和黄金安然无恙：“尊敬的先生们无需担心，因为没有理由为私产忧虑。”[9]这句话既精明又一针见血：私产的命运对革命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至关重要。

书信还揭示萨穆埃尔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条纽带：他们都不以犹太人身份为耻。在萨穆埃尔写给伦敦分支的第一封信最后有一段希伯来文的附言；书信和附言都使用德语，但这是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所说的德语，带有浓重的意第绪口音。萨穆埃尔（以及他之后的盖尔森）将一再故伎重施，这种方法既能保证消息的机密（当时的审查者应该相当原始），又重申通信者之间的特殊亲缘关系[10]。萨穆埃尔想当然地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与犹太人相关的一切都特别感兴趣。1840年7月，他向巴黎分支报告说，普鲁士新任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亲切接见柏林犹太人社群的执委会，聆听该团体发言人“非常优美的演讲”，然后做了大致这样的回复：“我很高兴地发现你们属于我最好的臣民，我永远不会忘记犹太人如何爱国，特别是柏林犹太人—我并非来自某个黑暗时代，你们将总能从我这里得到公正的奖惩。”[11]不同国籍的犹太人间经常存在难以言明的矛盾，仿佛他们在对彼此说：我们的异教徒至少和你们的一样好。

其他服务则顺理成章。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萨穆埃尔四处搜寻可能符合他们品位与荷包的艺术品。当萨穆埃尔派女婿沃尔夫（B.Wolff）向雅姆斯男爵呈上“一小桶最新鲜的鱼子酱”，请求他“赏光”收下时，男爵没有拒绝[12]。罗斯柴尔德家族喜欢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如果是免费或廉价的就更好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造就了萨穆埃尔；他清楚这点，而且永远不被允许忘记。身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代理人或联络人不仅是对萨穆埃尔智谋的挑战，让他本人有机会获得更多回报和奖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对他过去成绩和品性的认可。萨穆埃尔以正直和智慧著称[13]。与所有严苛的王朝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求臣属既像奴隶般忠诚，又伶俐和有魄力。仅仅顺从并不够，必须说到做到，而萨穆埃尔在言行两方面都很擅长。他尝试过优雅的表达，比如向正好在巴黎的维也纳安瑟尔姆·所罗门男爵（Baron Anselm Solomon）介绍自己17岁的儿子盖尔森时，他表示：

……请允许我简短地向您呈上我最深切和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您善意赐予我的仁慈，因为正是您，最尊贵的男爵老爷，从最底层提拔了我：最高贵的您让我有能力养活一大家人。

因此，只要我活着，您的音容笑貌就会活在我的心里，我的最后一息将献给您，我的恩主。

愿您也将恩惠和仁慈转赐给我的儿子……[14]

在当时的私营银行业，个人关系至关重要。共担风险取决于相互信赖，而这种信赖的基础是对个人的直接了解。

1839年，盖尔森加入父亲的生意。我们对他在公司的最初岁月知之甚少。他工作勤奋，到了1843年已经获得代理公司签署文件的权力（Prokura）。萨穆埃尔向巴黎的雅姆斯男爵保证，这样做是因为盖尔森“公正而且努力效忠您的崇高利益”[15]。盖尔森于1847年成为合伙人，并在1855年萨穆埃尔去世后出任公司的掌门人。他的弟弟尤里乌斯（Julius）同样在这家银行工作，但在1860年退出家族生意，成立了自己的银行。两兄弟各自在对方的银行担任隐名合伙人⁷，这种联系维持了几年，直到1870年终止。

总体而言，盖尔森事业起步赶上了好时光。19世纪中期，得益于铁路、冶金业和日益丰富的资本，普鲁士经济经历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繁荣。19世纪50年代，德国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这十年见证了德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决定性突破。”[16]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公司成为增长的最佳载体。19世纪50年代，股份制银行首次出现，最终在实力上超过最大的私有银行。不过，股份制银行与私有银行长时间保持合作。巧合的是，盖尔森一生的合伙人和朋友（有时也是对手）阿道夫·汉泽曼（Adolph Hansemann）在1856年进入父亲的股份制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比盖尔森的独立事业起步晚了一年。

盖尔森帮助19世纪50年代的大扩张融资，并从随之而来的繁荣中受益。他最重要的财产仍然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他为增进这种关系所做的努力甚至要超过其父。但他也逐渐让自己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强势人物。他与其他银行联合组建新的投资公司，用同样的方式进入冶金业并推动若干条铁路的建设，包括图林根（Thuringen）铁路。他被任命为科隆—明登（Cologne-Minden）和莱茵铁路的官方银行家。1859年，普鲁士摄政亲王（后来的威廉一世）邀请他参加著名的科隆跨莱茵河铁路桥的开通仪式—盖尔森参与了该项目的融资[17]。

他开始越来越多地与科隆的小所罗门·奥本海姆银行（House of Sal.Oppenheim Jr.and Company）合作，该银行由极具胆识的亚伯拉罕（Abraham）和西蒙（Simon）·奥本海姆兄弟经营⁸。1853年，在法国资本的帮助下，奥本海姆兄弟违背普鲁士政府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分支的意愿，与杰出的企业家古斯塔夫·梅维森（Gustav Mevissen）一起带头创立所谓的达姆施泰特（Darmstädter）银行，这是最早的股份制银行之一。两年后，亚伯拉罕敦促盖尔森与达姆施泰特银行合作创建另一家银行，并提出也许可以让尤里乌斯·布莱希罗德来经营。奥本海姆还表示：“无论如何，这个提议将向您证明，我对您本人和您的能力抱有无限信心，而且我毫不怀疑，在这件事上我的同事和我想的一样……”盖尔森谢绝了这份讨好的邀请，但奥本海姆兄弟继续对“您的智慧、洞察力和处理此类事务的方法”表达敬意[18]。1859年，在法奥战争期间，盖尔森与汉泽曼家族合作成立所谓的普鲁士财团（Prussian Consortium），组织这个银行联合体的目的是为普鲁士征兵筹集3000万塔勒⁹。另一方面，政府也开始认识到布莱希罗德的重要性[19]。

人的外在事业往往比他们的内在成长得到更好的记录。对商人而言也许尤其如此，他们总是被假定没有情感生活，比如托马斯·布登勃洛克（Thomas Buddenbrooks）的朋友谁会想到在他冷静沉着的外表下涌动着痛苦？我们对盖尔森的内心生活知之甚少，只有几封书信留存下来，信中是受妻子去世和老年孤独驱使而写下的关于19世纪80年代的几段怀旧式回忆。谁能保留青年盖尔森可能写过的私密书信？我们知道，在仔细考察一批符合条件的年轻女子并遵循父亲的意愿后，他决定娶银行家之女艾玛·古腾塔格（Emma Guttentag）为妻。艾玛来自布雷斯劳（Breslau），该城拥有庞大而杰出的犹太社群，其中有许多萨穆埃尔的熟人。即使盖尔森对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¹⁰有所动心，不愿成为体面的“毕德迈耶尔派”（Biedermeier）¹¹，希望沿着新的道路打拼，他的民族和时代精神也不会鼓励他沉湎于这样的感情。工作被认为可以治愈一切；托尔斯泰的列文（Levin）曾说：“我想要给医学添加一个新词：工作疗法（Arbeitskur）。”[20]盖尔森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为此几乎牺牲了一切，甚至可能包括他的健康。我们将会看到，俾斯麦为寻找自我付出了闲暇和努力；而盖尔森则早早地受到责任的眷顾，回报就是他的成功。

但有一个弱点是盖尔森无法回避的：犹太人身份让他永远易受攻击。事实上，他越成功，不确定性和受到的攻击就越多。他追逐着异教徒世界，也被后者所追逐；他越是深入那个世界，就越是意识到自己缺乏那个社会最为推崇的传统和特质。犹太人身份界定了他的人生—远比容克身份对俾斯麦人生的影响更大。因此，下文中盖尔森的生平将被置于德国人和犹太人关系的背景下，我称之为融合的痛苦。

俾斯麦的青年时代则更加动荡。他一头扎进生活，对约束感到不耐烦，对自己的阶级及其理想心怀蔑视，对身边人感到困惑。他的出身让布莱希罗德永远无法企及：贵族的遗产，社会的最高阶层立即毫无疑问地向他敞开大门。不过，犹太中产阶级对这些优势的艳羡要远远超过俾斯麦对它们的看重，他的野心超越自己的出身。他秉性浪漫，深受莎士比亚和拜伦熏陶，擅长尖刻讥讽，渴望某种崇高的目的或英雄式人生，但在等待过程中把时间浪费在粗俗的放纵中。1838年，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的野心更向往命令而非服从。”这种野心和权力意志让他憎恶并放弃在普鲁士官僚体系中的前程[21]。他还抛弃宗教约束，终结了从孩提时代开始的晚祷习惯。所爱慕的年轻女子（他最好朋友的妻子）的去世和1847年与约翰娜·冯·普特卡默（Johanna von Puttkamer）的结婚让他冷静下来。同年，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从死气沉沉中走出，俾斯麦带着兴奋和出色的人脉踏入这个竞技场。

他尝试过乡绅生活，但觉得乏味得无法忍受。但终其一生，每当陷入暴怒和绝望，他总是梦想着退隐祖产舍恩豪森庄园，享受田园生活的快乐。他对舍恩豪森以及后来的伐尔岑（Varzin）与弗里德里希斯鲁（Friedrichsruh）庄园怀有真实和持久的依恋。他热爱自然，热爱身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和一群农民的领主，热爱那种生活的独立和其乐融融。不过，管理庄园是项单调乏味的工作，而且回报常常非常有限。他在1847年写道：“经验让我远离对典型地主的阿卡迪亚式幸福幻想，这需要掌握复式记账和研究化学品。”[22]有时，他会故作高尚地表示对金钱无所谓，并在为自己挥霍无度和不负责任的习惯道歉时流露出明显的骄傲。但这只是亢奋之举，在他婚后出现得越来越少。大多数时候，他非常看重金钱，就像其他地主那样。甚至在年轻时他就认为自己需要“大笔财富才能享受为国效力，以便随意以我认为得体的光彩形象出现，而当发现职务不符合我的信念和品位时，我也可以轻松地放弃官位的所有便利”[23]。

担任公职后，他对金钱的需求更大，但打理它们的时间却减少了。他过去对金钱的蔑视消失了，与之相伴的反商和反犹情感也不再那么强烈。他曾把犹太人与不择手段地敛财画上等号，当他试图向友人赫尔曼·瓦格纳（Hermann Wagener）讨债时，他为自己“犹太人般的算计本性”（Berechnungswesen）道歉[24]。他写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信证实了这种很容易产生的偏见；但他并无关于犹太人的特别意识形态，当他在1847年的统一议会（United Diet）上¹²对他们加以阻挠时，他只是在为现状辩护。他认为，犹太人不应在基督教国家的公共行政体系中扮演任何角色。此外，他不喜欢他们，并对此相当自得。这是反自由主义立场和口无遮拦的又一种表现。

1848年，俾斯麦的世界几近崩解。此前也有过零星的革命震感，复辟时期的欧洲曾受到雅各宾主义幽灵复活的困扰。但到了1848年，在米兰、巴黎、维也纳乃至柏林，革命力量四处取得胜利。和其他德意志邦国一样，在普鲁士，民众的主张是两方面的：统一和自由，人们希望可以设法通过和平而慎重的手段同时满足两者。他们在所有具体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和分歧（比如奥地利及其非德意志领土的角色，或者投票权的性质），只有理想中唯一、统一和实行自由宪政的德国成了行动的灯塔。对俾斯麦而言，上述理想及其自由主义和反普鲁士意图令人憎恶，实现它的革命道路同样如此。

在俾斯麦的回忆录中（可谓他自己的《诗与真》¹³），1848年革命被置于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位置。革命对他而言是一次情感激荡的经历，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炽热的印记。当历史学家忙着纠正他叙述中热烈的夸张时，他们忽视了这场起义对他的心理影响。革命带给俾斯麦（和马克思类似）新的冲动和方向。心爱女子的离世带给他一种对生命宗教般的新承诺；他的王国的几近死亡带给他一种新的政治决心。前者教会他所有人的无能为力；后者让他见证大多数人的脆弱。两者的结合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命运[25]。

革命考验人们的坚韧和远见；它们创造权力真空，让超出想象的新选择一度显得可以实现。它们打破包含一个民族恐惧和憧憬的模式。它们让政治戏剧化，让政界与臣民和公民日常生活间的联系得以显现。革命奖赏不循规蹈矩的人。无论俾斯麦在途中干过什么蠢事，他在1848年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冲到柏林，设法接近国王，主张自己的意志，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一切都是在无视通常的礼仪和约束下做出的，旨在让国王变得坚定。他将从暴徒和君主本人手中救下君主制。

我们在这里不分析革命或者俾斯麦在革命期间的思想和行动。他震惊于对公共秩序的轻蔑，以及对那种秩序实际和象征性的违反。最令他痛苦的是权威的突然退却；在革命爆发两周后的第一次议会演说中，他表示：“过去被埋葬了；由于君主制亲手在自己的棺椁上撒了土，没有人能使它复活，与你们中的许多人相比，我对此更感切肤之痛。”[26]至少，他拒绝像国王的许多臣下那样，庆祝所谓的君主与人民的新联合。他在回忆录中记得自己曾威胁杀死一个同为地主但摇摆不定的家伙，记得对像恩斯特·冯·波德尔施温格（Ernst von Bodelschwingh）¹⁴这样被吓破胆的部长的鄙视，记得向自己的君主强调国王必须要做到安枕无忧。他也许美化了自己的重要性和坚定，可能他本人也在不切实际的反革命计划和暴怒失态（比如导致他议会演说终止的那次失态）间摇摆。但难以否认，经过1848年革命的俾斯麦强大了无数倍，他有了更清晰的自我意识，对他人则更为不屑。（当虔诚的岳母表达了对某些被处决的匈牙利革命者的忧虑时，他如此大胆地在信中表示：“我最亲爱的妈妈［Mutschchen］，您的头脑中仍然萦绕着卢梭式的教育原则。因为它，路易十六不愿依法处死一个人，却为此要对几百万人的消失负责……对罪犯人身的软弱同情导致了过去六十年间最可怕的杀人罪。”[27]）俾斯麦没有感到同情。他发现自己的冷酷无情。现在，他感到（并表达）对议会和议员的憎恶，这将成为他后半生的标志。他从自己在革命期间的激情洋溢中意识到，如果时间和地点合适，自己将在政治戏剧中迎来巅峰时刻，实现才尽其用并感到不虚此生。但他同样明白，革命的失利只是缓刑，作为保守君主制国家的普鲁士将会再次打响生存之战，并通过更加大胆的不同方式取得胜利¹⁵。

革命助长俾斯麦的野心，也造就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他攻击国王在街垒面前的怯懦。他对法兰克福议会（Frankfurt Assembly）¹⁶只有鄙视。但1850年12月，他为国王向奥地利和俄国的军事力量屈服辩护，并因此放弃自己的统一德国计划，这震惊了左右两翼。他并未感受到他人所称的“奥尔米茨之辱”（humiliation of Olmütz）¹⁷：“在我看来，普鲁士的荣誉不在于它为了议会里那些受辱的名流而在德国各地扮演堂吉诃德的角色……我认为，普鲁士的荣誉在于它在一切情况下都要避免任何与民主的可耻联姻……”[28]当时，很少有人为国王辩护。

185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委任俾斯麦为普鲁士在法兰克福德意志邦联议会的代表。俾斯麦早已适应政治生活，但在履新的最初几个月，他仍然对自己的不安分感到担心。他在写给妻子约翰娜的信中表示：“你是我在安全河岸边的锚；如果锚断了，那么只能愿上帝怜悯我的灵魂。”这具锚安然无恙—虽然他在同一年向密友汉斯·冯·克莱斯特·雷佐夫（Hans von Kleist Retzow）透露说：“罪恶袭击我的主要武器不是对外在荣耀的欲望，而是一种野蛮的感官欲望……每当我独处和无所事事时，我不得不与来自堕落幻想的深渊景象斗争……”[29]

在法兰克福的七年间，他变得更加严肃，不再纵容自己的精神怪癖。在那座拥有深厚传统、历史财富和大都会氛围的贵族城市里，他开始安心致力于长期责任，并抛弃波美拉尼亚¹⁸乡绅的面具。他现在正在更大规模的观众面前演出—赌注也更高。

抵达法兰克福几周后，俾斯麦受到阿姆歇尔·迈耶尔·罗斯柴尔德（Amschel Meyer Rothschild）的款待，后者年近80，是五兄弟中最年长的一位。俾斯麦向妻子取笑罗斯柴尔德的口音和犹太人式的德语句法，但他很高兴受到邀请，罗斯柴尔德“这个真正诡计多端的老犹太人（Schacherjude）”和“成吨的白银，金质的勺和叉”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仍然认为罗斯柴尔德是“一个自己宫殿里的穷人，无子，鳏居，受到身边人的欺骗，遭到法国化和英国化的优雅侄子与侄女的恶劣对待，他们继承他的财富，却全无感激和爱意”[30]。罗斯柴尔德对犹太教正统的信守得到俾斯麦的赞许，因为这表明他的诚实，不愿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过，俾斯麦还是告诫妻子：“不要担心这座城里的杰出人物；就财富而言，罗斯柴尔德首屈一指，并取走他们所有人的钱和薪水。然后他们就会看到，自己本质上根本算不上杰出。钱无法让人杰出。此外—愿上帝让我谦虚，这里让人自满的诱惑特别大。”[31]对同僚谦虚从来不是俾斯麦的特点，但他的不安分让他只能享受到最短暂的自满。他自认为在上帝和历史审判中显得卑微。不过，即使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也是他说了算：他唾弃教会和教士的中介。但终其一生，尽管在向自己的健康和国内政敌焦虑地发难时有过各种放肆之举，他还是保留了一定的节制，并在国务问题上保持清晰的责任感，特别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以奥地利为首的邦联议会没有向普鲁士及其代表提供俾斯麦认为他们应得的权力和威望；他对奥地利的虚伪感到愤怒，对每一次轻视反应过度，无论那是否有意。但作为外交官的他处于从属地位，他在柏林的上级对他采取更果断政策的请求不屑一顾。政治上的怒火也许影响了他对法兰克福生活的个人观点，他觉得这段日子“沉闷得可怕”，并认为外交是一场骇人的骗局[32]。沮丧之下，他继续骚扰和挑衅奥地利同事，嘲笑较小邦国的代表（“即使只穿着衬衫，他们也不忘自己是邦联议会的特使”），并抱怨法兰克福那些更加世俗的妇女道德败坏[33]。权力和智慧一直吸引着俾斯麦，但在邦联议会或者法兰克福政界，前者不见踪影，后者踪迹罕见。阿姆歇尔·迈耶尔和他的养子卡尔·迈耶尔（Karl Meyer）兼具两者，并拥有无可匹敌的财富和国际关系网。难怪俾斯麦把他们当做值得关注的对象，而他们也寻求栽培俾斯麦。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整部历史上，他们一直以自己能在赢家尚未浮出水面前就押对宝为荣。他们已经选择了迪斯累利（Disraeli）和海涅（Heine）。后来，他们还将发现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但在几个月的热情之后，俾斯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发生了激烈争吵，导火索是后者的邦联官方银行家身份。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与奥地利政府保持最为密切的关系，正是后者最早给予他们家族荣耀和利益。1852年，因为一件相对不大的事，奥地利和普鲁士在邦联议会发生冲突，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被卷入其中。邦联议会急需筹款支付一支德意志小舰队船员的薪酬—它承载着对1848年自由主义希望的模糊记忆¹⁹。不顾普鲁士的反对，奥地利代表邦联要求罗斯柴尔德家族立即贷款6万莱茵盾（gulden）²⁰。老阿姆歇尔·迈耶尔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俾斯麦的怒火立即降临到他头上。在俾斯麦与奥地利代表随后展开的唇枪舌剑中，后者反复指责普鲁士“诉诸最为下流和可耻的手段—伙同犹太人反对邦联”。俾斯麦则马上反击称，如果“邦联因为与犹太人的谈判而被拖进泥沼”，那么错误不在普鲁士，而在于奥地利违宪向犹太人求助。意味深长的是，我们注意到普鲁士和奥地利多么迅速地把可敬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降格为“犹太人”：显然，与犹太人的亲密关系仍带有潜在的可耻意味。

俾斯麦的怒火没有平息，他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害怕奥地利而非普鲁士。他无视他们的恳求，拒绝了他们的邀请；他还上书普鲁士首相奥托·冯·曼陀菲尔（Otto von Manteuffel），要求委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基督徒竞争对手贝特曼（Bethmann）家族为普鲁士的宫廷银行家。普鲁士财政部比俾斯麦更加谨慎，他们不敢得罪曾为其提供过贷款帮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34]。几个月后，奥地利大使离开法兰克福，俾斯麦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他很快反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政策，开始争取他们。他对他们与拮据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特殊关系感到遗憾，意识到奥地利为法兰克福犹太人所做的努力巩固了这种关系。当下一次机会来临时，他将把普鲁士描绘成这些犹太人的庇护者，并一再建议政府迫使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南德“最有势力的金融集团”为普鲁士效力—这让不喜欢他们的普鲁士财政部长卡尔·冯·波德尔施温格（Karl von Bodelschwingh）非常恼火[35]。

1853年，俾斯麦对政府委任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普鲁士宫廷银行家的提议表示支持。此外，他还要求授予卡尔·迈耶尔男爵普鲁士三级红鹰勋章。他在写给曼陀菲尔的信中表示：“我经常有机会让自己相信，这个金融集团的领导者将珍视普鲁士授予他们的荣誉，因为他们不仅很欢迎个人荣耀，而且还把受政府青睐的官方标志视作对他们信誉的重要支持，特别是那些财政状况良好的政府。”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觊觎的头衔，卡尔·迈耶尔男爵获得红鹰勋章—不过是为犹太人特别设计的样式。传统上，鹰的底座是个十字，但授勋处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受勋者）设计了椭圆形底座。俾斯麦对这种歧视性装饰提出警告，因为“所有或多或少获得解放的犹太人—除了太老的阿姆歇尔，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属于此列—对于佩戴一件将成为犹太人标记的饰物全无兴趣”[36]。卡尔·迈耶尔的反应就像俾斯麦预见的那样：他拒绝佩戴犹太版红鹰勋章。不过，俾斯麦与卡尔·迈耶尔的私人关系仍然热情，未受影响。

1858年，普鲁士摄政王（后来的威廉一世）委任俾斯麦为驻圣彼得堡大使。俾斯麦虽然对自己在法兰克福不满，但对摄政王将自己派到天寒地冻的北国仍然感到恼火，而且接替他在法兰克福职位的是无能的乌泽多姆伯爵（Count Usedom）[37]。在1859年3月离开法兰克福前，他请求卡尔·迈耶尔男爵推荐一位可靠的柏林银行家。根据传说，他特别提出必须是犹太人银行家。也许俾斯麦的确这样说过，因为他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不太可能推荐其他人，他还清楚，柏林犹太人已经是银行业的佼佼者。此外，容克贵族经常吹嘘自己结识犹太银行家。也许俾斯麦认为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天才银行家，都受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的野心驱使；无论如何，他想要一个完全不会影响自己同罗斯柴尔德王朝密切关系的银行家。

卡尔·迈耶尔推荐了家族在柏林的效忠者和成功的代理人盖尔森·布莱希罗德。俾斯麦接受了推荐，在启程履新前正式委任布莱希罗德为自己的银行家[38]。他无疑听说过布莱希罗德，可能早在1851年就有所耳闻。作为普鲁士议会成员和某个议会委员会的报告起草人，他在当时检视了海贸银行（Seehandlung）²¹的业务和他用轻蔑口吻所称的“海贸犹太人”（Seehandlungsjuden）[39]。两人甚至在19世纪50年代还见过面。俾斯麦对普鲁士的金融业肯定有所了解；1856年，他曾被询问是否愿意出任财政部长。带着特有的谦逊，他暗示自己无知，但心中却认为自己能和时任部长波德尔施温格做得一样好[40]。

俾斯麦没有理由为自己的新银行家感到有失身份。1861年时，布莱希罗德已经在柏林最核心区域的贝伦街（Behrenstrasse）63号购置了优雅宽敞的宅邸，距离作为俾斯麦未来官邸的威廉街（Wilhelmstrasse）上的城堡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俾斯麦和父亲曾经住在60号，与布莱希罗德的银行隔街相望[41]。虽然仍然比不上某些更资深的柏林银行家（如门德尔松家族），但随着布莱希罗德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变得日益重要，他的地位正在冉冉上升。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客户（都是些拥有权势、财富和才干的人）在柏林时，他们会在位于贝伦街的布莱希罗德府上办理银行业务。即使像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他未来的妻子柯西玛·彪罗（Cosima Bülow）这样后来的知名反犹主义者也在那里办理业务。柯西玛通过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柏林的布莱希罗德接受父亲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礼物。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布莱希罗德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宁静办公室已经名流云集，包括来自宫廷、外交界、艺术界和国际商界的显要人物[42]。

布莱希罗德立即开始为俾斯麦服务²²。他为俾斯麦收缴官俸和其他收入，偿付国内债务，并为其在国外建立账户。他还从俾斯麦仍然微薄的资本中拿出一部分进行投资；一部分收入被布莱希罗德转至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俾斯麦在那里仍然保留着账户。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还开始相互通信。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所有理智的银行家一样，布莱希罗德对政治消息极为渴求，而俾斯麦不时会帮他的忙。这是布莱希罗德服务的回报。下文将讨论他们最初的关系（对两人都不是特别重要）。他们的人生道路有了交集，但直到1862年俾斯麦返回柏林前，两人仍在追寻各自不同的野心。不过，他们都明白自己找到了有用的合伙人。

1862年之前，对布莱希罗德最重要的是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关系，特别是法兰克福和巴黎分支，仅这一点就让他与柏林的其他银行家有所不同。这种关系证明他的诚实与智慧，而声誉显然有助于业务。终其一生，布莱希罗德都在为那个苛刻的王朝服务。正是通过那种服务，他学会了热情但绝不过分屈膝的效劳和忠诚，这将成为他与俾斯麦关系的特征。

普鲁士政府也开始承认布莱希罗德的价值。1858年，他被授予四级红鹰勋章²³。1861年，普鲁士商务部长提议授予布莱希罗德“商务顾问”（Kommerzienrat）的头衔—该头衔被用来奖赏杰出商人；据我们所知，19世纪60年代有31名柏林商人获此荣誉，尽管可能遗漏了其他几个人。作为此类提拔的惯例，部长要求警察总局提交一份秘密报告。通过报告，部长完全证实自己的估计。报告详细指出，布莱希罗德是一家大型银行机构的唯一所有人，雇有22名职员。他属于第17类收入群体，年收入23333又1/3帝国塔勒（约合当时的1.6万美元），年缴税700帝国塔勒。报告总结说，布莱希罗德先生“道德品质无可指摘，在政治上是忠于国王陛下的忠诚市民，在各大圈子里享有最高的名誉”。部长的提议获得批准[43]。39岁那年，布莱希罗德已经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勋位和头衔。他赢得作为所有公共荣耀来源的王室的青睐。他已经超越自己的父亲。

布莱希罗德当然是王室的忠实臣仆。普鲁士王室和普鲁士犹太人一度相对融洽；王室保护和容忍犹太人，犹太人也容忍和服务于王室。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犹太人问题开始与普鲁士逐渐觉醒的政治生活交织在一起，而犹太人也在1848年德国革命和随后的德国自由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处于19世纪50年代经济扩张的最前沿，在某些领域和地区（比如柏林的银行业），他们为自己赢得显赫的地位。普鲁士实力的发展为犹太人提供巨大的机遇。通过迅捷地利用这些机遇，他们又反过来加速普鲁士的发展。

布莱希罗德明白，自己和犹太人同胞的福祉与他们同普鲁士国家的关系密不可分。东欧犹太人的动荡和贫困状况让这一切变得非常明显。于是，布莱希罗德成了普鲁士国王的忠实臣民，尽管普鲁士官方仍然对犹太人施加种种社会限制。不过，布莱希罗德也有其他效忠对象。幸运的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它们很少发生冲突。他更加狭隘和强烈地忠于自己的犹太人同胞，并仍然深切地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不同和不平等的群体，正是对这个群体的歧视激发了团结感乃至一丝优越感。19世纪60年代，他当选为柏林犹太人社团的执委，正式展现他对犹太人的忠诚。对犹太人强烈而毫无疑问的认同和忠诚推动他的跨越国界的忠诚，在布莱希罗德身上，这表现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19世纪60年代初，这三种忠诚仍能和谐共处，但普鲁士和欧洲的逆流让它们面临撕裂的危险。

1.勃兰登堡侯国最初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抵御斯拉夫人而建的边区（Mark）。1356年，查理四世将勃兰登堡领主提升为选帝侯。1415年，勃兰登堡被封给霍亨索伦家族的腓特烈，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发家之地。——译注

2.憎恶者包括各式各样的人。早在1832年，激进的德国诗人路德维希·伯尔讷（Ludwig Börne）就在巴黎暗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应该正式加冕欧洲的君主；这会让他们的无形帝国变得可见，而且作为君主，他们不会再发放苛刻的贷款。他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玩弄同样的把戏，牺牲被他们剥削的国家利益来增加自己的财富。”Ludwig Börne，Sämtliche Schriften（Düsseldorf，1964），III，482-491.

3.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书籍种类繁多，出版动机通常是获利（该家族应该会赞许这点）。最著名的作品仍然是Egon Corti伯爵的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1770-1830和The Reign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1830-1871（New York，1928），更通俗的作者从中借鉴大量内容。学术性经济史见Bertrand Gille的Histo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2vols.（Paris，1965-1967）。该题材具有天然的戏剧性；电影和音乐剧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娱乐价值，Virginia Cowles的The Rothschilds：A Family Fortune（New York，1973）对这个家族故事做了精彩描摹。但以现有档案资料为依据，描绘该家族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角色、社会地位以及不同国家对他们的反应的全面历史仍然尚未面世。这是个浩大的题材。

4.此类分析见大卫·兰德斯对布莱希罗德银行史的研究，这部分内容我参考了他关于该银行1845年之前状况的章节草稿。

5.1830年8月布鲁塞尔人民举行起义。同年10月开始的伦敦大会上，英、法、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五国宣布承认比利时从荷兰独立。——译注

6.1830年11月，一批华沙青年发动起义，翌年宣布波兰独立。1831年9月华沙被沙俄军队攻陷，起义失败。——译注

7.隐名合伙人（silent partner），指合伙方出资但不参与实际业务。——译注

8.所罗门·奥本海姆银行成立于1801年—4年前，新的法国统治者取消了实施350年之久的关于犹太人不得在科隆居住的禁令。奥本海姆银行很快成为科隆首屈一指的银行；到了19世纪中期，由于大力推进新的工业冒险和本身的国际联系，该行成为具有全欧洲影响的企业—就像19世纪70年代的布莱希罗德银行那样。Dr.Alfred Krüger，Das Kölner Bankiergewerbe vom Ende des18.Jahrhunderts bis1875（Essen，1925），pp.64-72.

9.塔勒（taler）是一种在欧洲流通达数百年的银币。1857年，德意志诸邦和奥地利开始使用统一塔勒（Vereinsthaler）。1普鲁士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Silbergroschen，相当于12芬尼，后改为10芬尼）。德意志帝国建立后，1塔勒等于3个金马克。——译注

10.18世纪60到80年代在德国文学和音乐界出现的变革运动，提倡自然、感情和个人主义。——译注

11.1815—1848年间德国的一种文艺流派，被批评有脱离政治和庸俗化的倾向。——译注

12.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召集，参加者为来自普鲁士所有八个省的议会代表。——译注

13.《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是歌德晚年的自传。——译注

14.波德尔施温格（1794—1854），普鲁士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长和内务部长。——译注

15.他在回忆录中补充说：“1848年到1866年，我们不得不偏离正途，脚步沉重地穿过国内冲突的荒野，就像抵达福地之前的犹太人，这对我们的未来也许更好。”将不团结的德国人比作大流散中的犹太人，这在此处的背景下颇为有趣。GW，XV，33.

16.1848年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议会，讨论以民主方式统一德国。由于没有实权，加之保守势力的反对，议会以失败告终。——译注

17.1850年5月，奥地利提出恢复邦联议会并由其和普鲁士轮流担任主席，而普鲁士则希望成立以自己为首的埃尔福特联盟。在奥地利和俄国的施压下，普鲁士被迫签署《奥尔米茨条约》，放弃领导权。——译注

18.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位于今天德国和波兰的北部，历史上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后并入普鲁士。俾斯麦的出生地舍恩豪森庄园即位于那里。——译注

19.即国民议会舰队，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革命期间组建，曾在黑尔戈兰岛附近与丹麦海军交战。——译注

20.哈布斯堡王朝在1754年到1892年间发行的一种货币。——译注

21.设立于1772年，原为普鲁士政府为推动海外贸易而成立的公司，1845年开始转型为国有银行。——译注

22.正当俾斯麦离开柏林前往圣彼得堡时（即他把个人事务托付给布莱希罗德之时），一位截然不同的银行家对他进行了游说。这个名叫列文斯坦（Levinstein）的人—可能也是犹太人—奉上每年3万塔勒的赤裸裸贿赂，条件是俾斯麦在新职位上同时代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利益。俾斯麦试图索取书面凭据，但没能成功，于是他命令列文斯坦离开房间（事实上是威胁把对方扔下楼梯）。奥地利政府显然与行贿事件有牵连。俾斯麦意识到，可靠的银行家可以为其在政府的庇护人提供许多帮助。GW，XV，142-45.

23.亚伯拉罕·奥本海姆曾询问布莱希罗德，他的勋章是不是为迈耶尔·卡尔男爵特别设计的样式。布莱希罗德的回复没有保存下来，但很可能勋章上的鹰采用同样的非基督徒版本。画像上的他佩戴者勋章缎带，但没有看到勋章本身。奥本海姆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1858年9月27日，布莱希罗德档案。

第二章　俾斯麦的生存斗争

孩子！孩子！够了！时间的日驹仿佛被不可见的精灵鞭笞，拖着我们命运的轻车前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勇敢地紧握缰绳，时而向左，时而向右，让车轮避开这里的悬崖和那里的岩石。谁知道它赶往何方？它几乎不记得自己从何而来。

——埃格蒙特伯爵，歌德《埃格蒙特》（Egmont），第二幕

带着对上帝的信赖穿上马刺，让生命的野马和你一起飞跃砾石和藩篱，做好折断头颈的准备，但首先不要害怕，因为终有一日你将与大地上一切亲爱的东西告别，尽管不是永远。

——俾斯麦写给新娘约翰娜的信，1847年3月7日

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相会于他们祖国命运的关键时刻。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普鲁士（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积聚了新的能量。民族主义势力再度兴起，而在俄国和美国则开始新的解放斗争。以新的统治者、新的热望和决定性战役为象征，欧洲正上演戏剧性的变化。创立于1815年并在1849年勉强恢复的旧秩序似乎再度岌岌可危，没有人知道新秩序将会是什么样。只有历史学家能在事后看到逻辑和必然性（常常还是错的），当时的人们只能摸索、随机应变并做出反应。对于发生巨大流动和变化的时代尤其如此，比如俾斯麦上台时的普遍状况。

但那个时代的人对某些东西再清楚不过。19世纪50年代末，作为中欧旧秩序堡垒的奥地利一再遭遇挫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对俄国的不幸干预导致它在外交上被孤立，并让施瓦岑贝格亲王（Prince Schwarzenberg）在1849年的警告早早提前变成现实：奥地利对俄国的忘恩负义将震惊世界。¹1859年，奥地利又在与新生的意大利（得到拿破仑三世军队的支持）的争夺中失去伦巴第（Lombardy）。这个多民族帝国与新的民族主义显得格格不入，它的经济发展也陷入缓慢而不均衡的节奏。北方的较小邻国正在稳步赶超奥地利。这个古老帝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衰败，但其间经历几波复兴和文化大繁荣，并仍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古老的荣耀—因此，它长达几十年的衰败并不狼狈，有时还被掩饰。

德意志人没有无视意大利的统一。到了1859年，德意志各地的不同团体（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开始呼吁统一，最好是在自由的普鲁士王室的领导下。人们提出大量方案，大多反映出新的现实主义，与催生新一轮民族主义的强大经济动力保持一致。统一和自由是战斗口号，自由通常代表对宪政法治国家（而非议会主权）的期望，它将保护公民免受各种国家专制行为之苦。许多团体还呼吁工业自由，并彻底终结对各行业的所有行会限制。支持者坚称，经济自由将打破个人的枷锁，彻底释放他的潜力，就像一代人之前人们对精神自由的期望那样。

普鲁士的形势似乎印证了改革派民族主义团体的美好愿望。自从1858年起任兄长威廉·腓特烈的摄政王和1861年正式登基后，威廉得到普遍赞许，被认为开创普鲁士历史的又一个“新时代”。威廉是一位朴素和极为务实的统治者；普鲁士军队的精神塑造了他的思想和人格。他似乎深谙新的现实主义，并疏远了兄长神秘和反动的亲信们。但几乎在一夜间，新时代就在旧冲突中终结，国王和议会陷入争执。

引发宪法冲突的正是威廉的务实：他决定大幅重组普鲁士军队，因为后者在1859年的奥法战争中准备不足。在战争部长阿尔布莱希特·冯·罗恩（Albrecht von Roon）的支持以及极端保守的军事内阁负责人埃德温·冯·曼陀菲尔（Edwin von Manteuffel）的鼓励下，威廉要求以削弱大受欢迎的国民军为代价提升常备军的规模和重要性。温和派和自由派都难以接受对国民军的打压—自从半个世纪前伟大的改革家博因（Boyen）和沙恩霍斯特²创立新的军事制度以来，国民军一直是中产阶级的特别骄傲。常备军是封建特权阶级的领地；而在国民军中，无头衔者和中产阶级子弟可以赢得军官委任状并穿上军官制服。事实上，旧体制已经变得低效，但威廉不仅希望借机强军，而且还要加强军国主义元素。

改革的核心是把在常备军的服役时间从两年延长到三年—这个改变将产生高昂成本。反对派议员同样想要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但钱让他们望而却步，而且他们也不愿拆毁早前的体制。他们正确地觉察到，国王的计划将让普鲁士变成比现在更专制的国家。威廉承认，自己关心的不仅是军事效率；他在1859年解释说，新兵只有在第三年才能“理解军服的尊严，命令的严肃性，［只有到那时才能］领会等级精神（Standesgeist）”[1]。但议会温和派不想让士兵们领会的正是这种等级精神（充满各种狭隘的傲慢）。

最初，政府和反对派都做出妥协。1860年，政府撤回军队法案，请求议会通过一份“临时”法案，为改革提供必要资金，但并不具体授权改变军队体制。大部分议员同意了。这份法案的通过被称为“德国历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之一，它让普鲁士的专制和军国主义国家身份又延续了半个世纪”[2]。但妥协无法消弭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冲突。1861年，更坚决的自由派组建进步党，并在12月的选举中取得史无前例的胜利。受此鼓舞，他们拒绝通过包含为三年兵役拨款的政府预算。他们依仗钱袋子的传统力量，政府没有预算就无法统治。而威廉则抓住枪杆子，他解散下议院，罢免自己的温和派部长们，并寻求解决方案。前景很不乐观。3月11日，在写给巴黎的雅姆斯男爵的私信中，布莱希罗德提到自己之前发去的一封关于解散议会的加密电报：

我从心底确信，这个国家在此次议会解散后仍将保持完全平静，但如果可能的话，新议会将包含甚至更加民主的元素。如果像我担心的那样，在军队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那么三个月后议会将被再次解散，最终选举法将被修改，反动内阁将上台，或者议会被整个取消……过去几天我没见过财政部长，但在恰当的时候我会这样做，以便打听出可能的财政行动，然后立即向您报告。[3]

布莱希罗德的总结简明而富有远见，并显示了他本人的保守倾向。

冲突愈演愈烈。国王坚持自己对军队的绝对特权，反对派则坚持自己的预算权利不可侵犯。此外，自由派还意识到这场冲突将决定普鲁士社会在未来的具体性质。自由派议员大多是律师和官僚，他们的选民是受普鲁士三级投票体制青睐的有产阶级。企业家把票投给自由派，因为他们想要民族统一、经济自由和温和君主立宪制。与查理一世和“长期议会”³的类比在当时非常流行，而威廉也毫不怀疑国王和他的臣民“截然不同”。然而，他的对头们对任何带内战味道的东西都鲜有胃口。为此，他们对现有社会抱了太大期望，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抗议和拒绝通过预算取得胜利。外国革命的血腥成功（无论英国或是法国）令大多数普鲁士自由派恐惧。

他们的犹豫无疑还有另一个理由。自由派很满意政府的商务政策，在法普商务条约正式签字前，他们以近乎全票通过了它[4]。查理一世与长期议会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冲突，威廉和他的议会则至少在经济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点共识削弱了威廉反对者们的动力，但他们还是发现自己陷入僵局，尽管肯定是无心的，不过仍然绝望[5]。

1862年9月，沮丧和绝望的国王威胁退位。罗恩说服他让俾斯麦来做最后的努力。威廉不情愿地同意了，于是罗恩发电报要求俾斯麦从法国返回，后者从1862年春起担任普鲁士驻法大使。那年夏天，当普鲁士局势几近崩溃时，俾斯麦正沉浸在与年轻貌美的俄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夫人卡特琳·奥洛夫（Katherine Orlov）的恋情中，并因此恢复健康与活力。接到罗恩的召唤后，俾斯麦带着罕见的好情绪回到柏林。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的外交工作增进了他对欧洲事务的了解，但自从在法兰克福起，他便向往着普鲁士最高的职位。早在1851年，他就写信给路德维希·冯·格拉赫（Ludwig von Gerlach）⁴，表示普鲁士的外交过于循规蹈矩，只有国王、副官长或外交部长的职位可以满足成年人的能力和野心[6]。多年来，他更渴望的并非职位，而是获得权威与合法权力，用更加智慧和直接的方式主导普鲁士的命运。47岁那年，这个长期怀有远大抱负的人物终于从普鲁士政治的边缘进入风暴中心。

在危机的顶峰受到权力的召唤，这对俾斯麦再合适不过。他更善于和对手而非同僚或地位相当者打交道，而议会的反抗甚至限制了国王的选择自由。俾斯麦相对自由而且鲜有盟友—但他需要干什么呢？

尼采说，一切深奥之物都喜欢面具。而一切伟大统治者都有点像戴高乐（De Gaulle），认为权力应该包裹在神秘中。俾斯麦是个真正复杂的人物，虽然令人困惑的更多是他的直率而非伪装，但在同时代人看来他却莫测高深。大多数历史学家也觉得他无法理解，最糟糕的是，从成功开始回顾他的人生。因为这种视角忽略了他的斗争岁月，当时他正在摸索解决之道—那些年对他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也特别重要。

很难简短地概括俾斯麦在成为国王首席大臣时的目标或希望[7]。与所有伟大领袖一样，性格和政策密不可分；人不是由独立的部分组成，特别是像俾斯麦这么卓越的人。1862年，他的成就即将实现，造就其伟大的是他打破常规的智慧、随机应变的能力、强烈的自信、无限的能量、唯我独尊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尽管如此，他的品行上也存在缺陷：在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傲慢而且以嘲讽世人为乐；在最后，他鄙视他人，愤世嫉俗，喜欢把人当做工具，用完了就一弃了之。最重要的是，他极为看重现实主义。他从生活和政治中获得大量实用知识，无论是理论家或多愁善感者，还是目光偏颇或僵化者都令他厌恶至极。正是务实天性让他欣赏那位利益超越国界但目标专一的银行家[8]。

1862年上任时，俾斯麦并无具体计划。他试图维护普鲁士君主在国内的权威，提高其在国外的影响力，因为他把强大的王权视作阻止革命和混乱反复发生的保障。他在法兰克福时已经深信德意志邦联的无能，邦联由奥地利主导，因此对普鲁士的利益有害。1856年，他致信普鲁士首相，表示“由于维也纳的政策，德意志无法同时容下我们两国”[9]。但他也意识到，奥地利的力量已经无法继续让它在德意志颐指气使。

俾斯麦对利用奥地利的弱点和孤立处境毫无顾忌。他也明白，奥地利正在为走出孤立做绝望的努力。普鲁士保守派—比如利奥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此人是俾斯麦在宫廷最早的庇护人，在宗教和政治原则上毫不妥协—他认为，德意志邦联和1815年的决议是阻止德意志革命者的神圣堡垒。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希望统一，而普鲁士君主制势力则想要维持现状。俾斯麦改变了这种等式：也许民族主义可以被用来为君主制服务。通过实行他所谓的“令人不快的利益政治”（ungemütliche Interessenpolitik），通过取代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主导力量—也许可以通过此类方式让普鲁士的贵族君主秩序得以留存[10]。这是他的总体方向，他原则性的无原则做法是疏远昔日的盟友和争取过去的敌人。时势无疑有利于他的计划：奥地利正在衰退，德意志民族主义正在兴起。不过，也许没有人能和他一样灵巧地利用当时盛行的风向和潮流[11]。

1862年秋，俾斯麦可能选择任何道路—只要它们可以立竿见影地让普鲁士强大起来。他对自己不合常规的观点毫不在乎。履职几周后，他告诉迪斯累利：“我会抓住第一次最好的借口向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议会，降服小邦国，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民族统一。”[12]1862年11月和12月，他又重申这些警告。他告诉奥地利外交官，自己对“手足相残之战”这样的字眼并不感冒，奥普关系必须改善，否则就会恶化甚至可能兵戎相见。“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政治存在争取必需的空气（Lebensluft）。”[13]他对自己可能意图的另一次坦诚预言震惊了法国大使塔列朗伯爵（Count Talleyrand）：普鲁士宁愿离开邦联，也不允许奥地利将邦联用作反普鲁士的工具；这样的决裂将导致战争，“只要战鼓响起，我们就会派兵占领它们［汉诺威、黑森和萨克森］。我们将在南北德之间画出分界线，在那条线后站好阵脚”。当被问及如果德意志形势“激化”，拿破仑会做何反应时，塔列朗回答说，自己将难以“保持冷静”[14]。

俾斯麦理解当时德意志社会特有的大量期望。他意识到经济利益的政治重要性；早在1851年，他就在写给朋友利奥波德·冯·格拉赫的信中表示，普鲁士应该及时关注德国的物质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首开先河的权力机构，无论是邦联议会、关税同盟（Zollverein）⁵或普鲁士政府，都会在争取受惠群体的同情时大占优势……”[15]他相信大多数人把物质考虑放在政治忠诚之前，并很可能认可兰克⁶关于人“总是首先追求两件东西—荣耀和财富”的观察，尽管兰克认为生命中应该有更高的目标，但俾斯麦可能会视其为纯粹的虔诚[16]。俾斯麦敦促普鲁士应该支持“通过物质利益的纽带巩固健康的北德元素”，甚至不惜牺牲关税同盟中南德成员的利益[17]。他对奥地利尝试加入同盟并使之满足其保护主义需要的举动提出警告，并反对奥地利人将德意志商务政策置于法兰克福议会多数派之手的一切企图。他赞同历届政府的主流观点，即普鲁士应该致力于实现对外贸易的更大自由，并大力支持1862年的法普贸易条约，该条约促进贸易自由，还让普鲁士进一步融入西欧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活。他一眼就看出与法国签署这份条约的政治意义，并在1862年圣诞节起草的备忘录中向威廉陈说其优点[18]。俾斯麦特别关心统治阶级的经济需求和欲望，这些人大多拥护条约。他知道物质繁荣能增强国力，并弱化有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或意识形态。

与俾斯麦本人和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的惯常描绘不同，他并非对经济一无所知。作为容克贵族，他曾经打理自己的庄园，总是对获得更大利润和拥有更多土地保持适度胃口；作为外交官，他曾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共餐，见证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力量。诚然，与税收和关税问题或市场波动相比，他更关注欧洲的外交形势。但他并未忽视19世纪的现实，以至于轻视物质元素在他和国家生活中的角色。

除了国王看似绝望的要求与对手们的举棋不定，俾斯麦几乎没有什么可仰仗的。很少有人认为他能坚持下去，大多数人相信他会因为自己的鲁莽而倒台。他向威廉承诺不放弃军队法案（包括三年制兵役条款），哪怕没有足够授权的预算也要推行政令。但从一开始，他就在幕后寻求妥协。尽管经常对议会加以威胁和抱以鄙视，但如果能够避免的话，他不希望诉诸赤裸裸的专制。他并不觉得有必要实行三年制兵役，上台几周后，他似乎开始倾向于朋友罗恩试图推行的巧妙方案：允许一些士兵“买断”第三年服役期—法国有类似制度。该计划的狡诈让深入研究过它的一位学者怀疑俾斯麦参与其中：一方面它让议员保住脸面（他们的儿子如愿缩短了服役期），与此同时它还带给政府完全不受议会干涉的大笔额外收入。不过，总是得到极端反动的朋友曼陀菲尔支持的威廉驳回了这个方案。俾斯麦不得不寻找其他解决办法[19]。

俾斯麦的朋友或盟友寥寥无几。国王对这个暴躁而善变的家伙心存怀疑，他在一天里产生的想法和计谋让威廉用一年都无法消化。王储也和大部分自由派一样不信任俾斯麦，他表示：“可怜的妈妈，她的这位死敌得到任命会让她多么痛苦。”[20]俾斯麦的许多同僚也害怕他，不知道这位跋扈的上级将把他们引向何方。

俾斯麦和罗恩是朋友，但对自己身边的其他人抱以鄙视，无论是能干的对手、无能的同僚还是议会中碍事的理论家，并轻蔑地称国王的一位首席外交官为“乌泽多米娅”（Usedomia）⁷。不过，尽管与同僚关系紧张，他不得不等待差不多十年之久才能安插自己的人选（即使到那时，他仍然承认自己情愿与任何敌对外国势力商谈最棘手的问题，也不愿与普鲁士的战争部长达成协议）[21]。在此之前，他需要来自政府惯常渠道之外的专家建议。他需要视野广阔和智慧出众的人，他们既乐于效劳又不会取代自己。

这种需要成了布莱希罗德的机遇。但在1862年9月和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布莱希罗德完全没有预见到自己（或俾斯麦）即将面对什么。他仍然谨慎而多疑。他主要关心自己的生意，而俾斯麦的看似鲁莽可能会激化宪法冲突和伤害经济。

布莱希罗德在宪法冲突的双方都有朋友，对双方都抱有同情。几名议员领袖是他的朋友和主顾；他的犹太人同胞通常倾向于议会和反对国王，并不特别认同黩武派不合时宜的观点，即军队及其封建特权是最神圣的。普鲁士犹太人信奉自由主义：在1858年到1866年间选出的160位犹太选举人（Wahlmänner）⁸中，92%把票投给自由派[22]。俾斯麦在议会的反对者是利益与社会休戚相关的有产者—于是布莱希罗德的某些天生的朋友和伙伴不情愿地成了当局的反对者[23]。另一方面，布莱希罗德与内阁乃至宫廷关系密切，他的主顾中包括一些血统最高贵的贵族⁹。与大多数银行家一样，布莱希罗德天性亲近、支持并忠于政府。当他因为可靠和杰出而成了俾斯麦的选择后，这种天性变成固定策略。

在俾斯麦上台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布莱希罗德是得天独厚的观察者—对后世而言幸运的是，他把自己的印象和俾斯麦的内幕消息分享给自己最看重的联系人：巴黎的雅姆斯男爵。除了贝伦街和拉菲特街（rue Laffitte）之间的每日商务信件，布莱希罗德还用自己的华丽字体亲笔写私信。这些信件有时用密码写成，或者为逃避无处不在的监察而将关键字词或名字转写成希伯来文。它们向雅姆斯男爵提供一位银行家和政客看重和可以利用的那类情报—他从世界各地居于重要位置的人那里收到的正是此类情报。布莱希罗德写给雅姆斯男爵的密信是分析他对俾斯麦的早年时运以及他与这位首相关系看法的重要依据。它们是一位银行家对动荡时代印象的独一无二的记录。它们还反映出布莱希罗德与迈耶尔·阿姆歇尔五个儿子中硕果仅存的那位的不平等关系，并暗示他将逐步全盘接受俾斯麦的主张¹⁰。

1862年9月24日，几乎就在俾斯麦刚回到柏林后，布莱希罗德致函雅姆斯男爵：

我们陷入内阁危机！作为首相的冯·俾斯麦—舍恩豪森先生正在忙着组建新的内阁。战争部长罗恩留任，这足以证明议会与国王的冲突不会因内阁的改组而被解决……伯恩施托夫伯爵¹¹和冯·德·海特¹²已被罢免。关于新内阁，没有任何确切消息，但似乎我们将迎来一个完全反动的内阁。波德尔施温格经常被提及将出任财政部长……¹³

他补充道，危机让市场萧条，特别是普鲁士证券市场[24]。

一周后，俾斯麦出现在议会预算委员会面前，并暗示自己的行动方向。他将用对外胜利来赢得国内的默许。他谈到普鲁士一再失去外交政策的“有利时机”，为了增强祖国的实力，必须要抓住这些时机：“维也纳条约划定的边界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健康存在。今天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决定所能解决的—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靠血和铁。”[25]对俾斯麦而言，这是从他经验中提炼的自明之言；但对自由派议员和他们在公众中的支持者而言，这是寻衅之词。俾斯麦开始被视作反动和黩武的“权宜人选”。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个“反动”政府的大胆和革命性特点。

在一段时间里，布莱希罗德仍对俾斯麦的立场颇有微词。他看不到解决日益加深的危机的办法，和所有人一样，他也听说了大量常常自相矛盾的流言，比如新内阁可能被罢免，议会将被解散和宫廷摇摆不定。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布莱希罗德很少见到俾斯麦，因此几乎不比大多数柏林消息最灵通的人士知道得更多。普鲁士政治的不确定让曾经活跃的商界陷入沉寂，布莱希罗德苦恼不已。

不过，到了1862年底，布莱希罗德已经获得接近俾斯麦的特别机会，他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信也开始反映了俾斯麦的内幕消息。这些信件无疑也是为了让雅姆斯男爵认识到布莱希罗德新的重要性—因此，信中对俾斯麦内阁即将倒台的一再预测就有了特别意义。如果布莱希罗德能让雅姆斯男爵相信自己的新消息源在一定程度上稳定，这本该对他的利益更有好处。

1862年12月末，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根据来自冯·俾斯麦先生的私人消息”，同议会的冲突将不会在下次开会时解决。1月18日，议会重开几天后，他又坚称“人们对改组内阁做了大量讨论，但并不朝着有利于自由派的方向。俾斯麦辞职似乎近在眼前，冯·德·海特（俾斯麦拒绝了他）正被酝酿作为财政部长进入内阁，但体系不会改变”。他报告说，国王仍在生病，并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退出国家事务。一周后他写道：“我们的政局看上去不乐观……现任内阁的不受欢迎程度是普鲁士历史上所罕见的。”如果俾斯麦不被罢免，那么议会就将被解散，随之而来的是新的限制性选举法，那将标志着与宪法的最终决裂[26]。布莱希罗德早早地正确预见到，俾斯麦正试图摆脱三级选举制度。在该制度下，以牺牲下层阶级利益为代价，有产者（恰好是自由派）的代表占据着优势。布莱希罗德的信件印证了俾斯麦同时代人的不确定和迷惘，和首相一样，他们也不知道政府如何让自己或普鲁士走出当下的僵局。

1863年，又一场危机爆发：长期受到俄国严苛统治折磨的波兰人揭竿而起，俾斯麦马上寻求帮助俄国人镇压叛乱。俾斯麦迅速征调部分普鲁士军力和与俄国人达成协议（所谓的《阿尔文斯勒本条约》［Alvensleben Convention］）的举动触怒了法国人和英国人；此举还激怒了普鲁士自由派，他们不愿看到本国为虎作伥，帮助俄国镇压寻求自由的勇敢的波兰人。另一方面，俾斯麦担心的却是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可能屈服于俄国改革派并向波兰人让步，从而鼓励后者在普鲁士占领的波兰省份中制造麻烦。与大部分德国人一样，俾斯麦特别仇视波兰人。

这场危机期间，布莱希罗德定期向雅姆斯男爵提供关于普鲁士军事和政治动向的消息。“与我谈过话的冯·俾斯麦先生”是此类权威报告通常的来源。俾斯麦没有预料到西方强国或国内政敌会发起如此猛烈的抗议浪潮，他利用布莱希罗德安抚法国人，并表达对拿破仑三世居然会把《阿尔文斯勒本条约》视作“宣战理由”的惊愕[27]。俄国人最终取消了条约的军事条款，独自镇压波兰人，但俾斯麦的地位已经发生动摇。2月21日，布莱希罗德预言危机将导致政府在几天内垮台。他援引“灵通的消息来源”，表示俾斯麦并非条约的始作俑者，条约是威廉的军事内阁在俾斯麦“不知情的情况下”达成的。这种很不可信的说法也许来自俾斯麦本人。2月27日，俾斯麦对英国大使安德鲁·布坎南爵士（Sir Andrew Buchanan）说了同样的谎言[28]。危机期间，俾斯麦远没有像后来在回忆录中或者历史学家直到最近还常常做的那样对条约感到得意[29]。俾斯麦利用波兰起义赢得俄国人友谊的企图常常被称为他的高明一击，但此举几乎让他职位不保。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承诺，自己将用复杂密码写成的电报告知俾斯麦辞职和替代者（无论是反动派还是自由派）的消息[30]。根据布莱希罗德从“国王私人内阁”获得的消息，俾斯麦已经递交辞呈，并正在被认真考虑。他接着说，如果俾斯麦走人，市场将出现积极反应。布莱希罗德还报告说，议会抨击了《阿尔文斯勒本条约》，并以246票对57票否决了俾斯麦的政策[31]。俾斯麦反过来指责反对者无知和叛国。他想要让议会休会，但内阁拒绝了他；只有罗恩对他表示支持并写来一封信，信中充满了对内阁分裂和E（内政部长弗里茨·奥伊伦堡伯爵［Count Fritz Eulenburg］）的绝望，认为E或者对事态不够重视，或者不愿“切断所有退路”。总有一天，奥伊伦堡的朋友们“诺亚（Noah）、沃尔夫斯海姆（Wolfsheim）、雅各比（Jacobi）和其他混蛋，无论是否受过割礼¹⁴，都会背叛他并让他举步维艰”。罗恩最后表示：“你、我和波德尔施温格在这件事中牵涉最深，如果我们因为无能而失败，我将不愿苟活下去。”[32]

俾斯麦的倒台似乎近在眼前，但布莱希罗德知道，如果罢免首相，国王将不得不同时放弃自己的政策：“没有人能像现任首相那么服众。”[33]布莱希罗德的报告足够清楚地指出，俾斯麦犯了错，一度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也许他已经让情况变得如此之糟，以至于国王找不到其他人收拾残局。随着俄国人无情地镇压了波兰人，眼前的危机得到缓解，威廉保住了他四面楚歌的首相。

布莱希罗德关于危机的报告迅速而准确。他提供给雅姆斯男爵的情报与柏林各大使馆提供给本国外交部的一致，而且至少同样迅速[34]。对于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危机的那几周里，俾斯麦开始把布莱希罗德当成心腹和特别渠道。他们定期“会谈”，经常每周数次。布莱希罗德没有隐瞒自己的新关系，他得意洋洋地对雅姆斯男爵说：“为了摸清外交政策，我借机拜访了冯·俾斯麦先生”，“今天我借机与我著名的消息源做了长时间交谈”，或者更简洁地表示“内阁今天未收到值得注意的信件”[35]。

布莱希罗德开始把自己看作俾斯麦的秘密合作者，看作普鲁士政府首脑的特别顾问。反过来，俾斯麦清楚自己传达给布莱希罗德的任何信息都将很快流传到巴黎和伦敦，于是向后者提供经过选择的零星真相。全部真相只有他本人知道。他把布莱希罗德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法国政府关系密切）的联系视作同巴黎的常规外交关系之外的有用补充，特别是因为他不把驻巴黎大使罗伯特·冯·德·戈尔茨（Robert von der Goltz）当成朋友。戈尔茨伯爵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对普法关系也有自己的理解—这是俾斯麦无法原谅的两项死罪[36]。

到了1863年春，普鲁士的宪法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布莱希罗德也因此变得更加悲观：“从中立者视角出发，只能说我们的国内政治非常糟糕。”僵局在延续；国王不愿放弃军队改革，议会则拒绝批准授权改革的预算。议会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内阁的提案—1863年5月的一次重要投票的结果是295比5—“国王对这些情况感到愤怒，他的亲信则鼓动他无视民众的代表。”[37]俾斯麦希望自由派议员会厌倦他们的反对立场，特别是如果他能够证明，脱离民众的是他们而非政府。与此同时，他公开指责议员，并在私下向朋友约翰·罗斯洛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¹⁵抱怨这个“充斥陈词滥调的议会”：“我不得不提出抗议，这些空谈者实在无法统治普鲁士，他们没什么头脑却过于洋洋自得，［他们］愚蠢而又专横。”[38]到了1863年春，俾斯麦已经确立实质上的独裁。他无视议会，骚扰自由出版物，并寻求清洗官僚队伍；他向友人吐露心声，认为也许必须完全抛弃宪法[39]。与此同时，他为了自己的目的滥用宪法，凭着牵强的合法性借口就决定政府可以继续像过去那样收税，即使议会没有批准预算。他正在玩一场大胆和高深莫测的游戏，期待同时赢得多重优势。通过使国内局势无限复杂化，他让自己变得对威廉不可或缺；想要牺牲俾斯麦，国王必须同时牺牲自己的原则。至于议会，俾斯麦对议员抱以鄙视，希望这样能让他们变得可鄙。此外，普鲁士在德意志的角色也正在削弱。如何结束这场让国家元气大伤的冲突呢？国王和议会最终会接受他吗？

当时的俾斯麦冒着巨大风险。在回忆录中，他想起1863年春朋友们曾建议他应该把克尼普霍夫（Kniephof）庄园转让给兄弟，因为议会的正式强制令规定，违宪支出要由部长本人及其财产承担[40]。反对派无疑希望剥夺俾斯麦的职位和财产—如果他们能找到有效与和平的方法。

对布莱希罗德和当时的大部分观察者而言，普鲁士政治似乎注定将进一步变糟。形势似乎毫无希望。他在5月17日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信中说：“请允许我为您简短描绘一下我们国内的严峻状况，这种状况不幸地有利于为外敌打开大门，并［将］削弱普鲁士的国力，如果它长时间持续下去的话。”议会与国王的冲突上升到新的高度，但政府既不愿面对也不愿解散议会。通过无视议会，政府“希望赢得公众的支持。我认为政府在相当拙劣地自欺欺人，因为八分之七的民众站在议会这边，渴望内阁发生改变”。但这样的改变不太可能，因为国王相信议会已经走得太远，“和解等同于示弱”。出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在上述状况下，贸易和商业无疑受到重创”[41]。

随后的几周里，双方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5月22日，议会在向国王上奏时抗议政府一再违反宪法，并警告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甚至在欧洲都几乎被孤立……每次［同内阁］的谈判都让我们进一步相信，国王的顾问和国家间存在着鸿沟，只有通过人事乃至体制改变才能消除”[42]。而俾斯麦则无疑认为，鸿沟存在于议会和国家间。即使温和的自由派也发出激进论调，赫尔曼·鲍姆加腾（Hermann Baumgarten）¹⁶致信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表示反对派过于温顺：“必须让鄙视宪法、法律和理性的人发抖。我们必须唤起他们的恐惧，让他们知道自己终有一天将像疯狗那样被杀死……让俾斯麦得意一小会儿吧，我认为革命也将不可避免。”西贝尔回信称，能够震慑内阁的不是话语而是武力，是不忠诚士兵的威胁[43]。

5月24日，布莱希罗德再次送给雅姆斯男爵一份对这场冲突的小结，因为就像他所说（很有预见性！），普鲁士的国内状况“将在欧洲政治中扮演不可忽视的角色。议会对军队改革的苛刻行为让政府变得强硬，而在反动派顾问的包围下，国王也选择了极端封建反动的方向，尽管他的性格无比正直”。（“尽管”后面的话含蓄地区分了封建反动和正直性格，这是布莱希罗德本人立场的少数例证，他保守但愿意妥协，而非反动和好战。）布莱希罗德还表示，政府坚持自身的违宪立场，但在国王决心推行新的选举法之前不愿解散议会，“当前尚无法说服他这样做”。布莱希罗德的书信暗示俾斯麦试图说服国王颁布这样的法律—这进一步表明，1863年春，俾斯麦正在考虑政变[44]。俾斯麦如实告诉布莱希罗德，议会将不会被解散，而国王正就采取何种政策与其展开“激烈斗争”。布莱希罗德可能低估了他这位可敬朋友的力量和智谋，他写道：“普鲁士的命运掌握在国王手中。”

布莱希罗德还认为，“很大一部分民众站在议会这边，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慎重的人觉得议会走得太远”[45]。如果精明的市民（布莱希罗德很可能将自己归入其中）觉得对普鲁士宪法的合法、非暴力和顽强的捍卫都被视作走得太远的话，那么议会中的自由派将注定失败。与此同时，自由派领袖维克多·冯·翁鲁（Viktor von Unruh）批评“富裕的中产阶级对政治漠不关心……但如果富裕的中产阶级和富有的公民缺乏政治神经和坚定立场，那么显然政治压迫将不断加强，直至下层阶级揭竿而起”[46]。与西贝尔和许多自由派一样，翁鲁担心如果自由派失利，国家和自由派将面对专制主义或革命的可悲选择。另一方面，俾斯麦指望依靠民众的保守态度，希望孤立自由派议员，向国民证明他们的代表事实上多么不具有代表性。

当时的普鲁士自由派令人同情地指望冲突自然解决，寄希望于威廉的驾崩和自由派王储腓特烈·威廉的登基（他迎娶了维多利亚女王之女），这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政治观。但布莱希罗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公众普遍相信王位继承者持彻底的自由主义立场，但他和妻子却在圣灵降临周期间¹⁷穿越阿尔特马克（Altmark）¹⁸，前去拜访当地的封建反动派领袖”[47]。

5月27日，议会开始休会。6月1日，尽管国内完全风平浪静，国王却行使紧急权力，发布旨在让所有反对派报纸闭嘴的出版法令。甚至王储也被惊动——但很快遭到噤声。在王储对出版法令提出抗议后，俾斯麦告诉布莱希罗德，王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重申反对。布莱希罗德同样感到吃惊。他认为，“相当严格的出版法”之后将很快出现限制宪法规定的集会权利的法令，最终则将是“针对公务员的综合性惩罚程序”。下次开会时，议会将否决这些压迫性法规；然后议会将被解散，选举将在国王推行的新选举法下举行。“如果这都不能成功，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相信将发生政变。尽管发生了这些事，国家仍然完全风平浪静，就像人们经常提到的，违宪只存在于外部事件中！”[48]另一些人希望平静只是欺骗性的，甚至像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这样的温和自由派也相信“现在，革命只是……在等待合适时机……蒙神恩的王室需要有益的、严肃得可怕的惩戒”[49]。

布莱希罗德关于国内冲突的报告既准确又极其公正。他的书信还反映出其本人的观点。和俾斯麦一样，布莱希罗德也是个务实的人，不相信抽象原则。根据布莱希罗德的教育和经历，没有什么能让他承认预算权斗争和个人自由间存在联系——即使他特别看重后者。对布莱希罗德和其他有产者而言，这场斗争是少数人的野心和顽固对公众的妨碍。布莱希罗德认为，政治是个人的斗争；决定君主政策的总是国王的倾向及其谋士的阴谋，很少是关于问题的冲突。他反对议会的阻挠和极端的封建反动。他很可能也不认可政变。和其他许多商人一样，他希望冲突能得到解决，让国家重新向繁荣进军。

布莱希罗德比大多数人更清楚，俾斯麦致力于推动向繁荣进军。他了解俾斯麦对经济的兴趣（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政府首脑），知道俾斯麦关心自由贸易和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商业霸权。俾斯麦把普鲁士的繁荣视作权力工具，布莱希罗德则把它当成目的本身。但俾斯麦的政策和他对经济顾问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的支持让大多数商人高兴，甚至连最直言不讳的自由派也支持俾斯麦的经济政策。俾斯麦和对手间既有冲突，也有共识——这既鼓励俾斯麦，也削弱他的对手[50]。

布莱希罗德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因为和平是繁荣的先决条件。他也是个精明的人。俾斯麦的继任者会给予他同样的独家信任，就像俾斯麦在第一年任期内所做的那样吗？还有哪个犹太银行家如此频繁和热情地受到普鲁士首相的接见？布莱希罗德很可能是最受政界青睐的商人——这并非没有理由。

1863年6月，布莱希罗德报告说，国王将很快前往卡尔斯巴德（Karlsbad），很可能在那里会见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¹⁹—他的确这样做了[51]。在那个多事之夏，布莱希罗德似乎中断了与雅姆斯男爵的私信往来，两人很可能分别去了某个著名的温泉浴场，在当地的自然风光中，欧洲的精英们正忙着调养身体和笼络关系²⁰。

普鲁士的国内危机加剧了，就像布莱希罗德预料的那样，来自国外的压力让情况可能变得更糟。1863年夏，察觉普鲁士弱势的奥地利开始推行在奥地利人领导下加强德意志邦联的计划。作为第一步，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邀请其他德意志邦国的君主在法兰克福开会商谈奥地利的提议。威廉认为自己有义务参会，但俾斯麦——这是他政治生涯早年的最大危机之一—坚决认为国王不应该去。俾斯麦担心普鲁士在法兰克福受到孤立和被迫屈从，于是说服国王谢绝邀请，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计划，要求确立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双头领导，并建立民选的民族议会。他仍然坚持早前的理念，即奥地利必须为与普鲁士合作付出代价，否则就免谈。与此同时，他试图通过民族议会的提议拉拢德意志民族主义支持普鲁士。两大强国的角力进入新的关键阶段，在与俾斯麦会谈后不久，布莱希罗德于9月28日报告说：“德意志问题仍然留待未来解决，但普鲁士目前对德意志，特别是对奥地利的立场从长期来看行不通，必将造成混乱。”[52]引发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提出警告的很可能就是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奥地利王室关系密切，对财政状况摇摇欲坠的奥地利帝国而言非常重要。最好尽早和时常提醒他们，普鲁士试图利用奥地利的虚弱实现自己的霸业。经过这场危机，俾斯麦变得更加强大，甚至他的某些国内政敌也不情愿地支持他对奥地利的蔑视，至少他保住了普鲁士的行动自由[53]。

不过，随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危机的爆发，俾斯麦被迫陡然改变计划。1863年3月，丹麦国王腓特烈七世（Frederick VII）颁布宪法令，试图把石勒苏益格进一步拉向丹麦，尽管他一再保证这两个公国不会被分开。此举让关于这两个公国由来已久的问题再次被放到聚光灯下。这些公国的命运曾在1848年点燃过德意志民族主义情感，但革命的失利导致自由派在北方遭受严重挫折。1852年的《伦敦条约》恢复丹麦对两个公国的统治，但规定两者特殊的联合状态应该被保留，而荷尔斯泰因则仍然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尽管《伦敦条约》做了如此安排，但丹麦人还是希望创立单一的国家。1863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在较小德意志邦国的推动下，法兰克福议会对该问题表达了担忧。布莱希罗德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提到该事件：5月1日，他向雅姆斯男爵透露，“我们的内阁计划发行5000万塔勒公债用于海军，但后来……改为用于波罗的海防务，数额减少到3000万”。政府推迟向议会的申请，因为它知道肯定会被拒绝。布莱希罗德感到新危机的严重性，他报告说，俾斯麦告诉他，丹麦事件可能“在未来引发严重纠纷”，但三个月内不会有事，因为军队还没准备好[54]。这个警告一语成谶。

关于两个公国的危机在1863年秋加深。9月末，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法兰克福议会准备对违反《伦敦条约》的丹麦发出军事威胁。他预测丹麦不会让步，并表示市场受到打击[55]。11月，丹麦议会通过宪法法案，将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两天后，腓特烈七世意外去世，没有留下直系继承者。现在，即位问题和关于两个公国的争端被搅在一起。民族主义情感被完全调动起来的丹麦人拥立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为新国王，后者马上签署吞并石勒苏益格的宪法。另一方面，大多数德意志人坚称，按照他们的古老法律，亲德的奥古斯腾堡（Augustenburg）亲王最有资格成为两个公国的统治者²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给欧洲的和平投下阴影。

布莱希罗德报告说，奥古斯腾堡亲王已经造访柏林，但没能赢得俾斯麦的支持。此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在证券市场引发一波巨大的恐慌，股价下跌3.5%，但仍然无法提起任何买家的兴趣”[56]。商界担心出现军事纠纷，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在像当时那样的太平年月里，上述跌幅相当可观。

1863—1864年冬，布莱希罗德经常与俾斯麦见面，但他向雅姆斯男爵的报告大多集中在俾斯麦对钱的需求上。布莱希罗德很少提及首相的复杂政策—也许因为他对此知之甚少。很少有人能猜到俾斯麦的意图。对俾斯麦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困难时刻，他必须在不损害普鲁士有利外交地位的前提下打击丹麦人，必须同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所有站在奥古斯腾堡那边的较小德意志邦国较量，必须击退奥地利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联盟。他还必须争取威廉的支持，后者倾向于奥古斯腾堡，而俾斯麦则认为在北方邻邦扶植一位自由派亲德亲王全无益处。眼前需要避开的礁石，比作为目标的海岸更加清晰。他逐步设计让奥地利人与普鲁士结成统一阵线，使他们疏远别的德意志邦国。两个公国的最终命运仍然不明，也许由普鲁士吞并它们是俾斯麦早期的目标。他的成功取决于每一步表面上的明确和有逻辑，以及最终目标的不可预测。

危机期间，俾斯麦在国内没有盟友，普遍受到怀疑。大多数德意志人倾向于奥古斯腾堡即位，但俾斯麦表示反对。如果不选择奥古斯腾堡，大部分普鲁士人希望普鲁士吞并两个公国，但俾斯麦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个目标，因为那将危及奥地利的支持并招来欧洲的敌意。俾斯麦一度以《伦敦条约》的捍卫者自居—该立场让他在国外赢得好评，在国内却并非如此。这场风波中，俾斯麦遭受从未有过的对其错误的谴责。他甚至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那将减少他成功的机会。他拒不辞职并坚持自己的政策，当胜利最终浮出水面时，他的命星因为曾经晦暗而更显明亮。

俾斯麦的对外计划需要钱—这个真理对他不言自明，却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完全忽视。普鲁士政府在预算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继续征税，但与丹麦迫在眉睫的战争和战后可能的动荡（只有俾斯麦能依稀预见到）需要额外的资金，无法靠常规收入满足。当时的战争已经非常昂贵，而就像我们将看到的，俾斯麦在外交上同样喜欢吹嘘国库充足。俾斯麦认为，对外胜利可以成功地削弱国内的反对声音，但持续怀有敌意的议会威胁剥夺他所需的资金。他决心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在找钱过程中，他需要帮助和建议。他自己的内阁出现分裂，大部分阁僚听从卡尔·冯·波德尔施温格的无用主张，反对任何超越宪法授权的行动。波德尔施温格老迈怯懦，而且死守原则：难怪俾斯麦对他越来越不耐烦。他在回忆录中表示，波德尔施温格和商务部长海因里希·冯·伊岑普利茨伯爵（Count Heinrich vonItzenplitz）“无法领导自己的部门……从个人信仰来看，波德尔施温格属于内阁的极右翼，但他在投票时经常站在极左翼那边”，因为此人依赖其自由派顾问的建议。“我无法指望我的政策得到这两位部长的支持，因为他们既对我的政策一无所知，也对我这样一个比他们年轻而且原本不属于该领域的首相全无好感。”[57]

俾斯麦决心尽其所能筹钱，并不在乎法律细节。他所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不能取决于某种设计糟糕的法律或宪法，而是取决于权力。换句话说，在俾斯麦看来，考虑权力和考虑法律处于不同和不均等的层面。他愿意求助未授权的发债或者同样违宪地变卖国有财产。关键在于如何调动必要的资金，以便利用俾斯麦察觉到的国外存在的重大可能性。

在急需用钱的那两年里，俾斯麦对布莱希罗德的依赖越来越大。他寻求后者的建议并利用后者的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俾斯麦特别重要。俾斯麦可能曾希望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迁往柏林（对于那个金融王朝的成员来说，柏林是德意志最合适和最有前途的地方），但他愿意信赖布莱希罗德，后者还与科隆—明登铁路存在正式关系—这条铁路对政府具有重要的财政意义。俾斯麦对布莱希罗德的信赖越来越深，关系日益亲密，主要原因是他对这位银行家的判断和智慧的信任。作为俾斯麦当时的主要助手之一，罗伯特·冯·科伊德尔（Robert von Keudell）写道：到了1864年，布莱希罗德“这位具有非凡才能的人已经属于助理的内部圈子”。“他的头脑活跃而犀利，记忆可靠，内心坚定而忠诚。”俾斯麦要求科伊德尔向布莱希罗德简要通报“外交政策的情况，只要不涉及机密，以便他能够快速和正确地理解”俾斯麦当面向他所做的“那些暗示”。首相希望许多此类信息能被传递给雅姆斯男爵，按照科伊德尔的说法，男爵“总是可以畅通无阻地见到拿破仑皇帝，并被允许就财政乃至政治问题畅所欲言。这让通过布莱希罗德和罗斯柴尔德向皇帝传递信息成为可能，而官方渠道则显得不合适”。于是，布莱希罗德曾经几乎每天都要拜访科伊德尔，他开始感觉“自己仿佛是外交部的助理，开始称俾斯麦为‘我们极受尊敬的首长’”[58]。

布莱希罗德在那两年里定期与俾斯麦会面，经常达到每周一或两次。科伊德尔不可能知道两人在俾斯麦办公室密谈时发生的一切。除了国事，他们也谈论俾斯麦的个人投资—这个主题将在第五章再展开。布莱希罗德既接收也传递政治消息。没有关于他们谈话的记录，唯一的蛛丝马迹保存在布莱希罗德写给友人特别是给雅姆斯男爵的书信里。在那关键的两年里，俾斯麦在柏林待的时间比后来要长，布莱希罗德每当有要事都能见到首相；因此直接通信反而少了[59]。俾斯麦把助手分派到不同部门，只有他本人了解自己政策的所有方面。科伊德尔不知道（或者在1901年写回忆录时不愿承认），从1863年11月起，布莱希罗德不仅偶尔代表俾斯麦展开外交活动，还在为俾斯麦的冒险筹资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

1863年11月，布莱希罗德第一次向俾斯麦建议，普鲁士政府可以将萨尔（Saar）地区的富饶煤矿出售给一家私人公司[60]。普鲁士政府控制着国家煤产量的很大一部分，拥有萨尔的大部分煤矿和西里西亚（Silesia）一些最大的煤矿。萨尔的自由派商业社群反对垄断，出于实践和理念原因希望弱化政府的角色。关于出售萨尔煤矿的传言早在1861年就已出现，据说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它们开价2000万塔勒。传言很快被否定，但总是特别顽强地卷土重来。

俾斯麦知道拿破仑觊觎萨尔煤矿盆地。1862年10月末，法国皇帝在俾斯麦来访时明确提到该问题。俾斯麦此行的目的是探听皇帝的口风：如果德意志战争爆发，法国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和开价是多少。俾斯麦不太可能把拿破仑的这些梦想告诉任何人，因为他无论如何都会立即拒绝，坚称威廉永远不会同意让出德意志的哪怕一个村子[61]。威廉偶尔会成为俾斯麦计划的顽固障碍，但更多情况下，他成了俾斯麦藏身其后的巨大挡箭牌。

没有证据表明，1863年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萨尔煤矿感兴趣。这个话题只是无意中出现在布莱希罗德与雅姆斯男爵的通信里。不过，许多德国公司将会欢欣鼓舞地从普鲁士政府手中买下煤矿，让政府获得足够的资金继续其违宪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出售煤矿将减少政府的年收入。在宪法冲突中，政府提高煤产量，每年从中获利200万塔勒[62]。但流言仍然甚嚣尘上。1864年，法国报纸多次报道称，萨尔煤矿将被出售。令威廉烦恼的是，奥地利报纸也开始热炒该流言，试图通过暗示德意志边境的这些煤矿将落入法国人之手来抹黑普鲁士在德意志人眼中的形象。作为一个荣誉问题上的直性子，国王对这些报道勃然大怒，因为它们暗示了另一个普隆比埃尔（Plombières）—为了换取拿破仑的帮助，意大利割让了尼斯（Nice）和萨瓦（Savoy）²²。煤矿问题暂时被搁置。1866年，俾斯麦重新开始考虑该问题，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为了战胜奥地利，普鲁士将不得不对法国做出补偿。但那还要再等两年，并在一场战争后才会发生。

不过，俾斯麦仍然需要为同丹麦日益临近的战争筹款。1863年12月7日，布莱希罗德致信雅姆斯男爵，表示政府将向议会提交1000万塔勒的发债申请，议会很可能会拒绝。那样的话，政府将请求自愿贷款。两天后，政府果然为了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相关的可能军费支出向议会提交1200万塔勒的申请。政府承认自己拥有2100万塔勒的战争储备，但为了防备同丹麦战争之外的其他可能冲突，不能动用这笔储备[63]。在研究了政府的申请后，一个议会委员会提出首先应该提交请愿书，提醒国王俾斯麦的“反德意志政策”。委员会还狡猾地表示，国王可能被蒙在鼓里。俾斯麦警告议会不要提交这样的请愿书，并威胁议员们说，如果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普鲁士军队不如小国丹麦，那么议员们要对此负责。12月18日，议会通过向国王上奏的决议，批评俾斯麦可能坚持《伦敦条约》，并提醒国王小心“可能长期危害我国的政策。鉴于内阁的立场，我们必须担心所申请的款项在它手中将不会被用于那两个公国或德意志，不会造福王室或国家”[64]。俾斯麦在1864年和1866年取得的惊人成功让上述大胆言词成了笑柄。难怪自由派的自信在那两年里完全崩溃。

12月21日，布莱希罗德写信给雅姆斯男爵，表示议会可能拒绝发债，这将令政府“颜面大失”。议会委员会暗示政府可以靠国库满足需要，但布莱希罗德指出，这样做“将给政府造成沉重负担”[65]。委员会还建议，政府可以靠变卖自己的部分资产独立生存下去—这种想法后来由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实现。

委员会提交给议会的报告援引俾斯麦的话称，他希望为同丹麦的争端寻求合法拨款，“但如果拨款请求遭绝，那么他将不择手段地筹款”[66]。议员们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尚未适应俾斯麦粗鲁的直截了当。

1864年1月22日，议会以275票对51票拒绝发债，理由是不认可政府的政策构想，认为它不符合其他德意志邦国的意愿，这场战争只会导致普鲁士再次将两个公国交还给丹麦。更加好战的议员们也断然反对俾斯麦。投票前四天，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²³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他觉得让俾斯麦“这个肮脏和火爆的笑柄（Spottgeburt）”继续执政将令人无法忍受，并表示如果那样的话，自己很可能会辞去在普鲁士的教职[67]。其他议员暗示，政府可能会随即提出为吞并筹款的“更具民族主义”的政策。无论如何，议员们错算了俾斯麦。恢复原状只是他的选择之一。他们不够灵活的头脑永远无法理解俾斯麦同时准备多种选择，希望实现政治形势所允许的最有利的那个。

议会拒绝发债有更深层次的理由，奥地利大使卡罗伊伯爵（Count Károlyi）向本国报告称，政府与反对派的冲突反映了——

政治乃至社会分歧这个最大痛处，这是普鲁士国家的内部生活所固有的，即不同等级和阶级对彼此的强烈仇恨。这种敌对并非源于这三年的斗争，而是远远早于1848年，它把军队和贵族归到一边，把其他所有的勤勉公民归到另一边，让两者产生激烈的对立。这是普鲁士王国状况中最显著和最黑暗的特征之一。[68]

即使在当时，这两个国家仍在期待对方的政治破产。

关键问题还是：俾斯麦能从何处找到必要的资金？战争的可能性逐步增加。12月末，布莱希罗德还能向雅姆斯男爵保证，自己的“好线人（他总是这样称呼俾斯麦）不认为会开战，除非奥地利外交部长莱西贝格伯爵（Rechberg）被自由派取代”。威廉和普鲁士保守派普遍希望和平。他们不愿因为看似无关普鲁士的目标而被拖进与丹麦的战争[69]。一个月后，俾斯麦告诉布莱希罗德，“外交形势不乐观而且非常扑朔迷离，没有人能肯定地预测结局”[70]。当时的俾斯麦以现状维护者自居，但他威胁说，如果欧洲列强干涉奥普即将对石勒苏益格的占领，那么他将毫无顾忌地采取更激进的策略。通过看似保守的立场，俾斯麦让英国更安心地满足于伪善地支持丹麦的声明。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²⁴支持普鲁士，但气势汹汹地表达了英国对弱小丹麦的关心。巴麦尊的政策虚张声势，维多利亚女王坚决支持普鲁士，而英国内阁在丹麦问题上的分歧则无法调和。结果就是英国人袖手旁观，俾斯麦的立场让巴麦尊可以更安心地坚持口头道义[71]。

俾斯麦讨论了筹款的各种途径，包括来自南德意志联盟由法兰克福银行家拉法埃尔·冯·埃尔朗格（Raphael von Erlanger）牵头的提议。埃尔朗格愿意向普鲁士政府提供1500万塔勒，尽管多名议员明确警告私人银行家，议会将不欢迎在未经议会许可的情况下向政府贷款[72]。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保证，“埃尔朗格提出的向王国贷款的建议已经被彻底否决”。布莱希罗德似乎曾敦促政府用已被议会批准用于铁路建设但尚未发行的债券作为抵押。债券应该被抵押给能马上向政府提供资金的银行家，然后再由他们将债券出售给公众。

在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信中，布莱希罗德正确地宣称，王储已经动身去了北方的军中，国王也将很快前往。他预言随着军事行动的展开，普鲁士国内将进一步限制出版，并推行新的选举法。

2月1日，在欧洲的有利形势下，俾斯麦发起了普奥对石勒苏益格的入侵。他已经说服奥地利人一同对丹麦人和试图拥立奥古斯腾堡亲王的较小德意志邦国展开钳形进攻。为了让英国保持中立，两国援引《伦敦条约》作为联合进攻的基础。与俾斯麦共同作战的奥地利在传统上实力更强，但在同盟中只是次要角色，因为该国没有明确目标，而且哪怕想实现这些目标也希望渺茫。俾斯麦踏上了通往成功巅峰的道路，虽然他无法预测沿途的危险和曲折。

2月3日，布莱希罗德再次与俾斯麦见面，并在罗斯柴尔德的授意下再次警告后者注意埃尔朗格。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憎恶这个埃尔朗格，“他早年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雇员，后来成为家族的秘密代表”，随后他自立门户并取得成功，在19世纪50年代经常和优先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对手和仇敌合作，比如佩雷尔家族（Péreires）和富尔家族（Foulds）²⁵[73]。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所有成为对手的前雇员怀有无法平息的仇恨。为此，布莱希罗德似乎曾建议俾斯麦在普鲁士报纸上发表针对埃尔朗格的“挑衅文章”。俾斯麦拒绝了这个夸张的想法，但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保证，“无论如何，我已经小心地向［政府］通报了埃尔朗格的情况”[74]。

但俾斯麦仍然需要钱。在同一次会面中，他告诉布莱希罗德，波德尔施温格还是反对发债，而他则希望从某处获得1200万塔勒。决定将很快做出。波德尔施温格还是害怕发行未被授权的公债，特别是因为他坚称自己有“5000万塔勒可供支配”，虽然那笔钱的来源仍然不明。与此同时，柏林市场死气沉沉，布莱希罗德相信，“目前，这里的资本家手握2000万到2500万塔勒的可用资金，在等待形势的明朗”[75]。这些钱将被用于第一波新发行的诱人公债，比如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正翘首以盼的新一轮俄国公债²⁶。

在丹麦战争最初几周的忙乱中，俾斯麦经常与波德尔施温格和布莱希罗德见面[76]。俾斯麦后来坚称，他把经济事务全部交给了部长们。这只是装腔作势，事实上，他非常关心普鲁士的后勤保障[77]。

2月25日，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普鲁士和奥地利已经接受了英国提出的举行国际会议的提议，但军事行动将会继续，普鲁士希望取得某些“瞩目的战果，比如突袭杜普尔要塞（Düppel trenches）……军队的‘荣誉’似乎需要这些”。布莱希罗德再次正确地体察到普鲁士统治者的心情，因为两周后罗恩向国王谏言，指出军队必须“在这场行动中赢得某场重大胜利”，而曼陀菲尔则直截了当地表示：“在当前的战局下，没有什么军事目标比普鲁士军队的荣誉更重要。”[78]对“荣誉”的需要出于国内考虑。他们希望民众会支持胜利的军队，抛弃作为阻挠者的议员。

布莱希罗德预测，在计划中的会议上，普鲁士将支持由丹麦国王兼任两个公国的统治者，而非像其他德意志邦国希望的那样支持奥古斯腾堡的主张。他还表示，来自法国的信函“令人乐观，与法国的关系再次变得非常友好，因此法、英和瑞典的联盟已经变得不可能”。他还用刚刚见过面的“首长”的口吻说：“虽然对奥普政策不满，但德意志诸邦将平静下来，最多表示抗议。”[79]

不过，每天仍有新的消息和危险到来。布莱希罗德偶尔会以书面而非口头形式向俾斯麦传达某些紧急消息。3月中旬，他告知俾斯麦，奥地利报纸表示“丹麦已经拒绝了会议！！！据报道，加里波第²⁷昨天从卡普雷拉岛（Caprera）失踪。他的失踪如果属实，将产生重大影响”[80]。布莱希罗德对加里波第的消失做了正确的判断—三周后，加里波第将在英国露面，并代表“可怜的小国丹麦”在英国各地展开大获成功的巡回演讲，这让维多利亚女王很不高兴[81]。加里波第的计划很清楚：从奥地利手中夺回威尼斯，因此奥地利的敌人是意大利的朋友。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是否曾讨论过利用加里波第对付奥地利的潜在可能？若非如此，为何要忙着报告加里波第突然神秘失踪的消息呢？

3月初，普鲁士的海贸银行似乎向埃尔朗格提出了一份秘密协议。雅姆斯男爵勃然大怒，在另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中申斥布莱希罗德。3月14日，布莱希罗德在回信中做了详细解释，并表达自己的无辜。甚至俾斯麦都不知道与埃尔朗格的协议，他“非常恼火”，准备找波德尔施温格算账。此外，布莱希罗德还遵照雅姆斯男爵的指示试探法兰克福分支对俾斯麦提议的口风，即以已获授权的2000万塔勒公债作为新公债的抵押。法兰克福分支回复称，巴黎对这样的冒险“仍然完全不感兴趣”。

为了您的利益，也为了不伤害我国政府，我没有把拒绝的结果告知我的好线人[俾斯麦]。相反，我试图让他相信，您的尊贵家族将很高兴在财政事务上支持普鲁士。如果我在这件事上做错了，我可以预见来自好线人的不满，但您肯定会感谢我保护了您的利益，在您的声誉和我的好线人之间，我没有片刻犹豫。[82]

可以想见，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是，承认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帮助将有损布莱希罗德本人的地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少乐意为战争出资，但他们同样不乐意看到被自己拒绝的买卖受到对手们的追捧。

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保证，自己再次告知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反对普鲁士政府与埃尔朗格进行任何交易。俾斯麦理解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嫉妒，他指责波德尔施温格进行那些谈判，但也提到埃尔朗格的新提议，也就是以议会今后可能会批准的一项公债为抵押，筹资1500万到2000万塔勒作为预付金。布莱希罗德回复说，如此过分的提案“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埃尔朗格的诡诈”。此外，埃尔朗格和他的金融家盟友显然对普鲁士议会的明确警告（上文已经提到）不屑一顾，即议会将否决所有未经其批准的情况下签订的私人向政府贷款协议。我们知道，俾斯麦认真考虑了埃尔朗格的提议，并将其通报给内阁[83]。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最终他从其他地方筹到了钱—也许他夸大了埃尔朗格的热心，以便挑起金融大鳄们的内斗，就像他喜欢在欧洲列强间挑起和利用争端²⁸。

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继续向人数远处劣势的丹麦人发动进攻。4月18日，联军突袭石勒苏益格东部的杜普尔要塞，终于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两代德意志人都为这第一次胜利欢欣鼓舞，但他们仍然对俾斯麦神秘的外交政策抱有怀疑。杜普尔之捷一周后，伦敦召开国际会议，希望找到能满足冲突各方的解决方案。外交无功而返，6月末战火重燃。到了这时，丹麦战败的结果已成定局。

对俾斯麦而言，这是需要最复杂谋略的时期。1864年春夏，他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政治问题的压力，还要担忧自己各种战略的物质基础。他需要钱和帮助，即使当丹麦人在7月被打败后。当时很少有人（后世的历史学家就更少了）意识到，为战争筹资给违宪的俾斯麦政府带来的沉重负担。“整个1864年夏天，部长们都在为如何应对丹麦战争造成的流动资金减少而忧心忡忡。”[84]

5月初，俾斯麦告诉布莱希罗德，内阁在继续抵押早前发行的利率为4.5%的普鲁士公债问题上陷入僵局[85]。国外更高贴现率的不利影响令布莱希罗德不安，他敦促俾斯麦“尽可能快地”展开必要行动[86]。尽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俾斯麦和波德尔施温格几乎每天都要会谈，但仍无法做出决定。

在6月12日的部长会议上，内阁一致决定，在支付战争高额开支的其他所有手段用尽前既不重开议会，也不请求发债。但在其他所有问题上，内阁出现了分歧。多数阁员（5票对3票）决定取消当前的税收减免，从而在议会召开前筹到钱。另一些占多数的阁员则认为，发行已被议会批准用于建造西里西亚铁路的公债并将其挪作他用将“不切实际”。大部分阁员还决定拒绝尝试在未获议会授权的情况下发行公债。他们也没有决定，当时机到来时，更应该召开老议会还是选举新议会[87]。

辩论在第二天的御前会议上继续进行。波德尔施温格首先宣布，截至5月底，丹麦战争的开支已达1700万塔勒，由往年盈余（1863年达530万塔勒）和国库（1600万塔勒）承担。波德尔施温格还提到其他可能的收入来源，比如在前一天讨论过并被否决的方案。不过，他要求在国库彻底空虚前，应当提请议会批准发债，用于支付丹麦战争的额外开支。内政部长奥伊伦堡伯爵在1864年4月提出过类似的计划[88]。

该计划遭到俾斯麦和罗恩的激烈反对。他们希望诉诸紧急权力，在未经议会授权的情况下发行公债。俾斯麦明确提到多位银行家的提议，并坚持要求接受其中某一位：他们只要求财政部长签字，至多要求整个内阁同意。大战可能爆发，“宪法条款不能意味着在这样的状况下，国王要么被迫接受议会的条件，要么拱手把国家交给敌人”。简而言之，他希望在未来的战争中能确保政府绕过议会获得必要资金，而不必满足议会的要求。波德尔施温格和大多数部长拒绝接受对1850年宪法又一次明目张胆的践踏。作为财政部长，他强调这种做法还违背了1820年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国债法，该法规定发行新债需要议会批准。“只要陛下的部长们仍需遵守捍卫宪法的誓言，未经议会授权发行国债就有违誓言。”波德尔施温格还有反对俾斯麦的另一个花招，即将已授权用于铁路建造的公债挪用到完全不同的目的上。大部分与会者似乎支持波德尔施温格反对俾斯麦。会议无果而终，但国王下令收回尚未支付的税收减免，并利用其他可用的资金[89]。

不久，俾斯麦试图通过裁减军队在三个月内节约450万塔勒。这样做可以避免诉诸其他手段，外国舆论也会对普鲁士通过常规收入支持一场重大战争的能力印象深刻。“再没有人会对普鲁士财政力量说三道四。普鲁士财政的信誉将大大提升，政府的地位也将再次增强。”[90]

俾斯麦担心外国对普鲁士偿付能力的猜测，这充分体现在下面的举动中：御前会议无果而终后的第二天，他召见奥地利代办肖泰克伯爵（Count Chotek），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普鲁士的财政状况做了乐观的描绘。俾斯麦承认，就像到处传言的那样，他的某些同僚希望再次召开议会并请求发债。他对此表示反对：“首先，财政需要并不存在。”即使没有国库中的4000万塔勒（俾斯麦表示这笔钱尚未被动用），“内阁还有3500万塔勒可用，甚至不必请求任何人”，他还详细罗列了各种储备。除了这7500万塔勒（显然是俾斯麦的幸福幻想，波德尔施温格对此肯定一无所知），他还夸口说，德意志西部与荷兰的私人银行家愿意向普鲁士政府提供“可观的资金”。

他承认，不召开议会也出于政治动机：“俾斯麦悄悄地表示，‘啊，如果能摆脱这个名为议会宪政的肮脏勾当就好了’。”在这席如此直率但又如此诡诈的谈话最后，俾斯麦向肖泰克保证，如果因为战火重燃而必须召开议会，如果议会再次拒绝发债，“立即修改宪法将显得顺理成章。他满意地得知，在这点上所有同僚都和他观点一致，甚至包括特别令人头疼和循规蹈矩的司法部长”[91]。俾斯麦与肖泰克精心准备的对话证明他希望让奥地利对普鲁士的军事和财政力量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个奥普关系错综复杂的时期，从结盟到战争的所有外交策略被同时考虑，俾斯麦试图通过展示普鲁士的力量和主动来震慑与迷惑奥地利。他意识到，普鲁士虽然较小，但在潜力上要比看似更富有的奥地利帝国更加强大。俾斯麦对奥地利的胜利有意识地利用了经济优势。

但俾斯麦内阁仍然担心钱。7月6日，当首长在卡尔斯巴德陪伴威廉和弗朗茨·约瑟夫时，普鲁士阁员们再次开会。奥伊伦堡报告说，储备减少的威胁迫使他前往卡尔斯巴德，请求威廉尽早要求议会批准发债。国王的回答带有俾斯麦式风格，他表示如果要召回议会，自己将不得不回到柏林，尽管医生警告他不要中断疗养。因此，内阁必须在国王和国库的健康间做出选择，他们一致选择了前者。波德尔施温格继续忧心忡忡。他害怕政府将拖到最后的储备耗尽[92]。

内阁重新讨论了之前提出过的所有主张，罗恩代表缺席的朋友和首长发言。他坚称“如因战争持续而出现紧急［财政］需要，可以根据宪法第63条和103条，以临时法令的形式发行国债，该法令甚至无须议会批准，但在宪法上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罗恩的主张遭到在场所有人的否决，他们决定最晚8月召集旧议会。到了那时，政府将申请发债用于支付战争开支，但拒不参与议会就其他所有问题展开的讨论。他们还将为议会设定行动的最后期限，时限一过就将其解散。罗恩同意了这个如果实施可能招致惨败的计划。波德尔施温格和同僚们对宪法的捍卫看上去反而让宪法有彻底被毁的危险[93]。7月12日，奥伊伦堡向内阁提交了关于重开议会的御览备忘录草案，但局势已经有所缓和[94]。

在这两场内阁会议之间，对丹麦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6月26日，停火结束，奥普联军重新开始入侵丹麦。7月8日，出于明确的求和目的，哥本哈根组建了新内阁。在8月1日与维也纳达成的初步和约以及10月30日的最终和约中，丹麦国王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劳恩堡（Lauenburg）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

丹麦战争结束了。俾斯麦取得自己的第一场大捷：他既臣服和打败了丹麦，又没有破坏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²⁹。他把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目标绑在一起，使其远离仅剩的天然盟友—南部和中部德意志邦国。两个公国的解放令俾斯麦深得德意志爱国者的欢心，削弱和分化了国内的反对力量。但对丹麦的胜利，依然无济于事。最棘手的问题仍然存在：应该对这两个公国做什么？对德意志邦联做什么？如何解决普鲁士的国内矛盾？

俾斯麦曲折、精彩而惊险地赢下了第一个回合。国内矛盾激励他继续在国外冒险，但也阻碍了他的外交追求。他的统治仍然违宪，没有得到授权的开支预算。他的处境仍然危险而孤独，受到的憎恶远远超过爱戴。他仍然迫切需要钱。与此同时，他找到布莱希罗德这位精明强干的参谋，后者也觉得身处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间让自己居于独一无二的有利地位。布莱希罗德将不遗余力地保持和加强这种地位。

1.施瓦岑贝格亲王（1800—1852），波西米亚贵族和奥地利政治家。俄国曾在1849年协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革命。——译注

2.利奥波德·赫尔曼·路德维希·冯·博因（1771—1848），普鲁士战争部长，军事改革家。格尔哈特·约翰·大卫·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军事改革家，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奠基人。——译注

3.1640年11月3日，为应对苏格兰起义，英王查理一世重开议会，这次议会一直持续到1653年4月20日，史称“长期议会”。其间，资产阶级反对派议员通过了处死国王宠臣的决定和限制王权的《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激化了议会与国王的矛盾。——译注

4.路德维希·冯·格拉赫（1795—1877），普鲁士保守派法官、政客和编辑。他的长兄利奥波德是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副官长和顾问，也是著名的保守派。——译注

5.1834年在普鲁士的倡议下创建，旨在消除德意志诸邦间的贸易障碍，形成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共同体。——译注

6.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7.指普鲁士外交官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圭多·冯·乌泽多姆伯爵（Karl Georg Ludwig Guido von Usedom，1805—1884），女性化称呼表示轻蔑。——译注

8.普鲁士从1849年起实行三级选举制，即按照纳税额的高低将选民分为三级，议会下院选举时，每个等级分别投票选出三分之一的选举人，再由后者选出议员。——译注

9.早在1861年，腓特烈·威廉三世之子卡尔就不断找布莱希罗德要钱，卡尔王子是柏林一个极端保守集团的成员。Kühlow记录，布莱希罗德档案。

10.罗斯柴尔德经常委托布莱希罗德一些特殊的小任务，比如推荐特别好的园丁或者寻找雉鸡专家，专家被要求能够收集布拉格附近的最佳品种并将其用火车送到巴黎，路线和所有细节均由布莱希罗德负责。作为对其辛劳和花费的补偿，布莱希罗德偶尔会收到一份优质鹅肝酱或其他美味。对他而言，在19世纪中叶那个欢乐而一丝不苟地礼尚往来的世界里，选择合适的礼物和执行委托一定是项耗时的工作。

11.阿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施托夫伯爵（Albrecht von Bernstorff，1809—1873），曾任普鲁士外交部长。——译注

12.奥古斯特·冯·德·海特（August von der Heydt，1801—1874），普鲁士银行家，曾任贸易和工业部长以及财政部长。——译注

13.从9月27日波德尔施温格的一封此前未被注意的书信（很可能是写给俾斯麦的）可以推测出他如何看待入阁邀请，他在信中回答了是否乐意为新政府效力的问询。他满意事态的变化，认为这“清楚地体现了坚决抵制民主和议会制的意志—愿上帝保佑。形势的严峻和议会面目的彻底暴露无遗旨在为了恐吓人们不要入阁，或者让他们出于自身和家人的考虑而不这样做……但感谢上帝，国王有权期待所有忠诚的臣民服从上帝的命令和意志”。梅泽堡民主德国中央档案局：Zitelmann遗稿。

14.受割礼者指犹太人，奥伊伦堡以对犹太人自由派宽容著称。——译注

15.约翰·罗斯洛普·莫特利（1814—1877），美国外交官，时任驻英国大使。——译注

16.赫尔曼·鲍姆加腾（1825—1893），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译注

17.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五十天）起的一周，尤指前三天。——译注

18.德国历史地区，位于今天萨克森—安哈特州北部，是勃兰登堡侯国最初的领地，被称为普鲁士的摇篮。——译注

19.奥地利皇帝。——译注

20.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和雅姆斯男爵的合伙人维克托·贝纳里（Victor Benary）曾敦促他去奥斯坦德（Ostend）拜访男爵：“你知道时常与雅姆斯男爵交谈的好处与必要性。这比二十封信对买卖的帮助更大。”贝纳里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8月1日，布莱希罗德档案。

21.奥古斯腾堡亲王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宗德堡—奥古斯腾堡（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Augustenburg）家族，为奥登堡（Oldenburg）家族的分支。自从奥登堡家族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1426—1481）继承石勒苏益格公国和荷尔斯泰因伯国（1474年升级为公国）后，丹麦国王一直作为君主兼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不过，与丹麦不同，这两个公国实行萨利克继承法。由于腓特烈七世没有父系继承者，在父系血统上与王室最为接近的奥古斯腾堡对丹麦王位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提出主张。1863年，奥古斯腾堡家族的腓特烈八世自封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译注

22.1858年7月21日，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与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南部小镇普隆比埃尔签订协议，由法国出兵将奥地利逐出伦巴底和威尼斯，而撒丁王国则将尼斯和萨瓦割让给法国。——译注

23.蒙森（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译注

24.巴麦尊勋爵（1784—1865），时任英国首相。——译注

25.均为19世纪巴黎著名的金融世家。——译注

26.俄国公债引发了布莱希罗德和雅姆斯男爵间最激烈的争执之一。2月23日，雅姆斯男爵指责布莱希罗德在这件事上过于轻率。两天后，布莱希罗德回复说：“无论在这件事还是其他关系到您家族利益的事上，我从不轻率—我对此发下过最神圣的誓言。”他敦促雅姆斯男爵把其他银行家列为泄密的嫌疑对象，比如圣彼得堡的卡普赫尔（Kapherr）和柏林的罗伯特·瓦绍尔（Robert Warschauer）。

27.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著名将领，曾组织红衫军远征。——译注

28.布莱希罗德一定让雅姆斯男爵相信了自己的无辜，因为他们很快恢复了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忠诚，他于1864年5月购买了一件特别稀有的15世纪珠宝，作为“我深切谢意的小小象征”奉献给巴黎的恩主（巴黎罗斯柴尔德兄弟档案，1864年5月5日）。这样的礼物可以增进哪怕最亲密的商业关系。不过，它们所反映的不仅于此。除了完美的形式，布莱希罗德的信也有实质内容，他对雅姆斯男爵即将造访德国温泉表示欢迎，因为这让布莱希罗德有机会“当面证明我的爱和忠诚”。

29.指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列强推行的协商解决欧洲重大问题的机制。——译注

第三章　宝座和绞刑架间

1866年，他[布莱希罗德]把战争的必要资金交到我手中。此举让我不得不心存感激，因为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与绞刑架和宝座几乎一样近。

——隐退后的俾斯麦

战争给普鲁士带来荣耀，也让俾斯麦从几位昔日的对头那里获得一些不情愿的赞美。但战争并未解决他的任何困难，反而造成新的困难。它没有解决宪法冲突，也没有解决德意志两强并立的局面，而且耗尽普鲁士的国库。不仅如此，战争让德意志两强解决冲突的时刻提前到来：如果和平手段无效，那就只能付诸战争。丹麦战争让对立的德意志两强走到一起；如何分割战利品将决定这次联手是进一步让德意志走向某种形式的和平重建，还是仅仅推迟了手足相残的战争。两个公国被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它们的处置不可能永远拖延下去。军事行动并不复杂，后续工作则困难至极。

1864年夏，俾斯麦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赋予他先见之明。他的目标仍然不变：扩大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势力（吞并两个公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用），并保留普鲁士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他的手段永远灵活而迷人。他作为政客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其见机行事的能力，寻找（有时是营造）正确的时机和突然的机会，然后以可怕的速度和技巧利用它们。长期规划必然导致选择面缩小。俾斯麦将不愿做选择这一典型的人类特点提升为一种至高的政治优点。发明“多重选择战略”（strategy of alternatives）最能体现他的天才[1]。

俾斯麦统治的早年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对他提出最多的要求，因此也显示出他人格的不凡。虽然可能有些牵强，但在思考处于人生那个阶段的俾斯麦时，济慈¹曾经提到过的一种特质发人深省。在与迪尔克²一起探讨各种话题后，济慈说：“有几件事在我头脑中吻合起来，我突然明白是什么特质造就了有成就的人，特别是文学领域，莎士比亚在这点上就非常突出—我指的是‘负面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即能够生活在不确定、谜团和疑惑中，绝不急躁地寻求真相和理由……”[2]俾斯麦的头脑分为确定和不确定的部分，但很少有政客能像他一样在那么多危险的不确定中生活那么久。

根本问题是德意志的重建—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1848年，身处法兰克福的俾斯麦在19世纪50年代便认清了它，但围绕着1863年诸侯大会的矛盾耽搁了它。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问题在于：德意志的重组是否应该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奥地利会因为自己的虚弱和与马札尔人冲突的加剧而接受普鲁士在德意志北部的霸权吗？或者它的衰弱会给普鲁士提供开战良机吗？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俾斯麦必须确保维持有利的外交局面，保证拿破仑三世不会趁普鲁士发动进攻之机提出割让莱茵河畔的土地作为“赔偿”，保证英国和俄国不会干涉对欧洲秩序如此重大的一次洗牌。如果必须摊牌，那么普鲁士的外交和军事准备必须完备，而且要比奥地利做得更好。此外，当国内的议会与政府仍然剑拔弩张，宪法冲突也远没有得到解决之时，穿越欧洲政治的雷区并不容易。

历史学家们承认这些。但他们忽略了宪法冲突对俾斯麦政府造成的一个具体后果：他总是担心钱。普鲁士国库由于丹麦战争的开支而缩水，但议会顽固地拒绝了充实国库的请求。1864年到1866年间，是俾斯麦政治生涯中最困难的两年，他需要为普鲁士政府筹钱以备战争，并试图不让钱流向奥地利，以便阻挠其准备工作。关于俾斯麦的主要作品忽略了这个世俗事实，因而更容易忽略布莱希罗德的关键作用³。

俾斯麦极具魄力但又谨小慎微。在与奥地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时退时进，恩威并施，抓住时机或静观其变—直到一切水到渠成。与奥地利打交道时的这种灵活手段被形象地称为“魔鬼般的多管齐下”[3]。金钱并非这样做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关键因素之一，他永远无法公开承认这点，否则必将暴露普鲁士的弱点。他无疑希望能摆脱那种额外的烦恼。也许他有时觉得这有失体面，就像诗人可能会憎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迫不得已。但俾斯麦明白，违宪的历史代价就是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在克服原因前，他需要一直应对结果。

1864年8月1日，丹麦将两个公国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俾斯麦希望把它们纳入普鲁士，并觉得支持奥古斯腾堡的德意志民族和自由主义情感是恼人的大麻烦。早在1864年5月，布莱希罗德就在信中告诉雅姆斯男爵，虽然两个公国的命运仍然“完全不明朗，但人们正在努力操纵舆论，民众请愿书被呈送给国王，提出石勒苏益格最终应当被交给普鲁士”[4]。他还表示，如果此事成真，普鲁士的国内局势将会改善，议会将向政府大幅让步，“特别是批准贷款”[5]。

不过，两个公国的未来只能与奥地利共同解决。奥地利在何种状况下和需要何种条件才会继续同普鲁士联盟？呼吁保守势力团结一致对抗“革命”是俾斯麦的老生常谈，这样做能否再次与奥地利言归于好？或者说，德意志长久以来的双雄并立，邦联内部两强的对立最终不得不由铁和血来解决，就像俾斯麦从在法兰克福的岁月起就常常预见的那样？

俾斯麦手握大部分王牌。他咄咄逼人，奥地利则处于守势。他清楚自己希望得到两个公国，确立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奥地利对两个公国没有计划，并觉得那个时而讨好、时而威吓自己的盟友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捉摸。俾斯麦试图让奥地利一直依赖普鲁士，同时发展普鲁士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拿破仑三世是关键人物，他支持民族国家，但也被认为阻挠德国统一：俾斯麦能否说服那个“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为了完成意大利统一而延续反奥路线，同时接受普鲁士在美因河（Main）以北的霸权？1864年夏，普鲁士的朋友比奥地利更多，敌人则更少。此外，奥地利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而普鲁士则有大量潜在的财富，只要俾斯麦能找到利用的办法。孤立无援和囊中羞涩的奥地利不得不面对一位足智多谋的挑战者的狡猾伎俩。

1864年8月，在著名的美泉宫会议（Schönbrunn Conference）上，俾斯麦突然提出奥地利应该同意普鲁士吞并两个公国，作为回报，普鲁士将在可能的适当时机帮助奥地利夺回伦巴第⁴。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反动计划，它会伤害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但符合俾斯麦对未来的预期之一：德意志两强结成保守同盟（很可能得到俄国支持），奥地利安于在东南欧施展拳脚，普鲁士则称霸北方。在美泉宫，奥地利外长莱西贝格伯爵把俾斯麦的话当真，为了防止普鲁士违背承诺，他要求在奥地利得到回报后再把两个公国交给对方。这并非俾斯麦的意图：他认为奥地利应该立刻践约，普鲁士的承诺则留待以后，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当奥地利人对此不愿接受时，俾斯麦抛弃了那个方案，随后的两年间未能达成任何有关两个公国的明确解决办法。

和平与延续同盟是人们对美泉宫会议的期待。两个公国仍将处于奥普共治之下。但布莱希罗德对此表示怀疑，会议结束两周后，他警告雅姆斯男爵：

与奥地利的极度亲密已经走到尽头，随之而来的将是严寒。石勒苏益格的未来仍然扑朔迷离。我的好线人仍然认为，我们必须同他们[法国人]达成共识，让普鲁士得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俄国不会反对，奥地利和英国将保持沉默，无论它们多么不乐意。这种理想状况现在因为国王的想法而遭受挫折，因为太子妃，他倾向于奥古斯腾堡公爵。[6]

这是典型的俾斯麦式消息，既坦率又别有用心：俾斯麦希望让法国人相信，他与奥地利的联盟已经发生动摇，他对两个公国虎视眈眈，需要法国人的帮助—但挡在他和两个公国间的不仅是一位在英国儿媳怂恿下感情用事的国王。当然，和俾斯麦的同僚们一样，国王也需要教训。

布莱希罗德的判断很快被证实。商务问题突然威胁到俾斯麦对奥地利的平衡政策。6月末，一些中部邦国同意延长关税同盟；奥地利感到懊悔，希望正式确认自己最终加入同盟的可能性。出于政治原因，俾斯麦希望在形式（虽非实质）上安抚奥地利，如果奥地利看重“这个乌托邦”（他甚至对莱西贝格伯爵这么说），那么俾斯麦愿意假装该问题还有一线生机[7]。在实质问题上，俾斯麦毫不让步：他不顾奥地利人的沮丧，坚持与奥地利签署商务条约，因为在这件事上“政治考量不应损害未来的物质利益”[8]。俾斯麦决心巩固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地位，因为这既能进一步削弱奥地利的地位，又为普鲁士中产阶级带来物质利益，从而可能降低其对宪政的热情。与此同时，他希望与奥地利保持协作，希望莱西贝格伯爵这位亲普鲁士的保守派继续掌权。他敦促莱西贝格把政治利益放在物质利益之上，维持奥普同盟：以防“我们的君主们在才智上可能比不上自己的臣民”[9]。俾斯麦本人并不相信君主们高人一等。

但俾斯麦的同僚们让他失望了：当他在比亚里茨（Biarritz）休假，与拿破仑斡旋和与卡特琳·奥洛夫调情时，他们关死了奥地利加入关税同盟的大门，连今后举行谈判的可能性都彻底断绝。10月末，莱西贝尔伯爵因此下台，成了维也纳反普鲁士派的牺牲品，他们宣称莱西贝格的政策全无效果。

莱西贝格的被黜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延续同盟的可能性减小了。维也纳变得焦躁不安，俾斯麦同样如此。不过，当时他是否想要与奥地利最终决裂，就像许多历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或者他是否满足于不诉诸战争而获得眼前的和最低的目标？历史记录模棱两可。一方面，我们看到俾斯麦对奥地利态度蛮横，符合与他经常表达的观点，即德意志两强的最终摊牌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他大费周章地避免引发战争，用各种手段试图达成和平方案。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后者是故作姿态。也许的确如此，但俾斯麦在做这些事时非常认真，而他在随后两年间的重要角色也证明，他本来满足于不诉诸战争赢得两个公国，将德意志重建的问题留待未来。

国内事务同样需要布莱希罗德。无论俾斯麦最终选择和平或战争作为对外政策，无论他试图通过收买或武力赢得两个公国，他都需要钱。如果他需要钱，那么他就需要在整个金融界人脉广泛的布莱希罗德。俾斯麦还开始把其他任务委派给布莱希罗德，他更乐于这样做的原因是：他的官方部属（包括大部分重要大使）几乎在蓄意破坏他这段时期的努力。特别是巴黎的戈尔茨伯爵和佛罗伦萨的乌泽多姆伯爵，他们对俾斯麦的政策和他本人都表示反对。忠心耿耿、头脑精明和拥有国际人脉的布莱希罗德成了大受欢迎的补充。俾斯麦需要布莱希罗德调动普鲁士的资金，还利用其阻止奥地利获得资金。他雇佣布莱希罗德参与可能是他实现最低目标的最佳方案：从奥地利手中购得石勒苏益格，此举既壮大了普鲁士，又羞辱了奥地利。有时，布莱希罗德也会主动提议，希望为某些有望兼顾利益和爱国的计划赢得俾斯麦的支持。

丹麦人签署维也纳和约草案两天后，布莱希罗德写信给俾斯麦：“值此胜利之日，我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您和祖国安康幸福，这些胜利是凭借着国王陛下的决心、阁下的智慧以及团结一致的德意志大国的英勇壮举取得的。”为了给刚刚获得解放，长期受到剥削，被丹麦人“视作法拉欣⁵”的人民带去繁荣，布莱希罗德请求成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方银行，主要目的是提供便捷贷款。该行还有权发行货币，可以帮助募集预期的战争赔偿金和修建重要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Nord-Ostsee Canal）。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汉堡的所罗门·海涅（Salomon Heine）家族已经承诺支持，因此该银行（对普鲁士很有用，对赞助者也似乎非常有利可图）可以马上被组建起来。布莱希罗德请求俾斯麦推荐“合适的地点，以便我的计划顺利执行”[10]。该银行最终没有成立，但这次尝试让贴现公司的汉泽曼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走到一起，尽管他们不久前还是死对头。布莱希罗德的书信再次显示出他对互惠互助的期待。不仅如此，布莱希罗德的建议显然源于这样的信念，即物质上的主动将让普鲁士在两个公国获得政治上的优势⁶。

战争刚结束，普鲁士内阁就重新把注意力放到财政来源这个棘手的问题上。1864年夏天和秋天，俾斯麦大部分时间不在柏林，政治事务的重担也落到罗恩的肩头。财政问题成了他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因为他发现波德尔施温格无能得令人恼火。7月，罗恩请教最好的朋友—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佩特斯（Friedrich Perthes），询问政府是否应召集议会和请求战争补贴。“俾斯麦和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让国王第二次请求那些人给钱；如果同意给钱，这些人就有机会在头脑简单的公众眼中恢复形象；如果拒绝给钱，他们将严重伤害普鲁士的政治信誉和财政信贷。”罗恩还表示，其他部长希望召集议会，他们猜测反对派不敢拒绝，如果仍然顽固不化，“议会制在普鲁士将永远被毁灭”[11]。罗恩最终占了上风，因为政府无需任何紧急贷款或信贷。布莱希罗德写道，政府只花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国库储备，“由于高税收，我们国库充盈”[12]。一个月后，罗恩提出逐步裁军以便减少开支，“从而避免让我们受制于无法无天的议会”[13]。在准备1865年的预算案时，罗恩再次与波德尔施温格发生争执。1864年秋，他考虑辞职。布莱希罗德听闻议会的严重分歧，他在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信中表示，波德尔施温格的辞职近在眼前[14]。两位部长都没有辞职，继续不情愿地合作⁷。

1865年1月，议会的常规会期开始。战线仍然不变，但力量和威信发生决定性变化。“许多议员渴望和解”，俾斯麦和罗恩也愿意试试妥协的可能性[15]。关键问题仍是两个：军队改革和议会对预算的控制。军事胜利让许多议员震惊，他们的决心发生动摇，而国王则变得比以往更加顽固和不容妥协。反对派议员仍然不愿放弃他们从宪法冲突伊始就坚持的一项基本权利：调拨资金和批准其支出的权利。批准政府贷款将进一步削弱议会名义上的控制。自由派再次勇敢地对许多暴政和专制举动提出抗议，但他们卷土重来希望渺茫。在沮丧和频频的情绪失控中，议会不出意外地拖到了解散。会期无果而终，除了让议会变得更加无效和无用。

由俾斯麦起草和宣读的国王开幕致辞在口吻上有和解之意，在实质上却并非如此。国王声称那些重大胜利得益于他对普鲁士军队的重组（更糟糕的是，他还相信这点）。事实上，新规尚未实施，军事胜利是旧军队的功劳。现在，国王敦促议会接受那些改革，让它们的实施符合宪法，从而结束宪法冲突。但占多数的自由派在这点上拒绝让步，虽然他们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专横的曼陀菲尔的适时怂恿下，威廉拒绝罗恩和俾斯麦所倾向的真正妥协，比如放弃三年兵役制。3月27日，议会以绝对多数否决了1865年的预算案，并接受了议会委员会的结论，即减少计划中的军费拨款，而社会和教育支出则需要增加。一个月后，议会全盘否定了军事重组法案。罗恩一度陷入绝望，被所有无效的抗争弄得精疲力竭：“我感觉，毋宁说确信，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如果行动失败，那么“我只能预言自己将与斯特拉福（Strafford）同病相怜［斯特拉福是查理一世的大臣，1640年被处决］，汹涌的革命将淹没旗帜……那将是普鲁士的末日……我耗尽的不是力量，而是耐心和冷静。因此我并非不可或缺，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16]。

4月初，作为海军部长的罗恩提交法案，要求授权政府在今后六年间有1900万塔勒用于海军，包括基尔（Kiel）的防御工事，其中1000万将来自新的贷款。从1848年开始，海军就是自由派爱国主义者的梦想计划。俾斯麦再次把一个两难选择放到自由派对手面前：要么放弃梦想，否决海军提案；要么放弃原则，批准政府贷款，即使政府的政策违宪。多数议员不情愿地准备拒绝为海军拨款，于是俾斯麦得意洋洋地指责他们失去了“海上雄心”，指责他们没能利用普鲁士的胜利，这场胜利让普鲁士获得基尔的共管权，但只有普鲁士愿意保卫那里。俾斯麦还嘲笑了议员们的“消极无能……如果否决我们当时提出的发债请求让你们征服了杜普尔，那么我希望，你们现在拒绝贷款将带来一支普鲁士舰队”[17]。

5月，波德尔施温格向议会提交了丹麦战争期间巨额支出的纪要。总金额达到2250万塔勒，只有不到一半来自国库，其余来自收入盈余。政府要求议会追溯授权使用国库资金，议会先前拒绝政府的贷款申请让此举变得必要。议会不得不再次在放弃原则和拒绝支持胜利间做出选择，和广大民众一样，这场胜利也大受议员们欢迎[18]。

议会固执地拒绝所有对钱的要求。它以绝对多数否决了海军拨款和用于军事改革的资金，并于6月13日宣布，政府在未经议会授权的情况下动用国库的行为属于违宪，内阁应该为这些钱负责。同一天，俾斯麦向反对派发起猛烈攻击，隐晦地指控议员们叛国，因为他们阻挠国王的外交政策，有助于普鲁士敌人们的计划。他知道，许多自由派议员对普鲁士的胜利欢欣鼓舞，指控他们缺乏爱国心将伤害他们本人及其政治前途。6月17日，俾斯麦结束议会，他遗憾地表示“议会没能取得渴望的和解，会期的结束再次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被召集起来合作的两派力量仍然相互疏离”[19]。

会期在特别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收场。两周前，俾斯麦向著名科学家和自己的主要敌人之一—鲁道夫·菲尔肖（Rudolf Virchow）发出决斗挑战，因为菲尔肖质疑他的诚实。甚至布莱希罗德也对这种过时的夸张举动感到震惊。他向科伊德尔表达自己的担心，后者交给他几份关于取消决斗的复杂的幕后斡旋的记录。决斗刚被取消，布莱希罗德就赶忙告知雅姆斯男爵[20]。俾斯麦的暴躁反映了其对持续冲突的不安。他已经赢得一场胜利，但议会仍在抵抗；1865年夏，俾斯麦无法确信，在没有议会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自己能否取得另一场大捷。还要多少场胜利，议会才会接受军事改革，并对其他要求做出妥协？俾斯麦的两难处境在继续：为了在国外取得胜利从而最终迫使国内的议会让步，他需要钱，但议会不愿满足这个要求。与此同时，为了筹措新的必要资金，他能够拉着怯懦和缺乏想象力的阁僚们继续在违宪的道路上走下去吗？

俾斯麦的筹资行动是在与奥地利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展开的。1864年11月，缺乏经验的奥地利新任外交部长门斯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认为可以强迫俾斯麦接受自己的方案，他提出把两个公国改组成新的公国，最好由奥古斯腾堡担任统治者；如果普鲁士政府不愿放弃吞并的打算，那么奥地利将要求获得同等的土地作为赔偿：西里西亚或者霍亨索伦家族在符腾堡（Württemberg）的领地[21]。在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里，俾斯麦不愿给出明确答复，希望奥地利丧失耐心，或者国际局势变得更有利。与此同时，他还提出能够帮助奥地利货币恢复元气的“巨额等价金钱”[22]。但他坚称对土地赔偿不予考虑，因为威廉不会接受。2月，他终于提出让普鲁士接受奥古斯腾堡统治的条件。新公国将作为普鲁士的受保护国，它的陆军和海军将并入和服从普鲁士军队。在提出这些苛刻条件前两天，他写信给戈尔茨，为自己试图维持普奥同盟的政策做了辩护。同盟仍然有利可图。

尽管双方有些小龃龉，我觉得最好还是暂时延续目前的婚姻，即便离婚变得必要，最好留待迫不得已的时候，而非现在就斩断纽带，因为赤裸裸的背叛全无益处，现在也无法确信今后的新关系能带来更好的状况。[23]

争执变得愈发激烈。奥地利觉得俾斯麦的条件和现有的共治局面都难以接受。如果奥地利人有任何自主行动—比如允许（更别说怂恿）奥古斯腾堡在荷尔斯泰因进行煽动—一贯傲慢无礼的俾斯麦就会以受害者自居。面对如此狡猾和无情的配偶，婚姻的确很难延续。俾斯麦时而恐吓威胁，时而劝诱示好，有时表现出神秘莫测的暧昧，有时则是令人疑惑的坦诚。奥地利驻柏林的外交官卡洛伊和肖泰克伯爵始终无法真正摸清俾斯麦的把戏。他们是理性和循规蹈矩的人，完全不是诡计多端的俾斯麦的对手。如果要形容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政策，那么可以把他比作一位让妻子惴惴不安的丈夫，他时而献上拥吻，时而无情拒绝，时而誓言忠贞不渝，时而佯装放纵调情。由于缺乏俾斯麦那样的咄咄逼人和足智多谋，维也纳只能将主动权拱手相让。

奥地利对俾斯麦要求的第一反应是惊得目瞪口呆。弗朗茨·约瑟夫告诉普鲁士大使维特男爵（Baron Werther），这些条件“完全无法接受”[24]。与此同时，内阁不管部长⁸，因政治头脑敏锐而极受尊敬的莫里茨·埃斯特哈齐伯爵（Count Moritz Esterhazy）向维特透露，普鲁士吞并两个公国似乎不可避免，而且更希望正大光明地吞并，而非像奥地利人建议的那样遮遮掩掩，尽管这会让奥地利蒙羞。当维特提及不可能有土地赔偿，只能指望金钱赔偿时，埃斯特哈齐回答说，如果后者“很高，他将不会反对”，尽管皇帝觉得这样做有失颜面[25]。

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与维也纳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朋友—莫里茨·里特·冯·戈德施密特（Moritz Ritter von Goldschmidt）展开秘密谈判。1820年，17岁的莫里茨·戈德施密特陪同远亲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从法兰克福前往维也纳，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担任维也纳罗斯柴尔德银行的高级合伙人。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亲密的合作者，戈德施密特获得梅特涅⁹的特别优待和豁免权，并经常与后者见面。他还从宫廷获得豁免权，若非如此，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生活仍然相当艰难（他的儿子记忆尤深，父亲被豁免佩戴犹太人仍然必须戴的黄色标志）。戈德施密特与所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关系密切，他的许多亲属也在各地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26]。他和布莱希罗德是多年好友；两人都是上流社会成员，出入各自国家的宫廷，有机会接触到欧洲的国际精英。他们还都是虔诚的犹太人，把犹太血统看作彼此间的特殊纽带。2月末，布莱希罗德找到戈德施密特，两人试图想出某种“赔偿方案”，既满足奥地利的要求，又让普鲁士得到两个公国。

俾斯麦了解并鼓励布莱希罗德的计划，甚至可能是它的委托人。布莱希罗德的行动得到充分授权，是俾斯麦战略的一部分。俾斯麦同时开辟多条战线：上述计划是其中之一，如果那位爱好和平的银行家弟兄能够想出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满足俾斯麦最低野心的方案，那将是很受欢迎的权宜之计。关于这场交易的流言甚嚣尘上：“关于金钱交易的想法从［1865年］1月开始就出现在各家报纸上，它变得日益流行，特别是在银行家圈子里。”[27]

布莱希罗德和戈德施密特保持了长期而亲密的书信往来，不幸的是，只有戈德施密特的信件留存下来。1865年3月1日，戈德施密特在信中表示，他认同“最可敬的朋友”，维也纳和柏林间因为两个公国而产生严重难题，“我不知道这些难题如何解决，无论你多么深信我们（！！！）彼此诚心地在这件事上展开合作。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合作在这样的世界性问题中能有何作用？”[28]他抱怨布莱希罗德对物质赔偿的暗示过于模糊，“你必须清楚地表达观点，因为这样的事不能含糊其辞。请清楚地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会用正确的方式转告正确的对象，没有人会过问，我可以极为确信地向你保证”。布莱希罗德很快打消戈德施密特困惑的怀疑—显然他提到，他的“好线人”就是该计划的主使人。

一周后，戈德施密特表示，如果成功谈判的机会存在，他愿意前往柏林。他想要知道布莱希罗德所谓的“巨额”赔偿意味着什么，“用钱解决问题很不光彩，因此数额必须高到克服由此产生的巨大不适感”。他再次告诫布莱希罗德不要表现得那么“外交式的不可捉摸”。就像布莱希罗德所暗示的，区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对奥地利全无用处。“用西里西亚作交换更能被接受。”[29]3月9日，戈德施密特写道：“亲爱的朋友，我正在上帝的葡萄园中劳作！我们很快会知道是否可行！气氛缓和了！”[30]绊脚石是皇帝的荣誉感。戈德施密特与维特男爵进行商谈，并扮演起他和奥地利财政部长伊格纳茨·冯·普莱纳（Ignaz von Plener）的中间人。维特提出“4000万弗洛林（florins）¹⁰，这是他本人的意思，未经政府授意”，而戈德施密特则认为6000万是可商量的金额。无论如何，他要求布莱希罗德说服“他足智多谋、无所不能和手段层出不穷的主人”放弃霍亨索伦（普鲁士在符腾堡的天主教飞地），但不包括王朝城堡[31]。威廉会同意放弃王朝的祖籍地—就像维克多·伊曼努埃尔（Victor Emmanuel）¹¹将萨瓦割让给拿破仑吗？

3月14日，科伊德尔在信中告诉布莱希罗德，维特报告说已经和戈德施密特见过面，并提到了“3000万到4000万”，但他被要求今后不要提及任何金额。布莱希罗德显然恳求科伊德尔要更积极地推进谈判，却被告知“开价不能来自我方。如果对方想要金钱赔偿，应由他们开价”[32]。俾斯麦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似乎不愿通过金钱开路让奥地利放弃土地。

维特向柏林报告说，得益于戈德施密特的斡旋，他与普莱纳讨论了金钱等价物的问题。双方没有提到金额，但普莱纳表示，赔偿必须比奥地利的战争成本（约2500万弗洛林）高得多，包括战前开支。

普莱纳首先感叹，通过金钱赔偿达成妥协会在奥地利和整个德意志引起抗议，并表示因此赔偿额必须很高……金钱赔偿的想法在这里正日益流行，特别是在金融精英中间，他们知道奥地利国库空虚，必须经常施以援手。

读过维特的报告后，威廉说：“如果皇帝知道领土交易有损我的荣誉，那么金钱赔偿一事就能更进一步，这是荣誉与荣誉之争—金子无疑比人权更有可塑性。”[33]按照维特的暗示，戈德施密特向普莱纳开价4000万弗洛林，但后者回复称：“太少了。”戈德施密特担心，维特给柏林的报告可能掩饰了这个金额是维特自作主张的事实[34]。

在维也纳发出上述试探的同时，俾斯麦也在柏林做出和解的姿态。3月11日，他漫不经心地提到，西里西亚的格拉茨（Glatz）伯爵领地是可能的赔偿筹码，虽然威廉表示反对，而且转让必须得到当地议会的同意¹²。几天后，他再次提及这个话题，并告诉卡洛伊，自己倾向土地赔偿，甚至不惜放弃格拉茨，但威廉“在良心上有点感情用事”，因此反对割地。不过，他建议奥地利人煽动当地人对割地的热情。“我将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35]不过，两国君主都是真正的固执之人，特别是当他们觉得自己的荣誉受到威胁时。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报告说：“他们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在两个公国的问题上谁都不愿让步[36]。

与卡洛伊的友好谈话后不久，维也纳的风向变了，俾斯麦气得目瞪口呆。奥地利人开始倾向奥古斯腾堡。俾斯麦对这个暗中违反奥普合作的举动感到愤怒，布莱希罗德和戈德施密特的谈判戛然而止。三周后，卡洛伊向俾斯麦抱怨说，罗恩在普鲁士议会面前坚持基尔永远是普鲁士的基地，俾斯麦反击称：“我可以向你保证，普鲁士不会退缩；只有战争失利，只有30万人的奥地利军队胜利开进柏林才能改变我们的决心。”[37]普鲁士和奥地利朝着战争更近了一步，甚至威廉也开始感觉被他的帝国盟友背叛了。不过，俾斯麦的工作做得过于好了。1865年春，俾斯麦还在犹豫是否把普鲁士引入战争，但国王的立场变得甚至比他更加强硬。在5月28日的御前会议上，俾斯麦甚至提出去掉2月提议中某些容易引起麻烦的内容，也许是考虑到普鲁士财政尚未达到理想状况。但威廉拒绝了。俾斯麦6月初对肖泰克伯爵所发的感慨既夸张又不无道理：“我不是普鲁士，维也纳千万不要在这点上自欺欺人。”[38]

1865年6月，俾斯麦同奥地利和普鲁士议会的关系到达新的谷底。两种矛盾有了交集：随着两国朝战争越走越近，普鲁士需要远远超过丹麦战争的财政力量。由于坚决拒绝提供帮助，议会于6月中旬被解散，这凸显了威胁的同时性。6月19日，在威廉前往卡尔斯巴德进行那次关键性的度假的两天前，御前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应对议会。国王提出三种方案：立即解散；等1865年秋天再解散；召回现在的议会，如果它拒不从命就立即解散。罗恩倾向于尽早解散，然后由国王发表告国民书，如果这同样无效，那么就必须推行新的选举法。奥伊伦堡警告说，这样的方案可能削弱王室权威，招致普选权的危险。没有万全之计。

俾斯麦表示，“他早就深信，用现有宪法无法长时间统治普鲁士，对其做出重大和广泛的修改不可避免”¹³。唯一的问题在于何时出手。他要求继续让议会“自生自灭”，同时骚扰反对派和谴责自由派议员。过多的选举只会煽动反对派的情绪，暗示政府依赖自己青睐的多数派。因此，俾斯麦希望在1866年1月重新召集现有议会，一旦抗命就立即解散，并尽可能推迟下次选举。最后，俾斯麦“提到了国外形势的错综复杂可能带来的机会，指出也许可以通过合适的金融运作削弱目前货币市场对奥地利贷款的偏爱”。威廉支持俾斯麦的主张。简而言之，在俾斯麦不得不决定是否主动与奥地利撕破脸前，他必须再次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内阁，应对所谓宪法与预想中的普鲁士命运的格格不入，以及国内僵局导致的严重财政后果[39]。

整个6月和7月，俾斯麦都在同时追求两个目标：一方面为普鲁士筹款，另一方面不让钱落入奥地利手中。1864年，一笔巨额贷款帮助了接近破产的奥地利，贷款主要由阿道夫·汉泽曼筹办，并得到柏林市场的支持[40]。俾斯麦不希望1865年再出现类似的操作，他认为两国很可能开战，也许战端迫在眉睫。6月初，他告诉布莱希罗德，“与奥地利真正撕破脸”可能在几个月中都不会发生。普鲁士将不会主动发难或者发出最后通牒；不过，如果奥地利想要开战，那么普鲁士也会做好准备[41]。这些警告可能会让布莱希罗德或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敢帮助奥地利。几天后，俾斯麦会见了柏林的一位重要银行家保罗·门德尔松—巴托尔迪（Paul Mendelssohn-Bartholdy），表面上询问商界对与奥地利的战争会做何反应，但更可能是在警告他，如果爆发战争，普鲁士可以在四周内打败奥地利[42]。

俾斯麦对普鲁士的财政越来越不耐烦，这反映了他咄咄逼人的意图。7月初，他致信罗恩，表示“［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金融运作挫败奥地利想要展开的运作，从而维护和平”。他谈到几种筹款方案，但都遭到波德尔施温格的反对，因为此人“对议会心慈手软”。如果筹不到钱，“我只能向陛下解释，不得不暂停我们的外交计划”¹⁴。战争的危险越来越近，新的奥地利政府不愿示弱：“和我们一样，对内愈加保守的立场要求愈加强硬的对外态度。”[43]这是俾斯麦罕见地承认自己政府的对内铁腕和对外黩武间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将是随后几十年间德国政治生活的特点，并对其产生不利影响。

从6月末开始，威廉和俾斯麦待在卡尔斯巴德（位于奥地利国土上），而战争的危险则与日俱增。决战前的局势对普鲁士格外有利：其他大国不愿干涉或无暇旁骛，奥地利的财政状况一团糟，不得不裁撤军队，没有足够的钱来打一场战争[44]。国王也最终下定决心，认为奥地利在两个公国问题上的阻挠已经是足够的开战理由。那么，为什么一向主战的俾斯麦在随后的几周内产生犹豫，为再次和平解决冲突保留了可能？这是俾斯麦相关作品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最近的一个新答案印证了我的观点，即在俾斯麦与议会斗争的四年间，政府能否获得信贷是他最担心的问题[45]。整个7月，俾斯麦都在试图“不通过贷款为可能的征兵筹措必要资金”[46]。他接二连三地给罗恩和弗里茨·奥伊伦堡写信，要求他们采取行动。同时威吓波德尔施温格和伊岑普利茨，抱怨说自己早前的警告被当成耳边风。和所有重要的问题一样，俾斯麦在这件事上同样试图多管齐下，并不考虑这些计划是否违宪，他会向奥伊伦堡夸口说，国王同样需要钱，同样认为更有职责维护王室，而非遵守宪法。此外，“如果宪法在任何问题上站不住脚，那么［在国王看来］违反宪法规定就是在为废除它做准备”[47]。

在那几个忙乱的星期里，是战是和的问题悬而未决，一定程度上将由信贷流动决定。正是在这段时间，布莱希罗德证明自己对俾斯麦极其宝贵。他与俾斯麦在卡尔斯巴德举行重要会谈，这体现他的巨大价值。不幸的是，我们对那次会谈的了解仅限于俾斯麦当时写给奥伊伦堡的信。俾斯麦提到一种可能的操作：布莱希罗德将动员罗斯柴尔德家族牵头组成财团，财团借款给海贸银行，再由后者把钱交给政府[48]。

不过，布莱希罗德也报告说，他成功完成了那些年来最重要的工作。7月中旬，政府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签订协议，为政府提供大笔资金。协议的达成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布莱希罗德不仅作为铁路公司的银行家和董事之一（就像他的父亲那样）参与其中，也是俾斯麦的心腹。这个故事足够复杂和重要，有必要简短概述。

这条铁路拥有不寻常的历史，反映了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某些最重要方面。修建计划于1833年提出，目的是将廉价的鲁尔区煤炭运往乌珀塔尔（Wuppertal）。1859年铁路竣工，布莱希罗德为其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在那个深陷危机的年份里筹措必要的资金。铁路的建成还要归功于奥古斯特·冯·德·海特男爵的推动，这位鲁尔区的银行家长期以来都对铁路感兴趣。1848年担任商务部长后，他是国家控制和最终收购整个普鲁士铁路网的主要支持者。海特与科隆—明登铁路签署一系列协议，政府为铁路债券提供3.5%的利率担保，还购买七分之一的原始股份，并有权分期购买更多股份，从而让国家最终成为铁路的唯一股东。1854年，政府同意分期购买权推迟到1870年。19世纪50和60年代，铁路是德国最重要的投资领域；这些铁路大多盈利，它们的股票主宰了德国证券市场[49]。

随着“新时代”（New Era）¹⁵的开始，海特推进国有化的政策受到个人利益和广为接受的曼彻斯特自由经济主义的挑战¹⁶。在政府内部，海特遭到从1851年起担任财政部长的内阁同僚卡尔·冯·波德尔施温格的反对，两人总是意见相左。海特尚在任时，他的政策就已经开始失去市场，随着1862年他退出权力舞台，德国铁路政策出现暂时的反转。1862年12月，察觉到这点的布莱希罗德向政府提交长篇备忘录，建议政府终止担保和放弃最终收购的权利，以换取公司的立即赔偿。布莱希罗德称，政府不应等到1870年用贷款收购铁路，而是应该马上放弃这些权利，从而能马上自由支配1400万塔勒。他总结说，这些钱“现在可以找到更有用的途径，或者拿来充实国库”[50]。

布莱希罗德的备忘录是向商务部长伊岑普利茨伯爵提交的，后者将其转交给自己的首席参事沃尔夫（Wolf）。沃尔夫指责布莱希罗德的建议可能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让股东受惠。沃尔夫宣称，放弃各种权利将导致国家损失3000万塔勒，而布莱希罗德方案只能提供1000万塔勒的赔偿和立即解冻400万塔勒的国家资金。沃尔夫认为赔偿和可能损失的差额悬殊，请求驳回该提议。1864年7月，伊岑普利茨要求重新审阅布莱希罗德原先的方案。1865年春，他再次征询和听取专家意见，并制定新的支付方案，新方案将为国家带来1700万塔勒的现金。这样的安排很常见，最后的谈判由布莱希罗德和科隆银行的奥本海姆（A.Oppenheim）主导，进展非常迅速。1865年7月18日，政府与铁路公司签订协议（需由国王和股东批准），前者放弃收购铁路的权利，从而换取1300万塔勒[51]。此外，政府不必再为与科隆—明登铁路相关的某些小铁路维持担保基金，可以出售组成该基金的可转让证券。在公司需要支付的1300万塔勒中，300万应在1865年10月1日以现金支付，其余部分为新设立的股票[52]。

协议可能没有波德尔施温格和伊岑普利茨希望的那么理想，更别提两位部长对于签署这样一份他们怀疑违宪的协定心存不安。但协议正当其时，让俾斯麦和罗恩欣喜不已。7月21日，在前往加斯泰因（Gastein）途中，威廉在累根斯堡（Regensburg）召开决定性的会议，再次评估普鲁士的对奥政策。由于财政状况大大改善，俾斯麦可以提出更强硬的主张。同一天，他在发给王储的电报中表示：“陛下在累根斯堡会议上做出决定后，全军动员和一年期军事行动的资金已经有了着落；金额在6000万塔勒左右。”[53]一周后，罗恩兴奋地对俾斯麦的老朋友莫里茨·冯·布兰肯堡（Moritz von Blanckenburg）表示：

我们有钱了，足够让我们在外交政策上自由地施展拳脚，如果需要的话，也足够动员全部军队和支持一次完整的军事行动。这让我们在奥地利面前能够表现出必要的从容不迫，从而寄希望于他们接受我们的合理要求，避免我们都不想要的战争……钱从何而来？并没有违反法律，主要是通过与科隆—明登铁路达成的协议，我觉得非常合算，甚至波德尔施温格也这样认为。[54]

奥地利代办肖泰克男爵致信门斯多夫伯爵，表示尽管存在战争可能，但普鲁士并没有异常的军事举动；只有在金融领域，该国政府才做了不寻常的准备，主要举动是科隆—明登铁路协议。“这些金融运作……只能从迫切的政治必要性而非经济角度解释，议会是否会批准它们［令人怀疑］。”普鲁士国库已经积累了“通常只为战争准备的大笔资金”[55]。政府把协议视为宪法冲突的一部分，特别是由于早前与多位银行家的谈判已告破裂，因为他们要求贷款必须符合宪法。

事实上，出售未来的国有资产已经违反作为国家最高法律的宪法，议会后来也的确抨击了该协议。不过罗恩的热情也许足以抵消波德尔施温格的不安。当俾斯麦和罗恩的纠缠不休现在终于可以停歇一会儿，波德尔施温格感到的应该只有如释重负。

经过与奥地利人的最初几天谈判，俾斯麦发现他们在真心寻求战争之外的解决方式。他同样表现出和解姿态—同时他意识到，科隆—明登协议带来的真金白银不会马上到账，事实上该协议甚至尚未得到股东的批准。与此同时，国内的消息继续让俾斯麦失望。布莱希罗德报告说，7月17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卡尔·迈耶尔男爵与海贸银行行长奥托·冯·坎普豪森（Otto von Camphausen）就收购900万塔勒的1859年普鲁士债券展开商谈，这笔债券仍然留在海贸银行的金库里没有发行。罗斯柴尔德也是布莱希罗德的代表，他先后提出98折和98.5折购买，最后提出以99折甚至99.5折购买一半的债券。令布莱希罗德沮丧的是，坎普豪森坚持按面值出售。谈判破裂了，坎普豪森将债券分成小份，以平价出售给柏林的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告诉俾斯麦，他觉得拒绝外国帮助、倾向本国资金是“金融错误”，因为从政治危机角度考虑，本国资金应该被留作储备[56]。直到8月8日，俾斯麦仍然从加斯泰因往柏林发来电报，焦急万分地询问金融运作进展如何以及“钱何时到位”[57]。

8月10日，俾斯麦致信奥伊伦堡，表示自己正努力与奥地利达成妥协，特别是因为如果关系破裂，“我们需要时间筹钱和稳住法国”。他希望获得“可以接受的喘息之机……让我们暂时有尊严地生活，但又不让战争［的可能］离我们远去……”他对与奥地利达成妥协很有信心，以至于他让奥伊伦堡转告布莱希罗德，“不知道我在他那里的账户是否仍有一部分被投资于证券，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完全不应该出于对战争的过早恐惧而抛售它们”[58]。这个联系很不寻常，特别是对习惯于政客假装回避任何“利益冲突”的我们而言。如果俾斯麦试图与奥地利讲和，他肯定不愿无意中因此损失自己的钱。他要求奥伊伦堡向布莱希罗德转达那条消息，这证明他觉得求和的想法完全无可厚非。

8月中旬，俾斯麦取得了外交胜利。利用奥地利的无心开战，他终于达成可接受的协议。这份后来被称为《加斯泰因条约》（The Convention of Gastein）的协议对“不可分割的两个公国”做了分割，普鲁士获得石勒苏益格的管辖权，奥地利得到荷尔斯泰因。在奥地利的要求下，两国维持了共同主权；虽然没什么实际意义，但这让俾斯麦有无数机会干涉荷尔斯泰因（该公国位置较南，普鲁士人必须穿过那里才能到达石勒苏益格），从而挑衅奥地利。劳恩堡公国被卖给普鲁士，后者还在荷尔斯泰因享有特别的陆军和海军权。

条约不过是又一次权宜之计，它让普鲁士有所获益，而奥地利除了时间一无所得¹⁷。许多普鲁士人把《加斯泰因条约》看作为奥尔米茨雪耻，而奥地利的同情者则哀叹，奥地利“完全为了普鲁士的利益签订了《加斯泰因条约》”[59]。8月中旬，两国统治者和大臣们在萨尔茨堡（Salzburg）和伊舍（Ischl）聚会，营造出条约签署后两国君主团结融洽的气氛。但普鲁士的胃口已经因为吞下劳恩堡而被吊了起来。

在写给同僚们的密信中，俾斯麦强调，财政上的不确定是和解政策的重要动机：“我们的财政和军事准备让提前主动撕破脸变得不可取。”[60]这无疑是实情，就像他的所有筹钱活动所显示的—但该解释也别有目的。虽然奥伊伦堡是俾斯麦忠诚的朋友，但他并不总是支持后者的筹款计划，所以应该让他（更别提奥伊伦堡的同僚们）明白财政窘迫的后果。戈尔茨同样应该告诉法国人，钱是达成《加斯泰因条约》的重要考虑—免得法国人以为俾斯麦突然接受了亲奥的全新政策。

在条约签订前的几周乃至几个月里，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四处奔走。作为回报，俾斯麦委任他为普鲁士向奥地利购买劳恩堡的资金过户代理人。条约规定的金额为250万丹麦塔勒，由普鲁士国库以普鲁士银币的形式支付给布莱希罗德，后者再将其过户给奥地利方面的代理人—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61]。戈德施密特鼓励布莱希罗德索取1%的佣金，并恭喜他获得丰厚的利润和“额外的奖赏”[62]。

中欧的紧张和不确定没有因为条约的签署而结束，布莱希罗德的服务仍然非常有用。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清楚，条约只是推迟了战争，是最终解决前的暂时和解。双方抓住这个喘息之机，都寻求在国内外扎紧篱笆。

在加斯泰因，俾斯麦保留了对奥政策的两种基本选择—妥协或战争。他乐于静观其变，看看奥地利是否会和平地让步。虽然也可以通过暴力实现目的，但那样做不无风险。他很可能察觉到，在大多数方面，时间对普鲁士有利，因为仅凭本国物质上的力量和优势就能削弱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63]。但俾斯麦倾向于加快这个过程，特别是因为普鲁士的国内状况要求尽早取得对外胜利。

俾斯麦一度希望从加斯泰因开始，奥地利人可能会继续悄悄地让步。早在加斯泰因时，他就认为出售劳恩堡可能成为有用的先例。他没有和奥地利使者讨价还价，但乐于接受所有要求，因为“财力允许我们一次性付清全款，我希望向你证明，可以和我们做成好买卖”[64]。他致信波德尔施温格，暗示奥地利人可能像出售劳恩堡一样卖掉荷尔斯泰因[65]。

但形势不断在变化。条约签署一周后，布莱希罗德的合伙人尤里乌斯·施瓦巴赫（Julius Schwabach）致信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表示“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友好关系似乎已经严重受损……短时间内重新开始冲突并非不可能”[66]。9月中旬，俾斯麦向乌泽多姆承认，《加斯泰因条约》只是“权宜之计”，两个公国的问题尚未解决，普鲁士必要和不容商榷的要求没有被满足[67]。

在整个危机重重的夏天，俾斯麦一直不安地观望着杜伊勒里宫（Tuileries）。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加斯泰因突然握手言和让法国人震惊和愤怒，俾斯麦不得不立即着手恢复与法国的亲密关系。他知道拿破仑是自己未来计划的关键。当英国和俄国把精力放在欧洲之外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敌对关系让拿破仑成了随时可以拉拢的那种仲裁者。拿破仑没有否定任何选择，俾斯麦知道，皇帝也会玩高深莫测的把戏，为自己争取最有利的条件。

离开加斯泰因后，俾斯麦回到自己最喜欢的疗养胜地比亚里茨，与皇帝一起享受政治休假。他与拿破仑的谈话涉及方方面面，但他不太可能寻求法国人承诺在未来的德意志战争中保持中立。提出如此要求的时机尚不成熟。在比亚里茨和后来的圣克鲁宫（St.Cloud），俾斯麦回答了皇帝对荷尔斯泰因未来的具体问题，表示普鲁士将通过“经济赔偿或货币等价物”的方式从奥地利手中得到它[68]。

俾斯麦足够现实地意识到，拿破仑只有得到某种赔偿才会接受普鲁士的吞并要求。墨西哥的溃败让拿破仑损失惨重¹⁸，他希望借这笔赔偿挽回自己的威望。俾斯麦暗示，比利时或卢森堡等法语区领地可能是合适的赔偿。

返回柏林前，俾斯麦参加了雅姆斯男爵在费里埃尔城堡（Ferrières）举行的狩猎，两人私下交谈了两个小时。显然，俾斯麦也告诉雅姆斯男爵，自己希望购买而非征服荷尔斯泰因。向法国的两大权势人物做了如是保证后，他返回柏林¹⁹[69]。

在比亚里茨休假期间，俾斯麦收到布莱希罗德的一封紧急长信。信的意思很清楚：奥地利的财政危机比通常所知道的更严重，应该和平地将其变成普鲁士的优势。布莱希罗德描绘了奥地利的惨淡局面：新的开支已经超过预期中的“巨额赤字”；向国际银行界求助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因为金融家们对奥地利的可靠性和匈牙利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效忠“心存疑虑”。潜在的贷款者们本身也深陷“当时欧洲主要货币市场的巨大危机中，一方面是由于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对跨大西洋基金和原材料的过度投机……”

因此，布莱希罗德提出惊人的想法：普鲁士政府应该帮助奥地利，“通过最急需的金钱帮助，为了德意志的福祉而推行崇高的政策，把它的南方盟友更紧地与阁下绑定起来……由于最近的金融运作，普鲁士王国政府目前手握必要的资金”，即使不动用国库也有4200万塔勒，其中3000万来自科隆—明登协议²⁰。这个数字看上去也许不够，但即使只有一半：

只要在合适时机奉上，也会在外交礼仪的无情算计中点燃温暖的感激火光，让[奥地利]内阁下定决心心甘情愿地就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省展开谈判。我已经可以在脑海中预见，维也纳的内阁不会容许北方问题继续悬而不决，因为这将危及其国内的统治；南方边境的问题复杂得多，它必须在南方问题迫在眉睫和成为心腹大患前先解决北方问题。

布莱希罗德表示这席话“出于爱国情感”，他最后指出“德意志舆论界已经洗心革面，认识到民族原则比任何特定利益更重要，况且被民主煽动推上台的觊位者［奥古斯腾堡］完全无法代表特定利益”，现在是“彻底”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最佳时机[70]。

布莱希罗德的信（俾斯麦的回信没能留存下来）有几点不同寻常之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惯常的经济—政治分析，他把两者视为不可分割；它还暗示作者强烈的和平倾向，并以为俾斯麦持有同感。布莱希罗德的建议巧妙而大胆，如果被采纳，它无疑将是俾斯麦对和平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最好证明。也许布莱希罗德对他为俾斯麦筹得的钱怀有些许所有者的感情，希望确保其投入和平而非战争用途，“用来收购奥地利”[71]。俾斯麦从未试图证实奥地利是否愿意以区区2100万塔勒出售在德意志的权力主张。无论在某些方面显得多么合理，这个想法还是反映出布莱希罗德也许过于相信金钱的力量。

布莱希罗德对奥地利需求的诊断是正确的。奥地利政府正在大力削减开支和降低赤字，以期为必要的贷款创造合适的条件。1865年秋，维也纳并未准备向普鲁士求助。它尝试更有希望的对象，但还是面对回绝和不可接受的条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维也纳分支断然拒绝，伦敦分支也一样。雅姆斯男爵同奥地利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谈判，但坚持附加苛刻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比如奥地利应该对意大利采取更缓和的政策。奥地利人倾向于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对手财团（由哈贝尔家族［Habers］银行、土地信贷银行［Crédit Foncier］和贴现银行［Crédit Foncier］组成）达成协议，这需要付出高昂的金融成本，但不附加政治条件。奥地利人得到9000万莱茵盾，不过利率很高，每100盾的本金到手的只有61.5盾。不过，即使这个计划也取决于法国政府在法国市场上贷款的许可；拿破仑的许可被广泛视作重要的亲奥举动[72]。确保这笔贷款后，维也纳对出售荷尔斯泰因不再那么感兴趣。获得拿破仑批准三天后，戈德施密特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对收购荷尔斯泰因一事已经彻底无能为力”[73]。

1865年秋天和冬天，奥普关系再次恶化到了战争看似不可避免的程度—除非奥地利接受普鲁士蛮横的要求。维也纳对国内的举步维艰感到沮丧，特别是与马札尔民族主义的冲突，俾斯麦时不时的耀武扬威也使其不再抱有希望。门斯多夫感叹道：“我们的外交政策在这片贫瘠土地上难道什么都长不出来吗？”[74]奥地利人知道，俾斯麦决心摊牌，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行动中，也反映在他们偶尔截获的书信里[75]。

但俾斯麦同样面对巨大的障碍。到了12月，罗恩相信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并认为自己和俾斯麦“可能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摔断脖子”[76]。在深陷国内冲突的同时，冒险发动对外战争的确非常危险。国内冲突与对外侵略的关系密切而复杂。国内的对立无疑促使俾斯麦决定在对外问题上采取强硬的态度，但首要问题仍然是，一个除了渴望和平而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的民族能否面对战争，而最要紧的是，一个被社会上大量富有阶层痛恨的违宪政府能否找到冒险发动战争的必要资金。普鲁士国内舆论在这点上分歧严重。

事实上，自由派反对者在政府的对外政策上的确存在分歧，一些议员已经向权力和成功的诱惑屈服。10月，肖泰克伯爵报告说，“更为明智的多数普鲁士人”现在支持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一个月后，他遗憾地评论道：“在国内问题上，俾斯麦伯爵正节节胜利。”[77]不过，俾斯麦一再违反宪法，让即使是最温和的自由派也很难完全站在他一边。

1866年1月15日，俾斯麦再次召集议会，但和解希望渺茫。政府没有重新提交军队法案，因为经过之前的“无果协商……现在无法指望任何满意的结果”[78]。政府当然坚持新的军队制度。另一方面，议会指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科隆—明登铁路协议中的违宪行为。调查负责人是反对派最犀利的法律专家之一，布莱希罗德的朋友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结果不言自明。允许政府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出售国有资产无异于让议会的预算权成为一纸空文。调查报告毫不含糊地指出：“协议被视为非法，因为政府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出售国有资产，以便为可能的冲突筹款；一位成员听说，萨尔地区的煤矿也将遭遇同样命运。”[79]委员会认为，协议参与各方都要负责，因为其中的法律问题非常清楚，以对法律无知为借口行不通。报告提交二十四小时后，俾斯麦突然结束议会[80]。

在他看来，大部分议员仍然坚持“不让内阁得到一分钱”的誓言已经足够糟糕，更别提内阁还可能要吐出刚刚未经议会批准得到的数百万钱款[81]。有传言称，如果议会正式取消科隆—明登铁路协议，奥本海姆将要求政府返还相关钱款[82]。

政府和反对派的冲突也涉及其他问题。绝大部分代表认定购买劳恩堡违宪，因为宪法规定，国王需要得到议会批准才能成为外国土地的统治者。俾斯麦的反击是用嘲讽把水搅浑的经典之作，旨在再次暴露反对派的无能。雪上加霜的是，普鲁士高等法院也借机发难，推翻下级法院的决定，判决议员们要为在议会的言论负责。这个判决与宪法格格不入，令议会生活遭受重创，可能带来合法面纱下的专制统治，摧毁自由和对法律的敬畏。随着卡尔·特维斯腾（Karl Twesten）²¹因为在议会发表反对司法腐败的言论而被起诉，反对派的怒火达到顶点，政府的形象则坠入谷底。难怪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普鲁士的国内形势很糟糕，政府和议会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大。高等法院最近的判决……在所有的相关圈子里引发最痛苦的感受。”[83]结束这个最短的议会会期时，俾斯麦再次把持续的僵局归咎于议会，并警告说议会走上的道路“将会引发更严重的冲突，并让现有冲突在未来变得更加难以解决”[84]。

但冲突终须解决。冲突损害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威望，而且每当需要巨额资金时，俾斯麦就只能面对不确定和采取权宜之计。国王的支持者没能就如何结束冲突达成一致。曼陀菲尔等人仍然倾向于政变；戈尔茨等人则希望改变体制：建立更加自由的政府（也许可以由他担任首相），并采取能够吸引各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政策。俾斯麦看到另一种道路的可能性：他可以通过激化与奥地利的矛盾来转移国内情绪。他能够将两者合而为一，希望它们相互抵消。事实上，这个计策由来已久。早在1862年12月，当俾斯麦谈到自己的民族理想对自由派的吸引力时，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他曾在议会断然否认自己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是对付议会的一种手段，但这种否认本身暗示双方都意识到那条道路的诱人之处。

议会休会几天后，在一次关键的御前会议上作出加紧备战的决定，除非奥地利人愿意让步。之前，俾斯麦曾告诉议会：“对外交政策而言，某些时机一去不复返。”他最终说服国王，眼下正是这样的罕见时机：一方面有望与意大利结盟，另一方面法国有望保持友好中立[85]。俾斯麦和他的支持者表示：“强有力的对外形象和为普鲁士荣誉而进行的战争将有利于解决国内冲突。”波德尔施温格表示同意，但希望避免战争，王储也警告不要手足相残[86]。外部条件有利于解决德意志问题，但俾斯麦下定决心抓住这些条件是因为他确信，对维也纳的胜利也将带来柏林的胜利。随着议会的灾难性休会，俾斯麦突然加快步伐：现在他力促马上作出决定，需要立即取得胜利。他和他的国家的政治未来悬而未决。

随后的四个月对俾斯麦极其艰难，他的神经几乎崩溃。既要绕过普鲁士与奥地利摊牌，又要避免外国干预的风险（特别是法国人），即使是俾斯麦无可匹敌的智谋也感受到最大压力。他必须孤立和挑衅奥地利，但又要给维也纳留下一丝余地，以防自己的外交策略不能奏效。他的计划随时可能被否定和摧毁，危险来自敌人与贪婪的中立力量的联手，成功的国内阴谋，或者国王信任和决心的减弱。这是一段险象环生的日子，俾斯麦注定要以毒攻毒。为了达到目的，他愿意冒险尝试一切，使用各种手段，无论是否离经叛道。与此同时，他遭到国内昔日朋友们的抛弃，甚至包括他最好的容克贵族朋友，他们对他大胆而没有原则的政策感到震惊。他的自由派老对手们则憎恶他复辟专制主义，尽管其中一些人被他的新德意志政策所吸引，还有许多人对他的能力与天才赞叹和惊异不已。5月，自由派作家鲁道夫·海伊姆（Rudolf Haym）写道：“无论他多么傲慢和轻浮，谁会无视他的运气和才干呢？”[87]不过，国内舆论一边倒地反对战争和俾斯麦。

俾斯麦的政治策略立足于普鲁士的军事准备—在这点上他可以仰仗罗恩和普鲁士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lmuth von Moltke）的得力支持。但政治和军事的巧妙安排还不够。军队仍然需要填饱肚子才能作战，需要调动的除了人员还有资金。俾斯麦在这方面的把握不如在政治事务上那么大，因此波德尔施温格的无能和吹毛求疵令他更加恼火。1866年3月末，当内阁再次集会时，罗恩表示，“俾斯麦的神经质焦躁和波德尔施温格的官僚式严谨与审慎导致不和无法完全消失”[88]。由于波德尔施温格，“普鲁士在财政准备上远远落后于军事准备”[89]。波德尔施温格的任务非常困难，因为议会的反对立场毫不动摇，而随着战争的临近，受到全球紧缩冲击的柏林货币市场变得焦躁不安。俾斯麦需要找到新的资金来源，在这点上，他同样需要尝试各种途径后才能找到正确选择，但他对该领域并不那么熟悉。

就这样，布莱希罗德在俾斯麦生命中最艰难的这几个月里向他提供巨大帮助。战前的几个月里，布莱希罗德四处奔走，参与“首长”的和平与主战方案。和德国乃至欧洲的商界一样，布莱希罗德应该倾向于和平解决危机，但他为人铭记和获得荣耀的却是帮助战争筹款。

从1866年2月中旬开始，布莱希罗德与戈德施密特的通信反映了对可能的战争重新产生强烈不安。2月18日，戈德施密特安慰他说，战争不会那么突然地爆发，但附上电报号，以便布莱希罗德可以在形势有任何重大发展时立即通知自己。戈德施密特在信中表示：“你必须永远努力推动和解，我也一样。请随时写信给我，告知你那里的情况。你清楚我的谨小慎微。”[90]安塞尔姆男爵也向布莱希罗德打听消息。2月末，这位柏林银行家比维也纳的朋友们悲观得多，他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印证这样的故事：2月28日的御前会议结束后不久，他警告自己的朋友萨克森驻柏林大使霍亨塔尔伯爵（Count Hohenthal），表示会上讨论了突袭萨克森的问题，但决定将入侵推迟到“原则上决定立即开战后和开始动员军队前”[91]。如果布莱希罗德的确发出警告，他是在俾斯麦授意下这样做的吗？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布莱希罗德无疑非常不安。

最后时刻，布莱希罗德和戈德施密特恢复早前的希望，认为可以达成关于两个公国的赔偿方案。这种想法也出现在其他地方，甚至俾斯麦在3月也时而提到它。他还荒谬地建议奥地利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赔偿要求，从而有可能动摇威廉的固执反对[92]（奥地利人很可能疑惑，这是为威廉还是为他们设的陷阱？）。大部分时间，俾斯麦推行主战方案。不过，因战争威胁导致业务瘫痪的两位银行家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推动和平。3月，他们为门斯多夫的避免开战政策寻求支持。戈德施密特建议，如果在现金方案之外加上某些土地（如格拉茨），奥地利人可能会接受交易。他敦促布莱希罗德“竭尽所能……战争过于罪恶，将是对德意志的诅咒”。戈德施密特承诺将任何认真的金钱和土地报价（即使是非正式的）直接呈交给皇帝[93]。几天后，戈德施密特对自己的作用感到绝望：“我们俩过于人微言轻，无力介入这种局面。”

随着和平的希望变得渺茫，此前一直非常客观和冷静的书信也开始受到民族主义激情的影响。戈德施密特对咄咄逼人的普鲁士感到愤怒，对手足相残无法释怀。“我国公众对这些绝望状况的始作俑者［俾斯麦］的怒火与日俱增，如果爆发战争（但愿不要这样），那么我国将奋勇作战和同仇敌忾，即便我们身无分文。”尽管布莱希罗德试图辩解，戈德施密特还是坚称，一切挑衅都来自俾斯麦。他否认奥地利已经开始调兵。“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俾斯麦在有意谋划战争和让世界陷入不幸……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屈服于威吓，他本来可以通过耐心得到他想要的。”[94]戈德施密特的信中充斥着骄傲、恐惧和愤怒—他的怒火发泄到同一个人身上。

在欧洲和普鲁士也有许多人对俾斯麦的挑衅游戏感到同样的义愤。3月末，一个被称为“科堡阴谋”（Coburg intrigue）²²的国际阴谋集团（包括部分俾斯麦的同僚）试图说服威廉罢免那个正在误导他的胆大妄为的家伙[95]。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²³对维多利亚女王说的一句话表达了该集团的核心诉求：“唯一的补救办法—唯一确保维持和平［的方法］—是国王罢免俾斯麦伯爵。”[96]作为阴谋的一部分，4月1日的《科隆报》（Kölner Zeitung）暗示，普鲁士将用格拉茨交换荷尔斯泰因[97]。这个想法在许多普鲁士人那里立即得到积极响应²⁴。关于俾斯麦将被罢免的传言再次流行起来，人们开始留心他的强大敌人。比如，4月4日，国王的儿子致信俾斯麦的一位部长，表示“罗斯柴尔德正处处与俾斯麦为敌，金融家们都颤抖了”[98]。俾斯麦有足够的理由珍视布莱希罗德的忠诚：这在当时是罕见的财富。

2月中旬，布莱希罗德再次开始筹款，他首先找到自己最有权势的关系人：雅姆斯男爵。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采取亲普鲁士的策略，那么其他银行家也会跟风。但这样的信号并未出现。布莱希罗德希望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愿意牵头或加入财团来收购普鲁士政府准备出手的价值800万塔勒的科隆—明登铁路股份。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了，因为他们明白，任何此类行动都是在充实普鲁士的战争储备。大约四年前，在涉及普鲁士人早前的一次游说时，雅姆斯男爵已经向布莱希罗德解释过，“不为战争出资是我们家族的原则，即便我们无力阻止战争，但没有为它火上浇油至少能让我们心安”[99]。

但和平主义情感并非全部。全球市场陷入萧条，各地股价都开始动荡，每当有战争传言，股价就会暴跌。雅姆斯男爵对经济停滞和拿破仑的故作姿态颇有微词。他戏称“帝国就是下跌”（L’Empire，c’est la baisse），暗讽拿破仑的著名承诺“帝国就是和平”（L’Empire，c’est la paix）。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分支强烈反对向普鲁士提供任何帮助，巴黎和柏林的大部分银行家也认为如果开战，奥地利获胜的机会比普鲁士大得多[100]。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碰了一鼻子灰。

在2月中旬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一封信中，布莱希罗德还隐晦地提到萨尔煤矿：“萨尔布吕肯一事没有得到最高层［布莱希罗德通常用这个词表示国王］的支持，因此不太可能成真。”[101]这句话暗示，在与雅姆斯男爵的对话中，布莱希罗德已经提到过出售国有煤矿的可能性，买主很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从1月开始传言的那样[102]。一周后，卡洛伊伯爵报告说，一位并非来自柏林的大银行家（可能是科隆的奥本海姆男爵）告诉他，普鲁士将很快强行通过与奥地利开战的决定，那位银行家被要求为政府持有的科隆—明登铁路股份寻找买家。那人还略带神秘地提到“有人打算出售属于普鲁士政府的另一项重大资产。他还用极为机密的口吻补充说，整个谈判由俾斯麦一人进行，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并不知情”[103]。俾斯麦亲自负责谈判的另一项“重大资产”正是萨尔煤矿。

3月9日，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表示可以马上提交财政备忘录[104]。3月12日，波德尔施温格召见布莱希罗德讨论备忘录，不幸的是，备忘录似乎已经佚失[105]。提交和讨论备忘录后，布莱希罗德马上返回巴黎[106]。3月16日，柏林有传言称，政府正在商谈出售萨尔煤矿，布莱希罗德前往巴黎很可能是为了与雅姆斯男爵讨论此事。与此同时，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出现在柏林，商议建立有政府参与的新公司，用于接手这些煤矿[107]。第二天，普鲁士部长们开会评估与奥地利日渐恶化的关系。他们被告知，“奥地利不会接受用钱交换那两个公国”—此事被视为重要新闻，这反映了柏林曾相当看重金钱解决方案。“资金来源遇到困难。出售科隆—明登铁路的股份必将导致损失。有人建议出售萨尔布吕肯。第三种可能是召集议会寻求贷款，但条件是大德意志计划和德意志议会。”[108]最后的办法是用自由和民族主义计划劝诱议会服从。俾斯麦无疑更希望不通过再次游说议会就筹到钱。

3月23日，戈尔茨对俾斯麦推进战争政策提出强烈警告。普鲁士的国内分歧和欧洲的敌意让这场冲突变得危险重重。在巴黎，亲普鲁士的气氛突然消失；除了皇帝，所有人都反对普鲁士。戈尔茨还表示：“你肯定比我更清楚—我相信我只是揣测—罗斯柴尔德拒绝与你做萨尔布吕肯煤矿的买卖。”[109]俾斯麦在备忘录中写道：“我没提出把煤矿卖给他。”

戈尔茨的信是对俾斯麦一封来信的回复。首相在信中解释说，普鲁士没有做出与奥地利同等的军事准备，因为它希望“在金融运作完成前”避免调兵，“以免我们的军事准备造成的巨大压力让这些运作变得更困难”。俾斯麦还秘密地透露，自己曾与罗斯柴尔德男爵展开商谈。男爵向俾斯麦的“代理人”（布莱希罗德）解释说，如果是几周前，他很乐意与普鲁士达成交易，但在当前的紧张状况下他不愿这样做—特别是当他和戈尔茨谈话后！俾斯麦提醒戈尔茨“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维持与罗斯柴尔德的关系”[110]。难怪戈尔茨在回信中略带激动地表示，同罗斯柴尔德的谈判失败与他的谈话全无关系，而是不可信任的布莱希罗德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而散布的谣言，这个结果与布莱希罗德早前的乐观形成鲜明反差。罗斯柴尔德很久以前就告诉过戈尔茨，只要普鲁士的宪法冲突持续，他只有在王储副署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贷款。雅姆斯男爵还说，他最近的拒绝反映了他不愿“为战争提供资金”，特别是为一场明显将损害他本人利益的奥普战争[111]。布莱希罗德的巴黎之行显然空手而归，只是多了戈尔茨这个敌人，戈尔茨对这个人的“莽撞干涉”非常厌恶。

随着军事准备的深入，对钱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3月28日，经过漫长的斗争，俾斯麦终于说服威廉加强军队实力，并为一半的野战炮兵购置马匹[112]。外交人员仍在努力寻求日益渺茫的和平可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意大利人也将很快加入）开始浩浩荡荡地向指定地点开拔。随着战争的临近，俾斯麦扩大了冲突所涉及问题的范围。两个公国的命运已经毒害奥普关系，德意志民族的未来组织形式将成为战争的动机和意义[113]。在3月31日的会议上，普鲁士内阁获悉“俾斯麦将推动德意志问题”。4月9日，他提出革命性的建议，要求重组德意志邦联，并设立普选的民族议会[114]。前一天，他与意大利结成反奥军事同盟，尽管对方算不上保守势力。在将普鲁士推向战争的过程中，俾斯麦采用一系列革命性的手段，既触怒保守派朋友们，也让自由派对手们疑惑和常常感到恐惧。

在那几个动荡的星期里，布莱希罗德特别努力地收集和传播信息。与意大利签署同盟协议的前一天，法国代表埃杜阿尔·勒费弗尔·德·贝埃纳（Eduard Lefebvre de Béhaine）回答了布莱希罗德的质询：“我们的中立充满好意，我们完全不会损害你在此事中最终将获得的利益……你经常见到俾斯麦，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当前和未来形势的关键。”[115]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向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男爵发去报告，报告中解释的问题包括：普意同盟被认为引发了伦敦市场的恐慌，但这种恐慌为时过早，因为目前双方刚刚交换同盟的草案。他还表示，人们正力图把俾斯麦赶下台，但这些努力很可能失败，因为它们意味着国王的道德失败[116]。

在俾斯麦推行革命性政策的同时，他的财政部长只能亦步亦趋，怯懦使其举步维艰。3月末，波德尔施温格开始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持有的科隆—明登铁路股份，但如果想马上脱手肯定会造成损失。事实上，他为战争筹款的努力正好赶上一波严重经济紧缩的开始，表现为生产衰退、股价下跌和信贷日益紧缺[117]。3月24日，他告诉同僚们，他也许可以筹得4000万塔勒，但此后政府将需要贷款，可能要得到议会批准[118]。与此同时，法国驻柏林大使樊尚·贝内德蒂伯爵（Count Vincent Benedetti）认为，在金融运作完成前，普鲁士政府将不得不遵循谨慎的路线。贝内德蒂预计，如果这些运作成功，国库中将拥有1亿法郎，足以发动战争[119]。

与此同时，市场开始下跌，部分原因是战争的威胁。对布莱希罗德而言，这是段艰难的时光。雅姆斯男爵曾授意，如果觉得“战争将要到来”就抛售他的普鲁士证券；普意同盟结成后，布莱希罗德开始出售罗斯柴尔德的持股，但遭到雅姆斯男爵的激烈反对，理由是他的行动和他令人安心的消息有矛盾：“你没有证明你在保护我们的利益，希望告知我们你为何抛售。我们今天上午给你发去电报，表示不接受你的最后一笔卖出。”4月18日，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政局有所缓和，他因此完全停止出售雅姆斯男爵的持股[120]。

俾斯麦仍然想着出售萨尔煤矿。4月3日，萨尔的商人们请求威廉不要批准这样的举动。第二天，政府否认考虑过这样做，但没有回应请愿[121]。事实上，俾斯麦突然变得对这个计划更感兴趣，并援引全新的理由。现在，他担心普鲁士目标的扩大会刺激拿破仑对土地赔偿的胃口，特别是对萨尔。4月20日，俾斯麦提议将普鲁士的萨尔煤矿出售给一家由政府作为主要股东的股份公司。4月30日，他知会其他部长，表示如果开战，法国可能会索要补偿，无论是当普鲁士遭受挫折时出手相助，还是当普鲁士胜利后的获益超过那两个公国时保持中立。拿破仑可能要求恢复1814年的边界，包括萨尔在内。“他从未表达对这些边界之外的德意志领土的欲望。”由于军事变迁可能导致割地，政府必须确保不同时失去煤矿资产（俾斯麦对其估价6000万塔勒）。因此，他要求对煤矿资产“做出变更，即使土地被割让，它［煤矿］仍将留在我们手中”[122]。

在5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俾斯麦重复了变更产权的理由，以便当土地被转交给法国后，作为主要股东的普鲁士政府不会失去这笔资产。俾斯麦为自己的计划辩护，即便潜在买家的出价低于应有价值。此举可以被视作避免全损的保险，鉴于这笔资产的价值和暴露位置，溢价不会太高。罗恩表示同意，但其他部长一致反对，特别是波德尔施温格和司法部长利奥波德·冯·里普伯爵（Count Leopold von Lippe），此事就此作罢[123]。包括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在内的德国民族主义史学家曾坚称，俾斯麦永远不会把一寸德意志的土地割让给拿破仑。这次内阁会议证明事实恰好相反，特别是因为俾斯麦应该不愿随便提及割让土地，他明白自己的对头（尤其是戈尔茨）正是由于这种可能而反对他的政策。如果想要，他本可以坚持用最初的财政动机来解释出售煤矿的想法，但他却为这种变更采用重要得多的政治动机[124]。俾斯麦知道，自己的大胆政策涉及的风险远远超过可能割让一块德意志的土地。

他还试图打消一位极端保守的萨尔矿主施图姆（C.F.Stumm）的疑虑，后者在5月8日对出售煤矿或割让土地提出反对。俾斯麦告诉施图姆，政府从未考虑这样做，他自己似乎也相信这个谎言[125]。但传言没有平息，5月中旬，布莱希罗德从戈德施密特那里获悉，维也纳相信萨尔煤矿已经被以9000万塔勒的价格出售[126]。

5月3日，在另一次御前会议上，威廉评估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关系。自从2月28日的上次会议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在聪明的导师点拨下，他指责奥地利的黩武态度要为此负责，并敦促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普鲁士免遭突然危险。他提议总动员；毛奇和王储表示同意，但奥伊伦堡等人提出反对，理由是“出于政治考虑”。最后的决定是部分动员[127]。奥伊伦堡的反对有充分的理由。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²⁵写道：“几乎整个国家都反对战争。自由派对政府深恶痛绝，指责其推行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而对许多保守者而言，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同盟被看作信条。”[128]俾斯麦被痛斥为暴君，试图通过手足相残的战争逃避国内矛盾[129]。

5月2日，股市因为普鲁士即将展开动员的传言而陷入“恐慌”[130]。传言被证实后，市场进一步下跌。5月12日是“黑色的一天”，而更黑暗的日子即将到来[131]。普鲁士人的痛苦正好赶上法国和英国的经济衰退。5月11日，普鲁士不得不将贴现率提高到9%。几天后，恶劣的天气毁坏部分作物[132]。企业和公民团体向柏林提交请愿书，请求维护和平。作为受人尊敬的重要团体，柏林商会也请求国王不要冒险毁了“几十年和平局面的物质果实……普鲁士的荣誉、外部威胁或是国家的经济未来都不需要战争”[133]。

布莱希罗德很可能认同这些观点，但他明白为时已晚。5月初，他致信伦敦的莱昂内尔²⁶，表示由于担心奥地利的攻击，普鲁士将继续动员。国王和王储已经放弃反战立场，热情也不会再受到抑制。议会将很快被召回，并很可能批准拨款。6月2日，他报告说，“好线人”向他暗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134]。

他的朋友们无疑希望和平。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写下辛酸的书信，哀叹俾斯麦煽动的内战即将到来，并反驳了布莱希罗德的指责，表示他的信并非出于奥地利人的爱国主义：

我在这个我所挚爱的国家已经生活了四十五年，我的儿子们都出生在这里。你呢？你碰巧亲奥地利吗？让我们像诚实和务实的人那样通信，每人都写出真正的所感所思。我不责怪你认同普鲁士和为它着想，但我们俩必须公正，我们正在遭受不公……[由于普鲁士声称奥地利好战]整个欧洲都明白和在谈论，你们的首相希望壮大普鲁士，把我们和德意志抛在后面；只是他没有明说而已。从几个月前我就看清了这一切，但我无法想象内战的可怕。

几天后，他再次打开心扉。为什么如此轻率地无视欧洲的福祉？“有人正利用人类激情玩一场危险的游戏。一旦战争爆发，我担心我们将见证可怕的东西；一旦战争夺走暴民的面包，代之以贫穷和饥饿，君主将无法再控制他们。”唯一能获益的将是“该死的拿破仑……那个臭名昭著的斯芬克斯”[135]。

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从维也纳得到其他消息，曾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共事，现任奥地利信贷机构（Austrian Creditanstalt）董事的维克托·贝纳利（Victor Benary）给他“可敬的朋友”写信，表示“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的财政状况看上去糟透了，我相信他实际上已经破产”。后来的书信显示，戈德施密特暗指奥地利，施瓦巴赫暗指普鲁士。贝纳利一定也觉得奥地利的审查机制非常愚蠢。5月22日，他在信中表示，他不认为最后的和平努力能成功，并补充说：

作为爱国者，如果你的朋友在最后关头选择妥协，我将感到遗憾。我相信，经过这场战争，普鲁士的强大将变得无法想象。正如你所知，我是民主派，并非俾斯麦的支持者。但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将在选举和其他一切事上支持他。结束割据状态和把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奥地利]逐出德意志的机会不会再有。[136]

整个5月和6月，贝纳利不断向布莱希罗德发来对奥地利财政状况最悲观的报告，其中一些被转交给俾斯麦[137]。布莱希罗德的信息加深俾斯麦对奥地利军事准备受困于资金不足的怀疑。这个怀疑在战场上得到充分印证[138]。

5月7日，一个名叫斐迪南·科恩—布林德（Ferdinand Cohen-Blind）的人近距离向俾斯麦开枪，但首相大难不死，他认为这仿佛是奇迹。两天后，议会被解散，普鲁士全国弥漫着焦虑感。只有最坚强的神经和最坚定的自信才能承受如此的动荡和敌对。俾斯麦的神经已经恢复；他整个人进入完全的专注，就像经过长期筹备，运动员终于为那场将决定一切的赛跑做好准备。

对波德尔施温格来说，事态发展过于迅速，危险过于巨大。罗恩向他递交对可能花销的预计：动员全部九个兵团将花费2400万塔勒，每月还要再支出600万塔勒[139]。波德尔施温格感到恐惧，不知所措的他心不在焉地在蒂尔加滕（Tiergarten）徘徊；最终，他频频拜访贴现公司的老板阿道夫·汉泽曼，以寻求慰藉和建议[140]。

波德尔施温格终于接受了两项紧急措施。为了应对严重的信贷短缺，政府于5月18日宣布成立公共信贷机构，旨在以各种商品为抵押，提供高达2500万塔勒的贷款。政府还取消了对利率的现有限制[141]。前一项措施显然违宪，而且两者都无法恢复商业信心。信贷凭证的印制被推迟到6月末；此外，使用这些凭证引发大量反对，不时还有人疾呼“不要接受不合法的钱”[142]。难怪波德尔施温格在5月20日致函俾斯麦，表示他没有足够的钱支持战争，甚至无法保证两个月后有足够资金[143]。

萧条的市场让政府很难出售持有的证券，把它们拿到国外贴现的努力也失败了。海贸银行的一位代表试图在巴黎安排这样的交易，但就像戈尔茨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所说（他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得意），没人愿意接受普鲁士人的提议。戈尔茨本人曾与雅姆斯男爵有过商谈，后者拒绝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投入自己的流动资金，并表示他认为该提议旨在回避议会。他推断，普鲁士的信贷一定已经捉襟见肘。戈尔茨也提醒俾斯麦，谈判显示出“王国政府获得对战争不可或缺的贷款多么困难”[144]。俾斯麦不需要戈尔茨或罗斯柴尔德男爵的建议，虽然他需要后者的钱。

雅姆斯男爵的不悦也伤及布莱希罗德。5月末，雅姆斯男爵严厉指责布莱希罗德更乐于提供政治消息，而不是保障罗斯柴尔德的经济利益。这封信的言辞一定非常激烈，布莱希罗德的回信体现了前所未有的自尊[145]。

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随着普鲁士离战争越来越近，随着它的信贷危机似乎愈演愈烈，布莱希罗德与科隆—明登铁路所签协议带来的那笔钱将成为政府的最后依靠。它为战争提供了动力。

1.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译注

2.查尔斯·温特沃斯·迪尔克（Charles Wentworth Dilke，1789—1864），英国作家和文艺批评家。——译注

3.比如奥托·贝克（Otto Becker）著，亚历山大·沙夫（Alexander Scharff）编校和增补的《俾斯麦的德意志形态斗争》（海德堡，1958年）［Bismarcks Ringen um Deutschlands Gestaltung（Heidelberg，1958）］。这部832页的权威著作描绘了俾斯麦从1862年到1870年的政策，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艰难的筹款努力。书中只提到布莱希罗德一次（第797页），称其为19世纪70年代初的转让代理人！

4.早在1864年1月，他就有过类似建议。2月末，俾斯麦派冯·曼陀菲尔将军前往维也纳，对东道主表示：“放手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交给我们，我们将在下一次战争中帮助你们夺回伦巴第。”卡洛伊致莱西贝格，1864年2月28日，HHSA：PA.Preussen。关于美泉宫会议的最佳分析，见瓦尔特·利普根斯（Walter Lipgens），《1866年之前俾斯麦的对奥政策：1864年8月美泉宫条约草案的发起人身份》，《历史世界》卷10（1950年），第240—262页［“BismarcksÖsterreich-Politik vor1866：Die Urheberschaft des Schönbrunner Vertragsentwurfs vom August1864，”Die Welt als Geschichte X（1950），240-262］。

5.法拉欣（Fellah），指在基督教和阿拉伯文明统治下的古埃及人后裔，他们身为佃农，被统治者视为异族。——译注

6.几个月后，布莱希罗德就类似的计划请求国王支持，这次的地点是普鲁士的波森省（Posen），那里生活着普鲁士的大部分波兰人臣民。该计划要求建立农业银行，通过发行股票筹资购地，再把土地出售给农民和佃农，或者代表当地村镇修建道路和运河。他在请愿中强调，该计划“旨在增强波森大公国的普鲁士民族元素”。布莱希罗德的请求被认为证明了他推动波森日耳曼化的愿望，但强调民族元素也可能是为了争取国王支持这项有利可图的计划。无论如何，他知道在有潜在麻烦的地区建立银行会带来有用的政治结果。布莱希罗德致威廉国王，1865年1月19日，柏林—达莱姆，普鲁士秘密国家档案，Rep.90，no.1186。

7.1864年10月30日，罗恩致信曼陀菲尔，表示自己可能辞职，并暗示应由曼陀菲尔接替自己。曼陀菲尔拒绝了，理由是自己早就有机会从政却没有那么做，因为他只有在与现代宪政格格不入的条件下才会接受那些职位。“除此之外，阁下和陛下一同上了小船，现在必须帮着掌舵，而我则乐于继续划桨。”《战争部长，陆军元帅冯·罗恩伯爵回忆录》，第四版（三卷本，布雷斯劳，1897年），第二卷，第300—301页［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Kriegsministers Grafen von Roon，4th ed.（3vols.；Breslau，1897），II，300–301］。

8.不管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指没有专管部门的内阁部长，但出席内阁会议，并参与政府决策。——译注

9.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首相。——译注

10.即莱茵盾。——译注

11.维克多·伊曼努埃尔（1820—1878），撒丁国王，后来成为意大利统一后的首位国王。——译注

12.切斯特·克拉克（Chester W.Clark）认为，俾斯麦在出售公国的谈判顺利进行的同时提出支持土地赔偿，此举只是诡计。通过搬出格拉茨，他让奥地利皇帝不太可能接受金钱。通过同时提出两种赔偿形式，他也许想要让自己显得通情达理，将不得不采取金钱方案的责任推给国王。但他不太可能出于真心地同时提出两种可能性。《弗朗茨·约瑟夫和俾斯麦：1866年战争前的奥地利外交》（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34年），第226页［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The Diplomacy of Austria before the War of1866（Cambridge，Mass.，1934），p.226］。

13.6月20日，肖泰克男爵分析了普鲁士的政治麻烦。他表示，政府和上议院的政策不符合“宪政国家中这些机构的惯常做法”。不过，他也指出，普鲁士远不是宪政国家。肖泰克致门斯多夫，1865年6月20日，HHSA。

14.几周前，俾斯麦获悉奥地利官员的一句话，大意是“由于信贷缺乏，奥地利政府将暂时放弃大国地位”。他对此非常重视，坚决不想重蹈覆辙。引自鲁道夫·施塔德尔曼，《1865年与俾斯麦德意志政策的问题》（慕尼黑和柏林，1933年），第17页［Rudolf Stadelmann，Das Jahr1865und das Problem von Bismarcks Deutscher Politik（Munich and Berlin，1933），p.17］。

15.指1858年秋到1862年初，担任摄政王的威廉一世标榜温和自由主义的时期，对应之前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动时代”。——译注

16.曼彻斯特主义（Manchesterism）指19世纪源于英国曼彻斯特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支持者认为，自由贸易能带来更加公平的社会。——译注

17.不过，俾斯麦的一些批评者（如戈尔茨）认为，该条约对奥地利更有利。见奥托·施托尔贝格—维尔尼格罗德伯爵著，《罗伯特·海因里希·冯·德·戈尔茨伯爵》（柏林，1941年），第172页起［Otto Graf zu Stolberg-Wernigerode，Robert Heinrich Graf von der Goltz（Berlin，1941），pp.172ff］。拉多维茨（Radowitz）甚至觉得《加斯泰因条约》“糟透了……是奥地利的胜利”。见哈约·霍尔伯恩编，《约瑟夫·玛利亚·冯·拉多维茨大使生平记录和回忆》（斯图加特，1925年），第一卷，第76页［Hajo Holborn ed.，Aufzeichnungen und Erinnerungen aus dem Leben des Botschafters 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Stuttgart，1925），I，76］。

18.1864年，拿破仑三世扶植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建立墨西哥帝国。1866年，在墨西哥人的游击战和美国的施压下，法军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墨西哥。翌年，马克西米利安被推翻。——译注

19.几周后，他收到费里埃尔之行的美好纪念。雅姆斯男爵在给布莱希罗德的信中写道：“俾斯麦伯爵最近来访时称赞我的一些葡萄酒，于是我自作主张，把一箱勃艮第和一箱波尔多送到你那里，请你以我的名义把它们交给俾斯麦伯爵。”雅姆斯男爵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11月18日，BA。

20.按照最初的协议，铁路公司应支付1300万塔勒；布莱希罗德提到的另外1700万塔勒可能来自政府担保基金锁定的钱，设立该基金是为了偿付铁路债券可能的利息。由于已经不再承担意外责任，政府可以将担保基金减少到200万，并任意处置其余部分。

21.卡尔·特维斯腾（1820—1870），德国政治家，国民自由党创始人之一。——译注

22.该集团的主要人物，如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外长门斯多夫伯爵（维多利亚的表亲）和普鲁士王储腓特烈·威廉（维多利亚的女婿）都与科堡家族有亲缘关系。其成员还包括戈尔茨和伯恩斯托夫等。——译注

23.约翰·罗素勋爵（1792—1878），英国首相，辉格党和自由党政治家。——译注

24.甚至连罗恩的朋友弗里德里希·佩泰斯（Friedrich Perthes）也敦促普鲁士在现金方案的基础上考虑这种交换的可能性：“奥地利想要的不就是一块遮羞布吗？大到足够遮盖一笔真金白银。”普鲁士应该提供遮羞布，无论是霍亨索伦还是格拉茨。罗恩，《回忆录》，第二卷，第409—410页。但俾斯麦寻求遮羞布的唯一目的是：掩盖他的侵略想法和最后向奥地利摊牌的企图。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表现得像吃亏的一方。

25.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1817—1903），普鲁士商务部长。——译注

26.莱昂内尔·内森·德·罗斯柴尔德（Lionel Nathan de Rothschild，1808—1879），英国议员、银行家。——译注

第四章　银行家与俾斯麦的胜利

如果要有革命，我们宁愿做发起者而不是受害者。

——俾斯麦，1866年

1866年是俾斯麦的胜利之年。对普鲁士、德意志和中欧来说，这也是决定性的一年。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战役摧毁了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让普鲁士获得德意志的霸权。一位代表黩武君主的保守政客让欧洲腹地发生革命性变化。在欧洲的中心，一个专制而过时的政府同时掌握如此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这将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下一个对德国历史具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年份是1945年—在帝国的残骸中，普鲁士将被彻底毁灭。

几十年来，1866年一直被称颂为俾斯麦的功业之年—但这种称颂也产生不良后果。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贬低俾斯麦的角色甚至抹去他的痕迹成为潮流，1866年的结果也被视为广泛和无名的力量作用的高潮，这些力量让经济上进步的普鲁士从落后和分裂的奥地利手中夺得领导权。这一系列力量无疑存在，让普鲁士战胜奥地利的条件并非俾斯麦所创造。但他营造的局势让普鲁士敢于投入这场战争，并成功地吞下胜利果实，而且没有引发外国干涉。他必须应对此类干涉的威胁，就像他必须应对威廉和军方想要羞辱奥地利和向其提出更多条件的愿望（不仅是完全退出德意志）。

在真正到手前，压倒性的胜利只是不确定的幻象。在那场决定性的战役前，整个欧洲都认为普鲁士将遭受溃败，俾斯麦必须避免这种结果。他再次用谨慎缓和鲁莽，用节制缓和粗蛮。他愿意使用一切可能手段，不惜与他人结盟，迎合曾经令他讨厌的想法，这让他变得更加灵活。

在这场重大考验中，俾斯麦需要通往新世界的桥梁，甚至是革命者的秘密世界。布莱希罗德成了连接议会中某些俾斯麦昔日对头的桥梁，他与俾斯麦的关系象征和加深了后者对经济力量影响力的理解。但这位忠诚的银行家暗中也和革命者保持联系，为其提供所需的秘密资金。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以此前无人理解的方式帮助俾斯麦—这反映了俾斯麦毫不顾忌地探索和利用一切通往成功的手段。取得胜利后，布莱希罗德被允许分享部分果实。

所有人预料中的手足相残姗姗来迟。两方面都仍有强势人物呼吁和平与妥协；即使是认定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少数领导人（特别是俾斯麦）也不得不为和平留下退路，无论如何，他们都寻求挑动未来的敌人走出发动战争的致命一步。

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最后几个忙乱的星期里，俾斯麦已经感受到即将到来的战争对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的可怕影响。5月份那颗几乎要了他命的子弹引发关于他本人生死的思考，随后的几周里，他一再承认，自己宁愿选择死在战场上也不愿失败。死亡的暗示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夸张之词，而且并不新鲜。俾斯麦上台几天后，国王就曾对他说：“在我窗户下方的歌剧院广场（Opernplatz），他们准备割下你的头，过一小会儿再割我的。”[1]俾斯麦认识到面前的危险，明白自己正走向最大的危机。为了确保最终无虞，他万分小心，并鼓起自己百折不挠的勇气。他知道自己正拿霍亨索伦王朝的未来冒险。如果他胜利了，王朝的未来就有保障；如果他失败了，奥地利就已经有了肢解普鲁士的计划。如果他胜利了，他可以决定中欧的未来，可以约束（也许是控制）现代革命力量；如果他失败了，他担心当无能的反动力量面对来势汹汹的革命时，局势将陷入混乱。

因此，即将到来的冲突被押下无法估量的赌注，俾斯麦决心寻求各种形式的支持。多年来，他旗帜鲜明的反动观点令自己的国王和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印象深刻。自从上台以来，他一直警告所有愿意听从的人注意“革命”，（他认为）这个宽泛而邪恶的字眼涵盖了从社会主义到温和制宪主义的大量罪恶。他一再强调君主团结的原则，主要是为了尽可能久地稳住奥地利这个盟友。但在战争爆发前后的几周里，为了震慑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力量，他向自己曾经表现出憎恶的势力伸出橄榄枝。

俾斯麦曾多次试图利用德意志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1866年4月，他提出新的德意志邦联计划，包括普选的国民议会（按照1849年法兰克福议会所设计的选举权）。此举未能如愿——大多数人觉得，俾斯麦从议会的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其倡导者，这种做法露骨得可笑。不过，自由派对俾斯麦的好感还是有所增加，因为他变得更加迎合他们团结德意志的目标，他的经济政策也满足自由派的利益和理念。阻挠俾斯麦与自由派反对者合作的是他对下院预算权的藐视：即使是最容易被诱惑的自由派也对该原则毫不让步，因为如果没有对钱袋子的控制，议会将失去全部存在的理由。

俾斯麦需要分化反对派的坚固阵线，因为他意识到，只要与商界关系密切的自由派拒绝在议会中支持他，借款就总是困难重重。他还需要靠自由派来争取德国舆论，让自己成为实至名归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代言人。与来自同一阶层和持有相同信念的人不同，他的目光并不局限于眼前的危机，而是意识到未来扩张后的普鲁士或统一后的德国需要这些人来治理。现代国家需要某种形式的代表性。

他逐步接近普鲁士自由派，希望吸引和分化一部分人，让他们脱离总是与他为敌的理论家。在被掩盖的战鼓声中，他为温和派奏响甜美的序曲。也许他希望通过拥抱来杀死自由派。

银行界总是担当政府与自由派商界的调解人。与其他群体相比，银行家更渴望国内和平。随着危机的临近，一些银行家开始向双方施压，以便结束冲突。比如，5月中旬，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告诉俾斯麦，莱茵兰人想要和平，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应该首先实现国内和平。就像奥本海姆马上告诉布莱希罗德的那样，俾斯麦回答说，他表示同意，并为此请求国王罢免自己，因为招人怨恨的他阻碍了和解。他已经提议由霍亨索伦亲王接任，请求只让自己担任外交部次官¹[2]。俾斯麦的说法包含了他的夸张想象，但这种夸大证明他有意与自由派议员结束冲突。随着俾斯麦与交情最深的容克朋友们关系的破裂（5月16日，慈父般的朋友路德维希·冯·格拉赫与他一拍两散），他开始试图弥合宪法冲突的裂痕。

5月29日，俾斯麦见到几个月前他曾经试图送进监狱的卡尔·特维斯腾。五年前，特维斯腾曾将奥地利描绘成德意志统一的最大敌人，并承认在外交政策上，“国王臣民们智力有限的普遍观点有一定道理”。他比俾斯麦更迫切见到对方。他告诉俾斯麦，如果政府承认议会对预算拥有完全和不可侵犯的控制权，那么议会将愿意提供所有必需的资金[3]。很快，拨款之于自由派将变得比接受这些钱款之于政府更加重要。自由派必须在未来的胜利中分得一杯羹，否则就将一败涂地。俾斯麦需要防备普鲁士的失败，自由派则需要防备普鲁士的胜利。

与特维斯腾的谈话两天后，俾斯麦（终于）收到波德尔施温格的辞呈，他表示自己为此准备了一整年[4]！波德尔施温格无法为他憎恶的战争筹款，为此精神崩溃。俾斯麦立刻任命波德尔施温格的老对头冯·德·海特接任。1862年，俾斯麦曾告诉国王，这两个人如此痛恨对方，以至于不愿在同一个内阁待上一天[5]。海特曾经是自由派，后来转向保守，因此受到两派的猜疑，尽管他在商界特别是银行界人脉深厚。面对海特的一位自由派对头，俾斯麦为自己的选择做了辩护：“那个人会给我们筹到钱，我们需要钱。”[6]晚年的俾斯麦称他为“金叔叔”（Gold-Onkel）。1862年，海特曾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因为他不愿容忍违宪提议。作为重新出山的条件，他要求在预期的战争结束后请求议会为所有未授权的政府支出提供免责。俾斯麦同意了，于是海特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筹措必要资金。他意识到，在未获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债仍然非法，如果战争失利或国王失势，负有责任的部长将面对严重的个人后果[7]。

海特从一开始就向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征询意见。他与布莱希罗德相识多年；最近，两人都是计划中的波罗的海—北海运河的董事会成员，该项目旨在推动贸易和普鲁士的海军实力[8]。（俾斯麦是最早认识到这条运河在政治和经济潜力方面的人之一，并大力促成了这潜力的实现[9]。）重要得多的是，在获得任命前仅仅两周，海特曾询问布莱希罗德，“目前的形势下”，他在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的公司能否获得10万到15万塔勒的贷款，因为公司现有的信贷已经耗尽。“目前的形势”指市场突然遭遇的一场严重危机，特别是棉花贸易，导致埃尔伯费尔德的经济几乎“完全停滞”[10]。布莱希罗德马上允诺提供资金，海特对他的帮助深表感激[11]。海特经历过信贷短缺对企业家造成的困难，他发现政府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两次都向布莱希罗德求助。

获得任命后第二天的御前会议上，尽管面对这些困难，海特仍然敦促尽快开战。他担心进步人士和教皇至上主义者（ultra-montanes）的持续反战煽动可能会影响民众。国王和俾斯麦表示同意，但强调必须让奥地利扮演侵略者的形象[12]。于是，海特请求汉泽曼组建财团，购买财政部中最大的一笔单独资产—科隆—明登铁路的股份。汉泽曼马上找布莱希罗德商量，两人的亲密合作已经超过十年。他们的银行几乎毗邻，两人每天见面，汉泽曼对这位同行怀有最深的敬意。汉泽曼的官方传记作者写道：“布莱希罗德是那些年里的所有私人银行家中最聪明的一个。”[13]两人愿意向政府开价110；这些股份当时很抢手，市价为117[14]。财团的其他成员则试图利用政府的急迫需求，坚持105的报价。汉泽曼不得不硬着头皮告诉海特，只有他和布莱希罗德愿意提出合理的报价。海特决定分批出售股份，在普鲁士取得最初的胜利后，通过海贸银行不断提高价格。布莱希罗德最初安排签订科隆—明登铁路协议的策略现在带来必要的资金。俾斯麦从未忘记，除了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普鲁士银行家在战争前夕都抛弃了他。1889年，在哀叹德国资本家缺乏企业家精神和爱国主义时，他回忆说：“那时，几乎不可能用国家资本偿付普鲁士的战争贷款，就像1866年的例子所证明的；在资本问题上，柏林的金融精英无法鼓起足够的勇气，为国家牺牲他们自己的财产。”[15]

海特正确地指出反战煽动的影响。随着战争的临近，反俾斯麦的情绪开始升温，市场暴跌。和平请愿书从除布雷斯劳之外的普鲁士各大城市涌入柏林，在5月的战争动员中，和平意愿制造了某些非常有违普鲁士特点的事件[16]。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将发生柏林革命和军队哗变[17]。俾斯麦一定感觉到特莱奇克对他所言不虚：“我觉得可怕的是，几十年来普鲁士最重要的外交部长同时也是在德意志最受憎恨的人；我觉得更糟糕的是，普鲁士政府提出其有史以来关于邦联改革的最有希望的想法，却遭遇到这个国家如此可耻的冷漠。”[18]5月末，布莱希罗德收到鲍迪辛伯爵²从石勒苏益格写来的怒气冲天的书信，信中警告说：“总督［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对首相的敌意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不仅如此，曼陀菲尔政府损害普鲁士的利益，扩大对普鲁士的仇恨。鲍迪辛接着说：“所有人都认同，偏执狂必须辞职离开政治领导层，有‘十字报党’（Kreuzzeitungspartei）³的首脑在，任何重大计划都无法执行。”[19]这个封建党派对“新的”俾斯麦正在失去信心，开始对其设置障碍。

6月初，两强终于投入战争。奥地利向邦联提交关于两个公国的问题，俾斯麦称此举违反《加斯泰因条约》，下令普鲁士军队开进荷尔斯泰因。与此同时，他提出披着民主外衣的统一德意志方案，将奥地利排除在外。14日，邦联议会接受奥地利的提议，为对付普鲁士展开动员。两天后，普军入侵汉诺威和萨克森。木已成舟。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焦虑变成担忧和恐慌。普鲁士公民不希望战争，各地很少有人认为普鲁士可以战胜奥地利。普鲁士已经半个世纪没有参加过重大战役；它的国内矛盾尚未解决，现在又要同一个看上去仍然令人生畏的帝国开战。战争打响前几个小时，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写信给布莱希罗德：

既然战争看上去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必须面对悲哀的可能性：我们在最初阶段可能遭遇不幸，奥军可能一直推进到柏林，那样的话这座城市可能遭到劫掠。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担心那样的不幸，请把你为我们持有的价值2万塔勒的证券邮寄给我们，但一定要确定柏林到科隆沿途尚未被战火波及时才这样做。

一周后，随着奥地利人在一些小规模交火中取得胜利，奥本海姆的来信变得更加不安。他写道，奥地利人正在散布关于普鲁士人在敌国领土上劫掠的“无耻谣言”，显然这是事先为“他们踏上帝国领土时展开烧杀劫掠”找的借口。“亲爱的朋友，所以我请你做好一切防备，你比任何人更危险，因为人们知道你和俾斯麦的关系。”这次，奥本海姆还要求俾斯麦在下一批邮件中送来他们的证券（价值2.5万塔勒），假如道路仍然安全的话。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加上任何他自己的证券。最好当天晚上就派信使送来：“啊！时局真是糟糕！”[20]

时局还非常艰难，特别是对俾斯麦。布莱希罗德敦促他不遗余力地在国内讲和。战争爆发两天后，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约定，由后者安排俾斯麦与自由派议员维克多·翁鲁会面。布莱希罗德向翁鲁保证，俾斯麦希望会面，因为他决心通过和解手段结束宪法冲突。但和主人一样，布莱希罗德也认为强有力的威胁可能有助于妥协请求。于是，他警告翁鲁，绕开议会调动战争资金意味着强制贷款和货币贬值等极端措施，这“将摧毁普鲁士的工业，可能影响一代人”。最初，翁鲁怀疑是布莱希罗德而非俾斯麦提出这次会面，但俾斯麦匆匆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亲笔信打消了他的疑虑。布莱希罗德承认，自己曾急切地建议俾斯麦与自由派领袖沟通。根据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的报告，疑虑解除后，翁鲁迫不及待地接受邀请。两人于6月20日见面，俾斯麦对翁鲁无法抑制的求和欲望做好了准备[21]。

由于战争已经爆发，翁鲁只得强调自己对普鲁士的无条件忠诚，并抱怨民众的“极度冷漠”。他提醒俾斯麦，在1859年两人的那次对话中，俾斯麦表示普鲁士被完全孤立，唯一的盟友是德意志人民。现在，为了保住这个盟友，必须恢复宪法。俾斯麦表示同意，就像之前与特维斯腾的对话一样，但抱怨说“所有人都认为他无所不能，而他只是凡人”。国王已经拒绝特维斯腾的提议，不愿通过认可议会权力来结束冲突，但俾斯麦知道，“尽早结束冲突是必须的”。即使取得军事胜利后，他宁愿辞职也不愿继续和议会冲突（决定性的克尼格雷茨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向王储重申这个承诺，并在一个月后将其兑现）。就像他对特维斯腾所说的，他也告诉翁鲁，要是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他早就乐意辞去首相职务。翁鲁认同没有合适人选，因为“从1849年到1858年，再从1862年至今，反动政权成功地确保官僚体系高层中没有既具备必要的能量和耐力，同时又享有公众信任的自由派”[22]。事实上，翁鲁告诉俾斯麦，他是不可或缺的—翁鲁此举让俾斯麦预见了所谓的民族—自由主义思想的无意识服从性。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俾斯麦都将利用这点。

布莱希罗德对这次对话感到满意，他立即致信雅姆斯男爵：“关于国内问题的决议尚未达成，但已经有了初步行动。”[23]显然，俾斯麦希望国外知道，他正在与德意志的所有派系沟通。

事实上，布莱希罗德一直在向雅姆斯男爵传递积极的消息—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真的如此自信。6月19日，他致信雅姆斯男爵：“本国民意在过去四天里向政府大幅倾斜，即将召开的［新］议会并非不可能向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24]（事实上，自由派开始感到和夸大自己的无能；现在，他们认为俾斯麦可以抛开议会发动一场战争，“不止一年……运气都在专制主义者和容克贵族那边”[25]……）几天后，布莱希罗德向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交备忘录，并对普鲁士政治和财政做了展望。他预测国内斗争将提早结束，议会将授权战争信贷。他还敦促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债券向外国人开放就赶紧购买，因为普鲁士的财政状况非常好，相比政府庞大的资产，公共债务比例很小[26]。

6月30日，俾斯麦和国王离开柏林，前往波西米亚与普军会合。俾斯麦做了所有可能的准备，现在将取决于战场上的运气。他离开时既非全无烦恼，也不两手空空：前一天，俾斯麦交给他一堆金币，包括50个金腓特烈（Friedrichs d’or）、50个金拿破仑（gold Napoleon）、50个奥地利达科特（Austrian ducat）⁴和足够的银币，总价达1000塔勒。走上战场时，俾斯麦口袋里装着7500美元（按照今天的价值）[27]。此前或此后，布莱希罗恩都没有给过他这样一堆形形色色、马上可以使用的货币。也许俾斯麦想做好准备面对各种不测。一个确信能取得速胜的人不会在口袋里装满金币出行。他梦见自己被俘，或者担心自己像腓特烈二世那样在凄凉的战场上独自游荡吗？金子能派上用场，也给人安慰。

悬念很快结束。通过革命性地使用近代通信手段，毛奇为这场决定性的战争做了一丝不苟的细致准备。但他和俾斯麦仍然相信，“无论应用于外交还是军事行动，战略并非精确的科学”[28]。7月3日，在克尼格雷茨周边，近50万人展开殊死搏斗。夜幕降临时，奥地利人已经损失了四分之一兵力，余者正向维也纳撤退。

俾斯麦整天都惴惴不安。他后来承认：他感觉自己正在玩一场赌注达到百万美元的纸牌游戏，但他并不真有那么多钱。终于赢得赌注后，他却感到沮丧而非兴奋。在骑马穿过遍布死伤者的田野时，他疑惑如果他的长子躺在那里，自己会作何感受。到处都找不到为他准备的营房，在找地方睡觉时，他滑倒跌入粪坑[29]。

这是世纪中叶的一场决定性战役。无论在德意志还是欧洲，一切都不同了。第二天晚上，在被告知发生什么后，教皇国务秘书安东内利枢机（Cardinal Antonelli）恐惧地惊呼：“世界崩塌了。”（Casca il mondo.）[30]1815年，通过限制革命力量，人们千辛万苦地恢复由哈布斯堡王朝称霸中欧的世界，现在那个世界被摧毁了。

胜利令普鲁士陶醉，但也产生可怕的影响[31]。7月4日，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对胜利大加溢美之词。他的信可以被视作普鲁士人卑躬屈膝的象征：

我斗胆在此刻用这些文字打扰您，热烈的感恩祈祷已经传到全能的上帝耳中，感谢他对我们祖国的仁慈，让陛下的雄师战胜我们世代的敌人。我心中充满对阁下最深切的赞美之情，借着真挚预祝阁下取得下一次政治胜利，我斗胆向您表达此情。我还要请求您将我最卑微的祝贺放在国王陛下的脚边。为了显示我的感激，我将尽心为我们的伤兵效劳。[32]

即使考虑到当时的修辞，考虑到这个时刻的非凡意义，考虑到布莱希罗德感觉自己参与了这次壮举，这席话仍显得过于夸张。布莱希罗德的信可能也是某些普鲁士犹太人无比强烈而又相当外露的爱国情感的早期例证，他们对新国家的热情忠诚超过基督徒同胞。爱好和平的布莱希罗德为普鲁士的胜利祭台奉献了自己的祭品。

布莱希罗德的信也有实际的一面。他报告说，柏林一位重要的法国人（可能是贝内德蒂，他是布莱希罗德的客户，直到7月8日才离开柏林前往普鲁士司令部）说了些“令人担心的话”，暗示法国人“嫉妒我们的胜利果实，害怕世界史上的最新一页可能威胁到他们对‘荣耀’的垄断”。布莱希罗德预计法国人将很快有所行动—预言在当天晚上得到印证。他还预见了俾斯麦的回应，即必须拒绝法国人的这些“傲慢要求”，并指出俾斯麦本人将用来威胁法国人的力量：“我们的民族意识大大提升，面对任何试图阻挠这场运动目标的人，人民将斗志昂扬地扑向他们。”

俾斯麦的确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满腔怒火威胁拿破仑。为了击退所有外国干涉，俾斯麦决心动员德意志和欧洲的各种革命力量。当俄国朋友问他对革命持何种态度时，他给出独特的答案：“如果要有革命，我们宁愿做发起者而不是受害者。”[33]

早在战争爆发前，俾斯麦就与外国革命者结盟。除了与“革命的”意大利结盟（这已经激怒了他的保守派朋友），他还同匈牙利革命者关系密切。俾斯麦致力于动员和发动衰弱的奥地利帝国境内的一切颠覆力量：仍未从1849年失利中恢复过来的匈牙利流亡者最有希望成为对付奥地利的盟友。事实上，俾斯麦上台不久就和他们取得联系[34]。到了1866年3月，俾斯麦的驻佛罗伦萨大使乌泽多姆伯爵已经与匈牙利运动的领袖们（包括著名的路易斯·科苏特［Louis Kossuth］）展开频繁接触，计划在普鲁士或意大利的土地上建立匈牙利兵团，以便直取奥地利帝国的“心窝”⁵。俾斯麦还直接与匈牙利民族委员会（Hungarian National Committee）的几名代理人进行磋商。整个6月，在意大利和普鲁士建立匈牙利兵团的计划稳步进行，尽管俾斯麦在6月10日向乌泽多姆抱怨说“他没有那么多钱”，因此意大利政府应该提供必要资金。事后，普鲁士政府将返还一半[35]。

布莱希罗德看到这种武器的潜在重要性。就在克尼格雷茨战役打响前，他致信雅姆斯男爵，表示虽然普鲁士占据上风，但战争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奥地利无法再承担另一次妥协，除非“匈牙利爆发革命，就像某些迹象所表明的”[36]。7月5日，当克尼格雷茨战役刚刚结束，当奥地利提出停火和拿破仑令人厌恶地提议斡旋后，俾斯麦在霍里茨（Horitz）接见匈牙利运动的两位领袖：萨基伯爵（Count Czaki）和冯·科玛洛米少校（Major von Komaromy）。（俾斯麦利用匈牙利人对付拿破仑的威胁，这种做法可谓因果报应。1859年的法奥战争中，拿破仑本人也曾鼓励在意大利领土上建立匈牙利兵团。在这件事和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俾斯麦是拿破仑的好学生[37]。）他向流亡者提供40万塔勒的支票，支付人为维特男爵，他在柏林的外交事务代表。10万塔勒来自王室公使基金，30万塔勒由俾斯麦的助手洛塔尔·布赫尔（Lothar Bucher）向布莱希罗德收取。按照俾斯麦的命令，布赫尔将把这笔突然到手的巨款交给以化名入住一家柏林旅馆的两位领袖[38]。这笔钱将专门用于招募匈牙利兵团，兵团会被派往匈牙利，在帝国造成混乱。（与此同时，俾斯麦还敦促意大利人帮助加里波第的志愿军登陆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在奥地利的南斯拉夫人中煽动革命[39]。）

7月8日，布莱希罗德确认俾斯麦的命令，表示自己已经支付所要求的金额，并暗示他会把萨克森的军税作为抵押[40]。6月20日，普军要求被打败的萨克森人缴纳每天1万塔勒的军税，作为换取后者持续的财政自主权的条件[41]。布莱希罗德收取了这笔钱，并以其为抵押支付俾斯麦的匈牙利人秘密资金。几周后，俾斯麦通知海特，萨克森军税已被用于匈牙利兵团，因为“兵团给奥地利带来的压力将对战争进程与和平非常重要，不能拖延支付”[42]。布莱希罗德参与匈牙利冒险计划一事从未被披露。这次共谋很可能让他在维也纳的朋友们非常痛苦。

布莱希罗德还卷入俾斯麦的德意志战争中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对法兰克福的处置。这座与奥地利并肩作战的城市遭到普鲁士官员和威廉本人的痛恨，因为他们把它视作民主和反普鲁士主义的温床。事实上，法兰克福报刊的确以丑化普鲁士当局为乐。7月16日，普军占领该城。第二天，普军统帅提出600万莱茵盾的惩罚性赔款，要求在两天内付清。赔款付清后，俾斯麦又于7月18日提出被认为是额外的2500万赔款，而威廉原先想要的更多。

同一天，布莱希罗德请求俾斯麦任命自己为这笔赔款的转账代理人，就像他曾受托为萨克森军税所做的那样[43]。与此同时，法兰克福的新统帅曼陀菲尔试图通过威胁或暗示劫掠来敲诈该城。法兰克福公民感觉“新的匈奴人袭击开始了，法兰克福将注定毁灭”[44]。7月22日，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发去电报，表示3100万赔款在南德意志各地引发“惊恐的呼号”。他警告说，赔款金额太高，而且“对真正的作恶者影响不大”，因为付钱的人想必是富人，而不是记者和煽动者[45]。布莱希罗德还致信科伊德尔，指出赔款“太高了点”[46]。法兰克福的命运—巨额赔款和被普鲁士劫掠的威胁—激起外国的不满，由此产生的抗议浪潮令俾斯麦颇感尴尬[47]。7月25日，他在电报中告诉布莱希罗德，该城的赔款只有2500万，因为已支付的600万将被算在总额里[48]。

同一天，卡尔·迈耶尔男爵率领的法兰克福公民代表团抵达柏林展开谈判。男爵试图将此行通知布莱希罗德，但遭到法兰克福普鲁士当局的禁止[49]。不过，柏林的接待相当周到，卡尔·迈耶尔男爵第二次回到柏林，于8月6日和7日见到俾斯麦。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报告说，如果法兰克福自愿被普鲁士吞并，俾斯麦愿意放弃赔款和做出其他让步[50]。俾斯麦还向自己在法兰克福的代表送去表达这种意向的便条[51]。

布莱希罗德在这桩可耻交易中扮演了可敬的角色。出于为俾斯麦效劳和私利的考虑，他曾希望由自己收缴和汇付第一笔赔款。但当第二笔赔款被提出后，他毫不犹豫地警告俾斯麦不要做得过分。公然反对普鲁士和为法兰克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说话一定需要相当的勇气，因为在大多数普鲁士人心中，两者是一样的。俾斯麦的下属并不被鼓励批评他的行为。布莱希罗德显然没有获得收缴赔款的委托。

7月18日，俾斯麦从布尔诺（Brno）向布莱希罗德发来电报，请他提供普鲁士塔勒兑换奥地利货币的公道比价[52]。这被认为将帮助俾斯麦决定奥地利的战争赔款数额。第二天，科伊德尔从尼克尔斯堡（Nickolsburg）给“尊敬的朋友”来信：“我个人已经预见到和平时光，也许你对此感兴趣。事情还没尘埃落定，但似乎进展顺利。但当一切尘埃落定之时，公众几乎肯定也知道了；到那时再通知［你］将没有价值。”[53]这条消息比奥普停火早了四天，在当时的确很有价值。对一位银行家来说，获悉俾斯麦的亲密谋士认为和平即将到来非常重要，尽管对方警告说判断可能有误，“战火”可能继续燃烧下去。布莱希罗德感谢科伊德尔的“宝贵消息”，并告诉对方，股市已经进入“和平市场”，和谈破裂必将导致股价暴跌。他请求科伊德尔随时提供最新消息[54]。

布莱希罗德总是礼尚往来。他送给俾斯麦及其朋友精致的雪茄，并询问他们还有其他什么看得上眼的“提神之物”。他乐于为大佬朋友提供异国的奢侈品，特别是当他们面对无情的战争时[55]。对于不太幸运的人、受伤者及其家人，布莱希罗德表现出不寻常的慷慨—他因此结识了约翰娜·冯·俾斯麦，后者正组织救助她丈夫所发起的战争的受害者[56]。她变得非常了解布莱希罗德，一年后已经开始调侃他的夸张言词[57]。

7月末和8月，俾斯麦只有一个目标：在各条战线上以胜利者的身份实现和平，或者消灭所有阻挠他获得这种和平的人。自从与特维斯腾和翁鲁谈过话并向海特做出承诺后，他便决心结束宪法冲突。在恰好与克尼格雷茨战役同天举行的选举中，进步党遭遇失利，这可谓好兆头。选举结束后，布莱希罗德马上致信俾斯麦—信中既有恭维，也提出建议：“所谓的进步党已经气馁，因此解决［宪法］冲突只需陛下仁慈地做出少许让步。”[58]尽管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他后来夸大了反对者的力量），俾斯麦还是说服国王和内阁：他请国王在8月5日的新议会开幕式上亲自发表和解性讲话，并要求为政府支出免责，这笔钱并未获得议会授权，因此“没有法律基础”[59]。在志得意满的时刻，俾斯麦与温和自由派分别做了让步：明目张胆的违宪行为得到承认，国王不顾议会反对而推行的军事改革则完全没有被提及。俾斯麦需要普鲁士自由派的支持，以便在外国干涉的持续威胁面前，他可以依靠和炫耀德意志民族的全力支持。

俾斯麦向议会伸出橄榄枝，后者只需要这个姿态就会向他臣服。与此同时，他还处理完对外事宜。他接连与北德诸邦签订联邦条约，与三个南德邦国组成军事同盟，并与奥地利达成明确和约。普鲁士还吞并汉诺威、黑森—卡塞尔（Hesse-Kassel）、拿骚（Nassau）和法兰克福，尽管威廉对俾斯麦推翻德意志最古老的王朝—汉诺威的圭尔夫家族（Guelphs）⁶感到不安。作为极端保守派，俾斯麦却肆无忌惮地推翻或威胁推翻王公世家，这是任何德国革命者做梦都想不到的。他被迫尊重萨克森的独立，但通过粗暴的谈判，他向这个领邦索取巨额赔款，并要求其接受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普鲁士就此成为整个德意志的霸主。

在完成建国的过程中，俾斯麦必须对付拿破仑不时提出的领土赔偿要求。直到与奥地利签订初步和约前，俾斯麦一直试图点燃奥地利帝国的所有民族主义火药桶。现在，他又用德意志民主民族主义运动的浩大声势威胁拿破仑（布莱希罗德警告雅姆斯男爵，柏林“不愿让出哪怕一寸德意志的土地”。事实果然如此）[60]。俾斯麦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er）称为“白色革命家”，他抓住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力量，利用那种力量为普鲁士的保守目标服务，由此挫败拿破仑的赔偿愿望，令其威名受到重创[61]。19世纪60年代的俾斯麦展现出不同寻常的果断、灵活和极为开明的现实主义。

普鲁士的胜利看上去如此轻而易举，这让俾斯麦突然获得难以置信的名望。可恨的暴君成了国家的最大偶像。面对这种转变，普鲁士议会很快举手投降。自由派发生分裂—超过一半的昔日反对者向俾斯麦的成功屈服，为了掩饰自己的投降，他们辩称权力和团结优先于自由，“事实和事件的逻辑”优先于理念和理想。其他自由派议员则记得俾斯麦曾经推动自由派的经济利益，并促成新资本主义秩序的自由发展。1866年9月初，普鲁士议会以230票对75票接受政府的免责提案。宪法冲突结束。非政治的德国人开始扮演他的决定性角色[62]。

剩下的工作是让普鲁士在北德获得永久的霸权。新的邦联必须满足普鲁士国王、他的亲信和他坐在北德小国宝座上的姑表兄弟们，必须满足被公认为恭顺的民众的愿望，还必须能吸引南德意志人：南德人对褊狭的普鲁士人抱有疑虑，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加入一个更大的类似联盟。1866年秋天，尽管之前承受精神崩溃，俾斯麦还是成为新的北德邦联的主要构建者。邦联宪法将被1871年后的新帝国沿用，堪称复杂晦涩的杰作。简而言之，新邦联将由普鲁士主导；作为邦联的代议机构，国会采用民主选举，但几乎没有民主功能，甚至它的预算权都受到严格限制。主权所属仍然没有确定。新成立的民族自由党希望议会权利至少有一点实质内容，并成功地让俾斯麦做出稍许让步。

最重要的是，作为教育和财富（Bildung und Besitz）的代表，民族自由党欢迎宪法中的经济条款。俾斯麦特别重视这些条款，以便它们能“消除政治上的不统一对德意志人民的物质福利造成的损失”[63]。邦联提供统一的经济秩序；俾斯麦和民族自由党共同（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后者）创造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制度，它将为德国资产阶级带来繁荣，为国家带来工业力量。

俾斯麦有理由对这部宪法感到高兴，因为它将让俾斯麦获得比在普鲁士大得多的权力。在新的邦联中，他将是唯一的部长，不受潜在异议者组成的内阁掣肘⁷。没有人对北德的新结构完全满意。只有俾斯麦没什么怨言。

然后，俾斯麦对普鲁士政体做了现代化改造，但保留其过时的保守特点。在自由派看来，与1848年的希望或者甚至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相比，1867年的宪法是倒退的。但它在物质方面有所进步。宪政专制和民主外衣、政治的幼稚和经济的成长实现决定性的和史无前例的结合，这将成为一个强大而褊狭的德意志的发展特点。

俾斯麦在德意志和欧洲取得完全的胜利。他分化国内反对者，为自己的统治打造新的多数派。他无视或愚弄整个欧洲；他创造新秩序，但没有彻底摧毁旧秩序。他认为，没有人能及时猜到他的把戏，他欢呼：“我把他们全都打败了！全都！”[64]被打败的还有自由和仁爱之德意志的梦想，诞生的是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它崇拜权力，即便那种权力不受思想或道德现实主义的约束。

我们也许会对俾斯麦将胜利与自己画上等号感到吃惊，这种等同成了对俾斯麦崇拜的首要幻觉。没有哪个人能决定历史，但俾斯麦、拿破仑和列宁的确彻底改变了本国历史的进程。大多数时候，俾斯麦对于靠人力影响命运的机会很没有信心，但在1862年到1866年，他感受和经历了一位沿着危险道路发动未知冒险的孤独领袖所受的考验。他的追随者寥寥无几，因为很少有人理解他；许多人反对他，因为他们因循守旧。他的敌人数目众多，支持者却寥寥无几，只有像罗恩这样的朋友或者像科伊德尔和布赫尔这样的工具。就像我所暗示的，他清楚地意识到失败的可能和惩罚。他表示，惩罚将是死亡：可能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死于战场，也可能因为发动不成功的革命而被处以死刑。或者这些只是紧张过度的头脑的夸张臆想，失败至多意味着丢脸或政治生涯的终结。但那样不也无异于死亡吗？无论如何，在后来更加安定的岁月里，他津津乐道于曾经逃脱死亡，并对少数几位在这个危险时期帮助过他的人怀有特别的感激⁸。布莱希罗德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布莱希罗德如期完成服务。1866年，戈德施密特在写给布莱希罗德信中说：“人们都说，战争让你获得一大笔钱。”[65]战争的确让他发了大财，但远不止于此。过去的五年间，他干得很出色，借助“好朋友”的光芒传播自己的声望，那位朋友同样收获颇丰。在这个成果丰富的时期，最重要的成就是与俾斯麦建立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注定将延续和加深。

1.早在1866年2月14日，俾斯麦就告诉法国大使，普鲁士可能会迎合德意志民族主义，呼吁成立德意志议会。如果这样的话，他将推荐国王任命以戈尔茨为首的新内阁。晚些时候，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报告说，市场已经被流言惊动：戈尔茨将接替俾斯麦，后者则转任驻巴黎大使。OD，II，299；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6年2月28日，RA。

2.沃尔夫·海因里希·冯·鲍迪辛（Wolf Heinrich Graf von Baudissin，1789—1878），德国外交官、作家和翻译家。——译注

3.即1848年诞生的普鲁士保守党。弗里德里希·施塔尔以及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格拉赫兄弟创办的《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该党喉舌，因为报头有铁十字图案，也被称为《十字报》。——译注

4.金腓特烈是1741年开始铸造的普鲁士金币，名义上价值5个银帝国塔勒。金拿破仑是拿破仑一世时期发行的金币，面值为20和40法郎两种。达科特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开始流通的金银币，奥地利从1511年起铸造金达科特。——译注

5.在6月17日致意大利将军拉·马默拉（La Marmora）的信中，乌泽多姆用“直取心窝”这个著名的表述鼓动意大利人在匈牙利革命者的帮助下突袭奥地利。1868年，乌泽多姆的信件在意大利被公开，俾斯麦试图与乌泽多姆和匈牙利行动划清界限；后来，他谎称自己在7月4日拿破仑进行干涉后才鼓动匈牙利革命者。《俾斯麦全集》，第七卷第401—409页和第十五卷第271页［GW，VII，401-409，XV，271］；另见爱德华·冯·维特海默，《政治战中的俾斯麦》（柏林，1930年），第280—281页［Eduard von Wertheimer，Bismarck im Politischen Kampf（Berlin，1930），pp.280–281］。

6.德语作韦尔夫（Welfen），德意志传统贵族世家，曾是施瓦本、勃艮第、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汉诺威等地的统治者，英国的汉诺威王朝也是它的一个分支。——译注

7.北德邦联没有正式内阁，各部主管称为秘书，由首相任免。——译注

8.从1866年6月26日罗恩写给佩特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种身处极度危险的感觉多么普遍：“我经常觉得自己（这里的‘我’不是指我本人，而是现政府的人格化）是个走钢丝的演员，头顶着摇摇晃晃的重物穿越尼亚加拉大瀑布。我知道，出现任何的失足或打滑，甚至只是重物失去平衡，我就会坠入深渊。我知道，一切取决于强大的神经和稳健的步伐，但更重要的是上帝的意志，他让神经和肌肉保持效力，没有他，连只麻雀都不会从屋顶坠下。”《战争部长，陆军元帅罗恩伯爵回忆录》，第四版（三卷本，布雷斯劳，1897年），第二卷，第141页［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Kriegsministers Grafen von Roon，4th ed.（3vols.；Breslau，1897），II，141］。

第五章　俾斯麦的钱袋和布莱希罗德的地位

波美拉尼亚地主都有为他们家族服务的犹太人。作为波美拉尼亚地主，我有布莱希罗德。

——俾斯麦

“你最痛恨哪种恶习？”“奴性。”

——卡尔·马克思，19世纪60年代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都是1866年胜利的受益者。在私人领域，两人都觊觎对方所拥有的东西：俾斯麦想要足够的钱，以便满足自己对土地的狂热；布莱希罗德想要在普鲁士传统的等级社会中获得稳固的地位。俾斯麦帮助布莱希罗德提高社会地位；布莱希罗德则提升俾斯麦的财富，并让他对现代经济世界有所了解。就这点而言，他帮助俾斯麦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化推动者。

两人的合作在1866年后成为被认可的事实，象征当时德国社会在更大范围内的重组。经济正经历变革，贵族们试图扩张或者至少保持自己的经济地位，而商人们（有很多暴发户）则寻求稳固的社会地位。在私人生活中，俾斯麦取得不次于公共领域的成就：有布莱希罗德在身边让他认识到商业世界的重要性和价值，为此他推动农业和资本利益、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和解。俾斯麦为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布莱希罗德则帮助保留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里，俾斯麦经历更多的是应付债务，而不是选择投资。公职让他赢得声望，也让他获得财富。1866年的胜利标志着俾斯麦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转折点。

作为19世纪一项受人欢迎的惯例（沿袭自更早时代），胜利的政客和将领应该得到奖励，以示国王和国民的感激。美德的奖励可能只是它本身，成功则会带来更多奖赏。赞誉稍纵即逝，世袭头衔或大笔赏金则是长久的纪念。刚刚“逃脱绞刑架”的俾斯麦现在获得荣耀和财富。

丹麦战争结束后，俾斯麦被封为伯爵。1866年的六周战争结束后，俯首帖耳的议会（代表感激涕零的国民）投票决定奖赏俾斯麦40万塔勒（按照1974年的比价，略多于200万美元）。这是一笔慷慨的奖赏；罗恩和毛奇也获得较少的奖赏。对俾斯麦来说，这是他巨大财富的发端，尽管若干年后他表示自己并不情愿从议会手中接受那笔钱：“我与这些人激烈争吵了那么多年，不想从他们手中接受任何钱……但最终我还是向诱惑屈服。”[1]

俾斯麦从不否认自己爱财—这样做在他看来显得虚伪而愚蠢。但考虑得更周到的后世历史学家把他的这一面抹去了，就像他们抹去他亲口提及自己放荡的青春或对母亲的“仇恨”[2]。金钱能提供独立、舒适和私密；他很可能会认同海因里希·海涅的说法，即金钱应该被视作获得自由的唯一手段[3]。青年俾斯麦欠过债，这也是其他许多容克贵族的命运。俾斯麦不愿怠慢投资或产业，与大多数经历过贫穷痛楚的人一样，他永远无法允许自己懈怠，把自己看作承担得起损失、重税或管理不善之后果的百万富翁。和对待权力与外交一样，俾斯麦对金钱的态度也极为务实。他还认为，财产是“参与政治事务的最重要的合法条件”[4]。理财反映出性格：节制是美德，挥霍或怠慢是恶习。对俾斯麦来说，做贫穷的贵族或傲慢的有钱人同样没有吸引力。

他体验过艰难。19世纪30年代末，父亲的欠债和他本人订立的各项高额债务迫使他退出官场（尽管他完全不喜欢官场生活），重新开始打理负债累累的祖产[5]。1845年父亲去世后，俾斯麦继承舍恩豪森和克尼普霍夫庄园。他把克尼普霍夫租给佃户，进入政界后又出租舍恩豪森。到了在法兰克福任职时，他的债务状况似乎已经有所好转，并在罗斯柴尔德的帮助下第一次投资股票市场。

1859年，布莱希罗德开始为俾斯麦服务，但居于从属地位。他为俾斯麦收缴作为驻圣彼得堡大使的3.3万塔勒薪水，后者的大部分交通和娱乐开支都来自这笔钱[6]。难怪俾斯麦抱怨说，政府任命新外交官无异于强行向他们贷款[7]。在最初的这些年里，布莱希罗德本质上充当转账代理人，负责接收和支付钱款。他把任何收支盈余汇往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俾斯麦在那里仍然保留着一个大账户。从所谓的舍恩豪森档案（目前被存放在现任俾斯麦亲王¹的马棚阁楼上）中留存的记录来看，布莱希罗德当时似乎不太可能投资俾斯麦的任何资金。当时的账目大多是日常内容，记录显示，最初的求助者是布莱希罗德，而俾斯麦则施以各种恩惠。

在我们手里布莱希罗德写给俾斯麦最早的一封信中，他感谢后者提供关于即将发行俄国债券的信息。1861年1月，他再次感谢俾斯麦的信息，并对使用平邮寄信表示遗憾，“鉴于这些信的内容常常很宝贵，似乎不应该总是［用平邮］”[8]。这是老话重提：布莱希罗德需要快速而秘密地传递专业消息。

不过，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很快变成互惠互利。1861年，俾斯麦第一次寻求布莱希罗德的建议。非常反讽的是，鉴于他以后的成功，这次的建议可谓糟糕。俾斯麦希望知道是否应该出售自己持有的柏林酿酒厂（也被称为蒂弗利［Tivoli］）股份。布莱希罗德建议不要卖，因为他预测一旦正式上市，股价将大幅上涨。酒厂运营“完全健康”，可能有6%到7%的股息[9]。不久，布莱希罗德又向朋友亚伯拉罕·奥本海姆保证，他预计股息为5%到6%。11月，奥本海姆在信中对布莱希罗德大发雷霆，责问股价为何突然暴跌（一天内从75跌至50），并表示管理层一定有违规行为瞒着布莱希罗德。情况“糟透了”，令奥本海姆愤怒的是，公司正要求大股东们增加资本，而仅仅几个月前，有人还向他们保证，公司的财政状况完全没有问题[10]。

1862年1月，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写去一封5页的长信，告诉他那家公司没有支付股息，以后也不会支付，它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是资本短缺。公司将很快召开会议，原始大股东们将被要求按照原先投资金额的比例投入更多的钱。如果提议被拒绝，“公司将陷入破产”。作为主要股东，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科隆的奥本海姆和法兰克福的戈德施密特同意额外注资；另一位大股东，圣彼得堡的君茨贝格（S.E.Günzberg）则表示拒绝。“阁下，如果您出于自己和其他股东的利益而召见君茨贝格先生……并敦促他改变拒绝的立场，我将不胜感激，因为这会毁了一家本质上健康有序、只是需要些额外帮助的企业。”布莱希罗德还表示，他自己的专家已经宣布，再融资的公司前景健康。他请求俾斯麦原谅自己的“大胆”求助；他这样做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但帮助与否仍然取决于俾斯麦[11]。我们无从得知，普鲁士公使是否在办公室召见君茨贝格。但那家公司活了下来，俾斯麦也原谅了布莱希罗德的预测，尽管在他看来，这也许只是某人又一次牟取私利²。

1862年，俾斯麦在柏林就任首相，薪水不到担任大使时的一半。现在他每年收入1.5万塔勒，再加上一栋不起眼的官邸。布莱希罗德负责打理俾斯麦家的日常账户，每次汇出500或1000塔勒用于支付常规家庭花销。俾斯麦的薪水入不敷出，除了家庭需要（他有三个孩子），还要不时帮助岳父和其他亲属。当时，布莱希罗德似乎没有为俾斯麦收缴来自舍恩豪森约3500塔勒的收入，或者克尼普霍夫那笔小得多的收入[12]。我们知道俾斯麦在娱乐上颇为节省，但他喜欢有品质的生活。比如，1863年7月，布莱希罗德为酩悦香槟（Moët et Chandon）账单支付了203塔勒。两年后，布莱希罗德列出从俾斯麦账户向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支付的各种款项，俾斯麦亲笔确认这笔钱是在比亚里茨的花销。度假共计花费10550法郎（按照1974年的比价，合2万美元）。尽管比亚里茨之行是政治度假，但没有证据表明，俾斯麦这笔相当奢侈的花费得到任何报销[13]。根据布莱希罗德的账单，1866年俾斯麦的总花费达到2.7万塔勒，尽管其中某些项目可能是资本支出或贷款。

布莱希罗德最初的角色主要是私人出纳。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负责俾斯麦的投资；根据留存的少数几张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账单之一，1863年6月30日，俾斯麦在该家族户头上的余额为82247莱茵盾[14]。俾斯麦将账户留在法兰克福一定有理由；在宪法冲突的高峰，他可能觉得审慎起见，应该把流动财富放在安全的地方，即普鲁士以外。另一方面，布莱希罗德一定渴望取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俾斯麦的投资顾问。尽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商业和效忠关系，他还是觊觎成为俾斯麦的亲信。他急于证明自己的特别热心，急于奉上老银行可能不再愿意提供的好处和服务。其中一项特别的“好意”（也可以用更加难听的表述）是向俾斯麦提供免费期权，让后者不必承担成本或风险就有很大机会获利。比如，1863年5月，他致信俾斯麦，表示在9月30日前他将“为阁下持有”价值1000塔勒的柏林—安哈尔特铁路股份，价格为148又3/4，以及另外1000塔勒的莱茵铁路股份，价格为102又3/4。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提供以固定价格购买这些股份的五个月期权。俾斯麦婉拒了[15]。十一个月后，当俾斯麦存入2.7万塔勒现金时（这笔钱的来源没有说明，但布莱希罗德指出他将提供5%的利率，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只愿给俾斯麦4%），布莱希罗德再次奉上价值4万塔勒铁路股份的六十天买入期权，而俾斯麦再次给出“否定”答复[16]。1864年9月，他奉上价值2万塔勒的普鲁士银行股份的一百天期权，俾斯麦在10月1日接受期权，并于八个月后售出，获利1100塔勒[17]。布莱希罗德的殷勤和俾斯麦对股市的兴趣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到了1863年冬，除口头报告外，布莱希罗德还不断在书信中通报市场状况；1863年12月，他向俾斯麦的内务文书卡尔·路德维希·齐特尔曼（Carl Ludwig Zitelmann）送去类似的报告[18]。无论是在俾斯麦的公共抑或私人角色中，市场的健康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商界的看法通常都对他非常重要。

对俾斯麦的私人财产和布莱希罗德为其提供的理财服务而言，1866年是关键的一年。布莱希罗德的年度结算单反映出那一年的极端动荡：俾斯麦的账户波动巨大，布莱希罗德向他提供的利率（与官方贴现率成比例）同样如此。从5月11日到7月13日，利率为9%；到了12月，利率已经下降到4%。1866年12月，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做了第一笔重要投资：他购买了21623塔勒、利率为6%的美国债券，24875塔勒、利率为5%的萨克森债券（布莱希罗德帮助该债券上市），16075塔勒腓特烈·威廉北方铁路（Friedrich Wilhelm Nordbahn）的股份[19]。南北战争的结束标志着投资美国的良机，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大多购买了大量美国证券。

对布莱希罗德来说，当年最重要的变化是俾斯麦决定关闭在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里的账户。具体日期并不清楚；将资金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转到布莱希罗德的银行一定是逐步进行的，最后一笔5.7万塔勒的转账发生在1867年7月。我们无从得知，为何俾斯麦最终从罗斯柴尔德家族转向布莱希罗德，但转变发生在普鲁士的宪法冲突结束之时，正值法兰克福刚刚失去独立地位，这肯定不仅仅是巧合：随着俾斯麦志得意满地稳固在柏林的地位，把自己的钱存放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可能的优势。现在，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的关系更加亲密。

俾斯麦对布莱希罗德的信任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1867年7月，从巴黎返回后不久，俾斯麦询问了市场前景。布莱希罗德回答说，由于来自巴黎的好战流言，柏林市场已经变得不安，“开始出现危言耸听者”。他还表示，无论这些报告的政治意义如何，他都认为市场将陷入萧条。因此，趁着还能赚钱或“损失不大”，他敦促俾斯麦卖掉证券[20]。收到这封信后，俾斯麦马上授意普鲁士首席银行（Prussian Hauptbank）行长赫尔曼·冯·戴程德（Hermann von Dechend）出售该行持有的俾斯麦名下的剩余证券（可能来自当年的官方奖赏）。

虽然我不相信会有任何危险的政治后果……但我相信有影响力的巴黎人正在做空，那里的急性子正写信和鼓动报纸发文。因此，我不排除我们正面临市场的动荡时期，在此期间卖掉股票可能要费点劲，而我也很可能想要些现金。³

7月中旬，布莱希罗德更具体地重申自己的警告：他报告说，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即使没有议会授权也要进行重大军队改革，奥地利人同样在订购新的军备。他抱怨说，到处阴云密布，冷淡的市场很快将陷入萧条，是到了抛售的时候。两天后，科伊德尔送来俾斯麦出售其所持铁路股份的许可。7月中旬，当戴程德和罗斯柴尔德汇来他们的资金和布莱希罗德出售俾斯麦的股票后，俾斯麦在布莱希罗德那里的账户达到19.4万塔勒[21]。

在上述重大投资变更发生的同时，俾斯麦已经搬入在伐尔岑的新庄园。在将被驯服的议会投票同意奖励的40万塔勒交给俾斯麦时，威廉敦促他用这笔钱购买一处有限定继承权的地产，它将永远属于俾斯麦家族，并成为其伟大成就的纪念[22]。俾斯麦很乐意地接受。1867年4月，他从布鲁门塔尔伯爵（Count Blumenthal）手中买下位于波美拉尼亚省科斯林（Köslin）附近的伐尔岑庄园。由于国家奖励不够买价，布莱希罗德不得不预支额外款项[23]。预支款为短期，似乎布莱希罗德没要利息就把钱借给俾斯麦—这是他个人的孝敬。当年晚些时候，俾斯麦将父亲家的老产业克尼普霍夫庄园卖给侄子，亲情没有过分压低价格[24]。

伐尔岑庄园面积很大：购买时达22500摩尔干（约合14171英亩），一半为森林，许多已被砍伐。庄园还包括七座村庄[25]。但这还不够，俾斯麦马上开始寻求“扩张”自己的土地。他向一位朋友承认，自己每晚都会产生吞并毗邻庄园的强烈渴望，但早上就能平静地看着它们[26]。他又逐渐购买了大约相当于原先一半面积的土地。首相贪得无厌的习惯令布莱希罗德也开始担忧他的财政状况。

俾斯麦把心放在自己的庄园，他以生病为借口，在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他对美国人炫耀说自己成了“伐尔岑的乡绅”，并邀请朋友莫特利前往距离柏林只有半天火车车程的“乡下”（backwoods）见他[27]。不过，这样的邀请寥寥无几，大多数时候俾斯麦只和家人在一起。他写道，对自己而言，树木比人更重要。他粗鲁地告诉部长们，“别他妈来烦我”（de me f...la paix）[28]。1867年夏，俾斯麦独自在伐尔岑露营，没有带家人或家具。在保存于布莱希罗德档案里的一封动人书信中，俾斯麦的岳父老普特卡默（Puttkamer）承诺送去干净的床单和餐巾，以便当家人前往时“不致短缺”[29]。

但伐尔岑不仅有骑马、打猎和无边的山毛榉林。俾斯麦很重视自己土地的商业方面，抱怨“有产者不得安宁的生活”[30]。他有两个目标：扩大自己的土地，让土地带来收益。他的护林员回忆说：“一切都必须精打细算。”[31]由于来自佃农的收入微薄，他总是意图开办有利可图的制造企业。从购买新土地到如何有利可图地开发它们，俾斯麦都会寻求布莱希罗德的建议和帮助。1868年，俾斯麦与科斯林的莫里茨和格奥尔格·贝伦德（Moritz and Georg Behrend）兄弟签订协议，将一座被烧毁的磨坊（俾斯麦买下它，想将其改建成造纸厂）出租给对方，为期二十一年[32]。一年后，布莱希罗德接受俾斯麦的命令，向贝伦德兄弟贷款2.5万塔勒。俾斯麦提供的贷款总额远不止这个数字[33]。后来，俾斯麦还把其他商业冒险托付给贝伦德兄弟，但与他们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布莱希罗德常常被要求直接同他们接洽。贝伦德兄弟是犹太人，或者是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19世纪60年代末，“布莱希罗德和贝伦德谈生意时不得不在那里吃饭”，约翰娜对此不无微词[34]。

俾斯麦对土地如饥似渴，认为地产可以变成有利可图的买卖。布莱希罗德对此表示怀疑。1868年秋，当俾斯麦再次计划在伐尔岑附近购买更多土地时，布莱希罗德告诫说：

尽管我有幸打理的只是您的资本投资，我还是恭敬地指出……这些地产虽然购置价格便宜，但收益只有2又3/4个百分点，因此在财务上绝对有必要让用于证券投资的资金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率……如果允许我对购地提出建议的话，我希望不要出售任何现有证券，而是以4%的利率把它们抵押给我。这样的话，阁下将不会损失那些股票带来的高收益。[35]

一年前，他曾提出以4又1/2个百分点的利率提供4.5万塔勒的抵押贷款[36]。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保证，按照现行的2到2又1/4个百分点的贴现率，这样的抵押不会对贷方造成负担[37]。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罗德认为有必要做出这个保证，言下之意是上述条件并非对首相的特别优惠。他是否有理由认为，俾斯麦可能会觉得欠了自己的银行家太多人情，或者担心别人会盯上自己？

布莱希罗德希望俾斯麦明白，他为满足自身对土地的强烈饥渴而做出的举动并非“经济人”的行为。就像19世纪的绝大多数贵绅那样，他看到土地的特别价值，却造成特别的负担。经济学家衡量那种特别价值的方法是比较土地与其他（风险相似的）投资在回报率上的差异。对俾斯麦来说，如果布莱希罗德的数据大致准确，投资土地和“流动”财富的收益差每年可达好几千塔勒。根据布莱希罗德的大致数据，伐尔岑每年应该可以带给俾斯麦约12500塔勒的回报。但非经济因素战胜了上述考虑：对俾斯麦而言，“流动”财富无法像有根基的财富那样提供有形的快感和心灵的安全感。包括俾斯麦在内，德国地主总是试图尽可能地从自己的土地上榨取利润，常常不惜损害国家和其他国民的利益。他们决心既要获得成功，也要坚守与自己的地位密切相关的过时方式。

在俾斯麦的坚持下，布莱希罗德出售了他的部分股票（包括蒂弗利酿酒厂），但反过来做了些重要的说教：“我们这个物质思维主导的世纪倾向于从资本中榨取尽可能多的收益……”布莱希罗德的措词有时无意中惹人发笑，他用对财神略带轻蔑的口吻说出这条普遍法则，这一定让俾斯麦忍俊不禁。他继续说道：“抵押债券的时代在我看来已经结束，我们高收益的铁路债券也将遭受与收费关卡同样的命运，收益率将仅有3到4个百分点。”他还表示，俄国金融专家们已经明白这点，正在以更高但完全安全的利率吸引外国资本（主要是法国）建造本国铁路。

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俾斯麦能够以真正低廉的价格购得新的土地，那么土地也会升值—因为国王最终对冯·赞夫特—皮尔萨赫男爵的⁴计划给予了某些鼓励。该计划经过布莱希罗德及其合伙人（特别是科隆的奥本海姆和柏林贴现公司的汉泽曼）的修改，意图通过成立一家公司租借或购买“王国土地”来抬高地价。布莱希罗德承诺，从巴黎回来后，他会在造访伐尔岑时向俾斯麦透露该计划的更多细节[38]。他的巴黎之行（与汉泽曼和奥本海姆同行）和成立德国的土地信贷银行有关，旨在调动大笔资本，让农民和地主们可以购买、出租或改良土地。该计划遭到许多官员的反对，但布莱希罗德早就不动声色地唤起俾斯麦对这项令其也能受益的计划的兴趣。一年后，俾斯麦的坚决支持对普鲁士中央土地信贷股份公司（Preussische Central-Bodenkredit-Aktiengesellschaft）这家普鲁士抵押银行的成立起到决定性作用[39]。

从1866年到1870年，布莱希罗德最关心的是俾斯麦的证券组合。他在首相的许可下购入和出售—这项工作让两人有了日益亲密地接触和交流的机会。俾斯麦批准布莱希罗德建议的保守组合。布莱希罗德开始逐步更新俾斯麦的投资。1868年，他出售价值近0.6万塔勒的蒂弗利酿酒厂股票和近7.7万塔勒的波美拉尼亚抵押债券。与此同时，他还把2万塔勒转账给俾斯麦的法律代表古斯塔夫·冯·维尔莫斯基（Gustav von Wilmowski），这笔钱可能用于购置新地，也可能是给贝伦德兄弟的贷款。此外，布莱希罗德大幅增持俄国抵押债券，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反复将其更换为新发行的同种债券，贴现率为3%到5%。频繁换手带来不错的收益[40]。布莱希罗德还通过其他投资为俾斯麦赢取一些短期收益。比如，1869年7月，他以49725塔勒购入价值4万美元、利率为6%的美国债券；五个月后以52874塔勒售出（这意味着五个月内取得6%的资本回报和6%的利息）[41]。我们在下文将看到，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表现出不寻常的欣赏，这可谓奇特的巧合。

俾斯麦的投资组合在内容和价值上发生变化—后者取决于他的其他需要。1869年，组合价值138500塔勒；1870年2月，暂时缩水到86023塔勒，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向贝伦德兄弟或被用于购买更多土地。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常常大额透支在布莱希罗德那里的账户，有时达到5万到8万塔勒。俾斯麦的证券当然不够满足这些透支。但布莱希罗德似乎向俾斯麦提供了短期无息贷款，这种恩惠不太可能给过别人。布莱希罗德的任何书信中都没有提及该话题，我们可以假设，双方当事人对此心照不宣。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经常在柏林和其他地方展开商谈。除了会面，他们也直接或通过俾斯麦的助手进行书信交流。从布莱希罗德写给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中，我们知道他们谈的不仅是俾斯麦的私事。事实上，公共和私人领域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他们讨论的话题和交流的消息必然涉及所谓的欧洲政治经济—这正是作为政客和投资者的俾斯麦所关心的。他们谈论的不仅是战争与和平、股票市场的前景，也包括具体问题。比如1868年，俾斯麦就对“物价上涨和工业就业数据下滑也开始在普鲁士盛行”惴惴不安，表示“天气一好转，政府就将大力推动铁路建设，并设法降低面包价格”[42]。

那些年里，俾斯麦的眼界日益开阔，他对经济学的理解（即事物的相互联系）也加深了。布莱希罗德向他传递当时最出色的金融情报：通过布莱希罗德的投资，俾斯麦不由自主地关心起美国、俄国和德国铁路的盈利进展。他了解资本市场，作为普鲁士最大的地主之一，他还了解持续波动的市场中的土地信贷、木材销售和纸张制造。在专业指导和最强烈的诱因（他本人的收益）驱使下，首相开始认清农业—商业世界的复杂本质。

有时，俾斯麦假意倦怠国事，退归伐尔岑休养生息。俾斯麦远离狂躁的柏林，在心爱的庄园和美丽的花园里享受田园之乐—这样的日子过得越久，与布莱希罗德经常见面就显得更加重要。当国事令俾斯麦烦恼，他在柏林的下属们被授意扣下令其不快的书信时，他仍然保持着对自己私人事务的关心，精心检视布莱希罗德的账单。当时的人知道，他对私人事务的兴趣一丝不苟而且始终如一。1869年，当俾斯麦将因为健康不佳辞职的流言甚嚣尘上时，奥地利代办明希男爵（Baron Münch）致信本国外长：“但所有报告都显示，俾斯麦伯爵正在伐尔岑尽心尽力地打理自己的财富，让自己的地产收益更高。”[43]

危机到来时—在欧洲，还有谁比俾斯麦更能分辨真正的和谣传的危机呢—俾斯麦试图保护自己的资本，采取更加保守的行动。当然，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自己的消息（尤其是后者）能帮助他做出投资决定。这种做法在俾斯麦看来无可厚非。如果他觉得有何不妥—或者别人会对混淆公私事务感到不安—他就不会在加斯泰因时要求奥伊伦堡向布莱希罗德转达对自己证券的安排，而是亲自通知；1867年7月，他也不会根据政治解释对戴程德下达市场指令。我们将看到，普法战争爆发时，他对打理自己的资金表现出同样的关切。几个月后，他对利用政治消息赚钱的想法表示不屑。在某种程度上，他所言不虚：他仅仅是用这些消息省钱，他总是对那些让政策为投机服务的政客嗤之以鼻，比如法国外长格拉蒙（Gramont）[44]。

只有非常幼稚的观察者（或者假装对财富不屑的德国历史学家）才会惊讶于俾斯麦在重大政治危机面前还有时间考虑自己的投资。他在利用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获利，从而保护自己的财富吗？俾斯麦会认为，无视自己的地位带来的情报等于自残。权力必须绝对与利益脱钩，公共和私人利益应该泾渭分明，因为后者可能影响前者—俾斯麦和19世纪的伟人们可没有这种想法。他们明白，权力会招致痛苦和折磨，也会带来兴奋和可能的名誉；权力无疑应该得到尊敬和效忠，如果这些有利可图就更好了。利益不会威胁他们的诚实，贫穷也不是为国王和国家效劳的应有回报。

对布莱希罗德而言，与俾斯麦日益亲密的关系是无价的。成为俾斯麦的银行家和亲信—并获得他人认可—证明布莱希罗德的特殊地位。但布莱希罗德也能从这种密切关系中获得某些眼前的和实际的利益。与罗斯柴尔德和任何金融家一样，布莱希罗德特别重视了解重大事件的最新进展，比竞争者早几小时或几天知道市场的可能风向。他扮演着俾斯麦投资者和顾问的双重角色，因此有充分的理由不断向首相提供欧洲政治经济的消息。在对话或通信中，俾斯麦必然会加上某些个人评论，对报告加以确认或否定。简而言之，通过向俾斯麦传递消息，布莱希罗德也不断从前者那里套取消息。对他而言，了解欧洲舞台上最具影响力角色的想法或倾向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两人对彼此关系中的这一面毫不讳言。比如，1869年末，布莱希罗德建议俾斯麦不要卖掉证券，但别有深意地表示：“不过，如果阁下认为近东问题或其他政治纠纷会引起麻烦，那么我将卖掉阁下的全部证券。”[45]俾斯麦同样直言不讳；当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驻柏林大使奥多·罗素勋爵（Lord Odo Russell）被要求确定英国政府是否应该把布莱希罗德当成消息灵通的线人时，俾斯麦描绘了自己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俾斯麦说：“你知道布莱希罗德在打理我的私人财产吗？如果知道，你相信我会误导他吗？”[46]

渐渐地，一种超越商业关系的东西开始成熟。布莱希罗德不仅高效而成功，热心而乐于献媚，他与俾斯麦也一定意气相投，而且因为两人的关系在那些年里更加深入，甚至约翰娜都和他有了私交。俾斯麦家族的一些人聘请布莱希罗德为私人银行家和投资顾问，比如奥托的堂弟与合作者俾斯麦—波伦（Bismarck-Bohlen）。其他人也不得不与布莱希罗德打交道，因为俾斯麦把一切财务事项都交给他。俾斯麦偶尔还会把自己的家书交给布莱希罗德，页眉标着拨款指示。在布莱希罗德档案中有两封老普特卡默写给“爱婿”的信，信中充满爱意，表达在伐尔岑见到他和孩子们的渴望，但也提到自己需要17600塔勒，愿意支付5%的利息。布莱希罗德为中间人[47]。这个家族很可能觉得布莱希罗德和金钱一样是“必要之恶”。约翰娜的堂弟伯恩哈德·冯·普特卡默（Bernhard von Puttkamer）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提到继承权问题上的某种妥协，他表示：“我非常高兴这样做，因为该死的财神而引起家庭争端与不和，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令人讨厌了。”[48]

布莱希罗德写给俾斯麦的信—总是兼有坦诚与谄媚，实质内容与空话—印证这种日益亲密的关系和相互关心。双方都对彼此的健康表示担忧。在那四年里，俾斯麦反复遭受神经衰弱或易怒发作，按照当时的流行做法，患者需接受艰苦的疗法或长期在乡下休养。这位铁血宰相在当时就频繁受精神疾病折磨，轩昂的外表和明晰的头脑掩盖了脆弱的神经和不安的灵魂⁵。布莱希罗德的忧虑令人动容，他的表达则显得恭维过度或奇怪——即使考虑到当时更加夸张的文风：“关于阁下状况的消息带给我无穷的兴奋，我和成百上千的其他人一起，每天向造物主祈祷阁下健康好转。”一年后，他又表示：“愿造物主听到我每天的祈祷，愿他很快让阁下完全康复，体力复原—这将让一个高贵的家庭及其友人高兴，也是我们祖国的福祉。”[49]与祈祷相伴的还有旨在加速俾斯麦康复的各种合适的美食：一盒盒鱼子酱、鲟鱼和鹅肝酱被络绎不绝地专程运来，不时还有与那些食物相配的葡萄酒。布莱希罗德还安排医生直接通过电报从伐尔岑发来关于俾斯麦健康的快报[50]。1869年秋，布莱希罗德做了一次眼部大手术，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罹患眼部感染。他用身体有恙解释自己那段时间的销声匿迹。此后，俾斯麦总是询问他的健康。至少在病痛上两人扯平了。那些年里，布莱希罗德于1868年和1869年秋两次在伐尔岑住了些日子，很可能还有过较短的造访。这些造访是秘密的，但布莱希罗德对它们并不讳莫如深。

俾斯麦在1866年的胜利也改变了布莱希罗德的生活。他是俾斯麦在黑暗和不确定的日子里的帮手。随着俾斯麦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政客，布莱希罗德的声望也水涨船高。

布莱希罗德的成功得益于一系列有利形势的际会。1866年后，柏林成了德意志的民族中心；俾斯麦非常希望看到这种结果，他愤怒地拒绝了宫廷提出的在波茨坦或法兰克福召开国民议会的建议。只有从自己的首都，普鲁士才能调集足够力量，让德意志接受自己的霸权[51]。在新近变得重要的柏林，布莱希罗德以财富著称，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很有势力；他以俾斯麦的亲信身份著称，因此被认定可靠和消息灵通；他以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密切著称，因此享有国际声望。他不断取得更多的财富、人脉和名望。但这一切都不是自动或不费力的。他必须不停地努力赢得自己的地位。

1866年后，布莱希罗德的崛起戏剧性地描绘了德意志新秩序相互关联的性质。布莱希罗德的威望来自他在不同领域同时取得的成功—银行世界，俾斯麦的世界，欧洲财政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世界，普鲁士宫廷秩序森严的世界。他帮助这些世界走得更近，他在某个领域的成功加强在另一领域的威望。钱带来的不仅是钱，还是影响力和某些有限形式的权力。但对布莱希罗德乃至广大欧洲金融家而言，光有财富还不够；在传统等级社会，地位和公众接受才是关键。布莱希罗德扩大的重要性象征了资本主义本身的胜利，但他的故事也显示了那种胜利的局限和痛苦。

1866年后，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的亲密关系成了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广为人知的事实。他被视为一个拥有精明的判断力、诚实、审慎的人，具备点石成金的能力。甚至民众已经在想象中开始夸大布莱希罗德的影响力。他被恰如其分地誉为柏林消息最灵通的人，因为他在如此之多的不同领域中生活和工作。他的朋友、客户和走卒无处不在。他编织起人脉网络。他可以给予很多，也需要大量回报。他有时具有影响力，但从未拥有过政治权力。为了阶梯上的每一级，他都必须拼搏或欺骗。资本家的权力是司空见惯的主题，但人们常常忽视，在某些社会中，他们的成功背后险象环生。

布莱希罗德重要性的基础是他的银行，这家银行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欣欣向荣。它的历史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只需指出几个主要事实就足够了。它仍然属于普鲁士财团，一个由顶尖银行家组成的团体（包括汉泽曼的贴现公司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常常在国家贷款和其他事务上进行合作。该行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布莱希罗德逐渐摆脱仅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依附者的身份。布莱希罗德银行独自或与其他银行合作建立或资助各类其他企业，从酿酒厂到铁路再到普鲁士抵押银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合作的最重要项目之一，是为极其重要和昂贵的圣哥达隧道融资[52]。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种推动注定将变得更加重要和有利可图。

盖尔森是银行的主人，这里是他的帝国和职责所在。以曾为盖尔森父亲效力的忠诚的莱曼（Lehmann）为首的职员们是他的帮手。1868年，盖尔森让表弟尤里乌斯·施瓦巴赫（Julius Schwabach）成为合伙人。从1855年老布莱希罗德去世到1870年，除了经营自己在柏林的小银行，盖尔森的弟弟尤里乌斯也参与家族生意；两兄弟都是对方公司的隐名合伙人。尤里乌斯写给盖尔森的几封信让我们对19世纪60年代布莱希罗德银行的年利润有所了解。1863年的净利润是18661塔勒，1867年为43464塔勒，1868年为54940塔勒，1869年为80761塔勒[53]。七年间，利润增加了超过三倍，增长率相当可观。60年代末，兄弟俩原先的合同到期。尤里乌斯想要继续这种关系，但盖尔森决定终止各自的参股⁶。银行的利润只是布莱希罗德收入的一部分；1861年，警方估计他的私人收入为23333塔勒[54]。60年代末，他每年可能至少赚10万塔勒。

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布莱希罗德的榜样和最看重的合作者。尽管布莱希罗德也与伦敦和法兰克福分支不断接触，但雅姆斯男爵仍然地位特殊。除了经常合作，布莱希罗德还向雅姆斯男爵提供来自“好线人”的秘密消息。

他还为男爵奉上礼物。1864年，雅姆斯男爵一定提到自己中意的某件古玩，布莱希罗德马上将其当做礼物送给男爵。“我非常喜欢这种古玩，”雅姆斯男爵在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布莱希罗德先生，我承认，若非如此我不会接受它，因为它真是太珍贵了。我几乎不敢再命你为我买东西，否则我现在就会请你留意古画或古玩，因为对可怜的丹麦的战争很可能让许多美丽和有趣的作品流入市场。[55]

1867年，两人在维尔德巴德（Wildbad）见面。同年，布莱希罗德向雅姆斯男爵提供了一批稀有藏画的期权，包括几乎落入奥洛夫亲王之手的克拉纳赫家族（Cranachs）和勃鲁盖尔家族（Breughels）的作品[56]。布莱希罗德仍然努力取悦雅姆斯男爵，但过去的奉承姿态逐渐消失。1868年，雅姆斯男爵去世，布莱希罗德赶忙前往参加葬礼。作为传奇人物，雅姆斯后来也相信自己的传奇，他曾是盖尔森父亲的庇护人，因此儿子向长者表现出敬意甚至奉承似乎很自然。布莱希罗德与雅姆斯男爵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尔方斯男爵（Baron Alphonse）的关系就不再那么受卑微的出身之累。布莱希罗德变得日益独立，并沉浸在普鲁士的荣光中，有时这会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恼火。

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理由喜欢俾斯麦，但他们不得不重视和尊重他（很难想象罗斯柴尔德家族会喜欢任何人，利用价值是他们的唯一标准）。甚至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也开始认可这个强力推动自己的国家跻身欧洲第一流强国的可怕天才。1866年8月，他写道：“毋庸置疑，凭着自己的能量和精神力量，你们首相已经成为当世豪杰。”[57]俾斯麦的健康欠佳总是许多流言蜚语的话题，布莱希罗德不得不提供真实信息。1866年11月，他否认俾斯麦像盛行的流言所说的那样患上了“不治之症”。一个月后，他又报告说：“首相状态好极了，但非常忙。”[58]1868年，他再次发出这条典型的布莱希罗德式消息：“今天我拜访了好线人，他的状况大有好转，尽管他仍然非常虚弱，不接待任何人。”[59]

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许已经厌倦布莱希罗德的炫耀，但他们知道可以利用他的人脉牟利。奥普战争的余波进一步证明这点。俾斯麦对不得不让萨克森保持独立大光其火，向这个奥地利的盟友索要巨额赔款。萨克森财政部长和首席和谈代表冯·弗里森男爵（Baron von Friesen）的所有请求都没有效果。他辩称萨克森已经为被普鲁士占领的所谓特权支付了250万塔勒，但根本无人理睬；他坚称萨克森在新的北德邦联中的军费开支将超过战前的预算，但普鲁士谈判代表干脆地回答，支付军费是萨克森的特权[60]。难怪布莱希罗德不久之后在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信中表示：“在萨克森这种被吞并的土地上，可以想见人们对普鲁士心怀怨恨，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变得友好些。”[61]10月18日，布莱希罗德拜访无助的弗里森[62]。令弗里森惊讶的是，布莱希罗德知道和约即将签订。在雅姆斯男爵的授意下，他表示可以提供预付款，条件是以今后为支付赔款而可能发行的贷款为抵押[63]。四天后，和约草签，萨克森同意支付1000万塔勒赔偿，其中900万为现金。雅姆斯男爵急于获得这笔贷款，于是布莱希罗德匆忙赶往德累斯顿（Dresden）为罗斯柴尔德报价，但遇到阻力和当地的竞争[64]。布莱希罗德希望以95折获得贷款再加上佣金，他认为这将是“出色的安排”[65]；他显然成功了，并把俾斯麦自己的钱也投入贷款。萨克森人也很高兴：1870年2月，国王授予布莱希罗德高级奖章，弗里森也发来祝贺，感谢“您提供的重要帮助，特别是1866年萨克森贷款的相关事宜”[66]。布莱希罗德帮助萨克森政府提前支付赔款，从而促成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快速和解，萨克森成了新邦联的重要支柱[67]。

布莱希罗德的名字经常与1866年战争另一受害者的命运联系起来：他显然负责打理或帮助打理汉诺威王朝被没收的财产。财产的利息构成一笔巨额秘密资金—韦尔夫基金（Welfenfond），使用该基金时，俾斯麦只对国王负责。外交部是基金收益的最大受益者，直到1872年，布莱希罗德的朋友科伊德尔一直负责监管韦尔夫基金在外交部的支付。由于包括公使基金在内的全部记录都在二战期间丢失，我们无法再现布莱希罗德代表俾斯麦所做的大部分秘密支付[68]。

俾斯麦的各项利益总是紧密相关，但并不总是让布莱希罗德满意。布莱希罗德知道，自己直接或间接为整个银行界代言，因此当他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时，他会毫无顾忌地向俾斯麦抱怨。无意之中，他一定还认为对布莱希罗德银行有利也对普鲁士政府有利。

仅举19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例子就足够。1869年，为了筹集新的资本和吸引外国资金，贴现公司（可能与布莱希罗德合作）计划成立财团，代表德意志最大的四家铁路公司（俾斯麦是其中三家的股东）发行1亿塔勒的彩票。这样的冒险计划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于是布莱希罗德催促俾斯麦返回柏林[69]。然而，俾斯麦的缺席是故意的；为了避免政治上的不愉快，他把健康不佳当做挡箭牌。他向莫特利解释自己的缺席：“我倒要看看议会能否帮忙干掉我的一些同事；如果我在那儿的话，他们也会受益于我所享有的免责。”[70]

提案失败。布莱希罗德怒不可遏，他用罕见的夸张修辞向俾斯麦抱怨说：“导致计划失败的元凶是典型的嫉妒和教条式的理论空谈，但罪魁祸首还是主管部长的软弱……［议会］两院被赋予介入具体政府事务的权力，因此对主管部长们取得上风，这将很快在预算问题中显露出来。”[71]扩大议会权力是罪不可恕的罪行，对俾斯麦的部长们提出这样的指控需要勇气。几天后，布莱希罗德在伐尔岑见到俾斯麦。当月末，海特被罢免，此前一直担任海贸银行行长的坎普豪森被任命为接替者。布莱希罗德报告说，对坎普豪森的反响“非常非常好”。新任财政部长原来就支持彩票贷款，他将捍卫该计划，哪怕只是为了阻止议会权力扩大。但即使是坎普豪森也无法拯救这个计划，按照布莱希罗德的说法，它已经被议会“啰嗦的空谈理论”（俾斯麦也一直对此非常厌恶）所扼杀[72]。

在另一些问题上，布莱希罗德更加幸运地获得政府支持。同样在1869年，很大程度上由于布莱希罗德不懈的幕后活动，政府与沃尔夫通讯社（Wolff Telegraph Bureau）—相当于路透社—签订秘密协议。布莱希罗德为沃尔夫提供资金，作为交换，他有权优先获得新闻。这份政府协议和布莱希罗德角色的细节属于他与整个第四等级（Fourth Estate）⁷广泛关系的故事，我们将在第十一章加以讨论。

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只要条件有利，布莱希罗德对再小的官方业务也来者不拒。即使日常交易也会带来佣金和一些收益。19世纪60年代末，布莱希罗德变得越来越富有。他还获得某种权力：他的资源允许他向政府、公司和个人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或者拒绝这样做。并非所有的钱都一样：布莱希罗德的钱具有特殊的声望，因此特别有价值。事实上，他可以决定一个人、一家慈善机构甚至一家公司的命运。但这一切都有命门：他同样依赖政府和社会知名人士的首肯。这种依赖让他的权力摇摇欲坠。因此，他总是不断地追求财富和声望，不知疲倦和相当谨慎地前进。所有的收益、头衔和朋友都帮助确立或维持布莱希罗德在世界上的地位。没有固定的目标，也几乎没有时间满意地回头看一眼已经走了多远，远到无法测量。

对布莱希罗德而言，光有财富还不够，追求财富也不是最终目的。财富是让他被德国统治精英所接受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没有社会地位的财富算不上完美的成就。反过来，社会地位在商业中的价值不可估量。追求财富和地位是一致的，并相互促进。新的大笔财富总是在追求地位—财富越新或者所有者的社会出身越低，追求就越急迫和绝望。在德国，这种追求也许比在其他地方更困难，因为那里的封建和反资本主义情感比在法国或英国更加根深蒂固，更别提美国。对于一个德国犹太人来说则无疑再困难不过，他们与生俱来地带有崇拜新老财神的印记。反讽的是，当许多犹太人嫉妒基督徒（特别是贵族基督徒）生来享有的尊重时，许多基督徒贵族也暗中嫉妒犹太人的财富（他们似乎特别善于积累钱财）。共同的欲望促成亲密合作乃至友谊，有时还会产生敌意和妒忌已经完全消失的幻觉。但老家族无法丢掉对新财富的鄙视，后者令他们缩水的祖产相形见绌。

布莱希罗德获得的尊重和他为社会地位所做的奋斗只是让新财富合法化的普遍努力的一个例子。19世纪的大多数伟大小说家—如巴尔扎克（Balzac）、狄更斯（Dickens）、特罗洛普（Trollope）和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把这种奋斗当成他们作品的中心主题，而社会科学家最近也重新发现了它。在布莱希罗德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舞台内外的奋斗过程。我们拥有的真实记录显示了一位柏林的犹太银行家如何在某些方面理想的环境下确立自己的地位。他的一生都受到犹太人身份影响，由此产生的特殊负担将在本书最后一部分讨论。在这里，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画面描摹布莱希罗德这个富人和为国效忠者如何获得正式认可，如何通过认可获得更广泛的客户和可靠的朋友，如何又通过这些人让自己的生意获益，从而赢得更高的社会声誉和政治名望。对普鲁士保守派来说（也许也适用于许多欧洲的道德家），这个故事既反映了人与社会的无限腐败，也反映了无限的虚伪：边哭泣边攫取。但布莱希罗德不是道德家，他满足于向上攀爬，完全不费心思考这种攀爬的内在价值。

若干世纪以来，通过发放作为正式认可象征的头衔和奖章，心怀感激的政府已经放宽富人进入上层社会的通道。普鲁士政府系统地利用臣民对勋章的渴求。政治上可靠的人得到奖赏，异议者一无所有。凭借向公共慈善进行大量捐赠，富人可以加速晋升（也有人会说是买到）。这类别有目的的慈善是一种自愿税。政府仔细审查布莱希罗德在上述所有方面的资质[73]。1866年元旦，布莱希罗德被授予枢密商务顾问（Geheimer Kommerzienrat）的头衔，这又一项罕见的荣誉意味着今后他将被称作“枢密顾问先生”（Herr Geheimrat）。获奖前，柏林警方仔细调查布莱希罗德的记录，警察局局长撰写长篇报告支持授予新头衔。他解释说，因为盖尔森父亲的诚实，罗斯柴尔德家族任命其为他们在柏林的代表；盖尔森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但取得“更大的自主权”。布莱希罗德银行“现在已被视为柏林最大的银行……从政治上说，布莱希罗德属于严格的保守派，忠贞不渝地效忠王室；他在柏林商人元老会中很受尊敬”。这句话的其余部分“丰富的感情让他与众不同”很可能出自商务部部长伊岑普利茨，他必须批准警方报告，然后将其交给俾斯麦。（伊岑普利茨是否认为，银行家没有感情，尤其是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的爱国善举特别受到称赞，他在丹麦战争期间向普鲁士士兵的家庭提供慷慨援助。报告最后说：“如果盖尔森·布莱希罗德还有机会对王国政府做过什么贡献，阁下肯定会知道。”关于布莱希罗德“其他贡献”的细节由最权威的来源—俾斯麦本人—向伊岑普利茨提供。在一封正式书信中（俾斯麦亲手修改关键段落），首相肯定布莱希罗德的这个额外特质，因为“自从我担任现职以来，布莱希罗德商务顾问为我提供了值得赞许的政治服务”。布莱希罗德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让俾斯麦获得“可以让我用来为国家谋利的情报，他的人脉为我提供传递绝密信息和施加绝密影响的渠道。因此我认为应该授予他这项荣誉以示嘉奖”。俾斯麦还向伊岑普利茨保证，威廉一世也会赞同这项嘉奖，因为“今年在卡尔斯巴德休假期间，［陛下］反复召见布莱希罗德商务顾问，屈尊听他对金融和股票市场问题的看法”[74]。

1867年，国王准备授予布莱希罗德另一枚勋章，于是再次向消息灵通的警方征询意见。新的报告表扬布莱希罗德向一个援助1866年被征召士兵家属的委员会做了许多贡献，并强调“他在柏林金融界地位突出，他非常可观的财富让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慈善意图。除了所有的慈善团体，他还非常积极地参与所有的爱国活动”。布莱希罗德为慈善做了“牺牲”，报告最后说：“这个在所有意义上都无可指摘的举动为他赢得最广大圈子的尊敬，并让他配得上另一枚勋章。因此我建议授予他三等王冠勋章（Kronen Orden）。”[75]国王照办了。包括内政部部长奥伊伦堡在内的许多人向布莱希罗德发来热诚的非正式祝贺[76]。这是商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级勋章[77]。

外国政府也纷纷效仿。1869年，意大利国王授予他圣毛利齐奥和拉萨洛骑士团（St.Mauritius and Lazarus Order）十字勋章；俄国沙皇授予他二等斯坦尼斯拉夫骑士团（Order of Stanislav）勋章，感谢布莱希罗德对成立俄国抵押银行的帮助。布莱希罗德的每一枚外国勋章都需要并得到威廉的批准[78]。

布莱希罗德的新头衔恰如其分和令人满意地认可了其重要性的提升。它以正式的威严性确认欧洲银行界和外交界早就知道的事实：盖尔森·布莱希罗德已经成为柏林新的权力中心的重要人物。普鲁士给予他一名商人（更别说犹太商人）在当时所能憧憬的一切。在正式场合，他的胸前不再绝望地空空如也，来信中现在可以称呼他为“高贵的骑士”或者“最高贵的骑士”，尽管仅凭普鲁士勋章是否有资格获称“骑士”存在一些疑问[79]。在社会名望的危险长梯上，他攀上好几级台阶。

布莱希罗德在幕后不知疲倦地追逐头衔或奖章⁸。我们必须记住，这种追逐司空见惯，受到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容许，只有最骄傲和最独立的人才能免俗。俾斯麦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发现，即便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新富贵族中的翘楚也渴求勋章。这种欲望从未减弱。在俾斯麦档案收录的布莱希罗德文件中，有两封来自法兰克福分支当家人卡尔·迈耶尔·冯·罗斯柴尔德致俾斯麦的书信（日期为1863年11月和12月），请求得到国王封赏。第一封信的开头表示：“阁下清楚我对您久经考验的无限忠诚，知道我总是如何致力于普鲁士的利益，尽管我长期以来的重要服务完全没有以任何引人瞩目的方式得到认可。”然后，他又回忆起为了支持在法兰克福很不受欢迎的法普贸易协定，他如何投入全部“力量和经历，并动用［他］广泛的影响力”。他还罗列自己的其他努力：“现在我向您求助，我完全相信阁下是一位高贵、大度和无所不能的代表，也不怀疑如果您公正评价所了解的事实，阁下将对我心生好感，授予我高贵的纪念品作为无上的认可……没有人更值得接受这样的荣耀，并对此更加感激涕零”，因为他对普鲁士始终怀有无法超越的忠诚。几周后，卡尔·迈耶尔又在新年之际表达自己的愿望：“愿上帝永远庇佑阁下，愿您家人的每天都享受到最大的快乐和无限的好运，愿我总能有幸受到阁下的青睐和恩庇，跻身您最忠诚的崇拜者和仆从行列。”未来的授勋典礼将是国王授予他荣誉的合适时机，“我如此看重这荣誉，认为它完全物有所值”。他提到自己最近的贡献，请求授予他更高级的勋章，能够配得上德意志邦联内外的其他所有君主给予他的荣耀[80]。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世界性的力量和受到普遍承认的王朝，许多君主都对他们加以封赏。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请求下一枚最高等级的奖章⁹。相比之下，布莱希罗德只是暴发户。求封者私下请赏，在公开场合则常常否认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即使在奴性的社会中，卑躬屈膝也被认为是缺陷。

财富、大银行、与俾斯麦的亲密关系、头衔和奖章—这些都为布莱希罗德进入普鲁士社交界打开大门。他的外表配得上他新获得的地位，可谓相貌堂堂。他身材高大，长着硕大的脑袋和睿智而开朗的面庞，身材壮硕但不臃肿。他的衣着和举止完全符合保守标准，他的观点当然同样如此。他的外貌散发着正气。他的谈吐缺乏幽默和火花，但体现受所有同时代人尊敬的智慧。他的发言辞藻华丽，还不时使用警句。他的诋毁者们只看到和听到自己希望看到和听到的，他们声称他长着犹太人的面相，坚称他会暴露德国犹太人的口音，哼哼唧唧地混杂着意第绪语。但事实上，他似乎完全没有通常所谓的“犹太人特征”；兴奋的时候，他可能会流露出年轻时的表情，但总体上他的仪表庄重得体。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他的视力逐渐衰退直至最终失明，但并未因此退出社交舞台。

19世纪60年代末，他已经建立起客户和朋友的网络；他向他们提供物质好处，他们则常常按照更古老社会的货币制度报答他：接受他的邀请，回请他，鼓励其他人拜访银行家的府上，接受一位犹太人的热情款待。

举几个例子就够了。显然，俾斯麦的随从们不得不尊重布莱希罗德。一些人很乐意这样做，并从中得利，比如罗伯特·冯·科伊德尔。另一些人则不太情愿¹⁰。但布莱希罗德的人脉无处不在，甚至包括俾斯麦敌人的阵营。比如，从1868年到1876年，布莱希罗德将自家的一个房间租给与俾斯麦关系平平的王太子内廷总管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Count August Eulenburg）[81]。后来，奥伊伦堡成了他的朋友和客户。在普鲁士宫廷，俾斯麦最害怕奥古斯塔王后（Queen Augusta），但布莱希罗德与她的宫廷总管内塞罗德伯爵（Count Nesselrode）关系密切，而俾斯麦则非常讨厌此人[82]。1867年，内塞罗德以5%的利息借了5万塔勒，为期三个月。一年前，在奥普战争期间，他曾告诉布莱希罗德，“在皆大欢喜中”，王后已经提名他加入某个战争慈善机构的董事会。后来，他又向布莱希罗德提供其他密报。比如，1867年5月，他在信中表示，刚刚抵达柏林的普鲁士驻巴黎军事专员洛埃男爵（Baron Loë）可能散布“关于法国军备的恶意谣言”，因为“我认为他似乎急着想要开战”。内塞罗德要求获得相关消息，以便阻止这个阴谋。书信的其他部分谈到他的投资。1867年7月，他从温莎堡（Windsor Castle）来信，再次谈到自己的投资，并表示：“这里的人相信和平将会延续，尽管我认为当地的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因为社会和工人问题必将导致严重冲突。”三天后，他报告说，法德关系似乎已经恶化，一些英国人认为应该利用普鲁士击针枪对夏斯波步枪的优势¹¹：“请您自行判断在当前形势下是否应该卖掉我的股份。”他还指出，一些英国人害怕本国发生革命[83]。我们不知道布莱希罗德是否同样悲观，但内塞罗德来信时，布莱希罗德正出于政治原因要求俾斯麦卖掉证券。此外，内塞罗德的信清楚地证明，普鲁士宫廷成员觉得利用政治信息满足个人财务的目的无可厚非，他们同样认为战争可能导致市场萧条。

另一些高管则用秘密信息回报布莱希罗德的个人友善，这些信息对他的商业利益有直接帮助。这在帝国时期成了惯例，但甚至在此之前布莱希罗德就有自己的特殊线人。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A.冯·勃兰特少校¹²，据瓦德西伯爵¹³回忆说，此人“乐天而随和”，因此显然特别需要布莱希罗德的帮助[84]。勃兰特称他为“我尊敬的朋友”，非常详细地在信中描绘政府即将在柏林房地产市场采取的行动。勃兰特写道：“我确信可以随时获得信息。只要在恰当的时候向我提出具体问题即可。”[85]

布莱希罗德还与自由派议员们保持着关系。他与拉斯克建立友谊，这位小个子的犹太议员凭借智慧、勤奋和口才在德国政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克尼格雷茨战役结束后的十年间，他和民族自由党的同僚们先后帮助俾斯麦建立北德邦联和德意志帝国。布莱希罗德和拉斯克相互以朋友相称，柏林的传言显然认为两人有密切的商业关系。1869年12月，拉斯克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中谈到这些传言，他表示：“据说因为我也不知道的服务，我每年从你那里得到数以千计的钱，据说我还特别关心你的财务运作……我一直将我们的关系看作完全私人的，并总是以个人友谊的纽带为荣。”他愿意继续在纯粹的私人问题上提供建议，但希望避免任何可能暗示“与［我的］议会活动有关的偏袒”。与布莱希罗德的某些保守派客户相比（包括俾斯麦在内），看上去拉斯克更加小心，坚持区分公职和私利。几周后，布莱希罗德向拉斯克提供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位。拉斯克显然曾对其有意，但这次他婉拒了：“这样的职位将限制我的自由，而完全不受限的自由是我的生命。”[86]拉斯克的拒绝让布莱希罗德避免潜在的尴尬，因为几年后，俾斯麦将如此痛恨拉斯克，以至于两人间的任何亲密联系都会危及布莱希罗德与首相的关系。

19世纪60年代中期，布莱希罗德已经与某些国外的普鲁士外交官相当熟悉。其中一位重要的关系人是普鲁士驻伯尔尼大使冯·罗德（von Röder），此人是科伊德尔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布莱希罗德还是他的恩人。1867年5月，罗德从伯尔尼写信给布莱希罗德：

尊敬的朋友，您总是如此对待我和我的家人，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全心全意地感谢您在我们停留柏林期间所展现的全部善意、恩情和真正的同情。我希望您足够了解我们……知道我经常想起您和您在黑暗的日子里出于友谊而鼓励我的同情话语。愿上帝为此祝福您，就像我感谢您那样。

我们不清楚罗德遇到什么困难，但显然布莱希罗德帮助了他，并成为他的朋友。这封信暗示布莱希罗德的另一面：对于需要他帮助的中等地位的人，他可以非常热心，几乎称得上慈爱。1870年，布莱希罗德做出更加亲密和切实的举动，他主动向罗德提供帮助，承诺雇用他的儿子，后者刚刚毕业而且运气不佳，显然遭遇了当时年轻贵族的某种职业危机[87]。

最初，布莱希罗德的回报是罗德的感激。但从1868年开始，罗德开始积极参与圣哥达隧道建设的相关谈判。1870年，罗德语带双关地表示“我们正像圣哥达般勇往直前”（Wir gehen Gotthardlich hier wacker vorwärts），布莱希罗德无疑很欢迎这条消息[88]。受到布莱希罗德恩惠的人常常出现在有用的地方和重要的岗位。

对奥战争和对法战争之间的那些年里，布莱希罗德的家已经有外国外交官光顾，和银行家一样，他们也需要“了解情况”。但与银行家不同，他们是引领潮流的贵族和社会名人[89]。他们让布莱希罗德获得更多尊重。

柏林外交界将布莱希罗德视为重要线人，因为他能够见到俾斯麦。由于俾斯麦有很多个月不在柏林，外交官们非常渴望获得消息。比如，1868年10月，布莱希罗德前往伐尔岑拜访俾斯麦，并马上把简要情况告诉外国朋友们。奥地利大使维姆普芬伯爵（Count Wimpffen）向本国政府全面汇报布莱希罗德对首相健康和倾向的印象[90]。布莱希罗德还通知法国军事专员德·斯托费尔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de Stoffel）—此人凭借智慧和魅力在俾斯麦家中和柏林社交界赢得独一无二的位置，他是布莱希罗德的客户和债务人，后者体贴地不提醒他偿还所欠贷款。斯托费尔将布莱希罗德的情报转交给朋友—路易·拿破仑三世的秘书弗朗切丝基尼·皮埃特里（Franceschini Pietri）。他首先描绘布莱希罗德的情况：

他是柏林的一位重要银行家、罗斯柴尔德的联系人和俾斯麦的亲信商人。他出身低微，凭借毅力和务实感赢得可观的地位。他是俾斯麦唯一亲密接见和愿意共同进餐的犹太人。他雇佣布莱希罗德搜集消息，还委派给他一些秘密任务之类的事。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百年间的历届普鲁士政府几乎都雇佣犹太人（早在西哀士¹⁴的时代就这样）作为某种程度上的秘密工具。布莱希罗德不是阴谋家，他希望扮演自己的角色和继承前辈们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犹太人埃弗莱姆¹⁵。我还要指出，他是一位举止友善的绅士，我和他长期保持着热诚的关系。[91]

拥有最高层次的朋友、财富和影响力还不够，布莱希罗德必须公开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世界必须知道布莱希罗德已经到来¹⁶。这样的野心并非首创：不是有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光辉先例吗？整个世界都惊叹于罗斯柴尔德家宴的优雅和奢华，王室和贵族与富人和才俊比肩而坐，旧世界欢快地与新世界相会，也许还别有目的[92]。吸引名流并奢华地招待他们是富人的梦想。布莱希罗德开始实现那个梦想。他的崛起并不快，而且爬得越高就越不稳当。他周围从不缺少对他的过失喋喋不休的毒舌。

困难首先来自家中。他的妻子既不漂亮也不聪慧，也不像盖尔森那么习惯于上流社会。犹太人身份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社交界轻视，让他们更加不安，尽管19世纪60年代相对波澜不惊，老式的反犹主义偏见正在式微，而新的反犹主义理念尚未成型。在这个风平浪静的年代，布莱希罗德和其他一些信仰犹太教的银行家共同踏入柏林社交界。

布莱希罗德利用所有对手都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作为俾斯麦的亲信，培养和他的关系特别有价值。毕竟，正常的社交生活不是为了找乐子或洒脱的闲谈，而是情报网络的关键一部分，暗地里还是某些种类任命的交易场所。

1868年1月，布莱希罗德夫妇打响在社交界的第一枪：他们为俾斯麦和柏林最重要的外交官举办正式午宴。俾斯麦很少前往私宅，约翰娜通常婉拒邀请。宴会开始前是复杂的协商，仅座位排列就是一个大问题。科伊德尔建议布莱希罗德把首相安排在所有大使之下，旁边是维姆普芬伯爵夫人[93]。贝内德蒂夫妇和意大利大使劳纳伊伯爵（Count Launay）也参加宴会。这是一次欢乐的活动，很好地反映了布莱希罗德在国内外的地位。难怪，外交界更加关注布莱希罗德。难怪俾斯麦的部长们（如奥伊伦堡伯爵）也反过来邀请布莱希罗德赴宴[94]。

午宴需要大量幕后帮助。这些运作的记录正好被保留下来，向我们呈现了布莱希罗德的社交网络。称布莱希罗德为“我最尊敬的朋友”的科伊德尔是筹备者。因为一副新的野外双筒望远镜和被罗斯柴尔德邀请参观里昂铁路，科伊德尔在芒通（Menton）的假日变得更加惬意，两者都来自布莱希罗德的安排[95]。对于礼仪问题，科伊德尔需要王室司仪冯·罗德的帮助，后者正好是布莱希罗德的朋友—普鲁士驻伯尔尼大使的哥哥。这仍是一个很小的世界—社会顶峰就是宫廷。

布莱希罗德的社交生涯继续快速发展着，有人称赞，有人恐惧，但从未被默默接受。布莱希罗德对“正确”的采购毫不吝啬。1868年，他以150金路易的价格从布伦瑞克公爵种马场购买两匹拉车的马[96]。1870年2月，符腾堡首相法恩布勒（Varnbüler）非常聪明的女儿—也是该国驻柏林大使之妻—冯·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Baroness von Spitzemberg）在日记中记录到：

在银行家布莱希罗德举办的舞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夫妇俩。舞会在他们位于贝伦街的装修气派的新宅[她指的肯定是刚刚翻新]举行，受邀者几乎都来自社会顶层，连他们自己的亲属都被排除在外，这真是糟透了。黄白色的长方形舞厅是跳舞的好地方，各扇门通向沙龙和一条伪装成冬景花园的走廊。大批又大又美的花束，沙龙舞中的其他惊喜，再加上奢华的晚宴共同造就一场最欢乐的盛宴，人们兴致高昂地一直跳到凌晨三点。[97]

到了帝国时期，布莱希罗德的舞会将变得更加奢华和排外，但舞会上的主人是否感到自在呢？

1.俾斯麦于1871年获得“亲王”（prince）世袭头街，现任亲王为其长曾孙斐迪南（Ferdinand von Bismarck），自1975年继承此头街。——编注

2.六年后，布莱希罗德送给俾斯麦几桶蒂弗利啤酒，希望它们不会“回味不佳”（Beigeschmack）。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8年10月12日，SA。

3.奇怪的是，《俾斯麦全集》的编者将这封信的日期标为“伐尔岑，1867年6月6日”。当天，俾斯麦正在巴黎参观世界博览会。根据7月4日布莱希罗德的来信、7月8日戴程德给俾斯麦的回信以及7月11日俾斯麦给戴程德的另一封信，似乎几乎可以确定，俾斯麦这封信的日期应该是7月6日，当时他在伐尔岑。《俾斯麦全集》，第XIV2卷，第725—726、730—731页。

4.恩斯特·冯·赞夫特—皮尔萨赫（Ernst von Senfft-Pilsach，1795—1882），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总督，《十字报》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5.俾斯麦的家人本能地察觉到他病痛的源头。在一封写给俾斯麦的半私人半公事的信中（因此最终落到布莱希罗德手里），约翰娜的堂弟伯恩哈德恭喜他健康好转，并表示：“上帝保佑，但愿你回到柏林后还能保持这种状态。那时你将置身于对国事的操劳中，夸夸其谈的议员们将想方设法地激怒你。如果我是你，我干脆就让他们喋喋不休，用鄙视惩罚他们。”俾斯麦试图那样做，但他对大部分反对派的强烈怒火也惩罚了自己。伯恩哈德·冯·普特卡默致俾斯麦，1868年11月25日，BA。

6.为了说服盖尔森继续这种关系，尤里乌斯写道：“我们如此深爱的父亲死后，我俩有了各自的活动范围。我不敢说，仁慈的父亲在晚年是否有意把我们分开，让你独自代理布莱希罗德银行的业务，从而在财务和社会地位上也把我们分开。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找到了让自己满意的方式，我希望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我们亲爱和可敬的先父都能满意地垂视他的两个儿子。”尤里乌斯致盖尔森·布莱希罗德，1869年11月29日，BA。

7.指新闻媒体。托马斯·卡莱尔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援引埃德蒙·柏克的话说：“议会中有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但在那边的记者席上坐着比他们重要得多的第四等级。”——译注

8.1865年秋，作为劳恩堡交易的转账代理人，他请戈德施密特为自己谋求奥地利勋章。戈德施密特告诫他不要得寸进尺：“请允许我真心诚意地告诉你，劳恩堡交易完全不够申请勋章。”安塞尔姆男爵不推荐这样做，但布莱希罗德可以尝试通过肖泰克伯爵或俾斯麦达到目的。戈德施密特表示，他本人“无意追求头衔或勋章”，布莱希罗德不必代表自己向普鲁士政府申请勋章，而是应该为他的儿子谋求驻巴黎领事的任命。最终，戈德施密特的儿子成了驻巴黎领事，布莱希罗德则在1872年获得奥地利勋章。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9月25日，BA。

9.但他们对此并不总是满意。1861年，雅姆斯男爵获得一枚普鲁士勋章；他对布莱希罗德的祝贺表示感谢，但表示：“不过，我请你务必答应，不要在报纸上过多提到我作为犹太人获得勋章，因为那会引发对犹太人的口诛笔伐，有害而无益。”雅姆斯男爵致布莱希罗德，1861年11月19日，BA。

10.1866年4月，普鲁士驻圣彼得堡军事专员和威廉的特别副官洛塔尔·冯·施魏因尼茨（Lothar von Schweinitz）带着亚历山大二世的急信返回柏林，希望阻止奥普战争。他首先觐见威廉，然后去找俾斯麦：“当我来到威廉街时，我首先只找到科伊德尔和与他在一起的布莱希罗德先生，这一幕令我觉得怪异而失礼。当时，布莱希罗德占据着俾斯麦亲信的位置，尽管俾斯麦后来曾告诉我：‘我和他的想法从不相同。’”《冯·施魏因尼茨将军公使生涯回忆录》（柏林，1927年），第一卷，第202页［Denkwürdigkeiten des Botschafters General von Schweinitz（Berlin，1927），I，202］。

11.实际上，法军在普法战争中使用的夏斯波步枪大大优于普军的德莱赛击针枪，射程几乎是后者的两倍。——译注

12.马克西米利安·奥古斯特·斯基皮奥·冯·勃兰特（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1835—1920），德国外交家。——译注

13.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1832—1904），德国元帅，八国联军总司令。——译注

14.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Emmanuel-Joseph Sieyès，1748—1836），法国天主教会神父，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和活动家。——译注

15.法伊特尔·海涅·埃弗莱姆（Veitel Heine Ephraim，1703—1775），腓特烈二世的宫廷银行家和铸币主管。为了帮助七年战争筹款，他主持铸造不足额的货币。——译注

16.布莱希罗德的发迹史可以写成小说，此类主题司空见惯。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如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首版于1874—1875年）描绘了奥古斯都·梅尔莫特（Augustus Melmotte），他来自外国（还是犹太人），拥有数不清的财富（“……钱就是梅尔莫特鼻孔里的气息，因此他的气息都要钱”），甚至最高层的人物也想听命于他—直到他被发现是个破产的骗子。但梅尔莫特发迹的复杂过程和各个阶段让人想起布莱希罗德的奋斗—波莫娜夫人（Lady Pomona）说，“人们对他趋之若鹜”，并列举变成傀儡的各位权贵。正如特罗洛普所说：“诚然，这一切都是跳跃式获得的，所以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常常不知道那位伟人现在正站在哪处窗台上……那位伟人也经常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但大部分世人知道，世人崇拜梅尔莫特先生。”（伦敦，1969年）第295、190、299—300页。

第六章　第三场战争

人们终将认识到，这三场[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全世界都相信只有路易·拿破仑会出于国内原因而发动战争，七年以来，人们一直享受和利用这个巨大便利。纯粹从自保的视角出发，发动这三场战争正当其时。

——雅各布·布克哈特，1871年10月12日

北德邦联是通向德国统一道路上的中转站。在不冒险与法国开战的情况下，这是俾斯麦在1866年所能做到的极限。但将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三个南德邦国排除在外的德意志大厦略显缺憾。1866年被得意洋洋地引入中欧的民族主义原则强烈要求建立更广泛的联盟，建国逻辑和经济利益的力量同样指向更大的德意志国家。俾斯麦始终明白—并在1864年和1866年有了重新体验—没有什么能比对外战争的火焰更快地缔造团结的纽带。拿破仑三世在之前的两场战争中为他做了很多，超过他曾经的期待；现在，法国已经堵住北德进一步扩张的任何可能。拿破仑能帮的忙只剩下一个：在对俾斯麦有利的时机扮演（外交上被孤立的）入侵者，成为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对象。

这一切的发生既无时间表也不确定。但在19世纪60年代末，欧洲弥漫着对战争的预期，各方面的军事准备让战争的前兆变得更加紧迫。欧洲人知道，俾斯麦已经发动和赢下两场战争，并在此过程中确立普鲁士在北德的霸权。有理由担心，在正确的时间他可能发动另一场战争，以便把整个德意志统一在普鲁士的权杖下。反过来，拿破仑可能会试图恢复在国内遭到重创的威望，重塑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法国的盟友可能是奥地利，后者总是被怀疑心怀复仇之念。

俾斯麦乐意等待，1867年，他否决了毛奇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愿望。不过，很少有人怀疑，为了完成德国的统一和建立欧洲新秩序，他同样认为普法必将在某个时间开战。但他并不着急，而是希望巩固之前的战果，并确信时间对己方有利。因此他竭力对欧洲保证，自己向往和期待和平。

布莱希罗德在这点上又一次帮助他，并采用多种方式。布莱希罗德本人和整个银行业的利益倾向和平。但当战争真的来临时，他表现得极为随机应变而且特别爱国。

在和平年代，布莱希罗德的活动和广泛的通信反映了国际局势的不确定。他的书信折射出德国人普遍推崇“外交优先”（Primat der Aussenpolitik），对于同外部世界保持商业关系的他来说，这显得理所应当。不过，当新的北德邦联真正的制度正在被确立时，他对外部事务的关心默示德国人同样普遍轻视国内政治。政治现实、金钱私利和某种虚荣心让布莱希罗德开始培养与“大政治”（Grosse Politik）的关系。

第一场重大危机的导火索是卢森堡的未来—这个小公国由奥兰治家族（House of Orange）统治，由普鲁士军队驻守。普奥战争期间和结束后不久，先后遭到俾斯麦诱惑和拒绝的拿破仑曾希望为法国赢得某些补偿。但当和平恢复，当普鲁士吞下胜利果实后，俾斯麦马上对拿破仑的提醒置之不理，无视对于1814年边界乃至吞并比利时的模糊暗示。恼羞成怒的法国人决定解决卢森堡问题。俾斯麦拐弯抹角地表示鼓励，但假装在国内遭到阻力。布莱希罗德心知肚明，1867年3月，他在危机处于最高峰时致信雅姆斯男爵：“这里的上层圈子对交出卢森堡一事装聋作哑。”[1]这条信息一定是为拿破仑准备的，后者一定疑惑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中谁才是柏林更好的消息来源。几周后，布莱希罗德收到来自巴黎的消息，那里的所有人都认为俾斯麦将发动另一场战争。来信人还表示，法国人试图让战争延后，因为他们的新枪还没有准备好¹[2]。

维也纳的戈德施密特也警告不要发动另一场战争；4月末，他报告说，俾斯麦接受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卢森堡问题，这让奥地利人感到高兴[3]。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德意志事务文书和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埃米尔·布兰代（Emil Brandeis）从巴黎发来警告：法国人正如火如荼地重整军备和进行巨额军购。他认为，一切取决于5月7日将在伦敦召开的会议[4]。当天，科伊德尔交给布莱希罗德一张秘密字条，要求他读完马上毁掉。这次会议“肯定有望”带来和平，但“［普鲁士］加强军备有战争倾向的假设让俾斯麦受伤”，军队仅仅是恢复正常的力量[5]。会议批准事先做出的决定：卢森堡将继续由奥兰治家族统治，但不会有普鲁士驻军。当俾斯麦的其他承诺落空后，拿破仑一无所得，他连这个寄托最后希望的安慰奖也没得到。5月末，布兰代写道：“公众对法国遭到的羞辱非常恼火……很快将寻求复仇，时间是今年秋天或最晚明年初。”[6]

同样在1867年夏天，布莱希罗德从马林巴德（Marienbad）给俾斯麦发来对国际局势的长篇盘点。他强调拿破仑在国内地位的动摇，收成欠佳的预期令其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奥地利政府处在大破产的前夜……延缓破产的唯一方法是让奥地利暂时降格为小国，但人们普遍相信这不可能。有人倾向于求助印钞机，但那样做隐含着更大危险……鉴于这些悲观的前景，难道他们不会冒险团结法国，与普鲁士殊死一搏？难道在国内焦头烂额的拿破仑不会张开双臂欢迎这位盟友吗？

布莱希罗德在信的最后哀叹道：“欧洲股市被普遍不信任的阴影笼罩，我担心贸易和工业将长期受此影响。”[7]今天的历史学家常把国内动荡和对外黩武的密切关系看作新发现，但对布莱希罗德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司空见惯。深受布莱希罗德信任的助手弗里德里希·莱曼（Friedrich Lehmann）表达类似的担忧，并警告说：“因此，我只把目前的上涨看作清仓良机，而不是投入更多［资金］的保证。”[8]

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所做的快速盘点基本正确。作为俾斯麦在1867年和1869—1870年两次成功的受害者，奥地利和法国似乎接近结盟，空气中充满时断时续的恐惧。布莱希罗德还正确地指出，经济气候将受到影响，因为市场和人一样厌恶不确定性。

1868年10月，布莱希罗德试图说服俾斯麦做出和平姿态—即使没有这样的姿态，他也向外国外交官保证俾斯麦具有和平意图。从巴黎回来后，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表示在当年保持和平的前景很好，但法国仍然群情激奋，因此“如果我们很快解决北石勒苏益格问题，更持久的和平将指日可待”[9]。德国人曾同意法国人的要求，丹麦与石勒苏益格的最终边界将由全民公投决定，现在法国人希望德国人遵守和约中的该条款。俾斯麦无意接受这个带有民主意味的要求，而布莱希罗德反复提醒说法国人很看重这点，他对此一定烦恼不已。

几周后，布莱希罗德造访伐尔岑，此行受到很多关注。俾斯麦极力强调自己的和平意图，即使其中不包括石勒苏益格的公投。奥地利驻柏林大使曾向维也纳报告说：

在伐尔岑与俾斯麦伯爵一起度过几天后，布莱希罗德先生昨晚偷偷告诉我，首相非常看重和平，并相信能把和平维持下去。[但]布莱希罗德对俾斯麦的健康一点也不满意，特别是因为他的神经非常敏感。他相信，首相对和平的极度自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疾病造成的心理影响来解释，比如，这完全是出于个人静养的需要。[10]

通过法军驻柏林专员斯托费尔，拿破仑收到同样的消息：布莱希罗德为斯托费尔带来秘密消息，表示俾斯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向往和平，普鲁士目前满足于北德邦联，德国的统一迟早会水到渠成，无须特别推动。报告继续说，俾斯麦正寻求重建法普两国间最充分信任的方法，认为威廉与拿破仑的会晤可能会有助于这个目的，并“让欧洲人安心，结束当下令人苦恼的商业停滞”。斯托费尔无法确定，这条消息究竟代表俾斯麦的真实心声，还是“他的犹太人被对政治角色的热情冲昏了头脑”[11]。

三年后，斯托费尔的信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刊发—这让布莱希罗德陷入尴尬，让他的敌人幸灾乐祸[12]。这封信的实质是什么？显然，从伐尔岑回来后，布莱希罗德对俾斯麦的和平愿望印象深刻，这迎合他本人的利益，即恢复和平，让生意重新兴隆起来。俾斯麦“命令”他与维姆普芬和斯托费尔谈话了吗？或者只是寄希望于通过布莱希罗德有分寸的泄密将消息传递给合适的人—由于来自私人渠道，消息可能会更显权威？俾斯麦无疑知道，自己与布莱希罗德的亲密关系将引起外交反响，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介意布莱希罗德的国外关系—事实恰恰相反。另一方面，对布莱希罗德而言，扮演这种特别信使的机会无比宝贵。

也许不只消息，布莱希罗德在金融市场上的举动也被人仔细琢磨。1869年3月，他选择做空。奥地利驻柏林代办明希抱怨说：“首先在市场上抛售股票的是布莱希罗德银行。众所周知，该行行长与俾斯麦伯爵关系很好。”布莱希罗德向明希承认，他在突然抛售之前和之后见过俾斯麦，首相两次都在他面前“对世界和平信誓旦旦”。但来自伦敦和巴黎的报告令人不安。明希认为，政府与此事无关：“《十字报》上一篇显然是半官方的文章谴责了这种做空行为。”但令他失望的是，布莱希罗德卖掉的主要是奥地利股票；价格的突然下跌将“对我国的经济形势产生很严重的影响”。他还警告说，此类投机下次可能被用于政治目的[13]。也许布莱希罗德想要暴露奥地利的虚弱，以此作为有说服力的证据，阻挠一再被提及的法奥同盟阴谋。

但1869年在许多方面都是多事之秋。就像德国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不切实际的乐观让位于极度的悲观。由于地方主义在南德的回潮以及各地民主派对普鲁士容克统治的持续敌意，1866年对完成德国统一大业的热望遭受打击。1868年的关税同盟议会选举对民族理想是个灾难，而一年后的巴伐利亚选举则证明反普鲁士情感的力量[14]。这些挫折都可能损害俾斯麦的地位。1871年，他不得不向北德国民议会提交新的军队预算，即使在普鲁士，失望之情也可能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

布莱希罗德还略微牵涉进一次试图恢复德意志动力的有争议行动。1869年10月，爱德华·拉斯克计划在议会提出让巴登提前加入北德邦联的计划，巴登是最支持普鲁士的南德邦国。他请求布莱希罗德征询俾斯麦的观点，布莱希罗德将此事委托给正要前往伐尔岑的科伊德尔。就像科伊德尔告诉法国专员勒费弗尔·德·贝埃纳的那样，俾斯麦明白无误地表示反对：“巴登问题免谈。北德邦联的内部事务已经够多，我们对巴登或其他南德邦国的加入不感兴趣，更别说计划这样做了。”[15]1870年2月，拉斯克发起关于巴登加入邦联的质询，俾斯麦的回应非常激烈：他怒斥拉斯克干涉外交，并对巴登政府恶语相向，仿佛它与拉斯克勾结。他的暴怒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不愿让议会介入自己专有的对外政策领域[16]。早前的德国历史学家常常把俾斯麦的拒绝作为他本质上向往和平的证明。不过，他有充足的理由避免利用这次机会打破僵局：巴登的加入将会疏远巴伐利亚，而违反《布拉格条约》则将导致整个欧洲联合起来与普鲁士为敌。最重要的是，俾斯麦知道，有用的战争必须看上去像是防御性的；如果要开战，必须挑动普鲁士的敌人打响第一枪。巴登并非有利的时机[17]。

从1870年1月开始，首相就秘密谋求让普鲁士国王称帝，这反映出他担心自己的机器熄火太久。5月，奥地利大使报告说，由于南德的反对，俾斯麦的帝制计划已经被搁置。但他又表示：“我不排除意外的可能，首相的政策中肯定会有出人意料之举。”[18]

欧洲的和平的确即将被俾斯麦的一次出人意料之举打破。紧张的气氛已经酝酿一段时间，科伊德尔告诉俾斯麦，国际商界对不确定感到厌倦。俾斯麦回答说：“布莱希罗德不久前甚至［已经］请求他发动战争，以便让形势明朗化。不过，这种观点应该被谴责……没有人能够承担挑起这样一场冲突的责任，它可能只是一系列种族战争的开始。”[19]布莱希罗德此举似乎不太符合他的性格，而且我们的证据只有俾斯麦的话。也许布莱希罗德只是说，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越早打完越好。但与此同时，俾斯麦警告他的驻巴黎大使，如果德意志民族的发展需要彻底变革，那么它就不能受制于现状。如果这样的话，“外国干涉对我们将是不可接受的”。为了不阻碍民族意志，哪怕冒战争之险也在所不惜[20]。

1869—1870年冬天，俾斯麦对德意志政治的举步不前忧心忡忡。他在寻找危机—无论通过战争或者外交，危机的解决将为普鲁士赢得又一场胜利。西班牙提供了可趁之机。在1868年的革命中，伊莎贝拉女王（Queen Isabella）被推翻²，西班牙国会难以找到继承人：这个王位的威名更多来自昔日的荣耀，而非当下的权力和稳定。对法国人来说，王位空缺总是令人难堪。拿破仑一边推行帝国的自由化，一边努力保持自己的权威，无法承受外交上的又一次挫折。他没有自己的人选，但共和派或奥尔良派（Orleanist）³上台对他将是灾难[21]。西班牙国会的人选令他更加难以接受：1869年9月，临时摄政者们选择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的利奥波德（Leopold of Hohenzollern-Sigmaringen），他的妻子是葡萄牙国王的妹妹，他的弟弟卡尔（Karl）刚刚成为罗马尼亚大公[22]。但无论是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还是该家族名义上的族长威廉一世都疑虑重重，利奥波德也知道罗马尼亚王位给弟弟带来的麻烦；已经有传言说他将厌恶地拒绝登基[23]。他们的父亲卡尔·安东（Karl Anton）意识到，为穷国提供君主会令家族财富损失惨重[24]。

但西班牙人没有轻易放弃。1870年2月，他们找到俾斯麦这个强大的盟友。俾斯麦不顾本国君主的愿望，支持西班牙人的选择—这个事实毫无疑问，但动机仍然存在争议。根据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说法，俾斯麦“故意制造冲突，意图挑起战争或者引发法国的内部奔溃”[25]。也许吧，但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他不惜触怒威廉也要支持该人选，想来是因为这样做可能伤害法国和让普鲁士受益。但西班牙的水域能够再次托起德意志这艘船吗？麻烦在于，柏林和巴黎都从各自严峻的国内局势出发看待西班牙问题。

俾斯麦试图掩盖他对该人选的支持，终其一生，他都撒谎否认这点。他的主要助手科伊德尔、布赫尔和赫尔曼·冯·蒂勒在这场危险但秘密的游戏中扮演重要作用。与某些历史学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所做的断言不同，布莱希罗德似乎没有暗中参与此事[26]。他的朋友勃兰特少校在春天就向他透露了人选，但布莱希罗德没有意识到消息的重要性。1870年5月，当勃兰特突然向他询问匈牙利兵团的基斯少校在1866年接受大笔普鲁士援助的方式时，他也并不担心。勃兰特还表示，自己将以“最秘密的身份”前往巴黎[27]。布莱希罗德对普鲁士官员间这种密谋式的口吻习以为常⁴。

6月末，他两次向阿尔方斯男爵保证，“政治问题上没有新情况”[28]。6月26日，他给俾斯麦写了一封关于各种金融操作的长信，包括几天后在巴黎发行新一期的普鲁士抵押银行债券。信的开头说：“政治领域没有令人不安的理由。”[29]俾斯麦在“没有”下面画了线，并在页边打上问号。他很清楚，西班牙这颗炸弹随时可能爆炸。在快速回复中，俾斯麦没有透露自己的任何疑虑；相反，他写道：“如果我们能把可观的法国资本吸引到这个国家，我认为那将是重大成功。这在莱茵河沿岸早已实现，而且颇具规模，令工业企业大为受益。”他感谢布莱希罗德送来的啤酒和香槟，但表示目前的温泉疗养让自己感到疲劳和睡不着觉，而且暂时强迫戒酒。最后，他提出在结束疗养后，希望布莱希罗德来伐尔岑拜访自己一家[30]。

值得注意的是，在距离西班牙问题激化只有几天时，俾斯麦如此迫切地想要把法国投资吸引到普鲁士。也许他希望让法国资本流入普鲁士，避免其落到法国的潜在盟友手中，比如奥地利；也许他希望把法国资本截留在普鲁士，以便爆发战争的情况下更容易收缴赔款。无论战争或是和平，掌握法国的资本投资对普鲁士都是有利的。后来，俾斯麦即使在私下也总是假装对战争的爆发感到完全意外。几年后，他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中表示：“我想向你重申，1870年6月时，天边仍然全无阴云。”[31]但就像页边的问号所显示的，当时他心知肚明。

最晚在7月5日，布莱希罗德开始察觉到战争的威胁。他给阿尔方斯男爵写了一封私信，报告说西班牙人选择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德国人担心法国人可能会反对[32]。布莱希罗德一眼就看到威胁，这证实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预测法国人对南方边界出现霍亨索伦君主的反应既不需要专业知识也无需天才。因此，俾斯麦从2月开始就必定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拿破仑已经将此事告知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后者立即开始发动所有的关系，试图拯救和平。他们把拿破仑的消息转达给格莱斯顿⁵首相，并多次告诫布莱希罗德形势严峻[33]。7月8日，布莱希罗德知会外交部，并直接写信给俾斯麦：“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写信给我，仿佛普法之间战争已经爆发。”他还援引法国的报告，表示英国、奥地利和意大利都认同法国对西班牙的政策[34]。不过，他在信末的慷慨爱国陈词可能会让他的巴黎朋友失望：“这里群情激昂，如果西班牙议会选择霍亨索伦亲王，我怀疑与法国开战将不可避免，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受法国的条件和做出让步！”[35]

法国人的表态同样充满民族主义豪言。7月6日，法国外长德·格拉蒙公爵（Duc de Gramont）向普鲁士和西班牙提出严厉警告，强调法国不会容忍自己的南部边界上出现敌对君主。甚至在这番言论发表前，柏林市场已经大幅下跌。布莱希罗德在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中表示，股价在6日已经下跌2%[36]。对银行家来说这是段艰难的日子，布莱希罗德试图寻找权威的行动建议。7月9日，他写信给消息最灵通的客户俾斯麦，信中充满对其物质利益的关心：“我本人不相信政治局势极其严峻［俾斯麦在这个从句边加了感叹号］，因此还未出售阁下账户上的任何股票。但如果我错了，如果阁下认为有更多不好的事将发生，那么我恭请您示下只言片语。”[37]第二天，“只言片语”以约翰娜从伐尔岑来信的形式送达。信的开头说：

我先生正忙于加密和解密信件，他请我用这种方式回答你今天的来信：他并不真的相信会有战争，因为尽管某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但他不认为会有人因为西班牙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投票就突然袭击我们。但他觉得，未来的某个时候，相信将要开战的想法会比现在更强烈。由于他现在毕竟需要钱，最好卖掉他的铁路股份。但你比我先生更善于判断股市，也许市场并不像某些外交官那么草木皆兵。不过，就像预测天气那样，预测神经紧张的男人或女人所做的政治决定也不可能。[38]

普鲁士政府没有也不愿干涉他人事务，但如果法国武装自己，那么普鲁士也将效仿，如果法国发动进攻，那么普鲁士将不得不保卫自己。在这封奇怪的周日书信最后，约翰娜提醒布莱希罗德，信是她先生亲自口述的—其间不停地被打断，每次只说几个词。事实上，布莱希罗德获得的消息几乎与俾斯麦当天发给外交部的加密电报完全一致[39]。

布莱希罗德的信和俾斯麦的回答都很好地体现了他们的性格。获悉俾斯麦对局势的估计后，布莱希罗德可以全权处置首相和他自己的资金。第二天（周一），布莱希罗德向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报告说：“所有报价都快速下跌。”[40]同一天，他似乎还授意在伦敦的代理人沃尔姆斯（Worms）亏本卖掉自己持有的股票[41]。

在最后的太平日子里，布莱希罗德收到大量消息，他一定就像当时欧洲各国的政府那样，被局势的加速发展和混乱搞得晕头转向。比如，7月10或11日，他从朋友勃兰特（现在是总参谋部的陆军中校，驻扎在比利时）那里收到一张普鲁士驻巴黎军事专员瓦德西伯爵的手写便条。7月8日，在从埃姆斯（Ems）返回巴黎前几个小时，瓦德西把便条交给勃兰特（俾斯麦命令瓦德西回到巴黎，让他给巴黎大使馆那些受惊吓的普鲁士外交官打气，并仔细监视法军的动向，特别是在铁路上）[42]。瓦德西告诉勃兰特，“巴黎仿佛变成了地狱”，他必须赶紧回去：“对我来说，现在要做的就是睁大眼睛。请务必把B和S留给我［可能是勃兰特手下的特工］。”他还需要确保获得足够的资金—勃兰特能保证这点吗？“……我不相信会发生战争，但［预计］随后的几周将非常动荡。”勃兰特在这封信的底部留了言，要求布莱希罗德收到信后将其毁掉：他请对方借给自己1万法郎，将其存入科隆的奥本海姆银行。勃兰特告诉布莱希罗德，他已经向长官（毛奇？）和科伊德尔询问自己是否应该回德国。他还谈到瓦德西的信：“你还记得我在几个月前告诉和提醒过你这个计划吗？你和S［施瓦巴赫］当时还不相信。”[43]7月12日，威廉的宫廷总管佩彭谢—泽德里米茨基伯爵（Count Perponcher-Sedlimitzky）从埃姆斯致信布莱希罗德：“形势仍然很严峻，还看不到解决办法。”[44]

俾斯麦没有为拯救和平做任何努力。7月10日，他写道：“从政治上说，法国人的进攻将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局面。”[45]不过，他意识到威廉和利奥波德亲王可能会在法国人的压力下放弃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资格，把他的大胆游戏变成一场惨败。为了避免普鲁士遭受羞辱，他再次采取至今仍令人感到高深莫测的行动，并寻求布莱希罗德的帮助[46]。7月12日，他发电报给外交部，表示利奥波德亲王可以体面地保住候选资格，但必要条件是：如果法国攻击德国，西班牙将在未来的对法战争中与德国站在一起。外交部（通过布莱希罗德）应该通知媒体，利奥波德已经接受这个条件，并计划照此行事。布莱希罗德收到了消息，几家报纸也刊载了这个意图不明的故事[47]。这是为了震慑法国人，还是为了给利奥波德体面的台阶，让西班牙来承担在法国威胁面前退缩的责任？

同年7月12日，威廉命令俾斯麦前往埃姆斯；俾斯麦中途在柏林停留，并马上召见布莱希罗德。在柏林，俾斯麦获悉利奥波德放弃了资格，而且威廉已经把该决定告诉法国大使。这与俾斯麦的预期完全相反，震惊之下，他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但布莱希罗德证实了该消息。俾斯麦的亲信聚集在他身边，包括他的儿子赫伯特（Herbert），还有罗恩和毛奇。根据赫伯特的日记，毛奇气得满脸通红，“因为他白跑了一趟［柏林］，战争曾经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den er schon fest ins Auge gefasst hatte），现在却似乎再次遥不可及……老罗恩也灰心丧气”。俾斯麦表达了这群人的糟糕情绪：“直到刚才，我还以为自己身处最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夕，但现在我感受到的只是突然中断温泉度假的不快。”他用法语对当时正在参军的赫伯特说：“我要求你努力工作，因为不会有战场上的晋升机会。”晚上，在官方发布弃权消息的同时，布莱希罗德也被授意散布同样的信息[48]。

对俾斯麦来说，7月12日是混乱的一天。他时而想要辞职，时而计划继续羞辱法国或挑动其开战。13日，局势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利奥波德的退出本来可以带给法国一场相当可观的外交胜利，但法国人还要求威廉保证未来不再重新提出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人，此举无意中让俾斯麦有机会把受羞辱的威胁变成再次向法国挑衅，迫使其对普鲁士发起进攻。威廉拒绝法国人的要求，俾斯麦对威廉的措词做了修改，让它看起来像是在侮辱性地蔑视法国。但仅凭俾斯麦传说中的电报风格不足以让他逃离陷阱，这个陷阱本来是他为法国所设，在7月12日和13日却险些抓住他自己[49]。拿破仑的不自量力将俾斯麦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就像一位研究普法战争的最出色的当代历史学家所说：“在霉运、愚蠢和无知的可悲结合下，法国莽撞地与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开战，它动机糟糕，军队尚未做好准备，而且没有盟友。”[50]

由于担心任何妥协都将在国内引发波澜，拿破仑给了俾斯麦他早就觉得必不可少的东西：法国的攻击将鼓舞德意志民族，团结德意志和加强普鲁士的领导权。和德国人一样，整个世界也把这场战争看作法国人的侵略之举，因此外交前景将对德意志有利。但很少有人认为，结局早已注定。

战争的爆发令柏林股市几乎陷入恐慌。与7月1日相比，科隆—明登铁路这样的坚挺股票下跌了近30%，其他股票同样表现惨淡。政府通过公开认购方式发行1亿塔勒债券的努力没能成功；尽管汉泽曼提出过警告，贷款的条件（票面价格的88折和5%的利率）仍然不够吸引人。已经上市的其他国有债券售价更低，因此更有优势。债券没能实现计划的认购额。后来，民族主义政论家们攻击布莱希罗德和其他银行界缺乏爱国心，把钱投在外国证券上（据说甚至包括法国的），而不是购买新的德国债券。10月末，汉泽曼筹建财团，向柏林和伦敦公众发售2000万塔勒债券（汉泽曼的贴现公司包销430万，布莱希罗德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各自包销300万）。这次发行取得巨大成功—但它经过精心的准备，而且普鲁士在之前已经取得大捷[51]。

布莱希罗德讨厌战争，与同胞相比，他更没有理由对战争的爆发感到兴奋。他最亲密的海外关系人来自法国，和广大中欧资产阶级一样（特别是犹太人），他很可能也对法国的东西赞赏有加。但随着德国人取得大捷，爱国热情开始高涨。8月13日，奥地利大使维姆普芬伯爵哀叹柏林陷入“过度的胜利情绪”，让一切政治理性消失。“在这个自信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和触手可及的地方，民族特征今天已经变得如此鲜明，旁观者很难想象它将进一步提升，更别说忍受它了。”[52]在当时和随后的几个月里，戈德施密特恳求布莱希罗德提醒普鲁士人保持克制，否则奥地利的中立将受到威胁[53]。

9月初，在色当（Sedan）被攻陷和拿破仑投降后，大部分德国人开始觉得胜利是上天的决定，上帝因为邪恶的法国人的罪恶而惩罚他们，终于即将走向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显示了无与伦比的道德优越性[54]。布莱希罗德也被这种骄傲所感染，民族主义狂热有时甚至冲昏他清醒的头脑。他变得越来越像保守当权派，难怪他开始拥护保守当权派的意识形态。他还对德国的成功顶礼膜拜，犹太人身份也许让他表现得更为夸张，因为异族必须时时重新证明自己的爱国。战争完成了他向民族主义的转变，特别是因为他从这个新国家的胜利中获利。

在使许多人遭受痛苦和一无所有的同时，战争通常也向少数人提供巨大的机会。被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称为第一场全面战争的普法战争也不例外。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人才，有魄力的人可以比在和平时期崛起得更快。布莱希罗德在奥普战争中已经显露身手；在两场战争之间的四年里，他获得影响力和信任，或者说某种“起飞”点，让他能够在这场新的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可以轻松地见到俾斯麦及其手下，轻松地出入威廉国王的宫廷，这为他提供无与伦比的运作基础。战争结束时，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巨大的进步。

整个战争期间，他的身影无处不在。他慷慨地向权势人物馈赠礼物，还大方地捐助穷人和丧亲者。他扮演某种私人红十字会的角色，帮助约翰娜·冯·俾斯麦组织战时慈善活动，并帮助英国大使照顾法国战俘。普鲁士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其他德意志邦国宫廷也有求于他。整个战争期间，俾斯麦和他的高级助手们都在战场上；布莱希罗德试图填补柏林的真空，他提供消息和服务，并扮演中间人。尽管战争造成通信困难，尽管站在普鲁士一边，但他仍然保持着与国外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他在普鲁士司令部的朋友们充当线人，而他在战时事业生涯的顶峰是被俾斯麦召到凡尔赛宫。

从战争伊始，他就不时承担最秘密的使命。我们有关于这些任务的暗示，但它们很少被付诸文字。布莱希罗德在奥普战争期间就执行过类似的任务，而这场更长的战争需求更大，布莱希罗德也已更为知名，他的朋友科伊德尔正是俾斯麦与间谍和其他秘密工作打交道的左右手[55]。布莱希罗德成了向愿意为普鲁士效劳的个人和团体转账的有用的秘密代理。通过私人渠道汇款显然是更好的选择—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类似行为的例子也不少见。布莱希罗德的钱通过公使基金偿还，监管该基金的科伊德尔小心地毁掉大部分记录[56]。布莱希罗德与韦尔夫基金的联系是他成为合适代理人的另一个理由。

布莱希罗德的使命证明，俾斯麦决心不惜任何手段削弱敌人和限制潜在的敌人，比如奥匈帝国。8月初，布莱希罗德受命向一位匈牙利记者雅各布·科恩（Jacob Cohn）支付3000盾，科恩则向普鲁士驻布达佩斯总领事承诺“执行约定的计划”[57]。8月中旬，科伊德尔指示外交部，要求让布莱希罗德极其秘密地向一位意大利间谍或职业革命者支付10万法郎，用于展开针对尼斯（1860年被法国从意大利人手中夺走）的行动。外交部最初表示异议，但到了10月，布莱希罗德还是收买了一些可靠的意大利闹事者，让他们在尼斯开展反法活动。作为俾斯麦最喜爱的年轻外交官之一，弗里德里希·荷尔斯泰因（Friedrich Holstein）调查了意大利革命者的实力，这为布莱希罗德重新与地下革命世界建立联系铺平道路[58]。同样在8月，普鲁士驻伦敦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转交给外交部一封来自阿尔及尔（Algiers）的信，信的署名只有首字母：一个反对法国统治的委员会已经成立，但需要资金，“好机会，几乎没有留下［法国］军队。钱！钱！”[59]。我们不清楚是否汇了钱，但这个请求和伯恩斯托夫的转交暗示，人们再次相信，俾斯麦准备引爆敌方阵营所有可能的地雷。无论如何，地雷爆炸了：9月中旬，阿尔及尔爆发起义，法国人没有足够的兵力镇压[60]。

作为普鲁士的代理人，布莱希罗德最重要的戏份包括参与俾斯麦与巴伐利亚复杂的战时斡旋。巴伐利亚是南德最大的王国，拥有最古老的王朝和最骄傲的国王，如果要让它同意德国统一，如果要说服路德维希国王同意威廉称帝，那么俾斯麦必须付出特别努力。俾斯麦认识到，他不仅需要同精于算计的巴伐利亚政府打交道，还要面对当时年仅25岁但神秘、古怪而且已经出现精神失常症状的国王。

战争伊始，巴伐利亚政府急需要钱，于是授意驻柏林代表佩格勒·冯·佩格拉斯男爵（Baron Pergler von Perglas）询问俾斯麦，普鲁士是否能秘密借款300万盾（170万塔勒），用于帮助巴伐利亚动员军队。佩格拉斯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巴伐利亚首相的朋友，对普鲁士心存疑虑。7月29日上午9点，慕尼黑以最急迫的措词重申命令，但佩格拉斯觉得当时不可能拜见俾斯麦：“上午9点我应该无法见到俾斯麦伯爵，他熬夜到很晚，因此通常要睡到接近中午。”于是，他给布莱希罗德写了急信，请求马上见面讨论“政府机密”。布莱希罗德同意了，并承诺扮演俾斯麦和佩格拉斯的中间人。此外，他还表示如果俾斯麦拒绝借款，他将对巴伐利亚施以援手。当天上午11点20分，布莱希罗德通知佩格拉斯，俾斯麦已经同意借款—8月1日，一列全副武装的火车运送价值3万盾的银条和银币从柏林驶往慕尼黑。我们不清楚布莱希罗德是否垫付了这笔钱。不过，路德维希国王在9月3日授予他“皇家骑士十字勋章”，表彰他对获得这笔贷款的帮助，并“鼓励今后的类似行为”[61]。

11月中旬，普鲁士驻慕尼黑大使发给俾斯麦一封“绝密”电报，报告说由于热衷宏大建筑和剧场，路德维希国王“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在没有告诉政府中任何人的情况下，国王派私人使者马克斯·霍恩斯泰因伯爵（Count Max Holnstein）前往凡尔赛宫，商讨自己的财政需求。如果需求得到满足，路德维希将接受威廉称帝。俾斯麦许诺每年给国王10万塔勒，霍恩斯泰因得到其中的10%[62]。布莱希罗德把这笔钱转给路德维希国王和霍恩斯泰因，后者在他那里开有账户。公使基金从韦尔夫基金里支款偿还布莱希罗德[63]。收到霍恩斯泰因的通知后，路德维希马上给威廉写了那封著名的“劝进信”（由俾斯麦为他起草），敦请普鲁士国王即德意志皇帝位（路德维希发出那封“想要的”信后，向俾斯麦通告此事的邮件绝不能被威廉看到，国王可能无法接受这种手段）。显然，转账代理人必须守口如瓶：在整个俾斯麦时代，普鲁士每年送钱给路德维希一事始终被严格保密[64]。

直到20世纪50年代，保守的德国历史学家对于赠送给君主的这笔钱（君主助手也分得一杯羹）仍颇有微词。奥托·贝克尔（Otto Becker）写道：“他［霍恩斯泰因］毫不迟疑地接受这笔馈赠，完全与超越世俗的理想信仰背道而驰。不过，因为提出给钱的是俾斯麦，这种无可否认的不良印象得以减轻。”[65]布莱希罗德或俾斯麦是否对这个安排有过类似的不安则令人怀疑。他们知道贵族也要生活，对获益的预期能加速（也许还能促进）重大政治抉择，但很少起到决定性作用。

整个战争期间，布莱希罗德扮演多重角色，而且比以往更加投入—压力对他的健康造成损害。他需要维持在柏林和欧洲资本市场的地位，试图保持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并将强与俾斯麦及其身边人的关系。他再次寻求动用在银行界的国际关系来恢复和平—整个战争期间，他的公共和私人慈善显示了他的声望和爱国。对布莱希罗德来说，这些活动是同时进行和相互促进的；我们必须简要地一一回顾。

布莱希罗德的热心甚至延伸到敌人。应英国大使洛夫特斯勋爵（Lord Loftus）之请，布莱希罗德担任被关押在德国的30万名法国士兵的薪俸出纳。每月向战俘发放这笔钱让洛夫特斯的助手“无暇旁顾”，对布莱希罗德的挑战则更大[66]。他垫付所涉及的巨额款项。洛夫特斯勋爵希望从作为法国政府代理人的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里收到这笔钱[67]。9月初，拿破仑被推翻后，布莱希罗德焦急地致信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估计任何法国政府都会“承认这种虔诚的善举”，但为了以防万一，他提醒罗斯柴尔德家族，他将要求他们承担付款责任，并请求他们确认[68]。1871年5月，战斗结束三个月后，布莱希罗德请求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借款，以便继续为20万仍然由他照管的战俘支付薪俸[69]。战争期间，布莱希罗德所做的不止这些：“我还把来自法国各地的亲属书信和礼物交给可怜的战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委托给我的这项工作几乎耗尽了我的资源。不过，我自愿这样做，只要力所能及，我都会做。”[70]布莱希罗德的信被转交给法国政府，希望对方能与新的德意志委员会合作，该委员会由拉蒂博尔公爵（Duke of Ratibor）领导，旨在帮助在法国的德国战俘。

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通告洛夫特斯勋爵的请求，于是，俾斯麦为洛夫特斯—布莱希罗德行动和德军安排官方中间人。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保证，他的新职责也将为德意志的利益服务。俾斯麦很可能不这样看。英国急于接管法国在柏林利益的举动激怒了他，他对他们提出在巴黎接管普鲁士利益的请求嗤之以鼻，而是高调地选择美国[71]。对布莱希罗德来说，这次善举让他与英国大使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并保留与法国的宝贵联系。布莱希罗德还大费周章地为多位法国显贵确定他们失踪或被俘的亲人下落。

保持柏林和巴黎间的通信变得困难。最初，布莱希罗德和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每日通信，通过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传递书信，也不时发送电报。布莱希罗德继续报告柏林股市的情况；7月和8月，罗斯柴尔德家族焦急地打听自己朋友或亲戚的下落。布莱希罗德敦促罗斯柴尔德家族卖掉一部分科隆—明登铁路股份。色当沦陷当天和第二天，他以128马克的价格卖掉他们账户上的1250股，而7月末的价格曾经只有95马克[72]。开战后的最初几周里，布莱希罗德仍然不时发送政治消息；比如，8月19日，他致信阿尔方斯男爵，表示“奥地利的立场再次变得含糊”，言下之意是奥地利仍然可能与法国一起对付普鲁士。为了骗过基督徒审查员，他用希伯来字母拼出“立场”（Haltung）一词—假定他们没有聪明到从句子的其他部分作出正确的推断。现在，书信送达需要三到五天，而在和平时期只需两天。

奇怪的是，布莱希罗德对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感情很麻木。他本人与德国的利益关系密切，却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愿意和能够保持与他的日常业务关系，就好像他和他们站在一边。尽管爱国热情高涨，业务照常仍是他的座右铭。8月末，布兰代明确告诉他，巴黎家族想要终止在德业务，也无法继续在巴黎执行布莱希罗德的要求，因为“不知道形势会发展到什么程度”[73]。几天后，帝国统治被推翻，如果被发现继续同步步紧逼的敌人打交道的话，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自己的安全，甚至可能激起民众的怒火。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第三天，布兰代写下似乎是1870年的最后一封信：“男爵们相信你的善意，但在当前形势下，最好什么都不做，任由事态发展。”[74]

但布莱希罗德继续写来报告；9月1日后，他的报告通过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送达。9月20日，德国人完成对巴黎的合围；罗斯柴尔德家族选择留在被包围的城中。布莱希罗德的书信被积压在伦敦，直到来年2月才送达目的地[75]。罗斯柴尔德家族偶尔通过气球获得来自外国朋友（特别是英国）的消息，但他们与俾斯麦那位骄傲的银行家的纽带被切断了。在寒冷、饥饿和政局动荡的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同胞们同病相怜，不太可能想念布莱希罗纳那些不时流露出爱国热情的书信。

布莱希罗德也试图减轻同胞们的痛苦；他知道慈善应该从国内开始，也知道人们对他的预期。他的慷慨在和平年代便已知名，在战争期间更是大幅提升。需求更大，公众情绪要求做出牺牲，但可能的回报也更大。当俾斯麦伯爵夫人赞助一个支持应征入伍者家庭的协会后，布莱希罗德成了它的财务主管⁶。协会由腓特烈·威廉的遗孀伊丽莎白王后资助设立，并得到威廉的保护。会员包括显赫贵妇、基督徒和犹太人、贵族和非贵族。财务主管这个引人瞩目的职务成了布莱希罗德重要性的又一个昂贵标志。伊丽莎白王后对他的馈赠表示感谢[76]。1870年12月，国王任命他为新设立的威廉基金（旨在帮助受伤或生病的士兵）的财务主管，布莱希罗德又获得一项昂贵的荣誉[77]。

冲突伊始，国王的朗读官和侍从路易·施耐德内廷参事（Hofrat Louis Schneider）请布莱希罗德（在他的印象中，这是“一个有爱国心的富人”）出资筹办一份单页报纸，主要刊载写给士兵的歌曲和诗歌，并免费发放给军队。布莱希罗德同意了，并提出还要赞助一本歌集。他赞助了二十三期这种短期兴奋剂，施耐德报告说，它们给士兵带去巨大的快乐。布莱希罗德要求匿名，但当施耐德向他传达威廉的感谢，表示这“再次证明你的爱国心。国王陛下还说，他当然认识你，对你的贡献完全不意外”时，他一定欣喜不已。国王一直想要一本永久性的诗歌集，“因为它不仅目前用得上，而且可能成为战争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永久见证今天被调动得如此高昂的精神”[78]。后来，国王还当面向他致谢[79]。对布莱希罗德来说，虚荣而多嘴的施耐德成了来自威廉司令部的宝贵联系人，最终还为他的爱国慷慨写了公开颂词[80]。

布莱希罗德还把大量新的精力投入私人慈善。他一直向显赫人物提供奢侈品，这些人虽然喜欢它们，但出于天性或需要而生活节俭。战争期间，他的圣诞老人式活动变得极其活跃，耗费大量时间。尽管德国人不断取得胜利，但战争甚至给最上层也带来困难。战争打响几星期后，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身受重伤，在巴德瑙海姆（Bad Nauheim）治疗好几周才缓过来。约翰娜陪伴在他身边，对他的痛苦和高烧忧心忡忡。布莱希罗德奉上别致的礼物以表示关心，约翰娜为此写来长篇感谢信，充满其家庭状况的细节。9月末，她又从瑙海姆来信：

您再次给我们送来一大堆最奢华的礼物，为此我希望略表我们最真诚的喜悦和感谢……愿上帝保佑，让巴黎很快被降服，让和平尘埃落定，让我们的军队—特别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威廉—很快回家。我已经几周没有来自威廉的消息了，对他非常担心。

这封长信还感谢了他为“他们”的救济协会所做的全部工作。约翰娜最后向布莱希罗德的妻子致以真切的问候，她在这个时期总是这样做[81]。两个月后，她从父亲在赖因费尔特（Reinfeld）的庄园来信，感谢布莱希罗德的雪茄，表示她的父亲已经领情地收下它们。她还说，她丈夫在信中报了平安，“但仍然看不到和平的希望。真不幸。已经三周没有来自威廉的消息了”[82]。

尽管战场上捷报频传，但布莱希罗德也听说了惨状，而且人们对最终的胜利越来越不耐烦。8月，路易·施耐德从蓬阿穆松（PontàMousson）来信说：“我写这封信时置身于可怕的环境中，周围是16日和18日战斗的死者和垂死者，因此如果我的手发抖，请你原谅……”[83]9月，在色当被攻陷和拿破仑投降后，人们一度看到和平的希望，但法国临时政府拒绝普鲁士提出的苛刻的领土要求[84]。战争继续，德军首先在费里埃尔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城堡设立司令部，10月5日又迁往凡尔赛宫。对布莱希罗德来说，就雅姆斯男爵积累起来的难以置信的辉煌而言，这是多大的讽刺。施耐德第一个“从‘法国的布莱希罗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童话般的雄伟城堡”给他写信[85]。虽然布莱希罗德对恭维并不陌生，但这种夸张的表述一定让他莞尔。施耐德等人没有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宫殿在征服者中间激起的刺耳的反犹主义论调。比如，各种纹章上的J.R.（雅姆斯·德·罗斯柴尔德）被恶意解读为“犹太人国王”（Judaeorum Rex）[86]。罗恩表示，这位“犹太人国王”的乡间别墅比他见过的任何建筑都要奢华[87]。“但即使是费里埃尔的轩敞大厅也无法容纳毛奇的手下、王室随从、俾斯麦的官员和一群随军观战者，随着战争陷入僵局，他们的人数大幅增加……这是有趣、充满魅力和爱说长道短的一群人，但算不上快乐；随着天气变糟以及和平遥遥无期，他们变得更加郁郁寡欢。”[88]毛奇和他的副手认为俾斯麦愚蠢地干涉严肃的战争事务，并为此勃然大怒，而俾斯麦同样对军队“半神们”的指手画脚嗤之以鼻，气氛变得紧张，在巴黎城外的等待也变得更加难以容忍。他们的矛盾预示着普鲁士军方和文官领导人后来更加深刻的对立。

布莱希罗德不断尽其所能地为这些情绪不佳的英雄打气。俾斯麦写道：“我们饥肠辘辘，因为H.M.⁷禁止司令部征用一切东西，而且什么都买不到。”[89]由于威廉对本方下达的禁令，他们的酒被喝光，而且罗斯柴尔德家的管家最初拒绝从大酒窖中拿出哪怕一瓶酒卖给他们。侍从们对这位犹太富翁的不友善极为不满。俾斯麦的手下不得不四处找酒，但其他生活必需品更难找到，因为这个国家贫穷而且充满敌意，与德国联系的铁路严重超载[90]。布莱希罗德试图改变这种窘境，自告奋勇地为普鲁士随员提供美酒佳肴。他乐于看到国王、首相和他们的亲信副手们品他的菜肴，喝他的干邑，抽他的雪茄—一切都品质上乘。如果通过一个人的胃能够抓住他的心，那么布莱希罗德本应该是在司令部最受爱戴的人。

但他不是。也许他热心过了头。他一再追问施耐德或科伊德尔，要求知道他们各自的主人缺少什么。一旦被告知，他会立刻着手寻找和递送（后者更困难）想要的东西。传说中，威廉口味简单，他想要云雀、龙虾、大菱鲆和特制的啤酒。这些东西都会在要求提出后几天内奇迹般送达[91]。礼物当然有等级，级别较低的人不得不满足于较少的礼物。不过，科伊德尔报告说，他把布莱希罗德的雪茄分给俾斯麦的助手，如阿贝肯（Abeken）、俾斯麦—波伦和哈茨菲尔特（Hatzfeldt），这些人现在“每天都会为你唱赞歌”[92]。国王随员中的佩彭谢伯爵和安东·拉齐威尔亲王（Prince Anton Radziwill），以及王储手下的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也是布莱希罗德的受益者[93]。只有俾斯麦的敌人（总参谋长毛奇的人）没有收到布莱希罗德的礼物，该群体拒绝接受他。在他们眼中，他有两个罪名：他既是犹太人，又是俾斯麦的人，两者有时会被缩合成一种轻蔑的表述：“首相的私人犹太人。”[94]

布莱希罗德的受惠者偶尔也喜欢说些反犹主义的话，但他们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了他的好意。他们大多加入布莱希罗德出色得难以置信的情报网络。他收到来自战场的书信和电报，仍然是柏林消息最灵通的人之一。其中少数人会在关键时刻为他的利益出力，特别是科伊德尔。

布莱希罗德和科伊德尔在战争期间保持活跃的通信，揭示当时的许多真相。他们的亲密关系和相互尊敬，通过带有“最尊敬的朋友”这样亲热称呼的书信彰显出来。布莱希罗德谈论柏林的事务、市场和民众的情绪，以及他从巴黎或中立国首都获得的秘密信息。反过来，科伊德尔向他全面描述战场的情况，还常常充当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中间人，因为两人在战争期间直接接触寥寥无几。

8月5日，布莱希罗德写道，商业状况堪忧，不过新发行的普鲁士债券走势良好—但后来的情况并非如此。他还报告说，奥地利和意大利仍然存在支持法国举动的危险。8月中旬，在普鲁士取得头几场胜利后，布莱希罗德的口气变得更加兴高采烈：“市场走势非常好”，而在法国，“那个国家满目疮痍”[95]。

科伊德尔的回答向布莱希罗德展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8月16日，科伊德尔从梅茨（Metz）附近的蓬阿穆松（PontàMousson）来信—德军刚刚渡过摩泽尔河（Moselle），他也是在几个小时前才抵达那里—正置身于“战斗的惊雷中”，也就是代价高昂的维翁维尔（Vionville）之战。他认为市场的积极表现为时过早。“在实现和平前，我们必须削弱法国，使它不会在一年后再次发动战争。这样的话，如此甘愿做出牺牲的我国人民就不会对我们失去信任，不会认为王国没能代表好他们的利益，从而产生向往共和制的冲动。”他表示，其他国家都很贪婪，因此想要实现和平必须经过“非常激烈的斗争，不仅是面对法国人，他们毕竟可能被煽动起来反抗侵略者，而且要面对中立国，更别提路易［拿破仑］可能被废黜而造成的困难和拖延”，“出于所有上述原因”，我们对较早或较容易地结束战争“全无信心”[96]。

简而言之，这不会是1866年那样的速战速决，不会以胜利一方快速取得有限的目标告终。这不是布莱希罗德的朋友所乞求的，也不是他本人可能期待的“适度”。科伊德尔的信清晰地反映出俾斯麦的想法，就像8月11日俾斯麦给沙皇的消息所证明的。科伊德尔反复强调一种相当荒谬的抉择：要么艰难地实现和平，要么国内出现共和主义浪潮，暗示这一定是当时俾斯麦的思维定势[97]。科伊德尔一直与俾斯麦待在一起，除了他写这封信之后的那个晚上，当时俾斯麦获悉儿子威廉阵亡，另一个儿子赫伯特受伤，于是星夜兼程赶去了解情况，第二天早上发现威廉毫发无损，而赫伯特受了三处伤[98]。

科伊德尔关于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的警告对布莱希罗德具有即时的重要性。它还意味着即时的利益。在过去的几年里，俾斯麦在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中扮演的角色再次成为争议话题。俾斯麦同时代的人重新闻到硝烟的味道：早在8月10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就写道，德国人陷入“民族狂怒”，“处处［可以听到］夺取阿尔萨斯—洛林的呼声”[99]。究竟是俾斯麦煽动这波“民族狂怒”，还是他受到后者驱使？究竟是他在官方报道中散布主张吞并者的故事，还是他不情愿地接受舆论和军方的要求？（后来，他自称是身不由己。）俾斯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此事仍然存在争议，但很少有人会否认，到了8月中旬，俾斯麦已经最终彻底下定决心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尽管必然会付出代价[100]。

虽然俾斯麦的动机重新引发人们的兴趣，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在战争对他产生最切肤影响的那个星期，正是因为他两个儿子的命运，他下定决心惩罚法国，并摧毁其所谓的入侵欲望。此外，8月16日和18日，德军侥幸逃过两次灭顶之灾，但损失惨重[101]。8月11日，他对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指示仍然态度模糊。但十天后，他在给伦敦的伯恩斯托夫的便条中却强硬地坚持领土要求：“从宫廷到平民，我国民众遭受巨大的牺牲，英国舆论将会理解，我们必须尽己所能地避免它在不久之后重演。”—两者在口吻和内容上有重要区别。他还表示，“即使这场战争后他们没有遭受领土损失”，法国人也会怀恨在心。他最后说，必须削弱无法变成朋友的敌人，唯一的途径是让法国要塞投降，而不是摧毁它们[102]。

俾斯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的断言，即人民的牺牲激发民众的希望，如果希望破灭，他们对王国的感情将会动摇。他尽其所能地煽动这些希望，把内阁发起的有限战争转变成民族间的战争—直到几个月后才有所收敛，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促成的这场战争过于凶残。人们无法忽视，下一场战争（部分源于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同样遭遇目标危机。为了不让故意被煽动起来的民众失望，政府在两场战争中坚持的和平条件都必将导致战争延长，并造成更高的损失和预期。在1864年、1866年，俾斯麦坚决反对这样的目标升级，但在更加危险的1870年，他却故意支持这样做。这被证明是他最致命的错误。

为了这些目标，俾斯麦拒绝法国的和平提议—布莱希罗德将在这些提议中扮演自己的角色。8月16日、18日的战斗结束后，形势彻底变得对法国人不利，帝国军队跌跌撞撞地走向覆灭。9月2日，随着拿破仑和他的军队在色当投降，法国遭遇漫长历史上最惨痛的失利。俾斯麦向法国全权代表维姆普芬将军（General Wimpffen）重复他在之前几周内说过的话：法国人一直是有侵略野心的民族，德国人的牺牲必须要求更好地防备这样的敌人—鉴于他过去的亲法态度，我们不免觉得这些话是他刚学会的[103]。

当局势有所缓和时，俾斯麦会恢复政治理性，但色当战役让德国公众的头脑变得如此疯狂，这是俾斯麦之前暗中通过媒体煽动所无法做到的[104]。头脑无法轻易恢复正常，就像臭名昭著的色当节（Sedan-Feiern）⁸或随后几十年中的各种令人作呕的年度庆典所展示的。色当沦陷后，巴黎宣布建立共和国，并成立临时国防政府。年轻而暴躁的激进派莱昂·甘必大⁹是政府的领导者和启发者，儒勒·法夫尔主管外交事务。新政府希望和平，但前提是要有尊严地获得；和长期的战争一样，耻辱的和平也会让法国的社会结构陷入最危险的境地。法夫尔的著名誓言—不放弃“她的一寸土地和一块城砖”—与德国人的目标格格不入。9月18日，法夫尔在费里埃尔拜见俾斯麦，但俾斯麦的不妥协让一切希望破灭。作为败局已定的一方，法夫尔清楚地意识到，剩下的唯一选择是全力一战，唯一希望是欧洲的干涉。

在这样的悲观背景下，布莱希罗德试图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他的中间人是施瓦巴赫的丈人亚历山大·门德尔（Alexander Mendel），此人是一位荷兰或比利时公民，一名见多识广的商人，在法国人脉广泛，与甘必大关系很好。8月，布莱希罗德将门德尔的一封信转交给科伊德尔，“这是我在巴黎最可靠的人……虽然他是荷兰人，但在内心他是个好德国人”[105]。9月10日，布莱希罗德给科伊德尔发去电报，表示“我的线人”已经带着甘必大愿意展开谈判的指示回到伦敦。“如果首长想和门德尔面谈—这样做无论如何都是对的—请马上发电报，并附上路线指南。”回复马上就到了：“首长将接见你的朋友；推荐使用新的柏林通行证，经由南锡（Nancy）前往。”[106]9月12日，俾斯麦收到伯恩斯托夫从伦敦写来的信，里面附有一份门德尔刚刚在巴黎接到的报告。报告充满悲观，因为现政府无法实现和平。门德尔的未具名线人预言，面对共和制的混乱，巴黎无法保卫自己，尽管“巴黎不是法国—就像纽约虽然是肮脏人群的所在地，却没有阻碍美国成为一个伟大而高贵的国家”[107]。俾斯麦的新闻秘书莫里茨·布施（Moritz Busch）在伯恩斯托夫来信的顶部标注“用于新闻”。门德尔的悲观报告在德国的官方报纸上大受欢迎。

当布莱希罗德安排与俾斯麦的会晤后，门德尔再次匆忙赶回巴黎，直接打探“他们愿意接受什么牺牲”[108]。他的费里埃尔之行与儒勒·法夫尔（Jules Favre）的一样无果而终。科伊德尔喜欢门德尔，而毛奇的人则对他恶语相向，更愿意把他看成布莱希罗德的代表[109]。甘必大给了门德尔回巴黎的通行证，但维尔蒂·杜·维努瓦将军（General Verdy du Vernois）劝他不要冒险前往，并交出通行证。最终门德尔同意了，毛奇的一位军官记录道：“我们希望让它物尽其用。”¹⁰[110]

布莱希罗德把门德尔留作后手。他的目标很简单：他希望和平，希望第一个知道和平即将到来，希望负责收取德国可能对法国开出的赔款，后两者意味着大笔收益。他向科伊德尔求助，比如请科伊德尔在和平临近时发加密电报给自己。但科伊德尔提醒他，从司令部发密电是被禁止的：“我的第一封关于‘几支雪茄’［和平前景的暗号］的电报被发送了，因为后面跟着‘首长用的’，但昨天的电报被认定无法发送而退回。”[111]10月中旬，布莱希罗德请外交部次长蒂勒（Thile）发电报给俾斯麦，表示在接受法国内政部长提出的面谈后，门德尔相信“运送大批雪茄”将对法国人产生影响。俾斯麦一定对自己的亲信银行家突然胡言乱语感到奇怪，直到科伊德尔正确地解读这条消息；科伊德尔在电报上写道，布莱希罗德曾请求自己使用那种暗语，但他拒绝了[112]。严格来说，这并非事实，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但科伊德尔很可能对只有自己理解布莱希罗德的暗语感到尴尬。就这样，他们的密切关系大白于天下。

整个秋天，布莱希罗德不断把门德尔的报告发给蒂勒，后者再用加密电报将其转发给俾斯麦。10月25日，门德尔报告说：“甘必大在电报中说，说什么都没用。法夫尔不会接受任何［领土］赔偿。”但事实上，正是组织全民武装的甘必大让法夫尔的不妥协有了底气。11月初，门德尔警告德国人，图尔（Tours）政府认为和平是不可能的，装备精良的新军队正在投入战场，“绝望驱使人们身不由己地武装自己”。那个月晚些时候，布莱希罗德发出更多法国人抵抗升温的消息[113]。

俾斯麦无须布莱希罗德提醒自己形势的严峻。德军已经取得一系列胜利，但和平看上去仍然杳无踪影。等待的压力—首先是等待拿下梅茨，然后是等待攻陷巴黎—对凡尔赛那群人的心态造成不利影响。俾斯麦与军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关于是否炮轰巴黎的争论成了新的冲突焦点。

布莱希罗德不时收到关于阴沉气氛的暗示。拿下梅茨前不久，科伊德尔在信中提到俾斯麦的指示：首相“乐意委托你收缴战争赔款，如果他可以做到的话，前提是局势发展到可以展开谈判的地步，但地平线上还看不到鸽子”。法国的抵抗变得更加强硬，人们做好在凡尔赛闷闷不乐过冬的准备[114]。布莱希罗德开始和所有人一样不耐烦起来，他在10月28日致信科伊德尔：“衷心祝贺梅茨的投降。愿上帝保佑，让我很快可以祝贺你们举行进入巴黎的仪式。但［即使］一切顺利，我们如何实现真正的和平呢？”也许最好让法夫尔走人（仿佛这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因为甘必大更温和，而且“已经同意割让阿尔萨斯”[115]。

布莱希罗德想要和平，想要入城式，还想要阿尔萨斯。他也被当时的沙文主义幻觉冲昏头脑，而且严重到可能不再看得清自己愿望中的矛盾之处。他的朋友莫里茨·戈德施密特则完全不同，后者吹嘘自己的亲德情感，但恳求普鲁士要有节制，并慨叹道：“有福的‘平安’何时才会来到？”[116]

虽然和平遥遥无期，但由谁最终收取赔款的问题仍被不断提出—俾斯麦有时几乎拿此事开玩笑。11月初，在俾斯麦的要求下，科伊德尔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提议由他们来收取法国的赔款，你对此有何看法？按照惯例，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本土［德国］银行……如果可以的话”。（俾斯麦在夸大其词，因为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仅仅提议，如果巴黎分支被要求参与和约的赔款安排，他们愿意担当中间人[117]。）不过，科伊德尔又说，前景很不妙：“简而言之，我没有好消息可以报告。”[118]

凡尔赛的气氛一度仍然悲观。12月中旬，科伊德尔承认，没人知道巴黎可以支撑多久：“我看不到进入尾声的迹象。”[119]更糟糕的是，从12月初开始，威廉和俾斯麦“［因为］称帝问题、炮轰巴黎和［法国人的］突击而神经极其紧张”。威廉不断给俾斯麦的神经施压，而布莱希罗德则努力减轻这种压力。沃尔夫通讯社（布莱希罗德与其关系密切，因此希望能在战争期间获得特别的优先权）把自己的报告发给施耐德，后者将其读给国王听，国王再就各种问题麻烦俾斯麦。俾斯麦觉得，至少可以在源头上阻断这个麻烦。他认为施耐德没有为这些报告付钱，因此绝对不应该免费得到它们。科伊德尔写道：“联邦首相要求［像沃尔夫通讯社］这样接受政府重要资助的组织不得找政府的麻烦。”在那几个艰难的星期里，当威廉对俾斯麦统一德国的各种举动加以阻挠时，首相常常试图限制国王的消息来源[120]。

12月中旬，科伊德尔感谢门德尔的后续报告，并承认“甘必大的确取得了惊人成绩，因此耽搁了和平”。“除非我们运气好，巴黎在随后的四周内陷落”，不然在德国展开进一步动员将必不可少[121]。同样在这个悲观时刻，布莱希罗德直接给俾斯麦写了报告，提及甘必大可能的求和愿望，以及法国人在伦敦筹款时遇到的困难，“尽管英国对法国怀有不可否认的同情。阁下的上一份照会惹恼了伦敦……而让本国人恼怒的是炮轰巴黎被拖延，或者就像传言说的被完全取消”[122]。俾斯麦几乎无须布莱希罗德提醒就能感受到所有人的怒火；他知道整个世界已经站到自己的对立面，外国人认为他顽固而苛刻，德国人（错误地）怀疑他对巴黎心慈手软[123]。不寻常之处在于，布莱希罗德毫无顾忌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他，在艰难时刻如此坦诚相见让两人都值得尊敬。

布莱希罗德还在信中谈到俾斯麦的个人资产。战争初期，科伊德尔担任首相和银行家的中间人。早在9月5日，当普鲁士的大捷推动市场上涨，当俾斯麦意识到和平仍然相当遥远时，科伊德尔通知布莱希罗德：“首长授权你出售他持有的任何证券，只要你认为正确。”布莱希罗德卖掉俾斯麦的全部或大部分俄国抵押债券，但在11月时想要把它们购回。俾斯麦则认为不必急着购回，特别是因为他可以在1871年购买新一期的债券。科伊德尔还表示，首相不认为俄国对《巴黎和约》中黑海条款的指责会引发战争，但“如果他改变看法，他会让你知道”。在谈到他自己的职责，并对法国局势做了快速盘点后，科伊德尔又说：“因此如果我也投机的话，我还不会买入。”[124]长时间以来，来自凡尔赛的消息令人沮丧。科伊德尔的书信进一步证实，俾斯麦认为让自己的银行家获得正确消息是重要和无可厚非的。显然，他不会与其分享国家机密，但也不希望其在黑暗中做出代价高昂的决定。

俾斯麦关心个人财务和布莱希罗德对其的打理，但他的关心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而变化；当他紧张和沮丧时，布莱希罗德偶尔的拐弯抹角要求会让他发怒。俾斯麦的手下对他的糟糕心情诚惶诚恐，可能正是由于某种突如其来的不愉快让科伊德尔在12月中旬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自己无法再就商务问题叨扰俾斯麦，布莱希罗德应该直接写信给首相[125]。布莱希罗德照做了，他告诉心情不佳的首相，自己暂时将俄国抵押债券的收益投资于新的德国贷款。在新一期的抵押债券发行前，德国贷款将一直升值。同样在这封信中，布莱希罗德还宣布将运来一些啤酒和雪茄，这是心怀感激的银行家提供的可食用的分红[126]。

圣诞节时，凡尔赛的火药味变得更浓。尽管遭遇更多惨痛挫折，法国领导人还是发誓继续战斗。在德军阵营，毛奇与俾斯麦的矛盾愈演愈烈。1月5日，首相早就要求的炮轰巴黎终于开始，但对于缓和怨气与矛盾收效甚微。毛奇完全乐意打一场持久战，只要以惩罚性的和平告终即可。俾斯麦则希望速战速决，因为欧洲国家干涉的危险再次变得大起来。凡尔赛弥漫着不和与沮丧，甚至1月18日威廉不情愿地登基为德意志皇帝的消息也无法驱散阴云。几天后，一位相对公正的观察者记录道：“我从未见过有谁像现在的俾斯麦这样受到如此强烈的怨恨。”[127]

显而易见的是，被征服者将在胜利者的尴尬面前崩溃。整个1月，布莱希罗德一直从门德尔那里听说，巴黎即将投降，尽管战场上的法军仍然是不可小觑的威胁[128]。1月23日，科伊德尔提醒布莱希罗德，巴黎的陷落可能近在眼前：“直觉告诉我，那些人支持不了多久，但我们已经欺骗自己那么多次，没人再相信直觉……我建议，一旦关键时刻来临，你马上给首相发电报，请求获准到这里来。我无法向你提供想要的保证。”[129]当晚，儒勒·法夫尔现身德军司令部，希望协商停火以缓解陷入饥荒的首都的压力，并为和谈条件做准备。

和平终于露出曙光。战争对法德两国造成重大伤亡。它推翻一个皇帝，创造另一个。它让法国颜面扫地，标志着其军事优势地位的终结。优势转移到新的德意志帝国手中—或者就像某位英国下议院议员所说：“欧洲失去一位女主人，迎来一位男主人。”¹¹——这让德国人既骄傲又恐惧。这种可怕的混合是俾斯麦的第三场战争的遗产，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可以控制但无法再驱逐它。

1.在法国人害怕普鲁士人攻击的同时，英国人也担心遭到法国人入侵。1867年4月10日的《泰晤士报》抱怨说：“法国人有了法国还想要什么？……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法国更好的自然条件……即便不是装腔作势，法国人的焦虑也没有真正的历史基础，依据的只是疯狂而虚幻的预言。但如果我们预测遥远的未来，只怕最大胆的预言家也不敢说德意志有侵略企图吧？”

2.被保守派将领胡安·普里姆（Juan Prim）推翻后，女王逃往法国，受到拿破仑三世的庇护并寻求复辟。——译注

3.18到19世纪时期法国拥护波旁家族奥尔良系的君主立宪主义者。——译注

4.布莱希罗德多次为政治目的的秘密资金转账提供掩护。由于这类任务的性质，很少有记录保留下来。比如，1868年1月，公使基金的受托人科伊德尔指示布莱希罗德将750法郎汇往巴黎。科伊德尔将“以最高的权限”和最秘密的方式在巴黎支取这笔钱。布莱希罗德银行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任何人都应该对这笔转账的真实原因一无所知：“请你自行决定用什么借口掩盖这件事。”科伊德尔还表示，今后将有类似的支付。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68年1月29日，BA。

5.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自由党政治家，曾四次出任英国首相。——译注

6.在1870年8月和11月的宣传单上，柏林支持应征者家庭总会（Der Berliner Haupt-Unterstützungs-Verein für die Familien der zur Fahne Einberufenen）呼吁公众慷慨解囊，收款人为该会的财务主管、枢密商务顾问布莱希罗德。

7.赫尔穆特·毛奇。——译注

8.为了纪念在色当战役中击败法军和俘虏拿破仑，从1871年到1918年，德国在每年9月2日都会举行庆祝活动。——译注

9.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法国共和派政治家。第二帝国垮台后任临时国防政府的内政部长。——译注

10.一个月后，俾斯麦谈到甘必大的一位中间人不久前的来访，那人向他询问，德国人是否会承认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仅是共和国，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承认甘必大王朝；但它必须带来有利与稳定的和平。”在讲述这段故事时，俾斯麦还表示“是的，任何王朝，无论姓布莱希罗德还是罗斯柴尔德”，于是这两人成了后续谈话的主角。GW，VII，385.

11.亨利·布尔维（Henry Bulwer，1801—1872）语。——译注

第七章　凡尔赛宫里的狂妄

征服者多么无情，像德国这样的大国犯了多大的错误，将一切事务的主导权交给一个大胆而鲁莽的人。

——格兰维尔勋爵，1871年3月1日

为了法国的投降，德国人等待了漫长的五个月。捕获皇帝和推翻帝国仅用了六周，但立足未稳的共和国拒绝德国人的条件，担心耻辱的和平会在法国人中间唤起类似1793年的革命狂热。对德国人来说，他们眼中的徒劳抵抗每持续一天，惩罚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与此同时，他们等待、谋划和争吵着。这几个月令法国人痛苦不已，对德国人同样是考验。

巴黎城外的普鲁士—德意志司令部是个奇怪的地方，与之前的任何普鲁士营地都不相同。那里包含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新组合，饱受争议的俾斯麦不自在地管理着这种组合。在外界看来，随着几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分裂局面和法国优势地位的终结，凡尔赛的景象洋溢着胜利与荣耀。从战火中诞生一个新帝国。

但司令部内的情况并非如此。围城者陷入围城心态。诞生的不仅是一个新帝国，它精神中的某些东西也得到预示。也许是因为战争出乎意料和令人不适应的漫长，也许是因为德国领导者面对的重重危险和抉择，精神的粗鲁化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残酷化开始在凡尔赛的德国人中间蔓延。未来的各种仇恨突然在那几个月里出现，又在帝国时期最初的和平岁月里销声匿迹。

司令部最显眼的矛盾发生在俾斯麦和毛奇之间，一方是坚持政治优先的政客，另一方是要求战时军队必须享有完全自治的战略家。在俾斯麦看来，战争是政策的工具，讲和是他自己的特权；在毛奇看来，政治对战略的任何干涉都威胁到他本人负责的领域。矛盾让司令部关系紧张，导致毛奇向俾斯麦隐瞒关键信息，尽管俾斯麦也试图向威廉隐瞒信息。这个矛盾将困扰并最终摧毁两人当时正在创造的帝国[1]。

不过，君主和首相间也存在矛盾。当俾斯麦终于诱骗南德诸邦接受德意志帝国（普鲁士的霸权几乎未被掩饰），威廉却不愿接受德意志皇帝（German Emperor）这个新头衔。普鲁士国王只想要德国皇帝（Emperor of Germany）的头衔。在胜利的那一刻，当威廉在凡尔赛宫的镜厅（而不是在他自己的人民中间）被宣布为德意志皇帝后，他走下宝座与其他君主和亲信副官握手—事实上，唯一被忽略的是新德国的建筑师俾斯麦。让路德维希的弟弟，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奥托亲王对这场盛大庆典发出抱怨的不仅是巴伐利亚的地方主义：“我甚至无法向你描述，我在仪式上感到多么悲哀和痛苦……一切都如此冷漠，如此高傲，如此炫目，如此卖弄、趾高气扬、无情和空虚……”[2]

当新帝国的骑士互相争斗时，他们更容易陷入一种似乎标志着精神残酷化的复合情感中，杂糅着沙文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犹主义。甚至俾斯麦都变了：至少在当时，1866年那个有先见之明的外交家开始相信权力的无所不能—否则如何解释他向英国派往凡尔赛的特使奥多·罗素勋爵承认“法国被打败得越彻底，对德国的目标就越有利，和平就越持久”[3]？这种新观念决定了政策：俾斯麦要求的和平将让法国永远无法恢复元气。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不仅无法像预计的那样终结仇恨，反而使其更加深刻。俾斯麦本人生前就对这种无情感到后悔，并小心翼翼地将其归咎于军方。但当时他也倾向于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对外胜利将大大提高普鲁士的荣耀，并削弱普鲁士威权统治的所有剩余反对者。

在凡尔赛，俾斯麦需要德国的议会派—但当他们出现时却遭到诋毁。忠诚的民族自由党的著名领导人路德维希·巴姆贝格（Ludwig Bamberger）立刻获得“红色犹太人”的绰号[4]。凡尔赛宫弥漫着不容置疑和无情的反犹主义论调：在俾斯麦的一生中，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频繁、如此放肆、如此刻薄地谈论犹太人的无根性、热衷买卖和无所不在。（他抱怨说，几乎所有或至少很多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都是犹太人：“从面相来看，甘必大几乎肯定是。”[5]）在这点上，偏见再次固化为政策。

布莱希罗德对这些知之甚少。对他来说，凡尔赛宫是权力的所在，他诚惶诚恐地站在其所代表的一切面前。他很可能对德意志权力更丑陋的一面所知寥寥，而且不愿知道什么。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分析德国的战争目标时加入了谨慎或节制的想法。他和俾斯麦一样冷酷，与其他许多德国人一样，德军的胜利激发他对权力的无条件赞美和对一切军事事务的可怕尊崇。

布莱希罗德不太可能听到当时在凡尔赛宫如此常见的反犹主义论调。但他一定知道，在德国战争机器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冷酷的反犹主义核心，存在着对犹太人和波兰人这样的“劣等种族”令人痛苦的漠视。他知道这点，因为受害者曾间接地请求他施以援手。这件事本身虽然不大，但具有深远的不利影响，因此值得关注。

12月末，布莱希罗德终于发现俾斯麦的手下可以多么冷酷。23日，波恩的拉比和一家重要犹太报纸的编辑菲利普森博士（Dr.Philippson）向布莱希罗德转交一封来自梅茨大拉比利普曼（Lipman）的信，信中报告说，梅茨的德国长官刚刚下令立即驱逐该城的所有波兰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利普曼对这种暴行感到震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12月中旬被赶出家门，而且因为正值战争期间缺乏交通工具—他向长官圭多·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Guido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求情，后者却声称这是上级指令，并拒绝按照利普曼的要求对这些指令提出抗辩。他解释说，政府的目标是“让洛林德意志化”，因此需要去除“那些与德意志精神背道而驰的元素。他告诉我，没有谁比波兰人更与那种精神格格不入”。菲利普森请求布莱希罗德“利用他的巨大影响”，让首相暂缓执行该命令，或者至少豁免妇女和儿童[6]。没有关于布莱希罗德行动的记录，尽管后来他常常为自己的犹太人同胞请命。波兰的基督徒当然也受到该命令的影响，因为德国人当时把波兰人看作敌人，他们的反德意志“灵魂”为各种残酷行为提供正当理由。这件事有一个堪称奇异的地方：在新帝国诞生之时，沙文主义暴行的首批受害者是波兰人和犹太人，他们也是统一德国的最后受害者¹。

整个1月，布莱希罗德都在柏林等待其他消息。28日，德法终于签署为期三周的停火协议，巴黎城背上2亿法郎的赔款，这只是开胃菜，后来的各种赔偿数额要高得多。布莱希罗德渴望前往现场，以便为俾斯麦提供建议，如何最好地将这么大一笔钱收取和转账—并保证自己在相关金融操作中大赚一笔。他对欧洲货币市场无与伦比的了解和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关系显然受到俾斯麦的青睐。

在当时的司令部里，布莱希罗德恰好被常常提及—不仅因为他送来的某些异国风味的亚得里亚海鱼类让俾斯麦在与法夫尔的艰难谈判间隙大快朵颐[7]。在那段忙乱的日子里—就像一位将军所看到的，“许多人试图把这位大暴君的权力削弱到最小”—俾斯麦和他饱受争议的亲随用基督徒的下流笑话取笑布莱希罗德[8]。比如，1月30日，他们谈到现在准备离开自己城市的巴黎人，比如据称已经获得安全通行证的一位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俾斯麦立即暗示（并非戏言），那人应该被当作游击队（franctireur）逮捕，他的堂弟感叹道：“那样的话，布莱希罗德会飞奔过来，代表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拜倒在我们面前。”俾斯麦回答：“那么我们就把他们俩都送到巴黎，让他们参加猎狗。”[9]（这里影射了巴黎城内的饥荒。）两天后，在谈及巴黎城的赔偿时，俾斯麦说：“好吧，首先，布莱希罗德应该参加战斗。他必须立刻进入巴黎，这样他和他的犹太人同胞就能嗅出彼此的所在，与银行家展开谈判……他真想来吗？”当科伊德尔回答说他希望在几天内到来时，俾斯麦说：“请给他发电报，我们马上需要他。”[10]

布莱希罗德的确迫切想要前往，而且是一个人。他已经忙着阻止同样渴望这次征召的其他银行家。对布莱希罗德来说，这次征召结合了他最觊觎的东西：收益的诱惑和权力的滋味。一旦接到命令，他就不再隐瞒自己被召往凡尔赛—尽管他隐瞒了为此进行的钻营。他的朋友帮助安排复杂的旅行计划。普鲁士电报局主管绍芬将军（General Chauvin）提出路线建议，勃兰特少校（现隶属于司令部）向他提供官方命令，要求德国军方和文官当局为“因公务”前往凡尔赛的布莱希罗德和他的两三个同伴给予一切帮助，包括使用军用火车[11]。怀揣着诸如此类的命令，在小队随从的帮助下，他踏上前往凡尔赛的漫长而曲折的旅程。2月7日，他抵达目的地，与俾斯麦和赫伯特共进晚餐[12]。

在凡尔赛，两项工作被正式委派给布莱希罗德：帮助收缴向巴黎索取的2亿法郎赔款，并与法国人进行谈判，商谈向整个国家索取的大得多的赔款。在这两件事上，他都将与另一位专家合作，那就是大工业家和俾斯麦的朋友—圭多·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伯爵，布莱希罗德不久前刚刚听说过此人的政治活动。2月8日，两位专家在一个混编委员会中会见法方代表，该委员会旨在安排定于三天后支付的巴黎赔款事宜[13]。布莱希罗德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包括由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担保。几天后，冯·施托什中将（Lieut.-General von Stosch）致信总军需官，表示“两张各200万塔勒的罗斯柴尔德汇票”令布莱希罗德的激动溢于言表，“他反复把它们拿给我看，问我是否存在着更美丽的东西。见到那么小的纸片代表那么多钱，他激动不已”[14]。令他惊喜很可能是因为，这两张很容易被接受的“小纸片”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大费周章地在几天内筹集巨款的最终成果。它们代表银行家和金钱的力量，也代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完成交易。布莱希罗德知道，还将有数目大得多的款项被征收和转账，在此过程中的每一步，参与的银行家都能大赚特赚。他从凡尔赛宫给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写了一张简短的商业收据，表示收到那400万，并告诉他们自己将为这笔赔款开设特别账户，佣金为0.25个百分点[15]。这又是盛宴前的开胃小菜。

早在1870年8月的最初几场战役胜利后，作为胜利方的德国将向法国索取巨额赔偿就已在预料之中。8月13日，消息灵通的奥地利驻柏林大使维姆普芬男爵致信维也纳，表示“［德方］决心向法国人索取20亿战争赔款”[16]。法国将被迫为这场所谓由它发起的战争进行赔偿，它的赔款将被用来说服南德诸邦：普鲁士的荣耀也能带来收益。

维姆普芬一定在柏林听说了关于这笔赔款的权威表态。他本来还可以说，历史上不乏好的先例。最显而易见的模板是1815年向法国索取的7亿法郎赔偿，用于偿付23年来革命者和拿破仑的入侵给盟国带来的损失和成本[17]。另一个先例是1866年的六周战役后向萨克森征收的1000万塔勒赔款。到了8月中旬，普鲁士领导者已经在计划利用当前的大好良机索取历史性的赔偿。

显然，最先将赔款与割地问题联系起来的，是以儒勒·法夫尔为代表的受害者。法夫尔希望大笔现金可以拯救法国的领土；而德国人则打定主意，他们既要土地也要赔款，双管齐下地让法国在今后几十年里无法恢复元气。这个问题在9月俾斯麦与法夫尔举行的最初谈判中首次被提出，据说法夫尔提出，如果可以保住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法国愿意支付50亿法郎。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俾斯麦曾经的任何梦想—但在当时，他拒绝就赔款进行更多商谈（如果法国人愿意谈这个问题，德国人就有必要强调另一个）。俾斯麦告诉儿子：“我对他说，我们以后再谈钱，首先我们希望确定德国边界。”[18]

但俾斯麦没有忘记钱的问题—德国人被调动起来的贪婪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与法夫尔的谈话结束三天后，他向内阁递交官方备忘录（奇怪的是，备忘录没有收入他的全集），批评过早确定方案，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在和谈中的任务是争取尽可能多和满足各种目标的赔款，总额必须由协商决定。”利益各方对战利品的分配是内部事务，将在以后由政府解决[19]。俾斯麦递交的这份备忘录很可能是为了让普鲁士内阁不要过早提出较低的数字。内阁反复讨论该问题，并任命一个特别的下属委员会研究德国的开支，从而决定赔款总额。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布莱希罗德也在为预想中的赔款制订自己的计划。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当德国向法国索取巨额赔款后，以他为首的德国银行家应该成为德法间的中介，最好把法国银行家排除在外。但即使在德国银行家中间，激烈的幕后竞争也开始升温。1870年10月，亚伯拉罕·奥本海姆致信布莱希罗德，提出两人在“与战争赔款”相关的一切事务上都应该合作。布莱希罗德看上去同意了—也许是为了防止奥本海姆另谋他策。事实上，奥本海姆认为或希望的是，俾斯麦将要求布莱希罗德扮演次要和不太起眼的角色：“正因为你和v.B.间的密切关系（因为与你的这种关系广为人知，而且可能被误读）。”奥本海姆要求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传达这种意思，从而让俾斯麦委任奥本海姆为赔款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因为奥本海姆同巴黎的银行世家富尔家族是亲戚。布莱希罗德还应该向俾斯麦保证，“只要他一声令下，你就会和我一起赶往司令部，口头向他呈上我们的方案”。如果不这样，奥本海姆提出也可以自己直接写信给国王，后者曾鼓励他在出现严重问题时这样做。布莱希罗德不太可能感到有如此克己谨慎的必要，他也并不一定希望在凡尔赛有个同伴。另一方面，俾斯麦完全没有奥本海姆所设想的那种顾虑[20]。奥本海姆直到最后都以为两人将同行，但没有因失望而失态。获悉布莱希罗德受邀前往凡尔赛宫后，他发来电报祝贺：“请不要再为我犹豫。祝愿你旅途愉快。请随时通告情况。我有一封信随后就到。”[21]事实上，随之而来的有很多信，奥本海姆从未放弃自己将被召往权力中心的希望，无论是凡尔赛或者柏林。他的行李准备就绪。

当布莱希罗德抵达司令部时，不同的部门都在讨论赔款问题，包括总额和支付方式。

2月8日，当法国人投票决定继续战争还是接受包括巨额赔款在内的严苛和平时，普鲁士内阁再次开会商讨赔款应该多么苛刻。当所有要求都在会上被列出后，他们得出的数字是大约10亿塔勒（或30亿法郎），其中95%归军队，后者不仅希望偿付战时花销，而且想要得到和平时期的预期开支，让军队再次完全做好战斗准备，并加强德国新边界的防卫。财政部长坎普豪森表示军队的估算有点高，但暗示除了德国受到的有形损失，很快还要计算其他损失。会后立即秘密提交给俾斯麦的简短纪要表示：“德意志民族毕竟遭受那么多额外的鲜血和物质商品损失，无法用金钱衡量，因此完全有理由夸大估算战争代价，而且除了估算的金额，还要对无法计算的破坏追加额外要价。内阁对此意见一致。”[22]驱使军队的不仅是普通的贪婪，10亿塔勒将让他们在随后的多年间无须受制于议会的斤斤计较。如果坎普豪森为有形和无形损失索要赔偿的想法被公开，无疑可以免去凡尔赛各方确定德方合理损失的工作[23]。

不过，俾斯麦的部长们仅仅提供近似清单，他本人将决定总额。他的决定不以对德国开支的估算为依据，无论估算多么夸大，而是依据他预想中法国的偿付能力。不同人预想的结果大相径庭，而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钱款的收取方式。

布莱希罗德不时提醒要适可而止。抵达凡尔赛不久，他告诉巴登大公，“法国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他认为甚至连之前提到的40亿战争赔款都付不起”[24]。布莱希罗德认为50亿太高了，这已经广为人知[25]。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则倾向于更高的数字，事实上，凡尔赛周围还流传着高得多的天文数字。布莱希罗德告诉军方，法夫尔已经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80亿[26]。布莱希罗德本人的保守观点得到2月14日亚伯拉罕·奥本海姆写给他的一封明智书信的支持：

如果报纸现在胡诌70亿到80亿法郎，那还情有可原，因为这些人对什么是10亿法郎没有准确认识。但如果作为金融家的我们也跟风，而不考虑法国这样一个富有国家现在的处境，那就是严重罪过。经过一场如此血腥的战争，财政来源又被以完全不负责任的方式使用，它几乎满目疮痍。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我们适可而止并希望获得中立国的感激，那么我们应该满足于30亿法郎的赔款，再加上供养战俘的开支。但40亿法郎应该是我们要求的上限，而且法国人很可能会毫无怨言地接受。筹集这40亿法郎将对法国人造成沉重的负担，让他们每年的预算增加2.5亿法郎。如果再考虑到战争对法国造成多大的破坏，考虑到有多少家庭失去大部分财产，考虑到一点点从战争的灾难中恢复还需要多少开支，预测他们至少需要十年才能恢复元气并不为过。既要筹集如此大的一笔赔款，又不让这个国家陷入将彻底毁灭它的金融危机，这绝非小事。[27]

布莱希罗德也从巴黎听到类似的警告。2月10日左右，当布兰代要求获得柏林市场的消息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布莱希罗德银行已经恢复正式联系。施瓦巴赫同意了，并表示“布莱希罗德先生已受召前往凡尔赛，作为处理赔款金融事宜的委员会成员”[28]。2月17日，布兰代直接致信布莱希罗德，请求提出合理要求，并声称甚至10亿法郎都太多了[29]。布莱希罗德回信称，他听说巴黎有足够的钱，并表示“我希望很快与你会谈”[30]。

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收到来自亲信秘书弗里德里希·莱曼的回信，同样恳请适可而止（显然布莱希罗德信中提到75亿法郎）。莱曼认可布莱希罗德的观点，即法国本身将从这场沉重的打击中获益，因为这将让它接受和平角色并裁军（如果结局相反，布莱希罗德是否会同样觉得普鲁士能获益呢？），但表示：“不过，年轻的德国设定的赔偿额超过弥补实际战争成本的绝对所需，我真心认为这不公平……如果只是考虑到实际成本，我认为8亿到10亿塔勒（30亿到37.5亿法郎）已经是很高的估算了。”向法国提出更高的要求将激怒它，让德国置身于“危险的道路，或者永远出于防御姿态，或者成为征服国；那样的话，我们将无法享受和平的福祉，德国的负担也不会减轻”。他警告不要“因为尊重舆论而走错路，毕竟舆论是伪造的。为德国争取应有赔偿的欲望不应成为‘过度’索取的理由”[31]。奥本海姆和莱曼提供的意见有先见之明，他们担心傲慢会导致做出不顾和平经济后果的决定。我们不知道布莱希罗德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些明智的观点；但即使他认同，他也不可能说服其他人。

当德国人为赔款数额争论不休时，法国人不得不组建一个负责和谈的政府。选举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向往和平，并希望恢复君主制。在没有被广泛接受的王位继承人的情况下，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于2月18日当选法国政府的行政领导人。梯也尔是法国政治元老，典型的白手起家的政治家—令德国人难堪的是，他们国家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他一直反对威权统治，并在他帮助建立的奥尔良派王朝中担任过部长要职（时年35岁，36岁时又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成员）。他的理想是以保守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1871年2月，作为被打败的法国众望所归的救世主，他不得不与贪婪的征服者展开斗争，并制止意图反叛的激进派。为了阻止国内的起义，他需要与外国人达成和解。他是法国历史的热情记录者，该国历史已经展示过战争与革命的联系[32]。当时的德国人很少考虑这些问题，但到了1918年，他们将恳求适可而止的和平条件，他们威胁说，因为任何其他结果都可能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带到德国。

就职三天后，梯也尔踏上前往凡尔赛宫的忧伤之旅。他对德国人的宽宏大量不抱任何希望，但即使是这样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最初受到大量礼遇）也对俾斯麦的口气和条件感到震惊。谈判持续了六天，但记录少得可怜[33]。谈判的结果并不在预料之中，尽管梯也尔求和欲望强烈，而且他的国家重新开战的能力也几乎为零。凡尔赛宫的气氛经常一触即发。俾斯麦掌握着大部分王牌，但他受到来自本国军队的压力，而且担心最后时刻的外国干涉。难怪王储觉得他“暴躁到了极点”，害怕他“按照自己惯常的方式，再次采取导致战火重燃的政策”[34]。

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主导着谈判：赔款金额和割地范围。梯也尔对总额的估计显然是50亿，当俾斯麦（出于战术原因）在一张纸上写下60亿时，梯也尔吓得不轻。他“好像被疯狗咬到那样”跳了起来，一长串夸张之词脱口而出，最后激动地表示：“这是侮辱。”（C’est une indignité.）[35]这时，被激怒的俾斯麦转而说起德语。法国人拒绝60亿赔款的要求，认为这个数字大到无法计算，即使有人从耶稣时代就开始一法郎一法郎地数，他到现在也数不完60亿。俾斯麦则回答说，“他已经为此做好准备”，带来一位从创世时就开始数钱的专家（布莱希罗德）[36]。他向梯也尔保证：“我们的两位最重要的金融家已经设计好方案，这笔赔款虽然看上去巨大，但支付时你们将感受不到。”[37]俾斯麦真认为可以割掉一磅肉而不引起剧痛吗？无论如何，双方必须达成一致的不仅是总额，还有德方提出的支付流程。德国人希望控制支付方式（并规定由德国银行家扮演主导角色）；法国则担心自己的经济难以为继，无法满足尽快付清赔款的需要：从法国北部逐步撤兵将与赔款的分期支付相联系，因此法国人有动力快速解除这个负担。

布莱希罗德和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试图说服法国人，放血将是无痛的。为此，2月23日，他们在特别安全保证下被送到巴黎，与法夫尔和他的专家展开谈判。法夫尔后来回忆起与德国全权代表（俾斯麦对他们大加赞赏）的这次会谈时说：“布莱克施罗德先生［M.Black Schröder，原文如此］和德·霍伊克尔伯爵［Count de Heukel，原文如此］的庞大财富、巨大声望和毋庸置疑的智慧让他们跻身第一流的［银行家］。”但法夫尔和同僚没有被他们提出的“巧妙安排”说服，没有允许由两位银行家和他们的德国合伙人收取赔款并与德国政府达成协议。法夫尔记录了“这两位普鲁士的金融君主”给他留下的“痛苦印象”：

他们总是面带微笑，语气柔和，话语中带着动听的、几乎动人的礼貌，不遗余力地向我们证明他们多么希望接手我们数十亿赔款的庞大业务。他们在该问题上谈了很久，对每一项反对都做了回答，除了那些我们出于礼貌说不出口的。[38]

会谈无果而终，亨克尔回到凡尔赛，担心和谈将彻底崩溃[39]。布莱希罗德在巴黎一直待到与朋友埃米尔·布兰代见面，然后也返回凡尔赛。

俾斯麦和梯也尔就赔款和新边界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直到和约草案签署前几个小时。俾斯麦对法国人的反对和拖延感到愤怒，部分原因是英国政府正在最后努力，迫使减少计划中的赔款[40]。梯也尔要求罗斯柴尔德男爵参加他们最后的会谈，当后者最终现身时，俾斯麦把积蓄已久的怒气都发泄到倒霉的罗斯柴尔德身上。过去几周里，俾斯麦开始讨厌这个人，无理由地憎恶他说法语和对法国忠诚（当时的俾斯麦认为，任何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都只是来自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布莱希罗德后来告诉皇储：“俾斯麦伯爵在谈判中似乎表现出极度的无礼和有意的粗鲁，这样的行为特别让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深受震惊，他一开始对俾斯麦说法语。”[41]无论是否受到俾斯麦可怕粗鲁的影响，和约草案在2月26日晚终于签署，距离停火结束只有几个小时。赔款额定在50亿法郎，但支付方式由法国人决定。这是他们为自己争取到的最后权利—布莱希罗德很可能对此感到遗憾。

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战争结束的喜悦超过苛刻条件带来的痛苦。不过，即使在德国也有不同的声音：皇储认为，包括赔款在内的德方条件太苛刻了—社会党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同样持此观点²。英国人的抗议来得太晚，俾斯麦已经收到梯也尔接受条件的消息[42]。多年后，俾斯麦告诉帝国议会，与德国人在赔款问题上的态度相比，如果再爆发一次战争，法国人将永远不会如此体谅战败的德国：“世界上不会再有像基督徒德国人那么有节制的胜利者了。”[43]很难想象，法国人会相信这算得上节制。但无论是否基督徒，德国人都对胜利欢欣鼓舞。

布莱希罗德分享了荣耀。德国新闻界报道他在凡尔赛的活动，一份报纸写道：“布莱希罗德先生堪称该领域的小俾斯麦，知道如何同变得日益胆怯的法国人打交道。”[44]他让法国人背上沉重的负担。但他没有为自己或德国银行家在后来的金融运作中赢得垄断地位。欧洲的顶尖银行家之间随即展开激烈竞争。

布莱希罗德又在凡尔赛停留了一周或更长时间；他在圣克鲁宫大道的居所总共待了一个多月。他显然对自己的重要角色颇为得意—也许过于明显了。在这群基督徒和贵族中间，在平民受到轻视和犹太人受尽鄙视的军营里，布莱希罗德一定显得非常特别。他知道这点吗？如果他意识到身边充满敌意，他会更加谦虚、更少自夸吗？或者他是否感受到（也许是无意识的），作为一个犹太人，无论做出什么贡献和奉献什么礼物，无论多么低调，他都将是恶意玩笑中的笑柄？他似乎对轻视和流言无动于衷：他履行自己的工作，得意于同大人物的亲密关系，也许他认为这些人会用尊敬回报他的服务，即使不是感激。

那个月里，他经常与俾斯麦一起用餐和交谈。他觐见新皇帝和皇储，会见南德意志的大臣们，甚至还冒险进入军方“半神们”的巢穴。他自视为官场的一员，可以自由享受随员的特权。有一小段时间，他在柏林的家被允许使用军方电报向他发送股市报价；但后来，军方愤怒地拒绝继续这样做[45]。不过，他了解柏林的状况，在凡尔赛有很多人私下向他打听市场的消息和他的看法。哈茨菲尔特等人还利用布莱希罗德与罗斯柴尔德的关系送钱给巴黎的亲戚[46]。

不过，凡尔赛仍然存在强大的反犹主义暗流。毛奇的亲信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f）认为布莱希罗德的存在是耻辱，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

现在，他（俾斯麦）急不可耐地与自己的犹太人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磋商，让他来这里参与关于向巴黎索取战争赔款的官方讨论。令人奇怪的是，如果在国家事务中充当顾问的不是普鲁士银行的官员，而是首相的私人犹太人，我们设立这样的机构有什么用……布莱希罗德今天早上来到总参谋部。他的纽扣孔里插着一朵经过工艺处理的多彩玫瑰，这是许多基督教军团的骑士身份象征。和真正的犹太人一样，他吹嘘自己受到国王的私人接见，吹嘘他的其他关系，吹嘘他和罗斯柴尔德这样的人享有的信誉等等。他对政治形势和俾斯麦伯爵的意图足够了解；现在，他希望获得参谋长的帮助，甚至有机会同毛奇伯爵打交道。[47]

2月25日，在与法国谈判者大干一仗后，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和其他顾问聚餐。巴登首相尤里乌斯·约利（Julius Jolly）回忆这件事时说：“谈话极为有趣。差别最大的观点和欲望都得到表达：碰巧在场的勒纳德伯爵（Count Renard）代表最粗暴的普鲁士精神，长着无与伦比的犹太人面相的银行家布莱希罗德代表英勇的自尊……亨克尔伯爵代表见多识广的圆滑。”[48]

2月26日，当和约草案终于签署，梯也尔和法夫尔也已离开后，俾斯麦“兴致很高地”与自己的随员聚餐，包括巴伐利亚首相布拉依伯爵（Count Bray）和布莱希罗德。这是一场庆功宴，晚宴结束后，甚至包括毛奇在内的对手也前来送上祝贺，并与俾斯麦握手言和[49]。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即便没有布莱希罗德那么虚荣的人，也会因为当时的聚会和场景而兴奋不已。

几周前，布莱希罗德在柏林的秘书弗里德里希·莱曼抱怨他在凡尔赛待得太久，并取笑说，面对重新开战的威胁，这次旅行不能“算作生活中的重大乐事。因此我只能希望您自愿的自我牺牲将得到大量荣誉作为奖赏”[50]。布莱希罗德无疑有类似的想法。离开凡尔赛前，他收到二等铁十字勋章，表彰他刚刚提供的服务。在热情地恭喜他获得这项实至名归的荣誉后，门德尔忍不住又表示：“愿你永远不必佩戴不同的十字！阿门！”[51]除了公共荣誉，布莱希罗德知道自己在同辈中已经声望鹊起。有时爱挖苦人的戈德施密特从维也纳致信布莱希罗德，谈到他的“这次伟大而光荣的出行，甚至可以说将被载入世界史……我相信在凡尔赛的日子向你呈现了许多最有趣的东西，让你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只有被上帝眷顾的人才能经历这些”[52]。尽管后来获得许多更大的荣誉，但很难想象有什么比在凡尔赛的这个月，比身处权力和上流社会的最核心，更让布莱希罗德得意。

1.本书写于1977年，当时两德尚未统一。——译注

2.3月4日的《经济学人》（Economist）评论道：“……胜利之后索取大笔金钱暗示这样的想法，下一次金钱将不仅是战争的意外犒赏，而且还是目标。讨价还价的风气已经侵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拉低政客的品格，迟早还会影响人民的品格。”在某些方面，赔偿比讨价还价更早—它涉及粗暴地利用权力，这同样会拉低政治家的品格。

第二部分　帝国的银行家

第八章　新柏林的新男爵

维尼林夫妇是伦敦一个崭新街区一幢崭新房子里的崭新住户。维尼林夫妇的一切都是簇新的。他们的家具都是新的，他们的朋友都是新的，他们的仆人都是新的，他们的门牌是新的，他们的马车是新的，他们的缰辔是新的，他们的马是新的，他们的画是新的。就连他们自己也是新的，他们结婚的时间刚好够合法生下一个全新的婴儿。如果他们搬出一位曾祖父，他也一定是被包好从家具仓库送来，身上没有一点刮痕，直到头顶心都锃明瓦亮。

——查尔斯·狄更斯，

《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

统一前，各地和各公国的气氛与生活方式是地方性和欧洲化的；统一后的变化渐进而不彻底。勃兰登堡是个例外。对于这个普鲁士的核心区域，对于这片地处边境、土壤贫瘠多沙、城市坐落于巡阅场和稀疏松林间的贫穷平原，对于这个拥有驻防要塞以及斯拉夫短工和胡格诺工匠工作的臃肿庄园，由条顿骑士后裔统治的边远省份，俾斯麦的成功战争和帝国的奠基立刻带来大笔金钱、大型企业、庞大建筑和宏大理念，模糊等级的界线，让军规和家法膨胀为瓦格纳式的表演，扼杀早前的经济传统、简朴和诚实。商人们开始大把赚钱，资产阶级变得富有，富人变得豪富。官员的薪酬仍然微薄，但他们充满自负。银行家的儿子们加入近卫军，而不是子承父业。准将的儿子们放弃军衔，更乐意迎娶女演员或女继承人。军装不再是表明职责的制服，而是变成所有者炫耀自己和吸引意中人的羽毛。人们仍在辛勤劳作，但也开始消费和炫耀。

——西比尔·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遗产》（A Legacy）

新帝国诞生于鲜血和狂喜中。突如其来的胜利和统一让德国人对自身的力量和重要性有了新的感受。胜利披着戏剧化的英雄主义外衣，德国人觉得他们的生活和共同命运发生剧变。他们不再把自己看作诗人、梦想家和思想家的民族：19世纪70年代初，他们发现自己踏上通往权力和世界大国地位的道路，在军事和政治上，他们不再是欧洲的铁砧，而是成了铁锤。

这是令人陶醉的体验，到处弥漫着喜悦的情绪。一位年轻学者写道：“我感到仿佛每天都是星期天。”[1]最让当时的人兴奋的是法国的战败，这个国家已经统一许多世纪，一直以来都以赫赫武功出现在世人面前。突然，德国人将自己的军事胜利变成神圣正义的工具：是上帝惩罚轻浮和腐朽的法国人。对德国人来说，庆祝他们自己的政治统一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这场特别的革命来自上层，并非他们的胜利，而是由俾斯麦主导，作为其象征的霍亨索伦王朝很快被赋予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fen）的帝胄光环。巴伐利亚人更愿意庆祝击败法国，而不是普鲁士新确立的霸权。强调德国的军事力量产生一个明显而重要的后果：它让政府和君主的传统臣仆获得新的威望。德国的军官们是当时的英雄，但他们绝大多数来自普鲁士的老地主贵族，来自容克阶级。因此，在德国完成现代化的同时，现代社会中过时和经济上处于衰退的元素再次得以兴起。

新的骄傲既是自发的，也是精心培育的。经过许多个世纪的分裂，在遭受许多耻辱的失败后，整个民族都为胜利陶醉。即使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这样老于世故和敏锐的见证者也在1871年3月的日记里写道：“对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什么样的和平啊！比我们曾经取得过的一切更加伟大和光荣！我们统一成了一个帝国，欧洲最伟大、最强大和最令人敬畏的帝国，它的伟大不仅来自物质力量，更来自其文化，来自感染其人民的精神。”[2]短短几个月里，德国人突然长高了几英寸，走路的姿态也更加骄傲。就在帝国灭亡前不久，马克斯·韦伯指出，“德国人的外在举止极度缺乏优雅和尊贵”[3]。

胜利需要得到公开和私下的颂扬。每座城市和每个成员邦争相为这场伟大胜利举办庆典和留下纪念，柏林自然是第一个。一夜之间，它成了欧洲大陆的政治中心。正是在柏林，在1871年6月的一个完美夏日上演了这个国家的盛大胜利游行：展示军威的队列看不到尽头，最前方是马背上的毛奇、俾斯麦（当然身着戎装）和罗恩，随后是独自一人、威仪堂堂的威廉陛下，然后依次是他的儿子们和帝国的亲王—身后还有4.2万人参加游行—花环、凯旋门和热情的观众一应俱全。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回忆说：“来自全军的士官们走在军队的前面，手持81面法国旗帜和鹰，对一颗德国人的心来说，这是最值得骄傲的场景。”[4]该城为游行支付15万塔勒，但与后来不断攀升的爱国炫耀成本相比，这不算太高[5]。

游行结束后，除了每年为铭记法国的耻辱而举行的色当节，德国艺术家们也用一大波纪念碑式的绘画、建筑和诗歌庆祝新帝国的成立，一切都模仿之前的英雄风格。他们试图让这场胜利在民众心中立即神化。一切散发着权力和成功的味道，新的民族浮夸掩盖了之前的清醒和毕德迈耶尔式（Biedermeier）的节制。事实上，一个新的民族已经诞生，像尼采这样的不合群者的担心之音，这场伟大的胜利可能导致德意志精神的毁灭，没人听得见[6]。

柏林是这个新帝国的中心。它过于突然地意识到自己新的重要性，它成了一座引人瞩目的大都市。不过，就像在1870年前统一就已经不动声色地酝酿了几十年，柏林城也早已开始改变，但它的自我认识没能跟上现实的变化。这座城市已经不再是以宫廷和旧精英们为主的沉寂而著名的都城。到了1871年，柏林已经清楚地象征着新社会的元素：人们开始意识到，柏林在过去和未来都是一座生机勃勃地扩张着的城市，是成长中的银行、贸易和工业中心。一个新柏林在旧柏林的周围和上方成长起来。

人口数字可以说明部分问题：19世纪5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20%；1861年，在兼并了几个外围地区后，城市人口达到52.9万人；到了1871年达到82.4万人，两年后达到90万人。到了1877年，居民超过100万。在17年里，柏林的人口翻了一番，成了欧洲发展最快的首都之一（该城犹太人口的增速更快，1860年为18900人，1880年达到53900人）[7]。

柏林成了机会之城，数以千计的东普鲁士人逃离贫穷的农村，到工厂里寻找收入微薄的工作。柏林成了吸引不满现状或野心勃勃的外省人的磁石，就像整个19世纪的巴黎那样。它也是吸引犹太人的磁石，其中许多来自东欧，他们发现柏林是一座有贸易和商业发展前途的开放城市，提供给专业人员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这座城市开始感到自己的重要性。1870年，甚至在新帝国尚未建立前，流行滑稽剧《柏林成了世界之城》（Berlin wird Weltstadt）就在剧场演出季大获成功，剧名成了城市的代名词[8]。城中没有铺过的街道、相当死板的文化生活和杂乱无序的市容揭穿世界之城的谎言；但另一方面，它成了新贵们的金钱之城（Geldstadt）。铁路和航道让该城令人艳羡的地理位置得到充分利用，柏林成了商业大都市，工业规模稳步扩大。帝国时期的柏林仍然是暴发户和外省人的奇异混合体。无论多么重要，它始终没能获得巴黎或伦敦那样的都市活力与优雅。

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¹曾用“狂欢中的芝加哥”（Chicago an der Spree）这样意义极其含糊的话称呼柏林[9]。这是大多数柏林人最不愿听到的。他们曾喜欢被称作北方的斯巴达；但在帝国时期，芝加哥也许更接近现实，无论对于这些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被警告避免让德国美国化，愿意放弃斯巴达而成为当代雅典的人来说，这种类比多么伤人。

与芝加哥类似，柏林也是一座资本主义生机勃勃的城市。但与芝加哥不同，柏林有旧阶级，他们憎恶城中酝酿的变革。资本主义有自己的节奏，既能取得令人陶醉的进展，也会遭受灾难性的倒退，周期性的每次转向都让人们相信，新的方向将注定持续下去。19世纪70年代初，胜利的激动和以赔款形式突然流入的50亿法郎引发无与伦比的繁荣和投机狂热。这是奠基之年（Gründerjahre）²，是疯狂推动和创造的岁月。这种新精神找到一个戏剧性的焦点：股市。建于19世纪60年代初的柏林交易所是一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豪华建筑，19世纪70年代初，那里成了人人谈论的希望与期待的裁判所。在不可避免的崩盘到来前的短暂而戏剧性的时间里，股市成了所有人的诱惑神殿。投机狂热完善了德国人对自己的新认识：正是在这个资本主义处于夸张状态的时期，德国人开始意识到，新的经济制度已经主宰他们的社会。他们再也没有从这种认识带来的震惊中完全恢复—从此，反对资本主义一直是德国人生活中的强大力量。

随着资金涌入柏林，它的面貌发生改变，但也开始反映出新秩序下的社会不和谐。资本家的欲望席卷城市，柏林成了极端之城：富人在城西为自己建造宫殿，而穷人则生活在被称为“出租营”（Mietskasernen）的城东贫民区。富人的艳俗与穷人的拮据形成鲜明反差；无论在风格还是阶级上，新柏林都不和谐。几十年后，一位观察者惊讶地看到，这座城市里可以找到“各式廉价和昂贵的丑陋……这边的亚述神庙旁是一座来自纽伦堡的贵族宅邸；稍远些可以瞥见凡尔赛宫，然后是百老汇、意大利和埃及的记忆—设计者酒后突发奇想制造的可怕畸形儿”[10]。但这些反差正是奠基时代（Gründerzeit）的本质，直到几十年后，柏林人在回想起那个年代时仍然感到厌恶³。

城市社交生活的特点是新富者和旧精英的不安互动，穷人完全被无视。宫廷仍然是社会之巅；在政府、官僚体系以及深受仰慕和频频露脸的军官团体上层，老贵族们仍然保有自己的职位。他们是旧秩序的支柱。但城市的动力、力量和财富来自新阶层，来自银行家、实业家和工商业大佬。

富人觊觎旧精英的传统，旧精英则鄙视和觊觎新富者的财富。富人希望用自己的财富套住旧式显贵，同时通过获得头衔和勋章与旧精英一较高下。这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时代，一个新旧阶级逐渐融合的时代。这是一个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自我认识经历痛苦变化的时代。在把自己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时，德国人学会对权力的崇拜，现在这种崇拜也以某种方式渗入他们国内的生活，与旧有的价值和利益发生冲突。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支配者，植根于自家庄园的老普鲁士精英曾经奉行荣誉、节俭、责任和自律的简单生活准则。他们无法否认权力的现实或财富的诱惑。但他们觉得新风格危险而令人反感，他们的反感既是真实感受，也出于自私心理。这让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特权的主张有了某些理由。旧阶层憎恶现代化，而德国的现代化显得特别快速和浮夸。但他们也憎恶与现代社会制造的新精英分享权力和特权：“与全新的服务贵族（service nobility），与拥有或没有贵族头衔的富豪，与经过或未经洗礼的做旧衣买卖的犹太人（Kleiderjuden），甚至有时与梳过头或没梳头的（gekämmten und ungekämmten）学者。”[11]

总而言之，柏林是一座未完工和变化中的城市。它既不是也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的城市—就像这个帝国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无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愿）建立自己的价值标准或生活方式，而是模仿潦倒的贵族。在帝国时期的柏林，身份的标志不是资产阶级的黑色外套，而是国王的制服；甚至俾斯麦也总是穿着胸甲骑兵的外套现身议会。1914年，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⁴写道：“不存在以自己为荣，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12]出于政治和历史原因，即使在享有无与伦比的经济力量的那几十年里，德国资产阶级也对早前贵族对手的价值观俯首帖耳，尽管后者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常常依靠资产阶级的财富和援手才能体面地生存。

德国没能实现资产阶级化，对该国犹太人产生了特别影响。这也许有利于他们社会地位的提升，此类提升在帝国时期非常引人注目。但这也导致他们更容易受到污蔑。与某些资产阶级邻国相比，不愿完全承认自己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身份的德国在精神上更难容忍犹太人地位的提升。

1871年3月，布莱希罗德从凡尔赛返回柏林，比威廉的历史性入城式晚了几天。布莱希罗德取得自己的胜利，他亲眼目睹帝国的诞生，是唯一参与重大决定的犹太人。他的铁十字勋章见证过去的激动。他的若干支持者—银行家同行和犹太人同族—不得不对他表现出更大的尊敬。49岁时，他已经取得很多。他是柏林最知名的私人银行家，也是那里最富有的公民之一，他还是俾斯麦的参谋和许多精英的顾问。

随后的二十年里，布莱希罗德变得更加强大、著名和显赫。在帝国时期，工业资本主义决定社会的面貌与发展；与其他地方相比，德国银行家对主要工业企业的决策拥有更大的控制性影响。19世纪70年代初，以股市快速致富心态为象征的新经济周期成了德国人生活中被承认的现实，尽管许多人对此表示遗憾。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德国人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布莱希罗德自己的角色也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非议。

1871年后，布莱希罗德被更深地卷入现代工业世界。他帮助重组被称为“劳拉舍”（Laurahütte）的西里西亚煤矿工业区，并推动西部的希波尼亚（Hibernia）大煤矿组建新公司。就这样，他在采矿业这个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拥有了巨大利益。他还扩大与多条铁路的联系。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几家公司在1873年经济崩溃中受到的影响比其他大部分企业小得多。他富有冒险精神但也不失谨慎，既能在好年景赚钱，也能在坏年景保住钱。他保持甚至还增加了在国际债券市场的份额。简而言之，他是德国经济生活各门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以某种形式参与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的重大决策。

为了追逐自己的各项利益，他不得不与其他银行家紧密合作；国家或国际层面的大型项目几乎总是需要财团，布莱希罗德必须保持警惕，以防对手捷足先登。在法国赔款支付问题上，即使布莱希罗德最亲密的合作者（比如汉泽曼的贴现公司）也试图将他排除在一项有望名利双收的安排之外。在关键的赔款谈判过程中，尤里乌斯·施瓦巴赫向布莱希罗德回忆起一个故事，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习惯性的对立：银行家施派尔（Speier）总是提到，一位经纪人赚了40盾时，他会宣称自己赚了500盾。当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时，经纪人解释说：我赚了40盾，其他经纪人少赚了460盾，因此我总共赚了500盾[13]。

但布莱希罗德参与实业不仅是为了自己。就像大卫·兰德斯所说，银行业总是在用别人的钱，就像客户需要布莱希罗德，他也需要客户。他是大臣、外交官、将军和出身显赫者的银行家—他们对他趋之若鹜，被他的精明、有保证、久经考验的诚实和对政治经济形势无与伦比的认识所吸引。布莱希罗德为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⁵在1873年说的话提供了例证：“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我都想象不出比最初形态更好或更成功的私人银行。一个人在财富、诚实和能力上得到公认，邻居们就会把大笔钱托付给他。信任在严格意义上是个人的。”[14]

对于特殊的顾客，对于能给他帮助的顾客，布莱希罗德可以给予超常的优惠。他可以指导少数几位如何赚钱，而其他人则需要他拯救自己的财富。所有的客户都能指望他的建议，有的还能以较低的申购价格购买新发行的债券。他的热心为所有人提供心理和金钱保证：他以专业的方式照管德意志帝国时期许多人仍然不屑但又离不开的东西—他们的钱。

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和利益无处不在：只有他享有同俾斯麦的亲密关系，大部分有权势或野心的德国人都不敢轻易得罪他。他自己的合作者圈子和影响范围反映出德国精英们同气连枝的特点。就像一位历史学家不久前所写的：

工业特别是银行业的集中化和大财阀化倾向，将一小群领军企业家、经理人和金融家放到德国经济的指挥桥楼上，他们控制经济核心领域的决策过程。从政治和社会史角度来看，这种倾向变得至关重要。他们融入帝国的封建社会等级，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行事和思维的威权风格。[15]

换句话说，当布莱希罗德出现在指挥桥楼上时，他拥有额外优势，知道或者至少假装知道俾斯麦的动向。他是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重要纽带，而且他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夸大，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这两个领域都无能为力的人。在无能为力者和偏执狂看来（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布莱希罗德似乎是最邪恶的幕后操纵者。

布莱希罗德的人生描绘了19世纪的一个中心故事：资产阶级富人奢华但可悲的处境。他为德国富豪的不稳定地位提供了写照：他们苦苦追求财富和地位，但发现前者并不能带来后者。与穷人变得富有相比，富人获得荣耀更难。柏林充斥着富豪新贵，也充斥着作为富豪新贵中贱民的犹太人。他们受到双重歧视，因此想要被社会接受的愿望比他们的基督徒同胞更为迫切。

布莱希罗德的人生几乎是富豪寻求被接受的“理想类型”（不是规范性的，而是韦伯意义上的⁶）。布莱希罗德的故事也是许多资产阶级富人的故事，但至少他的故事以世界—历史为背景。在描绘布莱希罗德的发迹时，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弟弟尤里乌斯的生活方式更加普通，可以适用我们的标准。我们也不能忘记，布莱希罗德不是特别喜欢反思的人：他是实干家和活动家，孜孜不倦地迎合现有的状况，有人可能会称之为机会主义。但与其说布莱希罗德的成功依靠机会主义（这个词总是暗示一定程度上的阴谋），不如说他发展出帮助实现自己社会目标的本能，他在经济领域已经将其运用自如。

当然，反讽的是，布莱希罗德试图爬得越高，他就越发清晰地成为所有嫉妒、恐惧和鄙视犹太人富豪社会地位之人的靶子。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布莱希罗德已经成为柏林社会各色人等中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噼里啪啦》（Kladderadatsch）上—一份在全国发行的柏林幽默杂志，供稿者大多是犹太人—布莱希罗德成了新崛起阶层的象征。提及他的地方很少有恭维的意思，但比对新道德的其他大部分记录更客气。讽刺作家们知道，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类型，布莱希罗德一眼就会被认出。19世纪70年代初，布莱希罗德终于把许多人曾经对他的恭维称呼变成现实：柏林的罗斯柴尔德。他没有那个家族的显赫历史，财富也不及他们，但他现在获得盛名，与象征犹太人财富和神秘影响的前辈相比，他很可能对此更加在乎[16]。

布莱希罗德的生活中有许多地方象征帝国的风格。他仍然住在位于老柏林中心的贝伦街63号，这栋庞大而装潢华丽的宅邸既是他的私宅，也包括他的营业场所。战前，他把一层楼面租给瑞典大使，把几个房间租给奥伊伦堡伯爵；战后，他需要整栋房子，把私人办公室搬到瑞典大使曾经的沙龙，那里有一面对着贝伦街的大窗户[17]。

这是一条繁忙的街道，遍布巍峨的宅邸和轩敞的办公室[18]。西面是老宫殿和新贵宅邸林立的威廉街，俾斯麦就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布莱希罗德距离首相的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皇储的宫殿从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延伸到贝伦街，旁边是历史悠久的显赫家族所住的较小宅邸[19]。著名犹太银行家马格努斯（Magnus）和瓦绍尔（Warschauer）就住在那里，而汉泽曼的贴现公司则在距离布莱希罗德家几栋楼之外建造了宏伟的总部。往东同样不用走很远就是柏林证券交易所，布莱希罗德早年曾亲自前往那里。就像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传统柱子那样⁷，布莱希罗德也有自己位于交易所中央的位子。现在光顾那里的是他的合作者[20]。

因此，布莱希罗德与东面的证券交易所和西面的俾斯麦距离大致相当。这同样是个象征性的位置，让人联想起他的出身和抱负。“交易所犹太人”（Börsenjude）这个绰号在当时司空见惯，经常和出身东欧的人联系起来[21]。离俾斯麦越近，他就越容易进入威廉街的那些办公室，同时更加远离曾经代表他一切的股市。

但布莱希罗德不断需要对自己更高声望的更多认可；在这个各级荣耀和威望界限分明的社会里，他希望永不停步地向上攀爬。战前，他已经赢得平民所能向往的最高头衔：他被任命为枢密商务顾问，人们称呼其为“枢密顾问先生”；他还得到与那个头衔相配的必要勋章。但普法战争后，民族英雄们获得特别慷慨的奖赏。威廉用新的头衔和大笔封赏嘉奖胜利的缔造者俾斯麦、罗恩和毛奇。整个在位期间，威廉只在1871年将俾斯麦一人封为亲王。俾斯麦马上抱怨说，自己由富伯爵“沦落”为穷亲王。布莱希罗德梦想着类似的“沦落”。

他知道，资产阶级的荣誉并非终点，下一步是跃入世袭贵族的行列。这是拥有财富或声望的所有平民的梦想；在法律上，此类擢升将带来与最古老的蓝血贵族同等的地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平等只是幻想，老贵族仍然瞧不起新贵族，而新贵族一边仰视老贵族，一边俯视平民。在第二帝国，社会流动性实际上意味着这种眼球的快速运动—这种可怕的仰视和俯视就是社会。布莱希罗德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两代之前就获封贵族。事实上，奥地利帝国早在18世纪末就将富有的犹太人封为贵族，通过说服或买通，也可以让较小的德意志邦国这样做。在普鲁士，为国效劳和致力慈善的富豪偶尔会得到这样的荣耀，但与法国或英国贵族相比，普鲁士贵族很不愿意用如此商业化的方式扩充自己的队伍和钱包。在普鲁士，这最多只是一种罕见的荣耀，还没有未皈依的犹太人被擢升为世袭贵族。

但在1872年，布莱希罗德获得了这样的荣耀。分封贵族是皇室特权，威廉很珍惜剩下的这点权力。这次的提议来自俾斯麦，他口头要求威廉授予布莱希罗德贵族头衔。因此，不存在俾斯麦的书面申请，我们所知道的只是1872年3月8日，威廉正式签署封布莱希罗德为世袭贵族的证明书。对布莱希罗德来说，这几乎算不上意外：六个月前，施瓦巴赫曾写信给他，表示听说他的贵族封号证明书已经在巴德加斯泰因被签署[22]。稍早之前，他的岳父在来信中说：“亲爱的盖尔森，我在报纸上读到你受邀参加陛下的晚宴，我希望这些殊荣能有利于你的健康。”[23]国王和官方备忘录与俾斯麦写给普鲁士内政部长的信宣布，阿道夫·汉泽曼获得同样的荣耀[24]。（这种联系让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人们相信汉泽曼也是犹太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式的证明书令人印象深刻，开头写道“我威廉，普鲁士国王，蒙上帝圣恩”，然后宣布布莱希罗德及其现在和将来的直系后代都将跻身贵族行列。作为外在标志，他的姓名中将加入令人艳羡的“冯”，此后他将与所有贵族平起平坐，包括那些天生的贵族。但皇家公告的通常措词被做了一处特别的修改：当君主本该解释说，他试图向全体臣民普施恩泽，但不得不挑出那些“出身好家庭，本人又以对我的忠诚和有益效劳著称……”时，他删去了“好家庭”，用“公心活动”代替“有益效劳”[25]。即使国王也无法假装布莱希罗德出身普鲁士人所称的好家庭。

敕令足够引人瞩目，某些方面甚至比当时的人所能知道的更不寻常。在19世纪70年代的记录中，威廉总共只擢升两位银行家为贵族。整个在位期间，他只新封了131个贵族，大多已经与贵族有亲缘关系，其中差不多90%是新教徒。有人认为，威廉的分封加强了老贵族的排外性，从而加深了阶级界限[26]。德国的犹太报纸《犹太人大众报》（Allgemeine Zeitung des Judentums）强调了这次分封的独一无二：

有直系后代的犹太人被封为贵族，这在普鲁士历史上是第一次。无论如何，布莱希罗德的受封[仅仅]是犹太人第二次在普鲁士被封为贵族（第一次是科隆的亚伯拉罕·冯·奥本海姆男爵）⁸。普鲁士没有个人贵族[persönlicher Adel]⁹。前任国王拒绝封举世闻名的犹太人梅耶贝尔¹⁰为贵族，尽管方式非常礼貌。[27]

布莱希罗德一跃成为德国最著名的犹太人。

反讽的是，他独一无二的地位得益于其他贵族的危险困境。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被封为贵族是因为他们出手拯救了陷入施特鲁斯贝格博士（Dr.Strousberg）的罗马尼亚铁路计划破产事件中的普鲁士容克贵族的财产—这在当时广为人知，并在后来得到俾斯麦的证实[28]。英国大使言简意赅地告诉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¹¹：“皇帝加封他们男爵，作为对其努力的奖赏。”[29]许多大贵族—以普特布斯亲王（Prince Putbus，很快被戏称为“破产亲王”［Prince Kaputbus］）为首，还包括拉提波尔（Ratibor）公爵、乌耶斯特（Ujest）公爵和莱恩多夫伯爵（Count Lehndorff）—在施特鲁斯贝格的冒险中投入自己的钱，到了1870—1871年时已经处于破产边缘[30]。他们大多是威廉的宠臣（施特鲁斯贝格和罗马尼亚难以置信的复杂关系见本书第十四章）。普鲁士贵族的资本主义胃口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为了解救他们，布莱希罗德的确卖了大力气。

这无疑是威廉愿意放下古老偏见的主要原因。布莱希罗德之前的服务无疑让皇帝更容易克服顾忌，但只有俾斯麦的个人介入才能真正消除它们。布莱希罗德对此深表感激：

……我心情澎湃，迫不及待地向阁下表达我的感激。因为毕竟是阁下的推荐让我和我的家人获得这项荣誉。我可以推心置腹地向阁下承认，这项荣誉让我和我的家人兴奋至极，但我最看重的还是阁下继续施恩，我以至诚谦卑请求您这样做。您的信任带给我巨大荣誉，我将终生效忠阁下，以证明我配得上您的信任。[31]

几个月前，在被封为亲王时，俾斯麦用类似的口吻感谢了威廉：

让陛下满意是我内心不可或缺的需要，我需要这样才能享受成功。我的祖先把对国家和封地的世袭统治者的个人忠诚传给了我，但愿它也能成为我孩子们遗产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个崩溃和怀疑的时代，上帝的祝福有赖于此……[32]

这些不仅是感激涕零时的口头表态：虽然背景不同，但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都相信这种形式的个人依附与忠诚，尽管它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已经开始式微。它加强和保护了他们之间的纽带。

对布莱希罗德来说，跃入贵族行列带来无法名状的快乐。突然，人们称他为“冯·布莱希罗德先生”（更有甚者，德国和外国的许多人称他为冯·布莱希罗德男爵，尽管普鲁士没有“男爵”［Baron］头衔），“冯”这个词在他心中一定堪比他的全部财富。他忙不迭地试图确定这项新荣誉能让他走多远¹²。他发出正式询问：宫廷现在是否会接待布莱希罗德家族，即他们是否已经正式“有权进入宫廷”（hoffähig）。答复是肯定的[33]。但从正式被允许进入宫廷社交界到被其接受仍然天差地别。即使对基督徒来说，有权进入威廉二世宫廷的人也被分成56个等级[34]！难怪玛丽·霍恩洛厄王妃（Princess Marie Hohenlohe）曾经感叹：“什么都无法超越所谓的社会这个共济会。”[35]布莱希罗德的迫切心情还表现在他马上提交了自己的纹章：背景为黑、白、红三色，中央的白色部分镶嵌着铁十字[36]。这些颜色象征新帝国，铁十字代表普鲁士，布莱希罗德的纹章将两者结合起来。

1872年秋，布莱希罗德获得又一项荣耀。由于杰出的银行家维克多·冯·马格努斯男爵（Freiherr Viktor von Magnus）去世，英国驻柏林总领事一职空缺。这是一个没有报酬的荣誉职位，但它提供又一条信息通道，还能带来很高的声望。布莱希罗德在普奥战争中曾与英国大使馆合作，而且已经是大使奥多·罗素勋爵的密友。作为柏林外交界的明星，罗素精明而富有魅力，是俾斯麦和宫廷的最爱（他的父亲在1836—1841年间曾任英国驻柏林大使—在此之前，由于疯狂地爱上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著名犹太银行家所罗门·冯·哈贝尔男爵［Baron Salomon von Haber］守寡的女儿，他几乎毁了自己的生活和婚姻）[37]。1872年9月，罗素男爵致信外交部，表示虽然“没有必要”任命新的总领事，因为大使馆可以承担所有必要的工作¹³，但他——

完全赞同格兰维尔勋爵的观点，即在柏林城任命一位拥有财富和威望的人对英国的工商业利益大有好处，与英国外交部相比，此人与当地官员和商务部门打交道更方便。他认为，没有谁能比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男爵更好地实现这种好处，此人不仅是柏林的罗斯柴尔德，还是俾斯麦亲王最亲密的朋友以及金融和商务问题上的顾问。布莱希罗德男爵在柏林社交界拥有特别好的地位，皇帝和皇储经常亲自找他商量，普鲁士的统治阶层和商界普遍信任和尊敬他。奥多·罗素勋爵刚刚从私下获悉，布莱希罗德男爵愿意接受无报酬的总领事一职……[38]

10月初，格兰维尔授权罗素任命布莱希罗德，并“向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发去客气的回绝信”，因为他同样提出愿意效劳[39]。几天后，罗素勋爵召见布莱希罗德，“请求［他］帮英国政府一个大忙，‘接受这个职务’”[40]。

布莱希罗德不仅在英国总领事一职的争夺中击败了著名的对手门德尔松，同月，奥地利政府也提出任命他为该国驻柏林总领事。他就这些富人的尴尬请示俾斯麦，表示自己已经接受英国人的邀请，但奥地利人的职位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让他特别详尽地了解邻国的金融运作”。俾斯麦建议他忠于英国人，因此直到1893年去世，他一直是英国的总领事，与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关系特别亲密[41]。其他政府也向布莱希罗德奉上大量荣誉；从1870年到1873年，他多次向柏林警察总局申请皇家许可，允许其接受和佩戴巴伐利亚、萨克森、奥地利、意大利和巴西国王的勋章[42]。

差不多与此同时，普鲁士政府也认可了尤里乌斯·施瓦巴赫的功劳。1871年，警察总局在他的第一份授勋推荐中写道：“在那些不但快速和没有太多架子地做了大量好事，而且可以作为本行业可靠和得体行为之典范的人中，银行家尤里乌斯·施瓦巴赫占据突出的位置。”六年后，在提议授予其更大的荣誉时，警察总局估计施瓦巴赫的年收入在20.4万到24万马克之间。他被认为对慈善极为慷慨，各方面完全无可指摘，始终远离“创立活动”（Gründungen）。1878年，47岁的施瓦巴赫被任命为枢密商务顾问[43]。

我们看到布莱希罗德对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视：爬得越高，他就比以往更看重合适的生活方式，更看重举止与身份相符。冬天，他的家是柏林最豪华和被人谈论最多的娱乐场所。夏天，他把家人搬到位于城郊的时髦的夏洛腾堡区（Charlottenburg），就像他的父亲曾经搬到更加乏味的潘科区（Pankow）[44]。与父亲不同，盖尔森常常光顾著名的温泉—如奥斯坦德或马林巴德，基辛根（Kissingen）或施朗根巴德（Schlangenbad）—他的孩子们则被留给各位仆人照料，包括他信赖的助手西贝特（Siebert），此人在19世纪70年代初还曾是布莱希罗德的代表，按照他的指示安排过俾斯麦的购地操作。

1873年6月，获封贵族后仅仅一年，布莱希罗德买下了古特戈茨（Gütergotz），这是一座位于柏林附近的古老领主庄园，曾是著名的罗恩伯爵的乡间宅邸。刚刚收到威廉嘉奖的罗恩准备卖掉古特戈茨，在更加远离新首都喧嚣的地方买一处更大的休假地[45]。1868年8月，罗恩以13.5万塔勒买下这处庄园，对其进行翻新，扩大花园并修缮庄宅（也被称为“宫殿”）；现在，他以129万马克的价格把庄园卖给布莱希罗德，相当于买入价的三倍。吝啬的罗恩对房屋翻新的投入不太可能接近这个价差。尽管做了翻新，尽管房产价格在1868—1872年间有了大幅飞跃，但有理由猜想布莱希罗德付出了额外的钱，因为他买的是陆军元帅的房子[46]。

布莱希罗德的乡间宅邸位于柏林西南，距离市中心约15英里，距离波茨坦皇宫约5英里。庄园的位置完美而有战略意义，庄宅在19世纪初经过著名建筑师大卫·吉利（David Gilly）的改建[47]。布莱希罗德购买罗恩宅邸还具有引人瞩目的象征意义，是德国社会史上一个篇章的缩影：资产阶级，特别是犹太资产阶级—或者说，在这个案例中是一年前刚刚获封的犹太人贵族—买下老贵族和著名武士的庄园，并继承或效仿前主人的观点和价值[48]。古特戈茨交易的最后安排让罗恩和布莱希罗德保持亲切的书信往来，罗恩曾表示：“我很高兴再次看到那熟悉而优美的签名，因为我希望可以据此推断你的眼疾已经无恙。”[49]

布莱希罗德喜欢自己的新庄园，在那里度过很多时间。园中的鲜花带给他最多的快乐，园丁对他来说和厨师一样重要。多年间，他一直把自家花园的罕见品种送给威廉和奥古斯塔：这是一位绅士农夫送给另一位的礼物。无论是否身处古特戈茨，他总是很关心收获，他的亲信西贝特会向他报告作物是否已安全收割，特别是燕麦[50]。但他也喜欢实施一些怪诞的计划。他花费高价，请石匠从普军取胜的战场上（特别是法国）收集近2000块石头或石块，将这些光秃秃的战利品运到古特戈茨，作为怪异的爱国展示。他希望吸引威廉参观自己的收藏—或者说皇帝来访才是这个疯狂举动的真正原因？安排来访无疑要大费周章，还必须再次动用与国王亲随的关系。威廉最初同意1875年夏天来访，但直到两年后才成行¹⁴。皇帝只待了一个小时，但布莱希罗德喜形于色地告诉俾斯麦：“我必须向阁下报告，上周五陛下路过古特戈茨，我有幸接待了他。陛下看上去好极了……”两人讨论了近东危机[51]。后来，国王的朗读官路易·施耐德正式告知布莱希罗德，国王“很满意你舒适的家。贵夫人的喜形于色特别令他高兴……”报纸刊登国王来访的新闻，布莱希罗德还从多位朋友那里收到祝贺，包括维也纳的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52]。

布莱希罗德通常在古特戈茨度过周末和夏天的一部分时间。几十年后，他曾经的助手卡尔·菲尔斯腾贝格（Carl Fürstenberg）回忆说：

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别墅非常清静。我曾在那里见到他来自外交部的朋友，不时还有外国使节和行政部门的高官偕夫人来访。我无数次挽着失明的盖尔森，在古特戈茨的菩提树林荫道上徘徊，与他谈论商务、外交或与外国的金融关系，总能感受到此人久经世故的智慧。[53]

在柏林的冬天，布莱希罗德家会举行规模浩大的宴请活动。他们的舞会堪称盛事，柏林社交界常常既羡慕又不客气地谈论这些奢华的宴请。那是一个争相举办宴请活动蔚然成风的时代，当时的书信和回忆录证实宴会的极度奢侈，钱不是问题，但只有钱显然不够。真正重要的是参加者。

早在获封贵族前，就有不少社交界的头面人物光顾。毕竟，他的一些客户觉得很难拒绝他。获封贵族后，潜在客人的圈子大大扩充。俾斯麦王妃和她的孩子们、拉齐威尔夫妇、施皮岑贝格夫妇、柏林的外国使节和其他许多人纷纷捧场，而那些没有受邀的人则对主人和客人们愤恨不已。拥有英国和德国血统、在柏林社交界顶层如鱼得水的玛丽·冯·本森（Marie von Bunsen）¹⁵回忆起1877—1878年间第一次登上闪亮社交舞台时说：

布莱希罗德的宴会同样引人瞩目……布莱希罗德家的社会地位可谓很高，但仍然有欠素养。几乎柏林的所有贵族和政府要员都会前往，但事后表示后悔。整张宴会桌上摆满精品中的精品。人们使用银质餐具，面前摆放着最奢华的东西。然后，[小提琴家帕布罗·德]萨拉萨特（Pablo de Sarasate）和[宫廷钢琴家]埃西波夫（Essipoff）开始表演，随后是舞会。[54]

奥特马尔·冯·莫尔（Ottmar von Mohl）¹⁶用更加不客气的口吻记录同一场景，他提到布莱希罗德是俾斯麦的“宠儿”，但表示：

不过，算不上英俊的外表和社交事务上犯的一些错，让他在柏林的德国人圈子里不受欢迎。喜欢奢华夜宵的外国使节热衷参加他的舞会，但本国社交界对其态度冷淡，特别是军官群体，他们与布莱希罗德关系很不好，有的军官把他的家看作禁区。[55]

有时，作为社交界必不可少的元素，宴会上也能看见许多身着体面制服的军官，因为就像一位同时代的人所看到的，“皇帝的制服尤其受尊敬，没有军官在场的宴会都不会被看作成功”[56]。参加布莱希罗德家的宴会总会引起争议。就像冯塔纳在小说《通奸者》（L’Adultera）中对一位柏林金融家的评价：“在股市中他被无条件地看作一个优秀的人，但在社交界只是有条件的。”[57]

问题在于，布莱希罗德迫不及待地想要被无条件地认同。虽然他的名望和重要性得到承认，但他也渴望被社会完全接受。他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地了解大部分贵族自负背后的空虚：他知道他们的金钱和婚姻丑闻，知道他们依赖像自己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在财富上超过他们所有人，也许在智慧上同样如此。不过，他倾慕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试图效仿。

被接受的模糊性无疑严重困扰着布莱希罗德，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感受到某些容克贵族的怒火，比如俾斯麦昔日的朋友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此人对“犹太人爱好者”的鄙视甚于对犹太人本身。格拉赫在1873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最近，犹太人布莱希罗德举办了盛大的舞会，俾斯麦王妃以及她的女儿和两个儿子是最尊贵的宾客，他们是五十年前的敬虔派［Stubenprediger］的女儿和孙辈。”[58]对大部分老贵族来说，这种结交带有背叛意味，他们把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视作自己对首相不满的原因和理由。对于19世纪70年代初形成的整个反对俾斯麦的反动“投石党”而言，布莱希罗德象征“自由主义帝国”的背信弃义。我们将看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反犹主义把布莱希罗德作为显眼的靶子，尽管俾斯麦常常是真正的目标。

布莱希罗德继续着自己的事业，外表光鲜，但内心痛苦。对他的攻击从未停止。他的私人生活没有像在公共领域那样的运气，失望和病痛早早袭来。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他的视力就开始出问题；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他已经完全失明—他挽着助手匆匆赴约，或者只是沿着时髦的蒂尔加滕散步，这成了熟悉而令人同情的景象。他的私人生活变得日益痛苦。与俾斯麦一样，他在成功的那几十年里变得更加内向，逐渐陷入某种孤独。两人在公共生活的最后十年里都变得更加苦恼。他们的关系最初只是各取所需（布莱希罗德还常常扮演奉承者的角色），后来逐渐演变成两位奋斗与胜利已成为往事的老去之人的联系和友谊。成功变成了日常，剩下的只是工作，两人的工作虽然不同，却一遍遍让他们走到一起。

1.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犹太裔德国实业家、政治家。——译注

2.指1871年至1873年德国经济繁荣时期，与下文的“奠基时代”同义。——译注

3.在1914年8月的狂热中，当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战争也将带来文化的重生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回忆道：“1870年后，国家的思想和政治生活遭到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等更粗俗元素的破坏……今天，我们怀着耻辱感回想起奠基时代平民的放荡，回想起无价值的自由主义带着无所谓的傲慢发动的文化战争，回想起人们在面对第四等级要求时常常显得冷漠而短视，而这些要求当然也经常极其粗鄙；相当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美感的麻木，以至于我们年轻时的那个古老、可爱而端庄的德国，我们古老的城市、花园和器具成了规模工业和大众品位的廉价光芒的牺牲品。”弗里德里希·迈内克，《1914年的德国调查：论文与报告》（斯图加特和柏林，1914年），第19—20页［Die deutsche Erhebung von1914：Aufsätze und Vorträge（Stuttgart and Berlin，1914），pp.19–20］。

4.罗伯特·米歇尔斯（1876—1936），德国社会学家。——译注

5.沃尔特·白芝浩（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译注

6.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指在分析历史或社会现象时，主观地强调某些特点，根据这些特点将对象纳入统一的分析结构。——译注

7.据说，内森·罗斯柴尔德在交易所时常常倚靠一根柱子。——译注

8.指非世袭贵族。——译注

9.亚伯拉罕·奥本海姆没有儿子继承头衔。

10.贾科莫·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1791—1864），德国歌剧作家。——译注

11.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1830—1903），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三度出任首相。——译注

12.《噼里啪啦》杂志也忙不迭地取笑他的新荣誉，并讽刺他的新诋毁者。布莱希罗德获封贵族后，《噼里啪啦》马上刊发一小则告示，题为：“更多失踪者：盖尔森·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有待稍后进一步确认—毫无痕迹地从我们的圈子（Kreis，也表示国家）和团体中消失。我们对失去他们感到特别遗憾，因为他们一直是我们阶级（Stand）的骄傲。”署名为“柏林全体市民”，1872年3月24日。一周后，神秘的世袭贵族“冯·马虎男爵”（Baron von Prudelwitz）在《噼里啪啦》上对同样神秘的“冯·糊涂男爵”（Baron von Strudelwitz）说：“终于发生了，这在由股票经纪人搭建起来的奥地利早就发生了，但在自然成长［naturwüchsig］的普鲁士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两个犹太人一个是天生的犹太人，一个是职业上的［Beruf］犹太人—同时被封为贵族。罪恶的开始！老基督徒的原则被践踏，传统被破坏，此前犹太人一直无法逾越的墙壁出现裂缝，关于‘社会贱民’中‘被诅咒民族’的信条被永远摧毁。如果我错了，就让我改名为‘犹太佬’［Itzig］，但我看到这正在到来：犹太人将成为贵族，贵族将被犹太化［verjüdelt］……等着瞧吧，你将活着读到‘往来账伯爵’［Comtesse de Contocurrente］，读到受过割礼的‘达科特公爵’和‘摩西亲王’！骑士的黄金时代将让位于……金路易的时代。”真正的贵族（而非自由派对他们的戏谑）很可能更多几分尖刻和少几分幽默。《噼里啪啦》，1872年3月31日。

13.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英国外交部对于商务问题几乎不感兴趣，作为这种忽视的众多例证之一，“当1879年奥多·罗素勋爵提出需要在驻柏林大使馆人员中安排一位商务专家时，一名外交部次长却提出异议—索尔兹伯里解释说，此人‘极为正统，对所有商人的看法就像老小姐对所有男人的看法—仿佛他们图谋诱使他提供某种非法的恩惠’”。普拉特，《英国外交政策中的金融、贸易和政治，1815—1914》（牛津，1971年），第xx页［D.C.M.Platt，Finance，Trade，and Politic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815–1914（Oxford，1971），p.xx］。

14.古特戈茨显然是布莱希罗德的费里埃尔，雅姆斯男爵同样曾经迫切希望皇帝造访他的新城堡。拿破仑的来访是在1862年12月，当时费里埃尔刚刚完工不久。此行堪称一次盛大的国事访问：“陪同皇帝的有富尔先生、瓦莱夫斯基伯爵（Count Walewski）、考利勋爵（Lord Cowley）、弗洛里（Fleury）和内伊（Ney）将军……男爵侍从们身着蓝色和黄色制服，［在最近的车站］等待皇帝陛下。陛下坐上敞篷马车，配备四匹纯种马和马车夫……10点45分，皇帝抵达城堡，一座塔楼上立刻升起皇家旗帜。巡视城堡内部后，皇帝来到庄园散步，并种下一株雪松纪念此行。然后，他回到城堡用早膳。银质餐盘的模具在制作完成后马上毁掉，以保证独一无二；瓷器餐具由著名的塞弗尔瓷器厂（Sèvres）制造，每个盘子上都绘有布歇（Boucher）的亲笔画作，带有B字签名……早膳过后，大批猎手侍从已经在等待客人们，准备前往庞大的庄园。庄园占地1500公顷（3700英亩），包括三个农庄，完全被步道包围。狩猎非常尽兴，共杀死约1000头猎物。”《泰晤士报》（The Times），1862年12月10日；亦见《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é），1862年12月27日。1974年9月，我在参观这座城堡时被告知，当皇帝踏上宏伟的楼梯时，他停了下来，嗅到某种东西—显然是来自厨房的味道。皇帝离开后，雅姆斯男爵下令将厨房搬到城堡外的一处地下室，通过地下通道与城堡相连。不清楚拿破仑是否重新巡视过现在已经没有异味的城堡。

15.玛丽·冯·本森（1860—1941），德国女作家、水彩画家和旅行家，柏林的沙龙女主人。——译注

16.奥特马尔·冯·莫尔（1846—1922），德国外交家，曾任日本明治时期的政府顾问。——译注

第九章　政治和经济上的帝国风格

我的睡眠不是放松，如果我真有睡着的时候，我的梦将延续醒着时的思考。有一天，我看见面前有一张德国地图，上面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烂点，然后剥落。

——俾斯麦致卢基乌斯·冯·巴尔豪森，1872年

表面上，新帝国是一块权力的磐石：快速扩张的工业和庞大的军队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统治者。但新的权力带来新的矛盾：每座新开的工厂都会增强无产阶级异议者的力量，工业财富的每一次增长都会削弱老地主贵族精英对国家政府的控制。磐石上的裂缝越来越宽，裂缝被掩饰和否认，但这导致变化迅猛的社会与相对僵化的政治秩序产生冲突。

新帝国经历不完全的现代化过程：它的经济发生改变，但前工业化时期的阶级仍然掌握着权力，试图通过拉拢和威逼新的工业阶级来延续自己的超群地位。和所有近代社会一样，德国也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那里的转型比其他地方更快，但也更不完全，特别是德国社会对自身的理解不如其他社会。回头来看，帝国的历史进程似乎很清晰—事实上，它清晰到让一些历史学家忘记，对于新帝国的大部分公民而言，未来完全谈不上清晰，他们正为了某种新的稳定而苦苦摸索。

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曾表示，只要将德国抱上马鞍就够了，它会知道如何驾驭。新帝国时期，他发现德国不知道如何驾驭，至少不是他想要的方式或方向。统治新国家的困难超乎预期。俾斯麦曾试图为这个四不像社会准备四不像的宪法：新帝国无法被简单界定，既不完全专制，也不采用君主立宪。当时的批评者和现代的历史学家常常把俾斯麦的统治与拿破仑的统治或公民独裁相提并论。与具体名目相比，现实更加重要。俾斯麦是政策的制定者：他在帝国的对手中没有人拥有他那样的远见，像他一样为所有的国内外政策负责；但俾斯麦需要仰仗皇帝的支持和帝国中几个邦国的默许，他不得不应对宪法之外的压力和阴谋。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帝国议会批准自己的国内政策。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平衡游戏，不时传来他将辞职或重组帝国的威胁[1]。

1871年后，俾斯麦成了大英雄，但过早被神化让俾斯麦和国家都没有对现代政治的固有矛盾做好准备。斗争的岁月，从致命危险中夺取戏剧性胜利的岁月，已经远去；矛盾的日常化被证明更令人难以忍受。19世纪60年代，他要对付的是敌人；1871年后，他不得不应对被官方划定为友好的个人或团体，他觉得后者更讨厌。1871年后，他对局势的掌控削弱了，耐心和精力也不如从前。他反复的辞职威胁只是策略，但也反映了真正的沮丧和绝望。出于个人和实质性原因，权力的快感减弱，职位的魅力也下降了。（1880年，他抱怨说，过去十年间，自己在履行职责时完全感受不到“个人的快感”，“只［感到］对上帝和人的职责，完成这种职责并非出于任何对工作的热爱，而是良心的强迫”[2]。）不过，他仍然紧抓权力，摧毁对手，他的领导风格加剧了各种政治冲突。

帝国时期的俾斯麦没有宏大战略，只是寻求自保。他的对内和对外策略大同小异，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他在国内更加无情。对于欧洲大国，他怀有一些敬意，哪怕只是因为它们过去的历史角色。但对国内的敌人就完全没有尊敬可言：他们既没有历史根基，也没有正当理由；他们是试图阻挠他计划的小人。他把外交政策中的不道德手段搬到国内舞台，试图恐吓、操纵和打击对手，他在对付国内对手时的残忍和轻蔑在面对外国时很少敢使用。

帝国建立之初，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协同执政，这是议会中最大的党派，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和理念。从1867年到1873年，政府和议会建立自由经济的框架。帝国的政策旨在促进资产阶级的经济诉求。俾斯麦还联合民族自由党向中央党（Center party）所代表的天主教政治势力发难；他害怕德国政治中有组织的天主教势力，决心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所谓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过程中，他让天主教徒对自己的党派更加忠诚。与此同时，他紧密依靠民族自由党，将其视作暂时性的策略工具，这导致他与代表他的朋友和其他容克贵族的保守派的决裂。在回忆录中，他把与帝国国内史相关的章节命名为“文化斗争”、“与保守派的决裂”和“阴谋”。这些冲突中，与保守派的决裂对他伤害最深。他觉得受到背叛，如果没有他，那群人可能早就因为自己的固执而吃苦头了。他们的离弃令人愤恨，但又无法忽视，俾斯麦设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需要老地主阶级保持显赫地位。

在19世纪70年代的斗争中，政治中的经济元素变得日益重要和明显。那个十年的核心事件是象征德国社会勃勃生机的大繁荣，以及1873年的大崩溃和其后的长期萧条。大崩溃过后，人们就其原因和可能的解决办法展开激烈辩论。俾斯麦用多年时间摸索新的经济政策，最终逐渐制定出全面的方案，并做了保守的新调整。这些变革如此激进，以至于许多人感觉帝国经历了重生。

在经济动荡时期，布莱希罗德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稳步提升。无论是对德国金融业和工业的了解，还是与国内外商界的联系，他都无人能及。他的专长是实用经济学，并与德国的主宰者关系密切：这些成了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基础。

掌权者喜欢聆听有用和渊博的人，根据所代表的支持者的特点，他们也许还喜欢聆听有影响和有权势的人。布莱希罗德符合所有条件，他继续享有随时见到俾斯麦的特权。在两人之间，公共和私人事务仍然纠缠在一起。布莱希罗德关于俾斯麦财务状况的私人书信常常也包括对政治和经济动态的评论。他们的对话还触及国内外政策的所有方面。他用这种非官方的方式对官方报告和备忘录做了补充，后者总是会处于众目睽睽之下。

布莱希罗德有很多权力渠道。他的手下、客户、朋友和门徒无处不在：包括政府和宫廷，议会和报界，以及除了社会党之外的所有党派。这些关系中有的是他业务的衍生品，有的则是他孜孜不倦培养的结果。他热衷于成为要人和名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喜欢搜集艺术品，他则喜欢搜集秘密，两者出于相同原因：让同时代的人惊异。

因此，他成了人们追逐的对象。对于柏林的权势者、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外国使节来说，他是消息的重要来源。1878年，英国大使致信本国外交部，表示“就像阁下所知道的，冯·布莱希罗德先生是俾斯麦亲王的银行家和秘密代理人，比柏林的任何人更受首相的信任”[3]。现在，所有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都感谢他的情报，并请求提供更多；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安东亲王代表许多显贵的观点，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示：“布莱希罗德消息异常灵通，尽管有外交式的含蓄，但他很好说话……这是一个出色的、在政治上非常敏捷的人。”[4]1882年，一位内阁部长记录道，布莱希罗德的联系人延伸到“陛下最核心的随员”[5]。所有书信都由布莱希罗德亲自撰写，这本身就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工作：既有每天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部分分支的信，还有写给世界各地的商业伙伴、顾客和官员的几十封信。布莱希罗德还要接见源源不断的访客，既有大臣和使节，也有经济精英。作为惯例，布莱希罗德只等候俾斯麦。布莱希罗德培养如此之多的关系，而且日进斗金，他的精力令人钦佩。他经营多重买卖，同时是利润和权力的掮客。

不消说，许多德国人不满布莱希罗德的地位，包括那些声称与他友谊深厚的显贵和官员。俾斯麦的专制风格赋予布莱希罗德要人的光环，俾斯麦的其他助手也对首相这位爱管闲事的犹太人感到不满。由于工作的不安稳和首相的喜怒无常，他们把布莱希罗德视作在主人面前说他们坏话的伊阿古（Iago）¹。1885年，德国驻巴黎大使霍亨洛厄亲王对自己的职位感到担心，因为“布莱希罗德和亨克尔等人曾利用报纸反对我，而且会故技重施”[6]。其他许多显贵也害怕布莱希罗德造就或摧毁他们事业的能力，并时常夸大他的影响。

[1]

帝国建立伊始，布莱希罗德推荐的政策与俾斯麦官方顾问们的提议存在分歧。19世纪70年代初的首要工作是创立帝国银行，取代统一前仍然存在的32家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1872年5月，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表示“很希望首相一直执掌［该行］，因为至少根据愚见，对金融问题而言，许多时候政治判断比物质判断更加重要”[7]。俾斯麦听取他的意见，但政府将动议权留给帝国议会中的民族自由党。1874年末，该党在昔日的银行家路德维希·巴姆贝格的领导下准备合适的法律。其中一部分与布莱希罗德的观点一致，包括首相的保留权力，另一些方面则有出入。他致信俾斯麦：“在金融事务上，阁下常常纡尊听取我的意见，因此我将乘便对银行的棘手问题提出几点看法，因为我非常关心此事。”他特别指出，按照当前的法律草案，股东将没有足够的代表权，信贷供应也太容易被切断[8]。

作为帝国银行的倡导者和俾斯麦最重要的阁僚，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和奥托·冯·坎普豪森支持金本位。布莱希罗德则不这么看。他担心实行金本位将危及货币的灵活供应。倡导者们对黄金的普世统治力着迷，而布莱希罗德则相信，金本位将导致利率波动，每当必须劝阻从帝国银行取出金条储备时，利率就会大幅甚至急剧上升。他担心出现商人不愿看到的一幕：周期性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将导致衰退时货币供应紧缩，扩张时货币供应增加。因此，他要求以数量尽可能多的贵金属为基础，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同，他始终是双本位的拥护者。

他知道如何在这个高度技术化的问题上打动俾斯麦。1874年，他警告首相，早早引入纯粹的金本位将导致德国依赖英国的黄金市场，而英国人会通过提高贴现率保护其市场。那样的话，德国就不得不如法炮制。但他指出：“与英国不同，支撑我国工业的并非巨额资本，而是对银行家和银行信贷的稳定需求，这点广为人知……”金本位将让资金变得更昂贵，从而威胁工业。“甚至现在，我国工业已经无法成功地与外国生产者竞争，因为工资和利率太高了……”布莱希罗德提醒俾斯麦，“帝国的务实者太少……以英国为模板调整我们情况的欲望主导着某些圈子”（俾斯麦也对某些教条主义议员的能力和爱国心感到怀疑）。布莱希罗德敦促俾斯麦咨询长期担任普鲁士银行行长的赫尔曼·冯·戴程德，后者将给出类似的建议：“阁下不应忽视我的请求，应该相信这是出于我对祖国的爱。”[9]

1876年10月，布莱希罗德在一份长篇备忘录中再次警告不要让白银彻底退出货币，并指出帝国银行的黄金储备不足。采用金本位很可能导致必须从英国借贷大量黄金，这肯定会带来贴现率上升的危险，并进一步伤害“已经元气大伤的我国工业”。对备忘录的措词稍加修改后，俾斯麦将其发给帝国银行的现任行长戴程德[10]。一年后，布莱希罗德抱怨说，为了遏制黄金外流，帝国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5.5%，“必须设法控制银行持续波动的做法，否则我国工业不可能与外国竞争”[11]。

布莱希罗德一直批评德国的货币政策。他没能成功，因为他的看法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他务实地得出远远早于自己时代的货币政策原则。现实证明他是对的，后来他还可以寄希望以更大的权威谈论更关键的问题²。

[2]

帝国的最初三年见证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德国沉浸在兴奋中：似乎一个无限财富的时代开始了。银行为大扩张提供资金，这三年里兴建的钢铁厂、鼓风炉和机械制造厂的数量相当于之前七十年的总和。新成立的合资公司总资本达到28亿马克，几乎是之前四十四年间所有合资企业的总资本。繁荣是在统一之后到来的：德国似乎注定将在所有领域取得胜利和繁荣，“柏林成了德国经济的中心”[12]。

繁荣标志着从1867年开始的经济加速上行。法国的50亿法郎赔款为其添柴加火，让公共债务得以提早还清，从而突然为德国提供大量流动资金。充裕的资金、振奋的民众和允许毫无困难建立合资公司的法律吊起人们的胃口，引发狂热的活动。

这是一个真正的扩张时代，充斥着各种不诚信的创立活动，在无所顾忌的灰色区域，利润的诱惑战胜正常的谨慎。这个时代被称为“奠基时代”，见证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奠基。各阶层的德国人都陷入投机热潮，德国的精英们突然从对经济的倦怠和缓慢的生活节奏中惊醒，前所未有地受到经济机会的教育。

著名的银行和谨慎的银行家们抵制快速创立的诱惑。早在1871年9月，布莱希罗德的一位助手就在给他的信中谈到“奠基幻想”（Gründungsphantasie）滋生的所有公司，显然布莱希罗德从一开始就与创立者们保持距离[13]。（蒸蒸日上但无所顾忌的新贵与日暮西山但保持尊严的旧贵族的斗争当然是19世纪耳熟能详的故事，也是《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的关键主题。）布莱希罗德创立的最重要企业是哥尼斯舍和劳拉舍联合公司（Vereinigte Königs-und Laura-Hütte，通称劳拉舍），一家由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伯爵所拥有的私人煤矿和钢铁厂组建而成的股份制公司。该公司非常稳健，经受各种考验。布莱希罗德在1873年组建名为希波尼亚的大型西德煤矿综合体过程中也扮演了核心角色；他还帮助筹建帝国大陆铁路建设公司（Reichs Continental Eisenbahnbaugesellschaft），后者组织修筑魏玛至格腊（Gera）和波森（Posen）至克洛伊茨堡（Kreuzburg）的铁路。这些铁路运营糟糕，但总体而言，经济崩溃对布莱希罗德的影响不像对其他银行和企业家那么严重[14]。

正直和谨慎让布莱希罗德和他的客户逃过最严重的经济倒退。因此，他的财富和名誉损失相对较小，虽然当时的煽动者们试图无中生有地诋毁他（在1877年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柏林警方表扬了布莱希罗德的合伙人施瓦巴赫，因为他不参与任何可疑的创立活动）[15]。布莱希罗德再次展现自己的精明。

他已经预见到崩溃，并警告俾斯麦，1873年5月维也纳市场的突然崩溃也可能影响柏林。1873年夏天和秋天，纽约和柏林股市遭遇灾难性的重创，信贷变得稀缺，企业开始倒闭。1874年初，61家银行、116家工业企业和4家铁路公司宣布破产[16]。

令包括布莱希罗德在内的许多人吃惊的是，崩溃演变成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和影响最广泛的萧条³。物价、利润和分红暴跌，生产下滑，失业率上升[17]。人们遭受灾难性的损失，对家庭产生的严重影响常常要持续几十年。关于这场灾难的作品少得令人吃惊，部分原因也许在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损失是早前投机的结果，道德准则仍然羞于公开承认这点⁴。

崩溃和随后的萧条对德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它以前所未有的戏剧化方式表现出那个社会在性质上的改变：它表明德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思想仍然流行[18]。普通公众中流行着从道德角度解读这次崩溃的强烈倾向，把它看作对过错的惩罚。（当托妮·布登勃洛克［Tony Buddenbrook］听说丈夫破产后，“这个词所包含的全部模糊和可怕的东西在她心中涌起，她还是小孩子时就感受过它们。‘破产’比死亡更可怕，意味着灾难、毁灭、侮辱、耻辱、痛苦和绝望”[19]。）保守派和天主教批评者将这股道德化倾向转变成对曼彻斯特自由经济主义的全面攻击，指责自由派和犹太人应对国家的困境负责。资本主义当然活了下来，但成了深受怀疑或贬低的资本主义。在1873年后的德国，无论形势是好是坏，总是存在强大的反资本主义情感—左派和右派都不例外。与此同时，长期的危机推动各种经济利益团体的出现，提出改变政府自由政策的要求。

危机和不满对俾斯麦构成巨大的最初无法理解的挑战。他已经对帝国的财政状况，对帝国和成员邦（特别是普鲁士）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忧心忡忡。他本人的健康也极其糟糕，1875年5月的那次请辞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真心的一次[20]。威廉拒绝他的辞呈，而俾斯麦也逐渐捏合出帝国财政和经济政策的新方案。他慢慢明白如何利用不满浪潮建立新的政治联盟，将地主与工业家、保守派与右翼自由派联合起来，让天主教中央党加入这个反自由主义色彩鲜明并将从此统治帝国的新联盟。俾斯麦用四年时间看清这条狭隘新道路的所有可能。经济危机提供变革的契机，但德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俾斯麦本人的倾向促成这个特定方案的诞生—在后来灾难性的几十年里，它将决定德国历史的进程。

俾斯麦的部长们（特别是德尔布吕克和坎普豪森）保持了对自由经济的信心，大部分民族自由党成员同样如此。自由经济的倡导者将萧条归咎于生产过剩，认为假以时日，国内外需求将恢复。他们觉得德国不必抛弃自由贸易道路，包括立法取消对铁制品的剩余关税。仍在出口粮食的农业代表们同样支持自由贸易，希望铁制品价格越低越好。简而言之，自由贸易得到的支持相当可观。

德国钢铁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它们的代表大声呼吁保留关税，宣称德国工业需要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尽管那还不够。德国工业的保卫者们达成的经济方案只有一条原则：披着经济爱国主义外衣的保护主义。需要“保护”国家免受外来竞争，“国家的”一词逐渐染上排外和反犹色彩，还为德国各压力集团的纯粹物质要求提供合理借口。

1874年春，大型钢铁生产者组织起来。布莱希罗德在东西两地分别创立的劳拉舍和希波尼亚两家大型企业携手组成代表整个德国的首个压力集团[21]。布莱希罗德对这些公司的利益并非漠不关心，但作为银行家的他还要捍卫其他利益，后者不希望看到保护主义。他似乎满足于让某些朋友加入战团，自己仍然置身事外。1874年7月，他仍然对经济复苏持有乐观的态度。他致信俾斯麦，略带粗俗地描绘了股票瘾：“商业生活极为沉寂，股市仍然不想复苏，但我认为到了深秋时物价将有所改善，因为公众已经更习惯于好吃好喝而非睡得安稳。”[22]⁵但布莱希罗德错了，到了1875年，强烈的焦虑让他无法保持淡定。这年春天，他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威廉·冯·卡多夫（Wilhelm von Kardorff）成了保护主义势力的一位领袖。与布莱希罗德一样，卡多夫也在不同的经济门类中拥有股份；与布莱希罗德不同，卡多夫是帝国议会议员，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决心利用这种影响力并四处出击，无论是议会、公共领域还是创立新的压力集团。他与布莱希罗德的接触极为密切，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他的庇护人和导师。

布莱希罗德与这位重要的德国政治家的亲密联系此前一直不见经传，他们当时的敌人也仅仅对此有所猜测，因此需要略微说些题外话。卡多夫比布莱希罗德年轻6岁，来自梅克伦堡的一个小贵族家庭，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卡多夫专修法律，1855年，他不顾巨额债务，买下位于西里西亚的瓦布尼茨（Wabnitz）大庄园。他在这处占地1200英亩的庄园定居下来，沉湎于对狩猎和赛马的昂贵热情[23]。1866年，他进入政界，向反对俾斯麦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发起反击，预示着他在后来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将成为俾斯麦强烈的拥护者（虽然也不无批评）。他帮助起草北德帝国议会的经济立法。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他已经成为自由保守派的领军人物，这个政党或团体由与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利益最为接近的显贵组成。

卡多夫积极参与19世纪70年代初的“创立活动”，布莱希罗德用他的名字为自己创立的公司提升声誉。1871年，他被任命为劳拉舍的董事会主席。他还参与波森至克洛伊茨堡的铁路和普鲁士抵押银行的筹建，两者都由布莱希罗德创立。简而言之，卡多夫同时拥有土地和工业利益，因此特别契合第二帝国的政治。但由于同时涉及这两个经济分支，他也遭受双重损失。

在父亲的传记中，卡多夫之子承认父亲遭受巨大损失，但没有提及其与那位“德国领军银行家”（他对布莱希罗德的称呼）最密切的关系[24]。事实上，布莱希罗德与卡多夫的关系非比寻常；他们在信中极为详细地谈论共同的利益，卡多夫接受并常常遵循布莱希罗德的推荐。他向布莱希罗德通报保护主义运动的进展，并不时请求他向俾斯麦传递消息。在语气和内容上，这些信反映了卡多夫热心为布莱希罗德效劳；银行家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方⁶。

这种主导地位的原因之一在于，布莱希罗德不得不屡次将卡多夫从债主们手中救出。早在1871年7月，卡多夫就向布莱希罗德抵押借款2万塔勒，因为他不愿向自己担任董事的土地信贷公司（Boden-Kredit）借钱[25]。在1873年的经济崩溃中，他损失一大笔钱，而且旧债未偿又添新债。1875年，他哀叹说，如果人们决心让他破产，那么他代表保护主义在议会取得的成功又有何好处呢？作为对他重大贡献的奖赏，祖国把手枪对准他的脑袋[26]。布莱希罗德提供帮助，农业部长卡尔·鲁道夫·弗里登塔尔（Karl Rudolf Friedenthal）同样施以援手，他致信布莱希罗德说：“虽然我总是乐意遵循你的建议，帮助陷入任何窘境中的卡多夫，但我为自己设立某些限度并遵守它们，因为我的收入水平完全不能和我尊敬的朋友冯·布莱希罗德相提并论。”[27]最终，弗里登塔尔贡献1.2万马克抵押贷款，布莱希罗德提供的金额相应更高⁷。

但卡多夫的状况越来越糟，除了担任各种董事的报酬和庄园收益，他别无收入。议员没有报酬，因为俾斯麦希望避免出现职业政客阶层，或者让无产者参与政治。他放弃赛马，1877年时还不得不卖掉所有的马匹。1886年，巨额债务迫使他考虑卖掉瓦布尼茨。他在议会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俾斯麦的支持者们终于自1887年的选举中赢得多数，卡多夫是实际领导者。他还是争取降低农村酿酒厂税收的主将，从而惠及包括他和俾斯麦在内的农业阶级。所有这些活动让卡多夫认为，政府将愿意表示感恩。当绝望中的他决定把庄园卖给皇储的近臣时，感恩的机会来了。他希望得到90万马克，邻居们把这个数字看作“跳楼价”。但党内同僚、现任农业部长卢基乌斯·冯·巴尔豪森（Lucius von Ballhausen）只愿出价80万。卡多夫在信中对布莱希罗德说，“这意味着我彻底毁了”，并警告自己将不得不辞职。“我以为他［布莱希罗德］对我爱莫能助，但我知道他会对我离开议会感到失落。”也许他在议会的努力能够拯救自己：“当我让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组成联盟后，鉴于对酿酒厂［有利立法］的前景，我认为我很可能得到90万马克，如果与此同时人们不拧断我脖子的话……”如此公然地承认个人利益与议会活动的联系非常罕见。卡多夫的沮丧使其直言不讳，他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我对生活受够了，对多年来的麻烦和烦恼受够了，我甚至对自己是否仍对妻儿有用感到绝望，因为多年来我经手的一切都失败了。”[28]

最后，卡多夫希望布莱希罗德能敦促柏林人开出慷慨的报价。但布莱希罗德却安排了新的抵押协议，他将再借给卡多夫10万马克，条件是在还清贷款前，卡多夫将不能从庄园获得任何收入[29]。

1875年春，现在已经是激进保护主义者的卡多夫开始劝说纺织业利益方支持关税。他还写了一本重要的保护主义小册子《逆流》（Gegen den Strom）。1875年6月初，卡多夫在普鲁士议会抨击财政部长坎普豪森，并告诉布莱希罗德，另两位部长—弗里登塔尔和奥伊伦堡—特意向他示好，他将其（正确地）解读为俾斯麦对他抨击坎普豪森并无不满[30]。

俾斯麦的其他朋友也没有对德国工业遭受的灾难闪烁其词。1875年6月，奥本海姆在信中表示，股市的萧条状况“反映了我国工商业状况的彻底瘫痪”[31]。随着危机的加深，沮丧情绪也更加强烈。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减轻痛苦，要求改变帝国的经济政策。

保护主义的大部分拥护者是俾斯麦的忠实支持者。他们希望改变政策，也许还想除掉一些最铁杆的自由贸易者。但1875年6月末，一场全然不同的攻击开始了：作为容克贵族和地主利益的权威喉舌（俾斯麦本人也曾为其撰文），《十字报》（Kreuzzeitung）刊登一系列关于“布莱希罗德—德尔布吕克—坎普豪森时代与新奇的德国经济政策”的文章。这场论战（将在第十八章讨论）指控俾斯麦将德国的利益出卖给犹太人的利益代表布莱希罗德，并从中牟利。《十字报》强烈抨击一个已经破产的自由体制的腐败，指责布莱希罗德是“新帝国财政和经济的‘家神’［spiritus familiaris］……整个经济政策的主笔人”。他被认为是《十字报》所称的犹太政治（Judenpolitik）的谋划者，“德国公众对‘犹太政治’一词并不熟悉”，因为犹太人隐藏了自己的支配地位，但“事实上犹太人现在正统治着我们”[32]。言外之意显然是：德国的统治者是犹太人的工具—除了俾斯麦，还有谁称得上德国的统治者？

这篇文章犹如炸弹。作者弗朗茨·佩洛特博士（Dr.Franz Perrot）自称金融专家，编辑纳图希乌斯（Nathusius）又对其做了精心润色，让老保守派对俾斯麦和犹太人积蓄已久的憎恶公开化。《十字报》坚称，该文没有鼓吹任何经济方案或经济利益，仅仅希望揭露犹太人的大阴谋。在俾斯麦的纵容下，这个阴谋已经摧毁国家经济的健康。

在俾斯麦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没有什么比其他容克贵族的这次攻击更令他苦恼。他把这次攻击视作最大的忘恩负义，是嫉妒和愚蠢的结果。俾斯麦被指控为犹太人的奴仆（Judenknecht），受到黄金锁链的束缚。这是他永远无法原谅的。

布莱希罗德更有理由被这次攻击震惊。毕竟《十字报》不是八卦小报，而是普鲁士贵族的喉舌。尽管该报近来处境艰难，但它的读者在布莱希罗德客户中仍然大有人在。卡多夫在信中表示：“《十字报》的文章让我觉得很好笑：这样的论战只会对我们有利，并让《十字报》进一步堕入体面人羞于阅读的报纸行列。”[33]但布莱希罗德很难表示认同。

布莱希罗德没有觉得好笑。该文发表的那天，布莱希罗德致信赫伯特·冯·俾斯麦（为了不打扰病中的首相）。他在信中附了该文，表示“它的放肆无以复加。作者更关心的似乎不是打击个人，而是重新激起属于悲哀而黑暗的过去的宗教仇恨”。此外，该文把矛头指向他个人并“号召鄙视”，显然应该为此提出诉讼。“但我希望遵照您父亲的精神行事，是否应该用轻蔑的沉默回应这些可鄙的攻击。”赫伯特能否“在适当的时机”征询和转达他父亲的观点呢[34]？

两天后，赫伯特寄来4页回信。回信得到他父亲的许可，很可能还是其口授的。他写道，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扭转《十字报》销量的下滑，诉讼正中编辑的下怀。不过，对攻击视而不见将鼓励更多此类行为。因此布莱希罗德应该亲自撰文，否认“德国的财政政策部分或全部出自你的建议”，这种看法有抬举之嫌。“你还可以对帝国的财政政策缺乏任何影响力表示遗憾，因为如果你有这样的影响力，你本该在许多问题上推荐不同的路线。”赫伯特暗示，“对于《十字报》的乏味谎言，最令人信服的反驳”将是布莱希罗德坚称自己的观点与官方政策不同，他无足轻重，因为毫无权力。赫伯特最后表示，具体措词由布莱希罗德决定，但在公开表达对现行财政政策有异议时要注重“方式的礼貌，不能伤害该政策的代表们”[35]。

难以想象有比赫伯特的回信更加令人难堪和冷漠的回答，即使没有画蛇添足地提醒布莱希罗德注意体面。当如此忠诚的仆人受到如此可怕的侮辱，俾斯麦一家却无法表示一丁点同情、团结或遗憾。受到《十字报》的侮辱后，布莱希罗德现在又要自虐式地否认自己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任何影响。朋友被证明和敌人一样无情，但收到赫伯特的来信后，布莱希罗德没有表现出愤怒或憎恨。至少在口吻上，他的回信带有尴尬的奉承味道：“没问题……感谢您友好而详尽的回信。”他的主要意思是无须大动干戈，因为《十字报》的攻击似乎没有引起多少反响（文章才发表了一星期！），不值得正式提出否认[36]。布莱希罗德在精神上如此奴性十足，以至于没有感觉到赫伯特回信中的侮辱吗？或者他只是假装没有注意到而“强颜欢笑”吗？

本质上，俾斯麦并没有错，布莱希罗德一直是帝国货币政策的批评者。在收到赫伯特的信和看到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后，他对政府政策的批判更加直言不讳。但此时，俾斯麦本人也开始与德尔布吕克等昔日的朋友和最亲密的助手分道扬镳，持续的萧条和反自由主义运动成了重新全面评估经济政策的契机。

反讽而巧合的是，布莱希罗德宣扬的政策正是在《十字报》上诋毁他的人鼓吹的那一套。俾斯麦开始重视布莱希罗德的警告，1875年10月，他告诉一位密友，布莱希罗德“多次严厉批评了德尔布吕克和坎普豪森的某些做法，如果他的观点和预测现在被公之于众，他看上去就是一个伟大的财政决策者。但布莱希罗德拒绝这样做，担心看法曝光后会对他的买卖造成不利影响”[37]。同月，俾斯麦向德尔布吕克发出第一封严厉的批判信，抱怨无能的理论家、法理学家和学究们将对“真实”利益造成伤害[38]。

到了1875年秋，布莱希罗德开始倾向于紧缩开支，比如，他坚持减少劳拉舍董事会成员的报酬；卡多夫对这种克己的做法感到疑惑。《十字报》的攻击发表后，卡多夫马上说要从劳拉舍辞职，主要原因是内部斗争，但也因为他觉得辞职在政治上有利。也许他担心自己的政治角色可能被看成经济利益的衍生品。但他无法下定决心，因为他的朋友们持有100万股，“我的辞职会让他们紧张”[39]（而且他需要这笔收入）。布莱希罗德情绪低落，他的合作者们同样如此。亚伯拉罕·冯·奥本海姆男爵承认，他完全认同盖尔森的悲观态度。

我看不到任何地方有率先复苏的迹象。唉！我们没能减少持股，必须等待时机转好。我从业已经差不多五十六年了，但想不起来经历过这么长的危机。在我看来，德国的国民财富缩水三分之一，这是最严重的问题……遵照你的要求，我必须告诉你，莱茵地区的工业仍然死气沉沉，损失惨重。[40]

几天后，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通报令人难过的形势，尽管“对我而言没有那么意外，因为我可以事先评估某些做法的后果，而且我预计这些后续影响将会持续”。他认为关于英国和法国欣欣向荣的报告有水分，因为“鉴于欧洲的金融生态，德国这样的国家受苦而邻国势头良好几乎不可能”。他警告说，如果目前的趋势延续，欧洲将出现全面萧条—事实果然如此[41]。几周后，卡尔·迈耶尔·冯·罗斯柴尔德男爵向布莱希罗德抱怨说，各地股市的价格都走低：“整个世界成了同一座城。”[42]

与此同时，莱茵地区的工业家们（冯·奥本海姆男爵是他们的代言人）向威廉请愿，要求保留定于1877年到期的最后那部分钢铁关税。尽管同情他们的请愿，但威廉还是听从了德尔布吕克关于保护主义无益的精彩分析。进口只占德国市场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关税的效果微乎其微。“保护主义浪潮席卷大半个欧洲”，德尔布吕克警告说，如果自由贸易被抛弃，“几十年推进国际贸易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整个德国经济将受到伤害，即使特殊利益会获得短期好处”[43]。

无论是德尔布吕克的反对，还是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冷漠都无法浇灭保护主义者的热情。1876年1月，德国工业家“推动和保护民族企业”中央委员会成立，卡多夫是第一任会长[44]。关税要求是该协会的主要信条。尽管布莱希罗德持保留意见—他在1874—1878年间写给俾斯麦的许多书信显示，他认为复苏的关键在于不同的货币政策，而不是关税—他还是不可避免地与保护主义者的激进活动越走越近。作为经济领军人物，他不得不追随自己的部队。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他们的声势也更加浩大。

卡多夫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记录了劳拉舍的困境：市场的缩水、来自鲁尔区的更多竞争、利润的降低、减产和裁减工人的需要[45]。迈耶尔·卡尔·冯·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信中表示：“贸易和工业奄奄一息……在我四十年的经历中，我从未遭遇过这样的状况……人们看不到改善的起点，因为所有地方的萧条似乎携起手来，最好的组合也被摧毁。”[46]（被摧毁的还有罗斯柴尔德的健康：“当股价下跌时，我的痛苦却上升了；我更愿意情况相反。”[47]）罗斯柴尔德希望政府“尽快出手帮助贸易和工业，因为我们正走向大灾难”[48]……

1876年4月，帝国司法部长、俾斯麦曾经最受尊敬的副手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出于健康原因辞职，但很少有人相信这个解释。显然，俾斯麦对于德尔布吕克的政策和他“傲慢而固执的性格”产生不满[49]。德尔布吕克被罢免，成了俾斯麦的不满、布莱希罗德的批评、保护主义者的特别怒火和威廉怀疑的牺牲品。他曾是《十字报》和保守派的头号靶子。反动风暴的力量比之前意识到的更加强大。

德尔布吕克的被黜削弱了自由贸易者的力量，而持续的萧条让组织有序的保护主义者更加大胆。俾斯麦仍然没有拿定主意，他收到的报告也自相矛盾。1876年7月，自由保守党领袖卢基乌斯·冯·巴尔豪森非正式地向俾斯麦提交本党的竞选宣言，请求他的批准。这是该党与首相亲密关系的不寻常证明。卢基乌斯写道：“国内盛行保守之风。人们受够了改革，把持续的经济动荡的一部分罪责归咎于新的立法，归咎于关税和商业政策。保守党将在选举中得益。”[50]

差不多与此同时，保守党进行重组。通过采用旨在推进地主阶层物质利益的非意识形态平台，他们希望更受欢迎，从而更容易被俾斯麦接受。但俾斯麦没有忘记《十字报》的攻击。1876年2月，他在议会怒斥该报“对身居高位者”进行“最无耻和最虚假的诽谤”。他号召抵制该报，因为“所有的订阅和购买者间接参与了诽谤和撒谎”。三周后，俾斯麦昔日的朋友和邻居们—波美拉尼亚最有声望的牧场主和容克贵族声明支持俾斯麦的诋毁者，而不是和他站在一边。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声明派”（Deklaranten），俾斯麦永远不会原谅他们，并仍然对这个新党派充满怀疑[51]⁸。不过，1876年的选举证实了卢基乌斯的判断：风头从民族自由党转向两个保守党派。

在那动荡的两年里，俾斯麦越来越多地听从布莱希罗德的意见。布莱希罗德成了固定的、特别的经济政策顾问。反过来，他的朋友和合作者则敦促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比如，1876年，亚伯拉罕·奥本海姆致信布莱希罗德，欢迎他对“我国商务政策发生改变”的预言，“如果不想让钢铁工业彻底毁灭，这样做极其必要。如果你能对首相发挥巨大影响，那将是对我们国家的大功一件。但要抓紧时间”[52]。迈耶尔·卡尔也从法兰克福来信表示，如果剩下的钢铁关税被取消，“目前的混乱只会恶化，我们的经济形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未来”[53]。布莱希罗德很可能表示认同，但御前会议还是决定，剩余的钢铁关税将在1877年1月被废止。坎普豪森坚持之前的自由贸易决定，即便他预见到钢铁工业将进一步衰落，政府将受到指责[54]。

1877年1月，俾斯麦要求布莱希罗德提交一份关于鲁尔区形势的报告。布莱希罗德回复称，前景很不乐观。煤价的进一步下跌将很快引发新的减产，让1万名工人失去工作，并导致工人的工资再被削减三分之一[55]。感到不安的政府提出法案，针对法国的出口补贴采取报复措施⁹。1877年4月，议会中的地主和自由贸易者挫败了这种缺乏决心的努力。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表示“议会的决定……在受影响的省份引起巨大的痛苦。在工业领域，我们仍将遭受巨大灾难”。他还调查了政府败于自由贸易者之手将可能如何影响坎普豪森的地位[56]。

当政府遭遇失败时，俾斯麦已经离开柏林。他离开一年多，首先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然后在伐尔岑，偶尔前往温泉¹⁰。由于一直在超负荷运转，他的健康和神经崩溃了。他罹患一系列器质和心理疾病：风湿病、剧痛、面部痉挛和带状疱疹。一年前，他已经向朋友抱怨说：

今年我已经忍受了十二个月的病痛……整整一年，我的医生们都威胁我说，如果不放弃工作，我会死……我只在白天从8点睡到中午或下午1点，然后开始工作，特别是和别人一起？……我对所有人都粗鲁无礼，这大大增加我敌人的数量，不仅是那些因为政治和因为我为国尽责而自然产生的敌人。[57]

在他著名的不眠之夜中，他把自己的智慧和强硬赋予敌人。他曾经宣称：“我整晚都在恨。”[58]

他白天也在恨。他想象敌人无处不在。他把奥古斯塔皇后看作无法和解的强大敌人，随时准备通过对丈夫施压来推行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愿望。离开柏林前，他对奥古斯塔皇后耍花招的自恋式恐惧达到新高；他私下告诉一位朋友：“她的阴谋近乎叛国。”[59]他对自己的部长们，对他们的无能和不忠感到绝望；他感到自己敬重的许多人（包括布莱希罗德）看不起那些部长。更糟的是，他知道政府的经济政策没能遏制萧条—经常有人向他提醒这点。最后，他还痛恨许多宵小之徒（有的还有头衔），他们诽谤他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声称其中沾染太多的利益和腐败。他曾与这些体面人对簿公堂（见第十八章），把其中一些送进监狱。但对于诋毁者本人和站在他们身后的少数沉默者—他的容克朋友们，他仍然无法平息怒火。

与他的其他重要决定和举动一样，改变是逐步到来的。他希望加强帝国财政，减少对顽固而狭隘的各成员邦的依赖。就要离开柏林前，他抱怨说：“普鲁士更需要德意志化，而不是德意志需要普鲁士化。”[60]他感受到新经济政策的必要，也看到新政治联盟的可能，联盟可以建立在经济利益而非原则或意识形态之上。最初，他对重建帝国没有明确方案，但通过权宜之计，通过半成型的计划与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的结合，他提出一系列措施。它们对帝国的改变如此之大，以至于被称作帝国的第二次诞生。1878年，他谈到做出决定时的心理感受：“仿佛指针突然停止，天平静止了，谁也不知道在经过如此之久的来回摆动后，这种稳定状态如何突然到来。”指针停止后，他“不再向来自上级和下级的影响让步”[61]。

在指针仍然摆动的那些月份里，除了打理俾斯麦财务和地产的常规工作，布莱希罗德还为他处理大量完全不同的紧要事务。俾斯麦认真听取布莱希罗德对经济问题的建议，认同他非教条的保护主义。两人对国家作为守夜人的自由主义理念都没有特别的反感；他们都相信国家可以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特别是霍亨索伦王朝。

我们已经看到，布莱希罗德不是经济理论家。作为一个拥有多重利益和海外密切关系的人，他显然不会加入保护主义者不加鉴别的高声叫嚣之中。他和俾斯麦都对教条主义立场抱有一些怀疑。早在1876年秋，当俾斯麦向国王抱怨坎普豪森和商务部长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Heinrich von Achenbach）拒绝保留钢铁关税的“教条主义报告”时，他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怀疑[62]。布莱希罗德从不认为保护主义本身是好的，或者是治疗恶疾的良药。他的沉默证明近年来的学术结论，即经济上的需要并非新政策唯一甚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63]。布莱希罗德不厌其烦地告诉俾斯麦：“廉价的资金是工业竞争力的首要因素。”[64]

俾斯麦的亲随仍然意见不一。他的老阁僚们偏爱老路线，包括自由贸易；新顾问们则是热情的保护主义者，特别是克里斯托弗·冯·蒂德曼（Christoph von Tiedemann）和弗里德里希·冯·法恩布勒男爵（Baron Friedrich von Varnbüler）。1877年6月，法恩布勒致信俾斯麦，表示自己日益肯定，“如果目前的自由贸易狂热继续，我们将离经济毁灭越来越近”[65]。

保护主义的官方代表恰好与布莱希罗德关系密切。身为议会自由保守党重要成员的法恩布勒是布莱希罗德的客户。他同样担心自己在劳拉舍的股份，还向布莱希罗德请教如何选择既安全又可能升值的投资：“我远离字面意义上的投机，投机会损害有意从政者的清白。”[66]清白是奇妙的东西，虽然保护主义煽动的成功将让法恩布勒获得经济利益，但他似乎并未感到不安。保护主义者的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当布莱希罗德的另一位合作者，来自汉堡（自由贸易的壁垒）的参议员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Gustav Godeffroy）转向保守主义时，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彪罗（Ernst von Bülow）在1877年圣诞节向俾斯麦报告此事[67]。

布莱希罗德充当西德德国工业家协会与俾斯麦之间的关键纽带。协会的执行主管是前政府官员威廉·波伊特纳（Wilhelm Beutner）。1877年6月协会成立前不久，布莱希罗德与其见面并建立亲密的关系[68]。布莱希罗德的任务之一是征求俾斯麦对未来动向的看法。为此，他致信赫伯特，告知协会计划向威廉发起保护主义请愿，并把一份请愿书交给首相。如果俾斯麦有任何反对，布莱希罗德将尝试说服协会会长不要这样做[69]。赫伯特回信说，俾斯麦没有异议，但要求布莱希罗德避免“以他［俾斯麦］的名义施加任何压力……因为他必须对会长保持冷淡”[70]。赫伯特的信反映出俾斯麦对保护主义者日益友好，打消了布莱希罗德和他在保护主义者阵营朋友们的疑虑。来自德国各地的500名工业家参加集会，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力量的展示。请愿对象被精心安排给皇帝，而不是怀有敌意的议会或存在分歧的政府。请愿催生质询委员会，让俾斯麦与保护主义走得更近[71]。集会刚结束，法恩布勒就致信俾斯麦，敦促他实行新关税，那也将给帝国带来新的收入。他还表示，坎普豪森会反对这种做法[72]。

1877年秋，俾斯麦开始缓慢行动；就像他在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常常做的那样，他在确定明确路线前尝试多种选择。1878年改变了这一切。这是决定性的一年，俾斯麦展开对德国政治影响深远的变革同时，在他的控制之外也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事件，比如利奥十三世（Leo XIII）登基和威廉两次遭遇暗杀企图。每次事件都被俾斯麦利用。

这场大变革意味着终结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心照不宣的同盟，他试图建立一个以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右翼和中央党为基础的新联盟。俾斯麦花了几周时间，试图说服民族自由党的领袖鲁道夫·冯·贝尼格森（Rudolf von Bennigsen）按照他的条件加入内阁。他的努力没能成功，但风向突然开始大变。1878年2月，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表示公众预计在新一届的议会会期内，国内事务上将出现剧震，但人们“普遍相信，如果没有阁下在场，预期中的改革方案无法通过”[73]。

俾斯麦现身了，并戏剧性地揭开新路线。他利用一次不起眼的机会：坎普豪森代表政府为提高烟草税辩护，否认暗藏任何建立帝国对烟草垄断的企图。这时，俾斯麦起身发言，宣称他希望这样的垄断成为帝国财政全面重组的一部分。此举一箭双雕，既否定了坎普豪森，又标志着与民族自由党的决裂—国家垄断是后者最不想看到的东西。在俾斯麦发言的同时，利奥十三世当选教皇，接替固执的庇护九世（Pio Nono）。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的决裂让他与中央党的和解变得更加容易和紧迫。

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向贝尼格森示好，请他探讨俾斯麦的经济方案。3月中旬，布莱希罗德为贝尼格森开设账户，但安排他们最初接触的汉诺威中间人提醒布莱希罗德，贝尼格森会“极其矜持”。毕竟，俾斯麦刚刚与民族自由党决裂[74]。另一方面，俾斯麦总是希望分化民族自由党，让贝尼格森留在自己这边。

新路线需要新的执行者。同情自由主义的守旧者离开了。坎普豪森第一个提交辞呈，但布莱希罗德已经有了继任人选。他致信俾斯麦称：“［汉诺威的波托·奥伊伦堡（Botho Eulenburg）］伯爵很有资格担任普鲁士财政部长，甚至可能是副首相；即便他不是毕业于严格的金融学校，但熟悉该领域对他来说并不困难，特别是如果在更重要的问题上他可以请教博学的专家，我肯定他会这样做。”[75]布莱希罗德推荐一位极端保守者，这颇有深意；他一定有理由相信，奥伊伦堡认同俾斯麦的新经济方案。（三周后，波托取代与他姓氏相同的弗里德里希，就任内政部长。在回忆录中，俾斯麦对两人都有微词[76]。）俾斯麦中意的财政部长人选是卢基乌斯·冯·巴尔豪森，对于此人经验不足的担心，他自我安慰说：“财政部长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工作：如果像波德尔施温格这样无能的人都能执掌该部八年，那么谁都能领导它。”[77]卢基乌斯拒绝从命，又找不到别的人选，最终完全没有经验的阿图尔·霍布雷希特（Arthur Hobrecht）被拉来凑数[78]。找到合适的部长人选从来不易，一年后，俾斯麦对皇帝抱怨说：“无论如何，对部长职位的申请不是很多；与外在要求相比，薪水太低，只有富人才能担任部长而不陷入财务困难。”[79]

1878年的动荡中，俾斯麦在各式问题上都需要布莱希罗德的帮助；反过来，与帝国时期的其他时间相比，布莱希罗德在那年也更需要俾斯麦的恩宠。因此，两人只要可能就见面，其他时间则通信[80]。他们在最广泛的问题上展开合作。

1878年初，俾斯麦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什切青（Stettin）的政府官员们代表约翰尼斯·克维斯托普（Johannes Quistorp）向他求助：克维斯托普的工厂因为什切青银行的倒闭而受到威胁。显然，那里的1万名工人的命运危在旦夕。俾斯麦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伸出援手，因为“我不仅认识和尊敬工厂所有者，而且避免那么多人失业符合我身为官员的利益”。布莱希罗德回复说，克维斯托普事件是“我从业以来遇到过的最复杂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挽救克维斯托普需要大约150万马克，远远超过俾斯麦提到的10万到20万马克；布莱希罗德怀疑这样的帮助是否明智。克维斯托普只雇佣了700或800名工人—完全不是在证明有必要救助这家濒临倒闭企业时提到的1万人。这场交易反映出俾斯麦原则上愿意用国家资金支持濒临倒闭的企业，反映出他依赖布莱希罗德的快速帮助，而不是他自己笨重的官僚机器[81]。

1878年5月，布莱希罗德敦促创立代表各种经济利益的新的全国委员会。这种社团主义¹¹方案将削弱议会对经济问题决议的影响。俾斯麦欣赏这种想法，与此同时，他致信财政部长，表示自己将永远为“健康的理智”而战，反对党派伎俩：“没有生意、财产、行当或产业，以薪水、报酬或分红为生的学者们今后必须服从于生产者的经济要求，否则就将失去议席。”[82]

整个1878年春天，俾斯麦一直希望找到让这些教条主义的议员加快走人的方法。布莱希罗德知道，俾斯麦在考虑提前解散议会。他提醒首相不要因为次要问题而这样做，因为那会危及“我们的经济改革”[83]。意外事件帮了俾斯麦的忙：对威廉的两次暗杀企图让俾斯麦有了对付民族自由党的完美武器。威廉的伤势让俾斯麦开始担心未来在皇储领导下的政府。面对这样一个自由派统治者，面对完全由俾斯麦所谓的敌人组成，被他戏称为“格莱斯顿式内阁”的可怕前景，还有什么比打造新的保守派联盟更好的自保方法呢[84]？

国王刚刚受伤，俾斯麦就命令阁僚们提交严厉的反社会党人法案，他本人则留在弗里德里希斯鲁（人们普遍相信暗杀者是社会党人—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种断言足以将整个党派描绘成颠覆阴谋者）。镇压迎合民意；就像布莱希罗德对俾斯麦所说的：“这次卑鄙的企图［引起了］无限的激动”，对皇室的拥护从未像现在这么强。布莱希罗德也认为，刺杀是社会党人所为[85]。俾斯麦找到不容错失的机会：如果反社会党人法案获得通过，民族自由党将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原则，而社会党则将失去自由煽动事端的机会；如果法案被否决，那么民族自由党将背上对社会主义心慈手软和不顾公共秩序的罪名，而社会党人得到的也仅仅是缓刑。布莱希罗德显然理解俾斯麦的政策；就在投票开始前，他在信中写道：“明天，针对社会党放肆行为的法案将不幸地被绝大多数议员否决。我担心这意味着与自由民主党彻底的决裂。”[86]布莱希罗德的两点预计都是正确的。

6月2日的第二次暗杀企图帮助了俾斯麦对民族自由党的发难。这次，81岁的皇帝身受重伤，但俾斯麦的第一反应却是，“现在我们解散议会”，然后他才询问威廉的状况。国家被激怒了，爱德华·拉斯克记得，“整个德意志民族现在处于愤慨和恐惧的真正发作中”[87]。九天后，俾斯麦解散议会，以便发起一场“法律与秩序”的选战，通过夸大红色恐怖来打败民族自由党[88]。

与俾斯麦统治的其他任何时期相比，他与民族自由党的斗争最能反映了他愿意用国际冲突中的策略来对付国内的对手。他曾试图迫使民族自由党永远为自己效劳；失败后，他又决心寻找新的盟友，摧毁昔日的支持者。他为这场分歧严重的选战调动所有的力量；奥古斯特·倍倍尔记得，选战的“残酷史无前例”。选战过程中，贝尼格森抱怨“这种斯文扫地和令人作呕的形式……它似乎是与政治和党派体制不可分割的罪恶。现在，我们德国人要对这个欧洲世界最糟糕的东西负责，到目前为止至少我没有看见普选权的教育价值，除非其教导的是煽动人心和残酷暴虐”[89]。1878年的第二次选举对帝国变革计划而言是一次决定性的活动。

[3]

布莱希罗德以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再现的方式，追随自己的主人，投入这场选战。在某些方面，他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俾斯麦的自由派顾问们正在离开，而合格的继任者尚未找到。不仅如此，布莱希罗德的人脉和财力也帮上忙。选举的焦点问题是他关心的：反社会党立法和新的经济方案。布莱希罗德还有其他动机：我们在下文将看到，第二次暗杀企图发生时，他的儿子被指控行为与军人身份不相称，因此父亲有必要为最终的赦免准备好理由。此外，选战打响时正值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召开，布莱希罗德希望俾斯麦在帮助罗马尼亚犹太人时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因此，显示出对俾斯麦和国家的忠心正当其时—当然，两者在布莱希罗德心目中被画上等号。

德国工业家协会同样以有史以来最大的热情投入选战，希望把选举变成对保护主义的公投[90]。就在选举开始前，协会领导人询问布莱希罗德的“观点和愿望，以便我在我们的辩论中能有正确指示”。波伊特纳还告诉布莱希罗德，政府应该帮助羊毛业。因为在有重要羊毛业利益的地区，“政府的敌人们”成绩可观：“如果政府做些什么争取当地的支持，选举结果肯定会大不相同。”[91]布莱希罗德要求协会马上成立宣传处，为本会的候选人造势。他提供5000马克启动资金，第二天就雇佣四名编辑[92]。

布莱希罗德的参与没有被无视。霍亨洛厄亲王之前就拜访了他，并待了90分钟。

……聆听他的塔木德式智慧……整个谈话过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我意识到布莱希罗德似乎的确能影响俾斯麦的商业政策。尽管他信誓旦旦地称自己地位卑微，但他的行为看上去就像是政府的一员。关于选举，布莱希罗德告诉我他已经接到俾斯麦的指示，仿佛他可以搞定选举。因此，他断言俾斯麦不希望拉斯克和巴姆贝格继续留在议会……在我看来，布莱希罗德在商业事务上自私的犹太式策略要对德尔布吕克的下台和近期其他各种准备不足的财政计划负责。[93]

布莱希罗德的消息一定比霍亨洛厄更加灵通，否则后者就不会惊讶于俾斯麦对拉斯克和巴姆贝格特别的敌意。根据俾斯麦另一位助手的回忆，也许当布莱希罗德向在场官员的耳中“低声密报”时有点傲慢[94]，但他报告的内容是正确的。

布莱希罗德还为赫伯特第一次竞选议席提供慷慨的帮助。赫伯特在多地展开竞选，包括拉斯克的选区；他并未指望击败那位老议员，但布莱希罗德声称：“他的参选足以证明，候选人对手L不受政府欢迎。”[95]通过帮助赫伯特，布莱希罗德也支持了工业家协会的主要努力目标：打败拉斯克和巴姆贝格。两人都是自由贸易者和犹太人。协会要求布莱希罗德“痛斥”拉斯克的支持者，布莱希罗德则反过来要求协会支持赫伯特。布莱希罗德建立赫伯特与协会的联系，通常还充当他主要的竞选经理之一[96]。

布莱希罗德知道，俾斯麦家族与他的老朋友拉斯克有强烈的个人仇怨。他还知道，俾斯麦之前曾欣然利用了拉斯克出众的才能，现在却报之以不同寻常的侮辱和反犹主义影射。赫伯特写给未来的姐夫兰曹伯爵（Count Rantzau）¹²的一封此前未知的信显示，俾斯麦家族把拉斯克视为主要敌人。在告诉兰曹如何授意媒体时，赫伯特写道：“特别重要的是，应该永远把拉斯克和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进步派领袖］与‘宣扬暴动’画上等号，必须一遍遍搬出根据他们的煽动性言论精心准备的摘要。”通过强调自由党（“拉斯克的余党现在应该被称为‘进步党’”）对下层阶级命运的漠不关心，这些报纸将灌输拉斯克和他的助手们“在为社会党人效劳”的观点。俾斯麦家族特别擅长现代选举中令人不齿的伎俩[97]。布莱希罗德永远不会保护拉斯克免罹俾斯麦的怒火，他反而还参与对这位老朋友和极为正直的杰出议员的攻击，可见他多么奴颜婢膝，至少也是漠视友谊的要求。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对拉斯克的态度和别人对布莱希罗德的态度一样[98]。

在赫伯特的请求下，布莱希罗德也发挥了他对媒体的影响力。除了与《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交涉，赫伯特还要求他让某家报纸务必刊文澄清，否认近来关于他加入或亲近保守党的“谎言”：“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而是一直表示，在这艰难的时期，重要的不是依附特定的议会集团，而是防备所有意图颠覆的党派。我很可能不会加入任何议会集团，加入德国保守党集团更是绝无可能。”[99]直到选举日当天，甚至直到所有决胜投票结束后，布莱希罗德一直在为俾斯麦家族奔忙，直接或通过兰曹与他们商谈，并向媒体提供有利于赫伯特的材料[100]。尽管做了这些努力，赫伯特还是一败涂地。首相大光其火，将劳恩堡的势力归咎于“自由派弄虚作假的竞选活动”。他宣称，如果当局（特别是县长）更积极地打击反对派的诽谤，这些活动永远不会得逞。赫伯特假意对失利表示高兴，因为这让他摆脱了“议会政治必然黏附的肮脏”[101]。不过，他还是决定再到别的地区参选。俾斯麦授意奥伊伦堡伯爵和当地县长们发动支持政府的选民[102]，但赫伯特再次败北。

选战开始时，布莱希罗德想过亲自竞选议员。不清楚这种冒险想法来自他本人、波伊特纳还是胡戈·布朗克（Hugo Blank）。布朗克是哈尔茨机械厂厂长，6月30日，他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他很高兴听说后者有意接受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地区的候选人资格。他还说，由于现任的民族自由派议员出人意料地决定再次参选，情况变得复杂。不过，如果布莱希罗德有望表现良好，布朗克及其“工业家朋友们”仍然希望他参选[103]。布莱希罗德接受了，条件是“有相当大的机会选民们把票集中到我身上”[104]。他成了协会的候选人。

布莱希罗德与民族自由党的角逐带有某种鲜明的象征意义—即便在当时，党派标签和党派忠诚的意义远不如后来。在前民主政治时代，竞选压力的确要轻得多，布莱希罗德可以宣称，他无法发表竞选演说，因为健康问题让他必须早早休息。应选举要求，他提交了几份宣言：

我几乎无须赘言，我没有任何野心，如果我在百忙中做出这样的牺牲，那只是为了我们的祖国德国的利益。鉴于我和帝国政府的关系，我将全力支持其维护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秩序[die Ordnung der staatlichen und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这不言自明。总而言之，我的政治立场与自由保守党相同。

还有一次，他写道：

我与帝国首相俾斯麦亲王多年来的关系相当准确地刻画了我的政治和经济面貌。我希望看到下届议会完成的任务包括：承认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快速增加的法律是必要的；放弃自由贸易，设立较轻的保护性关税，以此为基础让我们的贸易和工业实现繁荣；与此相应，为了推行统一和廉价的铁路运费，应该由帝国接管铁路。[105]

7月中旬，布莱希罗德放弃候选资格。布朗克建议他退出，因为“只有相当确信你能赢得多数时，你才会想要成为候选人……”但在“经济候选人”出现前，太多的人已经投向在任议员。不过布莱希罗德的参选还是迫使他的对手支持政府的反社会党人法律和经济方案。布朗克认为，这意味着布莱希罗德的“间接成功”[106]。布莱希罗德应该满足于这种有限的胜利。他有意进入议会本身就很了不起，特别是考虑到1877年鲁道夫·迈耶尔（Rudolph Meyer）¹³对他的讽刺攻击，他几乎肯定清楚此事。对于布莱希罗德可能出现在议会，迈耶尔写道：“任何哪怕只见过布莱希罗德先生一面的人都明白，［想象］他现身议会只会引人发笑。尽管他和他的种族爱慕虚荣，但他明白这点……因此放弃议会的全部荣誉。”[107]在不寻常的1878年，布莱希罗德曾有意冒险，他没能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让历史学家感到遗憾，从政本来可以迫使他抛弃惯常的隐蔽角色，让他本人和他的观点获得大得多的曝光。不过，布莱希罗德更喜欢在幕后出谋划策，这减轻了他的遗憾（如果真有的话）。此外，政治聚光灯可能会损害他的生意。

布莱希罗德和他的朋友们有充分理由对选举感到满意。作为俾斯麦的新敌人，民族自由党损失了10万票，而保守党派则在新帝国时期首次取得大捷。自由保守党的得票数几乎翻番，78.5万票是他们在第二帝国选举中的最高峰。保护主义者的表现也非常好。布莱希罗德最亲密的记者朋友之一在信中表示：“结果可以令我们满足，即使为了赢得可靠多数，我们必须同天主教党派妥协……社会—民主党派的得票数实在高得可怕。”[108]

俾斯麦在选举中取得大胜，德国自由主义则再次遭遇惨败。胜利来自无情的抹黑活动，由此开创的先例和取得的结果对德国的政治未来造成巨大伤害。法国驻柏林代办承认这个时刻的重要性：

德国的专制政治—这是那位独裁者的理想，在他的头脑中被越来越多地同德国统一的目标联系起来—[现在]应该接近实现。这种制度显然只能在俾斯麦亲王治下才能存在，他是唯一有能力主导和支配它的人；在刚刚结束的政治斗争中，他的人格统一了各自为政和优柔寡断的力量，是他胜利的首要元素，这难道不证明了上面所说的吗？¹⁴

胜利为帝国的保守主义重组铺平道路。俾斯麦马上要求新议会通过禁止一切社会党人活动的法案，尽管该党仍然可以参加选举。受到再次解散议会威胁的自由民主党人（包括拉斯克）为反社会党人法案投了赞成票，新的反自由主义和自身的无能令他们痛苦不已。对社会党人而言，生存斗争拉开他们历史上的“英雄时期”序幕；该党获得的选票稳步增加，反社会党人运动比文化斗争败得更惨¹⁵。

反社会党人运动只是帝国重建的一部分。保护主义者叫嚣设立关税，他们在新议会中占据着微弱多数。1878年7月，布莱希罗德力劝俾斯麦向议会提交关于政府预期经济方案的清晰蓝图。“工业的关键利益”需要这样的澄清—但俾斯麦批注说，他本人也不知道计划是什么[109]。

俾斯麦举棋不定的原因在于，“工业的关键利益”并非他唯一甚至首要的考虑。他希望构想出的计划既得到地主—保守利益的支持，又能加强帝国的财政独立。1878年秋天，受到进口俄国和海外廉价粮食威胁的地主们终于也开始寻求保护。现在，俾斯麦新政策的内容浮出水面：全面的关税将满足工业家和地主，把他们纳入同一项政策；与此同时，关税将为帝国带来新的收入，此前它一直依赖间接税和成员邦每年缴纳的钱款。此外，俾斯麦还寻求设立新的间接税，并对烟草和食盐等商品实行国家垄断。

俾斯麦的计划逐渐成形。三年间，他一直拒绝向保护主义者的强烈要求让步。现在，当一些地主也开始呼吁保护时，他很快就采取行动。据说，当他意识到保守主义政策将惠及作为大地主的他自己时，他就发生了转变。诚然，俾斯麦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他自己的潜在利益在这件事上扮演了任何角色[110]。

政治考虑是首位的：他希望满足帝国所有的主要经济利益集团，将他们团结到新的经济方案中。钢铁业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左右舆论，说服人们只有关税才能拯救它。布莱希罗德参与纯粹经济力量的首次展示[111]。但俾斯麦也想保留地主—保守势力。将“生产力”元素团结到自己这边后，他可以更有信心地对付死守意识形态或教条的反对者。

1878年秋，俾斯麦开始看到，地主和工业家的特殊要求可以用来服务于远比他们的设想更宏大的计划。直到多种动机交汇，直到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全面重组似乎迎来良机，俾斯麦才开始行动—他的敏捷和无情果断让人回想起他在19世纪60年代的动作。

12月中旬，他向联邦参议院提交自己的方案。现在，他坚持应该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征收一般性关税，同时提高间接税以进一步增加帝国的收入[112]。1879年初，俾斯麦与蒂德曼和法恩布勒一起制订最终计划。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的这次重要战略会议后，俾斯麦接见了法国大使圣瓦里耶，又一次令人费解地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首先，他希望让帝国财政站稳脚跟：

为了保证帝国服务的必要运转，我每年都不得不扮演乞讨者的角色：不得不乞求不伦瑞克和梅克伦堡开恩。这可以忍受吗？我必须浪费时间，耗尽全力却最终在这些小国代表的面前沦为笑柄吗？他们马上开始扮演世界命运的仲裁者角色，使我提心吊胆，好让他们可悲的人生中有一次机会得意洋洋地以为自己是重要的。

他希望德国效仿法国对间接税的依赖；他还认识到，和工业一样，他最熟悉的农业也需要保护。而统一铁路运价的要求需要国家购买几条铁路。

这是他的总体方案。细节将取决于：

我遇到的议会和公众的意向；我将像在确定航线后遇到逆风的领航员一样行动；他会或多或少地修改航线，或多或少地用煤，根据反复无常的风暴或多或少地用帆，但航线的目的地永远不变。我将像他一样行动，现在你知道了我的目标；至于实现目标的手段，我将保留选择权，这取决于反对者的把戏和战斗的激烈程度。[113]

战斗注定将很困难，布莱希罗德帮助争取必要的盟友。俾斯麦需要中央党的帮助，该党拥有稳定的选民基础，而且日益同情保护主义。但文化斗争留下沉重的包袱，而且俾斯麦与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Ludwig Windthorst）之间的鸿沟似乎无法逾越—一边是身材高大的首相，处处怀疑教会的阴谋，一边是矮小谦和的中央党顽强的领袖，圭尔夫家族利益的维护者，俾斯麦在议会的头号敌人—直到布莱希罗德让两人走到一起。

几个月前，布莱希罗德和温特霍斯特开始走近彼此。对布莱希罗德来说，当文化斗争期间中央党内出现反犹主义风潮时，温特霍斯特是该党少数几位提出反对的领袖之一；而温特霍斯特则对布莱希罗德的俾斯麦亲信身份感兴趣。1878年3月，布莱希罗德在汉诺威的一位犹太银行家朋友路易斯·迈耶尔（Louis Meyer）来信表示，温特霍斯特愿意和他谈谈：“他对谈话的目的不置一词—就像一位老外交官通常所做的……但我确信他心里有事。”迈耶尔在布莱希罗德的银行为温特霍斯特开设了账户，以便“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他可以比过去更频繁地来拜访你”[114]。温特霍斯特的确频频来访，“每周日，当温特霍斯特在柏林时，他都会拜访冯·布莱希罗德先生。事实上，他一参加完黑德维希教堂（Hedwigskirche）的弥撒就会前往”[115]。既虔诚又世俗的温特霍斯特从教堂赶往银行—这是一幅有趣的画面。温特霍斯特甚至在几处温泉疗养地拜访过布莱希罗德，19世纪80年代还参加了他的正式宴会。

从那时起，布莱希罗德变得比以往更关心被废黜的汉诺威王室的事务¹⁶。1878年6月，流亡的乔治国王去世。此后不久，路易斯·迈耶尔致信布莱希罗德，指出国王的去世让最初扣留王室财产的理由不复存在。他建议他们两位银行家应该在普鲁士政府和汉诺威王室间进行斡旋。迈耶尔警告说，如果被没收的数百万财产仍然留在普鲁士人手中，那么尽管汉诺威人仍然忠于帝国，但他们将重新同情失势的王室。他还表示“我觉得目前最好不要和W—t先生商谈”—很可能是考虑到温特霍斯特与俾斯麦的长期对立[116]。

但布莱希罗德没有这么做。1879年3月，他安排俾斯麦和温特霍斯特的历史性会面。多年来，俾斯麦一直讨厌温特霍斯特，视其为新帝国下教皇和圭尔夫家族利益狡猾的维护者。俾斯麦表示：“每个人都需要爱和恨的对象。我也有爱和恨的对象。我爱妻子，恨温特霍斯特。”[117]但时过境迁，俾斯麦需要为自己的新经济方案争取选票，而温特霍斯特也认为乔治国王的去世可能会推动圭尔夫家族与德国人的和解。

会见的动议来自温特霍斯特，他向布莱希罗德表达与俾斯麦见面的愿望。俾斯麦心存疑虑，但最终答应布莱希罗德的请求[118]。布莱希罗德知道，俾斯麦需要选票，而温特霍斯特想要在金钱上满足被废黜的汉诺威王室。他希望两个如此务实的人可以达成有限的交易。他是对的。会面中，俾斯麦同意从韦尔夫基金（来自被没收财产的利息）中定期付款给刚刚守寡的汉诺威玛丽王后。然后，俾斯麦提出关税问题，坚称德国农业的存亡取决于此。没有土地的自由派无法理解这点，但俾斯麦希望温特霍斯特可以—毕竟中央党代表了德国农村。

这次会面被证明是转折点。温特霍斯特对布莱希罗德“善意的介入”感到高兴；更多会面的桥梁被搭建起来，现在可以期待“令人满意的谅解”[119]。温特霍斯特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他相信“首相的好心肠和你本人的精明”将确保玛丽王后获得抚恤金。他还暗示了礼尚往来：“离开柏林后，我在关税问题上什么都没能做……回到柏林后，我会随时拜访你，打听事态进展。”[120]

虽然俾斯麦和温特霍斯特在原则上同意向玛丽王后和她的两个女儿定期付款，但谈判迟迟没有结果。为了让谈判早日结束，布莱希罗德（在幕后）尽其所能。他把这次会面告诉自己的朋友—皇储宫廷总管奥伊伦堡，后者又向自己的宫廷转告“这次极为重要的谈话……这里的人急切希望，关于那位寡妇和她女儿们的行动将取得切实的成功，人们还希望这次和解可以为我们的总体状况带来可喜的结果”[121]。5月中旬，温特霍斯特仍未等到明确的安排，于是向布莱希罗德求助[122]。7月2日，温特霍斯特获悉，布莱希罗德已经向王后支付了10万马克，向每位公主支付了1.5万马克（扣除他0.25%的佣金）[123]。这是第一笔半年分期支付，布莱希罗德此后定期从韦尔夫基金中付款。简而言之，俾斯麦满足了温特霍斯特的愿望—距离对政府改革计划的决定性投票不到两周¹⁷。

布莱希罗德在俾斯麦和温特霍斯特之间的最初斡旋取得重要的成果。两人的首次私人会谈后，温特霍斯特第一次参加俾斯麦的议员晚会—他受到的款待“就好像文化斗争从未发生过”[124]！人们开始对新路线议论纷纷，路易斯·迈耶尔和布莱希罗德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高兴[125]。为了摧毁昔日的盟友民族自由党，俾斯麦与昔日的敌人建立策略联盟。现在，新的经济方案接近通过，布莱希罗德的角色非常重要—至少与他之前在俾斯麦与自由派领袖翁鲁之间的斡旋同样重要，当时同样是在大战前夕。

俾斯麦与温特霍斯特会见后不久，圣瓦里耶预言俾斯麦将早早取得胜利：

柏林的初来乍到者或肤浅的观察者经常误以为那里存在真正的议会制度。但有了更多的经验和反思后，人们很快发现：德国拥有精美漂亮的门面，表面上装饰华丽，忠实描绘了议会和宪政制度的画面；规则被正确地引用，制度被遵守，外在特权得到尊重；党派游戏、廊下骚动、活跃的辩论、激烈的会议、政府甚至强大的首相遭受的失败（当然只有在他认为次要的问题上），简而言之，一切能带来幻觉和让人相信辩论之严肃性和投票之重要性的安排应有尽有；但在布景背后，在舞台后面，国王和首相总是在决定性时刻横加干涉和自行其是，他们得到这个国家重要力量的支持—军队的忠诚达到狂热的地步，官场被首长管得服服帖帖，地方官同样唯唯诺诺，民众偶尔对他们的判断感到怀疑，迅速提出批评，但更加迅速地服从于最高意志。

他断言，总而言之，一旦俾斯麦拿定主意并得到皇帝的首肯，“［关于改革的］投票肯定已成定局”[126]。

结果可能已成定局，剩下的可能只是走过场，但还是包括失态的一幕。在议会辩论中，拉斯克对政府计划的财政和政治后果提出警告。俾斯麦的反击是他议会生涯中最尖刻的讥讽之一。对于拉斯克及其同事，他引用了《圣经》：“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劳苦，也不纺线¹⁸，却仍有衣服穿。我且不说是如何得到的，但他们至少有衣服穿。这些绅士既晒不着太阳，也淋不着雨—除非他们出门时碰巧忘记带伞。”言下之意是他们对国家的经济生活全无实际经验。他暗示，组成议会的是无知的寄生虫，而拥有财产的部长们对民众的需要要清楚得多[127]。尽管俾斯麦深信自己的指控内容，但那只是荒谬的放纵之词，就连议长都罕见地小心翼翼提出反驳，结果遭到俾斯麦的申斥和解散议会的威胁。即使俾斯麦的支持者也对他“非常易怒和暴躁”感到遗憾[128]。他对国外的敌人有时会心慈手软，但对国内的批评者从不留情。

民族自由党人成了他的头号敌人。他宁愿与中央党达成协议—即便中央党坚持的修正案否定他为加强帝国的财政独立所做的努力—也不愿与本来会接受他财政计划的民族自由党人合作。一定程度上由于俾斯麦向中央党的要求让步，三位与之前的政治路线关系密切的官员提出辞呈：文化斗争的拥护者阿达尔贝特·法尔克（Adalbert Falk）、农业部长卡尔·弗里登塔尔和刚刚被任命为财长部长的阿图尔·霍布雷希特。俾斯麦对这些辞呈提出的时机感到恼怒，但就像圣瓦里耶所说，“他坚持自己的道路……与曾经为自己效劳过的人划地绝交并将其打倒在地，他们对他不再有用，或者对他无比强大的意志表现出反抗”[129]。

俾斯麦用保守派填补空缺的职位：他任命卡尔·比特（Karl Bitter）为财长部长，卢基乌斯·冯·巴尔豪森为农业部长，罗伯特·冯·普特卡默为法尔克的继任者。圣瓦里耶把三人形容为“亲王首相恭顺而听话的工具”。观察家相信，通过选择“像比特先生这样毫无声望的人……亲王试图亲自掌控内阁，或者由他最乐意听从的顾问之一布莱希罗德先生掌控，此人的银行家身份和宗教信仰让他无法在国家事务中扮演前台角色”[130]。

俾斯麦的胜利在7月中旬到来，即使在胜利面前，他仍然是个不依不饶的对手。他指责民族自由党迫使自己与中央党合作。他指责民族自由党内“潜伏着破坏性力量”，只要一场失败就会转化成“愤怒激情”。他无法同这样的人共事。在训斥民族自由党时，他还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的某些最深刻思考。他表示，在国内外政界，人们总是：

仿佛走在陌生国度，同行的是不知道接下去会有何举动的陌生人。如果有人把手放进口袋，另一人就已经掏出手枪；如果另一人开火，前者就会射击。在这种时候，没有人会停下询问《普鲁士刑法典》关于自卫的前提是否适用，而且由于《普鲁士刑法典》对政治无效，人们只能准备好快速的主动防御。[131]

这番话是对俾斯麦活动的合适总结，表达了他认为政治是用其他方法延续战争的观点（他如此喜爱两个陌生人的意象，几周后又对一位密友提起它，认为其适用于欧洲政治）¹⁹[132]。

他的策略在短期内效果辉煌。7月12日，中央党、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右翼组成的联盟接受他的方案—如果他想要，他本可以像1866年那样欢呼：“我把他们都打败了。”就像圣瓦里耶所言，他取得“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胜利之一”，而且是在他的敌人认为他无知的领域[133]。

在中央党和老普鲁士保守党这样的特殊利益者帮助下，俾斯麦加强帝国的一元性，打造工业家与地主、富有市民和容克贵族间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注定将支持德国农业，从而保留普鲁士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他分化敌人。他压制或打击教条主义者，奖赏追求物质利益者。他本来很乐意将德国政治永远变成利益政治，可以谈论和收买经济利益，而其他一切事务都掌握在他手中。他野心勃勃地试图消灭意识形态政治，将政治变成竞争性利益的市场。但转向保守主义让未来政治的意识形态基调更加明显；普特卡默在任时提出新的正统意识形态，带有相当程度的反犹主义色彩。大萧条成了催化剂，迫使德国回到之前几十年确定的发展模式中。尽管立法成就格外丰富，但自由主义的插曲还是画上休止符，新的政治体制变得更加僵硬和压抑。

在此期间，布莱希罗德一直是其忠实的副手。他还曾是俾斯麦与德国政治中第一个组织有序的压力集团的中间人。在所谓的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诞生之时，布莱希罗德扮演某种游说者—顾问的角色，尽管在他自己看来，作为有见识的声音，他无疑代表有利于全民族的方案，而非特别利益。当年年末，布莱希罗德兴奋地告诉俾斯麦：“工业的所有部门都生机勃勃，特别是采矿业，这得益于美国的巨大需求。”他表示，物价将很快上涨，工资也将随之提高[134]。他致信赫伯特：“工业变得日益活跃，我希望今后几年能让支持自由贸易的绅士们从骨子里明白，他们的自由贸易体制多么愚蠢。”[135]为了保证自由贸易者为他们的罪过受到惩罚，俾斯麦坚持他们都“不应获得授勋提名”。另一方面，保护主义者的中坚蒂德曼和法恩布勒获得应有的勋章。在帝国的新阶段，保守派赢得大部分荣耀[136]。

[4]

在精神和实质上，新的经济方案标志着德国放弃短暂的自由主义道路。19世纪50和60年代，自由经济思想曾流行于商人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但尊崇国家是更加古老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德国人从未真正接受自由派对国家的怀疑。统一为专制政府做了辩护，19世纪70年代初的繁荣、破产和腐败很快被解读为对自由派的道德审判。利益集团嚷着要求“国家”保护；有影响力的学者组成社会改革联盟，要求终结曼彻斯特自由经济主义和新的激进主义国家[137]。老自由主义开始式微（甚至在英格兰同样如此），俾斯麦开始相信，他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方案将先发制人，遏制革命性或民主性的社会主义。

俾斯麦一直是干预主义者和家长主义者，经济必要性、政治考虑和个人偏好共同决定他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的路线。除了新政策，他还确立了新基调：新帝国应该不仅是收税者、社会党人的压迫者或旧王朝的敌人，也是仁慈的代理人、社会领域的民族保卫者—保护工人免受职业事故、疾病和老年之苦。国家应该提供帮助，好让臣民感恩。

为了让帝国买下本国的铁路，将它们组织成高效的全国系统，使之成为新实现的民族统一的功能性和象征性展示，俾斯麦经历漫长的斗争—这预示着他的新干预主义路线。德国统一时，铁路仍归成员邦管理，各邦都有自己出色的体制，通常混合国有和私人线路。俾斯麦的计划有坚定和实际的理由：国有化将自动意味着统一运价和运营，这将允许战时更有效地使用铁路，1866年和1870年的经历已经证明铁路的战略重要性。1873年，拉斯克揭露铁路涉及腐败行为—这被用作国家控制的理由（并非拉斯克本意），另一个理由是市场崩溃后铁路股价的大幅下跌。铁路事务过于重要，不能交由市场或帝国的特殊利益群体。关于铁路旷日持久的争议反映了俾斯麦权力的局限性，即使在一个他认为重要的领域。多次遭遇挫折后，俾斯麦的政策终于在1879年获得部分成功。尽管国有化辩论被称作德国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但俾斯麦政策的真实历史并未获得现代人足够的关注[138]。

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布莱希罗德在俾斯麦的铁路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历史学家此前完全忽视该问题。首先应该指出，他的角色完全局限于政策的执行而非构想。没有证据表明，布莱希罗德在19世纪70年代初倾向或反对国有化。（1871年8月，以铁路专家自居的弗朗茨·佩洛特声称，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反对他的国有化计划[139]。）布莱希罗德的第一次相当典型的介入发生在1873年7月。当时，在俾斯麦的坚持下，议会成立帝国铁路局（Reichseisenbahnamt），表面上是为了运价结构的进一步统一，实际上是为了推动最终的国有化。布莱希罗德对提议的局长人选提出反对，因为此人与另一家银行关系极为密切。他致信俾斯麦，表示关于弗里德里希·威廉·谢尔（Friedrich Wilhelm Scheele）将被任命为新铁路局局长的传言在金融圈里造成“骚动”。在人们看来，谢尔其人“尽管聪明，但有时会受激情和想象左右，这种特点对于领导位置上的执行者算不上优点”。金融圈担心，作为贴现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谢尔每年获得3万塔勒的股份收益。只有与先前所在的银行达成某种持续安排，他才会接受年薪5000塔勒的国家任命。布莱希罗德并不担心这种利益冲突本身，他介意的是，一位肩负重要财政事务的政府机构首脑与竞争对手银行有专属关系。他提醒俾斯麦，议会也会出现类似的担心，“特别是因为选择谢尔先生将让贴现公司在帝国获得极不寻常的优势地位，通过该行的董事米克尔²⁰先生，他们在议会已经有了利益代表。我本人当然对谢尔先生没有意见，只是试图表达公众的观点”[140]。两周后，俾斯麦亲笔写了简短的回信：“6月以来，政界没有新动向。我身体感觉好些了，但仍未康复。你关于铁路局的信来晚了两个月。”[141]这个回复并不完整，也不完全属实：谢尔是在布莱希罗德来信前两周而非前两个月被任命的，威廉皇帝在确认任命时也对与贴现公司关系如此密切的人选感到吃惊[142]。但俾斯麦似乎不为这些疑虑所动。八个月后，谢尔辞职，私人铁路公司和个别成员邦的阻挠让他精疲力竭[143]。

俾斯麦任命阿尔伯特·马伊巴赫（Albert Maybach）为继任者，此人与铁路打过多年交道，是少数受到俾斯麦敬重的人之一。但马伊巴赫同样遭遇强烈反对，议会拒绝赋予他的部门对全德铁路的监督权。甚至在法案被提交前，大卫·奥本海姆就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帝国政府似乎决心通过无休止的规定毁掉所有的铁路公司，从而让帝国最终廉价购得铁路。（皈依基督教后，大卫也被称作达格贝特［Dagobert］，他是银行世家中的红色成员：从1841年到1843年，他是《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的创始人之一和编辑，这份进步报纸刊登过马克思的一些早期文章。后半生，他活跃于莱茵铁路这家与他的兄弟们关系最密切的公司[144]。）他后来写道：“在这里，俾斯麦亲王被视作声名狼藉的新铁路法草案的构想人……居然有人胆敢如此提议，实在是时代的悲哀，特别是它完全忽视促进所有经济利益的必要性。”[145]一年后，在俾斯麦的坚持下，普鲁士议会通过法案，为帝国收购普鲁士铁路扫清障碍。这样的集权方案引发抗议风暴—就连俾斯麦的同僚也反对该计划，特别是坎普豪森和阿亨巴赫。奥本海姆对所提议的“征用”（正式形式还在构想中）大发雷霆：“尽管我既不能也不愿相信这位伟大政客的计划—它无所顾忌地拿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和财政毁灭做赌注—会在今后十年间被实施，但仍然令人遗憾的是，俾斯麦亲王的计划无意中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了帮凶。”他表示，这是一道“在共产主义肉汤中”烹制的菜肴[146]。遗憾的是，这番激烈言辞没有传到俾斯麦耳中，不久之后他向敌人发起类似的指责。

俾斯麦的普鲁士同僚不愿将利润丰厚的铁路让给帝国，也不想收购私人铁路。帝国的其他成员邦同样反对帝国购买普鲁士铁路。俾斯麦对不断的破坏活动感到恼火，而布莱希罗德的影射加强了他的怀疑。1877年12月，布莱希罗德写道：

十天前，我同商务部长[阿亨巴赫]谈话，并向他陈述我对什切青铁路事务的看法。此后，他再也没有和我接触，尽管他似乎很高兴我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新方法。阁下将会理解，我在这件事上已经尽力，只能等待商务部长提起该问题。我只是担心这样的拖延会损害事情的进展。[147]

四天后，俾斯麦给阿亨巴赫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内容是总体的铁路问题。12月23日，他坚称，如果普鲁士议会反对他的铁路计划，他将辞职—他还表示，该计划对普鲁士的防务绝对不可或缺[148]。

俾斯麦把铁路问题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他视其为全国性问题—而包括普鲁士部长们在内的特别利益者则从狭隘的自私视角看待它。他的改革提议遭到多次挫折；1878年3月，他在普鲁士内阁的头号敌人阿亨巴赫终于辞职；同年秋天，俾斯麦创立普鲁士公共工程部，由阿尔伯特·马伊巴赫主持，负责铁路事宜。现在的计划是收购普鲁士剩下的私人铁路，将它们纳入普鲁士体系—这样至少在德国最大的成员邦，统一的体系可以满足防务和效率的需求。该计划的执行遇到无尽的困难，布莱希罗德总是抱怨各种拖延和阻挠。

执行俾斯麦的计划对布莱希罗德有很实际的利益。从1875年和1876年开始，他买断了他认为将被国有化的两家公司的股份—他行事尽可能小心，并获得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定的资金支持。尽快完成买断而又不推高股价是一项微妙的操作，他似乎把日常策略委托给卡尔·菲尔斯腾贝格，后者几年后成为一家竞争对手银行的行长，开始自己的传奇生涯[149]。但这项交易必定也包含巨大的风险：铁路前景黯淡，唯一的希望是某种形式的国有化，布莱希罗德知道政府在该问题上分歧严重。普鲁士议会刚刚通过首部允许向帝国出售铁路的法令，迈耶尔·卡尔男爵就致信俾斯麦，表示他们共同创建的波森至克洛伊茨堡铁路的状况几乎不能更糟了：“最好的出路是国家收购这些线路，因为在私人手中它们无法繁荣，只有在沿线拥有产业的地主能通过他们获利。”[150]1877年夏，汉斯在信中告诉父亲，市场势头良好，“除了我们可怜的德国铁路，它们正慢慢地但似乎确定无疑地走向最终的破产”[151]。同年，布莱希罗德创立的大陆建设公司损失600万马克，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非常尖刻地记录了此事[152]。但布莱希罗德还是把赌注押在早日国有化上，他买入铁路股票，并不断提醒俾斯麦，部长们正在阻挠首相的政策。

政策的成功同样关系到俾斯麦巨大的个人利益。俾斯麦的很大一部分私人财产投资于铁路股票。授权普鲁士向帝国出售铁路的法令推行三天后，俾斯麦就授意布莱希罗德购入价值3万马克的柏林—什切青铁路4.5%的优先股，以及同样价值的柏林至安哈尔特铁路4.25%的股份[153]。几年后，柏林—什切青铁路成了普鲁士第一条被国有化的铁路。我们将看到，在随后的八年里，俾斯麦连续买入和卖出价值超过100万的铁路股票—某些时候，他差不多一半的流动资本都投资于这些股票。这些投资是对他自己的国有化政策最清晰的承诺，因为国有化失败或耽误过久可能造成他的经济损失。

在频繁写给俾斯麦的信中，布莱希罗德从未提及两人在该问题上共同的金钱利益，但他可以指望俾斯麦的强烈关心，直接提及他们的金钱赌注显得多此一举。布莱希罗德与官方矛盾不断，他在许多私信中向俾斯麦报告这些伎俩。在1877年12月的一封长达11页的书信中，他抱怨说：

自从就任之初，马伊巴赫部长就对我表达了他对将某些私人线路国有化的观点，认为这对完成国家经济改革绝对必不可少，他觉得有必要在下次议会会期内解决此事。与此同时，他一直抱怨在财政部遇到的阻力，这让他在铁路问题上无法取得成功。不过，在过去的几周里，财政部长变得更加配合，于是我成功地安排商务部长与柏林—什切青铁路[和其他几条铁路]的执行官们举行会谈。但此后，财政部长又提出新的反对，上述谈判被迫推迟。

书信的其余部分涉及柏林—什切青铁路，两人都是它的股东。如果该铁路被国有化，普鲁士政府将向股东支付普鲁士国债，计划的利率将取决于线路通常的回报率。对柏林—什切青铁路而言，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同意支付5又2/3个百分点的利率（之前的回报率在4到8又1/2个百分点之间）。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还表示，由于净收入下滑，铁路公司的董事们取消了1月1日的分红。因此，部长们决定不向议会提请授权收购该铁路，而是请求其接受国有化原则。布莱希罗德非常愤怒，因为这样的拖延可能导致为压低利率展开更多争夺，落得股东拒绝整个方案的下场。布莱希罗德指出，马伊巴赫应该坚持国有化原则，并为什切青主张5又2/3个百分点的回报，如果这被证明不可行，马伊巴赫仍然可以达成5或4又1/2个百分点的目标。仅仅通过原则还不够。“阁下宽宏仁厚，定会原谅这些直率的解释，相信我的主张并非出于自私利益，而是基于铁路国有化必须与春天将要展开的税收改革同时进行的观点，因为若非如此，1879年又将是工商业遭受损失的一年。”[154]布莱希罗德显然清楚地向俾斯麦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赫伯特写信给弟弟威廉：“布莱希对马伊巴赫很不满，坚称完全无法理解他，并表示到了秋天，我们或者根本买不到铁路，或者价格要高得多！另一方面，他居然称赞了霍布雷希特！”[155]

1879年1月末，议会预算委员会接受进一步国有化的原则。当天晚上，布莱希罗德在委员会中的朋友写信给他：“委员会认为，通过经济规章摧毁私人铁路，从而廉价收购它们的做法不符合政府的体面。”[156]但当时没人知道政府收购铁路的时机和可能的条件。关于政府的内部分歧和股东间尔虞我诈的传言甚嚣尘上。正是在这种众说纷纭中，布莱希罗德的其他名人客户开始不断向他打听关于国有化确切前景的秘密消息。1878年12月，罗伊斯（Reuss）亲王亨利七世询问某些具体线路的国有化可能。1879年5月，他又询问是否不应该以119的价格出售他的科隆—明登铁路股份，因为布莱希罗德曾经预测国有化只会将股价推高到115。1879年7月，莱恩多夫伯爵请求获得类似的信息。当年8月，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报告说，他见到马伊巴赫，后者向他提供了关于莱茵和安哈尔特铁路国有化的计划条件的真实信息。因此，奥伊伦堡问布莱希罗德，额外购入莱茵铁路的股票是否“值得”。几个月后，奥伊伦堡重申对铁路股票的兴趣，但表示一切取决于国有化，而国有化的前景“只有你知道”。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一直向俾斯麦通报情况。1879年6月，他报告说，什切青铁路的股东们已经接受政府的条件[157]。不过，他警告说，马伊巴赫告诉自己，财政部长霍布雷希特似乎不愿支持更多的国家收购[158]。一个月后，霍布雷希特离职，更加顺从的卡尔·比特接管财政部。

但麻烦并未结束：1879年11月，马伊巴赫终于向议会提交第一份具体的国有化法案。当俾斯麦远远地怒称如果法案被驳回就辞职时，马伊巴赫却不得不当场面对强烈的反对者。他觉得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他承认股票金融家们反对该法案，因为这会让他们失去投机对象。他宣称：“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股票交易是一株毒树［Giftbaum］，向国家的生命投下致命的阴影。”让马伊巴赫愤怒的是，尽管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市场上还是出现了对将要被国有化的铁路股票的投机。他在公开场合只说了这些；私底下，他完全清楚布莱希罗德及其客户们已经获悉政府的计划。“毒树”言论引发抗议风暴，他只得收回这种比喻。但他只是说出当时大多数普鲁士人的感受—甚至在铁路问题上的贵族投机者也会假装对股市不屑[159]。

布莱希罗德一定对马伊巴赫的讥讽感到特别痛苦。马伊巴赫和广大感兴趣的公众都很清楚他对柏林—什切青铁路股票的操作。（早在1877年12月，一位记者朋友就致信布莱希罗德，抱怨说《柏林交易所通讯》［Berliner Börsen-Courier］刊登了“一篇如此恶毒的文章，内容是你和商务部长最近因为柏林—什切青铁路而建立的关系。鉴于你给予过达维德森［Davidssohn，《通讯》编辑］许多恩惠，此文几乎让人难以置信”[160]。）但更让布莱希罗德烦恼的是马伊巴赫的拖延而非其言辞，于是他继续向俾斯麦抱怨。

布莱希罗德最大的困难来自一条较小的铁路：连接莱茵河与萨尔河谷的莱茵—纳厄（Rhein-Nahe）铁路，全长不到80英里。这是一条单轨铁路，军方一直希望将其改造成双轨铁路，但股东们拒绝，他们觉得这条亏钱铁路被国有化的唯一机会是让军方相信，除了国有化之外没有可能建造第二条铁轨。布莱希罗德记得事情的缘起：“1880年5月，我有幸获得财政部长比特的来访，他要求绝对保密，告诉我希望将莱茵—纳厄铁路国有化，因为陆军元帅毛奇伯爵认为这在战略上很重要，觉得第二条铁轨绝对有必要。”[161]6月，布莱希罗德在写给比特的信中提出自己的方案：他报告说该铁路的名义资本为2700万马克（或者票面价值为100马克的27万股），其中约5万股仍然在原始投资者手中，他们不愿亏本出售。为了实现国有化，政府需要得到三分之二参加投票的股份支持；过去的经验显示，并非所有的股东都会投票，因此政府需要13万股。布莱希罗德建议，政府应该开价每股25马克，因为过去三年的股价在11到30马克间波动。

布莱希罗德已经以18又3/4的价格购买了3万股，还说服持有2.2万股的朋友们接受25马克的价格—因此只需再收购7.5万股，他提出在四到五个月内完成。他明确表示，整个操作都将为官方着想，以低于25马克价格购入股份所产生的收益显然将归政府所有，从而减少收购铁路的总成本。比特接受这些建议，但将上限定为24马克[162]。布莱希罗德请求尽可能保密，因为任何可能的消息泄露都会抬高价格。七周后，他报告说，尽管遭遇“巨大的苦难”，他还是又购买了1.2万股，他的朋友们现在持有3.6万股，而部长持有1万股。还需购买更多股份，但价格已经上涨到22又1/2，布莱希罗德担心，泄密肯定刺激了竞购。事实上，为了防止价格进一步上涨，他不得不出售一部分已经购入的股票。9月，经过布莱希罗德的更多幕后运作，公司股东接受政府的方案[163]。

但最大的困难仍未解决：12月，布莱希罗德一边重新整理记录，一边多次拜访比特，希望打听出政府何时向议会提交必要的法案。比特向他保证，只要他对最终结果有信心就会马上采取必要行动，因为战争部长和皇帝都支持该方案。另一方面，根据布莱希罗德的说法，比特拒绝他的提议，即操作中的收益应该归政府。比特坚称，政府不能参与这样的交易，收益应该留给布莱希罗德，因为后者也承担风险。两人同意在议会投票结束后再解决该问题。

不过，公共工程部长马伊巴赫—1880年7月，布莱希罗德在巴德霍姆堡（Bad Homburg）见过他，并向其坦诚自己的操作—突然在议会谴责令他“恶心”的莱茵—纳厄铁路股票“大投机”。投机将股价推高到不合理的地步—受益者是当今的投机者，而非将自己的钱投入铁路建设并损失一部分投资的诚实之人。马伊巴赫的这番话危及议会的投票，一位中央党的反对派领袖也呼应上述指控：大部分股票被“少数大银行”买走，“因此如果今天我们接受24马克的价格，那么我们只是在滋养那棵毒树，就像部长所做的形象比喻”[164]。布莱希罗德担心股票将因为无法国有化而暴跌，导致自己可能被套牢。他写道：“对我而言，我相信可以证明，整个交易并非为了我自己，而是诚心为了政府和以政府名义，就像书信所显示的。因此国有化被拒绝导致的损失也应由政府而非我的银行承担。”如果可以让马伊巴赫“在议会对国有化进行辩护，从而完全打消对整个公共工程部立场的怀疑”，议会仍有可能被说服接受所提出的协议[165]。一年后，该铁路以24马克的价格被国有化。

我们不知道谁获得这些收益，尽管可以合理地推断，出于官僚主义的原因，财政部很难将这笔意外之财纳入囊中。因此布莱希罗德很可能留下大约25万马克的资本利得—无论他可以想出什么推脱的理由。当时他一定觉得那是自己挣得的：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其他任何铁路交易中遇到如此之多的困难或者获得如此之高的收益率（他在22个月内获得了约30%的收益）。

俾斯麦满足于小得多的收益。1880年11月和1881年5月，布莱希罗德分别为他购买了价值14万和2.26万马克的奥得河右岸铁路（Rechte Oder Ufer Road）股票；1881年6月和8月，他分别以14.6万和2.5万马克出售了这些股票。在较小的那笔买卖中，他三个月内获利近10%（这些铁路最终于1882年国有化）。随后的两年间，他又买入和卖出价值约17万马克的科隆—明登铁路股票，收益率更低。1883年7月，在俾斯麦的口头“授意”下，布莱希罗德通过六次交易买入40万马克的上西里西亚铁路（Upper Silesian Railroad）股票。该铁路六个月后国有化，俾斯麦赚取略多于2%的收益[166]。这种操作本质上就是银行家们所称的套利：铁路股票被换成普鲁士债券，这是一种以微小折扣购买债券的方法。

俾斯麦购买这些股票时，普鲁士铁路将国有化已经众所周知。不过，普通投资者无法确定某条铁路是否将国有化或者有何补偿条件。俾斯麦比几乎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情况，此外他还有能力对部长们施压，尽管就像我们看到的，他在铁路问题上经常遇到大难题。按照我们的标准，首相投资铁路股票的时机很奇怪。在某些情况下，这涉及我们所谓的内幕信息，尽管始终都没有出现巨额或不合适的收益。不过，俾斯麦很可能觉得他在用自己的钱帮助政府，因为作为股东，他将投票支持政府。我们可以肯定，他自己的大量投资维持了他对铁路国有化的强烈兴趣²¹。

布莱希罗德在普鲁士铁路国有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在普鲁士内阁和议会接受原则后，国有化的实际操作方面仍然复杂。每项收购都必须分别立法，需要与议会的漫长谈判和股东的批准。布莱希罗德的建议在前者中切实有效，他复杂的市场操作在后者中发挥重要作用。内阁官方需要谨慎、高效和足智多谋的银行家完成自己的计划，在国有化之前购买必要数量的股份。布莱希罗德无疑看到这项任务有利可图。至少他赚取巨额佣金，有时还获得可观的收益。

最重要的是，俾斯麦的计划成功了：他坚持认为铁路应该属于普鲁士政府，它们是国家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命脉和战争时期的防务基石。1876年，国家拥有4683千米的铁路；到了1890年，它又以超过28亿马克的价格收购另外1.4万千米的铁路[167]。几乎没有私人铁路剩下，国家运营着一个高效、可靠和经济的模范体系。通过运营已经成为普鲁士最大企业的铁路（而且完全没有罢工的威胁），国家的力量大大增强。俾斯麦有理由对自己的成功和布莱希罗德的帮助感到满意：对国家和那些无利可图的铁路的昔日拥有者而言，私企的国有化被证明是幸事。

[5]

对俾斯麦而言，1878—1879年的重大改变只是新的保守主义重组的开端。他构想一个积极的社会立法方案，准备把下层阶级纳入其中，从而保护国家免受社会冲突和党派争端所累。新方案需要得到议会批准，他希望投票支持经济改革的联盟也将支持他的其他计划。

但新的权力分配并不像19世纪70年代初的自由民主党那么稳定和忠诚。俾斯麦仍然无法在议会掌握多数，仍然不得不应对上院的特殊利益元素。为了每一部法案和每一项财政改革顺利通过，他都需要收买支持者。十年间，他对议会恩威并施，并考虑削弱其力量。他经常提及修改选举法的必要；在愤怒和沮丧的时刻，他还认为可能不得不毁掉帝国和动用军队。有时，这些威胁是策略性的，作为对付反对者的武器；其他时候，他很可能认真考虑过政变。1886年，他对德国驻俄国大使冯·施魏因尼茨将军表示：“我也许不得不毁掉我所创造的，这的确可能发生。”[168]

俾斯麦乐于相信，国民议会不能代表人民—专制统治者特别容易产生这种幻觉。尽管议会可能无能，但它并非不具有代表性。议会中反映出的分歧是真实的，尽管俾斯麦本人让它们加深。他不知疲倦地寻求权宜之计来赢得新的支持：有时取笑或揶揄其他德意志成员邦的统治者，有时向受侵害的群体施以物质恩惠，并总是操纵着媒体。在所有上述举动中，布莱希罗德扮演着谋士和助手的惯常角色。

19世纪80年代，布莱希罗德的角色有了些许改变：他更多充当游说者和请愿者，而非顾问。他与俾斯麦的个人关系仍像以往那样紧密，尽管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他与赫伯特关系破裂。布莱希罗德与荷尔斯泰因对彼此的关系都变得冷淡。俾斯麦的亲随发生人员流动，布莱希罗德不得不做出调整。俾斯麦的新文书和女婿兰曹伯爵成了布莱希罗德的亲信，俾斯麦的新下属—外交部的哈茨菲尔特和内政部的卡尔·冯·波蒂谢（Karl von Boetticher）与布莱希罗德特别亲密。（波蒂谢写道：“愿上帝与你同在，愿他奖赏你如此无私和自我牺牲的友谊……请在未来保持这份友谊，它让我如此幸福。”—也让他有能力还债。）

布莱希罗德本人的政治观点仍然与政府的新正统思想保持一致。他同样是保守主义者、干预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他对国家家长主义的拥护反映在他1879年12月写给赫伯特的一封信中，他请求国家立即对上西里西亚进行干预，因为当地遭遇失业、饥荒和疾病的突袭：“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对这次紧急情况表现得相当冷漠，但我认为除了各种人类情感，援助那个不幸的省份在政治上也有必要，以免让社会党人趁机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卑劣目的赚取资本。”他认为应该花费数百万马克提供工作和食物[169]。

俾斯麦对议会的敌意似乎没有让布莱希罗德感到不安；他甚至参与反对左翼自由派的活动，尽管在政府鼓励和从中受益的新一波反犹主义浪潮中，他们是德国政界唯一提出反对的团体。比如，在1881年的议会选举中，拉斯克指出“反动派将犹太人问题放到他们运动的核心，以便迎合宗教狂热主义，利用对犹太人的广泛憎恶实现自己的目的”。尤里乌斯·布莱希罗德帮助拉斯克阻止犹太人特别行动，向自由派提供资金支持—但盖尔森不愿参与反对行动[170]。

他仍然认为，政府和“他的朋友们”（尤其是后者）是抵御反犹主义的最佳堡垒。他仍然通过宫廷犹太人的视角看待世界。

另一个事件讲述同样的故事：1884年12月，由左翼自由派、中央党和社会党组成的议会多数派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为外交部一个新设立职位提供资金的请求。此举的目的是对俾斯麦的外交和殖民政策表达不满，特别是后者。俾斯麦对此恼怒异常，一位与他亲近的同僚写道：“我从未见过亲王如此烦恼，我担心这会对他产生严重影响……他反复强调，他将欢迎社会党人的政变，应该允许为更多的冲突积累材料。”两天后，布莱希罗德在写给俾斯麦的私人书信中报告说：

最近在帝国议会发生的事已经引发商业领袖圈子里……对议会的高声怒斥，比如针对进步党和中央党的领导人。我们一致认为，如果现在举行新的选举，柏林商界将尽其所能确保路德维希·勒维[Ludwig Löwe，柏林的进步党议员]和菲尔肖之流不会再次当选。祖国因为阁下认为必要的一小笔资金遭到拒绝而蒙羞，帝国商界对此愤怒异常，也许到了欣然做出牺牲的时候。[171]

布莱希罗德的信象征着对议会拒绝的怨声载道。一些商业团体甚至提出向俾斯麦提供设立新职位的必要资金。布莱希罗德认为解散可能是对议会的合适惩罚，而俾斯麦倾向于更强硬的回应。

俾斯麦的保守主义转向包括创立伪代议制机构以削弱议会，以及通过社会立法让工人们放弃对社会党效忠的计划。他很早就有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来为政府提供咨询的想法。布莱希罗德在1878年提出过此类方案，工业家协会也有过类似提议。1880年秋，俾斯麦亲自执掌普鲁士商务部，并以御令之名提议创立这样的委员会。1881年初，委员会成立。在开始审议前，俾斯麦提醒委员们，他们比政府官僚或议员们更有能力和实践经验，代表国民中有创造力、务实和有见识的元素，应该帮助普鲁士政府在他们最熟悉的领域制定法律[172]。俾斯麦此举的反议会目的显而易见，因此帝国议会反对为帝国创立类似的机构。俾斯麦的计划收效甚微，它有意识地退回到早前的社团制度，并预示着后来专家和技术官僚在更复杂的社会中扮演的角色[173]。

普鲁士委员会审议的首份提案是俾斯麦关于工人意外保险的计划。这标志着俾斯麦雄心勃勃的社会立法（与反社会党人法同时制定）的开始。以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方式，他希望同时镇压颠覆活动和消除其根源。1878年末，他表示：“如果工人再也没有抱怨的理由，那么社会主义的根源也就枯竭了。”[174]俾斯麦的目标无疑是政治的：在残酷的依附时刻，下层阶级应该明白，只有国家能向他们提供帮助，而不应该依靠贫穷的家庭、冷漠的雇主或社会党。圣瓦里耶承认俾斯麦方案的宏大：“［它］比其他方案更加全面、大胆和危险；为了打击社会党人，他借鉴他们的目标，并让国家成为所有工人组织的轴心。”[175]

俾斯麦称自己的方案为“国家社会主义”，对于总是相信国家有照顾国民的道德责任，相信基督教的家长主义要求富者照顾贫者的人来说，该方案顺理成章[176]。在农村生活中，“位高则责重”的理想仍然流行。但政治动机同样强烈，并减轻了袖手旁观心理的影响。

和后来的其他许多社团主义改革者一样，俾斯麦过于信仰某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经济决定论。工人们需要的不仅是面包，甚至不仅是保障；他们自己的党派能很好地提供剩下的需要，以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将理想诉求和确定性分析结合起来。面对俾斯麦的打压和让步，社会民主党仍然逐渐壮大，他的政策经常被认定失败。的确如此吗？这些政策不是帮助造就该党的修正主义性质和工人们的驯服吗？这种性质和驯服不是大大有利于俾斯麦的帝国吗？它们是否在长期内有利于德国政治的发展是另一个问题。

虽然布莱希罗德关心穷人，愿意看到政府扩大管辖范围，但他反对威斯特法伦工业家路易斯·巴尔（Louise Baare）提出的意外保险方案。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布莱希罗德质疑巴尔的方案只涵盖工作中的意外—俾斯麦的批注否认这种说法。然后，布莱希罗德又批评巴尔的养老金提议，认为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真正需要的是一小笔资本；俾斯麦的批注是：“他花完那笔钱怎么办？？”（Das schlägt er todt？？）布莱希罗德承认，主动提出这种建议是因为他与一家大保险公司关系密切—他在北极星公司（Nordstern）担任董事[177]。俾斯麦不喜欢保险公司，后者也担心被他国有化。他没有理会布莱希罗德的警告[178]。

1885年，布莱希罗德帮助俾斯麦的守林员长彼得·朗格（Peter Lange）准备关于俾斯麦庄园的农业工人们现有保险状况的备忘录。一年后，意外保险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农业工人。1889年，为各种类型的工人设计的养老计划获得通过，从而完成俾斯麦的方案[179]。俾斯麦的全面社会立法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最大的成就，让德国成为该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先者。

俾斯麦发现很难说服顽固的议会批准额外的收入用于弥补攀升的开支。但至少他现在有了得力部长的帮助：1882年，比特辞去财政部长，俾斯麦任命阿道夫·冯·朔尔茨（Adolf von Scholz）继任。他把朔尔茨看作第一位忠于自己的财政部长，他与朔尔茨的亲密关系稍稍削弱布莱希罗德的影响[180]。

不过，俾斯麦钟爱的一些计划仍然反复受挫。布莱希罗德被怀疑破坏1883年的普鲁士预收收入税计划。荷尔斯泰因在当时记录道：“在纯粹的金融问题上，特别是与股票交易相关时，首相本人没有主见，而是依赖朔尔茨和布莱希罗德的阐述。这两人很少意见一致，而俾斯麦亲王几乎总是站在舒尔茨那边……”[181]

1884年5月，当朔尔茨提议立法征收营业税和周转税后，两人的分歧爆发了[182]。三天后，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写了长达8页的信，抨击这个已经让股价下挫2到10个百分点的新提议。比起计划中的税率，更让布莱希罗德诟病的是新税法的形式。“作为商业活动的两大支柱，荣耀和审慎组成商人的骄傲，要求永远交出账簿以最敏感的方式伤害他们……”计划中的税率让潜在的灾难雪上加霜。布莱希罗德表示，这种阻碍将迫使“受惊的资本”寻求不受束缚的国外市场。较小的交易将枯竭，数以百计的家庭将受到影响：

一部分奢华[Luxus]……将可能消失。这对我们的经济状况是否有好处，我不敢断言……根据我四十六年的从业经验，我知道德国大都市逐渐吸引欧洲商业的原因正是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流动，我国的繁荣从中大受裨益……阁下会原谅我的这番直白表态；我总是乐意用自己多年的经验为国效劳，根据这些经验，我可以预见到此举的后果。[183]

布莱希罗德显然知道这个建议并非出于公心。另一方面，就像后世之人可能说的，对布莱希罗德不利可能也对整个德国商界不利。事实上，商界发出公开的哀号，很像布莱希罗德私下所做的。不过，上议院还是在6月通过该法案。让俾斯麦足够烦恼的是，他的一个噩梦—当他沿湖边行走时，湖水突然波涛汹涌，如果不退避就会被淹死—可能源于他提出的股市税。

1885年5月，帝国议会批准证券交易税；布莱希罗德仍不甘心，告诉俾斯麦这种税收正在迫使投资流向国外。他对荷尔斯泰因表示：

俾斯麦和我一样清楚，同样反对证券交易税，但当《十字报》和《帝国邮报》[Reichsbote]暗示俾斯麦亲王对金融家表现出过分的顺从时，他觉得停止抗议更加明智。我告诉他：“阁下什么都不必说。我理解阁下，认同您的做法。有时我会梦见眼前出现第二份《帝国之钟》[Reichesglocke，一份反犹主义报纸，曾攻击过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184]

反犹主义影射的威胁强大到足以打消其他考虑—至少从布莱希罗德的说法来看是这样。这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在19世纪80年代的保守时期，为何他对财政事务的影响下降。

[6]

但他在某些领域的作用仍然很大。俾斯麦对总是阻挠自己的帝国议会恼怒不已，于是更多依赖代表帝国各成员邦政府的机构—联邦参议院（Bundesrat）。19世纪70年代，他也曾和联邦参议院发生过冲突，但到了1879年，他意识到如果不得不在“加强25个追求私利的政府或者加强帝国议会的权力之间做出选择，他宁愿选择前者”[185]。1880年4月，联邦参议院否决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法案，俾斯麦马上提出辞职²²。威廉拒绝接受，但俾斯麦借机加强对联邦参议院的控制，甚至想要大幅修改它的构成，让普鲁士在其中永远拥有多数[186]。无论如何，俾斯麦试图加强与其他王朝的联系，并反复提醒它们，只有德国的各邦政府密切合作才能遏制颠覆浪潮[187]。

但俾斯麦知道，意识形态的诉求最好得到更加有形的服务补充，在这点上布莱希罗德和过去一样有用。他与德意志其他邦国的政府和王朝建立密切的关系—既为了招揽生意，也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毕竟，各邦政府仍在发行自己的贷款，各王朝也仍在颁发勋章。

在俾斯麦与德意志各王朝关系的某些关键时刻，布莱希罗德以自己的审慎和财力扮演重要的幕后角色。他有时担任转账代理人（常常与韦尔夫基金相联系），有时通过特别顺从地满足拮据统治者的愿望来为俾斯麦效劳。

我们已经提到，布莱希罗德在被废黜的汉诺威王朝的命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关于不伦瑞克王位继承漫长争端的同样是温特霍斯特、不满的圭尔夫家族、英国王室和布莱希罗德。一位圭尔夫家族成员对王位提出主张，维多利亚女王支持自己的亲戚，但俾斯麦决心阻止圭尔夫家族获得德意志的王位，只要他们仍然拒绝放弃对汉诺威（1866年被普鲁士吞并）的主张。1881年，威尔士亲王（后来的爱德华八世）要求布莱希罗德提供关于不伦瑞克问题的备忘录，再由其转交给他的母亲。经过与温特霍斯特的协商后，布莱希罗德提供了备忘录，并与亲王进行了几次谈话。但努力无果而终，该问题直到1913年才解决²³[188]。

比这重要得多的是布莱希罗德与巴伐利亚王朝的联系。每年，他继续从韦尔夫基金中向路德维希国王支付30万马克的补贴。但这些钱远远无法满足国王著名的“大兴土木狂热，这是他疾病的症状之一”²⁴。路德维希风度翩翩，喜爱艺术，精神状况不稳定，他试图效仿路易十四取得的伟大建筑成就，甚至对波旁王朝最后成员的情妇们怀有性迷恋，却拒绝了自己身边准情妇们的所有献媚。

从1876年开始，关于路德维希即将破产的传言陆续传到柏林，人们还经常提到，布莱希罗德是可能的马伊克纳斯（Maecenas）²⁵。到了1884年初，国王的债务已经上升到超过700万马克，但他雄心勃勃的计划才刚刚展开[189]。最终，路德维希决定派遣行政专员菲利普·普菲斯特（Phillip Pfister）向俾斯麦求助。2月9日，普菲斯特匿名抵达弗里德里希斯鲁，他发现俾斯麦乐意帮忙，尽管采用什么方式仍不清楚。700万马克是笔可观的数目。俾斯麦询问威廉是否愿意援助这位身为他外甥的国王²⁶，与此同时，他向普菲斯特暗示，布莱希罗德也许可以筹到必要的资金。尽管威廉含糊地表示愿意帮忙，俾斯麦还是派首相府的重要参谋弗朗茨·冯·罗滕伯格（Franz von Rottenburg）说服布莱希罗德出手相助。按照荷尔斯泰因的说法，“布莱希罗德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罗滕伯格］刚说明来意就被他一把抱住”。与此同时，赫伯特致信荷尔斯泰因表示：“巴伐利亚的财政事务落入布莱希罗德之手令我惋惜，因为我把那个肮脏的犹太人视作邪恶的化身，对任何现在或将要被迫和他展开业务的人感到遗憾。”[190]（赫伯特真的对自己的父亲感到遗憾吗？）荷尔斯泰因和赫伯特认定，布莱希罗德觊觎这笔巴伐利亚业务。荷尔斯泰因认为他想要巴伐利亚的贵族头衔或大十字勋章，并恶意将其描绘成一个“总是因为缺乏谦逊而显眼”的人[191]。

荷尔斯泰因忽视了布莱希罗德对哈茨菲尔特的抱怨，即他接手巴伐利亚业务只是为了取悦俾斯麦。据说布莱希罗德甚至表示：“巴伐利亚国王有什么能给我的？”这几乎肯定是布莱希罗德的所说或所想：银行家（甚至犹太银行家）不得不在君主宝座前奴颜婢膝的日子已经过去。国王仍然能享有特惠待遇，但无法再让人放弃谨慎[192]。没有银行家会为了多得一项头衔或一枚勋章而冒险付出700万马克。

布莱希罗德的行动小心翼翼。2月10日，他与普菲斯特在柏林进行谈判。返回慕尼黑时，巴伐利亚顾问带着来自普鲁士政府的100万马克易兑现证券和来自布莱希罗德的明确报价承诺[193]。一周后，布莱希罗德提出奉上300万马克贷款。路德维希对此表示感激，但迟迟没有接受，直到他获悉一个南德财团正在考虑提供1000万马克的贷款[194]。遭到那个财团拒绝后，普菲斯特于3月中旬回到柏林，受路德维希之托请求俾斯麦斡旋，希望布莱希罗德提供600万马克的贷款。俾斯麦的回复反映出他本人对此事的兴趣：他承诺全力帮助路德维希，如果失败了，“那是［因为］我的权力和手段有限，而非没有尽力”。与此同时，他警告国王注意联邦参议院中再次出现的自由主义骚动，显然他希望用布莱希罗德的财政帮助来换取巴伐利亚的忠诚[195]。

4月6日，普菲斯特询问布莱希罗德，如果以“父系许可”（即由父系亲属承担连带法律责任）为基础，他是否愿意和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借给路德维希800万到1000万马克。但布莱希罗德要求更多保证。4月10日，普菲斯特通知他，“鉴于此事对王室和国家的重要性”，巴伐利亚财政部长已经接管此前秘密为国王进行的谈判。但他同样无计可施，于是再次向布莱希罗德求助。布莱希罗德的回答毫不含糊：这样的父系许可将提供什么样的“物质基础”或担保？针对违约有何物质保证？

你们提出的不太高的利率和条件完全没有吸引力，因为目前的一流可兑现俄国债券有望升值，带来5.5%到6%的利率。这点很容易理解，因此你们应该相信，我乐意签订你们提出的协议几乎完全是因为我有意服从你们的国王陛下。[196]

谈判结束几个月后，巴伐利亚财政部长终于同一个南德财团达成750万马克贷款的协议。普菲斯特对布莱希罗德致以最热烈的谢意[197]。这些信揭穿了荷尔斯泰因的虚假指责，即布莱希罗德提出非分要求，从而惹恼国王。在荷尔斯泰因等人看来，布莱希罗德永远都是错的：他既是谄媚者又是夏洛克²⁷。

荷尔斯泰因恶意枉屈布莱希罗德不计代价地寻求提供贷款。但长达四个月并以失败告终的谈判完全不符合一位迫不及待的银行家形象。如果条件合适，他愿意相助。为了迫使路德维希顺从自己的德意志政策，俾斯麦也愿意帮助他—不过他更愿意通过自己的银行家，而非自己的君主。最终，巴伐利亚人在短期内实现自救。这个故事的结局令人咋舌。两年后，当更迫切的新需求出现时，几近疯狂的国王命令他的代理人闯入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那些人去了法兰克福，但选择不执行这个不寻常的御令就返回了。

布莱希罗德是第二帝国的政治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在俾斯麦的影子里，他成了谋士和游说者、亲信、国王拥立者和金融杂务工；后来的压力集团、政府委员会或机构将发挥类似的功能。在显贵政治的最后阶段，布莱希罗德试图扮演重要角色，并取得成功。他本人的收获毁誉参半，但出于普遍的虚伪和他的自卫性虚荣，他更多感受到公开的荣耀，而非私下的侮辱。

1.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反派，喜欢告密和挑拨。——译注

2.布莱希罗德对金本位的反对引发俾斯麦和路德维希·巴姆贝格在帝国议会的激烈交锋，后者是帝国银行和统一帝国货币的实际创立者。1879年，奥多·罗素勋爵预言德国将采用双本位的记录被泄露给媒体。报道并不属实，巴姆贝格没能从政府获得非正式信息，于是在议会提出该问题。在发言之前，他暗示罗素勋爵一定从布莱希罗德那里获得了信息。俾斯麦怒斥巴姆贝格，表示这是可耻的影射，“由于某些可耻和可鄙的审判，世人都知道这家银行担任我的私人银行家和商业管理者”。然后，俾斯麦反过来谴责巴姆贝格与银行界的联系。这件事让当事人陷入尴尬，让布莱希罗德深为忧虑，为此闷闷不乐了好几天。汉斯·菲尔斯腾贝格错误地将此事的发生时间标为1876年，见他所编的《卡尔·菲尔斯腾贝格：一位德国银行家的生平，1870—1914》（柏林，1931年），第77—79页［Hans Fürstenberg，ed.，Carl Fürstenberg Die Lebens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Bankiers1870–1914（Berlin，1931），pp.77–79］。另见，卡尔·赫尔费里希编，《路德维希·巴姆贝格关于货币和银行问题的发言与论文选》（柏林，1900年），第102—110页［Karl Helfferich，ed.，Ausgewählte Reden und Aufsätzeüber Geld-und Bankwesen von Ludwig Bamberger（Berlin，1900），pp.102–110］。

3.1873年初，马克思预言，经济周期的下行将标志着“普遍危机”的开始，“这样的危机正再次来临，尽管才刚刚开始；但它的普遍范围和影响强度将向人们的头脑灌输辩证法，甚至包括新的神圣普鲁士—日耳曼帝国中势头迅猛的新贵”。……就像我们将看到的，这场萧条向德国人头脑中灌输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是反犹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性分析》（纽约，1947年），第xxxi页［Karl Marx，Capital.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New York，1947），p.xxxi］。

4.布莱希罗德档案中充斥着名人客户们抱怨突然遭受损失的书信。有时，客户的哀叹中会流露出对布莱希罗德的指责—你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更有甚者，你怎么能鼓励我进行这么危险的冒险呢？有时，素不相识的人也会写信给布莱希罗德，下面的例子很有代表性：1875年，布莱希罗德收到一位名叫卡岑贝格（Katzenberger）的哲学教授的几封求助信。他以90马克的价格为守寡的堂妹买了些帝国大陆公司（Reichscontinental）的股票，现在跌至13马克。他向帝国大陆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布莱希罗德求助，因为朋友告诉他，布莱希罗德“人格高尚……您不仅是金融权威，而且生性仁慈乐善”。布莱希罗德无能为力吗？毕竟，众所周知，那位可怜的寡妇带着一群无依无靠的孩子，要不是柏林“最好的银行”站在那家公司背后，她不会买那些股票。布莱希罗德的回信让卡岑贝格发来了更多请求，他甚至承诺知恩图报，“我的笔将在所有重要报纸上听您调遣”。卡岑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9月7日、10月23日、11月7日，BA。关于萧条影响的新证明，见特奥多尔·莱辛的自传《一次足矣》（古特斯洛，1969年）［Theodor Lessing，Einmal und Nie Wieder（Gütersloh，1969）］。书中写道，他性格不合而且极不幸福的父母不得不延续婚姻，因为父亲输光了母亲的嫁妆—所以离婚无法想象。

5.这与布登勃洛克公司早年的座右铭形成鲜明反差：“白天奋发工作，但不要做让你晚上睡不好的事。”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没落》（柏林，1928年），第58页［Thomas Mann，Buddenbrooks.Verfall einer Familie（Berlin，1928），p.58］。

6.在社交上显然不是。在写给妻子的不知所措的信中，卡多夫描绘了布莱希罗德的宴会：“昨晚参加布莱希罗德家盛大的音乐会和舞会；音乐会之后是规模浩大的晚宴，然后是舞会—参加者寥寥无几，军官尤其少。俾斯麦王妃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亲王本人当然没有来，否则外交官、大臣和所有的大人物将蜂拥而至。”齐格弗里德·冯·卡多夫，《威廉·卡多夫：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代的国民议员，1828—1907》（柏林，1936年），第149页［S.von Kardorff，Wilhelm von Kardorff：Ein nationaler Parlamentarier im Zeitalter Bismarcks und Wilhelms II，1828–1907（Berlin1936），p.149］。

7.1873年，德国马克取代普鲁士塔勒，兑换比为3：1。

8.《北德大众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编辑埃米尔·品特（Emil Pindter）致信俾斯麦，通报他的报纸上刊登了新方案；俾斯麦马上回信警告说，从支持者来看，新党只是《十字报》党的加强版，因此如果《北德大众报》支持该党，它看上去就如同“加入反动的反对派”。俾斯麦还表示，政府不会反对这个新党，“即便新党的组建削弱甚至还可能伤害了作为政府最坚实支柱的［自由］保守派”。品特致俾斯麦，1876年7月12日；赫伯特·冯·俾斯麦致拉多维茨，1876年7月14日，GFO：I.A.A.a.50，第二卷。

9.俾斯麦对该法案的初稿提出反对，他解释说，报复措施不该是对外国狡猾伎俩的回应：“在与外国签订各项契约时，我国官员总是更加诚实、笨拙和直率，与更有技巧和纪律的外国官员相比，我们很容易处于下风。”俾斯麦致霍夫曼（Hofmann），1876年10月，GFO：I.A.A.a.50，第一卷。

10.1877年11月，伐尔岑和柏林间开通电话；难怪俾斯麦家的老总管热妮·法提奥（Jenny Fatio）在信中对布莱希罗德说：“政治带给亲王许多不安，微不足道的满足感，还有一大堆工作。”1877年12月4日，BA。

11.社团主义（corporatism）指将立法的权力交给由工业、农业和职业团体代表的政治制度。——译注

12.俾斯麦的长女玛丽（Marie）嫁给库诺·兰曹（Kuno zu Rantzau，1843—1917）。俾斯麦家与兰曹家关系密切，俾斯麦的妹妹玛尔维纳（Malwine）正是兰曹伯爵之母。——译注

13.保守刊物《柏林评论》（Berliner Revue）的编辑。1877年，他在《德国的政治奠基人与腐败》一书中指责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侵吞国家财产，暗示俾斯麦是背后主谋。——译注

14.德·穆伊（C.De Moüy）致瓦丁顿（Waddington），1878年10月22日，MAE：德国，第25卷。法国驻柏林使馆每天向巴黎报告德国的国内状况。报告具有不同寻常的高水准，鉴于德国的动态对法国独一无二的重要性，这理所当然。报告没有被包括在《法国外交档案》（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中，因此这笔丰富的材料此前未被使用。圣·瓦里耶（St.Vallier）是布莱希罗德密友，1878年到1882年担任驻柏林大使期间，他的报告经常包括来自或关于布莱希罗德的消息。

15.在为反社会党人法辩护的同时，俾斯麦承认自己很早以前与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有交情—他和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与此不无关系。他告诉议会，拉萨尔“不是那种可以建立明确的‘礼尚往来’关系的人，但我还是遗憾由于我俩的政治立场，我和他没有太多接触；如果我庄园的邻居中有一位如此有才华和风采的地主，我会很高兴”。这席话带有某种显贵自夸的味道，宣称自己可以在最不可能的人中选择朋友，无视阶级或宗教。如果他可以乐于同一位不能带给自己什么的犹太社会党人为伴，那么他也可以和一位能带给自己很多的犹太银行家保持密切关系。在同一段发言中，他还宣称自己认识到“社会—民主元素是国家和社会需要自卫的敌人”，因为倍倍尔或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在1871年称赞巴黎公社为“政治制度的模板，认可这些强盗和凶残纵火犯的信条”。《全集》，卷11，第606—610页。

16.足够引人注意的是，他还和圭尔夫家族的底层党羽打交道。19世纪60年代，被废黜的乔治国王试图唤起外国对他的同情。他主要依赖一位名叫奥斯卡·梅丁（Oskar Meding）的记者，此人曾担任巴黎一家支持圭尔夫家族的报纸编辑。就在普法战争爆发前，俾斯麦把梅丁争取到普鲁士这边；作为变节的回报，他承诺向梅丁提供养老金，后来还要求他发表控诉圭尔夫家族的文件。1878年，再次债务缠身的梅丁向布莱希罗德求助。他承诺充当布莱希罗德的新闻写手，并提出帮助在圭尔夫家族和德国政府间斡旋。当时，俾斯麦警告布莱希罗德不要帮助梅丁，认为此人无法量入为出。但布莱希罗德还是施以援手，而梅丁也撰文恭维他。梅丁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2月3、29日，BA；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3月2日，BA；迈耶尔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月5日，BA。

17.直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俾斯麦同意帮助玛丽王后是因为来自英国的压力；迪斯累利的确亲自向他提出请求，以避免维多利亚女王采取更正式的行动。不过，迪斯累利的请求比温特霍斯特和俾斯麦的历史性会面晚了一星期。俾斯麦更有理由答应温特霍斯特而不是迪斯累利，尽管他无疑乐意一举满足两人。参见汉斯·菲利皮，《韦尔夫基金史》，第204—212、235—246页［Hans Philippi，“Zur Geschichte des Welfenfonds，”pp.204–212，235–246］。菲利皮没有提到布莱希罗德或温特霍斯特在这件事中的角色，斯图尔特·斯蒂林也未提到，见《俾斯麦与圭尔夫问题，1866—1890》（海牙，1973年），第200—201页［Stewart A.Stehlin，Bismarck and the Guelph Problem，1866–1890（The Hague，1973），pp.200–201］。

18.见《马太福音》6：26和《路加福音》12：27。——译注

19.在回忆录中，俾斯麦提到国内政治与对外战争的同一性，他把这种想法归咎于19世纪70年代自己的对手：“摒弃一切体面和荣耀的东西与对党派利益（被包装成祖国的利益）的情感隐隐相关，这种情感认为必须用不同于私人生活的标准来衡量党派利益，对荣耀和传统要求的解读甚至不同于战争中面对外敌时的状况，而且更加宽泛。”《全集》，第15卷，第351页。

20.约翰·冯·米克尔（Johann von Miquel，1828—1901），德国政治家，民族联盟创始人。——译注

21.他对铁路国有化的兴趣无所不至。比如1881年，他授意马伊巴赫，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应该准备攻击政府敌人的政治小册子—就像在私人铁路上有“进步”报纸出售。他从未放弃宣传伎俩。《全集》，卷14第2册，第926—927页。

22.俾斯麦的威胁被信以为真。布莱希罗德的朋友之一绍芬将军写信给他：“首相的辞职使我深为震动。让我们希望还有可能让这位无可替代者留任。除了他，还有谁能推进德国的发展和维持世界的和平？与这位伟人相比，这些所谓的政治大佬多么渺小。”布莱希罗德表达了同样的情感。绍芬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4月9日，BA。布莱希罗德收到很多像这样支持俾斯麦的表态，有些无疑是真诚的，另一些可能只是希望通过布莱希罗德传递给那位恩惠和地位的施予者。

23.1913年，被废黜的不伦瑞克公爵恩斯特·奥古斯特二世之子恩斯特·奥古斯特三世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之女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联姻。恩斯特·奥古斯特二世放弃对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的主张，作为交换，恩斯特·奥古斯特三世继承了不伦瑞克公国。——译注

24.关于对这位不幸国王的同情描绘，见巴伐利亚驻柏林大使胡戈·莱申费尔德—科菲林伯爵的回忆录《回忆与铭记》（柏林，1935年），第152—175页［Graf Hugo 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 und Denkwürdigkeiten（Berlin，1935），pp152-175］。莱申费尔德对所有的财政援助守口如瓶，这反映了他本人的审慎，以及几十年间围绕该问题普遍的讳莫如深。

25.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谋臣和朋友，他的名字成了富有、慷慨的艺术赞助者的代名词。——译注

26.路德维希二世之母玛丽公主是威廉一世的堂妹。——译注

27.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贪婪而恶毒的犹太富商。——译注

第十章　贪婪与阴谋

唉，没办法；这就是当兵的悲哀。

升迁靠推荐和私情，而不是遵照惯例，按资格依次递补。

——伊阿古（《奥赛罗》，第一幕，第一场）

虚伪是罪恶对美德的致敬。

——拉罗什富科

我总是认为，正直是虚伪的原材料！

——巴尔扎克，《贝姨》（Cousine Bette）

布莱希罗德生活在德意志帝国的高贵世界里，置身于贵族的光辉和权力的威严中。他也生活在那个世界的地下部分，社会的统治者很少承认那部分世界的存在，但他们的财富和前途却在那里被造就和毁灭。布莱希罗德知道，这两个世界相互连通，许多生活在赞誉阳光下的人为了生活中更阴暗的一面有求于他。

在所有的社会和人类事务中，表象和现实间、流行准则和实际行为间存在距离。这种距离在德意志帝国也许特别大，部分原因在于那里的准则特别严格，与存在的物质现实的差异日益扩大。准则是贵族式的，现实则是新富阶层的崛起。准则宣扬名誉、勇气、正直和责任；它崇尚朴素，某种“铁一般的节俭”或者假装如此；它谴责市场，谴责对金钱的过度重视，谴责可以用金钱购买一切（甚至荣誉）的观点[1]。（这当然是一个特别版本的古老欧洲准则，莱昂内尔·特里林曾评价道：“符合这种精神的就是高贵的，达不到或违反它的就是低俗的……我们也许注意到，曾经被认为适合军队生活的特征对于高贵自我的形成也是决定性的，它形象鲜明地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目的得到清晰认识和公开承认。”[2]）金钱或性问题上的不负责被认为与准则格格不入。公然违反准则就是“丑闻”，在极端情况下只能通过流放或决斗赎罪；决斗提醒人们，名誉被认为比生命更宝贵。任何丑闻都是等级和准则的潜在污点。

准则一直被暗中违反。在德意志帝国，正直的论调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严格和严厉，对现实的否认也更加普遍。这种正直滋生虚伪，而虚伪带来虚假和怨恨的基调。既有崇高的请求，也有恶意的私语。就像我们将看到的，还有关于广泛阴谋和贪婪的怀疑。这种地下精神有多重来源：既有新财富的腐化和诱惑，也有狭隘、专制而又恐惧的统治引发的愤世嫉俗。感伤主义的盛行是被恐惧侵蚀的崇高憧憬的残余。

我们最关心的是对金钱的看法。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对金钱的声讨无处不在。“物质主义”是罪恶的，受到教会的谴责；它还令人反感，受到道德家的谴责。它是剥削性的，因此威胁到国家统一。金钱还成了相互竞争的阶级的战场。面对新制度下暴发户的威胁，老地主阶级重拾对敛财的偏见—与此同时，经济现实迫使他们开始与市场打交道。1895年，马克斯·韦伯谈到“普鲁士容克贵族在经济上的垂死挣扎”[3]。生活的现实不可能被无视：国家公务员的报酬遵循普鲁士的朴素，却不得不生活在德国的富豪统治下¹。暴发户买下老地主的产业[4]。谈及生活在祖先土地上的快乐时，一位虚构的容克贵族在世纪末表示：“谁知道呢，也许到了下一代它已经落入犹太人之手。”²面对这样的威胁，容克贵族学会以孤注一掷的顽强为自己而战，同时坚持自己仍然是简单而质朴之美德的唯一捍卫者。反物质主义将永远拥有强烈的吸引力，不仅对于有产者本身如此，而且将钱从公共话语中去除的愿望可能也是为了麻木无产者和被剥削者的痛苦。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³说：富人和穷人一样有权睡在桥下—也同样有责任不谈钱。

整个德国社会的基调建立在这种外表的体面和优雅上，建立在德国人所说的“礼貌”（der gute Ton）和“保持礼仪”（Dekorum wahren）上。礼仪要求将真实生活中的许多东西扔到楼梯下⁴。教育必须被审查，以便去掉生活的残酷现实。（“我记得我的［父母］要求家庭教师不要在教材里使用任何提及钱或收益的算术例子；事实上，他们亲手删除了这样的例子。”[5]）谈话必须中规中矩和令人兴奋，特别是当有女士在场时。金钱总是被视作对情感的冒犯，尤其是对女士和年轻人的情感。（这又是某种欧洲特征的变体，就像狄更斯所说：“一切的关键在于，它是否会让年轻人脸红？”[6]）低贱的人或资产阶级，谈论钱和赚钱方法；有文化的人或贵族，谈论收成和充盈的谷仓，而不是股票和债券。如果钱的话题不可避免，谈到它时也要带着尴尬的痛苦。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托马斯·曼把这种矫揉造作称为“虔诚的贪婪”⁵[7]。

德意志帝国的生活经过清洗。金钱和性欲激情的存在，体现在神秘的表述、扬起的眉毛、手势或双关语中。公开表达任何形式的欲望都将改变那个社会的本性及其文明观。在帝国社会中，在艺术和文学中，在上层阶级的日常生活中，上演着某种对现实的系统性感伤化。冯塔纳曾经抱怨过这种“永远的美化”和“轻视”（Verniedlichung）[8]。德国社会的一个奇怪事实是，这种虚假感伤的最伟大揭露者是犹太人：海涅、马克思和弗洛伊德⁶。不过，一边是那个社会的成就和理想，一边是对其胃口的否认（哪怕仅仅是口头否认），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无视两者的联系。

在德意志帝国，没有谁比布莱希罗德更了解人们的脆弱。人们不断向他索取帮助、建议和财务救赎。他为这个体制的虚荣和野心提供服务。他方便地满足精英们的需求，也令他们的价值陷入尴尬。最重要的是，在与他无休止的打交道中，精英们不得不做到诚实：欺骗银行家就像欺骗化验员那样自欺欺人，付钱给两者都是为了寻找真相。

作为沟通真相和表象的代理人，布莱希罗德的地位独一无二，不仅在金融界，在一丝不苟和非常谨慎的政界同样如此。政界也有行为准则：它憎恶阴谋、腐败、贪赃枉法和钻营功名。当时的俾斯麦传说掩盖了俾斯麦的现实—布莱希罗德对此心知肚明。传说暗示，统治者是一个仁慈的天才，符合关于正直和美德的未成文法则；而在描绘现实时，当时的德国人和外国人常常提到俾斯麦统治的腐蚀性拜占庭式风格[9]。

布莱希罗德深知帝国的秘密，他参与其中并从中获利。在一个不那么注重面子的社会，他的大部分工作本可以公开进行；帝国的隐秘作风让他显得比实际上更加“多事”和邪恶。在俾斯麦帝国拜占庭式气氛中，他被视作和被中伤为神秘的幕后操纵者，是宝座和政策背后的邪恶魔鬼。他的如日中天助长了关于其重要地位的传言。其间他一直受到信赖他的俾斯麦的庇护，并在后者的要求下做了他最不体面的事。

与俾斯麦的关系对布莱希罗德至关重要，其他一切都源于这层关系。但别的帝国官员同样需要他，就像他也需要他们。通过他们和自己的眼睛，他一定感受到俾斯麦手下人的某些“当兵的悲哀”。

俾斯麦是一位苛刻、喜怒无常和内心愤世嫉俗的主人。他严于律己，对他人则更加苛刻。统治已经变成令人沮丧和无比复杂的事；到处是阻挠、对抗和阴谋—至少在他看来如此。19世纪70年代，他的健康非常糟糕，统治者特有的愤怒加剧了他身体的痛苦和折磨。这让他更加怒火中烧，并影响他的政治风格。抱怨带来更多的抱怨，形成无休止的循环。只有非常坚强的人才能战胜这种考验。一位亲密的副手认为他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此人还对同一个对话者透露说，“事实上，他生来喜欢幻想和感伤”[10]。那个十年的主基调是痛苦加上自怜，过去的活力和热情只是偶尔再现。但他足够坚强地没有向自己的弱点屈服。他保留自己性格的许多方面。也许他多变的情绪和角色避免他对自己感到厌倦。

他鲜有朋友和地位相当者；世人把他看得高高在上，不仅因为他的天才，也因为他把自己造就成新帝国唯一的权威，仅仅居于君主之下（更多是理论上而非事实上）。1873年罗恩退休时，他在写给对方的信中反复使用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我的办公室将变得孤独，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如此；老朋友去世或变成敌人，但我再也不会得到新朋友。”[11]这是自我实现式的预言。他相信大多数朋友是潜在的对手或敌人，并相应地对待他们，从而加剧自己的孤独。他的一位赞美者用真正的德国方式表示：“命运赋予他天才的奥林匹斯式孤独。”[12]

他的许多容克朋友与他反目。有的在1866年就已经如此，因为他们难以置信地看到，俾斯麦在国内外扮演着革命冒险家的角色。新帝国在自由主义时代的标志是所谓的曼彻斯特自由经济主义和随之而来的腐败，是文化斗争，是损害容克贵族利益的行政改革，这些又激怒了一大批保守主义者。俾斯麦与犹太人和自由派的合作证实他们的感觉，即他已经背叛自己的阶级和原则。另一方面，俾斯麦永远无法原谅他们的叛国，他确信自己“永远无法忘记失去政治上的老朋友—保守的老容克贵族”[13]。

与宫廷和死敌奥古斯塔皇后的持续斗争同样令他苦恼。在与威廉的所有分歧背后，他都怀疑有奥古斯塔的阴谋；众所周知，她与俾斯麦的政治对手关系密切，但她能做的只是偶尔提醒丈夫注意俾斯麦的诡计。不过，“女人在高层搞阴谋”的强烈想法仍然困扰着他，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14]。到了19世纪80年代，即使当他不再那么担心奥古斯塔近乎叛国的活动时，他仍然对宫廷和皇储怀有病态的怀疑。19世纪70年代，海因里希·莱恩多夫伯爵是他在宫廷的唯一朋友，在柏林社交界的其他地方，俾斯麦的朋友“用一个手就能数过来”[15]。

无论俾斯麦的孤独是真实还是想象的，他变得更加厌恶与下属打交道，尽管他时而仍能吸引和打动他们。为了给自怜找理由，一些下属可能夸大自己遭受的轻蔑。不过，他们处境艰难的证据毋庸置疑。早在1868年，俾斯麦的一位批评者弗朗茨·冯·罗根巴赫（Franz von Roggenbach）就提及“广泛的崩溃”，原因是“所有现成的秩序都被某个人的阴郁专断取代……所有的工具渐渐开始失效，被他的滥用和强迫所抑制”[16]。五年后，一位赞美者抱怨说：“不幸的是，俾斯麦常常表现出病态的易怒。尽管他不得不经常忍受同僚的懒惰和无能以及宫廷的阴谋，但与他共事同样足够困难。”[17]多年后，荷尔斯泰因（被认为曾受俾斯麦庇护，后来关系恶化）在日记中写道：

很遗憾，首长的不信任—他称之为悲观主义—与日俱增……怀疑、厌倦和怠慢像酸那样侵蚀他与其他人的任何关系……由于算计和怀疑，由于对别人的抵触恼火，由于对他们感到厌倦，他失去对别人的兴趣。他与别人的关系可以用情感关系的主导原则来判断：越新越好。

1885年，荷尔斯泰因感叹道，俾斯麦不把人“当成朋友，而是仅仅当成工具，就像每道菜后都要更换的刀叉”[18]。甚至忠诚的布莱希罗德也曾对霍亨洛厄抱怨说，俾斯麦“完全不考虑别人，像挤柠檬那样压榨他们”[19]。俾斯麦无疑助长了德国社会的严厉氛围：他出于鄙视不信任别人，他的专制令人难以忍受，这在德国的公共生活中注入某种特殊的毒素。

由于年龄、成功和缺乏有约束力的政治传统，俾斯麦变得反复无常和蔑视他人。难怪保罗·哈茨菲尔特伯爵（Count Paul Hatzfeldt）曾向布莱希罗德抱怨说，首相总是委任无足轻重的人物担任重要职位[20]。做他的朋友也许比做他的敌人更难。

俾斯麦的亲随并非一个由忠诚助手组成的快乐小团队，就像有时被描绘的那样。他们中既有大量嫉妒和仇恨，也有恐惧和愤怒，不得不将这些隐藏起来让人更加痛苦。他们还要承担繁重的工作，因为俾斯麦把如此之多的工作集中到自己手中。在帝国，他甚至没有名义上的同僚。有时，他一连几个月不在柏林，作为他助手的工作人员会忙得不可开交，无论他们留在柏林，还是和他一起在伐尔岑、弗里德里希斯鲁或某处温泉疗养地[21]。

因此，成为俾斯麦的亲随是种痛苦的特权。在帝国早期的各种风波和丑闻中，还要加上俾斯麦的统治可能不会长久，加上他可能很快被推翻或辞职的危险[22]。相反，在19世纪80年代，看上去俾斯麦的统治将会以俾斯麦王朝的形式持续下去，俾斯麦家族不会终结。这两种前景都无法带给下属们安全感。

即使是俾斯麦的亲随，同时包括外人和他的家人，也于事无补。他最偏爱的助手当然是他亲爱的长子：生于1859年的赫伯特。在政治事务上，赫伯特与父亲最为亲密。小儿子威廉同样担任文书。当一位很不起眼的公务员库诺·冯·兰曹伯爵娶了俾斯麦的女儿后，他同样开始为首相效劳。事实上，兰曹不得不一直住在俾斯麦家，以便身为唯一女儿的妻子能陪伴她的父母。兰曹的书信（包括与他的朋友布莱希罗德的定期通信）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通常由俾斯麦逐字逐句口授[23]。反过来，俾斯麦的家人也必须同他的其他助手合作，包括哈茨菲尔特伯爵和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这两人是能干的外交官，因此特别迎合俾斯麦最大的爱好，他们也曾短期担任过他的私人助手。当科伊德尔不再是内部圈子的成员后，荷尔斯泰因对他的离开和由此对布莱希罗德产生的所谓灾难性后果感到幸灾乐祸[24]。此外还有过一系列正式助手：洛塔尔·布赫尔、赫尔曼·冯·蒂勒、弗朗茨·冯·罗滕伯格和克里斯托弗·冯·蒂德曼。

布莱希罗德不得不和所有这些人打交道。在俾斯麦的要求下，他们都曾与他有过书信往来。他们都知道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多么亲密，有人甚至可能夸大这种密切关系。1884年，荷尔斯泰因在日记中写道：“除了布莱希罗德，只有赫伯特能施加真正的影响。”[25]这种夸张反映了不满：俾斯麦的许多手下对那位几乎是他们一员的犹太人嫉恨不已。任何亲信都可能受到怀疑，更别提本质上邪恶的犹太人了。

但他们经常需要他。只要俾斯麦仍然接受他的服务和保护他，他们就不能公开侮辱和怠慢他。不过，在这些人内部，他们可以对他大放厥词，发泄自己强烈的嫉妒。他们害怕他的影响力，怀疑他有卑鄙的阴谋。（比如，罗滕伯格就担心布莱希罗德可能毁了自己作为俾斯麦秘书长的前程；因此，他既讨好又憎恶此人，并告诉荷尔斯泰因：“布莱希罗德是第一流的掘墓人。”[26]）他们在他背后称其为“肮脏的犹太人”和“犹太猪”，但瞒着彼此在写给他的信中称呼其为“尊敬的朋友”。布莱希罗德的通信对象常常请求他把书信保密，甚至隐瞒通信一事本身！这些鬼鬼祟祟的书信表明，他们羞于和这个人的联系被公开化（遗憾的是，他又不可或缺）。看上去布莱希罗德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无视这种虚伪，从而掩盖人们对他的卑鄙行径。

随着时间的流逝，内部圈子的某些成员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逐渐恶化。最引人瞩目的（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坦诚的）是他后来与赫伯特的决裂。紧张关系大多愈演愈烈，特别是与荷尔斯泰因。他怀疑布莱希罗德搞阴谋、以权谋私和非法牟利—荷尔斯泰因本人更有理由被怀疑这些罪名。布莱希罗德经常是投射性愤怒的受害者。在散布关于布莱希罗德的坏话时，荷尔斯泰因将他本人及其圈子的某些不太光彩的行径和特征投射到布莱希罗德身上。

如果布莱希罗德如此令人讨厌，为何人们不无视他？为何他们不得不私下讨好他，却以半公开的方式诽谤他？俾斯麦的庇护只是部分答案。他对俾斯麦的下属非常有用，因为他们大多入不敷出。德国贵族在政府中拥有特权地位，外交事务几乎是他们的专属领地。他们的薪水不高，而且私人财产寥寥，但生活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国际化和奢侈⁷。与英国贵族不同，他们既没有掌握与有钱人联姻的技巧，也没有赚钱的本事。贵族的拮据影响到他们作为帝国代表的角色。难怪一位外交官在回忆起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外交生涯时表示，他当时充满紧张、敌意和反犹主义情感。老贵族看不起富有的新贵族：“他越穷，否定立场就越强硬。他一无所有，只剩下老旧的盾徽见证着残余的昔日荣光。”[27]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代价高昂，而且变得日益昂贵[28]。

因此人们需要布莱希罗德，而他有时也会宣扬自己的作用。在新近出版的赫伯特·冯·俾斯麦私人书信集中，第一封信是1872年弗里茨·荷尔斯泰因写给朋友赫伯特的，这个巧合发人深省。信中痛斥布莱希罗德有所谓的为权势人物开设虚假账户的习惯。荷尔斯泰因解释说，布莱希罗德向他保证，只要打理得当，存在该行的资本每年会翻番。荷尔斯泰因认为，这番话的意思是：“只要我对他有用，每年他会加入这么多钱。”[29]在下一封信中，他摆出高姿态：“我终于决定放弃那个犹太人的钱。”[30]无法想象布莱希罗德做出过任何类似荷尔斯泰因所宣称的承诺。赫伯特显然知道，布莱希罗德最看重的客户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难道荷尔斯泰因出于某些不良动机，曲解了布莱希罗德的诱惑之词吗？他是否想让俾斯麦生疑—怀疑遭到布莱希罗德的欺骗，或者怀疑此人会用各种不光彩的手段打入自己的圈子呢？又或者也许荷尔斯泰因“希望”相信，的确存在这样的犹太魔法？

当时大多数手头拮据的人夸大了布莱希罗德积累财富的能力。经过对奠基时代的曝光，人们普遍认为，俾斯麦通过布莱希罗德的操纵获得巨额利益，即使一场公开审判也无法完全终结这类指控。19世纪70年代中期，布莱希罗德受到大量通过恶意操纵谋求更高利益、影响和地位的指控。

帝国早年危机和丑闻不断。阴谋和腐败的传言来自和围绕着最高层。没有什么像阿尼姆事件那样震动柏林社会，关于不法和抗命行为的传言持续多年，经过几个月的公开调查和审判，事件以一位著名的德国外交官哈里·冯·阿尼姆伯爵（Count Harry von Arnim）彻底被毁灭告终。该事件充满戏剧性，并对俾斯麦的权威和他与威廉的关系构成威胁；事件的一部分在第四等级的地下世界上演，被收买的报社记者有时充当业余间谍，报纸也会刊登秘密文件。最终，金融违规成了事件的焦点，阿尼姆被怀疑利用外交手段为他的股市投机服务（他被指与法国外交部长德卡兹公爵［Duc Decazes］共谋）。在这场闹剧的幕后，布莱希罗德扮演了重要但不太光彩的角色，故意煽动对阿尼姆的偏见。

哈里·冯·阿尼姆比俾斯麦小9岁，和后者一样出身古老的普鲁士贵族。1864年到1871年，他曾担任普鲁士驻教廷的代表，这是近代教廷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期之一[31]。阿尼姆喜欢居于中心位置，出于同样的原因，当被任命为德国派往布鲁塞尔的两名首席谈判代表之一，负责与被打败的法国人达成最终和约时，他非常高兴。在各项任务中，阿尼姆都试图特立独行，这对同事造成伤害，并惹恼上级。根据各种描述，他风度翩翩，与皇帝和奥古斯塔的圈子关系也非常好。能力和野心让他成为德国派驻战败后法国的首任大使。俾斯麦不情愿地做了这个任命，担心阿尼姆“轻浮而放肆”，特别是为了特立独行而抗命[32]。俾斯麦的担心被证明不无道理，而他因此采取的行动也激怒了阿尼姆。在政治阴谋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这两个地位不同的人都认为错误和不怀好意的是对方，从而走上对抗的道路。旁观者令怀疑更加严重，主角们则让所有可能的出路变得困难重重。

首先，俾斯麦怀疑阿尼姆拖延与梯也尔关于最终赔款支付的谈判，以便满足他本人的金融投机[33]。由于俾斯麦记得阿尼姆是个奢侈和贪婪的年轻人，他更愿意相信此人有罪[34]。作为惩罚，他从阿尼姆手中收回了谈判权。

两人还存在严重的分歧。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支持梯也尔，认为他能够确保国内足够稳定，从而让法国兑现和约中的承诺。他们还希望，一位共和主义者组建的政府将让法国在外交上被孤立。阿尼姆则认为，梯也尔和共和国注定会失败。他在写给威廉的报告中公然宣称，恢复君主制能最好地为德国的利益和欧洲的社会和平服务。当形势证明他错了后，他仍然固执己见。“他的恐惧是夸大的，他的预言是错误的，他暴露了自己的偏见。但他拒不改正，不承认过失和错误。”[35]

更糟糕的是，阿尼姆总以为自己是国王的使者，不满俾斯麦对外交政策的控制。另一方面，俾斯麦认定阿尼姆的特立独行是抗命和不忠的表现，认为他的个人权威和帝国的组织秩序受到威胁。他把阿尼姆的立场看成个人挑衅，并确保它真的变成挑衅。到了1872年秋冬时节，首相与大使已经剑拔弩张。

这时，布莱希罗德出现了，他本人对阿尼姆早已心生恨意。布莱希罗德极其迫切地想在法国赔款支付的所有方面扮演主导角色。阿尼姆阻挠布莱希罗德的企图，1872年7月，他把汉泽曼召到巴黎，特意为最后50亿法郎赔款的支付与法国政府交涉。布莱希罗德对俾斯麦抱怨说：“由于我足够清楚汉泽曼前往巴黎将遭遇什么，我现在更愿意不关心巴黎的整个金融问题。”⁸不到一周后，布莱希罗德又给俾斯麦写了一封私信—这次是从巴黎。他希望亲临其地做出判断：“哈贝尔、亨克尔和汉泽曼这些H.冯·阿尼姆的朋友已经把地翻了个遍。从金融角度来看，此行无甚收获。”不过，他至少与梯也尔多次见面，从而对法国事务有自己的印象。布莱希罗德报告说，梯也尔被指责对德国卑躬屈膝，需要向他提供支持，因为任何接替者只会更糟。毕竟，撇开政治，梯也尔与布莱希罗德颇为亲密。他用合宜的漂亮话结束这封信—并略带尴尬地提及“他们”在凡尔赛的日子—足够清楚地流露对阿尼姆观点和政策的不满[36]。从此，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分别而又相互呼应地与阿尼姆发生了争执。

两人都认为要严密监视阿尼姆。俾斯麦的亲随从对阿尼姆不满的秘书荷尔斯泰因那里收到坦诚的报告。1872年，俾斯麦派鲁道夫·林道（Rudolf Lindau）担任驻巴黎大使馆的媒体专员，负责应对盛行的反梯也尔情绪，据说也是为了监视阿尼姆。43岁的林道（祖上原是犹太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游历过世界各地，早年还在日本横滨担任过英文报纸编辑。他对法国政治和法国媒体的理解让俾斯麦印象深刻。1879年，他被俾斯麦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局局长[37]。

布莱希罗德做的也不少：1872年冬天，他让沃尔夫通讯社雇佣巴黎的一位德籍犹太人记者埃米尔·兰茨贝格（Emil Landsberg）。1873年10月，布莱希罗德第一次对俾斯麦称赞兰茨贝格，“我的记者多年来一直向我提供被证明客观可靠的消息，他的报告以在巴黎的多年经验为基础，对德国的赤诚令它们出类拔萃和令人称道”[38]。

兰茨贝格希望，这些报告能让布莱希罗德允许他参与某些利润丰厚的冒险。他经常提醒布莱希罗德不要忘记自己，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遭遇损失，自己愿意承担。“我不相信布莱希罗德银行会让莽撞的操作毁了我。”首笔投资表现糟糕，兰茨贝格不得不提醒布莱希罗德，不要再给他开“空头支票”。但如果布莱希罗德想让他参加又一次冒险，“我不会限制您久经考验的好意”。显然，布莱希罗德的确为兰茨贝格投资了虚假基金。多年来，他一直请求布莱希罗德让他参与金融操作，就像我们手中来自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把他引荐给“对您恩宠有加的股市女神（Börsengöttin）”[39]。

兰茨贝格给布莱希罗德发来详细的报告，但只涉及“我可以确保真实性”的东西。他知道如何保护线人和自己，并反复提醒布莱希罗德，巴黎没有人知道（或应该知道）他们的私人通信[40]。他提交了关于法国形势的系列评论，谴责应该复辟君主制的流行观点。他提醒布莱希罗德不要相信身为奥尔良派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复辟的预测。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同样认定保守共和国将是法国分歧最少的政体[41]。

兰茨贝格与阿尼姆关系特别密切，但也从不忽视与阿尼姆的下属交流，包括荷尔斯泰因[42]。他逐渐成为某种双重间谍，阿尼姆后来有理由为与这样一个人的亲密关系后悔。

最初，兰茨贝格只是向布莱希罗德通报阿尼姆的活动。1873年10月，兰茨贝格警告布莱希罗德，大使将他看成“死敌之一”。这是第一封布莱希罗德秘密交给俾斯麦的信，信中还包含对法国事务的全面盘点。此后，兰茨贝格的信—无论是否有他的署名—常常交给首相[43]。布莱希罗德无疑配得上“死敌”的称号，甚至在听说阿尼姆与他的犹太银行家竞争对手关系亲密前，他就有理由憎恶阿尼姆。事实上，阿尼姆无法想象布莱希罗德的敌意有多深，或者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在一封未具日期的信中（几乎肯定写于1873—1874年冬），兰茨贝格证实了俾斯麦最大的怀疑：他报告说，阿尼姆仍然认为俾斯麦将在几个月内隐退，曼陀菲尔或阿尼姆将成为接替者。显然阿尼姆希望加速俾斯麦的倒台—就像俾斯麦在回忆录中所说，“你滚蛋，给我让位”（ôte-toi，que je m’y mette）[44]。（几个月前，英国驻柏林大使曾指出，阿尼姆“不惜使用任何阴谋来推进他取代俾斯麦成为德国首相的计划”[45]。）就在俾斯麦最终说服威廉必须让阿尼姆走人前，兰茨贝格报告说，法国政府对阿尼姆的孤立和无能感到疑惑[46]。

1874年2月末，威廉同意召回阿尼姆，把他调往不那么重要的君士坦丁堡任职。阿尼姆拒不接受降职，他与俾斯麦的战斗打响了：“虚弱的大卫对阵强大的歌利亚，最终败下阵来。”[47]

现在，兰茨贝格定期发来关于阿尼姆的报告，他对“这个人本身”有所同情[48]。阿尼姆很不愿意前往君士坦丁堡，尽管他的金融界伙伴们—埃尔朗格、巴姆贝格和希尔施男爵（Baron Hirsch）—不断敦促他赴任（想必出于自私）。这些人坚称，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在巴黎的政治损失可以在土耳其得到金钱补偿。显然，希尔施与土耳其铁路修建关系密切，希望在当地得到阿尼姆的帮助。但阿尼姆关心的是施普雷河（Spree）而非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他计划最多只在君士坦丁堡短暂停留。更糟糕的是，阿尼姆毫不讳言可以发动民意反对俾斯麦，兰茨贝格警告柏林：“他似乎对自己拥有的某些文件非常骄傲，特别是来自他在罗马时的。他在其中为首相勾画了反对天主教徒的全盘战略。”[49]

4月2日，维也纳的《新闻报》（Die Presse）刊发阿尼姆在梵蒂冈大会期间的一些信件，旨在对比阿尼姆的远见和首相的近视。阿尼姆否认对这些“外交泄密”负责。但俾斯麦的回应如人所料地迅速：他要求国王下令让阿尼姆立即离职。现在，他需要关于阿尼姆尽可能多的信息，兰茨贝格变得不可或缺。“外交泄密”震惊欧洲前一个月，布莱希罗德交给俾斯麦一份兰茨贝格的报告，并引荐此人：“作者是我们通讯社新近委任的一位记者。如果阁下需要特别的信息，我乐意做出安排。”他还请求俾斯麦销毁报告—有一次，俾斯麦似乎照做了[50]。俾斯麦接受提议。获悉此事后，兰茨贝格对新地位感到既荣幸又不安。他不再署名，并表示：“如您所见，现在我这样写信，以便您可以随意处置它们。”但在机密附件中，他请求布莱希罗德保持谨慎，不要习惯于把他的信交给别人，也不要透露它们的来源。“我对俾斯麦极为钦佩，但完全无意被他注意或为他效命……间接承担警察职责的想法令人厌恶至极……您是我的俾斯麦，我只愿为您效劳。如果同时我也能服务祖国就更好了，但请勿透露我的名字。”[51]不久之后，他又请求布莱希罗德不要把他的信交给俾斯麦：“当A和B这样的两位大人物，我们这样的人最好保持得体的距离。”兰茨贝格警告说，如果两人和解后俾斯麦把他的信拿给阿尼姆看怎么办呢[52]？布莱希罗德没有那么谨慎，但他知道俾斯麦永远不会和解。

兰茨贝格后来的信暗示，他直觉上明白俾斯麦想知道什么，或者他是在回答布莱希罗德提出的具体问题。他提醒说，阿尼姆正变得日益绝望，准备现身柏林，在法庭上做“最后一搏”。目标是打倒俾斯麦[53]。

当阿尼姆不必要地升级关于之前《新闻报》泄密的争议后，兰茨贝格确信这位伯爵“极不可靠、傲慢自负和生性狡诈”。阿尼姆现在失败了，但在汉泽曼或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的帮助下，他可能重启之前的计划，在柏林创办一份重要报纸。不过，鉴于该报现在唯一的口号只可能是“打倒俾斯麦”，这些人对于是否要创办它犹豫不决。兰茨贝格还坚称，阿尼姆与法国外长德卡兹公爵的关系已经逼近所允许的极限。兰茨贝格此前从未如此充满恶意地谈论阿尼姆。

那封信被工整地转抄，但没有署名，这是现存最早的布莱希罗德与赫伯特·冯·俾斯麦的通信[54]。兰茨贝格马上被要求提供阿尼姆与德卡兹所谓的非法关系的细节。他的回答暗示共同的金钱利益：“两人的见面次数比公务需要的多得多；在土耳其人（萨迪克帕夏［Sadick-Pascha］）⁹和雷赛布¹⁰事件中，德卡兹几乎每小时都向他的朋友发送简报，后者再与埃尔朗格和赫尔施等人商谈—他的职责允许这样做吗？”一切似乎都与市场投机有关，“但无法证明”[55]。这再一次证实俾斯麦早前对阿尼姆搞金融阴谋的怀疑，他已经将此事告知威廉。几个月后，俾斯麦毫不怀疑地对一位朋友重复这个故事，并表示：“阿尼姆和德卡兹一起通过希尔施银行操纵市场。”[56]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继续追问关于“外交泄密”作者身份的明确信息。兰茨贝格闪烁其词，表示被巴黎人怀疑的有多位记者，他本人也在其中，“……但如果我被公开指认，我不会否认”[57]。再次追问下，他还是拒绝透露任何更多他可能知道的东西。“这样做有利于你我的关系：只有知道在恰当时机如何保持沉默的人才会得到有用信息。您稍加思索就会认同我，不再提及这个话题。”[58]

1874年夏天，兰茨贝格在巴德霍姆堡与布莱希罗德见面，俾斯麦马上获悉他们谈话的大意。阿尼姆曾告诉兰茨贝格，他正尝试最后一次对德国政治发起突袭，准备向威廉提交结束文化斗争的计划。对俾斯麦而言，这无疑是阿尼姆仍然构成威胁和不知疲倦地策划阴谋的惊人证据。布莱希罗德还告诉俾斯麦，兰茨贝格与阿尼姆多么亲密：

……的确是L博士把阿尼姆伯爵的文件交给了《新闻报》，但宽恕L博士并且不要用任何方式伤害他对大家都有利，否则他与阿尼姆伯爵的关系就会立刻被切断。L博士相信，他在不久的将来将从伯爵那里获得更多消息，尽管他非常羞于把信息交给阁下，但我相信我能从他那里得到信息。

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承诺，当两人从各自的温泉疗养地回到柏林后，他会告知更多能作为阿尼姆罪证的鲁莽行径[59]。布莱希罗德的密探提供了不利于阿尼姆的宝贵证据。

与此同时，俾斯麦在这场斗争中找到另一个帮凶—阿尼姆本人。6月初，荷尔斯泰因发现巴黎大使馆有86份文件失踪。阿尼姆承认留下其中一些文件，并对俾斯麦发出又一次挑衅—但也向其提供毁掉对手的机会[60]。

1874年10月4日，阿尼姆被捕，罪名与这些失踪文件有关[61]。被捕当天，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保证，兰茨贝格会提供更多消息，但“再次恳请阁下注意，我交给您的所有关于此事的消息都仅供您过目，而且无论如何不要透露作者的名字；因为我已经信誓旦旦地向兰茨贝格做了如是承诺”[62]。

兰茨贝格的匿名愿望没能实现。最后导致事情曝光的坏事者并非布莱希罗德，而是阿尼姆，因为在搜查他的住宅时发现他和兰茨贝格联系的记录和书信。几天前，布莱希罗德送给兰茨贝格一些钱；阿尼姆被捕当天，由于“形势完全改变”，兰茨贝格马上赶往柏林，“非常乐意”效劳[63]。检方希望证明阿尼姆在否认自己是“外交泄密”的始作俑者时撒了谎，从而让他名誉扫地。对此，兰茨贝格将是主要证人。布莱希罗德一度看上去也不得不成为政府的证人，这让俾斯麦很不高兴；最终，检方没有征调他。12月11日，兰茨贝格作证说，是他把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交给《新闻报》，但坚决拒绝透露是谁把那些文件给了他。他援引法律条款表示，如果透露秘密将危害某人的营生时，证人不必提供证据[64]。

法庭接受辩方的许多意见，仅仅认定阿尼姆的一项罪名成立，判处他三个月监禁。判决轻得令人意外，但双方都计划上诉[65]。

兰茨贝格作证后和判决宣布前，俾斯麦秘密召见了兰茨贝格[66]。他首先斥责后者在审判时保持沉默，但随后变得友善。与首相的见面让兰茨贝格骄傲不已，回到巴黎后，他告诉霍亨洛厄，自己竭尽所能捍卫职业荣誉（Standesehre），但暗示后悔没有给阿尼姆更多打击[67]。

阿尼姆闹剧继续上演，每一场的主线都是阿尼姆不断的自毁和俾斯麦不减的仇恨。（一位有见识的观察者表示：“搞阴谋总是危险的，而对俾斯麦搞阴谋注定没有好下场。”[68]）最初，布莱希罗德被认为应该在下一场审判中作证，尽管俾斯麦仍不希望看到这幕[69]。兰茨贝格也意外地拒绝效劳。与此同时，阿尼姆准备做最后辩护。兰茨贝格提醒柏林，阿尼姆正在将更多秘密文件从巴黎转移到瑞士的安全场所[70]。阿尼姆自证清白的《徒然》（Pro Nihilo）出版几周前，兰茨贝格就警告此人可能用这种手段对付俾斯麦，尽管他并不确定，因为“他终止与伯爵的联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71]。收到预警的柏林立即抄没了匿名出版的《徒然》，书中对俾斯麦和皇帝进行辱骂。该书出版后，甚至威廉也无法再庇护这位前王国公仆。新的叛国罪审判开始。阿尼姆被判处五年监禁，但他选择终生流亡国外。布莱希罗德知道阿尼姆过着艰难而羞辱的生活—因为施瓦巴赫在一处瑞士温泉疗养地遇见他，令人动容地描绘他的孤独[72]。

这是一起肮脏的事件，布莱希罗德在其中的角色并不光彩。他总是热心为俾斯麦效劳，并对阿尼姆怀有个人仇恨，通过安排兰茨贝格同时充当俾斯麦的间谍和阿尼姆信任的代理人，他促成阿尼姆的倒台。

兰茨贝格因为自己的卑鄙服务获得丰厚的奖赏：除了金钱，布莱希罗德还把他介绍给阿尼姆在巴黎的接替者霍亨洛厄亲王，他曾担心此人“狂热地憎恶犹太人”[73]。霍亨洛厄抵达巴黎十天后，他们第一次见面，兰茨贝格对新大使印象深刻，认为其是“正直的典范”，而霍亨洛厄则觉得他是“一个聪明又相当正派的记者”[74]。两人建立友好的关系，霍亨洛厄多次让他充当匿名代理人，为他在媒体安插故事。兰茨贝格继续向布莱希罗德报告巴黎的各种消息[75]。

阿尼姆事件令所有人蒙羞，并埋下积怨。阿尼姆的贵族朋友们记得他们所认为的俾斯麦的恶毒，布莱希罗德记得对手们可能采取的极端手段。一些人的生活永远蒙上阴影。比如，荷尔斯泰因被怀疑按照俾斯麦的命令或者为讨好首相而监视自己的上司。我们现在知道这并非事实，而且是多余的。但传言没有平息，并损害了荷尔斯泰因的社会地位[76]。该事件让荷尔斯泰因更加愤世嫉俗，他和俾斯麦的亲随大多对布莱希罗德介入这桩本来是自己人之间的尴尬纠纷感到不满。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布莱希罗德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此事，或者俾斯麦是他的同谋。

荷尔斯泰因不喜欢布莱希罗德，早在1872年就满怀恶意地向赫伯特·冯·俾斯麦表达过这点。在阿尼姆事件中，他的厌恶更深了。反讽的是，兰茨贝格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一封“极其私密”的信中赞扬了荷尔斯泰因，当时后者刚刚被调入柏林的外交部：“您认识H.荷尔斯泰因男爵，但也许对您来说是新闻—我该怎么说呢？—他对股市很感兴趣。这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但我还是很确定。”尽管布莱希罗德拥有其他许多更好的联系人，但他仍然会觉得荷尔斯泰因特别有用，“不过在和他打交道时始终要记住，此人生来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这种性格特点已经让他在这里损失很多钱”。兰茨贝格还表示，荷尔斯泰因不知道他们俩在通信，因此布莱希罗德永远不应透露他们的关系。兰茨贝格是对的：尽管标榜自己对“犹太人的钱”感到恐惧，荷尔斯泰因仍然经常向布莱希罗德咨询财务问题。他对布莱希罗德与日俱增的仇恨在柏林广为人知。他在公开场合鄙夷地谈论后者，但私下里，谁都不知道他给后者写去友好和亲密的书信，这些信此前一直埋藏在布莱希罗德档案中。作为鲜有朋友的单身汉，荷尔斯泰因专心政治。与布莱希罗德一样，他总是希望了解真相；与布莱希罗德不同，他怀有自己的政治野心。1884年前后，荷尔斯泰因与俾斯麦变得疏远；他担心兰曹对首相的影响，甚至开始怀疑他的老朋友赫伯特[77]。因此，他对布莱希罗德的恨意变得更深—这成了他与赫伯特的最后纽带。

荷尔斯泰因的恶意部分来自害怕，害怕布莱希罗德可能危及他的地位。正因为这个，两人的关系破裂很少公开。事实上，在不完整的布莱希罗德档案中，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些热情而异想天开的信（包括1880年1月的六封信）与1890年后致“可敬的朋友”的亲密书信（俾斯麦的被罢免让布莱希罗德失去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空白¹¹。不过，即使在这段时间，荷尔斯泰因仍会求见布莱希罗德，他们仍会像在更加风平浪静的时期那样进行荷尔斯泰因所称的“愉快交谈”[78]。说得好听点，他是个不由自主的嚼舌者和两面派；说得难听点，他是个虚伪的人，同时诋毁和讨好布莱希罗德，他越是在公开场合诋毁，在私底下就越讨好，反之亦然。这样的双管齐下很可能导致自己不适，并加深他的愤世嫉俗。

阿尼姆事件是19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丑闻。其他丑闻还有很多，大部分暗示金钱与政治的非法关系。新帝国弥漫着浓重的腐败味道，就连最高层的人，就连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也受到指控。许多此类指控被证明是无中生有的诽谤，旨在让政治对手名誉扫地。对俾斯麦的指控通常是错的，他比大多数人更谨慎。

对“奠基活动”（Gründertum）最早的攻击来自布莱希罗德的自由派朋友和同为犹太人的爱德华·拉斯克，主要目标是俾斯麦三十年的老朋友和内阁高官赫尔曼·瓦格纳。1873年2月，在一场被称为“炸弹”的普鲁士议会演讲中，拉斯克揭露公务员（特别是伊岑普利茨的商务部）与铁路建造商的各式勾结，并特别点名参与兴建波莫瑞湾中央铁路（Pommersche Zentralbahn）的瓦格纳。他还表示，瓦格纳案件属于臭名昭著的“施特鲁斯贝格制度”（System Strousberg）¹²，得到商务部的大力推动[79]。

拉斯克发表演讲前几个小时，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表示“除了少数例外，议会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反对拉斯克的提议；他本党的成员也会投票反对他，因此他要求成立质询委员会的动议将会失败”[80]。事实上，拉斯克的演讲大受欢迎，尽管并未对他的动议进行表决。该指控令俾斯麦尴尬不已，因为正是他不顾威廉的反对任命瓦格纳，并将其作为社会政策的专家和与普鲁士保守党的纽带[81]。（拉斯克声称完全无意攻击俾斯麦，但俾斯麦告诉他：“你的子弹离击中我就差一根头发丝。”[82]）拉斯克的演讲发表前一年，俾斯麦曾致信瓦格纳：“在我的亲随中，我只对你坦诚相见。当我不能再这样做时，我将被怒火憋死。”[83]尽管俾斯麦清楚有的人的罪行更为严重，他还是无法保护瓦格纳。1873年10月，瓦格纳被迫辞职。足够反讽的是，他是曼彻斯特自由经济的激烈批评者。经济灾难紧跟政治溃败而来：在一起铁路破产引发的民事诉讼中，他被判决赔偿180万马克。俾斯麦保持与他的联系，最初还委派他从事社会政策领域的特殊任务。1876年秋，瓦格纳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俾斯麦表达了帮助的意愿，不过遭到（或自称遭到）无法动摇的反对[84]。瓦格纳放风说，他可以透露让首相尴尬的信息。但俾斯麦一直坚称自己和瓦格纳的关系无可指摘，抱怨后者忘恩负义[85]。

布莱希罗德档案揭示他们最后的痛苦接触。1876年11月，约翰娜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走投无路的瓦格纳夫人刚刚来访，因为如果她的丈夫不立刻支付5000马克，她将被没收财产，但她丈夫不可能拿出这笔钱。情况似乎很糟，我丈夫让我请你马上把这笔钱交给瓦格纳枢密顾问，暂时算在我们的账上”[86]。在随后的三周里，瓦格纳多次登门向布莱希罗德问计，并以他与俾斯麦在莱茵贝克（Reinbeck）的庄园毗邻的土地为抵押，请求预支2.4万到2.7万马克[87]。1876—1877年冬，布莱希罗德与瓦格纳达成协议，保护其在破产后免遭最坏的结果[88]。三年后，布莱希罗德得到“感谢”：瓦格纳通知他，自己代表他人对与布莱希罗德相关的利益提出90万马克的主张，在提起诉讼前，他希望给布莱希罗德一个友好解决的机会。他成了怨毒的忘恩负义之徒，充满无礼的自怜，“作为帝国最显赫的人物，王公贵族享有不同于我这个小市民官员的标准，在我身上被认定有罪的事丝毫无损于这些绅士的地位，这种矛盾令人震惊”¹³。无论瓦格纳多么怨气冲天，赫伯特·俾斯麦在1881年给他起的有趣绰号“彻头彻尾的猪猡”（ein ausgemachter Schweinehund）也许更多表明赫伯特对他缺乏了解和同情，而非瓦格纳的真实写照[89]。

瓦格纳所言不虚，布莱希罗德对这种双重标准心知肚明。帝国显贵对物质好处具有不同寻常的胃口。投机和快速致富的欲望四处蔓延；比起其他许多人，瓦格纳不算过分。

风度翩翩的保罗·冯·哈茨菲尔特—威尔登堡伯爵（Count Paul von Hatzfeldt-Wildenburg）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是这种逐利热情中的一位谨慎人物。尽管在个人生活中有过严重的金钱和婚姻过失，尽管间歇性的好逸恶劳为他赢得“懒虫保罗”（Der faule Paul）的诨号，哈茨菲尔特还是在德国外交界获得显赫地位，最终在圣詹姆斯宫（Court of St.James’s）¹⁴结束职业生涯。他是少数做到这点的天主教徒之一[90]。俾斯麦曾用典型的俾斯麦式表达称其为“我马厩中最好的马”[91]。认同断断续续地到来，至少哈茨菲尔特这样认为。在普法战争期间写给妻子的信中，他愤愤不平地抱怨说，在授勋大会上，他和凡尔赛的其他文官完全被遗忘：“一般来说，我对勋章不屑一顾……”不过，在他日记集的扉页上可以看到，后来的哈茨菲尔特满身戎装，胸前挂满勋章和绶带[92]。他是个复杂的人，比大多数人更好地展现了在俾斯麦手下担任公务员的困难。

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几部分哈茨菲尔特书信让我们对此人和他的职业生涯特别清楚。他恰好是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客户和债务人，并不断向其提出要求，关于他们不寻常关系的大量记录留存下来。

保罗是索菲·哈茨菲尔特伯爵夫人之子，她与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¹⁵的友谊广为人知，并吸收了后者的某些社会主义理念。后来，她逐渐抛弃这些理念，而且显然从未用家庭财富实践它们。她的儿子从未对它们倾心，尽管他可能继承母亲对不合常规的友谊的喜好。作为同时代的荷尔斯泰因的终生朋友，他也是俾斯麦早期的门生。19世纪60年代，他在外交界快速崛起，显示了俾斯麦对他的信心[93]。他显然是个精明的观察者和具有相当政治智慧的人。在那个盛产出色语言学家的时代，他的法语出类拔萃；他和美国人海伦妮·莫尔顿（Helene Moulton）的婚姻也很不寻常。

普法战争前，哈茨菲尔特曾是布莱希罗德的客户。战争期间，他加入俾斯麦的亲随，在凡尔赛享用过许多布莱希罗德的雪茄[94]。1871年2月，两人在司令部再次见面，并时常交谈。布莱希罗德在凡尔赛期间，哈茨菲尔特对妻子开玩笑，提及可以让他赚钱的许多不诚实方式，就像法国所做的那样：“我们不像他们这里那般腐败。同时我必须指出，我想用诚实的方式赚些钱，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我们所需做的只是想出好点子或发现好投资。现在我们应该能那样做……”[95]布莱希罗德后来将常常听到这种耳熟能详的论调，它一度呼应了整个柏林的流行欲望。

几个月后，布莱希罗德让哈茨菲尔特加入劳拉舍的董事会，这是他创立的最著名的公司。董事会初始成员享有可观的好处：以低发行价申购股票，还有大笔董事酬劳。早期的分红也很高。在最初的六个月，通过向公众卖出股票，财团赚得349724塔勒，哈茨菲尔特投资的5000塔勒获利1165塔勒。即使在那个充满刺激的时代，不到六个月获利超过20%也令人满意；甚至连最初的5000塔勒都可能是布莱希罗德预付给哈茨菲尔特的[96]。

快速获利让哈茨菲尔特更加贪婪：1871年11月，他在威斯巴登附近买了一处昂贵的庄园—索莫贝格宫（Sommerberger Hof）；随后，他又请布莱希罗德帮忙在柏林寻找一处合适的住宅，租金不超过2500塔勒：“如果我的收入能相应提高，我将更愿意接受更高的租金。也许很快又能遇上劳拉舍这样的好买卖，而您则会一如既往地在董事会中为我安排个位置。”[97]布莱希罗德当即同意。1872年1月，他在自己新创立的德意志帝国和大陆铁路建设公司（Deutsche Reichs-und Continental-Eisenbahn-Baugesellschaft）为哈茨菲尔特安排了职位，同时加入的还有卡多夫、法兰克福的卡尔·迈耶尔·冯·罗斯柴尔德、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等显要人物[98]。卡多夫和哈茨菲尔特为这些企业带来贵族派头。

但哈茨菲尔特的胃口超出布莱希罗德的能力。1872年2月初，他要求布莱希罗德为其购买股票，投机股价突然下跌后的可能上涨。不过，他的真正目的不止于此：

是否有可能让我获得铁路特许权？你手头很可能有许多这样的项目，能够向我推荐其中的某一个。我还要请教你推行铁路计划的方式和方法。我没有理由不能像冯·卡多夫［原文作Kardof］先生一样在这种计划中取得成功，人们总能从中预见可观的好处。[99]

一年后，在拉斯克发表演讲的当天，另一名贵族投机者弗兰肯贝格伯爵（Count Frankenberg）感叹道：“今天，所有没能取得铁路特许权的人一定欢呼雀跃。”[100]不过，布莱希罗德为他实现了2万塔勒的收益，大多来自申购新发行的股票，几乎立刻获利26%。在表达感谢的同时，哈茨菲尔特又提出新的要求，但布莱希罗德并不能全部满足它们。

不过，哈茨菲尔特的书信和建议还是蜂拥而至：计划一个接着一个，越来越多地卷入房地产投机。留存下来的那部分书信记录了富有想象力和不断上升的贪婪，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症状。哈茨菲尔特获得回报。1871—1873年间，他的总收益可能接近10万塔勒—对一位囊中羞涩，每年勉强只能承担2500塔勒租金的贵族和公务员来说，这个成绩并不糟。

布莱希罗德的仁慈令哈茨菲尔特大为受益。那么哈茨菲尔特为他做了什么呢？正如布莱希罗德所说，此人为他在1872年举办的最初几场宴会“带来荣耀”，甚至还邀请其他贵族前往。哈茨菲尔特还为布莱希罗德在巴黎干了些小差事，比如为其挑选一名厨师，并带来其可能有意购买的一串价值1.2万法郎的珍珠项链。他也会发来巴黎的消息，1872年，他觉得那里“道德沦丧……人口很多，但都称不上真正的人（viel Volk aber keine Menschen）”。他还暗中试图推进布莱希罗德在巴黎的利益，不过并不成功。但他首先是布莱希罗德发起活动的装饰品。犹太财团欢迎基督徒伯爵加入其中[101]。

但布莱希罗德的仁慈是有限度的，当有形的风险开始超过无形的好处时，他可能就会直觉地感受到限度。布莱希罗德的警钟早早响起；1873年，哈茨菲尔特的账户显示了亏空129409塔勒，施瓦巴赫在例行通信中附言说：“如果当下较为有利的货币状况能让您有机会减少账户亏空，我将表示欢迎。”[102]哈茨菲尔特显然养成了轻易透支账户的习惯。当哈茨菲尔特的透支额达到129000塔勒时（可能是其当时年薪的10倍左右），布莱希罗德开始担心，他通常仅仅允许透支4%。事实上，哈茨菲尔特未经协商或融资贷款程序就借了一大笔钱。

布莱希罗德承认，哈茨菲尔特曾交给他价值5万塔勒的抵押品，但布莱希罗德的“原则”禁止他处理它们[103]。他反复敦促哈茨菲尔特减少亏空。1875年3月，他终于带着明显的怒气写道，哈茨菲尔特承诺一旦拿到某笔抵押贷款就还钱，据他所知，贷款现已到手[104]。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要求他辞去劳拉舍的董事职务，可能是因为自从1874年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后，身处他乡的哈茨菲尔特成了过于显眼的装饰。揭露腐败成为流行，布莱希罗德不得不应对舆论批评[105]。哈茨菲尔特辞去董事职务，但愤愤不平地表示，形势常常让人无法按时行使职责，当布莱希罗德没能按照承诺让哈茨菲尔特参与某些大买卖时，他一定有所同感。“无论如何请勿忘记，只要能够，我从不错过为你提供服务和帮助的机会。”[106]债务得到减免，但一年后布莱希罗德还是不得不请求对方偿还已经升至近5万马克的债务[107]。在中间人的帮助下，布莱希罗德最终协商达成还款日程。但不到一年后，哈茨菲尔特再次违约[108]。

身在马德里的哈茨菲尔特感到被冷落，认为柏林的官场并不赏识他，渴望看到认可他的举动。他受到野心的鼓舞，但不时发作的懒病阻碍了他。他的才智配得上高级职位，但除了才智，俾斯麦要求大使具备其他品质。哈茨菲尔特觉得处处都是阴谋的味道，他自己也耍起阴谋，但他希望不必这样做。他感到沮丧，因为“我接触过的一切都对我不利”。因此，他更加感激布莱希罗德对他的物质困难施以援手。在俾斯麦长期病休期间，他与柏林的关系变得更糟：“我已经到了不再发表观点的地步，除非我被明确要求这样做。”[109]哈茨菲尔特变得焦躁不安。他希望得到“提拔和认可”，但两者似乎都遥不可及。“当我在四年间克服诸多险阻取得这些成就，当我凭借一己之力让这个国家与我们友好共处”，官方的冷漠浇灭继续行动的欲望。“［俾斯麦］亲王总是忽略他最好和最忠实的支持者，将最显要的职位交给他无法依靠的无名之辈，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他对驻维也纳大使职位不抱幻想，认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也希望渺茫：“不幸的是，我非常清楚，对我们来说，取得某些成就并没有用，职位最终会落入皇太子的某个门下之手，或者某位对外交事务一无所知的亲王会被优先考虑。”如果仍然一无所成，他准备彻底离开外交界，只要他承担得起。布莱希罗德是否愿意相助？能否为他向俾斯麦说情[110]？这时，布莱希罗德已经成为他的拥护者和财务上的庇护人。

这种私下抱怨持续整个1878年的春天，他还不断请求布莱希罗德介入。此刻打扰俾斯麦很不是时候，首相仍然因为严重的带状疱疹而遭受痛苦和失眠。布莱希罗德在信中对身在伐尔岑的赫伯特表示：

我从报纸上看到，君士坦丁堡的罗伊斯亲王的职位将很快空缺，我斗胆请示令尊，是否可以让哈茨菲尔特伯爵填补这个空缺。H伯爵似乎很喜欢该职位，而且根据我听说的他在西班牙的情况—无论如何，您和令尊都能对此做出恰当的评判，尤其是令尊—他在马德里为自己赢得很好的地位，在所有圈子里都受到欢迎。[111]

二十四小时后，赫伯特终于表示收到信，在致谢的同时，他声称父亲仍然过于虚弱，没有精力过问这样的事[112]。布莱希罗德尽了全力；他的介入证明，他认为推荐高级外交职位的候选人完全无可厚非，而俾斯麦父子同样认为这种请求司空见惯。几周过去，哈茨菲尔特在来信中表达感激，但也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布莱希罗德真的成了他在柏林的首要庇护人吗？无论如何，可怜的伯爵不得不又努力一年才得以前往东地中海。与西班牙这潭死水相比，那里的政局更为动荡，对布莱希罗德分布广泛的利益也重要得多。

哈茨菲尔特的职业生涯受到关于他婚姻和财务麻烦的广泛传言影响，甚至见诸报端[113]。1879年初，听到这些传言后，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写了五页长信，谈及哈茨菲尔特的复杂问题：“经商那么多年来，我从未在给人解决问题时遇到这么多困难。”甚至哈茨菲尔特的母亲也来催债；不过，根据向他的所有债主提出的还款安排，哈茨菲尔特可以在4万马克的年薪中保留2.5万到2.9万，足以让他在君士坦丁堡过上体面的生活，“并毫无问题地履行大使的社交义务”。俾斯麦在页边批注“几乎不需要”—这个评语可谓奇怪，因为它来自一位抱怨过财务负担的前大使。不过，当时的俾斯麦对土耳其宫廷和那里的社交生活嗤之以鼻[114]。

但哈茨菲尔特始终没有摆脱关注或麻烦。他刚刚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就有传言说他可能接替突然去世的外交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彪罗。当时，布莱希罗德正推荐另一位朋友霍亨洛厄亲王出任此职，并对俾斯麦表达了这种想法，但首相再次预见到财务困难。大使的薪俸比国务秘书高得多，同样债务缠身的霍亨洛厄不得不婉拒成命，这让布莱希罗德很失望[115]。霍亨洛厄拒绝后，布莱希罗德向赫伯特提交了一份关于哈茨菲尔特情况的长篇报告：“我为保罗伯爵预支了许多钱，好让这个兼具经验和才能的人继续为政府效力……”他的偿债前景已经有所改善，只要广受争议的海伦妮伯爵夫人不再挥霍无度。“如果她能更低调地和她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更好地认清她丈夫的财务状况，那么保罗的生活将舒坦得多。”[116]这种亲密关系可能让赫伯特反感，但他在两天后的回信中完全没有流露出此情。“如果能让哈茨菲尔特伯爵这样才干出众的官员避免被迫辞职，你称得上为我们国家办了件好事。”[117]

因为空缺的是外交部的最高职位（尽管薪酬不高），流言和阴谋开始甚嚣尘上。俾斯麦的亲随们私下传言称，布莱希罗德已决定推荐拉多维茨出任该职（此人在罗马尼亚事件中曾为他服务），因此不遗余力地加剧哈茨菲尔特的财务困境。他的确曾对霍亨洛厄等人表示，他觉得哈茨菲尔特无法胜任该职。永远心存怀疑的荷尔斯泰因也在写给赫伯特的信中谈到拉多维茨：“……如果受Bl［原文如此］庇护的人执掌外交部，我会感到非常别扭。你比我更能判断Bl的影响力范围。”[118]几乎与此同时，他致信布莱希罗德称：“在H一事上，我认为在公共利益上—这是唯一关系到局外人的方面—希望我们的朋友能摆脱困境。他的家人作何安排完全是私事。”[119]

1880年8月，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报告说，保罗有钱的哥哥哈茨菲尔特亲王愿意做出某些让步（俾斯麦曾请他帮助保罗），但需要布莱希罗德预支45万马克，利率为4%，分80年还清。如果俾斯麦仍希望哈茨菲尔特出任国务秘书，布莱希罗德愿意满足该条件。哈茨菲尔特亲王还提到一处价值45万马克的房产，即所谓的柏林蒂希（Tichy）庄园。保罗用来购买它的抵押贷款即将到期。哈茨菲尔特家族希望国家能买下这处房产，或者由布莱希罗德接手贷款。布莱希罗德向阿尔伯特·马伊巴赫求助，后者回答说，国家在三年内什么都干不了。能否找到可以帮助哈茨菲尔特的公共基金呢？

赫伯特在信上批注讽刺的话，但第二天亲自写了七页长的回信。大意是他将致信马伊巴赫，敦促其立即买下蒂希房产。他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但他鼓励布莱希罗德坚持下去。普鲁士政府拒绝按照布莱希罗德的开价购买房产，即购置价加上利息[120]。

1880年夏天，俾斯麦的亲随越来越担心保罗将无力偿还债务；赫伯特估计债务总额为85万马克。有人宣称布莱希罗德已经对哈茨菲尔特置之不理，另一些人则抱怨布莱希罗德—哈茨菲尔特轴心已经过于亲密[121]。布莱希罗德不断敦促对保罗的任命。在俾斯麦王妃的建议下，哈茨菲尔特把女儿海伦妮留在布莱希罗德家，自己前往弗里德里希斯鲁。此举导致流言四起。一家预测哈茨菲尔特将很快获得任命的报纸在文末写道：“大使的长女再次住进冯·布莱希罗德枢密顾问家。”更有报纸报道称，这名18岁的姑娘将嫁给布莱希罗德的一个儿子[122]！但哈茨菲尔特纠纷不会以如此喜剧收场。两家联姻将让哈茨菲尔特摆脱债务，让布莱希罗德摆脱犹太人身份，双方家长也许乐于如此，但主角们不这样想。

到了1882年，俾斯麦不得不做出永久任命；布莱希罗德向哈茨菲尔特保证，“朋友”（布莱希罗德总是这样指称俾斯麦）仍然很看重他。1882年7月，在保罗的婚姻被解除后（“按照罗马天主教会的规定尽可能做到这点”¹⁶），他获得国务秘书的临时任命[123]。10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国务秘书，尽管他的优柔寡断和所谓的懒惰彻底激怒赫伯特等人[124]。

布莱希罗德的“合伙人”（莫里茨·布施对新获任命者的指称）终于成了外交部的掌门人[125]。两人经常见面，这种亲密关系回报了布莱希罗德的长期努力。荷尔斯泰因同样感到高兴，尽管他像“奶妈般”对哈茨菲尔特一举一动的关心惹恼了赫伯特[126]。哈茨菲尔特的任期注定不长。为了给赫伯特腾出房间—俾斯麦现在希望和儿子一起主持外交部—他不得不搬到楼上。1885年，哈茨菲尔特被派往圣詹姆斯宫（有人认为此举过于仓促），令他大受欢迎的不仅是翩翩风度，也因为“在他厌恶运动的同胞中，几乎只有他热衷草地网球”[127]。这是德国外交官的最佳工作。与此同时，哈茨菲尔特请求布莱希罗德向他在伦敦的前任明斯特伯爵保证，将其挤出伦敦并非他的意图[128]。对布莱希罗德来说，患难之交哈茨菲尔特被死敌赫伯特·冯·俾斯麦取代令人遗憾。

布莱希罗德还不得不继续关照哈茨菲尔特混乱的财务状况，尽管现在有人分担压力。保罗过去的投机热偶尔仍会轻微复发。布莱希罗德不得不告诫他：“我觉得阁下不应该再参与任何新计划。”[129]保罗的前妻和儿子同样常常向布莱希罗德提出要求，后者仍然打理着哈茨菲尔特的投资，但有时拒绝提供新的信贷。如果所有客户都像哈茨菲尔特那样费时和难伺候，布莱希罗德永远发不了财。

但他也获得丰厚回报，从留存下来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到这点。他们的亲密关系体现在许多方面。赫伯特对兰曹抱怨过这种关系，因为布莱希罗德泄露给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故事只可能来源于哈茨菲尔特：“从伐尔岑返回后，布莱希罗德在柏林只待了几个小时，如果H在此期间把消息告诉他，那么显然两人一定十分亲密，尽管他们对彼此造成伤害。”[130]¹⁷赴伦敦履新前夜，哈茨菲尔特与布莱希罗德共进晚餐[131]。

前往伦敦后，他们继续时断时续但异乎寻常坦诚的通信。哈茨菲尔特显然需要倾诉对象，一吐被真实或想象的不公正对待，被敌人对他的阴谋、被柏林的诡诈和粗鲁所伤害的感情。两人还交换关于各自活动领域和整个政界的消息和观点。哈茨菲尔特的信涉及私人领域，提及他混乱而多灾多难的婚姻和金钱生活。1889年，他在信中偷偷告诉布莱希罗德，他的女儿可能与乌耶斯特公爵之子订婚，然后是他自己复婚。但赫伯特·俾斯麦提醒父亲，再婚将让保罗背上巨额的新债务，彻底毁了他。事实上，保罗的确因为妻子的债务求助布莱希罗德。俾斯麦家族显然反对这两门婚事，只有他们没向订婚者表示祝贺。哈茨菲尔特被召到弗里德里希斯鲁，他不得不请求俾斯麦同意自己可能的复婚，并对财务状况重新做了保证。俾斯麦表示首肯，并同意请威廉二世批准此事[132]。

有时，布莱希罗德要求自己的帮助立即获得有形的回报。这种时候，他会变得极其执着。比如，1888年4月，汉泽曼和贴现公司突然威胁到布莱希罗德在埃及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布莱希罗德动员一切关系对付这些入侵者。他向哈茨菲尔特派出特使并发出急信（埃及事务详见第十五章）：“我急切地请求阁下同意为我的银行的利益做一切可能的事。”哈茨菲尔特能做的事情之一是告诉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你们不太看重汉泽曼和他与外交部的关系，但我完全可以打包票说，我与首长有私人友谊”。向德国大使提出这种要求很奇怪，但哈茨菲尔特本人也将得利：布莱希罗德已经把一部分新发行的墨西哥债券归入其名下，如果埃及事务结果令人满意，他显然也会那样做[133]。后来果然如此。

布莱希罗德与哈茨菲尔特的关系比他与俾斯麦亲随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更加亲密和长久。对他而言，这也是昂贵而复杂的关系。它在本质上象征礼尚往来，那是他与公众人物打交道所具有的全部私人性特点。

布莱希罗德的野心无疑也延伸到皇帝。宫廷毕竟是社会的顶点，尽管因为对俾斯麦的敬畏而显得软弱，国王仍然对政府决策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在艰难时刻，布莱希罗德代表家人和犹太同族向皇帝请命。在平时，他不动声色地花钱讨好威廉及其助手们。

布莱希罗德无法获得皇家银行家的荣耀，那个职位已经被同为犹太人的迈耶尔—科恩男爵（Baron Meyer-Cohn）把持。他只能满足于不那么重要的服务；他慷慨捐助各种爱国慈善团体，每年圣诞节还送给威廉最好的鱼子酱和活鲟鱼。在特殊的日子—比如威廉第二次遭遇暗杀企图—布莱希罗德奉上几桌来自古特戈茨的鲜花，皇帝感激地接受“［布莱希罗德］考虑周到的又一证明”[134]。

不过，普鲁士的简朴限制了布莱希罗德的慷慨：1878年冬天，他多次送鱼子酱给威廉，但在致谢的同时，佩彭谢伯爵要求他不必送来更多，因为这种美味专供皇帝享用，所以供应充足[135]。反过来，威廉正式到古特戈茨拜访布莱希罗德，并多次接见他（通常在温泉疗养地这样的非正式场合）。被召见到皇宫的人凤毛麟角，奥古斯塔皇后的正式邀请标志着布莱希罗德社交生涯的高峰。

布莱希罗德还与威廉的亲随建立密切的关系—他与威廉的朗读官路易·施耐德关系特别亲密，但最重要的是与威廉的副官长海因里希·莱恩多夫伯爵的关系，此人“几十年来一直是威廉的头号亲信”，为保持威廉与俾斯麦的密切关系付出了比任何人更多的努力[136]。威廉二世回忆说：“祖父的副官们都对莱恩多夫伯爵极为尊敬，他们也爱戴他，因为鉴于他对君主的默默奉献，鉴于他的沉着和高贵举止，他是他们全体的楷模。”[137]

在外貌和性格上，海因里希·莱恩多夫伯爵是杰出的普鲁士军官的典范……他被视作柏林宫廷中最帅的军官……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担任副官和副官长，通过老德意志式的忠诚与国王和皇帝相联系，这种忠诚完全不包含谄媚和奉承，对他而言是自然地完成家族传统和真正尊敬所要求的责任。他绝不是野心家。古老的贵族血统和每天在皇帝身边效命满足了他的抱负。他别无他求。¹⁸[138]

这是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凯斯勒伯爵（Count Kessler）对他的回忆。

但布莱希罗德看到另外一面。与哈茨菲尔特和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一样，莱恩多夫也非常关心赚钱。布莱希罗德担任他的银行家和顾问长达二十年，在他的各类土地和证券投机中扮演核心角色。莱恩多夫参与了一些精明的房地产运作，将让他从柏林城市铁路的修建中获利，他请求布莱希罗德从中相助。1878年11月，他要求布莱希罗德征求马伊巴赫的意见，并为他的利益寻求可能的帮助。还有一次，他询问关于可能的铁路国有化的秘密信息。布莱希罗德还被要求争取柏林警察总监圭多·冯·马达伊（Guido von Madai）的帮助。1885年，莱恩多夫请求布莱希罗德说服负责收入税的官员，因为他们错误地把他归入第28类而非第26类[139]。

为此，莱恩多夫和布莱希罗德一直见面，如果某一方不在柏林，他们就频繁通信。生意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但不是全部。莱恩多夫还提供关于宫廷、关于皇帝的健康和计划、关于其政治观点的私密消息。布莱希罗德则提供金融和政治消息。莱恩多夫经常代表布莱希罗德出面，无论是向皇帝递交请愿书还是安排访问。最重要的是，莱恩多夫给予坚实的友谊并在私下证明它，这在布莱希罗德有影响力的贵族客户中非常少见。1877年，他对两人通信中断表示遗憾，在信中询问布莱希罗德是否安康，“因为我对您有好感，希望你一切顺利，听到您的好消息”。当布莱希罗德为一项利润丰厚的计划提供特别重要的帮助时，莱恩多夫写道：“您知道我无法抱怨自己的命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一切都能有好结果，那么我的财务状况必须改善。您愿意考虑和参与此事，您的老朋友莱恩多夫对此表示真诚感激。”当布莱希罗德的妻子在1881年去世后，莱恩多夫亲自来到他家，希望伸出“真正感怀至深的手”[140]。很少有人以如此温情的方式回报布莱希罗德坚定不移的帮助¹⁹。

莱恩多夫的主公同样需要布莱希罗德的暗中帮助。1884年，82岁高龄的威廉忙着关照一位女性朋友。在亲笔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便条中（这在当时非常罕见），皇帝告诉他，德·卡斯基先生（Mr.de Karsky）—“我和他的妻子是老相识”—对一项铁路计划感兴趣，该计划将帮助他走出因为房地产投机失败而陷入的严重窘境。卡斯基曾请求威廉与布莱希罗德交涉：“考虑到我对卡斯基家族的关心，考虑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前对该家族的礼遇，我推荐你支持该铁路计划，并告知你将如何推行它。回信上请注明由我亲启。”署名是“威廉，皇帝和国王”[141]。

和柏林社交界的大部分成员一样，布莱希罗德也一定知道威廉总是喜欢漂亮女人。威廉年轻时热情地追求过艾丽莎·拉齐威尔公主（Princess Elisa Radziwill）六年，直到宫廷认定她不符合要求。他按照协议而非爱情娶了奥古斯塔，和她过了六十年相对无爱的生活。人们知道，年轻女子能驱散平日里帝王生活的阴郁—20世纪的人也许更关心她们是如何做到的，这个时代喜欢强调性，而威廉时代的人知道，爱情可以有多种令人满意的形式[142]。

布莱希罗德查验了这个途经俄属波兰的洛兹（Lodz），连接佩特罗科夫（Petrokov）和库特诺（Kutno）的铁路计划，并与威廉做了讨论，后者向他施加不少压力。无处不在的荷尔斯泰因风闻这次秘密接触并提醒赫伯特，后者回答说：“无论陛下给布莱希罗德写了什么，我从不认为有这样的关系存在。”[143]1884年秋，在斯凯尔涅维采（Skiernievice）举行的三帝会议上²⁰，威廉特别关照卡斯基，并鼓励亚历山大表现出类似的关心[144]。与此同时，卡斯基夫人给布莱希罗德写来口气尖锐的信：“我第一次向您求助时，你在最后假装对我友好—这真是生活给我的一次可悲而残忍的教训。”她还表示，布莱希罗德至今什么都没有为她做，威廉也对此感到吃惊[145]。

卡斯基家族很快不再满足于原先的铁路计划；他们梦想在莫斯科修建新的电车轨道，并在克列梅涅茨（Kremenetz）开发新的煤矿。煤矿至少需要6万马克，但“如果宫廷［威廉］的支持和您的好意足够，借给我们所有的必要资本，比如说18万马克，那么我们肯定能大赚一笔”[146]。当布莱希罗德仍然犹豫不决时，她反复用略带毛病的法语发出请求，口吻让人想起当时的许多小说：“您有勇气拒绝我吗？—这笔贷款将让我们和我们可怜的儿子们生活无忧—相信我……如果没有孩子，我永远不会向任何人乞求任何东西—但我是母亲……我可怜的丈夫病了……啊！如果您知道求人多么痛苦，知道我多么不幸就好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在来自蒙特勒（Montreux）的下一封信中，她的丈夫已经濒临死亡，她几乎还没成年的儿子疯狂地娶了“一名又丑又穷的32岁女仆”；她本人也几乎死去，多亏朋友（威廉）和医生救了她[147]。1866年8月，威廉发出最后的请求：“如果你能帮忙，我肯定你会的，因为显然这家人的情况确实很糟，但我不知道这样的帮助是否能得到任何保障。”[148]此事终于告一段落，没有迹象显示出布莱希罗德听从了皇帝。卡斯基家族一定会发现，即使皇帝的庇护也无法挽回严重的轻率行为。俾斯麦见过许多贫穷但人脉广泛的贵族上演这样的闹剧，尽管他们没有如此神秘地控制着一位如此强大的恩主。

尽管卷入柏林的阴谋网，但布莱希罗德逃脱了所有致命的陷阱。无论俾斯麦的门徒多么憎恶他的影响，他们还是向现实低头，承认布莱希罗德的庇护者是德国最有权势的人。只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和布莱希罗德反目，那就是首相的儿子。

与俾斯麦关系最密切的，要数他的儿子赫伯特；因此，对布莱希罗德来说，俾斯麦的亲随中没有人比赫伯特更重要。经过多年友好甚至亲密的接触，两人关系破裂，赫伯特成了布莱希罗德的死敌，恶毒地辱骂他（只有他能这么做）。关系的破裂源于导致父子短暂反目的一次个人危机，此前一直不为人知。

赫伯特英俊而聪明，年轻时是个相当活跃和幽默的同伴。他是父亲最大的骄傲和亲密的合作者，最终成了被选定的继承人。赫伯特最初立志从军，后来转而进入外交领域，选择在父亲手下度过成功而服从的岁月。儿子无疑在两种情感间左右为难：一边是钦佩父亲的天才（只有赫伯特了解俾斯麦心底的想法和算盘），一边是厌恶永远生活在天才的阴影下。赫伯特与父母关系的主基调是披着挂念外衣的依赖。他对他们不可或缺，通过满足他们的情感和实际需要，他确定自己的目标和使命感。但这种自我安排的角色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很可能限制他的男子气概。若非如此，怎样解释他在19世纪80年代写给弟弟和姐夫的信中仍然流露出子女对父母的恐惧呢？他曾对兰曹透露，自己计划离开在德累斯顿的职所，外出旅行一天，“请千万不要在那里［伐尔岑］提及此事。因为爸爸可能觉得这是渎职”²¹。

19世纪70年代，布莱希罗德与赫伯特的关系反映了与他父亲的亲密。赫伯特给布莱希罗德写了几百封信，大多代表俾斯麦。两人逐渐也建立直接关系。我们看到，当21岁的赫伯特在对法作战中受伤时，布莱希罗德表现得多么关切。布莱希罗德当时送来的礼物预示后来对整个俾斯麦家的孝敬：鱼子酱、雉鸡、松鸡和鹅肝酱给父亲，荷兰美味给母亲，雪茄和28年陈的雪莉酒给父子—礼品源源不断地到来，赫伯特通常会表示感谢。他常常对布莱希罗德保证，家人在享有这些礼品时“对慷慨的送礼人念念不忘”[149]！不过，他与布莱希罗德的通信大多是传递他父亲的政治或私人消息。

很快，两人的联系不再仅仅是公事往来。布莱希罗德对赫伯特的微薄财产关怀备至。他征询赫伯特的建议和看法，用许多巧妙的方式恭维他，把这个年轻许多的后辈当做同龄人对待。反过来，赫伯特对布莱希罗德青眼有加，经常用“最尊敬的冯·布莱希罗德先生”这种称呼特别恭维他。1878年的议会选举中，赫伯特欣然接受布莱希罗德的帮助。19世纪70年代，赫伯特常常与布莱希罗德家一起进餐或者光顾他们的宴会；当他不得不爽约时，他会送来详细的致歉信。

在布莱希罗德的背后，赫伯特无疑取笑过他；所有人都这样²²。他可能憎恶布莱希罗德和他父亲的亲密，他的反犹主义情感如此强烈，以至于荷尔斯泰因可以在他面前谴责布莱希罗德的诡计和“该死的犹太人的钱”，完全不担心会触怒他。不过，赫伯特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在19世纪70年代末变得特别亲密。由于首相长期病痛不断，赫伯特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与此同时，赫伯特即将经历人生最大的危机；经历这场危机后，他性情大变而且深受打击，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不复存在。危机的起因是爱情—俾斯麦对这种激情曾经心知肚明，年届七旬的他现在担心这种无法控制的力量将颠覆儿子的忠诚。多年来，作为德国条件最好的单身汉之一，赫伯特一直爱着美丽的伊丽莎白·冯·哈茨菲尔特（Elizabeth von Hatzfeldt，与保罗是远亲），后者与卡罗拉特亲王（Prince Carolath）的婚姻并不幸福。1881年春，伊丽莎白终于和卡罗拉特离婚，坚信赫伯特会娶她。报纸预测他们即将携手。伊丽莎白与赫伯特无疑深爱着对方。

但这对恋人没有考虑到俾斯麦，后者将不遗余力地破坏儿子的意图。首相“哽咽着”一遍遍用各种想象得到的灾难威胁儿子，包括剥夺继承权和自杀。当赫伯特想要前往威尼斯探视病倒的伊丽莎白时，俾斯麦表示他将同往，赫伯特知道“因为与整个帝国，与他［俾斯麦］所有的承诺和他的余生相比，他更在乎我，更急于阻止这场婚姻”。如果有哪位俾斯麦能和伊丽莎白交谈，那将是首相本人[150]。

俾斯麦对最宠爱的儿子使用过去对死敌使用的无情威吓。该策略再次奏效，但付出的代价甚至连这位父亲都没有想到。赫伯特在孝道和挚爱间左右为难，如果娶了一位离过婚的女子，他将面临羞辱和被剥夺遗产，变得一文不名。他无助地挣扎着，直到伊丽莎白意识到他永远不会娶自己，于是厌恶地取消了两人间的所有接触²³。赫伯特陷入后悔和懊丧，也许偶尔也感到解脱，因为令人痛苦的彷徨终于结束。

为什么俾斯麦要让儿子罹受这样的恐惧？人们通常认为，他对儿子娶一位离过婚的女人感到不安，更让他恼火的是，伊丽莎白与他最痛恨的某些敌人还有亲属关系。她的姐妹们分别嫁给瓦尔特·冯·洛埃男爵和亚历山大·冯·施莱因尼茨伯爵（Count Alexander von Schleinitz），两人都是反俾斯麦的“乱党”领袖。他们还和一直被俾斯麦视作最危险敌人的奥古斯塔皇后关系密切。他警告赫伯特，他的“恐惧感让他无法允许自己的名字通过婚姻与所有叫哈茨菲尔特、卡罗拉特和洛埃之类的人联系起来”[151]。

但这些似乎都无法解释俾斯麦的愤怒。俾斯麦的确憎恶这种联系，但作为机智过人的外交官，难道他不能设法将未来的姻亲从自己和赫伯特的眼前赶走吗？我怀疑，这幕闹剧的驱动力是父亲无限的嫉妒，担心这个美丽而老于世故的女人可能削弱儿子对他的完全依赖。俾斯麦不会仅仅因为她那些倒霉的亲属而如此暴怒，真正的威胁是赫伯特的独立。也许另一些情感和回忆也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他本人也迷恋活泼的已婚女子，但还是忠于百依百顺和了无趣味的约翰娜。突然跃入都市品位的奢华世界，他的儿子会幸福吗？事实上，无论俾斯麦有什么样的嫉妒和恐惧，他都没有考虑其他问题，比如强硬拒绝赫伯特可能付出的代价。这件事不仅反映出俾斯麦无情的自我主义，也体现了他的某些弱点。

此事无疑让赫伯特遭受重创。在痛苦彷徨的那几周里，他觉得就像被五马分尸。他不敢对不幸的始作俑者抱怨；事实上，他为让父亲如此大发雷霆而自责。与此同时，他自责误导了王妃—或者说欺骗了她，就像许多人所断言的。他最深的自责无疑是辜负了自己，没有抓住能确立自己人生和幸福的机会，没有成为男子汉。为了给自己的牺牲辩护，他不得不进一步美化父亲，由此产生的心理负担一定极其沉重。分手几周后，他致信奥伊伦堡，表示他通过埋头工作寻求解脱，但这让他更加厌恶“人渣”：“当父亲身心俱疲和因为公务精疲力竭时，他会说‘我厌倦了赶猪’，他说得完全对。”无论小俾斯麦在危机前有多少愤世嫉俗的苗头，这种情感在危机中被放大许多倍，并在他的心灵上留下烙印，他再也不能摆脱他所说的“对人类的无尽鄙视，对被迫共事的官员的恶心”[152]。这种新的愤世嫉俗的直接受害者是布莱希罗德—赫伯特现在似乎把所有的仇恨和沮丧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愤怒并非没有理由，尽管他在攻击布莱希罗德时从未认清仇恨的真正原因。俾斯麦曾派布莱希罗德向王妃提出某种警告—即便是如此卑鄙的勾当，布莱希罗德仍然恭顺地为首相效命。我们对布莱希罗德的角色只知道蛛丝马迹：4月13日，在离婚被公布前，布莱希罗德交给俾斯麦一份来自他“心腹”的信，要求阅后返还，并表示他听候俾斯麦的“随时调遣。也许还有别的办法实现想要的结果，但对此我只能口头向阁下报告”[153]。俾斯麦显然授权采取进一步行动，在布莱希罗德档案中，我们找到一份日期为4月23日的电报副本，抄写在他的专用信笺上。电报显然来自布莱希罗德派往威尼斯的秘密代理人莱德曼（Ledermann），报告说卡罗拉特王妃没打开看就把信退还给他，因为“她不希望第三方介入，毕竟俾斯麦亲王可以直接写信给她”。代理人想知道他是否应该再次尝试，将发信人的名字改成俾斯麦。1881年4月23日正是离婚令颁布的那天。我们还有另一封布莱希罗德写给俾斯麦的署名信，日期为第二天，大意是除非首相有不同指示，否则L先生将离开（威尼斯）。布莱希罗德档案中还有一份未标日期的备忘录，同样写在他的专用信笺上，包含由他在布雷斯劳的银行家朋友收集的关于卡罗拉特亲王的零星信息。卡罗拉特亲王同意返还王妃嫁妆中剩余的11.8万马克，并支付每年2.4万马克的赡养费。备忘录中还提到卡罗拉特亲王的一些心腹，他们也许可以说服亲王不要让4月23日的离婚令生效[154]。

留存下来的零星材料暗示，布莱希罗德不仅试图收集关于卡罗拉特夫妇的活动和财务信息，而且向两人（肯定包括卡罗拉特王妃）传达了俾斯麦的愿望，让他们不要离婚或者撤销离婚决定。首相无情地将布莱希罗德拉入这个阴谋，而他愚蠢地接受了俾斯麦的命令，就像往常那么爽快。布莱希罗德将为自己的不谨慎和俾斯麦狡诈的阴谋付出代价。

1881年7月，赫伯特给布莱希罗德银行写了一封不太客气的信。一同寄来的还有布莱希罗德发给他的对账单，显示出亏欠3309马克，来自先前他在那不勒斯时获得的一笔信贷。赫伯特怒气冲冲地回复称，他在3月底已经要求银行清算收支，他认为这应该被理解为关闭账户，那不勒斯的信贷应该从他父亲的账户收取：“我要求现在就执行，并焚毁我寄来信的账单，因为从今年3月底开始，我在你们银行就没有了账户。”布莱希罗德档案中有一封他写给赫伯特的从未发出的署名信，时间为这封傲慢书信到来之前[155]。赫伯特一反常态地要求焚毁布莱希罗德的信和账单，这清楚地象征最终的决裂。两人从此再无直接沟通。

赫伯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反目的原因，历史学家至今也没搞明白原因。也许赫伯特担心这样做会牵涉父亲。于是，他把永不平息的仇恨发泄到布莱希罗德身上。布莱希罗德清楚真正的原因，但显然只向国务秘书波蒂谢透露过实情，后者在未发表的遗稿中留有一份“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关系”的备忘录。备忘录中提到赫伯特的敌意，并表示布莱希罗德对此给出的原因是：俾斯麦伯爵“憎恶布莱希罗德破坏了他与卡罗拉特王妃的婚姻”[156]。当时有少数人知道，布莱希罗德了解此事，可能还参与其中。1881年6月，卡多夫在写给他的信中表示：“我认为我们在政治事务上仍然受到赫伯特和威尼斯的影响，至少首相再次生病主要归咎于此。”[157]

布莱希罗德不得不忍受赫伯特的满腔怒火，后者粗鲁而野蛮的反犹主义更是火上浇油。现在，他向所有亲随发泄对“恶心的布莱希罗德”的怨毒，“那家伙变得越来越无耻。吊死他”[158]。赫伯特对乐于接受他观点的荷尔斯泰因表示：“我把那个肮脏的犹太人看作恶魔……那个恶臭粗鲁的布莱希罗德。”[159]他甚至对与布莱希罗德关系亲密的兰曹说：“布莱希是猪猡。”[160]赫伯特的仇恨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减；亲随们不得不做出复杂的安排，好让他不要在布莱希罗德被他父亲召见时在场[161]。关于赫伯特对布莱希罗德故意做出粗鲁举动的故事开始流传：比如当失明的布莱希罗德在相府等待时，他大胆地放鞭炮吓唬前者。显然，没有人怀疑这是一个受伤之人试图通过伤害另一个人获得慰藉。

断言赫伯特对布莱希罗德仇恨完全归咎于他的婚姻受挫并不正确。这次挫折只是加剧了早就怀有的鄙视，点燃了之前得到控制的反犹主义²⁴。但曾经可以容忍的东西现在变得无法忍受。赫伯特憎恶布莱希罗德对父亲的影响，嫉妒他们的亲密关系。布莱希罗德在1881年春天的干涉是这种亲密关系的缩影—赫伯特一定觉得遭到父亲的背叛。他可能隐藏了这种感情，只允许表露出对布莱希罗德的愤怒。在某些方面，这是无能者的愤怒，是尼采所定义的有害现代性力量“愤懑”（ressentiment），即无能者的仇恨。

如果赫伯特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复杂感情，他也许会向父亲索取布莱希罗德的头颅作为对放弃婚姻的回报。俾斯麦可能会同意，因为对儿子的爱要超过对仆人的忠诚。这样的请求可能从未被提出，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俾斯麦知道赫伯特发现布莱希罗德扮演了破坏他爱情的卑鄙角色。

布莱希罗德对自己与赫伯特的关系忧心忡忡。荷尔斯泰因指出：“布莱希罗德恨赫伯特·冯·俾斯麦，因为他知道那是最不可能和解的敌人。”[162]布莱希罗德最终请求俾斯麦帮助自己与赫伯特和解，但没有成功。首相暗示，赫伯特的怒火也对他造成工作上的麻烦，但他无力改变[163]。赫伯特与布莱希罗德都曾被俾斯麦利用和伤害。让他的受害者们和解对他有何好处呢？最终，布莱希罗德不得不为自己的不谨慎遭受夸张的报复，赫伯特始终将这种报复置于反犹主义的背景下。

布莱希罗德吸取教训了吗？我们没有理由如此认为。为俾斯麦服务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服务与讨好只有一线之隔。讨好甚至战胜谨慎。布莱希罗德对赫伯特的仇恨感到不悦，但他挺了过来。

1882年夏天，布莱希罗德对俾斯麦的关切甚至超过他本已夸张的准则，这仅仅是巧合吗？5月，布莱希罗德试图向俾斯麦奉上一匹特别的马—尽管当时俾斯麦还没有重新开始骑马（“苏格兰矮脚马是种温顺而美妙的动物……等待着它被展示”）；威廉向布莱希罗德保证，只要价格合适，父亲会感兴趣。但这匹马（布莱希罗德可能想把它作为礼物）没能通过检验。俾斯麦担心它不适应乡下，“而且有点懒”。8月，布莱希罗德把另一匹“无比温顺和训练有素”的矮脚马送到伐尔岑[164]。

那年夏天，俾斯麦的健康非常糟糕。6月，在议会发表的两次演讲中，他指责议员们将休假看得比国务更重—但随即在伐尔岑连续消失了六个月。布莱希罗德一直非常关心俾斯麦的健康，并认为首相的亲随理所当然地会向自己通报情况。（早在1872年初，洛塔尔·布赫尔就交给他准确的诊断报告：“你知道亲王的精神和肉体状况多么紧密相关。因国事激动或烦恼时，他更容易着凉和没胃口，而当身体不适时，任何工作都会让他不耐烦。”[165]）1882年7月，俾斯麦在手写便条中向布莱希罗德保证，他的精力正在恢复，但“面部疼痛仍未减轻”[166]。

布莱希罗德立刻咨询曾给俾斯麦看过病的柏林顶尖内科医生弗雷里希斯教授（Professor F.T.Frerichs）。弗雷里希斯为俾斯麦的面部疼痛开了新药丸，布莱希罗德买下药丸派人送到伐尔岑。此外，出于对俾斯麦的关心，弗雷里希斯每天多次拜访布莱希罗德，“他和我都希望阁下仍能下决心前往加斯泰因或维尔德巴德，这对阁下的神经有好处”。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和弗雷里希斯敦促他离开伐尔岑，进行旨在加速其康复的更彻底的温泉疗养。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报告说：“谢天谢地，弗雷里希斯的诊断认为阁下无碍，因为他知道阁下的所有器官都正常。”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送去弗雷里希斯的药丸和医疗建议，一个特别的波西米亚玻璃酒杯和他本人对俾斯麦神经的祝愿—还有“我对造物主最热忱的祈祷，希望他能让阁下在许许多多年里身体康泰，阁下的赞美者们将为此欢欣鼓舞”[167]。俾斯麦接受礼物，但没有听从建议；他留在伐尔岑，于12月回到柏林—他的胡子完全白了，显示出他突然变得多么苍老。第二年，一位年轻得多的医生施魏宁格（Schweninger）用严格的饮食安排和心理安慰让他奇迹般康复。

俾斯麦无疑对布莱希罗德昂贵的挂念感到得意。他对谄媚的胃口很大。另一方面，赫伯特却怒火中烧，他在写给弟弟威廉的信中表示：“那个什么事都要插手的令人作呕的布莱希罗德昨天代表弗雷里希斯来信……这种主动巴结真是太无耻了。今天，一个罗圈腿的犹太马夫突然带着一匹马上门……很快，那个犹太人还会送来一箱小王冠；那家伙变得越来越无耻。吊死他！”²⁵事实上，俾斯麦只把那匹马留在身边几周；10月，兰曹向赫伯特保证：“那匹犹太马……昨天被送往柏林，交还友好的送礼人。”尽管兰曹如此口无遮拦或者说不计后果，赫伯特和荷尔斯泰因还是觉得他对布莱希罗德过于软弱，担心他“个性犹如女子”[168]。暗中的恶意是俾斯麦手下人普遍的心理宣泄。

布莱希罗德的敌人憎恶他“多管闲事”、诡计百出和犹太人的“野心勃勃”。但他被指摘的行为在他的同伴身上不也都能看得到吗？他的情感无疑比较迟钝，但在俾斯麦的德国那个居心叵测、充满阴谋和虚伪的世界里，真正敏感的犹太人永远无法攀上顶层。

德国人对友谊的崇拜被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德国文化的重要方面，在布莱希罗德的人生中扮演重要角色。也许富人和有权势者很少有朋友，但布莱希罗德不幸地体验到真正友谊的式微。在俾斯麦的德国，很少有人像布莱希罗德那样声称与那么多人建立友谊，但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没有朋友—如果朋友的标准是忠实和诚实。最后这句话属于俾斯麦，在俾斯麦被罢免前几个月，当亚历山大三世哀叹俄国“只有一个真诚的朋友”（黑山亲王［Prince of Montenegro］）时，他在报告开头写下简短的问话：“但谁有朋友呢？”很难想象，他想到的只是国际政界[169]。

1.1894年，特奥多尔·冯塔纳注意到：“并非由于自己的错，公务员的地位不断下降。一百年前或者甚至五十年前，他们因为自己的职务和教育而地位崇高，财政状况虽然一般，但也不至于落后；现在，他们在金钱上被超过十倍，导致在其他所有方面同样如此。因为除了少数引人瞩目的例外，财产也决定所有和教育相关的问题。”《家书》（柏林，1924年），第二卷，第302页［Briefe an seine Familie（Berlin，1924），II，302］。

2.金钱是这部关于19世纪70和80年代一个普鲁士家族的小说的主题。一位少校感叹道：“该死的钱！永远是钱！”身为一家之长的退休内阁部长回应称：“比起无辜的金属，那些有罪的人更该死。”从商的败家子曾告诉他的贵族兄弟，他的孩子们应该拥有“今天胜过其他一切的东西，它取代过去时代的武器，降服一切，打开所有的大门—那就是钱……刀剑变得无用，我们今天的战场是股市、贸易、商业和工业”。当对方回答说，贵族绝不能把成为股票经纪人当成目标时，贵族商人警告说：“贵族不必成为股票经纪人，但他们能战胜好逸恶劳，能适应时间带来的改变。简而言之，他们能从事生产性工作，否则就会走向毁灭。”格奥尔格·冯·奥姆普泰达男爵，《埃森：1900年前后的德国贵族》，第1卷（柏林，1902年），第38、42、364—366页［Georg Freiherrn von Ompteda，Eysen：Deutscher Adel um1900，I（Berlin，1902），38，42，364–366］。

3.阿纳托尔·法郎士（1844—1924），法国作家。——译注

4.举一个我在档案中找到的例子，交流双方是普鲁士档案主管海因里希·冯·聚贝尔和俾斯麦。聚贝尔代表一位年轻历史学家马克斯·莱曼（Max Lehmann）致信俾斯麦：莱曼在档案中找到散落各处的大约二十封来自陆军元帅布吕歇尔（Blücher）的书信，并希望发表它们。聚贝尔承认，信中包含一些偏激的表达，但没有此前未知的事实：“莱曼博士立刻去掉了布吕歇尔与哈登贝格［Hardenberg，当时的普鲁士政府首脑］间不太愉快的通信，涉及前者极其糟糕的财务状况。”关于钱的内容马上被去掉。但俾斯麦还是拒绝请求，这些信一直没有发表。聚贝尔致俾斯麦，1876年11月4、10日，GFO：I.A.A.a.50，第2卷。

5.或者以冯塔纳的燕妮·特莱贝尔（Jenny Treibel）为例，她令人作呕地表示：“一切都没有价值；但最没有价值的是整个世界如此贪婪地追求的东西：有形财富、地产、金钱……我本人坚持理想，永不放弃。”她的一位前追求者看穿她的面具，因为她曾经抛弃此人，转投富人的怀抱：“她是个危险的人，更危险的是因为她本人不知道这点，真心以为自己有颗善良的心，特别是钟情于‘更崇高事物’的心。但她的心只钟情于有形事物，钟情于一切能赚钱和生利的东西……他们总是宣扬自由和表达感伤，但这些都是闹剧。到了显露本质的时候，他们的座右铭是：只有金子是王牌。”冯塔纳，《燕妮·特莱贝尔夫人》（柏林，1905年），第32、96页［Theodor Fontane，Frau Jenny Treibel（Berlin，1905），pp.32and96］。

6.最合适的例子来自《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弗洛伊德在书中写道：“伟大诗人可以允许自己表达受到严厉批评的心理真相。就像海涅所说：‘我性格极为平和。我想要的只是一间茅草顶的小屋，但要有一张好床、好的食物、最新鲜的牛奶和黄油，窗前要有鲜花，门前有高大美丽的树木；如果上帝想让我尽兴，他会让我看到这些树上挂着我的六七名敌人。我心潮澎湃，将在他们死前原谅他们生前的所有过错—是的，我们必须宽恕敌人，但要等到他们将被处决时。’”齐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四版（伦敦，1949年），第84页。

7.德国驻外大使的薪水高于国内官员，但花销也要大得多。薪酬最高的职位是驻圣彼得堡大使，1872年的收入为4万塔勒。德国大使的薪酬总是低于英国、法国、俄国和奥地利同行。但英国外交官也有类似的苦恼：“很少有人能只靠薪水过活……哈罗德·尼克尔森（Harlold Nicolson）在1919年宣称，入职十年后，他的税后真实年薪只有89镑。”扎拉·斯泰纳，《外交部与外交政策，1898—1914》（剑桥，1969年），第174—175页［Zara S.Steiner，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1898–1914（Cambridge，1969），pp.174–175］；鲁道夫·莫塞，《俾斯麦时期的帝国最高行政部门，1867—1890》（明斯特，1957年），第113页［Rudolph Morsey，Die Oberste Reichsverwaltung unter Bismarck，1867–1890（Münster，1957），p.113］。

8.俾斯麦在布莱希罗德的信上潦草地写了“H.阿尼姆！”，显然这是他最关心的东西。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7月4日，FA。

9.萨迪克帕夏（1825—1901），1875—1877年间任土耳其驻法国大使。1875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爆发严重动乱，西方列强趁机干预，与代表奥斯曼政府的各国大使展开谈判。谈判的基础是奥匈帝国外长安德拉什（Gyula Andrássy）提出的方案，涉及一系列政治、宗教和经济改革。——译注

10.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1805—1894），法国外交官。1858年，他获得埃及总督赛义德帕夏许可，开始修建苏伊士运河，并于11年后开通。1879年，他又主持开挖巴拿马运河，但以失败告终。——译注

11.布莱希罗德档案中最后一封荷尔斯泰因的来信日期为1893年2月8日，即布莱希罗德去世前两周，收信人是他的儿子汉斯。荷尔斯泰因谈到是否应该告诉布莱希罗德其状况的严重性，建议等急性发作过后就告诉他。荷尔斯泰因并不回避对这样的最敏感话题发表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关系。

12.由德国铁路建造商施特鲁斯贝格发明。按照1838年的铁路法，股东必须全额支付股票的票面价格，且不能低于这个价格出售，因此人们对投资铁路的热情不高。施特鲁斯贝格想出变通方法：铁路公司和承包商签订合同，承包商按照法规标准负责修建，铁路公司用股票支付其服务。承包商不受铁路法限制，可以低于票面价格出售股票，从而便于筹资。——译注

13.在关于奠基活动和腐败的论战中，与瓦格纳具有相同社会面貌的鲁道夫·迈耶尔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议员们的虚伪令人震惊，他们几乎都清楚自己内部的奠基活动和专业奠基者，却聆听拉斯克揭露三个臭名昭著的半吊子的违法行为”—包括瓦格纳。鲁道夫·迈耶尔，《德国的政治奠基者与腐败》（莱比锡，1877年），第117—118页。

14.1837年前英国君主生活的王宫，所有的外国大使都在那里受到接见。——译注

15.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译注

16.天主教禁止离婚，但满足一定的条件可以撤销婚姻，如双方是血亲、没有完成结合或者婚前隐瞒某些情况等。——译注

17.哈茨菲尔特被普遍怀疑向布莱希罗德泄露信息；当布莱希罗德吹嘘自己知道一封威廉写给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安东亲王的重要书信的内容时，后者的一位亲信立刻猜测是哈茨菲尔特起草该信。菲利克斯·巴姆贝格（Felix Bamberg）致卡尔·安东亲王，1883年10月5日，HS。

18.莱恩多夫伯爵的孙子与他同名，也是一位风度翩翩和意志刚强的人，1944年7月20日，他参与针对希特勒的政变企图，后来被纳粹处以绞刑。关于他动人而生动的回忆，见玛丽昂·登霍夫伯爵夫人，《再没有人叫这些名字》（杜塞尔多夫，1962年），第81—94页［Marion Gräfin Dönhoff，Namen die keiner mehr nennt（Düsseldorf，1962），pp.81–94］。

19.莱恩多夫也会幽默地揶揄布莱希罗德。在布莱希罗德家的一次宴会上，主人的同事和犹太人同胞照理被小心地排除在外，莱恩多夫对席上的同伴表示：“要不是这家的主人，有资格参加宴会的人将比现在通常的情况少得多。”冯·布劳尔，《为俾斯麦效劳》（柏林，1936年），第208页［A.von Brauer，Im Dienste Bismarcks（Berlin，1936），p.208］。

20.德皇威廉一世、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译注

21.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兰曹伯爵，1880年9月2日，SA。1967年6月，在研究该档案时，我找到装有赫伯特写给兰曹书信的特别文件夹。这些信中有许多在政治上很重要，但没有被包括在1964年瓦尔特·布斯曼（Walter Bussmann）版的赫伯特政治书信集中。那个版本也没有提及赫伯特与布莱希罗德的大量通信。

22.羞辱布莱希罗德似乎还能带给他恶意的快感。有目击者称，赫伯特告诉布莱希罗德，他曾与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及欧洲主要的银行，当然也谈到布莱希罗德。据说罗斯柴尔德回答说：“布莱希罗德？布莱希罗德算什么？他只是获得我给的那1%。”布莱希罗德面色难看，但什么都没说。这个故事经常被讲起，但只有一次与赫伯特联系起来，展现布莱希罗德不得不效力的主子们多么傲慢。见布劳尔，《为俾斯麦效劳》，第207页。

23.赫伯特在信中对最好的朋友说：“除了限定继承的两处庄园，我父亲一无所有。”《菲利普·奥伊伦堡—赫特菲尔德亲王五十年回忆录》（柏林，1923年），第95页［Aus50Jahren.Erinnerungen des Fürsten Philipp zu Eulenburg-Hertefeld（Berlin，1923），p.95］。按照新近的规定，地产不能由娶了离婚女子的人继承。奇怪的是，赫伯特对朋友表示—也许还自欺欺人—父亲除了庄园别无财产。当时，俾斯麦的投资已经增至约100万马克。赫伯特想要夸大对婚姻的物质障碍，从而逃避情感愧疚吗？

24.六年后，作为国务秘书的他试图拒绝让一名犹太人进入外交部—仅仅因为那是犹太人，这个举动与此无关吗？通过此举，他打破了之前实行的略微灵活的政策。他宣称身居高位的犹太人总是野心勃勃，如果仅仅因为此人的父亲“靠做股票经纪人”赚了很多钱就招入“犹太崽子”（Judenbengel），被精心选拔的其他人员会表示反对。莫尔赛，《俾斯麦时期的帝国最高行政部门，1867—1890》，第121—122页。

25.布莱希罗德没有送来一箱小王冠，而是在俾斯麦70大寿时打造了纪念章：一面是年轻得多的俾斯麦肖像，另一面是其家族纹章。他给了俾斯麦10块金质纪念章，25块银质章—还有1万块青铜章的出售所得用于某个俾斯麦慈善基金，这让俾斯麦非常高兴。诺曼·里奇和费舍尔编，《荷尔斯泰因文件》（剑桥，1957年），第二卷，第227页［Norman Rich and M.H.Fischer，eds.，The Holstein Papers（Cambridge，1955–1961），II，227］。

第十一章　第四等级

我曾是新闻强盗。

——威廉·俾斯麦伯爵致荷尔斯泰因，1883年7月16日

谢天谢地！没人能指望

贿赂或左右英国记者。

但没有机会看到

未被贿赂的话，记者将做什么。

——洪贝特·沃尔夫（Humbert Wolfe）

威廉·俾斯麦抱怨“我曾是新闻强盗”概括了他父亲与新闻媒体的关系[1]。从政治生涯伊始，俾斯麦就认识到和夸大新闻媒体的力量。他在公开场合谈论其“可怕的虚伪”，暗中却试图利用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2]。他认为大部分记者是失败者、不负责任的三流作家和文人，他们对政治一窍不通，用粗鲁之词攻击他。他试图在新闻界以毒攻毒—或者用他自己最喜欢的格言来说：在绅士面前是绅士，在海盗面前是一倍半的海盗（A gentilhomme，gentilhomme/A corsair，corsair et demi）。俾斯麦在新闻界很少遇到绅士，因为他对此根本不抱指望。他相应地选择了自己的武器。

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间，新闻媒体变得日益重要。得益于更高的识字率、更廉价的报纸和对政治事务关注的上升（一定程度上受到俾斯麦戏剧性成功的刺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越来越多内容更加丰富的报纸。新闻报道和评论决定舆论，这是19世纪后半叶未经检验的常见现象。选民被新闻报道左右，政客们同样如此。与1862年相比，1890年的新闻媒体在德国生活中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就像他对待所有重要的对象，他对付新闻媒体的手段也是打压、操纵和劝诱。

俾斯麦对新闻媒体的评价并非个例。欧洲自由派认为新闻媒体至关重要，它的自由是抵抗暴君的壁垒。保守派也开始利用新闻媒体，但也对它的权力感到遗憾，慨叹没有原则的记者手握如此力量是民主影响的例证。俾斯麦对记者的鄙视广受认同。记者（和股票经纪人）被视作现代性的有毒产物—犹太人在这两个群体都拥有显要位置。无论是不是犹太人，记者都最容易遭到辱骂；在大众眼里，他们常常被看作失败的作家或老师，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各种诱惑的影响。记者要么唯利是图，要么意图颠覆，或者兼而有之[3]。巴尔扎克的《幻灭》（Lost Illusions）是对新闻媒体的权力和腐败的经典描摹，即使现实早已改变，歧视仍然挥之不去。

几十年来，德国历史学家一直认为那位伟大的首相未受现代畸病的影响，比如金钱和新闻界[4]。但布莱希罗德明白，事实并非如此。他知道俾斯麦利用自己的职务、下属和家人安插故事、反驳文章和抹黑对手。俾斯麦像鹰一样盯着新闻媒体，有位下属记得他的命令：“必须粉碎新闻媒体的每一次攻击，报复每一次侮辱。”[5]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贿赂是俾斯麦对付新闻媒体的最后一招，资金通常来自韦尔夫基金，常常由听话的布莱希罗德执行。

当然，布莱希罗德对新闻媒体的关心也由来已久。直到19世纪中叶，媒体报道仍以商业和金融新闻为特色；银行家和记者都对迅速获取消息感兴趣，抢先发布可以带来名气或收益。在布莱希罗德生前，新闻媒体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消息来源，他本人的情报收集网络显得捉襟见肘。报纸也可以影响商界舆论：有利的故事可以确保新债券发行成功，不利的故事则会毁了发行。敌对的金融团体在报纸上展开斗争。布莱希罗德认识到营造正确氛围的重要性；19世纪70年代初，他常常成为辱骂的靶子。因此，他同样需要尽可能多地在第四等级中结交朋友。而且他同样掌握着大量手段。

因此，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对新闻媒体的关心既不同又互补。他们的第一次合作持续几十年，与柏林的首家通讯社有关。创办者伯恩哈德·沃尔夫（Bernhard Wolff）原为一名德国犹太医生，后来成为政客。1849年，从柏林到亚琛的普鲁士国家电报线架设完成后仅几天，沃尔夫就创办了新闻社，在柏林和莱茵兰之间传递商业新闻。他还逐步加入政治新闻，在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大繁荣中，柏林和西部的这条连线变得越来越重要和有利可图。

1849年，沃尔夫以几天的优势击败竞争者。尤里乌斯·路透（Julius Reuter）1816年生于卡塞尔（Kassel），原名伊斯拉埃尔·贝尔·约萨法特（Israel Beer Josaphat）。19世纪40年代，他皈依基督教后娶了一位柏林银行家之女伊达·玛利亚·马格努斯（Ida Maria Magnus），并在夏尔·阿瓦斯（Charles Havas，有的说法认为此人是犹太移民）1835年创办的巴黎通讯社工作。1849年，路透曾试图建立与沃尔夫同样的线路。他没有气馁，而是巧妙地在亚琛和布鲁塞尔间开设信鸽服务，将德国和法国的业务连接起来。1851年，路透迁往伦敦，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第一个办公室[6]。后来，路透超越所有的竞争者，于1871年被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Duke of Saxe-Coburg-Gotha）封为贵族；尤里乌斯·德·路透男爵和布莱希罗德男爵成了朋友。

与此同时，沃尔夫在德国各地扩张业务。他编织起提供者和接收者网络，并逐渐延伸到国外的站点。他为柏林总部雇佣洛塔尔·布赫尔，此人参加过1848年革命，在伦敦流亡多年，1865年被任命为俾斯麦的主要助手之一[7]。布赫尔的继任者是著名文人保罗·林道（Paul Lindau），他的回忆录描绘了通讯社的运作。雇员筛选送来的报告，经过编辑后发送给德国的客户，重要新闻也被发给国外订阅者。沃尔夫的雇员比其他大多数人早几个小时知道世界各地发生了些什么，这种能力得到布莱希罗德的青睐[8]。

沃尔夫一度与伦敦的路透和巴黎的阿瓦斯这两位外国同行合作。1865年，阿瓦斯试图在柏林开设办公室与沃尔夫竞争，并收购后者的业务。沃尔夫向国王求助，请求避免让普鲁士依赖外国人提供新闻[9]。沃尔夫警告说，个人无法与外国公司竞争，需要“爱国金融家”确保自己业务的安稳。他强调保留普鲁士通讯社的政治重要性，暗示如果国王的政策与内阁有分歧，通讯社将成为其宝贵的个人工具。威廉断然拒绝这种建议，但在俾斯麦的支持下，他敦促布莱希罗德这样的“爱国金融家”出手“巩固［沃尔夫］的企业”[10]。在政府的鼓励下，布莱希罗德、维克多·冯·马格努斯、冯·奥本菲尔德（C.D.von Oppenfeld）、斐迪南·萨罗门博士（Dr.Ferdinand Salomon）和另外两人成立新的股份公司：大陆通讯公司（Continental Telegraph Company）。他们提供33万塔勒的原始资本，计划总股本为200万塔勒。特奥多尔·维莫尔（Theodor Wimmel）和理查·文策尔（Richard Wentzel）被任命为法律上的负责人，任期十年。另一项协议收购了沃尔夫的通讯社，并让他留任新公司的总经理，新公司将“专业发布政治、商业和金融内容的电报”，扩大现有网络，并购置所有新的电报设备[11]。

这家公司在普奥战争中马上被俾斯麦派上用场，并成为平息新吞并的汉诺威省反普鲁士暴动的重要武器[12]。但阿瓦斯和路透仍然觊觎竞争对手的业务。1869年2月，尤里乌斯·弗洛贝尔（Julius Fröbel，慕尼黑出版商和前激进分子，在1848年曾被判处死刑，在1868年前一直为奥地利的利益服务）警告俾斯麦，哈瓦斯和路透准备收购大陆通讯社。他还表示，向俾斯麦示警牺牲了他自己的利益，因为路透向他开出“优厚的报价”；但计划中的合并有利于法国人的利益。为了阻止合并，俾斯麦的办公室开始复杂而隐蔽的行动[13]。几天后，科伊德尔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俾斯麦建议他赶快出售通讯社，“这符合你［布莱希罗德］的利益”，自己将在第二天口头告诉他这个不同寻常的建议的理由[14]。（对历史学家来说，这类口头交流多么不幸！）

无论如何，俾斯麦改变了主意。在科伊德尔的积极斡旋下，普鲁士政府出手阻止外国收购。4月19日，沃尔夫警告布莱希罗德，科伊德尔承诺的干涉可能来得太晚，因为阿瓦斯和路透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威胁撕毁一切让沃尔夫获得外国新闻的合约。4月23日，科伊德尔让布莱希罗德直接与绍芬将军（普鲁士电报局主管）和德尔布吕克交涉，以便获得政府不出售通讯社的有效承诺[15]。与此同时，阿瓦斯和路透将报价从65万法郎提升到70万法郎。文策尔请求布莱希罗德说服政府支持现有公司，对付包括汉诺威人在内的外国利益，“这事关报效祖国和阻止外国煽动”[16]¹。

1869年6月，布莱希罗德的努力获得成功：与阿瓦斯的谈判在之前就已破裂，普鲁士内阁与大陆通讯公司签署正式合同，但在几十年间一直对公众保密。合同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将赋予沃尔夫事实上的垄断地位，以换取对公司活动的广泛控制，控制可以变成审查。政府承诺让该公司的政治报道优先于所有的私人电报，并同意在柏林主要的电报局旁边设立公司的特别办公室。显然，没有这些特权，竞争者将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甚至可能是绝望的。政府还进一步同意借给公司10万塔勒（第一年免息），并在1871年和1872年又直接赠予10万塔勒。作为回报，公司承诺向政府和任何政府指定的官员提供除股市和商业消息之外所有收到的电讯。（布莱希罗德显然能收到各种消息。）此外，公司将扩大网络，按需求向所有国外的北德官员提供政治报道，并应政府的要求在国内外对任何电报消息进行“最大可能的宣传”。“大陆通讯公司的通讯社想要传送的所有政治性质的电报都将事先受到王国政府特别指派的官员控制。”如果发生故意违规，政府可以要求任命新的主管，以纠正通讯社的政治方向。政府还有权要求解雇不可靠的代理人，并在董事会安排自己的观察员。合同将为期十年[17]。

双方进行了精明的讨价还价，该合同让普鲁士政府拥有最重要的宣传武器—合同的隐秘性让它更加重要，使其长期未受怀疑，因此还不受议会掣肘[18]。近来的研究显示，与沃尔夫的联系“让俾斯麦手握影响新闻界的非常有效和决定性的工具，还让他控制新闻传播的源头”[19]。令人称奇的是，即使当经济自由主义在普鲁士如日中天时，也可以创造出这样的混合垄断。（德国的传统改变缓慢；1844年，一位外国观察者指出：“在德国，政治情报的准备、生产和出售在很大程度上被王室垄断，就像烟草在法国的情形……”[20]）1891年，欧根·里希特谴责最初设立这种垄断，但他不知道政府在其中享有秘密特权。对于促成如此有违新闻自由原则的合同，布莱希罗德没有感到不安。他站在政府那边，也许银行家和首相对于缔造这个迎合他们共同利益的工具只会感到高兴。反过来，该公司现在可以与阿瓦斯和路透商谈协议，事实上将世界分成不同的利益范围；沃尔夫获得“开发”中欧和东欧的独家权利[21]。

俾斯麦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时使用各种有力的工具。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韦尔夫基金，该基金来自被扣押的汉诺威王室资产的年收入，俾斯麦可以不通过公共审计使用它。由于俾斯麦把某些汉诺威记者称为爬行动物，该基金俗称爬行动物基金。在俾斯麦的整个统治期间，反对派领导人一直认为俾斯麦用该基金喂养“爬行动物”，即贿赂各类记者和报纸。该基金成了俾斯麦腐蚀德国社会的象征；真实的使用情况可能更加适度，更符合当时和后来所有政府的做法²。

1873年，英国大使提到这笔“［议会交给俾斯麦］被他不负责任地使用的秘密服务基金……许多人对此好奇，但没人敢打听俾斯麦亲王如何使用那1600万塔勒或240万英镑的利息”[22]。布莱希罗德比当时大多数人知道得更多。他可能投资或帮助投资被扣押的本金，还肯定是利息的主要支取者之一[23]。

布莱希罗德的朋友科伊德尔负责监督外交部对韦尔夫基金的使用，那是韦尔夫基金收入的最大受益者[24]。科伊德尔知道布莱希罗德在重要问题上会守口如瓶，因此安排他充当信得过的中间人。我们只有关于该基金的一组账目，显示出在1869年的最后九个月里，布莱希罗德汇款超过3万塔勒，大部分汇给他的朋友冯·勃兰特少校，后者当时正在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因此，布莱希罗德负责汇付总支出的超过30%[25]。他还为较小的数目提供掩护；比如，1868年，科伊德尔指示布莱希罗德向巴黎汇款750法郎，他将以“最高授权”和最秘密的方式花掉这笔钱。科伊德尔还表示，随后还将有更多支付[26]。

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利用新闻界煽动普鲁士人吞并洛林—阿尔萨斯的热情；他还孜孜不倦地推动中立者的亲普鲁士情感，为此使用包括补助在内的各种手段。和往常一样，他得到布莱希罗德的帮助。战争让俾斯麦更清楚地认识到新闻媒体的力量。在新帝国，随着大众媒体通过广告取得资金上的独立，他的操纵变得更加重要和困难。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都对沃尔夫通讯社的战时表现感到满意。两人都获得优先待遇，俾斯麦甚至试图要求沃尔夫不要向国王发送消息。战后，布莱希罗德仍然是沃尔夫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的朋友理查·文策尔担任董事。文策尔继续为布莱希罗德定期提供金融、政治和宫廷消息。1871年，文策尔向布莱希罗德保证：“永远清醒的眼睛为您效劳。”布莱希罗德档案也证明，文策尔源源不断地向柏林办公室和度假中的布莱希罗德发送各类消息。他定期发来秘密消息，还经常让布莱希罗德比其他任何人更早收到普通消息[27]。包括皇帝在内的显要人物常常恭维布莱希罗德，因为他能比其他任何人更早地提供某些特定消息。文策尔常常是他的消息来源。

维持沃尔夫通讯社的半官方但独立的地位殊非易事。外国通讯社仍在寻求建立国际卡特尔，德国政府对是否与该公司保持关系存在分歧。1874年11月，尤里乌斯·路透再次敦促布莱希罗德同意三家通讯社合并。作为对布莱希罗德在沃尔夫通讯社投资的补偿，路透愿意提供新公司的股份或6万英镑现金。他还承诺，原先的三家公司都将保持完全的政治独立。

路透和布莱希罗德在普法战争期间有过合作，后来又在多处温泉疗养地见过面[28]。大陆通讯社的董事们乐于接受路透的提议，但委派布莱希罗德征求俾斯麦的意见。布莱希罗德正式询问俾斯麦对合并计划是否有异议。如果俾斯麦反对，他承诺将试图驳回同事们的决定；但作为安慰，政府应该马上延长与该公司的协议，而不是等到1879年协议到期。新合同必须保证，新任电报局主管将延续绍芬将军时期的优先发报特权[29]。三天后，外交部国务秘书彪罗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俾斯麦对此事非常关心，指示他与布莱希罗德展开商谈[30]。

最终，俾斯麦拒绝提前延长协议—理由居然是他无法为远远超出他可能任期的事约束普鲁士政府。但他也更为中肯地表示，这样的合同对政府没有多少好处，如果新的国际公司损害政府利益，政府仍将有足够的力量消灭它[31]。简而言之，俾斯麦认为政府没有理由接受布莱希罗德的价码。尽管条件未能被满足，布莱希罗德还是拒绝合并—这证明与政府的关系对他有利[32]。

政府与沃尔夫通讯社的协议将于1879年到期。1876年，蒂德曼正式提出反对延长；两年后，一个政府专家委员会接受该询问。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彪罗坚称该公司“对政府……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它总是最忠心耿耿地服从政府的政治影响，并采用对政府最方便的方式。对于所有存疑的电报，它都会请示政府，并无条件地遵守政府的指示”。新协议的核心仍将是政府愿意向该公司提供电报发送的优先待遇，而该公司则必须接受政府确认和罢免通讯社主编的权力[33]。与1875年的俾斯麦相比，彪罗对通讯社在政府的新闻政策中的地位重视得多。

1879年10月，现状的最坚定捍卫者彪罗去世。俾斯麦坚持更具体的权力，如优先审查和对通讯社管理方更大的权限[34]。布莱希罗德试图至少保留现有的特权。他向荷尔斯泰因求助，但后者从伐尔岑来信，表示：

（俾斯麦已经）竭尽全力，要求延长现有的政治电报优先待遇，尽管其他官员想要彻底取消特权。要求更多会让他难堪，因为你知道，这种支持太容易引发投机怀疑。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应该前往内阁游说，毕竟你的人脉无处不在，在那里也不例外。[35]

正式协议没能达成；即使对温顺的文策尔和布莱希罗德来说，俾斯麦和谋士们的要求也太过苛刻。现有安排通过非正式协议得以延长。俾斯麦仍然认为沃尔夫通讯社有特别的义务满足他的愿望[36]。通讯社仍是他的工具之一—由于没有正式的依赖关系，它完全不受议会控制，因而更加有用[37]。

1872年，布莱希罗德与德国政府和新闻界建立新的秘密联系。多年来，他一直与伦敦的德国记者马克斯·施莱辛格博士（Dr.Max Schlesinger，又一位学医的记者）保持接触。此人从19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编辑一份名为《英国通讯》（Englische Correspondenz）的周刊，向德国报纸提供英国新闻。施莱辛格还向英国新闻界提供德国事务的消息，并对其施加影响。他最早是亲奥地利的代理人；在普法战争的最初几周里，柏林政府高度重视很有影响力的英国舆论，试图购买他的报纸[38]。1872年，通过科伊德尔的斡旋，布莱希罗德试图说服俾斯麦购买施莱辛格急于出售的《英国通讯》。

俾斯麦同意了，他在写给财政部长坎普豪森的绝密信中给出理由：

在政治上，不让《英国通讯》落入敌人之手，不让它的专栏受到地方主义者、教会或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无疑很有价值；《英国通讯》几乎是关于英国政治的唯一消息来源，因此对欧洲所有德语国家的舆论具有重要影响。[39]

简而言之，施莱辛格的报纸迎合1871年后俾斯麦对新闻媒体的首要考虑：现在他专注于影响德国而非外国的舆论，在这点上《英国通讯》可以扮演重要角色[40]。

尽管俾斯麦缺席，但在坎普豪森的批准下，沃尔夫与普鲁士政府签署秘密协议，然后又与施莱辛格达成协议。布莱希罗德促成这两份协议的签署。协议规定，沃尔夫通讯社应“代表［普鲁士］内阁”给施莱辛格支付5万塔勒，从而获得对《英国通讯》的独家所有权。按照政府的指示，沃尔夫通讯社将对施莱辛格报社进行资金监管和政治控制。作为交换，沃尔夫之前欠政府的5万塔勒债务被一笔勾销。就这样，最初向沃尔夫注资的韦尔夫基金间接促成对这家外国媒体的收购[41]。

对布莱希罗德来说，施莱辛格成了伦敦的宝贵联络人³。施莱辛格向布莱希罗德提供关于伦敦政治、外交和金融的可靠情报，他的报告凸显政治与金融的相互关联：他发给布莱希罗德关于英国和俄土战争的秘密报告；早在1877年，他就暗示在某种情况下，英国可能夺取埃及，因此埃及证券有望升值。几天后，他吹嘘说自己的建议“对朋友价值6个百分点”，并遗憾布莱希罗德错过良机[42]。1878年5月，他又像哲学家那样分析英俄战争的可能性。他写道，没人知道今天的信条是“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甚至连耶和华或朱庇特也不知道[43]。

但施莱辛格被证明是一笔糟糕的投资。他的英国小报继续刊发反政府的报道。俾斯麦相信，他“从博伊斯特［奥地利大使］而非明斯特［德国驻伦敦大使］那里得到信息”[44]。1876年2月，德国政府对此忍无可忍，考虑对施莱辛格采取法律行动。尽管施莱辛格是英国公民，但原合同规定最终将采用普鲁士法律。不过柏林意识到，如果施莱辛格拒绝接受普鲁士法庭的判决，那么就不得不以英国法律起诉他。由此将产生不利的宣传效果，因为英国可能没人知道德国政府与施莱辛格的密切关系。政府甚至想过在柏林“保护性地逮捕”施莱辛格，即在不诉诸法庭的情况下迫使他放弃权利[45]。俾斯麦对签署原协议的手下非常不满：他在协议副本的页边批示“草率的谈判”[46]。

普鲁士政府派布莱希罗德引诱或召唤施莱辛格前往柏林，我们不清楚他是否知道政府有意逮捕施莱辛格。无论如何，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在外交部的助手洛塔尔·布赫尔保证，他已致信施莱辛格，“含糊地暗示”柏林公司及其伦敦代理人之间出现了某些误解。施莱辛格对这些所谓的“深层次分歧”表示震惊，但还是同意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来柏林[47]。

与此同时，德国外交部罗列了施莱辛格的罪名。他主要被指控散布违背德国利益的报道：1874年，他只刊发支持格莱斯顿的报道，无视对后者的批评。当格莱斯顿发表反梵蒂冈的小册子后，这位首相的支持者阵营发生巨变⁴。1874年，当英国举行多场新教徒集会，对俾斯麦与教皇至上主义者的斗争表达同情时，施莱辛格只报道英国新闻界对此的不利评论，隐瞒许多积极观点。简而言之，政府认为施莱辛格和天主教徒一起反对柏林政府—此举无疑符合奥地利的利益。最终，他被控在英国新闻界有选择性地刊发反德观点，导致英国出现这样的报道：德国对法国重新武装起来的恐惧可能导致德国爆发预防性的罢工。柏林外交部总结说，施莱辛格一定从“反德来源”获得这些印象，他有选择性的报道证明他的反政府立场。难怪俾斯麦和德国政府对把稀缺的资源花在此人身上恼怒不已[48]。

1876年3月，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讨论施莱辛格事件，同意由文策尔和布赫尔负责处理此事[49]。一个月后，布莱希罗德把施莱辛格召到柏林，要求布赫尔与他会面。但布赫尔愤怒地回复说，布莱希罗德早前曾认为布赫尔的介入“有害”，因为施莱辛格“没有荣誉感，我和他说的一切都会被他出卖给博伊斯特伯爵”。如果知道布莱希罗德如此严厉地评价自己曾经的受保护人，俾斯麦一定会恼怒；布赫尔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

亲王嘱托我恭请您试着说服施莱辛格，就像您多次主动提出要做的那样，今后他要么遵照德国政府的明确利益编辑《英国通讯》，要么解除现在的关系，无论是返还收购款还是交出报纸的管理权。亲王相信，鉴于这些关系的由来，如果不采取法律诉讼，只有您能让事情有所了断。[50]

俾斯麦的信息明白无误：施莱辛格是布莱希罗德找来的，现在必须由他来对付这个讨厌的家伙。

布莱希罗德毫不费力地在俾斯麦和施莱辛格间做出了选择，特别是因为他曾派儿子汉斯前往伦敦调查施莱辛格的情况，并证实俾斯麦的怀疑：“亲爱的父亲，您对他的熟人一无所知；这家伙在这里根本算不上人物……他非常聪明，也许拥有重要的政治影响，但他不受欢迎，因为没人完全信任他。”[51]

布莱希罗德要求施莱辛格签署新的协议，发誓“出于施莱辛格博士的个人信念，《英国通讯》的精神和立场将遵循德国政策的原则，支持德国的目标，避免对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重要政客的行动造成任何阻碍”。如果未来出现任何分歧，文策尔博士担任仲裁。施莱辛格被要求发誓对他的公司付出“全部忠诚和个人力量”，这隐晦地批评了他之前没有全身心投入[52]。直白地说，他必须同时接受审查和唯命是从—后来的通信显示，布莱希罗德和政府对施莱辛格的辩解并不满意⁵。布莱希罗德和布赫尔合力为施莱辛格寻找适当的“合作者”；最终，他们选择最廉价的候选人。韦尔夫基金在那段时间颇为吃紧[53]。

在实质问题上，施莱辛格已经就范。现在，布莱希罗德授意施莱辛格在英国报纸上散布消息，然后在《英国通讯》上为德国读者引用它们。1876年4月，施莱辛格引用几家英国报纸对俾斯麦的铁路国有化计划的称赞，布莱希罗德无疑也在这些计划中押了很大的赌注[54]。

但安宁是短暂的。不到两年后，施莱辛格越来越高的亏空激怒了柏林政府。官员们抱怨他把赚钱的买卖变成亏本生意，即使最初的亏损仅为每季度30英镑。坎普豪森反复警告俾斯麦这将消耗韦尔夫基金，他的一句题外话更耐人寻味：“我请求内阁对今年那笔被扣留财产的收益使用做出决定，但彪罗部长要求等［您］回来。”简而言之，韦尔夫基金被视作俾斯麦的私人领域。坎普豪森还表示，《英国通讯》的订阅量下降近50%，收入也相应减少，但开支继续上升[55]。

施莱辛格对订阅量下降的解释不太可能为他在柏林赢得朋友。除了糟糕的商业形势和来自通讯公司与日俱增的竞争，他还指责“指定的政治立场”，称其让订阅者抱怨《英国通讯》成了“纯粹的俾斯麦报纸……党派的喉舌……《英国通讯》的衰落不是我的错”[56]……他无疑是对的—德国报纸不需要施莱辛格来告诉它们俾斯麦的立场。

布莱希罗德向政府转达上述借口，但远远不能说服对方。大发善心的柏林官员们相信施莱辛格的健康正在恶化，他抱怨神经病痛常常让自己无法工作。但善心在柏林是稀缺商品。作为俾斯麦的助手和保护主义的先锋，克里斯托弗·冯·蒂德曼相信，施莱辛格和某个没有“爱国心，认为犹太人是国际公民”的人都“是英国政府的奴仆”；蒂德曼没有说明这两人因为信念还是腐败而沦为奴仆。“他们喜欢在支持自由贸易的德国报纸上为英国的商业利益辩护。”[57]随着1881年马克斯·施莱辛格的去世，与《英国通讯》的联系画上句号，此人虽不起眼，却是欧洲新闻界一个丰富多彩和多才多艺的人物。

俾斯麦与新闻媒体的许多关系得益于第四等级的许多成员也是犹太人⁶。俾斯麦曾向法国大使圣瓦里耶抱怨说：“德意志帝国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这也是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但很少有人说出口[58]。这种指控当然是反犹主义者的陈词滥调，他们把新闻媒体看作犹太人支配世界的工具[59]。不过，一边是新闻界存在大量犹太人的历史事实，一边是反犹主义者断言这种存在暗示犹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控制或剥削新闻界，两者间存在重要区别。犹太人纷纷进入新行当，将对文字的特殊喜好带到新闻业—如果不是被拒之门外或不受欢迎，他们本来也会在旧行当中展现出这点。总而言之，德国的犹太记者彼此差异太大而且过于胆怯，无法将新闻界变成他们自己的利益工具，尽管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能唤起和证实嫉妒、恐惧和仇恨之情。

我们已经提到过布莱希罗德与埃米尔·兰茨贝格的亲密接触。布莱希罗德的另一位朋友菲利克斯·巴姆贝格博士（Dr.Felix Bamberg）同样身兼新闻工作和非正规的外交任务，这个职业经历如此丰富多彩的人再次显示出19世纪的社会多么开放。巴姆贝格早年是黑格尔研究者，在巴黎成为海涅的朋友，后来逐渐从文学转向政治。1851年，36岁的他成了普鲁士驻巴黎领事。俾斯麦在巴黎与他相识，1862年时曾称其为“诚实而且完全可靠的人”。俾斯麦让巴姆贝格监视驻法大使戈尔茨伯爵，担心后者是可能的竞争对手[60]。奥普战争结束后，巴姆贝格敦促俾斯麦增加普鲁士对法国新闻媒体的资助，以便对付奥地利人的金钱攻势，但俾斯麦拒绝这些请求[61]。普法战争期间，巴姆贝格负责普鲁士司令部的新闻事务。战后，他成了德国占领军司令曼陀菲尔将军的政治顾问。19世纪70年代末，他气愤地向布莱希罗德抱怨说，作为对他劳苦功高的酬报，柏林的某些绅士让他转任无足轻重的墨西拿（Messina）领事—薪水减少了1300塔勒[62]。在痛苦的孤独中，他为朋友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⁷准备了传记，并写了一部东方问题的标准史。他还与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安东亲王建立密切的关系，在通信中交流政治问题和他为亲王购买的艺术品。事实上，为卡尔·安东与布莱希罗德牵线搭桥的正是巴姆贝格。布莱希罗德与巴姆贝格同龄，他们经常为相同的目标和主人工作—而且他们至少在出生时拥有相同的信仰。和许多犹太人一样，巴姆贝格可能皈依了基督教，但洗礼无法消除他在内心深处对犹太同胞的认同。比如，他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一封信中对犹太节日表达热烈祝贺[63]。

布莱希罗德在记者中还有其他许多朋友和熟人。他足够重要，能让媒体人争相巴结他—他有足够的野心，但也非常脆弱，为此他寻求所有可以得到的秘密影响。著名的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的编辑米夏埃尔·艾蒂安（Michael Etienne）请求布莱希罗德提供秘密消息，并承诺守口如瓶。“当时，欧洲大陆没有哪一份报纸在影响力和地位上能与之相比。”[64]1880年，竞争者《维也纳大众报》（Wiener Allgemeine Zeitung）成立，罗斯柴尔德家族称该报编辑特奥多尔·赫茨卡（Theodor Hertzka）极其“负责”。他试图与布莱希罗德套近乎，所用的方法曾被人以无数种形式用过：“您将会理解，我从心底希望与像您这样处于事件源头的人保持联系。”[65]

布莱希罗德不断地给予和获得。记者请求他提供信息和接受访问，甚至像《法兰克福报》编辑利奥波德·索纳曼（Leopold Sonnemann）这样的著名人物也向布莱希罗德求取消息。个别记者还时常请求金融建议或帮助，布莱希罗德大多满足。出版者也会请求资助，特别是如果他们可以宣称为国家利益服务。1877年，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格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请布莱希罗德出资支持《社会通讯》（Social-Correspondenz）周报，该报的宗旨是反对社会民主党，推动对下层阶级“真正”问题的理解[66]。

反过来，布莱希罗德也对编辑和通讯员们提出无数要求。他对这些人的情报需求几乎就像这些人对他的消息需求一样迫切。更重要的是，他一刻不停地关注着新闻媒体—任何重要报纸上的任何不利报道几乎都会立即招来质疑和反驳。如果冒犯足够严重，布莱希罗德在该报的所有广告都会被取消。1876年，《弗斯报》（Vossische Zeitung）就因为触怒布莱希罗德而遭受这样的惩罚[67]。当布莱希罗德要求知道冒犯报道来源的时候，包括索纳曼在内的编辑不得不以职业秘密为由搪塞。无论是遵照他人吩咐还是主动，布莱希罗德还经常代表他人出面。俾斯麦家族强迫他为自己服务，其他人也同样如此：他是如此方便和强大的中间人。

布莱希罗德还需要散布各种故事来支持某些政策，如双本位制、铁路国有化或关税改革。他试图为俾斯麦煽动舆论。此外，他还常常要求刊发有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特别是职业生涯早前）和他本人金融操作的报道。他一再为自己的重大投资安排合适的新闻，无论是抵押银行债券、俄国基金，抑或墨西哥债券。

有时，他会为了获得有利的宣传而大费周章，不惜恳求朋友帮忙。1890—1891年冬天，他赞助著名作家和编剧保罗·林道的墨西哥之行，后者正陷入与一位女演员的丑闻。作为回报，林道承诺对那个国家做“引人瞩目的描绘”，当时布莱希罗德正在推销墨西哥证券。林道给施惠者写了个人报告，在报纸上发表了三十四篇文章，还出版了一本书。林道的传记作者们都没提到布莱希罗德赞助了这次墨西哥探险[68]。

一一描绘布莱希罗德与新闻界的广泛关系令人厌烦，再举几个例子就够了。19世纪70年代，他定期与南德的独立报纸《法兰克福报》的出版者利奥波德·索纳曼通信。作为来自法兰克福的帝国国会议员，索纳曼在德意志帝国堪称异类。索纳曼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比拉斯克和巴姆贝格等人左倾得多。他反对社会党人，尽管他确信有必要大幅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他还是犹太人，反对普鲁士，支持法德友好—很难想象有什么组合比这更让俾斯麦厌恶了。俾斯麦两次用尽手段伤害索纳曼：10月，他在帝国议会指控后者为法国效劳；1884年，他敦促右翼支持索纳曼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手，导致其竞选失败[69]。

留存下来的寥寥几封索纳曼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透露了前者的兴趣。1875年，他表示反对全面保护主义，支持和平外交政策：“如果你有机会那样做就去做吧。”1877年，他报告说，克虏伯⁸带他去了“只有最高级军官光顾的商店”。军火生产欣欣向荣，特别是因为俄国的军购，但其他行业勉强盈亏平衡。索纳曼希望更多地与布莱希罗德通信，尽管两人政见明显不同，而且他没有刊发对布莱希罗德的俄国债券有利的亲俄报道[70]。19世纪80年代，两人关系破裂。1880年12月，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透露，“《科隆报》的继承者们有意出售报纸。我同时从别的地方听说，著名的社会党人索纳曼想要购买，虽然今天的报价已经高达200万塔勒”。如果俾斯麦有意，他的一些朋友们将买下该报。事实上，继承者们改变了主意，但为了迎合俾斯麦的偏见，他莫须有地给索纳曼贴上社会党人的标签[71]。

布莱希罗德与柏林的几家最重要的报纸关系特别密切，他的敌人相信他可以在任何恰当的时候在这些报纸上散布政治故事。他定期与自由派刊物《民族报》（National-Zeitung，伯恩哈德·沃尔夫所有）的斐迪南·萨罗门和弗里德里希·德恩堡（Freidrich Dernburg）交换消息。荷尔斯泰因曾建议赫伯特利用该报给布莱希罗德下套：“布莱希罗德知道令尊从来不读Nat.Ztg［原文如此］，因此肆无忌惮地利用它。”简而言之，《民族报》可以被用来削弱布莱希罗德对俾斯麦的影响，据说后者称其为“犹太人的报纸”[72]。

布莱希罗德与最重要的金融期刊联系不断，尤其是《柏林交易所通讯》和《法兰克福交易所与贸易报》（Frankfurter Börsen-und Handelszeitung）[73]。这些报纸的编辑源源不断地向他提供关于特定铁路国有化的信息。布莱希罗德还和《柏林交易所报》（Berliner Börsen-Zeitung）特别亲密，该报编辑基里施·冯·霍恩（Killisch von Horn）是经验丰富的股市记者。（当时的一位反犹主义者评价霍恩说：“他的能力和成就超过所有的同行，尽管他并非犹太人，完全是德国血统。”[74]）1877年，在基里施最早的某封书信中，他承诺为布莱希罗德的投资刊发有利报道，同时询问是否可以马上见面：“因为我知道您在过去几天里就柏林—什切青铁路事宜与商务部长进行了交谈，我希望您能指示我在这件事上怎么做最好。”[75]不清楚他把自己视作编辑还是投机者：他两者都是，布莱希罗德关于一条重要铁路国有化前景的秘密消息显然令他非常感兴趣。两年后，基里施投机另一条铁路的股票成功，在四天内就实现收益[76]。难怪他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总是以“最尊敬的施惠者”开头。

但与记者们的关系即使再好也存在局限—市场上的强大竞争者同样可以坚持自己的要求。确保在第四等级中获得权力的最佳方法是拥有一家报纸，就像其他银行家那样。比如，布莱希罗德的合作者（有时也是对手）贴现公司就分别从沃尔夫和破产的施特鲁斯贝格手中购买《民族报》和《邮报》（Die Post）；敏感的德国传记作者没有在汉泽曼传记中提到他与报纸的联系。19世纪80年代，银行直接拥有报纸的做法开始式微[77]⁹。

布莱希罗德在职业生涯中多次考虑过购买一家报纸。1870年，就在普法战争爆发前，威廉·贝措尔德（Wilhelm Betzold）—这个聪明的人是犹太后裔，早年有过冒险经历—建议布莱希罗德和他一起创办国际金融期刊；贝措尔德的雇主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对此感兴趣[78]。布莱希罗德还想过购买《科隆报》，并出手拯救曾经兴旺的奥格斯堡《大众报》（Allgemeine Zeitung），让它以周刊的形式在慕尼黑延续下去。俾斯麦有时会在该报的专栏里安插故事[79]。

布莱希罗德与《北德大众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的关系最为重要。该报由脾气火爆的德国民主派奥古斯特·勃拉斯（August Brass）创建于1861年，此人参加过1848年的街战，随后开始流亡。勃拉斯的首席助手威廉·李卜克内西是民主社会党人。一年后，俾斯麦就任首相，《北德大众报》成了他最喜欢的喉舌。勃拉斯出于信念站在俾斯麦那边，我们没有记录显示出他的转变有其他原因。俾斯麦的助手中充斥着与其合作的前革命者，这是抑制欧洲革命火焰的方法之一。俾斯麦甚至想过收买卡尔·马克思。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知识分子更加左倾。俾斯麦确信，他可以让这些人为自己所用；如果在此过程中能削弱他的敌人，那就更好了。

1872年，勃拉斯以30万塔勒的价格将《北德大众报》出售给奥伦多夫兄弟（Ohlendorff）¹⁰和北德银行（由俾斯麦的朋友戈德弗洛伊［Godeffroy］参议员担任行长）组成的汉堡财团。埃米尔·品特（Emil Pindter）成了新任编辑，此人同样有动荡的过去，并流亡多年[80]。成为编辑时，品特已经完全驯服，主要关心头衔和勋章[81]。

该报成了俾斯麦的喉舌，他不断在专栏里安插故事¹¹。

品特是布莱希罗德和文策尔的朋友，也是俾斯麦听话的工具。俾斯麦家族利用该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安插自己的故事—在1878年和1879年的选战中，这类故事变得特别频繁和恶毒。作为俾斯麦行动方式的典型例子，他通过赫伯特对兰曹下达指示：

此外，你应该召见品特，为那篇反对贝尼格森的文章狠狠训斥他；千万不要说贝尼格森坏话，那篇文章让我父亲非常不高兴，如果对贝尼格森的攻击不停止，他会向报纸的所有者抱怨编辑们。反过来，他没有看到任何对弗肯贝克（Forckenbeck）¹²的攻击，这类攻击越尖刻或越频繁越好。[82]

我们也可以把弗肯贝克的名字换成拉斯克、里希特或任何左翼自由派领导人。俾斯麦无疑希望品特配合自己的尖刻基调。俾斯麦下台后，品特转而为新统治者效劳，开始攻击前首相[83]。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偶尔会给品特下达矛盾的指示。1880年5月，该报刊登批评犹太人的故事，布莱希罗德的朋友们马上怀疑俾斯麦是授意者。布莱希罗德向他们保证，这个故事会很快被遗忘。但几个月后，他又坚持让品特发文警告德国的“反动幽灵”[84]。俾斯麦也借此机会对反动的普特卡默部长解释说，“在犹太人问题上……不应该认为富有的犹太人和我们一起对新闻界施加巨大影响。巴黎的情况也许有所不同”。他表示，在新闻界惹麻烦的是没有财产的犹太人[85]。第十八章对俾斯麦在该问题上的总体表态做了讨论。

同年，布莱希罗德曾几乎差不多就买下了《北德大众报》。奥伦多夫为报纸的一半所有权开价40万马克，但要求保留选择权，因为品特也希望购买该报，而奥伦多夫不愿卖给他。布莱希罗德回复称，如果俾斯麦批准改变该报的策略，他就接受条件—该报不能再攻击某些人（布莱希罗德指的也许是拉斯克），也不能再偏向反犹运动。令布莱希罗德吃惊的是，奥伦多夫马上直接与他接洽此事。俾斯麦批准布莱希罗德的愿望，还“……愤怒地否认他参与日渐减少的［反犹］事件，就像他经常被指责的那样”。蒂德曼进一步向布莱希罗德做了保证，但谈判仍然失败。1894年，布莱希罗德再次计划收购，不过还是放弃了[86]。

布莱希罗德与品特的关系中有些奇怪的特点。他们合作密切，有许多共同的合作者，为同一个主人服务。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们相互帮助和彼此见面，品特经常对乐善好施的布莱希罗德表达热烈的感情。但在两人背后，情况并非如此。布莱希罗德愿意在不与品特协商的情况下商谈收购他的报纸，而在私人日记中和荷尔斯泰因这样有同感的听众面前，品特透露了他对布莱希罗德令人困惑的鄙视。

新闻界是一个粗暴和充满竞争的世界。布莱希罗德在其中表现良好。一部分媒体攻击和污蔑他，但更多有口碑的报纸无法忽视他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它们向他施惠，也得到他的回报。我们将看到，在俾斯麦统治的最后十五年里，布莱希罗德与媒体关系恶化。他常常成为怀疑对象，更重要的是，他的金融计划出于政治理由而受到攻击。他不得不做出新的秘密安排。随着俾斯麦命星的黯淡，布莱希罗德也走向下坡路。

1.沃尔夫在这些谈判中展现特殊的作用。1869年4月，他从巴黎给布莱希罗德发来密报，表示由于拿破仑的“巨大努力”，帝国当局将赢得选举，但政府代表不会再“荣辱与共”地支持当局，“因此我对保持和平有信心”。俾斯麦也从沃尔夫通讯社收到私密报告。其中一些报告的基调让他不安，他询问了出处，获悉它们来自亲奥地利的巴黎记者埃米尔·兰茨贝格博士。沃尔夫间接获得此人的报告，将其转送给少数几个人，但没有发布。沃尔夫致布莱希罗德，1869年4月26日，BA；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9年4月27日，DZA：梅泽堡：A.A.I.Rep.4.Nr.721。

2.政府如何试图通过收买外国报纸来影响或颠覆他国的完整故事也许永远不会被公布。但即使不完全的研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这些政府的期待以及它们对特定个人和总体舆论的相对重要性的评价。一个不可靠的例子见拉法洛维奇，《新闻界肮脏的贪婪：根据俄国档案（1897—1917）》（巴黎，1931年）［A.Raffalovitch，...L’Abominable Vénalitéde la Presse，D’Après les documents des archives russes（1897–1917）（Paris，1931）］。

3.布莱希罗德文件中最早的一封施莱辛格来信（显然之前还有很多）感谢朋友送来的珍稀鱼子酱：“虽然匿名送达，但除了全知的上帝，消息灵通的记者能揭露世上发生的一切善事与恶行。”施莱辛格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12月30日，BA。

4.即《梵蒂冈敕令与公民忠诚的关系》（The Vatican Decrees in their Bearing on Civil Allegiance），谴责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通过“教皇无谬误论”。——译注

5.显然，施莱辛格在言语上开始表现得像是忠诚的俾斯麦派。他感谢布莱希罗德带来关于首相健康的好消息，“今天，这比欧洲其他所有两足动物的健康更宝贵（据我所知，对亚洲、非洲和美洲同样如此）”。施莱辛格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5月9日，BA。

6.欧洲外交官们经常提及这个事实。比如，1869年，法国驻维也纳大使抱怨说，当地新闻媒体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并表现出“反天主教和伪自由主义狂热”，阻挠博伊斯特的亲法政策，支持亲德立场。引自昂利·贡塔米纳，《外交或领事信件与国内历史：以奥匈帝国为例（1867—1914）》，刊于《外交史评论》，1961年LXV期，第215—230页［Henry Contamine，“Dépêches diplomatiques ou consulaires et histoire intérieure：L’Exemple de l’Autriche-Hongrie（1867–1914），”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LXV（1961），215–230］。

7.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813—1863），德国剧作家和诗人。——译注

8.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德国财阀和军火商。——译注

9.奇怪的是，不存在对资本与新闻媒体关系的严肃研究。就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两者关系密切；强大、具批判性且独立的新闻媒体缓慢的发展，必然令马克思主义者感到观点上的混乱，而且这发展也有助于解释欧洲改良主义的兴起。

10.阿尔伯特（1834—1894）和海因里希·奥伦多夫（1836—1928）兄弟，汉堡商人，是19世纪下半叶德国最大的海鸟粪进口商。——译注

11.1880年11月，应巴黎的要求，圣瓦里耶报告了德国政府对新闻界的控制。他写道，俾斯麦掌控着一切，这种垄断符合德国宪法的奇特性质和首相的政治脾性。这种安排“与‘爬行动物基金有关’，该秘密基金供首相独家和不受控制地使用。他因此拥有总能发挥效果的强有力工具”。对于哪些报纸愿意接受俾斯麦的故事，圣瓦里耶回答说，列出不愿意的报纸更方便，比如社会党人和天主教报纸，但后者有时也和所有人一样，愿意“接受爬行动物基金，迎合全能首长的观点”。《北德大众报》一直“最忠诚地”表达他的想法。圣瓦里耶致奥拉斯·德·舒瓦瑟尔伯爵（Comte Horace de Choiseul），1880年11月16日，MAE：CP：德国。

12.马克斯·冯·弗肯贝克（Max von Forckenbeck，1821—1892），德国律师和政治家，民族自由党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第十二章　发财的亲王

俾斯麦是有史以来最轻视原则的人……他是天才、国家的救世主和感伤的叛徒。他总是以我为尊，当事态不再如意时，他就开始哀叹忘恩负义和爱哭鼻子的北方德国人的多愁善感。当我觉得俾斯麦是神意的工具时，我向他鞠躬致意；当他只是他本人，是容克贵族、护堤员和谋利者时，我觉得他完全不值得同情。

此人既是超人也是狡猾的逃避者，既是国家奠基者也是马棚逃税者，既是英雄也爱哭鼻子，黄油在他嘴里不会融化，我对他充满复杂的感情，无法对他表达任何纯粹的赞美。

——特奥多尔·冯塔纳致女儿，1894年1月29日和1895年4月1日（俾斯麦的80岁寿辰）

1871年夏，俾斯麦似乎登上事业和财富的巅峰。作为国家英雄，他即将成为欧洲的仲裁者。他推翻许多国王和一位皇帝，摧毁旧国家，缔造新国家。自拿破仑以来，还没有哪个人对欧洲的生活产生如此革命性的冲击—而且他还成功扮演保守主义壁垒的角色。

和失败一样，成功也有代价。1871年后，当俾斯麦知道大事已经办完时，他开始感到痛苦。和其他凡人一样，他开始担心个人事务，担心健康、财富和职业的快乐。与其他凡人类似（甚至更加严重），他的各种焦虑相互叠加，对他的强健体格构成威胁。但与普通人不同，权力长期以来一直是俾斯麦的鸦片，缓解他的痛苦，减轻他过分的自怜。他逐渐习惯于权力这种鸦片，但当他的权力成为日常，不再令人兴奋和带来光荣时，效果就大打折扣。早年，他热衷于不确定的游戏，结果对他而言倒是次要的。

即使在这个金钱的世界里，他也害怕胜利的代价将是高昂的。1871年3月，威廉致信俾斯麦，表示希望让他晋爵为亲王。俾斯麦最初的想法（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回忆录）是这种荣誉超出他的收入水平。他记得“哈登贝格（Hardenberg）和布吕歇尔（Blücher）这样入不敷出的亲王”，担心自己的儿子们也会像他们的子嗣一样无法保住头衔。（1814年，布吕歇尔被封为亲王，并获得巨额奖赏；随后的几年间，他因为赌博把奖赏挥霍一空，而且欠债越来越多。俾斯麦联想到这个例子令人奇怪¹。）无论如何，当俾斯麦当面向国王提出拒绝时，国王眼泪汪汪地抱住他—俾斯麦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我始终觉得，作为伯爵，即使不令人生厌地显摆也能过得很好，但作为亲王，如果想避免这样的显摆，他一定要有钱。”[1]让俾斯麦在财务上成为受人尊敬的亲王是布莱希罗德的任务。

国王还给了俾斯麦另一份礼物：古老的萨克森瓦尔德（Sachsenwald），位于劳恩堡公国的汉堡附近。这片国有领地当时价值100万塔勒，包括15625英亩森林和1250英亩以草地为主的土地。这份新礼物后来被称作弗里德里希斯鲁（Friedrichsruh），它让俾斯麦成为德国最大的地主之一（到了他的孙辈仍然如此）。1976年，弗里德里希斯鲁周围的俾斯麦庄园估计仍达17290英亩。但最初，新庄园让俾斯麦付出额外的钱。庄园没有合适的宅邸，“如果不想生活在原始森林中闹鬼的猎人木屋里，只有一处地方可以安身”，但那里已经被出售。布莱希罗德以4%的利息借给他87500塔勒，用于修缮那片土地[2]。同样在1871年，布莱希罗德“不计入［我的］银行账户，从［我的］私人基金中”借给俾斯麦25000塔勒，但没有透露用途。贷款在十三年后才被偿还[3]。

在外人眼中，新亲王看上去绝对幸运。甚至他的哥哥也认为他幸运，享尽“尘世之乐”（Erdenglück）。为此，俾斯麦克服“对墨水的恐惧”（Tintenscheu）—他曾是个多产和无与伦比的书信作者，因为工作和内心的愤世嫉俗而变得沉默—致信纠正兄长的说法。在一封表面上为兄长贺寿的信中，他写道：“我在处理公事上很幸运，在个人冒险上就不太走运了……对国家而言，拥有这样的首相要比相反的情况更好。我在个人财务上没有运气，也许还缺乏才能，无论如何我没有时间亲自关心这些事。”他抱怨说，伐尔岑在烧钱，即使新近获赠的萨克森瓦尔德目前也只出不进，尽管未来应该能带来每年3万塔勒的收益。现在，他不得不靠薪水生活，并出租舍恩豪森。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贫穷而疲倦的亲王，再无体力承担精神上的负担；此外，他还拒绝平日里收到的借取或馈赠数千塔勒的请求[4]。俾斯麦夸大自己的烦恼，也许是为了遏制兄弟的嫉妒苗头。

整个1871年，他无疑特别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也许没有什么比100万塔勒的奖赏和亲王的昂贵荣耀更让人念念不忘自己的财富了。也许他遗憾没有更多时间管理财富，但他还是花大量时间关心个人事项和账户的细节。有时，他的一丝不苟到了小气的程度，不过他的关心重点时而有误，因此他在打理财务事项时有点“小钱精明，大钱糊涂”。约翰娜同样“一门心思地关心庄园的经济状况”[5]。

1871年，俾斯麦又有了一个为财务状况担心和烦恼的理由。1870年12月，当他在法国为新德国奋战时，普鲁士收入税委员会大胆地将他归入收入更高的第19级（年收入约为3.2万到4万塔勒），而不是第18级（2.4万到3.2万塔勒）—1871年德国的年人均收入是116塔勒。1871年3月，约翰娜提出抗议。7月，在科伊德尔的帮助下，俾斯麦起草多份抗辩书，结论是他甚至不应该被留在第18级—这非常符合他的性格。抗辩书姗姗来迟，但俾斯麦解释说：“前些年，国事让我无暇顾及自己的事。”[6]

俾斯麦与税务机构较劲的文件提供了关于他的财富和政治立场的某些线索。科斯林（Köslin）县的官方税务评估详细描绘了伐尔岑和附近两处较小庄园的状况。伐尔岑本身占地5752英亩，其中4000英亩为森林；另两处庄园占地8062英亩。根据俾斯麦的估算，1870年这些庄园的收入为15286塔勒，包括一家砖厂和一家石灰厂。他还拥有舍恩豪森庄园，占地856英亩；税收委员会把他在1868年就卖掉的克尼普霍夫庄园也计算在内，俾斯麦对此勃然大怒：“这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委员会对他的伐尔岑宅邸公允价值的估算也让他愤怒：“租金被定为500塔勒同样武断。我不相信有租客能张罗到50塔勒。我可以按照这个价格租给委员会；另一方面，支付给各类工匠，用于维护这幢快要散架房子的开支超过500塔勒，账单可以作证。”在下一份愤怒的备忘录中，俾斯麦又对500塔勒的租金做了补充：“能想出这个数字，你们一定是不熟悉乡下状况的城里人……委员会似乎认为波拉诺夫（Pollnower）地区是寻开心的游客们夏天的度假地！”在类似的犀利言词和花招的帮助下，俾斯麦宣称他的应纳税收入—包括1.2万塔勒的薪水，4000塔勒的劳恩堡公爵补贴（1872年将终止）和威廉街上的免租金宅邸（估价2000塔勒）—应为2.45万塔勒，而不是估算的3.2万，尽管他补充说，庄园的收入未来有望增加。

科伊德尔征求了司法公务员迪特里希博士（Dr.C.Dietrici）的建议。在仔细查看了俾斯麦的抗议书草稿后，他提醒说，如果将伐尔岑的净收入估算为4533塔勒，那么最初为该庄园花费的40万塔勒皇家奖赏（不包括俾斯麦追加投入的10万塔勒）的回报率只有1.12%。这样的话，他的总收入将刚刚超过第16级，也就是他在1865年已经接受的水平！他还询问了亲王是否持有任何“计息投资”，俾斯麦用铅笔在旁边标注“没有”以示否认。（但若非“计息投资”，布莱希罗德为他持有的证券又算什么呢？）

迪特里希警告说，不要让税务委员会觉得太难以置信。1871年10月，委员会接受俾斯麦的申诉，将他重新归入第18级[7]。不过，降低等级的好运只持续几年。1876年，他被归入更高等级。1877年，在以马克计量的更精细体系下，他被归入第31级，估算收入为20.4万到24万马克，应纳税6120马克[8]（此外，根据个人税税率，他还被征收更高的市镇税）。1880年，俾斯麦再次对税务部门提出挑战，结果直到1890年他仍然属于第31级。纳税普遍不受欢迎，但对贵族而言（不仅在德国），抗税被认为是反抗官僚暴政的崇高举动²。

俾斯麦与税务部门的斗争得到布莱希罗德的帮助，就像后者曾经帮助他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的新庄园购置合适的宅邸。布莱希罗德的服务形形色色而且一丝不苟，总是受人欢迎。俾斯麦变得越富有，他的利益就越多元化，对金钱也越加关心。无论在政治危机中还是在度假时，无论在柏林还是在自家庄园，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时，俾斯麦无时无地不加强对自己财富的管理。因此，1871年后，布莱希罗德的角色变得比之前更加重要。

在1877年的一次审判中，布莱希罗德描绘了自己的责任：

十五年前，当俾斯麦亲王获得普鲁士首相的任命时，他委托我掌管他的全部财务事项。我将打理他的所有收入和开支，买入和卖出他的土地和证券。亲王指示说，在投资选择上，我应该更多考虑基本的安全而非收益。[9]

此外，布莱希罗德还要管理抵押贷款，和麻烦的承租人打交道，推销俾斯麦庄园的主要产品—木材，并处理其他琐事。他还是俾斯麦家的日常银行家。对布莱希罗德而言，这种承诺很耗时间。他和下属们不断提供一丝不苟的服务，但没有直接的金钱报酬。俾斯麦有充分的理由感激布莱希罗德的付出，尽管19世纪70和80年代日益流行的关于俾斯麦通过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获得不法或巨额收益的影射并无根据。俾斯麦痛恨这些攻击，将它们归咎于昔日容克朋友们的嫉妒—他认为，这些人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拥有聪明的犹太人银行家。

在整个帝国，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及其家人和下属圈子关系最为密切。当俾斯麦在柏林时，布莱希罗德频频与他见面；他可以马上得到接见。布莱希罗德经常造访伐尔岑和弗里德里希斯鲁，而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行踪。当俾斯麦因为养病长期不在柏林时，他和布莱希罗德会定时通信，有时直接写给对方，有时则通过他的妻子、儿子赫伯特和威廉、女婿兰曹伯爵或历任秘书。在秘书中间，布莱希罗德与罗腾堡和蒂德曼建立了特别友好的关系，尽管两人都不如当年的科伊德尔和他那么亲近。

俾斯麦别无选择，不得不关心自己的额外收入。他的6.3万马克年薪（包括劳恩堡的补贴）只够生活成本的三分之一，即使免租金的首相府也帮不上多少忙。俾斯麦自认为生活俭朴，但国家甚至无法提供必需品。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确保额外收入能够充裕地满足他的需求。在此过程中，他奉行一句古老的德国谚语，并曾在帝国议会引用过它：“商业世界没有情感。”[10]

事实上，俾斯麦从政府获得的现金收入很少超过每年5.3万马克。政府以各种税收的名义扣去0.9万到1万马克，并向他收取生活享乐品的费用，特别是鱼子酱、法国葡萄酒和陈年波特酒，这些从国外订购的东西经常由当地德国使馆垫付³。俾斯麦家生活考究，经常有娱乐活动，尽管总是并不昂贵。俾斯麦的官邸相当朴素（有人觉得寒酸），令客人们激动的不是美食，而是他本人在场。他对食物和美酒的奢侈消费广为人知，但他不愿接受把有限的钱花在其他用途上的建议：“喜欢粉饰门面的人对食物不感兴趣，最重要的是吃得好。”[11]

但俾斯麦关心家人。他的儿子们时而收到补助和礼物。1879年，他命令布莱希罗德每季度汇给刚刚成为他女婿的兰曹伯爵3000马克，这也许是分期付款的嫁妆或者对兰曹秘书工作的酬劳。

喜欢说长道短的柏林人知道，俾斯麦的花销远远超过国家给他的薪俸，许多人声称布莱希罗德是首相财富的秘密来源。这个犹太人的诡计据说为俾斯麦带来巨额收益⁴。人们广泛传说，俾斯麦利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消息在股市牟取暴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有人在股市中的预感能够经常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那人就应该是俾斯麦。难怪嫉妒这两人的敌人们编造了荒谬的故事。然而，此前一直扑朔迷离的真相平淡无奇。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性格让他们选择保守的投资组合，让今天所有“增长导向”的金融家大吃一惊。

无论如何，俾斯麦的大部分财富是土地，很大一部分是他政治辛劳的成果。他的大部分额外收入来自庄园。但这种收入有波动，因为它受到意外的影响，如租户的效率、木材市场的状况和修缮支出。大多数年份，他实现盈利，但利润每年都在变化，而且需要不断关注。德国历史学家们荒谬地认为，俾斯麦对生活的这个方面漠不关心，或者忽视对私人事项的打理扩展了他的经济视野。下面是至今为止对俾斯麦乃至任何近代政客财务状况的最翔实描绘。

俾斯麦的资本投资是布莱希罗德的专属领域；他全权负责俾斯麦的投资，但很少私自动用它们。在变更亲王的投资组合前，布莱希罗德几乎都要请示前者。他们的通信中充满布莱希罗德对未来操作的具体建议，或者“按照阁下指示”完成交易的报告。有几次，动议无疑来自俾斯麦。对于布莱希罗德的询问和建议，俾斯麦总会做出回应。请示俾斯麦无疑对布莱希罗德有利：这位银行家既获得无与伦比的情报，又预先为他可能犯下的任何错误找好借口。

他们共同设计旨在将最大安全性和最高收益相结合的投资组合。俾斯麦没有参与19世纪70年代初任何重大的公司创立活动，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布莱希罗德试图让他参与其中。俾斯麦的账户中从来没有劳拉舍或希波尼亚的股票；因此，他错过让哈茨菲尔特和卡多夫受益的意外之财，但也躲过后来市场崩溃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并断断续续地延续至今），人们指控布莱希罗德通过普鲁士土地信贷公司为俾斯麦实现巨额账面收益。布莱希罗德发誓否认这种指控，他的档案中也找不到任何东西暗示该说法的真实性[12]。对俾斯麦来说，布莱希罗德更愿意以优惠的发行价或趁着价格低得不合理时购买安全的证券。因此，如果能够获得购入价格的1或1.5个百分点的收益，布莱希罗德就会满意，哪怕收益需要几年才能实现。有时他做得更好，在几个月里获得5到10个百分点的收益。对俾斯麦账户的粗略估计显示，无论市场状况如何，布莱希罗德在大多数年份里获得4%的资本利得。

尽管有各种需要，俾斯麦还是试图尽可能多地将资本利得和利息重新投资。因此，他的资产从1871年的125864塔勒（约合37.7万马克）增加到1880年的56万马克—1890年达到120万马克[13]。19世纪80年代，他为部分地产建立信托基金，还把钱转到约翰娜和赫伯特名下。

由于这些特殊账户，由于布莱希罗德的一些结算单已佚，很难重现他的投资全貌。但列出主要门类应该就够了。1871年，俾斯麦超过70%的投资是俄国证券，近4.9万塔勒用于购买俄国抵押债券。布莱希罗德在几个月前以4.15万塔勒的发行价买下这些债券—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他就是柏林市场上俄国证券的主要来源。这样的快速升值并不常见。另外的4.2万塔勒被投入1871年的英俄公债和库尔斯克—哈尔科夫铁路（Khursk-Kharkov Railroad）债券。在国内证券上，他持有少量普鲁士国债和价值2.86万塔勒、收益率为4.5%的贝尔吉施—马基施铁路（Bergisch-Märkisch Railroad）优先股。1871年下半年，这些投资带来3360塔勒的收益，或5.3%的年收益率[14]。

尽管奠基之年提供大量机会，布莱希罗德还是坚持投资收益率为4到5个百分点的德国和欧洲证券，不过俄国股票的回报要高于名义上的4到5个百分点。俾斯麦以5到8个百分点的收益卖掉他的美国证券[15]。

俾斯麦的外国投资总是令人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因为人们认为他可能有意在这个他最喜欢的领域投机。早年他的确这样做过。1872年，也就是柏林举行三帝会议的那年，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购入近8.5万塔勒的奥地利证券[16]。政策和投资组合在那个点上出现巧合。奥地利的经济已经从过去二十年的破坏中恢复，但繁荣是短暂的，布莱希罗德购买这些证券的时机并不好。1873年5月发生著名的维也纳股市崩溃，冲击波影响到欧洲各国的经济[17]。6月10日，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会面。第二天，这些奥地利证券被出售，获利300塔勒。

六周后，布莱希罗德从马林巴德给俾斯麦写了长信，报告总体形势：

被通称为维也纳崩溃（Krach）的奥地利金融动荡源于过度投机……股市中的聪明人几周前还相信灾难即将结束，但现在他们都同意这只是末日的开始。投机热已经发展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影响首都和外省的所有社会群体……

他还表示，奥地利崩溃也将影响德国市场，尽管两者发展模式不同，德国也存在过度投机：

特别是房地产；如果可以，我将不客气地指出，[这里的]人行事有点不诚实，尽管必须强调，与维也纳相比，作为德国首都的柏林有望实现快速和大幅增长。但土地、房屋和租金价格上升如此之快，下调将不可避免。这可能带来痛苦的损失，特别是那些被迫变现的社会成员。[18]

1874年8月，俾斯麦从伐尔岑写来亲笔信，作出一些不同寻常的指示：

[几周前]我离开时，你谈到出售我的俄国证券，并建议推迟购买同种证券。现在我请你如此行事，但不用着急，只是因为市场价格看起来合适这样做。我想抛掉[全部]俄国证券……但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用过分着急。操作完成后，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投资抵押债券。鉴于你的承诺，等你来访时我们再详谈。不过，不必等到那时开始操作。[19]

三天后，布莱希罗德以9.85万塔勒卖掉所有的俄国证券—比成本高了差不多1.3万塔勒[20]。俾斯麦并不急需现金，布莱希罗德对突然变现感到不安，于是直截了当地询问俾斯麦是否担心政治动荡。他收到不太肯定的回复：

类似你向我提出的关于政治形势判断的问题永远不好回答；我可以提醒你，直到1870年6月，形势还非常风平浪静。无论如何，今天我看不到任何对和平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你提到的那个国家。如果我希望改变自己的投资，那并非因为我担心和平受到威胁，而是因为我觉得那些债券的价格已经够高，因为我觉得下跌时很难做出抛售决定。[21]

俾斯麦明白投资心理，知道市场操作和高层政策一样，时机意味着一切。

三年后，俄土战争爆发，俄国证券大幅下跌。俾斯麦曾吹嘘说，布莱希罗德称赞他早早套现，并宣称他的理由很简单：1874年，当他听说彼得·舒瓦洛夫伯爵（Count Peter Shuvalov）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时，他想：“如果在这种时候，俄国人送走他们中最聪明的人，那么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认为，他们即将干出蠢事。因此是时候卖掉俄国国债了。”他记得，第二天早上，他通过电报向布莱希罗德下达指示[22]。与三年后的诗意回顾相比，他在1874年的先见平淡无奇：俾斯麦并非在舒瓦洛夫被调离后第二天，而是三个月后才卖掉债券。此外，舒瓦洛夫在伦敦取得巨大成功，但他之前担任警察三处（负责行政和安全）的处长，在外交政策上很少有机会发表决定性的言论[23]。

俄国证券甚至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下跌。约翰娜、赫伯特和女仆热妮·法提奥没有卖掉他们持有的俄国证券，1875年秋天，两个女人对手里俄国证券的下跌懊丧不已[24]。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通知赫伯特，他已经推迟重新购买俄国证券的计划，“因为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的动荡令人担心”对俄国的投资[25]。显然，政治情报会影响市场。

后来，俾斯麦宣称他在1874年后再没买过任何外国证券，表示“这些东西蒙蔽了外交部长的眼睛，实在不该购买”[26]。事实上，他在1885年6月忘记这条克己原则，指示布莱希罗德将20万马克投入最新的英俄公债。反讽的是，购买俄国债券的钱似乎来自一个特别账户，里面是为了祝贺1885年4月俾斯麦70大寿而向公众募集的国家基金[27]。一周后，由于布莱希罗德对俄国政策提出警告，俾斯麦卖掉这些债券，没有遭受损失[28]。1889年，俾斯麦还投资大量埃及和墨西哥证券。

从1874年到1889年，除了上面提到的那次例外，俾斯麦的钱都被投资于国内证券。投资主要包括三大类：政府债券，特别是普鲁士统一公债，1877年后为德意志帝国公债（Reichsanleihe），收益率均为4%；抵押债券，大多来自与布莱希罗德关系最为密切的俄国抵押银行；1876年到1884年间的各种铁路股票。

到了1889年，俾斯麦的投资组合以政府债券为主，比如德意志帝国公债。从1889年到1890年，亲王的投资发生最后一次重大变化。1889年夏天和秋天，他卖出部分帝国公债，买入25.1万马克的埃及债券和23.2万马克的墨西哥债券（利率为6%）。布莱希罗德在两者中显然都有特殊利益。有史以来，俾斯麦资本的最大一笔交易发生在1890年3月8日到14日之间。当时他正身处自己最后的危机，为了政治生命与年轻的皇帝展开较量，但败下阵来。那个星期里，他变现75万马克的政府债券，将其中近一半投入埃及债券[29]⁵。当时他正准备向帝国议会提交注定将被否决的挑衅性军队法案，这次变现是否与此有关呢[30]？俾斯麦是否像人们常常宣称的那样在考虑发动政变，导致帝国解体和国债下跌？或者说，这更可能是俾斯麦最后的投机—投机对象是他本人的下台？他是否认为，赶走最能干之人的帝国将很快在政治上做出蠢事，就像他很久以前对舒瓦洛夫事件的断言？他的确认为“皇帝让自己最好的将军［卡普里维（Caprivi）］当首相，让最好的首相当陆军元帅，这非常奇怪”[31]。这次，他在三点上都猜对了：他被罢免后，市场出现短暂但剧烈的下跌⁶；埃及债券继续上涨；帝国的确踏上权力不受限制和犯蠢的新道路。

他最后的投机成功了。1890年6月，在布莱希罗德的建议下，俾斯麦出售持有的埃及债券，获利3.3万马克，或者说在三个月和九个月里分别实现5%的收益[32]。1891年7月，亲王询问抛售持有的墨西哥债券是否明智，他听说墨西哥正处于巨大投机性繁荣的阵痛中；也许他觉得人生有过一次从“奠基时代”中幸存下来的经历已经足够[33]。布莱希罗德的墨西哥冒险让俾斯麦赚到了钱。

现存最晚的俾斯麦证券对账单的日期是1890年12月31日，显示的投资组合价值为1215831马克，或者说相当于那时的30万美元。如果不是之前转给赫伯特数十万和转给约翰娜30万马克，总额应该还要更大。此外，俾斯麦在其他账户中也存有巨款，有的是与几处庄园相关的信托基金。他还用为他70大寿而募集的基金购买了一些证券，利息被他用于各种慈善活动。当1893年2月布莱希罗德去世时（据说他此时是德国最富有的人），他把自己最中意的客户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财富总价值达好几百万。

俾斯麦不是柏林人，不喜欢大都市的生活。（他曾对帝国的议员们说：“我更愿意生活在乡下，而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尽管你们很有魅力。”[34]）他也不是安于庄园生活的容克地主，视野不超过最近教堂的尖顶或者对下次收成的预期。事实上，俾斯麦需要他的多种生活：他需要庄园的平静，让自己从柏林的斗争中恢复过来。仅有柏林的都市生活会要了他的命，但纯粹的田园生活会让他无聊死。

没有哪个近代政客像俾斯麦那样长时间地离开首都和职守。伐尔岑和弗里德里希斯鲁成了另两个首相府，但没有任命、会议和演讲，只有一两位受到信任的秘书。弗里德里希斯鲁至少还比较容易到达，但从柏林前往伐尔岑要经过一天的车马劳顿[35]。即使在他最喜爱的环境中，他也从未彻底与政治隔绝。在某个无忧无虑的时刻—让人联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他对女儿说：“甚至在这里，政治也不让我彻底安宁……但由于这里没有人帮倒忙，欧洲总是在早餐的十或十五分钟里得到打理和被梳洗。”[36]在帝国早年，他有时一连几个月住在伐尔岑；后来，他转而偏爱弗里德里希斯鲁，并在1895年永远退居那里。

1871年后，俾斯麦拥有三处大庄园：柏林西面的舍恩豪森；位于波美拉尼亚，距离波罗的海不远的伐尔岑；汉堡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鲁（也有人用旧名萨克森瓦尔德称呼它）。三处庄园共占地约4万英亩，投资至少500万到600万马克。扩大后的伐尔岑占地约2万英亩，包括七处相邻的庄园。弗里德里希斯鲁占地近1.7万英亩[37]。伐尔岑和弗里德里希斯鲁的房屋较为原始，但拥有庞大而壮丽的森林，其间生活着大量野兽。广阔的萨克森瓦尔德出产优质木材，能够带来可观的收入。俾斯麦拥有德国最大的未被砍伐林地，因此对寻找和维护国内外市场的问题有直接了解。

俾斯麦爱这些庄园，认为地主身份拥有其他生活方式所不具备的特殊美德和崇高。俾斯麦的标准传记（特别是德国人所写的）动人地描绘他对自然的爱、对树木的热情、与农夫们快乐（有时不太快乐）的领主关系—或者说与庄园相关的一切，但不包括管理。有的传记提到俾斯麦自诩对土地怀有饥渴之感，提到他每天晚上看到邻居土地时想要把它们吞并的强烈欲望，但很少有传记承认他对庞大地产的运营倾注的无尽关心[38]。

布莱希罗德知道管理这些庄园多么复杂。事实上，他觉得比起帮助这些庄园盈利，投资俾斯麦的钱更容易。布莱希罗德负责处理新购置土地的法律和财务事项，掌管着与限定继承的庄园相关的几处账户，收取和支出来自庄园的资金，与麻烦的租户谈判，还要监督管家。（1867年，恩斯特·威斯特法尔［Ernst Westphal］被任命为伐尔岑的护林员长，两年后受命全权管理庄园[39]。几年后，彼得·朗格［Peter Lange］受命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扮演类似的角色—两人都不断和布莱希罗德保持接触。）

由于俾斯麦并不从事传统农业，布莱希罗德的帮助显得更加重要和适当。俾斯麦的收入并不依靠种植粮食和养牛，而是来自木材销售和庄园里开办的制造企业。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1870年后，海外竞争导致谷价逐步下跌。他还认为这个选择有利于国家：他曾在帝国议会表示，产业工人的背包里放着元帅的指挥棒；农业工人没有这种抱负，因此推动农村工业是有益的—还能减少对外移民[40]。

早在1871年，布莱希罗德就安排收购与萨克森瓦尔德毗邻的两处庄园：奥穆勒（Aumühle）和弗里德里希斯鲁，这两座农庄至今仍是俾斯麦家族产业的核心。亲王对价格和交易的速度都很满意[41]。

布莱希罗德了解俾斯麦的贪得无厌，有时也提出购置建议。1873年11月（购入弗里德里希斯鲁后仅两年！）他致信俾斯麦，表示根据“可靠消息”，布鲁门塔尔伯爵可能准备出售与伐尔岑毗邻的雅诺维茨（Janowitz）庄园。“现在的开价是100万塔勒，首付20万塔勒。我不了解那处庄园，但我得到的信息暗示，布鲁门塔尔伯爵会接受大幅砍价。”如果俾斯麦感兴趣，布莱希罗德乐意协商。俾斯麦马上亲笔写了四页回信：“雅诺维茨庄园完全超过我的承受能力和需要，尽管我很乐意买下其中的一部分……”由于伐木权争议的影响，庄园现在价值60万或70万塔勒。“这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更希望还清债务。如果要买的话，我现在更想要霍洛夫，只需6万塔勒现金，总成本为10万塔勒。”[42]

随后几年间，俾斯麦先后购入伐尔岑附近的老霍洛夫（Alt-Chorow）和新霍洛夫（Neu-Chorow）⁷。购置细节由布莱希罗德安排，包括结束和延长现有的抵押贷款[43]。1882年，他又以26.4万马克买下舍宁施泰特（Schöningstedt）庄园。布莱希罗德再次为他提供利率为4%的抵押贷款，每年还需摊销1%的本金[44]。1883年底，布莱希罗德提交他所持有的俾斯麦抵押贷款完全清单，大多用于伐尔岑庄园。最初的成本为94.8万塔勒，还有84.4万塔勒未偿还。利率为4%，大部分抵押贷款的摊销率特别低。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提供100万马克的抵押贷款—能让他这样做的客户寥寥无几—因此俾斯麦无须变现其他资产就能购置新土地，这些投资的收益要高于抵押贷款的成本[45]。

布莱希罗德开设和管理着几个不同账户，分别被俾斯麦指定用于不同的庄园。其中最重要的是限定长子继承的施瓦岑贝克—萨克森瓦尔德庄园（Schwarzenbeck-Sachsenwald）。1872年8月，俾斯麦亲笔致信布莱希罗德，要求开设该账户，并授意他将总价值4万塔勒的特定证券转入新账户：“如果你觉得合适，可以出售这些证券，所获款项或新购买的证券仍然存入该账户。”[46]其他时候，他还开设和关闭类似账户，用于支付修缮、抵押贷款利息和偶尔的扩建。

俾斯麦关注自己广泛利益的每个方面。他要求管理者和监督者们恪守节俭，并提供最翔实的信息：“我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地产不感兴趣，股票的收益率要高于地租。”[47]后来，约翰娜承担更多责任，这让赫伯特非常担心：“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她独自打理着家中的一切—所有的书籍、账单、与供应商的通信和与仆人的关系—一切都依靠她。”[48]

布莱希罗德还要承担无穷无尽的琐事。但俾斯麦特别担心时，他会委派布莱希罗德审计某处地产的账簿。1880年，俾斯麦再次请他调查几个账户：

感谢你承诺帮助审计与我的庄园相关的账簿和开支。如果你现在能派人来伐尔岑帮忙，我愿意接受你的好意。在威斯特法尔管理下的那部分庄园—伐尔岑的森林和农场—运营良好。但对于里彻先生（Mr.Ritsch）管理的[毗邻的]普迪格—米斯多夫（Puddiger-Misdow）农场……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只是间接听说为尚未收割的燕麦签订了5000马克的预售合同。对于随时可以从我这里拿到钱的人来说，这种交易奇怪而不经济。如果你愿意遵照我的愿望，我将允许你全权调遣我的所有管理人员，但目前仅限普迪格—米斯多夫农场，因为我没有收到那里的任何消息。我一直没有等到你的造访，但无论你何时来，我都会感到高兴。恐怕我等不及身体完全康复就要返回柏林，因为我不得不对付那些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困难的[政治]反对者。我工作的额外成本超过额定要求，把我的精力消耗得差不多了。

他在信尾附言中补充说：“为了一视同仁，伐尔岑也应被审计，但先从普迪格开始。”[49]

深受布莱希罗德信任的代理人西贝特调查了各处庄园并提交了详细报告。俾斯麦后来对舍恩豪森的审查显示，从1873年到1878年，亲王在那里的支出超过收入27153马克[50]。朗格和威斯特法尔很可能讨厌布莱希罗德的监督，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恭敬地合作。

1882年，朗格和布莱希罗德密切合作，为弗里德里希斯鲁制定合适的保险计划。1879年，俾斯麦终于在弗里德里希斯鲁购买了可居住的房子—一座未经修缮的老客栈，房门外侧还留有编号—并坚持要对房子和家具提供足够的保险[51]。他们随之展开了冗长乏味的通信，布莱希罗德不仅要核对清单上将被投保的物件，还要四处寻找能为俾斯麦提供比之前条件更优厚的保险公司。俾斯麦亲自评估所有物件，弗里德里希斯鲁的房子和家具分别被投保12万和8万马克。威廉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我父亲］希望在为清单上所有物件定价时，确保总额正好是8万马克。他希望避免根据幸存物品来估算被火灾烧毁的物品，因为这会大大减少赔偿，甚至导致一无所得。”[52]在大多数方面，俾斯麦是个谨慎的容克贵族。

但并非总是如此。在与格奥尔格和莫里茨·贝伦德的关系中—他们经营的加工厂是伐尔岑收入的主要来源—俾斯麦既不走运也不谨慎。他与这两人的关系始于1868年，一直延续到布莱希罗德去世后，给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带来无尽的麻烦⁸。贝伦德兄弟在距离伐尔岑12英里的科斯林拥有一家纸浆厂和造纸厂，他们是犹太人，尽管莫里茨决定“让自己和家人接受洗礼；他的儿子恩斯特在马炮兵部队服役过一年，成了预备军官，还在亲王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经常受邀和他们一起进餐”[53]。

1868年，俾斯麦买下伐尔岑附近被焚毁的福克斯磨坊（Fuchsmühle）。他在原址修建纸浆厂，用庄园里的木材制造纸张，并以4550塔勒一年的价格将其租给贝伦德兄弟。1870年4月，俾斯麦和贝伦德兄弟签订合同，修建并出租名为哈默磨坊（Hammermühle）的纸浆厂和造纸厂。后来又增加第三家工厂：坎普磨坊（Campmühle）。俾斯麦经常带着访客们参观这些工厂，对它们的现代机械感到自豪—但只有他的密友知道承租人给他带来多少旷日持久的麻烦⁹。

布莱希罗德是知情者，因为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一次次试图让俾斯麦走出贪婪引起的轻信；但俾斯麦不顾他的警告，继续向这些磨坊注资，而贝伦德兄弟总是处于违约的边缘。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876年7月，贝伦德兄弟的合伙人小阿贝尔（W.Abel，Jr.）破产。布莱希罗德马上警告当时身在巴德基辛根的俾斯麦，贝伦德兄弟也可能面临破产，而且他们没有按时支付7000马克的福克斯磨坊半年租金。因此，他已经停止向贝伦德兄弟支付一切款项。俾斯麦很快从当事人那里听说这场可能的灾难：在他度假期间，格奥尔格·贝伦德现身向他求助。布莱希罗德建议俾斯麦万分谨慎，现在应该放弃修建坎普磨坊的计划[54]。但赫伯特表示，俾斯麦愿意允许贝伦德兄弟延期还债，只要他的法务参谋德鲁斯司法顾问（Councillor Drews）和布莱希罗德同意。德鲁斯向布莱希罗德解释说：“你知道亲王对贝伦德兄弟的仁慈，特别是对莫里茨。”德鲁斯看不到拯救贝伦德兄弟财产的希望：“枢密顾问先生，你在多年前就看到了结局。”[55]但麻烦永远不会结束。

俾斯麦既没有听从布莱希罗德“不要急着资助贝伦德”的警告，也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即趁着破产可能以低价购入工厂的机器。俾斯麦表示反对：“鉴于我的情况，我更愿意出租而不是亲自运营，尽管收益要低得多。”俾斯麦不愿经营额外业务，或者增加自己的债务。最终，他决定尽可能地防止贝伦德破产，授意布莱希罗德继续按照合同约定付款给坎普磨坊[56]。

在从基辛根前往伐尔岑的途中，俾斯麦在柏林逗留了两天，终于见到布莱希罗德。几天后，布莱希罗德无奈地来信表示：“阁下仍然可以确信，我几乎每个钟点都在考虑这件重要的事，努力寻找两全之策，既在各方面都满足阁下利益，又顾及阁下对贝伦德兄弟的仁慈。”[57]与此同时，俾斯麦要求贝伦德兄弟向布莱希罗德请教如何筹集更多资本，但后者不会直接借钱，“以免产生误会”[58]。或许是为了避免他自己的损失？

在一封十二页的长信中，俾斯麦提到新的麻烦。莫里茨—贝伦德兄弟中的那个好人—可能彻底退出买卖，将其交给不可靠的格奥尔格经营。两兄弟也可能分家，莫里茨需要筹集7.5万塔勒，他愿意为此支付10%的利息，但即使那样也找不到贷款者。无论如何，“格奥尔格·贝伦德的下一次破产”将让莫里茨痛苦不已，“鉴于他的挥霍无度，这很难避免”[59]。俾斯麦束手无策—这封信的长度显示出他深深的关切。他在那些日子里乐意写多少十二页长的信呢？

最终的权宜之计是，格奥尔格仍然是承租人和麻烦制造者，而莫里茨获得大笔贷款，用于完成坎普磨坊。

下一次危机发生在1877年10月，什切青骑士私人银行（Ritterschaftliche Privatbank）第一董事突然神秘地去世。布莱希罗德马上警告俾斯麦，该行可能破产，并让格奥尔格也遭遇灭顶之灾。该行持有来自贝伦德的160万马克有疑问票据，如果突然要求兑现，贝伦德将破产，债主们将夺走福克斯磨坊[60]。贝伦德逃过破产，但资本大大减少。12月，他不得不关停哈默磨坊的生产[61]。

与此同时，俾斯麦借给莫里茨的钱越来越多；除了最初预计的22.5万马克，他又追加15万马克。布莱希罗德多次反对这种策略和程序，但大多被俾斯麦驳回。布莱希罗德可能把此事看成拿钱打水漂，而俾斯麦想要他的磨坊，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愿与贝伦德兄弟闹翻和寻找新的承租人[62]。

19世纪70年代末，贝伦德兄弟几乎每个月都会带来新的危机。俾斯麦对两兄弟的争执感到担忧：“我们听说关于格奥尔格的令人疑虑的报告。他以27马克的净价生产纸板，以12马克出售，只是为了压他兄弟的价。我相信，莫里茨的单价为15马克……”另一些传言让俾斯麦担心格奥尔格“将很快彻底破产”（dass er sehr bald eine grosse Pleite machen wird）—他在这个合适的场合用了犹太人关于破产的流行表达[63]。布莱希罗德回复说，格奥尔格已经被迫将福克斯磨坊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一个银行家财团，包括著名的柏林贸易公司（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他的个人行为将很快导致另一场灾难[64]。

贝伦德兄弟带来的麻烦永无止境。1879年7月，格奥尔格没能按时支付6906马克的福克斯磨坊半年租金，俾斯麦最终决定起诉他。赫伯特向布莱希罗德做了必要指示，但几天后格奥尔格付清租金，采取极端行动的理由消失了¹⁰。当年晚些时候，格奥尔格试图为磨坊添置蒸汽锅炉。在俾斯麦的要求下，布莱希罗德调查此事，发现柏林贸易公司反对新的冒险。该公司认为格奥尔格不名一文，希望终止与他的关系，并要求“警告所有人都不应把钱托付给他”[65]。12月，原有的蒸汽锅炉破裂。圣诞节当天，赫伯特代表父亲给布莱希罗德写了长信，解释说格奥尔格的疏忽造成锅炉被毁，很长时间无法工作[66]。但俾斯麦还是拒绝布莱希罗德的建议，不愿终止与格奥尔格的协议；他更愿意“不主动发难……而是继续顺势而为……鉴于格奥尔格·贝伦德目前的状况，他自己很快就会撑不下去”[67]。

事实上，俾斯麦借出更多的钱，新的麻烦也随之而来。1888年，磨坊因为被水淹而停工。贝伦德通知布莱希罗德，他只能履行部分义务，日期也不确定。俾斯麦被激怒了，向布莱希罗德下达严厉的指示。但在格奥尔格的请求下，他在两天后又改变主意。1889年10月的一天夜晚，奥穆勒的磨坊被烧毁，俾斯麦亲眼目睹火灾[68]。

从这几十年麻烦不断的交易中，我们看到一个通情达理得令人奇怪的俾斯麦。不过，俾斯麦从与贝伦德兄弟的关系中获益良多。每年的基本租金达到78018马克，还不包括额外收取的利息。后来，为了给自己在伊利湖（Lake Erie）畔的公司筹资，莫里茨·贝伦德把伐尔岑的磨坊改组成股份公司，每年付给俾斯麦87105马克—这个数字更接近俾斯麦曾经提到过的金额[69]。贝伦德兄弟还购买俾斯麦的伐尔岑庄园出产的木材，并为用水付钱。总而言之，他们是俾斯麦收入的最大单项来源。

但俾斯麦不仅要忍受格奥尔格令人难堪的不可靠，还因为与贝伦德兄弟的关系受到诽谤。反犹主义者将此视为俾斯麦与犹太人打得火热的又一个证据，他们宣称他以8%的利率借钱给贝伦德兄弟，还让兄弟俩享有垄断地位，独家向帝国邮政局和帝国铁路供应纸张—后来的历史学家们重复这个故事，但没有证据。（1881年，俾斯麦向贝伦德兄弟保证，他“极不赞成对犹太人的这种打击，无论是基于宗教，或者更糟糕的，是基于［种族］出身”[70]。）布莱希罗德档案并未提及贝伦德与帝国政府有过任何利润丰厚的合同。如果格奥尔格拥有如此坚实的收入基础，俾斯麦还用为他如此担心吗？

俾斯麦对树木的喜爱广为人知¹¹。他的热情货真价实，并深谙养护和培育森林之道。这种喜爱还有助于他的真正德国人形象；他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意识到，森林也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¹²。

1879年，在为木材关税计划辩护时，俾斯麦对议会抱怨说，对钱感兴趣的人再也不愿种树了；未来，森林将变成荒漠—只有少数像他这样的“树痴”（Holznarren）“以看见森林成长为乐，不计较锱铢小利”[71]。俾斯麦也许是“树痴”，但与议会演讲不同，他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认为喜爱和利润有矛盾。

多年来，俾斯麦从木材赚得的钱超过薪水。因此，他特别关心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便捷和可靠的市场。1882年，他决定只通过安排好明确支付方式的特别销售令出售。他在谢菲尔德（Sheffield）的客户也许会有异议，不仅因为价格和质量，而且就像他对布莱希罗德所说的，因为“英国人不希望接受其他方式，他们习惯于自己决定商业条件”[72]。

不过，俾斯麦的主要客户是德国批发商弗里德里希·弗温克尔（Friedrich Vohwinkel），此人因为自己的买卖与布莱希罗德有过间接接触。1882年，俾斯麦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的护林员致信布莱希罗德：“您应该从亲王财务的管理者了解到，来自盖尔森基辛（Gelsenkirchen）的弗里德里希·弗温克尔先生长期从萨克森瓦尔德供应矿井的木支架。因此，亲王的管理者非常希望那位总是及时付款的弗温克尔先生能保住自己的市场。”这些市场中包括希波尼亚大煤矿，那里将很快签订购买木支架的新合同。“由于……合同的决定权在您手中，我冒昧地代表亲王的管理者，恭请您再次选择弗温克尔先生。”[73]

布莱希罗德是希波尼亚的董事，他的儿子和施瓦巴赫后来也是。他无疑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尽管他通常不太可能亲自过问购买木支架的事。不过，他还是为俾斯麦的主要客户成功争取到合同。1886年，朗格再次提出请求，指出弗温克尔从1878年开始就是俾斯麦的客户，但未来的购买将取决于希波尼亚继续以优厚价格向他购置木支架。他写道：“价格已经大幅下跌，如果继续下跌，我担心可能失去这位宝贵的客户。”这位客户的确宝贵：弗温克尔已经向亲王的庄园支付了“整整100万”，从未有过一次分歧。布莱希罗德一如既往地同意了。一年后，朗格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因为您，我们得以保住最好的客户，免去寻找其他可靠市场的尴尬，而且市场可能非常难找。亲王大人……对这种有利的商业地位感到高兴，这多亏了您。”[74]首相被罢免几天后，朗格再次代表弗温克尔请求布莱希罗德，并表示比起其他矿井，弗里德里希斯鲁的橡木更适合希波尼亚。三天后，布莱希罗德得到希波尼亚的回复，表示鉴于弗温克尔过去令人满意的表现，延长他的合同应该没有问题[75]。

在帮助俾斯麦维持与弗温克尔的关系过程中，布莱希罗德的角色具有某种鲜明的典型性。这是俾斯麦与鲁尔区工业家最密切的商业联系，而且对他非常重要。毕竟，弗温克尔给他的比国家给的更多。容克贵族和工业利益间的这种联系也不无政治意义：在路易斯·巴尔非常活跃的波鸿（Bochum）商会中，弗温克尔是重要成员。该商会从1873年开始推动征收铁矿石关税。布莱希罗德创建的希波尼亚（也是俾斯麦的间接客户）属于同一个压力集团[76]。俾斯麦有充分的理由考虑他们坚持的要求。

俾斯麦的庄园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但相对不太重要。比如臭名昭著的罗特维勒火药厂（Pulverfabrik Rottweiler），最初年收入1.09万马克，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翻了一番¹³。俾斯麦从庄园里的酿酒厂也获得一些收入，尽管布莱希罗德的记录中没有提到细节。此外，弗里德里希斯鲁庄园还有一眼矿泉水，装瓶后以“俾斯麦泉”（Bismark-Quelle）这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出售。上述这些增加了三处庄园的收入，但都算不上重要收益。

俾斯麦的账户极为复杂。它们消耗他和布莱希罗德的大量时间，尽管我们手头不乏资料，但理清它们仍然非常困难。俾斯麦极其仔细地检查某些半年对账单，核对许多项目的用途。布莱希罗德一次性交给俾斯麦家人、他们的老仆人恩格尔（Engel）或者总管热妮·法提奥6000马克，用于家庭开支。1878年，这笔开支似乎上升到15.6万马克，1879年达到18.5万马克，1883年降至138989马克[77]。

我们拥有1884年俾斯麦在布莱希罗德银行账户的完整清单。当年年末，俾斯麦共支出526692马克，收入为408425马克，亏欠118267马克，需要向布莱希罗德支付4%的年息。在支出中，119500马克被交给俾斯麦家，每年还要给兰曹伯爵1.2万马克和给威廉一笔较小的款项。一些开支被直接交给各种供应商，包括购买葡萄酒的4000马克单笔花销。弗里德里希斯鲁的护林员得到11万马克，可能用于与庄园正常运营相关的购置、修缮和意外开支。俾斯麦还花了18.5万马克重建贝伦德的磨坊，12万马克用于偿还抵押贷款的利息和本金。

1884年的收入分类账目也许并不典型，尽管每年的比例可能变化相对较小。最大款项来自贝伦德的各种租金，总额达8.53万马克；弗温克尔那年支付了76242马克。俾斯麦的投资利息为56613马克，薪水为52294马克。伐尔岑的护林员威斯特法尔上交了3.5万马克，罗特维勒火药厂仅仅贡献了10910马克。账目看上去大多是出售证券，被记作收入。这些数字证明布莱希罗德在俾斯麦重要收入来源中的核心角色。

六个月后，俾斯麦亲自粗略计算了布莱希罗德提供的半年详细清单，他记录道：伐尔岑（包括贝伦德兄弟）收入118769马克，舍恩豪森收入22万马克，弗里德里希斯鲁（包括弗温克尔）收入86538马克，薪水26324马克，利息7618马克—最后一项低得不同寻常。在那六个月里，俾斯麦为抵押贷款的本息支付了5.3万马克，为贝伦德的建筑工程支付了2.02万马克，为伐尔岑和弗里德里希斯鲁的护林员分别支付了3.7万和1.5万马克。个人总支出为6.2万马克。

在与税务部门有关的另一次麻烦中，俾斯麦请布莱希罗德提供1887年到1889年来自其三处庄园的净年均收入清单。布莱希罗德提供的数字是：伐尔岑（包括贝伦德租金），125200马克；弗里德里希斯鲁，130400马克；舍恩豪森，9800马克。考虑到对伐尔岑和贝伦德的投资（包括最初的国家奖赏）接近300万马克，对弗里德里希斯鲁的投资更是远高于300万马克，上述收益率相对寒酸，几乎肯定低于每年4%。不过，在俾斯麦晚年，庄园收入显著上升，他的巨额投资开始有了回报¹⁴。

俾斯麦被免职意味着他的薪水将立即停发，转而领取相当于薪水三分之一的养老金。他每年的总津贴减至2.7万马克，包括作为劳恩堡大臣的养老金；他还失去了免租金的柏林宅邸[78]。此外，公使基金要求俾斯麦立即补上1890年3月最后十天的薪水和养老金的差额，这是普鲁士的规定还是皇帝的报复？俾斯麦本人轻蔑地表示：“此举让普鲁士当局变得伟大。”[79]¹⁵政府还为“去年在俾斯麦柏林官邸所做的工作”收取586.4马克，这是强词夺理还是规规矩矩[80]？俾斯麦经常被指锱铢必较，他刚刚被解放的下属青出于蓝。

在任时，俾斯麦把很多时间花在投资上。退休后，钱只是他的次要爱好。他觉得管理自己的数百万财富就像半个世纪前打理他微薄的遗产一样乏味。权力和政治是他一生最大的热情，没有它们，金钱对他的心灵价值寥寥¹⁶。他最后的举动是用自己的政治热情谋利：他预售了回忆录，每卷10万马克—这是有史以来德国出版商为作者预付的最高金额[81]。

俾斯麦去世后，关于他的巨额财产的流言立即甚嚣尘上—这不可避免，可能也并不意外。最终，与这位前任首相关系特别密切的《汉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报道说：“根据权威说法……财产的总资本和现金价值不到250万马克，这笔钱要承担他的继承人每年的债务和开销。”[82]现在我们知道，俾斯麦的遗产接近于那个数字的三倍—尽管晚年他把一部分钱和土地转到赫伯特名下。如果亲王知道他的财富被低估，他也许会露出微笑，他明白这可能是为了对付贪婪的税务评估员。不过，他也许希望后世知道自己做的要更好—而布莱希罗德无疑希望人们知道，俾斯麦的财富在他生前增值了许多倍。

俾斯麦对他的个人商业冒险从不满意。也许他认为，如果将自己的智慧、雄心和无尽的利己主义投入物质追求，他可能已经是商业巨擘了。事实上，他做得相当好。和他的政治生涯一样，他在个人商业冒险中的成功让他成为现代化的容克贵族。俾斯麦在商业和政治上取得成功，这得益于他对当下的机会出色的适应能力，得益于他对自身目标不懈甚至无情的追求。

就像我们在上述对俾斯麦财务状况的描述中所看到的，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带来巨大便利，但他并不提供非法财富或可疑投机。相反，俾斯麦对同时代人的某些虔诚感到不耐烦：在推进自己的利益时，他有时无视传统道德；有时，他会为了自己的目的曲解甚至量身定做法律；他还恐吓官僚，逃避税务部门。不过，在他的个人利己主义中，令我吃惊的不是他的胃口，而是他的锱铢必较。

下面的例子体现俾斯麦追求物质利益时的冷静：他决定用作为他70大寿礼物的公众筹款购回新舍恩豪森（比他1830年出售的祖产面积大得多），售价为150万马克。数以千计的捐赠者曾以为，俾斯麦会用他们的贡献（被称为“奥托基金”，参照教皇们设立的“彼得基金”）创立爱国基金。但他们只是一厢情愿，俾斯麦在筹款委员会的朋友们坚持让他购买新舍恩豪森。媒体报道了委员会中的不同意见，但像拉提波尔公爵这样的坚定支持者（俾斯麦在罗马尼亚风波中帮了他大忙）说服其他三十四名成员投票接受舍恩豪森方案（另外六人反对）。于是，基金的一半（115万马克）被用来购回祖产，其余的35万马克来自以布莱希罗德和银行家门德尔松为首的一群富有赞助人[83]。就这样，舍恩豪森被顺利购回，让俾斯麦非常高兴。布莱希罗德在回购中出了很多力（该庄园当时已经被指定由赫伯特继承），他对荷尔斯泰因说：“真是咄咄怪事。那家人得到舍恩豪森多亏了我，赫伯特有一天将继承它，但如果我要见他却可能被赶出来。”[84]

俾斯麦愿意把剩下的钱捐给国家慈善机构。在写给威廉一世的私信中，俾斯麦解释说，他计划设立基金会支持中学老师，因为“教育是民族情感的摇篮。教师职业的理想主义意识……能在道德上平衡我们时代的物质主义”。他继续表示，基金会将位于舍恩豪森而非柏林，“以避免它和柏林市政当局有任何接触，受到后者任何可能的影响”。俾斯麦在信中道貌岸然地谴责物质主义，但他没有提到那笔钱一部分将被用来成立信托基金，帮助俾斯麦庄园里的穷人。他也没有提到，这些信托基金的本金由布莱希罗德管理，一部分将被用于俾斯麦庄园的抵押贷款，从而赎回布莱希罗德持有的部分抵押权[85]。

俾斯麦没有与约翰娜或儿子们商量就决定了分赃计划。特别是他的儿子们“认为那位犹太人大银行家的贡献讨厌透顶”。赫伯特被激怒了，因为父亲的这个决定令皇太子的宫廷和南德的许多人蒙羞。很少有人像巴伐利亚驻柏林大使那样，称赞俾斯麦将公众礼物用于私人利益是“道德上的勇敢之举”。他认为，常人可能假装“高尚”而不愿接受这样的礼物，“但在全世界面前这样惺惺作态不是俾斯麦的风格”[86]¹⁷。收购过程出人意外地复杂，布莱希罗德提供了大量帮助。书信往来持续几个月，无论赫伯特多么讨厌布莱希罗德和假装憎恶这笔交易，他却是主要受益者，几乎立即成为这座大大扩张的庄园的继承人。

俾斯麦的朋友和敌人（许多人两者都是）经常提及他本人的经济利益与他的商业政策的巧合。1884年，荷尔斯泰因写道：“不可否认，在木材和酒精等商品的关税上，首相考虑了自己的利益，人们曾用这个事实向他发难。但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与广大公民利益相同，因此他绝不只是为了一己私利。”[87]1879年，俾斯麦警告战争部长，高估美国木材的质量将对国内产生有害影响[88]。1887年，他的同事卢基乌斯注意到，每当讨论酿酒税时，俾斯麦都会很快算出税收对自家买卖的影响，“从而对所建议税率的水平获得实际印象”[89]。路德维希·巴姆贝格报告说，1833年3月，在俾斯麦家的一次宴会上，有人提到德国木材价格太低。俾斯麦随口回答，他不再关心此事，因为他把所有木材都卖到英国。巴姆贝格不怀好意地补充说：“不久之后就出现要求提高木材关税的法案。”[90]巴姆贝格不知道，俾斯麦关于英国市场的话很大程度上是不符合现实的谎言。

近来有人提出“俾斯麦为自己，有时也为同僚获取几乎数不尽的行政和法律上的物质利益”[91]。事实上，俾斯麦最多只是偶尔担心个人和公共活动可能的“利益冲突”，当他出于其他理由不愿做某件事时，他会把这种冲突作为借口。布莱希罗德档案中没有更多证据表明俾斯麦利用公共政策来推进个人利益。我们看到，俾斯麦的铁路政策为他提供投资机会，但将铁路国有化的决定显然独立于他的投资。另一方面，就像荷尔斯泰因所说，俾斯麦的确从19世纪80年代末的某些税收中获益，特别是木材关税，他还试图让酿酒税符合自己的需要。

俾斯麦认为，地方的道路或税收政策应该由大地主的利益决定。面对违背这种预期的地方当局时，他可能表现得无比专横。俾斯麦对官员的恐吓广为人知，但布莱希罗德似乎与此全无关系。不过，在首相任期的最后，布莱希罗德再次目睹俾斯麦不愿交税。从1882年在帝国议会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俾斯麦对普鲁士的收入税多么反感。他宣称，正是普鲁士的税收让那么多德国人移民海外，还有许多付不起税的公民被国家收税官逼迫自杀。俾斯麦的夸张指控与其说指出了德国人大规模移民海外的原因，不如说表达了他对“不谙世事的城市人、科学家、官僚和立法者圈子”征收直接税的看法¹⁸[92]。

1890年3月，当税务委员会通知俾斯麦将被归入第31级时—估算收入为20.4万马克到24万马克之间，每年纳税6120马克—整个普鲁士只有1500人的估算收入超过10万马克。（读者们应该记得，高得多的市镇税也以对收入税的评估为基础。）他从1877年起就处于那个等级。被罢免并失去薪水和免租金的宅邸后，俾斯麦想要申诉更改自己的等级，于是让布莱希罗德提供他的收入信息。布莱希罗德提交了对1890年的盘点：总收入为33.2万马克（包括2.7万马克的退休金和4.3万马克的利息，其余来自庄园）。俾斯麦的收入比官方的估算高9万马克，他应该归入第33级，纳税9000马克—这似乎无可辩驳。俾斯麦放弃了向官方申诉的计划。没有记录显示，他试图纠正那些低估他的数字。官方估算与实际数字间的差距可能让他感到高兴[93]。套用俾斯麦的话：此举让这位普鲁士容克贵族变得富有。

雅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

盖尔森·冯·布莱希罗德，埃米尔·旺特斯（Emile Wanters）于1888年绘

奥托·冯·俾斯麦，1864年

德皇威廉一世

《庞奇》（Punch，1867年）杂志漫画描绘法国警告普鲁士：“现在你已经够高了，不能再长个。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你好。”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前排右一）、俾斯麦（前排左二）与毛奇（前排右二），1866年克尼格茨战役开战日早上

雅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费里埃尔城堡

布莱希罗德银行正面，柏林贝伦街63号

19世纪50年代的盖尔森·冯·布莱希罗德

阿道夫·冯·汉泽曼

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伯爵

布莱希罗德银行大堂。右侧挂着盖尔森的肖像

陆军元帅毛奇（中坐者）在普法战争期间眺望巴黎

俾斯麦和助手们在凡尔赛宫，1871年；左起：阿贝肯、科伊德尔、俾斯麦、德尔布吕克、哈茨菲尔特、俾斯麦—波伦

俾斯麦（左）与儒勒·法夫尔（中）和阿道夫·梯也尔（右）“谈判”，卡尔·瓦格纳（Carl Wagner）绘

当时的法国漫画：左侧，俾斯麦与威廉一世在清点法国的赔款；右侧，劫掠阿尔萨斯—洛林

另一幅法国漫画，描绘1871年《巴黎和约》签署后，法夫尔和梯也尔在为德国人工作，1871年

讽刺普鲁士《十字报》（Kreuzzeitung）反犹主义论战的漫画（约1875年）。画中画把布莱希罗德描绘成国王，把德尔布吕克、俾斯麦和坎普豪森描绘成侍从

1889年蒂尔（E.Thiel）所绘的柏林证券交易市场，刊于发行量很大的《画报》（Illustrierte Zeitung）。请注意许多交易者都带有刻板印象的犹太人特征

约翰娜·冯·俾斯麦

赫伯特·冯·俾斯麦

俾斯麦（左）和威廉二世（右）在弗里德里希斯鲁，1888年10月30日

俾斯麦与家人和朋友在弗里德里希斯鲁，1893年。桌边左起：赫伯特·冯·俾斯麦、兰巴赫夫人（Frau Lenbach）、兰曹伯爵夫人（俾斯麦之女）、约翰娜·俾斯麦和俾斯麦。兰巴赫夫人和兰曹伯爵夫人之间是威廉·冯·俾斯麦

本杰明·迪斯累利

摩西·蒙特菲奥雷爵士，乔治·里奇蒙德（George Richmond）绘，1874年

柏林议会，1878年

“吞下它，鸟儿，不然就去死！”指涉1878年俾斯麦坚持让帝国议会通过他的反社会党人法案，不然就解散

《庞奇》杂志漫画，描绘俾斯麦和迪斯累利在柏林会议期间讨论奥地利对波黑的占领，1878年

海因里希·冯·莱恩多夫

约瑟夫·玛利亚·冯·拉多维茨

保罗·冯·哈茨菲尔特

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

临终的盖尔森·冯·布莱希罗德，1893年

保罗·冯·施瓦巴赫

运动迷格奥尔格·冯·布莱希罗德驾驶自己的汽车

小汉斯·冯·布莱希罗德和朋友们一起听广播，1927年

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的最后几封信之一，写于后者去世前三周

内政部给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的备忘录，宣布埃德加和库尔特·冯·布莱希罗德为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祖辈中有三人是犹太人。他们的命运交由艾希曼处置

1.读者应该还记得，1876年，俾斯麦拒绝发表布吕歇尔的一些书信，即使当信中的财务内容被去除后（见第十章）。特奥多尔·冯塔纳也把布吕歇尔和俾斯麦联系起来。冯塔纳记得布吕歇尔曾向国王抱怨说，没人再愿意和他打牌。腓特烈·威廉三世回答说，人们知道他作弊。对此，布吕歇尔回应称：“‘是的，陛下，小小的作弊再好不过。’那也是俾斯麦的原则：在他看来，‘小小的作弊（比如抓阄）’总是最美好的东西”。特奥多尔·冯塔纳，《家书》（柏林，1924年），第二卷，第300页。

2.俾斯麦遵循其他容克贵族的传统，就像一位后来的变节者对他们的尖刻描摹：“‘尽可能多地从国家索取，尽可能少地给国家’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只在纳税时显得俭朴。他们认为，昂贵的马匹、花园、狩猎、教师和女管家等的花销属于必要的家庭预算。”赫尔穆特·冯·格尔拉赫，《从右派到左派》（苏黎世，1937年），第36页［Hellmut von Gerlach，Von Rechts nach Links（Zurich，1937），p.36］。

3.比如，1873年，公使基金扣去购买波特酒的2275塔勒和购买鱼子酱的56塔勒，并按惯例扣去175塔勒的收入税（布莱希罗德结算单，1873年4月1日，SA）。每季度购买15到20磅鱼子酱并不少见—每当有特别好的鱼子酱从圣彼得堡运抵时，布莱希罗德还常常向亲王赠送这种美味。

4.法国媒体在普法战争期间最早提出这种指控，一家报纸报道说：“通过与布莱希罗德先生……的卑劣投机……俾斯麦的贪婪让他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份报纸还特别谈到俾斯麦的性放纵：“人们说，他在柏林有大约五十个私生子。”莫里茨·布施，《日记选》（莱比锡，1899年），第一卷，第384页［Moritz Busch，Tagebuchblätter（Leipzig，1899），I，384］。

5.出于金融而非政治原因，在俾斯麦被罢免前几周，柏林市场大幅下跌。1890年3月9日，重要的金融周刊《股东》（Der Aktionär，第37卷，第157页）提到：“上周……定期的恐慌笼罩［股票交易］……周末情况有所好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人的干预，特别是布莱希罗德银行。”也许值得一提的是，3月5日的《股东》刊载的头版文章评论说，埃及的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布莱希罗德早就对那里感兴趣。

6.对熊市推波助澜的是，“与首相的关系广为人知的柏林第一大银行大量抛售”。《股东》，第37卷（1890年3月23日），第197页。在俾斯麦被罢免前几天，布莱希罗德显然就已经知道他的位置岌岌可危。

7.即今天的霍洛沃（Chorowo）和霍洛夫科（Chorówko），现属波兰。——译注

8.这段关系也留下一些有趣的轶闻。贝伦德兄弟中的一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朋友讲过这样的故事：有一次，俾斯麦询问工厂监督（他常常与这类管理人员发生争执）的薪水是多少，当被告知是1000塔勒后，俾斯麦说：“那么你肯定收了贿赂。”这位朋友向奥古斯特·倍倍尔转述那个故事，用以证明俾斯麦的粗鲁。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书信，1884年10月11日，《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考茨基等人的信》，第一部分（莫斯科，1933年），第361页［Briefe an A.Bebel，W.Liebknecht，K.Kautsky und Andere，Part I（Moscow，1933），p.361］。

9.特奥多尔·冯塔纳曾评价“亲王作为造纸厂主”的矛盾之处：“这实在是非常奇怪；事实上，一切与书写有关的东西，特别是所有的印刷用纸都让他难以忍受，现在他却创办了造纸厂。”《艾菲·布里斯特》（柏林，1895年），第105页［Effi Briest（Berlin，1895），p.105］。

1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7月7日，SA。俾斯麦在信的背面写了回信草稿，内容与赫伯特同一天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相同（BA）。包括此事在内的一些例子表明，俾斯麦的儿子和女婿代表他写给布莱希罗德的商业信件其实是由俾斯麦本人起草或口授的。

11.他所钦佩的迪斯累利也有这个爱好，而他讨厌的格莱斯顿则没有。1887年，他给后者发去不怀好意的留言：“告诉他，当他挥动斧头砍树时，我正忙着种树。”阿诺德·奥斯卡·迈耶尔，《俾斯麦：人和政客》（斯图加特，1944年），第448页［Arnold Oskar Meyer，Bismarck.Der Mensch und der Staatsmann（Leipzig，1944），p.448］；罗伯特·布雷克，《迪斯累利》（伦敦，1966年），第410、414页［Robert Blake，Disraeli（London，1966），pp.410，414］。

12.1882年，他特别担心自家木材的收入。他告诉财政部长阿道夫·冯·朔尔茨，自己刚刚种下的一大片花旗松濒临死亡：“我的儿子们不应对此感到愤怒！别的父亲因为马匹、纸牌和女人等东西让儿子们遭受大得多的损失—所以我不应该因为森林管理上的错误而受到任何严厉指责。”《全集》，第八卷，第456页。

13.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强调，俾斯麦在军火业的利益可能引发不当行为：《俾斯麦的财富》，刊于《中欧史》，1968年第1期，第216—217页［“Bismarck’s Fortune，”CEH（1968），I，216–217］。但他的利益是固定的，尽管后来租金价格上升。因此，与瓦格茨的观点相反，有利可图的战争带来的突然繁荣并没有使俾斯麦获益，他的其他投资反而可能因为战争爆发而遭受损失。瓦格茨没有提到俾斯麦与鲁尔区大亨们的重要关系（通过弗温克尔）。

14.下台几周后，当着布莱希罗德的面，俾斯麦向来访的护林员抱怨说：“除了舍恩豪森，我的庄园都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只有舍恩豪森有好土地。”感到难以置信的冯·布莱希罗德先生露出微笑，甚至亲王似乎也没太把这句话当真。《全集》，第九卷，第29页。

15.布莱希罗德档案中一张未署名的便条提到他的养老金，便条最后表示：“大人需要为3月21日到3月底的薪水退回1500马克。”俾斯麦明确批准支付。克里桑德（Chrysander）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6月1日，BA。

16.退休后和布莱希罗德去世后一个月，俾斯麦回想起他的银行家的贡献：“他让我不必对如何安全和有利地投资与管理我的钱忧心忡忡，由于公务在身，我当时几乎无力独自处理这些事；他为我收取庄园和其他地方的收入，反过来还为我的日常开支提供几乎无限的信贷。他总是按时寄来账单，而且完全不需要任何修正。”《全集》，第九卷，第336页。

17.作为奇特的心理巧合，当俾斯麦与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谈起回购祖产时，俾斯麦突然提到自己的母亲，并留下了名言：“她非常聪明，但冷静透顶。”鲁道夫·费尔豪斯编，《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日记》（哥廷根，1960年），第218页［Rudolf Vierhaus，ed.，Das Tagebuch der Baronin Spitzemberg（Göttingen，1960），p.218］。

18.一年后，俾斯麦再次向国王申请税收豁免。1866年和1871年的奖赏已经变成伐尔岑和弗里德里希斯鲁的限定继承权庄园。在威廉的命令下，通常需要为此支付的3%印花税被免去。1883年，俾斯麦希望为这些庄园可观的扩大部分也免去通常需要缴纳的税款。在两位部长的建议下，国王同意了。朔尔茨和弗里德贝格致威廉，1883年4月23日，DZA：Merseburg：Geh.Civil Cabinet，Rep.89H，XXIII，12ff。

第十三章　银行业与外交界

后来，外交报告被再次讨论，似乎总是轻视它们的首长表示：“它们大多只是被墨水弄脏的纸……如果有朝一日被用作历史材料，上面将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相信档案将在三十年后对公众开放—但也可能大大提前。即使报告中的确包含信息，如果不了解所涉及的人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仍然很难看懂。三十年后，谁会知道作者是何许人，他对事情的看法如何，他的个性如何影响这些事情？谁会真正熟悉他报告中提到的人？人们必须知道当戈尔恰科夫、格莱斯顿或格兰维尔发表信件上所记录的言论时，他们在想些什么……重要内容总是在私人书信和秘密交流中，有时是口头的，而这些永远不会进入档案。”

——莫里茨·布施，1871年2月22日

在昨天的《泰晤士报》副刊上，我看到俾斯麦对“报告”和“国家文件”等可能对兰克学派非常重要的材料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材料的价值微乎其微。他问道：“目前的所有报告中提到多少我、格莱斯顿或梯也尔的真正政策？”显然，它们提到民族情感和真正创造历史的冲动（而非政客的政策）—得到比肯斯菲尔德勋爵（Lord Beaconsfield）和兰克的首肯—就更少了。

——格林（J.R.Green）致弗里曼

（E.A.Freeman），1878年11月20日

我在电报中告诉你，俾斯麦亲王通过他的秘密代理人布莱希罗德给我发来私人秘密消息。

——安特希尔勋爵（Lord Ampthill）

致格兰维尔勋爵，1881年11月26日

二十多年间，俾斯麦一直是欧洲举足轻重的政客。他的专横跋扈和德国的实力让他在欧洲领导人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事实上，后来再没有政客能超过他的任期或影响力。那些年里，外交事务中一直可以看到他的特别助手和“秘密代理人”布莱希罗德的身影—既不在他的身侧，也不在他的影子里[1]。这是此人在欧洲人眼中的形象。

就持续时间、范围和强度而言，这段关系在欧洲也独一无二。再没有哪位仆人为俾斯麦服务如此之久；没有谁私底下与他进行如此之多的坦诚交谈，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俾斯麦的某个休养地。这三十年见证范围广泛的谈话、习惯性的盘点，以及请求、给予和拒绝恩惠。我们没有这些谈话的记录或录音带，只能从他们的通信和他们与其他显贵的谈话中找到蛛丝马迹。

两人为彼此提供各种帮助，包括从私人到公共的各种事项、官方和非官方业务、金融和外交问题。两人都扮演一系列角色：布莱希罗德是俾斯麦的银行家，还受人之托或出于热心传播信息；他也是俾斯麦与某些政客打交道时的代理人，是首相的非正式无任所大使，是他本人或德国银行界利益的代表；他有时为自己的客户谋求高位，有时为国外被迫害的犹太人请命。他请求给予自己恩惠，以便增进自己的角色或买卖：俾斯麦在适当时候的一句话可能让布莱希罗德对国内外竞争者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谈话或通信中，所有这些话题被不断涉及，方式可能让一个更加官僚主义的世界反感。

俾斯麦发现，这位无所不在的银行家是对他官方下属的极好补充：“我习惯于通过布莱希罗德获取来自巴黎或圣彼得堡的重要政治消息，通常要比通过我自己的大使们早八天。”[2]但布莱希罗德的服务值得称道的不仅是速度：俾斯麦学会通过自己银行家的眼睛观察世界，后者与世界上的新生力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乃至整个竞争与合作的银行网络建立私人关系。不仅如此，他还委派布莱希罗德在国外执行特殊任务。鉴于这些任务的微妙或临时性，它们最好不通过官方渠道。欧洲人重视布莱希罗德的话，因为他与俾斯麦的特殊关系尽人皆知。

对布莱希罗德而言，这些谈话是无价的。它们赋予他地位、重要性和无所不知的光环。它们也带给他实际的好处：他由此了解那位当时举足轻重的政客的想法和计划，并相应地制订自己的计划。他能轻易接近俾斯麦，这意味着他可以同样容易地接近权力阶梯更低的部分。他的话受到重视，他在外交部或海外使馆的例行活动还经常得到帮助。他希望成为富有的幕后谋士—俾斯麦的其他下属不得不接受他的地位，有时还向他表示尊重，甚至竞相争取他的青睐。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关系象征着金融和外交、国内和国外事务、私人和公共问题间许多相互重叠的利益。它还暗示在俾斯麦眼中，外交过于重要，不能交给外交官。它表明银行家也需要政治意识这第二双眼睛，就像水手需要对天气的预感。这一切对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来说不言自明：他们对三十年的相互关系习以为常，但那些将世界看成互不关联部分的人对此并不太满意。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凸显仅从外交记录再现历史的困难乃至徒劳，哪怕只是外交界的历史。这种关系也不符合某些现代史学家或理论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的结构泾渭分明，其中的某种因素（通常是社会经济因素）占据“首要地位”。与其反差最大的是那种曾经流行的观点，它把国际银行家描绘成恶棍和战争的幕后操纵者。但至少从布莱希罗德的例子来看，现实远没有那么耸人听闻；它展现了一个比人们设想的更加复杂、纠结、变化多端、迷人和不确定的世界。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特别关系要求对一个宏大体系的构建保持谨慎。就像我们在开头所说，虽然这种关系名义上总是互利的，布莱希罗德有能力施加压力并的确这样做了，有时甚至是可观的压力，但权力总在他的伟人朋友手中，天平永远偏向对俾斯麦有利的一方[3]。

19世纪时，外交仍然是特权者的专属领域。大多数外交官是贵族，因为人们认为只有贵族子弟拥有这项工作需要的天生优雅、与生俱来的谨慎、得体举止和老于世故；只有他们能确保立刻进入所在国家的顶层社交圈。

但让外交成为特权者专属领域的不仅是等级或地位：整个外交政策领域—德国人所谓的“大政治”（die Grosse Politik）或法国人所谓的“高级政治”（la haute politique）—被认为高于其他领域，特别是肮脏的国内政治。外交是“高级”的，因为参与者是卓越的典范，赌注是最终的战争与和平。在这个浮华而神秘的小号世界中，出入威廉街、奥塞码头（Quai d’Orsay）¹或唐宁街的人们觉得自己是历史剧中的伟大演员—该剧决定国家的命运。他们头戴羽帽，身着制服，保卫着国家利益这一神秘的宝藏，认为自己扮演无比重要的角色。

外交是闪耀而神秘的世界。在君主访问和正式会议的光芒之下透着神秘，那里有国家的真正企图和统治者的野心。外交不仅是偶尔的决定时刻，也是对线索的日常搜寻—线索存在于模棱两可的声明、新闻活动和经济计划、君主的话语或姿态、军备和军队动向中。光芒之下，是最多只能一知半解，需要不断为相互矛盾的要求寻找权宜之计的世界。外交官们相信，多亏他们的才能，欧洲国家才没有发生冲突；他们是世界体系的医生，如果没有他们的小调整，那个体系将病痛不断。和他们在军中的贵族同胞一样，这些人将自己描绘成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与此同时，外交和战争仍然是贵族的职业，两者都向参与者提供荣耀的诱惑²。

外交是俾斯麦的生命。对他来说，外交政策的优先并非某种学院教条：外交事务是他的世界和激情。在外交的盾牌下，他带领普鲁士参加了三场绝缘的战争；1871年后，他意识到统一的德国很难再打一场如此没有风险的战争。他的德国由外交和战争创造，他害怕它毁于胜利者联盟之手。他想要和平与越来越大的权力，因为国际事务并非静态系统，因为他知道在许多个世纪的失败和分裂后，他的民族愿意为了对外荣耀而原谅国内的失望。因此，对俾斯麦而言，外交是生存的根本。

外交意味着将事物看作相互联系的。在逼仄的欧洲，任何大国的任何举动都会产生上百种深远的影响—即使小国也能引起大风波。最重要的是，形势在不断改变，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新的问题和危机总是威胁着岌岌可危的权力平衡。利益和联盟发生着变化，尽可能地预测和主导这些变化是俾斯麦的目标。

外交事务也是布莱希罗德的领域。在欧洲的几乎每个国家和欧洲之外的许多国家，他同样拥有实际或潜在的利益。他同外国政府谈判，与外国银行家和辛迪加结盟或者为敌。拥有国际关系的金融家是身着便服的政客。外国政府和银行家需要他的帮助，他则需要他们的买卖。他的客户名单很长，他的利益必然和国家利益产生交集。

布莱希罗德是典型的国际银行家，既深受尊敬，又广受诟病。这些银行家是古代权贵的现代翻版—有时他们希望得到类似的尊重³，他们集结数以百万计的资产，花起钱来就像过去的权贵派遣自己的人马。

在投钱之前，布莱希罗德需要知道当地的状况；他的计划还要考虑到短期前景和长期战争或和平的可能。与更加有利的时候相比，战争前夕，购买俄国公债将面临更多风险。和许多成功人士一样，布莱希罗德也热衷于某种本质上务实的行为：他希望了解一切人和事，并跻身伟大的外交界。在此过程中，他无疑还获得受到许多人称赞的精明判断力，并拥有自己的整合能力，能从当下的可见事实推断出未来的可能后果，这让他有了第二双眼睛。

布莱希罗德总是向往和平，他的愿望广为人知。英国驻柏林大使曾表示：“俾斯麦对土希战争可能性的无动于衷让布莱希罗德非常不安，作为银行家，他是和平人士。”和平能带来繁荣，而战争意味着不确定。股市憎恶不确定，就像自然憎恶真空。在谈到奥地利和德国的军事预算时，布莱希罗德的朋友戈德施密特曾写道：“……我只能痛苦地哀叹……为了我们的勋章，数十亿资金被从工业和有用的生产中抽走，军国主义牺牲了人民的福祉。”我们没有布莱希罗德的类似表态，而且我们当然知道他在早年曾为战争筹款。但他无疑更看重和平，这是由他的世俗智慧和私心决定的[4]。

不同于外交史学家或精心编辑过的档案集所描绘的奥林匹斯神祇或冷漠的象棋大师，工作日的俾斯麦务实地看到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所有方面的相互联系。正是由于他的更加务实，也许还因为他亲身参与国家的经济生活，他欣赏自己的银行家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在俾斯麦看来，经济事务是国家健康和意向的晴雨表—有时，他对该晴雨表拥有有限的权力。但他也知道，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时，至少有时“激情比算计更有力”[5]。

俾斯麦的广泛视野反映了他身兼多种职务：他是首相和外交部长，有时也担任商务部长；英国大使将他形容为“德国的独裁者”，拥有对所有领域的权力[6]。与其他政客一样，他有时也将国内和国外领域描述成分离或可分离的，但他知道世界并不那么简单，对他和他的外交主角都是如此。外交是在明确的国内限制条件下在国外实现可能的目标。两者永远相互影响，俾斯麦还知道战争与革命紧密交织在一起：巴黎公社让他想起这条历史经验。这两个领域在经济事务中的交集更加明显。他总是认为国家应该在国内外推动商业利益，只要不损害与其竞争的更高利益。

因此，俾斯麦关心布莱希罗德的主要业务：外国贷款的发行。按照今天的术语，欧洲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先进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的各种贷款。即使大国也非常需要外国信贷，就像俄国和奥匈帝国不断表现的那样。比起伦敦和巴黎，柏林的资本市场非常有限，面临着想要为扩张融资的国内企业的巨大需求[7]。因此，必须按照最好的经济和政治标准明智地投资有限的资本。俾斯麦知道，将德国资本投资到国外能为德国带来权力、影响和威望，还能扩大德国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将德国资本投到国外将影响国内需求，或者让外国（特别是俄国）具有战略或政治优势。简而言之，资本流入和流出德国总是带有政治意义。布莱希罗德整天与这些问题打交道，并不断向俾斯麦报告情况。银行家们希望在某些交易中得到政府的关照，不仅出于爱国理由，也因为在遇到麻烦时他们需要政府的支持。俾斯麦也极其密切地关注着经济问题。

布莱希罗德的报告反映了任何操作的多面性。以1880年他写的一封长信为例，他在信中警告俾斯麦，英国正在购买大量普鲁士统一公债，导致价格抬得很高。比起英国投资者，德国投资者习惯于更高的利率，因此可能开始抛售所持债券，转而把钱投到国外。他用自己的古怪方式补充说：“没有办法否决目前的动向；但根据我的愚见，有一个办法可以阻止统一公债的快速上涨。”—那就是加快铁路的国有化，这需要发行新的统一公债，从而扩大此类债券的市场。“从政治角度来看，英国人的购买行为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它们表达了英国公众对德国政治与德国和平的信心。”尽管行文风格上有点不精确，但信息毫不含糊。俾斯麦在信底的批示字迹模糊，似乎表示布莱希罗德的信应该转交给马伊巴赫，“寻求政治指示”⁴[8]。我们知道，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都有其他理由加快铁路的国有化。

俾斯麦知道，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影响是无数因素作用的结果。从政治生涯伊始，他就明白国内外政治的经济方面，对这些关系持有现实主义甚至霍布斯式的观点。他善于使用被后世称为“经济战”的武器。在这个词汇被发明前很久，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已经演绎过它的实质。对俾斯麦而言，战争与和平或者对立与结盟都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存在被假定为对立的巨大灰色区域。俾斯麦知道，经济政策和他手中的许多武器在这个区域同样有用。武器范围从向被打败的敌人索取巨额赔偿到向潜在的朋友提供贷款—布莱希罗德参与这两种情形中的重要案例。除了上述极端情形，还有征收选择性关税—通常有利于国内利益，打压国外利益—或者采取进口限制，或者实施《抵押贷款禁令》（Lombardverbot），禁止中央银行接受某种外国证券作为抵押品⁵。有时，俾斯麦假意表示，这些商务政策应该被视作纯粹的经济行为，对外交没有影响[9]。但从根本上说，他知道它们相当于财政领域的战争与结盟，因此非常重视专业地使用它们。

俾斯麦一直密切关注着其他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状况。1879年4月，他担心奥俄开战，并向法国大使提起俄国希望从法国获取一笔信贷：“如果今年春天没有俄国贷款，和平将得到保证；如果借钱给俄国，任何事都有可能。”1882年，他感到紧张，因为“……法国拥有的黄金超过它的需要”[10]。有时，他告诫大使们不要以为处于破产边缘的国家肯定不会生事。钱是战争的驱动力，但空空如也的钱柜也不是和平的保证。国家可能为了获利而走向战争。与此同时，外交官们关注着股市，金融家也关注着外交官们。市场根据其对政治消息的理解而波动；因此，它本身也成了政治的风向标。就像俾斯麦曾经指出的，对战争恐惧而引发的证券价格下跌常常会加剧那种恐惧[11]。布莱希罗德不断为俾斯麦点评政治的经济方面或者市场的政治方面。比如，以1877年8月俄土战争期间他的书信为例，他报告“股市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股价因为土耳其的胜利而大幅上涨。这是因为投机者们仍然相信，俄国的虚弱将让奥匈帝国置身冲突之外，从而增加和平的希望”[12]⁶。

由于大多数公使略去了这种肮脏的情报，布莱希罗德在提供和解读经济消息中的角色变得更为重要。公使们专注重要人物的意图，将经济事务交给领事们—后者没有头衔，在外交事务中不受待见。在德国外交部，高级政治和下层政治的区别被制度化，分成两个不平等的部门：政治部门和商业—法律部门，后者在威望和影响力上远远低于前者，甚至容许吸纳（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13]⁷。

因此，在俾斯麦的世界里，布莱希罗德是对官方渠道受欢迎的补充—当然，特别是因为他不可能被怀疑藏有自己的政治野心或者希望成为俾斯麦的对手。（对俾斯麦的其他手下而言，“任何自立门户或自作主张的尝试都会被他［俾斯麦］立刻扼杀”[14]。）所以，俾斯麦频繁和不断地把他作为特使，作为与外国势力和政客的额外与非正式联系。政客们总是乐于拥有大量联系人，用来试探反应、传递暗示、加强威胁或减轻恐惧。有时，布莱希罗德也会被正式委派执行这些任务；大多数情况下，他是俾斯麦主要的非官方发言人，因此，所有的对话者都能轻易地否定他。这种非正式补充的便利显而易见：无论多么微妙，正式渠道总可能造成反应难以更改或限制以后的灵活性。相反，受到信任的第三方的话可以为官方交流增添砝码。布莱希罗德的重要性正在于他的“不用负责”。不消说，布莱希罗德乐于扮演这样的角色，而俾斯麦也知道此人的虚荣和自私让他成为不知疲倦的助手。

举两个例子就够了。1887年10月，当德俄关系特别紧张时，兰曹向赫伯特·俾斯麦报告说：

爸爸早就对布莱希罗德发表长篇大论，指出舒瓦洛夫[俄国驻柏林大使]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们担心俄法联手发难，因此向我们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希望避免战争，因为那会带来财政和经济问题……但我们不怕战争，我们的力量包括300万训练有素的战士。爸爸希望布莱希罗德把这一切转告舒瓦洛夫。[15]

在此之前，荷尔斯泰因曾致信赫伯特（对布莱希罗德最为嫉妒的敌人），表示在某场危机中，英国突然变得更加配合：“布莱希罗德也是马雷特［英国驻柏林大使］的顾问，他的狡猾和对亲王性格的了解不容否定，无论人们对他有什么别的看法。”[16]

“对亲王性格的了解”也许是欧洲各国政府最垂涎的情报。政客们总是在猜测俾斯麦，因为他的外交风格依赖刻意的模棱两可—布莱希罗德可以帮助解开谜团。在秘密外交的时代，俾斯麦显得特别神秘，就连他自己的下属也被蒙在鼓里。他更喜欢不把敏感话题诉诸文字，曾经要求威廉二世焚毁他的一封来信，因为信中涉及的“事情和问题我通常不愿付诸文字，只要它们尚未真正开始发展，我只做口头讨论”[17]。俾斯麦总是“真诚地”做出各种表态，换句话说，他总是传达部分事实。在模棱两可中经常有坦诚之光闪过—当然，他的下属或外国合作者仍然常常猜不出他的目的和政策，因为他本人并不遵循明确的道路，而是多管齐下。模棱两可或令人生畏的城府是他常用的武器；有时，俾斯麦也会恐慌、威胁、拉拢和恳求—因为他的风格，难怪欧洲人经常把他称作斯芬克斯；人们还注意到，威廉街入口台阶的两侧守卫着一对黑色石头雕成的斯芬克斯[18]。

人们都知道，布莱希罗德是那个斯芬克斯的亲信和私人银行家，他因此变得大受欢迎。在柏林会议期间，当布莱希罗德为欧洲政客们举办奢华的晚宴后，迪斯累利致信维多利亚女王：“布莱希罗德先生……是俾斯麦亲王的密友，每天上午都要见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唯一敢向首相说真话的人。”[19]迪斯累利几乎肯定美化了布莱希罗德原本就夸大的话，但他抓住了布莱希罗德想要在世人面前展现的形象的实质。渐渐地，世人开始这样看待布莱希罗德，帮助他成了他所渴望成为的人。我们将看到，梯也尔、迪斯累利、利奥波德二世和历任俄国财政部长都试图利用这条特殊渠道。柏林的外交团体常常讨好他，并总是把他作为主要的线人之一⁸。

不过，布莱希罗德也是德国世界的特殊使者，特别是对于俾斯麦的大使们和外交部的正式随员而言。俾斯麦让他们也蒙在鼓里；他对他们中的许多人缺乏信任，还担心某些人是对手。他们被告知需要知道的，但仅此而已；他们同样需要猜测俾斯麦在某个时刻的特别意图。他们不像布莱希罗德那样可以长期方便地接触到俾斯麦，因此对前者趋之若鹜：哈茨菲尔特、明斯特、霍亨洛厄、拉多维茨和荷尔斯泰因—虽然他们都觉得这样做有失身份，但没有办法回避布莱希罗德。作为外交部的常任官员，阿图尔·冯·布劳尔（Arthur von Brauer）回忆说：“与老布莱希罗德交谈总是令人愉快。我们不得不忽略他的犹太人举止，但他智慧而敏锐的头脑知道很多东西，他还用出色的政治意识把事物组合起来。”明斯特伯爵是俾斯麦最杰出的大使之一，先后在伦敦和巴黎任职，他与布莱希罗德保持着非常活跃和坦诚的通信，并对后者的消息深表谢意—比起微不足道的官方报告，这些消息更加权威和迅捷[20]。

荷尔斯泰因对布莱希罗德的角色和所谓的影响而抓狂；赫伯特对自己的父亲与布莱希罗德的亲密关系感到愤怒，这种关系正好涵盖赫伯特被安排继承父亲衣钵的那个领域。但早在赫伯特还穿开裆裤时，布莱希罗德就是他父亲的亲信了。

不过，赫伯特有最特殊的理由憎恶布莱希罗德的“肮脏干涉”，他总是认为父亲与布莱希罗德的密切关系源于后者的诱惑和假意效忠。更糟糕的是，赫伯特和荷尔斯泰因等人认为，布莱希罗德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支持或打击俾斯麦的下属。（荷尔斯泰因写道：“罗腾堡私下里讨厌布莱希罗德，但更多的是害怕。他认为，如果布莱希罗德对俾斯麦说他的坏话，他就毁了。昨天他还对我说：‘是的，布莱希罗德是第一流的掘墓人。’”）赫伯特和荷尔斯泰因总是抱怨布莱希罗德腐蚀见钱眼开的人，包括他们的朋友和亲属（比如兰曹）。此外，他们还怀疑布莱希罗德利用对俾斯麦的神秘控制和无限的资金打造谄媚者的网络。1887年，赫伯特表示，布莱希罗德正在散布他希望离开柏林的谣言。他致信兰曹说：“我完全相信，布莱希罗德更希望让能被他收买的人留在这里，但目前他的阴谋对他没有任何好处。”[21]兰曹表示赞同，并向赫伯特保证，“当那头讨厌的‘布莱希’猪后天”来见俾斯麦时，他将狠狠地给其颜色看[22]⁹。

当然，外交官们与布莱希罗德的亲密关系还有另一个理由：他们大多是穷贵族，在各自所在的国家被迫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支出不仅超过薪水，还常常超过全部收入。重要的外交岗位仍然大致按照《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¹⁰分配，但财富不再如此。1877年，当帝国议会拒绝将明斯特伯爵的薪水从3万马克提升到15万马克时，他威胁辞职。可以言之凿凿地说，甚至在19世纪初，英国的外交已经“显然是绅士的职业；很少有人能靠薪水过活”[23]。因此，对于肩负代表重任的大部分公使而言，钱让他们一直不得安宁。许多人选择成为布莱希罗德的客户：这又是对首相的模仿。他们都对他的建议表示感激。这样一个对市场状况和欧洲形势同样了解而且能感受到两者相互作用的人，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显然，关系中的这个方面让他们更加坦诚：布莱希罗德的“无所不知”与他所有的客户利害攸关。

对布莱希罗德的自尊和买卖而言，上述多重角色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他通过这些角色收获好处。但记录显示，他也接受一些无利可图的投资委托，而且俾斯麦政府有时无视他的请求，不愿改变立场。简而言之，尽管与政府关系密切，他还是饱尝职业上的失望，比如被国际财团拒之门外，或者利益被竞争势力侵犯。不过，偶尔的挫折以及与俾斯麦或罗斯柴尔德家族间歇性的争执让他保持警醒。他已经成为柏林最富有的银行家，拥有最显赫的联系人—他还努力保持和扩展自己的角色。

在开始讲述布莱希罗德在外交事务中的某些具体任务前，也许有必要先勾勒一下他行动的政治背景，总结他的联系人和通信所透露的东西—更多的不是外交史实，而是当时“未被说出的假设”。布莱希罗德的同时代人如何看待周遭的世界呢？

最简要地回顾政治结构就足够了[24]。随着德国的统一，欧洲的力量平衡发生改变，柏林成了欧洲大陆最重要的首都。大国仍然是原先的五个（俄国、奥匈帝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意大利不断在努力，但很少达标¹¹。在大国中，法国对德国永远怀恨在心，俾斯麦最大的梦魇是法国有朝一日成为新的反德同盟的核心。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向欧洲保证，德国已经志得意满，因此不会惹事（但在德国境内有太多喜欢惹事的外国人）。与此同时，他为扩大德国的影响展开不断的斗争。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处于人们怀疑的目光之下。俾斯麦希望德国令人恐惧而不是爱戴，因为恐惧是最好的震慑。没有人想当然地相信他的仁慈或和平意图，在和平声明背后总有足够的金戈之声，提醒欧洲勿忘俾斯麦好战的过去和德国当下的强大。

俾斯麦关心权力的实质而非形式。可见的霸权或持续的扩张将促使其他国家搁置矛盾，共同应对德国的威胁。他交替利用和调解他国的矛盾，这是让其他大国依赖德国外交的方式之一。

在大国中，由于国内的动荡和对外的仇恨，法国被认为最不稳定。英国被认为是一个在近东和印度拥有重要利益的帝国，除了俾斯麦的死敌—在道德上毫不妥协的格莱斯顿曾威胁把激进原则强加给英国政治，英国的国内形势一直保持稳定。奥地利和俄国的国内体制不稳，对外利益相互冲突。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俄国拥有巨大经济潜力，但需要大量资本才能实现。布莱希罗德希望德国提供资本。

在俾斯麦执掌外交的二十年间，具体的危机区域和敌我阵营常常改变。直到1875年，法德重开战端的危险一直笼罩着欧洲外交。1875年后，东方问题成了对和平的主要威胁。腐朽的土耳其帝国再也不能控制巴尔干臣民的民族主义愿望；这个帝国注定将分崩离析，俄国、奥地利和英格兰都希望获得丰厚遗产，至少也不能让他国得手。

在第一个阶段，俾斯麦重建三帝同盟—与其说这是对联合行动的有形承诺，不如说是在意识形态上重申保守势力的团结¹²。在第二阶段，他试图扮演“诚实的掮客”—他在1878年柏林大会上的主席身份象征这个角色。很早就有传言称，布莱希罗德曾提醒俾斯麦，不存在诚实的掮客这样的东西，而俾斯麦也发现俄国不满他的斡旋，开始反对德国。俄国扩张主义和法国复仇主义的结合对德国构成致命威胁。

1879年，俾斯麦一改自己在欧洲政治中偏好的灵活立场，与奥匈帝国结成牢固的防务联盟。威廉强烈反对疏远俄国，布莱希罗德也警告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结盟无异于把我们和一具尸体捆绑起来”[25]。俾斯麦逐渐将更多国家纳入自己的新联盟网络，并希望与法国签订盟约。他的首要目标仍然是限制奥俄在巴尔干的矛盾。随着东方出现新的冲突，俾斯麦不得不有所偏袒，而英国也选择了塞浦路斯和埃及。19世纪80年代初，在仍然寻求与法国和解的同时，他不时在殖民地问题上对英国表现出敌意。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德国已经俨然是奥地利的保护者，俄法联盟的可能性变得更大。最终，他的外交越来越多地陷入国内难题中。面对突然登基的鲁莽而年轻的威廉二世，年事渐高的首相采取了各种即兴政策，但似乎都与国内外的政治力量对不上调。甚至布莱希罗德也不认同俾斯麦违背原则和自身利益的反俄政策，叹息着回忆起主人似乎是真正统治者的日子。

历史学家的事后观点很少能真正反映出前人不确定的预见。布莱希罗德属于这样的人，他们的成功取决于对未来的正确评估；他的朋友和客户们在来信中特别坦诚，从他的书信中—数以千计的信此前未被研究过—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他所在世界的环境、政治状况和判断风格。这些信为那代人的主张和价值观提供新的信息。

欧洲最重要的外交官和政客如此频繁和坦诚地给布莱希罗德写信，这个事实暗示他们的某种观点：尽管高层被隐秘笼罩（在某些方面正因为如此），世界仍被认为是完全可知的。政治被认为掌握在相对少数人手中—因此，关于这少数人及其期望、健康和计划的消息变得宝贵。甚至同盟关系也被认为不可靠，因为就像俾斯麦曾经对奥多·罗素勋爵说的，同盟“有时依赖个人的生命”[26]。显然，这些书信反映了政客的个人恩怨所扮演的角色。虽然俾斯麦被盛赞为“务实的政客”，但他让自己的反感和仇恨超越国界，对戈尔恰科夫（Gorchacov）¹³和格莱斯顿的反感几乎决定他的政策。

当时的人知道国际政治不可预测。从普法战争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出现敌对集团间的和平岁月里，这些书信描绘了当时的动荡与紧张。对观察者来说，欧洲永远无法确保长久的和平。战争的阴云先后笼罩着西欧和东欧，只要一有危机，人们就开始担心战争。后人对那个时代的概括也许会让布莱希罗德的通信者们吃惊：“人们忙着赚钱，没时间考虑战争……他们开始相信和平与安全是‘常态’，其他的一切只是意外和反常。”[27]相反，这些人认为自己注定将在战争的阴云下追求财富。某处爆发战争的威胁总是伴随着当时的人，但比起后来，战争的可能并不那么令人恐怖—既因为战争的性质，也因为威胁无时不在。

在那个各国间关系非常紧张但还算安稳的世界，对线索的寻找从未停止。由于人们普遍相信，每个人都喜欢威胁其他所有人—这是所谓的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规则，从道德和政治上说，任何选择都是开放的，尽管事实上很可能并非如此—每个举动都值得仔细玩味。人们永远不能放松。就像1883年法国外交部长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中所说的：“我和你一样认为目前欧洲的和平没有受到威胁；但不可见的力量总是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绝对相信现在是明智之举。”一年后，明斯特伯爵抱怨说，即使天边万里无云，突降的暴风雨仍能带来致命的威胁[28]。俾斯麦乐于提醒布莱希罗德等人：有时战争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他喜欢举1870年的例子—也许有点口是心非。

极端的变化无常有时会凝结成特别的梦魇，比如当一系列负责的英国人害怕俄国进军印度，或者像迪斯累利和圣瓦里耶这样的重要政治家担心德国吞并荷兰时[29]。如果不是对外交官如何做出反应和决定提供了某些线索，我们可以忽视恐惧的突然升级和固化，就像大多数历史学家那样。反复出现的恐惧帮助描绘当时的“气候”：阳光总被认为是暂时的反常，每次真正的暴风雨背后是几十次错误的预报。换一种比喻：人们认为，决定国际政治的是人而非盲目的力量，上述纷繁迷离的景象似乎印证这种假设。人们很少关心历史学家所谓的根本状况，这种对事物表象的执迷—也许人们永远无法摆脱它—是造成习惯性（也许并不让人反感）紧张状态的原因之一。

这些专业人士对祖国和自己的利益同样关心，他们的坦诚书信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对政治的深层次或“根本”原因的恐惧和集体忽视。这些书信反映了国际秩序的脆弱，反映了人们普遍担心国家会像捍卫某些更加有形的利益那样坚决捍卫自己的威望和地位，总是认为失败或外交挫折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俾斯麦言辞犀利地警告不要实行威望政治，不要为成功的表象付出高昂代价，他认为大国不需要如此故作姿态。不过，大国很少这样做，尽管发表了上述言论，但俾斯麦也知道威望是权力的元素之一，因此需要被特别保护。明斯特伯爵曾致信布莱希罗德：“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想变得强硬（schneidig）。我讨厌这个词，强硬只是对野蛮和力量的混淆。”[30]

银行家和外交家谈论和害怕战争，总是向往和平。他们夸大了自己面临的危险吗？布莱希罗德的通信似乎暗示这点，信中同样充斥着从未发生的战争。但战争一直与欧洲为伴，没有谁能保证这代人可以逃过共同的灾难。无处不在的恐惧可能还有实际作用：它也许产生了抵消战争威胁的力量。

恐惧的作用可能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它让外交官们确信自己有价值。对这个职业来说，危险的幻觉可能相当于寻求冒险。另一个理由也许是：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对战争的恐惧可以被用来对付国内的骚动。布莱希罗德的通信者属于特权精英，他们都含蓄地（也有人明确地）表达对国内敌人、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担忧。俾斯麦是编造外国威胁的大师—但在专业人士圈子里，通过夸大外国威胁来抑制国内激进主义的民族主义煽动者并不受到同情。他们无疑都憎恶民主，更别说社会主义了。但他们似乎认为，与战争或沙文主义相比，和平更有助于带来繁荣和抑制革命。

此外，这些书信中很少流露出对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冲动的认识，更别说纵容了。与布莱希罗德同时代的德国人的世界以欧洲为中心，新的殖民主义以及对非洲和亚洲的瓜分只是边缘。如果按照近来的说法，帝国主义在1890年前就在德国精英中成为焦点，那么当时的主角们很少意识到这点—否则在与自己银行家的亲密通信中，他们一定会吐露心声。事实上，布莱希罗德卷入萨摩亚（Samoa）和刚果（Congo）的殖民地事务，并参与对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财政的监督。19世纪80年代末，他又开始对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产生兴趣。但不能认为在19世纪70和80年代，布莱希罗德的同时代人特别关心帝国的诱惑力—除非他们对彼此隐瞒。相反，他们的信中只是顺带提到在非洲、南太平洋和印度支那的真正帝国竞赛。他们以欧洲为中心—也许到了过分的地步。

法国是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投入最多和最持久兴趣的国家。俾斯麦生于滑铁卢战役打响的那年，记得法国军队和法国革命理念曾经引发的混乱；无论是1870年的战败、巴黎公社抑或共和国的不稳定都没有让俾斯麦忘记那个“伟大国家”的力量和威胁。他非常了解法国，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某些最幸福的时光。他喜欢用法语交谈，展现出像他的德语那样的独特灵活性。对布莱希罗德来说，法国是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故乡，该家族帮助自己父亲的公司声名鹊起。与巴黎的联系是他最重要的海外关系。他同样非常了解法国，与法国外交官和政客关系特别亲密。

对俾斯麦来说，比起曾经的法兰西帝国，战败、分裂和怀恨在心的法国是个麻烦得多的邻居。一切确定性都消失了：梯也尔和他的保守共和国能维持多久？他会被君主复辟取代吗？法国会陷入无法预计的混乱、雅各宾派主义和新的军事独裁吗？哪种统治最有能力统一这个国家并在欧洲找到盟友，从而把复仇欲望（俾斯麦对此深信不疑）转变成务实态度？

多年来，俾斯麦一直关注着法国，特别是因为他的主要下属（司令官曼陀菲尔将军和德国大使阿尼姆伯爵）自作主张，执行与他相反的政策。俾斯麦把梯也尔看作德国所能期待的最佳人选，因为此人有足够的力量在规定时间里还清战争赔款，但又不足以推行复仇主义政策。正是这种想象中的复仇危险让俾斯麦考虑或至少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对法国的担忧持续到1877年，直到他对温和共和国的希望成为现实和东方的新危险转移他的注意力。此后的若干年里，他试图与法国签订盟约，但在统治的最后三年重新变得好战。

布莱希罗德同样被法国事务深深吸引。与俾斯麦的密切关系影响了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他们仍然重视与他的关系，但反感他们的代理人转向普鲁士主义，反感他对一位令法国人恐惧和憎恶的暴君卑躬屈膝。

对布莱希罗德来说，战争赔款是他的金融和政治成功的试金石。1871年2月，他前往凡尔赛，来到俾斯麦的身边，并希望以这种荣耀为跳板通向下一个有利可图的任务：收取巨额赔款。欧洲从未有过如此复杂的金融交易，政治影响让它变得更加复杂。简而言之，法国越快付清赔款，德军就会越早结束对法国领土的占领。大卫·兰德斯关于赔款的论文权威地描绘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事件的复杂和相关的阴谋[31]。

兰德斯指出，赔款的支付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法国人如何筹钱以及如何“把这笔钱交给德国人，但不打破国际收支平衡……？”德国人规定可以接受的钱和票据（金条和大银行的支票）。第一笔10亿赔款将在梯也尔政府打败巴黎公社和回到巴黎后的一个月内付清。法国政府必须决定如何筹钱（它选择以资本课税或税收为抵押寻求连续贷款），如何转账，如何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全部工作。它不得不依靠历史悠久的欧洲私人银行。这些银行开始相互竞争，为了争夺一席之地，它们陷入最为混乱的阴谋和对抗，一切都在不择手段的气氛中和无情的最后期限面前展开。布莱希罗德希望，与俾斯麦和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能让他拥有决定性的优势；但其他人试图将其排挤在外，包括他长期的合作者，贴现公司的阿道夫·冯·汉泽曼。与银行家的狂热竞争相对应的是两国政府的谈判，由于德国人众说纷纭（曼陀菲尔和阿尼姆都自行展开谈判），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布莱希罗德提出请求，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把首批贷款分配给全欧洲，他只获得很小的份额。让布莱希罗德满意的是，法国人交给德国占领军当局的德国银行支票大部分由布莱希罗德承兑—这反映出他的地位，并带来一小笔（比起早前的预期）收益[32]。

在第一轮赔款期间，布莱希罗德的眼疾大大加剧，不得不暂时让表弟和合伙人尤里乌斯·施瓦巴赫主管此事，后者比他本人更加强硬和直率。不过，施瓦巴赫事无巨细都向布莱希罗德做了请示。幸运的是，他在1871年夏天的来信完整留存下来。

仿佛银行家之间的对立和钩心斗角还不够让布莱希罗德烦恼—施瓦巴赫安慰说，他的病完全是“神经性质的”—他还被卷入德国官场的贪婪。俾斯麦从不信任自己的下属，对军人插手政治更不放心。法国的德国占领军司令是埃德温·冯·曼陀菲尔，此人在19世纪60年代就反对过俾斯麦的政策。法方派到曼陀菲尔那里的全权代表是圣瓦里耶伯爵，1871年春天和夏天，他们都待在南锡，两人的接触流露出一定程度的相互尊敬和个人温情，这在19世纪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就非常罕见，在我们的时代更是闻所未闻。他们都是贵族，都极其老派，可能都担心德国人的严厉会让“恶徒”（canaille）的革命力量死灰复燃（巴黎公社刚刚被镇压）[33]。曼陀菲尔主张对法国人采取怀柔政策，并直接向威廉和俾斯麦提出这点。1871年7月，在法国付清第一笔分期赔款后，他要求马上从三个被占省份撤军。

在干涉俾斯麦势力范围的同时，曼陀菲尔还做了另一件冒险的事—鉴于他的偏见，此事令人惊讶。他发电报给布莱希罗德，要求后者来贡比涅（Compiègne）商讨“一件非常重要的金融事务”。布莱希罗德仍然因病在温泉疗养，于是派遣自己信任的助手莱曼前往。布莱希罗德猜测，曼陀菲尔希望得到关于法国付款方式的专业建议。事实上，他要求布莱希罗德把1000万塔勒拿去投资，这笔钱是他从法国支付的占领军费用中省下来的。保密事出有因：占领军费用应该用于实际支出，而不是巨额赔款的一部分。俾斯麦明白占领的肮脏性质，早在1870年12月，他就“把占领军比作树上的毛虫，啃遍了整棵树”[34]。

曼陀菲尔的要求让莱曼、施瓦巴赫和布莱希罗德吃惊。三人当时的通信留存下来，大多使用暗语（可能是施瓦巴赫临时想出的），“帝国”（Der Reiche）是俾斯麦，“异教徒”（der goi）是曼陀菲尔—这个词既带有贬义，又没有特指。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通报了这次召见。等他发现曼陀菲尔试图向俾斯麦隐瞒该交易时，为时已晚。二十年后，在向布莱希罗德索取一大笔捐助时，施托什将军告诉他，那笔交易的目的正是为了绕开“内阁账户”的中介[35]。布莱希罗德的老朋友科伊德尔仍然与俾斯麦的手下非常亲近，他同样声称自己参与安排曼陀菲尔的征召。“我很高兴能把这件事交到你手中，特别是考虑到之前发生的阴谋，因为我确信王国政府再也找不出哪家银行能提供更加宝贵和无私的服务。”[36]尽管有科伊德尔的来信，布莱希罗德仍然担心自己犯了大疏漏，让俾斯麦知道曼陀菲尔有意为军队设立小金库。他请求俾斯麦“不要告诉曼陀菲尔将军，我擅自向您通报这些情况”。俾斯麦没有回复，这让布莱希罗德更加焦虑。十天后，布莱希罗德又给俾斯麦写信，“担心我那不起眼消息的命运”，并报告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关于法国下一笔赔款提出的新建议。几天后，布莱希罗德收到简短的回信，表示来信已收到，但没有保证将布莱希罗德的信息保密；俾斯麦还拒绝罗斯柴尔德提出的用法国公债支付赔款的建议，并轻描淡写地把类似的建议此前已被拒绝作为理由：“我们没有理由与人方便。”（Zu Gefälligkeiten haben wir keine Ursache.）[37]

布莱希罗德觉得整件事令人尴尬，但施瓦巴赫向他保证，俾斯麦对其没有恶意，事实上还希望他尽快造访伐尔岑。不过，此事是俾斯麦的下属们不得不在秘密和不确定氛围中工作的早期例证。在这件事中，布莱希罗德只是提心吊胆地过了些日子，而曼陀菲尔的小金库很可能落入了某个公共战争基金。记录中再也没有提到这笔钱。

回到赔款：法国人准时完成第一笔支付，而且出奇地顺利。这要归功于人们对法国信用的信心和国际银行财团的高效运作。俾斯麦对这次大获成功印象深刻，但也有点担心。不过，赔款问题又拖了两年，经过无数官方和非官方谈判。（下一次的重大赔款是一战后德国的赔偿，如果不是十二年后德国违约，可能会拖上六十年。）对银行家来说，赔款过程的每个阶段都牵涉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包括出售公债、存入收取的钱、资金转账和收取佣金。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赔偿牵涉关系的正常化，对法国来说还牵涉驱走“德国毛虫”。

1871年法国付清第一笔赔款后，曼陀菲尔与俾斯麦的分歧马上变得尖锐起来。前者与法国财政部长举行谈判，并直接向威廉提出建议，这惹恼了俾斯麦。曼陀菲尔对圣瓦里耶吐露心声，认为俾斯麦的怒火源于他对曼陀菲尔可能取代自己的恐惧，也源于他不愿结束紧张局面，因为他通过“经常合作的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伯爵和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等人”参与某些股票交易运作[38]。当然，俾斯麦也曾谴责阿尼姆有类似行径。令人称奇的是，对立的德国领导人常常觉得他们反对的政策背后存在某种肮脏的投机。如果不考虑其他原因，这些怀疑暗示人们始终没有忘记从股市牟利，但仍然耻于这些想法，很乐意把它们投射到对手身上：俾斯麦在他的法国政策中没有物质利益。

在曼陀菲尔给圣瓦里耶写这封密信的第二天，俾斯麦在与法国驻柏林代办德·加布里亚克（M.de Gabriac）初次见面时就狠狠地斥责了后者。俾斯麦对法国人与曼陀菲尔的关系表示愤怒，指责法国人阴谋报复（当时还是1871年8月！），只愿意支付20亿，“当剩下的30亿在1874年到期时，你们将对我们开战”。俾斯麦展现了跋扈而直率的自我。加布里亚克指出，俾斯麦喜欢气势汹汹地冤枉别人，以便为自己不怀好意的计划寻找借口[39]。当时，法国驻柏林的代表们担心，即使法国支付了4999999999法郎，在付清最后一个法郎前，没有一名德国士兵会离开法国。德国人究竟想要金币还是一磅肉—或者像某些法国人所担心的，两者都想要呢[40]？

在1871年8月末的一次此类危机中，俾斯麦让布莱希罗德充当他的“秘密代理人”，威慑反对梯也尔的法国人。与俾斯麦和威廉同在巴德加斯泰因的科伊德尔致信布莱希罗德，谈到来自法国的“令人不安”的消息，以及复仇主义者和反梯也尔骚动。

我请您让您在巴黎的朋友们不要怀疑，我们认为形势非常严峻；如果新政府不能像现政府这样令我们有信心，占领军的数量将马上增加。如果对方把此举视为敌意，那么我们认为应该先发制人，发动进攻阻止这种苗头。对我们来说，如果对方不愿遵循和平道路，重开战端的想法很正常，而且一切都做好了准备。

通过对巴黎“有影响人物的暗示”，布莱希罗德也许可以避免那里做出不利的决定：“也许我们这里把情况看得太悲观了。”[41]科伊德尔设法保证让布莱希罗德和施瓦巴赫收到这些悲观的消息，好让他们向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施压—后者对此感到厌恶。在执行俾斯麦的委托时，布莱希罗德总是更加高调，而施瓦巴赫则更加谨慎。但俾斯麦授意的游说很少考虑到缓和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布莱希罗德之间已经相当紧张的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度既不回信，也不与这家柏林银行展开日常业务。有一次，施瓦巴赫甚至承认他“担心”这些信惹恼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想要的是他们的生意：“你知道，否则我对这类事毫无兴趣。”[42]与布莱希罗德不同，施瓦巴赫并不觊觎政治角色。就像这个例子所显示的，政治角色既可能帮助也可能损害生意。

从1871年到1873年，布莱希罗德扮演多重角色，常常相互矛盾。在与赔款问题相关的所有技术事项上，他是俾斯麦的顾问。在俾斯麦的要求下，他与法国人举行间断性的非官方谈判。他还试图保持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特殊关系，并实现自己最大的目标，即在负责最终赔款支付的任何国际财团中担任德方的首脑。他经常请求俾斯麦采取更加怀柔的政策—这不仅有利于和平和财政健康，也符合布莱希罗德本人的利益。他还常常请求法国公众（特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配合，因为“毫无疑问，只有当最后的德国军队离开法国土地时，法国的繁荣才会开始……只有当政府停止赔款时，仇恨的刺痛才会变得可以忍受”。或者按照他更乐观的说法：只有当赔款问题解决和德国撤兵后，“两个国家才能结盟”[43]。梯也尔也认为，“我们的土地有德军存在就像伤口上有异物”[44]。

布莱希罗德的角色取决于他同时与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保持着关系。不过，他也因为这种角色而付出代价，像所有的中间人那样经历挫折。有时，双方都对他不满。罗斯柴尔德家族接受他的信息（但常常向他隐瞒消息），和他一起对敌人和干涉者的诡计表示愤怒，但仍然遵循自己的路线。所有人都为自己考虑，巨大的金额和如何执行这笔庞大交易的不确定性吊起所有人的胃口和怀疑。

1871年10月，法国财政部长奥古斯特·普耶—凯尔蒂耶（Auguste Pouyer-Quertier）来到柏林，俾斯麦把他引荐给布莱希罗德。两人讨论下一笔支付的方式，后续谈判转至巴黎，由布莱希罗德信任的下属伊莫尔曼（Imelmann）负责。法国人担心找不到可接受的支付工具，普耶—凯尔蒂耶建议布莱希罗德银行接受2亿法郎的银行支票，只要德国政府认定支票是有效的支付方式[45]。布莱希罗德试图让俾斯麦对该方案感兴趣，但俾斯麦厌倦了他的游说。1872年1月，俾斯麦写信给他，表示他的提议不够清晰，而且“除非法国政府提出与我们的谈判有关的官方动议……我才会开始考虑这些提议”[46]。

这正是布莱希罗德敦促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去争取的，他希望新的法国驻柏林大使也能提供支持。梯也尔选择德·贡托—比隆子爵（Vicomte de Gontaut-Biron）担任此职—此人是新共和国所能找到的一位蓝血保守贵族，虽然他没什么外交经验，对德国事务也缺乏了解。俾斯麦对他的缺乏经验颇有微词，但威廉回应说，贡托—比隆的“古老高贵出身”要重要得多。布莱希罗德立即请求罗斯柴尔德家族让贡托—比隆来见自己，“因为也许我能提供柏林其他人无法提供的帮助”[47]。两人开始密切合作，贡托—比隆把布莱希罗德视作俾斯麦的秘密代言人；他设法维持这种关系，特别是因为1872年初俾斯麦尽可能地不见人。贡托—比隆对梯也尔报告说，俾斯麦更愿意使用中间人。法国人也逐渐意识到，俾斯麦很少相信自己的官方下属，他和阿尼姆开始互相憎恶—这种仇恨也加深了他们本质上的差异。在写给梯也尔的首批报告中，贡托—比隆表示，“布莱施罗德”（Bleischröder，他在两人的所有通信中都用这种拼法）是“一位非常富有的银行家，与俾斯麦非常亲密，为后者打理生意”。他还提出一个在随后的二十年间将让外国代表们犯难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布莱希罗德？他的回答是：对布莱希罗德的信任应该“适度，但他的游说和沟通肯定为俾斯麦所了解并得到批准，因此值得特别注意”。梯也尔要求他听取布莱希罗德的观点，“他被认为比其他所有人更受普鲁士信任，从他那里可以得到启发我们的有用线索”[48]。梯也尔还屡屡更进一步，要求贡托—比隆向布莱希罗德提出具体建议，事实上把他作为所有金融事宜上的主要对话者。

1872年3月末，刚刚与俾斯麦见过面的布莱希罗德重申希望法国人就支付方式提出新的动议，并表示作为交换，德国人手中的法国战俘将很快被释放[49]。4月，当法国人提出最初动议后，刚刚见过“我的朋友”的布莱希罗德提醒贡托—比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柏林“并不完全认同T先生的立场”，即梯也尔的军事准备和在圣彼得堡的提议。“我希望您……利用对T的影响，说服他放弃刚刚选择的方式，更加配合我国政府的想法。请您在看完信后立即销毁。”—但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从命，尽管他们几乎不在乎信上的任何内容[50]。

当布莱希罗德自愿充当喉舌，传达俾斯麦的不满时，阿尼姆伯爵在一个德国财团的支持下自行与法国人展开谈判，布莱希罗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面临被冷落的危险。这完全出乎布莱希罗德的意料：5月18日，他向巴黎保证，秋天之前不会做出任何决定；5月19日，他明显带着绝望向刚刚开始在伐尔岑休假的俾斯麦求助，告诉他阿尼姆正在与法国人谈判，身边是亨克尔·冯·多内斯马克和一群反对布莱希罗德的银行家。（亨克尔得到威廉的支持，这被认为将让俾斯麦与他为敌，因为当时国王和首相关系紧张。）布莱希罗德报告说，亨克尔率领的财团——

把我排除在外！在这项庞大的金融运作开始时，我非常荣幸地得到阁下的召唤，但现在伯爵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严重威胁到我的地位；我将此事告知阁下，以免今后被您埋怨：“如果你早点告诉我，我就会让亨克尔伯爵知道，在这个金融问题上，他应该与你合作！”[51]

俾斯麦的回信没有留存，很可能不置可否。只要方便，俾斯麦就会设法相助。但当时的情况过于混乱，他可能不愿意为自己的私人银行家做得太过分。他的文书洛塔尔·布赫尔一直向布莱希罗德通报情况，当布莱希罗德继续不断恳求俾斯麦时，布赫尔终于斥责前者，表示只有他胆敢打扰首相的休假[52]。

1872年6月末，法国和德国签署新的协议，协调法方的赔款支付和德方的撤军计划。7月初，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抱怨说，汉泽曼已经在巴黎待了十天，并在阿尼姆的帮助下成为新贷款的德方代理人。布莱希罗德准备忽略整件事，但表示“最后的10亿赔款和将持续到1875年的占领及其开支令梯也尔忧心忡忡。他担心议会的强烈反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吓唬人……”布莱希罗德说，他无意把俾斯麦的钱投入法国公债—当然，存在投资的可能性本身表明，尽管俾斯麦不时叫嚣“世世代代的敌人”，他仍然和之前一样信任法国的经济实力，希望在投资时不以意识形态为根据[53]。

布莱希罗德的烦恼没有持续多久，不到一周后，他就在俾斯麦的关照下前往巴黎。他与梯也尔多次会面，但继续抱怨阿尼姆的小团体把一切据为己有：“从金融角度来看，此行无甚收获。”失望中的布莱希罗德至少加深了俾斯麦对阿尼姆的怀疑。他报告说，梯也尔担心自己的政治前途，因为法国人认为新协议比和约更糟糕。他提醒俾斯麦，“梯也尔下台后，局势将恶化……似乎应该保住此人”。这条明智的建议同样在与阿尼姆对着干¹⁴。他还表示，凡尔赛的面貌比1871年时“无聊得多”；他仍然怀念当时飘飘然的气氛[54]。

他的巴黎之行远非徒劳。他似乎架空了阿尼姆的小团体，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达成协议，由他的银行担任一部分法国贷款的德方代表。不过，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仍然紧张，而且维系的代价高昂。比如，在日常业务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求对大额短期存款采用通常的利率—当柏林资金充足时，布莱希罗德发现很难赚得这么高的利息。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曾威胁彻底退出合作，布莱希罗德马上谦恭地回应说，为了保持与他最尊敬的巴黎朋友们的关系，他会竭尽所能并承担各种牺牲。失去这种关系将让布莱希罗德难堪不已，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俾斯麦一样）喜欢提醒客户注意自己的从属地位。无论如何，在最后一轮赔款中，布莱希罗德扮演核心角色并获得丰厚回报。

法国的恢复势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布莱希罗德。经过惨败和内战，经过艰难的和约和支付沉重的占领成本后，法国以惊人的速度重建了自己的军队和经济。1872年10月，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保证，法国将无法像梯也尔预计的那样在1873年底前付清全部赔款[55]。1872—1873年冬天，布莱希罗德仍然习惯于传达俾斯麦不时的挑衅，他还威胁（然后安慰）贡托—比隆，俾斯麦可能接受军方的请求，不在原先约定的日期撤出贝尔福[56]。但第二期法国贷款取得巨大成功，国际财团随即顺利地把法郎兑换成德国人愿意接受的金条和债券。1873年9月，法国人付清最后一个苏（sou，当时法国的一种铜币），最后一名德军士兵也终于从法国土地上撤离—比计划早了十八个月。梯也尔有资格得到国家的感谢。1873年5月，当他的政策确定将取得成功时，君主立宪派把他赶下台。俾斯麦一直反对的君主复辟似乎近在眼前。法国仍然让人非常担心。

俾斯麦还怀疑新的法国统治者与他在国内的天主教敌人合谋。反过来，法国人也从来无法确定俾斯麦不会寻求预防性的战争，就像他的某些军队领袖所希望的。1875年4月，当俾斯麦禁止向法国出口马匹后，危机爆发。德国报纸称“战争近在眼前”，法国人也带着半真半假的担忧向欧洲其他国家求助。但俾斯麦做了让步，战争的威胁烟消云散。他的动机仍不清楚。也许他想为与法国结盟消除误会¹⁵。6月初，赫伯特再次向布莱希罗德保证，目前他的父亲看不到“和平有任何危险”[57]。当年年底，布莱希罗德的老朋友戈德施密特从维也纳来信说：“除了疯子，谁希望看到世界陷入战火？……但还是有蠢人相信俾斯麦将重新与法国开战，以便向法国人索取数十亿钱财。”[58]多年来，法国人一直对德国人的意图忧心忡忡；1877年5月，当俾斯麦通过布莱希罗德在巴黎的一位可靠的代理人得知，尽管法国的经济恢复迅猛，“对德国的恐惧仍然超出一切想象！如果德军沿着孚日山脉（Vosges）向巴黎进发，这看上去将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59]，他一定相当满意。

俾斯麦维持着这种没有根据的恐惧，但随着1877年法国建立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自己的恐惧消失了。在新的欧洲格局中—东方问题和加快步伐的帝国主义成了主导—他寻求与法国结盟。为了转移法国的不满，俾斯麦试图为其寻求殖民领域的“补偿”，支持法国在罗马尼亚和近东的政策，并让德国认可其在拉丁民族中的“卓越性”，理由是法国具有更高的文明程度和“融入更多日耳曼血统”[60]。当时，他甚至对法国大使表达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遗憾，表示那是迫于军方的压力。俾斯麦指责他人的能力只有他灵活而又不断自我美化的记忆堪能匹敌。他希望与法国实现真正的谅解，为此不惜牺牲其他大国的次要利益。他对法国大使表示：“我希望你们原谅色当，就像你们曾经原谅滑铁卢。”[61]但法国人如何能原谅德国人无法忘记的东西呢？

对于这个新的阶段，更换大使显得很有必要，这对布莱希罗德来说是重大利好。共和政府召回贡托—比隆，俾斯麦已经开始讨厌他，因为他被认为要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负责，而且和奥古斯塔皇后关系密切。圣瓦里耶伯爵成了他的继任者—此人同样具有无可挑剔的血统和保守观点，但对德国事务熟悉得多。我们已经提到他成功地与德国占领军司令曼陀菲尔建立亲密关系。圣瓦里耶是理想的选择，他年过四十，是个英俊的单身汉，德语流利，作为爱国者的他认为复仇没有前途。在与布莱希罗德交往的外交官或政客中，圣瓦里耶可能是关系最亲密和最真诚的一个。两人经常见面，并持续合作。作为老派人物，圣瓦里耶觉得回报布莱希罗德的热心和感情很容易。他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体现真正的友谊，以及对布莱希罗德健康和福祉的真正关心，很少有人表现得这样。

圣瓦里耶抵达柏林几周后，布莱希罗德安排他前往弗里德里希斯鲁拜访俾斯麦[62]。这次长时间和不寻常的拜访是俾斯麦与圣瓦里耶亲密关系的开始。欧洲的麻烦来自东部；柏林会议后，俾斯麦不得不警惕俄国的愤恨；1879年4月，为了摸清俄奥紧张关系不断加剧时德国的政策，圣瓦里耶在一周内与布莱希罗德多次见面[63]。1880年后，俾斯麦的眼中钉格莱斯顿再次上台。这是改善法德关系的良机，特别是如果可以让法国把注意力转向殖民冒险（如突尼斯），或者让它和英国争夺埃及。圣瓦里耶明白俾斯麦的意图，在帝国戏剧性的“第二次奠基”时，他恰好在柏林。他认识到，德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一样变幻莫测，而且同样重要。他给法国外交部写了关于德国国内政治的透彻报告，其中只有几份被收入后来出版的《法国外交档案》；不过，它们在这里都派上了用场。

布莱希罗德在这些报告中扮演突出的角色。他被看作俾斯麦的权威代言人，甚至比德国官场更加重要，因为俾斯麦被认为对布莱希罗德特别坦诚。布莱希罗德还一再被视为俄国财政和某些金融细节方面的专家，比如罗斯柴尔德在埃及的贷款和罗马尼亚事件背后的主要推手。

圣瓦里耶从一开始就发现，他在柏林的任期既愉快又危险。他与柏林的关系非常好，但随着法国政府越来越左倾，他在巴黎的庇护人瓦丁顿已不见踪影。他的保守观点成了不合时宜。早在1879年6月，俾斯麦就敦促圣瓦里耶为报效祖国而留任，不要顾及国内的激进浪潮；俾斯麦向他保证，自己永远不会接受一位激进的大使[64]。圣瓦里耶也多次向布莱希罗德求助：如果俾斯麦只对巴黎的新政府说恰当的话，圣瓦里耶就会被允许留在柏林。布莱希罗德动员赫伯特乃至整个德国官场，而俾斯麦也终于同意发挥自己的影响，因为就像他告诉奥多·罗素勋爵的，圣瓦里耶“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法国驻柏林大使”[65]。

圣瓦里耶暂时获救—足以有时间回报布莱希罗德的恩惠。1881年7月，为了表彰其对法国战俘的帮助，布莱希罗德被授予司令官级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对于十年前曾参与让法国背上巨额赔款的人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荣誉。恶俗的巴黎媒体叫嚣该荣誉被授予给“德国的犹太吸血鬼布莱希罗德”，并嘲笑说俾斯麦著名的看门狗“苏丹”（Sultan）将是下一个获勋者。霍亨洛厄亲王向俾斯麦报告了这些抗议[66]。

几个月后，随着曾经的激进共和派（现在是负责的政客）甘必大上台，圣瓦里耶的命运无可挽回。他的位置被库尔塞尔男爵¹⁶取代，在甘必大很快倒台后，此人又阻挠了旨在让圣瓦里耶返回柏林的幕后操作。法国贵族把柏林大使视作美差，郁郁寡欢的圣瓦里耶不得不回到巴黎当一名普通的参议员[67]。他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中发泄怒火，并反复向后者保证，在柏林期间的所有朋友中，他只对皇帝夫妇和布莱希罗德还有感情。圣瓦里耶的信完美地记录了贵族对平民政治日益强烈的反感，这种政治的代表包括“大恶棍”甘必大，他的“工具和卑鄙的灵魂”弗雷西内¹⁷，以及所有的共和派领导人—这些人在埃及的胆怯让法国蒙羞，而像圣瓦里耶这样的爱国者却沮丧地被扫地出门。他是一个精明而感伤的保守主义者，满怀受伤的尊严和敏感的绝望。他对布莱希罗德与库尔塞尔和巴黎新政客们的关系感到遗憾，他的信中流露出某种“你居然也这样”的惊讶。1886年，伤心欲绝的他无法接受被迫退居二线，年仅52岁就去世了。

资产阶级共和派试图收获圣瓦里耶为法德和解播下的种子，布莱希罗德也很快开始与儒勒·费里（Jules Ferry）¹⁸和夏尔·德·弗雷西内等新人合作。他和阿尔方斯·德·罗斯柴尔德的校友莱昂·萨伊（Léon Say）频频通信。萨伊是参议院议长，还多次出任财政部长，他在当时的各种货币会议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会议主要涉及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关系。布莱希罗德和萨伊一次次在马林巴德举行“会谈”。

俾斯麦觉得法国政治令人困惑，而布莱希罗德的评论被证明有帮助—特别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俾斯麦对大使们的不信任不降反升。在数以百计的信中，布莱希罗德常常正确地预言将发生什么，或者揭示某些议会举动和市场波动的“内幕”故事。俾斯麦读了这些报告，还不时加上批注。即使仅仅想概括这些报告也是不可能的，举几个例子就够了。1882年初，他正确地预言甘必大的倒台和随之而来的市场动荡[68]。几天后，他提醒俾斯麦，联合总银行（Union Générale Bank）的倒闭将让法国右翼的某些重要人物身陷囹圄或身无分文[69]。（该事件还引发可观的反犹主义者浪潮，因为受害者把银行倒闭归咎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他还常常进行更加一般性的盘点，1882年6月来信中的这段话算得上典型的例子：

在巴黎，人们担心弗雷西内可能下台。比起埃及问题，对法国市场打击更大的是人们感到法国和英国不合。两国间的嫉妒似乎接近高潮，英国可能希望与法国断绝关系。客气地说，法国对土耳其的政策非常幼稚。[70]

这里谈到的是埃及问题，布莱希罗德对形势的总结—在现代人听来可能有点不成熟—接近当时俾斯麦本人的观点。

当然，布莱希罗德也向法国的外交官和政客们通报情况。由于国际形势如此变幻莫测，而俾斯麦的行为又常常令人费解，对文字或举动的解释变得非常有用。1881年圣瓦里耶离职时，俾斯麦正好开始加强拉拢法国人和转移他们注意力的努力：他看到他们在埃及卷入与英国的纠纷，希望让他们与意大利争夺威尼斯。此外，法国人还涉足印度支那。俾斯麦乐于看到法国人把精力分散到新的地区，同时树立新的敌人。很多时候，他尽可能表现得仁慈，真心希望德法同盟可以帮助遏制格莱斯顿。简而言之，俾斯麦考虑和法国达成影响深远的协议，后者可能逐渐变成对抗英国的新大陆同盟[71]。

事实上，俾斯麦不断变换着口风。因此，法国人极难读懂来自柏林的大量不同信号。布莱希罗德的复杂角色表明，法国人对俾斯麦意图的担心远远超过俾斯麦对法国最严重的复仇动乱的担心。法国人仍然害怕德国的力量，并对俾斯麦的行事风格疑惑不解，就像法国大使在1887年所描述的：“事实上，当俾斯麦想把某些政府置于其政策的控制之下时，恩威并施是他驯服手段的特征之一。”[72]法国人知道布莱希罗德经常充当俾斯麦的非官方代言人—但他总是如此吗？他们不得不揣测他何时是俾斯麦的喉舌，何时代表政治的自我。不过，他们仍然注意听他的话，并不时在背后嘲笑他。

圣瓦里耶的继任者库尔塞尔男爵和儒勒·埃贝特（Jules Herbette）¹⁹把布莱希罗德介绍给历任外交部长。1883年，库尔塞尔男爵请求时任外交部长的夏勒梅尔—拉库尔（Challemel-Lacour）接见布莱希罗德：“这位银行家是俾斯麦亲王的心腹，为后者充当与某些大使间的官方中介。”会面过程中，布莱希罗德解释了俾斯麦“对法国的友好感情”和他对法国殖民政策的支持。（圣瓦里耶对布莱希罗德与“敌人”见面并为他在柏林的继任者说好话感到遗憾[73]。）在这些场合，布莱希罗德俨然就是要人，他有时向霍亨洛厄亲王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通报自己的行程，有时则偷偷出入巴黎，导致传言夸大他此行的重要性[74]。几个月后，布莱希罗德再次来到巴黎（这次与他的土耳其生意有关），告诉德国大使馆：“我们决不能允许弗雷西内走上前台，因为他会把局面导向红色，这将导致社会革命和随后的反动报复。”[75]

1884年初，库尔塞尔建议新任外交部长儒勒·费里接见布莱希罗德。两人进行多次“亲密的对话……尽管命星近来略有黯淡，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消息灵通，与首相的私人关系使得俾斯麦的重要举动不可能完全逃脱他的注意”[76]。1884年春，俾斯麦延长三帝同盟，但试图向法国保证，此举的唯一目的是维持近东的和平形势。与此同时，他还派遣布莱希罗德作为自己的私人特使前往巴黎。我们有费里对此行的描述：“当时，这个几近失明的狡猾的老犹太人是首相的秘密代言人。他以‘秘密和完全私人的方式’来见我……［布莱希罗德说］那个老人想告诉你，我们非常非常友好。”布莱希罗德还表示，德国希望进一步改善与法国的关系，但俾斯麦不太敢公开这样说，担心影响费里在国内的地位。“他真诚而强烈地希望您长期执政。”²⁰布莱希罗德传达俾斯麦的意思，希望法国在埃及扮演领导角色。费里正确地指出，这将导致法国卷入与英国的纠纷，正中俾斯麦的下怀。俾斯麦还提出在土耳其问题上他会暗中相助。

然后，“老鳄鱼”—费里在这次会议的记录中如此称呼布莱希罗德—傲慢地解释说，在偏远的弗里德里希斯鲁，俾斯麦常常夸大诸如无名法国报纸上的反德文章这样的东西。但他又表示：“为了让他能继续为德国服务，我们说服他去那里休养……您不会相信除了像我这样的私人朋友，见到他变得有多难。”他继续说：“您无法想象亲王痛恨格莱斯顿到了什么程度！他憎恶这个人，也反感他的观点。”布莱希罗德请求费里不要把他的此行告诉任何人，特别是霍亨洛厄。费里问，霍亨洛厄是否仍然受到亲王的信任。布莱希罗德回答说：“是的，但并非完全信任。如果您想向亲王传递什么私人信息，我将全力为您效劳。”[77]布莱希罗德的此行当然没有逃过霍亨洛厄的眼睛，后者因此对他更加怀疑。霍亨洛厄认为布莱希罗德在阴谋反对自己，没有意识到可能是俾斯麦希望利用布莱希罗德的弱点与权势人物打交道。霍亨洛厄猜测，布莱希罗德试图加深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奥尔良派的同情[78]。在布莱希罗德的一生中，人们眼中他的邪恶其实常常是他的虚荣—他对此难辞其咎。

布莱希罗德对“法德同盟”的前景感到高兴，并对自己的推动者角色洋洋得意[79]。1885年2月，库尔塞尔再次敦促费里接见布莱希罗德。他表示，无需夸大此人的角色，但“对我们来说，他仍然是睿智而乐于帮忙的中间人。您对他说的一切都会被非常准确地转达给德国首相”。于是，费里接见了布莱希罗德—他称其为“无照亲信”（le confident marron）—多年后，他还记得这次谈话涉及两个话题：皇太子继位后俾斯麦的命运以及法国涉足印度支那。对前一个话题，布莱希罗德预测皇太子将用大笔金钱换取俾斯麦退休；如果没能奏效，皇太子将用其他办法强迫他走人。对第二个话题，布莱希罗德热心地表示，印度支那战争“不受欢迎”，法国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快结束它。“您想要柏林对此表态吗？”当费里露出不悦时，布莱希罗德向他保证：“啊，完全不必正式。您无需向首相提出任何请求，只要把您想说的告诉我布莱希罗德就可以。”费里拒绝了他，看着布莱希罗德离开时喃喃自语：“‘您知道，我随时待命，您只要对布莱希罗德说句话就行了。’一边用手杖摸索着道路，因为他已经近乎失明。”[80]一位宫廷犹太人步履蹒跚离开的样子生动地跃然纸上。

布莱希罗德尊重费里；这次见面后不久，他形容费里是“最好的总理”，但认为此人很快将因为印度支那下台。印度支那战争的确导致费里的下台，温和共和派失去最好的成员。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在遥远国度推行帝国主义都缺乏“对民众的吸引力”[81]。法德同盟的希望没有随着费里的下台而破灭，但变得日益渺茫。只有巴黎和柏林的强有力政府才能坚持这样不受欢迎的道路—换句话说，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有足够的自信忽视被认为总能调动选民情绪的沙文主义战鼓。1886年，法国的民族主义热情集中到一个新的人物—布朗热（Boulanger）身上。除了他是个马上将军，具有不祥的吸引力和野心，对此人的一切看上去都没有定论。他似乎利用了复仇主义情绪，在法德同盟尚未正式启动前，他和其他压力就让同盟的希望破灭。

即使当主人早已放弃对亲法政策的全部严肃希望，布莱希罗德仍然对此念念不忘。1885年，布莱希罗德在巴黎有了一个出色和意想不到的新盟友。俾斯麦最能干的大使之一明斯特伯爵被从他热爱的伦敦召回，派往他讨厌的巴黎—更让他愤怒的是，巴黎大使的薪水不如伦敦。明斯特从巴黎继续给布莱希罗德发来尖刻而敏锐的报告，即使今天看来仍是佳作。甚至像弗雷西内这样的顶尖法国政治家也赞赏明斯特不凡的洞察力[82]。此外，布莱希罗德还与费里的继任者弗雷西内建立了个人关系。1886年9月，他与弗雷西内见面，并向俾斯麦报告此人的和平意图以及对被其任命为战争部长的布朗热的不满。但只有等到布朗热犯下大错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罢免他。弗雷西内“想要摆脱他，但什么都不敢做，担心反而会导致自己下台”。他“对埃及事务非常激动”，因为英国即将宣布成为埃及的保护国，法国舆论对此无法容忍—但布莱希罗德表示，持有埃及债券的法国人将对此表示欢迎。弗雷西内还提到英国在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希望得到俾斯麦的支持。最后，布莱希罗德报告说，弗雷西内任命他的密友和下级儒勒·埃贝特担任驻柏林大使，此举将带来“一位极其勤奋的人……但此人能否胜任仍然存疑！人们意见不一”。布莱希罗德将口头报告其他消息[83]。这是埃贝特第一次离开外交部任职，47岁的他仍然不为人知。布莱希罗德开始与弗雷西内通信，并交给后者对埃贝特“有利的”报告[84]。

布莱希罗德与埃贝特本人的关系也很好，尽管不如与他的前任们亲密。也许布莱希罗德对“第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法国大使”（《民族报》对埃贝特的称呼，这让他很恼火）的兴趣要稍低一些²¹。他和埃贝特频繁见面，但尽管两人相互依赖，却称不上推心置腹。埃贝特把布莱希罗德提供的信息转交给弗雷西内，比如俾斯麦仍然对埃及不感兴趣，但他补充说：“我越来越怀疑布莱希罗德先生的真诚。他出于本民族的天性和金融利益而参与政治。此外，他还与各个国家的大银行家有生意关系，是他们诚实的代理人。”[85]

1886—1887年，布莱希罗德憧憬的法德同盟梦想突然被对战争的担忧取代，这是十年来的第一次。由于保加利亚问题的爆发和英国在埃及地位的稳固，国际形势总体上变得更糟，但法国和德国并未产生新的矛盾—除了布朗热制造的大量噪音，出于国内原因，俾斯麦对此小题大做。他必须迫使不友好的帝国议会接受新的军备法案，对战争的担忧正中他的下怀。

1886年，明斯特提醒布莱希罗德警惕布朗热。与此同时，他不厌其烦地指出，虽然法国的沙文主义势头强劲，但仍然比不上对和平的渴望。共和政治令他反感，他曾写道：“该死的，这是个什么国家。”—不过他反复提到的还是和平[86]。然而，俾斯麦只听到自己愿意听的。1886年，当战争部长布隆萨特报告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正在购买大量马匹，买主可能是法国人时，俾斯麦马上要求禁止出口马匹。他表示，这样的禁令“除了军事上的谨慎考虑，也会对议会产生有用的影响……如果进行新的选举，它将正确地为选民指明形势”。内阁接受该禁令，证据仅仅是说法语的代理人在某地订购马匹，据说还是为比利时！俾斯麦私下还指出俄国试图从法国获得贷款，并反复表示担心法国一旦与俄国结盟就会开战[87]。俾斯麦逐渐相信自己的话，立场变得更为好战。明斯特在信中对布莱希罗德说：

在这里，开战的想法似乎不像在柏林那么流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不想要战争。共和派知道，战火燃起之时将是共和国末日的开始；原本有意战争的立宪派也不想看到开战，因为他们无法确保胜利，知道失败的后果将是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我仍然希望，一旦帝国议会接受法案，霍霍的磨刀声将会有所平息。[88]

明斯特还表示，无论如何，真正的危险来自东方。如果不是德国的压力，布朗热将会很快失势：在德国的威胁下，没有法国政客能罢免他[89]。

1886年12月23日，正当俾斯麦谋划马匹出口禁令时，布莱希罗德匆匆找到埃贝特，向他保证德国的任何公共骚动只是为了推动军队法案，“如果法国在这场风波中被提及，那只是因为‘不可能’提到这一切的真正元凶，比如俄国”[90]。（威廉一世反对公开表达任何对俄国的不满。）在布莱希罗德的斡旋活动中，也许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么重要或迅速，尽管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直接得到俾斯麦的授意。随后的几周内，布莱希罗德多次向埃贝特重申这种说法。1887年1月和2月，德国的军事准备让法国人紧张。1887年2月，他们更为担忧，因为法国情报部门截获布莱希罗德的报告，“开战决定已经做出”，只待俄国承诺中立[91]。但当俾斯麦赢得选举后，气氛开始缓和，而且他不再需要布朗热。

不过，那位将军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1889年2月，布莱希罗德正确地向俾斯麦报告说，布朗热掌权的可能性正在变大，但此人间接地接受他的建议，正在与金融界高层巩固关系；如此听话的将军不会对德国开战[92]。几个月后，失去推翻一个弱势共和政府机会的布朗热开始流亡。

在俾斯麦任期最后三年的复杂外交中，法国不再扮演核心角色。让俾斯麦担心的是俄国的力量和奥匈帝国的敌意，而法俄结盟是他最害怕的。1887年6月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只是为了降低危险，就像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反复向法国保证的，德国完全无意战争。另一方面，俾斯麦也对这两个国家提出威胁，布莱希罗德有各种理由为德国的摇摆不定担心。他在那个时期经历复杂的挣扎，背景正是俾斯麦孤注一掷的最后任期。

俾斯麦下台后，布莱希罗德与法国继续保持着特殊关系。俾斯麦最令人不满的对法举动之一是1888年推行的护照规定，旨在尽可能地让法国人前往阿尔萨斯—洛林变得困难。布莱希罗德和阿尔萨斯—洛林的新任帝国总督一直反对这种做法，但俾斯麦我行我素—也许是为了避免军方提出更苛刻的要求。法国人被激怒了，明斯特伯爵也对这种做法提出强烈批评：“从一开始就错了，这属于那些甚至伟人也会犯的错误。”布莱希罗德请求俾斯麦允许暂停该规定。1891年9月，布莱希罗德在卡普里维和埃贝特之间展开非官方斡旋，终于彻底废除那个挑衅式规定。对埃贝特和明斯特等人来说，法德关系缓和是政治上的热望和职业上的骄傲，他们因此非常高兴，并向布莱希罗德致谢[93]。

在与法国打交道的几十年里—面对不断更迭的政府和永远苛刻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布莱希罗德既收获利润和荣耀，也遭遇羞辱。他经常同时受到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怀疑。他不是没有利害关系的一方，这不可想象。但正因为布莱希罗德是银行家，他才扮演了真正的调停者和法德关系特使的角色：好关系意味着好生意。不过，信任和怀疑他的人也许是同样的，在这个领域也不例外，他可谓毁誉参半。

布莱希罗德与法国的关系—比他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丰富和亲密—也是他崛起的清晰缩影。他的父亲曾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办些小差事，而盖尔森几乎与他们平起平坐。就我们所知，他的父亲从未去过巴黎，而盖尔森却在法国外交部参加“会谈”。

他与英国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他的英语不流利，而且从未去过那个国家。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分支的关系不像与巴黎分支那么亲密。英国政府不像较穷国家的政府那样需要他的金融服务。但英国是唯一真正的世界大国，每个国际银行家都关心该国的广泛利益，尤其是在近东和埃及。不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也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英国政治主要由迪斯累利和格莱斯顿的竞争主导，爱尔兰问题使其遭受冲击，由此新产生的激进势头让一些观察者感到担心，特别是俾斯麦。当时，欧洲大陆人亟须关注英国事务。

无与伦比的高贵以及各种荣耀和声誉也让英国拥有特殊的光环。许多德国人还能感受到昔日英国热的激动。布莱希罗德有充分的理由发展与英国的最亲密关系—公共关系可以提高他的地位，私人关系可以在做出实际决定时帮助他。读者应该还记得他被任命为英国驻柏林总领事。这只是开始。

这让他在柏林的英国人圈子中拥有正式角色；他的儿子也因此获得副领事的头衔，他当时在容克贵族眼中颜面扫地，亟须重整形象。更重要的是布莱希罗德与奥多·罗素勋爵特别亲密的关系，后者从1871年到1884年去世一直担任英国驻柏林大使，在当地的外交官中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罗素同时受到俾斯麦和皇太子妃的青睐—两人很少有其他共同的朋友—还结交形形色色的德国朋友，并对德国的情况形成自己的敏锐判断。他不仅是老派外交官和贵族，能够流利地使用除俄语之外的所有主要欧洲语言交流，而且具有政治智慧、个人判断力和“令人愉快的乐观主义”[94]。

1871年，罗素勋爵在凡尔赛第一次见到俾斯麦，可能也在那里见到布莱希罗德。一年后，他在写给兄弟的信中说：“俾斯麦把财产交给布莱希罗德，后者使其翻番。”[95]罗素家也把一部分财产交给布莱希罗德打理，也许希望能有同样的意外之喜。1882年，罗素勋爵兴奋地写信给他：“我带着无法言表的满意读了您友好的来信，在您的呵护和专业打理下，我的私人账户快速增长。为此，我想向您表达最热烈和真诚的感谢。你无法想象这让我多么高兴！”[96]丈夫去世几个月后，罗素夫人对余额表达不满，因为“我听说部分投资最近表现很好”……[97]布莱希罗德还为英国大使馆在柏林购买合适的办公场地展开长时间谈判。罗素刚赴任时，英国人与土耳其大使共同租借阿尼姆伯爵的一栋房子办公[98]。在罗素勋爵的要求下，寻找新办公地点必须匿名进行，以防在战后繁荣的柏林房地产市场被漫天要价。最终，布莱希罗德安排买下施特鲁斯贝格宫，该宅邸由那位著名发起人建造，但他本人没能享用多久。

热情的私人关系也逐渐建立，罗素家是布莱希罗德家的常客，布莱希罗德也记住了罗素全家，包括六个孩子。罗素夫人在圣诞节时肯定能收到玫瑰和丁香花，罗素家的小孩子们则为特别的礼物和纪念品亲笔写了感谢信。

当然，最重要的是两人不断交换消息和观点。布莱希罗德的名字频频出现在罗素勋爵发往本国的报告中，而对于布莱希罗德来说，罗素对英国政策的坦诚观点极其重要。

布莱希罗德关于英国事务的另一大消息来源是明斯特伯爵，后者从1873年起担任德国驻伦敦大使。这位汉诺威贵族是“少数把国家理想置于地方感情之上的贵族之一”。他为俾斯麦工作，还对普鲁士君主具有封臣般的感情，当威廉遭遇刺杀企图后，他致信布莱希罗德说：“我爱那位亲爱的老人，仿佛他是我父亲。”[99]明斯特是保守的大贵族和热情的运动家：他娶了一位英国女子，因此英国社交界的所有大门都对他敞开。从1875年到1893年，他先后从伦敦和巴黎源源不断地给布莱希罗德写来坦诚的书信。没人怀疑他与布莱希罗德的特殊联系—甚至连作为传记作者的明斯特外孙也对这种亲密的关系一无所知，当然也包括布莱希罗德的银行服务，两人的通信可能因此更加坦诚[100]。

明斯特的书信涉及欧洲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高级政治和八卦稗史：比如俄土战争期间他在伦敦的秘密外交，以及对战争与和平前景的日常评论。俾斯麦对明斯特并不满意，不仅因为当年轻的赫伯特在伦敦使馆短暂工作时，明斯特对其颇有微词。事实上，俾斯麦认为明斯特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还有传言称他试图取代俾斯麦，为此维多利亚女王向威廉表达了担忧，此举对提高明斯特在俾斯麦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没有好处[101]。

明斯特毫不隐瞒自己的偏见和感情；他极端保守，担心自己眼中的欧洲颠覆分子，如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人，以及俄国的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的信中经常提到这种危险，并提出如何打击他们的个人主张：比如他曾敦促英国人起诉约瑟夫·莫斯特（Joseph Most）等德国流亡社会党人，因为他猜到布莱希罗德会欢迎这些动议[102]。

明斯特的所有书信都带有悲观基调，也许与他童年时的重病经历不无关系[103]。1877年，他在俄土战争期间预测俄国和英国将不可避免地摊牌，还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英国人可能在君士坦丁堡或加里波利（Gallipoli）登陆。1878年春，他帮助阻止那场战争，并暗示自己在英国和俄国人之间的调停劳苦功高。当柏林会议似乎解决了东方问题时，他的口气有所改变，并写道：“我认为欧洲和平在今后十年间不会受到威胁……在政治上，我不像以前那么悲观了。”但几年后，他又老调重弹，预言英国和俄国将因为阿富汗而开战，并对德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愚蠢表示悲观。1884年，他请布莱希罗德购买7万马克的新一期俄国公债；1885年，担心战争的他致信布莱希罗德：“我想把请你购买俄国公债的7万马克投资到其他地方，希望你马上卖掉公债，因为现在卖还不会有任何损失。”[104]这是最宝贵的情报。布莱希罗德得以看到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何时和为何转移资金，这让他对潜在的麻烦有新的判断依据。

布莱希罗德与明斯特的秘密关系极为宝贵。但他在英国最著名的联系人是迪斯累利，尽管他们的关系更多只是情投意合，而非能立刻派上用处。两人在柏林会议期间相遇，布莱希罗德曾请求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勋爵引荐自己。就像前文所引述的，我们对布莱希罗德为会议所举办宴会的最佳描绘来自迪斯累利笔下，这毫不奇怪²²。

两人开始数量不多但重要的通信。在布莱希罗德档案中，迪斯累利的信具有重要地位：它们不是敷衍了事的感谢信或者大人物的买卖指令，而是真实和经过反思的声音。

1878年10月，在与迪斯累利相遇几个月后和与俄国财政部长会谈几天后，布莱希罗德写了第一封信：“……我将冒昧地对欧洲财政形势加以简要和有甄别的概括……”俾斯麦把重点放在俄国财政上，他知道迪斯累利对此最感兴趣：“俄国需要14亿卢布用于在东方的开支，并将因此新征税6500万到7000万卢布，以便以此为基础请求欧洲国家提供资本。”俄国仍然拥有1700万到1800万卢布的外汇储备，因此无须立刻贷款。目前，它可以靠发行更多货币维持局面。“当然，一切迟早都会贬值，并引发一定程度的怀疑。但我必须客观地指出，德国和法国目前对俄国财政仍然很有信心，如果再次打响战争，它可以筹集40亿到50亿卢布……”俄国财政将受到冲击，但还挺得住。

“奥匈帝国的情况更加糟糕。”占领波斯尼亚将带来难以弥补的新亏空。

英国的危机远未达到最后阶段，受害者人数和后果仍然不明……我很少愿意谈论外交，因为在该领域没有谁比勋爵大人的消息更加灵通；但您也许对我们这里的流行观点略感兴趣。这里的人觉得欧洲不会很快爆发战争，至少在不久的未来不会：东方的事务被认为尚不明朗，俄国不愿马上执行《柏林条约》。

布莱希罗德最后谈了德国的国内政治。

迪斯累利的亲笔回信迅速而亲切：“很高兴收到你的信，我兴致勃勃地读了这封礼貌的来信，希望它不会是唯一一封。”对于俄国在欧洲的金融储备，他表示：“我觉得如果俄国政府不马上决定让《柏林条约》生效，该国的贷款能力将很快受到考验。”迪斯累利希望布莱希罗德把英国决心推动条约生效的信息传递给俾斯麦[105]。1878年末，布莱希罗德送出惯常的礼物，并收到不同寻常的感谢：

今年的鱼子酱风味不同寻常。我认为这是和平的味道—我们的大人物朋友怎么样？我希望他和他可爱的全家都好，我很爱他们。我相信他会支持我让《柏林条约》完全生效。这同样维系着他和我的荣誉。如果我们能用相同的手段在相同的时间保住我们的个人荣誉并推动人类的普遍幸福，我们应该满足。[106]

通信似乎中断了超过一年；1880年4月，迪斯累利下野；6月，他派自己的朋友和亲信罗顿勋爵（Lord Rowton，即昔日的蒙塔古·科利）去见布莱希罗德，后者马上回了一封长信，表示“英国发生无法理解的政治变故……德国人对此很不高兴，特别是在最高层”。辉格党政府（布莱希罗德对格莱斯顿内阁的称呼）被认为可能“让欧洲陷入令人不快的混乱，该党天生的不确定元素让外国隐隐感到不安”。英法结盟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受人欢迎。布莱希罗德写道，但新的困难可能会阻止结盟的实现，他指的无疑是埃及问题以及俾斯麦决心加剧英法之间现有的矛盾。“在外交上，格莱斯顿先生将不得不遵循勋爵大人为他开辟的道路，并伴随着令人讨厌的摇摆不定，就像我们在戈申先生²³的高调出使中看到的。东方问题注定将继续吸引列强政府最多的注意力。”与土耳其帝国关系破裂将是“可怕的灾难……几乎肯定将把欧洲拖入全面战争”。书信的其他部分再次关注德国的国内事务和俾斯麦的巨大困难。布莱希罗德写给迪斯累利的信不像通常那样表现得过于恭敬—他似乎本能地知道迪斯累利反感这种媚态，不像本国权贵那样接受甚至期待奉承。这也许只是形式问题，但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东西[107]。

迪斯累利马上写了回信—当时他没有与许多人保持通信的习惯。鉴于它提供关于迪斯累利和英国政治的重要信息，我们有必要全文引用，这在本书中绝无仅有。

亲爱的冯·布莱希罗德先生：

你的来信让我很高兴，还要感谢你对罗顿勋爵的热情接待。我会永远牢记你的热情和智慧。这里发生重大变故，但并不像国内外的人们所以为的那么出乎意料。我的上届政府遭遇史无前例的一连串灾难性状况：商业萧条、收入下滑和连续几季的农业歉收。在我看来，我们能坚持那么久，很了不起，这要感谢上届议会的奉献和忠诚。

我本人不相信英吉利民族完全改变了对外交事务的看法；只不过因为他们遭受那么多痛苦，又处于如此不幸的状况，这让他们只能考虑自己的家庭。当耐心耗尽时，他们求助于改变，对此我并不惊讶。我自己本来也应该这么做。

现在，我的全部愿望和希望是，英国应该骄傲地维系和平，如果新内阁秉承这种精神，我将支持他们。但很难明白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也许他们自己也几乎不明白。内阁过于庞大，包括太多没有经验的人，有些只是煽动者；他们的领袖虽然很有才干，但唯独缺乏领导能力。

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是一位绅士和政治家，但他已经失去年轻时的活力，而且不幸地被某些老迈特征所光顾，比如极度耳背。因此，我们的外交事务管理大多落到新任副大臣查尔斯·迪尔克手中。此人在任职前一直是公认的共和派，不仅是甘必大的朋友，也是他的弟子，与他保持着持续的书信往来，甚至每天如此。新任法国大使将与他共事。

这就是我们的危险所在！迪尔克希望在外交事务中做出些惊人之举，以便证明自由党像保守党一样忠君爱国：甘必大认为，如果能诱使法国和英国合作—比如在希腊问题上—让英国深陷对法国的同情，那么当更重大的问题出现时，它必然会继续成为法国的盟友。

我相信，这就是真正的现状。我感到不安，因为我觉得普遍的和平受到威胁。

我遗憾地听说，你的大人物朋友因为国内事务而烦恼不已，尽管此刻外部事务需要他的卓越智慧。我一直记得在柏林兴致勃勃地与他交谈，他令我感到由衷的尊敬。我很高兴听说你们安好。[108]

两人的通信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881年4月迪斯累利去世。书信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1880年9月，迪斯累利给布莱希罗德写了一封关于希腊问题的短信，信的开头一如既往地表示“我对现状完全不满意”。布莱希罗德在回信中描述俾斯麦的东方政策和格莱斯顿的错误。1881年2月，迪斯累利描绘格莱斯顿内阁的困境，布莱希罗德把信的副本转交给俾斯麦，后者又将其交给威廉，信封上写着“英国前首相习惯于经常与冯·布莱希罗德先生通信”。让威廉看到对格莱斯顿的权威批评没有害处，俾斯麦一直担心宫廷中支持格莱斯顿的小团体。两个月后，迪斯累利去世，这是俾斯麦眼中唯一能与他比肩的政客，他为此感到悲痛[109]。

迪斯累利去世后，布莱希罗德与英国的关系再次有所失色。他向戈申勋爵提出关于双金属本位制和威尔士亲王访德计划的建议，并为德语报纸提供一些秘密服务。他仍然与罗素勋爵及其继任者们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从明斯特伯爵那里获得悲观的报告，从其继任者哈茨菲尔特伯爵那里获得的报告则相当乐观。他与俾斯麦分享重要的消息，就像他曾经说的：“鉴于政局的动荡，阁下应该对我今天从伦敦收到报告和信件有些兴趣。”[110]明斯特希望英德建立最亲密的同盟，1883年他写道，罗斯柴尔德勋爵也有此愿，就像“大多数理性的英国人，除了少数大臣”。一年后，他又写道，“绝大多数”英国人支持德国：“我只是希望，我国民众现在也能意识到像我们这样的两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多么有用。毕竟，对我们来说，英国人比俄国人或法国人安全得多。无论您怎么认为，后两者是我们天生的敌人。”当时，俾斯麦对英国人怀有戒心，他曾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身体不适让自己远离政治，但又语带讥讽地说：“我很好奇，和平使徒布莱特²⁴同事们的好战倾向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111]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布莱希罗德对英国的主要兴趣在于欧洲对埃及和土耳其债务的管理，那里有他的实际利益。此外，他还遗憾地关注着英国和德国因为殖民地问题而不时出现的紧张关系。

布莱希罗德在俄国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反映了他在事业和影响力上的非凡成长。19世纪50和60年代，他的兴趣主要在经济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他的政治关系开始扩张，因为他在柏林的特殊地位，历任俄国财政部长喜欢向他咨询和与他协商。最终，沙皇的部长们和犹太人布莱希罗德开始秘密通信。这些不为人知的书信经常涉及俄国政策和俄国的反犹主义，当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反犹主义再次成为官方的政策工具。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布莱希罗德对俄国的兴趣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冒险长时间与俾斯麦持不同意见，后者希望至少暂时阻止德国人投资俄国债券。

长久以来，德国的银行家和投资者一直认为俄国经济潜力巨大，但目前财政状况堪忧，因此不得不以高收益吸引必需的外国资金。门德尔松银行几十年来都是德国对俄投资的主要渠道。19世纪50年代，布莱希罗德的合伙人奥本海姆开始积极参与俄国铁路建设。1868年，布莱希罗德会同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行新成立的俄国土地信贷协会的抵押债券，以后又发行更多期。据估计，在前十年里，仅这些债券就为布莱希罗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利650万马克[112]。就像我们看到的，布莱希罗德把一部分这种抵押债券卖给他最著名的客户（包括俾斯麦），这笔业务只是俄国事务所带给他利益的开胃菜。

金融利益也意味着政治上的关心—况且布莱希罗德扮演着俾斯麦“亲信”的角色，特别是因为当时俄土战争威胁到欧洲和平与俄国的财政稳定。布莱希罗德再次建立不寻常的信息网，包括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洛夫特斯勋爵，以及德国驻伦敦大使明斯特伯爵²⁵。早在1876年10月，布莱希罗德就通知威廉街，俄国正在大规模备战。有证据显示，俾斯麦在1877年承诺向俄国政府提供1亿到2亿金卢布，由布莱希罗德筹集[113]。1878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当俄土战争有可能升级为英俄战争时，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经常交换俄国事务的消息，布莱希罗德多次敦促俾斯麦在圣彼得堡秘密斡旋，以便确保老迈的外交部长戈尔恰科夫（俾斯麦讨厌此人）被理智的“西方派”舒瓦洛夫而非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ff）这样的泛斯拉夫主义激进分子接替[114]。最终，舒瓦洛夫与英国人的谈判成功地避免战争—这个结果在1878年夏天的柏林会议上得到适时的确认。

柏林会议后，布莱希罗德在俄国财政和政治中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对他来说，1878年10月俄国财政部长格莱格将军（General S.A.Greig，一位姓麦克格雷格［McGregor］的苏格兰移民后裔）在柏林为期一天的逗留是决定性的事件。布莱希罗德预感到，在格莱格前往巴黎前截住他非常重要。格莱格赴巴黎名义上是为了休息，但事实上就像布莱希罗德私下警告俾斯麦的那样，“是为了与欧洲的金融家们接触，向他们了解欧洲资本希望以何种形式或方式参与计划发行的俄国贷款。我相信，如果能成功地在格莱格逗留柏林期间与他见面，那将是一笔特别大的买卖”[115]。布莱希罗德事先就获悉格莱格的到来，消息来自他在俄国最重要的私人渠道—圣彼得堡贴现银行的犹太人行长萨克（A.Sack），在要求“阅后即焚”的来信中，他敦促俾斯麦尽一切可能见到这位“不太聪明”的部长[116]。10月14日，布莱希罗德见到格莱格；不清楚俾斯麦是否提供了直接帮助，但也许间接帮助就足够了：格莱格觉得有必要见见俾斯麦的金融专家。

第二天，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报告与格莱格的“长谈”，后者“居高临下地”谈论俄国财政，表示国外信贷足以维持至少两年的利息支出，国内的偿债能力也没有问题。布莱希罗德质疑格莱格解决俄国长期经济问题的能力[117]。他还让其他人知道自己最近介入俄国事务。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次见面十天后，他给迪斯累利写了信。不久，圣瓦里耶就布莱希罗德与格莱格的谈话专门给法国外交部发报告，强调布莱希罗德提出的关于贷款的政治先决条件[118]。整个欧洲都知悉了布莱希罗德与格莱格的谈话。

成为俄国通正当其时，因为柏林会议后，俾斯麦的心中充满对俄国可能行动的担忧。俄国的胜利只为它带来少得可怜的政治利益，该国国内的权势集团似乎将此归咎于德国。与此同时，俾斯麦对俄国的军事准备表达真实或假意的担忧。此外，德国的关税计划威胁到俄国的粮食出口，那是俄国地主精英的命脉，还是俄国海外信贷的基础和工业现代化的动力。当涌入的德国资本帮助俄国的同时，德国关税却伤害了它。在一定范围内，俾斯麦也可以把这些经济手段当作外交武器[119]。1879年4月，他多次同布莱希罗德讨论俄国事务，要求他为了和平而拒绝俄国人所有新的贷款请求[120]。俾斯麦对俄国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老戈尔恰科夫的憎恶，他还非常担心威廉的亲俄倾向可能影响到他自己的行动自由。各方面都出现越来越深的敌意。新闻战让关系进一步恶化；1879年8月，主要的俄国报纸突然停止攻击，因为就像布莱希罗德告诉德国外交部那样，俄国财政部长警告说，持续的新闻战将对“俄国债券的价格带来灾难性的影响”[121]。

俾斯麦逐渐下定决心推进德奥同盟，但遭到威廉及其亲随的激烈反对，被迫再次祭出终极武器：威胁辞职。历史学家对俾斯麦为何选择这条道路疑惑不解。最可能的解释是，他认为德奥同盟能防止奥地利在西方寻找盟友，一旦奥地利被安全地和德国绑定，他就能回到亲俄路线上。布莱希罗德的信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俾斯麦的举动莫衷一是，并指出一种附带的担忧：1879年夏天，奥匈帝国的亲德外交部长安德拉什伯爵（Count Andrássy）可能辞职令德国官员忧心忡忡，奥地利可能一边继续反俄政策，一边加大寻找西方盟友的努力。在俾斯麦的心中，俄国的实力和奥地利的背叛这两种威胁会相互加强—雪上加霜的是，他怀疑某种国内保守势力可能阻挠他的外交政策。1879年10月，他不顾威廉的顾虑，强行与奥地利建立防务同盟[122]。

在随后与俄国逐渐恢复关系的过程中，布莱希罗德扮演重要角色。他与俄国官场的广泛关系此前不为人知，但在俄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俄国历任统治者都试图推进现代化，从而缩小与英国和德国的差距。俄国的人力不再充足；俄国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首要角色，工业对军队的需要是原因之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机构是财政部。”[123]俄国财政部长担负着重任：他们负责为国防和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从1866年到1885年，陆军和海军的花费达到政府开支的32%，债务支出则占28%[124]。一系列总体上相当能干的开明派财政部长全力应对这些问题，希望通过引入西方技术和吸引西方资本来推进俄国的现代化。“财政部长更喜欢与俄国天主教徒资本家合作，其次考虑外国资本家，即使其中有些是犹太人。俄国的犹太公民只是第三种选择……”[125]

鉴于布莱希罗德作为银行家和俾斯麦代理人的双重身份，俄国财政部长们自然越来越多地向他求助。不过，犹太人问题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犹太人仍然被限制在“栅栏定居区”（settlement of Pale）²⁶，但命运慢慢有所改善。这种趋势成了某些乐观情绪的依据，尤其是像布莱希罗德那样对乐观情绪很感兴趣的人。布莱希罗德本人与俄国的联系反映了俄国官场内部的分歧，担忧和恐惧现代化的那部分人也对犹太人避之不及，而支持现代化并意识到俄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稳定依赖外国资本的那部分人则对犹太人更加友好。

甚至在与格莱格会面前，布莱希罗德就已经与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位重要官员瓦鲁耶夫伯爵（Count P.A.Valuyev）常有书信往来。按照俄国的标准，此人是改革派，甚至有些自由派倾向；但与布莱希罗德的通信显示出他是严格的保守派。1879年春，他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俄国对俾斯麦外交政策和计划中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攻击没有道理—他隐晦地批评戈尔恰科夫和俄国地主们，目的也许是安抚俾斯麦，他的办公室里挂着后者的画像。瓦鲁耶夫还说：“当然，我全心全意地希望他在议会中完胜拉斯克集团。至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最好什么都不说。”[126]瓦鲁耶夫和格莱格都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中提到，他们对萨布罗夫伯爵（Count Saburov）被任命为俄国驻柏林大使抱有厚望。瓦鲁耶夫称赞萨布罗夫的智慧，表示该任命特别令人高兴，因为驻柏林大使已经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职位。格莱格则认为，作为财政专家，萨布罗夫“既聪明又有同情心，是贵国首相最热情的赞美者之一，也是与德国结盟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格莱格还表示，“随着年事渐高，我们的老部长［戈尔恰科夫？］越来越力不从心，已经完全从舞台上消失。他保留着头衔，但政治上已经不复存在……”[127]萨布罗夫很快成为布莱希罗德的密友，最终还成了后者的客户。比如，他曾要求布莱希罗德把他的25万马克存款投资于“最可靠的股票”[128]。荷尔斯泰因认为“两人总是在一起”，并提到布莱希罗德曾散布不可思议的故事：1884年被任命为萨布罗夫继任者的奥洛夫亲王请求布莱希罗德几乎马上贷款100万马克[129]。无论如何，布莱希罗德与俄国驻柏林大使们的关系极为亲密。

刚刚敲定与奥地利结盟，俾斯麦就开始着手改善对俄关系。在此过程中，布莱希罗德成了俾斯麦的帮手，除了他的私人关系，他还与俄国政府达成各种互利的金融协议。1880年初，他借给俄国政府200万英镑，并对大量购买西南铁路的股份很感兴趣。离任后的格莱格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我开创了帝国政府和贵银行的正式关系，这仍是我在财政部长任内最美好的记忆之一。”[130]（布莱希罗德的儿子汉斯已经在憧憬父亲获得俄国勋章，并敦促他争取获得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荣誉[131]。）思想开明的阿巴萨（A.A.Abaza）接替格莱格，继续与布莱希罗德保持着私人关系。反过来，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写了长篇备忘录，提及俄国财政糟糕透顶的前景和各种传言，比如阿巴萨可能让俄国纸币贬值40%，又如亚历山大二世的财富据说高达3600万卢布，全部投资于用黄金支付的外国股票，没有任何一股用俄国卢布支付。俄国的困难至少排除了会引起“新的不便和负担”之对外政策的可能性[132]。1881年6月，随着三帝同盟重新订立，俄德关系显著改善。

亚历山大二世在准备新一轮改革的过程中遇刺身亡，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继位，此人不那么亲德，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布莱希罗德马上表示哀悼，阿巴萨以沙皇的名义正式致谢[133]。新政府在国内实施严厉的反犹政策，尽管在能干的财政部长本格（N.K.Bunge）的主导下，经济现代化道路得以延续。布莱希罗德一直关心着犹太同胞的命运，多次向俄国官员提出他们所受待遇的问题²⁷。瓦鲁耶夫伯爵曾试图让他不要担心某些新的法律，但也提醒他，无政府主义者圈子里的大批犹太人的确引起对“犹太族裔”的怀疑[134]。布莱希罗德人生中的一个反讽之处是，他像任何保守派一样憎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他恐惧地意识到，这些人中有足够多的犹太人，他们的存在可以被反犹主义者利用—甚至他本人的地位也会激起反犹主义情感。19世纪80年代，作为著名财阀、拉斯克式的中产阶级激进派或者无政府主义暴徒的犹太人，开始被不同的群体当作犹太人威胁上升的证据。

新政府抛弃亚历山大二世逐渐减轻歧视的政策，新实行的俄国化政策对犹太人的影响特别大[135]。布莱希罗德向他人吐露自己的担忧—这种担忧反映出他对不幸同胞的真正同情，以及他害怕俄国的反犹措施可能波及德国所谓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那也是德国政府所害怕的。（这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讨论。）1881年发生了几次屠杀犹太人事件，1882年3月又颁布了禁止犹太人在空旷地区购买土地的命令。布莱希罗德在信中对俾斯麦说：“基辅又开始迫害犹太人，这次由政府发起。我们的股市本来势头很好，但因为此事而在收盘时下挫，特别是俄国证券。”第二天，布莱希罗德对荷尔斯泰因说起俄国重新抬头的反犹主义（他希望鼓动后者吗？），表示自己刚刚就此事致信本格，“要求他不要忘记，1868年，当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第一次遭受迫害后，一个柏林犹太人委员会号召世界各地的犹太同胞停止交易罗马尼亚债券，导致它们下跌30%”[136]……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对本格用这种措词，不过本格的回信保留下来，虽然措词不失优雅，但更加令人厌恶：

我们关于犹太人的立法存在缺陷，现有法律的实施更是如此。如果德国的开明阶层也缺乏宽容，那么在俄国发生这样的事毫不奇怪，因为按照这里的法律，犹太人是异族，矛盾也更加强烈……但我并不怀疑可以找到公正的解决办法。[137]

由于政府的行动和日益流行的反犹主义，俄国犹太人的处境不断恶化。但布莱希罗德完全没有组织任何抵制，继续担任沙皇政府的银行家，并与沙皇的部长们通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缓和局面，并加强本格等人的力量，这些人反对扩大歧视性和在经济上倒退的立法。

在随后的几年间，尽管俄德关系经历种种起伏，布莱希罗德仍然保持着与俄国部长们的联系，并向俾斯麦等人通报俄国的动态。1881—1882年，他承认对俄国财政非常悲观。1882年7月，他向俾斯麦报告自己在马林巴德与舒瓦洛夫伯爵的“约会”，后者希望沙皇推进立宪改革，并和本格一样对俄国的对外信贷表示乐观。布莱希罗德不这样认为，因为“欧洲公众已经失去信任”，更愿意卖掉之前的俄国债券，而不是买入新的。至于舒瓦洛夫本人，他眼下没有希望成为部长，最渴望成为驻柏林大使[138]。

1883年，门德尔松再次在柏林市场上发行俄国贷款；布莱希罗德不太看好这次发行，不清楚是出于无私的想法，还是因为他被排除在外。媒体谴责这次发行，俾斯麦把敌意归咎于布莱希罗德。包括开明的《柏林日报》在内，多家报纸指出，贷款条件本身（6%的利息，用黄金支付，再加上购买价3.5%的贴现）显示了俄国财政多么岌岌可危—甚至罗马尼亚都做得更好。此外，《柏林日报》还要求德国人不要把钱投给一个试图对德国发动“毁灭战争”（Vernichtungskrieg）的政府。俾斯麦警告外交部，官方媒体不应使用这样的语言，但要求暗中告诉可能的始作俑者布莱希罗德，他忘记提到“俄国金融形势糟糕的主要原因，即之前的贷款未被用于生产目的，而是完全用于军事需要……俄国应该被视作唯一可能的和平破坏者。一旦开战，谁都不知道结果如何，特别是波兰的命运”。他在最后想到波兰，这也许反映了他经常对俄国提出的威胁，包括恢复某种形式上独立的波兰[139]。

不过，从1883年开始，布莱希罗德越来越多地参与俄国财政，理由是参与俄国的发展不仅有利可图，还有助于德俄两国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1884年，布莱希罗德牵头发行利率为5%的3亿马克俄国贷款，他也许得到俾斯麦的授意，而且肯定听到首相的保证：“欧洲的和平已经无虞，俄国不会发动战争。”在俾斯麦的命令下，普鲁士国有的海贸银行也申购了该协议—从而给予该贷款某种官方许可。布莱希罗德报告说，贷款被超额申购20倍，表现出“对俄国和平保证的完全信心”[140]。发行业务以他和海贸银行行长的争执告终，引发对布莱希罗德赚得“大约几十万卢布特别费用”的怀疑[141]。

赫伯特觉得给俄国钱“极其遗憾”，这些钱“只会被用于陆军、海军和宣传目的”[142]。

在经济学领域有过出色学术经历的本格称赞他“用精彩的方式回报帝国政府的信任。您仅仅以这笔新贷款教父的角色自居，这过谦了。我高兴地看到，这笔重要业务的构想、动议和执行几乎由您一手包办”[143]。俄国政府欣然肯定这番赞美之词，授予布莱希罗德圣斯坦尼斯拉斯大十字勋章（Grand Cross of St.Stanislas）—与此同时，他和著名的俄国银行家贺拉斯·德·古恩茨堡（Horace de Guenzburg）正在往来书信中谈论俄国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144]。

1884年后，俄国事务对布莱希罗德来说变得更加困难。他的金融利益不断与政治现实发生冲突。1885年，所有人都预测英俄将因为阿富汗开战（“瓦德西伯爵把俄国和英国在亚洲的战争看作历史的必然之一”）。同年4月，明斯特伯爵授意布莱希罗德卖掉他投资的7万马克俄国债券。布莱希罗德“非常紧张，曾经试探着请示他的首相朋友，是否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可能的战争”。与此同时，他试图向英国人保证，俄国人没有在为战争做财政准备。英国驻柏林代办评价布莱希罗德的报告说：“他应该很清楚俄国的财政状况，因为他经常向德·吉尔斯先生（M.de Giers）咨询此事，拥有最灵通的消息来源。”[145]

6月3日，在伐尔岑与俾斯麦进行特别诚恳的会面后（俾斯麦最后拥抱了他），布莱希罗德“按照口头指令”购买了20万马克最新一期的英俄贷款；几天后，仍然极为诚恳的俾斯麦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尽管他不相信后者电报中的某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但应该在不亏本的情况下卖掉他的俄国债券。布莱希罗德照做了[146]。当年夏末，当布莱希罗德与俄国外交部长吉尔斯举行会谈后，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都认为这年秋天爆发英俄战争不可避免[147]。这一次，战争再次没有如约而至。但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在商议这些事时的隐秘方式惹恼首相的亲随，特别是他的儿子们。

从1886年到1890年，俾斯麦的对俄政策变得越来越有疑问，布莱希罗德的直接利益也因此受损。在德俄关系恶化的时期，作为为俄国人服务的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的角色成了俾斯麦统治最后岁月里的热门话题，实际上还加深了俾斯麦与威廉二世的裂痕。布莱希罗德的活动与俾斯麦最后的危机紧紧交织在一起，必须放在后者下台的背景下讲述。我们在这里只需强调，布莱希罗德坚持自己的亲俄观点。事实上，1887年1月，他曾试图亲自前往俄国。而在1883年，他还曾希望把一个儿子派去那里。前一次，萨布罗夫请求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很难为私人安排邀请；后一次，萨克要求他不要来[148]。对俄国的部长们来说，与布莱希罗德通信或者在柏林和他见面是一回事，但让他们在本国土地上会见他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可以接受他的钱，但不能接受他本人。无论是这些拒绝还是俾斯麦更加强硬的态度都无法让布莱希罗德改变主意—为了丰厚的回报加强与俄国的联系。

通过布莱希罗德与三个重要欧洲国家所打的交道，我们回顾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他与其他地方也建立了极好的关系，通过为奥匈帝国、塞尔维亚、西班牙、希腊发行贷款获利丰厚。这些努力都不无政治意义，因为它们都需要他与德国外交部密切合作。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军事和经济动机间存在互动，但很少被清楚地表达出来。布莱希罗德为其提供例证。有时，政治压力和经济诱惑会发生巧合，就像在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和曾经的俄国。不过，19世纪90年代，布莱希罗德不得不出手拯救意大利的财政，好让后者继续留在三国同盟中—与这种窘境相对应的当然是他为了继续回报丰厚的俄国业务而与俾斯麦产生的不合。有时，布莱希罗德认为自己手握王牌—比如在他与罗马尼亚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暗中对这些人心怀鄙视，就像许多贵族对他那样。

1.位于塞纳河畔，对面是法国外交部，因此成为后者的别称。——译注

2.布莱希罗德的法国驻柏林使馆的一位朋友，其下面这番话反映了大使们觉得自己的角色多么高尚和重要。在深情回忆自己的人生时，德·穆伊伯爵写道：“我从中找到……对重大国事的各种强烈兴趣，找到活跃生活、四处旅行以及和世界上最优雅与最正确的人建立持久关系的诱惑，找到我所承担的并比其他所有人做得更好的重要职责的吸引力，找到超越一切党派、只为祖国服务的信念。”夏尔·德·穆伊伯爵，《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与漫谈》（巴黎，1909年），第iii页［Comte Charles de Moüy，Souvenirs et Causeries d’un Diplomate（Paris，1909），p.iii］。

3.国际银行家享有特别的特权，只要他们获得成功。19世纪80年代末的英国驻柏林大使爱德华·马雷特爵士—他和布莱希罗德接触频繁—描绘了英国使馆所在地前主人的（短暂）荣光：“这座房子由一个名叫施特鲁斯贝格的银行家建造，他极其富有，曾经像彗星般照耀金融界。如日中天时，他在柏林最高贵的街道建造这座豪宅。但此人注定无法享受它……我认为那一定是1874年……我抵达巴塞尔的三王旅馆时又冷又饿，看见旅馆的所有工作人员在大厅列队。当我走近一个派头看上去像是经理的人时，他要求我站在一边。我躲到角落里，猜想某位国王（至少也是亲王）将随后到来。在我翘首以盼时，一个侍者拿着点燃的烛台走来，他下了台阶来到街上，领着一个身穿非常漂亮的毛皮大衣的小老头回到旅馆，老头身后跟着一位清秀的犹太女子。在手持烛台的侍者引领下，他们上了楼，大厅里的侍者们也散了。我从角落里出来。门童看上去恢复了与身份相称的平静表情，我问他刚才来的是谁。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惊讶，回答说：‘这是施特鲁斯贝格先生。’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问道：‘谁是施特鲁斯贝格先生？’门童看上去越来越惊讶，他说：‘你不知道施特鲁斯贝格先生，那位柏林的大金融家吗？’”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施特鲁斯贝格的不幸遭遇。爱德华·马雷特，《变换的场景：对许多地方的许多人的记忆》（伦敦，1901年），第166—167页［Sir Edward Malet，Shifting Scenes.Or Memories of Many Men in Many Lands（London，1901），pp.166–167］。

4.三个月前，当统一公债下跌时，布莱希罗德向财政部长提出类似的请求，希望可以更方便地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购买公债，从而实现普鲁士债券的国际化。多年来，布莱希罗德一直倡导这样做，但遭到财政部长的反对—部分原因是这有违普鲁士的传统和大国的自给自足。海因里希·施托伊贝尔，《国家和银行在普鲁士债券领域的关系，1871—1913》（柏林，1935年），第34—37页［Heinrich Steubel，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Staat und Banken auf dem Gebiete des preussischen Anleihewesens von1871bis1913（Berlin，1935），pp.34–37］。

5.1887年11月10日发布的《抵押贷款禁令》针对俄国债券，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报复同年5月俄国拒绝将所占波兰的土地卖给外国人的决定。——译注

6.当然，他还向其他人提供同样的消息。1882年，安特希尔勋爵报告说：“在拜访布莱希罗德时，我见到一封来自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电报，要求马上了解微染风寒的皇帝的真实健康状况。我问布莱希罗德，法国金融家们认为皇帝去世会对巴黎交易所产生什么影响。他回答说：‘股价将普遍下跌10到15个百分点，因为在新君主手下，俾斯麦的地位将面临不确定。’”保罗·纳普伦德编，《柏林大使馆来信》（华盛顿，1944年），第283页［Paul Knaplund，e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Washington，1944），p.283］。

7.在这点上，英国外交使团并不比德国人好，也许更加糟糕。以经济事务为主责的英国领事总是外交人员中的底层，正经外交官对英国的商业利益或来访的商人表现出极大的不屑。一位在巴西的年轻英国外交官回忆1907年他与上司（英国驻当地大使）的谈话，“我鼓起勇气向他提出，我不认为今后领事们不能像海军和陆军军官一样被上帝和人们接受……［大使］小心地戴上单片眼镜，仿佛那块地方很疼。他瞪着我，脱口而出：‘亲爱的坎贝尔，领事算得上人物吗？’”引自普拉特的开创性作品，《英国外交政策中的金融、贸易和政治，1815—1914》（牛津，1968年），第xxii页。为德国编写类似作品很有必要。

8.有趣的是，德国的大型战前外交文件出版物《欧洲内阁的大政治，1871—1914》（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1871–1914）仅仅不起眼地三次提到布莱希罗德；《法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中提到的次数要多得多，德国和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显示，他是官场边缘的重要人物。

9.在另一些人看来，布莱希罗德并无大罪，他们描绘他结交朋友的方式时无疑更加准确。1880年，俾斯麦在外交界最信任的助手拉多维茨在日记中写道：“消息灵通的布莱希罗德—他喜欢让人觉得他对俾斯麦的了解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多次来访，告诉我‘首长’（他习惯于这样称呼俾斯麦）对施托尔贝格和我在夏天提供的支持很满意。他对此毫不怀疑，并清楚地听见俾斯麦提到，我应该成为冯·彪罗国务秘书的继任者。”拉多维茨的另一番话形象地描绘两人的关系：“‘布莱希’对此的确信程度从他新年时给我送来昂贵的新鲜小体鲟可见一斑。他习惯于每年这个时候从俄国进口几车，分送给他最尊敬的政治人物。无论如何，我喜欢这种鲜嫩孝敬的味道。”其他无数人同样如此。哈约·霍尔伯恩编，《约瑟夫·玛利亚·冯·拉多维茨大使生平记录和回忆》（柏林和莱比锡，1925年），第二卷，《1878—1890年》，第114页。

10.欧洲各国王室和贵族的谱系名录，1763年开始在哥达出版。——译注

11.另一些国家寻求披上大国的外衣，但没有大国的实质。它们遭到拒绝（有时是粗暴的），就像俾斯麦曾经抱怨西班牙人的“大使热”（Ambassadomanie），并告诉他们：“我不关心大使的任命，但不要请求我给你们送来一位；无论现在还是今后，我都不会这样做。”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8年4月24日，MAE：德国，第23卷。

12.在三帝会议的最后一天，布莱希罗德正确地向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指出：“他们只是就自己的和平意向达成协议，我认为三位君主只是分别承诺在所有重大政治问题上合作—我相信自己没说错，但请您指教。”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79年9月12日，RA。

13.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Mikhailovich Gorchakov，1798—1883），俄国政治家，1856—1882年间担任俄国外交部长。——译注

14.反过来，梯也尔也不断要求贡托—比隆与布莱希罗德保持亲密关系，“他友好而且希望保持友好，他还是首相的人。前些天，他送给梯也尔夫人（他经常在梯也尔家吃饭）一些德国人非常看重的珍馐，味道相当粗犷，有点超过文明人胃的承受能力。梯也尔夫人向他表示感谢，我想请您处理所附的书信，因为我不知道那位大金融家的具体地址”。《领土的被占与解放，1871—1875》（巴黎，1903年），第二卷，第179—180页［Occupation et Libération du Territoire，1871–1875（Paris，1903），II，179–180］。不用说，梯也尔夫人频繁的感谢信使用了不同的措词。BA。

15.这是泰勒（A.J.P.Taylor）的解释，他还表示“和其他德国人一样，俾斯麦把恐吓视作友谊的最佳前奏”。见《对欧洲霸权的争夺，1848—1918》（牛津，1954年），第225页［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225］。

16.阿尔方斯·德·库尔塞尔（Alphonse de Courcel，1835—1919），法国外交家。——译注

17.夏尔·德·弗雷西内（Charles de Freycinet，1828—1923），法国政治家，曾任战争部长和总理。——译注

18.儒勒·费里（1832—1893），亦作茹费里，法国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长和总理，推行政教分离和殖民扩张。——译注

19.儒勒·埃贝特（1839—1901），法国外交家。——译注

20.恭维也常常可以通过第三方传达。前任法国外交部长圣伊莱尔曾让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并称赞俾斯麦是“得到验证的天才”。圣伊莱尔致布莱希罗德，1881年11月19日，BA。

21.事实上，埃贝尔曾向布莱希罗德抱怨说，刊发此文的报纸本身是“大资产阶级的喉舌”。法国大使馆经常请求布莱希罗德介入媒体事宜。最著名的使馆与报纸的冲突发生在1883年，有人宣称，法国代办德·奥比尼伯爵（Comte d’Aubigny）的夫人是臭名昭著的作品《柏林社交界》（Berlin Society）的作者之一，发表时用了笔名瓦西里伯爵（Count Vasili）。德·奥比尼伯爵代表美丽的伯爵夫人给俾斯麦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圣瓦里耶也写了。布莱希罗德要求《民族报》插入正式声明，伯爵对此非常感激。《柏林社交界》中对布莱希罗德的描绘明显带有敌意，这让人们议论纷纷，开始猜测可能的作者—其中甚至包括布莱希罗德最亲密的助手的妻子莱奥妮·施瓦巴赫（Leonie Schwabach）。真正的作者是卡特琳·拉齐威尔亲王夫人。埃贝特致布莱希罗德，1896年10月22日，BA；德·奥比尼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3月28日、4月8日，BA；赫尔穆特·罗格，《荷尔斯泰因与霍亨洛厄》（斯图加特，1957年），第208—210页［Helmuth Rogge，Holstein und Hohenlohe（Stuttgart，1957），pp.208–210］。

22.根据迪斯累利的私人秘书蒙塔古·科利（Montague Corry）的日记，我们可以想见布莱希罗德毫不迟疑地向迪斯累利提供了关于宴会的某些美好纪念品：“自从我们受到您殷勤备至的款待后，比肯菲尔德勋爵两次告诉我，您的拉菲是他品尝过的最美佳酿！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您的热情让他获得罕见的款待！”科利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6日，BA。

23.乔治·戈申（George Goschen，1831—1907），英国政治家，时任驻土耳其宫廷特使，参与划定与希腊和黑山的边界。——译注

24.雅各布·布莱特（Jacob Bright，1821—1899），英国自由党议员。——译注

25.1876年，当施特鲁斯贝格在俄国被囚禁和受审时，洛夫特斯勋爵“发现”自己欠此人1.5万马克。洛夫特斯急于不让公众知道此事，布莱希罗德立即同意帮助掩盖—作为回报，他收到有用的信，有时还将其转交给俾斯麦。洛夫特斯勋爵与布莱希罗德的不定期通信，1876年2月7日到6月21日，BA；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8年5月6日，FA。

26.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迁移和定居有严格限制，不愿皈依东正教的犹太人全部被迁移到“栅栏定居区”，该制度由叶卡捷琳娜女皇在1791年创立，定居区主要位于西部和西南部边境。——译注

27.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不安。1880年5月，阿尔方斯男爵写道：“我无须告诉你我多么关心与世界各地我的犹太同胞有关的一切事情。”阿尔方斯·德·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5月3日，BA。

第十四章　罗马尼亚：权宜的胜利

我在乎罗马尼亚人就像在乎我空了的酒杯……[没人关心罗马尼亚的独立，除了德国]犹太人，我需要讨好和拉拢这些人，在德国他们可以对我很有用，我将用罗马尼亚回报他们；您难道不认为那是敷衍搪塞吗[n’appelez-vous cela de la monnaie de singe]？

——俾斯麦致圣瓦里耶，1879年2月27日

对罗马尼亚独立的完全承认耽搁了很久，这是最艰难的政治分娩之一……你可以对自己说，确实没有一个问题是顺利或简单的。时至今日，你已经走过各种复杂得可怕的混乱，克服和整理这些混乱并使其变成稳定的形式是对精力和耐心的超人考验。

——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安东亲王致

他的儿子，罗马尼亚的卡罗尔大公，1880年2月27日

根据俾斯麦老生常谈的故事，布莱希罗德从罗马尼亚挣得他的贵族头衔—对于一位赢得普鲁士贵族封号的德国犹太人来说，这是个奇怪的地方。从蛮荒的罗马尼亚（布莱希罗德无疑这么认为），他获得自己最大的荣耀；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他还把自己的全部资源投入那里。这被证明是他在外国事务中最复杂的冒险。

与布莱希罗德生命中的其他段落相比，罗马尼亚的故事更好地展现他为通常互不相干的世界间架设桥梁的角色。这个故事还在微缩尺度上体现19世纪的某些重大主题：民族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西方理想和东欧现实间的冲突。19世纪中叶，罗马尼亚陷入民族主义者独立热情的阵痛中。为了独立，罗马尼亚人需要大国们的帮助和承认。为了经济发展，特别是铁路建设，缺乏本土资本和技术的罗马尼亚人需要求助外国。作为落后民族，他们既需要也反感帮助。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依赖外国势力，更为难堪的是，大国们宣称，承认罗马尼亚独立的条件是后者接受西方的公民平等理念。这个条件得到国际犹太人群体的大力推动，要求罗马尼亚解放当地特别巨大的犹太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中欧或西欧任何地方都高），其中许多刚刚从情况更糟的俄国移民而来，尚未被融合。这个故事还是人权（在这里是犹太人的）和物质权利（在这里是德国投资者的金钱利益和大国们的政治利益）如何经常相互冲突的微缩模型。两者都能实现的愿望被证明不切实际；最终，人权为物质利益让路。

在本书中，这个故事第一次以广泛的新资料为基础被讲述，它的各种元素在布莱希罗德身上融合。在罗马尼亚的纠葛中，他同样重视捍卫人权和物质权利。一方面，他不得不执行俾斯麦的决定，挽回因为考虑不周的罗马尼亚铁路建设计划而似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德国投资；另一方面，以他为首的西方犹太人试图保护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免受压迫和歧视。由于在铁路问题上帮了俾斯麦的忙，他一度很有希望赢得俾斯麦对犹太人的支持。他的全部关系人、效忠者和依附者都被卷入进来。

对俾斯麦来说，介入罗马尼亚事务带来无尽的麻烦。不过，他神秘的政策最终取得巨大成功，既证明他是一位狡猾而无情的大师，也显示出他的外交举动中对内和对外考虑的纠结。

罗马尼亚的冒险发生在一个经过连续臣服于土耳其人和俄国人的历史后寻求独立的国家，但只能够通过大国们的施恩实现目标。罗马尼亚是腐朽的土耳其帝国身上掉落的碎片之一，它的强邻俄国和奥地利虎视眈眈地把独立的罗马尼亚看作潜在的卫星国。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既利用列强的矛盾又不沦为它们的牺牲品殊非易事—没有人会考虑呼吁崇高的政治道德。权宜是家常便饭，欺骗常常成为成功的手段。

罗马尼亚是19世纪的发明。从罗马时代以降，并没有这样的国家存在；14世纪时，那里出现两个公国：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两国居民说同一种语言，具有相同的拉丁人祖先，并或多或少地处于土耳其人及其助手—被称为法纳尔人（Phanariots）¹的希腊人直接统治下。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俄国人阶段性地把势力范围扩展到这两个公国，他们的统治总体上比土耳其宗主更加开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后，“欧洲协调”在1856年的《巴黎条约》中决定俄国不再担任保护国，两个公国应该留在土耳其宗主的统治下，并成为欧洲的保护国。罗马尼亚人强烈要求两国同意，并向他们的拉丁人兄弟—法国人求助。法国人很快答应了，因为拿破仑三世自视为各民族的保护者。当然，各大保护国之间发生争执，并各行其是。奥地利坚持要罗马尼亚从俄国独立，以便对前者确立事实上的垄断影响。另一方面，奥地利人担心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因为那很容易渗透到生活着大量罗马尼亚人的匈牙利。罗马尼亚人想要民族独立—他们逐步向目标迈进，既依赖大国，又借机挑拨它们。

这里不是介绍罗马尼亚历史的地方[1]。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记住这两个公国的首位共同统治者库萨亲王（Prince Cuza）于1866年被废黜，而在罗马尼亚政客伊翁·布拉提亚努（Ion Brătianu）的安排下，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亲王被选为继任者。卡尔来自霍亨索伦王朝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小宗；卡尔的父亲将小公国齐格马林根的主权交给柏林的国王（他的堂亲），事实上开始为普鲁士效劳。卡尔是个27岁的美男子，他勇敢而且雄心勃勃，正在寻找自己的命运。他希望接受这个挑战，无论面对什么风险，并得到俾斯麦的鼓励。卡尔不同寻常的血统让他更容易被所有人接受，他不仅与统治普鲁士的王朝有亲，还与拿破仑三世是表亲²。卡尔亲王和他的新臣民都对彼此一无所知，但他通过公投顺利当选，投票结果是令人惊讶和带有欺骗性的685969票对224票[2]。罗马尼亚人早就想要一位外国大公，显然他与普鲁士的关系让罗马尼亚在俾斯麦的眼中更加重要。此外，卡尔前往罗马尼亚任职开创了先例。1870年时，俾斯麦希望西班牙人能够效仿。出口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可以提升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影响。

卡罗尔大公发现，懒惰的库萨给他留下一个烂摊子。“很少有统治者在登基伊始便不得不面对如此沮丧的工作。”[3]库萨留下的是空空如也的国库、巨额的公共债务、已经六个月没领到薪水的官员们，还有腐败而低效的原始行政体系。罗马尼亚的政客们急于标榜自己的西方身份和强调他们与法国特别的亲缘关系，以1831年的《比利时宪章》（Belgian Charter）为蓝本起草自由主义宪法。在异教徒土耳其人和专制的俄国人环伺下，罗马尼亚想要成为模范的西方子民。

这些原则在一个经济落后和政治经验欠缺的国家很难实现。在制宪过程中，犹太人问题爆发。一些罗马尼亚人试图把西方原则扩展到犹太人身上，建议将他们解放。随之而来的是声势浩大的抗议，布加勒斯特的一座新建犹太教堂也被焚毁。犹太人被定性为外国人，宪法第七条规定，“只有信奉基督教的外国人才能被归化”[4]。简而言之，犹太人永远不可能获得公民权。

在罗马尼亚犹太人历史的撰写中，争论一直超过事实。很难找到客观证据—首先是罗马尼亚犹太人的人数和来源问题。19世纪60年代，500万罗马尼亚人中估计有20万到30万犹太人。1869年，摩尔达维亚首府雅西的普鲁士领事向俾斯麦报告说，罗马尼亚政府的宣传册声称500万罗马尼亚人中有40万犹太人（或1比12.5）的说法不正确，事实上只有23万犹太人，因此“1比19.5的数字低于俄国等地”[5]。他们大多生活在摩尔达维亚，大多是为了逃避尼古拉一世的迫害从俄国逃难而来。1829年的《亚得里亚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签订后出现犹太移民的涌入潮，该条约标志着俄土战争的结束，为从前被奥斯曼人封锁的地区带来贸易和商业机会。犹太人既急于逃离可怕的俄国栅栏定居区（包括前波兰的土地），又被这片看似充满希望的土地强烈吸引。一些犹太人更早以前就从波兰和乌克兰移民到这里。他们经常被称作加利西亚犹太人，这个称呼在各式人群中都带有特别的贬义，包括在犹太人中间。在摩尔达维亚，犹太人与当地人分开居住，根据罗马尼亚人的报告，他们甚至不说当地的语言。当然，土生或富有的犹太人不在此列。由于被禁止拥有土地和从事大多数职业，他们成了工匠、小商人、放贷者和酒馆老板。罗马尼亚人认为他们放高利贷和鼓动农民酗酒。更让罗马尼亚人难堪的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包括雅西在内的大多数摩尔达维亚城市中，犹太人数量占优。到1866年和1867年，甚至连最终的平等承诺都让罗马尼亚人越来越不安。

卡罗尔登基后，罗马尼亚众议院开始通过新的限制犹太人法律，不仅恢复过去的禁令，还加入新的。1867年的一项法令重申，犹太人被禁止拥有土地，被禁止生活在村镇中或者拥有酒馆。地方命令和“自发”暴动完成了剩余工作。同年，雅西当局宣布犹太区对卫生构成威胁，并驱逐一些所谓的犹太人流浪汉，其中也有富人。在加拉茨（Galatz），罗马尼亚人试图将犹太人赶过边界，但土耳其人不愿接受他们，一些受害者溺死在多瑙河。

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不同于俄国或匈牙利。罗马尼亚的统治阶层并不像普通人那样歧视商业。相反，罗马尼亚人效法在独立前那个世纪地位显赫的希腊人，成了精明的企业家。不同于匈牙利贵族或俄国贵族（dvoryanstvo），他们从一开始就把犹太人视作经济上的对手。不过，和俄国人一样，他们也在东正教会的影响下对犹太人怀有宗教上的敌意。简而言之，经济对立一直助长着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因此该国犹太人的状况比匈牙利糟糕得多，尽管比俄国要好上不少[6]。

西欧的犹太人竭尽所能帮助东方的同胞。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说19世纪60年代是欧洲对正式的反犹主义最反感的时代，欧洲公众最不能坐视歧视和暴行，这些行为一直被认为属于上个时代的宗教狂热。较为富有和影响力更大的欧洲犹太人建立非正式的合作网络，在那个以宽容和启蒙人性为骄傲的时代，他们手握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宣传。他们利用新闻媒体揭露和指责罗马尼亚人（或者后来的俄国人）的反犹举动，并希望他们的开明读者能做出恰当的反应，希望他们的政府能采取正式或非正式的行动，希望受到批评的那个国家能感受到公众不满的压力。西欧和中欧的犹太人意识到，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特别严重，但也是唯一可能屈服于国外压力的国家，这让他们更加坚决地采取行动。通过媒体和私人渠道，他们让罗马尼亚人的恶行受到关注，并诉诸被普遍接受的原则以唤醒欧洲人的良心。

从一开始，布莱希罗德就在犹太人动员欧洲舆论指责罗马尼亚反犹主义的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无从得知他内心深处关于该问题的感受，但即使他希望表现出缄默和谨慎，他有权势的国外朋友仍会要求他参与其中，因为他们把他与俾斯麦的关系看作非常重要的工具。1867年5月，当雅西爆发第一次严重的反犹暴行后，他收到来自维也纳的朋友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的特别召唤，后者无疑也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鉴于普鲁士对统治布加勒斯特的大公拥有最直接和最大的影响力，鉴于俾斯麦伯爵非常宽容，我肯定您会过问此事。维也纳教众很关切此事，这样的善举必将得到上帝的奖赏。”一天后，普鲁士驻伦敦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致信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雅西的犹太人遭到迫害一事非常激动，敦促我提请王国政府关注，并请求大人代表他们的犹太人同胞与罗马尼亚亲王进行友好交涉。”布莱希罗德也向俾斯麦提出请求。接到这些请求后，首相命令驻布加勒斯特领事调查情况，“如果合适的话，委婉地向当局提出此事”[7]。这些抗议令被卡罗尔大公称为“基督徒民族中最宽容者”的罗马尼亚人不安。几天后，路易·波拿巴致信卡罗尔：“公众对以色列人［israélites］事件反应强烈，因为这种迫害属于另一个时代，被视作以讨好大众的低级本能为目的。”[8]³甚至卡罗尔的父亲也奉劝他向现实低头：法国是罗马尼亚唯一的支持者，犹太人的钱统治着法国媒体，因此犹太问题总会激怒巴黎[9]。整个世界都试图教会罗马尼亚人如何对待他们的犹太人。不过，罗马尼亚人被证明是顽固不化的学生，最终耗尽道德先生们的热情。

布莱希罗德继续向俾斯麦通报新的暴行。1868年2月，他向巴黎以色列联盟德高望重的会长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保证，自己将试图帮助罗马尼亚的犹太人[10]。救助迫在眉睫。部分“激进”的罗马尼亚议员提出的新法案几乎剥夺犹太人的全部公民权利，雅西的犹太人社群也发电报给布莱希罗德，表示某些地方长官自作主张地准备把议会意图马上变成可怕的现实。电报谈到“灭绝”计划，并报告说在巴考（Bacau）地区，“五百个犹太家庭在二十四小时内被从乡间驱逐，只能饿着肚子，悲惨而漫无目的地流浪。他们遭遇无限的悲惨，不幸无法言表”。为了打消广泛的怀疑，布莱希罗德要求获得上述事件的细节，他的要求马上得到满足。他把这些报告交给俾斯麦[11]。

俾斯麦的驻伦敦大使已经在电报中向他报告说：“十二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请求我紧急寻求王国政府的友好干预。”俾斯麦警告卡罗尔大公不要批准“如此可怕的迫害，因为这些人的用处超过他们的威胁，他们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同胞将把这场迫害转变成［罗马尼亚］政府的危机”。一周后，他再次敦促政府“对摩尔达维亚的迫害犹太人事件采取强硬立场”。俾斯麦还试图让俄国加入这样的非正式警告，但没有成功；戈尔恰科夫用罗马尼亚人也喜欢的方式对普鲁士大使罗伊斯亲王说，他总体上不愿“把罗马尼亚人对国家瘟疫（当地犹太人）所采取的行动视作犯罪……如果所有的犹太人都像罗斯柴尔德或克雷米厄家族一样，那么情况就另当别论。但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应该指责政府为保护民众而对这些吸血鬼采取的行动”[12]。罗马尼亚犹太人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圣人，他们不是西欧犹太人—这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成了反复被提起的陈词滥调；诚然，雅西的犹太人与巴黎的犹太人不同，不过似乎很少有观察者记得，布加勒斯特人也不同于巴黎人—但他们仍然强烈主张自己的权利。

在布莱希罗德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敦促下，俾斯麦要求卡罗尔扮演摩尔达维亚犹太人的守护天使角色，这让后者非常恼火，他把犹太人视作讨厌的异族，认为他们利用高人一筹的勤奋和低人一等的道德剥削自己的臣民[13]。德国犹太人—包括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奥本海姆男爵、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男爵和作家贝托尔德·奥尔巴赫（Berthold Auerbach）—不断代表罗马尼亚犹太人向卡罗尔的父亲卡尔·安东求情，这让亲王更加烦恼。雪上加霜的是，1868年4月，犹太人领袖们安排柏林和维也纳的各大报纸对罗马尼亚迫害犹太人事件发起声势浩大的严厉抨击。行动取得成功，卡罗尔告诉父亲和全世界，他的政府一直反对新的法律草案[14]。在大国的支持下，犹太人成功阻止更苛刻法律的实行。六十五年后，英国最著名的罗马尼亚史学家给出相当有代表性的总结：“1870年后，［反犹主义］浪潮逐渐平息，但在整个70年代仍有针对犹太人的周期性骚乱和攻击，特别是在瓦斯卢伊［Vasluĭ］、普洛耶什蒂［Ploeşci］和达拉巴尼［Darabani］，以色列联盟对此做足文章。”[15]

布莱希罗德出了自己的一份力，但前台的以色列联盟和幕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发挥更大的影响。1870年法国战败后，法国犹太人的力量不复往昔，如果想继续保护罗马尼亚犹太人，那么柏林必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正在此时，看似幸运的巧合出现了：1871年，俾斯麦请求布莱希罗德为德国人的钱介入罗马尼亚事务。

自1862年上台以后，俾斯麦就一直关注罗马尼亚的情况。他对罗马尼亚轻蔑但持续的关注验证早前有人对他的看法，即俾斯麦“是个政治上的棋手，知道如何评估哪怕是最小的棋子；虽然并不首先使用它们，但他知道如何把它们留作后手”[16]。他密切关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领事们的报告（本书是首次使用这些报告），它们反映出当地欧洲领事们的地位：他们是“欧洲受保护国的支柱；对于这个诞生中的国家而言，显然没有更敏锐的观察者了”[17]。

“这些公国最需要两件东西：良好的初级学校和可通行的道路。”1863年，普鲁士总领事如是向俾斯麦概括罗马尼亚的问题—他的表述也经典地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出于贸易和声望的原因，罗马尼亚的领导者希望建立尽可能大的铁路网。普鲁士总领事支持这些计划，认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旨在打破奥匈帝国对多瑙河航运的垄断[18]。俾斯麦也支持罗马尼亚的铁路修建计划，因为这将“有利于我们的商业”[19]。

俾斯麦对罗马尼亚铁路的兴趣从一开始就兼顾商业和政治：如果可以方便地避免，没有必要允许奥地利在任何地方扩大影响力。事实上，1866年春，当奥地利和普鲁士开始为决定性的摊牌动员军队时，卡罗尔大公就动身前往罗马尼亚。在奥地利的后方有一位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对俾斯麦来说是诱人的前景，他有各种理由支持卡罗尔大公雄心勃勃的修建铁路计划。不过，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资本、机械和许多技术必须进口。来自英国和奥地利的多家公司都表示兴趣，卡罗尔显然略微倾向于德国财团，比如贝特尔·亨利·施特鲁斯贝格所组建的。（由于罗马尼亚决定不再发行对外贷款，施特鲁斯贝格建议，由他和财团筹集必要的资本，由罗马尼亚政府负责担保利息。）

施特鲁斯贝格来自一个在东普鲁士的奈登堡（Neidenburg）生活了三到四代的犹太人家庭。童年时的他就皈依基督教；他在英国生活多年，在新闻、保险乃至艺术展览业赚了一小笔钱。1863年，他返回柏林，先后为英国公司和他自己的公司工作，成功地在东普鲁士修建多条铁路。他逐渐将自己的帝国扩展到采矿业和在国外修建铁路[20]。

施特鲁斯贝格说服一些著名的西里西亚权贵，如拉提波尔和乌耶斯特公爵、莱恩多夫—施泰诺特侯爵和他共同组成财团。他们的名字令新公司熠熠生辉。卡罗尔大公把修建庞大的铁路网视作“关键问题”，而柏林也在发给他的报告中对施特鲁斯贝格的可靠信誓旦旦。几周后，卡罗尔也许有点不放心，他请求俾斯麦亲自对施特鲁斯贝格的“资质和能力”做出评价。俾斯麦亲笔写给普鲁士总领事的回复是典型的搪塞之词：

你和我一样清楚拉提波尔和乌耶斯特的情况。施特鲁斯贝格多次出色地参与过各种铁路项目，因此做成一些出色的交易；当然，我对他现在的财产状况一无所知，也无论如何不能对个人的能力提供官方意见，因为即使这样的意见也意味着间接的担保，我无法代表王国政府这样做。[21]

俾斯麦急于撇清一切责任，没有咨询布莱希罗德就马上做了回复。一年后，布莱希罗德主动提醒俾斯麦小心施特鲁斯贝格的可能命运。他提到，在奥地利财政糟糕至极的时候，施特鲁斯贝格试图在维也纳为塞尔维亚的铁路筹资。布莱希罗德还表示：“此人非常聪明，但他用新冒险弥补旧亏空的做法很危险，如果遇到［突然的］障碍，他的整个部署可能崩溃，把数百万轻信的股东埋在废墟下。”[22]

普鲁士领事继续向俾斯麦通报各国人士对罗马尼亚铁路特许权的争夺。施特鲁斯贝格的主要对手是奥地利铁路建造商奥芬海姆伯爵（Count Ofenheim），此人从利沃夫（Lvov）到切尔诺维茨（Cernowitz）的铁路赚不到钱，他相信如果让该铁路穿过罗马尼亚延伸到黑海就能走出困境。奥芬海姆和施特鲁斯贝格为这个罗马尼亚没钱推行的项目展开竞争。一些罗马尼亚要人提出反对，认为铁路是一种将引入现代罪恶的昂贵投资。更重要的是，许多人相信，外国人将牺牲罗马尼亚的利益，用铁路特许权为自己牟利。在此过程中，他们将让该国遍布各种讨厌的外国人。奥芬海姆将引入肮脏的波兰人，而施特鲁斯贝格则将带来普鲁士军队，利用罗马尼亚领土对俄国或土耳其开战。为了减轻这样的恐惧和推进自己的目标，奥芬海姆和施特鲁斯贝格都忙着贿赂罗马尼亚立法者—或者说有这样的传言。普鲁士领事们无疑相信企业家已经送出了和罗马尼亚议员收受了大笔好处[23]。施特鲁斯贝格的财团报价较低，因此赢得卡罗尔大公的全力支持。最终，政府决定修建两条铁路，把特许权同时授予两人。1868年4月，卡罗尔利用自己的权威迫使顽固的众议院批准施特鲁斯贝格的特许权。同年7月，曾因不听话而被解散的参议院也批准授权。

施特鲁斯贝格试图修建多条线路（从北部的罗曼［Roman］经加拉茨到布加勒斯特，然后前往匈牙利边界），总长942千米。该公司将最多发行价值25434万法郎、利率为7.5%的债券⁴，每千米造价估计为27万法郎。债券发行在柏林进行，由罗马尼亚政府的代理人—普鲁士高级财政顾问阿穆布隆（Ambronn）监督，此人与卡罗尔大公家族早就私交甚密。政府将为利息担保，不过并未明确其完全责任将马上开始还是等到铁路竣工后。协议规定，竣工日期将不晚于1872年[24]。

施特鲁斯贝格热情饱满地开始新工程。在加拉茨，他像将军对军队训话那样告诫工人们“不要失去普鲁士人的性格，不要陷入德国人的懒散（Dusel），而是要坚持守纪律、有干劲、谨慎和顽强的普鲁士方式”。按照普鲁士人的效率，工程将于1869年底完成—至少施特鲁斯贝格这样对罗马尼亚人保证[25]。与此同时，他还在商谈获得更多特许权。

但技术困难、罗马尼亚人的掣肘和现实中的管理不善给施特鲁斯贝格强烈的乐观主义浇了一盆冷水。工程进展不如预期，当竞争者奥芬海姆的公司大张旗鼓地开通他们的铁路时，施特鲁斯贝格的团队却被越拉越远。1870年初，新任普鲁士总领事冯·拉多维茨（J.M.von Radowitz）抵达布加勒斯特。拉多维茨来自一个古老的、政治上显赫的家族，他本人才智过人，刚刚开始出色的外交生涯。1870年1月，当他离开柏林时，俾斯麦嘱咐他把施特鲁斯贝格“当作大人物对待，为了此人在当地所代表的广泛德国利益与其和谐相处”。拉多维茨在赴任前与施特鲁斯贝格见了面，马上就对后者产生反感。但他意识到，整个柏林都中了这位伟大“推动者”（Macher）的魔法：“从亲王和头牌贵族到最小的资本家，所有人都参与施特鲁斯贝格的发起活动。”施特鲁斯贝格也被称为“铁路之王”，他生活极端奢侈，他的炫耀本身当然证明了他公司的稳定。无论如何，拉多维茨马上抱怨说，他为施特鲁斯贝格事件付出的时间超过在布加勒斯特的其他一切事，卡罗尔大公和布莱希罗德等人也将发出同样的抱怨。施特鲁斯贝格将让许多人损失金钱，还有少数人自认为损失了人生中的多年时光[26]。

拉多维茨报告说，有敌意的罗马尼亚媒体再次叫嚣外国人正在骗罗马尼亚人的钱，但也一直盼望这些外国人“用金钱收买媒体的沉默”。在罗马尼亚，普鲁士使节并不像一般外交官那样倾向于认同所在国或为其辩护。在他们看来，罗马尼亚人的贪婪令人震惊—普鲁士人自觉保持正直，罗马尼亚人则对腐败问题满不在乎，也许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大的文化反差。拉多维茨警告说，“像瓦拉几亚人这么兴奋、没耐心和极度贪婪的人”不会为了外国人出于私利而开展的项目无限期地等下去。他担心反德情感的巨大浪潮将席卷罗马尼亚，让卡罗尔大公父子尴尬不已，因为两人都被认为参与施特鲁斯贝格事件。拉多维茨拒绝施特鲁斯贝格代理人的要求，即总是假装卡罗尔大公支持此人的一举一动。在这份二十八页报告的最后—俾斯麦讨厌长报告—他希望至少部分铁路能很快开通；那样的话，即使有拖延和流言，股东们也不会遭遇真正的危险。施特鲁斯贝格即将展开的布加勒斯特之行关系重大，如果他能够表现得谨慎！也许普鲁士内阁能够引导他走上更明智的道路[27]。

但形势越来越糟。施特鲁斯贝格不断遇到新的障碍：所有的机械、铁轨和技术工人都必须进口，通过不存在的道路运往工地。他解雇了代理人，并与罗马尼亚的下属发生争吵。拉多维茨报告说，“铁路之王”习惯于轻蔑对待他的手下，但总能“用金钱上的满足抚慰他们的感情”[28]。施特鲁斯贝格的帝国中存在管理不善和不满。

拉多维茨的报告变得越来越不祥，尽管忙于普法战争事务，俾斯麦还是密切关注这场酝酿中的灾难。到了1870年春末和夏天，施特鲁斯贝格的股票开始下跌，拉多维茨收到来自德国各地的焦急问询，打听该公司的命运。他提醒俾斯麦，许多“小人物”可能失去积蓄，当然“大人物们”的资本损失也同样不乐观。涉及金额约为5000万塔勒，几乎都来自德国人[29]。

到了1870年8月，股价已经从70塔勒左右下跌到约43塔勒。股市只是更多灾难的预兆：人们发现，铁路债券发行的罗马尼亚代表阿姆布隆先生同意施特鲁斯贝格把金边债券⁵（公司在需要全部现金用于建设开支前的投资选择）换成有疑问的债券，由施特鲁斯贝格其他不可靠的公司担保。施特鲁斯贝格把为罗马尼亚筹集的钱用于拯救他处于危险中的其他公司。

9月，阿姆布隆彻底失踪。他的逃跑证实人们最大的担忧，布加勒斯特也炸开了锅。与此同时，摩尔达维亚的地主们开始为施特鲁斯贝格的铁路建设用地开出天价，尽管这些土地根本不值钱。人们本以为“征用委员会”会标明必要用地，并向所有者开出合理的补偿。但事实上，地价突然蹿升，罗马尼亚法庭也支持这些不合理的要求。拉多维茨变得日益焦虑，他对俾斯麦解释说，布加勒斯特的所有外国代表都认同，“是时候考虑采取严肃措施，拯救受我们保护之人的利益，使其免受日益腐败的罗马尼亚司法和官僚之害”[30]。俾斯麦迅速从凡尔赛发来令人绝望的回复：他命令拉多维茨严守中立，甚至不能为德国人的利益使用个人影响。遭到驳回和拒绝的拉多维茨回信说，他当然会遵守新指示，但就连卡罗尔大公也总是支持他向罗马尼亚内阁施压[31]。

俾斯麦对整件事感到恼火，他的克制并非出于对罗马尼亚人的感情。当拉多维茨早前私下向他提出，8000马克的薪水不足以满足卡罗尔大公眼中德国代表所应有的生活方式时，俾斯麦拒绝了请求，表示他觉得卡罗尔的想法有点幼稚：“约束如此堕落的民族不能靠几场丰盛的宴席，而是需要几营强大的士兵。”[32]俾斯麦对罗马尼亚人怀有无限的鄙视，普法战争期间席卷布加勒斯特的狂热亲法情感无疑让他更加厌恶。亲法也暗示反对卡罗尔，布加勒斯特流传着这样的话：“我们无法去法国打德国人，但我们可以在这里打。”[33]

1870年秋天，比起罗马尼亚事务，俾斯麦更担心俄国意图指责《巴黎条约》中的黑海条款，担心此举可能对英国产生的影响。他命令外交部尝试联合奥地利、俄国和土耳其，在布加勒斯特发起联合行动。同时，他还授权拉多维茨发表非正式声明，表示普鲁士不会坐视自己的利益受损。俾斯麦希望其他国家也能认识到，施特鲁斯贝格的垮台将威胁到罗马尼亚的所有外国企业[34]。他的奥地利同僚博伊斯特伯爵马上采取强硬立场，但沙俄政府表示不信任施特鲁斯贝格，拒绝一切合作。

将施特鲁斯贝格的麻烦国际化的尝试来得太晚。与此同时，普法战争导致股市下跌，这威胁到施特鲁斯贝格资产的流动性，也威胁到他的整个错综复杂和大胆建造起来的铁路、房地产和实业帝国。12月中旬，施特鲁斯贝格向俾斯麦发出绝望的请求，后者当时正在凡尔赛进行自己的艰苦战斗。这位大金融家担心，他可能无法在两周后支付250万塔勒的罗马尼亚债券半年利息。他声称自己已经损失400万塔勒，因为他不得不低价抛售证券，以便维持各项买卖—其中一些对普鲁士的战事必不可少。所有的柏林银行家都嫉妒和反对他，因此国家应该借给他250万塔勒，以他名下其他公司价值500万塔勒的股份作为担保。他认为这个请求合情合理：

但不幸的是，在这个我生活的国家，在这个我相信为之付出很多的国家，我遇到的只有敌意和讨厌的逆境……尽管在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我相信我仍能自诩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之一。不过，我毫不看重这点，因为金钱对我没有用……[35]

施特鲁斯贝格还动员乌耶斯特对俾斯麦施压—结果出人意料，俾斯麦在亲笔批示中敦促王国政府和威廉帮助施特鲁斯贝格。“据我所知，许多家庭的生计和财产维系于施特鲁斯贝格的几家企业。”施特鲁斯贝格无法支付利息意味着“灾难”[36]。

俾斯麦愿意动用国家资金帮助私人企业（还是在战争期间），这暗示他在这类事务上比后世史学家们所认为的更加通融和灵活。无须经历19世纪70年代的萧条、1879年正式转向保护主义或帝国主义冒险，俾斯麦就愿意拯救陷入麻烦的国内企业[37]。

俾斯麦在柏林的同僚们提出异议。他们怀疑施特鲁斯贝格是否有能力偿还贷款。坎普豪森向俾斯麦解释说，他们认为大部分罗马尼亚债券“属于一小群被相对较高的利息和巧妙的宣传所吸引的将积蓄投入这场冒险中的人。这些债券价格的下跌很可能让其中一些人遭受重创。但我不认为这样的财产损失是一场帝国政府必须动用国家信贷来阻止的灾难，任何购买投机性债券的人都会面临风险，罗马尼亚债券显然属于此类”[38]。

尽管得到俾斯麦的支持，但施特鲁斯贝格阻止灾难的最后努力还是流产了。随之而来的风暴甚至超出俾斯麦的想象。1月11日，施特鲁斯贝格宣布无法支付半年利息，但承诺将在3月支付。他还声称，为利息做“担保”的罗马尼亚政府将为支付负责，但罗马尼亚政府却坚持责任需要以铁路完工为条件。股票价格骤跌，因为德国投资者认为自己被罗马尼亚人欺骗，而罗马尼亚人则认为自己再次被外国人欺诈，这次连他们的王室都成了帮凶。甚至在这最新一击到来前，罗马尼亚的形势已经恶化：国库仍然空空如也；议会两大党派争执不休，只有在对卡罗尔大公的敌意上保持一致；而所谓的保护国们对卡罗尔保证，它们出于好意不会干涉罗马尼亚事务。卡罗尔孤立无援—到了1871年2月末，他的父亲认为儿子很可能退位，已经在国内为他安排好出路[39]。

施特鲁斯贝格事件具有重大纠葛的一切特点：巨额金钱被牵扯其中（根据不同的估计，金额在1.5亿到2亿马克之间；与之相比，1879年普鲁士的全部国家债务只有13亿马克）；施特鲁斯贝格和罗马尼亚政府最初签署的协议很不仔细，导致争议债券的责任模糊，为法律上的相互指责留下无限空间。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至少还得到了民族偏见的慰藉，互相认为对方才是罪魁祸首。卡罗尔大公被夹在中间，无法随意指责任何一方，反而遭到所有人的责难。难怪整个施特鲁斯贝格事件让他“没有一刻安宁”[40]。不过，所有不幸被卷入其中的人都不得安宁。该事件一度有可能上升为重大国际危机。

俾斯麦的策略仍然和过去一样：他试图通过在布加勒斯特建立大国的统一阵线来威吓罗马尼亚人。但只有奥地利人全力支持他。与此同时，他感受到来自德国的罗马尼亚股票持有者的强大压力；2月，他们组织起来，大声要求政府提供帮助。“旨在保护罗马尼亚铁路债券受到威胁的利益之委员会”向俾斯麦提交正式请愿书—共有580名持有者签名，债券价值2117700塔勒—要求他说服罗马尼亚政府支付承诺的利息。他们解释说，“由于［施特鲁斯贝格的］特许权合作者们在西里西亚被认为非常可靠和极度可信”，西里西亚人的损失最为惨重。拉多维茨估计，在德国人投资的5000万塔勒中，有一半来自西里西亚人[41]。俾斯麦意识到，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小投资者的小钱，也包括国王的某些最显赫臣子的财富和信用。王室不会坐视数以千计的臣民遭受损失，因为正是国王的臣子诱使他们参与这场带有欺诈色彩的投机冒险。

在罗马尼亚议会讨论铁路特许权的未来之时，施特鲁斯贝格发出“最后通牒”（愤怒的拉多维茨如是形容）。事实上，施特鲁斯贝格要求以罗马尼亚政府的名义授权他发行新债券，尽管人们认为他还有900万塔勒的建设资金。他还威胁提出模糊的“赔偿”要求。与此同时，拉多维茨对俾斯麦坚称，承担支付利息责任的是施特鲁斯贝格而非罗马尼亚政府；但在回忆录中，他持相反的观点。按照拉多维茨的解读，施特鲁斯贝格的最后通牒证明他试图逃避责任，把“即将到来的灾难”归咎于罗马尼亚政府。更糟糕的是，拉多维茨抱怨说，施特鲁斯贝格的行为“非常错误，虽然他无疑在罗马尼亚人手中遭遇不公和伤害，但这无法减轻他为一场可能灾难所负的重要责任”。唯一的希望是，施特鲁斯贝格的特有权合作者们在“最后一刻”坚持支付利息，在此之后仍有可能达成妥协。若非如此，“认为尽可能伤害外国人是‘爱国之举’”这种典型的罗马尼亚人态度将会盛行，导致外国人的财产被全部没收。拉多维茨对争执各方都没有什么同情，但他关心德国在布加勒斯特的威信和保护小投资者[42]。

最终，罗马尼亚人无意中救了施特鲁斯贝格。5月22日，一伙罗马尼亚暴徒闯入拉多维茨和德国侨界正在为威廉祝寿的大厅。暴徒们放肆了几个小时。几名德国人在由此引发的混乱中受伤，而罗马尼亚警察和军队却袖手旁观。拉多维茨勃然大怒，因为在那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外交官仍然认为礼貌是可以办到的准则。事件发生后几个小时，拉多维茨要求卡罗尔解散整个政府—后者照做了。随后，他把退位诏书交给前摄政者们，并请拉多维茨“求告俾斯麦，在铁路问题上应该对特有权合作者施加巨大压力，让他们支付1月的利息”。大公的荣耀维系于可接受的妥协。即使在退位之时，铁路问题仍是卡罗尔心中的头等大事[43]。

最终，卡罗尔被说服留任，一个保守而有能力（按照过去的标准）的政府接管局面。但现在，俾斯麦可以比以前粗暴得多：普法战争已经结束，而且罗马尼亚人让他有足够的理由保持强硬。他要求对暴行作出补偿，并威胁罗马尼亚人说，如果不能让德国人满足，他将马上诉诸他们的宗主国土耳其。这种武器是对罗马尼亚人最大的冒犯，提醒他们在法律上从属于那个老帝国（这正是意图所在）。罗马尼亚人窝着火赔了钱。在下一轮麻烦中，俾斯麦不忘继续使用这种威胁。

不过，施特鲁斯贝格事件仍然悬而未决。1871年春末，罗马尼亚政府和施特鲁斯贝格达成妥协，但罗马尼亚众议院否决该方案，而且颁布法令取消原先的特许权，并在事实上没收已经建成的铁路（事后再给予赔偿）。俾斯麦被激怒了，向土耳其苏丹提出赔偿要求；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纠纷，拉多维茨用不寻常的方式发泄不满，在柏林的讽刺杂志《噼里啪啦》上发表了指责罗马尼亚人欺诈的匿名诗歌[44]。卡罗尔大公开始相信，俾斯麦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外交战……施特鲁斯贝格问题不再是权利问题，而是武力问题”[45]。但俾斯麦无法使用他更强的物质力量—今天的大国对此并不陌生，它们也见到过试图没收他国财产的较贫穷民族做出的愤怒和疯狂的反应。

在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中，急需解决的是究竟由施特鲁斯贝格还是罗马尼亚人重新支付利息；如果双方都不支付，公司将垮台。俾斯麦为此陷入无尽的烦恼，雪上加霜的是，威廉坚持不能让其贵族朋友们损失投资。对罗马尼亚人来说，这个问题事关自尊和权力；对卡罗尔大公来说，这事关个人名誉和政治生存。如果向德国人屈服，那么他就冒犯本国人民的感情；如果为罗马尼亚人辩护，那么他将在应对俄国和土耳其时失去德国人的支持。没有别的事让他如此发愁，或者像他常常说的，耗去每天的许多时间，甚至生命中的许多岁月。这个故事如此错综复杂，导致后世史学家在此事上既不准确又不客观[46]。

俾斯麦的威逼和恐吓举动没有收到成效。他希望国际性的联合行动能让罗马尼亚因为害怕被欧洲资本市场孤立而屈服。但格兰维尔勋爵拒绝一切合作，因为他觉得这“完全是商业问题”。与此同时，俾斯麦遇到的压力越来越大，罗马尼亚债券的不幸持有者们组织起来，既通过印发小册子向公众求助，也用更加平和与有效的方式向国王请命[47]。1871年秋，俾斯麦最终把整件事丢给布莱希罗德和贴现公司的阿道夫·汉泽曼。他对前者解释说，德国政府已经竭尽所能：“如果他［布莱希罗德］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他将得到上帝的奖赏’，他为祖国和帝国政府所做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48]布莱希罗德同意了，但希望得到更加世俗的奖赏。

布莱希罗德对罗马尼亚危机已经关注一段时间。1871年7月，施瓦巴赫在写给他的信中谈到这次“疯狂的事件”，并报告说，他的客户罗伊斯亲王对自己在罗马尼亚的投资忧心忡忡，并抱怨说当股价还没有下跌那么多的时候，布莱希罗德曾敦促他不要卖掉股票。布莱希罗德还与威廉讨论这场危机，后者最亲信的侍从们有可观的钱被牵扯进该事件[49]。威廉的副官海因里希·冯·莱恩多夫是施特鲁斯贝格一位特有权合作者的兄弟。布莱希罗德乐意介入罗马尼亚事件让莱恩多夫和威廉“感激和安心”[50]。布莱希罗德希望说服国王把他对德国投资者的仁慈关心转化成积极的政策。威廉深表谢意，可能还偷偷帮助他的一些骑士[51]。

10月，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接管罗马尼亚的乱局，尽管肯定很不情愿。对布莱希罗德来说，这将成为长达十一年的刑期。两位金融家为此耗费大量的时间、耐心和资本。两人没有赚到一文钱，但都获得对普鲁士财阀来说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贵族头衔。下文将引述俾斯麦对罗马尼亚纠葛的理想化盘点，声称布莱希罗德把贵族头衔作为介入的条件。这个头衔无疑是他挣来的。

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不得不多线出击，并达成非正式的分工。在德国外交部和外国政客看来，布莱希罗德是与罗马尼亚人的首席谈判者。汉泽曼则负责与施特鲁斯贝格协商，更重要的是，他还筹划将陷入困境的铁路真正建成的方法和手段。

详细叙述随后的复杂过程将会枯燥至极—《噼里啪啦》在一幅漫画中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描摹。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必须成立新的股份公司接管原施特鲁斯贝格公司的利益；他们请求原先的持有者们交出债券，到了1871年11月，已经有价值5000万塔勒的原始债券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新公司还需要找到1500万塔勒完成铁路修建，不得不与施特鲁斯贝格达成协议（他承诺为将建设资金变成可疑证券而赔偿600万塔勒，但几年后违背了承诺）⁶，并与罗马尼亚政府签订新的合同（还需得到疑虑重重和排外严重的议会批准）。此外，汉泽曼也宣称“我没有能力在罗马尼亚造铁路”，希望经验丰富的奥地利皇家铁路公司接管这些铁路的修建和运营[52]。

布莱希罗德必须说服罗马尼亚政府批准他和汉泽曼制订的新计划。罗马尼亚众议院对于另一家外国公司的介入特别恼火，议员们斥之为新的“强暴”。这是布莱希罗德的一场斗争，一边是他的执着，一边是罗马尼亚部长和议会的狡猾推诿。

布莱希罗德手中有几张王牌：他与俾斯麦合作密切，后者对罗马尼亚人怒火难消，有时也会发泄到布莱希罗德身上。德国外交部不断向布莱希罗德提供关于罗马尼亚事务和他在当地行动的通信。布莱希罗德还成功地发动布加勒斯特的外国人施压。通过与奥地利驻柏林大使卡洛伊伯爵的会谈，他说服奥地利向罗马尼亚施压。通过动员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成功地让法国在布加勒斯特宣布：“为了避免罗马尼亚政府陷入更大的困境，作为保护国之一的法国建议接受与布莱希罗德先生及其同伴们的妥协。”法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勒苏尔（Le Sourd）递交了这条消息，他知道此举摧毁了罗马尼亚人对外国支持的最后希望。几周后，罗马尼亚财政部长马弗洛格尼（Mavrogheni）来到柏林，与布莱希罗德建立“互信”关系，并讨论按计划完成铁路修建的前景[53]。

罗马尼亚人最终让步，同意让新的德国公司委托奥地利公司修建本该已经完工的罗马尼亚铁路。甚至卡罗尔大公也对德国人的压力大光其火，对俾斯麦因为“某些资本家把钱投入实业投机”就大张旗鼓地调动国家力量非常不满。就像格兰维尔勋爵之前所说的，在卡罗尔看来，这完全是商业事件。卡罗尔的父亲卡尔·安东尽管经常批评俾斯麦的无情，但这次批评了儿子：他同样指责罗马尼亚人违背担保承诺，更重要的是，他叮嘱卡罗尔记住“德国元素目前最有生命力和未来，只有与那种元素保持合理的联系，罗马尼亚人才有继续主宰自己未来的基础”[54]。不用说，这种傲慢无助于相互谅解。

1872年，几项新协议签订，铁路建设也得到更有效的推动，但总有需要布莱希罗德与罗马尼亚人紧急协商的新危机出现。铁路主线在1873年5月竣工—那个月恰逢维也纳股市崩盘，中欧进入新的经济危机。罗马尼亚铁路受到贸易下滑的影响，到了1874年，施特鲁斯贝格原先规划的最后一条线路尚未运营，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的公司需要新资金偿付上升的开支。

从布莱希罗德写给汉泽曼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场特别危机的态度。这是两位朋友留存下来的寥寥几封书信之一，他们通常口头交流。布莱希罗德提醒汉泽曼，他的银行已经为新的罗马尼亚铁路公司预支近200万塔勒；根据他们最初的协议，他估计贴现公司一定已经预支近400万塔勒。现在，布莱希罗德断然拒绝再预支“哪怕一个塔勒”。他还表示，借给施特鲁斯贝格的钱能否全数归还令人怀疑（后来果然没有）。新需求可以由贴现公司或奥地利铁路公司满足（布莱希罗德认为后者一直故意拖延）。

或者还有第三种选择，我提出供你参考：如果贴现公司和奥地利铁路公司都不愿意预支，那么是时候向我们的老伙计寻求新贷款了，比如海贸银行、迈耶尔·阿姆歇尔·冯·罗斯柴尔德、所罗门·奥本海姆和达姆施塔特银行。他们通常不愿只在公司中挂名，对所持股份要求多多益善。海贸银行已经为匈牙利做了那么多，应该愿意为罗马尼亚付出同样多，后者的状况要好得多。[55]

布莱希罗德招募名义合伙人的如意算盘似乎没能实施。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布莱希罗德的潜在损失甚至超过他向汉泽曼提到的200万塔勒。如果参照他与俾斯麦多次向他国外交官所做的表述，布莱希罗德似乎借给被施特鲁斯贝格连累的大佬们可观的金钱，以他们高风险的罗马尼亚股票为担保。因此，解决罗马尼亚纠纷关系到布莱希罗德本人的巨大利益。

在解决过程中，柏林和布加勒斯特再次因为新股的发行条件产生争执。绝望的舞蹈再次开始：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求助，后者推动其他力量对罗马尼亚人施压，而罗马尼亚人则觉得新要求无法忍受，并对压力感到耻辱。卡罗尔大公对俾斯麦和父亲抱怨说，德国人让他陷入无法忍受的困境。1875年1月，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表示，罗马尼亚人正在与奥地利人展开贸易协议的谈判，但“如果我们不能解决铁路问题，那么没有哪个大国会和我们签署协议—俾斯麦亲王将确保如此”[56]。另一项妥协刚刚达成，巴尔干就陷入混乱，随之而来的俄土战争再次让局势陷入混乱。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一次次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德国投资者的命运仍然没有脱离危险。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现有线路的收入大幅下滑，股价同样如此。那时的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只有一个目标：迫使罗马尼亚政府收购铁路，把全部剩余股份转成有担保的罗马尼亚国债。罗马尼亚人拒绝接受强行高价国有化，此事又拖延几年[57]。

当布莱希罗德继续为了德国容克贵族和自己而努力时，国际犹太人社会也加大力度帮助被压迫的东方同胞。19世纪70年代标志着该帮助行动的高峰。西方犹太人仍然对自己新获得并不断提高的地位很有信心，仍然尚未遭遇本国的第一波新反犹主义浪潮，他们决定发挥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组织全欧洲向东欧各国政府施压，要求改善犹太人少数族裔的命运。

1871年后，犹太人的合作形式发生改变。以色列联盟由法国人主导，非法国犹太人开始不满巴黎在犹太人事务中的权力[58]。70年代末，布莱希罗德的一些英国通信人开始对联盟发表不屑之词。（“难道万国以色列联盟不是个大骗子吗？它有什么影响力？！”[59]）各国团体开始叫板联盟，尽管后者仍然是重要的集体机构—即使在走下坡路之时仍能成为国际犹太人力量的象征。事实上，通过相互通信、与报界和议会的犹太同胞磋商以及向各自政府求助，富有的犹太人比联盟做得更多。对于所有这些努力，有人评价说：“欧洲犹太人有某种默契。”[60]不过，某些人眼中的默契在另一些人看来是不协调的阴谋。

罗马尼亚成了犹太人力量的试金石。罗马尼亚人的反犹情绪仍然特别强烈，但也特别容易屈服于外国压力。19世纪70年代，罗马尼亚成了主要目标，各地的犹太人团体试图发动舆论，迫使罗马尼亚人停止歧视和反犹暴动。甚至美国犹太人也扮演重要角色；通过银行家塞利格曼（Seligmann）的出色游说，美国犹太人说服格兰特总统任命一位美籍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本杰明·佩肖托（Benjamin Peixotto）担任没有薪水的美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

不过，西方犹太人社会的主要政治武器是布莱希罗德。他发现自己既受俾斯麦之托处理铁路纠纷，又受犹太人同胞之托为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争取俾斯麦的支持。这个角色并不轻松，常常招致各方的不满。不过，他具有得天独厚的地位—毕竟俾斯麦仍然需要他介入罗马尼亚事务—很长时间里，他一直认为俾斯麦会考虑自己的请求。

1872年3月，刚刚被封为贵族的布莱希罗德提醒俾斯麦：“生活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曾多次遭受卑鄙的迫害，现在又在伊斯梅尔（Ismail）等地遭到狂热暴徒的侵扰。”他恳求俾斯麦表现出“著名的仁慈”，让德国和英国、法国和奥地利领事一起为这些犹太人提出抗议。俾斯麦在布莱希罗德请求书页边批示“照准”，授意总领事支持这些抗议——

并私下口头告诉卡罗尔大公，新的迫害犹太人事件给德国和其他国家留下很坏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同胞在媒体、政界和范围广大的圈子里拥有不可小视的影响力。因此，卡罗尔大公政府在这个方面的任何弱点都会削弱他本人的地位。

卡罗尔应该意识到，即使不考虑道德，反犹主义也不明智。俾斯麦告诉布莱希罗德，他已经向布加勒斯特下达合适的命令[61]。

布莱希罗德把结果告诉以色列联盟。巴黎的联盟成员曾祝贺他获封贵族，在给俾斯麦写信的当天，他也感谢他们的祝贺：“……你们可以确信，［获封贵族］给我带来的喜悦中有相当一部分源于我把此事看作我们民族遭受的歧视正在消失的象征。现在，我更加觉得有义务利用我微小的影响力帮助受压迫的罗马尼亚同胞……”几天后，他报告说，他对俾斯麦的请求取得“巨大成功”，并“秘密地”向巴黎转达俾斯麦告诉他的一切[62]。

在布莱希罗德进行个人努力的同时，柏林成立罗马尼亚犹太人委员会—它的组织本身隐含与以色列联盟分庭抗礼的意味。这个委员会不乏名流，包括著名学者莫里茨·拉撒路（Moriz Lazarus）、知名犹太作家贝托尔德·奥尔巴赫和布莱希罗德的弟弟尤里乌斯。布莱希罗德本人没有参加，他无疑认为自己更适应一向以来的幕后角色，那样最能发挥他的作用[63]。

柏林委员会向巴黎炫耀自己的成功：他们已经筹集一大笔钱。“后续工作即将展开。接下去的几天，我会向你展示我们在媒体活动的证据。你可能已经听说柏林股市中的反罗马尼亚骚动。”[64]柏林委员会还呼吁召开国际会议商讨罗马尼亚犹太人问题。委员会的临时主席尤里乌斯·布莱希罗德致信巴黎，表示这样的大会（1872年秋天在布鲁塞尔召开）应该探讨如何“通过齐心协力，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改善罗马尼亚犹太人的物质和道德状况”[65]。

这些行动受到广泛关注。从1872年5月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奥多·罗素勋爵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多么成功地唤起基督徒的感情：“如果你能为保护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做些什么，你将在德国获得金质桂冠。”[66]俾斯麦的柏林成了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庇护者—这是新自由德国的面貌吗，就像许多反犹主义者所声称的？

我们不必记录布莱希罗德或广大犹太人的所有不同行动。下一个重大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来：罗马尼亚政府希望同大国们签订贸易协议，此举既出于商业理由，也为了让该国的独立地位获得某种事实上的认可。与德国的协议当然是关键；罗马尼亚犹太人向柏林委员会呼吁，要求协议中规定所有宗教平等，否则即使在罗马尼亚从商的德国犹太人也会受到罗马尼亚人的限制。柏林委员会发动议会中的朋友们，特别是拉斯克，以便在没有平等条款的情况下阻止协议通过。罗马尼亚人对该条款提出反对，但德国政府持开明立场，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应签署协议。各大犹太人团体对此欢欣鼓舞[67]。

犹太人的压力是俾斯麦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吗？1877年11月，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写了密信，表达“罗马尼亚铁路公司对高层如此仁慈之保护的最深切感谢；延迟签署商务协议让我们得以与罗马尼亚政府达成合约”，这将加快德国债权人与罗马尼亚政府的妥协。事实上，俾斯麦早在1877年初就发出过其他威胁，试图让罗马尼亚人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铁路问题上让步—此举是在布莱希罗德的明示请求下做出的，后者相信外交部会支持他的行动[68]。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布莱希罗德心中，与罗马尼亚人关于铁路的无休止谈判和犹太人问题的压力是两码事，只在他身上产生交集：通过在铁路问题上满足俾斯麦的要求，他更有底气呼吁保护犹太人。俾斯麦也持同样看法吗？或者说他何时注意到两者的联系，就像布莱希罗德信中近乎直白地提出的：在犹太人问题上保持强硬也许可以迫使罗马尼亚人在铁路问题上妥协？多年间，俾斯麦也许把这两个问题看作互补的。他无疑更关心德国人的财富和威望，而不是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但他一度愿意同时为了这两个问题威吓罗马尼亚人，特别是因为这样的威吓符合他的总体政治观点，而且反映出他同样鄙视罗马尼亚人和犹太人。

1876—1878年，俾斯麦没有特别的理由拒绝犹太人群体或者公开质疑西方的开明论调。当然，他也有务实考虑。他可能认为，罗马尼亚犹太人能在罗马尼亚起到些许有用的“德意志化”影响⁷。当然，最重要的是俾斯麦对德国投资者的关心，这种关心成了布莱希罗德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特殊武器”。1878—1879年间的某个时刻，俾斯麦一定意识到，他可以把国家社会对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关心当作工具，迫使罗马尼亚人在铁路问题上让步。俾斯麦的思想逐步发生变化，反映出政治现实的改变。布莱希罗德似乎没有很快意识到俾斯麦改变优先考虑，这种改变将危及他自己的希望。

1877—1879年，俾斯麦摸索着为帝国寻找新的秩序。东欧问题的突然卷土重来，逐渐迫使俾斯麦在外交上也做出根本性改变。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新危机同时带来新的机会和危险，罗马尼亚的形势发展因此加快，包括与犹太人命运相关的事件。

1875年，除了罗马尼亚人之外的巴尔干各民族开始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土耳其人镇压了叛乱，但大国们希望让土耳其人接受有利于他们基督徒臣民的新改革，为此于1877年1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使会议。可以想见，涉及罗马尼亚的问题也会被讨论。关心罗马尼亚的各个犹太团体试图将犹太人问题纳入大会日程。

俾斯麦的国务秘书彪罗在会议上承诺德国将支持犹太人的主张，但会议无果而终。1877年4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69]。战争放大罗马尼亚的窘境：它被夹在中间，一边是江河日下但仍然颐指气使地宣称对其拥有主权的土耳其，一边是气势汹汹的俄国，为了与土耳其人交战，俄军已经进入罗马尼亚领土—他们的最低战争目标是重新征服罗马尼亚北部的比萨拉比亚省（Bessarabia）。罗马尼亚人被迫尴尬地与潜在的掠夺者结盟，但他们（欧洲也一样）惊讶地发现，俄国人没有那么强，土耳其人也没有预想的那么弱。著名的普列文（Plevna）守卫战（“少数几场改变历史进程的交锋之一”）让俄国人直到1877年12月都无法前进，导致罗马尼亚军队与土耳其人直接交锋[70]。次年1月，双方达成停火。随后的几个月里，欧洲的和平取决于俄国是否愿意大幅降低对土耳其的要求，以及英国是否放弃为土耳其宣战。在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俾斯麦扮演重要角色—而为了迫使大国们坚持东方问题的任何重要国际协议中必须包括承认巴尔干犹太人的平等地位，布莱希罗德在最终的协同努力中也居功至伟。

战争的结束向国际犹太人社会发出信号，是时候采取决定性行动了。人们普遍认为，和约将认可罗马尼亚的独立；一旦罗马尼亚成为主权国家，大国们将不得不放弃干涉其内部事务的权力，包括声援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权力。因此，犹太人决心竭尽所能迫使罗马尼亚承认该国犹太人的平等，将其作为该国独立的条件。在犹太人和自由派看来，这完全无可厚非—即将加入欧洲国家行列的新国家应该遵循西方人的宽容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但在罗马尼亚人看来，这是对国家主权的粗暴干涉。这场斗争注定不会轻松。

人们马上向布莱希罗德求助。阿尔方斯·德·罗斯柴尔德非常明确地告诉他：

我请求你发挥对贵国政府的巨大影响，让[东方]犹太人的状况作为专门条款被写进和约；不然的话，鉴于罗马尼亚目前明显存在的反犹情绪，可以想见战后犹太人将遭遇悲惨的命运。另一方面，你可以自信地指出，在所有那些给予犹太人平等地位和人性尊严的国家，我们的同胞都是政府的忠诚支持者。考虑到俾斯麦亲王的仁慈，如此行事对你应该不难。我对此事非常关心，迫切盼望收到你的相关报告。[71]

布莱希罗德不太需要这种暗示，但直到收到罗斯柴尔德的来信二十四小时后才采取行动。1月中旬，布莱希罗德建议德国较大的犹太人社群应该向俾斯麦请愿，“要求德国外交部门为了犹太人的平等权利向准备建国的罗马尼亚施压”。他对德国的犹太人领袖保证，“如果我的微弱影响能引起热心的俾斯麦亲王对我们在罗马尼亚同胞的关心”，他将很高兴。“由于我知道自己很受大人的青睐，我认为我们也许可以期待理想的结果。”[72]就这样，德国犹太人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体行动，这让一些犹太人领袖也深感意外。至少以色列联盟的当地领袖为了之前的怀疑向布莱希罗德道歉时是这样形容的[73]。

请愿书很快准备完毕：它请求俾斯麦继续提供帮助，以便德国政府在后续谈判中坚持“罗马尼亚犹太人应该享有与基督徒同样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就像大人从真实的报告中所看到的，在几乎任何一个欧洲的文明国家，犹太人都不会像在罗马尼亚那样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遭受如此无情的迫害”。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通报这次请愿，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收到赫伯特的保证，表示他父亲“乐意接受［请愿书］，并满足其中包含的愿望”[74]。到了月底，彪罗代表俾斯麦正式对柏林的犹太人社群承诺：“德国全权代表将支持一切旨在让被考虑国家的各宗教群体所有成员获得德国宪法所规定之同样权利和自由的努力。”[75]俾斯麦的帮助承诺不能再明确了，事实上它超过请愿者最初的要求。

布莱希罗德赢得第一轮。他向巴黎的以色列联盟转达彪罗的回复，并表示：“从附件中你们可以看到，我成功地唤起我们的伟大政治家对犹太人利益的关心……”[76]此时，布莱希罗德显然处于舞台的中心，正是他筹划从1878年1月中旬到6月中旬柏林会议正式召开期间犹太人的全部努力。他不断与犹太人团体和重要政客保持接触。他从维也纳获悉对于安德拉什回复的积极报告，罗马、阿姆斯特丹和苏黎世也传来类似消息。圣瓦里耶向布莱希罗德和阿道夫·克雷米厄保证，如果真的举行会议并且他参加的话，他一定会“把设法改善东欧犹太人的命运视作正义和人性的责任，秉承法国一贯慷慨的政策传统”[77]。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在巴黎和伦敦争取到类似的承诺。但这些协调一致的行动的发起者知道，这次的关键点在于柏林，而柏林是布莱希罗德的“领地”。

不过，犹太人阵营内部也争执不断。布莱希罗德经常收到来自罗马尼亚不同团体的报告，其中布加勒斯特的一些富有的犹太人强烈反对外国对“他们”政府施加任何压力，而雅西等地的犹太人则不断请求布莱希罗德发起国际行动[78]。以色列联盟同样认为，在对大国们进一步施压前，犹太人应该直接向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政府请愿。布莱希罗德对此表现出罕见的愤怒，警告不要这样做：“我应该向你们明言，我相信只有凭借欧洲意志的强大力量才能改善我们在罗马尼亚同胞的命运。过去几周，罗马尼亚财政部长正在柏林。在许多会议上，他总是回避我的询问，我确信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都对我们的要求毫无同情。”⁸他继续说，为了唤起欧洲的意志，必须要求一切宗教平等，无论是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是犹太人[79]。巴黎方面同意了，但即使在德国犹太人内部也存在强大的呼声，对布莱希罗德现在所致力的行动提出警告。比如，1878年3月，德国的官方犹太人出版物警告不要对俾斯麦施压，因为罗马尼亚人会把此举视作“在欧洲人眼中抹黑罗马尼亚和逼其就范的阴谋”[80]。

但布莱希罗德继续全面出击。他仍然对俾斯麦无保留的支持有信心—毕竟，他还要迫使罗马尼亚人接受铁路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为此，布莱希罗德在1878年4月“接见”罗马尼亚首相伊翁·布拉提亚努，后者在合适的场合发表自己的煽动性反犹主义言论。在与俾斯麦达成共识后，布莱希罗德要求布拉提亚努把比萨拉比亚“卖给”俄国，这笔交易被认为（尽管没有明示）将让罗马尼亚有足够的钱买下那些不幸的铁路。罗马尼亚人买下铁路是拯救德国人投资的唯一方法。布莱希罗德敦促俾斯麦在布加勒斯特施加同样的压力，尽管仍不清楚为何俄国人会为一个他们本来决意夺取的省份付钱。布莱希罗德在给俾斯麦的报告最后表示：“就犹太人问题［Judenfrage］而言，布拉提亚努很乐意让罗马尼亚政府做些什么，但他看上去坚决不希望完全解放。”[81]使用“犹太人问题”一词时，布莱希罗德表现出某种超然。在俾斯麦面前，他觉得自己是为高级政策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外交官；而在犹太人面前，他觉得自己是为同胞们寻求帮助的犹太人。他向克雷米厄更加全面地描述布拉提亚努的观点；布拉提亚努暗示，他乐意解放土生土长的罗马尼亚犹太人，但“犹太移民数量庞大，将对罗马尼亚民族构成持久威胁，因为一旦他们掌握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些人就会很快夺取议会席位，从而控制罗马尼亚”[82]。奇怪的是，布莱希罗德对罗马尼亚人的偏执敌意如此了解，却仍然相信可以把欧洲的意志强加给他们。

无论感受如何，他在行动上毫不松懈。5月，筹备已久的德罗新贸易协议即将签署；在最后时刻，罗马尼亚政府拒绝一个条款，即生活在罗马尼亚的德国犹太人不受该国对犹太人的现行一般性禁令影响，比如对居住和职业的限制。奥地利没有坚持这样的条款就签署协议，但布莱希罗德和其他活动家希望德国政府不要如此。带着布莱希罗德提供的论据，彪罗在帝国议会发表强硬的讲话，声称德国政府永远不会容忍以信仰为理由歧视本国公民，这样的歧视与德国宪法背道而驰。帝国议会一致同意公民平等不可侵犯，并严厉谴责任何德国可以容忍“二等公民”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那个威严的机构还会再次如此一致吗？罗马尼亚政府拒绝让步，柏林则拒绝签字[83]。

这是犹太人的重大胜利。布莱希罗德对克雷米厄宣布：“我们处在解放的前夜。”克雷米厄祝贺布莱希罗德“在帝国议会取得巨大成功，这要归功于您和犹太议员们的出色努力”。德国的行动被认为将成为先例，其他所有的大国也会纷纷效仿，拒绝签署允许不平等的商业协议[84]。

布莱希罗德变得越来越像犹太人行动的领袖；他曾经假意谦虚，拒绝任何特殊荣耀，并对克雷米厄保证，自己只是试着“追随他的脚步”⁹。他新获得的荣耀无疑在德国犹太人和基督徒中引发怨恨。但他开始觉得领袖的斗篷已经落到身上。

德国拒绝签署贸易协议后，他马上第一次写信给伦敦的犹太耆硕，94岁的摩西·蒙特菲奥雷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他把拒绝签署协议称为“特大好运”，还表示：

我以自己的卑微方式追随着您的脚步，同样热心关注我们在多瑙河畔的可怜同胞。我成功赢得俾斯麦亲王对我们在罗马尼亚受难同胞的重要支持。生性仁慈的亲王承诺在会议上全力支持一切宗教平等的要求，我们希望会议很快召开。

布莱希罗德回忆说，三十年前他在父母的家中见过摩西爵士。

摩西爵士赞扬他的工作，并向他保证说，“女王陛下的政府表达了看到正义和宗教宽容的原则被完整应用于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最殷切希望，并愿意竭尽所能实现这个目标”。这位大慈善家还提出，如果布莱希罗德觉得有需要，他愿意前往柏林。此外，他也记得从大马士革归国途中曾造访布莱希罗德家：“我很高兴在朋友的儿子身上看到他父亲的诚挚同情和积极善举。”[85]

德国人拒绝签署贸易协议，这让罗马尼亚人意识到，德国在至关重要的柏林会议上也会毫不让步。会议于6月13日召开，是维也纳会议后规模最大的政治家聚会。俾斯麦被选为主席，他第一次自己和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为伍：迪斯累利、索尔兹伯里、戈尔恰科夫、舒瓦洛夫和瓦丁顿都参加会议，与会的还有英俊而聪明的马札尔人安德拉什，“此人具有某种特别的魅力，融合了贵族和吉普赛人”[86]。会议的日程很多，关于保加利亚和波黑的争议仍有可能导致其无果而终。人们希望确立巴尔干的政治新秩序（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既反映了俄国对土耳其的胜利，又不大幅增加俄国的力量。这样的新秩序能被欧洲接受，而且又一定可能维持下去。与维也纳会议不同，柏林会议冷静而有效率。大国们希望工作进展迅速—因此如果有必要的话，小国的主张会被听取，但它们只是特别的求助者，而不被看作参与者，就像迪斯累利所说：“所有问题被公开提出，然后私下解决。”[87]

布莱希罗德的办公室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际犹太人的总部。所有人都在那里碰面，在他的努力下，德国报纸刊发关于罗马尼亚犹太人受难和向会议所提交请愿书的长篇报道。会议召开后，他马上安排来自以色列联盟的代表们与彪罗见面。他本人与俾斯麦讨论主请愿书的草案，在会议召开前一天再次同其见面，并再次得到严肃的支持保证[88]。布莱希罗德还拜见其他与会者，包括迪斯累利，以及风度翩翩、老于世故的舒瓦洛夫伯爵，与他的上级戈尔恰科夫不同，后者并不反对犹太人的主张。

对大人物们来说，犹太人问题虽然无法回避，但显然并不重要。6月24日，法国外交部长瓦丁顿在谈及保加利亚时率先提出该问题。那个国家只有不到1万名犹太人，会议要求该国所有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权利，无论信仰如何。这条最重要的原则首先被应用于影响最小的地方；很快，它被接连扩大到鲁米利亚（Rumelia）¹⁰和黑山。当轮到塞尔维亚时，戈尔恰可夫提出反对。他坚称“英国和德国有教养的犹太人”与东欧犹太人之间存在差异，后者常常是“他们国家的吸血鬼”。俾斯麦回应说，犹太人的缺陷也许要归咎于他们遭遇的多种形式压迫。瓦丁顿和其他西方政客也坚持人性原则，要求新的国家必须承认所有信仰平等。罗马尼亚人传统的反驳理由甚至未被考虑，即犹太人是外国人，因此没有权利。7月1日晚上，会议通过著名的第44条款，事实上要求罗马尼亚人将包括归化权在内的平等政治权利扩大到该国的全体民众，以此作为国际社会承认其独立的条件¹¹。

犹太人欢呼雀跃。布莱希罗德四处发送电报，宣布这场重大胜利。作为回报，他收到来自西方和雅西犹太人的最夸张赞美（甚至有首诗把他比作摩西，但他请求取消发表计划）。克雷米厄在电报中“对一项如此伟大工作中出色的主要合作者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摩西·蒙特菲奥雷爵士也祝贺他的“不懈努力取得成功……您出于善心，利用您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在最有影响的场合为我们同胞的福祉付出努力。我确信在上帝的祝福下，这一切努力注定会收获最让人满意的结果”[89]……类似的评价从四处涌入。当犹太名流们在他家中临时聚会时，“在场者起立向布莱希罗德致敬”[90]。

7月3日，布莱希罗德宴请柏林会议的代表。迪斯累利、瓦丁顿、安德拉什和赫伯特·俾斯麦等所有重要和不太重要的人物都出席了—但俾斯麦除外，他从不参加私人应酬。一位奥地利外交官在写给国内的信中谈到“本地‘罗斯柴尔德’布莱希罗德家的盛宴，那是我参加过的最佳宴会”[91]。我们在下文还将提到迪斯累利的描述（第十七章）。这是布莱希罗德的巅峰时刻，为一度看上去将圆满告终的罗马尼亚工作迎来合适的高潮。

在胜利的鼓舞下，布莱希罗德试图更进一步，迫使俄国也作出解放犹太人的承诺。为此，他约见在伦敦大使任上取得巨大成功的舒瓦洛夫伯爵，试图说服后者，俄国也有必要接受欧洲刚刚对巴尔干人提出的平等原则。舒瓦洛夫向他保证，“他已经多次建议解放俄国犹太人，但至今仍未成功；不过，他相信和约签署后，俄国将给予本国民众各种自由，包括宗教平等”。两人都认为，布莱希罗德应该敦促俾斯麦为了这个目标对俄国驻柏林大使施压。和俾斯麦一样，布莱希罗德也被舒瓦洛夫迷惑。他致信克雷米厄和蒙特菲奥雷，提及“这个高贵而崇高的人……拥有杰出的智慧和伟大的心……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恪守承诺”。布莱希罗德预计，他将很快成为俄国首相[92]。

蒙特菲奥雷和其他犹太人领袖警告布莱希罗德不要孤注一掷；俄国不是罗马尼亚，任何逼迫俄国的做法都将失败。蒙特菲奥雷对布莱希罗德透露自己的原则：

……取得俄国沙皇和大臣们配合的最佳方法是表示我们相信他们有意改善犹太人的状况……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庞大宗教社群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只能逐步提高，我不必再向你提醒这一点……我还认为，最重要的是应该不遗余力地敦促我们在东方的较富有同胞，让他们竭尽所能教育和提高他们不幸的同伴。[93]

犹太人真诚地对个别政治家表示感谢，布莱希罗德还组织特别演讲向俾斯麦致谢。在犹太人的历史上，1878年7月是不寻常的时刻，因为凭借着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凭借着被普遍接受的原则，东西欧犹太人的命运似乎终于变得安全和有利。平等原则得到正式奉行；罗马尼亚人被迫不情愿地接受它，而大多数西欧犹太人的观点也得到清晰印证，即解放范围将不断扩大。难怪在柏林会议接受平等原则几小时后，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写了他最激情洋溢的书信之一：

对于经历那么多年的压迫和迫害后终于恢复尊严和人权的数十万人来说，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对造物主深情祈祷，乞求上帝赐福那位积极而崇高地推动人性和文明原则实现的人。今天，我只能用卑微的笔和他们一起祈祷……愿阁下相信，没有哪颗心像布莱希罗德的那样忠诚地为阁下跳动。[94]

各犹太社群也用更加克制的口吻给俾斯麦发来正式致谢：“在德意志帝国首相主持的会议上，德国首都发生的壮举让我们兴奋而骄傲……我们深表谢意，相信每当人类需要保护者时，德国都将振臂高呼，永远不容忽视。”[95]

如果布莱希罗德知道，他的私信上被批注“犹太人的感谢”—几乎肯定出自俾斯麦之手—他还会觉得如此满意吗？他是否读过《泰晤士报》上的报道—“俾斯麦亲王同意……大力支援［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作为交换，柏林犹太人承诺在下次选举中支持保守党？”[96]类似这样的交易曾被明确提及吗？他是否知道，几个月后威廉将对朋友说：“［柏林会议］做出的许多决定令我不悦，比如解放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但我当时生病，什么都不能做和不能说。”[97]也许布莱希罗德和他的同伴们都没有充分重视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在会议期间对一个犹太人代表团的警告：“不过，如果你们相信外国干涉会迫使我们给予你们平等的权利，那么你们大错特错了。我们是独立的，是自己家园的主人。”[98]在会议做出决定的翌日，一家重要的罗马尼亚报纸不屑地写道：“我们不会放弃比萨拉比亚；我们不会接受多布罗加（Dobrudja）¹²，也不会给予犹太人权利；我们将用武力反抗，而不是接受强加给我们的条件。”[99]

最初几周的激动过去后，布莱希罗德开始意识到他的工作远未完成，犹太人和容克贵族都尚未获得救赎。他真以为罗马尼亚人会不情愿地放弃反犹主义恐惧，顺从地服从欧洲的意志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他如此信赖强大保护的全部效力。似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如何对付顽固不化的罗马尼亚。大国们会像在提出平等原则时那么团结，一致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吗？当俾斯麦认为他在国内的最大对手是有原则的自由派，其中大部分被他归为犹太人时，他还会继续表现出对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关心吗？大国们会允许犹太人问题决定它们在罗马尼亚和整个近东的全部政策吗？布莱希罗德将发现，罗马尼亚事件将不断拖延下去，而且情况远比柏林会议前不利。他再次需要多线出击，确保各路盟友不抛弃他。现在，他陷入最复杂的局面以及欧洲大国的利益冲突中。对犹太人而言，他仍是关键人物，掌握着决定性的影响。他觉得要对他们负责，但逐渐发现自己的力量在下降。

各阶层的罗马尼亚人一致决心不让犹太人获得完全的权利。1878年，反犹主义骚乱可能让这些流行情感有爆发的危险¹³。卡罗尔大公意识到，他的民众几乎一致反对欧洲的命令；他的政府愿意装出接受的姿态，比如立刻归化那些参加过罗马尼亚军队的犹太人。多数议员反对一切让步。民族主义的骄傲和对解放犹太人后果的广泛恐惧造成普遍的顽固，偶尔被恭敬的虚伪面纱所掩盖。罗马尼亚人根本不相信欧洲会真的坚持这些沉重的牺牲。罗马尼亚按照条约献出比萨拉比亚还不够吗？

最初，罗马尼亚人对欧洲人可能无动于衷的猜测似乎得到验证。在休会的三周里，安德拉什告诉罗马尼亚政府，鉴于平等原则实施上的困难，维也纳无论如何都会很快派全权大使前往布加勒斯特[100]。

俄国也随即照做，罗马尼亚则派出第一批使节，希望欧洲把含糊的承诺当作真实的履行。现在，布莱希罗德和整个西欧犹太人网络开始专注于阻止大国们在平等权被授予前承认罗马尼亚。

1878年10月初，布莱希罗德对彪罗抱怨说，罗马尼亚人已经开始迫害犹太人。他提醒后者，承认罗马尼亚的独立和卡罗尔的“国王陛下”新头衔应该等到罗马尼亚满足条约要求之后。彪罗接受布莱希罗德的立场，并对德国大使们作了相应指示[101]。彪罗是俾斯麦在外交事务上的亲信秘书，也是布莱希罗德的朋友。他在1879年10月的突然去世让布莱希罗德失去唯一真正相信解放犹太人之正义本质的柏林盟友。

1878年秋，布莱希罗德试图向巴黎和伦敦施加合适的压力。共同阵线逐渐形成。布莱希罗德敦促83岁的克雷米厄同瓦丁顿交涉。瓦丁顿对克雷米厄作出最坚决的保证，表示法国不会派使节前往布加勒斯特，除非“犹太人获得我们一致同意给予他们的东西。这是法国的意愿，英国也遵循相同的路线和想法”。迪斯累利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私信中作出类似承诺：“英国坚决认为，《柏林条约》的精神和内容都应该得到遵守。我很难想象你的要人朋友会满足于其他任何结果。”甚至在迪斯累利的书信到来前，俾斯麦就通知列强，德国将等到罗马尼亚履行义务后才予以承认。在平等权利问题上，选择相反路线的罗马尼亚人自欺欺人地以为，他们无论如何都能获得承认。但德国舆论不愿接受其他任何解决方案。10月末，当罗马尼亚请求获得列强承认时，彪罗清楚地表示，承认的前提是解放犹太人和确立完全的宗教平等[102]。

但布莱希罗德及其同伴们几乎没有片刻安宁。克雷米厄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他有“糟糕的预感”，罗马尼亚人的阴谋将会得逞：“唉！对于为此付出如此之多的你来说，这将是巨大的痛苦。你的朋友俾斯麦是我们的依靠，他的立场本来应该和能够决定一切，但随着他和教皇走得更近，他放弃自己的立场，不再保护犹太人……”不过，布莱希罗德可以向巴黎方面保证，俾斯麦给他最明确的保证，在条约要求被满足前，德国不会承认罗马尼亚的独立[103]。从那时起，作为罗马尼亚犹太人的保护者，俾斯麦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激烈—只有他对罗马尼亚人的夸张怒火可能泄露玄机，他的真正动机不是无私地遵循原则，甚至不是为了满足某个国内压力集团。

1878年秋，俾斯麦的坚决挫败所有寻求提前承认的努力。不过，意大利政府却几乎证实克雷米厄的预感：它任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但罗马议会中支持犹太人的议员们制止了这个举动—更别提俾斯麦对意大利人的愤怒斥责。后来，当意大利再次发生动摇但还是回到法德阵营时，彪罗告诉圣瓦里耶：“我们很高兴它重新加入我们……但经验告诉我们将来不要过于相信它。”[104]

由于本国的原因，甚至英国也有所动摇。罗马尼亚人焦急地散布消息称，俄国人对他们提出新条件，要求给予该国军队穿越罗马尼亚领土的特权；仍然对俄国深感恐惧的英国人试图支持罗马尼亚的抵抗，为此希望尽快承认该国独立。索尔兹伯里把意图告知瓦丁顿和明斯特伯爵。但俾斯麦的回应强硬得出人意料。索尔兹伯里向罗素报告说：“明斯特伯爵非常恳切地请求我在犹太人的桎梏被解除前不要承认罗马尼亚。当发现我不愿等待后，他试图说服法国大使站在德国一边，在这个问题上孤立英国。”[105]瓦丁顿告诉英国人：“德国政府在此事上非常强硬；他猜想，俾斯麦亲王一定对布莱希罗德先生或柏林犹太人社群的其他重要成员作出某些相关承诺。”[106]俾斯麦在此事上态度强硬，对可能从统一阵线叛逃的国家警告说，如果它们承认罗马尼亚，那么德国将对执行条约中的其他条款不再感兴趣。

事实上，俾斯麦的策略远比这复杂，策略的不可捉摸推动了它的成功—这是俾斯麦的经纶之道中耳熟能详的情节。在柏林会议后的几乎一整年里，他阻止一切减轻对罗马尼亚压力的尝试。他的政策符合他与法国建立密切关系的愿望，但也出于其他原因，包括外交、国内和纯粹个人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铁路问题，尽管他在1878年冬天很少提到。比如，1879年1月末，索尔兹伯里询问大国们，罗马尼亚给予“土生非基督徒”平等权利能否令它们满意—也就是暂时搁置外国犹太人的问题，后者通常能获得出生国的一些保护¹⁴。但德国人表现出高姿态，教导英国人重视条约的神圣性和宗教自由的重要性[107]。2月末，俾斯麦表现出更加典型的好战态度。他对罗素表达“对罗马尼亚人的憎恶，由于用词太过激烈，无法写入官方报告”……“他谴责他们在《柏林条约》的规定上弄虚作假，对俄国傲慢，对德国不敬。他遗憾地表示，如果他们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他会给予这些罪有应得的人一顿皮鞭。”[108]俾斯麦还带着惊人的坦诚对圣瓦里耶表示，他告诉罗马尼亚人：“只要罗马尼亚人不履行《柏林条约》确定的关于他们跻身独立国家行列的条件，我就不想听人提起他们……我在乎罗马尼亚人就像在乎我空了的酒杯。”在罗马尼亚事件中，他有机会帮助“犹太人，我需要讨好和拉拢这些人，在德国他们可以对我很有用，我将用罗马尼亚作为回报；您难道不认为那是敷衍搪塞吗”[109]？还有一次，他绘声绘色地为圣瓦里耶描述罗马尼亚事件和布莱希罗德在其中的角色¹⁵。

布莱希罗德还向圣瓦里耶吐露心声：“‘罗马尼亚人’不讲信用，他们只有一个目标：欺骗和抢劫我们。”虽然是德国人和霍亨索伦家族成员，但卡罗尔大公“已经变得比其他人更糟，他在灵魂上已经成为罗马尼亚人。为了获得拥戴，他试图变得比他的臣民更加狡诈。我向俾斯麦亲王提供确凿证据……以卡罗尔为首的人试图一面在犹太人问题上用甜言蜜语欺骗我们，一面在铁路问题上毁了我们”。卡罗尔无意接受条约中的义务；获得承认后，罗马尼亚人将“继续在遭到欺骗和藐视的欧洲面前迫害他们的奴隶和奶牛，也就是犹太人”。布莱希罗德解释说，在铁路问题上，罗马尼亚人令人无法容忍。欧洲为该项目投入4亿法郎；其中2.5亿来自德国，1.5亿来自法国的小食利者（这个相当巨大的法国投资数额似乎出于事后考虑或权宜夸大）。大部分德国投资来自“我国的大贵族和一些宫廷要人，按照俾斯麦亲王的要求和皇帝的愿望，我借给他们一大笔钱，避免他们彻底毁灭，现在掌握着他们的铁路股票或债券作为抵押”。罗马尼亚人已经停止为铁路支付利息（1877年），而且试图避免重新开始支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出售铁路，但罗马尼亚人正试图阻挠铁路运营和破坏设施，以便低价购入。和俾斯麦一样，布莱希罗德也愿意把铁路卖给俄国人，但他表示，他最关心的是犹太人问题。“我们有证据表明，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遭遇全体罗马尼亚人针对欧洲利益的大阴谋，从大公到普通议员都牵扯其中。”[110]

当俾斯麦意识到整个罗马尼亚的纠葛变得严重，而且他的惯用武器这次也似乎失效时，他变得更加怒不可遏。该问题带给俾斯麦的烦恼超过外交事务中的其他任何问题，这在柏林已经是公开的秘密。1879年春末，英国人再次推行只给予土生犹太人归化权的折中方案，试图为承认罗马尼亚独立扫清障碍。但俾斯麦再次警告说，在这件事上的机会主义偏离将削弱他对执行条约其他部分的兴趣。俾斯麦把更多希望寄托在法国身上，他告诉圣瓦里耶：“只有法德联盟才能……迫使一个因为虚弱而傲慢的小国政府履行《柏林条约》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111]6月末，俾斯麦再次威胁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使会议，并坚称如果会议失败，土耳其应该恢复对罗马尼亚的宗主权。没有什么比这番威胁更让罗马尼亚人愤怒。

俾斯麦尝试所有途径，甚至对奥地利向罗马尼亚施压寄予一定的希望。他向安德拉什提出派德国军舰穿越达达尼昂海峡，以便封锁罗马尼亚海岸线。难怪安德拉什向本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解释说，德国人毫不妥协，尽管俾斯麦的怒火并非出于他“对犹太人的仁慈”（原话是“对布莱希罗德先生的同族”），而是因为罗马尼亚侵害德国的物质利益。安德拉什的警告在布加勒斯特产生效果[112]。

1879年7月，谈判的步伐突然加快。5日，为第44条款进行修宪准备的罗马尼亚特别议会决定重申罗马尼亚人长久以来的非正式理由：“现在和过去都不曾有过罗马尼亚犹太人；他们只是出生在本公国的犹太人，但在语言或习俗上从未融入罗马尼亚民族。”[113]因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经历归化程序，而且议会坚持必须逐个进行。面对这种公然否定《柏林条约》的行为，卡罗尔大公的政府提出自己的折中方案，但议会拒绝让步，导致政府辞职。

欧洲被这些提议激怒了，后来的一位亲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称其为“几近挑衅欧洲的提议”[114]。为了平息舆论，罗马尼亚人描摹了解放后的犹太人将对罗马尼亚造成的可怕影响。奥地利领事报告说，在犹太人问题上，罗马尼亚政府甚至没有收集最基本的统计信息，所有的表述都随心所欲：“这无疑是让该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把问题搞得一团糟，导致谁也无法分辨理想与真相……”[115]罗马尼亚议会迫使政府寻找别的方式安抚德国。

罗马尼亚人派财政部长迪米特里·斯图尔扎（Dmitri Sturdza）前往柏林，与布莱希罗德商讨铁路问题，与德国政府和法国大使商讨犹太人问题—这位政客在德国受过教育，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相对温和。人们知道布加勒斯特希望妥协：为了换取斯图尔扎在铁路问题上的让步，俾斯麦应该在犹太人问题上做出让步[116]。他从布加勒斯特带来能让双方保住面子的让步：为了安抚欧洲，他提出五类犹太人可以立刻被归化—主要是那些生于罗马尼亚，并通过某种方式脱颖而出的犹太人，比如教育或服兵役。7月8日，圣瓦里耶被告知，德国政府认为这些提议“完全不合适”。法国政府表示同意，在这个月余下的时间里，两国政府就妥协的可能性展开磋商。斯图尔扎是个足智多谋的谈判者。他郑重告诫柏林，罗马尼亚人永远不会接受完全解放犹太人，认为后者是“社会的灾难”。强迫罗马尼亚接受第44条款将引发混乱，进而导致卡罗尔大公辞职和罗马尼亚立刻被俄军重新占领。事实上，俄国间谍已经涌入摩尔达维亚，煽动民众反对西方的亲犹政策；布莱希罗德也独自确认了这些俄国间谍的存在。鉴于英国的举棋不定，这是个聪明的威胁；它甚至比罗马尼亚人所认为的更加聪明，因为俾斯麦正试图与奥地利建立联盟，而奥地利把俄国人重返罗马尼亚看作对自己的重大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圣瓦里耶指出，甚至布莱希罗德也认为提议中的五类人包括绝大多数真正想要被归化的犹太人¹⁶。斯图尔扎也告诉圣瓦里耶，罗马尼亚人正在认真考虑回购铁路。圣瓦里耶提醒瓦丁顿，这对俾斯麦乃至法国都很重要，因为8000万法郎的法国资本也牵涉其中[117]。

整个7月，斯图尔扎和布莱希罗德都在为那些棘手的铁路讨价还价。双方都急于找到解决办法：一方面，斯图尔扎开始意识到，如果罗马尼亚解决铁路问题，俾斯麦可能放弃对犹太人的高姿态；另一方面，俾斯麦希望摆脱整个罗马尼亚事务，而布莱希罗德想要减少损失。斯图尔扎（被布莱希罗德称为“罗马尼亚最正派的人之一”）足够聪明地诱使布莱希罗德相信，比起铁路问题，罗马尼亚人更急于解决犹太人解放的问题。布莱希罗德无疑也希望相信是这样。7月21日，布莱希罗德通知俾斯麦，与罗马尼亚政府关于铁路收购的谈判破裂，因为斯图尔扎坚持新的铁路公司的总部将设在布加勒斯特。“我和我的继承者无法接受这样的责任。我在价格上已尽可能做了让步，但对方在这个法律观点上拒不松口，谈判因此破裂。”[118]沮丧的俾斯麦要求进一步了解“布莱希罗德想要的交易的性质”。如果新公司的总部仍然设在柏林，俾斯麦担心“罗马尼亚铁路事务将给我们带来比过去更多的麻烦”[119]。临时在外交部供职的拉多维茨给布莱希罗德写了“非常机密”的信，透露俾斯麦突然变得不耐烦，并隐晦地威胁称他将不会无限期地支持德国股东们的利益[120]。布莱希罗德几乎不需要这样的告诫。他有自己的理由为铁路纠葛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在纯粹的金融事务中表现得比汉泽曼更加灵活。在犹太人问题上，斯图尔扎告诉布莱希罗德，他认为“［解放］原则必须得到承认，但在方式上还需要考虑更多”。像这样的模糊保证和关于铁路的艰难谈判让布莱希罗德无法离开柏林，他写信给正和父亲一起在巴德基辛根享受温泉的赫伯特，表示：“你可以想见，铁路问题的最终解决对鄙银行的金融状况多么至关重要。尽管我的身体很不好，但我还是选择留在这里，等事情更加明朗后再去霍姆堡休假。”[121]

经过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斯图尔扎终于在铁路问题上做了让步。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报告说，协议即将达成，斯图尔扎已经前往巴德基辛格休假。俾斯麦能否接见他，哪怕只是匆匆一面？俾斯麦很不情愿。但布莱希罗德苦苦相求，表示这会让斯图尔扎在他顽固的同僚面前更有底气；不过，斯图尔扎曾向圣瓦里耶透露，俾斯麦的蛮横令他害怕。最终，布莱希罗德说服不情愿的俾斯麦接见战战兢兢的斯图尔扎。在一封简短的电报中，赫伯特拒绝布莱希罗德希望了解俾斯麦对这次会面印象的请求；赫伯特写道，他的父亲目前无意与布莱希罗德谈论细节[122]。

俾斯麦对布莱希罗德的无礼中包含某种善意的欺骗。俾斯麦对斯图尔扎说的话令后者振奋，但可能让布莱希罗德沮丧。俾斯麦谈到了第44条款对罗马尼亚造成的困难，告诉他该条款如何由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提出（首先是后者），德国如何无法反对它。他意识到在这类事上不能强行冒进，必须循序渐进。不过，小国必须遵守国际法，该条款是条约的一部分，对应着所有文明国家通行的一般原则。他对罗马尼亚人过去允许犹太移民自由进入表示遗憾，现在他们能做的只有在经济竞争中打败犹太人。“为了改善德罗关系，必须解决铁路问题。”只有到那时，罗马尼亚才能充分受益于德国的友谊，夹在两大敌对国家之间的罗马尼亚需要这样的友谊。

俾斯麦为罗马尼亚人指明道路。他还没有放弃犹太人问题，部分原因是他顾及其他大国。但更重要的是，他把犹太人问题留作后手，以防罗马尼亚人在铁路问题上顽固不化。如果罗马尼亚人对柏林的态度还有任何疑问，威廉写给卡罗尔父亲的一封信应该能让他们放心。威廉一直反对解放的要求，但在柏林会议期间无法理事：“我凭经验知道，那些地方—首先是波兹南、柏林、立陶宛和乌克兰—的犹太人是什么样的，据说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甚至更加糟糕！英国人热情地为整个犹太人问题辩护……他们把每个犹太人都看作有教养的罗斯柴尔德。”[123]

1879年夏天，俾斯麦遭遇人生和职业的又一次突然危机，政治上的困难还对他的精神状况产生影响。他终于在帝国议会取得胜利，并确立新的国内路线—但他发现威廉坚决反对他设想的新的对外路线。我们在前文看到，为了让威廉接受他的德奥同盟计划，他再次使出最后一招：威胁辞职。在这一切中，罗马尼亚总是扮演着恼人的角色。罗马尼亚对俾斯麦造成的烦恼源于他本人的厌恶和国家利益；在政治上，与奥地利的更亲密同盟意味着需要减轻对罗马尼亚的敌对态度，而无论多么不可靠，奥地利都把罗马尼亚视作对付俄国的前哨。俾斯麦希望摆脱罗马尼亚问题，唯一还让他在乎的是德国股东们的物质利益。

罗马尼亚人感到风向有变，他们的拖延开始收到成效。8月，他们派新任外交部长博埃雷斯库（B.Boerescu）巡访欧洲，希望通过承诺和欺骗让本国获得承认。由布莱希罗德的一位“绝对可信”的通信人提供，圣瓦里耶给瓦丁顿发了关于博埃雷斯库的报告。根据报告，那个罗马尼亚人完全没有原则，曾经背叛政治盟友并投入敌人怀抱，他似乎只有一个观点始终不变，即犹太人是罗马尼亚无法忍受的瘟疫[124]。博埃雷斯库此行总体上失败了，但他或内阁肯定注意到，当他和布莱希罗德在霍姆堡举行秘密会谈时，甚至布莱希罗德也不再坚持要求完全实行第44条款。布莱希罗德要求宗教自由原则应该得到承认，出生在罗马尼亚并没有外国保护的犹太人应该在成年时获得公民身份，非罗马尼亚犹太人应该在十年后获得公民身份[125]。布莱希罗德在写给克雷米厄的信中谈到与博埃雷斯库的会面，并解释说，大国们非常急于同罗马尼亚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暂时满足于实现我们的一部分愿望，希望我们的计划能在未来完全实现”[126]。奥地利驻巴黎大使认为，博埃雷斯库将直接与以色列联盟交涉，那是第44条款背后运动的真正发起者[127]。

现在，两大问题到了最后解决阶段。9月末，斯图尔扎带着新条件回到柏林，虽然比不上他之前向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所提出的，但双方还是在10月3日草签令人满意的协议。俾斯麦要求加快速度；随着德奥同盟条约在9月底签署，他希望从罗马尼亚抽身。新协议还要经过罗马尼亚议会批准；俾斯麦明确告诉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他无法再为他们提供许多保护或外交帮助。他正试图让自己从整个罗马尼亚问题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拯救铁路股东和抛弃犹太人。无论如何，犹太人自由派成为他在国内舞台上的特别靶子，他的一部分怒火可能殃及池鱼。

10月，罗马尼亚议会讨论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宪法修正案的最终措词。拒绝对宪法做出任何修改的议案以微弱劣势被否决，给予土生犹太人归化权的政府议案获得通过（列出1000名将被立即归化者的名单，包括去世和虚构的人），但逐个归化的要求令其大打折扣。当罗马尼亚议会作出歪曲第44条款的这个最后决定时，布莱希罗德致信联盟，表示他认为德国希望英国和法国带头拒绝承认；到了10月中旬，他认定一切都已无可挽回[128]。

形势从此急转直下。布莱希罗德很难否认自己一败涂地。11月中旬，他收到德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的秘密报告。报告评估了犹太人在新法规下的命运：他们仍然被禁止在农村购买或持有地产；而城市中的情况则各不相同，他们被禁止成为律师、药剂师或酒店老板。“如果拥有财富”，他们也许有权在城镇或乡间定居[129]。不过，布莱希罗德还是致信已经开始对他不满的巴黎以色列联盟，表示他希望“尽可能地”挽救之前的希望，但无论如何，罗马尼亚犹太人似乎对10月的新法规感到满意，这非常令人吃惊[130]。

另一些人则没有那么乐观。德国犹太人领袖之一，重要犹太人报纸的编辑路德维希·菲利普森（Ludwig Philippson）请求布莱希罗德作出最后的努力，在罗马尼亚议会“骇人的欺骗后”阻止承认该国独立。他的理由是：“在德国，一些党派正在大肆活动，明目张胆地试图让我国关于犹太人的立法出现倒退……如果立法者认可罗马尼亚人的这种骗局，那么这些德国的邪恶党派也将受益……”[131]卡罗尔亲王的父亲表达了类似观点，尽管情感有所不同：

所有的事都有滑稽的一面：在普鲁士，新教徒的“牧师党”（Pastorenpartei）发起的反犹主义运动取得一定成功，保守党也支持这场相当危险的实验。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全力支持或至少支持过以色列联盟在罗马尼亚的活动—仿佛东欧犹太人比西欧犹太人更好！……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我们可能在这里目睹迫害犹太人，如果其他大国继续忠于《柏林条约》的要求，他们将谴责德意志帝国！[132]

罗马尼亚人继续在铁路问题上拖延。该国议会一再试图修改布莱希罗德和斯图尔扎最终达成的协议，为股东提供担保和新公司的最终所在地一再成为最大的绊脚石。布莱希罗德坚称，股东们应该对罗马尼亚国有垄断的烟草公司享有优先留置权，但罗马尼亚人认为这个条件是种羞辱。公司总部的选址也涉及实际利益和面子，被证明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罗马尼亚人坚持要把总部放在布加勒斯特，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则拒不接受；俾斯麦对此恼怒不已，因为他希望了结此事，更愿意把麻烦的中心搬到布加勒斯特。在写给俾斯麦的多封书信中，布莱希罗德试图解释自己的强硬立场。该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先例；如果新公司立刻迁往布加勒斯特，德国的商业法可能不再适用，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担心被股东们起诉，因为他们批准了这次可能损害股东利益的搬迁[133]。双方都充满怀疑。经过十二年的纠葛和欺骗，如果有哪方特别配合或好心反倒让人吃惊。

铁路问题又拖延了三个月，这让俾斯麦非常烦恼。其他大国也开始显得不耐烦，希望最终让罗马尼亚纠纷成为历史。俾斯麦希望在铁路问题解决前保持团结—为了确保其实际目的，他故作高尚地强调条约的神圣。他还通过各种可能渠道向布莱希罗德和汉译曼施压，要求他们结束谈判，并表示他们无法再指望从政府获得保护。与此同时，他带着同样的怒火，用手头的各种武器威胁罗马尼亚人。当布莱希罗德告诉他，俄国和土耳其已经对罗马尼亚提出可疑的巨额财政要求时，俾斯麦授意拉多维茨明确告诉罗马尼亚人：“目前我们对这些财政主张保持中立……但如果他们反对或阻挠铁路问题，我们将把他们看作政敌，并相应地对待他们，特别是支持这些主张。”[134]面对这样的待遇，难怪卡罗尔大公抱怨说：“柏林的老爷们准备像对待埃及那样对待我们。”柏林的老爷们当然会这样—但罗马尼亚人也并不比埃及人更喜欢外国人吧[135]？

同时，俾斯麦还试图阻止法国和英国承认罗马尼亚，尽管人们普遍认同，对犹太人问题已经再不可能有更多期待。他告诉圣瓦里耶：“在允许罗马尼亚人享受他们根本不配的独立前，让窒息再持续几周对他们有好处。”[136]与此同时，带着同样微妙的嘲讽，德国政府告诉罗马尼亚外交部长，除非他们立刻批准铁路协议，柏林政府将宣布“犹太人问题尚未解决”[137]。俾斯麦敦促法国人和英国人在犹太人问题上和他保持共同阵线，好让他在铁路问题上对罗马尼亚人施压[138]。他在这点上大言不惭：他不愿再为犹太人做任何事，不过想要把他们留作最后的底牌。

可是，俾斯麦的烦恼愈演愈烈。11月末，当布莱希罗德再次按照惯例对他提起罗马尼亚问题时，赫伯特回信说，父亲病体沉重，请勿再打扰：“现在，他对罗马尼亚问题完全无能为力。由于他总是亲自打开和阅读你的全部信件，如果你愿意为他的康复着想，你最好暂时不要来信，除非在政治上的确重要。”[139]于是，布莱希罗德转而送给他一些对健康无碍的珍稀陈年雪莉酒[140]。事实上，俾斯麦当时的健康状况的确非常堪忧。

但没有人阻止布莱希罗德每天继续费力地与罗马尼亚人打交道。12月中旬，罗马尼亚议会批准经过几处修改的协议，却遭到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的拒绝。双方似乎又要陷入僵局。卡罗尔大公认为，“是时候让皇帝做出决定性的表态了；特别是这一定会对布莱希罗德产生效果”。然而，德国政府再次威胁不再姑息，奥古斯塔皇后还私下请求卡罗尔的父亲对他施压，以便让罗马尼亚最终接受协议，为整件事画上句号。布莱希罗德也敦促卡罗尔的父亲介入，因为协议草案的最终失败将意味着罗马尼亚内阁垮台，“那时我们将直接面对混乱”[141]。

1880年2月2日，距离施特鲁斯贝格首次违约已经过去将近十年，罗马尼亚议会终于投票通过略加修改过的最初协议，汉泽曼和布莱希罗德也正式接受新的文本。所有人都大出一口气。

现在，罗马尼亚人希望马上获得无条件承认；他们认为这是柏林对他们所付出代价的补偿[142]。在奥地利的帮助下（德国和罗马尼亚都曾向其求助），德国政府说服瓦丁顿起草合适的通告，宣布各大国将承认罗马尼亚。经过关于具体措词的更多争论—尽管罗马尼亚坚持认为，作为对解决铁路问题的回报，德国人承诺无条件承认—最后的通告上还是表示，（关于非基督徒的）10月立法没有“完全符合”大国们的预期，但“另一方面，我们相信大公的政府有意以此为契机，一步步实现大国们秉持的自由理念……”因此这些国家现在承认罗马尼亚的独立[143]。危机终于结束了，欧洲的政客们如释重负。威廉一直对“因为犹太人问题”而无法给布加勒斯特的皇侄派去大使感到不悦，而新任法国外交部长弗雷西内也高兴地看到，他前任遗留下的两大难题之一得到解决[144]。

布莱希罗德为罗马尼亚问题奔忙十年。结果如何呢？他获封贵族，但他在罗马尼亚的同胞们仍然受到歧视。1878年，在俾斯麦的全力支持下，大国们强迫罗马尼亚接受自由原则，他曾经为此庆祝过胜利。在柏林会议后的决定性阶段，俾斯麦逐渐意识到可以利用整个犹太人问题迫使罗马尼亚人在铁路问题上作出让步。用他在私底下可能都没用过的直白方式来说，俾斯麦把支持犹太人的活动视作可以用来对付罗马尼亚人的武器。通过鼓励国际社会支持犹太人，他打造了一件对付罗马尼亚人的武器，这是其他容克贵族永远无法得到的。他逐渐让罗马尼亚人意识到，如果希望继续压迫他们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必须还清欠德国的钱。简而言之，被布莱希罗德称为“热心而仁慈”的俾斯麦实际上见利忘义，善于利用西欧的亲犹和自由原则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像他即将利用国内保守派的反犹和非狭隘原则¹⁷。他利用犹太人拯救了容克贵族。

面对这位大投机者的技巧和力量，大受吹捧的国际犹太人社会被证明完全不是对手。事实上，1878年的短暂胜利也许还加速了他们的失败：他们炫耀自己的力量，因此更加成为柏林会议后卷土重来的反犹主义的靶子—就像罗马尼亚故事所显示的，反犹主义者利用了他们的外强中干。

截至1913年，罗马尼亚只有361名犹太人被归化[145]。剩下的人中有许多移民美国。与留下来的更富有同胞不同，他们的后代逃过了在两代人之后的蹂躏整个欧洲的德国铁蹄—反犹主义是那场灾难最重要的信条。另一方面，俾斯麦曾认为，可以随意和不受惩罚地像操纵人类本身一样操纵人类的偏见。

如果布莱希罗德一生中有某个阶段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却浑然不觉，那就是罗马尼亚纠葛。没有理由相信，也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布莱希罗德曾经意识到自己亲手推动自己的失败¹⁸。不过，他试图把失败描绘成有限的胜利，就像当大国们无条件承认罗马尼亚后，他在致信以色列联盟悼念克雷米厄时所说的：

不过，我知道大国们要求罗马尼亚代表按照第44条款的意旨和精神推进解放。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正处于非常有利的阶段，因为和我一样，那些清楚罗马尼亚形势的人也会认识到，当这个国家正经历骚动而且民众蠢蠢欲动的时候，完全和突然的解放将导致我们的同胞受到迫害，而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在不引发动乱的情况下实现目标，毕竟那个国家首先还是会和我们的朋友们站在一起。[146]

布莱希罗德对罗马尼亚问题的预期目标和实际结果间存在落差，这封信表明，他试图尽力减少这种落差给自己带来的不适。他的信反映了某种无知，但一切无知也包含自欺欺人的成分。正是那种自欺欺人的成分让他很难适应本国隐晦的和不太隐晦的反犹主义。

1.指来自君士坦丁堡法纳尔区的希腊人或希腊化家族。18世纪时，由于这两个公国面临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不断威胁，奥斯曼当局决定让忠于自己的法纳尔人担任大公。——译注

2.拿破仑·波拿巴的妻子约瑟芬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奥唐斯嫁给路易·波拿巴，生下拿破仑三世。卡尔是约瑟芬前夫堂兄弟的女儿斯蒂芬妮的外孙。——译注

3.开明的法国人常常使用“以色列人”而非“犹太人”，因为后一种称呼已经带上强烈的贬义。德国人使用“摩西信仰者”，有时也说“以色列人”，被同化的犹太人有时同样如此。但俾斯麦很少在意委婉说法。

4.从后文来看，这种债券（obligation）似乎是股票，属于有固定分红的优先股。按照最初的协议，股东们将组成协会，在铁路竣工后负责管理九十年，然后再将其转交给罗马尼亚政府。为统一起见，仍把bond和obligation译作债券，share译作股票。参见弗雷德里克·凯洛格，《罗马尼亚的独立道路》（普渡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5页［Frederick Kellogg，The Road to Romanian Independence（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95），p75］。——译注

5.金边债券（gilt-edged securities）原指英国国债，由于带有金黄色边而得名，后来也泛指所有的国债。其因有政府担保而具备很高的资信等级。——译注

6.1875年，施特鲁斯贝格博士因为破产而在俄国锒铛入狱；在老友们（特别是莱恩多夫—施泰因诺特［Lehndorff-Steinort］）的请求和俾斯麦的敦促下，德国外交部试图设法将施特鲁斯贝格开释，至少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完在德国的纠葛。不过，曾经帮助过自己贵族朋友们的威廉一世却对他们的这位同伴没有好感，听说施特鲁斯贝格获刑后，他如是问候乌耶斯特公爵：“日安，乌耶斯特博士，施特鲁斯贝格公爵怎么样了？”赫伯特·俾斯麦致拉多维茨，1876年6月24日，GFO：土耳其104。玛丽昂·登霍夫伯爵夫人，《再没有人叫这些名字》（杜塞尔多夫，1962年），第186页。

7.1888年，新任德国领事抵达雅西。他后来回忆说：“全部贸易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凭着勤劳、俭朴、精打细算和紧密团结，他们阻止罗马尼亚商人的崛起……我开始非常透彻地了解犹太商人。对德国的出口贸易而言，他们是很有价值的工具，多亏他们的灵活和创新才取得巨大的成功。”威廉·奥纳塞特，《在黑白红三色旗下：帝国总领事回忆录》（柏林，1926年），第34页［Wilhelm Ohnesseit，Unter der Fahne schwarz-weiss-rot：Erinnerungen eines Kaiserlichen Generalkonsuls（Berlin，1926），p.34］。

8.布莱希罗德的朋友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的说法更加夸张：“在可爱的罗马尼亚，在这个大国们的污点而非保护国［Schmutz-nicht Schutzstaat］，可怜的犹太人正在受难，没有夸大其词，一切都是真的，如果至今尚未被曝光，那么统治者的恐怖和领事们的软弱难辞其咎。”戈德施密特希望任何犹太商人都不要与“这些粗鲁的掌权者”发生任何关系，“好让他们在自己所谓的文明中窒息”。事实上，戈德施密特最初不相信犹太人在罗马尼亚受难的说法，但维也纳联盟进行的正式调查打消他的怀疑。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1月30日，BA。

9.布莱希罗德的孩子们也追随克雷米厄的孩子们的脚步，后者在19世纪40年代皈依天主教，这让克雷米厄没能当选以色列联盟的首任主席。布莱希罗德致克雷米厄，1878年6月30日，AI：IDI；另见波斯内，《阿道夫·克雷米厄》（巴黎，1934年），第二卷，第140—163页［S.Posener，Adolphe Crémieux（Paris，1934），II，140–163］。

10.指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南巴尔干，包括今天的希腊中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以西地区、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等地。——译注

11.争议性的第44条款内容如下：“在罗马尼亚，不得以宗教信仰的差异为由排斥或禁止任何人享有公民和政治权利，获得公共职务和荣誉，或从事不同的职业或行业。应该保证罗马尼亚国家的所有公民和外国人自由而公开地开展任何宗教活动，不对各种宗教团体的等级组织或者它们与精神领袖的关系设置任何障碍。各国公民，无论是商人或者其他，无论信奉何种宗教，都应在罗马尼亚被完全一视同仁。”塞顿—沃特森，《罗马尼亚人史》（剑桥，1934年），第350页［R.W.Seton-Watson，A History of the Roumanians（Cambridge，1934），p.350］。

12.根据1878年俄土战争后签订的《圣斯特法诺条约》，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多布罗加地区被划归俄国和保加利亚。随后，俄国人提出用自己占有的北多布罗加交换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从而获得多瑙河的入海口。——译注

13.著名的罗马尼亚历史学家约尔加（N.Iorga）—他的民族主义热情超过治史的严谨—对此作了奇怪的表述：“这种新的羞辱可能很容易引发罗马尼亚的第一波反犹迫害，但非常智慧的内阁避免了这种不幸。”他把之前的事件归咎于犹太人自己。《建国背景下的罗马尼亚民族》（哥达，1905年），第二卷，第363页［Geschichte des Rumänischen Volkes im Rahmen seiner Staatsbildungen（Gotha，1905），II，p.363］。

14.一位渊博的罗马尼亚犹太人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生活在罗马尼亚的25万到30万犹太人中约有六成是土生土长的。但他强调不可能获得确切数字。赫施博士（Dr.H.Hirsch）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2月10日，BA。

15.圣瓦里耶报告说，俾斯麦首先发泄对罗马尼亚人，“对那些骗子和蛮族”的怒火，他“非常激动和粗鲁，就像人们在评价他时常常提到的那样”。大使如实复述谈话内容：“我［反对罗马尼亚人］的另一个动机与私事有关，对我们来说非常紧急和痛苦；你了解施特鲁斯贝格事件，知道它让德国资本损失多么惨重；这些罗马尼亚铁路已经吞下2亿法郎却全无产出，而且价值几乎还不到成本的十分之一；我们的大贵族和擦鞋匠都认为施特鲁斯贝格会给他们带来金矿，许多人相信这位冒险家的承诺，冒险投入大部分财产。这一切现在都被埋入罗马尼亚的泥沼，两位公爵、一位担任皇帝副官的将军、六名侍女、十二名侍从、一百名咖啡店老版和柏林所有的出租马车夫发现自己彻底被毁了。皇帝同情公爵、副官、侍女和侍从，命令我救他们脱难。我向布莱希罗德求助，他同意救助拉提波尔公爵、乌耶斯特公爵和莱恩多夫［原文作Lehndorf］伯爵，条件是让他获得犹太人所珍视的贵族头衔；两位公爵和一位副官得救了—坦率地说，好心的布莱希罗德配得上获得‘冯’。但侍女和车夫等人还在水里，甚至布莱希罗德的三位摩西［他把他们打捞上岸］也没有完全得救，每年都不得不面临难堪的审判，被要求赔偿200万或300万马克。他们无法支付赔偿，因为拉提波尔和乌耶斯特等人已经把他们的财产完全抵押给布莱希罗德，以换取后者的保证。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所有人脱难，那就是试着卖掉罗马尼亚铁路……［目前］罗马尼亚政府利用所有者们的困境进行野蛮盘剥；通过骚扰、不公正和敲诈，它想要迫使他们以微不足道的价格把铁路出让给自己……每天都有我们的德国工程师和工人们被殴打、虐待、监禁、欺骗和夺走一切，我们完全无法帮助他们伸张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告诉你，我希望可以利用军舰达到目的，就像在尼加拉瓜那样；但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没有气球把德国军队送到那里。”他敦促公爵们卖掉铁路，也许可以卖给奥地利或俄国，但必须要收现金，因为借钱给这些大赖账者将是错误。公爵们认为俾斯麦也许会反对把罗马尼亚铁路卖给俄国，但他向他们保证，“即使罗马尼亚铁路乃至整个罗马尼亚都落入俄国人之手，我也毫不在乎”。法国大使提醒法国外交部，这对法国来说也许前景不妙。1879年2月26日，MAE：CP：德国，第27卷。

16.整个1879—1880年秋天和冬天，戈德施密特都坚称，完全和立即解放罗马尼亚的所有犹太人将是个错误。他并不认为“罗马尼亚犹太人希望取得的一切能一次性实现；在那些国家，也许最好不要因为完全解放而伤害基督徒，从而避免做得过头。在奥地利，我们只是逐步取得今天的局面，而且我们肯定比罗马尼亚的同族更优秀”。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2月5日和之前的书信，BA。

17.俾斯麦的助手拉多维茨在回忆录中用简洁而实事求是的方式谈及此事：“1879年，我们不得不终结倒霉的铁路事务……但只能通过犹太人和独立问题。我们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对布加勒斯特的政客们施压。”见哈约·霍尔伯恩编，《约瑟夫·玛利亚·冯·拉多维茨大使生平记录和回忆》（斯图加特，1925年），第二卷，第84页。

18.唯一的证据来自一位1879年11月随代表团访问柏林的罗马尼亚犹太人，他公开表示不友好和受到伤害。代表团试图在最后一刻请求布莱希罗德和德国政府不要抛弃罗马尼亚犹太人，布莱希罗德接见了这些人。根据一位在场者的说法，他告诉他们，德国政府直到现在仍要求完全执行《柏林条约》：“不过，对所有政府来说，本国的利益必然优先于对人性理想的关心。犹太人问题让我国首相有机会拯救德国人数以百万计的财富。如果这笔钱掌握在你们政府手中，无论哪派当权都非常危险。这样的代价让德国人必须毫不犹豫地展开［铁路问题］谈判。”据说，布莱希罗德还要求代表团直接与罗马尼亚政府磋商，并为俾斯麦亲王准备一份备忘录。罗马尼亚代表团无疑对布莱希罗德突然的“现实主义”深感委屈，也许还对他的话添油加醋。引自盖尔伯（N.M.Gelber）关于罗马尼亚犹太人问题未发表的手稿，第228—229页，BA。

第十五章　不情愿的殖民者

相信我，老兄，要是我也有这么一笔买卖在外洋，我一定要用大部分的心思牵挂它；我一定常常拔草观测风吹的方向，在地图上查看港口码头的名字；凡是足以使我担心那些货物的命运的一切事情，不用说都会引起我的忧愁。

——《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1场

我国的殖民努力受制于这样的现实：与英国相比，我国的资本和热情较少集中在同一人身上。德国资本家一般缺乏信心，作为新贵，他们还不敢涉足有远见的冒险，而热情的企业家精神反倒广泛分布于我们的无产者中间……掌握大量德国财富的人（与英国的富人不同）仍然非常担心可能失去到手不久的东西。这种现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与英国进行殖民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也是为什么在德国，无产者对本国有产公民的妒忌要比在英国严重得多，大部分民众对少数富人（特别是银行家）的敌意在我国产生的影响也要超过英国……鉴于妒忌是德国人的民族病，我们可以理解（特别是从人的角度），对没有百万财产的人来说，百万富翁的样子一定不太讨人喜欢。

——来自准备在报纸上发表的政府备忘录，俾斯麦亲自做了修改，1889年6月

布莱希罗德登上权力巅峰之时正值欧洲的扩张进入最后的狂热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欧洲大国们确立或扩大了对亚洲与非洲大片地区的控制。到了1900年，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统治达到最高峰，然后开始不确定的退潮。

这波帝国主义最后巨大浪潮的起因曾经让历史学家困惑和莫衷一是。为什么欧洲和美洲人不再满足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非正式统治，而是补充正式吞并和殖民化企图这样的昂贵新制度，甚至用其取代前者呢？关于新帝国主义的辩论并非无关利害的学术练习，我们今天的政治观念影响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人们可能用“教化使命”、拯救灵魂或为祖国效劳等想法自欺欺人，而今天的人们则普遍认为，欧洲和美洲的帝国主义是无情剥削和把物质进步的伪神强加给原始社会的可耻故事，原始人本来幸福或者至少满足地生活在世界边缘，对机械时代的福音和国际冲突的诅咒一无所知。

帝国主义带有负面意味。在今天的政治语汇中，它与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象征着邪恶，前者与它联系在一起，后者则常常被视作帝国主义遭受挫折或威胁时特别恶性的衍生物。在某些史学家和许多理论家看来，“帝国主义的经济主根”（霍布森［J.A.Hobson］在1902年的开创性研究中如此称呼它）已经成为信条。根据这种观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直接统治、间接统治和经济渗透）的首要根源是物质利益。霍布森甚至特别指出，“大金融机构”这类特殊群体主导了帝国的掠夺：

它们被最坚固的组织纽带联系在一起，总是彼此保持着最亲密和最迅捷的接触，位于各国资本业务的最核心，至少在欧洲，它们主要由某个单一种族的人控制，这些人的背后是许多个世纪的金融经验，在操纵国家政策上，它们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金融操纵着政客、士兵、慈善家和商人们创造的爱国力量……[1]

布莱希罗德似乎完全符合上面的描述，但他具有典型性吗？

分析布莱希罗德对帝国主义的反应应该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关于帝国主义主发条的一般性辩论，更直接的是，它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俾斯麦为何曾短暂地转向殖民主义，尽管首相此前坚称德国不会走帝国主义道路，此后也表达了对此的厌倦和冷漠。鉴于布莱希罗德在俾斯麦世界中的地位，此人对帝国主义冒险的看法特别重要。他对出现在面前的大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诱惑作何反应呢？他是否按照计划行事，是否促使俾斯麦获取殖民地，让德国突然拥有相当于本土面积五倍的海外土地？

他显然清楚扩张主义的力量，也知道帝国主义者某些最粗俗的物质野心，就像我们将在他与利奥波德二世的关系中所看到的；商人和其他银行家也经常不断地向他提出要求。与此同时，他通过明斯特伯爵等人了解到，扩张主义威胁到德国与欧洲的良好关系。布莱希罗德也许没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一致性观点，但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里，他面临着一系列抉择，仔细分析这些抉择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了解他对殖民冒险的营利性和吸引力的总体态度。

布莱希罗德早就涉足帝国事务。他意识到，英国收购苏伊士运河股份以及此后加快在近东和非洲扩张利益的举动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他被邀请直接参与德国在萨摩亚的首个海外领地事务，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也试图把他拉入从1878年开始的刚果冒险。

德国在南太平洋的利益由来自汉堡和受人尊敬的约翰·策扎尔·戈德弗洛伊（Johann César Godeffroy）公司开创。这家公司在19世纪中叶的老板被称为“南太平洋之王”。从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戈德弗洛伊家族扩大在中美和南美太平洋沿岸的领地，拥有自己的贸易船队。他们主要的海外冒险集中在萨摩亚群岛，逐步在那里购置超过10万英亩土地，势力范围的长度接近5000英里，宽度超过2000英里。戈德弗洛伊家族建立种植园，他们的代理人报告说，那里什么都能生长。主要产品是椰仁干，它们被运往德国榨油，残渣用作动物饲料。每年出口的椰仁干达到7500吨到8000吨。此外，那里还采集珠母贝和种植海岛棉，这类异国产品让人们更有理由把萨摩亚想象成一片无比丰饶的土地[2]。

到了19世纪60年代，南太平洋约70%的贸易掌握在德国人手中。有时，戈德弗洛伊家族和萨摩亚的德国领事（该家族的代理人）会向德国海军求助，请求威吓被分化和掠夺的萨摩亚人。德国人在当地的利益本来可能让德国对萨摩亚实施直接统治。但主要出于战略和政治原因，其他国家也把目光对准萨摩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对其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英国外交部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开始关注它。随着美国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强国，它同样对萨摩亚打起算盘。19世纪70年代，英国和美国都在那里建立对立据点。戈德弗洛伊家族的私人帝国受到这些强大入侵者和当地政府持续混乱的威胁[3]。

19世纪70年代末，戈德弗洛伊家族有了更加迫在眉睫的担忧。萨摩亚的利润反而可能成了他们的灾难：由于在奠基之年把利润投入工业发起活动，他们扩张过度，到了1873年面临马上破产的危险。他们的得救，一定程度上多亏亨利·施罗德（Henry Schroeder）的英国公司。几年后，他们遭遇新的麻烦。为了至少拯救他们在萨摩亚的产业，一家名为德国贸易和种植园公司（Deutsche Handels-und Plantagen-Gesellschaft）的新公司于1878年成立，戈德弗洛伊家族只享有该公司的部分权益，只有一部分股份可以出售。为了筹集必要的资本，公司不得不以萨摩亚的产业为抵押向英国的巴林银行（Baring）贷款[4]。

布莱希罗德在远处旁观这一切；他的主要联系人是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Gustav Godeffroy），此人于1872年离开家族公司（尽管最初还保留着一部分经济利益），成为汉堡北德意志银行的一名董事（该行也是半官方的《北德大众报》的主要股东之一），并开始贵族政治生涯。在汉堡商人和德国银行家中，古斯塔夫是个异类：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成了狂热的保护主义者，高调支持俾斯麦的新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他也投机矿业和铁路股票，就像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结果同样惨淡。他与布莱希罗德关系密切，曾对后者抱怨说，某些铁矿让他亏了一大笔钱。他想诱使布莱希罗德出手拯救这些铁矿，为此他描绘它们美好的未来，声称美国的铁路建设需要大量钢铁。布莱希罗德愿意慷慨地提供建议，对于自己的钱则小心谨慎[5]。

不过，新的种植园公司并不比老戈德弗洛伊公司表现得更好。1879年1月，戈德弗洛伊公司的掌门人向彪罗求助：新公司需要250万马克才能活下去。彪罗承认政府一直很关心德国在萨摩亚的利益，但他的答复是否定的：让戈德弗洛伊公司屡遭打击的经济状况也导致帝国的任何机构都不可能筹集到所需的数目。几周后，戈德弗洛伊再次提出公司正面临“灾难性的状况”，并表示“凭着德国人的精神和勤劳，不用多长时间就能在南太平洋创造一个真正的黄金国”¹……1879年7月，戈德弗洛伊公司请求300万马克贷款，但遭到拒绝，理由是内阁质疑国家提供这笔贷款的正当性[6]。

1879年12月1日，戈德弗洛伊公司宣布破产，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马上得到消息。普鲁士驻汉堡大使致信俾斯麦，表示“那家享有盛誉的老公司”破产让汉堡商界震惊。同一天，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也告诉他的合伙人，自己的家族企业（他已经不再与其有关系）将无法偿还债务。他还给“老朋友和庇护人”布莱希罗德写了私信，解释“这场让他失去全部生活乐趣的沉痛的家庭变故”的原因[7]。戈德弗洛伊家是历史悠久的胡格诺派家族，属于汉堡的贵族阶级。类似布登勃洛克一家，他们的存亡也受到国家和商界的关注。在没有收到正式求助的情况下，布莱希罗德就为戈德弗洛伊家族“在萨摩亚群岛非常重要的种植园”致信赫伯特·冯·俾斯麦—仅仅一周前，赫伯特还提醒他不要在亲王健康如此不佳的时候提起罗马尼亚问题—他表示“根据我的信息，英国有意利用［戈德弗洛伊家族的］困境在那里站稳脚跟。如果阁下对此感兴趣，那么请您示下，我将向家族成员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详细了解整件事”。赫伯特马上回信说，虽然父亲因为健康而无法商讨此事，但他对萨摩亚感兴趣，欢迎布莱希罗德提供更多信息。尽管如此，他不会主动要求政府提供资金[8]。赫伯特回信的速度和主动提起政府帮助的可能性一定让布莱希罗德明白，首相对此事极感兴趣。

另一方面，布莱希罗德也听取古斯塔夫的不断请求。拯救南太平洋的种植园不需要太多资本，而且几乎没有风险；但让它们落入英国手中将会削弱或摧毁德国在太平洋的地位。戈德弗洛伊和布莱希罗德习惯于在书信往来中谈论所有买卖的应有目的：赚钱。但在这件事上，即使在私信中，古斯塔夫也用了不同的口吻向布莱希罗德求助：“您如此忠诚而有影响，又与首相如此亲近，定会保证到了新世界，我们的铁血首相在旧世界里戴在额头的桂冠上不会有任何一片重要的叶子掉下。”不过，除了诗意表达，古斯塔夫的信也不乏务实之处：他敦促布莱希罗德马上接洽汉泽曼及其小舅子—外交部商业法律处的主管海因里希·冯·库塞罗夫（Heinrich von Kusserow），以便协调拯救德国在南太平洋利益的行动²[9]。

在古斯塔夫的坚持下，布莱希罗德在12月14日组织戈德弗洛伊家族、汉泽曼和他本人的会谈；第二天，在外交部派来参加会议的帝国国库局（Reichsschatzamt）主管阿道夫·冯·朔尔茨的见证下，各方制定成立新公司的方案。外交部临时主管施托尔贝格（彪罗于1879年10月突然去世）向俾斯麦通报了方案：新公司的资本将为1000万到1200万马克，但“先决条件”是政府愿意提供“得到帝国法律批准的补贴分红担保”。俾斯麦的批注仅仅是“多少？”，显然他对银行家们的方案感到满意（政府将为股东提供4.5%的分红担保，但每年的责任总额不超过30万马克，而且公司必须全额偿还这笔钱），并授权向议会提交这样的议案。

12月末，威廉接受该议案，因为人们让他相信，如果不这样做，萨摩亚的土地将落入英国人之手。从开始到完成，俾斯麦政府只用了一个月就制定政策，做出决定的速度（众所周知，当时俾斯麦的健康正处于低谷）和决定被接受的容易程度暗示，政府并不认为此举严重背离一贯方针，此事似乎还印证老生常谈的说法，即帝国是在一次次心不在焉中建立起来的。俾斯麦为萨摩亚做出重要动议，当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无论成功与否，这次动议都将持续影响他对帝国主义冒险的看法[10]。

政府表面上的漫不经心没有阻止另一些人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些计划。崇尚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的报纸反对任何可能的政府干涉，汉堡商人们同样如此；他们的一家报纸表示：“即使德国政府希望实行殖民政策（尽管所有证据显示出它无意这样做），它选择的起点也不能再糟糕了。铁路国有化之后必须把海外投机也国有化吗？”[11]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帮助戈德弗洛伊公司的计划延续俾斯麦的保护主义和加强国家干预的政策。不清楚俾斯麦是否也这样看，因为对于向在海外遭遇困难的德国公司提供国家帮助，他总是显得务实，甚至有骑士风范。1879年7月的保护主义胜利无疑让他在六个月后的萨摩亚问题上更加坚决。

自由贸易主义者不是唯一感到不安的群体。同样忠于俾斯麦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明斯特伯爵接连给布莱希罗德来信，谴责在萨摩亚的一切政府行动。1879年12月中旬，他再次警告任何政府担保：“汉堡公民是最糟糕的德国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为一己私利而利用帝国政府。”他在圣诞节当天写道：“如果现在帝国首相府有人开始执行殖民政策，我将非常遗憾……”明斯特希望俾斯麦能拒绝下属们的野心，他还为布莱希罗德罗列反对德国殖民主义的理由：比如成本极其高昂，而且只要赫里戈兰岛（Heligoland）仍然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保护海外基地将是不可能的。此外，巴林银行等伦敦银行无意购买戈德弗洛伊公司的产业，英国政府也不愿为增加本国在当地的利益效举手之劳：“因此不要再干殖民的蠢事，不要再参与萨摩亚的骗局了！”12月的最后两周里，明斯特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中五次激烈抨击计划中的萨摩亚冒险，认为那是他所担心的政策的开始。他无疑希望布莱希罗德能让柏林的热情降温，也许还能对病重的首相施加影响。明斯特的警告一定对布莱希罗德有所影响[12]。

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圣瓦里耶一直担心德国在中南美洲、非洲（特别是摩洛哥）和太平洋的利益。他提醒巴黎注意这种扩张倾向，并认为尽管德国政府专注国内政治，但还是可能把萨摩亚作为殖民地吞并，特别是因为皇太子有意这样做[13]。当圣瓦里耶听说戈德弗洛伊公司破产时，他再次提醒巴黎，德国人在波利尼西亚的意图将威胁到法国在塔希提的利益。他认为，法国应该扩张自己在南太平洋的帝国，而不是被动地看着德国和英国扩张（他的请求是所谓的“先发制人帝国主义”的典型例子，即为了遏制他国而扩张。这也是帝国主义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增加提醒的分量，圣瓦里耶再次强调皇太子对保护德国在萨摩亚的利益“很感兴趣”。皇太子显然卷入首起殖民事件，这让我们对某种常见的说法产生怀疑，即俾斯麦开始殖民活动是为了让反对殖民的亲英派皇太子尴尬。

圣瓦里耶最后表示：“昨天，我从布莱希罗德先生那里得知，在俾斯麦亲王的要求下，他刚刚筹建一家大型金融公司……并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新公司准备维护和扩大戈德弗洛伊公司受到威胁的产业[14]。

1880年2月，布莱希罗德、汉泽曼和德意志银行的瓦里希（Wallich）果然成立了名为德国海贸公司（Deutsche Seehandels-Gesellschaft）的新公司。他们接管戈德弗洛伊公司在萨摩亚的利益，并与巴林银行达成协议—后者完全不像德国政府所以为的那样急于主张在萨摩亚的权利—然后等待议会批准政府所承诺的支持。支持政府的报纸开始宣扬爱国主义，圣瓦里耶则认为，整个事件只是彻底吞并萨摩亚和德国在各地加快殖民活动的前奏。在他看来，德国扩张的主要动力来自德国对外移民的加速，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的部分原因是“沉重的税收、兵役负担和工农业危机；但与国内形势和经济危机无关，这种［移民］倾向属于德国人精神中的冒险元素，属于德国人对流浪生活的想象，注定将会延续”[15]……圣瓦里耶从大得多的视角看待萨摩亚，认为它测试了柏林对帝国扩张日益浓厚的兴趣。

帝国议会的左翼自由派反对者们也对萨摩亚提案持类似观点，尽管它的资金要求如此微不足道。巴姆贝格率先斥之为殖民主义的“试验场”，表示此举行帝国主义和保护主义之实，却一直假装出于国家利益的要求。1880年4月，提案以128票反对、112票赞成和140票弃权的结果未能通过[16]。圣瓦里耶将此归咎于俾斯麦的长期缺席[17]。事实上，大部分弃权者去看了新上演的《浮士德》，舞台上的浮士德精神比政策中的更吸引他们。

俾斯麦充分利用自己的失败。多年来，他一直对帝国议会的“萨摩亚多数派”嗤之以鼻，后者总是破坏他扩大政府对海外德国利益援助的努力。他找到另一条“爱国主义”大棒来对付作为自己死敌的左翼自由派。他们再次证明自己更加忠于对自由贸易的教条式幻想，而非爱国主义的必要性。俾斯麦不断试图帮助戈德弗洛伊公司的利益，这让他越来越深地卷入萨摩亚事务。到了1889年，这几乎导致德国和美国兵戎相见[18]。

萨摩亚提案的失败让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可以自由地终止拯救行动。不过，在俾斯麦的鼓励下，他们设计了新的操作方式。在写给他们的正式信件中，俾斯麦表示很高兴看到银行愿意“出于国家利益”保住现有企业，他们做出重要的爱国举动，将受到皇帝和帝国其他有关人士的欢迎[19]。关于新公司的谈判迟迟没有结果，雪上加霜的是，戈德弗洛伊公司拒绝提供必要的数据，海贸协会在萨摩亚提案失败后不愿继续合作，还有形形色色的障碍让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差点放弃整个计划。让他们坚持下来的是俾斯麦持续的兴趣和汉泽曼的信念：“如果失去萨摩亚，德国就失去在南太平洋的全部利益。”经过几个月的焦头烂额，他们终于在1880年秋天解散几个月前成立的南太平洋公司，恢复并大大加强德国贸易和种植园公司[20]。

汉泽曼开始对德国在萨摩亚和新几内亚的地位越来越感兴趣³。在其中一些行动中，他也邀请布莱希罗德参与。1884年，两人牵头成立新几内亚财团。一年后，俾斯麦批准该财团在（无利可图的）新几内亚本土成立受政府保护的公司[21]。布莱希罗德的名字确保了获得俾斯麦的批准，但除此之外，他仍然谨慎地保持消极态度。没有证据显示，他对这场错误投机真正感兴趣。自始至终，他在萨摩亚事务中的角色都是不起眼和不情愿的。根据今天的流行观点，他本该是推动者，但证据却显示出他被别人推着走。推动他的是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此人身为他的亲密合作者和一家重要银行的董事，还间接参与当时布莱希罗德为收购半官方的《北德大众报》的一半股份而正在进行的谈判[22]。在某种程度上，布莱希罗德受制于自己的力量：当俾斯麦“出于爱国理由”对破产的戈德弗洛伊公司在萨摩亚的产业感兴趣时，如果布莱希罗德不参与此事，他的地位可能受到损害。萨摩亚提案失败后，绍芬将军在信中告诉他：一旦爱国富人表明立场，即使遭遇这次挫折还要帮助首相，那么布莱希罗德的名字出现在他们中间（而且位列榜首）就毫不奇怪。绍芬本来还可以说：布莱希罗德的缺席将令人吃惊[23]。

就这样，布莱希罗德带着不多的钱和少得可怜的热情参与其中；记录显示，他只给赫伯特写过一封关于萨摩亚的信。对于自己关心的问题，他不会如此沉默。他没有动员任何议会或报界的朋友。他迫于商业联系和与俾斯麦的特殊关系才涉足萨摩亚事务；他没有做出动议，也没有扩大自己的影响。南太平洋的那大片群岛理应被命名为俾斯麦群岛，正是俾斯麦的兴趣维持和扩大了德国在太平洋的存在。

俾斯麦在德国帝国主义引起的第一波骚动中扮演不起眼的角色，但在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在刚果实现巨大野心的过程中，他起到重要作用。萨摩亚加快德国的帝国主义步伐，而利奥波德国王对刚果的逐步吞并则是瓜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信号。布莱希罗德近距离见证欧洲帝国主义的重生，看到推动帝国主义的权力、利润和冒险激情。他目睹争夺战，但很少投入自己的钱。

19世纪70年代中期，布莱希罗德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成为朋友，两人初识于奥斯坦德的浴场。利奥波德身上汇聚推动欧洲发起最后一波海外扩张高潮的所有动机，他是热情的旅行家和平庸的冒险家，还充满民族主义野心（1861年，距离登基还有四年时，他遗憾比利时的中立限制了国家的发展，但表示“大海拍打着我们的海岸，宇宙就在我们面前”）。在他身上，发现新世界的理想中越来越多地加入务实和贪婪。当时的自由贸易者可能会像柯布敦⁴那样谴责“沾染鲜血的帝国癖”，而利奥波德则主张殖民地既是比利时出口商的需要，也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他声称必须废除奴隶贸易，却引入一种残忍得无法想象的新奴隶制。在那个毫不掩饰的物质主义时代，所有潜在的殖民者都用金钱来解释自己的愿望；利奥波德总是表示，获得殖民地和新市场将为比利时制造商带来收益。但商人们仍然不为所动，于是他越来越多地决心为自己追求权力和收益。在建立后来成为帝国主义历史上最大私人领地的过程中，利奥波德发现布莱希罗德是个谨慎而有用的助手。另一方面，布莱希罗德也被利奥波德的帝王派头所吸引，并对这位君主的贪婪印象深刻[24]。

利奥波德游历广泛。他曾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前景着迷，还曾经去过远东。传说他早年从雅典卫城回来后发誓要让比利时拥有殖民地。登基后，他没有放弃这个梦想；但实行中立和采用自由宪法的小国比利时让他的野心很难施展—他的邻国中有的已经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比如荷兰），有的则在欧洲建立大帝国（比如普鲁士），这更加刺激他的愿望。利奥波德在地图上搜寻殖民地，他想到太平洋，于是就收购菲律宾与西班牙人展开间接谈判。1876年，他在布鲁塞尔召开以探索非洲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第二年，他迅速意识到史丹利⁵在刚果河上游惊人的发现意义，非洲的中心发出召唤。1878年11月，他建立上刚果研究委员会，这个名字看似无害的组织是后来成为他私人统治工具的刚果国际协会的前身[25]⁶。几天后，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一封长信中，利奥波德重新提起他们在奥斯坦德谈到过的一个话题：“各地的工业状况都不佳，有必要开拓新的渠道，对象是那些现在产品还没进入、公共工程也尚未展开的国家。从这两点来看，非洲大陆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利奥波德概括他的各种计划，并宣布他的主要助手之一格林德尔男爵（Baron Grindl）将拜访布莱希罗德，更详细地描绘他们的方案。“他会告诉您，如果您和您的朋友们觉得可以加入我们的计划，我会多么高兴……”格林德尔男爵拜访布莱希罗德，但后者婉拒一切诱惑，只是礼貌地表示对刚果冒险感兴趣。他和利奥波德开始友好的通信，通报德国的政治形势、俾斯麦的精神和健康状况、皇室的健康。他还提供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教皇利奥十三世委托弗朗茨·冯·伦巴赫（Franz von Lenbach）⁷绘制俾斯麦肖像—这无疑标志着梵蒂冈和德国的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布莱希罗德也为利奥波德最亲密的顾问们投资。利奥波德最初的书信不那么有趣，但亲切地署名“您的朋友”或者“你亲爱的好友”[26]。

在差不多五年时间里，利奥波德颇为秘密和迅速地推行着自己的计划。为了掩盖它们，他一直坚称开发中非是国际性工作，出于科学和人道主义理由。当利奥波德把史丹利派回刚果时，法国人也派出另一位著名探险家萨沃尔尼安·德·布拉柴（Savorgnan de Brazza）勘探刚果河北岸，并对那里提出主张。后来，葡萄牙人也变得警觉，而英国人虽然因为埃及无法脱身，但希望和葡萄牙人一起阻止利奥波德。随着勘探工作的完成和刚果国际协会在刚果河沿岸站稳脚跟，利奥波德需要国际社会承认自己的统治。在这件微妙的事情上，布莱希罗德成了他的重要依靠。利奥波德在刚果的活动是私人性质的，无法正式依靠比利时在国外的外交官，于是布莱希罗德成了他在柏林的特使，是他决定性的资本。

1883年5月，利奥波德向布莱希罗德求助，这是他众多请求中的第一个。他首先总结刚果国际协会的历史，表示灵感来自红十字协会以及古代的马耳他和圣约翰骑士团。过去的五年间，协会已经沿着刚果河瀑布修建道路，将该地区向各国商人开放。“协会……拥有自己的旗帜，不服务于某个国家的目标，它的代理人来自所有国家。它从未向任何政府请求保护或经济援助，依靠私人捐赠维持……”现在它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中立承认，让它不对任何国家负有任何义务：

刚果河谷前景广阔，我们已经打开那里。我们的工作不会阻碍任何人，全世界都能从中受益。男爵先生，鉴于德国政府如此关心工业，如此致力于推动工业发展和普遍繁荣，您相信它有意承认我们各基地的中立地位吗？如果您能够以您惯常的才能探究此事并告知您的看法，我将不胜感激。[27]

布莱希罗德的回复似乎没有留存下来。利奥波德的“中立”计划（当年晚些时候，一个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也提出类似方案）逐渐被更高的要求取代：承认新的独立国家。

两人的通信似乎中止了，但并非因为刚果变得不再重要。事实上，利奥波德的大肆侵占让其他国家警觉，非洲的未来突然成了欧洲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1884年2月的《英葡条约》最直接地挑战利奥波德的地位。根据条约，英国承认葡萄牙对刚果大片土地的有争议主张。条约让利奥波德陷入烦恼，也激怒俾斯麦—事实上，《英葡条约》导致英德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紧张时期。现在，俾斯麦倚重法德同盟，展开自己的殖民吞并活动，他一度成为非洲的主宰，就像他曾经断断续续地在欧洲取得过同样的地位[28]。

1884年春，利奥波德成功地让美国承认他的协会对刚果拥有实际主权。为了说服法国，他向其提供协会一旦清算资产时的优先购买权。现在，他的主要目标是正式承认，只有柏林能确保他实现目标。于是，他在5月15日再次向布莱希罗德求助—那是他通过布莱希罗德这个谨慎而非官方的渠道给俾斯麦写的大量书信中的第一封。他写到，协会的下一个任务是——

让在其庇护下建立的中非独立邦……跻身国际社会。我们现在正忙着为新的国家制定宪法和起草基本法律。我们希望该宪法能让德国满意，这个新的国家将大力服务德国的商业利益，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所有意见和建议，它向我们表达的所有愿望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29]

随后的四个月间，利奥波德不断向布莱希罗德发出求助和暗示，就像后者在写给俾斯麦的信中所说的：“比利时国王……非常强烈地想要结束刚果事件。我昨天回信表示，这主要取决于刚果协会，但该协会仍然不愿做出某种约束性的宣言。”[30]整个夏天，布莱希罗德都是利奥波德在柏林的主要代表，这段时间被证明是刚果谈判的关键阶段。他不断向双方通报情况，试图为最终解决铺平道路。利奥波德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向布莱希罗德简述自己的立场，布莱希罗德则在回信中盘点柏林的情况。

5月和6月初，布莱希罗德向利奥波德保证，外交部和威廉已经同意与刚果协会建立关系[31]。另一方面，利奥波德对布莱希罗德承诺：“我们希望新国家的边境不设任何税关。”他表示，大国们因此应该同意划定边界[32]。按照布莱希罗德的说法，俾斯麦坚持要求这样做，让刚果市场继续对德国产品开放。1883—1884年，枪支、弹药和烈酒出口有了大幅增长。在非洲寻找“德国的印度”的想法开始在德国流行起来，俾斯麦也认为，对德国的利益而言，由利奥波德统治中非自由贸易区远远好于由法国或葡萄牙的保护主义者统治，更别提英国人的可能侵入。在与俾斯麦交谈后，布莱希罗德提醒利奥波德“不要对英国进行任何这样的游说，因为英国和德国目前的紧张关系正源于跨大西洋问题，而且严重到向英国请求最小的恩惠都不太可能的地步”[33]。与此同时，在利奥波德的提议下，布莱希罗德试图安排国王和俾斯麦见面，但俾斯麦态度暧昧。他在外交部官员面前嘲笑利奥波德说，此人“行事天真而苛刻，自私得就像意大利人，以为所有人都会无偿地（pour ses beaux yeux）为他做很多事，不要求任何回报”[34]。

利奥波德变得不耐烦，布莱希罗德不得不一再提醒他，俾斯麦只会接受让德国人享有自由贸易的最具体保证，而且是永久性的，即使刚果的权利最终落入法国人之手。8月，一名葡萄牙特使出现在柏林，利奥波德有了最坏的预感。他马上向布莱希罗德求助，要求后者提醒德国政府，只有他的刚果协会承诺贸易自由，而葡萄牙人会马上征收高昂的关税。因此，只有赶快承认利奥波德的统治才能避免麻烦。在俾斯麦和外交部的授意下，布莱希罗德没有立刻平息利奥波德的担心：

我被告知，葡萄牙人开出的条件非常优厚，他们只想设立几项不高的关税用于满足行政开支。既然我有幸向陛下解释此事，我认为必须让协会及其可能的继承者法国尽快做出自由贸易的保证。如果这样做了，“我在这里的朋友们”将愿意提议召开国际会议，以确定新国家的边界。[35]

整个8月，布莱希罗德都在为国王的事奔走。他多次与哈茨菲尔特商谈，并于11日获得威廉召见，他致信利奥波德说：“我没有忘记提出陛下的观点。”[36]当月晚些时候，布莱希罗德和他的小队亲随来到奥斯坦德的浴场大酒店。这类宫殿式酒店价格高昂，但可以让新贵们感受老贵族的生活。28日，布莱希罗德和他的女儿在王宫与国王共同进餐；席间，他们谈论刚果的命运⁸。

9月，利奥波德通过布莱希罗德交给俾斯麦一幅筹建中的国家的地图，恳求获得德国的承认，这会让其他国家“亦步亦趋地”效仿[37]。与此同时，葡萄牙特使回到柏林，利奥波德开始焦急地打听消息[38]。布莱希罗德第一个告诉他，俾斯麦已经决定承认新的国家（“承认联盟毫无疑问”），但方式仍需与法国协商，特别是关于边界。最终，他在10月6日来信表示：

我刚刚收到非常机密的消息，法国和德国在非洲问题上已经完全达成一致，在不久的将来，刚果问题将被提交给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几乎肯定将在柏林召开，很可能就在下个月。[39]

布莱希罗德的消息是正确的，他的工作似乎已经完成。会议召开前一周，俾斯麦批准正式承认那个新国家。但法国仍然拒绝承认，利奥波德于是请求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求助：“我们希望与法国结盟，愿意为此做出牺牲。但您应该明白，我们不会自杀。法国无中生有地对史丹利湖（Stanley Pool）⁹左岸提出主张……”他认为那将威胁到对新国家最富有省份的开发。利奥波德声称，受到法国人威胁的那部分刚果土地本来也许可以补偿协会的巨额开支。“亲爱的男爵，您知道我在为大众利益操劳，并不想收回个人的支出。但如果当联盟建立各处基地后，法国人跑来说那是他们的，那么我的努力就不再是为了推进所有国家的利益，而只是满足法国人的贪婪。”[40]

会议持续三个月。布莱希罗德为与会者举办盛宴，向利奥波德的代表们“大献殷勤”[41]。在各国的坚持下，会议确定了自由贸易和自由航行的国际原则。利奥波德和俾斯麦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前者希望获得国际承认，后者想要在非洲中部得到大片自由贸易区—或者不受阻碍地进入“德国的新印度”。比利时议会全然无所谓地批准利奥波德的扩张，此举为1884年一家英国报纸所称的“瓜分非洲”拉开序幕。一位最犀利的当代帝国主义史学家写道：

欧洲人的傲慢时代在1885年的柏林刚果会议上达到华丽的顶峰，欧洲国家开始“瓜分非洲”，抢在其他国家之前将地图上的每个白点涂上自己的颜色成了关乎国家声望的问题……在这场竞赛中，一切理性、经济和人道主义动机仅仅成为借口，每个国家都为自己抢占大片未知的土地，但就像我们知道的，他们永远无法真正组织、利用或把它变成殖民地。[42]

布莱希罗德帮助利奥波德实现野心。几个月来，他安排非官方的谈判，并私下探听口风，这些是对布鲁塞尔和柏林正式交流的必要补充。在布莱希罗德看来，刚果的未来就像利奥波德和德国宣传者所描绘的那么美好乐观吗？记录显示，他的态度要谨慎得多。布莱希罗德从未兴奋地与人谈起过刚果问题。到了为计划中的刚果铁路筹资阶段，他的角色显得矜持或消极。（史丹利宣称：“没有铁路，刚果将一文不值。”）在1884年9月的谈话中，布莱希罗德给利奥波德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有意成立公司开发刚果，包括修建一条铁路[43]。利奥波德会不时谈到那条铁路，但布莱希罗德从不提及。这样的沉默不是俾斯麦惯常的行事方式。如果对在刚果建造铁路有一丁点兴趣，他本可以利用自己极为有利的地位推进主张。但他等了五年才加入在刚果修建铁路的国际财团，而且自己只投了很少的钱¹⁰。

柏林会议结束后，刚果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布莱希罗德和利奥波德仍然保持亲密关系。事实上，利奥波德还有另一件事要求助于布莱希罗德。1885年3月，俾斯麦终于诱使顽固的帝国议会同意提供政府补助，开设一条前往远东的班轮航线。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Norddeutsche Lloyd）将建造必需的船只和运营特定的航线。利奥波德多次请求布莱希罗德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说服劳埃德和其他航运公司选择安特卫普作为在欧洲大陆的主要港口。在从奥斯坦德给俾斯麦写的信中，布莱希罗德表示，“我在这里多次与比利时国王交谈”，国王对俾斯麦在刚果问题上的帮助表达“最诚挚的感谢”，现在他希望德国船只能使用安特卫普这个“对德国出口最重要的港口”，不然将被英国航运公司占得便宜。布莱希罗德的儿子格奥尔格（Georg）恰好是劳埃德公司的董事，布莱希罗德可以适时向国王和同样执着的部长们进言说，劳埃德公司的船只应该停靠安特卫普[44]。

利奥波德有充分理由感谢布莱希罗德“为我们的事慨然付出的全部辛劳……亲爱的男爵，你对协会的支持非常宝贵。在表达我最强烈感激的同时，我请求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工作”[45]……国王经常表达的强烈感激没有被完全浪费。布莱希罗德向利奥波德提出的唯一请求被欣然接受：他希望钢琴家朋友格罗泽夫人（Mme.Grosser）受邀到王宫举办独奏会。柏林传言说，吸引布莱希罗德的不仅是格罗泽夫人的音乐才能。当人们意识到这场特别演出多么大费周章时，传言变得有点可信¹¹。国王的副官杜特尔蒙伯爵（Count D’Oultremont）亲自为这位受到布莱希罗德青睐的女士提供关照，国王也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格罗泽夫人充满魅力，她的演奏令人愉快……我乐意授予夫人她想要的头衔，她愿意把这些话捎给您让我很高兴。”[46]这是对布莱希罗德劳动的友好回报，无论格罗泽夫人获得什么头衔，那都是利奥波德在刚果建立统治的最无害副产品之一¹²。

当利奥波德巩固自己在刚果的私人领地时，俾斯麦也让世界大吃一惊，创造了一个相当于德意志帝国本土面积五倍的殖民帝国。1884—1885年，为了宣布德国的主权，德国国旗突然被插上广袤的不毛之地，那里几乎没有德国利益，也很少有德国公民涉足。俾斯麦的同时代人对这种突然转变疑惑不解，因为长久以来，他一直对帝国扩张表示冷漠。早在1868年，他就在写给罗恩的信中表示，人们经常提到拥有殖民地的好处，但那只是幻觉，这样的冒险应该由私人公司进行，不能让纳税人来支持一项只会让少数商人获利的政策。普法战争期间，一些商人开始呼吁夺取包括西贡在内的法国殖民地。但俾斯麦认为：“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殖民地就像波兰贵族的丝袍和貂裘，下面却连衬衫也没有。”[47]整个19世纪70年代，他始终持这种观点，无论是出于战略、政治还是经济原因。萨摩亚提案标志着这种限制政策表面上第一次有所松动，尽管此举似乎仍然符合他的观点，即德国政府应该仅仅支持德国商人的行动，而不是走在他们前面。1884年，俾斯麦在非洲建立德国殖民地，他在两年间获得的土地远远超过不安分的威廉二世通过广受吹捧的“世界政策”将要获得的。到了1886年，俾斯麦再次表现出厌倦和冷漠，他的殖民阶段结束了。

俾斯麦突然跨越原则和大洋，这让同时代的人纳闷，也让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困惑。近年来，关于俾斯麦动机的讨论变得日益激烈和有争议。问题的关键仍然是他的决定背景：他主要考虑对外政策还是国内政策？如果是后者，他主要受到政治动机还是经济动机驱使？他把殖民地看成欧洲棋盘上的卒子吗？他的扩张行为是否意在反英，并打击国内的亲英（和反俾斯麦）势力，比如皇太子和残余的左翼自由派？他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吗，就像某些东德史学家所声称的？或者影响他的是对政权经济基础的更深层次担忧，因为1882年的新一轮萧条再次构成威胁？或者说，促使他做出突破的是一系列动机的结合，就像亨利·特纳¹³所提出的常识性观点？特纳还指出当时普遍的“关门恐慌”（Torschlusspanik），“人们担心大门正在迅速关闭，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48]。

这场争论超出本书的范围。显然，作为本书的关注点，布莱希罗德的角色不仅仅是略表兴趣。作为俾斯麦在经济问题中的主要顾问和许多事务中的亲信，他是否强烈地支持过俾斯麦的想法？是否启发或者说理解俾斯麦被公认的复杂经济思想？布莱希罗德对殖民地诱惑的反应方式一定能为俾斯麦的政策提供某些线索。

此外，读者必须牢记俾斯麦举动的直接背景。俾斯麦的殖民政策在1884年达到顶峰，那年也是选举年。连续的失败惹恼他，这次他决心彻底击败左翼自由派，后者恰好支持自由贸易和反对殖民主义。同样在那年，利奥波德试图实现对刚果的主张，法国人卷入印度支那的纠纷，而英国人仍然忙于埃及。局面非常有利。

俾斯麦的第一次尝试选择当时仍然独立的非洲西南沿岸。1882年，不莱梅的烟草商人鲁德里茨（F.A.E.Lüderitz）试图在那里建立贸易点，并寻求“德国旗帜的保护”。鲁德里茨的要求不高，但对俾斯麦来说还是难以接受。1883年初，德国政府询问伦敦是否对那些地区享有权力，如果那样的话，德国“将很乐意看到英国将有效保护延伸到那里的德国定居者”[49]。英国人拖延几个月；出于自满和傲慢，他们的效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外交部的格兰维尔勋爵和殖民部的达比勋爵（Lord Derby）一定被当成俾斯麦帝国的守护圣人。一直对格莱斯顿心存怀疑的俾斯麦把拖延解读为反德情感的证明，特别是因为英国人时而让人难以捉摸，时而主张对整个南非实行英国式的门罗主义。1883年底到1884年4月，俾斯麦决心让英国人面对既成事实；4月，他要求将鲁德里茨的领地安格拉佩克尼亚（Angra Pequeña）置于帝国的保护下；等到英国人发现俾斯麦不再像过去常常声称的那样不愿做殖民主义者时，为时已晚[50]。当他们意识到占领埃及让自己失去行动自由时，为时已晚。他们陷入两难选择，一边是在埃及问题上寻求德国支持的需要，一边是南非提出阻止德国人入侵的最后请求。一位南非代表团成员语出惊人地向索尔兹伯里勋爵呼吁：“我的老爷，我们被告知德国人是好邻居，但我们更希望没有邻居。”[51]在波利尼西亚、非洲、中亚和美国西部，人们突然有了邻居，整个世界陷入提早到来的幽闭恐惧。

1884年8月，德国国旗开始飘扬在安格拉佩克尼亚上空，朝着想象中的伟大迈出第一步，尽管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非洲西南部甚至不适合用作流放犯人的殖民地。英国人接受无法阻止的事实；在官方宣布几天前，安特希尔勋爵致信布莱希罗德：“殖民地问题以首相的胜利告终，如果可能的话，还会把他推上更高的神坛。”[52]随后，借助以强烈的反英元素为首要成分的法德同盟，俾斯麦加快行动[53]。当英国因为埃及和中亚而无暇旁骛后，凭借着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外交支持或漠不关心，俾斯麦授权吞并更多土地（德属东非、喀麦隆和多哥兰［Togoland］）。

德国殖民主义无疑带有反英元素，布莱希罗德经常感受到它的回响¹⁴。众所周知，明斯特伯爵反对德国扩张，他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比他的官方报告更加直言不讳。1884年10月，他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在与俾斯麦见面后，他觉得首相“能正确理解德国的殖民狂热，而许多着迷者却对其一无所知”。1884年圣诞夜，明斯特抱怨自己不得不应付德国对英国泼的各种“脏水”（Pöbeleien）。而且这些脏水并无必要：他对布莱希罗德保证，英国人不反对德国的殖民主义，甚至将其视作对法国和美国的制衡。“要不是知道我们德国人是什么样的理论贩子和巧舌如簧的演说家，是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我将无法理解为何我们的殖民热突然与狂热的沙文主义混在一起。”[54]¹⁵令明斯特遗憾的事却受到另一些人的欢迎，比如彼得·萨布罗夫就致信俾斯麦说：“我们祝贺贵国的新殖民政策取得成功。”—因为它具有反英性质[55]。

布莱希罗德的多种利益让他了解支持和反对扩张主义的理由。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只看到一个方面：“汉泽曼和布莱希罗德……在说服俾斯麦实行殖民政策的过程中扮演并非不重要的角色。”尤金·斯塔利（Eugene Staley）更加言之凿凿，他问道：“希望将私人资本投资到海外谋利的人的利益和影响对［俾斯麦转向殖民主义］产生重要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作为俾斯麦的银行家朋友，冯·汉泽曼和布莱希罗德对支持殖民政策施加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布莱希罗德视作帝国主义的主要操纵者之一，他们中的一位最近还给布莱希罗德贴上“支持殖民主义”（kolonialfreudig）的标签[56]。但他的确如此吗，或者说这属于历史学家们在只有飘忽的证据支持固定设想时所做的假设？俾斯麦常常对德国资本的怯懦表达愤慨，指责德国人不愿投资海外冒险，布莱希罗德是否印证这种说法，或者正是他引发这种言论呢¹⁶？

在对德国扩张主义的任何描述中都可以看到布莱希罗德的名字和资本。甚至在德国殖民主义的宣传筹备中也间接出现布莱希罗德的名字。1882年，德国殖民联盟成立，口号是殖民地将提供广阔的新市场。这在正遭受又一波严重商业紧缩的德国（尽管1879年实行新关税）引发特别的共鸣[57]。一些政论家以及几位著名的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议员签名支持联盟的第一次请愿，比如与布莱希罗德关系密切的法恩布勒和弗里登塔尔。莱茵大实业家和民族自由党议员弗里德里希·哈马赫（Friedrich Hammacher）热衷殖民主义，包括他在内的少数人希望海外扩张能缓解国内的社会紧张[58]。但布莱希罗德没有签名。联盟的大部分普通成员是相对无名的市民，一些名人也逐渐加入。1885年，联盟在柏林开设分会。“来自实业、银行、政界和学界的少数几个名字代表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元素。”[59]在这些重要人物中，柏林的“大银行”得到应有的代表，汉泽曼和代表布莱希罗德银行的施瓦巴赫都名列其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罗德本人没有参加—尽管他通常并不习惯置身事外或甘当背景。

1884年春，德国政府重新开始考虑之前提出的创立海外德国银行的计划，该行将为德国的出口提供便利，打破英国银行对这个行当事实上的垄断。1884年5月，帝国银行行长戴程德和他的老朋友汉泽曼、布莱希罗德以及西门子¹⁷等人进行商谈。银行家们对计划感兴趣，但想要政府也加入其中，并希望得到史无前例的特许权。俾斯麦感到失望，如果私人利益继续表示反对，他准备在秋天考虑设立政府银行。戴程德请求在与其他银行家商谈前先与布莱希罗德进行秘密会谈。最终，由于银行家们的谨慎和俾斯麦另有打算，计划没能实现[60]。

在俾斯麦购买第一块殖民地（安格拉佩克尼亚）的过程中再次出现布莱希罗德的名字。早在1884年6月，就有传言说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买下了鲁德里茨领地附近的某些所谓铜矿的所有权。领地获得德国保护后，鲁德里茨却没有钱维持他受人艳羡的领地，更别说发展了。1885年春，他威胁将自己的权益卖给英国人，这让俾斯麦非常恼火。那将意味着德国的殖民活动迅速而羞耻地终结，也将刺痛新贵们自负的承诺。于是，施瓦巴赫、哈马赫和汉泽曼软硬兼施地迫使不情愿的鲁德里茨把领地卖给他们为此成立的财团。1885年4月，又是在汉泽曼和布莱希罗德的牵头下，德国西南非洲殖民公司（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 für Südwestafrika）宣告成立，总资本为80万马克，其中20万马克由布莱希罗德署名提供。一位新公司的主要宣传者声称，在这样的“爱国责任”中，经济考虑应该被放在一边。出资者“在某种意义上做了牺牲”[61]。新公司的董事会包括哈马赫、乌耶斯特伯爵（布莱希罗德在赔本买卖中的老合作者）、施瓦巴赫和格奥尔格·布莱希罗德[62]。尽管事先获得某些税收优惠，公司仍然经历多年的停滞和不赚钱[63]。一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官员回忆起布莱希罗德的反应：

如果把安格拉佩克尼亚作为在非洲建立第一个落脚点的尝试，那么这次冒险没能获利。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后来承认他损失了1万英镑。鲁德里茨发现那块地方全无价值，不愿再砸下任何资本。首相获悉此人考虑把那里卖给我们，他非常愤怒，因为那片定居点让他花了不少力气。于是，布莱希罗德不得不出资维持那一小片殖民地的运营，避免俾斯麦沦为笑柄。[64]

与他家结姻的汉泽曼的传记作者也遗憾地表示，汉泽曼拯救海外殖民地的爱国举动直到他1903年去世后才开始盈利[65]。

布莱希罗德学会躲避殖民主义的要求。俾斯麦曾支持过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在东非建立德国殖民地的计划，但希望不由德国政府而是由特许公司统治，效法经常被提到的东印度公司或北婆罗洲公司。德国东非公司应运而生，但从一开始，彼得斯的狂热自大、工作能力差和长期缺乏资金就让公司陷入困境。政府开始寻求帮助，但就像一位东欧史学家所说，“经验丰富的金融资产阶级强盗们”要求的保证超过政府或公司的承受能力。在威廉和莱茵兰银行家冯·德·海特的私人资金帮助下，该公司最终获救，但与后世历史学家的说法相反，布莱希罗德并未施以援手[66]。到了1886年夏天，俾斯麦本人也觉得没有必要再拯救东非公司：“他可以心平气和地设想东非公司破产，不担心我们的国家声望将因此受损……对于我们的殖民政策，他仍然坚持遵循指导原则，但不会为德国开拓者铺路。”东非公司能干什么呢？咖啡种植园似乎是唯一不会与德国国内产品竞争的可行活动。“但谁来喝种植面积可达3万平方英里的全部咖啡呢？”[67]除了皇帝和海特，为该公司提供帮助的还有一些著名的犹太人或前犹太人银行，如门德尔松—巴托尔迪银行和罗伯特·瓦绍尔银行等—当重组后的公司罢免坏脾气的彼得斯时，他的偏执狂同事们开始愤恨地抱怨犹太人的阴谋[68]。

一旦俾斯麦为殖民主义亮起绿灯，所有的探险家和潜在的利文斯通都试图为自己建立小帝国。但殖民活动成本高昂，每次远征都需要特别筹资。布莱希罗德经常收到这类爱国冒险的求助，但他学会说不[69]。有时，他会提供一小笔启动资金。比如，1884年他给邓哈特（Denhardt）兄弟1000马克，后者多年来一直在探索东非沿岸的维图（Witu）周围的土地。1885年12月，邓哈特请求与布莱希罗德见面，好向后者报告为德国开设贸易区的进展，他称其为“中部东非”，包括今天的肯尼亚。几个月后，他再次写信给布莱希罗德及其助手格洛纳博士，请求额外资助。建立开发该地区的股份公司需要50万马克，他本人已经筹集一半，他想向布莱希罗德贷款至少5万马克，至多50万马克。如果没有这笔贷款，他将不得不将相关业务出售给英国人，后者非常急于抓住这次机会。当然，那将令德国的外交部和殖民活动的参与者非常失望。无论是否属实，贪婪英国人的幽灵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借口，非常类似近代的反共需要。邓哈特问道，为什么德国资本宁愿支持非德国人的海外冒险，却忽视德国企业家的要求呢[70]？最终，1887年12月，经验丰富的“不成功殖民计划专家”，霍亨洛厄—朗根堡家族的赫尔曼亲王（Prince Hermann zu Hohenlohe-Langenburg）出手相助，组建维图公司。布莱希罗德和其他几位显贵也象征性地贡献资金，公司前十八个月运营的收入是4120马克[71]。

上述对布莱希罗德参与德国殖民活动的简短描述足以证明，他从一开始就审慎介入建立海外德国殖民地的亏钱生意。从最初对萨摩亚的犹豫举动到非洲的几块殖民地，总能看到布莱希罗德的身影。不仅如此，他还帮助建立19世纪80年代的最大殖民帝国：利奥波德的刚果。他向殖民活动提供自己的名字和才能，还一贯低调地提供自己的金钱。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按照许多著作的暗示或假设，最简单的答案是他想要赚钱。认同这种说法是对布莱希罗德金融智慧的侮辱；1885年8月，当俾斯麦搞砸与西班牙人关于有望带来丰厚回报的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的谈判时，就连布莱希罗德的儿子汉斯也表示，把钱投入非洲是“胡闹”，与太平洋正好相反[72]。布莱希罗德可能相信殖民地的最终未来，相信它们将有潜力提供新市场或带来丰富的矿藏资源吗？他认可身边的殖民狂热者提出的任何标准的经济理由吗？证据显示出他没有。他似乎也不相信近来大受吹捧的社会帝国主义观点，即19世纪80年代的激进分子应该已经意识到，德国的殖民主义可以“输出”国内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将其扼杀。布莱希罗德无疑认同上层阶级对各类革命者的恐惧，特别是对社会民主党。不过，他关于如何对付革命者的想法远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原始：他基本上认为镇压就够了¹⁸。简而言之，完全没有证据显示出布莱希罗德在任何时候接受过德国殖民主义的任何经济或理念观点。在他的书信中找不到任何这类情感的回响，没有一封信表达殖民热情。在他的通信者中，明斯特式的偏执比利奥波德式的自私热情更典型。另一方面，布莱希罗德的行动虽然谨慎，但始终显示出对殖民主义的适度支持。

为什么他要支持德国的殖民主义？首先，他也许对德国的扩张持有同俾斯麦类似的务实观点。他几乎肯定和俾斯麦一样担心，德国工业需要自由进入海外市场，但法国等保护主义势力的侵扰将破坏这个目标。他也许还像俾斯麦和德国政府的其他成员那样，对殖民地感到某种“关门恐慌”。如果有殖民赛跑的话，德国人必须“足够强硬地”（man enough）参与和胜出¹⁹，必须抢在其他国家之前。布莱希罗德无疑相信，德国的海外利益值得保护，这从他在罗马尼亚的漫长斗争中可见一斑。此外，他从未低估国家声望的重要性；银行家们善于利用自己的地位，因此他们也许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声望能反映和增强力量。他明白，殖民主义也许有助于俾斯麦在选举年大力推行反自由主义路线。他本人对激进分子的看法或许比俾斯麦更复杂，但同样不客气。

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观点可能存在模糊的共鸣。但更重要的是，布莱希罗德支持殖民主义的原因是俾斯麦和德国政府希望他这样做，因为俾斯麦对德国商人在推动德国海外利益时的犹豫非常愤怒，不希望他的私人银行家也让自己失望。想要理解布莱希罗德为何支持殖民主义，也许应该先搞清楚如果他不那么做会发生什么：他本人或者殖民活动将会名誉扫地。有他参与的冒险受人尊敬，并获得商业上可靠的光环。布莱希罗德明白，他的银行参与与否将反映俾斯麦的意图²⁰。简而言之，布莱希罗德受制于自己的地位，如果想要保住在德国银行家中的特殊地位，他就不得不支持政府。

这样看来，霍布森关于犹太银行家是帝国主义重要支持者的观点有了新的解释，至少适用于德国犹太人。他们的参与（在我看来，他们常常是不情愿的）也许源于他们特别难以承受的来自国家的任何压力。他们总是特别乐意证明自己爱国，因此最难以质疑国家观点。随着19世纪80年代反犹主义在俾斯麦时代达到高峰，这种情况变得尤为突出。反讽的是，反犹主义在某些领域与殖民主义走到了一起。

因此，布莱希罗德的故事反映了俾斯麦经常被人遗忘的观点，即德国银行家过于谨慎，不愿冒险投资殖民活动。它还证明，俾斯麦不是贪婪的金融资本家的工具，银行家们反而常常执行或预判俾斯麦的意志²¹。如果德国殖民主义没有在19世纪80年代兴起，布莱希罗德或他的朋友们也不太可能发明它。

这种冷淡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热衷于另一种形式的剥削：他们常常以苛刻的条件把钱借给欠发达国家，希望既能扩大商业机会，又能收获比国内投资更高的利润。俾斯麦被罢免约一个月后，布莱希罗德前往外交部拜会马克斯·冯·贝谢姆（Max von Berchem），后者是俾斯麦后期商务政策的推动者。贝谢姆为新上任的外交国务秘书，概括这次谈话：布莱希罗德表示，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债券持有者对他提出的新安排感到满意，他希望当地的帝国使馆能继续支持他的银行的利益。贝谢姆不置可否。然后，布莱希罗德又通报德国和意大利的金融集团已经达成协议，德国利益方将接管意大利人的某些运作。贝谢姆报告说：“按照最高指示，我趁机指出，陛下对［布莱希罗德］参与该协议的达成感到高兴。”贝谢姆还表示，德国政府希望英国“大金融集团”也能加入那家意大利公司，尽管布莱希罗德认为，从纯金融角度来看没有必要。随后的话题是奥地利的财政，特别是因为布莱希罗德刚刚带着重要信息从维也纳回来。接下来，布莱希罗德又谈到俄国财政；为了购买一系列小型俄国铁路，俄国财政部长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维什涅格拉茨基（Ivan Alekseyevich Vishnegradski）新发行3亿马克贷款。德国政府对这笔贷款有何看法？贝谢姆认为，柏林持有的俄国债券已经减少到之前的三分之一，不应该再次增加。虽然布莱希罗德回应称，维什涅格拉茨基的经济状况很好，但贝谢姆反驳说：“波斯国王的状况也很好，因为他像维什涅格拉茨基先生一样不关心自己国家的物质利益。”[73]

这是关于布莱希罗德当时感兴趣的一番常规谈话，内容包含整个世界，盘点涉及与土耳其、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和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有时，布莱希罗德也会和贝谢姆或卡普里维讨论他和德国政府感兴趣的其他地区，如东欧国家、埃及、墨西哥、中国和美国。由于布莱希罗德和帝国政府的兴趣遍及世界，他们保持着最亲密和互利的接触，就像在俾斯麦时代那样²²。

经常有人表示，比起包括管理和保护殖民地的正式帝国主义，非正式帝国主义的回报要高得多，风险则低得多[74]。如果“帝国主义”一词被扩展到用来表示某个国家或国际集团对另一国的财政政策的控制，那么布莱希罗德无疑参与了帝国冒险。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他变化不定的兴趣：从一开始，他的银行和欧洲的其他许多商业银行家就专门为政府运作贷款。进入19世纪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逐渐可以通过税收或发行只需银行家提供例行服务的贷款筹集到足够的钱。于是，这些银行家开始转向还没有足够现代化的国家，如奥斯曼帝国这样的老朽帝国或者它名义上的属国埃及，或者像俄国这样处于现代化过程中但仍然落后的国家，或者像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这样的新国家。金融独立需要一定水平的金融知识，需要合理的管理结构和总体上诚实的官僚体系，还需要对政体的政党达成些许共识。如果没有这些先决条件，政府经常将被迫依赖外国银行家筹集初级运作所必需的资金。国家越不发达或越动荡，风险就越高，需要用更高的收费和更苛刻的条件来补偿，可能的收益与安全成反比。同样需要的还有更好的判断，指导何时和以什么价格发行贷款。在与外国政府打交道方面—本国政府也总是对此感兴趣—布莱希罗德成了国际认可的权威。他无疑属于“国际大银行家”群体（霍布森所说的恶棍），他们一直明白，繁荣而独立的国家是最好的客户[75]。

没有必要回顾布莱希罗德的每次外国冒险，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就够了。他很早就卷入奥斯曼帝国不幸的财政。从1854年到1875年，奥斯曼政府共借了2亿英镑的外债，新贷款被用来偿还先前的贷款和满足奢侈生活：据估计，只有不到10%的贷款“被用于增强该国的经济实力”[76]。欧洲病夫也是个穷人。1875年，奥斯曼政府将现有债务的利率减半，一年后完全停止付息。巴尔干叛乱和俄土战争完成了剩下的工作，甚至最强硬的欧洲债主（贪婪让他们变得容易受骗）也开始绝望。在柏林会议和最迫切必要的驱使下，土耳其政府于1881年颁布了著名的《穆哈兰姆月法令》（Decree of Mouharrem），重组整个债务结构，并第一次允许欧洲人控制帝国的部分收入。名为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局的机构应运而生，该机构由七名成员组成，代表国内外的主要债券持有人。在德国外交部的帮助下，布莱希罗德银行获得任命德国代表的权力，因此布莱希罗德的话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具有一定的分量[77]。

柏林大会后，特别是英国占领土耳其的埃及行省后，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苏丹成了坚定的亲德派，而俾斯麦虽然一直害怕德国被卷入近东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但随着对俄国的敌意更加担忧，他也相应地缓和对土耳其的态度。于是，他允许几位俄国士兵向遭受重创的土军提供建议，支持德国扩大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并欢迎布莱希罗德对土耳其财政时刻关注[78]。布莱希罗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代表是商务顾问普利姆克（Primker），此人曾为德国政府担任法律顾问。

布莱希罗德对土耳其的胃口大起来。1882年，作为公共债务局的成员，他受到无所不在的希尔施男爵启发，试图会同一个奥地利财团修建一条连接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铁路。布莱希罗德显然希望俾斯麦为这次冒险提供特殊保护，于是请求哈茨菲尔特和拉多维茨为自己向俾斯麦说情，但后者拒绝一切保护。俾斯麦告诉对该项目感兴趣的奥地利政府，他必须“对奥地利人的通信中提到的谈判极其小心，因为谈判中有他的银行家的名字，因为亲身经验不幸地告诉他，丑闻散布者多么乐意利用这样的机会”。事实上，一家德国报纸已经谴责“某个特别种族的特别成员”在搞金融阴谋，假借德国的庇护剥削土耳其[79]。

1883年，公共债务局将土耳其烟草收入的管理权出租给一家新的公司，简称“专卖公司”（Regie），由布莱希罗德银行、罗斯柴尔德所有的维也纳信贷公司和奥斯曼帝国银行组成。专卖公司每年必须支付75万土耳其镑的租金，并在收入超过支出8%以上时分享利润[80]。德国官场祝贺布莱希罗德的这次运作取得成功，并纷纷向他提出专卖公司的管理者人选。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拉多维茨（也是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和客户）敦促他不要任命某位泰斯塔先生（Mr.Testa），此人与德国大使馆关系密切，不宜担任此职。“必要的工具应该保持纯洁，好让它们不失锋芒。鉴于您比任何人都更尊重政治工作，我确信您将认同这点的重要性。”经过大量书信往来，布莱希罗德接受拉多维茨提出的人选巴尔塔齐（Baltazzi）[81]。

但布莱希罗德对奥斯曼帝国的兴趣不仅是扮演遥控的财政总督；他在希尔施庞大的土耳其铁路网络中拥有一笔不算大的股份，价值约为150万马克。1886年冬，希尔施决定出售自己的巨大战略性资产。布莱希罗德可能第一个提醒俾斯麦和德国外交部注意这笔极其复杂的意向交易。1886年11月，拉多维茨对布莱希罗德承诺：“如果他问我，我将总是愿意支持你在这里代表捍卫德国资本的利益。”他还表示：“对于总体的政治前景，特别是东方事务，在贝伦街的你无疑要比在金角湾的我理解得更好。”[82]

不过，即使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有时也难以理解东方的纠葛。把铁路卖给财团前，希尔施必须与苏丹完成财务清算。布莱希罗德在写给俾斯麦的私信中表示：“尽快完成清算对于德国利益同样具有最深远的意义，最好与土耳其政府直接达成协议，因为仲裁程序肯定会造成拖延。”[83]

欧洲各国政府同样有理由担忧可能的买主；最初的传言是俄国人将买下它，但通过在圣彼得堡的朋友萨克，布莱希罗德获悉真相。经常从布莱希罗德那里获得消息的奥地利外交部长非常希望阻止法国对土耳其政府施加更大影响，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同样支持德国涉足当地，因为这必将激起俄德对立。这笔交易涉及很高的经济赌注：据估计，通过二十多年来修建的东方铁路，希尔施的总收益达到可观的大约1.5亿法郎，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东欧犹太人的慈善项目。希尔施以一己之力扮演土耳其财富的再分配者[84]。政治赌注同样很高：大国们对土耳其的财富拥有战略利益。如果新流入的资本让此前置身事外的国家登上舞台（比如德国），那么政治平衡也会受到影响。俾斯麦不愿因为巨大金融利益的突然闯入危及他在政治上的超然，特别是因为他认为土耳其财政岌岌可危。

1888年2月，施瓦巴赫向外交部保证，希尔施将不会在柏林找到任何可能的买主；人们对土耳其的偿债能力没什么信心，事实上，布莱希罗德还试图摆脱他持有的相对较小的投资[85]。两个月后，德意志银行的格奥尔格·冯·西门子通知外交部，表示他对希尔施的股份感兴趣，因为这样的安排将避免德国资本流入更不安全的地方（俾斯麦在这里打了问号），并阻止法国利益的扩大。不过，“只有帝国政府不从政治角度提出反对”，他才愿意与希尔施进行谈判。尽管俾斯麦把法国人的进入看作加剧英法对立的途径（“英国人的反法兴趣对我们有利”），他还是正式批准西门子的计划，并承诺提供外交支持。但他警告说，不要以为德国政府会在未来中东的任何纠纷中保护投资者[86]。

这是德国决定性地进入奥斯曼帝国的开始信号，西门子和德意志银行为其提供保护。俾斯麦建议让英国或法国人也参与进来，而奥地利外交部长卡尔诺基（Kálnoky）则哀叹“奥地利和德国的金融家一个比一个怯懦”[87]。在卡尔诺基的抱怨基础上，布莱希罗德进一步指责银行家们不够爱国，特别是对土耳其业务不太感兴趣的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家族。1888年秋天，布莱希罗德从奥斯坦德致信俾斯麦，告知多位金融家正在那里“商谈修建亚洲铁路。如果德国参加的话，那么德国工业应该通过提供铁路材料和铁轨获利”[88]。如果德国工业盈利，那么在其中拥有利益的布莱希罗德也会获利。在外国冒险中，银行和工业经常具有共同利益，这种联系是所谓的金融资本或金融帝国主义的核心。

1888—1889年，德意志银行大举进入：它首先为苏丹提供一笔贷款（英法主导的奥斯曼帝国银行拒绝提供），然后接管和大大扩张希尔施公司的规模，并朝着柏林至巴格达铁路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

布莱希罗德扮演先驱者角色，尽管并不显眼。在土耳其还很少有德国投资的时候，他是监督土耳其财政的国际机构中的重要德方代表[89]。在烟草专卖公司，他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并无疑获利颇丰—尽管参与土耳其财政也导致他被卷入一起累人的诉讼：德国的债券持有人泡姆加藤伯爵夫人（Countess Paumgarten）起诉布莱希罗德对股东的利益管理不当。案件经过多次审理，直到布莱希罗德死后才判决他胜诉[90]。新的安纳托利亚铁路的修建由工程师奥托·卡普（Otto Kapp）监督，此人最初是在布莱希罗德的请求下开始关注土耳其铁路的[91]。

介入土耳其事务也让布莱希罗德可以向朋友们提供照顾。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任代表是鲁道夫·林道，此人在俾斯麦下台后失去工作而且不被赏识。他对布莱希罗德保证：“我从未忘记是您的友谊让这成为可能。”[92]

当布莱希罗德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有了一定的根基和权力时，他更有冒险精神的西欧同行们则扑向埃及。从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埃及就像是吸引冒险家的磁石：资源匮乏但充满梦想的埃及渴望现代化，它的统治者伊斯梅尔总督（Khedive Ismail）试图让国家和自己富起来。受人尊敬的银行家和商人纷至沓来，投机者和股票经纪人也随后到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秃鹫般蜂拥扑向债务缠身的埃及。埃及不止是糟糕财政管理的奇葩，不仅有总督的习惯性破产—欧洲银行家们总是利用这点，试图从埃及的混乱中挤出最后一点可能的利润，就像总督剥削和驱使他挨饿的臣民那样，埃及也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国家。拿破仑让这种意义戏剧化，而在他侄子的统治下，德·雷赛布修建的苏伊士运河增强了那种战略地位，并使其变得无法回避。

法国、英国的领导人把埃及视作他们帝国的有缺陷基石，或者就像俾斯麦曾经在谈到英国时所说的：“埃及就像帝国的脊索，连接着脊椎骨和大脑。”[93]除了政客，银行家和数以千计的债券持有人同样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怀有强烈的兴趣。从1875年迪斯累利买下苏伊士运河的股份到187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到1880年总督下台，到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布莱希罗德的对头格莱斯顿不情愿地做出这个决定），再到以后的几十年间，那个国家一直被困于欧洲政治和金融的漩涡中。在令人沮丧的依赖状况下，它令自己感到害怕，对其他国家则是昂贵的诱惑，这幕景象让高尚者学会刻薄，让刻薄者变得绝望和残忍²³[94]。

布莱希罗德通过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德国官员们的通信关注着埃及事务，大多出于一个嗅到不确定收益的银行家的视角。1882年6月，当民族主义叛乱让开罗陷入混乱并可能导致英法干预后，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报告说，“恐慌”袭击伦敦和巴黎的股价，由于没有别的政治事件发生，这一定是由于英法在埃及的数以百万计资本受到威胁[95]。德国在埃及的经济利益微不足道²⁴。就像兰格²⁵所说：“巴黎和伦敦的犹太人大银行—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弗鲁林家族（Frühlings）、奥本海姆家族和毕肖夫斯海姆（Bischoffsheim）—都以高贴现率发行贷款，并收取高额佣金。”[96]无论如何，在被英国人占领时，埃及的公共债务已经升至近1亿英镑，每年的利息支出达500万英镑，而政府的总年收入只有1000万英镑[97]。布莱希罗德也许拥有附带利益，但重要性微不足道。不清楚他是否像银行家同行们一样普遍保持谨慎，还是曾有意获得更大份额，只是没能成功。

1882年英国人占领埃及后，情况有了变化；英国总领事伊夫林·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后来的第一代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对埃及实现有效控制，在处理如何既满足欧洲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又不导致埃及经济完全瘫痪的紧要问题时，他得到26岁的专家埃德加·文森特（Edgar Vincent）的帮助。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英国驻柏林大使，获得“德国护国公”的绰号[98]。在法国人的主导下，债务局想要收回某些埃及官员可能借过的每一个苏，即使他们常常没有收到钱；而英国人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最低限度上稳定和能够运行的国家。俾斯麦也会间歇性地介入，主要是为了让英国人感到（和反感）他们有赖他的好意。经过三年的占领，英国人迈出拯救埃及债务的第一步，他们安排了940万英镑的新贷款，利率为3%（即便是十年前，30%的利率也不算罕见），并得到债务局六国代表的担保—为此，德国和俄国也被吸纳为成员。

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提出他本人对贷款条件的建议；他推荐3.5%的利率，但遭到外交部的反对。最重要的是，布莱希罗德银行被指定为1885年新贷款（第一笔真正受到信赖的贷款）的唯一支付代理[99]。就埃及债券而言，布莱希罗德为自己在德国赢得独一无二的地位—但他马上希望获得更多。在此过程中，他越过自己的底线。1886年3月，他向俾斯麦递交正式请求，希望后者授意开罗债务局的德国代表，让布莱希罗德银行也被指定为过去发行的所谓统一和优先埃及债券的支付代理。布莱希罗德声称，新的3%利率的贷款引发德国资本家对埃及债券的兴趣，但必须通过把票据提交给巴黎或伦敦的指定银行来将对他们造成不便。在之前与俾斯麦一次谈话的鼓励下，布莱希罗德一改平日的谨慎，直接与德国代表里希特霍芬男爵（Baron Richthofen）接洽。里希特霍芬表示，他需要俾斯麦对此的特别授权，尽管埃及官方很乐意接受布莱希罗德的方案。与此同时，俾斯麦也咨询了财政部长阿道夫·冯·朔尔茨，但后者反对布莱希罗德的请求：“让德国资本市场轻易获得埃及债券对我们的状况没有好处。”不仅不应该加大对埃及资产的投入，从而导致增加政治负担——

政府还必须拒绝支持国内资本在国外寻求更高利率的任何举动，特别是当这类票据的信用可疑，就像眼前的埃及债券，损失资本或利息的危险很大。我认为，还有必要尽可能地把国内资本留给国内用途和企业，在发生不测时也能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信贷。少数个人银行家的经济利益很难比得上这些重要考虑。

如果有人向他征询意见，朔尔茨本来还会反对在柏林设立新贷款的代理机构[100]。布莱希罗德的做法和请求内容触怒德国政府的多个部门；枢密顾问冯·布劳尔代表俾斯麦正式指责布莱希罗德，并告诉开罗，布莱希罗德因为“行为不端”受到训诫[101]。

布莱希罗德对这类指责已经不太习惯，他深感懊悔，但也非常执拗。他用最浮夸的口气给俾斯麦写信，并在信的最后表示，如果完全把事情澄清，“我相信阁下不会对我的行为那么严厉，我也不会因为被回绝而那么痛苦”。他曾试图通过在埃及的一位共同的熟人间接接洽里希特霍芬，从未想过干涉官方事务。他希望这番简短的解释能让俾斯麦“息怒”[102]。也许下属们夸大了俾斯麦的愤怒，他们总是嫉妒布莱希罗德。俾斯麦比大多数人更能理解利益的诱惑。

不过，这对布莱希罗德来说仍然是尴尬的挫折。尴尬发生时，他的儿子汉斯碰巧（更可能是有意的）在开罗，后者前往那里的理由可能不仅是旅游。其他德国银行也在推行类似的计划，包括汉堡的贝伦家族（Behrens）。但盖尔森不得不暂缓自己的行动。8月，他直接向埃及政府提出请求。1886年10月，他又给俾斯麦写了八页长的信。这次，他给出更加有力的理由：在此期间，即使没有德国的支付代理人，即使必须“痛苦地”在巴黎或伦敦兑现全部票据，埃及债券仍然变得极为流行。布莱希罗德还表示，埃及政府支持设立德国代理机构，除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它认为这样的机构也许还能终结法国和英国在清算德国与埃及贸易时的中间角色。“我希望阁下不再反对埃及政府的努力，在这样的动议被提交给债务局时马上授权德国代表批准它，这更多并非为了增加［我的］利益，那实在算不上什么，而主要是为了德国资本的利益，让它享有和英法资本家同样的优势。”[103]这次，外交部的专家们支持布莱希罗德的请求，尽管可能出于他们自己的理由。布劳尔回复俾斯麦说，鉴于德国资本家倾向于在国外寻求更高利率，最好把这些资本导入国际市场，而不是让东欧债券进一步增加。投资于俄国债券的金额已经“惊人”。俾斯麦也反对投资巴尔干，他授意外交部将新政策通知财政部长朔尔茨，并授权开罗的里希特霍芬做好必要安排[104]。

朔尔茨没有被征询意见，只是被告知俾斯麦已经改变主意，因为分化海外的德国资本将把政治困难降到最低：“除了数十亿俄国债券，德国市场上的奥地利、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债券也已经到了令人担心的规模。”[105]俾斯麦原则上同意布莱希罗德的请求，但具体方式还有待在开罗做出，并需要经过开罗和柏林的协商。布莱希罗德提交的建议不仅将让他获得债务局向伦敦和巴黎银行支付的1%佣金的八分之一和开支，他还希望通过按照法郎对英镑的固定汇率赚钱，这将让他按照更优惠的每日汇率获得更高的收入。又经过几个月的角力，柏林获得英国政府和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许可，布莱希罗德终于被任命为早前贷款的支付代理人，但他必须按照每日汇率支付给德国债券持有人。支付代理人的主要和可观的利润源于这样的事实：将要支付给债券持有人的钱被存在布莱希罗德的银行，他可以在收款人和付款日之间利用这笔钱，即使只有几天；巨大的金额足以使其成为可观的业务。到了1887年3月，布莱希罗德在埃及债券中大大提升的角色正式获得承认[106]。

布莱希罗德的成功与其说得益于俾斯麦的关照，不如说要归功于后者外交政策的逐步转型。到了1886年，他试图在埃及事务上稍稍变得亲英，部分原因是法俄和解的初步迹象让他不安。他还试图阻止德国资本流入俄国。出于上述原因，他支持布莱希罗德扩大在埃及的角色—他的支持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了1889年，他本人也投资了将近15万马克的利率4%的埃及债券[107]。

布莱希罗德的成功很快带来更多苦恼。1888年，新的危机爆发，起因显然是新发行的贷款：布莱希罗德在柏林的朋友和偶尔的对手阿道夫·冯·汉泽曼入侵他的地盘。布莱希罗德陷入史无前例的恐慌，他给自己的客户和德国驻伦敦大使哈茨菲尔特写了两封信，请求他在埃及事务中提供帮助。哈茨菲尔特应该提醒与汉泽曼合作的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高估了汉泽曼与德国外交部的关系，而布莱希罗德本人与俾斯麦的关系重要得多。布莱希罗德对自己在埃及的地位感到担心，此事“对他的银行至关重要”；他甚至不加掩饰地承诺让债务缠身的哈茨菲尔特全面参与埃及贷款，并在墨西哥冒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是留存下来的布莱希罗德商务信件中最急迫的求救信号[108]。最终，他的努力获得成功，保住独一无二的地位。

布莱希罗德在埃及事务上表现出不寻常的执着，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不惜对最亲密的政治和金融盟友采取不寻常的严厉手段，这暗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成为可怕的对手。他在埃及的固执与他在德国自己的殖民地的谨慎举动形成鲜明的反差。埃及业务属于他的特别领域：为政府贷款服务。他获得的利润—1%佣金的八分之一和所存资金的利息—不可能很高，但他的许多业务都建立在这样的可靠收入之上，来自每周数以百计的贷款。从他向哈茨菲尔特的请求来看，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己在银行界的地位。在这点上，银行业和政治相类似：威望和权力（或收益）不可分割，银行家之间的同盟可以很容易变成对立，就像国家间的同盟那样。对于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而言，永远的怀疑是权力的代价，尽管两人处于不同层面²⁶。

1886—1887年，俾斯麦希望德国的对外投资不再压倒性地集中在东欧，这同时反映了短期政治考虑和长期商业现实。德国的对外贸易绝大部分位于欧洲的保护主义市场；如果想在高度竞争的新市场发展贸易，德国资本和银行设施的先行进入将带来便利。一位英国史学家最近指出，1914年前，“德国只在四块地理区域有可能通过竞争胜出—近东和中东（特别是小亚细亚、黎凡特和波斯湾）、赤道非洲、中南美洲、中国和远东。在所有这些地区，它都面临着激烈的挑战，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间进展甚微”[109]。

布莱希罗德对德国的影响力进入这些地区做出贡献。他在中东扮演开拓者的角色。1888年，布莱希罗德让德国的影响力进入另一个国家：在墨西哥政府迫切需要欧洲帮助的时候，他为其组织巨额国际贷款。墨西哥的需求很大，但欧洲人兴趣寥寥；德国驻墨西哥大使认为，墨西哥政治健康发展的唯一保证是总统波费里奥·迪亚兹（Porfirio Díaz），其他迹象都不乐观。由于所有人的怀疑，布莱希罗德可以为自己的财团（包括几位英国银行家）要求格外有利的条件。这些银行将为墨西哥政府提供105万英镑，关税收入的23.5%将作为担保，利率被定为6%，银行家将得到1.25%的开支补贴和0.25%的贷款服务佣金，发行价将是票面价格的70%。此外，协议还包含一个秘密条款：布莱希罗德将获得未来所有墨西哥贷款的期权。债券被超额申购二十倍：“债券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参与交易的银行家们的显赫地位。”[110]

布莱希罗德试图确立自己在墨西哥的垄断地位，就像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西所做的—至少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如是向俾斯麦报告[111]。一年后，新的墨西哥贷款引发激烈竞争，布莱希罗德最终胜出—他利用了各种手段，甚至有传言说，他向墨西哥财政部长提供了30万英镑的秘密“佣金”[112]。布莱希罗德大费周章地保持在墨西哥的地位，但逐渐被他的继承者们丢失。他第一次涉足墨西哥事务时正值美国、英国和德国商业利益竞争加剧；德国贸易继续落后于其他两国，但若非布莱希罗德的举动，情况还会更糟。这个十年通常被称为“布莱希罗德时代”，德国对墨西哥出口增长四倍。当然，布莱希罗德扮演间接角色，正如他送给墨西哥政府的两支克虏伯枪所象征的。此举是为了向政府和克虏伯公司示好，他曾为双方筹资，还支持它们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市场[113]。

布莱希罗德在墨西哥冒险中下了大赌注，并鼓励其他人效仿。这对他是一项利润极其丰厚的买卖。俾斯麦追随他投资墨西哥债券，就像之前投资埃及债券那样。但布莱希罗德还计划让广大公众相信墨西哥的前景远大而美好；就像我们看到的，他资助友人保罗·林道的美国和墨西哥之行，后者承诺对墨西哥进行“引人入胜的描绘”。布莱希罗德死后，墨西哥冒险变得更加艰难，施瓦巴赫与厄内斯特·卡塞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爱德华七世国王的银行家）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114]。

俾斯麦的大胆商业想象和德国资本家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反差，这个特点也体现在德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德国人的第一次中国考察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俾斯麦上台伊始，船上搭载着一批当时无籍籍名但后来事业辉煌的年轻人，比如后来成为布莱希罗德朋友的拉多维茨和马克斯·冯·勃兰特。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提高了对中国的兴趣；他同样认为中国市场在向自己招手，德国供应商应该满足中国人对铁路和武器的需求，而英国和美国在当地的利益也在与德国争夺先机。

19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的柏林大银行家们组建了非正式的“中国研究组”，并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考察和争取机会。汉泽曼也试图与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达成独立协议—汉泽曼与他们的亲密关系让布莱希罗德感到威胁[115]。1886年，施瓦巴赫给德国驻华公使马克斯·冯·勃兰特写了“非正式”书信，表示布莱希罗德银行愿意为所有的金融交易和铁路建设提供服务。他提醒勃兰特，布莱希罗德与劳拉舍冶金厂和大轮船公司北德意志—劳埃德有联系，因此在满足中国的需求上至少能做得像任何德国竞争者一样好[116]。如果勃兰特向有关部门谈起过此事，他应该已遭到冷遇。无论如何，什么都没有发生。

俾斯麦一直希望设立德国海外银行，好让德国商人不必总是通过伦敦和巴黎的银行结算账户，因为那样做费时费钱。这个想法在1881年被首次提出，五年后，当许多德国政论家呼唤“德国的香港”时，他再次试图推动德国银行家们设立这样的机构。

布莱希罗德在此事中的独特角色此前一直被忽视。1887年9月，他向俾斯麦报告说，讨论该计划的银行家们陷入绝望的内部争执：“由于符合德国的经济利益，我知道阁下很支持成立德中银行，因此我斗胆提议……最好通过会议推行该计划，会议应由海贸银行主管以及属于著名的海贸银行财团的各银行主管和各位银行家召集。”海贸银行主管埃米尔·冯·布夏德（Emil von Burchard）心存疑虑。他认为，布莱希罗德的提议听上去“无害”，但会让整个计划带有政府色彩。布夏德察觉到银行家寻求国家支持时的惯常手法—他为此拒绝提议，指出银行家们没能达成协议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们内部的矛盾。在私下谈话中，施瓦巴赫证实布夏德的怀疑：布莱希罗德、贴现公司和德意志银行没有达成协议是“因为激烈的外国竞争（特别是美国），因为中国业务总体上不够安全和可靠”，也因为他们之间对于银行的规模存在分歧。然后，施瓦巴赫告诉布夏德，布莱希罗德的提议的确是为了“改变该计划的基础，通过政府资金的加入使其获得重生，因为完全私人的形式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最终，俾斯麦命令很不情愿的财政部长阿道夫·冯·朔尔茨授意布夏德召集这样的会议[117]。

不到两个月后，俾斯麦接受布莱希罗德的提议，尽管遭到部长们的一些反对。但参与者的极度不情愿—主要成员包括汉泽曼、布莱希罗德和德意志银行的瓦里希—导致谈判又持续了十五个月。汉泽曼曾对外交部解释说，在这类计划上“我们［过于］保守了”，而布莱希罗德也坚称他在欧洲的投入已经太多。1889年2月，当俾斯麦再次表达“浓厚的兴趣”和愿意“为该计划的进展进行更多斡旋”后，德国亚洲银行（Deutsch-Asiatische Bank）终于成立。贴现公司认购最多股份，然后是布莱希罗德、德意志银行和有海外利益的大部分德国银行，海贸银行也被说服认购象征性的股份[118]。

布莱希罗德再次正确估计德国银行家的极度谨慎—他本人无疑也对其做出贡献。新银行的前几年令人失望，似乎印证创始人的观点，即整个计划只是为了“向帝国政府示好”（勃兰特对他们情感的轻蔑解读）。对布莱希罗德来说，为德国海外扩张所做的这次特别努力产生令人不快的余波。一位在中国的德国商人卡尔·帕什（Carl Paasch）与他昔日的朋友勃兰特闹翻。回到德国后，他出版恶毒的小册子，谴责勃兰特与商人的亲密关系，并污蔑布莱希罗德对外交部施加邪恶的影响。这次偏执的攻击导致勃兰特提前离任驻华大使（后来他又回到北京，担任德国亚洲银行的主管），也让布莱希罗德晚年更加痛苦[119]。

鉴于德国资本输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俾斯麦一直对此怀有强烈兴趣。有时，这两种兴趣会产生矛盾：出于经济和商业理由，俾斯麦希望鼓励德国的对外投资转向，以便同时为德国贸易打开新市场，在某些对外投资上尤其如此。但政治考虑要求继续对德国的盟友提供金融支持，并阻挠可能的敌人，特别是俄国。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俾斯麦的外交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高级政治”和“高级金融”间永远存在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大国的政客们（特别是德国和法国）越来越多地试图让银行家成为他们外交政策的附属代理[120]。只要举几个布莱希罗德经历中的例子就够了。

1879年，奥匈帝国成了德国的首要盟友。布莱希罗德并不很看好这个二元帝国的财政，但早在结盟前就对其很感兴趣[121]。1879年后，他和汉泽曼为奥地利政府提供出色的服务，将大量德国资本导入帝国。1881年，他们完成最了不起的工作，成功地把价值4亿、利息为6%的匈牙利国债转换成价值5.45亿、利息为4%的贷款—此举显然对匈牙利的经济和声望大有帮助。作为奖赏，汉泽曼于1880年被任命为奥地利驻柏林总领事。通过为二元帝国的服务，两人都名利双收[122]。

但布莱希罗德也知道如何以消极和安全的方式满足俾斯麦的愿望：他拒绝巴尔干利益的诱惑，让对手们完成诱人的交易（很快被证明失败）。塞尔维亚是焦点案例。自从1878年获得独立，塞尔维亚一直依赖外国投资。法国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占据主导，主要通过邦图著名的联合总银行。保罗—欧仁·邦图（Paul-Eugène Bontoux）出道于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成为其对手；家族对他的敌意一直持续到1882年他的末日来临。

塞尔维亚是奥地利的政治卫星国，奥地利人本来乐意让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接管塞尔维亚的业务，但法国国有贴现银行的出现很快重新确立法国人的主导。1884年，布莱希罗德的前助手卡尔·菲尔斯腾贝格接手一大笔塞尔维亚贷款，就此让德国投资者登上舞台。1885年的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战争让俾斯麦对前者的财政更加关心。他要求知道细节，于是维也纳的罗伊斯和贝尔格莱德的布拉依伯爵都对法国人在塞尔维亚的主导地位做了形象的描绘：法国人如何利用无限的魅力和世俗，利用胸有成竹的外表周旋于贪婪的塞尔维亚官场中（包括米兰国王［King Milan］），如何让整个国家陷入“腐败的沼泽”，而他们自己则成为金融霸主[123]。

1886年1月，布莱希罗德与奥地利外交部卡尔诺基伯爵进行长谈，详细讨论塞尔维亚的财政。布莱希罗德的出访（1885年除夕，他在临行前刚刚与俾斯麦见过面）是俾斯麦一直被忽视的战略的一部分，即利用塞尔维亚财政问题试探奥匈帝国的忠诚。在1885年12月30日写给罗伊斯的特别指示中（从未被发表过），俾斯麦提到塞尔维亚与法国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以法国的金融控制为基础，但得到奥地利土地银行的支持。鉴于德国对塞尔维亚的可能责任，不能对这种亲密关系“视而不见”。米兰国王对贿赂来者不拒，也许还包括来自法国政府的贿赂，“此事同样令人不安”。但罗伊斯（也许还包括布莱希罗德）的主要任务是从卡尔诺基那里探听一个微妙得多的问题：

奥地利是否容忍塞尔维亚对法国的明显青睐，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与奥地利的关系。法国各党派的沙文主义元素越强烈，摸清奥地利的立场对我们就越重要。如果我们必须不情愿地与法兰西共和国或者可能诞生的法兰西帝国交战，我们就需要考虑到奥地利的立场。

俾斯麦提醒罗伊斯，奥地利拒绝承诺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提供支持—因此有必要利用塞尔维亚与法国的关系获得“症候式”回答，从而让德国获得关于奥地利可能选择的线索[124]。卡尔诺基告诉布莱希罗德和罗伊斯，他对法国的主导地位感到不安，视其为“系统性掠夺”。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鄙视塞尔维亚人的贪婪，但坚称法国的介入完全以金融为目的。

德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布拉依伯爵也简明地谈到这个问题：“简而言之，法国人在这里的影响力非常大，对任何竞争都做了准备，但仅限于金融领域。”法国政府没有试图以任何方式支配塞尔维亚的政策。法国人“想要榨取该国仍然拥有的全部生命力……这个目标应该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到了那时，持有塞尔维亚贷款的德国人将会后悔。当俾斯麦获悉卡尔·菲尔斯腾贝格和其他银行家购买这笔贷款时，他批注道：“轻浮的人。”[125]俾斯麦放心了，布拉依对塞尔维亚财政“状况凄惨”的估计也被证明是正确的。19世纪80年代末，在债务中陷入绝望的塞尔维亚政府再次玩起古老的把戏：它拖延支付利息，但不承认破产，希望手中债券因此下跌的银行家们会赶忙来救自己。菲尔斯腾贝格迎来艰难的日子，而布莱希罗德可以对自己逃过那个陷阱感到庆幸[126]。和大多数巴尔干国家的首都一样，贝尔格莱德也喜欢自称东方的巴黎；但在金融事务上，它更应该自称“小埃及”。

不过，布莱希罗德没能完全逃过巴尔干的纠葛。他与法国贴现银行和奥斯曼银行一起为东鲁梅里亚的一条支线铁路提供资金。1888年7月，布莱希罗德紧急向俾斯麦求助，因为铁路刚建成就被保加利亚人没收，大部分管理人员也遭到逮捕。俾斯麦回信说，他在索菲亚无能为力，布莱希罗德最好动员法国介入，因为法国人投入的资本要超过德国人[127]。布莱希罗德没有气馁，当年晚些时候，他和汉泽曼一起为罗马尼亚发行大笔贷款，在对手面前维持他们在罗马尼亚“强大和几乎不可战胜的地位”。1889年，他又加入一个为希腊发行贷款的国际财团[128]。这些对布莱希罗德来说基本上是日常业务，是他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俾斯麦统治的最后三年里，当他编织的精巧盟友网络越来越难以维持时，布莱希罗德曾经帮过他一个忙。在这个案例中，大国们特别肆无忌惮地用经济武器实现政治目的。19世纪80年代，从三国同盟形成开始，意大利与德奥同盟越走越近。一系列举动（包括1887年末意大利军官访问柏林，协商在欧洲爆发战争时派意大利远征军前往莱茵河畔的计划）促使法国对意大利财政展开全面攻击，尽管此前它一直热心地对后者提供支持。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法国银行和投资者开始变现他们的意大利证券，出售意大利房产，他们的高调行动引发意大利经济的重大危机。

1888年2月15日，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劳纳伊伯爵告诉俾斯麦，亲德反法的意大利总理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非常担心巴黎市场上的意大利资产。由于无法当面强迫意大利，法国人决定展开“沉默战争”惩罚意大利人的朝三暮四。俾斯麦能说服柏林银行家们立即出手相助吗？几天后，“最著名的关税战争”爆发，导致法意交恶长达十年之久[129]。

俾斯麦召见了布莱希罗德，后者一直警觉地关注着意大利财政。早在1875年，荷尔斯泰因就建议布莱希罗德应该试图取代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对意大利财政的控制，也许可以和一些英国银行合作。这将让意大利摆脱“对法国的依赖……而且由你掌握它的金融债务也许在政治上对德国有利”。当时，布莱希罗德曾向俾斯麦提出此事，赫伯特立即给出答复：“从与我父亲的对话中，你应该知道我们希望对意大利包容。此外，目前他看不到任何对和平的威胁。”[130]法国人保住了控制权。1880年秋，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表示意大利政府正向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寻求一大笔贷款，以便稳定里拉的国际地位。布莱希罗德还记得之前与俾斯麦的谈话，于是自信地要求意大利大使“牢记意大利贷款应该秉持‘世界性政策’，而不是仅仅把宝押在法国身上，这点非常重要”。意大利也应该与英国和德国谈判[131]。不过，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法国银行业总体上维持了在意大利的地位。布莱希罗德对此心知肚明，因为从1880年到1887年，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频频让他代表意大利政府，从该行账户上把数以百万计的法郎转给克虏伯的军火公司[132]。

但1888年的情况已经不同。布莱希罗德不再请求和意大利人做买卖，意大利人反倒需要他和其他德国银行马上提供帮助，否则他们摇摇欲坠的信贷结构将彻底垮掉，特别是因为法国人的行动正赶上意大利陷入经济萧条[133]。劳纳伊伯爵向俾斯麦求助的第二天，施瓦巴赫被召到外交部，因为布莱希罗德在结束与卡尔诺基的会谈后即前往尼斯度假。施瓦巴赫表示，如果首相认为有必要，“布莱希罗德银行完全乐意与某些合作银行一起参与谈判，通过大量购买那些被看好的［意大利］公债抵消巴黎的做空—我们将采用绝对秘密的方式，不会让政府承担任何责任”。俾斯麦的批注简短而犀利：他在施瓦巴赫的提议旁边写了“好”，但能把“伦敦也拉进来吗？”在施瓦巴赫请求政府批准的文字边，他批注了“就这样办”[134]。

布莱希罗德马上开始行动：他的银行在几天内买入数以百万计的意大利公债，价格稳定下来。但各种副作用随之而来。其他德国银行家—达姆施塔特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直接找到意大利政府并奉上新的贷款。克里斯皮认为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正在利用布莱希罗德变现他们在柏林市场上持有的意大利债券，于是要求德国政府对布莱希罗德施压，尽管不清楚克里斯皮是希望让布莱希罗德停止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还是仅仅希望他本人购买更多。施瓦巴赫的回复毫不含糊：“他的银行完全不关心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在做空意大利［债券］。考虑到我们的利益，他将坚决尽可能地提升意大利债券的价格。”为了这个目标，他在之前几天里已经购买价值1800万法郎的意大利公债，其中200万来自他的私人账户。俾斯麦希望劳纳伊了解施瓦巴赫的立场，他还向克里斯皮保证，“在意大利与巴黎交易商的斗争中”，德国将继续竭尽所能地保护该国的金融利益[135]。

1888年3月初，布莱希罗德提议与意大利国家银行（Banca Nationale）组成财团购买意大利公债，其他德国银行则利用别的手段和渠道开出比他更低的报价。当贝谢姆伯爵得意洋洋地向俾斯麦报告说，克里斯皮和意大利人应该多么感激所获得的帮助时（大部分归功于布莱希罗德），索尔姆斯也从罗马发来报告说，一个对立德国团体的领袖告诉他：“布莱希罗德被完全排除在外。我们与德意志银行、巴黎的信贷银行和维也纳土地银行合作……”俾斯麦感到厌倦，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再也不管这档子钱的事了。”[136]

但俾斯麦不会长时间对意大利财政感到厌倦。虽然布莱希罗德及其合作者们避免了1888年迫在眉睫的危机，但意大利经济继续衰退，导致一连串银行破产。国家本身也面临破产威胁，克里斯皮的政府当然也无法幸免—后者的存亡对俾斯麦关系重大。1889年，布莱希罗德帮助组织又一个德国财团；1890年，他牵头成立“土地信贷公司（Instituto di Credito Fondiario），通过这家银行可以向公共信贷提供特别支持”[137]。俾斯麦下台后，索尔姆斯马上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这个消息动摇了克里斯皮的位置，但只有经济问题能让他垮台。在经济领域，他指望布莱希罗德的支持。同一天，布莱希罗德给克里斯皮发了电报：“我很高兴能向阁下宣布，我和一个银行家集团组成同盟了。”克里斯皮需要布莱希罗德的支持，索尔姆斯也敦促布莱希罗德这样做[138]。布莱希罗德继续努力着，尽管可能并不情愿。他曾对外交部商务专家路德维希·拉施道（Ludwig Raschdau，此人的父亲在罗马尼亚铁路上损失了所有的钱）表示，俄国贷款远远优于意大利业务。按照拉施道的说法，布莱希罗德甚至抱怨那个“意大利犹太人不可靠”—他指的可能是意大利财政部长路易吉·卢扎蒂（Luigi Luzzatti）。19世纪90年代初，当意大利的私人信贷结构受到威胁时，布莱希罗德组建包括汉泽曼在内的德国财团。1894年，在奥地利和瑞士的帮助下，该财团在米兰创立意大利商业银行（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o），初创资本为7亿里拉[139]。该银行直到布莱希罗德去世一年后才真正成立，但称得上他为意大利财政所做的五年努力的高潮。和布莱希罗德职业生涯中做过的其他许多事一样，此举既是为了他本人的利益，也是为了俾斯麦的国务需要。事实上，布莱希罗德的意大利冒险让他与俾斯麦的继任者们有了亲密接触，反映出他与德国政府关系的延续，无论掌舵人是谁。

和俾斯麦的许多话一样，他对于德国资本家怯懦的哀叹也不能从字面理解。他本人相信这种说法吗，或者那只是掩盖他殖民政策失败的众多托词之一？随着年事和在任时间的增长，他对温驯的德国人越来越不满，越来越鄙视他亲自教会他们的温驯。为什么不谴责德国资本家呢？这些人没能在殖民领域扮演俾斯麦为他们所设想的角色。也许他们应该对那个让俾斯麦越来越有偏见的时代负责，即19世纪80年代中叶的整个殖民时期。或者说，德国资本家的确不如西方的同行们那么富有冒险精神吗？俾斯麦的抱怨并非没有理由吗？因为直到1913—1914年，德国53%的对外投资集中在欧洲国家，而英国的相关数字则是5%[140]。

在银行界，俾斯麦最了解布莱希罗德。布莱希罗德不正代表了俾斯麦对某种怯懦的谴责吗？银行家们意识到，尽管也许缺乏魅力，但安全本身就是回报，而追求高收益往往也意味着高风险。出于原则和习惯，布莱希罗德偏好安全，安全可能来自处理政府的金融需求，但不可能来自某片非洲沙漠不确定的未来。在这点上和其他许多方面，布莱希罗德是老派的：他不相信殖民地的虚假诱惑，就像他仍然有点不愿意充分利用德国新产业代表的巨大机会。国家贷款领域才是布莱希罗德的擅长，那里对各地的国际银行家充满吸引力，上演着最激烈的竞争。他顽强地战斗着，和国务领域的俾斯麦一样，他知道今天的死敌可能是明天的盟友，在竞争性行业中，忠诚是罕见的美德，汉泽曼这样的老朋友和合作者很可能会加入一个将布莱希罗德排除在外甚至与之为敌的财团。此外，国家贷款能给他带来确定的收入，可以让他与本国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他可以继续把自己看作“首长”的助手，就像在19世纪60年代那样。助手、顾问和恳求者，但永不平等，更别提做主人了。在扩大德国对俄投资的问题上，布莱希罗德曾试图违抗首相的意志。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他也许是对的，但处境艰难的首相还是胜出。即使在布莱希罗德去世后，国家仍然至高无上。

1.对于稍早些的时期，一位历史学家评价说：“19世纪中叶，关于萨摩亚黄金国的消息既源于刻意包装，也出于误判和一厢情愿。”吉尔森，《萨摩亚，1830—1900：多民族社群的政治》（墨尔本，1970年），第185页［R.P.Gilson，Samoa，1830–1900：The Politics of a Multi-National Community（Melbourne，1970），p.185］。

2.库塞洛夫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热情的殖民主义者……无私的帝国主义者，激发这类人想象力的正是祖国控制大片海外领地的前景，即使他们自己在殖民世界中没有经济利益”。见亨利·特纳，《俾斯麦的帝国主义冒险：源于反英吗？》，收录于《英国和德国在非洲》，吉福德教授和罗杰·路易斯编（纽黑文，1967年），第66页［Henry A.Turner，“Bismarck’s Imperialist Venture：Anti-British in Origin？”in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ed.by Prosser Gifford and Wm.Roger Louis（New Haven，1967），p.66］。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无私的帝国主义者”扮演的角色比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更大，特别是因为利益相关的帝国主义者完全不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那么多。

3.但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近来一种关于汉泽曼在新几内亚活动的说法，即他“迷恋……这样的想法……只有殖民地……才能保证德国制造商们的产品有市场，把对外移民留在德意志帝国内，并为大众提供另一个乌托邦，转移他们对社会革命的兴趣”。同样不能断言汉泽曼是恳求者，而俾斯麦是谨慎的拍板者。弗斯，《新几内亚公司，1885—1899：一个不盈利帝国主义的案例》，刊于《历史研究》，1972年第15期，第361页［S.G.Firth，“The New Guinea Company，1885–1899：A Case of Unprofitable Imperialism，”Historical Studies，XV（1972），361］。

4.理查德·柯布敦（Richard Cobden，1804—1865），英国制造商和自由党政客，自由贸易运动领袖，曾发起反《谷物法》联盟，并与法国签订《柯布敦—舍瓦利埃条约》，让英国废除对所有制造品的关税。——译注

5.亨利·莫顿·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英国记者和探险家，曾赴中非寻找英国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顿，并探索和开发过刚果地区。——译注

6.后来出现与布鲁塞尔委员会类似的国际组织。1878年11月，撒哈拉探险家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Gustav Nachtigal）在柏林创立非洲协会，协会的三项目标与在布鲁塞尔提出的一致：发现非洲仍然未知的地区，让它们向文明、贸易和商业开放，和平地废除奴隶制。纳赫蒂加尔邀请布莱希罗德担任创始成员，价格是300马克。但直到三个月后，经过特别谈话和几封书信交流后，布莱希罗德才加入。1880年，他秘密地为利奥波德向柏林非洲协会转账4万法郎。

7.弗朗茨·冯·伦巴赫（1836—1904），德国画家，现实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8.几天后，《柏林交易所通讯》刊登了一首关于布莱希罗德与国王共同散步的打油诗。布莱希罗德没有感到不悦，还把它送给利奥波德：“在多风但温暖的极好天气里/消息被刊上报纸：/布莱希罗德手挽手/与比利时国王散步。”

9.今称马莱博湖（Malebo Pool），是刚果河下游湖泊状的扩大部分。——译注

10.布莱希罗德档案披露布莱希罗德与布鲁塞尔的更多联系。1885年秋，利奥波德将布莱希罗德的亲信助手格洛纳（Gloner）召到布鲁塞尔，但电报往来暗示，布莱希罗德拒绝利奥波德的请求。格洛纳的加密电报上说：“刚刚结束国王的召见，他请我向您转达最友好的问候，并对您的缺席表示遗憾。他相信您的好意……我将于周日上午回到办公室。”格洛纳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11月13日，BA。1889年，布莱希罗德联合贴现公司购买筹建中的从马塔迪（Matadi）到史丹利湖铁路的股份，价值200万法郎；这笔钱中，贴现公司出资87.5万法郎，布莱希罗德只是剩余部分的名义出资人，其中90万法郎由其他投资者承担。结果，布莱希罗德在刚果的最大一笔投资仅仅是22.5万法郎—档案显示，这个数字在后来的谈判中被进一步减少。

11.喜欢收集丑闻的单身汉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告诉赫伯特·冯·俾斯麦：“你的朋友‘布莱希’［Bleiche］愿意给予他心爱女子的丈夫，一位姓格罗泽的记者［特殊地位］。”荷尔斯泰因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3年12月13日，FA。

12.杜特尔蒙没有理由为讨好布莱希罗德感到后悔。多年后，他对布莱希罗德表示：“我们上次在奥斯坦德见面时，您好心地告诉我，如果有机会做笔有利可图的小交易，你乐意帮我的忙。我们这里似乎相信卢布将很快大幅上涨，如果您也这么认为，我想请您代理我的账户，做笔这种货币的小交易。”生性谨慎的他提出只能承担不超过2000马克的损失。三个月后，他从布莱希罗德那里收到2000马克—那是投机卢布的收益，而且显然没有动用杜特尔蒙自己的钱。杜特尔蒙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12月7日、1891年3月31日，BA。

13.亨利·阿什比·特纳（Henry Ashby Turner，1932—2008），美国历史学家。——译注

14.1885年，保守党内阁取代格莱斯顿，首相索尔兹伯里对德国帝国主义持不同看法：“通过在加罗林群岛和桑给巴尔岛做出让步，我在俄国、土耳其和埃及赢得俾斯麦的帮助。他很像犹太人，但总体而言物有所值。”引自保罗·肯尼迪，《萨摩亚纠葛：英美关系研究，1878—1900》（纽约，1974年），第48页［Paul M.Kennedy，The Samoan Tangle：A Study i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878–1900（New York，1974），p.48］。

15.明斯特本人从未接受德国的扩张主义。直到1890年，当俾斯麦已经下台后，他还在信中对布莱希罗德表示，即使“真正的成功也无法让他改变”对这种“殖民闹剧”的反对。他还表示：“如果非洲这个黑色国度不存在，我们外交官就没什么事可做。如果我们避开那里，如果愚蠢的德国人米歇尔没有染指那碗黑粥，我们现在就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英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人和刚果会议为它争执不休。我们把这个角色留给俄国佬！！！您知道，这不是我的错。”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6月30日、12月26日，BA。

16.让热衷非洲的人士愤慨的不仅是德国资本家。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门徒哈里·约翰斯通（Harry Johnston）本人也是探险家，他给外交部的一位非洲事务官员写信说：“英国商人是今天最不可理喻的人—他们希望政府为他们包办一切，自己却什么都不做。他们希望吞并、开放、教化、清理、打扫和装饰像乞力马扎罗这样的大片领土，然后交由他们开展方便和有利可图的买卖。”罗杰·路易斯，《大英帝国和德国在非洲的扩张，1884—1919》，收录于《英国和德国在非洲》，吉福德和路易斯编，第14页［Wm.Roger Louis，“Great Britain and German Expansion in Africa，1884–1919，”in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ed.by Gifford and Louis，p.14］。

17.格奥尔格·冯·西门子（Georg von Siemens，1839—1901），德国银行家。——译注

18.1883年4月，他致信利奥波德国王说：“如果欧洲政治目前风平浪静，那是因为各国间的关系非常好，至少从外部看来如此。不过，必须承认几乎所有国家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急迫问题困扰，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运动。各国很快将不得不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对付这些煽动者。”他依次讨论各国形势，希望诸如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案等措施成为有效救济。布莱希罗德致利奥波德二世，1883年4月23日，BA。

19.这个词来自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它让人想起对于探险家、商人和政客而言，寻找殖民地是男子气概的冒险。这也是需要被铭记的扩张主义动机。

20.以1886年7月施瓦巴赫写给德国驻中国大使的信为例。信中表示，由于中国正与“法国发生军事纠纷”，他无法贷款给中国。这会让“德国遭遇不利的指责，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无论正确还是错误，我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这笔贷款得到亲王的特别许可”。引自赫尔穆特·施托克，《19世纪的德国和中国》（东柏林，1958年），第279页［Helmuth Stoecker，Deutschland und China im19.Jahrhundert（East Berlin，1958），p.279］。

21.这还让人想起1711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断言：与其说“有钱者必有权”，还不如说“有权者将有钱”。引自《献给刘易斯·纳米尔爵士的文章》，理查德·帕尔斯和泰勒编（伦敦，1956年），第53页［Essays Presented to Sir Lewis Namier，ed.by Richard Pares and A.J.P.Taylor（London，1956），p.53］。笛福的话是我的朋友罗伯特·韦布（Robert K.Webb）告知的。

22.汉堡大金融家马克斯·瓦尔堡（Max Warburg）曾清晰地描绘德国银行家与德国政府的关系。他的纽约合伙人试图让他对某些日本贷款感兴趣，瓦尔堡在日记中写道，他“驱车前往柏林的外交部，就像所有优秀银行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简而言之，在把钱投到国外前，你先请示外交部。引自阿尔弗雷德·瓦格茨，《瓦尔堡公司，德国世界政治中的一家银行，1905—1933》，刊于《社会经济史季刊》，1958年第45期，第302页［Alfred Vagts，“M.M.Warburg&Co.Ein Bankhaus in der deutschen Weltpolitik1905–1933，”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XLV（1958），302］。

23.埃及也不乏传言。比如，当时有传言说，为了让总督下台，罗斯柴尔德家族曾“求助俾斯麦，后者自从法兰克福的岁月后一直向这个犹太人大家族提供某种令人不齿的保护”。维尔弗里德·布伦特，《英国占领埃及秘史》（伦敦，1907年），第65—66页［Wilfrid Blunt，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London，1907），pp.65–66］。

24.而且很难评估。1876年，当控制埃及财政的第一个国际机构“公共债务局”（Caisse de la Dette Publique，与土耳其的类似）成立时，其中甚至没有德国代表。1884年4月，格兰维尔勋爵写道：“德国在债务局的经济利益不超过可怜的100万马克。”6月，俾斯麦对“1亿马克德国人的钱被投入埃及证券”表示惊讶。格兰维尔的数字更接近事实。埃德蒙·乔治·菲茨莫里斯，《格兰维尔勋爵传》（伦敦，1905年），第二卷，第339页［Edmond George Fitzmaurice，The Life of Lord Granville（London，1905），II，339］；保罗·克纳普伦德编，《柏林大使馆来信，1871—1874，1880—1885》（华盛顿，1944年），第232—233页［Paul Knaplund，e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1871–1874，1880–1885（Washington，1944），pp.232–233］。

25.威廉·兰格（William L.Langer，1896—1977），美国历史学家。——译注

26.几乎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还同样努力地争取让西班牙政府任命他为西班牙国债的唯一德国代理人。他授意自己的客户，德国驻马德里大使索尔姆斯伯爵（Count Solms）确保他从西班牙政府获得这项特许权。索尔姆斯报告说，德意志银行和门德尔松家族也在争取同样的特权—他试图用昂贵的消遣拉拢西班牙部长们，这是影响他们的最佳方式，但他难以承担。索尔姆斯还说，西班牙财政部长支持布莱希罗德，因为“您代表了柏林最有影响的银行”。德国政府拒绝介入；最终，布莱希罗德获得任命，然后请求索尔姆斯再为他寻求一枚西班牙勋章。作为回报，索尔姆斯继续获得布莱希罗德的财务建议，开始投资埃及债券。索尔姆斯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1月23日、1月24日、2月2日、3月19日，1886年3月10日，1887年2月1日，BA。

第十六章　俾斯麦的倒台

俾斯麦的悲剧在于，他留下的伟大遗产无法被吸收。

——亨利·基辛格

我是俾斯麦的头号仰慕者；每当妻子把他的演讲、书信或话语读给我听，我都会感到绝对的快感；世上很少有过更伟大的天才，很少有过更勇敢或个性更鲜明的人，很少有过更机智的人。但他缺少一种特质：宽宏；他的人生表现得正好相反，最终呈现为令人反感和极端小气的刻薄（要不是同时具有可怕的幽默，他可能早就令人无法忍受），这种不宽宏最终也毁了他，导致在他离开时，甚至连他的仰慕者们也表现得相对冷漠。

——特奥多尔·冯塔纳致格奥尔格·弗里德兰德，1890年5月1日

俾斯麦的体系在他倒台前就已经动摇。在他统治的最后岁月里，他的国内体系的所有裂缝和弱点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他对外的威吓性和平政策也越来越不与其他大国的政治憧憬合拍。最后三年里，特别是最后三个月，俾斯麦不断采取应急手段，而且经常铤而走险，他在国内权威的逐渐削弱令其雪上加霜。

他的权威建立在不可动摇的支柱上：威廉一世的支持。若非如此，俾斯麦的统治可能早就垮台了。这种支持从不是自动的，俾斯麦对此的依赖让他怀疑其他所有人对国王的影响。但二十六年来，俾斯麦赢得了他在乎的每一次较量。但在德国政治的其他方面就不是这样了；即使在自己的普鲁士内阁，他也常常陷入困境（他曾抱怨说：“每次希望喝一勺汤都要获得八头驴子的许可。”）；他在帝国议会几乎从未获得过绝对多数；他总是不得不争取帝国成员邦政府的支持—简而言之，他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掣肘，就像他在1882年对帝国议会所暗示的，他内心深处从不怀疑，专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组合比爱国主义和他亲自引入的半宪政制度更密切[1]。

1888年，90岁的威廉一世去世。三个月后，他的儿子腓特烈三世跟着进了坟墓。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和德国自由派的希望，腓特烈登基时已经罹患喉癌。公认的自由派沉默地统治着，继任者却是最啰唆的霍亨索伦王朝君主。29岁的新皇帝威廉二世与老式普鲁士人截然相反：他身上完全看不到朴素或单纯；他是一个有着痛苦的不安全感的复杂人物—他的左臂萎缩失灵—试图通过华丽和威势，通过粗俗地展现男子气概来掩盖自己的缺陷，显示出他对自己神圣统治权的虔诚信仰。他还渴望那种权力获得肯定，期待被敬爱和偶像化。除了个性缺陷，他也是一个有智慧和远见的人，决心在德国留下自己的印记。他认为，德国注定将成为令世界畏惧的世界大国。威廉的灾难性统治延续了三十年；他的权力如此之大，他的影响如此有害，他的个性如此专断，以至于他的统治可以提醒人们，盲目的力量和结构无法塑造世界的一切东西。

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在思想、经验和个性上完全不同。更糟糕的是，俾斯麦已经习惯于独裁权力，而威廉则渴望当家做主。谄媚者早就告诉威廉，如果有俾斯麦在身边，即使腓特烈大帝也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潜在的个人矛盾以及跋扈的首相和新皇帝间日益加深的隔阂，还存在着实质性矛盾，两人在政策选择上分歧严重。

随着君主的更迭和一位年轻而有魅力（许多人这样认为）的皇帝登基，俾斯麦自己的亲随突然发现另一个他们可以支持、吹捧和取悦的对象。俾斯麦的同僚、对手和下属对他日益难以理解的政策感到烦恼，实质性分歧再次让个人背叛变得容易。在俾斯麦统治的最后十八个月里，阴谋变成集体性的不忠，为了破坏他的政策，他的下属们向他的敌人和外国势力泄密，特别是荷尔斯泰因。（私下里，荷尔斯泰因哀叹俾斯麦的精力和目光下降，虚伪、专制和不可靠则逐渐上升，还渐渐对吗啡上瘾—这些症状都是他为自己的不忠找的借口[2]。）多年来的怨恨在最后的那几个月里凝结成毒汁。

更重要的是，在俾斯麦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创造的国家表现出本质上的无法控制。没有谁比首相本人更清楚和更担心这种失控的可怕影响。与威廉那一代的许多人不同，他知道国内不稳定和对外冒险可能摧毁德意志帝国。

俾斯麦逐渐失势的那些年里，布莱希罗德过得非常艰难。在保守的19世纪80年代，他对国内问题的影响已经开始削弱，尽管人们对其剩余影响的怨恨仍在扩散。他仍是令人敬畏的存在，受到俾斯麦特别信任的保护。但随着俾斯麦地位的动摇，随着老宫廷让位于新的宫廷和新的亲信，布莱希罗德的地位更加风雨飘摇。他复杂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网络被削弱并逐渐崩溃。

在发电报告知布莱希罗德威廉的死讯时，莱恩多夫伯爵毫不夸张地说：“我该说什么呢？我完了，被毁了。愿上帝怜悯我们。”[3]布莱希罗德主要通过莱恩多夫精心地与威廉的宫廷建立关系，他的老客户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则是他与腓特烈宫廷的纽带。这些联系都断了—布莱希罗德感到新皇帝将有所不同。

威廉去世后不久，埃米尔·品特拜访了布莱希罗德，他不怀好意地写道：“布莱希罗德家的前厅总是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奥伊伦堡伯爵在里间，莱恩多夫将军在外间。后者一边喝着干邑，一边问道：‘嘿，奥古斯特［奥伊伦堡］，能也给我一点时间吗？’这些是宝座和王朝的支柱！！！！争相与布莱希罗德见面！！！”[4]随着时间的流逝，布莱希罗德家的前厅安静下来。莱恩多夫当即退休。奥伊伦堡虽然在1890年被任命为宫廷总管，但再也没有扮演同样的角色，他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也变得不再那么亲密。

俾斯麦在新的宫廷没有朋友，他也不认为俾斯麦会有。（后来他回忆说，1888年春天，仍然激动不已的俾斯麦告诉他，自己刚刚和年轻的皇储宣誓永远相互效忠，据说布莱希罗德这样回答：“您相信皇储的承诺吗？”[5]）布莱希罗德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新皇帝。威廉二世仰慕布莱希罗德的老对手施托克，而俾斯麦也曾经指责皇储公开支持这位身为反犹主义者的牧师。威廉二世身边围绕着激进的反犹主义者—虽然后来他也有了自己的犹太人亲信，而且他本人也成了恶毒而偏执的反犹主义者的靶子。

这些对布莱希罗德都不是好兆头：他注定将在权力和野心家的洗牌中成为失败者。更糟糕的是，新宫廷和老首相在实质性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怀疑的加深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棘手。皇帝对国内外政策有自己的想法，他还希望逐步削减俾斯麦的权力。俾斯麦不同意威廉的一切动议，并动员同僚们反对他—当意识到威廉希望剥夺他的权力时，他更加坚决地这样做。

在俾斯麦与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矛盾中，布莱希罗德不幸成为核心人物。更糟糕的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时，布莱希罗德与两人的政策都发生分歧。那就是德俄关系问题，俾斯麦所有外交政策中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部分—这个问题表面上的难以驾驭威胁到俾斯麦的整个体系。

在俾斯麦统治的最后阶段，德俄关系让政治的相互联系戏剧化：在这两个国家，国内利益对外交官和外交施加巨大压力；从未完全实现的外交事务独立性明显呈现崩溃之势。金融和经济利益开始走到前台，记者们也试图高调地影响舆论。1886—1890年是1911—1914年的某种预演，随着民族主义热情在俄国和法国升温，随着这些热情引发德国的好战举动，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官方的分歧而变得更难预测。好在19世纪80年代末的危机最终平息。

最简单地说，德国受制于1879年与奥地利的同盟和对那个二元帝国存亡的兴趣；奥地利在巴尔干与俄国关系紧张，俾斯麦则试图在当地实行积极而公正的政策，旨在保持对立双方的信任。柏林会议后，俄国对德国的怨恨与日俱增—聪明的《莫斯科时事报》（Moscow Gazette）编辑卡特科夫（M.N.Katkov）充分利用这种怨恨，他不断宣扬俄国不需要谨慎政策，而是需要“腾出手来”，即摆脱德国的束缚。卡特科夫令俾斯麦感到担忧，他的政治地位上升正值复仇主义者和极受欢迎的布朗热将军在法国受到热捧之时。

俾斯麦认为，由于巴尔干的乱局，德国就像被夹在两条恶狗之间的人，一旦松开束缚，它们就会立即向对方扑去[6]。俾斯麦希望不要让它们摆脱束缚，同时希望英国和意大利能帮助奥地利限制俄国，让他有机会安抚后者。

俾斯麦的俄国政策集中体现他在不确定中生活的能力。他有最充分的理由维持与俄国的和平关系；他把俄德的亲密视作和平与君主团结的壁垒，视作对叛逆的波兰人和有颠覆企图的社会党人的障碍。他最大的梦魇是俄法同盟—在卡特科夫和布朗热的时代，第一次有人开始叫嚣这种同盟。俾斯麦不断试图安抚和强迫俄国，通过恩威并施与其维持密切关系。对于永远束缚巴尔干那两条恶犬，或者阻止俄国恶犬与法国配对的可能，他没有多少幻想。对于某些德国将领把先发制人地打击俄国看作救赎手段的轻浮而愚蠢的想法，他完全不抱希望，就像他在1888年对驻维也纳大使所说的：“最辉煌的胜利也没有用：俄罗斯民族的帝国不可摧毁，它的强大来自气候、沙漠和节俭，来自只需守卫一侧边界的优势，它被打败后仍将是我们的死敌，渴望着复仇，就像今天在西方的法国。”[7]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俾斯麦对与俄国关系的担忧加深了。他比过去更频繁地选择强硬立场，希望威吓那里的扩张主义派别。与柏林的军方不同，他拒绝让两国永远为敌的想法，因此也拒绝快速解决问题的诱惑。

俾斯麦的俄国政策只有他的几位下属理解，支持者则可能完全没有。最著名的破坏者是荷尔斯泰因，他暗中与柏林和维也纳的反俄党派合作。威廉二世最终站在俾斯麦的批评者那边，皇帝和首相间的核心分歧由此凸显—矛盾焦点是帝国的安全，再加上个人的怀疑和敌意引起的实质性分歧。

布莱希罗德被夹在这场冲突的中间。他的利益很简单：由于在19世纪80年代的巨额贷款中的角色，他与门德尔松和汉泽曼一起成了为俄国服务的主要银行家。贷款和兑换的收益非常高，而且业务有望不断扩大，因为俄国的需求和经济潜力非常大。此外，布莱希罗德还认为，自己和帝国的利益是一致的。1884年，俾斯麦曾要求他推动俄国贷款的发行，他也认为延续德国在俄国财政中的最重要角色增强了前者的影响。但到了1886年，风向发生变化；其他经济利益强烈要求对俄国采取强硬立场，而政治军事考虑也不利于促进对俄信贷。

这个问题在世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值得说几句题外话。19世纪80年代，俄国走上工业化的昂贵道路，并计划修建连通庞大帝国的铁路网。俄国的国内资本不足，因此依赖外国投资—吸引投资的是高利率和俄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俄国的海外借款方法昂贵而笨拙，为了把程序合理化，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历任财政部长合并了之前的高利息短期小额债务。通过这样的合理化，俄国财政部希望削减巨额债务支出。

德国成了俄国主要的资本提供者。德国资本输出的大约20%到25%流入俄国；到了1887年1月，估计有价值超过20亿马克的俄国债券掌握在德国人手中[8]。这个巨大的数字大大超过俄国全部外债的一半。两国的贸易同样势头强劲，直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因为民族主义和商业愿意提高关税（就像德国在1879年所做的），对德国工业出口造成重大影响。简而言之，金融和商业利益发生分歧。

对布莱希罗德来说，与俄国的关系是巨大收益和政治威望的来源。他不是第一个涉足俄国的银行家（门德尔松比他更早），而且那里的竞争很激烈。但布莱希罗德拥有特别的优势，也知道如何利用它。俄国人看重他与俾斯麦的关系，称之为“俾斯麦—布莱希罗德财团”[9]。布莱希罗德的名字显然提高了俄国债券在德国的信誉，他还说服自己的一些最著名的客户投资俄国债券，包括俾斯麦[10]。他变得闻名遐迩，就连美国驻俄国大使也把1884年贷款的巨大成功归功于布莱希罗德，这件事证明“俄国信贷的恢复”[11]。俄国人很高兴，1885年，沙皇把圣斯坦尼斯拉夫骑士勋章授予布莱希罗德。但布莱希罗德更多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俾斯麦的仁慈支持；否则，德国银行家将陷入麻烦，对布莱希罗德来说尤其如此。

然而，德俄关系开始恶化。就像我们在第十三章看到的，1886年秋，俾斯麦警告布莱希罗德，他已经对长久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失去信心¹。布莱希罗德很快意识到，政治关系的恶化也将对金融产生影响。多年来，他一直提醒俾斯麦，俄国可能转而向法国寻求资本；1886年12月，他发现俄国人试图在巴黎筹集5亿法郎贷款，认为巴黎银行可能邀请自己参与。布莱希罗德马上找到俾斯麦在帝国首相办公厅的助手弗朗茨·冯·罗腾堡，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希望俾斯麦能同意和支持自己参与：“我该怎么做？如果俄国人从巴黎筹到钱，亲王将会不悦；他多次告诉我，这两个国家的金融关系将是政治接触的最坚实基础。但如果我拒绝，俄国将会恼火，首相也不想看到那样……”

罗腾堡认为布莱希罗德出于担心“因为此事损失本可赚到的数百万”，试图让俾斯麦做出某些支持的姿态，好向德国投资者证明俾斯麦支持自己对俄国债券的新冒险。于是罗腾堡把此事压下，希望不让在弗里德里希斯鲁休养的俾斯麦知道。他自作主张地告诉布莱希罗德：“我们通过自己的经验深刻体会到，金融关系并不必然带来政治上的亲密。否则，我们就该和俄国连在一起了。”[12]俾斯麦的确倾向于不参与，布莱希罗德在深夜和圣诞节对罗腾堡的多次急切造访无果而终。更糟的是，赫伯特也想嘲弄他，于是命令罗腾堡向布莱希罗德转达沙皇最近关于“该死的犹太人”的言语。罗腾堡报告说，布莱希罗德“对沙皇的言语并不生气；他微笑着低声说道，‘轻浮的人’。在贷款面前，他愿意忍受更糟糕的东西”[13]。罗腾堡关于布莱希罗德的报告总是很不客气；一年前，为了在赫伯特面前为自己接待布莱希罗德辩护，他编造了疯狂的故事。不过，他仍然对布莱希罗德表现得友好，并觉得圣诞节的谈话颇有裨益：“布莱希对我分析欧洲政治的方方面面，俾斯麦也许对其中一些内容感兴趣。”[14]告知布莱希罗德不要参与一周后，俾斯麦又命令他参与—否则俄国人会把他的冷漠归咎于首相的反对[15]。最终，那笔贷款不了了之。

俾斯麦的动摇和突然转向应该让布莱希罗德为更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作为其复杂外交政策的一部分（1887年初，俾斯麦试图建立英奥同盟来限制俄国，好让他有机会向俄国示好，就像6月秘密签署的《再保险条约》所显示的），俾斯麦开始系统性地对俄国财政下手。他的动机有很多：他既试图威吓俄国和阻止其获得信贷，也想要报复该国一系列伤害德国利益的经济举措。由于新的关税，德国工业家在对俄出口上遭受重创，另一些法律则限制他们在那里做生意的权利。德国农民担心，俄国铁路网的进一步扩张将导致对德粮食出口增加。俾斯麦可能还想警告俄国新任财政部长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维什涅格拉茨基，后者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者。（布莱希罗德的俄国朋友萨克向其保证，尽管维什涅格拉茨基被认为是卡特科夫的门徒，但此人也在萨克的银行投资很多钱，务实的他不太可能遵循卡特科夫的荒唐计划[16]。）此外，俾斯麦真正对太多俄国的钱掌握在德国人手中感到担心。1887年夏，他授权对俄国债券发动新闻战，俄国债券的价格下跌5%。10月，伦敦的《经济学人》评价说：“俄国金融家们一定意识到，德国市场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实际上对他们关闭了。”[17]

1887年10月，布莱希罗德受命警告舒瓦洛夫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德国无意战争。11月，在赫伯特的怂恿下，俾斯麦不顾布莱希罗德的请求，继续采取行动。11月10日，他颁布著名的《抵押贷款禁令》，要求帝国银行停止接受把俄国债券作为贷款抵押品[18]。此举更多是象征性和戏剧性的，而非为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认为这将是暂时性的举措，如果持续下去，它显然将削弱对所有俄国债券的信心。但此举带有挑衅意味，特别是因为它是在亚历山大三世访问柏林前一周颁布的。在某些方面，这是俾斯麦惯用技巧的翻版：利用威吓让对手成为朋友。但这次，此计适得其反，因为法国很乐意取代德国在俄国的金融地位—事实上，就像我们看到的，法国已经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第一步²。

俾斯麦对俄国的“金融战”让布莱希罗德感到沮丧。此举导致现有的全部俄国债券贬值，还让德国银行家们几乎不可能展开新的操作。俄国债券几乎立刻开始从德国流向法国，俾斯麦希望减少德国资金投入俄国债券的愿望很快达到。但布莱希罗德认为这一切是个巨大的错误，在幕后试图改变政策。显然，俄国官场认为他对俾斯麦的行动具有特别的影响。俾斯麦告诉布莱希罗德，他对与亚历山大三世的会谈“非常失望”。12月，布莱希罗德致信俾斯麦，表示来自圣彼得堡的消息显示出“沙皇不希望战争……俄国对奥地利的敌对态度确定无误，集结在与奥地利边界上的军队无疑是为了激怒该国”[19]。《抵押贷款禁令》超越布莱希罗德的个人利益：就像他一直警告的那样，巴黎现在加入对利润丰厚的俄国业务的竞争，在从柏林到巴黎的历史性转向过程中，各银行之间还上演了激烈的对抗。

在随后的斗争中，布莱希罗德保持自己与俄国财政部长的秘密关系，这种关系把他与欧洲政治的地下世界中一个富有魅力的小人物联系起来。布莱希罗德与别名伊利亚·法捷耶维奇·奇翁（Ilya Fadeyevich Tsion）的俄国犹太人伊利·德·基翁（Elie de Cyon）有公开和秘密的联系。基翁生于1843年，师从菲尔肖和克劳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³，曾是圣彼得堡医学院的著名教授，后来被愤怒的激进学生驱逐。1876年，基翁移民法国，他改名易姓，擅自加上代表贵族的“德”，作为《高卢人报》（Le Gaulois）的编辑开始记者生涯，后来又接替他的庇护人亚当夫人（Mme.Adam）担任《新评论》（Nouvelle Revue）的主编。1880年，他获得骑士级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世纪80年代末，他被广泛视为卡特科夫的朋友和代理人，因此也被认为反对德国。1887年2月，新任俄国财政部长维什涅格拉茨基将基翁召到圣彼得堡，希望他帮助发展与巴黎市场的新关系。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基翁被看作法俄同盟的推动者，就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他还是研究这种关系的首位史学家。

从1887年开始，基翁也和布莱希罗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早在1884年，他就向布莱希罗德提出不同寻常的建议，请求资助创办一家由基翁和科特科夫联合编辑的报纸；如果布莱希罗德愿意资助，该报将支持俄德建立亲密关系。布莱希罗德拒绝邀请。1893年，彪罗⁴后悔没有像法国人“那么大胆。牺牲几百万比做出真正的让步要好”[20]。）在返回俄国途中，基翁在柏林停留并向布莱希罗通报自己的使命，包括在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俄国财政部长间首次建立直接联系。布莱希罗德则向基翁保证俾斯麦的和平意图[21]。

基翁发现与布莱希罗德相交能让自己获利（是真正的“利润”），于是在随后的三年里保持了这种关系。1887年5月末，他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我从5月20日起担任［俄国］财政部长的特使。因此一切重要事务都会经过我手”。他还保证将继续感谢布莱希罗德之前的服务（没有解释是什么），并承诺在未来也不忘记。布莱希罗德希望确保获得基翁的服务，他在回信中提出为基翁将要进行谈判的那笔交易预付佣金。基翁接受了120万法郎的预付款，但要求被允许在真正挣得佣金前承担预付款的利息。考虑得多么周到[22]！随后，基翁陆续给布莱希罗德发来一系列书信和加密电报，最初是从巴黎，1887年夏天开始从圣彼得堡，因为他再次被维什涅格拉茨基召见，后者希望他帮助打破柏林对俄国贷款的垄断—至少法国人如此看待他的此行。在这次俄国之行中，他还放弃了法国国籍，恢复俄国公民身份。他从圣彼得堡对布莱希罗德发出警告：在德俄交易的前景再次变得光明之时，德国对俄国债券的新闻战正在威胁布莱希罗德的利益。与此同时，基翁公开指责俾斯麦是新闻战的煽动者，而布莱希罗德向他转达俾斯麦对这些指控的否认[23]。在布莱希罗德看来，基翁始终是德俄关系的支持者。在俄国，基翁总是支持法俄同盟和卡特科夫—后者在那年夏天去世，希望基翁能够继承自己的编辑职务和俄国民族主义捍卫者的身份。

但基翁更愿意在巴黎为俄国和他自己工作。随后的两年里，他为布莱希罗德提供关于维什涅格拉茨基与其他法国和德国银行家谈判的内幕消息。有时，基翁不得不“言简意赅”，因为“G［可能是外交部长吉尔斯，卡特科夫的特别目标］要求打开我的所有通信”。他提醒布莱希罗德，在俄国他被视作俾斯麦敌对政策的帮凶，尽管俄国意图和平[24]。

为了自己的目的，基翁为许多主人效过力。所有人都知道他，但也都怀疑他。1887年4月，正当布莱希罗德为基翁尚未履行的服务付钱给他时，俾斯麦也向德国驻圣彼得堡代表伯恩哈德·冯·彪罗（后来成为德国首相）打听此人，并得到经典的回答：“体面和爱国的俄国人把记者基翁看作有革命倾向的虚伪而贪婪的犹太人。不过，基翁是卡特科夫的密友。这仅仅证明卡特科夫要么疯了，要么本人是个秘密革命者。”[25]吉尔斯也表示，亚历山大三世曾经称基翁为“恶棍……坏蛋”[26]。与此同时，法国警方怀疑基翁有亲德倾向，强调他经常指责法国媒体和议会贪婪，并认为他能为俄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所有“秘密和见不得人的需求”服务。1889年，他被控和布莱希罗德一起试图为俾斯麦和布朗热牵线搭桥。他承认自己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但否认指控。不过，一些疑虑仍然未被打消[27]。

19世纪90年代末，他撰文抨击维什涅格拉茨基的继承者维特（Witte），为此失去俄国公民身份。德国人因为反俾斯麦小册子驱逐他，法国人也拒绝他的重新入籍申请（他们担心触怒俄国朋友：基翁成了他帮助推动的同盟关系的受害者），他最终在瑞士定居，有时偷偷地前往巴黎看望他的情人。1912年基翁去世，在教会圣礼的帮助下，他接受基督教葬礼，带着秘密走进坟墓，没有透露为何一位如此有前途的科学家要如此挥霍自己的天赋和才能[28]⁵。

从1888年到1890年，布莱希罗德陷入俄国事务，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较小规模展现了布莱希罗德在一个相互联系且如此错综复杂的世界中面临的危险。作为银行家，他希望保持与俄国的关系；作为俾斯麦的心腹，他很难忽视首相的愿望，更别说违抗—首相的愿望本身也摇摆不定，受到不断变化的考虑驱使。与此同时，柏林的俄国债券价格下跌，并以较低的价格逐渐流入法国人手中。1888年5月，布莱希罗德受命阻止卢布在柏林的缓慢贬值，从而有机会同时满足自己和普鲁士的利益[29]。

整个1888年春天，他一直试图说服俾斯麦改变反俄政策，但没能成功。布莱希罗德焦躁不安，对于俾斯麦的强硬感到愤怒和疑惑。有时，他把反俄路线归咎于普鲁士地主的压力；有时，他认为俾斯麦试图阻止俄国人武装自己。布莱希罗德对这两种想法都不满意，5月，他告诉法国大使：“我完全不理解俾斯麦亲王目前的政策，我清楚我们在走向何方。”[30]

在差不多七个月的时间里，俾斯麦不为所动。1888年7月，当威廉二世登基以及维什涅格拉茨基和法国银行展开第一次严肃谈判时，他开始有所松动。1888年秋，法国和德国银行家纷纷前往圣彼得堡，为获得贷款展开竞争。布莱希罗德派出施瓦巴赫，但显然带着各种方案而不是明确条件；基翁解释了施瓦巴赫的失败：“维什涅格拉茨基是个数学家，对于任何不是以清楚和明确的数字提交给他的东西带有某种本能的反感。”[31]当竞争对手们各自在圣彼得堡展开谈判时，布莱希罗德请求俾斯麦正式批准他参与俄国贷款。

10月，罗腾堡两次告诉布莱希罗德，俾斯麦希望向俄国“提供方便”，不反对他提出的安排，只要德国人手中的俄国债券总价值不变，并且不用任何方式鼓励公众投资俾斯麦认为“不安全”的债券即可[32]。不过，我们不清楚他认为不安全的究竟是债券还是亲俄宣传。同月，布莱希罗德在弗里德里希斯鲁与俾斯麦讨论他的俄国计划，但几天后又希望得到更多保证。最终，罗腾堡给他写了“非常机密”和非常严肃的信，提醒他刚刚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已与俾斯麦讨论此事，现在不应该再打扰俾斯麦：

此外，大人觉得书面表达他对此事的看法很不符合他的官方身份。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我应该向你指出，目前至少有两个俄国兵团正向奥地利边境进发，而且前线得到大量物资补充，因此在这个时候与俄国签订贷款协议将普遍给人留下战争贷款的印象。

贷款尤其会让罗马和维也纳紧张。“你本人对政治事务如此有洞察力，不必由我提醒你注意这个方面。”[33]

在这件事上，布莱希罗德没有从俾斯麦不情愿的改变主意中获益。1888年末，以巴黎和低地国家银行（Banque Paris et Pays Bas）为首的法国财团（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排除在外）击败根深蒂固的德国对手，与维什涅格拉茨基签署协议。他们提出在巴黎市场上发行5亿法郎的贷款，门德尔松和菲尔斯腾贝格的柏林贸易公司也参与其中，但布莱希罗德被拒之门外。这笔贷款带来政治轰动和金融胜利：法国食利者们第一次发现，与看上去不稳定的本国债券相比，可靠而高收益的俄国债券更具吸引力，尽管后者常常受到政治风暴和金融丑闻的影响。参与的银行马上获利近1100万法郎。布莱希罗德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被排除在外感到懊丧，他试图重整旗鼓[34]。

现在，俾斯麦回归更加亲俄的政策。1889年3月，布莱希罗德参与俄国贷款。4月，他和汉泽曼（代表曾经的罗斯柴尔德财团）在柏林为一笔大型转换操作进行谈判。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借机向布莱希罗德施压，要求他保持耐心，等待他们首先行动，因为即使以后俄国人索取更高的发行费，“我们仍将有利润，不管利润多大，只要安全和确定即可”。此外，阿尔方斯男爵还抱怨说，德国人的着急似乎不成体统，因为大部分新债券将在巴黎市场出售；德国人还一直在减持手中的俄国债券。不过，汉泽曼和布莱希罗德还是继续谈判。5月底，他们代表罗斯柴尔德财团与维什涅格拉茨基签署协议—两人各自获得26%，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显然远没有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获得33%。价值2.5亿马克、利率为5%的俄国铁路债券被转换成利率为4%的新债券；俄国政府成了这些债券事实上的担保人，既让它们变得更有吸引力，又因为降低利率而省了钱。德国媒体欢迎这些操作，认为它们得到俾斯麦的批准。在金融上，这次转换取得成功，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赚走最大一部分收益。不过，布莱希罗德也成为史无前例的攻击的唯一靶子。他的最后一笔重大俄国业务也成了他在国内最大的政治负担[35]，对他来说可谓得不偿失。

这笔业务通常被称为布莱希罗德转换，它几乎立刻成了俾斯麦与威廉二世第一次严重冲突的焦点，后者受到他野心勃勃的反犹主义者顾问们的怂恿。为俄国人提供的这次服务激怒了瓦德西和荷尔斯泰因等人，因为他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有必要。他们希望与俄国开战，而不是赚它的钱，至少也希望俾斯麦对俄国继续展开更加严厉的金融战。他们没费什么劲就激起威廉二世的怒火，后者已经从亲俄转向反俄，决心在治国上给俾斯麦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对威廉一派来说，问题似乎非常清楚：他们在保卫德国的国家利益，而俾斯麦却允许他的犹太人为了私利伤害它。

威廉确信，这笔操作每年将为俄国人节省2000万马克的利息支出，将会加强他们的信贷和充实他们的战争储备，并促使他们对德国全面发难。他要求俾斯麦停止转换，无论是直接向布莱希罗德施压，还是间接向柏林股市施压，让后者拒绝新的俄国债券上市。根据广为流传的说法，在写给俾斯麦的一封信中，威廉指责布莱希罗德是“没有祖国的混蛋，只想着他的买卖”[36]。俾斯麦不为所动，回复说：“我无法……影响他［布莱希罗德］的事，因为如果要他做亏钱的事，他总是提出超过我能力范围的要求作为交换。威吓柏林银行家和外国企业家的工作最好交给媒体，而且媒体已经在这个方向采取积极行动。”此外，转换操作不会增强俄国的军事潜力，官方的禁令反而会危及俄德关系与欧洲和平[37]。不过，俾斯麦还有另一个理由拒绝在当时触怒俄国。由于瑞士对颠覆分子的包庇，他与该国的矛盾正值高峰，并联合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一起向瑞士施压。俾斯麦对皇帝语出惊人，建议他“把社会党看得比通过贷款增加俄国的实力更加危险”[38]。最终，柏林市场允许新债券上市，威廉因为布莱希罗德而罢免俾斯麦的迫切威胁也解除了，没有像荷尔斯泰因热心地为赫伯特描绘的那样[39]。

但冲突仍在继续：皇帝派不愿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他们求助于所有认为银行家腐败和犹太人“没有祖国”的高贵灵魂，求助于许多憎恶布莱希罗德影响力的人，认为此事至少能迫使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分道扬镳以及令他们双双受辱。赫伯特扮演暧昧的角色。他对皇帝最亲密的朋友菲利普·奥伊伦堡说：“我很想破坏那群帮助俄国人降低利息的银行家的伎俩，但不幸的是我在这件事上无能为力。”[40]表明自己站在皇帝一边后，他又仔细向兰曹解释威廉愤怒的原因：

（俾斯麦的敌人们）告诉陛下布莱希罗德到处散布谣言，说首相不反对转换操作—不幸的是，他们所言不虚。通过多年来对爸爸所说的轻率谎言，布莱希罗德在柏林交易所确立这样的地位：其他所有交易者都相信他的交易得到政府批准，否则他不会参与。多年来，我一直希望爸爸不要再让这个犹太人当自己的银行家，他是个太轻率的说谎者，爸爸因为他而遭遇的麻烦和烦恼比他本人知道的还多；如果这个贪婪的犹太人有机会挣个几百万，他不会顾及对爸爸或祖国的影响。

俾斯麦见到这封信，他在关于布莱希罗德无所顾忌的话旁边批注道：“谁会呢？”[41]但俾斯麦的敌人们不理会他对人类的普遍鄙视：他们一再强调俾斯麦的犹太人布莱希罗德的近乎叛国行径。

瓦德西是俾斯麦的头号死敌。1888年，他的朋友威廉二世任命他接替毛奇担任总参谋长。就在此前，俾斯麦刚刚向布莱希罗德透露，他认为应该把瓦德西调离柏林[42]。瓦德西是典型的政客将军，他决心左右政策，最好能成为俾斯麦的继任者。他确信德国正在走向“世界战争”，应该先发制人，尤其是对俄国[43]。瓦德西和俾斯麦过去有过争吵，现在他利用布莱希罗德离间首相和皇帝。

当威廉希望在媒体上攻击布莱希罗德时，瓦德西坚称：“这已经不够，首相必须亲自介入。如果犹太人知道他明确反对［俄国贷款］，他们就会放手，否则便不会。”随后，威廉又因为布莱希罗德的罪恶批评赫伯特，后者带着可以理解的愤怒回复说：“但陛下知道我和他完全没有关系。”威廉答道：“我知道，但我不管，因为他进出你父亲的家。”[44]威廉还要求赫伯特的下属和布莱希罗德的密友鲁道夫·林道谴责布莱希罗德的俄国计划。林道现在经常为威廉的愿望服务，因此毫不介意攻击俾斯麦的银行家和他兄弟的恩人。林道用了卡尔·菲尔斯腾贝格写的一些文章，后者曾是布莱希罗德的门徒，现执掌柏林贸易公司，该公司没能参与这笔俄国业务[45]。这段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艰难的。

俾斯麦鼓励官方媒体攻击布莱希罗德的计划，而布莱希罗德的报纸（《民族报》和《柏林交易所通讯》）则支持这笔俄国业务。威廉对媒体的鼓噪感到满意，他和俾斯麦的裂缝正式弥合[46]。不过，俾斯麦仍然对瓦德西怨恨不已。1889年夏，《北德大众报》批评瓦德西是干涉外交政策的战争贩子。愤怒的瓦德西致信战争部长威尔第·杜·维尔努瓦（Verdy du Vernois），尖刻地指责风波的幕后主使：“整桩媒体丑闻的起因是最高当局试图阻止这笔转换贷款，因此它的发起者是金融利益受到威胁的人，即‘布莱希罗德集团’，或者犹太人和他们的伙伴，或者那些对陛下表达或实现他本人看法感到不安的人。”[47]随后的几个月里，瓦德西到处散布怨毒之词，竭尽所能地恶毒攻击俾斯麦—布莱希罗德轴心。多年后，在撰写回忆录时，他承认“对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关系的攻击可能严重夸大”。出于这个原因—也许还因为害怕招来诽谤诉讼—他决定在出版时删去最得罪人的段落[48]。从出版的内容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设想，瓦德西的确用强烈的反犹主义情感来为自己的反俾斯麦活动助力。瓦德西取得成功，他写道：1889年的布莱希罗德转换标志着皇帝“心中与俾斯麦父子般关系的决裂……从那时起，皇帝只与首相逢场作戏”[49]。

当时，布莱希罗德深深陷入俾斯麦倒台前的斗争。他此前一直是反俾斯麦写手们最喜欢的靶子⁶；现在，皇帝派也为了相同的目标而利用他。他在权力减弱时受到攻击—显然俾斯麦无视布莱希罗德对自己俄国政策的异议。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布莱希罗德的影响有限。反讽的是，遭到最恶毒的攻击时，他已经过了巅峰—而且他当时的选择既是为了私利，也有利于国家。俾斯麦的反俄路线加速法俄两国从金融着手建立同盟，俾斯麦一直正确地把它们的同盟视作对德国最大的威胁。不过，假以时日，俄国可能无论如何都会与法国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关系⁷。

布莱希罗德知道自己有了一些很强大的敌人，也许他甚至察觉到自己的存在加深皇帝与首相的裂痕。他的“朋友们”—荷尔斯泰因、品特和鲁道夫·林道等人—乐意告诉他针对他的最新行动。他看到当权者的分裂，在威廉与俾斯麦关于其俄国计划的争议达到高峰时，布莱希罗德发出哀叹：“但我必须知道俾斯麦是否会继续统治，或者由谁统治！”—换种形式的话，那也是对威廉统治的标准哀叹[50]。

布莱希罗德的选择显而易见。他希望俾斯麦继续统治⁸。情感和私利要求他做出同样的选择：不遗余力地维护俾斯麦的统治。除了忠诚，布莱希罗德还知道威廉是激进反犹主义者的朋友。俾斯麦的敌人也是他的敌人，而且更加如此。反讽的是，布莱希罗德能为俾斯麦做的最大贡献是他本人从政治中消失。他不能也不愿付出这个代价。

俄国贷款争议只是俾斯麦最后危机的序曲—布莱希罗德见证俾斯麦的结局，就像他曾经在凡尔赛见证俾斯麦对德国统治的开始。1889年秋天和冬天，当俾斯麦在弗里德里希斯鲁休养，而出访近东的皇帝荒唐地对俾斯麦炫耀自己的胜利时，政治形势逐渐恶化。

1887年，利用布朗热派的复仇主义和卡特科夫反德活动的幽灵，俾斯麦唤起对战争的严重恐惧，并制造了一场“爱国”选举。右翼的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组成执政联盟。这是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唯一一次拥有某种意义上的议会多数。维持这个不稳定的联盟很难，而且俾斯麦似乎故意加速它的分崩离析。在他的指挥下，联盟毫无组织地参加1890年2月的选举，并以失败告终。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失去一半议席，激进党和社会党的议席数分别是原先的两倍和三倍。这是一场大败，俾斯麦过去的保守党—中央党联盟计划现在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威廉或他的顾问们并不喜欢这样。

2月20日的选举结束后，俾斯麦开始实行“最糟糕的政治”（politique du pire），加剧现有的各种冲突，以便再次像一开始那样成为不可或缺的领袖。选举结束几天后，他制定了与新议会为敌的路线；他暗示说，君王们创造帝国，他们也可能毁了它。他试图抛弃自己设计的宪法，柏林的其他人则更愿意抛弃那部宪法的缔造者。

到了3月初，布莱希罗德深感忧虑。在维也纳之行中，他告诉自己的朋友和客户，担任德国大使的罗伊斯亲王亨利七世，俾斯麦很可能倒台。对布莱希罗德来说，这仿佛是“世界末日”。他还把瓦德西视作俾斯麦的头号敌人[51]。

布莱希罗德急着赶回柏林。从5月6日到13日，俾斯麦三次召见他[52]。布莱希罗德可能还在其他时候见过俾斯麦，并见了后者的亲随。3月7日，他在俾斯麦府上待了一个半小时，他们决定展开俾斯麦生平最大的一笔金融交易，布莱希罗德随即开始抛售俾斯麦的国债。他恳求俾斯麦不要辞职，两人还讨论了生存策略。俾斯麦希望迫使皇帝接受政变或中央党—保守党联盟—无论哪种选择都会使其失去独立地位。现在，布莱希罗德主动提出—或者应俾斯麦请求—接洽中央党领袖温特霍斯特，就像1879年他上次安排两人见面一样[53]。

布莱希罗德早就与一些天主教要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就像我们知道的，他与温特霍斯特和采邑主教科普（Prince-Bishop Kopp）尤其亲密。温特霍斯特和科普都批评天主教的反犹主义，但他们代表天主教的两个极端。科普是教士外交官，担任利奥十三世和俾斯麦的沟通者，对中央党的“民主”倾向心存怀疑。作为奖赏，俾斯麦提名这位保守主教进入普鲁士上议院，他在那里继续秉持同国家配合与和解的路线。布莱希罗德认识这两个人，现在希望利用他们来为俾斯麦辩护。科普“作为政府和中央党的纽带，似乎在整个［首相］危机中扮演关键角色”。科普还试图说服威廉相信中央党的可靠性[54]。

科普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这位真正的采邑主教管理着微妙的布雷斯劳教区，那里不仅有对德国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西里西亚天主教徒，还有作为上帝和波兰虔诚信徒的数百万波兰人。他与布莱希罗德在1887年之后的书信显示出（尽管两人的通信显然开始得更早）他是一个友好而有魅力的人。他的信总是表达与布莱希罗德见面的“渴望”，以及他“最深切和强烈的赞美”。在1890年的前三个月，当俾斯麦的命运正在被决定时，科普经常拜访布莱希罗德，因为有“许多重要的东西”要告诉他[55]。1890年3月，他五次请求被接见，有时甚至没有实现书面通知就来访。科普多次称赞布莱希罗德的仁慈，这很可能也与物质方面有关，布莱希罗德可能向教区慈善提供过大量帮助。

3月9日，布莱希罗德与温特霍斯特进行谈话，第二天又与俾斯麦见面。3月12日，布莱希罗德安排两位领袖会面，尽管荷尔斯泰因警告说那将是危险的[56]。俾斯麦展现出坦诚的一面：他在会谈伊始就宣称皇帝准备罢免他。温特霍斯特希望他留任，而俾斯麦表示，那只能通过中央党的支持。两人讨论支持的代价；如果达成协议，德国政界将掀起轩然大波。温特霍斯特要求废除所有剩余文化争端（Kulturkampf）的法律，并获得对教育的独立控制。俾斯麦听上去愿意接受，但温特霍斯特不知道他是否还有能力实现这些让步。另一方面，温特霍斯特怀疑俾斯麦继任者的权力将更小。俾斯麦倒台后，他说：“至少对我们而言，他离开得太早。”结束会谈后，温特霍斯特提醒罗腾堡一定要完全保密，因为此事曝光将伤害俾斯麦。他还对其他人说：“我来自一位临终伟人的床前。”[57]

这次著名的会面匆匆收场。俾斯麦的敌人们（很可能包括内政国务秘书波蒂谢）很快向威廉报告此事。报纸上满是温特霍斯特与俾斯麦见面的报道，这次会谈被称为“布莱希罗德的拜访”[58]。会谈结束三天后，威廉把俾斯麦从床上拖起，严厉斥责他接见了温特霍斯特。俾斯麦非常恼怒，就像在德意志帝国常常发生的那样，此事以对帝国公敌的隐晦指涉告终。这次，威廉指责俾斯麦与“总是同气连枝的犹太人和耶稣会成员”打交道。威廉被俾斯麦擅自的政治行动激怒，更让他恼火的是，俾斯麦的犹太人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根据皇帝重要心腹的说法，俾斯麦承认布莱希罗德的角色，并解释说此人是他的银行家，“犹太人通常是人类社会有用的一部分，他通过他们完成其他更重要的工作，甚至包括与外国政府打交道”。“布莱希罗德……一直是皇帝的眼中钉。”[59]在激烈争执的最后，威廉要求俾斯麦辞职。

危机又持续了几天。布莱希罗德直到最后都希望能够避免最坏的结局，并对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表达这种想法[60]。17日，他再次见了俾斯麦；现在，他意识到俾斯麦的被黜只是几小时或几天的问题。结束见面后，品特发现他“非常激动，抽泣着，心口发痛”[61]。布莱希罗德试图说服威廉的亲随，至少应该让俾斯麦留任外交部长，但没能成功。在荷尔斯泰因的要求下，他显然试图说服俾斯麦至少让赫伯特留在外交部，不过同样没能成功[62]。

17日，皇帝两次要求首相辞职。木已成舟，俾斯麦时代结束了。布莱希罗德直到最后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最后几周的不确定中，他是活动和阴谋的中心。形形色色的人和派系都试图利用他，但他为俾斯麦所做的努力失败了。他甚至要为此承担些许责任。因为在俾斯麦统治的最后—就像帝国在凡尔赛诞生之时—布莱希罗德的形象让德国精英潜在的反犹主义公开显现出来。1889—1890年，反犹主义出现在政界的最高层，即宫廷本身。它被用作对付俾斯麦的武器，后者直到那时都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惩罚地利用犹太人和反犹主义者，就像他利用其他大部分凡人一样。

布莱希罗德的眼泪是真心的。他与俾斯麦的亲密关系已经维持二十八年，与那个伟大人物的相处无论有时多么艰难，它都让布莱希罗德在感觉和实质上拥有重要性，那是他身份的一部分。轻视和痛苦已被遗忘；和许多下属一样，他也忘记自己曾抱怨俾斯麦“不懂得体谅，像挤柠檬那样压榨别人”[63]。剩下的只有悲伤，因为他与权力的联系被切断，他为大人物服务的习惯被打破。俾斯麦的倒台也意味着布莱希罗德的失势，他特殊的太阳落山了。眼泪是为自己而流。

布莱希罗德的朋友们当然认为他需要安慰。听到这个消息后，罗斯柴尔德男爵从巴黎来信说，巴黎家族对俾斯麦辞职的悲伤是布莱希罗德难以企及的：

我们不便表态支持德国首相。不过，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我们请求你告诉他：出于世界和平的考虑，我们对他的离开深表遗憾，因为我们确信，过去这些年的和平局面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努力。如果我们不认为和平受到威胁，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相信，鉴于亲王的巨大影响，他可以在幕后为和平努力，就像他过去做的那样。[64]

无所不在的基翁写道：“过去几天里的大事……无疑让您非常痛苦。即使国外的最大死敌也认为，他留在德国的最高层被看作和平的保证，但您三十年的老朋友却在此时离开政治生活。”[65]德国驻罗马大使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克里斯皮首相把俾斯麦的离开看作重大的个人和政治打击[66]。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信表达同样的看法。欧洲的悲痛远远超过德国。

在柏林，独裁者的最终离开让人感到解脱和兴奋，人们高兴地看着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狼狈。作为俾斯麦的老朋友，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在他被罢免当天写道：“［俾斯麦］一家正遭受粗暴而残忍的复仇。他们并非完全无辜，因为他们曾用同样的方式将许多大大小小的人物打倒在地：但这幕景象并不令人愉快。我的天啊，经历昔日各种拜占庭式的卑躬屈膝，现在将出现什么样的卑鄙行径？”[67]

布莱希罗德的地位显然受到伤害。1890年4月，品特写道：“布莱希罗德现在几乎完全消息闭塞。他唯一的亲信是奥伊伦堡伯爵；大使们似乎也在离他而去；当然，布莱希罗德不再是俾斯麦。”[68]反俾斯麦风潮和人们突然转而效忠新的统治者让布莱希罗德陷入困境。

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很久。布莱希罗德本人并非没有政治适应力，他对俾斯麦的个人忠诚也没有妨碍他努力与新统治者们建立密切的关系。俾斯麦倒台后，一些人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更近了，比如荷尔斯泰因；他不再对荷尔斯泰因构成那么大的威胁，因此他们恢复甚至超越了过去的亲密。现在，荷尔斯泰因称布莱希罗德为“尊敬的朋友”，两人不断交流消息。他维持与国务秘书波蒂谢的良好关系，尽管俾斯麦鄙视此人，视之为叛徒⁹；他还结交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威彻（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和路德维希·拉施道这样的政治新星以及新任外交秘书马绍尔·冯·毕伯施泰因男爵（Baron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并时常接触他们的助手[69]。他继续与政府商议，相信没有政府希望拒绝他的消息或观点。这位银行家与俾斯麦关系的很大一部分是实用性的，他认为自己理所当然能够与任何政府打交道。1891年12月，正值事业巅峰的卡多夫在与布莱希罗德见面后写道：“他总是消息灵通。他对我保证，卡普里维受到皇帝的尊敬，因为此人愿意做皇帝希望的一切……”[70]

布莱希罗德充当新的集体政府与那位被黜独裁者的桥梁。柏林和弗里德里希斯鲁之间只有怀疑。俾斯麦竭尽所能让新的统治者们尴尬，确信他们正在破坏他的成果。那些人则非理性地担心他卷土重来，因此不遗余力地阻挠他。布莱希罗德不时成为有用的沟通者，并打破关于俾斯麦与皇帝可能和解的一切传言。按照布莱希罗德的说法，俾斯麦说如果他试图和解，妻子就会和他离婚。之前，布莱希罗德还表示，俾斯麦恨他的敌人直到第四代，而约翰娜则恨他们直到第一千代[71]。

落魄中的俾斯麦甚至更加珍视布莱希罗德，而且更加公开。布莱希罗德的忠诚和热心从未动摇。他与倒台后的首相保持最亲密的关系。在俾斯麦抵达弗里德里希斯鲁的当天上午，受他们信任的施魏宁格医生给布莱希罗德发了电报：“亲王夫妇睡眠安稳，感到精力充沛。”[72]令大部分柏林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必再担心俾斯麦敏感的健康。退隐后的第二天，俾斯麦庆祝自己的75岁生日—布莱希罗德当然是少数向他表示祝福的人之一。两人进行长谈，俾斯麦解释说，对他伤害最深的是皇帝虚伪地在世人面前假装与自己友好分手[73]¹⁰。

俾斯麦继续向布莱希罗德透露自己的想法。他们继续通信、见面和交换消息，并相互信任。俾斯麦担心他们的亲密关系会招来监视；1890年6月，布莱希罗德的一封来信丢失，俾斯麦要求柏林和弗里德里希斯鲁的邮局仔细调查。在主人的要求下，他的秘书写道：“怀疑某个部门捣鬼，可能是本地的，或者更可能是柏林的。这样的事可能再次发生。我们不相信柏林的所有部门完全不对大人和您的通信感兴趣。”[74]俾斯麦的担心显示出他多么重视与布莱希罗德的通信。他通过亲身经验知道，很容易下令监视某人的通信。他总是相信，敌人和他自己一样无情与狡猾。此外，被黜的统治者总是自负地认为，他们会让继任者坐卧不安。

布莱希罗德定期拜访俾斯麦，总是受到热情的欢迎。俾斯麦急于了解消息，常常询问布莱希罗德对于争议问题的“专业看法”，比如卡普里维的新贸易条约[75]。两人见面时会讨论现在和回忆过去。有时，布莱希罗德还会提出建议，比如1890年6月，他敦促俾斯麦缓和在报纸上的论战。俾斯麦回答说：“当我受到攻击时，我会还击，否则我睡不着觉。”[76]几天后，俾斯麦接受《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五个小时的采访，并要求布莱希罗德把发表后的访谈内容寄给他。布莱希罗德告诉品特，他更希望“亲王稍稍沉默些”[77]¹¹。

由于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的亲密关系，柏林的达官显贵们仍然找他帮忙；他关于俾斯麦想法和计划的报告广为流传，还常常传到威廉的耳朵里[78]。有时，他还为俾斯麦及其昔日的伙伴或熟人斡旋，这些人担心俾斯麦已经断绝同他们的关系。最令人唏嘘的例子也许是科普，他对布莱希罗德抱怨说，俾斯麦的报纸没有正当理由地攻击他。“尽管我对报纸的行径无所谓，但我无法对亲王的评价无动于衷。”关于他支持波兰暴动的指控不是真的：

不幸的是，我所处位置的部分困境在于，我同时扮演着波兰人抱负的帮助者和敌人……我本人无意选举或影响中央党……为了政治目的而牺牲我肩负的教会职责，这有违我对自身位置和责任的理解。

鉴于布莱希罗德的善心，科普认为他知道如何利用“这番诚挚的表白……我不希望亲王认为我已忘记过去—我终于记住，永远心怀感激和赞美”[79]。几周后，当科普成为红衣主教时，俾斯麦给他写了热情的贺信，保证对他的看法没有改变[80]。

布莱希罗德是俾斯麦退隐后少数仍然对他忠诚的人之一，他对此心怀感激。他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能给布莱希罗德；他知道布莱希罗德的忠诚代表真正的尊敬，于是也对后者抱以热情的敬意。1893年，俾斯麦回忆说，无论布莱希罗德的个人生活如何，“在我面前，他总是一位无私、极为聪明、谨慎和高效的商人，思维非常缜密”。然后，俾斯麦提到布莱希罗德的全部服务，并总结说：“简而言之，我本人受过他的恩惠并感激他。”俾斯麦还曾对一位记者表示，即使在他隐退后，布莱希罗德仍然对他表现出“热心和令人愉快的忠诚，可以作为我们的爱国基督徒同胞的榜样”[81]¹²。

俾斯麦信中经过仔细斟酌的称呼形式反映了这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在布莱希罗德去世前两年的信中，俾斯麦的信以“尊敬的朋友”开头，并几乎总是以“您的”（Der Ihrige）结尾，这种形式特别用于同僚和老友，比如卢基乌斯·冯·巴尔豪森和马伊巴赫。他写道：“尊敬的朋友，您的热情鼓励和精美的［生日］礼物再次证明您对我的情谊，这本身对我是最宝贵的。”[82]俾斯麦在圣诞节回赠给布莱希罗德一张他自己的签名照，并把关怀延伸到布莱希罗德的孩子们身上。现在，他们也被邀请前往弗里德里希斯鲁，受到虽非无条件但不失热情的欢迎。

俾斯麦经常对布莱希罗德的健康表示关切。布莱希罗德去世前几周，他写道：“我很高兴在您的来信中看到，您的健康令人满意，或者像您说的，过得去。因此我希望当天气暖和些时，您能赏光再次拜访我们夫妇。”[83]这是俾斯麦写给布莱希罗德的最后一封信。布莱希罗德死后，俾斯麦致信施瓦巴赫：“冯·布莱希罗德先生的去世让我失去各种情况下都忠心耿耿的真正朋友。我很高兴贵行状况如常，我希望在未来延续与贵行多年来的关系。”[84]俾斯麦派女儿为代表出席布莱希罗德的葬礼，并送上一个很大的花圈。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表达对布莱希罗德的尊敬和友谊。

退隐后的俾斯麦最初生活在伐尔岑，从1894年起搬到弗里德里希斯鲁，生活对他来说变得日益孤独。他把自己离开柏林形容为“哀荣备至的国葬”[85]。1894年，他的文书洛塔尔·布赫尔、银行家和约翰娜先后去世。他身边的世界变得寂静，健康状况也更加糟糕。等到1898年死亡降临时，他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失去生机。

俾斯麦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布莱希罗德，他的编辑和传记作者也同样假装布莱希罗德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布莱希罗德生前，他所谓的邪恶影响常常被夸大，死后却不应该地被漠视。但布莱希罗德也许感觉到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在三分之一个世纪里，他在俾斯麦的德国扮演重要角色，帮助塑造那个德国，并让该国首相越来越依赖他。他不明白的也许是，他的成功与羞辱的奇特组合反映出德国人与犹太人关系的严重缺陷。

1.不安的警惕是治国的一部分。1886年8月，俾斯麦听到传言，俄国政府向仙灵公司（Schering）订购4000千克碘。碘通常被用来给伤口消毒；俾斯麦对这样的疑似战备交易“感到不安”，要求马上展开秘密调查。罗腾堡致外交部，1886年8月18日，GFO：I.A.A.a.50，adh，secreta，vol.3a。

2.《经济学人》用在今天的人看来相当尖刻的方式评价《抵押贷款禁令》与沙皇来访的巧合：“当急需用钱的俄国财政部发现德国首相的命令让他们的债券被本来最方便进入的交易所拒之门外时，他们一定不高兴。这些宫廷人物得过且过，总是面临缺钱，在政府从不拮据的英国人看来，他们对金融的看法相当有失体面。”1887年11月26日，第1490页。

3.鲁道夫·菲尔肖（Rudolf Virchow，1821—1902），德国医生和生物学家。克劳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译注

4.伯恩哈德·冯·彪罗（1849—1929），前帝国外交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彪罗之子，1900—1909年担任帝国首相。——译注

5.关于他重新入籍可能性的警方最终报告（被提交给内阁第二办公室）提供了一些线索，也让我们罕见地见识警方对传统道德的看法：“他可能希望从各种活动中［包括巴拿马丑闻］实现巨大利益，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表明他不诚实的证据。德·基翁先生的生活一直极为舒适……他的举止并非无可指摘，但符合或基本符合我们时代的大部分浪荡子。虽然已婚而且是一家之长，但他有多位情人，特别是与女演员玛丽·勒古尔（Marie Legoult）保持着关系。勒古尔为他生下一个孩子，被他接到自己家里。”巴黎警察局塞纳河档案，1895年5月28日。

6.当然后来仍然如此：1889年秋，布莱希罗德获得沙皇颁发的圣安妮骑士勋章，几家报纸“借机批评犹太人缺乏爱国心，毫不赧颜地利用自己的信用壮大德国的敌人”。汉泽曼也获得勋章，但未受指责。贸易与工商业部致冯·里希特霍芬，1889年10月9日，DZA：波茨坦，王国警察总监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档案，编号30；《罗马导报》（Le Moniteur de Rome）剪报，1889年10月13日，GFO：俄国71，编号1，第5卷。

7.通常喜欢强调长期趋势重要性的汉斯—乌尔里希·维勒持老派观点，把同盟归咎于俾斯麦的体系，并援引俄国保守派外交部长吉尔斯的名言作为证据：“俾斯麦把我们赶到法国人手中，特别是通过他的金融手段。”但在1893年，吉尔斯还能对德国大使说些什么呢？见维勒，《帝国的重重危机，1871—1918》（哥廷根，1970年），第178—180页［Hans-Ulrich Wehler，Krisenherde des Kaiserreichs，1871–1918（Göttingen，1970），pp.178-180］。

8.他已经为俾斯麦的可能离开担心了一段时间。1888年5月，在腓特烈三世的短暂统治期间，他恳求俾斯麦不要因为与皇储威廉观点不和而辞职。按照经过荷尔斯泰因精心编排的句子，布莱希罗德告诉俾斯麦：“阁下，当一对马受惊狂暴，车夫是被甩下车好呢，还是留在座位上继续对它们施加一点控制好呢？”诺曼·里奇和费舍尔编，《荷尔斯泰因文件》（剑桥，1957年），第二卷，第374—375页。

9.1891年，报纸上出现下面的故事，可能是俾斯麦本人泄露的：几年前，波蒂谢的岳父，一位帝国银行的官员对官方资金处置不当（可能挪用了那笔钱）。在俾斯麦的要求下，布莱希罗德和其他银行家据说帮助波蒂谢筹措了35万或100万马克。后来，俾斯麦也给了波蒂谢同样多的钱，可能来自韦尔夫基金，让他还给银行家们。这个故事真假莫辨，布莱希罗德对俾斯麦为了抹黑波蒂谢而将其泄露感到震惊。俾斯麦在回忆录中重复这个故事，但没有提到布莱希罗德的角色。恩斯特·菲德尔编，《俾斯麦的宏大游戏：路德维希·巴姆贝格的秘密日记本》（法兰克福，1932年），第462页［Ernst Feder，ed.，Bismarcks Grosses Spiel.Die Geheimen Tagebücher Ludwig Bambergers（Frankfurt a.M.，1932），p.462］；赫尔穆特·罗格，《荷尔斯泰因与霍亨洛厄》（斯图加特，1957年），第357页［Helmuth Rogge，Holstein und Hohenlohe（Stuttgart，1957），p.357］；《俾斯麦全集》，第15卷，第481页；诺尔·冯·德·纳莫，《俾斯麦的爬行动物基金》（美因茨，1968年），第190—201页［Robert Nöll von der Nahmer，Bismarcks Reptilienfonds（Mainz，1968），pp.190–201］。

10.俾斯麦被罢免时，威廉给他写了公开信，封他为劳恩堡公爵，并承诺给他一张真人大小的皇帝像。对于新头衔，俾斯麦表示他会在想要匿名旅行时使用；我们没有对于真人大小肖像的评论，但可以想见会是什么样。一个月后，威廉向施魏宁格发出无理要求，命令他继续照顾俾斯麦的健康，并经常向皇帝报告。霍斯特·科尔编，《俾斯麦大事记》（莱比锡，1892年），第二卷，第499页［Horst Kohl，ed.，Bismarck-Regesten（Leipzig，1892）II，499］；威廉致施魏宁格，1890年4月24日，DZA：Merseburg：Rep.89H，Zivilkabinett XXIII，12ff。

11.在访谈中，俾斯麦表现出新的和平姿态—德国完全满足了：“我们不想冒风险。”他对法国特别关心，以至于编辑总结说：“与他人生中的其他任何时候相比，今天的俾斯麦先生是和平必不可少的保卫者。”俾斯麦对个人的困境感到悲哀：“我花了四十三年改掉自己的乡绅习惯；我很难再变回农民；政治仍然抓住我并不愿离去……［但］我忘记自己再没有什么可做的。”《小日报》，1890年5月29日。

12.感激并非不能与恶意交替，特别是当恶意符合时机。1890年8月，在与一名反犹主义者编辑交谈时，俾斯麦对布莱希罗德做了最轻蔑的评价：“我完全知道布莱希罗德是何许人和做过什么，知道这类没受过多少教育、缺乏坚实的道德基础、在无穷财富中养尊处优之辈习惯于做的各种事和拥有的各种喜好。但我不能而且不应该对他无礼，因为那违反先人对贵族礼貌的要求。”他赞扬布莱希罗德的金融服务，后者没有为此获得任何回报，没有获得任何国家机密：“我知道布莱希罗德可能会喜欢（这样的机密），也许还会向第三方炫耀他是俾斯麦的银行家，但那是这个种族和行当的一部分。即使我改变自己的银行家，我也无法改变那些。”《全集》，第9卷，第86—87页。

第三部分　融合的痛苦

第十七章　作为爱国新贵的犹太人

但这个世界上最无意义的事情之一是罪责问题受到的严肃对待，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我觉得无意义的并非发出指责；痛苦中的人无疑会向方方面面发出指责（在最痛苦的状态下当然除外，因为那时人们无力指责）；同样可以理解，人在激动和混乱时会对这些指责耿耿于怀；但我完全无法理解的是，人们认为可以像争辩任何如此清楚、能决定日常行为的普通算术问题那样对罪责问题进行争辩。你当然应该受到指责，但然后你的丈夫也难辞其咎，然后再是你，接着再是他，因为这在人类的共处中不可避免，指责不断堆积，最终到达暧昧的原罪。但对于我的今天和去伊舍看医生来说，在永恒之罪中纠缠有什么用呢？

——弗朗茨·卡夫卡，《致米莱娜的信》（Letters to Milena）

布莱希罗德的成功和德国一样迅速而不寻常，但也和德国一样脆弱。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反映了他所属的两个世界的某些基本过程，其中一个是他诞生的地方，另一个是他迫切渴望的地方。他生来是犹太人，选择成为德国人。多年来，他认为自己可以把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与犹太世界的私人和松散的关系不会与在德国世界中的公共和更重要的角色发生矛盾。事实上，他的中年见证德国人与犹太人社会最风平浪静的融合时期，他的晚年则出现对这种融合的第一次有组织否定，他的成功本身被视作否定的理由。

德国在19世纪崛起的故事耳熟能详。经过许多个世纪的分裂，这个国家终于由上而下实现统一，它的诞生密不可分地与领袖们维持专制政府本质的意志交织在一起。刚刚统一的国家因为现代化的力量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面冲击而分裂，这些影响导致传统的统治阶级陷入经济上的困境，导致市民阶级担心社会主义的兴起。在象征意义上和实践中，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都试图捍卫旧阶级—在经济上给予保护，重申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准则至高无上—并剥夺已经受到威吓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意愿。获封贵族后的布莱希罗德没有追求某种独立的贵族生活方式，而是以富豪的身份效仿传统封建阶级。而那个阶级虽然受他很多恩惠，却因为他的富豪身份和平民出身而憎恶他。

德国犹太人的融入反映了19世纪德国社会所走的特别道路，与法国、英国和荷兰的道路截然不同。德国人不情愿地解放犹太人，解放者们认为，比基督徒低等的犹太人将提高自己的道德—最好通过皈依。解放者们不可能知道，解除障碍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群将很快变得充满动力，机会将大量出现，新富者将挑战昔日的特权者。解放解除障碍，但给予犹太人史无前例飞跃机会的是社会现代化，是突然有可能通过教育和财富出人头地。德国犹太人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受益，其他德国人同样如此。但流动性对某些人意味着自由，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心理和社会的可怕动荡。当犹太人在经济领域春风得意时，那些失去位置、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经常与犹太商人和贷款者有过直接接触和竞争）回想起解放者的愿望，即犹太人将会提高自己的道德。19世纪70年代，批评者宣称，犹太人不仅远没有“提高”（成为德国人），反而把德国人拉低到他们的层次，用他们的物质主义方式污染德国人。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个新的反犹主义团体认为犹太人象征现代性，象征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从中牟利。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德国的自由主义较为弱势，在意识形态上也有所区别。德国的市民阶层也从未像法国或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获得自信和历史意义，这意味着德国犹太人社群没有自由之盾，以普遍承认的人权法则之名保护他们的权利。贫穷而贪婪的武士—地主阶级的道德支配意味着金钱话题满载虚伪和禁忌，比类似情感以某种沉默形式存在的其他国家更加严重。一门心思关心钱没有好处，但就像德国的例子所展现的那样，否认钱的重要性，或者向往由荣耀或美德而非金钱决定地位的田园诗般的过去是一种惬意但危险的幻觉。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民族主义出现好斗和排外的特点；比起其他地方的狭隘，它甚至更加无法容忍多元文化，或者既在国内保持团结又与国外维持特殊关系的少数族裔。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狭隘民族主义的鼓吹者，但他们在德国社会领导阶层中能引起更大的共鸣[1]¹。

我们概括了决定布莱希罗德人生和时代的某些历史力量。他只是隐约感受到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些更大衍生品；很少有人理解主导他们时代的潮流。除了金融事务，布莱希罗德的眼光并不比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更锐利。因此，他很难理解决定德国人和犹太人普遍生活的特殊状况与力量。他无法理解为何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方式看上去如此反复无常，也许没有其他哪个民族以同样令人费解的方式混合热情与敌意²。布莱希罗德是柏林的商人之王；在他之前，从未有犹太人，也很少有平民达到他的高度；在尊敬、谄媚和低声咒骂中，德国社会处处对他打开了门—但通常是后门。他没有理解过去或含糊的现在，因此也不可能预见未来。和大多数人一样，他根据现在进行推断，看见一个融入变得日益方便、犹太人被社会接受（如果有必要，还会被国家保护）的世界。19世纪60和70年代，他有理由感到乐观：未来显然属于融合和融入，属于像他这样获得被国家封为贵族之荣誉的犹太人。迫害犹太人已经成为历史，成为不幸的过时之事[2]。他不可能理解自己人生的历史状况，对自己主观经验的认知也存在偏颇。

法律说，你是平等的。俾斯麦和国王授予布莱希罗德的贵族证书说，你高人一等。基督徒世界说，你低人一等，并在他背后嘀咕道：“肮脏的犹太人……他肮脏的犹太人的钱……和塔木德的智慧……犹太猪。”[3]他内心的声音说，你不是他们的一员，你和你的同族比你们生活于其间的那些人低等—但在智力、敏锐、精明和刻苦上更胜一筹。世界还记得弑神和罪恶，而渴望被接受的自己仍然没有完全忘记信仰，即犹太人毕竟是上帝的选民。近代的犹太人和德国人在一件事上看法相同：两者有天壤之别，法律上断言的平等只是让他们在交往时更不自在。

事实上，一些犹太人的这种不自在感更加强烈。19世纪中叶，德国的50万犹太人大多更喜欢生活在看不见的隔离区中，他们比邻而居、共同工作和相互通婚。在法律解放—最后的限制于1869年被废止—和日益融合的时代，他们逐渐冒险跨过了不可见的界线，进入中学和大学里的基督徒世界，成为商人和士兵，医生和科学家，银行家、记者和律师。

在德国人与犹太人纠结而悲剧性的历史中，布莱希罗德象征着一个重要时刻。作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犹太商人，他的人生代表犹太人所能企及的高峰，以及攀爬过程的痛苦和危险。作为俾斯麦的朋友和国王的通信人，作为大企业的投资人和贫穷贵族的物质救世主，布莱希罗德证明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共处能给双方带来多少好处。他的成就和社交成功令人惊讶。他赢得德国犹太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认同和地位。他显然也代表成功与融合的可能。但族群的历史显然不能由外在的行为或成功来书写，特别是德国犹太人的全部历史。举止和行为的核心取决于人们的态度，无论是否有意识，无论是否表达出来。当接近出身隔离区的布莱希罗德获封贵族时，他的态度也发生改变：和许多犹太人同胞一样，他对施予和夺走恩惠的国家产生最强烈的忠诚。他向国家证明，犹太人极其有用，几乎是资产阶级的替代品。他还把国家看作使自己免遭反犹主义迫害的保护者³。

布莱希罗德的人生是德国犹太人的超大画像，他们（特别是成功的犹太人）的许多行为方式和价值观都反映在此人身上⁴。新帝国的建立惠及几乎所有的犹太人，但布莱希罗德的获益独一无二。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成了热情的爱国者甚至超级爱国者，但在新帝国，布莱希罗德对俾斯麦的依附象征这种忠诚。大多数犹太人继续把国家看作潜在的施惠者，但布莱希罗德证明，国家可以提供重要恩惠，有时甚至还能动员它帮助国内外受到威胁或虐待的犹太人。

不过，布莱希罗德的人生也表明，这种有利可图的共存也有另一面。有时，他在与当局的关系中表现出卑躬屈膝和谄媚。本可以恳求时他会乞求，本可以要求时他会恳求，本该坚持时他会屈服，本该自豪时他会虚让。他不吝向施惠者和朋友们奉上礼物，也慷慨地向公共慈善捐款。常言道：施予者受到双倍祝福；但布莱希罗德的施予行为更加复杂，他不仅像常人那样期待回报，而且感到慈善是职业必要和一种心照不宣的纳贡[4]。

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任何德国犹太人，布莱希罗德生活在基督徒世界的边缘。因为他的有用和贵族身份，只有他进入德国社会的最高层。他是唯一能“出入宫廷”的犹太人。某些荣誉会带来羞辱。他急于寻求被那个社会接受，阻力越大，他对成功的欲望就越强烈。成功必须是可见的—于是就有了对勋章的追逐、宴会上的炫耀和热衷于提供柏林最好的款待。布莱希罗德是双重意义上的新贵：他的金钱和地位都是新得的。新贵的生活从不令人愉快或给人教益：在德国社会，犹太人新贵或贱民出身的商人之王处境特别艰难。

布莱希罗德遭遇各种敌意。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礼貌”和背后的反犹主义者，他还不可避免地因为某些“犹太式”失礼而受到嘲笑。他在社交上遭到某些贵族的蔑视，比如反复拒绝他热情的邀请。他与赫伯特·冯·俾斯麦决裂，并遭到后者亲随的恶作剧。也许布莱希罗德忽视这些轻视，也许他不为所动。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他的孩子们一事无成却渴望一切，他对他们的失败不可能不为所动。他们皈依新教，但没有接受新教的伦理，这种对工作福音的无条件接受是他们父亲人生的指导原则。

他也无法忽视德国反犹主义的兴起，他是这场风暴的首要目标。反犹主义文人和精心组织的运动把他描绘成解放和奠基活动的最大牟利者。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毁誉参半。回过头来看，最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曾经带给他荣耀并从他那里获利的人完全没有保护他。布莱希罗德只得独自一人对付敌人，有时也会请求国王和首相保护全部犹太人。但即使俾斯麦有所行动，那也不是为了布莱希罗德、犹太人或正义，而是因为他看到有些攻击的目标是他本人和财产。他认为两者都神圣不可侵犯。

作为德国犹太人，布莱希罗德最主要的感情无疑是满足和安全。他已经取得可观的成就，并获得安全。但他和犹太人同胞的崛起并非没有受到挑战；用今天的话来说，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反弹变得越来越强烈。长久以来，对国家和“热心”的俾斯麦的信赖打消了他的恐惧，让他觉得反犹主义有望再次消失⁵。

对他和他的同族的攻击加强他作为犹太人的奇特自卑感。通过热烈拥护一个把他排除在外的精英阶层的价值观，通过按着这些主流价值和习惯塑造自己的生活，他让自己和孩子们永远变得脆弱。被德国社会最高层真正接受只是幻觉，引诱盖尔森和他的孩子们走上不归路，在无法实现之雄心的荒野中越陷越深。

盖尔森有别的选择吗？我们将会看到，他的弟弟尤里乌斯的确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评价盖尔森时⁶，我们必须记住他试图融入的德国社会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获封贵族是一种御前表演。他被强行赋予新角色，虽然他曾经对此如饥似渴。他把自己看作开拓者。其他同样受到青睐的犹太人将追随他的脚步，但目前他的模板只有自己。他的憧憬也并非完全不切实际。德国犹太人的崛起如此惊人，以至于不断融合的希望似乎也显得合理。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命运在友谊和婚姻中发生交会。对于成功者而言，接受似乎变得可能；残留的偏见可以被无视（或者以牙还牙）；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普鲁士人与巴伐利亚人之间，不也有根深蒂固的对立吗？

盖尔森身上令人惊奇的地方并非融合与接受的希望，而是追求这个目标的方式。但比他年轻得多、出生在反犹主义再次兴起时的人“渴望不仅是客人，不被视作外人。他们不希望做被邀请的客人，或者出于同情和善良而得到宽容，最重要的是，并非因为主人愿意忽视他的种族和出身而被接受”[5]。19世纪70年代初，在柏林的一位英国观察者对犹太人的显赫身份和他们在基督徒中的地位印象深刻：“事实上，柏林基督徒远比英国基督徒宽容。”⁷在幻觉和雄心上，布莱希罗德并不唯一。

但我们必须注意避免把布莱希罗德可能陌生的感情和敏感性放到他的身上。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从未被记录：他没有留下日记，他的信中只有寥寥几封带有私密或坦诚的内容。他显然为人迟钝，对许多轻视不敏感，满心以为他的财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挡来自下层的攻击。迟钝也许是社交成功的关键，就像智慧是他物质成功的关键。他全无海涅那样的情感，在心理意识上甚至不如卡尔·菲尔斯腾贝格或瓦尔特·拉特瑙⁸。人们普遍认为，解放刚刚开始，随着德国人意识到犹太人的巨大用处，反犹主义偏见将会消亡，这种想法可以减轻他的任何担忧或恐惧。在对持续进步的简单假设中，他反映了许多富有犹太人的态度。但现实要无情得多。甚至布莱希罗德的失明也带有某种残酷的象征意义：当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一个充满或明或暗仇恨的世界时，他无法看见危险。

布莱希罗德的犹太人同胞对未来抱有同样的信心。无论在其他问题上多么意见不一，大多数犹太人都认为，紧跟着完全解放到来的新帝国宣示了他们的新时代。他们流露出对德国事物的骄傲和对他国同族的不满。早在1866年，布莱希罗德的普鲁士爱国主义就惹恼了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种忠诚和骄傲维持下去，直到1916年，一位法国观察者注意到：“今天，德国仍然存在着普鲁士人、萨克森人、巴登人、符腾堡人和巴伐利亚人。只有犹太人完全是德国人。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他们组成帝国的支架。”[6]）但他们的忠诚、热爱和超级爱国主义并未获得回报⁹。因为偏见仍然非常强烈，憎恶不减反增。

这里不便对反犹主义情感的历史做出哪怕最简单的描绘[7]。反犹主义是一种源于宗教的古老歧视（犹太人被认为手上沾染耶稣的鲜血），对犹太人的强制身体隔离让这种歧视更加强烈，因为他们被驱逐到隔离区继续自己的宗教生活。由于基督徒的意愿和后天习得的技能，犹太人成了早前时代的“贱民资本家”[8]。法律和习俗禁止他们从事大部分行当。夏洛克式的犹太人耳熟能详—但他们的故事也非常复杂，就像莎士比亚的夏洛克提醒我们的。

取消大部分法律上的限制，但非正式的限制和偏见仍然存在。反犹主义总是带有仇富成分。就像我们看到的，在新的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的传播，对它的反感也日益扩散。贵族们继续让“家族犹太人”为自己打理生意，因此他们同时表达对追求者和追求行为的鄙视—这也表明他们认为犹太人擅长此道。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相对宽容的自由主义插曲是短暂的。民族国家给予犹太人被昔日等级国家拒绝的权利。但随着犹太人从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和参与德国社会的竞争，他们引起激烈的反应，而民族国家，尤其是德国，对任何形式的越轨或多元主义开始形成一种极度的不宽容。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民族主义变得狭隘，犹太人—曾经被视作违背信仰的罪人—成了意图对国家不利的阴谋者[9]。文化绝望的政治融合民族主义、反现代和反资本主义，犹太人在其中成了罪恶的象征。1870年后，逐渐有传言说，这股异族力量是巨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致力于毁灭然后统治其他人类”[10]。

犹太人有自己的一系列偏见和情感，在变化的外表下，它们同样显得特别根深蒂固。首先，即使融入程度最高的犹太人也相信自己属于单独的群体，最初依靠共同的信仰、仪式和苦难来维系着；但这些共同体验消失时，某些早前时代形成的特征留下来。无论他们是否想这样，但他们在外表、思想和感觉上是犹太人。但这种身为犹太人特征是什么呢？和新教徒一样，宗教在犹太人中间同样逐渐式微，对科学的信仰削弱对超自然的迷信。在启蒙时代，犹太宗教还剩下些什么呢？为了这些宗教残余，值得总是强调不同的身份和潜在的敌意吗？

开明派新教徒们不这样认为。他们相信，犹太人应该把他们现在已经式微的信仰放在普通德国人的祭台上。他们希望犹太人欣然为了解放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宗教。启蒙者把犹太教看作特别的反启蒙力量—激烈的反犹主义无疑受到了它的影响—这种观点开始与兴起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导致最宽容和开明的新教徒也无法接受犹太人在宗教上的自成一体¹⁰。许多德国人希望放弃犹太教，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讨厌犹太人，也因为他们讨厌多元文化，一个仍然拥有强大内部凝聚力的群体对此感到不安。

他们很难理解犹太人的命运。就像布莱希罗德的人生所展现的，犹太人的状况经常通过微妙和不确定的方式随着时代而变化。1830年到1880年间，基督徒很少明确表达希望犹太人用皈依换取解放的想法。犹太人认为自己有权获得解放，同时又保留德国化的独立性。现在他们用德语提供服务，并以德国人自居，这难道还不够吗？他们不能作为犹太信仰或摩西信仰（当时的委婉说法）的德国公民融入吗？不过，瓦尔特·拉特瑙直到1911年仍然表示：“每个德国犹太人在少年时都将经历终生难忘的痛苦时刻：他第一次充分意识到，自己以二等公民的身份踏入世界，任何成就和服务都无法让他摆脱这种处境。”[11]也许出路是接受洗礼，反犹主义压力迫使一些人这样做，也让另一些人望而却步。拉特瑙还指出：犹太人会为了获得物质利益而犹豫是否要放弃祖先的精神遗产吗—即使他早就接受基督教伦理？皈依难道不相当于接受“前提上倒退、虚伪、不合适和不道德的普鲁士犹太政策”吗[12]？保留犹太人身份常常事关荣誉，而非宗教信念；改变信仰带有投机意味，尽管一些皈依者是出于真正的宗教情感。对于不在乎宗教的犹太人而言，选择皈依他们同样不在乎或同样“开明”的新教意味着在矛盾的冲动间做出艰难选择。在被问及为何不皈依时，那位法国老妇人¹¹表示：“我的信仰少到无法改变。”[13]—某些犹太人也许有同感。

来自外部世界的敌意让一些犹太人下定决心保持独立，让另一些人更加坚决地抵制德国元素，还有许多人同时选择两者。尤其对于那些以德国人自居，和同胞们一起崇敬祖国，对德国文化有真正认同并对犹太习俗几乎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无法自由或集体地谈论自己的状况是他们面临的困境之一。这阻碍了抵抗兴起的反犹主义的所有集体和个人努力。反讽的巧合是，在布莱希罗德去世的1893年，犹太人成立他们的第一个抵抗组织，抛弃对国家仁慈的依赖[14]。

布莱希罗德的人生和家庭反映了德国犹太人面对的某些相互冲突的可能。当然，相对不那么发达的同族而言，富有和成功的犹太人对融入的诱惑更加强烈。盖尔森本人总是相信，他可以同时是德国人和犹太人。他希望自己的个人地位和保守信念能够有利于他和他的族群的利益。过去，他可能被称作“宫廷犹太人”；后来，在不同的民族中间，他可能被称作“汤姆叔叔”。他的弟弟尤里乌斯走了另一条道路，支持自由主张和领导犹太人的抵抗活动。盖尔森的孩子们选择皈依，尤里乌斯的孩子们则没有。许多犹太人无疑希望摆脱犹太人身份，但怎么做到呢？少数人认为洗礼是答案，其他人则希望被默默地接受。由于这么多人追求如此不同的目标，难怪德国犹太人群体被内部的矛盾和紧张撕裂得四分五裂。

作为一个群体，德国犹太人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并进行尖锐的自我批评。“自我憎恶”是犹太人的普遍特征，犹太人的反犹主义不仅仅是刻薄的矛盾字眼。他们生活在一个被视作低人一等甚至可鄙的社会。他们没有逃脱被践踏者的堕落，自残式地接受了统治群体对他们本人和同族的评价。他们的自我鄙视反映和加强了在德国人面前的自卑感。作为仅次于拉斯克的重要德国犹太议员，路德维希·巴姆贝格认为“犹太”特征包括：“一意孤行和笨拙、贪婪、粗鲁、虚荣和热衷功名、‘思想上的暴发户’和卑躬屈膝。”[15]犹太人即使在自我批评时仍然喜欢自夸。

但经过许多个世纪的受难和从迫害中幸免于难，他们的集体自我意识中留下某种类似自豪的烙印，并对迫害者表示不屑。他们对自己看法不高，但很自豪属于一个能把自我批评作为美德的坚强而智慧的民族。即使融入程度最高、一心希望被基督徒接受的犹太人，当他们有机会或者被激怒时也会—哪怕只是自言自语—使用“异教徒”（goy）这样的排外字眼表达对外族和麻木灵魂的鄙视。如果能指望用一个词描绘德国犹太人的精神痛苦，那就是矛盾。他们对自己感到矛盾，也对德国人同胞感到矛盾；也许矛盾是一种现实主义，但德国犹太人并不特别现实。在德国犹太人为他们的惊人成功所付出的心理代价中，矛盾占了很大比例。

从1869年在法律上彻底解放到1933年再次失去自由不过是人一生的时间，但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何等惊人的变化！强调犹太人对德国生活的贡献已经成为感伤的老生常谈。也许没有其他哪个欧洲国家的犹太人扮演像在德国那么多样和突出的角色。在如此的敌意和矛盾中，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成功时刻呢（在某些领域还取得成果丰硕而又独一无二的合作）？

海涅曾说，犹太人会变得像他们生活于其间的民族，而且比后者更加典型。德国人与犹太人共处的故事印证这点，他们并非交替相互吸引或排斥的两极。为了理解布莱希罗德，我们必须回顾几个这种共同特征，其中有的受到普遍尊敬，有的如果被注意到的话会令人遗憾。这种必要性，教会犹太人拥有特殊光环的“能干”（Tüchtigkeit）美德，德国人无疑早就擅长这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是认真、严肃和细致的民族，他们建立亲密的家庭纽带，在生活中注入某种仪式化的温暖和感伤。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和犹太人都特别重视知识：他们既尊重活着的学者，也崇敬过去的文化遗产。他们还有其他许多共同的价值，但与其罗列这些价值，也许不如谈谈这两个群体远没有那么清楚地意识到的共同态度更有意义。

由于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过漫长的分裂和民族意识不稳固的历史，他们的身份感都存在危机。还有哪个民族会像德国人那样经常问自己：什么是德国人？或者像被解放的犹太人那样自问：什么是犹太人？帝国的德国人用刺耳和强硬的超级爱国主义作为回答，而德国犹太人也常常表示附和。身份感的危机与另一种出于多种更深层次原因的特征有关：公民责任的缺失、公民感的不完善和政治奴性的流行。康德认为，启蒙将带领德国人走出青涩（Unmündigkeit）。但在政治上，德国人处于一种常常被掩饰的奴役状态中，他们甚至不知道俾斯麦的独裁和皇帝间断性的专制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心理上的倾向正好对应剥夺他们政治体验的严酷政治现实。巴姆贝格曾经宣称“这个民族生来就不是自由的”，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也适用于他的许多德国犹太人同胞[16]。（19世纪60年代，在被问及最痛恨哪种恶习时，卡尔·马克思的回答是“奴性”—后来，他还谴责了意见不一的追随者[17]。）德国人和犹太人都习惯于浮夸的恭顺，这既可能造成奴性，也可能导致突然出现关于帝国命运或社会重生的乌托邦式美梦。德国人和犹太人特别善于快速改变情绪；二战期间，丘吉尔对此做了精辟而夸张的评价：“匈奴人要么直取你的咽喉，要么跪在你的面前。”—德国反犹主义者常常把这种行为归给犹太人。这是我们所谓的独裁性格的普遍特征。

布莱希罗德代表许多这类共有的特征。与许多富有的犹太人同胞一样，他也极其爱国和保守。不过，这位德国最富有的人却没有归属可言，生活在几个世界的边缘。尽管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但他的思想反映了德国人和犹太人公民的犹豫不决。他还证明奴性可以带来回报（他的回报非常丰厚）。但他的人生也显示了德国人和犹太人融合的阴暗面，如虐待、攻击、犹豫、怯懦和腐败。

布莱希罗德的人生既展现德国社会的体面世界，也揭露肮脏、阴谋和不断怀疑的地下世界。富人和穷人一样体验人性的刻薄。在德意志帝国，强大的犹太人吸引那个社会所有的潜在恶意。

布莱希罗德的人生开端相对简单。他作为犹太人出生和长大，这本身就让他的人生具有某种确定性。19世纪20和30年代，身为普鲁士的犹太人仍然是相当简单的事；犹太人身份意味着信仰和道德准则，遵守某些仪俗和禁忌。最重要的是，这种身份提供相当紧密的团结。外部世界过于陌生和充满敌意，使人不得不忠于自己的同族。1832年，年仅10岁的布莱希罗德无法想象自己将升入普鲁士贵族的行列。对盖尔森而言，这像月亮一样遥不可及。

同样无法想象布莱希罗德不娶犹太女子。比起今天或他的孩子们的时代，婚姻在他那个时代无论如何都更简单。作为终生的选择，婚姻通常由父母之命和经济条件决定，只有在很少和可疑的情况下会被终止。27岁的盖尔森对于此事足够重视，这从他前往维也纳相亲时发给父亲的报告中可见一斑。老萨穆埃尔推荐他与利普曼（Lippmann）的女儿们见面，盖尔森最初不确定哪位是长女，后来发现她丑陋而令人反感。这家人很“随和”，让他感到亲切，“但即使那姑娘在百万钱财中游泳，我也不想向她求婚。自尊是我的信条，如果带给您这样的媳妇，我的灵魂最深处都会感到耻辱”。他承诺接下去与布雷斯劳的马克（Mark）的女儿见面，“因为我习惯于欣然遵从您的愿望”。但他对前景同样感到怀疑，并表示“您必须说服自己，只凭物质条件无法让我做出一个将让我和与我在一起的那个人永远不幸福的决定”。父亲在这句话旁边写了“同意”[18]。

就像我们看到的，他最终娶了艾玛·古腾塔格，后者的父亲是布雷斯劳的一位银行家。我们对艾玛所知甚少。就攀升社会地位而言，盖尔森比艾玛更加艰难。总有传言说，这位平凡的女子虚荣、苛刻而且不善交际。我们在下文将引用迪斯累利对她的可怕描绘，另一些人对她的记忆则更加厚道。

布莱希罗德过着正派犹太人的生活。1864年，他成了柏林犹太人社群董事会的成员—这清楚地表明他在柏林犹太人中是个受到尊敬的人物[19]。他遵守部分习俗和所有的节日，并为犹太人慷慨解囊。他把古董祈祷书作为礼物送给像奥本海姆这样的朋友[20]。没有理由认为，在他人生的差不多前四十年里，他曾经想过改变虔诚的生活方式。这些方式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他与虔诚的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亲密关系也证明他本人的虔敬。冷漠是不可思议的，更别提叛教了。

当然，犹太人身份早就不是他唯一忠诚的对象。在德国犹太人中，对信仰和君主的忠诚早就同时存在，就像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¹²。1848年革命前，和大部分德国人一样，德国犹太人在政治上保持沉默。海涅的激进主张很少有追随者。富有的犹太人当然比同族兄弟更加倾向于保守。遵循这个传统，盖尔森的老朋友亚伯拉罕·奥本海姆于1846年作为保守派候选人参加科隆市议会的选举[21]。1848年革命让一大批犹太人登上政治舞台，绝大部分站在自由派一边。革命的失败再次导致犹太人脱离政治，直到1858年所谓的新时代到来。现在，犹太人倾向于同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合作[22]。

布莱希罗德选择不同的道路。像其他一些富有的犹太人那样，他保持保守倾向。他忠于那个曾经给其先人和自己提供保护和荣耀的王朝。与俾斯麦建立关系后，他的忠诚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首相。和那些甚至地位比他更高的人一样，他无疑希望获得更多恩惠。我们在前文看到，卡尔·迈耶尔·冯·罗斯柴尔德曾向俾斯麦乞求另一枚勋章。如果强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能够为了获得提拔而如此卑躬屈膝，那么布莱希罗德拜倒在普鲁士强权面前就更是自然得多。毕竟，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世界性力量和得到举世公认的王朝，得到许多君主的施恩，而布莱希罗德才崭露头角。

到19世纪60年代，布莱希罗德的成功依赖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俾斯麦的关系。除了富有犹太人传统的“国家虔诚”（Staatsfrömmigkeit），布莱希罗德还与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德国政客建立私人关系。传统和特殊机遇让布莱希罗德对国家日益忠诚；后来，某种形式的普鲁士沙文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也影响了他。新的情感处处居于优势地位，随着布莱希罗德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俾斯麦成就的一部分，他接受这种情感。当他在凡尔赛与胜利者们谈笑风生时，他已经完全转向德国民族主义，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转变的过程。

布莱希罗德的新德国主义显然刺激了他想要自己的德国人身份被明确承认的欲望。大多数德国人具有所谓的“纽扣孔恐慌”，害怕自己的纽扣孔和胸口没有勋章。对裸露的羞耻感有多种形式，有人需要遮羞布，有人则需要镶嵌珠宝的勋章。我们已经看到布莱希罗德如何成功地追逐头衔：第一枚勋章于1858年到来，八年后他被任命为枢密商务顾问，1871年他获得铁十字勋章，最后是1872年独一无二的获封贵族。他的朋友奥本海姆写道：“很快您的胸前将戴不下来自各位君主的全部高贵勋章。”—奥本海姆本人同样觊觎这些荣耀¹³。事实上，他积累了来自巴伐利亚、奥地利、俄国、法国和巴西等国的勋章。它们代表对他所提供服务的赞赏，后世将用更加庸俗的方式实现同样的目的。

这些外在荣耀的问题在于，它们永远无法带来长久的满足：总有更多的荣耀被觊觎。荣耀意味着更高的知名度，更多的殖民地不仅意味着更大的开支，也意味着更容易受到嫉妒者的恶意攻击。就像奥本海姆在布莱希罗德获得铁十字勋章时所写的：“最近，您获得巨大的声望，但也深受嫉妒。”[23]相比之下，他的弟弟尤里乌斯似乎对头衔的诱惑相对无感。尤里乌斯的后人告诉我们，他对过一种比盖尔森朴素得多的生活感到自豪。1898年，当他被授予商务顾问的头衔时，他带着某种受伤的自尊拒绝了，因为荣耀来得太晚。

盖尔森则不是这样。他渴望眼前的每一项荣耀—为了给自己的贪婪找借口，他也许会认为这些荣誉将令全体犹太人获益。他再为他人铺路，通过确保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同族兄弟。在他获封贵族时，奥本海姆无疑是这样想的：“这是我们犹太同胞的胜利。”[24]1885年，当维多利亚女王最终不情愿地封纳撒尼尔·罗斯柴尔德为世袭贵族时，“英国犹太人以近乎疯狂的兴奋欢迎［这个消息］……英国犹太人的解放终于真正完成”[25]。盖尔森也许感受到某些类似的骄傲，认为自己在为同族赢得荣耀。

但他的情况比纳撒尼尔更加复杂。在布莱希罗德赢得荣耀的那个国家，反犹主义情感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再度兴起，那里的社会同化压力很大，对“异类行为”的接受度也远不如英国。人们对布莱希罗德的期待是同化，而这也是他最想做的。但同化举动招致憎恶和嘲笑，他既与同族稍稍疏远，又没有被试图加入的群体所接受。最糟糕的是，他成了笑柄。不怀好意的人喜欢提及布莱希罗德为了庆祝获封贵族而举办的盛大宴会，他请求一位宫廷高官列出合格的军官，并表示：“别邀请平民，我希望参加者全是我们贵族。”[26]这个故事也许不实，但并非完全无中生有。外省报纸上刊载过它的一个变体。布莱希罗德指责上尉带着一位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赴宴：“我的朋友，我们不能那么堕落。”在上尉的示意下，军官们纷纷起身离席，直到布莱希罗德当场做出正式道歉才归座。军官们延续非正式的抵制，再也不光顾这位“傲慢的犹太炫富者”的家[27]。

这样的事件一定发生过，甚至早在他被封为贵族之前。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证实，布莱希罗德的某些所谓的“愚蠢行为”导致柏林最优秀的群体抵制光顾他的家。1872年2月，他们的缺席导致无法举行“正式舞会”。但时机和宾客（包括俾斯麦亲王妃）还是让舞会取得巨大成功，虽然“与通常的柏林舞会相比，燕尾服［而不是制服］占有更明显的优势”。施皮岑贝格是柏林社会的敏锐观察者，对莫里茨·拉撒路等文化犹太人仍然遭受的某些限制感到愤怒。另一方面，她和大多数人一样讨厌某种犹太富人。她在描绘在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及其对手汉泽曼家度过的一个愉快夜晚时，表示参加者是“体面的平民，没有股市犹太人和富豪势利眼”[28]。早在被封为贵族和被召往凡尔赛之前，布莱希罗德就专门设宴款待过贵族（常常令人生厌），把自己的亲属和大部分犹太人排除在外[29]。施皮岑贝格不会忽视这点：此类丑陋行为印证对暴发户的全部偏见。贵族以自己的祖先和家族为荣，暴发户却以他们为耻。当然，德国贵族也不乐意邀请自己的犹太亲属。但布莱希罗德的虚伪“排外”同时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而且在他获得贵族的新身份后显然变本加厉。

1874年的警方档案里有这样的报告：

自从被擢升为贵族以来，冯·布莱希罗德先生变得傲气十足，不再公开招待昔日的朋友与合作者，甚至在散步时也和他们保持距离：在胜利大道[Sieges-Allee，沿着蒂尔加腾的柏林时髦大道]散步时，他走在西侧，而不是和大部分行人（几乎都是犹太人）一起走在东侧。在被问及为何走在另一侧时，据说他回答说，东侧的大蒜味太浓。布莱希罗德从前的几位熟人听说了这番话，几天前在散步时为此责备他，从此他们就不太和睦。[30]

无论是否真的属实，警方报告暗示典型的暴发户形象—他们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贵族。布莱希罗德暗中否定自己的过去，与昔日的朋友和同族保持距离，并使用食物—味觉歧视—在德国反犹主义者看来，大蒜味是犹太人的共同特征—强调自己更高和气味更甜美的地位。

心理学家可能会提供另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解释。布莱希罗德正在逐步摸索新角色和新身份。他既为被接受而做了公开努力，在下意识中也可能在寻求新身份以取代犹太人身份。他希望在俾斯麦的基督徒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他作为秘密智囊团的显眼角色是获得新身份的途径之一。同样的，布莱希罗德对新身份的执着可能惹恼他的基督徒敌人，他们把“［自己］心灵世界中的形象”投射到他身上，这样做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内在威胁之扰。因此，基督徒需要布莱希罗德保持犹太人身份，当他试图竭力缩小与周遭基督徒的差别时，他们的心灵感到了威胁[31]。

柏林充满关于这类改变的传言。在犹太人和反犹主义者中间，布莱希罗德都背上虚荣和虚伪之名。1876年，施瓦巴赫向盖尔森报告说，有记者问他，盖尔森是否会使用古特戈茨（他的庄园）男爵作为新名字。施瓦巴赫认为很不可能，“因为如果人们那么称呼他，他就不会放弃这个名字”[32]。这种传言的存在本身就颇有深意。大多数人的看法可能和布莱希罗德的朋友菲利克斯·巴姆贝格类似，他在写给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安东亲王的信中表示：“布莱希罗德不属于较为谦虚的那类人。”[33]

不过，在进入基督徒世界一事上，布莱希罗德受到的诱惑和主动的意愿同样重要。他在寻找适合新地位的生活方式。财富和贵族身份要求他炫耀自己的杰出。盖尔森试图追求卓越，就像一直以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所有的富有君主所做的那样。在此过程中，他做了可笑和懦弱的事。我们必须再次指出，他只是夸大当时大部分德国富人的行为：富豪们模仿贫穷贵族，他们的自愿奉承，帮助贵族延续社会霸权。相比之下，法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出自己的风格，虽然无法摆脱贵族式的欲望，而且在小说家和观察者眼中没有特别的教益，但资产阶级而非贵族价值观毕竟在整个国家得以传播[34]。

布莱希罗德的财富要求显眼的消费。生命的最后阶段，官方估计他的年收入为200万到220万马克—换算成今天的美元将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根据非官方的估计，他在1892年的收入达到334万马克，总资产在3600万到4000万马克之间[35]。他是柏林迄今为止最富有的人，在整个帝国也只有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被认为能与他匹敌。他必须以配得上自己财富的方式生活。或者就像一位同时代的人在其关于柏林社交界的著名作品中所说的：“［他］是我们时代最聪明的人之一，对政治和金融问题具有独到眼光。甚至在肯定导致某些事件发生的情况出现前，他就能预见到那些事件……不过，他缺少必需的道德力量控制自己的一个弱点，即不惜代价地希望在上流社会扮演不同于钱袋子的角色。”[36]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犹太人和富豪也有类似的欲望。柏林的情况尤其艰难，一位英国观察者指出，那里的“商业、工业和金融［尚未］能够进入特权者的接待室。但一些显贵会参加大银行家布莱希罗德举办的盛宴”……在柏林，很少有能被称为“社交界”的东西，因此像莱奥妮·施瓦巴赫（Leonie Schwabach）等人举办的这类犹太人沙龙很受推崇[37]。布莱希罗德认为，自己的豪华宴会将吸引大人物。奥里奥拉伯爵夫人马克塞·冯·阿尼姆（Maxe von Arnim，countess of Oriola）是一位拥有沙龙的贵妇，吸引了艺术家和作家加入。19世纪70年代初，她写道：“［布莱希罗德］喜欢邀请最显赫的权贵参加盛宴，他是宴会上唯一的非德国人。”（反讽的是，反犹主义文人坚称伯爵夫人嫁入一个犹太血统的葡萄牙家族。）她表示老毛奇曾请求获得她的邀请，并解释说：“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刚刚拒绝布莱希罗德的邀请，理由是我已经接受您的。”[38]神秘的瓦西里伯爵也在1884年写道：“柏林社交界分成两个阵营：有的接受布莱希罗德的邀请但嘲笑他，有的嘲笑他但不赏光。”[39]

赏光者必须获得回报。外交人员和德国官员总是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显贵总是“有请必到”，他们知道在布莱希罗德家，“国事和肠胃极好地融为一体”[40]。布莱希罗德的宴会享有盛名，就像他希望的那样。曾经多次得到布莱希罗德帮助的著名作家路德维希·皮彻（Ludwig Pietsch）曾对艾玛解释说，《弗斯报》拒绝他为她最近的宴会所写的报道。但皮彻希望她知道，他“没有无视在您好客的府上举办的神奇宴会。它的品位、盛大和魅力超过我在私人家中见过的一切”[41]。更重要的是迪斯累利的描绘，他本人对于融入的尝试并不陌生。他在柏林会议期间向维多利亚女王报告说：

1878年7月3日—布莱希罗德先生是柏林的大银行家。他最初是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但普鲁士的战争为其提供大量机会，现在他看上去几乎可以和昔日的主人相匹敌。他为自己建造一座真正的宫殿，宏伟的宴会厅让他可以邀请所有的全权代表、使馆秘书和帝国的主要部长。这些部长全部到场，但不包括从不出现的俾斯麦亲王，他只是偶尔与皇帝共同进餐。但布莱希罗德先生是亲王的密友，每天早上都要陪伴后者。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唯一敢对亲王说真话的人。高大宽敞的宴会厅甚至整座宅邸都用各种稀有的大理石建成，不是大理石的地方则使用黄金。廊台上的音乐家只演奏瓦格纳，这让我很兴奋，因为我很少有机会欣赏这位大师。宴会结束后，我们被带领穿过豪华的沙龙、画廊和童话般的舞厅。沙发上独自坐着一个看上去非常刻薄的小个子妇人，身上戴满珍珠和钻石，她就是布莱希罗德夫人，是他早年身无分文时娶的。她和丈夫不同，完全配不上她令人惊叹的财富。[42]

现实和幻想美好地融为一体，很适合创造西多尼娅（Sidonia）¹⁴这个神秘银行家形象的小说家。

宴会需要一丝不苟的计划。在宾主展开社交欺骗游戏的背后，筹备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苦恼和费用[43]。一切都必须具有无与伦比的质量，无论是客人、食物抑或娱乐。异国食物需要从欧洲的偏远角落进口，警方不得不派出两名警官维持交通。竞相炫耀制造奢华和耀眼的丰碑。布莱希罗德档案中有一封皇家管弦乐团指挥本雅明·比尔泽（Benjamin Bilse）的来信，比尔泽婉拒在一次这样的宴会上表演，因为他和他的乐团不喜欢指定的场地，而且在演出的同时还要进行槌球游戏。但最终他还是同意表演[44]。再多的钱都换不来品位、举止自信和营造合适氛围等优点。

布莱希罗德的宴会招引大量谈论和光顾。宫廷总管阿道夫·施托克对宴会本身和在四旬斋期间举行感到愤怒，在给国王的抗议中特别提到它们。普鲁士社会无与伦比的记录者特奥多尔·冯塔纳认识布莱希罗德一家，他的妻子和盖尔森是童年玩伴，晚年的他和盖尔森还互致问候和互赠礼物。冯塔纳曾写道，真正的财富总是让他印象深刻，庞大资本的力量总是让他惊愕：

从年轻时开始，我就对一切伟大事物着魔，毫不嫉妒地向它们拜服。但“资产阶级”只是对伟大事物的可笑模仿，他们的渺小和永远想要免费获得赞美让我愤怒。资产阶级父亲花1000塔勒请人给自己画像，希望我把这幅拙劣之作当成是委拉斯开兹[Velásquez]的。资产阶级母亲给自己买一件蕾丝披风，把这次购物当成大事。一切购置或“呈献”的东西都伴随着仿佛在说“你能吃这蛋糕和喝这酒多么幸福”的目光。一切都是对某种生活和经济方式的幼稚夸张，与我的生活一样廉价……一片面包从来不是便宜货，它是某种崇高之物，是生活和诗。而如果女主人满脸堆笑地端上配有策尔丁格葡萄酒（Zeltinger）和蛋白酥皮甜饼的烤鹅，并以为可以在两小时里让我脱离平日的生活时，那只鹅本身就是便宜货，而她的想法让鹅更加廉价。资产阶级不知道如何给予，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礼物不值钱。[45]¹⁵

尽管花费数以千计的马克，但布莱希罗德的崇高宴会永远带有某些廉价品的味道。

不过，财富还需要用更加持久的方式展示。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各地的富人一样，慈善是布莱希罗德的重要职责。例外可以证明规则。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去世时，盖尔森的儿子汉斯正好在伦敦；他在信中表示：“很少有人真正哀悼，因为莱昂内尔不知道如何受人爱戴，几乎没有为穷人做过什么。”[46]慈善是一种悔罪金，或者一种自我颂扬的形式，但无论混合什么动机，富人的钱毕竟为病人或孤儿提供了（不充分的）医疗和社会服务，并提高了衣食无忧者的文化水准。布莱希罗德也不例外：他公开和私下进行捐赠，对象包括德国人、犹太人和外国人，永远都有人向他求助。他的捐赠单令人惊叹。路德维希·皮彻表示：“得益于您的慷慨，您的成就惠及全人类。”[47]—这番话一定会让布莱希罗德满意，但很少会让他吃惊。

他的慈善的确是普世的。他向所有宗派的穷人和病人提供捐助：从柏林的天主教议员到纽约的希伯来孤儿院。他帮助在柏林建造圣公会教堂，在奥斯坦德建造犹太教堂，在一座莱茵小镇建造新教教堂（因为施托什元帅请求他资助），在勃兰登堡侯国建造天主教堂。《天主教大众报》（Katholische Volkszeitung）报道布莱希罗德的慷慨，该报援引一位天主教神父的话说：“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我就找冯·布莱希罗德枢密顾问。”最终，他获得9000马克用于完成他的教堂[48]。

王室的要求可能特别高。皇太子妃急于在柏林建造装饰华丽的英国教堂，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亲生女儿，她要求总管写信给布莱希罗德，表示教堂将在她的生日那天隆重开放，她听说后者可能再为教堂捐款。早在奠基之前，他已经“捐了一大笔钱”，他是否想好更多捐款的具体金额？他愿意捐赠管风琴吗？—“可以装上捐赠者的铭牌”[49]。布莱希罗德同意了，他的举动被全世界看在眼里¹⁶。除了施恩，还有贵族的索取。

事实上，大人物常常索取施舍，就像曾经帮过布莱希罗德各种忙的前部长弗里登塔尔在1889年所写的：“我们相交多年，我从未像乞丐那样讨扰你，但现在我必须打破那个习惯。”深受皇后青睐的一家尼斯的德国疗养院需要“大笔捐助”[50]。当权者向富人提出请求，这样的情况每年都会出现。事实上，这是一种税收。布莱希罗德为慈善花费数百万，在哀悼他的去世时，玛丽·拉齐威尔亲王夫人吐露许多人的心声：“布莱希罗德去世了；人们普遍对他表示哀悼，他的离开让我悲痛；他乐善好施，在我们的天主教医院工作中帮了我很多忙，我很感激他。整个柏林金融界也大为震动。布莱希罗德是我国首都的罗斯柴尔德。”[51]

即使在去世时，布莱希罗德仍然无法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影。他给予很多，但他们给予的更多；他很有名，但他们是传奇。在某些方面，他们造就了他，他对他们的感情也因此存在矛盾。但他效仿他们不断向犹太人同胞提供慈善支持，有时还同他们合作。

布莱希罗德不仅要在德国慈善中同汉泽曼家族和西门子家族竞争，还不甘落后于其他主要的犹太人庇护者。比如，他为此与犹太人慈善家领袖摩西·蒙特菲奥雷爵士走到一起，两人交换犹太人事务的消息，直到蒙特菲奥雷101岁那年去世。蒙特菲奥雷年轻时就发了财，40多岁时退出买卖，把随后的差不多六十年用于帮助欧洲、俄国和近东的犹太人同胞。布莱希罗德不准备如此专注，但他看重并渴望得到蒙特菲奥雷的赞许。他有一批要求严格的模板。

很多钱被用于东欧犹太人。布莱希罗德支持法国以色列联盟分布广泛的活动，包括在耶路撒冷建立学校；在向学校捐助1000法郎时，他致信联盟，询问“犹太人是否仍在移民离开俄国”[52]……除了帮助与本国较近地区的犹太人，他还为救助巴格达和摩洛哥的穷苦犹太人向联盟捐款。我们已经看到他为罗马尼亚犹太人所做的努力，尽管最终没能成功。对于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勋爵，据说“作为［他的慷慨］的回报，他获得更多的不是效忠（因为这在好争论的犹太人中是不可能的），而是神化：在伦敦东区和东欧拥挤的隔离区里，他在生前就成了传奇”[53]。没有人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竞争，但无论哪里的犹太人遭受不幸时，布莱希罗德的名字也会被提到。

慈善和政治常常相互交织。和其他人一样，布莱希罗德也关心俄国犹太人日益变糟的命运。比如1891年，各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新的大屠杀违背俄国的承诺。大批犹太人足够幸运地逃脱；在这波逃离潮的高峰，布莱希罗德估计每天有700名难民抵达柏林，但这个数字完全难以置信。他向英国大使保证，他“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竭尽所能防止这些穷困潦倒的犹太人移民英国”。他要求管理犹太难民的中央委员会警告他们不要移民英国，那里的“劳动力市场已经饱和”。他建议把这些难民送往巴勒斯坦或美洲，因为显然这些东欧犹太人在德国和英国一样不受欢迎。1891年6月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布莱希罗德和爱德华·马雷特爵士（Sir Edward Malet）的通信[54]。

帮助隔离区对布莱希罗德来说天经地义，但他还想要扮演德国文化的马伊克纳斯（Maecenas）¹⁷。这是德国犹太人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代表他们为伟大的德国精神所做的贡献（符合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他结交一批苦苦挣扎的作家和艺术家。他帮助筹建博物馆，如纽伦堡的日耳曼博物馆，还赞助展览，购买了一批爱国纪念品。他最大的单笔捐助当属在医学领域：1890年，为了纪念自己的父母，他匿名赠给结核杆菌的发现者罗伯特·科赫位于柏林的16英亩上等地块和100万马克，用于修建新的医院和使用科赫的新疗法救治穷苦的病人[55]。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他资产的3%左右。此举还象征商界对科学越来越多的关心。布莱希罗德的名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当他的朋友保罗·林道听说科赫获得匿名捐赠时，他马上知道捐赠者一定是布莱希罗德¹⁸。

但和美第奇家族一样，富人还试图留下本人形象的合适纪念。布莱希罗德委托德国最好的肖像画家弗朗茨·冯·伦巴赫为俾斯麦画像。几年后，他又请伦巴赫为自己画像。俾斯麦喜欢说这样的故事：伦巴赫为布莱希罗德的画像开出的价格是俾斯麦的两倍，在被问及为何如此时，伦巴赫回答说，他喜欢为首相画像。布莱希罗德为伦巴赫历时三年完成的肖像支付3万马克[56]。他还以1.7万法郎的价格请埃米尔·旺特斯（Emile Wanters）为自己画像。他与柏林的官方雕塑家赖因霍尔德·贝加斯（Reinhold Begas）夫妇关系良好，特别是与夫人葛蕾特（Grete）—至少她的书信这样暗示。富人总是希望用和艺术家的友谊装点自己；布莱希罗德的名字还浪漫地与钢琴家“甜美的格罗泽夫人”（葛蕾特·贝加斯语）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对两人关系的真正性质一无所知。布莱希罗德委托贝加斯设计家族陵墓，贝加斯同意了，并建议使用卡拉拉大理石¹⁹。他估计将耗资7.5万马克—当时超过70%的人的年收入不到900马克[57]。布莱希罗德需要设计高贵而令人难忘的归宿。

更别说设计高贵而舒适的生活了：就像狄更斯对波德斯纳普风格（Podsnappery）²⁰的夸张讽刺那样，布莱希罗德的生活经过精心计划和安排。人们在他的生活中很少能感觉到即兴或冲动，工作、旅行和疗养的节奏有条不紊。他每天工作许多小时，即使在周六和周日也要接见重要的客户或亲信，拜访或接待俾斯麦，并总是不忘处理自己的信件。娱乐、运动或任何与生意无关的消遣，都不属于布莱希罗德的生活方式。他帮助艺术家并和他们交往，还参加音乐会，但他似乎缺乏审美能力。

食事是当时富人们的共同弱点—那个压抑和工作主导的社会允许在味觉上放纵自己。布莱希罗德早就知道，美食也是出色的礼物；19世纪50年代初，亚伯拉罕·奥本海姆让他在圣诞节前后四处搜寻新鲜芦笋。后来，奥本海姆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出更多要求，宫廷有时也这样做。他们的目标是普通的反季节食物、各个季节的异国食物和一切最优质的食物。鱼子酱是终极珍馐，这种著名美味来自遥远的里海，它如此美味，如此容易消化，但又如此难以保鲜。布莱希罗德派自己的信使把它带到柏林。他一生中肯定购买过几吨鱼子酱，大部分作为礼物，也有一些供自家享用。盖尔森还特别钟爱水果，从欧洲各地购买它们。在那个时代，获得美食仍然需要考验个人的才智：当时没有冰箱，柏林也不像巴黎那样有供应奢侈食物的铺子。食物是所有人的消遣，犹太人可能对其特别热衷。

对食物的关心与对健康的严重关切不无关系。除了具体的疾病（布莱希罗德患有一种可怕的疾病，最终导致他失明），人们还担心自己的健康、消化、神经和医生。当时的人们直觉地感到心理和身体的病痛会相互影响，他们的信中常常流露出对自己健康的悲观。就像我们看到的，俾斯麦有过大量怨言。施瓦巴赫去世前二十年，他写信给盖尔森，表示自己快要死了[58]。无论这些病痛是否真实，去浴场疗养都是重要的治疗方法。每年检修“机器”和给身体做大扫除已经成为欧洲富人的习惯。尽管浴场风景如画，但疗养是严肃的事。人们饮用泉水，节食，愉快地接受折磨，还常常进行病后康复。

和其他一切类似，浴场也有等级。年轻时的布莱希罗德选择弗朗岑布伦（Franzenbrünn）这类不太时髦的地方。后来，他前往加斯泰因或奥斯坦德等著名浴场，并一再光顾马林巴德²¹。即使在疗养期间，布莱希罗德也没有搁下生意。某种程度上，浴场在功能上是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的结合体。为了满足富人的赌博本能，浴场常常还配备赌场。欧洲各地的要人云集于此，相互交换消息。布莱希罗德特别勤奋：每天上午，其银行的部门经理们都会发报告给他，他的儿子汉斯或合伙人施瓦巴赫也会发来私密和补充的消息。即使没有电话，他也从不远离生意。

作为习惯和地位的象征，浴场疗养主要是健康的人减轻不健康生活方式影响的手段。真正的疾病是另一码事，只有好医生能帮得上忙。当时还没有合成药物，医生的技能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布莱希罗德聘请了一批名医，陆续或共同为他服务。1871年春天和夏天，他病倒了，整体状况和消化系统都受到影响，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右眼。他罹患青光眼已有多年，玻璃体的溃疡性感染导致情况突然恶化—这也许是他各种操劳的结果。1870年，他咨询著名的格莱费（Graefe）教授，后者转而推荐自己最好的助手埃维斯博士（Dr.Evers）。埃维斯向布莱希罗德保证，在健康环境中的彻底休息“将对您稍稍受到疾病和过劳影响的神经系统有益”[59]。1871年秋天，他的状况有所改善，但眼疾日益恶化。后来，他还患上失眠和轻度的糖尿病[60]。

他有充足的理由咨询最好的并寻找最有名的医生。有时，他会找维也纳举世闻名的外科医生比尔洛特（Billroth）或者柏林的著名内科医生贝格曼（Bergmann）看病。他还去拜访每个能找到的眼科专家。在威廉一世遭遇两次暗杀企图之后，他与威廉的私人医生冯·劳尔博士（Dr.von Lauer）建立亲密的关系。通过劳尔，布莱希罗德可以奉上皇帝可能想要的各种美味，并获得关于皇帝状况的直接消息。劳尔是布莱希罗德的内科医生之一，直到80多岁时退休。与此同时，布莱希罗德还找弗雷里希斯博士看病，并一度把古特戈茨庄园借给后者使用。作为回报，弗雷里希斯为他提供最热情的医疗服务，并承诺将给予就连他都需要的唯一东西：“深情的友谊、忠诚和感情，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永远乐意牺牲……这在我们的时代变得日益罕见，只有拥有非常敏感之心的人才懂得欣赏，就像您，我亲爱的朋友。”[61]多年来，布莱希罗德一直向俾斯麦提供弗雷里希斯的建议和服务，他确信俾斯麦长期没能得到恰当的医疗服务（事实的确如此）²²。

一切东西都要求最好的，这总是布莱希罗德的目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天生贵族是他的模板，他试图采取一种符合他们预期的生活方式。古特戈茨是他的费里埃尔，他喜欢那里远离柏林的喧嚣。此外，尽管拥有无限的资源，但他并无显眼的怪癖；他没有留下个性或出色品位的纪念碑—他热爱生意和政治。除了这些，他只是个才智有限甚至害羞的人，不敢表露自己的爱好或品位。

养育孩子殊非易事，在奢侈环境中养育孩子更加艰难。对年轻人来说，享乐的诱惑取代了现实的针砭：如果家资充盈，父母的生活又讲究排场，那么为什么要工作、节约和克制自己的欲求呢？如果有父母的得力榜样，再加上严格的信仰和某种新教伦理，也许可以克服富家青年所受的诱惑。但萧伯纳的解决办法—像恩德夏夫特（Undershaft）军火厂这样的大企业，每一代都应该由弃儿继承²³—巧妙地评价了同时把才干和金钱留给自然继承人的困难。父母的怯懦和社会的不确定可能加剧这种困难。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是特例，他们迫使年轻一代接受自己的伦理；布莱希罗德则不是。

麻烦早早到来，而且相当无辜。长子汉斯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1865年，家庭教师向他的父亲抱怨说，12岁的汉斯缺乏他弟弟格奥尔格那样的“单纯、自然的诚实与友善”，“其他孩子们马上就察觉到这种缺陷。两个男孩没有多少对彼此的爱，非常令人遗憾”[62]。在不完整的商业档案中很少能有这样的记录，布莱希罗德档案在这方面尤其匮乏。我们找到汉斯写给父亲的几封信，来自他第三个儿子雅姆斯（James，得名于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那个伟大成员）的信就更少了。

汉斯的信显示出他不讨人喜欢的性格：10多岁的他要求正在度假的父母给他买一个特制的手杖—柏林的都不够好。从他偶尔提到某位退休的仆人或其他助手来看，此人易怒而无情。25岁以后，尽管与父亲的银行保持着正式联系，并广泛游历欧洲和美洲，他仍然极为懒散，关心自己的健康和浴场疗养—简而言之，他是个被惯坏的富豪子弟，除了放纵，对什么都没有热情。希望成为不同于自己之人的愿望进一步伤害他的身份和自尊；但父母的金钱和榜样甚至更早就腐蚀了他²⁴。

盖尔森对儿子们有什么期待呢？某种程度上和当时的大多数父亲一样，他希望儿子是自己的复制品：勤劳、成功、出人头地、赢得正直和虔诚之名。他一再失望了。

他的儿子们都没有学会工作。汉斯很年轻时就参与父亲的生意，他讨厌继续受到父母监管，多次因为自己无所谓的工作习惯引起父亲不悦而道歉。26岁的汉斯向父亲承诺，他将改正自己的习惯，不会再招致不满。还有一次，他报告说自己从8点30分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30分，只有吃午饭时休息半个小时。汉斯坚持，他只想成为自己的主人；1881年，他成了银行的合伙人[63]。困难仍未解决，汉斯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他一面令人同情地渴望独立，一面表达强烈的父子之情（24岁时，他写道：“以孩子的爱，您忠诚的儿子。”），我们从中感受到类似赫伯特·俾斯麦在父亲面前的艰难。身为名人父亲的最爱并不轻松，注定将被父亲的权威和从属地位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赫伯特的处境要比汉斯好得多！赫伯特至少知道对自己的期待，对举止、态度和职业生涯没有疑问。反过来，盖尔森的孩子们反映了他们父亲复杂的野心和忠诚。他们从他那里获得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布莱希罗德专注于工作；另一方面，他也非常重视外在，重视与社会保持一致。在布莱希罗德一生中，社会角色与工作总是保持着实用关系。他的孩子们却把被接受当成目的本身。

布莱希罗德自然希望孩子们拥有他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在那之外是特殊身份和价值的世界，是荣耀和头衔的世界。在当时的德国社会，那个世界仍然非常复杂和重要。布莱希罗德希望他的孩子们在基督徒的世界里获得与身份相当的接受，同时又对犹太人保持一定的忠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也几乎相当于化圆为方。

我们知道他教导孩子们过犹太节日，但不知道归属犹太教是否还意味着别的行为，或者他们过重要节日的习惯维持了多久。布莱希罗德与犹太人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从不否认自己的出身，直到最后仍保留着沟通者的身份，但他很少公开把自己和犹太人群体联系起来。书信暗示，他主要在家中做礼拜，由于失明，这种高贵的习惯在他看来更加方便²⁵。

我们看到布莱希罗德为了自己被接受而做的奋斗，他自然希望竭尽所能地为孩子们营造条件，无论是财富还是关系。男孩们上了文法高中和大学，但成绩平平。（汉斯显然非常令人讨厌，不得不转学到另一所高中。）在社交上，被精英学生联谊会接受对孩子们很重要：布莱希罗德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让汉斯进入著名的萨克森—普鲁士联谊会，但没能成功，至少在最初如此。反犹主义者宣称他多次逃避强制性的决斗，简而言之，他是个懦夫[64]。较小的几个儿子可能更加幸运。

但德意志帝国的最高威望来自军事荣誉：在哪个部队服役，军衔是什么，最重要的你是否是预备役军官。汉斯最初干得不错，他在伯恩的皇家轻骑兵团服役，甚至获得令人艳羡的预备役军官委任状。德国年轻人会把它印在自己的名片上，因为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凭证。它代表男性的勇敢，尤其是它证明对爱国和封建价值的接受[65]。

即使在19世纪70年代，犹太人也很少成为预备役军官；得益于父亲的获封贵族和影响力，汉斯做到了。

布莱希罗德家族遇到的第一起公开丑闻，让汉斯失去卫队的中尉军衔。细节并不清楚，但似乎在1878年6月2日威廉一世第二次遭遇刺杀企图时，汉斯身着制服出现在皇家城堡前混乱而悲伤的人群中，和他在一起的是几个名声不佳的女子—有人说是荡妇，也有人说是妓女。他被控举止有违军官身份，在荣誉法庭上，他被部队开除。按照传统，荣誉法庭的判决是保密的，因此这次指控和判决仍然扑朔迷离[66]。

布莱希罗德遭到羞辱：很难想象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有过更大的挫折或更糟糕的时刻。以他为主要目标的反犹主义骚动正在不断升温；柏林会议即将召开，布莱希罗德正在努力帮助罗马尼亚犹太人。同样在当时，布莱希罗德还短暂地考虑过竞选议员。汉斯于8月被开除，这是可怕的羞辱，而且难以掩盖[67]。

布莱希罗德希望获得皇室的宽大处理。1879年2月，当威廉康复后，布莱希罗德把致威廉的请愿书草稿交给俾斯麦，希望皇帝能让汉斯加入后备军或民兵。这样的话，尽管有荣誉法庭的判决，汉斯仍能再次佩戴皇帝的纹章。布莱希罗德还表示，如果请求得不到批准，他本人可能不得不离开德国。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

我们不知道最终的版本是否包括这个严厉的最后通牒，但至少它让俾斯麦看到，他的银行家多么孤注一掷。多年后，俾斯麦只记得布莱希罗德曾徒劳地向他求助：“他愿意用自己最宝贵的财产—他的第一个1000万—交换银质剑鞘插。”[68]虽然忍受过各种侮辱和诋毁，但布莱希罗德无法想象当儿子名誉扫地，被剥夺身着制服的权利后，自己如何在德国生活²⁶。

盖尔森发动所有的朋友和关系。1879年5月26日，他致信俾斯麦，表示莱恩多夫将在第二天把渴望宽大处理的请愿书呈送给皇帝——

如果阁下能大发慈悲，为这份请愿书美言几句，您必将得到我最深情的感激。我聊以自慰的是，如果我的儿子触怒的是仁慈的上帝，陛下将会更乐意做出怜悯的举动。[69]

没有关于回复的记录。

奥伊伦堡伯爵和莱恩多夫伯爵将请愿书交到皇帝手中，并表达了“强烈支持”[70]。也许俾斯麦的确为布莱希罗德求了情，布莱希罗德的老客户冯·阿尔贝迪尔（General E.L.von Albedyll）也承诺帮助，此人是军事内阁长官，从1871年起就“陪王伴驾”。多年来，阿尔贝迪尔一直为了妻子的投资讨扰布莱希罗德，这次他有机会做出回报[71]。但皇帝并不着急。虽然他有意赦免举止不端的汉斯，但他也不得不对付那些等待合适时机干掉汉斯的人。事实上，事件发生后不久，赫伯特·冯·俾斯麦向包括查尔斯·迪尔克在内的一些英国朋友吹嘘汉斯如何被干掉。

他[赫伯特]对席上的所有人言之凿凿地表示，不应该允许犹太人加入普鲁士卫队或俱乐部。席上有人说：“但你们的卫队里有一个犹太人。”赫伯特对此回应说：“我们很快就把他驱除了。”[迪尔克继续说]那个被驱除的人是俾斯麦亲王的银行家之子，此人的父亲还是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和英国驻柏林领事，在签署《凡尔赛和约》时还是俾斯麦的秘密顾问。[72]

对布莱希罗德特别痛恨的赫伯特表达了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更强硬的新态度。汉斯属于最后一批成为普鲁士预备役军官的犹太人，从1885年到1914年，再没有犹太人获得提拔。普鲁士军官团体和政府认为犹太人配不上这种荣誉，而上层对犹太人事实上的排斥也鼓励了底层新的反犹主义。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军队中的平等，也许因为军队自认为高于法律[73]。

布莱希罗德不断为恢复儿子的声誉努力着。1879年7月，他克服巨大的困难，说服英国外交部任命汉斯为英国驻柏林的副领事[74]。当年年底，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抱怨说，他还没有收到皇帝的回复[75]。最终，国王似乎做出罕见的决定，把荣誉法庭的判决放到一边，但汉斯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部队[76]。他也没有收到其他任何委任。

此事让汉斯更加不屑于努力。他知道自己的坏情绪惹恼了父亲，于是致信道歉说：

很遗憾，我缺乏足够的性格力量控制这种精神沮丧，但[1878年]遭遇的不幸深深地影响我的心灵，因此我多次想要请求您把我送到世界的偏远地方，让我自生自灭。但既然我[在柏林]独自一人，我慢慢恢复自信，更加诚挚地希望在生意上做出些成绩，因为我并不比普通人更笨，而且天才很少从天而降，但我必须被允许成为自己的主人……[77]

由于汉斯遭受如此的羞辱，盖尔森忙着争取让次子进入合适的部队。他成功地动员奥伊伦堡、莱恩多夫和阿贝尔迪尔三巨头[78]。1882年，轮到他最小的儿子雅姆斯被提携。这次，罗森贝格上校制定策略，并向布莱希罗德保证，他认为没有理由“不让如此能干和来自如此忠于皇室的家族的人成为军官”。但罗森贝格警告说，别人不这么看，需要采取相当巧妙的手段。他将尽其所能，而布莱希罗德也应该向皇储求助。他认为阿尔贝迪尔将友好地保持中立。经过十个月的斡旋，在某个未具名的敌人离开后，一位新的预备役军官诞生了[79]。

军衔是进入帝国社交圈的最佳途径，与体面的基督徒家庭联姻是另一条途径，第三条也是最激进的途径则是皈依。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布莱希罗德家的孩子们尝试了所有的途径。他们既受到基督徒世界的诱惑，也诱惑着后者。财富让他们炙手可热，而沉迷声色让他们轻易成为自身欲望和他人贪念的俘虏。传言和丑闻甚嚣尘上。

1881年，布达佩斯著名的《佩斯劳埃德报》（Pester Lloyd）以《皈依天主教》为头版标题刊发一则大新闻，显示出人们心目中的布莱希罗德可能在融入的道路上走多远：

近来柏林有传言说，布莱希罗德一家将皈依天主教。《德国地方报》（Deutsche Landes-Zeitung）告诉我们，近来[关于皈依]的故事……在罗马得到证实。我们可以透露更多，但因为此事涉及家庭隐私，我们不便多言。

《帝国信使报》（Reichsbote）还表示，布莱希罗德的一个儿子将娶天主教姑娘为妻，新娘是保罗·哈茨菲尔特伯爵的女儿[80]。布莱希罗德的朋友们认为这个传言是可信的。菲利克斯·巴姆贝格领事致信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安东亲王，表示德国和意大利的报纸声称，“冯·布莱希罗德先生一家被认为将前往罗马皈依天主教”[81]。

我们没有发现这则沸沸扬扬的传言的来源线索。对于所有认识布莱希罗德和了解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关系的人来说，这个故事一定显得很不可能。但它的不可信还出于另一个理由。普鲁士犹太人通常皈依新教，很难想象有人认为布莱希罗德会为了加入另一个受到怀疑的少数群体而叛教，他的朋友俾斯麦显然对天主教持保留态度。无论布莱希罗德皈依新教还是天主教都将在欧洲引起轰动。这次什么都没有发生，他的后代们做了更加容易和正统的决定，选择皈依新教。

1881年末，艾玛·布莱希罗德突然去世。盖尔森感到丧亲之痛，无论他们内心深处的关系如何，两人已经达到和谐互补的境界。他的档案中保存着大量吊唁信。比如，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表示，他知道盖尔森心中充满对“你人生的甜蜜伴侣的柔情，她给予你所配得上的一切爱”。埃德蒙不愿含糊其辞，他又说，在如此悲痛的时刻，“只有宗教感情能带来一些帮助；我知道你的宗教感情多么庄严，我相信你的虔诚会在这场可怕的考验中予以支持”[82]。

葬礼堪称盛事，至少在一家外省报纸的报道中是这样：

冯·布莱希罗德夫人的去世完全出人意料……她直到最后都非常健康和生机勃勃；娇小而优美的身材让她看上去很年轻，尽管她已经五十出头。她是一个富有魅力、仁慈和端庄的女人，没有因为她财富的光芒而迷了眼……伴随着来自犹太教堂的合唱团的精彩歌声，犹太教士的发言显然打动了[布莱希罗德家中]的大批悼念者。高级贵族和外交团体出席葬礼，包括俾斯麦亲王夫人和安特希尔夫人。

宫廷也正式派了代表[83]。

布莱希罗德以她的名义向受皇后庇护的一家天主教医院做了特别捐赠，因此得到奥古斯塔的亲切赞扬：

我迫不及待地表达我对您善举的由衷感谢，由于此举与对您夫人的怀念紧密相连，它更加显得宝贵。通过您的善举，您夫人的仁慈将被许多穷人铭记，在她过世后继续发挥作用。现在我更能理解她的过世在您和您孩子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最痛苦的空缺—这个空缺永远无法填补。[84]

我们将看到，艾玛的去世正赶上布莱希罗德当时面对的另一场危机。昔日的轻率行为可能被曝光，让布莱希罗德处于公共丑闻的边缘。他生活中的矛盾加剧了：显赫而可敬的外表下是恐惧和受到威胁的卑鄙，公开的赞扬和私下的辱骂共存，一边是对幸福的家长制生活的渴望，一边是孤独不断加剧和子女日益冷漠的现实。

布莱希罗德的孩子们没有为他争光。他们忙于自己的事，满足于花他的钱，并在他孤独而多病的晚年冷落他。当回想起自己如何对待父母时，他也许更加伤心。艾玛死后不久，他沉浸于回忆中，并由秘书记录下来。他描绘自己的幸福童年：有兴趣的工作，亲密的伙伴，母亲有时会大声朗读库柏或布尔维的小说²⁷；夏天，一家人在潘科夫租下房子，直到盖尔森有能力在布科夫（Bukow）镇上为父亲买下一处庄园。盖尔森谈起母亲时带着“动人的虔诚”，他还很年轻时母亲就去世了，但在他的记忆中，母亲象征着完美的女性。他回忆起自己对父亲的热爱，后者非常节约，就连用于从避暑地前往柏林办公室的马车都是租来而非买下的。在父亲晚年的某次生日时，盖尔森送上一辆体面的马车。他记得父亲流下了感激的泪水。这些记忆也许是由于艾玛的去世而重新浮现，是他留给我们的最个人化记录。盖尔森显然有感伤的一面，在稍后写给儿子汉斯的信中，盖尔森表示他“深情地拜访了”自己父母的坟墓，而在重要的节日时，“我将照常祈祷，不会忘记你”[85]。他有时可能会嫉妒尤里乌斯，后者的生活更加和谐，更接近古老的根。

对自己过去的回忆让他罕见地抱怨起自己的孩子们。“老板表示”，他的秘书继续写道——

在教育自家孩子这件事上，出于最好的意图和思考，他曾经认为不同的方法更适合当前时代，因此他不把他们拴在家里，甚至在他们更小时就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也不焦急地阻止他们与现代世界的一切接触。他的本意是好的，但现在他意识到自己错了。

秘书还写道：“难道他不经常感到孤独吗？他有时不是几乎无法和四个孩子中的任何一人见面或者交谈吗，因为他们都不愿花时间陪伴他？”[86]

但布莱希罗德是个宽容的父亲；他还相信“如果你必须装傻，那么就装亲切的傻子，而不是愤怒的傻子”[87]。他的孩子们冷落他，有时甚至羞辱他，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最让他痛苦的也许是他的孩子们皈依新教，放弃他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拒绝同他来往，但他仍然爱着他们。

19世纪80年代他写给汉斯的两封信留存下来，信中洋溢着不寻常的温情，他在信尾的签名是“永远爱你和忠于你的父亲”[88]。他把特别的爱给了最小的孩子和唯一的女儿埃尔泽（Else），叫她“小埃尔泽”（Elschen）或“小囡囡”（Töchterchen）。埃尔泽同样遭受过著名的冷落；根据一个经常被说起但也经常被歪曲的故事，在她参加的第一场舞会上，军官们拒绝她，她“因此有很大的危险沦为背景……不过，皇储要求［伯恩斯托夫伯爵—时任卫队军官，后来成为驻华盛顿大使］与这位小姐跳舞……皇储很清楚，我和他一样把反犹主义看作德国文化盾徽上的污点”[89]。在反犹主义者的频繁重述中，这个故事的焦点不再是皇储的举动，而是如此勇敢地羞辱一位年轻姑娘的军官们，从而保护他们作为普鲁士人的荣誉[90]。

这是布莱希罗德家较小的孩子们成长的环境—他们试图从中逃脱。1887年，埃尔泽嫁给伯恩哈德·冯·于希特里茨男爵（Baron Bernhard von Uechtritz）。在关于他们不可避免的流言蜚语中—男爵获得250万马克的嫁妆，埃尔泽获得贵族姓氏—他们的婚姻几乎马上就走到尽头。1889年，她又嫁给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皈依犹太人鲁道夫·冯·毕德曼—图罗尼（Rudolf von Biedermann-Tourony）。婚礼在柏林的圣三一教堂（Dreifaltigkeitskirche）举行，净花费为45马克。（账单保存在布莱希罗德档案中[91]。）在这场基督教婚礼中，老盖尔森的感觉一定非常奇怪和矛盾。布莱希罗德在布雷斯劳附近为新人买了一处大庄园；他对自己的新女婿很满意，一语双关地对朋友鲁道夫·林道表示：“事实上，新郎是个非常老实的人［biederer］²⁸。我毫不怀疑两人的结合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同样令他高兴的是，他们被正式邀请前往俾斯麦家做客。去世前不久，他致信林道说：“我和女儿、女婿以及迷人的外孙在一起，从心底里感到满足。”[92]他渴望成为犹太家长，被忠诚、亲爱和顺从的家人所环绕。但命运让他更接近李尔王²⁹。

1888年，他的第一个孙子小汉斯出身，然而是个私生子。在军队遭遇挫折后不久，汉斯与一位基督徒洗衣工的女儿玛丽·布雷贝克（Marie Brebeck）建立亲密但不唯一的关系。1892年，另一个孙子魏尔纳出生，也是个私生子。1904年，已经是布莱希罗德银行合伙人的汉斯娶了玛丽，而16岁的小汉斯做出了布莱希罗德家族的典型举动，他为同班同学们举办香槟酒会，庆祝自己刚刚获得的嫡子身份[93]。

1888年，布莱希罗德的小儿子雅姆斯娶了19岁的哈丽叶特·亚历山大（Harriet Alexander），新娘是汉堡一位富有的商务顾问之女。婚礼在汉堡的圣彼得教堂（St.-Petri Churuch）举行。布莱希罗德也活着看到他们给自己生了两个孙辈，他认为萨克森州小德雷萨（Klein-Drehsa）的那处美丽的大庄园会让雅姆斯幸福。但雅姆斯的婚姻充斥着偷情和丑闻，最终同样以离婚收场。

在外人眼里，布莱希罗德看上去是一个被成功和好运眷顾的人。1879年，绍芬将军在布莱希罗德家中向他表示祝贺时说：“也许其他德国银行的历史同样悠久，但很少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这要特别归功于你。”在1885年的新年祝福中，俾斯麦的助手克里斯托弗·蒂德曼写道，对于像布莱希罗德那么幸运的人，人们只能为他的健康送上最诚挚的祝福[94]。事实更加复杂。他是一个孤独和受到中伤的人。他的孩子几乎没有为克服他的孤独做些什么，他的敌人却为让他更加孤独做了很多。

1.我在《成功的负担》（“The Burden of Success”）一文中进一步展开这些想法，收录于纪念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文集，1977年由Basic Books出版。

2.在19世纪80年代的一本经常被提到的书籍中（匿名出版，但一般被认为出自卡特琳·拉齐威尔亲王夫人之手），有一章被献给“冯·布莱希罗德先生和财政亲王”。这章的开头写道：“柏林不是巴黎。和俄国一样，在新的德意志帝国的首都，法国早就消失的偏见仍然存在。这些偏见中必须包括厌恶当着旁人的面与犹太人握手、去他的家或者在自己家接待他。我特意强调当着旁人的面，因为在亲密的私下交谈中，所有这些小顾及都会消失。在整个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地方的社会如此鄙视以色列的族裔，但又如此之多地利用他们。”保罗·瓦西里伯爵，《柏林社交界》（巴黎，1884年），第152—153页［Comte Paul Vasili，La Sociétéde Berlin（Paris，1884），pp.152–153］。

3.路德维希·波恩（Ludwig Börne）早就指出：“由于我生来没有祖国，我对祖国的渴望比你更强烈，因为我的出生地仅限于犹太街，被锁住的大门背后的一切对我而言是陌生国度。因此，现在对我来说，祖国不仅是城市、领地和省份。对我来说，只有祖国语言所及的那个庞大世界才算够。”引自罗伯特·伯达尔，《对德国民族主义的新思考》，刊于《美国历史评论》，1972年第77期，第78—79页［Robert M.Berdahl，“New Thoughts on German Nationalism，”AHR，LXXVII（1972），78–79］。

4.在这部分，我有时会提到“德国”犹太人，尽管新帝国不同成员邦的犹太人生活状况存在显著不同。我也明白在犹太人群体内部同样存在财富、地位和面貌上的巨大差异。大约三分之二的德国犹太人生活在普鲁士，我的大部分表述将贴近他们的经历。

5.反讽的是，在布莱希罗德去世那年，19岁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对于犹太人对德国反犹主义视而不见发出最严厉的指责。在与他所任教的犹太人学校校长谈话时，后者相信一旦“德国人睁开眼睛看到犹太人的优点”，他们就会停止反犹。魏茨曼被激怒了，他吼道：“博士，如果人的眼睛里进了什么东西，他只会想着把它弄出来，无论那是一块泥土还是一枚金币。”魏茨曼，《试错》（纽约，1949年），第32页［Weizmann，Trial and Error（New York，1949），p.32］。

6.我在这里使用“盖尔森”，部分原因是为了与他的弟弟尤里乌斯相区别。两兄弟的反差是盖尔森故事的关键内容，就像克里斯蒂安与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的冲突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核心主题。“盖尔森”代表他的个人身份，而非那个公共人物。

7.谢帕德·托马斯·泰勒，《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的柏林回忆录》（伦敦，1885年），第238页［Shephard Thomas Taylor，Reminiscences of Berlin during the Franco-German War of1870–71（London，1885），p.238］。泰勒如此评价犹太人的财富：“……当柏林的基督徒通常不得不忍受白天的负担和热浪时，多得不成比例的面包和鱼落到更幸运的犹太人手中……［犹太人］生活在城中最好街区的最好房子里，乘坐最精美的马车在公园里到处游荡，总是出现在歌剧院和剧场中的前排座位上，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不那么幸运的基督徒同胞心中激起强烈嫉妒。”泰勒还表示，如果犹太人在英国享有类似的地位，他们将招致强烈得多的仇恨。他认为整个问题很快将会消失，因为“看上去犹太教在柏林几乎即将走向终点”。他的意思是犹太人特征正在减少（第236、237、241页）。

8.由于信息的匮乏，也许可以参考别人在布莱希罗德无法回避的情形下作何反应。1898年，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特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 Herzl）前往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在里本贝格（Liebenberg）的庄园，拜访布莱希罗德的这位老朋友。他描绘自己的复杂感情，首先是在火车站遇到伯爵派来接他的马车夫：“我可能是他载过的第一个犹太人……现在我置身于乡绅施皮尔哈根（Speilhagen）的世界，我曾经生活在一群爱挖苦人的开明犹太人中间，他们对此人只有仇恨、恐惧和嘲笑。此行的不寻常之处在于，我并非为了融入而惟命是从和乞怜，而是作为一个自豪的犹太人……伯爵马上走出来。他身着猎装，我觉得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我的衣着……诚然，作为他认为的更高等种族的成员，他觉得高我一等。但想到‘更高等的’犹太人—也就是与他有过接触的那些—对待我们理想的可鄙行径，我又如何憎恶他呢？顺便说一句，他似乎承认能与犹太人赫茨尔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当时，赫茨尔希望德国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点，奥伊伦堡则表示威廉对于建立一个德国的保护国感兴趣。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保护国！许多人会对此摇头。但我相信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感激地接受……生活在这个强大、伟大、有德、治理出色、组织严密的德国的保护下只会对犹太民族的性格产生最有利的影响。”拉斐尔·巴塔伊编，《特奥多尔·赫茨尔日记全集》（纽约和伦敦，1960年），第二卷，第687、688、693页［The Complet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ed.by Raphael Patai（New York and London，1960），II，687，688，693］。

9.富有的爱国犹太人常被称为“皇帝的犹太人”（Kaiser-Juden），哈伊姆·魏茨曼不客气地把他们描绘成“比德国人更德国人，谄媚，超级爱国，热切地揣测德国主子的愿望和计划”。《试错》，第143页。

10.见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收录于《早期作品》，大卫·麦克勒兰编（牛津，1971年），特别见第108—114页［Karl Marx，“On the Jewish Question，”Early Texts，ed.by David McLellan（Oxford，1971）］。在早年的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受到歌颂的时代，他在那个时期对犹太人问题的表态值得深思。他把大众的偏见放到哲学背景中，宣称：“犹太人的世俗崇拜是什么？讨价还价。他们的世俗之神是什么？金钱。所以，摆脱讨价还价和金钱，摆脱实践和真正的犹太教将是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第110页）有时我们会忘记（或者认为不重要），马克思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之子，祖上是著名的拉比家族；他娶了一位贵族女子。他带着强烈的贵族口吻指责作为资本家的犹太人（或者作为犹太人的资本家），上述事实完全与此无关吗？

11.指法国沙龙女主人热内维埃芙·阿莱维（Geneviève Halévy），她的父亲雅克—弗洛芒塔尔·阿莱维和第一任丈夫乔治·比才都是作曲家。她还被认为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奥黛特的原型。——译注

12.虽然很少有犹太人能像路德维希·菲利普森（Ludwig Philippson）那样在1837年腓特烈·威廉三世的生日上向国王表达如此热烈的敬意：“我是普鲁士人。因此，8月3日对我来说是个神圣而幸福的日子。我的国王出生在这天。一个神和一个国王……他是普鲁士一切的国王。我是普鲁士人，尽管我也是犹太人。”菲利普森是主要的犹太报纸《犹太人大众报》的编辑。引自雅各布·图利，《德国犹太人的政治倾向：从耶拿到魏玛》（图宾根，1966年），第21页［Jacob Toury，Die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von Jena bis Weimar（Tübingen，1966），p21］。

13.事实上，1871年，奥本海姆的妻子曾请求布莱希罗德试着为她的儿子争取一枚铁十字勋章。小奥本海姆因为在法国的服务而被许诺将获得勋章，但显然不了了之。亨里耶特·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2月28日。另见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3月12日、1875年1月19日，BA。

14.迪斯累利1844年的小说《康宁斯比》（Coningsby）中的人物，原型可能是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和作者本人。——译注

15.相比之下，在俭朴的普鲁士贵族家庭中，孩子们被禁止称赞食物（更别说批评了）；不允许谈论食物，对违反者的惩罚是羞辱的耳光，至少在一位出色历史学家的童年记忆中是这样。约阿西姆·冯·迪索，《过渡中的贵族》（斯图加特，1961年）［Joachim von Dissow，Adel imÜbergang.（Stuttgart，1961）］。迪索的作品是我们关于老普鲁士家庭生活的少数回忆录之一。

16.1883年2月2日，伦敦的《犹太人编年报》（Jewish Chronicle）评论道：“……该项目的首笔也是主要的一笔捐助是来自德国的英国总领事冯·布莱希罗德男爵的1500英镑。尽管这笔慷慨的捐助无疑是男爵以官方身份提供的，但同时不应忘记他是个犹太人的事实，在称赞此事将巩固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善意纽带的人看来，他的犹太人身份让捐助更有价值。这样的惺惺相惜之举在我国闻所未闻……”

17.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重要文化赞助人，提携了维吉尔、贺拉斯和普洛佩提乌斯等诗人。——译注

18.在布莱希罗德进行这笔捐赠的同一年，冯塔纳写道：“至少在柏林，人们主要通过犹太富人接触到所有的自由和高等艺术。人们不得不最终接受这个事实，而作为艺术家或文人，我们不得不欣然接受（若非如此，我们将不可能存在）。”《特奥多尔·冯塔纳书信集》，第二辑（柏林，1909年），第二卷，第245页［Briefe Theodor Fontanes，2nd series（Berlin1909），II，p.245］。

19.卡拉拉（Carrara）位于意大利中北部，当地出产的大理石是建筑和雕塑的上佳材料。——译注

20.波德斯纳普是狄更斯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人物，为人极其自以为是。——译注

21.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告诉我，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马林巴德，人们仍然会唱一首关于布莱希罗德的流行歌曲。根据另一种口头传说，一战时的俄国士兵有一首关于向布莱希罗德进军的战歌。常驻马林巴德当地的一位著名医生回忆说，晚年的布莱希罗德“在人行道上慢慢挪动步子，他完全失明，用墨镜保护眼睛，步履蹒跚，倚在秘书的手臂上，但更多时候倚在一位美女的手臂上。他是光有钱买不到幸福的典型例证”。海因里希·基什博士，《经历与追求》（斯图加特和柏林，1914年），第268—269页［Dr.E.Heinrich Kisch，Erlebtes und Erstrebtes（Stuttgart and Berlin，1914），pp.268–269］。

22.1883年，年轻的恩斯特·施魏宁格医生接管俾斯麦的医疗服务，并马上说服后者接受医嘱和饮食节制。“第一次见面时，俾斯麦不客气地说：‘我不喜欢被提问。’施魏宁格回答说：‘那就请个兽医。他不向自己的病人提问。’”泰勒，《俾斯麦》（纽约，1955年），第196页［A.J.P.Taylor，Bismarck（New York，1955），p.196］。

23.见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Major Barbara）。——译注

24.托马斯·曼在《瓦尔松家族的血》（The Blood of the Walsungs）中对堕落的财富和虚伪所做的可怕描绘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让汉斯沉湎和受到折磨的环境。这个故事讲述一对银行家子女的堕落，作者没有明言他们的父亲是犹太人，但不难想象是这样。应犹太人岳父的要求，托马斯·曼在故事首次发表后撤回了它。在《布登勃洛克一家》和其他作品中，曼暗示犹太人新贵的不幸福，但没有指明他们的身份。

25.费里埃尔最漂亮的一个房间曾是私人犹太礼拜堂（古老家族常常在祖宅中设置私人礼拜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主人娶了一位基督徒后，犹太礼拜堂被改造成家庭藏书室，称为“狩猎室”（hunting room）。

26.在《梦游者》（Sleepwalkers）的第一部分，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讽刺地描绘了制服在普鲁士军官生活中的象征意义。布莱希罗德的请求提醒我们，德国人和犹太人似乎觉得，制服是让他们免遭社会歧视的终极保障。

27.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小说家。爱德华·布尔维—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英国小说家和政治家。——译注

28.新郎的姓氏Biedermann在德语中有老实人的意思。——译注

29.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中的人物，他所宠爱的两个女儿背叛了他，把他赶到荒郊野外。爱她的小女儿前来救他，却不幸身亡。最终他也悲痛而死。——译注

第十八章　新反犹主义的人质

你我属于不容失败的种族。

——迪斯累利致莱昂纳德·蒙特菲奥雷，约1870年

布莱希罗德的犹太人身份主导着他的人生。在最后的二十年里，他几乎没有哪天不被以某种方式提醒属于一个少数群体，无论那个群体的命运如何，他都遭人憎恶。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里，他的犹太人和德国人身份很少发生冲突，他可以生活在这两个世界中，并在其间斡旋。19世纪70年代，获封贵族后的他试图将新荣誉转变成社会现实。他遭遇私下和公开的怠慢、拒绝和侮辱。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亲随中的反犹主义流言蜚语变得更加普遍。妻子死后，布莱希罗德出于各种原因降低了社会野心。拥有影响力和某种形式的权力已经足够，不必再炫耀社会地位。在许多方面，他的人生反映了德国人和犹太人关系的周期：他在风平浪静的19世纪50和60年代开始崛起，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达到巅峰和陷入痛苦。

就像我们看到的，布莱希罗德总要面对所谓的流行或可接受的反犹主义，那是对一个被视作唯利是图和本质上低人一等之异族的不屑和怀疑的残留。这种情感如此普遍，看上去如此自然和无害，因此很少有德国人羞于承认。事实上，布莱希罗德的大部分最好的朋友就是反犹主义者。同样类型的反犹太人思想也存在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乃至整个文明世界。“体面”人认为，除了少数例外，犹太人“非我族类”。犹太人不被允许作为平等的社会成员进入俱乐部或其他机构性联谊场所；有特长（才干或金钱）的犹太人会被家庭雇佣。这是一种残留的偏见，在社会地位显赫的群体中特别根深蒂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共和派还是保皇派。

但在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情况发生剧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永久性的。反犹主义情感和感情留存下来，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并转换为新的反犹主义教条和骚动。“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开始代表对犹太人不可动摇的原则性敌意，以及将这种敌意转化为政治行动的意志—限制他们的权力或者消灭他们的存在[1]。经过在公开场合二十年的相对沉寂，“犹太人问题”在许多地方被高调和持续不断地提出。反犹主义有许多变种，但核心思想都是：贱民已经成为新德国的真正力量，犹太人不仅可鄙而且具有致命危险，因为德国人特别容易遭到犹太人的颠覆。自始至终，德国反犹主义都是对犹太人权力的这种偏执恐惧：最初，他们被描绘成德国经济的主宰，但早在希特勒之前就逐渐出现这样的神话，即犹太人有能力摧毁德国人的特征，在经济、道德、优生学和性方面腐蚀德国人。

布莱希罗德是这种新反犹主义的主要见证者。由于他的显赫和权力，他成了特别的目标，尤其是他的生活方式为诋毁者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他的名字不可小觑，能够引发嫉妒和怀疑。他代表社会弱势群体憎恶的一切：他是一个拥有传奇般财富和权力的犹太人，一个动摇传统等级秩序的新贵和富豪。他似乎符合反犹主义者的一切刻板印象：作为推动者、阴谋家、腐蚀者和永远的幕后操纵者的犹太人，简而言之，犹太人拥有不正当的权力—这种权力让基督徒不安，让反犹主义者抓狂。他通过股票投机积累财富，违反人们应该靠汗水挣得每日食粮的神圣原则。新的反犹主义包含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元素；作为国际银行家和可敬的放高利贷者，布莱希罗德是犹太人和资本家所有罪恶的证据¹。

我们将会看到，布莱希罗德觉得难以应付这些攻击。当与伟人交好并看似平起平坐的布莱希罗德成了底层的靶子时，精英阶层尴尬地保持沉默。更糟糕的是，他们自己的“礼貌”反犹主义也带上更加恶毒的基调，就像俾斯麦的亲随所展现的。精英们不愿谴责布莱希罗德的诋毁者或者整个反犹主义，这种态度和布莱希罗德本人不安的抵抗预示将要发生的事情。最糟糕的是，曾经以各种方式利用布莱希罗德，并为其提供仁慈保护的政府似乎抛弃对犹太人的中立，至少暂时性地采取反犹主义态度和行动。最坏的情况下，这将纵容或引发确立犹太人二等公民身份的行动（比如军官的任命）。

整个过程中，布莱希罗德保持了犹太人身份。他继续为国内外的犹太人同胞斡旋。尽管有资格进入基督徒社会，尽管他非常渴望被接受，但他并未追随孩子们皈依新教。他有很多理由不背弃自己的信仰，和他的孩子们不同，这种信仰造就他。他还是个精明的人，谨慎地权衡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在考虑皈依时，他可能本能地感到这样做得不偿失。1818年皈依的路德维希·伯尔纳（Ludwig Börne）感叹道：“这就像奇迹！我已经体验上千遍，但它仍然每次都是新的。有人指责我是犹太人，也有人因为我的犹太人身份而宽恕我，还有些人为此称赞我，但他们都对此念念不忘。”[2]布莱希罗德反思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知道周遭世界将永远对此念念不忘，无论他可能做什么。

布莱希罗德的经历还提醒我们“反犹主义”一词的矛盾性。大屠杀之后，它还能怎样呢？奥斯维辛之后的大约三十年，“反犹主义”一词的使用比以往更加宽泛和不祥。人们开始认为，过去或现在对犹太人的任何批评都是反犹主义，过去的一切反犹主义（特别是德国的）为最终的悲剧铺平道路。因此，出于完全可以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无意识的理由，1933年之前的所有犹太人获得某种含蓄和回溯性的豁免。显然，无论欧洲犹太人可能有过什么疏失或集体性错误，比起纳粹对受害者施加的终极恐怖都算不了什么。但犹太人行为与纳粹反应的不可比性也能激励我们坦然而无谓地研究那个较早的时期。

也许这个词本身存在缺陷。一边是仇恨的煽动者，比如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叫嚣灭绝犹太人的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一边是特奥多尔·冯塔纳或雅各布·布克哈特警告说，如果犹太人不变得更加低调和降低诉求，他们将被灾难击垮—把两者混为一谈有意义吗？一边是阿尔瓦特或德吕蒙²这样生活在精心编织的幻想世界里的狂热分子，一边是有犹太人朋友，但对犹太人怀有潜在怀疑，不时爆出反犹论调的商人或政客—对两者应该使用同一个词吗？³反犹主义冲动流行于欧洲和美洲，犹太人被看作可疑的异类，尽管有些好处，但罪行累累⁴。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前，旨在打击犹太人或他们影响的大众运动在许多国家并未盛行，只有过短暂爆发。简而言之，即使在后来成为犹太人权利捍卫者的人中也普遍存在反犹主义情感，但同心协力把反犹主义情感转变成政治行动的反犹主义主要在德国和奥地利得以壮大⁵。

布莱希罗德的故事还暗示某些关于反犹主义起因的理论存在缺陷。仅举一个著名的例子：让—保罗·萨特宣称：“如果犹太人不存在，反犹主义者也会发明他们……反犹主义者……创造了犹太人。”这番话反映了许多启蒙观点，尽管他关于反犹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才会消失的结论在今天看来令人失望[3]。布莱希罗德是反犹主义者的人质。他们不可能创造他。他的权力、关系和疏失不是反犹主义者的发明。我们将会看到，反犹主义者所做的是把特例变成普遍，把意外变成固有，从现实跳到幻想。他们坚称，个人的举动证明存在预设的阴谋模式。抵抗这样的攻击几乎不可能。

最后，我们必须重申一个明显的事实。布莱希罗德和他的大部分犹太人同胞并不相信反犹主义的突然兴起会真正威胁他们新获得的平等宪法权利。虽然因为反犹主义而不安和困惑，但他们仍然认为这种现象将会式微。他们显然不认为反犹主义将变成日益强大的政治工具。1880年时没人能想象希特勒，就像1933年时没人能想象奥斯维辛。19世纪70和80年代，除了沉湎于乐观的完全人性的欲望，还有许多理由认为犹太人将继续不断取得进步。

19世纪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反犹主义开始出现，不同于昔日的传统、程式化和以宗教为主的反犹主义⁶。老式反犹主义厌恶和鄙视犹太人，新反犹主义鄙视和恐惧犹太人，或者至少宣扬对他们的恐惧。新的教条坚称，犹太人制定统治德国人的阴谋，犹太人本身（不再是个体）对德意志民族构成致命威胁。19世纪70年代，这种世界观成了德国的一股强大力量。我们关心布莱希罗德在新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但我们必须弄明白该意识形态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信赖和尊崇。

经常有人认为，1873年开始的大萧条（被认为是欺诈性投机的结果）滋生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像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那样[4]。纳粹的兴起同样被归咎于后来的一次更严重的萧条，但在这两件事上，历史学家们可能都在著作中犯了错置具体性的错误。在19世纪70年代，其他因素也扮演重要角色，证实这种事件和情感的交会有助于新教条的兴起。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社会处于变革之中，人们突然开始意识到现代化的不良后果。歌颂民族统一延续了1871年的兴奋，但这也是适合一个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的世俗信仰[5]。此外，基督教国家与基督教会之间的文化斗争伤害了特定群体的利益，让许多人感到不安。因此，19世纪70年代是一个经济、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动荡时期。新国家将往何处去，新社会有何特点，谁将决定新的方向和特点？

在上述变革和痛苦中，德国犹太人的地位发生无可争议的戏剧性变化。在此之前，也许没有哪个欧洲少数民族的崛起速度或进步程度比得上19世纪的犹太人。他们的成功取决于解放，得益于经济大变革；这次崛起迎合了犹太人的习惯和野心，但也被剩余的无形障碍所扭曲。曾经被德国社会主流拒之门外的犹太人扑向新机会，也许比其他任何群体更惊人地证明“唯才是举”可能带来的活力。1871年，犹太人仅占德国人口的1.25%，但这个数字很难体现他们在德国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被一些领域排斥，于是群集于另一些领域，并取得成功。19世纪中叶，柏林犹太人占总人口的2%到3%，该城的早期企业家中有约一半是犹太人。1881年，柏林犹太人占总人口的4.8%，公务员的0.4%，作家和记者的8.6%，货币市场从业者的25.8%，批发商、零售商和承运商的46%。在西里西亚的许多城市，犹太人占人口的约4%，但纳税额占比超过20%，反映了他们不成比例的收入。1871年，汉堡居民中有43%的年收入低于840马克，但其中只有3.4%是犹太人。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随着工业开始蚕食昔日的农业利益，这个国家的首都正快速落入一小群犹太人大富翁之手。”[6]

犹太人对知识的传统尊重和社会回报的新承诺让他们特别有动力在德国教育中脱颖而出。因此，他们在文理高中和大学里占有不寻常的高比例。19世纪80年代中期，普鲁士大学近10%的学生是犹太人，相当于他们在人口中占比的七倍。在大城市的文理高中里，比例失调甚至更加明显，班上那么多活生生的犹太孩子可能也与中学老师的反犹主义有关，加之既如此接近大学老师但地位上又远不如后者让中学老师产生职业憎恶，他们的反犹主义情感因此更加强烈。

简而言之，在大城市、商业以及通常可以确保收入和影响远远超过普通德国人的行业，犹太人的活跃超乎寻常比例。布莱希罗德只是这种新角色的一个显眼典型，在应召前往凡尔赛和1872年获封贵族后，他还象征新富豪和当权者之间的联系。鉴于过去德国人对犹太人、商业和普遍社会价值的情感，如果犹太人的突然崛起没有引发憎恶反倒是咄咄怪事。

犹太人的崛起正赶上新德国的生活和精神的普遍变革，这种变革让许多人感到遗憾。厌恶资产阶级标准或资本主义价值的不一定是反犹主义者。该时期的小说和日记证明了这种厌恶。比如，小说家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Friedrich Spielhagen）试图揭露新的金钱社会的刻薄、腐败和丑陋。反犹主义者最大的花招是把欧洲流行的这种反资产阶级情感与犹太人捆绑起来，通过坚称犹太人要对新的价值和做法负责，他们为德国被“犹太化”的指控找到某些似是而非的逻辑。

除了资本主义，有人还对新帝国的基调和精神感到绝望。1872年，在与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⁷的大论战中，尼采警告说：战胜法国后，德国人的狂妄可能导致“德国精神的灭亡”。作为路德宗牧师之子和俾斯麦曾经的赞美者（后来变成批评者），康斯坦丁·弗朗茨（Constantin Frantz）以类似的口吻—可能更加尖刻和在政治上更狭隘—谴责新帝国的道德腐败，1872年，他将其归咎于志得意满的民族自由党人无孔不入的精神。他谴责这些人“抛弃基督教，转向新的异教”—谎言和财神的统治，“整个世界充斥着欺诈”。充斥着现代性罪恶的柏林，失去“成为德国精神之大都市”的资格。1866年后，他又表示德国人已经陷入新的傲慢，但他们只在“股市欺诈和投机恐怖”上超过法国人。对财神和现实政治的崇拜加剧富人与穷人的矛盾，从而提升社会主义的力量。“我们赢得对外和平，但没有内部满足。”[7]对于1872年的弗朗茨来说，敌人是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毒瘤和俾斯麦的不道德政策所象征的民族自由党精神。犹太人没有出现在这次指控中，但四年后（时间间隔之短暗示反犹主义思想流行的迅速）他写道：“谁在真正统治新帝国？如果不是首先为了推进犹太人的统治，萨多瓦（Sadowa）和色当的胜利取得了什么，数十亿的战利品为了什么，文化斗争为了什么？”[8]1878年，他宣称国家已经成为犹太人统治的工具，很快“甚至连铸币权都将拱手交给银行家，布莱希罗德或罗斯柴尔德未来将出现在我们的货币上……如果已经如此也许最好，因为那样的话所有人都会知道谁统治着今天的社会”[9]。

对于腐败意识的不断提高，推动新反犹主义的被接受。弗朗茨不是上述指控的始作俑者。1873年2月，爱德华·拉斯克指责政府与发起者相互勾结。1873年的经济崩溃为所有的腐败指控提供戏剧性的证据，并造就阴谋理论可以大行其道的理想氛围。鉴于腐败假设，很容易猜想和影射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的关系也是腐败的证明，因为要不是从这种关系中获得非法利益，俾斯麦永远不会与一个犹太人合作并奖赏他。

腐败指控吸引众多愤愤不平的群体和阶层，他们因为变革的后果遭受损失，但不理解损失的原因。文化斗争时期，正统的新教徒和基督教徒都为自己的精神霸权担心，开始感到流离失所和无家可归。日益贫困的容克贵族担心新贵崛起，反对俾斯麦与新的商人阶级眉来眼去。工匠受到工厂的威胁，被新的商人所取代。工人阶级已经遭受各式各样的剥削，包括可怕的居住条件，现在他们又受到失业的威胁—这导致柏林出现巴黎公社的阴影。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19世纪70年代，保守派对俾斯麦的怀疑达到顶峰，但正面攻击政府首脑和人民偶像并不容易。想要抹黑俾斯麦的名字，还有什么办法比通过暗示他是肆无忌惮的阴谋的受害者更好，并把矛头指向布莱希罗德，从而暗示俾斯麦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俾斯麦的“礼尚往来”原则让这种做法显得可行；以可行性为背景，聪明的笔杆子们可以影射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散发着非法获利气味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俾斯麦与犹太人的所有奇特交往。对于民众来说，没有什么比经常听到的指控更令他们不安，即他们的痛苦来自被掌握实权的幕后阴谋者收买和迷惑的腐败官员。俾斯麦的敌人们碍事，首相受到由布莱希罗德主导的犹太人阴谋的影响。“在这些圈子里，对俾斯麦的敌意和对犹太人的斗争是同一个问题。”[10]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些证明，因为所有的大阴谋理论（历史上屡见不鲜）需要某些可见的事实作为依据。提供必要证据的工作（事实的标准很低）留给奥托·格拉高（Otto Glagau）、奥托·冯·迪斯特—达伯（Otto von Diest-Daber）和鲁道夫·迈耶尔。

奥托·格拉高是职业记者，1874年12月，他开始在《园亭》（Gartenlaube，一家品位低下但销量巨大的家族期刊）上发表一系列关于腐败和资本家发起人活动的文章。当时，该杂志卖出46万份，读者接近200万[11]。格拉高发明一种聪明的论战形式，将其伪装成时事的样子，并偷偷加入反犹主义元素。这些文章后来被编成两卷出版，并多次再版，它们大多揭露公司的发起制度，涉及何人以何种虚假条件和在何种贵族信誉的外衣下创立什么公司。格拉高把矛头指向控制这些新公司的相互勾结的董事，指向给予它们信誉的显赫名字，并把布莱希罗德银行和贴现公司列为最大的“主要发起人”。他描绘布莱希罗德创立的各种公司和提携的对象，特别是后者与卡多夫和哈茨菲尔特的亲密关系[12]。通过语带讥讽的旁白和不时的影射，格拉高强调犹太人的角色，但他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他最初的文章受到公开和私下的攻击之后，它们被指复辟中世纪的偏见和散布偏执。《园亭》的编辑也受到各种压力。格拉高随即发起反击，试图描绘犹太人统治的可怕画面：

虚伪的宽容和感伤、该死的软弱和恐惧不应再阻止基督徒对犹太人这个放肆而傲慢的毒瘤发难。我们再也无法忍受看到犹太人四处登上前台，看到他们四处攫取领导权和控制舆论。他们一直在排挤我们基督徒，把我们推到墙边，夺走我们的空气和呼吸……柏林最富有的人是犹太人，犹太人虚伪至极而且穷奢极欲，远远超过贵族或宫廷。坐在我们的剧场、音乐会、歌剧院和教室等场所的主要是犹太人……操纵议会和帝国议会选举的主要也是犹太人……愿上帝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基督徒。

在这些愤怒的抗辩中，他第一次宣称90%的发起人和股市牟利者都是犹太人[13]。

布莱希罗德有理由感到烦恼。格拉高混杂各种事实和谎言，布莱希罗德不是最大的发起人之一，但他的确有同族在媒体和议会。格拉高给布莱希罗德扣上腐败的帽子，并设法把他的名字与当时的某些最放肆的人物联系起来，比如布莱希罗德曾经亲自警告过的施特鲁斯贝格。这一切都是在销量巨大的杂志上完成的。剩下的工作留给其他热衷揭露腐败的人。

保守政客弗朗茨·佩洛特追随格拉高的脚步，1875年夏天，他在《十字报》上发表了几篇耸人听闻的文章。（我们已经在不同背景下讨论过这些“新时代”文章。佩洛特给俾斯麦和德尔布吕克的经济政策贴上“犹太人政策”的标签，直指“大银行家”布莱希罗德是这些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旨在让他和他的犹太人同胞获利[14]。）《十字报》是新教正统派的喉舌，该报以读者群而非思想基调闻名，布莱希罗德的许多客户也是它的读者。俾斯麦建议布莱希罗德公开否认对政府政策有任何影响，但这样做既无法带来安慰，也不是可接受的解决办法[15]。最终，布莱希罗德默默地忍受痛苦，而俾斯麦后来对《十字报》的攻击也无果而终。他昔日的保守派同僚们拒绝否定自己的报纸，而是继续反对俾斯麦的政策。事实上，指控被四下传播。俾斯麦确信，孜孜不倦的嚼舌者已经把谣言散布到宫廷最核心的圈子里，传到他的最大敌人奥古斯塔皇后的耳中。

与此同时，主要的天主教报纸呼应了这些攻击。其中一家报纸写道：“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定者，以及在金融、科学、艺术和媒体一言九鼎的人都有犹太血统。”[16]新教徒报纸刊发“新时代”文章后，重要的天主教日报《日耳曼尼亚》（Germania）也发表系列文章，谴责盛行的“犹太人经济”并要求抵制犹太人的公司。文章指责犹太金融家申购1870年的法国战争贷款，却不愿意接手北德联邦贷款。简而言之，犹太人不爱国（天主教徒也常常受到类似指控）。对于《日耳曼尼亚》来说，向自由派（“自由派”总是被等同于“犹太人”）发起反击的诱惑太大了：“在事实上和许多表现上，文化斗争完全是犹太人事务的结果。对于文化斗争，我们同样很高兴地看到，犹太人问题在近期已经被清晰而明确地提出。”[17]该报还表示：“真正的‘文化斗争’并不针对犹太人的宗教或犹太人本身，而是针对危及基督教和德国人性格的犹太精神，针对将终结我们民族繁荣的犹太人的金钱统治，这场斗争已成迫切需要，幸运的是，它已经变得广为流行。”[18]《日耳曼尼亚》还暗示另一位反俾斯麦作者肆无忌惮地提出的看法：“保守派和著名的中央党人经常认为，俾斯麦亲王发动对天主教和新教同样有害的文化斗争是为了把公众的注意力从他与布莱希罗德的联系及其后果上转移开。”[19]外省的天主教报纸传播了同样的看法。

天主教的反犹主义根深蒂固，可以上溯到许多个世纪之前。当犹太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对天主教徒构成威胁时，他们需要不寻常的自我克制才能不吐露自己的反犹主义。难怪布莱希罗德寻求与温特霍斯特和采邑主教科普交好，因为两人都试图缓和天主教的反犹主义。

正统新教徒和愤怒的天主教徒呼应威廉·玛尔（Wilhelm Marr）当时正在精心构思的关于犹太人统治的主题，此人是最早的激进和被公认的非宗教性反犹主义者之一。在写于1873年并被多次重印的小册子《犹太人对德国人的胜利》（Der Sieg des Judenthumsüber das Germanenthum）中，玛尔宣称：“犹太人成了19世纪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这个事实显而易见。消除犹太人对我们的影响已经超过我们的形体和头脑能力。”德国人的软弱让犹太人获得这种力量，成为“国家金融体系的独裁者”。沉浸在绝望中的玛尔表示：“犹太人的专制只是时间问题……世界的统治权属于犹太人。”[20]犹太人显而易见的卓越证明他们暗中的统治，这种恐惧是新反犹主义的主流。

不过，大部分政论家没有那么宿命论，而是在寻找个体肇事者和腐蚀者。在这些政论家中，奥托·冯·迪斯特—达伯扮演了突出的角色。迪斯特—达伯的父亲是一位获得过功勋勋章（Pour le Mérite）的普鲁士将军，他本人在莱茵兰担任过县长，也曾是普鲁士议会的一名保守派议员。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他变得越来越不满。担任县长期间，他发现富人花钱让儿子们离开军队，于是他马上提出腐败指控。但很快，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有罪者和无辜者，开始热衷于诽谤。1870年的战争期间，50岁的他志愿参军担任上尉；他获得一等铁十字勋章的承诺，但从未收到勋章—他总是感到失望，认定世界已经朽坏。他处处闻到罪恶和腐败的味道，有时还会发现他人没有看见的痕迹[21]。

1868年，他和其他不满的保守派一起与俾斯麦发生争执。19世纪70年代初，他不断给俾斯麦写信，请求后者切断跟犹太人和金融家的关系。在迪斯特—达伯看来，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联系象征首相与财神的勾结—对俾斯麦不满的助手蒂勒在1870年第一次向他透露这种联系。发现泄密后，俾斯麦把蒂勒称作“一个危险的人……非常无能”[22]。迪斯特等人对俾斯麦感到愤怒，因为他在志得意满之时抛弃昔日的朋友们，背叛过去的信条，让自己置身于犹太人和自由派中间。反过来，俾斯麦认为迪斯特—达伯等人是一群“嫉妒而不满的贵族成员”—这个刻薄的批评并不完全属实。他们的批评任性而嫉妒，有时还显得疯狂，但表达的憎恶远远超过俾斯麦当时所能理解的。在同一段文字中，他更加切中要害地指出：“奇怪的是，不满者比满足者更加勤奋和繁忙，觊觎者比满足者更有野心，如果不适用于全人类，至少对德国人是这样。”他认为，自己的敌人比支持者们更活跃，前者的动力不仅来自原则，也“来自野心……或者来自对政治和信仰之敌的憎恶”[23]。

迪斯特—达伯无疑很忙。多年后，他宣称自己在1874年与陆军元帅毛奇有过交谈，发现这位德国的头号军事英雄同样相信“拜金主义”和发起者们正对新帝国构成威胁。毛奇认同迪斯特的观点，即“必须打击金钱的权力，因为它正中社会主义的下怀。他遗憾地看到，俾斯麦亲王与布莱希罗德关系密切，并授权这个犹太人代为打理自己的财产。我们必须消除这种影响，将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分开”。与此同时，迪斯特还拜见陆军元帅曼陀菲尔，后者不意外地同样对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关系感到愤怒[24]。在这些显赫人物的支持下，迪斯特开始向布莱希罗德发难。

毛奇和曼陀菲尔的名字此前并未与针对俾斯麦的反犹主义运动联系起来；事实上，迪斯特提到的这些谈话也许只是他的想象，但很有理由认为它们就像所描述的那样真的发生过。我们已经看到在凡尔赛司令部的反犹主义暗流。像毛奇这样的朴素军人，认为文化斗争隐含的拜金主义和世俗主义将带来毁灭。毛奇的反物质主义态度还出于其他原因，他是莎士比亚的译者，从美学上反对新的富豪统治。军方对许多我们称之为现代的东西怀有反感，这无疑是过去百年间的一个重要主题。写手们宣扬毛奇的傲慢想法，这样做常常有利于他们自己。

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攻击性质各异，但都集中在布莱希罗德身上，并都使用了影射、暗示和谎言。它们的伎俩是在普遍的偏见中加入已知的事实，并对由此产生的怪物大惊小怪。布莱希罗德是俾斯麦的犹太人银行家和亲信，而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天生放肆而贪婪。俾斯麦只有为了自己的巨大利益才会背上布莱希罗德这个负担，这种想法似乎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布莱希罗德的巨大关系网让他更容易被描绘成一只可怕的蜘蛛。显然，这些写手的偏执天分让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布莱希罗德的某种意义。

早在1874年，迪斯特就撰文谴责新的物质主义孕育了社会主义，必须摧毁这条“金色的九头蛇”。他送给俾斯麦一份名为《金钱权力和社会主义》（Geldmacht und Sozialismus）的小册子，宣称自己仍然是首相的支持者[25]。他一度希望帮助俾斯麦摆脱这条九头蛇，但没能成功。于是，他开始证明俾斯麦通过与蛇头布莱希罗德的联系获得巨大利益。1876年，他出版关于国家道德基础的小册子，包含第一场运动的核心指控（后来常常被重申），即首相给了以布莱希罗德为首的财团某些特权，于1870年创立普鲁士中央土地信贷股份公司。布莱希罗德因此赚得巨额利润，而俾斯麦以私人身份也获得丰厚的回报。迪斯特断言，布莱希罗德以108塔勒的发行价向俾斯麦转让公司股票，然后以128塔勒的价格在股市上售出，为俾斯麦赚得83000塔勒。又一项指控声称，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的资本提供18%的年收益率。如果是合法所得，俾斯麦应该会乐于接受这样的意外之财，但布莱希罗德并没有上演如此的奇迹。俾斯麦因为从未获得的利益受到中伤，他的怒火可想而知。迪斯特的指控还涉及其他人，特别是卡多夫[26]。

一系列诉讼和反诉讼随之展开。无尽的纠纷由此产生，枢密顾问冯·威德迈耶尔（Geheimrat von Wedemeyer）的自杀为此事增添可怕的基调，此人是迪斯特主要的消息来源，和迪斯特一样，他也是贵族地下世界偏执的失败者。鲁道夫·迈耶尔主编的激烈反对俾斯麦的报纸《帝国之钟》（Reichsglocke）重复迪斯特的指控。1877年2月，迈耶尔被起诉诽谤，布莱希罗德是这场著名审判的主要证人。为了让自己的证词具有效力，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作为俾斯麦银行家和顾问的角色。除了本书第十二章已经引用过的证词，他还表示：“俾斯麦亲王不久前问我他是否拥有普鲁士中央土地信贷股份公司的股票，这也许可以说明他很少有时间关心自己的私事。”布莱希罗德仔细地做了核查，确信俾斯麦从未拥有过该股票，从未从那家公司获得任何收益，“我可以断言，任何相反的指控都是恶意诽谤”。俾斯麦拥有的是该公司的抵押债券而非股票，但那些并非投机性投资[27]。保存在俾斯麦档案中的常规档案完整记录布莱希罗德在宣誓后所做的反驳。审判以迈耶尔被判有罪告终，但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亲密关系也已大白于天下。

1877年5月，迪斯特—达伯出现在法庭。布莱希罗德再次作证，他在写给赫伯特·俾斯麦的信中表示，自己“相当犀利地挫败迪斯特的盘问”。他威胁对迪斯特提起反诉，如果后者继续声称布莱希罗德的一位雇员用秘密信息交换1万塔勒的贿赂。迪斯特支支吾吾，而布莱希罗德的态度则得到朋友们的“赞美”[28]。几天后，布莱希罗德致信赫伯特·俾斯麦，表示迪斯特仅仅被判三个月监禁。他把这种令人遗憾的“轻判”归咎于其他证人，包括俾斯麦从前的秘书蒂勒和卡尔·迈耶尔·罗斯柴尔德。另一位证人汉泽曼也对宽大处理感到遗憾，赫伯特认同对迪斯特的惩罚的确很轻：“我不知道法官们出于什么动机做出判决！”[29]

迪斯特觉得三个月监禁一点也不轻，这毫不奇怪。1878年，他起诉俾斯麦，但后者坚称，作为骑兵将军，自己有权要求案件在军事法庭审理。施瓦巴赫在另一场审判中作证（布莱希罗德银行总是牵扯其中）[30]。更早之前，军队荣誉法庭判决迪斯特必须辞去骑兵上尉，并交出制服⁸。这两项惩罚让迪斯特坚信，自己是受迫害的牺牲品和真理的殉道者。多年来，他纠缠着宫廷和要人，主张自己无辜，指责别人暗算自己，并对所有人发起肆无忌惮的指责—其中永远包括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俾斯麦的银行家成了他个人的死敌，他重复并编造了一些关于布莱希罗德作伪证的指控。布莱希罗德死后，迪斯特出书总结跟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旷日持久的战争，书中充满真相和幻想，大量加入对于他本人无尽的凄苦悲哀。他的偏执中也有些令人怜悯的地方，如果他不是那么好战，也许人们能够对他感到些许同情。但刚刚从威廉二世那里获得强烈渴望的赦免（允许他重新穿上制服），他就卷入与格奥尔格·冯·布莱希罗德的纠纷，起因是后者父亲所谓的不当行为[31]。迪斯特属于那些注定将要遭受和制造痛苦的政治地下世界的成员。

在专门揭露丑闻的褊狭的记者阵营中，鲁道夫·迈耶尔也许是最吸引人和最丰富多彩的一个。他曾是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与卡尔·洛贝尔图斯（Karl Rodbertus）⁹和赫尔曼·瓦格纳是朋友，还与卡尔·马克思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关系密切。迈耶尔相信，无产阶级的崛起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他的理想是致力于下层阶级的利益并得到共同宗教信仰保护的社会主义君主制¹⁰。他推崇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但反感在他看来的俾斯麦对自私和腐败的曼彻斯特自由经济的支持。多年来，他一直希望让俾斯麦脱离自由派合作者，但俾斯麦不愿听从。1877年，迈耶尔出书大量揭发腐败商人和腐败政客之间的联系。这是一部严肃而有力的作品，包含大量细节，语调清晰而尖锐，并对拒绝其请求的俾斯麦进行恶毒攻击。罪魁祸首是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和犹太人，两者的同一性很容易在布莱希罗德身上得到体现。迈耶尔声称就连威廉也受到股市的影响，并表示：“通过柏林最显赫的商人G.布莱希罗德先生，股市……总能接触到俾斯麦，甚至连外国大使都做不到这点，剩下的只是同样腐化的议会。”[32]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的关系是迈耶尔观点的典型例证，即“德国已经出现涉政商人和涉商政客的组合，他们打入议会，通过各种手段让公务员高层为自己服务，处处获得影响，并借此推行只服务于他们自己短视利益的经济政策”[33]。

在史无前例的萧条中，对于勾结、腐败和愚蠢的指控变得流行。迈耶尔用俾斯麦最喜欢的武器对付后者，指责他纵容——

社会上层阶级的如此腐败……那个社会已经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囊中之物……这要归咎于那个从未利用自己的巨大权力遏制这种腐败的人。任何像俾斯麦亲王那样在时代上留下自己印记并宣称有权这样做的人都要为我们社会的额上污点负责。[34]

迈耶尔反对俾斯麦的主要证人也是布莱希罗德。作为俾斯麦的“家庭朋友”，具有“可耻贪婪和肮脏商业习惯”的布莱希罗德被描绘成俾斯麦政策的邪恶谋士。“众所周知，俾斯麦亲王对经济事务一窍不通。”因此他让布莱希罗德打理韦尔夫基金的投资，操纵帝国银行和发起无数半欺诈性质的公司。几乎每一页上都出现布莱希罗德的名字，但他很少受到具体不当行为的指控，一切都通过暗示和表面上的言之凿凿。但俾斯麦为何允许布莱希罗德拥有不寻常的影响，并因此纵容社会主义的兴起呢？在书的开头，迈耶尔援引迪斯特—达伯的指控，表示俾斯麦从布莱希罗德发起的活动中收益：“如果它们被证实的话，那么就能以最痛苦但最充分的方式解释事实上已经让德国受苦多年的犹太人统治。”[35]这是典型的耍花招：如果某项具体指控被证明属实，那么因为笼统性质而无法被证明的幻想（犹太人的统治）就能得到“解释”。对俾斯麦的这次指控被证明不符合事实，但幻想得以延续，它的创造者们无疑在等待新的证明。

迈耶尔对布莱希罗德的权力拥有不寻常的意识：

如果俾斯麦抓住欧洲最贪婪和最臭名昭著的发起人之手，让他成为自家的常客，那么热衷于研究俾斯麦如何清嗓子和如何吐痰的各阶级崇拜者们自然会认为与这个[腐败]集团的首领建立最亲密的关系是种荣耀。难怪宫廷贵族、宫廷典礼官、礼宾司长和宫廷贵妇们会把积蓄交给他打理，并参加他家的宴会……在所有的欧洲国家，没有哪个政客同拜金主义思想的新兴代表保持着像俾斯麦亲王同他的家庭犹太人布莱希罗德那样友好的关系。[36]

差不多两百页的这种诽谤和曝光被证明非常有效，但也足以让迈耶尔走上法庭。他因为侮辱俾斯麦和其他部长而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他的书遭到查禁。迈耶尔选择流亡，怀着更猛烈的满腔怒火继续攻击“让德国人民陷入文明世界绝无仅有的奴役状况的俾斯麦体系”[37]……迈耶尔的事实和虚构的大杂烩充斥着恐惧和怨毒，预示后来右翼的激进攻击；他还以自己的方式预示激进右翼和激进左翼的接近。迈耶尔没有白白结识马克思，19世纪90年代，他为马克思主义杂志《新时代》（Neue Zeit）写各种文章。当时的反犹主义相当于不道德的社会主义，就像在工人阶级中，社会主义也许是反犹主义的替代品。难怪反犹主义者把马克思看作犹太人阴谋中的重要人物：他发明的学说转移了无产阶级对他族人的愤怒。

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新毒酒的主要成分：伪装成反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并加入少许德国社会主义。奥古斯特·倍倍尔经常引用“反犹主义是白痴的社会主义”这句话[38]。此言很能说明问题，但带有典型的乐观主义。说反犹主义是白痴的信仰并不完全属实。反犹主义也是感到失去地位、家园和财产的暴躁和愤愤不平者的抗议。只有牢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本质上世俗的文化存在缺陷并引发不满，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反犹主义和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说它是白痴的信仰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人们想要信仰，觉得官方文化是贫瘠的空话。19世纪70年代出现针对政治上自由主义、经济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上犹太主义的浩大运动，到了这个十年的最后，它在德国获得新的力量，因为政府本身也选择褊狭的路线。从那时起，地下世界和政府开始同仇敌忾。

还必须从另一个背景下看待新反犹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种族主义开始成为流行和排外的神话，因为科学主义的外衣而更受尊敬。犹太人或非白人开始被视作在生物学上（因此无可救药）低人一等。并非所有的反犹主义者都是种族主义者，反之亦然。种族主义为由来已久的流行观点提供某种科学依据，即可以从特定的体貌特征上认出犹太人：深色的油腻头发、鹰钩鼻、肥厚肉感的嘴唇和矮胖的身体。（布莱希罗德不符合上述任何特征，但人们还是常常提到他具有犹太人的面相。）这种流行思潮甚至影响那些并不接受它的人。比如，俾斯麦有时满口种族主义的蠢话，但不能认为他接受了种族主义。这是他词汇的一部分，本身无法忽视，但也不能小题大做地以为发现了新大陆。种族主义只是怀疑犹太人的另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布莱希罗德成了地下世界最喜欢的目标。他很可能因为这些不断的攻击而感到困惑和烦恼，法律诉讼也让他无法忽视它们¹¹。不过，他可能把这些来自下层的狙击看作身居高位的自己不可避免受到的骚扰—大人物戴着自己的十字架。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俾斯麦与他同病相怜。将他和俾斯麦联系起来的所有言论让布莱希罗德苦乐参半—他也许不愿面对更常见的把他和犹太人联系起来的其他言论。无论如何，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反犹主义者的社会接受度甚至还不如他们的受害者犹太人。反犹主义者是局外人、麻烦制造者和反俾斯麦的怪人，他们缺乏尊严和体面。但在短得令人吃惊的时间里，他们将获得两者。

决定性的改变发生在1878—1880年。那段时间，布莱希罗德正在希望罗马尼亚会接受公民平等的原则，让那里的犹太人获得生存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正是在罗马尼亚局势尘埃落定的过程中，俾斯麦的政策发生变化。1878—1879年，他抛弃与民族自由党的盟友关系，选择新的保守路线。在罗马尼亚犹太人的相关事务上，布莱希罗德曾认为俾斯麦“热心而宽容”。但到了1879年，俾斯麦在国内的主要敌人成了进步党，该党领袖大多是犹太人。俾斯麦变得不再“热心”；事实上，他对反犹主义者越来越宽容，并意识到自己在与进步党的激烈斗争中用得上他们。敌人对他的影响永远要超过朋友，犹太人在他敌人中占据显著位置，这让他对犹太人逐渐采取的中立态度面临巨大压力。布莱希罗德为德国犹太人所做的请求能像他之前为罗马尼亚犹太人所做的请求那样取得俾斯麦的同情吗？以牺牲他人之举摆高姿态永远是更容易的。

到了1879年，帝国气氛的变化已经显而易见。那年，两位信誉无可指摘的重要人物用得体的语调对犹太人构成的危险提出警告，从而让“犹太人问题”的存在合法化。其中之一是阿道夫·施托克，此人担任宫廷牧师，因此被看作皇室和教会的代表。另一位是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他被广泛称赞为普鲁士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柏林大学的骄傲。作为民族德性的保卫者，拥有无与伦比的威望的牧师和教授让反对犹太人和自由派的运动变得受人尊敬。施托克和特莱奇克也许受到政府转向的鼓励，他们的鼓动反过来又激励其他人。来自下层的呼声中有某种原始的理想主义，新信息把早前运动的实质带到德国—基督教思想的“更高”领域。

施托克的反犹主义路线本身具有典型性。他出身贫寒，多亏父母的巨大牺牲才获得新教神职。施托克在普法战争期间担任随军牧师，他的爱国热情使其被任命为柏林的宫廷牧师。这个职务拥有显赫的光环；事实上，其他牧师与宫廷的关系还要亲密得多。他的职务让他有充分的时间研究柏林的生活：他对富人的世俗主义和穷人的社会主义感到惊愕—两者都显示出教会的可怕衰弱。在贫穷中长大的他认为穷人没有理由不保留对教会和国家的信仰。1878年，他成立基督教社会工人党，希望用新的社会福音吸引工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他的党派将成为保守党的附属，他的改革旨在回归旧式父权传统。他是第一个走进柏林工人阶层聚居地区寻找选民和选票的教士，他的同事们偏好更安全的地区。但即使他那样的“强大人格和迷人口才”也无法战胜社会主义教条[39]。用甜蜜的话语或承诺无法打动柏林工人，他们记得教会曾经一边倒地支持现有秩序。在1878年的选举中，施托克的党派遭遇惨败，只获得柏林不到1%的选票[40]。

施托克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显而易见的教训。他开始向不同的对象宣传反资本主义福音和民族主义，如无组织的店主和工匠，或者那些觉得自己是新富豪统治受害者的人。新的受众需要新的策略。施托克一度犹豫是否加入反犹主义阵营；最终，在1879年9月的一次集会上，他发表题为“我们对现代犹太主义的要求”的演讲，终于踏上一条有前途的道路¹²。

施托克提到关于犹太人影响的各种传统警告，他采用克制和得体的方式，更多流露出悲哀而非愤怒。这是好基督徒可能采取的唯一立场。在第一次演讲中，他遗憾地表示，自由媒体谈论一切，唯独不包括犹太人问题。他对犹太人的要求带有反讽的合理味道，甚至许多保守的犹太人也表达类似的观点[41]。他要求犹太人更加庄重一点，更加宽容一点，更加平等一点。换句话说，这些要求在改写和戏谑了犹太人对基督徒的传统要求。他带着威胁的口气表示：“犹太人必须放弃成为德国主人的目标”，他们必须停止做“不信教的力量”，这些人失去自己的信仰，现在试图颠覆基督教—因此有了宽容的要求。犹太人也应该停止依靠基督徒的劳动生活—因此有了平等的要求。施托克还希望减少犹太人的数量。他声称柏林有4.5万犹太人，相当于生活在法国和英国的总和（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他的话仍然是老调重弹：犹太人太多、太强大、太格格不入。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现代犹太人对德国人的生活构成巨大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求对犹太人设置各种限制，否则“我们罹患的肿瘤将会增大”。在克制的外表下，他的本意是：犹太人构成致命威胁。他警告说，如果不满足他的适度要求，更激进的犹太人之敌将会得势并诉诸更强硬的手段—他一语成谶[42]。

施托克的反资本主义路线已经让一些柏林的富人产生警觉，他对犹太人的攻击似乎只是对一个危险的主题火上浇油。在施托克第一次向犹太人发难几天后，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卡多夫敦促他提醒俾斯麦公开与施托克划清关系，否则人们会认为首相是施托克的庇护者[43]。卡多夫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公众可能把俾斯麦视作施托克的庇护者：他不是在激烈地向拉斯克和巴姆贝格等人发难，并私下称他们为“犹太人”吗[44]？卡多夫对沉默的危险很敏感，但他从未公开表态，而且几乎肯定没有直接给俾斯麦写过信。在这种时候，布莱希罗德无疑会欢迎基督徒采取主动。

布莱希罗德在等待。他仍然要为罗马尼亚犹太人做足够多的事。但几周后，第二波打击降临，这次是特莱奇克在很有影响力的《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上发起的攻击。特莱奇克同样谴责了犹太人的主导地位和他们对德国理想的颠覆。他和施托克对德国人软弱的担忧和对犹太人力量的恐惧同样强烈。对于特莱奇克来说，攻击犹太人只是重申他对德国的热爱，重申维系国家的纯粹民族主义。犹太人是外来者，如果希望享有德国公民身份的全部特权，他们应该放弃自成一体，加入基督教—尽管许多反犹主义者警告不要鼓励这些种族上堕落的人通过假装叛教获得特权[45]。但特莱奇克和施托克都不是种族主义者，特莱奇克想要的只是信仰基督教的德意志民族。外来者是敌人，聪明而放肆的外来者是更大的敌人，用特莱奇克的著名结语来说：“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46]

特莱奇克一举让反犹主义变得可敬，将其变成德国爱国主义的一部分，为旧有偏见披上理想主义的新外衣。他在自己著名的年度政治讲座上重复这些批评—从那时起，反犹主义煽动者可以指望来自上层的同情相应，至少也能得到体面阶层有分歧和矛盾的回应。追随特莱奇克步伐的可以是各种群体，包括德国学生，他们把犹太人驱逐出自己的联谊团体，并在他们的民族组织中接受反犹主义原则。德国学生拥有支持褊狭主张的悠久历史。特莱奇克让反犹主义脱离地下世界，让旧有情感和新的恐惧在公众面前获得尊严。以无可指摘的爱国主义为名，他扼杀对宽容的开明信仰。特莱奇克之后，身为反犹主义者成了某种美德。

特莱奇克的文章激起巨大的争议，但主要是在犹太学者中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做出回应，有的只是辩护，也有的咄咄逼人。其中一位历史学家的反驳似乎指涉布莱希罗德：“基督徒圈子并不充分了解定居在城市中的普通犹太人大众，他们以和平而勤劳的中产阶级方式生活，没有富有贵族的炫耀奢华，也没有放贷者和小商贩的肮脏堕落。”（特莱奇克的一位支持者马上对“好犹太人”或“安静犹太人”的提醒进行反击，坚称“银行家的头衔掩盖欺骗，商人的头衔掩盖股票经纪人—只要有可能，到处都是放贷者。头衔是周日的华丽外衣”[47]。）特莱奇克引发许多犹太人的反省，也遭到一位伟大的开明同行的有力反驳。蒙森预见特莱奇克释放的邪恶力量，他的辩护铿锵有力，他关于基督徒和犹太人“内战”的警告有先见之明。他在结语中请求已经失去强烈宗教信仰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从而完全融入德意志民族和主流国际文明。他解释说，民族国家痛恨一切特殊主义的残余。简而言之，就连他也把皈依视作解放的迟来代价[48]。

和许多富有的犹太人一样，布莱希罗德可能也希望新的反犹主义（仍然带着反资本主义的锋芒）会很快再次消失¹³。但布莱希罗德无法长时间扮演鸵鸟。因为他过于显赫，早晚会成为单独的靶子。1880年6月，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对社会党人关于教会两千年来从未帮助过下层阶级的诘问，施托克一如既往地用转移焦点的方式回应说：“你们为什么只对教士提出社会援助的要求？为什么不向犹太人提出？冯·布莱希罗德先生的钱比所有新教教士加起来还多。”[49]

这对布莱希罗德来说太过分了。他已经被动忍受各种谎言和诽谤，但一位宫廷牧师对他的财产（可能的确超过所有新教牧师的财产总和）这种公开煽动让他马上采取行动。他在当周就向威廉一世递交请愿书：“我斗胆请求陛下对我提供慈父般的保护，或者说不仅是我，也包括一整类陛下的忠实臣民，他们绝非国家的无用公民。”犹太人并非唯一的目标。施托克正把“对犹太人的激烈斗争［转变成］对财产本身的社会斗争”。他曾经公开指责布莱希罗德通过放贷（“欺骗基督徒”）积累了700万塔勒，“现在，我的名字滚动在每个基督教社会党煽动者的舌尖上，它不仅是迫害的目标，也被视作为一切资本、股市、繁荣和罪恶的典型”。布莱希罗德明白自己的困境和无助。起诉施托克只会让丑闻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当局没有向他提供任何帮助。反过来，公众认为“有影响力的高层人物”保护了煽动者。但基督教社会党的煽动与社会民主党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更加危险……民众从心底受到鼓动”。他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任何意外都足以引发无人能够控制的运动。布莱希罗德用笨拙而隐晦的语言暗示，他当时极度痛苦，可能不得不离开祖国。

他警告说，对他的煽动只是将危及所有社会的“可怕社会革命之不幸的开始”。在请愿书的最后，布莱希罗德恳求皇帝用“慈父般的心和杰出的智慧设法避免他的臣民和国家遭到毁灭”[50]。请愿书混乱而笨拙，这种风格反映了起草时的匆忙和作者的尴尬¹⁴。

布莱希罗德的请愿书是他第二次威胁自我流亡，值得加以反思。他一定把这种威胁看作武器，也许心照不宣地效仿俾斯麦别有意图的辞职威胁。国王愿意失去像布莱希罗德这样有用的仆人吗？愿意让世人看到德国最著名的犹太人选择流亡吗？但此举不仅仅是威胁：难道我们不应该把它解读成布莱希罗德承认自己对无家可归的担忧（也许并不完全有意识）？他已经变得更像德国人而非犹太人，成年后的他依靠简单的互惠关系为生：我为国家效劳，国家保护我。如果这种礼尚往来不复存在，布莱希罗德的角色将会消失，他的生意也将损失惨重。国家真的会任由他成为民众煽动者的靶子吗？他是受保护的犹太人，在适当的时机，他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以自己的方式为不那么幸运的犹太人同胞求情，他的整个角色和身份都有赖于此。除了威胁，布莱希罗德的悲伤中还有他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的痛苦事实：没有保护的话，他可能不得不离开他深爱着并为之效劳和取得成功的国家¹⁵。

布莱希罗德的请愿书成了政府内部旷日持久的争议焦点。普鲁士政府如何在最重要的犹太人和宫廷牧师间做出裁决呢，谁对王室的忠信堪称典范？人们说了和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没有说和做什么—让我们有难得的机会了解官员们在面对当时的反犹主义煽动时的想法和予设立场。

布莱希罗德把请愿书的副本寄给俾斯麦：“如果您认同它的内容，我将非常高兴。”[51]没有记录显示出俾斯麦书面承认收到信。他是担心加剧布莱希罗德的担忧，还是不便写这样一封势必触及微妙事件实质的信？事实上，对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关系有一个不寻常的评价，即在留存下来的任何俾斯麦书信或两人谈话的书面记录中都没有涉及德国反犹主义的话题。布莱希罗德写给外国朋友（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迪斯累利）的已知书信中也都看不到这样的话：“新的反犹主义让我热心的朋友惊愕。”对布莱希罗德来说幸运的是，施托克当时对俾斯麦没什么用，此人也攻击政府。此外，政治反犹主义被用来对付俾斯麦已经将近十年，他有理由对此感到厌倦。

威廉也不太可能支持施托克。除了其他理由，他也有自己宠幸的犹太人银行家，尽管他可能不喜欢必须在犹太人和牧师间做出选择。9月的《柏林交易所通讯》（一份与布莱希罗德关系特别亲密的报纸）正确地报道说，威廉在埃姆斯接见布莱希罗德，并向其暗示对施托克的不满。其他报纸转载这种说法。施托克当即愤然向威廉提交请愿书，他在提到《柏林交易所通讯》上的报道时表示：“那家纯粹的犹太人报纸……是柏林，可能也是全欧洲最恶毒的”，该报试图将威廉描绘成“德国运动的敌人”。施托克请求威廉不要否定他对犹太人的斗争，特别是因为斗争的对象不是所有的犹太人，而只是“反对轻薄、放贷和欺诈的犹太人，他们的确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他承认自己提到过布莱希罗德的名字，不过只是“以最无害的方式……但冯·布莱希罗德先生的确是犹太人显赫地位的支柱。每年四旬斋期间，他都会放肆地在圣周就要开始前举办舞会；不幸的是，几乎所有的宫廷和国家官员都会光顾那场宴会。此事在我国民众中留下最痛苦的印象”[52]。这封信让威廉更加难以保持中立。他向俾斯麦和罗伯特·冯·普特卡默（极端保守的普鲁士新任公共信仰和教化部长）问计。两人意见不一，普特卡默同情施托克，尽管对此人混淆教士身份和政治可能略感担忧；俾斯麦则希望以反社会党人法起诉他。1880年夏天，布莱希罗德似乎有望成为胜利者。

俾斯麦一直害怕政界的教士力量，尤其让他恼火的是，施托克批评政府的社会政策和俾斯麦要求提高富人纳税额的“社会主义”请求。（在这点上，施托克触及俾斯麦敏感的神经。）此外，他认为施托克对犹太人的攻击选错目标。在征询关于一个重要新主题的意见时，俾斯麦对普特卡默抱怨说，就犹太人问题而言，不应认为——

在我们这里，富有的犹太人对媒体施加的影响更大。巴黎的情况也许不同。在我们的媒体和代议机构发挥重要影响的并非有钱的犹太人，而是犹太人政治改革者。有钱的犹太人离不开我们的国家制度，更愿意致力于维护它们。几乎没什么可失去的却能得到很多的无产犹太人才是危险的。

他们可以与各式反对派颠覆势力勾结，包括社会主义和施托克[53]。

换句话说，富有的犹太人有用而保守，普通犹太人则容易激进或具有颠覆性。这是一种粗糙的阶级分析：俾斯麦似乎暗示，阶级对犹太人的分化超过宗教对他们的联系。反犹主义者可能把富有的犹太人赶进激进阵营，因此有必要阻止施托克的社会主义反犹活动。保护犹太人免受施托克这样的煽动者攻击能带来回报，此举能把富有的犹太人拉到他这边，也许还能减少自由主义对其他犹太人的吸引力¹⁶。另一方面，他可能觉得“一点点反犹主义”让富有的犹太人更加听话；但无论如何，像这样激烈地谴责反犹主义会触怒作为他的新支持者的保守派。考虑到这些压力，加上俾斯麦不受任何原则性主张之累，他倾向于权宜之计：以煽动阶级不合为理由对施托克大加斥责。

11月中旬，俾斯麦仍在谴责媒体和议会中的“犹太人无产者”，认为施托克的煽动正在驱使思想正确的富有犹太人投入进步党的怀抱[54]。这成了俾斯麦不断重申的重要主题，并得到布莱希罗德的响应。

俾斯麦向普特卡默保证，促使他干预的不是施托克的反犹攻击：“对我来说，他的演讲和煽动中的社会主义元素远比反犹主义元素重要。”[55]这无疑是俾斯麦的真实感受，但也是安抚普特卡默的很好理由，后者非常不愿意对施托克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以反社会党人法起诉施托克既能取悦俾斯麦的犹太人选民，又不会触怒反犹主义者。这是俾斯麦式的解决办法。

普特卡默没有那么重视区分犹太人；他讨厌任何类型的犹太人，把特莱奇克的断言看作歧视的理由。在普特卡默和俾斯麦尚未就提供给威廉的建议达成一致前，施托克事件被卷入1880年秋天更加普遍的反犹主义爆发之中。反犹主义突然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俾斯麦对施托克的看法因此急剧转变。

就像想要成为改革者的人经常遭遇的那样，施托克很快被更加激进的煽动者抢去风头。1880年秋，各种反犹主义团体开始史无前例的浩大运动，为向政府请愿收集签名，要求取消犹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禁止他们担任政府公职，并限制犹太移民流入。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争议突然上升到新的高度，包括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圣瓦里耶在内的一些人认为，犹太人自己要对声势日益浩大的煽动负责¹⁷。

1880年11月，在菲尔肖、里克特¹⁸和里希特等著名同僚的支持下，右翼的进步党议员汉内尔博士（Dr.Hänel）将反犹主义请愿书问题提上普鲁士议会的日程，要求政府对请愿书上“取消犹太人完全宪法平等”的要求表态[56]。进步党人希望政府在请愿书被提交前就批评反犹主义，若非如此，政府可能暴露对反犹主义心照不宣的支持。

俾斯麦的态度马上发生改变。他回应的愤怒和果断此前一直未被注意。他在弗里德里希斯鲁对这种“进步党毫无根据、粗鲁和轻浮的揣测”大发雷霆，要求同僚们忽视这一质询；当发现无法忽视时，他提醒政府避免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施托克“哪怕最小的”支持。内阁接受他的请求，普特卡默只是做了有趣的保留，“如果有人提出施托克事件是普特卡默系统造成的”，他将不得不表态。在这样的指控面前，他将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他对如此指控的预期和他用“系统”形容自己的政府都耐人寻味[57]。

两天的辩论突然展现出反犹主义者的优势和自信，也反映了进步党的孤立和他们的论点处于守势。汉内尔解释质询的理由，指出反犹主义煽动旨在限制犹太人的权利，并提醒议会注意柏林大会新近通过和得到俾斯麦支持的原则。德国要违背这些原则吗？汉内尔承认犹太人有许多令人讨厌的特点，但要求肯定他们的法律权利。他警告说，通过接受种族主义，通过以无法选择的出身对个人进行这种无可补救的谴责，反犹主义已经做出最背信弃义的举动。他表示，种族主义是反基督教的。普鲁士副首相说了几句冷冰冰的话，最后表示：“王国政府无意改变宪法安排。”他完全没有提到煽动，难怪菲尔肖称他的回答“正确，但冷到骨子里”。保守党和大多数中央党的发言者对犹太人大加侮辱和指责，不断翻着花样指责他们通过放贷和欺诈在德国经济中取得统治地位，而对所有其他群体造成伤害，指责犹太人在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取得同样有害的力量。汉内尔关于柏林会议的言论也遭到反驳，被指展现“这一小群人在各国已经取得的无法衡量的国际力量”。犹太人的可憎角色已经不言自明，无须再做辩论。一位保守党发言者呼吁“解放基督徒”¹⁹。一位中央党议员表达强烈的敌意，声称天主教徒最初支持犹太人的解放，尽管后者有许多令人反感的地方，但在过去十年间却“换来这些人最极端和最暴力的敌意与迫害”。温特霍斯特的态度更加温和，呼吁结束所有反犹和反天主教煽动。

两场辩论的记录描绘了当时的可怕气氛：反犹主义的嘘声、恶毒的讽刺和高涨的仇恨。辩论的基调比内容本身更加不祥[58]²⁰。

这个时刻无法让普鲁士议会感到光荣，也无法让德国犹太人感到宽慰。布莱希罗德的朋友贝托尔德·奥尔巴赫陷入无助²¹。路德维希·巴姆贝格想移民国外[59]。葡萄牙最著名的小说家埃萨·德·奎罗斯（Eça de Queiroz）完全没有无视犹太人的罪恶和权力，但政府的反应让他吃惊：

它让犹太人群体不受保护地面对广大德国人的怒火，像本丢·彼拉多那样洗净自己高贵的双手。它甚至没有表示自己将确保执行保护作为帝国公民的犹太人的法律；它仅仅表达暂时不改变这些法律的模糊意向，模糊得就像早上的云。[60]²²

布莱希罗德曾期待截然不同的结果。辩论当天，他致信俾斯麦：“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煽动在这里非常激烈，但随着今天议会会议的召开，它将画上句号。”[61]就在辩论开始前，他获得保证（或者以为如此），政府将对反犹主义煽动采取强硬立场。他在两封信中对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被其转交给迪斯累利）表达自己的乐观：

面对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质询，政府将回复说请愿书尚未被交到它的手中，但它甚至现在就会声明，它永远不会违反给予所有公民平等权利的宪法，无论他们属于何种宗教信仰。

在讨论质询时，政府将声明对已经发生的放肆行为遗憾至极。不过，更重要的是，皇帝将在几天内亲自声明，他完全反对所有此类不可取的煽动。

鉴于公众中已经有传言称，最高层对迫害犹太人表示认同，这种声明显得更加重要。皇帝很有可能以回复我在6月份提交的卑微请愿作为声明的形式，授权我发表他的回复。我非常遗憾无法用反社会党人法起诉宫廷牧师施托克，该法令只适用社会民主党人，不能用于其他性质的煽动。我希望这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能随着议会讨论而终结。

第二天他写道：

今天的议会议程还未结束。我只想确认昨天给你的信息，即政府言简意赅地指出自己在此事上所持的宪法立场。它无疑会进一步声明对于已经发生的放肆行为极其遗憾……

我相信结果会对犹太人有利，煽动将会停止。

布莱希罗德的期待落空了。如果他知道罗斯柴尔德对迪斯累利说了下面这些诛心言论，他的沮丧将无以复加：

布莱希罗德本人无疑是犹太人受到迫害的原因之一。因为经常受雇于德国政府，他变得傲慢，忘记自己常常只是“测风气球”。

等我们见面时，我们还可以详细讨论大量其他理由，比如不断涌入的波兰、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他们刚刚到来时饥肠辘辘，在变得富有前一直是社会主义者。

犹太人还拥有一半的报纸，特别是那些反俄报纸。圣彼得堡无疑为鼓动这次迫害提供了很多钱。

我还听说冯·布莱希罗德夫人非常令人厌恶和傲慢。[62]

这是对布莱希罗德，也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可悲描绘²³。

政府没有谴责放肆的行为，甚至未发一言。政府误导布莱希罗德，从而避免他发动自己的力量吗？这样做并不难，因为他希望听见自己想听见的，而且这也符合他对俾斯麦有意对施托克所做回应的了解。或许俾斯麦和同僚们决定在最后一刻让自己的态度强硬起来。1880年，俾斯麦既不反犹也不明显亲犹：他对犹太人怀有范围广泛的各种看法，既有正面的（因为他们得到证明的作用和力量），也有许多负面的（因为残留的敌意和对立的立场）。进步党的质询突然迫使他做出决定；他在压力下采取行动，压力总能激起他的怒火。用他过去的比喻来说，指针总要在某个位置停下。在1880年11月的那个星期里，指针决定性地停在反犹主义的位置。这是临时做出的决定，但具有相当的意义。它确立了先例。此外，做出这样的临时决定后，人们根据所采取的行动相应重置了过去的想法。这正是在俾斯麦和德国官员们身上所发生的。对犹太人的看法更狭隘了。进步党完全事与愿违：政府的路线变得更加褊狭，在面向媒体的半官方表态中，政府吹嘘新的路线：

……进步党试图通过质询实现鲁莽的目标，即让议会对所谓的反犹主义运动提出谴责。该目标完全没有实现……这场运动通过辩论显露力量……并因为对力量的认识而获益……它更可能获得新的勇气，而不是在任何方面感到灰心。[63]²⁴

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柏林人的共识，“即便没有公开鼓励，当权者至少也倾向于默许一场旨在遏制犹太人提升在帝国的势力和影响的运动”[64]。此外，政府的做法足够正确，使其对反犹主义心照不宣的支持不至于被进步党拿作把柄。事实上，反犹主义者属于进步党的敌人，德国的政治由他们的敌人主导。

布莱希罗德一定感到失望，无论他多么努力地试图掩盖失败。可能令他略感安慰的是，在议会辩论进行期间，七十五位柏林重要的人物发表声明，谴责反犹主义煽动破坏国家团结。犹太人“为祖国带来荣耀和利益”。德国人应该抛弃中世纪的狂热主义，珍惜“莱辛的遗产。我们已经可以听到要求采取歧视性立法，要求把犹太人排除出这个或那个行当、荣誉和亲信地位。再过多久普通民众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呢？”签名者包括大学和市政府的重要成员、几位商人和一位有过叛逆记录的牧师，许多签名者是著名的进步党人[65]。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和客户中无人签名，包括莱恩多夫、哈茨菲尔特和卡多夫这样的正直贵族，尽管他们常常向他标榜感激和友谊。他们也没有发起自己的公开请求，以免染上与左翼合作的污点。其中的某些人可能在私下里和口头上向布莱希罗德表示过关切，尽管我们没有相关记录。在公开场合，辩论双方是反犹主义者和进步党人，而庞大的中间派一如既往地袖手旁观。当威廉在11月底表示自己“不认同宫廷牧师施托克的活动……但整件事将会平息……这次混乱有助于让犹太人更加节制一点”[66]时，许多人可能有同感。

如果1880年前后的基督徒和犹太人有共同的老生常谈，那就是对“节制的犹太人”的渴望。这种渴望具有不同的动机和意图，但总是隐含对不那么炫目、艳俗和喧嚣的模糊渴望。有教养的犹太人医生（与基督徒病人关系和谐）以及低调的犹太学者或作家希望犹太人出于美感和谨慎的理由保持谦虚。贝托尔德·奥尔巴赫在1877年写道：“当然，在大西洋两岸，犹太人有许多可以被指摘的地方²⁵。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低调的教养，通过自我改善和内部升华获得自我满足。他们沉湎于炫耀和浮华的显摆，特别是在犹太妇女当中。”但他反问道，在基督徒新贵中不也有类似的特征吗[67]？1880年初，雅各布·布克哈特同样在一封信中警告说：

我奉劝犹太人表现得非常睿智和节制，但即使那样，我仍然不相信目前的骚动将会平息……犹太人特别需要为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地干涉各种事务赎罪，报纸必须摆脱犹太人编辑和记者才能生存下去。这种事[反犹主义]可能突然爆发，并一天天蔓延开去。[68]

布克哈特对“节制”的呼吁表达了保守派希望削弱自由派犹太人，但也流露了担心社会仇恨远远超过“基督徒”反犹主义者的想象，可能吞噬和摧毁犹太人。

我们不能忽视在19世纪80年代的观察者中非常普遍的想法，即在新的反犹主义出现时，犹太人的行为和显赫地位与正在升温的激烈反应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系。长期来看，幻想、种族主义或偏执很可能终将战胜事实，但大多数人并不考虑“长期”，而是以过去的选择性记忆作为引导，希望在短期内发达和生存下去。因此，许多犹太人，他们的自卫同样理所当然地需要自我提高—但对这种需要的意识无法减轻围绕着自卫的不确定性[69]。

“节制的犹太人”还再次提醒我们，反犹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最初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不谦虚的犹太人通常是富有的犹太人，而富有的犹太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德国的庸俗理想主义中，“资本主义”通常被称为“物质主义”，暗示这是一种精神的扭曲，而非经济秩序的运行方式[70]。

此外，“节制的犹太人”还让人想起德国人和外国人对新帝国的德国人如何自负、张狂和傲慢的无数描绘，特别是当他们来到外国的土地上。（许多德国犹太人也许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永远在外国的土地上²⁶。）德国人下意识地认为，犹太人夸张地展现德国人自己的粗俗和社会焦虑，对此憎恶不已。最重要的是，布莱希罗德的人生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反犹主义的力量：他的错误或疏失总被说成是犹太人的错误；普遍的做法是将犹太人和负面特征联系起来。基督徒的过错属于个人，犹太人的过错则是他们民族特性。

政府仍然需要回复布莱希罗德的请愿，议会的辩论有利于施托克，对布莱希罗德造成伤害。在谈判之前，俾斯麦曾希望用反社会党人法对付施托克，甚至威廉也“忿忿然地”对普特卡默谈起此人。施托克在教会中的上级认为他很快将失去宫廷牧师的职位[71]。但谈判改变一切，特别是对俾斯麦来说。他不再认为自己和普特卡默应该向威廉提交不同的意见。俾斯麦又多次强烈批评施托克不可饶恕地要求实行累进税，然后突然缓和下来，在议会辩论后放弃之前“更严厉的要求”。赫伯特写道：“里希特和里克特等人厚颜无耻的攻击让我父亲下定决心不再对施托克表达如此严厉的看法。”“避免任何可能被看作赞同政府最大敌人的举动”，是俾斯麦突然对施托克表现出宽容的动机[72]。在俾斯麦对进步党的强烈仇恨面前，他对犹太人矛盾而无情的看法起不到什么影响。如果他可憎的敌人支持犹太人，那么俾斯麦就不能那么做，甚至不能以最暧昧和最不直接的方式。进步党后来被称为“犹太人护卫军”（Judenschutztruppe），有了这样的朋友，犹太人注定将招惹上强大的敌人。

12月初，俾斯麦和普特卡默终于向威廉提交共同报告。他们反对施托克“煽动阶级仇恨和做出无法兑现之承诺”的集会，敦促皇帝“严正警告不要煽动敌意和分裂”。威廉的最终声明措词更加和缓，仅仅表示“不认同”施托克具体提到某些巨额财富和批评政府的社会政策。他责成施托克“维持我的臣民中各阶级的和平，就像好牧师应该做的那样”[73]。这虽然是批评，但就连不像施托克那么好战的人也能接受，而且完全回避犹太人问题。

威廉等了更长时间才回复布莱希罗德的请愿。12月末，布莱希罗德向俾斯麦抱怨说，皇帝尚未回复他。俾斯麦不得不再次催促普特卡默，后者认为简短的确认信足以打发布莱希罗德。提交请愿书七个月后，在俾斯麦的坚持下，布莱希罗德终于收到来自宫廷的六行回复，表示皇帝已经对施托克做了“适当的”训话[74]。这件事就以如此简短而委婉的回复告终。布莱希罗德是否想过，如果犹太人头面人物都受到这种待遇，那么不太出名的同族的处境是否更加糟糕？

我们知道，对于布莱希罗德乃至德国内外的整个犹太人群体，民众反犹主义的突然爆发令他们不安。如果德国反犹主义成为持久的力量，他在国际犹太人群体中的地位将受到影响。在1880年6月向威廉提交请愿书的同时，他还向摩西·蒙特菲奥雷通报新的反犹主义运动。布莱希罗德可能认同老前辈的自信回答，即尽管形势严峻，“但一方面通过我们的慎重和谨慎，一方面通过非犹太人以人性原则为基础的进一步启蒙，我希望仍能影响我们同胞的生存状况”[75]。布莱希罗德无疑相信慎重和谨慎。蒙特菲奥雷不是唯一向他提起德国反犹主义的人，来自国外的关心可能让他安心，即使外国人对德国人的随意污蔑也许会触怒他的爱国心。早在1875年，老朋友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就在信中表达某种担忧：“找时间告诉我为什么你们国家的反犹主义又变得如此声势浩大。对于在教会问题上如此开明的普鲁士，这种现象令人悲哀。”多年来，戈德施密特不断向布莱希罗德打听新的德国反犹主义的消息。1880年11月，他对反犹主义联盟表达“不安”：“最高层无意对付施托克一伙吗？”[76]巴黎的阿尔方斯·德·罗斯柴尔德（布莱希罗德经常与他讨论犹太人同胞在俄国或摩洛哥等半野蛮国家的苦难）也在议会辩论结束后立即对他表达同情：“在犹太人问题上，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贵国政府采取如此矛盾的立场，很不合适地试图从中赚取政治资本。我们对这种有违时代精神的立场感到遗憾，特别是因为我们无法对贵国的决定施加任何影响。”[77]这是在挖苦布莱希罗德的无能吗？或者更可能是承认，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力量在需要他们金钱的国家如此有效，却在德意志帝国遇到对手？欧洲的犹太人对此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感到德国的反犹主义可能马上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引起反应。

很难重现布莱希罗德内心深处对反犹主义突然卷土重来的反应。如果他没有被选定为主要目标，他可能也会将煽动归咎于其他犹太人的不端行为，比如下层“爱出风头的犹太人”，或者越来越多在语言和习惯上与德国人格格不入的东欧犹太人，或者攻击俾斯麦的自由派犹太人。当时，布莱希罗德曾经的朋友路德维希·巴姆贝格警告说，处境优越的犹太人不理解对犹太人攻击的严重性；他也许想到了布莱希罗德[78]。

布莱希罗德继续谨慎和请愿的道路。1880年12月1日，杰出犹太人集会上成立由重要人物组成的委员会，旨在制定抵抗反犹主义运动的计划和推动“犹太人的自我提高”，在委员会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是他的弟弟尤里乌斯[79]。盖尔森对这类政治冒险敬而远之。

布莱希罗德本人对1880年事件的反应再次证明他对政府的忠诚。他煞费苦心地强调自己不属于犹太人反对派，他与自由派媒体的关系被大大夸大。他特别急于撇清与《柏林交易所通讯》的关系，并在权威的《北德大众报》上刊文澄清。他向蒂德曼解释这种做法，指出此举“将推动保守的犹太人与进步党中的犹太人分离”。蒂德曼转而对俾斯麦报告这种举动，并表示他认为应该鼓励布莱希罗德这样做，尽管对此事的介绍不尽准确。赫伯特同意了[80]。

布莱希罗德有两个目标：他希望俾斯麦和德国官场知道自己仍然是坚定的保守派，但反犹主义的兴起（被普遍认为得到政府的首肯）将导致“除了他之外的全部犹太人”投票给进步党。他向人们保证，他与自由派媒体没有联系；当荷尔斯泰因表示惊讶，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布莱希罗德“主宰”《柏林交易所通讯》时，布莱希罗德问有谁这样认为，荷尔斯泰因回答说：“你最好还是问麻风病人身上哪里有斑点。”布莱希罗德一次次表达对“反犹主义运动发展”的沮丧，这场运动最终将把他的所有同族赶入进步党阵营[81]。他试图以好犹太人的形象出现，同时警告政府，对反犹主义的露骨支持将破坏它的政治目的。

布莱希罗德有很好的时机意识。威廉对施托克不痛不痒的批评没有平息反犹主义骚动，相反，它在德国和东欧愈演愈烈。俾斯麦面临着反犹主义势头的上升，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相信他与反犹主义相勾结，于是在德国市民阶层内部组织反俾斯麦派别[82]。是时候提醒俾斯麦了，一些犹太人仍然留在保守阵营。

1881年，反对犹太人的民众运动再次爆发。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距离俾斯麦的伐尔岑庄园不远的新什切青（Neustettin），反犹主义煽动者对犹太人进行特别尖刻的谩骂后，当地的犹太人教堂被焚毁，城中的头面犹太人被控纵火，以便用获得的保险金建造新教堂[83]。

这次，政府的确禁止在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的反犹主义演讲[84]。1881年4月，一份由25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给俾斯麦，要求对犹太移民入境和担任公职加以法律限制。一年后，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下的俄国出现屠杀犹太人的浪潮；5月的内阁会议上，俾斯麦讨论随之而来的东方犹太移民入境的威胁，敦促采取措施将“不受欢迎的元素”挡在德国之外。在内政部长奥伊伦堡的建议下，内阁下令在与俄国的边界展开特别巡逻，阻止“看上去不受欢迎的人”入境。俾斯麦还表示，在有大量犹太难民涌入的奥珀伦（Oppeln）的上西里西亚地区，任何明显靠放贷为生的人都应该被驱逐[85]。对于柏林犹太人来说，移民威胁长久以来也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柏林的发言人一度警告巴黎的以色列联盟，如果后者继续鼓励俄国犹太人穿越德国首都，他们将暂停与联盟的一切合作[86]。

但对犹太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反犹主义从1881年开始成为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武器。在1878—1880年决定性的全面重组中，民族自由党最终分裂，由路德维希·巴姆贝格和爱德华·拉斯克（两个俾斯麦憎恶的犹太人）领导的左翼组建新党。尽管所谓的分离党（Secessionists）中也有基督徒，甚至连德意志银行的支柱格奥尔格·西门子也属于该党，但俾斯麦还是称他的敌人为“格莱斯顿内阁”，认为它是犹太人党派。施托克及其伙伴们不遗余力地试图将柏林从进步党和犹太人手中夺走。施托克本人是保守党候选人，对手是菲尔肖。威廉·俾斯麦也投入选战，流露出父亲对分离党和进步党的仇恨。但俾斯麦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他致信儿子表示：“施托克当选是理想的结果：首先，这将意味着他的对手［菲尔肖］落选；其次，因为他是个特别、好斗和有用的战友。”不过，他随后警告儿子不要公开支持施托克，因为那将暗示他支持过去的反犹主义活动，这是俾斯麦无法容忍的[87]。几个月前，进步党领袖欧根·里希特曾经指出这种心照不宣的新联盟：“［反犹主义］运动开始抓住俾斯麦的后衣襟，虽然他不希望这样，有时还会让自己的媒体谴责它放肆，但它的领导人继续挨近他和提到他，就像吵闹的孩子们围着父亲不放。”[88]

保守党和反犹主义者：公然的反犹主义选战为他们赢得一些额外选票，但反俾斯麦势力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进步党和分离党表现极佳，进步党不仅保住在柏林的议席，还在全国新获得33个议席，所获民众选票增加近70%[89]。

反犹主义没有得到回报，俾斯麦暗中拉开与它的距离。选举刚结束，他就授权自己在伐尔岑的商业伙伴贝伦德发表他们早前一次谈话的主旨。俾斯麦在对话中表示：“我非常坚决地不支持这场对犹太人的斗争。”在对话的其他部分（直到1895年才发表），他特别强烈地谴责任何以血统为根据的歧视：“有朝一日，人们会拥有同样的权利攻击波兰或法国血统的德国人，声称他们不是德国人。”他还向贝伦德保证，他永远不会同意对犹太人的宪法权利做任何限制[90]。一年前，这样的表态可能在议会辩论中产生巨大影响，但1881年在不知名的外省报纸上，它的意义相对寥寥。不过，这场激烈的选战影响深远：在政治危机中，体面的保守派将毫无愧疚地煽动反犹主义行动。其次，犹太人现在发现自己只有一个盟友，即进步党和分离党，他们是德国政治的自由派，恰好也是俾斯麦仇恨的主要目标。因此，虽然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希望把犹太人留在保守阵营，但现在却发现他们越来越左倾，更多出于必要而非选择。在后来的选举中，为了对付进步党，甚至民族自由党有时也会支持反犹主义候选人。1881年后，大部分德国犹太人把票投给左翼自由主义党派。盖尔森的弟弟尤里乌斯就公开表明属于这大部分人[91]。两大敌对集团的相互排斥再次加深他们的恐惧与偏见。排斥的力量导致犹太人把票投给左翼，反过来又给反犹主义者新的借口。

这些事件提供难得的机会，让我们看到德国政府、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对第一波政治反犹主义的爆发有何反应。那几个月里做出的反应将持续很长时间。政府拒绝对反犹主义煽动者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这让煽动更加受人尊敬，并预示后来的推诿搪塞，还掩盖政府方面的歧视。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政府开始暗中实行歧视犹太人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威廉二世时期的行政部门中得到延续[92]。在确立新政策的过程中，俾斯麦本人的角色远比以往所注意到的更加关键。

俾斯麦道德上的满不在乎隐藏更复杂的机会主义。反犹主义不属于他的信条，他已经发现犹太人对国家和他本人的用处。此外，可以推定他反对极端的煽动，部分原因在于担心外国的反应[93]。另一方面，俾斯麦缺乏能自动保护他免受政治反犹主义诱惑的原则。他对我们所谓的公民权利没有基本信仰，对任何形式的平等缺乏感情，这种想法令他反感。他最多接受犹太人的平等公民权，但如果他的敌人提出这种平等在实践中存在缺陷时，他宁愿质疑敌人，也不愿以任何方式承认他们的抱怨可能不无道理。

法国人说：“我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俾斯麦生平则相信，他敌人的敌人必定是他的朋友，特别是当他们很有影响时。换句话说，对俾斯麦而言，所有的人和事都是卒子。

早前的政治反犹主义还暗示，这不仅是统治阶级对付下层阶级的工具。反犹主义无法吸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但可以有效地对付一部分有产精英，也就是自由主义者。保守派希望用该问题吸引一部分下层中产阶级元素加入右翼爱国党派。

1884年3月，距离下次帝国议会选举还有几个月，分离党和进步党合并组建自由思想党（Freisinnige Partei）—经常被译作激进党。新党代表与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老式自由主义，以及与他的独裁方式相对立的宪法改革—因此代表他最厌恶的一切。“俾斯麦像一头疯狂的公牛冲向这个新敌人，后者因为自身的力量和与皇储的关系而变得危险。”[94]

再次为了选举而与反犹主义调情的舞台已经搭好。布莱希罗德显然察觉到这点，他马上向威廉请愿。与之前的尝试相比，这次的请愿个人色彩较淡，内容更加发人深省。1884年5月21日，他上书皇帝，谈到“犹太人迫于反犹主义煽动而面临的政治形势。我不是政客，不敢对政治事务妄加判断”。但反犹主义煽动的力量正在增强，试图赢得政府和保守党的青睐，一些保守党领袖“已经把最激进的反犹主义煽动者称为‘他们亲爱和尊敬的朋友’”。反犹主义者相信政府青睐自己，他们注意到政府似乎接受议会对反犹主义的支持。保守党正在逐渐响应反犹主义情感。“这种趋势……必将把犹太人赶出保守党。他们越是被保守党拒绝，就越是强烈地倾向自由主义党派，包括作为其极端代表的进步党和激进党。”简而言之，犹太人正被赶往反对派，“因为他们发现只有自由派明确承认和尊重他们的权利，并保护他们免受恶意攻击。我从最可靠的来源获悉，完全出于对反犹主义运动的担忧，犹太人已经把大量原本留给保守派的精力和资金提供给自由派”。俾斯麦在“原本留给保守党的资金”这句话旁打了问号。

布莱希罗德向皇帝保证，在他的犹太人臣民中，持有保守观点者的比例至少与基督徒中一样高，但他们面临着可怕的两难境地。比如，在1881年的柏林选举中，保守党推举反犹主义候选人：“我不得不在进步党人与用最无耻的方式污蔑我、我的出身和我的家族的反犹主义者之间做出选择。我决定不参加选举。”其他人也有类似经历，甚至是在柏林之外：“因此，由于反犹主义，我们犹太人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出于道德原因而无法行使选举权。”布莱希罗德还表示，甚至一些基督徒也反感投票给支持反犹主义的保守党。最后，布莱希罗德提出请求和承诺：

但如果反犹主义运动能被取缔，那么我确信犹太人将因为被从巨大的痛苦中解救和从这种非自然的压力下解放而深怀感激，我们将用自己的全部能量和方式在选举中表达对皇帝、德国和政府的真正爱国信念。我们寄希望于陛下卓越的智慧和对全体德国臣民的爱，找到引领祖国及其公民走向幸福的道路。[95]

布莱希罗德的请愿中有许多事实：反犹主义者的确认为政府心照不宣地支持他们。大部分德国犹太人遭受挫折，像布莱希罗德这样的人在政治上正变得无家可归。据我们所知，他在拒绝支持反犹主义的保守党一事上从未动摇。但并非所有的犹太富人坚持类似的道路，甚至包括他的密友。布莱希罗德提交请愿书一年后，巴黎的以色列联盟从柏林收到这样的报告：“在不久前举行的柏林初选中，布莱希罗德的合伙人施瓦巴赫把票投给反犹主义候选人，尽管布莱希罗德男爵的弟弟尤里乌斯·布莱希罗德是自由派指定的候选人。”德国通讯记者还表示，近来有人提议由施瓦巴赫担任以色列联盟德国分支的负责人：“绝妙的安排。”[96]

反犹主义的高涨让犹太人不安，并分化了他们。过去，他们得到国家的保护。但现在，经过多年的解放，当许多犹太人内心已经德国化之后，国家却暗中利用反犹主义煽动。布莱希罗德的整个生活取决于同政府及其伟大领导人的密切关系，19世纪80年代初的事件一定令他非常痛苦。他认识到危险，并诉诸传统的防御策略，即低声下气和私下向皇帝请愿。

如果德国犹太人中有谁能向国家辩护犹太人的用处，那就是布莱希罗德。不过，他的请求中存在某些令人悲哀的缺陷：首先，他高估国王制止新骚动的能力。国王没有魔棒来驱散所有的反犹主义思想和派别，尽管政府的否定无疑将让反犹主义失去可敬的外衣，如果政府不再心照不宣地支持，许多德国人将犹豫是否接受这种新的恐惧。但更糟糕的是，如果布莱希罗德不得不仅仅以德国的自身利益为理由向政府提出请求，那么其他人（比如恐慌的保守派）可以宣称反犹主义的确有价值，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事件说明它是一次受欢迎的转向。犹太人唯一可以诉诸的先验原则是对平等权利和宽容的自由主义信仰，但布莱希罗德没有考虑这些，德国官场也把此类原则看作非德国式的胡扯。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政体原则能至少在理论上谴责反犹主义煽动。自由派犹太人可以诉诸自由主义信条，即便德国自由派也开始不再支持犹太人既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又作为具有不同身份的宗教群体[97]。布莱希罗德不可能想过公开谴责或公然反对政府，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或者他心目中的利益。布莱希罗德只剩下一个理由，即反犹主义的不明智。这个理由令人讨厌和信心不足，但也许并不完全不切实际。在俾斯麦的德国，这也许是唯一能起到效果的理由。如果它失败了，那么就像布莱希罗德多次暗示的那样，他“在国内”或者国外都将无家可归。

没有关于威廉对布莱希罗德新请愿的回复或者任何政府内部相关讨论的记录。但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反犹主义的确降温了。俾斯麦需要新的政治盟友，觉得施托克成了累赘。经过连续的选举失利，俾斯麦于1887年建立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组成的政治联盟。作为保守党的重要成员，施托克的角色冒犯了民族自由党，而布莱希罗德据说收买了一位反犹主义候选人，好让犹太人和自由派把票投给政治联盟²⁷。对布莱希罗德用钱干涉选举过程的指控经常被重复和添油加醋[98]。

另一方面，令俾斯麦更加不安的并非他的自由派敌人们，而是施托克的朋友们。1887年冬天，施托克与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领导的另一个反俾斯麦集团越走越近。瓦德西说服皇帝的孙子威廉对施托克表现出友好的兴趣。俾斯麦对“新教徒中的温特霍斯特”的攻击让年轻的威廉皇子退缩，但也导致他开始对俾斯麦不满。施托克的声望不断下降：在信奉自由主义的腓特烈三世短暂统治期间，反犹主义被视作对国家的真正威胁。当时，俾斯麦出于自己的理由帮助他逃过被罢免的命运。最终，就连登基后的威廉也不愿与引起不和的施托克联系起来。1890年3月和4月，威廉先后罢免俾斯麦和施托克。但施托克为美化反犹主义贡献力量。其他人用更加激进的方式延续这场运动，而布莱希罗德仍然是无比宝贵的目标。在反犹主义煽动开始时，布莱希罗德是明星证人。如果他不存在，反犹主义者将无法创造出这样的形象。他是反犹主义的人质，直到后者成了如此盛行的恐惧，不再需要他作为证据。

1.在对“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的研究中，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强调“卖弄学问的特性”：“偏执作品几乎总是包含论证，它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正是对论证的极度关心。我们不应该被这种政治风格特有的奇特结论误导，以为它们并非由事实推导而来。结论的奇特引发寻找‘证据’的英勇努力，以证明无法相信的才是唯一可以被相信的……得体的偏执作品不仅源于某些可以被许多非偏执者认可的道德承诺，而且细心甚至过度地积累‘证据’。”《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和其他论文》（纽约，1965年），第35—36页［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65），pp.35–36］。

2.赫尔曼·阿尔瓦特（Hermann Ahlwardt，1846—1914），德国反犹主义记者。爱德华·德吕蒙（Édouard Drumont，1844—1917），法国记者和作家，反犹主义报纸《自由言论》（La Libre Parole）的创始人。——译注

3.词典上对这个词的定义显示了其总括性：“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等的反对、偏见或歧视，或者不容忍。”芬克和瓦格纳尔斯，《标准大学词典》（纽约，1963年），第65页［Funk and Wagnalls，Standard College Dictionary（New York，1963），p.65］。

4.历史学家们总是专注于有组织的反犹主义，对欧洲不同国家潜在和非正式的反犹主义的研究是困难但回报巨大的冒险。作为这种潜在反犹主义的一个例子，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描绘了巴黎和会上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如何突然痛斥法国财政部长克洛茨（Klotz）。克洛茨拒绝允许德国人用黄金进口食品，希望将黄金用于赔款。“你见过克洛茨吗？这是个又矮又胖、留着浓密八字胡的犹太人，衣着得体，保养得当，但眼神游移不定……劳合·乔治一直憎恶和鄙视此人，现在一度想要杀了他。乔治吼道：女人和孩子们在挨饿，克洛茨先生却在这里大谈特谈他的‘金子’。乔治身体前倾，向所有人做出丑陋的犹太人抓住钱袋的手势。他两眼放光，话中带着如此强烈的鄙夷，仿佛在向克洛茨吐口水。在这样的会议上，反犹主义本就没有被隐藏得很深，这时更是在所有人的心中涌起。众人都一度用鄙夷和憎恶的目光看着克洛茨……”凯恩斯，《随笔和生平梗概》（纽约，1956年），第229页［J.M.Keynes，Essays and Sketches in Biography（New York，1956），p.229］。

5.1890年或1900年前后的世界充满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身上那种令人吃惊的偏见，因为她后来成了如此坚决反对各种宗族或宗教偏见的战士；但在1904年，她问富兰克林是否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的第一天“遇到老熟人，还是只能和犹太绅士合作！”她评价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是“一个有趣的小个子，但犹太人气质太浓”。她还表示“犹太人的聚会真可怕。我再也不想听人提起钱、珠宝……或貂皮”。约瑟夫·拉什，《埃莉诺和富兰克林》（纽约，1971年），第135、214页［Joseph P.Lash，Eleanor and Franklin（New York，1971），pp.135，214］。

6.显然，对于犹太人的存在和影响的某种抱怨之声从未停止。俾斯麦的朋友赫尔曼·瓦格纳就是其中之一，1862年他写道：“犹太一族在血质上的确不同于欧洲的基督教民族，他们拥有不同的身体和体质，不同的情感与热情，与体质相关的是他们的异质性［Fremdschaft］。”由于无法创造自己的家园，犹太人“被他人统治，渴望被压迫和剥削……除了这些特点，如果再加上又肥又厚的皮肤以及易激动和大多容易染病的血质，我们面前的犹太人就像白种的黑人，但他们不具备黑人的活泼天性和体力工作的能力。相反，犹太人大脑的体积和活动让他们接近高加索人”。引自威廉·鲍尔博士，《1830年到1870年的德国文化》，收录于《文化史手册》，海因茨·金德曼编（波茨坦，1937年），第216—217页［Dr.Wilhelm Bauer，“Deutsche Kultur von1830bis1870，”Handbuch der Kulturgeschichte，ed.by Dr.Heinz Kindermann（Potsdam，1937），pp.216–217］。

7.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家。他的《耶稣传》将耶稣描绘成历史人物，否定其神性。——译注

8.在迪斯特的文件中有他妻子提交给国王的请愿书，请求恢复丈夫的军衔。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她引用迪斯特生平的一则往事，用一句话概括她那个时代与今天截然不同的道德世界：“当他临终的父亲痛苦不已地躺在床上时，儿子日夜守在父亲身边，带着最深情的爱哭喊道：‘要是我能为您受苦和去死就好了。’父亲回答说：‘别这样，我的孩子，你必须参军报效你的祖国。’”梅塔·冯·迪斯特（Meta von Diest）致威廉一世，1877年6月12日，DZA：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迪斯特—达伯对俾斯麦亲王的攻击和恢复军衔的请求，第401号，第1卷。

9.卡尔·洛贝尔图斯（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译注

10.迈耶尔曾经相当干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把宗教从人民夺走都是罪犯，但如果那个人还属于有产阶级，那么他还是个傻瓜—因为无论是谁把天堂从人民夺走，他必须给他们土地。”《德国土地报》（Deutsche Landeszeitung），1871年7月25日，引自库尔特·法伊贝尔曼，《鲁道夫·赫尔曼·迈耶尔》（维尔茨堡，1933年），第38页［Kurt Feibelmann，Rudolf Hermann Meyer（Würzburg，1933），p.38］。

11.另一方面，一位拉比代表两名因为布莱希罗德的发起活动而损失金钱的犹太人写信给他，提醒他注意，如果他的商业荣誉受到玷污，他将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危险：“到时候，你将无法带着你的数百万财产出现在上帝的面前，你将抛下尘世的财产，在最高审判者的宝座前，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保持自己的荣誉不受玷污，只有在那方面我们才会受到检验，如果被发现不合格，我们将被无情地驱逐。”但即使在尘世间也有危险，布莱希罗德一定知道“其他信仰的人如何经常无情地……把以色列人称为吸血鬼和放贷者”。布莱希罗德必须保证不为这类指控提供口实。大拉比兰茨贝格博士（Dr.Landsberger）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4月24日，BA。

12.施托克的传记作者瓦尔特·弗朗克（Walter Frank）是纳粹党员，他这样描绘新的受众：“除了小商人和小业主，还有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军官、公务员和青年学者，虽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陷入经济上的困境，但他们感觉在经济上更加强大的犹太人威胁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后者非常清楚如何如何把经济力量转化成教养，把教养转化成权力。他们的职业和社会阶层观点的形成与普鲁士军国政府关系密切，而唯利是图的犹太人否定这些观点，这是他们反对犹太人的另一个原因。”瓦尔特·弗朗克，《宫廷牧师阿道夫·施托克和基督教社会运动》，第二版（汉堡，1935年），第76—77页［Walter Frank，Hofprediger Adolf Stoecker und die 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2nd.ed.（Hamburg，1935），pp.76–77］。

13.他一定写信安慰过国外的朋友们。莫里茨·冯·戈德施密特在信中表示，他希望自己能认同布莱希罗德的观点，即施托克“像你说的那样并不危险，只是［他的鼓动］以某种奇特的方式迎合了你们马伊巴赫部长的毒树言论”。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2月3日，BA。

14.瓦尔特·弗朗克评价说，布莱希罗德的“抱怨混杂了东方拜占庭风格、胆怯、隐藏的威胁和不地道的德语，对于文化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这并非没有吸引力”。这份文件无疑发人深省，但被弗朗克嘲笑的混杂并非布莱希罗德的特有风格。除了稍显独特的德语，它符合德国市民阶层的一般风格。弗朗克，《宫廷牧师阿道夫·施托克和基督教社会运动》，第85—86页。

15.布莱希罗德把威胁移民国外作为最后一招，这种想法可能是对的。1908年，威廉二世宫廷的一位要人回忆道：“我的父亲显然是坚定的保守党人，但在犹太人问题上，他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相关政策不仅狭隘和不公正，而且有违道德。我们因为逐步迫使一些最好、最有事业心和最富有的家庭离开这个国家而伤害了自己，并因为驱使犹太人成为反对者而招致危险。”罗伯特·策德利茨—特鲁弛勒伯爵，《在德意志帝国宫廷的十二年》（伦敦，无日期［可能是1924年］），第217—218页［Count Robert Zedlitz-Trutzschler，Twelve Years at the Imperial German Court（London，n.d.［1924？］），pp.217–218］。

16.俾斯麦不是唯一认识到19世纪犹太人保守性格的人。迪斯累利笔下的犹太人银行家西多尼娅表示：“……如果你允许人们积累财产，而他们又充分利用这种许可，那么权力将与那些财产不可分割，让任何有权阶级的利益反对他们所处的制度极不明智。比如，除了他们拥有的勤奋、克制以及思想的能量和活跃等主要的公民品质，犹太人本质上是保皇和宗教上非常虔诚的民族，像逃避灾难一样躲避皈依者，并总是急于看到他们所在国家的宗教体系欣欣向荣……”尽管有时持激进立场，“犹太人本质上是保守党”。鉴于迪斯累利还认为他们掌握着巨大的秘密权力，这种事实令人安心。《康宁斯比，或新的一代》（纽约，1961年），第302—303页［Coningsby or，the New Generation（New York，1961），pp.302–303］。

17.1880年11月，圣瓦里耶伯爵为德国的反犹主义运动写了特别报告：“近来，德国媒体和外国媒体先后开始大力关注部分民众发起的反犹太人运动，这场奇怪运动更符合中世纪而非我们时代的理念。”攻击始于一年前，由施托克发起，矛头对准“犹太种族迅速而连续的篡权”。圣瓦里耶以戏剧性的细节总结施托克对犹太人垄断的指控，指出新成立的反犹联盟对施托克的主张提供更多支持。联盟由教士、教授和其他社会知名成员组成，甚至包括一些自由派，他们准备向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对犹太人采用限制性法律，“让人想起14和15世纪的迫害”。政府仍然无动于衷，但在议员、教授和作家中已经出现谴责新联盟的“强烈反应”。媒体论战已经开始，所有的重要报纸都为犹太人辩护，只有五六家报纸在攻击他们。圣瓦里耶写道，如果没有这场论战，反犹主义骚动将完全消失，媒体的喋喋不休只能归因于“主要报纸的出版人和编辑几乎都是犹太人。他们在请求保卫家园”，希望到处唤起对反犹主义的谴责。圣瓦里耶最后解释说，之所以提到如此“局部和短暂”的话题，只是因为他意识到驻柏林记者同样大多是犹太人的巴黎媒体夸大了该事件。圣瓦里耶致圣伊莱尔，1880年11月16日，MAE：德国，第38卷。

18.海因里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1833—1902），德国政治家，左翼进步党成员。——译注

19.施托克结语中的画面说明一切：“先生们，最近距此不远的地区发现一具尸体。尸检时在场的有一名该地区的犹太人内科医生、一名犹太人外科大夫、一名犹太人法官和一名犹太人律师，只有尸体是德国人。［听众大笑］先生们，我们不希望柏林或其他大城市遭受这样的命运，我们希望通过本民族自己的生命力让我们活下去，确保人民支持我们的努力。”《犹太人问题：普鲁士下议院关于议员汉内尔博士质询的记录》（柏林，1880年），第138页［Die Judenfrage：Verhandlungen des preussischen Abgeordnetenhausesüber die Interpellation des Abgeordneten，Dr.Hänel（Berlin，1880），p.138］。

20.伦敦的《泰晤士报》刊载这样的报道：“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人们对这场辩论多么感兴趣……辩论开始前，所有的旁听席就被挤爆。目前的争议让所有人深感兴趣，所有人都被牵扯其中，尽管相对很少有人敢于通过语言或行动表达自己的态度……宫廷包厢和外交旁听席早早座无虚席。在普通公众中……可以看到有比例惊人的男人和女人具有明显的犹太人特征。甚至议会外的人行道上也站满没能进场的人……有趣的是，辩论中针对的某些罪恶正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在外面的街道上。几位相当懒散但聪明的绅士（无疑来自东欧）平日里在菩提树下大街叫卖歌剧票……他们设法获得几张公众旁听证，现在正试图以高价出售……这一切让我们想起俾斯麦亲王的比喻，即猎人用来射鹰的箭上安了从那只鹰胸前拔下的羽毛。”《泰晤士报》，1880年11月22日。

21.年事已高的犹太作家奥尔巴赫在德国人中间度过整个文学生涯，并珍视自己的德国人身份。他痛苦而愤怒地旁听全部议会辩论，感叹道：“我白活了吗？”当几个月后他试图回应施托克时，拉斯克说服他不要这样做。安东·贝特尔海姆，《贝托尔德·奥尔巴赫》（斯图加特，1907年），第376页［Anton Bettelheim，Berthold Auerbach（Stuttgart，1907），p.376］。

22.埃萨·德·奎罗斯继续解释说：“这股反犹主义怒火的主题是犹太人群体的日益兴旺……高级金融和小买卖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在自由职业中，他们占有一切：犹太律师接到更多的案子，犹太医生接到更多的病人……但如果犹太人的财富触怒他［德国人］，看到犹太人赚钱绝对会让他发疯……［犹太人］总是像踏着被征服的土地那样高声谈笑……他们身上戴满珠宝，马车的装饰都是金的，还喜爱粗俗和显摆的奢华……在德国，犹太人慢慢地和偷偷地占有两大社会力量：交易所和媒体……”然后，埃萨·德·奎罗斯列举德国人对社会和经济的各种不满，如果是在过去，俾斯麦本可以用战争来消除它们。但战争已经不再可行，“由于战争希望渺茫，为了转移饥饿的德国人的注意力，俾斯麦亲王把矛头对准富有的犹太人。他自然不会暗示我主耶稣基督的死，但他提到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和犹太教会的势力。这解释了政府奇怪而灾难性的声明”。《英国来信》（俄亥俄州，阿森斯，1970年），第51—55页［Letters from England（Athens，Ohio，1970），pp.51–55］。

23.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喜欢将反犹主义归咎于犹太人。1875年，卡尔·迈耶尔·罗斯柴尔德致信布莱希罗德说：“犹太人自己要为反犹主义情感负责，目前的骚动必须归咎于他们的傲慢、虚荣和无以言表的无礼。”恰好一百年后，吉·德·罗斯柴尔德家族男爵（Baron Guy de Rothschild）公开表示：“对犹太人群体的最大单个威胁常常是犹太人。”拥有无与伦比的财富和力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难道对反犹主义全无贡献吗？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9月16日，BA；《纽约时报》，1975年3月30日。

24.一本在维也纳匿名出版，题为《俾斯麦亲王与反犹主义》（Fürst Bismarck und der Antisemitismus，维也纳胡戈·恩格尔［Hugo Engel］出版社，1886年，第143页）的书清醒地指出，即使最激进的反犹主义者也把俾斯麦视为“他们沉默但最有用的领袖”，尽管他们表现出各种激烈言行，“但据我们所知，德国首相迄今为止没有真正说过任何反对这一切的话，而且肯定没有发表过公开声明”。

25.他在这封写给流亡美国的德国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卡普（Friedrich Kapp）的信中提到那件“可怕的事”，即萨拉托加温泉一家酒店的所有人希尔顿（Hilton）禁止纽约银行家赛里格曼（Seligmann）入住，因为后者是犹太人。此事在美国和欧洲犹太人中引起轩然大波。

26.关于这点，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参加1919年初关于为德国公民提供食物的谈判中对德方代表的描绘。当时，凯恩斯竭尽所能地帮助德国人和减轻他们对协约国的仇恨：“当时，德国人见到我们……肥胖而恶心的埃茨贝格［Erzberger］身着毛皮大衣，走下讲台前往元帅沙龙。他身边是一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上尉，后者脖子上挂着铁十字，面庞和体态非常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猪。这些人极其贴近大众对匈奴人的想象。那个民族的个体外貌实在非常令人反感。谁知道这是不是战争的真正原因呢！”凯恩斯，《随笔和生平梗概》，第202页。

27.布莱希罗德的名字马上出现在俾斯麦与施托克的新争议中。在1887年的关键选举中，政治联盟提名天主教徒克里斯托弗·约瑟夫·克莱默为柏林选区的候选人，对手是进步党领袖欧根·里希特。克莱默是施托克的朋友和合作者，据说还是70年代中期刊登在《日耳曼尼亚》上的一篇反犹主义文章的作者。此人很可能令自由党或犹太人的感情陷入尴尬。他在选举前夕退出，有传言说布莱希罗德为此花了1万马克。里希特和施托克提到这些传言，克莱默最终出版一本小册子《冯·布莱希罗德先生所谓的1万马克》，辩解说他本人没有收布莱希罗德的任何钱，而布莱希罗德支持他认同的主张无可厚非：“我们不应该首先考虑冯·布莱希罗德先生可能至少是民族自由党人还是自由保守党人。或者他最终是否会变得更加‘保守’，因为他通过婚姻让女儿跻身西里西亚的贵族，并多次散布消息称，他本人已经皈依基督教。”克莱默宣称，令人吃惊的不是布莱希罗德可能给了政治联盟委员会1万马克，而是他没有给10万或20万马克。不过，克莱默当时真正的敌人是施托克—这并不奇怪，因为德国反犹主义者内部总是争吵不休，他们的受害者有时也这样。克里斯托弗·约瑟夫·克莱默，《冯·布莱希罗德先生所谓的1万马克》（柏林，1889年）［Christoph Joseph Cremer，“Die angeblichen10，000Mark des Herrn von Bleichröder”（Berlin，1889）］。

第十九章　苦涩的结局

……但依我看来，

吃得太饱和完全没东西吃的人

同样痛苦。

——《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2场

反犹主义不是布莱希罗德唯一不得不忍受的痛苦。但它刻薄而且无处不在，让其他所有的不快更加难以忍受。布莱希罗德遭受着富人的苦恼，每天都有求助性请求，无论是来自著名的慈善组织还是听闻布莱希罗德传奇般仁慈的陌生穷人。有时，人们也会采取其他做法。在反犹主义骚动期间，布莱希罗德多次成为勒索的受害者。1880年11月底，他收到三封匿名信，对方索要的金额并不大，从1500到3000马克，要求他把钱放到预先指定的地点。如果他拒绝，他的一位家人将被杀害。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前记者要求得到500马克，否则就会揭露某个可怕的丑闻。1881年4月，自由派的《柏林日报》以《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勒索企图》为题刊载其中一些威胁的概况。布莱希罗德对被报告感到愤怒，马上向他的朋友，柏林警察总监圭多·冯·马达伊抱怨此事[1]。马达伊之前曾试图阻止媒体获悉勒索企图。同样在1880年冬天，布莱希罗德的女儿埃尔泽遭遇威胁或无礼言行，马达伊承诺暗中派警察保护她[2]。

19世纪80年代末，有名妇女试图勒索布莱希罗德，威胁曝光她丈夫与埃尔泽的通奸行为。布莱希罗德将此事交给检察官，法庭判处那名妇女三个月监禁；反犹主义媒体看到了这条新闻[3]。布莱希罗德的财富和地位既让他获得保护，也给他带来危险。

布莱希罗德与马达伊的关系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马达伊是个有点神秘的人物，符合他的警察头子身份。社会党人特别憎恶他，认为他是“实际上的帝国警察部长”，主管着包括审查在内的事务[4]。有作家称他为“最糟糕的反动者”和施托克的保护伞，而当时的一些反犹主义文人则指责他是犹太人，并与犹太人关系密切，特别是布莱希罗德[5]。马达伊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非常亲密，常常以“亲爱的朋友和施恩者”开头。这种关系毫不意外地以礼尚往来为基础。布莱希罗德给马达伊的妻子送过礼物，并向她的慈善团体捐赠过，更重要的是，他把马达伊的儿子康拉德从自身无能造成的后果中解救出来。身无分文、没有工作和处于极度绝望中的康拉德致信布莱希罗德，表示他离开了父亲给他找的工作，因为雇主是“典型的民主派”，但他无法向父亲承认此事。布莱希罗德同意保护那个孩子“免遭最可怕的不幸……为了赢得我父母的爱，我会日夜工作”—但他在萧条中找不到工作，布莱希罗德的帮助至关重要[6]。反过来，老马达伊不时向布莱希罗德提供信息，并试图（没能成功）在布莱希罗德的岳父金婚时为其“索取”三等王冠勋章，但遭到内政部长奥伊伦堡的拒绝，理由是金婚不足以授勋[7]。马达伊还为布莱希罗德各种宴会提供特别警卫。不过，布莱希罗德也不断接到马达伊手下某些警官的请求，记录显示，他和门德尔松以及瓦绍尔等银行家一起以300马克的小笔款项“支持”几名警官，但回报不明[8]。

但马达伊的主要角色是帮助布莱希罗德解决个人麻烦。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布莱希罗德卷入可怕的丑闻，就像那个世纪经常发生的一样，他同时遭遇通奸指控和敲诈企图。德高望重的他几乎被控作伪证。他的警方档案对此做了一些记载，而司法部厚厚的文件包含大部分正式材料。大量低俗下流的小册子向公众描绘不堪入目的细节，并提出伪证和腐败指控。当时的法庭和今天的历史学家唯一忽视的是此事的完整真相，但我们对这件事有足够了解。

不容置疑的事实很少，但简单而可耻。从1868年起，一位名叫朵萝提·科洛纳（Dorothee Croner）的柏林离婚妇女开始向布莱希罗德提出金钱要求，理由是她的丈夫在家中发现布莱希罗德后与她婚姻破裂。很久以后真相大白，法庭允许科洛纳夫人离婚的理由是她的丈夫通奸，而且被认定为唯一的过错方。这个女人提出要求后，布莱希罗德马上找到警察局局长冯·德里加尔斯基（von Drygalski）和警官霍普（Hoppe），希望他们做出某种和解安排。布莱希罗德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警官作为自己的代表，霍普后来还为他服务多年—霍普的主管和布莱希罗德的朋友马达伊对此心知肚明。收到钱和更多补偿的承诺后（具体数字仍有争议），科洛纳同意前往哥本哈根，德里加尔斯基的下属，刑事警察胡戈·冯·施魏林（Hugo von Schwerin）护送她前往。19世纪70年代初，科洛纳返回柏林，根据霍普的官方记录，她一直试图提高自己的定期补偿：“她抓住一切机会保持和加剧冯·布莱希罗德先生的神经紧张……每天给他写一到两封长信，或者在他散步时突然出现在他身边。”[9]她交替使用威胁和乞求的游戏引起同样的交替反应，对方时而慷慨，时而试图通过切断一切资金来迫使她投降。1875年1月，布莱希罗德的法律调解人卡利什博士（Dr.Kalisch）去世，我们手中的第一封马达伊就此事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正是从那年6月开始的[10]。后来，马达伊承认“布莱希罗德曾请求我亲自干预科洛纳夫人令人无法忍受的不断骚扰和乞求。不过，我所做的只是让她来见我，并向她提出严正警告”[11]。警察总监的亲自干预无疑对她产生一些震慑效果。

但这种效果既不长久也不足够。1880年4月，她再次向布莱希罗德发起1.8万马克的民事诉讼，声称他们在1865—1866年间有过亲密关系，并因此导致离婚。她还表示，通过卡利什先生，布莱希罗德在书面协议中同意在她有生之年每月支付给她30塔勒，在每年的四个重要犹太节日支付25塔勒，并为她的孩子们提供一笔钱¹。这些数字微不足道，相当于马达伊付给他的最廉价线人的报酬[12]。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科洛纳承诺不向布莱希罗德的妻子透露此事。问题在于，她那份所谓的协议已经神秘地失踪了。在随后的调查中（显然完全不为公众所知），布莱希罗德两次发誓。首先是文书誓（Editionseid），他发誓自己没有所谓的协议文书；然后是履行誓（Erfüllungseid），内容有些拗口：“我发誓，我签署了以在对方有生之年每月支付30塔勒等承诺为条件交换她不向我妻子透露我与她关系的文件不属实。”根据这些誓言，加之法庭认为“拥有如此出色商业头脑的……著名商人”不会在这样一份旨在保守秘密的协议上签署自己的名字，科洛纳的案件被驳回。检察官交给她一份对案件的详细回顾，强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商人之一的被告”会“愚蠢到”提供给她关于某件希望她守口如瓶之事的证据是绝无可能的[13]。

检察官从审判过程中得出唯一可能的推断：布莱希罗德的确与科洛纳有不合法的关系，事实上向她支付了一大笔钱，并得到普鲁士警方最高层的帮助[14]。历史学家也无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此关注社会地位的布莱希罗德居然会与这样的女人偷情实在是咄咄怪事，根据所有人的描述，她完全不具备美貌、魅力和地位。布莱希罗德第一次见到她时，可能还不知道她在19世纪50年代末已经因为勒索被判三个月监禁。法庭文件形容她是文盲。能够买得起最上等奢侈品的男人显然与一位平凡、愚蠢和刻薄的女人（不友善的传言有时也把这些特点安到他妻子身上）有过短暂的偷情。通奸没有品位可言，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布莱希罗德希望谨慎地“出轨”（Seitensprung）。但朵萝提·科洛纳并不谨慎—因为短暂的不法放纵，盖尔森遭受多年的勒索、流言和卑鄙的曝光。不那么富有的人和不那么显赫的公民可能不会遭受那么大的痛苦。

他的两次起誓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法律程序，但也带来无穷无尽和日益糟糕的影响。科洛纳觉得受了委屈，正在此时，一个典型的地下世界怪人和她走到一起，此人集偏执、自负和无限愤恨于一身，并对个人利益拥有狡猾的嗅觉。1880年，刑警胡戈·冯·施魏林因为被指与赌徒勾结而遭到开除，他本人的说法当然不是这样，显得他完全无辜[15]。他认为自己是阴谋的牺牲品。被从警局开除后，他失去养老金，也找不到其他工作。在愤怒和绝望中，施魏林显然想起自己曾代表布莱希罗德的保护者护送科洛纳前往哥本哈根。现在，他开始给科洛纳帮忙，这样做既有利可图，因为他将获得科洛纳从布莱希罗德那里争取到钱款的十分之一，而且带有报复意味，因为施魏林认为他可以让前老板和布莱希罗德的生活陷入痛苦。另一项心理回报是，他可以让科洛纳不以被告身份出现（据说两人当时已经同居），而是作为纯洁的普鲁士正义的捍卫者—在这个案例中，正义显然受到侵害。

1883年，科洛纳和施魏林一起要求检察官对布莱希罗德提出作伪证的指控，理由是他在1881年第二次起誓时说谎。作伪证显然是严厉的指控，如果被判有罪，布莱希罗德可能身陷囹圄，人生和事业将毁于一旦。检察官开始重新调查，召集证人起誓作证。1883年11月，他宣布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施魏林和科洛纳直接向最高法院请愿，试图推翻这个决定。但在准备过程中，科洛纳正式撤回请愿，因为现在她确信“被告无辜”。经过全面考虑，法庭认定没有足够的证据发起诉讼，于是撤销了该案件[16]。

很难理解她为何突然变卦，除非假设布莱希罗德说服科洛纳宣称他无辜，这样做对两人都有好处。根据从未被否定的传言，布莱希罗德的调解人是他前雇员、前柏林市长韦伯（Weber），此人给了科洛纳7.5万马克²。唯一的麻烦是她拒绝分给施魏林十分之一，导致后者变得比以往更加愤愤不平。布莱希罗德的调解人最终说服不情愿的施魏林接受直接来自布莱希罗德的6000马克，施魏林本人承认这笔交易[17]。但这6000马克进一步刺激施魏林的良心。现在，他单枪匹马地为科洛纳辩护和控诉布莱希罗德。他确信上层的腐败保护了布莱希罗德，正义遭到抛弃。从1884年开始，布莱希罗德在普鲁士司法部的文件中加入大量施魏林的请愿书；他向检察官和法官、普特卡默和弗里德贝格、威廉一世和皇储发出愤怒的请求—在所有这些请求中，施魏林用无礼而谄媚的语气暗示，被不公正地开除的他是法律神圣性的唯一捍卫者。他的指控逐渐升级，断言布莱希罗德受益于最高等级的司法保护。文件显示，司法部长海因里希·冯·弗里德贝格本人对此事感兴趣，要求用特别函件把报告直接发给他，虽然施魏林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点。显然，弗里德贝格的下属们知道布莱希罗德是俾斯麦的特别亲信。检察官和法官们相信，布莱希罗德在1881年做了误导性证言，卡利什为了满足科洛纳的要求曾经制定过某种协议，但他们都不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认定布莱希罗德作伪证。（毕竟，布莱希罗德只是起誓自己没有签署过任何协议，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代理人卡利什。）没有司法上的渎职行为，施魏林等人多年来抓住不放的只是强烈的偏袒气息。

政府最高层不得不应付施魏林的指控。人们不得不向威廉通报情况，弗里德贝格和普特卡默开始官方通信，而皇储则询问施魏林的指控是否诽谤，是否应该为此被起诉。但这同样遭到否定，因为私人请愿传统上被免予起诉[18]。地下骚动继续维持一段时间。

1884年，部长会议讨论此事。布莱希罗德曾邀请全体内阁赴宴，但弗里德贝格觉得“有必要警告人们暂时与布莱希罗德保持距离，因为他正面临不光彩的案件”。弗里德贝格（荷尔斯泰因声称他是布莱希罗德的远亲）向内阁全面通报案件，特别提到科洛纳已经将伪证指控从不情愿的公诉部门转到法院本身—荷尔斯泰因认为，这暗示弗里德贝格主管的检察官和布莱希罗德勾结，但也可以解读为科洛纳被允许用尽各种法律手段。一周后，布莱希罗德再度发出邀请，这次弗里德贝格接受了，因为“那个女人已经撤回指控”。荷尔斯泰因本人的评价发人深省，也许还具有典型性。他指出，“弗里德贝格的焦虑……首先是担心布莱希罗德这个犹太人可能在当下的反犹主义时代引发丑闻，导致检察官的办公室无法运行”。（弗里德贝格是个皈依犹太人。）简而言之，荷尔斯泰因相信司法受到干涉；他同样认为布莱希罗德有罪，因为无罪者会坚持高调宣传指控，而不是买通科洛纳撤回案件。但布莱希罗德也可能在法律上无罪，却不愿面对公开审判的羞辱。

荷尔斯泰因还更加愤怒地表示，“因为担心触怒首相大人”，俾斯麦的女婿兰曹拒绝向岳父通报布莱希罗德的案件和内阁的讨论。相反，处于麻烦漩涡中的布莱希罗德还被邀请到弗里德里希斯鲁，因此“巩固了自己的声望……［他］回来时容光焕发”[19]。由于荷尔斯泰因知道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传播者。如果荷尔斯泰因怀疑布莱希罗德有罪和与官方勾结，其他人可能也有类似的怀疑。面对这样的良机，反犹主义者无法保持沉默。

从1884年到1886年，施魏林满足于提交关于布莱希罗德所谓作伪证的请愿，有时也请求恢复他自己的职务。他没有收到满意的答复，到了80年代末，特别是俾斯麦被罢免后，他开始与反犹主义领袖赫尔曼·阿尔瓦特联合，后者和施魏林一样，也是来自地下世界的道学家。在发现反犹主义这个神圣使命前，阿尔瓦特曾因为挪用公款而被免去校长职务[20]。他身经百战而且擅长抹黑，成了反犹主义运动的领袖。1891年，他出版《雅利安民族与犹太人的殊死斗争》（Der Verzweiflungskampf der arischen Völker mit dem Judentum），该书第二部分《犹太人的誓言》中的六十四页文件和评论只可能由施魏林提供。在阿尔瓦特的手中，臆测和道听途说变成事实，编造出一个看似真实的纵欲、作伪证和腐败的故事，堪称反犹主义畅销书的完美程式。在罗列“事实”后（包括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布莱希罗德让科洛纳把密信藏在胸部，带给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他最后传递了必要的反犹主义信息：“让犹太人滚出我们的司法体系，否则德国就完了。”布莱希罗德的故事再次展现犹太人的邪恶力量，但罪魁祸首是被罢免的首相：1871年，“俾斯麦将德国交给那个‘大犹太人’，后者将它榨干”[21]。作为帝国议会议员，阿尔瓦特指控布莱希罗德作伪证，并与司法当局勾结，特别是与“犹太人”弗里德贝格。他的小册子售出数千册，“引起了巨大轰动”³。这对布莱希罗德和当局发起明白无误的挑战。

阿尔瓦特的指控马上引起共鸣。重要的社会报纸《前进报》（Vorwärts）将布莱希罗德的故事描绘成资本主义社会腐败的证据：

冯·布莱希罗德男爵是股市的小酋长和围绕金牛犊起舞的领舞者，我们对他的情事不感兴趣。但阿尔瓦特的小册子指责柏林警方帮助布莱希罗德掩盖和压制这桩丑闻……这涉及公共利益。这个问题就是安全部门是否真的协助富人—我们不在乎他是否代表受过或没受过割礼的资本家。

阿尔瓦特以假定的文件证据为基础指控警方与布莱希罗德勾结，这是否属实？如果警方的确有阿尔瓦特所控诉的行为，“那将是对法律的公然违背、对公共安全的巨大威胁、对官方权力的恶意滥用，法庭最直接的干预应该是不言自明的结果”[22]。早前，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也在社会党人的《新时代报》（Neue Zeit）上提到阿尔瓦特的指控：

特别是犹太人大资本家通过作伪证来逃避向被抛弃的情妇支付赡养费，而一些警官协助他干了私下摆脱不利证人的肮脏事，此事已被证明非常有可能。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是，为何官方不对证据展开调查，毕竟此事给“敬畏上帝的虔诚帝国”抹了黑。[23]

社会主义者的视角是阶级正义，反犹主义者则从种族正义的角度出发。19世纪90年代，阿尔瓦特领导下的反犹主义运动卷土重来，他的伪证和勾结指控对追随者具有无法抵挡的吸引力。有时，指控变得更加异想天开：警方代理人报告说，在一场有1800名听众参加的柏林反犹主义集会上，有位阿克斯博士（Dr.Ax）指控一名犹太医生试图毒死科洛纳，并提供各种必要的可怕细节。另一位发言者的叫嚣赢得满堂喝彩：“趁着犹太人还没把你们锁进基督徒区，先把犹太人锁在他们的老巷子里。”[24]数以百计的集会响应这些指控，数十种报纸和宽幅印刷品到处宣扬它们，政府也不断收到要求重开布莱希罗德案件的请愿—因为根据申诉时限规定，他在1891年后将无法被定罪。警方一度没收阿尔瓦特的小册子并起诉他，这为该案件染上壮烈的色彩[25]。

1891年秋天，在这样的混乱中，几名内阁成员调查该案件。司法部长正式质询检察官和总检察长，阿尔瓦特的新证据是否足以要求重开此案。低俗和体面的报纸都听说了这次质询，纷纷报道可能会有新的起诉。

重新仔细核查全部证据后，主检察官传唤了一些证人，并发现阿尔瓦特的小册子中披露的某些19世纪80年代初的文件已经失踪。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理由重开此案。他回忆说，布莱希罗德没有用诉讼来对付阿尔瓦特的公然挑衅“令人吃惊”，但原因可能是害怕丑闻扩大。他认为无法获得足够的证据，说服法庭相信布莱希罗德发了伪誓。鉴于该案的“特殊性”，加之过去所有的寻找无可辩驳证据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建议目前不要重开此案[26]。检察官和司法部长先后表示认同，1891年10月末，他们正式决定不重开此案[27]。

对布莱希罗德而言，这一定算得上小小的安慰。他在阴霾下生活多年，情况有时较为不利，有时有所好转。几位朋友对他表示同情。1890年12月，保罗·林道在写给布莱希罗德的信中谈到两人正遭受的可怕侮辱：“您同样不幸地撞上世界上最卑劣的贱民。”[28]但和布莱希罗德本人一样，大部分伙伴尴尬地保持沉默。

即使申诉有效期已过，即使司法部长竭尽所能地保持“最严格的机密”，风暴也没有减弱⁴。《北德大众报》刊载官方声明，否认新调查将导致重开此案，已经决定不这样做[29]。1893年1月，一份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几乎肯定出自施魏林之手）问世，题为《施魏林与布莱希罗德》（Schwerin und Bleichröder）。它传递的意思非常简单：

男爵、伯爵、亲王和许多最高层的国家显贵纷纷向他[布莱希罗德]示好，德国人已经如此接受一个腐化千年的外来种族，他们以钱袋为上帝，以欺诈为信仰。德国人，团结起来，为德国的法律体系而战，否则你们将再无出头之日。[30]

小册子的其他部分如出一辙，以早前诉讼过程中的无数文件作为佐证。布莱希罗德可能也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警方和政府各个部门当然也不例外。

公共煽动和私下勒索都没有停止。无数文章和影射让案件无法平息。1892—1893年冬天，朵萝提·科洛纳回到柏林，找到另一个愿意起诉布莱希罗德的“保护人”。甚至连她的女儿也加入战团，请求以作伪证为由审判布莱希罗德。这次起诉同样被正式驳回[31]。《大众报》（Volks-Zeitung）的消息表示，刚刚返回的科洛纳再次找到检察官，因为她向布莱希罗德索要数十万马克的请求仍未得到答复。她声称布莱希罗德在1891年给过她4万马克，想要堵住她的嘴，但她的现任丈夫偷走了其中的四分之一。该报在1893年2月18日报道这个故事，并起了恰如其分的标题：《旧事新说》[32]。

公开的影射让布莱希罗德的生活直到最后都苦恼不已。与此同时，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仍然扮演着自己的公共角色，同部长们会谈，并招待显贵们[33]。尽管身体日益虚弱，但他直到最后都忙碌着。对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攻击发生在1893年2月18日。第二天，布莱希罗德在短暂的发病后死于肺水肿，享年71岁。

布莱希罗德人生的各种矛盾也体现在他的结局中。人们为他举行奢华的葬礼。普鲁士掌礼局收到一份关于这位逝世贵族最后荣耀的全面报告。布莱希罗德的宅邸变成庄严的悼念厅。“他的宫殿顶上飘扬着降到一半的黑旗”，随处可见精美的棕榈枝和鲜花，还有布莱希罗德、俾斯麦和威廉的半身像，棺材的脚下放了四个垫子，上面摆放着他的勋章和奖章—棺材顶部是他自家的花圈，还有来自俾斯麦的插在鲜花中的棕榈枝，以及来自英国大使馆的两个花圈。“阿尔方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派特使从巴黎送来一个巨型花圈，一半是紫罗兰，一半是‘尼尔元帅’玫瑰。”波蒂谢部长和莱恩多夫伯爵献上巨大的棕榈枝，商业公司竞相奉上最好的插花。铁十字骑士们也在棺材附近放置花圈。参加葬礼的有外交使团和政府成员，高官和国际商界代表。马伊鲍姆拉比（Rabbi Maybaum）宣读长篇悼词，列举布莱希罗德的伟大成就，但主要称赞了显示出“他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财富之巨大危险”的特点和行为。“我们在这里首先强调他的虔诚和父母。他很少错过在犹太教堂举行的缅怀活动，并建立基金会缅怀父母—愿他们在天堂安息。”[34]“壮观的送葬队伍”最终经过布莱希罗德的出生地，来到位于舍恩豪泽大道（Schönhauser Allee）的犹太公墓，按照犹太人的仪式将他安葬。最后的盛大仪式就此结束—根据官方的报告，这几乎堪称国葬[35]。

报纸也纷纷刊发长篇悼词：“德国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国金融界］失去最杰出的代表。”但主要的犹太人报纸出言谨慎：

盖尔森·冯·布莱希罗德的去世结束了他充实而成功的人生，但他的人生也没有逃过人类的悲伤和烦恼……取得如此伟大的物质成功并非没有经过艰苦的斗争，并非没有遭遇过伴随人们终生、对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嫉妒和其他敌意。盖尔森·冯·布莱希罗德最大程度地经历这些，在其他方面，命运同样多次重创他。[36]

掌礼局或报纸都没有记录警方文件中的一份官方记录。这份由奥伊伦堡伯爵提供的记录写道：“布莱希罗德的后人很担心反犹主义示威”可能会干扰送葬队伍；他们还担心，有人会在前往公墓的沿途发放关于这位“最卑鄙犹太人”死亡的恶毒小册子⁵。警方负责人里希特霍芬做了必要安排，暗中部署特别的保护，葬礼得以平安无事。第二天，布莱希罗德的后人送给柏林市长10万马克，用于公共目的和纪念先父[37]。

布莱希罗德满载着荣誉安息了，但他仍然需要国家的保护。为了奖赏他的服务，普鲁士王室和德意志帝国给了他丰厚的回报。他唯一没有得到的是归属感和安全感，是确保获得接受的感觉。也许那就是融合之痛苦的本质。

1.第二项要求强烈暗示她是犹太人。在重要节日支付的规定是否可以追溯到赎罪日的传统习俗呢？即如果罪人表示忏悔，并向受害者道歉，那么即使受害者仍然心怀怨恨，过错方也不再会受到指责。我的朋友杰伊·温特（Jay Winter）向我提出这种解释。

2.根据1896年科洛纳写给司法部长的信，从1884年到1893年，她每年通过前市长韦伯收到6000马克。当韦伯减少支付，并最终在布莱希罗德死后停止支付后，她变得穷困潦倒。科洛纳致朔恩施泰特，1896年4月30日，DZA：梅泽堡：司法部，对枢密商务顾问冯·布莱希罗德的调查，文件8，编号764。

3.阿尔瓦特知道自己对事实经常相当漫不经心，在被要求证明某项指控时，他曾回答说：“如果我无法证明某事，那么我就下断言。”赫尔穆特·冯·格尔拉赫，《从右派到左派》（苏黎世，1937年），第114页［Hellmut von Gerlach，Von Rechts nach Links（Zurich，1937），p.114］。

4.1892年，莱比锡出现又一份匿名的反犹主义小册子，真正的作者是巴尔德（Balder）。《俾斯麦的真相：致德意志民族的公开讲话》（Die Wahrheitüber Bismarck：Ein offenes Wort an die deutsche Nation）重复关于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所做的各种欺诈交易的老掉牙传言：“通过俾斯麦，布莱希罗德得到权力和声望；通过布莱希罗德，俾斯麦得到同样的—他们是一对当代的名人。”（第117页）小册子还指控布莱希罗德控制了50家报纸，积累了7亿马克的财富。

5.家人的担忧并非全然没有理由。一家新教徒报纸对于他去世当天“整个犹太人媒体称颂盖尔森·冯·布莱希罗德为‘圣人’”感到愤怒，指责他们忘记针对他的所有严重指控。该报试图揭穿“一个虚假时代的虚假膜拜”。《大众路德福音教会报》（Allgemeine evangelische-lutherische Kirchen-Zeitung），1893年3月21日，引自《真理封印：犹太人词典》（埃尔福特，1929年）［Sigilla Veri.Lexikon der Juden（Erfurt，1929）］，第646页，“布莱希罗德”词条。

后记　家族的衰败

思想先于行动，就像闪电先于雷声。德国的雷声具有真正的德国人性格：它并不非常灵活，有点迟缓地隆隆而来。但它终会到来，当你听见世界历史上从未被听见过的碰撞声时，你就知道德国的霹雳终于降临。在这混乱中，老鹰会从空中坠亡，非洲最偏远荒漠中的狮子会咬住自己的尾巴，爬进它们高贵的巢穴。比起德国将要上演的剧情，法国大革命将显得只是单纯的田园诗。

——海因里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历史》

（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决定是今天逃走还是可以等到明天所需的智力，可以让你在几十年前创造出不朽的杰作。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逃亡者对话》（Flüchtlingsgespräche）

作为布莱希罗德的公共遗产，带有他姓氏的银行继续在柏林扮演着显赫的角色—但从他去世后不久，银行就开始走下坡路，不过最初几乎注意不到。其他私人银行遭遇类似的命运，它们被大银行排挤或者吞并[1]。布莱希罗德死后，他的银行与德国政府的联系不像过去那么亲密。银行业务由高级主管尤里乌斯·施瓦巴赫接管；盖尔森的长子汉斯·冯·布莱希罗德是任职合伙人（active partner），他从1881年就开始在父亲的银行工作，但他的工作热情并未随着年龄或职责的上升而提高。下载资料请关注我的博客https://http561856124.wordpress.com/

布莱希罗德银行仍然享有国际声誉，是欧洲的精英私人银行之一，伴随德国新的世界政策，它的业务领域不断扩大。布莱希罗德银行与贴现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和门德尔松家族等老伙计合作，参与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政府贷款项目。该行继续在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墨西哥金融中占据主导地位；布莱希罗德还在世时，纽约的拉登堡和塔尔曼公司（Ladenburg，Thalmann and Company）就已经成为该行事实上的财产[2]。施瓦巴赫属于“国际高级金融界无视边界的杰出代表”。从1898年到1914年，在法国和德国银行的许多合资项目中，布莱希罗德银行首屈一指。即使各自的政府渐行渐远，莱茵河两岸的银行家们仍然偏爱延续他们低调和有利可图的和平合作[3]。

我们对盖尔森去世后该行的状况了解较少；施瓦巴赫时代没有私人文件留存，而该行本身也失去许多独立声望。它保留了在德国的显赫客户和在国外的地位。1897年，尤里乌斯·施瓦巴赫庆祝自己加入布莱希罗德银行五十周年。根据警方的报告，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他向慈善机构捐赠10万马克，尽管作为唯一已知的接受者，柏林的犹太人改革协会只收到2万马克。他对犹太人群体非常慷慨，但他的孩子们都放弃信仰，选择皈依新教。施瓦巴赫的年收入估计为250万马克，总资产达2700万马克。政府拒绝再授予他一枚勋章作为纪念。一年后他去世[4]。

即使在施瓦巴赫生前，盖尔森的孩子们在银行中扮演的角色影响也很小。汉斯是银行成员，雅姆斯是隐名合伙人—根据警方档案，后者入股1400万马克。从1896年到1903年，警方估计雅姆斯的财富从1600万马克增加到2200万马克（想必反映了该行的兴旺），他在1903年的年收入估计为80万马克¹。格奥尔格也一度是隐名合伙人。

该行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自己过去的荣耀之上，甚至在尤里乌斯·施瓦巴赫生前便是如此。从马克斯·瓦尔堡写给他在纽约的兄弟保罗的信中可以推断出，该行的国际声誉已经不如过去，因为施瓦巴赫愤愤不平地抱怨被伊利诺伊中央证券的发行“完全排除”。马克斯敦促兄弟与库恩和劳埃布公司（Kuhn，Loeb and Company）讨论布莱希罗德银行未来对美国事务的参与，他同时哀叹自从布莱希罗德死后，该行管理者的素质大不如前：“这仍然是我们首屈一指的犹太人银行；此外，我们对此事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听说布莱希罗德银行一度与贝伦家族关系紧张。”—该行与瓦尔堡家族的关系同样如此[5]。

随后的三十年间，该行继续由施瓦巴赫的儿子保罗执掌。保罗最初有过别的职业规划，他学的是历史，写过关于17世纪法国税收管理的令人称道的论文。1896年，29岁的保罗加入布莱希罗德银行，两年后接替去世的父亲担任主管。年迈的俾斯麦几乎马上将其召到弗里德里希斯鲁，他回忆过去更加美好的时光，严厉指责威廉二世和在1890年抛弃他的保守党，并短暂地提到延续布莱希罗德银行与他的金融关系。在会面结束前，俾斯麦说：“我还有两个愿望：希望再次见到伐尔岑和再次用冷香槟把自己灌醉。”[6]这是他最后的几次会面之一，四个月后俾斯麦去世²。俾斯麦家族与布莱希罗德银行的良好关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7]。

保罗·施瓦巴赫很快开始在柏林社交界扮演重要角色，比起当年的盖尔森，他进入社交界更加容易。1893年，当他申请预备役军官的委任状时，他的部队向柏林警方提出各种问题，首先是（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尤里乌斯·利奥波德·施瓦巴赫家族仍然追随摩西信仰吗？”警方马上做出回复，虽然这家的父母仍然追随摩西信仰，但“三个儿子都皈依福音教会”—原稿上的“信仰”被划去，代之以“教会”[8]。这个障碍被去除后，加之他在1896年娶了一位汉堡的著名银行家之女埃莉诺·施罗德（Ellinor Schröder），保罗可以开始社交生涯。

施瓦巴赫家族在柏林开设了一家光鲜的沙龙，供外交官和官员们聚会。他们还在克尔岑多夫（Kerzendort）拥有一处专属庄园，卡尔·菲尔斯腾贝格这样的特殊朋友经常造访那里[9]。保罗获得巨大的社会声望。1907年，他被封为贵族；就在不久前，他帮助威廉二世在科孚岛（Corfu）上买了一处地产。现在两人都有了“太阳下的位置”³，保罗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船舶建造商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对此“深恶痛绝……［因为］犹太富人的社会野心只会加剧反犹主义”[10]。但施瓦巴赫是荷尔斯泰因的密友，并时常参加威廉的宴会和狩猎活动，他不再觉得自己是犹太人，即便其他人对此念念不忘。不过，与布莱希罗德的后人类似，施瓦巴赫及其后人也无法避免调和犹太人血统和融入热情的问题。

和盖尔森一样，保罗无法抵抗外交的诱惑。但和盖尔森不同，在为外国政客和银行家（当然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执行各种使命时，保罗非常小心谨慎。他多次主张节制，特别是在几次摩洛哥危机中，并受柏林官员的委托向法国和英国政客传递表达和平意图的私信。他与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他童年时的朋友埃尔·克劳爵士（Sir Eyre Crowe）关系最为亲密，完全没有察觉到后者的反德情感。他是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但并非无条件的沙文主义者或扩张主义者。一战爆发后，他回到自己的部队。后来，他与比利时的德国占领军当局保持着联系，并试图拯救伊迪思·卡维尔（Edith Cavell）的生命[11]⁴。怀着和平意愿的国际银行家们在战时的柏林扮演次要角色。保罗不赞成许多工业家的扩张主义计划，反对无限制潜艇战。（1917年5月，他写道：“我不确定潜艇战的延期是否真的要归功于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先生⁵。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为祖国立下大功，很难高估他的贡献。”[12]）

保罗不是皇帝统治的无条件赞美者；他抱怨该政权的拜占庭风格，对醉心权力的泛日耳曼主义者感到警觉。但和大部分德国人一样，德意志帝国的覆灭给他带来可怕的打击。1918年，他加入民主党，尽管他后来可能再次右倾。1921年，在庆祝自己加入布莱希罗德银行二十五周年时，他回想起盖尔森，称其为第一个认识到和体现政治与金融间密切关系的德国人：“冯·布莱希罗德先生知道，如果个体商人想要成功，他们的活动就永远不能离开祖国的共同目标。”[13]这也是他本人的看法，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与当权者和重要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与冯·莱宾夫人⁶的亲密友谊，他继承了与盖尔森亦敌亦友、对其最为怨恨的弗里茨·冯·荷尔斯泰因的遗稿。战争结束后，他重新开始与外国友人通信，试图让英国政客和银行家相信，贫困潦倒的德国将毁掉欧洲。1925年5月，他在写给一位英国合作伙伴的信中表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最大的危险：

根据我所说的，唯一的出路是改变俄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我认为，如果欧洲所有国家的内阁采取积极的政策，形成所谓的统一阵线，它们应该能找到让俄国发生改变的方法。我所说的改变并非让沙皇回归宝座，政府的形式只是无关大局的细节，我们所关心的是经济体制。[14]

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让他没有对国内的致命危险做好准备。

加入银行二十五周年之际，保罗在谈到汉斯和格奥尔格·布莱希罗德时流露出某种优越感，这两人原先是他的合伙人，“但主要忙于别的事”[15]。（1902年，运动发烧友格奥尔格死于车祸。汉斯于1917年去世。）随着布莱希罗德的后人继续迅速变得堕落、放纵和懒惰，保罗的角色的确显得愈发重要。盖尔森的儿子们嘲弄他本人的传统⁷。在他儿子们卷入的所有丑闻中，雅姆斯与一位名叫弗洛拉·德·圣里基耶（Flora de Saint Riquier）的女子的关系也许最具典型性。他与这位比他几乎年轻20岁的女子生活很长时间，后者在柏林相当有名，但名声不太好。弗洛拉甜美的名字是伪造的，她是一个名叫海曼（Heymann）的柏林犹太马贩子的女儿，1889年被贪污犯冯·霍赫贝格（von Hochberg）收养。她可能在英国与一位拥有优美姓氏圣里基耶的法国人有过短暂的婚姻。警方猜测，“通过被冯·霍赫贝格收养获得贵族姓氏和嫁给圣里基耶都来自布莱希罗德的授意”[16]。最终，雅姆斯娶了弗洛拉，并试图让柏林社交界接受她。几年后，她抛弃了雅姆斯，带着昂贵的珠宝与一位南美外交官再次私奔。媒体尽责地报道这些情况[17]。雅姆斯的儿子们试图成为预备役军官。一战期间，雅姆斯本人成了国内的一名后备骑兵上尉，他的一个儿子战死，“冲在队伍的最前列”。战争爆发前不久，他的女儿嫁给来自古老普鲁士家庭的约尔丹·冯·坎普（Jordan von Campe）[18]。

下一代人并不更加出色。反犹主义者称小汉斯是“伊西多类型的青年⁸”。汉斯还是全职的情场高手，他与萨克森—魏玛公国的索菲亚公主（Princess Sophia of Sachsen-Weimar）的恋情最为著名。1913年，索菲亚因为父母反对她与汉斯的婚姻而饮弹自尽，她的家人禁止汉斯参加葬礼[19]。

布莱希罗德家族的衰败甚至比它的崛起更加迅速。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经常有家族被财富腐化和摧毁。德国社交界的诱惑也许比其他地方更大。抵制这些诱惑离不开家族意识和自我意识，后者尤为重要。但年轻的布莱希罗德家族渴望成为他们永远无法成为的另一种人，因此他们虽然富有，却没有什么自尊。声色驱散雄心，父辈的辛劳满足子女的放纵。这一切在富豪中耳熟能详，但背景和最终的结局是独一无二的。

在战后的经济风暴中，布莱希罗德银行的生存变得艰难。它的公共声望仍然很高，在战后德国经济最困难的1923年，该行庆祝自己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随后，它开始迅速衰败。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过一场肮脏的官司，布莱希罗德的后人们（主要是雅姆斯的儿子库尔特·冯·布莱希罗德）被清理出家族生意，保罗一度希望独自运营。但该行急需新的资本和人才。早期与奥夫霍伊泽（H.Aufhäuser）的慕尼黑银行的合作效果不理想；1931年，在巨大的经济危机中，该行与德累斯顿的阿恩霍尔德兄弟银行（Gebrüder Arnhold）组成亲密的利益共同体。这家欣欣向荣和管理有序的银行创建于1864年，1875年到1926年期间由格奥尔格·阿恩霍尔德执掌。相比之下，布莱希罗德银行已经大不如前。同年，保罗把自己的沃尔夫通讯社股份卖给帝国政府，就此结束了存在超过六十年的联系[20]。

希特勒上台后发起的雅利安化运动最终让该行寿终正寝。1938年，该行在德国不复存在，而伦敦和纽约先后建立名为阿恩霍尔德和布莱希罗德银行（Arnhold and S.Bleichroeder）的新公司，老名字获得新声望。新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鲁纳（F.H.Brunner）的突出贡献，他曾是那家柏林银行的重要成员，还抢救了布莱希罗德档案。

希特勒上台是该行衰败和消失的有形原因。布莱希罗德和施瓦巴赫许多后人的彻底茫然和道德混乱是无形原因。新政权规定，按照纳粹的法律，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在切断与犹太教的联系和无保留地接受德国价值后，他们该对这个新政权作何反应呢？保罗·冯·施瓦巴赫的儿子小保罗遭受的打击尤为残酷，这个认真而能干的人深深爱上一个古老普鲁士家族的美丽后人卡门·冯·维德尔（Carmen von Wedel），但《纽伦堡法令》禁止两人结婚。1936年2月，孤注一掷的保罗向内政部长提交特别请愿，希望认定自己是半雅利安人（Halbarier），从而获准娶他心爱的姑娘。他甚至试图动员有影响力的人物向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⁹施压。施瓦巴赫试图让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yoyd George）¹⁰直接与希特勒交涉，但后者和其他几位英国人一样婉拒了。1937年6月，他的请愿被驳回。在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和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¹¹的帮助下，他不情愿地尝试获得英国的永久居留权。在上述计划过程中，35岁的保罗在短暂患病后突然去世，以至于一些著名的瑞士报纸声称他因为伤心欲绝而自杀。这很可能并不属实，但他的生存意志和理解世界的能力的确受到致命的打击[21]。

老保罗一直没有从他的朋友、合伙人和儿子的去世中恢复过来。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领域，他的生活遭到毁灭，也无法理解围绕着他的各种荣誉。在他最后的某一封信中（写于他去世前几周，恰逢《慕尼黑协定》签署不久），他愤怒地抱怨《凡尔赛条约》，声称条约制定者“不是笨蛋就是坏蛋。我在后一类中为克列孟梭和威尔逊¹²安排了荣耀的位置”[22]。1938年11月的纳粹反犹事件爆发几天后，他去世了。

盖尔森的一些孙辈逃到国外，其他人则试图通过请愿和屈膝来逃避。德国内政部的档案中有一封1942年1月7日库尔特·冯·布莱希罗德的来信，他是雅姆斯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儿子。库尔特在信中请求内政部长弗里克豁免他按照新法令的规定佩戴作为犹太人标志的黄星，让他免于被遣送，“此外请给我机会，让我通过雅利安化重新成为有用的军官”。作为理由，他指出自己在一战期间曾担任前线的后备军官，并三次负伤。“在战后的第一次国内骚乱‘卡普政变’（Kapp-Putsch）¹³中，我忠于职守”。作为“钢盔团”（Stahlhelm）¹⁴成员，他参加了“对伏尔铿造船厂（Vulkan-Werft）的冲锋”。他的一个兄弟在前线牺牲，另一个兄弟埃德加也在行动中被子弹击中。他的父亲雅姆斯尽管当时已经55岁，但还是以骑兵上尉的身份在军队服役。库尔特在信上写了“希特勒万岁！”随后，埃德加也另外提交请求，主要以两位“党员”（埃德加用纳粹的术语）的证词为依据。他们的证词将证明埃德加支持纳粹运动。埃德加写道，其中一位党员“坚称他在1930年入党是受到了我的鼓动”。这位党员还提出要为埃德加作证，证明他了解自己的种族出身，一直想要实现“雅利安化”。有位贝西施泰因夫人（Frau Bechstein，可能来自钢琴生产商贝西施泰因家族）正式为库尔特向弗里克求情，但最后的决定将由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做出。1942年5月7日，艾希曼的办公室拒绝了请求，理由是布莱希罗德家族是犹太人，特别是根据“元首关于如何对待这类请求的反复声明”。由于他们在一战中负过伤，他们将被免于遣送到东方，“但在帝国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前，他们将被安置在帝国土地上的老年犹太人隔离区”[23]。

这些乞求所展现的堕落无需评论。它们的象征意义几乎再明白不过。在赤裸裸的绝望乞求中，它们显得如此毫不含糊。不过无论这个最后的自我贬低举动中折射出多少盖尔森本人的卑躬屈膝，我们都不能忘记他们所处的混乱正在演变成难以置信的灾难，兄弟们试图从中拯救自己的性命。

为了保住性命，他们最终逃到瑞士，红十字会给了身无分文的库尔特一件大衣。1942年8月，库尔特的妹妹冯·坎普男爵夫人被作为“女犹太人”遣送到里加（Riga）的集中营[24]。战争结束后，这个已经流离失所的家庭的成员们因为对布莱希罗德遗产的处置而陷入激烈的争执[25]。《纽约时报》刊载的一则声明为布莱希罗德银行在德国历史漩涡中的离奇故事写下最后一笔。声明表示，纽约阿恩霍尔德和布莱希罗德银行主合伙人的孙女将嫁给奥托·冯·俾斯麦的曾孙。经过两次战争和两场革命，这将标志着布莱希罗德银行和俾斯麦家族最终平等地携手。不过，婚约后来被取消。小爱神破坏了历史女神的愿望，布莱希罗德的故事没有以大团圆告终。

布莱希罗德没有墓志铭。他留下一个成就、胜利和毁灭的故事，一个徒劳的希望被历史潮流撕碎的故事。他是德国社会大转变的一部分；他的人生（包括成功和痛苦）折射出那个社会的活力和有缺陷的特点[26]。他的多重公共角色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但甚至他的私人生活也被他与一个迷人但不友好的社会的茫然斗争所支配。他同时是那个社会的主人和奴隶。德国最富有的人远非最自由的人。他的故事讲述他本人和他人对他的狂妄，讲述黄金锁链如何蒙蔽人们的双眼，让他们接受钢铁般无情的奴役。他人生中的某些教训远比他的影响或财富更加重要：它们是他永恒的纪念碑。

1.据说雅姆斯属于保守的农场主联盟（Bund der Landwirthe），与竞争对手和更加平民主义的农民联盟（Bauernbund）不同，该组织接纳犹太人，尽管并不情愿。该组织也非常积极地参与反犹主义煽动。见《论帝国议会选举》，刊于《历史政治杂志》，1893年，II，60［“Über die Reichstagswahlen，”Historisch-politische Blätter（1893）］。同年，布莱希罗德的又一位后人在政治版图的另一头变得臭名昭著。自由派的尤里乌斯·布莱希罗德的女婿利奥·亚隆斯（Leo Arons）是社会党人，此人是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的主要资助者，也是柏林大学的物理学私人讲师。围绕着这样的“颠覆分子”是否有资格任教展开激烈的争论，最终不得不出台名为“亚隆斯法”的特别法令。关于民主德国对此事的描述，见迪特·弗里克，《威廉时代德国精神生活的军事化：利奥·亚隆斯事件》，刊于《历史科学期刊》，1960年第8期，第1069—1107页［Dieter Fricke，“Zur Militarisierung des deutschen Geisteslebens im wilhelminischen Kaiserreich：Der Fall Leo Arons，”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VIII（1960），1069–1107］。

2.《纽约时报》如此描绘他的墓地：“花圈极其美丽。来自冯·俾斯麦伯爵夫妇的花圈上题写着‘威廉和西比尔’，来自布莱希罗德银行的花圈特别巨大，需要整辆马车装载。”1898年8月3日。

3.威廉二世的名言。他上台后推行殖民扩张，声称要为德国寻找“一个太阳下的位置”。——译注

4.伊迪丝·卡维尔（1865—1915），英国护士，以平等地救治交战双方的伤员而闻名。因为帮助协约国士兵逃离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而被捕遇害。——译注

5.特奥巴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1921），德国政治家，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译注

6.海伦娜·冯·莱宾（Helene von Lebbin，1849—1915），德国沙龙女主人，父亲是总参谋部成员海因里希·冯·勃兰特。她与荷尔斯泰因和卡普里维等人是朋友。1909年，她得到荷尔斯泰因的遗稿，但因为内容有争议而一直深藏箱底，直到去世前不久才把它们交给保罗。——译注

7.唯一的重要例外是，他们延续他对医学研究的慷慨资助。1914年5月，布莱希罗德家族（声明中如此表示）向柏林的内科医生弗里德里希·克劳斯（Friedrich Kraus）和柏林慈善医院捐赠100万马克，用于以新的物理疗法“治疗有困难的病人，特别是包括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克劳斯，《布莱希罗德基金》（Bleichröderstiftung），刊于《德国医学周刊》（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1914年5月14日，第1023页。

8.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将法语jeunesse dorée（花花公子）改成jeunesse isidorée，伊西多是许多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所取的名字，相当于以赛亚（Isaiah）。——译注

9.鲁道夫·赫斯（1894—1987），纳粹德国的副元首，统管除外交政策和武装部队以外的一切事务。——译注

10.大卫·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曾任英国首相。——译注

11.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1890—1954），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邓肯·桑兹（1908—198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丘吉尔的女婿。——译注

12.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总统。两人都参加了巴黎和会。——译注

13.1920年3月，对《凡尔赛条约》不满的守旧保皇派发动政变，成立由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领导的国民政府，试图取代魏玛政权，但仅四天后就宣告失败。——译注

14.1918年德国军国主义者组织的义勇兵团。——译注

注释

序言

1．《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第五幕，第10场。

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理解社会学基础》，第5版（图宾根，1972年），第531页[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5th ed.（Tübingen，1972），p.531]。

3．《凡勃伦便携选集》，马克斯·勒纳编（纽约，1950年），第475页[The Portable Veblen，ed.by Max Lerner（New York，1950），p.475]。

4．里彻博士备忘录，卡尔曼·施泰因（Kalman Stein）引述，《1866–1914年吕贝克的劳工运动：社会民主发展的另一种模式》（“The Labor Movement in Lübeck1866–1914.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Democracy”），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1976年。

5．德国历史学家魏尔纳·约赫曼（Werner Jochmann）近来指出：“德国史学界突如其来的想法在19世纪催生犹太人研究学科及其后来的繁荣。但对于这个当时绝大部分生活在欧洲的活跃少数民族的历史，德国史学界本身从未想要给予其哪怕一点关注。”[《帝国时期的犹太人与德国社会》（“The Jews and German Society in the Imperial Era，”LBY），1975年第20期，第5页。]1911年，魏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写了富有争议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而马克斯·韦伯对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和德国社会中的角色做了零星但重要的点评，可惜他始终没有系统分析该问题的复杂性，虽然他本可以做得很好。

6．莱昂内尔·特里林，《自由的想象：文学与社会随笔》（纽约，1950年），第212页[The Liberal Imagination.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1950），p.212]。

7．弗里德里希·尼采，《善恶的彼岸：未来哲学序曲》，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译（纽约，1966年），第80页[Beyond Good and Evil.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trans.by Walter Kaufmann（New York，1966），p.80]。

8．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纽约，1948年），第viii页[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New York，1948），p.viii]。

9．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马萨诸塞州，剑桥，1972年），第15页[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Cambridge，Mass.，1972），p.15]。

第一章　初逢：容克贵族与犹太人

1．里斯贝特·蒙西，《威廉二世时代普鲁士政府中的容克贵族，1888–1914》（普罗维登斯，1944年）[Lysbeth W.Muncy，The Junker in the Prussian Administration under William II，1888–1914（Providence，1944）]，p.15。

2．雅各布·雅各布森编，《柏林城的犹太市民名录，1809–1851》（柏林，1962年），第108、494页[Jacob Jacobson，ed.，Die Judenbürgerbücher der Stadt Berlin，1809–1851（Berlin，1962），pp.108，494]。

3．雅各布·卡茨，《走出隔离区：犹太人解放的社会背景，1770–1870》（马萨诸塞州，剑桥，1973年），第26、61、80–81页[Jacob Katz，Out of the Ghetto：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Jewish Emancipation，1770–1870（Cambridge，Mass.，1973），pp.26，61，80–81]。

4．关于宫廷犹太人，见海因里希·施尼，《宫廷金融与近代国家：专制时代德意志宫廷的宫廷商人历史和制度》，三卷本（柏林，1953–1955年）[Heinrich Schnee，Die Hoffinanz und der moderne Staat：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Hoffaktoren an deutschen Fürstenhöfen im Zeitalter des Absolutismus，3vols.（Berlin，1953–1955）]；另见塞尔玛·斯特恩，《宫廷犹太人》（费城，1950年）[Selma Stern，The Court Jew（Philadelphia，1950）]。

5．赫尔曼·萨姆特，《五代人：布莱希罗德家族史》，刊于《柏林犹太人团体团报》，1935年6月16日[Hermann Samter，“Fünf Generationen.Die Geschichte der Familie Bleichröder，”Gemeindeblatt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zu Berlin，June16，1935]。

6．见迪特里希·艾希霍尔茨，《1848年之前普鲁士铁路史上的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东柏林，1962年）[Dietrich Eichholtz，Junker und Bourgeoisie vor1848in der preussischen Eisenbahngeschichte（East Berlin，1962）]。

7．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38年4月18日、5月5日、11月5日和6日，1839年1月9日，RA。

8．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40年9月16日、1843年1月9日，RA。

9．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致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1831年9月14日、11月11日、12月15日，RA：伦敦；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致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家族，1848年5月8日，BA。

10．材料来自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致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1831年10月8日，RA：伦敦。材料由大卫·兰德斯从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取得。

11．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40年7月17日，RA。

12．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43年2月28日，RA。

13．见胡戈·拉谢尔、约翰尼斯·帕普利茨和保罗·瓦里希，《柏林的大商人和资本家》，卷三：《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1806–1856》（柏林，1967年），第126–127页[Hugo Rachel，Johannes Papritz和Paul Wallich，Berliner Grosskaufleute und Kapitalisten，Vol.III：Übergangszeit zum Hochkapitalismus，1806–1856（Berlin，1967），pp.126–27]。

14．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致安塞尔姆·所罗门男爵，1839年11月17日，RA。

15．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43年2月28日，RA。

16．哈约·霍尔伯恩，《近代德国史，1840–1945》（纽约，1969年），第122页[Hajo Holborn，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1840–1945（New York，1969），p.122]。

17．西奥多·哈梅洛，《德国统一的社会基础，1858–1871：理念和制度》（普林斯顿，1969年），第1章各处和第31页[Theodore S.Hamerow，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German Unification，1858–1871：Ideas and Institutions（Princeton，1969），ch.1passim，and p.31]；大卫·兰德斯，《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至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伦敦，1969年），第4章[David S.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1750to the Present（London，1969），ch.4]；赫尔曼·明希，《阿道夫·冯·汉泽曼》（慕尼黑，1932年）[Hermann Münch，Adolph von Hansemann（Munich，1932）]。

18．亚伯拉罕·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55年7月12日、1859年6月5日，BA。

19．见Münch，Hansemann，pp.77–78；赫尔穆特·波姆，《德国的大国之路：帝国奠基时代经济与国家的关系研究，1848–1881》（科隆和柏林，1966年），第57–82页[Helmut Böhme，Deutschlands Weg zur Grossmacht：Studien zum Verhältnis von Wirtschaft und Staat während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1848–1881（Cologne and Berlin，1966），pp.57–82]。

20．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纽约，1939年），第一卷，309页[Leo Tolstoi，Anna Karenina（New York，1939），I，309]。

21．《俾斯麦全集》，第XIV1卷，第14页。GW，XIV1，14.

22．同上，p.58。

23．同上，p.16。

24．同上，p.179。

25．即使是对俾斯麦最细致的刻画也极力关注他在宗教上的巨大转变，但几乎忽略1848年革命的影响，比如奥托·普弗朗茨的论文《对俾斯麦的心理分析诠释》，刊于《美国历史评论》，1972年第77期，第419–444页[Otto Pflanze，“Toward a Psycho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 of Bismarck，”AHR，77（1972），419–44]。亨利·基辛格，《白色革命家：反思俾斯麦》，刊于《代达罗斯》，1968年第77期，第888–924页[Henry A.Kissinger，“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ck，”Daedalus，97（1968），888–924]。

26．《奥托·冯·俾斯麦亲王思想和回忆录》（斯图加特，1898年），第一卷，第31–32页[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von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Stuttgart，1898），I，31–32]。以下简称Gedanken。

27．GW，XIV1，150.

28．Gedanken，I，72.

29．GW，XIV1，187；转引自Pflanze，“Psycho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p.424。

30．GW，XIV1，228.

31．同上，p.214。

32．同上，p.213。

33．同上，p.222。

34．埃根·凯撒·孔特·科尔蒂，《鼎盛时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1830–1871》（莱比锡，1928年），第334–350页[Egon Caesar Conte Corti，Das Haus Rothschild in der Zeit seiner Blüte，1830–1871（Leipzig，1928），pp.334–50]。

35．同上，pp.290–319；另见埃尔里希·埃克，《俾斯麦：生平与作品》，三卷本（埃伦巴赫—苏黎世，1941–1944年），第一卷，第197–200页[Erich Eyck，Bismarck：Leben und Werk，3vols.（Erlenbach-Zürich，1941–1944），I，197–200]；卡尔·德米特尔，《俾斯麦在法兰克福时的圈子》，刊于《勃兰登堡与普鲁士历史研究》，1936年第48期，第294–326页[Karl Demeter，“Aus dem Kreis um Bismarck in Frankfurt am Main，”FBPG，48（1936），294–326]；转引自Böhme，Deutschlands Weg，p.56。

36．Corti，Haus Rothschild，pp.353–55.另见GW，I，278。

37．Gedanken，I，200–206.

38．GW，III，343.

39．GW，XIV1，1851年1月书信，特别是1月25日，p.191。

40．Gedanken，I，191.

41．沃尔夫兰·费舍尔（Wolfram Fischer）教授友好地向我提供布莱希罗德搬家的日期，他依据的是1860、1861和1863年的《普通住宅指南》（Allgemeiner Wohnungs-Anzeiger）。

42．瓦格纳和柯西玛·彪罗的汇票保存在巴黎罗斯柴尔德兄弟档案。

43．德尔布吕克（Delbrück）致警察总监，1861年9月22日；警方关于布莱希罗德的报告，1861年10月4日，勃兰登堡州首府档案，王国警察总监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文件，编号30。关于商务顾问的头衔，见哈特穆特·凯尔布勒，《工业化初期的柏林企业家：出身、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柏林，1972年），第273–275页[Hartmut Kaelble，Berliner Unternehmer während der frühen Industrialisierung.Herkunft，sozialer Status und politischer Einfluss（Berlin，1972），273–75]。

第二章　俾斯麦的生存斗争

1．引自威廉·波特，《1862年到1866年俾斯麦与普鲁士议会的斗争》（布雷斯劳，1932年），第14页[Wilhelm Bothe，Bismarcks Kampf mit dem preussischen Parlament1862bis1866（Breslau，1932），p.14]。关于普鲁士宪法冲突的最佳近作，见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普鲁士自由主义与德意志民族国家：德国进步党研究，1861–1866》（图宾根，1964年）[Heinrich August Winkler，Preussischer Liberalismus und Deutscher Nationalstaat：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ortschrittspartei，1861–1866（Tübingen，1964）]；另见Eugene N.Anderson，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Prussia，1858–1864（Lincoln，Nebr.，1954）。

2．Holborn，Modern Germany，p.141.

3．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2年3月11日，BA。

4．Böhme，Deutschlands Weg，pp.116–120.

5．以Böhme为首的当代史学家强调政府与反对派在物质利益上的一致，这是早前的历史学家常常忽视的。但当下的这种过分强调可能导致低估1862年的局势所产生的绝望感：只有重新设定冲突双方的要求才能打破僵局，但在俾斯麦之前，任何当事人都无法做到这点。

6．GW，XIV1，228.

7．关于俾斯麦的作品当然数不胜数。超过7000种书籍被列入卡尔·埃尔里希·波恩编辑的《俾斯麦书目：关于俾斯麦及其时代历史的材料和作品》（科隆，1966年）[Bismarck-Bibliographie.Quellen und Literatur zur Geschichte Bismarcks und seiner Zeit，（Cologne，1966）]。较好的新书目可以见瓦尔特·布斯曼，《俾斯麦时代，1852–1890》（法兰克福，1968年）[Walter Bussmann，Das Zeitalter Bismarcks，1852–1890（Frankfurt am Main，1968）]；关于1862年俾斯麦观点的最佳分析之一仍然是埃格蒙特·策希林，《俾斯麦与作为大国的德国之奠基》（第二版，斯图加特，1960年）[Egmont Zechlin，Bismarck und die Grundlegung der deutschen Grossmacht（2d ed.；Stuttgart，1960）]的第2章和第3章，尽管他同样不够重视俾斯麦对政治中物质利益的必要关心。

8．就像之前提到的，关于俾斯麦的作品数量惊人。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我觉得古斯塔夫·施莫勒的观点很有见地，见《关于俾斯麦的社会政治与国民经济立场与解释的四封书信》，收录于《忆俾斯麦》，古斯塔夫·施莫勒、马克斯·伦茨和埃尔里希·马科斯编（莱比锡，1899年）[Gustav Schmoller，“Vier Briefeüber Bismarcks sozialpolitische und volkswirtschaftliche Stellung und Bedeutung”，Zu Bismarcks Gedächtnis，ed.by Gustav Schmoller，Max Lenz，and Erich Marcks（Leipzig，1899）]。

9．GW，II，142.

10．引自Zechlin，Bismarck，p.369。

11．基辛格做出过类似论断，“The White Revolutionary”，Daedalus，97（1968），888–924。

12．引自Robert Blake，Disraeli（London，1966），p.430。

13．Zechlin，Bismarck，pp.369–75.

14．APP，III，131–32.

15．GW，XIV1，223.

16．利奥波德·冯·兰克，《日记》，瓦尔特·彼得·福克斯编（慕尼黑—维也纳，1964年），第139–140页[Leopold von Ranke，Tagebücher，ed.by Walther Peter Fuchs（Munich-Vienna，1964），pp.139–40]。

17．GW，XIV1，223.

18．GW，IV，28–33.

19．关于此事，见路德维希·德希奥的生动论文《俾斯麦与冲突时期的军队草案》，刊于《历史期刊》，1931年第144期，第31–47页[Ludwig Dehio，“Bismarck und die Heeresvorlagen der Konfliktszeit，”HZ，144（1931），31–47]。

20．西奥多·哈梅洛，《德国统一的社会基础，1858–1871：斗争与成就》（普林斯顿，1972年），第158–159页[Theodore S.Hamerow，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German Unification，1858–1871：Struggles and Accomplishments（Princeton，1972），pp.158–59]。

21．Schmoller，“Vier Briefe，”p.17.

22．雅各布·图利，《德国犹太人的政治倾向：从耶拿到魏玛》（图宾根，1966年），第115页[Jacob Toury，Die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von Jena bis Weimar（Tübingen，1966），p.11]。

23．对1862年议会的新近社会学研究估计，根据收入和资本，超过八成的议员是富人。阿达尔贝特·黑斯，《违抗俾斯麦的议会：冲突时期普鲁士议会的政治和社会构成，1862–1866》（科隆和奥普拉登，1964年），第56页[Adalbert Hess，Das Parlament das Bismarck widerstrebte：zur Politik und sozialen Zusammensetzung des preussischen Abgeordnetenhauses der Konfliktszeit，1862–1866（Cologne and Opladen，1964），p.56]。

24．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2年9月24日，RA。

25．引自奥托·普弗朗茨，《俾斯麦与德国的发展：统一时期，1815–1871》（普林斯顿，1963年），第177页[Otto Pflanze，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The Period of Unification，1815–1871（Princeton，1963），p.177]。

26．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2年12月30日，1863年1月18、24日，RA。

27．同上，1863年1月25日、2月9日，RA。

28．Zechlin，Bismarck，p.436；Bleichröder to Baron James，21Feb.1863，RA.

29．曾在1863年抨击过俾斯麦对波兰政策的海因里希·冯·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后来写下这样的代表性颂词：“通过干涉波兰起义，她[普鲁士]赢得俄国的真正友谊。”聚贝尔，《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国》（纽约，1890–1898年），卷三，第431页[Sybel，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by William I（New York，1890–1898），III，431]。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当然是A.J.P.Taylor，他在这件事和其他许多事上颠覆传统观点，见泰勒，《俾斯麦：人和政客》（纽约，1955年），第65–66页[Taylor，Bismarck：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New York，1955），pp.65–66]。另见Pflanze富有见地的总结，Bismarck，pp.185–189。

30．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2月21日，RA。

31．舒尔特斯编，《欧洲历史年表，1860–1940》，81卷本（诺德林根，1861–1941年），1863年，第123–124页[H.Schulthess，ed.，Europä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1860–1940（81vols.：Nördlingen，1861–1941），1863，pp.123–24]；以及伊尔姆加德·戈德施密特，《普鲁士议会对1863年波兰起义的商议》（科隆，1937年）[Irmgard Goldschmidt，Der polnische Aufstand von1863in den Verhandlungen des Preussischen Abgeordnetenhauses（Cologne，1937）]。

32．罗恩致俾斯麦，1863年3月1日，DAZ：梅泽堡，齐特尔曼遗稿。

33．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2月28日，RA。

34．I.Goldschmidt，Der polnische Aufstand，p.29；APP，III，239–335passim.

35．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3年2月22日，3月9、10日，4月9日，RA。

36．参见赫伯特·罗特弗里茨的重要研究，《普鲁士驻巴黎大使罗伯特·冯·德·戈尔茨伯爵的政策，1863–1869》（柏林—格林瓦尔德，1934年）[Herbert Rothfritz，Die Politik des Preussischen Botschafters Grafen Robert von der Goltz in Paris，1863–1869（Berlin-Grünewald，1934）]；以及奥托·施托尔贝格—维尔尼格罗德伯爵著，《罗伯特·海因里希·冯·德·戈尔茨伯爵，1863–1869年驻巴黎大使》（柏林，1941年）[Otto Graf zu Stolberg-Wernigerode，Robert Heinrich Graf von der Goltz.Botschafter in Paris，1863–1869（Berlin，1941）]。

37．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3年5月15日，RA。

38．GW，XIV2，639.

39．参见Pflanze，Bismarck，pp.192–212。

40．Gedanken，I，287.

41．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5月17日，RA。

42．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3，pp.130–31.

43．引自Bothe，Bismarcks Kampf，p.49。

44．见Pflanze，Bismarck，pp.207–212。

45．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3年5月24日，RA。

46．引自Hamerow，German Unification……Struggles，p.164。

47．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3年5月24日，RA。

48．同上，1863年6月9、3日，RA。

49．引自Bothe，Bismarcks Kampf，p.52。

50．关于“民族统一时期各种主张和习惯的交汇”显示了“新的机会主义治国方法”的观点，见Hamerow，German Unification……Struggles，p.192and ch.5passim以及Böhme，Deutschlands Weg，pp.120–138。

51．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3年6月9日，RA。

52．同上，1863年9月28日，RA。

53．汉斯—约阿希姆·舍伊普斯盛赞俾斯麦的成就，认为那是其他普鲁士政客无法复制的，见《法兰克福诸侯会议与普鲁士的民意》，刊于《作为科学和教学的历史》，1968年第19期，第73–90页[Hans-Joachim Schoeps，“Der Frankfurter Fürstentag und dieöffentliche Meinung in Preussen，”GWU，19（1968），73–90]。

54．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5月1日，RA。

55．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3年9月29日，RA。

56．同上，1863年11月19日，RA。

57．Gedanken，I，297–98.

58．罗伯特·冯·科伊德尔，《俾斯麦亲王夫妇：1846–1872年的回忆》（柏林和斯图加特，1901年），第194–195页[Robert von 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Erinnerungen aus den Jahren1846–1872（Berlin and Stuttgart，1901），pp.194–95]。

59．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的档案中包含许多双方提出的会面请求。比如，在1864年2月24日写给俾斯麦的信中（FA），布莱希罗德请求约见对方，因为他新收到一封信。在写给雅姆斯男爵的信中，我们得知第二天他的确见了俾斯麦。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见面的次数比他向雅姆斯男爵报告的更多。

60．GW，V，474.

61．GW，VII，66.

62．弗里茨·赫尔维希，《萨尔争夺战，1860–1870：论拿破仑三世的莱茵地区政策》（莱比锡，1934年），第152–156页[Fritz Hellwig，Der Kampf um die Saar，1860–1870：Beiträge zur Rheinpolitik Napoleons III（Leipzig，1934），pp.152–56]。赫尔维希认为，内阁讨论了布莱希罗德的建议。

63．汉斯—约阿希姆·冯·科拉尼，《宪法冲突时期普鲁士政府的财政状况，1862–1866》（杜塞尔多夫，1939年），第26页[Hans-Joachim von 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zur Zeit des Verfassungskonfliktes，1862–1866（Düsseldorf，1939），p.26]。另参见Pflanze不太令人满意的叙述，Bismarck，p.263。

64．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3，pp.146–47.

65．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12月21日，RA。

66．《议会下院商谈速记报告》（SBHA），1864年1月15日，第九卷，第525–538页。

67．洛塔尔·维克特编，《特奥多尔·蒙森与奥托·雅恩通信集，1842–1868》（法兰克福，1962年），第302页[Lothar Wickert，ed.，Theodor Mommsen-Otto Jahn：Briefwechsel，1842–1868（Frankfurt，1962），p.302]。甚至在1890年俾斯麦被罢免后，蒙森仍用《浮士德》中的这句引文形容他。

68．卡洛伊致莱西贝格，1864年1月22日，HHSA：PA III：普鲁士。

69．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3年12月21日，RA。

70．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4年1月29日，RA。

71．肯尼斯·波恩，《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外交政策，1830–1902》（牛津，1970年），第107–110页[Kenneth Bourne，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1830–1902（Oxford，1970），pp.107–10]。另见凯斯·桑迪福德，《英国内阁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危机，1863–1864》，刊于《历史》，1973年第58期[Keith A.P.Sandiford，“The British Cabinet and the Schleswig-Holstein Crisis，1863–1864，”History，58（1973），360–83]。

72．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p.26–27.

73．保罗·埃姆登，《19和20世纪欧洲的金钱势力》（伦敦，1937年），第397页[Paul H.Emden，Money Powers of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London，1937），p.397]。

74．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4年2月4日，RA。

75．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4年2月17、19日，RA。

76．关于俾斯麦同波德尔施温格的会面，见霍斯特·科尔编，《俾斯麦亲王：德意志帝国首任首相科学传记的大事记》，两卷本（莱比锡，1891–1892年），第一卷，第222–224页[Horst Kohl，ed.，Fürst Bismarck：Regesten zu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Biographie des ersten deutschen Reichskanzlers，2vols.（Leipzig，1891–1892），I，222–24]。

77．奥斯瓦尔德·施耐德，《俾斯麦的财政与经济政策》（慕尼黑，1912年），第1–3页[Oswald Schneider，Bismarcks Finanz-und Wirtschaftspolitik（Munich，1912），pp.1–3]。

78．《战争部长，陆军元帅冯·罗恩伯爵回忆录》，第四版，三卷本（布雷斯劳，1897年），第二卷，第214–215页[Den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Kriegsministers Grafen von Roon，4th ed.，3vols.（Breslau，1897），II，210，214–15]。

79．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4年2月25日，RA。

8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4年3月14日，SA。

81．克里斯托弗·希伯特，《加里波第和他的敌人们：意大利建国过程中的兵戈与个性之争》（波士顿，1966年），第338–344页[Christopher Hibbert，Garibaldi and His Enemies：The Clash of Arms and Personalities in the Making of Italy（Boston，1966），pp.338–44]。

82．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4年3月14日，RA[Bleichröder to Baron James，14March1864，RA]。

83．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27.

84．同上。

85．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4年5月5日，RA。

86．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4年5月6日，FA。

87．普鲁士内阁会议纪要原件，1864年6月14日，DZA：Merseburg，编号90a。

88．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29.

89．同上，pp.29–30。

90．同上，p.31。

91．肖泰克致莱西贝格，1864年6月14日，HHSA：PA III：普鲁士。

92．沃尔夫冈·措恩，《德意志帝国奠基时的经济与社会史背景（1850–1879）》，收录于维勒编辑，《近代德国社会史》（科隆和柏林，1966年），第254–270页[Wolfgang Zorn，“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liche Zusammenhänge der deutschen Reichsgründungszeit（1850–1879），”in H.-U.Wehler，ed.，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Cologne and Berlin，1966），pp.254–70]。

93．普鲁士内阁会议纪要原件，1864年7月6日，DZA：Merseburg，编号90a。

94．同上，1864年7月12日。

第三章　宝座和绞刑架间

1．Pflanze，Bismarck，p.237.

2．莱昂内尔·特里林编，《约翰·济慈书信选》（纽约，1951年），第92页[Lionel Trilling，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hn Keats（New York，1951），p.92]。

3．该表述来自鲁道夫·施塔德尔曼，《1865年与俾斯麦的德意志政策问题》（慕尼黑，1933年），第41页[Rudolf Stadelmann，Das Jahr1865und das Problem von Bismarcks Deutscher Politik（Munich，1933），p.41]。

4．他指的可能是阿尼姆—波伊岑堡（Arnim-Boitzenburg）的请愿书，要求吞并两个公国，或者建立普鲁士的保护国。请愿书得到“两万个签名，主要来自保守派和自由派右翼”[Pflanze，Bismarck，p.266]。

5．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4年5月13日，RA。

6．同时，1864年9月7日，RA。

7．GW，IV，545.

8．同上，p.484。

9．同上，p.554。

1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4年8月3日，DZA：Merseburg：科伊德尔遗稿。

11．Roon，Denkwürdigkeiten，II，258.

12．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4年12月9日，RA。

13．Roon，Denkwürdigkeiten，II，268.

14．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4年10月26日，RA。

15．Pflanze，Bismarck，p.271.

16．Roon，Denkwürdigkeiten，II，326–27，387–88.

17．GW，X，252.

18．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5，pp.156–66；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31.

19．GW，X，252.

20．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65年6月，未署日期；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6月，未署日期，BA。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5年6月5日和9日，RA。

21．DPO，IV，371–82.

22．同上，p.387。

23．GW，V，95.

24．APP，V，700.

25．同上，p.701。

26．赫尔曼·冯·戈德施密特，《旧日回忆》（维也纳，1917年），第7–13页[Einige Erinnerungen aus längst vergangenen Tagen（Vienna，1917），pp.7–13]。

27．切斯特·克拉克，《弗朗茨·约瑟夫与俾斯麦：1866年战争前的奥地利外交》（马萨诸塞州，剑桥，1934年），第212页[Chester W.Clark，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The Diplomacy of Austria before the War of1866（Cambridge，Mass.，1934），p.212]。

28．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3月1日，BA。

29．同上，1865年3月7日，BA。普鲁士外交部文件中发现这封信的复本，但没有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重新刊印在APP，V，753–754，日期被错标为1865年3月14日。显然布莱希罗德把戈德施密特来信的复本送交俾斯麦，后者批注“存档”并将其转交给蒂勒（Thile）。

30．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3月9日，BA。

31．同上，1865年3月11日，BA。

32．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3月14、16日，BA。

33．APP，V，752–754.

34．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3月11日，BA。

35．DPO，IV，606.

36．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5年3月19日，RA。

37．DPO，IV，638.

38．同上，p.733。

39．御前会议纪要，枢密院，1865年6月19日，DZA：Merseburg，编号90a。

40．Münch，Hansemann，pp.81–82.

41．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5年6月5日，BA。

42．科伊德尔，《俾斯麦亲王夫妇》，第211页[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211]。

43．GW，XIV2，697.

44．阿道夫·比尔，《19世纪的奥地利贸易》（维也纳，1891年），第332–333页[Dieösterreichische Handelspolitik im19.Jahrhundert（Vienna，1891），pp.332–33]；另见Clark，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p.278。

45．约翰·洛尔的观点依据未发表的俾斯麦写给弗里茨·奥伊伦堡的书信。见《战争威胁与加斯泰因条约。1865年夏天的俾斯麦，奥伊伦堡和普奥战争的延期》，收录于《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政治中的德国》，伊曼纽尔·盖斯和伯恩德·尤尔根·文特编（杜塞尔多夫，1973年），第89–103页[“Kriegsgefahr und Gasteiner Konvention.Bismarck，Eulenburg und die Vertagung des preussisch-österreichischen Krieges im Sommer1865，”in Deutschland in der Weltpolitik des19.und20.Jahrhunderts，ed，by Imanuel Geiss and Bernd Jürgen Wendt（Düsseldorff，1973），pp.89–103]。

46．GW，XIV2，699.

47．Röhl，“Kriegsgefahr，”p.97.

48．同上，p.98。

49．亚历山大·贝尔根格鲁恩，《奥古斯特·冯·德·海特男爵部长》（莱比锡，1908年），第40–53页[Alexander Bergengruen，Staatsminister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Heydt（Leipzig，1908），pp.40–53]；另见1865年12月18日关于布莱希罗德代表科隆—明登铁路活动的警方报告，BLHA：王国警察总局，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报告，编号30。Hamerow，German Unification ... Struggles，pp.24–27.

50．公共工程部的文件中有此前从未被注意的布莱希罗德备忘录原件（1862年12月20日）和其他科隆—明登铁路的相关文件，DZA：Merseburg：编号93C。

51．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5，p.174；也有人认为，协议签署日期为8月10日，因此忽视它对俾斯麦政策的全部影响。

52．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p.40–41.

53．GW，V，240.

54．Roon，Denkwürdigkeiten，II，354–55.

55．肖泰克致门斯多夫，1865年8月12日，HHSA：PA III：普鲁士。

56．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5年7月19日，DZA：Merseburg：Zitelmann档案。

57．APP，VI，318.

58．Röhl，“Kriegsgefahr，”p.102.

59．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波伊斯特伯爵，《1809–1885：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回忆与记录》（斯图加特，1887年），第一卷，第279页[Friedrich Ferdinand Graf von Beust，Aus drei Viertel-Jahrhunderten：Erinnerungen und Aufzeichnungen，1809–1885（Stuttgart，1887），I，279]。

60．GW，V，271.

61．肖泰克致门斯多夫伯爵，1865年9月15日，HHSA：PA III：普鲁士。

62．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9月25日，BA。

63．Böhme强调这点，但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Deutschlands Weg，第2章和第3章各处。

64．DPO，V1，4.

65．Stadelmann，Das Jahr1865，p.54.

66．施瓦巴赫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5年9月11日，RA）。

67．GW，V，299.

68．同上，pp.309，316。

69．贝特朗·吉尔，《罗斯柴尔德家族史》，两卷本（巴黎，1965–1967年），第二卷，《1848–1870年》，第449页[Histoire de la Maison Rothschild，2vols.（Paris，1965–1967），II，1848–1870，p.449]；另见Kohl，Bismarck-Regesten，I，265。

70．APP，VI，420.

71．Stadelmann，Das Jahr1865，pp.16–17.

72．关于奥地利贷款，见劳伦斯·斯蒂费尔，《罗斯柴尔德家族与1865年的奥地利贷款》，刊于《近代史期刊》，1936年第8期，第27–39页[Lawrence D.Steefel，“The Rothschilds and the Austrian Loan of1865，”JMH，8（1936），27–39]；关于法国人对这笔贷款的政策，见安妮·波丁格的出色研究，《拿破仑三世与德意志危机，1865–1866》（马萨诸塞州，剑桥，1966年），第42–47页[E.Ann Pottinger，Napoleon III and the German Crisis，1865–1866（Cambridge，Mass.，1966），pp.42–47]。

73．戈德施密特的书信不在BA中，而是见Clark，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p.312。

74．DPO，V1，52.

75．Eyck，Bismarck，II，105.

76．Roon，Denkwürdigkeiten，II，380，319.

77．肖泰克致门斯多夫，1865年10月7日、11月20日，HHSA：PA III：普鲁士。

78．GW，X，256.

79．SBHA，19Jan.1866，I，pp.15–31.

80．Eyck，Bismarck，II，118.

81．Roon，Denkwürdigkeiten，II，420.

82．尤里乌斯·海德霍夫编，《俾斯麦时代的德国自由主义：政治书信集》，第四版（奥斯纳布吕克，1967年），第一卷，第273页[Julius Heyderhoff，ed.，Deutscher Liberalismus im Zeitalter Bismarcks.Eine politische BriefSammlung（2nd ed.，Osnabrück，1967），I，273]。

83．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2月3日，RA。

84．GW，X，209.

85．同上，p.264。

86．APP，VI，615，617.

87．Heyderhoff，Deutscher Liberalismus，I，286.

88．Roon，Denkwürdigkeiten，II，400–401.

89．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45.

90．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2月11、18日，BA。

91．海因里希·弗里德容，《德意志霸权争夺战，1859–1866》（斯图加特，1897–1898年），第一卷，第165页[Heinrich Friedjung，Der Kampf um die Vor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1859–1866（Stuttgart，1897–1898），I，165]。显然，霍亨塔尔收到如果开战普鲁士人将入侵的警告。他的消息来源可能并非布莱希罗德，而是某位普鲁士高级军官—也可能两人都向他提供信息。DPO，V1，267，273–74.

92．DPO，V1，253，400–401.

93．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3月17日，BA。

94．同上，1866年3月20、26和31日，5月1日，BA。

95．Clark，Franz Joseph and Bismarck，pp.375–79.

96．引自理查德·米尔曼，《英国外交政策和法普战争的来临》（牛津，1965年），第13页[Richard Millman，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Oxford，1965），p.13]。

97．弗里茨·洛文塔尔，《普鲁士宪法冲突，1862–1866》（慕尼黑，1914年），第276页[Fritz Löwenthal，Der preussische Verfassungsstreit，1862–1866（Munich，1914），p.276]。

98．引自瓦尔特·莱希尔，《国家与教会之间：普鲁士文化部长海因里希·冯·穆勒的人生与工作》（柏林，1938年），第174页[Walter Reichle，Zwischen Staat und Kirche：Das Leben und Wirken des preussischen Kultusministers Heinrich v.Mühler（Berlin，1938），p.174]。

99．雅姆斯男爵致布莱希罗德，1862年5月25日，RA。

100．关于罗斯柴尔德的哀怨，见Corti，Haus Rothschild，pp.422–428和Pottinger，Napoleon III，p.123；关于法国人对奥地利胜利的预期，见Pottinger，pp.82–105；关于德国人的类似情感，见Böhme，Deutschlands Weg，pp.197–207。

101．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6年2月16日，RA。

102．参见Hellwig，Der Kampf，pp.161–162。

103．DPO，V1，215–16.

104．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6年3月9日，FA。

105．波德尔施温格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3月12日，BA。

106．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3月17日，RA。

107．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6，p.167；and Hellwig，Der Kampf，p.170.

108．Reichle，Mühler，p.172.

109．APP，VI，728.

110．GW，V，415.

111．APP，VI，731–32.

112．GW，V，451.

113．APP，VI，645.

114．Reichle，Mühler，p.173.

115．贝埃纳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4月7日，BA。

116．布莱希罗德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男爵，1866年4月11、13日，RA，New Court档案馆。兰德斯教授见到这些书信，并友好地把他做的摘要交给我。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只允许展示很少的几封信和其他少量转录件。

117．尤尔根·舒夏特，《1866年以来的德国经济危机》，刊于《经济史年鉴》（东柏林，1962年），第二卷，第91–141页[Jürgen Schuchardt，“Die Wirtschaftskrise vom Jahre1866in Deutschland，”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II（East Berlin，1962），91–141]。

118．Reichle，Mühler，p.173.

119．OD，VIII，78.

120．雅姆斯男爵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4月3、15日，BA；布莱希罗德致雅姆斯男爵，1866年4月18日，RA。

121．Hellwig，Der Kampf，pp.225，169.

122．GW，V，474–75.

123．很少有历史学家注意过这次内阁会议。普鲁士内阁，内阁会议纪要，1866年5月2日，DZA：Merseburg，编号90a。

124．有趣的是，1866年8月28日，内阁要求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但1867年1月16日，内阁又对国王提出，鉴于形势已经改变，应该取消出售煤矿的计划。内阁会议纪要，1866年8月28日，DZA：Merseburg，编号90a。那些年里与萨尔煤矿有关的档案材料（归入矿业类，编号89和90）大多在二战中或二战后佚失。

125．Hellwig，Der Kampf，pp.174–175.

126．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5月18日，BA。

127．摘自枢密院和内阁会议纪要，1866年5月3日，GFO：I.A.A.a27，第1卷。

128．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生平回忆，1817–1867》，两卷本（莱比锡，1905年），第2卷，第370页[Rudolf von Delbrück，Lebenserinnerungen1817–1867，2vols.（Leipzig，1905），II，370]。

129．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6，p.169.另见阿尔弗雷德·施特恩，《1848年到1871年的欧洲史》（斯图加特和柏林，1923年），第3卷，第468页[Alfred Stern，Geschichte Europas von1848bis1871（Stuttgart and Berlin，1923），III，468]。

130．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5月2日，RA。

131．格奥尔格·布斯，《1865–1913年的柏林证券市场》（柏林，1913年），第116页[Georg Buss，Die Berliner Börse von1865–1913（Berlin，1913），p.116]。

132．Delbrück，Lebenserinnerungen，II，371–72.

133．Löwenthal，Preussischer Verfassungsstreit，p.275；另参见海因里希·冯·波辛格编，《俾斯麦亲王经济政策文件汇编》，两卷本（柏林，1890–1891年），第2卷，第84–85页[Heinrich von Poschinger，ed.，Aktenstücke zur Wirthschaftspolitik des Fürsten Bismarck，2vols.（Berlin，1890–1891），II，84–85]。

134．布莱希罗德致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男爵，5月4、7日，RA，New Court档案馆。

135．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5月5、11日，BA。

136．贝纳利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5月11、22日，BA。

137．普鲁士外交部档案中有一张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的便条，日期为1866年5月9日，内容是转交来自维也纳的一封重要书信。书信已经丢失，或者被归档到其他地方，它很可能来自贝纳利或戈德施密特。DZA：Merseburg：I.A.A.l.41.sec.

138．戈登·克雷格，《克尼格雷茨战役：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费城和纽约，1964年），第6页[The Battle of Königgrätz：Prussia’s Victory over Austria，1866（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1964），p.6]。这是关于那场战役及其意义的出色研究。

139．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45.

140．Münch，Hansemann，p.116.

141．Bergengruen，Heydt，p.327；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6，p.169.

142．Collani，Die Finanzgebarung，p.49.

143．同上，p.53。

144．戈尔茨致俾斯麦，1866年5月21日，DZA：Merseburg：I.A.A.l.41.sec。

145．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66年5月26日，RA。

第四章　银行家与俾斯麦的胜利

1．Zechlin，Bismarck，p.341.

2．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p.263–64.

3．Heyderhoff，Deutscher Liberalismus，p.312；Eyck，Bismarck，II，203–204；卡尔·特维斯腾，《我们还能拯救什么：一些直言》（柏林，1861年），第24、52页[Karl Twesten，Was uns noch retten kann.Ein Wort ohne Umschweife（Berlin.1861），pp.24，52]。

4．GW，VII，131.

5．GW，XIV2，623.

6．GW，VII，132.

7．Bergengruen，Heydt，pp.322–24.

8．参见海特的备忘录，1865年1月1日，1866年2月15日，BA。

9．GW，IV，373；V，349–350；奥托·贝克著，亚历山大·沙夫编，《俾斯麦的德意志形态斗争》（海德堡，1958年），第114–117页[Otto Becker，Bismarcks Ringen um Deutschlands Gestaltung，ed.by Alexander Scharff（Heidelberg，1958），114–117]。

10．舒夏特，《经济危机》，刊于《经济史年鉴》，1962年第2期，第113页[Schuchardt，“Die Wirtschaftskrise，”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2（1962），113]。

11．海特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5月16、18日，BA。

12．摘自枢密院和内阁会议纪要，1866年6月4日，GFO：I.A.A.a27，第1卷。

13．Münch，Hansemann，p.27.

14．同上，p.117。

15．俾斯麦亲手修改过的备忘录，1889年6月，DZA：Potsdam：帝国首相办公厅工商业档案，No.18，Vol.6。

16．Pflanze，Bismarck，p.321.

17．格洛·曼，《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未存在的帝国》，收录于孚希特万格编，《突变与传承：德国历史的一个世纪》（匹兹堡，1974年），第31页[Golo Mann，“The Second German Empire：The Reich That Never Was，”in E.J.Feuchtwanger，ed.，Upheaval and Continuity：A Century of German History（Pittsburgh，1974），p.31]。

18．引自古斯塔夫·阿道夫·赖因，《俾斯麦政策中的革命》（哥廷根，1957年），第144页[Gustav Adolf Rein，Die Revolution in der Politik Bismarcks（Göttingen，1957），p.144]。

19．鲍迪辛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5月22日，BA。

20．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6月14、21日，BA。

2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6年6月19、20日，FA；海因里希·冯·波辛格编，《汉斯·维克多·冯·翁鲁生平回忆录》（斯图加特，1895年），第241–243页[Heinrich von Poschinger，ed.，Erinnerungen aus dem Leben von Hans Viktor von Unruh（Stuttgart，1895），pp.241–43]。

22．关于1866年俾斯麦与翁鲁的谈话，见Poschinger，Unruh，pp.243–250；关于1859年的谈话，见GW，VII，37–40；关于他与王储的谈话，见GW，VII，137。

23．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6月21日，RA。

24．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6月19日，RA。

25．Heyderhoff，Deutscher Liberalismus，p.307.

26．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6月25日，RA。

27．布莱希罗德的便条，1866年6月29日，SA。关于舍恩豪森档案（SA），见第十二章，注释14。

28．Craig，Battle of Königgrätz，p.26.

29．同上，pp.163–164。

30．似曾相识的感叹，引自亚当·万德鲁茨卡出色的《1866：命运之年》（格拉茨，1966年），第13页[Adam Wandruszka，Schicksalsjahr1866（Graz，1966），p.13]。

31．见卡尔·海因里希·霍费勒，《克尼格雷茨与1866年后的德国人》，刊于《作为科学和教学的历史》，1966年第17期，第393–416页[Karl Heinrich Höfele，“Königgrätz und die Deutschen von1866，”GWU，17（1966），393–416]。

3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6年7月4日，DAZ：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

33．GW，VI，120.

34．Rein，Die Revolution，p.148；爱德华·冯·维特海默，《政治斗争中的俾斯麦》（柏林，1930年），第236–237页[Eduard von Wertheimer，Bismarck im politischen Kampf（Berlin，1930），pp.236–37]。

35．GW，V，537–38.

36．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7月3日，RA。

37．Holborn，Modern Germany，p.135；尼古拉斯·基斯（Nicolas Kiss）致俾斯麦的书信草稿，1866年5月21日，科苏特档案，布达佩斯，国家档案1，4405。

38．俾斯麦的草稿，1866年7月5日，DAZ：梅泽堡，I.A.A.l.41.sec.，另见GW，VI，37。

39．Wandruszka，Schicksalsjahr，p.177.

4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6年7月8日，DAZ：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

41．GW，VI，20.

42．霍斯特·科尔编，《俾斯麦年谱：1894–1899年》，6卷本（莱比锡，1894–1899年），第六卷，第186页[Horst Kohl，ed.，Bismarck-Jahrbuch1894–1899，6vols.（Leipzig，1894–1899），IV，186]。

4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6年7月18日，DAZ：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

44．理查德·施维默，《法兰克福自由市史》，第III2卷：1814–1866年（法兰克福，1918年），第349页和第8、9章各处[Richard Schwemer，Geschichte der freien Stadt Frankfurt a.M.，Vol.III2：1814–1866（Frankfurt a.M.，1918），p.349and chs.8，9，passim]。

45．同上，p.344。

46．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66年7月23日，DAZ：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

47．GW，VI，63，90；Eyck，Bismarck，II，268–72.

48．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7月25日，BA。

49．Schwemer，Frankfurt，p.383.

50．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7月8日，RA。

51．关于谈判的后续情况，见Schwemer，Frankfurt，第9章。

52．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7月18日，BA。

53．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7月19日，BA。

54．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66年7月23日，DAZ：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

55．同上。

56．参见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66年7月29日，DAZ：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Kohl，Bismarck-Regesten，I，291。

57．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367.

58．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66年7月8日，DAZ：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

59．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66，p.175；另见格哈德·里特，《1866年赔偿草案的提出》，刊于《历史期刊》，1915年总第114期，第18–64页[Gerhard Ritter，“Die Entstehung der Indemnitätsvorlage von1866，”HZ，114（1915），18–64]。

60．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8月8日，RA。

61．基辛格，《白色革命家》，刊于《代达罗斯》，1968年总第97期，第888–924页[Kissinger，“The White Revolutionary，”Daedalus，97（1968），888–924]。

62．见《非政治德国人的政治后果》（“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Unpolitical German”），来自拙作《狭隘主义的失败：论近代德国的政治文化》（纽约，1972年），特别是第11–15页[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Essays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Germany（New York，1972），esp.pp.11–15]。

63．引自Becker，Bismarcks Ringen，p.258。

64．GW，VII，140.

65．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8月1日，BA。

第五章　俾斯麦的钱袋和布莱希罗德的地位

1．莫里茨·布施，《日记选》，3卷本（莱比锡，1899年），第二卷，第65页[Moritz Busch，Tagebuchblätter（3vols.，Leipzig，1899），II，65]。

2．见夏洛蒂·赞佩尔，《俾斯麦的无名书信》，刊于《历史期刊》，1968年总第207期，第609–616页[Charlotte Sempell，“Unbekannte Briefstellen Bismarcks，”HZ，207（1968），609–616]。

3．米夏埃尔·魏尔纳编，《与海涅相会：同时代人的报告》（汉堡，1973年），第二卷，第241页[Michael Werner，ed.，Begegnungen mit Heine：Berichte der Zeitgenossen（Hamburg，1973），II，241]。

4．引自阿尔弗雷德·瓦格茨，《俾斯麦的财富》，刊于《中欧史》，1968年第1期，第203–233页[Alfred Vagts，“Bismarck’s Fortune，”CEH，1（1968），203–33]。瓦格茨的文章是对俾斯麦金融交易最早的认真总结之一。总结显然不完整，而且非常依赖乌尔里希·库恩策尔（Ulrich Küntzel）很不准确的《伟人的金融》（维也纳和杜塞尔多夫，1964年），第447–511页[Ulrich Küntzel，Die Finanzen grosser Männer（Vienna and Düsseldorf，1964），pp.447–511]。

5．Sempell，“Briefstellen Bismarcks，”pp.609–13.

6．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59年5月3日，SA，以及随后的账户账单。

7．Küntzel，Die Finanzen，p.477.

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59年4月4日，1861年1月11日，SA。

9．同上，1861年4月11日。

10．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61年11月8、12日，BA。

1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2年1月22日，SA。

12．Küntzel，Die Finanzen，p.478

13．布莱希罗德的账单，1863年12月31日，SA。

14．SA：布莱希罗德文件。

15．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3年5月6日，SA。

16．同上，1864年4月5日；1864年4–9月账单。

1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4年9月12日；1865年5月31日账单，BA。

1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3年11月23日，FA；布莱希罗德致齐特尔曼，1863年12月4、5、8日，DAZ：梅泽堡，齐特尔曼档案。布莱希罗德写给齐特尔曼的其他书信似乎已佚，档案中的留存少得可怜。

19．年度账单，1866年12月31日。

2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7年7月4日，SA。

21．同上，1867年7月12日。

22．Kohl，Bismarck-Regesten，I，311–12.

23．GW，XIV2，725.

24．同上，p.729。

25．恩斯特·威斯特法尔，《地主俾斯麦：伐尔岑护林人的回忆》（莱比锡，1922年），第12页[Ernst Westphal，Bismarck als Gutsherr：Erinnerungen seines Varziner Oberförsters（Leipzig，1922），p.12]；阿诺德·奥斯卡·迈耶尔，《俾斯麦：人和政客》（斯图加特，1949年），第382–389页[Arnold Oskar Meyer，Bismarck.Der Mensch und der Staatsmann（Stuttgart，1949），pp.382–89]。

26．A.O.Meyer，Bismarck，p.382.

27．引号中的文字原文为英语，GW，XIV2，761、753。

28．同上，pp.727、739。

29．伯恩哈德·冯·普特卡默致俾斯麦，1867年9月28日，BA。

30．GW，XIV2，725.

31．Westphal，Bismarck，p.20.

32．同上，pp.48–49。

33．Busch，Tagebuchblätter，I，468.

34．《约翰娜·冯·俾斯麦：书信中的人生，1844–1894》（斯图加特，1915年），第215页[Johanna von Bismarck.Ein Lebensbild in Briefen（1844–1894）（Stuttgart，1915），p.215]。

35．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8年9月2日，SA。

36．同上，1867年11月6日。

37．同上，1868年9月6日。

38．同上，1868年9月15日；另见GW，XIV2，762。

39．见Münch，Hansemann，pp.298–333；齐格弗里德·冯·卡尔多夫，《威廉·冯·卡尔多夫：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期的国民议员，1828–1907》（柏林，1936年），第89–95页[Siegfried von Kardorff，Wilhelm von Kardorff：Ein Nationaler Parlamentarier im Zeitalter Bismarcks und Wilhelms II，1828–1907（Berlin，1936），pp.89–95]。

40．1868年7月–12月账单，SA。

4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9年7月1日、12月31日，SA。

42．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8年1月25日，RA。

43．明希致博伊斯特，1869年9月25日，HHSA：PA III：普鲁士。

44．Busch，Tagebuchblätter，I，467.

45．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9年11月25日，SA。

46．胡戈·莱申费尔德—科菲林伯爵，《回忆与铭记》（柏林，1935年），第254页[Graf Hugo 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 und Denkwürdigkeiten（Berlin，1935），P.254]。

47．普特卡默致俾斯麦，1867年11月28日，1868年1月15日，BA。

48．普特卡默致俾斯麦，1868年11月25日，BA。

49．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7年7月12日，1868年9月6日，SA。

50．施特鲁克（Struck）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4月29日，BA。

51．Becker，Bismarcks Ringen，p.185.

52．关于该项目的后续情况，见Münch，Hansemann，pp.138–148。

53．尤里乌斯致盖尔森·布莱希罗德，1864年3月29日，1868年4月，1869年6月1日，1870年7月2日，BA。

54．警方报告，1861年10月4日，BLHA：王国警察总局，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报告，编号30。

55．雅姆斯男爵致布莱希罗德，1864年5月8日，BA。

56．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7年10月14日，RA。

57．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8月27日，BA。

58．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11月10日，12月18日，RA。

59．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68年6月6日，RA。

60．理查德·冯·弗里森男爵，《生平回忆》（德累斯顿，1880年），第二卷，第305–306页[Richard Freiherr von Friesen，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Dresden，1880），II，305–6]。

61．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66年11月10日，RA。

62．加斯克尔（Kaskel）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7月18日，BA。

63．Friesen，Erinnerungen，p.340.

64．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10月18、22日，11月8、16日，12月1、17日，RA。

65．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家族，1866年11月8日，RA。

66．萨克森驻柏林大使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2月15日，BA。

67．Friesen，Erinnerungen.pp.351–52.

68．汉斯·菲利皮，《韦尔夫基金的历史》，刊于《下萨克森州地方史年鉴》，1959年总第31期（新序号），第190–199页[Hans Philippi，“Zur Geschichte des Weifenfonds，”Niedersächsisches Jahrbuch für Landesgeschichte，n.s.，31（1959），190–99]；埃伯哈德·纳乌约克斯，《俾斯麦与官方媒体的组建》，刊于《历史期刊》，1967年总第205期，第69页[Eberhard Naujoks，“Bismarck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Regierungpresse，”HZ，205（1967），69]。

69．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9年10月1日，SA。

70．GW，XIV2，762.

71．Bergengruen，Heydt，pp.367–369；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9年10月15日，SA.

7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9年11月6、21日，SA。

73．弗里德里希·琮克尔，《1834–1879年的莱茵—威斯特法伦企业家：19世纪德国市民阶层史论文集》（科隆和奥普拉登，1962年），第118–122页[Friedrich Zunkel，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 Unternehmer1834–1879：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ürgertums im19.Jahrhundert（Cologne and Opladen，1962），pp.118–22]。

74．给俾斯麦的报告，1865年12月18日，BLHA：王国警察总局，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报告，编号30。另见布莱希罗德致伊岑普利茨，1865年12月26日，科布伦茨联邦司法部档案。该材料来自纽约莱奥·拜克学会的弗雷德·格鲁贝尔博士（Dr.Fred Grubel）。

75．致警察总监的信，1867年3月1、7日，BLHA：王国警察总局，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报告，编号30。

76．F.奥伊伦堡致布莱希罗德，1867年5月7日，BA。

77．Zunkel，Rheinisch-Westfälische Unternehmer，p.314.

78．书信，1868年8月27日，10月15、16日，11月10日，BLHA：王国警察总局，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报告，编号30。

79．布莱希罗德的备忘录，1870年10月10日，1871年3月31日，BA。

80．罗斯柴尔德致俾斯麦，1863年11月12日（斜体为原文所标），SA；罗斯柴尔德致俾斯麦，1863年12月30日，SA。

81．奥古斯特·奥伊伦堡致菲利普·奥伊伦堡，1890年5月31日，科布伦茨联邦档案：奥伊伦堡档案。该材料来自约翰·洛尔（John Röhl）。

82．不幸的是，只有寥寥几封信留存下来，尽管它们包含不寻常的信息量。关于俾斯麦和内塞尔罗德，参见尤里乌斯·海德霍夫编，《在俾斯麦的敌人圈子里》（莱比锡，1943年），第134、191页[Julius Heyderhoff，ed.，Im Ring der Gegner Bismarcks（Leipzig，1943），pp.134，191]。

83．内塞尔罗德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7月17日，1867年5月21日、7月3日和6日，BA。

84．海因里希·奥托·麦斯纳编，《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瓦德西伯爵回忆录》，3卷本（斯图加特和柏林，1922–1923年），第一卷，第10页[Heinrich Otto Meisner，ed.，Denkwürdigkeit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3vols.；Stuttgart and Berlin，1922–1923），I，10]。

85．勃兰特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3月28日，BA。

86．拉斯克致布莱希罗德，1869年12月19日，1870年3月11日，BA。

87．罗德致布莱希罗德，1867年5月4日，1869年3月28日，1870年1月26日，BA。

88．同上，1870年4月2日。

89．鲁道夫·费尔豪斯编，《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日记：对霍亨索伦王朝宫廷圈子的记录》，（哥廷根，1960年），第15页[Rudolf Vierhaus，ed.，Das Tagebuch der Baronin Spitzemberg.Aufzeichnungen aus der Hofgesellschaft des Hohenzollernreiches（Göttingen，1960），p.15]。

90．APP，X，223–24.

91．《皇室文件与通信》（巴黎，1870年），第一卷，第230–234页[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Paris，1870），I，230–34]。关于斯托费尔，见Vierhaus，Spitzemberg，p.122。

92．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社交界取得的非凡成功的简要描绘，参见Gille，Maison Rothschild，I：Des Originesà1848，pp.467–488。

93．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68年1月3日（两封），1868年1月11日，BA。

94．F.奥伊伦堡致布莱希罗德，1869年4月25日，BA。

95．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66年12月28日，BA。

96．收据，1868年10月4日，BA。

97．Vierhaus，Spitzemberg，p.88.

第六章　第三场战争

1．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67年3月22日，RA。

2．贝纳利致布莱希罗德，1867年4月11日，BA。

3．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7年4月26日，BA。

4．布兰代致布莱希罗德，1867年5月1日，BA。

5．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67年5月7日，BA。

6．布兰代致布莱希罗德，1867年5月16日，BA。

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7年7月25日，FA。斜体为作者所加。

8．莱曼致布莱希罗德，1867年8月14日，BA。

9．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8年10月2日，SA。

10．APP，X，223–24.

11．Papiers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I，230–34.

12．Busch，Tagebuchblätter，I，303.

13．明希致博伊斯特，1869年3月13日，HHSA：PA III：普鲁士。

14．Pflanze，Bismarck，第17章，《民族运动的失败》，“The Failure of the National Movement”。

15．明希致博伊斯特，1869年10月9日，HHSA：PA III：普鲁士。

16．洛塔尔·加尔，《作为执政党的自由派：复辟与帝国建立之间的巴登大公国》（威斯巴登，1968年），第467–471页[Lothar Gall，Der Liberalismus als regierende Partei.Das Grossherzogtum Baden zwischen Restauration und Reichsgründung（Wiesbaden，1968），pp.467–71]。

17．GW，VI，166–168；关于该问题，见约瑟夫·贝克尔，《俾斯麦与1870年初接受巴登加入北德邦联的问题：1870年2月24日拉斯克议会质询档案》，刊于《上莱茵史期刊》，1971年总第119期，第427–470页[Josef Becker，“Bismarck und die Frage der Aufnahme Badens in den Norddeutschen Bund im Frühjahr1870.Dokumente zur Interpellation Laskers vom24.Februar1870，”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Oberrheins，119（1971），427–70]。

18．维姆普芬致博伊斯特，1870年5月21日，HHSA：PA III：普鲁士。

19．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419.

20．GW，VI2，202–3.

21．关于近年来对西班牙乱局所造成国际冲击的概述，见理查德·科内茨克，《西班牙，1870年战争的由来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刊于《历史期刊》，1972年总第214期，第580–613页[Richard Konetzke，“Spanien，Die Vorgeschichte des Krieges von1870und die Deutsche Reichsgründung，”HZ，214（1972），580–613]。

22．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资格与普法战争的源头一直以来都是争议重重的话题，至今仍然如此。近年来最好的概述包括约瑟夫·贝克尔的《俾斯麦在1870年西班牙王位之争中的政策问题》，刊于《历史研究》，1971年总第212期，第529–607页[Josef Becker，“Zum Problem der Bismarckschen Politik in der Spanischen Thronfrage1870，”HZ，212（1971），529–607]；以及威廉·哈尔佩林的《重温普法战争的源头：俾斯麦与霍亨索伦家族的西班牙王位候选资格》，刊于《近代史期刊》，1973年总第45期，第83–91页[S.William Halperin，“The Origins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 Revisited：Bismarck and the Hohenzollern Candidature for the Spanish Throne，”JMH，45（1973），83–91]。全方位描绘这场战争的最佳著作是迈克尔·霍华德的杰作《普法战争：德国人入侵法国，1870–1871》（纽约，1961年）[Michael Howard，The Franco-Prussian War：The German Invasion of France，1870–1871（New York，1961）]。

23．维姆普芬致博伊斯特，1870年3月19日，HHSA：PA III：普鲁士。

24．劳伦斯·斯蒂费尔，《俾斯麦，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资格和1870年普法战争的源头》（马萨诸塞州，剑桥，1962年），第39页[Lawrence D.Steefel，Bismarck，the Hohenzollern Candidacy，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anco-German War of1870（Cambridge，Mass.，1962），p.39]。

25．Pflanze，Bismarck，p.449.

26．约瑟夫·贝克尔致作者，1969年10月17日。有人反复断言布莱希罗德参与此事，但没有证据，比如巴斯蒂安·肖特的《德法战争的源头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收录于赫尔穆特·波姆所编的《帝国建立时期的问题，1848–1879》（科隆和柏林，1968年），第276页[Bastian Schot，“Die Entstehung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es und die Gründ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in Helmut Böhme，ed.，Probleme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1848–1879（Cologne and Berlin，1968），p.276]。

27．勃兰特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5月22日、7月9日，BA。

28．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70年6月25、29日，RA。

29．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0年6月26日，SA。

30．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7月1日，BA。

31．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10月1日，BA。

32．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70年7月5日，RA。

33．约翰·莫利，《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传》（修订版单卷本，纽约，1921年），第二部分，第325页[John Morley，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Revised edition in1volume；New York，1921），II，p.325]。

34．赫尔曼·翁肯，《1863年到1870年拿破仑三世的莱茵地区政策与1870年到1871年战争的源头》（斯图加特，1926年），第三部分，第416页[Hermann Oncken，Die Rheinpolitik Kaiser Napoleons III von1863bis1870und der Ursprung des Krieges von1870/71（Stuttgart，1926），III，416]。乔治·博南所编的《俾斯麦与霍亨索伦家族的西班牙王位候选资格：德国外交档案文件》（伦敦，1957年，第228页）刊印了布莱希罗德比这封信早几个小时发出的电报，“召回”（Abberufung）一词被误译为“辞职”[Georges Bonnin，ed.，Bismarck and the Hohenzollern Candidature for the Spanish Throne.The Documents in the German Diplomatic Archives（London，1957），p.228]。

35．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0年7月8日，FA。

36．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70年7月6日，RA。

3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0年7月9日，GFO：西班牙32。另见Bonnin，Bismarck，pp.237–238。

38．约翰娜·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BA。

39．GW，VI2，349.

40．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70年7月10日，RA。

41．Corti，Haus Rothschild，p.441.

42．罗伯特·霍华德·洛德，《1870年战争的源头：来自德国档案的新文件》（马萨诸塞州，剑桥，1924年），第163、178–180页[Robert Howard Lord，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1870：New Documents from the German Archives（Cambridge，Mass.，1924），pp.163，178–80]。

43．瓦德西致勃兰特，1870年7月8日；勃兰特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7月9日，BA。另参见Meisner，Denkwürdigkeiten...Waldersee，I，75。

44．佩彭谢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7月12日，BA。

45．GW，VI2，353.

46．关于俾斯麦在7月12、13日发起的外交反击，参见威廉·朗格精彩的探索性论文，《剧作家俾斯麦》，收录于萨基希安所编的《外交史与史学史研究—纪念古奇》（伦敦，1961年），第199–216页[William L.Langer，Bismarck as Dramatist，”in 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Honour of G.P.Gooch，ed.by A.O.Sarkissian（London，1961），pp.199–216]。

47．Lord，Origins of the War，pp.60–61，196.

48．赫伯特·俾斯麦战时日记，FA，第28柜，1870年7月12日；我要感谢克劳斯—彼得·霍伊普科博士（Dr.Klaus-Peter Hoepke），他帮助编辑赫伯特·俾斯麦的通信，并向我提供这段摘要。

49．见Langer，“Bismarck”，另见约亨·迪特里希近来的简短概要，《1870–1871年德法战争的源头和爆发》，收录于特奥多尔·希德和恩斯特·多伊莱因所编的《帝国建立，1870–1871》（斯图加特，1970年），第88–91页[Jochen Dittrich，“Ursachen und Ausbruch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es1870–71，”in Reichsgründung1870–71，ed.by Theodor Schieder and Ernst Deuerlein（Stuttgart，1970），pp.88–91]。

50．Howard，Franco-Prussian War，p.57.

51．Münch，Hansemann，pp.89–96；Hamerow，German Unification...Struggles，pp.400–403.

52．维姆普芬致博伊斯特，1870年8月13日，HHSA：PA III：普鲁士。

53．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7月13、19日，8月20日，BA。

54．关于民族情感的这种转变，见卡尔·海因里希·霍费勒，《1870–1871年德国的使命信仰和时代意识》，刊于《宗教和精神史期刊》，1963年第15期，第265–276页[Karl Heinrich Höfele，“Sendungsglaube und Epochenbewusstsein in Deutschland1870–71，”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und Geistesgeschichte，15（1963），265–76]。

55．《俾斯麦的笔杆子：海因里希·阿贝肯传》（伦敦，1911年），第292页。由他的妻子根据其书信和日志整理而成，查尔斯·爱德华·巴雷特—伦纳德夫人和霍佩翻译[Bismarck’s Pen：The Life of Heinrich Abeken，edited from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 by his wife，trans.by Mrs.Charles Edward Barrett-Lennard and M.W.Hoper（London，1911），p.292]。

56．Otto Becker，Bismarcks Ringen，p.797.

57．瓦克（Wacker）致外交部，1870年8月5日，GFO：法国70。另参见瓦尔特·利普根斯，《俾斯麦，舆论和1870年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刊于《历史期刊》，1964年总第199期，第64页[Walter Lipgens，“Bismarck，dieöffentliche Meinung und die Annexion von Elsass und Lothringen1870，”HZ，199（1964），64]。

58．蒂勒致科伊德尔，1870年8月4日；科伊德尔致蒂勒，1870年8月16日，GFO：法国70；君特·里希特，《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俾斯麦的合作者》（吕贝克和汉堡，1966年），第33–34页[Günter Richter，Friedrich von Holstein：Ein Mitarbeiter Bismarcks（Lübeck and Hamburg，1966），pp.33–34]。

59．伯恩斯托夫致外交部，1870年8月4日，GFO：法国70，机密。

60．罗伯特·亨雷编译，《巴黎来信，1870–1875》（伦敦，1942年），第72页[Letters from Paris，1870–1875，trans.and ed.by Robert Henrey（London，1942），p.72]。作者C.de B.是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族长的一名政治线人。

61．佩格拉斯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7月29日，BA；鲁道夫·伦茨，《1870–1871年德法战争的开支和筹资：以符腾堡、巴登和巴伐利亚为例》（莱茵河，波帕德，1970年），第82–84页[Rudolf Lenz，Kosten und Finanzierung des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es1870–1871.Dargestellt am Beispiel Württembergs，Badens and Bayerns（Boppard am Rhein，1970），pp.82–84]。

62．埃伯哈德·魏斯，《从战争爆发到帝国建立》，刊于《巴伐利亚地方史期刊》，1970年第33期，第806–808页[Eberhard Weis，“Vom Kriegsausbruch zur Reichsgründung，”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33（1970），806–8]。

63．参见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3月27日，引自威廉·许斯勒，《路德维希二世“劝进信”的秘密》，收录于《历史性的力量与决定：奥托·贝克尔贺寿集》（威斯巴登，1954年），第209页[Wilhelm Schüssler，“Das Geheimnis des Kaiserbriefes Ludwig II，”Geschichtliche Kräfte und Entscheidungen，Festschrift für Otto Becker（Wiesbaden，1954），p.209]。关于普鲁士的补助与“劝进信”联系的更谨慎观点，见汉斯·拉尔，《俾斯麦的帝国建立与来自巴伐利亚的金钱要求》，刊于《巴伐利亚地方史期刊》，1969年第22期，第408–409页[Hans Rall，“Bismarcks Reichsgründung und die Geldwünsche aus Bayern，”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22（1959），408–9]。

64．汉斯·菲利皮，书评，《下萨克森地方史年鉴》，1968年新序列第40期，第194–197页[Hans Philippi，review，Niedersächsisches Jahrbuch für Landesgeschichte n.s.40（1968），194–97]。

65．Otto Becker，Bismarcks Ringen，p.798.

66．奥古斯特·洛夫特斯，《奥古斯特·洛夫特斯勋爵外交回忆录，1862–1879》，两卷本（伦敦、巴黎和墨尔本，1894–1895年），第一卷，第317–318页[Augustus Loftus，The Diplomatic Reminiscences of Lord Augustus Loftus，1862–1879，2vols.（London，Paris，and Melbourne，1894–1895），I，317–18]。

67．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70年8月3日，DZA：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

68．布莱希罗德致阿尔方斯男爵，1870年9月9日，RA。

69．布莱希罗德致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1871年5月6日，RA，伦敦。

70．布莱希罗德致门德尔，1870年12月3日，BA。

71．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70年8月13日，DZA：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库尔特·莱茵多夫，《英国与1870–1871年德法战争》（波恩和莱比锡，1923年），第44–45页[Kurt Rheindorf，England und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 Krieg1870–1871（Bonn and Leipzig，1923），pp.44–45；Loftus，Reminiscences，I，318；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70年9月5日，RA]。

72．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70年9月2、3日，RA；布莱希罗德致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1870年9月2日，RA，伦敦；Münch，Hansemann，p.90。

73．布莱希罗德致阿尔方斯男爵，1870年8月19日，RA；布兰代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8月26日，BA。

74．同上，1870年9月7日，BA。

75．所有日期为9月15日之后的布莱希罗德书信都盖有罗斯柴尔德的戳记：“巴黎收讫，1871年2月18日”，RA。

76．伊丽莎白王后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10月3日，BA。

77．参见德国救济伤病士兵协会中央委员会1870年12月28日的书信，BA。

78．施耐德，《威廉皇帝传，1849–1873》，两卷合订本（柏林，1888年），第二卷，第132–134页[L.Schneider，Aus dem Leben Kaiser Wilhelms，1849–1873，2vols，in1（Berlin，1888），II，132–34]。

79．威廉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11月28日，BA。

80．施耐德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1月13日，BA。

81．约翰娜·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9月30日，BA。

82．约翰娜·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11月22日，BA。

83．施耐德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8月19日，BA。

84．Howard，Franco-Prussian War，pp.227–28.

85．施耐德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9月22日，BA。

86．Schneider，Leben Kaiser Wilhelms，II，257.

87．引自Busch，Tagebuchblätter，I，217。

88．Howard，Franco-Prussian War，pp.347–48.

89．GW，XIV2，793.

90．保罗·哈茨菲尔特，《哈茨菲尔特信札：保罗·哈茨菲尔特伯爵与夫人书，1870–1871》（莱比锡，1907年），第72页[Paul Hatzfeldt，Hatzfeldts Briefe.Briefe des Grafen Paul Hatzfeldt an seine Frau，1870–71（Leipzig，1907），p.72；Busch，Tagebuchblätter，I，214–15]。

91．参见施耐德致布莱希罗德，BA。

92．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9月5日，BA。

93．参见佩彭谢、拉齐威尔和温特菲尔特的书信；布莱希罗德的礼单；奥伊伦堡致布莱希罗德，BA。

94．保罗·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秘密战时日记，1870–1871》，彼得·拉索编（伯恩，1954年），第349页[Paul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f，Geheimes Kriegstagebuch1870–1871，ed.by Peter Rassow（Bonn，1954），p.349]。

95．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70年8月5、13日，DZA：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

96．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8月16日，BA。

97．GW，VI2，442ff.

98．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p.448–50.

99．《恩格斯与马克思往来书信》，倍贝尔和伯恩斯坦编（斯图加特，1913年），第四卷，第316页[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ed.by A.Bebel and Ed.Bernstein（Stuttgart，1913），IV，316]。

100．关于吞并问题的著作数量繁多；最近的争议由利普根斯的《俾斯麦》引起（第31–112页）。另见洛塔尔·加尔，《阿尔萨斯—洛林问题》（Das Problem Elsass-Lothringen），收录于特奥多尔·希德和恩斯特·多伊莱因所编的《帝国建立，1870–1871》（第366–385页），关于后利普根斯作品的评论，见第367页。

101．Howard，Franco-Prussian War，pp.181–82.

102．GW，VI2，454–55.

103．Howard，Franco-Prussian War，pp.220–222.

104．关于俾斯麦之前的媒体活动，见Lipgens，“Bismarck”，pp.31–112。

105．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70年8月14日，DZA：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

106．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70年9月10日；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9月11日，GFO：法国70。

107．伯恩斯托夫致俾斯麦，1870年9月12日，同上。俾斯麦也许会对这种类比感到震惊，因为当时他常常称赞美国。

108．门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9月13日，BA。不幸的是，门德尔后来的书信（直到1870年12月底）不在布莱希罗德档案中，可能被布莱希罗德转交给外交部。

109．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9月29日，BA。

110．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f，Kriegstagebuch，pp.93–94.

111．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9月29日，BA。

112．蒂勒致俾斯麦，1870年10月14日，GFO：法国70。

113．同上，1870年10月26日，11月8、21日。

114．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10月20日，BA。

115．布莱希罗德致科伊德尔，1870年10月28日，DZA：梅泽堡，科伊德尔档案。

116．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8月20日、10月21日，BA。

117．施魏因尼茨（Schweinitz）致俾斯麦，1870年10月25日，GFO：法国70。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11月3日，BA。

118．同上，1870年11月3日、12月12日，BA。

119．同上，1870年12月13日，BA。参见Heinrich Abeken，p.297。

120．GW，VI2，625–28.

121．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12月18日，BA。

12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0年12月13日，FA。

123．关于当时的反俾斯麦和反德意志情绪，参见Lipgens，“Bismarck”，pp.84–88；莫斯，《欧洲诸强与1848–1871年的德意志问题：特别涉及英国和俄国》（剑桥，1958年），第11章各处[W.E.Mosse，The European Powers and the German Question1848–1871.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and and Russia（Cambridge，1958），ch.11，passim]；奥多·罗素勋爵当时告诉外相格兰维尔，如果俾斯麦“对欧洲版图的改变远远超过拿破仑皇帝被认为能做到的”，他将不再感到意外。他还表示，“我们必须对许多令人不快的意外做好准备”。同上，第354页。

124．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9月5日、11月26日，BA。

125．同上，1870年12月12日。

126．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0年12月13日，FA。

127．阿尔布莱希特·冯·施托什，《回忆录：书信和日记选》，乌尔里希·冯·施托什编辑（斯图加特，1904年），第227页[Albrecht von Stosch，Denkwürdigkeiten.Briefe und Tagebuchblätter，ed.by Ulrich von Stosch（Stuttgart，1904），p.227]。

128．参见门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12月29日，1871年1月1、2、8、9、14、20、21和25日，BA。当时，门德尔还经常给普鲁士大使伯恩斯托夫写信。

129．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1月23日，BA。

第七章　凡尔赛宫里的狂妄

1．关于这场矛盾，见埃伯哈德·科尔布（Eberhard Kolb），《作战与政治，1870–1871》（Kriegführung und Politik，1870–71），收录于特奥多尔·希德和恩斯特·多伊莱因所编的《帝国建立，1870–1871》，第95–118页，特别是第95、99和113页。

2．引自Hamerow，German Unification...Struggles，p.419。

3．理查德·米尔曼，《英国的政策与普法战争的到来》（牛津，1965年），第217页[Richard Millman，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Oxford，1965），p.217]。

4．Busch，Tagebuchblätter，I，77.

5．同上，I，236；II，161。

6．利普曼致菲利普森，1870年12月21日；菲利普森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12月23日，BA。

7．GW，VII，479.

8．Stosch，Denkwürdigkeiten，p.230.

9．Busch，Tagebuchblätter，II，110.

10．同上，p.125。

11．勃兰特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2月1日；理查德·文策尔（Richard Wentzel）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1月31日；彪罗（Bülow）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1月30日，BA。

12．Busch，Tagebuchblätter，II，155；阿贝肯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2月6日，BA。

13．GW，VI2，691.

14．Stosch，Denkwürdigkeiten，p.232.

15．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71年2月12日，RA。

16．维姆普芬致博伊斯特，1870年8月13日，HHSA：PA III：普鲁士。

17．1815年的先例引自David S.Landes未发表的论文《大赔款》（“The Great Indemnity”）。

18．GW，XIV2，793.

19．摘自枢密院和内阁会议纪要，1870年9月26日，GFO：I.A.A.a27，第1卷。

20．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10月20日，BA。

21．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1月23、31日，BA。

22．摘自枢密院和内阁会议纪要，1870年9月26日，GFO：I.A.A.a27，第1卷。

23．在这点上，必须遗憾地指出，为了反衬德国人的宽宏大量和法国人的斤斤计较，汉斯·赫茨菲尔德（Hans Herzfeld）对1871年和谈的描绘有失偏颇。见《德国与战败的法国，1871年：和约，战争赔款与占领期》（柏林，1924年）[Deutschland und das geschlagene Frankreich，1871：Friedensschluss，Kriegsentschädigung，Besatzungszeit（Berlin，1924）]。

24．赫尔曼·翁克尔编，《巴登大公腓特烈一世与1854–1871年的德国政治：书信、备忘录与日记》，两卷本（斯图加特，1927年），第二卷，第365页[Hermann Oncken，ed.，Grossherzog Friedrich I von Baden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1854–1871：Briefwechsel，Denkschriften，Tagebücher（2vols.；Stuttgart，1927），II，365]。

25．Meisner，Denkwürdigkeiten Waldersee，I，162.

26．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f，Kriegstagebuch，p.348.

27．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2月14日，BA。

28．施瓦巴赫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71年2月11日，RA。

29．布兰代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2月17日，BA。

30．布莱希罗德致布兰代，1871年2月20日，RA。

31．莱曼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2月20日，BA。

32．关于梯也尔，见西奥多·泽尔丁，《法国，1848–1945》，第一卷，《野心、爱情和政治》（牛津，1973年），第606、610页[Theodore Zeldin，France，1848–1945，Vol.I：Ambition，Love，and Politics（Oxford，1973），pp.606，610]。

33．GW，VI2，705–6.

34．阿林森编，《腓特烈三世皇帝战时日记，1870–1871》（伦敦，1927年），第312页[A.R.Allinson，ed.，The War Diary of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I，1870–1871（London，1927），p.312]。

35．Meisner，Denkwürdigkeiten…Waldersee，I，162；Busch，Tagebuchblätter，II，169.

36．Loftus，Reminiscences，I，328.

37．儒勒·法夫尔，《1871年1月29日到7月22日的国防政府》（巴黎，1875年），第三卷，第96页[Jules Favre，Gouvernemen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du29janvier au22juillet1871，（Paris，1875），III，96]。

38．同上，pp.96–97。

39．Allinson，War Diary of the Emperor，p.313.

40．Rheindorf，England und der Krieg，pp.156–57.

41．Allinson，War Diary of the Emperor，p.325；and Corti，Haus Rothschild，pp.446–53.

42．GW，VI2，708；法伊特·瓦伦丁，《英国外交官对俾斯麦建立帝国的评价》（阿姆斯特丹，1937年），第452–455页[Veit Valentin，Bismarcks Reichsgründung im Urteil englischer Diplomaten（Amsterdam，1937），452–55]。

43．GW，XIII，218.

44．见BA中出处不明的剪报，以及1871年2月23日的《科隆日报》。

45．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2月20日，BA。

46．参见布莱希罗德致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1871年2月17日，RA。他要求向哈茨菲尔特的岳父穆尔顿先生（Mr.Moulton）支付1800法郎。另见Hatzfeldt，Briefe，p.73等处。

47．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f，Kriegstagebuch，pp.348–49，360–63.

48．赫尔曼·鲍姆加藤和路德维希·约利，《约利首相》（图宾根，1897年），第212页[Hermann Baumgarten and Ludwig Jolly，Staatsminister Jolly（Tübingen，1897），p.212]。

49．Hatzfeldt，Briefe，p.314；Keudell，Fürst und Fürstin Bismarck，p.475；Kolb，“Kriegführung，”p.117.

50．莱曼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2月20日，BA。

51．门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3月12日，BA。

52．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3月9、18日，BA。

第八章　新柏林的新男爵

1．引自霍费勒，《1870–1871年德国的使命信仰和时代意识》，刊于《宗教和精神史期刊》，1963年第15期，第267页[Höfele，“Sendungsglaube und Epochenbewusstsein，”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und Geistesgeschichte，15（1963），267]。

2．Vierhaus，Spitzemberg，p.121.

3．《来自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格斯和赖特·米尔斯编（纽约，1946年），第391页[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New York，1946），p.391]。

4．Vierhaus，Spitzemberg，p.127.

5．柏林艺术学院，《奠基时期面面观，1870–1890》（1974年，展览目录），第45–46页[Akademie der Künste（Berlin），Aspekte der Gründerzeit，1870–1890（Catalogue of Exhibit，1974），pp.45–46]。

6．见拙作《金钱、道德和社会支柱》（“Money，Morals，and the Pillars of Society”），收录于《狭隘主义的失败》（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特别是第27–30页。

7．《柏林城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第32卷（柏林，1913年），B部分，第3页；第4卷（柏林，1978年），第15页；第15卷（柏林，1890年），第8页[Berliner Städtisches Jahrbuch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Statistik，Vol.32（Berlin，1913），section B，p.3；Vol.4（Berlin，1878），p.15；Vol.15（Berlin，1890），p.8]。

8．《卡尔·菲尔斯腾贝格：一位德国银行家的生平，1870–1914》，汉斯·菲尔斯腾贝格编（柏林，1931年），第64–65页[Carl Fürstenberg.Die Lebens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Bankiers，1870–1914，ed.by Hans Fürstenberg（Berlin，1931），pp.64–65]。

9．引自格哈德·马苏尔，《帝国时期的柏林》（纽约，1970年），第74页[Gerhard Masur，Imperial Berlin（New York，1970），p.74]。

10．同上。

11．罗伯特·米歇尔斯，《社会哲学问题》（莱比锡，1914年），第150页[Robert Michels，Probleme der Sozialphilosophie（Leipzig，1914），p.150]；另见罗伯特·贝达尔，《德国民族主义新思索》，刊于《美国历史评论》，1972年第77期，第65–70页[Robert M.Berdahl’s“New Thoughts on German Nationalism，”AHR，77（1972），65–70]。

12．Michels，Probleme，p.151.

13．施瓦巴赫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9月14日，BA。

14．沃尔特·白芝浩，《伦巴底街：货币市场写照》（纽约，1897年），第267页[Walter Bagehot，Lombard Street：A Description of the Money Market（New York，1897），p.267]。

15．汉斯–乌尔里希·维勒，《俾斯麦与帝国主义》（科隆与柏林，1969年），第97页[Hans-Ulrich Wehler，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Cologne and Berlin，1969），p.97]。

16．见阿尔弗雷德·鲁本斯，《讽刺画中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犹太历史学会《1968–1969年学报》，1970年第22期，第76–87页[Alfred Rubens，“The Rothschilds in Caricature，”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England，Transactions，1968–1969，22（1970），76–87]。

17．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56.

18．奥特马尔·冯·莫尔，《为国效劳五十载：生平回忆》（莱比锡，1921年），第46页[Ottmar von Mohl，Fünfzig Jahre Reichsdienst.Lebenserinnerungen（Leipzig，1921），p.46]。俾斯麦的父亲在柏林的贝伦街53号度过许多个冬天，他本人也于生命中的不同时间在贝伦街20号和60号生活过。见格奥尔格·施密特博士，《舍恩豪森与俾斯麦家族》（柏林，1897年），第156、167、172页[Dr.Georg Schmidt，Schönhausen und die Familie von Bismarck（Berlin，1897），pp.156，167，172]。

19．Mohl，Fünfzig Jahre，p.72.

20．见格奥尔格·施魏策尔，《柏林证券交易所》，刊于《柏林石子路：柏林人生活画卷》，雷蒙德和曼策尔编辑（柏林，1891年），第325页[Georg Schweitzer’s“Berliner Börse，”in Berliner Pflaster.Illustrierte Schilderungen aus dem Berliner Leben，ed.by M.Reymond and L.Manzel（Berlin，1891），p.325]。

21．甚至尼采也在一段明显带有亲犹色彩的文字中最后写道：“也许那个年轻的犹太证券交易员是人类最恶心的发明。”弗里德里希·尼采，《作品集》，卡尔·施莱希塔编（慕尼黑，日期不明），第一卷，第686页[Friedrich Nietzsche，Werke，ed.by Karl Schlechta（Munich，n.d.），I，686]。

22．施瓦巴赫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9月11日，BA。

23．古腾塔格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8月13日，BA。

24．俾斯麦致奥伊伦堡，1872年3月8日，DZA：梅泽堡，王国掌礼局关于冯·布莱希罗德的文件，VI.B.154。

25．贵族书信，1872年3月8日，同上。

26．拉玛尔·塞西尔，《普鲁士的贵族受封，1871–1918》，刊于《美国历史评论》，1970年第75期，第757–795页[Lamar Cecil，“The Creation of Nobles in Prussia，1871–1918，”AHR，75（1970），757–95]。

27．《犹太人大众报》，1872年4月16日。

28．参见GW，VIII，462；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58。

29．维尼弗雷德·塔夫斯，《俾斯麦的大使：奥多·罗素勋爵》（伦敦，1938年），第302页[Winifred Taffs，Ambassador to Bismarck.Lord Odo Russell（London，1938），p.302]。

30．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57；另见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1年1月22日，SA。

3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3月13日，SA。

32．GW，XIV2，818–19.

33．希尔弗里德（Hillfried）致布莱希罗德，1873年1月13日，BA。

34．Vierhaus，Spitzemberg，p.16.

35．引自海因茨·戈尔维策，《直属贵族：德国社会史论文》（哥廷根，1964年），第325页[Heinz Gollwitzer，Die Standesherren.Ein Beitrag zur 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Göttingen，1964），p.325]。

36．1872年3月21日提交的纹章草图和对其未具日期的描述，见DZA：梅泽堡，王国掌礼局关于冯·布莱希罗德的文件，VI.B.154。

37．乔治娜·布拉基斯顿，《威廉·罗素勋爵和夫人，1815–1846》（伦敦，1972年），第337–338页[Georgiana Blakiston，Lord William Russell and His Wife，1815–1846（London，1972），pp.337–38]。

38．奥多·罗素勋爵致恩菲尔德子爵（Viscount Enfield），1872年9月28日，PRO：FO，64/749。

39．格兰维尔的便条，同上，1872年10月8日。

40．罗素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10月12日，BA。

4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10月21日，SA。另见俾斯麦给勃兰登堡州行政长官的正式通知，1872年11月26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文件，编号30。

42．同上，1870年12月17日，1873年10月4日，1873年11月5日：布莱希罗德申请接受巴伐利亚、意大利和巴西的勋章；1872年12月13日，通知布莱希罗德佩戴萨克森和奥地利勋章的申请获得批准。

43．施瓦巴赫的书信，1871年9月8日，1877年10月1日，1878年2月6日，同上，关于尤里乌斯·利奥波德·施瓦巴赫的文件，编号30。

44．库洛（Kühlow）的便条，BA。

45．Roon，Denkwürdigkeiten，III，358.罗恩的后人记录他出售古特戈茨，但没有提及买家，这并不出人意料。

46．关于售价的信息来自勃兰登堡地方史学会主席格哈德·库希勒（Gerhard Küchler）写给作者的信，1973年2月24日。

47．关于吉利对古特戈茨的改造，见汉斯·赫茨菲尔德编，《柏林与勃兰登堡州》（柏林，1968年），第564页[Hans Herzfeld，ed.，Berlin und die Provinz Brandenburg（Berlin，1968），p.564]。

48．参见汉斯·罗森贝格，《骑士有产阶级的伪民主化》，刊于《当代德国社会史》，汉斯–乌尔里希·维勒编（科隆和柏林，1966年），第287–308页[Hans Rosenberg，“Die Pseudodemokratisierung der Rittergutsbesitzerklasse，”in 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ed.by Hans-Ulrich Wehler（Cologne and Berlin，1966），pp.287–308]。

49．罗恩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6月9日，BA。

50．西贝特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7月12、23日，BA。

5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7年8月13日，SA。

52．施耐德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8月22日和几封更早的书信，BA。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8月15日，他在信中附上1877年8月13日《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的剪报，BA。

53．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91.

54．玛丽·冯·本森，《我生活的世界：回忆幸福时光，1860–1912》（莱比锡，1929年），第49页[Marie von Bunsen，Die Welt in der ich lebte.Erinnerungen aus glücklichen Jahren1860–1912（Leipzig，1929），p.49]。

55．Mohl，Fünfzig Jahre，p.87.

56．阿洛伊斯·布劳德尔（Alois Braudl）语，引自卡尔·海因里希·霍费勒编，《俾斯麦时代的精神与社会，1870–1890》（哥廷根，1967年），第221页[Karl Heinrich Höfele，ed.，Geist und Gesellschaft der Bismarckzeit（1870–1890）（Göttingen，1967），p.221]。

57．特奥多尔·冯塔纳，《通奸者》（柏林，1891年），第1页。

58．恩斯特·路德维希·冯·格拉赫，雅各布·冯·格拉赫编，《生平与工作记录：1795–1877年》第二卷，《1848–1877年》（什未林，1903年），第361页[Ernst Ludwig von Gerlach，Aufzeichnungen aus seinem Leben und Wirken1795–1877，ed.by Jakob von Gerlach，Vol.II：1848–1877（Schwerin，1903），p.361]。

第九章　政治和经济上的帝国风格

1．关于他以辞职威胁为手段，见米夏埃尔·施蒂尔默，《俾斯麦帝国中的政变想法》，刊于《历史期刊》，1969年第209期，第566–615页[Michael Stürmer，“Staatsstreichgedanken im Bismarckreich，”HZ，209（1969），566–615]。

2．GW，XIV2，921.

3．罗素致索尔兹伯里，1878年4月15日，PRO：FO，64/904，no.269，秘密。

4．钦格勒，《霍亨索伦亲王卡尔·安东》（斯图加特和莱比锡，1911年），第224、226页[K.Th.Zingeler，Karl Anton Fürst von Hohenzollern（Stuttgart and Leipzig，1911），pp.224，226]。

5．卢基乌斯·冯·巴尔豪森，《回忆俾斯麦》（斯图加特和柏林，1921年），第236页[Lucius von Ballhausen，Bismarck-Erinnerungen（Stuttgart and Berlin，1921），p.236]。

6．弗里德里希·库尔提乌斯编，《克洛德维希·霍亨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回忆录》（斯图加特和莱比锡，1907年），第二卷，第367页[Friedrich Curtius，ed.，Denkwürdigkeiten des Fürsten 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Stuttgart and Leipzig，1907），II，367]。

7．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12月20日，FA。

8．同上，1874年12月11日，FA。

9．同上，1874年12月11日和19日；关于帝国银行的成立，另参见恩斯特·鲁道夫·胡伯，《1789年以来的德国宪法史》（斯图加特，1969年），第四卷，第1053–1057页[Ernst Rudolf Huber，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1789（Stuttgart，1969），IV，1053–57]。

1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6年10月25日，SA。

11．同上，1877年10月3日。

12．Wehler，Bismarck，p.57.赫尔穆特·波姆，《大企业、压力集团和俾斯麦的保守主义转变，1873–1879》，刊于《历史期刊》，1967年第10期，第221页[Helmut Böhme，“Big Business，Pressure Groups and Bismarck’s Turn to Protectionism，1873–1879，”Historical Journal，10（1967），221]。

13．伊莫尔曼（Imelmann）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9月5日，BA。

14．关于对诈骗的著名曝光，见奥托·格拉高，《柏林的证券和奠基诈骗》，第四版（莱比锡，1876年）[Der 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 in Berlin，4th ed.（Leipzig，1876）]。书中没有列出布莱希罗德创办的其他企业。

15．1877年10月1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尤里乌斯·利奥波德·施瓦巴赫的文件，编号30。

16．曼弗雷德·波尔博士，《奠基危机中的德意志银行（1873–1876）》，收录于《德意志银行：经济和币制问题与银行史论文集》，第11卷，1973年[Dr.Manfred Pohl，“Die Deutsche Bank in der Gründerkrise（1873–1876），”Deutsche Bank，Beiträge zu Wirtschafts-und Währungsfragen und zur Bankgeschichte，no.11，1973]。

17．对繁荣和随后萧条的最佳快速盘点见Wehler，Bismarck，特别是第53–84页。

18．关于萧条对文化的冲击，见拙作Failure of Illiberalism，pp.26–57，以及《资本主义与文化史学家》，收录于《自帕尔纳索斯山：致雅克·巴尔赞文集》，朵拉·维纳和威廉·凯勒编（哈珀和洛出版社，1976年）[“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al Historian，”From Parnassus：A Volume of Essays for Jacques Barzun，ed.by Dora B.Weiner and William R.Keylor（Harper&Row，1976）]。

19．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弱》（柏林，1928年），第209页[Thomas Mann，Buddenbrooks.Verfall einer Familie（Berlin，1928），p.209]。

20．这种看法来自Otto Pflanze.GW，VI3，58–60。

21．见Helmut Böhme，“Big Business”，pp.224–225。

2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3年7月25日，1874年7月27日，SA。

23．Kardorff，Kardorff，pp.22–25.

24．同上，第87、86–115及其他多处。

25．卡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7月6日，BA。

26．卡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1月18日，BA。

27．弗里登塔尔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10月29日，BA。

28．卡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87年4月1日，BA；描述卡多夫财务困境的另一个版本完全无视布莱希罗德的角色，也没有提及卡多夫的个人财产与他支持某项特别立法间的联系，见Kardorff，Kardorff，pp.192–193。

29．从1887年4月到6月，布莱希罗德共收到10封关于卡多夫陷入麻烦的信，BA。

30．卡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8月18日，BA。

31．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6月24日，BA。

32．《十字报》，1879年6月29日，由赫伯特·冯·俾斯麦还给布莱希罗德，BA。

33．卡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7月3日，BA。

34．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5年6月29日，FA。

35．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7月1日。俾斯麦档案中保留着首相亲自修改过的草稿。当时，奥托·冯·俾斯麦也在考虑起诉《十字报》，但因为担心该报将从一场“轰动性审判”中获利而犹豫不决。GW，VI3，61–62.

36．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5年7月5日，FA。

37．Lucius，Bismarck，p.78.

38．俾斯麦致德尔布吕克，1875年10月23日，GFO：I.A.A.a.50，第一卷。

39．卡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8月29日，BA。

40．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10月31日，BA。

4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5年11月7日，SA。

42．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2月13日，BA。

43．德尔布吕克致威廉，1875年8月31日，DZA：梅泽堡：民事内阁，89H III号柜，第6卷；另见关于1875年6月30日奥本海姆请愿的大量政府内部通信。

44．伊沃·尼科莱·兰比，《德国的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1868–1879》（威斯巴登，1963年），第115–116页[Ivo Nikolai Lambi，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in Germany，1868–1879（Wiesbaden，1963），pp.115–16]。

45．卡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2月6日，1877年9月15日，BA。

46．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4月16日，BA。

47．同上，1876年10月9日。

48．同上，1876年4月17日。

49．Lucius，Bismarck，pp.76–78，87.

50．卢基乌斯致俾斯麦，1876年7月2日，GFO：I.A.A.a.50，第2卷。

51．Kardorff，Kardorff，pp.100–101.

52．亚伯拉罕·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9月4日，BA。

53．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10月27日，BA。

54．奥伊伦堡致俾斯麦，1876年10月25日，GFO：I.A.A.a.50，第1卷。

55．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1月31日，BA；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7年1月31日，FA。

56．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7年4月30日，FA。

57．尼科莱·奥洛夫亲王，《俾斯麦与卡特琳娜·奥洛夫：高层政治中的田园诗》（慕尼黑，1936年），第164页[Fürst Nikolai Orloff，Bismarck und Katharina Orloff.Ein Idyll in der hohen Politik（Munich，1936），p.164]。

58．A.J.P.Taylor，Bismarck，p.137.

59．Lucius，Bismarck，p.110.

60．Kohl，Bismarck-Regesten，II，140.

61．Lucius，Bismarck，p.137.

62．俾斯麦致威廉，1876年10月7日，DZA：梅泽堡：民事内阁，89H III号柜，第6卷。

63．卡尔·哈达赫的《1879年德国重设钢铁和粮食关税的经济因素意义》（柏林，1967年）强调这点[Karl W.Hardach，Die Bedeutung wirtschaftlicher Faktoren bei der Wiedereinführung der Eisen-und Getreidezölle in Deutschland1879（Berlin，1967）]。

64．克里斯托弗·冯·蒂德曼，《在俾斯麦亲王手下担任帝国首相办公厅主任的六年》，第二版（莱比锡，1910年），第355页[Christoph von Tiedemann，Sechs Jahre Chef der Reichskanzlei unter dem Fürsten Bismarck，2nd ed.（Leipzig，1910），p.355]。

65．法恩布勒致俾斯麦，1877年6月29日，GFO：I.A.A.a.50，第2卷。

66．法恩布勒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6月20日，1879年10月29日，1879年11月19日，BA。

67．彪罗致俾斯麦，1877年12月25日，DZA：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关于1877–1888年德国贸易和经济改革的文件，第408号，第1卷。

68．施瓦茨科普夫（Schwartzkopf）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6月4日，BA。

69．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7年6月4日，FA。

70．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6月6日，BA。

71．GW，VI3，85；布埃克，《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柏林，1902年），第一卷，第177–179页[H.A.Bueck，Der 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Berlin，1902），I，177–79]。

72．法恩布勒致俾斯麦，1877年6月29日，GFO：I.A.A.a.50，第2卷。

7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2月2日，SA。

74．路易斯·迈耶尔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3月1、15日，BA。

75．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3月4日，SA。

76．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3月4日；Huber，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IV，145；Gedanken，II，179，188–198。

77．Lucius，Bismarck，p.134.

78．Tiedemann，Sechs Jahre，pp.235–44.

79．GW，VI3，156.

80．Tiedemann，Sechs Jahre，pp.249，252.

81．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月25日，BA；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2月1日，FA.

82．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5月20日，BA；Bueck，Centraiverband，I，364–65；GW，VI3，111–112。

83．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8年5月21日，1878年5月18日，FA；Kardorff，Kardorff，pp.139–141。

84．Gedanken，II，188–97.

85．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5月11日，SA。

86．一封关于布莱希罗德的信，1878年5月23日，致某位“枢密顾问”，保存于SA；该信很可能是写给布莱希罗德的朋友，帝国首相办公厅主任克里斯托弗·冯·蒂德曼。

87．爱德华·拉斯克，《议会十五载，1866–1880》（柏林，未具日期），第141页[Eduard Lasker，Fünfzehn Jahre parlamentarischer Geschichte，1866–1880（Berlin，n.d.），p.141]。

88．Eyck，Bismarck，III，227.

89．奥古斯特·倍倍尔，《我的人生》（斯图加特，1911年），第二卷，第418页[August Bebel，Aus meinem Leben，II（Stuttgart，1911），418]；保罗·文茨克编，《在新帝国，1871–1890自由党领袖遗物中的政治书信》（波恩和莱比锡，1926年），第215页[Paul Wentzcke，ed.，Im Neuen Reich，1871–1890.Politische Briefe aus dem Nachlass liberaler Parteiführer（Bonn and Leipzig，1926），p.215]。

90．Bueck，Centraiverband，I，373.

91．波伊特纳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5月20日、6月1日，BA。

92．同上，1878年6月12、13日。

93．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234–35.

94．Tiedemann，Sechs Jahre，p.252.

95．布莱希罗德致波伊特纳，1878年7月6日，BA；布莱希罗德的信被归回档案，标明波伊特纳已经离开柏林。

96．波伊特纳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6月28日，1878年7月4日；冯·施魏因男爵（Freiherr von Swaine）致波伊特纳，1878年6月29日，BA；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8年7月2日，FA。

97．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兰曹，1878年7月28日，SA。

98．关于拉斯克政治生涯的出色概述，见厄内斯特·韩伯格，《德国公共生活中的犹太人：1848–1918年君主制时期的政府成员、官员和议员》（图宾根，1968年），第269–284页[Ernest Hamburger，Die Juden imöffentlichen Leben Deutschlands.Regierungsmitglieder，Beamte und Parlamentarier in der monarchischen Zeit，1848–1918（Tübingen，1968），pp.269–84]。

99．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8日，BA。

100．兰曹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28日、8月4日，BA。

101．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兰曹，1878年8月，SA。霍伊普科博士提供。

102．俾斯麦致弗伦斯堡（Flensburg）的行政专区主席波蒂谢（Bötticher），1878年8月11日，以及俾斯麦致施托儿贝格伯爵（Count Stolberg），1878年9月1日，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帝国议会选举，候选人赫伯特与威廉·冯·俾斯麦伯爵，编号3，第1卷。

103．布兰克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6月30日，BA。

104．布莱希罗德致布朗克，1878年7月3日，副本，BA。

105．1878年7月8日，写在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的信笺上，以及1878年7月3日，布莱希罗德致布朗克的信件草稿，BA。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罗德一定曾要求波伊特纳归回关于他参选的文件，不然它们不可能出现在今天的布莱希罗德档案中。他可能想要抹掉关于这次失败尝试的所有证据。

106．布朗克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13日，BA。

107．鲁道夫·迈耶尔，《德国的政治奠基人与腐败》（莱比锡，1877年），第34–35页[Rudolph Meyer，Politische Gründer und die Corruption in Deutschland（Leipzig，1877），pp.34–35]。

108．理查德·文策尔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13日，BA。

109．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7月19日，GFO：I.A.A.a.50，第3卷。

110．相反的观点见Wehler，Bismarck，pp.92–93。

111．Hardach，Bedeutung，p.193.

112．Kohl，Bismarck-Regesten，II，171–72.

113．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1月8日；关于俾斯麦对铁路问题观点的详细阐述，参见1879年4月8日，出处同上，MAE：德国，第27、28卷。

114．迈耶尔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3月26日，BA.

115．许斯根，《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第三版（科隆，1911年），第272页。E.Hüsgen，Ludwig Windthorst，3rd ed.（Cologne，1911），p.272.

116．迈耶尔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2月13日，BA。

117．埃尔里希·埃克，《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伦敦，1950年），第205页[Erich Eyck，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London，1950），p.205]。

118．温特霍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3月28日，BA。

119．迈耶尔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4月6日，BA。

120．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4月8、22日，MAE：德国，第28卷；温特霍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4月13日，BA。

121．奥古斯特·冯·奥伊伦堡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4月3日，BA。

122．迈耶尔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5月16日，BA。

123．诺尔特（E.Nolte）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7月2日，BA。

124．Vierhaus，Spitzemberg，p.178.

125．迈耶尔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5月4日，BA。

126．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4月8日，MAE：德国，第28卷。

127．Kohl，Bismarck-Regesten，II，188.

128．Lucius，Bismarck，pp.158–59.

129．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7月2日，MAE：德国，第29卷。

130．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7月5日，同上。

131．GW，XII，117–28.

132．Orloff，Bismarck，p.168.

133．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7月15日，MAE：德国，第29卷。

134．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12月3日，SA。

135．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9年12月12日，FA。

136．赫伯特·冯·俾斯麦的备忘录，1880年12月14日，GFO：I.A.A.a.adh.secr.；以及俾斯麦致威廉，1879年7月12日，DAZ：梅泽堡：民事内阁，第89H III号柜，第7卷。

137．关于这点，见詹姆斯·希汉，《卢约·布连塔诺的生涯》（芝加哥，1966年），第3–4章[James J.Sheehan，The Career of Lujo Brentano（Chicago，1966），chs.3–4]。

138．拉尔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纽约，1967年），第39页[Ralf Dahrendorf，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New York，1967），p.39]；阿尔弗雷德·冯·德·莱恩的《俾斯麦亲王的铁路政策》（柏林，1914年）仍然不可或缺[Alfred von der Leyen，Die Eisenbahnpolitik des Fürsten Bismarck（Berlin，1914）]；另见鲁道夫·莫塞，《俾斯麦时期的帝国最高行政部门，1867–1890》（明斯特，1957年），第139–160页[Rudolph Morsey，Die Oberste Reichsverwaltung unter Bismarck，1867–1890（Münster，1957），pp.139–60]，以及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作品集》（东柏林，1962年），第19卷，第172–175页[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East Berlin，1962），XIX，172–75]。

139．弗朗茨·佩洛特，《俾斯麦与犹太人》，菲尔德穆勒—佩洛特编（柏林，1931年），第63页[Franz Perrot，Bismarck und die Juden，ed.by L.Feldmüller-Perrot（Berlin，1931），p.63]。

14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3年7月25日，SA。

141．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3年8月13日，BA。

142．Morsey，Reichsverwaltung，p.143.

143．同上，pp.143–146。

144．库尔特·格伦瓦尔德，《欧洲铁路与犹太企业》，刊于《莱奥·拜克学会年鉴》，1967年第12期，第201页[Kurt Grunwald，“Europe’s Railways and Jewish Enterprise，”LBY，12（1967），201]。

145．大卫·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2月2日、5月9日，BA。

146．同上，1876年6月5日。

14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7年12月11日，SA。

148．Morsey，Reichsverwaltung，p.153；GW，VI3，96.

149．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72.

150．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6月22日，BA。

151．汉斯·布莱希罗德致盖尔森·冯·布莱希罗德，1877年7月26日，BA。

152．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11月14日，BA。

15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6年6月8日，SA。

154．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12月16日，SA；关于利率，见萨托利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德国经济史，1815–1914》，第二版（耶拿，1923年），第298页[A.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1815–1914，2nd ed.（Jena，1923），p.298]。

155．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威廉·冯·俾斯麦，1879年1月11日，SA。霍伊普科博士提供。

156．科恩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月25日，BA。

157．罗伊斯亲王亨利七世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2月1日，1879年5月2日；莱恩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7月15日；奥古斯特·奥伊伦堡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8月29日、11月20日，BA。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6月1、12日，SA。

15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6月3日，SA。

159．弗里德里希·容尼克尔，《阿尔伯特·冯·马伊巴赫部长》（斯图加特，1910年），第73–81页[Friedrich Jungnickel，Staatsminister Albert von Maybach（Stuttgart，1910），pp.73–81]。

160．基利施（Killisch）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12月6日，BA。

161．莱茵—纳厄铁路国有化事务备忘录，未具日期，BA。

162．布莱希罗德致比特，1880年6月14日；比特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6月28日；布莱希罗德致比特，1880年6月29日，BA。

163．布莱希罗德致比特，1880年6月29日；1880年7月5日、9月5日，BA。

164．SBHA，1881年1月11日，I，pp.896–904。

165．未具日期的备忘录，BA。

166．见1880年11月16日、1881年5月4日、1881年6月30日、1881年8月8日的账目，1884年1月24日的账单；另参见Jungnickel，Maybach，pp.90–91。

167．Leyen，Eisenbahnpolitik，p.129；Jungnickel，Maybach，p.92.

168．约翰内斯·齐库施，《新德意志帝国政治史》，三卷本（法兰克福，1925–1930年），第二卷，第374页[Johannes Ziekursch，Politische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en Kaiserreiches，（3Vols.；Frankfurt，1925–1930），II，374]；在该书第357–375页，齐库施提醒读者注意19世纪80年代的这番话；施图尔默分析称，这是俾斯麦策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见Stürmer，“Staatsstreichgedanken”。

169．波蒂谢致布莱希罗德，1887年9月10日，1888年1月11日，BA；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9年12月7日，FA。

170．Wentzcke，Im Neuen Reich，p.383.

171．Lucius，Bismarck，pp.306–30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4年12月17日，FA；Morsey，Reichsverwaltung，pp.115–6。

172．GW，XII，146–48.

173．参见拉尔夫·鲍文对俾斯麦社团理念的出色概括，《德国的社团国家理论》（纽约，1947年），第148–156页[Ralph H.Bowen，German Theories of the Corporative State（New York，1947），pp.148–56]。

174．引自汉斯·罗特菲尔斯编，《奥托·冯·俾斯麦：德意志国家》（慕尼黑，1925年），第387页[Hans Rothfels，ed.，Otto von Bismarck.Deutscher Staat（Munich，1925），p.387]。

175．圣瓦里耶致巴泰勒米·圣伊莱尔（Barthelemy Saint Hilaire），1880年11月1日，MAE：德国，第38卷。

176．Rothfels，Bismarck，p.414.

17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0年9月29日，FA。

178．参见瓦尔特·福格尔，《俾斯麦的工作保险》（不伦瑞克，1951年），第34–50、138页[Walter Vogel，Bismarcks Arbeiterversicherung（Braunschweig，1951），pp.34–50，138]。

179．朗格致俾斯麦，1885年11月3日、12月4日，SA。

180．威廉·冯·朔尔茨编，《阿道夫·冯·朔尔茨部长：与俾斯麦的经历和谈话》（斯图加特和柏林，1922年），第36、60、70–71页[Wilhelm von Scholz，ed.，Staatsminister Adolf von Scholz，Erlebnisse und Gespräche mit Bismarck（Stuttgart and Berlin，1922），pp.36，60，70–71]。

181．诺曼·里希和费舍尔编，《荷尔斯泰因文件》，第1–3卷（剑桥，1955–1961年），第2卷，第56–57页[Norman Rich and M.H.Fischer，eds.，The Holstein Papers，Vols.I–III（Cambridge，1955–1961），II，56–57]。

182．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84，p.60.

18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4年5月24日，SA。

184．Holstein Papers，II，227–28；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84，p.63；GW，VIII，511.

185．引自汉斯·戈德施密特，《帝国与普鲁士的领导权争夺战》（柏林，1931年），第69页[Hans Goldschmidt，Das Reich und Preussen im Kampf um die Führung（Berlin，1931），p.69]。

186．圣瓦里耶致弗雷西内（Freycinet），1880年4月7、8和13日，MAE：德国，第34卷。

187．GW，XIV2，917–18.

188．汉斯·菲利皮，《普鲁士与不伦瑞克王位继承问题，1866–1913》（希尔德斯海姆，1966年）[Hans Philippi，Preussen und die braunschweigische Thronfolgefrage，1866–1913（Hildesheim，1966）]；斯图尔特·斯蒂林，《俾斯麦与圭尔夫问题，1866–1890：特别利益者对国家统一的反对研究》（海牙，1973年），第6章[Stewart A.Stehlin，Bismarck and the Guelph Problem，1866–1890：A Study in Particularist Opposition to National Unity（The Hague，1973），ch.6]。

189．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p.165；汉斯·菲利皮，《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与韦尔夫基金》，刊于《巴伐利亚地方志期刊》，1960年第23期，第90页[Hans Philippi，“König Ludwig II.von Bayern und der Weifenfond，”Zeitschrift für bayerische Landesgeschichte，23（1960），90]。

190．Holstein Papers，III，104.

191．Holstein Papers，II，75–80.

192．同上。

193．关于这100万马克，参见Philippi，“König Ludwig”，p.94；菲利皮的文字全盘接受荷尔斯泰因的证词，有时还引证不当。

194．普菲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2月14、23日，BA。

195．GW，XIV2，949–50.

196．布莱希罗德致普菲斯特，1884年4月26日，草稿，BA。

197．普菲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6月19日，BA；另见Philippi，“König Ludwig”，pp.95–96。

第十章　贪婪与阴谋

1．关于节俭和贵族生活总体状况的少数优秀描述之一，见约阿西姆·冯·迪索，《过渡中的贵族：一位批判性贵族成员来自城中和庄园宅邸的报告》（斯图加特，1961年），第24页[Joachim von Dissow，Adel imÜbergang.Ein kritischer Standesgenosse berichtet aus Residenzen und Gutshäusern（Stuttgart，1961），p.24]。

2．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马萨诸塞州，剑桥，1972年），第37页[Lionel Trilling，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Cambridge，Mass.，1972），p.37]。

3．马克斯·韦伯，《政治作品集》（慕尼黑，1921年），第14页[Max Weber，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Munich，1921），p.14]。

4．我在《德国的土地精英》（German Landed Elites）进一步展开该主题，收录于大卫·斯普林编，《欧洲的土地精英》（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European Landed Elites，ed.by David Spring（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另见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的重要论文，“Die Pseudodemokratisierung，”in H.-U.Wehler，ed.，Sozialgeschichte，pp.287–308。

5．Dissow，Adel，p.25.

6．查尔斯·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纽约，1960年），第134页[Charles Dickens，Our Mutual Friend（New York，1960），p.134]。

7．Thomas Mann，Buddenbrooks，p.49.

8．特奥多尔·冯塔纳，《致格奥尔格·弗里德兰德的信》，库尔特·施莱内特编（海德堡，1954年），第2页[Theodor Fontane，Briefe an Georg Friedlaender，ed.by Kurt Schreinert（Heidelberg，1954），p.2]。

9．最简单的例子见同上，第305页；以及彭里斯的霍华士勋爵，《人生剧场，1863–1905》（伦敦，1935年），第一卷，第84页[Lord Howarth of Penrith，Theatre of Life，1863–1905，Vol.I（London，1935），p.84]。

10．Lucius，Bismarck，pp.21，56；另见A.O.Meyer，Bismarck，pp.485–505passim。

11．GW，XIV2，85.

12．Kardorff，Kardorff，p.114.

13．Lucius，Bismarck，p.78；GW，XV，343–355；格哈德·里特，《普鲁士保守派与俾斯麦的德意志政策，1858–1871》（海德堡，1913年），特别见第361–378页[Gerhard Ritter，Die preussischen Konservativen und Bismarcks deutsche Politik1858–1871（Heidelberg，1913），esp.pp.361–78]。

14．Lucius，Bismarck，p.111；另见Heyderhoff，Im Ring各处。

15．Kardorff，Kardorff，p.112.

16．Heyderhoff，Im Ring，p22.

17．Lucius，Bismarck，p.28.

18．Holstein Papers，II，64–65，228.

19．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120.

20．哈茨菲尔特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4月15日，BA；另见Lerchenfeld-Koefering透彻的评论，Erinnerungen，pp.229–233。

21．汉斯·戈德施密特（Hans Goldschmidt）的《俾斯麦外交斗争中的合作者》（Mitarbeiter Bismarcks im aussenpolitischen Kampf）一文提供关于其亲随的大量信息，但忽视不愉快的气氛。《普鲁士年鉴》，1934年第235期，第29–48、125–156页[Preussische Jahrbücher，235（1934），29–48and125–56]。

22．瓦尔特·布斯曼编，《国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伯爵：政治私信集》（哥廷根，1964年），第15页[Walter Bussmann，ed.，Staatssekretär Graf Herbert von Bismarck.Aus seiner politischen Privatkorrespondenz（Göttingen，1964），p.15]。

23．Hans Goldschmidt，“Mitarbeiter Bismarcks，”p.30.

24．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71.

25．Holstein Papers，II，103.

26．同上，p.131。

27．安东·蒙茨伯爵，《大使的所忆所想》，卡尔·弗里德里希·诺瓦克和弗里德里希·蒂姆编（柏林，1932年），第50页[Graf Anton Monts，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des Botschafters，ed.by Karl Friedrich Nowak and Friedrich Thimme（Berlin，1932），p.50]。

28．Vierhaus，Spitzemberg，p.17.

29．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71.

30．同上，pp.71–73。

31．最佳相关描述见乔治·肯特，《阿尼姆与俾斯麦》（牛津，1968年）[George O.Kent，Arnim and Bismarck（Oxford，1968）]；另见，诺曼·里奇，《荷尔斯泰因与阿尼姆事件》，刊于《近代史期刊》，1956年第28期，第35–54页[Norman Rich，“Holstein and the Arnim Affair，”JMH，28（1956），35–54]；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15–17。利用布莱希罗德和俾斯麦档案，我获得比肯特的描述更多的信息。

32．GW，XIV2，844.

33．Kent，Arnim，p.83；Rich，“Holstein，”p.42.

34．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3月5、11日，BA。

35．Kent，Arnim，p.97.

36．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7月10日，BA。

37．Kent，Arnim，p.98；诺曼·里奇，《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俾斯麦与威廉二世时期的政策与外交》（两卷本，剑桥，1965年），第一卷，第77–78页[Norman Rich，Friedrich von Holstein：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Era of Bismarck and Wilhelm II（2vols.，Cambridge，1965），I，77–78]；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73–75；Morsey，Reichsverwaltung，p.122；海因里希·施皮罗，《鲁道夫·林道》（柏林，1909年），第7页[Heinrich Spiero，Rudolf Lindau（Berlin，1909），p.7]；另见埃伯哈德·瑙约克斯的精彩论文，《鲁道夫·林道与俾斯麦对外新闻政策的新定位，1871–1878》，刊于《历史期刊》，1972年第215期，特别是第299–318页[Eberhard Naujoks，“Rudolf Lindau und die Neuorientierung der Auswärtigen Pressepolitik Bismarcks（1871–1878），”HZ，215（1972），esp.pp.299–318]。

3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3年10月13日，GFO：II B.10，卷五。魏尔纳·波尔斯（Werner Pöls）忽视这封信，未能看清兰茨贝格与布莱希罗德通信的全貌。布莱希罗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波尔斯想象的更大。见《布莱希罗德与阿尼姆事件》，刊于《历史期刊》，1968年第211期，第65–76页[“Bleichröder und die Arnim-Affäre，”HZ，211（1968），65–76]。

39．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4月12日；未具日期，可能是1875年11月20日；1880年11月19日，BA。

40．同上，1873年2月3日。

41．让·布维耶，《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1960年），第184–186页[Jean Bouvier，Les Rothschilds（Paris，1960），pp.184–86]。

42．Holstein Papers，III，33.

43．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3年10月10日，BA；另见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3年10月13日，GFO：II B.10，卷五。

44．GW，XV，346.

45．保罗，克纳普隆德编，《柏林大使馆来信：英国驻柏林代表和外相格兰维尔勋爵私人通信选，1871–1874，1880–1885》（华盛顿，1944年），第91页[Paul Knaplund，e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Selections from the Private Correspondence of British Representatives at Berlin and Foreign Secretary Lord Granville，1871–1874，1880–1885（Washington，1944），p.91]。

46．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1月14日，BA。

47．Kent，Arnim，p.vi.

48．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3月4日，BA。

49．同上，1874年3月5、11日。

5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4年3月6日，SA。

51．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未具日期，可能是1874年3月初，BA。

52．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4月29日，BA。

53．同上，1874年4月14日。

54．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5月12日，原信见BA，副本见俾斯麦档案中的布莱希罗德文件，归于致赫伯特的信，FA。

55．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5月20日，BA。

56．Lucius，Bismarck，pp.65–66.

57．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5月20日，BA。

58．同上，1874年5月27日。

59．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4年7月2、27日，SA。

60．Kent，Arnim，pp.144–153.

61．同上。

6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4年10月4日，SA。

63．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10月6日，BA。《阿尼姆审判》（柏林，1874年），第25–26页[Der Arnim’sche Prozess（Berlin，1874），pp.25–26]。

64．Kent，Arnim，pp.160–161；保利（Pauly）致俾斯麦，1874年12月8日；Der Arnim’sche Prozess，p.217。

65．彪罗致威廉一世，1874年12月26日，DZA：梅泽堡：民事内阁，89H VI，卷3b，冯·阿尼姆。

66．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4年12月15日，FA；布莱希罗德告诉俾斯麦，兰茨贝格将返回巴黎，除非首相想见他。俾斯麦在信上批注道：“L博士，今晚9点。”

67．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141.英译本令人遗憾。

68．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p.82.

69．Kent，Arnim，p.172.

70．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3月12日、6月18日，BA。

71．同上，1875年10月24日。

72．施瓦巴赫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6月6日，BA。

73．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未具日期，可能是1874年3月，BA；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120。

74．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5月27日；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123。

75．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11月20日，BA。

76．关于对荷尔斯泰因角色的最佳评价，见Rich，“Holstein”。

77．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4月21日，BA；另见Rich，Holstein，I，162–173。

78．未具日期的信，1890年后，BA。

79．《议会下院商谈速记报告》，1873年2月7日，第二卷，第940页。另见拉斯克早前的演讲，同上，1873年1月14日，第一卷，第521–547页。

8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3年2月7日，FA。

81．沃尔夫冈·萨伊勒，《赫尔曼·瓦格纳和他与俾斯麦的关系》（图宾根，1958年），第114–122页[Wolfgang Saile，Hermann Wagener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Bismarck（Tübingen，1958），pp.114–22]；Ritter，Preussischen Konservativen，p.370。

82．Kardorff，Kardorff，p.96.

83．GW，XIV2，828.

84．赫尔曼·瓦格纳，《经历：1848年到1866年以及1873年至今我的回忆》（两卷合订本，柏林，1884年），第二卷，第58页[Hermann Wagener，Erlebtes：Meine Memoiren aus der Zeit von1848bis1866und von1873bis jetzt（2vols.in one；Berlin，1884），II，58]；Saile，Wagener，pp.122–124。

85．Lucius，Bismarck，p.116.

86．约翰娜·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11月23日，BA。

87．瓦格纳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12月6日，BA。

88．同上，1876年12月4日，1877年2月13、28日。

89．同上，1880年6月24日；Saile，Wagener，p.120。

90．Morsey，Reichsverwaltung，p.248.

91．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p.120.

92．Hatzfeldt Briefe，p.256.

93．Rich，Holstein，I，9–10.

94．Hatzfeldt Briefe，p.275.

95．同上，p.310。哈茨菲尔特以四个点结束这封信。

96．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71年11月23日，HN。巴德内恩多夫（Bad Nenndorf）的格哈德·埃贝尔博士（Dr.Gerhard Ebel）曾编辑过哈茨菲尔特的政治通信，我们交流了哈茨菲尔特和布莱希罗德的信。关于劳拉舍的成立，另见Glagau粗俗但内容丰富的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pp.200–201。

97．哈茨菲尔特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11月13日，BA。

98．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72年1月29日，HN；Glagau，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pp.200–201。

99．哈茨菲尔特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2月9日，BA。

100．Kardorff，Kardorff，p.96.

101．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72年1月18日，HN；哈茨菲尔特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1月5、10日和7月12日，1873年1月1日，BA。

102．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73年8月9日，HN。

103．同上，1873年3月22、24日和4月5日。

104．同上，1875年2月28日、3月6日。

105．同上，1875年3月6日。

106．哈茨菲尔特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3月13日，BA。

107．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76年3月21日，HN。

108．哈茨菲尔特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9月13日，1877年9月24日，HN。

109．哈茨菲尔特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3月4日，BA。

110．同上，1878年5月15日。

111．另见荷尔斯泰因对哈茨菲尔特驻节马德里的溢美之词，Holstein Papers，I，193；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8年4月28日，FA。

112．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4月29日，BA。

113．Holstein Papers，III，44.

114．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1月30日，SA。

115．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278–279.

116．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9年10月31日，FA。

117．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1月2日，BA。

118．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96–97；赫尔穆特·罗格，《荷尔斯泰因与霍亨洛厄》（斯图加特，1957年），第149–150页[Helmuth Rogge，Holstein und Hohenlohe（Stuttgart，1957），pp.149–50]。

119．荷尔斯泰因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1月1日（不确定），BA。

12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0年8月1日，FA；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8月2日，BA；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0年8月19日，FA。

121．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兰曹，1880年8月31日，SA；Rogge，Holstein，pp.89，149–150；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95–96；兰曹致外交部，1880年11月10日和11日；GFO：I.A.A.a.50adh.secr.，第三卷。

122．Rogge，Holstein，pp.104–105；德国《周一报》（Montagsblatt），1880年2月2日，FA；Holstein Papers，II，31。

123．《泰晤士报》，1885年10月15日。

124．Morsey，Reichsverwaltung，pp.119–120.

125．莫里茨·布施，《俾斯麦：人生的秘密篇章》（三卷本，伦敦，1898年），第三卷，第67、73–74页[Moritz Busch，Bismarck：Some Secret Pages of His History（3vols.；London，1898），III，67，73–4]。另参见哈约·霍尔波恩编，《约瑟夫·玛利亚·冯·拉多维茨大使生平记录与回忆》（两卷本，莱比锡，1925年），第二卷：《1878–1890》，第204页[Hajo Holborn，ed.，Aufzeichnungen und Erinnerungen aus dem Leben des Botschafters 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2vols.（Leipzig，1925），II，1878–1890，p.204]。

126．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139–41.

127．《泰晤士报》，1885年10月16日。

128．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85年11月21日，HN；哈茨菲尔特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10月7日，BA。

129．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82年8月5日，HN。

130．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142.

131．哈茨菲尔特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11月5日，BA。

132．同上，1889年9月17、27日和10月11日；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546。

133．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88年3月2日和4月7、9日，HN；哈茨菲尔特致布莱希罗德，1889年1月30日，BA。

134．伯克内廷参事（Hofrath Bork）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26日，BA。

135．佩彭谢伯爵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2月6、13日，BA。

136．赫尔曼·冯·埃卡德斯泰因男爵，《生平与政治回忆》（莱比锡，1919年），第一卷，第35–40页[Freiherr Hermann von Eckardstein，Lebenserinnerungen und Politische Denkwürdigkeiten（Leipzig，1919），I，35–40]。

137．威廉二世，《我的早年》（伦敦，1926年），第89页[William II，My Early Life（London，1926），p.89]。

138．哈里·凯斯勒伯爵，《面容与时间：回忆录》（柏林，1962年），第79–80页[Graf Harry Kessler，Gesichter und Zeiten.Erinnerungen（Berlin，1962），pp.79–80]。

139．莱恩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11月23日，1878年11月8、19日，1879年7月15日，1880年10月10日，1885年3月31日，BA。

140．同上，1877年7月21日，1880年5月5日，1881年11月29日。

141．威廉一世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7月6日，BA。我没能找到神秘的加布里埃拉·德·卡斯基（Gabrielle de Karsky）的信息—信上署名为de Karski。她在华沙有家，可能是波兰人。

142．关于对拉齐威尔的爱，见埃尔里希·马克斯，《威廉一世皇帝》（第八版，慕尼黑和莱比锡，1918年），第29–34页[Erich Marcks，Kaiser Wilhelm I（8th printing，Munich and Leipzig，1918），pp.29–34]；另见Kessler，Gesichter，pp.45–46。

143．Holstein Papers，III，128.

144．布莱希罗德致威廉一世，1884年8月18日，附威廉一世致布莱希罗德的便条，1884年8月19日；威廉一世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8月20日，BA；库蒙特（Coumont）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10月4日，BA。

145．加布里埃拉·德·卡斯基致布莱希罗德，2月11日（无年份，可能是1885年），BA。

146．同上，9月5日（无年份，可能是1885年）。

147．同上，12月28日（无年份，可能是1885年）。

148．威廉一世致布莱希罗德，1886年8月27日，BA。

149．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9月19日，BA。

150．《菲利普·奥伊伦堡—赫特菲尔德亲王五十年回忆录》（柏林，1923年），第95页[Aus50Jahren.Erinnerungen des Fürsten Philipp zu Eulenburg-Hertefeld（Berlin，1923），p.95]。奥伊伦堡是当时赫伯特最亲密的心腹，他的记录是我们手头最可靠的资料。另见路易斯·斯奈德，《赫伯特·冯·俾斯麦婚姻事件的政治影响，1881–1892》，刊于《近代史期刊》，1964年第36期，第155–169页[Louis Snyder，“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Herbert von Bismarck’s Marital Affairs，1881，1892，”JMH，36（1964），155–69]。

151．Aus50Jahren，p.93.

152．同上，pp.102，105。

15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1年4月13日，FA。

154．BA.

155．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1年7月5日；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81年7月6日；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1年7月8日，BA。

156．波蒂谢遗稿，科布伦茨联邦档案。感谢约翰·洛尔博士提供材料。

157．卡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81年6月20日，BA。

158．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威廉·冯·俾斯麦，1882年8月9日，FA。感谢Bussmann所编的《国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伯爵：政治私信集》的助理编辑克劳斯—彼得·霍伊普科博士提供材料。

159．Holstein Papers，III，104–5.

160．兰曹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2年8月11日，FA。感谢霍伊普科博士。

161．比如，兰曹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2年8月11日。感谢霍伊普科博士。

162．Holstein Papers，II，57.

163．同上，p.277。

164．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2年5月24日和8月3、9日，SA；威廉·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6月7、8日，BA。

165．布赫尔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11月16日，BA。

166．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7月17日，BA。

167．布莱希罗德之俾斯麦，1882年8月3、7和9日，SA；另见GW，XIV2，950。

168．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威廉·冯·俾斯麦，1882年8月9日；兰曹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2年10月7日，霍伊普科博士提供；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210。

169．GP，VI，355.

第十一章　第四等级

1．鲁道夫·莫塞，《俾斯麦的新闻政策：外交部新闻司的由来（1870）》，刊于《传播》，1956年第1期，第180页[Rudolf Morsey，“Zur Pressepolitik Bismarcks.Die Vorgeschichte des Pressedezernats im Auswärtigen Amt（1870），”Publizistik，I（1956），180]。

2．GW，XII，349.

3．见莱诺尔·奥博伊尔出色的《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记者形象，1815–1848》，刊于《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1968年第10期，第302–312页[Lenore O’Boyle’s excellent“The Image of the Journalist in France，Germany，and England，1815–1848，”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0（1968），302–12]。

4．直到近年来，俾斯麦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才开始被仔细研究。关于这段历史早期的出色作品，见埃伯哈德·瑙约克斯，《俾斯麦的对外新闻政策与帝国奠基，1865–1871年》（威斯巴登，1968年）[Eberhard Naujoks，Bismarcks Auswärtige Pressepolitik und die Reichsgründung，1865–1871（Wiesbaden，1968）]；另见瑙约克斯的“俾斯麦与官方媒体的组织”，刊于《历史期刊》，1967年第205期，第46–81页[“Bismarck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Regierungspresse，”HZ，205（1967），46–81]。伊莲娜·费舍尔—弗劳恩迪恩斯特与鲁道夫·莫塞的其他研究见下文。诺尔·冯·德·纳莫（R.Nöll von der Nahmer）的《俾斯麦的爬行动物基金》（Bismarcks Reptilienfonds，Mainz，1968），不可靠而且算不上学术作品。

5．奥托·格洛特，《报刊：报刊学体系》，第二卷（曼海姆，1929年），第199页[Otto Groth，Die Zeitung.Ein System der Zeitungskunde，Vol.II（Mannheim，1929），p.199]。

6．格雷厄姆·斯托雷，《路透社：收集新闻的世纪故事》（纽约，1951年），第3–31页[Graham Storey，Reuters：The Story of a Century of News-Gathering（New York，1951），pp.3–31]。

7．参见Naujoks，“Regierungspresse”，pp.46–81。

8．保罗·林道，《只是回忆》（两卷本，柏林，1916–1917年），第一卷，第234–241页[Paul Lindau，Nur Erinnerungen（2vols.；Berlin，1916–1917），I，234–41]。

9．参见一份未具日期的备忘录，几乎肯定是理查·文策尔在1869年所写，BA。另参见埃伯哈德·瑙约克斯稍有不同但没有说服力的版本，《俾斯麦与沃尔夫通讯社》，刊于《作为科学和教学的历史》，1963年第14期，第19–20页[“Bismarck und das Wolffsche Telegraphenbüro，”GWU，14（1963），19–20]。

10．文策尔备忘录，BA。另参见施蒂伯博士，《大事记：来自他的遗留文件》，利奥波德·奥尔巴赫编（柏林，1994年），第246–247页。施蒂伯描绘1865年的协议，但隐瞒1869年的协议[Dr.Stieber，Denkwürdigkeiten：Aus seinen hinterlassenen Papieren，ed.by Leopold Auerbach（Berlin，1884），pp.246–47]。

11．见成立大陆通讯公司的最初协议，1865年5月22日，BA。

12．Naujoks，“Wolffsche Telegraphenbüro，”pp.19–20.

13．尤里乌斯·弗洛贝尔致俾斯麦，1869年2月6日，DZA：梅泽堡：A.A.I.Rep.4.No.721，秘密国家档案，一般类。另见尤里乌斯·弗洛贝尔，《人生历程：大事、回忆和自白》（两卷本，斯图加特，1890–1891年），第一卷，第521–522页。书中谈到了路透的努力，但没有提及他写给俾斯麦的私信[Julius Fröbel，Ein Lebenslauf：Aufzeichnungen，Erinnerungen，und Bekenntnisse（2vols.；Stuttgart，1890–1891），I，521–22]。

14．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69年2月20日，BA。

15．同上，1869年4月23日。

16．文策尔致布莱希罗德，1869年4月24日，BA。

17．参见1869年6月10日的合同，6月11日获得俾斯麦批准，DZA：梅泽堡：A.A.I.Rep.4.No。721，秘密国家档案，一般类。

18．罗森贝格（Rosenberg）致俾斯麦，1870年3月10日，同上。

19．伊莲娜·费舍尔—弗劳恩迪恩斯特，《俾斯麦的新闻政策》（明斯特，1963年），第29页[Irene Fischer-Frauendienst，Bismarcks Pressepolitik（Münster，1963），p.29]。

20．引自O’Boyle，“Journalist”，p.305。

21．Storey，Reuters，p.53.

22．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101.

23．汉斯·菲利皮致作者，1970年4月20日。

24．菲利皮，《韦尔夫基金史》，刊于《下萨克森州年鉴》，新系列，1959年第31期，第190–199页[Philippi，“Zur Geschichte des Welfenfonds，”Niedersächsisches Jahrbuch，n.s.，31（1959），190–99]。

25．埃伯哈德·瑙约克斯，《韦尔夫基金结算，1869年4月1日–12月31日》，刊于《传播》，1969年第1期，第16–29页[Eberhard Naujoks，“Eine Abrechnungüber den Welfendonds（1.April–31.Dezember1869），”Publizistik（1969），I，16–29]。

26．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68年1月29日，BA。

27．文策尔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8月2日，BA。

28．路透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12月29日；文策尔致路透，1875年1月1日，副本，BA。

29．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5年2月20日，DZA：梅泽堡：A.A.I.Rep.4.No.721，秘密国家档案，一般类。

30．彪罗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2月23日，BA。

31．彪罗备忘录，1875年3月10日，DZA：梅泽堡：A.A.I.Rep.4.No.721，秘密国家档案，一般类。

32．大陆通讯公司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12月30日，BA。

33．博斯（Bosse）备忘录，1879年3月4日，DZA：梅泽堡：A.A.I.Rep.4.No.721，秘密国家档案，一般类。

34．文策尔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6月4日、11月24日；协议草案，1880年2月5日，BA。

35．荷尔斯泰因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8月28日，BA。

36．参见Naujoks，“Wolffsche Telegraphenbüro”，pp.26–28。

37．阿瓦斯和路透又为收购沃尔夫通讯社做了几次尝试；最后一次收购尝试发生在1889年，但再次以失败告终。爱德华·勒拜（Eudard Lebey）致布莱希罗德，1889年3月28日，BA。

38．Busch，Tagebuchblätter，I，304；Naujoks，Bismarcks Auswärtige Pressepolitik，p.333.

39．俾斯麦致坎普豪森，1872年1月14日，DZA：梅泽堡：A.A.I.Rep.4.No.721，秘密国家档案，一般类。

40．见瑙约克斯，《林道》，刊于《历史期刊》，第215期，第299–344页各处[Naujoks，“Lindau，”HZ，215：299–344，passim]。

41．普鲁士内阁与大陆通讯公司的协议副本，1872年3月4日，DZA：梅泽堡：A.A.I.Rep.4.No.721，秘密国家档案，一般类。

42．施莱辛格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6月11日，BA。

43．施莱辛格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5月9日，BA。

44．Holstein Papers，II，140–41.

45．政府备忘录，1876年2月2日，GFO：I.A.A.a.33。

46．未具日期和署名的备忘录，记录1872年谈判的过程和后续，DZA：梅泽堡：A.A.I.Rep.4.No.721，秘密国家档案，一般类。

47．布莱希罗德致布赫尔，1876年2月21日，附施莱辛格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2月19日，GFO：I.A.A.a.33。

48．未署名备忘录，1876年3月1日，同上。

49．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6年3月15日，SA。

50．布赫尔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4月12日，BA。

51．汉斯·冯·布莱希罗德致父亲，1876年4月20日，BA。

52．布莱希罗德、施莱辛格和文策尔签署的协议，1876年4月14日，DZA：梅泽堡：A.A.I.Rep.4.No.721，秘密国家档案，一般类。

53．布莱希罗德致布赫尔，1876年4月21日；布赫尔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4月27日，同上；Naujoks，“Lindau”，308–309。

54．施莱辛格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4月19日；《英国通讯》，1876年4月29日，BA.

55．坎普豪森致俾斯麦，1878年2月26日，1878年2月28日（标为机密），DZA：梅泽堡：A.A.I.Rep.4.No.721，秘密国家档案，一般类。

56．施莱辛格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5月9日，BA。

57．Tiedemann，Sechs Jahre，pp.298–99.

58．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2月26日，MAE：德国，第27卷。

59．瓦尔特·海德对新闻界和犹太人的研究结合德国人的严谨和纳粹的论调。瓦尔特·海德编《新闻学手册》（莱比锡，1940–1943年）[Walter Heide，ed.，Handbuch der Zeitungswissenschaft（Leipzig，1940–1943）]。

60．GW，VII，66.

61．详细描述见Naujoks，Bismarcks Auswärtige Pressepolitik，pp.68–78。

62．巴姆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9月24日，BA。

63．同上，1880年9月13日。

64．艾蒂安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5月3日，BA。

65．赫茨卡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2月20日，BA；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3月3日，BA。

66．格奥尔格·冯·本森（Georg von Bunsen）和鲁道夫·冯·格奈斯特，1877年4月3日，BA。

67．施瓦巴赫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7月4日，BA。

68．保罗·林道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12月16日，1891年3月16日、5月15日，BA。

69．关于索纳曼，见Hamburger，Juden imöffentlichen Leben，pp.311–321。另见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8年10月9日，MAE：德国，第25卷。

70．索纳曼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6月11日，1877年2月10日，BA。

7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0年12月11、21日，FA。

72．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196；Busch，Tagebuchblätter，III，40.

73．见1875年–1880年间赫斯多弗（Hersdörfer）与布莱希罗德非常活跃的通信，BA；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177；库尔特·科齐克，《德国新闻界的历史：19世纪的德国新闻界》（柏林，1966年），第二卷，第151–152页[Kurt Koszyk，Deutsche Presse im19.Jahrhundert.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resse（Berlin，1966），II，151–52]。

74．Glagau，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pp.316–17.

75．基里施·冯·霍恩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12月5日，BA。

76．同上，1879年10月20、24日。

77．Groth，Die Zeitung，II，193，574–577；Münch，Hansemann；Koszyk，Deutsche Presse，II，291；另见弗朗茨·梅林，《全集》（柏林，1960年），第二卷，第396–397页[Franz Mehring，Gesammelte Schriften（Berlin，1960），II，396–97]。

78．贝措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4月9日，BA；关于令人着迷的贝措尔德，见Eckardstein，Lebenserinnerungen，I，240–246。

79．弗朗茨—克萨维尔·克劳斯，《日记》（科隆，1957年），第618页；Koszyk，Deutsche Presse，II，182。

80．约阿西姆·伯梅，《北德大众报》，刊于《新闻学》，1926年第1期，第56、73、92、103页[Joachim Boehmer，“Die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Zeitungswissenschaft，1（1926），56，73，92，103]。

81．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387；Busch，Tagebuchblätter，II，570.

82．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兰曹，1878年8月9日，FA，魏尔纳·波尔斯博士提供。另见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99–101。

83．见赫尔曼·霍夫曼，《俾斯麦亲王，1890–1898》（斯图加特，1914年），第一卷，第76–90页[Hermann Hofmann，Fürst Bismarck，1890–1898（Stuttgart，1914），I，76–90]。

84．品特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8月8日，BA；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5月20日，BA。

85．GW，VI3，198–99.

86．奥伦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12月8、9、16、18日，BA；蒂德曼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12月27日，BA；Fischer-Frauendienst，Pressepolitik，p.170。

第十二章　发财的亲王

1．GW，XV，346–47.

2．GW，XIV2，821。俾斯麦的说法是8.5万塔勒，但真实数字被证明是8.75万塔勒。关于弗里德里希斯鲁现在的规模，见1976年1月31日的《汉堡晚报》（Hamburger Abendblatt）。

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4年5月1日，SA。

4．GW，XIV2，820–21.

5．根据布莱希罗德助手的报告；西贝特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7月15日，BA。

6．俾斯麦致科伊德尔，1871年7月15日；迪特里希博士致科伊德尔，1871年8月3日，SA。关于人均收入，见瓦尔特·霍夫曼等人所编的《德国人的收入，1851–1957》（图宾根，1959年），第39页[Walther G.Hoffmann，et al.，Das deutsche Volkseinkommen，1851–1957（Tübingen，1959），p.39]。

7．柏林地区税收委员会，1871年10月20日，SA。

8．1877年3月15日，SA。

9．Kardorff，Kardorff，p.107.

10．GW，XII，103.

11．Taylor，Bismarck，p.112.

12．各种指控和随后的审判将在第十八章讨论；关于对指控不加鉴别的重复，见《明镜周刊》（Der Spiegel），1965年3月31日，第67页。

13．1881年1月1日，1890年10月31日，SA。

14．这些和下面的数字来自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的财务清单，是我在三个贴有舍恩豪森档案标签的包裹中找到的，存放于现任俾斯麦亲王马棚的阁楼上。布莱希罗德给俾斯麦寄来月度、季度、半年度和年度清单，这些并没有全部留存下来。他有时还寄来投资组合列表，有一部分留存下来。哈佛大学的布莱希罗德档案中也有几张布莱希罗德的清单。

15．关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一般情况，参见Böhme，Deutschlands Weg，pp.320–44。

16．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8月4日，SA。

17．Böhme，Deutschlands Weg，pp.341–45.

1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3年7月25日，SA。

19．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8月22日，BA。

2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4年8月25日、9月2日，SA。

21．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4年10月1日，SA。

22．GW，VIII，212，383.

23．关于彼得·舒瓦洛夫，参见休·塞顿—沃特森，《沙俄帝国》（牛津，1967年），第378页[Hugh Seton-Watson，The Russian Empire（Oxford，1967），p.378]；亦见罗伯特·威廉·塞顿—沃特森，《迪斯累利、格莱斯顿和东方问题》，新版（爱丁堡，1962年），第40页，R.W[Seton-Watson，Disraeli，Gladstone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new ed.（Edinburgh，1962），p.40]。

24．约翰娜·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9月29日；热妮·法提奥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10月31日，BA。

25．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5年10月2日，FA。

26．GW，VIII，383.

27．参见布莱希罗德信上的手写记录。

2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5年6月11日，SA。

29．同上，1890年3月8、14日，SA。

30．洛尔，《没有俾斯麦的德国：第二帝国的政府危机》（伯克利，1967年），第52–55页[J.C.G.Röhl，Germany without Bismarck：The Crisis of Government in the Second Reich（Berkeley，1967），pp.52–55]。

31．赫伯特用英语向罗斯贝里勋爵（Lord Rosebery）如此报告，1890年3月30日；Bussman，Herbert von Bismarck。p.567。

3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90年6月4、7日，SA。

33．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91年7月23日，BA。

34．GW，XII，365.

35．GW，XIV2，909.

36．GW，XIV2，834.

37．A.O.Meyer，Bismarck，p.446；Westphal，Bismarck，p.12.

38．关于对土地的饥渴，见A.O.Meyer，Bismarck，p.382。

39．Westphal，Bismarck，p.56.

40．GW，XII，374.

41．西贝特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7月15日，BA。

4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3年11月12日，SA；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3年11月16日，BA。

4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10月20日，以及俾斯麦手中关于收购的草稿，SA。

44．同上，1882年12月1、2、6、20日，SA。

45．布莱希罗德的对账单，1883年12月31日，SA。

46．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8月25日，BA。

47．引自Vagts，“Bismarck’s Fortune”，CEH，1，213。

48．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459；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兰曹，1887年7月2日，FA，霍伊普科博士提供。

49．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10月29日，BA。他试图保住里彻的面子。四年后，布莱希罗德两次提到里彻，当时此人已经是商品市场中的投机常客，据说损失100万马克。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4年6月30日、8月11日，SA。另见Westphal，Bismarck，p.112。

5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1年1月24日，SA。

51．A.O.Meyer，Bismarck，pp.448–49.

52．原保险公司的要求，祖国火险公司（Vaterländische Feuer-Gesellschaft）致朗格，1882年11月24日，BA；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3年2月27日，SA；威廉·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12月21日，BA。

53．Westphal，Bismarck，pp.49，54.

54．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6年7月8日，FA。

55．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7月9日；德鲁斯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7月9日，BA。

56．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6年7月11、13日，FA；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8月6日；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10月12日，BA。

5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6年8月2日，SA。

58．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8月6日，BA。

59．同上，1876年10月3日。

6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7年10月9日和10日，SA。

61．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12月3日，BA；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7年12月8日，SA。

62．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8年1月10日；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2月5日、10月2日、11月4日，SA。

63．威廉·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月13日，BA。

64．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9年1月16日；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1月15日，SA。

65．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9年11月11日，SA。

66．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2月25日，BA。

67．同上，1879年12月31日。

68．布莱希罗德的对账单，无日期（1883年）；威廉·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1月30日，BA；兰曹致布莱希罗德，1888年9月26日；伯恩哈德·贝伦德致布莱希罗德，1888年10月1日；罗腾堡致布莱希罗德，1888年10月7、22、25、27日，11月5日，BA；Kohl，Bismarck-Regesten，II，492。

69．Westphal，Bismarck，p.55；GW，VIII，489.

70．GW，VIII，423–24.见奥托·约林格，《俾斯麦与犹太人》（柏林，1921年），第105、129页[Otto Jöhlinger，Bismarck und die Juden（Berlin，1921），pp.105，129]。

71．GW，XII，106.

72．威廉·冯·俾斯麦亲笔备忘录的副本，1882年2月6日，BA。

73．朗格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7月20日，BA。

74．同上，1886年8月21日，1887年11月6日。

75．希波尼亚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3月29日，BA。

76．Böhme，Deutschlands Weg，pp.318–19，508.

7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1月1日，1880年1月6日，1884年1月，SA。

78．布莱希罗德的备忘录，致格洛纳博士（Dr.Gloner），1891年2月1日，BA。

79．Taylor，Bismarck，p.251.

80．罗腾堡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5月21日，BA。

81．Vagts，“Bismarck’s Fortune，”p.230.

82．引自Kohl，Bismarck-Jahrbuch，VI，399。

83．各种账户清单，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5–1890，SA；另见Holstein Papers，II，204–205。

84．Holstein Papers，II，178，181，277；Küntzel，Die Finanzen，pp.483–484；《弗斯报》，1885年3月23、24、25日，DZA：梅泽堡：民事内阁，冯·俾斯麦亲王受封档案，Rep.89H XXIII，No.12f。

85．各种账户清单，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5–1890，SA；另见Holstein Papers，II，204–205；俾斯麦致威廉一世，1885年6月13日，DZA：梅泽堡：民事内阁，冯·俾斯麦亲王受封档案，Rep.89H XXIII，No.12f.

86．Vierhaus，Spitzemberg，pp.218–219；Holstein Papers，II，178–179；另见Lerchenfeld-Koefering，Erinnerungen，p.255。

87．Holstein Papers，II，82.

88．GW，XIV2，900–1.

89．Lucius，Bismarck，p.382.

90．恩斯特·菲德尔编，《俾斯麦的宏大游戏：路德维希·巴姆贝格的秘密日记本》（法兰克福，1932年），第333页[Ernst Feder，ed.，Bismarcks Grosses Spiel.Die Geheimen Tagebücher Ludwig Bambergers（Frankfurt a.M.，1932），p.333]。

91．Vagts，“Bismarck’s Fortune，”p.216.

92．GW，XII，348，371.

93．威尔莫夫斯基（Wilmowski）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5月17日；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5月22日，BA。布莱希罗德的账户清单，1890年12月31日；官方税务评估，1890年3月8日，SA。赫尔穆特·冯·格尔拉赫，《从右派到左派》（苏黎世，1937年），第96–101页[Hellmut von Gerlach，Von Rechts nach Links（Zurich，1937），pp.96–101]。关于普鲁士的税务评估，见格尔德·霍霍斯特，尤尔根·科卡和格哈德·里特，《社会史练习手册：帝国统计材料，1870–1914》（慕尼黑，1975年），第106页[Gerd Hohorst，Jürgen Kocka，and Gerhard A.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1870–1914（Munich，1975），p.106]。

第十三章　银行业与外交界

1．这句话来自安特希尔勋爵，1881年12月10日，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235。

2．Kardorff，Kardorff，p.108.

3．当然，有大量作品谈到外交政策的各种因素和老式外交史的缺陷。1954年，外交史大师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提出在外交史研究中应该更加关注经济和金融因素，在评估因果关系时也要保持“谨慎”，见《国际关系的当代史：研究方向》，刊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211期，特别见第234–242页[“L’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orientation de récherches，”Revue Historique，211（1954），esp.234–42]。埃克哈特·科尔（Eckart Kehr）对德国外交政策之国内源头的开创性研究（该主题在当时面临很多禁忌）和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国内政策优先”观点。比如，见科尔的《国内政策优先：19世纪普鲁士—德意志社会史论文集》，维勒编（柏林，1965年）[Kehr，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preussisch-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im19.Jahrhundert，ed.by Hans-Ulrich Wehler（Berlin，1965）]。另见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理性而简明的陈述，《战争的经济原因》（伦敦，1939年）[The Economic Causes of War（London，1939）]；以及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的就职演讲，《1914：未说出的假设》（伦敦，1968年），1914[The Unspoken Assumptions（London，1968）]。

4．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193.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1月27日，BA。

5．GP，VI，165.

6．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256.

7．见赫伯特·费斯，《欧洲：世界的银行家，1870–1914》（纽黑文，1930年），第160页[Herbert Feis，Europe：The World’s Banker，1870–1914（New Haven，1930），p.160]。

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0年2月3日，SA。

9．GP，V，320.

10．DDF，II，482；罗腾堡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11月28日，BA。

11．GP，VI，165，169.

1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7年8月8日，SA。

13．见Morsey，Reichsverwaltung，pp.104–122；以及Monts，Erinnerungen，pp.39–53。

14．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208.

15．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477.

16．同上，p.268。

17．GP，VI，343.

18．马丁·温克勒，《俾斯麦的结盟政策和欧洲的平衡》（斯图加特，1964年），第31页[Martin Winckler，Bismarcks Bündnispolitik und das europäische Gleichgewicht（Stuttgart，1964），p.31]。

19．威廉·弗拉维尔·莫尼佩尼和乔治·厄尔·巴克尔，《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累利传》，新修订版（两卷本，纽约，1929年），第二卷，第1202页[William Flavelle Monypenny and George Earle Buckle，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Earl of Beaconsfield，new and rev.ed.（2vols.；New York，1929），II，1202]。

20．阿图尔·冯·布劳尔，《为俾斯麦效力》（柏林，1936年），第206–277页[Arthur von Brauer，Im Dienste Bismarcks（Berlin，1936），pp.206–77]；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6月8日，BA。

21．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兰曹，1887年10月17日，FA。霍伊普科博士提供。

22．Holstein Papers，II，131；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476.

23．温弗雷德·许洛，《格奥尔格·赫伯特·明斯特伯爵》（希尔德斯海姆，1968年），第140页[Winfred Sühlo，Georg Herbert Graf zu Münster（Hildesheim，1968），p140]；扎拉·斯泰纳，《外交部与外交政策，1898–1914》（剑桥，1969年），第174页[Zara S.Steiner，The Foreign Office and Foreign Policy，1898–1914（Cambridge，1969），p.174]。

24．关于俾斯麦时代的欧洲外交的作品数量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专论很多，但大型的综合性重构作品寥寥无几，且多有缺陷。最好的研究是威廉·兰格的《欧洲的同盟与阵营，1871–1890》，第二版（纽约，1956年）[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2nd ed.（New York，1956）]；泰勒的《对欧洲霸权的争夺，1848–1918》（牛津，1954年）[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以及皮埃尔·勒努文的《国际关系史》，第六卷，《19世纪》，第二部分，《1871–1914年》（巴黎，1955年）[Pierre Renouvin，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Vol.VI：Le XIXe siècle，Part2，De1871à1914（Paris，1955）]。对一般性作品的有用盘点见阿兰·米切尔，《俾斯麦与法兰西民族，1848–1890》（纽约，1971年）[Allan Mitchell，Bismarck and the French Nation，1848–1890（New York，1971）]；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弗莱堡，1971年）[Andreas Hillgruber，Bismarcks Aussenpolitik（Freiburg，1972）]。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的《俾斯麦与帝国主义》（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出色地运用原始素材和二手记述，支持一个特别的观点。

25．DDF，VII，4.

26．Taffs，Ambassador to Bismarck，p.66.

27．Taylor，Mastery in Europe，p.255.

28．圣伊莱尔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1月3日；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1月1日，BA。

29．Taffs，Ambassador to Bismarck，p.70；Blake，Disraeli，p.613；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8年4月24、25日，MAE：德国，第22卷。

30．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1月21日，BA。

31．大卫·兰德斯的未发表手稿《大赔款》（The Great Indemnity）涵盖1871年6月第一期贷款的时间段。

32．瓦德西致俾斯麦，1871年7月1日，GFO：法国70。

33．相关内容见昂利·多尼奥尔，《梯也尔先生，圣瓦里耶伯爵和曼陀菲尔将军》（巴黎，1897年）[Henri Doniol，M.Thiers Le Comte de Saint Vallier Le Général de Manteuffel（Paris，1897）]。我还使用梅泽堡档案中的曼陀菲尔遗物，其中有对圣瓦里耶写给曼陀菲尔的迷人信件的完整记录—我相信该材料此前从未被使用过。

34．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34.

35．施托什致布莱希罗德，1892年4月16日，BA。

36．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7月25日，BA。

3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1年7月22、24、25、28、31日；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8月10日，GFO：法国70。

38．DDF，I，60.

39．DDF，I，61–65.

40．德·布罗伊公爵，《贡托—比隆先生在德国的使命》，第二版（巴黎，1896年），第22页[Le Duc de Broglie，La Mission de M.de Gontaut-BironàBerlin，2nd ed.（Paris1896），p.22]。

41．科伊德尔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8月28日，BA。

42．施瓦巴赫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8月30日，9月5、9日，BA。

43．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71年9月29日、12月29日，RA。

44．Hans Herzfeld，Deutschland und das geschlagene Frankreich，p.127.

45．关于对这些谈判几乎逐字逐句的记录，见伊莫尔曼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12月7日，BA。

46．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1月6日，BA。

47．《领土的被占与解放：1871–1875，通信》（两卷本，巴黎，1903年），第一卷，第131页[Occupation et Libération du Territoire，1871–1875，Correspondances（2vols.；Paris，1903），I，131]；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71年12月29日，RA。

48．Occupation et Libération，I，157，170.对布莱希罗德的典型历史待遇是：在与德法关系相关的无价档案中，他的名字一直被提到，贡托—比隆与他的密切关系也有大量佐证，但布罗伊描绘贡托—比隆在柏林任期的《使命》一书多少有点理想化，布莱希罗德只是被偶尔提到（第26、27页）。那么，与宫廷犹太人合作是否能提高一个人的名声呢？另见DDF，I，132–133。

49．布莱希罗德致罗斯柴尔德，1872年3月24日，RA。

50．同上，1872年4月20日；Broglie，La Mission，pp.26–27。

5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5月19日，GFO：法国72。

52．布赫尔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6月16、17日，BA。

5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7月4日，FA。

54．布赫尔致科伊德尔，1872年6月12日，BA；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7月10日，FA。

55．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10月21日，FA。

56．Occupation et Libération，II，162ff，266ff.

57．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6月10日，BA。

58．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12月27日，BA。

59．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5月6日，BA。

60．GP，III，395–396；另见《德法谅解的开始，1878–1885》[“Beginnings of a German-French Understanding，1878–1885”]，GP，III，379–454，但该文缺陷很多。

61．Taylor，Bismarck，p.214.

62．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2月7日，BA。

63．DDF，II，469–73，477–78，481–82.

64．同上，p.526。

65．同上，III，243。

66．霍亨洛厄致俾斯麦，1881年7月25日，另附有《民族统一报》（L’UnitéNationale），1881年7月26日刊，GFO：法国87。

67．霍亨洛厄致俾斯麦，1882年2月13日，同上。

6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2年2月2日，同上。

69．同上，1882年2月6日。

7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2年6月17日，SA。

71．见Taylor，Mastery in Europe，pp.281–303。

72．DDF，VI，440.

73．DDF，V，49；圣瓦里耶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10月12日，BA。

74．Rogge，Holstein，p.132.

75．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175.

76．DDF，V，212.

77．同上，pp242–244。

78．Rogge，Holstein，pp.205–206，210；圣瓦里耶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3月22日，BA。

79．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85年1月10日，BA。

80．DDF，V，566–67.

81．布莱希罗德致卡尔·安东·冯·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1885年3月30日，HS；戈登·赖特，《近代法国》（芝加哥，1960年），第310页[Gordon Wright，France in Modern Times（Chicago，1960），p.310]。

82．弗雷西内，《回忆录，1878–1893》，第七版（巴黎，1913年），第438–439页[C.de Freycinet，Souvenirs，1878–1893，7th ed.（Paris，1913），pp.438–39]。

8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6年9月26、29日，GFO：法国87。

84．弗雷西内致布莱希罗德，1886年10月8日、11月29日，BA。

85．DDF，V，342–43.

86．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86年2月9日，1885年12月31日，BA。

87．俾斯麦致布隆萨特，1886年12月22日；内阁会议，1886年12月23日，DZA：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普通外交政策相关事务文件，第1号，第2卷。

88．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87年1月1日，BA。

89．同上，1887年2月10日。

90．DDF，VI，397.

91．同上，p.453。

9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9年2月22日，GFO：法国105，编号3a。

93．DDF，VII，660–63，683.埃贝特致布莱希罗德，1891年8月13、15、19日，9月24日；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

94．夏尔·德·穆伊伯爵，《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与漫谈》（巴黎，1909年），第114页[Comte Charles de Moüy，Souvenirs et Causeries d’un Diplomate（Paris，1909），p.114]。1881年，罗素勋爵被封为安特希尔勋爵。

95．奥多·罗素致亚瑟·罗素，1872年4月3日，罗素文件，PRO，阿列克·兰道尔爵士（Sir Alec Randall）提供。

96．安特希尔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1月5日，BA。

97．艾米丽·安特希尔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9月21日，BA。

98．Taffs，Ambassador to Bismarck，p.4.

99．Holborn，Modern Germany，pp.193–194；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5月11日，BA。

100．赫伯特·冯·诺斯蒂茨，《俾斯麦不驯服的大使：明斯特·冯·德内堡亲王，1820–1902》（哥廷根，1968年）[Herbert von Nostitz，Bismarcks unbotmässiger Botschafter.Fürst Münster von Derneburg（1820–1902）（Göttingen，1968）]。该书和其他一些近年来的专著都没有提到布莱希罗德。

101．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4月25日，圣瓦里耶致弗雷西内，1880年5月30日，MAE：德国，第28、35卷。

102．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81年3月31日，BA。

103．他的外孙和不尽如人意的传记作者诺斯蒂茨（Nostitz）强调他的病；Bismarck unbotmässiger Botschafter，pp.19–25。

104．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17日，1879年3月7日，1884年5月12日，1885年4月4日，BA。

105．布莱希罗德致比肯斯菲尔德，1878年10月24日，迪斯累利文件，休恩登庄园（白金汉郡）；比肯斯菲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1月2日，BA。

106．比肯斯菲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月5日，BA。

107．布莱希罗德致比肯斯菲尔德，1880年6月10日，休恩登庄园。

108．比肯斯菲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6月16日，BA。

109．同上，1880年9月24日；布莱希罗德致比肯斯菲尔德，1880年10月6日，1881年3月1日，迪斯累利文件，休恩登庄园。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1年2月19日，GFO：英国69；俾斯麦致威廉，1881年2月19日，同上。

11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0年10月10日，FA。

111．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10月23日，1884年7月1日，BA；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8月6日，BA。

112．关于这点和其他细节，见约阿西姆·马伊，《俄国的德国资本，1850–1894》（东柏林，1970年），特别见第74–77页[Joachim Mai，Das deutsche Kapital in Russland，1850–1894（East Berlin，1970），esp.pp.74–77]；马伊在其透彻的研究中使用兰德斯教授和我向DZA提供的某些布莱希罗德的材料（作为交换，我们获准使用他们的档案，并对一些文件拍了微缩照片）。不过，他的政治态度几乎就是讽刺画，让人看到被政治权力支持下的意识形态体系所束缚的德国学者会变成什么样。

113．同上，p.115。

114．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8年4月28日；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5月16日，FA。

115．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10月5日，SA。

116．萨克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0月21日。关于萨克，见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p.109–110，该书描绘战前俄国银行家的大量生活状况。

11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10月15日，FA。

118．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8年11月8日，MAE：德国，第24卷。

119．关于这点，亦见汉斯—乌尔里希·维勒，《帝国的重重危机，1871–1918》（哥廷根，1970年），第163–180页[Hans-Ulrich Wehler，Krisenherde des Kaiserreichs，1871–1918（Göttingen，1970），pp.163–80]。

120．DDF，II，469–73，477–78.

121．指明布莱希罗德为信息来源的备忘录，1879年8月31日，GFO：俄国65，附件1，卷1。

122．奥古斯特·奥伊伦堡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8月21、24、29、31日；莱恩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9月24日，BA。

123．Hugh Seton-Watson，Russian Empire，p.517.

124．见特奥多尔·冯·劳厄的一般性分析，《谢尔盖·维特与俄国的工业化》（纽约，1963年），第22页和第一章各处[Theodore H.von Laue，Sergei Witt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New York，1963）]。

125．Hugh Seton-Watson为发表的讲稿《中欧的民族主义、超民族主义和压迫》（Nationalism，Supra-Nationalism and Repression in Central Europe）。

126．瓦鲁耶夫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3月7日，BA；布鲁斯·沃勒，《十字路口的俾斯麦：柏林会议后德国外交政策的重新定向，1878–1880》（伦敦，1974年），第125页[Bruce Waller，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s：The Reorientation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ngress of Berlin，1878–1880（London，1974），p.125]。

127．瓦鲁耶夫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1月23日；格莱格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5月9日，BA。

128．萨布罗夫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2月，BA。

129．Holstein Papers，II，83.

130．格莱格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11月12日，BA。

131．汉斯·冯·布莱希罗德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8月6、8日，BA。

13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0年11月25日。

133．阿巴萨致布莱希罗德，1881年3月15日，BA。

134．瓦鲁耶夫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4月23日，BA。

135．Hugh Seton-Watson，Russian Empire，pp.493–96.

136．Holstein Papers，II，16–17.

137．本格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3月30日，BA。

13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2年7月20日，SA。另见1881年8月16日，1882年3月21日，GFO：俄国71。

139．兰曹致外交部，1883年12月5日，同上；迪特尔·弗里德，《被隐瞒的俾斯麦》（维尔茨堡，1960年），第167–168页[Dieter Friede，Der Verheimlichte Bismarck（Würzburg，1960），pp.167–68]。

140．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392；布莱希罗德致霍亨索伦—齐格马林根家族的卡尔·安东亲王，1884年5月9日，HS。

141．Holstein Papers，II，131.

142．Holstein Papers，III，107.

143．本格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5月1日，BA。

144．贺拉斯·德·古恩茨堡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8月10日，BA。

145．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4月4日，BA；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p.396，395。

146．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5年6月5、11日，SA；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6月9日，BA；Holstein Papers，II，202–203。

147．同上，p.230.

148．萨布罗夫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5月，BA；萨克致布莱希罗德，1887年1月24日，BA。

第十四章　罗马尼亚：权宜的胜利

1．英语的标准作品是塞顿—沃特森的《罗马尼亚人史：从罗马时代到完成统一》（剑桥，1934年）[R.W.Seton-Watson，A History of the Roumanians：From Roman Times to the Completion of Unity（Cambridge，1934）]。该书对我们的故事只是做了概述，而且明显站在罗马尼亚一边；关于罗马尼亚的建国，另见莱克的生动作品《罗马尼亚的诞生：1856–1866年的国际问题研究》（伦敦，1931年）[T.W.Riker，The Making of Roumania：A Study of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1856–1866（London，1931）]。

2．R.W.Seton-Watson，Roumanians，p.315.

3．Riker，Roumania，p.554.

4．R.W.Seton-Watson，Roumanians，p.347.

5．雅西领事致俾斯麦，1869年12月24日，GFO：土耳其24。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犹太民族的最新历史：第一波倒退和第二次解放时期（1815–1881）》[Die neueste 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Das Zeitalter der ersten Reaktion und der zweiten Emanzipation（1815–1881）]，《从起源到现在的犹太民族世界史》第九卷[Welt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von seinen Uranfängen bis zu seiner Gegenwart]，施泰因贝格博士（Dr.A.Steinberg）译自俄语（柏林，1929年），第483页。该书中提到的数字是20万，而包括布莱希罗德线人在内的其他记录则认为是30万。

6．感谢休·塞顿—沃特森阅读本章草稿并对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发表评论，我的一些话以他的评论为根据。

7．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67年5月26日、6月1日，BA。伯恩斯托夫致俾斯麦，1867年5月27日；俾斯麦致圣皮埃尔，1867年5月28日，GFE：土耳其24。

8．《罗马尼亚卡罗尔国王生平记事：来自目击者的描述》（四卷本，斯图加特，1894–1900年），第一卷，第210页[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 von Rumänien.Aufzeichnungen eines Augenzeugen（4vols.；Stuttgart，1894–1900），I，210]。

9．同上，p.213。

10．俾斯麦致克雷米厄，1868年2月22日，罗马尼亚犹太人，AI：ID2。

11．雅西犹太人联盟致布莱希罗德，1868年4月6、10日，BA。

12．APP，IX，821，835；伯恩斯托夫致俾斯麦，1868年3月27日；罗伊斯致俾斯麦，1868年5月28日，GFO：土耳其24。

13．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257.

14．亚伯拉罕·冯·奥本海姆致卡尔·安东，1868年3月28日；卡尔·冯·罗斯柴尔德男爵，1868年4月8日；奥尔巴赫致卡尔·安东，1868年4月7、24、26日；《交易所报》（Börsenzeitung），1868年4月20日；《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1868年4月4日，HS。

15．R.W.Seton-Watson，Roumanians，p.350.

16．哈约·霍尔波恩，《德国与土耳其，1878–1890》（柏林，1926年），第1页[Hajo Holborn，Deutschland und die Türkei，1878–1890（Berlin，1926），p.1]。

17．Riker，Roumania，p.vii.

18．圣皮埃尔致俾斯麦，1863年8月15日，DZA：梅泽堡：A.A.II.Rep.6.No.4205，国家秘密档案，罗马尼亚铁路。

19．俾斯麦致圣皮埃尔，1863年9月29日，同上。

20．1876年在俄国坏事后，施特鲁斯贝格写了一本有趣的辩解书，名为《施特鲁斯贝格博士和他的成就》（柏林，1867年）[Dr.Strousberg und sein Wirken（Berlin，1876）]。

21．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 I，243；凯泽林（Keyserling）致俾斯麦，1868年3月13日；俾斯麦致凯泽林，1868年3月15日，DZA：梅泽堡：A.A.II.Rep.6.No.4205，国家秘密档案，罗马尼亚铁路。

2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69年11月6日，SA。

23．来自雅西的约林（Jorring？）致俾斯麦，1868年3月22日；凯泽林致俾斯麦，1868年6月5日，DZA：梅泽堡：A.A.II.Rep.6.No.4205，国家秘密档案，罗马尼亚铁路。

24．拉多维茨致俾斯麦，1870年4月8日，同上；Münch，Hansemann，pp.149–150。

25．布吕什致外交部，1868年9月21日，DZA：梅泽堡：A.A.II.Rep.6.No.4205，国家秘密档案，罗马尼亚铁路。

26．Holborn，Radowitz，I，189ff.

27．拉多维茨致俾斯麦，1870年4月8日，DZA：梅泽堡：A.A.II.Rep.6.No.4205，国家秘密档案，罗马尼亚铁路。

28．Münch，Hansemann，pp.157–158；拉多维茨致俾斯麦，1870年4月22日，DZA：梅泽堡：A.A.II.Rep.6.No.4205，国家秘密档案，罗马尼亚铁路。

29．拉多维茨致俾斯麦，1870年5月6日，同上。

30．同上，1870年10月2日。

31．同上，1870年10月21日。

32．Holborn，Radowitz，I，196.

33．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159.

34．俾斯麦致外交部，1870年11月9、11日，DZA：梅泽堡：A.A.II.Rep.6.No.4205，国家秘密档案，罗马尼亚铁路。

35．施特鲁斯贝格致俾斯麦，1870年12月13日，同上。

36．俾斯麦致坎普豪森，1870年12月23日，同上。

37．不同的观点见Wehler，Bismarck，pp.215–223。

38．坎普豪森致俾斯麦，1870年12月31日，DZA：梅泽堡：A.A.II.Rep.6.No.4205，国家秘密档案，罗马尼亚铁路。

39．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144–170.

40．海因里希·施托伊贝尔，《国家和银行在普鲁士债券领域的关系，1871–1913》（柏林，1935年），第34页[Heinrich Steubel，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Staat und Banken auf dem Gebiete des preussischen Anleihewesens von1871bis1913（Berlin，1935），p.34]；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203。

41．拉多维茨致俾斯麦，1871年3月10日，DZA：梅泽堡：A.A.II.Rep.6.No.4205，国家秘密档案，罗马尼亚铁路。

42．同上；Holborn，Radowitz，I，215。

43．拉多维茨致俾斯麦，1871年3月24日，DZA：梅泽堡：A.A.II.Rep.6.No.4205，国家秘密档案，罗马尼亚铁路。Holborn，Radowitz，I，217–222；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174–178。

44．Holborn，Radowitz，I，231；《噼里啪啦》报，1871年7月30日、8月13日。

45．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213.

46．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过去的历史学家没有查看过档案记录。比如，研究罗马尼亚的最优秀的英国历史学家就有过错误的观点：“俾斯麦对声名狼藉的施特鲁斯贝格的坚定支持一直有点令人费解。有人试图这样解释：后者依赖布莱希罗德开设在柏林的大银行，而俾斯麦在所有的金融问题上也几乎无保留地依赖该行。”见R.W.Seton-Watson，Roumanians，pp.330–331。Münch的叙述同样有误，见Hansemann，pp.148–167。

47．加布里亚克（Gabriac）致雷穆萨（Rémusat），1871年8月12日，MAE：德国，第1卷。

48．明希致博伊斯特，1871年10月9日，HHSA：PA III：普鲁士。

49．施瓦巴赫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7月31日、8月15日，BA。

50．莱恩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12月24、25日，BA。

5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8月26日，FA。

52．Münch，Hansemann，pp.154ff.

53．俾斯麦的便条，1872年1月24日；布赫尔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6月16日，BA；蒂劳（Thielau）致俾斯麦，1871年12月28日，1872年1月7日；阿贝肯致威廉一世，1872年4月25日，GFO：土耳其104。

54．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246.

55．布莱希罗德致汉泽曼，1871年4月1日，BA，布莱希罗德私人办公室。

56．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I，414.

57．Münch，Hansemann，pp.158–60.

58．关于这点，见索萨·沙伊科夫斯基，《世界以色列联盟内部的冲突以及英国犹太人协会、维也纳联盟和互助联盟的成立》，刊于《犹太人社会研究》，1957年第19期，第29–50页[Zosa Szajkowski，“Conflicts in the 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Anglo-Jewish Association，the Vienna Allianz and the Hilfsverein，”Jewish Social Studies，19（1957），29–50]。

59．圭达拉（H.Guedalla）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2月23日，BA；圭达拉是摩西·蒙特菲奥雷爵士的合伙人，并娶了后者的侄女。

60．见劳埃德·加特纳博士（Dr.Lloyd P.Gartner）的出色研究：《罗马尼亚、美国和世界犹太人：驻布加勒斯特领事佩肖托，1870–1876》，刊于《美国犹太史季刊》，1968年第58期，第54页[“Romania，America，and World Jewry：Consul Peixotto in Bucharest，1870–1876，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Quarterly，58（1968），54]。

6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2年3月30日；俾斯麦致蒂劳，1872年4月2日；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2年4月2日，GFO：土耳其24。

62．布莱希罗德致以色列联盟，1872年3月30日、4月2日，AI：ID1。

63．关于柏林委员会，见盖尔伯，《德国犹太人对柏林会议的干预，1878》，刊于《莱奥·拜克学会年鉴》，1960年第5期，第223页[N.M.Gelber，“The Intervention of German Jews at the Berlin Congress，1878，”LBY，5（1960），223]。另见他关于同一主题的未发表手稿，他非常慷慨地把手稿借给兰德斯教授。

64．诺伊曼博士（Dr.S.Neumann）致莱文（N.Leven），1872年5月10日，AI：IA1。

65．尤里乌斯·布莱希罗德致以色列联盟，1872年8月16日，同上。

66．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63.

67．Gelber，“Intervention”，pp.225–227；柏林委员会致以色列联盟，1876年4月24日、7月20日和8月22日，AI：IA1。

6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7年11月13日，FA。

69．Gelber，“Intervention，”p.227.

70．Taylor，Mastery in Europe，p.245.

71．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月12日，德国通信，RA。

72．引自Gelber，“Intervention”，p.229。

73．诺依曼博士（Dr.S.Neumann）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6月4日，BA。

74．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2月7日，BA。

75．彪罗书信的副本，1878年2月28日，BA。

76．布莱希罗德致以色列联盟，1878年3月4日，AI：ID1。

77．维也纳以色列联盟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2月1日，3月6、26日，BA。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8年3月27日，MAE：德国，第22卷。

78．丹尼尔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3月13日，BA。

79．布莱希罗德致以色列联盟，1878年2月21日，AI：ID1。

80．《犹太人大众报》，1878年3月5日。

8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4月10日，FA。

82．布莱希罗德致克雷米厄，1878年2月12日，AI：ID1。

83．《议会下院商谈速记报告》，1878年5月14日，第三卷，第1314–1325页；拉斯克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5月18日；彪罗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5月22日，BA。

84．布莱希罗德致克雷米厄，1878年5月19日，AI：ID1。伊西多·劳埃布（Isidore Loeb）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5月20、29日，BA。

85．布莱希罗德致摩西·蒙特菲奥雷爵士，1878年5月23日；摩西·蒙特菲奥雷爵士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6月5日，BA。

86．Holborn，Radowitz，II，28.

87．引自R.W.Seton-Watson，Disraeli，Gladstone，p.434。

88．彪罗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6月15日；Gelber，“Intervention”，pp.236–238。

89．克雷米厄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2日；摩西·蒙特菲奥雷爵士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2、11日，BA，

90．Gelber，未发表手稿，第87页。

91．同上，p.87c。亚历山大·诺沃特尼，《柏林会议历史探源与研究》，第一卷（格拉茨和科隆，1957年），第115页[Alexander Novotny，Quellen und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erliner Kongresses，Vol.1（Graz and Cologne，1957），115]。

92．布莱希罗德致蒙特菲奥雷，1878年7月9日，BA；布莱希罗德致克雷米厄，1878年7月9日，AI：ID1。

93．蒙特菲奥雷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28日，BA。

94．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8年7月2日，FA。

95．柏林社群领袖致俾斯麦，1878年7月11日，DZA：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普通外交政策相关事务文件，第1号，第1卷。

96．《泰晤士报》，1878年7月4日。

97．卡特琳·拉齐威尔，《腓特烈皇后》（纽约，无日期），第150页[Catherine Radziwill，The Empress Frederick（New York，n.d.），p.150]。

98．引自Gartner，“Romania”，p.111。

99．《泰晤士报》，1878年7月5日。

100．安德拉什致施塔德勒（Stadler）领事，1878年8月8日，HHSA：PA XVIII：罗马尼亚。

101．Waller，Bismarck at the Crossroads，pp.58–59.Waller把罗马尼亚故事的最后阶段放在俾斯麦外交活动的背景下；他对铁路纠葛和犹太人问题的叙述非常简略，并重复了阿道夫·汉泽曼是犹太人的常见错误。

102．布莱希罗德致以色列联盟，1878年8月31日，9月16、18日，AI：ID1；以色列联盟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9月4日，BA；比肯斯菲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1月2日，BA；彪罗致德国大使，1878年10月6日，GFO：土耳其24。

103．克雷米厄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0月12日，BA；布莱希罗德致以色列联盟，1878年10月14日，AI：ID1。

104．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4月12日，MAE：德国，第28卷。

105．索尔兹伯里致罗素，1878年11月22日，PRO：FO，64/900，no.499。

106．引自梅德利科特，《承认罗马尼亚独立，1878–1880》，刊于《斯拉夫评论》，1933年第11期，第369页[W.N.Medlicott，“The Recognition of Roumanian Independence，1878–1880，”Slavonic Review，11（1933），369]。梅德利科特的论文是关于该问题的最佳研究，不过“出发点是英国的外交政策”（第355页）。但在谈到罗马尼亚事务中俾斯麦的动机和布莱希罗德的角色时，甚至他也犯了严重错误：“犹太人待遇的问题被危险地与铁路问题纠缠在一起，部分原因是罗马尼亚铁路的许多下级官员是德国犹太人，部分原因是铁路的大部分利益掌握在犹太大银行家汉泽曼和布莱希罗德之手，俾斯麦与他们的个人和政治关系变得日益亲密。”（第356页）

107．Medlicott，“Roumanian Independence，”pp.573–75.

108．同上，p.574。

109．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2月27日，MAE：德国，第27卷。

110．同上，1879年4月12、24日，第28卷。

111．同上，1879年6月28日，第29卷。

112．Waller，Bismarck，p.169；安德拉什致霍约斯（Hoyos），1879年7月6日，HHSA：PA XVIII：罗马尼亚。

113．Medlicott，“Roumanian Independence，”p.577.

114．R.W.Seton-Watson，Roumanians，p.351.

115．霍约斯致安德拉什，1879年7月9日，HHSA：PA XVIII：罗马尼亚。

116．霍约斯致安德拉什，1879年7月16日；另见波西齐奥（Bosizio）致安德拉什，1879年8月15日，同上。

117．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7月19日，MAE：德国，第29卷。

11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7月21日，FA。

119．赫伯特·冯·俾斯麦致拉多维茨，1879年7月23日，GFO：土耳其104。

120．拉多维茨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7月11、25日，BA。

12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7月22日；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9年7月28日，FA。这封信否定Waller的说法，即到了7月，布莱希罗德“已经……收回个人预支给铁路公司的钱”（Bismarck，p.171）。

122．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9年7月25、28日；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7月26、29日，BA；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7月28日，MAE：德国，第29卷。

123．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33–37.

124．圣瓦里耶致瓦丁顿，1879年7月28日，MAE：德国，第29卷。

125．Medlicott，“Roumanian Independence，”p.584.

126．布莱希罗德致克雷米厄，1879年8月11日，AI：ID1。

127．博伊斯特致外交部，维也纳，1879年8月26日，HHSA：PA XVIII：罗马尼亚。

128．布莱希罗德致以色列联盟，1879年10月1、3、18日，AI：ID1。

129．罗腾海恩（Rotenhein）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1月25日，BA。

130．布莱希罗德致以色列联盟，1879年11月16日，AI：ID1。

131．菲利普森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1月25日，BA。

132．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88–89.

13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12月12、13日，GFO：土耳其104。

134．赫伯特·冯·俾斯麦致拉多维茨，1879年11月18日，同上。

135．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51.

136．引自Medlicott，“Roumanian Independence”，p.587。

137．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72.

138．圣瓦里耶致瓦丁顿，DDF，II，597–598。

139．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1月28日，BA。

140．同上，1879年12月21日。

141．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76–280.

142．塞切尼（Szecheny）致海默勒（Haymerle），1880年1月31日，HHSA：PA XVIII：罗马尼亚。

143．Aus dem Leben König Karls，IV，294；海默勒致奥地利各大使馆，1880年2月5、7、11日；博伊斯特致维也纳，1880年2月12日，HHSA：PA XVIII：罗马尼亚。

144．圣瓦里耶致弗雷西内，1880年3月14日，弗雷西内致圣瓦里耶，1880年6月16日，MAE：德国，第33、34卷。

145．Gartner，“Romania，”p.112.

146．布莱希罗德致以色列联盟，1880年2月14日，AI：ID1。

第十五章　不情愿的殖民者

1．霍布森，《帝国主义研究》（密西根州，安娜堡，1965年），第56–59页[J.A.Hobson，Imperialism：A Study（Ann Arbor，Mich.，1965），pp.56–59]。

2．吉尔森，《萨摩亚，1830–1900：多民族社群的政治》（墨尔本，1970年），第259页[R.P.Gilson，Samoa，1830–1900：The Politics of a Multi-National Community（Melbourne，1970），p.259]。

3．保罗·肯尼迪，《萨摩亚纠葛：英美关系研究，1878–1900》（纽约，1974年），第28页和第一章各处[Paul M.Kennedy，The Samoan Tangle：A Study i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878–1900（New York，1974），p.28and ch.1，passim]。

4．赫尔穆特·瓦斯豪森，《汉堡与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政策，1880–1890》（汉堡，1968年），第55–57页[Helmut Washausen，Hamburg und die Kolonial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1880bis1890（Hamburg，1968），pp.55–57]；另见库尔特·施马克编，《戈德弗洛伊父子公司：汉堡商人，一家世界贸易公司的成就与命运》（汉堡，1938年）[Kurt Schmack，ed.，J.C.Godeffroy&Sohn，Kaufleute zu Hamburg.Leistung und Schicksal eines Welthandelshauses（Hamburg，1938）]。

5．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3月24日、6月15日，BA。

6．戈德弗洛伊致彪罗，1879年1月25日；彪罗致戈德弗洛伊，1879年2月6日；戈德弗洛伊致彪罗，1879年3月9日，DZA：波茨坦：Ausw.A.Rep.VI，贸易与航运事务：澳大利亚。

7．文策尔致俾斯麦，1879年12月1日，同上；戈德弗洛伊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2月2日，BA。

8．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9年12月5日，FA；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2月7日，BA。

9．古斯塔夫·戈德弗洛伊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2月10日，BA。

10．施托尔贝格致俾斯麦，1879年12月17日；俾斯麦致施托尔贝格，1879年12月21日；菲利普斯波恩（Philipsborn）致俾斯麦，1879年12月25日，菲利普斯波恩致威廉，1879年12月31日，DZA：波茨坦：Ausw.A.Rep.VI，贸易与航运事务：澳大利亚；Münch，Hansemann，p.224；另见尤金·斯塔利，《战争与私人投资者：国际政治与国际私人投资的关系研究》（芝加哥，1935年），第109–127页[Eugene Staley，War and the Private Investor.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Private Investment（Chicago，1935），pp.109–27]。关于萨摩亚，见马克·沃克，《德国与对外移民，1816–1885》（马萨诸塞州，剑桥，1964年），第206–213页[Mack Walker，Germany and the Emigration，1816–1885（Cambridge，Mass.，1964），pp.206–13]；另见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斯，《历史的脚注：在萨摩亚动荡的八年》（纽约，1901年）[Robert Louis Stevenson，A Footnote to History：Eight Years of Trouble in Samoa（New York，1901）]。

11．《改革报》剪报，1879年12月13日，第296期，DZA：波茨坦：Ausw.A.Rep.VI，贸易与航运事务：澳大利亚；Washausen，Hamburg，p.58。

12．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2月16、20、25、31日，BA。

13．圣瓦里耶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7月14日、11月21日，MAE：德国，第24、25卷。

14．同上，1879年12月8、27日，第31卷。

15．圣瓦里耶致弗雷西内，1880年3月27日，同上，第33卷。

16．见Wehler，Bismarck，p.219，pp.215–225；鲁道夫·伊贝肯，《德意志帝国的外交问题、政府与经济，1880–1914》（石勒苏益格，1928年），第44页[Rudolf Ibbeken，Das aussenpolitische Problem，Staat und Wirtschaft in der deutschen Reichspolitik，1880–1914（Schleswig，1928），p.44]。

17．圣瓦里耶致弗雷西内，1880年4月28日，MAE：德国，第34卷。

18．Kennedy，Samoan Tangle，ch.2.

19．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和汉泽曼，1880年5月7日，DZA：波茨坦：Ausw.A.Rep.VI，贸易与航运事务：澳大利亚；Münch的Hansemann中有这封信的部分影印。

20．汉泽曼致霍亨洛厄，1880年7月29日，DZA：波茨坦：Ausw.A.Rep.VI，贸易与航运事务：澳大利亚；汉泽曼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8月14日，BA。

21．关于这点，见弗斯，《新几内亚公司，1885–1899：一个不盈利帝国主义的案例》，刊于《历史研究》，1972年第15期，第361–377页[S.G.Firth，“The New Guinea Company，1885–1899：A Case of Unprofitable Imperialism，”Historical Studies，XV（1972），361–77]；Wehler，Bismarck，pp.391–400；Münch，Hansemann，pp.226–46。

22．见本书第十一章。

23．绍芬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4月9日，BA。

24．班宁，《政治与外交回忆录：刚果如何建立》（巴黎和布鲁塞尔，1927年），第xiv页[É.Banning，Mémoires Politiques et Diplomatiques：Comment fut fondéle Congo（Paris and Brussels，1927），p.xiv]；W.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284。

25．鲁斯·斯雷德，《利奥波德国王的刚果：刚果独立邦的种族关系面面观》（伦敦和纽约，1962年），第35–39页[Ruth Slade，King Leopold’s Congo：Aspects of Race Relations in the Congo Independent State（London and New York，1962），pp.35–39]；另见尼尔·阿舍森，《公司化的国王：信托时代的利奥波德》（伦敦，1963年），第39–58页[Neal Ascherson，The King Incorporated：Leopold II in the Age of Trusts（London，1963），pp.39–58]。

26．利奥波德二世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12月5日，BA；马塞尔·吕维尔（Marcel Luwel）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以布莱希罗德档案为基础，概括他们的关系，见《盖尔森·冯·布莱希罗德、利奥波德二世与俾斯麦的共同朋友》，刊于《非洲—特尔菲伦》，1963年第8期，第93–110页[“Gerson von Bleichröder，l’ami commun de Leopold II et de Bismarck，”Afrika-Tervuren，8（1963），93–110]。

27．利奥波德二世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5月4日，BA。

28．关于这个时期的外交，见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p.299–307。

29．利奥波德二世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5月15日，BA。

3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4年8月6日，SA。

31．Luwel，“Bleichröder，”p.98.

32．利奥波德二世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6月1日，BA。

33．Luwel，“Bleichröder，”pp.99–100.

34．引自罗贝尔·通松，《刚果独立邦的建立：瓜分非洲历史中的一章》（布鲁塞尔，1933年），第182页[Robert S.Thomson，Fondation de l’état indépendent du Congo.Un chapitre de l’histoire du partage de l’Afrique（Brussels，1933），p.182]。

35．Luwel，“Bleichröder，”p.103.

36．同上，p.104。

37．利奥波德二世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9月8日，BA。

38．同上，1884年9月16日。

39．Luwel，“Bleichröder，”p.106.

40．利奥波德二世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11月19日、12月12日，BA。

41．同上，1884年10月29日。

42．赫伯特·鲁蒂，《殖民与人类的塑造》，刊于《经济史期刊》，1961年第21期，第487页[Herbert Lüthy，“Colon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ankind，”JEH，21（1961），487]。

43．见Banning，Mémoires，pp.24–25。

44．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85，pp.55–62；Wehler，Bismarck，pp.239–257；利奥波德二世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8月20日、10月31日、12月24日，BA；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5年9月8日，SA。

45．利奥波德二世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11月12日、12月12日，BA。

46．杜特尔蒙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11月28日；利奥波德二世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11月29日、12月12日，BA；库蒙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10月3日，BA。

47．Busch，Bismarck，I，552.

48．今天的相关作品非常多。除了较早的作品，如玛丽·汤森德的《德国殖民帝国的兴衰，1894–1918》（纽约，1930年）[Mary E.Townsend，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1884–1918（New York，1930）]，权威性的基本作品是Hans-Ulrich Wehler的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该书材料丰富，作者认为俾斯麦的政策主要出于国内考虑，反映了相关的经济现实。Weler的书催生各种对它的批判作品，尤其招致批判的是他着力强调俾斯麦政策的“社会帝国主义”基础。关于这点，见保罗·肯尼迪，《德国的殖民扩张：“被操纵的社会帝国主义”为时过早吗？》，刊于《过去与现在》，1972年第54期，第134–141页[Paul M.Kennedy，“German Colonial Expansion：Has the‘Manipulated Social Imperialism’been Ante-dated？，”Past and Present，54（1972），134–41]。另见亨利·特纳更灵活的诠释，亨利·特纳，《俾斯麦的帝国主义冒险：源于反英吗？》，收录于《英国和德国在非洲：帝国对立和殖民统治》，吉福德教授和罗杰·路易斯编（纽黑文，1967年），第47–82页，特别是第51页]Henry A.Turner，“Bismarck’s Imperialist Venture：Anti-British in Origin？”in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ed.by Prosser Gifford and Wm.Roger Louis（New Haven，1967）]；另见泰勒令人激动但现在饱受批评的研究，《德国的首次殖民地尝试，1884–1885：俾斯麦欧洲政策的转变》（伦敦，1938年）[A.J.P.Taylor，Germany’s First Bid for Colonies，1884–1885：A Move in Bismarck’s European Policy（London，1938）]；以及弗里茨·斐迪南·穆勒，《德国—桑给巴尔—东非，1884–1890》（东柏林，1959年）[Fritz Ferdinand Müller，Deutschland–Zanzibar–Ostafrika1884–1890（East Berlin，1959）]。

49．Turner，“Bismarck’s Imperialist Venture，”p.57.

50．Knapla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p.87–89，119.

51．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296.

52．安特希尔勋爵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7月3日，BA。

53．A.J.P.Taylor断言，俾斯麦的“首次殖民地尝试”主要是一次外交行动，旨在为法德同盟寻找可行的理由；Turner强烈反驳这种观点：“事实恰好相反：俾斯麦向法国示好是他殖民政策的结果而非原因。”[Turner，“Bismarck’s Imperialist Venture，”p.77]事实上，对布莱希罗德的研究暗示，从1878年，莱茵河两岸就在积极展望法德和解。

54．明斯特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10月17日、12月24日，BA。

55．萨布罗夫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12月9日，BA。

56．亨德森，《德国殖民历史研究》（伦敦，1962年），第46页[W.O.Henderson，Studies in German Colonial History（London，1962），p.46]；Staley，War and the Private Investor，pp.431–432；Müller，Deutschland，p.425；菲尔德豪斯，《经济学与帝国》（伊萨卡，1973年），第331页和第一章各处[D.K.Fieldhouse，Economics and Empire，1830–1914（Ithaca，1973），p.331and part I，passim]。另见本杰明·科恩的一般性讨论，《帝国主义问题：主宰与依赖的政治经济》（纽约，1973年）[Benjamin J.Cohen，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nce and Dependence（New York，1973）]。

57．Wehler，Bismarck，pp.163–68.

58．阿莱克斯·拜恩，《弗里德里希·哈马赫，1824–1904》（柏林，1932年），第88–90页[Alex Bein，Friedrich Hammacher，1824–1904（Berlin，1932），pp.88–90]。

59．Wehler，Bismarck，p.165.

60．同上，pp.236–238；戴程德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8月23日，BA。

61．Wehler，Bismarck，pp.282–85；Bein，Hammacher，pp.92–93.

62．施瓦巴赫，1885年6月18日，BA。

63．Münch，Hansemann，pp.246–48.

64．詹姆斯·雷内尔·罗德爵士，《社交与外交回忆录，1884–1893》（伦敦，1922年），第一卷，第65页[Sir James Rennell Rodd，Social and Diplomatic Memories，1884–1893（London，1922），I，65]。

65．Münch，Hansemann，pp.246–48.

66．关于这点，见库尔特·布特纳，《德国在东非的殖民政策的开始》（东柏林，1959年），第104–105页[Kurt Büttner，Die Anfänge der deutschen Kolonialpolitik in Ostafrika（East Berlin，1959），pp.104–5]；Müller，Deutschland，各处；Wehler，Bismarck，pp.343–367。

67．罗腾堡致贝谢姆（Berchem），1886年7月17日，GFO：I.A.A.a.50，adh.secr.，Vol.III。

68．Müller，Deutschland，pp.174–76.关于彼得斯扭曲的人格以及这种民族主义变态心理如何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德国的殖民主义，见Wehler尖刻而敏锐的评论，Bismarck，pp.337–339。

69．比如，黄金海岸的一位德国探险者曾向布莱希罗德求助。此人将自己的发现与史丹利的相提并论，身无分文而又疾病缠身的他从阿克拉（Accra）来信，乞求贷款2000马克。克劳泽（Krause）致布莱希罗德，1887年11月2日，BA。

70．Müller，Deutschland，p.297；邓哈特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12月14日，1886年5月13日；另见邓哈特致格洛纳，1886年5月13日，BA。

71．Wehler，Bismarck，pp.369–70.

72．汉斯·冯·布莱希罗德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8月31日，BA。

73．贝谢姆备忘录，1890年4月29日，GFO：俄国71。关于贝谢姆，见Wehler，Bismarck，p.237。

74．见约翰·加拉格和罗纳德·罗宾逊，《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刊于《经济史评论》，1953年第6期，第1–15页[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6（1953），1–15]。该文讨论英国的案例，但也涉及德国。

75．大卫·兰德斯，《关于经济帝国主义本质的一些思考》，刊于《经济史期刊》，1961年第21期，第505页[David S.Landes，“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JEH，21（1961），505]。

76．Feis，Europe，p.313.

77．唐纳德·布莱斯戴尔，《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控制》（纽约，1929年），第1–107页和其他各处[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New York，1929），pp.1–107，passim]。阿尔伯特·瓦兰，《论国债与对外国债券持有者利益的保护》（日内瓦，1907年），第225页[Albert Wuarin，Essai sur les Emprunts d’états et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s porteurs de fonds d’étatsétrangers（Geneva，1907），p.225]。

78．Holborn，Deutschland，p.46；Knaplund，Letters from the Berlin Embassy，p.230；关于对苏丹以及德国在其帝国影响力提升的通俗描述，见琼·哈斯利普，《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传》（伦敦，1958年），第189–205页[Joan Haslip，The Sultan：The Life of Abdul Hamid（London，1958），pp.189–205]。

79．Holstein Papers，II，18，23；库尔特·格伦瓦尔德，《土耳其的希尔施：企业家和慈善家莫里斯·德·希尔施男爵研究》（耶路撒冷，1966年），第46–47页[Kurt Grunwald，Türkenhirsch：A Study of Baron Maurice de Hirsch，Entrepreneur and Philanthropist（Jerusalem，1966），pp.46–47]。

80．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pp.113–14.

81．拉多维茨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10月6日，1883年未具日期的信；霍亨洛厄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11月1日，1884年4月20日；罗伊斯亲王亨利七世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11月10日，BA；泰斯塔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10月6日；兰曹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10月27日，BA。

82．鲍尔（Bauer）备忘录，1887年1月26日；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7年1月30、31日，GFO：土耳其144；拉多维茨致布莱希罗德，1886年11月20日，BA。

8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8年1月14日，BA。

84．见Grunwald，Türkenhirsch，pp.58–62及书中各处。

85．施瓦巴赫致外交部，1888年2月15日，GFO：土耳其144。

86．卡尔·赫尔菲里希，《格奥尔格·冯·西门子：德国伟大时代的人生肖像》（柏林，1923年），第三卷，第28–29页[Karl Helfferich，Georg von Siemens.Ein Lebensbild aus Deutschlands grosser Zeit，Vol.III（Berlin，1923），pp.28–29]。

87．罗伊斯致俾斯麦，1888年12月20日，GFO：土耳其144；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88年8月15日，BA。

88．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8年9月8日，SA。

89．Feis，Europe，p.318.

90．关于以布莱希罗德银行最初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的细节，见Wuarin，Les Emprunts d’états，pp.223–235。

91．Helfferich，Siemens，III，46；关于西门子在铁路建设中的角色，见pp.15–132。

92．鲁道夫·林道致布莱希罗德，1893年1月22日，BA；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236。

93．Busch，Bismarck，III，52.

94．关于埃及依赖地位的整个故事同时包含金融、政治和人的因素，没有谁比大卫·兰德斯更好地把握其复杂性，他的著作《银行家与帕夏：埃及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帝国主义》（伦敦，1958年）可谓名不虚传[Bankers and Pashas：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London，1958）]。不幸的是，对英国人占领后的埃及没有可与之媲美的研究。但可参考马蒂尔德·克莱因，《德国与埃及问题，1875–1890》（格赖夫斯瓦尔德，1927年）[Mathilde Kleine，Deutschland und dieägyptische Frage，1875–1890（Greifswald，1927）]；查尔斯·伊萨维，《1800年后的埃及：畸形发展研究》，刊于《经济史期刊》，1961年第21期，第1–25页[Charles Issawi，“Egypt since1800：A Study in Lop-sided Development，”JEH，21（1961），1–25]；沃尔夫冈·蒙森，《埃及的帝国主义》（慕尼黑，1961年）[Wolfgang J.Mommsen，Imperialismus inÄgypten（Munich，1961）]；以及William L.Langer，European Alliances，ch.8。关于埃及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和战略计划中的核心角色，见罗纳德·罗宾逊和约翰·加拉格尔，《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帝国主义的官方思维》（伦敦，1961年）[Ronald Robinson and John Gallagher，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London，1961）]。

95．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2年6月19日，SA。

96．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254.

97．亚瑟·克劳奇利，《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伦敦，1938年），第145页[Arthur E.Crouchley，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gypt（London，1938），p.145]。

98．Emden，Money Powers，p.399.

99．阿图尔·冯·布劳尔备忘录，1885年4月19日；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5年4月20日，GFO：埃及5。

100．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6年3月24日；德伦塔尔（Derenthall）致俾斯麦，1886年4月6日；朔尔茨致俾斯麦，1886年4月10日，GFO：埃及5，附件1。

101．布劳尔致德伦塔尔，1886年4月14日，同上。

102．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6年4月13日，同上。

103．同上，1886年10月1日。

104．布劳尔备忘录，1886年10月6日，同上。

105．布劳尔致朔尔茨，1886年10月12日，同上。

106．施密特致俾斯麦，1886年11月22、29日；哈茨菲尔特致俾斯麦，1887年1月28日；德国外交部驻开罗通讯员，1887年2月20日，同上。

10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对账单，1889年12月31日，SA。

108．布莱希罗德致哈茨菲尔特，1888年4月7、9日，BA。

109．普拉特，《拉丁美洲与英国贸易，1806–1914》（伦敦，1972年），第101页[D.C.M.Platt，Latin America and British Trade，1806–1914（London，1972），p.101]。

110．埃德加·图灵顿，《墨西哥和她的外国债主》（纽约，1930年），第213页[Edgar Turlington，Mexico and Her Foreign Creditors（New York，1930），p.213]。亦见弗里德里希·卡茨，《德国、迪亚兹和墨西哥革命》（东柏林，1964年），第100页[Friedrich Katz，Deutschland，Diaz，und die Mexikanische Revolution（East Berlin，1964），p.100]。另见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冯·策特维茨男爵（Freiherr von Zedtwitz）致拉施道，1888年12月26日；穆伦堡（Mühlenberg）备忘录，1898年2月5日，GFO：墨西哥1，Alfred Vagts提供。

111．引自F.Katz，Deutschland，p.100。

112．同上，p.103。

113．同上，pp.107，131；Wehler，Bismarck，p.226；另见Platt，Latin America，pp.298–302。

114．厄内斯特·卡塞尔爵士致布莱希罗德，1893年12月1日，BA。

115．关于德国进入中国的主要著作，见赫尔穆特·施托克，《19世纪的德国和中国：德国资本主义的进入》（东柏林，1958年）[Helmuth Stoecker，Deutschland und China im19.Jahrhundert.Das Eindringen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East Berlin，1958）]。该书参考德国公使们在北京的残留档案。另见Wehler，Bismarck，p.409；Münch，Hansemann，p.218。

116．H.Stoecker，Deutschland und China，pp.193–94，279–80.遗憾的是，布莱希罗德档案中没有后一时期的勃兰特来信，而Stoecker只引用这一封信；考虑到他想要追寻德国“剥削者”在中国的角色，也许可以推断北京的档案中没有其他的信留存下来。

11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7年9月9日；施瓦茨科本（Schwartzkoppen）备忘录，1887年9月17日；Reichskanzlei，关于与施瓦巴赫会面的备忘录，无日期；俾斯麦致朔尔茨，关于远洋航运、贸易关系和殖民地的档案，第18号，第4卷。Stoecker似乎没有用到Reichskanzlei中的材料。

118．H.Stoecker，Deutschland und China，pp.207–8；Münch，Hansemann，pp.215–20.路德维希·拉施道，《在俾斯麦和卡普里维手下：一位德国外交官的回忆，1885–1894》（柏林，1939年），第18页[Ludwig Raschdau，Unter Bismarck und Caprivi.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Diplomaten aus den Jahren1885–1894（Berlin，1939），p.18]。

119．H.Stoecker，Deutschland und China，pp.261–62.卡尔·帕什，《德国的摩西五经：与犹太人战斗的工具，用于所有党派的政客和议员》（莱比锡，1892年）[Carl Paasch，Ein deutscher Pentateuch：Rüstzeug zum Kampfe gegen das Judenthum.Für Politiker und Abgeordnete aller Parteien（Leipzig，1892）]。

120．最早分析该问题的是雅各布·维纳的《国际金融与外交权力平衡，1880–1914》，重新刊发于他的《国际经济学》（格伦科，1951年），第49–85页[Jacob Viner，“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Diplomacy，1880–1914，”International Economics（Glencoe，1951），pp.49–85]。另见Ibbeken，Staat und Wirtschaft。两人的研究都未使用档案材料。

121．维也纳罗斯柴尔德家族致布莱希罗德，各处，BA。

122．见Münch，Hansemann，pp.111–113，196–198。Münch娶了汉泽曼的孙女，他的传记无论多么一丝不苟，总是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他把汉泽曼描绘成“德国第一银行家”（p.88）。

123．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4年10月14日；罗伊斯致俾斯麦，1882年3月28日，1886年1月5日；GFO：塞尔维亚7。

124．俾斯麦致罗伊斯，1885年12月30日，同上；大部分为俾斯麦亲笔。

125．布拉依致俾斯麦，1886年1月21日；外交部备忘录，1886年1月15日，同上。

126．同上，1888年12月7日。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p.278–98；Feis，Europe，pp.258–68。

127．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8年7月17日；备忘录，1888年7月19、22日；电报，1888年7月21日；兰曹致布劳尔，1888年7月28日，GFO：土耳其133，附件22。

128．彪罗致俾斯麦，1888年6月5、18日，GFO：罗马尼亚4；另见Helfferich，Siemens，III，4；勒·迈斯特尔（Le Maistre）致俾斯麦，1889年5月18日，GFO：希腊44。BA中还有《罗马尼亚石油工业的发展以及贴现公司和布莱希罗德银行的参与》（Die Entwicklung der rumänischen Petroleum-Industrie und die Beteiligung der Disconto-Gesellschaft und des Bankhauses S.Bleichröder daran）一文，没有其他信息，但显然发表于1907年左右。

129．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p.447–448；Staley，Private Investor，pp.92–93；Viner，“International Finance，”pp.59–63.劳纳伊致俾斯麦，1888年2月15日，GFO：意大利73，秘密。谢泼德·克拉夫，《近代意大利经济史》（纽约，1964年），第117页[Shepard B.Clough，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Italy（New York，1964），p.117]。

130．荷尔斯泰因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6月5日；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6月10日，BA。

13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0年9月1日，10月1、4日，FA。

132．副本，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80–1887年，RA。

133．Clough，Modern Italy，p.126.

134．劳纳伊致俾斯麦，1888年2月15日；备忘录，1888年2月16日，GFO：意大利73，秘密。

135．贝谢姆致俾斯麦，1888年2月29日；罗腾堡致俾斯麦，1888年3月1日；俾斯麦致索尔姆斯，1888年3月3日，同上。

136．贝谢姆致俾斯麦，1888年3月21日；索尔姆斯致俾斯麦，1888年3月30日；老纳伊致俾斯麦，1888年3月7日，同上。

137．Feis，Europe，p.238；Clough，Modern Italy，pp.124–32；Münch，Hansemann，pp.204–6.

138．索尔姆斯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4月3日，BA；吉纳·卢扎托，《1861年到1914年的意大利经济》，第一卷：1861–1894年（米兰，1963年），第244页[Gina Luzzato，L’economia italiana del1861al1914，Vol.1：1861–1894（Milan，1963），p.244]。

139．Münch，Hansemann，p.206；Feis，Europe，p.239；Ludwig Raschdau，Unter Bismarck，pp.188–89.另见他的《我如何成为外交官：生平故事》（柏林，1938年），第9页[Wie ich Diplomat wurde：Aus dem Leben erzählt（Berlin，1938），p.9]。

140．Staley，War and the Private Investor，p.11.

第十六章　俾斯麦的倒台

1．GW，XII，390.

2．Holstein Papers，II，书中各处，特别是第362、369页。

3．莱恩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88年3月10日，BA。

4．《1888–1890年与盖尔森·冯·布莱希罗德或关于他的谈话，来自埃米尔·弗里德里希·品特的日记》（Gespräche mit undüber Gerson von Bleichröder in den Jahren1888–1890.Aus den Tagebüchern von Emil Friedrich Pindter），第7页，1888年3月29日。由他的孙子，弗莱堡的约阿西姆·品特编辑和提供。

5．伊利·德·基翁，《法俄同盟史，1886–1894》（巴黎，1895年），第379页[Elie de Cyon，Histoire de I’entente Franco-Russe，1886–1894（Paris，1895），p.379]。

6．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370.

7．引自彼得·拉索夫，《德国在大国圈子中的地位，1887–1890》（美因茨，1959年），第211页[Peter Rassow，Die Stellung Deutschlands im Kreise der Grossen Mächte，1887–1890（Mainz，1959），p.211]。

8．Mai，Das deutsche Kapital，pp.131，vi，195.

9．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196.

10．鉴于俄国债券在布莱希罗德客户中的受欢迎程度，一位东德历史学家近来的说法值得仔细商榷。他宣称，普鲁士容克贵族总是“不赞成”向与德国竞争的农业国家输出资本。布莱希罗德因为自己的工业利益而反对向俄国投资的说法同样证据不合。齐格里德·孔普夫–科费斯，《俾斯麦的“俄国牵线”》（东柏林，1968年），第125、154页[Sigrid Kumpf-Korfes，Bismarcks“Draht nach Russland”（East Berlin，1968），pp.125，154]。

11．美国外交部，《1884年外交文件》，第449–450页。

12．罗腾堡致兰曹，1886年12月16日，FA，Pöls博士提供。

13．罗腾堡致兰曹，1886年12月24、25日，FA。

14．Holstein Papers，II，253；罗腾堡致兰曹，1886年12月26日，FA。

15．Holstein Papers，II，327.

16．萨克致布莱希罗德，1887年1月24日，BA。

17．《经济学人》第45期，1887年10月15日，第1306页；勒内·吉洛尔，《俄国贷款与法国在俄国的投资，1887–1914年：国际投资研究》（巴黎，1973年），第141页[RenéGirault，Emprunts russes et investissements français en Russie，1887–1914.Récherches sur l’investissement international（Paris，1973），p.141]。

18．Kumpf-Korfes，“Draht nach Russland，”p.157.

19．《德国周一报》剪报，1887年11月28日，GFO：德国122，No.1a4。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7年12月1日，FA，Pöls博士提供。

20．巴黎大使馆的雷登（Redern）致俾斯麦，1886年9月10日，GFO：法国105，No.2；彪罗致奥伊伦堡，1893年3月13日，奥伊伦堡遗稿，John Röhl博士提供。

21．Cyon，L’entente Franco-Russe，pp.302–7.

22．基翁致布莱希罗德，1887年5月29日、6月4日，BA。

23．同上，1887年7月24日。Cyon，L’entente Franco-Russe，pp.349–350.

24．基翁致布莱希罗德，1888年2月24日，BA。

25．彪罗致俾斯麦，1887年4月13日，GFO：法国105，第2号。

26．施魏因尼茨致外交部，1887年3月19日，GFO：俄国91，第1号。

27．巴黎警察局塞纳河档案，BA1023；另见Cyon，L’entente Franco-Russe，pp.395–405。

28．直到现在，基翁仍然作为科学家或历史学家—记者被铭记。比如，《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Judaica，1971年版）就只记录他出色的科学生涯，作为卡特科夫的代理人，他的名字还出现在历史学家中间。我因为基翁与布莱希罗德的关系而对他产生兴趣，在德国外交部和法国警方的档案中寻找他的更多信息。感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乔治·凯南教授（George F.Kennan）与我就基翁以及整个法俄关系进行几番谈话。我还非常感激他让我读他尚未出版的关于1894年法俄同盟的著作手稿中的几个章节。

29．Girault，Emprunts russes，pp.156–58.

30．Pindter，“Gespräche”，1888年1月1日，4月7日，5月12、17日；DDF，VII，131。

31．基翁致布莱希罗德，1888年11月6日，BA。

32．罗腾堡致布莱希罗德，1888年10月3、6日，BA。

33．同上，1888年11月9日。

34．Girault，Emprunts russes，pp.159–70.

35．DDF，VII，431.Kumpf-Korfes，“Draht nach Russland，”pp.165–71；Mai，Das deutsche Kapital，pp.151–53.阿尔方斯·德·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89年4月8、10、23日，BA。

36．Pindter，“Gespräche”，1889年6月26日，P.21。

37．Kumpf-Korfes，“Draht nach Russland，”pp.166–7.

38．理查德·赫茨，《沃尔格穆特事件》，刊于《历史季刊》，1939年第31期，第760页[Richard Hertz，“Der Fall Wohlgemuth，”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31（1939），760]。

39．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537.

40．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奥伊伦堡，1889年6月24日，奥伊伦堡遗物，John Röhl博士提供。

41．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540–41.

42．Rogge，Holstein，p.330.

43．马丁·基钦，《德国军官团，1890–1914》（牛津，1968年），第4章和第68页[Martin Kitchen，The German Officer Corps，1890–1914（Oxford，1968），ch.IV and p.68]。

44．Meisner，Denkwürdigkeiten ... Waldersee，II，55.

45．见洛尔，《执政联盟的瓦解与俾斯麦下台的政治，1887–1890》，刊于《历史期刊》，1966年第9期，第79页[J.C.G.Röhl，“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Kartell and the Politics of Bismarck’s Fall from Power，1887–1890，”Historical Journal，9（1966），79]；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p.244–246。

46．Rich，Holstein，I，253；Raschdau，Unter Bismarck，p.18.

47．Meisner，Denkwürdigkeiten ... Waldersee，II，66–67.

48．同上，p.112。

49．同上，pp.54–55。另见Langer，European Alliances，p.496。

50．Pindter，“Gespräche”，1889年6月18日，第20页。

51．麦斯纳编，《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书信选》，第一卷（斯图加特，1928年），第351页[H.O.Meisner，ed.，Aus dem Briefwechsel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Vol.I，（Stuttgart，1928），p.351]。

52．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3月6、10、13日，BA。

53．Pindter，“Gespräche”，1890年3月8日，第28页。我对俾斯麦最后行动的总结基于Röhl的Germany without Bismarck第一章。

54．关于科普，见弗朗茨·施纳贝尔（Franz Schnabel）的敏锐研究，《科普红衣主教对德国天主教政治力量的意义》，收录于《论文与演讲，1914–1965》，海因里希·卢茨编（弗莱堡，1970年），第1–13页[“Kardinal Kopps Bedeutung für den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utschland，”Abhandlungen und Vorträge，1914–1965，ed.by Heinrich Lutz（Freiburg，1970），pp.1–13]；鲁道夫·莫塞，《文化斗争与一战间的德国天主教徒和民族国家》，刊于《历史年鉴》，1970年第90期，第31–64页[Rudolf Morsey，“Die deutschen Katholiken und der Nationalstaat zwischen Kulturkampf und Ersten Weltkrieg，”Historisches Jahrbuch，90（1970），31–64]；Röhl，“Disintegration of the Kartell”，p.86；威廉·许斯勒，《俾斯麦的倒台》（莱比锡，1922年），第159–160页[Wilhelm Schüssler，Bismarcks Sturz（Leipzig，1922），pp.159–60]。

55．科普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3月23日，BA。

56．Röhl，“Disintegration of the Kartell”，p.87；Pindter，“Gespräche”，1890年3月8日，第28页。

57．巴谢姆遗稿，第63卷，科隆城档案。这些内容由John Röhl博士提供；另参见Eyck，Bismarck，III，588。

58．Kardorff，Kardorff，p.223.布莱希罗德的斡旋广为人知，但关于谁是策动者存在很多猜测。1891年11月28日的《弗斯报》上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俾斯麦寄给布莱希罗德一份该报，保存在布莱希罗德档案中。另见GW，IX，336–337。

59．Eulenburg，Aus50Jahren，p.234；GW，VIII，696.

60．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3月19日，BA。

61．Pindter，“Gespräche”，1890年3月17日，第30页。

62．Holstein Papers，III，332.

63．Hohenlohe，Denkwürdigkeiten，II，120.

64．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3月19日，BA。

65．基翁致布莱希罗德，无日期，BA。

66．索尔姆斯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4月3日，BA。

67．Vierhaus，Spitzemberg，p.272.

68．Pindter，“Gespräche”，1890年4月12日，第32–33页。

69．基德伦致布莱希罗德，1891–1892年，BA；拉施道致布莱希罗德，1891年，BA；卡普里维致布莱希罗德，1892年2月1日，BA；备忘录，1890年12月9日，GFO：德国131。

70．Kardorff，Kardorff，p.247.

71．Raschdau，Unter Bismarck，p.155；路德维希·莱纳斯，《俾斯麦奠基帝国，1864–1871》（慕尼黑，1957年），第二卷，第263页[Ludwig Reiners，Bismarck gründet das Reich，1864–1871（Munich，1957），II，263]。

72．施魏宁格医生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3月30日，BA。

73．Pindter，“Gespräche”，1890年4月7日，pp.31–32。

74．克里桑德（Chrysander）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6月17日，BA。

75．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91年12月9日，BA。

76．Pindter，“Gespräche”，1890年5月15日，第33页。

77．克里桑德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6月30日；Pindter，“Gespräche”，1890年6月2日，第34页。

78．Rogge，Holstein，p.364.

79．科普致布莱希罗德，1892年9月11日，BA。

80．GW，XIV2，1008.

81．GW，IX，336；萨姆特，《五代》，来自《柏林犹太人社群档案》，1935年6月16日[Samter，“Fünf Generationen，”Gemeindeblatt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zu Berlin，June16，1935]。

82．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91年4月7日，BA。

83．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93年2月3日，BA。

84．俾斯麦致施瓦巴赫，1893年2月23日，BA。

85．Taylor，Bismarck，p.253.

第十七章　作为爱国新贵的犹太人

1．这是对一个相当庞大的话题的高度概括。我在之前的研究中涉及过这个核心主题，特别是《文化绝望的政治：德国意识形态兴起研究》（伯克利，1961年）[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Berkeley，1961）]；《自由主义的失败》[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和最近的《评论》，刊于《莱奥·拜克学会年鉴》，1975年第20期，第79–83页。对于将犹太人的故事置于正确的德国背景下的任何研究，下面的作品不可或缺：莱昂纳德·克里格，《德国的自由理念：政治传统史》（波士顿，1957年）[Leonard Krieger，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History of a Political Tradition（Boston，1957）]；拉尔夫·达伦多夫，《德国的社会与民主》（纽约，1967年）[Ralf Dahrendorf，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New York，1967）]。

2．关于门德尔松家族的类似观察，见菲利克斯·吉尔伯特编，《银行家、艺术家和学者：19世纪门德尔松家族的未公开书信》（纽约，1975年），第xxxvii页[Felix Gilbert，ed.，Bankiers，Künstler und Gelehrte.Unveröffentlichte Briefe der Familie Mendelssohn aus dem19.Jahrhundert（New York，1975），p.xxxvii]。

3．Holstein Papers，III，104；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71，73；Curtius，Denkwürdigkeiten ... Hohenlohe，II，234.

4．德国犹太人大多会强调慈善是他们的特殊使命。见Toury，Die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pp.147–148。

5．雅各布·瓦泽曼，《我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生活》（纽约，1933年），第24页[Jacob Wassermann，My Life as German and Jew（New York，1933），p.24]。

6．引自Hamburger，Juden imöffentlichen Leben，pp.551–552。

7．关于这个话题的作品非常丰富。现有的反犹主义思想研究包括乔治·莫斯，《德国意识形态的危机》（纽约，1964年）[George Mosse，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New York，1964）]；诺曼·科恩，《种族灭绝的许可》（伦敦，1967年）[Warrant for Genocide（London，1967）]。关于反犹主义组织和政治，见彼得·普尔泽，《德国和奥地利政治反犹主义的兴起》（纽约，1964年）[Peter Pulzer，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New York，1964）]；保罗·马兴，《毁灭演练：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反犹主义研究》（纽约，1949年）[Paul Massing，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A Study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Imperial Germany（New York，1949）]。关于反犹主义的背景，见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纽约，1951年）[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1951）]。关于自由新教和犹太教，见乌里尔·塔尔，《德国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第二帝国的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1870–1914》（伊萨卡，1975年）[Uriel Tal，Christians and Jews in Germany：Religions，Politics，and Ideology in the Second Reich，1870–1914（Ithaca，1975）]。关于犹太人有组织的自卫，见伊斯玛尔·绍尔什，《犹太人对德国反犹主义的反应，1870–1914》（纽约，1972年）[Schorsch，Jewish Reactions to German Anti-Semitism，1870–1914（New York，1972）]。我们尚无从1869年德国犹太人群体被解放到1944年它遭遇灭绝的综合研究，几乎没有作品类似迈克尔·马鲁斯令人激动的《融合的政治：德雷弗斯事件发生时法国犹太人群体研究》（牛津，1971年）[Michael R.Marrus，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A Study of the French Jewish Community at the Time of the Dreyfus Affair（Oxford，1971）]。

8．这个表述来自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纽约，1958年），第271页[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1958），p.271]。

9．关于19世纪反犹主义的演变，特别见埃利奥诺·施特林，《他就像你：来自德国反犹主义的早期历史，1815–1850》（慕尼黑，1956年）[Eleonore Sterling，Er ist wie Du.Aus der Frühgeschichte des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1815–1850）（Munich，1956）]。

10．Cohn，Warrant for Genocide，p.16.

11．瓦尔特·拉特瑙，《作品全集》，第一卷（柏林，1918年），第188–189页[Walther Rathenau，Gesammelte Schriften，Vol.I（Berlin，1918），pp.188–89]。

12．同上，p.190。

13．引自Marrus，Politics of Assimilation，p.61。

14．关于上述内容，特别见Schorsch，Jewish Reactions。

15．Toury汇编，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p.151。

16．巴姆贝格，p.286。

17．布鲁门贝格，《来自马克思生活的未知资本：与荷兰亲戚的通信》，刊于《国际社会史评论》，1956年第1期，第107–108页[W.Blumenberg，“Ein Unbekanntes Kapitel aus Marx’Leben.Briefe an die holländischen Verwandte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1（1956），107–8]。

18．盖尔森·布莱希罗德致萨穆埃尔·布莱希罗德，1850年6月8日，BA。

19．亚伯拉罕·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64年3月19日，BA。

20．同上，1858年9月19日。

21．Toury，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p.16.

22．同上，p.111。

23．奥本海姆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3月12日，BA。

24．同上，1871年3月24日。

25．塞西尔·罗斯，《辉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1939年），第125页[Cecil Roth，The Magnificent Rothschilds（London，1939），p.125]。

26．《真理封印：犹太人词典》（埃尔福特，1929年）[Sigilla Veri.Lexikon der Juden（Erfurt，1929）]，第638页，“布莱希罗德”词条。

27．《新弗兰肯和图林根大众报》（Neue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Franken und Thüringen），1879年4月25日，BA。

28．Vierhaus，Spitzemberg，pp.132，136，138.

29．同上，p.88。

30．警方报告，1874年1月16日，FA，由Allan Mitchell提供。

31．这一段得益于大卫·德·勒维塔（David J.De Levita）的惊人观察，《身份的概念》（巴黎和海牙，1965年），第86–95、187–189页[The Concept of Identity（Paris and The Hague，1965），pp.86–95，187–89]。作者讨论了“秘密”的角色和反犹主义的投射性属性。

32．施瓦巴赫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4月20日，BA。

33．巴姆贝格致卡尔·安东，1883年10月5日，HS。

34．见Theodore Zeldin让人浮想联翩的作品，France，1848–1945，第一卷；另见恩斯特·布拉姆斯泰特，《德国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德国文学中的社会类型，1830–1900》书中各处，修订版（芝加哥，1964年）[Ernest K.Bramstedt，Aristocracy and the Middle-Classes in Germany：Social Types in German Literature，1830–1900，rev.ed.（Chicago，1964）]。

35．备忘录，1888年10月9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档案，编号30；鲁道夫·马丁编，《普鲁士百万富翁的财产与收入年鉴》（柏林，1912年），第138页起[Rudolf Martin，ed.，Jahrbuch des Vermögens und Einkommens der Millionäre in Preussen（Berlin，1912），pp.138ff]。

36．保罗·瓦西里伯爵，《柏林社交界》（巴黎，1884年），第156–157页[Comte Paul Vasili，La Sociétéde Berlin（Paris，1884），pp.156–57]。

37．Sir James Rennell Rodd，Social and Diplomatie Memories，p.60.关于整个问题，见拉玛尔·塞西尔，《帝国时期柏林的犹太人和容克贵族》，刊于《莱奥·拜克学会年鉴》，1975年第20期，第47–58页[Lamar Cecil，“Jews and Junkers in Imperial Berlin，”LBY，20（1975），47–58]。作者稍稍低估基督教社会的自给自足。

38．《马克塞·冯·阿尼姆，贝蒂娜之女，冯·奥里奥拉伯爵夫人》，约翰尼斯·魏尔纳编（莱比锡，1937年），第269–279、305页[Maxe von Arnim，Tochter Bettinas/Gräfin von Oriola，ed.by Johannes Werner（Leipzig，1937），pp.269–79，305]；关于奥里奥拉伯爵夫人，见Vierhaus，Spitzemberg，pp.137–138。

39．Vasili，La Sociétéde Berlin，p.158.

40．关于娱乐严肃的一面，见退休的巴登外交官欧根·冯·雅格曼的佐证，《七十五年的经历和遭遇，1849–1924》（海德堡，1925年），第209页[Eugen von Jagemann，Fünfundsiebzig Jahre des Erlebens und Erfahrens，1849–1924（Heidelberg，1925），p.209]。

41．路德维希·皮彻致艾玛·冯·布莱希罗德，1879年3月7日，BA。

42．Monypenny and Buckle，Disraeli，II，1202.

43．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描绘这些宴会和席间的勾心斗角。我们感兴趣的例子见查尔斯·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特别是第一卷第2章[Charles Dickens，Our Mutual Friend]；安东尼·特罗洛普，《如今世道》，第59章[Anthony Trollope，The Way We Live Now]。

44．比尔泽致布莱希罗德，BA。

45．引自赫伯特·罗赫，《冯塔纳》（柏林，1962年），第107–108页[Herbert Roch，Fontane（Berlin，1962），pp.107–8]。

46．汉斯·冯·布莱希罗德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6月3日，BA。

47．皮彻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12月26日，BA。

48．《天主教大众报》，第53期，3月5日（无年份），BA。

49．塞肯多夫（Seckendorff）致布莱希罗德，1885年10月30日，BA；Taffs，Ambassador to Bismarck，p.374。

50．弗里登塔尔致布莱希罗德，1889年4月26日，BA。

51．玛丽·拉齐威尔王妃，《玛丽·拉齐维尔王妃写给德·罗比朗将军的信，1889–1914》，第一卷，《1889–1895》（博洛尼亚，1933年），第152页[Princesse Marie Radziwill，Lettres de la Princesse Radziwill au Général de Robilant，1889–1914，Vol.I：1889–1895（Bologna，1933），p.152]。

52．布莱希罗德致以色列联盟，1883年1月11日，AI：IIB13。

53．Roth，Magnificent Rothschilds，pp.126–27.

54．明斯特致卡普里维，1891年6月3日，梅特涅致卡普里维，1891年6月20日，GFO：俄国73。

55．格斯勒（Gossler）致布莱希罗德，罗伯特·科赫致布莱希罗德，《北德大众报》，1890年12月2日，BA。

56．GW，IX，476；伦巴赫的收据，1882年8月10日，BA。

57．魏尔纳·桑巴特，《19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柏林，1927年），第648页[Werner Sombart，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Berlin，1927），p.648]；贝加斯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6月23日，BA。

58．施瓦巴赫致布莱希罗德，1876年5月15日，BA。

59．格莱费教授致布莱希罗德，1870年5月20日；埃维斯博士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7月9日；另见埃维斯的医学报告，1871年8月29日；赫茨贝格博士（Dr.Herzberg）致布莱希罗德，1871年8月19日、9月2日，BA。

60．弗雷里希斯博士致布莱希罗德，1881年7月31日，BA。

61．劳尔致布莱希罗德，1889年1月1日；弗雷里西斯博士致布莱希罗德，1883年9月8日，BA。

62．埃伯哈德博士（Dr.A.Eberhard）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8月6日，BA。

63．汉斯·冯·布莱希罗德致布莱希罗德，1878年8月14日，BA。

64．埃伯哈德博士致布莱希罗德，1865年8月6日；劳尔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10月20日，BA。

65．关于预备役军官，见埃克哈特·科尔的经典论文，《德意志王国预备军官的起源》，收录于《内政的特权》，维勒编，第53–63页[Eckart Kehr，“Zur Genesis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Reserveoffiziers，”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ed.by H.-U.Wehler，pp.53–63]；以及戈登·克雷格，《普鲁士军队的政治，1640–1945》（牛津，1955年），第237–238页[Gordon Craig，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1640–1945（Oxford，1955），pp.237–38]。

66．GW，IX，86.

67．汉斯·冯·布莱希罗德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8月14日，BA。

68．草稿副本见FA，原稿似乎已经丢失；GW，IX，86。

69．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5月26日，SA。

70．奥伊伦堡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6月27日，BA；莱恩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5月27日，BA。

71．阿尔贝迪尔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10月8、16日等，BA；另见Craig，Prussian Army，p.225。

72．斯蒂芬·格温和格特鲁德·塔克维尔，《查尔斯·迪尔克从男爵议员阁下传》，第一卷（纽约，1917年），第432页[Stephen Gwynn and Gertrude M.Tuckwell，The Life of the Rt.Hon.Sir Charles W.Dilke，Bart.，M.P.，Vol.I（New York，1917），p.432]。

73．见魏尔纳·安格雷斯出色的《一战前的普鲁士军队与犹太预备役军官争议》，刊于《莱奥·拜克学会年鉴》，1972年第17期，第19–42页[Werner T.Angress，“Prussia’s Army and the Jewish Reserve Officer Controversy Before World War I，”LBY，17（1972），19–42]。

74．外交部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7月28日，PRO：fo，62/944。

75．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79年12月29日，FA。

76．Sigilla Veri，“Bleichröder，”p.653.

77．汉斯·冯·布莱希罗德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8月14日，BA。

78．莱恩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89年1月19日，BA。

79．罗森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1月27日、6月13日、10月19日，BA。

80．《佩斯劳埃德报》，1881年2月19日。

81．巴姆贝格致卡尔·安东，1881年2月20日，HS。

82．菲利普斯伯恩（Philipsborn）致布莱希罗德，1881年12月3日；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81年12月1日，BA。

83．《汉诺威信使报》，1881年12月12日，BA。

84．奥古斯塔皇后致布莱希罗德，1882年1月4日，BA。

85．库洛（Kühlow）的记录，1882年5月17、22日；布莱希罗德致汉斯·冯·布莱希罗德，1884年9月28日，BA。

86．库洛，1882年5月17日，BA。

87．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57.

88．布莱希罗德致汉斯·冯·布莱希罗德，1884年9月28日、10月19日，BA。

89．《伯恩斯托夫伯爵回忆录》（伦敦，1936年），第12页[The Memoirs of Count Bernstorff（London，1936），p.12]。

90．Sigilla Veri，“Bleichröder，”p.656.

91．1889年6月8日，BA。

92．布莱希罗德致鲁道夫·林道，1890年12月3日，1892年11月30日，联邦档案：科布伦茨，Kl.Erw.，310。

93．这里和下面的花絮来自约阿西姆·施普林茨博士（Dr.Joachim Sprinz），他曾多年担任德国驻尼斯领事，是汉斯和魏尔纳的亲密伙伴。他被称为布莱希罗德的跟班（Begleiterscheinung）。我在1967年见过他，对他的帮助深表谢意。

94．绍芬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8月25日；蒂德曼致布莱希罗德，1884年12月31日，BA。

第十八章　新反犹主义的人质

1．关于这个术语及其内涵的简明历史，见托马斯·尼佩代和赖因哈德·吕鲁普的《反犹主义》，收录于《基本历史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的历史词典》，布鲁纳等人编，第一卷（1972年），第129–153页[Thomas Nipperdey and Reinhard Rürup，“Antisemitismus，”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ed.by O.Brunner et al.，I（1972）pp.129–153]。现在重新刊印在吕鲁普的《解放与反犹主义：市民社会的“犹太问题”研究》上（哥廷根，1975年）[Rürup，Emanzipation und Antisemitismus.Studien zur“Judenfrage”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Göttingen，1975）]。

2．引自Schorsch的Jewish Reactions，p.5。

3．让—保罗·萨特，《反犹主义者肖像》（伦敦，1948年），第10、120页[Jean-Paul Sartre，Portrait of the Anti-Semite（London，1948），pp.10，120]。

4．长久以来，萧条和新反犹主义之间被认为存在联系。汉斯·罗森贝格对此做了最有力的断言，见《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柏林，1967年），第88–117页[Hans Rosenberg，Grosse Depression und Bismarckzeit（Berlin，1967），pp.88–117]。关于对罗森贝格的简要批判，特别是根据乌里尔·塔尔（Uriel Tal）对新反犹主义思想起源的分析，见赫尔曼·格莱夫，《1870–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反犹主义探源》，刊于《犹太人》，1971年第27期，第184–192页[Hermann Greive，“Zu den Ursachen des Antisemitismus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von1870–71，”Judaica，27（1971），184–92]。关于萧条与美国反犹主义的联系，见约翰·海格姆，《镀金时代的反犹主义》，刊于《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1957年第43期，第559–578页[John Higham，“Antisemitism in the Gilded Age，”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43（1957），559–78]；另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纽约，1955年），第77–81页[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1955），pp.77–81]。另见拙作“Money，Morals，and the Pillars of Society”，Failure of Illiberalism。

5．见贝达尔（R.M.Berdahl）对德国民族主义富有洞见的评论，《美国历史评论》，第77期，第65–80页。

6．Kaelble，Berliner Unternehmer，pp.79–80.另见Schorsch，Jewish Reactions，特别是pp.14–15；莫妮卡·理查兹，《解放时期德国犹太人的社会流动（1790–1871）》，刊于《莱奥·拜克学会年鉴》，1875年第20期，第69–77页[Monika Richarz，“Jewish Social Mobility in Germany during the Time of Emancipation（1790–1871），”LBY，20（1975），69–77]。Sir James Rennell Rodd，Social and Diplomatic Memories，p.56.

7．康斯坦丁·弗朗茨，《民族自由党的宗教》（莱比锡，1972年），第v、59、213、217、221、235–237页[Constantin Frantz，Die Religion des Nationalliberalismus（Leipzig，1872），pp.v，59，213，217，221，235–37]。

8．引自Nipperdey and Rürup，“Antisemitismus”，p.137。

9．引自Pulzer，Political Anti-Semitism，p.78。

10．库尔特·瓦夫里齐内克，《德国反犹主义党派的诞生（1873–1890）》，刊于《历史研究》，1927年第168期，第11页[Kurt Wawrzinek，“Die Entstehung der deutschen Antisemitenparteien（1873–1890），”Historische Studien，168（1927），11]。

11．赫尔曼·灿恩，《作为政治工具的〈园亭〉》（维尔茨堡，1935年），第14页[Hermann Zang，“Die Gartenlaube”als politisches Organ（Würzburg，1935），p.14]。

12．Glagau，Börsen-und Gründungs-Schwindel，p.24.

13．同上，pp.xxx，150；xxv，30。

14．Wawrzinek，“Entstehung，”p.9.

15．同上，pp.9–11。

16．同上，p.12。

17．引自瓦尔特·波里希编，《柏林反犹主义斗争》（法兰克福，1965年），第56页[Walter Boehlich，ed.，Der Berliner Antisemitismusstreit（Frankfurt，1965），p.56；Massing，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pp.14–15]。

18．《日耳曼尼亚》，1875年9月10日，引自Nipperdey and Rürup，“Antisemitismus”，p.142。

19．奥托·冯·迪斯特—达伯，《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德国的权利意识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慕尼黑，1897年），第40–41页[Otto von Diest-Daber，Bismarck und Bleichröder.Deutsches Rechtsbewusstsein und die 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e（Munich，1897），pp.40–41]。

20．玛尔，《犹太人对德国人的胜利：非忏悔者的视角》（伯尔尼，1879年），第33、46、48页[W.Marr，Der Sieg des Judenthumsüber das Germanenthum，Vom nicht confessionellen Standpunkt aus betrachtet（Bern，1879），pp.33，46，48]。

21．理查德·莱温森，《政治中的金钱》（柏林，1931年），第43–45页[Richard Lewinsohn，Das Geld in der Politik（Berlin，1931），pp.43–45]。

22．Busch，Bismarck，II，312.

23．Gedanken，II，160.

24．Diest-Daber，Bismarck und Bleichröder，pp.4–6.

25．奥托·冯·迪斯特—达伯，《关于俾斯麦亲王和德国权利意识的回忆中不实之处的报告》（苏黎世，1899年），第8页[Otto von Diest-Daber，Berichtigung von Unwahrheiten in den Erinnerungen des Fürsten Bismarck und Deutsches Rechtsbewusstsein（Zurich，1899），p.8]；迪斯特—达伯致俾斯麦，1874年10月11日，DZA：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迪斯特—达伯对俾斯麦亲王的攻击和恢复军衔的请求，第401号，第1卷。

26．Kardorff，Kardorff，pp.101–105；Diest-Daber，Bismarck und Bleichröder，p.10和书中各处。

27．Kardorff，Kardorff，p.107.

28．兰茨贝格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6月1日，BA。

29．布莱希罗德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77年5月25、28日，FA；赫伯特·冯·俾斯麦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5月27日，BA。

30．法庭判决，1878年3月28日，DZA：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迪斯特—达伯对俾斯麦亲王的攻击和恢复军衔的请求，第401号，第1卷；卡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10月27日，BA。

31．Kardorff，Kardorff，p.110；Diest-Daber，Bismarck und Bleichröder，pp.106–201.另见Diest-Daber，Berichtigung，书中各处。

32．Rudolph Meyer，Politische Gründer，p.27.

33．同上，p.2。

34．同上，p.200。

35．同上，p.4。

36．同上，pp.77，104，185，200–201。

37．Rudolph Meyer，Briefe und sozialpolitische Aufsätze ...，I，pp.709，740.另见，Politische Gründer，p.202；Kardorff，Kardorff，pp.106–107。

38．赫尔曼·巴尔，《反犹主义：国际访谈》（柏林，1894年），第12页[Hermann Bahr，Der Antisemitismus.Ein internationales Interview（Berlin，1894），p.12]。

39．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后来如此形容他；Vierhaus，Spitzemberg，p.386。

40．Pulzer，Political Anti-Semitism，p.92.

41．关于当时犹太人的自我批评，见Schorsch，Jewish Reactions，pp.47–48；以及迈克尔·迈耶尔，《反犹主义大辩论：犹太人对德国新敌意的反应，1879–1881》，刊于《莱奥·拜克学会年鉴》，1966年第11期，第164页[Michael A.Meyer，“Great Debate on Antisemitism：Jewish Reaction to New Hostility in Germany，1879–1881，”LBY，11（1966），164]。

42．阿道夫·施托克，《基督教社会党：演讲和论文》（比勒菲尔德和莱比锡，1885年），第143–154页[Adolf Stoecker，Christlich-Sozial.Reden und Aufsätze（Bielefeld and Leipzig，1885），pp.143–54]。

43．卡多夫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9月30日，BA。

44．Lucius，Bismarck，pp.163–64.

45．参见拙作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p.140。

46．见Boehlich，Antisemitismusstreit，p.11；另见安德里亚斯·多尔帕伦，《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纽黑文，1957年）[Andreas Dorpalen，Heinrich von Treitschke（New Haven，1957）]；另见Hamburger对特莱奇克攻击之意义的出色总结，Juden imöffentlichen Leben，pp.99–100。

47．Boehlich，Antisemitismusstreit，pp.76，190.

48．特奥多尔·蒙森，《演讲与论文》（柏林，1905年），第410–426页[Theodor Mommsen，Reden und Aufsätze（Berlin，1905），pp.410–26]。

49．瓦尔特·弗朗克，《宫廷牧师阿道夫·施托克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汉堡，1935年），第85页[Walter Frank，Hofprediger Adolf Stoecker und die 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Hamburg，1935），p.85]。

50．布莱希罗德致威廉一世，1880年6月18日，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

5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0年6月18日，同上。

52．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9月23日，BA。Frank，Stoecker，pp.89–90；书信草稿见DZA：梅泽堡：施托克遗稿。

53．GW，VI3，199；这封信的草稿见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

54．俾斯麦致蒂德曼，1880年11月15日，同上。另见Lucius，Bismarck，p.216。

55．俾斯麦致蒂德曼，1880年11月21日，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Frank，Stoecker，p.96。

56．1880年11月13日，汉内尔的质询，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

57．赫伯特·冯·俾斯麦致蒂德曼，1880年11月17、18日；蒂德曼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0年11月19日，同上。

58．《犹太人问题：普鲁士众议院对众议员汉内尔博士的质询所做的讨论》（柏林，1880年），第211页和其他各处[Die Judenfrage.Verhandlungen des preussischen Abgeordnetenhausesüber die Interpellation des Abgeordneten，Dr.Hänel（Berlin，1880），p.211]。

59．关于巴姆贝格，见斯坦利·祖克，《路德维希·巴姆贝格与德国反犹主义的兴起，1848–1893》，刊于《中欧史》，1970年第3期，第332–352页[Stanley Zucker，“Ludwig Bamberger and the Rise of Anti-Semitism in Germany，1848–1893，”CEH，3（1970），332–52]。

60．埃萨·德·奎罗斯，《英国来信》（俄亥俄州，雅典，1970年），第47页[Eça de Queiroz，Letters from England（Athens，Ohio，1970），p.47]。

61．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0年11月20日，GFO：I.A.A.a.50，第3卷。

62．吉·德·布莱希罗德致迪斯累利，1880年11月22日，休恩顿庄园，B/XXI，R/263及附件。这条资料由我的同事Marvin Swartz提供。

63．引自《泰晤士报》，1885年11月25日。

64．同上，1880年11月23日。

65．Pulzer，Political Anti-Semitism，pp.337–338；汉斯·利伯舒茨，《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的德国历史画面中的犹太人》（图宾根，1967年），第341–342页[Hans Liebeschütz，Das Judentum im deutschen Geschichtsbild von Hegel bis Max Weber（Tübingen，1967），pp.341–2]；Boehlich，Antisemitismusstreit，pp.202–204。

66．Denkwürdigkeiten...Hohenlohe，II，307.

67．安东·贝特尔海姆，《贝托尔德·奥尔巴赫》（斯图加特，1907年），第375页[Anton Bettelheim，Berthold Auerbach（Stuttgart，1907），p.375]。

68．《雅各布·布克哈特写给友人弗里德里希·冯·普莱恩的信，1864–1893》（斯图加特和柏林，1922年），第137页[Jakob Burckhardts Briefe an seinen Freund Friedrich von Preen，1864–1893（Stuttgart and Berlin，1922），p.137]。

69．关于这点，见Schorsch，Jewish Reactions，pp.47–48和书中各处。

70．关于庸俗理想主义，见拙作Failure of Illiberalism，pp.17–19。

71．蒂德曼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0年11月19日，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

72．赫伯特·冯·俾斯麦致蒂德曼，1880年11月29日，同上。

73．俾斯麦和普特卡默致威廉，1880年12月4日，威廉的草稿，1880年12月27日，同上；Frank，Stoecker，p.100。

74．布莱希罗德致俾斯麦，1880年12月29日，FA；威尔莫夫斯基（Wilmowsky）致布莱希罗德，1881年1月26日，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

75．蒙特菲奥雷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6月13日，BA。弗朗茨·柯布勒编，《东西欧书信中的犹太人历史》（维也纳，1938年），第352页[Franz Kobler，ed.，Jüdische Geschichte in Briefen aus Ost und West（Vienna，1938），p.352]。

76．戈德施密特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9月29日，1880年11月5日，BA。

77．阿尔方斯·德·罗斯柴尔德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12月4日，BA。

78．Boehlich，Antisemitismusstreit，p.176.

79．M.A.Meyer，“Great Debate on Antisemitism，”p.169.英格里德·贝尔克编，《莫里茨·拉撒路与赫尔曼·施泰因塔尔：书信中的大众心理奠基者》（图宾根，1971年），第154页[Ingrid Belke，ed.，Moritz Lazarus und Hermann Steinthal.Die Begründer der Völkerpsychologie in ihren Briefen（Tübingen，1971），p.154]。

80．蒂德曼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0年12月31日，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

81．荷尔斯泰因致赫伯特·冯·俾斯麦，1880年12月22日，FA，由Hoepke博士提供。

82．Zucker，“Ludwig Bamberger，”pp.338–350.

83．Schulthess，Geschichtskalender，1881，p.31；普特卡默报告，1881年5月22日，1881年8月21日，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

84．Schorsch，Jewish Reactions，p.39.

85．普鲁士王国内阁，1882年5月22日，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

86．以色列联盟柏林委员会，1881年12月29日，AI：IA1。

87．Frank，Stoecker，pp.109–110.

88．Massing，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p.37.

89．古斯塔夫·希伯，《倍倍尔和俾斯麦之间》（东柏林，1965年），第77页[Gustav Seeber，Zwischen Bebel und Bismarck（East Berlin，1965），p.77]。

90．《邮报》（Die Post）剪报，1881年11月6日，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GW，VIII，423–424。

91．警方报告，1894年5月8日，1897年12月31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尤里乌斯·布莱希罗德的报告，编号30；另见Hamburger，Juden imöffentlichen Leben，pp.136–138；Toury，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pp.182–185。

92．玛杰里·兰贝蒂，《普鲁士政府与犹太人：威廉时代的政府行为与政策制定》，刊于《莱奥·拜克学会年鉴》，1972年第17期，第17页[Marjorie Lamberti，“The Prussian Government and the Jews：Official Behavior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Wilhelminian Era，”LBY，17（1972），17]。

93．Jöhlinger的Bismarck und die Juden主张这种观点，pp.43–45。

94．约翰内斯·齐库施，《新德意志帝国政治史》，第二卷：《俾斯麦时代》（法兰克福，1927年），第366页[Johannes Ziekursch，Politische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en Kaiserreiches，Vol.II：Das Zeitalter Bismarcks（Frankfurt，1927），p.366]。

95．布莱希罗德致威廉，1884年5月12日，DAZ：波茨坦：帝国首相办公厅，犹太人事务，第16号，第1卷。

96．齐吉斯蒙德·齐梅尔（Sigismund Simmel）致伊西多·劳埃布，1885年11月6日，AI：IA1。

97．见Tal，Christians and Jews，书中各处。

98．克里斯托弗·约瑟夫·克莱默，《冯·布莱希罗德先生所谓的1万马克》（柏林，1889年），第3、7、17、21页[Christoph Joseph Cremer，Die angeblichen10，000Mark des Herrn von Bleichröder（Berlin，1889），pp.3，7，17，21]。

第十九章　苦涩的结局

1．布莱希罗德致马达伊，1881年4月10日，以及后续的报告，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档案，编号30。

2．马达伊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9月26日，1880年12月，BA。

3．《国家市民报》（Staatsbürger-Zeitung）剪报，1889年9月5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档案，编号30。

4．迪特·弗里克，《俾斯麦的禁卫军：镇压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柏林政治警察（1871–1898）》（东柏林，1962年），第62页[Dieter Fricke，Bismarcks Prätorianer.Die Berliner politische Polizei im Kampf gegen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1871–1898）（East Berlin，1962），p.62]。

5．Jöhlinger，Bismarck und die Juden，pp.46–47；卡尔·帕什，《犹太恶魔》，两卷本合订本（莱比锡，无日期，可能是1891年），第145页[Carl Paasch，Der Jüdische Dämon（2vols.in1；Leipzig，n.d.）（1891？），p.145]。另见赫尔曼·阿尔瓦特，《对曼谢和布莱希罗德的审判》（莱比锡，1891年），第一章，第4节[Hermann Ahlwardt，Die Prozesse Manchéund Bleichröder（Leipzig，1891），I，4]。

6．康拉德·马达伊致布莱希罗德，1877年3月18、24日，BA。

7．马达伊致布莱希罗德，1879年6月18、22日，BA。

8．汉斯·冯·布莱希罗德致布莱希罗德，1880年7月3、24日，BA。

9．霍普，1884年11月22日；另见马达伊致普特卡默，1883年12月4日，DZA：梅泽堡：司法部，对枢密商务顾问冯·布莱希罗德的调查，文件8，编号746。

10．马达伊致布莱希罗德，1875年6月11日，BA。

11．马达伊致普特卡默，1883年12月4日，DZA：梅泽堡：司法部，对枢密商务顾问冯·布莱希罗德的调查，文件8，编号746。

12．Fricke，Bismarcks Prätorianer，p.53.

13．检察官致科洛纳，1883年11月13日，副本，DZA：梅泽堡：司法部，对枢密商务顾问冯·布莱希罗德的调查，文件8，编号746。

14．王国地方法庭第一检察官致王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官的报告，1891年10月15日，同上。

15．《施魏林与布莱希罗德：贵族与犹太人》（德累斯顿，1893年），书中各处[Schwerin und Bleichröder：Edelmann und Jude（Dresden，1893）]。这本小册子出自施魏林之手，或者为他而写。

16．最高检察官致司法部长弗里德贝格，1884年2月12日，DZA：梅泽堡：司法部，对枢密商务顾问冯·布莱希罗德的调查，文件8，编号746。

17．Schwerin und Bleichröder，p.82.

18．私人副官佐莫菲尔德中尉（Adjutant Oberstleutnant）致弗里德贝格，1884年12月30日，DZA：梅泽堡：司法部，对枢密商务顾问冯·布莱希罗德的调查，文件8，编号746。

19．Holstein Papers，II，84–85，93–94；Bussmann，Herbert von Bismarck，pp.210–3.

20．Pulzer，Political Anti-Semitism，pp.112–3.

21．赫尔曼·阿尔瓦特，《一个犹太人的誓言》（柏林，1891年），第45、61页[Hermann Ahlwardt，Der Eid eines Juden（Berlin，1891），pp.45，61]。

22．《进步报》剪报，1891年7月10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档案，编号30。

23．《新时代》，1890年7月27日；引自Massing，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p.266。

24．政治警察，1891年10月28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档案，编号30。

25．Ahlwardt，Prozesse Manché，p.8.关于这类宽幅印刷品的另一个例子，见埃尔文·鲍尔博士，《布莱希罗德事件》（莱比锡，1891年）[Dr.Erwin Bauer，Der Fall Bleichröder（Leipzig，1891）]。

26．第一检察官致最高检察官，1891年10月15日，DZA：梅泽堡：司法部，对枢密商务顾问冯·布莱希罗德的调查，文件8，编号746。

27．司法部长备忘录草稿，1891年10月29日，同上。

28．保罗·林道致布莱希罗德，1890年12月3日，BA。因为各种缺乏良好品位的行为和对柏林舞台实行某种独裁统治，林道正遭受公开侮辱。Paasch，Jüdische Dämon，II，125ff.

29．第51警区，1891年10月13日；《北德大众报》，1891年10月23日；DZA：梅泽堡：司法部，对枢密商务顾问冯·布莱希罗德的调查，文件8，编号746。

30．Schwerin und Bleichröder，p.vii

31．王国最高法院，1892年2月1日，DZA：梅泽堡：司法部，对枢密商务顾问冯·布莱希罗德的调查，文件8，编号746。

32．《民众报》剪报，1893年2月18日，同上。

33．Kardorff，Kardorff，p.278.

34．《柏林交易所通讯》剪报，1893年2月22日，《柏林日报》剪报，1893年2月22日，DZA：梅泽堡，王国掌礼局关于冯·布莱希罗德的文件，VI.B.154。

35．引自彼得·迪格，《宫廷犹太人》（纽伦堡，1939年），第454–457页[Peter Deeg，Hofjuden（Nuremberg，1939），pp.454–7]。

36．《国际银行和贸易期刊》（Internationales Bank-und Handels-Journal，维也纳），1893年2月20日，BA；《犹太人大众报》，1893年2月24日。

37．警方报告，1893年2月21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盖尔森·布莱希罗德的档案，编号30；另见BA。

后记：家族的衰败

1．大卫·兰德斯，《布莱希罗德银行：一份中期报告》，刊于《莱奥·拜克学会年鉴》，1960年第5期，第211页[David S.Landes，“The Bleichröder Bank：An Interim Report，”LBY，5（1960），211]。

2．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117.

3．关于布莱希罗德银行在法德合作中的角色，见雷蒙·普瓦德文的重要作品，《1898年到1914年间法德的经济与金融关系》（巴黎，1969年），第83页等处[Raymond Poidevin，Les relationséconomiques et financières entre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de1898à1914（Paris，1969），p.83and passim]。

4．备忘录，1897年5月12、15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尤里乌斯·利奥波德·施瓦巴赫的档案，编号30。

5．马克斯·瓦尔堡致保罗瓦尔堡，1898年10月22日，瓦尔堡档案，由舍尔曼（J.A.Sherman）提供。埃里克·瓦尔堡（Eric M.Warburg）致信作者，允许引用这段摘录，1976年6月9日。

6．保罗·冯·施瓦巴赫，《我的档案》（柏林，1927年），第334页[Paul H.von Schwabach，Aus meinen Akten（Berlin，1927），p.334]。

7．同上，第330页，以及来自布鲁纳的个人信息。

8．部队质询，1893年1月4日；警察总监的回复，1893年2月11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尤里乌斯·利奥波德·施瓦巴赫的档案，编号30。

9．Fürstenberg，Lebensgeschichte，p.399.

10．拉玛尔·塞西尔，《阿尔伯特·巴林：德意志帝国的商业与政治，1888–1918》（普林斯顿，1967年），第109页[Lamar Cecil，Albert Ballin：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1888–1918（Princeton，1967），p.109]，另见他的《犹太人与容克贵族》，刊于《莱奥·拜克学会年鉴》，第20期，第47–58页[“Jews and Junkers，”LBY，20：47–58]。

11．《泰晤士报》，1938年11月19日。

12．Schwabach，Aus meinen Akten，p.313；另见弗里德里希·提姆，《外交政策与高级金融：来自保罗·冯·施瓦巴赫的文件》，刊于《欧洲对话》，1929年第7期，第317–318页[Friedrich Thimme，“Auswärtige Politik und Hochfinanz.Aus den Papieren Paul H.von Schwabachs，”Europäische Gespräche，7（1929），317–8]。

13．Schwabach，Aus meinen Akten，p.386.

14．同上，p.440。

15．同上，p.387。

16．警方备忘录，1903年4月1日，BLHA：王国警察总监，关于尤里乌斯·利奥波德·施瓦巴赫的档案，编号30。

17．警方备忘录，1909年4月24日；《真理报》（Die Wahrheit）剪报，1909年4月24日，同上。

18．部队的质询，1913年12月5日，1917年1月12日；《柏林午报》（Berliner Zeitung am Mittag）剪报，1913年6月13日。

19．Jagemann，Fünfundsiebzig Jahre，p.271.

20．Emden，Money Powers，p.254；齐格蒙德·卡茨尼尔森编，《德国文化领域的犹太人》，第三版（柏林，1962年），第725–726页[Siegmund Kaznelson，ed.，Juden im deutschen Kulturbereich，3rd ed.（Berlin，1962），pp.725–6]；莫德里斯·埃克斯泰因斯，《理性的极限》（牛津，1975年），第76页[Modris Eksteins，The Limits of Reason（Oxford，1975），p.76]。

21．布莱希罗德档案中有详细记录。Sprinz博士也向我谈起过自杀的可能。

22．保罗·冯·施瓦巴赫致布鲁纳，1938年10月18日，BA。施瓦巴赫与布鲁纳的全部通信令人辛酸地看到，对纳粹的反应多么各不相同，但遭受的痛苦又多么一致。

23．库尔特·冯·布莱希罗德致帝国内政部长弗里克，1942年1月7日；埃德加·冯·布莱希罗德致帝国内政部长副官，1942年1月23日；帝国内政部长副官致帝国安全负责人，提请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注意，1942年1月29日；帝国党卫军和德国警察总监，1942年5月7日，德国内政部，联邦档案，科布伦茨：R18/5246。

24．信息来自Sprinz博士。国际红十字会追踪服务处致作者，1976年6月28日。

25．美国法院提交给盟军驻德国最高委员会的归偿请求，1953年11月23日，案件第611号，副本，BA。

26．Dahrendorf，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ch.4.

致谢

本书的撰写历时漫长，我也因此得到许多重要的帮助。如果没有美国和欧洲的个人与机构的帮助，本书将不可能完成。

首先，我要对纽约阿恩霍尔德和布莱希罗德银行的布鲁纳表示感谢，他把布莱希罗德档案带到纽约，交给大卫·兰德斯使用。后来，布鲁纳先生和我变得非常熟悉，我从他的实用智慧和丰富经验中学到很多。他没能等到他寄予厚望的本书完成就去世了，但我给他看过几乎每一章的草稿，并获得他的批评性指教。

我的朋友大卫·兰德斯首先邀请我和他一起从事这项研究。在快速浏览了布莱希罗德档案后，我确信它的重要性，于是接受兰德斯的合作邀请。那是在二十年前，当时我们的计划都是写一本能很快完成的小书。

我们从1960年起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展开工作。1961年和1962年，我们去了民主德国的档案馆，并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一起工作。我们希望有所分工，由兰德斯负责经济方面，我负责社会和政治领域。我们的日程逐渐发生分歧，1970年，他决定暂停对布莱希罗德的研究，转向其他更紧迫的工作。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受益于他对19世纪历史的出色了解，他对历史和人文事物的自信判断，以及他对商业档案的熟悉。我们彼此分享研究，阅读对方的章节，他总是不吝提供建议和帮助。1973年，他读了本书的初稿。1974年，他又读了经过大幅修改的几个章节。

从一开始，我就得到各种机构的不可或缺的帮助，让为本书所做的广泛研究成为可能。1960—1961年，得益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补助金，我可以利用公休前往巴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还以几项暑假补贴和基金的形式向我提供更多支持，为我提供微缩胶卷的费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邓宁基金（Dunning Fund）让我可以把一些最重要的微缩胶卷打印出来。

我还要感谢各处档案保管人的慷慨。首先要感谢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允许我查看它无与伦比的档案；我要感谢贝特朗·吉尔（Bertrand Gille）和皮埃尔·杜邦—费里耶（Pierre Dupont-Ferrier），我尤其要感谢吉·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他很久以后还允许我参观费里埃尔城堡。我还要感谢不久前去世的弗里德里希斯鲁的奥托·冯·俾斯麦亲王，他从1961年到1967年间允许我查阅关于布莱希罗德的无价材料。最后，我要感谢联邦德国外交部管理政治档案的官员，特别是已故的前负责人乌尔里希博士（Dr.Ullrich），在持续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我还一直得到萨斯博士（Dr.Sasse）和魏因南迪博士（Dr.Weinandy）的帮助。我要对波茨坦和梅泽堡的德国中央档案的负责人勒茨克博士（Dr.Lötzke）和威尔弛博士（Dr.Weltsch）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们在档案馆期间的生活愉快而多产。我还要感谢上述档案的所有其他保管人。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克莱斯图书馆（Kress Library）的馆长肯尼斯·卡朋特（Kenneth E.Carpenter）。哥伦比亚大学的各个图书馆在帮助不断提出要求的申请人方面堪称表率。海牙的皇家图书馆也特别乐于助人。

另一些赞助让我查阅上述和其他档案成为可能：1966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补助金让我可以利用公休前往牛津，我在那里受到来自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和圣安东尼学院（St.Antony’s College）的热情接待和鼓励。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多次向我提供旅行和文书开支的补贴；我至今仍然感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E.Mosely）的鼓励。

在漫长的研究过程中，我得到几位朋友和同事的帮助。在关键的节点和寻找必要材料的过程中，我获得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和现任莱茵兰—巴拉丁州（Rhineland-Palatinate）教育部长伯恩哈德·福格尔（Bernhard Vogel）的鼎力支持。如果没有乔治·加斯特朗（Georges Castellan）在巴黎的帮助，我怀疑我们可能无法进入民主德国档案馆工作。我还得到彼得·拉索（Peter Rassow）、瓦尔特·布斯曼（Walter Bussman）和维克多·布隆贝尔（Victor Brombert）。我要特别感谢沃尔夫兰·费舍尔（Wolfram Fischer），他专业而迅速地回答我的问询。我遭遇了所有研究欧洲史的美国学者必然曾经面对过的困难：意外所需的档案或图书馆距离遥远。但同事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碰巧得到的更多关于布莱希罗德的材料，这对我帮助很大。我特别想到约翰·洛尔（John Röhl）、克劳斯—彼得·霍伊普科（Klaus-Peter Hoepke）和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此外还有马尔文·斯瓦茨（Marvin Swartz）、舍尔曼（J.A.Sherman）、阿兰·米切尔（Allan Mitchell）、魏尔纳·波尔斯（Werner Pöls）、奥托·普弗朗茨（Otto Pflanze）和埃伯哈德·瑙约克斯（Eberhard Naujoks）。我还要感谢伦敦萨缪尔·蒙塔古有限公司（Samuel Montagu&Co.Limited）的鲁道夫·布莱希罗德，他非常友好地与我分享他对盖尔森和尤里乌斯·布莱希罗德的回忆。

我得以在几处学术避风港写完本书的许多内容。1969—1970年，在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帮助下，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一年。1972—1973年，我在荷兰高等研究院工作，在米塞特博士（Dr.Misset）的关切注视和埃尔斯·古拉斯特拉·范隆—布恩（Els Glastra van Loon-Boon）的热心帮助下，那里成立欧洲首家跨学科研究院。同一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兰德斯和我在塞尔贝罗尼别墅（Villa Serbelloni）度过短暂但很有收获的时光。

许多朋友和同事们与我讨论了我的作品，我要特别感谢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小威廉·迪波尔德（William Diebold，Jr.）、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大卫·德·勒维塔（David De Levita）和沃尔特·索科尔（Walter Sokel）。我的一些朋友很早就对个别章节提出意见：彼得·凯南（Peter Kenen）、亚瑟·米茨曼（Arthur Mitzman）、休·塞顿—沃特森（Hugh Seton-Watson）和鲁道夫·费尔豪斯（Rudolf Vierhaus）。莱昂纳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读了经过修改的本书第一部分，他的评论不仅带来启迪，而且鼓励了我。我还把完成后的书稿交给菲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克里斯托弗·基米奇（Christoph M.Kimmich）、罗伯特·韦布（Robert K.Webb）和杰伊·温特（Jay Winter）审阅，我非常感谢他们能从自己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他们的意见在许多重要方面改进了书稿。菲利克斯·吉尔伯特还读了本书的导言，他对欧洲历史理解透彻，并具有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过无数次对话，令我受益匪浅。大卫·罗斯曼（David Rothman）、伊斯玛尔·绍尔什（Ismar Schorsch）和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也读了导言。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和达伦多夫都是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我在此后所写和所做的一切都留下他的思想和我们的友谊的印记。

多年来，我得到一系列研究助理的帮助，包括沃伊塔·马斯特尼（Vojta Mastny）、马丁·兰迪（Martin Landy）、汉斯·托尔克（Hans Torke）、拉里·艾布拉姆斯（Larry Abrams）、亚瑟·多普尔特（Arthur Doppelt）和马丁·纽豪斯（Martin Newhouse）；1974年夏天，我有幸雇佣耶鲁的古典学家黛博拉·罗伯茨（Deborah Roberts）为寻书员和打字员，她还对本书的缺陷做了随性评论。大部分书稿由艾妮·瑟维特（Ene Sirvet）凭借出色的技巧和耐心打出；伊内克·费尔布里夫—范·艾格蒙德（Ineke Veilbrief-van Egmond）和露丝·伊尔曼（Ruth Earman）之前也帮助誊写笔记。在工作的最后阶段，米歇尔·凯米（Michelle Kehmi）整理笔记的技巧对我帮助巨大。过去十个月里，我还得到卡塔琳娜·齐默（Katharina J.Zimmer）耐心和机敏的帮助；在准备将书稿付梓的最后阶段，她的帮助大胆而不可或缺。

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和编辑阿什贝尔·格林（Ashbel Green），如果没有他，本书的篇幅会更长，各种疏失将会更多。他的忠告和宽容令人鼓舞，令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本书的撰写和修改经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创作的关键时期恰逢哥伦比亚大学遭受动荡，在之前的二十五年里，那里一直是我的思想家园，要求并值得我付出全身心的热爱。我在这段时间还遭受巨大的个人损失。哈约·霍尔波恩（Hajo Holborn）于1969年去世，他一直是我的朋友和导师。不久之后，与我认识时间最长的两位朋友和同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和亨利·罗伯茨（Henry L.Roberts）也去世了。过去五年间，我长久以来的老师和朋友莱昂内尔·特里林对本书非常感兴趣。最重要的是，他对工作的热情投入不断激励着我。他在几个月前去世。我希望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他们的思想和鼓励的痕迹。

在过去这些年里，家人的支持让我坚持下来。他们的奉献是对我最大和最无形的帮助。多年来，我的妻子理解和包容这本书，以各种我无法描绘的微妙方式期待着它的完成。我的孩子们也以许多互补的方式帮助我。我的儿子弗雷德从文学角度出发，帮助我从新的视角看待事件和情感。直到最后，他还要求我努力解决导言中的某些痼疾。我的女儿凯瑟琳本人也是历史学家，她和我一起读了长条校样。在此过程中，她愤怒的叹息和她许多出色的改进建议一样大有帮助。

我得到大量帮助。这是一次令人生畏的体验，任何判断或事实错误都归咎于我。

弗里茨·斯特恩

佛蒙特州罗切斯特

1976年7月28日

参考书目

为了简约起见，我决定不一一列出我使用过的所有档案中的所有文件。那样的话，名单将会很长；当然，我引用的文件在前面的注释中都已提到。

我觉得列出我读过的所有书目同样显得啰唆。我引用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在前面的注释中列出。这里列出的是对我具有特别价值的书目，有的加深我对本书中心主题的理解，有的拓宽我对其历史背景的观点。这份书目并不完整，但我希望它能对某些读者有用。遴选过程容易产生不公正，我担心无意中可能略去某些本该被包括进来的书目。

就像我在导言中所提到的，我觉得19世纪的伟大小说以及易卜生和萧伯纳的戏剧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点在正文和注释中一定也显而易见。我相信自己不仅是为了乐趣才阅读和思考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特罗洛普、托马斯·曼和特奥多尔·冯塔纳的小说。

在理解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方面，我觉得《噼里啪啦》杂志特别能给人启发。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纽约，1951年［Arendt，Hannah，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1951］。

罗伯特·贝达尔，《德国民族主义新思索》，刊于《美国历史评论》，1972年第77期，第65—70页［Berdahl，Robert M.，“New Thoughts on German Nationalism，”AHR，77（1972），65–70］。

罗伯特·布雷克，《迪斯累利》，伦敦，1966年［Blake，Robert，Disraeli.London，1966］。

赫尔穆特·波姆，《德国的大国之路：帝国奠基时代经济与国家的关系研究，1848—1881》，科隆和柏林，1966年［Böhme，Helmut，Deutschlands Weg zur Grossmacht：Studien zum Verhältnis von Wirtschaft und Staat während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1848–1881.Cologne and Berlin，1966］。

卡尔·埃尔里希·波恩编，《俾斯麦书目，关于俾斯麦生平及其时代的材料和作品》，科隆，1966年［Born，Karl Erich，ed.，Bismarck-Bibliographie.Quellen und Literatur zur Geschichte Bismarcks und seiner Zeit.Cologne，1966］。

瓦尔特·布斯曼编，《国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伯爵：政治私信集》，哥廷根，1964年［Bussmann，Walter，ed.，Staatssekretär Graf Herbert von Bismarck.Aus seiner politischen Privatkorrespondenz.Göttingen，1964］。

戈登·克雷格，《普鲁士军队的政治，1640—1945》，牛津，1955年［Craig，Gordon A.，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1640–1945.Oxford，1955］。

大卫·德·勒维塔，《身份的概念》，巴黎和海牙，1965年［De Levita，David J.，The Concept of Identity.Paris and The Hague，1965］。

约阿西姆·冯·迪索，《过渡中的贵族：一位批判性贵族成员来自城中和庄园宅邸的报告》，斯图加特，1961年［Dissow，Joachim von，Adel imÜbergang.Ein kritischer Standesgenosse berichtet aus Residenzen und Gutshäusern.Stuttgart，1961］。

埃尔里希·埃克，《俾斯麦：生平与作品》，三卷本，埃伦巴赫—苏黎世，1941—1944年［Eyck，Erich，Bismarck：Leben und Werk，3vols.Erlenbach-Zürich，1941–1944］。

沃尔夫兰·费舍尔，《工业化时代的经济与社会：论文、研究与报告》，哥廷根，1972年［Fischer，Wolfram，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m Zeitalter der Industrialisierung.Aufsätze，Studien，Vorträge.Göttingen，1972］。

齐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第四版，伦敦，1949年［Freud，Sigmun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4th ed.London，1949］。

汉斯·菲尔斯腾贝格编，《卡尔·菲尔斯腾贝格：一位德国银行家的生平，1870—1914》，柏林，1931年［Fürstenberg，Hans，ed.，Carl Fürstenberg.Die Lebens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 Bankiers，1870–1914.Berlin，1931］。

菲利克斯·吉尔伯特编，《银行家、艺术家和学者：19世纪门德尔松家族的未公开书信》，纽约，1975年［Gilbert，Felix，ed.，Bankiers，Künstler und Gelehrte.Unveröffentlichte Briefe der Familie Mendelssohn aus dem19.Jahrhundert.New York，1975］。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纽约，1955年［Hofstadter，Richard，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1955］。

——《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和其他论文》，纽约，1965年［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65］。

哈约·霍尔伯恩，《德国与欧洲：历史随笔》，纽约，1970［Holborn，Hajo，Germany and Europe：Historical Essays.New York，1970］。

——《近代德国史，1840—1945》，纽约，1969年［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1840–1945.New York，1969］。

迈克尔·霍华德，《普法战争：德国人入侵法国，1870—1871》，纽约，1961年［Howard，Michael，The Franco-Prussian War：The German Invasion of France，1870–1871.New York，1961］。

詹姆斯·乔尔的就职演讲，《1914：未说出的假设》，伦敦，1968年［Joll，James，1914.The Unspoken Assumptions.London，1968］。

哈特穆特·凯尔布勒，《工业化初期的柏林企业家：出身、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柏林，1972年［Kaelble，Helmut，Berliner Unternehmer während der frühen Industrialisierung.Herkunft，sozialer Status und politischer Einfluss.Berlin，1972］。

雅各布·卡茨，《走出隔离区：犹太人解放的社会背景，1770—1870》，马萨诸塞州剑桥，1973年［Katz，Jacob，Out of the Ghetto：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Jewish Emancipation，1770–1870.Cambridge，Mass.，1973］。

埃克哈特·科尔，《国内政策优先：19世纪普鲁士—德意志社会史论文集》，汉斯—乌尔里希·维勒编，柏林，1965年［Kehr，Eckart，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preussisch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im19.Jahrhundert，ed.by Hans-Ulrich Wehler.Berlin，1965］。

亨利·基辛格，《白色革命家：反思俾斯麦》，刊于《代达罗斯》，1968年第77期，第888—924页［Kissinger，Henry A.，“The White Revolutionary：Reflections on Bismarck，”Daedalus，97（1968），888–924］。

大卫·兰德斯，《银行家与帕夏：埃及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帝国主义》，伦敦，1958年［Landes，David S.，Bankers and Pashas：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London，1958］。

——《关于经济帝国主义本质的一些思考》，刊于《经济史期刊》，1961年第21期，第496—512页［“Some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Imperialism，”JEH，21（1961），496–512］。

——《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至当前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伦敦，1969年［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1750to the Present.London，1969］。

威廉·兰格，《欧洲的同盟与阵营，1871—1890》，第二版，纽约，1956年［Langer，William L.，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2nd ed.New York，1956］。

赫伯特·鲁蒂，《殖民与人类的塑造》，刊于《经济史期刊》，1961年第21期，第483—495页［Lüthy，Herbert，“Coloniz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ankind，”JEH，21（1961），483–95］。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1848—1850年的法国阶级斗争》［Marx，Karl，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The Civil War in France；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1848to1850］。

赫尔曼·明希，《阿道夫·冯·汉泽曼》，慕尼黑，1932年［Münch，Hermann，Adolph von Hansemann.Munich，1932］。

赫尔曼·冯·彼得斯多夫等人编，《俾斯麦全集》，15卷本，共19册，柏林，1923—1933［Petersdorff，Hermann von，and others，eds.，Bismarck：Die Gesammelten Werke，15vols，in19，Berlin，1923–1933］。

奥托·普弗朗茨，《俾斯麦与德国的发展：统一时期，1815—1871》，普林斯顿，1963年［Pflanze，Otto，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The Period of Unification，1815–1871.Princeton，1963］。

——《对俾斯麦的心理分析诠释》，刊于《美国历史评论》，1972年第77期，第419—444页［“Toward a Psycho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 of Bismarck，”AHR，77（1972），419–44］。

诺曼·里希和费舍尔编，《荷尔斯泰因文件》，第1—3卷，剑桥，1955—1961年［Rich，Norman，and Fischer，M.H.，eds.，The Holstein Papers，vols.I-III.Cambridge，1955–1961］。

吕鲁普，《解放与反犹主义：市民社会的“犹太问题”研究》，哥廷根，1975年［Rürup，Reinhardt，Emanzipation und Antisemitismus.Studien zur“Judenfrage”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Göttingen，1975］。

汉斯·罗森贝格，《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柏林，1967年［Rosenberg，Hans，Grosse Depression und Bismarckzeit.Berlin，1967］。

让—保罗·萨特，《反犹主义者肖像》，伦敦，1948年［Sartre，Jean-Paul.Portrait of the Anti-Semite.London，1948］。

伊斯玛尔·绍尔什，《犹太人对德国反犹主义的反应，1870—1914》，纽约，1972年［Schorsch，Ismar，Jewish Reactions to German Anti-Semitism，1870–1914.New York，1972］。

泰勒，《俾斯麦：人和政客》，纽约，1955年［Taylor，A.J.P.，Bismarck：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New York，1955］。

——《对欧洲霸权的争夺，1848—1918》，牛津，1954年［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

莱昂内尔·特里林，《自由的想象：文学与社会随笔》，纽约，1950年［Trilling，Lionel，The Liberal Imagination：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1950］。

——《诚与真》，马萨诸塞州剑桥，1972年［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Cambridge，Mass.，1972］。

雅各布·图利，《德国犹太人的政治倾向：从耶拿到魏玛》，图宾根，1966年［Toury，Jacob，Die politischen Orientierungen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Von Jena bis Weimar.Tübingen，1966］。

鲁道夫·费尔豪斯编，《施皮岑贝格男爵夫人日记：对霍亨索伦王朝宫廷圈子的记录》，哥廷根，1960年［Vierhaus，Rudolf，ed.，Das Tagebuch der Baronin Spitzemberg.Aufzeichnungen aus der Hofgesellschaft des Hohenzollernreiches.Göttingen，1960］。

马克·沃克，《德国与对外移民，1816—1885》，马萨诸塞州剑桥，1964年［Walker，Mack，Germany and the Emigration，1816–1885.Cambridge，Mass.，1964］。

马克斯·韦伯，《政治作品集》，慕尼黑，1921年［Weber，Max，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Munich，1921］。

——《经济与社会：理解社会学基础》，第5版，图宾根，1972年［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5th ed.Tübingen，1972］。

汉斯—乌尔里希·维勒，《俾斯麦与帝国主义》，科隆与柏林，1969年［Wehler，Hans-Ulrich，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Cologne and Berlin，1969］。

——《帝国的重重危机，1871—1918》，哥廷根，1970年［Krisenherde des Kaiserreichs，1871–1918.Göttingen，1970］。

——《近代德国社会史》（编），科隆和柏林，1966年［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Cologne and Berlin，1966］。

西奥多·泽尔丁，《法国，1848—1945》，第一卷：《野心、爱情和政治》，牛津，1973年［Zeldin Theodore，France，1848–1945，Vol.I：Ambition，Love，and Politics.Oxford，1973］。

约翰内斯·齐库施，《新德意志帝国政治史》，三卷本，法兰克福，1925—1930年［Ziekursch，Johannes，Politische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en Kaiserreiches，3vols.Frankfurt，1925–1930］。

弗里德里希·琮克尔，《1834—1879年的莱茵—威斯特法伦企业家：19世纪德国市民阶层史论文集》，科隆和奥普拉登，1962年［Zunkel，Friedrich，Der Rheinisch-Westfälische Unternehmer1834–1879：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ürgertums im19.Jahrhundert.Cologne and Opladen，1962］。

关于作者

弗里茨·斯特恩曾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关于19世纪、20世纪德国政治文化的探索性研究对德国为何坠入极权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解。和那一代的许多德国历史学家一样，斯特恩教授试图解释让他的生活和家庭流离失所的事件背后的原因。2006年，他在兼具回忆录和历史作品色彩的《我所认识的五个德国》一书的序言中表示：“虽然在纳粹德国只生活了五年，但那段短暂的经历还是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在整个学术生涯都试图回答的迫切问题：邪恶的普遍可能如何在德国成为现实？”

1926年2月2日，他出生在布雷斯劳一个被同化了的富裕犹太人家庭，直到1938年因形势所迫而移民美国。父亲鲁道夫是外科医生，母亲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父母家都皈依了路德宗。20世纪50年代初，斯特恩在康奈尔大学任教，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剩下的学术生涯。他于1967年被任命为塞斯·洛（Seth Low）历史学教授，1992年成为校级教授。从1980年到1983年，他担任大学教务长，并于1996年底退休。2016年，斯特恩在曼哈顿去世。

在处女作《文化绝望的政治：德国意识形态兴起研究》（1961年）中，斯特恩博士揭示了让德国接受纳粹意识形态的思想氛围。他另辟蹊径，以不太知名的人物为研究对象，如文化批判者尤里乌斯·朗贝恩、圣经学者保罗·德·拉加德和文人阿图尔·莫勒·冯·登·布鲁克，他们的神秘民族主义和对西方自由价值的敌意代表了更广泛的思潮。在该书第二版前言中，斯特恩表示：“我试图展现这种新型的文化不满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促使本质上无关政治的抱怨入侵了政治。”他对政治和文化精英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感兴趣，作为文化价值表面上的守护者，他们却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并参与了德国对自由思想的抵制。在收入《非自由主义的失败：论现代德国政治文化》（1972年）和《梦想与错觉：德国历史的戏剧》（1987年）的一系列论文中，他沿着上述思路做了更多探索。

斯特恩的著述遍及整个德国近现代史，探讨了从1871年德国统一至今的各种主题和思潮。在《金与铁》中，他关注俾斯麦的财政代理和顾问，一位在德国统一和普法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普鲁士犹太人。此人既有钱有势，又因身为犹太人而遭到鄙视，是个标志性人物。《经济学人》对该书的评价是：“他的风格，他对人物性格的理解，对历史事件的重构和将其置于更广大背景中的做法，都体现出让所有学者艳羡的清晰、明智和深厚学养。”

他对20世纪初德国科学文化的兴趣催生了一部历史重构作品：《爱因斯坦恩怨史》（1999）。对纳粹时期的道德困惑困扰他终生，2013年与妻子合著的《不凡之人狄特里希·邦霍费尔和汉斯·冯·多南伊：教会和政府中的希特勒反对者》是对这种困惑的表达。斯特恩博士的公共角色对应了他的学术兴趣，他是一位德国历史的诠释者、自由价值的捍卫者，也是统一和平的欧洲的热情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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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日本：1853-1964 / (荷) 伊恩·布鲁玛著 ; 倪韬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220-10661-3

Ⅰ. ①创… Ⅱ. ①伊… ②倪… Ⅲ. ①日本－历史－研究－1853-1964 Ⅳ. ①K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5320号

出版发行：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http://www.scpph.com

责任编辑：张　丹

特邀编辑：王燕秋　梅心怡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作为方法的日本

序言　东京奥运会

第一章　黑船来袭

第二章　文明开化

第三章　色情的、猎奇的、无意义的

第四章　“啊，我们的满洲”

第五章　与西方开战

第六章　东京布基伍基

第七章　1955年之散记

跋　战后时期的终结

专有名词词汇表

引用文献

索引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作为方法的日本

许知远

一

“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撰写的后序中，梁启超这样感慨。

这是1897年末，距离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不过两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意外地大败于日本，签署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并付出了两亿两白银的赔款。这场战争最终将中国从昏睡中叫醒，她不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还可能有亡国之危险。此前，不管1840年的中英之战争，还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烧了圆明园，或是1883——1885年的中法之战，都未给中国带来震撼。对于很多士大夫来说，它们都是来自远方蛮夷的挑战。但这次不同，日本常年被视作中国的附属国，即使它不从属于朝鲜、越南、缅甸这个序列，也相差不远，它被轻蔑地视作“倭国”。日本的胜利还撕去了神秘中国的最后面纱——在她傲慢与辽阔背后，是无能与虚弱。

戏剧性的是，在短暂的敌意之后，日本成为羡慕与模仿的对象。1887年写就的《日本国志》长期无人问津，此刻突然受到欢迎，几个书局重印了它，甚至光绪皇帝也成了它的读者。人们相信这本书蕴含了日本富强之秘密。另一位维新者康有为干脆劝光绪追随明治天皇，像后者再造日本一样再造中国。当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维新者向他寻求变革中国之建议，一些人甚至期待他担任客卿，直接指导一切。

百日维新失败了，日本模式吸引力却并未减弱。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被形容成“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未来中国的领袖们——从军事家蔡锷、蒋介石到文学人物鲁迅、陈独秀——都是其中一员。流亡中的梁启超，将横滨变做他的知识生产中心，他在这里编辑的报刊被偷运回国内，塑造了一代中国知识人的思维。在国内，清政府参照日本改革了警察与监狱系统，维新派官员甚至准备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

在这高昂的热忱背后，中国人又对日本有多少了解？令梁启超备感叹服的《日本国志》真的能给予中国变法以参照吗？驻北京的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不无讥笑地说，倘若根据《日本国志》来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记载来理解今日中国的时局。敏锐的观察者如黄遵宪，也很难洞悉日本的变化速度有多快。而以国师自居的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向光绪描述的明治维新是出于自己的臆想，还得出这样的荒唐逻辑——倘若日本用三十年可以变法成功，以中国这样大得多的规模，三年就可以了。

对于一个世纪前的中国维新者来说，日本令人着迷，既因它突然获得富强的能力，也因为它可能导向某种速成之路。在20世纪初的东京，到处是为中国学生所设的速成学校，从语言、法律到军事、政治，这些青年人想用几个月，最多几年来掌握一切。他们以同文同种的眼光来看待日本，倘若日本能迅速掌握西方的秘诀，他们也同样能迅速掌握日本的秘诀。

当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时，很少有人记得黄遵宪与康有为的插曲了。在中国的革命史叙事中，他们是可以被忽略的改良人物。但革命家邓小平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他在参观新干线时感慨：“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这也是令人心酸的感慨，邓小平与20世纪初的维新者一样，他们在东京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日本再一次成为速成教材。就像明治日本被视作富强之表率一样，战后日本则被看作一个纯粹的经济故事。这个日本故事没有持续多久，就因股市与地产的崩溃而结束。中国经济的崛起似乎彻底终结了日本作为榜样的时代。21世纪到来了，东京的商场、旅店与公园里挤满了来自中国的游客，《读卖新闻》、NHK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报道。中国媒体不断重复着日本“失落的二十年”论调。日本变成了某种反面教材，评论家们提醒中国不要重复它的经济泡沫与萎靡不振。

但中国游客很快就发现，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他们还是想在银座买下一个马桶盖，去逛京都的寺庙，感慨日本乡村之整洁、人民之礼貌，追着村上春树的小说与日剧《深夜食堂》。一些时候，21世纪富有的中国游客的感受竟与一个世纪前的留学生不无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我们对日本的理解欠缺且滞后。中国知识分子们谈论此刻日本时仍常引用《菊与刀》与《日本论》，前者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的著作，后者则来自民国时的戴季陶。日本社会内在的复杂性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它要么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敌人，要么是一个值得模仿的邻国。至于日本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缺乏兴趣。

二

在翻阅伊恩·布鲁玛的《创造日本》时，让我深感兴趣的是近代日本的矛盾性。它对西方的妒羡交织之情，它内部威权传统与自由文化的交战，这两股不同的力量，驱动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将它引向灾难。

这是一本紧凑却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200页的容量里，作者对近代日本进行俯瞰式的描述。他以1853年的黑船来袭作为现代日本的开端，传统的日本秩序开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来源。1964年东京奥运会则是全书结尾，作为主办国的日本特意设立了一项无差别组的柔道比赛，但当自己的传奇选手神勇昭夫意外地输给荷兰选手后，他们接受了失败，将掌声给予了胜利者。

“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人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布鲁玛写道，他相信这标志着现代日本转型之完成，它对世人展现了一种更成熟的姿态。

倘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着迷于日本所代表的富强秘密，伊恩·布鲁玛则钟情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与复杂性，以及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现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艰难。

很少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描述近代日本故事。他在亚洲、欧洲与美洲都有着广泛游历，敏感于东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与融合。出生于荷兰这一背景或许还增加了这种理解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荷兰是日本窥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兰学也是想获得新知的日本学者的唯一选择。他也属于在20世纪80年代成熟起来的文化批评家，确信个人自由与普世主义，常以怀疑的姿态看待各种“文化特殊论”。

在这本小书中，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读到他们熟悉的命题。同样面对西方之冲击，为何日本成功，中国却失败了？在作者看来，日本文化之边缘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是中国式自我中心的庞然大物，日本思想家可以轻易把目光从中国转向西方，展开一场新的学习。日本也从不是集权的社会，并存的天皇与幕府给予维新者更大的回旋空间。

但更重要的段落却留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无暇顾及或刻意忽略的东西——富强背后蕴含的黑暗。明治维新在军事、工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日本从未进行完整的现代政治改革。日本尽管制定了宪法，“但立国基础不仰赖政治权利，取决于对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过国家神道灌输的日本起源论”。

这个政治制度也要为日后之失败负责。天皇是名义上的负责人，却不参加具体之决策，也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正是这种缺乏明确的问责制将日本拖入了二战，就像一位高级官员的回忆：“海军打心底里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又极力反对从中国撤军。外相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中国的交涉断无希望成功。”没人真心支持战争，同样没人愿意公开表态反对，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负责的气氛最终将日本拖入灾难。

一种对应的自由文化从未建立起来，对西方之焦灼感与威权文化的影响，都让它步履维艰。从一开始，“文明开化”运动也蕴含着两面性，它追求现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又着迷于对外扩张，整个国家被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着。作为明治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以倡导西方文明著称，竭力推动日本获得平等地位，当听到战胜中国的消息时，他兴奋地跳起来。即使在更为开放的大正年代，日本社会也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带来的紧张感，投入天皇的“圣战”反而让人感到放松。

伊恩·布鲁玛明显地善于处理一个更开放、自由的日本，其中一些细节尤其妙趣横生。“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品着宴会桌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淇淋雪葩”，他这样描述明治人物对西方之仿效。他对于大正时代的银座则写道：“小伙子留着长发，戴着‘劳埃德’式眼镜，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扎着松松垮垮的领带。他们和梳着蘑菇头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气方刚的青年聚在‘茶店铺’里讨论德国哲学或俄国小说，因此得名‘马克思少男少女’。”

在近代日本，这表面对西方的羡慕与追随，总是让位于嫉恨与对抗。直到美国人的到来，似乎才打破了这种循环。日本终于呈现出东京奥运会的成熟一幕。但日本真的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吗？在战后的经济复苏中，昔日的财阀与政治家族很快又占据了主宰。在21世纪开始的东京，不止一个日本人向布鲁玛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来袭，他们觉得只有借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闭。在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后，也让人不禁想象，倘若麦克·阿瑟将军当年大胆地废除了天皇制，日本将会以何种面目出现？

回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倘若中国知识分子能在寻求富强之道时，也能意识到日本模式所蕴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国之路或许也会变得不同。这一点对于正在获得富强的中国，尤其富有启发。

序言　东京奥运会

1964年，日本回归世界舞台，战后那段饥馑、耻辱和持续至1952年的被盟军占领的岁月终于画上了句号。随之而来的是被称为经济奇迹的繁荣年代。就正式的政治层面而言，日本早在1951年就已作为主权国家重返世界舞台，因为是年9月，时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的吉田茂同日本过去的敌国美、英、法等国（不包括中国和苏联）签署了《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San Francisco，又称《对日和平条约》），但1964年奥运会落户东京让这一年的秋天成了日本隆重庆祝其和平改造和战后民主复兴的绝佳契机。日本再也不是那个灰头土脸的战败国了，而已然重获世人的尊重。历经数年的大兴土木，修建起高速路、体育场、酒店、下水道、轻轨和地铁后，东京准备以一场主题为爱、和平与体育竞技的盛会来迎接全世界的瞩目。

10月10日下午，人们坐在丹下健三*设计的崭新体育场内，看着九十四个参赛国的运动员入场，一一经过观众席。美国代表团头戴牛仔帽，日本健儿则一袭红色运动装。坐在皇家包厢里的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友好地挥手致意，八千只洁白的和平鸽振翅翱翔。对于任何经历这一幕的人而言，当他再回想起1933年日本愤而退出国联，并于1940年加入轴心国妄图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瓜分世界的那段往事，想必会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满洲国”、南京大屠杀、偷袭珍珠港、巴丹死亡行军、冲绳战役和马尼拉屠城——所有这一切此刻似乎已成过眼云烟，报纸上每天都会刊载成千上万日本人投书的小诗，抒发他们内心的喜悦。一位淳朴的日本人感慨道：

一面又一面，总共九十四面国旗，

当中一些指不定还曾相会于沙场。

这首诗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为其文采有多斐然，而在于作者用了“指不定”这一古怪的字眼。但正如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所言——我在本书中也会援引他的著作——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日本人习惯把话说得含蓄一些的特点”。

到了1964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业已成为日本战时受难以及后世和平主义思潮的主要象征。奥运会开幕式上点燃奥运火炬的正是出生于原子弹爆炸当天的一名广岛青年，这样一来可以表达出日本的和平意愿，二来或许还可以反映出日本的苦难历程，当中夹杂着一丝自怜。圣火点亮时，日本自卫队的战机飞越东京上空，怀着由衷的和平畅想，在空中画出奥运五环的形状。

凭借友好的姿态和高效的组织，日本人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力求万无一失。日本人同时也是奖牌大户，摘得十六枚金牌，仅次于美国和苏联。日本人很看重体育比赛的成绩，有时或许执着得过了头。两位日本运动员——分别是马拉松选手圆谷幸吉和女栏健将依田郁子——因为辜负了国民的期待，后来相继自杀。可怜的圆谷在跑进体育场时还排在第二位，但就在即将冲线前被一名英国选手超过了。这一幕令在场的东道主观众目瞪口呆。蒙受奇耻大辱的圆谷最后虽摘得铜牌，但并未起到多少安慰作用。

日本人素来很在意自己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他们而言，竞技场上的胜利可以抚慰战败的记忆。20世纪50年代期间，一位名叫力道山的彪形大汉在摔跤场上连连取胜，多少安抚了日本人受伤的自尊心。力道山的比赛似乎总有规律可循。面对身材高大、往往大打出手且通常来自西方的对手，刚上来几个回合，力道山总处于下风，但逐渐地，在心中富士山的激励下，这位日本好汉会爆发出一腔义愤，虽体格较小，但最终会以弱制强，战胜大一号的金发家伙。

不过，提到力道山，有几件事不能不说。首先，他的原籍其实是朝鲜，官方对此刻意保密，但并非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其次，职业摔跤尽管别开生面，但缺少了诸如相扑、剑道和柔道等传统搏击术的那份神韵。再次，举办奥运会这一年力道山已不在人世，在此一年前，他在东京一家夜总会被一名暴力团成员刺杀身亡。是时候让日本人用更传统的姿态施展他们的气力了。于是，日本奥组委动用手中的特权，新增了柔道这一奥运比赛项目。

撇开日本人有望在本土项目中争金夺银这一点，选择柔道还有一大好处：能体现以柔克刚。柔道讲究的不是体型大小或肌肉力量，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甚至有几分精神力量的意味。要想打败对手，得靠耐心、迅速的反应和绝不轻举妄动，因此，小个子用巧劲可以战胜比他壮得多的对手。不同于摔跤或拳击，柔道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可是习惯了粗蛮打斗的西方人万万不可能具备的。换言之，柔道能体现出日本文化和日本气概的优越性。

为了强调这一点，日本人除传统的重量级、中量级和轻量级分组外，还设置了一个无差别组。无论体格大小，任何挑战者均可参赛。日本方面，这块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是神永昭夫，他是个技艺超群的冠军选手，有着日本人当中少见的魁梧身材，不过跟身高6.6英尺、体重267磅†的巨人荷兰冠军安东·吉辛克（Anton Geesink）一比，就相形见绌了。即便如此，神永也赢定了。这一战的价值，足以抵得上力道山在职业摔跤场上战胜金发“低等人”一百次的战绩。

比赛定于10月23日，奥运会落幕当天。多达一万七千名观众涌入东京市中心的日本武道馆，想要一睹神永为日本奥运会献上的压轴大礼。在日本的各个城镇和乡村，人们聚拢在商店橱窗周围，通过电视观看比赛。谁都不想错过这场好戏。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街头，支持神永。他宽阔的肩膀现在要扛起整个日本的荣耀。当天连国会都休会了。有着拳拳爱国心的社长们确保在自家公司每层楼都摆上一台电视机。人们给报社寄去赞美神永的小诗。就连天皇都会亲自观赛。

起初的十分钟里，日本人和荷兰人难分高下。神永攻而吉辛克守。两人都紧盯对方脚下，试图预判下一步动作，仿佛在用身体对弈。忽然，吉辛克向前猛扑，体型巨大的他居然出奇地敏捷，一把将神永按倒在榻榻米上，并死死压住后者。日本冠军拼命挣扎，试图抓住对手，他强健的小腿一遍遍拍打着榻榻米，就像一条鱼在做垂死挣扎。终于，裁判宣布时间到了，吉辛克胜。

起初现场一片死寂，接着响起啜泣声。巨大的羞耻感让人几乎难以招架。日本人的阳刚气概再一次面临西方优越力量的考验，并再一次被证明成色不足。但随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吉辛克获胜后不久，一干荷兰拥趸本想冲入场内恭贺他们的英雄，吉辛克却立即抬手制止了他们，然后转向神永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日本观众纷纷起身，对这一尊重对手的传统姿态报以掌声。这一幕他们永远也无法忘怀。在东京，吉辛克这位魁伟的荷兰胜利者向日本人展示出刚柔并济的威力。自打那时起，他在日本人心里成了永远的英雄。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过分自信、狂热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时而执念于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这些因素对日本现代史都产生过影响，但相较于其他品质，有一种最令其受用：那就是虽败犹荣时的那份优雅。

注释

*　丹下健三（1913——2005），日本著名建筑师，曾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东京奥运会主会场就是他的杰作。——本书注释除特殊注明外均为译注

†　转换为公制后，身高为198厘米，体重121公斤。

第一章　黑船来袭

1853年7月8日，绰号“老马特”的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将率四艘全副武装的军舰驶入江户湾。他此行的使命是逼迫日本对美国舰船开放港口。彼时的佩里认为日本人是一群愚民，他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日本同他国断绝往来，已经大约有两百年了。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忌惮外部势力入侵，另一方面又担心传教士散播的基督教信仰会让臣民变得难以管束，于是取缔了这一教派。除了将大部分外国人和所有神甫驱逐出境外，还禁止日本人出国。胆敢违令者格杀勿论，且死法一般都极其惨烈，没有人敢以身试法。虽然同中国和朝鲜仍有通商往来，但自17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的西方人仅剩下一小拨百无聊赖的荷兰商人，他们被禁足在长崎市近海的一座人工小岛上。

“黑船事件”是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较量之一。一方是佩里及其麾下四艘“邪恶黑船”，它们停靠在日本岸边，鸣响火炮，隆隆的炮声传递着不祥的讯号。另一方是日本人，站在岸边一字排开，手握刀剑和老式火铳。佩里准将坚持只同日本政府的最高代表打交道，却吃不准此人是谁。天皇虽高高在上，但仍是没有实权的虚君，至于他和将军之间的区别，佩里更是一头雾水。身居京都这一昔日帝都的天皇象征着日本的文化延续性，承担礼仪和精神上的职责；而作为武士大统领的将军则坐镇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主持朝政。自1603年起，历代将军均出自德川一族，他们的政府也因此得名“德川幕府”，亦称“江户幕府”。

对此一概不知的佩里却坚持要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要求日本开埠的信件直接呈给天皇。但即便这封信交到后者手中，也只会令他不知所措。

由于日本的通事只懂荷兰语这一门欧洲语言，与他们的沟通进行得很艰难。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被逐出日本后，更关心赚钱而不是传播信仰的荷兰商人成了唯一获准驻留日本的外国人。尽管日本官员对美国人的坚船利炮充满了好奇心，也很乐意在佩里的旗舰上品饮兑了糖水的白兰地，但他们奉命让这些“花旗洋鬼”走人。他们坚称，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只有长崎。然而，对其火炮威力信心满满的佩里不肯让步。官方指派的美国翻译、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对日语只了解个皮毛，他在日记里写道，“志在四方的扬基民族”前来“打破了（日本）麻木不仁和长期以来的蒙昧状态”。

就在日本人商量对策期间，他们靠虚与委蛇和其他拖延战术镇住了飞扬跋扈的佩里。终于，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佩里被允许上岸。接着，双方开始比试谁的排场更大。佩里大步流星，两侧是他最高大的黑人保镖；日本人则身穿上好的绸布服装。双方互赠礼物：美国人得到的是华美的锦缎、瓷碗、镀漆盒子、折扇等工艺精湛的宝贝；而日本人得到的是一台电报机和一节迷你小火车。日本人叫来了相扑大力士，还邀请佩里在他们肚子上打两拳。酒敬了一轮又一轮，某位日本官员在灌下大量威士忌和香槟后，搂着佩里说道：“日本美利坚，两国一心。”日本男人在喝醉后赞美国际友谊时都是这副德行。

冷静的传教士卫三畏指出，这真是“东西方之间的一次奇妙融合”，“铁路和电报、拳师和受过教育的运动员……削了发的秃顶和睡衣；手持火铳的士兵队列紧凑，进行操练；围着衬裙、穿着木屐、佩戴两把剑的士兵，所有人都乱哄哄的，跟乌合之众一样——所有这样或那样的事物，均凸显出我们的文明和习俗同这个与世隔绝的异教徒民族之间的差别”。日本人赠送的礼物很明显说明他们是“部分开化”的，而美国人的礼物则体现了“科学和更高等文明的进取心所获得的胜利”。

二十年后，许多日本人会秉持相同的看法，似乎“普世”的西方给一个深陷中世纪混沌的国度带来了一线光明。

佩里准将或许打心眼里相信他的使命就是教化劣等人，但是无论是此次访日，还是1854年再度访日，他的当务之急都是扩大美国在日贸易权益。他麾下战舰甲板上的六十一门火炮和日本形同虚设的海防（多数炮台都是障眼法，再说日本当时也没有海军）最终令江户幕府认识到，与其发动一场以卵击石的战争，不如委曲求全。自此，美国舰船获准驶入两个指定的日本港口，装载煤和其他补给。这些东西美国人会花钱购买，算是建立贸易关系的第一步。

在美国人看来，这一切颇得他们的心意，而佩里也会因为迫使日本“开国”而名留青史。在他的一生中，这份殊荣总是被挂在嘴边，逢人必吹嘘一番。的确，佩里的黑船以及其他出没在该地区的西方舰船触发了日本朝野的一场政治危机，终结了这个国家闭关锁国的状态。江户幕府的独裁统治维系了两百余年，但与西方优势力量的对峙暴露出了它不堪一击的一面。无独有偶，二战期间，日军也将欧洲帝国的外强中干展现得一览无余。围绕如何应对危机方为上策一事，日本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部分少数派呼吁放外国人进来，打开国门，对外通商；其他人则赞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番夷逐之门外。越来越多心怀不满的地方武士和知识分子预谋推翻不得人心的幕府，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并扶植天皇（以及他们自己）站上权力舞台的中心。与之相对的是一群鲁莽的好战之徒，妄图剪除任何反对将军的势力。造成这番动荡并非佩里一个人的“功劳”，但他的做法无疑激化了局势。

然而，佩里认为日本人乃井底之蛙的想法实则大谬不然。在他抵达江户湾之际，日本精英对美国的了解要胜过美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尽管相对闭塞，但日本人比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多数亚洲人还是更了解西方。他们在英美政治、西方科学、医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着实令人叹服。他们手头掌握着详细的美国地图，也知晓美国的政治制度。17世纪时，西方科学便已东渐，流入日本。日本人还做过有关俄国军事、英国经济等多方面的研究。不过，鉴于后来的历史进程，日本人从上述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要比研究本身更为重要。

*****

人们常认为，基督教在日本从未获得过发展壮大的机会，但实际上早在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在劝说日本人入教一事上便成绩斐然，特别是精英阶层中皈依者甚众。这使得将军及其谋士深深忌惮这一西方信仰。1638年，日本基督徒惨遭屠戮，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所有被认为有基督教色彩的书籍一概遭到取缔，利玛窦撰写的科学类书籍也赫然在列。更奇怪的是，就连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西塞罗的《论友谊》也被视为禁书。但西学并未因此偃旗息鼓。17世纪初，当局对所谓的基督教宣传品的封杀，以及旅居长崎的荷兰商人，共同促成了“兰学”的滥觞，也就是“荷兰研究”。以这门新型学问为业的人统称为“兰学者”，意即研究荷兰的人。

公众对荷兰人的印象是一群番邦异兽，小解时会像狗那样抬起腿，他们一头红毛，眼珠子蓝得跟鬼畜一样。不过，没过多久，长崎官方指派的通事便发现西医效果显著，而相形之下，中医则不那么管用。这些人说是通事，其实还身兼坐探一职。在没有辞典、不谙语法的情况下，他们学会了荷兰语，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除此之外，长崎和江户的部分医生还勤奋地钻研欧洲医学。官方对与荷兰有关的事物也饶有兴致。每年，荷兰商人都会被传唤至江户，接受将军及其随从的连番提问。为了给后者助兴，荷兰人还被要求唱歌、跳舞、互相亲吻，活脱脱地被当成了马戏团动物。

1720年，对欧洲事务发自内心感兴趣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放松了对西方书籍的禁令。吉宗有着异乎寻常的宽广胸襟，但他同中国帝王一样，是个心系稼穑殷盛的传统主政者。当时正值城市工商业萌芽和乡村暴动频发的时期，为防止出现更多农民起义，吉宗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由于节气对于农耕至关重要，将军便重视起历法来。在听人进谏说欧洲历制比中国历制更精确后，他决意弘扬“兰学”，并表示：“红毛国的人，做事往往靠心理演算，讲究合情合理；他们只会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要是某事不确定的话，他们不会言之凿凿，也不会拿来用……”

吉宗对“兰学”感兴趣，更多是出于实际需要，而非哲学思辨。尽管如此，他的态度同中国皇帝还是大相径庭。在后者的构想中，天朝大国居于天下中心。吉宗的继任者并非个个同他一样有着旺盛的好奇心和豁达的心胸，此外，兰学始终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尤其在19世纪初，那时幕府正绞杀异端学说。无论大多数兰学者多么爱国，多么保守，只要他们过度醉心于西洋事物，身上总隐隐笼罩着一层卖国嫌疑。官方以及多数学者的立场是，尽管西方科学在有效治理日本一事上可以成为一件有力工具，但是万万不可让普通人接触到外国思想，生怕人们会“找不着北”，忘了听统治者的话。

德川幕府奉行的意识形态是新儒家，这是儒家思想中特别保守的一脉，创始者是12世纪中国哲学家朱熹。朱熹强调自然秩序的重要性，而这一点经日本人诠释，成了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儒家士大夫的职责是解释典籍，确保人们加以遵守。他们好比教士，有权阐释上天的法条。19世纪著名自由派教育家福泽谕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传统的局限性：“在吾国，学问意味着统治者的学问，仅仅是治国术的一个分支。”不少儒生——日语里称“儒者”——兼具教师和中医的身份，西学与他们奉为圭臬的部分信条格格不入，对其地位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因此，他们乐见西学倡导者遭到打压。

同洋教师过从甚密或许会以悲剧收场。长崎的荷兰贸易使团里有个十分博学的人，名叫菲利普·弗朗茨·冯·西鲍鲁特（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是个内科医生，有德国血统，为人少言寡语。痴迷于收藏日本物件的冯·西鲍鲁特帐下有不少敬重他的日本弟子。1826年，在前往江户途中，他同高桥景保交换了礼物。高桥是出色的翻译和天文学家，是荷兰人口中的“格劳比乌斯”（Globius）。“格劳比乌斯”送给冯·西鲍鲁特一份日本地图，自己则获赠一幅世界航海图。消息一经走漏，冯·西鲍鲁特就因间谍罪被捕，继而被驱逐出境，而“格劳比乌斯”于三年后死在狱中，死因或为自杀。

另一位倒霉的学者是青年吉田松阴，他无比渴望见识西方世界，央求佩里让他上船，带他回美国。佩里拒绝了他。吉田因擅自登上美舰被囚禁于牢笼内。他的老师佐久间象山也因为怂恿学生出国游学身陷囹圄。佐久间曾基于自己的西学功底，发展出一套理论，探讨防范外夷入侵的最佳对策。他发表过《省侃录》这部名作。出狱后，因为给坐骑安了西式马鞍，佐久间死在了狂热的反西方分子手中。

彼时钻研西学是要冒风险的。然而，多数兰学家很难算是逆党，哪怕是那些呼吁以妥协退让来应对佩里掀起的风波的人，也一样不是乱臣贼子。许多人或行事谨慎，唯恐被卷入政治，或对此不屑一顾。总之，他们几乎清一色都是赤忱的爱国者，虽对中国中心论的蒙昧主义倾向颇有微词，却仍笃信新儒家的那套君臣之道。同冯·西鲍鲁特交换礼物的“格劳比乌斯”因涉嫌卖国死在狱中，但也同样是他，曾于1825年建言政府将所有外国船只驱离日本海岸。要是有人能将18、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日本思想家分为两派，一派是进步的、信奉自由主义和追求民主的西化论者，另一派是反动的、倡导本土论的威权主义者，这固然很好，可问题是这种区分过去不存在，如今也不成立。积极鼓吹通商和怀柔的人士——他们中有不少兰学家——同时也宣称，有朝一日，待日本“师夷长技以制夷”后，国家就能再度回退到安稳的锁国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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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钻研“兰学”的人自己浑然不觉，他们的学识对削弱儒教国家的哲学合法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人从中国那里借鉴了一套基于天下原则的治国理念：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要以天下自然秩序为依据，一位仁君务必确保二者之间的和合共生。儒家伦理被认为符合自然原则，“兰学”则引入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要是能对自然原则进行理性分析，而支撑儒教国家的天下观念又可以被证伪的话，那会对其政治合法性构成严重的挑战。

总而言之，西方科学在中国造成的震荡要甚于日本，因为其显示出中国并非天下的中心。为了避免可能爆发的伦理革命，中国人采取了将中式伦理同西方科学一分为二的做法，就仿佛欧洲思想无关乎伦理。19世纪末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实际上，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西学不可能在不遭到严重歪曲的前提下被剥离到简单的器物层面，而旧有的中国中心论原则也很难同科学探索相调和。因此19世纪以降的中国思想家往往会在立场上呈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先前沉郁的保守主义思想倒向激烈的偶像破坏论：要么就捍卫中国传统——管它应是何种面目——使其免受哪怕一丁点儿外国势力的玷污，要么就打着“赛先生”的旗帜，把传统砸个稀巴烂。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情况的写照。

对于西方思想，日本人有着相似的对策，却不像中国那般疾风骤雨，或者就算是疾风骤雨，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日本的知识分子同样采取了“举西方科学，存日本精华”这一保全颜面的策略，结果一样碰壁。然而，日本具备一大优势，即文化边缘性。过去视中国为智慧中心的日本思想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寻其他效仿对象。重要的是，鲜有日本人会幻想地球围绕日本转，他们或许会认为日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一片得神护佑的土地，但与之争夺神明眷顾的国度还有很多。他们还明白，日本的政治制度乃至其立足的原则都是源自中国的舶来品，一旦旧秩序运转不灵，想再师从他国也不会面临什么阻力。

日本与中国的另一大区别在于权力分割。在中国，世俗和政治权力集中在朝廷手里。德川时期的日本，将军以铁腕统御全国，天皇的角色则更近似教皇，经过他的加冕，世俗统治者才被赋予了合法性。这种安排后来有所异化，原因是与天皇同属一朝的将军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帝王相。不过，分权有一大好处：可以起来造政府的反。而要是打着效忠天皇的旗号、且无叛国之嫌时，就更是如此。换成中国，这绝非易事。

西方影响常常是日本剧变的催化剂，但绝不是幕府体制开始显露颓势的唯一诱因。早在17世纪，以大阪为主的一些沿海城市就已形成一个日益富裕且成熟的商人阶层。他们买卖日用品，订立自由契约，从事奇货可居的投机生意。商人在官方的尊卑体系中要比农民和匠人低一等，但当他们富起来的同时，名义上处在等级制顶端的武士往往变得无用武之地，到了18、19世纪愈发穷困潦倒。天下太平了，职业武士还有何用？武士的数量太多，没法安排所有人进入官府工作，经商则又显屈尊。三百年后风靡西方的那些记录武士信条和侠义精神的浪漫文字其实反映了他们无所事事的状态。旨在重武抑商的尊卑体系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此外，闭关锁国的国策也阻滞了日本的技术进步。

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传至日本，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这不仅说明中国已十分落后，同时也折射出日本自身的脆弱性。但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很早以前就已抱有这样的疑虑。1644年，满族灭明后不久，国势便一落千丈。差不多在胸襟宽广的德川吉宗大力倡导兰学的同时，日本国内还兴起了一股复兴文化传统的热潮。信奉本土论的学者在日本诗歌、神道教之万物有灵论和天皇崇拜中寻找日本优越性的证据（他们确实找到了）。甚至有人表示日本应取代中国，成为真正的中央帝国——至少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跟日本皇室的纯净血脉一对比，中国叛乱频仍、朝代更迭的政局就相形见绌了。日本文学表达含蓄温婉，汉学则被认为过于冰冷和理性。就连日本的亲华派也开始挑战“新儒家思想象征自然秩序”这一命题。而经由“兰学”引进的地理学则清晰地表明中国并非天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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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本土论者依然有一种恼人的习惯，他们研究外国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日本民族独一无二的优越性。神道教复兴论者牢牢抓住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以此证明日本人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地球当然是围绕太阳转，那么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难道不是日本人的神圣祖先么？日本不是从诞生之初就面朝太阳么？无疑，这种说法在佛教徒和信奉中国中心论的保守派看来不啻为歪理邪说，但同时也恰恰点明了西方思想之所以令本土论者心潮澎湃的原因：其有助于将日本从中华文化圈里解放出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本土论者对基督教的态度。18世纪末19世纪初，本土学派的重镇设在水户一座别致庭院里的书院（保存至今）。位于江户东北的水户长期以来就是学问之都，佩里准将造访日本时，水户藩藩主态度强硬，反对向外国人作出任何妥协。他鼓吹“尊皇攘夷”的口号。在他的支持下，所谓的水户学派专事日本独特性的理论研究。该学派领军人物之一的会泽正志斋曾在1825年发表著名的《新论》。会泽宣称，基督教是邪教，西方蛮夷则是一群“野猪饿狼”，他们在日本一靠岸，就应被剿杀殆尽。

可会泽同其他水户学派人士又都是勤勉的兰学者。会泽总结道，欧洲国家之所以强盛——这点他一上来就予以肯定——要归功于西方信仰。他认为，作为国教的基督教令欧洲臣民自然地归顺统治者，一神论可以促成国家统一，“政”“教”应当合一。这样说来，日本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国教，由天皇担任大祭司。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应该将神道教这一远古的日本信仰由众神崇拜的自然宗教改造成一门将所有日本人都置于天皇荫庇之下的全民信仰。神圣祖先天照大神将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地位堪比基督教里的上帝。令人扼腕的是，政教合一后来成为日本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奠基石之一，借的是古代传统的力，但效仿对象依然是欧洲。

西学学者和水户本土论者都或明确或隐晦地挑战了中国中心论式的旧秩序，因而两派人的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不管是兰学者，还是本土论者，都不欢迎佩里舰队这群不速之客，有许多人是彻头彻尾的排外论者。不过，他们承认西方思想的力量，也愿意加深了解，为的是能使日本有朝一日跻身强国之林。撇开围绕远古文献、皇室血脉纯洁性和祖先神祇的那套玄奥话语，从许多方面来看，本土论者和西方人一样现代，尽管西方到了他们这里通常会变得面目全非。此外，他们还将西方世界最坏、最无情的一些东西学了去，并仿而效之。

其中之一便是殖民主义。18世纪末有一位杰出的兰学者，名叫本多利明，是一位贫寒武士之子。本多在仰慕者口中被唤作“日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日本的“富兰克林”和水户派交游甚密，说真的，他的一些想法放在当时来看可谓十分进步。他尝言，政府建立的前提是民众许可，因为“当违背民意而以武力统治国家时，许多人会发自内心地反对强制胁迫，并成为作奸犯科之徒”。他还赞成游历海外，以开阔日本人的眼界。本多将国家的大部分问题归咎于对科学的无知以及卑躬屈膝地因袭中国已然不得人心的做法，他甚至还提议弃用汉字。根据对英国的研究，他总结道，一个面积狭小的海洋国家需与外界通商。他相信，日本有四大亟需：火药、金属、航运和殖民。

本多认为，没有殖民帝国，一个国家便无法成就一番伟业。他对日本殖民帝国的构想同其政治思想一样，既进步，也无情，这一点同他崇尚的楷模英国的殖民方针高度吻合。为了攫取日本致富所需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可以对被殖民国家的原住民进行剥削，也可以砍伐森林。参考日本其后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极具“先见之明”。本多对好的殖民统治的看法也领先于同时代人：“父亲般的统治者有责任引导并教化原住民，好让他们每个人都不会庸庸碌碌地混日子。”

这样说来，佩里的翻译、善良的卫三畏牧师根本就没有参透这些日本“原住民”。他们完全不像他认为的那样麻木不仁和愚昧无知。日本人心里的主意多得很，其中不少观念早在卫三畏抵日很久之前就已从西方东渐。问题是，在旧秩序的大厦将倾、一个崭新而现代的国家成型之际，到底哪些观念是行得通的。纵然学者的思想对后世存在影响，但他们并非缔造历史的主体。直到20世纪20年代，本多的学说才完全为世人所理解，他的声望也达到了生前难以企及的高度。不过，那些推翻幕府统治的人除了受到思想的鼓舞外，切身利益也是他们行动的原动力。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是排外论者，一部分是朴素自由论者，还有一部分则兼具双重身份。

倘若说即将到来的这个百年是以排外、威权主义和战争为标志的话，通往开放、民主局面的道路也并未完全被堵死。1837年前后，所有渗透进日语的外来语当中有个荷兰语词汇，叫vrijheit（经由荷兰人撰写的一部拿破仑传记引入），意为自由。至少有一位日本通事对此念念不忘。他很清楚大声说出这个词会招致危险，因此一直郁郁寡欢。据当时一位见证者所言，他只能靠饮酒来解闷，但“喝醉后，又免不了高喊‘Vrijheit！’”。

也许卫三畏认为日本人“部分开化”的看法还不至于错得那么离谱，这一评价对世间所有人都通用。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开化的那一半人总会做一番挣扎。只可惜，在日本，挣扎总会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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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至1868年这一时期，也就是自佩里的黑船来袭到幕府统治的灭亡，史称“幕末”。“幕末”这个词除了隐含“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轻佻、浪荡意味外，还呈现出一种黑暗而暴虐的面貌。这一点起先在剧情邪恶的歌舞伎作品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很久之后又在不计其数的武侠片里得到了体现。“幕末”临近尾声之际，日本社会波诡云谲，动荡不安，阴谋四起，杀机四伏，兵燹不断，政变频繁。来自西南的藩主们同德川幕府的忠臣明争暗斗，最终导致内战爆发。这一时期，人们狂躁不安，各种“末法”思想†层出不穷。暴民啸聚江户在内的大城市，高举神道教画像，去神社拜祭，在大街上衣不蔽体地翩翩起舞，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交媾之事。他们打劫富户，边打劫还边像走火入魔的教徒似的大喊：“这样不好吗？这样不好吗？我们想干嘛就干嘛！”同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情况一样，19世纪60年代涌现出一批年轻的极端主义者，视暴力为民族救赎之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或许与日本社会在太平时期受到的严密管控有关。

佩里的到来使得“尊皇攘夷”这句口号成了“倒幕”的一纸战斗宣言。江户幕府不仅越来越无力维持时局，还被指责是外敌来犯的祸首。人们既畏惧变革，又反抗传统。革命党既是偶像破坏者，亦是反动势力。年轻的极端主义者往往出身于低级藩士家庭，在旧社会里迷失了自我，于是通过一系列暗杀行为来表现他们排外、尊皇和救国的抱负。这为之后的一个世纪树立了标杆。1858年，一位幕府高官‡与美国签署条约，赋予美国人在日通商和居留的特权。他晓得自己无从选择。两年后，这位官员在位于江户的将军府外遇袭身亡。一伙来自水户的武士把他从坐轿里揪了出来，当场砍掉了他的脑袋。虽然凶手自认为官员该杀，但怎么说这也是以下犯上。于是，杀手按照武士的惯例，切腹自裁，以死谢罪。

另一位险些得手的刺客是个来自土佐地区（位于日本西南的四国岛）的青年，名叫坂本龙马。他是许多小说、剧本、电视剧和电影的主人公，常被称为日本的“加里波的”（Garibaldi）§：一头乱发，放荡不羁，腰挂佩刀。这番打扮在二战后比在战前的专制时期更受人推崇。坂本从政之初是个嗜杀的狂徒，后来获得政治启蒙，这一转变过程折射出同时代人身上共有的幽暗魅力、急智和对不同政治可能性的开放心态。

一想到自己要过那种束手束脚的地方武士生活，坂本便心生厌倦。他退了学，离家出走，告别领主，上了一所剑术学校。满脑子都是水户学派那套民族纯洁和外夷险恶之说的坂本动身前去刺杀卖国贼。他自认为找到了完美的目标：人称“麟太郎”的胜海舟¶。后者是幕府的海军专家和知名兰学家，曾在长崎同荷兰海军专家共事过一段时间，也作为1859年日本首批派驻美国的公使团成员，亲眼见证了美利坚国力的强大。他总结道，日本要想维持其独立国家地位，唯一的机会便是打开国门。在坂本这种狂热的年轻武士眼里，胜海舟此举不啻为懦夫行径和卖国求荣。

据传当时经过如下：胜海舟在面对前来索命的青年时，镇定自若地说道：“你是来杀我的吧？要是的话，应该先等我把话说完再动手。”这之后，事情出人意料地来了个大转折，但这种转折时而又很符合日本主人公那种鲁莽的性格特点。胜海舟辩称自己和坂本一样爱国，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日本变强大，赶走外夷的最好办法是先学会他们的全部技艺，因此他才提倡门户开放，一开始妥协退让。据传，坂本扔掉了手中的剑，跪倒在地，为自己的“心胸狭隘”赔罪，并恳请胜海舟收他为徒。也许当初情形果真如此。

坂本在胜海舟身边侍奉了数年，后来在长州、萨摩和土佐之间斡旋，促成了它们的结盟。这三个藩是西南几股反幕府势力的中坚力量。萨摩位于九州南部，长州在本州西陲。16、17世纪之交，日本陷入内战，这三个藩的领主吃了败仗，因此一直被排除在德川幕府的核心权力圈之外。萨摩和长州的藩主打算同江户幕府开战，但坂本主张议和，并敦促其盟友说服将军退位。坂本提议，日本应由一个地方大名组成的议事院共同治理，德川将军在其中仍有发言权，但不再担任大统领。1867年，末代将军同意了坂本的提议，但萨摩和长州的武士此时已丧失耐心，唯有一件事能满足他们，那就是幕府的倒台。

坂本把新的活动地点设在长崎，他在那里研习西方政治体制，并对欧洲国家的宪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没读过几年书，坂本想必聪慧异常，因为早在1867年时，他就已设想出后幕府时期一幅高度详备的政府架构蓝图：政治权力必须被交还到天皇手中，但一切政府决策的通过须以两大立法机构，即上下议事院的“全体人员意见为依据”。宪法的起草也势在必行；在物色高官人选一事上，则采取任贤选能的原则，不再看重等级或出身。（有必要记住的是，像坂本这样地位卑微的武士总被要求对上级卑躬屈膝，不管是在本藩还是外藩。）后来，坂本在另一份文件里详细说明了如何遴选贤能以及选举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对于开展外事，他的意见是“要遵循全体意见通过的恰当规范”。

鉴于坂本自身的背景以及此类政治模式在日本史上尚属首创这一事实，这份文件的意义不容低估。一年后，其中大段行文被写入明治维新的《五条御誓文》**，正式宣告幕府统治的终结。明治，顾名思义就是“开明之治”，被用作天皇的新年号。过不了多久，“明治”二字便会成为令人瞠目结舌的现代化进程的代名词，引得那些仍然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亚洲人纷纷投来敬畏的目光。

这是一则振奋人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社会如何经由进步思想洗礼，从封建主义和军事专制迈向自由和启蒙。可惜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毋庸赘言，政治自由主义的种子已经撒下，但其生长进程从一开始便受到其他力量的阻遏，将日本推往另一个方向。一旦天皇和他的廷臣为某个政治目的所用——利用他们的是反抗幕府的叛党，以萨摩和长州这两个藩为主——一种现代化的专制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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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身居京都的天皇象征着日本文化与道德的守护人。对于其政治授信，将军根本不当回事，甚至都懒得与之见上一面，遑论共商国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情况则大为不同。反抗幕府的强硬派人士怂恿孝明天皇反对同美国签订协议，但天皇本不应对这类事发表意见。即便反对幕府的叛党并不真的希望看到天皇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也已拉开了天皇制走向政治化的序幕。

这一进程最终以灾难收场，其结果早在新宪法制定之初的几部草案里就可见端倪。1867年，在同萨摩和土佐方面的代表会晤过后，坂本龙马等制宪者拟了一部草案，其中包含下述条文：“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政刑††归于一君乃自然之理。”话虽如此，这番措辞还是给建立世俗政府留有一定余地。天皇依然可以只充当名义上的统治者，将执政之事托付给文官组成的政府。但实际情况似乎是“复古神道”学派的口号“祭政一致”——即祭祀和政事统一——正在成为一种政治现实。

幕府统治的终结并不像坂本料想的那样是个和平的过程。1868——1869年间，拥护幕府的臣子和天皇的军队之间爆发了内战。拥幕派来自东北的几个藩，倒幕派则来自西南。战事进行得很惨烈，那些不幸身处交战双方中间地带的平民只能任凭武士对他们百般欺凌。幕府的最后一道防线设在会津这座水户西北的城邑。三万天皇大军兵临城下，用最新式的西方火炮轰击会津藩藩主的堡垒。在苦苦支撑逾两周后，这座城池被大火吞噬。许许多多拥幕派年轻武士在绝望中切腹自尽。堡垒被攻破了。会津藩藩主损失了三千多名手下，他本有两万多人马，剩余的散兵游勇面对追兵，一路逃亡至北方的苦寒之地，死于饥馑者无数。

天皇迁都江户，并更名为东京，这也是近千年来天皇首次与政府机关同处一座都城。东京市中心建起了名为“靖国”的神社，以缅怀为天皇捐躯的英灵。他们的牌位被供奉在神社内。在后世一系列对外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也将魂归此地。那些效忠幕府的人士则下场凄凉，无人为他们建祠立碑。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依旧能激起人们强烈的抵触心理，反对者不仅有日本过去在亚洲的敌人，还包括日本国内的基督徒和自由派。

不幸的是，坂本没能活着看到幕府走向覆灭的这一天，亦未能等到他为之呕心沥血的明治维新成为事实。幕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京都成了一片乱世，遍地都是阴谋家、刺客和行走江湖的剑士，人人都在蠢蠢欲动。1867年冬，坂本藏身于一位贩酱油的友人家中。他知道幕府的人在追杀他，但自觉无人身安全之虞，于是差保镖出门买吃的。一个陌生人敲响了商人家的门，说要找坂本龙马。坂本的家仆刚想转身去禀告楼上的主人，来客便闯进屋内，身边还跟着两名剑客，他们拔刀向坂本的头部、身体和四肢砍去。这些刺客是“新选组”的成员，该组织的宗旨是杀光所有与将军为敌的人。事毕，他们走了，留下了倒在血泊中的日本制宪第一人。

注释

*　米勒德·菲尔莫尔（1800——1874），美国第十三任总统，任内（1850——1853）开启了美日关系史上重要一步。——编注

†　原书作millenarian cults，但在日本幕末时期，并非带基督教色彩的千禧年主义信仰，而是末法思想，一种佛教末世论。末法是佛教用语，指正法绝灭，佛法衰颓之时代。——编注

‡　指井伊直弼（1815——1860），彦根藩藩主和江户幕府大老。其暗杀事件被称为“樱田门外之变”。——编注

§　意大利民族独立先驱。

¶　胜海舟（1823——1899）是幕臣中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幕府海军的创始人。

**　《五条御誓文》，是日本明治天皇于庆应四年阴历三月十四日（1868年4月6日）发表的誓文。

††　即行政和司法权。——编注

第二章　文明开化

据传，2月11日是日本神话里首位天皇建立皇权的日子，日本特意选在1889年的这一天纪念其“名正言顺”地跻身强国之林。一个焕然一新、与封建时代彻底决裂的日本将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部宪法，落实“文明开化”这一明治时期的主要口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口号，略晚些流传开来，这个口号便是“富国强兵”。不过这还是后话。说到天皇，他像神赐礼物一样将宪法施予臣民。围绕这一重大事件而举行的仪式隆重而盛大，十分符合明治日本那种奇特的文化矛盾心理。

一大早，明治天皇（外国人多以其名“睦仁”称呼）便穿上古制朝服，遁入东京皇宫的神社内室中，向列祖列宗禀告了新宪法的事。他解释道，这份文件符合“文明进步”的精神，旋即话锋一转，劝诸位先皇不要担心，说新宪法定会维系皇权的世代传承。还不光是维系，明治维新——抑或是明治维新的政治宣传——的意义就在于，它“复辟”了远古形态的日本皇权。

明治天皇的臣民此时还对皇恩浩荡的陛下赐给他们的新宪法的内容浑然不知，但就算是参加了随后举办的庆典的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庆典于当天晚些时候进行，天皇身边有一位德国顾问，专门负责就宫廷礼仪的“移风易俗”出主意。庆典便采纳他的方案，取欧式风格。正如当时某幅浮世绘所示，天皇的觐见室为仿维多利亚风格，欧式和日式图案随处可见，譬如金色的流苏、红色的软绒、精致的镀金烛台，数量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已换上一套欧式元帅服的天皇端坐在金灿灿的普鲁士风格的御座上，身后是皇家徽章，脚下铺着长长的红地毯。皇后紧挨夫君而坐，身穿一件极不相称的粉色晚礼服。她一般不抛头露面，此次登场，再度证明日本已接受文明开化的新风尚。天皇手下的大臣和留着连鬓胡子的士绅或身穿双排纽礼服，或一身戎装，腰板挺得笔直，显得不太自然。在画家笔下，他们被安上了一双与实际不相符的大长腿。天皇一侧是他的外交团队，以赞许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一切，好似观摩学校话剧社表演的家长。随侍人员中还有伊藤博文，他是日本枢密院议长，也是新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伊藤崇拜俾斯麦，举手投足间有几分神似“铁血宰相”，包括后者手持雪茄的仪态。（二战后担任首相的吉田茂也会以此方式表达对丘吉尔的敬意。）

有件事给这一喜庆场合蒙上了污点：改革派文部大臣*森有礼遇刺身亡。他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笃信不疑，以至于提倡日本人和欧洲人通婚，“是为提高日本国力之上策”。排外势力长期以来就对森有礼的西化做派恨之入骨。制宪日当天，一位来自长州的原藩士刺死了森有礼，原因是他在参拜伊势神宫这一神道教至尊圣地时表现得不够恭敬。尽管森有礼会因为喜欢说教被载入史册，但杀害他的年轻人一样青史留名，理由是他的爱国精神“至真至诚”。

继1868年政府许诺出台宪法以来，日本人总算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十年来，举国上下的人都对新宪法的性质和可能的内容议论纷纷。民权和自然权利活动家发表倡议，撰写草案。同坂本龙马一样，植木枝盛也是来自土佐的原藩士，他写了一首歌，鼓吹主权在民，其中几句歌词激情澎湃：

让我们为宪法而奋斗！

为尽早实现民选议会而奋斗！

前进！前进！吾国的人民，

让我们推动自由和民权！

然而，实际颁布的宪法却言辞模糊，且完全将国家主权置于天皇手中。恰如日本名仕穿戴的礼服和高帽，以及东京市中心建起的某些现代红砖楼，宪法披着光鲜亮丽的西式外衣。立宪者借鉴了普鲁士宪法，为的就是让西方世界刮目相看：瞧瞧，日本如今也是现代化民族国家，那些赋予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日特权——譬如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总算可以寿终正寝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向某个外国京畿看齐，这一旧戏码如今再度上演，只是情况有变：巴黎、伦敦、柏林和华盛顿取代了中华帝国历朝古都的地位。

明治宪法的确授权国会筹备选举，首届选举的日期定在宪法颁布后次年，但是政党无从干涉政府大臣的人选任命。只有一小部分人——多是富裕的地主——享有投票权。伊藤博文在同僚中算得上是思想开明的，但他对此事的看法却与其偶像俾斯麦别无二致，即人民主权十分危险。他表示：“鉴于皇权是我国宪法的基石，我们的体制就不能以一些欧洲国家通行的‘君臣共治’观念为出发点。”

伊藤等寡头大多出身萨摩和长州两藩，1868年维新之后，他们花了不少时间周游列国，为日本挑选合适的政治思想。一行人前往欧洲和美国，研究英美模式，并满怀感情地造访了荷兰这个日本“最久远的朋友”。尽管对美利坚的国力赞叹不已，也感念于美方给予的礼遇，但美式民主令他们惶恐不安：看着实在是太混乱了。因此，在听到旅德日本侨民说还有区别于英美、更适合日本国情的政治模式时，伊藤等人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并非人人都倾向于师从德国。明治维新著名先驱之一大隈重信就更推崇英国式的宪政思想，但这条路很快就被同僚堵死了。大隈本人也险些死于暗杀，刺客和杀害森有礼的凶手是一路人，都是那种一片“赤胆忠心”的狂徒。

由此说来，以明治宪法的定义来看，日本民主从一开始便如“病孩儿”。德国和古代日本的专制思想构成了新宪法的灵魂。但从长远看来，最大的隐患还是来自法条的模糊性。天皇虽被赋予绝对统治权，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大统领，也不是类似欧洲君主那种独裁者。按理说，天皇不应直接参政；他的理想角色是凌驾于世事之外，委托一群官僚精英以其名义制定决策。与此同时，日本武装力量效忠的却是天皇，而非文官政府。这就造成了一种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态，躲在幕后的人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大权，个体无需为其行为承担最终责任。

事情是否可以是另外一番局面？日本人难道就非得认准一个既不像德国又不像古代日本的专制体制么？存不存在建立民主制度的机会？机会还是有的，但是鉴于推翻幕府的那群人的背景，机会永远都成不了现实。

明治维新的一众英雄，诸如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山县有朋、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均来自长州或萨摩。他们深谙忠诚、服从和军纪所构建的武士信条。西乡隆盛是维新时期最具浪漫色彩的人物之一，他身材高大，骁勇善战，还因为一对硕大的睾丸声名远播。西乡想在萨摩建立一个武士国家。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尤以取消武士地位世袭制为主——令许多武士感到被时代抛弃，胸怀愤懑，西乡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1877年，他率部起义，反抗中央政府，掀起一阵血雨腥风。从表面上来看，萨摩藩起事的动机是西乡认为日本对朝鲜的政策过于软弱，但实际上他另有所图。尽管许多改革措施根本谈不上民主，但对于千千万万习惯于封建体制的人而言，依旧是过于激进了。西南战争的爆发是日本人对“反动”起义者素来抱有好感的一大明证。西乡的一片赤胆忠心从未遭人质疑。同他那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同志相比，后人至今仍认为西乡更加伟岸，更富英雄气概。

明治早期历史的惊人之处并不在于萨摩和长州藩主认为人民主权不对他们的脾性，而在于数量众多的日本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天皇于1868年颁布的《五条御誓文》中曾经承诺会创建“议事会”，且“所有事宜均通过公众商讨决定”。来自昔日土佐藩的权贵追随坂本龙马，在诸如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著作《自助论》（Self-Help）等励志文学的鼓舞下，成群集党，鼓吹代议制政治。由于这些土佐藩藩士被排除在萨摩和长州两地领导人把控的中央政府之外，他们的这种做法相当符合自身利益——他们想为自己代言。

从某种角度来看，明治初期日本的政治改革并未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不仅如此，伊藤博文等人相信，政治改革力度过大的话，会颠覆渐进式的经济政策。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已经踏上通往现代市场经济的道路：法律废除了阶层等级之分，农民能够拥有土地，财产可自由买卖，一些垄断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企业制度。虽说是自由企业，实则从未脱离国家干预。正如明治口号所言，维新的目的不仅要“富国”，还要“强兵”，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扶持增强军力所需的战略行业。早在幕府将军统治末期，日本人在欧洲专家的帮助下，就已着手建造蒸汽轮和加农炮。日本首座铸铁厂诞生于1857年，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将官营纺织厂、铁路、水泥厂等产业变卖给私营企业主后，日本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波工业繁荣。也就是说，日本的工业革命要晚于英国，但也只比德国略落后几年。由于起初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胆量涉足现代企业，日本工业财富的半壁江山便集中在几家公司手里，它们很快成长为巨大的工业联合体，亦称“财阀”。举例而言，三井在江户时期还只是一家织品店，后来发展壮大为集银行、贸易公司、煤矿、化工厂等诸多产业于一体的巨型康采恩。另一家知名财阀三菱刚开始只是一家规模很小的轮船公司，到了20世纪30年代，却已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商业“巨无霸”之一。它们的发展模式如今在日本已耳熟能详。官僚、政客和商界领袖编织起一张绵密的关系网，他们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靠鼓励大企业放开手脚在市场上竞争，而是通过制定战略方针，提供政府补助，以及签订互惠互利的密室交易。明治日本有的是小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人物。乡下小子背井离乡、在大城市出人头地是明治时期小说家最青睐的主题。不同于美国的是，个人财富在日本得为国家需要让路。正如俾斯麦治下的德国，经济同政治一样，都是民族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经济上，明治日本已逐渐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政府依然只是一小撮来自西南的昔日武士的专属领地，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因此得名“寡头”。他们精明强干、精力充沛，某些方面聪慧过人，但死死守住权力不容他人染指的做法也确保了民主自诞生之初便会遭到扼杀。

不过寡头统治并非没有对手。最早想要将经济自由转化为政治自由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土佐的知识分子，名叫板垣退助。同大隈重信这位较为开明的明治时期领袖一样，板垣也是一起未遂刺杀行动的目标。1882年，他在参加公众集会时遭一名狂热警官枪击，就在倒地之际，据传他还喊出了那句闻名遐迩的口号：“板垣可以死，但自由永不亡！”事实上，板垣捡回了一条命，而他所推崇的自由权利就没那么幸运了。

板垣等所谓民权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主权不应立足于“君权神授”——这不啻为对帝制的当头棒喝。他们时常会搬出自然法的概念，卢梭、穆勒、斯宾塞、边沁和托克维尔的作品在这些早期民权活动家当中被广为阅读。一些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小团体后来转正为“自由党”。大隈等亲英派人士则组建了一个与之对立的党派“宪政党”。然而，撇开他们对欧洲理论的兴趣，板垣等活动家从内心深处来看依然是武士，他们从不认为普罗大众应该直接参政。西方也从来不缺少为上述观点背书的人。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Grant）‡曾高调造访东京，他就建言日本政府，称过度自由会令其国民难以消受。而另一位民权活动家心目中的英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早年曾主张人们有权反抗政府压迫，到头来却认为只有绝对王权才适合日本人。

实际上，不少人曾尝试投身政治。由于日本国内外盛行日本人“随大流”“缺乏主见”“顺从成性”，因而不热衷政治的观点，这就使得那股曾几何时席卷日本城乡、不分阶层的议政热潮显得格外耐人寻味。除了连农民也可以建党结社外，明治日本的另一大特色是各种叛乱层出不穷，矛头多对准地方长官和地主，而非中央政府。问题的症结在于专制统治，我们不用读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或亚当·斯密的作品，也对专制统治深恶痛绝。至少有一起事例可以说明农民反抗过帝制本身。纵然私有物权是明治改革的核心宗旨之一，政府却决定将长野县农民的土地收归国有，改造为皇家林场。农民为此抵抗了二十五年，他们以法律为武器，据理力争，并于1905年拿到了部分赔偿。他们是幸运的，没有因为煽动叛乱而锒铛入狱。

某起最著名的暴动发生在1884年，策源地位于东京西北的秩父郡山区内。“秩父暴动”的根源照例是压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而政府政策失当起码要为之承担一定责任。在将业余辩护士、自由党的一些干部、义愤填膺的教书匠和个别地痞煽动家推举为代表后，农民建立了“困民党”。他们向官府和郡役所提交请愿书，同债主协商延缓债务偿还，却一次次招致警方的野蛮镇压，终于忍无可忍，手持刀剑、火铳和竹枪，同政府军激战了整整十天，最后无疑还是败下阵来。三百人被囚禁，七人遭处决。

这些暴动令两大“自由”党派的领导人惶恐不已，继而迅速与自己眼中的“大胆刁民”划清界限。然而这一旗帜鲜明的表态无济于事。由于不断遭受来自政府的滋扰，这两大党势力日衰，人心消沉，并于1884年解散。后虽经历复兴，但声势已大不如前，且改头换面，成了企业利益的吹鼓手：自由党为三井财阀说话，宪政党则代表三菱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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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开化”这句口号向来是文化意味重于政治意味，强调的是气度和外在。然而在日本，外在偏偏又举足轻重。明治时期流传过这样一句嘲讽式民谚：“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响起来。”似乎某人梳着欧式发型便是其出身显贵的象征。部分明治领导人发自内心地认为，要是打扮成欧洲人的模样，就能说服西方列强放弃不平等条约。

明治时期的启蒙开化运动，既有几分装腔作势，又让人肃然起敬，同时也不乏荒诞色彩。即便是出于为现代化过程披上一层本土论外衣的考虑而去创造、复苏一些远古或近古风俗，人们也在有意识地排斥和湮灭不久前的一段历史。倘若这段历史在西方人眼里显得轻浮佻薄、下里巴人的话，这种意识便分外强烈。举例而言，歌舞伎曾是低俗淫乐区里一道鲜活的风景线，经过改造后，已无伤风化，成了一门越来越死气沉沉的经典传统。1872年，歌舞伎大家九代目市川团十郎在东京为新剧院揭牌时，没有像过去那样身着华丽和服，而是一套燕尾服，配以白领结。他在演讲中指出：“近年来戏剧作品污秽不堪，散发着粗鄙和下作的气息……对此我深感悲哀，在和同事商量过后，我决心清腐去朽。”

歌舞伎原本沾上了江户末年烟柳巷的臭气，就在为其“除臭”的同时，西方戏剧被引入日本，以达到熏陶城市精英的目的。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之一是川上音二郎，他做过警察，为人激进。1901年，川上带着妻子贞奴在欧美巡回演出。贞奴本是艺伎，据传做过伊藤博文的小老婆。夫妇俩向如痴如醉的西方观众呈现了并不原汁原味的歌舞伎，回头又向如痴如醉的日本观众呈现了同样不正宗的西方戏剧。有一幕令人记忆犹新：东京的剧院里，饰演哈姆雷特的川上把自行车骑上了舞台。在观众眼中，哈姆雷特和自行车一样，都是新奇、现代的洋玩意儿，因此川上此举并无任何不妥。

明治时期的另一大怪现象是民间饕餮食肉之风渐盛，这一举打破了佛教食斋的戒律。彼时的佛教正处于低谷，维新后的最初几年里，神道教狂热教徒四处打砸佛教庙宇，意图涤清日本残存的传统中国文化势力。追本溯源，吃肉的风尚始于福泽谕吉这位明治时期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曾宣称肉食可以强壮日本人的体魄。很快，吃肉就因为其“开民智”的功效而大行其道。

一个世纪之后，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在谈到明治时期的那股假正经之风时，依旧是气不打一处来。针对在公共场合裸体和男女混浴等“粗鄙下作”、叫人难堪的行为制定禁令，背后动机主要是生怕外国人的责难，倒不是国人自己变含蓄了。三岛将明治日本比作“就像因准备接待客人而焦虑的家庭主妇，将普通日用品藏入柜中，脱下平素穿的便装，希望整洁无瑕、一尘不染的理想化家庭生活能让客人开开眼界”。

这么说略微有些夸大其词，多数日本人的行为举止并不像舞台上的欧洲人，而且就算是上流社会人士，也只是在公开场合如此为之。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还是挺乐在其中的。欧化的惺惺作态发展到高潮时，“文明开化”之风蔚为大观，其典型便是在鹿鸣馆举行的大型舞会。鹿鸣馆的主人是井上馨，他举办舞会的目的是庆贺1885年天皇生日。《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um）的作者法国人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是众舞客之一。他的观后感虽显傲慢，但恐怕十分准确。鹿鸣馆的设计出自英国建筑师之手，糅合了维多利亚式、法兰西帝国式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等几种风格。洛蒂形容鹿鸣馆的外观像法国乡下的温泉疗养院。在他看来，身着燕尾服的日本士绅活像表演杂耍的猴子；而女眷则穿着肥大的荷边鲸骨裙，绸缎裙摆拖在地上；她们倚墙而立，好似色彩斑斓的挂毯。好吧，这还挺“别开生面”的。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品食着宴会桌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激凌雪葩。这边厢法国管弦乐队演奏起歌剧小品，那边厢德国乐队就奏响波尔卡、玛祖卡和华尔兹舞曲。洛蒂写道：“那些个一身华服的日本人啊，跳起舞来倒是中规中矩的。但能感觉得到，舞步像是强行灌入他们脑子里，所以动起来如同自动人偶般，没有一点儿自主性。要是碰巧没踩准拍子，就得打断他们，从头再来。”

我们很容易和洛蒂一样对这一切哑然失笑，但须知举办舞会的初衷是很严肃的。井上馨在友人伊藤博文的内阁里担任外务卿§，他俩希望迅速实现西化，好让日本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继而使后者同意放弃不平等条约下享有的特权。而要在外貌上变成现代人——换言之，就是变得西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尽可能接触真正的西方，于是便有了鹿鸣馆。这将是东西方在最高层面上交融杂处的场所，联结二者的纽带是惠斯特牌和马祖卡舞曲。而在批评者看来，伊藤当局不啻为“跳舞内阁”。

当局面逐渐明朗，即西方外交官和文人很乐意前来参加舞会，但并未因为井上馨的热情好客而萌生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意愿后，这位外务卿头上的光环便黯淡了下来。他的政策声名扫地，到了1889年，鹿鸣馆被转卖给一家私人俱乐部。此时，一场针对西化的全面抵制行动已经展开。可怜鹿鸣馆，今已无处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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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并不只有光鲜外表和政治算计这层内容。一些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入吸收了西方思想，本可以将日本推向一个更加开明自由的方向。福泽谕吉的一生象征着明治文化最可爱的那一面，尽管他也无法免于流俗，沾染上了一些自命不凡的习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福泽谕吉的身份是“成为西学东渐的执牛耳者”。为此，他在东京创办了一家书院，也就是后来庆应义塾的前身。他介绍西方世界风土人情的著作十分畅销，以至于此类题材的出版物得名“福泽系列丛书”。本着儒学大师的风范，福泽谕吉试图在生活和著述中给后人树立道德典范。然而，不同于多数儒学学者，他心中的典范是个体主义式的，是那种具有批判眼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思想家形象。福泽谕吉是日本最早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之一，这类人至今仍是稀罕物。他的怀疑论思想与新儒家传统格格不入，具有鲜明的反专制特征。他很清楚遭人暗杀“这一令人不悦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也很幸运地躲开了堂弟¶的暗算，后者是个容易激动但无疑赤胆忠心的水户学派门生。

出生于1835年的福泽谕吉是低级藩士之子，通过“兰学”接触到西学。然而，他惊讶地发现，19世纪60年代期间来到日本的那些洋人对荷兰语居然一窍不通，遂改学英语，跟着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并着手“打开我们这个‘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国门”。他常对同胞失望不已，特别是他们见风使舵的习性，就跟“橡皮玩偶”一样，总是急于巴结权贵。但他从未停止为思想自由“鼓与呼”。1874年，福泽谕吉同森有礼等启蒙知识分子一道，创建了名为“明六社”的学术团体，以鼓励自由公开辩论。他们的观点发表在一份同名刊物上。这些人并非反政府活动家，相反，大多数人都有公职。可好景不长，这种早期的公开政治辩论实践并未持续多久。1875年通过的《谗谤律》和《新闻纸条例》极大地钳制了言论自由，无奈之下，“明六社”的成员决定停刊。四年后，另一部新法出台，规定公务员、教师、军人、农民和学生不得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集会，违者法办，这就使得“明六社”难以为继。自此，不断有日本知识分子从公共事务中抽离出来。于是同诸多德国同行一样，日本知识界不问国事，要么潜心学术研究，要么自我陶冶情操。

心灰意冷的福泽谕吉眼看着许诺的自由化为泡影，却决定不予公开抨击。他在自传里写道：“通盘考虑当下情势后，还是在私文里抱怨抱怨罢了。”友人劝他发声，福泽答道：“你我都已是不惑之年，应切记这点，莫要去伤害他人。”后世的日本知识分子秉持的也是这种态度，到了19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已死，除了某些引人瞩目的个案外，直到1945年后这种精神才完全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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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福泽谕吉的人生篇章，最奇异、情感上最浓墨重彩的一页出现在他对1895年甲午战争的欣喜反应上。中日冲突的根源是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历史上朝鲜曾依附于中国，但后来分裂为两派，一派亲华，一派亲日。亲日派首领在上海遇刺一事成了战争的导火索。然而，这不仅仅是一场地缘战争，还是两国军事现代化的一场较量。谁拥有最新式的武器、最高效的军队和最先进的战术，谁就会赢得战争。尽管日本在舰船数量和部队人数上处于劣势，但他们才是胜利者。日本战胜中国的消息让福泽谕吉喜出望外，他“甚至难掩兴奋之情，跳了起来”。事实上，他有此反应不足为奇。“文明开化”的一个维度就包含对其他亚洲人落后之处的蔑视。福泽谕吉认为汉学已然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毒瘤。在他看来，要“入欧”就必先“脱亚”。如果说日本过去是中华文化圈一份子的话，那么如今它应该成为文明西方的一部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显示出该国已取得长足“进步”，这不愧为高等文明的一大标志。描绘这场战争的浮世绘作品无一例外地将日本军人塑造成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英雄人物，而对手中国人则是一群猥琐、胆怯、留辫子的亚洲人，似乎日本人突然换了种，变得跟欧洲人种更接近了。

大多数日本人对这场战争都抱有和福泽谕吉相似的爱国主义情怀。能灭一灭中国的威风，意味着日本已跻身强国之林，此外还让日本人有了全新的国家统一观。天皇已随内阁迁至广岛的战争大本营，这也印证了福泽的话：“政府和人民精诚合作。”报纸对战争英雄的事迹大加宣传，比如白神源次郎这位传奇号手，被子弹击穿肺部后依然坚持吹响冲锋号。当时的流行歌曲有诸如“炸药之歌”和“支那人”等歌名。

旅居日本的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尝言：“新日本真正的诞生之日，始于战胜中国之时。”人们觉得，这下全世界——其实特指西方世界——肯定会对日本刮目相看。一位著名记者写道：“我们不再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而在世人面前自惭形秽。”这反映出“文明开化”的阴暗面，即认为殖民征服是强盛和现代化的终极标志。明治时代的另一大口号“富国强兵”便由此而来。

尽管不是大多数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明治时代人士继承了诸如本多利明等江户知识分子的思想衣钵。本多坚信，任何大国不可不建帝国。甲午战争的根源是朝鲜的主导权，但战争目的远不止此。尽管忙于“跳舞外交”，外务卿井上馨仍迫切地想在尚未被西方列强占领的亚洲地区建立一个日本帝国。作为亚洲现代化的鼻祖，日本人开始改造落后的朝鲜人；侵占台湾后，又誓将这个战利品打造成文明开化殖民主义的典范。借另一位有着狂热爱国心的日本记者之言，日本终将在“这场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中与西方列强平分秋色。而那些无法在舞厅和华丽馆舍内通过文化模仿而获得的，就只能依靠铁与血来实现了。日本如今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就在日军击溃清军前夕，与西方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就此作废。而既然日本已经证明自己的军力，它就有了将类似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资本。当年从佩里那里学来的一课最终结出了黑色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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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达尔文式抗争、种族活力，这些均是19世纪的主旋律。寰宇之内，新国家相继成立，全新的国族认同应运而生。围绕这些话题，各国内部爆发了激烈且具有鲜明国别性的辩论。法国反动势力依旧渴望复辟旧制度（ancien régime），但是共和制的“国族观”已经在法兰西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决定公民身份的是政治权利，而非族群或信仰。英国公民身份之获得也如出一辙，只不过有别于前者，女王陛下的臣民效忠的是一个捍卫共同信仰的王权。直到1871年——也就是明治维新过去仅仅三年后——才实现统一的德国在定义“国族观”时却碰到了难题。许多日耳曼人生活在国境线之外，而国境线以内的德意志邦国还希望保留各自的身份认同。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样，德皇威廉治下的德国必须打破采邑割据的封建旧体制，形成中央集权国家。一个德国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德国人，靠的是文化和族群凝聚力，而非政治因素；毋宁说，靠的是德国文化（Kultur）、音乐、诗歌和种族，而非公民身份。只要你讲德语，有德国血统，那么你就是德国人。由于德国的政治体制脆弱不堪，且1848年那场革命仍历历在目，俾斯麦和普鲁士王公贵戚对党派政治戒心甚重。在他们看来，党派政治家都是“自私鬼”，而自由派则是潜在的卖国贼。在普鲁士皇帝的统治下，国家统一有赖于军事纪律，有赖于鼓吹民族精髓和德意志精神的文化宣传。强大的国力，一靠钢铁铸就，二靠鲜血浇灌。

尽管内部存在异议，明治寡头还是选择走德国道路。这部分是缘于寡头的武士出身。对这些藩阀而言，政治自由主义或共和思想都是异端。他们清楚一部宪法和表面上的政治代议制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门面”，但也力图解决一个如今依旧困扰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难题：既想迈向现代，又不愿冷落传统。这一点通过将德国信条嫁接在日本神话之上得到了实现。寡头们信奉军事纪律、神秘君主专制思想和鼓吹民族精髓的“鲜血加国土”的政治宣传。在国家新秩序的构建者当中，论影响力，最大的还不是伊藤博文，哪怕他仪态神似俾斯麦，也不是井上馨这位翩翩舞者，而是伊藤的老战友山县有朋。山县认为，有两件事对民族存亡至关重要，一是武备，二是教育。他所崇尚的那种教育以培养忠诚、纪律和服从为己任，旨在湮灭“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山县大将生于1838年**，和伊藤一样是长州藩人，父亲是底层武士。他同伊藤还有一个共同点：也曾师从吉田松阴这位曾恳请佩里带他去美国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但是，与为人和蔼的伊藤不同，山县总是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把纪律看得比什么都重。出身行伍的他在19世纪80年代担任内务大臣，90年代又两次担任首相，为日本的制度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说到军人官僚，山县便是典型，后世还会不断涌现出类似的人物。

但若因此视山县为反动派，实乃大谬不然。他并不留恋江户幕府那段岁月，相反，他对日本转型成为现代化大国持欢迎态度。山县也不反对借鉴西方思想，同老师吉田松阴一样，他也渴望以别国为师，并在维新后一年里周游欧洲，甚至还聘请德国法学家起草日本法律。可是，对于开放国门、接受新兴事物影响的后果，山县向来心知肚明。接触新观念很容易让人民感到“惶惑”，并催生他们的叛逆心理。日本不能容许西方影响削弱传统价值观。山县任内务大臣期间恰逢民权运动煽动大众起事作乱。他因此要求伊藤——后者于19世纪80年代初任首相——制定更为严苛的法律“对付政党”，不然的话，“维护我们帝国独立自主的目标”便无从谈起。

山县得偿所愿，限制性的律法的确束缚住了政党政治，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笔遗产乃是奠定了帝国军队的根基。在一个携带武器属于武人特权的国度推行义务兵役制，这一安排可谓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曾几何时，日本人中间只有武士才有资格佩剑（且有资格行切腹之仪），而且他们效忠的对象是各个藩的大名，并非中央政府。因此，许多原藩士会抵制这一激进的革新举措便不足为奇。但山县不这么想，他在这方面崇尚革故鼎新。自1873年起，所有身体健全的日本男子必须在军中服役三年，在预备役服役四年，而这也是他们当中多数人对西化的最初体验。身着西式军装、住西式兵营、学习西方军事科技，这些不算，不少人还学会了读书写字。至于读什么，多半是民族主义宣传。对于明治日本的多数青年而言，接触现代性的渠道不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也不是追求自由言论的社团，而是军队。

尽管现代技术和西方作派逐渐为上百万日本人所熟知，旧的武士道德观依然在明治社会各阶层大行其道。这是一项有意为之的政策。在山县等志同道合的军人看来，义务兵组成的部队不仅是抵御外敌入侵的中坚力量，还是团结国民的最佳渠道。国民一心则袍泽一心，国民教育即军事教育。武士律条被推向全国。一身戎装的天皇四处巡幸，尽忠勇、尊君王成了最高形式的爱国主义精神。

1882年，天皇颁布《军人敕谕》，起草者是山县有朋。这是近代日本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件之一，明确了每一名日本陆海军军人的职责，并要求他们对之烂熟于胸。他们绝对效忠的对象唯有天皇一人：“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天皇的军人要做到不问政治，不质疑政令，甚至连私下表达看法也不行。山县这么做的目的是实现军政分离，使军人超脱于俗世，唯一能左右其意志的只有天皇圣谕。他认为如此一来便可避免哗变。半个世纪后，这一设计的内在缺陷将大白于天下，因为其实际效果往往同设想的情况截然相反。如果当兵的以服从神圣天皇为唯一天职的话，那么违抗那些被认为逆天皇旨意而行的文官领导人，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1936年，满怀一腔法西斯“热血”的年轻军官为了体现自己“尽忠尽节”，四处杀害内阁大臣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天皇崇拜乃山县提出的新秩序支柱之一，它被形容为一项源远流长的义务，与日本人的精神气质密不可分，象征日本文化的精髓，最早可追溯至神道教诸神诞生之初。实际上，天皇崇拜和威廉德国创造的哥特信仰一样名不副实。如同德国浪漫的中世纪精神，它必定要从过去汲取养分，可是滥觞于明治时期的天皇崇拜实际上与山县有朋的义务兵役制一样是新兴事物。日本人过去从未视天皇为最高神明，对其顶礼膜拜。直到江户末期，天皇一直身居京都，寄情于诗画文墨，充当日本风俗和道德的精神守护者。神道教既不是国教，也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一门集万物有灵仪式和季节性祭祀于一体的松散信仰，以大自然、丰饶土地和孕育日本的诸神为歌颂对象。可到了明治年间，神道教逐渐向国家神道靠拢，变得面目全非。山县等明治藩阀为文化和宗教覆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与此同时“阉割”了世俗政治制度。尽管日本有宪法，但其立国根基并不仰赖政治权利，而取决于对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过国家神道灌输的日本起源论。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当时山县仍任首相——告诫日本人应顺服于天皇及其神圣祖先。该文称，臣民克忠克孝，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是“教育之渊源”。这不啻为对福泽谕吉等人所推崇的西化路线一记当头棒喝。保守派坚信，西化进程已走得太远，危及到了帝国的道德根基。

这一观念其实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尽管日本人大张旗鼓地摈除来自中国的影响，满嘴尽是些“深邃日本性”的玄奥话语，但是官方的思维方式依旧带有新儒家的深刻烙印。通过道德说教和强制思想同化来起到控制广大民众的目的，从根源上来看，就是中国式的做法。宪法也许赋予了日本人宗教自由，但实际上人们鲜有发表异议的空间，因为“权力就是真理”的格局依旧如故。除了佛教徒外，日本的基督徒也结结实实遭受了本土论宣传的戕害。起初他们还见容于社会，最知名的一批明治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都是基督徒。但《教育敕语》颁布后，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因为你不能同时膜拜两个神。明治时期，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表示，日本基督徒要是想被纳入国家道统的话，就必须铲除基督教，主权在日本只能掌握在一位“民族之父”手里。

天皇陛下同时还是军队首领，这一安排本身就同日本传统相距十万八千里。不仅如此，他贵为“民族之父”这一点——乃至“国族”观念——都让人联想起近代德国的族群民族主义论，此外还掺杂了19世纪中叶水户学派的本土论主张。鉴于此，若认为山县有朋对“文明开化”的威权式反击斩断了现代性或西化进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也从西方有所借鉴，只不过借鉴的东西具有高度反自由的特点。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日本人和福泽谕吉心目中的理想国民形象相去甚远。日本的军政走进军营，也走进学校，它一心培养的是训练有素且根本不具备自我思考能力的随大流者，而不是崇尚怀疑论的个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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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军国主义发展到鼎盛的产物是残酷的日俄战争。1904年，日军以类似后来发动珍珠港事件的方式，偷袭俄国舰队，由此拉开了战争的序幕。这时候的日本人心里依旧愤愤不平，因为西方列强逼迫他们将1895年甲午战争后获得的部分战利品拱手送人，这其中包括满洲††境内的辽东半岛南部，原本计划割让给日本，后被转租给俄国。西方列强那时正在瓜分中国：德国占领山东；法国盘踞广东；英国则在沿海设立一系列通商口岸；美国也在亚太地区扩张其帝国版图；俄国拿到了修建满洲铁路‡‡的特权，并向朝鲜北部渗透。日本视朝鲜为其地盘，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遭到了排挤。

唯一让日本人感到些许慰藉的是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尽管日本人言必称德国，但德皇威廉二世压根瞧不起日本人，还常告诫沙皇要提防“黄祸”。俄国人对日本人想要重新分割东北亚利益的要求置之不理，于是日本海军在东乡平八郎大将的带领下先发制人，先是攻击旅顺港，接着在对马海峡大败俄军。自此，强大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同四十年后的美国人一样，俄国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没预料到日本人敢于向一个西方大国率先发难。这样的事前所未闻，至少在成吉思汗西征后便再无他例。不过也有唱反调的，英国媒体就对“勇敢的小日本”不吝溢美之词。

战事开启一年来，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在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那些战斗中魂断沙场。日俄战争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某种预先彩排。甲午战争中勇敢的司号员和五彩斑斓的战旗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一回，两个大国的军队在铁丝网后的战壕里互相厮杀。为了在浸透雨水而泥泞的战场上推进区区几码，数以千计的士兵前赴后继，不是踩进雷区，就是倒在机枪火力之下。在旅顺口，乃木希典大将的军队共伤亡五万八千人，战死者中还包括他的儿子。但是乃木这座明治爱国主义精神的丰碑却声称儿子的死只会让他倍感家门荣幸。在奉天之战中，俄国和日本的战损比为八万五千对七万。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后，日本人总算获得了满洲铁路的特权以及辽东半岛的租约。一些外国人作为观察员直击了这场惨烈的战争，其中有一位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年轻美军中尉。

虽然打了胜仗，但东京民众的情绪远没有1895年甲午战争胜利时来得那么高涨，或许是因为这一仗死了太多的人。战争歌曲一点也不激昂，而是充满伤感。要不是远在纽约的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对俄国的排犹暴行义愤填膺，下决心对日本施以援手的话，日本就要破产了。被俘的俄国官兵向日军介绍了一些反犹作品，大谈“锡安长老会”（Elders of Zion）如何具有通天的本事。而希夫拯救日本于水火也令日本人对这种说法信以为真。很明显，希夫也是暗中控制世界的犹太人之一：这又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错误一课。民众的戾气曾一度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暴露出丑陋面目。由于俄国未被勒令支付战争赔款，东京爆发了骚乱，参与者中除了怒火中烧的民族主义者外，还有民权运动的成员。新一代日本人成长于狂躁沙文主义和好战思想甚嚣尘上的年代，较少受到维新早期那种理想主义的浸淫。随着这批人走向前台，寡头们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向来赞成强军而不是培养军国思想的山县有朋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日后的战争将演变为东西方之间的种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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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是他那个年代最出色的小说家，他曾沉重地警告称，日本尝试消化西方文明的速度过快，将面临一场集体精神崩溃。夏目漱石和福泽谕吉均代表明治时代最可爱的一面。他是一个真正实现了“文明开化”的人，不仅通晓中日双语，还深谙欧洲文学文化，这番修为不仅在当时少有，就是放到现在也是实属罕见。夏目是个富有人文精神、具有独立思想，但内心又十分矛盾的作家。《我是猫》这部或许称得上是他代表作的小说就反映了上述所有特点。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一名学生和老学究之间的故事。学生管老师叫“sensei”，也就是日语里的老师之意。师徒属于不同的两代人，各自的成长环境和年代在他们中间划下了一道鸿沟。老师因为对挚友年轻时自杀一事有负罪感，内心一直备受煎熬。同时他还要忍受一种疏离感，因为自己是时代的落伍者。1912年夏，明治天皇驾崩后，夏目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也随之远去了。他在报上读到日俄战争的英雄乃木希典大将在天皇去世当天自杀。这种追随主公而去的做法，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显过时。故事里的老师也决定自杀。

撇开切腹自杀这一老掉牙的形式，乃木希典大将其实同福泽谕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夏目漱石一样具有鲜明的明治时代风范。如同《我是猫》（‘吾輩は猫である’）里的老师一角，乃木这个人也背负着耻感。1877年，在镇压西乡隆盛麾下萨摩武士挑起的西南战争中，乃木作为政府军的指挥官，竟然将联队旗给弄丢了。当时他本想一死了之，以洗刷耻辱，却活了下来，日后还参加了甲午战争，并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奠定了自己传奇将领的地位。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日俄战争中阵亡，但丧子之痛并没有令乃木动摇。在次子也战死沙场后，他曾说过“为天皇捐躯乃吾之荣幸”这样的话。

如其所言，他的确“捐躯”了，这么做既出于爱国心，也可能出于对亡子的歉疚。天皇大殓当天，乃木赋诗一首，在赞美富士山之余，也表达了希望日本缅怀那些为天皇殉死的英烈愿望。他的夫人换上一身黑色和服，而乃木则脱得只剩下白色内衣。在向已故天皇和两个儿子的遗像鞠躬后，乃木将一柄匕首扎入夫人的脖颈，成全了她，随后又像武士那样，持短剑切腹自尽。正如先前所言，这种死法哪怕在当时看来也已显得老套，但是乃木大将及夫人作为理想行为的楷模，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其性质堪比福泽谕吉和他的自由思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鲜有人能做到像乃木夫妇那般忠直刚烈，但跃跃欲试者还是多如牛毛，结局往往以荒诞收场，最终还会酿成惨剧。

每张一万日元纸币上都印有福泽谕吉的头像，一千元面值的则是夏目漱石。要是把乃木将军的肖像也印在钞票上，让他知道了怕是会惶恐不已。但是他并没有被人遗忘，时至今日，仍有人铭记缅怀他。乃木家的老宅依然矗立在东京，一旁是供奉这位将军灵位的神龛。纪念乃木的公祭每年举行两次，分别是他忌日前夕和当天。公众受邀沿着一条小径盘旋而上，参观乃木家的旧宅，要是观者留心某扇窗户背后的话，还能辨认出一件血迹斑斑的内衣，它的主人被唤作“最后的武士”。

注释

*　即教育部部长。——编注

†　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Jr.，1832——1899），美国儿童小说作家，一生著有大约一百三十部作品，大都是讲穷孩子如何通过勤奋和诚实获得财富和社会成功的。

‡　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　外务卿这一头衔，在1885年12月日本实行内阁制后改称外务大臣。

¶　增田宗太郎，出身中津藩的藩士家庭。

**　原书误植为1839年。——编注

††　本书中的“满洲”一般是指中国东北地区；“满洲国”则是指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扶植的傀儡伪政权——伪满洲国。——编注

‡‡　满洲铁路系俄方定名，清政府定名为“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即日后的“中东路”。——编注

第三章　色情的、猎奇的、无意义的

1920年是许多日本人眼中的黄金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遥远的世界另一端，这场他国之间的纷争于日本而言是一桩幸事。趁着欧洲列强在战争中靡耗资源，数百万青年血洒疆场，日本人造船，出口纺织品，制造工业机械和铁路车辆，并为欧洲人供应军需物资。待战争结束时，日本经济已是一片欣欣向荣，不仅诞生了三菱、住友等大型财阀中的翘楚，同时也涌现出不计其数、处在工业金字塔底端的小型工坊。“锦上添花”的是，日本还收获了部分战利品。加入协约国后，日本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帝国版图得以扩张。

明治末年的专制气息现已消散，大正天皇嘉仁为人愚钝，哪怕只是充当摆设，身上也缺少他父亲那种威严感。一次，这个可怜人被请去出席国会，据传他抄起一份文件，卷了卷，当成望远镜用。自此他便极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其子裕仁于1922年走上前台，开始摄政。）明治时期的元老们不是已经故去，就是上了年纪，无法再施展权威。日本首相头一回由有党派政治家、而非旧官僚担任。

日本帝国内部当然也并非太平无事。1919年3月，朝鲜人起事，反抗将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的强制同化政策。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卵翼之下的保护国，并于1910年被日吞并。部分朝鲜精英对此持欢迎态度，与日本人沆瀣一气，但多数朝鲜人，尤其是大学生，认为日本文化还没朝鲜发达，对日本官员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强烈不满。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汉城市中心的塔谷公园，宣布独立。来自各阶层的约五十万朝鲜人走上街头，声援起义。手持军刀和步枪的日本宪兵扑向人群。起义被镇压了，至少七千名示威者遇害，其中不少是学生。这起大屠杀震惊世界，以至于连日本政府都承认事态严重。

是年，中国爆发了抗议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益的“五四运动”，这既是一场反日运动，同时矛头也对准腐朽的北洋政府。那时日本国内也不太平，战后的通货膨胀和短期萧条导致乡村地区贫困交加，失业率高企。1918年8月，日本国内暴民四处纵火，遭殃的不仅有警察局、店铺和有钱人的家，奇怪的是，东京市内一些昂贵的妓院也被一把火烧了。暴乱的起因是抗议高昂的米价。然而，这依旧是一个令人乐观的信号：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运动风起云涌：有提倡普选的，有呼吁解放社会被歧视群体的，有鼓吹女权的。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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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银座区素有“文明开化”之欧化重镇的美名，自明治末期乱世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伙子留着长发，戴着“劳埃德”式（源自哈罗德·劳埃德［Harold Lloyd］*）眼镜，穿着喇叭裤和花衬衫，扎着松松垮垮的领带。他们和梳着蘑菇头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气方刚的青年聚在“牛奶铺”†里讨论德国哲学或俄国小说，由此得名“马克思少男少女”‡。几年后，时髦青年又有了新名字，男的叫“摩登男孩”（モボ，modern boys的缩写），他们那些摩登范儿十足的女伴（flapper）§则叫“摩登女孩”（モガ，modern girls的缩写）。除了“牛奶铺”外，银座还遍布着德式啤酒屋和巴黎街头那种咖啡馆，只需略加打赏，里面的女招待并不介意出卖色相。店外挂着诸如“老虎咖啡厅”和“雄狮啤酒屋”的招牌，老主顾里不乏新闻记者。同咖啡厅女招待一样，他们也是大众传媒和娱乐新时代的一道风景线。一路沿街而上，在1905年爆发大骚乱的日比谷公园附近，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帝国酒店正拔地而起。落成后，这里将是人们喝茶和品尝时髦的“卓别林太妃糖”的地方。

电车驶向银座东部，就来到了浅草。这儿是大众娱乐的中心，艺术装饰风格的影院里播放最新的好莱坞大片，“剧院”里歌女站成一排，胴体半裸，表演高踢腿。1921年**，有些人兴许看过《蛇性之淫》这部影片，导演是好莱坞学成归来的托马斯·栗原（Thomas Kurihara）††。同样有好莱坞背景的默片导演弗兰克·德永（Frank Tokunaga）‡‡则坚持和摄制组只说英语，致使其工作室多此一举地请来翻译，徒增开支。以坂本龙马等江户时代剑客为题材的武侠片海报无处不在。除此之外，卡巴莱歌舞表演，连环画说书，西式、中式和日式餐厅应有尽有，甚至还能听到真正的歌剧。某位旅英意大利人向东京市民展现了威尔第作品之美。

大正年间，东京洋溢着一种轻佻间或虚无的享乐主义精神，让人不禁联想起魏玛时期的柏林。由之而生的文化被概括为“エロ”（ero），“グロ”（guro），“ナンセンス”（nansensu）。“エロ”指代英语单词erotic（色情的），“グロ”指代grotesque（猎奇的），而“ナンセンス”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就是nonsense（无意义的）。从某些方面来看，东京与柏林的相似之处绝非无心插柳的结果。画家和漫画家刻意模仿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的风格；“新型戏剧”的导演除了推出豪普特曼（Hauptmann）¶¶和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剧目外，还研究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的作品。

达达主义、表现主义、立方主义、建构主义、“新觉醒”，所有这些元素都曾在日本流行过一阵——实际上还不止“一阵”，因为潮流在日本的生命力通常要比在其发源地长久得多。小说家也把目光投向欧洲。谷崎润一郎沿袭了19世纪末法国颓废派的文风，这一时期的佳作之一、衣笠贞之助拍摄的《疯狂的一页》（‘狂つた一頁’，1926年）就受到影片《卡里加里博士》（The Cabinet of Dr.Caligari）§§§的巨大影响。在《疯狂的一页》问世前几年，衣笠还执导过一部平淡无奇的故事片，并在其中饰演一位穿和服的女人，脚蹬厚重的雨靴，以应付露天拍摄的情况——追求逼真写实的戏剧风格很晚才传到日本，电影也不例外。大正年间，政坛波诡云谲，跌宕起伏，这一时期也刮起一股艺术表现和反思之风。个人主义发展到了孤芳自赏的程度，记录作者点滴心绪、被称作“私小说”的日记体文学红极一时。艺术家们已经全然抛却明治时期的一腔理想主义热血，一心探索浪漫爱情和黑暗情欲的极限。

精英学府的学生同样也对新思潮如饥似渴。他们的穿着打扮酷似坂本龙马，不修边幅、散漫不羁，还喜欢把“流氓无产者”“布尔乔亚自由主义”等字眼挂在嘴边。学生们对“笛康叔”（DeKanSho）兴趣盎然，“笛”、“康”和“叔”三个字分别代表笛卡尔、康德和叔本华。有钱人家的大家闺秀不甘心只学习如何料理家务，于是到了1918年，东京诞生了第一所女子大学。就连军人也感受到了大正早期的缕缕清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就担心部队“变得张狂而叛逆”，某位司令官还曾抱怨道，“由于大众知识水平和社会教育的进步”，他再也无法指望部下不假思索地执行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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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这种无拘无束的日本“魏玛精神”怎么到了1932年前后就一蹶不振（虽说并未销声匿迹）了呢？想知道答案，就务必要分析日本朝野和军部的权力格局。不仅如此，还要检视日本政治叛乱的本质。早在1905年，这一问题就初露端倪，那时，标志日俄战争结束的《朴次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引发了暴动。乍一看，示威抗议纯粹是一项侵略主义行径。报章言辞激烈地抨击这一条约，纷纷发表社论称其太便宜俄国人了。然而，比之更凶狂的是9月5日当天冲击警察路障、殴打拦路警员、啸聚日比谷公园的暴民。伴着铜管乐队演奏的军队进行曲，他们高喊口号：“仗要接着打下去！”人们唱起国歌，高呼“天皇万岁”“皇军威武”，随后向皇宫进发，并与那里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东京的暴乱持续数日，造成多达一千人伤亡。十三座基督教堂遭受打砸抢，其中一座位于浅草，其神甫很不明智地宣称俄国之所以占了便宜，是因为它是个基督教国家。政府大楼和警察岗亭一片狼藉，首都的局势一度面临失控。然而，这一切背后还不止是对外侵略主义在作祟，因为暴乱的领头人并不全是右翼好战派，还包括民权运动在内的老面孔和倡导普选的人士。某人还给驻扎满洲的关东军发去一封电报，恳请部队予以敌人致命一击，同时向枢密院请愿，要求撕毁《朴次茅斯条约》。

实际上，这些行为同1919年抗议政府听任日本强占德国在华殖民地的中国青年几乎如出一辙。当政府统治缺乏民意基础，甚至未获民众许可时，造反的某种形式就是力争比当政者更加民族主义。当政者要是卖国贼的话，就理应被推翻。这种情况在东亚一再上演，周而复始，于自由民主无益。与此同时这也显示出，对内的政治权利诉求与对外的帝国主义主张完全可以和谐共存，并行不悖。但这种戏码当事双方都可以玩；官方也可以将民族主义情绪的祸水引到自由派头上，他们也的确经常为之。

即便如此，议会制民主似乎在大正初期尚有一线生机。1918年的“米骚动”为首个由下院议员兼民选政治家原敬组成的内阁奠定了基础。民众之所以抗议《朴次茅斯条约》，不仅是为了逼迫俄国做出更大让步。同理，暴动当然也不单单涉及米价。对于所有那些自感被新工业时代所抛弃的人，这给了他们发泄胸中愤懑的机会。这一群体包括建筑工人、人力车夫、农民、小店主和“部落民”（意指被社会排斥遗弃的人）。虽然1900年颁布的法律助其摆脱了社会枷锁，但他们仍旧备受歧视。官方试图通过谴责那些因为暴动而遭到驱逐的人来操纵大众偏见，但并不起什么作用。相反，名誉扫地的首相只好辞职。

原敬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但也不得不想办法兼顾所属政党“立宪政友会”（简称“政友会”）的利益和掌握日本政坛真正权力的那些机构的利益：比如由退役军人、旧廷臣和保守派官僚组成的贵族院（上院）；再比如天皇的智囊团，即决定国家大事的枢密院；又比如身为现役军人的陆、海军大臣。藩阀依旧活跃，他们长袖善舞，像一群高级士绅俱乐部里的理事那样把持着上述组织。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等人的声望足以维持其运转。有矛盾可以摆平，面子上挂得住，又不伤和气，心腹得到推举，利益之争则在秘密会议和君子协定中迎刃而解。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天皇旨意这道帷幕之后。可是，藩阀们死的死，老的老，待他们谢幕后，日本政坛便陷入了一场不同机构之间不间断的混战，没有哪方可以独占鳌头。天皇旨意只是一道掩盖“群雄并争”的幌子，这种情况到了大正天皇及其子裕仁在位期间变得尤为突出。

原敬为扩张议会权力和壮大党派政治所采用的策略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确保自民党执政地位基本不动摇采取的那种手段别无二致。他在之前几届内阁中担任过内务大臣，通过编织一张流淌着政治献金的关系网，笼络了一批地方上的地主、商人和实业家。就这样，铁路、桥梁、公路和新厂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条件优厚的协议和巨大回扣面前，官僚投身原敬的政党机器着实有利可图。这一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当原敬升任首相后，针对官场腐败的批评遭到了严酷的打压。成立于1911年的“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将作家和“危险”书籍出版商列为缉拿对象。“危险”当然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一般都可归入“危险”范畴。

原敬绝对算不上激进派，在推动男性普选权一事上他鲜有建树。他能当上首相，端赖当初傍上了山县有朋这位元老级大靠山。即便如此，对于一些人而言，原敬的做法还是太过激进了。他因为同意与美、英、法三国签署条约，限制日本海军扩军计划¶¶¶，得罪了海军高层。鉴于此，原敬在1921年遭暗杀就当真不足为奇了。杀他的依然是那些赤诚狂徒中的一员，他们对扑灭日本民主制的希望“功不可没”。

同多数西方国家一样，那时的民主即便在日本自由派眼中也仍是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概念。在推动男性普选和立宪政府一事上，吉野作造当属最积极的人之一。吉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这所顶尖学府是孕育官僚精英的知识殿堂，在战后更名为东京大学，并沿用至今。吉野本可加入那些行事诡秘的小团体，借天皇之名统辖日本，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效仿前辈福泽谕吉，选择了一条最难能可贵、最岌岌可危且最危机四伏的道路：成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同许多东亚地区的自由派活动家一样，吉野也是基督徒。

1905年，也就是毕业后一年，吉野开始著书立说，批判专制政府和“军国化帝国主义”。尽管他不认可日本已准备好接受美式民主，却老爱引用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吉野表示，要想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国，参与国际竞争，唯有通过立宪政府以及他所谓的“以民为本的民主”方能实现。与一些基督徒不同，他完全拥护对俄作战，因为俄国在他看来是个封建的专制王权国家，而日本则是朝鲜和满洲天然的主人。但既然人们被呼吁为国征战——也就常常为国捐躯——他们自然对谁来管理国家享有发言权。这也构成了后人口中“大正民主”的根基。人们谈及这一时期，有的无比留恋，有的万分厌恶。

吉野是个心胸豁达的改革派，这一类别在日本政坛常被人踩在脚下。他信奉社会主义，却又不是革命党——日本官方总是罔顾这一区别。他时而认为天皇制度的神秘色彩终将褪色，尽管还不到时候；时而认为朝鲜人会获得真正的自主权，却无法享有绝对主权；时而又认为中、朝、日三国人民应携起手来，共同对抗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他希望对几乎毫无制约的枢密院加以钳制，要是可能的话，最好是撤销这一机构。在当时，吉野算得上是最前卫的民主派了，但他从未带头参与暴力游行，而这仍是普罗大众倾吐不满情绪的唯一渠道。

吉野为自由派刊物撰稿，到处演讲，在东京帝大任教，负笈海外，曾在《朝日新闻》担任记者，甚至还依照明治初期辩论社的传统，创办了“新人会”。这是一个供聪慧的“马克思少年”议论社会和时事的非正式社团。吉野在中国做过一段时间老师，并在日本媒体上发表过积极评价1919年“五四运动”的文章。1916年他访问朝鲜，亲眼目睹日本拓殖当局的残暴，也看清了他们想要将朝鲜人归化为日本人的努力纯属徒劳无功。官方那套朝鲜人和日本人同文同种的宣传，由于含有对朝鲜人正式或非正式的歧视而受到了致命的破坏。他告诉日本读者，朝鲜人的身份和反日是画等号的。很不幸，这句话在一个世纪后的许多朝鲜人（韩国人）身上依旧适用。吉野坚称，发生在1919年的朝鲜起义是“大正时期的一块污点”。类似暴乱必须弹压，这自不必说，但是他也发出了应善待朝鲜人的疾呼。这样说来，吉野虽是个死硬的帝国主义者，但同时也不乏人文关怀。他的观念既反映出大正时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光辉，也衬托出其局限性。要是连像吉野这样的自由派都对日本鱼肉邻国一事并无根本性异议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后来会踏上一条比这危险得多的军事冒险之路。

日本人对朝鲜人犯下的某起最惨绝人寰的暴行，发生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重创东京和横滨之后。大约午饭时间，整座城市开始剧烈晃动。几小时后，东京陷入一片火海。一时流言四起，传播速度同火势一样迅猛，说是外国人在用一台地震制造仪加害日本，朝鲜人则正往井里投毒。由于那时外国在日侨民寥寥无几，人们对“外国佬”无计可施，暴民就四处残杀朝鲜人以泄愤。一些人被淹死在隅田川，另一些在燃着余烬的断壁残垣之间被踢打至死。有人挺身而出，保护朝鲜人，此人便是吉野作造，他还竭力想要修正被官方低估的朝鲜死难者人数。他得出的结论是将近两千人罹难。

1923年，那些为自由“鼓与呼”的人依然存有一线希望。两年后，以加藤高明为首的内阁总算通过《普选法》，规定所有二十五岁以上、有稳定收入的男子拥有选举权。加藤富有而亲英，处处模仿英国上流社会的习气。考虑到仅仅一个世纪前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当时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形，《普选法》的出台可谓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似乎每往前迈出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才行。一周后，《治安维持法》规定任何旨在变更“国体”的有组织行为都属违法。这意味着，共产党或激进社会主义者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加藤翌年去世，耐人寻味的是，他是自然死亡。在经历一位将军****主政的一小段插曲后，政府大权落到一位比加藤更有意思的政治家手中。此人名叫滨口雄幸，是“立宪民政党”（简称“民政党”）党魁。他有很多宏伟的计划，比如在地方选举中赋予妇女投票权、改革劳资关系、同中国改善关系。1930年，滨口在伦敦签署了一份海军条约，进一步限制日本海军扩充军备††††。此事后果很严重，海军军令部总长火冒三丈，一介政客竟敢染指他的地盘，要知道这可是海军自己的事，不容文官插手。滨口在东京火车站遭右翼狂徒枪击，几周后宣告不治。仅仅过了一年多，首相犬养毅又在一场未遂政变中遭一伙隶属“血盟团”的海军军官杀害。犬养生前极力阻止陆、海军中的激进派同中国开战，与他一同遇刺的还有两位商界领袖。主战派还用手榴弹袭击了犬养所属党派政友会的党部大楼和日本银行等右翼的眼中钉。至此，政党政治的试验戛然而止，满洲沦于日本之手，侵华战争的序幕也在徐徐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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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不仅毁于希特勒手下野蛮的冲锋队，它的覆灭也缘于愿意捍卫其脆弱制度的人寥若晨星。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忙于党争，并未充分意识到纳粹威胁的严重性。无独有偶，大正民主拥护者的数量也不足。早在1916年，自由派思想家吉野作造就曾写道，许多日本知识分子未能认清普选的意义。实际上，对其厌恶者大有人在。一如太多幻想破灭的德国知识分子，日本人同样认为民主政治粗鄙、卑劣、自私、腐化。这种看法一方面诱发了激烈的反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又催生了病态的自省，有时则是二者皆有。

西田几多郎是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日本哲学家。深受德国理想主义和佛教思想浸淫的他曾尝试提出一种全新且独特的日本思想。追寻“日本性”之本质的做法是对德国理想主义的描摹。与多数诞生于现代日本初期的事物相似，“日本性”也是一种杂糅，融合了禅宗、黑格尔和尼采的思想。而西田的追随者后来还掺入了海德格尔的学说，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西田哲学的根基是“主观和客观、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日本需要的是一种不为理性所拖累的直接体验，需要将佛教中的“顿悟”和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结合起来。黑格尔认为个体要融入集体。倘若这套学说仅仅流传于京都帝国大学高墙之内的话，倒也没什么害处，可惜事与愿违。文部省于1937年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名为《国体的本义》。该文件劝说日本人“舍弃”他们的“小我”，在“天皇身上寻找”自身存在的本源。此外，有着纯洁精神的日本人优于任何其他民族，且“秉性与西方国家所谓公民迥然相异”。这份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文件以一种粗鄙的方式呈现了西田关于日本主体融入天皇客体的思想。

下面两位人物的经历显示出，这种献身精神对于曾苦苦追求个人主义却无功而返的大正年代的人而言，是何等受欢迎，又何等具有慰藉作用。第一位登场的人物是北一辉，他在求知道路之初是尼采和日莲宗佛教的浪漫信徒。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社会氛围浮躁，日莲宗提出一种说法，认为帝制日本终有一日会站在统一世界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要先打败犹太人和民主党。这里很明显能看出俄国宣传的痕迹，日本人都没怎么听说过犹太人是何方神圣。

从家族背景来看，北一辉既不排外，也并不富有浪漫主义情怀。他的家在遥远的佐渡岛，贩售清酒的父亲是民权运动坚定的拥护者。北一辉自小沉迷于绝对个人自由理想，但民权问题在他眼里实在是太小儿科。他对和平的政治活动毫无兴趣，崇尚的是绝对真理和快刀斩乱麻的意志行为。个人主义思想令他和许多同龄日本理想主义者困惑不已。北一辉推崇尼采，深受其熏陶，开始试着通过将人性和神性合二为一来克服个体疏离感。1911年，见证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的他兴奋异常，还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很快，北一辉满脑子都想着要在日本闹革命。

对于北一辉，革命暴力的宗教意义要大于政治意义，这是一项个体精神解放行为。他结交极右翼阵营成员，起草政治传单，鼓吹由天皇担任宗教元首（führer）的国家社会主义。北一辉认为，国家已经被腐败寡头、官僚、银行家和实业家绑架了。寡头们以一部言辞模糊的明治宪法，限制天皇的政治权力，欺骗日本民众。日本需要一场政变，将绝对权力还给“人民的天皇”。个体只有在和天皇以及国家完全捆绑在一起后才能得到解放。在北一辉的笔下，国家是一种有机体，一种吸收所有个体臣民“小我”的“大我”。而帝国之上还有一片极乐世界，人在往生极乐后可以成佛。至此，北一辉与他理想主义的父亲渐行渐远，他心里惦记着一项神圣的事业，愿意为之而生，或者更重要的是，愿意为之而死。

北一辉的事业对陆军少壮派军官格外有吸引力，他们多数来自贫穷的农村，和北一辉一样将国家的腐朽堕落归咎于世故的城市资本家。在一腔暴力理想主义热血的驱使下，部分军官于1936年2月发动政变，企图将绝对权力交给天皇，并清除卖国贼和贪官污吏。政变被粉碎了，作为幕后指挥的北一辉被捕。要是政变成功，他本可获任为无任所大臣‡‡‡‡，但他最后连同其余十六人一起被处决。

北一辉的故事印证了一点，日本社会在他所处的时代已变得一点即燃、一触即发。他并非只是游走在右翼极端思想丑陋边缘的怪胎。自20世纪20年代初，他定期会见日俄战争的英雄东乡平八郎大将，后者在海军界的影响力犹在。北一辉的神秘沙文主义学说既具有革命性，又高度迎合那些视民主为敌的强权派的勃勃野心。他被处决后仅两年，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就写道，日本帝国服膺神旨，“以血缘为纽带，远超区区道德，然陛下以超凡之道德形象见于世人……”。请留意“区区”一词。这段话说是北一辉写的，也不为过。

高村光太郎的生涯没有北一辉那般跌宕起伏，此君也无甚政治影响。他是个雕塑家、诗人，但其一生或许较北一辉更清晰地显示出，想在早期的现代日本追求个人主义是何其困难。高村对于西方和本国的态度是当时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经历的一种极端写照。

作为著名雕塑家之子的高村对欧洲艺术情有独钟，尤爱罗丹。结束了在东京的西方艺术教育后，他于1906年来到纽约，开始写诗，之后移居伦敦，结识了英国陶艺家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最终，他在1908年时辗转至巴黎这座接纳了他所热爱的罗丹和波德莱尔的城市。翌年回到东京，高村过上了西式波西米亚文化人的生活，他厌恶明治日本的闭塞和沉闷，常以此对比巴黎的海纳百川。在一首名为《日本人》的小诗中，他宣泄着对同胞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些个“如猿猴，如狐狸，如鼯鼠，如鲨鱼，如兽头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这首诗作于1911年，彼时的高村回忆起旅居西方的时光，心情还是颇为愉悦的。他直言在巴黎时无忧无虑，甚至都忘了自己是哪国人，这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很不寻常。或许他觉得在东京难以过上巴黎的那种波西米亚式生活吧：在熟悉的环境里反而会生出疏离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之到了20世纪20年代，高村诗歌的基调变了，隐约能从中读出一丝愤愤然的疏离感，间或显得狂躁。如今谈起旅欧岁月，浮现在脑海中的尽是些寂寥落寞和遭受排挤的片段。诗人不无苦涩地忆起他和一位法国女子的情史。一夜春宵后的早晨，他在镜中端详自己这个“蒙古人”，这个黄皮日本佬。自轻自贱的情绪逐渐蜕变为排外心理和种族沙文主义思想。到了30年代，他写了一堆歌颂日本武运长久的诗，似乎战事一开，他总算可以如释重负地使用诸如“我的祖国，日本”或“我们日本人”这样的字眼了。他还写了一首给蒋介石的诗：

我的祖国日本要摧毁的不是您的国家，先生，

我们只是在摧毁反日思想。

他终于从西式个人主义的紧张感中获得了解脱。

此类情绪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能引起广泛共鸣，这让对抗国家统一和天皇崇拜的政治宣传成了一件难事。共产党人和部分激进派社会党人还在坚守阵地。尽管面临审查，批评性报道还是层出不穷。但随着时间推移，自由派陷入强硬左翼和暴力右翼的夹缝之中，原敬的政友会和滨口的民政党等主流党派对此作壁上观。20世纪20年代末，下院投票通过一系列压制政治异议的法律。在有党派政治家的支持下，警察镇压激进左派，许多社民党人也未能幸免。政客本想保全议会权力，但在努力无果后，反倒倒向了他们在官僚系统、朝野和军中的沙文主义政敌。最终，正如司空见惯的那样，他们自己也被绞杀殆尽。

*****

尽管东乡平八郎大将对北一辉的革命理论饶有兴致，但他还肩负着带教下一任天皇的使命。皇太子裕仁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对他影响最深的老师，是日俄战争的另一位英雄乃木大将。乃木切腹自杀、为先皇尽忠后，东乡接任太傅一职，辅导年轻太子的课业。裕仁几乎完全与世隔绝，苦练射击、识地图、兵法和骑马等军事技能。他身材矮小、性情敏感又不善言辞，天生就不具备尚武气质，但他尽力做到最好。

裕仁年轻的头脑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思想，既有19世纪末水户学派本土论的影响，也有来自最新日耳曼种族理论的熏陶。他被灌输了一套日本种族纯洁和皇族血脉神圣的说辞，似乎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日本人与“雅利安”民族之间的达尔文式抗争也是学习的重点，但最要紧的是，他被时时提醒要警惕“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毒草”。天皇制的存续是皇室最高职责，他的老师因而极其担心民主思想会有损天皇制的威严。1918年，欧洲君主制土崩瓦解的消息传至日本后，民心震动。德皇威廉二世的下场被当成一则警世寓言。实际上，裕仁所受的教育正是对苦苦挣扎的大正民主的某种反宣传。

这并不是说他被训导要与右翼极端分子站在一起，重要的是秩序和国家统一。当裕仁表达对“极端思想”的担忧时——他屡次做出上述表态——他心里怕的其实不是北一辉等右翼，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或者简单来讲就是民主。社会和谐、秩序井然有赖于种族同质化、军事纪律和忠尊君王的共同意识，任何其他事物只会扰乱纲常，分化国家，结出自私和混乱的果实。

1922年，裕仁受封摄政，他那倒霉的父亲则退居幕后。但就在这之前，裕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体验了自由是何种滋味。1921年，欧洲行被定为皇储学习过程中的一节“必修课”。一些保守派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在西方的耳濡目染会玷污裕仁纯洁而崇高的地位；其他人则担心这位笨拙的青年会使日本在外国人眼中低人一等。但他还是启程了，路过香港，经由新加坡，借道锡兰（今斯里兰卡），来到英、法、荷、意四国。此行令他大开眼界，见识了不少新鲜事：比如人们随身带钱，搭乘公共交通时要付钱。英国贵族举手投足间无拘无束，甚至在白金汉宫也不例外，这一点令他印象颇深。宫廷内的人居然表现得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此情此景想必一定让裕仁吃惊不已。感慨于阿索尔公爵（Duke of Atholl）和其领地内领民之间亲密关系的裕仁表示，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人们无须担心会滋生极端思想”。回国后，他尝试模仿英伦风范，但除了爱上并吃了一辈子的培根煎蛋外，这种模仿很快便宣告结束。

大正天皇卒于1926年，其子裕仁登基引来媒体广泛关注。报纸和电台不分昼夜地报道新天皇参加插秧仪式、人们挥旗游行、万灯节、授勋仪式和各式各样的神道教仪式，其中有些是新近才产生的。关于日本性精华和国体论的书籍汗牛充栋，讲座一场接着一场。不断有人对异见的危险性发出警告。学识渊博的人指出，敬仰祖先、君民连心、祭政一致等观念不仅是日本的道统，也是“科学”的准则。1925年颁布的《治安维持法》后经修改，扩大了“特高课”的权力，后者也加倍努力地铲除大学、报馆、出版社等机构内的激进分子。为了捍卫国体，军部也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特高课”。

所有这一切的高潮发生在1928年11月14日，准确的说法是：裕仁天皇在伊势神宫与祖先天照大神彻夜长谈后，于次日早晨正式重获新生，化身为一尊活神仙。两周后，新天皇一身戎装君临东京，不动声色地看着三万五千名军人列队从他面前走过。这之后，他还检阅了拥有两艘航母、两百零八艘战舰和三十九艘潜艇的帝国海军。当天，千百万打开收音机的日本人以及旭日旗飘扬之地的每个人，都通过广播听见了军靴行进、礼炮轰鸣和海军战机低空飞行时的声音。昭和时代——昭和意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来临了。

注释

*　哈罗德·劳埃德（1893——1971），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

†　作者误植为milk bars，应为milk halls。明治、大正年间，日本政府为改善人民的体质，推广牛奶的饮用，于各街道尤其是学生聚集的街区及车站广设小间的饮食店。以便宜的价格提供牛奶、咖啡、蜂蜜蛋糕等轻食，也提供报纸、杂志阅览。——编注

‡　昭和初期的流行语，应为“马克思少年”（Marx boy）与“恩格斯少女”（Engels girl）。——编注

§　Flapper特指20世纪20年代的一批年轻西方女性，她们打扮入时，标配是短裙，蘑菇头。她们热衷爵士乐，并表现出对合理社会行为的蔑视。

¶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1959），美国著名建筑师。

**　原书误植为1920年。——编注

††　即日本演员栗原喜三郎（1885——1926）。

‡‡　本名为德永文六（1987——1967）。——编注

§§　乔治·格罗兹（1893——1959），德国画家，新客观现实派大师。

¶¶　戈哈特·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诗人。

***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诗人、散文家。

†††　莱因哈特（1873——1943），奥地利导演、演员、戏剧活动家。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沙俄/苏联杰出的戏剧大师，系统总结“体验派”戏剧理论，强调现实主义原则，主张演员要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之中。

§§§　《卡里加里博士》是由罗伯特·威恩（Robert Wiene）执导的惊悚片，是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影片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梦魇般的回忆，叙述了身兼心理学博士和杀人狂双重身份的卡里加里的生活。该片是早期电影向艺术迈进的一大标志，并对其他艺术产生广泛的影响。

¶¶¶　这里为作者笔误，事实上，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中，日本先与美、英、法三国签署了《关于太平洋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又称《四国公约》）。隔年签订的《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又称《华盛顿海军条约》）则包括美、英、日、法、意五国。——编注

****　这是指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加藤高明去世后，由内务大臣若槻礼次郎接任首相一职。1927年若槻内阁总辞，由当时政友会的党魁田中义一接任。——编注

††††　1930年4月22日，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召开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签订《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即《伦敦海军条约》）。

‡‡‡‡　又称为不管部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指内阁里未被指派负责某一部门的大臣。——编注

第四章　“啊，我们的满洲”

那么日本的对外战争究竟是何时爆发的？其导火索是1931年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抑或是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日本国内在这一点上没有共识，史学家甚至对如何命名这场战争都无法达成一致，因为每个人对开战时间的认识都不同。右翼民族主义者依然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战时讲法，以偷袭珍珠港为开端。这种称法的潜台词是，日本打了一场对抗西方帝国的亚洲解放战争，至于1941年前的侵华战争则被轻描淡写地叫做“事变”。其他人则只肯承认“太平洋战争”，似乎除了对美作战外便再无其他战事。而对本国战时历史颇有微词的左翼将日本的对外战争视为殖民征服，始于1931年吞并满洲（中国东北），故称之为“十五年战争”。

有个叫林房雄的人，于大正年间开始做学问，他起初信奉共产主义，但如许多人那样，最终转投右翼民族主义的怀抱。他的修正派著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写于日本战败多年后，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日本经历了一场百年战争，最早的对手是美国准将詹姆斯·贝特尔（James Biddle）。他于1846年率部赴日，最终铩羽而归。贝特尔本想迫使日本开国，却遭到一名日本守卫的一顿痛殴。自此，日本就同西方较上劲儿了。

林房雄的观点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那种政治宣传：日本总是被描绘为西方强权的受害者，列强的一再欺侮令日本拍案而起，为亚洲人民而战。侵华战争的某位主要策划者在1945年后接受审问时曾说道，佩里准将和他的黑船才是战争元凶，因为佩里硬生生地将日本从与世无争的孤立状态中拖拽出来，并将其推向大国争霸这一无情的国际格局。人们在较为反动的日本刊物中依然能接触到上述观点，鉴于此类期刊比自由派出版物更能博人眼球，上述看法引起关注也不为怪。当然，不管如何命名这场战争，毋庸置疑的是，1931年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标志着日本开始对亚洲大陆进行军事侵略。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于1931年9月18日，这一时间节点本可再往前推。尽管一位中国军阀盘踞满洲，统治着这块半独立性质的私人领地，但日本人的势力已经坐大。关东军控制了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其中包括哈尔滨和奉天在内的多数大城市。海滨城市大连和旅顺则早已处在日本的直接管辖之下。然而，军部蠢蠢欲动，不满足于现状。席卷全球的经济萧条彼时正重创日本，部分年轻官兵心中开始滋生一股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在东京，右翼狂徒和少壮派军官不仅煽动人们仇视商人和文官，还密谋政变。在中国，蒋介石的北伐军意图统一全国，建立国民政府。中国人视满洲为国土的一部分，尽管日本人签署过协议予以承认，心里却不这么想。日本人倾向于将满洲视为一片没有法律的无主之地，而日本能为其带来秩序。考虑到中国末代王朝存在了大约三百年，中国人对满洲的领土主张可谓合情合理。至于大半个中国属于法外之地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日本侵占他国领土的理由。

20世纪30年代的满洲，随处可见气焰嚣张的日本军官、右翼梦想家和具有革命思想的亡命徒。石原莞尔中将可说是集这些人的特点于一身。他智慧过人，长着一张娃娃脸，为人桀骜不驯，曾在旅德三年间接触了风靡一时的全球种族战争思想。在他看来，最终的大结局势必是白人和黄种人之间的一场激烈较量，日本和美国则是一对主要对手。同北一辉这位军中极端主义者的思想导师一样，石原也是日莲宗信徒，幻想全世界同处一片日本帝国的屋檐下。但在这之前，他要先设计让日军进占满洲，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打造为“人间天堂”。

1928年，关东军炸毁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专列，日本人反诬中国军人，妄图制造日军出兵的借口。但事不遂人愿，阴谋流产了。裕仁天皇对军人擅做主张的行为惊骇不已，勒令首相辞职，“皇姑屯事件”就这样不露痕迹地被掩盖了起来。有了前车之鉴，这一次的策划务必更周密才行。9月18日夜，日军在奉天城外的铁路旁引爆一枚炸弹，南满铁路基本没有受损，火车班次也依旧准点，但这起爆炸为攻击驻扎奉天的中国军队提供了口实。日本人诬陷后者“阴谋破坏”。为了平息事态，继承父亲东北军大帅之位的少帅张学良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日本人继而宣布把中国军人一律视同匪徒，而关东军既然负责保护满洲的安全，他们便无所顾忌地攻击中国军队。不出六个月，大半个满洲落入日本人之手。中国诉诸国联以求仲裁，日本则不失时机地在国内大肆宣传全世界都与日本作对。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有党派政治家、首相若槻礼次郎仍然倾向于对华采取安抚政策。他惶恐不已，关东军正将日本推向战争，他却无力制止，因为自己无权过问军事。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只对武装力量最高指挥官天皇负责，而不是区区一介文官首相。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同样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竭力想要维持同中国和西方的良好关系，可现如今，他却要为日军占领满洲这一既成事实进行辩护——文官政府根本管不住军人——这陷他于不仁不义之境地。惴惴不安的廷臣和谋士纷纷劝天皇不要激怒军队，生怕他们造反，在国内惹出乱子。作为在野党的政友会则抨击政府胆小怯懦，将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驻扎朝鲜的日军开始调防满洲。首相若槻辞职。

他的继任者犬养毅也没能管束住在华的部队，他徒劳地试图阻遏官方承认满洲为独立国家。被反日情绪激怒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袭击，谁料后者顽强抵抗，海军陆战队只好向陆军求援。日本媒体热情洋溢地报道日军在沪英勇作战的事迹，以此鼓动公众舆论，在自杀式任务中阵亡的军人得到了“人弹”这一光荣称号。

同前任一样，犬养只能无奈地目睹这一切。他吁请天皇出面干预，但无功而返。为避免激化上海的事态，犬养再度试图制止增兵，没多久便被闯入家中的好战派海军军官刺杀身亡。自此，统治日本的换成了主张“举国一致”的内阁。1932年至1945年间执政的十四位首相中只有四位是文官出身。这既实现了石原莞尔等阴谋家的夙愿，也迎合了东京一些军部高官的心意，他们对石原的所作所为百般纵容。陆、海军大臣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之后都被授予了爵位。

从某种角度看，1932年犬养毅遇刺事件敲响了政党内阁制的丧钟，其意义堪比1933年纳粹上台，唯一的区别在于，日本没有纳粹党，也没有元首。天皇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假，但他既非法西斯政党党魁，亦非军事独裁者。对于他在多大程度上为人摆布，又在多大程度上积极投身战时政治，我们依旧不甚明了。但只要有他在，提供神圣指引，就没有人可以独揽大权。日本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顶层软弱、分化，而不是太过强大。国内派系林立，宫廷、军部、官僚系统、国会都有自己的“山头”，远远谈不上“举国一致”。这些派系之间争来斗去的劲头丝毫不逊色于他们面对外敌时的同仇敌忾。

不同于1933年之于德国的意义，1932年并未斩断日本历史的延续性，原因是宪法从未被废止。明治维新后确立的天皇制度完好无损，统治日本的也还是1932年前那批人。政党一直活动到1940年，但多数只是充当吹鼓手，间或扮演搅局者的角色。政党政治家依然占据政府职位，国会也照旧议事。他们本可通过拒绝合作来解散内阁。由于还需要其摇旗呐喊，政党政治家算是保住了些许影响力。经历巨变的是各派之间的均势。直到1932年前，宫廷、官僚系统、军队和国会都享有权力，国会始终是最弱的一环，但凭借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党派内阁，其实力有所增长。随着这一格局寿终正寝，日本政坛成了一群廷臣，陆、海军首长和官僚的天下，而他们狂热的手下常常越俎代庖，替他们做决定。

*****

有一件事令钳制议会制政府变得相对容易，那就是强大的宣传机器。侵华早期，日本国内对这场战争无比拥护。正当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欧洲抬头之际，日本的演艺界和媒体也都在为帝国的疯狂行径“添柴加火”。无论对于日本还是欧洲，这都是一个大众政治的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重创了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政治因此遭受沉重打击。为了诋毁大正年间的自由风气，官方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昭和早期的社会氛围像极了弥漫戾气的明治末年。裕仁天皇被拿来同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作对比，裕仁的太傅乃木将军等明治时代的英雄成了备受推崇的楷模。《缅怀乃木将军》（‘憶ひ起せ乃木将軍’，1932年）这出戏大获成功。日俄战争中，肺部中弹、踉踉跄跄却还坚持吹号的英勇司号员再度成为连环画、少年杂志和歌谣共同赞美的对象。爵士年代风靡一时的音乐换成了一首首进行曲，歌名透着一股明治末的气息，譬如《皇军出征之歌》（‘皇軍進発の歌’）《军中探子之歌》（‘軍事探偵の唄’）或《啊，我们的满洲》（‘ああわが満州’）。

经济大萧条年代酝酿的所有浪漫抱负、民族思想和焦虑情绪都被倾注到建设满洲这项工程中来。人们被告知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专家们言辞凿凿，说要是丢了满洲，已经因萧条而伤了元气的日本经济将面临崩溃。满洲会给日本人提供生存空间（Lebensraum），满洲的煤、铁矿是重要的资源。满洲会培育重工业，开设新银行，铺铁路，建机场，造桥梁，开工厂。比日本国内还要先进、高效和漂亮的城市会拔地而起。满洲连同朝鲜、台湾等日本殖民地一起，会并入一个巨大的日元区，这么做的目的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剥削老百姓，而是要造福所有天皇陛下的子民。政府将牢牢掌控经济。官僚、商界领袖和军事将领同心戮力，为的就是把满洲打造成为一台驱动庞大帝国的引擎。

这一切更多只是一厢情愿，并不现实。从方方面面来看，建设满洲的工程都披着一层虚假的外衣。首先，其经济意义并不像专家认为的那么大。军事战略家和商人在目标的优先性上想不到一块儿，军队和财阀因此向来不睦。工厂、公路、发电厂和漂亮的城市的确是建起来了，且代价高昂。日本官僚在管理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锻炼了本领。一些企业富得流油。日元区刚起步时内部贸易一度很红火，但后来证明这对日本经济更多是一种拖累，而非提振。满洲无法吸收日本的出口商品，而满洲自己生产的商品品质一般，挤不掉从西方进口的洋货。此外，日本国库亏空，无力再支持满洲的工业发展。因此，企业界想把满洲打造成帝国工商业重镇的想法不过是南柯一梦。

但要说骗，这还算轻的。如今得名“满洲国”的满洲表面上是个“独立”国家，皇位上坐着溥仪这位可怜兮兮的清朝末代帝王，他的身旁簇拥着一群谨慎、能干而和善的日本“阁僚”。关于“满洲国”的谎言中有这样一条：其“国民”大部分是满人而非汉人，但实际上满人在满洲早已屈指可数，就算有，也常常和占据多数的汉人难以区分。日本扬言中国不是一个“稳定国家”，因此有权在北方使出强硬手段，维护本国利益。实际上，就算日本人在场面上给足了末代皇帝面子，“满洲国”连傀儡政权都算不上，完完全全就是殖民地。“满洲国”的官员是中国人不假，但人事任命权和政策制定权统统掌握在关东军手中。

中国政府不断对此事表达抗议，国联于是派遣了一支由国际政要组成的调查团，赴“满洲国”调查日本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对于日本，世人多少还有些同情之声，尤其是在英国。旅行作家等访客惊叹于“满洲国”内日本人的高效作风，在见识了日侨聚居区的整洁、有序和干净后，再来看中国人待的地方，那只能用混乱和肮脏来形容。日本兵肯定有些粗鲁无礼，但这无碍铁路旅馆的富丽堂皇。另外，“满洲国”是除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外，另一个火车总是准点的地方。

对日本不利的是，李顿（Lytton）爵士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在报告中认为日本人的主张纯属无稽之谈*。这引发了新一轮的自哀式宣传：西方正伙同中国一起陷害日本。媒体又翻出陈年旧账，其中一些不无道理：1905年签订的和约太便宜俄国了，西方列强不同意日本在1921年扩充海军军备，美国的排日移民政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关于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为满洲”抛洒热血这件事又被拿来大做文章。最终，日本退出国联，其驻国联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因为在演讲中称日本就像耶稣基督，被钉在了世界舆论的十字架上，引发一片哗然。

但即便是在最穷兵黩武的年代，日本也并非铁板一块。右翼恐怖分子也许十分猖狂，但是左派并没有消亡，特别是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依旧享有强大的话语权。实际上，某个社会主义政党一直活动到了1940年。另外，日本异见者中几乎没有背井离乡、流亡西方的人。这部分是因为多数日本人难以设想离开了日本将如何生活，因为他们既不会外语，也没有人脉；此外，还有另一层原因：为了使他们融入国内新秩序，官方煞费苦心。日本当局没有采用纳粹那套办法来控制潜在异见者。日本左派没进过集中营，他们被“统一思想”的过程看似毫不费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从不觉得自己背弃了理想。

“满洲国”提供了一条出路。它成了许多左翼理想主义者的乐园，他们在铁路公司谋得调查员或顾问的差事，满以为自己正在帮助亚洲人改头换面。模范殖民地的一大优势在于可以放手去尝试，不必面对公众阻力。这让“满洲国”和台湾在建筑师和工程师眼里格外具有吸引力。不仅如此，“进步的”社会科学家也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或许发自内心地相信那套要将“满洲国”打造为种族和谐典范的官方宣传。“满洲国”内部最接近政党的组织“协和会”号召“五族”——日本人、朝鲜人、满族人、蒙古人和汉族人†——和谐共处，听从日本号令。不管其他四个族群如何看待这一安排，但凡是日本人，在大连或奉天的感觉肯定比在大阪或东京更自由，也更惬意。

日本小说家和散文家也纷至沓来，记录“满洲国”无与伦比的现代面貌：火车跑得多快，大连的公园多漂亮，哈尔滨的夜生活多有国际范儿。一些杰出的导演加盟满洲电影制片厂，拿到最先进的设备后，拍摄了一系列反映“勇敢的日本拓殖者”“帮助”亚洲同胞的影片。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因而也就反西方。泛亚主义与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不谋而合，所要做的不过是舍弃社会主义，转投某种国家社会主义。

对于冥顽不灵的日本异见者，另有一套打压他们的办法，有时需要使用一定的武力，但通常情况下只需同僚或家人施压即可，或者光是唱反调带来的那种孤独感也足以奏效。这种办法叫“转向”。别的不说，小林多喜二这位共产主义作家就曾拒绝背弃自己的政治信仰。他于1933年死在狱中，八成死于酷刑折磨。然而，尽管这起野蛮行径绝非孤例，类似情况却鲜有耳闻。20世纪30年代初锒铛入狱的左派政治犯几乎全都在未经严刑拷打的情况下就放弃了共产主义，选择“转向”——换言之，他们承诺自己再也不会鼓吹马克思主义。这之后，多数人获释出狱，哪怕依然可能面临被恶警监视和被邻居骂成“赤匪”的下场，日子总算是过得太平无事。

发生在美浓部达吉教授身上的事或许算得上是昭和早年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最悲凉的写照。美浓部为人保守，拥护大正民主，同危险的左翼八竿子打不着。在东京帝大教授宪法的他提出一套“天皇机关说”，认为宪法没有规定国会必须唯天皇马首是瞻；天皇是国家首脑，不应让他去做自己也无法承担后果的决定。只有一个强大的、权力受宪法保障的国会才能确保军人不以天皇的名义大开杀戒。

美浓部的看法颇具先见之明，20世纪20年代时曾在媒体和国会掀起一场公开辩论。他的观点至少在理论上得到广泛认可，甚至宫廷内部也不乏赞同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发表文章，对他恶语相向，还威胁恐吓美浓部，却无法撼动他的权威地位。美浓部与大正当权派过从甚密，他从教授位置上退下来后在贵族院里谋得了一个席位。

然而，到了1935年时风云突变。美浓部不仅遭到右翼极端主义者的非难，还在贵族院被人指控对君主不敬，有损“国体”。此时已经没有同僚有底气为他说话了。美浓部被褫夺议员资格，他的书被列为禁书。针对他的抨击，部分是人身攻击，是学术圈里的公报私仇，但也有部分是出于政治考量。对军队和右翼压力集团中的极端分子来说，真正目标并非美浓部，而是过去的当权派，政党固然是其中之一，但就连宫廷也包括在内。右派打出“净化国体”的幌子，为的是摆脱优柔寡断的廷臣、互相扯皮的政客和胆小怕事的官僚，他们一味敦促天皇谨言慎行。理想中的神圣军国是容不下合宪性解释的。

然而，军队同日本所有机构一样存在内部分裂。“美浓部事件”发生时，军队分为“皇道派”和“统制派”这两大势不两立的派系。后面一派人以满洲阴谋家石原莞尔和首相东条英机为代表，认为日本未来会与西方爆发全面战争。在日本国内策划反对资本家和官僚的暴动可不是他们的作风。这群人是军事纪律的信徒，认为应联手官僚和大企业，共同增强国力。皇道派则意欲闹革命，发动一场“昭和维新”，清除腐败资本家等“国体”的敌人，并在一部新宪法的框架下建立军事独裁。日本的帝制羸弱得很，其守护者总担心左派会造反，但真正的威胁其实来自右派。

1935年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发生时，军队内部围绕政府职位的争斗演变为一场暴力事件。一位统制派高官原打算将一些惹是生非的皇道派军官撤职，结果被人用武士刀砍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刺客是一名年轻军官，正如在日本常见的情况，他的一片赤胆忠心备受推崇，大众媒体也对其大加赞赏。为了平息事态，最积极的一些支持者被调去“满洲国”，统制派再度权倾朝野。然而，除了天气转凉外，事态根本没有冷却的迹象。

1936年2月26日这天迎来了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凌晨时分，皇道派青年军官决定动手。他们成分复杂，其中一位还是东京某喜剧名家之子。多数军官的老家在东北的乡下，那里饱受萧条之苦，民不聊生。许多农民家庭穷得只能将家中的年轻女性卖给在乡间游弋的皮条客，后者再把她们转手卖给城里的妓院。尽管军旅生活严酷，但总算是给乡下小子们提供了唯一的栖身之所。那些较为聪明的在受到北一辉等人的煽动后，滑向某种天皇制原教旨主义，满脑子都是什么民族纯洁和宗教崇拜。

千余名军人试图占领东京市中心。大藏大臣‡被人刺死在自家卧室，同样遇刺的还有内大臣§和隶属统制派的陸军教育总监。首相冈田侥幸生还，仅仅是因为叛党错将他的妹夫当成了他。东京市民拿到的宣传单里热情洋溢地称赞叛乱者怀着一颗碧血丹心。

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被打动了，但裕仁天皇不以为然。他很明智地看出这起未遂政变本打算拿他身边的当权派开刀。纵容满洲的少壮派军人也就罢了，但这类发生在国内的犯上作乱势必要予以制止。海军受命前来恢复秩序。有惊无险的是，叛党未能杀进皇宫直接向天皇表忠心，因而未能铲除他身边的“奸臣”。2月29日，整件事告一段落，叛党投降，朝纲重整，统制派如今牢牢地将施政大权攥在手中。

日本阻止了一场暴力革命，但是统制派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内部残余的文官势力。军部要求新内阁的人事任命要得到陆、海军大臣的批准。鉴于二者都得是现役军人，军队就有了组建和解散政府的能力。立场相对温和的外交官广田弘毅升任新首相，但他对军队只能言听计从，于是，他追加军费，同纳粹德国结成反共同盟。是年，另一桩奇闻将日本人的关注点从军政大事上转移开来。一位名叫阿部定的卑微艺伎在情欲大发之际勒死了自己的情郎。她被人发现在东京街头徘徊，包里装着情郎的阳具。

在华日军再度变得蠢蠢欲动。广田拿他们没辙，他的两位短命的继任者也一样。天皇身边一干保守派臣子还未做好全面侵华的打算，因此期盼某位“自己人”能出面稳住局势。近卫文麿公爵同裕仁是发小，定期和后者打高尔夫球。出身皇族的他修养良好，为人高傲，游历广泛，在军中根基深厚，还结交了一些右翼知识分子，但不能据此就说他是战争狂，说他是反共急先锋倒不为过，而且深受当时极端种族偏见的影响。同满洲阴谋家石原莞尔一样，近卫认为全世界会被卷入一场东西方之间的种族冲突。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都令他胆寒。他希望日本成为一个团结一致、摒弃内部矛盾的极权国家。你死我活的党派斗争和冠冕堂皇的绝对团结这对矛盾是东亚政坛亘古不变的一大特色。所有威权主义政体都会遇到这一恶性循环：二者总是相伴相随。

尽管公爵在军中人脉甚广，但在约束侵华日军一事上并不见得比前任更有能耐。同中国的战争实际上是不宣而战，揭开其序幕的是1937年7月7日的“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事情经过如下：一名日军一等兵在北平的卢沟桥下小解完后，溜达进了所谓的非军事区。一等兵并未离岗很久，但被认定失踪，他的长官因此坚持要搜查该地区。中方提议联合搜查，但被日军指挥官认为是一种侮辱。战事一触即发，很快便蔓延至华北其他地区。

近卫似乎犯了难，他一方面想给中国人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好自为之”——这是东亚人常说的一句话；另一方面，一场全面战争似乎又不是他想见到的。近卫在日记里写道：“我已决心放弃中立，以求控制军队，拉拢民心。”鉴于政党对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无能为力，近卫出了个糟糕透顶的馊主意：他计划用“大政翼赞会”这一准法西斯党派替代硕果仅存的那些政党，以起到动员公众舆论的作用。随着这一设想在1940年被付诸实施，大正民主最后一点可怜的印迹也遭遇灭顶之灾。大政翼赞会压根就没想过要管束军队。

不过，在这一令人不快的局面来临前，日军先是于1937年之夏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上海周边展开了一场激烈厮杀。城市遭到轰炸，郊区的战斗趋于白热化，有二十五万中国人在战火中丧生，多为平民。在日军实施某起大屠杀的遗址，一块纪念碑这样写道：“血流成河，染红了大海。”到了11月，更多日兵在杭州湾登陆。上海上空飘起一只气球，用中文宣告百万日军已经登陆，通往蒋介石的国都南京的一场血腥征程就此开始。

*****

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日本人在二战时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有人将其同纳粹屠犹进行对比，然而，这么做对于理解这起战争罪行的特性并无多大助益。这是一场屠城，而非有计划的灭绝行动。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跟中世纪的征服者一样，满载着抢来的东西在街上横行霸道。数以千计年龄不等的妇女在惨遭轮奸后被杀或致残。成片街坊被付之一炬。成年男性和男童像牲口一样被拴在一起，在机枪扫射之下跌入沟渠或长江。江岸边堆满了肿胀的尸体。日兵屠戮百姓常常只是为了寻开心，或是用作刺杀练习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屠杀持续了六周之久。面子上挂不住的日本外交官搜集了外国目击者证言后呈递给东京，希望高层出面制止事态发展，但全无回音。日本大使馆毗邻一座女子学校，外交官们想必能听见女生被蹂躏和残害时发出的惨叫。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场屠杀。据估计，死难者人数——这往往取决于各方政治观点——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甚至三十多万。东京战争罪法庭认定的罹难人数为二十五万。但具体人数还不是重点，需要解释的是日军为何要对毫无还手之力的民众痛下重手，手段还异常残暴。倘若说大开杀戒的目的不是将每个中国人赶尽杀绝，那么缘何要实施这种空前绝后的奸淫掳掠的暴行呢？日军在之前的对外战争中素以军纪良好闻名，怎么这一回就突然军纪败坏至此呢？人们给出了许多解答：一说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态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说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恐怖行径，发号施令者远在东京，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还有说是吃尽苦头的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继而大肆寻找发泄渠道。

东京政府下令屠杀一说的可信度似乎很低，彼时的天皇及其幕僚还很在意国际舆论。日本迫切需要从英美不间断进口原材料和工业品。华盛顿的政策是保持中立，但是美国社会同情中国，这也是日本未对华宣战的原因；追究某起“事变”似乎比较不易引发众怒¶。另外，一旦宣战，按照所谓的中立法案，美国将被迫中断与交战双方的贸易往来。这样一来，战争物质的供给也会随之中断，这种情况对于日本和中国都是无法承受之重。要是美国公众闻知日军暴行而义愤填膺的话，对日本可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日军将领很快便意识到，大规模奸淫妇女只会换来中国人更加顽强的抵抗。为扼杀这一势头，日本陆军省决定招募——或者更常见的情形是掳掠——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妇女，甚至一些欧洲女性，命她们在庞大的随军妓院组织里提供性服务，这些妓院亦名“慰安所”。

日军的另一条军规“不留俘虏”也成了大开杀戒的导火索。自登陆一刻起，部队长官便向手下传达指令，北上攻打南京途中抓获的俘虏都要“处理掉”。一路上遭遇大小游击战无数后，日军常对军人和平民不作区分。已经在自己长官手里饱受凌虐，又在异国他乡经历血雨腥风，日本兵因此愈加粗暴。包括妇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是敌人，养活他们太烦，不如索性杀掉来得省事。

南京攻城战的过程尤其惨烈。蒋介石决定弃守南京前，日军被毙者无数。蒋的大批残部和社会名流跟着他，仓皇越江，以避战祸。大约五十万滞留南京城的黎民百姓中，有不少是从乡间逃来的难民和身穿便装的军人。接到上级打扫战场的命令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兵根本无从区分平民和军人。但凡手上有老茧的，都会被处决。

但是光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南京暴行为何如此惨绝人寰。……光杀人还不够，受害者死之前还必须受到非人的凌辱。这让杀戮变得容易，因为受害者被夺去了人性。但这同时也是恶毒洗脑的结果。许多年来，日本人被告知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自己则是神的后裔。对“支那人”的蔑视可追溯至明治时代。以甲午战争为题材的浮世绘将日军塑造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和勇猛果敢的伟岸形象，而中国人则以胆小鬼和黄皮蠢货的面目示人。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日本媒体如鹦鹉学舌般呼应政府宣传，告诉军人他们正在打一场“圣战”。不管多么残暴，以天皇名义所做的任何事都会因为事业的崇高性而获得背书。东京的巢鸭监狱在战后曾被用来关押日本战犯，一位在狱中做过多次访谈的美国随军牧师总结道，战犯们“坚信，任何与天皇为敌的人都是错误的，因此，他们越是残忍地对待战俘，就越能显示出对天皇的忠心耿耿”。

南京大屠杀可能是最令人发指的单起暴行，然而在中国各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还发生过难以计数的屠杀。似乎诞生自明治末期、由江户末年的本土论和德国种族理论杂交而成的军国主义妖孽，终于成为了可怖的现实。这是一连串人为决定和错误道路酿成的恶果，早在裕仁天皇即位前就已初露端倪。这也表明，日军的指挥系统存在无可救药的缺陷，体现在战场上则是，当兵的可以忤逆长官，东京的低级军官可以恫吓将军，军令部的人可以骑在文官和廷臣头上。

在东京，根本没有迹象显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将领们因为战功卓著受到了天皇的嘉奖。唯一一个对南京大屠杀流露出悔意的人是松井石根大将。国民政府首都被攻破时，松井担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南京大屠杀后，他主动辞职，剃度出家。战后接受审判时，他称大屠杀为“国耻”，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判处绞刑。实际上，松井的许多手下才是下达屠杀命令的人，却从未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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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天皇的军队在中国陷入泥淖，止步不前时，伪满和苏联边境上爆发的冲突愈演愈烈，大有失控之势。关东军的将领迫不及待地希望主动出击，攻击苏军，其中就有辻政信大佐，他在战争结束前恶贯满盈。辻政信等多数皇道派成员力挺“北上”策略，希望通过占领东西伯利亚遏制苏联。荒木贞夫大将尝言，如果苏联不停止滋扰日本的话，他就要“像驱赶屋里的苍蝇那样荡平西伯利亚”。荒唐的是，这样的人居然还在近卫文麿的内阁里担任文部大臣。

“北上派”多具有陆军背景，吸引了不少下层军官。那些一心避免日苏冲突、转而“南下”的人多半是海、陆军将领以及隶属统制派的高级军官。只有在掌握了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后，海军才能养精蓄锐，为势必要到来的太平洋战争做好准备。天皇无意同苏联开战，且总体上偏向海军的路线。可是，对于下一步该怎么走，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要不要同蒋介石媾和，撤出华北？是同西方消弭隔阂呢，还是准备好与之全面开战？是否要和纳粹德国走得更近？是增强陆军实力呢，还是扩充海军？该北上呢，还是南下？然而，正如常见的情况，东京再一次被占领满洲的日本军人牵着鼻子走。

1938年夏，位于朝、中、苏边境的一片潮湿多雾的草原上燃起战火**。苏军在图们江靠近伪满一侧建立了军事要塞，日本人决定试探试探对手。苏联人有轰炸机和坦克，这两样日本人都没有，但他们拥有高人一筹的“斗志”。战斗持续了两周，双方均伤亡惨重，日军损失更大，却寸土未进。天皇下令让部队停战，但辻政信大佐不为所动，命令手下接着往下打。有斗志，就不怕打不赢。不出一年，配备燃烧弹、军刀、野战炮和部分轻型坦克的日军在外蒙边境上的诺门罕袭击了朱可夫元帅麾下的苏联坦克兵团。两军在环境恶劣、蚊虫遍布的平原上激战数月之久，最终以日本人被屠杀而收场。放眼望去，日军尸横遍野，成了沙漠黑兀鹫的美餐。逾两万名日军在饥渴、疫病和苏联炮火的夹击下丧生。辻政信大佐不负众望，获得晋升，但“北上”方案就此作罢。自此，所有军事行动都将“南下”。

注释

*　国联调查团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主张中日两国都以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共管。——编注

†　伪满宣扬的“五族和谐”中的五族为“和韩满蒙汉”，作者误植为“日满朝汉俄”。——编注

‡　即財政部部長。——编注

§　日本内大臣府的长官，负责辅佐天皇，掌管宫廷事务。

¶　这里喻指日本借“七七事变”一事，制造“征讨”中国的口实。

**　即1938年7月末8月初爆发的“张鼓峰事件”。日、苏两国之间围绕张鼓峰、沙草峰这两个高地进行了一场军事冲突。

第五章　与西方开战

1941年12月7日，停靠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日本鱼雷和俯冲轰炸机的偷袭下损失惨重，闻讯后，天皇及其广大子民欣喜若狂。裕仁为此特意身着海军服，在廷臣笔下，陛下“满面红光”。《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作者林房雄听闻这则消息时正在“满洲国”旅行。他写道，这种感觉“就好像卸去了肩头的重担”。诗人、雕塑家兼巴黎式波西米亚文化人的高村光太郎喜极而泣。文学批评家伊藤整，“感到自己仿佛一下子获得了新生”。偷袭珍珠港之后，日军继而占领新加坡，入侵荷属东印度，进据菲律宾……“亚洲解放圣战”的开局真是再顺利不过了。

目睹这一切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总结道：

普通人对中日战争比较暧昧，知识分子更是斥其为侵略，可同英美的战争一开始，他们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人人都担心日本未来的运数……与此同时，人们心里却又喜不自胜，我们总算赢了一回；英美这些个傲慢的大国，这些个白人脸上总算挨了我们一拳。随着捷报频传，担忧逐渐失色，恐惧化为自豪和兴奋……一个来自落后国度的有色人种在面对发达国家白种人时的所有自卑感，顷刻间烟消云散……古往今来，我们日本人还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民族自豪感。

这种描述大抵算得上是最贴近事实的说法。这么多年来，日本人被不断提醒自己是傲慢西方的受害者，受够了轻慢和冷落——不管真实与否——他们还要忍受屈辱，在西化课堂里扮演优等生，努力追赶物质优越的西方，遑论“文明开化”运动。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羞耻感，都因为扑向珍珠港的俯冲轰炸机一扫而光。今时今日，全世界或许会像日本人待见自己一样，待见日本人了吧。

1937年，最初的连战连捷过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征华“圣战”犯起了嘀咕。那时的日本战争片在反映普通士兵的疾苦上有着惊人的诚实。不过除了极少数个案外，镜头不会对准他们的受害者。战时宣传的重点很少落在刻画敌人的丑恶面目上。影视作品歌颂自我牺牲和人人精忠报国的精神，深陷中国泥淖的可怜士兵和家乡的亲人都是电影讴歌的对象。中国战场上，大小战斗似乎永远没个完，丝毫无法振奋军心，也未能取得迫使中国屈服的理想结果。政府似乎不知道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另外，关于亚洲新秩序的宣传都建立在兄弟友爱和文化亲缘性的基础上，可只要日本还与亚洲同胞兵戎相见——不管他们和神圣帝国的子孙相比多么卑贱，总还是同胞吧——就会使这一论调显得十分空洞。

直到和西方开战前，东京一直是个很西化的地方。尽管有人大费周章地想用日语词汇替代美国棒球术语，但这不妨碍人们投身这项运动。影院播放好莱坞电影，人们听西方音乐——既有古典乐也有现代乐，阅读西方书籍。德意两国的音乐和书籍从未被禁。1941年至1945年，被从日本人生活中剔除的那个“西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西方”——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自由派崇尚且试图效仿的一切。日本的对外战争打着多重标签，其中之一便是反自由主义。

政党此时大都已噤声，到了1940年则面临被解散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大政翼赞会，其作用是号召国民“一亿一心”，上至军令部，下至町内会*最底层的会长（级别低归低，作风无一例外都很专横），概莫能外。国会选举照常进行，但候选人几乎清一色都是由大政翼赞会推举的资质可靠的强硬派民族主义者。从小学开始，官方在每个机构都强推极端形式的天皇崇拜。一听到天皇大名，人们就务必立正站好。大和精神成了一种准宗教崇拜。人们得知，克己、坚忍和奉献都是日本人独有的美德，因此才有了那么多反映时艰的战争片。坚忍的精神和强大的意志力会攻克一切物质难关。

种族纯洁在德日两国战时宣传中的地位可谓等量齐观，尽管后者并未造成类似种族灭绝的后果。由于日本宣传机器的正式标靶是自由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多元主义、物质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在对抗的西方思想方面，日本和德国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在纳粹眼里，犹太人是上述所有罪恶的化身，而日本人则被告诫要粉碎的是以丘吉尔和罗斯福为首的“盎格鲁——美利坚鬼畜”——他们是漫画里堕落颓废、头戴高帽的财阀。英语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污染。战时的一幅漫画里，日本学生将所学的英语词汇（“You are a dog［你是一条狗］”）扔进垃圾桶；一旁的母亲摆出一副神道教神官的模样，在周围撒上净化用的食盐。

经历了近百年的西化运动，日本人如今又旗帜鲜明地变回了亚洲人。帝国军队通过“圣战”将白人赶出亚洲，但光这还不够，还要将亚洲人头脑中的一切西式自由主义思想残余清除殆尽。这种全新的亚细亚主义很像是明治早年间跳华尔兹舞、打惠斯特牌的名流身上的西化做派，既紧张，又不自然。知识分子和军队宣传家混用诸如“克服现代性”和“超越西方”等辞令，似乎二者是一回事，而日本的全套现代化方案必须推倒重来。我们不难理解亚洲自豪感这一自我膨胀的观念为何会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作为所有亚洲人的哲学和政治导师，日本充分地体现了这种自豪感。然而，日本建立的新秩序尽管部分地迎合了18、19世纪的极端本土论，但就像大正时期知识分子所推崇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这一倾向也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洗礼。日本的新秩序大体上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而后又被嫁接到东亚人的思维习惯上。

然而，纳粹德国和日本并不一样。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革命思想，践行它的是一个民粹政党。军队、宫廷、商界、官僚系统内的日本精英运用的则是法西斯手段，以强权稳住一项总有脱缰之势的事业。以东条英机大将为代表、有天皇撑腰的军中统制派试图牢牢压住激进的皇道派，以免爆发革命。希特勒及党羽早在上台前就对世界格局有了宏大的规划；反观日本精英，除了都反感自由主义——不论其形式如何——似乎只是在将各自的政治信条拼拼凑凑，为一连串无休无止的既成事实提供背书。此外，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早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就已看清一件事：日本走上了一条自取灭亡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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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呢？山本五十六大将曾警告近卫首相，日本成功对抗美国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那么他又中了哪门子邪，居然同意偷袭珍珠港的方案？需要重申的是，可能性最高的解释并不是像德国进攻苏联那样，是奉了“元首的旨意”，反而是因为日本政府最高层太弱势，甚至是失灵了。假使说热衷于与西方开战的人寥寥无几的话，那么或许除了天皇外，有能力或有意愿制止战争的人连一个也没有。

最终摊牌之前的铺垫始于1940年1月。美国“出于国防利益考虑”，停止向日本出售航空燃料和废金属。日本人明白，此举将使他们在中国的驻军难以为继。美国人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才会有这项新政。这之后，美国又颁布禁令，规定不得向日本出口任何品级的废旧钢铁。日本该如何抉择，眼下已经很清楚了：要么从中国撤兵，要么挺进东南亚，攫取当地的原材料。鉴于军事控制中国被认为对日本的国家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选项一断无可能。德国那时已入侵法国，日本于是破釜沉舟，加入轴心国，自绝于美国。1941年7月，日军占领南印度支那†。英、美、荷三国决定对日实施石油禁运。惯于操持受害者论调的日本报纸宣称，日本的生命线被“ABCD”四个大国扼住了：A代表美国，B代表英国，C代表中国，D代表荷兰。

日本此时仍可撤出中国，但时任战争大臣的东条大将表示“部队驻华一事不存在妥协余地……”。部队没了油便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日本要动荷属东印度的脑筋了，那里石油储量丰富。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出主意的是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他在美国宣布石油禁运前五天指出，留给日本的时间不多了，海军每天要消耗四百吨石油，因此务必即刻对美发动打击，这样才有最大的“胜算”。只要日本占领了菲律宾，海军铁定能控制太平洋。

永野大将的想法相比其同僚还是超前了些。不管是天皇、东条，还是近卫，谁都不想与美国为敌，起码眼下还不是时候。当时的决定是，一边进行外交斡旋，拖延时间，一边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好准备。日本再三向华盛顿方面陈情，只要以令日本满意的方式解决“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并解除对日经济制裁，日本就会撤出印度支那。或者，只要日本获准在华驻军，以确保地区安全，就会考虑同中国议和。再或者，只要恢复原油供应，日本就将承诺不再进犯东南亚其他地区。所有这些提议都未能获得积极答复。现在该怎么办？日本领导人决心等到10月，美国人届时若依旧无视日本的诉求，那战争就在所难免了。

10月到了。近卫延请陆、海军大臣，外务大臣，以及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赴其私人官邸密会。铃木将军在五年后的东京审判时曾谈及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谈：“这次会议过后，症结所在已经明朗化了。海军打心底里认为与美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极力反对从中国撤军。外务大臣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美国的交涉断无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战争，仅存的办法要么是让海军正式公开其真实想法，要么是让陆军理解海军未经声张的意图，并同意撤军。我看得出首相很为难，因为从他个人来讲，他觉得自己无力说服海军或陆军。”‡

换言之，没人觉得自己有能力为一项一以贯之的政策担责。首相对军队无计可施，陆、海军大臣则乐见局势随波逐流。日本人即将为摧毁文官政府的权威付出最终代价。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解释日本之所以会大难临头时，认为这是自上而下不负责任而导致的顺理成章的后果。他分析道，天皇就像一尊神轿，人们扛着他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处，只会被动地对命运的起伏作出回应。政治仿佛天气一般：一会儿这里刮起暴风雨，一会儿那里放了晴，接着突然又来了一场可怕的地震。“神风”这个词——意即“神圣之风”——本来指的是13世纪一种自然现象，当时蒙古侵略者的舰船在海上遭遇台风，撞上礁石后全军覆没，但从此每当面临危难关头——比如1853年佩里率部前来，或者1944年美国连战连胜——日本领导人都会祈求一股神风拯救日本于水火。既然没人需要为不时将日本城市夷为平地的地震负责，同样，也就没人觉得自己要为与西方开战负责。天皇或许除外，但话说回来，他也不过是一尊神轿罢了。

铃木将军讲述的近卫官邸密会的经过是否准确，我们不得而知。毕竟，部分军界人士可是巴不得开战。丸山教授的分析或许有些过于化繁为简，可是，日本自上而下不负责任这一点并不存疑。正是因为缺少政治上的问责，才会轻易将几亿人的命运归咎于人类——或者至少是日本人——控制不了的因素，归咎于“必然的历史力量”这种抽象概念，归咎于“ABCD”四大国扼住了日本的命脉，或者干脆归咎于美国人的所作所为，譬如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于1941年11月26日递交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的那份著名的备忘录。那时，近卫已卸任首相之职，接替他的是兼任战争和内务大臣的东条英机。

赫尔的备忘录是一份“相互政策声明草案”。美国要求日本撤出印度支那和中国，但没有规定时限，对撤出中国的哪部分领土也未作说明。备忘录没有提及伪满或朝鲜。东条将军向内阁谈起这份备忘录时的语气就好像这是一份最后通牒，但其实不然。实际上，倒是日本人给华盛顿下达了最后通牒。美国要是在11月15日之前解除对日经济制裁的话，日本愿意模糊其词地承诺一旦中国“恢复和平”，就会在“适当的时间段内”撤军。反之，日本就将开战。赫尔的备忘录只是提供了口实，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早已制定完毕。海军轰炸机正在鹿儿岛海湾上空一遍遍地进行空袭演练。对此事疑虑重重的山本五十六大将把计划捋了一遍，务求落实到最小细节。同别人一样，他也希望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会使美国人在谈判桌前硬气不起来。只要展现出大和精神，就一定能让腐朽堕落、贪图享受的美国人变得识趣。至于要是行不通的话，东条将军有言：“有时候人就得闭着眼往下跳。”

*****

尽管日本人从未制定过种族灭绝的政策，但他们在亚洲的“圣战”却异常残暴。战俘饱受摧残，经常活活累死。东南亚奴工的处境甚至还不如西方战俘，几十万人在铺铁路或从事其他苦役的过程中死于口渴、饥饿和凌虐。日本人的细菌部队还在中国人和部分欧洲人身上进行恐怖的医学试验。来自朝鲜、中国和南洋的妇女和少女被胁迫在慰安所提供性服务；许多人因此丧命，幸存者往往落下终身残疾，有的则要一辈子活在伤痛中。在中国、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缅甸等地还发生了屠杀平民的事件。日本的军警“宪兵队”是20世纪最心狠手辣的机构之一。

“圣战”让日本人也吃足了苦头。国内食品日渐短缺，偷袭珍珠港前一年，大米就已实行配给制。肺结核在日本的致死率本已很高，20世纪30年代末为年均十四万起死亡病例，到了1943年更是攀升至十七万。町内会头头等好事之徒向特高课或宪兵队打小报告，揭发任何“投降派”或“反国体”言行。家里人有在美国的，或者自己曾旅居美国的，不分青红皂白就会被当成“间谍”遭到逮捕。只要举止有一丁点“像外国人”的嫌疑，就足以成为秘密警察整你一顿的理由。妇女们无奈穿上土气的“本土的”裙子，孩子被教育像军人那样“玉碎”。对于军事化生活的高压和清苦，日本国内怨言日增，但是官方告诫民众要怀着光荣的大和精神，克服对战前自由舒适生活的最后一点点留恋。

日本军国政府对内对外的残暴行为因为一套和平与友爱的宣传而更显邪恶。《国体的本义》曾誓言日本会将全世界聚拢在天皇的屋檐之下（即所谓的“八纮一宇”）。1940年，日本加入轴心国时，天皇颁布手谕称：“‘为世间求公理，使天下成一家’是皇家世代相承的祖训，吾辈必不分昼夜，铭记在心。”近卫首相在同年表示：“日本国家政策的根本目标在于遵照‘八纮一宇’的崇高精神，坚定不移地缔造世界和平……”1942年，东条将军称，全新的亚洲秩序将建立在“道德正义的基础上”，“日本处于核心位置”。

1943年，“大东亚共荣圈”所有国家的代表齐聚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来了，与会者还有菲律宾的何塞·劳雷尔（JoséLaurel）、缅甸的巴莫（Ba Maw）和孟加拉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会上，各国庄严承诺将尊重国家独立和民族传统。代表们合影时，东条将军站在中间，笑容可掬，活像慈祥的一家之长。会后发表的官方声明如下：“《大东亚宣言》清晰道出了所有亚洲人民的集体愿望，大东亚共荣圈完全立足于公理之上，旨在对抗英美的盘剥、侵略以及唯我独尊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伟大的一课，其意义将为全世界人民所共知。”

日本人知道，光倚重军事力量是建立不了东亚帝国的，因此他们除了承诺帮助亚洲人摆脱西方殖民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外，还辅以一种独特的、普适的日本本质论。言下之意，就是主张输出独一无二的日本精神，以期启蒙和开化他国。日本的宣传家似乎在努力扭转文化传播的进程。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汲取养分，如今轮到日本来迫使他国接纳日本文化了。明治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大谈日本是西式现代化之师，从中学到的教训现已明确打上日本的烙印。帝国境内，神道教神社遍地开花。朝鲜人和台湾人被迫给自己取了日文名。教科书向一代印尼、缅甸和菲律宾学童灌输武士道精神——当然，效果不彰。既然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无法输出的。多数亚洲人根本无意成为日本人，就连那些曾经视日本人为解放者和老师的人，在目睹日军使用暴力播撒天皇福佑后，也改变了想法。

*****

与此同时，美国人正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军队内部的派系与机构之争，以及指挥系统一贯的混乱不清，让日本的对外战事乱成了一锅粥。但就算统领日本的是一群军事奇才，这场战争日本也打不赢。美国能生产更多飞机、战舰等必要物资，且比日本更快、更高效。维持在华驻军就已经让日本勉为其难，再想守住东南亚和太平洋的阵地更是断无可能。日本什么都缺：石油、战斗机飞行员、食品，只有人不缺，但在本土也开始遭受轰炸后，连这一资产也成了“速耗品”。

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被攻占，塔拉瓦岛于次年沦陷；到了1944年，先是夸贾林环礁易主，之后莱特岛、吕宋岛、关岛、塞班岛也相继宣告失守。最后失陷的是硫磺岛，B-29轰炸机从这里起飞，可以轻而易举地飞抵任何日本城市，继而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一堆废墟。一名日本军官曾赋诗一首，描述戍守瓜岛的日子：

一摔倒就浑身是泥，

伤口汩汩地渗出血来。

没有布包扎伤口，

蚊蝇就在结痂处打转，

无力将它们驱走。

倒地后便无法动弹，

多少次，我想要一死了之。

一旦被俘，所有日本兵都被要求“玉碎”，自我了断。平民也不例外。到了1944年，日本领导人认清了形势：这场战争靠常规手段是打不赢的，但顽固派坚持己见，强调即使所有日本人都要死，“国体”也不会亡。日本绝不可以投降。如此一来，一项本属于武士阶层的古老特权成了全民义务。美军登陆塞班后，妇孺在威逼下跳崖自尽。在冲绳，罹难平民人数多达十七万。数以千计的人被赶入美军机枪火力网，为日军挡子弹。还有避难者被迫用剃刀或匕首——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徒手——杀死家人后自杀，好为当兵的腾地方。东京、大阪、福冈火光冲天，十几万条生命在人为制造的大火中灰飞烟灭。即便是这样，统治精英依然将日本的穷途末路（Götterdämmerung）归咎于普通民众的意志力和忠诚度不够。

老师命学生给前线军人写信，盼他们“光荣战死”。到了1945年，军队的“玉碎”策略俨然成为一项举国方针。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是“神风特攻队之父”，他在日本战败后自杀身亡。被强征入伍的往往是就读于一流学府的青年，“自愿”以死来弘扬“大和魂”。为了配合自杀式任务，还专门制造了潜艇和战机。实际上，尽管只有三分之一的自杀式战机最终撞上目标，但这种战法对美舰伤害不小，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不过，哪怕是大西中将自己，恐怕也不会真的认为靠这样就能赢得战争。借一位政坛元老的话来讲，他大概希望这种非常战术能创造一种“更有利的战局”，迫使敌人就范。神风特攻队的预期效果固然致命，但也不乏戏剧色彩：这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日本性”从对外的咄咄逼人蜕变为纯粹的自我毁灭，其种子播撒于江户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已成为举国病态。

有一个人，也只有一个人可以提前结束这一切苦难，此人便是天皇。他的战争内阁在制定决策时必须一致通过，否则政府就会解体，而在商议终战这一重大事宜时，裕仁的爱卿们根本无法达成一致。1945年5月，杜鲁门重申盟国立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由盟军扶植民主政府，取代军国主义政权。包括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内的美国国务院内一批“知日派”主张保留天皇制，但事与愿违，杜鲁门并未做出上述承诺。由于皇权是“国体”的最高神龛，天皇同手下将领一样，并不急于答应无条件投降。

1945年6月，一枚炸弹击中东京皇宫。或许这件事促使天皇定下心来，又或许令人焦心的报告迫使他全神贯注。据悉，他的臣民正变得躁动不安。当天皇出现在东京市中心，迅速视察烧焦的废墟时，他震惊于人们在空袭过后竟然对他毫无敬畏心——现场的气氛很是冷漠，甚至带有敌意。这时的日本首都和几乎所有大城市一样，已是断壁残垣，一片狼藉。老百姓造反的苗头暂时没有，但不能据此认定毫无可能。前首相近卫文磨阴郁地警告，称日本可能会爆发共产主义革命，而这对“国体”的威胁比盟军胜利还要大。

于是，天皇决心在不危及自己神圣统治权的前提下谋求和平。他向斯大林示好，看苏联人是否愿意媾和，但日本开出的条件太过模糊，再说也太迟了，苏联人不为所动。日本一边不断遣特使赴莫斯科斡旋，一边严整战备，决心殊死一搏。日本的军工业已是苟延残喘，却仍在加紧生产人体鱼雷、自杀式战机、人体火箭弹和用来与侵略者同归于尽的“特别攻击艇”。

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告诉斯大林他手上有“具备罕见毁伤力的新式武器”。斯大林早就通过手下特工得知此事，因此皮笑肉不笑地预祝美国人试验成功。杜鲁门、丘吉尔和蒋介石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依然未对保留天皇制给出任何保证，但是盟军承诺会“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建立政府。一些日本人，譬如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认识到这是日本所能指望的最好结局。然而，倘若坚持接受盟军的条件，东乡与志同道合者就会因为“投降主义言行”沦为阶下囚。最高指挥部依然坚定不移地想要血战到底。原海军大将、首相铃木贯太郎做了一件日本领导人过去常做的事：对局势听之任之。《波茨坦公告》被当成一纸废文，日本的大决战战备继续进行。到8月6日，杜鲁门将他的特殊武器投在广岛。须臾之间，十万甚至更多的男男女女和儿童命丧黄泉。两天后，苏联出兵攻打“满洲国”。广岛原子弹爆炸过去三天后，长崎也遭遇了灭顶之灾。

当晚，在遭到长崎原子弹爆炸这一消息的重创后，天皇在一座密不透风的地堡内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会的六名成员身穿军装，汗如雨下，天皇则僵坐在一面镀金屏风前，听他们陈述各自的看法。要是对接下来的对策无法达成共识，政府就将解散，并且还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丧命。接下来上演的，是神秘主义政治生态的一曲荒诞绝唱。所有人一致赞同“国体”应得到维系，但对于这一抽象概念究竟有何含义，却又意见不一。在外务大臣东乡眼中，天皇制的模板应该是世俗的立宪君主制，是大正时期杰出法学家美浓部达吉口中的“国家机关”。可是，东乡的海、陆军同僚认为天皇特权神圣不可侵犯，他的统治权不容染指。再者，陆军大臣无法接受盟军驻日，更别提设立什么战争法庭了。

事到如今，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对外战争的日本面临着“全员玉碎”，而左右一切的却是日本政体内涵这一根本性问题。这关系到上百万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东南亚人和日本人的生死。铃木首相是个行事暧昧的老派“和事佬”，他把决定权抛给天皇。天皇依然在忧虑其神圣皇权会否不保。要是敌人在伊势湾附近登陆的话，两座最重要的神道教庙宇将会落入敌手，那里可存放着神圣的皇家器物。据天皇事后回忆，见此情形，想要保住“国体”怕是很难了，他于是做出“神圣裁夺”，决定接受盟军的条件。

8月15日，数以百万计日本人生平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天皇的玉音放送，许多人是跪在地上哽咽着听完的，但他一口正式的宫廷腔让不少人如坠云雾。终战诏书的措辞和大东亚宣传的内容十分接近。天皇做出投降的决定，不光是为了杜绝“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再被使用，还因为“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

天皇还有很多话没说出口，他对苏联入侵日本的威胁只字未提，也闭口不谈对国民造反的担忧。在许多日本人眼里，终战和战争都是天意。但诸如此类的天意一样能被人滥用。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同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他在1945年8月12日曾坦言：“依我之见，尽管用词可能不当，但是原子弹爆炸和苏军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神赐的礼物，唯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说日本退出战争是因为国内形势所迫。”

日本满目疮痍，国内局势今非昔比。除开数百万条葬身战争残骸之下的生命外，一种对日本的观念——它既现代又古老，既西化又本土，既毁灭他人又自我毁灭——同样也被埋葬了，但愿是永远。然而，之后的岁月里，这一观念还会苏醒——是回光返照，还是隐隐说明其生命力强韧？或许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注释

*　町内会是日本市町村之下的基层自治组织。

†　印度支那，亦称中南半岛或中印半岛，指东南亚半岛，东临南海，西濒印度洋，因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而被近代欧洲人方便记忆式命名。——编注

‡　此处援引自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政治中的思想与行为》（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由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编辑后出版。——作者注

第六章　东京布基伍基

1945年8月30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专机飞抵横滨附近的厚木海军航空基地。走出机舱，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在舷梯驻足片刻，一只手插进裤子的后兜。他紧了紧叼着玉米烟斗*的下巴，透过飞行员墨镜扫视了一遍这片被征服的土地。这是麦克阿瑟的标志性动作，虽显得漫不经心，不怒自威，但其实经过反复排练。将军还换着角度，轮番摆了几遍这个姿势，以便所有摄影记者都能拍到一张质量绝佳的照片。

我们不可能清楚最高司令官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但是从他在澳大利亚飞往日本的漫长航班上所做的长篇大论来看，他深感自己肩负使命。麦克阿瑟不是日本通，实际上，他对日本知之甚少。但他自称受到了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耶稣基督的指引，前来帮助这个蒙昧的东方国度摆脱奴役和封建主义，并将其人民改造为热爱和平的民主主义者。这将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最激进的一项改革，是西方世界迎来的一缕新曙光。不过这一回，师从的楷模不再是德国，而是美国，也只能是美国。从官方层面上讲，占领日本是苏联在内的所有大国的集体行为，可事实上，从一开始这就是美国人的独角戏。

最高司令官履职的时间，恰逢佩里率黑船来袭约一百年后。彼时，“胸怀四海的扬基民族”（反正佩里是这么觉得的）也是前来照亮日本之混沌的。佩里的旗舰波瓦坦号上装备的火炮确保了日本人领会其用意。日本正式投降时，人们没有忘记作为先行者的佩里。他的军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位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为了配合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投降仪式，又被专程运至日本。旧军旗升了起来，麦克阿瑟这位蹩脚的演员滔滔不绝地大谈自由、宽容和公正。过后，一千五百架美国海军战斗机和四百架B-29轰炸机呈密集阵列，从上空呼啸而过。

日本帝国的陆军和海军就此解散，剩余的军用品和物资不是被销毁，就是流入黑市，成全了人脉宽广的日本黑帮、政坛掮客和右翼政治家的事业。然而，解散日本军队只是开了个头，政治体制有待改造，财阀正听候发落。另一方面，日本官僚机构基本保留了原班人马，以便贯彻最高司令官的改革措施。不同于德国，管理日本的是日本人自己，最高司令官及其部属更像是操纵木偶的人，往往在暗中活动。1946年，日本举行全国大选，表面上，管理这个被占领国度的依然是日本人自己的政府，可后者处处要视最高司令官的独断眼色行事。就这样，战前、战时和战后日本之间的重要联系保留了下来，其效果不见得都是积极的。

不过，最高司令官的使命可比政改宏伟深远得多。日本文化本身，以及几千年来日本民族形成的一整套思想，都必须像拔除毒草一样，得到整顿、清理和重塑。在这件事上，最高司令官仰仗身边一干保守派随从为他出谋划策。这些人自豪于对“日本人心理”的把握，大都思想保守，认为日本是个幼稚民族，若不严加管束，极易行野蛮之事。尽管并非所有幕僚都与他同心同德，但麦克阿瑟视培植民主为己任，而要实现这一点，光讲政治是不够的，他自视为日本人灵魂的改造者。

1951年，麦克阿瑟在讲话中指出，从现代文明的维度来看，日本人就像是十二岁的小孩子。这很符合他一贯的思想。麦克阿瑟做出上述表态的场合是在美国参议院联合委员会，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当时的背景。他对比了日本和德国后得出结论，德国人是个“成熟的民族”，日本人则仍处于“欠管教状态”。德国有着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和宗教。对于德国社会里的纳粹遗毒，清除干净即可，无须殃及德国文化，毕竟这种文化孕育了路德、贝多芬和歌德。纳粹政权是德国文化变异的结果；其领导人主宰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手段残暴，但没必要因此把德国当成化外之邦，给他们上课。（麦克阿瑟说这话可不是恭维；在他看来，德国人只会比日本人更卑劣，因为他们本应明晓事理。）相反，日本人则表现得像一群幼童。按照麦克阿瑟的认识，他们“误入”军国主义歧途，是因为心智不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既然日本人心智不全，那么经过坚定不移的引导，外加循循善诱，他们是具备弃恶从善的可塑性的。

19世纪50年代，佩里中将也对日本人的心理有过些许思考，并在海军部向上级做报告时陈述如下：“我很清楚，我越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越是盛气凌人，这些重外表和仪式的人就会越发尊重我。这也正是我报告的主旨，时间会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最高司令官的看法与佩里如出一辙。从抵达厚木海军基地、走出机舱时起，到1951年离开日本，他除了在极正式的场合面见过天皇等要员外，很少与日本人接触。最高司令官冷漠离群，摆出一副近乎荒唐的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既对“臣民”夸夸其谈，发号施令，又和历史上的日本统治者一样，保持着与“臣民”的疏远感。这位伟大的民主老师和天皇本人一样不容指摘。

日本人察觉到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但又不得不对之缄口不谈。1946年，东京的某位歌舞表演者唱了一首歌，歌词包含下面这句：“人人高谈民主，但一国有二皇，民主从何谈起？”最高司令官的属下接到线报后，这首歌就被禁了。再比如东京的一家歌舞伎剧场，某位名伶的精彩演出引得满堂喝彩。“江户（东京）第一！”某人叫道。“日本第一！”有人跟着起哄。“麦克阿瑟将军！”又有人大喊。剧场里顿时鸦雀无声，因为没人还能想得出比这更高的形容了。除了“太上皇”麦克阿瑟外，日本还有一位天皇，但在剧场里喊他的名字一来十分不妥，二来日本人也明白如今最高司令官才是“大统领”，而不是处在将军卵翼之下的裕仁。天皇自己也是美国人的学生，正被塑造成日本转型的象征。在某些人看来，他依然在位这点衬托出美国人的智慧，说明最高司令官对日本人的心理洞若观火。而对包括许多日本自由派（日本战败意味着他们重获自由）在内的其他人而言，这却是最高司令官最大的败笔。

*****

占领早期，“封建主义”成了概括日本文化一切弊病的关键词。占领军相信，歌舞伎充斥着封建思想。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对于朴素高雅的能剧与脍炙人口的文乐木偶戏的看法则不那么负面。表现武士忠臣和自杀场面的歌舞伎作品不是暂时被禁，就是面临严格审查。8世纪的神话故事集《古事记》也遭此厄运，原因是其中收录了一些对古代天皇歌功颂德的传说。此外，神道教中具有神圣地位的富士山也被视为封建思想的有害象征，电影里出现的富士山片段因此被剪掉。至于武士片，自然只能被取缔。

在向一代学生宣传日本皇室是神的后裔、为天皇捐躯无比荣耀之后，老师们如今接到的指令是另起炉灶，讲授“民主”的好处。鉴于新版教科书来不及马上付印，旧版教材得以沿用，只是里面妨碍视听的段落须用墨水涂黑。这个法子还被用来处理印有战舰等日本军事装备的图片。

日本人被灌输“民主”的方式，就好像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个概念。简单说来，这一过程可用三个S来形容，分别为sex（性）、screen（银幕）和sport（体育运动）。作为“民主运动”的棒球得到大力提倡。过去，日本男女在公共场合从不牵手，遑论接吻，如此封建的两性关系让美国老师忧心忡忡。战前的好莱坞大片里但凡出现接吻镜头一律免不了被剪，于是，占领当局下令，今后拍摄的日本电影要有吻戏。第一部试水的影片是《二十岁的青春》，公映后引发了热潮。某位热情洋溢的占领军军官灵机一动，主张通过跳交谊舞这一绝妙的办法帮助日本人摆脱封建思想，继而又在部分农村人口中推广这一新鲜事物。

美国人尝试给日本带来民主的做法既高度理想化，又十分天真。理想主义向来是虚伪的温床。尽管日本人被教育拥有言论自由，但批评占领当局政策却是一个禁区。漫画家不得发表讽刺最高司令官的作品。他手下的官员一心想要将美国和美国人树立为道德和诚信的典范，哪能容得下唱反调的观点。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因为反映美国的贫困问题在日本被列为禁书，以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为题材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同样遭到封杀。一方面，当局大力提倡日本人接吻、牵手、跳舞，另一方面又对表现美国大兵和日本姑娘谈情说爱的照片“零容忍”。但既然美国人“崇尚言论自由”，那么占领当局的查禁制度也是提不得的。

美国文化带来的启发也只有在非官方推行（也就是日本人自愿接受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文化贫瘠和军事宣传后，多数日本人对任何外来的或“带劲儿”的事物均如饥似渴。战时，“反映个人幸福”的电影断不能在日本上映。如此说来，比起高屋建瓴的“民主”课程，格伦·米勒（Glenn Miller）和贝蒂·格拉布尔（Betty Grable）对解放日本人做出的贡献更大。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以来，人们还从未如此痴迷于“色情、猎奇和无意义”（ero guro nansensu）：脱衣舞受到热捧，印有美女招贴画的杂志行销一时，它们有着诸如L’Amour（法语：爱情）、Liebe（德语：爱情）、“夜总会”或“新自由派”等有色情意味的名字。同时，上百万人饥肠辘辘，流离失所，孤儿只能在火车站过夜。不过，要说1948年最轰动的事，莫过于一首名为《东京布基伍基》（‘東京ブギウギ’）†的金曲，歌词大意如下：

东京布基伍基，

真带劲，喔唉喔唉，

我的心扑通扑通、啪嗒啪嗒跳个不停，

全世界的歌，这首欢乐之歌，

东京布基伍基。

纵然最高司令官手下的清教徒官员一度下令禁止“同当地人员亲善”，还是有日本人主动接近美国驻军。开风气之先的是人称“潘潘女”（pan-pan girls）的业余或职业妓女，她们与大兵“亲善”，换取丝袜、钱、吃的，或仅为一个睡觉的地方。“潘潘女”的揽客场所一般选在被焚毁的公园，或满目疮痍的市中心湿漉漉的弹坑里。她们一身廉价的冒牌美国行头，模仿好莱坞明星的举手投足。既招人羡慕、又背负骂名的“潘潘女”是战后日本率先接触美国商业文化的先驱。与之类似的还有儿童，每个美国大兵身后都能看到他们奔跑的身影，为的是讨要巧克力和口香糖。美国人倒也慷慨，一般会开着吉普车，穿梭在废墟之间，分发这些物品。

厌恶美国流行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法国文学中寻找寄托。部分老于世故的文人身上透着一种精致的虚无主义情怀。马克思主义杀了个回马枪，很快便重新占领大学校园以及东京和京都的咖啡馆。然而，不论其形式如何及以何面目示人，文娱创作在占领期间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哪怕依旧面临杂七杂八的查禁制度，但时局与军国年代那种令人窒息的限制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人在拥抱思想和艺术自由一事上无需教导或怂恿。

文化其实只是一道掩人耳目的幌子。日本问题的根源同歌舞伎或富士山无涉，主要还是出在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身上。这一神圣体制为践踏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

对维持“国体”的狂热关切阻碍了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战时领导层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前承认战败。部分美国人，尤其是对日本人心理有研究的保守派专家，主张盟军应在这点上予以妥协。举例而言，战前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便希望盟军给出维系日本皇室血脉的承诺。但也有人——往往是秉持自由立场的人——坚信这一做法将使任何试图理解现代日本军国主义根源的努力化为泡影。两派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至麦克阿瑟主政期间。彼时，占领当局分为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自由派和强硬右派。多数“新政派”成员同麦克阿瑟一样，满怀一腔抱负，但不怎么了解日本。右派则认为自己比前者更了解日本，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德国血统这一点恐怕纯属巧合。情报系统掌门人查尔斯·威洛比将军（Charles Willoughby）便是一例，他原姓魏登巴赫（Weidenbach）‡。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久迩宫稔彦王§曾临时执掌日本政府两个月。他资质平平，和皇室关系密切。他的副手是曾在侵华战争期间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公爵。“皇军”是没了，但这二位仍不死心，希望“国体”如故。当然，改革肯定是需要的，但应该是渐进式的，且须划定范围。为此，东久迩稔彦任命了一批特殊的幕僚。日本的战败曾被归咎于国民“没有血性”，满洲阴谋家石原莞尔因此担负了鼓舞日本人士气这项责任。直到1945年9月，石原仍在发表演讲，大谈亚洲和西方之间即将到来的冲突。幕僚里还有儿玉誉士夫这位粗俗的右翼政坛黑手，他曾在中国的日占区大发横财。1945年8月，儿玉正张罗着为美军设立妓院，为了维持旧秩序，他可谓动足了脑筋。10月，最高司令官下令废除对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法律限制之后，东久迩稔彦视其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随即辞官卸任。石原逃脱了战争罪起诉，对此，他自己也倍感意外。他卒于1949年。儿玉被控犯有战争罪，蹲了几年大牢后继续在右翼政坛扮演不甚光彩的角色，直到1975年前后被曝出卷入一宗巨大的腐败丑闻，方才退出政坛。

妄图保卫“国体”的并非只有右翼理论家、战犯和反动贵族们，扮演了更加重要角色的反而是美国外交官眼中的“温和派”——譬如吉田茂。吉田能说会道，是个亲英派，20世纪30年代曾赴伦敦任驻英大使，期间耳濡目染，以至于举手投足间颇有几分丘吉尔风范。吉田在众人眼中是典型的战前自由派，曾在东久迩稔彦内阁中担任外相，并于1946年升任首相。从脾性和气质来看，吉田属于大正时代。在他看来，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那股极端军国主义思潮是日本现代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一段插曲，虽然不幸，但纯属意外。眼下最好的出路就是复辟旧制度——它曾被武夫玩弄于股掌之间——让一批家长式的文官精英当政，以准民主化手段管理日本。帝制肯定是要保留的，彻底的美式民主在日本会水土不服。不管战前的吉田思想多么开明，从战后看来，他趋于保守。

吉田在麦克阿瑟当局内遇到了意气相投的保守派盟友，但司令官手下的“新政派”要除外，他们和他可不是同路人。吉田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人的内部矛盾，将司令官的部下分为“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派。麦克阿瑟本人对这一区分不置可否，这很像是他的为人。将军对于盟军早期的一些做法，诸如解散财阀、废黜“特高课”、赋予妇女选举权、释放共产党等政治犯、建立独立工会，以及颁布一部全新的自由宪法——是谓重中之重——均鼎力支持。日本左派和自由派对上述改革欢欣鼓舞，吉田等保守派虽高兴不起来，却也无力阻止。可是，在处置天皇一事上，日美两国想到了一块儿。关于天皇在未来该扮演何种角色，司令官大人和吉田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与那些立场更右倾的日本人相比更是差之千里，但他同样是个积极的保皇派。

这一点，仅从一起反映占领时期查禁制度的事件来看，便可窥见一斑。事件虽小，却很不光彩。1946年，左派导演龟井文夫拍摄了一部名为《日本的悲剧》的纪录片。他择取了部分旧新闻片、剪报和照片，将其拼接在一起，以揭示日本战时宣传的本质。影片里有几个裕仁的镜头，有的是戎装照，有的是便装照，至于裕仁的战争罪行问题，片中亦有明确交代。《日本的悲剧》过审后，先是在一些地方影院试映，原计划之后再在东京上映，可是美国审查员的封杀令说来就来。之所以态度前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究其原因，是因为吉田对该片颇有微词，遂动用他和威洛比将军的关系，吁请最高司令官封杀该片。

据称，下达封杀令的原因是该片“拍摄手法过于激进”，可能“引发骚乱和暴动”。司令官大人执意保留天皇时，援引的也是这套说辞。澳大利亚、英国和苏联方面本想以战争罪起诉裕仁，可麦克阿瑟一再坚称，没了天皇，日本将变得无从治理。这与他认为日本人是一个幼稚的民族、没有天皇指引将兽性大发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皇室成员曾希望裕仁退位，为战争担负道义责任。当时的民调显示，多数日本人对此欣然接受，甚至持欢迎态度者也大有人在。但司令官阁下持反对意见，他就像明治日本之前的历任将军一样，一心想利用天皇的象征意义，将其塑造为一尊自授权力合法性的“神龛”。吉田首相等保守派之所以最后同意实施麦克阿瑟的全套改革方案，一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担心这尊“神龛”在为其所用之前，就会被人夺走。这可是“国体”的最后一丝痕迹。

不过，在此之前，司令官大人要先剥离皇权的政治权威和宗教神秘性，而这又牵涉到体制和宪政改革：神道教仪式和政务须做到“政教分离”，天皇将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而不是一位神圣的大祭司。这还不够，还要在公关上巧施妙计。天皇角色的转型可以在一张官方照片中找到缩影。照片摄于1945年9月，地点是美国大使馆，天皇来此觐见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穿着领口敞开的衬衫，双手悠然自得地插在后兜里，身材高大地站在天皇身侧，更加反衬出这位君王的矮小。裕仁一身朝服，嘴巴微张，人站得笔直。这张照片被发给所有日本报章使用。除非观者愚钝无比，否则不可能察觉不到其中隐含的美日关系实质。

1946年1月，在美国老师的训导下，裕仁发表了《人间宣言》¶，表明自己非神。此举大大触怒了日本保守派。一个月后，日本出台了新宪法草案，其诞生过程经历了一番曲折。先是司令官大人要求日本法学家修改原有的明治宪法。无独有偶，这些人基本都是吉田那样的“温和派”名流，素以亲英闻名，可他们接受的是德国法学传统的训练，对美国人那套“主权在民论”很是陌生。他们均认为没必要修改明治宪法，试图说服美国人相信明治宪法是日本远古传统的一部分，若想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所孕育的产物取而代之，是万万行不通的，这就好像有些植物只能生长在特定的土壤中。法学家们似乎忘了，明治宪法从根本上来看，基本照搬了普鲁士宪法。总而言之，他们仅仅做了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多数日本人对他们嗤之以鼻：又是远古传统这一套。

将日本法学家免职后，麦克阿瑟责令其民政局局长科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组建了一支美国团队，起草宪法。惠特尼在战前曾担任麦克阿瑟的私人律师。这项任务的预定工期是一周。为此，一群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美国人把自己关在司令官总指挥部的舞厅内，足不出户。出生于维也纳的二十二岁犹太姑娘贝雅特·西洛塔（Beate Sirota）**负责起草关于社会权利的条款。为了了解制宪过程，她从图书馆借阅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其中，苏联和魏玛德国的宪法派上了大用场。年轻的海军少尉理查德·普尔（Richard Poole）授命起草有关天皇新地位的法条。正是在他笔下，天皇从“亦神亦人”蜕变为一个“符号”。贝雅特·西洛塔则将男女平等的特别条款写入了宪法。

宪法译成日文后，有一部分读起来格外拗口，但事后证明这部法律是占领时期最深入人心、生命力最持久的事物之一。吉田在内的保守派虽不喜欢“和平宪法”††，却无奈只能接受，日后还学会了令其为己所用。然而，日本社会中有一群人恨透了新宪法，他们虽人数不多，但时而声势浩大，极具影响力，这些人便是极右翼。天皇乃区区象征物的新身份固然令他们大为不满，但激起其怒火的还是第九条。这是新宪法中最激进的一项创举，旨在剥夺日本保留武装力量和发动战争的主权。即便是年轻的理查德·普尔，也对宪政和平主义是否现实表达过自己的疑虑，但他很快得知颁布指令的是将军本人，那也只好这样了。

好在极右翼在1946年并不招人待见，多数日本人欣慰的是不用再上阵打仗了。不光如此，宪法第九条让他们心中涌起一股道德自满的情绪：我们可是历史上第一个和平主义国家。然而，这一战后早期理想主义的伟大标志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导致明治时期遗留的一大主要问题依旧悬而未决。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规定，帝国军队效忠天皇，而非国家。这将战争问题从议会政治中抽离出来，抬升到了非天皇而不能定夺的层面，而天皇是不用被问责的。由于日本的军事大权从今往后都将掌握在美国手里，不被问责的皇权只是从东京转移到了华盛顿。这一安排让不少日本人和外国人更有安全感，但对于在亟须讲民主的军事领域强化这一制度，却毫无助益。

*****

除了对日本人进行思想改造外，还要给他们上一堂历史课。光惩罚是不够的，要让日本人务必认清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在遍及东亚和南洋的战场上，那些为“圣战”干脏活的日本人面临着两种下场：要么上绞架，要么蹲大狱，而且在此之前未必都经过审判。话说回来，最终的清算发生在东京的原帝国陆军总部，这里也是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几十年后切腹自杀的地方。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期间，包括苏联在内的十一个同盟国派出的法官齐聚此地，对那些以天皇名义发动战争的军事将领、政客和外交官进行审判。这些人当中有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人松井石根大将、策划“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部分阴谋家、做出偷袭珍珠港决定的领导人、一意孤行发动侵华战争和出兵东南亚的首相和外交官、一位右翼理论家（他在审判时凭借装疯得到豁免‡‡）以及天皇最亲近的幕僚。这群卑劣之徒中，唯一缺席的就是天皇自己。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模板是纽伦堡军事法庭。不管在纽伦堡，还是在东京，用来追究被告策划和实施侵略罪行的都是可溯及过往的新法……。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也被控犯有“反人类罪”。之所以创造这一新型法律类别，目的在于制裁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径。法官们在日本和德国的对外战争中寻找相似之处。尽管日本政府未制定全面种族灭绝的政策，南京大屠杀这一最令人发指的战争暴行仍被赋予了奥斯维辛般沉重的象征意义。在东京，垂头丧气的被告茫然地盯着控方。总的来讲，他们和纽伦堡被告席上的纳粹分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弗兰克†††等人是1933年夺权的罪恶政权的党羽，而东京审判的被告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是老派的文官精英，早在战前就统治着日本。其余的都是军人。

日本没有纳粹党，也没有希特勒这样的元首。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但这些罪行是以“国体”的名义犯下的，天皇又是“国体”的神圣领袖，他曾训导每位陆海军士兵“视长官命为朕命”。但既然麦克阿瑟认定天皇是清白的，不用出庭受审，哪怕作为证人也不行，那么东京审判这堂历史课的意义不仅大打折扣，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危害性。军国主义者不得不承担所有罪责：是他们将天皇引入歧途，并误导了日本人民。裕仁通常比手下将领更清楚局势，但这一点被轻描淡写地搪塞了过去。同样遭到粉饰的还有日本民众对海外军事冒险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至少战争初期是这种情况。这样说来，倘若一个对所有事都负有正式责任的人是无辜的话，那么的确很难理解那些自认为在执行圣令的人凭什么被判有罪。

这场审判在日本电台里实况直播，媒体也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但多数民众饥肠辘辘，压根没心思关心什么历史教训。当然，南京大屠杀、马尼拉浩劫等不计其数的日军暴行一经曝光，舆论一片哗然。同样令人惊愕的是，有证据显示，政府从头到尾都在欺骗国民。普通人当中鲜有同情甲级战犯的，大多认为他们罪有应得。他们当初将日本带向战争，最后落得一败涂地，那就应该担起责任来。然而，最高司令官对天皇的豁免使得最重要的一条教训黯然失色——例如政治责任问题、“国体”的本质以及帝国意识形态和对其他亚洲人所犯罪行之间的联系。要是所有日本人——军国主义者除外——都和他们的天皇一样清白而无辜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咯；要是在中国屠杀平民是罪行的话，那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也理应被视为罪行。对，还不光是这两个地方，东京、大阪等城市遭受的大轰炸都应该算上。简言之，麦克阿瑟让日本人逃脱了制裁。

这场精心布局的审判只有一次险些因为真相而穿帮。1947年12月，东条英机站上了被告席，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担任首相。这位戴着圆框玳瑁眼镜、秃顶、一口龅牙的将军是美国人心目中“邪恶日本人”最形象的写照，可谓日本军国主义的“傅满洲”‡‡‡。人们不惜在黑市上一掷千金，想要一睹他在审判席上的风采。不同于百般抵赖的同僚，东条愿意为战败承担责任，但他出现了严重的失言：“我们（日本人）没人敢违抗天皇的旨意。”检控方的盘问环节因此缩短。有人对东条施压，要求他更改证词。一周后，他十分配合地改口称，天皇向来热爱和平，祈盼和平。

1948年12月22日，这一天寒冷而阴霾，包括东条在内的七名日本被告简单用过一餐冷米饭配清酒的“上路饭”后，在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该监狱于20世纪70年代被拆除，原先竖立绞架的地方，一栋名为太阳城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依然有人缅怀东条将军，他在90年代一部脍炙人口的战争片中被描绘为英雄。但是其他人，像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木户幸一等战犯则多数已为人淡忘。那些对东京审判揪着不放的与妄图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恰恰是同一批人，是那些否认日本比其他参战国更加罪孽深重的右翼史学家、新闻记者和政客。他们将东京审判留下的历史教训贬为美国的政治宣传。在他们看来，日本的左派今后也会这么干。

*****

日本左派也有理由愤愤不平。起初，“新政派”在位时，“封建思想”是最高司令官当局主要的眼中钉，这一时期，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不仅获释出狱，还被积极动员为改革出力。他们热情洋溢地投身改革洪流。一腔热血的日本官僚修改了《劳动法》，日本的工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手握实权，领导他们的一般是共产党，引得几百万工人纷纷加入。罢工和游行屡见不鲜，工人偶尔还会接管工厂，甚至扬言要冲击皇宫。马克思主义学者绘就了计划经济的蓝图。“新政派”、日本官僚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家干预经济一事上达成了默契。1947至1948年，日本选出了首位社会党首相。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中，有一项是土地再分配：土地从大地主名下流转至佃农手中。土改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但负责实际策划和执行的是日本官僚。这既是一项进步举措，令左派为之叫好，又杜绝了那种助长共产党势力的农村骚乱。穷苦的生活造就了佃农彪悍的民风，换到过去，他们是日本“圣战”中最骁勇的兵员来源，但现如今，一个全新的小农阶层应运而生，附带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帮助保守派占据着执政党地位。

另一种始料未及的情况是，麦克阿瑟的改革导致日本官僚和民选政治家的权势此消彼长。新成立的通产省（MITI）负责制订中央经济计划。“新政派”相信，私人大企业是日本帝国主义产生的元凶，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将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从家族所有者手中夺过来。这项任务同样交由官僚代为操办。但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人将财阀并入了战争经济，且往往与企业主的意愿相违背。由于骨子里敌视大企业，美国左派不经意间赋予了这些机构更大的权力，殊不知正是它们将日本推向了战争。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政治家成了游走在企业和官僚利益之间的掮客。

那么这场原本反封建、改良式的运动是从何时开始改弦更张，成为保守派打着各种幌子，对共产主义实施的一场镇压呢？很难给出具体的时间。美国银行家和商界领袖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司令官大人的改革。1947年，因为担心共产党搞垮日本经济，麦克阿瑟感到有必要取缔原本定于2月份举行的一场大罢工。日本的通胀率居高不下，警钟已经敲响。很快，其他措施相继出台：公务员被禁止参加罢工，私人财阀虽遭解散，但力度较原计划已大大减弱。吉田等保守派乐见最高司令部内的“现实主义者”逐渐占据上风，压倒“理想主义者”。然而，在起先备受鼓舞的日本左派看来，他们被美国人背叛了。

局势的反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会成了共和党的天下后，华盛顿再也不愿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帮扶日本了。另一种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胜券在握。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等强硬派高官一致坚持，是时候把民主理想撇在一旁，集中精力复苏经济了。1949年，作风强硬的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被派往东京，帮助控制通胀，平衡预算。根据“道奇计划”，日本工人和消费者应为民族大义做出牺牲。有了官僚中能人的领导，再加上东南亚的原材料，出口外向型工业将成为日本复兴的引擎，为对抗共产主义筑起一道屏障。针对政府、工会和私企内部潜在麻烦制造者的“红色肃反”，让本土的左派人士挨了整。

司令官阁下虽然从来算不上是“赤党”的朋友，对此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自感对日本政局的控制力在下降。然而，所有这一切在日本保守派眼里都不啻为利好消息，他们正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其中不乏受到信任的老面孔——一个由官僚、政客和大企业领导层构成的群体。从许多方面来看，新权贵同20世纪20年代的旧精英很像，区别是再也不会出现权欲熏心的将军们钩心斗角这一烦人的现象了。道奇抑制通胀的措施造成大批民众失业，帮助日共在1949年的大选中拿到了10%的选票，但吉田茂的自由党还是以巨大优势胜出。

次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助燃剂。美军预先毫无准备，以大银行为班底完成重组的财阀充当起他们的供应商，一切物资应有尽有，且售价不菲。左派、自由派与和平主义者对于“改弦更张”¶¶¶本就耿耿于怀，眼看着日本又被卷入一场亚洲内部的军事冲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而在一支名为警察预备队、实则同军队无异的“自卫队”成立后，矛盾彻底爆发。自卫队是华盛顿方面违背麦克阿瑟的意愿、罔顾其有违“和平宪法”的事实，执意强塞给日本政府的。可是，经济在增长，对于一个饥饿的国度而言，这比什么都重要。除开上百万在战火中殒命的朝鲜人和韩国人外，朝鲜战争另一大牺牲品就是司令官大人的仕途。纵然他在仁川打了胜仗，麦克阿瑟的自高自大还是惹恼了杜鲁门总统。在司令官大人公开声明要将战火烧到中国，如有必要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后，他被革职了。

日本国内对此的反应令人讶异。尽管左右两派均心存不满，但自由立场的《朝日新闻》对麦克阿瑟感恩戴德，感谢他教会了日本人“民主与和平主义的真谛”，并带领他们“心怀仁爱地走上了光明大道”。这还没完，报纸继续歌功颂德，想要温暖司令官大人的慈父之心：“似乎是欣喜于自己的孩子终于长大，他对日本这个昔日的敌人一步步迈向民主满心欢喜……”天皇亲自拜谒麦克阿瑟，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在将军的专车驶往羽田机场的路上，数十万眼含热泪、挥舞纸质小旗子的日本民众夹道欢送。当天学校停课。NHK电台里播放着《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这首歌。吉田首相挥手致意，目送1945年载着麦克阿瑟抵达厚木机场的“巴丹号”（Bataan）专机最后一次飞离日本。

尽管有过倒退，但是麦克阿瑟的使命总体上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不论结果是好是坏，他的一腔抱负如今被融入了宪法。日本人除了普选权和言论自由以外，理论上还拥有自由且不受歧视地追求幸福的权利。军国主义似乎已彻底灭亡，而随着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从坂本龙马到福泽谕吉，从民权运动家到战后民主派，几代人的夙愿似乎终于成真。然而，司令官大人留下的遗产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缺陷。和平主义的代价是国防完全依赖他人。右翼复仇思想因此阴魂不散，人们对于宪法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而这一问题本不应造成分歧。战争罪审判和宪法给日本人留下了如何处置皇权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令他们对自己的过去纠结不已。至少从某方面来看，日本成了那个极力想改造它的国家的某种扭曲镜像：在崇高理想的映衬下，缺陷却也更加明显。

注释

*　即玉米芯烟斗，源于美国。烟斗使用表面碳化以后，比较持久耐用。

†　布基伍基（ブギウギ）即boogie-woogie，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的节奏摇滚分支。——编注

‡　美国当局的情报系统对战后日本的影响甚大。威洛比自战时即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参谋，战后则掌管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门。——编注

§　东久迩宫稔彦王为裕仁的妻子香淳皇后的叔叔，1947年脱离皇籍后，改名东久迩稔彦。——编注

¶　日语中“人间”意指“人类”。诏书前半引用《五条御誓文》并提及日本的战后建设发展，故又被称为《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或《年头、国运振兴的诏书》。后半部中以百余字否定天皇作为“现世神”的地位。——编注

**　全名是贝雅特·西洛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

††　“和平宪法”对日本社会影响至深，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第九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编注

‡‡　即大川周明，鼓吹对外战争的右翼理论家，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期间，他不时裸露身体，喧哗叫嚷，还以手频击坐在身前的东条英机的秃头，靠装疯卖傻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事后他对此予以承认。

§§　赫尔曼·戈林（Herman Gö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的创立者。纽伦堡审判后，刑前一天服毒自尽。

¶¶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纳粹德国政治人物，曾任纳粹党副元首，1987年死于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

***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纽伦堡审判后被判处死刑。

†††　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1900——1946），曾任纳粹党的高级律师，纳粹上台后，先后任不管部部长、纳粹党法律事务全国领袖、德意志法学院院长等职务。1939年后担任波兰占领区总督，积极推行灭绝犹太人计划，并屠杀了大量波兰人，1945年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

‡‡‡　Dr.Fu Manchu，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一百多年来，“傅满洲”一直是西方人想象中“黄祸”的脸谱化代表，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在唐人街建立了一个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国。这一形象的深入人心，充分反映出了在特定历史时期，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严重误解、歪曲和丑化。

§§§　乔治·凯南（1904——2005），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遏制政策提出者，主张加强美国同西欧等国的关系，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特别是局部性的武装干涉和持续的政治冷战来遏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影响。其主张对战后美苏、美日关系影响重大，也是美国对日政策修改的因素之一。——编注

¶¶¶　指前面提及的改革力度减弱、对罢工的限制，以及麦克阿瑟主导的战后日本农地改革内涵的隐性改变。二战后麦克阿瑟的农地改革较为符合日本左派、自由派等人士的主张，但随后美国政府因为冷战政策的需要而扶植日本大企业经济，削减日本工人民众利益，遂激起他们不满。——编注

第七章　1955年之散记

1948年的圣诞夜，一位身材瘦削、穿着寒酸卡其制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人从巢鸭监狱获释。他的两瓣柔唇一咧，露齿一笑，坐上一辆美军吉普。作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刚刚结束了在巢鸭监狱的三年刑期。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际，他在东条将军手下担任商工省大臣。在此之前，他是“满洲国”的工业大总管，堪称日本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战时曾负责军需和劳工事务。倘若说打天下要靠军人的话，那么守天下要靠的就是他这样的人。

旧雨新知，岸信介在巢鸭监狱里都遇上了。和他一间房的狱友名叫笹川良一，20世纪30年代期间曾担任一个小型法西斯政党的党魁，还因为在中国占领区从事敲诈勒索而声名狼藉。战后，笹川靠着见不得人的手段（比如开设大型赌场），大举敛财。战时结下的人脉和大笔来路不正的资金，奠定了他在战后保守主义政坛不可一世的幕后大佬地位。笹川和岸信介于同一天获释。用不了十年，后者就将坐上日本首相的宝座。

不过，1948年掌权的依然是吉田茂。尽管两人活动的圈子都很高调，但岸信介和吉田都不喜欢对方。出生于土佐地区的吉田身为民权运动家之子，是个名副其实的保守派；反观岸信介，祖上是长州藩士，自然会拥护狂热的日本右翼。吉田行事生硬，人们说到他，至今还会记起他曾在国会怒骂一位社会党议员是“该死的蠢货”；相形之下，岸信介为人处世更圆滑，也更有魅力。然而，自从踏入东京帝大时起，直至自己漫长的仕途结束，岸信介出于本能，一向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年轻时，他崇拜北一辉这位1936年军事政变背后的国家社会主义煽动家。在当年那场美浓部和右翼对手的宪政大辩论中，岸信介倒向了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在“满洲国”任职期间，他与东条英机和关东军走得很近。1939年，他赞成和纳粹德国缔结同盟。面对商界与军界之间的纷争，他选择支持后者。被关押在巢鸭监狱期间，他依然认为日本发动的是一场“正义战争”。

尽管岸信介在战后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制的捍卫者，他的政治信仰从某些方面来看依旧带有鲜明的战前色彩。战争爆发前后，他曾标榜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崇尚威权、民族主义，但从他视计划经济为强国富民正道这一点来看，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为过。他从来都不相信自由放任或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资本主义那一套。1953年，岸信介公开表示反对“放任式”政策。他指出，日本需要的是中央集权式的产业规划，“务必精心实施——比如俄国的五年计划”。发表这番言论之前，他刚刚造访过西德（联邦德国），满心欢喜地邂逅了老同事、原纳粹经济部长希亚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岸信介治理经济的思路过去十分接近日本的主流思潮，日后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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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保守派领导权的争夺中，岸信介鼓动人们相信吉田对麦克阿瑟卑躬屈膝，是个“美国小子”，是那种好“日本佬”，唯司令官大人的马首是瞻。这么说吉田有失公允。1951年，麦克阿瑟搭乘飞机返回美国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正在前往东京的途中，他的身份是负责与日媾和的特使。两人通过电台，“地对空”商讨此事。杜勒斯得到指示，要求他对日施压，责令其建立一支像样的军队。吉田，以及麦克阿瑟，在这件事上已经和华盛顿周旋了好几年。麦克阿瑟在1948年表示这么做会违背他的原则，会让美国人在“日本人民眼中显得无比可笑”。即便上头盯着他，要他责成日方组建一支国家警备队，他却依然念叨着日本应成为“太平洋上的瑞士”，虚与委蛇，能拖则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违令不遵已无济于事。于是，七万五千名日本“警官”身穿淘汰下来的美军军装，接收了机枪、坦克和巴祖卡火箭筒等一批武器装备。吉田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帝国陆军老兵不是真正的军人。他们被部署在工业区周边，镇压共产党骚乱，但不久之后，这支警备队的装备变得更加齐全，并更名为日本自卫队。

杜勒斯要的可不止这些，他希望日本有一支三十五万人的军队。吉田对这一明确违反“和平宪法”的举动予以抵制。他警告称，这么做会引发巨大的动荡，不光日本要遭殃，还会波及整个亚洲。为了证明这一点，吉田私底下还邀请社会党成员在他办公室门前抗议示威。他把自卫队的人数控制在七万五千人。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吉田视之为一场胜利。美国将无限期且不受限制地享有在日驻军的权利；冲绳会成为美国政府管辖下的巨型军事基地；日本也承诺将来会承担起本国防务的责任，但未给出具体时间，这一天来临之前，日本的国家安全将交由美国负责，而它自己则可以放手将全部精力倾注在政府主导的工业发展上。1951年12月，美日两国在旧金山同时签署《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保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日本重获主权，但仅仅是有限主权。“和平宪法”的问题无人再提，“吉田路线”就此诞生。

军事占领的结束意味着日本人总算可以发泄内心的不满了。在左翼知识分子、日共和工会领袖的煽动下，学生和工人于1952年的五一节这天发动了大规模游行，抗议《美日安保条约》。示威人群在皇宫广场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开了枪，还动用了催泪弹和警棍。冲突造成两人死亡，多人严重受伤，混乱中还有人遭踩踏。这场镇压并未浇灭日本知识分子和左派胸中的怒火。他们常对苏联抱有幻想，出于负罪感，同中共团结一心，意欲摆脱和美国签订的安保协定。日本曾妄图成为一个西式的帝国主义强国，为了表示对这一历史错误的忏悔，这一次，日本要和亚洲邻国站在一起，再也不同他们兵戎相见。归根结底，“和平宪法”里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日本左派将麦克阿瑟将军颁布的宪法第九条奉为圭臬，视同神谕。

岸信介等右派既渴望在冷战中与美国形成统一战线，同时又主张修宪，更改涉及天皇世俗新地位的第九条和第一条。吉田等务实的保守派则乐见美国人对付共产党——日本只需管好自己的事即可——并希望宪政之争就此偃旗息鼓。可以说，这种愿望既实现了，也落空了。想要修宪，需要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表决通过。鉴于这一点不太可能发生，右派的怨气便以各种形式爆发了出来：暴动、围绕日本战时历史的口水仗、教科书风波、反美言论以及满大街跑的广播车，车上的暴徒身穿军装，高喊右翼复仇主义口号。

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期，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和黑泽明佳作不断。然而，电影也是呈现左右两派反美情绪的绝佳载体。右派的代表作如《战舰大和》和《太平洋之鹫》歌颂了帝国海军的英勇气概以及无所畏惧、无可指摘的海军将领。左派也推出了《广岛》这样的宣传片。这部得到激进的教师联盟赞助的影片将原子弹爆炸描绘为一起种族主义行径。影片结尾有一幕：美国游客来到广岛，购买用罹难者骸骨制成的纪念品。同样红极一时的还有讲述美国兵在军事基地周边奸淫妇女的准色情片。这类“黄片”十分走俏，是红火的性产业中的重要一环。部分银幕幻想流露出鲜明的恶意。在一部脍炙人口、后被翻拍成电影的连环画里，爱国的女主人公、一位身患性病的日本妓女为了让美军染上梅毒，不断地和美国兵上床。这一主题后来还被移植到了东京上演的一部名为《立川飞行场：被强夺的整整十年》的滑稽戏里。

即便广岛和长崎是反美和平主义思想的主要标志，日本左翼也没有粉饰本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相反，20世纪50年代，日本国内对战争的批判要甚于德国，间或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反省为目的、将自己在华期间所施暴行记录成篇的陆军老兵被人诬陷是共产党；出版社面对右翼暴徒的威胁，只得将书下架。话说回来，知识分子圈和颇具声望的教师联盟宣扬的“正确路线”又太过教条：在同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天皇体制”斗争的解放战争中，中共是英勇的自由战士；广岛原子弹爆炸应将日本塑造为一座和平灯塔；亚洲范围内的新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日本走狗云云。

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不依不饶，坚称日本的战争是正义的。这一问题逐渐取代了围绕宪法而生的必要的政治辩论。每当左派直陈日本战时行径罪恶滔天，并以此为据主张宪政和平主义时，右派就会矢口否认日本有罪，或者就算有罪，也不会比其他参战国更加作恶多端。教师联盟和保守的文部省之间旷日持久的教科书风波便是这一政治分野的例证。1953年，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谈及宪法第九条时，称这是“无心之失”。这一条款使得日本人在对待本国近代史时分歧严重，个中理由与历史无涉。日本的大众媒体围绕战争论战不断，其中一大特色是专业史学家旗帜鲜明地置身事外，他们倾向于只在学术刊物上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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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要不是那么僵化教条、擅长内斗的话，或许在战后的日本会有更大的建树。经过1952年的暴乱，日共开始显出颓势。它本想将边缘弱势群体如朝鲜人、社会弃儿和散工团结在红旗之下，但是疾风骤雨式的整肃和排除异己的做法令其越来越边缘化。反观面临左右之争的社会党，则依旧掌控着下院近三分之一议席，时而多些，时而少些。他们有全日本最大的同业工会撑腰，后者势力依旧如日中天，为首的均是强硬的左翼人士。保守派则分裂为民主党和吉田麾下的自由党两大阵营。

到了1955年，一度有迹象显示社会党可能掌权。左右两派冰释前嫌，合并为“日本社会党”。这对自由党和民主党形成了触动，两党在一系列相互中伤和使绊子后，组建了“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除了促成这桩联姻的岸信介外，大企业也在背后加以推动。自民党首任总裁是鸠山一郎。同岸信介一样，鸠山也是旧“国体”精英中的元老，曾因在1930年代弹压言论自由而遭到麦克阿瑟的清算。这一政坛新格局日后得名“55年体制”†。

1955年12月，就读于京都大学、即将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导演的某位激进青年在日记中写道：“战后十年，民主力量表面上看似遭遇挫折，实则取得了进步。狂暴浪漫主义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人民如今当家做主，我们步入了一个务实的时代。”但用不了几年，大岛渚的上述幻想就会化为泡影。

日本社会党自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一个先天性缺陷，而且还是自身造成的。一方面，左右两派合并后，左翼独揽党内大权。尽管和平主义在日本深入人心，社会党奉行的纲领却是在亚洲范围内领导工人革命，反抗资本主义，这与多数日本人的务实抱负相去甚远。另一方面，自民党很快将“55年体制”变成了“自民党体制”，在大企业、华府、高级官僚和一个偏向保守农村地区的选举制度的帮助下，自民党打造了一台强大的政治机器。金钱是其运转的根本，来自建筑公司、黑帮、实业界、中情局和贸易公司的政治献金通过一张利益勾兑的网络，流进流出。只要钱源源不断流向自己的票仓，长袖善舞的各派系成员便有望终身连任议员。派系的核心是手握实权的大佬，他们轮流坐庄，出任党魁和首相，这样一来，人人都有机会分得一杯羹。想要运转顺利，“自民党体制”离不开幕后的操盘手，诸如笹川良一和儿玉誉士夫等昔日的投机分子便有了用武之地。每位自民党首相上任之初都立誓要打破派系政治，但无人成功。社会党直到四十年后才重新掌权，但不久即黯然下野。

这样说来，导演大岛渚所言不虚。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只不过这个时代和他预想的不太一样。1956年的日本人陶醉在一句新口号中：“战后时期已经终结。”这也是《经济白皮书》的开篇词，这份文件拉开了将近四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序幕。日后，尽管日本知识界和政界普遍将经济成就归功于古代的日本美德——服从、自我奉献、勤勤恳恳，抑或是“民族性格”——譬如心灵手巧、高度敏感、集体意识，但不得不承认战后繁荣既有日本人自己的功劳，也要拜美国人所赐：论贡献，麦克阿瑟和道奇与战时官僚和保守派政客难分伯仲，在他们的努力下，日本实现了从战前“国体”向“自民党体制”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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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激进左派的颓败还体现在另一场动荡中。岸信介于1957年当选首相后，一心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悬而未决的宪法问题。日本若要恢复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就得修改“和平宪法”和《美日安保条约》。《安保条约》授权美国在日本领土上为所欲为，不少日本人——有左派也有右派——不由联想起19世纪60年代的不平等条约。美军基地不断遭到愤怒民众的袭扰。岸信介意欲修宪，不仅因为他是民族主义者，还因为他希望见到一种两个保守派政党相互制衡的体制。他相信，只要对宪法尚无基本共识，且日本继续蒙受不平等条约之耻，那么日本政坛就仍会深陷激进左翼和保守党之间的纷争，加上后者独揽政权，极易造成腐化。撇开他过去的种种劣迹不谈，岸信介的这番分析事后证明十分正确。

为了给日本走向自强铺平道路，岸信介先是不辞辛苦地出访东南亚，为日军暴行道歉。他还在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Dwightd Eisenhower）总统一起打高尔夫球。尽管如此，修宪的尝试还是无果而终。但他仍极力拉拢左派和保守派来支持他修改《安保条约》。问题在于，信任旧官僚的人实在寥寥无几。政府原本计划扩大警方职权，结果事情搞砸了，引发了国会大厦外的一场骚乱。岸信介还在学校里推行“德育”，此举颇有战前爱国主义宣传的遗风，无怪乎社会党人对于修改《安保条约》会一反常态，转而坚定不移地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华盛顿方面答应他的改进不足为道，无非是今后部署美军兵力和装备时会同日本人“商量”。艾森豪威尔计划造访东京，落实了新协定，这多少算是有些成果，但还不够。到了1959年底，学生中的激进派开始冲击国会，朝门上撒尿泄愤。参与示威者先是几万，后扩大至几十万人的规模，警方设立的路障被捣毁。在和平主义爱国思想的感染下，憎恶岸信介的自由派报纸纷纷声援抗议《安保条约》的活动。警民冲突中，一位年轻姑娘遭踩踏身亡。不久后，将近一百万人涌上街头，用英语高喊“美国佬滚回去”！

社会党总裁浅沼稻次郎直言“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他被一名右翼暴徒刺杀身亡，这一幕重蹈了战前日本政治的覆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使在乘车离开机场途中遭遇暴徒袭击。纵然各大帮派在老政治煽动家儿玉誉士夫的组织下承诺协助警方为艾森豪威尔开道，总统的日本之行还是取消了。一时山雨欲来，革命似乎近在咫尺。所有针对旧秩序的憎恨和猜忌，以及对美国的反感（人们指责美国扶植旧秩序的说法不无道理），仿佛黑云压城一般，笼罩在东京街头。岸信介曾动过征调自卫队的念头，好在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1960年5月，国会内部一样也不太平。条约在奏报下院批准时遭到社会党人的抵制，他们先是想方设法阻碍辩论，接着还把议长关在办公室内。曾在远东军事法庭担任东条英机辩护律师的议长只好下令让防暴警察冲进来，把他救出去。子夜过后，在警方的保护下，自民党强行通过决议，在没有一名社会党议员在场的情况下，批准通过了条约。岸信介赢了，但也只是险胜。他自知必须下野，有人想要他的命。他的仕途在战后曾柳暗花明，大放异彩，如今再度走向终点——表面上是这样；暗地里，他依旧操纵着局势，不容小觑。

倘若说作为公众人物的岸信介大势已去，同样的话还可以用来形容激进左派。1960年，日本曾爆发过一场历时数月的血腥罢工。罢工方是煤矿工人，起因是政府采用石油应对日本能源需求的决定导致了矿工失业。20世纪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抗议越战的学潮层出不穷，但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如同后来的德国和意大利，日本的激进左派中也分裂出若干残暴的派系，其成员通过劫机、投放爆炸物等方式以达到推动世界革命的目的。然而，60年代那段风云岁月一去不复返。招人厌的岸信介充当了吸引公众怒火的“避雷针”，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乏味无趣的金融官僚，即吉田茂的门生池田勇人。池田也没有解决日本的宪法问题，他的应对策略是索性不去管它，另辟蹊径以平息人们的不满、弥合分歧。

1958年，岸信介曾召池田入内阁，担任通商产业大臣。池田下辖的通产省，前身是岸信介昔日把持的商工省，战时曾改名为军需省。通产省处于日本战后经济增长的龙头地位。池田借鉴了某位著名劳动经济学家的观点，承诺让全体日本人富起来。他在1960年12月出台了“收入倍增计划”，有意识地将国民的注意力从宪法问题上转移开。财富的公平分配博得了日本社会党内温和派的支持。池田希望，有了钱，人们会彻底忘掉政治。能干的技术官僚心怀国家福祉，引领日本经济继往开来。他们的存在，确保了自民党统治的国家里一派稳定繁荣的气象。这正是“池田路线”的要义。

爱惹事的左派工会无外乎两种下场：一是被黑帮缠上，二是在私人企业工会的新制度下日渐式微。在私企，工会承诺将员工视为企业大家庭的子女，加以善待。规模最大的那类公司向员工提供终身雇佣合同，以换取后者的绝对忠诚。所有这一切安排虽常被形容为古老的日本传统，但其实是“池田路线”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池田路线”还意味着无休止的大兴土木。举国上下，日本城市与乡村，成了一片大工地，公路、桥梁、水坝造个不停。这对建筑公司及其黑帮附属而言是利好消息，同样受益的还有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日本产业界、给乡村选民打开财源的政客以及自民党自己——每个新上马的建筑工程都会带来一笔贿款和献金，令其赚得盆满钵满。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完成了预期目标。曾经险些将国家撕裂的那些分歧如今仅见于社会边缘：右翼暴徒依然扛着旧战旗，开着广播车巡街，高分贝播放着军队进行曲；学生中的极端激进派在残酷的锄奸过程中斗得你死我活。不过，多数日本人在经过举国繁荣的新时代洗礼后，政治上已经变得很好糊弄了。人们一谈起东京市内拔地而起的仿造埃菲尔铁塔时，骄傲之情便油然而生——话说这座“山寨埃菲尔塔”比实物还要高。1964年，第一列子弹头列车仅用三个半小时，便跑完了东京与大阪之间的路程。这一年，世人齐聚东京，共襄奥运盛会。此时此刻，日本人终于不用再窝里斗，也不再与世界为敌。

完成了使命的池田于奥运会举办当年与世长辞，取而代之的是吉田茂的另一位得意门生佐藤荣作。佐藤是岸信介的亲弟弟‡，他就像个“催眠精灵”（sandman）§那样，在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也采取了打太极的办法。他的外交政策说来简单得很。佐藤尝言：“每每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国家就会蒙难；每每两国通力协作，日本就会昌盛。因此，我的方针就是与美国充分合作，确保世界和平。”佐藤满口的和平论调，为此他于1972年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注释

*　阿尔伯特·施佩尔为纳粹德国的首席建筑师、军备部长。——编注

†　“55年体制”虽在法治上维持执政党自民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制，实际上是自民党一党执政。——编注

‡　岸信介原姓佐藤，他的亲生父亲从岸家入赘到佐藤家，岸信介在中学时才被过继到父亲本家，改姓岸。佐藤荣作是他的亲弟弟。

§　Sandman是美国的一个古老传说中的精灵，在孩子们的眼睛里撒沙子，带给他们睡眠和美梦。

跋　战后时期的终结

那么，现代日本的故事是否到此就结束了？肯定不是，但我要讲的故事已进入尾声。自1964年以来，日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因为贪腐倒台；裕仁天皇去世，新天皇即位，年号“平成”；被泡沫经济裹挟的日本大有要买下全世界的势头；宗教恐怖分子在东京制造沙林毒气事件；泡沫经济崩盘。除此之外还发生了许多事。不过，建立于美占期、并于1955年得到巩固的战后秩序依旧如故，其根基虽然出现了裂痕，也显出衰败的迹象，却岿然不倒。只要战后秩序不变，1964年就是近代日本完成兴衰交替的标志性年份。

一度有迹象表明真正的变化即将来临，1976年冬天就上演了一出重头戏。在此一年前，我来到东京求学，那时依旧能于细微处感受到战争的影响。缺胳膊少腿的退伍老兵穿着白色和服，枯坐在火车站外，用手风琴如泣如诉地拉着伤感的战时小调。路人行色匆匆地从这些大活人跟前经过，仿佛压根不曾留意其存在。他们挥之不去的身影只是飘荡在盛世暖空中的一丝寒意。

20世纪60年代的新宿车站曾是学生集会的热门场所，见证过不少戏剧性“事件”。我目睹人们朝一幅丑化田中角荣的漫画像扔花生。这位前首相当时已身败名裂。“花生”这个词是有来头的：为了拿到购买飞机的合同，从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收了钱的中间人再将其分给田中等日本政客，“花生”就是他们指代这笔交易的暗语。在幕后活动的主要掮客是战时投机商兼岸信介的狱友儿玉誉士夫。这起丑闻曝光后，一位年轻的色情片男优驾着自己的轻型飞机，撞上了位于东京的洛克希德公司办事处，以示对资本主义腐败的抗议。他临死前穿着神风特工队的军装，留下了“天皇万岁！”这句遗言。历史还真是既有悲剧，也有闹剧。

由于卷入了日本媒体报道的“金钱政治”，田中早在两年前就已辞职，但收受贿赂的指控还是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感到自己被人算计了。毕竟，腐败现象在日本政坛司空见惯，要想办成事，唯有走此渠道。田中不过是用的钱比对手多，比对手更能干罢了。他最终被赶下台，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调查新闻记者给害的。一手促成其下野的，是老对手福田赳夫。福田老谋深算，出身官僚系统，正是福田派的人将洛克希德案的细节捅给了媒体。扳倒田中、将他赶出自民党是为了报复他妄图篡夺自民党大权。即便如此，福田也没能剿灭田中的影响力。田中派即便在首领出走并成为无党派国会议员后，依然控制着自民党，这种状态持续了多年。

田中极其擅长民粹之道，逢人必握手，热情得过了头，而且敢作敢为；反观福田则是典型的政坛官僚。自从池田与日本国民达成协议，以慷慨的施政来打消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后，自民党就一直是官僚的天下。他们制定政策，为内阁大臣起草议会演讲稿，任职届满后依然在自民党党内保有一席之地。政客的职责是运作好“猪肉桶”（pork barrel）*，确保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党内的派系之争使得没有一位政客能够脱颖而出，只手遮天。然而，田中凭借自己过人的政治天赋和大手笔的利益勾兑，差一点就办到了他人不可为之事。他的庇佑令许多人蒙恩于他，以至于这位连中学都肄业的乡下牛贩子之子几乎撼动了技术官僚的主导地位。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客向官僚发号施令的局面，结果田中让日本变得更加富有，但腐败程度也更加惊人。

操弄民粹主义不等于就要推动民主改革。田中从未尝试改革“自民党体制”，在他的运作下，这一体制为尽可能多的人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田中出身建筑行业，娶了自己公司社长的千金为妻，建筑业为他提供了从政所需的资金。田中曾发誓要将整个日本列岛变成一片建筑工地。哪怕是在他1985年中风、影响力走下坡路后，日本国内的土木工程也未见“退烧”迹象，一如既往地持续着，由此而生的现金流也源源不断，助自民党保住了江山。各地兴建了越来越多的道路、桥梁、水坝、会议中心、机场、柏青哥弹子房、博物馆、市政厅、宾馆、隧道、主题公园和工业园区。这些项目中，有不少派上了用场——应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但也有很多无意义的建设。日本如今随处可见用处不大的“烂尾”隧道和公路，毫无生机、连个人影也瞧不见的河道和桥梁，以及空空荡荡、鲜有人踏足的博物馆和主题公园，这些都是“池田路线”和田中的金钱政治留下的不那么可爱的遗迹。

然而，从其释放的洪荒财力来看，田中的政绩可谓光鲜亮丽。20世纪80年代，东京的雅皮士可以金箔为食，在黄金地段置办不动产的钱可以买下一个小国家。日本作者著书立说，吹嘘即将到来的“日本世纪”：今天还在东京，明天就将传遍全世界！外国人写的书有些宣扬与日本将有一战，有些则评议所向披靡的日元，或者势不可挡的日本体制——要想与之抗衡，唯有出台与之针锋相对的产业政策；西方的生意人捧读17世纪介绍武士战法的小书；以日本管理技术为题的书籍行销一时。似乎这一轮“日本热”永远都没有尽头。

可是，许多日本人内心弥漫着一股怅然若失的情绪，他们的国家是很富足，但也越发丑陋，似乎丢了些什么。奥姆真理教在1995年制造了以大量杀伤人员为目的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这是个邪教组织，其成员都受过最好的教育，不少人不是科学家就是经过培训的未来技术官僚。他们是“池田路线”的接班人，缺乏对眼下现状的政治责任感，满脑子都是噬人的精神乌托邦。该组织的宗旨是引发一场祝融之灾，任熊熊烈焰焚毁他们眼中这个无意义的社会，并从战后繁荣的灰烬里诞生出一个美丽新世界。

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政客及其知识界拥护者也开始对现代日本价值观的缺失犯起愁来。尤其是青年，被养尊处优的生活宠坏了，一副得过且过、毫无方向的样子。原海军军官、田中派成员中曾根康弘在80年代中期当选首相，之后尝试推广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实际上，他在任内搞的那套宣传和旧民族主义思想相差无几：譬如单民族国家好处多多、尊重天皇制度、日本精神独一无二。这些宣传的出现，部分是为了与教师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多年来炮制的左翼教条分庭抗礼。然而，对于一个纯粹视扩大经济实力为政治目标的国家而言，再谈什么内涵纯属庸人自扰，而民族主义者关于日本性精髓的那套说辞又不足以取代政治辩论。

中曾根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过是虚张声势，甚至都不如岸信介的修宪尝试更有政治能量。有时听中曾根说话，会觉得他像个战时爱国者，但他也说过“日本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的话。不管多少民族主义辞令都改变不了美日关系一边倒的实质。1991年的海湾战争——打这一仗的目的部分是为了保障日本的石油供应——令这一点清晰到了让人痛苦的程度：日本人只能作壁上观，对于一场直接牵连到他们的危机插不上手，无能为力。日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美国及其盟友支付一大笔酬劳，被嫌弃钱给晚了不说，也换不来几句感谢。对此感到耻辱的并不只是日本民族主义者。

海湾战争两年后，自民党在大选中落败。该党此时正饱受贪污丑闻的困扰，还经历了几位实力派政客倒戈的变故。一时间，“自民党体制”犹如明日黄花。说不定一个由反对党组成的新政府会推行必要的改革，为日本封闭的政治体制注入活力呢。自民党的主要变节者之一、“猪肉桶”政治的老手小泽一郎甚至主张修宪，使日本成为他口中的“正常国家”。小泽指出，日本人是时候成为独立个体，愿意冒风险，为自己站出来了。修宪将引导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独立自主的角色。另外，长久以来，选举制度一直都是畸形的，偏向不断衰减的农村人口，对之进行改革有助于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两党制格局，终结自民党一家独大的地位。

事后证明，这又是一场伪黎明。选举制度变更的力度不够，未能产生影响。反对派领导人在内斗中徒耗精力。脱离了自民党的小泽一郎烧不起钱，也就办不成事，无法取悦手下党员。1994年，自民党与社会党联合执政，回归权力舞台。到了1997年的时候，小泽等自民党“叛徒”已是穷途末路。

要说变化，倒还真有，其催化剂不是政治意愿，而是经济走势：繁华盛世在股灾中戛然而止。地产价格狂泻，银行倒闭。以事后之见，日本经济的泡沫之大，一下子让人联想起17世纪席卷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热”。不管是日本胜利论者，还是西方杞人忧天者，都少见地陷入了集体失语。当然，这并未让自民党体制垮台，却多少葬送了人们对其的信任。官僚精英威望扫地。曾经他们备受信赖，充当稳定和增长的守护人，如今则被视为与现实脱节、夜郎自大的一群草包。自民党依旧当政，但仅仅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况且他们也不再一党独大，不得不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比如与右翼佛教组织有关联的公明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头一回出现连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公司高层任职的工薪族也不再有把握获得终身聘用的情况。图书馆、咖啡店、地铁站里不难见到他们的身影：这些男人穿着笔挺的蓝色西装，翻看报纸，假装在工作，可实际上只是在一个缓慢解体的社会里随波逐流。经济崩盘倒不至于让许多日本人变得一贫如洗，还没到这一步。五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储备，可“池田路线”也就此宣告终结。

就连平素在世界各国首都中最熙熙攘攘的东京，似乎也一反常态，笼罩上了一层忧郁的气息。人们仿佛陷入了沉思，追问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在我写作本书期间，时任日本首相的是小泉纯一郎。因为讲话直白，外形阳光，再加上他承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小泉在2001年成了媒体上的大红人。同各位前任一样，小泉号称将打破党内派系之隔，限制官僚的干预行为，并承诺上任后，以吃回扣为特色的腐败旧体制、失控的大修大建和稀里糊涂的预算制度将得到清理整顿。人们期待他成为日本的戈尔巴乔夫，成为埋葬体制的改革者，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这之后，政治和政客日益成为公众冷嘲热讽的对象。这种情况在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向来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些情形一旦与受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经济绝望感交织在一起，或许将再次把日本推向自由的对立面。

人们对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议论纷纷，说此人值得关注。有人一说起石原就满怀殷切希望，似乎他象征自民党的底牌；但也有人对他又怕又恨。石原本是一位小说家，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而声名鹊起。他与小泉的共同点是两人均擅长面对镜头，而且敢言，这为他们博得了不少美誉。石原的观点在书籍、视频、杂志和电视脱口秀中屡有曝光。同民粹主义前辈类似的是，他也对官僚执掌“自民党体制”一事颇有微词。他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出版于1955年，书中主人公是一群叛逆的富家公子。同年，自民党成立；翌年，《经济白皮书》宣告战后时期结束。自打那时起，石原的思想就未曾动摇过。他指责美国一手打造了一个孱弱而精神空虚的国家。在他看来，日本打的是一场正义战争，是时候让战后的日本斩断同华盛顿之间的纽带，恢复其亚洲盟主的地位了。

这同样可能只是一堆诳语，反映了内心的失落和战败造成的挥之不去的耻辱感。但是与石原炽热的民族主义情结产生共鸣的还不光是他的同龄人，年轻人一样受到了蛊惑。在我看来，这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日本的思想文化处于左右两派教条的夹缝之中，有些发育不良；另一方面，当权派执拗地将眼光局限于经济增长，有意扼杀政治辩论；除此之外，还要算上日本对美国婴儿般的依赖。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战后时期是不会终结的。

可又该如何解决呢？故事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日本最初与西方势力正面交锋的时刻。在一些人看来，这标志着与西方漫长战争的开端。2002年的早春时节，我在东京伏案写稿，其间回想起一件事：过去几周以来，日本人曾屡次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们希望黑船再杀回来，打破封闭的政治体制。他们表示，过去的老一套已经行不通了，只有借助外部压力，才能将束缚这个狭隘社会的死结解开。我明白这些话的含义，但我还是期待有朝一日看到日本人解放自我，真正地和黑船告别，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后者。

注释

*　“猪肉桶”喻指人人都可分一杯羹。在西方政界，议员常会在国会制订拨款法时将钱拨给自己的州/选区或自己特别热心的某个项目，这种做法就叫“猪肉桶”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分肥政治。

专有名词词汇表

将军（Shogun）：字面意思是军事将领，实际是日本的军事大统领。1603——1867年间的历任将军均出自德川一族，其统治时期被称为德川或江户时期。

江户（Edo）：德川将军府所在的城市。1867年幕府倒台后，江户更名为东京，成为现代日本首都。

幕府（Bakufu）：将军府的名号，亦可使用shogunate这一别名。

武士（Samurai）：武人阶层的统称。所有将军以下的武夫，乃至最卑微的门客，都叫武士。武士被禁止经商，因为这有损其高贵的身份。因此，武士多为收入微薄的官门中人。在和平年代，不少武士赋闲失业。不过，他们是唯一获准携带武器和行切腹之仪的群体。

兰学（Rangaku）：意即荷兰的学问。自幕府早期以降，荷兰商人是唯一获准驻留日本的欧洲人。通过学习荷兰文，日本学者得以接触欧洲的科学知识。

萨摩（Satsuma）：封建时代的一个藩，位于今天的九州。除了萨摩之外，还有两个藩的领主起事，反抗幕府。萨摩孕育了一大批明治年代的豪杰，譬如政治家大久保利通。另一位祖籍萨摩的英雄人物是西乡隆盛，在他的率领下，一批心怀不满的武士揭竿而起，对抗东京的新政府。

长州（Choshu）：本州岛西南端的一个藩。长州的武士也是对抗幕府统治的叛党之一，他们时而与萨摩藩的武士结盟，时而又与之敌对。伟大的明治维新政治家伊藤博文就出生在长州，他的同乡里还有近代帝国陆军奠基人山县有朋。

土佐（Tosa）：这是三个造反的藩当中最贫穷、但也是风气最开明的一个。土佐位于四国岛南部，名气最响的土佐藩人士莫过于坂本龙马这位乡野剑客和日后的明治宪法起草人。

幕末（Bakumatsu）：德川幕府最后的光景。这一时期的日本危机四伏，阴谋和暴力起义不断，走四方的剑客随处可见，血淋淋的歌舞伎作品层出不穷。

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推翻幕府的起义，后在东京建立新政府，天皇一跃成为昔日将军府的新主人。维新成功后，“明治”二字立即启用，作为天皇的年号。

文明开化（Bunmei Kaika）：“文明开化”是明治年间的主要口号，这一时期的日本尝试以欧洲为模板，将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富国强兵（Fukoku Kyohei）：“富国强兵”是明治时期流传的另一句口号，是“文明开化”的变种，着重于增强军力和经济实力。

国会（Diet）：这个词在英语里常被用来指代英国以外的议会机构。

大正（Taisho）：明治天皇之子嘉仁的年号，在位时间为1912——1926年，但由于嘉仁无力继续履行职责，其子裕仁在1922年出任摄政王。

国体（Kokutai）：一种描绘日本国家的半神秘主义观念。按其构想，日本应该是一个专制的家族式国家，统治者是神圣天皇。这一神圣国体精髓论最初出现在1937年文部省出版的《国体之本义》一书中。

皇道派（Kodoha）：20世纪20年代末，一批年轻军官和他们的思想导师发动了一场革命，旨在清除有害的西方影响，譬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他们希望以日本精神来征服世界，而这一精神的化身便是神圣天皇，这就要求“复辟”他的绝对统治权。为了实现这一理想，1936年2月，皇道派发动政变，政变以失败告终。

统制派（Toseiha）：军队内部的主要敌对派系。尽管其成员并不一定反对激进皇道派的宗旨，但他们更倾向于循规蹈矩的做法。粉碎了1936年的未遂政变后，统制派独揽兵权。

财阀（Zaibatsu）：起源于明治早期“公私转制”的商业联合体。三井和三菱等私营企业在政府的帮助下，将业务拓展至银行、矿产、重工和贸易等领域，从而独霸日本经济的半壁江山。二战结束后，尽管这些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在美占期遭到法办，财阀依旧存在，形式虽较过去不同，但垄断程度未必逊于过往。

引用文献

要是想通过一本书了解近现代日本史的话，马里乌斯·杨森（Marius Jansen）的《现代日本诞生记》（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囊括了所需要的一切信息，此书令我受益匪浅。不过，其他经典作品一样不容错过，比如由费正清（John K.Fairbank）、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和阿尔伯特·M·克莱格（Albert M.Craig）共同创作的《东亚：现代化转型》（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60）一书，这部参考资料我沿用至今。

在撰写德川日本与西方的冲突时，唐纳德·金（Donald Keene）的《日本发现欧洲：本多利明与其他发现者，1720——1798》（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Honda Toshiaki and Other Discoverers，1720–1798.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2）令我获益良多，尤其是谈到启蒙帝国主义者本多利明的那部分。彼得·布斯·威利（Peter Booth Wiley）的《众神之国里的美国佬：佩里司令与日本开国》（Yankees in the Land of the Gods：Commodore Perry and the Opening of Japan.New York：Viking，1990）既风趣又全面地记录了佩里将军来到日本以及其所引发的政治纷争的来龙去脉；佩里的翻译卫三畏的引语便是摘自此书。在写到德川幕府末期的日本知识界氛围时，我参考了丸山真男的《幕府日本思想史研究》（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和格兰特·K·古德曼（Grant K.Goodman）的《日本：荷兰经验》（Japan：The Dutch Experience.London：Athlone，1986）。另一部重要文献是鲍勃·若林忠志（Bob Tadashi Wakabayashi）的《日本现代早期的排外主义和西学》（Anti-Foreig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Early Modern Jap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其中收录的水户学派及其分支的资料弥足珍贵。讲述由剑客转型成为宪政主义者的坂本龙马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我采用的是马里乌斯·杨森的《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读者若想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状态，请参见杨森的《德川世界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Tokugawa Worl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要想知道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化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最好的办法恐怕还是读上几本夏目漱石的小说，特别是1914年问世的《我是猫》。唐纳德·金在《西方的黎明：日本现代文学》（Dawn to the West：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Era.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4）一书中谈及了这部小说及当时其他作品。金本人很有明治时期的风骨，他不仅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指引，还有着美妙的译笔。拙作引用的高村光太郎的诗歌译文便是出自金之手。我摘用的另一位明治时期名人福泽谕吉的语录则出自《福泽谕吉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Fukuzawa Yukich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译者是清冈瑛一。

关于明治年间的戏剧创作，J.托马斯·莱默（J.Thomas Rimer）的《迈向现代日本剧院：岸田国士》（Towards a Modern Japanese Theater：Kishida Kuni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要想了解日本早期电影史的话，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和约瑟夫·L·安德森（Joseph L.Anderson）的《日本电影：艺术与工业》（The Japanese Film：Art and Industry.New York：Grove Press，1959）依旧是一部扛鼎之作。茱莉亚·米奇——佩卡里克（Julia Meech-Pekarik）的《明治浮世绘的世界：对一个崭新文明的印象》（The World of the Meiji Print：Impressions of a New Civilization.New York：Weatherhill，1986）的内容远不止浮世绘，全书配有精彩的文字介绍。我从她的书里选用了皮埃尔·洛蒂描写鹿鸣馆内景的段落。三岛由纪夫对于明治时代假道学发出的嗟叹出自他为矢头保的精美摄影集《裸祭》（Naked Festival.New York：Weatherhill，1968）所作的序言。这本书居然已经绝版，着实令人愕然。

在写到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时，我想不到有比卡罗尔·格鲁克（Carol Gluck）的《日本的现代神话：明治末年的意识形态》（Japan’s Modern Myths：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更加出色、也更引人入胜的作品了。要是没了这本书，我就真是束手无策了。关于日本的帝国建设，窃以为拉蒙·梅耶斯（Ramon Myers）和马克·皮蒂（Mark Peattie）编著的《日本殖民帝国，1895——1945》（The Japanese Colonial Empire，1895-194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不可不读。在写到民权运动等反抗当权者的叛乱时，罗杰·W·鲍温（Roger W.Bowen）所著的《明治日本的叛乱与民主：民权运动中的庶民》（Rebellion and Democracy in Meiji Japan：A Study of Commoners in the Popular Rights Move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派上了大用场。

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低城、高城：从江户到大地震时期的东京的东京》（Low City，High City：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New York：Knopf，1983）以挽歌般的笔触描写了大正年间的东京，勾起了人们的思绪。此书当和塞登斯蒂克翻译的怀旧派巨匠永井荷风的部分作品搭配在一块儿看，如果硬要挑其中一本的话，非《墨东绮谭》莫属。北一辉的文字读起来就没那么令人畅快了，但对于一些读者而言或许同样趣味盎然。拙作中的引语摘选自《北一辉论》（东京：现代评论社，1981年），作者是松本健一。不过有关北一辉的英文类权威读物还要看乔治·M·威尔逊（George M.Wilson）的《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1883——1937》（Radical Nationalist in Japan：Kita Ikki，1883-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D.C.霍尔顿（D.C.Holtom）的《现代日本与神道教民族主义：当代日本宗教趋势研究》（Modern Japan and Shinto Nationalism：A Study of Present-day Trends in Japanese Relig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3）也很有意思，但明显带有时代局限性。记载1936年政变的一部重要文献是本——阿米·施罗尼（Ben-Ami Shillony）的《日本之乱：少壮派军官和二·二六事件》（Revolt in Japan：The Young Officers and the February 26，1936 Incid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在撰写日本皇室近代史，特别是裕仁的教育经历时，我参考了赫伯特·P·比克斯（Herbert P.Bix）的《裕仁与现代日本的诞生》（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New York：HarperCollins，2000），从中获益匪浅。

“满洲”如今已有许多人著书讨论，但没有一位作者在写到这个话题时可以忽略路易斯·杨（Louise Young）的《日本的大一统帝国：满洲与战时帝国主义文化》（Japan’s Total Empire：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我大段借鉴了其中的内容，特别是讲述大众文化和政府宣传的章节。南京大屠杀或许比起“满洲”更有话题性，几乎每一本以此为题的书都带有政治色彩。要想了解日本自由派／左派的观点，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The Nanjing Massacre：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s Japan’s National Shame.New York：M.E.Sharpe，1999）不可不读。我在拙作中引用了一段参加过南京攻城战的日本兵的话，出处是阿诺德·C·布拉克曼（Arnold C.Brackman）的《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The Other Nuremberg：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London：Collins，1989），该书完美地记录了东京战争罪审判的经过。诺门罕战役在阿尔文·D·考克斯（Alvin D.Cox）的《诺门罕：日本对抗俄国，1939》（Nomonhan：Japan Against Russia，193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一书中有十分详尽的记载。

关于偷袭珍珠港，最出彩、同时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戈登·普兰奇（Gordon Prange）的《我们沉睡在清晨：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At Dawn We Slept：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New York：McGraw-Hill，1981）。在写到珍珠港事件前夕的外交风云时，我参考了拉尔夫·E·夏弗（Ralph E.Shaffer）编著的《迎向珍珠港：日美外交往来，1899——1941》（Toward Pearl Harbor：The Diplomatic Exchange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1899-194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林房雄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东京：大和文库，1978年）中罗列了一些日本人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我引用了其中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的话。读者可能不同意约翰·W·道尔（John W.Dower）在《无情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权力》（War Without Mercy：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New York：Pantheon，1986）一书中的部分前提假设，我也一样，但是作为一部记录战时日本人心态的史籍，道尔的这部书提供了海量的资料。鹤见俊辅的《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artime Japan，1931-1945.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86）同样涉及这一题材，虽然较前者薄得多，但内容一样发人深省。此外，我还一遍遍翻阅了入江昭的《权力与文化：1941——1945年的日美战争》（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日本投降的全过程在罗伯特·J·布托（Robert J.Butow）的《日本的投降决定》（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一书中有翔实的记载。而若想了解战争全局，同时又能接受左派/自由派偏见的话，可以参考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战争，1931——1945》（The Pacific War，1931-1945.New York：Pantheon，1978），这本书仍不显过时。

在我看来，所有以盟军占领时期的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当中，最出色、最详尽、同时也最公允的一部当属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New York：W.W.Norton，1999）。要想了解内幕的话，不妨查阅《重塑日本：美占期的“新政”》（Remaking Japan：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New York：Free Press，1987）一书，作者是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编校工作由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操刀。关于占领时期的文化政策，平野共余子的《史密斯先生去东京：美占期的日本电影，1945——1952》（Mr.Smith Goes to Tokyo：Japanese Cinema Und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1945-1952.Washington，D.C.：Smithsonian，1992）提供了一个十分新颖的视角。除了前述的阿诺德·C·布拉克曼的书之外，任何东京审判的研究者都绕不开理查德·H·米尼尔（Richard H.Minear）的《战胜者正义：东京战争罪审判》（Victor’s Justice：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该书犀利的观点只是其若干亮点之一。此外，梅里安·哈里斯（Meirion Harries）和苏希·哈里斯（Susie Harries）经过十分扎实的研究而写成的《藏剑入鞘记：日本之非军事化》（Sheathing the Sword：The Demilitarization of Japan.London：Hamilton，1987）也令我收获颇丰。

丹·库兹曼（Dan Kurzman）的《岸信介与日本：追寻太阳》（Kishi and Japan：The Search for the Sun.New York：Astor-Honor，1960）对于岸信介这个老流氓过于褒奖，话虽如此，这本书还是挺有用的。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的《东京崛起：大地震之后的城市》（Tokyo Rising：The City Since the Great Earthquake.New York：Knopf，1990）完美地回顾了东京废墟间的众生相，以及这座城市之后的重生。大岛渚的日记选自其散文集《体验的战后映像论》（东京：朝日新闻社，1975年）。若要从保守派的视角来探讨战后宪法的话，我向各位推荐（我也引用过）片冈铁哉的《宪法的代价：日本战后政治的起源》（The Price of a Constitution：The Origin of Japan’s Postwar Politics.New York：Crane Russak，1991）。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是一本分析战后经济的好书。而在纪实方面，大卫·J·陆（David J.Lu）所著的《日本：一部纪实历史》（Japan：A Documentary History.New York：M.E.Sharpe，1997）对我帮助很大。

当然，还远不止上面这些，一些杰出的学术著作并未列入这份简短的书目。我在撰写这部简史时，将参考书目限定在那些于我特别有用的书籍。我只能希冀这本小书起到“开胃菜”的作用，激发人们对后续“大菜”的胃口。

索引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页码参见本书边码）

A

阿部定（Abe Sada）100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76，115

岸信介（Kishi Nobusuke）155-156，158，161，163-167，170，173

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172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38，41，52

奥野健男（Okuno Takeo）111

奥运会（Olympic Games）3-7，167

B

巴茂（Ba Maw）121

白神源次郎（Shirakami Genjiro）50

坂本龙马（Sakamoto Ryoma）27-29，30-32，40，151

板垣退助（Itagaki Taisuke）42

北上派（Strake North Faction）106-108

北一辉（Kita Ikki，）77-79，81-82，89-99，156

本多利明（Honda Toshiaki）24，51

本土论者（nativists）22-24

币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ūro）90

滨口雄幸（Hamaguchi Osachi）75，81

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125-126

部落民（burakumin）70-72

C

财阀（zaibatsu）41，132，149，150

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138，141

朝鲜（Korea）：

起义（rebellions in）65-66

日本人的暴政（Japanese brutality）74

统治朝鲜（domination of）49，51，121

与朝鲜通商（foreign trade with）11

朝鲜战争（Korea War）150-151，157

池田勇人（Ikeda Hayato）165-166，167

冲绳（Okinawa）123，157

川上音二郎（Kawakami Otojiro）45

D

大岛渚（Oshima Nagisa）161，162

大久保利通（Okubo Toshimichi）39，41

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38，42

大西泷治郎（Onishi Takijiro）123-124

大正年间的东京（Taisho Tokyo）67-69，70，73-74，76-77，82，92，102，114

大正天皇／嘉仁天皇（Emperor Taisho/Emperor Yoshihito）65

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IRAA）102，113

丹下健三（Tange Kenzo）3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59，131-134，138-143，151，157，163；另见“最高司令官”

德川吉宗（Tokugawa Yoshimune）16，21

德川幕府（Tokugawa bakufu）12，17，20，21，26，28，39，40

德国（Germany）：

二战期间（in World War II）115

民族身份（nationhood of）52-53

纳粹（Nazis in）91，100，113，114，133，145，156

纽伦堡法庭（Nuremberg court in）145

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76

犹太大屠杀（Holocaust in）102，113，145

殖民地（colonies of）65-66，70

作为楷模（models from）35-36，41，52-53，56，57，106，133，142-143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163，164

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the German kaiser）58，82

东京（Tokyo）

暴乱（riots in）69-70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66-69

地震（earthquakes in）74

毒气事件（poison gas in）172

忧郁的东京（as subdued）175

战争罪法庭／东京大审（War Crimes Tribunal）103

东久迩稔彦（Higashikuni Naruhiko）138-139

东条英机（Tojo Hideki）98，114，116，118，119，121，146-147，155，156，165

东乡茂德（Togo Shigenori）125，126

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58，79，81

E

俄国与“满洲国”（Russia and Manchukuo）106-108

儿玉誉士夫（Kodama Yoshio）139，162，164，170

二战（World War II）3，14，87，111-128

ABCD四大国（ABCD powers in）116，118

天皇（and emperor），见“裕仁天皇”

日军暴行（Japanese brutality in）119-120，163

挥之不去的战败耻辱感（humility lingering from）176

“举国玉碎”（as national suicide）115

日本投降（surrender in）123-128

完全不负责任（systemic irresponsibility of）117-119，122

物资生产（production in）122

战争罪审判（war crime trials）144-147，152

珍珠港事件（Pearl Harbor）111-112，115，119，145，155

政治宣传（propaganda in）120-121

自杀式攻击（suicide in）123-124

F

F.D.罗斯福（F.D.Roosevelt）113，138

菲利普·弗朗茨·冯·西鲍鲁特（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18

菲律宾（Philippines）105，111，116，146

佛教（Buddhism）45，57，89，175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67

福田赳夫（Fukuda Takeo）170

福泽谕吉（Fukuzawas Yukichi）17，45，47-50，56，60，61，72，151

G

富士山（Mount Fuji）135，138

高村光太郎（Takamura Kotaro）79-80，111

高桥景保（Takahashi Kageyasu）17-18

哥白尼（Copernicus）22

歌舞伎（Kabuki theater）44-45，134，138

格劳比乌斯（Globius）18

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122

寡头／藩阀（oligarchs）41-42，52，56，60，71

广岛（Hitoshima）4，126，136，146，159，160

广田弘毅（Hirota Koki）100-101

国会（Diet）37-38，92，97-98，113，159，162，165

国家统一（national unity）51-57，91

国际联盟／国联（League of Nations）90，94-95

国体（kokutai）77，78，83，98-99，120，123-127，138-139，141，145，146，161，163

H

哈利·S·杜鲁门（Henry S.Truman）124，125，151

海湾战争（Gulf War）173

何塞·劳雷尔（JoséLaurel）121

荷兰商人（Dutch merchants）11，12，15，16

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111，116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epncer）42-43

亨利·溥仪（Henry Pu Yi）94

横滨地震（earthquake in Yokohama）74

荒木贞夫（Araki Sadao）79，106

皇道派（Imperial Way Faction）98-100，106，114-115

会泽正志斋（Aizawa Seishisai）23

J

基督教（Christianity）15，22-23，57

吉田茂（Yoshida Shigeru）3，36，139，139-143，149-151，155-158，161

吉田松阴（Yoshida Shoin）53

吉野作造（Yoshino Sakuzo）72-75，76

加藤高明（Kato Takaaki）75

江户幕府（Edo bakufu）12，14，21，25，26-29，31，53，56

将军（shogun）11-12，16，20，32

蒋介石（Chiang Kai-shek）88，102，103，104，107，125

《教育敕语》（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56

近卫文麿（Konoe Fumimaro）101-102，106，115-118，120，139

井上馨（Inoue kaoru）46，47，51，53

鸠山一郎（Hatoyama Ichiro）161

九代目市川团十郎（Ichikawa Danjuro IX）44

《军人敕谕》（Rescript for Soldiers and Sailors）55，144

K

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18-119

困民党（Poor People’s Party）43-45

L

兰学（Dutch learning，Rangaku）15，16-19，21，23，24，48

林房雄（Hayashi Fusao）87，111

铃木贯太郎（Suzuki Kantaro）125，126-127

铃木贞一（Suzuki Teiichi）117，118

硫磺岛（Iwo Jima）122

鹿鸣馆（Deer Cry Pavilion）46-47

M

马克思少男少女（Marx boys and girls）67

马克思主义（Marxism）95，96-97，114，137，160，173

马休·C·佩里（Matthew C.Perry），昵称“老马特”（Old Matt）11-14，18，22-23，25-26，53，88，118，131-134

满洲（Manchurian）76，87，88，93-96，100，144，170

“满洲国”（Manchukuo）94-96，105，106-108，119，155，156

毛泽东（Mao Tse-tung）149

美国（United States）：

反美主义（and anti-Americanism）159-160，163-165，176

原子弹（atom bombs of）125，126，127

民主（democracy in）38

海湾战争（and Gulf War）173

中立法案（neutrality laws of）104

与美国签订条约（treaties with）3，26-27，30，47，51，158，163

二战期间（in World War II）111-128

美浓部达吉（Minobe Tatsukichi）97-98，126

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12

米骚动，1918年（rice riots）66，70

民权运动（People’s Rights Movement）42，54，59，70，77，152

明六社（Meirokusha）48-49

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29，31，35，37-47，51-56，78，80，92-93，105，113，121，142，144

木户孝允（Kido Takayoshi）39

幕末（bakumatsu）26-29

明治天皇／睦仁天皇（Emperor Meiji/Mutsuhito）35-36

N

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59，60-62，81，92-93

南京大屠杀（Nanking massacre）102-106，144，145，146

能剧（No theater）135

P

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46，47

平成（Heisei reign）169

《朴次茅斯条约》，1905年（Treaty of Portsmouth）69，70

Q

浅沼稻次郎（Asanuma Inejiro）164

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49

犬养毅（Inukai Tsuyoshi）75-76，90-91

R

日本（Japan）：

“不留俘虏政策”（take no prisoners policy of）104，123

闭关锁国（isolation of）11，14，21

产业规划（industrial planning in）40-41，156，157，161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66-69，92，112-113，135-138，159

等级制度（caste system in）21，40

地震（earthquakes in）74

二战期间（in World War II）111-128

分权（separation fo powers in）20-21

腐败（corruption in）170-172

共产党（communists in）148-150，158

古代诗歌（ancient poetry）22

股灾（stick market crash in）174-175

海军（navy of）116，117，132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 in）151，162-163，167

盟军占领（Allied occupation of）126-128，131-152，另见“最高司令官”

民主（democracy in）72-73，133-136，140，144，151，156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of）23，91，173

内战（civil war in）30-32

农民起义（farmers’uprisings in）43-45

企业工会（company unions in）166

日本社会党（JSP）161-162，164-166

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见“日俄战争”

日军（army of）54，55，57，98-100，103，114，117，132，143，150-151，156，157，158

日军暴行（atrocities of）102-106，119-120

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 of）40-41

外国通商贸易（foreign trade with）11-19，21，24，26-27，103-104，115-116，119，148

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s of）21-22

现代性（modernism of）54

宪政和平主义（constitutional pacifism in）143-144，151-152，157，160

选举权（voting rights in）72，75，76，151

政党（political parties in）92，113，161，171，174

殖民主义（colonialism）74

种族纯洁性（racial purity in）113-114

专制统治（arbitrary rule of）43

《日本的悲剧》（电影）（The Japanese Tragedy）140-141

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58-59，65，69，73，79，81，93，95

日心说（heliocentrism）22

儒家思想（Confucianism）17，19，56-57

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90

S

萨摩藩起义（Satsuma）39-40，61

三岛由纪夫（Mishima Yukio）45-46

三井（Mitsui）41，44

三菱（Mitsubishi）41，44，65

森有礼（Mori Arinori）36-37，38，48

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115，119

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39，41，53-56，60，61，71-72

上帝的角色（roles of God）57

神道教（Shinto）22，23，45，56，121，142

神风（kamikaze）118，123-124

胜海舟（Katsu Kaishu）27-28

辻政信（Tsuji Masanobu）106，107-108

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89，91，98，139

石原慎太郎（Ishihara Shintaro）175-176

笹川良一（Sasakawa Ryoichi）155，162

水户学派（Mito School）22-24，27，57，82

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95

松井石根（Matsui Iwane）106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nadra Bose）121

苏联和日本左派（Soviet Union and Japanese Left）158-161

T

台湾（Taiwan）51，121

太阳女神（sun goddess）23，84

天皇（Emperor）：

首任天皇（first）35

效忠天皇（loyalty of）21，26，55，144

围绕天皇的阴谋（plots around）14，29

天皇的角色（roles of）20-21，30-31，37-39，82，117-118，126，158

作为最高统帅的天皇（as supreme commander）90，91，145

作为象征的天皇（as symbol）11，105，138，141-143

天皇崇拜（worship of）22，55-56，81，113

另见“裕仁天皇”

天照大神（Amaterasu Omikami）84

田中角荣（Tanaka Kakuei）170-173

通产省（Ministry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148

统制派（Control Faction）98-100，114

W

55年体制（1955 system）161-163

汪精卫（Wang Ching-wei）121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2，25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36，113，125

文乐木偶戏（Bunraku puppet theater）135

五条御誓文（Charter Oath）29，40

武士（samurai）21，37，31，39，54-55，61，122，123，135，155

X

西方（West）：

对西方的激烈反应（backlash against）47

西方的观念（ideas of）24-25，47-50，53-54，112-114，121

控制日本（Japan controlled by）95

西方知识（knowledge of）14-20

医学（medicine of）15-16

与西方的全面战争（total war with）98，111-128

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76-77

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39-40，61

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60，61

宪兵队（Kempeitai）120

宪法（constitution）29-30，35-39，52，78，92，142-144，151-152，159

小林多喜二（Kobayashi Takiji）97

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50-51

小泉纯一郎（Koizumi Junichiro）175，176

小泽一郎（Ozawa Ichiro）174

新加坡（Singapore）105，111

新人会（Shinjinkai）73-74

新儒家（Neo-Confucianism）17，18，57

血盟团（Blood Pledge Society）76

Y

鸦片战争（Opium Wars）21

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59

亚洲人的自豪感（Asian pride）114，121

一战（World War I）65

伊藤博文（Ito Hirobumi）36，38，39，40，41，45，47，53，54，61，71

伊藤整（Ito Sei）111

银座（Ginza）66-67

印度支那（Indochina）116，118

尤利塞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42

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83-84，92

去世（death of）169

失去实权（ineffectiveness of）91，107

未遂政变（and attempted coup）100

与暴力（and violence）89，103，106

与二战（and World War II）111，114，116，117-118，124-127，138，141，145-147

与最高司令官（and SCAP）134，140-142，146

作为皇储（as crown prince）65，71，81-83

原敬（Hara Kei）70-72，81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57

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149-150，163

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124，138

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25

Z

占星学（astronomy）22

战争罪（war crimes）144-147，152，159-160

张学良（Chang Hsüeh-liang）89

张作霖（Chang Tso-lin）89

长崎（Nagasaki）12，17，126，136，146，159

昭和年代（Showa period）84，92，97-99

珍珠港（Pearl Harbor）111-112，115，119，145，155

植木枝盛（Ueki Emori）37

殖民主义（colonialism）24-25，51

《治安维持法》（Peace Preservation Law）75，83

中曾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173

中国（China）：

作为天下的中心（as center of world）16，18，19，20

共产主义（communism in）20，149，160

集权（concentration of powers in）20-21

外国通商贸易（foreign trade with）11

“支那事变”（卢沟桥事变，1937年）（“Incident”）87，101-102，116

满洲（and Manchuria）88，94-96

五四运动（May 4th Movement）66，70，74

南京大屠杀（Naking massacre）102-106，144，145，146

鸦片战争（Opium Wars of）21

治国术（statecraft of）19，22

与中国签订的条约（treaties with）51

与中国的战争（war with）49-51，61，105，111，112，145

从中国撤军（withdrawal from）115，116，117，118，122

朱熹（Chu Hsi）17

自民党（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cy Party，LDP）161-163，165-166，170-171，173-176

自然法（natural law）42

最高司令官／驻日盟军总司令（SCAP，supreme commander）131-152：

保留天皇（emperor retained by）134，140-142，146

被撤职（dismissal of）151

得到最高司令官支持的官僚（bureaucrats supported by）148-150

继任者（successes of）151-152

结束占领（end of occupation by）158

培育民主（democracy fostered by）133-136，140，144，151

戕害经济（economy wrecked by）149-150

审查制度（censorship by）136，138，140-141

文化改革目标（cultural reform as goal of）132-138

修宪（constitution revise by）142-144，151-152

以消灭封建主义为目标（feudalism as target of）135-136，147-148

主审战争罪（war crimes tried by）144-147，152

佐藤荣作（Sato Eisaku）167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By Orlando Figes

Copyright © Orlando Figes 200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塔莎之舞: 俄罗斯文化史 / (英) 奥兰多·费吉斯著 ; 曾小楚, 郭丹杰译.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220-10669-9

Ⅰ. ①娜… Ⅱ. ①奥… ②曾… ③郭… Ⅲ. ①文化史－俄罗斯 Ⅳ. ①K5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30915号

出版发行：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址：成都槐树街2号

　　网址：http://www.scpph.com

责任编辑：张丹　李洪烈

特邀编辑：吴晓斌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娜塔莎起舞”与俄罗斯文化之婆娑丽影

关于本书地图及文本的说明

导言

第一章　欧化的俄罗斯

第二章　1812年的孩子

第三章　莫斯科！莫斯科！

第四章　与农民结合

第五章　寻找俄罗斯灵魂

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后裔

第七章　透过苏维埃看俄罗斯

第八章　俄罗斯在海外

注释

术语表

大事年表

致谢

版权许可

延伸阅读

译名对照表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娜塔莎起舞”与俄罗斯文化之婆娑丽影

张建华

一、从书名说开去

作为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同行和拥趸（fans），几乎他的每部著作我都曾翻阅过。我钦佩他出神入化的俄文阅读和理解能力，钦佩他在俄国历史、文学、文化和哲学诸多领域的纵横捭阖，钦佩他将史学的求实与文学的想象有机结合，但更为钦佩的是他为每部著作的巧思命名，因为书名即是书的灵魂。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2007）之所以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并被翻译成20余种文字，“耳语者”的书名无疑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Whisperers意为“窃窃私语的人”，语出自美国恐怖和奇幻小说作家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1890—1937）在1930年完成的科幻小说《暗夜呢喃》（The Whisperer in Darkness），是其以外星种族米——戈（Mi-Go）为主题的克苏鲁神话系列的一种。但是，在《耳语者》中，作者叙述的却不是“科幻故事”或“传奇神话”，而是讲述了1924—1953年间苏联社会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备受后人的毁誉和臧否。在这里，“耳语者”之所以“不敢高声语”，所担心的不是“恐惊天上人”，而是不能惊动“身边人”、“周围人”，甚至是“枕边人”，尤其是不敢惊动无处不在、无影无形和无所不能的“老大哥”（Big Brother）。

奥兰多·费吉斯于2012年出版的《寄给我你的问候：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Just Send Me Word:A True History of Love and Survival in the Gulag）[1]，是以“纪念协会”提供的真实信件为素材，写出的感人至深的真实历史和故事。“寄给我你的问候”（Just Send Me Word）语出俄苏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1966）在1946年创作的著名诗篇《在梦里》（ВоСне）的英译In Dream，内有诗句：“既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相遇/你只有在午夜时分/透过星星寄给我你的问候。”[2]书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离别的14年里，在“古拉格”的严密监视下通信1300多封，阿赫玛托娃的诗句“寄给我你的问候”是他们坚守爱情和热爱生命的真实写照。

本书书名《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则典出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煌煌巨著《战争与和平》的经典片断。对此，奥兰多·费吉斯在本书的“导言”里已做了详细交代。[3]

“娜塔莎”（Natasha），一个多么清丽的俄国姑娘的名字，它与另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卡秋莎”（Katyusha）一样，是极为流行的俄国（苏联）女性的名字，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和20世纪的苏联文学作品中更为常见。“娜塔莎”是源自拉丁语的“娜塔利亚”（Natalia）的爱称，意为“诞生”。“卡秋莎”是源自希腊语的“叶卡捷琳娜”的爱称，意为“纯洁”。

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是一个灵魂人物，她出身名门，深受欧洲古典贵族教育，是一个单纯、快乐、活泼和善良的少女。在接受战争洗礼之后，她逐渐成熟，最终成为志向高远和意志坚定的“新女性”。她是托尔斯泰道德理想和“新人”的化身。

奥兰多·费吉斯在本书中解释说：“我的目的，是要通过与托尔斯泰展示娜塔莎之舞同样的方式来探索俄罗斯文化：将其视为一系列的特殊经历或具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能以许多不同方式展现和理解。”

“娜塔莎之舞”揭开了俄罗斯“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创伤。

在彼得大帝以“野蛮”方式治理俄国的“野蛮”，试图强行将俄国航船拖上“欧化”（“西化”）轨道之前，在俄国盛行的是多神教文化+拜占庭文化+蒙古——鞑靼文化。蒙古——鞑靼人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东方式统治和彼得大帝欧化改革造成了巨大的反差。未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以及20世纪初产生的“欧亚主义派”思潮即源于彼得大帝改革，准确地说源于社会分裂状态下的“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

“本土”俄罗斯是民族化的模式，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平等主义、反私有制观念在这里发挥着支配作用。它的文化形象是圣像、木版画、文献古籍、圣训录、宗教教化作品、民歌、壮士歌、民族仪式等。俄国最基层的组织村社，其成员的通用语言是民族语言俄语。

“文明”俄罗斯是欧化的模式，是彼得大帝苦心打造的理想国，主要存在于贵族阶层和上流社会，它的文化形象是庄园、沙龙、舞会、鼻烟、意大利歌剧。其通用语言是舶来品——法语或德语。

“本土”俄罗斯与“文明”俄罗斯对抗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际上分化出了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两个社会，进而导致俄罗斯社会分裂的悲剧。因此，当含着金钥匙出生，并在全真的贵族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娜塔莎”偶然地在“农民大叔”的林中小屋里翩翩起舞时，“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上流着农民的血液”，一下子就撕开了俄罗斯“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百年创伤。

冯维津（1744—1792）在18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了俄罗斯的东西方属性这个“文化命题”。半个世纪之后，恰达耶夫（1794—1856）在《哲学书简》中感叹：“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4]

在本书中，奥兰多·费吉斯给出了答案：“欧化了的俄罗斯人有着分裂的人格。他的思维一分为二。表面上，他有意识地按照约定俗成的欧洲惯习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又为俄罗斯的风俗和情感所影响。”

“娜塔莎之舞”代表了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性格”[5]和“民族心理”（mentality）。

20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认为日耳曼是男人的民族，俄罗斯只能是女人的民族。然而，更有学者称俄罗斯是一个性格刚烈的民族，尚武、善战、扩张是它藏在骨子里的东西。

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天然地孕育于俄国这方水土。俄国是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横跨欧亚大陆，拥有郁郁葱葱的森林、一望无际的平原、四通八达的河流。这块土地特别厚爱俄罗斯人，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用俄罗斯人的话说就是在他们的地底下埋藏着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物质。大自然的慷慨给了俄罗斯人一无际涯的空间、丰富的资源，也给了俄罗斯人高大魁伟的身躯，宽广豁达的胸怀，慷慨、豪爽而忧郁的性格，坚韧、顽强的毅力，超强的天赋和创造力。

大名鼎鼎的“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曾担任普鲁士驻俄大使。有一次他在彼得堡郊外风雪交加的原始森林里迷路了，就在他不知所措之时，听到俄国马车夫嘴里反复地说着一个词“Ничего”（音译：尼切沃），并且示意他不要紧张。最后他们终于安全地走出了森林，俾斯麦也因此永远记住了马车夫说的那个词，并且弄懂了它的含义：“没关系”。这个词让他深刻理解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奥兰多·费吉斯用了较大的篇幅描写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并赞颂了十二月党人背后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妻子。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这些同样出身贵族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为此还专门修改了不准贵族离婚的法律。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坚决要求随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恼羞成怒的沙皇下令：凡决定跟随丈夫流放的妻子，将不得携带子女，永世不得返回家乡，并永久取消贵族身份与特权。跟随丈夫或爱人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们义薄云天的壮举，浇开了西伯利亚荒蛮原野上绚烂的爱情之花。然后当1887年有位记者找到十二月党人妻子中最后辞世的达夫多娃时，她仅轻声地说：“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6]

历史的时钟在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敲响，但“娜塔莎之舞”并没有止步，尽管这位旧时代的贵族小姐需要花大力气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尽管新政权致力建立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产生了些许的政治与时空的错位。

“十月革命”与其称为短暂的和疾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如将其视为长时段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因为与旧制度的政治决裂往往形式剧烈而过程简捷，而与旧文化的文化决裂乃至新文化建构虽然波澜不惊但背后却涡流暗结并且过程复杂。在十月革命的背景之下，建立一种既不同于历史上的以贵族精英文化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又不同于泛滥于世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全新文化，是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红色领袖的历史使命。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1917年11月9日），人民委员会就建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强力部门”。列宁在晚年的政治遗嘱中特别强调：“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并且“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7]

这种红色文化被冠之以“苏维埃文化”。“红色苏联”“红色政权”“红色领袖”“红军”“红海军”，这一个个鲜活的政治和历史符号，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著名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在路经美国有感而著的《苏联护照》中自豪地写道：“看吧/羡慕吧/我是苏联的公民。”

“苏维埃文化”是政治型的国家文化，而非历史型的民族文化，因为“苏维埃人”“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政治概念，而非历史上通用的民族概念。“苏维埃文化”是较短时间形成的主观的动员型文化，非长时期渐进形成的客观的进化型文化，它是苏维埃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和苏联人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响应与主动创造的双向作用而形成的。“苏维埃文化”是大众型文化，而非精英型文化，因为此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广大的苏联人民，而非仅限于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苏联人民是此种文化真正的和最有发言权的体验者与享受者，因此“苏维埃文化”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

奥兰多·费吉斯在本书中写道：“在塑造苏维埃新人的过程中，艺术家也起到核心的作用。是斯大林在1932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著名的短语，把艺术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与新知识分子——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塑造就是“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著名历史学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色教授学院首任院长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院士在1928年宣布：“我们已经进入需要苏维埃政权所承认的学者的时代……现在我们需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者。”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我国知识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更……我们苏联的知识界，是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连的完全新的知识界。”[8]它意味着，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与“苏维埃文化”已经历史性地形成了。

在冷战时代和反共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奥兰多·费吉斯并没有否定“苏维埃文化”或者将其污名化，而是以历史学家的“史德”与“史识”将“苏维埃文化”视为俄国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用了较多的篇幅叙述了其在文学、戏剧、建筑、音乐、电影和日常文化等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以及“娜塔莎们”在跨入新时代后经历的痛苦与欢乐。奥兰多·费吉斯将其称之为“透过苏维埃看俄罗斯”（Russia Through the Soviet Lens）。

二、俄国文化史的宿命与使命

“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叙史体例，也曾经是俄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帝俄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兼政治家米留科夫（1859—1943）就著有两卷本的《俄国文化史纲》并闻名于世。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苏维埃政权的“宏大革命叙事”的背景下，以革命情怀和大众文化为本质的新文化——“苏维埃文化”，取代了原来以精英意识和贵族文化为本质的旧文化——俄罗斯文化。“文化史”在苏联史学体系下也渐渐式微，其地位被政治史和经济史取代。

1993年初，就是苏联解体尚未完全落幕之时，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毫不客气地将俄罗斯民族、国家和文化列为“顽劣”之列，从而使俄罗斯学术界连发“余震”，并极大地提升了对“文化”、“文明”和“文明史观”的关注。

亨廷顿于1995年应邀到俄罗斯作学术访问，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等机构发表演讲和辩论。《社会科学与当代》《自由思想》《国际生活》《哲学问题》《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等杂志设立“圆桌会议”专栏，大量刊发俄罗斯学者相关文章。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玛尔莱娜·拉吕埃勒（Marlène Laruelle）在《文化学——俄罗斯新的“老套思想”》中评论道：“尽管教科书的作者们未必赞同亨廷顿提出的世界未来冲突论的观点，但他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念，即两极化之后的世界只有通过‘文明论’的图解才能解释：西方文化区或曰‘大西洋主义’文化区与‘斯拉夫——东正教’空间相对峙，而‘穆斯林世界’将不得不在同西方或者俄罗斯结盟间做出选择。”[9]

在如此现实和紧迫的背景下，古老的“文化史”在俄罗斯复兴，并且还产生了一门新兴学科——“文化学”。

在史学研究领域，文化史成为当代俄罗斯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大学里普遍设立俄国文化史教研室，开设不同时期的俄国文化史课程，出版了一系列俄罗斯文化与文明史的著作。[10]研究领域涉及了许多全新的或从前较少涉及的内容，如贵族庄园史、知识分子思想史、风俗史、贵族生活史、决斗史、首都和外省文化史、婚俗史、农民史、商人史、政治文化史、性别史、城市生活史等。

俄罗斯颇有影响的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缅尼科娃，在已十余次再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的序言中曾申明：“首先是历史经验问题以及人们生活的历史经验问题的重要性，在任何时期从来没有像20世纪末的俄罗斯那样紧迫。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甚至不光是让学者，而且还使各种各样的公民着迷。到处都有关于俄国历史的争论：在公共汽车上、吸烟室里、工厂车间乃至厨房里。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正是国家历史，以及对它的评价在人们中间划分出了要比对今天的实际问题评价严重得多的鸿沟……必须帮助青年大学生认识俄罗斯社会的历史特点，帮助他们形成远离国内战争综合症和苏联时代所养成的陈规陋习的世界观。”她宣布：“本教科书的任务是给出俄国历史道路的完整观点，从文明角度展现不同社会水平的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厘清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历史资料运用于比较分析之中，将俄国史与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历史做比较。”[11]

“文化学”学科的建立和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是当前俄罗斯学术界另一个更大的亮点。[12]许多大学的哲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纷纷设立文化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并且出现了众多的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变身”为“文化学教研室”的突出现象。在俄罗斯颇受欢迎的《俄罗斯学》的作者沙波瓦洛夫在该书的序言里开宗明义提出问题：“你们的传统是什么？你们的根在哪里？你们在哪里生活？怎样获得食物？怎样管理国家？怎样解决棘手的权力和自由问题？如何划分民族集团和社会阶层？如何对待深刻的、自古即有的众多问题？你们从生到死一生的路标如何转换？你们是如何相爱、结婚、生育和抚育自己的孩子的？你们是如何工作、娱乐和体现自己在艺术与文学方面的创造精神的？为保护文明免于衰落采取了什么样的联系和组织原则？你们崇拜什么样的上帝？什么样的信仰影响你并给你以力量？你们承认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信念在驱使你？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影响你的生活？什么样的幻想和神话激励着你们？什么样的威胁使你们无助？什么能给你们以战斗的勇气？什么样的混乱现象使你们恐惧懈怠？什么样的共同感觉使你们联合为一个整体？”[13]

1990年开始出版《文化·传统·教育年鉴》，1996年开始出版《文化学》杂志。1995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第一次制订了经过大学5年学习取得文化学专业所必需的标准。随后教育部设立了文化学副博士学位，2000年又设立了文化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俄罗斯文明与世界文明、性别与婚姻、民族性与国家性、俄国与西方、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普世主义等。在许多院校，文化学课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成为跨学科和专业的人文教育体系的核心课程。俄罗斯高校的文化学课程一般在大学二年级开设，约100学时，名称多为“文化史”“文明史”“世界文化史”“俄国文化史”及“文化史及理论”。文化史和文化学课程被俄罗斯教育界视为帮助大中学生树立世界观、价值观、爱国主义观、国际主义观的重要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学术界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有重点和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欧美学者关于俄罗斯文化与俄国文化史的研究的同时，奥兰多·费吉斯每部著作的出版几乎都受到俄罗斯社会的关注。《耳语者》英文版于2007年出版后，俄罗斯“王朝”基金会立即与他签署了俄文版权转让协议，将决定由俄罗斯阿斯达（ACT）出版集团旗下的考鲁斯（Corpus）出版社出版，但终因奥兰多·费吉斯在2010年卷入对俄罗斯政府的批评而未果，但这足以说明，谨慎并孤傲的俄罗斯学术界对奥兰多·费吉斯著作的学术性和可读性的价值判断。

三、奥兰多·费吉斯：其人其作其风

奥兰多·费吉斯实在是一个备受争议和特立独行的职业历史学家。

奥兰多·费吉斯拥有自己的个人主页（http://www.orlandofiges.com/），上列他的全部著作及档案文献，供读者无偿或有偿阅读和使用。他在自我介绍栏目中写有如下文字：“奥兰多·费吉斯是伦敦大学伯贝克（Birkbeck）学院历史学教授。他于1959年出生于伦敦。他以‘双星第一’（Double-Starred First）的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84年至1999年，他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历史学讲师。”

在19世纪至20世纪灿若群星的英国史学大师级人物中，许多人如阿克顿（Lord Acton，1834—1902）、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卡尔（Edward Carr，1892—1982）、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以及身兼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都极为关注“Russia”（“USSR”）这个“欧洲大门口的陌生人”。因此，这位1959年出生的奥兰多·费吉斯实在是英国史学界名副其实的“晚辈后生”。

在英国这个史学大国里，奥兰多·费吉斯虽然资历尚浅，但与他的史学前辈和同辈相比，在他身上又体现了非常明显的专业倾向和叙史风格：

第一，与绝大多数英国史学家不同，奥兰多·费吉斯的学术兴趣专注俄国（苏联），并以俄国史和苏联史的研究为专守志业。自1989年出版《俄国农民与内战：伏尔加河畔的农村革命，1917—1921》（Peasant Russia,Civil War: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1917—1921）之后，他一口气完成了《人民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1996）、《俄国革命解说：1917年的语言与符号》（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1999，与鲍里斯·克洛尼茨基合著）、《娜塔莎之舞》、《耳语者》、《克里米亚》（Crimea，2010）、《古拉格之恋》和2014年最新出版的《革命的俄国，1891—1991》（Revolutionary Russia，1891—1991）。

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周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在2008年将《人民的悲剧》列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列。[14]这本书获得了1972年由沃尔夫森基金会设立的旨在鼓励公共写作和公共史学的“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他获得了1959年创立以英国商人史密斯（W.H.Smith）命名并旨在“鼓励给英国带来国际尊重的作家”的“史密斯文学奖”（The W.H.Smith Literary Award）、NCR图书大奖、“今日朗文历史图书奖”（Longman-History Today Awards）和“洛杉矶时报图书奖”（Los Angeles Times Book Prize）。《娜塔莎之舞》和《耳语者》都入选了1999年设立并专门颁发给优秀的英文非虚构作品的“塞缪尔·约翰逊奖”（Samuel Johnson Prize）决选名单，而且他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28种语言出版。

奥兰多·费吉斯受邀参加英国著名在线的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商Brill出版的《俄国历史杂志》（Journal Russian History）编辑委员会，他受邀担任《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一些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评论员。他还是1820年由英国国王乔治四世亲自创立、目的在于“奖励文学业绩和激发文学人才”的英国皇家文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的正式会员。[15]

第二，奥兰多·费吉斯的研究领域在时间断限上横跨了俄罗斯帝国、苏联与当代俄罗斯三个历史时期；在研究内容方面，不仅关注俄国（苏联）历史，同时兼及俄国（苏联）文化、文学、艺术、民族、社会等诸多方面；在叙史方式上，他的历史著作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因而收获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和社会影响，但也因此而招致来自历史学界同行们的批评和非议。

《耳语者》在欧美获得了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颁发的“翁达杰奖”（Ondaatje Prize）、法国文学大奖“美第奇奖”（Prix Médicis）和意大利文学大奖“罗马奖”（Premio Roma），它在中国的出版同样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入选深圳读书月2014“年度十大好书”。他在该书前言中强调他的研究和写作使用的资料全部出自1988年苏联民间为收集斯大林时期受害者和幸存者档案的“记忆协会”（Memorial Society）提供的文献，此书目的在于作者“探讨各式家庭如何应对苏维埃政权的压力……这些人都是《耳语者》的英雄。本书在真正意义上是他们的书，我只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对我们来说，这些只是故事，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人生”。

我本人曾在2014年撰写了《耳语者》的书评，本人亦强调：“《耳语者》展现与描述国家命运、制度存废或领袖功过的‘宏大叙史’不同的苏联历史细节,奥兰多·费吉斯完成了1920年代末肇始的法国年鉴学派提出的‘目光向下’即关心普罗大众命运的史学使命，完成了196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社会文化史’所倡议的历史学（History）的价值在于讲述‘他的故事’（His Story）和‘她的故事’（Her Story）的史学责任。”[16]

然而，恰恰是这本为他获得国际声誉的著作也引来了一片批评之声。美国老资格苏联问题专家、《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A Political Biography,1888-1938）的作者斯蒂芬·F.科恩（Stephen F.Cohen，1938——　）认真地将书中引用的俄文原始档案与“纪念协会”的档案加以对照，认为《耳语者》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存在着“令人吃惊”的错误。其他批评者则认为《耳语者》的叙述过于文学化，内容方面过于追求情节化，相当多的文学化描写让专业读者对史实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娜塔莎之舞》出版后同样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反响，进入2003年度的“塞缪尔·约翰逊奖”决选名单。美国作家施梅曼（Serge Schmemann）曾经担任《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他给予《娜塔莎之舞》极高的评价：“奥兰多·费吉斯成功地描述了俄国文化的无比深厚和强大力量，概述了俄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和事件。奥兰多·费吉斯以一种让读者更深刻理解俄国的方式来书写，这种方式比仅仅去叙述统治者如何专制、征服者如何残暴和战争如何残酷更高明。用俄国人自己的话谈‘俄罗斯问题’，如何寻找亚洲之根，探求俄国农民之谜，如何养育出如此多的伟大作家、诗人、画家和作曲家，是其著作的过人之处。”

英国伦敦国王玛丽学院（Queen Mary,University of London）的俄国史教授卡洛琳·布鲁克（Caroline Brooke）著有《莫斯科：文化史（城市景观）》和《莫斯科：文化和文学史（城市和想象）》。她在专门为《娜塔莎之舞》写的书评的结尾强调：“奥兰多·费吉斯的故事并不新颖，但它涉猎广泛并且讲得漂亮。带着他对生动散文的精妙目光，他描绘的世界变得栩栩如生。书中收录的彩色插图非常漂亮，而批判性的文献目录也是一个有用的补充，它收录了俄国文化史不同领域中许多新近出版的（英语）专著。作为一部专门写给普通读者的著作，《娜塔莎之舞》可能没有直接迎合到《革命的俄国》的读者的品味。但阅读这本书完全是一种享受，它也同样值得收藏。”

然而，对于《娜塔莎之舞》的批评之声也随之响起。剑桥大学教授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撰文批评奥兰多·费吉斯在该书中展现的各式各样的瑕疵，除对书中征引资料的来源提出疑问之外，也对该书的写作风格提出了疑义：《娜塔莎之舞》究竟是史著还是小说？究竟是史实还是虚构？另一位重量级的美国历史学家比尼恩（T.J.Binyon）也对《娜塔莎之舞》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书中俯拾皆是的史实错误比瓦隆布罗萨秋天的落叶还要多。”

于是，笔者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奥兰多·费吉斯的叙史方式——史学与文学结合恰好成了他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他的著作几乎每本都获得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还获得了来自文学领域的褒奖，正是由于其著作的可读性和文学性。而来自欧美史学界同行的激烈批评和屡屡声讨，指责的正是其著作的资料真实性和历史写作的文学性。

奥兰多·费吉斯的叙史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母亲——英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埃娃·费吉斯（Eva Unger Figes，1932—2012）的影响。埃娃·费吉斯的创作风格与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历史写实和非虚构，她的第一部小说《界线》（Equinox）就是根据自己的犹太家族在纳粹德国时代柏林的恐怖生活史和她本人随家族于1939年移居英国之后的个人情感史而创作的。她描写了一个从纳粹德国移居英国的犹太人马丁，他在童年时代就来到了伦敦，但直至成年并结婚仍然感觉自己与英国格格不入，与他的英国妻子、不得意的诗人和编辑伊丽莎白的关系也变得纷乱不堪，最后不得不开始了漫长的离婚历程。毫无疑问，来自成功的作家兼母亲的埃娃·费吉斯的这种将真实历史与一定虚构结合的创作风格影响了她的儿子、未来的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尤其在他们母子的笔下，对极权主义政治都给予了特别的批判和揭露。奥兰多·费吉斯的姐姐肯特（Kent Figes）也是女承母业，是英国较有名气的作家和编辑家。奥兰多·费吉斯在《娜塔莎之舞》最后的“致谢”中特别提及他的母亲通读了手稿，“我的母亲，娭娃·费吉斯，她的文学品味是我所有作品的试金石”。

此外，奥兰多·费吉斯在大学读书、毕业和走上职业历史学家的时代恰好是由美国历史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发起并主导的“语言与文化学转向”（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urns）的时代，尽管从此国际史学的主阵地就由欧洲转向美国，但英国仍然以其老牌“史学帝国”之余勇在冠之以“新文化史”“新思想史”“新社会史”的新史学领域分得一席重要之地。这种新的历史学潮流不可能不对初出茅庐并雄心勃勃的年轻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产生深刻的影响。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俄国文化本身的特质使然。自19世纪初，“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1799—1837）与莱蒙托夫（1814—1841）、果戈理（1809—1852）等人开创了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与“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等人开创了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在一个多世纪里，培育了俄国文化的绚丽之花，也养育了俄国文化的特质——文学中心主义。

原因在于：俄国曾是偏安于欧洲一隅的穷乡僻壤，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出世甚晚但负有强烈的使命感，无论是批评家、史学家抑或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震撼下，沙皇政府强化了国家机器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导致进步人士自由表达思想和愿望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丧失。于是，他们寓情于诗画，寄志于小说，以春秋笔法隐晦曲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思想，通过一系列的“多余的人”“忏悔的贵族”“奥勃洛莫夫性格”“新人”“旧人”“美妇人”“泼留希金”的文学形象抨击时政，呼唤新时代。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幕戏剧、每一幅绘画、每一曲音乐的背后都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宗教和社会批评的元素，所有的新思想和新启蒙都是通过“文学”这个“中心枢纽”而展现。

专注19—20世纪俄国历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奥兰多·费吉斯不能不受此“文学中心主义”的影响，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更多地采用了“新文化史”和“新思想史”[17]主张的“语境”（Context）、“修辞”（Rhetoric）、“隐喻”（Metaphor）和“反讽”（Irony），即传统史学中并不常见的“虚构”和“想象”下的文学色彩。

本人认为，在这一点上奥兰多·费吉斯不仅顺应了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不仅体现了俄国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特质，而且大大地强化了其史学著作的大众阅读性，完成了从专业史学（Professional History）向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的转化。

值得一提的是，奥兰多·费吉斯在书后提供一个极为详细、内容庞杂而条缕清晰的相关英文书刊介绍和短评，它对俄国文化史感兴趣的研究者而言，极具参考价值。

最后，让笔者再缀上几句轻松之语吧！

在《战争与和平》里，贵族小姐娜塔莎在“农民大叔”的小木屋里，伴着大叔演奏的巴拉莱卡琴声和灰眼睛的阿尼西娅轻声唱起的民歌《在大街上》，突然忘记了身份，放下了矜持，“双手叉腰，动了动肩膀”，愉快地闻歌起舞了。

那么，尊敬的各位读者，在翻开本书之前，能否闭目试想一下：在这本书中，“娜塔莎们”将在何种乐曲或民歌中翩翩起舞呢？

我情愿选择俄国最著名的一首民歌，它历经帝俄——苏联——俄罗斯三个时代，而没有被历史和政治湮灭，它就是《卡林卡》（又译《雪球花》）。这是一首在俄罗斯南方和黑海一带广为流传的为婚礼舞蹈伴唱的民歌，它既有舒缓的歌唱旋律，也有热烈的跳舞节奏，极富浓郁的哥萨克风格。

好吧！让我们在由远方而渐近、由轻曼而激越、由悠远而欢快的《卡林卡》的旋律中，开始我们的俄罗斯文化史之旅吧！

致莉迪亚与爱丽丝

关于本书地图及文本的说明

地图：地图中所显示的地名皆为1917年以前俄国所用名称，已在文中的适当位置给出对应的苏联名称。自1991年起，大部分俄国城市已恢复革命前名称。

俄语名称：本书中俄语名称的拼写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标准音译系统，但保留了那些为大众所熟知的俄语名称的常用英语拼写，如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彼得大帝等。为便于发音，已对某些俄语名称进行了少许修改，如将“Vasilii”修改为“Vasily”。

日期：1700—1918年间，俄国使用儒略历，比西欧使用的格里高利历晚13天。本书中，1918年2月苏俄改用格里高利历之前所使用的日期，均为儒略历日期。

公制使用：所有距离、重量及面积的测量结果均在公制系统中给出。

注释：本书中所引用的文学作品尽可能取自书店可获得的英文翻译作品。

导言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这样著名的美妙一幕：从树林中狩猎归来，娜塔莎·罗斯托娃和哥哥尼古拉被“大叔”（娜塔莎这么叫他）邀请去他朴素的小木屋里做客。“大叔”是退休军官，品行高尚但有些古怪，和他同住的还有农庄里一个结实健壮的农奴，女管家阿尼西娅。从老人对她温柔的态度明显能看出，她就是他没有名分的“妻子”。阿尼西娅端进来一整盘俄罗斯特色家常饮食：腌蘑菇、加了酪乳的黑麦饼、蜜饯、蜂蜜气泡酒、白兰地药酒和各式伏特加。吃过饭后，狩猎随从的房间里传出了巴拉莱卡琴声。这只是一段简单的乡村民谣，按理说不会是一位伯爵小姐所喜欢的。但看到自己的小侄女几乎要随之起舞，“大叔”也就叫人拿来自己的吉他。他吹掉上面的灰尘，朝阿尼西娅眨了下眼睛，精准地踩着俄罗斯舞逐渐加速的节奏，唱起了著名情歌《在大街上》。尽管娜塔莎之前从没听过这首民歌，但她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感觉。“大叔”唱起歌来就像农民那样，确信歌曲的含义就蕴含在歌词之中，只为突出歌词的曲调“自然而然就哼唱出来”。在娜塔莎看来，这种直抒胸臆的唱法让整首曲子都带有鸟鸣般的质朴魅力。然后“大叔”便招呼大家一起来跳。

“来，小侄女！”大叔向娜塔莎挥了挥那只离开琴弦的手。

娜塔莎扔掉身上的披肩，快步走到大叔跟前，双手叉腰，动了动肩膀，站住了。

这个受过法籍家庭女教师教育的伯爵小姐是何时何地、又是如何从她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汲取了这种精神的？并且从其中得到了早已被披肩舞（pas de châle）挤掉的舞姿？而这正是大叔所期待于她的那种学不来教不会的俄罗斯的精神和舞姿。她刚一站稳，微微含笑，那神态庄严、高傲、狡黠、欢乐，顷刻之间，尼古拉和所有在场的人最初那阵担心——担心她做的不像那么一回事——就全部消失了，并且他们在欣赏她了。

她做得正像那么回事，并且是地地道道，简直丝毫不爽，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立刻递给她一条为了做得更好的不可或缺的手帕。她透过笑声流出了眼泪：这个陌生的有教养的伯爵小姐，身材纤细，举止文雅，满身绫罗绸缎，竟能体会到阿尼西娅的内心世界，以及阿尼西娅的父亲、婶婶、大娘，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内心世界。*[1]

是什么让娜塔莎如此本能般跟上这支舞的节奏？她为何毫不费力便能领会这个被社会阶层和教育远远隔离的乡村文化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假设，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可能是由各种看不见摸不着却与生俱来的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托尔斯泰在这个浪漫场景中让我们不禁想到的那样？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到了本书的核心。本书虽然自称是一部文化史，但读者在其中将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伟大作品，也包括娜塔莎披肩上的刺绣和乡村歌曲的表达手法。诸如此类，它们融为一体，并非作为艺术的丰碑，而是民族意识的表现，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信念、民间传说和宗教、习惯和惯例，以及与所有其他微小的精神现象一起，构成了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我要论证的不是艺术对生活的呈现，尽管种种关于这个时期的回忆表明，确实有贵族妇女就这样跳起了民间舞蹈，[2]但娜塔莎之舞不能被当作一种现实经验的文字记录来看待。我想说的是，艺术可以作为信念的承载——在这里，托尔斯泰渴求的是一个包含俄罗斯农民和“1812年的孩子”的广泛共同体；后者作为自由派的贵族与爱国者，是《战争与和平》众多场景的主要人物。

俄罗斯邀请文化史家去探寻艺术作品表层之下的存在。过去的200年间，在议会政治和出版自由阙如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艺术一直是政治、哲学和宗教争论的竞技场。正如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1868）中写到的那样，俄罗斯传统下的文学巨作并非欧洲意义上的小说。[3]它们是富含象征性的沉思，具有繁复的诗性结构，犹如抽象意义的具体再现，是检验观念的实验室；同时，与科学或宗教一样，其生命力的来源在于对真理的追求。所有这些作品的首要主题都是俄罗斯——它的人物、它的历史、它的习俗惯例、它的精神实质，以及它的命运。以一种超凡——如果不是俄罗斯独有——的形式，这个国家的艺术活力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对把握自身民族身份的探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艺术家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肩负起道德领袖和民族先知的重担，而国家对他们的恐惧和迫害又是如此之甚。在政治理念上，他们与俄罗斯当局格格不入；在教育水平上，他们又与俄罗斯农民生分；于是，艺术家全靠自己，通过文学与艺术来创建一个价值和理念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做一个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使命是什么？而真正的俄罗斯又在哪里？欧洲还是亚洲？圣彼得堡还是莫斯科？是沙皇的帝国，还是娜塔莎的“大叔”所住的、只有一条街道的泥泞村庄？在俄罗斯文化的黄金年代里，这些“受诅咒的问题”在每一个严肃知识分子的脑海中阴魂不散：从普希金到帕斯捷尔纳克，包括文学评论者与历史学者、画家与作曲家、神学与哲学人士。它们就是本书试图探讨的、隐藏在艺术表面之下的问题。这里所涉及的作品代表着一部观念史，包含了种种俄国借以理解自身民族的概念思想。如果我们观察足够仔细，或许可以窥见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娜塔莎之舞就是这样一个开场白。它的核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相遇：上层阶级的欧洲文化与农民的俄罗斯文化。1812年战争是两者第一次联手推动了民族的形成。受到了农奴爱国热情的鼓舞，娜塔莎那一代的贵族开始突破他们自身阶层的外国传统，转而寻求一种建立在“俄罗斯”原则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他们用母语取代法语，并将自己的风俗和衣着、饮食习惯和室内设计品位都俄罗斯化了；他们走入乡村去了解民间传说、舞蹈和音乐，希望能够在所有艺术形式中塑造一种民族风格，来接近和教育普罗大众。像娜塔莎的“大叔”一样（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还加上了她哥哥），一些人放弃了圣彼得堡的宫廷文化，而试着与庄园中的农民一起过一种更淳朴（也更“俄罗斯”）的生活。

这两个世界的复杂互动，对民族意识以及19世纪的所有艺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但接下来讲述的故事并不意味着，这种互动所产生的结果是某个单一的“民族”文化。俄罗斯太复杂，社会分隔严重，政治上过于分歧，地理定义太不明晰，也许还失之辽阔——这些都使得其民族传统不可能是单一文化。我的出发点毋宁说是去欣赏俄罗斯文化形态中那纯粹的多样性。托尔斯泰的这个段落之所以如此具有启发性，正是在于它用一段舞蹈将形形色色的人串联起来：娜塔莎和她哥哥，对他们来说，陌生的乡村世界瞬间展现了它的魅力；他们的“大叔”，住在这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阿尼西娅，虽说是一名农妇，却与“大叔”共同居住在娜塔莎世界的边缘；还有狩猎随从和其他家仆，无疑带着惊奇的乐趣（或许还有其他心态）观赏这位美丽的伯爵小姐跳着他们的舞蹈。我的目的，是要通过与托尔斯泰展示娜塔莎之舞同样的方式来探索俄罗斯文化：将其视为一系列的特殊经历或具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能以许多不同方式展现和理解。

通过这种折射的方式来看待文化，是对其纯粹、有机或本质观的挑战。并不存在托尔斯泰所想象的那种“纯正的”俄罗斯民间舞蹈，大多数俄罗斯“民歌”实际上都是来自城镇，就像娜塔莎随之起舞的那段旋律一样。[4]托尔斯泰笔下的乡村文化，其部分元素可能来自亚细亚草原——由13到15世纪统治俄罗斯的蒙古骑兵引入，他们大部分后来都定居下来，经营贸易、放牧牛羊或成为农场工人。娜塔莎的披肩几乎肯定是从波斯输入的；虽然1812年以后俄罗斯农民样式的披肩开始流行，但使用的装饰图案很可能参考了来自远东的同类商品。巴莱拉卡琴发展自冬不拉，这是一种起源于中亚、类似吉他的乐器（现在仍在哈萨克音乐中普遍使用），于16世纪引进俄罗斯。[5]至于俄罗斯的民间舞蹈传统，按照19世纪一些民俗学家的看法，其源头便是远东的舞蹈形式。俄罗斯舞蹈更多是以队列或者圆圈呈现，而非双人舞；手和肩膀的动作对节奏的掌握不亚于脚的作用；而且女性舞者微妙的玩偶姿态和保持头的静止也是非常重要的。与娜塔莎在她人生第一次舞会上与安德烈公爵跳的华尔兹舞相比，这真是太不一样了，她模仿这些动作的时候一定感到非常陌生——毫无疑问在围观的农民眼中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说这乡村一幕背后并不存在所谓的俄罗斯传统，如果说这里呈现的任何文化因素都是舶来品的话，则娜塔莎之舞的意义，便在于为本书将要阐释的观点提供了一种象征，即纯粹的民族文化是不存在的，只有围绕着它虚构出来的表象，就像娜塔莎跳的民间舞蹈一样。

我的目的并不是“解构”这些表象；套用当前学院派文化史家的术语，声称俄罗斯的民族性不过是智识的“建构”，这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早在“俄罗斯”或“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样的概念，以及任何其他民族认同神话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一种足够真实的俄罗斯。古老的莫斯科公国蕴含着某种历史意义上的俄罗斯，直到18世纪彼得大帝生搬来欧洲文明的那一套之前，它与西方迥然有异。在托尔斯泰生活的年代，赋予这个古老的俄罗斯生命的，依然是教会的传统，是商人与土地贵族的习俗，是帝国的6000万农民——他们散居在50万个遍布森林和草原的偏远村庄中，几个世纪以来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娜塔莎之舞一幕中震撼人心的俄罗斯脉搏。托尔斯泰设想有一种共同意识，将这位年轻的伯爵小姐与俄罗斯的农夫农妇联系起来，这当然不是凭空捏造。因为，正如本书所要阐明的那样，存在着一种俄罗斯气质，它是一套本土的习俗与信念，一种内在、情感、本能。它一代代传承，有助于塑造人们的个性，维系共同体的黏合。事实证明，这种捉摸不定的气质比任何俄罗斯政府都更持久、更有意义：它让人们拥有了挺过其历史上最黑暗时刻的心灵，并给那些1917年之后逃离苏俄的人提供情感联系的纽带。我的目的不是去否定这种民族意识，而是指出，人们对它的领会要借助于各种神话（myths）。知识阶层被推动着去做欧洲人，他们与源远流长的俄罗斯渐行渐远，把祖国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到了托尔斯泰的时代，当他们力图重新拾回“俄国人”的身份时，不得不借助历史传说和艺术创作来再造这个民族。通过文学与艺术，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俄国性”，正如娜塔莎通过舞蹈的仪式找到了自己的“俄国性”一样。因此，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穿这些作品的虚构性，而是去探索、去解释它们对塑造俄国民族意识所拥有的非凡力量。

围绕着对俄罗斯的民族想象，涌现了19世纪几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斯拉夫派，他们笃信“俄罗斯灵魂”以及农民中纯正的基督性，还崇拜彼得大帝之前的传统俄罗斯，将其视为真正的“俄罗斯”生活方式的旗手——他们将这种生活方式理想化，并致力于将其提倡为18世纪以来精英阶层所接纳的欧洲文化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西化派，与前者针锋相对，他们崇拜圣彼得堡这个“通往西方的窗口”，这个在沼泽地上凭空而起的经典城市，它是其将俄罗斯按欧洲模式改造、按部就班追求自身启蒙的象征；民粹派，他们与托尔斯泰的观点相去不远，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其乡村组织将成为新社会的一种范式；斯基泰派，他们将俄罗斯视为一种来源于亚洲草原的文化，“富有自然活力”，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要一扫暮气沉沉的欧洲文明，建立一个人类与自然、艺术与生命合而为一的新文化。这些神话不只是对民族身份的种种“建构”。从最崇高的个人身份、民族认同，到最日常的衣着服饰、饮食习惯或所使用的语言类型等事物，它们除了发展关于“自我”的概念，更在塑造俄国的政治理念与效忠对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斯拉夫派就是典型。他们心中“俄罗斯”的概念是一种按照纯正基督教原则运行的父权制家庭，这在19世纪中期几十年间成为一种新政治共同体的组织核心，成员囊括了旧式的外省乡绅、莫斯科商人和知识分子、神职人员还有个别部门的政府官僚。不同的团体被这种关于俄罗斯民族的概念拢到一起，足以表明其在政治想象中的持久影响。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斯拉夫主义影响了政府对自由贸易和对外政策的立场，也影响了乡绅对国家和农民的态度。作为一场广泛的文化运动，斯拉夫派采用特定的谈话与衣着方式、社会交往和行为准则，有所区别的建筑与室内设计风格，还有他们自己的文学与艺术品位。他们穿树皮鞋和自家纺的大衣，蓄络腮胡，吃白菜汤，喝格瓦斯，住乡村小木屋，还建造颜色鲜艳的洋葱顶教堂。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这些文化样式经常被视为“纯正俄罗斯风味”。但这种认识也是一种神话：异域俄国的神话。这种印象最早是由俄罗斯芭蕾舞团输出的，他们就跳着异国情调版的娜塔莎之舞；之后由里尔克、托马斯·曼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外国作家参与塑造，他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最伟大的小说家，兜售他们自己版本的“俄罗斯灵魂”。如果说有一种神话需要驱除，那就是这种将俄罗斯视为异域和他方的观点。很长时间以来，俄国人都在抱怨西方公众不理解他们的文化，西方人只是在远远地观察，而不愿意像对待他们自己的文化那样去了解俄国文化内在的精妙之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抱怨是基于怨恨和受伤的民族自豪感，但它并非妄言。我们倾向于将俄罗斯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归类为某个“民族”的文化群体，不是把他们作为个体进行评判，而是看他们有多符合这个僵化的定见。我们期望俄国人有“俄罗斯风情”——他们的艺术风格就是淳朴的图饰、洋葱顶教堂钟声，以及一颗饱满的“俄罗斯灵魂”，所以好辨别得很。在1812—1917年间，这就是人们对俄国及其在欧洲文化中心地位的标准理解。俄罗斯传统中那些伟大的文化人物，如卡拉姆津、普希金、格林卡、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宾、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夏加尔、康定斯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梅耶荷德还有爱森斯坦，他们不仅仅是“俄国人”，也同样是欧洲人。这两种身份紧密融合，互相依赖。和这些文化人一样，不管俄国人多么努力想要压抑这两种身份中的一个，这仍然是不可能的。

对那些欧化的俄国人来说，待人接物的方式有两种且非常不同。在圣彼得堡的沙龙和舞厅，以及宫廷或剧院的公开场合，他们非常“得体”（comme il faut）：几乎像演员一样展示自己的欧洲风范。但是在不那么正式的私人生活领域中，也许是下意识地，他们自然而然地又成了俄罗斯人。娜塔莎对“大叔”的造访就描述了这样的一种转换：不同于她处处谨言慎行的家、罗斯托夫的豪宅或是沙皇接见的舞会，“大叔”在农村的家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里她的天性可以自由发挥。毫无疑问，她很享受这样放松的社交场合，一曲舞蹈胜过千言万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变得“更俄罗斯”的惬意感觉，为娜塔莎所属阶层的许多俄国人所共享，包括她的“大叔”。造访乡间别墅（dacha），在树林中打猎、泡澡堂，还有纳博科夫所谓的“采蘑菇（hodit’po gribï）这项极具俄罗斯传统的运动”[6]——这些朴素的消遣不仅仅是对田园生活的回归，它们还是一个人俄罗斯品性的表达。解读这样的习惯是本书的目标之一。通过艺术作品和小说、日记和信件、回忆录和法令文件等材料，作者力图掌握俄罗斯身份认同的结构方式。

“身份认同”是近来时髦的一个术语，但除非一个人能指出它如何具体影响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和待人接物的方式，否则它就没多大意义。一种文化并不仅仅是由艺术作品和文学词语构成的，它还包括不成文的规矩、符号和象征、仪式和姿态，以及一种普遍情感，能赋予这些作品以共性，丰富人们的内心生活。所以读者在这里会发现，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文学作品，是日常生活场景（童年、婚姻、宗教生活、与大自然的呼应、饮食习惯、对待死亡的态度）的镜头交切，在其中我们有可能分辨出民族意识的轮廓。通过这些场景，我们或许得以意识到一种俄罗斯情感，它无声无息地孕育于生活之中，如同托尔斯泰在他著名的娜塔莎之舞一幕中所构思的那样。

现在该说一下全书的结构了。本书是对一种文化的阐释，而非通史，所以读者应该留心，其中讨论某些文化巨人的篇幅可能与其巨大成就并不相称。我以专题的形式，每一章分别探讨俄罗斯文化认同的不同线索，从18世纪讲到20世纪，但是为了各个专题内部的贯通，在某些地方并不一定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有很短的两处（第三、第四两章的最后一小节）讲到了1917年之后的内容。个别之处涉及额外的历史时段、政治事件或文化机构，我会为普通读者提供基本的解释（更多信息或请参见大事年表）。我的故事止于勃列日涅夫时代。在那时，本书描绘的文化传统已经走到了其生命周期的尽头，之后发生的可能就是新传统的开端。最后，某些主题将在整本书中反复出现，呈现复杂的变调及系谱，如圣彼得堡的文化史，以及对两大贵族家族——沃尔孔斯基家族与舍列梅捷夫家族——的论述。这些顺序的穿插和转折意义，只有在读完全书之后方能理解。

注释

*　译文出自《战争与和平》，列夫·托尔斯泰著，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页。——译注

第一章　欧化的俄罗斯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圣彼得堡皇宫前大阅兵图。本杰明·派特森绘，约1803年。

现藏于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

第一节

1703年春天一个雾蒙蒙的早上，十几个俄罗斯人骑着马穿过涅瓦河的入海口，这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涅瓦河在这里汇入波罗的海。这些人在寻找一处地方建造要塞抵抗瑞典人——当时瑞典和俄罗斯正在打仗——和这片长期遭到遗弃的沼泽地的主人。但是，在位于侦察队伍前面的沙皇看来，宽阔的河流蜿蜒流入大海的景象，对于内陆国家俄罗斯而言充满了希望和前途。当他们来到岸边的时候，他下了马，用随身佩戴的刺刀割下两块泥炭，并将它们在沼泽地上摆成了十字形。接着彼得说：“这里应该建一座城。”[1]

很少有地方比这里更不适合做欧洲第一大国的首都了。涅瓦河三角洲的沼泽地上小岛星罗棋布，上面长满了蓊郁的树木。春天冰雪融化，这里被一片浓雾笼罩，而大风又常常使河水漫过堤岸，总之，这不是一处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甚至那些夏天冒险去那里的渔民也不愿逗留过久。狼和熊是这里唯一的居民。[2]1000年以前这片地区还在海平面以下。一条水道将波罗的海和拉多加湖连接起来，海峡中的岛屿就是今天的普尔科沃和帕尔戈洛沃高地。即使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18世纪晚期，她在普尔科沃的山丘上建造的夏宫皇村（Tsarskoe Selo）*，仍然被当地人称为Sarskoe Selo。这个名字来源于芬兰语中的“岛屿”（saari）一词。

彼得的士兵们往下挖掘，发现一米左右深的地方就是水。北面的地势稍微高一点，是唯一可以建立坚实地基的地方。在4个月的时间里，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至少有一半的劳工死亡。为了建造彼得保罗要塞，征召了2万人，他们徒手挖泥、拖曳木头和石头，或者就用肩背，用衣服兜着搬运泥土。[3]建造的规模和速度都很惊人。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个河口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建筑工地，而且，随着1709—1710年瑞俄之战俄罗斯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牢牢控制了海岸线之后，这个城市的变化简直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来自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的25万农奴和士兵，夜以继日地砍伐森林、挖掘运河、铺设道路和建造宫殿。[4]木匠和石匠（法令规定他们不得到别处工作）涌进这座新城市。货运马车夫、凿冰者、雪橇主、船夫和工人都来这里找工作，每一处空地上密密麻麻搭建着简易的木制窝棚，他们就睡在里面。刚开始，一切工作都是用原始的手工工具，以一种简单粗陋的方式完成的：斧头比锯子在数量上更占优势，他们并且用未经剥皮的树干，配上用细小的桦树枝做成的车轮，制作出简易的手推车。对石料的需求巨大，因此每一艘抵达城里的船只或者车辆，都必须携带一定吨位的岩石。然而，各种新兴工业很快涌现，它们加工砖头、玻璃、云母和油布，与此同时，一间间造船厂很快就使这座城市的水上交通更加繁忙，大大小小的船只卸下石料，而每年则有成千上万的原木沿着河水顺流而下。

仿佛一则俄国童话故事中的魔幻城市，圣彼得堡以神奇的速度建立起来，而关于它的一切都是如此辉煌和新鲜，以至于它很快成为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当彼得宣布“这里应该建一座城”时，他的话正像上帝说的那句“要有光”。而且根据传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有一只鹰掠过他的头顶，停在两棵桦树的树顶，这两棵桦树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拱形。18世纪的颂歌作者将彼得提升到神的位置：他是三位一体的泰坦、尼普顿和马尔斯†。他们将“彼得的城”（Petropolis）比做古代的罗马。这和彼得采用了和古罗马最高统治者一样的“大帝”（Imperator）称号有联系，他在新的卢布硬币上铸上自己的头像，并且仿效凯撒大帝加上花冠和铠甲。普希金的叙事诗《青铜骑士》（1833）的开头几句非常著名（每一位俄罗斯的学龄儿童都能背诵），诗歌通过一位受上帝眷顾者之口，将彼得堡神话般的建造过程具象化：

那里，在寥廓的海波之旁

他站着，充满了伟大的思想，

向远方凝视……‡[5]

多亏了普希金的诗句，这个传说才变成了民间故事。这座以彼得的守护神命名的城市，随着政治的变化，一共被改过三次名字，现在仍然被它的居民叫做“彼得”。§

从一开始，这座神奇地从海平面升起来的城市就在大众的心目中拥有传奇的地位。俄国人说彼得在空中建造了这座城市，然后再将它像一个巨大的模型一样放到地上。这是唯一能解释在沙上建城的理由。首都彼得堡没有打地基这件事，成为彼得堡神话的基础，也是俄罗斯众多文学和艺术作品灵感的来源。在这个神话故事里，彼得堡是一座虚幻的城市，一个充满了奇幻和幽灵的超现实王国，一个《启示录》中描绘的陌生国度。它是果戈理的《彼得堡的故事》（1835）中孤独的鬼魂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1866）中像拉斯柯尼科夫这样的幻想主义者和杀人犯的故乡。从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到别雷的《彼得堡》（1913—1914），摧毁一切的大洪水经常成为这座城市关于世界末日传说的主题。但是这个预言却有着现实基础：因为这座城市正是建造在地面之上的。为了抬升地基，街道上铺了大量的碎石子，以免其被水淹没。城市早期洪水泛滥频繁，使各种修复和加固的工作成为必要，也导致它的地势越来越高。1754年，当现在的冬宫（彼得堡的第四座建筑）开始建造时，它用来打地基的地面比50年前足足升高了3米。

在水面上建造，而且石料全部依赖进口，这一点彼得堡违反了自然法则。建造河堤所用的著名花岗岩来自芬兰和卡累利阿；宫殿所用的大理石来自意大利、乌拉尔和中东；辉长岩和斑岩来自瑞典；粗粒玄武岩和板岩来自奥涅加湖；砂岩来自波兰和德国；石灰华来自意大利；瓷砖来自低地国家和吕贝克。只有石灰石从当地开采。[6]

如此大规模地运输石块只有金字塔才能超过它。法尔孔奈所创作的彼得大帝骑马雕像，巨大的花岗岩底座高达12米，周长将近30米。这块大石头的重量大约660万吨，从发现它的森林空地到首都13公里的距离，1000个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搬运。一开始他们使用滑轮组，后来出动一艘特别建造的驳船。[7]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将这座屹立不拔的纪念碑变成了俄罗斯命运的象征。圣伊萨克大教堂的36根粗大的花岗岩石柱，先用大锤和凿子整体雕琢，凭借人力搬到30多公里外芬兰湾的驳船上，再从那里运到圣彼得堡，用木头制成的巨型起重机完成安装。[8]沉甸甸的大石块在冬天的时候搬运，因为在雪地上拖拽比较容易，尽管这意味着，必须等到春天冰雪融化时才能把它们用船运走。即便如此，完成这项工作也需要一支几千人的军队和200匹马拉雪橇。[9]

搬运为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像基座所用的巨大花岗岩。版画。根据A.P.达维多夫1782年的绘画所制。

彼得堡的发展与其他城市都不同，无法用商业和地缘政治来解释，应该说它是一件艺术品。正如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1812年来访时所说的：“这里的一切创造都是为了视觉上的效果。”有时候整座城市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布景——它的建筑和人民只不过是舞台上的道具而已。习惯于城市多种建筑风格混杂的欧洲观光客来到彼得堡后，每每惊讶于它那种不同寻常的做作之美，常将它跟舞台作比较。“每跨出一步，我都为建筑与舞台装饰的结合惊奇不已。”游记作者德·古斯丁侯爵在19世纪30年代如此写道，“彼得大帝和他的继任者将他们的首都看成一个大剧院。”[10]在某种意义上，圣彼得堡只不过是后来另一座舞台之城“波将金村”更宏大的版本罢了：后者是为了取悦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她的船只驶过的第聂伯河沿岸，用纸板一夜之间拼搭起来的经典之作。

圣彼得堡被认为是由自然元素——水、石和天空所组成。18世纪它的建筑全景画充分体现了这个概念，强调所有这些元素在艺术上的和谐。[11]一直很喜欢大海的彼得为宽阔而湍急的涅瓦河和开阔的天空所吸引，它们成为他这座舞台的背景。阿姆斯特丹（他去过那里）和威尼斯（他只是从书本和绘画上了解过）激发了他最初的灵感，使他让宫殿沿着运河和河堤展开布局。但是彼得对建筑风格的爱好非常广泛，他借鉴了自己喜爱的各个欧洲首都。彼得堡的教堂采用朴素的古典巴洛克风格，和莫斯科色彩鲜艳的洋葱式圆顶迥然而异，它们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罗马的圣彼得堡大教堂和里加那些尖顶教堂（现在位于拉脱维亚）的混合体。17世纪90年代的欧洲之旅使彼得带回来一些建筑师和工程师、工匠和艺术家、家具设计师和景观园艺师。¶18世纪的圣彼得堡聚居着一大群苏格兰人、德意志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彼得在建造“天堂”时丝毫不吝惜花费。即使在和瑞典人激战正酣的那几年，他也经常过问修筑的细节。为了使夏园“胜过凡尔赛宫”，他下令从波斯运来牡丹和柑橘树，从中东运来观赏鱼，甚至从印度运来各类鸣禽，尽管它们极少能挨过俄罗斯的严寒。[12]对于宫殿应有的整体外观、屋顶高度、阳台铁栏杆样式，以及“临堤岸一侧”墙壁的统一，彼得都颁布了法令，必须严格按照他批准的设计施工。为了使城市更加美观，彼得甚至命令将屠宰场按照洛可可的风格重建。[13]

“这个首都充斥着各式各样假冒伪劣的建筑，剽窃自意大利、法国和荷兰。”阿尔加罗蒂伯爵在18世纪中叶写道。[14]到了19世纪，这种关于彼得堡是西方风格的复制品的观点变成了老生常谈。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位19世纪的作家和哲学家曾经说过，圣彼得堡“区别于所有其他欧洲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跟它们每一个都非常相似”。[15]但是，尽管借鉴的痕迹很明显，圣彼得堡还是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位于天地之间的开阔场景、宏伟的规模，以及整齐划一的建筑群，这些都使它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上的和谐感。佳吉列夫的圈子对18世纪的圣彼得堡极为推崇，作为其中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艺术家亚历山大·贝诺瓦捕捉到了这种和谐的概念，1902年他写道：“如果说它很美，那是作为一个整体，或毋宁说来自美的汇聚。”[16]古老的欧洲城市都是花了几百年的时间累积，最终呈现为不同时代风格的华丽建筑集合；而彼得堡完全是在50年内按照同一套标准建起来的，也只有它能够为这种构建标准提供如此大的施展空间。阿姆斯特丹和罗马的建筑师受到空间的限制，不得不见缝插针地构思他们的建筑。但是在彼得堡他们却能够放开手脚实现他们的古典主义理想。笔直的线条和直角得以在辽阔的全景中尽情地呼吸。由于四周都是水，建筑师可以将宅邸建得又宽又矮，并且利用建筑物在河中的倒影来平衡它们的比例，制造出一种毫无疑问非常美丽壮观的效果。水的存在为沉重的巴洛克风格增添了一丝轻盈，给排列在两岸的建筑物带来些许动感。冬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气势恢宏（有1050个房间、1886扇门、1945个窗户和117条楼梯），但是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岸边漂浮；沿着蓝色外墙齐整排列的白色柱子倒映在涅瓦河潺潺的流水中，制造出一种切分节奏的韵律。

这种建筑上整齐划一的关键，便是对城市一系列的街道和广场、运河和公园做整体规划，使它们在河流和天空的背景下形成一个和谐的网络。第一次真正的规划可以追溯到1737年，即彼得死后第12年，圣彼得堡有序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它的核心思想是使这座城市以海军总部为起点，沿三条射线呈扇形辐射开去，就像罗马的波波洛广场一样。海军总部的金色尖顶因此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和地理中心，从在此交汇的三条长街（涅瓦大街、戈罗霍夫路和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尽头都能够望到它。从18世纪60年代起，随着圣彼得堡砖石建筑委员会的设立，这座城市的整体规划特色更加明显。在时髦的涅瓦大街上建造的宫殿，对石料的使用被要求执行严格的标准，而且要保持统一的外墙。这些规定强调了一种艺术理念，即街道必须以一直延伸到视力所及之处的直线方式来设计。其体现在艺术家M.I.马克哈耶夫的作品之中，1753年他受伊丽莎白女皇的委托，为纪念圣彼得堡建城50周年而设计了一系列井然有序的景观。然而整体上的管控并非仅为了视觉上的和谐：首都的区域规划也体现了社会的等级秩序。冬宫和夏园周围的贵族居住区，与干草市场附近的职员和商人居住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或者更远处工人居住的郊区之间，被一系列运河和街道明显地划分开来。看过爱森斯坦的电影《十月》（1928）的读者会知道，为了阻止工人进入中心区域，涅瓦河上的桥梁是可以拉起来的。

圣彼得堡不只是一座城市。它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乌托邦工程，目的是从文化上将俄罗斯人重新塑造成欧洲人。在《地下室手记》（1864）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称它为“世界上最抽象和最有意为之的城市”。[17]“圣彼得文化”的每一方面都是为了否定“中世纪”（17世纪）的莫斯科公国（Muscovy）。彼得认为，为了成为彼得堡的公民，必须将莫斯科那些昔日俄国“黑暗”和“落后”的风俗抛弃，作为一个欧洲化的俄罗斯人，跨进西方进步和启蒙的现代世界。

莫斯科公国的文明是一种宗教文明，它植根于东正教会的精神传统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时期。在某些方面，它和中欧的中世纪文化很相似，两者在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很多方面都有联系，但是历史和文化上它一直隔绝于欧洲之外。它的西部领土只不过是欧洲大陆上的一个落脚点：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直到18世纪20年代才被纳入俄罗斯版图，而乌克兰西部和大部分的波兰领土则要等到18世纪末。与中欧不同，莫斯科公国极少受到文艺复兴和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也没有参与地理大发现或者近代的科学革命。它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大城市，没有扶持艺术的王公贵族或者宗教权贵，也没有真正的公民或者中产阶级。除了修道院之外，不存在大学或者公立学校。

教会的统治地位阻碍了俄罗斯世俗艺术的发展，而欧洲早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已成形。在俄罗斯的日常生活中，圣像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生活物件和艺术品，圣像随处可见，不仅仅在家里和教堂，也包括商店和办公室，或者是路边的神龛。它和欧洲起源于文艺复兴的世俗绘画传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诚然，17世纪晚期俄罗斯的圣像画家比如西蒙·乌沙科夫，已经开始摆脱中世纪僵化的拜占庭风格，代之以西方巴洛克式的古典技法，诉诸感性。然而欧洲来的游客还是无一例外地为俄罗斯视觉艺术的原始状态感到震惊。“扁平而且丑陋，”17世纪60年代来到俄罗斯宫廷的英国医生塞缪尔·科林斯，在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圣像时评论道，“如果你看到他们画的圣像，你会认为它们简直就是镀了金的姜饼。”[18]第一批世俗的肖像画（巴尔松纳肖像画）直到17世纪50年代才出现，但是，它们仍然保留着扁平的圣像风格。1645—1676年在位的沙皇阿列克谢是第一位我们模模糊糊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俄罗斯君主。而其他类型的绘画（静物、风景、寓言、风俗）在俄罗斯的艺术总类中完全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甚至还要更晚。

除了绘画，其他形式的世俗艺术同样受到俄罗斯教会的阻碍。器乐（与神圣的歌唱相对）被认为是一种罪行，受到教会当局的无情迫害。但是，在游方艺人、乐师或者弹奏古斯里琴（一种齐特琴）、演唱“英雄歌谣”的吟游艺人（skomorokhi，斯特拉文斯基在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中重点介绍过）之间，却保持着丰富的民间传统。后者带着铃鼓和古斯里琴在各个村庄游荡，避开教会的耳目。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受到教会无处不在的掣肘。没有印刷的报纸或者期刊，也没有印刷的剧本或者诗歌，尽管随着17世纪晚期廉价印刷技术的推广，以插图版画（lubki）形式印制民间故事和《圣经》的印刷业非常兴盛。在1682年彼得登上沙皇宝座时，成立于16世纪60年代的莫斯科印刷厂出版的非宗教类书籍不会超过3种。[19]

彼得不喜欢莫斯科公国的俄罗斯。他鄙视它那陈旧的文化和狭隘的观念、它对迷信的恐惧和对西方的憎恶。政治迫害很常见，来自外国的异教徒在红场被公开活活烧死——最后一位被烧死的是新教徒，在1689年，当时彼得17岁。青年彼得在郊外的“日耳曼区”消磨了不少时光，那是莫斯科的外国人在教会的压力下被迫定居的地方。他穿西方人的服装，刮掉了络腮胡，而且跟东正教徒不一样，他在大斋期吃肉。这位年轻的沙皇游历北欧，亲自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俄罗斯必须拥有这些技术才能成为大陆上的军事强国。他在荷兰学习造船，在伦敦拜访天文台、兵工厂、皇家造币厂和皇家学会，在哥尼斯堡则学会了如何制造大炮。他从这些旅行中挑选出那些他要把俄罗斯变成一个现代欧洲国家所需要的东西：一支仿效荷兰和英国的海军，几间仿效瑞典和普鲁士的军事学校，一套借鉴自日耳曼人的法律体系，从丹麦人那里套用的（文官）等级制。彼得委托绘制战争场面和肖像画，以此来宣扬他的国威；他还为彼得堡的欧式宫殿购买雕像和装饰画。

新首都的每一样东西都旨在迫使俄罗斯人采取一种更加欧式的生活方式。彼得对他的贵族耳提面命：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如何建造他们的房子，应该蓄有多少仆人，在宴会上如何用餐，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和剪什么样的发型，遵守哪些宫廷礼仪，以及在上流社会应该如何说话。在这个被他所强制的国都，没有一样东西是顺其自然的。这些强迫性规定使得圣彼得堡给人一种充满敌意和压抑的印象。这正是19世纪“虚幻的城市”这个神话产生的根源，作为威胁俄罗斯式生活的外来者，它将在未来的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中扮演主要的角色。贝诺瓦写道：“在彼得堡，有一种类似古罗马的精神，坚韧不拔，追求秩序，渴望一丝不苟的完美生活，这对一般懒散的俄罗斯人来说难以忍受，却无疑有一定的吸引力。”贝诺瓦将这座城市比作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官”，一板一眼，而俄罗斯人却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妈子”。[20]在19世纪，这座帝都形象的特点就是纪律。德·古斯丁形容彼得堡“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首都，更像是一支军队的总参谋部”。[21]而赫尔岑则说它千篇一律使他想起了“军营”。[22]这是一座缺乏“人味”的城市，主宰它的是抽象而对称的建筑物，而不是居民的生活。事实上，如此设计，为的就是把俄罗斯人组织起来，像士兵一样整齐划一。

然而，在这个欧洲梦的表面之下，过去的俄罗斯仍然若隐若现。迫于沙皇的命令，贵族们为自己在彼得堡的豪宅修建了古色古香的门面，但庭院深处却犹如莫斯科的农家院，家禽家畜到处乱窜。彼得不得不颁布各种规定，禁止牛和猪在他那漂亮的欧式马路上闲逛。[23]但即便是涅瓦大街，所有街道中最“欧洲”的一条，也被一种“俄罗斯”式的“扭曲”给毁了。按照设计，本来这是一条以海军总部为起点的正规“大道”（prospekt），笔直地连接3公里外另外一端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由两组工人从两端同时施工。但是这些人却没能保持直线，所以当1715年街道完工时，在两队人马会合的地方，街道很明显地扭了下腰。[24]

第二节

丰坦卡河畔的舍列梅捷夫宫是彼得堡传统的一个传奇象征，城里的居民管它叫“喷泉宫”。1926年至1952年，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一直断断续续地住在这里侧楼的公寓里，她把它看成内心珍贵的精神世界，一个她与过去那些伟大心灵共处的地方。普希金、克雷洛夫、丘特切夫和茹科夫斯基——他们都曾经住在这里。

对于这所辉煌的房子

我没有特别的要求

但事实却是我几乎一生

都是作为一名穷人

住在喷泉宫……

那著名的屋顶之下

我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离开……[25]

彼得计划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地上，而舍列梅捷夫宫的历史就是其缩影。1712年彼得将一块沼泽地赠给了波尔塔瓦战役中的陆军元帅鲍里斯·舍列梅捷夫，当时这里位于彼得堡的郊区，茂密的森林令建好的舍列梅捷夫宫呈现一派田园风光。对于他忠心的仆人，彼得的慷慨不止于此，他命令他们沿着丰坦卡河建造中规中矩的欧式宫殿，作为沙皇的彼得堡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传说这个地方在1712年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地，但阿赫玛托娃认为那里曾经有过一个瑞典农庄，因为她辨认出了几棵比彼得的时代还要久远的橡树。[26]

到了18世纪初，舍列梅捷夫家族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庞大家族，与皇室关系密切。他们是罗曼诺夫家族的远亲，担任军事将领和外交官时又对皇室忠心耿耿，因此得到了大片的土地作为奖赏。鲍里斯·舍列梅捷夫长期支持彼得。1697年他陪伴沙皇展开其第一次欧洲之旅，并成为俄罗斯驻波兰、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外交大使。他参加过对瑞典人的战争，1705年成为俄国第一位被册封的伯爵（graf）——这个彼得从欧洲引进的头衔，是俄罗斯贵族西化运动的一部分。鲍里斯属于最后一代的波雅尔（boyars），这是莫斯科公国的贵族阶层，他们的财富和权利都来源于沙皇的赏赐（由于被新晋的贵族所取代，这个阶层在彼得统治的后期消失了）。莫斯科公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贵族——一个能与沙皇分庭抗礼的地主阶层。从16世纪开始，这个国家就已经扫清了地方领主的准封建权利，并将所有的贵族（dvoriane）变成了皇室的仆人（dvor）。莫斯科公国被认为是一个世袭制国家，是沙皇的个人领地，而贵族在法律上只是沙皇的“奴隶”。**根据贡献的大小，沙皇会赐给贵族们土地和农奴，但与西方不同，这些并非是他们完全的私有财产，而且只有在为沙皇服务时才能享有。只要被怀疑有一丝不忠，他们的爵位和领地就会被剥夺。

在18世纪以前，俄罗斯并不存在富丽堂皇的“贵族之家”。大多数沙皇的臣僚都住在木头制成的房子里，并不比农民的小木屋大多少，里面的家具非常简陋，用的是陶罐或者木罐。据17世纪30年代派驻俄罗斯的特使荷尔斯泰因公爵亚当·奥莱留斯描述，很少有俄国贵族睡得起羽毛床垫；相反，“他们躺在铺了垫子、稻草、席子或者衣服的长凳上，冬天则睡在炕上……跟仆人……鸡和猪（躺）在一起……”[27]贵族们极少到他们辖下的庄园去。在沙皇广袤的帝国里，他们被四处差遣，因此既没有时间也不打算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他们把自己的庄园看成是一种收入的来源，随时准备用来交换或者出售。比如说，图拉附近美丽的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就被易手过不止20次。在纸牌游戏和狂饮比赛中，它被同时许给不同的人，历经出借和交换、抵押和再抵押，为解决其所有权的法律纠纷持续了多年，直到18世纪60年代，沃尔孔斯基家族将它买了下来，最终作为母亲一方的遗产传给了小说家托尔斯泰。[28]由于这种频繁的变动，贵族们极少对土地进行真正的投资，没有形成发展庄园或者建造府邸的普遍思想，也没有那些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形成的趋势：家族领地逐渐集中在一个地方，拥有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财产，以及与当地居民形成的紧密联系。

17世纪时，莫斯科公国波雅尔的文化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欧洲的贵族。奥莱留斯认为他们“是野蛮人……对于重要的自然科学和艺术（只有）一些粗糙的概念”。[29]科林斯博士抱怨，“他们不知道如何吃煮熟的豆子和胡萝卜，只会像猪一样，连壳和皮一起嚼”。[30]

17世纪莫斯科公国制服。版画。出自亚当·奥莱乌斯所著的《莫斯科公国与波斯游记》(Hamburg:Schleswig,1669)。

这种落后是由于俄罗斯在1230年左右至15世纪中期被蒙古人所统治。鞑靼人对波雅尔的风俗和习惯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300多年里，俄罗斯和欧洲文明没有半点联系。这个刚刚走出蒙古人统治的国家比13世纪初还要封闭，那时的基辅罗斯，作为第一个由松散的部落联盟组成的俄罗斯国家，已经和拜占庭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古老的贵族家庭受到削弱，变得对莫斯科政权更加顺服，后者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是将俄罗斯从蒙古可汗手中解放出来的关键。莫斯科公国时期（大约1550—1700年）的俄罗斯贵族并不是欧洲人概念中的地主，他是国王的仆人。在物质文化方面他和普通人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他像商贩一样穿着半东方式的长袍（kaftan）和毛皮大衣。和商人与农民一样，他通过《治家格言》来贯彻家长的权威——这本16世纪的手册教导俄罗斯人如何用《圣经》和桦树条来管教他们的家庭。俄罗斯贵族的态度是出了名的粗鲁，即使像鲍里斯·舍列梅捷夫这样的权贵有时也像个粗鲁的醉汉。彼得在英国逗留期间，他的随从住在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位于肯特郡萨耶斯庄园的别墅里。在他们下榻的三个月里庄园被糟蹋得惨不忍睹——客人挖开了草坪，扯烂了窗帘，破坏了家具，还拿家族成员的画像来练习打靶——伊夫林因此不得不向俄罗斯宫廷提交一份巨额账单。[31]大多数的贵族都不识字，其中许多人甚至连个位数的加法都不会。[32]他们很少旅行，也很少接触那些被迫居住在莫斯科郊区一个特定区域的欧洲人，因此，对于新奇的外来事物，贵族们总是持不信任的态度。他们仍然生活在教会古老的礼制下，其历法是从创世纪的那一年（亚当出生）即公元前5509年††开始计算的。

随着彼得社会改革的开展，贵族成为俄罗斯引进西方生活方式的代表，而他们的宫殿则成为展示这种生活方式的舞台。他们的宅邸不仅仅是贵族的住所，他们的庄园也远远不止是贵族的狎戏之地或者独立的经济体：它们成为了当地的文化中心。

彼得将所有的贵族都变成沙皇的仆人，由此确立了这个近代绝对主义（欧洲）国家的基础。传统波雅尔阶层享有一些特定的权利，这些特权源于他们对土地和农奴的监护——曾经存在着一个批准沙皇法令的“波雅尔委员会”，或称杜马，直到1711年才由参议会代替。但是彼得手下的新贵族，其权力和特权大小完全根据他们在政府部门和军队中的位置高低。彼得制定了“官秩表”，按照贵族的职位（而不是他们的出身）排列，并且允许向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平民授勋。这种几乎军事化的等级划分对贵族的生活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读过果戈理作品的读者会知道，俄罗斯的贵族痴迷于等级制。每一个等级（彼得的“官秩表”一共分为十四等）都有特定的服装。从白色到黑色的裤子、从红色到蓝色的绶带、从银线到金线，或者是简单地加一根条纹，这些仪式化的东西在贵族们秩序井然的生活中有着重大的意义。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贵族头衔和着装方式：“尊贵的大人阁下”是对最高两个级别贵族的称呼，“阁下”则是对那些第三等或者第四等贵族的称呼，依次类推。在致函其他等级时，必须遵守严格而复杂的礼仪。对于比自己年轻的贵族，人们可以直接就署上自己的姓氏；但是给年长的贵族，除了署上自己的姓氏，还必须加上头衔和官爵，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结果可能演变成一次丑闻或者一场决斗。[33]按照规矩，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贵族应该在他上级家人的命名日和生日那两天上门祝贺，还包括所有的宗教节日。在彼得堡的舞会和公开场合，长辈站着的话晚辈就不能坐，要不然会被认为犯了严重的过失。因此，在剧院里，低级官员会一直站在舞台的侧门，以防有高级官员在表演开始后才入场。每位官员任何时刻都必须恪守本分。G.A.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作曲家N.A.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一位远房祖先）1810年被踢出了近卫军，因为他在一次舞会后的晚餐上，松开了制服领子上的第一颗扣子。[34]等级制度还表现在许多物质特权上。驿站的马匹被严格地按照旅客的地位分配。宴会上，食物先要端给与主人一起坐在俄罗斯P形桌子顶端的高等级客人，随后才端给桌子尾端的低等级客人。如果桌子顶端的客人还要第二份，那么这道菜桌子尾端的客人根本就吃不到了。波将金公爵有一次邀请一位小贵族来他的府邸参加晚宴，这名客人被安排坐在桌子的尾端。事后公爵问他对食物是否满意。“非常满意，阁下，”客人回答道，“每一道菜我都看到了。”[35]

舍列梅捷夫家族很快就爬到了这个新统治集团的顶端。1719年鲍里斯·舍列梅捷夫去世的时候，沙皇告诉舍列梅捷夫的遗孀说自己会“像父亲一样”对待他的孩子。他唯一幸存的儿子彼得·舍列梅捷夫是在宫廷长大的，并经过精心挑选，成为太子（彼得二世）的少数几个伴当之一。[36]在近卫军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之后，舍列梅捷夫先后成为安娜女皇和伊丽莎白女皇的侍从。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他成为一名参议员，并且是第一个由贵族选举产生的元帅。不像其他随着政权更替而起落的宠臣，舍列梅捷夫连续六朝留任。家族的人脉、权臣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的保护、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外交顾问尼基查·帕宁伯爵的关系，都使得舍列梅捷夫免于成为任何一位君主心血来潮的牺牲品。他是俄罗斯第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独立贵族。

舍列梅捷夫家族的惊人财富和这种新的信任有很大的关系。拥有超过80万公顷的土地和超过20万“登记在案的农奴”（这意味着实际的农奴数量可能有100万），到了1788年彼得·舍列梅捷夫去世时，拥有广袤土地的舍列梅捷夫家族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主。在金钱方面，1790年代他们的年收入大约为63万卢布（6.3万英镑），这个数字同样非常可观，比英国最大的领主都要高出许多，贝特福德和德文郡的公爵、谢尔本伯爵和罗金厄姆侯爵每年的收入最多也只有大约5万英镑。[37]跟大多数的贵族一样，舍列梅捷夫家族的财富主要来源于沙皇所赏赐的大量土地和农奴，作为其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回报。在俄罗斯领土大为扩张的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最富有的贵族世家全都属于沙皇政府的核心，因此得到沙皇慷慨的赏赐，获得了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肥沃土地。他们包括舍列梅捷夫家族、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德米多夫家族、达维多夫家族、沃龙佐夫家族和尤苏波夫家族。跟18世纪越来越多的权贵一样，舍列梅捷夫家族也在贸易中大赚了一笔。这一百年俄罗斯的经济飞速发展，作为大片森林、造纸厂和工厂、商店以及其他城市资产的主人，舍列梅捷夫家族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到了18世纪末期，除了罗曼诺夫家族以外，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富有程度几乎是其他任何俄罗斯贵族的两倍。这部分是因为，大多数的俄罗斯贵族都将家产分给所有的儿子（有时甚至还包括女儿），而舍列梅捷夫家族则将大部分财产传给他的首位男性继承人。联姻也是舍列梅捷夫家族成为顶级富豪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1743年彼得·舍列梅捷夫和瓦尔瓦拉·切尔卡斯卡娅那令人瞩目的婚姻，瓦尔瓦拉是另外一个极为富有的家族的女继承人，通过这桩婚事，舍列梅捷夫家族获得了莫斯科郊外美丽的奥斯坦基诺庄园（Ostankino）。18世纪下半叶，他们的儿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首位经营俄罗斯剧院的伟大人物）在这座庄园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使奥斯坦基诺成为舍列梅捷夫家族王冠上的一颗明珠。

舍列梅捷夫家族将大量的金钱花在他们的豪宅上——常常比他们的收入还要多，因此到了19世纪中期，他们已经背负了几百万卢布的债务。[38]大肆挥霍成为俄罗斯贵族阶层一个显著的弱点。部分是由于愚蠢，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个阶层无需多少努力便可快速获取财富的习惯。这些财富多半以沙皇赏赐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可与凡尔赛或者波茨坦相媲美的超级宫廷。为了在这种以宫廷为核心的文化竞争中取得成功，贵族需要一种极奢华的生活方式。华丽的宫殿、进口的艺术品和家具、大肆铺张的欧式舞会和宴会，这些成为贵族等级和地位的重要象征，并且可能使他们在宫中获得沙皇的青睐和提拔。

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很大一部分支出用在为数众多的家奴身上。这个家族拥有一大批穿着制服的听差。单单是喷泉宫就有340名仆人，每一道门上都站一个亲随；而所有的房子加起来，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家奴远远超过1000人。[39]前簇后拥是一个存在大量农奴的国家的奢侈享受。跟它一比较，即便是最显赫的英国家庭所拥有的仆人数目也少得可怜：在1840年代，德文郡公爵的查茨沃斯庄园里只有18名家仆。[40]外国人总是惊讶于俄罗斯宫廷的仆人之多。即使身为法国大使，塞居尔伯爵也为一座私人宅邸可以拥有500名仆人而感到吃惊。[41]拥有大量的仆人是俄罗斯贵族一个与众不同的弱点——也许是导致他们最终灭亡的一个原因。即使是外省的中等贵族家庭也会雇用超过他们财力的大量仆人。莫斯科地区的一位小公务员德米特里·斯韦别耶夫回忆说，他的父亲在1800年代拥有1辆英国马车，配有6匹丹麦马、4名马车夫、2名御马夫和2名穿制服的侍从，而这些仅仅是为了他每年短期的莫斯科之旅。家族的庄园里有2名厨师、1名男仆和1名助手，1名管家和4名门卫，1名私人理发师和2名裁缝、6名侍女、5名洗衣妇、8名园丁、16名厨房杂工和其他各类工作人员。[42]梁赞省的中等贵族谢利瓦诺夫，祖上在1740年代曾在宫廷服侍过，直到1810年代他们家里还延续着宫里的那一套规矩。他们雇用了数量惊人的仆人——其中有80个身穿墨绿色制服的侍从，头戴扑了粉的假发，脚上蹬着马尾毛编成的特制鞋子，被吩咐要倒退着走出房间。[43]

在舍列梅捷夫家里，衣服是另一笔很大的花销。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跟他的父亲一样，是欧洲大陆时尚的坚定追随者，他每年花在进口服装布料上的钱相当于几千英镑。一份1806年的衣橱清单显示他拥有至少37种不同类型的宫廷服装，所有这些服装都用金线缝制，或是墨绿色或者深棕色的羊绒，或是当时流行颜色的其他编织品。单排扣的燕尾服有10套，双排扣的18套；54件大礼服；2件白皮大衣，一件用北极熊的毛皮制成，另外一件则是雪狼；6件棕皮大衣，17件羊毛夹克，119条裤子（53件白色的，48件黑色的），14件丝绸睡衣，2件用于化装舞会的粉红色塔夫绸面具斗篷，2套衬有蓝色和黑色绸缎的黑色塔夫绸威尼斯套装，39件绣有金线和银线的法国丝绸长袍，8件天鹅绒长袍（其中一件是淡紫色，上面有黄色的斑点），63件马甲、42条围巾、82双手套、23顶三角帽、9双靴子和超过60双鞋子。[44]

娱乐上也没少花钱。舍列梅捷夫家本身就是一个小宫廷。他们家在莫斯科主要的两座庄园——奥斯坦基诺和库斯科沃——都以奢华的娱乐项目著称，有音乐会、歌剧、烟火和招待几千名客人的舞会。舍列梅捷夫家非常好客，简直毫无限度。俄罗斯的贵族有在吃饭时间敞开大门的风俗，而喷泉宫在遵守这种传统时相当慷慨，午饭和晚饭经常会有50名客人。常在那里用餐的作家伊凡·克雷洛夫回忆说，有一个客人根本谁都不认识，却连续几年在那里蹭饭。“记在舍列梅捷夫账上”成了俄语一个约定俗成的短语，意思就是“免费招待”。[45]

几乎所有舍列梅捷夫家的东西都从欧洲进口。即便是那些俄罗斯随处可见的基本物品（橡木、纸张、粮食、蘑菇、奶酪和黄油），也是国外的好，虽然要花更多的钱。档案馆保存着彼得·舍列梅捷夫在1770—1788年间购买外国物品的购物清单。他通过圣彼得堡的外国商人，或者是一些特别委托的代理人为他进口货物。衣服、珠宝和布料直接从巴黎、通常是凡尔赛的裁缝手里购买，葡萄酒来自波尔多，巧克力、烟草、食品杂货、咖啡、糖果和乳制品来自阿姆斯特丹，啤酒、狗和马车则来自英国。这里有一份舍列梅捷夫的购物清单：

柔和材料制成的长衫

用金线和珍珠缝制的女式背心

丝绸制成的深褐色长袍和裤子，配上黄色的女式背心

两侧镶上蓝边的红色棉布长袍

用金线缝制的蓝色女式丝绸背心

用布料缝制的长袍和裤子，配上用金线和银线缝制的木莓色女式丝绸背心

巧克力色的长袍和裤子，配上绿色的女式丝绒背心

黑色天鹅绒大礼服

带有斑点和24颗银扣的黑色天鹅绒燕尾服

2件用金线和银线缝制的单珠地女式背心

7阿尔申‡‡的法国丝绸，用于制作女式背心

24对用于制作睡衣的花边袖口

12阿尔申用于制作裤子的黑色面料，3阿尔申的各类黑色天鹅绒丝带

150磅上等烟草

60磅普通烟草

36罐发蜡

72瓶糖浆

金黄色鼻烟壶

2桶扁豆

2磅香草

60磅松露油

200磅意大利通心粉

240磅帕尔玛干酪

150瓶腌凤尾鱼

12磅马提尼克（Martinique）咖啡

24磅黑胡椒

20磅白胡椒

6磅小豆蔻

80磅葡萄干

160磅无籽葡萄干

12瓶英国干芥末

各种火腿和培根、香肠

做牛奶冻的模具

600瓶勃艮第白葡萄酒

600瓶勃艮第红葡萄酒

200瓶起泡香槟酒

100瓶不起泡的香槟酒

100瓶玫瑰香槟酒。[46]

如果说鲍里斯·舍列梅捷夫是最后一名传统波雅尔，那么他的儿子彼得也许就是第一位俄罗斯欧式绅士，且绝对是最显赫的。没有什么比建造一座欧式的宫殿更能清楚地展示一位贵族从莫斯科公国波雅尔向俄罗斯贵族的转变。在宫殿那壮观的屋顶之下，是欧洲艺术的大集合。它的沙龙和舞厅仿佛是一个舞台，贵族们轮番表演各自的仪态风度以及欧洲做派。但贵族的宫殿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或者社交的场合，它被认为是一股文明的力量，是俄罗斯这块充满乡土气的沙漠上的欧洲文化绿洲，而它的建筑、绘画和藏书，它的农奴乐团和歌剧，它风景如画的庭园和堪称模范的农场，都被用来作为一种公众启蒙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殿就是彼得堡本身的反映。

如同俄罗斯这个国家，喷泉宫原来是用木头建造的，是鲍里斯·舍列梅捷夫在晚年匆忙建成的一座单层乡间别墅。18世纪40年代彼得·舍列梅捷夫以石头重新扩建。这个时期正是圣彼得堡宫殿建造热潮的开始，此前伊丽莎白女皇下令在那里修筑自己的大型皇家宫殿，如我们现在知道的丰坦卡河畔的夏宫（1741—1744）、皇村的叶卡捷琳娜宫（1749—1752）以及冬宫（1754—1762）。所有这些巴洛克式的建筑杰作都出自意大利建筑师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之手，16岁那年来到俄罗斯的他，出色地将意大利和俄罗斯两种巴洛克风格完美融合，使之成为圣彼得堡特有的一种风格。不同于欧洲的巴洛克宫殿，这里的建筑以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形式和大胆的色彩闻名，喷泉宫就是其代表。这座宫殿可能正是拉斯特雷利本人设计的；确切地说，拉斯特雷利在皇村的主要助手萨瓦·切瓦金斯基负责监督整座建筑的施工，他是来自特维尔的一个小贵族，毕业于海军学校，后来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杰出的建筑师。古典风格的外墙上装饰着华丽的狮子头像和军徽，宣扬舍列梅捷夫家族的煊赫荣耀，铁制围栏和各道大门也延续着同样的主题。宫殿后面是巨大的花园，令人想起皇村的庭园，道路两旁立着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雕像、英格兰式的人工岩洞和一座中式凉亭，更有趣的是还有几座喷泉，以显得与宫殿的名字相符。[47]

位于奥斯坦基诺的舍列梅捷夫家族剧院。照片版权所有者：威廉·C·布伦菲尔德。

喷泉宫内部是典型的欧式装潢，雕像、浮雕、家具都反映了一种极为奢华的品位。（来自法国的）墙纸刚刚时兴，第一次在俄罗斯的使用似乎就是在这里。[48]彼得·舍列梅捷夫是一位时尚弄潮儿，房子几乎每年都要重新装修。楼上是一个宏大的接待厅，有镶木地板和挑高的壁画天顶，用于举办舞会和音乐会。一侧是清一色的落地窗，可以眺望河面，另一侧是一面面巨大的镜子和缀着金叶的烛台，这种设计收效奇佳，使房间显得异常透亮。宫殿的侧楼有一个特别建造的小教堂，安放着几尊珍贵的圣像；楼上走廊展示着一系列绘画作品，另有一个珍品古玩博物馆，一个藏书近2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法文书）的图书馆，由农奴艺术家创作的家族和皇室肖像的画廊，以及舍列梅捷夫家族大量购买的欧洲油画藏品，其中不乏拉斐尔、凡·戴克、柯勒乔、委罗内塞、贝内特和伦勃朗的作品。今天它们被收藏在冬宫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49]

区区一座喷泉宫显然不能满足舍列梅捷夫家族，他们又建造了两座甚至更加奢侈的宫殿，一座在库斯科沃，一座在莫斯科西郊的奥斯坦基诺。位于莫斯科南部的库斯科沃庄园，尽管其简朴的木式建筑给人一种农家大院的感觉，却有着宏伟的构想。房子的前面是一望无际的人工湖，足以模拟一场海战并容纳5万名观众；收藏有几百幅画的博物馆、各式各样的凉亭和人造岩洞，一个用于夏季演出的露天剧院，以及一个规模更大的室内剧院（18世纪80年代刚建成时，它是俄罗斯最先进的剧院），可以容纳150位观众，舞台纵深足以应付法国大歌剧中的场景变换。[50]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将舍列梅捷夫家的歌剧事业带到顶峰，1789年库斯科沃的室内剧院烧毁之后，他又在奥斯坦基诺重新建造了一座。奥斯坦基诺剧院可以容纳260名观众，比库斯科沃那一座还要大，技术设备也要复杂许多；它的特殊配置可以将剧场的正厅覆上一层地板，使其瞬时化身为舞厅。

第三节

贵族的文明是以数以百万农奴手工艺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俄罗斯在技术方面的任何匮乏，都为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力所弥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冬宫的壮丽辉煌使游客叹为观止：那一望无尽的镶花金叶地板，华丽的地毯和浮雕，那比头发还要细的丝线所做的丝织品，装着雕有童话故事场景的宝石的微型盒子，或者是孔雀石上错综复杂的镶嵌工艺。这一切都是许多年来无名的农奴艺术家不为人知的劳动成果。

农奴对舍列梅捷夫家的宫殿和艺术来说必不可少。每年在舍列梅捷夫家的20万农奴中，都有几百名幸运儿脱颖而出，被培训成艺术工作者——建筑师和雕刻家、家具制造工、装饰画工、镀金工、刻版工、园艺师、舞台技师，以及演员、歌手和音乐家。为了掌握工艺，这些农奴多被送往国外或者宫中。但是技术的有限可以用庞大的数量来弥补。在库斯科沃有一支铜管乐队，为了节约训练的时间，每一位乐手都只学习吹奏一个音符。乐手的人数取决于一首曲子中不同音符的数量，他们只为那属于他们的一刻发声。[51]

阿尔古诺夫一族在俄罗斯艺术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全都是舍列梅捷夫家的农奴。费多·阿尔古诺夫，作为建筑师和雕塑家，设计和建造了喷泉宫的多数大厅。他的兄弟伊凡·阿尔古诺夫向宫廷画家格奥尔格·格洛特学画，迅速成名，成为俄罗斯首屈一指的肖像画家。1759年，他为未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画了一幅肖像画，在那个皇室画像首选欧洲画家的年代，这是一种罕见的荣耀。伊凡的大儿子巴维尔·阿尔古诺夫是建筑师，在奥斯坦金诺和喷泉宫与夸伦吉（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师）一起工作。伊凡的小儿子，雅科夫·阿尔古诺夫，因其1812年为亚历山大一世画的肖像画而著名。但是阿尔古诺夫三兄弟中最有名的还是老二尼古拉，他毫无疑问是19世纪俄罗斯最出色的画家之一。[52]

这些搞艺术创作的农奴，处境既复杂又微妙。其中有些得到他们主人极大的推崇和奖励。在舍列梅捷夫家，工资最高的是那些被看好的厨师和歌手。18世纪90年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每年付给他的厨师850卢布（是其英国贵族家中同行薪水的4倍），而他最优秀的歌剧演唱家的年薪是1500卢布。但是其他农奴艺术家的工资则少得可怜：掌管喷泉宫所有艺术事务的伊凡·阿尔古诺夫，每年只能拿到40卢布。[53]农奴艺术家比其他仆人地位要高。他们的吃住环境较好，而且能够作为自由艺术家，时不时为宫廷、教堂或者其他的贵族工作，赚取佣金。然而，跟所有农奴一样，他们是主人的财产，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挨主人的鞭子。对那些渴望自主的艺术家来说，这样的奴役是一种可怕的障碍。伊凡·阿尔古诺夫作为喷泉宫的艺术总管，他得监督宫殿内部设计装潢的翻新，组织假面舞会和化装舞会，为戏剧演出画布景，还要组织烟火表演。没完没了的琐碎家务永远等着他。为了替主人跑腿，他常常得中断自己的艺术事业，稍有差错还会遭到罚款，甚至挨打。伊凡到死都是一名农奴，但是他的儿子们终获解放。根据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遗愿，22名家奴在1809年获得人身自由，其中包括尼古拉和雅科夫·阿尔古诺夫。9年以后，尼古拉·阿尔古诺夫被选入皇家美术学院，成为俄罗斯第一位农奴出身而获得国家荣誉的艺术家。[54]

阿尔古诺夫最令人难忘的一幅肖像画，其主人公是另外一位舍列梅捷夫家的前农奴：普拉斯科维娅·舍列梅捷夫伯爵夫人。阿尔古诺夫画笔下的她，围着红色的披肩，脖子上挂着丈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闪闪发亮的相片吊坠。在这幅肖像画绘制的时候（1802），伯爵和他的奴隶、他的歌剧女主角结婚的事还瞒着公众和宫廷，直到她去世后才曝光。阿尔古诺夫凭借这幅有预见性的动人画像传达出他们人生的悲剧性。这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富有艺术天分的奴隶所遭受的困境，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成见。

普拉斯科维娅生于一个农奴之家，位于舍列梅捷夫在雅罗斯拉夫尔省尤赫迪斯科（Yukhotsk）地区的庄园。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铁匠，所以他们家就获得了库兹涅佐夫这个姓氏（Kuznetsov，意为“铁匠”），尽管所有的农奴都叫她的父亲伊凡为“驼背佬”。18世纪70年代中期，伊凡成为库斯科沃的首席铁匠，他们家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座木头房子和房子后面的一大块菜地。伊凡将他头两个儿子送去学习裁缝，第三个儿子则成为舍列梅捷夫乐团的一名乐手。当时普拉斯科维娅的美貌和嗓音已经非常出名，彼得·舍列梅捷夫让她学唱歌剧。普拉斯科维娅掌握了意大利语和法语，这两种语言她都能够流利地说和写。而传授她歌唱、表演和舞蹈技巧的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教师。1779年，她17岁，人生第一次登台，于安德烈·格雷特里的喜剧《友谊的考验》在俄罗斯的首演中扮演女仆。接着，不到一年，她就在安东尼奥·萨契尼的歌剧《殖民地》中扮演贝琳达，那是她的首次主演。[55]从那时起，几乎所有女主角非她莫属。普拉斯科维娅拥有一副唱女高音的好嗓子，吐字清晰，音域又广。舍列梅捷夫家的歌剧团在18世纪最后20年里崛起并在整个俄罗斯占主导地位，与普拉斯科维娅的广受欢迎密不可分。她是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超级巨星。

普拉斯科维娅与伯爵的罗曼史原本完全可以是一部喜剧。18世纪的舞台充斥着女仆爱上年轻潇洒的贵族公子的故事。普拉斯科维娅自己就曾经扮演过《阿纽塔》中的年轻女奴，在这部广受欢迎的歌剧中，美丽的女主角由于出身卑微而无法嫁给王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并不漂亮也不潇洒，这是事实。他几乎比普拉斯科维娅大20岁，又矮又胖，长期受病痛折磨使他患上抑郁症和强迫症。[56]但他是一位浪漫的人，对艺术的感知极其敏锐，并且他和普拉斯科维娅都很喜欢音乐。看着普拉斯科维娅在他的庄园里从一个小姑娘成长为他歌剧团的女主角，他认为她的精神之美不亚于她的容貌。他爱上了她。“我对她怀有最温柔和最热烈的感情，”他在1809年写道，

但是我苦苦思索，想知道这究竟是在追求肉体的愉悦，还是在形体之美以外，渴望一种对思想和灵魂的滋润。我发现自己对灵与肉的渴求更胜于一般的友情，于是我对所爱之人的品性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她洁身自好，真挚、有爱心、坚贞而且忠诚。她对上帝有神圣且真诚的信仰。这些品质比她的美貌更加让我着迷，因为它们比所有外在美都要强大，而且极为珍稀。[57]

这桩罗曼史的开端却并非他写的那样。年轻的伯爵喜欢打猎和追求年轻女孩；直到1788年父亲去世，他开始管理家族的庄园时为止，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追求这些感官刺激上。这位年轻的老爷经常声称他对这些农奴女孩拥有“特权”。白天，当女孩们在工作时，他会在庄园里她们的房间那儿转来转去，往他看中的女孩屋里扔手帕。晚上他就会来找她，临走前再让她交还手帕。1784年一个夏天的傍晚，普拉斯科维娅正赶着她父亲的两头牛到河边，却被几条恶狗盯上。适逢打猎归来的伯爵骑马经过，他把狗喝住，走近普拉斯科维娅。他已经听说她的父亲打算把她嫁给一位当地的护林人。那一年她16岁——对于一名农奴女孩来说，这个年龄出嫁算是晚的了。伯爵问她是否有这件事，当她回以肯定时，伯爵说他将禁止这桩婚姻。“这不是你应有的命运！今天你是农民，但明天你会成为一位夫人！”说完，伯爵转头骑马就走。[58]

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伯爵和普拉斯科维娅何时成为事实上的“丈夫和妻子”。刚开始，她只是获得主人青睐的众多女歌手中的一个。伯爵用珠宝来命名他最喜欢的歌手和舞蹈演员——“祖母绿”（科瓦列娃）、“石榴石”（什利科娃）、“珍珠”（普拉斯科维娅）——并且送给她们大量贵重的礼物和奖金。在给自己会计的信中，舍列梅捷夫称其为“我家的女孩”。她们经常陪伴在伯爵左右，冬天跟随他去圣彼得堡，夏天再一起返回库斯科沃。[59]一切都表明她们是伯爵的女人——需要提到一点，在和普拉斯科维娅结婚之前，他把其他女孩都嫁了出去并给了她们嫁妆。[60]

将女奴收房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是非常普遍的做法。讽刺的是，在俄罗斯的贵族中，这被视为一种欧式礼仪和文明的标志。她们中的一些，像舍列梅捷夫家的，享受着礼物和各种赞助；但是其他人却只能生活在地主老爷的绝对权力阴影下。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在他的《家族纪事》（1856）中，讲述了一个远房亲戚的故事：此人在他的女奴中建起了一个后宫：任何反对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妻子，都被痛打一顿或关禁闭。[61]这类行为在19世纪的回忆录中比比皆是。[62]其中最为详细和有趣的故事来自雅努阿琉斯·涅维洛娃的笔下，她的父亲曾是年过八旬的老贵族彼得·科舒卡洛夫的庄园管事。老贵族家中有一个特别设置的角落，男性不得涉足，12名到15名最漂亮的年轻女奴在此与世隔绝，由一位名叫娜塔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大管家管理。娜塔莉亚曾是科舒卡洛夫的情妇，并为他生了7个儿子。主人的房间就在这后宫之中。他上床的时候，所有的女孩都陪伴着他，和他一起祷告，并将她们的垫子铺在他的床周围。其中的一个会帮主人脱衣服，伺候他上床，并给所有人念一个神话故事。之后，他们共度良宵。早晨起来，科舒卡洛夫穿上衣服，祷告，喝一杯茶，享受他的烟斗，然后就会开始他的“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姑娘，或者仅仅为了他的乐趣，会被用桦树枝鞭打，或者扇耳光；其他人则要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这些嗜虐的暴力是科舒卡洛夫性“游戏”的一部分，但是它也有管教和震慑的作用。一位女孩被指控与一位男仆私通，先是在仓库里被关了一整个月，然后当着所有农奴的面和她的爱人一起被鞭打，直到行刑者筋疲力尽，而这两个人则被打得血肉模糊。尽管如此残暴，科舒卡洛夫却花很大的心血培养他的女孩子。她们都能读会写，其中一些人还懂法语；涅维洛娃甚至能背诵普希金的《巴赫奇萨赖的泪泉》。她们身着欧式服装，上教堂时坐在特定的地方。当她们在后宫的位置被更年轻的女孩取代时，她们会被嫁给主人的农奴猎手（他们是主人男仆中的精英），并且都有一份自己的嫁妆。[63]

到了18世纪90年代初，普拉斯科维娅已经成为舍列梅捷夫未公开的妻子。吸引他的不再仅仅是肉体的愉悦，就像他所说的，还包括她那美丽的心灵。接下来的10年里，伯爵将在对她的爱和他自己崇高的社会地位之间痛苦徘徊。他觉得不娶普拉斯科维娅是不道德的，但是贵族的傲气却不允许他这么做。在18世纪注重身份的俄罗斯贵族阶层中，和农奴结婚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事情——尽管这在19世纪会变得相对普遍——并且对一位像他这样显赫的权贵来说，是无法想象的。甚至无法确定，如果他娶了普拉斯科维娅，他们生下的孩子是不是合法继承人。

伯爵的两难境地是许多喜歌剧中贵族所面临的问题。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这种情感席卷了整个俄罗斯。他监制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社会习俗和自然感情之间的各种斗争。其中一部是伏尔泰的《纳尼娜》（1749），在这部作品中，男主角奥尔本伯爵爱上了他可怜的被监护人，被迫在自己的浪漫感情和社会习俗之间做出选择，后者禁止他与地位卑微的女孩结婚。最终他选择了爱情。由于他的境况和这部剧是如此相似，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将纳尼娜的角色给了安娜·伊祖姆多娃，尽管普拉斯科维娅是当时的首席女演员。[64]在剧院里，观众为这对地位不平等的情侣叹息不已，并为这类反映基本的启蒙思想的作品叫好：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并不这么认为。

普拉斯科维娅和伯爵的秘密关系让她的处境难以忍受。在他们私通的头几年里，她仍然和其他农奴一起住在库斯科沃。但是纸包不住火，她的同伴都知道了他们的关系，她们为她的特殊地位感到愤怒并恶语相向。而她的家人试图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好处，当她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时，后者便诅咒她。与此同时，伯爵也在考虑离开她。他会跟她解释他必须对家庭尽责、不得不娶一名地位相当的女子，而她则会百般压抑内心的痛苦折磨，静静地听着，只在他离去后才任凭泪水潸然。为了使普拉斯科维娅和自己免被恶毒的流言中伤，伯爵特意在主宅附近建造了一座简单的木制别墅，这样他就能够秘密地造访她。她不得见任何人，除了剧院或者教堂哪儿也不能去，只能靠弹大键琴或者做针线活来消磨时间。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农奴们的流言蜚语在莫斯科流传开来：客人们会来她的房子附近窥探，有时甚至会嘲讽这位“农民新娘”。[65]对于伯爵来说，这足以使他放弃库斯科沃。在1794—1795年间，他搬进了奥斯坦基诺的新宫，在这里，他可以为普拉斯科维娅提供更加奢侈也更加私密的住处。

然而，即使在奥斯坦基诺，普拉斯科维娅的处境也极为困难。她不仅被农奴所憎恨，还为社会所唾弃。只有凭借坚强的性格，她才能维持自己的尊严。极具象征意味的是，她那些最伟大的角色往往都是悲剧的女主角。1797年4月，新登基的保罗一世驾临奥斯坦基诺，为了欢迎他上演了《萨姆奈特人的婚姻》，其中的伊莲娜一角便是普拉斯科维娅最为出色的演出。[66]格雷特里的这部歌剧写的就是她的故事。在这个萨姆奈特人的部落里，女子被禁止向男子表达爱慕之情。伊莲娜打破了这种规定，宣告了自己对武士帕尔梅诺的感情，可帕尔梅诺既不愿意也不能够娶她。她遭到萨姆奈特酋长严厉的谴责并被逐出部落。于是她乔装打扮成一名士兵，参加了帕尔梅诺对罗马人的战斗。在战斗中一位士兵救了萨姆奈特酋长一命。胜利后，萨姆奈特部队返回家乡，酋长下令必须找到这位不知名的士兵。原来就是伊莲娜。她英雄般的事迹最后征服了帕尔梅诺，他无视部落的习俗，宣布自己爱她。这却是普拉斯科维娅的最后一次登台。

在《萨姆奈特人的婚姻》演出之前，保罗一世召见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伯爵是沙皇的一位老朋友。舍列梅捷夫家位于米里纳亚大街（Millionaia Street）的房子离冬宫只有一箭之遥，伯爵在那里长大，小时候他经常去拜访保罗，保罗比他小3岁且非常喜欢他。1782年他陪伴未来的沙皇和他的妻子微服出游。保罗脾气暴躁又十分严厉，大多数贵族与他疏远，而舍列梅捷夫是少数几位与他相处得来的显贵之一。保罗于1796年登基，他随即任命舍列梅捷夫为高级内臣，掌管宫廷。伯爵对服务于朝廷一点兴趣也没有——吸引他的是莫斯科和艺术——但他别无选择。他搬到了彼得堡，住进了喷泉宫。正是在这个时期普拉斯科维娅的病第一次发作。症状非常明显：肺结核。她的歌唱事业现在结束了，生活的天地仅限于喷泉宫的一个私密房间，那里和接待外人的大厅完全隔离开来，是特意为她所建的。

普拉斯科维娅被困在喷泉宫并非仅仅由于她的病。关于一个农奴女孩住在宫殿里的谣言甚嚣尘上。自尊自重的人当然不会提及，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当伯爵首次来到彼得堡时，大家很自然地以为他会带上夫人。“各式各样的传闻，”他的朋友谢尔巴托夫公爵写信说，“这座城市已经给你结了十几次婚了，因此我认为如果得见伯爵夫人偕同光临，将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67]可以想见，当贵族们发现这位最为抢手的单身汉居然将自己浪费在一个女奴身上时，是如何的失望、愤怒和被辜负。在他们看来，伯爵居然和农奴一起像夫妻那样生活，这简直就是背叛——特别是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个传奇般的故事），那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试图撮合他和她的孙女，女大公亚历珊德拉·帕夫洛夫娜，而他拒绝了。上流社会容不下他，舍列梅捷夫家族与他断绝关系，陷入了财产继承的纷争。喷泉宫的接待大厅一片萧然，仅剩下那些儿时的忠实朋友，例如谢尔巴托夫公爵，或者是艺术家，像诗人德尔扎文和建筑师夸伦吉，这些人超越了社会的势利偏见。保罗一世也在其中。好几次他隐瞒身份从喷泉宫的后门溜进来，不是探望生病的伯爵，就是来听普拉斯科维娅唱歌。1797年2月，她在喷泉宫的音乐厅里举办了一场小型音乐会，参加者有沙皇和几位亲密的朋友。保罗为普拉斯科维娅的演唱所倾倒，并将自己手上戴的一枚钻石戒指赠送给她，就是阿尔古诺夫画像上她戴着的那枚。[68]

部分原因是沙皇在精神上的支持，伯爵决定藐视社会习俗，迎娶普拉斯科维娅做自己的合法妻子。一直以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都相信舍列梅捷夫家族和其他的贵族不同，在社会一般水准之上，他这种傲慢的态度无疑激起了社会上某些人的反感。[69]1801年伯爵给了普拉斯科维娅自由身，并最终于11月6日在莫斯科郊外波瓦斯卡亚（Povarskaya）的一处小小的乡村教堂里，与她举行了秘密的结婚仪式。谢尔巴托夫公爵、几位密友以及仆人是这场婚礼唯一的见证者。一场无声无息的婚事，他们的结婚证书淹没在当地的教区档案里，直到1905年才被发现。[70]

一年后儿子德米特里出生，他跟父亲一样，都在喷泉宫的私人礼拜堂里受洗。但是生产使普拉斯科维娅的身体更加虚弱，再加上严重的肺结核，挣扎了三个星期的她最终还是撒手人寰。6年之后，仍然处于悲痛之中的伯爵，在给儿子的遗嘱中回顾了妻子的死：

你的母亲很容易就怀上了你，这应是一个好的开始；她会毫无痛苦地将你带到这个世界来，她的身体也不会因为生产而变得虚弱，而我作为父亲将获得至高的喜悦。但是，我最亲爱的儿子，你必须知道，我还没来得及感受这种快乐，还没来得及轻吻你那娇嫩的脸庞，你的母亲就被病魔击倒，她的死使我瞬间由天堂掉进地狱。我向上帝奉上最迫切的祈祷，希望能挽回她的生命；我召集了专家和医生，希望能让她恢复健康。但第一个到来的医生无视我一再的请求，冷血地拒绝提供帮助。她的性命危在旦夕，其他人竭尽所能，用尽了各种方法，但是都无力回天。我的痛苦和悲伤几乎也使我随她而去。[71]

就在他生命中最为绝望的时刻，整个彼得堡的上流社会都抛弃了他。他公布了普拉斯科维娅的死讯，着手准备葬礼，并且根据东正教的传统，留有时间让客人在盖棺之前来喷泉宫瞻仰她的遗容。[72]然而只有很少的人到来，以至于习俗规定的三天实际上缩短为区区5个小时。送葬的人也很少，一张单子就可以列完——他们全程参加了葬礼并且一直护送灵柩从喷泉宫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她就葬在伯爵父亲的旁边。在场的人有普拉斯科维娅的密友，主要是歌剧院的农奴演员；一些喷泉宫的仆人，他们是她人生最后几年唯一接触的人；一两位教堂职员；普拉斯科维娅的忏悔神父；建筑师贾科莫·夸伦吉；还有几位伯爵的贵族朋友。皇室没有来人（保罗一世已于1801年被暗杀）；几个古老的贵族家族也没有；而所有的一切中最让人震惊的，可能是舍列梅捷夫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来。[73]伯爵伤透了心，这在6年之后仍是如此苦涩。

我以为我的朋友们喜欢我、尊敬我、和我一起共享快乐时光，但是当我的妻子死去，我极度绝望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人来安慰我，也没有人来分担我的哀愁。我体会到了人间的残酷。在她的遗体下葬时，那些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没有任何人对这件悲伤的事情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感情，或者是履行一名基督徒的护灵责任。[74]

极度悲伤的伯爵辞去了宫廷的职位，背离上流社会回到了乡下，为了纪念妻子，他晚年献身于宗教研究和慈善事业。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他是带着些许悔恨甚至是内疚的心理去做这些事的，也许是想要对普拉斯科维娅所属的农奴阶层做出补偿。他解放了他最喜爱的几十个家奴，花费大量的金钱建造乡村学校和医院，建立起护理孤儿的信托基金，资助修道院，使它们在农作物歉收时分给农民粮食，降低庄园上农奴的税赋。[75]然而，他最宏大的计划，是以普拉斯卡维亚的名义在莫斯科郊外建立一座救济院，即舍列梅捷夫医院（the Strannoprimnyi Dom），在1803年的当时，这座救济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俄罗斯帝国最大的公立医院，拥有男女病房各16间。他如此写道：“我妻子的死使我震惊不已，只有全副身心地投入完成她关心穷人和病人的遗愿，这样我才能感到心安。”[76]好多年来，这位悲伤的伯爵都会微服离开喷泉宫，走到彼得堡的大街上向穷人发钱。[77]他死于1809年，他是全俄罗斯最富有，无疑也是最孤独的贵族。在他写给儿子的遗嘱中，他几乎彻底地拒斥了自己一生成就所体现的文明。“我对稀有事物的爱好和热情，”

不过是一种虚荣的展示，就像我希望用人们从未见过或者听过的东西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一样……我已经意识到，这种一时的辉煌只能带来瞬间的满足感，然后就会从我同时代人的眼前消失。它在心灵上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烙印。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78]

普拉斯科维娅死后，伯爵向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结婚的事，并（成功地）恳求他承认德米特里作为自己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权利。[79]他说自己的妻子只是铁匠库兹涅佐夫的养女，她实际是一个古老的波兰贵族之女，即西部省份的科瓦列夫斯基家族。[80]这样的编造，一方面，是为了使德米特里从众多他与女奴的私生子中脱颖而出（从提出财产要求的人数看来，比他年长的一共有6个）。[81]然而整件事和一部喜歌剧出奇地相似——它根本就是《阿纽塔》的结局。剧中爱上了贵族的女仆，原来就是贵族出身，只不过当初被地位卑微的养父母所领养罢了。因此，她最终得偿所愿。看来，伯爵似乎想给自己的人生来个艺术创作式的收尾。

普拉斯科维娅天赋聪明，而且性格坚强。她是那个年代俄罗斯最优秀的歌唱家，不但识字而且精通好几种语言。然而直到死前一年，她的身份还是农奴。她会是什么感受？她如何回应社会对她的偏见？面对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她如何能接受婚外性关系的罪行，又如何看待自己对伯爵的感情？极少有人有机会听一个农奴忏悔。但是1863年，在刚刚去世的歌唱家塔季扬娜·什利科娃（舍列梅捷夫的“石榴石”）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份文件。塔季扬娜是普拉斯科维娅一生的好朋友，是她1803年之后在喷泉宫将德米特里抚养成人，并视如己出。这份字迹娟秀整洁的文件，是普拉斯科维娅以“祷告”的形式写给上帝的信，落笔时她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死前她将这封信交给自己的好朋友，并叮嘱不许让伯爵看到。这封祈祷信的语言不成章法而且意思模糊，表达的感情由于愧疚和悔恨而混乱，但是那种对得救的强烈愿望是毋庸置疑的：

……噢仁慈的主啊，一切的善良和无尽的慈善之源，我向你忏悔我犯过的罪，并将我所有的罪恶和非法行为放在你的眼前。我有罪，我的主啊，而我的病和我身上所有的伤疤都是对我的严厉惩罚。我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我赤裸的身体被玷污了。我的身体被罪恶的镣铐和思想给玷污了。我是坏人。我很骄傲。我很丑陋和淫荡。我的体内住着一个魔鬼。哭吧，我的天使，我的灵魂已经死了。它现在在棺材里，一动不动，被悲伤所压倒，因为，我的主啊，我的卑鄙而非法的行为已经杀死了我的灵魂。但是跟我的罪行相比，我主的力量是无边的，比所有海洋里的沙子还要多，我在深深的绝望之中祈求您，全能的主啊，不要拒绝我的请求。我祈求得到您的祝福。我祈祷您的仁慈。惩罚我吧，我的主，但是请不要让我死去。[82]

第四节

宫廷和舍列梅捷夫等家族拥有的小型私人剧院主宰着18世纪俄罗斯的音乐生活。公共剧院在欧洲城市中历史悠久，但在1780年代之前，它在俄罗斯的文化生活里实际上并不占主要地位。贵族们喜欢和自己阶层的人为伍，他们很少到公共剧院去。公共剧院主要吸引城里的职员和商人，上演的都是一些杂耍和喜歌剧。“在我们那个时候，”公爵夫人扬科娃回忆说，“是接到主人的个人邀请之后再去（他家的剧院），而不是到那种只要付了钱就可以进去的地方，大家认为这样更加有教养。而且说真的，在我们的亲密朋友当中，谁家没有自己的私人剧院呢？”[83]

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之间，共有173座庄园拥有农奴剧院，300座庄园拥有农奴乐队。[84]除了舍列梅捷夫家族，冈察洛夫家族、萨尔特科夫家族、奥尔洛夫家族、舍佩廖夫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和纳晓金家族，全都拥有大型的农奴剧团和独立的剧院，它们一律模仿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宫廷剧院（冬宫的艾尔米塔什剧院和皇村的中国剧院）而且可与其媲美。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了俄罗斯剧院的模式。她自己写剧本和喜歌剧；她开启了俄罗斯剧院高雅法国风格的流行；也恰恰是她具备启蒙思想，率先推动剧院成为培养公共礼仪和鉴赏品位的学校。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农奴剧院在贵族的庄园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762年，彼得三世解除了贵族必须为国家服役的强制性规定。彼得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希望她的贵族能跟欧洲的贵族一样。这是贵族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解除了国家义务之后，许多贵族回到乡村建设他们的庄园。接下来几十年是奢华宫殿涌现的黄金时期。这些宫殿拥有画廊、赏心悦目的公园和花园，以及首次在俄罗斯农村出现的乐队和剧院。庄园不再仅仅作为经济单位或者生活场所，它成为俄罗斯广袤乡土上的欧洲文化孤岛。

舍列梅捷夫家的农奴剧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剧团，在俄罗斯的歌剧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丝毫不逊于圣彼得堡的宫廷剧院，而且被认为比莫斯科最好的剧院（现址为莫斯科大剧院）要高出许多。这家莫斯科剧院的英籍管理人迈克尔·梅德克斯抱怨说，不收门票的库斯科沃剧院使他的剧院门可罗雀。[85]彼得·舍列梅捷夫在1760年代创建了库斯科沃的农奴剧团。他不是那种对艺术感兴趣的人，剧院是他豪华庄园上的一处时尚点缀，使他有资格款待皇室成员。177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大驾光临，在库斯科沃的露天剧院里观看了一出法国歌剧的演出。这促使舍列梅捷夫自1777年起，花10年的工夫组建一支正规的剧团，规模要足以上演女皇如此喜爱的外国歌剧。这支剧团的管理任务交给他的儿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尼古拉这几年遍游欧洲，对法国和意大利歌剧非常熟悉，他以巴黎歌剧院的水准打造他的农奴剧团。尼古拉从各地的庄园里挑选年幼的农奴，将他们训练成剧院乐团的乐手或者剧团的歌手。另外还有一位教小提琴的日耳曼人、一位教声乐的法国教师、一位教意大利语和法语的老师、一位本国的合唱团指挥，和几位外籍芭蕾舞老师，他们大多数来自宫廷。舍列梅捷夫剧团是俄罗斯第一支上演独立芭蕾舞剧的剧组，而18世纪普遍的做法是将芭蕾舞作为歌剧的一部分。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指导下，舍列梅捷夫剧团演出了超过20场法式和俄式芭蕾舞剧，其中许多都是首演，很久以后它们才在俄罗斯的宫廷演出。[86]库斯科沃是俄罗斯芭蕾舞的诞生地。

同样，俄罗斯歌剧也孕育于此。舍列梅捷夫剧团率先使用俄语演唱歌剧，这刺激了本土作品的创作。最早的一部是《阿纽塔》（1772年在皇村首演），它于1781年在库斯科沃上演；而由克尼亚兹宁编写剧本、瓦西里·帕什科维奇主唱的《举止带来的不幸》，1779年在艾尔米塔什剧院首演，一年不到就在库斯科沃演出。§§在18世纪的前四分之三时间里，俄罗斯的歌剧都是从国外引进。早期是意大利人组织。1731年，一群来自德累斯顿宫廷的意大利歌手表演了乔瓦尼·里斯托利的《卡兰德罗》。安娜女皇被这种“不可思议的异国风情表演”迷住了，她雇用了弗朗切斯科·阿拉亚的威尼斯剧团，让他们常驻她圣彼得堡的宫廷。1736年女皇生日那天，威尼斯剧团在冬宫演出了《爱的力量》。从阿拉亚开始，直到19世纪，意大利人一直占据着俄罗斯宫廷乐团总管这个位置，只有两人例外。结果就是，第一批俄罗斯作曲家都受到了意大利风格的强烈影响。马克西姆·别列佐夫斯基、德米特里·博尔特尼扬斯基和叶夫斯季格涅伊·福民全都拜圣彼得堡的意大利人为师，而且后来都被送往意大利进修。在马蒂尼神父（Padre Martini）的作曲学校里，别列佐夫斯基是莫扎特的同学。¶¶

圣彼得堡和威尼斯之间的紧密联系由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所延续。讽刺的是，俄罗斯民族歌剧的倡导者，是一位名叫卡特林诺·卡沃斯的威尼斯人。1798年卡沃斯来到彼得堡，这里令他想起了故乡，于是很快便爱上了它。1803年亚历山大一世取得了对公共剧院的掌握，他让卡沃斯领导彼得堡大剧院，直到那时为止，这是唯一一所上演歌剧的公共剧院，且清一色都是意大利歌剧。卡沃斯将彼得堡大剧院建设成俄罗斯歌剧的一个据点。他用俄语撰写了以国家英雄主义为主题的剧本，例如《伊利亚勇士》（1807），而他的音乐也受到俄罗斯和乌克兰民间歌曲的很大影响。格林卡的许多歌剧音乐被民族主义者拥为俄罗斯传统的根基，其实类似的曲调卡沃斯早就写过了。俄罗斯音乐的“民族特色”就这样由一个外国人首开先河。***

法国人在特点鲜明的俄罗斯音乐风格的发展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夺权后所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便是邀请一个法国歌剧团来彼得堡宫廷。她在位期间，这个宫廷剧团一直都是欧洲最好的剧团之一。他们首演过许多杰出的歌剧，包括乔万尼·帕伊谢洛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1782）。这出法国喜歌剧有着淳朴的乡村场景，依赖方言和民间音乐，对早期的俄罗斯歌剧和歌唱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阿纽塔》[类似于法瓦尔†††的《安涅塔与留本》]、《圣彼得堡集市》和《米勒的魔术师》（改编自卢梭的《乡村占卜师》）等。这些歌剧是舍列梅捷夫剧团的主要保留剧目，在库斯科沃和奥斯坦基诺频繁上演。其中所刻画的滑稽农民形象，以及它们那取自民间歌曲的主题风格，表达出一种新兴的俄罗斯民族意识。

在首批面世的俄罗斯歌剧中，包括1781年舍列梅捷夫家族专门为库斯科沃的露天剧院而委托创作的《嫉妒》，或称《库斯科沃的船夫》。它是对舍列梅捷夫家的宫殿和庄园的颂歌，后者正好作为歌剧演出的舞台背景。[87]这些作品完美地显示出，宫殿本身已经变成某种俄罗斯贵族生活秀，一个展示财富和欧洲风范的巨大舞台。

宫殿和庄园的设计与装饰都极尽夸张。庄园入口处那高高耸立的石拱门标志着另外一个世界的入口。如诗如画的花园和庄园宅邸的布局，像极了舞台上为制造某种情感或者戏剧效果而做的布景。农夫塑像，丛林中的牛群雕塑，或者英式庄园风格的寺庙、湖泊和洞穴，更加深了这种做作的感觉。[88]几可乱真的奇淫巧技在库斯科沃俯拾即是。木质的主宅雕刻得犹如石造，而花园里费多·阿尔古诺夫那非比寻常的石窟亭更是别有风趣：它的内墙铺满了人造的贝壳和海洋生物，而它巴洛克式的圆顶（参照彼得堡的建筑）则被建成了喷泉的形状。

从日常生活和公共娱乐来看，宫殿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剧院。贵族的生活起居，如早祷、早午晚餐、更衣、办公和打猎、洗澡和就寝等，必须进退有节，这些都有详细的记录，主人和为数众多的随侍家奴都需要谙熟于心。沙龙和舞会这样的社交场合，贵族展示他们的欧式礼仪和高雅品位，上演仪式化的文明生活方式。女人们戴上假发，贴上美人痣，都自觉地要出尽风头；她们跳着舞，在钢琴的伴奏下一展歌喉，不时卖弄风情。而花花公子们则化社交为艺术：一举一动无不经过精心的排练。如同叶甫盖尼·奥涅金，他们十足在为登台前的演出做准备。

至少花三个小时

端详自己于镜子。[89]

礼节要求他们时刻注意自己的举止符合规范：行走站立，出入房间，举手投足乃至于微笑和点头的方式，每一个姿势和动作都有详细的规定。因此，舞会和接待室的四面墙上都镶有镜子，以便这些时髦人士能够观察自己的表现。

在18世纪的俄罗斯，上流社会是有意识地将生活当成舞台。俄罗斯的贵族并非天生的“欧洲人”，欧式礼仪对他们来说极不自然。人们不得不学习这些礼仪，如同学习一门外语，对西方的刻意模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彼得大帝——他按照欧洲的模式重塑了自己和他的贵族。1698年，他从欧洲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所有的波雅尔脱下他们的长袍，换上西式礼服。为了显示与过去彻底决裂，他禁止他们蓄须。按照传统这可是圣洁的象征，现在沙皇则拿起剪刀到那些不自觉的朝臣家里去。‡‡‡彼得要求他的贵族按欧洲的时尚方式娱乐：他与警察局局长一起，亲自监督舞会的客人名单，决定哪些应该被他所选定的主人剔除出去。贵族要学会说法语，有礼貌地交谈以及跳小步舞。在半亚洲的莫斯科公国，妇女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现在却要把她们的身体挤进紧身胸衣和优雅的社会生活中去。

在一本名为《体面青年之鉴》的礼仪手册里，这些新式社交礼仪有着详细的解释。书是彼得从德文原版那里润色改编的，里头建议读者不要“吐出嘴里的食物”，不要“用刀来清洁牙齿”，也不要“擤鼻涕像吹喇叭那么响”，诸如此类。[90]要遵守这种礼仪，一举一动必须有意为之，这和俄罗斯人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行为模式迥然不同；在这种时候，一个俄罗斯人理应有意地表现得和他广大同胞格格不入。像《体面青年之鉴》这一类的书建议俄罗斯的贵族去想象自己正处在一班外国人中间，同时，又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俄罗斯人。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变成欧洲人，而是为了表现得像个欧洲人。就像一名时刻注意自己舞台形象的演员一样，贵族被告知要从俄罗斯人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的行为。这是鉴定其身上外国特质的唯一方式。[91]

贵族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满是关于年轻贵族在社会上应该有何种行为举止的描述。“目的不是为了真的变成欧洲人，而是看起来像。”一个贵族在回忆录里写道。[92]在这个社会，外表就是一切，成功依赖于一系列微妙的礼仪规范，而它们只表现在那些有教养的人身上。时尚的服装，良好的举止，谦恭而温和、高雅的谈吐以及优雅的舞姿——这些都是表现“得体”的内涵。托尔斯泰将它们归结为一流的法语、经过精心修饰的长指甲，以及“永远一副优雅而轻蔑的倦怠神情”。[93]按照普希金的说法，精心修饰过的指甲和有教养的倦怠神情也是花花公子的典型特征（正如奥雷斯特·基普连斯基那幅著名画像中的诗人形象，此画很可能就是在喷泉宫画的）。

欧化了的俄罗斯人有着分裂的人格。他的思维一分为二。表面上，他有意识地按照约定俗成的欧洲习惯生活；然而他的内心又为俄罗斯的风俗和情感所影响。当然了，两者的界限并不绝对：刻意为之的“俄罗斯性”不是没有，这在斯拉夫主义者那里非常明显；而欧洲的生活习惯根深蒂固到了看上去、感觉起来都“非常自然”的程度，这也完全有可能。但是总的说来，欧化了的俄罗斯人在公共场合是一个“欧洲人”；而在私底下则是一个“俄罗斯人”，他们无须思考，就能表现得像个真正的俄罗斯人。这是他们的祖先留下的遗产，任何欧洲的影响都无法完全抹去。它使像娜塔莎这样的伯爵小姐跳起了俄罗斯舞蹈。每一位俄罗斯贵族，不管他变得多么像个欧洲人，俄罗斯乡村生活的习俗和信仰、习惯和节奏都会使他产生一种谨慎而本能的共鸣。考虑到贵族出生在乡村，在农奴的陪伴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而且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庄园里，如同广袤的俄罗斯乡土海洋中的一处欧洲文化孤岛，这种情况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莫斯科的药浴》。吉拉德·德拉巴斯画，1790年。现藏于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图片来源：AKG London。

宫殿的布局体现了贵族情感上的这种区分。巨大的接待室里总是空荡荡冷飕飕，正式的欧洲礼仪是这里标准的行为规范；除此之外的私人房间，如卧室和闺房、书房和起居室、教堂和圣像室，还有一直通往仆人生活区的走廊，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一种非正式的、“俄罗斯式的”生活方式。有时候这种区分被有意识地维护。舍列梅捷夫伯爵重新安排了喷泉宫的房间，这样左侧，也就是沿河堤的那一侧成为他的社交场所，而右侧以及那些面向后花园的房间则对外封闭，是他的禁脔。前者铺满镶花地板和镶嵌有镜子的大理石墙壁，再加上没有火炉，一片冰冷；与它们相比，后者的感觉和风格完全不一样，它们有着暖色调的布局，加上墙纸、地毯和俄罗斯的火炉。[94]看起来，伯爵想创造一个私密且更加“俄罗斯式的”家庭空间，供其与普拉斯科维娅在里面休息。

1837年，圣彼得堡的冬宫遭受了一场大火，熊熊烈火在80公里以外的村庄都可以看到。大火先从一间木制的地下室里烧起来，不久就蔓延到楼上，那里的房间，除了外墙是石头之外，全部是用木头建造的。对一座基于《启示录》的神话而构建起来的城市来说，这场大火的象征性意义并没有被忽视：古老的俄罗斯正在大肆报复。每一座宫殿宏大的接待室之下都有一个“木制的俄罗斯”。从喷泉宫那辉煌的白色舞厅里，你可以通过镜子后面一扇隐蔽的门溜出去，走下一段楼梯，来到仆人们的生活区——另一个世界。这里的厨房明火整天不灭，院子里有一座储藏室，农民用马车将农产品交到这里，还有一座马车车库、铁匠铺，几间工坊、马厩和牛棚，一间鸟舍、一间很大的温室、洗衣房，木制的桑拿室（banya）或者说浴室。[95]

洗桑拿浴是一项古老的俄罗斯传统。从中世纪开始，它就成为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全国性习俗，如果一个礼拜不洗至少三次桑拿浴，就会被看成外国人。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自己的桑拿浴室。城里和乡村总是有公共浴室，男人和女人在那里坐着进行蒸气浴，还按照当地的风俗，用嫩的桦树枝互相抽打，然后再一起到雪地里打滚，以这种方法降温。由于公共浴室的名声不好，容易滋生淫乱和疯狂的行为，彼得大帝试图消灭这种浴室，把它看成是中世纪俄罗斯的残留，并鼓励在圣彼得堡的宫殿和宅邸里建造西式的浴室。但是，尽管为此耗费巨资，贵族还是更喜欢俄罗斯式的桑拿浴，而且到了18世纪末，几乎每一座圣彼得堡的宫殿里都有一间这样的浴室。[96]桑拿浴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治愈能力——它被称为“百姓的首席医生”（第二是伏特加，第三是生大蒜）。关于它的神奇效果民间流传各种各样的说法。[97]洗桑拿浴是对肉体和心灵的一次双重净化，在重大典礼活动中属于必不可少的习俗。桑拿浴室是分娩的好去处：它温暖、干净又私密。在持续40天的一系列沐浴仪式中，母亲洗净了象征着女人堕落的分娩血污，因为按照基督教会的观点和一般的民间信仰，基督出生时是无血的。[98]在婚前的仪式中，桑拿浴还扮演着确保女人纯洁的角色：婚礼前一天的晚上，新娘要由伴娘陪着洗桑拿浴。另一些地方的习俗是婚礼前一天的晚上，新娘和新郎都要洗。这些并不只是农民才有的仪式。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外省的贵族甚至是宫廷也这么做。沙皇阿列克谢的新娘，依据1670年代的风俗，在婚礼前夜要去桑拿浴室沐浴，这期间一支唱诗班在外面唱着圣歌，洗完后她方接受神父的祝福。[99]这种混合了异教和基督教的沐浴仪式，在主显节和忏悔节（“洁净星期一”）同样很重要，净身和虔诚祈祷是这两个节日的主要活动。在这些宗教节日里，俄罗斯人通常会全家团聚，不分身份地位一起整理房屋，冲洗地板，清理橱柜，扔掉任何腐烂或者不圣洁的食物，然后，等一切都收拾干净之后，自己也到浴室去清洗身体。

在贵族的豪宅里，楼上的沙龙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欧式世界。每一座重要的贵族之家都有自己的沙龙，作为举办音乐会和化装舞会、晚宴和晚会的场地，有时候甚至会召开诗歌朗诵会，邀请当时最负盛名的俄罗斯诗人参加。喷泉宫的设计跟其他同类建筑一样，处处为沙龙的举办考虑。它有一条宽敞的车道，足以迎接四驾马车的隆重到来；客人们在门厅脱去大衣，便能在“展示”意味十足的楼梯过道以及巨大的接待室里，秀出他们高雅的服装和礼仪。女人是这些场合的明星。每一个沙龙都围着一位特别的女主人打转，她美丽、迷人而且充满机智——比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娜·舍雷尔，或者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蒂亚娜。俄罗斯的女人早期被隔绝于公共场合之外，这时则在18世纪欧洲文化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在俄罗斯国家历史上，甚至第一次连续出现了几位女性统治者。妇女越来越有教养而且对欧洲艺术造诣颇深。到了18世纪晚期，有文化的贵族妇女在上流社会已经司空见惯——这种情况如此普遍，以致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会成为大家耻笑的对象。18世纪80年代，法国大使塞居尔伯爵住在彼得堡，他在回忆自己这段经历时，认为俄罗斯女人“在逐步完善自己方面，早已超过了男人：你已经看到一些优雅的妇女和女孩，她们仪态万千，能流利地说七八种语言，弹奏几种乐器，而且对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那些最有名的浪漫作家和诗人了如指掌”。跟她们相比，男人就没什么好说的了。[100]

女人定下了沙龙的礼仪标准：吻手礼、芭蕾舞式的屈膝礼以及纨绔子弟偏女气的服装都反映了她们的影响。沙龙上的谈话也有着很明显的女性化特点。它轻松而诙谐，自然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可以具有迷人的魅力。不过多地谈论政治或者哲学那样的“男性”严肃话题，是一种礼貌，就像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所强调的那样：

谈话进行得生动活泼；

当女主人面轻松地胡扯，

毫不装腔作势，谈笑风生。

有时也插进些既不俗气，

也没有学究味的高明话题，

不谈永恒真理，却也正经，

这种谈话是自由而生动，

不会让任何人耳朵惊恐。§§§[101]

普希金说沙龙谈话的目的是调情（他曾宣称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变得对女人有吸引力”）。普希金的朋友证实了他的谈吐和他的诗一样令人难忘，而他的哥哥列夫则说，他真正的天赋在于和女人调情。[102]

在普希金的时代，文学作品的读者大体上都是女性。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我们第一次遇到女主角塔蒂亚娜时，她手里正拿着本法文书。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俄罗斯文学语言，是由像普希金这样的诗人自觉创作的，反映了沙龙的女性品位和风格。在普希金登上文坛之前，俄罗斯几乎没有民族文学（这就是他拥有神圣地位的原因）。斯塔尔夫人在19世纪早期写道：“在俄罗斯，文学只存在于几位男士之间。”[103]到了1830年代，当俄罗斯文学不断蓬勃发展，类似这样的偏见就成了普希金等爱国作家写作讽刺作品的根源。在他的小说《黑桃皇后》（1834）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经历过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老伯爵夫人，她要求孙子给她带本新的小说；当孙子问她俄国小说如何时，这位老伯爵夫人吃惊不已：“难道有俄国小说吗？”[104]然而在斯塔尔夫人写作的时期，俄罗斯的确还没有重要的经典文学作品，这令那些有文化的俄罗斯人感到非常尴尬。1802年，诗人和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编了一本《俄罗斯伟大作家名录》，从远古的吟游诗人博扬（Bojan）一直到作者生活的时代，总共只有20个人。18世纪文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安季奥奇·康捷米尔公爵的讽刺作品，瓦西里·特列季阿科夫斯基和帕维尔·苏马罗科夫的颂歌，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歌，雅科夫·克尼亚兹宁的悲剧和丹尼斯·冯维辛的喜剧——这些都难以称得上是民族文学。他们的作品均源于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传统。一些只不过是将欧洲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俄语，给每个角色安上俄国名字，再将故事搬到俄罗斯罢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御用编剧弗拉基米尔·卢金，就改写了大量的法国戏剧。18世纪60年代的冯维辛也这么做。在18世纪最后的25年里，俄罗斯出版了大约500种文学作品，但是只有7种是俄罗斯原创的。[105]

19世纪前几十年，民族文学的缺席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的年轻知识分子。卡拉姆津认为原因在于缺乏那些有助于欧洲社会形成的机构和组织（如文学团体、期刊、报纸）。[106]俄罗斯的读者群体非常小——只占18世纪全体人口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出版则控制在教会和宫廷手中。作家纯粹靠写作为生，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就像他们的贵族，18世纪的大多数俄罗斯作家都不得不为政府工作；而那些对公家饭碗嗤之以鼻、努力靠自身写作糊口的人，总是像寓言家伊凡·克雷洛夫一样，落得赤贫。克雷洛夫本人沦落到去富人家里做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有一段时间他还在喷泉宫工作过。[107]

然而，民族文学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文学语言的不成熟。在法国或者英国，大多数作家能够实现我手写我口；但是俄罗斯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18世纪的俄罗斯书面语是一种毫不优美的语言混合体，由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一种被称为“公署体”（Chancery）的官僚术语和从波兰引进的拉丁语所组成。没有固定的语法或者拼写方法，许多抽象的词语也没有清晰的解释。这是一种学究式的晦涩语言，和上流社会的口语（基本上是法语）以及俄罗斯农民所讲的大白话没有什么联系。

这就是19世纪初俄罗斯诗人所面临的挑战：必须创造一种以社会中人们所说的语言为基础的文学。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作家的词库里，没有可以用来表达其思想和感觉的俄语词汇。一些基本的文学概念在俄罗斯的口语中还未形成，其中大部分和个体的主观世界有关——“姿态”“同情”“隐私”“冲动”和“想象力”——这些词不用法语根本无法表达。[108]而且，由于实际上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都是从西方输入的，基本的生活物品根本没有俄语词，正如普希金所说的：

但是长裤、背心和礼服——

这些词俄语里都无。[109]

因此，俄罗斯的作家们不得不改写或者借用法语，表达上流社会读者的情感，再现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卡拉姆津和他文学上的门徒（包括年轻的普希金）努力想“按人们说话的方式写作”——这里指的是有品位和有文化的人的说话方式，特别是文明社会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他们意识到，这些人才是他们的“主要读者”。[110]这种“沙龙风格”从法语的语法和措词中获得了一定的轻松和雅致，但过度地借用法语和使用新兴词汇，便显得不得章法且啰唆。这便使得它和18世纪的教会斯拉夫语一样，远离了人民群众的朴素语言。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开头几段中，便对这种扭捏作态的社会及其语言作出讽刺：

安娜·帕夫洛夫娜已经咳嗽了几天。正如她所说的，她患了la grippe（流感）；grippe是圣彼得堡出现的新词，只有那些精英人物才使用。[111]

然而这种沙龙风格是文学语言进化的必要阶段。直到俄罗斯拥有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以及有更多的作家愿意将朴素的口语作为他们的文学语言之前，除此别无捷径。即使到了19世纪早期，普希金等诗人努力创造俄语词汇以挣脱外国语言的桎梏，他们仍然需要向沙龙的听众解释这些词语的含义。因此，普希金在他的小说《村姑小姐》中，不得不在“个性”的俄语词samobytnost后面用括号加上individualité，它的法语解释。[112]

第五节

1779年11月，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宫廷剧院首演了克尼亚兹宁的喜歌剧《举止带来的不幸》。在此上演这出嘲讽盲目模仿外国的滑稽剧真是个巨大的讽刺。这座位于冬宫、最近才由意大利人夸伦吉建造起来的豪华剧院，是最负盛名的外国剧团“法国歌剧团”的大本营。观众都是上流社会的成员，无一例外穿着最新款的法国服装，顶着最新潮的发型。这正是克尼亚兹宁的歌剧所指责的道德堕落。歌剧讲的是一对农奴恋人卢基安和阿纽塔，受到管家克利缅季的嫉妒；他破坏他们的好事，希望阿纽塔嫁给自己。他们的主人是愚蠢的贵族夫妇费留林（意为“傻子”），两公婆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对巴黎时尚的亦步亦趋。费留林夫妇决定，他们必须拥有一辆当下最时髦的四轮大马车。为了筹措资金，他们吩咐克利缅季将一些农奴卖去参军。克利缅季挑了卢基安。最终，这对恋人用法式沙龙那种富于感情的语言向主人求情，卢基安重获自由。此前，在费留林夫妇眼中，像他们这样的农奴完全不会有诸如爱情的情感困扰。但是，当卢基安和阿纽塔开口说起法国人那套陈腔滥调，一切就变得不同起来。[113]

将彼得堡装模作样的外国腔调视为社会道德沦丧，这是克尼亚兹宁等人讽刺剧的主题。彼得堡的花花公子们穿着时髦的服装，举止浮夸，说着娘娘腔的法语，已经成为“俄罗斯男人”的一个反面典型。他们是喜剧中的笑柄，如康捷米尔的讽刺诗《贫穷的教训》（1729）中的梅多，以及冯维辛的《旅长》（1769）中的伊凡。这些喜剧包含有民族意识的成分，是以外国和本土的对立为基础的。花花公子们颓废而造作的举止与农民淳朴而自然的美德形成了对比；而欧洲城市中的物质诱惑则反衬俄罗斯乡村的精神价值。这些纨绔子弟不仅用外语跟他们的俄罗斯长者交谈（后者无法理解，因此闹出了很多笑话），而且还按照一种外国的道德准则生活，威胁了俄罗斯的父权传统。赫拉斯科夫（Kheraskov）的喜剧《讨厌的人》，和《举止带来的不幸》同一年在彼得堡上演。剧中，公子哥儿斯托维德的朋友无法说服一名年轻女孩违抗父母的意志与其约会，他便建议朋友“这么告诉她，在巴黎，人们是很看不上那种对父母依恋的人”。这个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的女孩听信了这种说法，接着斯托维德复述了她是怎么跟她父亲说话的：“‘走开！在法国，爸爸们才不会粘着子女不放，只有那些商人才让自己的女儿吻他们的手。’随后她朝他啐了一口。”[114]

所有这些讽刺作品，骨子里都将西方看成一种和俄罗斯行为准则相对立的观念。它们的道德教诲非常明确：通过对西方奴颜婢膝的模仿，贵族已经彻底丧失了自身的民族意识。他们在努力适应外国人的同时，变成了自己同胞眼中的外国人。

崇拜法国且因此鄙视俄罗斯的贵族角色在所有这些喜剧中屡见不鲜。“我为什么生在俄罗斯？”苏马罗科夫的《怪物》（1750）中，迪乌列兹如此哀叹，“噢，大自然！你难道不为给了我一个俄罗斯父亲而感到羞耻吗？”迪乌列兹极度鄙视他的俄罗斯老乡，以致在该剧的结局里，他甚至要求跟一个熟人决斗，因为那人胆敢称他为“我的俄罗斯同胞和兄弟”。[115]在冯维辛的《旅长》一剧中，伊凡认为法国是他的“精神故乡”，仅仅因为他曾拜一个法国车夫为师。在去过一趟法国之后，伊凡宣称：“任何人只要去过法国，就有权利认为自己不再是俄罗斯人。”[116]

这类文学形象成为19世纪戏剧舞台的主流。亚历山大·格里博耶多夫的《聪明误》（1822—1824）中，恰茨基在旅行时被欧洲文化深深吸引，以致回来后无法忍受莫斯科的生活。他再次出发前往巴黎，并宣称对俄罗斯的生活毫不留恋。恰茨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里俯拾皆是的“多余的人”的典型：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1840）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罗亭》（1856）。他们所有的烦恼都源自一种与祖国的格格不入。

现实生活中不乏恰茨基这样的人。19世纪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和法国的俄国流亡团体里就遇到不少：

[流亡者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但是绝大部分——如果并非全部的话——都或多或少地痛恨俄罗斯，其中有些人是基于道德的原因，认为“对于像他们这样高贵而聪明的人来说，在俄罗斯几乎无英雄用武之地”，其他人则只是单纯地讨厌俄罗斯——当然，他会列举一些具体的因素：她的气候、她的土地、她的森林、她的生活方式、她那些被解放了的农奴、她的历史——简而言之，几乎讨厌她的一切。[117]

但是并非只有流亡者脱离了祖国——或那些腰缠万贯的俄国人，他们几乎一辈子都待在德国和法国的温泉及海边度假区。整个欧化教育的观念，就是为了让俄罗斯人在巴黎就像在圣彼得堡一样自在。这种教育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世界主义，后者是俄罗斯文化最为持久的优势之一。它使那些受过教育的阶级自认为属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欧洲文明，这是19世纪俄罗斯民族文化取得登峰造极成就的关键。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柴可夫斯基、佳吉列夫和斯特拉文斯基——他们全都将自己的俄罗斯属性与一种欧洲文化身份相结合。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托尔斯泰写于19世纪70年代巅峰时期的作品中，通过深深爱上谢尔巴茨基一家的列文之眼，他召唤出这个欧洲世界具有的神奇魅力：

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康斯坦丁·列文爱他们一家，特别是他们家的女性。他记不起自己的母亲了，而他仅有的姐姐又比他大得多，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有教养而正直的名门望族家庭内部的生活，那种因为他父母双亡而失去了的生活，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那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特别是女性，在他看来好像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诗意的帷幕里，他不仅在她们身上看不出缺点，而且在包藏她们诗意的帷幕之下，他想象着最崇高的感情和应有尽有的完美。为什么这三位年轻的小姐一定要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为什么她们要在一定的时间轮流地弹钢琴，琴声直传到她们哥哥的楼上的房间，两位大学生总是在那间房里用功；为什么她们要那些法国文学、音乐、绘画、跳舞的教师来教她们；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这三位年轻的小姐要穿起绸外衣——多莉是穿着一件长的，纳塔利娅是半长的，而基蒂的是短得连她那双穿着紧紧的红色长袜的俏丽小腿都完全露在外面——同琳诺小姐一道，乘坐马车到特维尔林荫路去；为什么她们要由一个帽子上有金色帽徽的仆人侍卫着，在特维尔林荫路上来回散步——这一切和她们的神秘世界所发生的其他更多的事，他都不懂，但是他确信在那里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美好的，而他爱的就是这些事情的神秘。****[118]

然而，这种属于欧洲的感觉也造成了精神上的分裂。“我们俄国人有两个祖国：俄罗斯和欧洲。”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亚历山大·赫尔岑便是这种欧化精英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巴黎与他见过面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赫尔岑并不是离开祖国——他天生就是一个异乡人。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这位19世纪的作家很好地解释了这种内在流亡的情况，他回忆起19世纪40年代时说：“在俄罗斯，我们只在具体行动中存在，或者就像当时说的，我们有一种‘生活模式’。我们去上班、给亲戚写信、到餐馆吃饭、彼此交谈等等。但是精神上我们都是法国的居民。”[119]对这些欧化的俄罗斯人来说，“欧洲”自然并不仅是一个地名，而是心灵之乡，他们通过教育、语言、信仰以及对待事物的共识而生活于其中。

他们如此迷恋外语，母语的使用反倒成为问题。作为俄罗斯文化的拥护者，也是俄罗斯科学院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女院长，达什科娃公爵夫人接受了最优秀的欧式教育。“我们学习四门不同的语言，而且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她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我的俄语却很糟糕。”[120]卡尔·涅谢尔罗迭伯爵，这位来自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1815—1856年间作为俄罗斯的外交大臣，却不能用他所代表的国家的语言书写，甚至连说都不会。法语是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在贵族家庭人与人的交往中必不可少。举个例子，沃尔孔斯基家族（他们的故事将在本书逐步展开）彼此之间主要就讲法语。卡拉姆小姐在沃尔孔斯基家里当法语教师，据她回忆，在她为这个家庭服务的50年里，除了向仆人发号施令之外，她从未听过沃尔孔斯基家的人说过一句俄语。甚至连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伯爵，这位在1812年成为亚历山大沙皇最为宠信的助手，他的妻子玛丽亚（娘家姓雷亚夫斯卡娅）也是如此。尽管玛丽亚实际上在乌克兰长大，那里的贵族更倾向于使用俄语，但是她却不能正确地拼写。她给丈夫写信用的是法语；她从仆人那里学来的俄罗斯话非常原始，而且充满了农民俚语。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俄罗斯最温文尔雅的文明人却只会说一口农民腔的俄语，而这还是他们小时候从仆人那里学来的。[121]这就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欧洲文化里头的俄罗斯人“说着高雅的法语，而我们的祖辈不仅说，连思考都是用法语”。[122]他们在使用俄语与人交谈时，就如同那些只在俄罗斯住了一年的法国人一样。

这种对俄语的忽视，在地位最高的贵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也最持久，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欧化得最彻底的人（其中不少还有外国血统）。在一些家庭里，除非星期天和宗教节日，孩子们被禁止说俄语。在叶卡捷琳娜·戈利岑伯爵夫人所接受的全部教育中，只有七节课是俄语课。她的母亲看不起俄国文学，认为果戈理的小说是“给马车夫看的”。戈利岑家的孩子有一位法语家庭教师，如果她发现孩子们说俄语，就会用一条红布绑在他们的脖子上作为惩罚，像是魔鬼的舌头。[123]安娜·勒隆在“女子中学”读书时也有类似的经历，那是莫斯科最好的贵族学校。女孩一旦被抓到说俄语，身上的白围裙就会被脱掉，而且一整天都要戴着一个红色的铃铛，像傻瓜一样站在课室的角落里；甚至吃饭的时候也要站着，而且要等别人吃完才轮到她们。[124]其他孩子说俄语受到的惩罚甚至更加严厉——有时甚至会被锁在房间里。[125]贵族们似乎普遍认为，俄语就像是一个魔鬼，必须在孩子们年纪还小的时候将其根除；即便最为孩子气的感受也要用外语表达。因此，《安娜·卡列尼娜》里才会出现这微小却意味深长的一幕：在奥布隆斯基家的客厅，当时多莉的小女儿走进来，她的母亲正和列文说着话：

“你真是太、太荒唐了！”多莉重复着说，同时温柔地看着他。“很好，那么，就像我们从未说过这件事。怎么了，塔尼娅？”她用法语问刚刚走进来的小姑娘。

“我的铲子在哪，妈妈？”

“我用法语问你，你就应该用法语回答我。”

小姑娘努力地想，但是却记不起法语的铲子该怎么说；她的母亲给她提示，然后用法语告诉她应该到哪里去找。所有这些都给列文留下了极不愉快的印象。

在他看来，多莉家里的一切东西和孩子们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充满魅力了。

“她为什么要跟孩子们说法语？”他想，“这显得太做作，而且不自然，孩子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学习法语但是却没有学习真诚。”他这么想着，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多莉已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过这个问题，然而还是决定必须按照这种方式教孩子们说法语，即使要付出真诚的代价也在所不惜。[126]

类似这样的观点在19世纪的贵族家庭中比比皆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塑造了对俄罗斯最具创造性的一批人才。19世纪20年代，当托尔斯泰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德意志人，托尔斯泰在《童年》（1852）一书中对他做过令人难忘的刻画。他的姨母教他法语。但是除了几本普希金的诗集，托尔斯泰在9岁上学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俄罗斯文学。屠格涅夫的家庭教师分别来自法国和德意志，但是他学会了用俄语阅读和书写，这是他父亲一位男仆的功劳。直到8岁他才第一次看到俄语书：他闯进了一间锁起来的屋子，里头是他父亲收藏的俄语作品。即使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仍然有俄罗斯贵族几乎不讲他们同胞的语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描绘他的“卢卡舅舅”，一位古怪的外交官，说着一种

混合了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考究语言，这些都比他的母语流利得多。当他使用俄语时，总是会滥用或者歪曲一些本来约定俗成甚至极为平易的话，比如他会坐在桌子旁边，突然叹口气，说：“跟田野里的刀片一样孤独。”（Je suis triste et seul comme une bylinka v pole）[127]

1916年年底卢卡舅舅在巴黎去世，他是最后一代来自旧世界的俄罗斯贵族。

东正教信仰距离欧化的精英们同样很遥远，因为宗教在贵族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贵族家庭受法国启蒙运动的世俗文化所浸淫，认为他们的孩子们没有必要学习俄罗斯的信仰，尽管由于习惯和风俗使然，他们仍旧按规定给孩子领洗，并且遵守东正教的日常仪式。在许多贵族的家中，伏尔泰的观点占据着统治地位，形成了一种对宗教更为宽容的态度——来自外国的家庭教师和农奴共处同一屋檐下，贵族的宅邸成为不同信仰共存的场所，这也没有什么不妥。东正教信仰主要存在于仆人的生活区，从这一点来说，它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地位在德意志家庭教师的新教和法国家庭教师的天主教之下。这种等级次序坚不可摧，直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不存在俄语版的《圣经》——只有《诗篇》和《祈祷书》。赫尔岑读的是德语版《新约全书》，然后跟着他那属于路德教派的母亲一起去莫斯科的教堂做礼拜。直到15岁（鉴于莫斯科大学的入学要求），他的父亲才聘请了一名俄罗斯神父教授他东正教的诸般礼节。托尔斯泰孩提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而屠格涅夫的母亲则公开鄙视东正教，她认为这是一种平民的宗教。因此每天阅读一段托马斯·厄·肯培††††作品的法语译文，就代替了通常所做的餐前祈祷。这种高高在上、将东正教视为一种“农民信仰”的态度，在贵族阶层中普遍存在。赫尔岑讲了一个晚宴主人的故事：当被问到是否出于个人信仰而供应四旬斋食物时，他回答说，那“完全而且仅仅是为仆人准备的”。[128]

为了与欧洲的这种统治地位抗衡，像克尼亚兹宁和赫拉斯科夫等人的讽刺作品开始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来描绘俄罗斯人的特征。外国人虚伪，俄罗斯人真诚；欧洲重视理性，而俄罗斯人在意灵魂。这些对比奠定了19世纪俄罗斯民族叙事的基调。其论述的核心是对脚下土地一种古老而浪漫的理想——一个未被文明腐蚀过的纯净、“自然”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充满欺骗和虚荣，如同一个自恋的败家子，在涅瓦河边顾影自怜。真正的俄罗斯只存在于外省，那里没有人惺惺作态也不受外来风俗的影响，保存着纯粹“俄罗斯人”的美德。

对一些人来说，问题在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的反差。18世纪晚期，人们为莫斯科和外省由来已久的乡绅文化辩护，以对抗彼得大帝所建立的欧化国家，此即斯拉夫运动的源头。据说，那些地主乡绅比彼得的朝臣和官吏们更亲近广大群众的风俗和信仰。作家米哈伊尔·谢尔巴托夫公爵便是这些传统贵族的积极拥护者。他在《俄斐国之旅》（1784）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北方国家，其国王佩雷加（Perega）的统治基于新城佩雷加拉（Peregrab）。作为谢尔巴托夫这部讽刺小说所嘲笑的对象，佩雷加拉跟圣彼得堡很相似，既复杂又国际化，与俄斐（Ophir）的民族传统格格不入。俄斐老百姓依然固守着前首都克瓦莫（也就是莫斯科）的道德传统。故事最后，佩雷加拉的人民起来反抗，城市陷落，俄斐重新回到克瓦莫那种淳朴的生活。在卢梭的时代，对未遭破坏的过去做田园牧歌般的描写是非常普遍的。即使是卡拉姆津，这位肯定不抱怀旧情结的欧化主义者，也在他的小说《纳塔利娅》（1792）中，将昔日“真正的俄罗斯人”以及“我们祖先高尚而淳朴的生活”理想化了。

对其他人来说，俄罗斯的美德保存在乡村的传统之中。在冯维辛的讽刺剧《纨绔少年》（1782）里，“老派思想家”斯塔罗东笃信基督，人们能在这位朴素的乡村神秘主义者身上找到不少类似美德。“只要有一颗心，有一个灵魂，你就将永远是个人，”斯塔罗东说，“其他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129]人们越来越取得共识，即真正的俄罗斯受到彼得堡外国风俗的掩盖和压迫。它源于人们对淳朴乡村的深情向往，这在卡拉姆津博人热泪的故事《可怜的丽莎》（1792）中一览无遗。一个淳朴的卖花女孩被一个从圣彼得堡来的纨绔子弟欺骗了感情，最终跳湖自杀。这个故事包含了“真正的俄罗斯在农村”这一新愿景的所有元素：理想化的俄罗斯农村，尽管丽莎由于贫穷而不得不出走；腐化堕落的城市，充满了外国做派；命运悲惨却真挚动人的俄罗斯女主角；以及基于爱情的理想婚姻。

诗人将乡村标榜为一处古朴天然的避风港，如彼得·维亚泽姆斯基：

这里没有锁链，

对虚荣也不会无限眷恋。[130]

而尼古拉·诺维科夫这样的作家，则认为乡村是保留了民族风俗的地方。那里才是俄罗斯人的家，他们的生活越亲近土地，就越回归本性。[131]在诗人、工程师、建筑师、民俗学者尼古拉·利沃夫看来，俄罗斯人的主要特征是自然率真。

在外国一切都按部就班，

说话要经过斟酌，走路要小心翼翼。

但我们俄罗斯人可是火爆脾气，

我们说起话来都是电闪雷鸣。[132]

利沃夫将欧化的俄罗斯人那种充满繁文缛节的生活，与俄罗斯农民自然率性的行为和创造力相比较。他号召俄罗斯的诗人将自己从古典主义的规则中解放出来，到民间歌曲和诗歌的自由旋律中去汲取灵感。

对淳朴的农民生活的向往，其核心是认为它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首次提出民族的最高美德存在于它最卑微的民众之中的，是激进的讽刺作家亚历山大·拉季谢夫。他的理由是牙齿。在其《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程》（1790）一书中，拉季谢夫回忆自己遇见一群穿着传统节日盛装的农妇，她们开怀大笑，“露出了两排比最纯净的象牙还要白的牙齿”。那些牙齿都烂光了的贵族小姐和太太，“要是看到了这样的牙齿肯定会发疯”：

来吧，我亲爱的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小姐太太们，来看看她们的牙齿，向她们学习如何保持牙齿的整洁吧。她们没有牙医，也没有每天使用牙刷和牙粉。随便挑一个出来，让她张开嘴巴给你看她的牙齿：没有一个人的呼吸会感染你的肺。而你的呼吸，是的，你的呼吸倒可能使她们传染上病菌……具体是哪一种病，我可不敢说。[133]

第六节

18世纪圣彼得堡的城市全景图中，开阔的天空和留白将它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笔直的线条伸向遥远的地平线，令我们想象，地平线的那一端就是触手可及的欧洲其他国家。俄罗斯对欧洲的渴望一直以来都是圣彼得堡“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它不仅仅是彼得“通向欧洲的窗口”——就像普希金曾经描绘过的一样——而且还是一扇打开的大门，欧洲人通过这扇门来到俄罗斯，而俄罗斯人也通过这扇门走向世界。

对于受过教育的俄罗斯精英阶层来说，欧洲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旅游的好去处。它还是一种文化的理想，文明的精神源头，欧洲之行就是一次朝圣。为了寻求自我提升和启蒙向西方取经，在这一方面彼得大帝为他们做出了示范。在接下来的200年，俄罗斯人追随彼得一路向西。彼得堡的贵族子弟都到巴黎、哥廷根和莱比锡的大学读书。《叶甫盖尼·奥涅金》一书中，在迷人的青年学生连斯基身上由普希金赋予的“哥廷根之魂”，成为一代又一代俄罗斯贵族心目中欧洲的象征：

他名叫弗拉基米尔·连斯基，

一副十足的哥廷根神气，

正当青春年少，相貌英俊，

是个康德的崇拜者和诗人。

他从烟雾弥漫的德国

把学问的果实带回家乡；

爱好自由的种种幻想，

热烈而又相当古怪的性格，

永远洋溢着热情的谈话，

直垂到两肩的黑色卷发。‡‡‡‡[134]

俄罗斯文艺界最初涌现的人物都是从国外学艺：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诗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被彼得送往巴黎大学，第一批世俗画画家安德烈·马特维耶夫和米哈伊尔·阿夫拉莫夫则在法国和荷兰学习，至于贝雷佐夫斯基、福明、博尔特尼扬斯基，众所周知他们是在意大利进修音乐。俄罗斯第一位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在马尔堡学习化学，后来回国帮助创立莫斯科大学，现在这所大学还以他的名字命名。普希金曾打趣说，这位博学者“是我们的第一所大学”。[135]

到欧洲游学是贵族人生中一条重要的必经之路。自1762年摆脱公职义务的束缚后，俄罗斯的绅士对世界野心勃勃，急于探索。戈利岑们和加加林们去了巴黎，达什科夫们和杰米多夫们则成群结队扑向维也纳。但英国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这是一个繁荣的国度，乡绅独立不受拘束，是俄罗斯的贵族梦寐以求的对象。他们如此醉心于英国，几乎到了否定自我的地步。“为什么我生来不是一个英国人？”达什科娃公爵夫人如此哀叹，她经常拜访英国，对这个国家极为崇拜，那本有名的《一个俄罗斯贵妇的旅程》（1775）收录了她对英国的极尽赞美之词。[136]俄罗斯人蜂拥来到这个“统于一尊的岛屿”§§§§，接受它那漂亮房子的最新风格和设计之熏陶，掌握庄园管理和景观园艺的最新技术，采购工艺品、四轮马车和假发等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装备。

交流促生了旅游文学，它在塑造俄罗斯相对于西方的自我认知上起了关键作用。卡拉姆津的《一位俄国旅行家的书信》（1791—1801）是这类题材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这本书用欧洲生活的理念和价值观教育了整整一代俄罗斯人。1789年5月，卡拉姆津离开圣彼得堡后，先去了波兰、德国和瑞士；下一年的春天，他来到被革命热潮席卷的法国，再经由伦敦返回俄罗斯首都。卡拉姆津向他的读者们提供了作为模范的欧洲世界全景，包括名胜古迹、剧院和博物馆，以及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家。其笔下的“欧洲”犹如传说中的桃花源，许多人是通过这本书才第一次接触到欧洲，但此后寻寻觅觅却一无所获。1839年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戈金去巴黎时，就随身带着它。甚至到了1925年，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是通过卡拉姆津作品里的情感来回应对巴黎的观感。[137]这本书教会了俄罗斯人如何像个有修养的欧洲人那样行事和感觉。在信中，卡拉姆津表现得泰然自若，与欧洲人平起平坐。他描写自己与康德和赫尔德的从容对话，显示在欧洲的文化丰碑之前，他并不是野蛮的斯基泰人，而是早已通过书本和绘画作品对它们烂熟于心的一个彬彬有礼的文明人。此书的观点影响深远：欧洲与俄罗斯非常接近，而俄罗斯正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卡拉姆津也表达了俄罗斯人欧洲身份认同的不自信。每到一处，他总会发现俄罗斯在欧洲人心目中的落后形象。去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路上，两位德国人“为俄国人居然会说外语而感到吃惊”。在莱比锡，教授们说俄罗斯人跟“野蛮人差不多”，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自己的作家。法国人更甚，他们恩赐俄罗斯人高尚的法国文化，鄙视后者“像猴子一样只知道模仿”。[138]有时候这种言论使卡拉姆津大受刺激，因此有些夸大了俄罗斯的成就。然而，他在欧洲游历后却得出结论，即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他自己国家的人完全不同。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改革，但是在他看来，俄罗斯人也许仅仅在表面上实现欧化。他们接受了西方的礼仪和风俗习惯。但是欧洲的价值观和情感依然未能渗透到他们的精神世界。[139]

卡拉姆津的怀疑得到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人的认同，这些人努力地想给“欧化”下定义。1836年，哲学家恰达耶夫被认定为疯子，因为他绝望地写道，尽管俄罗斯人也许能够模仿西方，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内化欧洲的核心价值观和理念。然而，正如赫尔岑所指出的那样，恰达耶夫只不过说出了每一个有思想的俄罗斯人多年来的感受而已。这种面对欧洲时缺乏自信、饱含嫉妒和愤怒的复杂情绪，依然存在于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之中。

就在卡拉姆津动身去欧洲之前5年，作家、文官丹尼斯·冯维辛与妻子一起游历了德国和意大利。这并不是他们的首次欧洲之旅。1777—1778年，为了治好冯维辛的偏头痛，他们去了德国和法国的温泉疗养院。现在由于中风，冯维辛的一条手臂瘫痪，说话含糊不清，只能再次出国。以笔记和家信的形式，冯维辛记下了对国外生活和不同民族特点的观察。他的《旅行书简》是俄罗斯作家首次将俄罗斯的精神传统描绘成一种不同于西方，而且实际上优于西方的精神传统。

冯维辛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精通七国语言，穿着时髦的服装，头戴假发，不折不扣一个圣彼得堡世界公民的形象。他以言辞犀利和思维敏捷著称，这在他那些反对崇拜法国的讽刺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但是，如果说冯维辛对上流社会的浅薄和虚伪习俗感到厌恶的话，那么这和排外没有关系，更多是源于他自身对社会的疏离感和优越感。事实上冯维辛是一名厌世者。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圣彼得堡，他瞧不起整个上流社会，这个他在外交部担任高级官员时所身处的世界。冯维辛早期在国外所写的书信中，所有的国家都被描绘成一个样子。1778年从法国他写道：“我已经知道，所有的国家都是坏人多过好人，人到了哪里都一样，每个国家都是聪明人很少，而蠢货到处都是，因此一句话，我们的国家并不比别人差。”这种文化相对论的立场，所凭借的是把世界看作一种共同体的启蒙思想的基本理念。“那些优秀的人形成了自己的单一民族，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冯维辛总结道。[140]然而，在第二次欧洲之旅中，冯维辛对欧洲的偏见更加严重。他毫不客气地谴责它的成就。法国作为“西方”的标志，是冯维辛主要抨击的目标，也许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被巴黎的沙龙所接纳。[141]巴黎是“一座道德堕落的城市”，“充满了谎言和虚伪”，光会腐蚀俄罗斯的年轻人，他们来这里寻找那了不得的“社交礼仪”。这是一座充满物质贪欲的城市，信奉“有钱即是上帝”；这是一座虚荣和徒有其表的城市，在这里，“表面的礼节和规矩决定了一切”，“友谊、诚实和精神价值没有任何意义”。法国人大肆宣扬他们的“自由”，但是普通法国人的真实境况却跟奴隶一样——“穷人要吃饱只能像奴隶那样出卖苦力，因此‘自由’只是一句空话。”法国哲学家都是骗子，因为他们没有将自己宣扬的理论付诸实践。冯维辛的结论是，总而言之，欧洲距离俄罗斯人想象中的理想国度还非常遥远，是时候承认“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好”了：

假如我明智的年轻同胞对俄罗斯盛行的种种恶习和混乱感到愤怒，并从心里开始感到正在疏远她，那么，让他爱上祖国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尽快把他送到法国去，越快越好。[142]

那些冯维辛用来描绘欧洲的词语，异常频繁地出现在随后的俄罗斯游记中。“腐化”和“堕落”、“虚假”和“肤浅”、“物质至上”和“任性自私”——这些就是俄罗斯词典里的欧洲。赫尔岑的《法意书简》（1847—1852）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天里的夏天印象》（1862），都附和冯维辛的观点。这种一脉相承使得旅行仅仅是个借口，人们借机对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文化关系发表一番具有哲学意味的看法。这些词语的不断重复标志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出现——以西方为鉴，反衬俄罗斯的独特之处。实际上每一个俄罗斯作家，从普希金到斯拉夫主义者，都在重复这种认为西方道德腐败的观点。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为核心，认为俄罗斯注定成为堕落西方的救世主。认为法国既虚假又浅薄的看法成为共识。对卡拉姆津来说，巴黎是一个“充满了肤浅的辉煌和魅力”的都市；果戈理认为它“只有一层闪闪发光的表面，掩盖了底下欺诈和贪婪的深渊”。[143]维亚泽姆斯基将法国刻画成一个“故弄玄虚和虚情假意的国度”。审查官和文学家亚历山大·尼基坚科笔下的法国人则“似乎天生就喜爱戏剧并具有创作的禀赋——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表演。情感、原则、荣誉、革命全被看成一场戏，一场游戏”。[144]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认为法国人在模仿情感和感受自然上具有独特的天赋。[145]即便是对欧洲抱有极大热情的屠格涅夫，也在《贵族之家》（1859）中将他们描写为一群有文化、有魅力但是却缺乏精神深度或者严肃知性的人。文化刻板印象的持续出现，说明了俄罗斯人意识中的“欧洲”脱离现实到了何种程度。这种想象的“欧洲”与其说是定义西方，还不如说是为了定义何为“俄罗斯”。没有了“西方”，“俄罗斯”这个概念便不存在（正如没有“东方”，“西方”就不存在一样）。“我们需要欧洲作为理想和谴责的范例，”赫尔岑写道，“这样的欧洲就算实际不存在，我们也必须将她发明出来。”[146]

俄罗斯人对他们在欧洲的位置不是很确定（至今仍是），这种矛盾的心理对他们的历史文化和自我认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生活在欧洲大陆的边缘，他们从来都不确定那里是否就是自己的归宿。俄罗斯属于西方还是东方？彼得让他的子民面对并仿效的，是西方。从那一刻开始，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意味着要以一种外国的标准来衡量，包括它所有的道德和审美规范、所有的品位和社交礼仪。知识阶层戴上欧洲的有色眼镜来打量俄罗斯，痛斥自己的过去充满了“野蛮”和“黑暗”。他们寻求欧洲的认可，并希望被同等看待，因此他们为彼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他所建立的帝国比欧洲其他任何帝国都要辽阔甚至强大，极有希望领导俄罗斯走向现代化。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痛苦地意识到俄罗斯并非“欧洲”，它总是与那个神话般的理想差一点点，而且也许永远也无法成为它的一部分。在欧洲的阴影下，俄罗斯人有一种自卑情结。赫尔岑在19世纪50年代写道：“我们对待欧洲和欧洲人的态度，仍然是那种外省人对待首都居民的态度：我们低声下气、近乎愧疚，将一切的差异都看成缺点，为我们的特点感到脸红并极力掩饰。”[147]但是被西方拒之门外同样能够唤起一种愤怒的情绪和优越感。如果俄罗斯无法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么它应该为它“不一样”而感到更加骄傲。在这个民族神话中，“俄罗斯灵魂”被赋予了一种比西方的物质成就更高的道德价值。它肩负着基督徒拯救世界的使命。

第七节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彻底动摇了俄罗斯人心目中理想的欧洲。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削弱了俄罗斯人对欧洲作为进步和启蒙力量的信仰。“‘启蒙的时代’啊！在血与火中，我已经认不出你来了。”卡拉姆津在1795年痛苦地写道。[148]在他看来，正如他反复料定的那样，一股谋杀和破坏的浪潮将会“把欧洲糟蹋掉”，摧毁“一切重要的艺术、科学和人类心灵的珍藏之物”。[149]也许历史说到底并不是一条通往进步的直道，而是一个徒劳无功的圆环，“真理和错误、美德和罪恶将不停地重复下去？”有没有可能，“人类已经取得了这么多的进步，最后却还是坠回野蛮的深渊，就跟西西弗斯搬石头一样？”[150]

卡拉姆津的苦恼普遍困扰着他那个时代受欧洲影响甚深的俄罗斯人。他的同胞从小就接受了“法国一切皆善”的教育，但是现在他们看到的正好相反。那些从巴黎逃到圣彼得堡的流亡者所讲的恐怖故事，似乎验证了他们最害怕的事情。俄罗斯政府断绝了和革命中的法国的一切关系。那些以前在政治上向法国一边倒的贵族，现在患上了恐法症，因为“法兰西”已经成为反复无常和无神论的代名词，这尤其体现在莫斯科以及那些俄罗斯政治传统和观点与外来习俗参半的外省地区。而在贵族阶层完全崇拜法国的彼得堡，对法国的态度更加缓和也更复杂——即使在1805年法俄战争打响后，仍有许多自由派的贵族和爱国者支持法国和拿破仑（如《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别祖霍夫）。但就算在首都，贵族阶层也在有意识地努力摆脱法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在圣彼得堡的沙龙，使用法语变成了讨人厌的行为。俄罗斯的贵族们不再喝香槟和拉菲，改喝克瓦斯和伏特加，白菜汤取代了法式的高级料理。

在这种寻求基于“俄罗斯道德准则”的新生活中，文化大同的启蒙理想最终被抛弃了，民族道路取而代之。“让我们俄罗斯人成为俄罗斯人，而不是法国人的复制品。”达什科娃公爵夫人写道，“让我们做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者，传承我们祖先的美好品性。”[151]卡拉姆津也宣布与“普遍人性”决裂，改为拥抱“国家民族”。法国大革命以前，他还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成为斯拉夫人，而是成为人。所有对人类有益的事，不可能对俄罗斯人有害；所有那些英国人或者德国人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发明出来的东西，也属于我，因为我也是人”。[152]然而到了1802年，卡拉姆津号召他的作家同伴们拥抱俄语，“做回自己”：

我们的语言不仅能够进行高超的雄辩，描写感人的诗歌，也足以表达温和质朴的情感，把握声音和感觉。它比法语更加和谐；它更适于心灵的宣泄……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也许开头模仿别人，但是最终他们必将找回自己，并有权利说：“我确实存在。”[153]

这新觉醒民族的振臂高呼，将横扫1812年的时代。

注释

*　皇村又称普希金城，约在圣彼得堡南部25公里处，意思是“沙皇的村落”，这里一直是过去沙皇和俄国王公贵族夏天的住所。——译注

†　Titan、Neptune、Mars，分别为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巨人神族、海神和战神。——译注

‡　译文出自《青铜骑士》，普希金著，查良铮译，请参见http://yuedu.163.com/source/6dac64b7-dacc-4843-91da-510ec3fc9a3a_4。——译注

§　这个名字在俄语中的发音为“Pyotr”——因此“彼得”（起源于荷兰语Sankt Piter Burkh的拼写和发音）意味着它是一个有点外国味的名字，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个一点也不俄国的城市，这个名字某种程度上听起来挺适合（请参考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散文集《小于一》中的《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原注

¶　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圣彼得堡的主要建筑师是多梅尼科·特雷齐尼（Domenico Trezzini，来自意大利）、让·勒布隆（Jean Leblond，来自法国）和乔治·马塔尔诺维（Georg Mattarnovy，来自德意志）。——原注

**　直到19世纪，所有等级的贵族，包括伯爵和男爵，还必须在致沙皇的信件上使用格式化的落款：“你谦卑的奴隶”。——原注

††　1700年彼得大帝引进了西方的历法（儒略历）。但当欧洲其他国家改用格里高列历——比儒略历早13天，俄罗斯仍然继续使用儒略历，直到1918年才废除。从时间上来说，俄罗斯帝国一直都落后于西方。——原注

‡‡　1阿尔申（arshin）相当于71厘米。——原注

§§　《米宁和波扎尔斯基》（Minin and Pozharsky，1811）的作曲家斯特潘·杰格捷罗夫（Stepan Degterov），原来是舍列梅捷夫家的一名农奴。——原注

¶¶　别列佐夫斯基被挑选到博洛尼亚的音乐学院学习。他于1775年返回俄罗斯，并在两年后自杀身亡。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1983），就是通过别列佐夫斯基一生的故事对背井离乡者所作的评论。电影讲述了一个来到意大利的俄国人，他努力追寻自己的二重身（doppelgänger），一位苦命同胞——18世纪的俄罗斯作曲家——的故事。——原注

***　卡沃斯与俄罗斯歌剧的故事并非到此为止。1853年莫斯科大剧院被大火焚毁之后，卡特林诺的儿子，建筑师阿尔贝托·卡沃斯对其进行重新设计。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也出自其手笔。他的女儿卡米尔·卡沃斯嫁给了宫廷建筑师和肖像画家尼古拉·贝诺瓦（Nikolai Benois），贝诺瓦一家是18世纪90年代因法国大革命出逃到圣彼得堡，而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贝诺瓦，则和谢尔盖·佳吉列夫一起创立了俄罗斯芭蕾舞团。——原注

†††　法瓦尔（Charles-Simon Favart，1710—1792），法国剧作家，18世纪著名的歌词作者。——译注

‡‡‡　东正教认为胡须是上帝和基督（两者在画像中都留有胡须）的象征，而且也是男人的象征（雄性动物也有胡子）。由于彼得的禁令，蓄胡成为一种“俄罗斯人”的代表，以及对他改革的反抗。——原注

§§§　译文出自《普希金全集第4卷：诗体长篇小说·戏剧》，肖马、吴笛主编，智量、冀刚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1页。——译注

¶¶¶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1711—1765），俄罗斯著名科学家、诗人、教育家，在物理、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均做出过开创性贡献。——译注

****　译文出自《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谢素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下同。——译注

††††　托马斯·厄·肯培（ThomasàKempis，1380—1471），基督教著名圣徒，著有《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一书。——译注

‡‡‡‡　译文出自《普希金文集第5卷：叶甫盖尼·奥涅金》，智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2页。——译注

§§§§　the sceptred isle，语出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编注

第二章　1812年的孩子

圣彼得堡冬宫白厅图（阿道夫·拉杜里尼，1838年）。现藏于圣彼得堡的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莫斯科的彼得鲁沙美术馆。

第一节

1812年8月，正当拿破仑大举入侵俄罗斯之时，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向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沙皇递交了一份报告。亚历山大问这位年轻的副官军中士气如何。“陛下！”公爵回答道，“从最高指挥到普通士兵，每一个人都准备好为国牺牲。”沙皇还问到了普通民众的情绪，沃尔孔斯基依旧满怀着信心。“您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每一位农民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当问到贵族阶级时，公爵沉默了。在沙皇的催促下，沃尔孔斯基终于开口：“陛下！我为自己属于那个阶级而感到羞耻。他们只会说空话。”[1]这是沃尔孔斯基一生中的决定性时刻——他的一生讲述了他的国家和他所属的阶级在一个民族自我发现的年代里所发生的故事。

许多军官在丧失了本阶级傲气的同时，却在1812年的军队中发现了自己的同胞。对于像沃尔孔斯基这样的公爵来说，肯定会为农民才是爱国者这个发现感到震惊：毕竟作为贵族，他们从小就学会把自己视为“祖国真正的儿子”。然而，对有些人来说（就像沃尔孔斯基），这一揭示却也意味着希望——这些农奴将是国家未来的公民。自由派贵族将会站起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这便是1825年12月14日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他们在1812年的战场上与农奴士兵结成联盟，形成了民主的思想。就像一位十二月党人后来所写的：“我们是1812年的孩子。”[2]

1788年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出生，他家属于俄罗斯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沃尔孔斯基的祖上可追溯到14世纪的诸侯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他在莫斯科公国反抗蒙古人的解放战争中战勋彪炳（后来被封圣），被赠与莫斯科南部沃尔孔纳河边的一大块土地，从此家族便以这条河为姓。[3]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壮大，那些为大公和沙皇服务的军队首领和地方长官步步高升，沃尔孔斯基家族自然也不例外。到了19世纪，沃尔孔斯基俨然成为与亚历山大沙皇和皇室最为亲近的古老贵族——可能也是最富有的。谢尔盖的母亲亚历珊德拉公爵夫人是皇太后（被谋杀的保罗沙皇的遗孀）的女侍长，因此成为帝国首位没有皇室血统的公爵夫人。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皇家在冬宫所拥有的专属宅邸里，夏天则住在皇村（诗人普希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将这个冷若冰霜的女人误认为她那位美丽的法国随从约瑟芬，扑在她身上。这可是一桩丢脸的事）。谢尔盖的叔叔保罗·沃尔孔斯基将军是亚历山大沙皇的亲信，且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被任命为实际掌管皇室家务的宫廷总管，前后长达20多年。他的弟弟尼基塔娶了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基，她是亚历山大宫廷的未婚侍女，而且（可能不太光彩）还是沙皇的情妇。他的姐姐索菲亚和欧洲所有重要王室的关系都很亲密。沃尔孔斯基家族在彼得堡的府邸——那是一座位于莫伊卡河边的漂亮宅子，普希金曾租过底层的房间——有一套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赠送给她的瓷器。“那不是国王的赏赐，”索菲亚喜欢说，“而是一个男人送给一个女人的礼物。”[4]她嫁给了沙皇最好的朋友，后来成为参谋长的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

谢尔盖本人实际上成了广义上的皇室成员。他就读于丰坦卡河边的尼古拉修道院，这是一所由法国侨民创建的学校，学生都来自彼得堡最尊贵的上流社会。毕业后他进入最精锐的圣彼得堡军事预备学校（Corps des Pages）学习，从那里，他很自然地加入了近卫军。在1807年的埃劳战役中，这位年轻的骑兵被子弹射中了肋部。多亏母亲的说情，他才被转到圣彼得堡的皇家卫队。在这里他被选入了沙皇副官团，一个英气蓬勃的精英团队。沙皇很喜欢这个风度翩翩、说话轻声细语而又一脸严肃的年轻人——尽管后者像当时许多贵族（如《战争与和平》开头的皮埃尔·别祖霍夫）一样，崇拜拿破仑，而这可不是俄罗斯皇室喜闻乐见的事。沙皇管他叫“Monsieur Serge”†，以将他和他的三位兄弟（他们也都是副官）以及其他姓沃尔孔斯基的随从区别开来。[5]公爵每天和沙皇一起用餐。他是少数几个未经通报即可进入沙皇私宅的人之一。尼古拉王子——后来成为沙皇尼古拉一世——比谢尔盖小9岁。当尼古拉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要求谢尔盖按照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拿破仑军队的方阵来排列自己的玩具兵。[6]40年后，他将他的这位玩伴送去了西伯利亚。

1808年沃尔孔斯基回到前线，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参加了超过50场战役，24岁便升至少将。拿破仑的入侵动摇了公爵和其他许多彼得堡贵族的法国情结。他的心中隐隐感到一个以拥有可贵品性的群众为基础的“民族”。普通百姓在1812年的爱国热忱——士兵们的英雄事迹，为了避免法国人占领的莫斯科大火，以及在冰天雪地中将40多万法国大军赶回欧洲的农民游击队——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民族觉醒的标志。“俄罗斯应该尊敬她的农奴士兵，”1812年8月26日，他在尸横遍野的博罗季诺战场上写信给他的兄弟说，“他们可能只是农奴，但是这些人在战场上拼命，就像公民为祖国而战。”[7]

沃尔孔斯基并不是唯一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他的朋友（也是十二月党人）诗人费多·格林卡同样被普通民众的爱国热忱所感染。在《一个俄国军官的来信》（1815）中，他对比了农奴（“准备用镰刀保卫自己的祖国”）和贵族（在法国人攻到莫斯科时“逃到自己的庄园”）。[8]许多军官认识到农民的道德价值，其中一人写道：

“每天，我都会遇到和贵族一样优秀和理性的农奴士兵。这些淳朴的人还没有被那些来自我们社会的荒诞风气腐蚀，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观念，与我们相比毫不逊色。”[9]由此看来，这正是民族解放和重生的潜在精神。“要是我们能找到一种和这些人交流的语言就好了，”一位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写道，“他们一定很快就能理解所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10]

这些军官的出身背景让他们对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没有任何准备。贵族从小就被教导将农奴看作没有任何复杂思想和感情的人形牲畜。但是通过战争，他们顿时进入了农民的世界：军官们住在乡村，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担惊受怕；偶尔，在负伤或迷路失去补给时，他们依靠这些士兵的见多识广才得以生存。由于对老百姓的尊敬与日俱增，军官们对自己的部队采取了一种更为人道的方法。“我们拒绝传统的严酷纪律，”沃尔孔斯基回忆，“而是试着和他们建立友谊，以此来赢得他们的爱戴和信任。”[11]一些军官设立了教士兵们认字的野外教室，其他军官则带领士兵讨论废除农奴制和实现农民社会公平的问题。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起草了“军中守则”和其他提案，希望改善战士们的境况。这些经过仔细研究士兵的生活方式而得出的文件，也许可以看成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斯拉夫主义者和民主知识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先声。举个例子，沃尔孔斯基写过一组详细的笔记《我营哥萨克人生活之记录》，提出了一系列的进步措施（例如由国有银行提供贷款、公储粮和开办公立学校），以此来改善贫苦哥萨克人的命运，并减轻他们对富有哥萨克的依赖。[12]

战后，具有民主思想的军官回到他们的庄园，心中怀着对农奴前所未有的责任。许多人像沃尔孔斯基一样，收养了阵亡士兵的遗孤，或者出钱让那些在1812年战争中展现个人才华的农奴接受教育。[13]1818—1821年之间，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和弗拉基米尔·拉耶夫斯基两位伯爵为士兵们兴办学校，传播政治改革的思想。他们俩都是“幸福协会”这个孵化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组织成员。在退役军官中间有些人的付出尤其显著。帕维尔·谢苗诺夫致力于改善农奴待遇的热情如此之高，仿佛他亏欠了他们，要用一生来偿还。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他挂在脖子上的一块圣像牌为他抵挡了子弹，那是士兵们送给他的。谢苗诺夫为农奴开了一间诊所，他的宅邸变成战争遗孀和其家人的避难所。1830年他死于霍乱——那是家里的农奴传染给他的。[14]

对有些军官来说，仅仅参与到老百姓的事务中去并不足够：他们渴望的是成为其中一员。在军队里，他们努力向士兵靠拢，穿衣打扮和举手投足都像个俄罗斯人。他们用俄语发表军事演讲，和士兵吸同样的烟草；而且违抗彼得大帝的禁令，蓄起了长长的胡子。某种程度上，这种降尊纡贵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著名的哥萨克游击队统领丹尼斯·达维多夫，发现在村子里很难招到士兵：农民一看到他那身闪闪发亮的轻骑兵制服，就认为他是外来的“法国佬”。达维多夫在日记中写着，为了能和村民们说上话，他不得不“向他们妥协”。“我了解到，在一场人民的战争中，仅仅会说人民的语言还不够：必须将自己的态度和服装降到和人民一样的级别。我开始穿农民的长袍，蓄起了胡子，而且将圣安妮勋章摘下，改为佩戴圣尼古拉的圣像。”[15]然而这些并非只是军官们的权宜之计，也成为他们自身民族性的一种宣示。

1813—1814年，沃尔孔斯基带领一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追击拿破仑直至巴黎。第二年他去参加维也纳和会，沿途有他母亲提供的四轮马车和三个仆人随侍，腰包里还有2万卢布。随后他先是回到巴黎，加入了夏多布里昂和本杰明·贡斯当等政治改革家的圈子，再去到伦敦，旁听了下议院对乔治三世精神问题的讨论，由此领会君主立宪制的运作原则。沃尔孔斯基曾经打算去美国，“一个以其独立和民主而使所有的俄罗斯年轻人向往不已的国家”，但由于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走，战争重启使他不得不返回彼得堡。[16]跟其他许多十二月党人一样，和西方的这次短暂接触对沃尔孔斯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坚信人人皆有其尊严——这是十二月党人的基本信条，是他们反对专制政府和农奴制的基础；精英治国的理念自此形成，并通过他和拿破仑手下军官之间的交流屹立不摇，这些人的自由思想和自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多少内伊和达武‡被俄罗斯军队那僵化的等级制度扼杀了？欧洲使他想起了落后的俄罗斯，它那缺乏基本权利或者公共生活的状态，并使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学习欧洲的自由主义原则上。

这些从欧洲回来的军官之改变，几乎使他们的父母亲都认不出来了。1815年的俄罗斯仍旧是他们离开前的样子，但是他们自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都为他们那“农民般的粗鲁行为”感到震惊。[17]毫无疑问，这些趾高气扬的退伍军官多少带点军中作风的拿捏姿态。但是他们和老一辈人的区别远远不止在举止和衣着上。他们的艺术品位和兴趣、对政治和一般问题的看法也很不一样：他们不喜欢舞厅这种轻浮的消遣（虽然并不是他们自己在狂欢），而是沉浸于严肃的工作。正如有人这么解释：“我们参加过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难以忍受再回到空虚的圣彼得堡，再听那些老人闲聊所谓过去的荣光。我们已经前进了100年。”[18]普希金在他1818年作的诗歌《致恰达耶夫》中写道：

时尚的圈子已经不再时尚。

你知道，亲爱的，我们现在都已自由。

我们远离社交圈；不与太太小姐们来往。

我们把她们留给那些老男人摆布，

那些18世纪的老男孩。[19]

跳舞尤其被认为是浪费时间。这些1812年一代的人佩戴着宝剑去参加正式的舞会，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拒斥。沙龙在他们眼中是浮夸的代表。就像《战争与和平》里面的皮埃尔一样，年轻人回到他们的书房，去寻找更加质朴和真诚的生活所需要的智慧。十二月党人的圈子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从民俗、历史、考古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他们之间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专门知识。此外他们还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并在当时的主要期刊上发表诗歌和文艺作品。

这些年轻人对父辈和社会的疏离感，在“1812年的孩子”、诗人和哲学家以及军官当中非常普遍。它对19世纪俄罗斯的文化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上个世纪的人”遵守的是彼得大帝治下为国家服役的道德规范。他们非常重视阶层和等级、秩序以及符合理性的规则。亚历山大·赫尔岑——他恰好生于1812年——曾经回忆起他的父亲是多么反对表露情绪。“我的父亲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放纵和任何形式的直白；他把这些都称为缺乏自制力，就好像他认为所有的感觉都是多愁善感一样。”[20]但是那些在赫尔岑的时代长大的孩子全都情感充沛而不拘礼节。他们反抗原有的教条主义，称之为“俄罗斯的奴隶心理”，他们希望通过文学和艺术来提升自己的做人原则。[21]许多人从军队和政府部门辞职，是为了过一种更加诚实的生活。就像格里博耶多夫的戏剧《聪明误》里面的恰茨基所说的：“我很想为国家服务，但是我对卑躬屈膝已经感到厌倦。”

19世纪俄罗斯在文化思想上的复兴，恰恰蕴含着对18世纪为国家服务观念的反抗。按照固有的观点，等级就是贵族的定义：跟所有其他的语言不一样，俄语里面“官员”（chinovnik）这个词是由“等级”（chin）变化而来。成为贵族就意味着接受公职，成为文官或者军官；而一旦放弃职位，即使是成为一名诗人或者艺术家，也会被看成是堕落。“在今天的俄罗斯，我们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国家服役，”1810年代一位官员写道，“一旦离开办公室，接下来我们就等着跨进坟墓。”[22]对于贵族来说，成为艺术家或者诗人都是难以想象的，除非这是一种业余爱好，或者他是一位醉心于庄园生活的绅士。即便是18世纪伟大的诗人加夫里尔·杰尔查文，他的写作也与他的军旅生涯密切相关（他后来被任命为议员和省长，1802—1803年任司法部长）。

19世纪早期随着书籍和绘画市场的发展，作家或者画家独立谋生成为可能，当然还不是很容易。普希金是首批对公共职务说不的贵族之一，他将写作看成一种“职业”；他的做法被认为有失体面或是对等级制度的违背。1810年代作家G.I.格列奇辞去公职从事文学评论，舆论纷纷指责他给自己的贵族门庭带来了羞辱。[23]音乐同样被认为不是一种适合贵族的职业。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被父母送进海军服役，他们将他的音乐视为“不务正业”。[24]穆索尔斯基被送往彼得堡的军官学校学习，接着进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柴可夫斯基念的是彼得堡帝国法律学校，他的父母希望他毕业后成为一名公务员。这不是说要他忘记小时候对音乐的热情，而只是暂时将其放在一边。因此对于贵族来说，成为艺术家就意味着反抗他们的阶级传统。他必须脱胎换骨，真正成为一名“有智识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职责更多是为“这个民族”而不是为国家服务。

只有两位伟大的19世纪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经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尽管几乎所有国家公仆都是贵族。冈察洛夫是一名图书审查官。但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则不知疲倦地批评政府，而且作为副省长和作家的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作家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人的价值，反对做等级制度下国家的奴仆，这一文学传统几乎不言而喻。因此在果戈理的《狂人日记》（1835）中，精神错乱的主角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务员，他嘲笑一个高级官员说：“即使他是一名来自宫廷的绅士，那又怎么样？不同的只会是你的头衔，一种你看不到也摸不着的东西。宫廷侍从的额头中间并不会有第三只眼睛。”同样的，契诃夫的小说《废除了！》（1885）中，我们应该会嘲笑那个由于从前的军衔被废除而脑子一片混乱的退休准尉（伊席察）。“天知道我是谁，”这名老准尉说，“他们一年前就废除了所有的准尉！”[25]

不愿意遵守父辈的规范且对墨守成规的政府职务感到厌倦，普希金同时代的年轻人在诗歌、哲学和酒酣耳热的狂欢中寻求解脱。就像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1831）中西尔维奥所说的那样，放诞不羁“是我们时代的流行”。[26]纵饮狂欢被认为是自由的象征，是个体精神对抗组织严密的军队和官僚体系的坚定表现。沃尔孔斯基和他的同僚嘲笑那些对沙皇及其家人周日漫游圣彼得堡的路线亦步亦趋的人，以此显示出他们不与上流社会上行下效的做法为伍。[27]另外一位军官、十二月党人米哈伊尔·卢宁则以展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出名。有一次，他以自己的聪明和机智回击了一位将军。彼得霍夫是芬兰湾靠近圣彼得堡附近一处著名的度假胜地，这里驻扎着一支部队，然而他们的将军为了“不失体面”而禁止军官们在彼得霍夫的海里游泳。于是卢宁在一个炎热的下午等待着将军驾临海边，然后他全副武装地跳进海里，立正站好朝将军敬礼。不知所措的将军忙问他是怎么回事。“我在游泳呀，”卢宁说，“为了不违反阁下您的规定，我在很体面地游泳。”[28]

十二月党人圈子中的年轻人把很多时间都花在无拘无束的取乐上。有些人不赞同这种做法，比如严肃的沃尔孔斯基。但是像普希金和他“绿灯社”（一个由自由思想家和诗人组成的松散文学团体）的朋友，则将争取自由的战斗视为一次狂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摆脱令人窒息的社会习俗，让他们找到了自由。[29]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玩牌、喝酒或者争论，这时他们得以放松一下，且“就像俄罗斯人一样”，用通俗易懂的市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大多数普希金诗歌中所用的语言——一种夹杂了政治和哲学思想术语、情感表达以及妓院和酒馆粗口的语言风格。

按照普希金的说法，这些毫无节制的狂欢保存了友谊：

因为人可以活在友谊中

有诗歌和纸牌，有柏拉图和美酒，

而在我们顽皮的恶作剧那温柔的面纱之下

是一颗高贵的心灵和思想。[30]

沃尔孔斯基也如此形容他的同僚。他们开心地践踏公共行为准则，但是彼此之间却通过“同志之谊的纽带”以礼相待。[31]十二月党人阵营中的兄弟情谊随后演变成了对集体的崇拜，它将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涯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精神首先是在军队——爱国主义者的天然之“家”中建立起来的。在《战争与和平》中，尼古拉·罗斯托夫休假归来后发现了这个共同体的存在。突然之间——

他第一次感到他和杰尼索夫以及整个团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地紧密。在向[营地]走去时，他的感觉就像回到莫斯科的家里一样。当他第一次看到他们团的轻骑兵（他制服的领子没有扣上），当他认出了红头发的杰缅季耶夫和拴花毛马的绳子，当他看到拉夫鲁什卡高兴地向他的主人喊道：“伯爵回来了！”正躺在床上睡觉的杰尼索夫衣衫不整地跑出泥坯房来拥抱他，军官们也围成一圈欢迎他的归来时，罗斯托夫的感受与他的母亲、父亲和妹妹拥抱他时的感受是一样的，他的眼里充满了欢乐的泪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团也是他的家，而且和他的父母家一样，永远是他最亲爱和最宝贵的东西。[32]

通过这样的纽带，年轻的军官们从国家僵化的等级制里破茧而出。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富含爱国情操和手足情谊的新团体——一个“民族”，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在其中贵族和农民彼此和睦相处。19世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探索便始于1812年的行伍之中。

这个观点得到了十二月党人圈子中所有文化人的认同：不仅仅是起义的领导者，而且还包括那些同情十二月党人却并未实际参加起义的人（“没有参加十二月叛乱活动的十二月党人”），后者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中的大部分诗人都专注于公共事务的主题（如格涅季奇、沃斯托科夫、梅兹利亚科夫、奥多耶夫斯基和雷列耶夫，尽管普希金没有这么激进）。他们放弃了卡拉姆津的沙龙式美学和肤浅主题，转而用一种简练的笔触书写史诗性的诗歌。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当前战争中士兵的无畏精神与古希腊和罗马的英雄事迹相提并论。一些诗人记录下农民日常的辛勤劳作，并将其拔高到为国牺牲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诗人的本分便是去做一个为民族事业献身的公民。跟所有1812年一代的人一样，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宣扬民主的一部分，即去了解和教育普罗大众，把整个社会团结在俄罗斯人的行为规范之下。他们排斥“世界民族”的启蒙主义思想，而是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号召“我们所有的作家都来反思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特色”。[33]

普希金在这项事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法国人战斗他还太年轻——1812年他才13岁，但在就读于皇村中学期间，他目睹了皇村的卫戍部队出发到前线去。这个记忆伴随了他一生：

你会想起：战争很快就席卷了我们，

我们向所有的哥哥们告别，

然后和其他人一起跑回我们的课桌，

心中嫉妒着那些独自去死

抛下我们的人……[34]

尽管不像他们，普希金从未去过欧洲，但是他却呼吸着欧洲的空气。在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孜孜不倦地阅读父亲书房里的法国藏书。他的第一篇诗作（作于他8岁那年）就是用法语写的。后来他发现了拜伦的诗歌。欧洲文化传统在他身上完全扎根，则要多亏1812—1817年间他在皇村中学所受的教育——这是一所模仿拿破仑的公立中学建造起来的学校，借鉴了大量英国公立学校的课程，包括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等人文学科。皇村中学同学之间的感情非常浓厚。在这里结下的友谊，使得普希金愈发将俄罗斯的欧化视作一种精神：

我的朋友们，我们的联合真是太奇妙了！

它像一个灵魂，将永远存在下去——

不可分割、发自内心而又快乐无比，

它受到了博爱的缪斯的祝福。

不管我们的未来将如何不同，

不管我们的命运是什么，

我们依然不变：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而皇村则是我们的祖国。[35]

然而，不管普希金如何地向往西方，他仍然是一个俄罗斯诗人。由于父母的忽视，他实际上由农奴出身的保姆带大，保姆的故事和歌曲给了他一生的创作灵感。他喜欢民间故事，常常到乡村集市去收集农民的故事和他们使用的词汇，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诗歌。他跟1812年的军官一样，认为地主照顾农奴的义务，要比他对国家的责任重要得多。[36]

他也将这种义务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并且希望塑造一种基于口语的书面语言。十二月党人将这看成是他们的核心理念。他们呼吁用一种“每个公民都能理解”的语言书写法律。[37]他们试图创建一套俄罗斯的政治词汇，而不是照搬外来的概念。1812年战争的历史，按照格林卡的呼吁，应该用一种“简洁明了、各阶层的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撰写，因为是来自各阶层的广大人民参加了这场解放我们祖国的战争”。[38]在1812年的士兵看来，民族语言的创建似乎成为培养袍泽情谊、塑造一支基于多数人的新兴民族的手段。“如果有人想了解我们的人民，”十二月党人的诗人、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写道，“那么他必须和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说同样的话，吃一样的东西，庆祝同样的节日，跟他们一切去树林里打猎，或者坐上农民的马车到集市去。”[39]普希金的诗歌首次建立了这样的联系。他使用通俗的俄语创作，从识字的农民到尊贵的公爵，人人对他的诗歌都耳熟能详。通过他的诗歌，普希金创造了一种民族语言，令其在众口传唱中发扬光大，这是他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节

沃尔孔斯基于1815年回到俄罗斯，担任乌克兰亚速海军团的指挥。跟所有的十二月党人一样，他对亚历山大一世的保守态度感到失望透顶，本来他将自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沙皇身上。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前半段（1801—1812），曾经通过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方案：放宽了审查制度；参议院被提升为帝国司法和行政的最高机构——这是对沙皇个人权力的重要制衡；模仿拿破仑的最高行政法院，建立8个部委和立法性质的上院（国务会议），形成一套更加现代的政府系统。甚至还有鼓励贵族解放农奴的一些初步措施。在自由派的军官们眼里，亚历山大似乎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有着进步和开明思想的人。

沙皇命令御前顾问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制定宪法草案。如果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成功，俄罗斯将会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拥有以法制为基础的文官政府。但亚历山大对于是否实施这位大臣的提案犹豫不决。随着法俄战争的打响，这些提案受到了保守派贵族的谴责和怀疑，因为它们都是仿效法国的做法。斯佩兰斯基失宠了——他被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将军所取代，后者对1812—1825年亚历山大后半段的统治有着显著的影响。阿拉克切耶夫实行残暴的军屯政策，农奴出身的士兵被强制为国家种地和进行其他义务劳动。这激怒了那些1812年的军官，因为他们的自由思想正是源于对士兵的尊敬。当沙皇不顾他们的反对，强制推行军屯政策，并大肆屠杀反抗的农民时，十二月党人愤怒了。“大家对这种强制性的所谓军事殖民感到惊讶和愤怒，”弗拉基米尔·施泰格尔男爵回忆说，“突然占领整个村子，占用老实本分农民的房子，征用他们祖祖辈辈辛苦攒下的一切东西并强制将他们变为士兵，难道历史上曾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吗？”[40]这些军官征战时曾经到过巴黎，他们希望俄罗斯能够变成一个现代的欧式国家。他们梦想有一部使每一位俄罗斯农民都能享受公民权利的宪法。但是他们却失望地回来了——回到一个农民依然被当成奴隶对待的俄罗斯。正如沃尔孔斯基所写的，去过巴黎和伦敦再回到俄罗斯，“感觉就像回到了史前时代”。[41]

沃尔孔斯基公爵加入了他的老同学米哈伊尔·奥尔洛夫的圈子，奥尔洛夫参加过1812年战争，和南方十二月党人的主要领导者联系非常紧密。这个阶段十二月党人只是小圈子内的秘密活动。1816年，当时6名年轻的近卫军军官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他们起初称之为“救国联盟”），旨在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和国民议会。从一开始，这些军官就为如何达成目的而意见不一：有些人想等到沙皇去世，这样他们就能拒绝向下一任沙皇宣誓效忠，除非他在改革方案上签名（他们不愿违反已经向现任沙皇立下的誓言）；但是亚历山大还不到40岁，一些像米哈伊尔·卢宁这样急性子的人更倾向于弑君的方法。1818年这个组织解散了——那些较为温和的成员立刻重新成立了一个名为“幸福协会”的组织，它只有一个相当模糊的教育和慈善活动方案，而没有清晰的起义计划——尽管奥尔洛夫伯爵身为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勇敢地向沙皇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农奴制。有不少十二月党人朋友的普希金，在他那段打算用于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不朽文字中，将他们的密谋描绘成一场游戏（故事的背景设于1819年，然而在沙皇的时代，这些文字是不可能出版的）：

全部都是空谈

在拉菲酒庄和凯歌香槟之间来回摇摆。

友好的讨论，诙谐的警句

不会太深刻。

煽动叛乱这门科学

只是无聊和懒惰的果实，

是已经长大的淘气男孩的恶作剧。[42]

幸福协会没有制定叛乱的计划，而是集中精力在各地发展松散的成员网络，如彼得堡和莫斯科、基辅、基什尼奥夫，以及有驻军的其他外省城市，像第二军的总部图利钦。沃尔孔斯基正是图利钦的一名积极分子。他是通过基辅的共济会参加到奥尔洛夫的密谋计划中去的——一个参加十二月党人活动的普遍方法——在那里，他还遇到了年轻的十二月党人领导，帕维尔·伊凡诺维奇·彼斯捷尔上校。

跟沃尔孔斯基一样，彼斯捷尔是西伯利亚西部一位外省省长的儿子（他们的父亲是好朋友）。[43]他在博罗季诺战役中表现出色，随军队到巴黎，带着满脑子的欧式学识和理想回到俄罗斯。普希金在1821年与彼斯捷尔会面，称他为“我见过的最有创造性思想的人”。[44]彼斯捷尔是十二月党人中最激进的领导者。他魅力超凡，霸气十足，显然受雅各宾派的影响很深。他的宣言《俄罗斯真理》号召推翻沙皇的统治，建立一个革命的共和国（必要时可以使用暂时的独裁作为手段），以及废除农奴制。他设想一种符合大俄罗斯民族利益的国家统治。其他的民族——芬兰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等等——将被迫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变成俄罗斯人”。彼斯捷尔认为，只有犹太人无法同化，应该将他们驱逐出俄罗斯。这样的观点在十二月党人中间很普遍，他们在努力按照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改造俄罗斯帝国。即使是具有相对开明观点的沃尔孔斯基，也把犹太人蔑称为“小犹太”。[45]

到了1825年，彼斯捷尔已经成为策划反对沙皇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在“南方协会”（“救国联盟”解散之后的南部组织）拥有一批数目不多但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他的计划有失周全，打算在1826年沙皇视察基辅附近的军队时趁机将其逮捕，然后前往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北方协会”盟友的帮助下夺取政权。彼斯捷尔拉上沃尔孔斯基参与了这场密谋，让他负责与“北方协会”以及波兰的民族主义者联络，后者同意参加起义，但需以胜利后获得独立为交换条件。“北方协会”由两个人说了算：年轻的近卫军军官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诗人雷列耶夫。前者参加过1812年战争并与皇室关系很好；后者以其吸引军官和自由派官员的“俄式午餐”闻名：这里没有欧式菜肴，只有白菜汤和黑麦面包，人们喝着伏特加唱革命之曲，庆祝俄罗斯从外国人主宰的宫廷中解放。“北方协会”的政治要求比彼斯捷尔的要温和一些——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议会和实现公民的自由权。沃尔孔斯基在彼得堡和基辅之间来回奔走，为彼斯捷尔的起义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我从未像当时那么快乐过，”他后来写道，“我知道自己在为俄罗斯人民的事业奋斗，并为此感到自豪——我要将他们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46]尽管当时他正和玛丽亚·拉耶夫斯基谈恋爱，后来还娶了她，但是他却很少看到他年轻漂亮的新娘。

玛丽亚的父亲是拉耶夫斯基将军，1812年的著名英雄，甚至曾经受到拿破仑的赞扬。玛丽亚生于1805年，17岁那年和沃尔孔斯基相遇。她年轻时非常美丽且气质优雅。普希金称她为“恒河的女儿”，因为她的肤色较黑，而且头发也是黑色的。诗人是拉耶夫斯基家的朋友，曾经和将军一家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旅行。根据有的说法，普希金爱上了玛丽亚。他经常会被年轻漂亮的姑娘迷住——但是从玛丽亚出现在他诗歌中的频率来判断，这一次他或许是认真的。至少普希金两部长诗中的女主人公——《巴赫奇萨赖的泪泉》（1822）中的玛丽亚公主以及《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中的切尔克斯姑娘——都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两部长诗讲的都是单恋的故事，这也许有些意味深长。与玛丽亚一起在克里米亚的海水里嬉戏的回忆，可能激起了他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灵感：

我多么嫉妒那些海浪——

那些喧嚣翻滚着的海水

像奴隶一般扑倒在她的脚下！

我渴望与那浪花一起压在

那双脚上就像双唇在……亲吻。[47]

沃尔孔斯基接到了命令，要他将普希金招纳进这桩密谋中来。普希金属于泛十二月党人的文化圈子，他有许多朋友参加了这次密谋活动（他后来宣称，假如不是有一只野兔跑过他前面的小路，使他对旅行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他很可能会到彼得堡参加他的朋友在元老院广场的集会）。事实上，他曾经被放逐到他位于米哈伊洛夫斯克的庄园，那里靠近普斯科夫，因为他的诗歌对十二月党人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

相信我，同志，将会升起

一颗迷人的幸福之星，

当俄罗斯从沉睡中醒来

而我们的名字将会被铭刻在

专制统治的废墟之上。[48]

然而，沃尔孔斯基可能担心这会将伟大的诗人暴露在危险之下——因此他没有兑现向彼斯捷尔做出的承诺。不管怎么样，沃尔孔斯基心里肯定很清楚，普希金以轻率著名，而且与宫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吸收他进来将会是个负担。[49]关于叛乱的谣言在圣彼得堡甚嚣尘上，因此，十有八九，亚历山大沙皇已经知道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沃尔孔斯基当然也这么认为。在一次视察他的军队的时候，沙皇轻声地警告他说：“把精力花在你的军队上，政府的事我来就好，因为，很抱歉地告诉你，亲爱的公爵，那不关你的事。”[50]

起义原定于1826年的夏末举行。但1825年12月，由于沙皇突然死亡，而君士坦丁大公拒绝继承帝位引发了继承人危机，计划被匆忙提前了。彼斯捷尔决定抓住这个时机，他和沃尔孔斯基一起从基辅来到圣彼得堡，就起义的方式与时间和“北方协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问题在于如何取得军队的广泛支持，他们既无意弑君也没有武装起义的打算。与谋者对此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们将这看成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军事政变；作为军队的将领，他们认为能够或多或少地召唤他们的老部下，那就是他们手中掌握的棋子。他们拒绝了大约50名下级军官的积极倡议，后者都是来自小职员或者小地主家庭，他们的组织“斯拉夫联盟”（United Slavs）一向号召上级军官在士兵和农民中煽动起义。“我们的士兵既优秀又单纯，”一位十二月党人的领袖解释说，“他们不会考虑太多，只应该是我们实现目标的工具。”[51]沃尔孔斯基也持相同意见，他在起义前夜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相信我会赢得部队的支持，因为我的士兵信任我，爱戴我。一旦发动起义，他们会听从我的领导。”[52]

最后，只有大约3000名士兵响应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们来到彼得堡——尽管比预期的2万人要少得多，如果好好组织且行动果断的话，也许仍然足以使政变获得成功。但是情况并非如此。12月14日，驻扎在圣彼得堡的卫戍部队被召集，举行宣誓效忠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仪式。这3000名叛乱者拒绝宣誓，而是摇旗打鼓走向元老院广场，他们聚集在“青铜骑士”的雕像前，高喊“君士坦丁和宪法”（Constantine and a Constitution）的口号。两天前，在君士坦丁明确表示不愿意继承王位之后，尼古拉已经决定接下皇冠。君士坦丁在士兵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当十二月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向士兵派发传单，伪称尼古拉篡位，号召他们起来“为自己的自由和人类的尊严而战”。聚集在元老院广场的大部分士兵都不知“宪法”为何物（一些人以为那是君士坦丁的妻子）。不像匆忙拟定计划的起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他们既无意夺取参议院，也不想占领冬宫。这些士兵在寒冷的天气里站了5个小时，直到尼古拉指挥他的嫡系部队向叛乱者开枪。60名士兵倒下，其余作鸟兽散。

几个小时之内，起义的主要发动者统统被捕，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警察早就清楚地知道他们要抓的是谁）。南方的叛乱本来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他们完全可以和波兰人一起向基辅进发，那里的卫戍部队聚集着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个地区大约有6万名士兵）。但是那些原来宣布支持起义的军官，在得知彼得堡发生的事情后都懵了，根本不敢采取行动。沃尔孔斯基一声高呼，却只有一名军官准备追随他，结果，1月3日向基辅进发的只有寥寥数百人，三两下便被政府的大炮击溃。[53]两天后，在最后一次去彼得堡探望玛丽亚和孩子们的路上，沃尔孔斯基束手就擒。警察手中握有沙皇亲自签署的逮捕令。

500名十二月党人被逮捕、接受审问，但大多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都被释放了，只要他们能提供起诉主要领导人的证据。在这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场审判秀中，121名共谋者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他们被剥夺了贵族头衔，并作为罪犯被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彼斯捷尔和雷列耶夫以及其他3人被处以绞刑——尽管俄罗斯官方当时已经废除了死刑。行刑的地点位于彼得保罗要塞的庭院，场面相当滑稽。当这5名犯人被吊在绞刑架上，脚下的板子被抽空之后，其中3名由于身体太重，绳子经受不了，活生生跌进了沟里。“多么悲惨的国家啊！”其中一个喊道，“他们连如何操作绞刑架都不知道。”[54]

在所有的十二月党人之中，没有一个人像沃尔孔斯基一样与皇室的联系如此密切。他的母亲亚历珊德拉公爵夫人，尚在冬宫微笑地伺候着皇太后，而此时此刻，他却是沙皇陛下的一名要犯，关押在涅瓦河对岸的彼得保罗要塞。尼古拉对沃尔孔斯基相当严厉。也许他觉得被儿时的玩伴背叛了。多亏母亲的干预，沃尔孔斯基才免于像其他的起义领导者一样被判处死刑。但是20年的戴罪劳役再加上终生不得离开西伯利亚的流放地，也堪称严厉至极的惩罚。公爵被剥夺了贵族头衔和对法战争中所获得的所有勋章。他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和农奴。从此以后，他的孩子在官方意义上的身份将是“国有农民”。[55]

将沃尔孔斯基送去流放的警察局局长，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伯爵，是他的老同学。这两个人还是1812年的军中同僚。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地描绘了彼得堡贵族阶层的本质，那是一个很小的宗族社会，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而且大多数家族都或多或少有亲戚关系。§因此沃尔孔斯基家族为谢尔盖的事情感到丢脸。尽管如此，他们试图抹去对他的记忆的做法仍然令人难以理解。谢尔盖的哥哥尼古拉·列普宁完全和他断绝了关系，而且在沃尔孔斯基待在西伯利亚的漫长日子里，从未给他去过一封信。尼古拉是一位典型的朝臣，担心如果给一位流放者写信的话，沙皇可能就不会原谅他（好像沙皇无法理解兄弟之情似的）。这种狭隘的态度是贵族的典型特征，他们从小就被教育不可轻易对宫廷说三道四。谢尔盖的母亲也将她对沙皇的忠诚置于对儿子的感情之上。她参加了尼古拉一世的加冕典礼，并获得一枚圣凯瑟琳勋章的钻石胸针；就在同一天，戴着沉重脚镣的谢尔盖开始前往西伯利亚的漫漫征程。作为宫廷里思想陈腐的老太太，亚历珊德拉公爵夫人一直都恪守着“正确的行为”。第二天她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哭得任谁也劝不住。“我只希望，”她跟来访的客人说，“家族里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恶魔。”[56]她好几年都没给儿子写信。母亲的排斥让谢尔盖很受伤：这使他更加排斥贵族阶层的道德和价值观。在他母亲的眼里，被剥夺了贵族头衔就等于被剥夺了生命。“谢尔盖已经死了。”¶这位老公爵夫人跟她宫中的朋友这样说。1865年，谢尔盖在临死前的信中写道：“这些话在我的流放生涯中一直困扰着我。它们不仅抚慰了她的良心，而且还成为她背叛我的借口。”[57]

玛丽亚的家族同样不依不饶。他们埋怨这桩婚事，并且试图说服她利用自己的权利申请撤销婚姻。他们有理由相信她会这么做。玛丽亚要考虑刚刚出生的儿子，假如她要追随谢尔盖去西伯利亚，是否能带上儿子仍未可知。而且，她的婚姻生活看上去并不是很幸福。过去一年她几乎没有见到丈夫——他去了南方，忙于起义的事情，那可是他们结婚的第一年。她也曾经跟娘家人抱怨过，说觉得这种情况“令人难以忍受”。[58]然而玛丽亚选择和丈夫同甘共苦。她放弃一切跟随谢尔盖去了西伯利亚。沙皇警告她这么做的话她就得把儿子留下，玛丽亚回信说：“我的儿子很快乐，但是我的丈夫却不快乐，而且他更需要我。”[59]

很难知道玛丽亚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她下决定的时候并不知道，如果自己跟随谢尔盖，将会被剥夺返回俄罗斯的权利——她到了伊尔库茨克才被告知，那里已是俄罗斯和西伯利亚流放地之间的边界——她可能会回心转意，乖乖回彼得堡去。事实上，这正是她父亲所希望看到的。然而，就算知道回不去，她真的会改变初衷吗？

玛丽亚这么做是出于为人妻的责任。在出发去西伯利亚的前一晚，谢尔盖从彼得保罗要塞给她写了封信，信中恳求她这么做。“你必须自己决定要怎么做。我在让你做出一个残酷的决定，但是亲爱的，我无法忍受与我终身伴侣的永久分离。”[60]贵族的教养培养了玛丽亚根深蒂固的责任感。罗曼蒂克的爱情，尽管并不少见，在19世纪早期俄罗斯贵族的婚姻中却并非最重要。它似乎也没有在玛丽亚的决定中起到关键作用。在这一点上，她和十二月党人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的妻子亚历珊德拉·穆拉维约夫非常不同，后者来自一个不像玛丽亚·沃尔孔斯基娘家那么显赫的贵族家庭。是罗曼蒂克的爱情促使亚历珊德拉放弃一切，选择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她甚至宣称“爱我的尼基提什钦纳胜过爱上帝”是她的“原罪”。[61]相比之下，玛丽亚的行为受到了社会文化准则的影响，对于一名贵族妇女而言，跟随丈夫去西伯利亚并非不常见。押解犯人的车队经常有马车陪同，运送他们那自愿被流放的妻子和孩子。[62]此外，军眷有随军出征的惯例。妻子们会谈论起“我们团”或者“我们旅”，而且，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来说：“她们一直准备着与丈夫同甘共苦，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63]玛丽亚的父亲拉耶夫斯基将军在他几次重要出征时都带上了太太和孩子——直到他的小儿子在战场附近采摘浆果时被一颗子弹射穿了臀部。[64]

也有人说，玛丽亚的行为是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其中充满了对自我奉献的崇拜。[65]她读过雷列耶夫的诗歌《纳塔利亚·多尔戈鲁卡娅》（1821—1823），也许确实在道德上给了她行动的灵感。这首诗是以一位年轻公爵夫人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创作的：陆军元帅鲍里斯·舍列梅捷夫最钟爱的女儿，在1730年丈夫伊凡·多尔戈鲁基公爵被安娜女皇流放之后，跟随他去了西伯利亚**。

我已经忘了我的故乡，

财富、荣誉和姓氏

为了与他一起忍受西伯利亚的严寒

和无常的命运。[66]

对玛丽亚非常宠溺的父亲相信，女儿跟随谢尔盖去西伯利亚，并非因为她是“一个深爱着丈夫的妻子”，而是因为她“爱上了自己扮演女主角这个想法”。[67]钟爱的女儿自愿去流放，这位年老的将军从未停止过悲伤——他将此事归咎于谢尔盖——这导致他们关系的破裂。玛丽亚从父亲的不常来信中感觉到他的不满。她无法抑制心中的痛苦，于1829年给他写了封信（这是他临死之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我知道你不爱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尽管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值得你如此不满。我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受苦的——但是让其他人受苦却使我无法忍受……如果你在信中给了我祝福却没有给谢尔盖，我怎么可能会高兴呢？[68]

圣诞前夕，玛丽亚与儿子和家里人告别，前往莫斯科，开始她远赴西伯利亚的第一程。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她在妯娌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里稍事停留。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是一位著名的美人，也是已经去世的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被普希金称为“艺术女皇”。季娜伊达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文学沙龙的女主人，这类沙龙在当时一般不再朗诵法语诗。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和杰利维格、巴拉滕斯基、丘特切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伊凡和彼得）以及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都是那里的常客。在玛丽亚离开前一天的晚上，沙龙举办了一个特别的晚会，普希金在晚会上读了他所创作的《寄西伯利亚》（1827）：

在西伯利亚深深的矿井里

保留着听天由命的骄傲和容忍；

你的艰苦辛劳并不是白费，

你的凌云心志也不是徒劳。

希望——这悲伤永恒的姐妹，就在附近，

照亮了漆黑可怕的地牢

使虚弱的人欢呼，使疲劳的人恢复；

你叹息的时刻将会到来，

爱情和友谊将会

穿透痛苦的围栏，

到达你憔悴潦倒的囚区，

就像现在我自由的嗓音抵达你的身边。

每一条可恶的手铐和锁链都将断开；

你的地牢将分崩离析；

外面自由的快乐在等着你

同志们会把宝剑赠还与你。[69]

玛丽亚抵达西伯利亚一年后，她的宝宝尼科连卡夭折了。玛丽亚的悲伤从未停止。经过30年的流放生涯，在她漫长的一生即将结束之时，有人问她对俄罗斯的感情，她这么回答：“唯一我称得上是故乡的，就是我儿子躺在下面的那片草地。”[70]

第三节

玛丽亚花了8个星期才到达中俄边境的流放地涅尔琴斯克，她那被流放的丈夫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正在那里的银矿戴罪劳动。横跨了6000公里冰天雪地的大草原，玛利亚先坐敞篷马车从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当时俄罗斯文明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据点，再从那里坐马车和雪橇经过贝加尔湖周围一段冰雪覆盖的危险山路。在伊尔库茨克，省长试图说服玛丽亚不要再往前走，并警告她说，假如她一意孤行，根据一项由沙皇颁布、针对十二月党人妻子的特别法令，她将会被剥夺一切权利。一旦公爵夫人进入伊尔库茨克所在的流放区，她的自由就一去不返。她将失去对自己财产的直接控制权，不再拥有女仆或者其他农奴，即使在丈夫死后，她也不得回到身后的俄罗斯。这些规定，白纸黑字写在她为追随丈夫去涅尔琴斯克而签署的文件上。然而任何有关自我牺牲的疑虑，在她第一次去牢房探望丈夫之后就都烟消云散了。

刚开始我看不清任何东西，四处一片漆黑。他们打开左边的一道小门，我走进了我丈夫的小牢房。谢尔盖向我扑了过来：我被锁链叮当作响的声音给吓坏了。我不知道他还戴着手铐。当我看到他所遭受的巨大痛苦时，我的感受无法用言语形容。他戴着枷锁的情景使我愤怒万分，难以忍受，我不禁趴在地板上亲吻他的锁链和双脚。[71]

涅尔琴斯克举目荒凉，只有一些围绕着监狱营地建起来的简陋木屋。玛丽亚从一个当地的蒙古居民手中租了一间小木屋，她后来回忆说：“那间屋子实在很小，我躺在地板的垫子上，头就顶到了墙壁，脚则挤着门板。”[72]她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公爵夫人卡佳·特鲁别茨科伊分享这间逼仄的小屋，卡佳也是追随她十二月党人的丈夫来到西伯利亚。当局没收了她们的财产，只给微薄的补贴让她们勉强维生。她们人生中第一次不得不亲自做家务，此前原本有成群的仆人帮她们干这种活。她们学会了洗衣服、烤面包、种菜，使用俄式木炉做饭。她们很快就忘记了法国菜的味道，开始“像俄罗斯人那样生活，吃腌白菜和黑面包”。[73]但玛丽亚抛诸脑后的这种文化培养了她坚强的性格，成为她能在西伯利亚生存下来的关键。她严格遵守所有的宗教节日，并且记得俄罗斯家人的生日（尽管他们早已把她的生日遗忘）。她很重视衣着得体，总是戴着皮帽子和面纱，即使到涅尔琴斯克赶集也一样。她所弹奏的那台击弦古钢琴，是她经过仔细的包装，随身携带着跨越了千里冰封的亚洲草原，千辛万苦才带到涅尔琴斯克。她翻译邮局分发的书籍和杂志，以这种方法使自己不忘记英语；每天她都替人誊写东西，因为这些“政治犯”是严令禁止在营内写信的。大家称玛丽亚为他们“通往世界的一扇窗”。[74]

西伯利亚把这些流放者团结起来。他们早就羡慕农民的大家庭生活和自给自足，这里则向他们揭示了如何真正地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1828年他们搬到赤塔，数十名犯人和他们的家属组成了合作社（artel），一个劳动者的集体，彼此之间分工协作。一些人用原木搭建小屋给老婆和孩子居住，后来他们自己也住了进去。另外一些人做起了木工，或者是鞋匠和裁缝。沃尔孔斯基是菜园的总管。他们将这个集体称为他们的“囚徒之家”，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人人平等的简朴生活几乎就是农村公社的变体。[75]1812年的军官们第一次在军队里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

家庭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18世纪贵族家庭由仆人照看孩子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这些西伯利亚的流放者自己带孩子，并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他们。“我是你们的奶妈，”玛丽亚告诉她的孩子们，“你们的保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你们的老师。”[76]他们的次子米沙于1832年出生；两年后又有了女儿埃琳娜（“涅琳卡”）。1835年沃尔孔斯基一家搬到了乌里克，一个距离伊尔库茨克30公里以外的小村庄。在这里，他们跟其他村民一样，分到一座木房子和一小块地。米沙和埃琳娜跟当地的农民孩子一起长大，玩他们的游戏——掏鸟窝、钓鳟鱼、放兔子夹和捉蝴蝶。“涅琳卡长得像一个真正的西伯利亚人，”玛丽亚在给她的朋友卡佳·特鲁别茨科伊的信中说，

她只肯说当地话，你拿她毫无办法。至于米沙，我不得不同意他和村里的调皮孩子一起去树林里野营。他喜欢冒险；有一次他哭得很厉害，因为他睡得太死，错过了一头狼出现在我们家门口那惊险的一幕。我的两个孩子正按卢梭的方式成长，他们就像两个小野人，我对此无能为力，除了要求他们在家里跟我们讲法语……但是我要说，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的健康有利。[77]

孩子的爹则持不同观点。他曾骄傲地跟一位朋友说米沙已经长大，拥有“真正俄罗斯人的感情”。[78]

对于大人们来说，流放生涯同样意味着一种更加简单而且更加“俄罗斯式”的生活。一些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在乡村住了下来并和当地女孩结婚。另一些人则养成了俄罗斯式的习惯和爱好，特别是在不乏野生动物的西伯利亚森林里打猎。[79]而生平第一次——尽管是形势使然——所有的人都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对于已经习惯用法语表达和思考的玛丽亚和谢尔盖来说，这是他们新生活最难入手的问题之一。他们第一次在涅尔琴斯克的牢房里见面时，就不得不说俄语（这样看守才能监听），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掌握足够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复杂情绪，因此他们的谈话有点做作，而且话题极为有限。玛丽亚开始从营地拿来的一本《圣经》学习俄语。谢尔盖在军中服役时便学会了用俄语书写，现在他的俄语变得更加原汁原味。他从乌里克写来的信中夹杂着西伯利亚的土话和一些基本的拼写错误。[80]

谢尔盖跟他的儿子一样，正在“变成本地人”。每一年他都变得更像一名农民。他穿得像个农民，留着胡子，很少洗澡，大部分时间都在干农活，或者在当地市集上与农民拉家常。1844年，沃尔孔斯基家被允许在伊尔库茨克居住。玛丽亚立刻就融入了新省长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的交际圈，后者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遭到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同情，并将他们视为发展西伯利亚的智识力量。玛丽亚乐于接受这个重新进入社交圈子的机会。她创办了几所学校、一所接收弃婴的医院和一个剧院。她在家里举办城里最重要的沙龙，省长成为这个沙龙的常客。谢尔盖则很少参加。他很讨厌玛丽亚家里的“贵族气氛”，宁愿待在乌里克的农场里，只在赶集的日子才到伊尔库茨克去。但是知道妻子已经在西伯利亚受了20年的苦，他不会去妨碍她。

至于这位“农民公爵”，大部分人则认为他性格古怪。19世纪40年代在伊尔库茨克长大的N.A.别洛戈洛维回忆说，当人们“看到公爵坐在一辆面粉袋堆积成山的农用马车上去赶集，并和一群农民聊得正欢，还和他们一起吃灰面包”时，有多么吃惊。[81]夫妇俩经常为了些小事争吵。玛丽亚的弟弟A.N.拉耶夫斯基受托管理她的庄园，却用收来的租金支付赌债。谢尔盖指责玛丽亚偏袒弟弟，但是拉耶夫斯基全家人都站在她弟弟那一边，最后谢尔盖订了一份协议，将自己的庄园和妻子的分开，以确保孩子们能继承他的财产。[82]谢尔盖从俄罗斯的地产每年保留给他们的钱（大约4300卢布）里，拿出3300卢布给玛丽亚（这足以使她在伊尔库茨克过得很舒服），自己只留1000卢布用来管理他那座小农场。[83]谢尔盖和玛丽亚之间越来越疏远，他们开始分居（后来谢尔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称之为“离婚”）[84]——尽管当时只有“囚徒之家”的人才清楚他们之间的约定。††玛丽亚爱上了英俊而有魅力的十二月党人流放者亚历山德罗·波焦，他的父亲是一位18世纪70年代来到俄罗斯的意大利贵族。在伊尔库茨克的时候，波焦每天都去拜访玛丽亚，尽管他是谢尔盖的朋友，但是他和玛丽亚独处的次数实在太多，很难不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有传言说波焦是米沙和埃琳娜的父亲——谢尔盖直到1864年（他去世前一年），在给他“亲爱的朋友”波焦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还受到这个谣言的困扰。[85]最后，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婚姻，谢尔盖在玛丽亚房子的院里建了一间小木屋，他在那里睡觉、做饭和接待他的农民朋友。在别洛戈洛维印象中，他很少出现在玛丽亚的客厅。“他的脸上沾着焦油，乱蓬蓬的大胡子东一根西一根混着秸秆，而且身上有一股牛棚的味道……但是他仍然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像真正的法国人那样发‘r’音。”[86]

“农民公爵”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在伊尔库茨克。银版照片。A.拉维尼翁摄于1845年。照片来源：Novosti，London。

许多贵族都想过一种简单的农家生活（让人不禁想起沃尔孔斯基的远房亲戚列夫·托尔斯泰）。这种非常“俄罗斯式”的对“真实生活”的向往，比起欧洲其他地方的浪漫追求——能促进文化发展，“纯天然”或“有机”的生活方式——来得更加深刻。其核心是对“俄罗斯灵魂”的宗教愿景，它激励着虔诚的民族先知们——从19世纪30年代的斯拉夫主义者到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去景仰农民的圣坛。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国农民村社在道义上优于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并呼吁回归农村的行为准则。民粹主义者则相信村社的平等主义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一种范式，在多数人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社会；他们纷纷转向农民，希望他们成为自己革命事业的盟友。对于所有这些知识分子而言，俄罗斯农民的风俗和信仰就像救世主的真知一样呈现在他们眼前。皈依它们并且从中获得救赎，必然意味着与贵族子弟所生长的罪恶世界断绝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沃尔孔斯基是第一人，他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即源于1812年。在他之后，许多俄罗斯贵族相继在农民中发现了自己身之所系的民族与救赎。沃尔孔斯基背弃了那种他认为虚情假意、以阶级为基础的旧社会，转而期待一种人人平等的理想新社会。“那些和社会人士往来频繁的家伙我一个也不信任，”他在1841年写给他的老朋友、十二月党人伊凡·普辛的信中说，“西伯利亚的农民给人感觉更加诚实和正直。”[87]

跟所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一样，沃尔孔斯基将西伯利亚看成一片充满了民主希望的土地。在他们的眼里，这里是一个朝气蓬勃、天真烂漫的俄罗斯，原始而粗犷，并且富含天然资源。这是一块未开发的土地（另一个“美洲”），作为拓荒者的农民没有受到农奴制或者政府的压迫（因为西伯利亚极少有地主），因此他们保留着一种独立的精神和智慧、一种天然的公正和平等，古老的俄罗斯也许可以由此获得新生。这些无拘无束的农民精力充沛，身上蕴含着俄罗斯民主化的潜力。因此十二月党人致力于西伯利亚民俗和历史的研究；他们创办乡村学校，或者像玛丽亚一样，到农民的家里给他们上课；而且，如同谢尔盖，他们或是学会了农民的手艺，或是自己种地。公爵在农事劳作中找到了安慰和人生的意义。它是望不到尽头的放逐生涯的一种放松。“体力劳动对健康非常有益，”沃尔孔斯基在写给普辛的信中说，“而且，它能使家人填饱肚子，对其他人也有好处，这真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88]

但是沃尔孔斯基不仅仅是个农民；他是农业研究的自媒体。他从俄罗斯的欧洲地区买来书本和新型种子（玛丽亚给家里写的信中列满了各种需要购买的园艺品清单），将他的研发成果向从外地特意登门请教的农民推广。[89]可以想见，这些农民对“我们的公爵”（他们这么称呼沃尔孔斯基）怀有真正的敬意。他们喜欢他的坦诚和直爽，喜欢他用他们的方式说话，如此平易近人。在他面前，他们不会像平时与其他贵族打交道时那样拘束。[90]

这种进入普通人世界的非凡能力是很值得品评的。别忘了，托尔斯泰都没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尽管他努力了将近50年。也许沃尔孔斯基的成功源于他在军队里长期与农奴士兵相处所获得的经验。又或许，一旦杜绝了习以为常的欧洲生活方式，他就能够重新找回伴随他长大的俄罗斯习俗。他的转变和《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之舞的那一幕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在“大叔”的林中小屋里，娜塔莎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上流着农民的血液。

第四节

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都知道，1812年那场战争是俄罗斯贵族文化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它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使俄罗斯摆脱了法国的文化殖民——这个时期，像罗斯托夫和沃尔孔斯基这样的贵族开始挣脱上流社会的外国做派，遵照俄罗斯的道德原则生活。这种变化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发生了（而且要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慢得多，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那些贵族几乎一夜之间就找回了已被他们遗忘的民族生活方式）。尽管在19世纪的头十年里，反对法国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强烈，但是贵族阶层仍然沉浸于这个与他们开战的国家的文化之中。圣彼得堡的沙龙里挤满了年轻的波拿巴崇拜者，就像《战争与和平》里面的皮埃尔·别祖霍夫。最为时尚的圈子当属鲁缅采夫伯爵和法国驻彼得堡的大使科兰古伯爵他们，这是托尔斯泰笔下的海伦生活的圈子。“我们怎么能跟法国开战呢？”在《战争与和平》中，莫斯科省省长罗斯托普钦伯爵说，“我们可以拿起武器，反抗我们的老师和神灵吗？看看我们的年轻人！看看我们的太太小姐！法国是我们的上帝。巴黎是我们的天堂。”[91]然而，即便是这些圈子，在拿破仑入侵消息传来时也是一片恐慌，而他们继之反对一切法国事物，形成了俄罗斯式生活和艺术复兴的基础。

在爱国热情高涨的1812年，说法语在圣彼得堡的沙龙并不招待见——在街上甚至更加危险。托尔斯泰的小说完美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那些从小就被教育说法语和用法语思考的贵族，当时都在努力学说他们的母语。书中有一幕，大家一致同意禁止说法语，并对违规者处以罚款。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俄语的“罚款”（forfeit）该怎么说——俄语里没有这个词——因此大家只好用“处罚”（forfaiture）代替。这种语言上的民族主义并不新鲜。早在1803年，时任公共教育部部长的希什科夫上将就将保卫俄语作为反对法国运动的核心。他与卡拉姆津们展开了长久的辩论，攻击他们沙龙式的法语，并希望俄罗斯的书面语言回到它那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源头。‡‡在希什科夫看来，法语的影响是造成东正教和旧的父权道德规范衰落的原因：俄罗斯式的生活方式正受到西方的文化侵蚀。

希什科夫最辉煌的时候是在1812年以后。作为一名扑克牌高手，他经常出入圣彼得堡的时髦家庭，在两轮21点牌戏的间隙，他会向大家宣扬俄语之美。在招待他的主人之中，他有着“民族圣人”的称号，而且他们聘请他做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可能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欠他赌资）。[92]贵族家庭的孩子纷纷以学习阅读和书写母语为荣。在19世纪第二个十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和普拉斯科维娅的儿子德米特里·舍列梅捷夫正值青年，他花了3年时间学习俄语的语法，甚至是修辞——与他花在法语上面的时间相当。[93]由于缺乏俄语教材，孩子们便学习俄语版的《圣经》——事实上，跟普希金一样，给他们授课的常常是教堂职员或者当地的神父。[94]跟男孩相比，女孩较少上这类俄语课。跟那些注定将成为军官或者庄园主的兄弟相比，她们很少有机会和商人或者农奴打交道，因此没有必要。然而在外省，妇女和男人一样学习俄语却变得越来越流行。托尔斯泰的母亲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就写得一手漂亮的俄语文章，甚至能作诗。[95]假如没有越来越广泛的俄语读者，19世纪的文学复兴将是不可想象的。此前俄罗斯受教育阶层主要读的都是外国的文学作品。

在18世纪，法语和俄语的使用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法语是关于思考和情感的，俄语则是有关日常生活。俄罗斯人区分文学的语言形式（法语或者法式的“沙龙”俄语）和日常生活的语言形式（农民说的质朴语言，和商人以及小职员的口语差别不大）。这些语言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举个例子，贵族给沙皇写信应该用俄语，用法语写信会被认为失礼；但是与沙皇交谈，则如同贵族之间的社交场合，一向使用法语。另一方面，妇女的书信往来应该使用法语，不管对象是君主还是所有的官员，因为这是上流社会的语言；使用俄语会被看成极度粗鄙的行为。[96]然而在私人信件中，则甚少这种约束，到了18世纪末期，贵族的两门语言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可以在俄语和法语之间自由地转换，不着痕迹。一页纸左右的文字语言切换可以达十几次，有时候甚至出现在一个句子中间，而且并非为了某个主题。

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也玩弄了一把这种语言上的不同之处，突出俄罗斯人所讲的法语在社会和文化上的细微差别。举个例子，安德烈·沃尔孔斯基说一口带有法国口音的俄语，这使他在彼得堡的贵族精英中处于亲法阵营。又或者安德烈的朋友、外交官比利宾更喜欢说法语，“只在他希望强调鄙夷观点的时候才用俄语”，这表明比利宾是大众所熟知的文化典型，读者很容易就能认出他来：那种希望自己是法国人的俄国人。但是也许最好的例子是海伦——这位公爵夫人更喜欢用法语讲述自己的婚外情，因为“她总是觉得用俄语讲不清楚，用法语讲就好得多”。[97]在这一段文字中，托尔斯泰故意重提了法语是欺骗性的语言而俄语是真诚的语言这个古老的区别。他在对话中也有一种类似的民族主义特点。这部小说中最正面的角色都只说俄语（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农民卡拉塔耶夫）或者（跟娜塔莎一样）说法语时错漏百出，这一点绝非巧合。

当然了，没有一部小说是直接反映现实的，而且，不管《战争与和平》与现实主义者的理想如何接近，我们都不能将这些观察所得当成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阅读沃尔孔斯基的书信——当然，别忘了他在《战争与和平》里变成了博尔孔斯基——将会发现情况比托尔斯泰所展示的要复杂得多。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用法语写信，但是在说到庄园上的日常生活时会夹杂几句俄语；或者说当他希望突出某个重点或者强调自己的诚意时，就会使用俄语。他更倾向于用俄语写信，特别是在1812年以后；而1825年之后他从西伯利亚寄出的信件都不得不用俄语书写（因为审查官只懂俄语）。但是他偶尔也用到法语（即便在1825年之后）：例如，当他使用虚拟语气或者是正式的短语和礼貌用语；又或者在某些段落违反规定，想用一种审查官看不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有时候当他想表达一个概念，但是却找不到对应的俄语词汇时，他就用法语来表达，如“勤勉”、“表里不一”和“裁量”。[98]

贵族在风俗和日常习惯方面也变得越来越“俄国化”。这些经历过1812年战争的贵族开始放弃精美的法式菜肴，转为吃简朴的俄式便餐。贵族们娶农民为妻益发成为普遍且公开的现象（这对舍列梅捷夫家族来说是好事，对其他贵族来说也不赖），而且还出现了贵族妇女和农奴住在一起或者嫁给农奴的情况。[99]即便是以残暴治军而臭名远扬的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也娶了一个农民做外室，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人都毕业于军官学校。[100]本土的手工艺品突然流行起来。那些画有乡村生活场景的俄罗斯陶瓷，比古典样式的18世纪进口瓷器更受欢迎。卡累利阿桦木和其他俄国木材制造的家具，特别是那些由农奴工匠制造、造型更为淳朴的，开始与贵族宅邸中进口的高级家具一争高下，在贵族休憩的私人空间甚至取而代之。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是1812年的战争英雄，在圣彼得堡的英式堤岸上拥有一座华丽的宅邸。会客室四面镶嵌着大理石墙壁和镜子，是美轮美奂的法兰西帝国装饰风格，但是1812年之后，他在卧室四周码了一圈原木，使它看起来像一座农民的小木屋。[101]

娱乐也在走向俄罗斯化。在彼得堡的舞会上，原来占统治地位的都是欧式舞蹈，1812年以后，普利亚斯卡舞（pliaska）以及其他俄罗斯舞蹈成为一种时尚。奥尔洛娃伯爵夫人以跳这些乡村舞蹈而闻名，她认真学习过这些舞蹈，并在莫斯科的舞会上表演。[102]但是，还有类似娜塔莎·罗斯托夫这样的贵族妇女，从某种角度来看她们汲取了这些舞蹈的精神，就像呼吸着“俄罗斯的空气”一样。埃琳娜·戈利岑，这位公爵夫人在1817年彼得堡的新年舞会上第一次跳起了普利亚斯卡舞。“没有人教过我如何跳普利亚斯卡。（我之所以会跳）仅仅是因为我是一名‘俄罗斯女孩’。我在乡村长大，当我听到乡村歌曲《女仆去取水》的副歌响起时，便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舞动起来。”[103]

去乡村消闲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被“重新发现”的俄式生活。正是在这个时候首次出现了乡村别墅，尽管要到19世纪的后几十年里，位于乡村或者郊区的避暑别墅才开始大规模地建设（契诃夫著名的《樱桃园》就是以此为背景）。18世纪彼得堡的大贵族都租住乡间别墅。巴甫洛夫斯克和彼得霍夫是他们最喜欢的两个度假胜地，在那里能够逃避城市的热浪，呼吸松树林或者海边的清新空气。历代沙皇在这两个地方建造了许多细致考究的夏宫，并且都带有供游玩的巨大花园。19世纪早期，建设乡村别墅的风潮蔓延到了中小贵族阶层，他们在乡下建起了规模小一些的宅子。

跟城里宫殿那庄严的古典主义风格相比，乡间别墅具有一种简朴的俄罗斯风格。它通常是一座两层的木制建筑，周围是一圈夹层走廊，房子上饰有雕花窗户，门框上雕刻着农家屋子上常见的花纹，尽管一些华丽的乡村别墅可能会在房子前面加上古罗马样式的拱门和柱子，显得极不协调。乡村别墅是俄国人休闲的去处：到树林里摘蘑菇、做果酱、用茶炊（samovar）煮茶喝、钓鱼、上澡堂，或者就像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一样，穿着东方式的大袍，慵懒地度过一整天。在乡下过上一个月，贵族得以摆脱宫廷和官员生活的压力，在一种俄罗斯式的环境中更为自在。这个时候摒除一切正式的制服，换上一身休闲的俄式服装，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了。简单的俄式食物代替了美味佳肴，而一些菜肴，例如用克瓦斯做成的夏季汤（okroshka）、鱼肉冻和腌蘑菇、茶配果酱，或者是樱桃白兰地，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乡村别墅这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104]

在所有的乡村休闲活动中，打猎是最为全国性的一项运动。它将贵族和农奴团结起来，因为他们同台竞技，又是同胞。19世纪早期是狩猎的鼎盛时期——这与1812年以后贵族重新发现了“庄园生活的美妙之处”密不可分。有些贵族放弃了政府部门的官职，隐退乡间，过上充满户外活动的生活。《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家的“大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大叔，您为什么不做官？”

“做过，后来放弃了。我不太适合那种工作……完全一窍不通。我看你倒是挺适合的——我的脑子不够用。至于打猎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咯……”[105]

俄罗斯有两种狩猎形式——一种是带上一群猎犬的大规模正式狩猎；另外一种较为简单，一个人徒步，带上一只猎犬和一个农奴作伴，就像屠格涅夫的不朽名作《猎人笔记》（1852）所描写的那样。正式狩猎在形式上与军队的出征很相似，通常会持续几周时间，由几百名骑手、庞大的狗群和大批农奴猎手组成的队伍，在贵族的庄园安营扎寨。梁赞省的贵族首领列夫·伊斯梅洛夫“出征”时带了3000名猎手和2000只猎狗。[106]门登男爵保留了一支统一穿猩红色制服的农奴精英猎手，以及一群为狩猎特别准备的阿拉伯马。他们出发时，由男爵领头的队伍包括几百辆载着干草和燕麦的马车，一座为受伤猎狗准备的流动医院，一个流动厨房以及大量的仆人，男爵家人倾巢而出，只留下他的妻子和女儿，由一个侍者和一名男孩作伴。[107]这种类型的狩猎要求贵族拥有大量的农奴和几乎所有的土地——如此现象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以前一直存在。它跟英国的狩猎方式很相像，既严肃又沉闷，严格遵守社会的等级制度，而农奴猎手即便没有跟猎狗一起奔跑，也显然处于从属地位。

相比之下，屠格涅夫的狩猎则相对要平等一些，而且是一种明显的俄罗斯风格。当贵族和他的农奴伙伴一起出去打猎时，他将庄园的文明抛在脑后，进入了农民的世界。地主和农奴正是通过这种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衣着相似；歇脚时他们吃的是同样的东西，喝的是同样的饮料；他们并肩睡在农家的屋舍和谷仓里；而且就像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所描绘的那样，他们畅谈各自的生活，那种倾心的态度使他们往往结成亲密而长久的朋友。[108]这比那种围绕着打猎所形成的“男性友谊”更有凝聚力。对地主而言，徒步狩猎是一次长途的乡间旅行，与未被发现的农村土地的一次邂逅；至于能打到多少只鸟或者野兽，这几乎是无法预计的。在《猎人笔记》那极富抒情意味的最后一章中，讲述者在总结打猎的种种乐趣时，几乎没有提到打猎这件事情本身。美妙的文字中浮现出的，是猎手对俄罗斯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以及它那随着四季变化而变换的美丽景色：

夏天7月里的早晨！除了猎人，有谁体会过黎明时候在灌木丛中散步的乐趣？你的脚印在白露沾湿的草上留下绿色的痕迹。你用手拨开濡湿的树枝，夜里蕴蓄的一股暖气立刻向你袭来；空气中到处充满着苦艾的新鲜苦味、荞麦和三叶草的甘香；远处有一片茂密的橡树林，在阳光底下发出闪闪的红光；天气还凉爽，但是已经觉得炎热逼近了。过多的芬芳之气使得你头晕目眩。灌木丛没有尽头……只是远处某些地方有一片黄灿灿的成熟了的黑麦，一条条狭长的粉红色的荞麦田。这时候一辆大车轧轧地响出；一个农民缓步走来，把他的马预先牵到阴凉的地方……你同他打个招呼，就走开了；你后面传来镰刀的响亮的铿锵声。太阳越升越高。青草立刻干了。瞧，已经开始热起来。过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天边变得暗沉沉的；静止的空气发散出火辣辣的炎热。[109]

俄罗斯风格的服装在1812年以后极为流行。在圣彼得堡的舞会和招待会上，上流社会的夫人小姐们开始穿起了民族服装，她们在外面套一件无袖的对襟长袍，再戴上古老的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头巾。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俄罗斯农民戴的头巾在贵族妇女中非常受欢迎。欧洲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兴起了佩戴东方风格头巾的风尚，俄罗斯人则亦步亦趋，从印度进口头巾。但是1812年以后俄罗斯农民戴的头巾大为流行，农奴工坊一跃成为时尚产业的主要中心。[110]俄罗斯式长袍（kapot）本是农村妇女和外省商人妻子的传统服装，早在18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高级时装行列，因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喜欢穿它，但是大规模流行还是从1812年开始。长衫和晨袍（khalat，一种美妙的家居服或者说晨衣，可以穿着它在家里休息或会见客人）重新在贵族男子中间流行起来。一种通常由农民穿的短袍（podyovka）也出现在了贵族的衣橱里。穿上这类服装并不仅仅意味着放松和感到自在；用一位回忆录作者的话来说，它是“有意识地表明自己的俄罗斯人身份”。[111]1827年画家特罗皮宁为普希金画了一幅肖像画，画中的普希金穿着一件晨衣，画作生动地描绘出诗人身着民族服装时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

19世纪20年代，“自然”装束在贵族妇女中风靡起来。新时代的“美”着重强调古代女性和俄罗斯农民的纯洁之美。菲德尔·布吕尼为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画的肖像画（1810）就体现了这种风格。实际上，按照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正是她那简单的装束引起了多情的沙皇的关注，[112]沙皇自己非常容易为自然的魅力所折服。§§妇女们穿起了棉质的裙子。她们梳着简单的发型，抵制浓妆艳抹，因为这种对不加修饰的天然之美的追求，要的正是苍白的脸色。[113]

从18世纪晚期开始，这股追求天然和简单的风尚便席卷了欧洲。妇女们扔掉了扑粉的假发，摒弃像麝香这样气味浓烈的香水，改为使用清淡的玫瑰水，以便透出干净的体香。这种风尚是在卢梭和有关自然美德的浪漫主义观点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对天然之美的追求另有民族主义的一面。它和人们必须脱去一层层文明的外衣才能揭露俄罗斯人的个性特征这个观点相联系。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季扬娜，就是俄罗斯人这种自然天性在文学上的化身——以至于贵族妇女着装的朴素风格被称为“奥涅金”。[114]读者将塔季扬娜看成一位“典型的俄罗斯女性”，她的天性体现在她对童年时期乡下生活的回忆：

对我来说，奥涅金，所有的这些辉煌，

我的这种令人感到疲倦的光彩生活，

伟大的世界对我俯首帖耳，

王亲贵族们在我那时髦的家里用餐——

这些都是空虚……我宁愿将

这种乔装打扮的破烂生活，

这个亮闪闪的，充满各种烟雾的嘈杂世界，

换成我的书本，和老家那简简单单的

既有散步也有花朵的快乐，

换成那些我曾经熟悉并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东西……

那时，我第一次遇见你，奥涅金；

换成小教堂墓地那些阴凉的树荫，

那是我可怜的保姆现在安息的地方

那里竖着一个十字架，在树枝之下。[115]

此外，普希金的作品还对1812年那代贵族阶层典型复杂的欧洲——俄国意识进行了微妙的探索。文学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普希金本人则在最后几节中，提出了小说是生活之书这个理念。在其他作品中，人们无法如此清楚地看到文化传统对俄罗斯人自身意识的内在影响。实际上，这部小说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生活和艺术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个重要命题。塔季扬娜性格中的包容天性是她所处文化世界的象征。有时她在读一本浪漫小说，有时又在听她的保姆讲那些充满了迷信色彩的民间故事。她被欧洲和俄罗斯这两个引力场撕成两半。她的名字，塔季扬娜，正如普希金在脚注中所强调的，来源于古希腊，然而在俄罗斯却是“普通人才用的名字”。[116]在坠入爱河时，塔季扬娜同样受到了欧化的俄罗斯和农民的俄罗斯这两种不同文化标准的影响。作为一名来自外省而且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她生活在浪漫小说描绘的幻想世界，并且用这些字眼来理解自己的情感。她很自然地爱上了奥涅金这个拜伦式的人物，而且，就像她读过的那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她写信向他表白。然而，当害了相思病的塔季扬娜问她的保姆是否恋爱过时，展示给她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这种观念中，浪漫的爱情是从国外来的奢侈品，顺从才是女人的主要美德。这位农奴出身的保姆告诉塔季扬娜她是怎么在13岁就出嫁，而丈夫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比她还小的男孩：

我简直吓坏了……眼泪不停地流；

我不住地抽泣，他们解开我的辫子，

唱着歌把我送到教堂的门口。[117]

两种文化的碰撞预示了塔季扬娜自己的艰难处境：是追求她自己的浪漫理想还是牺牲自我，接受传统的“俄罗斯”方式（这正是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所选择的道路，她放弃一切跟随十二月党人的丈夫去了西伯利亚）。奥涅金拒绝了塔季扬娜——他把她看成一个天真的乡下姑娘，接着，在决斗中杀死朋友连斯基之后，奥涅金消失了几年。在此期间，塔季扬娜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男人，据我们所知，这个人是一名1812年的战斗英雄，在宫廷“很受欢迎”。塔季扬娜一跃成为圣彼得堡著名的宴会女主人。奥涅金现在回来了，并爱上了她。在祖国大地几年的四处游历总算改变了这位圣彼得堡曾经的纨绔子弟，最终他发现了她的自然之美，她的“毫不做作，也不愚蠢地模仿别人”。但塔季扬娜选择忠于自己的结婚誓言。她似乎已经接受了她作为俄罗斯人应遵守的规矩，也看透了浪漫爱情不过是虚幻的泡影。在浏览了奥涅金书房中的藏书之后，她最终理解了他性格中的虚幻之处：

一个披着哈罗德斗篷的莫斯科人，

矫揉造作集于一身，

满口流行的词汇……

单纯的模仿，只不过是个无赖？[118]

但即便这时，塔季扬娜依然对奥涅金说，

我爱你（我为什么要掩饰呢？）

但我现在是另一个人的妻子，

而我将一生都忠于他。[119]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文化交织的重大影响。这些诗句改编自一首广为传唱的俄罗斯民歌。在普希金的年代，人们认为这首歌的歌词是彼得大帝所作，普希金的叔叔将它译成了法语。塔季扬娜可能看过一期旧的《法国信使报》。然而她也可能从农奴保姆那里听说了这首歌。[120]这是一个典型例子，展现普希金时代欧洲文化和俄罗斯本土文化之间复杂的互相影响。

普希金自己是俄罗斯歌曲和俄罗斯传奇的行家。丘克罗夫的《俄罗斯迷信集》（1780—1783）和列夫申的《俄罗斯传说》（1788）是普希金书架上被翻旧了的两本书。他是听着亲爱的保姆阿林娜·罗季奥诺娃的农民故事和迷信长大的，阿林娜成了塔季扬娜保姆的原型。“妈妈”罗季奥诺娃是一个极有天赋的讲故事好手，从普希金后来对她讲的故事的记录手稿来看，她精心改编了许多普通的故事，使之变得丰富而且翔实。[121]在1820—1824年流放南方期间，他认真地搜寻民间的风俗传统，特别是那些有关哥萨克的。接着，在1824—1826年流放米哈伊洛夫家族庄园的这段时间里，他又收集起歌曲和传奇来。利用这些素材，普希金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诗作《鲁斯兰与柳德米拉》（1820年，一些评论家抨击这部诗作不过是“农民诗歌”），以及他生命最后几年所创作的一些风格固定的“童话”，例如《沙皇萨尔坦的故事》。然而他毫不犹豫地将俄罗斯的传奇与拉封丹的寓言和格林兄弟的童话这些源自欧洲的故事结合起来。在《金鸡的故事》一书中，他甚至利用了偶然发现的一本华盛顿·欧文的《阿尔罕布拉的传说》（1832年的法文版），借用书中的《阿拉伯占星家的传说》这个故事。就普希金而言，俄罗斯是西方和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而且，假如他将所有这些元素按照俄罗斯的风格进行文学再创作，并不会削弱这些“民间故事”的可信度。由此可见，苏联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普希金的故事直接取材于俄罗斯民间，这种看法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普希金死于1837年，这时文学作品中使用民间故事已经变得非常普遍，而且几乎是文学上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与其他西方经典的文学作品相比，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更加植根于口述故事的传统，这也是它们独特的感染力和原创性的来源。普希金、莱蒙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看作民俗研究者，他们都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过民间传说，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尼古拉·果戈理那样捕捉到民间故事的精髓。

果戈理实际上是乌克兰人，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普希金（普希金是他的导师，而且他的主要作品《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情节的现实原型就是从普希金那里来的），他可能会一直用米尔哥罗德当地的农村方言写作，果戈理的父亲是乌克兰当地一位有名的作家（尽管他的作品在沙皇的法律政策下无法出版）。果戈理童年时期就爱上了当地农民淳朴的方言。他喜欢他们的歌曲和舞蹈、那些恐怖和滑稽的故事，后来他自己笔下那些彼得堡的奇妙故事正是从这些故事中吸取了灵感。他首先是以“红头发的养蜂人潘科”而出名，这是他在一本畅销故事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中所用的笔名，这本书满足了读者对乌克兰民间故事的狂热兴趣。阿拉丁的《科丘别伊》、索莫夫的《海尔达马其》和库尔任斯基的《哥萨克的帽子》都在俄国首都大卖。果戈理如果没有野心的话那他就不是果戈理了，1828年，刚从学校毕业的他就跑到彼得堡追寻他的文学梦。他白天是一名卑微的职员（他的小说中都充斥着这种人），夜里就在他那间阁楼里孤独地写作。他缠着他的妈妈和妹妹给他寄乌克兰歌曲和谚语的详细资料，甚至要求她们买一些当地农民穿的衣服，装在一个皮箱里寄给他。读者会喜欢“真实可信”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一些批评家认为这些故事被一种“粗俗”而且“不得体”的民间语言给毁了。然而这些故事的语言正是它最为成功的地方。它完美地反映了富有音乐般节奏的乡村语言——这就是为什么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要将果戈理的故事进行改编的原因之一（如未完成的作品《索罗钦集市》以及《圣约翰的荒山之夜》、《五月之夜》）——而且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能理解。在《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校样阶段，果戈理拜访了排字工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跟普希金说，“我刚打开门，工人一看到我就哈哈大笑，赶紧把头扭过去。我有些吃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印刷商解释说：‘你写的东西太有意思了，排字工人都被你逗得乐得不行。’”[122]

随着像果戈理这样的作家开始在写作中运用一些习惯性口语，日常用语渐渐地进入了文学领域。文学语言就这样挣脱沙龙的束缚，可以说是乘风而去，进入了市井街头。它呈现俄国人说话的韵律，在描述普通事物时不再一味使用法语借词。莱蒙托夫的诗就充满了这种民间语言的节奏和表情，这些都来源于他所记录的农民话语。他的叙事诗《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1837）就模仿了古老的民间英雄歌谣（bylina）的风格；而他那部出色的爱国主义诗歌《博罗季诺》（1837年，为纪念拿破仑战败25周年而作）就从农奴士兵的角度重现了战场上的英雄气概：

整整三天我们都在任意射击，

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使他们气馁，

双方都不想投降。

每一位士兵都认为战争应该结束：

因为，我们打过仗吗，还是我们只是假装打过？

接着那关键性的一夜到了，

夜幕降临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战场上。[123]

俄罗斯音乐同样在与民间歌曲的融合中找到了民族之声。第一部《俄罗斯民间歌曲集》于1790年出版，由尼古拉·利沃夫收集，伊凡·普拉奇注释。独特的农家小调——不停变换的音调和不均衡的节奏，成为从穆索尔斯基到斯特拉文斯基俄罗斯音乐风格的特点——经过变更，变得符合西方的音乐程式，这样就能在传统的键盘乐器的伴奏下演唱这些歌曲（俄罗斯那些拥有钢琴的阶层需要让他们的民间音乐变得“顺耳”）。[124]利沃夫和普拉奇的这本合集迅速走红，很快又再版了几次。整个19世纪，这部歌曲集都被作曲家们拿来寻找“真正的”民间音乐，因此几乎俄罗斯所有的民歌曲调，从格林卡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都来源于利沃夫和普拉奇。西方的作曲家也从这本书里寻找充满异国情调的俄罗斯风格和“俄罗斯主题”。贝多芬就从利沃夫的选集中借鉴了两首歌曲，用于创作“拉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作品第59号），这部作品是1805年贝多芬受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委托创作的，当时正值俄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候，两国结为盟友共同对抗拿破仑。其中一首歌曲就是著名的“斯拉瓦”（意为“光荣”）合唱曲——后来被穆索尔斯基用于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加冕典礼现场——贝多芬作品第59号“俄罗斯主题”的主旋律，三部弦乐四重奏中第二部第三乐章。它原本是一首“庆典曲”（sviatochnaya），是俄罗斯女孩在新年玩占卜游戏时所唱的歌。少女们会将一些小玩意儿放进一碟清水里，哼唱着一个一个地取出来。这首简单的曲子在1812年战争期间成了伟大的民族大合唱——在合唱中，沙皇的名字取代了占卜里的神，后来的版本还加入了一些军官的名字。[125]

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1836）一剧同样体现了国家对这一农民主题的运用。高潮部分那首同名的“光荣”大合唱，实际上成了19世纪的第二国歌。***米哈伊尔·格林卡很早就接触俄罗斯音乐。他的爷爷一直担任诺沃斯帕科（斯摩棱斯克的一个地区，以刺耳的教堂钟声而闻名）地方教会的音乐主管，他的叔叔则拥有一支以演奏俄罗斯歌曲而闻名的农奴管弦乐队。1812年，格林卡的家乡遭到了正向莫斯科进军的法国士兵的蹂躏和抢劫。尽管当时格林卡只有8岁，但是这次事件肯定激发了他后来创作《向沙皇献身》的爱国热情。这部歌剧的情节来源于农奴士兵，它讲述了伊凡·苏萨宁的故事，他来自科斯特罗马，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罗曼诺夫王朝的创立者）庄园的农奴。根据传说，1612年冬天，波兰入侵了当时正处于“混乱时期”（Time of Troubles，1605—1613）的俄罗斯，他们来到科斯特罗马，想在米哈伊尔登基的前夕杀死他。苏萨宁为波兰军队指了错误的方向，从而救了米哈伊尔一命。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却挽救了整个王朝。英勇牺牲的苏萨宁与1812年农奴士兵的明显具有相似的命运，激发了民众对苏萨宁这个传奇人物的极大兴趣。雷列耶夫写过一个关于苏萨宁的著名芭蕾舞剧，米哈伊尔·扎戈斯金（Mikhail Zagoskin）则有两部畅销的小说，背景分别设在1612年和1812年。

格林卡说，他的歌剧可以理解成波兰音乐和俄罗斯音乐之间的一场战争。波兰人表现为波洛涅兹舞曲和玛祖卡舞曲，而俄罗斯人则体现为他自己改编的民间和城市歌曲。格林卡应该感激民间传说，是民间传说使他成为俄罗斯第一位具有典范意义的“民族作曲家”；《向沙皇献身》具有“俄罗斯歌剧”的典型特点，国家规定所有重大的国家典礼都必须演奏这部歌剧。然而事实上这部歌剧使用的民间曲调（形式上较为明显的）相对来说很少。格林卡吸收了民间音乐的风格而且表达了它的基本精神，但是他写的完全是属于自己的音乐。他融合了俄罗斯农民乐曲的特征和欧洲音乐的形式。用诗人奥多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他显示出“俄罗斯的小调也可以提升为一种悲剧风格”。[126]

绘画也在向俄罗斯乡村靠拢。18世纪的高雅艺术要求将农奴排除在所有严肃艺术形式的表现对象之外。古典规则要求艺术家应该体现普世的主题：描绘古代或者《圣经》中的场景，并以永恒的希腊或者意大利风景为背景。俄罗斯的世俗绘画发展得很晚，直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才兴起，而且所表现的普通人形象被浪漫化：田园风光中胖乎乎的村娃或者是顺从的“乡下人”，脸上都带着固定不变的表情以表示他们也有人的感情。这些画是视觉版的感伤小说或者滑稽歌剧，通过讲述农奴的恋爱生活和浪漫遭遇来突出他们的人性。然而，随着1812年的觉醒，一种不同的绘画出现了——这种绘画着重强调农奴的英勇气概和尊严。

我们可以从典型的1812年之子——阿列克谢·韦涅齐阿诺夫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韦涅齐阿诺夫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家族来自希腊），他在19世纪初成为画家和版画家之前，是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绘图员和土地测量员。跟许多俄罗斯文化的开拓者一样（令人想到了穆索尔斯基），韦涅齐阿诺夫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而且一生都没有加入美术学院。1812年，他以农奴士兵为题材的一系列版画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些版画的销量很好，提升了农奴士兵的形象，他们在画中成了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勇士，从那时起农奴士兵被称为“俄罗斯的赫拉克利斯”。[127]

1812年战争塑造了韦涅齐阿诺夫。尽管不是一名政治家，但是他活动的圈子跟十二月党人一样，而且和他们有共同的理想。1815年他通过自己的妻子得到了特维尔的一座小庄园，4年之后，他在那里退休，为村里的孩子建了一座学校，还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几名农奴。其中一位就是格里高列·索罗卡，他于19世纪40年代给恩师画了一幅肖像，那慈祥的形象生动地证明了韦涅齐阿诺夫的性格。

《清洗茶炊》。阿列克谢·韦涅齐阿诺夫画，1820年。版权所有者：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莫斯科彼得鲁沙美术馆。

韦涅齐阿诺夫认识他村子里的每一位农奴——而且把他们原原本本地画进了他最出色的肖像画作之中。他传达了他们的个性特点，正如其他的肖像画家努力想传达出贵族的个性特点一样。这种心理方面的捕捉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当时的肖像画家画的都是“固定的农奴形象”（只有少数几个例外）。韦涅齐阿诺夫画的都是人物特写，这样就迫使观众与农奴面对面，直视农奴的眼睛，并邀请他们进入农奴的内心世界。韦涅齐阿诺夫还开创了俄罗斯风景画的自然主义一派。特维尔乡村的特点——它那柔和的绿色和安静的土地颜色——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通过降低天际线来突出平坦开阔土地上的浩瀚天空，以此来表现俄罗斯大地的广袤无边——这种技巧来源于圣像画，后来被史诗风格的风景画画家，例如弗鲁贝尔和瓦斯涅佐夫所模仿。跟那些学院派的艺术家不同（他们只把风景看成是绘画的背景，而且模仿欧洲绘画中的风景），韦涅齐阿诺夫直接从大自然中取景。为了画《打谷场》（1820），他让农奴打掉谷仓的后墙，这样他就能够画他们在里面干活的情景。没有其他画家像他这样如此逼真地描绘农村的生活。在《洗甜菜》（1820）中，他让观众的目光投向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三位年轻女工，她们那布满老茧的肮脏双手和疲倦的神态。这是首次有如此丑陋的女性形象——它与古典画派是如此不同——出现在俄罗斯画坛。然而这些悲伤的人物形象却赢得了我们的同情，因为他们在面对痛苦时体现出人性的尊严。韦涅齐阿诺夫对人类劳作的升华性描绘，在他的许多幅农村妇女画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可能是他最好的画作《在犁过的田野：春》（1827）中，他运用了象征手法来刻画一个怀抱孩子的农村妇女，将俄罗斯女工的典型特征与雕刻作品中古典女英雄的比例相结合。这名田中妇女成了一位农民女神。她是俄罗斯的土地之母。

第五节

跟他们的父辈相比，1812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俄罗斯贵族更为看重他们的童年。这种观念的转变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是，19世纪中叶的人们已经能够从那些回忆录作者和作家对他们1812年之后成长经历的回顾中，看到一种全新的对童年岁月的崇拜。这种对童年的怀念与一种对俄罗斯传统——他们孩提时期通过父亲家里的农奴所了解到的——全新的尊崇融合在一起。

18世纪的贵族阶层将儿童时代视为进入成年世界的一个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越快过去越好，而那些转型得比较晚的孩子，像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中的米特罗凡，就会被认为是傻子。出身上流社会的孩子被要求行为举止像个“小大人”，而且他们很早就准备好踏入社会。女孩从8岁起就学习跳舞，10岁或者12岁已经开始参加由舞蹈老师在显赫人士家中举办的“儿童舞会”，到了十三四岁，她们就可以出师去参加首次的成人舞会。在《战争与和平》里面，娜塔莎·罗斯托夫18岁才第一次参加舞会并和安德烈公爵跳舞，已经算有点晚的了。与此同时，男孩子则早在他们还不能拿剑的时候就报名参加了近卫军，穿上了制服。年幼的沃尔孔斯基6岁就参加了他父亲的军团（“挂名军士”）。8岁时他是赫尔松†††精锐部队的一名军士，再过一年已成为苏沃洛夫将军的副官；尽管，当然了，他要晚些时候（16岁）才真正地在战场上杀敌。那些天生要做文官的男孩则在八九岁时就被送往寄宿学校，他们在那里被灌输文官的职业道德，并且像成年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样，穿着文官（而不是学校的）制服。既然学校只是培养为国服务人才的摇篮，而且学生满15岁就可以获得公职，极少有贵族家庭认为有必要让他们的儿子在这之后继续接受教育。实际上，由于官员等级制使晋升主要依靠资历，任何进一步的学习都是浪费时间，把自己置于不利地位：越早爬上晋升的阶梯越好。

回忆录作者瓦西里·谢利瓦诺夫长在一个有7个男孩的家庭，7个孩子都从小就准备到军队服役。他的父亲用一种治军的方式管理家庭，在他面前，孩子们从大到小排成一列，按照严格的要求站立，并叫他“长官”。1830年，谢利瓦诺夫17岁，那一年他参加了龙骑兵，从自家庄园到营房的转变，感觉上应该就是从一个家来到另一个家。[128]当然，并非所有贵族家庭都像谢利瓦诺夫家那样军事化，但是许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参照治理军队和国家的基本准则。这种严厉情况并非一直如此：17世纪的贵族家庭也许是典型的家长制，但是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相反，这一套都是俄罗斯从西方，特别是从英国学来的——尽管它跟许多18世纪被引进到俄罗斯的外国事物一样，深深地影响着贵族的生活，因而事实上成了19世纪整个贵族阶级的典型特征。贵族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通常意味着父母要去看孩子，必须走过长长的走廊，或者是下一截长长的楼梯，来到位于仆人生活区内的一层独立地下室里。V.A.索洛古布在圣彼得堡皇宫堤岸的一所大宅邸里长大。他的父母住在主楼，而孩子们则跟保姆和奶妈一起住在侧翼的房子里，每天只能见父母亲一两面——例如，感谢他们的晚饭（但并不是和他们一起吃），或者在他们出门时跟他们亲吻道别。“我们的生活完全隔离开来，”索洛古布回忆道，“而且没有一丝感情的表露。我们这些孩子可以亲吻父母的手，但是却没有爱抚，而且我们不得不用正式的法语‘您’（vous）称呼他们。孩子们必须听话并遵守严格的家规，这些家规几乎就像农奴的法律一样。”[129]尼古拉·沙季洛夫19世纪60年代长在图拉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便被限制在家里一套单独的房间里，跟家庭教师住在一起，自己吃饭，连续几个月都见不到父母。[130]

当然，冷漠的父亲在19世纪的欧洲非常普遍，但是却鲜有母亲像俄罗斯的贵族妇女那样冷漠。贵族家庭的孩子通常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交由奶妈照顾。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许多贵族妈妈不是忙于社交，就是忙于照顾其他更小的孩子，而无法给他们所渴望的关爱。“妈妈非常可亲，但是我们很难见到她”，经常可以在19世纪回忆录作家关于上流社会的描写中读到这句话。[131]安娜·卡列尼娜显然不是一个模范母亲，她对于育儿知识的无知（“我在这里真没用”）在当时却比比皆是。[132]

因此，对于贵族孩子来说，成长时没有受到父母直接管教的情况也很常见。父母通常将孩子托付给亲戚（通常是未婚的阿姨或者奶奶），或者是让家里的保姆、女仆和其他的仆人照顾。然而仆人自然不敢管教主人的孩子（“小老爷”或者“小夫人”），因此总是纵容他们，让他们为所欲为。男孩子特别爱调皮捣蛋（“小魔鬼”），他们心里很清楚，保姆不过是农奴，即使她们胆敢去告状，父母也会偏向自己。社会体制的批评家们（例如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认为这种自由鼓励了贵族孩子对农奴的冷漠态度；他们成年之后会继续以为他们能主宰所有的农奴，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这种对农奴自私而残酷的态度遍及整个沙俄帝国的精英阶层，有时，的确可以从童年这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期的经历中看到一些端倪。举个例子，如果一名贵族孩子被送往当地的教区学校（这种做法在外省相当普遍），他会随身携带一名年幼的农奴，这个男孩的唯一任务就是当主人在课堂上犯错时代他受过。这样一来，贵族孩子怎么可能会有正义感呢？

然而，许多贵族孩子和他们的农奴之间结成了亲密且互相尊重的关系。赫尔岑认为孩子们喜欢和仆人待在一起，“因为他们厌倦了客厅，在仆人准备食物的房间里则过得很快乐”，也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性格：

仆人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导致他们互相喜欢对方。孩子痛恨贵族对“成人”的定义及高傲的举止，他们聪明地认识到，在成人眼中他们只是孩童，但在仆人眼中，他们是“人”。因此跟客人相比，孩子们更愿意和女仆们玩纸牌或者赌牌游戏。客人们和孩子玩游戏时会有种优越感。他们会让着他们、逗他们玩，而一旦不想玩了，就会立刻停止；一般来说，女仆们，除了陪孩子玩，自己也要玩得开心，这更给游戏增添了趣味。仆人们对孩子忠心耿耿，这种忠诚并不是奴隶式的，而是弱者和淳朴的人之间相互的爱。[133]

以一种社会学家的笔触，赫尔岑将他“对压迫的憎恨”归结于他童年时期为对抗家中长辈而与仆人结成的“联盟”。他回忆道：“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维拉·阿尔塔莫诺娃（他的保姆）有时会因为淘气而严厉地训斥我说：‘等着瞧，你长大后就会跟其他人一样，变成另一个主人。’我认为这是个可怕的侮辱。这位老妇人大可不必担心我跟其他人一样，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改变。”[134]当然了，这么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效果起见——这可是个好故事。然而其他作家同样声称，他们的民粹主义信念都是童年时期和农奴接触时形成的。[135]

这些俄罗斯上流社会的男孩，在楼下仆人的世界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他由农奴保姆照顾，保姆和他一起睡在育婴室里，他哭时抱他，很多时候就像是他的妈妈一样。他到任何地方都有一位农奴“叔叔”陪伴。即使是上学或者参军，这位可靠的仆人也会做他的护卫。年轻的女孩也会由一位“毛茸茸的仆人”陪伴——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制服的外面套了一件毛皮大衣——就像《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塔季扬娜梦见的那头“毛茸茸的大熊”一样：

她不敢向后望，

摇摇晃晃地往前越走越快；

可是怎么都甩不掉他，

这个毛茸茸的总是亦步亦趋的仆人！……[136]

仆人的孩子不可避免地成为贵族孩子的玩伴——因为在乡村，方圆几英里以内都没有其他相似阶层的孩子。跟许多19世纪的回忆录作家一样，安娜·勒隆保留了她与村里的男孩女孩一起玩游戏的美好回忆：击木游戏（gorodki），用骨头和废铁块玩的击球（babki和它的许多变种），拍掌——唱歌——跳舞，以及占卜。夏天她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到河里游泳，或者由保姆带她到其他村子里和更小的孩子玩，后者的妈妈都去打麦子了。到了秋天，她会和村里的女孩子去摘越橘果，做成果酱。她喜欢这些可以进入乡村世界的时光。父母禁止她这么做，保姆也要她发誓绝不告诉别人，这只能令女孩感到更加刺激。食品储藏室里温暖而亲密的气氛是她父母的起居室里所没有的。“我会早早起床溜到女仆的房间里，她们已经在纺纱了，保姆则在织袜子。我会听她们讲农奴被卖、年轻男孩被送到莫斯科或者女孩出嫁的事情。这些在我父母那里都听不到。”这些故事使她“开始了解农奴制的含义，并希望生活发生变化”。[137]

全身淋湿的身着传统俄罗斯服饰的护士。20世纪初的照片。私人藏品。复制自克洛伊·奥博兰斯基所著的《照片中的俄罗斯帝国》（London:Jonathan Cape,1979）。

赫尔岑写道，在贵族家庭和他们的农奴之间，存在着“一条封建的情感纽带”。[138]1917年以来，在形成我们看待农奴制观点的压迫叙事中，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条纽带了。但是它仍然存在于贵族阶层对童年的回忆之中，生动地出现在19世纪文学作品的每一页上，人们可以在俄罗斯的绘画中感觉到它的精神——如韦涅齐阿诺夫情感充沛的《庄园女主人的早晨》（1823）。

在所有家仆中，那些照看孩子的仆人（女仆、奶妈和保姆）与家庭的关系最为密切。她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于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便随即消亡。她们因强烈的奉献精神而与其他的农奴有所区别，尽管今天看来可能令人难以理解，她们中的许多人全部的幸福来自服侍主人。这些女人拥有特别的房间，而且一般受到主人的尊敬和仁慈的对待，她们成为家庭的一员，许多人在停止工作以后很久还被主人赡养着。贵族阶层对童年的怀念，就跟他们与这些人之间形成的温暖而亲切的关系有关。

奶妈在俄罗斯贵族家庭中的地位特别重要。在欧洲其他地方母乳喂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之后，俄罗斯人仍然继续雇用农奴奶妈。19世纪早期的育儿手册里满是民族主义者对这种习惯的捍卫，他们声称“农家女孩的乳汁可以给贵族孩子带来一生的健康和纯洁的道德”。[139]通常奶妈会穿着俄罗斯的传统服装，有时候甚至会成为画像的对象——这种风俗在许多家庭都存在过，直到1917年。‡‡‡舍列梅捷夫家的农奴画家伊凡·阿尔古诺夫就画过几幅很可能是奶妈的“佚名农家女孩”。画师在主人的委托下为这样的女孩画像，并将画像挂在主人的房间里，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她在俄罗斯贵族文化中的地位。帕维尔·苏马罗科夫在回忆18世纪贵族的日常生活时说，奶妈在所有的仆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家里人会叫她的名字和父名，而不是像对大多数农奴一样只叫诨名。她也是主人或者女主人在场时唯一可以坐着的仆人。[140]19世纪的贵族回忆录充斥着家人对他们老奶妈的热爱之情，她被当成一位备受敬爱的家庭成员，并可以在家里一直住到老死。安娜·勒隆“比任何人都要”热爱她的奶妈瓦西里娅，她由于结婚不得不与奶妈分别，这使她“悲伤不已”。她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就像妈妈和女儿一样”），源于奶妈自己婴儿的死亡。她由于给安娜喂奶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孩子。对安娜和她的奶妈来说，内疚和代养的情感互相交织。后来，安娜的丈夫死后，她便担负起照顾老奶妈的责任，让奶妈搬来和她一起住在家族的庄园里。[141]

但是在贵族孩子的心目中，最亲切的还是他们的保姆。典型的旧式保姆——那种出现在无数的文学作品（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人——是一位淳朴而善良的俄罗斯农妇，她把孩子们带大，看着他们玩耍，带他们出去散步，喂他们吃饭，给他们洗澡，给他们讲童话故事，唱歌给他们听，并且在晚上他们做噩梦惊醒时安抚他们。保姆不仅仅是代理母亲，还是孩子爱和安全感的主要来源。“淳朴而且直率，”一位贵族妇女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我从保姆那里汲取了生命的爱的汁液，它们直到现在还滋养着我。有多少忠贞而慈爱的俄罗斯保姆在生活中保护并激励着她们的孩子，同时在他们的心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142]

的确，保姆温柔的照顾持续影响着许多19世纪的回忆录作者，使他们一直都忘不了童年这个主题。并非他们的成长受到了抑制，而是他们最初的情感被锁在了过去那个遥远的房间里，它是对这个事实的一种反思。这些回忆录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是他们的保姆教会了他们如何去爱和如何生活。对一些人而言，是保姆善良的天性唤醒了他们的道德情感；对其他人而言，是她那虔诚的宗教信仰把他们带进了精神世界。“我们的保姆简直太伟大了！”勒隆回忆道，“她很聪明，一直都很严肃，而且非常虔诚；我常常半夜在儿童房醒来，看到保姆跪在房间的门口祈祷，从那里她可以看到许愿灯。我们一起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她讲的童话故事可有趣了。它们使我重新看待森林的世界，并从一种诗意的角度去热爱大自然。”[143]这个失落的田园诗般的“俄罗斯童年”（假如它确实存在过的话），包含在这些成年后记忆里与保姆的形象有关的情感之中。“可能这看起来有点奇怪，”A.K.切尔科娃（托尔斯泰秘书的妻子）写道，“我们的童年时代已经过去40年了，而我们的保姆却依然活生生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年纪越大，我脑海里童年的记忆就越是清晰，这些回忆如此生动，以至过去成了现在，在我心中，每一件和亲爱的小保姆有关的事情，都显得格外珍贵。”[144]

贵族小孩到了六七岁就要离开保姆，转为由法国或德国家庭教师照管，不久后会被送进学校。与保姆分开，是从童年进入青年和成年世界要经历的一项痛苦的仪式，就像近卫军军官阿纳托利·韦列夏金所回忆的那样。6岁时人们告诉他他将被送往学校，他“被将要和保姆分开这个想法给吓坏了。我非常害怕，半夜常常哭着醒过来；我会大声地叫喊，要保姆过来，并恳求她不要离开我”。[145]从女性伴同的玩乐童年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管教严厉的男性世界寄宿学校，从讲俄语的儿童房到纪律严格、孩子们在里面只能说法语的学校，更是加深了痛苦；这些幼小而天真的孩子将不再受到保护，免受成人世界残酷规则的伤害。忽然之间，他被迫将他表达童年情感的语言抛到一边，转而说一种陌生的语言。简而言之，失去保姆，意味着一个人将被自己的童年情感所折磨。然而对于保姆来说，分离也同样非常痛苦：

因为费夫罗尼娅·斯捷潘诺娃一直都毫无止境地溺爱我，我成了一个动不动就哭的孩子，和一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后来我参军时对此感到很后悔。保姆的影响使所有家庭教师都对我束手无策，于是只好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看到我开始长大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她感到很不好受。她在整个童年时代都宠溺我，当她看到我跟大哥和我们的家庭教师一起下河游泳，或者是我去骑马，或者是我第一次使用父亲的猎枪，她竟然哭了。几年后，我成为一名军官，回到家发现她竟然为我准备了两间房，但是它们看起来都很像儿童房。她每天会放两个苹果在我的床头。我带勤务兵回家这件事伤了她的感情，因为她认为照顾我是她的天职。她看到我吸烟时吓了一大跳，我不忍心告诉她其实我还喝酒。但是她最震惊的，是我要去和塞尔维亚人打仗。她试图说服我不要去，然后，有一天晚上，她说她要和我一起去。我们可以住在一间小小的乡下房子里，我去打仗时，她就整理房屋并做好晚饭等我回来。假期一到我们就一起烤馅饼，就跟我们经常做的那样，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回家，我的胸前戴满了勋章。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想象战争充满了诗情画意，就像她所认为的那样……我比自己想象的更加需要保姆。九岁时，我们的瑞士家庭教师第一次来到家里，父亲说我必须从和保姆一起住的房间里搬出来，和我的大哥以及这位卡德利先生一起住。结果证明，没有保姆我根本就不会脱衣服，也不会洗澡，甚至连上床睡觉都不会。每天夜里不喊她六次，检查她是否在房间里，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睡着。穿衣服同样非常困难。我从来没自己穿过袜子。[146]

对于成年以后的贵族男女来说，跟以前的保姆经常保持联系丝毫也不奇怪；实际上，在保姆年老时赡养她同样很正常。普希金和他的老保姆非常亲近，还将她的形象写进了他的许多作品里。从某些方面来说，保姆就是他的缪斯——他的许多朋友都承认了这个事实，所以——举个例子——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才会在写给诗人的信尾附上一句“向罗季奥诺娃鞠躬，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147]普希金比任何人都更热爱他的保姆。从小就与父母疏离的他一直叫她“妈妈”，她死的时候他就像儿子一样悲伤：

我的朋友这几天都不太好，

我的年老衰朽的宝贝啊！

你被抛弃在遥远的树林里，

一直亲切地等着我。

你悲哀地坐在大厅的窗户旁边，

仿佛守望着什么，

有时你的毛线针停住了，

停在你那双现在满是皱纹的凄凉的手里。

你透过年久失修的大门窥视着漆黑的远方：

不祥的预感、痛苦、忧虑和恐惧

挤压着你现在疲倦的胸脯。[148]

佳吉列夫跟他的保姆的关系同样非常出名。他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她在他刚出生时就死了。杜尼娅奶奶是他母系家族叶甫雷诺夫庄园上的一名农奴。她曾是佳吉列夫母亲的奶妈，作为陪嫁来到他父亲位于彼尔姆的庄园。佳吉列夫到圣彼得堡求学时，他的保姆跟他一起住在公寓里，并充当他的管家。《艺术世界》杂志著名的星期一聚会——围绕杂志而形成的一个圈子，正是这个圈子萌生了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概念——一直都在佳吉列夫的公寓里举行，杜尼娅奶奶就像女主人一样坐在茶炊的旁边。[149]经常出席聚会的画家莱昂·巴克斯特，在他1906年为佳吉列夫画的那幅著名的画像中，将杜尼娅奶奶的形象永远地保存了下来。

在俄罗斯贵族阶层对自己的童年崇拜中，保姆成了一个近乎神圣的人物。没有其他国家的人对童年如此伤感或者痴迷。哪个地方会有这么多的回忆录，用如此长的篇幅描绘作者生命开始的最初时光呢？赫尔岑、纳博科夫、普罗科菲耶夫——他们终其一生一再地在自己对童年的印象里徘徊。这种崇拜的本质是一种过度膨胀的失落感——失去了祖上留下来的房子，失去了母亲或者保姆的悉心照料，失去了童话故事中孩子们所喜爱的俄罗斯乡村。难怪这些文化精英会如此专情于民间故事——因为它将他们带回他们快乐的童年，带回到那些他们白天在树林里一边散步一边听保姆讲故事、夜里则听着催眠曲入睡的日子。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7）、阿克萨科夫的《童年时代》（1856）、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1852—1868）、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1947）——这些经典文学作品都将童年塑造成一个极为幸福且令人心醉神迷的国度：

快乐，快乐，无法挽回的童年时代！一个人怎能不爱且珍惜关于它的回忆？那些回忆振作和提升了我的心灵，是我最大的快乐之源。[150]

俄罗斯人描写他们童年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们全都描绘了一个传说的世界（阿克萨科夫的回忆录故意将它写成一个童话故事），将神话和回忆混淆在一起，仿佛他们并不满足于回忆，而是从内心深处想把童年找回来，即使需要重塑一遍也在所不惜。纳博科夫称之为“我少年时代传说中的俄罗斯”，这种渴望寻找它的感情，在贝诺瓦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1911）中同样存在。这部芭蕾舞剧表达了他们对在圣彼得堡度过的童话般少年时代的声音和色彩的怀念。这种感情也存在于普罗科菲耶夫创作的有关童年的幻想曲之中，从钢琴伴奏的歌曲《丑小鸭》（1914）到“童话故事的交响曲”《彼得和狼》（1936），这些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他小时候听到的睡前故事。

第六节

“噢，求你了，阿妈，跟我讲讲法国人是怎么来到莫斯科的。”赫尔岑如此展开他那本令人赞叹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俄罗斯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生于1812年的赫尔岑特别喜欢他的保姆给他讲那一年发生的故事。他的家人不得不逃离火海中的莫斯科，襁褓中的赫尔岑由母亲抱着，正是因为有拿破仑亲自签发的战时通行证，他们才得以逃到雅罗斯拉夫的庄园。赫尔岑感到极度的“骄傲和快乐”，因为自己“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战争”。他的童年故事与他所喜爱的俄罗斯民族大事件融合在一起：“莫斯科大火、博罗季诺战役、别列津纳战役、攻占巴黎，它们都是我的摇篮曲和幼儿故事，是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151]对赫尔岑那一代人来说，1812年的传奇故事与他们的童年记忆联系得非常紧密。即使到了19世纪50年代，孩子也依然听着那一年的故事长大。[152]历史、传说和回忆，这三者相互交织。

对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而言，1812年是悲惨的一年。随着他莫斯科的邻居纷纷离开去庄园避难，他拒绝“相信这个古老而神圣的城市已经不存在了”，就像他在8月20号所写下的话那样，他宁愿选择“死在莫斯科的墙下”。[153]卡拉姆津家的房子毁于这场大火，而且由于他从没想过要转移藏书，他许多珍贵的书籍也毁于一旦。但是卡拉姆津救回了一个本子——那是一本鼓鼓囊囊记满了他那部著名的《俄罗斯国家史》（1818—1826）草稿的笔记本。卡拉姆津的著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史——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第一部俄罗斯人写的历史，而且还在于它以民族叙事的方式呈现俄罗斯的过去。此前俄罗斯的历史一直都是些关于僧侣和圣人、爱国主义宣传的神秘纪事，或者是由德国学者编纂的大部头文件，既晦涩难懂，也没有人读。但是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具有文学作品的特点，兼具严谨的学者观点和小说家的叙事技巧，这使得这部12卷的著作在全国各地广受好评。卡拉姆津注重他笔下历史事件主人公的心理动机——甚至不惜凭空捏造——因此他的叙述扣人心弦，令读者有种阅读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感觉。中世纪的沙皇，像伊凡雷帝或者鲍里斯·戈东诺夫，在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中都变成了悲剧主角——现代心理剧的表现对象；他们还走出书本，来到舞台，出现在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中。

1818年卡拉姆津出版了《俄罗斯国家史》的前8卷。“一个月内卖出了3000本——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家从未出现过。每个人，甚至是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也开始读起了她们国家的历史，”普希金写道，“这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可以说卡拉姆津发现了古代俄罗斯，就像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154]1812年的胜利引发了一种全新的对俄罗斯过去的兴趣和骄傲。在旧观念影响下长大的人们一直都认为他们的历史始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现在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去那里寻找他们国家意想不到的力量来源。1812年之后，各种历史书籍以迅猛的速度涌现。大学纷纷开设讲座（果戈理有一次去申请参加圣彼得堡的讲座，但是没有成功）。历史研究会纷纷成立，许多都位于外省。突然之间，为拯救俄罗斯的过去展开了各式各样的行动。历史成为展示所有与俄罗斯的本质和命运有关的恼人问题的舞台。就像别林斯基1846年所写的那样：“我们审问过去，以获得对现在的解释和未来的一点线索。”[155]十二月党人的失败加剧了这种对历史的痴迷。如果俄罗斯不再沿着成为一个现代宪政国家的西化道路前进（就像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它真正的命运又是什么？

这正是彼得·恰达耶夫在他那封引起轰动的《哲学书简》（第一封，1836年）中所提出的问题。他是一名近卫军军官，普希金的纨绔朋友。恰达耶夫也是“1812年之子”。他曾参加过博罗季诺战役，1821年在事业的高峰期退役，接下来的5年他都在欧洲度过。作为一名极端的西化主义者——他甚至改信了罗马天主教——1825年，他为俄罗斯没能沿着西方的道路走下去而感到极度失望。这是他写作《哲学书简》时的环境——他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他自己承认道），而且曾经试图自杀。“我们俄罗斯人发明过或者创造过什么呢？”恰达耶夫在1826年写道，“已经到了停止模仿别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重新坦诚面对自己；我们必须了解真正的自己；我们必须停止说谎并找到真理。”[156]《哲学书简》是揭示这个惨淡且令人不快的真相的一种尝试。与其说它是一部哲学著作，还不如说它是一部历史。它总结道，俄罗斯立在“时间之外，没有过去和未来”，在世界历史中并没有发挥作用。罗马的遗产、西方教会和文艺复兴的文明——它们全都和俄罗斯擦肩而过——而现在，过了1825年，这个国家已经沦为一个“文化空洞”，一个“被人类家庭抛弃的孤儿”，只能模仿西方国家但却永远无法成为它们中的一员。俄罗斯人就像是他们国土上的游民，对自己感到陌生，没有自己的民族遗产或者民族特性。[157]

现代的读者——这个世界，媒体上几乎每个月都要发布一些自揭疮疤的民族宣言——也许难以理解《哲学书简》在当时所带来的巨大震撼。它把每个人脚下的立足之地给抽走了，这些人一直以来都相信“欧化的俄罗斯”才是他们的祖国。反对的呼声山响，爱国者要求公开起诉这个“残忍地侮辱了我们的民族荣誉”的“疯子”。在沙皇的命令下，恰达耶夫被宣布是疯子，软禁在家里，由医生每天上门检查他的情况。[158]但是他写的却是很多年以来每一位有头脑的俄罗斯人心里所想的：那种住在一片荒原或者一个“虚幻国度”（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强烈感觉，他们害怕自己也许永远也无法了解这个国家；以及一种强烈的恐惧感，与他们接受西方文明的理由恰恰相反，实际上他们也许永远也无法赶上西方。保守势力的胜利引发了一种对“俄国人生活方式”的深深厌恶。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在1828年写道：“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包括憎恨她现在的表现。”[159]文学评论家纳杰日金（他在自己的杂志《望远镜》上刊登了《哲学书简》）1834年写道：“我们俄罗斯人的创造为零。我们在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贡献。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俄罗斯立于世界文明之林。”[160]

斯拉夫主义者对恰达耶夫所提出的危机反应截然不同。他们首次以独立的团体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当时他们和西化主义者进行了公开的辩论，但是他们的根源也是1812年。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恐怖，使斯拉夫主义者拒绝接受启蒙主义的普世价值，而是强调那些使俄罗斯区别于西方的本土传统。这种寻找一种更为“俄罗斯”式的生活方式，是对1825年起义失败的一种普遍反应。一旦俄罗斯将明确地背离西化道路，欧化的俄罗斯人便开始探索起那些有别于西方的俄罗斯文化，希望从中找到它的价值——就像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

这位自由思想家开始去教堂望弥撒；这个欧洲人开始到俄罗斯浴室中洗桑拿浴，两点钟吃饭，九点钟睡觉，还让一个老管家的喋喋不休催他进入梦乡……[161]

斯拉夫主义者首先求助于乡村父权主义传统的德行——这点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于一个已经在同一地区生活了数百年的地主家庭。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这位最有名也最极端的斯拉夫主义者，一生都在一座房子里度过，与它相依为命，用一位当时人的话来说，“就像蜗牛背着它的壳一样”。[162]他们将普通民众（narod）理想化，认为他们是民族性（narodnost）的真正承载者。彼得·基列耶夫斯基等信奉斯拉夫主义的民俗学者到乡村采风，他们认为民歌民谣可以理解为“俄罗斯灵魂”的历史性表述。这些人虔诚地维护着东正教的理想，主张俄罗斯人的特点便是基督教徒的牺牲和谦卑精神。它是精神共同体的基础，他们想象，地主和农奴由他们的父权传统和东正教信仰结合在一起。阿克萨科夫认为，这种“俄罗斯性”体现在传说中的民间英雄伊利亚·穆罗梅茨身上。在史诗故事中，穆罗梅茨是一名保卫俄罗斯国土的战士，他抵抗入侵者和异教徒、强盗和魔鬼，“性格温和且缺乏侵略性，然而为了人民的事业，却随时准备参加一场正义的保卫战”。§§§这些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农奴士兵身上恰好显示出这些特点。传说进入了历史。

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是一场关于俄罗斯过去和未来的漫长讨论的开场白，这场讨论贯穿了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卡拉姆津的写作完全处于君主制传统的脉络中，他将沙皇统治的国家和它那些高贵的公仆描绘成一种进步和启蒙的力量。沙皇和他的贵族发动改革，“人们则保持沉默”，就像普希金在《鲍里斯·戈东诺夫》最后一幕的舞台说明中所写的那样。关于俄罗斯的历史，普希金拥有和卡拉姆津一样的国家主义观点——至少在后期，在1825年他的共和信念（这怎么说都很可疑）崩溃之后是如此。在《普加乔夫史》（1833）中，普希金强调必须有一个开明的君主来保卫国家，才能使国家免受哥萨克叛乱的领导人普加乔夫及其农奴追随者的可怕暴力（“残酷而无情的”）伤害。通过突出贵族慈父般的角色——如比比科夫将军和帕宁伯爵，他们镇压了普加乔夫的起义，然而却向女皇求情，恳求她对老百姓仁慈一点——普希金强调了古老的地主阶层对国家的领导作用，他为自己出身于这个阶层而感到自豪。

和这些观点相对应的，是由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所推动的民主潮流。他们强调俄罗斯人民的反叛精神与热爱自由，并将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以及17、18世纪的哥萨克起义（包括普加乔夫起义）理想化。他们相信普通人一直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隐形）力量——这一理念主要来自他们对1812年战争中农奴士兵的观察。在回应卡拉姆津的著名格言“国家的历史属于沙皇”时，十二月党人、历史学家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用战斗性的语言作自己研究成果的开篇：“历史属于人民。”[163]

在历史学家的这场论战中，俄罗斯的起源是一个主要的焦点。拥护君主政体者同意“诺曼说”，这一理论首先由18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提出，认为第一位大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在9世纪时），他是受战乱中的斯拉夫部落之邀才来到俄罗斯的。这一学说唯一存在的证据是《往年纪事》——这本书写于11世纪，描绘了862年基辅公国的创立过程——它的写作可能只是为了合理化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俄罗斯的征服。随着19世纪考古学家在俄罗斯南部发现了斯拉夫部落的先进文明，这一理论越来越站不住脚。一个可以追溯到古斯基泰人、哥特人、罗马人和希腊人时代的文明浮出了水面。然而对专制统治的维护者来说，诺曼说是一个很好的起源传说——他们假设（实际也的确如此），没有君主，俄罗斯人将无法管理自己。用卡拉姆津的话来说，在君主统治建立之前，俄罗斯不过是“一块空荡荡的地方”，住着“一些和鸟兽生活在一起的野蛮而好战的部落”，别无其他。[164]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民族是由本土的斯拉夫部落自然演变而成。根据这种观点，早在瓦良格人到来之前，斯拉夫人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他们的自由共和政体逐渐被外来的君主制所破坏。这种观点有多个版本，全都由那些相信斯拉夫民族天性热爱民主的团体所提出：不仅包括十二月党人，还包括左翼斯拉夫主义者、波兰历史学家（他们利用这一点来攻击统治波兰的沙皇制度），以及乌克兰和（后来）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

辩论的另外一个焦点是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在十二月党人眼中，这个俄罗斯自由最伟大的象征同时也是人民自治权力的历史证明。诺夫哥罗德和附近的普斯科夫一起，得益于与汉萨同盟的德意志城市所形成的商业联系，经济高度繁荣，直到15世纪晚期被沙皇伊凡三世征服而并入莫斯科公国。十二月党人崇拜这座城市的共和政体。他们将它的市政厅（veche）或者说市民议会，看成一种人民丧失已久的自由象征，一种将俄罗斯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传统联系起来的神圣遗产。“神圣合作社”（1814—1817）的那些年轻成员——其中有几个是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每次开会都要仪式性地敲响市民大会的大钟。十二月党人在他们的宣言中使用了中世纪诺夫哥罗德的用词，将未来的议会称为“国民议会”（national veche）。[165]在起义遭到镇压后，诺夫哥罗德的传说有了一种新的含义和颠覆性力量。1830年莱蒙托夫写了一首诗，题为《诺夫哥罗德》（“斯拉夫勇敢的儿子们，你们为何而死？”），诗中哀悼的究竟是中世纪诺夫哥罗德陨落的英雄，抑或是1825年牺牲的自由战士，作者有意使之模棱两可。德米特里·韦涅齐阿诺夫在他支持十二月党人的诗歌《诺夫哥罗德》（1826）中也有同样的怀旧主题：

伟大的城市，回答我：

你那辉煌的自由哪里去了？

那时你们的声音是国王的灾难，

像钟声一样响彻在喧闹的市民议会上。

说，那些时光哪去了？

它们如此遥远，啊，如此遥远！[166]

君主制的拥护者对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根据卡拉姆津的观点，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莫斯科不可避免地要征服诺夫哥罗德，这一点也得到了市民的认可。在卡拉姆津看来，这种顺从是俄罗斯人民智慧的体现：他们认识到没有秩序和安全的自由毫无价值可言。诺夫哥罗德市民因此成为第一批同意接受专制统治这个利维坦的人。为了从自己的内部争吵不休中脱身（城市事务都掌握在一群波雅尔手中，他们专断腐败，甚至威胁要把城市卖给邻国立陶宛），他们选择了沙皇的保护。跟十二月党人想象的那种平等和谐的民主共和比起来，卡拉姆津的版本几乎可以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然而它也是个自我正当化的神话。对卡拉姆津来说，他的《俄罗斯国家史》要提供的历史教训非常明显：共和要比专制更容易走向独裁——在法兰西共和国变成拿破仑帝国之后，这个教训变得尤为深刻。

对那些相互抵触的俄罗斯历史迷思而言，1812年的战争就是一个争论的焦点。这一点可由19世纪的人们对它的纪念来反映。对十二月党人来说，1812年的战争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它是俄罗斯人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时起，俄罗斯人从少年变成了成年的公民，而且随着他们胜利进军欧洲，俄罗斯本该加入到欧洲这个大家庭中去。但是对于那些希望维护现状的人来说，这场战争标志着神圣的俄罗斯专制政体的胜利，是它将欧洲从拿破仑手中拯救出来。它显示出沙皇统治的国家是上帝选中的代理者，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已经到来。

沙皇俄罗斯的形象被镌刻在亚历山大纪功柱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根柱子是由法国建筑师奥古斯都·德·蒙弗朗设计的。它矗立在彼得堡的皇宫广场上，于博罗季诺战役20周年时落成。柱子上方的天使是沙皇亚历山大的面容。[167]5年之后，在莫斯科可以俯瞰克里姆林宫外墙的地方，开始建造一座更大的纪念俄罗斯君主政体神圣使命的不朽建筑——救世主大教堂。半为战争纪念馆半为教堂的救世主大教堂，是为纪念1812年莫斯科奇迹般的拯救而建。建筑师康斯坦丁·托恩采用了过去俄罗斯教堂的建筑手法，但是却将其比例扩大到与帝国相称的规模。50年之后（1883）这座巨大的教堂建成，成为莫斯科最高的建筑。即使在斯大林1931年将它炸毁（基于艺术的理由，也许判处他死刑也不为过）之后重建的今天，它依然是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景点。

圣索菲亚大教堂（诺夫哥罗德）前广场的俄罗斯千年纪念碑。照片来源：米哈伊尔·米克申。1910年代初。

在整个19世纪，1812年战争的两种形象——民族解放或帝国救赎——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其中一方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从贵族和农奴的角度，讲述了一个真正激动人心的民族故事。另一方是用石头建成的纪念碑、凯旋门和胜利大道，它们以浮夸的“帝国风格”歌颂着俄罗斯强大的力量；或者是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中那些轰隆隆的炮声。即使到了19世纪60年代早期，伴随着农奴解放运动的觉醒，民族团结的热情高涨之时，这两种观点依然针锋相对。1862年，1812年战争的50周年纪念日恰逢俄罗斯的千年国庆。国庆本来应该于春天在诺夫哥罗德（这个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举行，但是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将其推后至8月26日——这是博罗季诺战役纪念日和他自己1856年加冕的神圣日子。罗曼诺夫王朝试图通过将这三个纪念日叠加在一起，将自己重塑为由两次圣战（1812年和千年前的那次）洗礼过的伟大国家。坐落于诺夫哥罗德的那座花岗岩纪念碑就是其象征。它的外形像一口诺夫哥罗德市民议会的大钟，外面环绕着一圈浮雕，上面雕刻着各类人物——圣人和公爵、将军和战士、科学家和艺术家——正是这些人创造了千年俄罗斯的历史。大钟的顶部是俄罗斯之母的形象，她一只手拿着东正教的十字架，另一只手拿着饰有罗曼诺夫家族族徽的盾牌。十二月党人愤怒了。经过了30年的流放生涯，归来的沃尔孔斯基对托尔斯泰说，这座纪念碑“是对诺夫哥罗德神圣过去的践踏，也是对1812年为我们自由而战的所有英雄的践踏”。[168]

第七节

“他是一位狂热主义者，神秘而不可思议，同时又是一位基督徒，对新俄罗斯抱有崇高的理想。”托尔斯泰在1859年见过沃尔孔斯基之后写信给赫尔岑说。[169]作为这位十二月党人的远房表亲，托尔斯泰对自己拥有与沃尔孔斯基同样的血统感到非常自豪。他3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他对研究她的家族背景并非只有学术上的兴趣：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是托尔斯泰儿时的英雄（所有的十二月党人在与托尔斯泰同时代的进步青年眼里都偶像化了），后来还成为《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沃尔孔斯基的人物原型。[170]托尔斯泰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甚至自己想成为一名农民的想法，都是受到这位遭流放的亲戚影响。

1859年，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为农家儿童开设了一所学校，这座沃尔孔斯基家族的古老庄园是母亲留给他的遗产，它对托尔斯泰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出生在这座庄园的宅邸里——在一张墨绿色的皮沙发上，这张沙发他一直都放在书房里，陪伴他写出多部伟大的小说。他的童年是在庄园度过的，直到9岁那年，他才和父亲一起搬到莫斯科。亚斯纳亚——博利尔纳不只是一座庄园，这块小小的俄罗斯土地还是他祖先的栖居地，是保留他童年记忆的地方，也是他的心灵归属之地。“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出卖这座房子，”1852年托尔斯泰跟他的哥哥说，“它是我最不愿意失去的一件东西。”[171]托尔斯泰的曾祖母于1763年购买了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他的外祖父尼古拉·沃尔孔斯基把它开发为一个文化空间，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宅邸（里面有大量的欧洲藏书），还有风景优美的公园和湖泊、纺纱厂，以及用石头建成的著名的白色大门（从图拉到莫斯科的路上，这些大门发挥着驿站的功用）。托尔斯泰还是孩子时就非常崇拜他的外祖父。他想象自己跟外祖父非常相似。[172]这种对祖先的崇拜，是托尔斯泰保守精神的核心，在他的小说《魔鬼》（1889）中的尤金身上也有体现：

通常都认为保守主义者是些老人，而那些喜欢变化的都是些年轻人。这并不正确。通常来说保守主义者都是些年轻人：他们想生活却不去思考该如何生活，而且也没有时间思考，因此就以他们见过的一种生活作为自己的榜样。尤金就是这样一种人。在村子里住下来之后，他的目标和理想就是恢复那种曾经存在过的生活，不是他父亲那个年代的……而是他祖父的那个年代。[173]

在《战争与和平》中，尼古拉·沃尔孔斯基作为安德烈的父亲而复活——尼古拉·博尔孔斯基，这位骄傲而独立的退休将军，晚年在童山的庄园度过，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教育女儿玛丽亚（跟托尔斯泰的母亲同名）。

《战争与和平》一开始设想是一部“十二月党人的小说”，以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真实故事为基础松散地组织起来。但是随着作者对十二月党人的理解越加深入，他越加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来源于1812年的战争。在这部小说早期的创作（《十二月党人》）中，这名十二月党人的英雄在经过30年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之后，回到了19世纪50年代晚期骚动的知识分子之中。当时，随着亚历山大二世于1855年继承帝位，第二个亚历山大王朝刚刚开始，跟1825年时一样，民众对政治改革寄予厚望。1856年沃尔孔斯基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回到了俄罗斯，他描绘了一种以现实为基础的新生活：

谎言。这就是俄罗斯的病因。谎言和它的姐妹，虚伪和玩世不恭。没有它们，俄罗斯无法生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还要体面地活下去。如果我们想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假如俄罗斯不能以有别于过去的方式存在的话，那么她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174]

真实地生活，或者，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真实地生活——这些就是托尔斯泰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战争与和平》主要关心的问题。它们首先是由1812年那些人明确提出来的。

玛利亚·沃尔孔斯基及其儿子米沙。银版照片。1862年。复制自克里斯蒂·苏斯兰所著的《西伯利亚公主：玛利亚·沃尔孔斯基与十二月党人流亡者的故事》（London:Methuen,1984）。

解除沃尔孔斯基的流亡令是新沙皇上台后的新措施之一。在1826年被流放的121名十二月党人中，只有19位于1856年活着回到了俄罗斯。谢尔盖已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他的身体从未真正地从西伯利亚的艰苦劳作中康复过来。虽然被禁止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定居，然而他却是斯拉夫主义者在莫斯科聚点的常客。在他们看来，他身上有着典型的“俄国人”特点，个性温和、吃苦耐劳、生活简朴而且亲近大地。[175]莫斯科的大学生将沃尔孔斯基视为他们的偶像。他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和头发，神情悲伤而富有表现力，“像月亮一样苍白纤弱”，他被看成是某个“出现在俄罗斯荒原的基督”。[176]作为受尼古拉一世政权镇压而中断的民主事业的象征，沃尔孔斯基是十二月党人和民粹主义者（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人民的拥护者的姿态出现）之间的一条活纽带。沃尔孔斯基自己一直忠于1812年的理想。他继续反对官僚政府和贵族阶级的价值观，同时他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精神，继续维护公民的义务并在为人民（国家的具体表现）服务中过一种诚实的生活。1857年他给儿子米沙（当时在阿穆尔地区的军队中服役）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从未试图说服你接受我自己的政治观点——它们属于我自己。按照你母亲的计划，你将朝着政界发展，而且我在你为祖国和沙皇服务时也给了你祝福。但是我一直都教导你在和来自不同阶级的同僚相处时，不要带有贵族的做派。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没有通过你奶奶的帮助——得知这一点，我的朋友，将会使我至死都心安。[177]

沃尔孔斯基关于祖国的观点与他对沙皇的看法紧密相连：他将君主看成是俄罗斯的象征。终其一生，沃尔孔斯基都是一名君主制的拥护者——实际上，当听到尼古拉一世（那位30年前将他流放的沙皇）的死讯时，他像个孩子似的失声痛哭起来。“你的父亲整天都在哭泣，”玛丽亚在写给米沙的信中说，“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178]也许沃尔孔斯基在哀悼那个他曾经认识的男孩，也许沙皇的死是他在西伯利亚忍受的种种苦难的一种宣泄。但是沃尔孔斯基的眼泪也为俄罗斯而流：他将沙皇看成是将帝国团结在一起的唯一力量，现在沙皇已死，他不禁为他的国家感到担心。

沃尔孔斯基对俄罗斯君主制的信任从未得到回报。在沙皇的命令下，这名前流放者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警察的盯梢。恢复公爵头衔和财产的要求也被驳回。而令他感到最伤心的，是政府拒绝将1812年的战斗勋章退还给他。****30年的流放生涯依然没有改变他对俄罗斯的爱。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发生于1853—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并为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其中就有年轻的托尔斯泰）的英雄气概深深感动。这名年老的战士（他已经64岁了）甚至要求以下级士兵的身份加入步兵，只是在妻子的恳求下才最终放弃。他将这场战争看成是1812年精神的回归，而且他深信，这一次俄罗斯同样将在对法作战中取得胜利。[179]

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俄罗斯的失败却使得沃尔孔斯基的第二个愿望更有可能实现：解放农奴。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另外一名1812年之子。他曾接受自由派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的教导，后者1817年曾担任宫廷教师。1822年，茹科夫斯基让他庄园上的农奴恢复了自由。他的人道主义对未来的沙皇有着重要的影响。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亚历山大意识到，俄罗斯只有抛弃古老的农奴经济，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打败西方。贵族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从他们的庄园上获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农事或会计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继续大肆挥霍，由此累积了巨额的债务。到了1859年，三分之一的庄园和三分之二的农奴（为贵族地主所拥有）都已抵押给国家和贵族拥有的银行。许多小地主几乎无法养活他们的农奴。解放农奴在经济上已经变得无可争议，而且许多地主通过与其他人的农奴签订合同，正无可奈何地向自由劳动制度转变。由于农奴偿还款将可用于抵消贵族的债务，经济上的合理性同样日益无法抗拒。††††

但是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沙皇相信解放农奴是防止发生自下而上革命的一项必要措施。那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士兵已经习惯了崇尚自由，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头六年，农奴解放法令颁布之前，全国共发生了500起农民反对地主的起义。[180]亚历山大跟沃尔孔斯基一样，相信解放农奴——用沃尔孔斯基的话来说——是一个“关于正义的问题……是每一位热爱祖国的公民在道德上和作为基督徒的义务”。[181]就像这位十二月党人在给普希金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废除农奴制是“国家承认农民在过去两次战争中所做出牺牲的最起码的回报：是时候承认农奴也是公民了”。[182]

1858年沙皇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通过与各地的地主委员会磋商，制定解放农奴的提案。顽固的乡绅要求有限的改革，或者制定对他们有利的土地转让规则。面对种种压力，委员会在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陷于政治角力的泥沼而停滞不前。沃尔孔斯基一生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他担心自己“可能在农奴解放法案通过之前就死去”。[183]这位年老的公爵对地主贵族并不信任，他明白他们抵制改革的精神，担心他们有能力阻碍法案的通过或者利用它来增加对农民的剥削。尽管没有人邀请他参加委员会，但是沃尔孔斯基自拟了一份农奴解放草案，他设想国家银行向个体农户贷款，用于购买地主的小块土地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农户通过耕种所分配的公有土地来偿还贷款。[184]沃尔孔斯基的提案和后来彼得·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方案并无二致，后者于1906—1911年任俄罗斯首相，是沙皇俄国改革的最后希望。假如它能在1861年就实施，那么俄罗斯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繁荣的国家。

最后，顽固的地主失败了，温和的改革派占了上风，这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沙皇本人的干涉。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签署了《农奴解放法案》。改革并没有农民想象的那么彻底，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叛乱。《法案》允许地主在选择转让的土地时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由他们定价。大体而言，也许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耕地有一半从地主手中转变成农民的公有土地，但是确切的比例主要由地主的意愿决定。由于人口的增长，这些土地根本不足以使农民脱离贫困的境地。即使在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庄园也存在土地短缺的现象，尽管凭借公爵的影响，那里几乎全部的土地都转让给了农民。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爆发了农民愤怒的示威行动。[185]尽管农民对改革大为失望，但是这次农奴解放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某种形式上的自由，不管实际是多么有限，最终赋予全体人民，使人们看到民族重生以及地主和农民之间和解的希望。1812年的精神终于取得了胜利——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

沃尔孔斯基公爵听到法案公布的消息时，他人正在尼斯。那天晚上公爵参加了俄罗斯教堂的感恩弥撒，在唱诗班的歌声中他失声痛哭。那是，他后来说，“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刻”。[186]

沃尔孔斯基死于1865年——玛丽亚早他两年。长时间的流放耗损了他的健康，妻子的死讯让他几乎彻底崩溃，但是直到最后一刻他的精神依然完好无损。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开始写回忆录，死时手里还握着笔，一个描写被捕后沙皇审问他的关键时刻的句子没有写完：“皇帝对我说：‘我……’”

在回忆录的最后，沃尔孔斯基写了一句话，这句话被审查机关从第一版（直到1903年才出版）中删掉了。它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我选择的道路把我带到了西伯利亚，我在那里流放了30年，但是我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假如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187]

注释

*　这里将称他们为十二月党人，虽然他们要到1825年才获得这个称号。——原注

†　法语，意为“谢尔盖先生”。——译注

‡　米歇尔·内伊（Michel Ney）和路易——尼古拉·达武（Louis-Nicolas Davout）均是拿破仑手下的名将。——译注

§　1859年，沃尔孔斯基的儿子米沙和本肯多夫伯爵的孙女结了婚。他的一位堂兄娶了本肯多夫的女儿。——原注

¶　原文是法语。——译注

**　18世纪30年代，纳塔利亚·多尔戈鲁卡娅（Natalia Dolgorukaya）被准许回到圣彼得堡，她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写回忆录的女人。——原注

††　他们之间的婚姻问题后来被拉耶夫斯基和沃尔孔斯基家族所掩盖，相关通信被整个从家族档案中删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党人被视为英雄的苏联时期。然而，还是能够在档案中发现他们有所疏离的蛛丝马迹。——原注

‡‡　这些语言上的辩论涉及一种更加广泛的冲突，和“俄罗斯”以及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关——是欧洲文明的追随者还是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他们期待着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之间的论战。斯拉夫主义者直到30年后才作为一个明确的团体出现在政治舞台，但是“斯拉夫派”这个词早在19世纪初就被用来描绘像希什科夫那一类的人，这些人更希望“民族”语言是教会斯拉夫语。——原注

§§　亚历山大沙皇开始每天沿着宫殿外面的堤岸和涅瓦大街散步，一直走到阿尼奇科夫桥。用回忆录作者维格尔的话来说，这是“沙皇在有意识地努力，想过一种简朴的生活”。1800年以前，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贵族在彼得堡会不乘马车出行，而且（克里亚兹宁的喜歌剧可以证明）他们会不惜重金从欧洲进口最大的马车。但是，在亚历山大的影响下，圣彼得堡兴起了一股“跟着沙皇散步”的风潮。——原注

¶¶　阿赫玛托娃由于暗示普希金的一些“俄罗斯故事”可能来源于《一千零一夜》，遭到苏联文化主管部门的公开谴责。——原注

***　1917年之后有人提议这首《光荣》大合唱应该成为国歌。——原注

†††　Kherson，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译注

‡‡‡　艺术家多布任斯基描绘了1917年之前传统意义上的奶妈出现在彼得堡街头时的壮观场面：“她穿着一种‘游行穿的礼服’，一种设计夸张的伪农民服装，这样的服饰一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才消失。人们通常会看到一位脸颊红红的胖奶妈走在装束时髦的女主人身边。她穿着绸缎上衣，身披斗篷，还围着粉红色的头巾，如果宝宝是女孩的话；男宝宝则换成蓝色的头巾。夏天奶妈通常会穿彩色的开襟短外套，上面缀着许多小金扣或者玻璃纽扣，和薄纱做成的蓬蓬袖。”——原注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与此相同。他在1876年写道，俄罗斯人是一个“具有牺牲精神、追求真理而且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真理的民族，他们的心灵诚实而纯洁，就像他们的最高理想之一，他们心目中的圣人、民间英雄伊利亚·穆罗梅茨一样”。——原注

¶¶¶　维基百科上说是他外祖父买的。——编注

****　最后，经过几年的申诉，沙皇终于在1864年将勋章退还给他。但是其他形式的承认则要更晚。1822年，英国艺术家乔治·道受托为圣彼得堡冬宫的“英雄画廊”（那里收藏着332幅1812年战争的军事将领画像）创作一幅沃尔孔斯基的画像。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沃尔孔斯基的画像被取了下来，在一排画像中留下一处空白。1903年沃尔孔斯基的侄子，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馆长伊凡·弗谢沃洛日斯基，上书沙皇尼古拉二世，要求将沃尔孔斯基的画像挂回原位。“当然可以，”沙皇回复道，“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原注

††††　按照农奴解放条款的规定，农民被迫为转移给他们的公有土地支付偿还款。偿还款由贵族自己的土地委员会计算，政府于1861年补偿给贵族，而农民分49年偿还给政府。就这样，农奴通过为他们的主人付清债务的方式获得了自由之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偿还款越来越难以收取，这尤其因为农民从一开始就认定它是不公平的。偿还款最终于1905年取消。——原注

第三章　莫斯科！莫斯科！

19世纪末的圣瓦西里大教堂（莫斯科红场）。照片来源：David King Collection，London。

第一节

“终于到了，这座著名的城市。”拿破仑从麻雀山上俯瞰莫斯科时说。城里的宫殿和金色穹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从开阔的平原上伸展开去，他看到远处有一条长长的黑色人带蜿蜒着穿过遥远的城门。“他们要放弃这一切吗？”这位皇帝惊问道，“这不可能！”[1]

法国人来到时，整个莫斯科空空如也，如同一个“没有蜂后的废弃蜂巢”。[2]自从8月份斯摩棱斯克陷落的消息传到城里，集体出逃就已开始，并在博罗季诺一役后达到了高潮。库图佐夫的军队先是退到莫斯科近郊，最终决定放弃这座城市。富人们（就像《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家一样）收拾细软，驾着马车奔往他们乡下的房子。穷人则靠两只脚，他们扶老携幼，鸡笼放在手推车上，牛群在后面慢慢跟着。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当时直到梁赞的路上，全都挤满了逃难的人。[3]

拿破仑在克里姆林宫驻扎后，有人在它东面围墙根的摊位放了把火。火是市长罗斯托普钦伯爵下令放的，如此自焚粮草是为了断绝法军供给，迫其撤军。要不了多久整座莫斯科城就成了一片火海。小说家司汤达（当时在拿破仑军中后勤处服役）形容城里“火光冲天，犹如一座暗红的金字塔”，它“拔地而起，尖顶直插云霄”。到了第三天，克里姆林宫完全被火包围，拿破仑只得撤离。根据塞居尔的描述，皇帝“从一片火海中”冲出来，里头“地板和天花板塌陷，椽子和融化的铁皮屋顶纷纷往下掉”。他不停地表达自己的愤怒之情，同时也钦佩俄国人的牺牲精神。“多么伟大的民族啊！这些斯基泰人！多么决绝啊！这些野蛮人！”[4]大火一直烧到1812年9月20日，城里五分之四的建筑都付之一炬。塞居尔再次进入莫斯科时，“只有几处幸存的房子，散落在废墟中”。

这座伟大的城市遭受沉重打击，焦黑一片，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成堆的灰烬和一两处断垣残壁显示出曾经存在的街道。贫民区里的男男女女衣不蔽体，身上的衣服几乎都被火烧光了，他们就这么在街头游荡，如同一群幽灵。[5]

未被完全焚毁的教堂和宫殿都被洗劫一空。藏书和其他国宝转眼成灰。怒不可遏的拿破仑下令炸毁克里姆林宫，来报复这场夺取了他伟大胜利的大火。炸药破坏了一部分中世纪的围墙。但是克里姆林宫的成片教堂却完整地保存下来。三个星期后，下起了第一场雪。冬天悄无声息地来了，而且来得特别早。法国人在这座烧光的城市里什么补给也指望不上，只好撤退。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道，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把莫斯科看成自己的母亲。即使是彼得堡那些最为欧化的精英，也认为它是俄罗斯民族的“家园”。莫斯科是俄罗斯一个古老的象征，是保存了古代俄罗斯风俗习惯的所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当时苏兹达尔的多尔戈鲁基大公在今天克里姆林宫的位置建起了一座简单的木头城堡。那时基辅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古罗斯的首都。但是接下来两个世纪，蒙古人占领并摧毁了基辅诸公国，只有莫斯科大公通过与蒙古可汗合作，使大量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14世纪克里姆林宫的建成标志着莫斯科的崛起，城堡的围墙内开始出现美轮美奂的宫殿、由白色石料建成的大教堂以及洋葱式的金色穹顶。随着蒙古人的衰落，莫斯科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核心，自1380年在库里科沃打败金帐汗国，至16世纪50年代在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战胜了蒙古人，最终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中心。

为了纪念这最终的胜利，伊凡雷帝下令在红场建造一座新教堂。圣瓦西里大教堂象征着拜占庭东正教传统的胜利。它原名是“圣母代祷教堂”（为了纪念在1552年的圣母代祷节这一天收复了鞑靼人的首都喀山），标志着在宗教的意义上，莫斯科成为对抗来自蒙古草原的鞑靼游牧民族的第一城。这项庄严的使命体现在“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教义之中，它镌刻于圣瓦西里教堂的石壁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将自己视为仅存的东正教中心，接过罗马和拜占庭的衣钵，成为人类的救世主。莫斯科的大公自称为“沙皇”（俄语中的“恺撒”）；他们在圣乔治的盾形纹章上加上了象征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教会的支持是莫斯科成为“神圣罗斯”（Holy Rus）母城的基础。1326年，主教将俄罗斯教会的中心从弗拉基米尔转移到莫斯科，从那个时候起，任何与莫斯科作对的人都被视为基督教的敌人。莫斯科与东正教的联合在教会和修道院中得到巩固，它们的圣像和壁画体现了中世纪俄罗斯艺术的辉煌。根据民间传说，莫斯科声称拥有“40×40”座教堂。实际的数字是200出头（到1812年大火时为止），但是，看来这个数字已经足以使从小山顶上俯瞰这座城市的拿破仑赞叹不已了，他在给皇后约瑟芬的信中，一再提到那些金色穹顶给他的神秘印象。

大火将这座中世纪城市夷为平地，从而帮助18世纪的俄罗斯统治者完成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心愿。彼得大帝一直都很讨厌莫斯科：它体现了其王国腐朽的一面。莫斯科是旧礼仪派的中心——一群反对17世纪50年代尼康改革（其中最有争议的一条是，画十字时使用的手指数目的变化）的虔诚信徒，他们固守着古老的希腊东正教仪式，以此作为虔信的象征。他们将改革视为异端邪说，是撒旦控制俄罗斯教会和国家的体现，许多人逃到了边远的北部地区，有些甚至因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集体自杀。旧礼仪派将他们的信仰寄托在莫斯科的救世使命上，它是第三罗马，是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正教唯一的代表。他们认为君士坦丁堡陷入土耳其人之手，是上帝对1439年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归一的惩罚。他们害怕而且不信任任何来自西方或是外部世界的新观念，生活在一种严密的宗法社会里，如同中世纪的莫斯科，内向而封闭。他们认为彼得是伪基督徒——他那座位于波罗的海边上的城市是魔鬼和末日之城。关于彼得堡的许多黑暗传说都起源于旧礼仪派。

随着圣彼得堡的建立，莫斯科的财富迅速缩水。人口比以前少了，因为城里一半的手工艺人、商人和贵族都被迫定居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首都。莫斯科成了一个省城（普希金将其比喻为一位穿着紫色丧服的衰老皇太后被迫向新国王行屈膝礼），直到19世纪中期，它都像是一个沉睡的山谷。小小的木头房子，狭窄而蜿蜒的小巷，带有马厩和庭院的宅邸，牛羊在围墙里游荡——莫斯科给人一种明显的乡村感觉。它被称为“大农村”——至今它仍保留着这个绰号。不过，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看来，莫斯科是“懒惰的乐园”，它那广袤的土地鼓励贵族们过着一种“无所事事、铺张浪费”的生活。“到处都是狂热的象征，教堂、能行奇迹的圣像、教士和女修道院，与盗贼、土匪并存”，[6]这一切正是女皇希望将其扫荡一空的中世纪旧俄罗斯的象征。18世纪70年代早期黑死病肆虐莫斯科时，有几千所房屋必须烧毁，当时她就打算清理这个地方。连计划都拟好了，要将这座城市重新建为像圣彼得堡那样的欧洲城市——由林荫大道、码头和休闲公园连接起来的环形街区和广场。建筑师瓦西里·巴热诺夫和马特维·卡扎科夫说服叶卡捷琳娜二世，用新的古典式建筑取代中世纪风格的克里姆林宫。确实拆掉了一些房子，但是整个工程却由于资金缺乏而延期了。

1812年之后，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才最终以欧式的风格重建。大火为古典主义的建筑理念开辟出巨大的空间，就像格里博耶多夫的《聪明误》中斯卡洛茹勃上校向我们保证的，这使“莫斯科的形象提升了不少”。[7]红场在清理了老旧的贸易摊档后重新开放，那些摊子使人感觉这里更像是一个尘封的菜市场，而不是开放的公共空间。三条新马路呈扇形从广场延伸出去。为了给更为宽阔笔直的大马路腾出空间，弯弯曲曲的小巷被拉直了。首批设计的大型建筑群是以彼得堡大剧院为中心的剧院广场，1824年完工，紧接其后的是林荫道和环形花园（今天依然是该城市的主要环道），以及紧邻着克里姆林宫西墙的亚历山大花园。[8]私人资金大量涌入建设这座城市，它成为1812年之后民族复兴的模范。不久，市中心各条大街两旁便立起了优雅的豪宅和帕拉迪奥式的宫殿。出于本能，每一个贵族之家庭都觉得有必要重建他们祖先的住宅，因此莫斯科以一种非凡的速度翻新。托尔斯泰将这一切比喻为蚂蚁回到了被摧毁的蚁窝，它们将垃圾、蚁卵和尸体一点一点地搬走，并以极大的热情重建它们过去的生活。它显示出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尽管无形，但这正是“群体的真正力量”。[9]

在所有这些对重建的狂热中，人们并没有盲目地模仿西方。莫斯科一直都将欧式风格与自身特色相结合。温暖柔和的色彩、圆而笨重的形状和俄罗斯样式的装饰，软化了古典主义的外墙。它总体上散发出一种从容的魅力，这是冷峻而充满帝王气派的圣彼得堡所没有的。彼得堡的风格是由宫廷主宰的欧洲时尚，莫斯科则更多像俄罗斯外省。莫斯科的贵族实际上是外省贵族的延伸。他们在乡间消暑，10月才来到莫斯科参加冬季的舞会和宴会，而且一旦路上的积雪融化，可以通行，他们便返回乡下的庄园。莫斯科位于俄罗斯大地的中心，位于沟通南北、欧洲和亚洲大草原贸易的交通要道上。随着帝国的扩张，莫斯科吸收了来自周边的不同文化，并将自己的风格加诸各省。喀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座古老的喀山汗国都城，模仿了俄罗斯征服者的形象——它的城堡、修道院、住宅和教堂，全部都按照莫斯科的风格建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莫斯科是俄罗斯各省文化上的首都。

然而，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同样可以看到东方的风俗、色彩和图案。诗人康斯坦丁·巴秋什科夫将这座城市看成是东方和西方“匪夷所思的交汇”。这是一个“由迷信和辉煌、无知和启蒙组成的混合体，令人惊奇且难以理解”，由此他得出令人不安的结论，即彼得大帝“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统统都不到位”。[10]在莫斯科的形象中，人们依然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的影响。这种亚洲元素是它魔力和野蛮的来源。“如果没有教堂，而只有尖塔，”批评家别林斯基写道，“人们可能正身处谢赫拉萨德*常讲的那些野蛮的东方城市中。”[11]古斯丁侯爵认为，莫斯科的圆顶塔很像“德里的东方式圆顶，而城堡的主楼和塔楼则会将你带回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欧洲”。[12]拿破仑则认为它的教堂很像清真寺。[13]

在19世纪30和40年代重建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所谓新拜占庭风格充分体现了莫斯科的半东方风情。“新拜占庭”这个词其实有误导性，因为这种建筑风格实际上相当不拘一格，它既混合了新哥特式和中世纪俄罗斯的风格，又带有拜占庭和古典时期的元素。这个词是在镇压十二月党人之后，觉醒的尼古拉一世和他的理论家们为了显示俄罗斯文化已经开始远离西方而采用的。沙皇和斯拉夫主义者有着相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俄罗斯和拜占庭的东方传统联系起来。像救世主大教堂那样有着洋葱式圆顶和钟楼、帐篷式屋顶和扇形（kokoshnik）山墙的教堂，都是希腊拜占庭和中世纪俄罗斯风格的融合。有了这样的建筑物，莫斯科的重生很快就被神化为一种民族复兴，是对圣彼得堡的欧洲文化的有意拒绝，以及对莫斯科公国古老传统的回归。

在西化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关于俄罗斯文化使命的意识形态论争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对立。西化主义者认为彼得堡是俄罗斯人以欧洲为标杆的模范，而斯拉夫主义者则将莫斯科理想化，认为它是俄罗斯传统生活方式的中心。斯拉夫主义者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俄罗斯本土风俗相联系的精神共同体，看来它就体现在这座城市的中世纪轮廓上——克里姆林宫的围墙牢牢地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就像是从土里长出来似的。这座城市紧密联系的社区，以及它那朴实的性格，都体现了古罗斯人†以家族为重的精神。

莫斯科被神化了的自我形象全都和它的“俄罗斯性”有关。莫斯科的生活方式相当保守，更加接近俄罗斯人的习惯，而不是彼得堡的贵族方式。莫斯科的宫殿很像是一座小型的庄园。房子都大而宽敞，好举办大型的娱乐活动，中央还带有一个用作农场的大型庭院，关着牛和各种家禽，以及菜地和用来储存食物（从乡下带来以备过冬）的小棚屋。在一些豪宅里，例如位于特维尔大街的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基家，还有大量的温室，用来种植从外国引进的冬季水果。‡诗人巴秋什科夫生动地向我们描绘了莫斯科贵族家庭中的旧时乡村氛围：

宅子建在一处空旷而且堆满杂物和柴火的庭院周围；后面是花园，种着蔬菜，前面是一个很大的带有栏杆的门廊，就跟我们祖父辈在乡下的房子一样。走进去，你会看到门房在打牌——他从早打到晚。房间里没有壁纸——墙上挂满了大幅的肖像，一边是沙皇的头像，另外一边是朱迪斯端着一个大银盘，盘子里放着一颗头颅，乃是被砍下的赫罗弗尼斯的头，以及赤裸的克莉奥帕特拉和一条蛇：这些杰作都出自家里的仆人之手。我们看到桌子上放着白菜汤、甜豆粥、烤蘑菇和几瓶克瓦斯。主人身穿羊皮大衣，女主人身穿大衣；桌子的右边坐着教区神父、教区老师和圣愚；左边则坐着孩子们、老巫医、一位法国太太和一位德国家庭教师。[14]

莫斯科贵族之家的内部装潢更多是为了私人享受而不是公开展示。“所有的房间都铺着华丽的地毯，”巴秋什科夫说，“还装饰着镜子、吊灯、扶手椅和长沙发——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使人感觉舒服。”[15]跟彼得堡那些正式得多的宫殿比起来，莫斯科的宅邸是舒适和有家庭味儿的，甚至带有几分布尔乔亚的味道。帝国风格在彼得堡主要体现为宏伟的公共建筑，在莫斯科则通过贵族私人生活空间中富丽堂皇的装饰和家具展现。[16]舍列梅捷夫家族在莫斯科的宅邸（沃兹迪真卡老宅）就没有正式的接待室。起居室里堆满了家具、植物和各种装饰品，墙上挂满了家族的肖像和圣像，还有他们的许愿灯。[17]莫斯科人对舒适生活的热爱，在这里恰好与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审美相合。舍列梅捷夫家族称他们莫斯科的家为“家族的避难所”。由于他们最古老的地产就在莫斯科地区（包括今天的舍列梅捷沃机场），因此他们将这座老城看成是自己的家。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孙子谢尔盖·舍列梅捷夫回忆说：“我们的家族传统，我们和俄罗斯历史的联系，所有这一切带我来到莫斯科。每一次回到这里，我就觉得精神上焕然一新。”[18]

这不只是谢尔盖一个人的感受。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在莫斯科他们变得更像是“俄罗斯人”，更加自由自在。这座城市反映了他们无拘无束和轻松随意的性格。这是一座与他们一样热爱生活的城市。“彼得堡是我们的头，莫斯科是我们的心”，一句俄罗斯谚语是这么说的。果戈理则用另一种方式描绘了它们之间的对比：

彼得堡是一个精确、守时的人，是一个完美的德国人，他做任何事情均考虑周到。在举办宴会之前，他会先看看自己剩下的钱有多少。莫斯科则是一个俄罗斯的贵族，如果他想玩乐的话，他会痛痛快快地玩到倒下，根本不在乎自己口袋里还剩多少钱。莫斯科做事不喜欢半途而废……彼得堡喜欢取笑莫斯科的笨拙和没有品位。莫斯科反过来谴责彼得堡不会说俄语……俄罗斯需要莫斯科，彼得堡需要俄罗斯。[19]

第二节

这种认为莫斯科是一座“俄国”城市的观点，是从圣彼得堡作为外国城市的看法发展而来的。1812年以后，随着文学上对更加真诚的民族生活方式的向往蔚然成风，圣彼得堡是一座外国的、人造城市的观念盛行起来。但是彼得堡的外国特点一直都是它引以为荣的神话之一。建城伊始，守旧人士就攻击它的欧洲做派。在旧礼仪派、哥萨克人和农民当中，流传着彼得是一个德国人，而不是真正的沙皇的谣言，这主要是因为他把大量的外国人带到了彼得堡，随之而来的还有欧式礼服、烟草和刮胡子等罪恶。到了18世纪中期，关于彼得堡的地下传说和谣言甚嚣尘上。故事里彼得的鬼魂在街上游荡，神秘的怪兽在教堂上空跳来跳去，或者是摧毁一切的洪水将那些在建城中牺牲的人的尸骨冲上岸。[20]这些口头传说给后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文学沙龙提供了素材，作家们（例如普希金和奥多耶夫斯基）以它为基础，写出了自己关于首都的鬼怪故事。彼得堡的神话就这样成形了——一座令俄罗斯感到陌生的虚幻城市，一个充满了幻想和鬼怪的灵异国度，一座压迫和毁灭之城。

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其副标题为《彼得堡的故事》——就是这种文学迷思的创始文本。这首诗是以法尔科内的彼得大帝骑马雕像为灵感创作的，它立于议会广场上，是广场的精神象征。跟这首使它扬名天下的诗一样，雕像象征着帝国首都在辉煌之下的危险根基——一方面大力宣扬彼得征服自然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却对他是否控制住了胯下之马留下悬念。他是快要跌倒还是将冲向高空？他是在策马前进，还是在某种巨大的危险面前试图悬崖勒马？这位骑士看起来正在悬崖边摇摇晃晃，全靠拽紧了骏马的缰绳才没有跌倒。[21]雕像底座那块巨大的花岗岩外形是如此狂野，本身就象征着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可悲斗争。这座石头雕刻出来的城市从来都没有真正安全过，它征服了海水，却一直没有摆脱后者的威胁，法尔科内完美地传达出了这种如履薄冰的生活感觉。

1909年，一个技术委员会检查了雕像。工程师们往青铜上钻孔，从里面抽出了1500升的海水。[22]假如没有堤岸的保护，彼得堡将常年受到洪水的威胁。普希金这首诗的背景是1824年，那一年正好就发生了这样的洪灾。《青铜骑士》讲述了洪水和一个名为叶甫根尼的悲伤小职员的故事，叶甫根尼发现他的爱人帕拉莎家被洪水冲走了。几乎快要崩溃的叶甫根尼在城里疯狂地寻找，他偶然来到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雕像前面，厉声谴责沙皇不顾洪水的威胁建造了这座城市。骑士雕像愤怒地活了过来，开始追赶可怜的职员，叶甫根尼在它那可怕而震耳欲聋的马蹄声中奔跑了一整夜，他的尸体最终被冲上帕拉莎原来住的那个小岛。这首诗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理解——国家和个人、进步和传统、城市和自然、专制和人民之间的冲突——而所有后来的作家，从果戈理到别雷，在讨论俄罗斯命运的意义时都以它为公认的规范：

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像。艾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设计。彼得大帝纪念碑，1782年。照片来源：Hulton Archive,London。

骄傲的战马，你要往何处去？

你要跃向何方？你的马蹄将

落于何处，踏在何人身上？[23]

对于斯拉夫主义者来说，彼得的城市是与神圣罗斯灾难性决裂的象征；但是在西方人眼里，它是欧化的俄罗斯进步的征兆。对某些人来说，它象征着文明的胜利，是秩序和理智对自然的征服；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个人工制造的怪物，是一个建造在命中注定难逃一劫的人类痛苦之上的帝国。

果戈理比任何人都更坚定地把这座城市视为一个不友好的地方。作为一名在首都苦苦挣扎着求生存的年轻“乌克兰作家”，果戈理琐碎不堪的小职员生活，其个性中的方方面面全都体现在他的《彼得堡的故事》（1842）一书中。他们都是悲哀而孤独的人，被这座城市压抑的气氛逼促得喘不过气来，而且大多数都注定死于非命，就像普希金《青铜骑士》中的叶甫盖尼一样。果戈理笔下的彼得堡是一座充满了幻想和欺骗的城市。“噢，请不要对这条涅瓦大街抱有幻想……它全是骗人的，是个梦，完全不是看上去的样子！”他在《涅瓦大街》（《彼得堡的故事》一书中的第一篇）中警告道：“涅瓦大街每一天的每时每刻都在骗人，但是最糟糕的是晚上，那时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噪音和灯光闪烁的大杂烩……那时魔鬼亲自降临，并点亮每一盏街灯，它只有一个目的：使一切都呈现出假象。”[24]果戈理的“小人物”就隐藏在这些外表闪闪发亮的建筑物的阴影之中，在宽敞宏伟的办公楼和同样毫无灵魂的出租公寓之间匆忙奔波——独自一个人，当然了。果戈理的彼得堡是这座真实城市的一个鬼影，一个优雅荡然无存的梦魇世界，那里随处可见的只有人性的贪婪和虚荣。在《外套》（《彼得堡的故事》的最后一篇）中，卑微的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为了攒钱买一件新外套，以替换身上那件已经被部里的时髦长官嘲笑了很久的破烂外套，不得不省吃俭用。新外套使他重拾了自信和个人价值：成为他被同僚接受的象征，他们举办了一个香槟酒会来为他庆祝。但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穿过一个黑暗且“没有尽头的街区”时，他这件珍贵的毛皮大衣却被人抢走了。他向一位重要的大人物求情，恳求他帮忙找回外套，但是却遭到对方拒绝。最终他抑郁而死，这是个被冷漠的社会击溃的悲惨人物。但阿卡基的鬼魂游走在彼得堡的街头。一天晚上它出现在这名大人物面前，偷走了他的大衣。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整个俄罗斯文学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走出来的”。[25]他早期的小说，特别是《双重人格》（1846），和果戈理的小说非常相似；尽管他后来的作品，例如《罪与罚》（1866），在描写首都人文生态时加入了一种很重要的心理描写。通过主人公病态的精神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他的虚幻城市，因此“令人难以置信地真实”。[26]在像拉斯柯尼科夫这样爱想入非非的人的脑子里，幻想变成了现实，而生活则变成一场游戏，任何行动都可以找到借口，即使是谋杀也不例外。在这里，人类的情感受到人与人彼此疏离和人类理性的破坏与扭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挤满了想入非非的人，通过描绘这座城市的拥挤不堪、经常从海上刮来的雾气、使人们生病的冰冷和蒙蒙细雨，作家的笔下流淌出现实。这是一个充满了狂热的梦想和奇怪幻觉的地方，人们的神经被北方夏日的不眠白夜折磨着，梦境和现实世界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这种想入非非也无法幸免。1861年他回忆了自己的一段经历，“涅瓦河上的幻境”，在19世纪40年代他把它写进了短篇小说《脆弱的心》（1841）。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正是在那一刻，他找到了艺术上的自我：

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一月的傍晚，我从维堡那边匆忙地往家赶……当到达涅瓦河边时，我停了一小会儿，目光沿着河流一直射向大雾弥漫的远方，由于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那个地方突然之间变成了深红色……从疲惫的马和奔跑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蒸汽马上就结成了冰。空气绷紧了，极小的声音都能使它颤抖，缕缕炊烟像巨人一样从河两岸的屋顶上升起，一直向着寒冷的天空奔去，一路扭在一起又解开，因此看起来就像是旧房子上面又建起了新房子，一座新城形成了……在那个黄昏的时刻，看起来似乎整个世界，包括里面所有的居民，不管健康与否，包括他们所有的住宅，不管是穷人住的收容所，还是为使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住得舒服而建造的华美宫殿，就像童话世界中的美妙幻境，犹如梦境一般，时间一到就会消失，并像蒸汽一样融入深蓝色的天空。[27]

第三节

与此相反，莫斯科是个脚踏实地的地方。随着18世纪彼得堡的崛起，莫斯科成为贵族“享受生活”的中心。普希金说它吸引了“浪荡子和无关紧要的人”——那些不愁温饱的贵族，“有意避开宫廷并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将他们所有的热情都用在传播各种无恶意的流言蜚语和宴请宾客上”。[28]莫斯科是一个没有宫廷的都市——也没有宫廷生活来占据他们的全部时间，因此城里的贵族都沉湎于声色犬马。莫斯科的餐馆和俱乐部非常有名，还有各种奢华的舞会和娱乐——一言以蔽之，彼得堡没有的一切莫斯科都有。彼得堡鄙视莫斯科那罪恶的懒惰和无所事事。“莫斯科是享乐主义者的渊薮，”十二月党人圈子中的一位诗人尼古拉·屠格涅夫写道，“人们做的事情就是吃、喝、睡、聚会和打牌——这一切都是以农奴的痛苦为代价。”[29]然而没有人能否认，这就是俄罗斯人的特点。“莫斯科也许很狂野放荡，”F.F.维格尔写道，“但是要改变它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一部分的莫斯科，没有一个俄罗斯人能够将其抹去。”[30]

莫斯科是俄罗斯的美食之都。没有其他城市能有如此多的餐馆并以之为荣。这里有像“英国餐馆”那样的高级俱乐部餐厅，《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开头，列文和奥布隆斯基在那里吃过著名的一餐；像斯拉夫集市那里主营商业宴请的餐馆，商人们在这里谈成了巨额的交易；像斯特雷纳（Strelna）和雅儿（Yar）那样过时尚夜生活的场子（普希金经常在他的诗歌中提到后者）；妇女可以单独去的咖啡厅；普通人吃饭的餐馆（karchevnye）；以及迎合各种口味的小酒馆。有像特斯托夫（Testov）这样非常古老的酒馆，经常有父母带孩子来这里大吃一顿；有一些小酒馆以特色菜而闻名，例如叶戈罗夫（Egorov）的薄煎饼或者洛帕舍夫（Lopashev）的馅饼；有些酒馆养着会唱歌的鸟儿，猎人们喜欢在那里聚会；还有一些酒馆以灯红酒绿而闻名遐迩。[31]莫斯科的饮食文化如此发达，甚至法国人也学了一两招。拿破仑的士兵来到莫斯科时，他们需要快速地吃饭。“Bistro!”他们会这么说，这是俄语中“快”的意思。

莫斯科是一座饕餮之城。民间故事里经常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胖子，他们正是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因为大量的资金都用于吃喝。举个例子，19世纪早期时，拉赫莫诺夫伯爵只用了8年就将他的所有遗产挥霍一空——据说超过200万卢布（约20万英镑）。他用松露喂养家禽，用奶油和帕尔玛干酪而不是水来烹煮龙虾，还让人将他最喜欢吃的一种鱼（只产于300公里以外索斯纳河的特别稀有品种）每天给他送到莫斯科。穆辛——普希金伯爵一样挥霍无度。他用奶油喂养小牛，还将它们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放在摇篮里。他用胡桃养鸡，还给它们喝葡萄酒，以此来改善肉质的口感。丰盛的宴会在莫斯科的历史上有着传奇的地位。斯特罗加诺夫伯爵（19世纪初的一位伯爵，他的后裔以其姓氏命名了一道牛肉菜肴）举办了著名的“罗马晚餐”，进餐时他的客人都躺在榻上，上菜的则是裸体的男孩。鱼子酱、水果和鲱鱼脸颊肉是典型的开胃菜；接下来是三文鱼唇、熊掌和烤猞猁；然后上蜜烤杜鹃、比目鱼肝和江鳕鱼卵，牡蛎、禽肉和新鲜的无花果，盐渍的桃子和菠萝。客人们吃完后会到浴室去，并开始喝酒，因为吃过鱼子酱之后他们真的很口渴。[32]

莫斯科的宴会以规模宏大而非菜肴精致著称。每餐上200道菜并不罕见。一份宴会的菜目表显示客人将会喝到10种不同的汤、吃到24种馅饼和肉菜、64种小菜（比如松鸡或者水鸭）、几种烤肉（羔羊肉、牛肉、山羊肉、兔肉和乳猪）、12种不同的色拉、28种什锦馅饼、奶酪和新鲜水果。客人们吃饱喝足后，就会退到另外一个房间吃甜点和加糖的水果。[33]在这个声望即意味着宫廷晋升的社会里，贵族争相举办宴会。大量的资金被用来聘请最好的厨师。舍列梅捷夫伯爵（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每年付给他的高级厨师的薪水是850卢布——这对于农奴来说是一个巨额数目。[34]在主人眼里，厨师的地位和艺术家相当，并不惜花费巨资送他们到国外受训。其中最有名的是著名的波将金公爵，他因为举办奢侈的全猪宴而为人所知：猪体内所有的内脏都通过嘴巴取出，再往里面塞上香肠，然后将整只猪和酥油面饼及葡萄酒一起烧制。[35]

并非只有朝臣才吃得这么好。外省家庭同样热衷于吃喝，而且，由于庄园上没其他事情可干，吃吃喝喝通常是用来打发时间的好办法。午餐一般会吃上几个小时。首先上来的是餐前小菜（开胃菜），冷盘，接着是热菜，紧接着是汤、馅饼、禽肉、烤肉，最后是水果和甜点。这时已经差不多快到喝茶的时间了。有些贵族家庭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吃”（引用普希金的话）。乌克兰的中等贵族布罗德尼茨基一家是其中的典型。起床后他们喝咖啡，吃面包卷，接着上午10点左右吃餐前小菜，午餐一共6道菜，下午喝茶时吃甜面包和果酱，接着吃罂粟籽和坚果、咖啡、面包和饼干，作为晚餐之前的小点心。然后就到了晚餐时间——主要是午餐剩下的什锦冷盘——接着喝睡前的最后一道茶。[36]

这种大吃大喝的风气相对来说还是一种新现象。17世纪莫斯科公国的食物还很简单——全部的菜肴加起来只有鱼、白煮肉和家禽、煎饼、面包和馅饼、大蒜、洋葱、南瓜和小萝卜、卷心菜和甜菜根。所有东西都用大麻籽油烹制，这使得所有的菜吃起来都一个味道。甚至沙皇餐桌上的菜肴也很简单。1670年沙皇阿列克谢结婚时，婚宴的菜单上只有藏红花烤天鹅、柠檬松鸡、鹅杂碎、鸡肉拌酸白菜以及（为男人准备的）克瓦斯。[37]直到18世纪才有一些有趣的食物和烹调技巧从国外传入：黄油、奶酪和酸奶油、熏肉和熏鱼、面点制作、色拉和绿色蔬菜、茶和咖啡、巧克力、冰激凌、葡萄酒和甜酒。餐前小菜也是模仿了欧洲的开胃菜，尽管那些最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经典的餐前小菜”（zakuski，鱼子酱、鲟鱼、伏特加等），例如鱼肉冻，看起来似乎是所有菜肴，实际上要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整个俄罗斯烹饪的情况也是一样。那些19世纪莫斯科餐馆中供应的“传统特色菜”——像库勒贝卡（kulebeika，一种夹有几层鱼肉或者其他肉类的馅饼）、酸奶油烧鲤鱼，或者是梅子酱烧火鸡这样的民族菜肴——实际上是最近才发明的：它们大部分是1812年以后为了迎合古老的俄罗斯风尚而发明出来的新口味。直到1816年俄罗斯才出版了第一本烹饪书，书中坦言已经无法完整地描述俄罗斯人的食谱：人们所能做的唯有从记忆里去寻找并重现古老的烹饪方法。[38]四旬斋期间吃的食物是唯一没有被18世纪的欧洲时尚美食所取代的传统食品。莫斯科公国有着丰富的饮食传统：用鱼和蘑菇烹制的菜肴，像红菜汤和白菜汤这样的蔬菜汤，制作复活节面包和馅饼的食谱，以及在四旬斋期间吃的十几种不同的粥和布利尼薄饼。

食物不仅为俄罗斯人提供了营养，还在他们的流行文化中发挥着标志性的作用。举个例子，面包就具有宗教和象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们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意义要比在其他西方基督教国家重要得多。面包（khleb）这个单词在俄语中有“富裕”“健康”和“好客”的意思，它在农村的风俗习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春天要烤制鸟形的面包，以象征候鸟的回归。在农村的婚礼上，要烤制一块特别的面包，以象征新人的多子多福。在农村的葬礼上，习惯上要用面团捏制一张梯子，并将它放在墓地里尸体的一旁，以帮助灵魂升天，因为面包是一座连接现世和来世的神圣桥梁。它和民间故事中的火炉有关系，那里据说是死者灵魂的住所。[39]面包还被经常用作礼物，特别是将面包和盐送给客人，更是一种重要的传统风俗。实际上，所有的食物都可以作为礼物，而且这一风俗在所有的阶层中都存在。古怪的莫斯科贵族亚历山大·波留斯——维萨普斯基（他的名字也很古怪）习惯向高官显贵送牡蛎——有时甚至送给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多尔戈鲁科夫公爵有一次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12只牡蛎，还有一封波留斯——维萨普斯基写的信，信中说自己想结识他，于是前来拜访，却发现他不在家）。野禽也是一种常见的礼物。诗人杰尔查文以喜欢送人矶鹬而出名。有一次他送了一个巨大的馅饼给贝尔博欣娜公爵夫人，切开时里面出来一个侏儒，手里捧着一个松露馅饼和一束勿忘我。[40]沙皇逢年过节也经常给臣民派送礼物。1791年为了庆祝对土耳其战争的胜利，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用食物在皇宫广场堆起两座山。每一座顶部都有哗哗往外流着葡萄酒的喷泉。随着她在冬宫一声令下，大众得以享用这些象征着丰饶的食物。[41]

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食物也是一种象征。对童年生活的怀念通常会唤起有关食物的回忆。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临终之前说，孩提时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的一切记忆都和食物有关——特别是，出于某种原因，和李子脯有关。美食的形象经常被用来描绘过去的美好生活。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就充满了对暴饮暴食的乌克兰人诗意的描写；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一直都在往嘴里塞各种传统的俄罗斯食物——这是他懒惰的象征；然后（毫无疑问这种文学传统有一系列讽刺作品），还有契诃夫的《樱桃园》（1904）中的费尔斯，他仍在回忆50多年前从庄园送到莫斯科去的樱桃（“那时候的樱桃干柔软多汁，又甜又好吃……那时候他们知道怎么做……他们有一个秘方……”）。[42]莫斯科在这种关于食物的民间故事中有着神话般的地位。在契诃夫的《三姐妹》中，安德烈想到莫斯科去，在那里的特斯托夫餐馆或者其他受欢迎的餐馆吃饭，管家费拉朋特告诉他说：

有一天在办公室，一位承包商跟我讲一些在莫斯科吃薄煎饼的商人的事。其中一个吃了40个煎饼后死了。是40个还是50个，具体我记不清了。[43]

这类大吃大喝经常被认为是俄罗斯人性格的象征。尤其是果戈理，使用食物作为隐喻已经到了着魔的地步。他经常将开阔的胸襟和膨胀的腰围联系起来，一部短篇小说中的哥萨克英雄塔拉斯·布尔巴（他的名字在乌克兰语中是“土豆”的意思）就是这种热爱生活的象征。他在欢迎儿子们从基辅的学校回家时，吩咐妻子去准备一顿“合适的饭菜”：

我们不想吃炸面圈、甜面包、罂粟蛋糕和其他的美味食品；给我们来一整只绵羊、一只山羊和40年陈酿的蜂蜜酒！还要很多伏特加，不是那种奇奇怪怪的伏特加，不要加葡萄干也不要加调味料，而是那种嘶嘶响着疯狂冒泡的纯伏特加！[44]

能够一桶一桶地喝伏特加，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自从16世纪蒸馏技术从西方传到俄罗斯以来，人们一直都习惯在节假日进行斗酒比赛。喝酒是一项社交活动——从来没有人独自喝闷酒——而且它还和集体的庆祝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跟传说中的形象相反，伏特加总的消耗量并没有那么多（一年中有200天是斋戒期，斋戒期间禁止喝酒）。但是俄罗斯人一旦喝起酒来，就要喝上很多。（跟食物一样——斋戒之后是大吃大喝——这种频繁的转换也许与这个民族的性格和历史有着某种联系：长时间的谦恭和忍耐中穿插着一阵阵的放肆玩乐和激情释放。）传说中俄罗斯人的饮酒能力是惊人的。婚礼和宴会上通常会有超过50次敬酒——客人们一口干掉一杯——直到最后那个还没有倒下的人成为“伏特加之王”。

1841—1859年间，每年有1000人因为喝酒而死掉。[45]然而，如果据此断定俄罗斯人有豪饮的通病或者这是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那你就错了。实际上，只是到了近代——从18世纪晚期开始——俄罗斯人的酒精摄入量才威胁到他们的健康；即使在那时，这个问题也是由贵族和政府制造出来的。§传统的饮酒模式是在酒非常稀少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一种只有在节日里才喝得起的稀有商品。但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那些获得政府许可的贵族酿酒商生产的伏特加数量已经翻了几番。随着1775年地方政府的改革，警察的控制权落到了担任行政长官的地方贵族手里，几乎不受政府控制的零售业蓬勃发展起来（不管合法还是非法），这使伏特加的销售商大赚了一笔。突然之间，每个城镇都冒出售卖伏特加的商店，到处都是酒馆，而且，除了宗教上的约束之外，喝酒不受任何控制。政府意识到不断增加的醉鬼给社会造成的损害，教会也在反复强调这个问题，竭力反对设立酒馆。问题是，如何改变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饮酒模式——俄罗斯人一旦喝酒必然一醉方休——或者减少烈性酒的供应量。由于政府至少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来自伏特加的销售，而且贵族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因此改革毫无动力可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才不再放纵百姓酗酒。但是它所颁布的伏特加禁酒令只是使酗酒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俄罗斯人转而喝起了更加危险的石蜡和私酒），而禁售伏特加所导致的税收减少则是1917年政府垮台的一个主要原因。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区别在于：在莫斯科，如果你几天没有见到一个朋友，你会想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还会派个人去看看他是否还活着；但是在彼得堡，你就是一两年不出现也没有人会想念你。”[46]莫斯科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城市温暖如家，并从中得到安慰。跟冰冷而正经的彼得堡相比，莫斯科以自己放松的“俄罗斯”风俗和好客的传统为荣。没有宫廷，工作也不是很忙，除了走亲访友和轮番举行聚会、宴饮和舞会，莫斯科人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了。莫斯科人宅邸的大门总是开着的，在他们看来，彼得堡那种规定造访时间的做法简直荒谬透顶。客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登门，而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例如命名日、生日或者宗教节日，或者是有人从乡下或者国外回来，家里一直都是人来人往。

莫斯科以奢侈的享乐而著名。将整副贵族身家用于享乐的例子并不少见。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城里那些锦衣玉食的人对享乐永无止境的需求。1801年，尤什科夫伯爵20天里在他的莫斯科宅邸举办了18场舞会。由于害怕烟火带来的危害，附近的工厂不得不关闭，而音乐的声响则吵得附近诺沃德维奇修道院的修女们失眠——后来她们干脆不睡了，爬上墙头观看表演。[47]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奢华聚会则更加出名。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多达5万名的客人从莫斯科涌向库斯科沃，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大型娱乐活动。各条道路都挤满了马车，队伍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城内15公里。客人们一进入庄园，就会看到要他们不必拘束、任意享乐的告示牌。树丛中传来合唱团的歌声，铜管乐队奏起了音乐，客人们可以欣赏到珍奇的动物、在园子里演唱的歌剧和室内剧、烟火表演，以及声音和灯光。在房子前面的大湖上，甚至会有一场模拟海战。[48]

一些不那么富有的家庭也一样热情好客，有时为了举办社交聚会而不惜花费全部的财产。希特罗沃家族既不富有也没有势力，但是在19世纪的莫斯科，他们却以经常举办舞会和晚会而为每一个人所知，这些舞会和晚会虽然并不奢华，气氛却总是很活泼愉快——他们是“典型的莫斯科人”。[49]另外一个经常举办莫斯科风格聚会的著名女主人是玛丽亚·里姆斯基——科萨科娃，她以举办早餐聚会而著名，聚会上，参议员阿尔卡季·巴希洛夫会穿上围裙，戴上厨师帽，将自己煮的菜亲自端上来。[50]莫斯科有很多这种稀奇古怪的人——这一点没有人比得上超级富有的花花公子普罗科皮·杰米多夫，他以纵情声色而声名狼藉。他喜欢给仆人穿上一种特别的制服，一半是丝绸，一半是麻布，让他们一只脚上穿着袜子，另外一只脚上穿着树皮鞋，以突出他们的农奴出身。当他招待客人时，他会用全身赤裸的仆人代替花园和家中的雕塑。[51]

俄罗斯人喜欢在午饭和晚饭时打开门，来者不拒，这种习惯是他们热情好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彼得堡最显赫的贵族，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喷泉宫里，每一顿饭的宴请人数达50人之多。但是在莫斯科，这只是小贵族家庭宴请的人数，而在那些豪门大宅里，例如斯特罗加诺夫或者拉祖莫夫斯基家，这个数字要高得多。拉祖莫夫斯基伯爵是出了名的好客。许多客人他都不认识，但是他特别热衷于下象棋，因此一旦遇到新的对手，他总是非常高兴。有一位象棋下得很好的军官，他在伯爵家里一共待了6个星期——尽管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52]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你在一户人家家里吃过一次饭，那么你应该时不时地再回去吃：不再去的话是要得罪人的。这种风俗如此普遍，以至于对贵族来说，很有可能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然而永远不要频繁地只去一家，以免惹主人生厌。像舍列梅捷夫、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和斯特罗加诺夫这些王公贵族都有长期的食客。科斯捷涅茨基将军在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吃饭吃了20年——伯爵已经习惯在开饭前半个小时派自己的马车去接将军。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有一位客人在他家蹭饭将近30年，但他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直到有一天这名客人不再出现，于是伯爵猜他应该是死了。结果这个人还真是死了，他死在来吃午饭的路上。[53]

至于食物和饮料，俄罗斯人在举办聚会时是无限量供应的。谢尔盖·沃尔孔斯基（那位著名的十二月党人之孙）回忆命名日那天直到拂晓才结束的庆祝：

一开始是喝茶，接着是吃晚餐。太阳下山了，月亮升上来——接下来是游戏、闲聊和打牌。大约3点钟的时候第一批客人开始离开，但是由于他们的车夫也喝了带酒精的饮料，那么早回家实在太危险。我有一次参加这样一个命名日聚会，在回家的路上马车翻了。[54]

凉爽而熹微的晨光被莫斯科的主人视为大敌，有一些主人会把全部的窗户遮起来，并调停所有的时钟，这样就不会把客人赶跑。[55]从10月到春天的社交季节，那些有女儿待字闺中的外省家庭会在莫斯科租一处房子，这段时间几乎每晚都会有舞会和宴会。莫斯科的舞会比彼得堡的规模要大。与其说它们是上层社交，还不如说是全民性的活动，舞会的气氛相当接地气，外省的老太婆们穿着俗气的花裙子，就跟年轻的轻骑兵一样引人注目。整晚香槟四溢——第一批客人不到天亮绝不离开。这时的莫斯科过着一种昼伏夜出的生活，它的生理时钟被调成了社交模式。这些寻欢作乐的人清晨才爬进被窝，午后吃早饭，下午3点或者更晚才吃午饭（普希金总是强调说他在晚上8点或者9点吃午饭），并且在晚上10点外出。莫斯科人喜欢这种深夜的生活——这完美地体现了他们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喜爱。1850年，彼得堡当局禁止在凌晨4点后演奏音乐。莫斯科对此的反应有如投石党起义——一场莫斯科人对抗首都的叛乱。以戈利岑公爵（以举办整晚的化装舞会而著名）为首的贵族向彼得堡请愿，要求他们撤回禁令。这是一封冗长的信，还有各种写给报社的信件。请愿无果之后，莫斯科人干脆不理会这些规定，继续寻欢作乐。[56]

第四节

1874年，美术学院举办了一场纪念艺术家维克多·哈特曼的展览，这名艺术家于一年前去世，终年39岁。今天，作为穆索尔斯基的朋友，哈特曼以穆氏那首著名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1874）灵感来源的画家而著名。哈特曼的死对穆索尔斯基的打击很大，他开始酗酒，酒精最终摧毁了他。他在观看展览后，创作了这首《图画展览会》向自己的画家朋友致敬。[57]哈特曼的“新俄罗斯式”风格对穆索尔斯基的音乐有着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它对所有从莫斯科文化中汲取灵感的19世纪艺术流派都有重要的影响。他的建筑草图是在多年研究中世纪建筑装饰的基础上画出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为基辅城门所画的设计图，它别出心裁，城门呈现为武士头盔形状的扇形拱门，穆索尔斯基钢琴组曲的最后一章便是对这个设计的赞美。一位评论家称，哈特曼的设计是“有砖头绣花的大理石毛巾”。[58]

这种对古老俄罗斯艺术的复兴以莫斯科为中心（和中心主题）。艺术家费多尔·索恩采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为克里姆林宫军械库的武器、马具、教堂用的金银器皿和壁挂绘制了详细的图纸，还从外省发掘出许多其他宝贝。1846—1853年间，索恩采夫出版了他6大卷本的插图集《俄罗斯古代文物》。这些插图为艺术家和设计师提供了古代装饰图案的基本原理，以供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运用。索恩采夫自己在修复克里姆林宫的特雷姆宫时，就使用了这些古老的装饰图案——它那贴了瓷砖的炉灶，华丽扇形装饰的拱形天花板，以及用红色皮革装饰的墙壁和椅子，真实地再现了17世纪的莫斯科风格。成立于1860年的斯特罗加诺夫艺术学校继承了索恩采夫的工作，学校鼓励艺术家们从古老的俄罗斯教堂和民间的设计中去汲取灵感。20世纪初震惊世界的许多杰出“俄罗斯风格”设计师——瓦什科夫、奥夫钦尼科夫和莫斯科法贝热工作室的大师们——都是斯特罗加诺夫艺术学校的毕业生。[59]跟圣彼得堡艺术学院那僵硬的欧洲古典风格相比，莫斯科的气氛要轻松得多，可以自由地探索各种俄罗斯主题和风格。艺术家们蜂拥到莫斯科来研究圣像、鲁伯克版画¶和帕列赫**的漆器。俄罗斯绘画的三位巨匠：列宾、波列诺夫和瓦斯涅佐夫，都是自学生时代起就从圣彼得堡搬到了这里。这些古老的手工艺依然活跃于莫斯科和它周边的地区，而它们在圣彼得堡已经消失。举个例子，莫斯科有好几家鲁伯克版画的出版商，但在彼得堡却一个也没有。圣像画在莫斯科周边的城镇非常流行，但是在彼得堡却见不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主导莫斯科市场的主要是老派商人。莫斯科绘画学校对这些本土传统也更容易接受，而且不像贵族式的圣彼得堡艺术学院，它的大门向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开放，这些人带来了普通百姓的审美观念。莫斯科绘画学校的校长号召艺术家们利用民间主题，在1867年民族学展览的开幕式上他做了一番演讲，关于需要对民间服饰和刺绣加以研究，以此找回久为西方品位所遮蔽的古老俄罗斯艺术风格。[60]

基辅城门设计图。维克多·加特曼设计。照片来源：Novosti/Bridgeman Art Library，London。

在哈特曼的建筑设计领域，19世纪中期兴起的新俄罗斯式建筑风格要归功于一项18世纪法律的废除。这项法律明确规定，莫斯科市中心的建筑必须用石头建造，而且外墙必须是经过认可的欧式风格。1858年它的撤销，导致莫斯科出现大批俄罗斯农村风格的木质建筑，这个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像一个“大农村”。本身就是农民之子和著名古董收藏家的历史学家、斯拉夫主义者波戈金，委托别人给他建了几座农村风格的木制房子。木材被民族主义者称为“民间的基本素材”，而且每一位渴望成为民族设计师的建筑家都使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61]1872年，为纪念彼得大帝200周年诞辰而举办了莫斯科工业展览会，哈特曼用木制的民间装饰风格设计了展厅。展会预示着向莫斯科公国时期艺术原则的回归。它在新落成的俄罗斯博物馆举行，后者位于红场圣瓦西里大教堂的对面，是由弗拉基米尔·舍尔伍德（一位出生于英国的建筑师）设计的一座具有古老莫斯科教堂风格的建筑。它那高耸的教堂式塔楼轮廓与附近的克里姆林宫颇为神似——正如舍尔伍德所说的，它反映了东正教是“俄罗斯国民性中最基本的文化因素”这一事实。[62]这种新俄罗斯风格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喜爱艺术的莫斯科商人财富和地位的提升。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建了一间著名的俄罗斯艺术画廊，作为他那座老式俄罗斯风格宅邸的附属建筑。谢尔盖·休金的莫斯科别墅（里面藏有他收集的大量法国绘画）是一座以17世纪雅罗斯拉夫和科罗缅斯克的木结构建筑为原型设计的新俄罗斯式奇妙建筑。在克里姆林宫和卢比扬卡广场之间的市中心，全部都是用新俄罗斯式风格重建的大楼，这是一种为莫斯科市政厅中富有的商人议员们所喜爱的建筑风格。19世纪80年代，红场建起了一排排新的商业街（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古姆百货大楼）；1892年还建起了市杜马（后来的列宁博物馆）。转眼间，这座城市的商业区被古老的帐篷式屋顶、扇形拱门、彩黄色的砖墙和华丽的民间图案所占据。莫斯科顶着17世纪的轮廓线进入了20世纪。

俄国博物馆，红场，莫斯科。摄于20世纪初。照片来源：Alexander Meledin Collection/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London。

穆索尔斯基爱上了莫斯科的“俄罗斯特色”。他一生几乎都在彼得堡度过。但是作为一名艺术家，他被这座“童话王国”的古都所深深吸引。“你知道，”他1859年第一次去莫斯科，途中写了封信给巴拉基列夫，信中说，“我一直都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但是现在我有种重生的感觉；俄罗斯的一切变得离我很近，如果有人粗暴而且不客气地对待她的话，我会感到生气；仿佛从这一刻开始我才真正地爱上她。”[63]作为这名年轻作曲家的导师，巴拉基列夫很不高兴。尽管他是民族主义乐派的开创者，但是巴拉基列夫其实受西方的影响颇深，他对彼得堡极为推崇，认为莫斯科既狭隘又过时；他称后者为“耶利哥”††。[64]穆索尔斯基爱上了莫斯科，在那时看来，几乎就是对巴拉基列夫乐派的背弃。它当然标志着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和主题。他开始在格列博沃（位于莫斯科附近）那座漂亮的希洛夫斯基庄园度过夏天，和那里的贵族亲友们重新建立起联系。‡‡他认识了音乐圈以外的新朋友，从中为自己的艺术找到了灵感：诗人库图佐夫（那位著名将军的后代）、雕刻家安托科利斯基、画家列宾，还有哈特曼，这些人全都能够接受他那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音乐风格，也比圣彼得堡那些古板的作曲家更能容忍他那酗酒的生活作风。在脱离了巴拉基列夫乐派（这个乐派将李斯特和舒曼看成发展一种俄罗斯风格的起点）的控制之后，穆索尔斯基开始在他的“乡村场景”声乐和钢琴作品《可爱的萨维什娜》（1867），在《鲍里斯·戈东诺夫》（1868—1874），随后又在他的《图画展览会》中探索一种更加本土化的音乐语言，这些作品就像哈特曼的绘画一样，用一种极富想象力的方式重新组合了俄罗斯的民间传说。莫斯科就这样将他从巴拉基列夫乐派的“德国”正统中解救出来，它使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圣彼得堡弃儿的穆索尔斯基能够尝试创作来自俄罗斯大地的音乐。哈特曼那奇妙的民间设计和穆索尔斯基在音乐上的探索殊途同归：两者都试图摆脱欧洲艺术约定俗成的形式规则。在展览会的画中间，有一个时钟，设计成一只鸡爪上的巴巴雅嘎之屋的形状。§§这样的形象如果要用声音来传达，要求一种新的音乐表达形式，一种完全不同于奏鸣曲形式的欧洲音乐；而这正是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成功的地方。它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俄罗斯音乐语言。

“献给您，大元帅，哈特曼展览的赞助者，并以此纪念我们亲爱的维克多，1874年6月27日。”穆索尔斯基将《图画展览会》献给了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这位评论家兼学者自诩为俄罗斯一切民族艺术的先驱者。在19世纪中期的俄罗斯文化生活中，斯塔索夫是一个巨人，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一个独裁者。他发掘了一大批伟大的天才（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鲍罗丁、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列宾、克拉姆斯科伊、瓦斯涅佐夫和安托科利斯基）；在他的启发下，他们创作了许多作品（鲍罗丁的《伊戈尔王》、穆索尔斯基的《霍宛斯基党人之乱》、巴拉基列夫的《李尔王》和里姆斯基的《萨阔特》与《舍赫拉查德》）；他为他们的探索辩护，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无数很有分量的文章和书信。斯塔索夫是一名出色的教条主义者。屠格涅夫一生都在与这位“我们伟大的俄罗斯全能评论家”争论，他在1877年的小说《处女地》中，刻画了西皮亚金这个人物来讽刺他（“他像一瓶发酸的克瓦斯一样老是冒泡”），还写了一首著名的讽刺歌谣：

跟比你聪明的人辩论：

他会打败你。

但是你将从失败中学到有用的东西。

跟与你一样聪明的人辩论：

谁都赢不了谁。

而无论如何你会感觉到辩争的快乐。

跟智力比你差的人辩论：

并不是为了打赢他

而是因为你也许对他有些用处。

即便和一个傻子也可以辩论：

你将不会有胜利的喜悦

然而有时会很有趣。

只是千万不要和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辩论。[65]

斯塔索夫希望俄罗斯艺术能从欧洲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如果一味模仿西方，俄罗斯人最多只能成为二等民族；通过自己的本土传统，也许他们能够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准和原创性、可以与欧洲抗衡的真正的民族艺术。“看看这些画，”斯塔索夫在描绘1861年的学院展览时写道，“要是没有签名或者标签，很难猜出它们是由身处俄罗斯的俄罗斯画家所画。全部都是对外国作品惟妙惟肖的模仿。”[66]他认为，艺术应该描绘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他们有意义，并且教育他们如何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应该是“民族的”。

穆索尔斯基的一生受斯塔索夫的影响至深。他们在1857年首次相遇，当时斯塔索夫在巴拉基列夫的圈子中领导着对抗彼得堡音乐学院的运动。1861年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创办了彼得堡音乐学院，这座音乐学院由德意志的作曲风格所主宰，崇尚的是巴赫、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它的赞助者是埃琳娜·帕夫洛夫娜女大公，她具有德国血统，是民族文化事业的推动者，在鲁宾斯坦无法为音乐学院筹集到民间资金时，她为他争取到宫廷的支持。鲁宾斯坦非常鄙视俄罗斯音乐生活中的业余性（他称格林卡为“半吊子”），并沿着德意志的路子着手推进音乐教育。鲁宾斯坦坚持认为，俄罗斯的民族音乐只具有“民族学上的意义”，特殊但本身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巴拉基列夫和斯塔索夫被激怒了。尽管他们承认德意志的音乐传统已经为音乐竖立了某种标杆，但是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却崇尚格林卡那种“纯粹俄罗斯式”的音乐（实际格林卡受意大利和德意志风格的影响非常大）[67]，并指责鲁宾斯坦站在“高高在上的欧洲音乐学院”的角度贬低了俄罗斯。[68]在他们与鲁宾斯坦的斗争中，有着一种排外甚至是反犹太主义的因素。他们称他为“图平斯坦”（“呆子”）、“杜宾斯坦”（“笨蛋”）和“格鲁宾斯坦”（“粗俗”）。他们害怕德国人的规则会阻碍俄罗斯音乐的发展，他们的恐惧变成了对外国人的抨击。为了直接对抗彼得堡音乐学院，1862年他们设立了以培养本土音乐人才为己任的自由音乐学校（Free Music School）。用斯塔索夫的话说，是时候脱掉这些彼得堡精英的“箍裙和燕尾服”，换上外省的“俄罗斯长大衣”

了。[69]这所学院成为引领俄罗斯音乐风格的“强力五人组”（kuchka）的根据地。

“强力五人组”的作曲家在1862年还都是年轻人。巴拉基列夫25岁，居伊27岁，穆索尔斯基23岁，年纪最大的鲍罗丁28岁，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年纪最小，只有18岁。他们全都是自学成才的业余音乐家。鲍罗丁在作曲之余还做着一份药剂师的工作。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一名海军军官（他的《第一交响曲》就写于船上）。穆索尔斯基参加过近卫军，在从事音乐创作之前还做过政府部门的文职工作，后来，即使在19世纪70年代事业的高峰，他因为喝酒的花销实在太大，而不得不接着干国家林业部的一份全职工作。彼得堡音乐学院的作曲家（例如柴可夫斯基）都是社会精英且与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比之下，“强力五人组”大都来自外省的小地主家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取决于他们所创立的神话，那就是他们的行动与古典学院派相比，更加属于“真正的俄罗斯”（在更接近本国土壤这个意义上）。[70]

然而，他们所发展出来的音乐语言毫无神秘性，它们与彼得堡音乐学院的章法相差十万八千里。这种有意识的俄罗斯风格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因素。首先，他们想在音乐中融入乡村歌曲、哥萨克和高加索舞蹈、教堂圣歌，以及（尽管后来变得很老套）教堂的钟声。¶¶“又是钟声！”里姆斯基有一次在看了《鲍里斯·戈东诺夫》之后叫了起来。他也经常在作品中再现钟声，如《普斯科夫姑娘》（1873）、《复活节序曲》（1888），以及鲍罗丁的《伊戈王子》和穆索尔斯基的《霍宛斯基党人之乱》。[71]“强力五人组”的音乐充满了对俄罗斯人生活中声音的模仿。他们试图重现格林卡曾经说过的“俄罗斯音乐之魂”——俄罗斯乡村那种拉长的、抒情而带有装饰音的歌曲。巴拉基列夫通过研究19世纪60年代（民粹主义在艺术上的鼎盛时期）伏尔加地区的民间歌曲，使之成为可能。跟以往任何一本选集相比，他所改编的艺术作品保留了更多俄罗斯民间音乐的明显特点：

——它“音调上的变换”：一个曲调似乎很自然地就从一个主音变换到另一个主音，并常常以一个与乐章开始时不相同的调子结束（通常低两度或者高两度）。给人造成一种捉摸不定、不明确或者缺乏和谐的逻辑进程的感觉，即使在非常格式化的《霍宛斯基党人之乱》中，这样的感觉也使俄罗斯音乐听起来和西方的调性结构非常不同。

——它的衬腔式唱法：一段旋律被分成几个不和谐的声部，每个声部都有自己的主题变奏，这些都由每个歌手即兴发挥，直到最后，这首歌曲才恢复单一的旋律。

——平行五度音、四度音和三度音的使用。这给俄罗斯音乐带来一种原始的音响效果，是有着完美和声的西方音乐完全缺失的。

其次，“强力五人组”发明了一系列的和声技巧，创造出一种迥异于西方的独特“俄罗斯”音乐风格和色彩。这种“异域”的“俄罗斯”风格并不仅仅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它完全就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事实上，这些方法没有一种在俄罗斯民间或者教堂音乐中使用过：

——全音阶（C-D-E-升F-升G-升A-C）：由格林卡发明，并首次在他的歌剧《鲁斯兰和柳德米拉》（1842）中巫师契尔诺莫尔摩的进行曲中使用，它成为“俄罗斯式”阴森恐怖和邪恶之声。从柴可夫斯基（1890年在《黑桃皇后》中伯爵夫人的鬼魂出现）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他的所有魔幻故事歌剧，如1897年的《萨特阔》、1902年的《不朽的卡什切伊》和1907年的《基捷日》），所有重要的作曲家都用过这个音阶。这个音阶还可以在德彪西的音乐中听到，他是从穆索尔斯基那里学到的（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东西）。后来这个音阶成为恐怖电影配乐的标准创作手法。

——由一个全音和一个半音组成的八音音阶（C-D-降E-F-降G-降A-重降B-重降C）：1867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首次在他的《萨特阔》交响组曲中使用，它成为俄罗斯的一种标志，是魔力和危险的主旋律，也为里姆斯基所有的追随者所采用，特别是斯特拉文斯基那三部伟大的俄罗斯芭蕾舞剧《火鸟》（1910）、《彼德鲁什卡》（1911）和《春之祭》（1913）。

——循环使用三段式结构：这原本是李斯特发明的交响诗形式，俄罗斯在其基础上赋予松散的整体结构，避免了僵化的（德意志）奏鸣曲曲式。俄罗斯的音乐家不像通常的做法那样在奏鸣曲的展开部分使用关系小调（例如C大调到A小调），而是在开始部分就确立一个主调（例如，C大调），然后在接下来的部分通过三段式展开（降A大调、F大调，降D大调，等等）。其效果便是摆脱了西方音乐发展的规律，创作的形式完全由音乐的“内容”（音乐主题的展示和视觉上的描述）而不是曲式上的对称所决定。这种松散的结构在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中显得尤为重要，也许这组曲子比其他任何作品都更清楚地描绘了这种俄罗斯音乐的风格。穆索尔斯基是“强力五人组”中最具原创性的作曲家。一方面这是由于他所受的欧洲正规作曲教育最少，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有意地排斥西方的音乐传统，而且跟其他民族主义者相比，他更渴望从俄罗斯民间音乐的传统中去寻找推翻西方音乐的方法。这个俄罗斯人（懒惰、邋遢、酗酒、装腔作势而又充满爆炸性的能量）和西方音乐的关系令人联想到圣愚。他拒不接受大家所普遍认可的巴赫、莫扎特和海顿的作曲方法。“交响乐的发展，从技术上理解，是由德意志人发展起来的，就像他们的哲学一样，”穆索尔斯基在1868年写给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信中说，“德意志人先是想出一大堆理论，然后证明；我们俄罗斯兄弟是先做了，然后再用理论来娱乐自己。”[72]

穆索尔斯基对生活的直接态度反映在他的《图画展览会》中。这部钢琴组曲由一系列结构松散的音画组成，仿佛你正在画廊里从容漫步，没有任何正统（“德意志式”）的详细阐述或者展开的迹象，也几乎看不到西方音乐理论的痕迹。它的核心是俄罗斯民间想象力那魔法般的影响范围和力量。一开始的“漫步”（俄罗斯风格）是一段民谣风格的曲调，具有韵律般弹性、突然的变调、开放的五度和八度和弦，以及仿佛乡村歌曲般的衬腔式大合唱。怪诞而狂暴的“巴巴雅嘎”在各个主音之间猛烈地变换，却又一次次地回到俄罗斯乡村音乐那不变的G调，这一点后来被斯特拉文斯基有效地运用于他那部充满爆发力的《春之祭》中，从而引发了一场音乐革命。穆索尔斯基的最后一幅图画是那首宏伟的“基辅城门”，这一章的音乐既有宗教般的虔诚和振奋人心，又有柔美的特点，他的灵感来自一种古老的俄罗斯颂歌（起源于拜占庭的扎纳门尼歌谣），而在结尾部分，音乐和教堂钟声那沉重的铿锵回响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极好的效果。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奇妙时刻，仿佛全体俄罗斯人的声音都融合在了一起，这是穆索尔斯基在向挚友致敬的动人时刻。

第五节

伴随着对“俄罗斯风格”的兴趣，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还生出一种对莫斯科历史的痴迷。我们只需列举出那些伟大的历史歌剧（从格林卡的《沙皇的一生》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普斯科夫姑娘》，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东诺夫》和《霍宛斯基党人之乱》）、那些历史剧和小说（从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到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以《伊凡雷帝之死》起始的三部曲）、无数历史题材的诗歌作品以及苏里科夫和列宾或者瓦斯涅佐夫和弗鲁贝尔那些史诗般的历史画作，便可看出莫斯科的历史对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探索有多么重要。这些作品几乎全都是描绘伊凡雷帝晚年、鲍里斯·戈东诺夫统治时期，以及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前那段所谓的“混乱时期”，这点绝非巧合。历史被看成一个争论的战场，关于俄罗斯及其命运的不同观点在这里碰撞，而这50年被认为是对俄罗斯的过去有着关键影响的一段时期。那个时期，一切皆有可能，大家你争我抢，而国家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基本问题。它将由选举产生统治者还是将由沙皇统治？它属于欧洲还是欧洲之外？同样的问题困扰着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界。

鲍里斯·戈东诺夫是这场全国大讨论的一个重要人物。有关他的记录、戏剧和歌剧同时也是在探讨俄罗斯的命运。我们从普希金和穆索尔斯基的作品中看到的戈东诺夫，首次出现是在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中。卡拉姆津将戈东诺夫描绘成一个悲剧人物，一位受到过去困扰的进步统治者，一位有着巨大的权力和人性的弱点，并最终毁于政治需要和自身良知之间巨大鸿沟的人。但是为了将这位中世纪的沙皇塑造成一部现代心理剧的主角，卡拉姆津不得不凭空想象出许多历史事件。

真实的鲍里斯是一名孤儿，出生于一个古老的波雅尔家族，作为沙皇伊凡雷帝的卫士在莫斯科公国的宫廷里长大。戈东诺夫家族和王室的关系非常亲密，而那时可是沙皇认为贵族都有潜在的反政府嫌疑的时代。伊凡当时正和贵族波雅尔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他认为有必要提拔像戈东诺夫这样出身卑微而忠心耿耿的侍从。鲍里斯的姐姐伊琳娜·戈东诺夫嫁给了沙皇的儿子，虚弱而且弱智的费多尔。不久，伊凡杀死了他的大儿子伊凡王子，这个事件通过列宾那幅著名的画作《1581年11月16日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伊凡》（1885）引起了19世纪人们的极大兴趣。1584年伊凡雷帝去世时，他的另一个儿子德米特里只有2岁大，而且其王位继承权再怎么说也非常勉强。德米特里是沙皇的第七任妻子所生，而教会只允许成婚三次。因此伊凡死时费多尔就继承了王位。朝廷的大小事务都由鲍里斯·戈东诺夫接管——他在官方文件中的称呼是“伟大皇帝的内弟，俄罗斯国土的统治者”。鲍里斯的政绩斐然。他巩固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疆土，遏制了从南方草原来的鞑靼人的掠夺，加强了与欧洲的联系，并且为了使贵族获得稳定的劳动力，他设立了管理农奴的基本框架——这项措施在农民中非常不得人心。1598年，费多尔去世。无法给王室生下一儿半女的伊琳娜由于悲伤过度，拒绝接受王位，进了修道院。在国民代表会议上，通过莫斯科波雅尔的选举，鲍里斯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选举产生的沙皇。

戈东诺夫统治初期，俄罗斯一派繁荣和平的景象。鲍里斯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对西方的医药、印刷术和教育都很感兴趣，甚至梦想按照欧洲的模式建一所俄罗斯大学。但是1601—1603年时，情况急转直下。接二连三的农业歉收导致莫斯科公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农民遭受饥荒之苦。随着新农奴法的颁布，农民无法自由流动，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农村地区掀起了反对沙皇的抗议活动。这时，古老的王室贵族集团抓住饥荒这个机会，重新密谋反对这位不可一世的选举沙皇——他的权力威胁到了他们的贵族特权。鲍里斯加强了对贵族的监视（特别是罗曼诺夫家族），还以叛国罪将他们中的许多人驱逐到西伯利亚或者俄罗斯北部的修道院。后来，在这次政治危机爆发期间，一名假冒拥有王位继承权的年轻人从波兰带领一支军队来到了俄罗斯——波兰一直以来都准备从俄罗斯的内部分裂中分一杯羹。这位冒充的王位继承人名叫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是一名逃跑的僧侣，曾经为罗曼诺夫家族做过事，在他做出大胆僭越的行为之前，他们很可能有过接触。他自称是伊凡最小的儿子德米特里王子。德米特里已于1591年死于割喉；他患有癫痫病，当时证实他是在一次疾病发作时死于自残。但戈东诺夫的反对者们一直声称，是他为了登上王位扫清障碍而杀死了这名男孩。这名“伪德米特里”利用这些疑问，声称逃过了谋杀。这使得他在向莫斯科进军的一路上，能够从心怀不满的农民和哥萨克中间纠集到一批反对“篡位的沙皇”的支持者。戈东诺夫于1605年突然去世，当时这位假冒者的军队正逼近莫斯科。根据卡拉姆津的说法，他死于“内心激烈的挣扎，这是每一个罪犯都避免不了的”。[73]

有关戈东诺夫谋杀德米特里的证据都是罗曼诺夫家族捏造出来的，他们的王位继承权完全依赖于波雅尔代表大会的选举（在鲍里斯·戈东诺夫死后，俄罗斯经历了一个内战频仍、内忧外患交织的“混乱时期”，为了恢复俄罗斯的统一，波雅尔们举行了这次全体会议）。也许卡拉姆津已经意识到戈东诺夫不是一名杀人犯。但是几乎所有他所参考的资料都经过官方或者教士的篡改，而挑战罗曼诺夫所编造的神话将会使他与政府作对，给他带来麻烦。不管怎么说，这个谋杀的故事如此完美，令卡拉姆津难以抗拒。它使他得以在没有史料支持的情况下探索戈东诺夫的内心冲突。它支撑着鲍里斯·戈东诺夫是个悲剧人物这个观点——一名受到自己罪行煎熬的进步统治者，并最终毁于自己非法得来的沙皇称号。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是为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者——沙皇亚历山大而作，书中拥护君主制的观点非常明显。他从戈东诺夫的故事中得到的教训——选举出来的君主从来都非常糟糕——与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政治观点一致。鲍里斯是一名俄罗斯的波拿巴。

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非常接近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有时甚至一字不变地照章全抄。坚定的保皇派观点贯彻这部历史剧——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历史中没有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这就是全局结束时那句著名的舞台说明“人们则保持沉默”的含义了。穆索尔斯基在他同名歌剧的第一版（1868—1869）中沿用了普希金的文本，他同样将俄罗斯人民描绘成一种愚昧而被动的力量，深陷于莫斯科所象征的古老俄罗斯的风俗和信仰之中。俄罗斯人的这种总体印象集中体现在红场圣瓦西里大教堂外那一幕。饥饿的人们聚集在那里，鲍里斯面前站着那名象征谴责沙皇罪行的圣愚。但是人群一点动静也没有，依然跪在地上向沙皇哀求，甚至当圣愚说他不会为“沙皇中的希律王”***祈祷时，人群也只是解散了。因此，本来可以是起义导火索的一件事就这样白白过去了，而且这名圣愚似乎不是人民的领袖，而是良知和鲍里斯的悔恨之声。[74]只有在歌剧的第二版（1871—1872）中增加的“克罗梅森林一幕”中，穆索尔斯基才引入了人民和沙皇冲突的主题。事实上，这种冲突成为整部歌剧的推动力，而人民则成为这部歌剧真正的悲剧主角。在克罗梅这一幕中，人民起来反抗了，他们嘲弄沙皇，而民间歌曲也被利用来作为人民声音的化身。穆索尔斯基一开始是为了音乐效果才增加这一幕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普斯科夫姑娘》中类似群戏的衬腔式大合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俩有段时间合租一间公寓（和一架钢琴），穆索尔斯基写作克罗梅这一幕时，里姆斯基正在为他的歌剧谱写管弦乐曲。[75]但是用克罗梅取代圣瓦西里大教堂那一幕（这显然才是穆索尔斯基的原意），意味着这部歌剧思想核心的彻底改变。†††

卡拉姆津或者普希金的笔下没有出现克罗梅起义，而且，正如俄罗斯音乐评论家理查德·塔鲁斯金精彩的点评，民粹主义者重新改写这部歌剧，应该说是穆索尔斯基和历史学家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友谊的结果，后者还帮他筹划了《霍宛斯基党人之乱》（1874）。科斯托马罗夫将普通民众视为推动历史的基本力量。他的主要著作《拉辛起义》（1859），受益于亚历山大二世统治初期推动的审查法改革，使他在自由知识分子的圈子中成为一个受欢迎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后者在19世纪60和70年代对俄罗斯艺术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在《混乱时代》（1866）一书中，科斯托马罗夫描绘了饥荒如何促使成群的流浪农奴追随假冒的德米特里，反对鲍里斯·戈东诺夫：

他们随时准备快乐地投向任何人的怀抱，只要那个人能够领导他们反对鲍里斯，只要那个人能够承诺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与渴望这种或者那种政治或者社会秩序的事情无关；受苦受难的群众很容易就被一张新的脸孔所吸引，他们盼望着在新人的领导下，他们的情况会比旧日好。[76]

这就是俄罗斯人民的一个形象——受苦受难，充满了破坏力和冲动的暴力，无法控制他们，他们也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1917年的情况也是如此。

“历史是我在夜晚的朋友，”穆索尔斯基在1873年写给斯塔索夫的信中说，“它带给我快乐和迷醉。”[77]是莫斯科感染了他，使他对历史如此着迷。他喜欢它那“古老的味道”，令他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78]对穆索尔斯基来说，莫斯科是俄罗斯大地的象征——它代表了俄罗斯古老风俗信仰中存在的巨大惯性。在彼得给披上的那层薄薄的欧洲文明外衣之下，普通民众依然是“耶利哥城”的居民。“报纸、书籍，这些都走在了前头，但是人民却留在原地，”穆索尔斯基在1872年彼得200周年诞辰庆典时写给斯塔索夫的信中说，“为公众谋利益的人倾向于美化自己，并将他们的光荣用文字记录下来，但是人民却在抱怨，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们喝酒，结果却抱怨得更加厉害：‘什么都没有改变！’”[79]这正是《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穆索尔斯基最后借圣愚之口说的那些预言性字句，所表达的对旧俄罗斯的悲观看法：

无边的、伸手不见五指黑暗般的悲哀，

为俄罗斯哭泣的悲哀，

哭泣的俄罗斯人民

饥饿的人民。

在《鲍里斯·戈东诺夫》之后，穆索尔斯基立刻开始《霍宛斯基党人之乱》的创作，这部歌剧的背景是从1682年彼得登基前夕开始，到他暴力镇压“射击军”（streltsy，莫斯科波雅尔和旧礼仪派的最后保卫者，他们在1689—1698年之间发动了一系列叛乱）的起义为止，莫斯科所发生的政治和宗教斗争。超过1000名射击军被沙皇处死，他们的尸体被轧得血肉模糊，以此警告其他人，并报复他们未能得逞的阴谋——这些人密谋以彼得的姐姐索菲娅代替彼得，在彼得太小还无法亲政时，索菲娅曾于17世纪80年代担任摄政。为了惩罚索菲娅在这次叛乱中担任的角色，彼得迫使索菲娅成为一名修女。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彼得的妻子，同情起义者的尤多西亚身上。射击军起义及其余波是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这个时期新的彼得王朝与传统势力剧烈斗争。歌剧中拥护旧俄罗斯的代表是英雄霍宛斯基亲王，他是莫斯科德高望重的传统贵族，起义的射击军的主要领导；另外一名代表是旧礼仪派教徒多西费（一个虚构的人物，以最后一位耶路撒冷牧首的名字命名）。他们由一位虚构的人物玛尔华联系起来，玛尔华是霍宛斯基的未婚妻，是旧礼仪派的虔诚信徒。玛尔华的不断祈祷和对东正教俄罗斯的哀悼，表达了这部歌剧本质上那种深深的失落感。

西化主义者认为《霍宛斯基党人之乱》是一部进步作品，是对落后的莫斯科向着欧化的圣彼得堡转变的庆祝。举个例子，斯塔索夫就曾试图说服穆索尔斯基，在第三幕中花多点笔墨描写旧礼仪派，因为这将强化他们与“小气、不幸、愚钝、迷信、邪恶和恶毒”的“旧俄罗斯”之间的联系。[80]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给这种理解板上钉钉，作为1881年穆索尔斯基死后遗稿的整理者，他将序幕（“莫斯科河的黎明”）移到了末尾，这样一来，原作中本来对旧莫斯科的诗意描写，现在变成了象征彼得统治的太阳冉冉上升。之前的一切都是黑夜。

里姆斯基用破坏原作的做法强化了这条简化的信息。在歌剧末尾的大合唱中有一段旧礼仪派的衬腔式旋律，它是穆索尔斯基从朋友的歌曲改编得来的，里姆斯基为它加上了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军团低沉的进行曲——这正是彼得为保卫自己而设立的军团（以取代射击军，也是穆索尔斯基曾经服役过的军团）。如果没有里姆斯基有计划的变更，旧礼仪派将完全占据歌剧的第五幕和最后一幕。第五幕的内容来源于旧礼仪派为抗议1698年沙皇镇压射击军而举行的集体自杀：据说大约2万名旧礼仪派人士聚集在俄罗斯北部各个边远地区的教堂中，自焚而亡。在穆索尔斯基原作的最后，旧礼仪派一边祈祷，一边唱歌，从容赴死。歌剧就此结束，含有一种对莫斯科公国逝去的虔诚世界的惆怅之情。现在看来，穆索尔斯基原本打算让《霍宛斯基党人之乱》在这种忧郁的气氛中结束，就像《鲍里斯·戈东诺夫》最后一章那声音微弱的乐曲和悲观的情绪一样。他从未觉得需要用一个进步的情节来“解决”这部歌剧的问题，就像里姆斯基给它加上的那样。僵局和无力感是穆索尔斯基歌剧不变的主题。他对莫斯科公国消亡后俄罗斯的前途感到很矛盾。他同情旧礼仪派的理想主义，认为只有祈祷能够克服俄罗斯生活中的悲哀和绝望。而且他相信旧礼仪派是最后“真正的俄罗斯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迄今都没有受到欧洲的影响。在19世纪60年代这种思想非常普遍，不仅有将古俄罗斯的父权制理想化了的斯拉夫主义者，而且还有像科斯托马罗夫和夏波夫这样的民粹历史学家（后者撰写分裂教派的社会史），以及在莫斯科研究旧礼仪派的民族学学者。许多作家也有着相同的观点，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根基主义”运动（pochvennichestvo）的一名成员，这是介于西化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之间的一种综合体，在19世纪60年代的作家和评论家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罪与罚》中的主角拉斯科尼柯夫名字的含义就是“分裂者”。

画家瓦西里·苏里科夫也花费了大量的油彩描绘旧礼仪派的历史，以此来探讨人民的本土习俗和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两幅伟大的历史画作《射击军临刑前的早晨》（1881）和《女贵族莫洛佐娃》（1884）都是绘画史上的《霍宛斯基党人之乱》。苏里科夫比穆索尔斯基更加接近斯拉夫主义者，穆索尔斯基的导师斯塔索夫尽管是个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个坚定的西化主义者。苏里科夫将莫斯科理想化为一个拥有“真正俄罗斯式生活的传奇国度”。[81]他生于1848年，是西伯利亚小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个哥萨克家庭之子。他从圣彼得堡美术学院毕业后来到莫斯科，这个地方使他“有家的感觉”并激发他创作历史题材的热情。“当我第一次走到红场时，它令我想起了家，接着我的眼前浮现出射击军的形象，连构图和配色都一清二楚。”[82]苏里科夫花了几年时间，为城里罗戈日斯科耶（Rogozhskoe）和普列奥勃拉斯科耶（Preobrazhenskoe）这两个区的旧礼仪派绘制有民族学意义的速写，这两个区是莫斯科的小商业集散地，莫斯科三分之一的人口就挤在这里狭窄而弯曲的街道两边的房子里。他认为历史就写在这些人的脸上。旧礼仪派对他很有好感，苏里科夫回忆说：“因为我是一名哥萨克的儿子，而且我不吸烟。”他们让他为自己画像，完全忽略了画人像是一种罪过的传统迷信。《女贵族莫洛佐娃》这幅画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来自真实的莫斯科居民。莫洛佐娃本人的原型是一名从西伯利亚来的朝圣者。因此，托尔斯泰作为第一批看到这幅画的人，对这些人物群像充满了赞叹之情：“画家出色地抓住了他们的神态！人物栩栩如生！几乎能够听到他们在小声说着什么。”[83]

苏里科夫的这两幅画于19世纪80年代展出，受到了民主知识分子的一致赞扬，他们将射击军起义和旧礼仪派的故步自封看成反对教会和国家的一种社会抗议形式。随着1881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遭革命激进分子暗杀，整个19世纪80年代又重新笼罩在一种政治压迫的气氛之下。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是一名政治上的保守分子，他很快就斥退了父亲的自由派大臣，并通过一系列法令取消了之前的改革。沙皇对地方政府实施了新的控制措施，收紧了审查制度，通过派到各省的直接代表重申自己的个人统治；一个现代化的警察国家初现端倪。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将苏里科夫画中的历史人物看成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的象征。特别是莫洛佐娃，她是一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殉道者。这就是画家要为这位著名的寡妇画像的原因，莫洛佐娃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莫斯科波雅尔贵族家庭，是17世纪中期尼康宗教改革时期旧礼仪派的主要赞助人。在苏里科夫的巨幅画像（有几米高）中，莫洛佐娃坐在雪橇上，被拖往行刑之处——红场。她手臂高举，两个手指直指上苍，这是旧礼仪派画十字的手势，以此来表达她对政府的反抗。莫洛佐娃是一名真正有性格有尊严的女子，随时准备为信仰献身。她脸上的表情直接取自当代生活。1881年画家亲眼目睹了一名女革命者的行刑过程。那是另外一名随时准备为理想献身的女子，当她走向绞刑架时，他被她脸上那“桀骜不驯的表情”震惊了。[84]鲜活的历史就在莫斯科的大街上。

第六节

19世纪时，莫斯科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在60年的时间里，昔日拿破仑见到的那个和平宁静的贵族温床变成一座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充斥着商店和办公楼、剧院和博物馆，它那不断向郊外扩展的工业区每年都吸引着成群结队的移民。到了1900年，拥有100万人口的莫斯科和纽约并肩，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它四分之三的人口都不是本地人。[85]铁路对莫斯科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有的铁路干线都在这座城市交汇，这里是东方和西方、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和以工业为主的北方地理上的中心。铁路的建设主要由西方国家的公司提供资金，建好后的铁路为莫斯科的商业开拓了新的市场，也使它的工业与外省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来源建立联系。成千上万的上班族每天搭乘火车来到城里。城里9个主要车站附近的那些廉价旅馆总是挤满了从乡下来的临时工。那时的莫斯科成了资本主义俄罗斯的大都会——今天的它依然享有这个地位。特维尔、卡卢加和梁赞这样的外省城市全都被火车纳入了莫斯科的轨道，随着莫斯科繁荣起来，它们却衰落了，因为莫斯科的制造商用火车直接将他们的商品发往当地的农村市场，还有些人直接到莫斯科采购，即使算上来回的三等车票，价格也比在镇上买要便宜。莫斯科的繁荣意味着它外省卫星城市的消亡，对那些大地主也意味着灾难，就像契诃夫《樱桃园》中依靠城镇出售他们谷物的拉涅夫斯基一家一样。他们对铁路所开启的国际市场毫无准备。契诃夫的剧本以一段火车旅程开始和结束。铁路是新世界的象征：它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同时把旧的生活摧毁。‡‡‡

莫斯科这个经济巨人的崛起，与它从一个贵族主导转变为商人主导的城市密不可分。然而，它19世纪的文化复兴也是如此——这种复兴使莫斯科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城市之一：随着财富的增长，莫斯科的重要商人控制了市政府，同时又大量地购买艺术品。

19世纪早期，莫斯科的商业主要集中于克里姆林宫对面，莫斯科河南岸平静的扎莫斯科沃雷奇区狭窄而弯曲的街巷中。这个地区与莫斯科的其他地方不同，很少受到现代或者欧洲的影响，有着浓厚的宗法习俗、严格的宗教生活和旧礼仪派的信仰，以及背街而幽静的商人之家。别林斯基称这些房子为“抵御进攻的堡垒，都下着百叶窗，大门紧锁。一敲门就会引来一阵狗吠”。[86]这些商人都穿着长袍，留着胡子，令人联想起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确实是农民出身。莫斯科的几大纺织世家——里亚布申斯基家族和特列季亚科夫家族、古契柯夫家族、阿列克谢耶夫家族和维什尼亚科夫家族——的祖先全都是农奴。因为这个，斯拉夫主义者理想化地将商人视为纯粹的俄罗斯式生活方式的保持者。由于担心西方的货物会吞噬国内市场，斯拉夫主义者和商人联合起来抵制自由贸易。他们不满铁路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于是在1863年共同出资修建了一条从莫斯科到谢尔盖耶夫的铁路，这是第一条真正“俄国人”的铁路。它的终点是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真正圣地，昔日莫斯科公国的精神中心，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

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奠定了公众心目中的商人形象。他成长于扎莫斯科沃雷奇，父亲在当地的司法部门工作，主要处理商人纠纷的案子。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之后成为民事法庭的办事员，因此掌握了商人之间欺诈和争端的第一手材料，这样的纠纷在他的剧本里俯拾即是。他的第一个剧本《自家人好算账》（1849）就是以莫斯科法庭的一个案子为基础创作的。剧本讲述了商人波尔索夫的郁闷故事。为了逃避债务他假装破产，并将所有财产转移至女儿和女婿的名下，可女儿女婿带着钱跑了，剩下波尔索夫一个人蹲监狱。这部戏被沙皇禁止上演，沙皇担心剧中的商人形象——尽管改编自真人真事——可能会破坏商人与皇室的关系。警察盯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被法庭解雇，不得不靠写作剧本维生，不久他就写了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戏剧，全都是描写莫斯科企业界古怪而（在当时看来）奇异的风俗。金钱造成的腐朽与堕落，包办婚姻的悲惨与不幸，家庭内部的暴力与专制，通奸行为的泄露——这些都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的主题。最有名的可能是那部《大雷雨》（1860），捷克作曲家里奥斯·雅纳切克以之为基础创作了歌剧《卡佳·卡巴诺娃》（1921）。

俄罗斯商人的刻板印象——贪婪、狡诈、狭隘、保守、庸俗，外省城镇中一切沉闷压抑的化身——成为文学上的普遍形象。在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中，那些靠欺诈手段骗取地主土地的商人，象征着新的商业文化对旧的贵族价值观产生了威胁。以《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事件为例，可爱但却无可救药的败家子斯捷潘·奥布隆斯基同意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他的林场。当列文告诉奥布隆斯基他林场的真正价值时，奥布隆斯基的贵族荣誉感迫使他完成了这宗交易，尽管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无知被这名商人利用了。19世纪整个欧洲的文化精英都鄙视商业和贸易，知识界的情况也一样。但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俄罗斯的情况严重，俄罗斯人破坏了中产阶级与文化精英的关系，从而堵死了俄罗斯沿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路子走下去的可能性——最终无力回天。直到19世纪90年代，商人依然被排除在莫斯科的贵族圈子以外。莫斯科总督谢尔盖大公不许商人参加他的舞会，尽管商人负担着城市绝大部分的税收，有些商人私下里还借钱给他。许多商人由此极为不信任贵族阶层。纺织巨头和艺术赞助商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是一名旧式的莫斯科商人和旧礼仪派教徒，他禁止女儿嫁给钢琴家亚历山大·济洛季，理由是他是一名贵族，只是为了钱才和她结婚。对于他的侄女嫁给A.I.柴可夫斯基（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哥哥），他也持同样的反对态度，尤其是，他还是一名来自彼得堡的贵族。

但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中，人们还是能够看到莫斯科商人光明的一面。实际上正因如此，才会有像茶叶进口商博特金家族这样的商人资助他的创作。另外一群喜欢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的人是所谓的“根基主义”评论家（他们发泄情感的地方是《莫斯科人》杂志），因为这些戏剧传达了商人的正面信息。阿波罗·格里高列耶夫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同时也是“根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另外两位是作家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他们认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是俄罗斯民族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作为一个介于农民和受教育阶层之间的社会团体，他们相信商人在协调莫斯科和彼得堡、领导民族前进方面有着独特的资格。米哈伊尔在《大雷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商人既不是斯拉夫主义者也不是西化主义者。他们在新俄罗斯的欧洲文化中蓬勃发展，但是却设法保留了古老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商人为俄罗斯指出了一条不会导致社会分化的进步之路。[87]这种理解反映了随着农奴解放运动的觉醒，“根基主义”运动希望民族融合的理想。农奴制度的废除激起了对精神重生的高度期望，人们希望全体俄罗斯国民，包括贵族和农民，能以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为中心和解并且团结在一起。“根基主义”运动的评论家来自各个阶层，其中绝大多数是中下层知识分子（raznochintsy，出身于小贵族家庭，并与商业界有紧密的联系），也许是他们将商人理想化为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的先驱者。然而商人实际上的发展却很有趣——他们打破了扎莫斯科沃雷奇昔日的文化隔阂——这一点反映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后来的戏剧中。在《最后的牺牲》（1874）里，商人的儿女们过上了欧化的生活，新生一代的出现几乎完全掩盖了以往金钱和家庭专制的主题。在第一次上演《最后的牺牲》时，有一位女演员不愿意扮演商人的妻子，理由是她不想戴着农民的头巾上台，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了让她安心，跟她说商人的妻子现在穿得比贵族妇女还要时髦。[88]

到这个时期，确实出现了一批非常富有的商人家族，他们拓展了家族生意，形成庞大的企业集团，拥有的财富比贵族要多得多。例如，里亚布申斯基家族就在他们莫斯科纺织厂的基础上，增加了玻璃和造纸、印刷和金融的业务，后来还有汽车制造；马蒙托夫家族则拥有一个庞大的铁路和铸铁帝国。随着自信心的提高，这些家族抛弃了扎莫斯科沃雷奇狭隘的文化生活。他们的孩子接受了欧洲的生活方式，进入各个行业和政府部门，为艺术家提供资助，并逐渐形成了与社会上的显赫贵族一比高下的局面。他们购买奢华的豪宅，用巴黎最时髦的服装打扮妻子，举办精彩的晚会，并且到高级的英国俱乐部吃饭。一些年轻的工业大亨富得甚至轻慢贵族。萨瓦·莫罗佐夫，这位莫斯科的工厂大亨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主要投资者，有一次接到莫斯科总督的请求，要求参观他的房子。莫罗佐夫同意并邀请他第二天来参观。但是当大公带着随从出现时，却只有管家欢迎他们，因为莫罗佐夫不在家。[89]

尽管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互相猜忌由来已久，但是许多工业巨头依然强烈地希望被社会的领导者所接受。他们不想加入贵族阶层，但是他们确实希望能被文化精英们所接纳，而且他们知道这种接纳取决于他们在公共服务与慈善事业上的贡献——简而言之，取决于他们对艺术事业的支持。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力要比西方大得多。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金钱已经足以使人被社会所接受，但是，即使传统的势利观念盛行，俄罗斯也从未沾染布尔乔亚那种对金钱的崇拜，而且为政府服务的理念约束着俄罗斯的文化精英，它使得富人担负起用财富为人民谋福利的责任。像舍列梅捷夫这样的贵族世家将巨资花在了慈善事业上。就德米特里·舍列梅捷夫而言，这占了他收入的四分之一，也是造成他19世纪中期债务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莫斯科的重要商人也非常热衷于做慈善。他们大多数都属于旧礼仪派，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这一点和贵格会信徒并无不同），包括节俭、持重以及经营符合公众利益的私人企业。所有的大富商家族都将他们巨额的私人财产用于开展慈善事业和资助艺术家。莫斯科的铁路大亨萨瓦·马蒙托夫成为一名剧院经理、青年艺术家团体“艺术世界”（俄罗斯芭蕾舞团正是脱胎于此）的主要赞助者。他从小就接受父亲的教导，认为“懒惰是种罪恶”，还有“工作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简单而不变的责任，是履行生活的债务”。[90]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立者之一、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小也接受父亲（一名旧式的莫斯科商人）这样的教导。从1898年到1917年，他一边在莫斯科艺术学院当演员和导演，一边在父亲的工厂帮忙做生意。尽管家财万贯，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却无法为剧院投入太多的资金，因为父亲为了不使他“耽于奇想”，给他的生活费并不宽裕。[91]

这些准则在俄罗斯视觉艺术最伟大的私人赞助者——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的生活和作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位白手起家的纺织大亨出身于扎莫斯科沃雷奇的一个旧礼仪派商人家庭。他留着长长的胡子，身穿俄罗斯长大衣和方头靴，给人一副旧式家长的形象。但是，虽然他一生都恪守着旧礼仪派的道德规范，他很早就脱离了那个狭隘的文化世界。由于父亲反对他上学，他通过阅读自学，并且融入了莫斯科的学者和艺术家圈子。特列季亚科夫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收藏艺术品，一开始他主要购买西方的绘画作品，但是不久他就意识到自己缺乏辨别真伪的经验，因此，为了避免被人蒙骗，他从此只购买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特列季亚科夫在俄罗斯艺术上的花费超过了100万卢布。1892年他将自己的收藏连同特列季亚科夫博物馆留给了莫斯科，令人吃惊的是，里面竟然包括了1276幅俄罗斯架上画——比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收藏的西班牙绘画（约500幅）或者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的英国绘画（335幅）都要多得多。私人赞助这种潜力无穷的新来源成为“巡回展览画派”蓬勃发展的关键原因，这批年轻人——如伊利亚·列宾和伊凡·克拉姆斯科伊——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就离开彼得堡艺术学院，开始绘制“俄罗斯风格”的画作，如同斯塔索夫影响下的“强力五人组”。假如没有特列季亚科夫的资助，这些“巡回展览者”将无法挨过最艰难的头几年，当时除了宫廷和贵族之外，私人艺术品市场几乎微不足道。他们所描绘的实实在在的乡下场面和风景符合商人们的民族主义品位。“对我来说，”特列季亚科夫对风景画家阿波利纳里·格拉夫斯基说，“我既不想要丰富的自然风光、详细的构图、戏剧化的光线，也不想要任何奇观。只要给我一个逼真的烂泥潭就可以了。”[92]萨夫拉索夫在《白嘴鸦归来》（1871）一画中完美地体现了这条指示，这幅画诗意地描绘了俄罗斯乡村春天冰雪开始融化时的景象，是特列季亚科夫最喜欢的一幅风景画，也是俄罗斯美术学院的范本。它现实主义的简单画法成为莫斯科风景画的一个标志，与圣彼得堡艺术学院规定的那种精心布置场景的欧式绘画风格迥然而异。

特列季亚科夫的生意、“巡回展览画派”的艺术作品——两者都试图摆脱圣彼得堡官僚作风的控制；为了寻找独立的市场和身份，两者都将目光转向了莫斯科和农村。“巡回展览画派”这个名字源于他们19世纪70年代在各地举办的巡回展览。§§§受19世纪60年代的公民观念和民粹主义理想的影响，他们带着自己的作品在各地巡回展出（通常是自掏腰包），目的是提升公众对艺术的感知。有时他们会到乡村学校上课，或者设立自己的艺术学校和美术馆，这些通常都得到地方自治委员会（zemstvo）中的自由派贵族和民粹主义者的帮助和支持。他们的巡回展览影响巨大。“展览来的时候，”一位外省人回忆说，“原本昏昏欲睡的乡村小镇马上从打牌、八卦和无聊中苏醒过来，人们呼吸着自由艺术带来的新鲜空气。镇上的人争论着一些他们以前想都没想过的话题。”[93]“巡回展览者”通过这种方式为他们的艺术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市场。在当地商人的资助下，公共画廊开始购买“巡回展览画派”的画作，以及外省城镇中的模仿作品。这样一来，莫斯科的“民族风格”也就成了外省风格。

第七节

另外一位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莫斯科艺术风格的形成做出贡献的商人，是铁路大亨萨瓦·马蒙托夫。马蒙托夫生于西伯利亚，父亲是建设莫斯科到谢尔盖耶夫铁路的主要投资商，所以他很小就搬到莫斯科居住。他爱上了这里，它繁忙而充满活力，正好能够完美地突出他的创造力和超前观念。贝诺瓦（代表圣彼得堡的有教养人士）形容马蒙托夫“浮夸、粗鲁而又危险”。[94]这句话也可用于形容莫斯科。

马蒙托夫并不仅仅是一名艺术赞助商，他自己就是艺术家。他在米兰学过歌唱，演过奥斯特洛夫斯基导演的《大雷雨》，而且还创作和导演剧本。他受青年时代流行于莫斯科的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艺术是为了教育民众。作为这种理想的典范，他委托艺术家柯罗文创作莫斯科火车站（现在的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的装饰壁画，壁画的内容是火车的目的地——北方乡村——的风景。“人们的眼睛应该学会随处都可以看到美，包括在街道上和火车站。”马蒙托夫声称。[95]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也深受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1870年这对夫妇买下阿布拉姆采沃的一处房产，它位于莫斯科东北60公里处，靠近谢尔盖耶夫，四周桦树环绕。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一个艺术家聚集地，还有各种手工工坊，为的是重振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同时生产各种手工艺品，供莫斯科的一家专营店销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手工艺的消亡正是铁路带来工厂商品的结果。因此马蒙托夫家族才会如此富有。

阿布拉姆采沃位于历史上莫斯科公国的心脏地带，原来属于斯拉夫运动的领导者阿克萨科夫家族。在成为艺术家聚集地之后，它努力想恢复斯拉夫主义者所极力推崇的“真正的”（意思是以民间为基础的）俄罗斯风格。艺术家们蜂拥而至，来这里学习古老的农村手艺，并且将这些风格融入自己的创作。柯罗文和两位瓦斯涅佐夫家族的人，波列诺娃和弗鲁贝尔、谢罗夫和列宾都是那里的活跃分子。哈特曼死前在那里待了一年，建了一座工坊，还为村民建了一座新俄罗斯风格的诊所。除了自身肩负着振兴农村手工艺的使命之外，阿布拉姆采沃还是一个商业企业，如同它的创立者一举一动无不打上商人的烙印。它的手工工坊迎合了莫斯科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蓬勃市场对新俄罗斯风格的偏好。其他几处中心也同样如此，例如索洛缅科刺绣工坊、塔拉什基诺艺术聚集地和莫斯科地方自治委员会设立的工作室，它们全都结合了工艺保护和商业开发。莫斯科的中产阶级家里充斥着这些手工工坊生产出来的民间风格的餐具和家具、刺绣和小工艺品。在高端市场有一些壮观的室内设计产品。埃琳娜·波列诺娃（在索洛缅科）为莫斯科纺织大亨的夫人玛丽亚·雅昆茨科娃的宅邸建造了一间有精致民间木刻装饰的餐厅（契诃夫在这里度过了1903年的夏天，写作《樱桃园》）。谢尔盖·马柳金（在莫斯科地方自治委员会工作室）为商人佩茨索娃设计了一间类似的餐厅。然后还有那种最受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喜爱、略显简单但却同样古色古香的民间风格。据艺术家弗拉基米尔·科纳舍维奇回忆，他的识字课本是父亲在19世纪70年代特别设计的：“上面画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轴、镰刀、耥耙、草垛、烘仓和打谷场。”

在我父亲书房的写字台前面有一张安乐椅，它有马轭形的靠背，扶手是两把斧头。座位上有一根皮鞭和一双用橡木雕刻的树皮鞋。最后还有一个微型的农家小屋立于写字台上。它是胡桃木雕刻的，里面塞满了烟卷。[96]

契诃夫喜欢作弄这种对“朴素”的狂热。在他的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1891）中，奥尔加是莫斯科一名医生的妻子。她“给所有的墙壁都挂上了木刻的鲁伯画、树皮鞋和镰刀，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张耙，而且你瞧！她还有一个俄罗斯风格的餐厅”。[97]然而契诃夫自己也购买艺术品和小工艺品。在他雅尔塔的宅邸（现在是个博物馆）有两个阿布拉姆采沃生产的衣柜，以及一把与科纳舍维奇的描绘很相似的安乐椅。¶¶¶

通过这些艺术品和小工艺品，莫斯科的艺术家开创了他们所谓的“摩登风格”，即将俄罗斯的民间图案与欧洲的新艺术风格相结合。我们可以从20世纪初莫斯科建筑的奇特复兴中看出来，也许最为明显的是费多尔·舍赫杰尔为斯捷潘·里亚布申斯基所设计的漂亮宅邸，这座房子试图将一种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的风格与富豪所期望的现代奢华相结合。在它那极尽铺张的摩登客厅后面，偷偷隐藏着一个按古老的莫斯科风格建造的旧礼仪派小教堂。这座建筑完美地表达了这些商人阶层的分裂人格——一方面回头望着17世纪，一方面又大踏步地朝着20世纪走去。这确实是莫斯科的矛盾之处——一座自我形象依然停留在传说中的遥远过去的进步城市。

为了迎合城里那些生意兴隆的商人需要，银匠和珠宝店也为莫斯科的时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像伊凡·赫列布尼科夫和帕维尔·奥夫钦尼科夫（曾是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农奴）这样的工匠，制造出具有古代俄罗斯风格的银质餐具和茶炊、古代维京人船只形状的容器（kovshi，长柄船形酒杯）、酒具、饰品以及圣像罩。卡尔·法贝热加入了这些商号，并在莫斯科开设了几间工坊，为新兴的商人阶级生产他们需要的生活用品。法贝热在圣彼得堡的工坊生产的是古典和洛可可风格的珠宝，但它们只有沙皇和大公们才买得起。相比之下，莫斯科的工坊则主要生产中产阶级负担得起的银质饰品。这些莫斯科商号全都拥有一些特别有天赋的艺人，他们大多默默无闻或者直到今天都不为人知。其中有一位名叫谢尔盖·瓦什科夫的银匠，为奥洛维亚尼什尼科夫家族的莫斯科工坊制作宗教用品——后来又为法贝热工作。瓦什科夫汲取了中世纪宗教艺术的简单风格，并结合自己独特的时尚手法，创作出非常美丽而且融合了宗教艺术和主流文化（这种方式对莫斯科的复兴非常重要）的圣器。

尼古拉二世是瓦什科夫和法贝热的莫斯科工坊的主要客户。[98]瓦什科夫为皇村中费奥多罗夫村的仿中世纪教堂设计了银器，费奥多罗夫村是1913年为庆祝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而在皇村建造的一个莫斯科主题公园。这时沙皇的统治正受到民主制度的挑战，末代沙皇在绝望之中努力想为君主制披上一件古老而神秘的合法性外衣，因而策划了这次纪念活动。罗曼诺夫家族希望通过回溯过去，能拯救他们于未来。尼古拉尤其把17世纪阿列克谢的沙皇国奉为圭臬。他视其为父权统治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沙皇通过东正教信仰治理国家，完全不受现代国家种种复杂事务的困扰。他痛恨圣彼得堡，痛恨它的世俗理念和官僚作风，痛恨它那令“淳朴的俄罗斯老百姓”感到如此陌生的西方文化和知识分子，并试图给它那些欧洲古典式建筑加上洋葱式的圆顶和扇形山墙。叶卡捷琳娜运河边上的滴血大教堂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完工的。它那洋葱式的圆顶和色彩斑斓的马赛克，以及华丽的装饰都与周围的古典式建筑群显得格格不入，这座教堂是一件模仿莫斯科的俗气作品。然而，今天的游客却蜂拥而至，他们觉得看到了圣彼得堡明显缺乏的“真正”（外国人眼中的）俄罗斯风味。

跟教堂一样，莫斯科的艺术复兴令人联想起充满传说的过去。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向俄罗斯神话世界的回归成为一种大趋势，当时正值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和尼古拉二世统治的初期，审查制度越收越紧，写实派很难用艺术来批评社会或者政治。于是画家们（例如瓦斯涅佐夫、弗鲁贝尔和比利宾）转而从俄罗斯的神话传说中去寻找一种处理民族主题的新方式。维克多·瓦斯涅佐夫是第一位从现实主义绘画转向奇异的历史题材的重要画家。他毕业于彼得堡艺术学院，但据他自己坦白，他是搬到了莫斯科以后才做出这种转变的。“我来到莫斯科，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家里，”他在写给斯塔索夫的信中说，“我第一次看到克里姆林宫和圣瓦西里大教堂时，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它们是我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如此强烈。”[99]瓦斯涅佐夫的画作描绘了史诗时代不朽的民间传奇人物（例如伊利亚·穆罗梅茨），并以此来研究他们的民族性格。在圣彼得堡没有人会表扬他的艺术创作。斯塔索夫谴责他背弃了现实主义的原则。艺术学院公开指责他抛弃了古典的神话题材。只有莫斯科欢迎瓦斯涅佐夫。莫斯科的主要评论家一直以来就号召艺术家们从民间传说中汲取创作的灵感，而莫斯科艺术爱好者协会也证明了是瓦斯涅佐夫史诗性画作的重要代销者。[100]米哈伊尔·弗鲁贝尔跟随瓦斯涅佐夫的足迹离开彼得堡，他先来到莫斯科，接着去了阿布拉姆采沃，他在那里也创作以俄罗斯传说为题材的绘画。弗鲁贝尔与瓦斯涅佐夫一样，深受莫斯科气氛的影响。“回到了阿布拉姆采沃，”他在1891年写给他姐姐的信中说，“我又一次被包围了。我能听到我一直想在自己的作品中捕捉到的那种亲密的民族之声。”[101]

瓦斯涅佐夫和弗鲁贝尔将这个神话世界带到了他们所设计的色彩斑斓的马蒙托夫私人歌剧院，其契机源于阿布拉姆采沃。在阿布拉姆采沃的艺术家群体中，有一股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他们业余为聚居地以及莫斯科的马蒙托夫宅邸所做的创作。伊丽莎白·马蒙托夫的侄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说，在创作期间“整座房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作室”，到处可见忙忙碌碌准备着的演员、画家、木匠和音乐家。[102]这种合作的核心是融汇多种艺术手法的理想。瓦斯涅佐夫和弗鲁贝尔与作曲家（例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合作，有意识地将不同艺术在民间“俄罗斯风格”的基础上融合起来。瓦格纳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理念对他们有着深远的影响。里姆斯基甚至打算以俄罗斯的民间传说为基础，创作一组俄罗斯版本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以伊利亚·穆罗梅茨作为斯拉夫的齐格弗里德****。[103]但是马蒙托夫也有着同样独立的总体艺术作品理念。他认为一部成功的歌剧不能只依靠优秀的歌唱家和音乐，还必须与视觉和戏剧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885年，在沙皇最终解除剧院的国家专营（早在1803年宣布私人剧院为非法时，这种做法已经显得不合时宜），3年之后，马蒙托夫建成了他的私人歌剧院。它立刻就成为莫斯科歌剧界的焦点，以演出新创作的俄罗斯歌剧为主，莫斯科大剧院因此黯然失色。瓦斯涅佐夫为里姆斯基的歌剧《雪姑娘》设计了生机勃勃、具有民间传统色彩的舞台，这部歌剧第一季上演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沙皇的贝伦代伊宫那巨大的洋葱头圆顶、民间风格的华丽装饰以及形状和颜色都很像俄罗斯复活节彩蛋的奇异柱子，都是受到了莫斯科郊外科罗缅斯克的木质宫殿的启发。整个场景使人联想起一个梦幻般的俄罗斯国度，并使从未在舞台上见过类似民间艺术的观众感到狂喜和惊奇。剧院的演出在1896年之后达到顶峰，这一年，伟大的男低音演唱家夏里亚宾（当时还只是个24岁的小伙子）与马蒙托夫签了约。夏里亚宾在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的发展受到了老一辈歌唱家例如费多尔·斯特拉文斯基（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父亲）的阻碍，但是马蒙托夫相信他，并让他出演里姆斯基的歌剧《普斯科夫姑娘》中的伊凡雷帝一角。1896年至1897年私人剧院搬到莫斯科的索多洛夫尼克剧院之后，这部歌剧是主要的演出剧目，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里姆斯基非常高兴，而且由于尼古拉二世的明确命令（他想看一些“快乐点”的歌剧），[104]他的《萨阔特》刚刚被马林斯基剧院拒绝了，因此他毫不犹豫便决定与马蒙托夫同甘共苦。里姆斯基，这位19世纪60年代的“强力五人组”成员，已经成为俄罗斯音乐界的一根顶梁柱，并且在1871年之后成为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现在他也皈依了莫斯科的新民族主义流派。他最后的六部主要歌剧都在马蒙托夫的私人剧院上演，它们都带有明显的新俄罗斯风格，其中包括1897年的《萨德科》和《五月之夜》（由24岁的拉赫玛尼诺夫担任指挥）、1899年的《沙皇的新娘》，以及1902年的《不朽的卡什切伊》。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作品——它们的视觉元素，以及由柯罗文、马柳廷和弗鲁贝尔设计的鲜艳的民间风格的布景和服饰，都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它们对“艺术世界”的活动和俄罗斯芭蕾舞团的理想结合有着重要的影响。实际上，1898年的马蒙托夫已经非常成功，于是他同意与人共同出资赞助佳吉列夫的评论性刊物《艺术世界》。但是接着灾难发生了。马蒙托夫被控挪用铁路的资金支持歌剧。审判于1900年进行，这是一次丑闻横飞的嘈杂审判。马蒙托夫被无罪释放，公众同情他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有时难免会控制不住自己（人们普遍这么认为）。但是他在经济上却彻底垮了。他的公司倒闭，私人剧院也关门了。马蒙托夫宣布破产，1903年他在莫斯科宅邸的所有东西都被拍卖，其中就有一件由阿布拉姆采沃的农民所雕刻的木制火车站模型。[105]

第八节

1882年国家解除对剧院的垄断之后，创办私人剧院成为莫斯科的一种风尚。例如女演员玛丽亚·阿布拉莫娃就在商人的帮助下创办自己的剧院，并承办了契诃夫的戏剧《林魔》的首演；20世纪初，另外一位著名女演员维拉·科米萨泽夫斯卡娅在圣彼得堡拥有一家私人剧院。到目前为止，这些私人产业中最重要的，还是弗拉基米尔·涅米罗维奇——丹琴科和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898年创办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契诃夫最后几部伟大剧作都在这里首演。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生于莫斯科一个“业已跨进文明门槛的”商人家庭，正如他后来所写的，“他们赚钱是为了用于社会和艺术事业”。他的外祖母是法国女演员玛丽·瓦利，彼得堡一颗耀眼的明星。尽管他的父母有能力举办奢华的舞会，他们基本生活在老派的莫斯科商人世界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父亲（跟他的祖父）睡的是同一张床。[106]学生时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参加了马蒙托夫的演出。这些经历使他相信，尽管自己在音乐、服装和道具布景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但是却没有在演技上下工夫，表演依然只是业余水平。不只是歌剧，话剧的情况也一样。他每天在镜子前连续站几个小时，练习演技，并连续几年练习自己的姿势和举止，让它们看起来更加自然。他的著名“方法”（这就是“方法演技”这个词的由来）可以归结为一种自然主义。那是一种不是“表演”的表演——它们与现代对话（在这里停顿与说话一样重要）和契诃夫戏剧中的日常生活结合得天衣无缝。[107]后来他的方法变得更加系统，拥有一系列帮助演员表达角色内心想法和情感的技巧。它们全都和回想演员自身内心的深刻经历有关。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他那部未完成的讽刺作品《剧院情史》（1939）中，尖锐地挖苦莫斯科艺术剧院：剧中导演让演员绕着舞台骑自行车，来了解什么是激情。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独立戏剧的看法使他和剧作家、导演弗拉基米尔·涅米罗维奇——丹琴科走到了一起。两个人都笃信戏剧应该面向大众，应该上演一些讲述日常生活的戏剧。莫斯科艺术剧院原来的名字叫做“不设限艺术剧院”（the Accessible Arts Theatre）。为学生和穷人准备的廉价座位混杂在前排昂贵的座位中间。甚至建筑物本身，一座位于卡雷尼街（Karetny Row）的破败修道院，也透着一股民主的感觉。它的前身是一座马戏团演出场地，演员们首次搬进去的时候，四处还弥漫着一股啤酒的骚味。[108]匆匆粉刷过之后，他们于1898年开始排演开幕戏——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沙皇费多尔》（1868）和契诃夫的《海鸥》（1896）。

涅米罗维奇极为崇拜契诃夫的戏剧。这部戏在圣彼得堡遭遇可怕的失败；那里的观众要的是纯粹的喜剧。但是它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简单而生活化的演绎下，却取得了成功。“公众都忘了是在看戏，”涅米罗维奇写道，“他们现在在舞台上看到的这些简单的人物所接触的都是‘真实的’，毫不夸张。”人们“因为在场而感到很尴尬”，就好像他们在偷听一个普通的家庭悲剧。除了“幻想破灭和被残酷现实击碎的柔情之外，什么也没剩下”。[109]这次演出使契诃夫的剧本创作重新焕发出生机——由此他成为莫斯科备受欢迎的文学家。

安东·契诃夫生于俄罗斯南部塔甘罗格一个虔诚的旧式商人家庭，17岁便来到莫斯科，2年后，即1879年，他进入大学学习医学。他从一开始就爱上了这座城市。“我将永远是一个莫斯科人。”他在188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110]作为一名经济困窘的学生和未来的医生，契诃夫非常熟悉城里的贫民区，而且一生都是妓院的常客。他首次涉足文学是为幽默小报和周刊写稿子（以Antosha Chekhonte为笔名），这些报纸和杂志的受众为莫斯科新兴的识字劳动者和小职员。他笔下是莫斯科的街头生活速写、关于爱情和婚姻的调侃讽刺，还撰写关于医生和法官以及生活在莫斯科贫困街区的小职员和演员的故事。当时有很多这一类的作家——最成功的是弗拉基米尔·吉利亚洛夫斯基，他于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经典作品《莫斯科和莫斯科人》直到今天依然拥有广泛的读者，受到俄罗斯人民的喜爱——他们都还算得上是青年契诃夫的导师。但是契诃夫是第一位从廉价出版物脱颖而出的重要作家（19世纪的作家们，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为严肃或者“厚实的”期刊写过文章，在这些期刊中，文学是与文学批评和政治评论结合在一起的）。他那著名的简洁文风，是为了适应坐火车上下班的通勤族的需要。

契诃夫对这些火车不陌生。1892年他买下了梅利霍沃，这个美丽的小庄园位于莫斯科南部，距离莫斯科有一小段距离。从这个时期开始，莫斯科常常成为他故事发生的背景——例如《三年》（1895）和《带小狗的女人》（1899）。然而读者也常感到这座城市可望而不可即。在他所有的伟大剧本中，莫斯科都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国，一个外省人触摸不到的天堂，而他剧中的角色都被困在生活的泥沼里，前进不得。契诃夫理解他们的幽闭恐惧症——他也渴望着到城市生活。“我想念莫斯科，”他在1899年写给索博列夫斯基的信中说，“没有了莫斯科人、莫斯科报纸和我所钟爱的莫斯科教堂的钟声，一切都显得无聊透顶。”1903年他写信给妻子奥尔加·克尼佩尔：“什么事也没有。我写信并不是为了什么。我只是在等你给我个信号，好让我收拾行装，来莫斯科。‘莫斯科！莫斯科！’这些话并非《三姐妹》的老调重弹：它们现在出自‘一个丈夫’之口。”[111]在《三姐妹》（1901）中，莫斯科象征着三姐妹生活中极度缺乏的幸福。她们渴望去莫斯科，她们在那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当时她们的父亲还活着。但是，随着年轻的梦想逐渐被中年的辛酸失望所取代，她们困在一个外省小镇，无法离开。剧中没有清楚地解释她们为什么如此无力——这个事实使评论家们对这部戏失去了信心。“在第一幕结束的时候给三姐妹一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不就完了吗？”曼德尔施塔姆写道。[112]但那样的话就忽略了整部戏的主旨。三姐妹的问题是精神上的萎靡不振，而不是地理上的错位。日常生活的琐事令她们感到窒息，她们想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并想象那样的生活就在莫斯科，但是她们心里很清楚，这样的生活并不存在。话说回来，三姐妹的“莫斯科”并不是一个传说中的国度（她们并非从未去过）——一个充满梦想，给她们以希望，让她们生活得有意义的城市。三姐妹的真正悲剧通过伊莲娜之口说了出来，当时她意识到这个天堂完全就是幻想：

我一直都在等，想象着我们将搬到莫斯科去，在那里我将会遇见命中注定的那个男人。我梦见了他，还在梦中爱上了他……但这一切全都是胡话……胡话。[113]

话说回来，契诃夫的莫斯科是幸福和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的象征。作为一名俄罗斯人和自由主义者，契诃夫认为俄罗斯的前途在于进步和现代化——与穆索尔斯基30年前所见到的迟滞形象相差甚远。契诃夫相信科学和技术。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倾向于寻找实际的解决方法，而不是求助于宗教或者意识形态。1894年契诃夫含蓄地攻击了托尔斯泰，他说“电和蒸汽比素食更加符合人性”。[114]进步是契诃夫戏剧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像《万尼亚舅舅》（1896）中阿斯特罗夫这样的贵族，或者是《三姐妹》中的韦尔希宁，都经常设想着俄罗斯的未来。他们希望有一天生活会好起来，并认为有必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工作。契诃夫和这些人有着同样的梦想，尽管他严厉批评了知识分子的只说不做。特罗菲莫夫，这位《樱桃园》中永恒的学生，嘴里总是说着“我们必须工作”，但是他自己却一件事情也没做过。契诃夫认为善意的唠叨是俄罗斯的祸害。他一生都着了魔似的工作。他相信工作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和赎罪的一种形式：这是他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核心。“如果你只为现在工作，”他在笔记里写道，“那么你的工作将毫无意义。一个人工作时必须想着未来。”[115]《万尼亚舅舅》中最后那个动人的时刻，索尼娅所说的话也许就极好地体现了他的信条。她说，除了工作和苦难，别无选择，只有在完美的世界里才会有更好的生活。

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必须活下去！我们将会活下去的，万尼亚舅舅。我们将度过一连串长长的白天和劳累的夜晚。我们将耐心地承受命运加给我们的考验；我们将为别人工作，从现在一直到老，而我们将没有休息。时间一到我们就会顺从地死去，到了那里，那个另外的世界，我们将会说我们受过苦，我们哭泣过，我们的一生都很悲惨，而上帝将会怜悯我们。接下来，亲爱的叔叔，我们俩将会开始过上一种既光明又美好的日子。我们将非常开心，我们将怀着柔情，面带微笑地回顾我们受过的苦难——我们将会得到休息。我相信是这样的，舅舅，我热切而坚决地相信……我们将会得到休息！[116]

契诃夫之强调工作的必要，并不仅仅是为“寻求生命意义”而开出的伏尔泰式药方。这是对从未真正认识到辛苦工作的意义，因而注定要走向衰落的地主阶级发出的批判。这也是契诃夫1904年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所写的最后一部戏剧《樱桃园》的主题。人们通常将它理解为描写从古老迷人的贵族世界进入傲慢而现代、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的一部伤感戏剧。它的情节确实很容易让人想起自屠格涅夫以来就非常时兴的“贵族之家”情节剧。主人公拉涅夫斯基一家受债务所迫，不得不将他们的宝贵财物和资产（樱桃园）卖给一个名叫罗伯兴的商人，后者准备把这块地清理出来建造别墅，供莫斯科的新兴中产阶级居住。首次进行艺术指导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将这部戏诠释为一个伤感的悲剧：他的演员们第一次朗诵脚本时都哭了。没有人打算揭穿庄园那“美好旧时光”的神秘——它已变成一种民族神话。像《逝去的日子》和《城市与乡村》一类的杂志为了迎合这种热潮，刊登了许多关于古老贵族生活方式的梦幻般图景和怀旧回忆录。这些杂志的政治意图便是保留地主的庄园，它们不仅仅是一份资产、一种经济体系或者祖先的家园，而且还是一种受到城市的社会变革威胁而濒临灭绝的文明最后的据点。“我们乡下的安乐窝，”帕维尔·舍列梅杰夫伯爵告诉莫斯科地方自治委员会，“是一把古老的文明和启蒙火炬。上帝保佑它们成功，但愿它们能免受这些据称有利于社会公正的无谓运动的破坏。”[117]假如契诃夫的戏剧写于1905年后，写于第一次土地革命席卷俄罗斯，成千上万的那些乡下安乐窝被农民一把火烧掉或者洗劫一空之后，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用这种怀旧的方式来理解这部戏。但是契诃夫坚持认为这部戏应该按照喜剧的方式来演，而不是伤感的悲剧；这样看来，即使契诃夫再活上20年，《樱桃园》也只能诞生在此时。1905年革命以后，旧世界的消亡已经不再是戏剧里的主题。

契诃夫将这部戏称为一部“滑稽剧”。[118]在整部《樱桃园》中，他在处理贵族“文明的生活方式”时都有着微妙的讥讽和有悖传统的意味。他在讽刺庄园那“美好的旧时光”的神话。当拉涅夫斯卡娅夫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旧日庄园的美丽或者她在那里度过的快乐童年时，我们总是会嘲笑她那陈腐而伤感的言词：这是一个她多年前就已抛弃的世界，当时她选择去法国。她迅速恢复常态，随后便将悲伤抛诸脑后，充分证明那悲伤和怀旧的过分夸张和虚假。这不是一个悲剧：它是对古老的贵族世界以及围绕在它四周的对俄罗斯乡村的狂热崇拜的讽刺。举个例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彼什克这个人物？他竭力地赞美“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然而机会一来，他立刻就把土地租给一些英国商人，这些人要的是它那种特别的土壤（毫无疑问，是为了在英国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制造马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如此看重古老宗法传统的拉涅夫斯基家族？他们的老管家费尔斯伤感地回忆着那些还未废除农奴制的日子（“那时的农民属于贵族，贵族也属于农民”）。但是当主人们都收拾行李离开，他却被留在庄园上。契诃夫自己极为鄙视这种虚伪的行为。他写作《樱桃园》期间寄居在莫斯科附近的玛丽亚·雅昆茨科娃庄园。“很难找到比这更丢脸的懒散、荒唐、乏味生活了，”他写道，“这些人活着只为了享乐。”[119]另一方面，契诃夫把商人罗伯兴当成剧中的主角来描绘。他被描绘成一个诚实的商人，勤劳又谦虚，善良又慷慨，在他那农民的外表之下有着一颗真正高贵的心。尽管买下庄园（罗伯兴的父亲曾是这里的农奴）对罗伯兴来说是件稳赚不赔的事，但是他还是竭力说服拉涅夫斯基家族自己开发庄园，甚至不惜借钱给他们，帮助他们开发（毫无疑问，他一直都在借钱给他们）。这是俄罗斯戏剧舞台上首次出现的商人主角。从一开始契诃夫就想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出身于一个有农民血统的商人家庭）演这个角色。由于注意到自己与这个角色的相似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改为扮演软弱的贵族加耶夫，而将罗伯兴的角色留给了列昂尼多夫，这使罗伯兴成为普通商人的典型——肥胖，衣着没有品位（穿着格子长裤），说话既大声又粗鲁，一边还“挥舞着胳膊”。[120]正如梅耶荷德所说的，这种效果使契诃夫的戏失去了主角：“戏幕刚一拉上，观众就感觉不到‘这个人’的存在，只留下一个对于‘这种人’的印象。”[121]

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樱桃园》成为一种标准，把我们带离这部戏真正的构想——也带离了真正的契诃夫。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不管是个人气质还是家庭背景，契诃夫都将自己看成是打破社会藩篱的局外人。跟罗伯兴一样，契诃夫的父亲是一名农奴出身的商人，他自学小提琴，还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1864年成为塔甘罗格大教堂的唱诗班指挥。契诃夫与父亲一样努力。他知道普通人也可成为艺术家。他对古老的贵族世界毫不惋惜，他在最后一部戏里欣然接受了20世纪前夜出现在莫斯科的各种文化力量。

第九节

佳吉列夫在20世纪初去莫斯科的一次旅行中说，在视觉艺术方面莫斯科的一切都值得一看。莫斯科是先锋艺术的中心；彼得堡是“一座充斥着艺术闲话、学院教授和星期五水彩课的城市”。[122]这番话从一个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爱国主义者口中说出来，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评价。但1900年的莫斯科确实是个值得一去的地方，当时俄罗斯的先锋艺术首次登上舞台。莫斯科和巴黎、柏林和米兰一起，成为世界艺术的主要中心，它所收藏的先锋艺术作品别有特色，既受欧洲潮流也受莫斯科传统的影响。它那进步的政治、轻松的气氛、嘈杂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最新的科技——莫斯科的文化氛围中有太多给艺术家带来灵感、激发他们实验艺术的东西。诗人米哈伊尔·库兹明是另一位来自彼得堡的爱国主义者，他在这时期去莫斯科的一次旅程中这么写道：

莫斯科人的大嗓门、奇特的用词，他们走路时脚跟敲打地面的方式，鞑靼人外貌的高颧骨和眼睛，往上挑的胡子，令人震惊的领带，颜色鲜艳的马甲和外套，虚张声势和对自身观点与判断的执拗——所有这一切使我觉得：新人已经走到了前台。[123]

年轻一代的莫斯科商人接受现代艺术并且进行收藏。在使古老的俄罗斯朝着现代化方向转变的道路上，他们将其视为自己的同盟军。这些富裕商人的儿子都是年轻颓废的纨绔子弟，他们和莫斯科年轻的先锋艺术家一起混迹于放荡不羁的圈子，出入各个咖啡馆、俱乐部和聚会。诗人安德烈·别雷不无讽刺地回忆说，自由美学学会这个莫斯科最时髦的艺术家俱乐部被迫于1917年关闭，原因是“女富豪太多”。到处可见一对对的商人夫妇，别雷说，

先生们会将津贴交给那些像山羊一样锲而不舍想从我们这里捞好处的协会。各位太太则显得意兴阑珊，她们一个个就像维纳斯，披着薄如蝉翼的华丽轻纱，戴着闪闪发光的钻石首饰。[124]

这些年轻商人中，生活最为多姿多彩的要算尼古拉·里亚布申斯基，他以颓废的生活方式——“我喜欢美女，我爱上了许多女人”，以及在他莫斯科豪宅举办惊世骇俗的“黑天鹅”聚会而著名。通过《金羊毛》杂志及其1908—1910年间的一系列展览，里亚布申斯基推广了先锋艺术。在他的赞助下，莫斯科的象征主义画家形成了“蓝玫瑰”画派，这些画家协同他们文学上的同道以及像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这样的作曲家，探索一种将诗歌、音乐、宗教和哲学相结合的艺术。里亚布申斯基还资助了著名的“方块J”展览（1910—1914），在这些展览上，40多位莫斯科最年轻和最出色的艺术家（康定斯基、马列维奇、冈察洛娃、拉里奥诺夫、连图洛夫、罗琴科和塔特林）向现实主义传统宣战，并用他们的艺术震惊了公众。展品由一根破桌腿儿、一张铁片儿和几块玻璃壶碎片组成。画家们在自己的裸体上作画，并在莫斯科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以此来展示自己的作品。

评论家们怒火中烧。谢尔盖·亚博洛诺夫斯基说里面没有一件是艺术——连图洛夫听说这件事后，挤出一些赭色的颜料在一块白纸板上，将它陈列在他所批评的展览中，同时写上标题《谢尔盖·亚博洛诺夫斯基的脑袋》。[125]在其他艺术形式的实验方面，莫斯科也处于领先地位。梅耶荷德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自然主义出发，拓展了象征主义戏剧的实验，他于1905年成立了自己的戏剧工作室，进行高度程式化的表演。斯克里亚宾是第一位尝试创作被后人称为“序列音乐”的俄罗斯作曲家（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紧接其后）。斯克里亚宾启发了先锋派艺术家。斯特拉文斯基年轻时就受到斯克里亚宾很深的影响（1913年，他去拜访斯克里亚宾，当得知对方没有听过自己的音乐时不禁感到羞愧难当）。[126]1962年，斯特拉文斯基自1917年革命之后首次踏足俄罗斯，他去了莫斯科的斯克里亚宾博物馆朝圣，得知那个地方已经成为先锋派电子作曲家的一个地下集会地点。斯克里亚宾的乐迷、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好朋友、（自1906年起）同为莫斯科人的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一起，开辟了诗歌的未来主义路线。他们在寻找一种新的诗歌语言，而他们在莫斯科街头的喧闹声中听到了这种语言：

一个玩杂耍的人

从电车的嘴里

拉出铁轨，

藏在钟楼后。

我们被征服了！

浴缸。

淋浴。

一台电梯。

灵魂的胸衣敞开着。

双手燃烧着身体。

尖叫，或者不尖叫：

“我并不想……”——

痛苦

炙热地

燃烧着。

刺骨的寒风

从一根烟囱里

扯出

羊毛似的缕缕烟雾。

一颗光溜溜的街灯

性感地

脱下了

街道的

黑色丝袜。[127]

马列维奇称，马雅可夫斯基的《从街道到街道》（1913）代表了“立体派诗歌”的最好作品。[128]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也是一名莫斯科诗人。她的父亲伊凡·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艺术史教授，还是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创始馆长。因此，她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成长在莫斯科知识分子中间。她的每一行诗都透露着这座城市的精神。她自己有一次写道，她早期的诗歌是想将“莫斯科的名字提升到与阿赫玛托娃的名字同样的高度……我想自己展示莫斯科……不是为了战胜彼得堡，而是为了将莫斯科献给彼得堡”：

圆顶在我歌唱的城市闪闪发光，

一个游荡的瞎子在赞美神圣的救世主大教堂，

我向你展示我们城市教堂的钟声

——阿赫玛托娃！——还有我的心脏。[129]

在与同为诗人的曼德尔施塔姆相识的这些年里，茨维塔耶娃也向他展示了她的莫斯科。“这是一份神奇的礼物，”诗人的妻子娜杰日达写道，“因为如果只有彼得堡而没有莫斯科，我们将不可能自由地呼吸，也不可能获得俄罗斯的真实情感。”[130]

1917年之后，莫斯科超过了彼得堡。它成为苏联的首都、全国文化中心、一座现代城市，以及布尔什维克们希望建成的新工业社会的模范。莫斯科是先锋派、无产阶级左翼艺术家和构成主义者的工作室（如马列维奇和塔特林、罗琴科和斯捷潘诺娃，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来构建新的苏联人民和社会）。这是一座在生活和艺术上都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体验的城市，先锋派相信，倘若20世纪20年代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理想的城市渐渐成形，那该多好。塔特林的“高塔”——他为第三国际在红场上设计的纪念碑，这个设计并未完成——表达了这些革命理想。它仿佛一个由钢铁建成、大踏步向前的巨人，那一层层的圆柱，就跟中世纪莫斯科的教堂一样，他的这个模型象征着莫斯科的救世主角色，用《国际歌》副歌部分的一句歌词来说，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从第三罗马的古老观念到苏联时期的第三国际领导，莫斯科在拯救人类的使命上只不过前进了一小步。

苏联时期的莫斯科极为自信，它的自信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大规模生产的汽车、第一条地铁，以及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积极向上的形象之中。莫斯科古老的木质房子被推倒，教堂被摧毁。横贯市中心建设了一条崭新而宽敞的游行大道：古老的特维尔大街拓宽了（被重新命名为高尔基大街），旧市场的原址上建起了革命广场，而红场上的市场摊位也清理掉了。就这样，列宁陵墓，这座革命的圣坛，成为五一劳动节和革命纪念日那天大游行的终点。士兵们全副武装地从克里姆林宫（俄罗斯的神圣堡垒）前走过，这些大游行完全模仿了它们所取代的古老的宗教游行。甚至有计划要炸掉圣瓦西里大教堂，这样游行队伍就能不间断地接受站在列宁墓上观礼的革命领导人检阅，并一直向前走去。

斯大林就这样把莫斯科重新塑造为一座帝国之城——一座苏联的彼得堡——而且，莫斯科跟那座虚幻的城市一样，也成为世界末日神话的一个主题。在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1940）中，魔鬼来到莫斯科，并使它的文化殿堂轰然倒塌；撒旦变成魔法师沃兰德降临了这座城市，他带来一群巫师和一只名为别格莫特的有特异功能的猫。他们的到来给这座城市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为在飞往麻雀山（另一个魔鬼拿破仑第一次见到这座城市的地方）之前，他们揭露了这座城市道德上的腐朽。跟他们一起飞走的还有一位年轻的莫斯科姑娘玛格丽特，她为了拯救敬爱的大师（大师写过一部遭禁的有关本丢·彼拉多‡‡‡‡和基督审判的手稿），把自己献给了沃兰德。当他们的马跃向空中，向着天上疾驰而去时，玛格丽特“一边飞奔一边转过头来，发现不仅仅只是那些彩色高塔，整座城市都早已消失，一切都被大地吞噬了，原来的地方只剩下一些烟和雾”。[131]

然而纵贯整个20世纪，莫斯科依然是一座“家园”。它依然是一座母亲之城，一直都是，1941年秋天希特勒向它发起进攻，它的人民为了保卫它而英勇奋战——纵然弃城并不是个问题，因为库图佐夫1812年已经放弃过这座城市，把它让给了拿破仑。25万莫斯科人挖掘最后一道战壕，艰难地向前线运送食物，并在家里照顾受伤的士兵。孤注一掷的德国人被迫从莫斯科城下后退——这个地点位于今天从莫斯科到舍列梅捷沃机场的路上，那里依然矗立着一个巨大的铁十字架作为标记。被拯救的不是苏联的首都，而是母亲莫斯科。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就是：

传说的轻雾将会笼罩一切，

就像装饰波雅尔镀金卧室

和圣瓦西里大教堂的

涡卷形花纹一样。

莫斯科最为

午夜的居民和睡梦者所珍惜。

这里是他们的家乡，一切的源泉

有了它，本世纪将会繁荣昌盛。[132]

注释

*　《天方夜谭》中的苏丹新娘。——译注

†　罗斯人（Ruś）是中世纪早期居住在今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民族，现多认为他们出身北欧的诺曼人或瓦良格人。——编注

‡　沃尔孔斯基（别洛谢利斯基）家的底层后来被叶利谢耶夫商店（俄罗斯的“福特纳姆和玛森百货公司”）收购，至今仍在营业。——原注

§　直到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每一位成年男性的年均烈酒消耗量为2升，然而到了18世纪90年代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末期，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升。——原注

¶　lubok，俄国民间传统木版画。——译注

**　Palekh，俄罗斯伊凡诺沃州的小镇，自古以圣像画产地而闻名。——译注

††　巴勒斯坦的一座古城，是《圣经·旧约》中为以色列人攻陷的首座城池。后来荒废，成为古旧残破的村落，直到近几年才重新成为死海西岸的一座重要城市。——译注

‡‡　在1861年农奴解放以前，穆索尔斯基家族拥有11万公顷土地——18个村子，总数达到400名的农奴。——原注

§§　在俄罗斯的民间故事中，女巫巴巴雅嘎（Baba Yaga）住在林子深处的一个小木屋里，屋子有腿可以随意转动，这样它就可以调整方向，迎接每一位不幸的新来客。——原注

¶¶　俄罗斯教堂的钟声和其他任何地方不同，它有一种特殊的音乐感。俄罗斯敲钟有一套特殊的技巧，敲钟人直接用小锤子或者是拉动系在短绳上的铃锤，来敲响不同的钟。它对对位法有一定的要求——虽然各个钟的回响会带来一些不和谐音。西方的敲钟方法是站在地上，用长长的绳子来摆动钟，这使得钟声很难同步。——原注

***　《圣经》中以残暴著称的犹太国王。——译注

†††　尽管在音乐的基础上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上演的歌剧经常包含了这两幕，但是这么做却违背了穆索尔斯基的原意，因为他完全将圣瓦西里大教堂这一幕从改编后的乐谱中取了出来。——原注

‡‡‡　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对这种象征的处理作比较会非常有趣。对于相信科学和技术会带来进步的契诃夫而言（别忘了，他是一名医生），铁路既象征着一种好的力量（例如，在短篇小说《光亮》中），同时也是一种不好的力量（例如，在《我的一生》中）。但是在怀念淳朴乡村生活的贵族托尔斯泰看来，铁路只会带来破坏。安娜·卡列尼娜悲剧的重要时刻全都与这个隐喻有关：安娜首次和渥伦斯基相遇在莫斯科火车站；渥伦斯基在去彼得堡的列车上向她表白；而她的自杀也是在铁轨上。铁路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终将毁灭的现代、性解放和婚外情的象征。更具讽刺和象征性的是，后来，托尔斯泰死于阿斯塔波沃（如今更名为“列夫·托尔斯泰”）火车站（这条铁路线的终点为莫斯科南部）的站长室内。——原注

§§§　“巡回展览画派”（Peredvizhniki）这个词来源于Tovarishchestvo peredvizhnykb khu-dozhestvennykh vystavok（意为“巡回展览的画作”）。——原注

¶¶¶　在莫斯科的历史博物馆中，也有几把类似的安乐椅。它们全都是艺术家瓦西里·舒托夫（Vasily Shutov）设计的。——原注

****　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主人公。——译注

††††　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莫斯科的一位时尚画家，而他的母亲罗扎利娅·考夫曼则是一位著名的钢琴家。斯克里亚宾是这个家庭的亲密朋友。在他的影响下，少年鲍里斯学习了6年的作曲。“我喜欢音乐的程度超过了其他任何东西，而我喜欢斯克里亚宾的程度又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音乐家。斯克里亚宾是我的神和偶像。”——原注

‡‡‡‡　钉死耶稣的古罗马犹太总督。——译注

第四章　与农民结合

俄罗斯中部的一条典型的只有一条主干道的村庄（约1910年）。内塔·皮科克摄，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照片展厅。

第一节

1874年夏天，成千上万的学生离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讲堂，来到乡村，隐姓埋名，和俄国农民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在与自己的家庭和故土划清界限之后，他们“走到人民中去”*，期待能在这里找到与自己有手足之情的新同胞。此前，这些年轻的先行者中很少有人到过农村，他们幻想这里是一片和谐之地，见证着俄国农民天然的社会主义属性。因此他们坚信能在农民中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以及民主事业的奋斗盟友。学生把自己称作“民粹主义者”“人民公仆”，他们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人民的事业”。其中一些人模仿农民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甚至对他们的“简朴生活”也身体力行。其中一位犹太同学，甚至戴上了十字架†，深信这样会使自己更贴近“农民的灵魂”。[1]为了能对农民兄弟有所贡献，他们学起了手艺，并且拿起书本和小册子，教农民兄弟识字。通过融入农民的生活，分担他们的生活重担，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希望能赢得农民的信任，并唤醒他们对自己糟糕的社会地位的认识。

但是这并非一次普通的政治运动。“走到人民中去”是某种意义上的朝圣，加入其中的人无异于那些到修道院中寻求真理的修士。这些年轻的传道者由于优越的出身而心中充满愧疚。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农奴阶层——那些在贵族豪宅中抚养他们长大的保姆和仆人——有一种个人的负罪感。他们的父辈靠压榨农奴的血汗获得财富和地位，他们希望能摆脱那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来到农村，怀着赎罪的心立志建设一个“新俄国”，在那里贵族和农民将在民族精神的重生中再次团结一致。通过献身于人民的事业，将农民从贫穷愚昧以及贵族和政府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学生们希望能赎掉自身的原罪，即自己的贵族出身。著名民粹主义理论家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写道：“我们发现，只有在人民饱受苦难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普世价值的存在。我们欠人民的太多，这已经成为我们良心的沉重负担。”[2]

这些理想主义的美好希望源于农奴的解放。作家们，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1861年法案》‡与10世纪俄国成为基督教国家的转变相提并论。他们呼吁地主和农民抛弃原有的分歧，在同一民族的基础上重归于好。因为，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写道：“每个俄国人首先是一名俄国人，然后才属于某个阶级。”[3]知识分子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俄罗斯人”，并把向农民靠拢作为一项文化使命，教育他们成为公民，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实现俄罗斯的统一。

就是在这一愿景下，学生走到人民中去。他们从小浸淫在欧式的贵族庄园和大学里，现在将来到一片陌生之地，体验一种基于“俄罗斯准则”、全新且有道德的生活。他们认为解放农奴是拯救俄国罪孽深重的过去，由此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将应运而生。作家格列布·乌斯宾斯基参加了“走到人民中去”的民粹主义运动，并发誓从“1861年起”开展新生活。“我完全不可能带着自己的过去继续前行……只有将过去一笔勾销，将留在身上的旧习惯全部抹去，我才能够真正地活着。”[4]

一些民粹主义者离开父母，住进了“劳动公社”，这里的一切都是公有的（有时甚至还包括情人），其理念来自激进评论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62年所写的一部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小说向读者描述了新社会的宏伟蓝图。它成为年轻革命者的圣经，包括年轻的列宁，他说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大部分此类公社很快就解散了，因为学生根本无法忍受体力劳动的艰辛，更别说难以下咽的农家食物，而且关于财产与情事的纠纷总是没完没了。但是公社的精神、禁欲式的生活，以及学生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汲取的唯物主义信仰都留存了下来，成为他们对抗旧社会的精神力量。这种代沟也是作家屠格涅夫1862年出版的小说《父与子》（Fathers and Children，父辈与子辈，经常被误译为《父亲与儿子》[Fathers and Sons]）的主题。背景是1860年代早期的学生运动，青年被号召要以人民的名义行动起来抗议，从而与那些“40年代人”（指自由派作家，例如屠格涅夫和赫尔岑，这些人满足于批判现实而不是描绘未来）产生了冲突。19世纪的俄国也有自己的“60年代运动”§。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早已为农民所折服。”1858年屠格涅夫在给帕维尔·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但我开始怀疑我们根本还不了解他们，对他们的生活也一无所知。”[5]屠格涅夫的疑虑也是他对大学生的主要批评，他和当时其他人一样称他们为“虚无主义者”。但学生却与知识分子同样为“农民问题”感到纠结，这种情绪主宰了1861年后的俄罗斯文化。随着农奴获得解放，其他阶级不得不承认他们也是公民。一夜之间，关于俄国命运的老生常谈与农民的真实身份紧密联系起来。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能够用文明教化他们么？他们能为俄国做些什么？他们来自哪里？没人知道答案。正如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著名诗句：

俄国深困远郊农地，这里万古沉寂。[6]

大批民俗学学者前来探索这些远郊农地。“对人民的研究就是我们时代的科学。”艺术史学家费多尔·布斯拉耶夫在1868年宣称。[7]人类学博物馆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继成立，用其奠基者之一、伊凡·别利亚夫的话来说，其目的是：“让俄国人认识自己。”[8]博物馆中展示了农民的服装和生活用品，不同地区农家摆设的模型和照片，民众在看到这些后都大为吃惊。对他们来说那似乎是来自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农民问题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严肃学科，包括地理、哲学、神学、语言学、神话学和考古学。

作家也专注于刻画农民的生活。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话来说，农民成了“我们时代的英雄”。[9]在19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作品里，农民的形象大体上来说侧重情感：作为配角他们被赋予一般人的七情六欲，却很少独立思考。1852年屠格涅夫的名作《猎人笔记》出版后，这一情况开始改变。读者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作品中看到农民被刻画成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个体，而不是过去千篇一律充满感伤情绪的牺牲品。在屠格涅夫笔下，农民既有能力操作实务，也心怀高尚的梦想。他对俄罗斯的农奴有着深切的同情，因为他的母亲对待家里的仆人十分专横和残酷。她在儿子成长的奥廖尔省拥有巨大的庄园，农奴们常常因为一些轻微的过错就遭到殴打，或者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在1874年发表的《普宁和巴布林》这部令人胆战心惊的作品中，屠格涅夫描述了她母亲的专制。而1852年那篇令人印象深刻的短篇小说《木木》，其中的女主人因为仆人的狗吠叫不止，便下令将狗弄死。在公众对农奴以及改革问题的态度转变上，《猎人笔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屠格涅夫曾说过，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是在1861年后不久，在一次从奥廖尔到莫斯科的火车上，两位农民走到他面前，像俄国人习惯的那样向他深深一鞠躬，表示要“代表全体人民感谢他”。[10]

所有这些关于农民的文学作品中，没有比民粹主义者尼古拉·涅克拉索夫更激发人心的。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为农民的“悲伤与复仇”发出了全新而真诚的呼喊。他最为振聋发聩的作品是其叙事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它后来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圣歌。他的诗歌吸引人不仅仅在于对于人民事业的支持，更在于他对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做了无情的批判。他的作品充满直接取材于农民的口语化表述，而《在路上》（1844）或者《小贩》（1861）干脆就是以农民的日常对话改编而成。那些40年代的人，例如屠格涅夫，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其认为农民的语言过于粗糙，无法称之为艺术。他们指责涅克拉索夫“亵渎了神圣的诗歌”，[11]但大学生却从他的诗句中得到了启发。

农民问题或许是当时每个人都在关注的，但是没有人知道问题的答案。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

关于人民的问题，以及我们怎样看待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关乎我们整个未来……但是人民对于我们还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我们这些号称热爱人民的人，只是在纸上谈兵，我们爱的不是他们真实的样子，而是我们想象中他们的样子。如果俄国人民和我们想象的不同，那么无论此前我们如何宣称自己爱他们，也会毫无遗憾地将他们抛弃。[12]

每一种看法都会赋予农民某种美德，并进而标榜它为民族性的精髓。对于民粹主义者而言，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俄罗斯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来。像赫尔岑这样的民主派视农民为自由的斗士，他们身上的野性是俄罗斯民族自由性格的最好见证。斯拉夫主义者则认为农民对国家充满感情，忍受苦难且谦卑地追寻真理和正义，就像传说中的民间英雄伊利亚。他们认为俄罗斯不需要向外国借鉴任何的道德准则，农村公社就是最佳见证。这一思想的奠基人之一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声称：“公社是一个集体，它的成员放弃了自我中心，放弃了个人主义，有着一致的追求；这是一种爱，是身为基督徒的高尚表现。”[13]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认为农民是有道德的人，代表了“俄罗斯的灵魂”；他甚至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认为一个“厨房里的杂役”要比任何一个欧洲的绅士都高贵。他坚称，农民“将会指引我们新的道路”，别说要去教育他们，“反而是我们要向人民的真理鞠躬请教”。[14]

这个时候，俄罗斯国内在农民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或者说是一种思潮。过去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现在逐渐平息，双方都意识到俄国需要在全盘西化与吸收本地传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折中的观点早在1847年便苗头初现，当时西化派的代表、著名的激进派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在涉及艺术的事务上，相比普世主义“我更愿意支持斯拉夫派的立场”。[15]对于新一代的斯拉夫主义者来说，他们的观点在1850年代逐渐转变，认为“民族”包含社会所有阶层，而不是像他们的前辈所宣称的只存在于农民之中。有些人甚至提出了事实上和西化派毫无二致的观点，认为民族真正的竞争力在于公民，俄罗斯在世界的崛起仰仗于农民到公民的提升。[16]简而言之，1860年代的普遍看法是俄国应该像欧洲一样，选择自由化改革的路线，但也不要和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完全割裂。人们应追随彼得大帝的脚步——带着农民一起。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在1860年代“根基主义”思潮中的基本主张。

民粹主义是这种融合下的文化产物，并且成为一种全民信仰。19世纪对民俗文化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关注席卷欧洲，其中以俄国知识分子最甚。就像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在1908年，以一种略带讽刺的口吻写道：

……知识分子的书架上塞满了民歌、史诗、传奇、巫术、挽歌等文集；他们研究俄国的神话故事、婚礼和丧葬习俗；他们为人民心痛；他们走到人民中去；满怀希望；又感到绝望；为了人民的事业，他们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面临着死刑或者饿死的威胁。[17]

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就像贵族阶级的天职是为国家服务。知识分子笃信“人民的福祉”就是他们的最高利益，在此面前，其他所有的社会准则，例如法律和基督教教义都要靠边站，尽管后来他们许多人对此颇为后悔。这一观点当时十分盛行，甚至法院、政府和贵族中许多人都持这种观点。给农民带来解放的自由主义改革精神，继续在1860年代到1870年代影响着政府对农民的措施。随着农民脱离贵族的管辖，人们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就是现如今农民已经成为社会的责任：他们已成为公民。

1861年之后，政府建立了一整套体系用来提升农民的社会福利，并使他们融入国民生活。其中绝大部分措施都是由地方自治委员会负责实施，这是1864年在各地区和省份建立的全新地方政府管理机构。地方自治委员会由家长式的乡绅领导，在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中不乏这类乡绅的身影，他们是开明且好心的人士，梦想着将文明带进落后的乡村。尽管可利用的资源有限，他们还是建立了医院和学校，为农民提供兽医和农艺服务，修路架桥，给当地的工商业投资，为农村提供金融保险服务和贷款，还大胆进行各类数据普查，以为将来更深远的改革做准备。¶上流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和地方自治委员会的这些开明乡绅一样抱有乐观的期待。家长式的民粹主义有个普遍特点，就是对人民和他们事业的同情。这让社会各界出身高贵的人支持学生的激进活动。

司法部长在给沙皇的一篇报告中，列举了1874年“疯狂之夏”中一系列愚蠢的活动：一位宪兵上校的妻子向她的儿子传递机密信息；一位富有的地主和地方官员藏匿革命活动的领导人；一位教授将一名煽动者介绍给自己的学生；几名国家议员的家人热烈地支持他们的孩子参加革命活动。[18]甚至连屠格涅夫，这个认为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自由主义改革的作家，都不禁赞赏（或者说是嫉妒）那些革命分子的理想主义热情。[19]他混进他们在法国和瑞士的圈子，甚至还给民粹主义理论家彼得·拉夫罗夫（他的作品鼓励了那些激进的学生）资金，帮助这位作家在欧洲出版杂志《前进！》。[20]在1877年出版的小说《处女地》中，屠格涅夫描绘了那些响应拉夫罗夫号召的人。尽管他早已看透民粹主义者的虚妄，但还是表达对他们的敬仰。1876年这部小说完稿时，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有着良好的品质和真诚的内心，但是他们追求错误的方向且不切实际，必定将他们引入疯狂的深渊”。[21]

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料。大部分学生在农民那里都遇到充满疑虑的猜忌或是敌意，他们谦逊地听学生宣传革命，但却并没有真正听懂他们说的是什么。农民对于学生的知识和城里人的做派感到厌倦，很多时候他们会向当地政府举报。后来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领袖人物的叶卡捷琳娜·布列什科夫卡娅，她在基辅地区和一位农村妇女一起住时，后者“看到我的藏书后吓了一跳，便向当地治安长官举报我”，她因此锒铛入狱。[22]民粹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点对于农民来说是奇怪而陌生的，或许农民是无法理解他们解释这些概念时所用的词语。一位革命宣传者在给农民描述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说，将来的土地将属于受苦受难者，没有人可以剥削别人。于是一位农民激动地喊道：“简直太好了！我们可以把地分了！然后我就可以找两个雇工来干活，那日子得多舒坦啊！”[23]至于说要赶走沙皇，农民则完全无法理解，那些视沙皇为神的化身的村民，甚至愤怒地谴责说：“没有了沙皇，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24]

革命者被警察围剿后，要么被放逐，要么转向地下。民粹主义者由挫败而感到深深的绝望。他们为自己脑海中理想化的农民付出了太多个人感情，他们将自我救赎完全寄希望于“人民的事业”，然而这两点的幻灭，对他们的自我认同是个灾难性的打击。最极端和可悲的例子就是作家格列布·乌斯宾斯基，在认识到关于农民生活的残酷真相之后，他很多年一直无法调整自我，最后彻底发疯。而许多民粹主义者开始借着酒精逃避现实。他们突然明白，自己脑海中理想化的农民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或者神话，他们与真实的农民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文化、社会和知识的鸿沟。农民就像一个未解之谜，他们仍然不了解，或者永远也不可能了解。

第二节

1870年夏天，伊利亚·列宾离开圣彼得堡，向着“未知之地”进发。[25]同行的有他的弟弟和一个名叫费多尔·瓦西列夫的同学。他们搭乘汽轮，沿伏尔加河溯流而上，抵达莫斯科以东700公里的斯塔夫罗波尔市。这位年轻的画家原本是想做一些关于农民的研究，为他构思中以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为主题的绘画做准备。这个想法最初来自1868年夏天，那时他第一次在圣彼得堡附近的伏尔加河畔看到辛苦劳作的纤夫。列宾最初的想法是用一群衣着光鲜的快乐野餐者来反衬这些可怜的人。如此一来，这就会是一幅当时广受俄国现实主义者欢迎的阐述性风俗画。但后来在朋友瓦西列夫的劝说下，他放弃了这种宣传主义手法。瓦西列夫是一名非常有天分的“巡回展览画派”风景画家，他说服列宾用自己的手法来描绘这些纤夫。

他们花了两年时间才获得经济援助和旅行许可，沙皇当局对这些以艺术为业的学生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害怕他们从事革命活动。希里耶夫位于萨马拉市附近，是一个可以俯瞰伏尔加河的小村庄，列宾在这里和那些曾是农奴的人一起生活了三个月。他的笔记本上画满带有民族学特征的素描，例如渔船渔网、家庭用品、布鞋和衣服等。村民不希望成为画家的绘画对象。他们相信当自己的形象被画在一张纸上，自己的灵魂就会被魔鬼偷走。有天他们发现，列宾正在试图说服一群农村女孩做自己画中的模特。他们愤怒地指责画家是在做魔鬼的工作，要求他交出“通行证”，并威胁要把他送到当地官府法办。那时列宾身上所带的唯一证件，是一封皇家美术学院的信件。信笺上醒目的皇家印章让人群冷静下来。“看，”乡村书记员仔细查看了他的“通行证”之后说，“是沙皇派他来我们这儿的。”[26]

后来，列宾设法花钱找到一群愿意作自己模特的纤夫。他和这些出卖苦力的人一起住了几个星期。与他们逐渐熟识，也开始了解每个人的个性。其中一个以前是圣像画家，另一个之前当过兵，还有一个叫卡宁的曾经是教士。他们在如此非人的劳役中浪费自己的才华，让列宾感到十分震惊。他们的身体被纤绳束缚，他们高贵的脸庞饱经风霜，对这名画家来说，这些纤夫“像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被当作奴隶卖给了蛮族”。[27]他们身上的枷锁就是俄罗斯人民被压抑的创造力的象征。列宾认为卡宁“脸上呈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性格”：

他有着斯基泰人的脸，似乎有一种东方的古韵……看他的眼睛！多么深邃！……还有眉毛，如此浓密且有神……他像是一个巨大的谜团，而我正是深爱他这一点。卡宁头上缠着一条破布，身上的衣服满是自己打的补丁，没穿多久就又破了，但整个人依然充满尊严：他就像是一个圣人。[28]

在《伏尔加河上的纤夫》（1873）的定稿中，跃然纸上的就是这种人性的尊严。它是一幅杰出且具有革命性的画作。在此之前，即使在民主派画家阿列克谢·韦涅齐阿诺夫的作品中，农民也是被理想化或者浪漫化了。但列宾笔下的每个纤夫都有自己的生命，每张脸都讲述自己的苦难。斯塔索夫认为，画中一个年轻纤夫调整自己纤绳的动作，反映出俄罗斯人民中间隐藏的反抗力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称赞这幅画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认为它是对俄罗斯民族特征写实性的描绘。列宾的本意则很难判断，因为他毕其一生都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挣扎。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草稿。伊利亚·列宾画。1870年。现藏于捷克国家美术馆（布拉格）。

列宾是“60年代人”中的一员，这是叛逆的一代，不停探寻艺术与社会的问题。在他所在的民主派圈子中，大家普遍认为艺术家的责任，是通过对普通人真实生活的描述，吸引全社会对社会公正的关注。这里还有一个全民性的目的：如果艺术是真实且有意义的，其目的如果是为了教育人民如何感受与生活，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艺术是来源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这是斯塔索夫的论点，而当时他是国家各类艺术学院不容置疑的精神导师。

斯塔索夫声称，俄国画家应该放弃模仿欧洲艺术，转而从自己人民的生活中寻找艺术风格和主题。他们应该描绘“乡村和城市的景象，故乡偏远的角落，被上帝所遗忘的小职员孤独的生活，孤坟荒野、混乱嘈杂的集市，从朱门大宅或破陋小屋里涌出的所有快乐和悲伤”，而不是只关注古希腊罗马或《圣经》中的题材。[29]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自封为现实主义艺术的领头人。他引领了“巡回展览画派”运动和“强力五人组”的民族乐派，称赞这两个学派脱离欧洲艺术风格的影响，并极力促进其更加“俄罗斯化”。可以说，在1860—1870年代，每一个艺术家和作曲家，或多或少都感到自己处于斯塔索夫无所不在的掌控之下。这位评论家认为自己是将俄罗斯文化带回世界舞台的掌舵人，而画家列宾、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和雕塑家安托科利斯基则是肩负这一重任的三驾马车。[30]

马克·安托科利斯基是来自维尔纽斯的一名贫穷犹太男孩，和列宾同时进入艺术学院。1863年，为了抗议古典主义的教条，他和其他同学一共14人离开校园，成立了一个自由艺术家合作社。很快，安托科利斯基凭着一系列反映犹太聚居区日常生活的雕塑而声名鹊起，这些作品被反对艺术学院的人推崇为民主艺术的一次真正胜利。评论家对1867年首次展出的《在西班牙宗教法庭被迫害的犹太人》反响尤为热烈。斯塔索夫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政治和民族压迫的寓言，对犹太人和俄罗斯人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31]

列宾是安托科利斯基的同道。他也来自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他的父亲来自乌克兰一个叫丘古耶夫的小镇，是军队辖下的农奴（相当于隶属国家）。在进入艺术学院之前，他是一名圣像画家。和安托科利斯基一样，他在圣彼得堡的精英社会中感到无所适从。两个人都被伊凡·克拉姆斯科依所感染，他年纪较大，也是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克拉姆斯科依领导了1863年的起义，同时他也是一名重要的肖像画家。他为许多文化巨匠画过像，例如托尔斯泰和涅克拉索夫，但也画了许多不知名的农民。早期的画家，比如韦涅齐阿诺夫，都把农民描绘成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对象。但是克拉姆斯科依通过简单的背景衬托，更加注重面部表情的描写，吸引观众通过人物的眼睛，来了解这些他们昨天还视为奴隶的人的内心世界。他的画中没有农具，没有风景，也没有茅草屋或者其他民族学的细节描绘，以免观众分散注意力，而是完全聚焦在画中农民的眼神上，从而增加其中的文化冲击力。这种心理学聚焦在艺术史上完全没有先例，不仅是俄国，连欧洲也一样。那时欧洲的艺术家，例如库尔贝和米勒，都还在描绘农田里劳作的农民。

通过克拉姆斯科依和安托科利斯基，列宾在1869年得以进入斯塔索夫的圈子，那时他正在为创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做准备。斯塔索夫鼓励他要多创作一些乡村题材的作品，那时很多知名人物对此都很感兴趣，包括特列季亚科夫和沙皇次子，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最终便是献给亚历山德罗维奇，他还把这些饥肠辘辘的农民请到自己奢华的餐厅里共享美餐。在斯塔索夫决定性的影响下，1873年《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大获成功之后，列宾又创作了一系列的农村题材画作。总体来说，这些画家虽然离政治较远，但在1870年代的语境之下，他们都算是民粹主义者，那时全社会都认为俄国的未来在于更充分地了解自己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1873—1876年，列宾进行了自己第一次欧洲之旅，回到俄国后，他立志要把自己对于文化的反思与俄国广大乡村联系起来，1876年他给斯塔索夫的信中写道：“这片广阔的土地被人遗忘，无人关心，被提及时只有嘲笑与轻蔑。但是这片真实存在的土地和上面的人民，过着比我们更为真诚的简朴生活。”[32]

穆索尔斯基跟列宾和安托科利斯基年纪差不多一样大，但他在10年前，也就是1858年，自己才19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斯塔索夫的门徒。作为巴拉基列夫最具历史眼光和音乐才华的学生，斯塔索夫非常看好他，并促使其转向民族主义的主题。斯塔索夫对于这名弟子在爱好和音乐手法上从没放松过监督。他扮演准父母的角色，经常去探望“年轻”的穆索尔斯基（当时已32岁）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27岁），他们在圣彼得堡合租房子。他早上很早就到，叫他们起床，让他们洗漱，给他们拿衣服，为他们准备早茶和三明治早餐，然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就开始谈正事”。他会听他们刚刚创作的音乐，给他们新的历史资料和创作上的建议。[33]在《鲍里斯·戈东诺夫》（增加了第四幕“克罗梅”的修订版）中所流露出来的民粹主义情绪，无疑是受到斯塔索夫的影响。总体来说，穆索尔斯基所创作的歌剧都与“人民”有关——如果俄罗斯人民被看作一个整体的话。甚至被斯塔索夫深深诟病，认为满是“贵族作风”[34]的《霍宛斯基党人之乱》，也被冠以“民族（人民）音乐”的副标题。穆索尔斯基在1873年写给列宾的一封信中，祝贺后者成功创作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同时也解释自己的民粹主义手法：

我想要刻画的只有人民的形象：我睡觉时会梦到他们，吃饭时会想着他们，喝酒时能看到他们真切地站在我的面前，形象高大，毫无矫饰，没有俗艳的服饰。对作曲家来说，只要铁路还没有覆盖我们国土的每一个角落，人民的含义就有着无限的可能。[35]

但在斯塔索夫为他设立的民粹主义路线上，穆索尔斯基还是有一些不合拍的地方。这种种纠葛关乎总是与作曲家名声紧密相连的文化政治。[36]斯塔索夫在穆索尔斯基的生命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斯塔索夫发掘了他，给他提供了大部分作品的素材，如果不是斯塔索夫，在音乐方面，或许他一辈子在欧洲都不会为人所知，在死后肯定也会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穆索尔斯基并不完全认可斯塔索夫的政治观点，他曾经对列宾解释说，他对人民的情感主要是在音乐层面。穆索尔斯基的民粹主义理念并非政治或哲学上的概念，而是关于艺术审美。他喜爱民乐，乐于把许多地方歌谣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民歌中的衬腔式复调，旋律的转合，让其听起来像是赞美诗或者挽歌的段落分割方式，这些显著的特点成为他个人创作的一部分。总而言之，民歌成为穆索尔斯基翻新创作手法的借鉴，在《鲍里斯·戈东诺夫》中他首次运用，通过不同声部的此起彼伏或者不和谐音，来营造出副歌部分的衬腔复调，这在克罗梅一幕中最为成功。

穆索尔斯基执迷于将人的演说赋予音乐的效果。这就是他所说的，音乐要有“与人民交谈”的功能。但他的这一主张并没有政治目的。**依据德国文学史家乔治·盖尔维努斯的类似观点，穆索尔斯基认为人类的说话方式也遵循音乐的原理，也就是说讲话者通过一些音乐性的功能来表达情绪和内容，例如节奏、韵律、语调、音色、音量、语气等。他在1880年写道：“音乐这门艺术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用新的形式再现人类的情感，也在于再现人类的说话方式。”[37]他许多重要的作品，例如根据果戈理《索罗钦集市》创作的歌剧（未完成）和组歌《亲爱的萨维什纳》，就试图通过音乐来表现俄国农民独具特色的语言特质。听一下果戈理故事中的音乐：

你们一定听见过从远处轰轰然传来的瀑布声，那时惊扰的周遭充满着隆隆之声，奇妙而模糊的错杂的声音像一阵旋风似的迫近你们的身边。当人群汇合成一个巨大的怪物，在广场上，在狭窄的街上蠕动着躯干，喊着、笑着、喧嚷着的时候，不就是这同样的感觉一霎时把你们卷进乡村市集的旋风里去的么？叫嚣、咒骂、牛叫声、羊叫声、马嘶声——这一切交错成一片不和谐的噪音。公牛、麻袋、干草、茨冈人、瓦岗、女人、蜜糖饼、帽子——一切鲜明地、绚烂地、不调和地成堆晃动着，在眼前穿梭似的来往着。声调不同的谈话声互相淹没，没有一个喊声听得清清楚楚。从市集的四面八方只听到叫卖人拍巴掌的声音。一辆货车毁坏了，铁铧啷啷地响；木板砰的掷到地上；昏昏的脑袋不知道转到哪一边去才好。††[38]

在穆索尔斯基人生最后的几年中，他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他退出了斯塔索夫的社交圈，他对城市艺术家比如涅克拉索夫嘲讽有加，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在和那些贵族酒友，比如沙龙诗人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伯爵和大反动派T.I.菲利波夫，一起饮酒作乐。这并不是说他变成一名右翼政治分子，和以前一样，他如今依然对政治漠不关心。他认为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摆脱了斯塔索夫政治意味浓厚和理念先行的死板教条。穆索尔斯基身上有一种特质，就是缺乏正统的学院派教育，或者说不受拘束、孩子般的性格，这使他既依赖自己的导师，又一直试图挣脱他的控制。从他写给列宾的信中可以看出这种紧张的关系：

就这样吧，光荣的头马！即使步调不一致，三驾马车已经承担了自己责任！它还在继续前进……这幅大师（斯塔索夫）的肖像简直画得太棒了！像是要从画里走下来，来到我们面前一样！如果扫光上油之后又会怎么样呢？生命、力量……头马，使劲拉！打起精神！我只是旁边的那匹，时不时拉几下，不让自己看起来那么难堪。我害怕鞭子的抽打！[39]

同样，在艺术理解上，安托科利斯基也感觉有必要脱离斯塔索夫的路线。他以厌倦城市艺术为理由，放弃创作《宗教法庭》，在1870年代前往欧洲游历。那时他的艺术风格转向纯净的主题，创作《苏格拉底之死》（1875—1877）和《耶稣基督》（1878）等雕塑。这让斯塔索夫非常恼火。他在1883年给安托科利斯基的信中写道：“你已经不再是代表仍在黑暗中仍被世界所遗忘的人民的艺术家了。你的创作对象已经变成那些‘贵族精英’，就是摩西、耶稣基督、斯宾诺莎和苏格拉底。”[40]

就连列宾这匹“头马”，也开始摆脱斯塔索夫手中的缰绳：他不愿意继续像纤夫一样拉动自己的伏尔加河驳船。他前往西方，被印象派深深吸引，他的风格也转向法式肖像画和漂亮的咖啡厅街景，与俄罗斯实用主义和理念先行的民族艺术相比，可以说是彻底背道而驰。他从巴黎给克拉姆斯科依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忘记怎么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和传递价值判断，这一功用过去几乎要将我吞噬，失去它我毫不惋惜；相反，我宁愿它再也不要回来，尽管在我的故土我还是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在那里事情就是这个样子。”[41]斯塔索夫谴责列宾的背叛，控诉他放弃了对祖国和同胞的艺术责任。两人的关系在1890年代早期已经到决裂边缘，那时列宾回到艺术学院，并重新评估自己对古典主义的看法，这相当于对整个民族主义学派的否决。列宾在1892年写道：“斯塔索夫热衷于野蛮人的艺术，他喜欢那些跟在自己身后、鼓吹自以为深刻的人类真理的家伙，那些渺小、肥胖、丑陋的半吊子艺术家……”[42]他甚至一度和名为“艺术世界”团体的画家（如亚历山大·贝诺瓦和佳吉列夫）眉来眼去，希望追求纯净的艺术，而在斯塔索夫眼中这些人是腐朽堕落的代表。但最后，列宾还是和斯塔索夫重归于好。不管法国艺术的光芒如何吸引他，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无视自己祖国那些沉重的问题。

第三节

1855年，托尔斯泰在牌局中输掉了自己最心爱的房子。他和克里米亚办公室里的同事连续两天两夜都在玩一种叫“俄罗斯十三张”的扑克，托尔斯泰一直都在输，最后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输掉了一切”——位于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房子。“我觉得写作毫无意义，我对自己感到恶心，我想忘了我的存在。”[43]托尔斯泰大部分的人生都可以用这场牌局来解释。毕竟这也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而是他出生的地方，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的前9年，这也是他心爱的母亲留给他的神圣遗产。1847年他父亲过世时，他继承了2000英亩土地、200名农奴和这栋沃尔孔斯基家族的老房子，那一年托尔斯泰19岁。这座老房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时候房子墙上的漆已经开始脱落，屋顶漏雨，游廊破败，院里的英式花园由于长时间疏于打理也已杂草丛生。但不管怎样，这栋房子对托尔斯泰来说依然十分珍贵。他在1852年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不论多少钱我也不会卖掉这座房子，这是我最不愿意放弃的东西。”[44]然而为了偿还赌债，他不得不要卖掉这座自己出生的房子。为了留住它，他卖掉了自己另外11座村庄，连同里面的农奴、木场和马匹，但筹的钱仍然不足以让他走出困境。最后这座房子卖给当地的一名商人，被拆掉后分批出售。

托尔斯泰搬进一栋附属于老沃尔孔斯基庄园的小房子。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令人鄙夷的赌博过失，他下决心要把这里改造成一个模范农场。在这之前他就做过类似的尝试。1847年他刚刚以少东家的身份来到这里时，怀着对农民利益的牵挂，他就立志成为一名模范农场主，并身兼画家、音乐家、学者和作家。这也是他1852年的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的主题。这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内容是关于一个地主（也就是托尔斯泰本人）来到农村寻找幸福与公正，结果发现仅凭理想根本不行，只有为那些处境不如自己的人努力争取利益才能实现。最开始，托尔斯泰决定为自己农庄的农奴减低税赋，结果他们并不信任他，拒绝了他的提议。这让托尔斯泰十分恼火，他低估了农奴与贵族之间的阶级鸿沟。于是他离开农村，来到莫斯科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之后又在高加索地区参军。但是1856年他回来的时候，社会上充满了改革的气氛。沙皇告知贵族要做好解放农奴的准备。怀着新的决心，他再次来到农民中，决心要“活在真实中”。他厌恶自己过去的生活，那些吃喝嫖赌宴乐无度的日子，充满富人的龌龊事，不事劳作，毫无目标。和那些“走到人民中去”的民粹主义者一样，他发誓要开始新的生活，一种基于农事劳作和阶级友爱，充满道德真理的生活。

1859年，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建立了第一所农民子弟学校，到1862年增至13所。老师大部分是那些持革命观点而被学校开除的大学生。[45]沙皇任命托尔斯泰为地方长官，前去落实解放农奴宣言，结果因为支持农民的土地诉求，他把他的所有同事（图拉本地的乡绅）都给得罪了。在他自己的庄园上，托尔斯泰分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给农民，在全俄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在执行废奴宣言时有如此慷慨的表现。似乎托尔斯泰迫切地想要把自己的财富给分出去。他梦想着能够放弃自己的特权，从而活得像个农民。有一阵子他甚至真的这样去尝试了。1862年他和新婚妻子索尼娅定居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他解雇了所有的佣人，并亲自开始照顾农务。但这次试验彻底失败。托尔斯泰不屑于喂猪，结果他故意把猪都饿死了。他不知道怎样做火腿，怎样打黄油，什么时候耕地锄草，没多久他就受够了这种生活，要么跑到莫斯科快活，要么把自己锁在书房，把所有的劳动都留给雇工。[46]

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利纳亚的庄园。摄于19世纪末。

然而他对农民生活依然念念不忘。在学校里他会给村民子弟们讲：“让我告诉你们我最近的决定，我决定放弃我的田产和贵族生活，去当一名农民。我要在村边给自己盖一所茅屋，娶一个农村妇女，和你们一样在田地上耕作：锄草、犁地，还有其他所有的农活。”当孩子们问他要怎样处理自己的田产时，他说他会把地都分了。“我们应该共享这些土地，所有人平均分配。”孩子们又问，如果人们嘲笑他一无所有，他会感到羞愧么？托尔斯泰严肃地答道：“为什么要感到羞愧？自食其力有什么好羞愧的？你们的父亲告诉过你们要为自己的劳动感到羞愧么？没有。一个人靠着勤劳与汗水，养活自己和家庭，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么？如果有人嘲笑我，我会这样回答他们：一个靠双手劳动的人没有任何可笑的地方，反而是那些游手好闲却过得比别人好的人才应感到羞耻。这些才是我感到羞愧的事情。我吃喝、骑马、弹钢琴，却依然感觉空虚，我对自己说：‘你真是个懒鬼。’”[47]

这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么？他说这些话，是为了让这些将要成为农民的孩子对自己的辛劳感到自豪，还是说他真的要加入他们的生活？托尔斯泰的生活充满了矛盾，他一直都在做贵族还是农民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他接受了贵族的精英文化，《战争与和平》就是这一世界的映射。在写这部非凡巨著的一些时候，例如1863年一所乡村子弟学校解散那一天，托尔斯泰会对农民阶级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他们是无药可救的人。他们既不能被教育，也让人无法理解。最早开始写初稿的时候，他发誓这本书只会描述“王公贵族、大臣、议员和他们的孩子”，因为，作为一名贵族他无法理解一个农民，就像他无法理解“在挤奶的时候牛会想什么，或者在拉车的时候马会想什么”。[48]另一方面，他一生都在致力批判精英世界可耻的特权，尝试要靠“自己额头辛勤的汗水”生活。对于简朴生活的追求是他作品里一项永恒的主题。拿贵族列文为例，这个《安娜·卡列尼娜》里热爱农民的绅士，就是一个根据托尔斯泰本人的生活与梦想塑造的角色，基本就是他本人的自传体。谁能忘记当列文在农田里加入割草的农民，成为他们劳作队伍里一员时的幸福？

吃过早饭后，在割草的队伍中，列文没有站在之前的位置。现在他一边是一个此前曾经略带嘲弄地与他搭讪，后来邀请他作为邻居的老人，另一边则是一个去年秋天刚刚结婚，今年夏天第一次割草的年轻农民。

那个老人站得笔直，迈着大步向前走，两脚迈着八字，均匀又准确地挥舞着镰刀，看起来似乎毫不费力，就像一个人在走路时摆动手臂一样。他把草堆成又高又平的草垛，好像就是儿童的游戏般轻松自如。锋利的刀刃好像自动掠过鲜嫩多汁的青草一样。

列文后面是年轻的米什卡，这个长着喜人稚嫩脸庞的年轻人，头发里夹杂着几根草屑，每一次出手都要付出巨大努力，但每当有人看他的时候，他都会报以微笑。他宁愿马上死去，也不愿意承认这项劳动对他来说过于辛苦。

列文站在他们两人中间。在大热天里这项劳动看起来似乎没有多么艰苦。满身的汗水让他感到一丝凉爽，阳光晒在他的背上、头上、手臂上，给他的劳作增添了不懈的活力和力量；他越来越多地体会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在那个时候可以不用去想自己在做什么。镰刀似乎自己就会割草。这些都是让人快乐的时刻。[49]

托尔斯泰享受和农民在一起。在他们面前，他获得了强烈的情感和情欲上的快感。他们胡须上“春天般的气息”让他狂喜。他喜欢亲吻这些农民。而农村女子对他来说完全不可抗拒，她们在肉体上强烈吸引着他，由于他拥有“绅士的特权”，往往他也能够得逞。托尔斯泰的日记里记载了许多他在自己庄园里征服女奴的记录。根据习俗，在与新娘索尼娅结婚的前一夜，他向新娘展示了一篇日记（就像列文向吉提做的那样）‡‡：“1858年4月21日。美好的一天。在花园和井边与农民妇女做爱。我好像着魔了一样。”[50]托尔斯泰外貌并不英俊，但他却有着强烈的性欲，除索尼娅为他生的13个孩子，他至少还是自己庄园村子里十几个小孩的父亲。

但有一个女子并不只是他猎艳的战利品。22岁的阿克西尼亚·巴齐吉娜是他手下一个农奴的妻子，1858年托尔斯泰第一次遇见她。“对她的爱是我此生之前从未体会过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树林里，我像是个禽兽一样。她古铜色的脸，她的眼睛……让我别无所想。”[51]这不单单是肉欲。他在1860年写道：“这超越了肉体的欲望，更像是丈夫对妻子的感情。”[52]很显然，托尔斯泰认真考虑过与阿克西尼亚在某个“村边的茅屋”里开始一段新生活。那时屠格涅夫经常来拜访他，他也写到托尔斯泰“在和一个农奴热恋中，不愿意探讨文学”。[53]屠格涅夫与自己的农奴也有几段风流韵事，其中一个甚至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因此他应该完全理解托尔斯泰的感受。[54]1862年与索尼娅结婚后，托尔斯泰试图与阿克西尼亚断绝关系。在他们婚后的头几年里，托尔斯泰不知疲倦地创作《战争与和平》，也就不可能再到小树林里晃荡去寻找阿克西尼亚。但是到了1870年他又开始与她联系。她为他生了个儿子，名叫季莫菲，后来到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当了一名车夫。在那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托尔斯泰一直梦见阿克西尼亚。甚至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他们初次相遇半个世纪之后，他仍然回忆起第一次见到这个农村姑娘“裸露双腿”时的愉悦，他会“想象她仍然活着”。[55]这已经远不是普通的绅士与农奴之间的感情了。阿克西尼亚是托尔斯泰“没有名分的妻子”，在她年老之后，托尔斯泰依然深爱着她。传统意义上来讲，阿克西尼亚长得并不漂亮，但她身上有一种特质，一种精神力量和活力，让所有村民都对她喜爱有加。托尔斯泰写道：“没有她，轮舞就不是轮舞，妇女不再歌唱，孩子也不懂玩耍。”[56]托尔斯泰视她为俄国农民妇女身上所有美好品质的化身，她骄傲、坚强、隐忍，这是他在好几部作品中对她的描述。例如短篇小说《魔鬼》。这篇小说讲述了男主人公婚前和婚后与一个女子的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托尔斯泰很有可能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个故事，这部作品曾经出版过两种结局——男主人公杀死了女子；男主人公选择了自杀。

托尔斯泰自己生活中的问题却依旧没有解决。1870年代中期，在“走到人民中去”运动到达顶峰时，托尔斯泰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精神危机，这使得他和学生们一样，希望在农民中寻求救赎。根据他《忏悔录》（1879—1880）记述，之前为他生活提供价值支撑的事物——家庭幸福和艺术创作——突然间变得毫无意义。没有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思想能给他带来慰藉。东正教和它充满压迫的教会让他完全无法接受。他想到了自杀。但突然间他意识到了可以安放自己信仰的宗教，那就是俄国农民艰辛坚忍的公社集体生活。“这就是我生命的全部，”他在给表弟的信中写道，“这就是我的修道院，是我能逃离焦虑，远离生命中的疑虑和诱惑，寻求平安的庇护所。”[57]

但即使在精神危机过后，托尔斯泰依然摇摆不定：他把农民理想化，乐意与他们待在一起，但常年以来却无法脱离传统的社会准则，把自己真正变成一个农民。很多时候他只是在扮演一个农民。当他出去骑马的时候，他会换上农民的装束，这一形象也为全世界所熟知：农民的衣衫和腰带，农民的裤子和草鞋。但当他去莫斯科或者和朋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会换上自己定制的衣服。白天时他会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农田里劳作，晚上则会回到自己的大房子，享用戴着白手套的佣人端上来的晚餐。画家列宾在1887年来拜访他，为这位大作家创作第一批肖像画。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列宾对托尔斯泰的行为十分反感。他回忆说：“花一天时间到农民中感受一下他们的疾苦，然后就宣称‘我和你们在一起’，这是不折不扣的虚伪。”[58]而且农民对这种行为也不买账。4年以后，在1891年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列宾又去拜访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坚持要向他展示“怎样用农民的方法犁地”。列宾回忆说：“好几次有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农民经过，他们摘掉帽子向托尔斯泰鞠躬问候，然后径直走开，似乎对他的劳作视而不见。但后来又来了一波从其他村子来的农民，他们驻足观看了挺长时间。然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淳朴的农民脸上看到如此鄙夷的神情。”[59]

托尔斯泰也意识到这种摇摆不定的立场，他许多年来也为此痛苦不已。作为一名俄罗斯作家，他感到艺术家有责任领导人民并为他们提供启蒙。这也是他为什么主持修建农民学校，将自己大量的精力用于创作乡村故事，并创立了一家出版社（“媒介”）为农村不断增加的读者印刷经典作品（普希金、果戈理、列斯科夫和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但同时他的观点也在转变，他认为社会要以农民为师，而自己和其他不道德文明的子民们则对世界毫无用处。通过在农民学校里教书，他总结说农民比贵族具有更高的道德智慧，他用农民再自然不过的公社集体生活来阐释这个观点。在《战争与和平》中，农民卡拉塔耶夫也是这样教育皮埃尔的：

据皮埃尔了解，卡拉塔耶夫没有牵挂，没有朋友和爱人，但是对于生活带给他的一切，尤其是所遇到的人，他都充满热爱与激情。他并不特别关注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所有那些他碰巧遇到的。对于皮埃尔来说，他深不可测，是纯粹和真理完整且永恒的精神化身。[60]

随着时间的流逝，托尔斯泰尽力活得越来越像个农民。他学会怎样自己制作鞋子和家具。他放弃写作，转而到田间从事劳作。在改变自己从前的生活方式时，他甚至主张禁欲，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有时候在晚上，当从莫斯科前往基辅朝圣的人群经过他的庄园时，他会加入他们，一起走上几英里，然后带着更坚定的信仰，赤脚在第二天一大早走回来。他说：“是的，这些人认识上帝。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迷信，例如对于春天的圣尼古拉和冬天的圣尼古拉的崇拜（St.Nicholas-of-the-spring and St.Nicholas-of-the-winter），或者是对三手圣像（Troeruchitsa）的崇拜，但是他们比我们离上帝更近。他们过着勤劳守德的生活，他们淳朴的智慧在很多方面比我们虚伪的文化和哲学要优越许多。”[61]

第四节

1862年，托尔斯泰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安息大教堂举办婚礼，迎娶了索尼娅·贝尔斯，她的父亲安德烈·贝尔斯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常驻医生。后来《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和列文那场壮观的婚礼便是取材自托尔斯泰自己婚礼的场景。和那个年代许多贵族一样，他们的婚礼也结合了东正教的礼仪和农民的习俗。而且用基蒂的母亲，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的话来说，“在婚礼中所有的习俗都应该严格遵守”。[62]确实，人们可以把这场婚礼的描写当作一种民族志，从中了解俄国人生活方式的特殊之处。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有一段每个俄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对话，深陷爱河的塔季扬娜问自己的保姆是否恋爱过。这位农村妇女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说她在13岁时，嫁给了一个之前从没见过、比自己还小的男孩：

“得了吧！我们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爱情。为什么，我那天杀的婆婆差点没把我害死！”“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呢，奶妈？”“我想可能是天意吧……亲爱的，那年我才13岁，可我的万尼亚比我还小。整整两个礼拜，媒人每天都会来我家，直到我父亲同意把我嫁出去，并向我祝福。我当时吓坏了，眼泪不停地流；我一直在哭，他们解开了我的辫子，然后唱着歌把我送到了教堂门口。”

“他们就这样把我交给了陌生人……但是你根本都没有在听啊，亲爱的。”[63]

这个场景概括了俄国社会中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受欧洲影响的塔季扬娜认为婚姻就像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浪漫，而她的保姆则从俄罗斯民间家长制的观点出发，把个人感情和选择爱情的权力看作奢侈的舶来品。托尔斯泰在描写基蒂的婚礼时也表现了这一冲突。在婚礼中，多莉眼含热泪地回忆了自己和斯捷潘·奥布隆斯基之间的爱情，“她忘记了现在的一切”（指他在爱情上的不忠），“只回想起自己年轻纯真的爱情”。这个时候，教堂入口处站着一群市井女人，她们“屏息凝神、激动不已”地围观新郎新娘在婚礼上宣誓。我们来听听她们都在聊些什么：

“为什么她的脸上都是泪痕？她是不得已才要出嫁的么？”

“不得已？看新郎的条件多好！他不是个公爵么！”

“那个穿着白色绸缎的是她姐姐么？你听那教会执事在大声宣告：‘妻子，要顺从你的丈夫！’”

“那是丘多夫斯基教堂的唱诗班么？”

“不是，是西诺达尔内教堂的。”

“我问过仆人了，他好像很快就把新娘子直接带回乡下的家去。他们说新郎非常有钱。所以她才嫁给他。”

“不是吧，我觉得他们两个挺般配的啊。”

……

“可怜的新娘子，就像一只盛装打扮、随即用来献祭的小羊羔。随便你怎么说吧，我真替这个小姑娘感到难过。”[64]

基蒂或许并不认为自己是“献祭的羊羔”，她与列文之间是有真爱的，但是对于索尼娅来说，她或许会在自身经历与这些街头妇女中间找到一些共鸣。

索尼娅嫁给托尔斯泰的时候只有18岁，以欧洲的标准来看她还非常年轻，但在俄国却并非如此。18岁实际上是19世纪俄国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这甚至要远低于当时西欧未实现工业化的地区，那里的女性通常较早结婚（平均年龄约为25岁）。[65]（过去300年来，除了俄国，欧洲其他国家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都没有低于20岁，在这一方面，俄国更符合亚洲地区的文化特点。[66]）因此，塔季扬娜的保姆即便在13岁——俄国当时教会法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就结婚，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农奴主也希望自己的农奴早点结婚，好生出更多的奴隶；老一辈的农奴也期待以此缓解身上的经济负担。有时候农奴主还会强迫农奴早婚——管家会让男孩儿女孩儿站成两排，通过抓阄的方式来决定哪两个人进行婚配。[67]上层社会（但不包括商人）的女孩会更晚一些成婚，尽管在一些外省地区稚气尚未完全褪尽就成为新娘的贵族女孩也并非罕见。索尼娅应该会十分同情玛丽亚·拉耶夫卡娅（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妻子）的遭遇。玛丽亚35岁就成了寡妇，当时她已经是17个孩子的母亲，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她才只有16岁。[68]

俄罗斯农民包办婚姻的习俗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农民的婚礼并不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结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爱情。”塔季扬娜的保姆回忆道），而是一项集体仪式，使这一对新人以及他们的新家庭与家长制的乡村文化和教会紧密联系。严格的社会规范决定了选择伴侣的标准：不酗酒、勤快、健康、有能力生养孩子，这些比长相或者性格更加重要。按照俄国人普遍的做法，当秋天婚配的季节到来，新郎的家长会指定一个媒人，让他为儿子在附近的村子里物色合适的对象，并在“检查所”（smotrinie）审查新娘的情况。如果第一步通过的话，两家人便开始就新娘的彩礼、嫁妆、双方财务状况、婚宴开支等问题进行谈判。当所有这些都达成共识以后，两家人会在全体村民的见证下，碰杯正式立下婚约，同时还会唱一支典礼歌并跳上一段轮舞。[69]从这些歌曲幽怨的曲调来看，新娘对自己的婚礼并无期待。俄国各式各样的祝婚歌，大多数都是关于新娘的哭泣与哀伤，用20世纪民歌学者达尔（Vladimir Dal）的话来说，是“哀悼自己逝去的少女时光”。[70]这些将在春天被农村姑娘一遍又一遍唱着舞着的，都是关于出嫁之后夫家生活的哀怨和苦涩：

他们强迫我嫁给一个蠢货

他还有七大姑八大姨，

哎哎哎呀！

他有个妈，有个爸，

还有三个姐姐四个哥，

哎哎哎呀！

我的公公说：家里来了个大笨熊！

我的婆婆说：家里来了个小娼妇！

我的大姑小姑喊着：家里来了个吃白食的！

我的大伯小叔哼着：家里来个扫把星！

哎哎哎哎呀！[71]

在农村婚礼习俗中，新郎新娘很大程度上只是任人摆布的角色，他们要严格遵守社会规范中高度程式化与戏剧化的仪式。婚礼前夜，新娘身上保护其处女贞洁的贞操带会被取下，然后在澡堂里由村里的姑娘们帮她洗澡。新娘这次沐浴有着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人们会唱起传统的曲子，召唤澡堂里传说能守护新娘及其孩子的神灵。新娘用浴巾擦干身体后，浴巾里拧出的水会被拿去发面，用来制作婚宴上供宾客食用的饺子。澡堂仪式的高潮，是新娘头上的大麻花辫被解开，重新编成两条小麻花辫，这象征着她展开了婚姻生活。在东方文化中，女性暴露头发是一种强烈的性暗示，俄国农村所有已婚妇女都会把头发藏在头巾或者其他头饰下面。农村公社里新娘的贞操意味重大。只有新娘的处女身份得到确认（不是靠媒人的手指就是查看床单上的落红），她家人的名誉才得以保全。由宾客见证新娘的破处在婚宴上十分常见，有时宾客们甚至会将新郎新娘扒光衣服，用绣花毛巾将他们的腿绑在一起。

直到20世纪，在上流社会仍然可以寻得这种家长制文化的踪迹。熟悉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的人都清楚，在商人中间，这种来自农村的习俗非常活跃。在欧洲普遍转向自由恋爱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贵族依然保留着包办婚姻的传统；尽管在19世纪自由恋爱对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却从未真正成为指导婚姻的关键因素。即使在受过最好教育的家庭中，父母依然在儿女的婚姻选择上有着最终决定权，那时回忆录式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儿女反抗父母干涉婚姻的故事。到19世纪末，父亲也很少会决定不插手儿女的婚姻；因此，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追求者也往往会先征得对方父母的同意再提出求婚。

在外省地区，上流阶层往往更受农村文化影响，贵族家庭甚至很晚才接受欧洲的自由恋爱习惯。通常都是由准新郎的父母向准新娘的父母提亲。[72]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的父亲就是如此，谢尔盖的祖父向他的外祖父提亲成就了他父母亲的婚事。在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贵族家庭保留了请媒人相亲的农村习俗，审查新娘的做法也是——尽管这一习俗的形式变成一次例行晚餐，餐桌上作为客人的男方家长可以见到主人深闺中的女儿，如果他认可的话，会当场就向女方家长提出结为姻亲。[73]婚约往往也是在双方贵族家庭成员的见证下达成。1780年代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的父母举行订婚宴会，邀请了全部的亲属前来参加，这正是受农民习俗的影响。[74]贵族间订立婚约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18世纪90年代订婚的伊丽莎白·里姆斯基——科萨科娃如此回忆。通常都要在“了解行情的人”的安排下，经过几个礼拜的准备，最终举办一场隆重的订婚仪式，双方家庭的亲戚都要参加。仪式上要做祷告、下聘礼，新郎新娘还要互相交换画像。[75]

莫斯科是外省贵族联姻的中心市场。莫斯科的秋季舞会是农民和媒人们在秋天这个婚配季节里有意举办的活动。因此《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有人建议塔季扬娜的母亲说：

莫斯科是未婚妻的集市！

那儿，听说，有的是空位子！§§[76]

普希金就是在莫斯科的秋季舞会上认识了妻子娜塔丽娅·冈察洛娃，那时她才只有16岁。根据19世纪初传记作家F.F.维格尔的回忆：

那时在莫斯科有大量的媒人，贵族小伙子可以通过他们寻找对象，只需要告知自己心仪新娘的年龄和其他条件就可以了。这些媒人会在贵族聚会上开展自己的业务，尤其是秋天外省贵族纷纷前来莫斯科寻找合适新娘的时候。[77]

《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就是前往莫斯科向基蒂求婚。他们的婚礼仪式融合了教会圣礼和民间习俗。基蒂离开父母家，带着象征家族的图章前往教堂去见列文（和托尔斯泰结婚时一样，列文参加婚礼时迟到了，因为他的仆人弄错了他的衬衫）。按照习俗规定，新郎新娘的父母不能参加典礼，因为按照教义的理解，婚礼是一对新人离开世俗家庭，加入教会大家庭的仪式。和所有俄国的新娘一样，基蒂是由自己的教父教母陪伴，他们在婚礼上的任务是帮助司祭将婚礼圣饼交给新郎新娘，用家族的图章祝福他们，然后为他们戴上“婚礼的皇冠”：

当教士把皇冠递到他手上，谢尔巴茨基戴着有三个扣子的手套，双手颤抖着把皇冠举到了基蒂的头顶，这时他只听到四面八方传来一句：“戴上吧！”

“戴上吧！”基蒂微笑着低声说道。

列文仔细看着她，然后被她美丽的表情迷住了。他不禁被她的情绪感染，心情变得和她一样愉快。

怀着轻松的心情，他们听着诵读《使徒行传》，司祭大声朗诵最后一节诗篇，此时外面的群众都已经等不及了；同样怀着轻松的心情，他们喝掉了温暖的红酒和浅杯中的水，当司祭甩开圣带，拉起他们两个的手，让他们站在诵经台两边，用低沉的声音大声说道“要喜乐！弥赛亚！”的时候，他们两个的心情更加激动了。帮忙扶着皇冠的谢尔巴茨基和契利科夫也愉快地微笑着，不时被新娘的裙摆绊住。每次司祭只要一停步，他俩要么落在后面，要么撞到新郎新娘的身上。基蒂心中愉快的心情似乎感染了教堂里面每一个人。列文似乎觉得教士和司祭和他一样想要笑出声来。

把皇冠从他们头上摘下以后，司祭念了最后一段祷文，然后祝福了这对新人。列文瞄了基蒂一眼，心想她之前从没像今天这样可爱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列文渴望着能跟她说点什么，但又不确定典礼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这时司祭到他身边，和蔼的面容上带着微笑，轻声对他们说：“新郎，亲吻你的新娘吧！新娘，也请亲吻你的丈夫。”然后从他们手中取走了蜡烛。[78]

“加冕仪式”（venchane）——也就是婚礼在俄国的叫法——象征着这一对新人结成新家庭或家庭教会（Domestic Church是《圣经》里的一个专有名称，表示基督信徒家庭含有教会性质）时从圣灵那里领受的恩典。皇冠通常由树叶和花朵做成。这是象征着喜悦与牺牲的皇冠，因为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讲，婚姻需要双方的付出与牺牲。当然，皇冠也有更世俗的含义：老百姓管新郎新娘分别叫“沙皇”和“皇后”，而箴言里婚宴的意思就是“为国王准备的盛宴”。[79]

传统的俄国婚姻是父权制。丈夫的权力靠着教会的教义、民间习俗、教会法规和民事法律得以巩固。根据《1835年法律摘录》，妻子的主要义务就是“服从丈夫的意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与丈夫同住，除非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80]政府和教会赋予了丈夫专断的权力，认为他对妻子和家庭的绝对权威是神的旨意和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斯切夫，这位大反动派、神圣宗教会议最高检查长、前两位沙皇的私人教师声称：“丈夫与妻子结为一体，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不能高于自己的丈夫。这是我们所制定的法律条文的基本原则。”[81]实际上，俄国妇女在法律上有掌控自己财产的权利——这个权利应该是在18世纪确立的，这使得她们在财产权这一方面要优于同时期的欧洲和美国妇女。[82]但在继承家庭财产方面，妇女却又处于明显的劣势；她们没有权利要求分居或者挑战丈夫的权威；并且，在没有严重的身体伤害的情况下，她们甚至不能保护自己免受家庭暴力。

“哎哎哎哎呀！”新娘的哀怨并不是无病呻吟。农民的妻子注定要经历痛苦的人生——以至于她们的生活已经变成农民苦难的象征，被19世纪的作家广泛使用，用来突出俄国人民生活最糟糕的部分。和欧洲农民相比，俄国农民的家庭规模要大得多，通常都会包括12人以上的家庭成员，丈夫的父母、兄弟与他们各自的家庭一起住在同一屋檐下。年轻的新娘在刚进这个家门时，通常都会被指派做最辛苦的活计，比如跑腿和煮饭、洗衣服、带孩子，她们的待遇和农奴并无二致。在性事上，她们不光要屈从于自己的丈夫，甚至还要忍受公公的骚扰。因为古老的农村习俗赋予了长辈在儿子不在时亲近儿媳身体的权利。另外就是家庭暴力。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农民都宣称拥有殴打妻子的权力。俄国的谚语中关于这类暴力的说法随处可见：

“用斧子把儿揍你媳妇儿，然后趴下来听听看她是不是还在喘气，要是的话，那她就是装的，想要你再揍她几下。”

“媳妇揍得越狠，汤就越好喝。”

“像打皮大衣那样揍你媳妇，那样就能少听她唠叨几句。”

“媳妇儿有两次最让人喜欢：刚嫁进门的时候和抬出去下葬的时候。”[83]

对于那些视农民为天生的基督徒的人（基本全部知识分子都可以归入此类）来说，这种野蛮的行为是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用辩解来绕过这一问题，他说应该用“他们渴求的神圣事物”来判断人，而不是“他们时不时的兽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表面，是“千百年来被压迫所蒙上的污垢”。但即使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面对殴打妻子这一问题时也无法自圆其说：

你见过农民殴打自己的妻子么？我见过。一开始他用绳子或者皮带。农民的生活中毫无审美的乐趣，比如音乐、戏剧、杂志等；自然，这种空虚需要被填满。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妻子绑起来，或者两腿夹在地板的缝隙中，然后我们善良的农民兄弟就开始有条不紊地、冷酷地甚至是心不在焉地，一下接着一下打下去，完全无视妻子的惨叫与哀求。或者他会听妻子的叫喊，但却是带着快感。打妻子的快感来自哪里呢？……鞭打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狠，打的次数早就数不清了。他越打越兴奋，越来越合自己心意。眼前被殴打这个人动物般的哀鸣像是伏特加一样刺激着他的大脑……最后，她慢慢安静下来；她不再尖叫，只剩呻吟，呼吸越来越急促。这时鞭打来得更快更凶猛。突然他扔掉手中的皮带，顺手拿起一根木棍，或者树枝，或者随便什么东西，令人惨不忍睹地狠狠地在她背上落下最后三击，棍子应声断掉。够了！他停了下来，在桌边坐下，喘了一口气，然后又喝了一杯。[84]

打老婆在贵族阶层中十分罕见，但在16世纪俄国人关于家庭生活的《治家格言》一书中，父权作风还是十分常见。亚历珊德拉·拉布齐娜，一个小贵族家庭的女儿，1771年13岁时嫁给一个在婚前从未谋面的男人。她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也已病重，结婚前母亲给她的教导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顺从自己的丈夫。”结果她的丈夫是个禽兽，婚后残忍地虐待她。她被关在房间一锁就是几天，而丈夫要么是和自己的侄女行为不轨，要么出去和狐朋狗友酗酒嫖妓。他不准她去参加自己母亲的葬礼，保姆病重时也不允许她前往探望。和其他此类人渣一样，她的丈夫先是被发配到彼得罗扎沃茨克的煤矿做工，后来又到了沃尔孔斯基曾被流放的地方，西伯利亚的涅尔思琴克。远离了社会约束，他虐待妻子的行为愈发残忍。在一个寒冷的夜里，他把赤裸的妻子锁在谷仓，自己则在屋里和妓女寻欢作乐。她怀着基督徒的温顺承受着这一切，直到丈夫最终死于梅毒。回到俄国后，她嫁给了皇家艺术学院的副院长。[85]

拉布齐娜所受的虐待或许异常残忍，但滋生这种行为的父权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都极为盛行。例如庄园主玛利亚·亚当，她有一个姑姑在坦波夫省，19世纪50年代嫁给了一个临近的庄园主。结果她发现丈夫和她结婚完全是为了霸占她的财产。两个人刚刚完婚，他立马就让婚姻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姑姑后来逃到侄女这里来寻求庇护，但丈夫追来，威胁说要“活活剥了她的皮”，并鞭打前来劝阻的女佣。在闹得天翻地覆之后，玛利亚带着自己的姑姑和被打得不成人样的女佣来到省长这里寻求帮助，但省长拒绝受理，打发她们回去。接下来的三个月，她们都住在玛利亚家里，从屋里把门堵死，每天忍受前来滋事的姑丈的挑衅。直到1855年社会氛围变得宽松，新的省长上任之后，经过地方议会批准，她的姑姑才得以离开丈夫独自生活。[86]这类离婚十分罕见，在19世纪50年代，全俄国每年只有区区50多例，即使在19世纪剩下的几十年里，每年的离婚案例也不会超过数百宗，远低于同时期欧洲的离婚数。[87]直到1917年之前，俄罗斯教会仍掌管婚姻和离婚事务，顽固地抵制欧洲放松离婚法的潮流。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当基蒂的婚礼接近尾声时，司祭让一对新人走上一块玫红色的丝绸地毯，他们将在那里领受圣餐。

尽管在之前，他们都听说过谁先踏上这块地毯，谁就是一家之主的说法，但不管是列文还是基蒂，在走向红毯之前都没有考虑这些。他们甚至没有听到身后巨大的议论和争吵声，有人坚称列文是第一个踏上红毯的，而另外一些人则说他们是同时踏上去的。[88]

托尔斯泰认为基蒂与列文的结合是完美的基督徒爱情：两个人彼此为了对方而活，而靠着这种爱，他们又活在了基督里。托尔斯泰一生都在追求这种完美的结合，这种归属感。这一主题贯穿了他的文学作品。他曾一度认为自己在军旅生活中找到了这种归属感，但后来却讽刺军队中所谓的“兄弟情义”，并号召废除军队。接着他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文人圈子里寻找这种感情，但最后也以批判告终。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坚信自己问题的答案就在神圣的婚姻里，他的许多作品也表达了这一理想。但在真实生活中，他的这一理想再次落空。他的自私总是成为婚姻的障碍。或许托尔斯泰将自己和索尼娅的婚姻视作列文与基蒂婚姻的真实写照，但现实生活却并非如此。在托尔斯泰的婚姻里，关于谁先踏上那块地毯是不容置疑的。这位伯爵先生在与妻子的关系上与那些农民可谓如出一辙。他与索尼娅婚后的前8年，索尼娅为他生了8个孩子（从索尼娅的日记来看，在她生产完身子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又向她提出性要求）。索尼娅还担当他的私人秘书，常常在夜里长时间为他誊写《战争与和平》的手稿。后来托尔斯泰承认自己“表现糟糕且无情，就像所有的丈夫对待自己的妻子那样。我把所有苦活累活，我们称之为‘女人的工作’都给了她，而自己却去打猎和取乐”。[89]出于对自己行为的厌恶，托尔斯泰开始质疑爱情是否为婚姻的基础。这也是他从《安娜·卡列尼娜》到《克鲁采奏鸣曲》（1891）再到《复活》（1899）等一系列小说的核心主题。安娜注定要自我毁灭，她并不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而是自己激情的牺牲品（就像托尔斯泰自己那样）。尽管她为了追求自己对渥伦斯基的爱情，失去了自己亲生的孩子，做出巨大的牺牲也遭受巨大的苦难。但她却犯了为爱而活的原罪。托尔斯泰在一篇题为《论生活》的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文中他探讨了那些只为自己活着的人身上的矛盾，他们追求个人的幸福，但幸福却只有为他人奉献时才能出现。这也是列文在婚姻生活与家庭生活中所学到的：幸福在于你所付出的爱；我们只能在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同类身上找到幸福。托尔斯泰并没有在自己的婚姻中找到这种幸福，但他却认为他在农民的身上找到了。

第五节

1897年，俄国社会卷入了一场由一篇文章所引发的讨论风暴。契诃夫一篇名为《农民》的文章讲述了一个莫斯科的服务员生病后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了农村老家，结果这个赤贫的家庭因为突然要多养几口人而对他心生怨恨。最后这个服务员悲惨死去，他的遗孀也因为短暂的农村生活而被折磨得身心憔悴，农民生活毫无出路，她带着这样的印象回到了莫斯科：

夏天和冬天的几个月中，在一些日子里这里的人们活得比牲口还要差，他们的生活简直糟糕透了。他们粗野、狡猾、肮脏、酗酒，互相没完没了地争吵与口角，完全不尊重别人，彼此毫无信任、互相恐惧。是谁开的酒馆让农民天天醉如烂泥？是农民。是谁贪污了村子、学校、教会的公款，然后用来买酒喝？是农民。是谁打劫邻居放火烧房，在法庭上为了一瓶伏特加就谎话连篇？是谁第一个在地方议会或者此类会议上对农民破口大骂？是农民。和这些人一起生活简直糟透了；不过，他们总还算是人，和其他人一样受苦哭泣，而且每件事总是有让人谅解他们的理由。[90]

关于好人农民的神话被这个故事击碎了。农民此时走下了神坛，他们只是由于贫穷折磨而变得粗鲁的野蛮人，身上并没有成为社会道德模范的特质。民粹主义者批判契诃夫说他并没有反映农民生活的精神本质。托尔斯泰说这篇文章是“对人民的犯罪”，并且批评契诃夫并没有深入了解农民的内心。[91]斯拉夫主义者大骂这完全是对俄国的诽谤抹黑。但当时开始在社会上发声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赞扬说，这篇文章揭示了资本主义城镇的兴起所导致的农村衰落。反动派对这篇文章也喜闻乐见，他们说，因为文章证明了农民最大的敌人就是农民自己。[92]

一篇文学作品能够在全社会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乍看之下的确是件奇怪的事情。但契诃夫摧毁的，是俄国人身份认同的基础。民粹主义者塑造的理想农民形象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自我认同的基础，质疑这一形象就等于使整个俄国陷入痛苦的自我怀疑中。而这篇文章的写实风格更具有杀伤力。它看起来不像是一篇虚构小说而是纪实研究：政府的审查部门直接称之为“报道”。[93]

契诃夫的故事来源于他关于农民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他的领地梅里赫沃周围的村庄里，有很多农民到附近的莫斯科做服务员或者从事其他的服务行业。城市生活对于那些留守的人行为上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在写这篇文章前不久，契诃夫曾在自己的厨房看到一群醉醺醺的仆人。其中一个曾不顾女儿的意愿把她嫁了出去，给自己换回来一箱伏特加。他们当时喝的就是那箱酒。[94]但契诃夫对这一幕并不感到惊奇。作为医生，多年来他已经对农民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那些生病的农民从很远的地方来梅里赫沃找他，他则免费为他们看病。1891年大饥荒之后霍乱横行，他放弃写作，在莫斯科地方自治委员会当了一名医生。这份让人精疲力竭的工作使他见识了最底层的农民一生所过的悲惨生活。“农民粗野、肮脏且不值得信任，”契诃夫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但一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白费，这些也就微不足道了。”[95]5年之后，也就是1897年，契诃夫参与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他被这些数据震惊了：就在离莫斯科仅仅几公里远的农村，每10个新生儿有6个会在1岁前夭折。诸如此类的现实让他觉得愤怒，也让他这个自由派的“小人物”在政治上转为左派。在了解到农民出院后由于缺乏适当的护理而死亡的情况后，契诃夫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寄给叶若夫，一位为右派报纸《新时代》撰稿的著名专栏作家。契诃夫在文中称，富人把农民逼成了酒鬼和娼妓，而自己却越来越富有，他们应当为农民的健康买单。[96]

围绕契诃夫文章产生的争论，背后实际是对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未来的根本疑问。传统农村要为新兴城镇让路，整个国家也随之被割裂。对于斯拉夫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来说，俄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古老的农民文化和农村公社，对他们来说，农村越来越受制于城镇是场全国性的灾难。但是对西化主义者、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城市化是一种现代的先进文化，而农村是落后的，注定要被消灭。随着城市的市场影响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乡村的面貌，甚至连政府都被迫重新评估自己的农村政策。农村公社已经无法负担农村增加的人口，更不可能有足够的盈余向市场出售给国家缴纳税款；随着土地危机日渐加剧，公社也成为农民革命的组织核心。从1861年起，国家就把乡一级的行政管理权交给农村公社，期冀它能成为乡村家长制秩序的堡垒，中央政府的权力只到县一级就不再向下延伸。但1905年革命之后，政府开始改变这一政策。斯托雷平在1906—1911年间担任政府总理，在他的领导下，政府试图废除农村公社——它曾经组织农民反对地主——转而鼓励有实力的农民建立私人农场，脱离公社管辖；同时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因为私有制的新条款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他们转变为城镇的劳动力。

这一转变的根源是在人口过剩的俄国核心地区农耕的持续衰退。农民的平均主义作风使得他们除了生小孩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刺激生产的动力，因为公社是按照每个家庭的人数来分配土地。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人口出生率（大约每年每1000人中有50个新生儿）是同时期欧洲平均出生率的将近两倍，而出生率最高的地区就是那些由公社按照家庭规模来分配土地的地区。农民人口如天文数字般增长（在1861—1897年间由5000万暴增至7900万），导致土地日益短缺。到了世纪之交，每10户农民家庭中就有1户完全没有土地；而每5户中就有1户只拥有不超过1公顷的土地，当时俄国的主要农业区广泛采用原始耕作，这点土地几乎难以养活一家人。当时公社还保留着中世纪欧洲的敞田农业三圃轮作制，也就是将土地划为三块，每年耕作其中两块，另外一块休息。每户家庭都会根据人口多少分配到一部分可耕作的带状地，因为所有的土地不设围篱，又允许牲畜在上面啃食秧苗，因此所有的农民都要轮种同样的庄稼。随着人口日渐增长，这些可耕地也变得越来越窄。在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这块地不过几米宽，现代耕犁都无法在上面使用。为了养活新增人口，公社不得不让更多的休耕土地和畜牧用地投入耕种。然而长此以往，所造成的后果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糕：由于过度开垦，土地肥力消耗殆尽，而由于放牧地减少，牧草产量（牲畜主要的饲料来源）也严重下滑。到了19世纪末，每3户人家就有1户没有做力畜的马匹。[97]数百万农民由于赤贫不得不离开土地。其中一些依靠在当地做些手艺活得以糊口，比如织布、制陶、木工、伐木运木等，尽管这些生计在大工厂的挤压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另外一些人到地主的庄园上做工，但是随着新机器的涌入，那里对于劳力的需求也逐年减少。还有一些离开了人口密集的中部地区，来到广阔的西伯利亚大草原，这里的土地向垦民开放。但大部分人还是被迫进入城市，他们不得不在工厂找一些不要求技术的工作，做仆人或是服务员。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就是这些打工大军的一员。

新的城市生活方式也开始扩散到偏僻的乡村。传统的农民大家庭开始瓦解，年轻、文化程度更高的农民开始寻求摆脱农村家长式的控制，从而建立自己独立的家庭。他们将城市和城市文化视为一条通往独立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与农村单调且艰苦的环境相比，几乎任何一种城市里的工作都是让人期待的。20世纪初一项在农村学生中间的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孩子希望能到城市里寻求“有文化的职业”，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孩子希望跟随父辈的脚步，成为一名农民。“我希望做一名商店的售货员，”一个小男生说，“因为我不想在泥巴地里干活。我想像那些穿着干净衣服的人一样，在商店里当一名售货员。”[98]老师们被警告说，这些农民的儿子一旦识字，就会放弃农村劳动，自命不凡地穿着城里人的衣服四处招摇。一位村民写道，这样的男孩“会跑到莫斯科，随便干一份什么工作”。[99]他们回过头来会认为农村是一块赤贫且迷信的“黑暗”和“落后”之地，就如托尔斯泰所描述的，是俄罗斯“偶像和蟑螂”并存的小天地，他们将城市美化成社会进步与启蒙的化身。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发动文化革命的社会基础。当时党招募的普通成员就是这些农村孩子，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蔑视农民的思想理论。新的革命即将把农民抛到一边。

城镇的大众商业文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城市歌曲、狐步舞、探戈、留声机、大型游乐场、电影院等等，这些是1917年之后的大众文化形式。不过这种城市文化在19世纪90年代刚刚开始在农村地区出现，农民就深深为其所吸引。农村歌曲逐渐被城市的“苦情歌”（又称为chastushka）所取代，这是一种经常在餐厅或者街头演奏，有着简单韵脚、通常由手风琴（这也是一项新发明）伴奏的歌曲。和民谣那种集体表演且非个人的表达方式不同，这种歌曲的主题通常都是个人情感和自我的表达。民间传说也逐渐式微，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城市里的新读者开始选择廉价的侦探小说、探险传奇和言情故事。托尔斯泰担忧农民会被这一新的读书潮流所宣扬的个人主义所蛊惑。他看不惯这些故事中的主角凭借自己的狡诈与欺骗而成功，认为农村传统所推崇的才是更高的道德准则。出版商瑟京是一名小商人的儿子，通过在乡村贩卖这类廉价读物而发了财，通过和他联手，托尔斯泰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媒介”，目的是在农村发行廉价版本的俄国文学经典读物和淳朴的乡间传说，例如托尔斯泰为广大农村读者写的《调皮鬼如何赎回一块面包》和《有上帝的地方就有爱》等等。出版社成立4年之后也就是1884年，图书的销量从40万册剧增至1210万册，这一数字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与之媲美。[100]但在19世纪90年代，随着更新奇的读物出现，这类图书的销量开始减少，读者们不再对托尔斯泰的“童话故事”和“道德故事”抱有热情。[101]

知识分子认为，将大众的文明程度提升到和自己一样的高度是他们的文化责任；对他们来说，这种背叛对他们是一次致命打击。农民“迷失”在愚蠢的城市商业文化之中。他们本应该是俄罗斯灵魂的代表——天然的基督教徒、无私的社会主义者和全世界的道德标杆——却变成平庸的大众。突然之间，旧的观念被打破，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测的那样，一旦那些“人民”的拥护者发现，真实的人民并非他们头脑中想象的那样，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批判。之前农民还是光明，现在则变成俄罗斯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情况将会持续到1917年。知识阶层陷入道德恐慌，把一切都看作农村倒退回野蛮状态的标志。

1905年革命印证了他们的担忧。长久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梦想着能有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中并肩作战。1905年春天，当整个国家似乎完全团结起来争取民主权利的时候，他们感到欣喜若狂。到了1905年10月，平民起义在俄国遍地开花，军队哗变，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全国总罢工也让沙皇头上的皇冠摇摇欲坠，此时，尼古拉二世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向自由派内阁让步，出台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十月宣言》是一份宪政式的政治纲领——尽管它并不是以这种名义颁布的，因为沙皇拒绝给自己的皇权加上任何实质性的限制。《十月宣言》赋予了公民自由权，并通过广泛选举成立了立法议会（又称国家杜马）。举国欢庆，新的政党随之成立。人们都在谈论说一个新的俄国诞生了。然而，政治改革往往总是演变成一场社会革命——工人们就工业民主提出更加激进的诉求，并展开更大范围的罢工和暴力抗议活动，而农民坚持世世代代以来对于土地的诉求，他们没收地主的财产，把贵族赶出了自己的领地。1905年全民大团结的局面很快变成泡影，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也在10月之后分道扬镳。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精英来说，颁布《十月宣言》就是这场革命的终极目标。但是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这只是一场反对特权和有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吓坏了的自由派对革命的满腔热情也很快熄灭。底层人民的反抗愈发激烈，街头骚乱，农村地区纵火和毁坏地主庄园，农民写在脸上的仇恨和不信任，这一切虽然最后都被血腥镇压，但却使拥有土地的贵族心有余悸，也彻底粉碎了关于“人民”和他们的事业的浪漫幻想。

1909年，由一群哲学家撰写的批判激进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1905年大革命期间所扮演角色的文章集结出版，书名叫《路标》，书中对于激进知识分子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这些文章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巨大争议——尤其是这些颇具名望的作者（诸如彼得·司徒卢威和尼古拉·别尔嘉耶夫等前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无可指摘的声望（也就意味着他们是政治上的激进派），这也反映出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的质疑情绪和自我怀疑。这些文章猛烈攻击了19世纪对于“人民”的盲目崇拜，以及为了所谓人民的事业放弃其他所有原则的作风。通过这种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知识分子将把俄国推向第二次革命，这一次要比第一次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大。俄罗斯文明面临巨大威胁，知识分子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我们就是如此：我们不仅无法继续幻想着和人民融为一体，我们比恐惧国家机器的惩罚更惧怕他们，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国家暴力的权威，用刺刀和监狱来保护我们免受暴民怒火的伤害。[102]

社会上有一种情绪，就如文章中所表达的一样，认为人民大众会毁灭俄罗斯脆弱的欧洲文明，随着革命的爆发，俄国将会被带回半野蛮的农业社会。安德烈·别雷的小说《彼得堡》（1913—1914）中，充满了城市被亚洲部落蹂躏的场景。就连高尔基，这位被平民推崇的英雄人物，也深陷这种末日情绪。“这次真的是万劫不复了，”他在1905年给一个作家朋友的信中写道，“（革命）催生了真正的蛮族，就像那些毁灭罗马的人一样。”[103]

这种灰暗的情绪在文学作品中也被敏锐地表达，而对于农村生活最为绝望的描写无疑是伊凡·蒲宁的小说《乡村》（1910）。蒲宁有过农民生活的经历。与出身贵族精英家庭的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不同，蒲宁来自一个农村的士绅家庭，他们和农民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许多生活方式也十分接近。蒲宁认为农民是“民族形象的缩影”，他关于农民的作品也意在批判俄罗斯人民和他们的历史。他从没有对农民所谓高贵的品质或高尚的灵魂抱有任何幻想。他的日记里满是各式各样的骇人故事，是他在农村里亲眼所见或耳闻得来的：一个女人被喝醉的丈夫毒打，不得不被“包裹得像个木乃伊一样”；另外一个女人经常被自己的丈夫强奸，最后失血过多而死。[104]蒲宁早期的文章是关于19世纪90年代农村的残酷生活——这10年间，干旱和饥荒一直在折磨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章里到处都是破败荒凉的景象：废弃的村庄、喷着血红色浓烟的工厂、老弱病残的农民。这时蒲宁笔下的农村还是美丽自然的王国，只是被新的工业经济影响并逐渐破坏掉了。但在1905年之后，蒲宁改变了对农村的看法。他认识到农民不仅仅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毁灭自己的罪魁祸首。《乡村》的背景设置在1905年一个叫做杜尔诺沃的地方（来自durnoi一词，意思是“坏的”或者“腐朽的”）。村子里的农民被描绘成心理阴暗、无知愚昧、偷鸡摸狗、毫无诚信、懒惰腐败的一群人。在杜尔诺沃没有什么新鲜事。蒲宁的小说毫无情节设计，他只是刻画了一个枯燥乏味的酒店老板，他所有的智商只够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空虚。“天呐！这是什么地方啊！简直是一座监狱！”他最后总结道。就如蒲宁的小说喻示的一样，整个俄国农村就是一座“杜尔诺沃”。[105]

《乡村》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它比其他任何文学作品都更发人深思，让人反思俄国农村毫无希望的命运。“这本书让读者感到震惊的地方，”一位评论家写道，“不是对于农民物质、文化、法定权利的匮乏的描写……而是让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正如蒲宁所描写的，农民所能做的只是意识到自己的原始生活毫无出路，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106]高尔基评论说，《乡村》迫使社会开始严肃考虑“不单单是农民的问题，而是整个俄国生死存亡的问题”。[107]

和蒲宁一样，马克西姆·高尔基知道真实的农村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之所以对农民不抱任何幻想，也是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他出身贫寒，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是一名孤儿，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小子，靠在伏尔加河畔和城市中拾荒流浪活了下来。托尔斯泰曾说高尔基“好像生下来就是个老头一样”，确实，高尔基在人生前8年看到的人生疾苦比托尔斯泰这位伯爵80年看到的还要多。高尔基祖父的房子在下诺夫哥罗德，父亲死后他在这里长大，他在《我的童年》（1913）中回忆了这段经历。这里是俄国农村的一个缩影：贫穷、残忍、卑鄙，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在喝大酒，而女人则在宗教中寻找慰藉。他的一生都对“落后”的农民俄国充满鄙夷，这种鄙夷让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了共鸣：

当我试图回忆俄国那种野蛮的、让人无比厌恶的生活时，有时我会问自己：他们值得你记录么？但每次我都会有更确定的答案：值得。因为这种真切的令人厌恶的现实如今还没有改变。人们需要了解这一现实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把这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从人们的记忆中、从人类的灵魂中、从我们压抑可耻的生活中彻底抹去。[108]

1888年，在他20岁的时候，高尔基跟一个名叫洛马斯的民粹主义者一起参加了“走到人民中去”的运动。洛马斯试图在伏尔加河畔喀山附近的村子建立一个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结果这个合作社彻底失败了。洛马斯没有意识到富裕的农民对于自己的敌意，他们与周边市镇中有实力的商人关系密切，而这些商人对洛马斯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于是怂恿这些农民烧毁了合作社。3年后，高尔基撞见一个农民将自己的妻子扒光，用马鞭狠狠抽打，周围都是围观叫好的村民，因为这个女人被认定犯了通奸罪。他上前劝阻时，被一群农民打到昏迷不醒。生活的经验让高尔基完全不相信存在所谓“高贵的野蛮人”。这也让他认为，不管农民本身有多善良，只要他们“聚集成一个黑压压的群体”，所有这些善良品质都会消失殆尽：

和狗一样想要取悦强者的欲望控制了这些村民，让我看到他们就感到恶心。他们彼此狂吠，随时准备打上一架，并且会为任何鸡毛蒜皮的事争斗不休。这种时候他们让人感到恐惧，昨晚他们甚至像一群绵羊一样，谦卑顺从地到教堂祷告，今天他们就能把这个教堂无情地拆毁。[109]

1922年，当他回顾革命年月里的暴力，一种被他总结为俄国农民“野蛮本能”的暴力，高尔基这样写道：

那些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里描述的，令人信服地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的美好形象，那些善良的、深思熟虑的、对于真理和正义孜孜以求的农民都哪里去了？我年轻的时候，曾在俄国农村苦苦寻找这样的农民，但从来没有遇见过。[110]

第六节

1916年，佳吉列夫被问到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文化渊源来自哪里。他回答说：来自农民，“从他们的实用器具（农村地区的家用工具）、雪橇上面的绘画、农民服装的样式和颜色或者窗棂上面的雕花，我们都能够找到灵感，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俄罗斯芭蕾舞团”。[111]实际上，俄罗斯芭蕾舞团是19世纪70年代“走到人民中去”运动的直接产物。

所有这些开始于阿布拉姆采沃，这是马蒙托夫在他莫斯科附近的庄园上为艺术家建立的一块乐土，很快这里就成了艺术和手工艺运动的中心。这位铁路大亨的妻子伊丽莎白对民粹主义的同情和支持广为人知，他们在1870年买下这块地不久，她就在上面为农民建起了学校和医院。1876年这里又开设一座木工坊，那些从学校毕业的孩子可以在这里学到一项谋生的手艺。随着铁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廉价商品被从城市带到农村，建立这座木工厂的目的也是为了复兴已经濒临失传的农民手工艺。一些艺术家，例如哈特曼和叶莲娜·波列诺娃，他们从农民的工艺品中获取创作灵感，在波列诺娃的指导下，许多新的手工工坊被建立起来，用以满足中产阶级对于农村风格的陶器和亚麻制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波列诺娃和她的艺术家们会前往农村，模仿那些窗棂、房门、家居用品、家具等的设计，然后经过改良，在艺术家的工坊里设计生产出那些独具风格的手工艺品。波列诺娃收藏了数千件农村工艺品，这些藏品直到今天还在阿布拉姆采沃手工艺博物馆中展出。她认为这些工艺品是古代俄罗斯风格的传承和延续，因此在她眼里，这要比过去那些启发艺术家灵感的莫斯科公国时期的设计风格要宝贵得多。因为后者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命力，对于俄国民众来说，它就像“非洲或古希腊的艺术”一般遥远。[112]波列诺娃在自己的画作和家居设计中，借鉴了农民工艺品的风格，采用了动物图案和花朵装饰，用她自己的话说，试图表现“俄国人民看待自然时的诗意视角以及其中充沛的生命力”。[113]

“猫与猫头鹰”雕花门。阿布拉姆采沃工场，伊琳娜·博乐诺娃创作。1890年代初。图片来源：Izobrazitel’noe Iskusstvo,Moscow。

这种“新民族”风格在城市中的支持者看来，是纯粹正宗的俄罗斯艺术。例如斯塔索夫就认为，波列诺娃的“猫与猫头鹰”雕花大门可以被看成是一位“不知名、有着非凡艺术天分的古罗斯艺术家”的作品。[114]然而实际上这种观点只是他的一厢情愿。19世纪90年代初这扇门完工时，波列诺娃已从借鉴民间设计转向更为新潮的风格，这也使得她的作品在城市中产阶级中更加受欢迎。

另外一些艺术家也选择了这条从民俗风格转向商业化艺术的道路。例如在坦波夫省所罗门科的刺绣工坊，艺术家的设计越来越倾向于满足那些有能力购买奢侈品的都市女性的布尔乔亚品位。不同于农民所青睐的俗艳色彩（橙色、红色和黄色），他们选用了都市消费者更加喜欢的柔和颜色（深绿、奶白和棕色）。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玛利亚·契倪什娃公爵夫人的针织工坊（1898年在她斯摩棱斯克的领地上建立的塔拉什基诺庄园）。契倪什娃回忆说，当地的农村妇女“不喜欢我们的颜色，她们说这种颜色太过‘单调’”，她不得不给这些织布工发放奖金，才说服她们使用这种颜色。[115]

作为塔拉什基诺最重要的艺术家，谢尔盖·马柳金民间风格的工艺品则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在1891年，马柳金设计制作了俄国第一个“许愿娃娃”，也就是俄罗斯套娃。那时他在莫斯科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手工工坊工作，这是一个专门制作俄罗斯玩具的工坊。和今天人们普遍抱有的观点相反，俄罗斯套娃跟俄国传统文化毫无关系。这是接到马蒙托夫委托仿制日本嵌套玩偶的订单后，马柳金凭空想象出来的设计。他构思了一个筒形身材红脸蛋的农村姑娘，胳膊里抱着一只鸡。每个更小的娃娃都描绘俄国农村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中间最小的部分是一个俄罗斯风格的襁褓包着的娃娃。19世纪90年代这一设计风靡了整个俄国，每年全国出产数以百万计的套娃。从那时候起，套娃开始被人们误认为是俄国传统文化的象征。[116]在塔拉什基诺，马柳金还把自己标志性的设计风格应用在家具、陶瓷、图书插画、舞台、建筑等设计中。他在城市里的支持者认为其作品代表了“俄国农民天然本质”的精髓，佳吉列夫在他众多民族主义式名言里曾说过，它将预示“北方文化的复兴”。[117]但真正的俄国农民并不这么看。1902年，契倪什娃在斯摩棱斯克举行一次塔拉什基诺作品展，只有不到50个人前来参观。契倪什娃回忆说，那些农民“对我们的作品并不喜欢，而是带着木讷和困惑，我们很难解释这是为什么”。[118]

为什么佳吉列夫会被阿布拉姆采沃和塔拉什基诺的新民族主义风格（其催生了俄罗斯芭蕾舞团这个民间艺术的奇葩）所吸引，一开始的原因并非显而易见。1898年，他发表一篇关于“农民艺术”的长文，批判那些想要靠“把农民的破鞋烂衫搬上画布”来“震惊世界”的艺术家。[119]尽管来自彼尔姆的农村地区，这位舞团经理人从艺术气质上来看属于贵族和大都市。10岁以后他居住在祖父的房子里，这里有着附庸风雅的文艺气氛，会定期举办音乐会、读书会等活动，年轻的佳吉列夫弹得一手好钢琴，法语和德语流利，在其中自是如鱼得水。作为一名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圣彼得堡大学就读的法律系学生，佳吉列夫和那些美学家相处愉快，比如亚历山大·贝诺瓦、德米特里·费洛索福夫（佳吉列夫的表兄）和沃尔特·努维尔。总体来说这个圈子信奉的是平民主义，尤其是在普斯科夫附近的庄园，这块庄园属于费洛索福夫的姑姑安娜·帕夫洛夫娜，她是一名著名的妇女解放活动家和文学沙龙的女主人，时常受到一些文学巨匠的光顾，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勃洛克。这4名学生整个夏天就在这块庄园度过。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突发奇想，想要通过制作一本杂志来教育人民关于过去那些伟大的艺术。他们和艺术家莱昂·巴克斯特（他是贝诺瓦、费洛索福夫和努维尔在圣彼得堡五月艺术学院的老同学）一起组织了“艺术世界”运动，他们组织了音乐会、艺术展览、艺术讲座等，并创办了同名杂志，从1898年坚持发行至1904年。靠着契倪什娃和马蒙托夫的赞助，杂志对那些受到民间艺术启发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结合西方艺术的创作做了专题报道，这种创作手法后来被佳吉列夫和贝诺瓦用到了俄罗斯芭蕾舞团中。

“艺术世界”的创始人自认为是圣彼得堡的世界主义者（他们称自己为Nevsky Pickwickians），并且主张一种根植于普世文明的普世文化。他们对于贵族有很深的认同感，认为他们全面继承了俄国的文化遗产。贝诺瓦在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对于深入了解“艺术世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追忆费洛索福夫家族这个俄国古老的贵族时强调了这一点：

18世纪到19世纪，俄国文化领域最重要的人物全都来自这一阶级，他们创造了俄国人生活方式中令人愉悦的部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是来自这一阶级。这个阶级拥有平和、宝贵、持久的成就，并且注定要世代延续。他们奠定了俄国的生活节奏……俄国人心理中所有细腻缜密的部分，我们道德情感之间的微妙分野，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并发展成熟。[120]

最重要的是，他们十分认同贵族看待艺术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艺术是对人类创造天分的精神表达，并不是社会运动或政治观点的载体，而在他们眼中，俄国艺术在斯塔索夫的领导下已经完全沦为工具。他们对于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的推崇也是源于这一理论，尽管他们经常宣称这并非由于“让艺术回归艺术”，而是源自各种观点都应在艺术作品中得以融合的理念。

出于对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的反对，“艺术世界”试图重塑早期艺术创作中审美应作为第一准则的理念。他们构想并成功推广了这一愿景，期待由此可以实现俄国的文艺复兴。圣彼得堡的古典主义传统就是这一理想的一个例子。“艺术世界”的圈子对18世纪的圣彼得堡狂热追捧，这是他们对一种即将逝去的文明的怀旧。贝诺瓦和他的外甥尤金·郎瑟雷分别创作了一系列的印画和石版画，画中描绘了彼得大帝和凯萨琳大帝治下的城市景观。贝诺瓦对19世纪粗俗的民族主义者抛弃了18世纪圣彼得堡的古典主义理想感到十分痛心。1905年革命中，佳吉列夫在塔夫利宫（后来作为国家杜马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组织了一场展览，展出了大量18世纪创作的俄国肖像画。他介绍说这些画“汇总了我们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灿烂的时代，如今这一时代行将逝去”。[121]

然而，农民艺术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古典主义”，至少从新民族主义者所采用的表现形式来看确实如此。农民艺术是客观的、象征性的、简洁的，严格遵守民间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既有对精神世界的神秘表达，又与农村集体生活和习俗紧密相关。这是一个古老的、不一样的“艺术世界”，它的审美原则可以用来颠覆19世纪资产阶级和浪漫主义艺术令人窒息的影响。

对佳吉列夫来说，钱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位经理人总是热衷于发现新的市场机遇，他惊讶地发现新民族主义者的艺术作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世纪之交的欧洲对于“原生态”和“异域情调”有着无止境的需求。东方的野性被看做是将西方从疲惫的布尔乔亚文化中解脱出来的一股精神力量。佳吉列夫很早就看到了这一趋势。“欧洲需要我们的年轻和自主性，”1896年他从欧洲游历回到俄国之后写道，“我们必须立刻前进。我们必须全面展示自己，把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和缺点都展示出来。”[122]1900年当俄国艺术和工艺品在巴黎博览会展出时，获得巨大的反响，这也印证了佳吉列夫的直觉判断。关注的焦点是柯罗文的“俄国乡村”，他在深入俄国北部，对当地的木质建筑结构进行细致研究后，把一组俄国农民带到巴黎，在现场重建了一座古木塔和一座木质教堂。巴黎人为这些“原始木匠”所着迷，他们有着“蓬乱的头发和胡须，孩子般的憨厚笑容以及他们原始的建筑手法”，就像一名巴黎的评论家所写，“如果这些展示的物品用来出售的话，那么我想一件也不会剩下”。[123]俄国的农民手工艺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需求之旺盛使得20世纪初这些专卖店在巴黎、伦敦、莱比锡、芝加哥、波士顿和纽约遍地开花。[124]巴黎时装设计师保罗·波烈1912年前往俄国购买农民的服装，从中为自己的时装设计汲取灵感。“俄式上衣”成了各大时尚卖场的热门词汇，一些模特身上的服装带有明显的俄罗斯女士连衣长裙和手织外套的风格。[125]

但是让佳吉列夫对新民族主义者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因为生意。事实上，像波列诺娃和马柳金这样的艺术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他们的“农民艺术”与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这使得他们与“艺术世界”的精神气质相契合。佳吉列夫最喜欢的是维克多·瓦斯涅佐夫的画作，他的色彩选择还是农民画的基调，但是题材上民间内容并不多。维克多认为色彩是俄国人对于艺术审美理解的关键，19世纪70年代他曾到维亚特卡省游历，期间收集了许多民间艺术品，通过对这些民间艺术（木刻版画和圣像）以及农民手工艺品的学习研究，他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着色手法。在为马蒙托夫出品的《雪姑娘》做舞美设计时，维克多运用了这些明亮活泼的色彩，这也成为佳吉列夫和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舞美样板。

对于那些追随瓦斯涅佐夫的新民族主义者——例如阿布拉姆采沃和“艺术世界”的艺术家们——来说，他的设计给了他们巨大的启发。这种童话般的风格在后来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舞美设计中十分明显，例如亚历山大·戈洛文（1908年的《鲍里斯·戈东诺夫》和1910年的《火鸟》）和康斯坦丁·柯罗文（1909年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瓦斯涅佐夫对民间艺术精华部分的色彩、图案、空间的运用有更加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影响了像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卡济米尔·马列维奇和马克·夏加尔这样的原始主义画家。这些画家在追求新的诗意化世界的同时，表现出对圣像、木刻版画和农民手工艺品非常浓厚的兴趣。1913年，冈察洛娃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圣像和木刻版画的展览，她谈到，和西方具象派的艺术传统相比，“农民审美”更加接近东方的象征主义手法。“这种艺术既不模仿现实，也不改善现实，但是能够重构现实。”这也是冈察洛娃在为俄罗斯芭蕾舞团设计舞美时的灵感来源，例如1914年的歌剧《金鸡》。

俄罗斯芭蕾舞团将所有艺术形态融为一身，经常被看作瓦格纳式“总体艺术”在俄国的体现，其中包括了音乐、艺术、戏剧等元素。但实际上这种总体艺术与其说是受到瓦格纳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俄国农民的影响更多。在阿布拉姆采沃艺术合作精神的引领下，马蒙托夫的私人歌剧院成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根据地。这块艺术领地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将所有艺术形态和手工艺集结在一起，通过农村公社这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集体协作形式，将艺术和生活相结合。阿布拉姆采沃的艺术家们最欣赏农民文化的一点就是它对艺术和工艺的自然结合。一件普通的工艺品，比如纺织品或陶瓷，就把艺术美感带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的集体活动，比如轮舞，就是各种艺术形态协作的产物。小型的“春祭”将民歌和仪式性的舞蹈运用到农村生活的真实事件当中。这里是重造“艺术世界”的一次尝试。全部的人都参与到建设自己教堂的工作当中：艺术家、手工艺者和农民建筑工人。歌手、音乐家、服装设计师、舞台道具设计师共同协作，制作属于自己的歌剧。这就是为什么佳吉列夫说，俄罗斯芭蕾舞团是建立在农民艺术和手工艺的基础之上。

“我发一个提案给你，”佳吉列夫1909年在给作曲家阿纳托利·利亚多夫的信中写道——

我需要一台芭蕾舞剧，俄国的芭蕾舞剧，这也是俄国的第一次。之前我们有俄国歌剧、俄国交响乐、俄国歌曲、俄国舞蹈、俄国韵律，但是没有俄国芭蕾。而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要让它明年5月就在巴黎大歌剧院和伦敦皇家剧院上演。这出剧不需要是三段式的，剧本已经写好了。这是我们集体创作的成果。剧名叫做《火鸟》，只有一幕或者两个场景。[126]

佳吉列夫并不是一开始就对芭蕾舞剧抱有如此强烈的热情。他是以画家的身份进入艺术领域，而他在剧院的第一份工作也离舞台非常远。1899年他被沃尔孔斯基公爵聘用，沃尔孔斯基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孙子，他刚刚被沙皇任命为圣彼得堡帝国剧院的主管。他让佳吉列夫负责剧院的内刊工作。8年后，当佳吉列夫为欧洲带去自己的第一份舞台制作作品，他在充满异域风情的俄罗斯演出季上演的是歌剧而非芭蕾。仅仅是因为制作歌剧的成本更高，才让他转向芭蕾舞剧这一相对成本较低的剧种。

莫斯科阿布拉姆采沃教堂。维克多·瓦斯涅佐夫设计。1881—1882年。照片版权所有者：威廉·C·布伦菲尔德。

作为20世纪艺术创新的源头之一，芭蕾的重要性此前没有人会想到，直到它在佳吉列夫的手下重新焕发活力。当时芭蕾已经成为一种僵化的艺术形式，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认为这只是一种过时的宫廷娱乐。但它在圣彼得堡得以继续生存，因为这里的文化氛围依然受宫廷主导。在马林斯基剧院（斯特拉文斯基在这里度过了他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每周三和周日都会有芭蕾舞日场演出。用列文公爵的话说：“剧场一半的位子是空的，观众席里都是跟自己母亲或者家庭女教师一起来的孩子，还有戴着眼镜的老头们。”[127]对于严肃的知识分子来说，芭蕾舞是为“小市民和疲惫的小贩准备的娱乐”。[128]大多数为芭蕾舞剧创作音乐的都是外国人（例如普尼、明库斯和德里戈）¶¶，当然柴可夫斯基是个例外，但他也因为参与芭蕾舞剧创作而被许多人诟病。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乐方面的绝对权威，20世纪初曾和斯特拉文斯基一起学习。他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就是芭蕾“算不上真正的艺术”。[129]

在艺术世界团体里面，贝诺瓦是一名真正的芭蕾爱好者。芭蕾符合他的贵族形象，以及他对19世纪圣彼得堡古典艺术的强烈乡愁。这种复古符合俄罗斯芭蕾舞团所有创立者——贝诺瓦、多布任斯基、评论家费洛索福夫和佳吉列夫——的审美取向。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是古典主义理想的化身，尽管他在俄国作曲家中不被人欣赏，他的作品也从未在巴黎俄罗斯演出季中上演，但他却激励了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创立者。柴可夫斯基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欧洲宫廷作曲家（他生活于18世纪最后一个欧洲帝国）。作为一名坚定的君主制拥护者，他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关系密切。他带有“帝国风范”的音乐作品，也比穆索尔斯基、鲍罗丁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更受宫廷的青睐。

这种帝王曲风实际是受到波兰舞曲（polonaise）的影响。波兰作曲家约瑟夫·科泽罗维斯基在18世纪末将它引进俄国，波兰舞曲随后便成为最高级的宫廷音乐，在所有舞会曲目中大放异彩。它象征着18世纪圣彼得堡的欧式华丽。普希金（如柴可夫斯基）在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描写塔季扬娜在圣彼得堡参加盛大舞会，背景用的就是波兰舞曲。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到沙皇驾临舞会，娜塔莎和安德烈开始起舞，舞会随之达到高潮时也用了波兰舞曲。在《睡美人》（1889）和歌剧《黑桃皇后》（1890）中，柴可夫斯基重现了富丽堂皇的18世纪皇家盛景。以路易十四世统治时期为背景，《睡美人》追述了法国文化对18世纪音乐和文化的影响。黑桃皇后以普希金的文学作品为基础，重现凯萨琳大帝时期圣彼得堡昔日荣光，那个年代，这座俄国的首都仍与欧洲文化紧密相连，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柴可夫斯基在歌剧中加入了洛可可元素（他自己说舞会场景是对18世纪风格的“盲目模仿”）。[130]他运用故事中鬼魅般的幻影构建出一个过去的梦幻世界。圣彼得堡成了一个虚幻的城市，人们可以穿梭回到过去，重现它逝去的辉煌和古典主义理想。

《黑桃皇后》首演的那天夜里，柴可夫斯基离开马林斯基剧院，独自一人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溜达，以为自己的这部歌剧失败了。突然间他听到朝他走来的人群在唱着他这部作品里最棒的二重唱。他拦下这群人，问他们是从哪里听到这个音乐的。三个年轻人做了自我介绍：他们是贝诺瓦、费洛索福夫和佳吉列夫，也就是“艺术世界”的创始人。据贝诺瓦回忆，从那时起，三个人都为柴可夫斯基和他关于圣彼得堡的古典主义理想所折服。贝诺瓦在他晚年的时候写道：“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几乎是我从童年时就在等待的作品。”[131]

1907年，贝诺瓦在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制作了尼古拉·切列普宁的芭蕾舞剧《阿密德之亭》（故事基于戈蒂耶的《翁法勒》）。和《睡美人》一样，这部作品的背景同样设置在路易十四的年代，属于古典主义风格。它给佳吉列夫留下深刻印象。贝诺瓦华丽的设计，福金现代风格的编舞，尼金斯基令人炫目的舞蹈，佳吉列夫声称，所有这些“必须在欧洲展示”。[132]《阿密德之亭》成为1909年巴黎演出季的暖场节目，同时还有鲍罗丁的长幕歌剧《伊戈尔王子》中的鞑靼人舞曲（同样是由福金编舞），演出季集合了一系列俄国古典和民族主义风格的作品。这种“奇特的”异域风格引起轰动。法国人大爱我们“原始的野性”，贝诺瓦后来写道，“以及我们所带来的新鲜感和自然表现”。[133]佳吉列夫则看到将更多的俄国芭蕾通过这种渠道输出到欧洲是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他立刻行动，写信给利亚多夫，共谋策划一部芭蕾舞剧《火鸟》。佳吉列夫、福金、贝诺瓦，与寓言作家雷米佐夫、画家戈洛文、诗人波特金和作曲家切列普宁（因《阿密德之亭》而闻名）一起，以俄国传统的集体协作精神在餐桌前共同讨论这部舞剧的构架。但最后利亚多夫不愿意为它撰写剧本。再问格拉祖诺夫和切列普宁，他们也拒绝了。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佳吉列夫找到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贝诺瓦称《火鸟》这部芭蕾舞剧为“成年人的童话”。通过将一系列民间故事拼凑在一起，这部舞剧的目的就是——用贝诺瓦的话说——将一个“神秘的俄罗斯出口到西方去”。[134]真正出口的是淳朴农民的传说和他们年轻的活力。这部剧所有的元素都有民间传说的风格印记。斯特拉文斯基的配乐对民歌的借鉴随处可见，尤其是“公主之舞”和终曲中的农民婚礼歌曲。故事梗概是将两个完全独立的农民故事拼凑在一起（《火鸟》中并没有单一的故事线），这些民间故事来自19世纪阿法纳谢夫和许多木刻版画的内容：伊凡王子（Ivan Tsarevich）和火鸟的故事，长生不老的卡什切伊的故事。这两个故事被重新改写，故事重点从一个充满异教魔力的故事（农民故事中的大灰狼），变成了一次神圣的救赎（火鸟），这也符合俄国在全世界传播基督教的使命。[135]

在这出芭蕾舞剧中，伊凡王子被尚未出嫁的公主的美色引诱，闯进了怪物卡什切伊的花园。火鸟从怪物和看守手中解救了王子，它在空中施法让卡什切伊和他的手下狂舞不停，直到最后全都沉沉睡去。接着，伊凡发现了装有卡什切伊灵魂的巨蛋，最后怪物被消灭，伊凡得以和公主团聚。作为一个重新设计的角色，火鸟在芭蕾舞台上所肩负的责任要比在俄国民间传说中大得多。她被重新塑造成一个类似凤凰的角色，自由和美德的化身，代表着在烈火中涅槃重生的俄国乡村。作品使用一种仿斯拉夫的象征主义，而这种形式几乎主宰了芭蕾舞剧的创作理念（正如勃洛克的不朽诗篇“预言鸟”，莱昂·巴克斯特为此所创作的木刻版画被当作了《艺术世界》的封面）。巴黎演出季中的舞台制作有意识地运用了俄罗斯的异域风情，从戈洛文色彩艳丽的服装，到雷米佐夫在“火鸟之舞”使用的神秘怪物——例如“奇奇莫拉”等女巫和“双头怪”，所有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迎合世纪之交的西方对俄国“原始”特色的追捧。

古斯里演奏者。复制自克洛伊·奥博兰斯基所著的《照片中的俄罗斯帝国》（London:Jonathan Cape,1979）。

但《火鸟》真正的创造是斯特拉文斯基对民乐的运用。之前俄国科班出身的作曲家仅仅把民乐当作一种主旋律的材料。他们经常会从中采样，但总是按照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规范的传统（基本上也就是西方的）音乐手法来改编。对他们那对受过音乐训练的耳朵来说，俄国民乐中衬腔式的和声唱法听起来野蛮粗俗且毫无美感，严格意义上来讲甚至不能称之为音乐，因此将它们作为自己艺术风格的一部分是极为不妥的。斯塔拉文斯基第一个将民乐作为一种风格元素吸收到自己创作中，它不但借用民歌的曲调，而且保留它的和声和旋律，作为自己独特的“现代风格”。***

《火鸟》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但如果没有两位民族志学者开创性的工作，这种突破也不可能发生，这两名学者在音乐上的发现是19世纪70年代“走到人民中去”运动的另一产物。第一位学者名叫尤里·梅尔古诺夫，是名钢琴家和语言学者，他在19世纪70年代曾到卡卢加省做过多次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发现了俄国农民歌曲中的复调和声，并找到一种科学的方法将其转录下来。另外一位是叶甫根尼亚·利尼奥夫娃，她在实地考察时用留声机记录农民歌曲的唱法，从而印证了梅尔古诺夫的发现。这些录音是她后来（1904—1909年间）在圣彼得堡发行《大俄罗斯民乐集——民间的和声》的基础，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斯特拉文斯基在《火鸟》《彼得鲁什卡》和《春之祭》里的配乐。[136]利尼奥夫娃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她发现，和此前“强力五人组”所认为的不同，农民歌曲副歌部分歌者的音调，并不会因为个人的特点而改变，而是尽量表现得不带个人痕迹。关于这一点，她在这本书的序中是这样写的：

[一个名叫米特雷芙娜的农村妇女]唱起了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小火把》，此前我到处在找这首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录到。米特雷芙娜唱这首歌的主旋律。她的声音低沉洪亮，对于她的年纪来讲，显得十分年轻。她的演唱绝对没有在情感上刻意表达某个段落。这种简洁的表现方式让我十分诧异。旋律缓慢而平稳地流淌出来，一句歌词也没有拉下。尽管旋律很长，节奏很慢，但她依然赋予了歌词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她好像是同时唱和念这首歌一样。我被这种纯粹严谨的古典风格深深吸引，而歌曲与她严肃的神情也十分合拍。[137]

正是这种“古典式”的特质不仅成为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核心，更成为整个原始主义艺术的理论核心。用巴克斯特的话来说，“原始艺术简洁的形式是欧洲艺术新的前进方向”。[138]

在《彼得鲁什卡》（1911）中，斯特拉文斯基使用俄国日常生活之声颠覆了此前完全被欧洲音乐规则所垄断的审美和技法。这是另外一场俄国革命——一场圣彼得堡底层民众的音乐起义。关于芭蕾的一切都被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解读。贝诺瓦的剧本用一种魔幻主义手法，从细节上重现了忏悔节嘉年华的游乐场，那是他童年时在圣彼得堡最快乐的时光。福金机械式的编舞手法呼应了配乐里固定音型跳动的节奏，那是斯特拉文斯基当初听到的小贩叫卖声、街头演奏、手风琴的旋律、工厂歌曲、农民粗鲁的话语和农村乐队演奏中的切分音。[139]这是木刻版画的音乐版本——一曲由街头噪音构成的交响画。

但在斯特拉文斯基所有的俄国芭蕾舞剧中，迄今为止最具颠覆性的就是《春之祭》（1913）。这个剧本最初的创意来自画家尼古拉斯·廖里赫，但后来却被斯特拉文斯基抢走了功劳簿，在善于抢功这一点上他可谓臭名昭著。廖里赫的画以史前斯拉夫人题材为主，他还是一名成绩卓著的考古学家。他潜心研究新石器时代俄罗斯的风俗仪式，他将那一时期理想化为一个艺术与生活合为一体的泛神论精神王国，在那里人与自然也和谐相处。斯特拉文斯基最初为了一个戏剧主题联系上廖里赫，后来亲自去塔拉什基诺的艺术家聚居地拜访他，在那里，两个人共同讨论创作了剧本《伟大的牺牲》，这就是《春之祭》一开始的名字。这出剧最初的想法是要重现古代异教崇拜时期的肉身祭仪式。他们最初是要展现这个仪式——不是讲述仪式的由来，而是要在舞台上重现这个仪式本身（当然，并不真正杀人献祭），由此用最直接的方式展现肉身祭既刺激又恐怖的过程。这部剧的剧本和19世纪那些浪漫爱情芭蕾舞剧有着本质区别。它直接把一系列的宗教仪式放在一起：表达对大地和太阳崇拜的部落舞蹈；选择献祭的少女；仪式核心的步骤，即由部落的长者召唤祖先的亡灵；最后的高潮是少女献祭时的牺牲之舞，以她的死亡展现出舞蹈狂热的能量。

史前俄罗斯使用肉身祭的考古证据并不确切。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这部芭蕾舞剧采用一种仲夏献祭仪式（伊凡·库帕拉节，Kupala）会更加准确一些。在这个斯基泰人的宗教仪式里，洛维奇找到一些尚未定论的肉身祭证据，他在1898年将这一发现发表。[140]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伊凡·库帕拉节与圣约翰节相融合，但是古代异教仪式的痕迹却留在了农民歌曲和典礼仪式中——尤其是轮舞，其宗教仪式般的旋转动作在《春之祭》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他们改用异教的春祭仪式（Semik），部分原因是想将这种祭祀与古斯拉夫人对太阳神亚里奥（Yarilo）的崇拜联系起来。在象征主义者的神秘主义世界观里，太阳神代表着末日之火，大地在烈火中毁灭之后得以重生。但这种转变也是基于民俗主义者的发现，例如阿法纳谢夫，他们将把未婚少女献祭的宗教仪式与春天崇拜联系在一起。阿法纳谢夫的代表作《斯拉夫人的浪漫主义自然视角》（1866—1869），这本书称得上斯拉夫版的《金枝》†††。对那些想要将真实的人类学元素运用到自己对古罗斯的构想中去的艺术家，例如斯特拉文斯基，这本书中丰富的历史资源为他们提供大量的素材。例如穆索尔斯基在《荒山上的圣约翰之夜》中，就大量借鉴了阿法纳谢夫对女巫安息日的描述。阿法纳谢夫认为，通过对当代农民的宗教仪式和民间信仰的研究，可以推断出古代斯拉夫人的世界观（但这种假设也有诸多问题）。他的研究表明，民间还有许多地方有焚烧人偶或肖像的习俗，这种仪式是为了丰产祈福，仪式中的舞蹈宣告春耕的开始。但在俄国的一些地方，这种仪式中的祭物被换成了美貌少女：农民们会把一名少女脱光，给她戴上花圈（就像亚里奥在民间的形象），然后让她坐到马背上，在村里长者的注视下牵着马穿过整片田地。有时候还要焚烧一个少女人偶。[141]这也是《春之祭》剧本的主要核心。

《春之祭》1913年于巴黎首演时少年们的戏装。尼古拉·洛里奇设计。照片来源：Lebrecht Collection，London。

从艺术层面上，芭蕾舞试图真实地还原人类学的元素。廖里赫的舞台服装是直接从契倪什娃塔拉什基诺的收藏品中拿来的。他的原始主义舞台场景则是参考考古学的发现。然后就是尼金斯基令人震惊的编舞：1913年5月29日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那场臭名昭著的首演中，编舞才是真正的元凶。舞台上的一片混乱让人几乎听不到背景音乐，当剧场的幕布刚一拉开，演员们就开始怒吼、厮打。尼金斯基编舞中选用的动作是丑陋而生硬的。舞蹈演员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表现自己身体的沉重，而不是按古典芭蕾舞原则来说应有的轻盈。他们抛弃了舞蹈动作所有的基本原则，舞者们双脚内翻、胳膊肘夹在身体两侧、手掌摊开，就像是廖里赫关于斯基泰俄国神话画作中的著名木偶。他们并不是像传统芭蕾舞那样靠舞步和音乐协调配合，而是随着乐队不规则的猛烈鼓点朝一个方向集体行进。舞者们在舞台上用力跺脚，积蓄着能量，最终在献祭舞中带着惊人的力量完全爆发。这种带有韵律的暴力正是斯特拉文斯基至关重要的创造。和大多数芭蕾舞剧的题材一样，它也取自农民音乐。[142]在西方的艺术音乐里面，完全没有这种韵律（斯特拉文斯基说他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些音乐写成谱子）——总是以不规律的下拍结束，使得几乎每一个小节收尾都会有变化，乐队指挥整个身体都不得不运动起来，双手以剧烈的幅度挥舞，看起来好像在跳萨满教的舞蹈一样。在这些爆炸式的韵律里，你可能真的会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革命中那骇人的震动。

第七节

大革命发生时，斯特拉文斯基正在瑞士克拉伦斯，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这里就被封锁在德国战线之后。“我的脑海里全都是跟你在一起那些难忘的幸福时光”，1917年当听说帝国被革命推翻之后，他给彼得格勒的母亲的信里写道。[143]斯特拉文斯基对革命抱有很高的期望。1914年时，他跟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他“希望战后能有一场革命推翻帝国，建立一个斯拉夫联合王国”。罗曼·罗兰说，斯特拉文斯基认为俄国扮演着“杰出的、健康的野蛮角色，孕育着能够改变西方世界思想的新观点”。[144]但他的期待很快就彻底幻灭了。1917年秋天，他在乌斯帝卢格（Ustilug）一座心爱的庄园被农民洗劫。好多年里他都不知道这座庄园的命运如何——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它肯定是被毁掉了。20世纪50年代，当指挥家根纳季·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莫斯科街头的书报摊流连时，他发现一本《德彪西前奏曲》（第二卷）的扉页上写着“赠好友斯特拉文斯基雅赏”，这本书就是来自乌斯帝卢格。[145]这么多年来无法确认这座庄园的命运，大大加深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失落感。他在乌斯帝卢格度过了自己童年中一段欢乐的夏季时光，感觉这一小片俄国的土地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憎恶，也是跟他的过去被人掠夺的感觉紧密相关。（纳博科夫类似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的政治观点，他在《说吧，记忆》中回忆了自己在家族已经失去的维拉庄园上的“失落童年”。）

斯特拉文斯基在音乐中也表达了这种情感。在和祖国隔离的时候，他对故土的思念愈发强烈。战争岁月时他的笔记本里都是关于农民歌曲的笔记，这些歌曲在他的《俄国歌曲四首》（1918—1919）中也再次出现。这首四重奏的终曲取自一个东正教旧礼仪派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罪人找不到返回上帝身边的路。歌词读起来就像是这个被放逐且备受折磨的灵魂的哀歌：“暴风雪封闭了所有通往天国的道路。”斯特拉文斯基很少谈论这首令人难以忘却的短歌。但从他笔记本中看，他在创作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并且经过多次改动后才最终定稿。定稿的乐谱总共是5页，但这5页是从最少32页草稿中修改而成的。这也显示他为了能给这些歌词配上合适的旋律，花了多少精力。[146]

斯特拉文斯基在创作《婚礼》时甚至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直到9年后，也就是1923年，才第一次在巴黎（从Svadebka改名为Les Noces）演出，是他所有创作中耗时最长的。这部芭蕾舞剧源于他最后一次前往乌斯帝卢格的旅行。斯特拉文斯基一直都想创作一部芭蕾舞剧，能够重现农民的婚礼习俗。他知道自己在乌斯帝卢格的书房里有农民歌曲的抄本，可以用作这部剧的素材，于是他在战争爆发前匆忙返回那里，取回了这些资料。对他来说，这些素材是他所失去的俄国的吉祥物。他花了数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些民歌，试图吸收这些人民音乐的精华，并将它们和自己在《春之祭》中已经形成的简洁风格结合起来。他削减了乐器的编配，在处理这些音乐小品时尽量避免过于复杂的交响编曲，他用钢琴、钦巴龙（cimbalom）和打击乐营造出一种简单的、更加机械性的声音效果。但他真正里程碑式的发现在于，和西方的音乐以及语言表达不同，俄国歌曲中，不同的地方口音在歌唱时被忽略了。根据他从乌斯帝卢格带回的资料，他突然发现民歌里的重音经常会落在“错误的音节”上。“发现这个事实后所带来的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是我这一生最为快乐的事，”他向自己的音乐助理罗伯特解释说，“我就像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指不光第二个关节可以弯曲，原来第一个也可以。”[147]农民歌曲中不受限制的重读方式，无疑和他在《春之祭》中不断变化的韵律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两者都有让人热情焕发或翩翩起舞的效果。斯特拉文斯基如今开始根据某个单词的有趣发音或者有意思的双关语来谱写音乐，或是玩些韵律游戏，就像1918年他为俄国的五行打油诗（Pribautki）谱曲那样。但除了这些玩票性质的娱乐，这个发现可谓对这个被流放在祖国之外的作曲家的救赎。通过音乐，他可以找回内心失落的俄罗斯。

斯特拉文斯基在记录一位农民古斯里演奏者演唱的民歌，地点为斯特拉文斯基在乌斯帝卢格的宅邸，时间为1909年。照片来源：Fondation Theodore Stravinsky/Lebrecht Collection，London。

这也是《婚礼》背后的创作动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试图在艺术中重现俄国的本质。一个历史悠久的自18世纪以来就被肤浅的欧洲文明所压制的农民俄罗斯。那是——

东正教庇护下的神圣俄国，一个扫去青苔覆盖的俄国；抛弃来自德国的官僚主义，一种在贵族阶级中颇为时髦的英国式自由主义；抛弃她的科学主义（天呐！），她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对于进步愚蠢而迂腐的信仰；这是彼得大帝和欧洲化之前的俄国，一个农民的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俄国，欧洲大陆唯一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家；《婚礼》里那个有笑有泪（同时又哭又笑，有时甚至分不清哪个是哭哪个是笑）的俄国；《春之祭》里我们看到的那个在困惑与数不清的污秽中自我觉醒的俄国。[148]

斯特拉文斯基找到了一种表达人民充沛的活力和精神的音乐形式——一种真正意义的斯塔索夫式的民族音乐。1914年底，斯特拉文斯基完成了《婚礼》第一部分的创作。当他给佳吉列夫演奏之后，佳吉列夫感动得当场落泪，说这是“最美妙、最纯粹的俄罗斯芭蕾舞剧”。[149]

《婚礼》是一出民族音乐剧。斯特拉文斯基晚年试图否认这一点。沉浸于战争间歇期巴黎的世界主义文化中，加上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憎恨，他在公众面前有意撇清自己的俄国渊源。但这些并不能令人信服。这部芭蕾舞剧恰恰就是斯特拉文斯基所否认的：对农民文化与音乐最直接的表达。经过仔细阅读民间音乐素材，从农民的婚礼歌曲直接取材，这部芭蕾舞剧的整体概念就是将农民的婚礼习俗用艺术的形式重新搬到舞台上。

生活与艺术是紧密相连的。俄国农民婚礼本身就是一系列的集体仪式，每个仪式都伴随着典礼歌曲，有时候还会有轮舞那样的仪式舞蹈。在俄国南部，即斯特拉文斯基那些民歌素材的来源地，婚礼仪式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项是配对，两个指定的长者，一男一女，第一次前往新娘家拜访，查看对方家庭和新娘的条件，这时候按照习俗，新娘要为告别家人和老家唱一首挽歌。接下来是订婚，双方经过复杂的谈判后，确定嫁妆和互相交换的彩礼，之后在全村人的见证下，干掉一杯伏特加表示婚约正式确立，这时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仪式，就是唱一曲“圣徒颂”，歌颂铁匠的守护人（因为按照民间俗话，婚姻都是被“打造”出来的）。第三项就是婚前的一些仪式，比如到澡堂为新娘洗澡、解开新娘的麻花辫等，这时候有更多的哀歌，紧接着就是婚礼当天上午，新娘的家人用家族的族徽为她祝福，伴随着村子里姑娘的哭泣，新娘子出发前往教堂。最后一项就是新婚典礼，以及婚宴。斯特拉文斯基将这些仪式重新编排为四个场景，更加侧重于表现新郎和新娘的结合如同“两条河流最终的交汇”：一，“在桥上”；二，“在新郎家”；三，“送别新娘”；四，“婚宴”。在农村文化的古老习俗里，农民的婚礼被视为家庭融合的象征。它被描绘成一种集体仪式，将一对新人与家长制的农民集体文化捆绑在一起，而不是两个个人之间浪漫的结合。

在斯特拉文斯基移居巴黎后所处的欧亚主义者圈子中，有一个现象十分常见（这是一种俄国人身上特有的强大力量，是将他与西方人区别开来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他们自愿放弃个人意志，服从集体的习俗和生活方式。这种对个人主义的超越正是最初芭蕾舞吸引斯特拉文斯基的一点——从《春之祭》以来，芭蕾舞是他所有农民音乐创作的最佳载体。《婚礼》中，歌唱的部分并没有可供个人情感发挥的地方。按照作者的安排，歌者的声音应该融为一体，就像他们在教堂唱诗班和民歌中一样，创造一种——用斯特拉文斯基的话来说——“完全一致，完全不夹杂个人感情，完全机械式”的效果。对乐器的选择也是为了营造这一效果（为了能找到代表俄国的声音，这些乐器的搭配是他们苦苦研究了10年的成果）：四台钢琴（在舞台上），钦巴龙、钟琴以及打击乐——所有乐器都应该以“机械式”的方式演奏。冈察诺娃为缩小了规模的交响乐团（为了达到农村乐队的演奏效果）制作道具时选用了灰暗的色调。这个以色彩搭配而闻名的艺术家放弃她活泼的红色和农村样式的鲜艳，取而代之的是灰蓝色天空和深褐色大地的极简主义设计风格。尼金斯基的编舞也同样放弃了个人特色——舞群作为整体一起移动，就像是机器大批量复制出来的人偶，这样的动作贯穿了整个故事主线。“这里没有领悟的部分，”尼金斯基解释说，“每个人的动作都和整体融合在一起……个人的动作不是通过单独某个人来表达，而是通过整体的动作。”[150]这是最为理想的俄罗斯农民。

注释

*　“走到人民中去”是俄国1860年代掀起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口号之一。——译注

†　犹太教徒因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世主，所以是不佩戴十字架的。——译注

‡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废奴法案，结束了沙皇俄国的农奴制度。——译注

§　此处是借指美国20世纪60年代，在越战背景下的青年反战和自由化运动。——译注

¶　这些开明乡绅的希望最后全都落空了。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由于视地方自治委员会为滋养激进主义的危险温床，新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权力。许多参加“走到人民中去”活动的学生，最后都成为地方自治组织的雇员。他们担任老师、医生、园艺工或者数据普查员，而他们的民主政治主张引起警察的注意。警察突袭地方自治委员会的办公室，甚至包括医院和疯人院，搜查抓捕“革命分子”。他们甚至逮捕了一名教农村小孩识字的贵族妇女。——原注

**　这就是说，在这种语境下，他使用的“人民”一词实际是“liudi”——这个词是复数的个体——尽管经常被翻译为集体意义的大众（这是另外一个代表人民的词narod的含义）。——原注

††　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满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译注

‡‡　沙皇尼古拉二世、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诗人弗拉基米尔·霍达谢维奇也向他们的妻子展示过类似的日记。——原注

§§　《叶普盖尼·奥涅金》，普希金全集（四），智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译注

¶¶　凯萨勒·普尼（Cesare Pugni，1802—1870），从1851年后一直待在俄国；路德维希·明库斯（Ludwig Minkus，1826—1907），1850—1890年间待在俄国；里卡多·德里戈（Riccardo Drigo，1846—1930），1879—1920年间待在俄国。——原注

***　因为在俄国农民音乐中找到了19世纪德国交响乐的替代品，斯特拉文斯基并没有表现出与其他现代主义音乐家一样，例如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对于序列（十二音阶）音系理论的热情。直到1945年之后，斯特拉文斯基才开始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序列音乐理论。——原注

†††　《金枝》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的代表作。书中搜集传教士和旅行家的记录，综合近东和欧洲相似的神话，探求神话和宗教仪式与产生它们的文化之间的关联，以及对以后文化的影响。《金枝》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对西方的科学、文学和思想史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译注

第五章　寻找俄罗斯灵魂

《火鸟》（1926）的背景幕布设计图（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现藏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照片展厅。

第一节

奥普京修道院安静地坐落在日兹德拉河畔的松树林与草坪中间，这里紧邻莫斯科南部卡卢加省的科泽利斯克市，距离莫斯科大约200公里。修道院白色的围墙，深蓝色的圆顶，上面金色的十字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深绿色树林的背景衬托之下，你在几公里外就能看到这里。修道院与现代世界隔绝开来，在19世纪，这里还没有通铁路和公路，朝圣者只能通过水路或步行，有的甚至是一路跪拜而来，让人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奥普京修道院是俄国最后一方隐士的避难所，这种隐居传统将俄罗斯与拜占庭之间联系起来，它也被视为俄罗斯精神的核心所在。19世纪所有的伟大作家——包括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来这里寻找“俄罗斯的灵魂”。

修道院于14世纪建成。但19世纪初，这座寺院走到了中世纪隐居传统复古运动的风头浪尖，才声名远扬。它内部建起了一座隐居所（skete），这完全背离了神圣宗教会议的《精神条例》，因为从1721年开始，条例就严格禁止建立隐居所。《精神条例》相当于教会的宪法。但它的内容其实和宗教无关，正是这部条例使得教会服从于政府权威之下。教会归神圣宗教会议管理，这是在1721年废除大牧首之后，由沙皇指派的教徒和神职人员组成的办事机构。按照《精神条例》的规定，神职人员的职责是维护和加强沙皇的权威，宣读政府法令，行使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向警察汇报不同政见者和犯罪行为，哪怕这些信息是从教徒的忏悔中得到的。教会很大程度上成为受沙皇掌控的忠实工具，破坏现状对他们并没有好处。18世纪时，教会手中的土地大都被政府收回，因此教会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来养活神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庭。*穷困潦倒、贪赃枉法、缺少教育、肥头大耳，这些词从来就和教会里的神父形象联系在一起。随着宗教生活的日渐萎缩，人们开始脱离官方的教会，转而加入旧礼仪派或者18世纪盛行的其他教派，在那里可以找到更虔诚的宗教生活。

同时在教会内部，也有一股愈演愈烈的复古风潮，他们试图找回像奥普京修道院那样的古老寺院传统，使教会在精神上获得重生。教会和政府当局对这种复古运动心存警惕。如果寺院的神职人员可以建立自己的基督教团体，按照自己的方式从事宗教活动，有独立的收入来源，他们就有可能散播对现有的教会和政府教条不满的意见。这样一来，就无法控制寺院的社会影响和传教的内容。比如奥普京修道院就有给穷人发放救济品和提供精神安慰的传统，这使得修道院拥有大批的信众。尽管如此，高层神职人员中的一部分人仍对俄国古老神秘的隐修传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派西神父是18世纪下半叶教会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禁欲主义信条实际上就是主张像俄国最受尊敬的中世纪僧侣那样静修。

在东正教神赐恩典的概念中就有静修（Hesychasm）的根源。和西方人认为的恩典只赐予义人或者上帝的选民不同，东正教认为恩典是一种自然状态，从神创世造人时就已存在，所有上帝创造的人类都有享受神赐恩典的权利。在这种观点下，东正教徒相信自己亲近神是出于精神上的自觉，通过学习耶稣基督能更好地应对自己生命旅途中可能会碰到的各种危险。静修士相信他们可以在自己内心找到亲近上帝的方式——通过那些可以感应上帝“能量”的“圣人”或“长者”所提供的精神指导，用苦修和祷告的方式去寻找上帝。15世纪末静修主义开始发展壮大，修士尼尔·索尔斯基斥责教会拥有土地和农奴，他离开寺院，到伏尔加河畔的森林中隐居。成千上万的隐士和教派分裂人士（schismatics）纷纷效仿。出于对索尔斯基的苦行教义可能引发社会革命的恐惧，教会镇压了这一静修运动。但18世纪时，随着像派西神父这样的神职人员重新开始追求教会的精神意义，索尔斯基的主张再次浮出水面。

19世纪初始的几十年间，派西神父的观点开始被神职人员逐渐接受，他们试图回归“古老的俄国行为准则”。1822年，在禁止修建隐居所的禁令颁布100年之后，这一禁令终于被废除，在受派西神父观点影响最大的奥普京修道院，一座新的隐居所建立起来。隐居所是19世纪修道院复兴的关键。在隐居所内部的圣所里，每个隐士拥有自己独立的一小块空间，最多可以容纳30个人，他们在此冥修，并严格服从修道院长老的管教。[1]修道院内有三大长老，他们都是派西神父的门徒，同样以虔诚而著称，三人使奥普京修道院名声大噪，创造了它的黄金时代：神父莱奥尼德和神父玛喀里分别从1829年和1841年开始担任修道院的长老；神父安弗若西则是1860年到1891年。†正是这三名长老的个人魅力使得这座修道院如此不同寻常——可以说是“灵魂的治愈所”——每年从俄国各地有几千名朝圣者和修士慕名而来。有些人来向长老寻求精神指引、忏悔或者咨询意见，另外一些则是来求祝福或治愈。他们甚至在修道院的墙外搭起了临时住所，就是为了每天能见上长老一面。[2]教会看到长老们如此受欢迎后感到十分忧虑。长老在信徒中间享有圣人一样的地位，而教会并不了解他们宣教的内容，尤其是他们所主张的苦修和对基督团体更广义的社会愿景，因此他们搞不清楚这些长老会不会对现有的教会产生威胁。莱奥尼德在早年间的遭遇几乎称得上是迫害。主教辖区的官员试图阻止朝圣者来拜访寺院长老。他们指使修道院里的一位老僧侣瓦西安神父（《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拉蓬特神父的原型）在一系列公开文章中抨击莱奥尼德。[3]不过长老依然作为一种制度留存了下来。他们在普通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并且逐渐在俄国的修道院中扎根，虽然只是官方教会高墙之外的一股精神清流。

俄国北部一座修道院中的隐士。照片来源：Popperfoto,Northampton。

19世纪的人们试图从中世纪神秘主义教派中寻求真正的俄罗斯信仰，这点并不奇怪。他们身上似乎有一种触动俄罗斯人民内心的宗教意识，和官方教会形式主义的宗教信仰相比，这种意识对人民来说更加重要，也更加容易引起感情共鸣。除此以外，这种信仰也具有浪漫主义情感。像基列耶夫斯基这样的斯拉夫主义者引领了知识分子前往奥普京修道院朝圣的风潮。他们发现，俄国教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神秘主义，这种特点在修道院中得到最纯粹的保留，神秘主义中的反唯物主义理念与知识分子的思考形成了共鸣。他们将修道院看做自己所追求的共同体的宗教版本——一个理想俄国的神圣缩影——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将教会定义为东正教的精神联合体，真正充满基督徒间友爱的团体只有在俄国教会中才可能存在。当然，这是斯拉夫主义者的神话，但俄国教会确实存在一种神秘主义。西方教会的神学理论建立在对于神性的理性理解之上，和他们不同，俄国教会相信人类的大脑无法理解上帝（因为我们可以理解的事物都在上帝之下），甚至以人类的身份去谈论上帝都会减弱他启示中的神圣奥义。想要亲近俄罗斯上帝的唯一办法就是超越世俗世界的精神体验。[4]

这种对神性作神秘主义体验的强调，与俄国教会的两个重要特点紧密相连。一是对天命的服从以及出世的信条。和他们的西方教友不同的是，俄国修道院的僧侣全身心地投入到冥修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在公共生活或学术界扮演任何积极角色。东正教宣扬谦卑，他们对逆来顺受的强调超过了其他任何教派（俄国教会最早的圣徒，鲍里斯和格列布，他们成圣的原因是毫无反抗地任由自己被人杀死）。第二点就是他们对宗教仪式和艺术、对礼拜仪式的情感体验的强调，认为这是进入神的王国的精神大门。教会的美是东正教最为明显的外部特征，也是它存在的根本基础。根据11世纪由僧侣编纂、第一部基辅罗斯的历史文献《往年纪事》记载，俄罗斯皈依拜占庭基督教是因为他们被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外形所吸引。10世纪时，基辅罗斯信仰异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派特使前往不同国家寻找“真正的信仰”。他们首先拜访伏尔加流域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Muslim Bulgars），但发现他们的信仰无趣且没有明显的优点。之后他们去了罗马和德意志，但发现他们的教会也都非常普通。最后他们到了君士坦丁堡，特使向大公报告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在人间，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绝对没有如此宏伟壮丽的美景。”[5]

俄国教会完全体现在自己的礼拜形式里，想要通过读书来了解它完全是徒劳：每个人必须亲自前往教堂敬拜祈祷。东正教的礼拜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俄罗斯人民的灵魂，以及他们大部分最优秀的音乐和艺术，都贡献给了宗教事业，在国家遭遇危机，比如受蒙古侵略的时候，他们都会在宗教里寻求希望和支持。和中世纪西方的情况不同，俄罗斯的礼拜仪式从来不是知识分子或神职人员的专利。这是属于人民的宗教仪式。俄罗斯的教堂里没有长凳、没有社会等级。信徒可以自由走动——通常他们会在不同的神像面前俯伏敬拜——这使得教堂和嘈杂的农贸市场无异。契诃夫在自己的作品《复活节之夜》（1886）中是这样描述的：

然而任何地方的激动和不安都不及教堂里表现得那么强烈。教堂门口，涌进去的人潮和挤出来的人潮正进行一场无休止的斗争。有些人挤进去了，有些人挤出来，不久却又走回去，为的是多站一会儿，然后再走开。人们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到处走动，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浪潮般的人群涌进教堂，在整个教堂里跑来跑去，甚至惊动了前边站着的几排神态庄严、身子笨重的人。讲到聚精会神的祈祷，那是根本办不到的。而且这儿根本就没有人祈祷，所有的只是一种连绵不断而又天真无邪的欢乐，它正寻找机会，竭力要表现出来，化为某种行动，哪怕变成横冲直撞、推推搡搡也好。

就连举行复活节祈祷仪式的时候，这种不同寻常的活跃也仍然一目了然。那些圣障中门都敞开着。空中，枝形大烛架四周，神香的浓重烟雾飘浮不定。无论往哪边看，到处都是烛火、亮光、烛芯的爆裂。诵读经文已经完全办不到，只有匆忙欢畅的歌声一刻不停地唱到仪式结束。每唱完一首赞美歌，教士们就去更换法衣，然后走出来，摇着手提香炉，这样的事儿几乎每隔十分钟就要重复一次。‡[6]

每个去俄罗斯教堂参加礼拜的人都会被其中优美的颂歌和赞美诗所打动。整个宗教仪式的内容就是唱诗——教堂执事低沉浑厚的嗓音伴随着唱诗班悠扬的歌声。东正教禁止在唱诗时使用乐器，这促使俄罗斯教会的声乐创作尤其多姿多彩。民乐中的复调和声唱法也被吸收进了“符号圣歌”（znamenny）——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种乐谱是用一种特殊的符号谱写，而不是西方的五线谱——这使得这些圣歌有着独特的俄罗斯韵律和风情。和民歌一样，歌曲里的旋律片段不断重复，通常会超过几个小时（东正教的礼拜以冗长著称），这种音乐会让人产生一种沉迷于宗教的超验快感。有着知名执事和唱诗班的教堂能够吸引大量的信众——最吸引俄国大众的就是宗教仪式中的音乐。不过，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的宗教音乐创作实际上被教会所垄断——柴可夫斯基是第一个挑战这种垄断地位的人，他于1878年创作了《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的礼拜仪式》——因此直到19世纪尾声时，大众才能在音乐厅里听到宗教音乐。拉赫玛尼诺夫的《晚祷》（1915年，又称《守夜》），一开始就是为了宗教仪式而创作的。拉赫玛尼诺夫的宗教观全来自对古代圣歌的细致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不仅代表了一种神圣的艺术创作，同时也是一整套关于宗教生活的文化。

俄罗斯人在祷告的时候是睁着眼睛的——他们凝视着一幅圣像。凝视圣像本身就是祷告的一种形式。圣像是通往神圣世界的一扇大门，不像中世纪的西欧地区，那里圣像成为一种装饰或者对穷人的宣教工具。和天主教截然不同的是，东正教教徒并不向神父忏悔，而是在后者的陪伴和精神指引下，对着一尊耶稣神像忏悔。圣像是信徒宗教情感的中心——它将信徒和圣徒与三一神（圣父圣灵圣子）联系起来——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圣像被大部分俄罗斯人视为一种圣物。即使基列耶夫斯基这样转投罗马教廷的“外人”，也被圣像的“神奇能力”所吸引，他对赫尔岑说：

曾经我站在一个神龛前，注视着一幅具有奇妙能力的圣母玛利亚像，想象着那些有着孩子般纯洁信念的人在她面前祈祷；一些女人和虚弱的老人在圣像面前下跪，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然后俯伏在地深深叩头。我怀着热切的希望，凝神注视着圣像，慢慢地，她神奇能力的秘密开始在我面前一点点解开。是的，这并非仅仅是一块画板——几百年来，她吸收那些信徒的热情和希望，听取磨难和不幸；她充满了所有这些祈祷所蕴含的能量。她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机体，成为人与上帝之间的信使。想到这些，我重新看了看那些俯伏在尘埃里的女人、老人和孩子，又看了看圣像。这时，我也看到圣母身上栩栩如生的细节，我看到她满怀爱意与怜悯地注视着这些淳朴的人，我不觉跪倒在她面前，虔诚地祈祷起来。[7]

10世纪时，圣像从拜占庭传到俄国，在起初大约200多年时间里，圣像几乎都是希腊风格。但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切断了俄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联系；此时，修道院获得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开始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对敬拜者祷告中的引导作用成为俄国圣像与其他风格圣像之间的显著区别：它简单的线条和配色相得益彰，迷人的“反焦点透视”（画中的线条运用造成一种立体效果）给观众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空间感，用俄国最伟大的圣像学者莱奥尼德·乌斯宾斯基的话说，象征着“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超越了自然世界的规律”。[8]这一技法在15世纪初安德烈·卢布廖夫的画作中达到顶峰——此时期恰逢俄国推翻鞑靼人的统治，因此这一宗教艺术的发扬光大也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种身份认同。卢布廖夫的圣像代表了民族精神的统一。在国家还未形成的这一关键时刻，俄罗斯人民的身份认同全都来自基督教。读者们可能会回想起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1966）最后那有着象征意义的一幕，一群匠人为被洗劫的弗拉基米尔教堂敲响了巨钟。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画面——这是俄罗斯如何保持精神力量和创造力的象征。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这部电影自然成为禁片。

关于俄国是从拜占庭帝国而非西方接受基督教这一点，不论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正是出于拜占庭的传统精神，俄罗斯帝国将自己视为一个神权国家，真正的基督教王国，政教合一，沙皇上帝般的地位就是这一传统的产物。[9]随着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俄国教会宣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直接继承者、东正教最后的代表、拯救基督教世界的弥赛亚。1472年伊凡三世娶了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康斯坦丁的侄女索菲亚，这一拜占庭遗产得以巩固。俄国的执政君主为自己取了“沙皇”的名号，并杜撰了自己来自拜占庭和罗马帝国皇家血统的传奇身世。“神圣罗斯”也由此成为上天安排的救赎之地——他们与西方的隔绝更加深了这一救世主情结。

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俄罗斯被隔离在主流基督教文明之外，到了15世纪末，俄国成为唯一仍信奉东正教的大国。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俄国教会变得落后保守，对其他宗教更不宽容，对于自己的民族宗教仪式也更加自守。它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教会，其文化根源深深植根于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之中。和西方教会不同，拜占庭帝国的教皇权力没有凌驾于国族之上。他们没有像拉丁文这样的通用语言——例如，大多数俄国神职人员对于希腊文一窍不通——因此他们无法推行通用的宗教仪式或宗教律法。因此，从一开始东正教就注定要随国界线的变化分裂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教会（希腊、俄国、塞尔维亚等），造成的结果就是，宗教加强了——或往往就等同于——民族认同感。说自己是“俄国人”就等于说自己是“东正教徒”。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它们之间差异的根本在于教会的仪式。很久以前基督教早期教父曾制定一套共同的准则，但每个国家教会都有自己特有的宗教仪式，组成各自的信众团体。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习惯性地认为宗教的差异在于教义与道德观念的不同，因此他们很难理解仪式如何对一个民族或国家有决定性的影响。宗教仪式对于东正教尤其重要，因为“东正教”（Orthodox）这个词本身又包含着“正确仪式”的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正教根本上是保守的——因为仪式的纯洁性对于教会来说最为重要——以及为什么异议运动通常拒绝在礼拜仪式上有任何革新，旧礼仪派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宗教仪式贯穿了18世纪和19世纪俄罗斯人的全部生活。他们一出生就会受洗并取一个教名。每年庆祝命名日比过生日更加重要。俄国人生活中所有的大事件——开始上学或考大学、参军或进入政府部门、买房买地、婚丧嫁娶等——都会请一名神父来祈福。俄国的宗教节日比其他任何基督教国家都要多。但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对于饮食的要求如此严格。在5月和6月期间，有5个礼拜的禁食期，8月有2个礼拜，圣诞节前有6个礼拜，四旬斋节期间则有7个礼拜。四旬斋节是所有社会阶层必须遵守的斋戒节日，始于忏悔节。忏悔节是俄国最为丰富多彩的节日，人们饱餐一顿，然后去滑雪橇。安娜·勒隆于19世纪40年代在梁赞省一个中等规模的庄园长大，在她的记忆里，忏悔节是地主与农奴之间和谐共处的一个节日：

大约在忏悔节当天下午两点，人们开始给马套上缰绳，拉上两到三台雪橇，雪橇的驾驶位上会放上一个圆桶。老维萨里昂会站在上面，穿着席子做的斗篷，戴着有树叶装饰的帽子。他驾驶着最前面一台雪橇，后面的雪橇上坐着我们的佣人，高兴地唱着歌。他们会绕着整个村子跑来跑去，其他村子来的人也会搭上他们的雪橇一起取乐。滑雪橇的人们组成了庞大的马车队，他们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大约晚上七点我们的客厅里会挤满了人。农民们在四旬斋节前“道别”。每个人手上都带着礼物，比如白面包或面包卷，我们这些小孩有时候则能拿到香料蛋糕或者蜂蜜黑面包。我们和农民们互相亲吻告别，为即将到来的四旬斋节送上祝福。我们把农民带来的礼物放到一个大篮子里，然后回赠他们伏特加或者咸鱼。礼拜天的时候只有我们本村的农民，其他村子的农民则是礼拜六过来。农民走后，房间会被牢牢密封起来，因为里面全是羊毛大衣和泥巴的味道。四旬斋节之前，我们最后一餐的第一道菜是一种叫“tuzhiki”的特殊薄饼。我们还喝鱼汤，鱼肉也分了一些给我们的佣人。[10]

在莫斯科，人们可以到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滑冰，那里著名的游乐场里会有马戏团、木偶表演、杂技和变戏法儿的，许多人都来看热闹。但在四旬斋节的第一天，城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完没了的钟声召唤人们去做礼拜。”米哈伊尔·泽尔诺夫回忆说，“所有禁忌的食品从每户人家的餐桌上消失了，沿着莫斯科河的岸边开了蘑菇市场，人们在这里可以买到支撑家人度过四旬斋节的所有东西——蘑菇、泡菜、腌黄瓜、冻苹果、浆果、四旬节人造黄油做的各种面包、教堂祝福过的一种特别的糖等。”[11]四旬斋节期间每天都有各种祷告仪式。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宗教的紧张感也在不断加剧，直到复活节才能得到释放，泽尔诺夫回忆说：

复活节前夜，莫斯科结束了规定的礼拜仪式，一个喧嚣熙攘的市场在红场开放。人们按照古罗斯的异教传统迎接温暖天气的到来，将严格的东正教教规抛在一边。每年我们都会和父亲一起出去参加这个传统的莫斯科庆祝活动。在去参加庆祝的路上，即使离红场还很远，你都能听到口哨、笛子和其他各式各样自制乐器的声音。广场上站满了人。我们沿着那些摊子转来转去，这些木偶表演的摊子和各种帐篷都是一夜之间搭建起来的。我们来这儿的正当理由是为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而举行的守夜活动购买柳条。但我们更喜欢那些卖各种奇奇怪怪没什么用的小玩意儿，比如填充了彩色液体内有“海洋生物”的玻璃盒子，或者羊毛做的猴子玩偶。我也不清楚他们与圣枝主日到底有什么关系。这里还有设计巧妙的彩色气球，我们不允许购买的俄式甜点和蛋糕。我们也不能去看长着大胡子的女人，真正的美人鱼，或者长了两个头的牛犊。[12]

复活节的礼拜是俄国教会中最重要也是最漂亮的一次礼拜活动。果戈理曾经评论道，俄国人对于庆祝复活节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他们信仰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在午夜到来的时候，教堂的每一位信徒都会点亮一支蜡烛，伴随着唱诗班柔和的歌声，在教堂内举着圣像和旗帜缓步绕行。教堂的气氛逐渐升温，高潮在午夜钟声敲响一刻到来，教堂大门打开，神父出现，用自己低沉的嗓音宣布：“基督复活了！”聚集在一起的信众热切地回应道：“是的！基督复活了！”之后，唱诗班开始唱起《复活节赞歌》，教堂里的信众用三次贴面礼彼此问候祝福，同时嘴里念着：“基督复活了！”复活节是一次真正的全民节日——在这一刻，来自不同阶级的人拥抱在一起。地主玛丽亚·尼科乐娃回忆和自己的农奴一起度过的复活节：

农民从教堂出来后会直接前来和我们交换复活节的祝福。来了大概有500人。我们和他们每个人行贴面礼，并送给他们一块复活节蛋糕和一个鸡蛋。在那一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在我们的房子里活动，但我记得我们没有丢任何东西，甚至屋内的东西他们连碰都没有碰过。我们的父亲会在前厅接待那些重要的和最受尊敬的农民、老人和长者。他会赠送他们葡萄酒、馅饼和肉，在保姆的房间，我们的佣人会给大家派发啤酒和自酿的酒。那天我们会接受无数次的贴面礼，而大多数人的胡子并不怎么干净，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尽快洗脸，以免自己长疹子。[13]

在复活节星期一举行的圣像游行，是另外一种集体分享的宗教仪式，那天圣像会被带到每家每户给他们祝福。维拉·哈鲁津娜，俄国第一位民族学女教授，给我们留下了一段生动的描述，讲述了18世纪70年代莫斯科一户富有的商人如何迎接圣像：

有太多人想要得到圣母圣像和殉道者圣像的祝福，因此人们会事先排个表，根据安排的顺序来确定圣像在城中前进的路线。我父亲总是很早就出门去工作，因此他希望圣像和圣物能在一大早出门之前或者深夜回家之后被请到家里来。圣像和圣物会分别来到，几乎从未撞在一起。它们的造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家里的大人会整夜不睡觉。我母亲只会在沙发上靠上一小会儿。我父亲和姑姑从前一夜开始就不吃东西，这样他们就能在当天空腹喝到圣水。我们这些小孩很早就会被招呼睡下，第二天圣像到来之前就被叫起来。前厅角落里的植物会被挪走，放上木制的长凳，这样圣像来的时候就可以放在上面。木凳的前面会摆上一张桌子，铺上雪白的桌布。桌上会放上一碗水，等着被祝福。准备盘子和空杯子——这样神父来的时候就可以把圣水倒入杯子中，还有蜡烛和香。家里所有人都充满了热切的期盼。父亲和姑姑会在窗户之间不停地走来走去，等待运送圣像的车子抵达。载着圣像和圣物穿城走巷的是特制的车厢，十分结实和笨重。家里的管家会站在门厅里，身边全是家里的佣人，等候她的吩咐。看门人正在招呼客人，我们知道当他看到车子来的时候，会尽快跑到前门，用力敲门提醒我们车子到了。然后我们就会听到六匹大马响亮的马蹄声越来越近。一个担任左马驭者的男童坐在车的前面，一个强壮的男人坐在后面。尽管那个时节天气还是非常寒冷，两个人的头上都没有任何遮挡。管家领着一群人，抬着沉重的圣像，艰难地迈上台阶。我们全家人都会在门口迎接圣像，并行跪拜礼。一股寒流会经敞开的大门从外面吹进屋里来，这让我们感到一阵清爽。这时祷告仪式开始，佣人们有时还有他们的亲戚都挤在门口观看。姑姑会从盘子里将神父倒满圣水的杯子取出。她拿着杯子，让每个人都抿上一口，人们也会用手指沾一下圣水，点在自己脸上。我们的管家手捧洒水刷和圣水，跟在神父后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时每个人都会上前抚摸圣像——首先是我父母，然后是姑姑们，之后轮到我们小孩子。此后是我们的佣人和他们带来的亲戚。我们会拿起绑在圣像上面袋子里的神圣羊毛擦自己的眼睛。祷告仪式结束之后，圣像会被抬到其他房间转上一圈。有些人会拜倒在圣像面前，那些抬圣像的人会跨过它们。然后圣像会被直接抬出大门，街上正在等待的人们纷纷上来抚摸圣像。这时，这些路过的人会和我们一起祷告，而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以后或许再也遇不到他们。当圣像被重新放回车里的时候，每个人都立正并在胸前划十字。此时我们会站在大门口，皮大衣搭在肩膀上，圣像刚一放回车里，我们就立刻跑回屋子，以免自己着凉。屋子里依然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这时，餐厅内已经准备好了配茶的小点心，姑姑则带着喜悦的表情坐在茶炉前。[14]

宗教仪式是俄罗斯信仰和民族意识的核心，也是东正教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教派的分裂将俄国一分为二。16世纪60年代，俄国教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目的是让俄国的宗教仪式更贴近希腊。人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的宗教仪式出现了一些偏差，需要重新回归正轨。但旧礼仪派辩称，俄国的宗教仪式实际上比希腊的更加神圣，因为希腊在1439年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与罗马教廷合并，也就失去了上帝的眷顾。在旧礼仪派的眼中，上帝对希腊人这一叛教行为的惩罚，就是让他们在1453年失去了君士坦丁堡，由此东正教的中心转移到了莫斯科。西方读者或许会认为，这种关于宗教仪式中一些细节上的教派分歧（最具争议的一次改革将人们在胸前画十字的方式由两根手指改为三根手指），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16、17世纪时的分歧比起来显得无关紧要。但在俄国，信仰与宗教仪式和民族意识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们认为这种分歧和世界末日无异。旧礼仪派认为，这些改革是反基督的行为，是世纪末日即将到来的征兆。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多个旧礼仪派团体揭竿而起：最后当国家军队逼近的时候，他们宁愿把自己关在木制教堂里活活烧死，也不愿和这些反基督徒有任何接触，从而在基督审判日到来之前玷污了自己。另外还有许多人效仿隐居者，逃往北方偏远的湖区和森林、伏尔加流域的边陲，或者南方的顿河哥萨克地区、西伯利亚的林地。他们在诸如白海海岸等地建立起乌托邦式的社区，希望在这里摆脱邪恶的俄国教会和政府干涉，建设真正的基督教王国。在其他地方，比如18到19世纪的莫斯科，这些人大多聚居在扎莫斯科沃雷奇区。旧礼仪派是政治和宗教异见分子掀起的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随着现有的教会在18世纪归顺政府，教会内部的道德日益败坏，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旧礼仪派。到20世纪初，他们的信徒数量达到顶峰，估计有近2000万人，但由于教会和政府一直都对他们进行迫害，确切的数量很难确定，也不排除在边远地区还有更多的旧礼仪派信徒。[15]

在许多方面，旧礼仪派信徒对于普通人精神理想的追求都要比教会更加虔诚，他们也正是从这种追求中获得大众的力量。19世纪的历史学家波戈金曾经评价说，如果政府废除对旧礼仪派的禁令，那么一半的俄国农民就会转投他们。[16]一个由沙皇统治的基督教国家，这样的专制教条在当时大行其道，出于对它的抵制，旧礼仪派教徒坚持自己对于基督教国家的理想，这与那些感到自己被世俗和西化的政府所抛弃的人产生了共鸣。旧礼仪派教徒严格遵守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仪式以及中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家长制习俗。他们是淳朴的农业团体，信奉艰苦劳动、勤俭节约、克制自律等美德，也是这样严格地教育年轻人。俄国许多最成功的农场主、商人和实业家都是在旧礼仪派的教育下长大。

由于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迫害，旧礼仪派发展出了浓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它吸引了对社会不满的无产阶级、被压迫的边缘化群体，更重要的是那些反对政府破坏自己习俗以及干涉自己自由的哥萨克人和农民。旧礼仪派教徒拒不执行17世纪彼得大帝的命令，他们拒绝剃去胡须和穿西方的服饰。他们在17世纪70年代（由斯捷潘·拉辛领导）和18世纪70年代（由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的哥萨克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旧礼仪派群体当中，有着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特点，尤其那些不需要神父来带领敬拜的团体（bezpoptsy），他们认为神职人员的等级制度是对教会的腐蚀。这些群体的核心理念是古代俄罗斯在人间建立纯粹精神世界的追求，它源于大众在“神圣罗斯”中找到一个神圣王国的信仰，也是民族意识的一种早期形态。

其他各式农民教派和宗教盲流也有类似的乌托邦式诉求，他们同样不为教会和政府所容：例如“鞭笞派”，或者叫“Kblysty”（有可能是Kbristy一词的变体，意为“基督”），他们相信基督会借助某个人的肉体重生，常常会有农民装作灵魂附体，在村子里装神弄鬼吸引信徒（拉斯普京§就是这一教派的信徒）；“杜霍波尔教派”（Dukhobortsy，意为灵魂斗士），他们主张一种基于基督教信条的无政府主义，借此逃避所有国家税收和兵役；“流浪者”（Stranniki），他们切断了和现有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所有联系，将后者视为反基督徒的王国，而自己则是游荡在俄罗斯大地上自由的灵魂；“饮奶者”（Molokane），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会以一个淳朴的农民形象重生；最为诡异的是“阉割派”（Skoptsy），他们相信只有切除掉罪恶的根源之后，才能获得救赎。

俄罗斯是孕育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分子的沃土。俄国宗教信仰的神秘根基，加上民族意识中的救世主情结，使得俄国民众对于在“神圣的俄罗斯土地”上建立一个纯粹的上帝国度抱有强烈的精神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这种在世界上建立大一统的基督教会的不懈追求，一直扎根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这也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基础。”[17]这种精神追求还包含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大众心中对于一个真理与正义（pravda）的俄罗斯理想国度的向往。很多事情并非巧合，比如旧礼仪派和其他教派的教徒都参与到社会抗议活动中——拉辛和普加乔夫领导的哥萨克叛乱，或1861年农民大游行——当时许多农奴对于废奴法令中的限制条文感到不满，不愿意相信这是“伟大神圣”的沙皇签署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宗教异见和社会抗议注定联系在一起，因为沙皇在这里有神一样的地位，他有万能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身份。农民相信世界上有神的王国。许多人认为天堂就在世界上某个偏远的角落，那里绿草四季常青，河中流淌的都是奶与蜜。[18]这种观念催生了许多关于俄国隐藏着的人间天堂的传说。这些传说千奇百怪，关于“遥远的国度”、“黄金岛”、“欧伯纳王国”（Kingdom of Opona）以及“出德王国”（Land of Chud）等。“出德王国”讲述的是在俄国的地下隐藏着一个神圣的国度，那里的“白沙皇”按照农民“古老且完全公义”的理念来统治这个国家。[19]

这些民间神话中最古老的是基捷日（Kitezh）——这是一座在斯沃特罗亚（位于下诺夫哥罗德州省）湖底的圣城，只有真正虔诚的俄罗斯信徒才能看到这座城市。据说圣僧和隐士能够听到那里的古老教堂传来遥远的钟声。基捷日被异教徒围攻，但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整座城市突然消失在湖底，致使围城的鞑靼人全部淹死。

几个世纪以来，这个传说和其他的民间故事混杂在一起，这些故事里有隐藏在地下的城市和修道院，有神奇的海底王国和宝藏，也有民间英雄伊利亚·穆洛梅茨的传奇。但18世纪初，旧礼仪派教徒把这些传奇通俗化，它们才在19世纪广为流传。例如在旧礼仪派的版本里，基捷日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真正的基督教俄罗斯被反基督徒掩盖的寓言。但在农民中间，它变成一个对国家教会之外的纯净精神世界的寄托。整个19世纪，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斯沃特罗亚湖设立祭坛，满怀希望地祈求基捷日能够从湖中重现以前的荣光。气氛最热烈的时候是夏至，也是古老的异教节日伊凡·库帕拉节（Kupala），那天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挤满湖四周的树林。作家季娜依达·吉皮乌斯1903年目睹了这一盛况，她描述说这里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教堂”，敬拜者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把圣像贴在树上，手捧蜡烛唱着古老的颂歌。[20]

另外一个乌托邦信仰是彼乐地（Belovode）传奇，这个故事和主流的宗教信仰相比毫不逊色，讲述的是一个友爱、平等、自由的基督教徒团体，据说他们存在于俄国和日本之间的某个群岛上。这个传说是有现实基础的，18世纪时，曾有一群农奴逃离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山地，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于是开始有流言传说他们找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尤其是“流浪者派”更加热衷于这个传说，他们相信在已知世界的边缘一定存在一个神圣的国度，还会前往西伯利亚寻找这样的人间天堂。[21]1807年之后，这个传说的影响力变得更大，因为当时一个修士发表了一本彼乐地指南，他声称自己亲眼看到过这个世外桃源，尽管书中对于它所处的位置语焉不详，但也没能阻止每年成百上千的农民骑马、坐马车或乘船前去寻找这块应许之地。19世纪关于这场探险的最后记载，是有人传说托尔斯泰曾到过彼乐地（一群哥萨克人还特意去找这位作家询证真伪）。[22]然而直到很久以后，彼乐地依然是人们心里挥之不去的梦想。画家廖里赫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他在20世纪20年代造访阿尔泰地区，在那里他遇到了依然执迷于这块神奇乐土的农民。

第二节

“我在奥普京修道院的隐居所停下，”果戈理在给A.P.托尔斯泰伯爵的信中写道，“然后从那里带走了我终生难忘的回忆。那里显然有着神的恩典，从敬拜时一些外在的特征就能感受得到。我在其他地方从没见过这样的僧侣，通过他们每一个人我似乎都可以和上帝交流。”在人生最后的几年，果戈理去过几次奥普京修道院。在寺院静谧的氛围中，他为自己饱受困扰的灵魂找到了安慰和指引。他相信这里就是他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神圣的俄罗斯王国。在离修道院数英里以外的地方，果戈理给托尔斯泰写信说：“你可以在这里闻到寺院德行中的芬芳：一切都有治愈你的力量，人们的敬拜更加虔诚，彼此之间的友爱更加深厚。”[23]

果戈理出身于乌克兰一个虔诚的信徒家庭。他的父母在教会中都非常活跃，在家里他们也谨守所有的禁食和宗教信条。家庭中对宗教神秘主义的耳濡目染，影响了后来这位大作家的生活和艺术创作。果戈理父母的相识源于他父亲在当地教堂中神的一次启示：圣母玛利亚出现在他面前，用手指着他身边的一个女孩对他说，她将成为你的妻子，而后来事情真的就是如此。[24]和他的父母一样，果戈理并不满足于仅仅遵守教会的教条。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期待着能够亲身经历神灵现身，以满足他内心深处的渴求。1833年他给母亲写信说：

（在我小时候）我看待每一件事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我去教堂要么是因为被要求去，要么就是被人带去；但是我一到那就只能看见十字褡、神父和大声咆哮的执事。我在胸前画十字是因为我看到别人也都这样做。但有一次——我现在依然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每一个细节——我让你给我讲讲审判日的故事，你讲述得如此生动如此全面，等待着那些义人的美好事物是如此动人，而等待着那些罪人的永世折磨在你口中显得如此恐怖，使我的身心都感受到震撼。这次经历让我日后中心有了崇高的思想。[25]

跟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果戈理从来没有对宗教产生怀疑。他晚年心灵上的煎熬也是因为怀疑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否能称得上义人。但作家坚定的信仰并不从属于任何教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他自己也承认的，他的信仰和新教徒十分接近，他更相信个人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26]不过从1836年到1842年，果戈理在罗马生活期间，他与天主教传统的关系也十分亲密。之所以没有选择皈依罗马教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他看来两种宗教之间没有什么明显差别：“我们的信仰和天主教是一回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从一个转向另外一个。”[27]在他从未发表的《死魂灵》的最终版本中，果戈理原本设想其中的神父一角兼具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优点。他似乎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将所有人以基督徒之间的友爱联结在一起的精神教会。在奥普京修道院，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这一理想的“俄罗斯灵魂”。

果戈理的小说是他精神探索的舞台。和许多学者的观点相反，果戈理其实并不存在所谓早期“文学作品”和晚年“宗教作品”之间的割裂，尽管他后期对宗教表现出更明显的兴趣。果戈理所有的创作都有着神学上的重要意义——它们确实开辟了一个赋予小说和宗教启示同等地位的民族传统。他的许多故事都应该当作宗教寓言来读。那些古怪奇特的人物并不有意再现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圣像，给世人以启示。这些人物让人思考另外一个世界，那里善与恶正在展开一场争夺人类灵魂的战争。在果戈理早期的作品中，这种宗教象征大多寄托在圣经式的主题或非常隐晦的宗教隐喻当中。例如《外套》就呼应了圣亚加索（St.Acacius）的生活——他是一名隐士（和裁缝），在受到长老多年的虐待之后死去，后来这位长老忏悔了自己的罪过。这解释了《外套》中主人公为什么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是圣彼得堡一名卑微的公务员，被人抢去了一件珍贵的外套，最后凄惨死去，死后成为幽灵到城里复仇。[28]在《钦差大臣》（1836）失败之后——作者创作这部戏剧的本意是要作为一篇道德寓言，但大众却把它当作讽刺喜剧——果戈理决定在创作中让自己传达的宗教信息更容易理解。此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一部三段式小说《死魂灵》的创作中。这是一部但丁《神曲》般的史诗，俄罗斯的天命在最后得以揭示。俄国乡村的各种缺点在小说最终仅完成的第一章（1842）中被暴露出来，而在未完成的第二、第三章中，作者本想通过描写崇高的、“真实存在的俄罗斯灵魂”来否认这些缺点。主人公乞乞科夫在农村骗取濒死的乡绅和他们死去的农奴（或“魂灵”）的身份，从政府获得大量钱财。但即使这样一个恶棍，随着果戈理创作主题转向基督的爱和手足情谊这种斯拉夫式理想，乞乞科夫最后也被上帝拯救，成了一个地主。这部“史诗”的整个概念就是俄罗斯的“再生”，以及它精神上在“人类通往完美的无尽阶梯上”不断地向上攀登——这也是他从《圣经·创世记》中借鉴的雅各布天梯的故事。[29]

果戈理关于神圣异象的灵感来自他所拥护的斯拉夫派人士，他们梦想着俄国能够成为纯洁基督徒的神圣联合之地。果戈理对缺乏灵魂、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满怀担忧，斯拉夫派的思想对他而言自然充满吸引力。其根源是俄国教会作为一个充满友爱的自由基督徒团体，正如神学家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所勾画的概念——一种“自由的统一体”（sobornost，来自俄语sobor，指代“大教堂”和“集会”）。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这个概念来自一套神秘主义理论。他说，信仰不能通过理性获得，必须通过亲身体验，从内心深处感受基督的真理，而不是靠教条和律法。真正的教会不能规劝或者强迫人们成为信徒，因为除了基督的爱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力。作为一个自由选民的群体，它只存在于基督爱的精神之中，正是这种爱将虔诚的人和教会联系在一起，也只有这种精神是他们虔诚的保证。

斯拉夫派相信真正的教会是俄罗斯式的。跟西方通过律法和僵化的等级制度（例如设置教皇）来行使自己权威的教会不同，他们认为，俄国的东正教是真正的精神共同体，而基督是他们唯一的领导。毫无疑问，斯拉夫派对俄国教会抱有批判态度，认为他们和沙皇政府间过于亲密的关系已经削弱其精神属性。斯拉夫派支持一个社会性的教会，有些人或许会称之为社会主义者的教会，这使得他们很多关于信仰的文章都被政府查禁（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的神学作品直到1879年之后才得以出版）。[30]斯拉夫派是农奴解放运动的坚定信徒：因为只有精神和身体完全自由的个人才能组成俄罗斯式的真正教会。他们相信俄罗斯人民拥有基督徒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真正的教会。斯拉夫派相信只有俄罗斯人民才是世界上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农村公社的集体生活（一种“基督徒真爱与友爱的结合”），他们温和谦逊的品质，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为了更高的道德追求牺牲个人自尊的意愿，而这种更高的追求就是公社、国家和沙皇。凭借这些基督徒的品质，俄罗斯已远远不止是一个民族——他们身上扛着对世界的神圣任务。用阿列克谢的话来说：“俄罗斯人民已不仅仅是人民，而是全人类。”[31]

这就是关于“俄罗斯灵魂”的构想，果戈理打算在《死魂灵》的第二、第三部分来描述它，人们认为它是将要拯救基督教世界的普世精神。民族之魂或民族精髓的概念在浪漫主义时期十分常见，但果戈理是第一个给“俄罗斯灵魂”赋予了救世含义的人。这一概念源自德国，在那里像弗里德里希·谢林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创造了民族精神的概念，用以将本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19世纪20年代，谢林在俄国享有神一般的地位，他关于精神的概念被那些想要将俄国与欧洲区分开的知识分子奉为圭臬。作为谢林在俄国的头号门徒，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声称，西方人为了追求物质进步，已经将灵魂卖给了魔鬼。“你的灵魂已经变成一台蒸汽机，”他在小说《俄罗斯之夜》（1844）中写道，“在你身上我看到的是螺丝钉和齿轮，而看不到生命。”现在只有俄国和她年轻的灵魂可以拯救欧洲。[32]这印证了一个规律，就是像德国和俄国这样在工业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的国家，更容易产生民族之魂这样的概念。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缺失，可以通过其保持原生态乡村中的精神美德找回一点平衡。民族主义者认为淳朴的农民身上具有创造性的自发性和友爱精神，而这些品质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早已经消失不见。在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俄罗斯灵魂的概念在这种模糊的浪漫主义思想中开始发展起来。彼得·普拉维利希科夫的论文《论俄罗斯灵魂的内在特质》（1792）提出了一些观点，例如俄国有一种自然的创造力，要比西方的科学有更大的潜力。这位剧作家被这种民族自豪感冲昏了头，甚至断言俄国有许多看似不可能的第一：

我们以为农民发现了连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和加仑（希腊解剖专家、内科医生和作家）都没有发现的药酊。阿雷克西沃村子里的正骨医生在外科手术的领军人物中十分出名。库利宾和来自特维尔地区的机械师索巴金在机械技术方面都技艺高超……俄国人无法发现的东西，对于全人类来说将是永远的未知。¶[33]

在1812年胜利之后，关于农民灵魂的概念以及他们无私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开始与俄罗斯将是西方的救世主的说法联系起来。这是果戈理最初在《死魂灵》中所担负的使命。在更早的《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将俄罗斯灵魂归因于一种只有俄国人才能感受到的爱。“没有哪种感情比这样的同志情谊更加神圣的了！”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对他的哥萨克族人说：

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母亲也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则爱着自己的父母。但兄弟们，这并不完全相同，就连野兽也爱自己的孩子。然而精神上而不是血缘上的紧密联系，是只有人类才有的。别的国家也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但和俄国土地上的友爱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兄弟们，俄罗斯灵魂的热爱，并不是只用头脑或者你身体的某一部分，而是用上帝所赐予你的一切去爱。[34]

果戈理与斯拉夫主义者靠得越近，越相信这种基督徒间的友爱是俄国带给世界的独特启示。在《死魂灵》第一章最后令人难忘的三驾马车（troika）一段中，果戈理曾透露过关于“俄罗斯灵魂”天启般的图景：

俄罗斯，你不也像这快得谁也赶不上的三驾马车一样奔驰吗？只见大路在你轮下扬起尘土，桥梁被你震得隆隆作响，一切都被你超越而落在后面。过路行人被这种神奇的景象所惊骇，停下脚步问道：这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闪电？这令人震战的狂奔意味着什么？喂，骏马呀，骏马，你们有多么了不起！你们的马鬃里是不是带有旋风？你们的每根血管里是不是带有敏锐的耳朵？一听到天上传来熟悉的歌声便一齐挺起红铜板的胸膛，几乎蹄不沾地在半空中飞驰，身子变成一条线，只有得到神的鼓舞你们才会跑得这么快！俄罗斯，你要奔向何方？请给个回答。你不肯回答，只是铃儿发出美妙的声响；空气被风撕成碎片，呼啸不停；大地上的一切从旁边掠过，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都侧目而视，退到一旁，为她让路。**[35]

基督徒之爱的“俄罗斯准则”——果戈理将在第二、第三部分揭示——旨在将人类从西方世界自私的个人主义中拯救出来。正如赫尔岑在读完果戈理这部小说之后评论的那样，“俄罗斯的灵魂中隐藏着巨大的潜力”。[36]

果戈理在这部小说上花的精力越多，越觉得揭示“俄罗斯灵魂”中的神圣真理是自己肩上所背负的使命。“上帝只赐给我完成并发表第二部分的力量，”他在1846年给诗人尼古拉·亚齐科夫的信中写道，“然后他们会发现我们俄国人身上有很多他们猜都猜不到的东西，而这些我们自己并不愿承认。”[37]果戈理想从寺院中寻求神的启示——他相信俄罗斯的灵魂就藏在这里等待被发现。他最敬佩奥普京修道院中隐士的一点就是，他们对于掌控自身欲望以及洗涮自己灵魂罪过的能力。他认为这种自律精神就是解决俄罗斯精神顽疾的良方。这次又是斯拉夫主义者将果戈理带到了奥普京修道院。基列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曾多次去那里拜访玛喀里神父，两个人整理了派西神父的生平，并将早期教父的作品由希腊语翻译过来。[38]和他之后所有斯拉夫主义者一样，基列耶夫斯基相信奥普京修道院的隐士是东正教古老精神传统的真正象征，这里是“俄罗斯灵魂”最活跃的地方，当果戈理从国外回到莫斯科，那时出入沙龙的全是奥普京修道院的信徒。

《死魂灵》被当作一部有宗教指导意义的作品。它的写作风格带有强烈的以赛亚精神特质——以赛亚在《圣经》里预言了巴比伦王国的覆灭（在创作《死魂灵》第二部分的时候，果戈理在他的信件中经常引用这一景象）。[39]果戈理在绞尽脑汁创作这部小说时，也沉浸在自我预言的宗教狂热之中。他埋头研究7世纪西奈半岛神学家约翰·克利马科斯的著作，后者主要论述一个人灵魂纯净以及攀登通往完美精神世界的阶梯（果戈理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使用了这一场景，他说自己还在阶梯的最底端）的必要性。[40]果戈理唯一的安慰来自不停地祷告，他相信从中可以获取完成创作《死魂灵》这一神圣任务的精神力量。“为我祈祷吧，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他在1850年给奥普京修道院的菲拉雷特神父的信中写道：

请尊敬的修道院院长，请主里所有的弟兄姐妹，请那些最虔诚也最热衷祷告的信徒，请他们为我代祷。我所选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没有上帝每天每时每刻的帮助，我的任务不可能完成，我的笔动都动不了……慈爱的上帝，他有成就一切的权柄，能把我这样像煤炭一样黑的作家，变成一个纯洁无瑕只开口谈论圣洁与美妙事物的人。[41]

问题是果戈理没有办法描绘出这样一个圣洁的俄国，这样一个满是基督徒情谊的王国——而他将这视为自己的天授使命。所有俄国作家，即使那些最有想象力的，也无法描绘出这样一个地方——或者说，没有一处能满足作家吹毛求疵的要求。无论他如何努力去赋予笔下的俄国主人公理想的形象——一幅俄罗斯灵魂的圣像，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果戈理对现实的观察，让他总是忍不住将人物原型身上奇奇怪怪的特点嫁接到他们的形象之上。当他对自己打上宗教光辉的做法感到绝望的时候，他写道：“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只要一个人转而关注它在俄国的真实情况，这场梦就碎了。”[42]

意识到自己在小说上的努力失败之后，果戈理转而试图在《与友人书信选》（1846）中表达自己的观点。书中的内容是关于俄国自身神圣原则的迂腐道德说教，本来这些文章是想用来做《死魂灵》未完成部分的某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前奏。果戈理宣称俄国的救赎在于每个独立公民精神上的革新，但是他却没有触动现有的社会体制。他忽略了农奴制与专制国家的问题，可笑地宣称只要两者能遵守基督徒的信条，它们的存在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进步分子被彻底激怒了——这是对他们关于进步的神圣理想、关于人民事业的政治承诺的背叛。在1847年的一封公开信中，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和政治改革的支持者，别林斯基对他曾经拥护（或许是误解）的果戈理，展开一场毁灭性的攻击：

是的，我曾经爱过你，曾经用我对自己国家血缘般紧密的感情爱过你，我把你当作国家的希望、荣耀和骄傲，视你为这个国家通往良知、进步与发展道路上的领路人……俄国的出路不在神秘主义，不在禁欲主义，也不在于虔诚的心，而是如你所说的，在于教育、文明以及文化。这个国家不需要说教（她已经听了太多），也不需要祈祷（她已经念了太多），她需要的是人民尊严的觉醒，这种自尊已经丢在污泥里埋了几百年。[43]

同样致力于改革的斯拉夫主义者，也绝望地放弃为果戈理辩护。谢尔盖·阿克萨科夫给果戈理写信说：“我的朋友，如果你的目的是制造一出丑闻，或者让你的朋友和敌人联合起来反对你，那么恭喜你，你成功了。如果这部作品是一个玩笑，那你也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每个人都被弄迷糊了。”[44]甚至连果戈理在奥普京修道院的精神导师，玛喀里神父，也无法支持这部书信选。这位长者认为果戈理没有理解谦卑的必要性。把自己当成了先知，然后疯子般狂热地祈祷，却没有搞清楚何为真理，也并没有从圣灵身上获得任何的启示。“这对于信仰来说是不够的，”他于1851年9月写信给果戈理说，“如果一盏灯想要发光，只擦净它的玻璃是不够的：灯里还必须点上蜡烛。”[45]玛喀里神父也不认可他对社会的无为主张。奥普京修道院的精神感召就是要缓解穷人的痛苦。玛喀里神父的批评对于果戈理来说是一次致命打击，从这时候起，他应该已经认识到这些批评是中肯的：他的内心确实没有受到神的感召。他在收到玛喀里神父的信之后，就断绝了和奥普京修道院的所有联系。他意识到自己想要成为一名预言式作家的神圣任务已经失败了。他感觉自己在上帝面前毫无价值，开始想绝食。他吩咐自己的佣人烧毁自己未完成的作品手稿，然后安心赴死。1852年2月24日，时年43岁的果戈理，在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给我拿一把梯子，快！一把梯子！”[46]

第三节

别林斯基在给果戈理的信中承认，俄国农民对上帝充满了虔诚的敬畏，“但他们在祷告时也没忘了抓痒痒”。他还谈到了圣像：“圣像是用来祷告的，不过你也可以用它来当锅盖。”这位评论家总结说：“如果认真观察你会发现，俄国人的天性是信奉各种偶像的无神论者，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可言。”[47]

对于所谓农民灵魂中的基督本性的质疑，绝不仅仅局限于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教会本身也越来越受到农民粗野且表现得没有信仰的困扰。教区神父描绘了农村地区对宗教无知的惨淡景象。I.S.贝利钦在19世纪50年代写道，“每一百个男性农民中”——

最多只有一个会经常阅读《信经》，最多两三个会颂短祷（当然，至于自己所念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根本也不关心）。每一千个男人中，最多只有两三个人知道十诫的内容；至于女人，我们甚至什么都不用说了。这就是所谓的东正教俄国么？简直太丢人了！那些伪君子竟然还说什么俄国是最后一块宗教净土，实际上在俄国，三分之二的人根本都不知道信仰为何物！[48]

对于教区神父来说，想要让农民了解信仰的内涵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甚至比让他们抵抗来自城市的世俗观念更难。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就连神父也大多是文盲。大部分神父只是子承父业罢了。他们在农村长大，很多人除了在本地的教会学校上过几年学以外，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在农民眼里这些神父的地位也不怎么高。农民视他们为贵族和政府的仆人，他们那普通甚至可以说是寒酸的生活条件也很难赢得农民的尊重。凭借政府发放的一点微薄的薪水，或者耕种教会自有的小块田地，神职人员很难维系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教服务——主持一场婚礼差不多一个卢布，主持一场葬礼一瓶伏特加——如此一来，在农民眼里，他们更像是做法事赚钱的生意人，而非他们信仰上的精神指引。穷酸的农民和以贪婪闻名的神父经常会为了一点费用长时间地讨价还价，结果让新娘子在教堂站着等上几个小时，或者让人死了几天都不能下葬，直到双方在价码上达成一致为止。

在这种毫无稳定可言的生活状态下，神父不得不在教会所宣扬的基督信仰与农民生活半迷信的异教风俗之间不停摇摆。他们会用圣像、蜡烛和十字架为农民驱魔，因为农民相信这些恶灵会给牲畜和庄稼下咒，让妇女不孕不育，给家庭带来灾难或疾病，或者作为亡灵在他们家里阴魂不散。相较于坚定的斯拉夫主义者和虔诚的旧礼仪派教徒，俄国农民从来都和真正的东正教信仰若即若离，他们只是披上一层薄薄的基督教外衣罢了。诚然，每个俄国农民都会投入极大的精力表现自己的基督徒形象。他们不停地在胸前划十字，每一两句话都以赞美神结尾，总是严格遵守四旬节的禁食规定，在宗教节日一定会去教堂，他们甚至会时不时去圣坛参加朝圣。他们首先自认为是“东正教徒”，然后才是“俄国人”（是不是俄国人似乎也没那么重要）。确实，如果一个人可以穿越时空回到19世纪的俄国农村，询问当地居民问他们是谁，那么他们八成会回答说：“我们是东正教徒，我们就来自本地。”农民的宗教信仰和教会神职人员书本中的基督教相隔甚远。由于基本都是文盲，19世纪的俄国农民对《圣经》中的福音书知之甚少，因为当时也没有在农村地区布道的传统。即使是识字的农民，也很难接触到俄国的《圣经》（俄文版《圣经》全本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得以出版发行）。上帝的祷语和十诫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头脑里只有模糊的天堂和地狱的概念，毫无疑问，他们期冀通过对教会教条终身的严格遵守，最后使自己的灵魂得救，而其他抽象的概念完全如天书一般。他们认为上帝就是一个人，无法理解他那所谓无形的圣灵存在。高尔基在《我的大学》（1922）中描述了他在喀山附近的农村遇到的一位农民——

这位农民认为上帝是一个高大英俊的老者，是宇宙智慧的主宰，但是上帝无法征服罪恶，因为“他没有办法同时去那么多地方，而且到处都有新的坏人出生。不过当然，最后他还是会取胜。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基督！我认为他的存在没有什么必要嘛。既然有了上帝就已经足够了。但现在又来了一个！他们管他叫圣子。他是上帝的儿子又会怎么样。上帝还没有死，至少我是这么觉得”。[49]

农民也是这么看待圣徒和民间神灵的：实际上在农民半基督半异教的信仰当中，这两者密结合或者可以互换。在农民家里，他们会在圣像的后面放上一束大麦，来祭祀正午女神（Poludnitsa）这个民间的丰收之神；而草药保护神弗拉斯（Vlas），在信仰基督后则变身为圣瓦拉西斯；好运之神拉达（Lada，俄国人在出行时往往会向此神祈福）在农民的婚礼歌曲中则和圣乔治与圣尼古拉一同出现。在俄国教会内部，也有将民间神灵基督化的情况。俄国信仰的核心对母性着重强调，这一点在西方并不存在。天主教的传统是突出圣母玛利亚的圣洁，而俄国教会则是强调玛利亚的神圣母性——所谓的“俄罗斯母亲”（Bogoroditsa）——正是这一点奠定了俄国人宗教仪式中三位一体的概念。从圣像的呈现手法能轻易看出这种对于母性的崇拜，圣母的脸庞总是亲密地和圣婴的头紧贴在一起。这似乎是俄国教会有意识地结合了异教中对送子女神（Rozhanitsa）以及古斯拉夫信仰中的“大地母亲”，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母神莫格西（Mokosh）的崇拜，而正是从母神莫格西信仰中衍生出了“俄罗斯母亲”的概念。[50]农民信仰中最古老的形式，实际上是俄国人对土地的崇拜。

俄国东正教的礼仪和装饰也直接受到异教风俗的影响。例如从16世纪开始，俄国教会的十字架游行是围着太阳沿顺时针方向行进的（和西方教会一样）。在俄国人的认识中，这被看作对轮舞的模仿，而轮舞中沿着太阳的方向是为了召唤它巨大的能量（最迟至19世纪，俄国农民中依然有朝太阳的方向耕种会带来好运的寓言）。[51]俄国教堂的洋葱圆顶也是对太阳的模仿。它内部的“天顶”或者天花板上，通常会把三位一体真神画在太阳的中间，周边散发出十二道圣徒的光芒。[52]中世纪的俄国教堂和宗教经文中经常会出现植物花纹和其他装饰，例如玫瑰花环、长菱形、万字符、花瓣、半月形和树等，这都是来自异教中的万物有灵崇拜。毫无疑问这些花纹和符号早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宗教象征意义，但是它们在19世纪民间设计中（比如木雕和刺绣）高频率的再现，意味着它们在农民的意识中依然是一个通往超自然世界的窗口。

刺绣的手绢和束带在农民文化中有神圣的功用——在农民家中“神圣屋角”上挂着的圣像周围通常都悬挂着这些刺绣品——每种花纹、颜色和装饰在不同的仪式中都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螺旋纹象征着创世纪（“大地开始扭曲，然后就出现了”，农民这样说道）。[53]红色有着神奇的力量：在神圣的仪式上，红色是束带和手帕的专用颜色。俄语中的“红色”（krasnyi）是和“美丽”（krasivyi）联系在一起的，这也解释了“红场”的名字以及其他许多事物的源由。红色也是象征孕育的颜色——因为怀孕被看作神的恩赐。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束带。刚出生的婴儿要用束带绑上，男孩子会被赠与一根“童男带”，新婚夫妇则会缠上刺绣的麻布束带。按照习俗，怀孕的妇女在生产之前要踩上一条红束带。[54]逝者在下葬的时候戴上一条陪葬的束带是非常重要的，最好是他出生时候系着的那根，这象征着一场生命的轮回，他的灵魂可以回到神灵的世界去了。[55]根据民间传说，魔鬼害怕系着腰带的人；不系腰带会被看作来自地下世界的人。因此俄国的魔鬼和美人鱼都被描绘成不系束带的形象。巫师在做法事时，会解去腰带，和神灵世界通灵交谈。

这些古老的异教习俗绝不只在农民中流传。很多都发展成了民族传统，甚至在以紧跟现代思潮为自豪的上层社会，也能觅得这些习俗的踪影。普希金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拉林家族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他们保持着古老的风习，

日子这样过得平平静静；

在那吃大荤的谢肉节里，

照例要吃俄国的薄饼；

他们每年总要斋戒两遍；

他们爱打团团转的秋千，

爱圆舞、爱听圣诞节小调，

逢到降灵节谢主的祈祷，

一边打着呵欠想要睡觉，

这时候他俩也往草束

洒几滴眼泪以表示感伤。[56]

在俄国这类情况并不罕见——贵族家庭一方面严格遵守教会的各种规定，另一方面兼顾那些被欧洲人视为农奴阶级糟粕的异教迷信传统，两者没有矛盾。算命这类游戏和仪式在贵族中司空见惯。有的家庭会花钱请术士来解梦，有些人则会让家里的女仆通过茶叶的纹理解读所预示的运程。[57]圣诞节期间的算命大会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活动，据安娜·勒隆回忆，它是跨年守夜活动的一部分：

每逢跨年都会有一场通宵守夜和祈福的活动。九点钟吃晚饭，然后大家会在餐厅算命，我们用洋葱做成十二个空杯子——每个代表一个月份——然后在挖空的洋葱里撒上盐。我们在洋葱杯上标注月份，在桌子上摆成一圈。我们这些小孩能分到两个杯子，我们在里面倒上水，然后加入一些蛋清。新年的第一天早晨，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满是洋葱味的餐厅来查看我们的杯子，这时杯子里的蛋清都变成了神奇的形状——教堂、高塔或者城堡——我们就会尝试给这些形状赋予一些美好的含义。大人们则会通过查看洋葱杯里的盐巴是不是保持干燥，来预测明年哪个月会下雨下雪，哪个月会干旱。人们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还会拿笔记下观察的结果。我们也会预测在收割稻谷时会不会下雨。然后我们会把这些收拾干净，生起炉子，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点上一种能够散发出特别香味的粉末。那天上午我们不用去教堂，可以在家玩玩偶，厨房里的佣人们还会给我们一些宴会上的食物。[58]

农民的迷信活动在贵族阶层中也十分常见，甚至那些对农民任何习俗都嗤之以鼻的家庭也是如此。例如斯特拉文斯基，他是个纯粹的欧洲绅士，但却一直佩戴着一个出生时得到的吉祥物。佳吉列夫则是从他的农民保姆那里继承了许多迷信思想。他不喜欢拍照；当看到有人把他的帽子放在桌子上时他会非常介意（这意味着他会损失钱财），放在床上也不行（这意味着他会生病）；看到一只黑猫，即使是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也会让他满心恐惧。[59]

无疑那些农民保姆是这些迷信思想的主要来源，她们在这些绅士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他的下意识活动中出现的不是教会的各种教条，而是保姆的那些话语。例如在普希金的成长过程中，东正教的影响微乎其微。他被教育要祷告，也会去教堂；除此以外他是一名坚定的伏尔泰式知识分子，一辈子至死不渝地坚持启蒙主义的信仰。[60]但是他从他保姆那里继承了许多来自中世纪的迷信思想。当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他，他会被一名高个子的金发男人杀死后，他几乎被这种不祥之兆给击垮（最后这个预言也成真了）。另外普希金对野兔的迷信也非常出名（这在一定意义上挽救了他的生命，1825年他在自己普斯科夫††庄园附近的路上看到了一只野兔，这让他对前往圣彼得堡加入元老院广场十二月党人的行动产生了怀疑）。[61]

对于死亡的迷信在贵族中尤其盛行。果戈理在自己的信件中从来没有使用过“死”这个字，唯恐它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实际上很多人都有类似看法。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那些对死亡的精彩描述，以及《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之死的段落，用一个中性的“它”来指代死亡这件事。[62]对死亡充满恐惧的柴可夫斯基也有着同样的迷信（那些声称他通过自杀来掩盖自己是个同性恋者的人，通常忽视这一点）。在这位作曲家面前，他的朋友们都会尽量避免提到类似“坟墓”“葬礼”之类的字眼，以免他受到太大的刺激。[63]

东正教徒、异教崇拜，还是理性主义者——一个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可以兼有数种信仰。作为一名俄国人就要具备处理这种内心冲突的能力，并将这种矛盾转化为对生活的体察入微，一种与他人完美地和谐共处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比如斯特拉文斯基，虽说他比大部分人都要善变，但最终仍于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天主教找到了心灵的归属。不过与此同时，他在感情上也比任何时候都更亲近俄国教会。从1926年起，他就开始定期前往巴黎的东正教堂做礼拜；他在巴黎的家收藏许多圣像，虔诚地进行个人敬拜；他甚至还计划在家里建造一座俄国教堂。这种结合彼此并不冲突——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是这样。确实，对于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世界主义精英分子来说，同时保持着几种不同的信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些人倾向于罗马教会，尤其是那些认为与国家至上的俄国教会相比，超越民族国家的罗马教廷与自己的世界观更加契合的人（例如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她在19世纪30年代移居到意大利）。另外一些人则是投入到路德教派之中，这些人和许多贵族一样，通常都带有德国血统。很难讲这种复杂的宗教意识的进化过程中间哪些方面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是这些贵族成长过程中相对薄弱的宗教背景，导致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了包容其他信仰的空间，还是这一阶级中多国文化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它创造了一种比我们头脑想象中虚构的“俄罗斯灵魂”更加复杂的文化。

第四节

187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走进了奥普京修道院，这一年他到此造访数次。这段时间是这位作家生命中一段痛苦的时期。他最心爱的孩子阿列克赛（阿廖沙）刚刚因为癫痫去世，而这种病正是从他身上遗传的。在妻子的敦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奥普京修道院，寻求心灵上的安慰和指引。当时这位作家正在创作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他这本书最初的构思是准备写成一本关于孩子和童年的小说。[64]在奥普京修道院的经历后来在小说多处场景中重现，书中佐西马长老关于教会的社会愿景的长篇演讲可以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内心独白，它借鉴修道院内部的一些文章，其中一大部分几乎是逐句照搬了塞德霍尔姆神父《莱奥尼德长老生平》（1876）一书。[65]佐西马长老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以阿姆夫罗西长老为原型塑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与阿姆夫罗西长老有过三面之缘，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长老身边有一大群专程前来修道院拜访他的朝圣者。[66]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长老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在小说前面部分的一章“虔诚的农村妇女”中，他重现了一个把我们带往俄国信仰的核心场景。佐西马长老是这么安慰一个同样因为失去幼小的儿子而备受悲伤折磨的妇女：

“这一位可是远道而来的！”他指着一个还完全算不上年老、却干瘪得只剩皮包骨的女人说。那女人的脸不是一般的晒黑，而是彻底变黑，她跪倒在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长老，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狂乱的邪气。

“老远来的，老爷子，老远来的，离这儿有三百里地。老远哪，神父，老远哪！”那女人拉长声调说，脑袋不紧不慢地左右摇晃，手掌托着一边腮帮子。她说话像是在哭亲人。

老百姓的悲痛有长期积在心中默默忍受的；它深沉内向，无声无息。但也有向外宣泄的悲痛；它会以眼泪的形式迸发出来，从那一刻起便转为连带哀诉的号哭。这种悲痛尤其多见于女人。但它并不比无言的悲伤好受些。号哭只能痛快于一时，其代价则是进一步刺激和撕裂心中的创伤。这样的悲痛甚至不愿别人给予安慰，它自知无法解脱，索性以痛攻痛。号哭只是一种不断刺激创伤的需要。

……

“你为什么哭？”

“心疼儿子啊，老爷子，他都快三岁了，只差三个月就满三岁了。我为儿子伤心，神父，为儿子。那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我跟尼基图什卡有过四个孩子，可我们家留不住孩子，好人哪，留不住哇。头仨我埋了，倒也不怎么心疼他们，可这最后一个我埋了以后老是忘不了。他就像站在我前面似的，总不走开。把我的心都熬干了。我瞅着他的小睡衣、小衬衫、小靴子，忍不住放声大哭。我把他留下的东西一件件全都摆出来，瞅着瞅着，就哭起来了。我对我的丈夫尼基图什卡说：当家的，你让我出去烧烧香、求求上帝吧。他是个马车夫，我们不穷，神父，不穷，我们赶自己的马车载客，马是自己的，车也是自己的。可如今我们还要它干吗？我不在家，我的尼基图什卡就整天喝酒。我知道他一定会的，过去也是这样：我只要一转身，他就管不住自己。而如今我压根儿不去想他。我离家已经两个多月。我把他忘了，我什么都忘了，也不想记起来；往后我跟他还有什么奔头？我跟他算是完了，我所有的亲人都完了。如今我也不想瞅瞅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家产，反正我是什么也瞅不见的了！”

“听着，大嫂，”长老说，“古时候有位大圣人，一天在寺院里看见一个像你这样做母亲的在哭，因为她唯一的小孩也被上帝召去了。大圣人对她说：‘莫非你不知道，这些小孩在上帝的宝座前面胆儿有多大？天国里甚至没有比他们的胆儿更大的。’他们对上帝说：“主啊，你把生命赐给了我们，可是我们刚睁眼看到生命，你又把它从我们身上拿回去了。”他们就是不怕，硬是向主请求，于是上帝立刻赐给他们天使头街。所以，‘你做母亲的应该高兴才是，不要哭泣，你的孩子此刻也在上帝身边位列天使。’古时候圣人对失去孩子而哭泣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他是一位大圣人，绝不会对她说假话……”

……

“……至于你的孩子，我要为他作安魂祈祷。他叫什么名字？”

“叫阿列克塞，老爷子。”

“名字很可爱。是依圣徒阿列克塞取的吧？”

“对，老爷子，对，正是依圣徒阿列克塞取的名！”

“多好的圣人哪！我一定为你的孩子祈祷，大嫂，我也要在祷告中提到你的悲哀，还要祝愿你的丈夫健康。不过，你撇下他不管可是罪过。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好好照看他。你的孩子要是从天国看到你抛弃他的父亲，他将为你而哭泣；你为什么要扰乱他的辛福呢？要知道他还活着，活着，因为灵魂是永生的，他虽不在家里，可是他总在你身边，只不过看不见罢了。倘若你说你恨自己的家，那他怎么能进家门呢？倘若不能看到你们俩——父亲和母亲——在一起，那他上门去找谁呢？眼下你老是梦见他，觉得很痛苦，可是将来他会给你送去宁静的好梦。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大嫂，今天就动身。”‡‡[67]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信仰充满了渴望。但如果说自己小孩的死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那他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在他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段时间所做的笔记里，写满了他对当时媒体报道中孩童所遭受的残酷待遇的悲愤评论。其中一个真实的故事出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关上帝的论述之中。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将军的猎狗被他庄园上一个农奴小孩扔的石头给砸伤了，将军就把小孩抓了起来，在其他围观的村民面前将他扒个精光，不顾孩子绝望的母亲苦苦哀求，让一群凶猛的猎狗将这个孩子撕得粉碎。这起事件借伊凡之口讲出，他是卡拉马佐夫三兄弟中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他向在寺院做见习修士的弟弟阿廖沙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如果上帝的真理允许这些无辜的小生命受到如此残害：

“……我先在此声明，全部真理不值这个价。说到底，我不愿母亲与唆使猎狗咬死她儿子的凶手拥抱！……全世界有哪一个人能宽恕或有权利宽恕？我不要和谐，这是出于对人类的爱……”§§[68]

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伊凡的观点是“无可辩驳”的。[69]从人的道德感来说，对这样的暴行如果没有复仇的话是不可接受的，甚至连阿廖沙，这个想要以基督的宽仁之心为榜样的忠实信徒，也同意将将军枪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在这部小说，而是在他整个生命和全部艺术作品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充满了痛苦和折磨，那人还怎么信奉他？当一个人举目观看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时，他注定会提出这个问题。上帝怎么会创造了俄罗斯呢？

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说，他来自一个“虔诚的俄国家庭”，“几乎一出生就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70]福音书里的教诲一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人做事的核心，甚至在他19世纪40年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之后也是如此，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和基督的理想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同意别林斯基的观点，认为“如果耶稣基督来到俄国，那他一定会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71]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激进地下运动组织的成员，在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圣彼得堡的家里集会时被捕。他的罪名是宣读了别林斯基1847年写给果戈理的一封非常著名的信（当时被查禁），信中攻击了宗教，并呼吁俄罗斯进行社会改革。当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传播或者阅读这封信的手抄本都是被严格禁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被判处死刑，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们在阅兵场等候枪决的时候，传来了沙皇的特赦令。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减刑，改到西伯利亚劳动教养4年，之后作为列兵到西伯利亚的一个前线兵团服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监狱的几年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他在这里每天和最粗鲁最野蛮的普通老百姓面对面，这让他认为自己获得了对俄罗斯灵魂深处的特殊洞见。“不管怎样，这段时间没有白费，”他在1854年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我已经认识了俄国，或者至少说认识了她的子民。我可以说，也许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了解他们。”[72]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犯的身上看到人性堕落的程度，这使他摆脱自己过去作为知识分子对人民内心善良与完美的幻想。在这个混杂着强盗与杀人犯的渣滓窝中，他看不到任何人性的尊严——只有贪婪与欺骗、残忍暴力与醉生梦死，以及对他这个绅士的敌意。而这其中最让人绝望的，就像他在《死屋手记》（1862）中所描述的，是这里没有任何对恶行的悔改之心。

我已经说过，几年以来，我不曾在这些人中间看见过丝毫忏悔的迹象，也没有看见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一点点痛心疾首的表示。而他们的大多数人在内心里还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哩。这是事实。当然，虚荣心、不好的榜样、无法无天、虚伪的羞愧等，在很大程度是成为这一切的原因。从另一方面说，谁能够说他彻底洞察这班堕落的人们的内心世界，并了解了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为世人所不知的奥秘呢？但是，经过这段漫长的岁月，本来是能够发现、觉察、捕捉到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足以证实他们内心烦恼和悲哀的特征的。但是并没有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这样做。是啊，罪行似乎不能单从犯罪构成的事实这一现成的观点来加以理解，犯罪的哲理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复杂得多一些。¶¶[73]

这种人类内心的黑暗面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感来源，他那些充斥着谋杀与偷盗的后西伯利亚小说，第一部就是《罪与罚》（1866）。

但在他绝望的深处，有种对救赎的向往重树了作者的信心。仿佛奇迹一般，在复活节的时候，基督的启示出现了，我们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作家日记》中的回忆看到这一点。[74]囚犯们在狂饮打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躺在自己的木板床上躲避着这一切。突然，一件早已经忘却的童年往事重新浮现在他脑海中。他9岁时，有一段时间待在乡下的家里，8月里的一天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到了树林里。他听到一个声音，以为是有人在喊：“狼来了！”吓得赶紧跑到附近的一块农田，在那里他遇见了父亲的一名农奴，这个名叫马列伊的农奴心疼地安慰他说：

“你看，吓成什么样啦，哎呀！”他摇摇头。“算啦，亲爱的。看你这小伙子，哎！”

他伸出手，突然摸摸我的面颊。

“嗯，够啦，嗯，画个十字吧，上帝保佑你。”可是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还在颤动，这似乎特别使他吃惊。他悄悄伸出自己那粗大的、沾着泥土的指甲黢黑的手指，轻轻抚摸了一下我颤动着的嘴唇。

“哎，瞧你这样子，”他慈祥地、深情地朝着我微微一笑，“上帝啊，瞧你，这是怎么啦，哎呀。”***[75]

想到这件“充满母性”的友善之举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狱友的态度发生了神奇的转变。

我下了板床，向四周看了一眼，我记得，我突然感到，我可以用完全不同于从前的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这些不幸的人，突然间，我心中的全部憎恨、愤怒，像出现了奇迹似的都一扫而光。我向外走的时候仔细地端详着迎面遇到的每个人的面孔。那个剃了光头、脸上带着烙印受到侮辱性惩罚的农民，喝得醉醺醺的，正在扯着嗓门瓮声瓮气唱醉汉歌曲，说不定这又是一个马列伊，只是我不能看到他的内心去。†††[76]

突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所有的俄国罪犯心中都有一丝善良的光辉（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始终拒绝承认波兰人也是这样）。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准备一台杂耍节目，出于对他的尊重，人们向他这个受过教育的人寻求帮助。这些罪犯虽然可能是盗贼，但是他们会把钱交给监狱中的一个旧礼仪派教徒，因为他赢得了众人的信任，他的正直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如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些罪犯在监狱如此恶劣的坏境下，能够保留任何一丝人类的尊严，差不多算是奇迹了，这也是俄罗斯大地依然有耶稣基督存在的最好证据。在这个愿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建立了自己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的根基称不上坚固。从对一位农民善举的遥远回忆开始，这位作家的信仰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他相信俄国农民的灵魂深处一定仍有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地方。但他对于农民在现实中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农民“如何殴打自己的妻子”的骇人描述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据）。他认为这种野蛮是因为数百年来农民灵魂中的基督性为“不堪的东西”所掩盖，就像被埋藏在泥土里的钻石一样。“对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他写道——

要善于把他们的美从他们偶然沾染的野蛮性中区分出来……不要根据俄罗斯人民经常干的那些坏事判断他们，而是按照他在自己所犯的可恶错误中，还经常企盼的那些伟大的、神圣的事物来认识他。实际上，在人民之中并不全是卑鄙无耻之徒，也有圣洁无瑕的人，而且还是一些自己发光为我们大家照亮道路的人！……不要根据我们的人民现在是什么样子来评判他，而要根据他希望成为什么样子。‡‡‡[77]

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被允许回到圣彼得堡，3年后，沃尔孔斯基被称为“解放者”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释放。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归来时，整个首都文化圈的情绪极度高涨。这时农奴解放已经到了最后的准备阶段，这也让人们对民族与国家精神的重生充满了希望。地主和农民将要在俄国的基督教义下重归于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废奴法案与俄国988年皈依基督教相提并论。此时他隶属“根基主义”作家团体。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尤其是俄国的作家）转向农民，不仅要重新发现农民的民族性，并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表达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怀着真正的“俄罗斯基督徒”间的友爱，将自己从西方所学的知识带进落后的俄国农村。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更是如此，这种朝着“俄国”的转变成了他的重要信条。他是个悔改了的虚无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不幸福的无神论者，期冀找到俄国的信仰。19世纪60年代早期，他筹划了一部由一系列小说组成的名叫《大罪人传》的宏大作品。书中打算描述一个从西方求学归来的俄国人，在丧失了自己的信仰之后过着罪人的生活。他前往修道院寻求真理，成为一名斯拉夫主义者，加入“鞭笞派”§§§，最终他找到了“基督的国度和俄罗斯故乡，俄罗斯的基督和俄罗斯的上帝”。这将会成为一部“宏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8年12月写给诗人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说，“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但对我来说会是如此：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会写一部这样的小说——我会吐露自己的全部心声”。[78]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写出这部作品。但他的四部伟大的著作：《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这一主题下的变种。

就像他笔下的罪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为了信仰而挣扎。“我是时代的孩子，”他在1854年写道，“一个没有信仰，满心怀疑的孩子。”[79]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和他一样的人物，这些人希望在自己的疑虑与逻辑中寻求真正的信仰。甚至像《群魔》（1871）中沙托夫这样的忠实信徒，也从来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上帝的信仰当中。沙托夫告诉斯塔夫罗金：

“我信仰俄罗斯，我信仰它的东正教……我信仰圣体……我相信基督再临将发生在俄国……我信仰……”沙托夫狂怒地嘟囔起来。

“上帝呢？上帝呢？”

“我……我会信仰上帝的。”¶¶¶[80]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可以看作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话，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一直都没有消解。[81]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真理是蕴藏在理智与信仰之中——谁也不能削弱谁——所有真正的信仰必须能够经得起理智的考验。对于伊凡质疑上帝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受罪的问题，我们找不出一个理性的答案。同样，对于“宗教大法官”——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笔下虚构出来的人物，当耶稣基督重新出现在反宗教改革时期的西班牙时，大法官逮捕了他——的种种争论，也找不到合适的回应。在审讯他的阶下囚时，宗教大法官辩称，普通人的意志力过于薄弱，完全没有办法效仿基督的榜样，因此想让人类免于苦难，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唯一可行的是建立一套理性的秩序，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强力来实施，以此来保证人民真正希望的平安和幸福。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并非通过理智的思辨就可以实现。他谴责追求对神性的理性理解，或者需要通过教皇的法律和等级制度的强制才能实现的一切“西方”信仰（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识地用虚构的宗教大法官来驳斥罗马教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信仰的“俄罗斯上帝”只能通过信仰的飞跃才能实现：这是超越了所有理性思辨的神秘信仰。正如他在1854年所写的一篇罕见的信仰独白中所透露的：“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在真理之外，而真理也的确在基督之外，那我仍宁愿站在基督的一边，而不是真理。”[82]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人的一项特殊天赋，是在压倒性的科学证据面前还能继续保持信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幕，讲述的是卡拉马佐夫的仆人斯乜尔加科夫在家庭晚餐时在上帝的问题上高谈阔论。为了反驳耶稣的福音书，斯乜尔加科夫逻辑混乱地说，没有人能把高山搬到大海里去——除非是“一两个生活在沙漠里的隐士”。

“打住！”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乐不可支地尖声叫道，“你毕竟认为有那么两个人能够移山，是不是？伊万，把这记下来。俄国人的性格不是整个儿都表现出来了吗？”****[83]

和卡拉马佐夫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以这种“俄罗斯信仰”为乐，这其中包含着对奇迹的迷信。这是他民主主义理念的根基，也是他为什么会认为“俄罗斯灵魂”是弥赛亚，是拯救西方唯物主义盛行的精神救世主，在这一理念下，他最终于19世纪70年代给民族主义报刊写了一篇关于“伟大俄国的神圣任务”就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基督教帝国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淳朴的俄罗斯人民已经解决了知识分子在信仰上纠结的问题。他们需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也给了他们继续活下去忍受苦难的力量。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的来源——尽管有各种疑虑，他仍需继续保持信仰，因为没有信仰他无法活下去；理性主义只会让人绝望，让人去杀人或自杀——这也是他书中所有理性主义者的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怀疑和思辨的反应有些类似于存在主义的“我信故我在”，这一理念也来源于“俄罗斯式人物”——隐士、神秘主义者、圣愚和淳朴农民——这些或幻想或真实的人物其信仰都超越了理性的思辨。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东正教与他坚信俄罗斯农民心灵中的赎罪特质分不开。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大罪人”对“俄罗斯信仰”的追寻都与通过回归故土而获得救赎的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当第一次与俄罗斯人民日夜相处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自我的救赎，这种有关忏悔与救赎的主题贯穿他之后的所有作品。《罪与罚》就是如此，这本谈论谋杀的小说其实带有政治隐喻。小说中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试图用虚无主义者和革命分子常用的功利性理由来为自己谋杀当铺老板阿廖娜·伊凡诺夫娜作辩解：这个老太婆对社会已经没有用了，而他却很贫穷。他用利他性的理由说服自己杀死了这个当铺老板，就像那些给自己的犯罪行为找正当性的革命分子那样，后来在他的情人和精神导师、妓女索尼娅的帮助下，他意识到他杀死老太婆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他跟凯撒和拿破仑一样，以为自己超越了世俗道德的约束。拉斯柯尔尼科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被判处发配西伯利亚罪犯集中营劳动教养7年。在一个温暖的复活节，索尼娅出现在他面前。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下，“仿佛有个什么东西攫住了他”，拉斯柯尔尼科夫拜倒在索尼娅的脚下。在这样的忏悔中，她明白他已经学会了去爱。这是一个带有宗教启示性的时刻：

在她眼睛里闪射出无限幸福的光辉；她明白了，她已经毫不怀疑了，他爱她，无限深挚地爱她，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他们都想说话，可是都说不出来。他们眼眶里都含着泪水。他们俩都脸色苍白，身体瘦弱；但是在这两张病容满面、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新的未来和充满再生与开始新生活的希望的曙光。††††[84]

索尼娅的爱给了他力量，他打开了此前她带给他的福音书，利用在监狱里的时间寻找道德指引，走向新生。

这类罪犯所经受的磨难长久以来被俄国作家当作一种精神救赎的形式。前往西伯利亚变成寻求上帝之旅。例如果戈理就在《死魂灵》的最后一卷中，设想老流氓乞乞科夫能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见到上帝的救赎之光。[85]在斯拉夫主义者看来，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有着与烈士相似的地位。他们奉谢尔盖·沃尔孔斯基为“理想的俄国人”，用伊凡·阿克萨科夫的话说，因为“他用最纯洁的基督徒灵魂接受了自己所有的苦难”。[86]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在19世纪中期民主分子的圈子中尤其受到敬仰，每个人都会背诵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俄罗斯女人》，诗中将玛丽亚比作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十二月党人和他们饱经苦难的妻子也怀有同样的敬仰。19世纪50年代，他在流放至西伯利亚途中，他的马车在托博尔斯克中转站遇到一群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即使在20多年后，他在《作家日记》中回忆起这次相遇时，依然对她们充满了崇敬之情：

我们看到伟大的烈士家属，他们自愿跟随自己的丈夫来到西伯利亚。她们放弃了一切：社会地位、财富、关系、亲属，他们为了终极的道德责任牺牲了这一切，而她们本来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她们平白无故地承受了25年和自己被定罪的丈夫一样的苦难。我们交谈了一个小时。她们给我们即将开始的新旅程送上了祝福；她们在我们面前画了十字，并送给我们每人一本福音书，这是唯一允许带进监狱的书籍。在我服刑的4年时间里，这本书一直压在我的枕头底下。[87]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其中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做娜塔莉亚，信中他第一次明确表达了自己在鄂木斯克监狱里所找到的全新信念。

最让这位作家震惊的是，这些女性是自愿来承受这些苦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的核心就是谦卑，他认为这是俄国农民身上真正的基督徒精髓——他们“承受苦难的精神力量”。[88]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自然地同情弱者和穷人，甚至那些被发配往西伯利亚的罪犯，从村庄经过时村民们也会赠与他们食物和衣服。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种同情心是由于农民“对同胞有一种基督徒式的同罪心和责任感”。[89]这种基督徒般的感情成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中心思想。这部小说的主题就体现在佐西马长老的宣教中——“我们都要对彼此负责”，甚至对那些“世界上的杀人犯和盗贼”也一样，我们必须共同承担他们的痛苦。佐西马长老总结说，只有每个人都“洗心革面”之后，天国才有可能到来，“人类的博爱情谊才能实现”。[90]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佐西马长老的转变正好发生在他意识到自己对穷人的罪孽和责任的时候。在成为僧侣之前，佐西马曾是一名军官。他爱上了一位社会名媛，但她却拒绝了他，投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佐西马去找自己的情敌决斗。就在决斗的前一天晚上，上帝给了他启示。那天晚上佐西马心情很糟，就拿自己的勤务兵出气，他使尽全力抽了勤务兵几个耳光，打得他鲜血直流，但是他“一动不动地保持立正，挺胸抬头，眼神坚定地看着我，就好像阅兵时一样，我每次抽打他都会颤抖一下，但却不敢抬手阻挡”。那天晚上佐西马睡得很不安稳。但是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时他却感到“一种奇怪的羞愧和耻辱”，这并不是因为在即将到来的决斗中他可能会流血，而是因为自己前一天晚上对待可怜的勤务兵肆无忌惮的残酷。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再这样下去，因为他“是神照着自己的样子所造的”。他心中充满了愧疚，跑到勤务兵的房间，跪在他的面前，请求他原谅。在决斗中，他让情敌先开枪，在情敌打偏之后，他朝天放了空枪，并向对方道了歉。那天，他辞去了军队的职务，去修道院做了僧侣。[91]

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也是一名放浪不羁的军官，在经历了类似的精神启示后，最后也忏悔自己的优越出身。尽管被冤枉说他谋杀了自己的父亲，他仍愿意到西伯利亚承受痛苦的折磨，借此来净化自己的灵魂，并替他人赎罪。苦难可以唤醒一个人的良心。神对德米特里的启示出现在他的梦里。在法庭审判之前的听证会上，德米特里睡着了，梦里他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农民的小屋里。他不明白农民为什么会如此贫苦，为什么这个母亲喂不饱自己的孩子，而这个婴儿饿得不停地哭闹。梦醒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光芒”，最后他感觉自己已经“改头换面”，并流露出对自己同胞的同情。[92]他很清楚自己并没有谋杀父亲，但是他觉得自己对农民以及农奴所承受的苦难是有责任的。没人明白为什么德米特里会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可怜的婴孩”，以及他为什么“必须要到西伯利亚去！”。[93]但是在审判中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就算到矿井里用镐头挖20年矿石又怎么样呢？对此我根本毫不畏惧。我现在害怕的是别的事情——就是我内心的“新我”会离我而去。即使在地底下的矿井里，你也能在你身边的罪犯和杀人犯的身上找到一颗有人性的心，并与他交朋友。在那里人一样可以去生活、去爱、去承受痛苦！一个人可以给一个罪犯已经冰封的心带来新的曙光。一个人可以在等待多年以后，最终把自己埋藏在污秽里的灵魂重新带往光明，这个饱受摧残的灵魂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人性，可以重新像天使般生活，让自己成为一个英雄！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成百上千这样的人，我们要对他们负责任！我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梦见那个“婴儿”？“为什么那个小孩子如此贫穷？”这是神在那个时候给我的一个启示！正是为了“这个婴儿”我才要去西伯利亚。因为我们都要为这一切负责。为了所有的“婴儿”，有小孩子也有大孩子。我们所有人都是“婴儿”。我会为了他们所有人去西伯利亚，因为总得有人为了他们去。[94]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信仰的是一种负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行动性的教会。他批评官方教会从18世纪起就任由自己被彼得大帝的政府所辖制，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精神权威。他呼吁教会要更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去。他说教会已经忘记了自己宣教的角色，而且对俄国社会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穷人的苦难——漠不关心。这个观点得到许多世俗神学家的认可，比如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甚至一些教会领导集团中的神父也抱此观点，他们的作品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影响。[95]大家普遍认为，教会已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各种教派和神秘主义团体，他们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拥有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共同体。

我们必须在这一背景下来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也在追寻这样一种教会，一种像是斯拉夫派的民族统一体，它可以超越修道院的围墙，将所有俄罗斯人团结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信徒团体。作家脑海中的乌托邦是一个关于神秘社会的理想，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神权社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想法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书中有一幕讲述了伊凡的一篇主张扩大教会法庭裁决权的文章得到佐西马长老的认可。这在小说发表时是一个社会广泛讨论的重要话题。伊凡认为，和西方历史中教会最终被政府所吸纳的模式不同，神圣罗斯应该是将政府提升到教会的高度。在伊凡关于教会法庭改革的主张中，政府的强力将会被教会的道德审判所取代：与其惩罚那些罪犯，社会更应该寻求改造他们灵魂的办法。佐西马长老看到这个观点后非常欣喜。他说，“靠流放西伯利亚从事苦力的判决”根本无法威慑罪犯，更别说改造他了。佐西马长老坚称，和西方那些罪犯不同，俄罗斯哪怕最铁石心肠的杀人犯，内心深处也埋有信仰，这使得他们能够意识到并忏悔自己的罪行；长老预测，通过这种精神改造，不仅东正教徒可以获得拯救，更重要的是“或许罪犯的数量也会降低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96]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中可以明确看出，他抱有和佐西马长老一样的神权国家的预想（这与奥普京修道院的塞德霍尔姆神父的著作紧密相关），在他的设想中，一个“唯一的普世教会权威”注定将出现在俄国的土地上。“一颗明星将会在东方升起！”[97]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和作家同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透露，作家所设想的教会将成为一个由基督之爱构成的社会联合体，他打算用一系列的作品来描述这一理想，而《卡拉马佐夫兄弟》只是其中的第一部。[98]读者们可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后看出这个理想的端倪，最后一幕描写了阿廖沙（他离开寺院，回归尘世）参加了死于肺结核的可怜的伊柳沙的葬礼。葬礼之后，阿廖沙身边聚集了一群孩子，他们和他一起照顾伊柳沙走过生命最后的日子。他们站在伊柳沙的父亲为他孩子所选的墓碑前。在悼念伊柳沙的告别演讲中，阿廖沙告诉这些孩子，伊柳沙的亡魂将会永远活在他们的心里。它将会成为他们生活中一个善意的来源，并提醒他们：“如果你做了善良而公义的好事，生活将会多么美好！”[99]他们所预想的教会，是在寺院的高墙之外，教会的思想能够深入每个孩子的内心；就如阿廖沙曾经梦想的那样，这个教会“将没有穷人和富人，没有尊卑之分，所有人都是神的孩子，一个真正的基督王国将会到来”。[100]

国家审查机关封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大部分内容，声称这些章节更接近社会主义而非基督教的思想。[101]这对一个以反社会主义闻名的作家来说或许有些讽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主教会的设想的确与他年轻时所拥护的社会主义理想十分接近。尽管他所强调的重点有所改变——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曾信奉对社会改造的道德需求，而作为一名基督徒，他认为人的自我精神改造才是影响社会变化的唯一方法，但是他对真理的追求却从未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可以看成是将基督教教谕与追求人类社会中的社会正义相结合的一生，他认为自己在“俄罗斯灵魂”中找到了答案。在他晚年的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结了自己对于俄国教会的构想：

我现在谈论的不是教堂的建筑，也不是传教活动：我谈的是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并且，不论看来多么奇怪，我还是选择用这个词，这个看起来和教会所代表的一切完全相反的词，来解释我的想法），我们的目标和最终目的是为了在世界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普世教会。我所谈论的是我们俄罗斯血脉中所传承，对于在基督友爱的名义之下建立一种伟大、广泛、普世联合体的无休止的渴望。如果这个团体现在还不存在，如果这个教会还没有完全建立——不仅是在祷告里，而且是在现实中——那么对它本能上的无穷渴望……就会一直存在于千千万万俄罗斯人民的心中。共产主义里找不到它，种种机械教条中也没有：俄罗斯人民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是救赎终将存在于全世界以基督之名建立起来的大联合之中！这就是俄国的社会主义！[102]

第五节

1910年10月28日凌晨4点，托尔斯泰溜出自己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房子，搭了一辆车来到附近的火车站，买了一张前往科泽利斯克的三等车票，踏上了前往奥普京修道院的旅程。在自己82岁，生命只剩下10天的时候，托尔斯泰声明与一切——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生活了将近50年的老家宅、他的农民以及他的写作生涯——断绝关系，在修道院中寻求心灵的安慰。他曾经多次有逃离的冲动。从19世纪80年代起，他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加入经过他庄园去基辅的朝圣者，在夜里走上很远，通常直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还没回来。但现在他有一种一走了之永不回头的冲动。和妻子索尼娅无休止的争吵——这些争吵通常都是关于庄园的继承问题——让家庭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他希望在人生最后的时刻能够获得平静和安宁。

托尔斯泰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他毫无计划地匆匆离去。但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带到了奥普京。或许是他刚刚才第一次读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许是他姐姐玛丽亚的出现，这是他的幸福童年唯一幸存的见证者，她的生命如今也快走到尽头，就在附近奥普京僧侣辖下的沙莫蒂诺修道院安度晚年。奥普京离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不远，在过去30年间，托尔斯泰曾多次像个农民一样，到那里跟阿姆夫罗西长老探讨关于上帝的问题，借此来抚慰自己困扰的心。奥普京隐士们禁欲式的生活启发了托尔斯泰：《谢尔盖神父》（1890—1898）可以看作托尔斯泰本人批判世界的宗教独白——故事讲述了一个在奥普京修道院做隐士的军官，他试图在祷告和冥想中寻求上帝，最终在谦卑的修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有人说托尔斯泰在奥普京是试图与教会和解——他希望能在自己死前，让教会撤销将自己开除教籍的处罚（1901）。当然，如果想达到这个目的，奥普京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带有神秘主义气息的基督教教义，符合教会规定的朴素仪式，都与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十分贴近。但似乎托尔斯泰更多的只是想要“逃离”。他希望逃离尘世纷繁复杂的一切，为自己即将开始的灵魂之旅做好准备。

从《忏悔录》中推断，托尔斯泰信仰上帝是一次突然的转变——源于他19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道德危机。许多学者也这样认为，危机之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与危机之后的宗教思想家托尔斯泰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实际上，对于信仰的追求贯穿了作家的一生以及他所有的艺术创作。[103]他全部的自我认同与他对精神意义以及精神完满的追求紧密相连，他也从基督的一生获取创作的灵感。托尔斯泰眼中的上帝象征着爱与和谐。他希望归属于一个团体，感觉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这是他在婚姻以及与农民的相处中所寻找的理想。对于托尔斯泰来说，上帝就是爱：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每个人神圣的核心就是拥有同情和热爱他人的能力。罪就是因为失去了爱——这本身就是一种惩罚——获得救赎的唯一方法就是爱。这一主题贯穿了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从第一部《家庭幸福》（1859）到最后一部《复活》（1899）。那种认为他的文学作品与宗教信仰分裂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和果戈理一样，这些文学作品寄托着他的宗教观。所有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都在追寻一种基督式的爱，一种与其他人之间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赋予生命意义与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安娜·卡列尼娜——一个被孤立后只能依靠自己的人物——注定要在托尔斯泰的世界消失；或者为什么他笔下最为歌颂的人物，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农民卡拉塔耶夫，会通过承受其他人的苦难来展示自己的爱。

托尔斯泰用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上帝。他认为人类无法用自己的智慧理解上帝，只有通过爱与祈祷才可以。对托尔斯泰来说，祈祷是人类洞察神性的时刻，是片刻的狂喜和自由，祈祷时人类的灵魂可以从人性中解放出来，与宇宙融合。[104]许多东正教的神学家都将托尔斯泰的信仰与佛教和其他东方信仰做过对比。[105]但实际上这种神秘主义与奥普京修道院的隐士们更为接近。托尔斯泰与俄国教会之间有着根本的分歧，甚至奥普京修道院都无法满足他的精神要求。托尔斯泰反对教会的教条——三位一体、基督复活、神圣基督的整体概念——相反，他宣扬基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人们要以他为榜样。他的这种基督教信仰难容于任何教会。它超越修道院的高墙，直接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关于贫穷和不平等、残忍与压迫，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里，没有一个基督徒能无视这些问题。这也是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托尔斯泰的道德危机以及他与社会割裂的根源。托尔斯泰越来越相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他立誓要卖掉自己的财产，把钱分给穷人，怀着基督徒间友爱的情谊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本质上他的信仰是一种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无政府主义，因为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教会和政府权威。但托尔斯泰并不是一名革命分子。在他看来，反对不公正与压迫的唯一方法就是遵守基督的教诲。

1917年革命让我们忽视了托尔斯泰对福音书的朴素解读所带给教会与政府的真正威胁。在20世纪初他被开除教籍时，托尔斯泰的信徒已经遍布全国。他基督教式的无政府主义对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对于官方教会，甚至对于沙皇来说，这都是个巨大的威胁。俄国任何社会革命都必然有一个精神基础，即使是最强调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也意识到要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赋予宗教意义。保守派报纸《新时代》的主编A.S.苏沃林写道：“俄国有两个沙皇，他们是尼古拉二世和托尔斯泰。哪个更强大？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完全没有办法；他无法撼动托尔斯泰的地位。但毫无疑问，托尔斯泰却可以撼动他。”[106]如果沙皇政府最初不找托尔斯泰麻烦的话，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在19世纪80年代，很少有人读过托尔斯泰关于宗教的作品，到了19世纪90年代，教会开始批判托尔斯泰，说他试图颠覆政府之后，托尔斯泰作品的非法印刷品才开始在各地大范围地流通。[107]到了1899年，当托尔斯泰发表《复活》时，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社会批评家和宗教异见分子，而不是一名小说家。书中对沙皇体制——教会、政府、司法裁决与刑事判罚体系、贵族阶层的私人财产和社会习俗——的批判，使得这本书的销量远远超过他的其他作品，成为作家写作生涯中最为畅销的一本书。[108]“所有的俄国人都从这本书中汲取营养，”斯塔索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贺信中写道，“你无法想象这本书所引发的讨论和争议……19世纪所有的文学事件没有一件能与它相提并论。”[109]教会和政府越攻击托尔斯泰，他的追随者就越多，直到1901年他被彻底开除教籍。教会这么做是为了掀起大众对托尔斯泰的仇恨，一些反动分子和东正教狂热分子的确响应了这一号召。托尔斯泰收到了死亡威胁和谩骂信件，喀琅施塔得地区的主教以支持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而臭名昭著，他甚至写了一篇诅咒托尔斯泰死亡的祷文，这篇祷文在右翼媒体中受到极大欢迎。[110]但每有一封威胁信，托尔斯泰就会相应收到一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信。人们给他写信控诉地方政府的胡作非为，或者感谢他在著名的《我不能保持沉默》一文中对沙皇的批判，这篇文章描写的是那场引发了1905年革命的“血色星期天”大屠杀。数百万从未读过小说的人开始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作家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心怀敬仰的民众前来围观——据警察统计，在庆祝托尔斯泰80岁生日时，前来庆贺的民众数量要远远高于给沙皇做寿的。

托尔斯泰将《复活》所得的一切收入都捐给了杜霍波尔教派。杜霍波尔派教派可以说是托尔斯泰之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它的首批团契于那时成立。作为反对教会与政府权威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刚刚在俄国崛起就受到各种迫害，19世纪40年代他们被强迫迁到高加索地区。托尔斯泰对杜霍波尔派的兴趣始于19世纪80年代早期，他们的思想对托尔斯泰写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有“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元素——天国是在每个人心中的理念、对官方教会的教条和礼仪的反对、（理想）农民集体生活中的基督徒准则——也都是杜霍波尔教派的理念。1895年，教派发起一系列反对征兵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或自称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和平主义分子）涌入高加索地区，许多人加入杜霍波尔教派的队伍。托尔斯泰亲自宣传他们的诉求，给媒体写了数百封公开信，并在后来安排他们移居加拿大，并支付了其中的大部分费用（在加拿大，这些异见人士也成为当地政府的烫手山芋）。[111]

托尔斯泰与其他许多教派也有密切的联系。他的“活的基督教”（living Christianity）理念与各教派对真正的俄国教会的追求有着天然的联系：两者都来自社会乌托邦式的构想。“托尔斯泰主义”（Tolstoyism）本身就是一个教派——至少他的敌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追随者与其他主要的宗教教派之间有个持续的讨论，就是在托尔斯泰的领导下组织一场统一的社会运动。[112]这对于教会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教派分子的数量在急速增长，从18世纪地区性的大约300万人，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大约有3000万人，但是一些学者认为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俄国人口（约1.2亿人）都是教派主义分子。[113]随着19世纪末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不断深入，每年都会有新的教派成立或者被发现。到了20世纪，神智学者、神人同形同论者、象征主义者、拉斯普京信徒和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分子，都开始把这些教派当成自己所追求的新的以及更“本质的”俄罗斯信仰的答案。官方教会处于崩溃边缘。政治上受制于政府，教区生活停滞，即使教会在精神上还没有彻底死去，他们也已经无力阻止大批农民转投其他教派，或者逃往城市，加入社会主义者的阵营寻求世界真理与正义。

如果说，托尔斯泰基督教式的无政府主义是由于他渴望归属一个充满宗教友爱情谊的自由共同体，那么他这番信仰的个人因素则是源于他与日俱增的死亡恐惧。死亡是他一生和所有艺术创作中都不能摆脱的主题。他父母去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又失去了自己的哥哥尼古拉——这一情景挥之不去，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描述了另外一个尼古拉，列文公爵的哥哥之死。托尔斯泰不顾一切地想理性地看待死亡，将其看成生命的一部分。“人们恐惧死亡，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死亡意味着空虚与黑暗，”他在《论生命》（1887）中写道，“但是他们之所以看到空虚与黑暗，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生命。”[114]后来或许是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托尔斯泰认为死亡是个人人格的幻灭，成为宇宙中的抽象物质。[115]但这些观点无法令熟识他的人信服。就像契诃夫在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死亡充满恐惧，但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此他通过阅读经文来使自己获得平静。[116]

1897年托尔斯泰拜访了契诃夫。这位剧作家当时身患重病。他得肺结核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时他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并且伴有肺部大出血，契诃夫没办法像之前那样对自己的病情置之不理，只好找来医生。托尔斯泰是在契诃夫肺部出血6天后到的医院，他发现契诃夫当时情绪很好，有说有笑，把血咳在一个大啤酒杯里。契诃夫很清楚自己病情的危险程度——毕竟他曾经是一名医生——但是他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甚至还在谈论未来的计划。契诃夫用自己一贯的诙谐睿智说，托尔斯泰发现自己的朋友还没有到垂死的边缘时“几乎非常失望”。显然托尔斯泰是想要来跟他谈论死亡的。他惊异地发现契诃夫面对死亡能够泰然处之，继续像平常一样生活，或许他对这种镇定自若的态度有些羡慕，因此他想了解得更多。通常来说，在一个病重的人床前是不适合谈论死亡的，但是托尔斯泰很快就提起这个话题。契诃夫还躺在这边咳血，他那边就长篇大论地谈起了死亡和来生。契诃夫认真地听着，但最后他还是失去耐心，跟托尔斯泰争论起来。在他看来，托尔斯泰所谓死亡的神秘力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僵直浑沌”，他告诉托尔斯泰自己也不想要这种永生。实际上他并不理解死后还有来生这种说法。用他的话说，思考这种“虚幻的永生”或用它来自我安慰都是没有意义的。[117]这就是两个人之间最关键的分歧。当托尔斯泰思考死亡时，他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而契诃夫关注的则是眼下。托尔斯泰走后，契诃夫在医院里对自己的朋友，出版人A.S.苏沃林说：“你就这样不存在了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把你送到墓地，然后回家，喝茶，说一些关于你的虚伪的话。想想都让人觉得不舒服！”[118]

契诃夫并非一个无神论者——尽管晚年他声称自己没有信仰。[119]事实上他对宗教的看法非常复杂而矛盾。契诃夫生长在一个虔诚的信徒家庭，终其一生他都与教会习俗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他收藏圣像。在他雅尔塔的家里，卧室的墙上就挂着十字架。[120]他喜欢阅读俄罗斯修士和圣徒的传记。[121]从他的信件中我们得知契诃夫钟爱教堂的钟声，经常去教会享受敲钟的仪式。他在修道院里流连，不止一次设想自己出家修行。[122]契科夫将教会看作艺术家的支持者，而艺术是一种精神的布道。有一次，他跟朋友格鲁金斯基（Gruzinsky）说，“村里的教堂是唯一能让农民有机会见识美好事物的地方”。[123]

契诃夫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宗教式人物和主题。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位俄国作家——列斯科夫或许是个例外——对人们的礼拜行为或者教堂的仪式抱有如此温柔的感情，或如此频繁地描写它们。契诃夫的许多重要作品（例如《主教》《大学生》《在路上》和《六号病房》）都深刻探讨了追求信仰的问题。契诃夫本人对信仰有自己的疑虑——他曾经说过，如果修道院招收不信教的人，并且他也不用祷告的话，他就愿意当一名僧侣。[124]但他却明显与有信仰的人产生了共鸣。或许《三姐妹》中玛莎最好地阐述了契诃夫的观点：“在我看来一个人必须要有信仰，或者在追求信仰，否则他的生命就是空虚的，极度空虚。”[125]契诃夫并没有过分纠缠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个抽象的问题。就像他对苏沃宁所说的，一个作家应该对这种问题了解得更多，而不是问得更多。[126]但他确实认为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基本的道德准则——对他来讲是如此，他认为对淳朴的俄国人民来说也应如此。[127]

在他早期的作品《在路上》（1886）中，契诃夫探讨了俄国对于信仰的需求。这一场景发生在高速公路旁边的一个旅馆里，人们在这里躲避坏天气。一个年轻的贵族妇女加入了名叫利哈廖夫的绅士的谈话当中。她想知道为什么所有知名的俄国作家在死之前都寻得了信仰。“据我了解，”利哈廖夫回答说，“信仰是圣灵的礼物。这是一种天赋：必须是你与生俱来的。”

据我判断，我说的也只代表我自己，从所有我所见过的事情来推断，这种天赋在俄国人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俄罗斯人的生活里有着数不清的信仰和热情，但如果你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俄国人还远没有到不信或者反对信仰的地步。如果一个俄罗斯人不相信上帝，那他也一定会信别的什么东西。[128]

这与契诃夫的观点十分接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还是一个俄国人。或许契诃夫自己有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疑虑，但他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信仰对于俄国人的必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憧憬，他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人将难以忍受自己的生活。

信仰的必要性是他艺术创作的中心思想，同样也是俄国人生活的中心主题。契诃夫创作了大量的和他一样的人物角色（《万尼亚舅舅》中的乡村医生阿斯特诺夫，《三姐妹》中的维尔希宁，《樱桃园》中的特洛菲莫夫），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工作能力以及科学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信仰。这些作品充满了基督徒式的人物，他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着眼下的痛苦与磨难。就像《万尼亚舅舅》中，索尼娅所说的著名结束语（我们之前已经引用过）：“时间一到我们就会顺从地死去，到了那里，那个另外的世界，我们将会说我们受过苦，我们哭泣过，我们的一生都很悲惨，而上帝将会怜悯我们。”[129]契诃夫认为艺术家是受难者——为了一个高尚的结局而努力的人。1902年他在写给佳吉列夫的信中说：

现代文化是追求更美好未来的开端，这种追求还要继续，或许还要继续一万年，这样人类就能够，即使在遥远的未来，了解到真正的上帝真理——不需要猜测，不需要询问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能够明确地获知，就像知道2×2=4一样。[130]

所有契诃夫的作品都有关于死亡的内容，在他后期的许多作品中死亡成为创作的主题。契诃夫的一生都在和死亡作斗争——起先是作为一名医生，后来是作为一个垂死之人——或许正是因为他与死亡如此接近，他才能以如此无畏诚实的方式来描写死亡。契诃夫知道，通常人们都以极其普通的方式死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死的时候都在想着要活下去。他看到死亡只是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当他面对生命的终点时，他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勇气，以及他一直以来表现出来的对生活的热爱。1904年，他和妻子奥尔加一起预定了德国巴登韦勒的一家酒店。“我去那里等待死亡了，”出发前夕，他对一位朋友说，“一切都结束了。”[131]7月2日晚上他醒来，发着高烧。他找来医生，大声说：“Ich sterbe.”（“我要死了。”）医生尽力让他镇静下来。前者离开后，契诃夫点了一瓶香槟，喝了一杯躺在床上，随即告别了这个世界。[132]

对托尔斯泰来说，死亡就不是这么容易了。出于对自己死亡的恐惧，他把信仰维系在一种神秘的理念上，认为死亡是精神的解脱，肉身幻灭后会成为一个“宇宙的灵魂”；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他的恐惧。没有人比托尔斯泰更加频繁地，或者说更有想象力地描写死亡的时刻——他对伊凡·伊里奇以及《战争与和平》安德烈的死亡描写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但这些并不仅仅是死亡。这是最后的审判——此时，将死之人重新审视自己生命意义，在精神真理中找到救赎或者最终解答。[133]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托尔斯泰展示了一个男人——一个高级法官，他在临终回顾时才真正认识了自己。伊凡发现他的一生都只是在为自己而活，因此他的生命被浪费掉了。他的终身职业是一名法官，但他对那些工作中接待过的人的关心，远赶不上眼前这位医生对他的关心。他的一生都围着自己的家庭转，但他并不爱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似乎也不爱他，由于没有人意识到他即将死去这个事实，也没有人来安慰他。唯一与伊凡有真正亲密关系的是他的仆人格拉西姆，一个照顾他的“青涩农民小伙”，格拉西姆整夜守在他床前，并抱着他的腿让他感觉舒服一些。格拉西姆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对一个他知道即将不久于人世之人的善意之举，而他意识到这个人即将死去，也是对弥留之人的巨大安慰。在伊凡看来——

对于他即将死去这件糟糕透顶的事，在那些与他相关的人的眼里似乎成了一件偶然的、不愉快的，或者说相当不合时宜的事情（就好像一个身上有怪味的人走进了一家人的客厅）——而他们有如此的反应，恰巧是出于他终生所信奉的那种适可而止的礼貌。他觉得没人同情他，因为没有人愿意真心理解他的处境。格拉西姆是唯一一个理解他并同情他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当格拉西姆在伊凡身边时，他才能感到放松……只有格拉西姆不会撒谎；所有事情都证明，只有格拉西姆了解事情的真实状况，并觉得没有必要去掩盖现实，只是单纯地为他病重的、将死的主人感到难过。有一次，伊凡准备让他回去睡觉时，格拉西姆甚至毫不避讳地说：

“我们都会死，这点小事算什么？”意思就是他不介意多干点活，因为将来他也会死，他做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来在他要死的时候，也会有人这样对他。[134]

一个淳朴的农民给这位法官上了一堂关于真理与同情的道德教育课。格拉西姆向他展示了人应该怎样生应该怎样死——一个农民对于死亡坦然接受的态度，使得伊凡在自己人生最后还清醒的时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

《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根据托尔斯泰一个在司法机关工作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死而创作的，伊凡的哥哥向托尔斯泰讲述了伊凡死前几天一些详细的情况。[135]在俄国上流社会中，死前从陪伴他们的仆人身上获得精神安慰是一件常见的事。从贵族人士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来看，与前来听取忏悔和主持最后仪式的神父相比，那些仆人给他们的精神力量要大得多，农民的淳朴信仰让他们克服了死亡的恐惧，“可以面对面地正视死亡”。[136]在19世纪俄国的文学作品中，农民面对死亡时的无畏态度随处可见。“农民的死简直太了不得了！”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中写道，“他们的精神状态既不是冷漠，也不是愚蠢；他们的死仿佛就像是在进行一项宗教仪式，冷酷而又简单。”[137]屠格涅夫笔下的猎人遇到了好几个将死的农民。一个是叫马克西姆的伐木工，他被一棵倒下的树砸中。他请求同伴原谅自己，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还请同伴们确保自己的妻子去领回一匹他已经付了钱的马。另外一个人在乡下的医院里被医生告知他只能再活几天。这个农民想了一会儿，挠了挠脖子，戴上帽子，看着好像要转身离开。医生问他要往哪儿去。

“往哪去？还用说么，要是病情已经这么糟糕，当然是回家了，家里还有很多事要安排呢。”

“但你这样做可真的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说实话我都惊讶你是怎么走到这儿的。留下吧，算我求你了。”

“不了，卡皮通兄弟，如果我要死的话，我也要死在家里。如果死在这儿，天知道家里会乱成什么样。”[138]

农民面对死亡时同样的态度在托尔斯泰的《三死》（1856）、列斯科夫的《着魔的流浪人》（1873）、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波谢洪尼耶遗风》（1887）中都曾出现过，可以说所有俄国的大作家都对此有过描述，以至于最后农民的坚忍克己成为一种文化传说。这一场景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中再次出现，故事里叶夫列姆回忆起“故乡的老人们怎样在卡马河上死去”：

他们不会给自己鼓气，也不会苦苦抵抗或者对自己的死夸夸其谈——他们只是平静地面对死亡。他们丝毫不避讳分财产的事，他们默默地、迅速地决定好谁将得到母马，谁将得到马驹，谁拿大衣谁拿靴子，然后他们轻描淡写地离去，就好像只是搬往另外的新房去一样。没有人会被癌症吓倒。毕竟，没有人得过癌症。[139]

但这样的态度并不仅是文学创作。在各种回忆录、医学报告和19、20世纪初的民俗学研究中，都记录了这样的例子。[140]其中一些将农民面对死亡的态度看作农奴的宿命论：死亡是对痛苦的解脱。当他们谈起自己的命运时，农民通常把来世比作“自由王国”，认为他们的祖先正活在“上帝的自由”之中。[141]这也是《猎人笔记》背后的构思。在《枯萎了的女人》中，屠格涅夫讲述了一个患病的妇女渴望通过死亡来结束自己的痛苦。跟许多和她同一阶级的人一样，她相信苦难能为自己换来天国的幸福，这使她在面对死亡时毫不畏惧。另外有人将这种农民的宿命论看作一种自我保护。死亡在农村生活如此常见，因此某种程度上农民在面对死亡时必须要变得铁石心肠。在一个5岁前婴孩的死亡率接近百分之五十的国家，人们不得不找到一种对抗这种悲伤的方法。医生经常注意到，农村的家长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时，并不会流露出来特别强烈的感情；在一些最贫穷的地区，由于家里需要养活的人口太多，一些母亲甚至会感谢上帝将自己的孩子带走。[142]有些农民的谚语则更甚，例如“孩子死的时候是个好日子”。[143]杀婴行为并不少见，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对于处理那些私生子来说，这简直是最普遍的做法。[144]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告诉那个绝望的农妇，她的孩子已经被上帝带走，授予天使的身份。俄罗斯的农民普遍相信，用梁赞省的一个村民的话说，“小孩子的灵魂可以直接上天堂”。[145]这种想法一定对他们有真正的安慰作用。在农民心中，宇宙中的人间和灵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灵界触手可及，天使和魔鬼与自己朝夕相处每天相伴。他们亲属灵魂的运数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俄国农民相信有好灵，也有坏灵，一个人的死法会决定他成为好灵还是坏灵。必须为死亡做好准备，让他们走得舒舒服服，要为临死的人祷告，结束与他们的争吵，要合理地分配他们的财产，为他们举行基督徒的葬礼（有时会准备一支蜡烛和一个面包做的梯子，为他们在阴间的路上提供帮助），这样他们的灵魂才能平静地进入灵界。[146]那些死时心怀不满的人，会变成恶鬼或者疾病来纠缠活着的人。因此在很多地方，都有不把被谋杀、自杀或中毒而死的人，以及畸形人、巫师和巫婆等埋在坟区的习俗。

在粮食严重歉收时，农民甚至会把他们认为导致这一灾难的恶灵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147]在农民的信仰体系里，死去之人的灵魂依然过着正常的生活。他们的灵魂也吃也睡，也能感觉冷暖和疼痛，它们也会经常回到家人身边，按照习惯说法，它们会住在炉子后面。祭奠死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死者的房子里会留下各式各样的食物，因为人们相信他的灵魂会在此停留40天。水和蜂蜜是必需的，在大众的观念里，伏特加也一样，都是为了他们的灵魂即将开始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漫长旅途而准备。有些地方人们也会留一些钱，或者放在墓里，这样死去的人就能在另一个世界为自己购买所需要的东西。[148]

在每年固定的日子，尤其是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很重要的一项家庭活动就是悼念死人，给他们上供，带着合乎风俗的面包和彩蛋在死人坟边野餐。人们会在坟上撒面包屑来喂鸟——鸟儿象征着死人的灵魂，它们从地底下飞出来，复活节时在村子周边盘旋——如果有小鸟出现的话，就意味着他们亲人的灵魂生活得很好。[149]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鉴了这一古老的习俗，书中那个将死的男孩伊柳沙让父亲在自己的坟前撒上面包屑，“这样麻雀就会落下来，我就能听见它令人高兴的叫声，这样我就不会一个人孤单地躺在那里了”。[150]对俄国人来说，坟墓远不止是埋葬死人。这是一块神圣的地方，活人和死人在这里可以交流。

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的小屋里，托尔斯泰临死前有一句遗言：“农民呢？他们是怎么死的？”他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相信农民的死亡方式和知识分子阶层不一样，农民死的时候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农民死时接受了死亡，这为他们的信仰做了见证。托尔斯泰也希望自己能够这样死去。[151]很多年前，他曾在日记里写过：“当我死的时候，我希望有人能问我，你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看待生活，认为生活是通向神的道路，是爱的累积。我应该没有力气说话，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时我会闭上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将死不瞑目。”[152]在他死的时候，没人想到问他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如何穿越这个带给他无尽痛苦和疑虑的障碍。尽管托尔斯泰去了奥普京修道院，他也没能和教会重归于好。神圣宗教会议试图让托尔斯泰回心转意，在他离开修道院，由于病情过重无法继续前行而留在阿斯塔波沃时，他们甚至派了一名奥普京的僧侣前去探望他。但这个僧侣还是没有完成任务——没有一位托尔斯泰的家人允许他与临死的托尔斯泰见上一面——因此最终，这位作家也没能拥有一场基督徒的葬礼。[153]

然而，如果说教会拒绝为这位去世的作家做弥撒，那人们也会用另外的方式来为他祈福。尽管警察试图阻挠，但是成千上万的悼念者还是来到了亚斯纳亚——博利尔纳，托尔斯泰被埋在这个他最喜欢的童年故地，人们对他的死所流露出来的悲伤超过了任何一次沙皇归天。他的墓地在树林里，许多年前，他的哥哥尼古拉曾在这片地里埋了一根魔棒，上面写着关于永恒的宁静将会如何到来、邪恶将会如何被驱逐出这个世界的秘密。当托尔斯泰的灵柩被缓缓放进墓坑，悼念者开始唱起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歌谣。在作家生命旅程的终点，警察依然来执行教会开除其教籍命令。有些人朝他喊道：“跪下！把帽子摘掉！”[154]每个人都遵循基督教的礼仪，在犹豫了片刻之后，警察双膝跪地，脱掉了自己的帽子。

注释

*　俄罗斯东正教的神父可以结婚。只有修道院的修士不可以成家。这点和天主教非常不同。——原注

†　三位神父英译名分别为Father Leonid，Father Macarius和Father Amvrosy。——译注

‡　《契诃夫小说全集》第五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译注

§　帝俄时代尼古拉二世时的神秘主义者，被认为是东正教中的佯狂者之流。——译注

¶　俄国的民族主义者经常发表类似的言论。在20世纪时，一篇恶作剧式的报道声称一位俄国的老农民用自制的飞机成功飞行了几公里，这被当作俄国的家长式体制不但比西方制度更好甚至更聪明的证据。——原注

**　《死魂灵》，王士變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0页。——译注

††　普斯科夫（Pskov）是俄罗斯西北部的一个古城，位于圣彼得堡西南约250公里处。——译注

‡‡　《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4页。——译注

§§　同上，第290页。——译注

¶¶　《死屋手记》，侯华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0页。——译注

***　《作家日记》（上），张羽、张有福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译注

†††　《作家日记》（上），第219页。——译注

‡‡‡　《作家日记》（上），第207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　17到18世纪俄国一个本土基督教派，其教义主要包括：反对崇拜圣像，禁欲主义，以及祈祷仪式时，教徒在集体舞蹈中自我鞭打，说着种种预言，从而进入神魂颠倒的境界，即所谓“进入圣灵”，也具有自虐赎罪的涵义。——译注

¶¶¶　《鬼》，娄自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译注

****　《卡拉马佐夫兄弟》，第152页。——译注

††††　《罪与罚》，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637页。——译注

‡‡‡‡　指《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山上所说的话。——译注

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后裔

斯基台人雕像，19世纪末发掘出土。

第一节

在投身艺术之前，康定斯基原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人类学家。他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系，在毕业的前一年突然病倒，于是出发前往距离莫斯科800公里、位于莫斯科东北方的科米地区（Komi）休养，学习芬兰——乌戈尔部落的信仰。他先搭乘火车到了沃洛格达，这里是铁路的尽头，然后乘船沿苏霍纳河东去，进入森林中的“另一个世界”，据他回忆，那里的人仍然信奉神灵和鬼魂。人类学家很久以前就指出，科米地区是基督教与亚洲部落所信奉的古老萨满教的交汇处。这里是一片“仙境”，“人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神秘而带有魔力的仪式”。[1]这次旅行给康定斯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那里发现的萨满教成为他抽象艺术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2]“在这里我学会了如何看待艺术，”他后来写道，“如何调转角度，将自己置身于画作之中。”[3]

康定斯基的这次东方之旅仿佛是穿越了时间隧道。他在寻找俄国传教士所描绘的自中世纪以来那里就一直信奉的萨满教遗俗。历史上有关于科米人崇拜太阳、河流和树木的古老记录，也记录了他们召唤亡灵的狂乱舞蹈，以及关于科米地区的萨满教徒敲着鼓骑着带有马头的棍子飞往幽灵世界的传奇故事。600年来不断兴建的教堂仅给这里欧亚混杂的文化披上了一层基督教的外衣。14世纪时，科米人被彼尔姆的斯特凡强迫改信基督教。数百年来这里成为俄罗斯殖民者的定居点，而科米人的文化，从语言到服饰，都已经十分接近俄罗斯人。

乌斯特——瑟索尔斯科（Ust-Sysolsk）是这个地区的首府，康定斯基在此度过了3个月的夏季。这里看起来与一般俄国城镇没什么两样，农民的木头小屋环绕着市政府建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康定斯基在这里的田野工作主要是记录老人们的信仰，在民间艺术中寻找萨满教的文化符号，他在调查中很快就发现了隐藏在他们俄罗斯式外表下的古老异教文化影响。当地所有人都不会否认自己是一名东正教徒（至少不会对一个来自莫斯科的人否认这一点），并且在他们的公共生活中也由一名神父引导诸般宗教仪式。但是正如康定斯基所查明，他们私下里依然信奉着古老的萨满教。科米人信奉一个叫做“沃尔萨”（Vörsa）的森林巨人。他们还有一个称为“奥特”（ort）的“活的幽灵”，他们相信这个幽魂会跟随自己一生，并在死前向他们显现。他们向风神和水神祷告；他们会对着火焰说话，就好像在跟一个活人讲话一样；他们的民间艺术依然有崇拜太阳的符号。有些科米人告诉康定斯基星星是被钉在天上的。[4]

在揭开科米人的面纱后，康定斯基发现了他们与亚洲的渊源。几个世纪以来，芬兰——乌戈尔部落就不断与北亚与中亚大草原来的突厥人融合。19世纪考古学家在科米地区出土了大量带有蒙古纹饰的陶器。康定斯基发现一个带有蒙古风格屋顶的教堂，他把它画在了自己的旅行日记里。[5]19世纪的语言学家提出一种观点，将芬兰人、奥斯蒂亚克人*、芬兰——乌戈尔人、萨摩耶人和蒙古人归为乌拉尔——阿尔泰语群，汇集到同一种文化之中，这种文化从芬兰开始，横贯欧亚大陆，直至中国东北。随着19世纪50年代芬兰探险家M.A.卡斯特伦在东至乌拉尔地区的旅程中发现了许多与自己故乡相似的物品，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论证。[6]卡斯特伦的发现被后来的学者所证实。例如在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意为“英雄之地”）中，就有萨满教的主题，这或许意味着他们历史上与东方人有联系，尽管芬兰人视自己的史诗为“波罗的海的奥德赛”，百分百来自卡累利阿的民间传统，卡累利阿是芬兰与俄罗斯的接壤之地。[7]和萨满教徒携带的鼓和马头棍类似，史诗中的主人公维纳莫宁也带着康特勒琴†（一种称为齐特琴的欧洲扁形乐器）去往亡魂所居住的地下世界。全诗有五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关于魔法的内容。这首诗直到1822年才被书面记录下来，而且通常都用与康特勒琴的五弦相对应的五声（印度支那式）音阶哼唱。康特勒琴和它的前身俄罗斯古斯里五弦琴一样，都是按这种五声音阶调音的。[8]

一群身着典型民族服饰的科米人。照片。S.I.谢尔盖摄于约1912年。复制自L.N.莫洛托娃所著的《苏联民族人类学博物馆中的俄罗斯联邦民间艺术》（Leningrad:Khudozhnik RSFSR,1981）。

康定斯基对科米地区的探索不只是一次科学的求索，也是他的一次寻根之旅。康定斯基家族的姓氏来自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附近的孔达河，他们于18世纪到此定居，祖上是来自蒙古阿穆尔河沿岸的通古斯人部落。康定斯基对于自己蒙古人的外貌十分自豪，他常常称自己为17世纪通古斯酋长根忒木尔的后裔。18世纪，通古斯人向西北迁徙到鄂毕河和孔达河流域。他们与奥斯蒂亚克人和乌戈尔人相融合，这些部落在乌拉尔山脉的西麓与芬兰人和科米人从事贸易活动。康定斯基的祖先就是这些商人中的一员，他们后来逐渐与科米人通婚，因此康定斯基也可能拥有科米血统。[9]

科米人居住区建筑的草稿。瓦西里·康定斯基画。出自《沃洛格达日记》（1889）。现藏于巴黎蓬皮杜中心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版权所有者：AD AGP，Paris与DACS，London，2002年。照片版权所有者：CNAC/MNAM Dist.RMN。

许多俄罗斯家庭有蒙古血统。“在俄罗斯人的皮肤下面都藏着一个鞑靼人。”拿破仑曾经这样说过。俄罗斯家庭外套衣袖上的纹饰就是来自蒙古人的遗产，比如随处可见的马刀、弓箭、月牙和八角星。蒙古人的后裔主要分为四个族群。首先是13世纪跟随成吉思汗的军队横扫俄罗斯、讲突厥语的游牧民族，随着15世纪伏尔加河畔金帐汗国的瓦解，他们在俄罗斯定居下来。这个族群涌现过诸多俄罗斯历史名人：作家有卡拉姆津、屠格涅夫、布尔加科夫和阿赫玛托娃；哲学家如恰达耶夫、基列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政治家例如戈东诺夫、布哈林和图哈切夫斯基；作曲家例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第二个族群是从西方来到俄国的突厥人：来自意大利的丘特切夫家族（Tiutchevs）和契切林家族（Chicherins）；或者18世纪从波兰来的拉赫玛尼诺夫家族。甚至库图佐夫家族都有鞑靼人的血统（“qutuz”在突厥语中的意思是“狂怒”或者“疯狂”）——伟大将军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一向被视为纯正俄罗斯人的英雄，由此看来颇有几分讽刺。第三类是混合了斯拉夫人和鞑靼人血统的家族。其中一些是俄国最显赫的贵族世家：舍列梅捷夫家族、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和罗斯托普钦家族，尽管更多的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例如果戈理，他的家族就混合了波兰和乌克兰血统，但他们与突厥的古戈尔人（Gogels）有相同的祖先，他们的姓氏来自楚瓦什语“gögül”——一种草原上的鸟类（果戈理一些类似鸟类的外貌特征广为人知，尤其是他的鹰钩鼻）。最后一类是将姓氏改为更接近突厥语发音的俄罗斯家族，他们更改姓氏的原因要么是与鞑靼人通婚，要么是在东部购买了田产，为的是和当地部落更好地相处。例如俄罗斯的韦利亚米诺夫氏，就将他们的姓氏改为突厥语“Aksak”（来自“aqsaq”一词，意为“瘸子”），以便于他们从奥伦堡附近的巴什基尔人手中购买大量的草场：斯拉夫人中最伟大的家族阿克萨科夫就这样诞生了。[10]

15世纪至18世纪，取突厥名字成为莫斯科宫廷的时尚，当时来自金帐汗国的鞑靼人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并建立起许多贵族王朝。到了18世纪，彼得大帝的贵族们开始向西方看齐，这一风潮才开始衰落。但19世纪这一风潮得到了复苏，以至于许多纯正的俄罗斯家族也编造自己有传奇的鞑靼人祖先，以使自己看起来更加有异国情调。例如纳博科夫就声称（或许他是在开玩笑）自己的祖先是一个不次于成吉思汗的角色，“第一个纳博克据说是12世纪的鞑靼小王公，他在那个俄罗斯文化气氛浓厚的时代娶了一名俄罗斯女子”。[11]

康定斯基在从科米地区返回之后，在圣彼得堡为皇家考古学会做了一场关于自己旅途见闻的讲座。会场座无虚席。欧亚部落的萨满教信仰对俄国民众充满神秘的异域吸引力，当时普遍认为西方文化早已在精神上死亡，知识分子都试图从东方寻找精神上的重生。但这种对欧亚大陆文化突如其来的兴趣，其实也是一场关于俄罗斯民间文化根源的争论核心。

在典型的何为俄罗斯的传说里，俄罗斯被认为是一种基督教文明，她的文化是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文化结合的产物。关于自己的民族史诗，俄罗斯人喜欢讲述的，是一个北方森林中的农业文明与亚洲草原马背上的文明——阿瓦尔人和可萨人、鞑靼人和蒙古人、哈萨克人、卡尔梅克人，以及所有最初劫掠过俄罗斯、“带着弓与箭”的部落——之间斗争的故事。这一民族神话在俄罗斯人的欧洲身份认同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提到亚洲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时，几乎将招致叛国的罪名。

手持鼓、鼓槌和马头棒，戴面具的布里亚特萨满。托曼诺夫摄于20世纪初。

然而到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文化的风向开始转变。随着帝国扩张到整个亚洲草原，开始出现了将亚洲文化看作俄罗斯文化一部分的运动。这一文化风向转变的重要标志首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斯塔索夫正努力想要证明俄罗斯的民间文化、她的饰物与英雄歌谣都有东方的血统。斯塔索夫被斯拉夫主义者和其他爱国者所批判。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当康定斯基完成自己的旅程，掀起了一股研究俄罗斯民间文化的亚洲渊源的风潮。包括D.N.阿努钦和N.I.维谢洛夫斯基在内的考古学家揭示了鞑靼文化对石器时代俄国影响的深远程度。他们还揭示或者至少是暗示了，草原上的俄罗斯农民的许多民间信仰都有其亚洲渊源。[12]人类学家在俄罗斯农民的宗教仪式中发现了萨满教的仪式。[13]还有人指出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农民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图腾。[14]人类学家德米特里·泽莱宁断言农民的万物有灵信仰是从蒙古部落遗传下来的。与巴什基尔人和楚瓦什人（与鞑靼人有着紧密血缘关系的芬兰人部落）类似，俄罗斯农民也用像蛇一样的皮革做法事下蛊；和科米人或者奥斯蒂亚克人以及远东的布里亚特人一样，他们有一种著名的做法，就是在家门口悬挂白貂或者狐狸的尸体，来躲避“魔鬼的眼睛”。伏尔加河中游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农民有一种和许多亚洲部落类似的图腾崇拜。当一个小孩出生时，他们会刻一个木娃娃，与胎盘一起放进一个棺材里，埋在自家屋底下。他们相信这能让小孩长命百岁。[15]所有这些发现都对俄罗斯人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他们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他们是沙皇的子民还是成吉思汗的后代？

第二节

1237年，一支庞大的蒙古骑兵离开他们位于黑海北部钦察草原的驻扎地，突袭了基辅罗斯诸公国。俄罗斯人实力薄弱，且内部四分五裂，根本无力抵抗，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除了诺夫哥罗德以外，蒙古人攻陷了所有俄罗斯的重要城市。之后的250年，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俄罗斯实际都在蒙古可汗的掌控之下。蒙古人并没有占领俄罗斯的中心地带。他们将自己的马群放养在南方肥沃的草原上，向俄罗斯城镇征税，通过不时发动武装袭击宣示自己对这里的统治。

“蒙古铁轭”给俄罗斯人带来的民族耻辱感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如果不算匈牙利，基辅罗斯是唯一一个被亚洲铁骑所推翻的欧洲大国。从军事实力来看，蒙古骑兵要远高于俄罗斯各公国。但他们几乎不用证明这一点。这些公国的大公几乎没有一个想去抵抗。一直到了1380年，蒙古人的实力已经衰落，俄国人才发动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反抗战争。即便之后蒙古人之间内斗不断，最终3个汗国脱离了金帐汗国（1430年克里米亚汗国独立，1436年喀山汗国独立，146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独立），俄罗斯的王公们又花了一个世纪才逐一击败蒙古人。因此总的来说，蒙古对俄罗斯的占领实际上是俄罗斯大公们对这一亚洲霸主的主动屈从与配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少有城市毁于蒙古的铁蹄，这一点和民族神话恰恰相反。同样，俄罗斯的艺术和手工业，甚至大型的工程项目例如兴建教堂，在这期间并没有放缓的痕迹；贸易和农业正常发展；在蒙古占领期间，离蒙古军士最近的南方地区，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俄罗斯人口迁移。[16]

根据民族神话，蒙古人风驰而来烧杀抢掠之后又疾驰而去，不留踪迹。俄罗斯也许屈服于蒙古人的剑下，但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她的教堂和寺院，并没有受到亚洲铁蹄的影响。这一假设一直以来都是俄国人基督教身份认同的核心，或许他们是居住在亚洲的草原上，但是一直面朝西方。20世纪俄国重要的文化历史学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曾经写道：“从亚洲，我们获得的少之又少。”——他的《俄罗斯文化》一书，也几乎没有谈到蒙古遗产。[17]俄罗斯民族神话建立在对蒙古文化是一种落后文化的认知之上。蒙古人通过恐怖手段来维持统治，和摩尔人征服西班牙完全不同，（用普希金的名句来说）他们来到俄罗斯时“既没有带来代数，也没有带来一个亚里士多德”。他们使俄国陷入了自己的“黑暗年代”§。卡拉姆津在其《俄罗斯国家史》中，对于蒙古人统治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只字未提。他问道：“一个文明国家能向这些游牧民族学习些什么？”[18]俄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耶夫在其28卷的《俄罗斯历史》一书中，只花了区区3页的篇幅来讲述蒙古人的文化影响。甚至19世纪蒙古学者的领军人物谢尔盖·普拉托诺夫，也认为蒙古人对俄罗斯的文化生活没有产生影响。

实际上蒙古部落一点也不落后。尤其是在军事技术和组织上，他们要比自己长期统治的俄罗斯人先进很多。蒙古人有成熟的行政管理和税收体系，俄罗斯国家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组织架构，俄语中许多来源于鞑靼语的词汇，例如“dengi”（金钱）、“tamozbna”（海关）和“kazna”（国库）。在金帐汗国首都萨莱（靠近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位于伏尔加河畔）附近的考古发现显示，蒙古人已经有能力建设大型城镇，城中包括宫殿和学校、规划完整的街道和水利设施、手工工坊和农场。蒙古人没有占领俄罗斯中心区域，并非像索洛维耶夫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们过于原始而没有能力掌握或者控制这一地区，而是由于缺乏肥沃的草场和贸易路线，北方林地对蒙古人这样的游牧民族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益处。甚至他们在俄罗斯所收的税，与他们从丝绸之路沿途的殖民地——例如高加索、波斯和北印度等——所获得的财富比起来也显得微不足道。

蒙古人的统治给俄国人的生活方式留下深刻的印记。普希金在1836年给恰达耶夫的信中写道，就是在蒙古占领时期，俄国逐渐脱离了西方。这段历史对俄国人的欧洲身份认知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

毫无疑问（蒙古占领使得）我们和欧洲其他地区隔绝开来，我们没有参与欧洲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但我们有自己的使命。是俄罗斯将蒙古侵略者限制在她广阔的领土之上。鞑靼人不敢穿越我们西部的边界，这样我们就留在了敌后。鞑靼人撤退到他们的沙漠之中，基督教文明得以保存下来。为此我们不得不过着完全孤立的生活，这在使我们这些基督徒得以幸存的同时，又使我们几乎完全不为基督教世界所知……鞑靼人的入侵是一段悲伤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你难道没有看到俄国当时处境中一些令人赞叹的、将会使未来历史学家为之惊叹的史实？你不觉得历史学家会把我们划在欧洲之外么？……我丝毫不赞赏我身边所见的事物……但我向你发誓，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也不能让我用我的国家来交换，没有谁的历史能够与我们的祖先相比，这块土地就像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样。[19]

普希金愿意接受这一遗产是令人出乎意料的，尤其是考虑到亚洲在当时俄国的受教育阶层中被视为禁忌的情况。或许这可以用普希金的身世来解释——他本人从他母亲这边继承了非洲血统。普希金的曾祖父亚伯拉罕·汉尼拔是阿比西尼亚¶人，俄国大使在伊斯坦布尔奥斯曼苏丹的王宫里看到他，把他买回来当礼物送给了彼得大帝。由于受到彼得大帝的宠爱，阿布拉姆被送往巴黎学习。在茜茜公主治下，阿布拉姆成为一名大将军，并被赐予普斯科夫附近米哈伊洛夫一座拥有1400名农奴的庄园。普希金很为自己的曾祖父感到骄傲——他也继承了曾祖父非洲人的厚嘴唇和浓密的黑色鬈发。普希金有一本未完成的小说名叫《彼得大帝的黑人》（1827），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开篇，他的台词“在我们非洲的蓝天下”为自己的族谱添加了长长的注脚（毫无疑问，这句是为了注脚而创作的）。[20]但是像恰达耶夫这样的亲欧派就认为蒙古人的遗产没有什么值得一提。对于为什么自己的国家和西欧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许多俄国人都将其归罪于蒙古可汗的专制。卡拉姆津指责蒙古人败坏了俄国的政治风气。历史学家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俄国“内部是亚洲的组织结构，尽管披着欧洲的外衣”。[21]

俄国专制统治中的亚洲特色成为19世纪民主知识分子中的老生常谈。赫尔岑曾将尼古拉一世比作“会用电报的成吉思汗”。俄国的专制传统其来有自，但蒙古人的影响是奠定俄国政治基石的最主要因素。蒙古可汗要求子民绝对服从，不论是农民还是贵族，并通过无情的强制手段来保证这一点。16世纪当蒙古可汗被赶出俄国后，取而代之的莫斯科大公及后来的沙皇从蒙古人那里继承了这一传统。确实，他们新生的帝国不仅建立在拜占庭的精神血统上，同时也是基于从成吉思汗那里继承的广阔疆土。“沙皇”这一称呼就来自金帐汗国的最后一位可汗，长期以来在俄语中，“可汗”与“沙皇”就是可以互换的。[22]

随着金帐汗国的覆灭以及沙皇政权东进，许多以前为可汗效力的蒙古人留在俄国，为莫斯科政权服务。成吉思汗的后人在莫斯科宫廷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据估计，相当一部分的俄罗斯贵族身上都有蒙古可汗的血统。至少有两个沙皇是金帐汗国的后裔。其中一个是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原名萨因·布拉特），1575年，他大部分时间以沙皇的身份统治着部分俄国。作为金帐汗国一名可汗的孙子，贝克布拉托维奇进入莫斯科宫廷并步步高升，成为伊凡四世（又名“恐怖伊凡”）的心腹。伊凡四世任命贝克布拉托维奇掌管波雅尔的贵族领地，自己则隐退到乡野，自封“莫斯科大公”。这一短暂的任命是伊凡四世的一个政治手段，目的是加强对手下特辖军（oprichnina）**的控制。贝克布拉托维奇只是名义上的当权者。伊凡的动机明显是因为当时金帐汗国在社会上保留着崇高的地位。在贝克布拉托维奇短暂的“统治”之后，伊凡大帝赐予他14万公顷土地以及“特维尔大公”的封号。但是在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统治时期，贝克布拉托维奇被控犯有叛国罪，他被剥夺了全部田产，并被迫到白湖附近的圣基里尔修道院做修士。鲍里斯·戈东诺夫是另外一个有着金帐汗国血统的沙皇——他是一位名叫切特（Chet）的鞑靼可汗的曾曾曾曾孙，他的这位可汗先祖于14世纪中期投奔莫斯科大公。[23]

留在俄国定居的并不仅仅是蒙古贵族。蒙古人入侵时，大量的游牧部落被迫迁徙，随着蒙古帝国人口的快速膨胀，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草场。整个欧亚大陆草原，从乌克兰到中亚，都被新来的部落所占据。当金帐汗国被赶回蒙古时，许多部落移民被吸收成为定居人口留在俄罗斯。在俄国南部和伏尔加流域的地图上，许多地方依然标注着鞑靼语名字：奔萨（Penza）、切姆巴（Chembar）、阿尔德姆（Ardym）、阿尼贝（Anybei）、克夫达（Kevda）、阿尔达托夫（Ardatov）和阿拉特里（Alatyr）。其中一些居民原来是蒙古军队的步兵，作为统治者驻扎在伏尔加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南部边境地区。另外一些是在俄国城镇谋生的商人和手艺人，或者是失去草场后被迫成为雇农的贫穷牧民。这批鞑靼人数量巨大，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不断地与当地人融合，因此所谓纯正俄罗斯血统的农民无疑只是一个传说。

蒙古对俄罗斯民间文化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许多俄语中的基础词汇都来自鞑靼语——马（loshad）、市场（bazar）、谷仓（ambar）、箱子（sunduk）以及数以百计的其他词汇。[24]就像前面提到的，外来的鞑靼语词汇主要是商业和行政类用语，而这两个领域基本上被金帐汗国的后裔所掌控。到了15世纪，莫斯科宫廷十分流行使用鞑靼语，以至于瓦西里大公指责自己的随从“过于钟情鞑靼人以及他们的语言”。[25]但突厥语也对民众的语言产生了影响——或许最为明显的是表示日常行为意图的口头禅“davai”：“davai poidem”（走吧，出发吧）、“davai posidim”（来吧，咱们坐下）以及“davai popem”（走吧，咱们喝酒去）。

俄国的风俗也同样受到鞑靼移民的影响，尽管与普通俄国民众相比，这一影响在宫廷和上层社会显得更加明显，贵族待客的习俗明显被可汗的文化所影响。另外，考古学家维谢洛夫斯基将俄国民俗中对于门槛的禁忌（例如不能踩在门槛上或不能隔着门槛和别人打招呼）追溯到了金帐汗国的习俗和信仰。他还发现，俄国农民通过将一个人抛向空中来向他表示致敬的做法也是源于蒙古人的习俗——当纳博科夫的父亲解决了一场关于土地的纠纷之后，一群感激的农民将他抬起来抛向空中。[26]

从我在桌前的位置，透过一扇西窗我会突然看见一个悬浮的神奇事例。在那里，在一瞬间，我父亲身穿被风吹皱的白色夏装的形象会显现，在空中光荣地摊开着，他的四肢处于一种奇异的随便状态，他英俊镇静的面貌朝向天空。接连三次，随着他那些看不见的抛举者嗬嗬有声的强大抛掷，他会这样飞上去，第二次会比第一次上得更高，继而在他最后也是最高的高度，他会斜卧着，仿佛永远如此，衬着夏日正午的钴蓝色，像一座教堂穹顶上那些静静飞翔的极乐人物中的一个，他们的衣服上有那么多的褶皱，而下面，一支接一支，蜡烛在凡尘的手中点亮，在一片焚香的雾中形成一群连续的火焰，而神父吟诵永恒的安眠，葬礼的百合花在游动的光里，在打开的灵柩中，隐藏起了躺在那里的无论哪个人的脸。††[27]

正如19世纪末康定斯基以及他的人类学家同行所主张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俄国农民的信仰融合了蒙古部落的萨满教崇拜（尽管他们称没有发现14世纪时金帐汗国所信奉的伊斯兰教的印记）。‡‡许多农民的宗教教派，比如“哭泣者”和“蹦跳派”，他们所采用的许多做法都与亚洲萨满教徒达到宗教狂喜的超验手法极为相似。[28]

圣愚（yurodivyi）很有可能也来自萨满教，尽管他们的形象是许多艺术作品中典型的“俄国标志”。很难说圣愚到底来自哪里。可以肯定的是圣愚并没有门派，和拉斯普京（他自己本人也算是一个圣愚）一样，他们本身似乎是普通人，凭着自己特殊的预言和治愈的能力，开始了浪迹一生的宗教旅程。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为了耶稣基督而活的愚人”，或简称“圣愚”，有着和圣人相同的地位——尽管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一个傻子或者疯子，而不是使徒保罗所要求的自我牺牲的烈士。圣愚被普遍认为具有巫术和预见未来的能力，他衣着古怪，头戴一顶铁帽或者头盔，衣服下面系着铁链。他像个穷人一样在乡下流浪，靠村民的救济生活，而村民普遍相信他具有神力和治愈人的能力。乡下的贵族也经常会施舍给他食物，并为他提供住处。

托尔斯泰的家人在他们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庄园就供养着一位圣愚。在他半虚构半自传体的《童年》中，托尔斯泰回忆起小时候难忘的一幕，家里的孩子们藏到愚人格里沙房间一个黑暗的衣橱里，就是为了在他准备睡觉时看一看他身上的铁链：

格里沙几乎紧跟着我们悄悄走进来。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插着蜡烛的黄铜烛台。我们都屏住呼吸。

“主耶稣基督！至圣的圣母！圣父、圣子、圣灵……”他喘着气，用各种烂熟的音调和略语念着。

他嘴里祈祷着，把拐杖放在屋角，瞧了瞧床，动手脱衣服。他解开黑色旧腰带，慢吞吞地脱掉破旧的土布上衣，仔细把它折好，搭在椅背上。此刻他的脸不像平时那样慌张而愚蠢；相反，他显得镇定沉着，若有所思，简直可以说很威严。他的举动缓慢而稳重。

他只穿一件衬衣，慢慢在床上坐下，朝四面八方画了十字，然后吃力地（这从他皱紧的眉头上看得出来）整理了一下衬衣下的铁链。他坐了一会儿，仔细查看衬衣上的几处破洞，然后站起来，一边祷告，一边把蜡烛举到神龛那么高，龛里摆着几尊圣像，他对着圣像画了十字，就把蜡烛倒过来，让火苗往下，蜡烛爆了一下熄灭了。

一轮近乎圆满的月亮把它的光辉投进面向树林的窗子。疯修士长长的白色身体一边被银色的月光照亮，一边投下黑色的阴影；这阴影同窗框的阴影一起投到地板上、墙壁上，一直达到天花板。更夫在院子里敲着铁板。

格里沙把两只大手交叉按住胸口，垂下头，不住重重地喘着气。他默默地站在圣像前，然后费力地跪下来祈祷。

他先是轻声念着大家熟悉的祈祷文，只强调几个字，然后反复背诵，但声音越来越响，情绪越来越激动。接着他用自己的话祷告，竭力用古斯拉夫语表达。他语无论次，但音调动人。他为所有的施主（他这样称呼招待他的人）祈祷，其中包括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他也为自己祈祷，恳求上帝饶恕他的重大罪孽，又一再说：“上帝啊，饶恕我的仇敌吧！”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爬起来，反复这样叨念着，也不管铁链的重量，伏在地上又站起来，铁链撞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响声……

格里沙还久久地处在这种宗教的狂热中，随口祈求着什么。一会儿，他反复叨念：“主保佑！”但每次都用不同的语气和表情；一会儿，他说：“饶恕我吧，主啊，教教我怎么做……教教我怎么做！”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希望马上得到答复；一会儿，只听得悲惨的哭声……他跪着抬起身子，双手交叉在胸前，

一言不发。§§[29]

作家和艺术家将圣愚描绘成淳朴的俄国信徒的原型。在普希金和穆索尔斯基所创作的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中，圣愚代表着沙皇的良心发现以及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呼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虽然身患癫痫却有着基督般的人格，有钱的地主罗戈任就叫他圣愚；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圣愚般的真正基督徒，他们都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米哈伊尔·涅斯捷罗夫在他的画作《俄罗斯》（1916）中，将圣愚描绘成俄罗斯民间公认的精神领袖。然而圣愚那未经训练且很大程度上都是随意为之的敬拜仪式更多是源自亚洲萨满教，而非俄罗斯教会。和萨满教徒一样，为了进入宗教狂喜状态，圣愚也会跳一种轮圈舞，并伴有诡异的尖叫和呐喊声；在做法时，他使用鼓和铃铛；他身上戴着铁链的原因也是相信铁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同样，和萨满教徒相同，圣愚在做法时也会经常使用乌鸦的形象——一种在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具有魔力和破坏力量的鸟。整个19世纪，伏尔加流域的农民都认为哥萨克叛军领袖普加乔夫和拉辛是飞在天空中的巨大乌鸦。[30]

俄罗斯服装的很多元素也有亚洲渊源——这一事实反映在俄语中，许多与衣服相关的词汇都来自突厥语，比如“kaftan”（土耳其式长衫）、“zipun”（一种轻薄的外套）、“armiak”（一种厚重的外套）、“sarafan”（俄国传统裙装）和“khalat”（中亚传统长袍）。[31]甚至沙皇的王冠或帽子（Monomakh）——传说承袭自拜占庭帝国——也很有可能是来自鞑靼人。[32]俄国的饮食也受到东方文化的深远影响，许多俄罗斯特色食品，比如抓饭（plov）、鸡蛋面（lapsha）和奶渣（tvorog）都来源于高加索地区和中亚。一些饮食习惯，比如俄国人对马肉以及发酵的马奶（koumis）的热衷，毫无疑问是蒙古部落流传下来的。和西方基督教以及东方的佛教文化相反，俄国并没有关于食用马肉的宗教禁忌。和蒙古部落的传统一样，俄国人甚至还养殖了一种专门用来食用或产奶的马（在伏尔加地区）。在西欧完全没有这种做法——直到19世纪，法国社会改革派呼吁食用马肉，以解决贫困人口的营养不良问题。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吃马肉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在西方人看来，养马为了吃肉的做法是十分野蛮的。[33]

所有中亚的主要部落——哈萨克人、乌孜别克人、卡尔梅克人和柯尔克孜人——他们都是金帐汗国的分支。随着15世纪金帐汗国衰落，他们留在俄罗斯草原，成为沙皇的子民。哈萨克人的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系蒙古人——在15世纪时脱离了金帐汗国。在被自己的对手准噶尔人和乌孜别克人赶出最肥美的草场之后，哈萨克人逐渐向俄国人靠拢。乌孜别克人也在15世纪脱离金帐汗国。他们定居下来，在肥沃的费尔干纳平原过起农耕生活，继承了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之间富庶的古伊朗城镇，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乌孜别克族国家布哈拉、希瓦和浩罕，并与沙皇建立了贸易关系。至于卡尔梅克人，他们是西蒙古人的一支（Oriats），金帐汗国覆灭后，他们脱离蒙古军队留在俄罗斯大草原（卡尔梅克人的名字来源于突厥语Kalmak，意为“留下”）。在其他部落的驱赶之下，他们向西迁徙，带着自己的牲口定居在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后来他们成为俄国骑兵所用马匹的主要供应者，每年他们要往莫斯科运送5万匹马，直到18世纪这一贸易才逐渐衰落。[34]俄国垦居者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将卡尔梅克人逐出了伏尔加草原。大多数部落向东回撤，但仍有一些留在俄国，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或者贸易，并皈依了东正教。列宁就是其中一支卡尔梅克人的后裔。他的祖父尼古拉·乌里扬诺夫，就是阿斯特拉罕一名卡尔梅克人的儿子。

第三节

为了纪念击败蒙古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伊凡雷帝下令在莫斯科红场修建一座新的天主教堂。1560年，圣瓦西里大教堂落成，这座纪念莫斯科最受人爱戴的圣愚¶¶的教堂后来名扬四海，从开工到建设完成仅仅用了5年时间。它的意义远不止是俄国击败蒙古汗国胜利的标志。它是一个胜利宣言，宣告着俄国人从自13世纪以来统治他们的鞑靼文化中解放出来。从它炫耀式的鲜艳色彩、轻松活泼的装饰风格以及夸张的建筑圆顶，可以看出圣瓦西里教堂就是为了展现俄国如今回归拜占庭传统的欢快情绪（尽管从实际来看，东正教传统中完全没有如此华丽的风格，而它类似清真寺的圆顶则很有可能是来自东方的建筑风格）。

教堂最初被命名为“圣母代祷教堂”——以记录1552年圣日（Pokrova）攻下喀山。莫斯科击败鞑靼人被看作一次宗教胜利，俄罗斯帝国的此次大捷在很多方面都被看成一次东正教的十字军东征。征服亚洲大草原被描绘成一场东正教对抗鞑靼异教徒的神圣战争。莫斯科由此宣称自己为“第三罗马”——这一声明被刻在圣瓦西里教堂的石碑上——俄国也自认为是一个基于拜占庭传统，真正普世的基督教帝国。就像为了保护居住在异教徒草原上的基督子民，一个强大的俄国应运而生，这场对抗东方的宗教战争也塑造了俄国人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看来，信仰的边界总是远比民族的边界更加重要，而最古老的称呼外国人的词汇（例如inoverets）就有异教徒的意思。俄语中对农民的称呼（krestianin）也有同样的表征意义，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中，农民一词往往都与农村或者土地相关，只有俄国农民是一个意为基督徒（khristianin）的词语。

从1522年攻克喀山到1917年革命，俄罗斯帝国以每年10万平方公里的惊人速度迅速扩张。俄国人为了获得皮草不断东进，在皮草贸易最为鼎盛的17世纪，这种被称为“软黄金”物品的贸易收入占俄罗斯帝国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35]俄国的殖民扩张主要是为了满足对熊、貂、黑貂、白貂、狐狸和水獭的庞大需求。紧跟皮草狩猎者脚步的是哥萨克雇佣兵，比如俄罗斯民间英雄叶尔马克（Ermak）指挥的军队，他们为自己的金主斯特罗加诺夫占领了乌拉尔山脉的富矿，并最终于1582年攻克了西伯利亚汗国。此后到来的是沙皇军队，他们在这里建筑堡垒，向当地部落索要贡品。不久传教士也来了，他们则试图改变当地的萨满教信仰。苏里科夫那幅巨大的《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1895）——画中举着圣像、用火枪射击的哥萨克人与手持弓箭、敲着萨满教鼓点的异教部落恢宏的战争场面——比其他任何艺术品都更加清晰地描绘了传说中俄罗斯帝国的民族觉醒。就像苏里科夫所表现的，这场征服之战的真正目的是摧毁萨满教在亚洲部落中的神圣地位。

和欧洲其他国家在海外进行的同样带有宣教意味的战争相比，在宗教上征服亚洲草原对俄罗斯帝国来说要重要得多。这是因为俄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俄国与其亚洲殖民地之间并没有大洋相隔：它们处在同一块大陆上。作为亚洲草原与欧洲草原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本身也仅仅是夹杂着草场的连绵大山丘罢了，许多穿越乌拉尔山脉的游客经常会问他们的车夫，那些著名的大山到底在哪里。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地理界线将俄国与其亚洲殖民地分隔开来的情况下，俄国人转而寻求文化上的界限。在18世纪，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那时俄国正试图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在西方有话语权的欧洲帝国。如果俄国想要被认为是一个西方国家，那她需要构建一条更清晰的文化界限将其和亚洲其他东方国家相区分，而信仰则是最简单的划分方式。所有归降沙皇的非基督徒部落都被划分为“鞑靼人”，不管他们原有的信仰是伊斯兰教、萨满教或是佛教。为了加强“善恶之分”，鞑靼（Tartar）一词被故意拼错（多加了一个r），使其和希腊语中的“地狱”（tartarus）更为接近。更普遍的是，人们通常会把俄国新征服的领土（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一律归类为“东方”（Aziatshchina），这也几乎成为“东亚病夫”和“落后”的代名词。高加索地区的形象也被东方化，游客中流传着种种关于那里原始部落野蛮人的传说。18世纪的地图将高加索划归东方穆斯林地区，尽管从地理上来看它属于南方，而历史上它也是属于基督教西方。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所蕴含的基督教文明能够追溯到4世纪，比俄国皈依基督教要早500年。它们是欧洲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甚至比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建立都要早。

在俄国，没有哪里比西伯利亚更急于树立文化界限。在18世纪人的想象中，乌拉尔山脉是一座巨大的山系，似乎是由上帝在草原中间所造，用来标记文明世界最东边的边界。***在山脉西边的俄国人是基督徒，而在山脉东边的亚洲人则被俄国游客称为需要驯化的“野蛮人”。[36]为了使其更加亚洲化，18世纪俄国的地图集取消了西伯利亚的俄语名字（Sibir），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地理术语“大鞑靼”（Great Tartary）。游记作家记述了这里的亚洲部落，包括通古斯人、雅库特人和布利亚特人，却对在西伯利亚定居的俄罗斯人只字未提，尽管当时这些定居人口数量已相当庞大。如此一来，俄国的东进殖民运动就显得理所当然，在俄国人心目中，大草原被塑造成一个粗野蛮荒之地，那里的财富等待着被发掘。这是“我们的秘鲁”和“我们的印度”。[37]

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初西伯利亚的经济衰退，俄国人的这种殖民态度进一步得到加强。随着欧洲风尚的转变以及皮毛贸易的重要性日渐衰退，再加上俄国在采矿方面的收入没能弥补皮草贸易衰落所造成的损失，这块原本充满前景的处女地突然之间变成一片广袤荒凉的废墟。一位官员写道：仅仅是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价值就至少是西伯利亚的5倍。[38]另外一位作家在1841年写道，如果西伯利亚这片“冰雪的海洋”能是一片真正的海洋，那么至少可以使俄国与远东的海上贸易更加便利，俄国的境况也会因此有所改善。[39]西伯利亚被改造成巨大的监狱之后，这种悲观的看法进一步加强。“西伯利亚”一词已经成为人们口头语中服刑的近义词，例如由此衍生出来的“野蛮残酷”（sibirnyi）和“残酷的生活”（sibirshchina）。[40]诗歌中对于西伯利亚残酷自然条件的想象本身就是一种残暴：

这块晦暗的土地上，

是无尽的残酷与荒凉，

河流在怒吼，

风暴时常喧嚣，

天空郁积着沉沉黑云。

那些让人惧怕的漫漫冬夜，

冰雪冻住了时间，

没人要来

这块悲惨的土地，

这个为流放者准备的广阔之狱。[41]

这是人们头脑中的西伯利亚，一块与欧化的俄罗斯截然相反的想象之地。它的边界不停变迁。对于19世纪初的城市精英来说，“西伯利亚”就是他们所熟悉的“小俄罗斯”——圣彼得堡或者莫斯科，以及通往他们庄园的道路——之外的未知世界。诗人卡捷宁说，科斯特罗马（Kostroma）这个在莫斯科东北方仅300公里的城市，“离西伯利亚不远”。赫尔岑以为乌拉尔山脉以西几百公里的维亚特卡河是在西伯利亚（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地方确实算是西伯利亚，因为他曾在1835年被流放到那里）。F.F.维格尔认为彼尔姆——更靠东边但还远远未到乌拉尔山脉——已“深入西伯利亚腹地”。还有一些人认为弗拉基米尔、沃罗涅日或梁赞，是“亚洲大草原”开始的地方，这些地方距离莫斯科都不远，坐一天的马车就能到达。[42]

但俄国人对东方的态度远非清一色的殖民者立场。从政治上来看，俄国是一个和西方任何国家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文化上俄国就模棱两可得多，因此除了像西方国家一样带着对“东方”的优越感之外，他们对东方文化有着深深的迷恋甚至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多少是源于俄罗斯坐落在亚洲大草原边缘，被东西方文化来回牵扯吸引的自然结果。这种地理位置上的不确定性也造成俄国人深深的不安全感——尤其是与西方的关系上，尽管这种感觉正是俄罗斯对待东方的犹疑态度的主要根源。或许俄国人认为自己是和亚洲有关系的欧洲人，但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就是“亚洲人”。所有的西方作家都提到这一点。按照古斯丁侯爵的说法，圣彼得堡市中心是沙皇庞大的帝国中唯一的欧洲领土，穿过涅瓦大街，就已经涉险进入了“一直包围着圣彼得堡的亚洲蛮族地带”。[43]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对自己国家中“亚洲般的落后”心生愤恨。他们迫切渴望能被西方人平等看待，能够进入并成为欧洲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但当他们被西方人排斥或者感到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被小看，即使是最西化的俄国知识分子也会心存不满，并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自豪感（作为一个亚洲式地域辽阔的国家）。例如普希金，尽管他在欧洲长大，并和所有参与启蒙运动的人士一样，认为西方才是俄国的最终归宿。但是当欧洲批判俄国镇压波兰1831年暴动时，他写了一首民族主义诗歌《致俄国的毁谤者》，诗中他强调了自己祖国的亚洲本质，“从芬兰冰冷的山崖到炙热的科尔基斯（高加索的希腊语名字）”。

在这股面朝亚洲的趋势里，搅起的绝不仅是对西方的仇视。俄罗斯帝国靠着殖民开拓不断扩张，那些前往边境的人，有些是为了从事贸易或农耕，有些是为了逃离沙皇的统治，他们把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当地部落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那里的文化。例如阿克萨科夫家族，18世纪他们在奥伦堡附近的大草原上定居，生病时他们会使用鞑靼人的药方。从一个马皮制包中汲出酸马奶来喝，使用特殊的草药并吃蘑菇油。[44]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贸易和通婚是文化交流最普遍的方式，但是越往东，俄国人的生活方式就越容易被当地人改变。例如，根据一位19世纪20年代作家的说法，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雅库茨克，“所有的俄国人都说雅库特语”。[45]米哈伊尔·沃尔孔斯基，这位十二月党人的儿子，在19世纪50年代俄国征服并殖民阿穆尔盆地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他回忆说，当时特地派了一个哥萨克小分队来村子里教布里亚人俄语。一年后沃尔孔斯基回来查看哥萨克小分队的工作情况：结果没有一个布里亚人可以用俄语交流，但是200个哥萨克人都会讲一口流利的布里亚语。[46]

类似的事情绝对不会在一个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发生，至少不会在他们的殖民方式由贸易转变为殖民统治之后。因为，尽管有少许例外，欧洲人并不需要定居在自己的殖民地（也不需要对当地的文化有过多的了解）就能带走那里的财富。但是对于沙皇俄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定居在偏远地区的俄国人，回到莫斯科需要经过半年的旅程——则不可避免地要在当地安家。俄罗斯帝国通过将俄罗斯文化强加给亚洲大草原来实现自己的扩张，但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殖民者本身也被亚洲化。这种交流的结果之一就是对殖民地文化的感同身受，这在欧洲国家的殖民者身上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就是，即使是最热心的沙皇帝国主义信徒，往往也是东方文化的狂热分子和专家。例如，塔夫利宫的主人波将金公爵，他自1783年从最后一个蒙古汗国手中夺取克里米亚之后，一直醉心于那里的种族融合。为了庆祝这场胜利，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摩尔达维亚——土耳其风格的宫殿，建筑带有穹顶和四座伊斯兰式的尖塔，看上去就像个清真寺。[47]确实，这不仅仅是俄国，而且也是整个欧洲在18世纪的典型特征。当俄国军队不断东进征服异教徒时，叶卡捷琳娜的建筑师们正在皇村建造中国式的村落和高塔、东方式的石窟以及土耳其风格的亭子。[48]

这种双重性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格里高列·沃尔孔斯基，他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父亲，作为苏沃洛夫大元帅骑兵中的一名英雄，他退休之后，于1803年至1816年担任奥伦堡省的省长。当时奥伦堡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军事要塞，坐落于乌拉尔山脉南麓，是中亚与西伯利亚之间所有主要商路通往俄罗斯的咽喉。每天，1000只骆驼组成的车队满载来自亚洲的贵重货物，包括牲口、地毯、棉花、丝绸和珠宝，要从奥伦堡经过，接着前往欧洲市场。[49]省长的任务是保护和推广这些贸易，并从中征税。沃尔孔斯基在这里的执政颇有成效，开拓了通往希瓦和布哈拉的新商路，这两座城市是重要的棉花之都，是通往波斯与印度的大门。[50]但奥伦堡也是俄罗斯帝国最后的前哨——这座军事要塞庇护着伏尔加草原上的俄国农民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些游荡在东部贫瘠草场的部落，包括诺盖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

18世纪，巴什基尔牧民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沙皇政府的叛乱，因为俄国殖民者开始占领他们祖先的牧场。1773年至1774年许多巴什基尔人加入哥萨克首领普加乔夫的队伍，反抗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暴政。他们包围了奥伦堡（普希金在《上尉的女儿》中讲述了这个故事），攻占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脉之间的其他市镇，一路烧杀抢掠。沙皇当局在这次平叛之后，加强了奥伦堡的防御工事。他们以奥伦堡为堡垒，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沃尔孔斯基延续了这一举措，同时他还必须面对乌拉尔地区哥萨克人的一次严重暴动。两者他都采取了极为严酷的手段。在沃尔孔斯基的命令下，数百名巴什基尔和哥萨克叛军首领被公开处以鞭刑，在前额刺字，或者发配至远东。巴什基尔人私底下称这位省长为“严酷的沃尔孔斯基”；在哥萨克人的民间传说中，他是一个魔鬼形象，直到1910年代，关于他的歌谣仍在传唱。[51]但沃尔孔斯基绝不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冷酷无情的人。按照他家人的说法，他本质温和善良，热爱诗歌和音乐，私底下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奥伦堡市民眼里，沃尔孔斯基则是出了名的古怪。在与突厥人的战争中他有一次被弹片击中头部，之后他脑子里就一直听到各种奇怪的声音，或许这正是那次受伤造成的后果。隆冬时节的奥伦堡温度最低可以达到零下30摄氏度，这时他会穿着自己的睡袍，有时甚至只穿着内衣在奥伦堡的大街上游荡，嘴里喊着苏沃洛夫（已于10年前去世）“还活在他的身体里”。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会到市场里给穷人分发食物和钱，或者全身赤裸地去教堂祷告。[52]

尽管对待巴什基尔人手段残忍，但沃尔孔斯基本人是个突厥文化的专家。他掌握了突厥语，可以和部落中的人交流。[53]他广泛游历中亚地区，并在自己的日记和家书中写下大量关于那里动植物群、风俗历史、古代文化的内容。他认为乌拉尔山脉东侧的托博尔河是“俄罗斯最好的一隅”。[54]他是一位东方披肩、地毯、瓷器和珠宝的鉴赏家，他在圣彼得堡的朋友们会委托他帮忙购买这些东西。[55]他在奥伦堡的最后几年里甚至过着半东方式的生活。“我爱这个地方，”他在给自己的侄子、亚历山大一世的幕僚长帕维尔·沃尔孔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爱这种游牧式的生活。”[56]沃尔孔斯基在自己充满异域风情的宫殿中过着波斯苏丹王般的生活，身边的侍从全是吉尔吉斯和卡梅尔克人，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第二家人”。[57]他甚至秘密豢养了一群巴什基尔女人为“妻”。[58]沃尔孔斯基与一大帮鞑靼牧民混在一起，他喜欢称他们为“我的族人”。[59]他扔掉了自己的皇家官服，有时会穿着蒙古礼服接见吉尔吉斯可汗，有时甚至会穿着土耳其长袍。[60]在奥伦堡居住的这么多年里，沃尔孔斯基从没说过他思念圣彼得堡，这么多年他也只回去过一次。“在亚洲大草原上平静的生活很符合我的性格，”他给女儿索菲亚写信说，“你可能认为我是亚洲人——或许我自己也这么认为。”[61]

第四节

“一块《一千零一夜》中的仙境。”178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第一次造访新被吞并的克里米亚这块鞑靼人土地时说道。[62]在俄国征服东方的过程中，文学与帝国始终是紧密相关的。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是人们想象力的丰富来源，许多政治家都通过自己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想象来看待这个地方。18世纪的文学故事，以翻译俄文版的《一千零一夜》为开端（1763—1771），将东方描述成充满感官奢华与怠惰、宫殿与王位的享乐王国，然而贫苦的北方却并非如此。这些主题在19世纪关于东方的梦想世界中不断出现。

这个“东方”在任何地图上都是找不到的。它在南方，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同样也在东方。指南针上的南边和东边在这里被合并成了想象中的“东方”——俄国人脑海中充满异域风情的亚文明之地——它被编造成一个各种不同文化元素的大杂烩。例如在鲍罗丁的歌剧《伊戈尔王子》中，“鞑靼人之舞”中所用的一段用来表现东方音乐精髓的花腔，实际上就是从楚瓦什人、巴什基尔人、匈牙利人、阿尔及利亚人以及阿拉伯人的音乐中借鉴而来的，其中甚至包括美洲奴隶的歌谣。[63]

远在俄国人从民族学的角度认识自己的殖民地之前，他们就已经在文学和艺术上创造了它。高加索地区在俄国人的想象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沙皇的军队都在跟这里的穆斯林部落浴血奋战，努力想控制这片山地，这时，俄国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则是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手法看待这块土地。这些文艺工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将高加索描绘成具有异域风情与魅力，美丽、狂野而又危险的地方，来自北方的俄国人在这里遭遇了信奉穆斯林的南方部落的顽强抵抗。普希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钟情于塑造俄国式的高加索。他在诗歌《高加索的俘虏》中将高加索塑造成“俄国的阿尔卑斯山”，一个适合冥修与从都市生活的顽疾中康复的胜地——称得上是东方的《恰尔德·哈罗尔德》‡‡‡。这首诗成为之后几代俄国贵族的旅行指南，他们不远千里到高加索地区来做温泉理疗。到了19世纪30年代，当莱蒙托夫把自己小说《当代英雄》的背景设置在皮亚季戈尔斯克温泉胜地，“高加索式疗养”成为上流社会的时尚，他们每年南下的旅行甚至可与穆斯林前往麦加朝圣相提并论。[64]一些游客失望地发现，普希金诗歌中狂野且充满异域风情的美丽之地其实只是些灰溜溜、单调乏味的边塞城市，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也只能待在城里。这种对探险与浪漫的渴望，使得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这样不入流的作家（时至今日他们几乎已被彻底遗忘）仅仅因为创作了关于高加索的故事和游记，就被尊崇为文学天才（他甚至被称为“散文界的普希金”）。[65]

这种对高加索的痴迷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追寻异域情调，至少俄国作家们是这么认为的。普希金这一代文人受到西斯蒙第§§§在其《南欧文学》中所阐述的“南方理论”的深远影响，这一理论将古阿拉伯描述成浪漫主义的起源。对于这些年轻的俄国浪漫主义者来说，他们正在寻找一种能将俄罗斯文化与西方区别开来的根源，西斯蒙第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重大的启示。突然间，俄国似乎在高加索找到了自己的“南方”，这块融合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化的殖民地独一无二，让他们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更要接近浪漫主义。作家奥列斯特·索莫夫在其论文《论浪漫主义诗歌》中宣称俄国是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因为高加索地区继承了阿拉伯的精神。十二月党诗人威廉·丘克贝克称俄国诗歌结合了“欧洲与阿拉伯地区的所有精神财富”。[66]莱蒙托夫曾经说过，俄国诗歌将会通过“跟随东方而不是欧洲与法国的脚步”来找到自己的命运。[67]

哥萨克人是一个由凶猛的俄国士兵组成的特殊群体，从16世纪起他们就住在俄罗斯帝国南面与东面的前线，他们在那里有自治区，从高加索地区捷列克河沿岸的顿河和库班，到奥伦堡草原，再到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贝加尔湖以及阿穆尔河周边的战略要地，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最早的俄罗斯勇士过着半亚洲式的生活，几乎和东部草原以及高加索地区的鞑靼部落没有区别，而他们可能就是这些鞑靼人的后裔（“Cossack”或“quzzaq”是突厥语，意为骑士）。哥萨克人和鞑靼人在保卫自己自由的时候都表现出无比的勇气；他们都有一种热情且自然的天性；他们都热爱美好的生活。果戈理在《塔拉斯·布尔巴》中强调了乌克兰哥萨克人“亚洲”和“南方”的特点；实际他在使用这两个词时经常互换。在一篇相关的文章中（《小俄罗斯成立一览》，“小俄罗斯”指的就是乌克兰）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从信仰和地理位置来看，哥萨克人属于欧洲人，但同时他们在习俗与服饰方面却过着完全亚洲人的生活。他们是具备了世界上截然相反特点的一群人，这两种格格不入的精神却奇怪地组合在一起：欧洲人的审慎与亚洲人的放纵；淳朴又狡猾；充满活力却又享受懒惰；向往进步与完美，却又乐于挖苦任何形式的完美。[68]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果戈理试图将哥萨克人的本质与从“古代匈奴”时期就席卷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周期性的移民大潮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只有哥萨克人这样好战且能量充沛的民族才能在开放的大平原上幸存。哥萨克人的铁骑“以亚洲人的方式横穿大草原”。他们在“突袭敌人时犹如下山猛虎般迅捷”。[69]托尔斯泰因为曾在军中任职对哥萨克人也有了解，他同样认为他们有半个亚洲人的特点。在《哥萨克》中，托尔斯泰展示了捷列克河以北的俄罗斯哥萨克人的细节特征，他们与捷列克河以南车臣山区部落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普希金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造访了高加索地区，当时他以为自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从来没有到过我无垠的俄国之外”，他在《埃尔祖鲁姆之行》（1836）中写道。[70]但是30年之后造访这里的莱蒙托夫则将高加索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并请求这里的群山像保佑“自己的儿子一样”保佑他：

内心深处我属于你

无时无地不属于你！[71]

这里的群山确实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创作灵感，并成为他许多作品的背景，包括他的杰作《当代英雄》，这是俄国的第一部散文体小说。莱蒙托夫于1814年生于莫斯科，他小时候饱受风湿所引起的发烧的折磨，因此也多次跟随家人前往温泉理疗圣地皮亚季戈尔斯克调养。这里狂野浪漫的山区景色给这位年轻的诗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是莫斯科大学东方文学与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从那时起他就被宿命论观点深深吸引，他认为俄国从穆斯林世界继承了这一理论（他在《当代英雄》最后一章有所探讨）。莱蒙托夫对高加索地区的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舒拉·诺格莫夫所讲述的关于山中勇士的英雄事迹。来自皮亚季戈尔斯克的舒拉原来是一名毛拉（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领袖的敬称），后来做了军官。其中一个故事给了莱蒙托夫1832年创作第一篇重要诗作——《伊斯梅尔·贝》——的灵感（尽管很多年后这篇作品才得以发表）。诗中讲述了一名穆斯林王子在俄国军队征服高加索时成为人质，作为一名俄国贵族抚养长大，但伊斯梅尔放弃了自己在俄国军中的职务，转而承担起保卫切尔克斯同胞的责任，他们的家园毁于沙皇军队的铁蹄。莱蒙托夫本人曾经参军与这些山地部落作战，一定程度上他与伊斯梅尔惺惺相惜，感受着同样的对于忠诚的分裂感。在格罗兹尼要塞，这位诗人以卓绝的勇气与车臣人战斗，但是在山村攻打车臣要塞时野蛮恐怖的战斗令他心生厌恶。在《伊斯梅尔·贝》中，莱蒙托夫最后对俄罗斯帝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沙皇政府的审查也无法掩盖这一点：

怎么样的草原、大海、高山

抗拒得了斯拉夫人的武器？

又有何处的仇视和背叛

不会受俄国沙皇的压制？

驯服吧，切尔克斯人，可能

东方和西方与你同命运

时间一到——你会傲慢地讲

奴隶，我也是属于宇宙王！

到时——由另一位奥古斯都

来装点北方新罗马雄都！

村落在燃烧，无防护依赖，

祖国男儿们被敌人击败，

光照，像悬空不逝的彗星，

雾在云中跳跃，触目惊心。

胜利者如同凶猛的野兽，

端刺刀闯进温馨的住户；

他屠杀老年人和孩子们，

对贞洁处女和年轻母亲，

则用他血腥的手去抚摸，

山里妇女的心却不仁弱！

随着一声亲吻，剑声响起，

俄国佬跳开——嘶哑着——倒地！

“同志，复仇！”——于是一刹那间

（足够为凶手复仇的瞬间！）

简陋的平顶屋欢愉快活，

燃烧——切尔克斯人自由之火！¶¶¶[72]

莱蒙托夫还是一位成就卓越的水彩画家，在一幅自画像中，他的手中紧紧攥着一把切尔克斯人的佩剑，身上则披着切尔克斯人的斗篷，身着军服，胸前挂着山地部落佩戴的弹夹盒。这种半俄罗斯人半亚洲人的混合，也被莱蒙托夫应用在《当代英雄》中毕巧林的身上。毕巧林性格焦躁，愤世嫉俗，他对圣彼得堡上流社会极为失望，作为一名卫戍部队军官被派往高加索之后，他的人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他爱上一位切尔克斯人酋长的女儿贝拉，跟她学会了突厥语，并穿上切尔克斯人的服装来表达自己对她的爱意。作者曾将他比作切尔克斯的土匪。这似乎是作品的中心含义：在俄国殖民者的“文明”与亚洲部落人的“野蛮”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莱蒙托夫并不是唯一一位将高加索视为自己“精神家园”的俄国人。作曲家巴拉基列夫是另外一个“大山的儿子”。作为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创立者，他为自己的鞑靼人血统感到自豪，这一点从他在画像中频频身着高加索地区的服装就能够看出来。[73]他在1862年给斯塔索夫的信中写道：“从他们的服装开始（我没见过比切尔克斯人更漂亮的服装），我对切尔克斯人的兴趣和莱蒙托夫一样浓厚。”[74]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评价巴拉基列夫是“一个半俄国半鞑靼的人物”。斯特拉文斯基回忆说他是一个“大块头，秃顶，有着卡尔梅克人的头脑和列宁一般锐利的眼睛”。[75]巴拉基列夫在1862年环游了高加索地区。他深深爱上那里狂野的自然景观。这让他想起了自己最喜欢的诗人莱蒙托夫。他从皮亚季戈尔斯克写信给斯塔索夫说：“在所有俄国的人与事中，莱蒙托夫对我的影响最深。”[76]

巴拉基列夫试图在自己的交响诗《塔玛拉》（1866—1881）中唤起对作家莱蒙托夫的爱，这部作品基于莱蒙托夫的同名诗《塔玛拉》（1841）。诗中讲述了一则民间传说，格鲁吉亚皇后用充满诱惑力的歌声将情人们勾引到她俯瞰捷列克河的城堡里。在一夜放荡的舞蹈之后，她会把她杀死的情人尸体从城堡的高塔上扔到下面的河里去。用斯塔索夫的话说，巴拉基列夫就是想在自己狂乱的钢琴组曲中重现塔玛拉“轮圈舞”的疯狂气氛：

一幅已遗失的手持切尔克斯剑、身披切尔克斯披风者自画像的水彩画复制品。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画于1837年。图片来源：Novosti，London。

奇奇怪怪的声音

整夜不停

似乎在这空荡的高塔中

有成百上千饥渴的少男少女

一起参加新婚典礼

或者一场葬礼的盛宴。[77]

巴拉基列夫所使用的音乐编排大多是“东方音乐”的标准风格——充满感官刺激的半音音阶、带有舞蹈律动的切分音和慵懒的和声，这些都满足了西方人长期以来对东方作为一个沉溺感官享受的异域之地的想象。但是巴拉基列夫还在其中加入一项全新的、令人惊奇的元素，那就是他所改编的高加索民歌。因为巴拉基列夫发现，所有高加索民歌的和声都以五声音阶为基础，这在亚洲音乐中十分常见。五声音阶或者“印度支那”音阶的显著特征就是避免使用半音，因此歌曲旋律不会过分侧重于某一音节。这种编排使歌曲产生了一种“浮音”的效果，这一特点在东南亚音乐中尤其突出。《塔玛拉》是第一部大范围使用五声音阶的俄罗斯音乐作品。巴拉基列夫的创新就像是发明了一种新的艺术语言，这赋予了俄国音乐独特的“亚洲感觉”，使之与西方音乐区别开来。在后来的俄国作曲家中，五声音阶的使用极为流行，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到斯特拉文斯基，都跟随着巴拉基列夫“民族乐派”的脚步。

这一东方元素是由“强力五人组”所发展出来的俄罗斯民族乐派的显著特征之一——这是一群民族主义作曲家所组成的创作圈子，成员包括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鲍罗丁。“强力五人组”创作了许多典型的俄国作品——从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钢琴幻想曲（Islamei，俄罗斯钢琴流派的奠基石，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的必考曲目）到鲍罗丁的《伊戈尔王子》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都是以这种东方风格创作的。作为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巴拉基列夫鼓励在创作中使用东方主题与和声，以使自我觉醒的“俄罗斯”音乐与受德国影响的安东·鲁宾斯坦和音乐学院的交响乐派区分开来。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创作的“俄国第一部交响乐”——实际是在鲁宾斯坦创作《海洋》交响曲之后12年才完成——之所以有此称谓，是使用了俄国民歌和东方旋律，这些东方元素得益于里姆斯基的老师巴拉基列夫在高加索地区的采风。“这部交响曲很棒，”作曲家策扎尔·居伊在1863年给里姆斯基的信中写道，“前几天我们在巴拉基列夫家里演奏了这部作品，斯塔索夫十分满意。这部作品带有真正的俄罗斯特色。只有俄国人才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因为里面没有丝毫呆板的德国味道。”[78]

斯塔索夫与巴拉基列夫一起，对俄国东方音乐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许多造就这一风格的“强力五人组”的实验性作品，都要归功于这位民族主义评论家，包括《伊戈尔王子》和《天方夜谭》。1882年，斯塔索夫写了一篇名为《俄国艺术25年》的文章，试图阐述东方风格对俄罗斯作曲家的深远影响：

他们其中一些人亲自到过东方。另外一些人虽然没有，但他们一生都受东方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作品生动且富有冲击力地表现出东方的特质。在这一领域他们对所有的东方事物都有着俄罗斯式的共鸣。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人的生活，并赋予俄罗斯艺术独特的色彩……如果仅仅认为这是这些俄罗斯作曲家突如其来、反复无常的奇想，那将是十分荒谬的。[79]

在斯塔索夫看来，俄罗斯艺术中的东方元素绝不只是一些带有异域风情的装饰，而是俄罗斯继承了古老的东方文化这一史实的佐证。斯塔索夫相信亚洲的影响在“俄罗斯所有的艺术领域中都是显而易见的：语言、服饰、习俗、建筑、家具和日常用品、装饰、歌曲、和声以及我们所有的民间传说”。[80]

斯塔索夫的这一观点，最早是在19世纪60年代他一篇关于俄国装饰品起源的论文中提出。[81]通过研究中世纪俄罗斯教堂的经文，他将印版中的装饰与来自波斯和蒙古的图案联系起来（菱形、玫瑰花环、万字符和格子花纹，以及一些特定的花饰和动物图形）。相似的设计在拜占庭其他文化表现形式中也可以寻见，它们都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但拜占庭文化仅仅是借鉴了一部分波斯装饰，而俄罗斯文化则是照单全收，对斯塔索夫来说，这意味着俄国是直接从波斯舶来了这些元素。这一论点很难被证实——因为这种简单的图案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到。但斯塔索夫主要关注一些极其相似的地方。例如，装饰图案里树的造型尤其雷同，斯塔索夫认为这与波斯和俄罗斯异教徒都把“树当作一种神物来崇拜”有关。[82]在这两种传统中，树的根基都是圆锥形的，树干被枝蔓缠绕，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木兰花。康定斯基发现，在神树崇拜的异教传统里，这种图案十分常见，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科米人中依然能够看到这一传统。斯塔索夫甚至在14世纪诺夫哥罗德福音书里的字母B（Б）上找到了这一图案，图中一个人在树根处跪地祈祷。这是俄国民间文化复杂性的最佳写照，异教与基督教文化构成了俄罗斯民间文化的主流。

斯塔索夫接下来转而研究俄罗斯英雄歌谣（Byliny），这种民间史诗包括俄罗斯最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他认为这些都来自亚洲。在其《俄罗斯英雄歌谣起源》（1868）一书中，他提出英雄歌谣是印度教、佛教或者梵文神话故事经过俄罗斯变种之后的产物，早年被来自波斯、印度和蒙古的军队、商人和游牧民带入俄国。斯塔索夫论点的依据是文化借用——这一理论在当时刚刚得到德国哲学家特奥尔多·本菲的极力推广。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本菲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俗学者接受（如戈德克、科勒、克劳斯顿和利布雷希特）****，他们认为欧洲的民间故事都是以东方的传说为底本改造之后而来的。斯塔索夫是第一位深入探讨本菲理论的人。他的论点基于对俄罗斯英雄歌谣与一系列亚洲传说的文本比较研究——尤其是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五卷书》††††，本菲于1859年将这3部作品译成德文。

斯塔索夫尤其关注这些古代传说中的叙述性细节、象征与图案（以此推断一种文化的影响似乎并非完全站得住脚，因为情节与人物等基础架构上的相似在全世界的民间故事中都能找到）。‡‡‡‡例如，斯塔索夫推断俄国民间传说《萨德科》（一个商人潜入水底王国寻求财富）来源于5世纪印度婆罗门的经典史诗《哈利梵萨》（这个故事中的地下王国之旅是为了寻求真理）。按照斯塔索夫的说法，俄国版（15世纪之后的版本）是因应后人的视角用商业财富代替了宗教元素。正是在这一时期，传说的主人公才变成历史人物萨德科——他是一位富有的航海协会成员，12世纪时在诺夫哥罗德赞助了一座圣鲍里斯和圣格列布教堂。[83]

根据一份14世纪诺夫哥罗德手稿对俄语字母“B”的研究。作者为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复制自斯塔索夫的《俄罗斯字体装饰》（1872）。照片版权所有者：伦敦大英图书馆[ref.7743]。

同样，斯塔索夫认为英雄歌谣中的民间英雄（bogatyrs）确实来自东方诸神形象。这些英雄中最著名的就是伊利亚·穆罗梅茨——这位勇敢而真诚的勇士为了人民的福祉，对抗像外号“夜莺强盗”的索洛韦伊·拉兹波尼克（Solovei Razboinik）这样的敌人。在后来的版本中，“夜莺强盗”的形象被赋予许多鞑靼人的特征。斯塔索夫注意到伊利亚超自然的年龄——根据故事情节推理，他大概有几百岁。这或许意味着伊利亚来自统治印度几百年的神秘国王，或是来自不受人类时间限制的东方神灵。[84]按照斯塔索夫的说法，英雄“bogatyr”一词是来自蒙古语中的“勇士”（bagadur）。他的论据来源于欧洲语言学家，这些语言学家将这个词的相关词源追溯到所有曾被蒙古铁骑占领的国家：“bahadir”（波斯语）、“behader”（突厥语）、“bohater”（波兰语）、“bator”（马扎尔语）等。[85]

最后，斯塔索夫分析了文本中的民族学细节——他们的地名、数字体系、风景与建筑、家庭用品和家具、服饰、游戏与风俗——一切都表明英雄歌谣不是来自北方的俄罗斯林地，而是来自大草原。

如果英雄歌谣真的起源于我们古老的祖国，那么不论后来的王公贵族与沙皇如何删改这些故事，其中一定还保留着我们俄罗斯土地的痕迹。因此我们在里面应该读到我们俄国的冬天、大雪以及冰湖，我们俄国的田野与草地；读到我们人民身上的农民特点；读到我们农民的小屋以及俄罗斯人常用的木制建筑和器具；俄国的火炉以及围绕它所体现的精神信仰；村庄合唱班的歌声和礼俗；读到我们敬拜祖先的仪式；读到我们对于美人鱼、小妖精、家庭精灵的笃信以及其他各式古罗斯的迷信。简而言之，应该有与我们农村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事物。然而这些在英雄歌谣中一个都没有。里面没有冬天，没有冰雪，似乎这些故事根本与俄罗斯无关，而是发生在亚洲或东方一些气候炎热的地方。英雄歌谣中也没有湖或者长满青苔的河岸。农业生活在其中不见踪影。没有木制小屋，也从来没有描写过农民的习俗。里面没有任何关于俄罗斯生活的内容——相反，我们在其中只看到干旱的亚洲草原。[86]

斯塔索夫关于英雄歌谣源于亚洲的理论激怒了斯拉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指控他是在“毁谤俄罗斯”；将他的书批判为“民族耻辱的来源”，并说他的结论“不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所为”。[87]批判斯塔索夫的人针对的可不只是他“东方幻想”中所谓“我们的文化可能源自亚洲草原野蛮的游牧民族”的观点。[88]这些人认为，斯塔索夫的理论对整个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提出了挑战。斯拉夫主义者的哲学基础正是建立在民族文化源自本土这个前提之上。他们对英雄歌谣投入巨大的精力，用了超过30年的时间到农村搜集记录这些故事，他们深信这是俄国民间文化最纯粹的表达。斯拉夫主义者坚称，萨德科和伊利亚·穆罗梅茨这样的故事是人民历史的神圣遗产，而英雄歌谣（bylina）这个词本身就印证了这一事实：“bylina”是“存在”（byl）的过去式。[89]

斯拉夫主义者的一个坚固阵地就是民俗学和文学研究中的“神话流派”，它是从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中发展而来。对斯塔索夫最猛烈的批判就是来自这一流派，其支持者包括一批最为知名的民俗学者，例如布斯拉耶夫和阿法纳谢夫。神话学理论的支持者所假设的前提颇值得商榷，他们认为俄罗斯人民的古老信仰可以通过当代生活和艺术再现。在布斯拉耶夫看来，关于萨德科的歌曲是“我们人民诗歌中最好的活化石，它的纯粹性得以完整地保留，丝毫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伊利亚·穆罗梅茨是一个真正的古代民间英雄，“他以最纯粹的形式表现了人民大众的精神追求”。[90]

19世纪60年代早期，英雄歌谣突然成为神话流派新的关键论据。因为帕维尔·雷布尼科夫称它为一种仍在不断演进的鲜活艺术形式。帕维尔·雷布尼科夫曾是一名公务员，因为参加革命团体被流放到圣彼得堡东北200公里奥洛涅茨（Olonets）的乡下。和许许多多被沙皇政府流放的俄国人一样，雷布尼科夫成为了一名民俗学者。他在奥洛涅茨的乡村采风，记录下30多名不同的英雄歌谣歌者，每一位都有自己版本的伊利亚·穆罗梅茨。1861年至1867年，这些歌曲以四卷本的形式发行，引发关于俄罗斯民间文化特点及起源的激烈辩论，如果从屠格涅夫的《烟》（1867）来推断，这一辩论甚至波及了远在德国的俄人团体。突然之间，英雄歌谣的起源成为一个关于俄罗斯及其文化宿命的争辩战场。其中一方以斯塔索夫为代表，他认为俄罗斯乡村依然跳动着古亚洲的脉搏；另外一方的代表是斯拉夫主义者，他们认为英雄歌谣是俄国基督教文化几百年来未受侵扰的鲜活证据。

这就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萨德科》背后创作理念的文化冲突背景。这部歌剧的酝酿过程是“强力五人组”集体创作传统的典型。早在1867年，斯塔索夫就给巴拉基列夫提供了最初的构想；巴拉基列夫告诉了穆索尔斯基；穆索尔斯基又把它交给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里姆斯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的理由不难理解。和萨德科一样，里姆斯基曾是一名来自诺夫哥罗德的水手（准确地说，是一名前海军军官）和音乐家。而且，斯塔索夫1894年写信给他讲述自己对这部歌剧的构思时，说这个题材可以让里姆斯基探索他“艺术风格中所包含的强烈而神秘的俄国异教元素”。[91]在标准版本的英雄歌谣中，萨德科是一名卑微的吟游艺人，弹着古斯里琴唱着歌，漂洋过海到陌生的土地为诺夫哥罗德寻找新的市场。没有一个有实力的商人愿意支持他，所以萨德科只好对着伊尔门湖放歌，后来海王的公主出现并向他示爱。两人一起来到海底世界，海王喜欢他的歌声，就把女儿许配给他。在他们的婚礼上，萨德科演奏的曲子让人开怀大舞，导致一场严重的暴风雨，淹没了所有来自诺夫哥罗德的船只。风暴平息之后，萨德科被冲到岸边，身旁有一渔网的金子做的鱼。他回到诺夫哥罗德，把自己的钱财分给那些被风暴摧毁了家园的商人，并资助了圣鲍里斯和圣格列布教堂。

对于斯塔索夫来说，英雄歌谣是宣传自己文化政见的最佳载体。萨德科在反抗诺夫哥罗德权贵时所表现出来的叛逆精神，象征着俄国音乐学校对现有音乐体制的反抗斗争。但更重要的是，正如斯塔索夫所期待的，这部歌剧有机会引起人们对于萨德科故事中东方元素的关注。正如斯塔索夫向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讲述这部歌剧的最初创意，萨德科身上充满了萨满教的魔力，这指明了它的亚洲渊源，尤其是《哈利梵萨》的故事。在斯塔索夫看来，俄国吟游艺人的形象是从亚洲萨满教演变而来的（许多当代学者也恰巧持有同样的观点）。[92]吟游艺人和萨满教徒一样，穿着熊皮大衣，戴着面具，也和萨满教徒敲鼓一样，弹着自己的古斯里琴，像被附体一般又唱又跳，念着咒语召唤神灵。[93]在《萨德科》剧本的初稿中，斯塔索夫用音乐来表现主人公往返水下世界的超验之旅，以此来强调萨满教的这些神奇力量；而且，他向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强调，“你的音乐应该有引发海上风暴的神奇效果，而所有的船只都将被风暴击沉”。§§§§萨德科的超验之旅如同萨满教徒前往梦想世界，是一次“回归自己族类的精神之旅”，就像斯塔索夫给作曲家所规划的，剧中的主人公应该“像是从一场梦中归来”般回到诺夫哥罗德。[94]

斯塔索夫认为里姆斯基是创作这部歌剧的最佳人选当然是有原因的。里姆斯基过去就曾表现出对斯塔索夫东方版本的《萨德科》的兴趣。1867年他曾创作过《萨德科》组曲，这部作品要感谢巴拉基列夫的《塔玛拉》，里姆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坦然承认了这一点（“当时还远未完成，但是巴拉基列夫已经给我演奏过一些片段，我对这些片段十分熟悉”）。[95]萨德科的轮圈舞与《塔玛拉》的主题完全一致，和巴拉基列夫一样，里姆斯基也使用五音音阶来营造正宗的东方风格。但是，到了《萨德科》创作完成的时候，里姆斯基已经成为音乐学院的教授，那时他和许多守旧的教授一样，无心再用实验性的五声音阶和声和东方主题来设计情节了。另外，那时里姆斯基对英雄歌谣中的基督教主题更感兴趣。他越来越执迷于俄国的基督教理想——这一理想是他最后一部伟大歌剧《隐城基捷日和少女费维罗尼亚传奇》（1907）表达的主题。里姆斯基以他惯用的委婉方式拒绝了斯塔索夫所坚持的剧本设计（里姆斯基唯一对斯塔索夫让步的地方就是开场的一幕：《萨德科》的开场采用了庞大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这在后来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风格歌剧开场的标准配置）。音乐中完全没有交响组曲中的东方韵味——不同于过去作曲家常用带有“东方异域风情”的装饰音（里姆斯基用装饰音来表现超脱尘世的海洋王国）。在那些批判斯塔索夫的斯拉夫主义民俗学者的帮助下，里姆斯基将《萨德科》打造成一部“俄罗斯歌剧”，结尾处向人们传达了基督教的信息。在婚礼一幕的高潮时，海皇呼唤大海翻腾去“毁灭那些东正教徒”！但就在那时，一位俄罗斯朝圣者（在英雄歌谣中是莫扎伊斯克的圣尼古拉）出现，打破了海皇的魔咒，将萨德科送回诺夫哥罗德。海王的公主也奇迹般被变成沃尔科瓦河，成为诺夫哥罗德通往大海的出口。公主的消失象征着异教的灭亡以及基督教精神在俄国的胜利——圣鲍里斯和圣格列布教堂的建成正是这一精神的象征。

最终来看，在舞台上将萨德科作为联系俄国与亚洲草原的创作理念争议过大。毕竟萨德科是一个民族神话——就像《贝奥武甫》（有记载的最早一部英国文学作品）之于英国人和《卡勒瓦拉》之于芬兰人一样。这部歌剧唯一留下的亚洲痕迹就是斯塔索夫为其设计的乐谱封面。斯塔索夫使用了他认为明显发源于东方中世纪经书上的图案。中间的字母D被设计成了一个弹着古斯里琴的吟游艺人的形象。他的坐姿像个偶像或者东方的佛像。字母S下的玫瑰花饰则是来自伊斯法罕（伊朗第三大城市）宫殿入口的纹饰。[96]这部歌剧的基督教意味在这一封面上被略微打了折扣。

第五节

1890年4月，契诃夫离开莫斯科前往萨哈林岛，开始一段为期3个月的艰难跋涉。这座荒无人烟的贫瘠岛屿坐落在鄂霍次克海，距日本以北800公里，沙皇政府把一些最危险的罪犯送到这里服刑。这位作家刚刚成名不久，朋友几乎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一切来这么一趟痛苦的远行，尤其是考虑到他糟糕的健康状况。契诃夫自己告诉苏沃宁说，他“完全明白这次远行既不会给文学创作也不会给科学发现带来任何灵感”。[97]但这位作家天性善于自嘲。不管是因为一段恋情的结束¶¶¶¶，还是为了寻找创作新作品的灵感，或者是因为他那得了肺结核刚刚去世的弟弟尼古拉，还是仅仅希望逃离自己病情所造成的压抑气氛，看来契诃夫迫切地想要离开，在自己死前完成一些“严肃的”成就。

旅行家和作家尼古拉·普热瓦利斯基是契诃夫的偶像之一，他在契诃夫很小的时候，就为识字的俄国人打开了通往中亚与西藏未知世界的阅读之门。在尼古拉·普热瓦利斯基死的时候，契诃夫为他写了一份悼词，悼词透露出作者当时的精神状态。一个尼古拉·普热瓦利斯基——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为歌剧《萨德科》创作的乐谱。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创作于1897年。照片版权所有者：伦敦大英图书馆[ref.G.1073.a]

比十所学术机构和几百本好书都更有价值……在我们生活的病态年代里，欧洲社会满是好逸恶劳之风，我们就像需要太阳一样需要一位英雄。他们身体力行地证明了除了写一写无聊而微不足道的故事、无用的计划书和论文之外，还有人怀着明确的信仰写着令人赏心悦目的事物。[98]

契诃夫想要成为另外一个普热瓦利斯基——为人类作出一些显著的贡献，写出超越他现在那些“微不足道的故事”的伟大作品。在出行之前他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从这座遥远岛屿的地理条件到岛上囚犯的安置情况，他曾戏称自己要被逼疯了：他成了“萨哈林岛狂”。[99]

从他的书信中推断，契诃夫最初的目的，是通过专注于治疗萨哈林岛上的囚犯“来补偿一下自己对医学所欠下的债”。“我后悔自己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在给苏沃宁的信中写道，“不然我就可以说我们应该去像萨哈林岛这样的地方朝圣，就像土耳其人去麦加一样。我从读过的书中了解到，我们让几百万人在监狱中自生自灭，毫无缘由地消失，他们得不到任何照料，以最野蛮的方式消失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这些和我们都毫无关系，一点也引不起人的兴趣。”[100]

在萨哈林岛上待的3个月期间，契诃夫采访了几千名囚犯，每天工作18个小时，用他为自己研究所印制的卡片，记录了所有的访谈细节。那里的官员十分好奇他是如何这么轻易就取得了犯人的信任，这或许是他行医生涯中所练就的能力。他用朴素的纪实风格写就了《萨哈林旅行记》（1893—1894），这部真实性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作。在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契诃夫用一段令人难忘的章节描述了岛上男女犯人不时会遭遇的残酷殴打：

行刑员站在犯人身旁，鞭子落下去刚好横着抽在犯人身上。每打五下以后，他就慢步转到另一边去，让犯人喘息半分钟，普罗霍罗夫的头发粘在前额上，脖颈涨得老粗，五到十下鞭打之后，身上的鞭痕由红变紫，由紫变青。每下鞭打都在皮肤上留下一道血印。

“大人！”透过嘶叫和哭泣可以听到，“大人，饶了我吧，大人！”

第二十到第三十下以后，他开始数落自己，断断续续地，既像醉汉，又像在说谵语：

“我是倒霉的人，我没救了……我干了什么，要受这种苦啊？”

接着，他奇怪地伸长脖子，发出像是呕吐的声音……他已经语不成声，只是低声哼着、喘着。从开始施行，好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但是看守却只喊到“四十二！四十三！”，离九十下还远着呢。*****[101]

这段文字给俄国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逐渐推动废弃了体罚——首先针对妇女（1897），后来是男性（1904）。这一废止体罚的运动由医学界的专业人士领导，而契诃夫也不断为其呼吁。[102]

除了是一部控诉沙皇政府刑罚体系影响深远的作品以外，《萨哈林旅行记》还是一部杰出的游记，书中对于西伯利亚草原风景和野生动物的卓越描述至今无人企及：

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比叶尼塞河更壮美的河流，我这么说，但不愿伤害好生气的伏尔加河的崇拜者。如果说伏尔加河是一位盛装的淳朴而忧郁的美女，那么叶尼塞河则是强壮彪悍的小伙子，不知把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用到何处。在伏尔加河上，人开始很勇敢，而最后却唱起叹息的歌来。它那光辉灿烂的金色希望，被一种称作“俄罗斯感伤”的无力感所取代。而在叶尼塞河，生活开始是叹息，最后却是我们在梦中也没有见过的勇敢，起码我站在宽阔的叶尼塞河的岸上是这样想的。穿过叶尼塞河不久，就看到了著名的针叶林带。一开始我真的是有点小小的失望。路的两边分布着普通的松树、落叶松、云杉和桦树林。这些树木树围均不达五倍臂长，没有树冠，看上去让人犯晕；这些树甚至还没有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的树多。我听说针叶林带十分寂静，这里的植物也没有味道。这是我此前所期待的，但是在我穿越针叶林带的整个旅程中，到处都是鸟叫虫鸣；在阳光的烘烤下，空气中充满了浓重的松香，林间的空地和边缘长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让人不只是饱了眼福。针叶林带的魅力不在于参天巨树和墓地般的宁静，而在于它的神秘广阔，只有鸟儿才知道哪里是它的尽头。[103]

当他在阿穆尔河上顺流而下，经过一个个40年前才建成的小村庄时，他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在俄国，而是在巴塔哥尼亚或者德克萨斯的某个地方；就算不提到极具风味、非俄国特色的风景，我也觉得我们俄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于阿穆尔河流域的居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这里的人们不理解普希金和果戈理，因此他们在这里也是可有可无的，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历史枯燥乏味，我们这些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就像是外国人”。[104]俄国的囚犯也被这种异域感所震惊，以至于，用契诃夫的话说，这里试图逃跑的犯人主要是发自内心的对故土的渴望：

首先，流放犯急于从萨哈林脱身，是他对祖国仍存炙热的爱恋。只要听听苦役犯的谈话，就会知道，生活在祖国是多么大的幸福，多么大的快乐！谈着萨哈林，谈着这里的土地、人、树木、气候，谁都免不了带着轻蔑的嘲笑、反感和懊丧。在俄国，什么都是美好的，令人陶醉的。简直不能想象俄国还会有不幸的人，只要能够住在土拉省或者库尔斯克省，天天看见农舍，呼吸俄国的空气，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上帝啊，让我们受穷、生病、又聋又哑、被人凌辱，但是让我们死在老家吧。†††††[105]

萨哈林岛的风景是如此强烈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好几次，契科夫的文字就仿佛是浓妆重彩的颜料：

假如哪位风景画家有机会到萨哈林来，那么我建议他留心一下阿尔科伊河谷。这个地方除了环境优美而外，景物的色调也绚丽斑斓。用五色缤纷的地毯或者万花筒作比喻，虽然不免陈腐，但很难找出更恰当的字眼来。葱茏茂密的草丛中，有几棵高大的牛蒡，刚被雨水洗濯过，显得生意盎然。距离此处不过两三俄丈远的平野上，黑麦泛着翠绿。接着是一小块大麦地，而那边又有一棵牛蒡，后面是一小块燕麦地。在过去是一垄垄的马铃薯，两棵没有长成的向日葵垂着头，最后是一块楔形的麻田。漫山遍野，随处长着伞形科植物，好像一个个枝形烛台傲倨于群芳之上。在这五颜六色的世界里，漫洒着罂粟花的玫瑰色和鲜红色的斑点。路上走来几个妇女，头上顶着牛蒡的大叶子挡雨，好像是绿色的甲虫。而周围群山环抱，这些山尽管没有高加索山那么雄伟，但毕竟是山啊！‡‡‡‡‡[106]

实际上确实有一位风景画家有意要跟契诃夫一起到萨哈林岛去。艾萨克·列维坦是契诃夫的密友。作为同龄人，两个人在少年时代就相识了——那时列维坦在艺术学校是契诃夫哥哥的同学。列维坦出生于立陶宛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他在认识契诃夫兄弟时已经是个孤儿，契诃夫兄弟把他当作自家人和好朋友。列维坦和契诃夫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打猎、钓鱼、玩女人、逛妓院——或许是因为契诃夫对这个朋友过于知根知底，后来列维坦爱上他的妹妹玛丽亚时，契诃夫告诉她不要嫁给列维坦。[107]两个人关系十分亲密，对于艺术也有十分相近的见解，他们不论在生活还是艺术上都有着相当多的交集。列维坦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或许最著名的（也是给两个人关系带来最大伤害的）就是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那个好色的艺术家里亚博夫斯基，他与一位跟自己学习艺术的有夫之妇发展了一段地下情。《海鸥》中的许多场景——剧作家特列普勒夫试图自杀以及杀死海鸥的情节——都是直接取材于列维坦的真实生活。[108]

列维坦的风景画创作手法与契诃夫描写大自然的方式十分相似。两个人对于破败泥泞的莫斯科郊外情有独钟，他们的作品都精准地把握了那里忧郁的诗意气息。两个人彼此也十分欣赏对方。许多列维坦的乡村画作都被契诃夫以文字的形式用在自己的作品中，而列维坦也认为《幸福》（1887）中的这一段落是风景画艺术“完美的巅峰”[109]：

一群羊在草原上一条名叫“大路”的宽阔道路上过夜。看羊的是两个牧人。一个年纪已经八十上下，牙齿脱落，脸皮发颤，他伏在路旁，肚皮朝下，胳膊肘放在扑满尘土的车前草叶子上；另一个是年轻小伙子，生着浓密的黑眉毛，还没长出唇髭，身上的衣服是粗麻布做的，这种布通常是做廉价的麻袋用的。他躺在那儿，脸朝上，两只手枕在脑袋底下，眼睛向上仰望天空，银河正好横在他的脸上面，那有许多睡眼惺忪的星星。

……

那些羊睡着了。曙光已经开始布满东方的天空，在这灰白色的背景上，可以看到这儿那儿有些没有睡觉的羊的身影。它们站在那儿，低下头，在想什么心思。

……

昏沉、凝滞的空气里满是夏天草原夜晚必然会有的单调的闹声。螽斯不停地唧唧叫，鹌鹑在歌唱。在离羊群一俄里远的小山沟里，流着小河和生着柳树的地方，有些幼小的夜莺在懒洋洋地打着呼哨。

……

天已经亮了。银河黯淡，渐渐像雪那样融化，失去了轮廓。天空变得朦胧而混浊，谁也看不清那里是万里无云呢，还是盖满了云，只有东方那一带明朗发光的鱼白色和这儿那儿残存的星星，才使人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

太阳开始烘烤大地，预示溽暑会来得很久，谁也阻挡不住，于是一切夜间活动和发出声音的活东西都沉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了。§§§§§[110]

列维坦的艺术中契诃夫最欣赏的一点（同样也是列维坦欣赏契诃夫的地方）是他对自然世界在心灵上的呼应。列维坦的风景画激发人们沉思的情绪和情感，尽管他的大多数题材都是平凡的事物。从这一点来看，他确实是自己老师萨夫拉索夫的好学生，萨伏拉索夫的代表作《白嘴鸦归来》就完美刻画出最普通的乡间景色所蕴含的诗意。契诃夫在列维坦身上看到自己想要向读者传达的形象。在《三年》（1895）中，他如比描述列维坦的《幽静的去处》（1891），这幅画正是他想要达到的艺术效果：

在复活节周，拉普捷夫夫妇到绘画学校去看画展。

……

尤丽雅站在一幅不大的风景画面前，冷淡地瞧着它。前景是一条小河，河上搭着小木桥，河对面有一条小径，消失在深色的杂草丛中，四下是一片旷野。远处右边有一片小树林，树林旁边生着篝火，大概是夜间牧马人在看守马匹。远方是一抹晚霞。

尤丽雅想象她自己穿过小桥，然后走上那条小径，越走越远，四下里静悄悄的，带着睡意的长脚秧鸡不住地叫唤，远处火光摇曳不定。不知什么缘故，她忽然觉得，顺着那块红色天空铺开的云、那丛树林、那片旷野，她早就见过，而且见过很多次。她感到孤单，一心想顺着那条小径往前走，走啊走；那边，燃着晚霞的地方，和平安宁，透出一种超脱人间的、永恒的意味。¶¶¶¶¶[111]

契诃夫了解莫奈和塞尚的作品，但是他仍然认为列维坦是那个年代最伟大的风景画家。[112]契诃夫一生都在后悔没有去买自己最喜欢的列维坦的画作：《村庄》（1888）。他在1904年对一位记者说，这只是“一个无趣、悲惨、被上帝遗弃的毫无生气的乡村，但是画中却传达了一种让你目不转睛难以言喻的魅力；你只想对着这幅画一看再看。终其一生也没有人能达到列维坦这样简洁而纯粹的境界，我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能够达到如此成就”。[113]

1886年，列维坦造访伏尔加草原数次。这标志着他进入全新的史诗风格，完全不同于之前他所创作的莫斯科及周边题材的风景画，早期创作中对待自然亲密且抒情的手法一扫而空。第一幅这种史诗风格的油画作品是《伏尔加河上的夜晚》（1888），画中通过大面积的天空来间接地表现大草原的一望无垠。当时，契诃夫也从一次伏尔加大草原之旅中获得了灵感。他的成名作《草原》（1887）中处理风景的手法与列维坦十分相似：

这当儿，旅客眼前展开一片平原，广漠无垠，被一道连绵不断的冈峦切断。那些小山互相挤紧，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合成一片高地，在道路右边伸展出去，直到地平线，消失在淡紫色的远方。车子又往前走了走，却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平原从哪儿开的头，到哪儿为止……******[114]

出于对草原共同的热情，两个人考虑一同前往西伯利亚，契诃夫前往萨哈林岛的计划也包括了列维坦。在契诃夫旅程的开始，列维坦是陪伴他前行的亲友中的一员。但是他并没有一直跟随契诃夫到西伯利亚，因为他考虑到自己不能让自己的情妇及其丈夫单独相处太久。契诃夫对列维坦十分恼火（或许这也是他创作那篇刻薄的讽刺作品《跳来跳去的女人》的原因，这篇作品使两人断绝关系三年之久）。契诃夫从西伯利亚写给妹妹的好几封信中都提到列维坦的行为是多么愚蠢，因为他错过了叶尼塞河以及贝加尔湖畔无名森林和山丘中的迷人风光：“多么壮观的峡谷！多么险峻的山崖！”[115]

和契诃夫一样，列维坦也被西伯利亚作为服刑地的历史深深吸引。在他的《弗拉基米尔卡》（1892）中，他将风景画艺术与草原的社会历史结合起来。列维坦试图在绘画中达到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记》中所取得的成就。这幅画的灵感源于他和情人，年轻的艺术家索菲亚·库夫什尼科娃（就是契诃夫在《跳来跳去的女人》中所描写的那位）的一次狩猎。那时列维坦恰巧路过弗拉基米尔省波尔季诺附近一条著名的大路，不久前这位画家和契诃夫待在一起，契诃夫跟他说了自己的萨哈林之旅，或许正是此事影响了他看待这条道路的角度。[116]库夫什尼科娃回忆说，“这片风景中孕育着令人惊奇的宁静”——

绵延而去的白色马路逐渐隐退，随着蓝色地平线尽头的林木消失。远远望去我们只能看到两个朝圣者……一切都宁静祥和。突然之间，列维坦想起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停下，”他说道，“这就是弗拉基米尔卡，无数人在前往西伯利亚的漫长旅途中死在这条路上。”在这宁静的美丽风景之中，我们突然感到心头一种沉甸甸的强烈忧伤。[117]

看着这样的风景，就如列维坦所描绘的那样，一个人不可能不留意到这其中的荒凉感——那些离乡背井在这里受尽折磨的囚犯更增加了这样的感受。沃尔孔斯基曾在酷暑难耐的夏月里拖着沉重的铁链，花了3个月从弗拉基米尔卡走到西伯利亚。

契诃夫的《草原》也充满了这种痛苦的氛围。这里无垠的土地让人觉得无处可逃——它本身就是个大监牢。书中的草原是压抑和令人窒息的，没有声响和动静来打破这里的单调与乏味。时间在这里似乎停止了，眼前的风景从不改变，四个人搭乘一辆“破布盖着的马车”穿过草原。所有的一切都带着一种停滞和荒凉的感觉。甚至连远处一个女人的歌声听起来都是如此悲伤，“让空气中的氛围更加凝重和窒息”。[118]

与契诃夫一样，许多艺术家和作家对草原抱着矛盾的态度——它的美和它无尽的单调与荒凉。一方面，许多人从广阔的草原上获取了自豪感和创作的灵感。例如在瓦斯涅佐夫和弗鲁贝尔的史诗画作中，不朽的广阔草原衬托出俄国历史中传奇人物的英雄形象。瓦斯涅佐夫的画作《伊戈尔同波洛韦茨人激战之后》（1880）中，这一史诗场景完全是靠广阔无垠的草原表现的，因为画面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低垂的地平线。同样的，在他的作品《三勇士》（1898）中，真正的主角是画中的风景，而不是画名的传奇英雄。站在中间的勇士更增强了这一印象，他抬手齐眉，眺望远方。在这方面，弗鲁贝尔那幅著名的耕田者《米库拉·谢良尼诺维奇》（1896）采用了相似的手法——表情呆滞的农民形象因为同风景之间的关系被提高到了英雄般的高度。对于这些艺术家来说，是广阔的草原塑造了民族性格：俄国人就像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样具备“广阔与不羁”的性格。果戈理在他的《关于地理课的设想》一文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后来被收集在1835年出版的《散文选》中。他在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小说中的广袤草原被用来映射哥萨克人开放宽广的胸襟。许多艺术家认为无垠的草原激励着人们去思考，给人信仰上的希望——这里一望无际的地平线逼着人们抬头仰望。[119]契诃夫也同样幻想“像伊利亚这样迈着大步的巨人”仍然活着，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与草原的气质一定非常契合……他们过去肯定也是如此！”[120]

另一方面，单调乏味永无尽头的草原让许多诗人感到绝望。曼德尔施塔姆称其为“俄国如西瓜般的空虚”，而穆索尔斯基则形容它是“整个俄罗斯的沼泽”。[121]在这样绝望的时刻，这些艺术家总认为是草原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高尔基认为——

无垠的草原有着毒药般的奇异特性，能让人感到空虚，吸干一个人的欲望。农民只需要走出村庄，看一下空空如也的四周，很快就能感受到这种空虚已经侵入他的灵魂。人们在四周根本找不到有创造性的劳动成就。地主的庄园？这些数量少之又少，住着还都是仇视你的人。镇里又如何？那里太遥远也没多少文化生活。迂回的小路在无尽的草原之中，其间是那些被遗弃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渺小、微不足道、在此服劳役的囚犯。冷漠感充斥着人们的内心，这种感觉杀死了他们的思考能力，让他们无法回忆过去，无法从经验中找到自己的创意。[122]

不过，因为生活在这片草原上而变得越来越麻木的，绝不仅仅是农民。贵族也是如此。乡下生活的孤独感，远离任何与自己来自同一社会阶层的邻居，缺乏刺激，冗长的一天里除了盯着窗外漫无尽头的草原，没有其他任何事可以做：你还会奇怪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贵族为什么会变得肥头大耳无精打采么？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戈洛夫廖夫一家》中对这种精神休眠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阿莲娜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盹。她会坐在自己的躺椅上打盹，旁边的桌子上扔着平时玩的肮脏纸牌。在醒来时，她会先看着窗外，双眼空洞地盯着一望无垠的草原……四周全是田地，没有尽头的田地，地平线上连棵树也没有。但是，由于阿莲娜从小就几乎都是独自住在农村，这悲凉的景色并没有让她感到压抑；相反，甚至还在她的心里形成了一种反应，激起郁积在心底的感情火花。她生活在这片贫瘠无垠的田地上的好处是，一有机会她的眼睛就会到处打量。她会注视着退向远方的田野，看上去像是地平线上一个黑点的笼罩在雨中的村庄，村子里墓地中的白色教堂，从飘荡在草原上空云彩的空隙间射下的、仿佛给草原打上各色补丁的阳光，一个她之前从没见过的农民，这个农民在田垄间走来走去，但在她眼里好像是一动不动。她在注视这些事物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或者说，她的思绪是如此繁乱，以至于无法长时间停留在某个事物上。她只是看啊看啊，直到一阵老年人的困意再次在她耳边响起，将田野、教堂、村庄和远处劳碌的农民蒙进一片迷雾之中。[123]

俄语中针对这种惰性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奥勃洛莫夫习气（Oblomovshchina），这个词源自冈察洛夫在《奥勃洛莫夫》中塑造的一个终日躺在沙发上做白日梦的贵族形象。††††††文学评论家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在1859年这本书发行后首次使用这一词，此后它被公认为是俄罗斯的民族顽疾。其代表形象就是奥勃洛莫夫的睡袍。杜勃罗留波夫甚至宣称，“我们所有的奥勃洛莫夫最由衷的努力，就是穿着睡衣想努力让人对他有所回应”。[124]冈察洛夫尤其仔细地指出，主人公的这件睡衣是来自亚洲。这是“一件真正的东方风格的睡衣，没有一点欧洲的痕迹，没有流苏，也没有天鹅绒衬料”，剪裁是真正的“亚洲风格”，袖子“从肩膀到手越来越宽”。[125]奥勃洛莫夫的生活就像一个苏丹王，被仆人簇拥着，只要是能让别人代劳的，他绝对不会亲自动手，他成为代表俄罗斯“亚洲惰性”的文化丰碑。列宁在感到无法改造俄国的社会生活而沮丧万分时，使用了这一词汇。“奥勃洛莫夫还活在我们中间，”他在1920年写道，“我们还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洗净、清除、动摇并狠命地打掉他对我们的影响。”[126]

第六节

1874年，位于圣彼得堡的国家内务部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瓦西里·韦列夏金作品展，他宏大的土耳其斯坦战役组画不久前刚刚在欧洲巡展中获得盛赞，载誉而归。大量的观众前来参观（展览目录在第一周就卖出了3万份），内务部人满为患，好几次人们为了能从更好的角度欣赏作品，甚至都打了起来。在韦列夏金的作品中，俄国大众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过去10年来沙皇军队在征服土耳其的过程中，俄罗斯帝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卓绝战争。对于俄军擒获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国可汗，以及随后征服塔什干和直抵阿富汗及英属印度北部国境线的中亚干草原，俄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俄国成为世界上令人瞩目的一个强权国家。但韦列夏金照片般的作品生动地向普通民众揭示了此前他们从未见过的残酷战争场面。至于哪一边更为“野蛮”——是俄国军队还是亚洲敌人——他的画作并没有明确交代。一位观众在报纸上总结说：“这些画作狂野的能量中蕴含着一种奇妙的、让人深深畏惧的东西。我们看到一种不可能属于法国人甚至是巴尔干人的暴力：它是半野蛮人、半亚洲人的一种俄国式的暴力。”[127]

作者创作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这种对比。韦列夏金职业生涯以一名随军画家起步，批判俄国军队并不是他的工作。他受俄土战争高级指挥官考夫曼将军之邀，作为一名调查员随军出征，亲自参战且表现突出（他是唯一一名获得过圣乔治勋章的俄国画家），之后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是购买了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那位）邀请他为其创作关于这场亚洲战争题材的作品。[128]但战场上的经历使他开始怀疑这项俄罗斯帝国在东方的“文明使命”。其中有一次，当俄国军队在一个土库曼村庄大肆杀戮之后，韦列夏金亲自为死者挖掘了墓坑。没有一位同伴愿意触碰这些死人。[129]韦列夏金意识到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杀戮。“必须强调的是，作战双方是向同一位上帝祈祷的，”他在为展览准备一幅画作的时候对自己的朋友斯塔索夫表示，“这也是我艺术中的悲剧内涵。”[130]观众可以清晰地从韦列夏金的画作中感受到他所传达的这一信息。他没有将亚洲的游牧民族刻画成野蛮人，而是视为不得不为保卫家园而作战的人类之一。斯塔索夫后来写道：“观众看到了战争的两面性——军事征服与人类的苦难。他的画作首次对野蛮的帝国战争提出了大声抗议。”[131]

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自由主义者称赞艺术家反对一切战争的立场。‡‡‡‡‡‡保守主义者批判他是“俄国的叛徒”，并发起了号召剥夺他圣乔治勋章的运动。[132]考夫曼看到这些画作时无比生气，当着其他军官的面对韦列夏金大喊大叫，还动手打了他。幕僚长批判他的画作是“对帝国军队的毁谤”，并呼吁将它们销毁；但讽刺的是，沙皇却站在自由主义者这一边。同时，右翼媒体对皇家艺术学院授予韦列夏金教授职位出离愤怒（当这位艺术家拒绝这一职位时他们更加恼火）。反对者以种族主义的立场批判他这些“野蛮的艺术”，因为真正的俄国人不会把这些部落描绘成平等的人类。“这是一种冒犯，”《俄罗斯世界报》一位教授声称，“当你知道这些画作是出自一个自称为欧洲人的艺术家之手时！我们只能认为，当他画出这些画时，他就不再是一名俄国人了；他一定在精神上与这些亚洲野蛮人沆瀣一气。”[133]

他的反对者知道，韦列夏金是鞑靼人的后裔。他的祖母出生于一个土库曼部落。[134]由于这一点，他感觉与中亚草原上的风景和部落人民十分亲近。他曾给斯塔索夫写信说：“我坚持认为只有当我去了土耳其斯坦之后我才懂得绘画。即使我去西方学习，也没有我在那里所获得的自由更多。我住进了吉尔吉斯人的帐篷，而不是巴黎的阁楼；我所画的是真实的人，而不是收费的模特。”[135]斯塔索夫认为，韦列夏金对中亚草原的感情“只有和东方人民生活在一起的俄国艺术家（而不是欧洲艺术家）才能感同身受”。[136]

被民族主义媒体的批判运动搞得心灰意冷的韦列夏金逃离了圣彼得堡，他收到许多死亡威胁，而当时那里的警察甚至拒绝为他提供保护。就在展览结束前夕他离开了俄国。韦列夏金首先前往印度，正如他给斯塔索夫信中所写的，他在那里感到“有一种东西将我与东方拉得更近”。然后他翻越了喜马拉雅山脉，在寄给朋友的素描中，他还指出了“藏族人的建筑与古俄罗斯之间的相似之处”。[137]斯塔索夫被禁止在圣彼得堡的公共图书馆中展示这些素描（尽管他是当时的图书馆馆长）。[138]在右翼媒体的压力之下，政府下达了一封逮捕这位流亡画家的通缉令，送到了蒙古边境。[139]这一逮捕令正是从展览韦列夏金画作的同一所建筑（内务部）中发出。这些画作后来被特列季亚科夫买去（没有学院愿意接收这些画作）。韦列夏金被自己的祖国驱逐了20年，他在欧洲度过余生，他的作品也在那里取得了盛誉。但他一直渴望回到东方。1904年他梦想成真，当时的海军上将马卡洛夫邀请他加入自己的舰队，参加对日作战。3个月后他死在了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当时他乘坐的船只被炸弹击沉，所有船员全部牺牲。

在俄国知识阶层中，对中亚草原的军事征服有两种不同的反响。第一种是类似于帝国主义的态度，韦列夏金的画作所激怒的也正是这群人。他们对亚洲部落抱有一种种族优越感，同时也怀有恐惧，而在对日本作战时，这种恐惧被所谓的“黄祸”所取代。第二种反应也带有同样的帝国主义色彩，只不过他们认为俄国的文化故乡是在欧亚大陆的草原上，因此帝国的东方使命是完全正当的。他们向着亚洲前进，只不过是为了回到自己古老的家乡。这一理论最初是东方主义者格里高列耶夫于1840年提出。“谁比我们与亚洲的关系更近？”格里高列耶夫问道，“作为最后一支离开亚洲古老故乡的伟大欧洲人种，哪个欧洲民族比斯拉夫人保留了更多的亚洲元素？”正是“上帝的旨意召唤着俄罗斯人去重新夺回亚洲草原”；正因为“我们与亚洲地区的亲密关系”，这一过程会是一次和平的“与我们远古的兄弟的团聚”，而不是一次异族的征服。[140]在中亚的多次战役中这一理论不断发展。作为考夫曼军队中的地理学家，文纽科夫上校声称，斯拉夫人要回到自己“史前的家园”，因为“我们的祖先在蒙古铁蹄征服草原之前，就已经生活在印度河和阿姆河流域”。文纽科夫认为中亚应该由俄国人来定居，应该鼓励俄国定居者与这些穆斯林部落通婚，以此再造曾经生活在欧亚大草原的图兰民族。俄国皇帝不会像那些欧洲国家，靠种族隔离来征服，而是会以符合俄罗斯人行为准则的“和平演进与同化”的方式扩张。[141]

关于俄国在亚洲有文化与历史渊源的说法，后来成为整个帝国的神话。19世纪90年代建设跨西伯利亚铁路期间，出版业巨头，年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顾问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主张俄国应该扩张至整个亚洲大陆，因为俄国可以说是中国和印度的“老大哥”。“一直以来我们都属于亚洲，”乌赫托莫斯基告诉沙皇，“我们与它同命相连荣辱与共。我们不需要去征服什么。”[142]

受到俄国征服中亚的激励，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提出，俄国的命运并不像长久以来大家所认为的是取决于欧洲，而是亚洲。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作家日记》的读者说：

俄国不仅仅属于欧洲，同时也属于亚洲……我们必须抛弃一种束缚我们的恐惧，就是害怕欧洲人会叫我们是亚洲野蛮人，说我们更像亚洲人而不是欧洲人……这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我们从未停止过成为后者）的错误观点……在过去两个世纪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不得不承担失去精神独立性的后果……让我们背离我们的欧洲之窗是一件痛苦的事；但这却关乎我们的命运……当我们带着全新的观点转向亚洲，在我们身上，可能会发生像是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发生在欧洲的事情。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亚洲就是我们还未曾发现的美洲大陆。随着我们朝亚洲靠拢，我们能够获得高涨的精神和力量……在欧洲我们是跟随者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应该成为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但在亚洲我们就可以成为欧洲人。我们的使命，我们在亚洲的文明使命会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这个运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开始。[143]

这一段话是俄国人出于自我认同以及自己在西方身份地位的考虑，进而确定与东方之间关系的最好例证。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真的认为俄罗斯文化是一种亚洲文化，只是欧洲人这么认为。同样，他所主张的俄国要向亚洲靠拢，并非是要让俄国成为一个亚洲国家：相反，他们只有在亚洲才能找到重申自己欧洲身份的新的力量。和许多俄国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向东方的根源在于他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西方世界对俄国基督事业背叛的愤恨与不满，当时法国与英国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奥斯曼帝国一起对抗俄军。在唯一发表的一段诗歌里（从《论1854年欧洲事件》的诗性文字中，人们可以看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采用诗歌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克里米亚战争描述成“俄国的基督被钉上了十字架”。但是就像他在诗中警告西方读者那样，俄国会重新崛起，当那一天到来时，她会将天佑的使命转向东方，并将全世界基督化。

你所不清楚的是她［俄国］的命运！

东方——是她的！千秋万代的子民

不知疲倦地向她举起双手……

古老东方重新复活

由俄国率领（按着上帝的命令），这已经越来越近。[144]

对于西方人对自己的排斥，俄国人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对西方价值观带有怨恨的蔑视。19世纪时，“斯基泰人性情”——野蛮粗鲁、偶像崇拜、极端、缺乏有教养的欧洲公民的自控与节制——一词进入了文化词汇，代表着坚持自己“未开化”权利的俄国人的“亚洲性”。这是普希金的诗句所表达的意思：

如今禁酒不合时宜，

我想要像个野蛮的斯基泰人那样喝酒。[145]

而赫尔岑在1849年写给蒲鲁东¶¶¶¶¶¶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但是先生你知道吗，你与一个野蛮人签了合同［当时他与赫尔岑签约共同资助一家报纸］，一个积习难改、出身如此信念更是如此的野蛮人……一个真正的斯基泰人，我很高兴看到这个旧世界自我毁灭，对此我没有丝毫同情。[146]

“斯基泰诗人”——包括勃洛克、别雷和评论家伊凡诺夫·拉佐姆尼克的松散作家团体这么称呼自己——欣然接受这种野蛮精神，以此来表达对西方的蔑视。然而他们的诗作却充满欧洲先锋主义风格。他们的名字取自古斯基泰人，这个隶属伊朗语支的游牧民族于公元前8世纪离开中亚，并在此后500年间统治着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大草原。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将斯基泰人视为东方斯拉夫人的神秘祖先。19世纪最后几十年，考古学家扎别林和维塞洛夫斯基等带领考古队发掘了大量斯基泰人的墓地，这些墓地遍布俄国南部、东南大草原、中亚和西伯利亚，希望可以借此确立斯基泰人与古斯拉夫人之间的文化联系。艺术家廖里赫在其《春之祭》斯基泰风格的设计声名鹊起之前，曾是一名受过系统训练的考古学家，1897年他与维塞洛夫斯基共同参与了克里米亚地区迈科普墓地的发掘工作。当时发掘出来的金银财宝等文物，如今仍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展出。[147]

作为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廖里赫曾被斯塔索夫关于俄国文化的东方起源理论深深影响。1897年，他计划创作一系列共12幅关于9世纪俄罗斯建国题材的画作。这个系列最终只完成了一幅——《信使：部落之争》（1897），廖里赫将这幅画作当作自己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但这也是他所计划执行的民族学项目的一个不错的样本。廖里赫在给斯塔索夫的信里详细查对了早期斯拉夫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人们对于早期斯拉夫人的生活所知不多。因此允许从艺术的角度，由古斯基泰人和其他东方部落的考古发现中来推测。在斯塔索夫写给廖里赫的信中，他说这一切的前提是假设“古代东方即古代俄罗斯：两者是不可分割的”。[148]在被问到关于窗棂的设计时，斯塔索夫回复说，例如，在11世纪之前并没有关于俄罗斯装饰的记录。他建议廖里赫参考古亚洲和近东的装饰纹理来创作。[149]

这种依靠想象的特点也能在廖里赫关于俄国石器时代的绘画中看到。廖里赫将史前斯基泰——罗斯理想化为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艺术与生活合二为一的完美的精神王国。在他的论文《艺术的乐趣》（1909）中，他所描述的古斯拉夫人在春天祭祀中所使用的肉身祭就是《春之祭》的创作基础，廖里赫认为人类不可能通过民族学的案例去了解史前俄罗斯人，而是只能通过艺术直觉和宗教信仰。这也是他石器时代主题画作的精神内涵，例如《偶像》（1901），画中人物的抽象或者脸谱化形象可以说都是来自他这种神秘化的理想。他为佳吉列夫和俄罗斯芭蕾舞团所做的设计也是如此。廖里赫所塑造的亚洲形象的古斯基泰——罗斯，出现在他为《春之祭》所做的舞台设计以及里姆斯基的歌剧《雪姑娘》中。在这种虚构的斯基泰历史背景下，为这两部作品所做的设计结合了含有丰富民俗内容的俄罗斯中世纪饰品纹饰（例如大量的珠宝或姑娘戴的鞑靼风格头饰），以此展示早期斯拉夫人的半亚洲特质。不要忘了，在《春之祭》首演后所引起的巨大争议中，廖里赫在服装道具设计中的亚洲元素才是评论家最为震惊的事。[150]

斯基泰诗人沉迷于这个史前王国。在他们的想象中，斯基泰人是早期俄罗斯人狂野的叛逆本质的象征。他们陶醉于原始农业俄国的精神本质（stikhiia），并使自己相信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每个人都预感到这会紧随1905年革命发生——欧洲文明的重负会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人类与自然、艺术与生活合而为一的全新文化。勃洛克著名的诗歌《斯基泰人》（1918）就是这一面对西方采取亚洲姿态的纲领性宣言：

你们——成千上万，我们——浩荡无边，

试一试，同我们拼杀对阵吧！

是的，我们是斯基泰人，是的，我们是亚洲人，

有一双斜视和贪婪的眼睛！

这并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排斥，将西方看作包围在身边的威胁，而是呼吁欧洲加入“野蛮游牧民族”革命，在东西方文化统一中获得自我的新生：否则它将面临被“多数人”击败的危险。勃洛克认为，几个世纪以来，俄国都保护着毫无感恩之心的欧洲免受亚洲部落的侵扰：

你们历史悠久，我们只有短暂的一瞬。

我们手中擎着护身之盾，

在两个彼此敌对的种族——蒙古与欧洲之间，

像奴隶一样百依百顺！

但如今轮到“旧世界”的欧洲在“斯芬克斯面前停下脚步了”：

俄罗斯是斯芬克斯。她流着黑血，

既欢乐，又惆怅，

她满怀着爱，也满怀着恨，时刻

把你凝望，凝望！……

俄罗斯仍保留着欧洲早已失去的东西——“像火一样燃烧的爱”——一种自我毁灭后获得新生的暴力。加入俄国革命，与东方和平交融以后，欧洲就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重生。

到这里来吧，远离战争的恐怖

投入到我们和平的怀抱中！

趁为时不晚，把刀剑放回鞘里，

伙伴们，让我们成为弟兄！

但如果西方拒绝接受这种“俄罗斯的精神”，俄国将会放任亚洲部落攻击他们：

但我们——从此不再参加角逐，

我们也不再是护卫你们的盾。

我们要睁大细小的眼睛观看

殊死的搏斗将如何难解难分。

我们纹丝不动，当彪悍的匈奴人

在死尸的身上搜索银钱，

放火烧毁城市，把马群赶进教堂，

还把白人兄弟的肉体烹煎！……*******[151]

勃洛克这种末世景象（以及俄国先锋主义中的许多其他元素）的灵感来源于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他的诗歌《泛蒙主义》（1894）开篇朗朗上口的几句诗文被勃洛克用作《斯基泰人》的题词。这句话完美展示了勃洛克这代人面对东方时摇摆不定、夹杂着恐惧与迷恋的不安情绪：

泛蒙主义！尽管字眼儿粗俗，

但我听起来却非常悦耳。[152]

在他最后一篇重要论文《关于战争、进步和历史尽头的三次谈话》（1900）中，索洛维约夫描绘了一场在反基督大旗之下亚洲大规模入侵欧洲的场景。在索洛维约夫看来，“黄祸”是一种可怕的威胁。但对斯基泰人来说则代表着新生。混合了俄国的欧洲文化，亚洲草原的核心精神将与世界统一起来。

安德烈·别雷是索洛维约夫的另一位信徒。在1905年大革命期间，俄国对日作战的背景下，他笔下的彼得堡正在经受来自亚洲草原的狂风侵袭，这飓风几乎将要把这座城市吹到海里去。小说的故事情节建立在19世纪一场毁灭一切的大洪水上，这也是关于这座俄国首都文学传说创作的永恒主题。在建造时忽略了自然法则，整座城市树立在从大海中偷来的一块土地之上，这座彼得大帝建造的巨石之城似乎就是故意在招致自然的报复。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也用了这一大洪水主题，他是许许多多利用这一主题创作的先驱者。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的小说《俄罗斯之夜》中，“死者的玩笑”故事†††††††也使用了这一主题。

到了19世纪中期，大洪水的概念几乎与这座城市自我设想的命运融为一体，卡尔·布留洛夫著名的画作《庞贝的末日》（1833）甚至也被看作对圣彼得堡的一个警告。‡‡‡‡‡‡‡斯拉夫主义者如果戈理（他是布留洛夫的好友），认为这是上帝惩罚腐朽没落的西方的预言。“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淹没了这里的一切”，果戈理评论说，这似乎是提醒这座涅瓦河上的城市永远处于同样灾难的威胁之下。[153]而赫尔岑这样的西化主义者也抱着类似的观点：“庞贝就是彼得堡的缪斯！”[154]随着1917年日益临近，这一洪水变成革命的风暴。每个人都意识到近在咫尺的大毁灭。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呈现了这一主题：从贝诺瓦的画作《青铜骑士》（1905—1918）——它似乎预言了即将从大海与天空的风暴之中爆发的大革命）——到《春之祭》中的暴力（斯基泰人式的）节奏，再到勃洛克的诗歌：

我看到在整个俄国有一场迅速蔓延将要毁灭一切的大火。[155]

在别雷笔下，圣彼得堡是在野蛮的“东方”农民文化之上岌岌可危的西方文明。彼得大帝——以青铜骑士的面目出现——被塑造成反基督的、末日式的骑士，朝着时间的尽头狂奔，并把俄国和他一起带进漩涡之中。单薄的故事情节（一个学生在革命分子劝说下想要暗杀自己做高官的父亲）所围绕的炸弹就是这种迫在眉睫的大灾难的象征。

小说的中心主题就是分裂。城市为不同阶级、彼此冲突的人们所切割，两位主角，参政员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和他的儿子，学生和革命分子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分别处在敌对的两个阵营。和俄国一样，阿勃列乌霍夫一家也是由分别来自亚洲和欧洲的不和谐元素构成。他们是随成吉思汗一起来到俄国的蒙古骑兵的后裔；尽管看似已经欧洲化，但身上的亚洲血统却依然深埋。尼古拉是个康德的信徒，但生活方式却是“完全蒙古式的”，因此“他的灵魂被撕成两半”。阿波罗是个典型的欧洲官僚，完全按照理性的条条框框思考问题，喜欢井然有序的城市生活。但他对亚洲草原有着深切的恐惧，他小时候曾经几乎在这里被冻死，常常幻听到蒙古骑兵从平原闯进来时轰隆隆的马蹄声。

他对广阔的空间心存恐惧。乡下的景色切实地吓到了他。在冰天雪地之外，在犬牙交错的森林线之外，冰风暴呼之欲出。由于一次愚蠢的事故，他差点冻死在那里。那已经是差不多50年前的事情了。当他快要被冻死的时候，一个人冰冷的手指使劲按压住他的胸口，猛力敲击他的心脏，一只冰冷的手带领他走出困境。在他职业生涯步步高升的过程中，这片广袤的原野一直在他眼前显现。他时常想起那只冰冷的手。那里是无法测度的广阔：俄罗斯帝国。

许多年来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都把自己藏在城市高墙的后面，他厌恶无依无靠的乡村之间漫长的距离，厌恶小村庄里的袅袅炊烟，厌恶那里的寒鸦。只有一次他冒险搭乘高速列车横穿俄国：一次他因公从彼得堡到东京出差。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从没和任何人聊过他在东京的经历。他曾对日本大臣说过：“俄国是一片冰原。上面有狼群四处游荡！”大臣用他白白的手捻着自己精心打理过的白胡须，两眼看着他。然后大臣什么也没说，只是叹了口气。在他的公差即将完成时他本打算……

但是他死了。

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是个彻底孤独的人。在他身后，时间无休止地延伸。在他眼前，那只冰冷的手在提醒他这种无休止的延伸。这无尽的旷野自己来到了他的面前。

噢，罗斯，罗斯！

是你安排了呼啸着穿过草原的大风、雪暴和大雪么？这位参议员似乎听见土丘后面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但那里只有一群饥肠辘辘的野狼。[156]

这种对亚洲旷野的恐惧，在他那个革命家儿子的一个噩梦中达到了顶峰：

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是一个堕落的怪物……他到了中国，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成了中国皇帝，命令他屠杀成千上万的人（他也是这么做的）。成千上万的帖木儿骑兵涌入罗斯。尼古拉·阿波罗诺维奇骑着一匹来自草原的战马疾驰而来。后来他化身为一个俄罗斯贵族。他露出本来面目：在那里他杀掉了成千上万的人。现在他想向他父亲扔一颗炸弹。但他的父亲是农神赛特恩。时间经历了一个轮回，赛特恩的王国重新降临。[157]

这些草原铁蹄的轰鸣预示着即将到来的1917年大革命。因为对于欧化的俄国人来说，这充满破坏力的革命是一种亚洲的力量。

在那些逃离苏维埃、流散四方的流亡者中，有一群被称为欧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20世纪20年代，斯特拉文斯基属于他们巴黎圈子的核心；他的朋友，哲学家列夫·卡尔沙文和出色的音乐评论家皮埃尔·索夫琴斯基（卡尔沙文的女婿）是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但是在所有的流亡者群体中，欧亚主义都是一种主流的文化趋势。许多最著名的俄国流亡者，包括哲学家N.S.特鲁别茨柯依、宗教思想家乔治·弗洛罗夫斯基神父、历史学家乔治·范伦斯基和语言学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都是这一群体的成员。信奉欧亚主义成为流亡团体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植根于1917年到1921年间俄国被西方背叛的情感之中。它的绝大多数贵族信徒指责西方在大革命与内战中没有击败布尔什维克政权，从而使俄罗斯作为一个欧洲政权垮台，并导致他们被迫逃离自己的祖国。出于对西方的幻灭，但又没有完全放弃自己在未来俄国的种种可能与希望，他们将自己的故土重新塑造成一种亚洲大草原上独特的（“图兰”）文化。

这一运动的奠基宣言是《东方出埃及记》，一本于1921年在索菲亚（保加利亚首都）出版的论文集，书中欧亚主义者预言了西方的毁灭，以及在俄国与欧亚的领导下一种新的文明的崛起。本书中最重要的论文的作者，特鲁别茨柯依主张说，从根源上来看，俄国隶属亚洲草原文化。影响和塑造了俄国政治和精英文化的拜占庭及欧洲文化，对俄国底层的民间文化几乎毫无影响，她的民间文化主要是从与东方的接触中发展而来的。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与芬兰——乌戈尔族部落、蒙古人和其他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自由融合。他们同化了许多游牧民族的语言、音乐、习俗和信仰中的元素，因此这些亚洲文化在俄国的历史进化过程中也被吸收进去。

特鲁别茨柯依引用了俄国的地质条件，欧亚主义理念的诞生与此有着很深的渊源。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地理学家弗拉基米尔·拉曼斯基发现乌拉尔山脉两侧的土壤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曾经有一片广阔的草原从俄罗斯西边的国界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在拉曼斯基的基础上，欧亚主义的地理学者萨维斯基发现，整个欧亚大陆在生物地理学的层面上是一块完整的大陆。这块大陆由一系列在纬度上平行、彩虹般的版块构成——完全不受乌拉尔山脉的影响——从匈牙利平原横贯至蒙古。萨维斯基将这些版块分为四类——北部冻土、林地、草原和最南边的沙漠。这种地理构造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却为更加大胆、关于东方文化对俄国民间文化影响的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在他名为《论上层与下层俄国文化》（1921）的论文中，特鲁别茨柯依试图证明亚洲文化对俄国音乐、舞蹈以及心理学的影响。他提出俄国的民间音乐本质上是从五音音阶发展而来的——这一论点基于他对最朴素的农民歌曲的观察。民间舞蹈也一样，用特鲁别茨柯依的观点来说，它与东方舞蹈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尤其是高加索地区。和西方成双成对的传统不同，俄国的舞蹈是走直线或者是圆圈。它有节奏的动作是靠手臂肩膀与腿和脚同时完成的。男性的舞蹈对于技能要求极高，以哥萨克族舞蹈为例，需要有脚跟触碰手指与高跳的动作。而西方传统舞蹈中完全没有这样的动作——只有西班牙的舞蹈是个例外（特鲁别茨柯依将其归因于摩尔人的影响）。女性舞蹈中也展现出了东方特色，就是保持头部平稳的重要性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玩偶般的动作。这些文化形式在特鲁别茨柯依看来，是俄罗斯所表现出来的典型东方式对严谨规则的偏好。这种“东方心理”，从俄国人对冥思的爱好、对他们宿命论的生活态度、对抽象对称以及宇宙法则的热爱、对宗教礼仪的重视以及他们的“蛮勇”（udal）上就可以看出。根据特鲁别茨柯依的观点，俄国人的这些精神特质在东欧的斯拉夫人身上找不到，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这些特点应该是来自亚洲，而不是拜占庭。这种“图兰人心理”已经深入俄国人的潜意识，在俄国的民族性格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甚至俄国东正教，尽管表面上看是来自拜占庭，“实际上在心理架构上却是亚洲式的”，已经达到了“礼仪、生活与艺术的全方位的统一”。对特鲁别茨柯依来说，这种统一揭示了政府在俄国的半宗教地位以及俄国人随时随地对政府的服从。教会、政府和民族完全是不可分割的。[158]

几乎没有什么民族学的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论点。这些只不过是出于诡辩和对于西方仇恨的产物罢了。从这方面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提出所谓俄罗斯帝国的命运在亚洲（在那里，俄国人可以被当成“欧洲人”）而不是欧洲（在那里俄国人只是“跟随者”）的说法与这些欧亚主义者如出一辙。但由于其引起的强大共鸣，欧亚主义者的理论在20世纪20年代对俄国流亡者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影响，当时他们正为自己的国家从欧洲地图中消失而感到悲伤，从而想要从欧亚大陆重新找到希望。斯特拉文斯基也是其中一员，他曾被欧亚主义者的神秘主义观点深深影响，尤其是俄国人集体主义的自然倾向，这正是《婚礼》这一类缺乏个人表达并努力想要表现稀有的、中性的声音的音乐作品所试图反映的观点。[159]根据索夫琴斯基的观点，带有律动的静止状态（nepodvizhnost）是斯特拉文斯基《婚礼》和《春之祭》音乐最重要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则是“图兰人”的风格。和东方的音乐传统一样，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主要是靠一种律动类型的不断重复加上旋律的变调来发展，而不是西方传统中的音乐创作思路。正是这种带有律动的静止状态造就了斯特拉文斯基“图兰式”音乐中的爆炸性能量。康定斯基试图用几何图形和线条来表现同样的能量，这也成为他抽象艺术的标志性风格。

第七节

在谈到科米人对他抽象艺术发展的影响时，康定斯基回忆道：“在他们原始的栖息地，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真正令人赞叹的事物，这些事物成了我后来所有作品的核心元素。”[160]

“原始”与现代抽象艺术之间的关联并非俄国先锋艺术所特有。在整个西方世界，艺术家们都痴迷于遥远的殖民地，那里原始部落的生活和艺术，他们的史前文化，甚至农民和孩子无修饰的表达方式都是他们的创作灵感，这些艺术家风格不一，包括高更、毕加索、基希纳（Ernst Kirchner）、保罗·克利、诺尔德（Emil Nolde）和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当西方的艺术家还要远赴马提尼克岛采风，从那里寻找“原始野性”的灵感时，俄国艺术家只需要到自己的后院看看就行。这使他们的艺术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感和重要价值。

俄国原始主义艺术家（马列维奇、康定斯基、夏戈尔、冈察洛娃、拉里奥诺夫和布尔柳克）从俄国农民艺术以及亚洲草原的部落文化中汲取灵感。他们将这种“蒙昧主义”视为俄国摆脱欧洲的压制以及陈腐的艺术教条的途径。拉里奥诺夫宣称：“我们反对西方，我们反对死气沉沉的艺术团体。”[161]这些先锋艺术家围绕在拉里奥诺夫和他妻子冈察洛娃周围，将俄国民间和东方艺术视为世界的新希望。冈察洛娃谈到“农民的审美”更接近东方的象征主义艺术形式，而不是西方的具象主义表现传统。她将这种象征主义映射在丰碑般的农民身上——她甚至赋予了这些农民亚洲形象——例如在《割草者》（1910）这样的作品中。所有这些艺术家都把亚洲当作俄国文化身份的一部分。“新原始主义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民族现象，”画家舍甫琴科写道，“俄国与东方自鞑靼人入侵开始就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鞑靼人与东方的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无法区分我们的民族特色在哪里终了，东方的影响从哪里开始……是的，我们是亚洲人，我们以此为荣。”舍甫琴科认真细致地探讨了俄国艺术的东方渊源。将俄国民间艺术与印度——波斯艺术对比之后，他宣称，人们“可以看到两者共同的根源”。[162]

康定斯基本人非常热爱波斯艺术，并将其对简洁与真实的追求比作“我们俄罗斯最古老的圣像”。[16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康定斯基住在德国慕尼黑，在那里他和弗兰茨·马尔克合作担任《蓝骑士》年鉴的编辑。除了发表欧洲顶尖艺术家的作品之外，《蓝骑士》还制作了农民艺术、儿童绘画、民间印画与圣像、部落面具与图腾等所有反应自然表达与生命力的主题，康定斯基把这些看作他创作哲学的核心。和斯基泰人一样，此时康定斯基也在寻求东方原始文化与西方的融合。他将俄国看作应许之地（并在1917年后回归俄国）。这种对东西融合的追求是康定斯基早期（也称作“俄国风格”时期）作品的核心主题（那时的作品依然是写实风格，而不是后来的抽象风格）。实际上这些作品混杂了基督教、异教与来自科米地区萨满教的各种形象。例如在《多彩多姿的生活》（1907）中，画面的背景明显设置在科米首府乌斯特——瑟索尔斯科，那里是瑟索拉河和维切格达河的交汇处（画面右上角有一处小的木质建筑，处在山顶修道院的下方，这证实了这一地点：科米人使用这些建在木桩上的小屋当作小仓库）。表面上看这是一幅俄国的基督教场景。但正如康定斯基为这幅画所取的名字《多彩多姿的生活》所暗示的，在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画面正中间树杈上的红色松鼠和右边与之相呼应的教堂金色屋顶，象征着森林中的神灵，科米人会用松鼠当作贡品祭祀这些神灵。画面前方的老者看起来像是一个朝圣的基督徒，但他带有的超自然色彩的胡须（黄绿色）或许也意味着他是一名巫师，他的手杖与右侧身边演奏乐器（看起来像是笛子）的同伴则暗示着萨满教的传说。[164]

康定斯基早期的几幅作品讲述了彼尔姆的斯特凡与科米萨满教徒帕姆（Pam）在维切格达河畔对峙的故事。传说中，帕姆带领科米人抵制14世纪的俄国传教士。在维切格达河畔一次公开辩论中，帕姆为萨满教辩护的依据是他们比基督教徒更善于猎杀黑熊和其他森林中的野兽。但斯特凡却要求帕姆接受“神火与神水的考验”，帕姆需要穿过一间燃烧的房子，并跳入冰冷的河水之中。萨满教徒被迫承认失败。在康定斯基关于这个传说的画作《全圣日II》（1911）中，帕姆乘坐一条小船逃过一劫。他戴着尖尖的“巫师帽”，一条美人鱼在他的船边游着，另外一条美人鱼则坐在右边的石头上。石头上站着两个圣徒，他俩也戴着巫师帽，但是头上却有光圈，象征着基督教与异教传统的融合。左边圣以利亚在暴风中乘坐着三驾马车——风暴来自天上一根正在吹奏的笛子——这参考了芬兰——乌戈尔人所信奉的“雷神”，俄罗斯民间信仰中以利亚就是雷神的化身。画面的右下角，圣西蒙站在一根柱子上。这也是个组合形象，包含了铁匠西蒙（在俄国农民传说“七个西蒙”中他建造了一根铁柱来丈量世界）和高柱修士圣西蒙（他一生都在一根柱子的顶端冥修，最后成为所有铁匠的守护神）。最后，画面前端的人物，坐在马背上双臂张开的世界守护者，在这里，他也拥有双重身份：一个骑马奔向灵异世界的萨满教徒，以及圣乔治§§§§§§§。[165]这一形象在康定斯基的作品中不停地出现，从他1910年创作的第一幅抽象风格油画《构成2号》，到他人生的最后一部作品，1944年的《适当的活力》，都有这个形象。这个人物象征着康定斯基萨满教一面的第二自我（alter ego）——把艺术当作充满魔力的工具，来唤醒更高的属灵世界。

萨满教的圆鼓是康定斯基艺术创作的另一主题。康定斯基所画的抽象图形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圆圈和线条象征着萨满教的鼓和鼓棒。他的许多作品，例如《椭圆2号》，本身就像是一面鼓。画中的象形文字是康定斯基自己的发明，以此来模仿他在西伯利亚看到的萨满教徒所用的鼓上的符号：一条钩形的弧线和直线象征马，圆圈象征太阳和月亮，喙和眼睛象征鸟，而许多萨满教徒在跳舞时会佩戴鸟形的装饰。[166]钩形的弧线和直线也有着双重意义。它象征着在降神会上萨满教徒骑着通向神灵世界的马头杖。布里亚特的萨满教徒在跳舞时会敲打自己的棍子（他们称之为“马”）：棍子的一端像是马头，而另一端的形状则像是马蹄。在芬兰——乌戈尔人的部落里，萨满教的鼓本身就被称作“马”，还给它配上了缰绳，而鼓棒则被当作是“马鞭”。[167]

在东欧，竹马玩具有着超自然的起源，这与其在西方育儿功用上的温和形象并不相符。匈牙利人的“taltos”，或叫巫师，就骑着一匹芦苇马神速前进——双腿间夹着一根芦苇——这后来也成了农民制作玩具的模型。在芬兰史诗《卡勒瓦拉》中，主人公维纳莫宁就是骑着一匹稻草公马去往北方——后来世世代代的芬兰小孩都会模仿这一造型。在俄国，马由于被当作这个国家亚洲血统的象征而有着特殊的文化地位——从哈札尔人到蒙古人，亚洲草原游牧骑兵前仆后继的入侵浪潮塑造了俄国的历史进程。马成为象征着俄国命运、充满诗意的伟大隐喻。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就是这样开篇的：

你将向哪里疾驰，骄傲的战马，

你那突击的马蹄将在何处歇脚？[168]

对于后来加入象征主义圈子的康定斯基来说，马是俄国欧洲文明赖以建立的亚洲草原的象征。马是象征主义画家作品中永恒的主题（最著名的应该是彼得罗夫——沃特金的《沐浴的赤兔马》），它还是斯基泰人诗歌中的主角，从勃洛克的《草原的母马》到勃留索夫的《白骑士》。蒙古铁骑越来越近的马蹄声则一直在别雷的《彼得堡》中回响。如果要强加给那些一无所知的孩子所玩耍的竹马一些“阴暗面”，无疑是非常荒唐的。但是很久以前俄国人就已经知道，竹马象征“在草原上骑着战马疾驰”。他们感觉脚下有来自亚洲草原轰隆隆的马蹄声。

注释

*　居于西西伯利亚的一支芬兰乌戈尔族人。——译注

†　kantele，芬兰的传统竖琴；原用5弦；现增为20至30弦。——译注

‡　屠格涅夫的名字来自蒙古语中tiirgen一词，意为“敏捷”；布尔加科夫来自突厥语bulgaq，意为“挥舞”；戈东诺夫来自蒙古语Godon，意为“莽夫”；科萨科夫来自突厥语gorsaq，意为一种草原上的狐狸。阿赫玛托娃出生时的名字是Anna Gorenko。当他的父亲说不想让家里有一个诗人的时候，她把名字改为Akhma（据说是她鞑靼族的曾祖母的名字）。阿赫玛托娃声称自己是艾哈迈德可汗的后代，艾哈迈德可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也是最后一位向俄罗斯大公收取贡奉的鞑靼族可汗，他于1481年被刺杀。娜杰日达相信阿赫玛托娃关于自己曾祖母有鞑靼人血统的说法是编造的。——原注

§　欧洲黑暗时代一般指西罗马灭亡到文艺复兴，约476年到1453年。——译注

¶　今埃塞俄比亚。——译注

**　为摧毁王公和领主的封建割据势力，伊凡四世于1565年将全国领土划分为特辖区和领主辖区两部分。特辖区由沙皇直接管辖，建立了一支绝对效忠沙皇的特辖军，血腥镇压参与叛乱的贵族和教会上层，巩固了沙皇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1572年特辖制废除。——原注

††　译文出自《说吧，记忆》，纳博科夫著，陈东飙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译注

‡‡　萨满教在俄国流行很久之后，穆斯林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依然是个禁忌。甚至就连圣彼得堡这座以宗教开明包容为根基的城市，也是直到1909年才有了第一座清真寺。——原注

§§　译文出自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译注

¶¶　圣愚瓦西里（1468—1552/1557），原为莫斯科的一位鞋匠学徒，一位类似侠盗罗宾汉和济公的人物，他劫富济贫，并斥责伊凡雷帝忽视教堂及对待无辜者的暴力行径，于1580年前后被正式封圣。——译注

***　对于俄罗斯人的欧洲身份认同，乌拉尔山脉在文化上的重要性一直延续到今天——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欧洲”就是一个明证。——原注

†††　这使得俄国成为爱德华·萨义德所主张的东方主义——傲慢的欧洲人对于“东方”的文化优越感，使其成为与西方的对立事物或“他者”，保证了西方对于东方的征服——一个极端例外的例子。萨义德完全没有提到俄罗斯。——原注

‡‡‡　Childe Harold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的成名作，诗中主人公恰尔德·哈罗尔德周游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地，描绘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往事。——译注

§§§　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1773—1842），瑞士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译注

¶¶¶　译文出自《莱蒙托夫全集》第三卷，顾蕴璞、张勇、谷羽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277页。译文略有改动。——译注

****　即Karl Göedeke（1814—1887）、Reinhold Köhler（1830—1892）、William Alexander Clouston（1843—1896）、Felix Liebrecht（1812—1890）。——译注

††††　《五卷书》为古印度著名的韵文寓言集，原文以梵文和巴利文写成。——译注

‡‡‡‡　然而，有一些历史证据可以支持斯塔索夫的理论。印度的民间故事肯定通过前往东南亚的移民流传开来，这些故事如今都广为人知；《罗摩衍那》至少从13世纪起就有了藏文译本。——原注

§§§§　按照19世纪伟大的神话学家A.N.阿法纳谢夫的观点，萨德科是古斯拉夫人异教信仰中的风暴之神。——原注

¶¶¶¶　他与利迪亚·阿维洛娃的恋情（一个有妇之夫）。——原注

*****　译文出自《萨哈林旅行记》，契诃夫著，刁绍华、姜长斌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页。——译注

†††††　《萨哈林旅行记》，第283页。——译注

‡‡‡‡‡　《萨哈林旅行记》，第86页。——译注

§§§§§　译文出自《契诃夫小说全集》第六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196、199页。——译注

¶¶¶¶¶　译文出自《契诃夫小说全集》第九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259页。——译注

******　译文出自《契诃夫小说全集》第七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译注

††††††　尽管果戈理也曾在《死魂灵》第二卷中将这样的俄国人称为“躺在床上的人”。——原注

‡‡‡‡‡‡　甚至是威廉二世，这位最好战的德国皇帝，在1897年韦列夏金在柏林的展览上对他说：“你的画作是防止战争最好的保证。”——原注

§§§§§§　Petropavlovsk，位于太平洋边缘的阿瓦查湾海岸，是俄罗斯堪察加边疆区首府。——译注

¶¶¶¶¶¶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著名革命理论家，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译注

*******　《勃洛克　叶赛宁诗选》，郑体武、郑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253页。——译注

†††††††　故事讲述了一个美丽的公主抛弃了自己年轻的爱人，嫁给一个中年官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他们在圣彼得堡参加一场舞会时，公主突然晕了过去。在梦里她看到涅瓦河决堤，大水淹没了舞会大厅，飘进来一口棺材，棺材盖子自动打开，里面躺着的是她死去的爱人。宫殿的高墙分崩离析，圣彼得堡被冲入了海中。——原注

‡‡‡‡‡‡‡　19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盛行现代城市被自然灾害毁灭的题材。——原注

§§§§§§§　Saint George（275/281—303），罗马帝国骑兵军官，英格兰的守护圣者，常以骑马屠龙的形象出现。——译注

第七章　透过苏维埃看俄罗斯

喷泉宫中的阿赫玛托娃。版权所有者：圣彼得堡喷泉宫内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博物馆。

第一节

阿赫玛托娃来到舍列梅捷夫家族的故居喷泉宫。1918年，她搬到这里来与第二任丈夫弗拉基米尔·希列伊科同住。这座建筑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过去4年，在这场将彼得堡变成彼得格勒*的战争和革命中，这里是保护这个家族免遭战火的避难所。但是正如这座城市（已经不再是首都），这座宫殿也盛景不再。它的最后一任主人谢尔盖伯爵，是普拉斯科维娅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孙子，正是他将这座房子作为家族博物馆保留了下来。他自己写过几本关于舍列梅捷夫家族历史的书籍。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期间，群众涌入这座建筑，要求提供武器来帮助他们对抗最后一批忠于沙皇的军队。伯爵打开了这座宫殿的创立者，陆军元帅鲍里斯·舍列梅捷夫的收藏间，交出了一些来自16世纪的鹤嘴锄和战斧。[1]为了让自己的家免遭侵袭，他将宫殿交了公，并在携全家流亡国外之前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签署协议，要求保留这座建筑做博物馆。舍列梅捷夫家的老仆人们留了下来。同时一位聪明年轻、研究中东的考古学家，希列伊科也在房子的北翼有了一间房间，他曾是末代伯爵孙子们的家庭教师，也是该家族的密友。阿赫玛托娃在一战前就已经认识希列伊科了，当时他是她在“流浪狗俱乐部”的波西米亚小圈子里认识的一个小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她的前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也在其中。喷泉宫不仅是她与希列伊科之间发生关系，也是将她的心向他拉近的地方。舍列梅捷夫家族的格言——“上帝善存一切”（Deus conservat omnia）镌刻在喷泉宫的家族盾徽上，她将在这里度过接下来的30多年，而这句话也成为她生活与艺术的救赎指导。

尽管在搬入这座前舍列梅捷夫家族居所时，阿赫玛托娃只有29岁，但这里就像她的新家，她来自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她生于1889年，在皇村上学。和普希金一样，她在这里吸收了法国诗歌的精髓。1911年她搬到巴黎，与画家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成为好朋友。他为她画了许多肖像，其中一幅在1952年之前一直挂在喷泉宫她的房间里。她的早期诗作受到象征主义的影响。但是在1913年，她与古米廖夫和曼德尔施塔姆一同加入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阿克梅派（Acmeists）。他们拒斥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倾向，重返诗歌的经典创作准则：明晰、简洁，以及对情绪体验的精确表达。她收入《黄昏》（1912）中的情诗为她赢得了很多喝彩，随后的《念珠》（1914）也是。她简单易懂的韵律风格使其很容易让人记住，而她的女性笔触与敏感在当时的俄国还属于新事物，这使她的诗歌非常流行，尤其在女性读者中间。很多女人曾模仿阿赫玛托娃的早期风格——她在多年后对此颇为厌弃。在《颂歌》（1958）中她写道：

我教会了女人如何说话……

但是主啊，要怎样才能让她们停下来呢？[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阿赫玛托娃正处于成功的巅峰。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身边总是围绕一群朋友、情人和仰慕者。那些年，她的生活中满是自由、欢悦和波西米亚精神。她与曼德尔施塔姆会让对方放声大笑，以至于“都陷到了睡椅中，不断传出弹簧的歌唱”。[3]然后，随着战争的爆发，在一瞬间，“我们衰老了一百年”。她在《记1914年7月19日》（1916）中这样写道：

我们衰老了一百年，

这事发生在一瞬间；

短短的夏季已经结束，

耕后的平原升起硝烟。

沉寂的大道顿时声色杂乱

哭声阵阵像银器响彻云天……

我祈求上苍，捂住了脸，

让我死在第一仗之前。

歌声倩影从记忆中消逝

从此摆脱了多余的负担

上苍命令它把空白记忆变成可怕的书，

把雷雨的信息写在上边。†[4]

在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之后，阿赫玛托娃诗歌那种私密、抒情的风格看起来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它已经过时了，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纪。

二月革命扫除的不仅仅是俄国君主制，更是一整个文明。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等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领导着国家，之后选举产生了立宪会议。他们都假定革命能够被限制在政治领域之内。但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权力机构及权威都土崩瓦解——教会、法律、领地上的乡绅、军队里的军官、下对上的尊重和服从——全国唯一真正的权力都转移到地方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也就是苏维埃）的手中。正是以它的名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通过结束战争、割地赔款并与德国达成和议来巩固政权。《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于1918年3月签署，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大部在德国保护下取得名义上的独立，俄国于是损失了帝制时代三分之一的耕地和超过一半的工业基地。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被削减到仅与17世纪俄罗斯相当的程度。利用沙皇军队的残部，布尔什维克建起了红军，在1918—1921年的内战中与白军（保皇党、民主派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者的大杂烩）和支持白军的外国干涉军（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和其他10多个欧洲国家）作战。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场反对一切特权的战争，但是要论俄国革命实际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作用——半文盲的大众对他的著作所知甚少——要远小于平等主义的习俗和农民对乌托邦的呼唤。早在马克思写下这些理念之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就贯穿着它们：多余的财富是不道德的，所有财产都是偷窃得来，以及体力劳动是价值唯一真正的来源。在俄国农民的头脑中有着基督教尚贫的美德观念，而布尔什维克给自己的报纸起名为“贫农报”正是机智地利用了这个事实。这种对真理（pravda），对真相与正义的追求，赋予了这场革命在大众认知中半宗教的地位：对私有财产的宣战是通往地上天国的炼狱之路。

通过给这场革命披上制度形式的外衣，布尔什维克得以调动广大贫民身上极为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贫民是很乐于看到富人和强者被毁灭的，不管这是否会让他们自己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他们允许赤卫军和其他自封的武装工人团体劫掠“富人”的住所、没收其财产。他们把有闲阶级驱赶去做诸如扫雪和扫垃圾这样的工作。阿赫玛托娃被迫清理喷泉宫周围的街道。[5]房屋委员会（一般由前守门人和家仆组成）接到命令，将城里的穷人迁入之前特权精英的住所中。喷泉宫等宫殿被分隔成了公寓单元。在夺取政权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鼓励工人和农民向革命法院和当地的契卡（Cheka），也就是政治警察告发自己的邻居。几乎任何事情都能被认为是“反革命”——隐藏财产、上工迟到、醉酒或流氓行为，于是监狱不久便人满为患。大多数在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被契卡逮捕的人都是被邻居告发，而且经常是公报私仇。在群众运动的气氛中，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不被触及。人们生活在不断的审查中，一直被房屋委员会监视，还要随时为被捕担惊受怕。这可不是抒情诗的时代。

作为来自昔日的人物，阿赫玛托娃被大众所遗弃。左翼评论家说她表达个人情感的诗歌与新的集体主义秩序不符。有一些与她同时代的诗人适应了革命的新情势，比如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一些人天生就为革命而生，比如马雅可夫斯基。但是阿赫玛托娃深深植根于古典传统，于是就像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发现自己很难与新的苏维埃环境相妥协。在苏维埃时代早期，她创作很少。在内战期间彼得格勒条件艰苦，挣扎求生耗尽了她的能量。当时长期缺少食物和燃料，人们不是沦为冻死骨，就是从这座饥荒的城市逃去乡下，结果人口下降了一多半。树木和木屋都被砍了当柴火烧，马匹倒毙在大路中间，莫伊卡河与丰坦卡河漂满了垃圾，鼠疫疾病横行，这座沙俄首都的日常生活仿佛回到了史前时代，绝望的人们翻箱倒柜，只为一片果腹的面包或一根用来烧的木棍。[6]

我们已经永远遗忘了

湖泊、草地与城镇，

在这伟大祖国的黎明。

在这血腥中，

残酷的惰怠压垮了我们……

没有人想帮我们

因为我们待在家中，

因为，我们爱自己的城市。

没有自由，

我们为自己保留下了

它的宫殿、它的火和它的水。

新时代将要到来，

死亡之风凉彻心扉，

但是神圣的彼得之城

会成为我们不意之中的纪念碑。[7]

对旧知识分子来说，条件尤其恶劣，他们成为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大部分人都被国家征召加入了劳动组，但很少人有工作。虽然他们从国家能得到食物，但是用彼得格勒的党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的话说，这微薄的第三等配给“仅是一点面包，只够让人尝一尝味道”。[8]高尔基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以其1917年之前的左翼立场而颇受看重，于是担起了为饥饿的彼得格勒知识分子发声的重任，为他们请求特殊配给和更好的住房。他建立了一个作家的避难所，随后建立了“艺术家之家”，还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世界文学出版社——为大众出版廉价的经典名著。世界文学出版社为大量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提供了翻译和编辑的工作。实际上，许多20世纪的文学巨擘能在饥荒年月中活下来，都要感谢高尔基的帮助——包括扎米亚京、巴别尔、楚科夫斯基、霍达谢维奇、曼德尔斯塔姆、皮阿斯特‡、左琴科、勃洛克和古米廖夫等人。

阿赫玛托娃也向高尔基求助，请他为自己谋得工作和配给。她当时与希列伊科分享他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古代所当助手的微薄食物补贴。他们没有燃料，痢疾在喷泉宫住户中蔓延，而且听起来有点夸张，他们还养着一只希列伊科捡到的被遗弃的圣伯纳德犬，根据舍列梅捷夫格言的精神，他们把它留了下来。高尔基告诉阿赫玛托娃，她只能通过做某种办公室工作来得到最微薄的工资，然后还带她去看自己收藏的高级东方地毯。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阿赫玛托娃看着高尔基的地毯，赞美了它们，然后空手而归。我相信，这让她终生讨厌地毯。它们尘土味太重，而且带着一种与即将毁灭的城市不符的奢华气息。也许高尔基害怕帮助阿赫玛托娃，也可能他讨厌她和她的诗歌”。[9]但是在1920年，她还是成功找到一份在彼得格勒农业学院当图书管理员的工作，也许还是高尔基帮的忙。

1921年8月，阿赫玛托娃的前夫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彼得格勒契卡逮捕，监禁了几天，不经审判就遭枪杀，罪名是参与了一次保皇派阴谋——这几乎肯定是莫须有。古米廖夫是被杀害的第一个大诗人，而之后还有很多。他死后，知识阶层感觉他们的文明已经死掉了。在《耶稣纪元1921》这本诗集中，阿赫玛托娃的动人诗篇仿佛就是一次祝祷，一首挽歌，为古米廖夫，为他所属时代的种种价值。

被泪水浸湿的秋天，就像一位寡妇，

身披黑色野草，乌云笼罩心头……

忆起亡夫的话语，

她不住抽泣。

一直会是如此，直到最寂静的雪

来怜悯这位忧伤而疲惫的人……

痛不再，喜亦不再——

放弃生命吧，因为这并非小事。[10]

阿赫玛托娃对革命没有希望，只有恐惧。但是她明确说道，她认为一位诗人如果在1917年之后离开俄国，那就是罪恶：

抛弃国土，任敌人蹂躏，

我不能和那种人在一起。

我厌恶他那粗俗的奉承，

我不会为他们献出歌曲。

我永远怜悯沦落他乡的游子，

他像个囚徒，像个病夫。

旅人啊，你的路途黑暗茫茫，

异乡的粮食含着艾蒿的苦楚。

我剩余的青春在这儿，

在大火的烟雾中耗去，

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

对自己的任何一次打击。

我们知道，在以后进行评审时，

每个小时都将证明自己无罪……

然而世上不流泪的人中间，

没人比我们更高傲，更纯粹。§[11]

就像所有伟大的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感到成为祖国“记忆的声音”是一种道德义务。[12]但是她的责任感超越了民族立场，作为一个基督徒，她有着留在俄国与人民共同经受苦难命运的感情冲动。和很多她那一代的诗人一样，她将苦难命运视为对原罪的惩罚，相信她是受召来用吟诵诗歌救赎俄国的过犯（或罪）。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有救赎情怀的诗人。楚科夫斯基说她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东正教诗人”。为俄国的苦难而牺牲的主题贯穿她的著作。[13]

让我饱尝坎坷岁月的辛酸，

让我窒息、发烧、失眠，

夺走我的婴儿、我的朋友，

还有我吟唱的神秘才干——

经受了一连串难熬的日子，

我跟随你的弥撒如此祈祷，

但愿黑暗的俄罗斯上空，

乌云变成彩霞辉煌照耀。¶[14]

喷泉宫在阿赫玛托娃的世界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她将其视为一块福地，是圣彼得堡的精神代表。圣彼得堡作为她诗歌中的理想城市（“神圣的彼得之城”），在多首诗中她将它比作基捷日，这座传说中的城市在蒙古异教徒入侵时消失在斯沃特罗亚湖下，进入一个精神国度，从而保存自己的神圣珍宝。[15]喷泉宫是另一个被水环绕的世界，它内在的神圣处所代表着欧洲文明，那个阿赫玛托娃以怀旧之情思念的、已经消逝的天地。**阿赫玛托娃被这座建筑的历史所吸引。她自视为它的守护者。在她住进来的第一个秋天，她就成功地证实花园中的橡树比圣彼得堡本身还要古老。它们比任何政权都要长寿。[16]她研究了舍列梅捷夫家族的历史，而尤其对普拉斯科维娅感到亲近——她也有“吟诵的天赋”，而且也作为一名不受欢迎的人生活在喷泉宫中。

你在深夜呢喃着什么？

不论如何，帕拉沙已经死去了，

这座宫殿的年轻女主人。[17]

阿赫玛托娃与普宁站在温泉宫的庭院中。1927年。照片版权所有者：圣彼得堡喷泉宫内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博物馆。

这座宫殿的文化史是阿赫玛托娃真正的灵感源泉。她在这里感到此前那些伟大俄国诗人的存在：丘特切夫（谢尔盖伯爵的朋友）、维亚泽姆斯基（曾来此到访，虽然阿赫玛托娃错误地相信他是在她住过的房间里死去的）††，最后还有普希金，他是普拉斯科维娅的儿子德米特里·舍列梅捷夫的密友，后者是这座建筑最后一位主人的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俄出版社认为阿赫玛托娃的诗作神秘意味太重而拒绝出版，于是她愈发感到与普希金亲近了。100多年前，他的作品也被沙皇政府封杀过。对普希金的感同身受，让她研究普希金有了独特的优势，这一时期她几篇最出色的文章都围绕这一主题。同样是诗人，她注意到他在文学的伪装下讨论政治和其他道德议题，从而藐视当局的做法——她在撰写关于普希金的著作时基本上也是如法炮制。

阿赫玛托娃与希列伊科于1926年离婚。他是一位嫉妒心很重的丈夫，不仅是对她的其他情人，也包括对她的才华（他有一次甚至在盛怒之下烧了她的诗作）。阿赫玛托娃搬出了喷泉宫，但不久就和新情人尼古拉·普宁搬了回来，后者已经分居的妻子也搬来，一起住在她位于喷泉宫南翼的公寓里。普宁是一位艺术评论家，是未来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和许多未来主义者不同，他知晓过去诗歌的文化价值。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里，他甚至勇敢地反对托洛茨基，后者在《真理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攻击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诗作《国内与国外的流亡者》是“与十月不搭调的文学作品”。[18]这是对即将到来的恐怖的一次警告。‡‡普宁问道：“如果阿赫玛托娃穿上皮革夹克衫，别上一颗红星，那么她是否就与十月搭调了呢？”如果不能接受阿赫玛托娃，“为什么巴赫的作品就可以呢？”[19]

尽管身系左翼艺术家的未来主义团体，普宁在喷泉宫的公寓仍然保持着革命前彼得堡的氛围。那里总有人来拜访，他们围着厨房里的桌子夜谈，困了就睡在地上。除了普宁的前妻，她的母亲和女儿，还有一个名叫安努什卡的佣人以外，这座小小的四室公寓总是高朋满座。以苏维埃俄国的标准来看，普宁一家享有的空间比其有权享有的超出太多了，于是在房屋委员会的命令下，安努什卡的儿子和新儿媳——一个不识字的农家女孩，来彼得格勒谋生的工厂工人——也搬了进来，这座公寓成了公共宿舍。[20]阿赫玛托娃和普宁仅依赖普宁的微薄工资过活（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阿赫玛托娃什么也挣不到），条件困难，生活清贫，这都为他们的关系施加了障碍。他们经常为了食物和金钱争吵，邻居们在楼道里都能听到。[21]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这样描述1938年在喷泉宫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当时她正要与普宁分手：

我爬上一道房子后面的楼梯，它来自上个世纪，每一级都有别的楼梯三级那么高。在她和楼梯之间还有一些联系，但是然后！在我按了门铃之后，一个女人一边甩着手上的肥皂泡，一边开了门。这些肥皂泡，还有墙纸破碎剥落的寒酸门厅，都颇为出人意料。这个女人走在我前面。厨房里几件刚洗好的衣服挂在绳子上，湿气扑面而来。湿漉漉的衣服就好像是一部令人讨厌的故事的结局，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场景。走过厨房是一个小走廊，左边是通往她房间的门。[22]

第二节

喷泉宫只是在1917年被改为公共宿舍的许多前宫殿之一。沃尔孔斯基家族在莫斯科的别墅也同样成了工人宿舍，而在19世纪20年代，这里是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基公主著名的沙龙会所。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在其中一座改造的宫殿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光（1935—1936）。此前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出版后的3年中就卖出了200多万本，并为作者于1935年赢得了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23]而季娜伊达的曾侄子，十二月党人沃尔孔斯基的孙子S.M.沃尔孔斯基公爵，在1918—1921年间则住在莫斯科城郊的一个工人宿舍里。[24]

没有什么比家庭空间的变化更能反映这场革命的日常现状了。各省的乡绅被剥夺了财产，别墅被烧毁或被农村公社和当地苏维埃没收。富人被迫把自己的大房子分给城里的贫民，或者把房间让给以前的家仆和他们的家人。苏维埃这场“对宫殿的战争”是对沙皇时代特权阶级及其文化象征的宣战。它也是当时苏联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旨在打造一种更彻底的集体生活。布尔什维克相信，强制人们住进集体宿舍，能够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日常行为上趋向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私有财产都会消失，父权制（“资产阶级”）家庭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与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入到群体之中。

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这个计划意味着现有住宅的公有化：每个家庭被分配到一个房间，有时在老公寓楼里还更少，要和其他家庭共用厨房和浴室。20世纪20年代以后设计了旨在改造人们精神状态的新住宅。最激进的苏联建筑师，比如“当代建筑师联盟”的构成主义者提出，要通过修建公社房屋（dom kommuny）来彻底消除私人空间，全部财产——甚至包括内衣——都要由住户分享，做饭和看孩子这样的家务劳动也由各个小组轮流完成，人们住在按性别划分的大型宿舍里，另有为性生活保留的单间。[25]

这样的房子真正付诸实践的其实很少，仅在对乌托邦的想象和未来主义小说中一再出现——比如扎米亚京的《我们》（1920）。大多数完工的项目——比如由构成主义者莫伊谢伊·金兹伯格设计，于1928—1930年在莫斯科建成的纳康芬公寓（Narkomfin，财政部大楼）——都试图达到完全的公有形式，里面兼顾私人的居住空间和公用洗衣房、浴室、餐厅、厨房、育婴室和学校。[26]但出发点仍然是以某种方式引导个人放弃私人（“资产阶级”）家庭，转向集体生活。建筑师设想出一个乌托邦，那里人人生活在大型公共住宅中，它们高耸入云，周围有大片的开放绿地（很像勒·柯布西耶的想法，或者当时欧洲的花园城市运动），从娱乐活动到电力供应一切都由社会配给。他们将城市视为一个整合大众行为和心理的综合实验室，通过完全可控的环境，将原本由自我意识推动的个体理性地改造，作为共同体——或者说机器——的一个部件。[27]

布尔什维克念兹在兹的就是要创造一种新人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人类的天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可以用一场针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革命加以改变。列宁深受生理学家伊凡·谢切诺夫思想的影响，后者认为大脑是一部会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的机电设备。谢切诺夫的唯物主义思想启发了I.P.巴甫洛夫对大脑条件反射的研究（尤其是狗的大脑）。虽然巴甫洛夫以反苏维埃的观点知名，苏联政府还是对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支持。这就是科学与社会主义的交汇处。列宁称巴甫洛夫的研究“对我们的革命有极大的重要性”。[28]托洛茨基用抒情的语言描绘了重塑人类的“真实科学可能性”：

人是什么？他绝不是完成了的，或者和谐的存在，不，他依然是非常笨拙的生物。作为动物，人类的进化不是有计划的，而是自发的，而且积聚了许多不协调之处。如何教育、规范、改善和完成人类的身体与精神构造，我们面临的这个巨大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理解。我们可以修建横穿撒哈拉沙漠的铁路，能够造出埃菲尔铁塔，也能直接与纽约通话，但是我们肯定还不能改进人类本身。我们当然能！生产一种新的、“改进版”的人类是未来共产主义的任务。就当前来说，我们应当推进关于人类的一切认识，关于他的解剖学、生理学，还有被称为心理学的那一部分生理学。人类必须审视自己，将自己看做原材料——最多是半成品——然后说：“我亲爱的人类啊，我终于要来对你展开工作了。”[29]

在塑造苏维埃新人的过程中，艺术家也起到核心的作用。是斯大林在1932年首次使用了这个著名的短语，把艺术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将艺术家视为工程师这个概念，在整个苏联先锋艺术家（不仅仅是党旗下的那些）中都相当关键，而且在许多左翼和实验性团体中都得到运用，他们致力于用自己的艺术来打造1917年之后的新世界，比如说构成主义者、未来主义者，无产阶级文化协会（Proletkult）和左翼战线（LEF）的艺术家，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的戏剧，还有“电影眼睛派”§§和爱森斯坦的电影——这些艺术家都有共产主义式的理想，各自进行对“资产阶级”艺术的革命。他们相信自己可以训练人类的头脑，让他们通过新的艺术形式以更社会主义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将大脑视为一部复杂的机器，可以通过自己的机械式艺术（电影中的蒙太奇、影院中应用的生物力学、工业艺术等）产生的刺激来加以重塑。他们相信环境塑造意识，从而关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直接影响的艺术形式，比如建筑、纪录片、摄影蒙太奇、海报艺术、服装面料设计、日用品和家具等。

构成主义者站在这场将艺术与生活结合的运动的最前线。在1921年发布的成立宣言中，他们与过往的艺术划清了界线，拒绝使用画架作画以及那些他们认为是个人主义、与新社会无关的艺术模式。与此相对，他们宣称自己作为“建筑师”与“机械师”，会致力于设计和生产他们相信会改变社会生活的实用物件。[30]为了这个目标，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娃和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为工人设计了服装和工作制服。斯捷潘诺娃的设计有很强的几何与非个人化风格，而且去除了男装和女装的划分。塔特林则让艺术元素从属于功能。比如说，有一件男士春季外套轻薄同时保暖，但是用的是未染色面料，而且缺乏装饰设计。[31]亚历山大·罗琴科和古斯塔夫·克鲁特西斯使用摄影蒙太奇，将煽动性元素夹带到商业广告甚至产品包装上。埃尔·利西茨基（他很晚才采纳构成主义的产品设计理念）设计出能够大量生产、标准化配备的简单轻便家具。它用途广泛而且方便移动，这对住户经常流动的公共住宅来说很必要。他的折叠床就是构成主义哲学的一个经典范例。它非常实用，在拥挤的苏联公寓中很省地方，同时它还让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睡觉地点和伴侣。它的设计是为共产主义运动服务，要打破资产阶级家庭的夫妻关系。[32]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同样坚持艺术家应培育新社会生活方式的理念。它的创始人之一帕维尔·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在1918年写道：“新的科学、艺术、文学和道德正在为一种新人做准备，他们将生活在一种新的情绪和信念体系之中。”[33]这场运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前进团体（Vpered，包括高尔基、波格丹诺夫、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在意大利为私逃出俄国的工人开办学校。目标是教育出一批“自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种劳工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知识传播给其他工人，从而确保革命运动能催生出自己的文化革命。前进团体认为，劳工文化的有机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知识是力量的关键，而在大众掌握它之前，他们都要受制于资产阶级。前进团体与列宁发生了激烈冲突，后者对劳工成为独立文化力量的潜能不屑一顾。但是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忙于更紧迫的国内战争，于是文化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就落到前进团体手上。卢那察尔斯基有了个引人遐想的头衔——教育人民委员会总监（Commissar of Enlightenment），而波格丹诺夫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人。1920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巅峰，旗下号称有40多万成员，分布在工人俱乐部、工人剧院、艺术家工作室、创意写作小组、铜管乐队、合唱团等，在整个苏联有大约300个分部。莫斯科甚至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大学。在波格丹诺夫看来，《社会主义百科全书》的出版是为未来无产阶级文明所做的准备，正如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18世纪法国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为自己的文化革命做的准备。[34]

可以想见，在这样一场广泛的运动中，关于革命文化的确切内容是众说纷纭。主要的意识形态分野是在无产阶级文明中新与旧的关系，以及苏维埃与俄罗斯的关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极左分子有强烈的砸碎旧世界的倾向。左翼艺术战线的创始人马雅可夫斯基宣称，“用子弹摧毁博物馆的时刻到了”。这是一个未来主义者和构成主义者组成的松散联合，他们希望将先锋运动与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苏维埃国家联系起来。他将古典艺术斥为“古老的审美垃圾”，还抨击圣彼得堡的伟大宫殿建筑师拉斯特雷利，说他应该被挂在墙上（rasstreliat，在俄语里是处决的意思）。这些话很多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大吹大擂，就像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诗人弗拉基米尔·基里洛夫在《我们》这首诗中写到的：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

捣毁博物馆，践踏艺术。[35]

但是当时也有一种乌托邦式的信念，相信新文化会在旧文化的废墟中建立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中最坚定的成员确实相信，会有一种完全没有历史和民族元素的纯苏维埃文明。这种“苏维埃文化”将属于国际主义、集体主义和无产阶级。将会有无产阶级哲学、无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艺术。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出现了各种实验艺术形式。当时有着无专业演员的电影（用的是从街上找来的各色“典型人物”）、没有指挥的交响乐和使用汽笛、哨子、勺子和洗衣板演奏的“工厂演唱会”。肖斯塔科维奇（可能是违心地）在1927年创作的《第二交响曲》的高潮部分加入了工厂汽笛的声音。

但是在不吸纳旧文化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建立一种新文化呢？除非先让无产阶级接受旧文明的科学与艺术教育，否则怎么可能产生“无产阶级文化”，或者“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呢？然而，如果他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他们——或者说他们的文化——还是无产阶级吗？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较温和的成员被迫认识到，构建新文化不能从零开始，而且不管他们有如何理想的计划，他们工作的一大部分仍然是教授工人旧文化。1921年之后，随着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胜局已定，官方政策马上借着新经济政策，鼓励与“小资产阶级”（也就是自耕农和小业主）和剩余的知识分子进行某种和解。

在艺术上持保守态度的列宁，一直对先锋运动的文化虚无主义深感错愕。他曾经向德国共产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坦承，他不能理解也不喜欢现代艺术作品。他的文化政策坚定地建立在19世纪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之上，而且他认为革命的任务是将无产阶级提升到旧日文化精英的水准上。他对蔡特金说：“我们必须将美保存下来，将它作为一个模型，一个起点，虽然它是‘旧’的。我们为什么要漠视真正的美呢？就因为它们是‘旧’的？为什么我们像对上帝一样对新事物顶礼膜拜，就因为它们是‘新’的？”[36]

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也要面对来自底层的压力。大多数来俱乐部的工人都想要学法语，或者学跳双人舞。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想要“有文化”，这样他们就能有更“精致”的理解力。俄国大众的习惯和艺术品位似乎都与先锋派的实验相抵触。人们对集体宿舍意兴阑珊，它们总是摆脱不了无情、冷漠的强制气氛。甚至集体宿舍的住户自己也很少使用公共空间，他们会把饭端回床上吃，而不是在食堂就餐。[37]在1930年建成的莫斯科苏维埃模范宿舍中，房间墙上挂着圣像和圣徒日历。[38]人们对视觉艺术的有限接触就是建立在圣像的基础上，而无生命的先锋派图像对他们来说很陌生。夏加尔为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装扮了维捷布斯克市的街道，之后被当地官员叫去问话：“奶牛怎么是绿的？房子怎么在天上飞？为啥？这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什么关系？”[39]对20世纪20年代人们阅读习惯的调查表明，比起先锋派的“无产阶级诗歌”，工人还是更喜欢1917年以前就在读的冒险故事，甚至19世纪经典文学都比它受欢迎。[40]新的音乐也同样很不成功。在一次“工厂演唱会”中，汽笛发出的不和谐噪音甚至让工人根本没法听出曲调：那可是无产阶级文明的颂歌。[41]

第三节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就是电影。”据说列宁曾如是说。[42]他如此看重电影，是因为它的宣传作用。在1920年，俄国只有四成的成年人能够阅读，[43]而电影正是党将影响扩展到偏远农村这场战斗中的有力武器，在收归国有的教堂和村庄议事厅中安上了移动影院。托洛茨基说，电影将与酒馆和教会展开竞争：它面向的是年轻人，就像孩子一样，他们的品格可以通过戏剧来塑造。[44]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电影院的观众里有一多半是10岁到15岁之间（正是一个人的政治理念开始形成的年龄），这是电影媒介为克里姆林宫的赞助者所关注的最大优点之一。[45]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艺术形式——它在技术上更先进、更民主，而且比任何旧世界的艺术都更“贴近真实”。

“剧院只是游戏，而影院则是生活。”一位苏联评论家在1927年如是写道。[46]正是影视图像的现实性让电影成为苏联的“未来艺术”。[47]其他艺术形式都是刻画生活，只有电影能够抓住生活，并将其重组为新的现实。这正是成立于1922年“电影眼睛派”做出的假设。这个群体由天才导演吉加·维尔托夫，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斯维洛娃，他的弟弟、曾在国内战争期间与红军同行的勇敢摄影师米哈伊尔·考夫曼发起。这三个人都为苏联的政治鼓动制作过宣传片。国内战争期间他们乘坐着“宣传车”专列穿梭于前线各区域，注意到自己电影的观众并没有在期待看到一个好故事。他们中大部分之前从没看过电影或戏剧。维尔托夫后来写道：“我是一辆宣传列车的电影放映设备管理员。观众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他们甚至连字幕也读不懂。这些天真烂漫的观众理解不了戏剧的传统惯例。”[48]发现了这一点之后，电影眼睛派相信苏维埃俄国未来的电影就是非虚构影片。这一派的基本观点从其名字中就能看出来。Kinok这个词是由Kino（电影）和oko（眼睛）组合而成的，而“电影眼睛派”就是要展开对视线的争夺。他们向工作室产出的虚构故事片宣战，后者只是让大众受资产阶级奴役的“幻梦工厂”。他们将摄影机带到街头，以“捕捉生活本来的面貌”为目的拍摄影片——或者说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观察并展示这个世界”，捕捉生活应然的面貌。[49]

电影眼睛派和西方电影传统中后来出现的真实电影¶¶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篡改元素的有无，后者希望达到一种相对客观的自然主义，而前者则以一种符号化的方式对生活中的影像加以安排（尽管这与他们自己宣称的相反）。也许这是因为他们的方法植根于俄罗斯的圣像传统。电影眼睛派最著名的影片《持摄影机的人》（1929）就是经过设计的影像组成的交响乐，苏联大都会的浮生一日，从上午多种工作的景象，一直到晚上的体育休闲活动。影片的结尾是人们前往一家正放映着《持摄影机的人》的电影院的场景。这部影片充斥着这样的视觉玩笑和花招，为的就是拆穿虚构电影的迷梦。尽管解构了观影，但这些谈谐的讽刺手法呈现了一次精彩的关于所见与所是的智识对话。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了什么？是生活的“本来面貌”，还是专为拍摄所做的表演？摄影机是观察生活的一扇窗，还是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现实？

就像所有苏联先锋派导演，维尔托夫也希望电影院能改变观众看待世界的方式。为了打造苏维埃精神，他们发明了一项新技术——蒙太奇。通过交切镜头来创造富有冲击力的对立和联系，蒙太奇的目的是操纵观众的反应，将他们引导到导演想让他们拥有的想法上。列夫·库里肖夫是第一位在电影中使用蒙太奇的导演——远在西方采用这项技术之前。他发现这项技术纯属无心插柳。国内战争期间胶卷长期匮乏，于是他开始尝试通过剪切和重组旧电影的片断来创作新电影。胶卷的短缺迫使所有苏联早期导演事先在纸上来规划拍摄场景（分镜）。他们的电影本就是一系列象征性动作和姿势的精妙组合，而拍摄手法更加强了这种风格。库里肖夫相信，传达影片视觉意义的最好方式是对每一帧画面的安排（蒙太奇），而不是不同镜头的内容叠加，后者是默片以及美国D.W.格里菲斯早期蒙太奇实验中所使用的手法。库里洛夫认为，正是通过影像之间的蒙太奇对比，影片才能在观众心中带来意义和情绪。为了展示他的理论，他将演员伊凡·莫兹尤辛没有表情的特写与三个不同的影像交切到一起，分别是一碗冒着热气的汤、一个躺在棺材里的女性尸体，还有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结果显示，观众是根据这张特写所处的语境来解读其意义的：在第一组序列中看到了莫兹尤辛一脸饥饿的样子，第二个是悲伤，第三个则是欢乐——虽然他的形象在这三组镜头中是完全一样的。[50]其他所有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伟大导演都用过蒙太奇：吉加·维尔托夫、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鲍里斯·巴尔涅特，还有谢尔盖·爱森斯坦——在他手里这种技术得到了最精妙的运用。蒙太奇对苏联实验电影的视觉效果起到了核心作用，以至于它的提倡者都害怕自己的媒介会被电影配音的到来所毁灭。在这些导演看来，电影艺术的核心就在于安排视觉影像，以及运用动作和模仿来暗示情感和思想。引入语言注定会让电影沦为廉价的戏剧的替代品。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提议用“声画对位法”来使用配音，也就是将声音和影像的对比作为蒙太奇的一种新元素。[51]

蒙太奇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表演形式，以便能够快速、经济地传达影片的意义。这种新表演形式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弗朗索瓦·德尔萨特和爱弥尔·雅克·达尔克罗兹***的著作，他们发展出一整套关于哑剧、舞蹈和艺术体操（韵律体操）的体系理论。其基本理念是，动作和姿态的组合能够向观众传达观点和情绪，而库里肖夫则利用同样的理念来训练演员和对电影进行蒙太奇剪辑。

德尔萨特——达尔克罗兹体系于1910年代早期由沃尔孔斯基公爵引入俄国。这位十二月党人的孙子在1899—1901年间曾任帝国剧院的总监，在与首席芭蕾舞演员（也是沙皇的情妇）玛蒂尔达·克谢辛斯卡争吵之后被解职。起因是克谢辛斯卡拒绝在她卡玛戈†††式的芭蕾服里穿裙环。沃尔孔斯基因此对她处以罚金，而她说服了沙皇将其解职。如果撤销罚金，沃尔孔斯基也许可以挽救自己的事业，但是就像他的祖父，他不是那种会屈服皇家敕令而偏离自己职责的人。[52]沃尔孔斯基短暂任期中为后人所留下的一份真正遗产，就是发掘了佳吉列夫，他将其提拔为帝国剧院年度刊物的编辑和出版人，让他做了剧院的一把手。‡‡‡1901年之后，沃尔孔斯基成为俄国最重要的艺术和戏剧评论家。所以在他开始宣传德尔萨特——达尔克罗兹体系，甚至在彼得堡建立自己的艺术体操学校时，俄国戏剧界都有很多人赶来相助，其中就包括佳吉列夫和他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沃尔孔斯基指导学生的核心理念是，人的身体是一个动态物体，身体有韵律的动作可以通过下意识的训练来表达出艺术所需的情感。§§§沃尔孔斯基将人体视为一架服从“力学普遍规律”的机器，但是要“通过感受来润滑和驱动”。[53]1917年之后，苏联电影和戏剧界人士也采纳了这个观点，也就是与之类似的“生物力学”理论，它得到伟大的先锋导演梅耶荷德的倡导。1919年，沃尔孔斯基在莫斯科创立了艺术体操学院。在1921年被迫逃离之前，他还一直在俄罗斯电影学院（全世界第一个电影学院）教授自己的理论，库里肖夫就是众多受其影响的导演之一。在库里肖夫自己于1920年创办于莫斯科的工作室中，他训练演员所使用的那一套动作和姿态的词汇，正是建立在沃尔孔斯基的韵律原则基础上。[54]

许多苏联最重要的先锋导演都出自库里肖夫的工作室，其中就有普多夫金、巴尔涅特和爱森斯坦。谢尔盖·爱森斯坦于1898年出生在里加，他的父亲具有俄罗斯、德国和犹太血统，是一位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师。1915年，他来到彼得格勒修读土木工程。1917年，还是个19岁学生的他为革命群众所吸引，他们后来成为其历史片的主角。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爱森斯坦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反临时政府示威活动，当隐蔽在涅瓦大街两旁房屋顶上的警方狙击手向群众开火的时候，他就在人群之中。人们四散逃命。他后来回忆道：“我发现那些不适合甚至连身体条件都不允许奔跑的人，现在都在仓皇逃命。”

链表在跑动中被晃出了背心口袋。香烟盒从插袋里飞了出来。还有拐杖。拐杖。拐杖。巴拿马帽。我跑到了机枪射程之外。但是这一点都不可怕……这些日子是在大历史中走过的。这是令我激动不已的历史，我是多么想参与其中啊！[55]

在将来的《十月》（1928）——有时被称作《震撼世界的十天》——一片中，爱森斯坦重现了这些画面。

爱森斯坦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非常热心，于是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北方前线加入红军，当了一名工程师。他参加了1919年秋天红军与尤登尼奇将军率领的白军在彼得格勒城下展开的战斗。爱森斯坦的父亲在白军中担任工程师。通过电影回首往事时，爱森斯坦将这场革命视为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斗争。他的影片洋溢着年轻的无产阶级起而反抗资产阶级父权规训的精神。他所有电影中的资产阶级角色都与他自己的父亲很相像，从第一部影片《罢工》（1924）里的工厂主一直到《十月》中衣冠楚楚的总理克伦斯基。“爸爸有40双黑漆皮鞋，”爱森斯坦回忆道，“他只认这一种鞋。他有很多鞋，为‘每一种场合’都做好了准备。他甚至还给这些鞋列了一个明细，上面包含着所有不同鞋的特征：‘新鞋’、‘旧鞋’、‘有一道划痕’。他经常检查并一一核对。”[56]爱森斯坦曾写道，他支持革命的原因“与社会不公带来的真实苦难关系不大……反而与所有社会暴政的原型——也就是父亲在家庭中的专制——有直接、完全的联系”。[57]但是他对革命的忠诚同样与他自己对新社会的艺术设想有关。在他的回忆录中名为“我为何成为一名导演”的一章中提到，他将自己艺术灵感的来源归功于红军工程师在彼得格勒附近的集体筑桥行动：

强健的年轻新兵——望过去就像蚁丘一样——沿着测量好的道路，准确、有序、协调地工作着，一座横跨河流的桥梁一点一点建了起来。在这座蚁丘的某处，我也跟着移动。我肩膀上的方皮革垫子上搁着一块木板，偏在一旁。就像发条机关的部件一样，人们快速地移动着，走上浮桥，把扎到一起的梁和栏杆扔给另一个人——这是一部简单、和谐的永动机，队伍随着道路的不断延伸，从一侧岸边伸向另一侧不断后退的桥头……这项事业共同构成了一部壮丽、和谐的复调音乐……天哪，这太棒了！……不：它不是古典音乐的样式，不是精彩演出的记录，不是复杂的交响乐谱，也不是让我首次体验到那种狂喜的芭蕾舞团精心设计的，肉体从各个方向、以不同速度在空旷舞台上行进的画面：它是轨迹相互交错的表演，人们来来往往，须臾间的复杂碰撞，这一切变动不居，转瞬即逝。这座浮桥……第一次让我体会到了这种欣悦，之后我再也没能忘怀。[58]

爱森斯坦在从《罢工》到《十月》的电影生涯中，一直试图在影片的大规模人群场景中重现这种诗意的感觉。

1920年返回莫斯科之后，爱森斯坦马上加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担任戏剧导演，并逐渐成为库里肖夫工作室的一员。这两件事情给他带来了“典型人物”（typage）的灵感：使用未经训练的演员，以及在街头拍摄平凡的“真实典型”（有时是虚构）。库里肖夫在《西方先生在布尔什维克国奇遇记》（1923）中运用过这项技术，而它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爱森斯坦自己的《战舰波将金号》（1925）和《十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对爱森斯坦有着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在其历史影片中对群众的处理上。但是对爱森斯坦影响最大的是导演梅耶荷德，他于1921年进入了后者创办的学校。

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是俄国先锋导演中的核心成员。1874年他出生在奔萨省城一个热爱戏剧的家庭中，一开始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当演员，到了20世纪头十年，他在象征主义思想影响下开始导演自己的实验戏剧。在他看来，戏剧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甚至极度抽象的艺术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的模仿。他强调运用哑剧和姿势向观众传达观念。他发展了来自意大利即兴喜剧和日本歌舞伎艺术的观念，这与德尔萨特和达尔克罗兹的做法相去不远。在1915—1917年间，梅耶荷德多部精彩作品在彼得格勒上映。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11月将剧院国有化，梅耶荷德是艺术界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之一。他甚至于入党。1920年，梅耶荷德被任命为苏俄主要的教育艺术机构——教育人民委员会戏剧部的负责人。在“戏剧十月革命”的口号下，他展开一场针对昔日自然主义传统的戏剧革命。1921年，他建立了国立舞台导演学校（State School for Stage Direction），以便训练出新的导演来将他的革命戏剧带上街头。爱森斯坦是梅耶荷德第一批学生。他说过，正是梅耶荷德的戏剧激励他“放弃工程学”并“将自己献给艺术”。[59]通过梅耶荷德，爱森斯坦认识到群众场面（mass spectacle）的观念，这种真实生活的戏剧将打破舞台的惯例与虚幻。他学会了将演员当作运动员那样训练，让他们通过动作和姿势来表达情感与想法。像梅耶荷德一样，他将哑剧和滑稽剧、体操与马戏团表演，以及强烈的视觉符号和蒙太奇引入了他的艺术作品。

爱森斯坦的电影蒙太奇也带着梅耶荷德的程式化色彩。与想利用蒙太奇在潜意识中影响观众情绪的库里肖夫不同，爱森斯坦致力于直截了当地向观众进行教育和说明。将影像并列的目的是让观众有意识地关注某些东西，并将他们导向正确的意识形态结论。比如说在《十月》一片中，爱森斯坦将白马从桥上跌入涅瓦河的影像，与哥萨克军队于1917年7月镇压工人反临时政府示威的影像剪到一起。这其中的寓意颇堪玩味。在俄罗斯智识传统中，马长久以来都是末日的象征。在1917年之前，象征主义者就曾用它来代表自己感受到正在迫近的革命（别雷的小说《彼得堡》中就描绘了从草原袭来的蒙古战马的马蹄声）。但吊诡的是，白马也是波拿巴主义（政治独裁）传统的象征。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骑在白马上的将军是标准的反革命象征。在镇压了七月示威之后，临时政府新任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下令逮捕了想要利用这次示威来发动起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被迫转入地下，他谴责克伦斯基是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观点在《十月》中得到了加强，片中将克伦斯基在冬宫中皇帝般的生活场景与拿破仑的影像交切。列宁认为，7月发生的事件已经将革命转化为内战，一场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军事斗争。他宣称如果苏维埃不控制国家的话，克伦斯基就会建立自己的波拿巴式独裁，并以此鼓动夺取政权。这些想法都潜伏在影像中——爱森斯坦那匹倒下的马。它有意让观众将镇压七月示威看作1917年的重要转折点，正如列宁描述的那样。

在《为了上帝与国家》（这标题够讽刺）的片段中，爱森斯坦也对蒙太奇这个概念做了类似的应用。片段中戏剧性地展现了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将军率领的反革命哥萨克军向彼得格勒行进的景象。通过扔给观众一系列对“上帝”挑战不断升级的影像（圣像——斧头——圣像——弯刀——祝福礼——鲜血），爱森斯坦从视觉上解构了这个概念。[60]他还用蒙太奇来将时间抻长和加强紧张气氛。比如说《战舰波将金号》中著名的敖德萨阶梯大屠杀场景，在那里通过将对群众的面部特写和重复出现的士兵走下台阶画面进行交切，从而制造了慢动作效果。¶¶¶顺便说一句，这个场景完全是虚构的：1905年乌克兰的敖德萨阶梯上并没有发生大屠杀，虽然历史书里经常这么写。

在爱森斯坦的电影里，这并非唯一一次通过虚构的影像来篡改历史。当他为了拍摄《十月》中冲击冬宫的场景而来到现场时，其他人向他展示了左边布尔什维克攀登过的（“十月”）阶梯。但是这与他脑海里的群众起义规模相比显得太小了，所以他选用了在帝俄时期为国务活动使用、气势非凡的约旦阶梯。于是在公众心目中，约旦阶梯成为十月革命胜利进军的固定形象。总体来说，爱森斯坦的《十月》描述的场景要比真实的历史规模大得多。他召集了5000名国内战争的老兵，而当时冲击宫殿的只不过有几百个水兵和赤卫队而已。他们很多人都带着真枪实弹，而且爬楼梯的时候还朝着赛福尔花瓶开枪，伤了好几个人——拍电影时造成的伤亡甚至可能超过了1917年占领冬宫的伤亡。拍摄结束后，爱森斯坦回忆说，一位在清扫打碎花瓶的看门老人跟他说：“你们这些人比他们第一次占领这座宫殿时要小心多了。”[61]

同时，梅耶荷德也在剧院中开始一场扫清自己障碍的革命。这始于他惊人的导演作品，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宗教滑稽剧》（1918年首次上演，1921年重映）。这是一部混合了神秘剧和街头喜剧的作品，描述了“干净人”（资产阶级）被“脏人”（无产阶级）征服的故事。梅耶荷德拆掉了剧院拱顶，建造了一个延伸到观众席的巨大平台代替舞台。在这部壮观作品的高潮，他让观众来到平台，加入身着戏服的演员、小丑和杂技演员的行列，就好像在城市里的广场上一样，然后和他们一起撕毁画着各种旧剧院象征——面具和假发——的幕布。[62]这场拒斥戏剧性幻觉的战争很好地由序幕里的一句话总结：“我们将向你展现真实的历史——但是在剧中，它会转变为某种超常的东西。”[63]对梅耶荷德的政治支持者来说，这样的想法是太过激进了，于是在1921年他被撤消了在委员会中的职位。但是他还是继续创作一些真正革命性的作品。1922年，他将比利时剧作家费尔南德·克罗梅兰克的《慷慨的乌龟》（1920）搬上了舞台，由构成主义艺术家柳博芙·波波娃设计的舞台变成了一种“多功能脚手架”。演员们都穿着工作服表演各种马戏团的把戏。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1923年的戏剧《骚乱之地》改编自马塞尔·马蒂内（Marcel Martinet）的《夜》，题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的兵变。剧里出现了真正的汽车和机枪，不仅仅在舞台上，过道里也有。闪电效果使用舞台前面的巨型探照灯，而穿着真正军装的演员在观众中穿行来为一架红军飞机筹款。[64]

梅耶荷德最吸引人的艺术手法中，有一些和电影相当接近。其实他也当过电影导演（1917年之前拍过两部影片），而且几乎对电影界有最深远的影响（由于其对爱森斯坦和格里戈里·科津采夫等电影导演的影响）。[65]比如说在他1924年导演（由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的《森林》一剧中，梅耶荷德运用蒙太奇将五幕剧分成了33个小场景，之间穿插着滑稽剧以创造节奏和情绪气氛的对比。其他剧中——最有名的就是果戈理的《钦差大臣》（1926年上演）——他将几个演员装到舞台小推车里，把他们推到主舞台前面来模拟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他深受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等电影演员的影响，其中受查理·卓别林影响最甚，后者的电影在苏联各大影院都有上映。卓别林对哑剧和肢体动作的强调使其很接近梅耶荷德的理想戏剧。[66]

梅耶荷德于1922年上演的《绿帽王》的舞台设计图。柳波夫·波波娃设计。现藏于莫斯科的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图片来源：Bridgeman Art Library,London。

这种理想透过“生物力学”理论表达。它与德尔萨特——达尔克罗兹学派的反射论和艺术体操不同，是将演员的身体视为一种物理性呈现情绪和观念的生物力学装置。梅耶荷德会让演员接受杂技、击剑、拳击、芭蕾和艺术体操训练，以便他们能够通过全身的灵活动作——甚至仅仅是用面部表情——来讲故事。[67]这个体系有意识地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梅耶荷德在1898—1902年间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接受的就是这套方法）针锋相对，后者鼓励演员通过回忆自己过去的强烈体验来体会角色的内心想法和感受。梅耶荷德不允许这样的自由发挥，坚持要严格控制演员的节奏。他对红军的体育节目很感兴趣（整齐划一的体操等），甚至在1921年还掌管了教育人民委员会底下一个促进体育文化的特殊戏剧部门，其目标是将军队的体操训练应用于“劳动力的科学组织”，一种军事化的试验。[68]这一劳动力管理的面向是生物力学与德尔萨特——达尔克罗兹学派的关键区别。梅耶荷德将演员视为艺术工程师，他们应当根据时间和运动的科学定律将自己身体的“素材”组织起来。他认为自己的理论在戏剧中的地位，就相当于工业中的“科学管理”。就像所有布尔什维克一样，他也深受美国工程师泰勒（F.W.Taylor）理论的影响，后者利用对“时间与动作”的研究来实现工厂里劳动任务的划分与自动化。

列宁是泰勒理论的忠实粉丝。该理论的前提是，工人是整个生产体系中效率最低的部分，这与列宁对俄国劳工阶层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将泰勒理论中的“科学”方法视为一种规训手段，用可控程度更高、更规范的方式来重塑工人。这些都是现代主义者信念的一部分：机器的力量会改变人类和世界。先锋派艺术家普遍都有梅耶荷德对机械的这种执著。未来主义者对技术的大胆畅想，爱森斯坦和维尔托夫影片中充斥着对机器的着迷，左翼艺术家对工厂生产的赞美，还有构成主义者的工业化设计——从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列宁鼓励传播泰勒和另一位美国大实业家亨利·福特的思想，后者发明了亲民的T型车，当时它正在全俄国热卖，甚至边远地区的乡民也听过亨利·福特的名字（有些人还相信他是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工作组织起来的神一般的人物）。

泰勒思想最激进的支持者就是阿列克谢·加斯杰夫。在这位布尔什维克心目中，从生产方法到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几乎苏维埃俄国的所有方面都要进行机械化。他是梅耶荷德的朋友，而且可能是第一个使用“生物力学”这个术语的人（时间在1922年左右）。[69]作为“无产阶级诗人”（他的诗人同行尼古拉·阿谢耶夫称他是“工程师、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奥维德”）[70]，加斯杰夫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愿景，在那里人与机器已经融为一体。他的诗歌中回荡着熔炉与汽笛的巨响。它是对“钢铁弥赛亚”的颂歌，这位救世主为我们揭示了人类完全自动化的美妙新世界。

加斯杰夫是1920年成立的中央劳工研究院（Central Institute of Labour）院长，他在那里进行了多项针对工人的训练实验，以使其能够像机器一样工作。上百名统一制服的受训者一排排走进自己的工位，听从机器发出的蜂鸣声命令。比如说，训练工人正确使用锤子的方法，是让他拿着固定在一部特殊机器上并随之移动的锤子，从而内化机器的节奏。同样的过程也应用在使用凿子、锉床等其他基本技能的训练中。加斯杰夫自己承认，他的目的是将工人转变为一种“人体机器人”——机器人（robot）一词来源于俄语（和捷克语）中的动词“工作”（rabotat），这并非巧合。由于加斯杰夫认为机器比人类优越，他将人类机械化看作人类的进步。事实上，他将此视为符合人类进化规律的新阶段。加斯杰夫设想了一个乌托邦，那里“人”将被“无产阶级单位”所取代，每个单位都用A、B、C或者325、075等代号来命名。这些自动人就像是机器一样，“没有个人思想”，只会一味服从控制者。“在无产阶级心理学中，‘机械化的集体主义’将取代独立人格。”情绪不再有必要，人们的心理状态也不会再用“叫喊或微笑”来揣度，而是凭借“压力计或速度计”来测度。[71]这正是扎米亚京在《我们》这部小说中讽刺的天堂。他描绘了一个理性和高科技的未来世界，生活在其中的类机器人不再有名字，只有数字代号，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由大一统王国和统治者大恩主控制。扎米亚京的小说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灵感来源。[72]

多亏梅耶荷德的影响，两位大艺术家得以走上银幕。一位是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1928—1929年他在梅耶荷德的剧场中工作，其间他无疑受到《钦差大臣》剧作的影响，并将果戈理的《鼻子》（1930）改编为话剧。在1924—1926年的学生岁月中，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涅瓦大街的光明胶卷影院（Bright Reel）为默片做钢琴伴奏。[73]这奠定了他人生的方向。他靠给电影作曲赚外快，从而摆脱了困境（他总共为30多部电影做过配乐）。[74]

为电影配乐对肖斯塔科维奇的作曲风格有重大的影响，对整个苏联音乐界也是如此。[75]苏联管弦乐队拥有大型电影声效和为了吸引大众的动听旋律，这一点非常明显。20世纪没有任何作曲家的创作数量超过肖斯塔科维奇，也没有任何人写出过比普罗科菲耶夫更动听的旋律——这当然都是为电影作曲带来的效果。尤其是电影中蒙太奇的运用，对作曲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反映其复调的戏剧性。为了应对帧与帧之间不断的交错剪辑****、场景之间的鲜明结合，以及强调主题与视觉影像的关联，电影需要一种新的节奏处理和更快的平滑过渡。在肖斯塔科维奇不少作品中，影视配乐的特点清晰可辨，比较著名的有《鼻子》的配乐和《第三（“五一劳动节”）交响曲》（1930），其中有快节奏的音乐画面蒙太奇。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解释道，在创作电影配乐的时候，他并没有遵循标准的西方作曲和伴奏原则，而是想方设法将一系列片段用同一理念的音乐贯穿，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音乐就展现了“影片的本质与主题”。[76]音乐成为了蒙太奇的一个新元素。这个理想在肖斯塔科维奇人生第一部电影配乐——《新巴比伦》（1929）——的创作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这部电影表现的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件。正如其导演科津采夫所说，配乐的目的不仅仅是反映或展现行动，而是更主动地将影片背后的情感传达给观众。[77]

梅耶荷德为电影界发掘的另一个新人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后者写过13部电影脚本，而且还主演过几部电影（他的长相非常英俊）。梅耶荷德与马雅可夫斯基在一战前就是密友。他们对政治和戏剧都持极左观点，这在他们合作拍摄的《宗教滑稽剧》中就能看出来。在1918年首次上演时，马雅可夫斯基在其中饰演“未来人类”一角——一个无产阶级的“吊台之神”††††。他说，对他本人和梅耶荷德而言，这部剧是“我们对诗歌与戏剧的革命。‘宗教’指的是这个行动的伟大，而‘滑稽剧’指的是其中的笑声”。[78]马雅可夫斯基在很多地方挥洒着自己的才华：在诗歌和戏剧电影作品中，他加入了新闻元素，他为电台写歌和讽刺剧，为俄罗斯电报局（ROSTA）画有简短标题的鲁伯克（lubok）风格宣传漫画，还为国有商店写广告词，为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横幅写标语。他的诗歌弥漫着政治气息，即使是他为情妇莉莉·布里克写的亲密抒情诗也是如此。他最著名的诗作中有很多都是煽动性的，比如寓言诗《一亿五千万》（1921）。这是一部苏联对传统英雄歌谣的模仿，讲述了1.5亿俄国工人的领袖伊凡与西方资本主义大恶棍伍德罗·威尔逊斗争的故事。马雅可夫斯基简洁明快、呵佛骂祖的风格是为俄国量身定做的，这是一个鲁伯克和恰斯图什卡（chastushka，一种简单，往往带点下流的押韵歌曲）在大众中有深厚基础的国家，同时他也在模仿这两种文学形式。

前进，我的祖国，

再快些！继续干，

扫除陈旧的垃圾！

同胞们，狠狠打击敌人，

让这怪兽，让这旧的生活方式死绝。[79]

马雅可夫斯基拥抱革命是因为它会让事件加速发展。他渴望一扫“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旧生活方式”，而以更崇高、更追求精神的存在。‡‡‡‡对旧生活方式的斗争是俄国建立一种更共产主义化生活的核心革命。[80]马雅可夫斯基痛恨旧生活方式。他痛恨一切陈规。他痛恨一切“舒适家庭”中的鄙俗物件：茶炊、家养橡胶树、小镜框中的马克思肖像、趴在旧《消息报》上的猫、壁炉上装饰用的瓷器，还有歌唱的金丝雀。

马克思从墙上瞧着，瞧着……

冷不防张开了口，

大声疾呼：

“庸俗的丝线缠住了革命队伍！

庸俗的生活比弗兰格尔§§§§更有害。

赶快

扭下金丝雀的脑袋，

否则，共产主义

将会被金丝雀击败！”¶¶¶¶[81]

《致她与我》，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关于这个》的插图，1923年，作者为亚历山大·罗琴科。私人藏品。版权所有者：DACS 2002。

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马雅可夫斯基都谈到他对逃离物质庸俗世界的渴望（“它会把我们都变得庸俗”），就像夏加尔作品中的人物一样飞到一个更崇高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他的长诗《关于这个》（1923）的主题。在形式上，它是写给莉莉·布里克的一首抒情诗，他、她还有她丈夫——左翼诗人和评论家奥西普·布里克——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断断续续地过着三人家庭的生活。在自传中，马雅可夫斯基说这首诗“是我们生活方式的概括，但素材来自个人”。他说这首诗是“关于旧的生活方式，我指的是一种从未改变的生活方式，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82]《关于这个》记录了马雅可夫斯基在1922年12月被莉莉·布里克要求分开两个月后的反应。主人公就是诗人本人，他的爱人莉莉忙于社交和家庭生活，而自己则独居陋室。他梦到了在1917年之前写过的一首诗，在诗中有一个耶稣一般的人物——那是他后来更纯洁的自己——正在为将要到来的革命做准备。绝望的主人公威胁要从涅瓦河上的桥上跳下自杀：他对莉莉的爱让他自己的身份危机越发复杂，因为在他的想象中，她是与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会让他偏离真正革命的苦修生活。这种背叛让他想到了叙述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戏剧性画面，随后又看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的救赎，在那里爱情不再是肉体的或私人的，而是一种更高的兄弟之谊。在诗的高潮，叙述者将自己投射到千年之后的未来，一个博爱的世界，在那里他请求一位药剂师将自己还阳：

让我复活吧，

我想要过完自己的生活！

为了再没有这样的爱情——

结婚、色欲和金钱。

为了诅咒卧床，

下了寝台，

爱情走遍天下。*****[83]

第四节

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在之前住过的公寓饮弹自尽，时年37岁。这所公寓位于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大楼附近，那时布里克一家把他赶了出来。自杀是马雅可夫斯基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为自杀写的遗言就是从一首未命名也未完成的诗中摘选的（略有改动），那首诗很可能写于1929年夏天：

如他们所说，

一个拙劣的故事。爱情之舟

在现实面前

摔得粉碎。我们的生活

恰好已经过够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无益地

用痛苦和侮辱互相指责呢？

对活下来的人——我祝福他们。[84]

布里克夫妇将他的自杀解释为“马雅可夫斯基扭曲生活态度不可避免的结果”。[85]他超越俗世的希望和期待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激烈的冲撞。最近有证据表明，马雅可夫斯基并非自杀。现已发现莉莉·布里克是政治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她负责报告这位诗人私底下的看法。在他的公寓中有一条密道，通过那里别人能够进入马雅可夫斯基的房间，将其射杀后逃脱而不引起邻居的注意。他的密友爱森斯坦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些笔记，说明马雅可夫斯基一直生活在对被捕的恐惧中。“他必须被消灭——于是他们把他消灭了”，这是爱森斯坦的结论。[86]

不管是自杀还是谋杀，诗人之死的意义很明显：苏联文学中再也不会有特立独行者的空间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毕竟深植于革命前的时代，而他的悲剧也在所有像他一样、将自己的命运和新社会绑在一起的先锋派艺术家身上重复。马雅可夫斯基晚期的作品遭到苏联当局的攻击。《臭虫》（1929）是一部针对苏联作风和新官僚、令人目不暇给的讽刺剧，而肖斯塔科维奇为其作曲，让多个乐队在台上台下交错演奏不同类型的音乐（从古典音乐一直到狐步），更为这炫目的蒙太奇多添了一笔。[87]媒体攻击这部剧，说它没能以英雄主义来描绘苏联的未来。一位评论者抱怨说：“我们就此剧得到的结论是，1979年社会主义下的生活将会非常沉闷。”（事实上，这正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真实写照。）[88]下一部剧《澡堂》在诗人去世前一个月于莫斯科梅耶荷德剧院首演。这部剧是一场惨败，它对苏联官僚的诙谐批判再一次为他惹来了媒体的挞伐。但是压倒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30年3月在莫斯科举办的回顾展。这场展览被艺术界人士有意识地回避了。去展览上拜访他的奥尔加·博尔格里茨回忆说，她看到的是一个“表情严峻忧伤的高个子男人，他的手背在后面，独自在空荡荡的展厅中徘徊”。[89]在为展览工作了整整一晚之后，马雅可夫斯基说他再也得不到他追求的东西了——“嘲笑那些我认为错误的东西……而把真正伟大的诗歌带给工人，这既不是落魄文人的穷酸文章，也不用刻意降低标准。”[90]

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RAPP）的活动让非无产阶级作家和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同路人”无路可走。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为了挽救自己，绝望的马雅可夫斯基解散了左翼战线，加入了RAPP。这个组织于1928年成立，是斯大林工业五年计划的文学组织。它自视为对抗旧知识分子的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在1930年的会刊中，它宣称“苏联文学的唯一目的就是描绘五年计划和阶级战争”。[91]五年计划的目的是开启一场革命，将俄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同时让劳工阶层掌握权力。实业界迎来了新一波针对所谓的“资产阶级”管理人员（即1917年之前就担任管理职务的人）的恐怖行动，随后类似的运动也落到了技术和艺术领域的“资产阶级专家”头上。在国家的支持下，RAPP宣称苏联文学的“资产阶级敌人”就隐藏在左翼先锋派之中，并对其展开抨击。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前仅仅5天，他在一次RAPP的会议上遭到了谴责，批评他的人要求他证明自己的作品在20年后仍然会有人读。[92]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任何发表个人思想情感的作家都被认为在政治上可疑。首批遭到冲击的是活跃在气氛相对自由的20年代的讽刺作家，其中就有米哈伊尔·左琴科。在五年计划的新政治气氛中，他针对苏联官僚空洞冗长的发言以及集体宿舍糟糕的生活状况所写的道德讽刺作品，突然间就被打成了反苏维埃。此时作家被要求表现积极面，唯一能够讽刺的题材就是苏联的外国敌人。随后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也遭到打击，他的果戈理风格的讽刺作品不仅被禁止出版，甚至不许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比如针对审查制度的《紫红色的岛屿》，以及针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莫斯科日常生活的《奇奇科夫冒险记》，苏联仇外的《不祥的蛋》，还有杰出的喜剧小说《狗心》（讲述一位神似巴甫洛夫的实验科学家将狗的大脑和性器官移植到人身上的故事）。最后还有安德烈·普拉东诺夫，他是一位工程师和乌托邦式共产主义者（直到他在1926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为止），对苏联所做实验在人身上产生的代价，他越发感到忧虑，这反映在他一系列非凡的反乌托邦讽刺作品中。其中有《叶皮凡水闸》（1927），一部适逢其时的寓言，讲述了彼得大帝进行的一场宏大但最终失败的运河开凿计划；《切文古尔》（1927），一个讲述追寻纯正共产主义社会失败过程的故事；还有《基坑》（1930），描述了噩梦般的集体化景象，其中为当地无产阶级准备的巨大公共宿舍——基坑，最后成为了人的巨大坟墓。这三部作品都被斥为“反革命”，而且在接下来的60多年中都禁止出版。

1929年，在对扎米亚京和皮利尼亚克有组织的批判运动中，RAPP的阶级斗争狂热达到了高潮。两位作家都在国外发表过苏联国内遭到查禁的作品：扎米亚京的《我们》于1927年在布拉格出版，而皮利尼亚克的《红木》则于1929年在柏林出版，是一部对苏联革命理想的失落提出尖锐批评的作品。但是对他们的攻击不仅限于对个别作品的批判。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时任全俄作家协会（All-Russian Writers’Union）主席团主席，实际上就是苏联的头号作家，可能也是苏联读者和模仿者最多的严肃散文作家。†††††对他的迫害是苏维埃政权向全体作家发出的明确警告，要求他们严格地服从并和党保持一致——正如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初就提出的那样。

五年计划并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化方案，它更是一场文化革命，是国家将所有艺术形式动员起来建设新社会的一场战役。根据这项计划，苏联作家的首要目标就是提高工人的觉悟，通过包含着工人能够理解的社会内容并从中联系到积极理想的作品，让他们加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对RAPP这些好战分子来说，只有高尔基这样根正苗红的作家才能完成这一点，而不是由那些最多不过是“同路人”的左翼“资产阶级”作家。1928—1931年之间，约有1万名“作家突击手”——如同“工人突击手”，为了完成计划，他们将带头冲锋——从工厂中选拔出来，由RAPP训练他们为苏联出版社编写工人自己的故事。[93]

高尔基被奉为苏联文学的典范。在1921年，他对革命转向暴力深感恐惧，于是逃到了欧洲。但是他也不能忍受流亡生活：法西斯主义正在他寓居的意大利崛起，这令他颇为幻灭，于是他说服自己，一旦五年计划扫除了他认为导致革命失败的农民的落后性，斯大林治下的俄国就将是更容易忍受的地方。从1928年起他开始在苏联度夏，1931年之后就永久回国了。这个回头的浪子得到无数的荣誉：有街道、建筑、农场和学校以他命名，他的一生被拍成了三部曲电影，莫斯科艺术剧院更名为高尔基剧院，还有他出生的城市（下诺夫哥罗德）也被改成了他的名字。此外，他还被任命为作家协会主席，这是皮利尼亚克之前的职位。

作为一种临时措施，高尔基一开始支持RAPP提拔工人当作家的尝试，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他们的作品质量不高。1932年4月，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解散RAPP，同时被解散的还有所有其他的独立文学团体，它们被置于作家协会的统一控制下。高尔基的影响力在这场突然的方向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他所预料。高尔基本来有两个目的：停止由RAPP领导的毁灭性的“阶级斗争”，以及将苏联文学恢复到由托尔斯泰建立的审美原则上来。1932年10月，在高尔基位于莫斯科的宅邸中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包括斯大林和其他高层领导人，以及50名作家和其他职员。正是在这场会议上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理论，尽管当时高尔基并没料到日后它会成为苏联所有文艺工作者要遵循的正统教条。高尔基的理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会把19世纪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浪漫主义传统统一起来。它既要描绘苏联平凡的真实日常生活，也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愿景。但是斯大林有自己的理解，正如1934年在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定义的，它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应当描绘苏联生活的应然，而非实然：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味着不仅要知道现实本身是什么样的，更要知道它将向何处发展。现实是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是朝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发展的。一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创作的作品，应当表现出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而且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矛盾冲突将要导向何方。[94]

根据这套程式，艺术家只能创作出与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论述严格一致的作品。[95]20世纪20年代中，电影眼睛派和其他先锋艺术家努力扩展观众对自由与可能性的见识，而现在艺术家必须用国家指定的方式确定视界。新的苏联作家不再是原创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而只是复述着党自己编写的神话中已经包含着的故事。[96]苏联作家在创作小说、塑造人物的时候，现在有了必须要使用的某种“核心情节”。它的经典形式就是高尔基的早期小说《母亲》（1906），情节基本就是布尔什维克版的教育小说：年轻的工人主人公加入阶级斗争，在老党员同志的教育下达到更高的觉悟，对周围的世界以及为了革命要完成的任务有了更好的理解，最后成为革命道路上的烈士。之后的小说在这个核心情节上加入了新的元素：德米特里·富尔马诺夫的《恰巴耶夫》定下了国内战争英雄的模范，而费多尔·格拉特科夫的《水泥》‡‡‡‡‡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将共产主义产业工人提升到了普罗米修斯的高度，他们能够征服面前的一切，甚至是自然界最难以驾驭的力量——只要是在党的指挥下。但是小说家能讲的故事基本上都严格限定在党的革命史内；而且即使是地位很高的作家，如果不遵循这歌功颂德的一套，也要被迫修改自己的作品。§§§§§

对见多识广的西方读者来说，这看来无疑是对文学地位的扭曲。但是在斯大林治下的俄罗斯却不是这样，在那里阅读群体的主体对文学创作的惯例都很陌生，而且也很少意识到真实世界与书中世界的区别。人们接触文学，就像他们曾经可能接触圣像或圣徒传记那样，是相信其中蕴含着指导他们生活的道德真理。德国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在1937年访问莫斯科时，曾这样评论苏联大众阅读的这个奇怪特点：

苏联人民对阅读的渴望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新闻、期刊、书籍——然而这些对人们阅读炙热的渴望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阅读是日常生活的一项主要活动。但是对苏联的读者来说，似乎他们生活的现实与在书中读到的世界并没有清晰的划分。读者看待书中的主人公就好像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一样。他会与他们争论，会谴责他们，甚至还会把现实代入到书中描绘的事件和人物上去。[97]

以赛亚·伯林在1945年访问苏联时，也注意到这一对待文学的态度：

严格的书刊审查以及更多别的措施，打击了充斥西方火车站报刊摊的那些色情书刊、粗制滥造的惊险小说，使苏联读者和剧院观众比我们更纯洁、更直率和更朴素。我注意到，上演莎士比亚、谢里丹或格里鲍耶多夫的戏剧时，观众（其中一些明显是乡下人）很容易为舞台上的演出所触动……会赞成或不赞成地大声议论；有时，观众情绪之强烈，在西方来访者看来既新鲜又令人感动。¶¶¶¶¶[98]

在电影院中，国家一直关注艺术应扮演道德教化角色，这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的崛起相当关键。在五年计划开始之后，党对先锋派导演表现出了不耐烦，他们的高智商电影从来没有真正吸引到大量观众。调查表明，苏联公众更偏爱外国的动作冒险电影或爱情喜剧，而不是维尔托夫或爱森斯坦的宣传片。[99]党在1928年召开了一次电影会议，会上强烈要求电影在动员大众对五年计划和阶级战争的热情上应起到更积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派导演——维尔托夫、普多夫金和库里肖夫——都被谴责为“形式主义者”，也就是更关心电影的艺术价值，而非制作出让“成千上万的观众能够理解”的影片的知识分子。[100]爱森斯坦的《十月》恰好在会议召开前夕上映，在大会上遭到激烈攻击，因其执著于“形式主义”的蒙太奇手法、没有英雄形象的主人公以致大众难以产生认同，以及列宁演员的选角（由一名叫尼坎德罗夫的工人扮演）。这个演员表现非常木讷，被认为极大地伤害了党的感情。另外，由于影片中描绘了十月起义的军事领导人托洛茨基——他在会议召开之前三个月刚被开除出党，这更是严重伤害了斯大林同志的感情，他在工作室预览了这部影片后就命令把他自己的影像剪掉。[101]

然而，由卢那察尔斯基的教育人民委员会控制的苏联电影托拉斯，索夫影业（Sovkino）也同样遭到大量批评，原因是它没能提供有吸引力而更健康向上的苏联电影，以替代从国外进口的低俗娱乐影片。作为国家的宣传工具，苏联电影必须面向大众。“我们的电影在意识形态上要百分百正确，同时在商业上也要百分百成功。”一位党的官员如此发言。[102]

1930年，索夫影业最终被解散，同时消失的还有20年代繁盛一时的独立工作室。整个苏联影业都被国有化，受一家庞大的国有企业——全苏电影业联合公司（Soiuzkino）的统一指导。它的主要领导干部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于是成为苏联电影界的最高权威（直到他于1938年被打成“托洛茨基分子”而被逮捕处决为止）。当然，钟爱电影的斯大林经常会在克里姆林宫的影院里观看电影，他总是非常关注最新电影，而且不时干涉电影的制作。******舒米亚茨基掌管的就像是“苏联的好莱坞”，它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和明斯克都有巨大的电影工作室，源源不断地产出纯正苏维埃的音乐剧、爱情喜剧、战争冒险片和《恰巴耶夫》（1934）——这是斯大林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等模仿西方的前线电影（“东线电影”）。舒米亚茨基还为电影业也制定了五年计划，规定仅1932年就至少要制作500部影片。它们都必须要符合新的意识形态指导，要求用出身无产阶级的正面英雄人物来描绘苏联生活乐观向上的一面。为了保证所有这些娱乐产品都政治正确，电影生产由受党管理的制片人和剧本编辑部负责。“生活越来越欢乐了，同志们。”这是斯大林的一句著名评语。但是只有某些笑声才是允许的。

这正是爱森斯坦1932年回国时的大环境。之前3年他一直在国外，以半异见分子的身份传播苏联电影。他先去了欧洲，然后到好莱坞学习新的有声电影技术，还签了几份从没开拍的电影的合同。他享受西方社会的自由，无疑很害怕回到苏联，当时在舒米亚茨基对“形式主义者”的批判中，要数对他的最激烈。斯大林谴责爱森斯坦叛逃西方。人民内务委员会强迫他可怜的母亲求他回国，威胁说如果他不服从就对她进行惩罚。在回国后的头两年，他提议要拍几部电影，但是都被全苏电影业联合公司拒绝了。他于是退而求其次，在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寻了个教职，而且虽然他（在公开声明中）赞扬当时市面上的平庸电影，但他一直坚持自己拍过的电影没有问题。当1935年党的第二次电影会议要求他做自我批评时，他拒绝了。[103]

在必须制作出一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影片的压力下，1935年爱森斯坦接受了苏联共青团（Komsomol）的一份委托。这部电影的场景取自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当然除了题目以外也就没什么交集了。它本是《猎人笔记》中的一章，关于一群农家男孩探讨死亡的超自然预兆。这部影片的灵感实际上来自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故事。在斯大林政权对他生平的宣传中，这位小英雄生在一个偏远的乌拉尔山村，父亲是村苏维埃主席，在他揭发父亲作为富农反对苏联集体化运动后，就被“富农”杀害了。‡‡‡‡‡‡在1935年之前，对莫罗佐夫的崇拜达到了高峰：有为他创作的歌曲和诗作，甚至还有一部配备全套管弦乐队和合唱团的清唱剧。这无疑让爱森斯坦相信，拍摄关于他的电影很安全。但是他对这部影片的理念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他将一个人与人的故事转化为不同典型、新与旧之间的冲突，而且在一个表现共产党人通过拆毁教堂来瓦解富农破坏者抵抗的场景中，他近乎在暗示集体化运动是毁灭性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想法。1936年8月，就在他已经完成大部分影片拍摄工作时，舒米亚茨基命令他重写剧本。在剧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帮助下，他于当年秋天重新拍摄。教堂场景被剪掉，加进了一段向斯大林致敬的演说。但是在1937年3月，舒米亚茨基下令这部影片全面停工。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中，他谴责爱森斯坦将集体化运动描绘为善恶之间的根本斗争，而且谴责这部影片的“形式主义”倾向以及宗教化的角色。[104]爱森斯坦被迫发表了一份对自己错误的“坦白书”，虽然这篇文章的形式，让那些看重其观点的作者都能看出来：这是对苏联领导方式的讽刺与批判。这部影片的底片都被烧毁了——除了几百张有非凡美感的静物照片，1948年爱森斯坦去世后才在他的个人档案中发现。[105]

对《白净草原》的压制属于长期以来对先锋艺术的抵制。1934年，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党的领导人卡尔·拉狄克——前托洛茨基分子，现在要以证明自己是个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来将功折罪——谴责了对爱森斯坦和所有苏联先锋派都有巨大影响的詹姆斯·乔伊斯。拉狄克这样描述《尤利西斯》：“爬满蛆虫的粪堆，还有人拿着摄影机透过显微镜去拍它。”[106]这无疑是在暗指《战舰波将金号》中那个著名的蛆虫场景，其中爱森斯坦透过指挥官的单筒望远镜来放大拍摄这些恶心人的幼虫。之后在1936年1月，《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谩骂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之前这出歌剧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自1934年于列宁格勒首映以来，在俄国和西方都上演了数百次之多。这篇匿名文章《混乱而非音乐》无疑得到克里姆林宫的全力支持，而且有证据显示，这篇文章是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在斯大林的亲手指导下写就的，就像当时流言说的那样。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几天，斯大林刚看过这部歌剧，明显很不喜欢它。[107]

从歌剧一开始，听众就会震惊于那故意制造的不和谐、令人困惑的音乐。旋律片段和没说完的话刚出现，就再次消失在嘈杂声、摩擦声和尖叫声中……这种音乐……带给这部剧的——只是“梅耶荷德风格”中最负面特征的不断重复。好，我们现在没有自然的人类音乐，却有了“左倾分子”的杂乱噪音……这种倾向对苏联音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左倾分子对歌剧的扭曲，与他们对绘画、诗歌、教育和科学的扭曲有着同样的来源。小资产阶级的新玩意导致了与真正的艺术、科学和文学的断裂……这些都既原始又鄙俗。[108]

虽然这个批评不仅仅针对肖斯塔科维奇，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他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以至于他再也不敢写歌剧。这是一场对所有现代派艺术家的冲击，包括绘画、诗歌、戏剧以及音乐领域。尤其是梅耶荷德，他勇敢自信地公开站出来为肖斯塔科维奇辩护，反对党对艺术的僵化影响，结果却遭到猛烈批判。苏联媒体将他斥为“异类”。尽管为了自救，梅耶荷德在1937年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搬上了舞台，他的剧院还是在次年年初被关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这位以前的学生伸出了援手，1938年3月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歌剧院，虽然两位导演在艺术风格上大相径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当年夏天去世后，梅耶荷德就成了该剧院的艺术指导。但是在1939年，他被人民内务委员会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要他“坦白交代”。在冰冷刺骨的1940年初，他被枪杀。[109]

新一轮对先锋派的打击卷入了文化政策的一场反动中。随着20世纪30年代走入尾声，苏联政权完全放弃了建立与旧文化区别开来的“无产阶级”或者说“苏维埃”式文化的努力。反之，它推动了19世纪民族传统的回归，当然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形式加以重现。重提“俄罗斯民族经典”是斯大林政治谋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其统治的那一剧变年代，它通过文化创造出一种稳定的现象，尤其是要高举自己那一套民族艺术旗帜，来抗衡“外国”先锋派的影响。在所有艺术门类中，19世纪的经典都被奉为苏联艺术家应当效仿的榜样。阿赫玛托娃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无人问津，而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托尔斯泰（虽然不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倒是数以百万计地出版，以满足新一批读者的需要。风景画本来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濒临绝种，结果突然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宠儿，尤其是展现苏联工业征服自然世界壮举的画。这些风景画遵循的都是19世纪末画家的风格，比如列维坦、库茵芝¶¶¶¶¶¶和巡回展览画派，有些年龄大些的画家年轻时还可能跟他们学过画。正如伊凡·格隆斯基所评论（以《消息报》编辑向来的直率作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鲁本斯、伦勃朗和列宾”。[110]

在音乐上，苏联政权也将时钟拨回到19世纪。格林卡、柴可夫斯基和“强力五人组”在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作曲家那里虽然失宠，但现在又成了苏联所有未来音乐的典范。19世纪宣扬民族艺术的斯塔索夫，他的作品现在又被擢升为经典。斯塔索夫支持在艺术作品中加入民主的内涵和进步的目的或理念，这在20世纪30年代被利用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张目。他对佳吉列夫和欧洲先锋派世界主义的反对，被苏联拿来为其反对现代主义“异类”的运动服务。*******这是对这位艺术评论家观点的极大歪曲。斯塔索夫是西化主义者。他希望将俄国文化提升到西方的高度，让双方能够平等地交流接触。他的民族情怀从不排斥欧洲的影响。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他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是西方势力的反对者，是宣扬苏共领导人对俄国文化优越性信念的先知。

在1937年，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是苏联当时的一件大事。全国四处举行节庆活动：地方小剧院上演他的戏剧，学校组织特别庆祝活动，共青团员去诗人生平行迹所至之处朝圣，工厂组织起学习小组和“普希金”俱乐部，集体农庄也在举办嘉年华活动——会上还有人装扮成普希金童话中的角色（有一个地方不知道为啥出现了拿机关枪的恰巴耶夫）。当时拍摄了几十部关于普希金生平的电影，建起多座以他命名的图书馆和剧院，还有不少街道、广场、剧院和博物馆也都改以他命名。[111]普希金作品出版也惊人地繁盛起来。在这场狂欢中，他的作品卖出了1900万册，计划于1937年推出的新版普希金全集也接到了上千万份预订——虽然由于大清洗以及频繁的工作人员流失，这部全集直到1949年才完成。在《真理报》宣布普希金是“半神之人”，以及中央委员会颁布法令授予他“俄国文学语言的缔造者”、“俄国文学之父”甚至还有“共产主义奠基人”荣誉称号之后，对普希金的崇拜达到狂热的顶点。[112]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在《我们的普希金同志》中写道，普希金已经预见到了十月革命的到来，因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在他的心中像“火红的煤块”一样熊熊燃烧，这种精神在整个19世纪不断闪现，最终在列宁的灵魂中燃起了新的火焰。[113]《真理报》宣称，因为普希金是一位为所有人写作的纯正民族主义诗人，他的祖国就不再是旧俄国，而是苏联和全人类。[114]

“只有在这个国家中，诗歌才受到尊重，”曼德尔施塔姆在20世纪30年代对朋友们说，“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有更多的人为它而死。”[115]就在苏维埃政权不断树立着普希金纪念碑的同时，它正在解决着普希金的文学后辈。在参加了1934年第一届作家大会的700名作家里，只有50人活到1954年的第二届大会。[116]斯大林救了布尔加科夫，喜爱帕斯捷尔纳克（两人尽可以被打成反苏维埃分子），但是也毫不犹豫地谴责RAPP中党的写手和左翼作家。他阅读严肃文学（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很讨厌借书给他，因为他还的书上面总有油乎乎的指纹）。[117]他知道诗歌在俄国的力量。在1934年运动全面发动之后，他转向了更强有力的控制措施。转折点就是1934年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被谋杀。他支持更温和的政策，因而比斯大林更受欢迎，而且之前也有过将他推上台的密谋活动。斯大林利用这次谋杀发动了一场针对苏维埃政权所有“敌人”的大规模运动。这场运动在1936年8月对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三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摆样子的公审时达到高潮，直到1941年俄国卷入二战之后才停止。阿赫玛托娃将20世纪30年代初的日子称为“素食年代”，因为跟随后的年代相比，这段时间造成的伤害要少得多。[118]

曼德尔施塔姆第一个被打倒。1933年11月他写过一首关于斯大林的诗，还秘密地读给朋友们听过。这是他写过的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诗句，他的遗孀娜杰日达解释说，这表明曼德尔施塔姆希望让这首诗能为所有人读到和读懂。“在我心目中，这是从他的整个人生和全部作品中自然流溢出的一个姿态，一种行动……他希望在死前能够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把自己对周围发生之事的想法表达出来。”[119]

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外便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在某处却只用半低的声音，

让人们想起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如此油腻，

他的话，恰似秤砣，正确无疑，

他的大眼睛　含着笑

他的长筒靴总是光芒闪耀。

他的身边围着一群细脖儿的首领，

他把这些仆人玩弄。

有的吹口哨，有的学猫叫，有的在哭泣，

只有他一人拍拍打打　指天画地。

如同钉马掌，他发出一道道命令——

有的钉屁股、额头，有的钉眉毛、眼睛。

至于他的死刑令——也让人愉快

更显出奥赛梯人宽广的胸怀。†††††††[120]

1934年5月秘密警察冲进曼德尔施塔姆一家在莫斯科的公寓时，阿赫玛托娃正好拜访他们。“他们搜了一整晚，”她在一部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中说，“他们四处找诗，他们把手稿从箱子里扔了出来，仔仔细细地查。我们都坐在一个房间里。当时非常安静。隔壁基尔萨诺夫的公寓里传来了尤克里里的声音……他们在早晨七点把曼德尔施塔姆带走了。”[121]在卢比扬卡大楼接受审讯时，曼德尔施塔姆毫不避讳自己那首诗（他甚至还给审讯者把诗写了下来），可能因为他已经猜到自己会被直接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但是斯大林的决定却是“隔离审查”。[122]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站在曼德尔施塔姆一边进行了干涉，警告斯大林“诗人总是正确的，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的”。[123]还有帕斯捷尔纳克，在尽量不把自己也卷进去的前提下，当斯大林给他家里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尽全力为曼德尔施塔姆辩护。[124]

曼德尔施塔姆一家被流放到莫斯科以南400公里的沃罗涅什，在1937年回到了莫斯科地区（但还是不许进城）。当年秋天，他们一家无处可去，于是就去列宁格勒拜访阿赫玛托娃，睡在喷泉宫她房间的大沙发上。在这最后一次来访中，阿赫玛托娃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她几乎把他看做自己的孪生兄弟——写了一首诗，关于那座他们两人同样深爱的城市：

不是那座因美丽而赢得桂冠的

欧洲的首都——

而是叶尼塞窒息的流放地，

是换乘到赤塔，

到伊希姆，到那干旱的伊尔吉兹，

到那光荣的阿克巴萨尔，

是押解到斯沃博德内劳改营，

在腐烂的木板床死尸的气味里——

这个城市以它幽蓝的子夜

呈现给我，

它，被第一位诗人讴歌，

被我和你——两个罪孽深重的人赞美。‡‡‡‡‡‡‡[125]

6个月后，曼德尔施塔姆再次被捕，并被判处到西伯利亚东部科雷马河畔进行5年劳动改造——对身体羸弱的他来说，这无异于死刑。一路上他渡过了叶尼塞河、赤塔的小城还有斯沃博德内。1938年12月26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转运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在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中，阿赫玛托娃回忆了最后一次看到这位朋友的情景，那时他已经被剥夺了一切，而且即将被捕：“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个伟大的人，在发现了这座丰坦卡河上的房子对我来说是多么糟糕［很可能是从纳迪娅（娜杰日达）那里知道的］以后，就在莫斯科火车站告别时跟我说：‘阿努舒卡（他以前从没这么叫过我），要一直记得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啊。’”[126]

曼德尔施塔姆那首获罪之诗，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1935年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被捕。自从1921年父亲去世后，列夫一直和几位亲戚一起住在莫斯科以南250公里的别热茨克城，1929年他搬进了普宁在喷泉宫的公寓。1934年，在多次申请后他终于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之前每一次都因为“家庭背景”问题被拒）。一个春天的晚上，列夫在喷泉宫吟诵起了曼德尔施塔姆的那首诗——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能把这首诗背下来。但是当晚在他的同学朋友中，有一个是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密探，于是他和普宁一起于1935年10月被捕。阿赫玛托娃几乎发了疯。她冲到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帮忙给斯大林亲自写了一封信，列夫这才被放出来。这不是列夫第一次被捕，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从来没有参加任何反苏联的煽动活动。事实上，他唯一的罪过就是生为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如果被捕，那他也只是用来确保他母亲对苏维埃政权保持默许态度的人质而已。她与曼德尔施塔姆的亲密关系足以让当局对她心生疑窦。

阿赫玛托娃自己在1935年也受到人民内务委员会的严密监视。特工们会跟踪她，拍下进出喷泉宫的访客来为逮捕她做准备——档案已经披露了这一点。[127]阿赫玛托娃很清楚自己身处险境。在列夫被捕之后，她觉得可能还会对普宁的公寓来一次全面搜查，于是烧掉了自己的大量手稿。[128]就像所有集体宿舍一样，喷泉宫里遍布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告密者——这可不是领薪水的官员，都是些普通住户而已，他们要么是感到害怕，想要展示自己的忠诚，要么与邻居有些小矛盾，或者觉得这样也许能得到更大的居住空间。集体宿舍糟糕的生活条件带出了在其中受苦之人内心中最阴暗的一面。当然也有大家相处融洽的集体宿舍，但是总体来说，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与共产主义理想还差着十万八千里。邻里会为各种事情争吵：个人财物、从公用厨房消失的食材、吵闹的情侣、彻夜不停的音乐等，而且每个人都处在紧张的偏执狂状态中，于是邻里纠纷很容易就会导致向内务委员会的揭发。

列夫在1938年3月再次被捕。他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被关了8个月，受尽折磨，随后被判处在俄罗斯西北部的白海运河工地做10年苦工。§§§§§§§这正是此次运动的高潮期，上百万人就此消失。在这8个月里，阿赫玛托娃每天都会加入克列斯特监狱门前的长队，就像很多等待着通过小窗将包裹或信件传进去的俄罗斯女人一样。如果东西被收下，她们就能稍稍宽慰地离开，因为她们知道自己所爱的人还活着。这就是她的诗作《安魂曲》漫长的创作周期所处的背景（写于1935—1940年间，1963年在慕尼黑首次出版）。

正如阿赫玛托娃在她简短的《代序》（1957）中所解释的：

在那令人担惊受怕的叶若夫年代，有17个月我是在排队探监中度过的。一天，有人把我“认出来了”。排在我身后那个嘴唇毫无血色的女人，她虽然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却突然从我们大家特有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我耳边低声问道（在那个地方人人都是悄声说话的）：

“您能把这个都写出来吗？”

“能。”我说。

于是，在她那曾经是一张脸的部分掠过一丝似乎是微笑的表情。¶¶¶¶¶¶¶[129]

在《安魂曲》中，阿赫玛托娃在为人民发声。这首诗是她艺术发展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从描写私人体验的抒情诗到“亿万人民用我的呼喊抗议”——用《安魂曲》里的话说。[130]这首诗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它也表达了每一个失去爱人的人所感受到的痛苦。

这事情发生的时候，

唯有死人才会高兴，

高兴他获得了安宁。

列宁格勒像多余的废物，

在自己的监狱周围彷徨，

被判罪的人走着，成队成行，

苦难的折磨使他们神情癫狂，

火车的汽笛短促地

把离情别绪吟唱。

在沾满鲜血的皮靴下。

在囚车黑色的轮胎下，

无辜的罗斯在痛苦挣扎，

死亡的星辰高悬在我们头上。[131]

正是从此时开始，阿赫玛托娃留在俄国的决定有了意义。她与同胞一同感受着苦难。她的诗已经成了一座纪念碑——为死者作的悼词，在朋友间低吟的符咒。它以某种方式对苦难达成了救赎。

不，我并非在异域他邦，

也不是在别人的羽翼下躲藏——

我当时是和我的人民一起，

处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132]

第五节

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某个时候，阿赫玛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一起在列宁格勒漫步，她突然评论道：“想想吧，我们生命最好的岁月正值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战争年代，我们在忍饥挨饿，我的儿子还在劳动改造。”[133]对任何一位像她一样经历过恐怖时期的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肯定就像一次解脱。正如《日瓦戈医生》结尾中戈尔东对杜多罗夫所说的那样：“当战争爆发后，它真正的危险和死亡的威胁同不人道的谎言统治相比，反而让人们感到放松，因为它们打破了僵死语言的魔咒。”[134]人们被允许而且不得不以在战前不可想象的方式行动。他们自行组织了民防队。出于情形所需，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戒心放松了。从这种自发活动中，一种新的民族感产生。帕斯捷尔纳克日后写道，战争是“一段富有活力的岁月，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人们重获共同体意识的一段自由欢乐的时光”。[135]他自己在战时的诗篇充盈着对共同体的感情，就好像这场斗争已经剥去了国家，而显露出俄罗斯民族性的内核：

通过这场与过去的断裂，

还有战争与贫困的岁月，

默默地，我认识到

俄罗斯不可模仿的特性。

克制住对她的爱，

我怀着敬仰观察

老妇、居民

学生和锁匠。[136]

1941年6月22日，德军跨过苏联边境时，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发表了广播讲话，谈到了正在迫近的“为了祖国、荣誉和自由的爱国战争”。[137]第二天，苏联的主要军方报纸《红星报》称其为“神圣之战”。[138]值得重视的是，共产主义在苏联战时宣传中消失了。苏联以俄罗斯的名义，以苏联“民族大家庭”的名义，以泛斯拉夫情谊的名义，或者以斯大林的名义而战，但从来不说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而战。为了动员支持力量，苏联政府甚至还与俄罗斯教会合作。对仍在从集体化运动的灾难性影响中恢复的农村居民来说，由教会进行爱国宣传更可能奏效。1943年选出了自1917年以来首位大牧首，同时还重新开放了一所神学院和若干所宗教学校。在经历了多年压制之后，教区教堂终于被允许恢复某些属灵生活。[139]苏联为多名俄国历史上的军旅英雄奏响赞歌，包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和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还有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把他们拿出来宣传是为了提振抗敌御侮的士气。当时拍摄了一些关于他们生平的电影，还设立了以他们命名的军事勋章。历史成为伟大领袖的故事，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图谱。

俄国艺术家在战争年代享受到了新的自由和信任。原本那些不受苏维埃政权喜欢，甚至禁止其作品出版的诗人突然收到前线士兵的来信。在整个恐怖年代，他们从没被读者忘掉，而且看来他们也从没真正丧失精神权威。以赛亚·伯林1945年访问俄国时被告知：

勃洛克、勃留索夫、索洛古布、叶赛宁、茨维塔耶娃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被战士、军官甚至是政治委员们广泛阅读和背诵。曾经长期生活在某种国内流放状态中的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收到的前线来信数量惊人，这些来信引用他们的诗歌，既有公开出版的，也有从未发表过的，多半以手抄本形式私下流传；有索取亲笔签名的，有求证手稿真实性的，有寻求作者对各种问题表态的。¶¶¶¶¶¶¶¶[140]

左琴科一年就收到了大约6000封来信。其中很多读者都说自己经常想到自杀，向他寻求精神上的帮助。[141]最后，这些作家的道德价值让党的官僚刮目相看，于是其境况逐渐有了改善。国家允许出版阿赫玛托娃早期抒情诗选《六篇集》。这本诗集第一版只印了1万册，1940年夏天上市的时候就排起了长队。列宁格勒当局害怕了，于是市委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下令将这本书下架。[142]

在爱国主义诗歌《勇敢》（1942年2月在苏联媒体刊载）中，阿赫玛托娃将战争展现为对“俄罗斯语言”的捍卫——这首诗给亿万战士带来勇气，他们念着这首诗走向战斗：

我们知道，现时什么置于天平，

现时发生了些什么事体。

我们的时钟敲响勇敢的时辰，

勇敢绝不会把我们抛弃。

躺到致命的流弹下毫不惊悸，

无容身之所也毫不痛苦——

俄罗斯语言，我们保护你，

伟大的俄罗斯的词语。

我们带给你自由与明晰，

传给子孙们，使免于奴役

永远！[143]

在战争的前几个月里，阿赫玛托娃加入了列宁格勒的民防队。“我记得她出现在丰坦卡河畔房子附近的旧铁轨附近，”诗人奥尔加·博尔格里茨写道，“她脸色严峻，面露怒容，肩膀上系着一个防毒面具。她像普通士兵一样轮流进行防火检查。”[144]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之后，博尔格里茨的丈夫，文学评论家格奥尔基·马科戈年科请求阿赫玛托娃对市民进行一次广播讲话，以提振士气。她的诗已经有多年遭到苏联当局封杀了。但是正如这位评论家日后所言，阿赫玛托娃这个名字就是这座城市精神的代名词，甚至日丹诺夫在需要的时候也要对她鞠躬致敬。阿赫玛托娃当时正在生病，于是当局同意在喷泉宫里为她录制演说。她呼唤着这座城市过去的伟大人物，不仅仅是列宁，还有彼得大帝、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勃洛克。在演说的结尾，她感人至深地向这座故都的妇女致敬：

我们的子孙将对卫国战争年代的每一个母亲给予应有的评价，但他们的注意力将特别集中在列宁格勒的妇女。轰炸时她们手持钩竿和钳子，站在屋顶，保卫城市免被焚毁；列宁格勒的女兵们，在燃烧着的建筑物和瓦砾堆中，抢救伤兵……

可以肯定，抚育出如此女性的城市是不可能被征服的。[145]

肖斯塔科维奇也做过广播讲话。他们两人之前从未见过面，但却都喜爱对方的作品，并感到在精神上是亲近的。********两人都深切感受到他们的城市所遭受的苦难，而且以自己的艺术手法将其表现出来。像阿赫玛托娃一样，肖斯塔科维奇也加入民防队当了一名消防员。由于糟糕的视力他没能在战争初期加入红军。7月，当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音乐家们纷纷疏散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时，他拒绝了离开这座被围困城市的机会。在救火的间隙，他开始为前线部队创作进行曲。在9月的前两周里，由于遭受轰炸，列宁格勒全面停电，他在烛光下坚持完成了《第七交响曲》。他是经历过恐怖年代的人，因而不免谨言慎行，再加上圣彼得堡人特有的克制，不难料到肖斯塔科维奇的广播讲话可谓慎之又慎。他只是告诉市民自己将要完成一部新的交响曲。正常的生活仍将继续。[146]

当天晚些时候，也就是1941年9月6日，德军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整整900天，他们实际上切断了城市的全部食物和燃料供给。1944年1月解围之前，列宁格勒城内可能有100万人饿死或病死，相当于战前人口的三分之一。德军入侵后不久，阿赫玛托娃就被疏散到塔什干，而肖斯塔科维奇也疏散到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市（现在改回了革命前的名字萨马拉），在自己两居室的公寓里，他在一台破旧的立式钢琴上完成了《第七交响曲》最后的部分。在第一页的最上面，他用红墨水潦草地写道：“献给列宁格勒城。”1942年3月5日，这部交响乐在古比雪夫首次演出，由也被疏散到这里的莫斯科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这次演出通过无线电在苏联各地播放，用当时在莫斯科收听这次演出的小提琴演奏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话说，它传递的信息是：“以预言家的姿态坚定了……我们对人性与光明终将胜利的信念。”[147]当月晚些时候在莫斯科的首演是向全球播放的，表演中途还经历过一次空袭。很快，这部交响乐就在整个同盟国世界到处上演，1942年仅美国就演出了42次。[148]它是坚韧与生命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不仅仅是列宁格勒的，更属于所有联合起来对抗法西斯威胁的国家。

《第七交响曲》回荡着彼得堡的主题：中速的节奏勾起了对它富有抒情意味的美和古典韵味的怀想（最初题为《记忆》）；开头的柔板中不和谐的斯特拉文斯基式管乐和弦，则表现了它的进步和现代精神；还有这个城市自身的暴行与战争往事（第一乐章中类似波莱罗舞曲的进行曲并不仅仅是德军逼近的声音，它也是从内部涌出的）。自斯大林于1936年对他的音乐进行批判以来，肖斯塔科维奇在自己的音乐中发展出一种双重话语，用一套来取悦克里姆林宫，而用另一套来满足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公民的道德良知。他对外总是在宣扬胜利。但是在这套给苏维埃歌功颂德的官话底下，有一种更轻柔、更忧郁的声音——只有那些感受到他音乐中表达出的苦难的人，才能听出这仔细隐藏起来的讽刺与不满。这两种声音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中清晰可辨（这是针对《麦克白夫人》的批评意见所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回击）。1937年11月它在列宁格勒爱乐大厅首次演出时，激动的观众报以长达半小时的欢呼。[149]在无处不在的歌颂苏维埃祖国伟大胜利的嘹亮号角声下面，听众能听到来自马勒《第一交响曲》中葬礼进行曲的遥远回响。不管是否捕捉到这点，他们必定感受到了其中的悲伤——几乎所有在场听众都在1937年大清洗中失去了生命中的亲友——他们对音乐的回应就是一次精神发泄。[150]《第七交响曲》也有着同样压倒性的情感效果。

为了能够成为精神的象征，在列宁格勒城内演出这部交响乐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厌恶的一座城市。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已经被疏散了，城内唯一剩下的乐队就是电台的交响乐团。在围城战的第一个冬天，这个乐团的成员只剩下15人，所以必须从退休人员和列宁格勒守军中借调更多音乐家。1942年8月9日那一天，它终于在被轰炸过的爱乐大厅演奏时，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根本没人计较这一点——这一天，本是希特勒计划在圣彼得堡阿斯托里亚饭店举办豪华宴会，庆祝列宁格勒陷落的日子。当市民聚集到大厅里，或者围在街上的扩音器旁收听这次音乐会，这就是一个转折点的到来。音乐凝聚了普通市民，这是他们的城市，它的精神力量让他们团结起来，坚信城市一定会得救。作家亚历山大·罗森（Alexander Rozen）当时就在这场首映式上，他将其描述为一种民族的净化：

许多人在音乐会上泣不成声。有些人哭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表达喜悦的方式，有些人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部音乐如此强有力地表达出来的情境中，有些人是为逝去之人感到哀恸而哭泣，还有些人只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151]

二战是俄国作曲家高产而且相对自由的时代。受到与希特勒军队斗争的启发，或者也可能是对斯大林时期政治运动的暂时放松感到宽慰，他们用不断涌现的新音乐作品来回应这场危机。为士兵行军所创作、曲调激昂的交响乐和歌曲可谓应需而生。当时有一整条音乐生产线来创作此类作品。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回忆道，在德军入侵几天后，莫斯科的作曲家协会就设立了一个“歌曲大本营”。[152]即使是严肃的作曲家也迫切地感到应当回应祖国的召唤。

普罗科菲耶夫尤其积极地想要证明自己对祖国事业的忠诚。在西方居住了18年之后，1936年他回到苏联，那时正处在运动高潮期，任何海外联系都被认为是潜在的背叛。普罗科菲耶夫似乎成了一个外国人。他曾在纽约、巴黎和好莱坞待过，而且通过为俄罗斯芭蕾舞团、戏剧和电影作曲而小有资财。在当时气氛灰暗的莫斯科，穿着鲜艳时髦的普罗科菲耶夫尤其令人另眼相看。当时还是音乐学院学生的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回忆说，他当时穿着“方格裤子，亮黄色鞋子和红橙相间的领带”。[153]普罗科菲耶夫的西班牙妻子丽娜——他把她带来莫斯科，可后来又为一个文学院的学生抛弃了她——于1941年作为外国人被捕，之前她拒绝跟着他和他的新情妇离开莫斯科前往高加索地区。§§§§§§§§§普罗科菲耶夫后来被批判为“形式主义者”，而他的很多更具试验性的作品，比如说为梅耶荷德1937年上演的普希金原著《鲍里斯·戈东诺夫》创作的配乐一直未能演出。但是，正是他惊人的旋律创作天赋挽救了他。他的《第五交响曲》（1944）充斥着夸张的英雄主义主题，完美地表现出了苏联奋力抗争的精神。它以其宽广的音域、厚重的低音色彩和鲍罗丁风格的和声，描绘出了俄罗斯土地的壮美。在《战争与和平》中也能发现同样的史诗特质——这部歌剧的主旋律在明显地暗示，俄国反抗希特勒的战争与其反抗拿破仑的战争惊人相似。歌剧初版于1941年秋完成，其中对私密的爱情场景投入的关注几乎与战斗场景相等。但是1942年遭到苏联艺术委员会的批评，普罗科菲耶夫被迫创作了几个修订版，其意图与托尔斯泰截然相悖：俄国胜利的关键成了库图佐夫的英勇领导和军事天才（如同斯大林），而农奴士兵的英雄主义精神则是通过大段插入俄罗斯民歌旋律的合唱来加以强调。[154]

正当普罗科菲耶夫为《战争与和平》创作乐曲的时候，爱森斯坦请他为自己于1944年上映的影片《伊凡雷帝》作曲。电影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理想媒介。他恰到好处地编排旋律的能力是惊人的。对在彼得堡音乐学院师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普罗科菲耶夫来说，电影承接的是一种苏联版本的歌剧传统。它为他的传统交响乐带来了新的启发，让他能够自由驰骋，为宏大的舞台布景创作出宏大的旋律。普罗科菲耶夫与爱森斯坦的合作始于1938年。在《白净草原》遭遇惨败之后，这位电影导演得到第二次机会来取悦斯大林，即拍摄史诗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电影讲的是诺夫哥罗德大公在13世纪从条顿骑士团手中捍卫俄罗斯的故事。爱森斯坦请普罗科菲耶夫为这部电影作曲，这是后者头一次为电影配乐。在梅耶荷德的影响之下，两人当时正朝着将影像与声音综合起来的理念努力——他们将会把这个本质上属于瓦格纳式的概念应用到电影和戏剧上。¶¶¶¶¶¶¶¶¶

这便是他们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伊凡雷帝》的构想核心。两部史诗片实质上是19世纪伟大历史歌剧的电影版，尤其是《伊凡雷帝》。这部影片的场景结构和歌剧很相像，而普罗科菲耶夫精彩的配乐放到任何歌剧院都毫不逊色。影片开场序曲的主题就是风暴，这明显借自瓦格纳的《女武神》。片中有管弦乐队演奏的咏叹调和合唱曲，有齐唱圣歌，甚至还有一段与整体很不协调的波兰舞。交响乐的主题，也就是钟鸣声承载了此“音乐剧”——爱森斯坦在笔记中如此表述自己这部新瓦格纳式电影——的情感基调。在最后的彩色场景中既有音乐、舞蹈，也有戏剧，导演在这里甚至试图达到音乐与色彩的完美和谐，就像瓦格纳梦想的那样。[155]

对爱森斯坦来说，这些电影代表着艺术准则的转向：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艺术家曾经试图从电影中剥离戏剧元素，而现在他又试图把它加回来。现在他是通过影像与声音结合产生的效果来清晰有序地表现主题，从而取代了蒙太奇技术。比如说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中，在表现影片的核心观念——和平的俄罗斯人与条顿入侵者的激烈冲撞——这一点上，主题曲起到的作用与视觉影像是同样重要的。在著名的冰上战斗场景中，他甚至会让拍摄工作去配合音乐。[156]斯大林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很满意。在战争爆发之际，苏维埃政权非常需要通过英勇领导和爱国旗帜下的众志成城来鼓舞国民的士气，于是这部影片的情感力量被充分利用来传达这个信息。实际上，这部电影的主题与纳粹的威胁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一直拖到1939年苏德协定签署之后才上映。

斯大林视伊凡雷帝为自己统治风格的中世纪典范。1941年俄国卷入战争后，提醒国民认识到斯大林从伊凡的统治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恰逢其时，那就是为了将外国人和叛徒赶出祖国，强力是必要的。官方对伊凡的崇拜始于1939年，恰恰在大清洗之后（如同为其开脱）。“我们的恩主认为我们一直太多愁善感了，”帕斯捷尔纳克在1941年2月致奥尔加·弗洛依登贝格的信中说道，“彼得大帝不再是恰当的模范了。现在已经公开承认，新热点是伊凡雷帝、特辖制和残酷。这就是新歌剧、新戏剧和新电影的题材。”[157]就在一个月前，日丹诺夫委托爱森斯坦给他拍一部电影。但是爱森斯坦对《伊凡雷帝》的构想与官方相去甚远。在他的想象中，第一部分将是忏悔的场景（本来计划放到第三或第四部分），伊凡跪在圣母升天大教堂中最后的审判壁画下面，对他统治中犯下的罪恶表示悔恨，与此同时，一名僧侣宣读着沙皇下令处决者的无尽名单。[158]

这样的话，从一开始伊凡就被表现为一个悲剧人物，是苏维埃版的鲍里斯·戈东诺夫，影片应探讨人性为暴政所付出的代价。但由于人人都知道的某种原因，影片的悲剧本质和现实主题直到最后才得以揭示。[159]在影片的首部曲中，爱森斯坦描绘了伊凡英雄的一面：他对统一国家的设想、与密谋反叛的波雅尔的勇敢斗争，还有在对抗喀山汗国鞑靼人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强大权威和领导力。斯大林很满意，爱森斯坦因而荣获斯大林奖。但是在这部电影的一次庆功宴上，爱森斯坦心脏病突发。当天早些时候，他对这部史诗电影的第二部（直到1958年才公映）做了最后的处理。他知道其中的内容。第二部从公共领域转向伊凡的内心世界。这位沙皇现在成了一位饱受折磨的人，他自身的偏执和与世隔绝让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他之前的盟友都抛弃了他，他的妻子在波雅尔的一次密谋中被杀害，现在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信任。斯大林也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她于1932年自杀）。她的去世无疑令他的精神状况对他发动的运动产生了影响。[160]

斯大林看这部影片时反应很激烈。“这不是电影——这简直是噩梦！”[161]1947年2月深夜，斯大林把爱森斯坦叫到克里姆林宫里谈话，给他上了一堂颇具启发性的俄国历史课。他说，爱森斯坦描绘的伊凡就像哈姆雷特一样意志薄弱且神经质，而真正的沙皇在“保护国家免受外来影响”这一点上是伟大而睿智的。伊凡确实“很残酷”，而且爱森斯坦很可以“将他描绘为一个残酷的人”。“但是，”斯大林解释道——

你必须把他不得不残酷的原因表现出来。伊凡雷帝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彻底摧毁五个主要的封建家族。如果他成功摧毁了他们，就不会有大动乱时期了。而且每当伊凡雷帝处决了某人时，他就会花上很长时间来忏悔和祈祷。在这个方面来看，上帝阻碍了他。他应该更果决的。[162]

《伊凡雷帝》的第二部被斯大林禁播，但是爱森斯坦得到了继续制作第三部的批准，只要他把前一部中得到许可的素材整合进去。在斯大林的指导下，他甚至保证会缩短伊凡的胡子。在第二部于国立电影学院的放映会上，爱森斯坦发表了一次演讲，对电影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做了自我批评。但是他告诉朋友们自己不会改动这部电影。“什么重拍？”他对一位导演说，“你难道没意识到我在重拍第一镜时就会死掉吗？”[163]从来不缺少胆量的爱森斯坦无疑准备着一场艺术反叛，高潮就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沙皇伊凡在猛地跪下站起几次之后，一头栽到了石板上。血流到了他眼睛上，让他目不能视。血流到了他耳朵里，让他耳不能闻。他什么也看不见了。[164]

在拍摄这个场景时，演员米哈伊尔·库兹涅佐夫问爱森斯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哪，1200个波雅尔已经被处死了。沙皇是多么令人闻之丧胆啊！他为何还会忏悔呢？”爱森斯坦回答说，“让他看看这一幕吧，然后他就会去忏悔的。”[165]

爱森斯坦受到了普希金的启发。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十二月党人暴乱之后，普希金用伟大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来向暴政发出警告。但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做出的勇敢挑战有着更深层的意义，这植根于整个俄国19世纪人文传统之中。他向一位指出了这部电影与《鲍里斯·戈东诺夫》之间联系的导演同行解释道：

我的上帝，你真的能看到吗？我真高兴，真的很高兴！当然这就是《鲍里斯·戈东诺夫》：“5年来我看似很平和，但我的灵魂却深受困扰……”如果没有俄罗斯传统，没有伟大的良知传统，我是拍不出这样的电影的。暴力可以得到解释，也可以被合法化，但它不会被认可。如果你还属于人类，你就必须为它做出补偿。一个人也许可以毁灭另一个人——但是作为人类，我必须认为这是痛苦的，因为人就是最高的价值……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学动人心魄的传统。[166]

爱森斯坦最终无力完成这部影片。心脏病把他击倒了。他于1948年去世。

第六节

阿赫玛托娃1944年回到列宁格勒时，这座城市不过是过去的影子而已。对她来说，那是“一大片墓地，是朋友们的坟茔”。以赛亚·伯林写道：“那就像森林大火之后的景象——仅存的几棵烧焦的树衬得惨象更加凄凉。”[167]二战前她曾与一位有妇之夫弗拉基米尔·加尔申相爱，他是一位出身19世纪书香门第的医学教授。他帮助她挺过了儿子被捕的时光，以及1940年的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阿赫玛托娃回到列宁格勒后，还希望能和他再续前缘。但这时已物是人非。在围城期间，加尔申成为列宁格勒的首席验尸官，在这座饿殍遍地、食人盛行的城市里，他每天都活在恐惧中。他精神失常了。1942年10月，他的妻子饿死在街头。他在太平间里认出了妻子的尸体。[168]当加尔申在火车站见到阿赫玛托娃时，她明白两人的感情已经结束了。阿赫玛托娃回到喷泉宫。这座宫殿几乎被一枚德国炸弹夷为平地。她的旧公寓墙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痕，窗户也碎了，而且还没有自来水和电力。1945年11月，她的儿子列夫搬来与她同住。他之前从劳改营放了出来，当了一名战士，后来回到大学继续学业。

在这个月，阿赫玛托娃还接待了一位英国访客。1945年，以赛亚·伯林刚刚就任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等秘书。他于1909年出生在里加，父亲是一位俄犹混血的木材商。伯林于1916年随全家迁往彼得堡，并在那里见证了二月革命。1919年，他们一家回到了拉脱维亚，之后又移民英国。在被派到驻莫斯科大使馆之前，伯林已经因为1939年的一本关于马克思的著作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在列宁格勒旅行时，伯林到涅瓦大街上的作家书店中随便翻翻书，其间他和“正在翻看诗集的某人攀谈”。[169]结果这个“某人”就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他告诉伯林阿赫玛托娃依然健在，而且就住在不远处的喷泉宫里。奥尔洛夫给她打了个电话，当天下午3点就和伯林一起走上楼梯，进了阿赫玛托娃的公寓。

房间陈设极为简陋，我推断房间里的所有东西在大围城时期都被弄走了——不是被洗劫就是被卖掉。只剩下一张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个木柜、一张沙发，壁炉里没有生火，上方挂着莫迪利亚尼画的一幅画。一位仪态高贵、头发灰白的女士，肩上裹着一条白色的披肩，款款起身欢迎我们。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气度无比雍容。她举止从容，道德高尚，容貌端庄而又有些严肃。*********[170]

在交谈了一会之后，伯林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他的名字，是伦道夫·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他在牛津念本科的时候伯林就认识他，之前作为记者来到俄国。他需要人帮他口译俄语，听说伯林也在列宁格勒，于是就追踪他来到喷泉宫。但他不知道阿赫玛托娃公寓的确切位置，于是就采用了一个“当年在基督堂学院屡试不爽的办法”。伯林马上冲下楼，和丘吉尔一起离开——他的出现可能会给阿赫玛托娃带来危险。他当天傍晚回来，和阿赫玛托娃谈了整整一晚——有可能她已经爱上他了。他们谈了很多事情，有俄国文学，有她的孤独与疏离，也有她在革命前的彼得堡——那个已经消逝的世界——的朋友，有些流亡国外的他还见过。在她眼中，伯林是1917年以后分道扬镳的两个俄国之间的信使。通过他，她能够回到那个圣彼得堡所属的欧洲俄国，她感到自己——作为列宁格勒的“内在流亡者”——早已与这座城市生离。在她最美的组诗《诗五首》中，阿赫玛托娃用神圣的语言来表达她与这位英国来访者的戚戚之情。

声音在太空中消逝，

霞光变得昏暗。

永远沉默的世界里

只有你和我交谈。

如同穿过阵阵的钟鸣，

风儿来自无形的拉多加湖畔，

彻夜娓娓的倾诉变成了

彩虹交叉的微弱的光线。††††††††††[171]

“所以说有外国间谍来拜访我们的老修女了。”斯大林在被告知伯林造访喷泉宫时如是评论——或者据传如此。说伯林是间谍那简直太荒谬了，但在当时那个冷战初起的年代，所有为西方使馆工作的人都自然被认为是间谍。人民内务委员会加紧了对喷泉宫的监视，在大门派了两个新特工专门检查阿赫玛托娃的访客，还在她公寓的天花板钻了个洞，里面安装了窃听器。可惜活做得不太精细，在地板上留了几堆石膏屑，阿赫玛托娃把其中一堆留下来警告她的客人。[172]1946年8月，阿赫玛托娃在中央委员会一份行政命令中遭到抨击，其中谴责了两份刊登她作品的期刊。一周之后，斯大林手下主管意识形态的安德烈·日丹诺夫宣布将她开除出作家协会，他在一篇恶毒的演讲中称阿赫玛托娃为“旧贵族文化的残渣余孽”，还说她“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之前苏联评论家也这么用过）。[173]

阿赫玛托娃被剥夺了配给卡，不得不靠朋友赠送的食物过活。列夫也被禁止取得大学学位。1949年，列夫再次被捕，在严刑拷打后被迫认罪，然后被判处在鄂木斯克附近的一个劳改营服刑10年。阿赫玛托娃当时病入膏肓。当时有传言说要逮捕她，于是她把在喷泉宫的所有手稿都烧了。其中就有为一部戏剧写的文章草稿，讲的是一位女作家在作家组成的法庭上被审判和判处监禁。这是她自己困苦处境的一篇寓言。由于这个法庭有意识地违背了作家们本应捍卫的思想自由，这些文学官僚要比国家的警察还要可怕。[174]为了让儿子被放出来，她甚至写了一首向斯大林致敬的诗，这是她极度绝望的表现。‡‡‡‡‡‡‡‡‡‡列夫直到斯大林死后的1956年才被释放。阿赫玛托娃相信他被捕的原因就是她1945年与伯林的那次会面。在对列夫的审讯中，他多次被问到“英国间谍”的事——其中有一次还拿他的头去撞监狱的墙。[175]她甚至说服自己（如果说没有其他人的话）相信，他们的相遇是冷战的起因。她“将我和她自己视为被命运拣选来开启一场世界大冲突的世界历史人物”，伯林写道。[176]

伯林一直为他所造成的苦难而自责。[177]但是他对喷泉宫的造访既不是阿赫玛托娃被批判也不是列夫被捕的原因，虽然它被用来当作这两件事的借口。中央委员会的法令是新一轮压制艺术家自由开端，而阿赫玛托娃是最好的靶子。对知识界而言，她是这个政权无法摧毁也无法控制的那种坚韧不拔与人类尊严之精神犹在的象征，正是它让他们得以撑过恐怖和战争岁月。左琴科相信，这部法令是在斯大林得知1944年莫斯科工艺技术博物馆举办的一次文学晚会之后才发布的，这次晚会上阿赫玛托娃得到了3000多名听众长时间起立鼓掌。“是谁组织了这次长时间欢呼？”据说斯大林这样问道。[178]

这一法令还批判了米哈伊尔·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一样，他当时也住在列宁格勒。批判这两位作家，为的是向列宁格勒知识界点明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在马雅可夫斯基、扎米亚京和布尔加科夫去世之后，左琴科成了最后一位讽刺作家。对他进行批判的起因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1946年在《红星报》（这是该法令中批判的两份报刊之一）上发表的《猴子奇遇记》。它讲述了一只从动物园逃脱的猴子被重新训练成人的故事。在《列宁与守卫》（1939）中的哨兵身上，左琴科将这个哨兵描绘为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粗鲁而缺乏耐心的“南方人”。[179]斯大林亲自关照了对左琴科的处理，他将其视为“寄生虫”，是一个缺乏正面政治信仰的作家，这种人的愤世嫉俗正败坏着社会风气。法令发布之后，日丹诺夫发表的措词严厉的演说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词汇。其作品被禁止出版，左琴科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都只能当一个翻译员，还重操起鞋匠的旧业。之后他重新被作家协会接纳。但是左琴科至此已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以至于在1958年去世之前再也没能创作出重要作品。

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被批判之后，很快日丹诺夫就对其他所有艺术制定了党的严格路线。战后日丹诺夫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以至于这段时期被称作“日丹诺夫统治时期”。虽然他在1948年去世，但其文化政策的阴影一直保留到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某种意义上还要延续更久）。苏联在1945年打败希特勒之后，党的优秀分子中间出现了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而日丹诺夫的意识形态正是其反映。在文化事务上，冷战使得铁的纪律卷土重来。国家的政策现在主要针对知识界，目的是让所有艺术和科学在意识形态上与党保持一致，就像奥威尔所描绘的那样。日丹诺夫对“堕落的西方影响”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进攻。中央委员会还于1948年2月发布了一份作曲家黑名单（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和普罗科菲耶夫），他们被指控创作“自绝于苏联人民及其艺术品位”的音乐作品。[180]对上了榜的作曲家来说，这意味着突然的失业，演出被取消，苏联的保留曲目中再也不见他们的身影。这新一轮运动明面上的目的是要阻断西方对苏联文化的影响。日丹诺夫路线的强硬派，作曲家协会主席吉洪·赫连尼科夫在苏联音乐中消除了所有外国或现代派（尤其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印记。他严格地要求所有苏联作曲家都要以柴可夫斯基为典范，以19世纪俄罗斯民族乐派为出发点。

冷战期间，与反西方情绪分不开的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相信苏维埃俄国具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性。苏联出版物开始出现各种关于俄国如何伟大的说法。《真理报》宣称，“在整个俄国历史中，俄国人民都以非凡的发现与发明丰富了世界科学技术”。[181]他们还赞颂苏联科学的优越性，让特罗菲姆·李森科这样的伪遗传学家一步登天——他声称开发出了能够在冰天雪地的北极种植的新型小麦。飞机、蒸汽机、无线电和白炽灯等这些本非俄国人发明的东西也被说成是他们的发明。那时还有人开玩笑说俄国是大象的故乡。

在1945年之后苏联城市重建计划的主导建筑风格中，这种必胜信念也有所体现。“苏维埃帝国”是两种风格的结合，一是1812年之后在沙俄盛极一时的新古典和哥特主题，二是宣扬苏联伟大成就的纪念性建筑物。1945年在莫斯科周围兴建的“斯大林的大教堂”——七座形似婚礼蛋糕的巨大建筑，比如说在列宁山上的外交部大楼和莫斯科大学——就是这种风格的极端例子。就连地铁站、“文化宫”、电影院乃至体育场也都是按苏维埃帝国风格建造，规模宏大，有古典式的正面和廊柱门廊，还有新俄罗斯风格的历史主题。最惊人的例子就是修建于1952年的莫斯科共青团地铁站。这部巨大的地下“胜利大厅”是俄国过往军事英雄的纪念碑，也是俄国巴洛克风格的典范。它的装饰主题很多都抄袭自罗斯托夫克里姆林宫里的大教堂。[182]

苏联对俄罗斯文化的自豪感可谓滔滔江水，绵延不绝。他们宣称俄罗斯的芭蕾舞是最好的，俄罗斯文学和音乐经典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流行的。俄罗斯文化的支配地位也被强加于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政府强制要求在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学校中使用俄语，孩子们从小听着俄罗斯童话和文学长大。苏联的“民间”合唱团和舞蹈队经常在东欧巡回演出，在政府支持和苏联设计指导下，这些国家自己的“民间”表演团体［比如南斯拉夫的“拉多”（Lado）和“科洛”（Kolo），波兰的“马佐夫舍”（Mazowsze），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克”（Sluk）以及匈牙利国立民俗乐团（Hungarian State Folk Ensemble）]不断涌现。[183]这些“民间”艺术团体名义上是为了促进苏联集团内部地方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自1934年以来，苏联的政策就是要培育“形式上是民族的，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文化。[184]但实际上这些团体与他们所要代表的民间文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联系。它们都是由专业人员创作的，这些歌曲舞蹈有着明显的红军合唱团的伪民歌特征，其民族特征只在外在形式上有所体现（普遍使用“民族服装”和旋律）。

苏联政策的长期规划是要根据19世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定下的思路，为这些“民族文化”引入更高级的艺术形式（或者只是他们自己这么认为）。莫斯科将俄罗斯作曲家派到中亚和高加索的加盟共和国，在这些地方建起本来没有的“民族歌剧”和交响乐传统。欧洲式的歌剧院和音乐厅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建立起来，它们是苏联——俄罗斯文化的舶来基石。很快这些建筑中就充斥着完全是生造出来的“民族音乐”，这些音乐将地方民俗曲调以欧洲方式记谱，再置于19世纪俄罗斯民族运动时期定下的音乐框架之中。

俄罗斯作曲家莱茵霍尔德·格里埃尔（他是普罗科菲耶夫年轻时的作曲老师）创作了第一部阿塞拜疆“民族歌剧”，它混合了古老的阿塞拜疆旋律和欧洲风格的形式与和声。格里埃尔还创作了第一部乌兹别克歌剧《古尔萨拉》（1937），这是一部苏维埃的史诗故事，讲的是一位妇女从旧的父权生活方式中获得了解放。里面有乌兹别克的民间曲调，但是却以柏辽兹的风格改编为和声和交响乐。吉尔吉斯的歌剧是由两位莫斯科人创作的（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和弗拉基米尔·费耶），利用自己想象中的吉尔吉斯民族风格加上许多粗糙的广位和弦，他们将吉尔吉斯本土旋律（由吉尔吉斯人阿卜杜拉·玛尔蒂巴耶夫记录）编成了交响曲。哈萨克民族歌剧的俄罗斯创始人叶甫根尼·布鲁西洛夫斯基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坚持创作哈萨克歌剧，而此时毕业于阿拉木图音乐学校的新一代哈萨克本土作曲家早已涌现。反对“形式主义者”的运动促使许多作曲家离开莫斯科和彼得堡，前往这些气氛相对自由的偏远加盟共和国。亚历山大·莫索洛夫在20世纪20年代因创作实验音乐作品而小有名气，在劳改营里待了一阵子之后搬到土库曼斯坦，1973年去世之前一直留在那里，以鲍罗丁的风格创作土库曼斯坦的民族音乐。马克西米利安·斯坦贝格在1910年代的圣彼得堡与斯特拉文斯基齐名，1920年代教出了不少重要先锋作曲家（包括肖斯塔科维奇），最后成为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艺术家。[185]

随着冷战的加剧，以及对“国内敌人”和“间谍”的恐惧与日俱增，苏联对所有外国影响的怀疑转变成了对犹太人的仇视。这种反犹主义在苏联（也就是俄罗斯）爱国主义高调下稍加掩盖，但毫无疑问，反对“世界主义”运动中遭受恶意审问的受害者基本都是犹太人。1948年7月，著名犹太演员，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JAFC）主席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被国家安全部的人杀害。在这件事发生前三天，斯大林召集所有政治局成员，谴责了米霍埃尔斯。§§§§§§§§§§[186]

几十名犹太人领袖的被捕也与米霍埃尔斯被杀案有关，他们被指控参与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组织的美国——锡安主义的反苏维埃阴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1941年斯大林下令成立的，目的是动员海外犹太人支持苏联的战争。它得到巴勒斯坦左翼犹太群体的热情支持，以至于斯大林一度认为，也许可以将新的以色列国家变成中东地区受苏联影响的主要区域。但是1948年之后以色列与美国联系日益紧密。[187]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其成员均遭逮捕，并被指控密谋将克里米亚变成美国——锡安主义向苏联进攻的基地。成千上万住在莫斯科周围区域的犹太人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荒野，成了“无根的寄生虫”。苏联在比罗比詹（Birobidzhan）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犹太自治区”。1948年11月，中央委员会决定苏联境内的所有犹太人都要迁往西伯利亚。[188]

在文化领域，先锋派的“丑陋扭曲”也被解释成是受爱森斯坦、曼德尔施塔姆、夏加尔等犹太人的影响。为了批判最早由尼古拉·马尔**********提出的“犹太”理论——该理论认为格鲁吉亚语起源于闪米特语族——斯大林甚至去研究了语言学，并于1949年在《真理报》上发表长篇相关文章。[189]1953年，斯大林下令逮捕多名为克里姆林宫服务的犹太人医生，指控他们毒杀了日丹诺夫和另一名政治局成员A.S.谢尔巴科夫，这就是所谓的“医生案件”。†††††††††††报刊上对“白衣凶手”连篇累牍的批判引发了反犹仇恨的浪潮，许多犹太人都被剥夺了工作和住宅。犹太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都被拎出来作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挨批，尽管他们更像俄国人而非犹太人（在这个案例中非常普遍）。光凭他们的苏联护照上写着“犹太人”这个事实，就足够来谴责他们是锡安主义者了。‡‡‡‡‡‡‡‡‡‡‡

犹太电影导演（列昂尼德·塔拉乌别尔格、吉加·维尔托夫、米哈伊尔·罗姆）被指控制作“反俄”影片，被赶出了自己的工作室。瓦西里·格罗斯曼基于其战争记者经历撰写的小说《斯大林格勒》也被封杀，主要原因是其核心人物是一名俄国犹太人。格罗斯曼无与伦比的作品《黑皮书》（首版于1980年在耶路撒冷发行）是作者集合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文艺委员会成员，并基于他们的回忆撰写的，题材是苏联土地上的犹太大屠杀。这本书从未在苏联出版。格罗斯曼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苏联的公民。革命结束了沙俄对犹太人的迫害。但是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一切都在流动》和《生活与命运》（1980年首版于瑞士出版）中，描写了战时生活的史诗故事。格罗斯曼于1964年去世，25年后他的杰作终于在故土出版。他曾请求归葬在犹太墓地里。[190]

“我曾经相信，在苏维埃取得胜利之后，30年代的经历再也不会出现了，但身边的一切都在提醒着我，过去的还没有过去。”伊利亚·爱伦堡（他是斯大林时期为数不多未受戕害的资深犹太知识分子之一）在《人·岁月·生活》（1961—1966）中如是写道。[191]新的运动浪潮紧接着战争年月而来，某种程度上，它给人的感受必定要比前一次更具压迫性。再一次，为了在运动浪潮中保存性命，人们必须要努力保持神志清醒。爱伦堡于1947年到喷泉宫拜访了阿赫玛托娃：

她坐在小屋子里，墙上挂着莫迪利亚尼为她画的肖像。她正读着贺拉斯的诗作，悲伤与雍容一如往昔。不幸像雪崩一样朝她压来，为了维持这样的尊严、沉静和骄傲，需要的不仅仅是一般的坚强而已。[192]

阅读贺拉斯的诗作是保持神志清醒的一个方法。有些作家开始文学研究，或者像科尔内·楚科夫斯基那样写儿童文学。还有些人转向翻译外国著作，比如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的莎士比亚作品俄译本具有真正的艺术美感，虽然并不完全忠于原意。他是斯大林最喜欢的诗人，因为太宝贵才免遭逮捕。他对格鲁吉亚的爱和翻译的格鲁吉亚诗歌让这位苏联领袖很宠爱他。虽然在莫斯科过着舒适的体面生活，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在恐怖中受苦。对那些他没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予以救助的作家所遭受的苦难，他一直心存愧疚。他一直受一个念头的折磨，那就是仅仅他自己幸免于难这一点表明，作为一个人他并不高尚——更不用说作为一个俄罗斯传统下的伟大作家了，那是以十二月党人为榜样汲取道德价值的传统。以赛亚·伯林在1945年曾见过帕斯捷尔纳克几次，后来回忆道，“他说着说着总会回到这个话题上，然后喋喋不休地否认自己能够与当局达成妥协，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应该都不会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罪的”。[193]

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参加作家协会召开的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会议。为此他被开除出了作协主席团。他前去拜访阿赫玛托娃，给了她一些钱。这可能导致他被《真理报》批判为“异类”以及“脱离苏联实际”。[194]在战时满是乐观情绪的帕斯捷尔纳克被旧体制击垮了。他退出了公共视线，全力完成他视为留给世界遗言的杰作：《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的背景是混乱可怕的俄国革命与国内战争时期，主题是保存以日瓦戈医生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绝非巧合。在很多方面，主人公的弟弟叶夫格拉夫这个奇怪的角色——他对革命党人有些影响，而且经常给正确的人打个电话就救了他哥哥一把——正是作者本人希望扮演的那种救世主角色。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这部小说是他最伟大的作品（比他的诗作重要得多），是散文体的《圣经》，而且他决心要让尽可能多的读者看到它。他一开始想在杂志《新世界》上刊登，结果一再拖延，后来还被退稿，于是他决定在国外出版，这是他最后一次反抗苏维埃政权的行动。§§§§§§§§§§§

肖斯塔科维奇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神智。1948年，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音乐学校的教职被取消了，他的学生也被迫为曾师从这位“形式主义者”而悔过。因为害怕家里人受牵连，肖斯塔科维奇在4月的一次作曲家大会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保证会创作那些“人民喜爱而且听得懂的”音乐作品。肖斯塔科维奇一度考虑过自杀。他的作品从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单上被撤了下来。但就像以前一样，他在电影中找到了避难所和出路。

1948—1953年间，肖斯塔科维奇为至少7部电影创作了配乐。[195]“它让我有了饭吃，”他在给朋友伊萨克·吉利科曼的信中说，“但却让我非常疲惫。”[196]他告诉作曲家同行说，这是“令人讨厌的”工作，他“只在极度困窘中”才会去做。[197]他需要从这苦力工作中得到的每一分钱。但是他也必须表明他参与到“党的创造生活”中。他在这些年创作的配乐中，有5部荣获斯大林奖，他为《易北河两岸》（1948）创作的两首歌曲还成了大热门，销路很好。于是这位作曲家自己的政治名誉有所恢复，而家人也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但是在这期间，肖斯塔科维奇一直在秘密地“为抽屉创作”。有一些是讽刺性的，比如说《小天堂》——亦称《西洋镜》，这是一部创作于日丹诺夫时期的康塔塔讽刺剧（cantata satire），里面的音乐与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方式相得益彰。这部剧最终于1989年在华盛顿首次上演。¶¶¶¶¶¶¶¶¶¶¶为了挽救自己的神智，肖斯塔科维奇比任何其他艺术家都更多地（在心中）放声大笑：这就是他如此喜欢果戈理和左琴科作品的原因。但是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大部分音乐作品都是充满个人感情的，尤其是犹太主题的音乐。肖斯塔科维奇对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采用了犹太人的身份——作为一个作曲家，他会用犹太俚语来表现自己，还在创作中加入犹太旋律。在一次揭秘性的访谈中，肖斯塔科维奇说犹太人音乐让自己喜欢的地方，就在于它“在悲伤曲调上创造欢乐旋律的能力。为什么一个人会唱欢乐的歌？因为他内心的哀伤”。[198]但是运用犹太音乐也是道德上的宣言：它是一位一直以各种形式反抗法西斯的艺术家的抗议。

肖斯塔科维奇第一次使用犹太主题是在《第二钢琴三重奏》（1944）的最后一个乐章中。这部作品是献给他最亲密的朋友，死于1944年2月的音乐学者伊凡·索拉尔廷斯基。这部作品创作的时候，正值红军占领纳粹在马伊达内克（Majdanek）、贝乌热茨（Belzec）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死亡营的消息传来。随着斯大林发动了自己的反犹运动，肖斯塔科维奇通过在很多作品中加入犹太主题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声乐套曲《犹太民间诗选》（1948）是在医生案件高潮期间，在他的公寓里举办的私人演唱会上举办的，这是很有勇气的行为。《第十三交响曲》中有一段安魂曲《娘子谷》——词作者为诗人叶夫图申科——是为1941年被纳粹杀害的基辅犹太人所作的。几乎从第三（1946）一直到令人难忘的第八（1961）弦乐四重奏都是犹太主题。公开来说，《第八弦乐四重奏》是献给“法西斯的受害者”，但肖斯塔科维奇告诉自己的女儿，它实际上是“献给我自己的”。[199]

《第八弦乐四重奏》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自传，是对他的一生和斯大林时代祖国生活的悲剧性总结。在这部满溢着个人感情的作品中，有四个音符不断重复（D-E-降C-B）——在德国记谱法中，它们构成了这位作曲家名字的四个字母缩写（D-S-C-H）。这四个音符就像一曲挽歌，像泪水一样流下。在第四和第五乐章中，这四个音符被富有象征意义地与工人的革命哀乐《残酷奴役的折磨》结合到了一起，悲恸之情难以自抑——那首哀乐，正是肖斯塔科维奇为自己而唱。

第七节

1957年10月4日，航天先驱斯普尼克1号上天，人们第一次听到从太空传来的声音。在几周之后的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上，斯普尼克2号带着狗狗莱卡飞入了太空。通过这小小的一步，苏联的科学技术似乎突然超越了西方世界。赫鲁晓夫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成功，宣称它预示着共产主义理念的胜利。之后一年，红旗就插到了月球表面。1961年4月，尤里·加加林成为第一位脱离地球大气层的人。

苏维埃体系的一大标志就是其对科学技术的信念。1945年之后，苏联政府开始大量资助科学机构，不仅推动核物理学等有军事价值的学科的发展，也鼓励纯科学和数学的研究。国家高度重视科学家，将其提升到了与高级工业管理人员和党干部同等的地位。苏联意识形态的内核，就是对人能够用理性消除人类的苦难和驾驭自然力量的乐观信念。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儒勒·凡尔纳和H.G.威尔斯想象中的那种未来景象之上的——他们的作品在苏联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流行。威尔斯属于最早一批访问苏维埃俄国的西方作家（1919）。他发现，即便在俄罗斯人为国内战争荼毒的时刻，列宁仍在克里姆林宫中梦想着太空旅行。[200]

俄国有一批自己的科幻巨著，而且与西方不同的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主流文学的一部分。科幻小说是未来社会乌托邦蓝图的竞技场，……是俄罗斯文学宏大道德理念的试验场，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科幻故事《一个荒唐的梦》（1877）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描绘的通过科学和物质进步达成拯救的幻梦破灭了，这个梦里乌托邦最终与当今地球一般无二：太空天堂很快分裂成由主人和奴隶组成的社会。此时故事叙述者从梦中醒来，发现真正的救赎只有通过基督徒对人类同胞的爱才能达到。

将科学幻想与神秘信仰结合起来是典型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其中通往理想世界的道路往往要借助于对此世及其庸常现实的超越。伴随俄国革命而来的是启示录式科幻作品的一波浪潮。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创始人之一波格丹诺夫便是其中执牛耳者，他的科幻小说《红星》（1908）和《工程师梅尼》描绘了公元3000多年的火星共产主义。这种太空的社会主义救赎场景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科幻作品的繁荣，从普拉东诺夫的乌托邦故事一直到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畅销小说《阿爱里塔》（1922）和《加林工程师的双曲线体》（1926），后者的主题重新回到在火星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科学。就像其19世纪的先驱一样，这些奇幻的文学作品是表达关于科学和良知的宏大哲学与伦理问题的工具。扎米亚京的小说汲取了俄罗斯的传统，展开对苏维埃科技乌托邦的人文批判。他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中的很多道德论辩都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小说的核心矛盾就是在理性的、无所不包的高技术国家与美丽的浪妇I-330之间展开的，后者对自由的不正常、非理性要求让这个专制国家受到被推翻的威胁。这个矛盾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篇对话核心的延续：人类对安全和自由的渴望之间永无尽头的冲突。***********

科幻小说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基本销声匿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没有乌托邦幻想的空间，也不允许有任何道德上的不确定。当时只有那些吹捧苏联科技的科幻小说才没有被禁。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太空计划带来了科幻小说的复兴，而且本身是个科幻小说迷的赫鲁晓夫也鼓励作家重返前斯大林时代的传统。

伊凡·叶夫列莫夫的《仙女座星云》（1957）也许是这一新浪潮中最重要的作品，而且无疑是最畅销的那种（在苏联国内就卖出了2000多万册）。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那时地球已经与其他星系联合为一宇宙文明——一个科学能够满足人类一切所需的太空天堂。但是高居其他一切之上的存在目的，是人类对伦理关系、自由、美和创造性的永恒渴求。叶夫列莫夫遭到共产主义的激烈抨击，说他对精神价值的强调几近于对苏维埃政权整套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挑战，这是令他们感到不舒服的。科幻作品迅速成为对苏维埃世界观进行批判——不管是为了自由、宗教，还是不满——的重要竞技场。在达尼伊尔·格拉宁的《迎着雷雨》中，主人公彼得·卡皮查是一名物理学家，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理解利用科学达成人类精神目标的需求。“是什么，”他问道，“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呢？原子能？电话？要我说，是道德良知、想象力和精神理想。人类的灵魂不会因为你我研究地磁场而变得更好。”[201]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阿卡迪和鲍里斯）的颠覆性科幻作品被认为是果戈理风格的当代社会讽刺，也是对苏联唯物主义乌托邦意识形态的批判——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使得他们理所当然得到苏联上百万读者的欢迎。在书报审查的时代，人们已经习惯将所有文学作品都当作寓言来阅读。在《本世纪的掠夺者》（1965）中，斯特鲁伽茨基兄弟描绘了一个类似苏联的未来社会，核子科技让无所不在的官僚国家掌握了一切权力。由于再也不需要工作或独立思考，人们变成了快乐的白痴，满足于物质享受，但他们在精神上已经死去了。同样的想法也出现在异见作家安德烈·西亚尼夫斯基的《毫无戒备的思想》（1966）中，这是一部谴责科学和唯物主义的格言集，歌颂了俄罗斯的信仰和那种能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直接感受到的、带着泥土气息的民族主义。

科幻电影同样是挑战苏联唯物主义的载体。比如在罗姆的《一年中的九天》（1962）中，一些科学家就原子能产生的伦理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这本来是个挺通俗的一部电影，但他们对整个科学的手段和目的的哲学思考，让它都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角色讨论上帝存在时的情境了。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杰作《索拉里斯星》（1972）中，对外太空的探索成为对追求认识自我、爱与信仰的精神征途。太空旅者、科学家克里斯来到遥远星系的一个空间站，那里的科学家正在研究一颗熊熊燃烧的巨大恒星的神秘再生力量。因克里斯的冷漠而自杀的前爱人哈莉被这颗星的力量复活了——或者说是召唤出的幻象，克里斯因此重新发现自己有爱的能力，于是这次旅途有了更多的个人追寻。哈莉的牺牲（她再次自杀）让克里斯摆脱了对她的情感依赖，并得以重返地球（地球仿佛是出现在炙热恒星之外的一片绿洲）。出于忏悔的精神，他跪在父亲面前请求他原谅自己的过错。地球于是成为所有太空旅行最恰当的终点。人类外出探险不是为了发现新的世界，而是为了在太空中找到与地球一样的地方。在哈莉于太空站中凝视着勃鲁盖尔的画作《雪中猎者》以帮助自己回忆起之前地球生活的这个场景中，对人文精神的确证以一种奇幻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伴着巴赫的《f小调前奏曲》，森林的声响，罗斯托夫钟声齐鸣，摄影机一点一点地在勃鲁盖尔的画作前移动，仿佛在为我们世界的美丽而欣悦。《索拉里斯星》并不是像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那样严格意义上的太空故事，虽然两者经常被拿来比较。库布里克电影是站在地球上凝视宇宙，而塔可夫斯基则是从宇宙观照地球本身。这是一部关于人性价值的影片，每一种基督教——甚至苏维埃俄国的文化——都能从中发现对它的救赎。

在自己的电影著作《雕刻时光》（1986）中，塔可夫斯基将艺术家比作一名祭司，他的使命就是揭示“不追寻真理的人所看不到的”美。[202]这样的观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以来的俄罗斯艺术传统一脉相承，甚至可以再向前追溯到中世纪圣像画家——比如说塔可夫斯基在自己的《安德烈·卢布廖夫》（1966）一片中赞颂了其生活与艺术的主人公。实际上，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恰似圣像，注视着它们的视觉美感与象征性的影像——影片中动作的迟缓让人们不得不如此——就是与艺术家一起进行一次追寻精神理想的征程。“艺术一定要给人希望与信仰”，这位导演写道。[203]他所有电影都是关于寻找道德真理的旅程。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一样，安德烈·卢布廖夫也放弃了修道院生活而走入俗世，走到蒙古人统治的俄罗斯同胞之中，按照基督徒的博爱与兄弟之谊生活。“真理在生活中，而不在说教中。准备战斗吧！”塔可夫斯基说，赫尔曼·黑塞的《玻璃球游戏》（1943）中的这句台词“刻在安德烈·卢布廖夫的墓碑上也是再贴切不过”。[204]

《潜行者》（1979）的核心也是同样的宗教主题。根据塔可夫斯基自己的描述，他的这部片意在探讨“上帝在人身上的存在”。[205]标题中说的那个潜行者指引着一名科学家和一名作家来到了“特别区域”，一片在某种工业灾难之后被国家抛弃的超自然荒野。他的形象就是俄罗斯传统中的“圣愚”。他孤独一人，生活困苦，在一个所有人都早已不信上帝的社会中饱受鄙视，但是他从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得到了精神力量。他知道“特别区域”的核心就像是弃屋中的空房。但是他告诉旅伴，纯正信仰的基础是对应许之地的信念：它是旅途而非终点。俄罗斯民族的一大特点就是他们对信仰、对相信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的渴望，这反映在自果戈理时代以来他们对自身的神秘主义和“俄罗斯灵魂”的理解之中。塔可夫斯基复兴了这种民族神话，来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价值观体系及其外来的理性唯物主义观念。“现代大众文化，”塔可夫斯基写道，“正在摧残人的灵魂，它在人们与关于其存在、关于其作为精神造物的意识的关键问题之间竖起了藩篱。”[206]他相信，意识到自身的精神存在是俄罗斯可能带给西方的一大贡献——他的《乡愁》（1983）一片中最后的象征性影像就蕴含着这个观念：一座俄国乡间小屋被展现在一座毁坏了的意大利大教堂之中。

《索拉里斯星》和《潜行者》这样的电影出现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似乎很不寻常。那是一个所有有组织的宗教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的时代。但是在苏联内部，也有着许多呼唤重返“俄罗斯准则”的不同声音。其中之一就是文学期刊《青年近卫军》，这里聚集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俄国教会的捍卫者、新民粹主义者——如“乡土散文作家”费奥多尔·阿布拉莫夫和瓦伦丁·拉斯普京，是他们发声的论坛。这些“乡土散文作家”以怀旧的笔触描绘了乡村，并将诚实劳动的农民理想化为俄罗斯灵魂及其在世间使命真正的支撑者。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青年近卫军》都得到党的高级领导人支持。††††††††††††但是它的文化政治倾向很难说是共产主义的，而且有时它就是反苏维埃的，比如它反对拆毁教堂和历史纪念碑，还发表了民族主义画家伊利亚·格拉祖诺夫饱受争议的文章，其中公开指责革命斩断了民族传统。这份期刊还与俄国教会组织的反对派团体的环境主义运动——该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有几百万成员——以及异见知识分子有联系。在它被《新世界》期刊（因1962年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声名大噪）攻击的时候，甚至索尔仁尼琴都来为它辩护。[207]在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同时得到党员与异见者的支持。当时有多份像《青年近卫军》这样的期刊——有些是官方的，其他则是异见分子办的地下出版物，还有一系列国家组织或自发形成的协会——从文学社到环境主义团体，它们缔造了一个支持“俄罗斯准则”的广大群体。正如地下出版物《人民议会》的编辑在1971年的创刊号中所说：“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俄罗斯人依然存在。现在回归祖国尚未为晚。”[208]

“意大利大教堂中的俄罗斯房屋”。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导演的《乡愁》（1983）中的最后一个镜头。照片来源：Ronald Grant Archive，London。

那么到最后什么才是“苏维埃文化”呢？在艺术上，我们能说有一个特殊的苏维埃风格吗？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艺术从西欧文化中借鉴甚多，实际上是19、20世纪之交现代主义的延续。它是革命的，在很多方面比布尔什维克政权更革命，但是最终却不见容于苏维埃国家——它从来不是建立在艺术家的梦想之上。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建设苏维埃文化的理念也同样没能持续——虽然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观念才真正是“苏维埃的”——工厂汽笛是没法奏出乐音的（而且说到底，到底什么才是“无产阶级艺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疑也是独特的苏联艺术形式，但是它有一大部分是对19世纪传统的扭曲。最终“苏维埃”元素没有为艺术添上一砖一瓦。

格鲁吉亚电影导演奥塔·埃索里亚尼回忆起1962年与资深电影制作人鲍里斯·巴尔涅特的一次谈话：

他问我：“你是谁？”我说：“一个导演。”……“苏联导演，”他纠正道，“你永远都必须说‘苏联导演’。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在哪些方面呢？”我问。“因为如果你真的变得诚实了——那会让我很惊讶——你就可以把‘苏联’这两个字去掉了。”[209]

第八节

在这样的废墟下，我说话，

在这样的雪崩中，我哭泣，

我仿佛在恶臭的地窖里，

在生石灰中燃烧。

我会在这个冬天隐匿起自己的声音，

我会将这不朽的门永远关上，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认出了我的声音，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再一次相信了我的声音。[210]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一名伟大的幸存者，她的以诗发声是不可抑止的。1956年列夫从劳改营放回来后，阿赫玛托娃在她漫长人生的最后10年享受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她直到去世前都保持着写诗的能力，这是很幸运的。

1963年，她完成了最后一部名著《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她从1940年就开始动笔。以赛亚·伯林1945年曾在喷泉宫里听她读过这首诗，他将其描述为“她为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生所作的总结性诗歌，献给圣彼得堡——这座成为她生命一部分的城市——的过去”。[211]在诗中，身居喷泉宫的作者以戴着面具的角色在狂欢节游行的形式，展现了历史在1913年抛弃了的那一整代她逝去的友人和彼得堡人物。通过创造性的回忆，这首诗保存和救赎了那段历史。在开篇献词中，阿赫玛托娃写道：

……因为我的纸张已经不够，

我就在你的草稿本上书写。‡‡‡‡‡‡‡‡‡‡‡‡[212]

这首诗中暗含许多文学界的人与事，无数的学者都为此大伤脑筋，但这首诗的本质——正如献词暗示的那样——已经在曼德尔施塔姆一首祷文般的诗歌中得到了预示，阿赫玛托娃在自己诗中的第三章题词中还引用了一段：

我们将在彼得堡重逢，

仿佛我们把太阳埋在那里，

然后我们将第一次念出

那个幸福的、没有意义的词。

在苏维埃的夜晚，在丝绒似的黑暗中，

在漆黑的丝绒似的空虚里，那些幸福的女人

她们可爱的眼睛仍在歌唱，

不朽的鲜花仍在盛放。§§§§§§§§§§§§[213]

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是为列宁格勒死难者所作的安魂曲。这种缅怀是神圣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曼德尔施塔姆祈祷的回应。但是这首诗也是一曲将过去复活的歌，是那种精神价值的文字化身——它让这座城市的人民能够忍受的夜晚，并在彼得堡重逢。

1966年3月5日，阿赫玛托娃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中安详地故去了。她的遗体被送到前舍列梅捷夫救济院的太平间。这座救济院是为纪念普拉斯科维娅而修建的，她在那里同样接受着俯视着喷泉宫大门的格言的守护：“上帝善存一切。”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她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葬礼。整场追思弥撒中，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大教堂中涌进了无数人，进不去的人就站在大街上，人人都在虔诚地默哀。这座城市的百姓向这位市民致以最后的敬意，她在其他人不得不保持沉默的时候，用自己的诗表达了他们的心声。阿赫玛托娃曾与她的同胞同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现在他们与她同在。在送葬队伍穿过彼得堡来到科马罗沃墓地的路上，人群在喷泉宫前停留了片刻，这样她就能和它作最后的告别。

注释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为了安抚民众的爱国情绪，听起来有德国味的“圣彼得堡”被更名为更斯拉夫化的“彼得格勒”。它的这个新名字一直用到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再次更名为列宁格勒。——原注

†　译文出自《爱：阿赫马托娃诗选》，乌兰汗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译注

‡　Vladimir Piast（1886—1940），真名为Pestovo Vladimir Alekseevich，俄国象征主义诗人、散文作家。——译注

§　译文出自《爱：阿赫马托娃诗选》，第76—77页。——译注

¶　译文出自《爱：阿赫玛托娃诗选》，第55页。——译注

**　以赛亚·伯林1945年在喷泉宫与她那次著名的会面中，这位哲学家问阿赫玛托娃，对她来说，文艺复兴是充斥着不完美人类的历史，还是一个想象世界的完美图景。“她回答说当然是后者；对她来说，所有的诗歌与艺术都是——以下使用曼德尔施塔姆的表述——某种怀旧的形式，一种对普世文化的渴望，歌德和斯宾格勒说过，正是这种文化幻化成为艺术与思想……”——原注

††　这座房间中有一张刻有“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桌子，但它属于这位诗人的儿子。他儿子1888年在这个房间过世，而他自己则在10年前死于巴登——巴登。——原注

‡‡　就在托洛茨基的两篇文章发表两周后，1921年9月，几百名俄罗斯知识分子被清洗（罪名是“反革命”）。——原注

§§　“电影眼睛”（Kinok），是1923年苏联电影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首创的电影理论。他把摄影机比作人的眼睛，提出镜头不仅可以客观地观看，还可以主观地编辑。——译注

¶¶　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最重要的提倡者为法国导演、人类学家让·鲁什（Jean Rouch，1917—2004），其理念鼓励导演介入拍摄，以蓄意设计的手法刺激被拍摄者另一面的真实。他与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拍摄的《夏日纪事》（1961）被认为是真实电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译注

***　弗朗索瓦·德尔萨特（Francois Delsarte，1811—1871），法国声乐和美学教师；爱弥尔·雅克·达尔克罗兹（Emile Jacques Dalcroze，1865—1950），瑞士音乐家、教育家。——译注

†††　卡玛戈（Marie Camargo，1710—1770），18世纪著名芭蕾舞舞蹈家。她改革了芭蕾舞服装，将女舞者的曳地长裙剪短，促进芭蕾舞肢体美学的轻盈飘逸化，而带群环的长裙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译注

‡‡‡　佳吉列夫在沃尔孔斯基离开帝国剧院之后也被解雇了。这意味着他之后在帝国剧院不会再有任何工作机会，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沃尔孔斯基在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建立上也助了一臂之力。——原注

§§§　这个理论与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将演员视为“高级提线木偶”的概念不无相似之处，但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在克雷格看来，演员的动作是由导演编排的，而在沃尔孔斯基看来，演员应该将这些韵律的驱动内化，以至于他们自己能完全无意识地进行表演。——原注

¶¶¶　一般称为“通过重叠剪辑进行时间扩展”。——原注

****　使用蒙太奇的苏联电影镜头数非常多，比方说《十月》就有3200个镜头，而20世纪20年代一般好莱坞电影的镜头平均是600个左右。——原注

††††　deus ex machina，希腊戏剧中的机器之神，多在滑稽剧中出现，出现后往往使得事情得到好的转机。——译注

‡‡‡‡　生活方式（byt）这个词来源于动词byvat，意思是发生。但是从19世纪开始，存在（bytie）以“有意义的存在”的积极含义逐渐成为俄国智识传统的核心，而byt则越发与“旧”生活方式的消极方面联系在一起。——原注

§§§§　彼得·弗兰格尔（Pyotr Wrangel），国内战争期间南俄地区的白军领袖。——译注

¶¶¶¶　译文出自《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上卷》，飞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140页。——译注

*****　译文出自《马雅可夫斯基诗选》，卢永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页。——译注

†††††　皮利尼亚克最知名的小说为《荒年》（1921）、《黑面包的故事》（1923）和《机器与狼》（1924）。——原注

‡‡‡‡‡　1930年即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译名作《士敏土》），译者董秋斯、蔡咏裳。——译注

§§§§§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亚历山大·法捷耶夫。1946年他以《青年近卫军》获得了斯大林奖，这是一部关于二战期间乌克兰沦陷区地下青年组织的半纪实作品。在出版社批评他低估了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法捷耶夫被迫在小说里加进了新的材料。1951年出版的这个增订本后来被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原注

¶¶¶¶¶　译文出自《个人印象》，以赛亚·伯林著，林振义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页。——译注

******　在1938年爱森斯坦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剪辑的最后阶段，斯大林要求看一看粗剪版。这位电影制作人急急忙忙地赶往克里姆林宫，结果忘了一个分本。斯大林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因为没人敢告诉他这不是完整版，于是上映的时候也就缺了这个分本的部分。——原注

††††††　斯大林能够背诵出片中的大段对话。——原注

‡‡‡‡‡‡　实际上，莫罗佐夫是被人民内务委员会杀害的，之后他们还为了宣传目的处决了37名富农村民，把杀害这个男孩的罪名安在他们头上。欲了解完整故事，请阅读Y.Druzhnikov,Informer 001:The Myth of Pavlik Morozov（New Brunswick,1997）。——原注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列宁所鄙夷（虽然他也没读过），后者有一段对《群魔》——其中有对俄国革命精神的精妙批判——的著名批评，说它是“反动的垃圾”。除了卢那察尔斯基以外，没有苏联领导人希望把他的作品奉为文学经典，甚至高尔基也不想要他。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书印数很少，在1938—1941年间不过卖出了大约10万册。与此相比，托尔斯泰的书则卖出了500万册。只是在赫鲁晓夫的解冻运动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才开始增印。1956年为纪念其去世75周年出版的十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印了30万册——但以苏联标准来看，这还是相当少的。——原注

¶¶¶¶¶¶　Arkhip Kuinji（1842—1910），19世纪俄国风景画家，巡回展览画派的重要成员。列宾称他为“善绘诗意光辉的艺术大师”。——译注

*******　比如说，在1952年出版的三卷本《斯塔索夫作品集》前言中，苏联的编辑惊人地宣称“本书材料选取的原则，是由我们要展现斯塔索夫对帝国主义学院派的世界主义的斗争这一点决定的。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学院派中，充斥着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先知、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和艺术的堕落”。——原注

†††††††　晴朗李寒译，有删改。——译注

‡‡‡‡‡‡‡　晴朗李寒译。——译注

§§§§§§§　判决后来改成在诺里尔斯克集中营劳改5年。——原注

¶¶¶¶¶¶¶　野里译，见https://www.douban.com/note/353275355/，下同。——译注

********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1220？——1263），13世纪诺夫哥罗德大公，曾击退瑞典人和日耳曼人的侵犯，并对来势汹汹的蒙古征服者采取怀柔政策，保持了俄罗斯的统一。——译注

††††††††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y Donskoi，1350—1389），莫斯科大公，1380年在顿河流域的库里科沃击败金帐汗国，打败了蒙古人不可战胜的神话。“顿斯科伊”意为顿河英雄。——译注

‡‡‡‡‡‡‡‡　库兹马·米宁（Kuzma Minin，？——1616）和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Dmitry Pozharsky，1577—1642）是俄罗斯民族英雄。米宁本为下诺夫哥罗德的肉商，在17世纪初俄罗斯政局动荡的“混乱时期”挺身而出，组织了对抗波兰侵略者的民间武装，邀请忠于沙皇的贵族波扎尔斯基公爵率领，1612年收复了莫斯科。红场前有两人的塑像。——译注

§§§§§§§§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1729—1800），俄国著名统帅和军事思想家，曾参加七年战争、两次俄土战争和对波兰的进军等60多次战役，取得了全胜的战绩。著有军事学名著《制胜的科学》。——译注

¶¶¶¶¶¶¶¶　译文出自《个人印象》，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译注

*********　阿赫玛托娃很少错过肖斯塔科维奇作品的首演。1957年在《第十一（1905）交响曲》首演之后，她将这部洋溢着希望的革命乐章——评论家批评说它缺少趣味（当时正是赫鲁晓夫的解冻时代）——比作“飞过可怕黑色天空的白色鸟儿”。第二年她将自己在苏联出版的一部诗集“献给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我是听着他的乐章生活的”。1961年两人终于见面了。“我们相对无言了有20分钟。那太美妙了。”阿赫玛托娃回忆说。——原注

†††††††††　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 Khachaturian，1903—1978），苏联亚美尼亚族作曲家，其音乐的新民间音乐风格（neo-folkloristic style）和戏剧化的浪漫主义特色，使其与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一起被誉为苏联音乐三巨头。代表作《斯巴达克斯》、《加雅涅》（曾于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作为配乐，其中包含著名的《马刀舞曲》）等。——译注

‡‡‡‡‡‡‡‡‡　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Sviatoslav Richter，1915—1997），德裔苏联大钢琴家。一位极具天分、特立独行、有创造力的人物。自学成才，终身未入党，直到1960年才获准访问美国，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场场爆满。可参看Bruno Monsaingeon,Sviatoslav Richter:Notebooks and Conversations（2001）。——译注

§§§§§§§§§　丽娜·普罗科菲耶夫被判处在西伯利亚做20年苦工，1957年获释。她多年为自己作为未亡人的权利而奔走，最终于1972年被允许回到西方，1989年死于伦敦。——原注[丽娜·普罗科菲耶夫应是在1948年因间谍罪名被捕，那时她试图给西班牙的母亲汇钱。——编注]

¶¶¶¶¶¶¶¶¶　普罗科菲耶夫1939年的歌剧《谢苗·科特科》由他、爱森斯坦和梅耶荷德通力合作。在苏德协定签署之后，次年爱森斯坦导演的《女武神》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原注

**********　译文出自《个人印象》，以赛亚·伯林著，林振义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译注

††††††††††　乌兰汗译，译文来自网络。——译注

‡‡‡‡‡‡‡‡‡‡　她后来要求从她的诗集中删掉这首诗。——原注

§§§§§§§§§§　斯大林的父亲是被一把包在棉袄里的斧头杀害的。凶手可能是在1900年代为沙皇秘密警察工作的一位亚美尼亚罪犯，16年后的1922年，斯大林下令将其处死。——原注

¶¶¶¶¶¶¶¶¶¶　甚至斯大林自己的两位姻亲——安娜·瑞登思（Anna Redens）和奥尔加·阿利卢耶娃（Olga Allilueva）也因为犹太血统而被捕。在向女儿解释她的两位姨母被捕原因的时候，斯大林说：“她们知道的太多了，还四处去说。”——原注

***********　尼古拉·马尔（Niko Marr，1865—1934），格鲁吉亚历史学家、语言学家。1910年代因提出关于语言起源的雅弗理论而知名，他声称高加索地区的南高加索语系与中东地区的闪米特语族相关。——译注

†††††††††††　这些著名医生中有一位是以赛亚·伯林的叔叔利奥，他被指控在他侄子1945年访问莫斯科时，趁机把克里姆林宫的秘密传递给英国人。在经历了严刑拷打和自杀未遂之后，他“承认”当过间谍。他在牢里待了一年，1954年斯大林死后不久就被释放了。刚出狱后他身体还很虚弱，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曾拷打过他的人，心脏病发作去世。——原注

‡‡‡‡‡‡‡‡‡‡‡　所有苏联公民都有苏联护照，但是护照里有一栏是“民族”（种族）。——原注

§§§§§§§§§§§　《日瓦戈医生》于1957年在意大利首次出版，而且后来被走私进了俄国。它是一本国际畅销书，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在作家协会的压力和苏联报刊对他的谴责之下，他被迫拒绝接受。帕斯捷尔纳克死于1960年。——原注

¶¶¶¶¶¶¶¶¶¶¶　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肖斯塔科维奇于何时创作了《小天堂》。它的草稿似乎可以追溯到1948年，但是由于一直害怕抄家，他不大可能在斯大林死前全部完成。——原注

************　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的题目可能至少部分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韦尔霍文斯基对斯塔夫沃金所说的话（出自《群魔》），其中描述了他对未来革命政权的预想（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树立起一座石头的大厦……我们应当把它建起来，我们，我们自己！）。也许更明显的是，这个标题可能指的是革命者对集体主义的崇拜（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诗人基里洛夫甚至写过一首题为“我们”的诗）。——原注

††††††††††††　它得到勃列日涅夫手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成员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政治庇护。在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因《青年近卫军》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对宗教的强调而抨击其为反列宁主义时，苏斯洛夫成功地把勃列日涅夫争取到期刊一边。雅科夫列夫被党的宣传部辞退。1973年，他被驱逐出中央委员会，出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卸任后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主管）。——原注

‡‡‡‡‡‡‡‡‡‡‡‡　阿赫玛托娃告诉了几位朋友，这个献词是写给曼德尔施塔姆的。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听她读这首诗，并问她献词是为谁而作的时候，阿赫玛托娃“略带愠怒”地回答：“你觉得我能在谁的草稿本上写东西？”——原注

§§§§§§§§§§§§　黄灿然译。——译注

第八章　俄罗斯在海外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与维拉·斯特拉文斯基于1962年9月21日抵达莫斯科舍列梅捷夫机场。由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与维拉·斯特拉文斯基复制，出自《影像集：1921—1971》（London:Thames Hudson,1982）。

第一节

我的乡愁啊！这早已

显露原形的烦心事。

我反正到哪都一样——

在任何地方都孤零零。

提着一只粗糙的篮子，

沿着坑洼的石路回家，

走向不知是否属于我的屋子，

它已被用作医院或兵营。

我反正都一样——在某些人中间，

像被捕获的狮子般竖起鬃毛，

从某些人群中被推搡出来，

顺乎必然地回到自身。

回到感情的个体之中。

像离开冰天雪地的北极熊——

无法生存（我也不再努力！）

受尽屈辱——在我全然一样。

我不会陶醉于祖国的语言，

也不会陶醉于它乳白的召唤。

是用什么语言而不为路人

理解——在我全然无所谓！

（贪婪地吞噬报纸的读者，

和挤奶工人混淆在一起）

他属于20世纪的人

至于我——属于所有的世纪。

迟钝的人，像林荫道上

竖立，木头般的人——

在我都一样，我都无所谓，

不过，最无所谓的，也许是——

都比不上亲切的往日。

仿佛有只手，从我这儿，

抹去了所有标志、所有日期：

那在某处诞生的灵魂。

就这样，我的故乡无法

保护我，那最能干的侦探——

来回搜遍了整个灵魂！

根本找不到与生俱来的胎记！

我感到所有屋子都陌生，所有的

庙宇都空荡荡，反正都无所谓。

但是，倘若在道路旁——出现

灌木丛，尤其是山楂树……*[1]

山楂树勾起了流亡中的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痛苦回忆。它提醒着她久已逝去的在俄国的童年，还有那天生的“胎记”，那是她在这假装对祖国无所谓的诗句下掩藏不了也伪装不了的。从涉足诗坛之初，茨维塔耶娃就将山楂树当作她孤独的象征：

山楂树的果实红起来了，

它的叶子落下了，我出生了。[2]

从这些联想中，乡愁成了流亡者心中的故乡。乡愁是对具体之物的想往，而不是对抽象的祖国的热诚。对纳博科夫来说，“俄罗斯”存在于梦回儿时在家族庄园里度夏的情景：在树林里采蘑菇、捕蝴蝶，还有脚踩在雪上吱吱的声音。对斯特拉文斯基来说，它是儿时在彼得堡听到的种种声音：卵石路上的马蹄和车轮、街边小贩的吆喝声、圣尼古拉大教堂的钟声，还有马林斯基剧院中的嘈杂声，最初他正是在那里与音乐结缘。同时，茨维塔耶娃父亲位于莫斯科三塘胡同（Three Ponds Lane）的房子也能唤起她的“俄罗斯”心象。这座房子在1918年的严冬被拆毁当了柴火。但是在经历了近20年的流亡生涯，她1939年回国时，发现自己最爱的山楂树生长一如往昔。这棵树是她的“俄罗斯”中仅存之物，她乞求阿赫玛托娃不要告诉别人它的存在，除非“他们自己发现并把它砍倒”。[3]

茨维塔耶娃回到斯大林治下的俄罗斯，这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她渴望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来感受它。她需要那棵山楂树在身边。她的回国是自己长期痛苦挣扎的结果。就像大部分流亡者一样，她被故土的两个不同概念所撕裂。一个是那个“你内心深处的俄罗斯：它的文字、文学，还有所有俄罗斯诗人都能感到自己是其中一份子的文化传统”。[4]这个内心的俄罗斯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一个人可以身处俄罗斯之外，而在内心中依然拥有它。”茨维塔耶娃对作家罗曼·古尔†解释道。那是一个可以“在任何地方都生活于其中的”国度。[5]霍达谢维奇1922年移居柏林时说：“这个‘俄罗斯’就蕴含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可以‘装进一个口袋里’。”

我拥有的一切就是八本薄薄的书，而我的祖国就在其中。[6]

另一个俄罗斯就是那片土地本身——依然有着家的回忆的地方。不管她再怎么说无所谓，茨维塔耶娃还是无法抵抗它的吸引力。就像不在身边的情人一样，它的存在就足以让她痛苦。她怀念那广阔的风景，怀念用俄语交谈，而这在内心交织的联想正激励着她的创作。

1917—1929年间有300万俄国人逃离故土。他们组成了一个从中国东北延伸到加利福尼亚的影子国度，其中俄国文化生活的主要中心是在柏林、巴黎和纽约。这是一个已经消逝的世界的残余：以前的沙皇顾问和政府高官靠变卖最后的首饰过活，以前的地主现在当起了服务生，破产的商人进了工厂做工，而那些战败的白军军官白天撰写声讨白军领袖邓尼金将军过错的回忆录，晚上则去开出租车。舍列梅捷夫等大家族分崩离析，成员也四散逃命。舍列梅捷夫家族的长支与谢尔盖伯爵一起于1918年出国去了巴黎，后来又赴纽约。但是其他人则逃到南美洲、比利时、希腊和摩洛哥。

柏林首先成为侨民的重要中心。它天然地处在俄罗斯与欧洲的十字路口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与马克的巨幅贬值，使得那些带着珠宝和西方货币到来的俄国人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在破产的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很容易找到宽敞且廉价的公寓。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苏俄政府于1921年取消了对出境签证的控制。德国是当时唯一一个与苏俄有外交和贸易联系的欧洲大国。当时德国还在为战争付出代价，不仅要缴纳赔款，还受到西方战胜国强加的贸易禁运，于是它希望苏俄能成为自己的贸易伙伴和外交盟友。在20年代初，有50万俄国人涌入德国首都柏林的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和其他西南郊区。柏林人给城市的主要商业街选帝侯大街起了个诨名“涅瓦大街”。柏林有自己的俄国咖啡馆、俄国剧院、俄国书店和俄国歌舞夜总会。至于在郊区，俄国的一切就应有尽有了：俄国理发店、俄国杂货商、俄国当铺，还有俄国古董店。那里甚至还有个俄国交响乐队和俄国足球队（年轻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当守门员）。[7]

柏林是俄国流亡群体无可争议的文化首都。那里的音乐异彩纷呈：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海菲兹、霍洛维茨和内森·米尔斯坦随时可能同台献艺。在茨维塔耶娃1922年到来的时候，俄国先锋派中一些最杰出的文学天才都已经在柏林当了寓公（霍达谢维奇、纳博科夫、贝蓓洛娃、雷米佐夫）。这座城市有数量惊人的86家俄语出版商——轻松超过了德语出版商的数量——其发行的俄语报纸在全世界销售。[8]

对高尔基、别雷、帕斯捷尔纳克、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和伊利亚·爱伦堡等还没下定决心在苏俄还是西方扎根的作家来说，柏林也是他们中途停留的地方。它成为来自苏联的作家、西方的文学同行，还有已经建立起来的俄国流亡群体的会面之地。柏林的出版成本非常低，若干苏联出版社和期刊都在这座德国首都设立了办事处。在20世纪20年代，柏林的俄罗斯群体中还没有形成苏维埃文化与流亡文化的明确分隔。这座城市是左翼先锋派的中心，在1917年之后，认为苏维埃俄国与流亡者共享同一种俄罗斯文化的意见占主流。这样的想法在其他流亡者聚集地一般是不被接受的。但是柏林不一样——作家一度可以在莫斯科与柏林之间自由往来。然而在20年代中期，有一群被称作“路标转换”（Smena vekh）的流亡者发起永久返回苏联的运动，并在苏联支持下创立了自己的期刊《黎明》，从此氛围就变了。1923年是转折点，历史小说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回到莫斯科，此事在柏林引发了流言蜚语。侨民群体迅速左右两极分化，一派希望与苏联祖国建起沟通的桥梁，而另一派则想将桥梁烧毁。

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马克的币值稳定下来，经济也开始恢复，于是对俄国流亡者来说，柏林突然住不起了。当地的俄国人纷纷去往欧陆其他地方，人口减少了一半。茨维塔耶娃和她的丈夫谢尔盖·艾伏隆去了布拉格，以便他能在查理大学学习。布拉格是当时俄罗斯研究中心之一。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任总统马萨里克（Masaryk）就是一位研究俄国的知名学者。捷克人很欢迎这些“白俄”，将他们视为斯拉夫同胞以及俄国内战中的盟友。1918年，有一支捷克民族主义者组成的部队站到了反布尔什维克一边，希望能让俄国重新加入与同盟国的战争。‡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建国，布拉格政府甚至给艾伏隆这样的俄国学生发放了奖学金。

1925年，茨维塔耶娃和艾伏隆移居巴黎。如果说柏林是海外俄国人的文化中心，那么巴黎就是它的政治首都。战后的凡尔赛会议吸引了俄罗斯出逃的各主要党派人士和政府代表。到20年代中期以前，巴黎成为政治阴谋的温床，各种各样的俄国党派和运动都在争取西方政府的关注，以及获得那些想要定居于此的俄国流亡富豪的支持。茨维塔耶娃、艾伏隆和两个孩子，住在维克多·切尔诺夫的前妻奥尔加·切尔诺娃的狭小公寓中。维克多领导过社会革命党多年，还担任过短命的1918年1月被布尔什维克解散的立宪会议的主席。在达鲁街（Rue Daru）周围形成的“小俄罗斯”中，艾伏隆一家经常会碰到俄国革命的其他末路英雄：第一届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亲王、外交部长米留科夫，还有另一位总理，年轻而活跃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那个命定的1917年夏天，茨维塔耶娃曾将他比作自己的偶像波拿巴。

他卧倒在地图上，

却没有入眠。

那就是我们祖国的波拿巴。[9]

到20年代末，巴黎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俄国侨民在欧洲的中心。随着俄国人在大萧条中从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前往法国首都，它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在巴黎第十六区的咖啡馆中，巴黎俄国人的艺术与文学生活非常繁荣，那里有冈察洛娃和她的丈夫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有贝诺瓦、巴克斯特和亚历珊德拉·埃克斯特等画家，有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等作曲家，还有蒲宁、梅列日可夫斯基以及妮娜·贝蓓洛娃和她的丈夫，1925年从柏林搬来的霍达谢维奇等作家。

大多数流亡者都认为，1917年10月过后俄国就不复存在了。斯特拉文斯基经常说，他开始流亡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是“与俄国永别了”。[10]茨维塔耶娃在她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作《给儿子的诗》中做出结论，她再也没有可以回归的俄罗斯祖国：

手持灯火在这个月下的世界

寻寻觅觅。

那个国家不存在了

不在地图上，也不在太空里。

饮尽这杯酒吧：

杯底都在闪着光！

你如何能够回到

夷为平地的家？[11]

俄国海外流亡诗作的一个中心主题，即俄国只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觉，是某种像童年记忆一样已经消逝的东西。正如格奥尔基·伊凡诺夫所说的：

俄国是欢乐的，俄国到处都是光明。

抑或俄国已经在夜幕中消失。

在涅瓦河上，太阳不会落下，

普希金在我们的欧洲城中永不死去，

再也没有彼得堡，也没有莫斯科的克里姆林——

只有旷野和旷野，雪以及更多的雪。[12]

对茨维塔耶娃来说，俄国的幻影是她对三塘胡同已经拆毁的家逐渐褪色的记忆。对纳博科夫来说，它是骑车去维拉庄园的梦境，别人总是保证说绕过下一个弯就是了——结果从来不是。[13]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1953）中，动人地描绘了这种童年往事一去不回的乡愁。被迫与儿时脚下的那块土地分离，就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过去消逝成为神话。

茨维塔耶娃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艺术史教授伊凡·茨维塔耶夫，他也是莫斯科美术博物馆（现为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就像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季扬娜一样，茨维塔耶娃这位年轻的诗人也生活在书的世界里。“我这到处都是手稿。”[14]普希金和拿破仑是她最早倾心爱慕的对象，她在现实生活中爱上的人（男女都有），不少很可能不过是她文学理想的投射而已。她称这些情事为“文学恋爱”——包括诗人勃洛克、别雷、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没人说得清在她心中这种激情到底有多强烈。艾伏隆是例外——在她悲剧的生命中，他是唯一一个与她有长期亲密接触的人，她不能没有他。茨维塔耶娃对被需要的渴望是如此不顾一切，以至于她准备好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1911年的暑假，他们在克里米亚相遇了，那时他还在上学，而她则快要毕业。艾伏隆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细瘦的脸颊上有大大的眼睛——他就是她眼中的“波拿巴”。两人都对革命的理念有着浪漫的感情（艾伏隆的父亲是地下革命党的激进分子）。但是在革命最终到来的时候，他们都站到白军一边。茨维塔耶娃厌恶集体主义的精神状态，在她看来这种精神会把个人踏倒在脚下。当艾伏隆离开莫斯科去参加俄罗斯南部邓尼金的部队时，她将他描绘为自己的英雄：

白卫军：俄罗斯勇气的戈耳狄俄斯之结。

白卫军：俄罗斯民歌中的白色蘑菇。

白卫军：夜空中永远闪烁的白星。

白卫军：反基督者肋骨中的黑色指甲。[15]

在接下来的5年里，也就是1918—1922年之间，这对年轻夫妇彼此分离。茨维塔耶娃保证，如果两人都在内战中活了下来，那么她会“像狗一样[忠实地]”跟随艾伏隆，追随他去天涯海角。当艾伏隆在南方为邓尼金的军队奋战时，茨维塔耶娃留在莫斯科。每天她都要争取面包和燃料，这让她过早地衰老。在这些年中与她成为密友的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回忆说，她生活在“冰冷的房子里，有时还没有灯光，家徒四壁……小阿莉亚睡在帘子后面，周围满是自己的画……肮脏的壁炉里没有燃料，电灯也熄灭了……街上的阴冷侵入房中，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16]看到人们不顾一切地寻找食物的景象，茨维塔耶娃认识到革命会让人们变得野蛮。在她看来，普通民众似乎已经失去了对人类特有尊严与柔情的感知。虽然她热爱俄罗斯，但是新现实让她不得不开始考虑移居国外。1920年，她的小女儿伊琳娜死了，这对她是灾难性的打击。“妈妈再也不能忘却孩子会活活饿死这个念头。”她的大女儿阿莉亚后来写道。[17]伊琳娜的死让她更强烈地想要和艾伏隆在一起。1920年秋天，战败的白军向南撤退到克里米亚，在那里蜂拥上船逃离布尔什维克，此后一直没有任何他的音讯。她说，如果他不在人世了，她也无法独活。最后，艾伏隆被发现在君士坦丁堡。她于是离开莫斯科到柏林与他会合。

茨维塔耶娃将离开俄国描述为一种死亡，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而且她害怕在离开乡音故土之后，自己会丧失写诗的能力。在启程离开莫斯科之前，她写了一封信给爱伦堡，信中说：“在这里，穿着破烂的鞋是不幸的或是英勇的，而在那里则是一种耻辱。人们会把我当成乞丐，把我赶回我逃离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上吊自杀。”[18]

离开俄罗斯让茨维塔耶娃更关注民族主题。在20世纪20年代中，她写了大量的思乡诗。其中最好的都收录在《离开俄罗斯以后》（1928），这是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我向俄罗斯的裸麦，

向比女人还高的玉米地致以问候。[19]

她越发转向散文（“流亡生活让我变成了散文家”[20]），写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文章回忆自己失落了的俄罗斯。“我想要将整个世界复活，”她对一个流亡者说，“这样所有人就应该不会白活了，我也因此没有白白活着。”[21]在《我的普希金》（1937）这样的文章中，她渴求的是构成了自己心中那个昔日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她在《我的乡愁啊》中写道，自己感觉像

迟钝的人，像林荫道上

竖立，木头般的人[22]

谢尔盖·艾伏隆与玛琳娜·茨维塔耶娃，1911年。现由维多利亚·史怀泽收藏。

作为一个艺术家，她感到离开普希金开创的那个文学团体之后，自己成为了一个孤儿。

于是她热烈地，甚至像女儿一样，被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所吸引，这位被迫于1921年逃离苏俄的艺术体操理论家和前帝国剧院总监，在巴黎成为流亡者出版物上卓越的戏剧评论家。他在欧洲和美国的众多大学里发表关于俄国文化史的演说。但是让他对茨维塔耶娃有如此大吸引力的，是他与19世纪文化传统的联系。公爵是那位著名的十二月党人的孙子，他的父亲是普希金的密友。他自己也在母亲的画室中见到过诗人秋切夫。沃尔孔斯基家和茨维塔耶娃家也有渊源。正如伊凡·茨维塔耶夫1912年在美术博物馆的开幕演讲上所说，在莫斯科建立这样一间博物馆的想法，最早就是由这位公爵的婶祖母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提出来的。[23]茨维塔耶娃爱上了沃尔孔斯基，不是男女之间那种（沃尔孔斯基几乎肯定是同性恋），而是以她顽固的文学恋爱方式。在追求几年无果之后，抒情诗再次自茨维塔耶娃的笔端淌出。在组诗《弟子》（1921—1922）中，她将自己置于一位先知（“父亲”）的脚下，他将她与过去的智慧与价值观联系起来。她的诗作《致父亲》是献给“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她这样向叶夫根尼娅·奇里科娃描述沃尔孔斯基：“世界上最智慧、最迷人、最神奇、最老派、最有魅力——也是最天才的人。他63岁了。但是当你看到他时，你就会忘了自己的年纪。你会忘记自己生活在哪里，哪个世纪，哪一天。”[24]

在一个咆哮着

“光荣属于那些将要出生的人！”的世界中，

有什么向我低诉：

“光荣属于那些已经出生的人！”[25]

沃尔孔斯基将自己的《回忆录》（1923）献给了茨维塔耶娃——也许是对她把这厚厚的两大本打出来交给出版商的报偿。在她的眼中，他的回忆是已经在1917年断裂的19世纪传统的“圣经”。为了纪念这两本书的出版，她写了一篇题为《雪松：一份辩护》的文章。题目可能取自公爵的昵称，因为他在自己最喜欢的一块土地（今天是1.2万公顷的一片森林）上种了雪松，那是他家族在坦波夫省鲍里索格列布斯克（Borisoglebsk）的地产。

雪松是所有树中最高也最直的，它既来自北方（西伯利亚雪松），也来自南方（黎巴嫩雪松）。这正是沃尔孔斯基家族的双重品格：西伯利亚与罗马[季娜伊达曾迁居于此]！[26]

在自己《回忆录》的前言中，沃尔孔斯基表达了流亡者的痛苦：

祖国啊！一个多么复杂的概念，又是多么难以琢磨。我们爱自己的祖国——有谁不爱呢？但是我们爱的到底是什么？是某个存在过的东西，还是将要存在的？我们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它只是一片土地吗？如果我们与这片土地分离，但可以通过想象将其重现，那么我们真的可以说祖国还在吗？自己真的是在流亡吗？[27]

第二节

俄国侨民群体是由其文化遗产凝聚起来的紧密共同体。将1917年后的第一批俄国流亡者团结起来的，是他们希望而且确信自己终将回到俄国的这个信念。他们将自己的处境比作19世纪的政治流亡者，后者移居国外，在相对自由的欧洲与沙皇政权作斗争，而且最终回到了祖国。由于一直做好回国的准备，他们甚至从来都没有打开自己的行李箱。他们只承认自己是临时的流亡者。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保存古老的俄罗斯生活传统——让孩子在俄语学校中接受教育，坚持俄罗斯教会的礼拜仪式，还有高举19世纪俄国文化的价值观与成就——这样在回国的时候，他们就能全面恢复这些制度习惯。他们自视为纯正俄罗斯生活方式的守护者。

在柏林、巴黎和纽约的“小俄罗斯”，这些侨民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神话，关于1917年之前的“美好俄罗斯生活”。他们回到了一个从未存在的过去——它实际上从来不像这些流亡者想象的那样美好，或那样“俄罗斯”。纳博科夫将第一代离开苏俄的流亡者描述为“很难理解的一群人，他们在异国他乡模仿着一个死掉的文明，那个遥远如传说，几乎像逝去的苏美尔文明一样虚幻的，1900—1916年间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即使在那时，在20和30年代，它们听上去就已经遥远得如同在说公元前1916到公元前1900年）”。[28]当时在私邸和租用的会所中有不少文学晚会，衰老的女演员发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怀旧回响，而平庸的作家“蹒跚在散文韵律的迷雾中”。[29]（这些人）午夜会在俄罗斯教堂举办复活节弥撒，夏天会去比亚里茨（Biarritz）旅行（“像从前一样”），周末会在法国南部的契诃夫之家举办聚会，这让人们能够回忆起早已逝去的俄罗斯乡间“乡绅田园”的时代。那些在革命前以外国方式生活或者从来不去教堂的人，当了流亡者以后却紧紧抱住了自己的本土传统和东正教信仰。俄罗斯的信仰在海外经历了一次复兴，侨民中经常谈论欧洲的世俗信念如何导致了革命，还表现出了一种1917年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对宗教的谨守。这些流亡者坚持说自己的母语，好像这就保持了自己的人格一般。纳博科夫对俄语的掌握要晚于英语，在20世纪20年代初居于剑桥大学时，他非常害怕自己俄语能力下降，决心每天阅读10页《达尔俄语词典》流亡者与东道主之间的敌意使得他们更加强调自己的俄国性。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他们视俄国人为被战争摧残的寄生于他们经济之上的野蛮人；而这些俄国人虽然穷困，但总体来说比法国人和德国人读的书都多，于是认为自己高居这些“小资产阶级”之上（据纳博科夫说，柏林的俄国人只与犹太人来往）。在《说吧，记忆》的一个段落里仍然能感受到这种态度，纳博科夫在其中说他在柏林认识的唯一一个德国人是一位大学生：

他有很好的教养，安静，戴眼镜，他的嗜好是死刑……尽管我很久以前就失掉了迪特里希的行踪，我很可以想象他鱼蓝色的眼里平静的满足，正当他如今（也许就在我写下这行字的瞬间）给他拍着大腿、捧腹大笑的老战友们看一大批从未期望过的珍宝——他在希特勒治下拍摄的极其wunderbar（德语“奇妙的，精彩的”）的照片。§[30]

侨民群体极高的艺术才能注定要将他们与自己身处的社会分隔开来。“跟我们周围的这个或那个国家比，侨民聚居区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更加集中、思想也更自由的环境。”纳博科夫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道，“有谁会想要离开自由的区内世界，只为了进入外面陌生的世界呢？”[31]此外，西方知识分子与逃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俄国人之间还有政治隔阂，前者主要是左翼人士。贝蓓洛娃认为“没有一个知名作家站在我们[侨民]一边”，实在很难反驳这一点。H.G.威尔斯、乔治·萧伯纳、罗曼·罗兰、托马斯·曼、安德烈·纪德、斯蒂芬·茨威格都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而其他人，比如说海明威和布鲁姆斯伯里派，基本对苏联内外发生的事情毫不关心。

在这样的孤立环境中，侨民团结在俄罗斯文化的种种符号周围，将其作为他们民族认同的焦点。文化是他们在这个混乱与毁灭的世界中一个稳定的元素——这是旧俄国留给他们唯一的东西。让侨民在内部政治纷争中感到彼此拥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要保存自己的文化遗产。侨民的“小俄罗斯”是他们的心灵家园。他们之为俄罗斯人，不在于属于那片土地，甚至不在于属于真实的俄罗斯历史（俄罗斯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能让他们取得共识：因为侨民团体中既有君主主义者又有反君主主义者，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反社会主义者）。

在这些社团中，文学成为人们的故乡，而“重量级”文学刊物是他们主要的机构。这些刊物中既有文学，又有社会评论和政治探讨，它们将读者组织成一个个思想团体，就像1917年它们在俄国所做的那样。每一个侨民的重要聚集地都有自己的重量级刊物，而每一份刊物又与代表不同政治观点派别的文学俱乐部和咖啡馆联系在一起。最畅销的刊物是在巴黎出版的《当代年鉴》，刊名Sovremenny zapiski来自两份19世纪最负盛名的自由派刊物：《现代人》（Sovremennik）和《祖国纪事》（Otechestvennye zapiski）。它宣示自己的使命是保存俄国文化遗产。这就意味着要主推1917年就已经成名的大人物——比如说伊凡·蒲宁、阿列克谢·雷米佐夫还有（巴黎文学的女王）季娜伊达·吉皮乌斯等作家，这就让年轻或更具试验精神的作家很难出头，比如说纳博科夫和茨维塔耶娃。光再版俄罗斯经典著作的需求，已经足以维持几十家出版社了。[32]

普希金在海外俄国人中成为领袖般的人物。在没有任何其他历史事件能让所有侨民都统一庆祝的情况下，他的生日成了国庆日。普希金身上有很多让侨民感同身受的东西：他对俄国历史的保守自由主义（卡拉姆津式）立场、他因将君主视为对抗革命暴徒的无政府暴力的堡垒而对其持有的谨慎支持、他坚定不移的个人主义与对艺术自由的信念，以及他也被俄罗斯“流放”（离开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许20世纪最杰出的几个普希金研究者都来自侨民团体，这并非巧合——其中纳博科夫就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4卷注释英译本。[33]

在巴黎的侨民中，蒲宁被敬为这种文化遗产的继承人，是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流亡群体中蓬勃的确证。正如蒲宁本人在1924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所说，“侨民的使命”就是从堕落的左翼现代派与苏维埃艺术手中保护这份遗产，来为“真正的俄罗斯”出一份力。作为一个作家，蒲宁成为俄罗斯民族代表是在1917年之后的事。在革命之前，许多人认为他并非第一流的作家：与更受欢迎的先锋派作家比，他的散文风格显得沉重而传统。但是在1917年之后，侨民的艺术价值观发生了一场革命。他们开始拒斥他们认为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先锋文学，而且一旦身处国外，他们就在蒲宁那老派的“俄罗斯美文”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一位评论家说道，蒲宁的作品是“约柜”，是侨民与已经失落的罗斯之间的“神圣联系”。甚至身处柏林的高尔基一收到巴黎寄来的蒲宁新作，也会放下所有事情闭关攻读。作为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高尔基视蒲宁为契诃夫和托尔斯泰那已经断裂的传统中最后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34]蒲宁于193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俄国作家。……许多侨民将这次获奖视为对（文化意义上）真正的俄罗斯在海外这一事实的认可。……还有人将他誉为将引领侨民重返应许之地的“俄国摩西”。[35]

蒲宁在自己的故事中重现的那个俄罗斯是一个幻想世界。在《割草人》（1923）和《从容的春光》（1924）中，他描绘了一个从未存在的旧俄国乡村幻象——一片阳光灿烂、有着原始森林与无边草原的乐土，农民辛勤而快乐地劳作着，与自然以及同自己一同耕种的贵族伙伴和谐共处。这与蒲宁在1910年发表的成名小说《村庄》中以阴暗笔调描写的腐朽外省形成了鲜明而讽刺的对比。此时的蒲宁已经躲到他早期作品大力抨击的那种乡村幻想之中。在流亡生涯里，他的文学使命是将他想象中的俄国乡村与邪恶的城市进行对照，在那里，古老美好的俄罗斯生活方式遭到败坏。但是他自己也承认，他描绘的那片土地是“关于过去生活的西天极乐”，是移身于“一种美梦”之中，[36]而不是流亡者可以回到的那个真实的地方。对远离故土的艺术家来说，隐遁到幻想的过去也许是一种自然的反应。纳博科夫甚至从流亡经历中获得了艺术灵感。但是对蒲宁来说，在与故土隔绝的时候写作是非常艰难的。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怎么能描述一个不复存在的俄罗斯呢？

流亡很容易产生艺术上的保守主义，它的感情就是追忆与思乡。甚至斯特拉文斯基也发现自己脱离了《春之祭》——这是他“俄罗斯风格时期”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的超现实主义，巴黎流亡时期他转向类似巴赫作品的新古典主义。其他人也日益墨守于自己在本国发展出的风格，无法在新天地中有所突破。拉赫玛尼诺夫就是如此。就像蒲宁一样，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也停留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晚期模式之中。

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时，柴可夫斯基正是当时乐坛执牛耳者，他对拉赫玛尼诺夫的人生与艺术产生了至深的影响。1917年后拉赫玛尼诺夫流亡纽约，他依然对先锋派毫无感觉——他是现代最后一位浪漫主义作曲家。在1939年一次直言不讳的访谈中——这位作曲家被禁止在他生前发表——他对《音乐快报》的记者莱奥纳多·利布林（Leonard Liebling）解释了他对现代主义世界的疏离感。他的音乐理念植根于俄罗斯的灵性传统，艺术家的作用是创造美以及说出内心深处的真实。

我就像一个在越发陌生的世界中游荡的鬼魂一样。我不再能用以前的方式写音乐，但我又学不会新的。我非常努力地去感受今天的音乐形式，但我对它们没有感觉……我一直感到自己的音乐和对其他音乐的反应在精神上从未改变，都是不断地汲汲于试图创造美……新的音乐似乎并非发自内心，而是来自头脑。它们的创作者是在思考，而非感受。他们无法使自己的作品崇高——他们在调和、抗议、分析、推理、计算和酝酿，但是没有升华。[37]

1941年，在他的最后一次重要访谈中，拉赫玛尼诺夫揭示了他的情感流露与自身俄国性之间的精神联系：

我是一位俄国作曲家，我出生的土地对我的气质和看法都有影响。我的音乐是自身气质的产物，所以也是俄罗斯的音乐。我从未有意识地想写俄罗斯音乐，或任何其他种类的音乐。我在动笔那一刻想要做的，只是将我的心声简单直接地表达出来。[38]

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中的“俄国性”——一种抒情的思乡之情——是他流亡期间保守音乐风格的主要情感根源。

不随潮流进退一直是他性格的一部分。1873年，他出生于诺夫哥罗德省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中，其童年一直郁郁寡欢。他的父亲在他6岁时离家出走，留下他身无分文的母亲。两年后，他被送到圣彼得堡学习音乐。他将感情注入了自己的音乐。他自视为一个局外人，浪漫主义的疏离感融入了他作为艺术家以及后来作为侨民的身份认同中。流亡与孤立从一开始就是他音乐主题的一大特点。这甚至在他音乐学校的毕业作品——基于普希金的诗作《吉卜赛人》创作的独幕歌剧《阿列柯》（1892）——中已经出现。在诗中，俄罗斯主人公被吉卜赛人拒斥，独自过起了隐居生活。拉赫玛尼诺夫1917年之前最著名的作品已经明显过早地表现出了对故土的思念。在《晚祷》（1915）中他有意识地模仿了古代的单声圣歌；在《钟声》（1912）中他探索了用俄语演唱；最明显的当属他所有钢琴协奏曲。《第三钢琴协奏曲》（1909）令人难忘的开篇主题就是礼拜式的，而且非常类似于源自基辅洞窟修道院（the Pechersk monastery in Kiev）晚祷的东正教颂歌，虽然拉赫玛尼诺夫本人否认它有任何的宗教渊源。拉赫玛尼诺夫从来没有定期上教堂，而且在东正教会禁止他迎娶自己的亲表妹娜塔莉亚·萨蒂娜（Natalia Satina）之后，他就压根不去了。但是他对教堂的仪式与音乐有很深的感情，尤其是俄式钟的响声，那会让他想起在莫斯科度过的童年。这成为他1917年之后思乡情怀的一个来源。

拉赫玛尼诺夫思乡情怀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他对俄国大地的眷恋。他对一块土地尤其怀念，那就是他妻子在伊凡诺夫卡（Ivanovka）的庄园，它位于莫斯科东南500公里处，自8岁那年他们家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庄园之后，他每年都在这里消夏。伊凡诺夫卡有着他的童年与浪漫回忆。1910年，他与娜塔莉亚结婚后拥有了这个庄园，随后他们就搬来这里。拉赫玛尼诺夫几乎所有1917年以前的作品都是在伊凡诺夫卡创作的。“这里没什么特别的景观——没有高山巨谷，也没有海景，”拉赫玛尼诺夫在1931年回忆道，“它坐落在一片草原上，没有无边的海洋，却有看不到头的小麦和裸麦田，一直延伸到天际线。”[39]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表达的正是这片景致的神髓。他向一份美国杂志解释（很明显他主要想到的是自己），“俄国人与土地的羁绊比任何国家的人都深。它出自本能中对安宁、静谧、敬畏自然，也许还有追求孤独的倾向。在我看来，每个俄国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名隐士”。[40]伊凡诺夫卡的农民在1917年迫使拉赫玛尼诺夫抛弃了自己的家。“他们经常醉酒，然后就举着火把在庄园里四处跑，”一名村民回忆说，“他们偷走牲口，还闯入仓库。”在他离开后——一开始去了瑞典，后来去了美国——房子被劫掠一空，然后付之一炬。[41]对拉赫玛尼诺夫来说，失去伊凡诺夫卡就等于失去了祖国，流亡时须臾不离的强烈痛苦中就夹杂着对它的回忆。

45岁时，财务困难让拉赫玛尼诺夫不得不当了一名钢琴师，每年在欧洲或美国巡回演出。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让他很少有时间作曲。但是他将自己不能作曲这一点归因于与俄国土地的分离：“当我离开俄国时，我也留下了创作的渴望；在失去祖国的同时，我也失去了自我。”[42]

1921年，拉赫玛尼诺夫一家在美国买了第一套自己的房子——1930年以后在法国和瑞士也买了几套，他们开始努力重现伊凡诺夫卡那种特别的俄国氛围。他们为自己的俄国朋友们举办家庭聚会：蒲宁、格拉祖诺夫、霍洛维茨、纳博科夫、福金和海菲兹都是常客。他们说俄语，雇了俄国仆人、俄国厨师、一名俄国秘书，找俄国医生看病，还一丝不苟地遵守所有的俄国生活习惯——比如喝茶炊煮的茶以及参加深夜弥撒。他们之所以买下位于法国巴黎附近克莱尔方丹（Clairefontaine）的乡间别墅，就是因为它毗邻一片与世隔绝的松树林，就像拉赫玛尼诺夫一家在伊凡诺夫卡喜欢散步的那片一样。1931年拜访过他们的美国友人斯旺夫妇这样描述此处重现的俄国氛围：

拉氏亭（Le Pavilion）是一座城堡一样的建筑，结实的栏杆将其与街道隔开，在这一大片土地上重现了俄国生活……开放式阳台上宽大的阶梯直通庭院。风景很好：房前有一片朴素的绿地，有一个灌木环绕的网球场，沙地大道两旁是高耸的老树。庭院深处有一个大池塘。整体布置就像过去的俄国庄园一样……有一道小门通向巨大的猎场：里面松树如荫，野兔无数。拉赫玛尼诺夫喜欢坐在松树下，看着灵动的兔子。每天都是在餐厅的一张大桌子上吃早餐。就像在俄国乡间一样有奶油、火腿、乳酪和煮鸡蛋，还会上茶。大家随意，也没有严格的规矩或时间安排来妨碍我们睡懒觉。[43]

渐渐地，随着伊凡诺夫卡以前生活方式的恢复，拉赫玛尼诺夫也重新开始作曲，如《第三交响曲》（1936）那样纯粹的思乡之作。这部交响乐中保守的和声运用让西方评论家大感惊讶，将其比作过去时代的浪漫主义作品，但这是没体会到其中的俄国性。《第三交响曲》是一部回顾性的作品，是对俄国传统的告别，它全部的目的就在于过去的精神。20世纪30年代，当拉赫玛尼诺夫在美国排练《三首俄国歌曲》（1916）时，他恳请合唱队员慢下来。“我求求你们，”他告诉演唱者，“为了虔诚的俄国东正教神父，别糟蹋了它。请一定要唱得再慢一些。”[44]

第三节

“我们的悲剧”，妮娜·贝蓓洛娃就20世纪20年代年轻一辈的侨民作家说道，就是“我们不能发展自己的风格”。[45]风格的更新对侨民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他们作为俄国艺术家的目的是保存自身民族文化，那么若要发展风格，怎么能够不对所处的新环境作出适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俄国呢？被这个问题影响到的主要是新一代的人，比如“在革命后一无所有的”纳博科夫等作家。[46]蒲宁等老一辈的作家来到西方时，已经有固定的读者群体和自己无法打破的写作风格。在他们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要他们继续那种令人宽慰的过去的传统——也就是大量炮制以俄国乡绅幸福家庭为主题的故事和戏剧；而那些想有所突破的人既不受褒奖，也无人理解。茨维塔耶娃的悲剧——失去了把她捧为前革命时代先锋诗人新星的读者——只是这种体验的另一个变种。

散落在书店里，

在时间与灰尘中变得灰暗，

无人看到，无人寻觅，无人翻开，无人购买，

我的诗会像最珍贵的葡萄酒一样被啜饮

——当它们经历了岁月之后。[47]

甚至前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巴黎《最新消息》的主编米留科夫也说过，“我不理解茨维塔耶娃”。[48]但是对纳博科夫这样还没找到自己立足点的作家来说，没有理由回到过去，也没有什么前途。老一代的人日渐凋零，而随着新一代的人逐渐融入欧洲主流文化，他们身上俄罗斯的东西越来越少。为了创造出新的读者群体，这些作家必须打破条条框框。

纳博科夫是第一位完成了这场文学转型的重要作家。贝蓓洛娃说，在她那一代的俄语作家中，他是唯一有能力不仅开创出新的写作风格，也能赢得新读者的人。“通过他，我们学到的不仅是对小说主人公的感同身受”——那是19世纪的作家希望读者获得的，“而且能与作者，与纳博科夫有同样的感受，他的人生主题也成为了我们的主题”。[49]纳博科夫总是宣称他的作品与俄国或侨民无关，但是流亡仍然是它们的核心主题。虽然他将其视为普世的主题，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隐喻，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俄国侨民在接受纳博科夫作品的表象时，是将其作为自身民族认同的确证。纳博科夫的作品是“俄国”（蕴含于其文化中）在西方与他们同在的证明。在他的第一部伟大小说《防守》于1930年发表时，贝蓓洛娃说道：

“一个伟大的俄国作家诞生了，就像凤凰在革命与流亡的灰烬中重生一般。我们的存在获得了新的意义。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了正当的理由。我们得救了。”[50]

流亡是纳博科夫无处不在的主题，虽然早在革命将他早年生活一扫而光之前，他就已经发现了“思乡的酸楚与欣悦”。[51]纳博科夫生于1899年，是圣彼得堡一个富有文化的著名自由派贵族世家的长子，他们一家于1919年逃离俄国。他的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在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晚期担任过司法大臣，当时这位皇帝已考虑按照欧洲模式采用一部自由宪法。德米特里1885年被解职，之前他一直致力反对亚历山大三世推翻1864年自由主义司法改革的企图。作家的父亲V.D.纳博科夫是一位知名自由派律师，也是1906年第一届杜马中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宪政民主党成员。他起草了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短暂受邀登基的米哈伊尔大公的退位宣言，从而为君主制画上了正式的句号。他还曾担任过临时政府的秘书长，大概是内阁的执行书记一类，而且在制订立宪会议的选举制度的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纳博科夫一家离开俄国，先是去了伦敦，之后来到柏林，在那里纳博科夫的父亲担任报纸《舵手》¶的主编，直到1922年被一位俄国保皇派分子刺杀。在他作为身处欧洲的俄国作家的生涯中，纳博科夫一直使用“西琳鸟”（Sirin，俄罗斯神话中一种生活在天堂里的虚构鸟类）这个笔名，以将自己与在侨民群体中很有名的父亲区分开来。

纳博科夫家有很强的亲英倾向。他们家在圣彼得堡的别墅中满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令人舒适的成果”，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中写道：

我们洗晨浴时用的是梨牌肥皂，干燥时沥青般黝黑，放在湿润的指间举到光亮之中则有如黄水晶。随着那只英国可折叠浴缸的一片橡皮开口被打开，把里面满是泡沫的东西倾吐进污水桶时，浴缸份量也变得越来越轻，那真是令人愉快。“我们再也改进不了膏油，于是我们改进了管子。”英国牙膏说。早餐时，从英国进口的戈尔登糖浆会用它闪亮的圆圈缠绕着翻转的勺子，直到足够的糖浆从勺子里滑到了一片俄国黄油面包上。各种各样舒适、甘醇的物品从涅瓦大街的英国商店里稳定有序地来到家里：水果饼、嗅盐、纸牌、游戏拼图、条纹运动衣、白如滑石的网球。**[52]

纳博科夫学习英语要早于他的母语。他和弟弟妹妹是被“一连串令人分不清谁是谁的英国保姆和女家庭教师”照看大的，她们会给他们读《小公子西迪》，长大些又读《苏菲的烦恼》、《环游世界八十天》和《基督山伯爵》。在某种意义上，纳博科夫是被当作侨民养大的。上学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想象着自己是“一名流亡诗人，向往一片遥远、忧伤而永不毁灭的俄罗斯”。[53]普希金给了纳博科夫灵感。他小说中的很多主角都是那位诗人的化身。纳博科夫自视为普希金的继承者。在18岁那年全家逃离布尔什维克政权来到克里米亚时，他在文学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当时他从自己作为浪漫的流亡者这个意象中得到了灵感，循着100年前曾被流放至此的普希金的足迹漫步。他第一部发表的诗集《天路》（1923）的扉页上，就有一段来自普希金的诗作《无题》的题词。

他们家从克里米亚去了英格兰，1919—1922年间纳博科夫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完成了学业。战后英格兰的现实情景与纳博科夫在圣彼得堡别墅中了解到的那个盎格鲁——撒克逊梦幻世界相去甚远。三一学院的房间阴冷潮湿，食物说不出地差劲，而学生俱乐部里也满是天真的社会主义者，比如说《说吧，记忆》里那个叼着烟斗只看到俄国过去的坏与布尔什维克的好的“奈斯比特”。††纳博科夫越发思乡了。“我在英国读大学那段时光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我试图成为一个俄国作家的故事，”他回忆道，“我感觉剑桥与它所有著名的象征——令人肃然起敬的榆树、有纹章的窗子、喧闹的钟塔——它们本身并不重要，只是为了铸造和支撑我浓烈的乡愁才存在。”[54]

纳博科夫思乡的主要对象，就是他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家族庄园维拉，那里有着他的童年回忆。在《说吧，记忆》中，他说自己5岁时就第一次体会到了乡愁的冲击，那时他正在欧洲度假：“我会用食指在枕头上画出通往我们在维拉家的马车路径。”[55]失去维拉是极端痛楚的，也许比失去大部分家产或祖国——那个除了圣彼得堡和维拉以外他几乎一无所知的祖国——还要痛。在《说吧，记忆》中，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下面这一节不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而是为某个白痴而写，他因为在某次破产中失去了一笔钱，就以为理解了我。

我与苏维埃政权的（从1917年起）旧怨同任何财产问题毫不相干。对于那些只因为他们“窃取了”他的钱和土地而“仇恨赤色分子”的流亡者，我的蔑视是彻底的。我怀了这么多年的思乡病是对失去的童年一种过度膨胀的感情，不是对失去的银行支票的悲伤。

最后，我为自己保留向往一个合适的生态场所的权利：

……在我的美利坚

的天空下慨叹

俄罗斯的一个地方。

普通读者现在可以接着读下去了。‡‡[56]

1920年10月，在阴郁的剑桥生活中——三一学院早餐的麦片粥“像大英博物馆大中庭之上的天空一样灰暗”，他给定居于柏林的母亲写信说：

亲爱的母亲，昨天我在深夜中醒来，问了某个人——我不知道是谁——我问夜色，问繁星，问上帝：我真的再也回不去了么？它是不是真的已经结束了，一扫而光，摧毁殆尽？母亲，我们必须要回去，不是吗？这一切不可能都死去化为尘土——这个想法会让人发疯的。我想要描述维拉庄园里的每一株小树，还有圣园中的枝干——但是这没人会懂。我们对自己的天堂看得多么淡漠啊！——我们应该更直率、更有意识地去爱它。[57]

这种对维拉的乡愁正是《说吧，记忆》的灵感来源。在这本书中，他怀着爱意描述了“每一棵小树”，努力要重现他的童年回忆与渴望。这是一种关于时间与意识之曲折的普鲁斯特式谈话。纳博科夫的“记忆”是创造行为，将那个通过联想与当下混在一起的过去复活了，于是记忆本身就转换为一种人格、一种艺术。他曾写道流亡者对时间有更敏锐的意识。他有着通过语词重新创造出过去情感的超凡能力，这无疑是他流亡生活带来的福利。

流亡是贯穿纳博科夫作品的一个主题。他于1926年在柏林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玛丽》意在描绘侨民的生活状况，尽管纳博科夫在1970年英文版的导言中强调了它的自传性质。在对玛丽的追求中，主人公加宁成为流亡者梦想的象征：寻回与重返那失去的俄国早年生活的希望。在《荣耀》（1932）中，主人公马丁·埃德尔韦斯是一名来自克里米亚、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流亡者，他梦想着回到俄国。他的幻想在他来到柏林后逐渐清晰，他冒险穿过森林，越过俄国边境，再也不曾返回。《天赋》（1938）的主题同样是“流亡的阴郁与荣耀”。[58]它是纳博科夫全部俄语小说的主题（共9部）。它们的悲剧性角色都是侨民，在异国他乡中迷失、孤立，或者被那个再也寻不回的——除非通过幻想或艺术的创造性回忆——过去所萦绕。在《天赋》中，主人公费奥多尔·戈东诺夫——切尔登采夫是一位作家，他通过自己的诗而重现了俄罗斯的文学生命。在《荣耀》与《微暗的火》（原文为英文，1962年）中，主人公为了逃避流亡生活的痛苦，而生活在对俄罗斯的幻梦中。纳博科夫对《微暗的火》中称作冷珀（Zembla）的“遥远北方”的构想，揭示了他对流亡的反应：

1．冷珀的影像一定要缓缓地逐渐爬上读者的心头……

4．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应该知道——甚至金波特也不知道——冷珀是否真的存在。

5．冷珀与它的特征应当保持一种流动的、模糊的状态……

6．我们甚至不知道冷珀是纯粹捏造出来的，还是一种对俄罗斯的抒情譬喻（冷珀：Zemlya，俄语中的“土地”）。[59]

在纳博科夫的第一部英语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1941）中，流亡主题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了：身份分裂。主人公塞巴斯蒂安是一部传记的主角，表面上作者是他的弟弟，但故事逐渐显示出“弟弟”就是真正的塞巴斯蒂安。这种混乱与内心分裂的感觉是许多侨民都体验过的。霍达谢维奇在《索伦托照片》（收录于诗集《欧洲之夜》［1922—1927］）中感人至深地描写了这一点，他将流亡者分裂的意识——那种家乡与海外两种生活影响在头脑中造成的混乱——比作胶卷被曝了两次光。

纳博科夫从用俄语写作转向用英语写作的过程是个复杂的故事，与他接受了新的（美国人）身份紧密相连。这一定是一次痛苦的转变，这是素以行事高调著称的纳博科夫一直很喜欢强调的。他说，那“就像在一次爆炸中失去了七八根手指之后去学习如何抓握东西”。[60]在他的一生中，纳博科夫一直在抱怨用英语写作的困难——也许说得太多，以至于让人无法百分百相信（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承认自己“最好的作品是用英语写成的”）。[61]甚至在他的文学造诣达到高峰的时候，他在《洛丽塔》1956年版的后记中还说他的“个人的悲剧”就是——

不得不放弃丰富无比的母语——那些我可以信手拈来的自然语汇，可以娴熟驾驭的俄文，而以二流的英文取而代之。于是我失去了我的所有装备——令人眼花缭乱的镜子、黑色的天鹅绒背景布、那些隐含的联想与传统；而一个本土的魔术师，一身白色燕尾服，风度翩翩，驾轻就熟地操作着这些装置，便可神奇地变幻超越他的文化遗产。§§[62]

即使这样的说法很做作，他的成就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一位被誉为现代英语文体大师的作家，作为一个外国人写下这样的话，实在很不平凡。用他妻子薇拉的话来说，他不仅“全靠自己从一种非常特殊而复杂的俄语中转出，而他在多年来砥砺这种俄语的过程中，它已经成为对他来说独一无二的东西，他对它也有特殊的感情”，而且发展了“一种他投入写作并使其服从自己意志的英语，在他的笔下，它达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韵律感与灵活性”。她得出的结论是，他所做的就是用和英语的权宜婚姻（un mariage de raison）来替代他对俄语的热恋，不过“有的时候，这种出于理性结合的关系也会转变成温柔的恋情”。[63]

纳博科夫一直想成为下一个普希金，直到革命摧毁了他的计划。在余生中他都扮演着受伤天才的形象，虽然实际上他的英语写作风格——他5岁时就已经形成——一直与他的俄语风格相当，如果不是更好的话。但是流亡之后，纳博科夫很快就有了在虚无中写作的感觉。从苏维埃政权手中逃脱之后，他开始感到自己享受到自由是因为他在真空中工作——没有读者，也没有可以描绘的公共生活——于是“这一切不过是某种脆弱的虚幻氛围”。[64]（茨维塔耶娃表达了类似的失望——虽然她不懂第二门语言，于是这标志着更明显的个人悲剧：“从一个我的诗像面包一样不可或缺的世界/我来到了一个没有人需要诗的世界/不管是我的，还是其他诗人的/人们需要我的诗，就像需要甜点一样——如果任何人——需要/甜点的话……”）[65]

需要倾听对象是纳博科夫转变的根本动机。正如他自己解释，一个作家“需要某些回应，如果不是回复的话”。[66]随着侨民的下一代融入了他们所在地的文化，他的俄语读者每年都在减少。对纳博科夫这样的年轻俄罗斯作家来说，实际上不可能仅靠写作生活，而且竞争也很激烈。“进入文坛就像是要挤进一辆人满为患的电车一样。一旦进去了，你就要尽全力把任何想爬上来的新来者推开”，另一位作家格奥尔基·伊凡诺夫抱怨道。[67]

随着希特勒1933年掌权，成千上万的俄国人逃离柏林，在这座城市的生活尤其艰难。纳博科夫一家当时住在德国首都。他们生活相当窘迫——薇拉给别人当秘书，纳博科夫开办私人英语和法语班。但是很明显，他们也必须要离开了。薇拉是犹太人，而且刺杀纳博科夫父亲的凶手谢尔盖·塔博瑞斯基在1936年被任命为希特勒侨民事务部门的二把手。纳博科夫倾尽全力在伦敦、纽约等任何希特勒德国以外的地方寻找学术职位，最终在1938年移居巴黎。1940年春，纳博科夫一家前往纽约，当时距德军抵达巴黎只有两周时间。在他们布洛涅森林附近的公寓中，纳博科夫将自己锁在浴室里，把手提箱放在坐浴桶上，坐在上面写出了通往英语文学世界的入场券：《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这本书于1941年在纽约出版。

纳博科夫前往纽约是由亚历珊德拉·托尔斯泰安排的，她是那位伟大小说家的女儿，也是刚刚设立的托尔斯泰基金会的负责人，其目的是保护留美俄国侨民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驱使一大批知名人士逃离希特勒统治的欧洲：爱因斯坦、托马斯·曼、赫胥黎、奥登、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还有夏加尔。他们都在美国找到了新家。纽约有很多俄国侨民，是美国的俄国文学首都。在这里出版的俄语日报《新俄语》在全国有50万读者。纳博科夫一家住在中央公园附近西87街一间“小得可怕的公寓”中。作为一名俄罗斯侨民作家，纳博科夫在美国还默默无闻。直到推出同时带来丑闻与成功的《洛丽塔》——1952年完稿，但直到1955年才出版——之前，他一直挣扎着靠写作过活。就像他的小说《普宁》（1957）的主人公一样，他也被迫靠在斯坦福大学、卫斯理学院和康奈尔大学等高校做临时演讲维持生计。经济上捉襟见肘并没有减损纳博科夫的高傲。当拉赫玛尼诺夫给这位挣扎中的作家寄去自己的旧衣服时，纳博科夫——他曾经是公子哥，还是整个圣彼得堡历史上可能穿着最讲究的人的儿子***——把西服退给了这位作曲家，抱怨它们是在“序曲的时代”制作的。[68]

“现在美国就是我的家了，”纳博科夫在1964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是一位美国作家。”[69]虽然他有时对美国的描绘很严厉（最有名的就是在《洛丽塔》中），但他的这种感情似乎是真挚的。纳博科夫很喜欢装扮成真正的美国人。在革命中，纳博科夫失去了在旧世界的祖产；但在新世界，他通过辛苦工作和聪明才智赢得了新的财富。[70]《洛丽塔》带来的巨额收入是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成功的勋章，他非常骄傲地将它挂在胸前。“一位来讨生活的欧洲人摇身一变成了富有的山姆大叔，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一位心怀嫉妒与仰慕的评论者，在谈及俄国侨民作家瓦迪姆（即纳博科夫）的《看，那些小丑！》（1974）时如此说道。[71]纳博科夫不能容忍任何对美国的批评。他是一位爱国者。终其一生，他都信守着1945年宣誓加入美国国籍时许下的誓言。当伽利玛出版社为法文版《普宁》设计的封面上画着普宁教授站在美国国旗上时，纳博科夫提出反对，星条旗“不应用作一个地板覆物或者路面铺设”。[72]

纳博科夫政治上的反苏态度是他美利坚至上信念的核心。他与麦卡锡站在一边。他蔑视那些同情苏联的自由派。他拒绝与苏维埃俄国有任何瓜葛，即使是在它还是西方盟友的二战高潮期。1945年当纳博科夫得知瓦西里·马克拉科夫（俄国侨民在法国的正式代表），曾经去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参加过午餐会，而且在祝酒时说“致祖国、致红军、致斯大林”时，他愤怒地给朋友写了一封信：

在一种例外情况下，我可以理解一个人违背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如果他们告诉我，我最亲近的人是否会遭受折磨全看我怎么回答，我会马上同意做任何事情，不管是背叛自己的意识形态还是做邪恶的事情，甚至让我满怀爱意地站在领袖一边都可以。马克拉科夫是处在这种情况下吗？明显不是。

剩下的就是给侨民分分类了。我把他们主要分成五类：

鄙俗的大多数。他们讨厌布尔什维克，是因为对方夺走他们的那点土地和金钱，或者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十二把椅子†††。

梦想迫害少数民族和拥护罗曼诺夫王朝沙皇的人。他们现在与苏联人称兄道弟，因为他们在其中发现了俄罗斯民族的苏维埃联盟。

傻瓜。

游走于懒人、俗人、野心家之间的那么一类人。他们只追求自己的好处，心安理得地为任何领袖服务。

热爱自由的正派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坚守者。他们毫不动摇地蔑视对语言、思想和真理的侵害。[73]

纳博科夫认为自己属于最后一类。他的俄罗文学课拒绝讲授1917年之后的任何作品，虽然在康奈尔大学的课上他做了一点让步，讲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纳博科夫认为苏维埃政权阻止了“真正的文学”的发展。[74]他对19世纪用文学反映社会内容和理念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同样抱有敌意，他正确地将其视为苏联文学创作手法的前身。他正是基于这点批评《日瓦戈医生》（“沉闷的传统作品”）——这本与《洛丽塔》在1958年争夺畅销书榜的作品——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生动的新闻体小说，缺乏形式上的美感而且冗长拖沓”），[75]虽然这其中肯定也有点嫉妒的作用（因为与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不同，纳博科夫没有得过诺贝尔奖）。但是尽管在政治上排斥，他对俄罗斯传统还是有很深的依恋。他渴望用母语再写一部小说。他感到自己以及所有最优秀的侨民都有着某些他笔下的悲剧英雄普宁——这位装模作样、品格高尚的俄国侨民教授——身上的东西。

1965年，纳博科夫完成了《洛丽塔》的俄文版。在英文版的后记中，他将从俄语到英语的转变说成是“个人的悲剧”。但是在俄语版后记中，他一开头就承认将自己的文字翻译回俄语令人幻灭：

唉，“美妙绝伦的俄语”，我认为它就在某处等着我，就像忠实躲在大门后的春天一般，只等我用珍藏多年的钥匙打开，现在却证明是子虚乌有。在大门外只有烧焦的树桩和令人绝望的秋景，而我手中的钥匙也更像撬锁的工具。[76]

在纳博科夫离开故土之后，俄语一直在持续演变，而“令人眼花缭乱的镜子、黑色的天鹅绒背景布、那些隐含的联想与传统”，这些他在早期俄语小说中像魔术师般运用的词汇，现在的苏联读者已经无法理解。

第四节

当诗人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和她的丈夫德米特里·梅列日可夫斯基于1919年抵达巴黎时，他们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发现一切都井然有序：书本、床单、厨具。[77]流亡就是回到第二故乡。对许多旧圣彼得堡精英来说，来到巴黎就像是回到了过去那种他们在圣彼得堡着力模仿的都会生活方式。最后一位沙皇的弟弟，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与梅列日科夫斯基一家同年来到巴黎，就像回家的鸽子一样来到了丽兹酒店——他出手阔绰，都是用从故土逃出时所带来的沙俄钱币付账。这个巴黎像个“小俄罗斯”，1900—1916年间圣彼得堡文化绚丽多彩的缩影（和延续）。这个时期的重要文化人物，如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别雷、巴克斯特、夏里亚宾、冈察洛娃、库塞维茨基和普罗科菲耶夫，他们都在巴黎安了家。

这些来到西方的侨民，他们身上两个彼此相关的俄罗斯文化特征得到放大。第一个就是侨民重新欣赏起俄国文化中的欧洲特色，比如在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和俄罗斯芭蕾舞团中表现出来的所谓“新古典主义”风格。斯特拉文斯基自己并不喜欢这个术语，声称它“毫无意义”，而且音乐本身并没有表达出任何这样的东西。[78]但是他的新古典主义本身是一份艺术原则声明。它是斯特拉文斯基对自己早年新民族主义阶段的俄罗斯农村音乐，以及1917年革命爆发时创作的《春之祭》中狂暴的斯基泰旋律的有意拒斥。现在，被迫流亡的斯特拉文斯基满怀乡愁地墨守着自己的遗产，即自己原乡彼得堡的古典传统中所蕴含的那种美。他借鉴了巴赫和佩尔戈莱西（Pergolesi），还有意大利——斯拉夫派［别列佐夫斯基（Maksym Berezovsky）、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等人的音乐，他们在18、19世纪形成了俄罗斯音乐风格的一个独特传统。

这种重新坚守帝俄过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佳吉列夫在巴黎对柴可夫斯基芭蕾舞的赞扬。在1917年之前，柴可夫斯基在西方被认为是俄国作曲家中最无趣的一位。用法国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布鲁诺1913年的话说，他的音乐“缺少新斯拉夫派音乐中那种吸引着我们让我们喜爱的俄国特色”。[79]他的音乐被看作是对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无力模仿，缺少西方人希望从俄罗斯芭蕾舞中看到的异国俄罗斯风味；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在俄罗斯演出季中没有一席之地。但是1917年之后，对帝俄时期的圣彼得堡及其古典传统的怀旧之情，促使巴黎的俄国侨民有意识地倒向以柴可夫斯基为缩影的音乐，借此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1921年佳吉列夫在巴黎俄罗斯演出季中重新上演了《睡美人》（1890）。为其重写了管弦乐部分的斯特拉文斯基给伦敦《泰晤士报》写了一封公开信，将这部芭蕾舞誉为“对我们称为‘彼得堡时代’的俄国生活最纯正的表达”。斯特拉文斯基现在坚称，如同1914年之前俄国芭蕾舞团向西方展示的民俗文化（比如他自己《火鸟》这样的作品）可以代表俄国，柴可夫斯基的传统同样具有俄罗斯的特质：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大家看来并没有明显的俄国特质，但它们经常比那些长久以来贴着“莫斯科原生态风景”这种浅薄标签的作品要更“俄罗斯”。这些音乐就像普希金的诗与格林卡的歌一样，每一小节都代表俄罗斯。他没有刻意地在艺术中培育“俄国农民之魂”，而是在无意识中吸收了我们民族真正的本原。[80]

巴黎侨民的第二个文化特征，就是他们重新宣扬彼得大帝核心遗产之一——贵族价值观。在表面上的斯拉夫异域情调假象之下，是构成《艺术世界》杂志本质精神的贵族气质。它同样根植于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它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首次集结了《艺术世界》的三位创始人，别雷、费洛索福夫和佳吉列夫。正如别雷在1939年的回忆录中所说，他们喜欢柴可夫斯基芭蕾舞的地方就是其“贵族精神”，那仍然“没有受到任何民主干扰”——比如在功利的艺术形式中发现的那样——的精神。[81]巴黎的侨民群体赞赏的正是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价值观。他们组成了一个崇拜亚历山大时代的小圈子，欣赏其高贵的法兰西帝国风格，还有以普希金为典范的考究的贵族艺术风范。退缩到安稳的过去是侨民自然的反应。他们大多数人都来自贵族文明，而革命已经将其摧毁，迫使他们在欧洲寻找新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昔日作为俄罗斯有产精英地位也给他们一记重挫，虽然纳博科夫说得轻描淡写。拿着（国际联盟签发的）南森护照§§§和外国人登记卡，斯特拉文斯基和纳博科夫这样的地主子弟对西方国家将其作为“二等公民”对待心存怨恨。[82]

俄罗斯芭蕾舞团是在巴黎的俄罗斯文化生活中心，它就像是以佳吉列夫大使为首的巴黎彼得堡文艺复兴大使馆。一战期间佳吉列夫在美国游历，之后带着自己的团队回到了法国，希望能重新团结起他高歌猛进的艺术团队，以及通过在法国开拓俄罗斯艺术市场来终结不断出现的现金流危机——就像他们在战前成功做到的那样。福金在美国定居了，佳吉列夫需要一位新的舞蹈指导来把源自珀蒂帕¶¶¶的独特俄罗斯芭蕾舞传统延续下去。他找到了乔治·巴兰钦****。他于1904年在圣彼得堡出生，是一位格鲁吉亚作曲家的儿子。巴兰钦曾在珀蒂帕帝国芭蕾舞学院受过训练，1924年前往欧洲之前在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合唱队工作。佳吉列夫将巴兰钦视为与彼得堡传统的重要联系，在巴兰钦从俄罗斯带出来的舞蹈演员完成了几套常规动作之后，佳吉列夫问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能否把他们搬上舞台。[83]佳吉列夫在巴黎计划以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为核心，巴兰钦对其音乐的熟悉使他成为佳吉列夫的理想选择。斯特拉文斯基与巴兰钦的首次合作，《阿波罗：缪斯之主》（1928）开启了这位作曲家与舞蹈指导终生的伙伴关系。正是他们的合作保证现代芭蕾舞——佳吉列夫的发明——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生存下来。

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其特色是新古典主义原则。在舞蹈上，这意味着重返古典学院风格的严格要求：一种对演员动作进行的几乎是整体规划出来的抽象设计，复兴男舞蹈演员做主角的模式，以及牺牲情节来为音乐、色彩与动作之间充满感官刺激的联系让路。在音乐中，这意味着放弃俄罗斯民族乐派，而僵硬地模仿彼得堡的古典（主要是意大利的）传统——比如斯特拉文斯基的即兴喜剧《普尔钦奈拉》（1920）和独幕滑稽歌剧《马芙拉》（1922），后者是为了纪念普希金、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而作。重新皈依古典传统是侨民的一个明显反应。在革命时期的混乱与毁灭之后，他们渴望某种秩序感。他们回望欧洲价值观与彼得堡的遗产，以此来将自己重新定义为欧洲人，并将他们的“俄罗斯”移往西方。他们想要在圣彼得堡的瓦砾中恢复旧日的安稳。

佳吉列夫于1929年去世后，俄罗斯芭蕾舞团分裂了。这位经理一直是团队的激励者。他在场时有一种强大的气场，而他的离开则使得士气急转直下。所以当他辞世时，他手下的演职人员就注定要分道扬镳。许多人在各种巡回表演的“俄式芭蕾舞团”工作，这些组织继承了佳吉列夫的剧目与豪华班底：福金、马辛、别雷、尼任斯卡还有巴兰钦。安娜·巴甫洛娃等其他一些人则自立门户，建立了多个传承佳吉列夫实验传统的小团体。他在英格兰的学生打下了英式芭蕾的基础：妮涅特·德瓦洛和维克——威尔斯芭蕾舞团（the Vic-Wells Ballet，后来成为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兰伯特芭蕾舞团（Ballet Rambert）和马柯娃——杜林芭蕾舞团（Markova-Dolin Ballet）都是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后裔。巴兰钦将佳吉列夫的传统带到了美国，于1933年建立了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巴黎是通往西方的出口，是流亡俄国人能够通过它来到新家园的一扇门。在20世纪30年代战争威胁临近的时候，大多数在20年代于巴黎安家的人最后都逃往美国。美国主要的吸引是自由与安全。斯特拉文斯基和夏加尔等艺术家从希特勒的欧洲离开，前往美国以求平静工作。对斯特拉文斯基来说，这并不是政治问题：他公开支持意大利法西斯（“我有着非常强烈的冲动向你们的领袖效忠。他是意大利的救星——让我们希望他也能拯救欧洲吧。”他于30年代早期对一份意大利报纸如是说）；[84]虽然他痛恨纳粹（他们抨击他的音乐），他还是在1933年之后小心地和身处德国的犹太联系人保持了距离。这更多是图他自己的方便：他热爱秩序，而且需要它才能工作。

作曲家尼古拉·纳博科夫（那位作家的表弟）回忆过一件揭示性的事情。在抵达美国不久，斯特拉文斯基就开始担心这里可能也会发生革命。他问一位熟人这是否有可能，而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以“惊恐而愤怒的语气”问道：“但是我还能去哪儿呢？”[85]经历过了俄国革命，斯特拉文斯基最深层的政治本能就是对无序的恐惧。

在哈佛大学教了一年书之后，斯特拉文斯基在洛杉矶找到自己的避难所。他在那里买了自己的第一座房子，是西好莱坞的一座小郊区别墅，接下来的30年里它一直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家。洛杉矶吸引了许多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电影产业。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将战时的好莱坞描述为“比任何时刻的巴黎和慕尼黑都刺激人的头脑、更世界主义的城市”。[86]斯特拉文斯基的朋友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查理·卓别林、雷内·克莱尔和葛丽泰·嘉宝、马克斯·莱因哈特和阿尔玛·马勒［嫁给了弗朗茨·韦菲尔（Franz Werfel）］、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这样的世界主义氛围让美国成为很多俄国侨民天然的家。尤其是在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种族“大熔炉”中，他们更能回忆起当年在彼得堡的文化氛围。美国让他们得以发展成为国际艺术家，而不用像在欧洲那样，被恼人的国籍问题所困扰。

这种想要摆脱俄国——想要打破束缚，自由拥抱新身份——的感觉在纳博科夫的《致俄罗斯》（1939）中得到了表现，这首诗写于他离开巴黎前往美国前夕：

你能否让我独自哭泣，我请求，

这苍白的黄昏，人世的喧嚣停息，

而我是这样的无助，并因你狂风巨浪般的

打击，而奄奄一息。

可以站在人生高处傲视，并可以自由地

背弃祖国的人，是自由的。

而我此刻是在低谷，因此

请不要过来走近我。

我已做好了准备，从此销声匿迹，

没有名字地活着。如果说除非在梦中

我们才能相见，那我宁愿放弃

所有做梦的权利。

我可以流血，可以伤痕累累，

可以不再去读我最爱的书籍，

但只要能换回我久违的母语，

为了最早学会的词——俄罗斯。

为了俄罗斯，我曾走过泪水，

走过相隔遥远的草丛和墓地，

走过白桦树惊慌失措的颤抖，

走过青春至今的所有日子。

请别再用你亲切的、迷离的眼神，

把我凝视。哦，我这可怜的灵魂，

请别再四处查看这个幽暗的矿井，

别再搜寻我无处躲藏的生命。

因为许多年过去了，包括一个世纪，

而对于所有那些——苦难、悲哀、羞耻的记忆

都已经为时太晚。没有人好去谅解，

正如没有人去承担罪。[87]

斯特拉文斯基的美国流亡也经历了类似的情感历程。他想要忘掉过去，迈步向前。他的童年是一段痛苦的回忆。在他1917年“失去”俄罗斯之前，他已经失去了父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女儿。他需要把俄罗斯甩在身后，但他做不到。作为一名身处法国的侨民，斯特拉文斯基试图否认自己的俄国性。他接纳了一种欧洲世界主义，有时就像在圣彼得堡时那样，它成了贵族式傲慢与对西方眼中的那个“俄罗斯”（也就是他在《春之祭》和《火鸟》中模仿的那种乡土文化）表示轻视的同义词。“我不认为自己单单是俄国人，”他在1928年对一位瑞士记者说，“我是一位世界公民。”[88]在巴黎，斯特拉文斯基混迹于科克托和普鲁斯特、普朗克和拉威尔、毕加索和可可·香奈尔的时尚圈子中。香奈尔成了他的情人，还把他从1920年初到巴黎时的那个毫无吸引力、不显山露水的家伙，变成了“穿硬领衬衫、戴单片眼镜”、优雅地穿着考究西装的绅士，毕加索还为他画过像（那双亚洲人的眼睛）。

斯特拉文斯基非常公开地将自己与那个曾经刺激他创作出早期作品的乡土俄罗斯划清了界限。那已经变成了他蔑视的俄国——那个背叛了他的俄国。他否认自己作品受到民间传说的影响。他谎称《春之祭》中俄罗斯古代布景是为配合之前写好的音乐做出的偶然选择，而与民间传说无关。[89]他同样否认《婚礼》的俄罗斯根源——这可是一部完全基于民间传说配乐的作品。“我没有从民间乐曲中借鉴任何一段，”他在1935年的自传《我的生命纪事》中写道，“我并没有重现农村婚礼仪式的想法，我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仪式。我对民族志根本没有兴趣。”[90]也许他是在将自己的音乐与斯大林时期的冒牌民间传说（实际上应该叫“伪民间传说”）区分开来，还有后者跳着虚假民族舞的剧团和巴拉莱卡琴乐队，以及穿着“民族”风的演出服、表演着快乐农民角色的红军合唱队——与此同时，真正的农民正在挨饿受苦，就在他们所有人被迫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之后。但是他如此坚持不懈地想要抹去自己的俄罗斯之根，这是一种更强烈、更个人的反应。

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时期的音乐是对他“世界公民”身份的表达。在受爵士乐启发创作的《管乐八重奏》（1923）等作品，或者按照古典风格创作的《钢琴奏鸣曲》（1924）中，几乎完全没有“俄罗斯”元素——当然更没有民间配乐了，甚至在更晚的《敦巴顿橡园》协奏曲（1937）和《C大调交响曲》中也是如此。他选择在自己的“清唱剧”《俄狄浦斯王》（1927）中使用拉丁语——而不是母语俄语或后学的法语——这一事实，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观点。与斯特拉文斯基在好莱坞共度1947年圣诞的尼古拉·纳博科夫，被这位作曲家与故土如此明显彻底的决裂震惊了。“对斯特拉文斯基来说，俄罗斯是他能够精熟灵活运用的一门语言；它是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剩下的他要么没兴趣，要么还会引起他的愤怒、蔑视和强烈的厌恶。”[91]斯特拉文斯基有着变色龙般惊人的才能，能够自我调整并适应在异国他乡安家的生活。这也许也是他彼得堡背景的产物。他的儿子回忆说：“每次我们搬新家，尽管只住几个星期，父亲总能赋予这暂时的生活一种永久的气氛……终其一生，不管在什么地方，他总是能够让周围充满他自己的味道。”[92]

1934年，这位作曲家成为法国公民——他解释说，这个决定是因为他在巴黎找到了自己的“智识环境”，他也有一点“对祖国的羞愧”。[93]虽然拿到了法国护照，而且是世界级的管弦乐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还是对出生的故土有着深深的感情。他比他自己愿意承认的更扎根于祖国的文化，而这种感情在他的作品中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达出来。斯特拉文斯基对圣彼得堡有明显的思乡情怀，那座城市“在我生命中占据很大的一块”，他在1959年写道，“我几乎害怕去省察内心深处，以防发现自己身上有多么大的部分仍然与它相连”。[94]这是非常痛苦的回忆，以至于在1955年这位作曲家拒绝了前往赫尔辛基的邀请，因为“那里离某个我不想再看到的城市太近了”。[95]但是他很喜欢罗马和威尼斯，因为它们能让他回想起彼得堡。在他基于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的芭蕾舞剧《仙女之吻》（1928）中，我们明显能听到斯特拉文斯基对那座生养他的城市升华了的乡愁。他对乌斯帝卢格也有着同样的乡愁，他正是在这座位于沃里尼亚的家族庄园中创作出了《春之祭》。乌斯帝卢格是他不愿与任何人讨论的话题。[96]他对这座度过了童年中最快乐时光的房子后来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是他无数痛楚的根源。但是从他在《婚礼》上比任何其他曲子用功都勤这个事实，我们能发现他对这个地方的感情。这部作品是基于他最后一次来到这座房屋时带走的材料创作的。

在整个流亡生涯中，斯特拉文斯基都对俄国教会的文化和仪式很有感情——虽然在法国他智识上受到了天主教传统的吸引，这表现在他《诗篇交响曲》（1930）的礼赞中。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过去将近30年都不守教规的斯特拉文斯基积极地重入东正教的怀抱，这部分是受妻子卡蒂娅的影响。她在长期卧病期间越发虔诚，最终于1939年去世。作为艺术家和侨民，斯特拉文斯基在俄国教会的纪律与秩序中找到了安慰。“你越是将自己与基督教教会的教规割裂，”他在创作《诗篇交响曲》期间对一位采访者说，“你就越发远离了真理。”

这些教规对创作管弦乐曲来说是严密合式的，如同它对个体生命的规范程度是同等的。这是唯一一个能够让秩序发挥到极致的地方：不是一种思辨的、虚假的秩序，而是被赐予我们的神圣秩序，它会自我显现于内心世界和外化的绘画、音乐等。它是与混乱的斗争，后者与其说是无序，不如说是秩序的缺位。我支持在艺术中进行整体架构的设计，因为其中包含了秩序；创造性的作品是对混乱与虚无的抗争。[97]

斯特拉文斯基在达鲁街会定期参加俄国教堂的礼拜仪式。他的身边总是带有崇敬东正教的气氛——他在尼斯和巴黎的住宅中满是圣像和十字架。他是按照东正教历法来给自己的乐谱草稿标日期的。他与侨民主要聚居地的俄罗斯神父通信，尼斯的俄罗斯神父成了他家“实际上的成员”。[98]斯特拉文斯基声称，俄罗斯教会对他最大的吸引力是“语言”：他喜欢斯拉夫祈祷词。[99]这在他为俄国教会创作的斯拉夫风格赞美诗中俯拾皆是。††††

对重返出生时的宗教的渴望也与对俄罗斯深沉的爱有着联系。在他的一生中，斯特拉文斯基都遵循着儿时在革命前圣彼得堡的习惯。甚至在洛杉矶，他的家仍然像是旧俄国的据点。客厅摆满了俄国的书籍和装饰品、画作与圣像。斯特拉文斯基一家常与俄罗斯朋友来往。他们雇用俄罗斯仆人，在家里说俄语。斯特拉文斯基只在必要的时候说英语或法语，而且口音很重。他以俄国的方式喝茶：用装着果酱的玻璃杯喝。他喝汤用的勺子还是儿时老保姆（babushka）喂他用的那一只。[100]

夏加尔是另一位隐藏了自己俄国心的“世界级艺术家”。和斯特拉文斯基一样，他展现出的形象也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他很喜欢声称批评者经常问他的国籍问题（你是犹太艺术家吗？是俄国艺术家，还是法国艺术家？）对他实际上毫无困扰。“你说你的话，我干我的活。”他经常这么说。[101]但是这种宣示是不能当真的。夏加尔编造了自己的传记——而且还经常改动它。他说，他人生中的重大决定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艺术生涯畅通无阻。1922年，他离开苏维埃俄国，因为那里的条件让他很难工作。与此相对的是，在西欧他已声名在外，而且他知道自己会变得很富有。没有证据表明，他受到布尔什维克摧毁其故乡维捷布斯克的犹太教堂和犹太聚居区的影响。[102]1941年，夏加尔离开巴黎逃到了美国，当时纳粹的威胁已经足够真实——虽然这一次他还是用个人利益来为逃亡辩护。终其一生，夏加尔都是一个漫游者，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安顿下来，也没有把任何地方称作自己的土地。就像他画作中的对象一样，他的生活总在飘浮的半空中。

尽管如此，他没有回答的那个国籍问题依然处于画家生命与艺术的中心。在他个性中融合的众多不同元素（犹太、俄国、法国、美国和国际），俄国对他的意义是最大的。夏加尔曾经评论道：“‘俄罗斯画家’这个头衔，对我来说比任何国际声誉都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在我的画作中，没有一寸不关乎我对故乡的怀念。”[103]夏加尔乡愁的中心在维捷布斯克，那是一座位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上的半犹太半俄罗斯城镇，19世纪90年代他作为一个小商人的儿子在那里长大。1941年它被纳粹蹂躏，所有的犹太居民都被杀害。3年后，夏加尔写下了动人的悲叹《我的故乡，维捷布斯克》，以信件的形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你，没有在你安着篱笆的街道上驻足了。你并没有痛苦地问我，我爱你，那你为什么还是要离开我这么多年？不，你在想：这个小伙子已经到某个地方去寻找倾泻而出、灿烂而不同寻常的色彩了，就像雪或星光洒在我们的屋顶上一样。但是他要从何处得到它们呢？为什么不能在近一点的地方找到呢？在你的土地上，我留下了祖先的坟茔和散落的石头。我不在你身边，但是我的画中，没有一幅反映的不是你的快乐与忧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忧虑：我的故乡理解我吗？[104]

维捷布斯克是被夏加尔理想化的世界。与其说它是传说中理想的所在，不如说是被他艺术化了的儿时记忆。在他梦幻般的画作中，他将维捷布斯克重现为一个梦的世界。那座真实城镇中泥泞的街道，被神奇地转换为那种会让你想起鹅妈妈童谣欢乐场面的色彩。夏加尔一再以维捷布斯克为主题创作，批评者为此谴责他是将自己的异想天开当作艺术来贩卖。毕加索说他是一个商人。画家鲍里斯·亚伦森抱怨说，夏加尔“总是在当屋顶上的提琴手”‡‡‡‡。[105]但是，不管他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维捷布斯克主题牟利，他的乡愁仍然足够真挚。

以色列的犹太人不能理解，夏加尔如何能够对俄国的生活如此怀念。那不是发生过迫害犹太人事件的国家吗？但是在维捷布斯克这座城镇中，犹太人不仅仅是与俄罗斯人共存，而且还受益于俄国文化。就像曼德尔施塔姆这位兼有波兰与俄罗斯血统的犹太人一样，夏加尔一直认同俄罗斯传统：它是进入欧洲文化与价值观的手段。1917年之前，俄罗斯文明是一种巨大的、世界主义的文明。它吸收了整个西方文化，就像夏加尔作为一个犹太人吸收了俄国文化一样。俄罗斯将夏加尔这样的犹太人从他们家乡的褊狭态度中解放出来，令其与更广大的世界建立起联系。[106]只有俄罗斯能够激发这样的感情。东欧再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有足够的腹地为犹太人提供一个文化家园。

第五节

当茨维塔耶娃于1925年移居巴黎时，她本希望能为自己的诗找到更多读者。在布拉格，她曾经挣扎着想保持“喂饱肚子和笔端”，纳博科夫后来如此令人难忘地描述侨民作家的艰难处境。[107]她靠翻译和朋友的接济过活。但是这种长时间的挣扎让她与艾伏隆——他一直在上学，找不到工作——还有女儿和刚出生的儿子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艾伏隆与她的联系少了——无疑是对她接连不断的婚外恋失去了耐心——转而醉心于政治。在巴黎，他很快投入欧亚主义运动（Eurasian movement），这个运动将俄罗斯视为一块独立的亚洲或图兰大陆，斯特拉文斯基之前已经倾心于此。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场运动已经开始分裂。右翼分子与法西斯主义眉来眼去，而艾伏隆倾向的左翼则主张与苏维埃政权结盟，他们将苏联看作其俄罗斯帝国主义理想的支持者，是与西方势不两立的欧亚文明领袖。他们放下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宿怨，而将其看作得到大众支持因而也是正义的内战胜利者，并将它的事业奉为复兴伟大俄国的唯一希望。艾伏隆极力主张回到祖国。他希望为苏联（也就是俄国）人民的事业奉献终生，以赎他在国内战争中站在白军一边战斗的“罪孽”。1931年，艾伏隆申请要回到苏维埃俄国。他对俄国的思念一览无遗，这让他成为人民内务委员会利用的靶子，他们惯于利用这个弱点打入侨民群体内部。艾伏隆被招募为人民内务委员会的一名特工，得到的承诺是最后会让他回到苏维埃俄国。在20世纪30年代，他都是“巴黎返回祖国联盟”（Parisian Union for a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的领导人。这是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外围组织。

艾伏隆的政治活动给他与茨维塔耶娃的关系增添了巨大压力。她理解他回国的渴望，但是她也同样清楚地知道苏维埃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她谴责丈夫的幼稚：他是对不想看到的东西闭上了双眼。他们总是在争吵——她警告他，如果回到苏联，最后他可能被送到西伯利亚，甚至会更糟；他反驳说他愿意“到任何他们送我去的地方”。[108]但是茨维塔耶娃知道，如果他去了，她还是会像以前一样跟随着他，“像狗一样”。

艾伏隆也让茨维塔耶娃在侨民群体中的地位无法维持。人们认为她本人也是布尔什维克，这跟她一直与帕斯捷尔纳克和别雷等“苏维埃作家”有联系不无关系，他们像她一样也是根植于革命前的先锋艺术。在这个越来越避免与苏维埃世界发生任何联系的群体中，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我感觉这里没有我的位置。”她在给捷克作家安娜·特斯科娃的信中说道。法国人“好交际却浅薄”，而且“只关心他们自己”，而“在俄国人中，我被自己的诗孤立了，没有人懂它们；就我个人看来，有些人以为这些诗是布尔什维主义，其他人以为是君主专制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然后——它们都成为我的标志”。[109]贝蓓洛娃将茨维塔耶娃描述为巴黎的“弃儿”：“她没有读者”，而且“没有人回应她写的东西”。[110]她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离开俄罗斯以后》于1928年在巴黎出版。在印出来的几百本中，只有25本预订出去。[111]在国外生涯的最后岁月里，茨维塔耶娃的诗表现出她与日俱增的疏离与孤独。

说吧：折磨已经够多了——夺走

一座花园——像我一样孤独的花园。

（但是你！不要站得太近！）

一座花园，孤独，像我一样。[112]

“所有的一切都在将我逼向俄罗斯，”她在1931年给特斯科娃的信中说，“在这里我无人需要。在那里我不可能生存。”[113]茨维塔耶娃越发对侨民期刊的编辑们有挫败感——米留科夫这样的教授与政治家理解不了她的诗，将其强行拆分以符合他们期刊整齐干净的风格。她的挫败感使她对苏联的文学生活有了过分美好的看法。她说服自己相信，她在那里是“被需要的”，而且她将能够再次出版作品，找到一个新的作家朋友圈子，他们会“将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114]每过一年，她都会感到母语“微弱的召唤”，她知道这不仅对自己的艺术，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非常关键。这种对俄罗斯实体的渴望，比任何理智上支持她继续流亡的理由——俄罗斯就在她心中，就像那个装着普希金作品的手提箱，可以带到任何地方——都要强得多，也迫切得多。她总结道：“诗人不能在流亡中生存：那里没有其站立的土地——没有媒介，没有语言。那里——没有根。”[115]就像花楸树一样，她的艺术需要扎根于大地。

1937年，艾伏隆苏联间谍的身份暴露，而且涉嫌刺杀一位拒绝回国的苏联间谍。在法国警方的追捕下，艾伏隆逃到了苏联，阿莉亚在当年早些时候已经回国。现在茨维塔耶娃也不能留在法国了。所有人都躲着她，她已经不可能在那里生活。贝蓓洛娃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1938年秋天，那是参加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的葬礼——当时他的棺椁正从弗朗索瓦·热拉尔路（Rue François Gérard）的教堂里被抬出来。“她站在入口处，眼睛满含泪水，衰老——几乎苍白——的双手交叉在胸前……她站在那里，就好像感染了瘟疫：没有人靠近她。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也绕过她走开了。”[116]1939年6月12日，茨维塔耶娃和儿子坐船从勒阿弗尔前往苏联。在启程前一天晚上，她写信给特斯科娃：“再见了！现在面临的将不再是艰难，现在到来的一切都是命运。”[117]

帕斯捷尔纳克警告过茨维塔耶娃：“不要回俄国——这里很冷，而且总是有气流。”这是她自己颇有先见之明的恐惧回响：

俄罗斯的气流会吹走我的灵魂！[118]

但是她就像她丈夫一样：不会去听她不愿听的话。

很多回到苏联的流亡者的确知道，或者凭直觉能感受到，自己回去将面临奴役般的生活。鉴于他们在西方的绝望处境，以及渴望一个能够工作的社会环境，这让他们准备好了对苏联“新生活”的严酷现实视而不见。乡愁压倒了他们生存的本能。

马克西姆·高尔基是第一位发现回国危险的重要文化人物。这位在早年《母亲》等小说中支持革命事业的作家，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陷入了迷惑。伴随着革命出现的混乱、破坏、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各种暴力事件，高尔基与列宁及新政权之间产生了矛盾。……在深受这些年自己目睹之事的震动之后，1921年10月，高尔基离开俄国去了柏林。高尔基没法住在苏俄了，但他也同样不能忍受漂泊海外。有几年时间，他一直在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中摇摆。他怀念俄罗斯，但又不愿回到那个地方。在定居于意大利度假胜地索伦托之前，他一直不知疲倦地从柏林出发，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各个温泉城镇之间漫游。“不，我不能去俄国，”1924年他给罗曼·罗兰写信说，“在俄国，我是一切事物、一切人的敌人，那就像是拿我的头去撞墙一样。”[119]

但是在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高尔基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对与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决裂万分悔恨，而且用贝蓓洛娃的话说，他说服自己相信，“列宁的死让他和整个俄国都成了弃儿”。[120]他歌功颂德的回忆录《列宁》是走向与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继任者和解的第一步。他开始考虑回到苏联，但却推迟了决定作出的时间，可能是害怕将要面临的一切。同时，他的两篇史诗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在西方反响平平，在那里他的说教风格已经不受欢迎了。在他定居的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让高尔基开始质疑之前所有的理想——它们构成了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基础——那些关于欧洲是道德进步与文明的历史力量的理想。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欧洲越幻灭，他就越倾向于将苏维埃俄国赞颂为一个道德优越的体系。1928年，高尔基展开总计五次苏联消夏旅行中的第一次，并于1931年永久定居在国内。这位回头浪子收获了许多荣誉，得到了莫斯科著名的里亚布申斯基别墅（Riabushinsky mansion，由舍赫杰尔设计建造）作为住宅，两座很大的乡间别墅、几名仆人（后来证明是克格勃的间谍），还有由为斯大林服务的人民内务委员会部门提供的特供食物。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得到高尔基的政治支持，以及将其作为一名苏联作家在西方世界面前展现。[121]当时西方对高尔基和蒲宁谁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两派意见旗鼓相当。一旦克里姆林宫开始支持高尔基，两位作家的竞争就成为了一场更广泛的政治斗争，争夺的是谁有权以这个能追溯到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文化传统的名义发言——莫斯科还是巴黎侨民？

在高尔基回归的苏维埃政权内部，斯大林主义者和所谓的右派分子，比如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之间有着深刻的分歧，后者反对斯大林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集体化和工业化政策。一开始，高尔基站在两派中间：他基本支持斯大林的目标，但是试图限制他极端的政策。可他越来越发现自己与斯大林政权针锋相对。高尔基绝不是那种在讨厌某事物时会默不作声的人。他之前反对过列宁，现在他又成了斯大林一派眼中的刺头。他对迫害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和皮利亚尼克提出过抗议——虽然他没能引起公众对1934年曼德尔施塔姆被捕的注意。他发声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甚至拒绝了克里姆林宫给斯大林写一篇吹捧性传记文章的要求。在他20世纪30年代的日记里——他死后它被锁在了人民内务委员会的档案室——宣传和大众的恐惧让斯大林“被放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122]

人民内务委员会将高尔基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证据表明高尔基曾经与布哈林和基洛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1934年被暗杀——密谋反对斯大林。高尔基1936年去世可能也是这次密谋的结果。有一段时间内，他患有由肺病和心脏病引发的长期流感。在1938年对布哈林的走过场公审中，高尔基的医生被发现犯有“用药物谋杀”这位作家的罪行。也许斯大林曲解这位作家的自然死亡来作为摧毁政敌的借口，但高尔基与反抗行动的瓜葛也让他极有可能是被谋杀。几乎可以肯定，1934年是人民内务委员会在谋害了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这也可能是削弱高尔基计划的一部分。[123]当然对斯大林来说，这位作家的去世恰逢其时——正好在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公审之前，高尔基本来打算向西方媒体揭穿这个骗局。1963年当高尔基的遗孀被问到高尔基的去世时，她坚决地表明丈夫是被苏联特工谋杀的。然而真相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大白。[124]

普罗科菲耶夫是另一位回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重要人物——在大恐怖处于高潮的1936年。这位作曲家向来不以政治敏锐著称，但是即使以他的标准来看，他选定的这个不幸的回国时间也是异常天真的结果。普罗科菲耶夫对政治兴趣寥寥。他认为自己的音乐要高于政治。他似乎相信他可以回到苏联，而不受苏联政策的影响。

也许这与他作为圣彼得堡神童成名这一点不无关系。他的父母很有钱，而且溺爱他，于是普罗科菲耶夫从小就对自己的命运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他13岁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之前，已经有四部歌剧署有他的名字了。他就是俄国的莫扎特。1917年他和母亲来到高加索躲避革命，后来又经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日本去了美国。由于拉赫玛尼诺夫也刚到美国不久，媒体不可避免地将两人拿来做比较。普罗科菲耶夫更具实验性的风格，使得他在普遍保守的美国评论家眼中并非最优秀的作曲家。多年以后，普罗科菲耶夫回忆起在纽约中央公园漫步的情景，他——

由于对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美国管弦乐团的愤恨而浑身发抖，他们一点也不在意我的音乐……我来得太早了，这个婴孩——美国——还没有成熟到能够理解新的音乐。我是不是应该回国呢？但是怎么回？俄国已经被白军包围，而且不管怎么说，谁想空着手回家呢？[125]

据贝蓓洛娃说，普罗科菲耶夫不止一次被人听到这样说：“只要拉赫玛尼诺夫还活着，这里就没有我的空间，而他还能再活个10年或15年。欧洲对我来说太局限了，而我不想在美国屈居第二。”[126]

1920年，普罗科菲耶夫离开纽约定居巴黎。但是斯特拉文斯基已经在那里站稳脚跟，普罗科菲耶夫想在这里攻城略地反而更难。佳吉列夫的支持在巴黎是无比重要的，而斯特拉文斯基当时正是这位剧团经理的“宠儿”。普罗科菲耶夫喜欢为歌剧作曲，这个兴趣来源于他对给俄国小说配乐的热爱：《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徒》和勃留索夫的《燃烧的天使》都被他改编成了歌剧。但是佳吉列夫向以宣称歌剧是一种“过时”的艺术形式而著称。[127]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建立，就是要寻找一种对各种艺术——舞蹈、哑剧、音乐和视觉艺术——的非语言综合，但是其中不包括文学。与他形成对照的是，斯特拉文斯基醉心于芭蕾舞，这种在西方赢得巨大荣誉、被认为是“俄罗斯”精粹的艺术形式。在佳吉列夫的鼓励下，普罗科菲耶夫在20世纪20年代为三部芭蕾舞剧创作了音乐。

《小丑》（1921）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这引来斯特拉文斯基的怨恨，他后来策划让巴黎音乐品位的评判家［纳迪娅·布朗热、普朗克和六人乐团（Les Six）］转而反对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部《钢铁般的疾驰》（1927）运用了苏维埃的主题，这被巴黎侨民斥为“对克里姆林宫的鼓吹”——实际上这是佳吉列夫的主意。普罗科菲耶夫的芭蕾舞剧中只有最后一部《回头的浪子》（1929）取得了绝对的成功。它的主题与作曲家的心灵很贴近。

普罗科菲耶夫在巴黎成了孤家寡人。他有一个俄罗斯朋友的小圈子，包括作曲家尼古拉·纳博科夫、指挥家谢尔盖·库塞维兹基和诗人康斯坦丁·巴尔蒙特。他花了7年时间创作歌剧《燃烧的天使》（1927），他一直认为这是一部杰作，但他却从未看到它上演。它的核心主题——两个世界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很多方面讲述了他自己与俄国的分离。

既然被巴黎的侨民群体孤立，普罗科菲耶夫就开始发展与苏联音乐机构的联系。1927年他接受克里姆林宫的要求，在苏联举办了巡回音乐会。在重返彼得堡后，他的情感决堤了。“本来，我不知为何已经忘了彼得堡真实的样子，”他在旅途日记中写道，“我一度认为，它的欧洲魅力与西方比起来是苍白的，而与之相对，莫斯科是独特的。但是，现在这座城市的壮丽让我无法呼吸。”[128]马林斯基剧院隆重推出了他的《三橘爱》（1919），这让他感到自己终于被认定为俄国在世的最伟大作曲家了。苏联当局撤掉了一切障碍以引诱他永久回国。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1917年曾经放他出国（“你是一个音乐上的革命者，我们是生活中的革命者……我不会阻止你”）[129]，现在他则引用马雅可夫斯基那封给高尔基的著名“诗信”（1927）——在信中，前者质问后者为什么明明在俄国有那么多事要做，他却待在意大利——来力劝他回国。马雅可夫斯基是普罗科菲耶夫的旧相识。在普罗科菲耶夫动身去美国之前，马雅可夫斯基曾将自己的一卷诗献给了他：“世界诗坛总统致世界乐坛总统：致普罗科菲耶夫。”他的另一个老朋友，先锋导演梅耶荷德激情满满地谈到两人再度联手，将俄国经典搬上舞台。对这些老朋友的思念是普罗科菲耶夫决定回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合作者没法给我灵感，”他于1933年承认道——

因为我是俄国人，那是最不适合流亡、最不适合留在异族心理氛围中的民族。我和我的同胞无论走到哪里都心怀祖国。带走的并非祖国的全部，但那也足够让人痛苦了。一开始是微微刺痛，然后越来越强，直到最后将我们摧折……我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氛围中生活。我一定要再次看到真正的冬天，还有在一瞬间迸发出来的春意。我一定要听到俄语回荡在耳畔。我一定要与和我流着相同血脉的同胞交心，这样他们就能给我在这里缺少的东西——他们的歌——我的歌。[130]

从1932年开始，普罗科菲耶夫每年都要在莫斯科待半年，4年后他把妻子和两个儿子也带来定居。他得到了很多奢侈品：一座莫斯科的大公寓，里面有从巴黎运来的他自己的家具——还有去西方旅行的自由（当时苏联公民仅仅因为跟外国人说话就被送到劳改营）。由于其高超的旋律创作才能，普罗科菲耶夫为苏联舞台和银幕创作了无数乐曲，包括《基杰中尉组曲》（1934）和《罗密欧与朱丽叶》（1935—1936）。大奖随之纷至沓来——1942—1949年间他不下5次荣获斯大林奖——尽管知道那不过是虚饰浮夸，他还是对祖国的认同感到很受用。

虽然得到了这么多嘉奖，普罗科菲耶夫在国内的工作生活还是变得越来越艰难。在那场从1936年以压制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为开端的运动中，普罗科菲耶夫被抨击为“形式主义者”，于是他退缩了，转而致力于为青少年创作音乐：《彼得与狼》（1936）就是恐怖岁月的产物（还是它的寓言，猎杀狼的言外之意就是打击“人民公敌”）。他的许多更具实验意味的作品仍然没有上演：为十月革命20周年纪念日（1937）创作的宏大康塔塔、为梅耶荷德1937年的普希金《鲍里斯·戈东诺夫》上演100周年纪念演出创作的音乐，甚至歌剧《战争与和平》（最终版）也直到1959年才搬上俄国的舞台。1948年之后，日丹诺夫再次开展斯大林主义针对“形式主义者”的批判，这次，几乎所有普罗科菲耶夫在巴黎和纽约创作的音乐，都被禁止列入苏联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名单。

普罗科菲耶夫的晚年生活实际上是自我隐居。就像肖斯塔科维奇一样，他越发转向室内乐的私密领域，在那里他可以表达个人的愁绪。这些作品中最动人的一部就是《D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讽刺的是它在1947年还荣获了斯大林奖）。普罗科菲耶夫告诉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它开场回荡的乐声要“像墓地中的风”一样。[131]在普罗科菲耶夫的葬礼上，奥伊斯特拉赫演奏了这首奏鸣曲。这件令人伤感之事基本上没有得到苏联媒体的关注。1953年3月5日，普罗科菲耶夫去世的同一天，斯大林也去世了。花都被卖光了，于是这位作曲家的墓前只摆了一根松枝。

茨维塔耶娃于1939年回国，与艾伏隆和儿女住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座别墅里。她本来希望能重新发现自己将近20年前抛下了的那种作家圈子，但却震惊地发现自己在回到俄国后几乎完全被孤立。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说，在苏维埃“忽视那些从西方回来的人几乎已经成为了第二天性”。[132]关于茨维塔耶娃的一切，都让认识她——或者被别人看到认识她——成为一件危险的事。她似乎是外来的、过时的，是属于过去的人物，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很少有人记得她的诗。

他们回国2个月之后，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莉亚就被逮捕了，罪名是与托洛茨基分子勾结为西方国家当间谍。不久之后，他们把艾伏隆也逮捕了。茨维塔耶娃于是加入了在监狱门前等待的妇女行列，阿赫玛托娃曾经描述过的那种可怕负担。茨维塔耶娃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她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变成什么样了。§§§§她和儿子一起被艾伏隆在莫斯科的姐妹收留。她消瘦而疲惫，面色灰黯无光，只能靠翻译诗歌勉强过活。在帕斯捷尔纳克伸出援手之后，她搬到了作家集中地戈利齐诺（Golitsyno）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就在莫斯科通往明斯克的道路边上。她在那里找到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能自己挣钱吃饭了。那里有一些年纪稍大的作家还记得她的诗，而且带着一种近乎崇拜的尊敬来对待她。但是就苏联官方文坛而言，她已经消失很久。她在俄国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在1922年——而在1939年的氛围下，再次出版她的诗歌可谓希望渺茫。她在1940年向国有出版社提交了一份自己的诗集，但她并没有把那些更爱国、更关乎人民的诗选进去，而是选了很多创作于艾伏隆为白军作战时的诗。不出所料，这部诗集被打成了反苏维埃。故意拒绝妥协是茨维塔耶娃的典型作风。她无可自抑，即便有着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危险。她不能与这个自己被迫生活的时代达成和解。

离开法国不久，茨维塔耶娃就告诉一位朋友，如果在苏联不能写作的话，那么她会自杀。茨维塔耶娃越发执著于自杀的念头，还经常以此为要挟。1940年之后，她写的诗很少，写下的那一点也充斥着死亡：

是时候摘掉琥珀了，

是时候改变语言了，

是时候熄灭

门上的灯了。[133]

她最后一首诗写于1941年，写给年轻英俊的诗人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后来那位电影导演的父亲），当时两人正在恋爱。在这首鬼气阴森的诗中，她诉说了自己被抛弃的感觉——不仅是被塔可夫斯基，更是被所有她未点名地称做“六个人”的朋友：

什么都不是：不是兄弟，不是儿子，不是丈夫，

也不是朋友——我突然念叨着：

你呀，在桌上摆好六个人的餐具，

旁边，没有给我留一个——座位。¶¶¶¶[134]

茨维塔耶娃的儿子莫尔是她最后的希望和情感依靠。但是这位少年正在努力挣脱母亲令人窒息的控制。1941年8月，随着德军横扫苏联，直逼莫斯科，他们娘俩被疏散到了鞑靼共和国一个名叫叶拉布加的小镇，在喀山附近。他们在一个小木屋里租了半个房间。茨维塔耶娃没有任何生计来源。8月30日，星期天，她的房东和莫尔出去钓鱼。就在他们走了以后，她上吊自杀，死前给莫尔留下了遗言：

小莫尔，请原谅我，但我要活下去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莉亚——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135]

茨维塔耶娃被埋在一个无名墓中。没有人参加她的葬礼，甚至她儿子也没去。

第六节

1962年，斯特拉文斯基接受苏联的邀请访问这个自己出生的国度。他离开俄国已经整整50年了，在他做出回国的决定背后，有着复杂的感情纠葛。作为侨民，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激烈地拒斥自己在俄国的过去。他告诉自己的密友和音乐助理，指挥家罗伯特·克拉夫特，在他心中，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儿时岁月是“一段我在等待着能够将所有东西、所有人送进地狱的那一刻降临的时期”。[136]这种反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侨民对苏联的反应，它排斥这位作曲家的音乐，而且夺取了他的故土，光是提到苏联就足以让他怒发冲冠。1957年，一位倒霉的德国服务生来到他桌旁，问他是否因为最近斯普尼克卫星上天而对俄国人民感到自豪，斯特拉文斯基“勃然大怒，程度堪比俄国人为成功做到这件事感到的狂喜，也堪比美国人为没能做到这件事感到的狂怒”。[137]

他对苏联乐派的看法尤其刻薄，在那里，曾经对《春之祭》大肆攻击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精神依然活跃，积极地反对现代派音乐。“苏联音乐家的作品还没有超越19世纪。”斯特拉文斯基在1957年的一次访谈中告诉德国采访者。如果要求苏联管弦乐团演奏斯特拉文斯基或“维也纳三大家”（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的音乐作品，那他们对于“我们50年前就采用的旋律，怕是连最简单的也处理不来”。[138]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后就被苏联禁演，当时他被苏联官方音乐机构谴责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艺术上的倡导者”。[139]这是某种音乐冷战。

但是斯大林去世后整个气氛为之一变。赫鲁晓夫的“解冻”结束了日丹诺夫针对所谓“形式主义者”的批判运动，恢复了肖斯塔科维奇作为苏联最重要音乐家的合法地位。从斯特拉文斯基作品中汲取灵感的年轻作曲家开始涌现（爱迪生·杰尼索夫、索菲娅·古拜杜林娜和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通过录音与巡回演出，新一代的优秀苏联音乐家（奥伊斯特拉赫、里赫特、罗斯特洛波维奇†††††、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组‡‡‡‡‡）在西方变得广为人知。简而言之，苏联似乎正要重返欧洲音乐世界的中心——那正是1912年斯特拉文斯基出国时俄国占据的地位。

虽然他自己否认，但斯特拉文斯基一直对他从俄国流亡后所处的环境感到后悔。他与过去的决裂就像是一道撕裂的创口。1962年他已经年近80岁，这肯定对他决定回国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年纪渐长，他越来越多地想起自己的童年。他经常不经意地使用儿童口吻的俄语和小称。他重读了一些俄语作品——比如高尔基的《母亲》。“它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我就读过（1916），现在我要重新拾起，”他告诉克拉夫特，“很可能是因为我想要回归自我。”[140]斯特拉文斯基告诉美国媒体，他决定回到苏联“主要是因为我感受到，年轻一代的俄国音乐家对我怀着真切的渴望和需要”。[141]也许这里面也有斯特拉文斯基想要维护自己在祖国遗业的渴望吧。虽然他说自己想回国旅行与乡愁无关，但这种感情无疑是核心原因之一。他想要在死前再看看俄国。

1962年9月21日，斯特拉文斯基夫妇乘坐苏联飞机抵达舍列梅捷沃机场。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他紧张地望着窗外，看到染上秋黄的树林、草地、农田还有湖泊。据全程陪同的克拉夫特说，他在激动和强烈的情绪中哽咽了。飞机停下，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斯特拉文斯基现身，他站在飞机舷梯顶端，按照俄罗斯传统深深鞠了一躬。这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姿态，就像他佩戴的太阳镜一样——它能保护他不受电视光线的伤害，而且代表着好莱坞的另一种生活。在走下舷梯的过程中，斯特拉文斯基被一个庞大的欢迎团包围，其中就有玛丽亚·尤金娜，这个长着鞑靼人眼睛（或者说在克拉夫特看来是这样）的粗壮女人向这位作曲家自我介绍说是他的侄女。人群里还有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的女儿，正是这位诗人带着斯特拉文斯基走进了《火鸟》与《春之祭》的古老异教世界。她给了克拉夫特一个“桦树皮的篮子，里面装着一根树枝、一片叶子、一束小麦、一个橡子、一些青苔，还有其他一些俄罗斯土地的纪念品”，只是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当时并不很需要”。对这两个女人来说，毕生的梦想就要成真。克拉夫特将这里的氛围比作小孩的生日聚会：“每个人，尤其是I.S.（斯特拉文斯基），都深感慰藉。”[142]

这次旅行让斯特拉文斯基的情感滚滚流泻。在与斯特拉文斯基相识的15年中，克拉夫特从没意识到俄国对这位作曲家是多么重要，或者在他心中还存留着多少对俄国的感情。“仅仅两天前，在巴黎，我还是会否认I.S.有可能再次回国……现在我看到，半个世纪的放逐生涯在一夜间就被抛诸脑后——不管这遗忘是否早就完成。”[143]斯特拉文斯基回到的不是苏联，而是俄国。当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赫连尼科夫在机场与他见面时，斯特拉文斯基拒绝与他握手，而是给了他一拐杖。[144]次日，斯特拉文斯基夫妇与克拉夫特驱车来到了麻雀山——拿破仑第一次眺望莫斯科就是在这里——他们俯视这座城市，克拉夫特认为他们“比我之前见到的任何时候都更沉默、更动情”。[145]在新圣女修道院§§§§§，斯特拉文斯基夫妇明显地“受到了触动，不是由于任何宗教或政治因素，而只是因为新圣女修道院就是他们所知的那个俄罗斯，那个仍然构成他们一部分的俄罗斯”。在这座修道院的古墙之后，是昔日俄罗斯存在的一片孤岛。在花园里，戴着黑头巾、穿着破旧外衣和鞋子的女人们照料着墓地。教堂里有一位神父正在举行圣礼，克拉夫特看到，“虔诚的信徒趴在地上顶礼膜拜，就像I.S.自己在好莱坞的俄国教堂虔诚敬拜时那样”。[146]虽然苏联经历了如此多的动乱，还是有一些俄国风俗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音乐传统也是如此，正如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罗伯特·克拉夫特为莫斯科交响乐团排练《春之祭》时所发现的那样：

交响乐团的成员很优秀，很快就接受了我这个外人提出的对分节和过渡的要求，而且总体来说比欧洲交响乐团更努力。《祭献》（第二部分）是以一种我只能说不是法国也不是德国的情感演奏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一段。演奏不像美国乐团那样高亢，声音也要小些，虽然在演播厅里还是震耳欲聋……这种克制是很对I.S.的口味的……另一个令人满意的奇妙之处就是大鼓，它在侧边打开，就好像被锯成了两半。这些头脑简单的人对《大地之舞》（第一部分最后一段）开头的清晰、朴素的处理，听起来恰似I.S.说他脑子里有的那种惊跑感觉……I.S.提到这里巴松管的音色也与美国的不同，“《召唤祖先》（第二部分第四段）结尾处的五处巴松管听起来就像我想象中的那五棵老树一样”。[147]

斯特拉文斯基对这种独特的管弦乐声不胜欣悦。它让他的俄罗斯芭蕾舞恢复了生机。

他对回归母语也感到很高兴。自踏上俄国大地的那一刻起，他轻而易举地操起以前的说话方式，重拾50多年没用过的词汇和短语——甚至还有早已忘却的童言童语。在克拉夫特看来，以前他每次一说起俄语就像“换了一个人”。而现在“跟那些叫他‘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的音乐家说话——这很快就能建立起俄国人特有的家庭感——时，他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更开心”。[148]克拉夫特被斯特拉文斯基性格的转变震惊了。当被问到他是否相信自己现在看到的是“真正的斯特拉文斯基”时，这位美国人回答道：“我所知的关于I.S.的一切都是足够真实的……但是现在他在我心中的形象终于有了自己的背景，这确实让我了解到，很多我以前认为是‘个性’或怪癖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149]克拉夫特写道，因为这次出访俄国，他的耳朵变得能够适应斯特拉文斯基在离开俄国后的作品里的俄国元素了。它们在斯特拉文斯基晚期作品中并不是很直接明显，但它是存在的——就在旋律的力量与赞美诗般的曲调中。从《诗篇交响曲》一直到《安魂曲》（1966），他的音乐语言一直深得俄国文化的精髓。[150]正如他向苏联媒体解释的那样：

我终生都在说俄语，用俄语思考，我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也是俄国式的。也许你第一次听我的音乐时不容易注意到，但是它内在于我的音乐，是它隐而不显的特点的一部分。[151]

俄罗斯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心里深深扎根。这不仅仅是他家里的圣像、他读过的书，还有他儿时吃饭的勺子。他对俄国的土地、习惯、风俗、说话方式、社交方式仍然有着真实的情感和记忆，在他踏上故土的一刹那，所有这些感情就涌上了他的心头。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传统。连一个图书馆都无法将其涵盖，更不用说流亡者揣在包里的“八本薄薄的书”了。它是某种内在的、情感的、本能的东西，是塑造一个人的人格并将其与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牢牢绑在一起的感情。在西方公众看来，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个访问出生地的流亡者，而在俄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回家了的俄国人。

斯特拉文斯基基本不了解莫斯科。他只是在大约60年前的一次短途旅行中去过那里。[152]相比之下，重游自己的出生地彼得堡让他更为触动。在机场，斯特拉文斯基受到一位老人的欢迎，后者一见他就开始流泪。克拉夫特这样回忆那次相遇：

他是弗拉基米尔·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作曲家里姆斯基的儿子），I.S.没认出他来，他说因为对方当时留着小胡子，而不是像上一次见面那样是络腮胡（1910）；但后来I.S.告诉我，真正的原因是“他叫我‘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而不是‘季马’。他以前总是叫我和我弟弟‘古里和季马’”。[153]

在到达俄国之后的几天里，斯特拉文斯基好像回到了50年前。在认出马林斯基剧院（当时更名为基洛夫剧院）之后，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小时候，他会坐在他父亲的包厢里观看芭蕾舞。他还记得包厢里长着翅膀的丘比特装饰、观众席上蓝色和金色的装饰物、闪闪发光的大吊灯、满是香水味的观众，还有在1892年一次节庆演出中他从包厢里走出来到休息厅——当时演出的是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他父亲在其中饰演法尔拉夫一角）——他看到了时年52岁、头发花白的柴可夫斯基。[154]斯特拉文斯基实际上就是在马林斯基剧院中长大的。他们家在克留科夫运河边上的公寓离剧院只有几步之遥。他们随后去看他在人生的头24年里住过的房子，此时斯特拉文斯基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但他对克拉夫特解释说，这只是因为“我必须控制自己”。[155]每一座建筑都是“神奇”或者“美丽”的。在爱乐大厅举办的纪念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会的票早在一年前就开始排队，而且发展出一个复杂的求票生态——每一张票都是通过许多人的接力排队才取得的。这是关于艺术在俄罗斯的地位，以及斯特拉文斯基在这个神圣传统中位置的鲜活典范。他一位84岁的表姐不得不在电视上观看这场音乐会，因为她排在5001号。[156]

“肖斯塔科维奇在哪里？”斯特拉文斯基从抵达俄国就一直在问。斯特拉文斯基在莫斯科的时候，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而就在斯特拉文斯基去往列宁格勒时，肖斯塔科维奇又回莫斯科了。“这个肖斯塔科维奇是怎么回事？”斯特拉文斯基问哈恰图良，“为什么他总是躲着我？”[157]作为一名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崇拜斯特拉文斯基。他是他不为人知的缪斯。在工作台玻璃的下面，肖斯塔科维奇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自己和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组的合影，另一张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的大幅肖像照片。[158]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表达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喜爱，它对肖斯塔科维奇许多作品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比如《第十交响曲》中的《彼得鲁什卡》主题，还有《第七交响曲》中的柔板，明显能让人想起斯特拉文斯基的《诗篇交响曲》）。

赫鲁晓夫的解冻对肖斯塔科维奇是巨大的解放。他因而能够重新建立起与圣彼得堡古典传统的联系——他和斯特拉文斯基都是在这座城市出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没有麻烦。根据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的诗《娘子谷》（1961）创作的《第十三交响曲》就遭到了攻击（还试图阻止它的首演），说将焦点集中在纳粹对基辅犹太人的大屠杀上，就减损了俄罗斯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不过在其他方面，解冻还是为肖斯塔科维奇带来了创作的春天。他重返在列宁格勒音乐学校的教学岗位。他荣获了官方大奖，还被允许多次出国旅行。他一些最卓越的音乐作品就是在他人生最后的这几年中创作的——最后三部弦乐四重奏还有《中提琴奏鸣曲》，后者于1975年8月9日完成，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这是他为自己创作的安魂曲，也是对人生的艺术总结。他甚至抽出时间写了两部电影配乐——《哈姆雷特》（1964）和《李尔王》（1971）——这是来自他的老朋友，电影导演格里戈里·科津采夫的委托，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部电影配乐就是1929年为他创作的。他在这些年创作的大部分音乐的灵感来源，都是来自彼得堡的欧洲遗产，而这在1917年就已失落。在个人世界里，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文学之中。他的谈话充斥着出自19世纪俄国经典著作的文学典故和用语。他喜欢果戈理的讽刺小说和契诃夫写的故事。终其一生，他都感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亲近——他很小心地掩盖了这一点——直到踏入棺材前，他根据《群魔》创作了一套组曲，《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肖斯塔科维奇一度承认，自己经常会梦到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的作品，但是他总是“太害怕”结果没去做。“我热爱和钦佩作为一名伟大艺术家的他，”肖斯塔科维奇写道，“我钦佩他对俄罗斯人民的爱，他对受辱者和可怜人的爱。”[159]

最终，肖斯塔科维奇在莫斯科的大都会酒店与斯特拉文斯基会面了，当时文化部长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肖斯塔科维奇叫她“叶卡捷琳娜三世”）为斯特拉文斯基举办了一次晚宴。对这两位自1917年之后就分道扬镳的俄国人来说，这次会面既不是重聚，亦非和解，但它是文化终将战胜政治的象征。两位作曲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但他们的音乐却有着同样的俄罗斯脉动。“那是一次很紧张的会面”，哈恰图良回忆道：

他们的座位紧挨着，就那么一言不发地坐着。我坐在他们对面。最后肖斯塔科维奇鼓起勇气，开始搭话：

“你觉得普契尼怎么样？”

“我无法忍受他。”斯特拉文斯基答道。

“哦，我也是，我也是。”肖斯塔科维奇说。[160]

这基本上就是两人交谈的全部。但是在斯特拉文斯基离开的前一晚，在大都会酒店举行的第二次晚宴上，他们又说上话了，而且勉强算是有了点交流。那是一个难忘的场面——典型的“俄国”晚会，其间人们经常被越来越开放的伏特加敬酒所打断。据克拉夫特回忆，会场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芬兰浴，在氤氲蒸汽中，每个人都说着几乎一样的话，宣扬着自己和其他人的俄国魂……一次又一次，每个人都在神秘的俄国魂面前贬抑着自己，而令我震惊的是，I.S.也是如此，他的回答很快就把祝酒辞盖过去了”。斯特拉文斯基——他是房间里醉得最轻的一个——说道：

俄国土地的气味是不一样的，而这样的事物是不可能忘怀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诞生地，有一个故土，有一个国家——他只能有一个国家——而他出生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很遗憾当时的形势将我与祖国分离，悔恨自己的作品没有在这里诞生，而我尤其悔恨的，是我没能帮助新生的苏联创造出它自己的音乐。虽然我讨厌我生活过的俄罗斯——也包括俄罗斯整体——的很多地方，但我离开俄国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然而，我是有权批评俄国的，因为俄国是我的，也因为我爱它，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外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161]

他对每个字都是认真的。

注释

*　译文出自《茨维塔耶娃文集·诗歌》，汪剑钊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418—419页。——译注

†　罗曼·古尔（Roman Gul，1896—1986），俄罗斯流亡作家，曾加入白军。1920年代定居柏林，为俄国流亡者办的杂志和报纸写稿。1950年后定居美国。——译注

‡　这些民族主义者战斗的目标是从奥匈帝国手中取得独立，所以捷克军团的3.5万名士兵想要回到法国前线继续与奥地利作战。他们没有冒着危险穿越敌国前线，而是决心向东走，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和美国，几乎绕地球一圈后到达欧洲。但是在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东进时，他们很快就与试图将其缴械的地方苏维埃发生小规模冲突而停了下来。这些捷克人最后与社会革命党合流。后者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逃出后，来到伏尔加地区动员农民支持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要求在1918年1月召开立宪会议之后结束战争。6月8日，捷克军团占领了伏尔加河畔的萨马拉市。在次年10月被红军打败之前，这里一直有一个由前立宪会议成员组成的弱政府。1918年10月28日，捷克宣布独立，捷克军团被击溃，他们就失去了战斗意志。——原注

§　译文出自《说吧，记忆》，纳博科夫著，陈东飙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271页。——译注

¶　从1920年直到去世为止，纳博科夫都是《舵手》的编辑。这份报纸鼓吹在俄国建立亲西方的民主政府。——译注

**　译文出自《说吧，记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4页。——译注

††　纳博科夫后来说《说吧，记忆》里那个戴着面具的R.奈斯比特就是R.A.巴特勒，他后来当了托利党副党魁，而且“无聊得让人害怕”。——原注

‡‡　译文出自《说吧，记忆》，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8页。——译注

§§　范玮丽译，http://m.cn.nytimes.com/culture/20150629/t29nabokov/。——译注

¶¶　巴托克（Bela Bartok，1881—1945），20世纪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是匈牙利现代音乐的领袖人物。他从事匈牙利民歌的收集、整理、研究，其作品以民间特点为主，充满节奏活力与丰富想象的独特风格。——译注

***　纳博科夫父亲以其裁剪精致的英国西装闻名。他穿着这些衣服参加杜马会议，没有意识到会上有许多农村代表。他的奢华服饰是革命前彼得堡很多轶事的来源。据说他甚至把内裤送到英国去洗。——原注

†††　出自苏联作家伊·伊里夫和叶·彼得罗夫所著的社会讽刺小说《十二把椅子》。——译注

‡‡‡　纳博科夫一般对阿赫玛托娃和那一堆模仿其早期风格的女诗人都不屑一顾。在《普宁》中，与教授分居的妻子丽莎“用深沉悠长的声音，抒情地”唱出了一首模仿阿赫玛托娃诗作的残酷打油诗：我穿上了深色长裙比修女还要谦卑；象牙的十字架挂在我冰冷的床之上。但是那纵酒狂欢的美妙火花一点点将我烧尽，我轻声呼唤乔治——你那金子般的名啊！阿赫玛托娃对这首打油诗深感愤怒，它利用了1948年日丹诺夫污蔑她“半是荡妇、半是修女”的形象。——原注

§§§　苏联成立之后，侨民的俄国护照就作废了：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侨民和其他无国籍人士于是拿到了临时的“南森”护照（以国际联盟的难民高级专员、极地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命名）来替代旧证件。不管是在西方国家旅行还是找工作，那些拿着这薄薄护照的人都会遭受长时间的拖延和职能部门带有敌意的质询。——原注

¶¶¶　莫里斯·珀蒂帕（Marius Petipa，1818—1910），法国人，芭蕾舞总监和编舞。1847年以第一舞蹈家身份来到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1869—1903年任该团首席芭蕾舞指导。他是俄罗斯古典芭蕾舞主要创立者。——译注

****　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1904—1983），20世纪最杰出、最具影响力的编舞家之一。原名格奥尔基·巴兰奇瓦泽（Georgy Balanchivadze）。1933年定居美国，与人合作创办了美国芭蕾学校、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等机构，被誉为“美国和现代芭蕾之父”。——译注

††††　在改用拉丁语之前，他本来想在《诗篇交响曲》中用斯拉夫语。——原注

‡‡‡‡　夏加尔这辈子画了不少屋顶上的提琴手，鲍里斯·亚伦森设计成为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里面有令人难忘的台词：“犹太人就像屋顶上的提琴手，既要拉出优美的旋律，又要谨慎不至于摔落……”——译注

§§§§　阿莉亚在劳改营做了8年苦工。艾伏隆于1941年被枪决。——原注

¶¶¶¶　译文出自《茨维塔耶娃文集·诗歌》，汪剑钊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452页。——译注

*****　爱迪生·杰尼索夫（Edison Denisov，1929—1996）、索菲娅·古拜杜林娜（Sofia Gubaidulina，1931——　）、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1934—1998），三人通常被称为苏联先锋派音乐三杰。——译注

†††††　罗斯特洛波维奇（Mstislav Leopoldovich Rostropovich，1927—2007），俄罗斯著名大提琴家和指挥家。13岁时即作为大提琴家举办音乐会。曾师从普罗科菲耶夫与肖斯塔科维奇，1970年因声援被流放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禁止演出。1974年逃离苏联，定居美国。一生荣誉无数，作曲家格里埃尔、米亚斯科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等都为他写过大提琴乐曲。——译注

‡‡‡‡‡　贝多芬弦乐四重奏组（the Beethoven Quartet），1922—1923年由莫斯科音乐学院学生组建。1938年首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部弦乐四重奏作品。此后几乎苏联所有作曲家的重奏作品都由他们来首演，直至1990年解散，共演出过600多部作品。——译注

§§§§§　新圣女修道院（Novodevichy Convent）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西南部莫斯科河畔，修建于1524年，是列宁、斯大林时代少数没有被摧毁的修道院之一。托尔斯泰曾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巨著中都提到过这座教堂。——译注

注释

注释中使用的档案馆简称如下：

AG：Gorky Archive,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Moscow

GARF：Stat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Moscow

IRL RAN：Institute of Russian Literature,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St Petersburg

RGASPI：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RGIA：Russian State Historical Archives,St Petersburg

SP-PLMD：St Petersburg Public Library,Manuscript Division

TsGADA：Central State Archive of Ancient Acts,Moscow

导读“娜塔莎起舞”与俄罗斯文化之婆娑丽影

1．中译本更名《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李广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Anna Akhmatova,You Will Hear Thunder,trans.D.M.Thoma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5.

3．无独有偶，俄罗斯最高文学奖“布克奖”（1997）和以列夫·托尔斯泰庄园命名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奖获得者乌特金（А.A.Уткин，1967——　）的小说《环舞》（Хоровод）也是以俄罗斯民间舞蹈的名称为书名，以这种手拉手围成圈而舞，象征主人公环环相扣和命运相关，借喻反映1812年战争后的俄国社会风情。有趣的是，乌特金1992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而《环舞》是他还是历史系大学生时于1991年开始写作的首部作品。

4．恰达耶夫著，刘文飞译：《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5．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性格只能用Характер这个纯俄文词，英文的character与它完全不对译。

6．希科曼：《祖国历史活动家：传记指南》，第512页。

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774页

8．《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联宪法（根本法）》，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14页。

9．玛尔莱娜·拉吕埃勒：《文化学——俄罗斯新的“老套思想”》，《第欧根尼》2005年第1期。

10．代表著作如：康达科夫《俄国文化史导论》；泽金娜等《俄国文化史》（中文版由刘文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利哈乔夫《思考俄罗斯》（中文版书名为《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伊戈尔《文明搏击中的俄罗斯民族》。

11．谢缅尼科娃：《世界文明共同体中的俄罗斯》，第4—5页。

12．代表著作如：康达科夫《文化学：俄国文化史》、沙波瓦洛夫《俄罗斯学》。

13．沙波瓦洛夫：《俄罗斯学》，第2—3页。

14．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30 December 2008,p.7.

15．“Current RSL Fellows”,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Retrieved 18 March 2014.

16．张建华：《暗夜耳语的人们》，《时尚先生》2014年第12期。

17．如新文化史大师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特别强调：“将历史学视为一种文字虚构，以发明（invented）而不是发现（found）为特征，因此历史学更接近文学作品，而不是科学”，“言辞的虚构，其内容在同等程度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明的，并且其形式与其在文学中的对应物比之在科学中对应物，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导言

1．L.Tolstoy,War and Peace,trans.L.and A.Maude（Oxford,1998）,p.546.

2．E.Khvoshchinskaia,“Vospominaniia”,Russkaia starina vol.93（1898）,p.581即为一例。该主题会在第二章进行讨论。

3．L.Tolstoi,Plonoe sobranie sochinenii,91 vols.（Moscow,1929-64）,vol.16,p.7.

4．Richard Taruskin对此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为“N.A.Lvov and the Folk”，收录于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Historical and Hermeneutical Essays（Princeston,1997）,pp.3-24。

5．A.S.Famintsin,Domra I rodnye ei muzykal’nye instrumentry russkogo naroda（St Pertersburg,1891）.

6．V.Nabokov,Speak Memory（Harmondswort,1969）,p.35.

第一章　欧化的俄罗斯

1．S.Soloviev,Istoriia Rossii ot drevneishikh vremen,29 vols.（Moscow,1864-79）,vol.14,p.1270.

2．‘Peterburg v 1720 g.Zapiski poliaka-ochevidtsa’,Russkaia starina,25（1879）,p.265.

3．Peterburg petrovskogo vremeni（Leningrad,1948）,p.22;‘Opisanie Sanktpeterburga I Kronshlota v 1710-m I 1711-m gg.’，in Russkaia starina,25（1879）,p.37.

4．A.Darinskii,Istoriia Sankt-Peterburga（St Petersburg,1999）,p.26.书中给出的数据是15万名工人，但是不包括士兵和瑞典俘虏。

5．A.S.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7 vols.（Moscow,1937-49）,vol.5,p.436.

6．A.Bulak and N.Abakumova,Kamennoe ubranstvo tsentra Leningrada（Leningrad,1987）,pp.4-11.

7．Ia.Zembnitskii,Ob upotreblenii granite v Sankt-Peterburge（St Petersburg,1834）,p.21.

8．O.Monferran,Svedeniia o dobyvanii 36-ti granitnykh kolonn,naznachennykh dlia portikov Isaakievskogo sobora（St Petersburg,1820）,pp.18ff.

9．S.Alopeus,Kratkoe opisanie mramornykh I rossiiskoi Karelii（St Petersburg 1787）,pp.35-6;V.P.Sobolevskii,‘Geognosticheskoe obozrenie staroi Finliandii I opisanie ruskol’skikh mramornykh lomok’,Gornyi zhurnal（1839）kn.2-6,pp.72-3.

10．Journey for Our Time:The Journals of the Marquis de Custine,trans.P.Penn Kohler（London,1953）,p.110.

11．G.Kaganov,Images of Space:St Petersburg in the Visual and Verbal Arts,trans.S.Monas（Standford,1997）,p.15.

12．‘Peterburg v 1720 g.Zapiski poliaka-ochevidtsa’,p.267.

13．S.Luppov,Istoriia Stroitel’stva Peterburga v pervoi chetverti XVIII veka（Moscow-Leningrad,1957）,p.48;Ocherki istorii Leningrada,vol.1,Period feodalizma（Moscow-Leningrad,1955）,p.116.

14．Letters to Lord Harvey and the Marquis Scipio Maffei,containing the state of the trade,marine,revenues,and forces of the Russian empire:with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war between the Russians and the Turks（Glasgow,1770）,p.76.

15．A.I.Gertsen,‘Moskva I Peterburg’,Polnow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Moscow,1954）,vol.2,p.36.

16．A.Benua,‘Zhivopisnyi Peterburg’,Mir iskusstva,vol.7,no.2.（1902）,p.1.

17．F.Dostoevsky,Notes from Underground.The Double,trans.J.Coulson（Harmondsworth,1972）,p.17.

18．L.E.Barry and R.O.Crumney（eds.）,Rude and Barbarous Kingdom:Russia in the Accounts of Sixteenth-centry English Voyagers（Madison,Wisc.,1968）,p.83.

19．L.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New Haven,1998）,p.317.

20．Benua,‘Zhivopisnyi Peterburg’,p.1.

21．Journey for Our Time,p.97.

22．引自N.P.Antsiferov,Dusha Peterburga（Petrograd,1922）,p.98.

23．Hughe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p.222.

24．Peterburg i drugye novye rossiiskie goroda XVIII-pervoi poloviny XIX vekov（Moscow,1995）,p.168.

25．‘Shards’（1952）,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trans.J.Hemschemeyer（Edinburgh,1992）,p.701.

26．B.M.Matveev and A.V.Krasko,Fontanny dom（St Petersburg,1996）,p.16.

27．The Travels of Olearius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ed.and trans.S.Baron（Stanford,1967）,p.155.

28．Yasnaya Polyana.Putevoditel’（Moscow-Leningrad,1928）,pp.10-12.

29．The Travels of Olearius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p.131.

30．S.Collins,The Present State of Russia:In a Letter to a Friend at London（London,1671）,p.68.

31．P.Roosevelt,Life on the Russian Country Estate:A Scoial and Cultural History（New Haven,1995）,p.12.

32．N.Chechulin,Russkow provintsial’noe obshchestvo vo vtoroi polovine XVIII veka（St Petersburg,1889）,p.35.

33．Ia.Tolmachev,Voennoe krasnorechie,osnovannoe na obshchikh nachalakh slovesnosti,chast’2（St Petersburg,1825）,p.120.

34．E.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 pushkinskoi pory（Moscow,1999）,pp.23,25.

35．Iu.Lotman,Besedy o russkoi kul’ture:kyt I traditsii russkogo dvorianstva XVIII-nachalo XIX veka（St Petersburg,1994）,p.31.

36．Zhizn’,anekdoty,voennye i politicheskie deianiia rossiiskogo general-fel’d-marshala grafa Borisa Petrovicha Sheremeteva（St Petersburg,1808）,p.182.

37．V.Staniukevich,Biudzhet sheremetevykh（1798-1910）（Moscow,1927）,pp.19-20;G.Mingay,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1963）,pp.10ff.

38．Staniukevich,Biudzhet sheremetevykh,p.17.

39．V.S.Dediukhina,‘K voprosu o roli krepostnykh masterov v istorii stroitelstva dvorianskoi usad’by XVIIIv.（na primere Kuskovo i Ostankino）,Vestnik moskov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Istoriia）,ser.8.4（1981）,p.85.

40．Staniukevich,Biudzhet sheremetevykh,p.10;Matveev and Krasko,Fontanny Dom,p.55;B.and J.Harley,A Gardener in Chatsworth:Three Years in the Life of Robert Aughtie（1848-1850）（n.p.,1992）.

41．Memoirs of Louis Philippe Comte de Ségur,ed.E.Cruickshanks（London,1960）,p.238.

42．Zapiski Dmitriia Nikolaevicha Sverbeeva,2 vols.（St Peterburg,1899）,vol.1,p.48.

43．V.V.Selivanov,Sochineniia（Vladimir,1901）,pp.25,35.

44．M.D.Priselkov,‘Garderob vel’mozhi Kontsa XVIII-nach.XIX v.v.’,in Zapiski istoriko-bytovogo otdela gosudarstvennogo russkogo muzeia,1（Leningrad,1928）,pp.107-15.

45．N.Sindalovskii,Peterburgskii fol’klor（St Petersburg,1994）,pp.149,281.

46．L.D.Beliaev,‘Zagranichnye zakupki grafa P.B.Sheremeteva za 1770-1788 gg.,in Zapiski istoriko-bytovogo otdela gosudarstvennogo russkogo muzeia,vyp.1（Leningrad,1928）,p.86.

47．Mateev and Krasko,Fotanny dom,pp.27,29,25-6.

48．同上，p.38。

49．A.Chenevière,Russian Furniture:The Golden Age 1780-1840（New York,1988）,pp.89-93,122-3;E.Beskin,Krepostnoi teatr（Moscow,1927）,p.12.

50．L.Lepskaia,Repertuar krepostnogo teatra Sheremetevykh（Moscow,1996）,pp.26,31,39;N.Elizarova,Teatry Sheremetevykh（Moscow,1944）,pp.30-32.

51．E.Beskin,Krepostnoi teatr（Moscow,1927）,pp.13-14.

52．V.K.Staniukevich,‘Krepostnye khudozhniki Sheremetevykh.K dvukhsotletiiu so dnia rozhdeniia Ivana Argunova’,in Zapiski istoriko-bytovogo otdela，pp.133-65.

53．S.D.Sheremetev,Otgoloski VIII veka,vyp.11,Vremia Imperatora Pavla,1796-1800（Moscow,1905）,pp.15,142,293.

54．同上，p.161。

55．Lepskaia,Repertuar krepostnogo teatra Sheremetevykh,p.24.

56．请参考Lepskaia,Repertuar krepostnogo teatra Sheremetevykh一书中之医学报告,pp.21-9。

57．RGIA,f.1088,op.1,d.68,l.3.

58．P.Bessonov,Praskovia Ivanovna Sheremeteva,ee narodnaia pesnia I rodnow ee Kuskovo（Moscow,1872）,pp.43,48;K.Bestuzhev,Krepostnoi teatr（Moscow,1913）,pp.62-3.

59．Sheremetev,Otgoloski VIII veka,vyp.11,pp.102,116,270.还可参考Roosevelt,Life on the Russian Country Estate,p.108。

60．同上，p.283。

61．S.T.Aksakov,The Family Chronicle,trans.M.Beverley（Westport,Conn.,1985）,pp.55-62.

62．Selivanov的Sochineniia即为一例,p.37;N.D.Bashkirtseva,‘Iz ukrainskoi stariny.Moia rodoslovnaia’,Russkii arkhiv（1900）,vol.1,no.3,p.350。

63．‘Zapiski Ia.M.Neverova’,Russkaia starina（1883）,vol.11,pp.429ff.欲了解有关科舒卡洛夫的资料，可以参考Roosevelt,Life on the Russian Country Estate,pp.183-7。

64．Lepskaia,Repertuar krepostnogo teatra Sheremetevykh,pp.37-8.

65．Bestuzhev,Krepostnoi teatr,pp.66-70.

66．Lepskaia,Repertuar krepostnogo teatra Sheremetevykh,p.42;Sheremetev,Otgoloski VIII veka,vyp.4（Moscow,1897）,p.12.

67．Sheremetev,Otgoloski VIII veka,vyp.4,p.14.

68．Sheremetev,Otgoloski VIIIveka,vyp.11,Vremia Imperatora Pavla,1796-1800,p.322;Matveev and Krasko,Fontanny dom,p.45.

69．‘Iz bumag i perepiski grafa Nikolaia Petrovicha Sheremeteva’,p.527.

70．It can now be found in RGIA,f.1088,op.I,d.65,l.3.

71．‘Iz bumag i perepiski grafa Nikolaia Petrovicha Sheremeteva’,p.517.

72．RGIA,f.1088,op.1,d.24,l.4.

73．RGIA,F.1088,OP.1,D.24,ll.6-7.

74．‘Iz bumag i perepiski grafa Nikolaia Petrovicha Sheremeteva’,p.515.

75．S.D.Sheremetev（ed.）,Otgoloski XVIII veka,vyp.11,pp.249,277;RGIA,f.1088,op.1,d.770,l.27.

76．S.D.Sheremetev,Strannoprimny dom Sheremetevykh,1810-1910（Moscow,1910）,p.22.

77．Sherremetev,Otgoloski XVIII veka,vyp,2,p.11.

78．‘Iz bumag i perepiski grafa Nikolaia Petrovicha Sheremeteva’,p.511.

79．RGIA,f.1088,op.1,d.76,l.11.

80．RGIA,f.1088,op.1,d.24,l.5.

81．RGIA,f.1088,op.1,dd.770,776,780.

82．RGIA,f.1088,op.1,d.79,ll.1-8.俄语版资料经过编辑，为了便于理解，作者精简了部分内容。这里是首次发表。

83．D.Blagovo,‘Rasskazy babushka.Iz vospominanii piati pokolenii（Elizaveta Petrovna Iankova,1768-1861）’,Rasskazy babushka,zapisannye I sobrannye eio vnukom（St Petersburg,1885）,p.207.

84．Lepskaia,Repertuar krepostnogo teatra Sheremetevykh,p.17;Glinka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1955）,p.30.

85．Beskin,Krepostnoi teatr,p.13.

86．Lepskaia,Repertuar krepostnogo teatra Sheremetevykh,pp.19,28-9.

87．同上，p.23。

88．请参考Roosevelt,Life on the Russian Country Estate,pp.130-32。

89．A.Pushkin,Eugene Onegin,trans.J.Falen（Oxford,1990）,p.15.

90．Iunosti chestnoe zertsalo（St Petersburg,1717）,pp.73-4.

91．Iu.Lotman,L.Ginsburg,B.Uspenskii,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Ithaca,1985）,pp.67-70.

92．引自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 pushkinskoi pory,p.228。

93．L.Tolstoy,Childhood,Boyhood and Youth,trans.L.Maude and A.Maude（Oxford,1969）,p.339.

94．E.Lansere,‘Fotanny dom（postroika I peredelki）’,in Zapiski istorikobytovogo otdela gosudarstvennogo russkogo muzeia,vyp.1（Leningrad,1928）,p.76.

95．Matveev and Krasko,Fontanny dom,p.55.

96．I.A.Bogdanov,Tri veka peterburgskoi bani（St Petersburg,2000）,p.59.

97．Zapiski Iusta Iiulia,datskogo poslannika pri Petre Velikom（Moscow,1899）,p.85.

98．请参考E.Levin,‘Childbirth in Pre-Petrine Russia:Canon Law and Popular Traditions’,in B.Clements et al.（eds.）,Russia’s Women.Accommodation,Resistance,Transformation（Berkeley,1991）,特别是pp.44-51;（如果想了解这种风俗在近代的演变）还可参考T.Listova,‘Russia Rituals,Customs and Beliefs Associated with the Midwife（1850-1930）’,in H.Balzer（eds.）,Russian Traditional Culture（Armonk,N.Y.1992）,pp.130-31。

99．Bogdanov,Tri veka peterburgskoi bani,p.16.

100．Memoirs of Louis Philippe Comte de Ségur,pp.236-7.

101．Pushkin,Eugene Onegin,p.196.

102．A.S.Pushkin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2 vols.（Moscow,1974）,vol.1,p.63.

103．引自S.M.Volkonskii,Moi vospominaniia,2 vols.（Moscow,1992）,vol.1,p.130。

104．A.Pushkin,The Queen of Spades and Other Stories,trans.R.Edmonds（Harmondsworth,1962）,p.158.

105．V.V.Sipovskii,Ocherki iz istorii russkogo romana（St Petersburg,1909）,kn.1,vyp.1,p.43.

106．请参考卡拉姆津1802年的一篇文章‘Otchego v Rossii malo avtorskikh talantov’,in Sochineniia,vol.3,pp.526-33。

107．Pomeshchich’ia Rossiia po zapiskam sovremennikov（Moscow,1911）,p.134.

108．V.Vinogradov,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go literaturnogo iazyka XVII-XIX vv.（Leiden,1949）,p.239.

109．Pushkin,Eugene Onegin,p.16.

110．Iu.Lotman and B.Uspenskii,‘“Pis’ma russkogo puteshestvennika”Karamzina I ikh mesto v razvitii russkoi kul’tury’,in N.M.Karamzin,Pis’ma russkogo puteshestvennika（Leningrad,1984）,p.598;N.Kheraskov,Izbrannye proizvedeniia（Moscow-Leningrad,1961）,p.83.

111．L.Toysoy,War and Peace,trans.L.Maude and A Maude（Oxford,1998）,p.3.

112．Vinogradov,Ocherkipo istorii russkogo literaturnogo iazyka ZVII-XIX vv.,p.239.

113．S.Karlinsky,Russian Drama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Age of Pushkin（Berkeley,1985）,pp.143-4.

114．Rossiiskii featr,43 vols.（St Petersburg,1786-94）,vol 10（1786）,p.66.

115．Rossiiskii featr,vol.16（1787）,p.17;Russkaia komediia XVIII veka（Moscow-Leningrad,1950）,pp.76-7.

116．D.I.Fonvizin,Sobranie sochinenii,2 vols.（Moscow-Leningrad,1959）,vol.1,pp.77-8.

117．F.Dostoevsky,A Writer’s Diary,trans.K.Lantz，2 vols.（London,1993）,vol.2,p.986.

118．L.Toltoy,Anna Karenin,trans.R.Edmonds（Harmondsworth,1974）,p.34.

119．M.E.Saltykov-Shchedr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20 vols.（Moscow,1934-47）,vol.14,p.111.

120．Vospominaniia kniagina E.R.Dashkovoi（Leipzig,n.d.）,pp.11,32.

121．C.Sutherland,The Princess of Siberia:The Story of Maria Volkonsky and the Decembrist Exiles（London,1984）,pp.172-3.还可参考Volkonskii Moi vospominaniia,vol.2,p.20。

122．Tolstoy,War and Peace,p.3.

123．E.Khvoshchinskaia,‘Vospominaniia’,in Russkaia starina,vol.89（1898）,p.518.

124．A.K.Lelong,‘Vospominaniia’,in Russkii arkhiv（1914）,kn.2,nos.6/7,p.393.

125．E.I.Raevskaia,‘Vospominaniia’,Russkiiarkhiv（1883）,kn.1,no.1,p.201.

126．Tolstoy,Anna Karenin,pp.292-3.

127．V.Nabokov,Speak,Memory（Harmondsworth,1967）,p.57.

128．A.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he Memoirs of Alexander Herzen,trans.C.Garnett（Berkeley,1982）,p.242;J.Frank,Dostoevsky:Seeds of Revolt,1821-1849（Princeton,1977）,pp.42-3.

129．Four Russian Plays,trans.J.Cooper（Harmondsworth,1972）,p.74.

130．‘Derevnia’（‘The Village’）in P.A.Viazemskii,Izbrannye stikhotvoreniia（Moscow-Leningrad,1935）,p.123.

131．Satiricheskie zhurnaly N.I.Novikova（Moscow-Leningrad,1951）,pp.65-7.

132．‘Neizdannye stikhi N.A.Lvova’,in Literaturnoe nasledstvo,nos.9-10（1933）,p.275.

133．A.Radishchev,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trans.L.Wiener（Cambridge,Mass.,1958）,p.131.

134．Pushkin,Eugene Onegin,p.37.

135．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1,p.249.

136．H.M.Hyde,The Empress Catherine and the Princess Dashkov（London,1935）,p.107.Dashkova’s Journey（‘Puteshetvie odnoi rossiiskoi znatnoi gospozhi po nekotorym angliiskim provintsiiam’）,in Opyt trudov vol’nogo rossiiskogo sobraniia,vyp.2,（1775）,pp.105-45.

137．Lotman and Uspenskii,‘“Pis’ma russkogo puteshestvennika”Karamzina I ikh mesto v razvitii russkoi kul’tury’,pp.531-2.

138．N.M.Karamzin,Pis’ma russkogo puteshestvennika（Leningrad,1984）,pp.12,66.关于法国人的态度，可以参考D.von Mohrenschildt,Russia i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Eighteenth-centruy France（Columbia,1936）,pp.56-7。

139．Karamzin,Pis’ma russkogo puteshestvennika,p.338.

140．Fonvizin,Sobranie sochinenii,vol.2.Pp.449,480.

141．请参考Mohrenschildt,Russia i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pp.40,46。

142．Fonvizin,Sobranie sochinenii,vol.2,pp.420,439,460,476-7,480-81,485-6.

143．Karamzin,Pis’ma russkogo puteshestvennika,p.243;A.P.Obolensky,Food Notes on Gogol（Machitoba,1972）,p.109.

144．A.Nikitenko,The Diary of a Russian Censor,H.Jacobsoned.and trans.（Amherst,1975）,pp.213-4.

145．R.Jakobson,‘Der russische Frankreich-Mythus’,in Slavische Rundschau,3（1931）,pp.639-40.

146．A.I.Gertsen,‘Dzhon-stiuart Mill’I ego kniga“On Liberty”’,in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Moscow,1954-65）,vol.11,p.66.

147．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p.97.

148．Aglaia,kn.2（1975）,p.68.

149．Karamzin,Sochineniia,vol.3,p.349.

150．同上,p.444。

151．V.P.Semennikov（ed.）,Materialy dlia istorii russkoi literatury（St Petersburg,1914）,p.34.

152．引自H.Rogger,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Cambridge,Mass.,1960）,p.247。

153．Karamzin,Sochineniia,vol.7,p.198.

第二章　1812年的孩子

1．S.M.Volkonskii,Zapiski（St Petersburg,1901）,p.193.

2．M.I.Murav’ev-Apostol,Vospominaniia i pis’ma（Petrograd,1922）,p.178.

3．A.Bogdanov,Skazanie o volkonskikh kniaz’iakh（Moscow,1989）,pp.4-5.

4．S.M.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o semeinum vospominaniiam（Moscow,1994）,p.77.

5．Volkonskii,Zapiski,pp.136-7.另外三位分别是尼基塔·沃尔孔斯基和尼古拉·沃尔孔斯基（谢尔盖的两个兄弟），以及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他的连襟）。保罗·沃尔孔斯基将军后来也成了皇帝的心腹。

6．C.Sutherland,The Princess of Siberia:The Story of Maria Volkonsky and the Decembrist Exiles（London,1984）,p.111.

7．RGIA,f.844,op.2,d.42.

8．F.Glinka,Pis’ma russkogo ofitsera（Moscow,1815）,part 5,pp.46-7,199.

9．TsGADA,f.1278,op.1,d.362,l.183.

10．Vosstanie dekabristov,11 vols.（Moscow,1925-58）,vol.1,p.267.

11．Volkonskii,Zapiski,p.387.

12．IRL RAN,f.57,op.1,n.9,ll.1-9.

13．IRL RAN,f.57,op.1,no.21,ll.9-10.

14．N.P.Grot,Iz semeinoi khroniki.Vospominaniia dlia detei i vnukov（St Petersburg,1900）,pp.1-8.

15．D.Davydov,Sochineniia（Moscow,1962）,p.320.

16．Volkonskii,Zapiski,p.327.

17．E.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 pushkinskoi pory（Moscow,1999）,pp.198,290-91.

18．Zapiski,stat’i,pis’ma dekabrista I.D.Iakushkina（Moscow,1951）,p.9.

19．‘To Chaadaev’（1812）,in A.S.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7 vols.（Moscow,1937-49）,vol.7,p.246.

20．A.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C.Garnett（Berkeley,1973）,p.68.

21．I.Vinogradov,‘Zapiski P.I.Vinogradova’,in Russkaia starina,vol.22（1878）,p.566.

22．F.F.Vigel’,Zapiski,chast’1（Moscow,1891）,p.159.

23．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 pushkinskoi pory,p.22.

24．N.Rimsky-Korsakov,My Musical Life（London,1989）,p.9.

25．N.Gogol,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trans.R.Wilks（Harmondsworth,1972）,p.32;A.Chekhov,‘Uprazdnili!’,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Moscow,1974-83）,vol.3,p.226.

26．The Complete Prose Tales of Alexander Sergeyevitch Pushkin,trans.G.Aitken（London,1966）,p.73.

27．Volkonskii,Zapiski,pp.130-31.

28．N.A.Belogolovoi,Vospominaniia i drugie stat’i（Moscow,1898）,p.70.

29．请参考Iu.Lotman,‘Dekabrist v povsednevnoi zhizni’,in Besedy o russkoi kul’ture:byt I traditsii russkogo dvorianstva XVIII-nachalo XIX veka（St Petersburg,1994）,pp.360-64。

30．‘To Kaverin’,in 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p.238.

31．Volkonskii,Zapiski,p.4.

32．L.Tolstoy,War and Peace,trans.L.Maude and A.Maude（Oxford,1998）,p.417-18.

33．Ia.A.Gallinkovskii,Korifei ili kliuch literatury（St Petersburg,1802）,kn.2,p.170.

34．‘The Time Has Come’（19 October,1836）,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lexander Pushkin,15 vols.,I.Sproat et al.（Norfork,1999）,vol.3,p.253-4.

35．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2,p.425.

36．请参考他写的《第八封信》，出自‘A Novel in Letter’——写于1829年，但直到1857年才发表（精简过）——收录于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8,pp.52-4。

37．Vosstanie dekabristov,vol.7,p.222.

38．Syn otechestva（1816）,chast’27,p.161.

39．A.Bestuzhev,‘Pis’mo k N.A.i K.A.Polevym,1 ianvaria 1832’,Russkii vestnik（1861）,vol.32,p.319.

40．引自A.Ulam,Russia’s Failed Revolutuions:From the Decembrists to the Dissidents（New York,1981）,p.21。

41．IL RAN,f.57,op.1,no.63,l.57.

42．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6,p.525.

43．Arkhiv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t.1.,Do sibiri（Petrograd,1918）,p.149.

44．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2,p.303.

45．Volkonskii,Zapiski,p.212.

46．同上,p.402。

47．A.Pushkin,Eugene Onegin,trans.J.Falen（Oxford,1990）,p.19.

48．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2,p.72.

49．有关在招募普希金的问题沃尔孔斯基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参考S.M.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o semeinum vospominaniiam（Moscow,1994）,pp.35-6。

50．Volkonskii,Zapiski,p.434.

51．Ulam,Russia’s Failed Revolutions,p.44.

52．Volkonskii,Zapiski,p.421.

53．GARF,f.48,op.1,d.412,l.19.

54．Ulam,Russia’s Failed Revolutions,p.5.

55．RGIA,f.1405,op.24,d.1344,l.12;GARF,f.1146,op.1,d.2028,l.6.

56．Arkhiv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pp.xixi,xxiii.

57．IRL RAN,F.57,op.1,no.61,l.65.

58．GARF,f.1146,op.1,d.2028,l.7.

59．GARF,f.1146,op.1,d.2028,l.13.

60．‘Neizdannye pis’ma M.N.Volkonskoi’,in 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vyp.2（Moscow,1926）,p.16.

61．引自K.Bestuzhev,Zheny dekabristov（Moscow,1913）,p.47。

62．Lotman,‘Dekabrist v povsednevnoi zhizni’,pp.352-3.

63．F.F.Vigel’,Zapiski,chast’1（Moscow,1891）,p.12.

64．K.Batiushkov,Sochineniia（Moscow-Leningrad,1971）,p.168.

65．Lotman,‘Dekabrist v povsednevnoi zhizni’,pp.353-4.

66．K.Ryleev,Polnoe sobranie stikhotvorenii（Leningrad,1971）,p.168.

67．GARF,f.1146,op.1,d.2028,l.12.

68．IRL RAN,f.57,op.5,n.22,l.88.

69．The Complete Works of Alexander Pushkin,vol.3,p.42.

70．GARF,f.1146,op.1,d.2028,l.28.

71．Zapiski kniagini M.N.Volkonskoi（Chita,1960）,p.66.

72．同上,p.67。

73．同上,p.70。

74．Arkhiv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p.xxxi.

75．Dekabristy,Letopisi gosudarstvennogo literaturnogo muzeia,kn.3（Moscow,1938）,p.354.

76．Zapiski kniagini M.N.Volkonskoi（Chita,1960）,p.101.

77．引自Sutherland,The Princess of Siberia,p.253。

78．M.P.Volkonskii,‘Pis’ma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Zapiski otedela rukopisei,vyp.24（Moscow,1961）,p.399.

79．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66.

80．Dekabristy.Letopisi gosudarstvennogo literaturnogo muzeia,pp.91,96,100;Volkonskii,‘Pis’ma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pp.369,378,384.

81．N.A.Belogolovoi,Vospominaniia,p.36.

82．IRL RAN,f.57,op.1,n.50,ll.11-19.

83．IRL RAN,f.57,op.1,n.63,l.52.

84．IRL RAN,f.57,op.1,n.65,l.2.

85．IRL RAN,f.57,op.1,n.97,l.1.

86．Belogolovoi,Vospominaniia,p.37.

87．Volkonskii,‘Pis’ma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p.371.

88．同上,p.372。

89．Volkonskii,Zapiski,p.478.

90．Belogolovoi,Vospominaniia,p.37.

91．Tolstoy,War and Peace,p.582.

92．F.F.Vigel’,Zapiski,chast’2（Moscow,1892）,p.56.

93．RGIA,f.1088,op.1,d.439.

94．N.S.Ashukin,Pushkinskaia Moskva（St Petersburg,1998）,p.44.

95．S.L.Tolstoi,Mat’i dd L.N.Tolstogo（Moscow,1928）,p.45.

96．Iu.Lotman,‘Zhenskii mir’,in Besedy o russkoi kul’ture,p.57.

97．Toltoy,War and Peace,pp.159,898.

98．RGIA,f.1035,op.1,d.87,ll.1-2;f.914,op.1,d.34,ll.3-10（esp.l.5）即为两例。

99．N.A.Reshetov,‘Delo davno minuvshikh dnei’,in Russkii arkhiv（1885）,kn.3,no.11,pp.443-5.

100．I.S.Zhirkevish,‘Zapiski’,in Russkaia starina,vol.9（1876）,p.237.

101．D.I.Zavaliashin,‘Volpominaniia o grafe A.I.Osterman-Tolstom（1770-1851）’,in Istoricheskii vestnik（1880）,vol.2,no.5,pp.94-5.

102．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p.321.

103．E.Khvoshchinskaia,‘Vospominaniia’,in Russkaia starina（1898）,vol.93,p.581.

104．M.N.Khrushchev,‘Petr Stepanovich Kotliarevskii（otryvok iz vospominanii）’,in Izvestiia tavricheskoi uchenoi arkhivnoi komissii,no.54（1918）,p.298;K.A.Soloviev,‘V vkuse umnoi stariny’.Usadebnyi byt rossiiskogo dvorianstva II poloviny VXIII-1 poloviny XIX vekov（St Petersburg,1998）,p.30;V.V.Selivanov,Sochineniia（Vladimir,1901）,p.151;S.M.Zagoskin,Vospominaniia’,Istoricheskii vestnik（1900）,vol.79,no.1,p.611;V.N.Kharuzina,Proshloe.Vospominaniia detskikh I otrocheskikh let（Moscow,1999）,p.312;N.P.Grot,Iz semeinoi khroniki,Vospominaniya dlia detei i vnukov（St Petersburg,1900）,pp.58-9.

105．Tolstoy,War and Peace,p.544.

106．Selivanov,Sochineniia,p.78.

107．E.Mengden,‘Iz dnevnika vnuchki’,in Russkaia starina,vol.153,no.1,p.105.

108．可参考以下几个例子：Pomeshchich’ia Rossia.Po zapiskam sovremennikov（Moscow,1911）,pp.61-2;N.V.Davydov,‘Ocherki byloi pomeshchechei zhizni’,in Iz Proshlogo（Moscow,1914）,p.425;以及S.T.Aksakov出色的回忆录：The Family Chronicle,trans.M.Beverley（Westport,Conn.,1985）,特别是p.199。

109．I.Turgenev,Sketches from a Hunter’s Album,trans.R.Freeborn（Harmondsworth,1967）,p.247.

110．Sharfy i shali russkoi raboty pervoi poloviny XIX v.（Leningrad,1981）.

111．Sverbeev,Zapiski,1799-1826,vol.1,p.415.

112．M.Fairweather,The Pilgrim Princess:A Life of Princess Zinaida Volkonsky（London,1999）,p.36.

113．Iu.Lotman,‘Zhenskii mir’,p.52.

114．同上。

115．Pushkin,Eugene Onegin,p.209.

116．同上,p.232。

117．同上,p.65。

118．同上,p.167。

119．同上,p.210。

120．W.M.Todd III,‘Eugene Onegin:“Life’s Novel”’,in same author（ed.）,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Russia,1800-1914（Standford,1978）,pp.228-9.

121．M.Azadovskii,Literature I fol’klor（Leningrad,1938）,pp.89,287-9.

122．1831年8月21日的信，收录于C.Proffered.and trans.Letters of Nikolai Gogol（Ann Arbor,1967）,p.38（本书作者对译文做过修改）。

123．Mikhail Lermontov:Major Poetical Works,trans.A.Liberman（London,1984）,p.103.

124．请参考R.Taruskin,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Princeton,1997）,pp.41-7。

125．R.Taruskin,Musorgsky:Eight Essays and an Epilogue（Princeton,1993）,pp.302-8.

126．引自Taruskin,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p.33。

127．Aleksei Gavrilovich Venetsianov（Leningrad,1980）,p.13.

128．Selivanov,Sochineniia,p.12.E.I.Stogove（1797-1880）在‘Zapiski E.I.Stogova’一文中关于自己的成长也有类似的描述。见Russkaia starina,vol.113（1898）,pp.137-8。

129．V.A.Sollogub,Otryvki iz 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1881）,p.7.

130．N.I.Shatilov,‘Iz nedavnego proshlogo’,in Golos minuvshego（1916）,no.4,p.219.

131．可参考以下例子：A.Labzina,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1914）,p.9;A.N.Kazina,‘Zhenskaia zhizn’,in Otechestvennye zapiski,219,no.3（1875）,p.211;E.Iunge,Vospominaniia（Moscow,1933）,p.41。

132．L.Tolstoy,Anna Karenin,trans.R.Edmonds（Harmondsworth,1974）,p.650.

133．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p.26.

134．同上,pp.32-3。

135．A.K.Lelong,‘Vospominaniia’即为一例，in Russkii arkhiv（1913）,kn.2,chast’6,p.789。

136．Pushkin,Eugene Onegin,p.115.

137．Lelong,‘Vospominaniia’,pp.794,808.关于乡下的游戏，可以参考I.I.Shagina,Russkie deti i ikh,igry（St Petersburg,2000）。

138．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p.26.

139．K.Grup,Rukovodstvo k vospitaniiu,obrazovaniiu I sokhraneniiu zdorov’ia detei,3 vols.（St Petersburg,1843）,vol.1,p.63.

140．P.Sumarokov,Stary i novy byt.Maiak sovremennogo prosveshcheniia i obrazovannosti（St Petersburg,1841）,no.16,p.20.

141．Lelong,‘Vospominaniia’,chast’6,p.788 and chast’7,p.99.

142．A.Tyrkova-Williams,To,chego bol’she ne budet（Paris,1954）,p.38.

143．Lelong,‘Vospominaniia’,chast’6,p.785.

144．A.K.Chertkova,Iz moego detstva（Moscow,1911）,p.175.

145．A.V.Vereshchagin,Doma i na voiǹe（St Petersburg,1885）,p.48.

146．V.A.Tikhonov,‘Byloe（iz semeinoi khroniki）’,in Istoricheskii vestnik,vol.79,no.2（1900）,pp.541-2;no.3（1990）,pp.948-9.

147．Druz’ia Pushkina,2 vols.（Moscow,1984）,vol.2,p.117.

148．‘To My Nanny’（1826）,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lexander Pushkin 15 vols.（London,1999-　）,vol.3,p.34.

149．S.Lifar,Diagilev i s Diagilevym（Moscow,1994）,pp.17-19.

150．L.Toltoy,Childhood,Boyhood and Youth,trans.L.Maude and A.Maude（London,1969）,p.58.关于这部经典作品，可以参考A.Wachtel,The Battle for Childhood:Creation of a Russian Myth（Stanford,1990）。

151．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p.10.

152．Lelong,‘Vospominaniia’,chast’6,pp.792,797.

153．Pis’ma N.M.Karamzina k I.I.Dmitrievu（St Petersburg,1866）,p.168.

154．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1,p.57.

155．V.G.Belin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3 vols.（Moscow,1953-9）,vol.10,p.18.

156．Sochineniia i pis’ma P.Ia.Chaadaeva,2 vols.（Moscow,1913-14）,vol.1,p.188.

157．同上，pp.74-92。

158．R.T.McNally,Chaadayev and His Friends（Tallahassee,fla.,1971）,p.32.

159．引自M.Gershenzon,Chaadaev（St Petersburg,1908）,p.64。

160．A.Koryé,La Philosophie et le problem national en Russie au début du XIX siècle（Paris,1929）,p.286.

161．I.Turgenev,A Nobleman’s Nest,trans.R.Hare（London,1947）,p.43.

162．I.I.Panaev,Literaturnye vospominaniia（Leningrad,1950）,P.151.

163．Dekabristy-literatory.Literaturnoe nasledstvo（Moscow,1954）,vol.59,p.582.

164．N.M.Karamzin,Istorii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3 vols.（St Petersburg,1842-3）,vol.1,p.43.

165．S.S.Volk,Istoricheskie vzglizdy dekabristov（Moscow-Leningrad,1958）,pp.331-3,342.

166．D.V.Venevitan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Leningrad,1960）,p.86.

167．V.A.Ashik,Pamiatniki medali v pamiat’boevykh podvigov russkoi armii v voinakh 1812,1813 i 1814 godov i v pamiat’Imperatora Aleksandra I（St Petersburg,1913）,p.182.

168．IRL RAN,f.57,op.1,no.62,l.31.

169．L.N.Tolsto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 90 tomakh（Moscow,1949）,vol.60,p.374.

170．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者鲍里斯·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相信沃尔孔斯基是托尔斯泰人物创作的原型，同时也认为博尔孔斯基身上有另外一个十二月党人D.I.扎瓦利申（D.I.Zavalishin）的影子。[Lev Tolstoi:60e gody（Leningrad-Moscow,1931）,pp.199-208.]

171．引自V.Shklovsky,Lev Tolstoy,trans.O.Shartse（Moscow,1988）,p.31。

172．S.L.Tol’stoi,Mat’i ded L.N.Tol’stogo（Moscow,1928）,p.9.

173．S.L.Tol’stoi,‘Te Devil’,trans.A.Maude，in The Kreutzer Sonata and Other Tales（Oxford,1968）,p.236.

174．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82.

175．IRL RAN,f.57,op.3,n.20,l.1.

176．Belogolovoi,Vospominaniia,p.37;Dekabristy.Letopisi gosudarstvennogo literaturnogo muzeia,p.119.

177．IRL RAN,f.57,op.1,n.65,l.79.

178．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81.

179．同上,p.81-2。

180．RGIA,f.914,op.1,d.68,ll.1-2.

181．IRL RAN,f.57,op.1,n.7,l.20.

182．IRL RAN,f.57,op.1,n.7,l.16.

183．Dekabristy.Letopisi gosudarstvennogo literaturnogo muzeia,p.113.

184．IRL RAN,f.57,op.1,n.7,ll.20-23.

185．RGIA,f.914,op.1,d.68,ll.1-3.

186．IRL RAN,f.57,op.1,n.80,ll.58-9.

187．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3.

第三章　莫斯科！莫斯科！

1．D.Olivier,The Burning of Moscow,trans.M.Heron（London,1966）,p.43.

2．L.Tolstoy,War and Peace,trans.L.Maude and A.Maude（Oxford,1998）,p.935.

3．S.N.Glinka,Zapiski（St Petersburg,1895）,p.263.

4．N.Nicolson,Napoleon:1812（London,1985）,pp.95-7;Count P.de Ségur,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trans.J.Townsend（London,1959）,p.114.

5．同上,p.117。

6．The Memoirs of Catherine the Great,ed.D.Maroger，trans.M.Budberg（London,1955）,p.365.

7．Four Russian Plays,trans.J.Cooper（Harmondsworth,1972）,p.155.

8．请参考A.Schmidt,‘The Restoration of Moscow after 1812’,in Slavic Review,vol.40,no.1（Spring 1981）,pp.37-48。

9．Tolstoy,War and Peace,p.1186.

10．K.N.Batiushkov,Sochineniia（Moscow,1955）,pp.308-9.

11．V.G.Belin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3 vols.（Moscow 1953-9）,vol.8,p.391.

12．Marquis de Custine,Empire of the Czar（New York,1989）,p.419.

13．A.Brett-James（ed.）,1812: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London,1966）,pp.176-7.

14．K.N.Batiushkov,‘Progulka po Moskve’,in Sochineniia（Moscow,1902）,p.208.

15．同上。

16．A.Gaydamuk,Russian Empire:Architecture,Decorative and Applied Arts,Interior Decoration 1800-1830（Moscow,2000）,pp.26-37.

17．S.D.Sheremetev,Staraia Vozvdvizhenka（St Petersburg,1892）,pp.5-7.

18．S.D.Sheremetev,Moskovskie vospominaniia,1860 gg.（Moscow,1900）,p.8.

19．N.V.Gogol,Sobranie sochinenii v semi tomakh（Moscow,1978）,vol.6,p.172.

20．M.I.Semevskii,Slovo i delo!1700-1725（St Petersburg,1884）,pp.87-90.

21．A.D.P.Briggs,Alexander Pushkin:A Critical Study（London,1983）,p.117;W.Lednicki,Pushkin’s Bronze Horseman（Berkeley,1955）,p.80.

22．R.D.Timenchuk,‘“Medny Vsadnik”v literaturnom soznanii nachala XXveka’,in Problemy pushkinovedeniia（Riga,1938）,p.83.

23．A.S.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7 vols.（Moscow,1937-49）,vol.5,p.447.

24．N.Gogol,Plays and Petersburg Tales,trans.C.English（Oxford,1955）,pp.35-6.

25．引自W.Rowe,Through Gogol’s Looking Glass（New York,1976）,p.113。

26．请参考D.Fanger,Dostoevsky and Romantic Realism（Cambridge,Mass.,1965）,p.132。

27．F.M.Dostoev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Leningrad,1972-88）,vol.19,p.69.

28．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1,p.246.

29．‘Dnevniki N.Turgeneva’,in Arkhiv brat’ev Turgenevykh,vol.3,no.5（Petrograd,1921）,p.259.

30．F.F.Vigel’,Zapiski,chast’1（Moscow,1891）,p.169.

31．V.Giliarovskii,Moskva i moskvichi（Moscow,1955）,pp.151-2,304-15.

32．M.I.Pyliaev,Staroe zhit’e.Ocherki I rasskazy（St Petersburg,1892）,pp.5-6,10.

33．同上,pp.15-16。

34．S.D.Sheremetev,Otgoloski XVIII veka,vyp.1,Vremia Imperatora Pavla,1796-1800（Moscow,1905）,p.15.一位农奴厨师在主人的庄园歉收时，曾借给主人4.5万卢布。[请参考E.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 pushkinskoi pory（Moscow,1999）,p.470。]

35．Pyliaev,Staroe zhit’e,p.6.

36．E.Lavrenteva,Kul’tura zastol’ia XIX veka pushkinskoi pory（Moscow,1999）,p.51.

37．同上,p.2。

38．R.E.F.Smith and D.Christian,Bread and Salt: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Food and Drink in Russia（Cambridge,1984）,pp.174-6.

39．S.Tempest,‘Stovelore in Russian Folklife’,in M.Glants and J.Toomre（eds.）,Food in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Bloomington,1997）,pp.1-14.

40．Lavrenteva,Kul’tura zastol’ia,pp.44-5.

41．G.Munro,‘Food in Catherinian St Petersburg’,in M.Glants and J.Toomre（eds.）,Food in Russian History and Culture,p.32.

42．A.Chekhov,Plays,trans.E.Fen（Harmondsworth,1972）,p.344.

43．同上,p.275。

44．The Complete Tales of Nikolai Gogol,ed.and trans.L.Kent,2 vols.（Chicago,1985）,vol.2,p.24.

45．Smith and Christian,Bread and Salt,p.324.

46．E.I.Stogov,‘Zapiski’,Russkaia starina（April 1903）,p.135.

47．N.Matveev,Moskva i zhizn’ee nakanune nashestviia 1812 g.（Moscow,1912）,p.35.

48．Iu.Shamurin,Podmoskov’ia,in Kul’turnye sokrovishcha Rossii,vyp.3（Moscow,1914）,pp.30-31;L.Lepskaia,Repertuar krepostnogo teatra Sheremetevykh（Moscow,1996）,p.39;E.Beskin,Krepostnoi teatr（Moscow,1927）,pp.13-14;K.Bestuzhev,Krepostnoi teatr（Moscow,1913）,pp.58-9.

49．Lavrent’eva,Svetskii etikt pushkinskoi pory,pp.81-2,84.

50．‘Zametka iz vospominanii kn.P.A.Viazemskogo（o.M.I.Rimskoi Korsakovoi）’,in Russkii arkhiv（1867）,no.7,p.1069.

51．‘Vospominaniia o Lialichakh’,in Istoricheskii vestnik,vol.120（1910）,no.4.

52．Russkii byt’po vospominaniiam sovremennikov.XVIII vek,chast’2,Ot petra do pavla 1（Moscow,1918）,p.66.

53．D.I.Zavalishin,‘Vospominaniya o grafe A.I.Osterman-Tolstom（1770-1851）’,in Istoricheskii vestnik,vol.2,no.5（1880）,p.90;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 pushkinskoi pory,p.376.

54．S.M.Volkonskii,Moi vospominaniia,2 vols.（Moscow,1992）,vol.2,p.191.

55．E.V.Dukov,‘Polikhroniia rossiiskikh razvlechenii XIX veka’,in Razvlekatel’naia kul’tura Rossii XVIII-XIX vv.（Moscow,2000）,p.507.

56．S.I.Taneev,‘Maskarady v stolitsakh’,Russkii arkhiv（1885）,no.9,p.152.

57．C.Emerson,The Life of Musorgsky（Cambridge,1999）,pp.122,169.

58．N.Sultanov,‘Vozrozhdenie russkogo iskusstva’,in Zodchii（1881）,no.2,p ii.

59．关于索恩采夫和斯特罗加诺夫艺术学校,可以参考E.Kirichenko,Russian Design and the Fine Arts:1750-1917（New York,1991）,pp.78-86。

60．V.I.Plotnikov,Fol’klor I russkow izobratel’noe iskusstvo vtoroi poloviny XIX veka（Leningrad,1987）,p.58.

61．V.Stasov,Izbrannye sochineniia,3 vols.（Moscow-Leningrad,1937）,vol.2,p.214.

62．引自Kirichenko,Rissian Design and the Fine Arts,p.109。

63．The Musorgsky Reader:A Life of Modeste Petrovich Musorgsky in Letters and Documents,ed.and trans.J.Leyda and S.Bertensson（New York,1947）,pp.17-18.

64．M.A.Balakirev:vospominaniia i pis’ma（Leningrad,1962）,p.320.

65．V.Stasov,‘Dvadtsat’pisem Turgeneva i moe znakomstvo s nim’,in Sobranie kriticheskikh materialov dlia izucheniia proizvedenii I.C.Turgeneva,2 vols.（Moscow,1915）,vol.2,vyp.2,p.291.

66．V.V.Stasov i russkoe iskusstvo（St Petersburg,1998）,p.23.

67．请参考R.Taruskin的杰出文章‘How the Acorn Took Root’,in his 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Princeton,1997）,ch.8。

68．V.V.Stasov,Izbrannye sochineniia,2 vols.（Moscow,1937）,vol.2,p.536.

69．同上,p.557。

70．请参考Taruskin,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pp.xiii ff。

71．N.A.Rimsky-Korsakov,My Musical Life,trans.J.Joffe（London,1924）,p.331;V.V.Yastrebtsev,Reminiscences of Rimsky-Korsakov,trans.F.Jonas（New York,1985）,p.38.

72．The Musorgsky Reader,p.120.

73．N.M.Karamzin,Istorii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12 vols.（St Petersburg,1892）,vol.11,p.57.

74．R.Taruskin,‘“The Present in the Past”:Russian Opera and Russian Historiography,c.1879’,in M.H.Browned（ed.）,Russian and Soviet Music:Essays for Boris Schwarz（Ann Arbor,1984）,pp.128-9.

75．同上,p.124-5。

76．N.I.Kostomarov,Sobranie sochineniia,8 vols.（St Petersburg,1903-6）,vol.2,p.43.

77．M.P.Musorgskii,Pis’ma（Moscow,1981）,p.138.

78．The Musorgsky Reader,pp.17-18.

79．Modeste Petrovich Musorgsky.Literaturnoe nasledie,2 vols.（Moscow,1971-2）,vol.1,p.132.

80．The Musorgsky Reader,p.244.

81．M.A.Voloshin,‘Surikov（materially dlia biografii）’,in Apollon（1916）,nos.6-7,p.65.

82．S.Glagol’,‘V.I.Surikov’,in Nasha starina（1917）,no.2,p.69;Voloshin,‘Suritov’,p.56.

83．Vasilii Ivanovich Surikov.Pis’ma,vospominaniia o khudozhnike（Leningrad,1977）,p.185;V.S.Kemenov,V.I.Surikov.Istoricheskaia zhivopis’,1870-1890（Moscow,1987）,p.385.

84．Kemenov,V.I.Surikov,p.402.

85．J.Bradley,‘Moscow:From Big Village to Metropolis’,in M.Hamm（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Bloomington,1986）,p.13.

86．V.G.Belinskii,Sochineniia,4 vols.（St Petersburg,1900）,vol.4,p.198.

87．M.M.Dostoevskii,‘“Groza”A.N.Ostrovskogo’,in Svetoch,vol.2（March 1860）,pp.7-8.

88．J.Patouillet,Ostrovski et son théâter de moeurs russes（Paris,1912）,p.334.

89．V.Nemirovitch-Dantchenko,My Life in the Russian Theatre,trans.J.Cournos（London,1968）,pp.131-2.

90．引自S.Grover,‘Savva Mamontov and the Mamontov Circle,1870-1905:Artistic Patronage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n Art’,Ph.D.diss.（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71）,p.18。

91．C.Stanislavski,My Life in Art（London,1948）,p.296;Nemirovitch-Dantchenko,My Life,p.117.

92．Pis’ma Khudozhnikov Pavlu Mikhailovichu Tret’iakovu 1856-1869（Moscow,1960）,p.302.

93．Ia.Minchenkov,Vospominaniia o peredvizhnikakh（Leningrad,1963）,p.118.

94．A.Benois,Vozniknoveniia mira iskusstva（Lenignrad,1928）,p.23.

95．引自J.Ruckman,The Moscow Business Elite:A Social and Cultural Portrait of Two Generations,1840-1905（DeKalb,Ill.,1984）,p.98。

96．V.I.Konashevich,‘O sebe i svoem dele’,Novyi mir,no.10（1965）,p.10.

97．A.Chekhov,‘Poprygun’ia’,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Moscow,1974-83）,vol.7,p.9.

98．RGIA,f.528,op.1,d.960,ll.9-10;f.1340,op1,d.545,l.10;f.472,op.43,d.19,l.179.

99．Viktor Mikhailovich Vasnetsov:zhizn’i tvorchestvo（Moscow,1960）,p.148.

100．Plotnikov,Fol’klor I russkow izobratel’noe iskusstvo vtoroi poloviny XIX veka,p.156.

101．Vrubel:perepiska,vospominaniia o khudozhnike（Moscow,1963）,p.79.

102．Stanislavski,My Life in Art,pp.141-2.

103．SP-PLMD,f.640,op.1,d.1003,ll.25-32.

104．引自V.V.Iastrebtsev,Nikolai Andreevich Rimskii-Korsakov:vospominaniia,1886-1908,2 vols.（Leningrad,1959-60）,vol.1,p.434.

105．RGIA,f.799,‘Cherez 10 let posle protsessa po neizdannym dokumentam’（1910）.

106．Stanislavski,My Life in Art,pp.12,22-3.

107．Nemirovitch-Dantchenko,My Life in the Russian Theatre,pp.80-81,159-60.

108．同上,p.108。

109．同上,p.188。

110．A.Chekhov,Sredi milykh moskvichei（Moscow,1988）,p.3.

111．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p.311.

112．O.Mandel’shtam,‘O p’ese A.Chekhova“Diadia Vania”’,in Sobranie sochinenii,4 vols.（Paris,1981）,vol.4,p.107.

113．A.Chehov,Plays,trans.E.Fen（Harmondsworth,1954）,p.306.

114．引自D.Rayfield,Understanding Chekhov（London,1999）,p.117。

115．A.P.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i pisem,18 vols.（Moscow,1973-83）,vol.17,p.17.

116．Chehov,Plays,pp.244-5.

117．P.S.Sheremetev,O russkikh khudozhestvennykh promyslakh（Moscow,1915）,p.469.

118．Nemirovitch-Dantchenko,My Life in the Russian Theatre,p.209.

119．A.P.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i pisem,20 vols.（Moscow,1944-51）,vol.20,p.160.

120．E.Clowes,‘Social Discourse in the Moscow Art Theatre’,in E.Clowes,S.Kassow and J.West（eds.）,Between Tsar and People:Educated Society and the Quest for Publ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rinceton,1991）,p xxx.

121．V.Meyerhold,‘The Naturalistic Theatre and the Theatre of Mood’,in Meyerhold on Theatre,trans.and ed.Edward Braun（London,1969）,p.29.

122．引自S.Grover,‘The World of Art Movement in Russia’,in Russian Review,vol.32,no.1（1973）,p.34。

123．A.Belyi,Mezhdu dvukh revoliutsii（Leningrad,1934,p.244.

124．同上,pp.219,224-5。

125．A.Lentulov,‘Avtobiografiia’,in Sovetskie khudozhniki,3 vols.（Moscow,1937）,vol.1,p.162.

126．F.Bowers,Scriabin,2 vols.（London,1969）,vol.2,p.248.

127．‘From Street into Street’（1913）,in V.Maiakovskii,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3 vols.（Moscow,1955-61）,vol.1,pp.38-9.

128．引自N.Khardzhiev和V.Trenin,Poeticheskaia kul’tura Mayakovskogo（Moscow,1970）,p.44。关于马雅可夫斯基与马列维奇之间的亲密关系，请参考J.Stapanian,Mayakovsky’s Cubo-Futurist Vision（Hudson,Texas,1986）,特别是第四章。

129．M.Tsvetaeva,A Captive Spirit:Seleted Prose,trans,and ed.King（London,1983）,p.168.这些诗句选自组诗‘Poems to Akhmatova’,in Sochineniia v dvukh tomakh（Moscow,1980）,vol.1,p.85。

130．N.Mandelstam,Hope Abandoned,trans.M.Hayward（London,1984）,p.397.

131．M.Bulgakov,The Master and Margarita,trans.M.Glenny（London,1984）,p.397.

132．‘Spring’（1914）,in C.Barnes,Boris Pasternak:A Literary Biography,2 vols.（Cambridge,1989-98）,vol.2,p.202.

第四章　与农民结合

1．O.V.Aptekhman,Obshchestvo‘Zemlia i Volia’70-kh godov（Petrograd,1924）,p.168.

2．引自T.Szamuely,The Russian Tradition（London,1974）,p.201。

3．F.M.Dostoev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Leningrad,1972-88）p.18,57.

4．G.I.Uspen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5 vols.（Moscow-Leningrad,1940-54）,vol.14,p.576-7.

5．I.S.Turgene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a i pisem,28 vols.（Moscow-Leningrad,1960-68）,vol.2,p.160.

6．‘Silence’（1857）,in N.A.Nekrasov,Sochineniia,3 vols.（Moscow,1959）,

7．F.Buslaev,‘Etnograficheskie vymysly nashikh predkov’,Sbornik antropologicheskikh i etnograficheskikh statei o Rossii i stranakh ei prilezhashchikh（Moscow,1868）,p.95.

8．I.D.Beliaev,‘Po povodu etnograficheskoi vystavki imeiushchei otkryt’sia vesnoi 1867 goda’,Den’（1865）,no.41,p.983.

9．参阅C.Frierson,Peasant Icons:Representations of Rural Peopl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Oxford,1993）,p.128。

10．B.Sokolov,‘Muzhik v izobrazhenii Turgeneva’,in I.N.Rozanov and Iu.M.Sokolov（eds.）,Tvorchestvo Turgeneva:sbornik statei（Moscow,1920）,p.203.

11．S.Birkenmayer,Nikolaj Nekrasov:His Life and Poetic Work（The Hague,1968）,p.76.关于“对诗歌的攻击”的指控，出自A.Grigor’ev,‘Stikhotvoreniia N.Nekrasova’,Vremia,vol.12（1862）,p.38。

12．Dostoev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22,p.44.

13．K.S.Aksak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2 vols.（St Petersburg,1861）,vol.1,p.292.

14．F.Dostoevsky,A Writer’s Diary,trans.K.Lantz（Illinois,1993）,p.160 and elsewhere.

15．V.G.Belinskii,Izbrannye filosofskie sochineniia,2 vols.（Moscow,1948）,vol.2,p.443.

16．比如参阅I.S.Aksakov,‘Moskva,24 marta’,in Den’（24 March 1862）,p.2-3。

17．A.Blok,‘The People and the Intelligentsia’,in M.Raeff,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An Anthology（New Jersey,1978）,p.359.

18．Szamuely,The Russian Tradition,p.383.

19．关于屠格涅夫在这一问题上严重的矛盾心理,参阅A.Kelly,‘The Nihilism of Ivan Turgenev’,in Toward Another Shore: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New Haven,1998）。

20．F.Seeley,Turgenev:A Reading of His Fiction（Cambridge,1991）,p.339.

21．V.S.Pritchett,The Gentle Barbarian:The Life and Work of Turgenev（London,1977）,p.216.

22．GARF,f.112,op.1,d.395,l.96.

23．Aptekhman,Obshchestvo‘Zemlia i Volia’70-kh godov,p.145.

24．GARF,f.112,op.1,d.282,l.151.

25．1.Repin,Dalekoe i blizkoe,5th edn（Moscow,1960）,p.238.

26．同上,p.247。

27．同上,p.272。

28．同上,p.251-2,272-3。

29．V.V.Stasov,Izbrannye sochineniia,2 vols.（Moscow,1937）,vol.1,p.94.

30．E.Valkenier,Ilya Repin and the World of Russian Art（New York,1990）,p.32.

31．参阅他给Antokolsky的信，in IRL LAN,f.294,op.1,p.22。

32．I.Repin,Izbrannye pis’ma v dvukh tomakh（Moscow,1969）,vol.1,p.184-5.

33．R.Taruskin,Musorgsky:Eight Essays and an Epilogue（Princeton,1993）,p.9.

34．The Musorgsky Reader:A Life of Modeste Petrovich Musorgsky in Letters and Documents,trans,and ed.J.Leyda and S.Bertensson（New York,1947）,p.244.

35．M.P.Musorgskii,Pis’ma i dokumenty（Moscow-Leningrad,1932）,p.251.

36．关于民粹主义解释的一份开创性评价,参阅R.Taruskin,Musorgsky,especially‘Who Speaks for Musorgsky?’,p.3-37。

37．M.P.Musorgskii,Literaturnoe nasledie,2 vols.（Moscow,1971-2）,vol.1,p.270.

38．N.Gogol,Village Evenings near Dikanka and Mirgorod,trans.C.English（Oxford,1994）,p.12.

39．M.P.Musorgskii,Pis’ma i dokumenty,p.250.

40．V.V.Stasov,Pis’ma k deiateliam russkoi kul’tury,2 vols.（Moscow,1962）,vol.1,p.19.

41．I.Repin,Izbrannye pis’ma,vol.1,p.143.

42．Repin,Dalekoe i blizkoe,p.382.

43．Tolstoy’s Diaries,trans,and ed.R.F.Christian（London,1994）,p.100.

44．V.Shklovsky,Lev Tolstoy,trans.O.Shartse（Moscow,1988）,p.33.

45．A.Fodor,Tolstoy and the Russians:Reflections on a Relationship（Ann Arbor,1984）,p.27.

46．A.N.Wilson,Tolstoy（London,1988）,p.219-20.

47．Reminiscences of Lev Tolstoi by His Contemporaries（Moscow,1965）,p.148-9.

48．引自K.Feuer,Tolstoy and the Genesis of War and Peace（Cornell,1996）,p.29.

49．L.Tolstoy,Anna Karenin,tarns.R.Edmonds（Harmondsworth,1974）,p.272-3.

50．Tolstoy’s Diaries,p.134.

51．同上。

52．同上,p.140。

53．Pis’ma k A.B.Druzhininu,Gosudarstvennyi literaturnyi muzei（Moscow,1948）,p.328.

54．参阅V.S.Pritchett,The Gentle Barbarian:The Life and Work of Turgenev（London,1977）,p.71。

55．L.N.Tolsto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90 vols.（Moscow-Leningrad,1928-58）,vol.57,p.218。

56．Tolsto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7,p.58.

57．引自A.Tolstoi,‘Tolstoy and the Peasants’,Russian Review,vol.19,no.2（April 1960）,p.151。

58．1.E.Repin,L.N.Tolstoi,2 vols.（Moscow-Leningrad,1949）,vol.2,p.36.

59．Repin,Dalekoe i blizkoe,p.370.

60．L.Tolstoy,War and Peace,trans.L.and A.Maude（Oxford,1998）,

61．I.Tolstoy,Tolstoy,My Father:Reminiscences,trans.A.Dunnigan（London,1972）,p.174.

62．L.Tolstoy,Anna Karenin,trans.R.Edmonds（Harmondsworth,1974）,p.467.

63．A.Pushkin,Eugene Onegin,trans.J.Falen（Oxford,1990）,p.65-6.

64．Tolstoy,Anna Karenin,p.481-2.

65．参阅J.Hajnal,‘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in D.Glass and D.Eversley（eds.）,Population in History: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London,1965）,p.101-43.

66．P.Laslett,‘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ern Family Considered over Time’,in Family Life and Illicit Love in Earlier Generations（Cambridge,1977）,p.29.

67．D.A.Sverbeev,Zapiski,1799-1826,2 vols.（Moscow,1899）,vol.2,p.43.

68．E.I.Raevskaya,‘Vospominaniia’,Russkii arkhiv（1883）,kn.2,ch.3,p.72.

69．关于农民的习俗和婚礼仪式,参阅C.Worobec,Peasant Russia:Family and Community in the Post-emancipation Period（Princeton,1991）,ch 4,5。

70．V.Dal,Tolkovyi slovar’zhivogo velikorusskogo iazyka,4 vols.（St Petersburg,1882）,vol.3,p.119.

71．W.R.Shedden-Ralston,The Songs of the Russian People,as Illustrative of Slavonic Mythology and Russian Social Life（London,1872）,p.289.

72．S.T.Aksakov,The Family Chronicle,trans.M.Beverley（Westport,Conn.,1985）,p.108.

73．N.Chechulin,Russkoe provintsial’noe obshchestvo vo vtoroi polovine XVIII veka（St Petersburg,1889）,p.43-4.

74．Aksakov,The Family Chronicle,p.109.

75．Russkii,byt’po vospominaniiam sovremennikov.XVIII vek,chast’2,Ot petra do pavla 1（Moscow,1918）,p.275.

76．Pushkin,Eugene Onegin,p.168.

77．F.F.Vigel’Zapiski,chast’1（Moscow 1891）,p.174.

78．Tolstoy,Anna Karenin,p.483-4.

79．Chechulin,Russkoe provintsial’noe obshchestvo vo vtoroi polovine XVIII veka,p.44.

80．W.Wagner,Marriage,Property,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Russia（Oxford,1994）,p.63.

81．同上,p.134。

82．更多请参阅Wagner,Marriage,Property 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66。

83．V.Dal,Poslovitsy russkogo naroda,2 vols.（Moscow,1984）,vol.1,p.291.

84．Dostoev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21,p.21.

85．A.Labzina,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1914）,p.16-109.

86．M.Adam,Iz semeinoi khroniki’,Istoricheskii vestnik,vol.94,no.12（1903）,p.816-21.

87．Wagner,Marriage，Property 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70.

88．Tolstoy,Anna Karenin,p.483.

89．Tolsto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52,p.143.

90．A.Chekhov,‘Peasants’,in The Kiss and Other Stories,trans.R.Wilks（Harmondsworth,1982）,p.79-80.

91．L.N.Tolstoi,A.P.Chekhov:Rasskazyvaiut sovremenniki,arkhivy,muzei（Moscow,1998）,p.233.

92．A.P.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Moscow,1974-83）,vol.9,519-23;D.Rayfield,Anton Chekhov:A Life（London,1997）,p.431.

93．D.Rayfield,Chekhov:The Evolution of His Art（London,1975）,p.177.

94．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9,p.400.

95．A.Chekhov,Letters of Anton Chekhov,selected by S.Karlinsky（London,1973）.p.237.

96．Rayfield,Chekhov:The Evolution of His Art,p.171.

97．P.Gatrell,The Tsarist Economy 1850-1917（London,1986）,50-51;G.T.Robinson,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égime（Berkeley,1932）,94-7;T.Shanin,The Awkward Class（Oxford,1972）,p.48.

98．J.Brooks,When Russia Learned to Read:Literacy and Popular Literature,1861-1917（Princeton,1985）,pp.13,55-6.

99．S.T.Semenov,Dvadtsat’piat’let v derevne（Petrograd,1915）,p.5-6.

100．T.Lindstrom,‘From Chapbooks to Classics:The Story of the Intermediary’,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15（1957）,p.193.

101．同上,p.195。

102．Landmarks:A Collection of Essay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trans.M.Schwartz（New York,1977）,p.80-81.

103．A.M.Gor’kii,vepokhu revoliutsii,1905-1907gg.Materialy,vospominaniia,issledovaniia（Moscow,1957）,p.52.

104．T.Marullo,Ivan Bunin:Russian Requiem,1885-1920（Chicago,1993）,p.112-13.

105．1.Bunin,Stories and Poems,trans.O.Shartse（Moscow,1979）,179.

106．引自R.Pipes,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9-1919（London,1990）,p.113。

107．M.Gorky,Letters（Moscow,1964）,p.54.

108．M.Gorky,My Childhood（Harmondsworth,1966）,p.9.

109．M.Gorky,My Universities（Harmondsworth,1966）,p.140-50.

110．M.Gorky,‘On the Russian Peasantry’,in R.E.F.Smith（ed.）,The Russian Peasant 1920 and 1984（London,1977）,p.18-19.

111．引自R.Buckle,Diaghilev（New York,1979）,p.300。

112．V.D.Polenov,E.D.Polenova.Khronika sem’i khudozhnikov（Moscow,1964）,p.363.

113．N.V.Polenova,Ambramtsevo:vospominaniia（Moscow,1922）,p.44.

114．V.D.Polenov,E.D.Polenova.Khronika sem’i khudozhnikov,p.507.

115．M.Tenisheva,Vpechatleniia moei zhizni（Paris,1933）,p.337.

116．W.Salmond,Arts and Crafts in Late Imperial Russia:Reviving the Kustar Art Industries,1870-1917（Cambridge,1996）,p.86.

117．S.Diaghilev,‘Neskol’ko slov o S.V.Maliutine’,Mir iskusstva,no.4（1903）,p.159-60.

118．Tenisheva,Vpechatleniia moei zhizni,p.263.

119．S.Diaghilev,‘Slozhnye voprosy.Nash mnimyi upadok’,Mir iskusstva,no.I（1898-9）,p.10-11.

120．A.Benua,Moi vospominaniia,2 vols.（Moscow,1980）,vol.1,p.500.

121．A.Haskell,Diaghileff.His Artistic and Private Life（London,1935）,

122．S.Diaghilev,‘Evropeiskie vystavki i russkie khudozhniki’,Novosti i birzhevaia gazeta（26 August 1896）.

123．M.Normand,‘La Russieàl’Exposition’,L’Illustration（5 May 1900）,p.282,283.

124．参阅Salmond,Arts and Crafts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102-3,161-3。

125．Tenisheva,Vpechatleniia moei zhizni,p.426.

126．引自Sergei Diaghilev,i russkoe iskusstvo（Moscow,1982）,p.109-10。

127．Prince P.Lieven,The Birth of the Ballets-Russes（London,1936）,p.56.

128．R.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A Biography of the Works through Mavra,2 vols.（Oxford,1996）,vol.1,p.536.

129．N.A.Rimsky-Korsak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literaturnye proiz-vedeniia i perepiska,8 vols.（Moscow,1955-82）,vol.8b,p.105.

130．P.Chaikov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Hteraturnye proizvedeniia i perepiska（Moscow,1953-81）,vol.15b,p.293.

131．A.Benois,Reminiscences of the Russian Ballet（London,1941）,p.124.

132．同上,266。

133．A.Benois,‘Russkie spektakli v Parizhe’,Rech’（25 July 1909）,p.2.

134．A Benois,‘Khudozhestvennye pis’ma:russkie spektakli v Parizhe:“Zhar ptitsa”’,Rech’（18 July 1910）.

135．关于此剧音乐与场景的精彩分析，请参阅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vol.1,第9章。

136．E.Lineva,Velikorusskie pesni v narodnoi garmonizatsii,2 vols.（St Petersburg,1904-9）.此书有英文版本:The Peasant Songs of Great Russia as They Are in the Folk’s Harmonization:Collected and Transcribed from Phonograms by Eugenie Lineff（St Petersburg,1905-12）.

137．Lineva,Velikorusskie pesni v narodnoi garmonizatsii,vol.2,xxv-xxvi.

138．L.Bakst,‘Puti klassitsizma v iskusstve’,Apollon,no.2（1909）,p.77.

139．详尽分析请参阅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vol.1,p.695-717。

140．N.Rerikh,‘Na Kurgane’,in Pervaia kniga（Moscow,1914）.

141．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vol.1,p.881-6.

142．关于这些民间来源的精彩分析，请参阅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vol.1,p.891-965。

143．引自M.Oliver,Stravinsky（London,1995）,p.88。

144．R.Rolland,Journal des années de guerre,1914-1919（Paris,1952）,p.59.

145．E.White,Stravinsky:The Composer and His Works（London,1979）,p.151.

146．这些歌曲的曲谱并未出版。资料可以在Paul Sacher Archive in Basel（Igor Stravinsky Sketchbook A）找到。关于斯特拉文斯基对这些歌曲投入的感情，请参阅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vol.2,p.1192。

147．I.Stravinsky and R.Craft,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Berkeley,1980）,138.斯特拉文斯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命纪事》，Chronique de ma vie,2 vols.（Paris,1935-6）中，首次披露了他的观察。

148．C.-F.Ramuz,Souvenirs sur Igor Strawinsky,in Oeuvres complètes,20 vols.（Lausanne,1941）,vol.14,p.68.

149．Stravinsky Craft,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p.118.

150．B.Nijinska,‘Creation of Les Noces’,in Dance Magazine（December 1974）,p.59.

第五章　寻找俄罗斯灵魂

1．L.Stanton,The Optina Pustyn Monastery in the Russian Literary Imagination:Iconic Vision in Works by Dostoevsky,Gogol,Tolstoy,and Others（New York,1995）,p.63-4.

2．S.Chetverikov,Optina Pustyn（Paris,1951）,p.26.

3．同上,40;Stanton,The Optina Pustyn Monastery in the Russian Literary Imagination,p.46。

4．更多内容请参阅V.Lossky,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Church（London,1957）,尤其是第1章。

5．R.Ware,The Orthodox Church（Harmondsworth,1997）,p.264-5.

6．A.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Moscow,1974-83）,vol.5,100-101（translation by Rosamund Bartlett）.

7．A.Gertsen,Byloe i dumy,2 vols.（Moscow,1962）,vol.1,p.467.

8．L.Ouspensky,‘The Meaning and Language of Icons’,in The Meaning of Icons（New York,1982）,p.42.

9．参阅M.Cherniavsky,Tsar and People:Studies in Russian Myths（New Haven,1961）,p.44-71。

10．A.K.Lelong,‘Vospominaniia’,Russkii arkhiv（1913）,kn.2,no.7,p.65.

11．N.M.Zernov（ed.）,Na perelome:tri pokoleniia odnoi moskovskoi sem’i（Paris,1970）,p.228.

12．同上,p.230。

13．M.Nikoleva,‘Cherty starinnogo dvorianskogo byta’,Russkii arkhiv（1893）,kn.3,chast’10,p.130-31.

14．V.N.Kharuzina,Proshloe.Vospominaniia detskikh i otrocheskikh let（Moscow,1999）,p.363-4.

15．V.D.Bonch-Bruevich,‘O religii,religioznom sektanstve i tserkvi’,Izbrannye sochineniia,3 vols.（Moscow,1959-63）,vol.1,p.174-5.

16．V.S.Solov’ev,O khristianskom edinstve（Moscow,1994）,p.171.

17．F.Dostoevsky,A Writer’s Diary,trans.K.Lantz,2 vols.（London,1994）,vol.2,p.1351.

18．A.Tereshchenko,Byt russkogo naroda（St Petersburg,1848）,chast’3,p.254.

19．K.V.Chistov,Russkie narodnye sotsial’no-utopicheskie legendy XVII-XIX vv.（Moscow,1967）,290-91;N.K.Rerikh，‘Serdtse Azii’,in Izbrannoe（Moscow,1979）,p.177.

20．Z.Gippius,‘Svetloe ozero.Dnevnik’,Novyiput’（1904）,no.1,p.168-9。

21．Chistov,Russkie narodnye sotsial’no-utopicheskie legendy XVII-XIX vv,p.239-40,248-9.

22．同上,p.261-70。

23．Stanton,The Optina Pustyn Monastery in the Russian Literary Imagination,p.51.

24．V.Setchkarev,Gogol:His Life and Works（New York,1965）,p.5.

25．V.Veresaev,Gogol v zhizni:sistemacheskii svod podlinnikh svidetel’stv sovremennikov（Moscow,1990）,p.43.

26．参阅Gogol’s letter to S.P.Shevyrev（‘I came to Christ by the Protestant path’），in Letters of Nikolai Gogol,ed.and trans.C.Proffer（Ann Arbor,1967）.p.171-2。

27．G.Florovsky,Puti russkogo bogosloviya（Paris,1937）,p.262.

28．参阅J.Schillinger,‘Gogol’s The Overcoat as a Travesty of Hagiography’,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16（1972）,36-41;V.E.Vetlovskaia,‘Zhitiinye istochniki gogolevskoi Shinel’,Russkaia literatura,1（1999）,p.18-35。

29．L.Knapp,‘Gogol and the Ascent of Jacob’s Ladder:Realization of Biblical Metaphor’,Christianity and the Eastern Slavs,Californian Slavic Studies vol.3,no.18（1995）.p.8.

30．Florovsky,Puti russkogo bogosloviya,p.278.

31．K.Aksak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 vols.（Moscow,1861-80）,vol.1,p.630.

32．F.Odoevsky,Russian Nights,trans.O.Koshansky-Olienikov and R.E.Matlaw（New York,1965）,p.37-8.

33．‘Nechto o vrozhdennom svoistve dush rossiiskikh’,Zritel’（1792）,no.3,p.173.

34．N.Gogol,‘Taras Bulba’,in Village Evenings near Dikanka and Mirgorod,trans.C.English（Oxford,1994）,p.327-8.

35．N.Gogol,Dead Souls,trans.D.Magarshack（Harmondsworth,1961）,p.258.

36．M.Malia,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Cambridge,1961）,p.223.

37．Letters of Nikolai Gogol,p.162.

38．V.A.Kotel’nikov,‘Optina pustyn’i russkaia literatura’,Russkaia literatura,no.1（1989）,p.69.

39．N.Gogol’,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4 vols.（Moscow-Leningrad,1937-52）,vol.6,200;vol.10,181.详细信息请参阅E.A.Smirnova,Poema Gogolia‘Mertvye dushi’（Leningrad,1987）,p.70-74。

40．Smirnova,Poema Gogolia‘Mertvye dushi’,p.143.

41．Gogol’,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4,p.191.

42．N.V.Gogol,Pis’ma,4 vols.（St Petersburg,n.d.）,vol.2,p.508.

43．V.G.Belin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3 vols.（Moscow,1953-9）,

44．S.T.Aksakov,Istoriia moego zhakomstva s gogolem（Moscow,1960）,p.170.

45．引自D.P.Bogdanov,‘Optina Pustyn’i polomnichestvo v nee russkikh pisatelei’,Istoricheskii vestnik,112（October 1910）,p.332-4。

46．引自J.M.Holquist,‘The Burden of Prophecy:Gogol’s Conception of Russia’,in 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s,vol.3.no.1（1973）,p.39。

47．‘Pis’mo k N.V.Gogoliu’,in Belin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4,p.215.

48．1.S.Belliutsin,Description of the Clergy in Rural Russia,trans.G.Freeze（Cornell,1985）,p.35.

49．M.Gorky,My Universities（Harmondsworth,1966）,p.122.

50．G.Fedotov,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2 vols.（Cambridge Mass.,1966）,vol.1,12-14,358-62;J.Hubbs,Mother Russia:The Feminine Myth in Russian Culture（Bloomington,1988）,p.19-20.

51．V.G.Vlasov,‘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Russian Peasants’,in M.Balzer（ed.）,Russian Traditional Culture:Religion,Gender and Customary Law（London,1992）,p.25.

52．J.Billington,The Face of Russia（New York,1999）,p.52.

53．E.A.Boriak,‘Traditsionnye znaniia,obriady i verovaniia ukraintsev sviazannye s tkachestvom（seredina XIX v-nachalo XX v）’,Kand.diss.（Kiev University,1989）,p.157.

54．P.P.Chubinskii,Trudy etnografichesko-statisticheskoi ekspeditsii v zapadno-russkii krai（St Petersburg,1877）,vol.4,p.4.

55．1.V.Kostolovskii,‘K pover’iam o poiase krest’ian’iaroslavskoi gubernii’,Etnograficheskoe obozrenie（1909）,no.1,48-9;I.A.Kremleva,‘Ob evoliutsii nekotorykh arkhaichnykh obychaev russkikh’,in Russkie:semeiny i obshchestvennyi byt（Moscow,1989）,p.252.

56．A.Pushkin,Eugene Onegin,trans.J.Falen（Oxford,1990）,p.52.

57．N.Chechulin,Russkoe provintsial’noe obshchestvo vo vtoroi polovine XVIII veka（St Petersburg,1889）,36;Lelong,‘Vospominaniia’,Russkii arkhiv,kn.2,no.6,p.807.

58．Lelong，‘Vospominaniia’,Russkii arkhiv,p.52-3.

59．C.Beaumont,Serge Diaghilev（London,1933）,p.26.

60．参阅P.A.Vyazemskii关于这个话题的评论，in Pushkin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1985）,p.194。

61．A.P.Mogilianskii,Lichnost’Pushkina（St Petersburg,1995）,38;Druz’ia Pushkina,2 vols.（Moscow,1985）,vol.2,p.318.

62．V.V.Gippius,Gogol（Ann Arbor,1981）,176.关于托尔斯泰,请参阅K.Parthe,‘Death-masks in Tolstoi’,in Slavic Review,vol.41,no.2（1982）,297-305；以及同一作者,‘The Metamorphosis of Death in L.N.Tolstoi’,Language and Style,vol.18,no.2（1985）,p.205-14。

63．Vospominaniia o Chaikovskom（Moscow,1962）,p.29.

64．参阅Dostoevsky’s letter to V.V.Mikhailov（16 March 1878）,in F.Dostoevsky,Complete Letters,ed.and trans.D.Lowe and R.Meyer,5 vols.（Ann Arbor,1988-91）,vol.5,p.18。

65．Stanton,The Optina Pustyn Monastery in the Russian Literary Imagination,p.174-5.

66．V.A.Kotel’nikov,‘Optina Pustyn’i russkaia literatura’,Russkaia literatura,no.1（1989）,p.20,22.

67．F.Dostoevsky,The Brothers Karamazov,trans.D.Magarshack（Harmondsworth,1988）,p.51-3.

68．同上,p.287。

69．Dostoevsky,Complete Letters,vol.5,p.83.

70．J.Frank,Dostoevsky:The Seeds of Revolt（Princeton,1977）,p.43ff.

71．Dostoevsky,A Writer’s Diary,vol.1,p.129.

72．Dostoevsky,Complete Letters,vol.1,p.190（作者对原文做了些许修改）.

73．F.Dostoevsky,The House of the Dead,trans.D.McDuff（London,1985）,p.35-6.

74．Dostoevsky,A Writer’s Diary,vol.2,p.351-5.

75．同上,vol.2,p.354。

76．同上,vol.2,p.355。

77．同上,vol.2,p.347-8。

78．Dostoevsky,Complete Letters,vol.3,p.114.

79．F.M.Dostoevskii,Pis’ma,4 vols.（Moscow,1928-59）,vol.1,p.141.

80．F.Dostoevsky,The Devils,trans.D.Magarshack（Harmondsworth,1971）,p.259.

81．在这一问题上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彩讨论，参阅A.Kelly,‘Dostoevsky and the Divided Conscience,’in Toward Another Shore: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New Haven,1998）,55-79。T.Masaryk也有类似的观点,参阅其The Spirit of Russia,3 vols.（London,1967）,vol.3,54-63。

82．Dostoevsky,Complete Letters,vol.1,p.95.

83．Dostoevsky,The Brothers Karamazov,152.

84．F.Dostoevsky,Crime and Punishment,trans.D.McDuff（Harmondsworth,1991）,p.629.

85．Iu.Mann,V poiskakh zhivoi dushi.‘Mertvye dushi’:pisatel’-kritika-chitatel’（Moscow,1984）,321-2;Gogol’,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4,264-5.

86．S.G.Volkonskii,Zapiski（St Petersburg,1901）,p.499.

87．Dostoevsky,A Writer’s Diary,vol.1,p.130（斜体部分）.

88．同上,vol.1,p.135。

89．同上,vol.1,p.162。

90．Dostoevsky,The Brothers Karamazov,p.190,339,356.

91．同上,p.350。

92．同上,p.596-7。

93．同上,p.667。

94．同上,p.694。

95．Archimandrite Bukharev的思想或许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这一点请参阅G.Freeze,‘Die Laisierung des Archimandriten Feodor（Bucharev）und ihre kirchenpolitische Hintergründe.Theologie und Politik im Russland der Mitte des 19.Jahrhunderts’,Kirche im Osten,28（1985）,26-52。同样还有K.Onasch,‘En quête d’une orthodoxie“alternative”.Le Christ et l’église dans l’œuvre de F.M.Dostoïevski’,Mille ans de christianisme russe 988-1988.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L’Universitéde Paris X-Nanterre 20-23 Janvier 1988（Paris,1989）,p.247-52。

96．Dostoevsky,The Brothers Karamazov,65-75（引文来自73页）.关于其政治背景,参阅O.Khakhordin,‘Civil Society and Orthodox Christianity’,Europe-Asia Studies,vol.50,no.6（1998）,p.949-68。

97．Dostoevsky,The Brothers Karamazov,73-4.陀氏论及奥普京修道院的部分，参阅Stanton,The Optina Pustyn Monastery in the Russian Literary Imagination,p.174-5。

98．V.S.Solov’ev,Sobranie sochinenii,6 vols.（St Petersburg,1901-7）,vol.3,p.182.

99．Dostoevsky,The Brothers Karamazov,p.612.

100．同上,p.32。

101．V.Lebedev,‘Otryvok iz romana“Brat’ia Karamazovy”pered sudom tsenzury’,Russkaia literatura,no.2（1970）,pp.123-5.

102．Dostoevsky,A Writer’s Diary,vol.2,p.1351.

103．参阅R.Gustafson,Leo Tolstoy,Resident and Stranger:A Study in Fiction and Theology（Princeton,1986）。

104．同上,p.334-5。

105．参阅，例如,N.Berdiaev,‘Vetkhii i novyi zavet v religioznom soznanii L.Tolstogo’,in O religii L’va Tolstogo（Moscow,1912）。更多详细的论点，请参阅D.Matual,Tolstoy’s Translation of the Gospels:A Critical Study（Lewiston,1992）,14。文学研究者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发现了佛教的痕迹,尤其是，《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死时的场景。参阅A.N.Strizhev（ed.）,Dukhovnaia tragediia L’va Tolstogo（Moscow,1995）,p.17-18。

106．A.S.Suvorin,Diary（Moscow-Petrograd,1923）,p.263.

107．S.Pozoiskii,K istorii otluchenii L.Tolstogo ot tserkvi（Moscow,1979）,p.65-71.

108．A.N.Wilson,Tolstoy（London,1988）,p.458.

109．Lev Tolstoi i V.V.Stasov.Perepiska 1878-1906（Leningrad,1929）,pp.227,235.

110．A.Donskov（ed.）,Sergei Tolstoy and the Doukhobors:A Journey to Canada（Diary and Correspondence）（Ottawa,1998）,p.151-2.Pozoiskii,K istorii otluchenii L.Tolstogo ot tserkvi,pp.113-17.

111．参阅Donskov,同上。

112．A.Etkind,Khlyst:Sekty,literatura i revoliutsiia（Moscow,1998）,128-9.关于托尔斯泰与其他教派之间的通信,参阅A.Donskov（ed.）,L.N.Tolstoi i T.M.Bondarev:perepiska（Munich,1996）;A.Donskov（ed.）,L.N.Tolstoi i M.P.Novikov:perepiska（Munich,1996）;V.Bonch-Bruevich,Materialy k istorii i izucheniu russkgo sektanstva i raskola,vyp.i（St Petersburg,1908）。关于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评价，参阅T.V.Butkevich and V.M.Skvortsov,‘Tolstovstvo kak sekta’,Missionerskoe obozrenie（1897）,no.1,pp.807-31。

113．A.Heard,The Russian Church and Russian Dissent,Comprising Orthodoxy,Dissent and Errant Sects（London,1887）,pp.37-8

114．Tolsto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91 vols.（Moscow,1929-64）,vol.26,p.401

115．参阅M.Aucouturier and M.Sémon,Polstoi’et la mort,Cahiers Léon Tolstoi,no.4（Paris,1986）。

116．P.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i pisem,20 vols.（Moscow,1944-51）,vol.18,386

117．同上vol.17,p.64。

118．A.S.Suvorina（Moscow-Petrograd,1923）,p.165。

119．McVay,Religioznaia tema v pis’makh A.P.Chekhova’,in Kataev et al.（eds.）,Anton P.Cechov-Philosophische und religiose Dimensionen im Leben und im Werk（Munich,1997）,251-64;A.Izmailov,Chekhov,1860-1904,biograficheskii ocherk（Moscow,1916）,p.536.

120．A.V.Chanilo,‘Ikony i kresty A.P.Chekhova i ego blizkikh v yaltinskom muzee’,in Kataev et al.（eds.）,Anton P.Cechov,p.385-9.

121．A.P.Kuzicheva,‘Ob istokakh rasskaza“Arkhierei”’,in Kataev et al.（eds.）,Anton P.Cechov,pp.437-9.

122．McVay,‘Religioznaia tema v pis’makh A.P.Chekhova’,pp.253-9,262.

123．Izmailov,Chekhov,p.552.

124．Letter of December 1895,in McVay,‘Religioznaia tema v pis’makh A.P.Chekhova’,p.258.

125．A.Chekhov,Three Sisters,trans.M.Frayn（London,1983）,p.35.

126．A.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i pisem,30 vols.（Moscow,1974-83）,vol.2,pp.280-81.

127．Izmailov,Chekhov,p.546.

128．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5,p.468.

129．A.Chekhov,Plays,trans.E.Fen（Harmondsworth,1972）,pp.244-5.

130．Perepiska,A.P.Chekhova v trekh tomakh（Moscow,1996）,vol.3,p.536.

131．V.Feider,A.P.Chekhov.Literaturnyi byt i tvorchestvo po memuarnym materialam（Leningrad,1927）,p.453.

132．同上,p.456。

133．参阅J.Metzele,The Presentation of Death in Tolstoy’s Prose（Frankfurt,1996）。

134．L.Tolstoy,The Death of Ivan Ilich and Other Stories,trans.R.Edmonds（Harmondsworth,1960）,pp.140,143.

135．Aucouturier and Sémon,Tolstoïet la mort,pp.77-8.

136．D.I.Pisarev,Sochineniia,4 vols.（Moscow 1955）,vol.1,p.36.

137．1.Turgenev,Sketches from a Hunter’s Album,trans.R.Freeborn（Har-mondsworth,1990）,p.222.

138．同上,p.225。

139．A.Solzhenitsyn,Cancer Ward,trans.N.Bethell and D.Burg（London,2000）,pp.110-11.

140．关于回忆录的资料,参阅E.Fevralev,Russkii doreformenny byt i khristian-skie idealy（Kiev,1907）;N.V.Davydov,‘Ocherki byloi pomeshchechei zhizni’,Iz Proshlogo（Moscow,1914）,pp.384-5;D.I.Nikiforov,Vospominaniia iz vremen imp.Nik.I（Moscow,1903）,116-25。关于民俗学的研究，参阅V.Nalimov,‘Zagrobnyi mir po verovaniiam zyrian’,Etnografi-cheskoe obozrenie（1907）,nos.1-2,pp.1-23;以及P.V.Ivanov,‘Ocherk vozzrenii krest’ianskogo naseleniia kupianskogo uezda na dushi i na zagrob-nuiu zhizni’,Sbornik khar’kovskogo istoriko-filologicheskogo obshchestva（1909）,no.18,pp.244-55。更多内容参阅C.Worobec,‘Death Ritual among Ukrainian Peasants:Linkages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in S.Frank and M.Steinberg（eds.）,Cultures in Flux:Lower-class Values,Practices and Resistanc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rinceton,1994）,pp.11-33。

141．Pevralev,Russkii doreformenny byt i khristianskie idealy,p.161.

142．D.Ransel,‘Infant-care Cultures in the Russian Empire’,in Russia’s Women:Accommodation,Resistance,Transformation,B.Clements,ed.B.Engel,C.Worobec（Berkeley,1991）,p.120.

143．T.Ivanovskaia,‘Deti v poslovitsakh i pogovorkakh russkogo naroda’,Vestnik vospitaniia（1908）,no.19,p.124.

144．Ransel,‘Infant-care Cultures in the Russian Empire’,p.121;同一作者,Mothers of Misery:Child Abandonment in Russia（Princeton,1988）.

145．‘Smert’i dusha v pover’iakh i v razskazakh krest’ian’i meshchan’riazanskogo,ranenburgskogo,i dankovskogo uezdov riazanskoi gubernii’,Zhivaia starina（St Petersburg,1898）,vyp.1,p.231.

146．回忆录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一进程的详实资料，参阅Nikiforov,Vospominaniia iz vremen imp.Nik.I,120-25。另外可参阅Nalimov,‘Zagrobnyi mir po verovaniiam zyrian’,10;Ivanov,‘Ocherk’,248-9；以及Worobec,‘Death Ritual among Ukrainian Peasants’,pp.16-18。

147．Worobec,‘Death Ritual among Ukrainian Peasants’,p.30.

148．Ivanov,‘Ocherk’,250-53;A.Tereshchenko,Byt russkogo naroda（St Petersburg,1848）,p.84;Nalimov,‘Zagrobnyi mir po verovaniiam zyrian’,pp.5-7.

149．Tereshchenko,Byt russkogo naroda,95,121-4;‘Smert’i dusha’,pp.231-2.

150．Dostoevsky,The Brothers Karamazov,p.906.

151．Strizhev,Dukhovnaia tragediia L’va Tolstogo,p.67.

152．L.Tolsto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54,p.133.

153．Pozoiskii,K istorii otluchenii L.Tolstogo ot tserkvi,pp.128-34.

154．Wilson,Tolstoy,p.517.

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后裔

1．N.A.Dobrotvorskii,‘Permiaki’,Vestnik evropy,no.3（1833）,p.261.

2．参阅P.Weiss,Kandinsky and Old Russia.The Artist as Ethnographer and Shaman（New Haven,1995）。

3．V.V.Kandinskii,‘Stupeni’,in Tekst khudozhnika（Moscow,1918）,p.27.

4．V.V.Kandinskii,‘Iz materialov po etnografii sysol’skikh i vychegodskikh zyrian’,Etnograficheskoe obozrenie,no.3（1889）,pp.105-8.

5．L.N.Zherebtsov,Istoriko-kul’turnye vzaimootnosheniia komi s sosednimi narodami（Moscow,1982）,19；康定斯基关于此次旅程的未发表日记，现藏于巴黎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

6．M.A.Castren,Nordische Reisen（St Petersburg,1853-6）.

7．参阅F.Oinas,‘Shamanic Components in the Kalevala’,in J.Fernandez-Vest（ed.）,Kalevale et traditions orales du monde（Paris,1987）,pp.39-52。

8．N.Findeizin,Ocherki po istorii muzyki v Rossii,2 vols.（Moscow-Leningrad,1929）,vol.2,pp.219-21.

9．康定斯基的族谱，参阅V.V.Baraev,Drevo dekabristy i semeistvo kandinskikh（Moscow,1991）。

10．N.A.Baskakov,Russkie familii tiurkskogo proiskhozhdeniia（Moscow 1979）,pp.11,58,83,100,155-6,169,201-3,223.

11．同上,142;V.Nabokov,Strong Opinions（New York,1973）,p.119。

12．关于这部作品的评价，参阅B.Farmakovskii,N.I.Veselovskii-Arkheolog（St Petersburg,1919）。

13．E.V.Anichkov et al.,Istoriia russkoi literatury（Moscow,1908）,vol.1,99;P.Bogaevskii,‘Religioznye predstavleniia votiakov’,Etnograficheskoe obozrenie（1890）,no.2.

14．V.G.Tan-Bogoraz,‘K psikhologii shamanstva narodov severnovostochnoi Azii’,Etnograficheskoe obozrenie,nos.1-2（1910）.

15．D.Zelenin,Le Culte des idoles en Siberie（Paris,n.d.）,pp.13-59,118-20,153.

16．参阅J.Fennell,The Crisis of Medieval Russia（London,1983）,p.78-9,87-9。

17．参阅D.Likhachev,Russkaia kul’tura（Moscow,zooo）,p.21。

18．N.M.Karamzin,Istorii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St Petersburg,1817）,vol.5,pp.358,359-60,373-4.

19．Letter（in French）to Chaadaev,19 October 1836,in Sochineniia Pushkina.Perepiska,3 vols.（St Petersburg,1906-11）,vol.3,p.388.

20．A.Pushkin,Eugene Onegin,trans.J.Falen（Oxford,1990）,p.26.

21．V.O.Kliuchevskii,Kurs russkoi istorii,5 vols.（Moscow,1937）,vol.4,p.352.

22．M.Cherniavsky,‘Khan or Basileus:An Aspect of Russia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0（1959）,pp.459-76;C.Halperin,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Bloomington,1985）,p.98.

23．B.Ischboldin,Essays on Tartar History（New Delhi,1973）,96-109.

24．V.V.Stasov,‘Kritika moikh kritikov’,in Sobranie sochinenii V.V.Stasova,1847-1886,3 vols.（St Petersburg,1894）,vol.3,pp.1336,1350.

25．引自G.Vernadsky,The Mongols and Russia（New Haven,1953）,p.383。

26．N.I.Veselovskii,‘Perezhitki nekotorykh Tatarskikh obychaev u russkikh’,Zhivaia starina,vol.21,no.1（1912）,pp.27-38.

27．V.Nabokov,Speak,Memory（Harmondsworth,1969）,pp.26-7.

28．D.Mackenzie Wallace,Russia,2 vols.（London,1905）,vol.1,pp.331-2.

29．L.Tolstoy,Childhood,Boyhood,Youth,trans.R.Edmonds（London,1964）,pp.43-4.

30．参阅P.Longworth,‘The Subversive Legend of Stenka Razin’,in V.Strada（ed.）,Russia,2 vols.（Turin,1975）,vol.2,p.29。

31．Russkii traditsionnyi kostium.Illiustrirovannia entsiklopedia（St Petersburg,1999）,pp.21-2,91-2,107,282-6,334-5.

32．R.Wortman,Scenarios of Power: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2 vols.（Princeton,1995）,vol.1,p.26.

33．E.Edwards,Horses:Their Role in the History of Man（London,1987）,213;F.Simmons,Eat Not This Flesh:Food Avoidance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London,1994）,p.183.

34．M.Khodarkovsky,Where Two Worlds Met: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1771（Ithaca,1992）,pp.5-28.

35．M.Bassin,‘Inventing Siberia:Visions of the Russian East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6,no.3（1991）,p.767.

36．M.Khodarkovsky,‘“Ignoble Savages and Unfaithful Subjects”:Constructing Non-Christian Identities in Early Modern Russia’,in D.Brower and E.Lazzerini（eds.）,Russia’s Orient: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1700-1917（Bloomington,1997）,p.10.

37．Bassin,‘Inventing Siberia’,pp.768-70.

38．引自A.I.Stepanchenko,Gordost’nasha Sibir’:molodym o zavetnom krae（Irkutsk,1964）,p.5。

39．Bassin,‘Inventing Siberia’,772.在民间传说中，有西伯利亚本是海洋的说法。参阅F.F.Vigel’,Zapiski,chast’2（Moscow,1892）,p.154。

40．V.Dal’,Tolkovyi slovar’zhivago velikomskago iazyka,4 vols.（St Petersburg,1882）,vol.4,p.180.

41．K.Ryleev,‘Voinarovskii’（1825）,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Leningrad,1971）,p.192.

42．Iu.Lotman,L.Ginsburg,B.Uspenskii,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Ithaca,1985）,111;A.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C.Garnett（Berkeley,1999）,170;Vigel,Zapiski,144;E.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 pushkinskoi pory（Moscow,1999）,p.346.

43．Marquis de Custine,Empire of the Czar:A Journey through Eternal Russia（New York,1989）,p.211.

44．S.T.Aksakov,The Family Chronicle,trans.M.Beverley（Westport,Conn.,1985）,pp.208-11.

45．E.I.Stogov,‘Zapiski’,Russkaia starina（1903）,vol.114,p.123.

46．S.M.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o semeinum vospominaniiam（Moscow,1994）,p.72.

47．S.Sebag Montefiore,Prince of Princes:The Life of Potemkin（London,2000）,p.293.

48．参阅D.Shvidkovsky,The Empress and the Architect:British Architecture and Gardens at the Court of Catherine the Great（New Haven,1996）,ch.4。

49．F.I.Lobysevich,Gorod Orenburg:Istoricheskii-statisticheskii ocherk（St Petersburg,1878）,7;A.Alektorov,Istoriia orenburgskoi gubernii（Orenburg,1883）,p.4.

50．S.M.Volkonskii,Arkhiv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t.1,Do sibiri（Petrograd,1918）,pp.79-80,276.

51．同上,pp.45-51。

52．同上,pp.116-18。

53．P.I.Rychkov,Istoriia orenburgskaia（Orenburg,1896）,p.13.

54．Volkonskii,Arkhiv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p.261.

55．IRL RAN,f.57,op.2,n.20,ll.95,130,154;op.4,n.96,l.17.

56．IRL RAN,f.57,op.4,n.144,ll.17-18.

57．IRL RAN,f.57,op.4,n.95,l.14.

58．IRL RAN,f.57,op.4,n.95,l.29.

59．IRL RAN,f.57,op.2,n.20,ll.7,9 and elsewhere.

60．IRL RAN,f.57,op.4,n.95,ll.12,16.

61．IRL RAN,f.57,op.4,n.96,l.6.

62．引自G.Semin,Sevastopol’:istoricheskii ocherk（Moscow,1954）,p.24。

63．S.Dianin,Borodin（Oxford,1963）,p.307.

64．S.Layton,Russian Literature and Empire:The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from Pushkin to Tolstoy（Cambridge,1994）,p.54.

65．同上,p.110。

66．V.K.Kiukhel’beker,Sochineniia（Leningrad,1989）,p.442.

67．L.Grossman,‘Lermontov i kul’tura vostoka’.Literaturnoe nasledstvo,nos.43-4（1941）,p.736.

68．N.Gogol’,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4 vols.（Moscow-Leningrad,1937-52）,vol.8,p.49.

69．同上,pp.56-8。

70．Pushkin,Polo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8,p.463.

71．Izmail Bey（1832）,in M.Lermont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0 vols.（Moscow,1999）,vol.3,p.189.

72．同上,pp.275-6。

73．参阅，例如M.A.Balakirev,vospominaniia i pis’ma（Leningrad,1962）and Balakirev:Issledovaniia i stat’i（Leningrad,1961）中插入的相片。

74．E.Brown,Balakirev:A Crit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Music（London,1967）,pp.48-50.

75．N.Rimsky-Korsakov,My Musical Life,trans.J.Joffe（London,1924）,33;I.Stravinsky and R.Craft,Conversations with Igor Stravinsky（London,1959）,p.45.

76．M.A.Balakirev,V.V.Stasov.Perepiska,2 vols.（Moscow,1970-71）,vol.1,p.188.

77．‘Tamara’（1841）,in M.Lermont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5 vols.（St Petersburg,1910-13）,vol.2,p.342.

78．A.N.Rimskii-Korsakov,N.A.Rimskii-Korsakov:zhizn’i tvorchestvo,vyp.2（Moscow,1935）,p.31.

79．V.Stasov,Izbrannye sochineniia v trekh tomakh（Moscow,1952）,vol.2,p.528.

80．引自V.Karenin,Vladimir Stasov.Ocherk ego zhizni i deiatel’nosti,2 vols.（Leningrad,1927）,vol.1,p.306。

81．V.Stasov,Russkii narodnyi ornament（St Petersburg,1872）.由于此书花了几年时间才得以出版，因此比斯塔索夫论“英雄歌谣”的作品（出版于1868年）要晚。参见注释第83条。

82．同上,p.76。

83．V.Stasov,Proiskhozhdenie russkikh bylin’,3 vols.（St Petersburg,1868）,vol.1,pp.225-62.

84．同上,vol.2,651-75;vol.3,p.617。

85．Stasov,‘Kritika moikh kritikov’,1317-18.这里涉及的语言学者，主要是Wilhelm Schott,Über das Altaische oder finnische-tatarische Sprachgeschlecht（Berlin,1849）.

86．Stasov,Proiskhozhdenie russkikh bylin’,vol.3,pp.334-6.

87．G.Gilferding,‘Proiskhozhdenie russkikh bylin V.V.Stasova’,Vestnik evropy（1868）,vols.1-4,687;Stasov,‘Kritika moikh kritikov’,pp.1324,1350;A.A.Shifner,‘Otzyv o sochinenii V.Stasova:“O proiskhozhdenii russkikh bylin”’（St Petersburg,1870）,p.2.

88．V.Miller,‘O sravnitel’nom metode avtora“Proiskhozhdeniia russkikh bylin”’,n.d.,Petersburg Public Library,cat.no.18.116.2.292.

89．K.Aksakov,‘Bogatyri vremen velikogo kniazia Vladimira’,Sochineniia,2 vols.（St Petersburg,1861）,vol.1,p.342.

90．F.Buslaev,‘Russkii bogatyrskii epos’,Russkii vestnik（1862）,vol.5,p.543.

91．N.Rimskii-Korsakov,Literaturnye proizvedeniia i perepiska（Moscow,1963）,p.417.

92．参阅R.Zguta,Russian Minstrels:A History of the Skomorokhi（Pennsylvania,1978）。

93．A.S.Famintsyn,Skomorokhi na Rusi.Izsledovanie（St Petersburg,1889）,pp.161-7.

94．SP-PLMD,f.738,op.1,d.17;Rimskii-Korsakov,Literaturnye proizvedeniia,p.420.

95．Rimsky-Korsakov,My Musical Life,p.79.

96．Stasov,Russkii narodnyi ornament,xiii-xiv,xviii-xix.

97．A.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Moscow,1974-83）,vol.4,p.31.

98．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6,pp.236-7.

99．同上,vol.4,p.19。

100．同上,vol.4,pp.31-2。

101．A.Chekhov,The Island of Sakhalin,trans.L.Terpak and M.Terpak（London,1989）,208.由B.Reeve翻译的这一段见A.Chekhov,A Journey to Sakhalin（Cambridge,1993）,pp.329-30。

102．参阅N.Frieden,Russian Physicians in the Era of Reform and Revolution,1856-1905（Princeton,1985）,pp.189-90。

103．Chekhov,A Journey to Sakhalin,p.59.

104．同上,p.72。

105．同上,p.338。

106．同上,p.145。

107．R.Hingley,A Life of Chekhov（Oxford,1976）,pp.63-4.

108．V.S.Pritchett,Chekhov:A Spirit Set Free（London,1988）,pp.111,148,155-6.

109．A.Fedorov-Davydov,Isaak Wich Levitan:Pis’ma,dokumenty,vospom-inaniia（Moscow,1956）,p.37.

110．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6,p.210.

111．A.Chekhov,‘Three Years’,in The Princess and Other Stories,trans.R.Hingley（Oxford,1990）,pp.128-9.

112．S.Lafitte,‘Deux amis:Cechov et Levitan’,Revue des Etudes Slaves,41（1962）,p.147.

113．Fedorov-Davydov,Isaak Wich Levitan,p.136.

114．A.Chekhov,‘The Steppe’,trans.C.Garnett and D.Rayfield,in The Chekhov Omnibus:Selected Stories（London,1994）,pp.5-6.

115．Fedorov-Davydov,Isaak Wich Levitan,pp.8,133.

116．Chekh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5,p.368.

117．S.P.Kuvshinnikova,‘Iz vospominanii khudozhnitsy’,in A.Fedorov-Davydov,Isaak Il’ich Levitan,p.58.

118．Chekhov,‘The Steppe’,pp.3,13.

119．参阅N.Berdyaev,The Russian Idea（London,1947）,pp.2-3。

120．Chekhov,‘The Steppe’,p.34.

121．O.Mandelstam,The Collected Critical Prose and Letters,trans.J.Harris and C.Link（London,1991）,p.352;M.P.Musorgskii,Pis’ma i dokumenty（Moscow,1932）,250（letter to the painter Repin,1873）.

122．引自T.Shanin（ed.）,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Oxford,1987）,pp.382-3。

123．M.Saltykov-Shchedrin,The Golovlyov Family,trans.R.Wilks（Harmondsworth,1988）,p.113.

124．N.A.Dobroliubov,Sobranie sochinenii,9 vols（Moscow,1962）,vol.4,p.336.

125．1.Goncharov,Oblomov,trans.D.Magarshack（Harmondsworth,1954）,p.14.

126．V.I.Len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56 vols.（Moscow,1958-65）,vol.45,p.13.

127．SP-PLMD,f.708,op.1,d.1315,1.20.

128．F.I.Bulgakov,V.V.Vereshchagin i ego proizvedeniia（St Petersburg,1905）,p.9.

129．SP-PLMD,f.708,op.1,d.1315,1.6.

130．Perepiska,V.V.Vereshchagina i V.V.Stasova.I:1874-1878（Moscow,1950）,p.15.

131．SP-PLMD,f.708,op.1,d.1315,l.22.

132．SP-PLMD,f.708,op.1,d.1315,l.24.

133．Russkii mir（1875）,no.65,27.

134．Bulgakov,V.V.Vereshchagin i ego proizvedeniia,p.17.

135．同上,p.44。

136．SP-PLMD,f.708,op.1,d.1315,l.23.

137．同上1.30。

138．同上,1.31。

139．同上,1.27。

140．V.Grigor’ev,Ob otnoshenii Rossii k vostoku（Odessa,1840）,pp.8-9,11.

141．M.I.Veniukov,‘Postupatel’noe dvizhenie Rossii v Srednei Azii’,Sbomik gosudarstvennykh znanii（1877）,no.3,p.164.

142．A.Malozemoff,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Berkeley,1958）,pp.43-4.

143．F.Dostoevsky,A Writer’s Diary,trans.K.Lantz,2 vols.（London,1994）,vol.2,pp.1369-74.

144．引自J.Frank,Dostoevsky:The Years of Ordeal,1850-1859（London,1983）,p.182。

145．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3,p.390.

146．A.I.Gertsen,Sobranie sochinenii v tridtsati tomakh（Moscow,1954-65）,vol.23,p.175.

147．G.S.Lebedev,Istoriia otechestvennoi arkheologii 1700-1917 gg.（St Petersburg,1992）,p.238.

148．N.K.Rerikh,Pism’ak V.V.Stasovu.Pis’tna V.V.Stasova k N.K.Rerikhu（St Petersburg,1993）,p.27.

149．同上,pp.28-9。

150．E.Iakovleva,Teatral’no-dekoratsionnoe iskusstvo N.K.Rerikha（n.p.,1996）,pp.56-7,134-40.

151．A.Blok,Sobranie sochinenii v vos’mi tomakh（Moscow-Leningrad,1961-3）,vol.3,pp.360-61.

152．A.Blok,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i pisem v dvadtsati tomakh（Moscow,1997-）.vol.5,pp.77-80.

153．引自Istoricheskii vestnik,no.1（1881）,p.137。

154．引自N.P.Antsiferov,Dusha Peterburga（St Petersburg,1922）,p.100。

155．‘Na pole Kulikovom’（1908）,in Blok,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ipisem,vol.3,p.172.

156．A.Bely,Petersburg,trans.R.Maguire and J.Malmstad（Harmondsworth,1983）,pp.52-3.

157．同上,p.167。

158．N.S.Trubetskoi,K probleme russkogo samopoznaniia（Paris,1927）,pp.41-2,48-51.哲学家Lev Karsavin在Vostok,zapad i russkaia ideia（Petrograd,1922）中，对类似的观点做了进一步阐述。

159．参阅R.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A Biography of the Works through Mavra,2 vols.（Oxford,1996）,vol.2,pp.1319-1440；以及同一作者,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Princeton,1997）,pp.389-467。

160．Kandinskii,‘Stupeni’,27.

161．引自C.Gray,The Russian Experiment in Art,1863-1922（London,1986）,p.138。

162．A.Shevchenko,‘Neoprimitivism:Its Theory,Its Potentials,Its Achievements’,in J.Bowlt（ed.）,Russian Art of the Avant-garde:Theory and Criticism,1902-34（New York,1976）,p.49.

163．Kandinsky:Complete Writings on Art,K.Lindsay and P Vergo（eds.）,2.vols.（Boston,1982）,vol.1,p.74.

164．Weiss,Kandinsky and Old Russia,pp.49-52.

165．同上,pp.56-60。

166．同上,pp.153-70。

167．Oinas,‘Shamanic Components in the Kalevala’,pp.47-8.

168．A.Pushkin,Collected Narrative and Lyrical Poetry,trans.W.Arndt（Ann Arbor,1984）,p.437.

第七章　透过苏维埃看俄罗斯

1．N.Drizen,‘Iz star’i“Teatre vo vremia revoliustii”’,in R.D.Timenchik and V.Ia.Morderer（eds.）,Poema bez geroia（Moscow,1989）,p.147.

2．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trans.J.Hemschemeyer,ed.R.Reeder（Edinburg,1992）,p.417.

3．A.Naiman,‘Introduction’,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24.

4．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p.210-11.

5．N.I.Popava and O.E.Rubinchuk,Anna Akhmatova I fontanny dom（St Petersburg,2000）,p.18.

6．O.Figes,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London,1996）,pp.603-5.

7．‘Petrograd,1919’,from Anno Domini MCMXXI,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259.

8．Figes,A People’s Tragedy,p.727.

9．N.Mandelstam,Hope Abandoned,trans.M.Hayward（London,1989）,p.64

10．‘15 Sepetember,1921’,from Anno Domini MCMXXI,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297.

11．‘July 1922’,from Anno Domini MCMXXI,同上,p.263。

12．Anno Domini MCMXXI第三章的标题，同上。

13．K.Chukovskii,‘Akhmatova i Maiakovskii’,in Dom iskusstv,no.1（1921）,p.42.

14．‘Prayer,May 1915,Pentecost’,from White Flock,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203.

15．她的‘The Way of All the Earth’（1940）即为一例。同上，pp.530-34。

16．Zapisnye knizhki Anny Akhmatovy（1958-1966）（Moscow,1996）,p 32.

17．Poem without a Hero（1940-1963）,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583.

18．这些文章（‘Vneoktiabr’skaia literatura’）发表于1922年10月17日和22日的《真理报》上。

19．N.N.Punin,‘Revoliutsia bez literatury’,in Minuvshee,no.8（1989）.p.346.

20．Popova and Rubinchuk,Anna Akhmatova i fontanny dom,p.68.

21．同上,p.67。

22．L.Chukovskaya,The Akhamatova Diaries:Volume 1.1938-41,trans.M.Michalski and S.Rubashova（New York,1994）,p.10.

23．L.Anninskii and E.L.Tseitlin,Vekhi pamiati:o knigakh N.A.Ostrovskogo‘Kak zakalialas stal’i Vs.Ivanova‘Bronepoezd 14-69’（Moscow 1987）.

24．S.M.Volkonskii,Moi vospominaniia v dvukh tomakh（Moscow,1992）,vol.2,pp.326-7.

25．O.Matich,‘Utopia in Daily Life’,in J.Bowlt and O.Matich（eds.）,Laboratory of Dreams:The Russian Avant-garde and Culture Experiment（Stanford,1996）,pp.65-6;V.Buchli,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Oxford,1999）,p.29.

26．Buchli,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pp.65-8.

27．R.Stites,Revolutionary Dreams: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Oxford,1989）,pp.190-99;M.Bliznakov,‘Soviet Housing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Years,1918-1933’,in W.Brumfield and B.Ruble（eds.）,Russian Housing in the Modern Age:Design and Social History（Cambridge,1993）,pp.89-90;F.Starr,‘Visionary Town Planni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S.Fitzpatrick（ed.）,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1928-1931（Bloomington,1978）,pp.207-11.

28．V.I.Len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56 vols.（Moscow,1958-65）,vol.42,p.262.

29．L.Trotskii,Sochineniia（Moscow,1925-7）,vol.21,pp.110-12.

30．欲了解构成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参见C.Lodder,Russian Constructivism（New Haven,1983）。

31．参见C.Kaier,‘The Russian Constructivist“Object”and the Revolutionizing of Everyday Life,1921-1929’,Ph.D.diss（Univ.of California,1995）,pp.66-8。

32．Lodder,Russian Constructivism,p.159;‘Utopia in Daily Life’,p.60.

33．帕维尔·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的话引自L.Mally,Culture of the Future:The Prolekult Movement in Revolutionary Russia（Berkeley,1990）,p.160。

34．Mally,Culture of the Future,p.xix;RGASPI,f.17,op.60,d.43,l.19;C.Read,Culture and Power in Revolutionary Russia: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Tsarism to Communism（London,1990）,pp.113-14.

35．V.Kirillov,‘My’（1917）,in Stikhotvoreniia i poemy（Moscow,1970）,p.35。

36．K.Zetkin,Reminiscences of Lenin（London,1929）,p.14.

37．M.Bliznakov,‘Soviet Housing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Years,1918 to 1933’,p.117.

38．T.Colton,Moscow:Governing the Socialist Metropolis（Cambridge,Mass.,1995）,p.223.

39．M.Chagall,My Life（London,1965）,p.137.

40．J.Brooks,‘Studies of the Reader in the 1920s’,in Russian History,vol.9,nos.2-3（1982）,pp.187-202;BV.Volkov,‘Limits to Propoganda:Soviet Power and the Peasant Rader in the 1920s’,in J.Raven,Free Print and Non-commercial Publishing since 1700（Aldershot,2000）,p.179.

41．R.Rülöp-Miller,Geist und Gesicht des Bolschewismus（Zurich,1926）,p.245.

42．Samoe vazhnoe iz vsekh iskusstv.Lenin o kino（Moscow,1963）,p.124.

43．P.Kenez,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Soviet Methods o Mass Mobilization（Cambridge,1985）,p.74

44．L.Trotsky,‘Vodka,tservkov I kinematograf’（见1923年6月12日《真理报》）.L.Trotsky,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and Other Writings on Culture and Science（New York,1973）,pp.31-5中引用了该文的英译文。

45．欲了解苏联观众的数据,请参见D.Youngblood,Movies for the Masses:Popular Cinema and Soviet Society in the 1920s（Cambridge,1992）,pp.25-8。

46．K.Samrin,‘Kino ne teatre’,in Sovetskoe kino,no.2（1927）,p.8.

47．G.M.Boltianskii,‘Iskustvo budushchego’,in Kino,nos.1/2（1922）,p.6.

48．D.Vertov,Stat’i,dnevniki,zamysli（Moscow,1966）,p.90.

49．R.Taylor,The Politics of the Soviet Cinema,1917-1929（Cambridge,1979）,p.129.维尔托夫理论著述的英译本,可参见D.Vertov,Kino-Eye,ed.A.Michelson,trans.K.O’Brien（Berkeley,1984）。

50．V.Pudovkin,Film Technique and Film Acting,trans.I.Montagu（New York,1970）,pp.168-9.

51．I.Christie,‘Making Sense of Early Soviet Sound’是对该主题的一篇优秀概述;见R.Taylor and I.Christie（eds.）,Inside the Film Factory:New Approaches to Russian and Soviet Cinema（London,1991）,pp.176-92。关于对位法配音的叙述，见R.Taylor and I.Christie（eds.）,The Film Factory:Russian and Soviet Cinema Documents,1896-1939（London,1994）,pp.234-5。

52．S.M.Volkonskii,Moi vospominaniia v dvukh tomakh（Moscow,1992）,vol.1,p.19.

53．S.M.Volkonskii,Vyrazitel’nyi chelovek:stsenicheskoe vospitanie zhesta（po Del’sartu）（St Petersburg,1913）,p.132.

54．M.Yamposlky,‘Kuleshov’s Experiments and the New Anthropology of the Actor’,in Taylor and Christie,Inside the Film Factory,pp.42-50.

55．S.Eisenstein,Selected Works,4 vols.（London,1988-1995）,vol.4,p.67.

56．同上,vol.4,p.527。

57．引自R.Bergan,Eisenstein:A Life in Conflict（London,1997）,p.28。

58．Eisenstein,Selected Works,vol.4,p.27.

59．引自Bergan,Eisenstein,p.50。

60．欲了解爱森斯坦自己对这一系列影像的评论,参见其文章‘A Dialectic Approach to Film Form’,in Film Forms:Essays in Film Theory,ed.and trans.J.Leyda（New York,1949）,p.62。

61．Eisenstein,Selected Works,vol.1,p.131.

62．K.Rudnitsky,Russian and Soviet Theater:Tradition and Avant-garde,trans R.Permar（London,1988）,p.63.

63．V.Maiakov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3 vols.（Moscow,1955-61）,vol.2.p.248.

64．E.Braun,The Theater of Meyerhold: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Stage（London,1986）,pp.169-73,180-82.

65．参见A.Fevralskii,Putik sintezu:Meierhol’d I kino（Moscow,1978）。

66．Braun,The Theater of Meyerhold,pp.196,211,218.

67．A.van Gyseghem,Theater in Soviet Russia（London,1943）,pp.27-9中包含了上过梅耶荷德生物力学课程的学生讲述的亲身经历。

68．A.Law and M.Gordon,Meyerhold,Eisenstein and Biomechanics:Actor Training in Revolutionary Russia（Jefferson,N.C.,1996）,pp.30-31.

69．同上,pp.40-41。

70．Deiateli soiuza sovetskikh sotsialisticheskikh respublik I oktiabr’skoi revloiutsii.Entsklopedichekii slovar,7th edn（Moscow,1989）,vol.41,pt 2,pp.101-2.

71．Stites,Revolutionary Dreams,pp.146-57;E.Toller,Which World?Which Way?（London,1931）,p.114.

72．欲了解奥威尔从扎米亚京中吸取的元素，参见E.Brown,Brave New World,1983,and We:An Essay on Anti-Utopia（Ann Arbor,1976）,尤其是pp 221-6。欲了解奥威尔对扎米亚京的评论，参见S.Orwell and I.Angus（eds.）,The 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4 vols.（London,1968）,vol.4,pp.72-5,485。

73．E.Wilson,Shostakovich:A Life Remembered（London,1994）,p.61.

74．D.Flanning,Shostakovich Studies（Cambridge,1995）,p.426.

75．E.Egorovna,Soviet Film Music:An Historical Survey（Amsterdam,1997）是该主题一部很好的入门读物。

76．Flanning,Shostakovich Studies,p.426.

77．G.Kozintsev,Sobranie sochinenii v piati tomakh（Leningrad,1984）,vol.4,p.254.

78．V.Maiakovskii,‘Teatr I kino’,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I,p.322.

79．同上,vol.II,p.339。

80．S.Boyn,Common Places:Mythologies of Everyday Life in Russia（Cambridge,Mass.,1994）引人入胜地讲述了这段文化史。

81．Maiakov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2,p.74-75.

82．同上，vol.4,p.436。

83．同上，vol 4,p.184。

84．‘Presdsmertnoe pis’mo maiakovskogo’,in Literaturnoe nasledstvo,vol.65（Moscow,1958）,p.199.

85．A.Charters and S.Charters,I Love:The Story of Vladimir Mayakovsky and Lily Brik（London,1979）,p.362.

86．V.Skoriatin,‘Tania gibeli Vladimira Maiakovskogo:novaia versiia tragicheskikh sobytii,osnovannaia na poslednikh nakhodkakh v sekretnykh arkhivakh’,in XX vek:liki,litsa,lichiny（Moscow,1998）,pp.112-14,125,139,223（爱森斯坦的话见页112）.

87．K.Rudinsky,Meyerhold the Director（Ann Arbor,1981）,p.445.

88．Izvestiia（26 February 1929）.

89．O.Berggoltz,‘Prodolzhenie zhizni’,in B.Kornilov,Stikhotvoreniia i poemy（Leningrad,1957）,p.10.

90．Maiakov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2,p.423.

91．引自H.Borland,Soviet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1928-1932（New York,1950）,p.24。

92．W.Woroszylski,The Life of Mayakovsky,B.Taborski（New York,1970）,p.516.

93．Borland,Soviet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1928-1932,pp.57-8.

94．Soviet Writers’Congress,1934.The Debate of Socialist Realism and Modernism（London,1977）,p.157.

95．欲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为一种吹捧艺术，参见A.Tertz,On Socialist Realism（New York,1960）,p.24。

96．K.Clark,The Soviet Novel:History as Ritual（Chicago,1981）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本节第一部分就是以其为基础写成的。

97．L.Feuchtwagner,Moskva,1937（Talinn,1990）,p.33.

98．I.Berlin,‘Meeting with Russian Writers in 1945 and 1956’,in Personal Impressions（Oxford,1982）,p.162.

99．P.Kenez,Cinema and Soviet Society,1917-1953（Cambridge,1992）,pp.91-2;Taylor,The Politics of the Soviet Cinema,pp.95-6.

100．Puti kino:pervoe vsesoiuznoe soveshchanie po kinematografii（Moscow,1929）,p.37.

101．Youngblood,Movies for the Masses,pp.93-4;Taylor,The Politics of the Soviet Cinema,p.141.

102．引自M.Turovskaya,‘The 1930s and 1940s:Cinema in Context’,in R.Taylor and D.Spring（eds.）,Stalinism and Soviet Cinema（London,1993）,p.43。

103．参见D.Youngblood,Soviet Cinema in the Silent Era,1917-1935（Ann Arbor,1985）,pp.230-2。

104．‘O fil’me“Bezhin lug”’（1939年3月19日的《真理报》）,p.3.

105．Bergan,Eisenstein,pp.283-6.

106．Pervyi vsesoiuznyi s’ezd sovetskikh pisatelei（Moscow,1934）,p.316.

107．R.Taruskin,‘Shostakovich and Us’,in R.Bartlett（ed.）,Shostakovich in Context（Oxford,2000）,pp.16-17.

108．‘Sumbur vmesto muzyki’（1936年1月28日的《真理报》）.

109．欲了解他的痛苦与坦白，参见V.Shentalinsky,The KGB’s Literary Archive:The Discovery and Ultimate Fate of Russia’s Suppressed Writers,trans.J.Crowfoot（London,1995）,pp.25-6。

110．引自M.Brown,Art under Stalin（New York,1991）,p.92。

111．Iu.Molok,Pushkin v 1937 godu（Moscow,2000）,p.31.

112．M.Levitt,Russian Literary Politics and the Pushkin Celebration of 1880（Cornell,1989）,p.164.

113．A.Platonov,Thoughts of a Reader（Moscow,2000）,p.31.

114．引自Levitt,Russian Literary Politics,p.165。

115．N.Mandelstam,Hope Against Hope,trans.M.Hayward（London,1989）,p.159.

116．R.Conquest,Tyrants and Typewriters:Communiqués from the Struggle for Truth（Lexington,1989）,p.61.

117．Mandelstam,Hope Against Hope,p.26.

118．R.Reeder,Anna Akhmatova:Poet and Prophet（London,1995）,p.197.

119．Mandelstam,Hope Against Hope,p.161.

120．同上,p.13.这是落到人民内务委员会手里的该诗首稿。

121．A.Akhmatova,My Half Century:Selected Prose,ed.R.Meyer（Ann Arbor,1992）,p.101.

122．E.Polyanovskii,Gibel’Ostipa Mandelstama（St Petersburg,1993）,p.104.

123．Shentalinsky,The KGB’s Literary Archive,p.183.

124．欲了解帕斯捷尔纳克在这场著名事件中的作为——有人谴责他背叛了曼德尔施塔姆，最好去读一读季娜伊达·曼德尔施塔姆的论述，她说自己的丈夫对“帕斯捷尔纳克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感到极为高兴”（Hope Against Hope,p.148）。

125．‘A Little Geography,O.M.’（1937）,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664.

126．Akhmatova,My Half Century,p.108.

127．O.Kalugin,‘Delo KGB na Annu Akhmatovu’,in Gosbezopasnost’i literatura na opyte Rossii i Germanii（Moscow,1994）,p.32.

128．Popova and Rubinchuk,Anna Akhmatova I fontanny dom,p.70.

129．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384.

130．同上,p.393。

131．同上,p.386。

132．Requiem（1961）的前言，同上,p.384。

133．Mandelstam,Hope Abandoned,p.252.

134．B.Pasternak,Doctor Zhivago,trans.M.Hayward and M.Hari（London,1988）,p.453.

135．引自O.Ivinskaia,V plenu vremeni:gody s B.Pasternakom（Moscow,1972）,p.96。

136．On Early Trains（1943）,in B.Pasternak,Sobranie sochinenii v piati tomakh（Moscow,1989）,vol.2,pp.35-6.

137．《真理报》，1941年6月24日。

138．Krasnaia zvezda（24 June 1941）.

139．参见F.Corley,Religions in the Soviet Union:An Archived Reader（Basing-stoke,1996）,pp.142-4。

140．Berlin,‘Meeting with Russian Writers’,pp.160-61.

141．Mikhail Zoshchenko:materialy k tvorcheskoi biografii,ed.N.Gronzanova（St Petersburg,1997）,pp.173,193.

142．Popova and Rubinchuk,Anna Akhmatova I fontanny dom,pp.91-2.

143．‘Courage’（1942）,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428.

144．引自A.I.Pavlovkii,Anna Akhmatova（Leningrad,1982）,p.99。

145．A.Haight,Anna Akhmatova:poeticheskoe stranstvie:dnevnik,vospominaniia,pis’ma（Moscow,1991）,p.122.

146．G.P.Makogonenko,‘Iz tret’ei epokhi vospominanii’,in Ob Anne Akhmatovoi（Leningrad,1990）,pp.263-4.

147．D.Oistrakh,‘Velikii khudozhnik nashego vremeni’,in Shostakovich:stat’i i materialy（Moscow,1976）,p.26.

148．I.MacDonald,The New Shostakovich（Oxford,1991）,pp.153-5.

149．Wilson,Shostakovich,p.134.

150．欲了解这部交响乐终章中借鉴自马勒之处，参见I.Barsova,‘Between“Social Demands”and the“Music of Grand Passions”：The Years 1934-1937 in the Life of Dmitry Shostakovich’,in R.Barlett（ed.）,Shostakovich in Context（Oxford,2000）,pp.85-6。

151．A.Rozen,‘Razgovor s drugom’,in Zvezda,vol.2,no.1,（1973）,p.81.

152．引自H.Robinson,‘Conposing for Victory:Classical Music’,in R.Bartlett（ed.）,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War-time Russia（Indiana,1995）,p.62。

153．Sergei Prokofiev:materialy,dokumenty,vospominaniia（Moscow,1960）,p.457.

154．参见H.Robinson,Sergei Prokofiev（London,1987）,ch.22。

155．S.Eisenstein,‘From Lectures on Music and Colour in Ivan the Terrible’,in Selected Works,vol.3,pp.153,168-9,317-19,326-7.

156．参见Sergei Prokofiev:materialy,dokumenty,vospominaniia,pp481-92。

157．Ivinskaia,V plenu vremeni,p.96.

158．L.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pp.115,123.

159．Io.Iuzovskii,Eizenshtein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1974）,p.402中清楚地记述了爱森斯坦的意图。欲了解当时普希金及其戏剧对这位导演的影响，参见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pp.115,123。

160．欲了解关于斯大林精神状况的最新证据，参见R.Brackman,The Secret File of Joseph Stalin:A Hidden Life（London,2001）,pp.195-7,219-21,416-17。

161．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p.127.

162．Moscow News（1988）,no.32,p.8.

163．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p.148.

164．J.Goodwin,Eisenstein,Cinema and History（Urbana,1993）,p.191.

165．引自Kozlov,‘The Artist and the Shadow of Ivan’,p.123。

166．Iuzovskii,Eizenshtein v vospominaniiakh sovremennikov（Moscow,1974）,p.412-13.

167．Berlin,‘Meeting with Russian Writers’,p.198.

168．Lu.Budyko,‘Istoriia odnogo,posviashcheniia’,in Russkaia literatura,no.1（1984）,p.236.

169．Berlin,‘Meeting with Russian Writers’,p.189.

170．同上,p.190。

171．‘20 December 1945’,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454.

172．Mandelstam,Hope Abandoned,pp.350-57.

173．‘Doklad t.Zhdanova o zhurnalakh Zvezda i Leningrad’,in Znamiia,vol.10（1946）,pp.7-22.

174．Mandelstam,Hope Abandoned,pp.350-57.

175．E.Gershtein,Memuary（St Petersburg,1998）,p.345.

176．Berlin,‘Meeting with Russian Writers’,p.202.

177．参见G.Dalos,The Guest from the Future:Anna Akhmatova and Isaiah Berlin（London,1998）,p.85。

178．Mandelstam,Hope Abandoned,p.375.

179．G.Carleton,The Politics of Reception:Critical Constructions of Mikhail Zoshchenko（Evanston,Ill.,1998）,pp.231-2.

180．B.Schwarz,Music and Musical Life in Soviet Russia,1917-1970（London,1972）,pp.208,218.

181．《真理报》，1949年1月9日。

182．A.Tarkhanov and S.Kavtaradze,Architecture of the Stalin Era（New York,1992）,p.144;A.V.Ikonnikov,Istorizm v arkhitekturu（Moscow,1997）,pp.462-84;A.Ryabushin and N.Smolina,Landmarks of Soviet Eastern Europe（Durham,N.C.,1996）.

183．参见M.Slobin（ed.）,Returning Culture:Musical Chang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Durham,N.C.,1996）。

184．M.Frolova-Walker,‘“National in Form,Socialist in Content”:Musical Nation-Building in the Soviet Republics’,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vol.51,no.2（1998）,p.334.

185．Frolova-Walker,‘“National in Form,Socialist in Content”’,pp.331-8,349-350;T.C.Levin,‘Music in Modrern Uzbekistan:The Convergence of Marxist Aesthetics and Central Asian Tradition’,Asian Music,vol.12（1979）,no.1,pp.149-58.

186．Brackman,The Secret Files of Joseph Stalin,p.373.

187．欲想了解斯大林对犹太人的态度，可参见他女儿Svetlana Allilueva在Dvadstat’pisem k drugu（New York,1967）中富有启发性的评论。

188．A.Vaisberg,‘Evreiskii antifashistskii komitet u M.A.Suslov’,in Zveniiaistoricheskii almanakh（Moscow,1991）,pp.535-54.

189．Brackman,The Secret Files of Joseph Stalin,p.380.

190．J.Garrard and C.Garrard,The Bones of Berdichev:The Life and Fate of Vasily Grossman（London,1996）,p.298.

191．I.Ehrenburg,Men,Years-Life,6 vols.（London,1961-6）,vol.6,p.55.

192．同上，vol.6,p.55。

193．Berlin,‘Meetings with Russian Writers’,p.183.

194．C.Barnes,Boris Pasternak:A Literary Biography,2 vols.（Cambridge,1998）,vol 2,pp.233-4.

195．Egorovna,Soviet Film Music,p.122.

196．引自Wilson,Shostakovich,p.242。

197．V.Raznikov,Kirill Kondrashin rasskazyvaet o muzyke I zhizni（Moscow,1989）,p.201.

198．Wilson,Shostakovich,p.235.

199．Shostakovich 1906-75（London,1998）,p.62.

200．H.G.Wells,‘The Dreamer in the Kremlin’,in Russia in the Shadows（London,1920）.

201．引自R.Marsh,Soviet Science-fiction since Stalin:Science,Politics and Literature（London,1986）,p.216。

202．A.Tarkovsky,Sculpting in TIme:Reflections on the Cinema,trans.K.Hunter-Blair（Austin,1986）,p.42.

203．同上,p.192。

204．同上,p.89。

205．A.Tarkovsky,TIme within Time:The Diaries,1970-1986,trans.K.Hunter-Blair（Calcutta,1991）,p.159.

206．Tarkovsky,Sculpting in Time,p.42.

207．Y.Brudny,Reinventing Russia: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Soviet State,1953-1991（Cambridge,Mass.,1998）,pp.61-73;John B.Dunlop,The Faces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Nationalism（Princeston,1983）,pp.226-8.

208．Veche,no.1（January 1971）,p.2.

209．引自B.Eisenschitz,‘A Fickle Man,or Portrait of Boris Barnet as a Soviet Director’,in Taylor and Christie,Inside the Film Factory,p.163。

210．‘Leningrad,1959’,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716.

211．Berlin,‘Meeting with Russian Writers’,p.194.

212．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p.545.

213．O.Mandelstam,Selected Poems,trans.D.McDuff（London,1983）,p.69.

第八章　俄罗斯在海外

1．M.Tsvetaeva,‘Homesickness’（1934）,in Y.Yevtushenko（ed.）,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Poetry（London,1993）,pp.234-5.Translation by Elaine Feinstein.

2．引自Inna Broude,Ot Khodasevicha do Nabokova:nostal’gicheskaia tema v poezii pervoi russkoi emigratsii（Tenafly,N.J.,1990）,p.49。

3．N.Mandelstam,Hope Abandoned,trans.M.Hayward（London,1989）,p.468.

4．M.Tsvetaeva,Neizdannye pis’ma,ed.G.and N.Struve（New York,1972）.

5．Kudrova,Posle Rossii,p.203.

6．V.Khodasevich,Stikhotvoreniia（Leningrad,1989）,p.295.

7．O.Fredrich,Before the Deluge（New York,1972）,p.86;B.Boyd,Nabokov.The Russian Times（London,1990）,p.376.

8．Boyd,Nabokov:The Russian Years,p.197.

9．‘To the Tsar at Easter,21 May 1917’,in M.Tsvtaeva,Stikhotvoreniia i poemy v piati tomakh,ed.A.Sumerkin and V.Schweitzer（New York,1980-90）,vol.2,p.63.

10．R.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A Biography of the Works through Marva,2 vols.（Oxford,1996）,vol.2,p.965.

11．Tsvetaeva,Stikhotvoreniia i poemy,vol.3,pp.168-9.

12．From‘Otplytie na ostrov Tsiteru’（1937）,in G.Ivanov,Izbrannye stikhi（Paris,1980）,p.35.

13．参见Broude,Ot Khodasevicha do Nabokova,p.66。

14．A.Saakiants,Marina Tsvetaeva:zhizn’i tvorchestvo（Moscow,1997）,p.725.

15．‘White Guards’（1918年7月27日）,from The Camp of Swans（1917-1921）,收录于M.Tsvetaeva,Selected Poems,trans.H.Willetts（London,1992）,pp.182-3。

16．引自V.Schweitzer,Tsvetaeva,trans.D.McDuff（London,1992）,pp.182-3。

17．未发表的信，引自Schweitzer,Tsvetaeva,p.168。

18．引自L.Feiler,Marina Tsvetaeva（London,1995）,p.203。

19．‘Russkoi rzhi ot menia poklon’（7 May 1925）,in Tsvetaeva,Stikhotvoreniia i poemy,vol.3,p.164.

20．Tsvetaeva,Stikhotvoreniia i poemy,vol.3.p.164.

21．Tsvetaeva,Neizdannye pis’ma,p.411.其中很多篇都见于英译本：M.Tsvetaeva,A Captive Spirits:Selected Prose,trans.J.King（London,1983）.

22．Tsvetaeva,‘Homesickness’,in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Poetry,p.234.

23．S.M.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o semeinum vospominaniiamI（Moscow,1994）,p.214.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基关于建立美术馆的想法发表于1831年的Teleskop杂志上。欲了解更多，参见M.Fairweather,Pilgram Princess:A Life of Princess Zinaida Volkonsky（London,1999）,pp.226-7。

24．Saakiants,Marina Tsvetaeva,p.249.

25．Tsvetaeva,Stikhotvoreniia i poemy,vol 3,p.187.

26．S.M.Volkonskii,Moi vospominaniia v dvukh tomakh（Moscow,1992）,p.32.

27．同上,pp.234-5。

28．V.Nabokov,Speak,Memory: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Harmondsworth,1969）,p.216.

29．同上,p.216。

30．同上,pp.213-14。

31．B.Boyd,Nabokov:The Russian Years（London,1990）,p.161.

32．参见M.Raeff,Russia Aborad: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Emigration,1919-1939（New York,1990）,ch.4。

33．A.Pushkin,Evgenii Onegin,trans.V.Nabokov,4 vols.（London,1964）.

34．F.Stepun,‘Literaturnye zametki’,Sovremennye zapiski,vol.27（Paris,1926）,p.327;N.Berberova,The Italics Are Mine,trans.P.Radley（London,1991）,p.180.

35．Ivan Bunin:From the Other Shore,1920-1933:A Portrait from Letters,Diaries and Fiction,ed.T.Marullo（Chicago,1995）,p.5.

36．J.Woodward,Ivan Bunin:A Study of His Fiction（Chapel Hill,1980）,p.164.

37．引自J.Haylock,Rachmaninov（London,1996）,p.82。

38．S.Rakhmaninov,Literaturnoe nasledie,pp.128-31.

39．同上,p.52。

40．同上,p.53。

41．Haylock,Rachmaninov,p.58.

42．Rakhmaninov,Literaturnoe nasledie,pp.128-31.

43．A.Swan and K.Swan,‘Rachnamaninoff:Personal Reminiscences’,in The Musical Quarterly,vol.30（1944）,p.4.

44．B.Martin,Rachmaninov:Composer,Pianist,Conductor（London,1990）,p.312.

45．Berberova,The Italics Are Mine,p.347.

46．同上,p.268。

47．Tsvetaeva,Stikhotvoreniia i poemy,vol.1,p.140.

48．Berberova,The Italics Are Mine,p.348.

49．同上,p.321。

50．同上,p.319。

51．纳博科夫未发表手稿，引自Boyd,Nabokov:The Russian Years,p.351。

52．Nabokov,Speak,Memory,p.63.

53．V.Nabokov,Strong Opinions（London,1973）,p.178.

54．Nabokov,Speak,Memory,p.201.

55．同上,p.61。

56．同上,p.59。

57．引自Boyd,Nabokov:The Russian Years,p.177。

58．Nabokov,Speak,Memory,p.214.

59．引自B.Boyd,Nabokov:The American Years（London,1992）,pp.463-4。

60．引自A.Milbauer,Transcending Exile:Conrad,Nabokov,I.B.Singer（Miami,1985）,p.41。

61．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New York,1995）,p.64.

62．V.Nabokov,‘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in Lolita（Harmondsworth,1995）,pp.316-17.

63．S.Schiff,Vera（Mrs Vladimir Nabokov）（New York,1999）,pp.97-8.

64．Nabokov,Speak,Memory,p.215.

65．M.Tsvetaeva,‘An Otherwordly Everning’,in Captive Spirit,p.166.

66．与Alvin Toffler的访谈，in Nabokov,Strong Opinions,p.37。

67．引自V.S.Yanovsky,Elysian Fields（De Kalb,Ill.,1987）,p.12。

68．Boyd,Nabokov:The American Years,p.13.

69．同上,p.22;Nabokov,Strong Opinions,p.26。

70．Schiff,Vera,p.246.

71．V.Nabokov,Look at the Harlequins!（Harmondsworth,1980）,p.105.

72．引自Schiff,Vera,p.338。

73．Boyd,Nabokov:The American Years,pp.84-5.

74．V.Nabokov,Selected Letters（New York,1989）中有一例。

75．Boyd,Nabokov:The American Years,pp.371,648.

76．引自上书,p.490。

77．Berberova,The Italics Are Mine,pp.240-41.

78．M.Oliver,Igor Stravinsky（London,1995）,p.96.

79．A.Bruneau,Musiques de Russie et musiciens de France（Paris,1903）,p.28.

80．引自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vol.2,pp.1529,1532。

81．A.Benois,Reminiscences of the Russian Ballet（London,1941）,p.130.

82．R.Craft,Stravinsky:Chronicle of A Friendship（New York,1994）,p.315.

83．S.Volkov,St.Ptersberg:A Cultural History（London,1996）,p.315.

84．引自H.Sachs,Music in Facist Italy（London,1987）,p.168。

85．Oliver,Igor Stravinsky,p.139.

86．同上,p.143。

87．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Poetry,pp.379-80.

88．引自F.Lesure（ed.）,Stravinsky:Etudes et témoignages（Paris,1982）,p.243。

89．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vol.1,p.891.

90．I.Starvinsky,Chronique de ma vie（1935）;引自英译本An Autobiography（New York,1962）,p.53。

91．N.Nabokov,Old Friends and New Music（London,1951）,p.143.

92．T.Stravinsky,Catherine and Igor Stravinsky:A Family Album（London,1973）,p.4.

93．S.Walsh,Igor Stravinsky:A Creative Spring.Russia and France 1882-1934（London,2000）,p.351.

94．I.Stravinsky and R.Craft,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London,1962）,p.33.

95．Craft,Stravinsky,p.120.

96．同上,p.320。

97．引自Walsh,Igor Stravinsky,p.500。

98．Stravinsky and Craft,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p.76.

99．V.Stravinsky and R.Craft,Stravinsky in Pictures and Documents（New York,1978）,p.76.

100．Craft,Stravinsky,p.329.

101．S.Alexander,Marc Chagall:A Biography（London,1979）,p.51.

102．O.Figes,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1891-1924（London,1996）,pp.749-50.

103．Alexander,Marc ChagallI,p.312.

104．The New York Times（15 February 1944）.

105．Alexander,Marc Chagall,pp.255,434.

106．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这一面，请参见C.Cavanagh,‘Synthetic Nationality:Mandel’shtam and Chaadaev’,in Slav Review,vol.49,no.4（1990）,pp.597-610。

107．Nabokov,Speak,Memory（p.217）.

108．Kudrova,Posle Rossii,p.201.

109．M.Tsvetaeva,Pis’ma k A.Teskovoi（Prague,1969）,pp.96-7.

110．Berberova,The Italics Are Mine,p.202.

111．Feiler,Marina Tsvetaeva,p.189.

112．Tsvetaeva,Stikhotvoreniia I poemy,vol.3,p.176.

113．Tsvetaeva,Pis’ma k A.Teskovoi,p.112.

114．Schweizer,Tsvetaeva,p.189.

115．引自Broude,Ot Khodasevicha do Nobokova,pp.19-20。

116．Berberova,The Italics Are Mine,p.352.

117．Tsvetaeva,Pis’ma k A.Tskovoi,p.112.

118．Tsvetaeva,Stikhotvoreniia i poemy,vol.2,p.292.

119．AG,Pg-In.

120．Berberova,The Italics Are Mine,p.189.

121．参见V.Shentalinsky,The KGB’s Literary Archive:The Discovery and Ultimate Fate of Russia’s Suppressed Writers,trans.J.Crowfoot（London,1995）,pp.252-4。

122．L.Spiridonova,‘Gorky and Stalin（According to New Materials from A.M.Gorky’s Archive）’,in Russian Review,vol.54,no.3（1995）,pp.418-23.

123．Shentalinsky,The KGB’s Literary Archive,p.262.

124．欲了解更多信息，参见R.Conquest,The Great Terror:A Reassessment（London,1990）,pp.387-9;V.V.Ivanov,‘Pochemu Stalin ubil Gor’kogo?’,in Voprosy literatury（1993）,no.1。

125．Sergei Prokofiev:materialy,dokumentry,vospominaniia（Moscow,1960）,p.166.

126．Berberova,The Italics Are Mine,p.352.

127．Sergei Prokofiev,p.150.

128．S.S.Prokofiev,Soviet Diary 1927 and Other Writings（London,1991）,p.69.

129．Sergei Prokofiev,pp.161-2.

130．参见S.Moreux,‘Prokofiev:An Intimate Portrait’,in Tempo,II（Spring,1949）,p.9。

131．Sergei Prokofiev,p.454.

132．N.Mandelstam,Hope Abandoned（London,1973）,p.464.

133．Tsvetaeva,Stikhotvoreniia i poemy,vol.3,p.212.

134．同上,vol.3,p.213。

135．引自Feiler,Marina Tsvetaeva,p.263。

136．I.Stravinsky and R.Craft,Memories and Commentaries（London,1960）,p.26.

137．Craft,Stravinsky,p.171.

138．引自B.Schwarz,Music and Musical Life in Soviet Russia（Bloomington,1982）,p.355。

139．同上,p.354。

140．Craft,Stravinsky,p.461.

141．Schwarz,Music and Musical Life in Soviet Russia,p.355.

142．Craft,Stravinsky,p.313.

143．同上,p.317。

144．N.Slominsky,Music Since 1900（New York,1971）,p.1367.

145．Craft,Stravinsky,p.316.

146．同上,pp.316-17。

147．同上,p.315。

148．同上,p.318。

149．同上,p.319。

150．欲了解更多，请参见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vol.2,pp.1605-75。

151．Komsomol’skaia pravda（27 September 1962）.

152．Stravinsky and Craft,Stravinsky in Pictures and Documents,p.470.

153．Craft,Stravinsky,p.331.

154．Stravinsky and Craft,Expositions and Developments,p.86.

155．同上,p.335。

156．同上,p.332。

157．E.Wilson,Shostakovich:A Life Remembered（London,1994）.

158．同上,p.466。

159．同上,pp.460-61。

160．同上,p.375。

161．Craft,Stravinsky,p.328.

术语表

artel：农民或工人的（生产）合作社

balalaika：一种俄式的吉他，很有可能是从中亚的冬不拉演变而来

banya：俄式的蒸气浴，通常靠柴火加热

bogatyr：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或骑士；俄国“英雄歌谣”（byliny）的主要描述对象

bogoroditsa：圣母马利亚

boyar：沙俄贵族体系的一个阶层（该体系由彼得大帝于18世纪初建立）

bylina：带有神话元素的古老民间史诗。大多数民俗学者认为英雄歌谣可以追溯至10世纪的基辅罗斯时期。最初是由贵族的侍从吟唱，后来被社会底层的吟游艺人传唱。从18世纪起，民俗学者开始搜集这些歌谣。伊利亚·穆洛密茨是基辅地区一个杰出的英雄人物。萨德科则是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典型形象，与中世纪欧洲歌谣中的人物风格很接近

byt：生活方式（来自动词byvat，意为发生）；19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用这一词汇来指代旧的俄国生活方式，与之相对应的是bytie

bytie：有意义的存在——俄国知识分子用来与旧生活相对应的词汇

chastushka：简单而且通常是粗俗的小调

dacha：俄国乡间的小别墅；通常是城里人夏天用来避暑

devichnik：婚前的仪式，需要伴着歌声完成：新娘沐浴后，其少女时代的大辫子被解开，重新梳成两条辫子，象征着她从此进入了婚姻生活

gusli：一种古老的俄国乐器

Holy Fool（yurodivyi）：一种先知或者法师，“耶稣基督的愚人”，简称“圣愚”，经常像隐士一样在乡间流浪。在百姓中，圣愚有着极高的声望，也经常受到贵族的款待。和萨满教徒类似，圣愚在做礼拜时会边跳舞边大声尖叫；他们衣着古怪，头戴铁盔；做法时会使用鼓和铃铛

izba：农民的房子

kaftan：带腰带的长衫

khalat：一种俄式睡袍

khan：蒙古首领

khorovod：一种俄国的集体舞

kokoshnik：俄国传统妇女头饰，形状被用作新俄式建筑设计中的装饰

koumis：发酵过的马奶

kuchka：字面意思是“集团”——这是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1867年造的一个词，用来描述以巴拉基列夫为首的民族主义作曲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俄国风格”。有时他们也被称作“强力五人组”或“五人乐派”，成员包括：巴拉基列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穆索尔斯基、鲍罗丁和居伊

kulak：富农

kvas：一种柔和的俄国啤酒，由发酵的黑麦、水和糖酿造。

LEF：左翼艺术阵线（1922—1925）；1927—1929年间重建，名为新LEF

lubok：一种彩色的木雕或者木版印画，内容通常是与民间传说故事或人物有关。

matrioshka：俄罗斯套娃

muzhik：俄国农民

narod：劳动人民

NEP：新经济政策（1921—1929）

nepodvizhnost：音乐学者用来描述俄国民间音乐中静止或者不发展的特点的词汇

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20世纪30年代发展成为俄国秘密警察机构

Oblomovshchina：用来描述俄国人的惰性——奥勃洛莫夫是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oprichnina：伊凡雷帝的个人统治

pliaska：一种俄国舞蹈

pochvennichestvo,pochvenniki：一场名为回到“本土”的运动——19世纪60年代一群俄国知识分子支持将斯拉夫主义和西方准则融合的运动

Proletkult：无产阶级文化运动

RAPP：无产阶级作家协会（1928—1932）

raznochintsy：有着混合家庭背景的人（通常父母一方是贵族，另一方是神职人员或商人）；这种情况在19世纪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中间十分常见

samizdat：非官方或者地下的发行刊物；通常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异见分子有关

samovar：大的带龙头的金属罐，用来盛开水泡茶

sarafan：一种上衣

skomorokhi：弹奏古斯勒琴，演唱“英雄歌谣”的流浪民间艺人，很有可能是古代斯拉夫萨满教徒的后裔。1648年被沙皇阿列克谢封禁

smotrinie：俄国的一种习俗，在订婚之前，新郎的家庭要对新娘进行审查

sobornost：斯拉夫主义者的一种主张，认为俄国教会是真正的基督友爱团结的团体

streltsy：在一系列叛乱中崛起的射手部队，在17世纪末对抗彼得大帝改革的运动中，保卫了俄国特权贵族和旧礼仪派

troika：三套车；三驾马车

veche：诺夫哥罗德和其他城市在15世纪晚期效忠莫斯科之前的市民议会组织

zakuski：俄国的一种开胃菜

zemstvo：1864—1917年间，主要由贵族控制的俄国地方议会组织

Zhdanovshchina：字面意思为“日丹诺夫统治时期”。安德烈·日丹诺夫，斯大林时期（1945年以后）主管意识形态的苏联主要领导人之一

大事年表

致谢

写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如果没有其他人的诸多帮助与指导，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我无比感谢英国社会科学院和利华休姆信托基金在我创作的最后一年中授予我高级研究员奖金。这使我能够暂时放下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教学任务，并由劳伦斯·科尔（Laurence Cole）接替我的工作，在此感谢伯贝克学院的宽宏。同时我也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一项两年期的研究资助，这使得贝克学院可以聘请两名兼职研究员来帮我完成这项工作。我十分感激利华休姆信托基金，尤其是基金会董事巴里·萨普（Barry Supple）先生，感谢他对我的关注与支持。

我十分幸运能与一个优秀的研究团队一起工作。在音乐和其他许多方面，玛丽安娜·哈兹尔丁（Mariana Haseldine）提供了专业的指导意见。期间她把自己年幼的孩子留给丈夫理查德照顾，陪同我一起前往俄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她的魅力让我们的调查进行得甚为顺利，这一切都让我心存感激。罗莎蒙德·巴特利特（Rosamund Bartlett）是我在文学方面最主要的顾问，在其他许多话题上也给我许多有用的建议。她搜集并筛选了大量的资料，通过史料来佐证我的观点，并帮我审阅稿件中的拼写错误。如果书中仍有谬误，那完全是我的责任。这个项目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加入了我们，那时他刚刚取得俄国历史的博士学位。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丹尼尔的热情与勤奋带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汉娜·惠特利（Hannah Whitley）、曼迪·列托（Mandy Lehto）、蒂莫非·洛格维年科（Timofei Logvinenko）和玛莎·卡皮察（Masha Kapitsa）也在不同时期做过我的研究助理，我非常感谢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

在俄罗斯，我很幸运能比一般西方学者获得更多的史料和博物馆资源。这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由于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出，但其中一些我还是要特别提及。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的副馆长塔蒂亚娜·威林巴科娃（Tatiana Vilinbakhova），在查询资料时给了我许多方便；伊里娜·拉皮纳（Irina Lapina）在查阅手稿时给了我许多专业指导；列娜·巴斯纳（Lena Basner）在资料搜集上给了我许多忠告。我尤其感谢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高级研究员柳芭·范松（Liuba Faenson），她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带我参观博物馆，并解答了很多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我要特别感谢圣彼得堡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手稿部总监塔蒂亚娜·伊万诺娃（Tatiana Ivanova），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那些特别的手稿。纳塔利娅·柯克洛娃（Natalia Khokhlova）在沃尔孔斯基作品上给了我很多专业意见，加林娜·加拉甘（Galina Galagan）在托尔斯泰的研究上也给予了帮助。我还要感谢奥斯坦基诺博物馆的利娅·勒普斯克亚（Lia Lepskaia）在研究舍列梅捷夫歌剧方面给我的帮助；感谢圣彼得堡国家历史档案馆的塞拉菲玛·伊格洛夫纳（Serafima Igorovna）（如她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帮我寻找舍列梅捷夫的文件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的帮助；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手稿部主任弗拉基米尔·扎伊采夫（Vladimir Zaitsev），感谢他在斯塔索夫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研究上为我提供的帮助；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档案馆的加利亚·库兹涅佐娃（Galia Kuznetsova），感谢他帮我找到了马蒙托夫的手稿。我深深地感谢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和莫斯科列宁图书馆的员工，在那里我完成了大部分的研究工作；还有圣彼得堡涅克拉索夫博物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位于沃尔孔斯基故居）、舍列梅捷夫宫（喷泉宫）、阿赫玛托娃博物馆以及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托尔斯泰博物馆的员工们，他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德博拉·罗杰斯（Deborah Rogers），感谢她对我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们：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和都市出版社的萨拉·贝尔施泰尔（Sara Bershtel）。西蒙不断地用自己的热情激励着我：出于对我工作的关怀，他的意见总是非常温和。萨拉非常认真地阅读我的手稿，并细致审阅其中的细节，这在如今的出版界是十分难得的。同时我也十分感谢我在格兰塔图书公司的第一位编辑，尼尔·贝尔顿（Neil Belton），他也审阅了我最初的手稿。

还有另外两个人通读了我的打字稿：我的母亲，伊娃·费吉斯（Eva Figes），她的文学品位是我所有作品的试金石；理查德·亚洛特（Richard Yarlott），20年前我们在剑桥大学相识时他就是个充满智慧的人，如今他依然保持着这份睿智。

我还要感谢乔纳森·胡里根（Jonathan Hourigan），他对于苏联电影及电影艺术的博学和深刻见解给了我许多的帮助——这句感谢和我们平时开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玩笑时的嘻嘻哈哈真的不一样。

最后，我要感谢企鹅出版社的塞西莉亚·麦凯（Cecilia Mackay），她帮我找到了这本书所有的配图，还有安德鲁·巴克（Andrew Barker），他对这些图重新做了设计。

还有许多人在细节上指正了我，并推荐给我此前我所不知道的参考资料。我要特别感谢伊里娜·基里洛娃（Irina Kirillova）让我真正理解了东正教的礼拜仪式；斯蒂芬·昂温（Stephen Unwin）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及梅耶荷德的介绍；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的威廉·克拉伦斯——史密斯（William Clarence-Smith），感谢他提供的蒙古人饮食习惯及餐饮习俗的内容；感谢埃德蒙·赫齐格（Edmund Herzig）和拉吉·昌达瓦卡（Raj Chandavarkar）帮助我正确认识了俄国人对于东方的态度。在与马克·巴辛（Mark Bassin）、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杰勒德·麦克伯尼（Gerard McBurney）、迈克尔·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鲍里斯·科洛尼斯基（Boris Kolonitskii）、劳拉·恩格尔斯泰恩（Laura Engelstein）、亚历克斯·麦凯（Alex McKay）、海伦·拉波波特（Helen Rappoport）和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的谈话中我也受益匪浅。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亲爱的妻子和朋友斯蒂芬妮·帕尔默（Stephanie Palmer），感谢她与我这样一个令人厌烦的家伙一起生活。斯蒂芬妮在我衣衫不整高谈阔论的时候耐心地做我的听众。她陪我一起观看了数不清的晦涩乏味的俄国戏剧，而这些本是她根本不会感兴趣的东西。尽管她平日里十分繁忙，但她总是抽出时间阅读我的手稿，并给我中肯的建议。这本书也献给我们的女儿们，她们给了我无数工作的灵感和激励。我写这本书也是希望将来有一天她们能够明白，在她们之外，她们的父亲心中所热爱的东西。

2001年11月

于伦敦

版权许可

本书作者感谢以下相关人士和组织为本书中所用的引用信息提供版权许可：

The British Film Institute：Richard Taylor编选的爱森斯坦作品集Selected Work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ristopher Barnes的Boris Pasternak:A Literary Biography中的引言。

Carcanet Press：Elaine Feinstein翻译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作。

Harvill Press/Random House与Atheneum/Simon&Schuster：Max Hayward翻译的Hope Against Hop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Kenneth Lantz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

Oxford University Press：L.Maude与A.Maude翻译的《战争与和平》；James E.Falen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C.English翻译的Village Evenings near Dikanka；以及Robert Hingley翻译的The Princess and Other Stories。

Penguin Books：Rosemary Edmonds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伊凡·伊里奇之死》和《童年·少年·青年》；David Magarshack翻译的《死魂灵》和《卡拉马佐夫兄弟》；Charles Johnston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Ronald Wilk翻译的The Kiss and Other Stories、《我的童年》和《我的大学》中的段落；David McDuff翻译的The House of the Dead；Elisaveta Fen翻译的契诃夫戏剧；以及Richard Freeborn翻译的《猎人笔记》。

Pocket Books/Simon&Schuster：Luba Terpak与Michael Terpak翻译的《萨哈林岛》。

Zephyr Press：Judith Henschmeyer翻译的安娜·阿赫玛托娃作品；以及Anatoly Naiman为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撰写的引言节选。

本书中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作的选段来自Estate of Vladimir Nabokov整理的重印本。

延伸阅读

由于本书在研究过程中所用到的书目过于庞杂，无法用参考书目一一列出。书中每一个人物和话题的背后都有无数的俄国文学作品和资料。在注释中我只是标注了书中大量引用的资料来源，这个章节的目的是为了给英文读者一些建议，把我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所发现的有用或者有意思的书籍列出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有个别例外的地方，我并没有列出法语、德语或俄语的书目。

导言

关于俄国历史概论，我推荐Geoffrey Hosking,Russia and the Russians:A History from Rus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London，2001），不过还有另外两本书也很好：Nicholas Riasanovsky,A History of Russia,6th edition（New York，2000）和Paul Dukes,A History of Russia:Medieval,Modern,Contemporary,c.882-1996,3rd edition（Basingstoke，1998）。

有两本一流的自中世纪以来俄国艺术编年史：James Billington,The Icon and the Axe: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New York，1966）和W.Bruce Lincoln,Between Heaven and Hell:The Story of A Thousand Years of Artistic Life in Russia（New York，1998）。James Billington,The face of Russia（New York，1998）很有点导购读物（a TV tie-in）的意思，但里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内容。还有三本老书值得一提：Pavel Miliukov,Outlines of Russian Culture,3 vols（New York，1972,初版发行时间为1896—1903年）；Tomas Masaryk,The Spirit of Russia（New York，1961）和Nikolai Berdyaev,The Russian Idea（London，1947）。

Robin Milner-Gulland,The Russians（Oxford，1997）对俄国文化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有着精准且深刻的见解，在信仰体系和圣像艺术方面尤其出色。Nicholas Rzhevsky,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Russia Culture（Cambridge，1998）和Catriona Kelly,Constructing the Russi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881-1940（Oxford，1998）中有许多有用的文章。

在信仰体系、神话和符号学方面，我还推荐：Michael Cherniavsky,Tsar and the People:Studies in Russian Myths（New York,1969）；J.Hubbs,Mother Russia:The Feminine Myth in Russian Culture（Bloomington,1988）；以及Elena Hellberg-Hirn,Soil and Soul:The Symbolic World of Russianness（Aldershot,1997）。

关于俄国艺术史的英文出版物，其中最详尽的是George Hamilton,Art and Architecture of Russia,3rd edition（Harmondsworth,1983）。Milner-Gulland and John Bowlt,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ussian Studies,vol 3,An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Art and Architecture（Cambridge,1980）也很不错。关于建筑学更细致的研究，可以参考William Brumfield,A History of Russian Architecture（Cambridge,1993）。

Victor Terras（ed.）,The Handbook of Russian Literature（New Haven,1985）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我同样推荐Charles Mos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revised Edition（Cambridge,1992）；Victor Terras,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New York,1991）；Richard Freeborn,Russian Literary Attitudes for Pushkin to Solzhenitsyn（London,1976）；以及Malcolm Jones and Robin Feuer Miller（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lassic Russian Novel（Cambridge,1998）。在西方，研究俄国音乐史的老前辈，首屈一指的要数Richard Taruskin，他的论文集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Princeton,1997）是一本随便从哪儿翻起都很精彩的书。对于去俄罗斯旅游的朋友，我推荐大家带上一本Anna Benn and Rosamund Bartlett,Literary Russia:A Guide（London,1997）。

第一章　欧化的俄罗斯

关于18世纪俄国及其在欧洲的地位，首先推荐的入门读物是Simon Dixon,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1676-1825（Cambridge,1999），书中充满了对俄国文化和社会的深刻见解。关于彼得统治时期俄国历史概况的优秀书籍有Lindsey Hughs,Russia in the Age of Peter the Great（New Haven,1998）；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的有Isabel de Madariaga,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London,1991）。Marc Raeff写过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关于彼得时期思想文化史论文，其中最优秀的20篇载于他的Political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Imperial Russia（Boulder，1994）。Richard Wortman,Scenarios of Power:Myth and Ceremony in the Russian Monarchy,vol 1,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Death of Nicholas I（Princeton,1995）中有关于俄国神话的出色研究。Simon Sebag Montefiore,Prince of Princes:The Life of Potemkin（London,2000）对18世纪的俄国有着精彩的阐述，这本书也得到读者普遍的喜爱。

关于圣彼得堡文化史，最优秀的著作来自俄语世界。不过英语读者可以先读Solomon Volkov,St Petersburg:A Cultural History（London,1996），虽然这本书漫谈收不住，略显离题。对于革命时代的先锋文化，请参阅Katerina Clark,Petersburg:Crucible of Revolution（Cambridge,Mass,1995）。James Cracraft,The Petrine Revolution in Russian Architecture（London,1988）研究圣彼得堡的建筑史，书中回顾了这座城市自建造以来的故事。Kathleen Murrell,St Petersburg:History,Art and Architecture（London,1995）一书中也对这段历史有所概述。Iurii Egorov,The Architectural Planning of St Petersburg（Athen,Ohio,1969）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一篇极为有用的专题论文。

圣彼得堡的宫殿建筑就是一部文化史。最好的入门读物是Priscilla Roosevelt,Life on the Russian Country Estate: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New Haven,1995）。Dimitri Shvidkovsky的精彩作品The Empress and the Architect:British Architecture and Gardens at the Court of Catherine the Great（New Haven,1996）探讨了圣彼得堡的建筑风格元素。关于冬宫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参阅Geraldine Norman,The Hermitage:The Biography of a Great Museum（London,1997）。

关于圣彼得堡作为文学主题，相关探讨作品有：Sidney Monas,‘Unreal City:St Petersburg and Russian Culture’,in Kenneth Brostrom（ed.）,Russian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ritics（Ann Arbor,1984）,pp.381-91；他还有另一篇文章‘Petersburg and Moscow as Cultural Symbols’,in Theofanis Stavrou（ed.）,Art and Cul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Bloomington,1983）,pp.26-39。此外还有两篇不错的文章，分别是Yury Lotman,‘The Symbolism of St Petersburg’,in Universe of the Mind: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trans.Ann Shukman（London,1990）,pp.191-216；Aileen Kelly,‘The Chaotic City’,in Towards Another Shore: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New Haven,1998），pp.201-20。关于普希金和圣彼得堡，可以参阅Veronica Shapovalov,‘A.S.Pushkin and the St Petersburg Text’,in Peter Barta and Ulrich Goebel（eds.）,The Contexts of Aleksandr Sergeevich Pushikin（Lewiton,N.Y.,1988）,pp.43-54。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彼得堡，请参阅Sidney Monas,‘Across the Threshold:The Idiot as a Petersburg Tale’，in Malcolm Jones（ed.）,New Essays on Dostoevsky（Cambridge,1983）,pp.67-93。末日主题在David Bethea的专题论著The Shape of Apocalypse in Modern Russian Fictions（Princeton,1989）中有深入的讨论。关于阿赫玛托娃，请参阅Sharon Leiter,Akhmatova’s Petersburg（Cambridge,1983）。其他更宽泛题材的书籍我推荐Grigorii Kaganov,Image of Space:St Petersburg in the Visual and Verbal Arts,trans.Sidney Monas（Stanford,1997），此书精彩地阐述了这座城市在俄罗斯人想象中的地位。圣彼得堡也是Joseph Brodsky抒情散文的主题：‘A Guide to a Renamed City’,in Less Than One:Selected Essays（London,1986）,pp.69-94。

18世纪俄国贵族的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主题。读者们可以先从Marc Raeff,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New York,!966）读起，另外一本有大量俄国历史文献的对照读物是Dominic Lieven,The Aristocracy in Europe,1815-1914（London,1992）。Isabel De Madariaga,Politics and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Oxford,1973）中收录了许多有用的论文。Iurii Lotman对俄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中符号学的研究作品也是必读书目。他的一些文摘，包括那篇重要的‘The Decembrist in Everyday Life’收录在Iu.Lotman,L.Ginsburg,B.Upenski,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Ithaca,1985）。关于俄国贵族社会和文化的话题，John Garrard（ed.）,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Russia（Oxford,1973）有多篇颇具启发性的文章。关于文学沙龙和其他文学团体的发展，可以参阅William Mills Todd,Fict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Pushkin:Ideology,Institution and Narrative（Cambridge,Mass.,1986）。关于18世纪俄国音乐生活的英文读物非常少，但关于戏剧（包括歌剧）的书，读者可以选择Simon Karlinsky,Russian Drama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he Age of Pushinkin（Berkeley,1985）。关于冯维辛的书目，可进一步参阅Charles Moser,Denis Fonvizin（Boston，1979）。关于卡拉姆津，可以阅读Anthony Cross,N.M.Karamzin,A Study of His Literary Career（London,1971），以及Joseph Black,Nicholas Karamzin and Russian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study in Russian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Thought（Toronto,1975）。关于18世纪俄国民族主义最好的概论性读物仍是Hans Rogger,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Cambridge,Mass.,1960）。不过Liah Gr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 to Modernity（Cambridge,Mass.,1992）中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内容。

第二章　1812年的孩子

关于拿破仑在俄国的历史，请先从Nigel Nicolson,Napoleon:1812（London,1985），或者Alan Palmer,Napoleon in Russia（London,1967）读起。关于莫斯科大火，见D.Olivier,The Burning of Moscow（London,1966）。A.Brett-James（ed.）,1812：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London,1966）也有许多有用的片段。但最好的一手资料是Memoirs of General de Caulaincourt Duke of Vincenza,2 vols.（London,1935）；以及Philippe-Paul de Ségur,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London,1959）。关于法国入侵对于俄国农村的影响，请参阅Janet Hartley,‘Russia in 1812:Part I:The French Presence in the Gubernii of Smolensk and Mogilev’,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vol.38,no.2（1990）,pp.178-98；‘Part II:The Russian Administration of Kaluga Gubernia’,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vol.38,no.3（1990）,pp.399-416。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本身就是关于“1812年人”的历史。Kathryn Feuer,Tolstoy and the Genesis of War and Peace（Cornell,1996）精彩地论述了这本书的历史以及其历史观。还可参照R.F.Christian,Tolstoy’s‘War and Peace’（Oxford,1962）。

关于十二月党人，可以从Marc Raeff（ed.）,The Decembrist Movement（Englewood Cliffs,1966）读起。关于他们的思想文化背景，不妨参阅Iurii Lotman,‘The Decembrists in Everyday Life’,in Iu.Lotman,L.Ginsburg,B.Uspenskii,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Ithaca,1985）；Marc Raeff,‘Russian Youth on the Eve of Romanticism:Andrei I.Turgenev and His Circle’,in Political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Imperial Russia（Boulder,1994）；以及Franklin Walker,‘Christianity,the Service Ethic and Decembrists Thought’，in Geoffrey Hosking（ed.）,Church,Nation and State in Russia and Ukraine（Basingstoke,1991）,pp.79-95。我还想推荐Patrick O’Meara and K.F.Ryleev,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ecembrist Poet（Princeton,1984）。

关于沃尔孔斯基只有两本英文专著：Christine Sutherland,The Princess of Siberia:The Story of Maria Volkonsky and the Decembrists Exiles（London,1984）；以及Maria Fairweather,Pilgrim Princess:A Life of Princess Zinaida Volkonsky（London,1999）。

关于普希金的文学作品有许多，想要了解这位诗人的生活，Elaine Feinstein,Pushkin（London,1998）是个不错的选择。同样，Robin Edmond,Pushkin:The Man and His Age（London,1994）也不错。关于他的诗歌，可以从A.D.P.Briggs,Pushkin:A Critical Study（London,1983）以及John Bayley,Pushkin:A Comparative Commentary（Cambridge,1971）读起。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我从两份研究中受益匪浅，分别是Douglas Clayton,Ice and Flame:Alexander Pushkin’s Eugene Onegin（Toronto,1985），以及William Mills Todd III,‘Eugene Onegin:“Life’s Novel”’，此文收录在他本人编辑的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Russia,1800-1914（Stanford,1978）,pp.203-35。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社会性解读”，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的Vissarion Belinsky。别林斯基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Tatiana:A Russian Heroine’,trans.S.Hoisington,in Canadian-American Slavic Studies,vol.29,nos.3-4（1995）,pp.371-95。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文化语境，可以参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四卷本译文（Princeton,1975）的注释，纳博科夫拘泥于原文的做法可能会让读者很头疼。作为备选，我推荐James Falen更为生动的译本（Oxford,1990）。关于普希金其他的诗歌，我推荐The Bronze Horseman and Other Poems（Harmondsworth,1982），翻译及前言都由D.M.Thomas完成。

关于民间传说对于俄国文学的影响，只有很少的专题研究。这一主题的一些观点可以从Faith Wigzel‘Folk Stylization in Leskov’s Ledi Makbet of Mtsensk’一文中窥见一斑，i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67,no.2（1986）。关于果戈理，最佳入门读物是Donald Fanger,The Creation of Nikolai Gogol（Cambridge,Mass.,1979）。关于乌克兰的文化影响，有一本十分精彩的书，David Saunders,The Ukrainian Impact on Russian Culture,1750-1850（Edmonton,1985）。关于莱蒙托夫，请参阅Jessie Davis,The Fey Hussar:The Life of the Russian Poet Mikhail Yur’evich Lermontov,1814-41（Liverpool,1989）。关于那一时期的文学审美，请阅读Victor Terras,Belinsky and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The Heritage of Organic Esthetics（Madison,1974），以及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选摘：V.Belinskdy,‘Thoughts and Notes on Russian Literature’，in Ralph Matlaw（ed.）,Belinsky,Chernyshevsky and Dobrolyubov:Selected Criticism（Bloomington,1962）,pp.3-22。

关于民间传说和音乐的研究，Richard Taruskin,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一书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尤其是这几篇文章：‘N.A.Lvov and the Folk（pp.3-24）’,‘M.I.Gliunka and the State’（pp.25-47）和‘How the Acorn Took Root’（pp.131-51）。我同时还推荐Alfred Swan，Russian Music and Its Sources in Chant and Folk Song（New York,1973）。关于俄国艺术的民间主题，请参阅S.Frederick Starr,‘Russian Art and Society,1800-1850’,in Theofanis Starvrou（ed.）,Art and Cul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Bloomington,1983）,pp.87-112。关于韦涅齐阿诺夫，Rosalind Gray有篇绝妙的文章，‘The Real and the Ideal in the work of Aleksei Venetsianov’,in Russian Review,vol.4（1999）,pp.655-75。Alison Hilton,Russian Folk Art（Bloomington,1995）是一本精彩的学术研究，其中也涉及这一主题。

关于俄国文学作品中对于童年的态度，Andrew Wachtel,The Battle for Childhood:Creation of a Russian Myth（Stanford,1990）有相关的讨论，这本优秀的作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Catriona Kelly那本关于俄国风俗的杰出研究，Refining Russia:Advice Literature,Polite Culture,and Gender from Catherine to Yeltsin（Oxford,2001），其中也有关于童年的探讨。

关于赫尔岑，最佳的入门书籍是他饱受赞誉的自传My Past and Thoughts（Berkeley,1999）。Isaiah Berlin是赫尔岑在西方最有力的拥护者，参见‘Herzen and His Memoirs’,in H.Hardy and R.Hausheer（eds.）,Proper Study of Mankind:An Anthology of Essays（London,1997）（这篇文章也载于上面提到的赫尔岑回忆录版本）；‘Alexander HerzenHerzen’and‘Bakunin on Individual Liberty’in Russian Thinkers（Harmondsworth,1978）中。Aileen Kelly在Toward Another Shore: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New Haven,1999）（尤其是第6、15和16章）以及View from the Other Shore:Essays on Herzen,Chekhov and Bakhtin（New Haven,1999）中，对于赫尔岑的哲学有着独到的见解。此外，还有两本精彩的传记：Martin Malia,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Cambridge,Mass.,1961）；以及Edward Acton,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ary（Cambridge,1979）。

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Raymond T.McNally and Richard Tempest（eds.）,Philosophical Works of Peter Chaadaev（Boston,1991）中收有英译本。想了解更多关于恰达耶夫的内容，可以参考Raymond T.McNally,Chaadayev and His Friend: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eter Chaadayev and His Russian Contemporaries（Tallahassee,1971）。

关于斯拉夫主义者，读者应该先从Andrzej Walicki出色的作品读起：The Slavophile Controversy:History of a Conservative Utopia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Thought（Oxford,1975）。另外一本关于伊凡·基列耶夫斯基的研究也很出彩，Abbott Gleason,European and Muscovite:Ivan Kireevsky and the Origins of Slavophilism（Cambridge,Mass.,1972）。还有一些关于斯拉夫主义者的英文文章：Ivan Kireevsky,‘On the Nature of European Cul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Culture of Russia’；以及Konstantin Aksakov,‘On the Internal State of Russia’,in Marc Raeff（ed.）,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An Anthology（New York,1966）,pp.174-207;230-251。对一般读者来说，19世纪早期思想文化史我会推荐Nicholas Riasanovsky,A Parting of the Ways:Government and the Educated Public in Russia,1801-1855（Oxford,1976）；Peter Chiristoff,The Third Heart:Some Intellectual-Ideological Currents and Cross-currents,1800-1830（The Hague,1970）；以及19世纪作家Pavel Annenkov生动的个人传记The Extraordinary Decade,trans.I.Titunik（Ann Arbor,1968）。Isaiah Berlin的作品属于必读，尤其是‘The Birth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Vissarion Belinsky’和‘German Romanticism in Petersburg and Moscow’，均收录在Russian Thinkers（Harmondsworth,1978），他关于别林斯基的出色文章，参见Artistic Commitment:A Russian Legacy,in Henry Hardy（ed.）,The Sense of Reality:Studies in the Ideas and Their History（London,1996）,pp.194-231。

对卡拉姆津历史作品的探究，可见S.Mark Lewis,Modes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in J.G.Herder and N.M.Karamzin（New York,1995）。N.M.Karamzin,A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The Russian Text（Cambridge,Mass.,1959）中Richard Pipes的导论也可一读。关于俄罗斯起源的辩论，可以参考Nicholas Riasanovsky,‘The Norman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Russian State’,in The Russian Review,vol.7,no.1（1947）,pp.96-110；关于君主制的辩论，可以参阅Frank Mocha,‘The Karamzin-Lelewel Controversy’,in Slavic Review,vol.31,no.3（1972）,pp.592-610。

“1855年精神”——尼古拉一世死后思想文化的解放——在Aileen Kelly,‘Carnival of the Intellectuals’一文中有着深刻的阐述，in Towards Another Shore: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New Haven,1998）,pp.37-54。关于亚历山大二世，可以阅读W.F.Mosse,Alexander II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London,1992）（1958年初版）；或者Norman Pereira,Tsar Liberator:Alexander II of Russia（Newtonville,1983）。关于解放农奴的更多资料，请参阅Terence Emmons,The Russian Landed Gentry and the Peasant Emancipation of 1861（Cambridge,1967）。

第三章　莫斯科！莫斯科！

1812年之后莫斯科的重建，在A.Schmidt,‘The Restoration of Moscow After 1812’中有相关讨论，此文刊载于Slavic review，vol.40,no.1（1981）,pp.37-48；另外Kathleen Berton的综述研究也很有帮助：Moscow:An Architectural History（London,1990）。关于俄罗斯帝国的艺术风格，可参阅A.Gaydamuk,Russian Empire:Architecture,Decorative and Applied Arts,Interior Decoration 1800-1830（Moscow,2000）。Laurence Kelly（ed.）,Moscow:A Traveler’s Companion（London,1983）中包含了叙述俄国19世纪早期氛围的回忆录。欲了解莫斯科风格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表现，Moscow:Treasures and Traditions（Washington,1990）中有数篇文章能提供帮助。Evgenia Kirichenko,Russian Design and the Fine Arts:1750-1917（New York,1991）一书也追溯了莫斯科风格的起源，于我大有裨益。

关于俄国餐饮，可以参阅R.E.F.Smith and David Christian,Bread and Salt: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Food and Drink in Russia（Cambridge,1984），以及M.Glants and J.Toomre（ed.）,Food in Russian:History and Culture（Bloomington,1997）。R.D.LeBlanc的文章‘Food,Orality,and Nostalgia for Childhood:Gastronomic Slavophilism in Mi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Fiction’专业性较强，却饶富趣味，它刊载于Russian Review,vol.58,no.2（1999）。关于伏特加的著作数不胜数，但是最好的入门读物应该是David Christian,‘Living Water’.Vodka and Russian Society on the Eve of Emancipation（Oxford,1990）和V.V.Pokhlebin,A History of Vodka（London,1992）。

两位杰出的美国学者的作品深深改变了我们对穆索尔斯基的看法，这两位学者将穆索尔斯基从苏联音乐史中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泥坑中拯救出来，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他思想的复杂转变历程：Richard Taruskin,Musorgsky:Eight Essays and an Epilogue,2nd edition（Princeton,1997）；Caryl Emerson，The Life of Musorgsky（Cambridge,1999）。关于穆索尔斯基与维克多·哈特曼之间的友谊，请参阅Michael Russ,Musorgsky,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Cambridge,1992）；Alfred Frankenstein,‘Victor Hartmann and Modeste Musorgsky’,Musical Quarterly,25（1939）,pp.268-91（这里也包括对哈特曼作品的阐释）。关于《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思想文化史进程，请参考Caryl Emerson and Rober Oldani,Modest Musorgsky and Boris Godunov:Myths,Realities,Reconsiderations（Cambridge,1994）。Richard Taruskin在修正我们对穆索尔斯基歌剧看法的方面无人能及，请参阅‘“The Present in the Past”:Russian Opera and Russian Historiograghy,c.1870’,in Malcolm Brown（ed.）,Russian and Soviet Music:Essays for Boris Schwarz（Ann Arbor,1984）,pp.77-146。关于《霍宛斯基党人之乱》，可以在Jennifer Batchelor和Nicholas John编辑的Khovanshchina（London,1994）中找到一些有用的文章。如欲深入了解穆索尔斯基生平，请参阅Alexandra Orlova,Musorgsky Remembered（Bloomington,1991）；ed.Malcolm Brown（Ann Arbor,1982）;The Musorgsky Reader:A Life of Modest Petrovich Musorgsky in Letters and Documents,ed.and trans.J.Leyda and S.Bertensson（New York,1947）.

关于斯塔索夫最好的入门读物是Yuri Olkhovsky,Vladimir Stasov and Russian National Culture（Ann Arbor,1983）。斯塔索夫关于音乐的相关作品有英译本：V.V.Stasov,Selected Essays on Music,trans.Florence Jonas（New York,1968）.俄罗斯民族乐派建立的由来经过，可见Robert Ridenour,Nationalism,Modernism,and Personal Rivalry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Music（Ann Arbor,1981）。关于巴拉基列夫，可参考Edward Garden,Balakierev:A Crit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Music（London,1967）。关于“强力五人组”，可参阅David Brown et al,The New Grove Russian Masters I:Glinka,Borodin,Balakirev,Musorgsky,Tchaikovsky（London,1986）。关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更详细的研究，可参考V.V.Yastrebtsev,Reminiscences of Rimsky-Korsakov,ed.and trans.Florence Jonas（New York,1985）；Gerald Abraham,Rimsky Korsakov:A Short Biography（London,1945）；以及Gerald Seaman and Nikolai Andreevich,Rimsky-Korsakov:A Guide to Research（New York,1988）。

关于莫斯科商人的文献资料有很多。我认为关于社会和文化生活方面最有用的是：Jo Ann Ruckman,The Moscow Business Elite:A Social and Cultural Portrait of Two Generations,1840-1905（Dekab,Ill.,1984）；T.Owen,Capitalism and Politics in Russia: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oscow Merchants,1855-1905（Cambridge,1981）；E.Clowes,S.Kassow,J.West（eds.）,Between Tsar and People:Educated Society and the Quest for Publ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rinceton,1991）；R.W.Thurston,Liberal City,Conservative State:Moscow and Russia’s Urban Crisis,1906-1914（Oxford,1987）；J.L.West,‘The Riabushinkii Circle:Russian Industrialists in Search of a Bourgeoisie 1909-1914’,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vol.32,no.3（1984）,pp.358-77;W.Blackwell,‘The Old Believers and the Rise of Private 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oscow’,Slavic Review,vol.24,no.3（1965）,pp.407-24.对于扎莫斯科沃雷奇区的描写，19世纪作家Apollon Grigor’ev的著作无出其右：My Literary and Moral Wanderings,trans.Ralph Matlaw（New York,1962）。也可参阅Robert Whittaker,‘My Literary and Moral Wanderings:Apollon Grigor’ev and the Changing Cultural Topography of Moscow’,in Slavic Review,vol.42,no.3（1983）,pp.390-407。关于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请参考John Norman,‘Pavel Tretiakov and Merchant Art Patronage,1850-1900’,in E.Clowes,S.Kassow,J.West（eds.）,Between Tsar and People:Educated Society and the Quest for Publ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rinceton,1991）,pp.93-107。关于马蒙托夫，S.R.Grover的相关研究可谓首屈一指：Savva Mamontov and the Mamontov Circle,1870-1905:Art Patronage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Russian Art（Ann Arbor,1971）。关于艺术赞助商的通俗作品，可参阅Beverly Kean,All The Empty Palaces:The Merchant Patrons of Modern Art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London,1983）。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请参阅Marjorie Hoover,Alexander Ostrovsky（Boston,1981）；以及近来研究，Kate Rahman,Ostrovsky:Reality and Illusion（Birmingham,1999）。本书中“根基主义”（pochvennichestvo）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我引自Wayne Dowler,Dostoevsky,Grigor’ev and Native Soil Conservatism（Toronto,1982）。

Wendy Salmond在Arts and Crafts in Late Imperial Russia:Reviving the Kustar Art Industries,1870-1917（Cambridge,1996）中讨论了关于阿布拉姆采沃、索洛缅科和塔拉什基诺等艺术家聚居地的情况。我从这本超前的著作中获益匪浅。John Bowlt的出色作品The Silver Age:Russian Art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World of Art’Group（Newtonville,Mass.,1979）中也有对阿布拉姆采沃和塔拉什基诺的勾勒。

关于莫斯科的现代艺术，可参阅William Brumfield,Origins of Modernism in Russian Architecture（Berkely,1993）。关于舍赫杰尔和里亚布申斯基的豪宅，可参考Catherine Cook,‘Fedor Osipovich Shekhtel:An Architect and His Clients in Turn-of-century Moscow’，i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Files,nos.5-6（1984,pp.5-31）；William Beumfield,‘The Decorative Arts in Russian Architecture,1900-1907’,in Journal of Decorative and Propaganda Arts,no.5（1987）,pp.23-6.关于法贝热的文献有很多，但是他莫斯科工作室的资料则相对缺乏。最好的入门读本是：Gerald Hill（ed.）,Fabergéand the Russian Master Goldsmith（New York,1989）；Kenneth Snowman,Fabergé（New York,1993）。Evgenia Kirichenko,Russian Design and the Fine Arts:1750-1917（New York,1991）中对法贝热和其他莫斯科手工艺人亦有探讨，包括谢尔盖·瓦什科夫和奥夫钦尼科夫。现在专攻瓦斯涅佐夫作品的西方学者尚且虚位以待，但是弗鲁贝尔则在Aline Isdebsky-Prichard,The Art of Mikhail Vrubel（1856-1910）（Ann Arbor,1982）一书中得到了细致研究。

研究斯特拉文斯基，最好的入门读物是David Magarshack,Stanislavsky:A Life（London,1986）。关于斯特拉文斯基音乐体系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在我看来，这位指挥家自己的解释是最具启发性的：Stanislavsky on the Art of the Stage，trans.David Magarshck（London,1967）。同理，要论莫斯科艺术剧院建立的历程，还是创建者自己谈得最好：C.Stanislavski,My Life in Art（London,1948）；V.Nemirovitch-Dantchenko,My Life in the Russian Theatre（London,1968）。我的论述还参考了E.Clowes,‘Social Discourse in the Moscow Art Theatrey’，in E.Clowes,S.Kassow和J.West（eds.）,Between Tsar and People:Educated Society and the Quest for Publ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rinceton,1991）,pp.271-87。

契诃夫是一个宏大而深邃的研究对象。我从中受益最多的是Donald Rayfield的三部作品：Understanding Chekhov（London,1999）、Anton Chekhov:A Life（London,1997）和Chekhov:The Evolution of His Art（New York,1975）。V.S.Pritchett,Chekhov:A Biography（Harmondsworth,1988）和Ronald Hingley,A Life of Anton Chekhov（Oxford,1976）这两本书比较老，但仍然值得一读。通过阅读Vera Gottlieb,Chekhov and the Vaudeville:A Study of Chekhov’s One-act Plays（Cambridge,1982），我对莫斯科大众文化对契诃夫的影响有了深入认识。关于契诃夫的主要戏剧作品，我推荐Richard Pearce,Chekhov:A Study of the Four Major Plays（New Haven,1983）；Gordan McVay,Chekhov’s Three Sisters（London,1985）；Laurence Senelick,The Chekhov Theatre:A Century of the Plays in Performance（Cambrdige,1997）。Vera Gottlieb and Paul Allain（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ekhov（Cambridge,2000）一书中不乏有益洞见。契诃夫的宗教观是个复杂的话题（本书第五章对此有探讨），由于缺乏足够有分量的英语专作，我推荐Vladimir Kataev et al.（eds.）,Anton P.Cechov–Philosophische und religiose Dimensionen im Leben und im Werk（Munich,1997）。Julie de Sherbinin’s,Chekhov and Russian Religious Culture:The Poetics of the Marian Paradigm（Evanson,1997）是一本专业性非常强的著作。Jerome E.Katsell,‘Mortality:Theme and Structure of Chekhov’s Later Prose’,in Paul Debreczeny and Thomas Eekman（eds.）,Chekhov’s Art of Writing: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Columbus,1977）,pp.54-67一文探讨了契诃夫对死亡的态度。契诃夫谜一般的个性在他的书信中有所反应。我推荐Letters of Anton Chekhov,ed.Simon Karlinsky（London,1973）；Chekhov:A Life in Letters,ed.Gordan McVay（London,1994）；Anton Chekhov’s Life and Thought:Selected Letters and Commentary,trans.Michael Heim，commentary by Simon Karlinsky（Evanston,Ill.,1997）；以及Dear Writer–Dear Actress:The Love Letter of Olga Knipper and Anton Chekhov,ed.And trans.Jean Benedetti（London,1996）。

关于莫斯科的先锋运动（我在第七章会再次讨论），我推荐Camilla Gray写的一本入门读物：The Russian Experiment in Art,1863-1922,revised edition（London,1986）；John Bowlt,The Silver Age:Russian Art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World of Art’Group（Newtonville,Mass.,1979）；以及John Bowlt（ed.）,Russian Art of the Avant Garde:Theory and Criticism,1902-1934（New York,19888）。关于里亚布申斯基和金羊毛团体，参见William Richardson,Zolotoe Runo and Russian Modernism,1905-1910（Ann Arbor,1986）。John Bowlt,‘The Moscow Art Market’,in E.Clowes,S.Kassow,J.West（eds.）,Between Tsar and People（Princeton,1991），pp.108-28此文也令我获益匪浅。

关于冈察洛娃，Mary Chamot,Goncharova:Stage Designs and Paintings（London,1979）值得一读。冈察洛娃作品的艺术精髓在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长诗Nathalie Goncharova（Paris,1990）（只有法语译本）中得到精彩的描述。如果想更广泛地了解女性先锋艺术家，参见Myuda Yablonskaya,Women Artists of Russia’s New Age,1900-1935（London,1990）；以及John Bowlt and Matthew Drutt（eds.）,Amazons of the Avant-garde,exhibition catalogue,Royal Academy of Arts（London,1999）。

关于夏里亚宾，我推荐Faubion Bowers,Scriabin:A Biography,2 vols.（London,1969）；James Baker,The Music of Alexander Scriabin（New Haven,1986）。如果想了解这位作曲家的神秘主义思想，参见Boris de Schloezer,Scriabin:Artist and Mystic,trans.Nicolas Slonimsky（Oxford,1987）。关于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和布尔加科夫的相关作品推荐，请参见下面第七和第八章的内容。

第四章　与农民结合

关于民粹主义运动，最经典的作品是Franco 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trans.Francis Haskell（New York,1960）。我还借鉴了Tibor Szamuely那篇优秀（也有所争议）的论著：The Russian Tradition（London,1988）；以及Richard Wartman的心理学研究著作：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Cambridge,1967）。关于“走到人民中去”，我还推荐Daniel Field,‘Peasants and Propagandists in the Russian Movement to the People of 1874’,i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no.59（1987）,pp.415-38；关于民粹主义运动的思想文化背景，我推荐Abbott Gleason,Young Russia:The Genesis of Russian Radicalism in the 1860s（New York,1980）。Cathy Frierson,Peason Icons:Representations of Rural Peopl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Oxford,1993）是一本改变19世纪末农民在人们心目中形象的优秀著作。

关于列宾和巡回展览画派的进一步认识，可以参阅Elizabeth Valkenier,Russian Realist Art:The State and Society:The Peredvizhniki and Their Tradition（Ann Arbor,1977），以及她同样优秀的Ilya Repin and the World of Russian Art（New York,1990）。这两本书都让我受益匪浅。作为备选，读者也可以参阅Fan and Stephen Parker,Russia on Canvas:Ilya Repin（London,1980），或Grigory Sternin and Yelena Kirillina,Ilya Repin（Bournemouth,1996）。

关于屠格涅夫以及他对学生革命分子复杂的态度，我从三篇精彩的作品中受益良多：Isaiah Berlin,‘Fathers and Children:Turgenev and the Liberal Predicament’,in Russian Thinkers（Harmondsworth,1978）,pp.261-305；Leonard Schapiro,‘Turgenev and Herzen:Two Modes of Russian Political Thought’,in Russian Studies（London,1986）,pp.321-37；以及Aileen Kelly,‘The Nihilism of Ivan Turgenev’,in Toward Another Shore: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New Haven,1998）,pp.91-118。关于屠格涅夫的概论，我推荐三本著作：Leonard Schapiro,Turgenev:His Life and Times（Oxford,1978）；F.Seely,Turgenev:A Reading of His Fiction（Cambridge,1991）；以及V.S.Pritchett,The Gentle Barbarian:The Life and Work of Turgenev（London,1977）。关于涅克拉索夫的作品相比要少很多，但有一本非常不错的书：Sigmund Birkenmayer,Nikolai Nekrasov:His Life and Poetic Work（The Hague,1968）。关于19世纪60年代以及改革运动时期的文艺状况，我从两本著作中学到很多：Rufus Matthewson,The Positive Hero in Russian Literature（Stanford,1975）和Irina Paperno,Chernyshevsky and the Age of Realism（Stanford,1988）。Donald Fanger有一篇不错的文章‘The Peasant in Literature’，收录在Wayne Vucinich（ed.）,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Stanford,1968）。这篇文章也给了我很大帮助。

关于托尔斯泰的专著多到可以成立专门的托尔斯泰研究图书馆。我强烈推荐一本传记：A.N.Wilson的Tolstoy（London,1988），不过我依然热爱那本在我还是学童时期就给我启发的Henri Troyat,Tolstoy,trans.Nancy Amphoux（Harmondsworth,1970）。这一章中我许多关于托尔斯泰的论点，但其实第五章更明显，都受到Richard Gustafson的Leo Tolstoy,Resident and Stranger:A Study in Fiction and Theology（Princeton,1986）的影响。关于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另外一些我觉得很有用的作品包括E.B.Greenwood,‘Tolstoy and Religion’，in M.Jones（ed.）,New Essays on Tolstoy（Cambridge,1978）,pp.149-74；David Matual,Tolstoy’s Translation of the Gospels:A Critical Study（Lewiston,1992）；以及Josef Metzele,The Presentation of Death in Tolstoy’s Prose（Frankfurt,1996）。想要了解托尔斯泰，他的信件和日记属于必读资料：Tolstoy’s Letters，ed.R.F.Christian（London,1978）；Tolstoy’s Diaries,ed.R.F.Christian（London,1985）。更多关于托尔斯泰生平和作品的专著我推荐：Viktor Shklovsky,Lev Tolstoy，trans.Olga Shartse（Moscow,1988）；Boris Eikhenbaum,Tolstoy in the Sixties,trans.D.White（Ann Arbor,1979）；以及Tolstoy in the Seventies,trans.Albert Kaspin（Ann Arbor,1972）；Donna Orwin,Tolstoy’s Art and Thought,1847-1880（Princeton,1993）；Malcolm Jones（ed.）,New Essays on Tolstoy（Cambridge,1978）；A.Donskov,‘The Peasant in Tolstoy’s Thought and Writing’，in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no.21（1979）,pp.183-96；Alexander Fordor,Tolstoy and the Russians:Reflection on a Relationship（Ann Arbor,1984）；Alexander Fordor,A Quest for a Non-violent Russia——The Partnership of Leo Tolstoy and Vladimir Chertkov（London,1989）；Andrew Donskov and John Wordsworth（eds.）,Tolstoy and the Concept of Brotherhood（New York,1996）。

关于俄国婚礼习俗，我尤其要感谢Christine Worobec,Peasant Russia:Family and Community in the Post-emancipation Period（Princeton,1991）；Russia’s Women:Accommodation,Resistance,Transformation,ed.Barbara Clements,Barbara Engel and Christine Worobec（Berkeley,1991）。我还要感谢William Wagner,Marriage,Property 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Russia（Oxford,1994）；David Ransel（ed.）,The Family in Imperial Russia:New lines of Research（Urbana,1978）；以及Laura Engelstein,The Keys to Happiness:Sex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ity in Fin-de-siecle Russia（Cornell,1992）。

Lee J.Williams,Chekhov the Iconoclast（Scranton,1989）中大篇幅讨论了契诃夫《农民》的影响力；一本更老但也很有用的书是Walter Bruford,Chekhov and Russia:A Sociological Study,2nd edition（London,1948）。关于蒲宁我推荐James Woodward,Ivan Bunin:A study of His Fiction（Chapel Hill,1980），和Thomas Gaiton Marullo,Ivan Bunin:Russian Requiem,1885-1920（Chicago,1993）。

关于19和20世纪之交城市流行文化，我推荐Richard Stites,Russian Popular Culture:Entertainment and Society since 1900（Cambridge,1992）。其对农村人口的影响，请参阅Jeffrey Brooks这本精彩的When Russia Learned to Read:Literacy and Popular Literature,1861-1917（Princeton,1985）。Stephen Frank and Mark Steinburg（eds.）,Culture in Flux:Lower-class Values,Practice and Resistanc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rinceton,1994）中也有一些有趣的文章。

关于《路标》和俄国知识分子对1905年革命的反应，请参考Leonard Schapiro,‘The Vekhi Group and the Mystique of Revolution’，in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no.44（1955）,pp.6-76。关于这场运动的哲学思考，Aileen Kelly,‘Which Signpost？’是一篇很有洞见的文章，in Towards Another Shore: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New Haven,1998）,pp.155-200。

现在关于佳吉列夫和让俄罗斯芭蕾舞团的传记如雨后春笋，大部分是英文，不过近几年也出了几本珍贵的俄语作品。Lynn Garafola,Diaghilev’s Ballets Russes（Oxford,1989）是关于俄罗斯芭蕾舞团最详尽的研究。另外Lynn Garafola and Nacncy Van Norman Baer（eds.）,The Ballet Russes and Its World（New Haven,1999）也值得一看。除此之外，我推荐一部对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全方位概览：Ann Kodicek（ed）,Diaghilev:Creator of the Ballets Russes:Art,Music,Dance,exhibition catalogue,Barbican Art Gallery（London,1996）。John Drummond,Speaking of Diaghilev（London,1997）独一无二，书中有当年芭蕾舞团成员所讲述的亲身经历。我还推荐Peter Lieven的经典之作：The Birth of the Ballet Russes（London,1936）。关于佳吉列夫，最好的作品依然是Richard Buckle的Diaghilev（London,1979）。不过Serge Lifar,Serge Diaghilev:His Work,His Legend.An Intimate Biography（New York,1976）（初版于1940年发行）中也有许多有意思的内容。贝诺瓦回忆录的英文版收录不全，但可读性也很强：Alexander Benois,Memoir,2 vols（trans.Moura Budberg，London,1964）。另外请参阅他的Reminiscence of the Russian Ballet（trans.Mary Britnieva，London,1941）。关于俄罗斯芭蕾舞团的相关艺术研究，我推荐Alexander Schouvaloff,The Art of the Ballets Russes:The Serge Lifar Collection of Theater Designs,Costumes and Paintings at the Wadsworth Atheneum,Harttford,Connecticut（New Haven,1997）以及John Bowlt,Russian Stage Design:Scenic Innovation,1900-1930（Jackson,Miss.,1982）。关于舞蹈编排的传统：Tim Scholl,From Petipa to Balanchine:Classical Revival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Ballet（London,1993）；以及Michel Fokine充满趣味性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Russian Ballet Master，trans.Vitale Fokine（Boston,1961）。Richard Buckle的Nijinsky（London,1980）仍然是关于这名舞者生活的最佳介绍。关于廖里赫生平的英文作品只有一本：Jacqueline Decter,Nicholas Roerich:The Life and Art of a Russian Master（Rochester,Vt.,1989）。

关于斯特拉文斯基和俄罗斯芭蕾舞团，没有哪本书可匹敌Richard 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A Biography of the Work through Mavra,2 vols.（Berkeley,1996）。这本杰作让我受益良多，阅读它并非易事（我不得不靠一名音乐学家的帮助才理解其中许多意思）。如果读者因为这本书的厚度（1756页）或者其中大量关于音乐方面的专业知识而难以进入，可以选择Stephen Walsh,The Music of Stravinsky（Cambridge,1993），或者他另一本更详尽的传记作品，Igor Stravinsky:A Creative Spring.Russia and France,1882-1934（London,2000）。关于著名的《春之祭》首演，请参阅Thomas Kelly,‘The Rite of Spring’,in First Nights:Five Music Premieres（New Haven,2000）,pp.258-99。Igor Stravinsky,The Rite of Spring:Sketches（London,1969）中包含了斯特拉文斯基写给廖里赫的信件。关于《春之祭》的发展历程，还可参考Richard 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Subhuman:A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Rite of Spring，The Tradition and the New,and“The Music Itself”’，in 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Princeton,1997）,pp.368-88。关于《婚礼》，Richard Taruskin,‘Stravinsky and the Subhuman:Notes on Svadebka’，in 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Princeton,1997）,pp.389-467让我受益良多，尽管我对他认为芭蕾是一门欧洲艺术的说法保留自己的意见。

第五章　寻找俄罗斯灵魂

关于东正教的概论，我推荐：Timothy Ware,The Orthodox Church（Harmondsworth,1997）。关于俄国教会，最详尽、涵盖最广的研究是Georges Florovsky,Ways of Russian Theology,2 vols（Belmont,Mass.,1979-87），不过这本书读起来需要下些功夫。Jane Ellis,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A Contemporary History（Bloomington,1986）相对容易些。Georgii Fedotov,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2 vols.（Cambridge,Mass.,1946）将俄国宗教信仰放在文化与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讲述了许多有趣的内容。想要准确了解宗教在俄国文化中的地位，我推荐Dmitry Likhachev,‘Religion:Russian Orthodoxy’,in Nicholas Rzhevsky（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Russian Culture（Cambridge,1998）。Gregory Freeze在研究俄国教会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工作。关于教会与沙皇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请参考他的‘Handmaiden of the State?The Church in Imperial Russia Reconsidered’,in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vol.36（1985）。关于隐士的传统，我从V.N.Lossky,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the Eastern Church（London,1957）中学到了很多。关于教会在莫斯科社会中的角色，可以参考Paul Bushkovitch,Religion and Society in Russia: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New York,1992）。欲进一步了解关于奥普京修道院及其文化影响，请参考Leonard Stanton,The Optina Pustyn Monastery in the Russian Literary Imagination:Iconic Vision in Works by Dostoevsky,Gogol,Tolstoy and Others（New York,1995）。

关于圣像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读者们可以从Leonid Ouspensky充满新意的‘The Meaning and Language of Icons’一文读起，收录在L.Ouspensky and V.Lossky,The Meaning of Icons（New York,1989）,pp.23-50。Boris Uspensky,The Semiotics of the Russian Icon（Lisse,1976）是一本重要的著作。想要了解圣像对俄国艺术传统的影响，请参考Robin Milner-Gulland,‘Iconic Russia’,in The Russians（Oxford,1997）,pp.171-226。同样的主题也可以参阅John Bowl,‘Orthodoxy and the Avant-garde:Sacred Images in the Work of Goncharova,Malevich and Their Contemporaries’，in William Brumfield and Milos Velimirovic（eds.）,Christianity and the Arts in Russia（Cambridge,1991）。

Robert Crumney是关于旧礼仪派研究顶尖的西方学者。他关于Vyg community的研究著作The Old Believer and the World of the Antichrist:The Vyg Community and the Russian State,1694-1855（Madison,1970）是一本精彩的著作。他的文章也让我获益良多：‘Old Belief as Popular Religion:New Approaches’，in Slavic Review,vol.52,no.4（1993）,pp.700-712。此外还有Michael Cherniavsky,‘The Old Believers and the New Religion’,in Slavic Review,vol.25,no.1（1966）,pp.1-39；以及Roy R.Robinson,‘Liturgy and Community among Old Believers,1905-1917’,in Slavic Review,vol.52,no.4（1993）,pp.713-724。关于这一主题的更多内容，请参阅：A.I.Klibanov,History of Religious Sectarianism in Russia,1860s-1917，trans.Ethel Dunn（Oxford,1982）；Laura Engelstein,Castration and the Heavenly Kingdom（Ithaca,1999）。

俄国广大农村的宗教信仰是个令人着迷的课题，这方面还缺一本权威著作。一些有趣的文章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Eve Levin,‘Dvoeverie and Popular Religion’,in S.K.Batalden（ed.）,Seeking God:The Recovery of Religious Identity in Orthodox Russia,Ukraine and Georgia（DeKalb,Ill.,1993）,pp.31-52；Chris Chulos,‘Myth of the Pious or Pagan Peasant in Post-emancipation Central Russia（Voronezh Province）’,Russian History,vol.22,no.2（1995）,pp.181-216；Simon Dixon,‘How Holy was Holy Russia?Rediscovering Russian Religion’,in G.Hosking and R.Service（eds.）,Reinterpreting Russia（London,1999）,pp.21-39；V.Shevzov,‘Chapels and the Ecclesial World of Prerevolutionary Russian Peasants’,Slavic Review,vol.52,no.3（1996）,pp.593-607；Linda Ivantis,Russian Fold Belief（New York,1989）是一本关于俄国民间宗教与仪式的实用总结。关于教会努力使农民皈依基督的历史，请参阅Gregory Freeze,‘The Rechristianization of Russia:The Church and the Popular Religion,1750-1850’,in Studia Slavica Finlandensia,no.7（1990）,pp.101-36；V.G.Vlasov,‘The Christianization of Russian Peasants’,in M.Balzer（ed.）,Russian Traditional Culture:Religion,Gender and Customary Law（London,1992）。关于农民对死亡的态度，我从Christine Worobec那里学到很多：‘Death Ritual among Russian and Ukrainian Peasants:Linkage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in S.Frank and M.Steinberg（eds.）,Culture in Flux:Lower-class Values,Practices and Resistanc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Princeton,1994）,pp.11-33。

关于斯拉夫派的神学理论，我推荐Peter K.Christoff,An Introduc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Slavophiles:A.S.Xomjakov（The Hague,1961），An Introduc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Slavophiles:F.Samarin（Westview,1991）和An Introduc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Slavophiles:I.V.Kirevskii（The Hague,1972）。关于“自由统一体”（sobornost）这一对俄罗斯灵魂极为重要的概念，我推荐Georges Florovsky,‘Sobornost:The Catholicity of the Church’,in E.Mascall（ed.）,The Church of God（London,1934）,pp.53-74；N.Riasanovsky,‘Khomiakov on sobornost’,in E.J.Simmons（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Cambridge,Mass.,1955）,pp.183-196；P.Tulaev,‘Sobor and Sobornost: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Spiritual Unity of the Russian People’,in Russian Studies in Philosophy,vol.31,no.4（1993）,pp.25-53。

关于果戈理作为作家身上的宗教色彩，Vsevolod Setchkarev,Gogol.His Life and Works（New York,1965）以及Robert Maguire,Exploring Gogol（Stanford,1994）都有很多相关论述。他作品中的宗教内容在以下书目中有探讨：Dmitry Merezhkovsky,‘Gogol ad the Devil’,in Robert Maguire（ed.）,Gogol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1974）；A.Ebbinghaus,‘Confusions and Allusions to the Devil in Gogol’s Revizor’,in Russian Literature,vol.34,no.3（1993）,pp.291-310；J.Schillinger,‘Gogol’s“The Overcoat”as a Travesty of Hagiography’,i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no.16（1972）,pp.36-41；L.Knapp,‘Gogol and the Ascent of Jacob’s Ladder:Realization of Biblical Metaphor’,in Christianity and the Eastern Slavs,Californian Slavic Studies vol.3,no.18（1995）。关于果戈理在创作《死魂灵》时的矛盾斗争，The Letters of Gogol，ed.and trans.C.Proffer（Ann Arbor,1967）有深刻的见解。这一话题我还推荐James Woodward,Gogol’s‘Dead Souls’（Princeton,1978）；Susanne Fusso,Designing Dead Souls:An Anatomy of Disorder in Gogol（Stanford,1993）；以及J.M.Holquist,‘The Burden of Prophecy:Gogol’s Conception of Russia’,in 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vol.3,no.1（1973）,p.39。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Joseph Frank的著作影响巨大：Dostoevsky:The Seeds of Revolt,1821-1849（Princeton,1979）；Dostoevsky:The years of Ordeal,1850-1859（Princeton,1983）；Dostoevsky:The Stir of Liberation,1860-1865（Princeton,1988）；Dostoevsky:The Miraculous Years,1865-1871（Princeton,1995）。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我的观点受到Aileen Kelly文章的巨大启发：‘Dostoevsky and the Divided Conscience’,in Towards Another Shore: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New Haven,1998）,pp.55-79。在这一主题上，我从以下作品中获益匪浅：V.Zenkovsky,‘Dostoevsky’s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Views’,in Rene Wellek（ed.）,Dostoevsky: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ngelwood Cliffs,1962）；Gein Kjetsaa,Dostoevsky and His New Testament（Oslo,1984）；Robert L.Jackson,The Art of Dostoevsky（Princeton,1981）；Sergei Hackel,‘The Religious Dimension:Vision or Evasion?Zosima’s Discourse in The Brother Karamazov’,in M.V.Jones and G.M.Terry（eds.）,New Essays on Dostoevsky（Cambridge,1983）,pp.139-68；Sven Linnér,Starets Zosima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A Study in the Mimesis of Virtue（Stockholm,1975）；Frank Seely,‘Ivan Karamazov’,in Old and New Essays on Tolstoy and Dostoevsky（Nottingham,1999）,pp.127-44；以及Ellis Sandoz,Political Apocalypse:A Study of Dostoevsky’s Grand Inquisitor（Baton Rogue,Lou.,1971）。关于《罪与罚》，我推荐：Victor Terras,‘The Art of Crime and Punishment’，in Reading Dostoevsky（Madison,Wis.,1998）,pp.51-72；Robert L.Jackson（ed.）,Twentieth-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Engelwood Cliffs,1974）；Joseph Brodsky,‘The Power of the Elements’,in Less Than One（London,1986）,pp.157-63。关于《白痴》以及圣愚，请参阅S.Lesser,‘Saint&Sinner:Dostoevsky’s Idiot’,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4（1958）；Frank Seeley,‘The Enigma of Prince Myshkin’,in Old and New Essays on Tolstoy and Dostoevsky（Nottingham,1999）,pp.111-18。关于《作家日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的民族主义立场，请参阅Gary Morson,The Boundaries of Genre:Dostoevsky’s Diary of a Writer and the Traditions of Literary Utopia（Austin,1981）；Hans Kohn,‘Dostoevsky and Danielevsky:Nationalist Messianism’,in E.J.Simmons（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Cambridge,1955）,pp.500-15。

关于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对宗教的态度，请分别参阅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推荐阅读。

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后裔

关于康定斯基，我要感谢Peg Weiss杰出的著作：Kandinsky and Old Russia.The Artsit as Ethnographer and Shaman（New Haven,1995）。Ulrik Beck-Malorney,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The Journey to Abstraction（London,1999）也予我不少裨益；以及Rose-Carol Washton Long,Kandinsky:The Development of an Abstract Style（Oxford,1980）。更多关于康定斯基与俄国的关系，请参阅John Bowlt and Rose-Carol Washton Long（eds.）,The Life of Vasilii Kandinsky in Russian Art:A Study of‘On the Spiritual in Art’（Newtonville,Mass.,1980）。康定斯基的部分论著有英译本：Kenneth Lindsay and Peter Vergo（eds.）,Kandinsky:Complete Writings on Art,2 vols.（London,1982）（其中科米地区之旅的部分在vol.1,pp.886-98）。

关于欧亚地区萨满教的内容，我推荐Ronald Hutton,Shamans:Siberian Spirituality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London,2001）。Hutton在书中探讨了18和19世纪萨满教的研究以及其他话题。更多请参考Gloria Flaherty,Shamanism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Princeton,1992）。

关于俄国与西伯利亚异教部落之间的冲突，请参阅Yuri Slezkine卓越的研究著作Arctic Mirrors:Russia and the Small Peoples of the North（Cornell,1994）。另外还有：Galya Diment and Yuri Slezkine（eds.）,Between Heaven and Hell:The Myth of Siberia in Russian Culture（New York,1993）；James Forsyth,A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Siberia:Russia’s North Asian Colony,1581-1990（Cambridge,1994）；Michael Khodarkvosky,‘Ignoble Savages and Unfaithful Subjects:Constructing Non-Christian Identities in Early Modern Russia’,in D.Brower and E.Lazzerini（eds.）,Russia’s Orient: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1700-1917（Bloomington,1997）。我还要感谢Mark Bassin,‘Expansion and Colonialism on the Eastern Frontier:Views of Russia and the Far East in Pre-Petrine Russia’，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no.14（1988,pp.3-21）；‘Inventing Siberia:Visions of the Russia East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6,no.3（1991）；‘Asia’,in Nicholas Rzhevsky（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Russian Culture（Cambridge,1998）。

欧亚主义历史学家George Vernadsky在The Mongols and Russia（New Haven,1953）中强调了蒙古对俄国的影响。同时推荐他的文章‘The Eurasian Nomads and Their Impact on Medieval Europe’,in Studii Medievali,series 3,vol.4（1963）。更多清晰的观点请参考Charles Halperin,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Bloomington,1985）。关于圣愚与吟游艺人，请参阅Eva Thompson,Understanding Russia:The Holy Fool in Russian Culture（Lanham,Mad.,1987）,Russell Zguta,Russian Minstrels:A History of the Skomorokhi（Pennsylvania,1978）。关于卡尔梅克人请参阅Michael Khodarkovsky,Where Two Worlds Met: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1771（Ithaca,1992）。俄国与中亚之间碰撞的其他方面请参考Emmanuel Sarkisyanz,‘Russian Conquest in Central Asia:Transformation and Acculturation’,in Wayne Vucinich（ed.）,Russia and Asia（Stanford,1972）；Seymour Becker,‘The Muslim Eas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Popular Historiography’,i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5（1986）,pp.25-47；Peter Weisensel,‘Russian Self-identification and Traveler’s Descrip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10（1991）。

关于俄国人对于东方的看法，我要感谢Daniel Brower and Edward Lazzerini（eds.）,Russia’s Orient:Imperial Borderland and Peoples,1700-1917（Bloomington,1997）；Milan Hauner,What is Asia to Us?（London,1990）；以及Nicholas Riasanovsky,‘Asia Through Russian Eyes’，in Wayne Vucinich（ed.）,Russia and Asia（Stanford,1972）。关于俄国文学中对于东方的想象，我强烈推荐Susan Layton,Russian Literature and Empire:The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from Pushkin to Tolstoy（Cambridge,1994）。另外也可以参阅Robert Stacy,India in Russian Literature（Delhi,1985）。哥萨克的问题在Judith Kornblatt,The Cossack Hero in Russian Literature:A Study in Cultural Mythology（Madison,Wisc.,1992）有所探讨。

斯塔索夫关于俄罗斯装饰的论著选摘有英译本：Vladimir Stasov,Russian Peasant Design Motifs for Needleworkers and Craftsmen（New York,1876）。关于民间传说的部分请参阅William Clouston,Popular Tales and Fictions:Their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s,2 vols.（London,1987）。更多关于民间史诗的内容，请参阅Alex Alexander,Bylina and Fairy Tale:The Origins of Russian Heroic Poetry（The Hague,1973）；以及Felix Oinas and Stephen Soudakoff（eds.）,The Study of Russian Folklore（The Hague,1975）。

目前没有关于列维坦的英文读物。但关于韦列夏金可以参考Vhan Barooshian,V.V.Vereshchagin:Artist at War（Gainesville,Flo.,1993）。

关于勃洛克和象征主义，我要感谢Avril Pyman的杰作The Life of Aleksandr Blok,2 vols.（Oxford,1979-80）以及A History of Russian Symbolism（Cambridge,1994）。我还要感谢Stefani Hoffman,Scythianism:A Cultural Vision in Revolutionary Russia,Ph.D.diss（Columbia University,N.Y.,1975）。欲了解更多关于别雷的内容，我推荐Samuel Cioran,The Apocalyptic Symbolism of Andrei Bely（The Hague,1973）；John Elsworth,Andrey Bely:A Critical Study of His Novels（Cambridge,1983）；Vladimir Alexandrov,Andrei Bely:The Major Symbolist Fiction（Cambridge,Mass.,1985）；以及John Malmstad and Gerald Smith（eds.）,Andrey Bely:Spirit of Symbolism（Cornell,1987）。关于彼得堡，请参阅Magnus Ljunggren,The Dream of Rebirth:A Study of Andrej Belyj’s Novel Petersburg,Acta Universitatis Stockholmiensis’,Stockholm Studies in Russian Literature,no.15（Stockholm,1982）；以及Robert Mann,Andrei Bely’s Petersburg and the Cult of Dionysus（Lawrence,Kan.,1986）。我还推荐别雷《彼得堡》的译注（Harmondsworth,1983,trans.Robert A.Maguire and John E.Malmstad）。关于索洛维约夫，我推荐Eugenia Gourvitch,Soloviev:The Manand the Prophet,trans.J.Deverill（Sussex,1992）。

Nicholas Riasanovsky,‘The Emergence of Eurasianism’,in Californian Slavic Studies,no.4（1967）,pp.39-72对欧亚运动有所探究。另外还有Charles Halperin,‘Russia and the Steppe:George Vernadsky and Eurasianism’,Forschungcn zur osteuropaischen Geschichte,no.36（1985）pp.55-194。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的作品选有英译本：The Legacy of Genghiz Khan and Other Essays on Russia’s Identity,trans.Anatoly Liberman（Ann Arbor,1991）。

第七章　透过苏维埃看俄罗斯

阿赫玛托娃是几本质量很高的传记的主角：Roberta Reeder,Anna Akhmatova:Poet and Prophet（London,1995）；Amanda Haight,Anna Akhmatova:A Poetic Pilgrimage（Oxford,1979）；以及Jessie Davies,Anna of All The Russias:The Life of Anna Akhmatova（1889-1966）（Liverpool,1988）。关于她的优秀作品大部分都是回忆录：Lydia Chukovskaya,The Akhmatova Journals（New York,1994）；Anatoly Nayman,Remembering Anna Akhmatova,trans.Wendy Rosslyn（London,1991）。Nadezhda Mandelstam,Hope Abandoned，trans.M.Hayward（London,1989）中对她的刻画也占了很大比重。György Dalos,The Guest form the Future:Anna Akhmatova and Isaiah Berlin（London,1999）一书探讨了她与Isaiah Berlin之间的友谊。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请参阅David Wells,Anna Akhmatova:Her Poetry（Oxford,1996）；Susan Amert,In a Shattered Mirror:The Later Poetry of Anna Akhmatova（Amersham,1984）；以及Sharon Leiter,Akhmatova’s Petersburg（Cambridge,1983）。The Complete Poems of Anna Akhmatova,trans.J.Hemschemeyer,ed.R.Reeder（Edinburgh,1992）中有许多珍贵的笔记与资料。

关于苏维埃乌托邦前卫艺术，相关的作品有很多。在概论方面，我推荐Richard Stites那本生动的Revolutionary Dream: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Oxford,1989）。另外可参阅Victor Arwas,The Great Russian Utopia（London,1993）。John Bowlt and Olga Matich（eds.）,Laboratory of Dreams:The Russian Avant-garde and Cultural Experiment（Stanford,1996）中有许多有用的文章；同样我还推荐Abbott Gleason,Peter Kenez and Richard Stites（eds.）,Bolshevik Culture:Experiment and Order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Bloomington,1985）。

关于苏联公共宿舍工程我推荐一本非常出色的书籍：Victor Buchli,An Archaeology of Socialism（Oxford,1999）。另外请参阅两篇文章：Milka Bliznakov,‘Soviet Housing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Years,1918 to 1933’,Vladimir Paperny,‘Men,Women,and Living Space’,in William Brumfield and Blair A.Ruble（eds.）,Russian Housing in the Modern Age:Design and Social History（Cambridge,1993）,pp.85-148和pp.149-70。苏维埃早期建筑史，读者可进一步参考：William Brumfield（ed.）,Reshaping Russian Architecture:Western Technology,Utopian Dreams（Cambridge,1990）；Catherine Cooke,Russian Avant-garde:Theories of Art,Architecture and the City（London,1995），‘Beauty as a Route to“the Radiant Future”:Responses of Soviet Architecture’,in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vol.10,no.2（1997）,pp.137-60；Frederick Starr,‘Visionary Town Planni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Sheila Fitzpatrick（ed.）,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1928-1931（Bloomington and London,1978）,pp.207-40；Sima Ingberman,ABC:International Constructivist Architecture,1922-1939（Cambridge,Mass.,1994）；以及Hugh Hudson,Blueprints and Blood:The Stalinization of Soviet Architecture,1919-1937（Princeton,1994）。

关于苏维埃塑造的新人，请参阅Lynne Attwood and Catriona Kelly,‘Programmes for Identity:The“New Man”and the“New Woman”’，in Catriona Kelly and David Shepherd（eds.）,Constructing Russi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Oxford,1998）,pp.256-90。托洛茨基的相关作品可见于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and Other Writings on Culture and Science（New York,1973）。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对心理分析很感兴趣。关于这个话题可以参考Martin Miller,Freud and the Bolsheviks:Psychoanalysis in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New Haven,1998），以及David Joravasky,Russian Psychology:A Critical History（Oxford,1989）。Svetlana Boym,Common Places:Mythologies of Everyday Life in Russia（Cambridge,Mass.,1994）是一本言之有物的精彩作品，讲述了俄罗斯人和苏维埃想要超越日常文化的迫切。

前卫艺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革命期间所扮演的角色是个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强调前卫艺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作用：Boris Groys,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Avant-garde,Aesthetic Dictatorship and Beyond,trans.Charles Rougle（Princeton,1992）；Igor Golomshtock,Totalitarian Art,trans.Robert Chandler（London,1990）。另外一些人则把前卫艺术描绘成自由主义的同盟和新经济政策的伙伴：David Elliot,New Worlds:Russian Art and Society,1900-1937（London,1986）；John Bowlt,The Russian Avant-garde:Theory and Criticism,1902-34（New York,1976）。

关于构成主义者，读者应该先Christine Lodder那本精彩的著作入手：Russian Constructivism（New Haven,1983）。另外还有George Rickey,Constructivism:Origins and Evolution（New York,1995）；Richard Andrews et al.（eds.）,Art into Life:Russian Constructivism,1914-1932（New York,1990）；Alexander Lavrent’ev and John Bowlt,Varvara Stepanova:A Constructivist Life（London,1988）；John Milner,Vladimir Tatlin and the Russian Avant-garde（New Haven,1983）；Peter Noever（ed.）,Aleksandr M.Rodchenko,Vavara F.Stepanova:The Future is Our Only Goal（New York,1991）.Christine Kaier,The Russian Constructivist‘Object’and the Revolutionizing of Everyday Life,1921-1929,Ph.D.diss（Univ.of California,1995）也有助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最好的指导来自Lynn Mally,Culture of the Future:The Proletkult Movement in Revolutionary Russia（Berkeley,1990）。

关于苏联电影，我推荐Peter Kenez,Cinema and Soviet Society,1917-1953（Cambridge,1992）；Dmitry and Vladimir Shlapentokh,Soviet Cinematography,1918-1991:Ideological Conflict and Social Reality（New York,1993）；Richard Taylor and Ian Christie（eds.）,Inside the Film Factory:Russian and Soviet Cinema in Documents,1896-1939，trans.R.Taylor（Cambridge,Mass.,1988）；Richard Taylor,The Politics of the Soviet Cinema 1917-1929（Cambridge,1979）；Denise Youngblood,Movies for the Masses:Popular Cinema and Soviet Society in the 1920s（Cambridge,1992），以及同一作者的Soviet Cinema in the Silent Era,1917-35（Ann Arbor,1985）；Richard Taylor and Derek Spring（eds.）,Stalinism and Soviet Cinema（London,1993）。关于“电影眼睛派”，请进一步参阅Kino-Eye:The Writings of Dziga Vertov，ed.Annette Michelson,trans.Kenneth O’brien（Berkeley,1984）。同样还有Kuleshov and Pudovkin,Lev Kuleshov on Film:Writings of Lev Kuleshov,trans.and ed.Ronaldo Levaco（Berkeley,1974）；Vsevolod Pudovkin,Film Technique and Film Acting，trans.I.Montagu（New York,1970）。关于爱森斯坦，有本非常好的作品：Ronaldo Bergan,Eisenstein:A Life in Conflict（London,1997）,以及对其历史片的出色论著：Jason Goodwin,Eisenstein,Cinema and History（Urbana,1993）。另外我还推荐David Bordwell,The Cinema of Eisenstein（Cambridge,Mass.,1993）；Ian Christie and Richard Taylor（eds.）,Eisenstein Rediscovered（London,1993）；Jay Leyda and Zina Voynow,Eisenstein at Work（New York,1982），这本有些年头了，但趣味仍不减当年。

关于梅耶荷德，最好的英文著作是Edward Braun,The Theatre of Meyerhold: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London,1986）；另外还有他编辑的Meyerhold on Theatre（London,1969）；Robert Leach,Vsevolod Meyerhold（Cambridge,1989）也很有用。关于他和生物力学这一更专门的话题，请务必参阅Alma Law and Mel Gordon,Meyerhold,Eisenstein and Biomechanics:Actor Training in Revolutionary Russia（Jefferson,N.C.,1996）。更多关于苏联前卫戏剧的内容，我推荐著名的苏联学者Konstantin Rudnitsky,Russian and Soviet Theatre:Tradition and Avant-garde,trans.R.Permar（London,1988）。此外还有：Lars Kleberg,Theatre as Action:Soviet Russian Avant-garde Aesthetics，trans.Charles Rougle（London,1993）；Nancy Van Norman Baer,Theatre in Revolution:Russian Avant-garde Stage Design 1913-1935（London,1991）。关于街头艺术和露天剧场，我推荐Vladimir Tolstoi（ed.）,Street Art of the Revolution: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 in Russia 1918-33（London,1990），以及James von Geldern,Bolshevik Festivals,1917-1920（Berkeley,1993）。

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的著作正不断涌现。最新且最为准确的传记是Laurel Fay,Shostakovich:A Life（Oxford,2000）。另外值得一读的是Ian MacDonald,The New Shostakovich（London,1990）,尽管读者可能会质疑这本书将肖斯塔科维奇塑造成了一名异见分子。David Fanning（ed.）,Shostakovich Studies（Cambridge,1995）中有一些重要的文章。另外还有Allan Ho and Dmitry Feofanov（eds.）,Shostakovich Reconsidered（London,1998）；以及Rosamund Bartlett（ed.）,Shostakovich in Context（Oxford,2000），尤其是其中Richard Taruskin那篇对肖氏生平及艺术细致解读的文章‘Shostakovich and Us’。另外我还推荐一本学术专著：Esti Sheinberg,Irony,Satire,Parody and the Grotesque in Music of Shostakovich（Ashgate,2000）。Elizabeth Wilson,Shostakovich：A Life Remembered（London,1994）中包含了对这位作曲家的珍贵回忆。关于这个题材，Dmitri Sollertinsky and Liudmilla Sollertinsky,Pages from the Life of Dmitri Shostakovich，trans.G.Hobbs and C.Midgley（New York,1980），以及Story of a Friendship:The Letters of Dmitry Shostakovich to Isaak Glickman,1941-1975（Cornell,1997），我都从中受益良多。Solomon Volkov,Testimony:The Memoirs of Dmitry Shostakovich（New York,1979）是一本充满争议的作品，或许不一定代表肖斯塔科维奇自己真正的观点。关于肖斯塔科维奇与电影，我主要受到以下作品的启发：Tatiana Egorova,Soviet Film Music:An Historical Survey（Amsterdam,1997）。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著作都有些久远，而且关于他死亡的最新研究也还没有英文版本。这些作品中我推荐：Victor Terras,Vladimir Mayakovsky（Boston,1983）；Edward Brown,Mayakovsky:A Poet in the Revolution（Princeton,1973）；Wilktor Woroszylski and Bolesaw Taborski,The Life Of Mayakovsky（London,1972）。关于马雅可夫斯基与布里克夫妇的纠葛，更多请参阅Vahan Barooshian,Brik and Mayakovsky（New York,1978）以及Ann Charters and Samuel Charters,I Love:The Story of Vladimir Mayakovsky and Lili Brik（London,1979）。

关于苏维埃讽刺文学，英语著作中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满意的。关于左琴科我想推荐：Gregory Carleton,The Politics of Reception:Critical Constructions of Mikhail Zoshchenko（Evanston,Ill.,1998）；Linda Scatton,Mikhail Zoshchenko:Evolution of a Writer（Cambridge,1993）；以及A.B.Murphy,Mikhail Zoshchenko:A Literary Profile（Oxford,1981）。关于布尔加科夫，请参阅Leslie Milne,Mikhail Bulgakov:A Critical Biography（Cambridge,1990）；Edythe Haber,Mikhail Bulgakov:The Early Years（Cambridge,1987）；以及Julie Curtiss,Bulgakov’s Last Decade:The Writer as a Hero（Cambridge,1987）。关于普拉东诺夫，请参阅Thomas Seifrid,Andrei Platonov:Uncertainties of Spirit（Cambridge,1992）；以及Joseph Brodsky,‘Catastrophes in the Air’，收录在Less Than One（Harmondsworth,1986）。关于扎米亚京以及他对奥威尔《1984》的影响，我建议读者进一步阅读Gary Kern（ed.）,Zamyatin’s We: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Ann Arbor,1988）；以及Robert Russel,Zamiatin’s We（Bristol,2000）。

将五年计划看作“文化革命”的理论首见于Sheila Fitzpatrick（ed.）,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1928-1931（Bloomington,1978）。她的另外一部作品The Cultural Front:Power and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Cornell,1992）也值得一读。那一时期的文学政策，请参阅那本年代久远却并不过时的著作：Harriet Borland,Soviet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1928-1932（New York,1950）。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更多内容，请阅读Victor Erlich,Modernism and Revolution:Russian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Cambridge,Mass.,1994）。Katerina Clark,The Soviet Novel:History as Ritual（Chicago,1981）是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优秀研究。这一题材其他的杰作还有：Abram Tertz,On Socialist Realism（New York,1960）；Nina Kolesnikoff and Walter Smyrniw（eds.）,Socialist Realism Revisited（Hamilton,1994）；Thomas Lahusen,How Life Writes the Book:Real Socialism and Socialist Realism in Stalin’s Russia（Cornell,1997）；以及Piotr Fast,Ideology,Aesthetics,Literary History:Socialist Realism and Its Others（New York,1999）。关于苏维埃的阅读习惯与大众文化，我要感谢Jeffery Brooks,Thank You,Comrade Stalin!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Princeton,2000）；以及Stephen Lovell,The Russian Reading Revolution:Print Culture in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Eras（London,2000）。关于俄国文学的苏维埃化，有一本很不错的作品：Maurice Friedberg,Russian Classics in Soviet Jackets（New York,1962）。欲了解更多普希金崇拜的内容，请参阅Marcus Levitt,Russian Literary Politics and the Pushkin Celebration of 1880（Cornell,1989）。我还推荐一本有着深刻洞见的作品，Vera Dunham,In Stalin’s Time:Middle-class Values in Soviet Fiction（Cambridge,1976）。

关于大恐怖时期的生活，最好的作品要数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Hope Against Hope,trans.M.Hayward（London,1989）。关于曼德尔施塔姆，进一步请参阅：Clarence Brown,Mandelstam（Cambridge,1973）。Vitaly Shentalinsky,The KGB’s Literary Archive,trans.John Crowfoot（London,1995）中包含了许多克格勃档案的有用资料。关于这一题材，研究大恐怖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Robert Conquest有一本杰作：Tyrants and Typewriter:Communiqués in the Struggle for Truth（Lexington,Mass.,1989）。

关于战争年代有一本实用的论文集，Richard Stites（ed.）,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in Wartime Russia（Bloomington,1995）。关于普罗科菲耶夫，最佳的入门读物是Daniel Jaffe,Sergey Prokofiev（London,1998）；或者Harlow Robinson,Sergei Prokofiev（London,1987）。我还从以下这些书中获益良多：Izrael Nestyev,Prokofiev（Stanford,1960）；David Gutman,Prokofiev（London,1990）；以及Neil Minturn,The Music of Sergei Prokofiev（New Haven,1997）。

关于战后俄国文化的输出以及苏联政权，我推荐Iurii Elagin的回忆录：Taming of the Arts（Tenafly,N.J.,1988）。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的俄罗斯化，我推荐M.Slobin（ed.）,Returning Culture:Musical Chang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Durham,N.C.,1996）；Maria Frolova-Walker,‘National in Form,Socialist in Content:Musical Nation-building in the Soviet Republics’，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vol.51,no.2（1998）,pp.331-50；T.C.Levin,‘Music in Modern Uzbekistan:The Convergence of Marxist Aesthetics and Central Asian Tradition’,in Asian Music,vol.12,no.1（1979）,pp.149-58。

关于格罗斯曼，以下作品值得一读：John Garrard and Carol Garrard,The Bones of Berdichev:The Life and Fate of Vasily Grossman（New York,1996）；以及Frank Ellis,Vasiliy Grossman:The Genesis and Evolution of a Russian Heretic（Oxford,1994）。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推荐大家从Christopher Barnes,Boris Pasternak:A Literary Biography,2 vols.（Cambridge,1989-98）读起，不过Lazar Fleishman,Boris Pasternak:The Poet and His Politics（Cambridge,Mass.,1990）和Larissa Rudova,Understanding Boris Pasternak（Columbia,S.C.,1997）中信息量也很大。Peter Levi,Boris Pasternak（London 1991）在诗歌方面的论述非常出色。另外还有两本回忆录值得一读：一本作者是他的儿子，Evgeny Pasternak,Boris Pasternak:The Tragic Years 1930-60，trans.Michael Duncan（London,1991）；另外一本作者是他长期的情人（也是他《日瓦戈医生》中Lara的原型）：Olga Ivinskaya,A Capture of Time:My Years with Pasternak:The Memoirs of Olga Ivinskaya，trans.Max Hayward（London,1979）。

关于科幻小说，Rosalind Marsh,Soviet Science Fiction since Stalin:Science,Politics and Literature（London,1986）是本很好的作品。另外还有David Suvin,‘The Utopian Tradition of Russian Science Fiction’,in Modern Language Review,no.66（1971）,pp.138-51。关于后斯大林时代的电影，我要感谢Josephine Woll,Reel Images:Soviet Cinemas and the Thaw（London,2000）。欲了解更多关于塔可夫斯基的内容，我推荐Maya Turovskaya,Tarkovsky:Cinema as Poetry（London,1989）；Vida Johnson and Graham Petrie,The Films of Andrei Tarkovsky:A Visual Fugue（Bloomington,1992）；Mark Le Fanu,The Cinema of Andrei Tarkovsky（London,1987）；以及塔可夫斯基本人对于电影艺术的理解：Sculpting in Time:Reflections on the Cinema，trans.K.Hunter-Blair（Austin,1986）。

第八章　俄罗斯在海外

关于俄罗斯流亡群体，最权威的著作要数Mark Raeff,Russia Abroad: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Russian Emigration,1919-1939（New York,1990）。提及在巴黎的俄罗斯人，Robert Johnston,New Mecca,New Babylon:Paris and the Russian Exiles,1920-1945（Montreal,1988）是本不错的作品。关于在柏林的俄罗斯人，请参阅Robert Williams,Culture in Exile:Russian Emigrés in Germany,1881-1941（Ithaca,1972）。此外还有一本必读的精彩著作，即Nina Berberova的回忆录The Italics Are Mine，trans.Philippe Radley（London,1991）；Ivan Bunin:From the Other Shore,1920-1933:A Portrait from Letters,Diaries and Fiction，ed.T.Marullo（Chicago,1995）相比要逊色一些，但仍值得一读。Michael Glenny and Norman Stone（eds.）,The Other Russia:The Experience of Exile（London,1990）是一本非常有用的回忆录集子。

关于茨维塔耶娃，可以先从Maria Razumovsky,Maria Tsvetaeva:A Critical Biography，trans.A.Gibson（Newcastle,1992）读起；或者Lily Feiler,Maria Tsvetaeva:The Double Beat of Heaven and Hell（Durham,N.C.,1994）。另外三本也值得一读：Viktoria Schweitzer,Tsvetaeva，trans.Robert Chandler and H.T.Willetts（London,1992）；Elaine Feistein,Maria Tsvetaeva（London,1989）；以及Simon Karlinsky,Marina Tsvetaeva:The Woman,Her World and Her Poetry（Cambridge,1985）。Joseph Brodsky对于她的诗歌有着独到的见解，参见‘Footnote to a Poem’,in Less Than One:Selected Essays（London,1986）,pp.195-261。对于她诗歌更多细致的研究，请参阅Michael Makin,Marina Tsvetaeva:Poetics of Appropriation（Oxford,1993）。

关于拉赫玛尼诺夫，我推荐：Geoffrey Norris,Rachmaninoff（Oxford,2000）；Barrie Martyn,Rachmaninov:Composer,Pianist,Conductor（London,1990）；Julian Haylock,Sergei Rakhmaninov:An Essential Guide to His Life and Works（London,1996）；Sergei Bertensson and Jay Leyda,Sergei Rachmaninoff（London,1965）；以及苏联的经典叙述：Nikolai Bazhanov,Rachmaninov,trans.A.Bromfield（Moscow,1983）。

关于纳博科夫有本很不错的传记：Brian Boyd,Nabokov:The Russian Years（London,1990）；以及Nobokov:The American Years（London,1992）。另外我还推荐Neil Cornwell,Vladimir Nabokov（Plymouth,1999）。Vladimir Alexandrov,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New York,1995）是一本珍贵且涵盖面极广的论文集。The Nabokov-Wilson Letters:1940-71,ed.Simon Karlinsky（New York,1980）也非常值得一看。我还要感谢可读性极高的Stacy Schiff,Vera（Mrs Vladimir Nabokov）（New York,1999）。但任何作品都不能取代纳博科夫本人的回忆录Speak,Memory: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Harmondsworth,1969）。

译名对照表

A

A.K.切尔科娃，A.K.Chertkova

A.拉维尼翁，A.Lavignon

A.P.达维多夫，A.P.Davydov

A.S.苏沃林，A.S.Suvorin

A.S.谢尔巴科夫，Aleksandr Sergueyevich Shcherbakov

阿卜杜拉·玛尔蒂巴耶夫，Abdilas Maldybaev

阿布拉姆采沃，Abramtsevo

《阿尔罕布拉的传说》，The Legends of the Alhambra

阿波隆·迈科夫，Apollon Maikov

阿波罗·格里高列耶夫，Apollon Grigoriev

《阿波罗：缪斯之主》，Apollon Musagete

阿波利纳里·格拉夫斯基，Apollinary Goravsky

阿法纳谢夫，Alexander Nikolayevich Afanasyev

阿尔弗雷德·布鲁诺，Alfred Bruneau

阿尔弗雷德·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

阿尔加罗蒂伯爵，Count Francesco Algarotti

阿尔卡季·巴希洛夫，Arkady Bashilov

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

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Arseny Tarkovsky

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

阿克萨科夫家族，the Aksakovs

阿拉克切耶夫将军，General Aleksei Arakcheev

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 Khachaturian

阿列克谢·加斯杰夫，Aleksei Gastev

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Aleksei Khomiakov

阿列克谢·韦涅齐阿诺夫，Alexei Venetsianov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

《阿密德之亭》，Le Pavillon d'armide

阿穆尔，Amur

阿姆夫罗西长老，elder Amvrosy

《阿纽塔》，Anyuta

阿纳托利·利亚多夫Anatoly Lyadov

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

阿纳托利·韦列夏金，Anatoly Vereshchagin

阿斯塔波沃，Astapovo

阿斯特拉罕，Astrakhan

《爱的力量》，La Forza dell’amore

艾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Étienne-Maurice Falconet

爱迪生·杰尼索夫，Edison Denisov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爱弥尔·雅克·达尔克罗兹，Emile Jacques Dalcroze

艾萨克·列维坦，Isaak Levitan

安东尼奥·萨契尼，Antonio Sacchini

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

安德烈·格雷特里，Andre Gretry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

安德烈·卢布廖夫，Andrei Rublev

安德烈·马特维耶夫，Andrei Matveev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Andrei Platonov

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安德烈·西亚尼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

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

安季奥奇·康捷米尔公爵，Prince Antioch Kantemir

安娜·巴甫洛娃，Anna Pavlova

安娜·勒隆，Anna Lelong

安娜·帕夫洛夫娜，Anna Pavlovna

安娜·特斯科娃，Anna Teskova

安娜·伊祖姆多娃，Anna Izumudrova

《安涅塔与留本》，Annette et Lubin

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

奥多耶夫斯基，Alexander Ivanovich Odoevsky

奥尔加·博尔格里茨，Olga Berggolts

奥尔加·弗洛依登贝格，Olga Freidenberg

奥尔加·克尼佩尔，Olga Knipper

奥尔洛夫家族，the Orlovs

奥夫钦尼科夫，Vladimir Ovchinnikov

奥古斯都·德·蒙弗朗，Auguste de Montferrand

奥雷斯特·基普连斯基，Orest Kiprensky

奥列斯特·索莫夫，Orest Somov

奥洛维亚尼什尼科夫家族，the Olovyanishnikovs

奥普京修道院，Optina Pustyn

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

奥斯蒂亚克人，Ostiaks

奥斯坦基诺，Ostankino

奥塔·埃索里亚尼，Otar Ioseliani

奥西普·布里克，Osip Brik

B

巴别尔，Isaac Emmanuilovich Babel

巴尔松纳肖像画，parsuny

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Bartolomeo Rastrelli

巴拉基列夫，Mily Alexeyevich Balakirev

巴拉滕斯基，Yevgeny Abramovich Baratynsky

巴什基尔人，Bashkir tribes

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

巴托克，Bela Bartok

白湖，Belo Ozero

《白骑士》，Pale Horseman

《白嘴鸦回来了》，The Rooks Have Returned

鲍里斯·巴尔涅特，Boris Barnet

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unov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

鲍里斯·舍列梅捷夫，Boris Sheremetev

鲍里斯·舒米亚茨基，Boris Shumyatsky

鲍里斯·亚伦森，Boris Aronson

鲍里斯和格列布（圣徒），Boris and Gleb

保罗·波烈，Paul Poiret

鲍罗丁，Alexander Porfiryevich Borodin

《波谢洪尼耶遗风》，Old Days in Poshekhonie

博特金家族，the Botkins

贝蓓洛娃，Nina Berberova

贝尔博欣娜公爵夫人，Princes Bebolsina

贝尔格，Alban Maria Johannes Berg

贝伦代伊宫，Berendei’s palace

贝内特，horace Vernet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本杰明·派特森，Benjamin Pattersen

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本世纪的掠夺者》，Predatory Things of the Century

彼尔姆的斯特凡，Stephen of Perm

《彼得大帝的黑人》，The Negro of Peter the Great

彼得·基列耶夫斯基，Pyotr Kireevsky

彼得·科舒卡洛夫，Pyotr Koshkarov

彼得·拉夫罗夫，Pyotr Lavrov

彼得·普拉维利希科夫，Pyotr Plavilshikov

彼得·恰达耶夫，Pyotr Chaadayev

彼得·司徒卢威，Pyotr struve

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

彼得堡音乐学院，Petersburg Conservatory

彼得罗夫-沃特金，Kuzma Petrov Vodkin

比利宾，Ivan Yakovlevich Bilibin

别列佐夫斯基，Maksym Berezovsky

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Bogdanov

波戈金，Mikhail Pogodin

柏辽兹，Hector Louis Berlioz

波将金公爵，Prince Grigory Aleksandrovich Potemkin

波列诺夫，Vasiliy Polenov

波列诺娃，Yelena Dmitrievna Polenova

波特金（诗人），Petr Petrovich Potemkin

布尔柳克，David Davidovich Burliuk

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布罗德尼茨基家族，the Brodnitskys

布利尼薄饼，bliny

布里亚特人，the Buriats

布留索夫，Valery Yakovlevich Bryusov

布鲁姆斯伯里派，the Bloomsbury set

布斯拉耶夫（民俗学者），Fedor Ivanovich Buslaev

白菜汤，shchi

“不设限艺术剧院”，the Accessible Arts Theatre

C

《草原的母马》，Mare of the Steppes

策扎尔·居伊，César Antonovich Cui

《城市与乡村》，Stolitsa i usad’ba

《从街道到街道》，From Street into Street

《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程》，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

《聪明误》，Woe from Wit

楚科夫斯基，Korney Ivanovich Chukovsky

楚瓦什人，the Chuvash

D

D.N.阿努钦，D.N.Anuchin

D.W.格里菲斯，David Llewelyn Wark Griffith

《大俄罗斯民乐集——民间的和声》，Peasant Songs of Great Russia as They Are in the Folk’s Harmonization

《大雷雨》，The Storm

《达尔俄语词典》，Dahl’s Russian Dictionary

达尼伊尔·格拉宁，Daniel Granin

大卫·奥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

达什科娃公爵夫人，Princess Dashkova

达维多夫家族，the Davydovs

丹尼斯·达维多夫，Denis Davydov

丹尼斯·冯维辛，Denis Ivanovich Fonvizin

《当代年鉴》，Sovremenny zapiski

德·古斯丁，Marquis de Custine

德米多夫家族，the Demidovs

德米特里·博尔特尼扬斯基，Dmitry Bortnyansky

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Dmitry Pozharsky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y Donskoi

德米特里·费洛索福夫，Dmitry Filosofov

德米特里·富尔马诺夫，Dmitry Furmanov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Dmitry Likhachev

德米特里·斯韦别耶夫，Dmitry Sverbeyev

德米特里·韦涅齐阿诺夫，Dimtry Venevitanov

德米特里·泽莱宁，Dmitry Zelenin

德文郡公爵的查茨沃斯庄园，the Devonshires at Chatsworth

地方自治委员会，zemstvos

《狄康卡近乡夜话》，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东方出埃及记》，Exodus to the East

多布任斯基，Mstislav Dobuzhinsky

《多彩多姿的生活》，A Motley Life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Prince Dolgorukov

E

《俄斐国之旅》，Journey to the Land of Ophir

《俄国歌曲四首》，Four Russian Songs

《俄罗斯民间歌曲集》，Collection of Russian Folk Songs

《俄罗斯英雄歌谣起源》（斯塔索夫），Origins of he Russian Byliny

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

《俄罗斯故事》，Russian Tales

《俄罗斯迷信故事集》，ABC of Russian Superstitions

《俄罗斯世界报》，Russian World

《俄罗斯伟大作家名录》，Pantheon of Russian Writers

F

F.F.维格尔，F.F.Vigel

法尔科内，Étienne Maurice Falconet

法尔孔奈，Etienne-Maurice Falconet

法贝热工作室，Fabergéworkshop

《法国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

凡·戴克，Van Dyck

《泛蒙主义》，Pan-Mongolism

费奥多尔·阿布拉莫夫，Fedor Abramov

费奥多罗夫村，Fedorov village

菲德尔·布吕尼，Fidel Bruni

费多·格林卡，Fedor Glinka

费多尔·布斯拉耶夫，Fedor Buslaev

费多尔·格拉特科夫，Fedor Gladkov

费多尔·索恩采夫，Fedor Solntsev

费多尔·舍赫捷利，Fedor Shekhtel

费多尔·瓦西列夫，Fedor Vasilev

费尔南德·克罗梅兰克，Fernand Crommelynck

菲拉雷特神父，Father Filaret

芬兰——乌戈尔部落，Finno-Ugric tribes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弗拉基米尔·科纳舍维奇，Vladimir Konashevich

弗拉基米尔·奥多耶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y

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Vladimir Orlov

弗拉基米尔·费耶，Vladimir Fere

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Vladimir Vlasov

弗拉基米尔·施泰格尔男爵，Baron Vladimir Steigel

弗拉基米尔·霍达谢维奇，Vladimir Khodasevich

弗拉基米尔·基里洛夫，Vladimir Kirillov

弗拉基米尔·吉利亚洛夫斯基，Vladimir Giliarovsky

弗拉基米尔·加尔申，Vladimir Garshin

弗拉基米尔·拉曼斯，Vladimir Lamansky

弗拉基米尔·拉耶夫斯基，Vladimir Raevsky

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

弗拉基米尔·涅米罗维奇——丹琴科，Vladimir Nemirovich-Danchenko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

弗拉基米尔·舍尔武德，Vladimir Shervud

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Vladimir Stasov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Vladimir Soloviev

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

弗拉基米尔·希列伊科，Vladimir Shileiko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the Grand Duke Vladimir Alexandrovich

弗朗切斯科·阿拉亚，Francesco Araia

弗朗索瓦·德尔萨特，Francois Delsarte

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

弗鲁贝尔，Mikhail Aleksandrovich Vrubel

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

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

福特纳姆和玛森百货，Fortnum and Mason

福金，Michel Fokine

G

冈察洛夫家族，the Goncharovs

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

格奥尔格·格洛特，Georg Grot

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

戈利岑公爵，Prince Golitsyn

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伯爵，Arseny Golenishchev-Kutuzov

格奥尔基·马科戈年科，Georgy Makogonenko

格奥尔基·伊凡诺夫，Georgy Ivanov

格列博沃，Glebovo

格拉祖诺夫，Alexander Glazunov

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Grigory Otrepev

格里戈里·科津采夫，Grigory Kozintsev

格里高列·索罗卡，Grigory Soroka

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

格林卡，Mikhail Glinka

格列布·乌斯宾斯基，Gleb Uspensky

根纳季·罗日杰斯特文斯基，Gennady Rozhdestvensky

格涅季奇，Nikolay Ivanovich Gnedich

《哥萨克的帽子》，Cossack Hat

根忒木尔，Gantimur

《古尔萨拉》，Gulsara

古契柯夫家族，the Guchkovs

古斯塔夫·克鲁特西斯，Gustav Klutsis

《关于〈战争与和平〉》，“A Few Words on War and Peace”

H

H.G.威尔斯，H.G.Wells

《哈利梵萨》，Harivansa

《海尔达马其》，Haïdamaki

海菲兹，Jascha Heifetz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赫拉斯科夫，Mikhail Matveyevich Kheraskov

红菜汤，borshcht

《红星报》，Krasnaia zvezdá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皇村，Tsarskoe Selo

皇家美术学院，Imperial Academy of Arts

《混乱时代》，The Time of Troubles

霍洛维茨，Vladimir Horowitz

霍宛斯基亲王，Prince Ivan Andreyevich Khovansky

《霍宛斯基党人之乱》，Khovanshchina

I

I.S.贝利钦，I.S.Belliutsin

I.P.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J

吉洪·赫连尼科夫，Tikhon Khrennikov

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

《嫉妒》，Green with Jealousy

季娜依达·吉皮乌斯，Zinaida Gippius

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基，Zinaida Volkonsky

季诺维也夫，Grigory Yevseevich Zinoviev

《祭献》，The Sacre

杰尔查文Gavrila Romanovich Derzhavin

杰利维格，Baron Anton Antonovich Delvig

杰米扬·别德内依，Demian Bedny

《金鸡》，Le Coq d’Or

旧礼仪派，Old Believers

救世主大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

《剧院情史》，Black Snow

《举止带来的不幸》，Misfortune from a Carriage

K

卡尔·布留洛夫，Karl Bruillov

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

卡尔·涅谢尔罗迭伯爵，Count Karl Nesselrode

《卡佳·卡巴诺娃》，Katja Kabanova

卡佳·特鲁别茨科伊，Katya Trubetskoi

卡捷宁（诗人），Pavel Aleksandrovich Katenin

《卡兰德罗》，Calandro

《卡勒瓦拉》（芬兰民族史诗），Kalevala

卡卢加省，Kaluga

喀山，Kazan

卡特林诺·卡沃斯，Catterino Cavos

卡西切，Kashchei

考夫曼将军（俄土战争），Konstantin Petrovich von Kaufman

《可爱的萨维什娜》，Darling Savishna

克拉拉·蔡特金，Klara Zetkin

柯勒乔，Antonio Allegri da Correggio

科罗缅斯克，Kolomenskoe

科斯捷涅茨基将军，General Kostenetsky

科瓦列夫斯基家族，the Kovalevskys

科泽利斯克市，Kozelsk

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慷慨的乌龟》，Magnanimous Cuckold

库斯科沃，Kuskovo

《库斯科沃的船夫》，The Boatman from Kuskovo

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Konstantin Sergeyevich Aksakov

康斯坦丁·巴尔蒙特，Konstantin Balmont

康斯坦丁·巴秋什科夫，Konstantin Batiushkov

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斯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

康斯坦丁·柯罗文，Konstantin Korovin

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y

康斯坦丁·托恩，Constantin Ton

科克托，Jean Cocteau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

克雷洛夫，Ivan Andreyevich Krylov

《科丘别伊》，Kochubei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库里科沃，Kulikovo

库勒贝卡，kulebeika

库茵芝，Arkhip Kuinji

库兹马·米宁，Kuzma Minin

夸伦吉，Giacomo Quarenghi

L

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Vasilievich Rachmaninov

拉赫莫诺夫伯爵，Count Rakhmanov

拉里奥诺夫，Mikhail Larionov

拉斯普京，Grigori Rasputin

拉威尔，Joseph-Maurice Ravel

《拉辛起义》，The Revolt of Stenka Razin

拉祖莫夫斯基伯爵，Count Razumovsky

莱昂·巴克斯特，Leon Bakst

莱奥尼德·乌斯宾斯基，Leonid Ouspensky

《莱奥尼德长老生平》，The Life of the Elder Leonid

莱因霍尔德·格里埃尔，Reinhold Gliere

“蓝玫瑰”画派，Blue Rose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雷列耶夫，Kondratiy Ryleev

雷米佐夫，Aleksey Remizov

雷内·克莱尔，RenéClair

雷亚夫斯卡娅，Raevskaya

里奥思·雅纳切克，LeošJanáček

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

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Lydia Chukovskaya

莉莉·布里克，Lily Brik

《黎明》，Nakanune

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

李沃夫亲王（第一届临时政府总理），Prince Georgy Yevgenyevich Lvov

里亚布申斯基家族，the Riabushinskys

连图洛夫，Aristarkh Lentulov

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Leonid Pasternak

列昂尼德·塔拉乌别尔格，Leonid Trauberg

列昂尼多夫，Leonidov

列夫·卡尔沙文，Lev Karsavin

列夫·库里肖夫，Lev Kuleshov

列夫·伊斯梅洛夫，Lev Izmailov

列夫申，Vasily Levshin

列斯科夫，Nikolai Semyonovich Leskov

列文公爵（芭蕾），Prince Peter Lieven

《林魔》，Wood Demon

柳博芙·波波娃，Liubov Popova

《六篇集》，From Six Books

卢比扬卡广场，Lubianka Square

《路标》，Vekhi

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Frederick Edward Spencer-Churchill

罗曼·古尔，Roman Gul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罗伯特·克拉夫特，Robert Craft

罗蒙诺索夫，Mikhail Vasilevich Lomonosov

罗斯特洛波维奇，Mstislav Leopoldovich Rostropovich

罗斯托普钦伯爵，Count Rostopchin

罗扎利娅·考夫曼，Rozalia Kaufman

洛马斯（民粹主义者），Romas

M

M.A.卡斯特伦，M.A.Castren

M.I.马克哈耶夫，Mikhail Ivanovich Makhaev

玛蒂尔达·克谢辛斯卡，Mathilde Kshesinskaya

马蒂尼神父，Padre Giovanni Battista Martini

玛喀里神父，Father Makary

马卡洛夫（俄日战争海军上将），Admiral Stepan Osipovich Makarov

马克·安托科利斯基，Mark Matveyevich Antokolsky

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

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

马克西米利安·斯坦贝格，Maximilian Steinberg

马克西姆·佩什科夫，Maxim Peshkov

玛丽·瓦利，Marie Varley

玛丽亚·阿布拉莫娃,Maria Abramova

玛丽亚·里姆斯基-科萨科夫，Maria Rimsky-Korsakov

玛丽亚·尼科乐娃，Maria Nikoleva

玛利亚·契倪什娃公爵夫人，Princess Maria Tenisheva

玛丽亚·雅昆茨科娃，Maria Yakunchikova

玛丽亚·雅昆茨科娃，Maria Yakunchikova

玛丽亚·尤金娜，Maria Yudina

马克西姆·别列佐夫斯基，Maxim Berezovsky

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

马萨里克，TomášGarrigue Masaryk

马特维·卡扎科夫，Matvei Kazakov

马辛，Leonide Massine

迈克尔·梅德克斯，Michael Meddox

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

梅利霍沃，Melikhovo

梅列日可夫斯基，Dmitry Merezhkovsky

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

梅兹利亚科夫，Aleksey Merzlyakov

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

米哈伊洛夫，Mikhailovskoe

米哈伊尔·阿夫拉莫夫，Mikhail Avramov

米哈伊尔·奥尔洛夫，Mikhail Orlov

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Mikhail Petrashevsky

米哈伊尔·波戈金，Mikhail Pogodin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

米哈伊尔·考夫曼，Mikhail Kaufman

米哈伊尔·卢宁，Mikhail Lunin

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Mikhail Kutuzov

米哈伊尔·库兹明，Mikhail Kuzmin

米哈伊尔·米科申，Mikhail Mikeshin

米哈伊尔·涅斯捷罗夫，Mikhail Nesterov

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斯基，Mikhail Chernigovsky

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Mikhail Saltykov-Shchedrin

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

米哈伊尔·泽尔诺夫，Mikhail Zernov

米哈伊尔·左琴科，Mikhail Mikhailovich Zoshchenko

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

米留科夫（临时政府外交部长），Pavel Nikolayevich Milyukov

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

莫伊谢伊·金兹伯格，Moisei Ginzburg

穆辛——普希金伯爵，Count Musin-Pushkin

《沐浴的赤兔马》，Bathing of a Red Horse

N

N.A.里姆斯基——科萨科夫，Nikolai Andreyevich Rimsky-Korsakov

N.I.格列奇，N.I.Grech

N.I.纳杰日金，N.I.Nadezdin

N.I.维谢洛夫斯基，N.I.Veselovsky

N.S.特鲁别茨柯依，N.S.Trubetskoi

娜杰日达，Nadezhda Yakovlevna Mandelstam

纳迪娅·布朗热，Nadia Boulanger

《纳尼娜》，Nanine

娜塔莉亚·萨蒂娜，Natalia Satina

纳晓金家族，the Nashchokins

《南欧文学》，De la littérature du Midi de I’Europe

内森·米尔斯坦，Nathan Milstein

内塔·皮科克，Netta Peacock

尼尔·索尔斯基（修士），Nil Sorsky

尼古拉·阿尔古诺夫，Nikolai Argunov

尼古拉·阿谢耶夫，Nikolai Aseev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

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Nikolai Dobroliubov

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 Gumilev

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

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Nikolai Kostomarov

尼古拉·利沃夫，Nikolai Lvov

尼古拉·里亚布申斯基，Nikolai Riabushinsky

尼古拉·马尔，Niko Marr

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Nikolai Mikhailovsky

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

尼古拉·普宁，NiKolai Punin

尼古拉·普热瓦利斯基，Nikolai Przhevalsky

尼古拉·沙季洛夫，Nikolai Shatilov

尼古拉·屠格涅夫，Nikolai Turgenev

尼古拉·亚齐科夫，Nikolai Yazykov

尼古拉斯·廖里赫，Nicholas Roerich

尼基查·帕宁伯爵，Count Nikitza Panin

尼基塔·穆拉维约夫，Nikita Muraviev

尼金斯基，Vatslav Nijinsky

尼古拉·切列普宁，Nikolai Cherepnin

尼任斯卡，Bronislava Nijinska

妮涅特·德瓦洛，Ninete de Valois

诺夫哥罗德，Novgorod

诺沃德维奇修道院，Novodeviche convent

尼康改革，Nikonian Church reforms

涅克拉索夫，Nikolay Alexeyevich Nekrasov

O

《欧洲之夜》，European Nights

P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

帕拉迪奥式，palladian

帕维尔·安年科夫，Pavel Annenkov

帕维尔·奥夫钦尼科夫，Pavel Ovchinnikov

帕维尔·雷布尼科夫，Pavel Rybnikov

帕维尔·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Pavel Lebedev-Poliansky

帕维尔·苏马罗科夫，Pavel Sumarokov

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Pavel Tretiakov

帕维尔·谢苗诺夫，Pavel Semenov

帕维尔·伊凡诺维奇·彼斯捷尔上校，Colonel Pavel Ivanovich Pestel

派西神父，Paissy Velichkovsky

佩尔戈莱西，Giovanni Battista Draghi

皮阿斯特，Vladimir Piast

皮埃尔·索夫琴斯基，Pierre Souvchinsky

皮利尼亚克，Boris Pilnyak

皮亚季戈尔斯克，Pyatigorsk

《贫农报》，Krestianskaia bednota

普拉斯科维娅（舍列梅捷夫伯爵夫人），Countess Praskovya Sheremeteva.

普朗克，Francis Jean Marcel Poulenc

普列奥勃拉任斯基近卫团，Preobrazhensky Guards

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军团，the Preobrazhensky Regiment

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Sergeyevich Prokofiev

普罗科皮·杰米多夫，Prokopy Demidov

普斯科夫，Pskov

Q

“奇奇莫拉”，kikimora

契切林家族，Chicherins

《恰尔德·哈罗尔德》，Childe Harold

乔瓦尼·里斯托利，Giovanni Ristori

乔万尼·帕伊谢洛，Giovanni Paisiello

乔治·道，George Dawe

乔治·范伦斯基，George Vernadsky

乔治·弗洛罗夫斯基，George Florovsky

乔治·盖尔维努斯，Georg Gervinus

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亲爱的萨维什纳》，Darling Savishna

《青年近卫军》，Molodaia gvardiia

《青铜骑士》，The Bronze Horseman:A Petersburg Tale

丘克罗夫，M.Chulkov

丘特切夫家族，Tiutchevs

丘特切夫，Fyodor Tyutchev

R

《人民议会》，Veche

茹科夫斯基，Vasily Andreyevich Zhukovsky

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

S

《萨德科》，Sadko

萨尔特科夫家族，the Saltykovs

萨夫拉索夫，Alexei Kondratyevich Savrasov

《萨姆奈特人的婚姻》，Les Mariages Samnites

萨瓦·马蒙托夫，Savva Mamontov

萨瓦·莫罗佐夫，Savva Morozov

萨瓦·切瓦金斯基，Sawa Chevakinsky

萨维斯基（欧亚主义地理学者），Petr Nikolaevich Savitski

塞德霍尔姆神父，Father Zedergolm

塞居尔伯爵（法国大使），Philippe Paul,comte de Ségur

塞缪尔·科林斯，Samuel Collins

《三首俄国歌曲》，Three Russian Songs

《三死》，Three Deaths

《骚乱之地》，The Earth Rampant

瑟京，Ivan Sytin

沙莫蒂诺修道院，Shamordino convent

舍列梅捷夫医院，the Strannoprimnyi Dom

舍佩廖夫家族，the Shepelevs

“神圣合作社”，holy artel

“神圣罗斯”，Holy Rus’

神圣宗教会议（主教会议、圣议会），Most Holy Synod

神圣宗教会议的《精神条例》，Spiritual Regulation

“射击军”，Streltsy

圣基里尔修道院，St.Cyril Monastery

圣瓦西里大教堂，St.Basil’s Cathedral

圣西蒙（高柱修士），Saint Simeon Stylites

圣亚加索，St.Acacius

圣愚，Holy Fool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的礼拜仪式》，Liturgy of St John Chrysostom

《适当的活力》，Tempered Elan

《逝去的日子》，Starye gody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斯拉夫人的浪漫主义自然视角》，The Slavs’Poetic View of Nature

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

斯特鲁伽茨基兄弟（阿卡迪和鲍里斯），Strugatsky brothers（Arkady and Boris）

斯特罗加诺夫伯爵，Count Stroganov

斯特罗加诺夫艺术学校，Stroganov Art School

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

斯捷潘·拉辛，Stenka Razin

斯捷潘·里亚布申斯基，Stepan Riabushinsky

斯特罗加诺夫家族，the Stroganovs

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Sviatoslav Richter

斯沃特罗亚，Svetloyar

舒拉·诺格莫夫，Shora Nogmov

《苏菲的烦恼》，Les Malheurs de Sophie

苏兹达尔的多尔戈鲁基大公，Prince Dolgoruky of Suzdal

索博列夫斯基，Sobolevsky

索菲亚·库夫什尼科娃，Sofya Kuvshinnikova

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

索菲娅·古拜杜林娜，Sofya Gubaidulina

《索伦托照片》，Sorrento Photographs

索洛缅科，Solomenko

索洛缅科刺绣工坊，The Solomenko Embroidery Workshops

索斯纳河，Sosna

索多洛夫尼克剧院，the Solodovnikov Theater

索洛古布，Fyodor Sologub

T

T.I.菲利波夫，Terty Ivanovich Filippov

塔拉什基诺，Talashkino

塔拉什基诺艺术聚集地，Talashkino colony

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

特奥尔多·本菲，Theodor Benfey

塔季扬娜·什利科娃，Tatyana Shlykova

特雷姆宫，Terem Palace

特列季亚科夫，Pavel Tretyakov

特列季亚科夫斯基，Vasily Kirillovich Trediakovsky

特鲁别茨科伊亲王，prince Nikolai Sergeevich Trubetskoi

特罗菲姆·李森科，Timofei Lysenko

特罗皮宁，Vasily Andreevich Tropinin

特维尔，Tver

《提尔玛喜达》，Tilemakhida

《体面青年之鉴》，The Honourable Mirror to Youth

托马斯·曼，Thomas Mann

托曼诺夫，Toumanoff

《椭圆2号》，Oval No.2

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Nikolayevich Tukhachevsky

图拉，Tula

《图画展览会》，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V

V.A.索洛古布,V.A.Sollogub

W

《我不能保持沉默》，I Cannot Remain Silent

瓦尔瓦拉·切尔卡斯卡娅，Varvara Cherkasskaya

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娃，Varvara Stepanova

瓦良格人，Varangians

瓦伦丁·拉斯普京，Valentin Rasputin

瓦斯涅佐夫，Viktor Vasnetsov

瓦西里·巴热诺夫，Vasily Bazhenov

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

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V.O.Kliuchevsky

瓦西里·马克拉科夫，Vasily Maklakov

瓦西里·帕什科维奇，Vasily Pashkevich

瓦西里·茹科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

瓦西里·苏里科夫，Vasily Ivanovich Surikov

瓦西里·特列季阿科夫斯基，Vasily Trediakovsky

瓦西里·韦列夏金，Vasily Vereshchagin

瓦西里·谢利瓦诺夫，Vasily Selivanov

《晚祷》（又称《守夜》），Vespers（All Night Vigil）

《纨绔少年》，The Minor

《往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

韦伯恩，Anton Friedrich Wilhelm von Webern

韦利亚米诺夫，Veliaminov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

维拉·哈鲁津娜，Vera Kharuzina

维拉·科米萨泽夫斯卡娅，Vera Komissarzhevskaya

威廉·C·布伦菲尔德，William C.Brumfield

威廉·丘克贝克，Vilgem Kiukhelbeker

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

维克多·哈特曼，Viktor Gartman

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

维塞洛夫斯基（考古学家），Nikolai Veselovsky

维什尼亚科夫家族，the Vishniakovs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彼得·维亚泽姆斯基），Prince Petr Andreevich Viazemsky

《翁法勒》，Omphale

《我的故乡，维捷布斯克》，My Native Town,Vitebsk

《我的生命纪事》，Chronique de ma vie

沃尔特·努维尔，Walter Nouvel

沃龙佐夫家族，the Vorontsovs

沃斯托科夫，Alexander Khristoforovich Vostokov

沃兹迪真卡老宅，Staraya vozdizhenka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Prince Esper Esperovich Ukhtomsky

《五卷书》，Panchantra

乌斯帝卢格，Ustilug

乌斯特——瑟索尔斯科，Ust-Sysolsk

X

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萨因·布拉特），Simeon Bekbulatovich（Sain Bulat）

西蒙·乌沙科夫，Simon Ushakov

希什科夫上将，Admiral Alexander Semyonovich Shishkov

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de Sismondi

《西洋镜》，The Peep Show

夏波夫，Afanasy Shchapov

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de Chateaubriand

夏戈尔，Marc Chagall

夏里亚宾，Fedor Ivanovich Chaliapin

《仙女之吻》，Le baiser de la fée

《现代人》，Sovremennik

香奈儿,Coco Chanel

《小公子西迪》，Little Lord Fauntleroy

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Dmitrievitch Shostakovich

《小天堂》，Rayok

谢尔巴托夫公爵（米哈伊尔·谢尔巴托夫），Prince Mikhail Mikhailovich Shcherbatov

谢尔盖·阿克萨科夫，Sergei Aksakov

谢尔盖·艾伏隆，Sergei Efron

谢尔盖·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

谢尔盖·库塞维兹基，Serge Alexandrovich Koussevitzky

谢尔盖·马柳金，Sergei Maliutin

谢尔盖·普拉托诺夫，Sergei Platonov

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

谢尔盖·索洛维耶夫，Sergey Mikhaylovich Solovyov

谢尔盖·塔博瑞斯基，Sergei Taboritsky

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iakov

谢尔盖·瓦什科夫，Sergei Vashkov

谢尔盖·休金，Sergei Shchukin

谢尔盖·亚博洛诺夫斯基，Sergei Yablonovsky

谢尔盖耶夫，Sergiev Posad

谢赫拉萨德，Scheherazade

谢利瓦诺夫家族（梁赞省的中等贵族），Selivanovs in Riazan province

谢罗夫，Valentin Serov

《谢苗·科特科》，Semyon Kotko

希特罗沃家族，the Khitrovos

新圣女修道院，Novodeviche monastery

“新拜占庭”，neo-Byzantine

《新俄语》，Novoe russkoe slovo

《新时代》，Novoe vremia

《新世界》，Novyi mir

幸福协会，the Union of Welfare

“许愿娃娃”，Matrioshka

《雪姑娘》，Snow Maiden

Y

亚伯拉罕·汉尼拔（普希金曾祖父），Abram Gannibal

亚当·奥莱留斯（荷尔斯泰因公爵），the Duke of Holstein,Adam Olearius

雅科夫·克尼亚兹宁，Yakov Kniazhnin

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Alexander Ostrovsky

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Count Alexander Osterman-Tolstoy

亚历山大·贝诺瓦，Alexandre Benois

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伯爵，Count Alexander Benckendorff

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Alexander Bestuzhev（Marlinsky）

亚历山德罗·波焦，Alessandro Poggio

亚历山大·波留斯——维萨普斯基，Alexander Porius-Vizapursky

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

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Alexandev Constantinovitch Glazunoff

亚历山大·格里博耶多夫，Aleksander Griboedov

亚历山大·戈洛文，Alexander Golovine

亚历山大·济洛季，Alexander Ziloti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

亚历山大·拉季谢夫，Alexander Radishchev

亚历山大·罗琴科，Aleksandr Rodchenko

亚历山大·罗森，Alexander Rozen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The Grand Duke Alexander Mikhailovich

亚历山大·莫索洛夫，Alexander Mosolov

亚历山大·尼基坚科，Alexander Nikitenko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

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Scriabin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

亚历珊德拉·埃克斯特，Alexandra Exter

亚历珊德拉·帕夫洛夫娜女大公，the Grand Duchess Alexandra Pavlovna

亚历珊德拉·托尔斯泰，Alexandra Tolstoy

雅罗斯拉夫，Yaroslav

雅努阿琉斯·涅维洛娃，Ianuarius Neverova

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Yasnaya Polyana

《夜》，La Nuit

叶甫根尼·布鲁西洛夫斯基，Evgeny Brusilovsky

叶甫根尼亚·利尼奥夫娃，Evgenia Linyova

叶夫根尼娅·奇里科娃，Evgenia Chirikova

叶夫斯季格涅伊·福民，Yevstignei Fomin

叶夫图申科，Yevheny Yevtushenko

叶卡捷琳娜·布列什科夫卡娅，Ekaterina Breshkovskaya

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Ekaterina Furtseva

叶卡捷琳娜·戈利岑伯爵夫人，Princess Ekaterina Golitsyn

叶利谢耶夫商店，Eliseev shop

叶梅利扬·普加乔夫，Emelian Pugachev

叶若夫（专栏作家），Yezhov

《耶稣纪元》，Anno Domini MCMXXI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

伊丽莎白·里姆斯基——科萨科夫，Elizaveta Rimsky-Korsakov

伊利亚·格拉祖诺夫，Ilya Glazunov

伊利亚·穆罗梅茨，Ilia Muromets

《伊利亚勇士》，Ilya Bogatyr

伊凡·阿尔古诺夫，Ivan Argunov

伊凡·阿克萨科夫，Ivan Aksakov

伊凡·别利亚夫，Ivan Belyaev

伊凡·茨维塔耶夫，Ivan Tsvetaev

伊凡·多尔戈鲁基公爵，Prince Ivan Dolgoruky

伊凡·弗谢沃洛日斯基，Ivan Vsevolozhsky

伊凡·格隆斯基，Ivan Gronsky

伊凡·赫列布尼科夫，Ivan Khlebnikov

伊凡·基列耶夫斯基Ivan Vasilyevich Kireyevsky

伊凡·克拉姆斯科伊，Ivan Kramskoi

伊凡·克雷洛夫，Ivan Krylov

伊凡·莫兹尤辛，Ivan Mozzukhin

伊凡·普拉奇，Ivan Prach

伊凡·蒲宁，Ivan Bunin

伊凡·普辛，Ivan Pushchin

伊凡·苏萨宁，Ivan Susanin

伊凡·索拉尔廷斯基，Ivan Sollertinsky

伊凡·叶夫列莫夫，Ivan Efremov

伊凡·谢切诺夫，Ivan Sechenov

伊凡诺夫·拉佐姆尼克，Ivanov-Razumnik

伊凡王子，Ivan Tsarevich

《一个俄国军官的来信》，Letters of a Russian Officer

《一位俄国旅行家的书信》，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

《一个俄罗斯贵妇的旅程》，Journey of a Russian Noblewoman

伊丽莎白·斯维洛娃，Elizaveta Svilova

“艺术世界”，Mir iskusstva

《伊斯梅尔·贝》，Izmail Bey

“英国餐馆”，Angleterre

《音乐快报》，The Musical Courier

尤登尼奇将军，Nikolai Nikolayevich Yudenich

尤多西亚（彼得大帝首任妻子），Eudoxia Lopukhina

尤金·郎瑟雷，Eugene Lanceray

尤里·梅尔古诺夫，Yury Melgunov

尤什科夫伯爵，Count Yushkov

尤苏波夫家族，the Yusupovs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友谊的考验》，L’Amitiéàl’épreuve

约翰·克利马科斯，John of Sinai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

约瑟夫·科泽罗维斯基，Josef Kozlowski

Z

《在西班牙宗教法庭被迫害的犹太人》，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in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扎别林（考古学家），Ivan Zabelin

扎米亚京，Evgeny Ivanovich Zamyatin

扎莫斯科沃雷奇区（莫斯科河畔区），Zamoskvoreche

《着魔的流浪人》，The Enchanted Pilgrim

《治家格言》，Domostroi

《殖民地》，La Colonie

《庄园女主人的早晨》，Morning of the Lady of the Manor

《自家人好算账》，A Family Affair

自由美学学会，Society of Free Aesthetics

自由音乐学校，Free Music School

《祖国纪事》，Otechestvennye zapiski

《最新消息》，Poslednie novosti

A Japanese Mirror: Heroes and Villains of Japanese Culture

Copyright © 2006, Ian Burum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 荷) 伊恩·布鲁玛著 ; 倪韬译.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8.1（理想国译丛）

ISBN 978-7-5426-6201-9

Ⅰ. ①日… Ⅱ . ①伊… ②倪… Ⅲ. ①文化研究－日本 Ⅳ. ① 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8) 第010144 号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 号2座10楼

责任编辑：殷亚平

特邀编辑：梅心怡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监　　制：姚　军

责任校对：张大伟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日本：有容乃大的“亚”文化与社会

新版序言

初版序言

第一章　神之镜

第二章　永恒的母亲

第三章　神圣的婚姻

第四章　恶女

第五章　活的艺术品

第六章　卖身的艺术

第七章　第三种性别

第八章　硬派

第九章　忠心的家臣

第十章　黑帮和虚无主义者

第十一章　取笑父亲

第十二章　漂泊的灵魂

第十三章　结语：一个温文尔雅的民族

注释

索引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日本：有容乃大的“亚”文化与社会

内藤康

本书作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笔者是1966年生人，少年时期正值70年代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后期，80年代泡沫盛宴初期进入大学，80年代末期入职日本媒体业至今。本书描绘了三十年前的日本文化、社会万象等，令人甚是怀念。

本书触及的至80年代为止的日本亚文化实际如何，姑且先放一放，在此笔者想先就本书中尚未登场、后来对日本乃至世界亚文化都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谈一谈，他就是北野武（艺名彼得武［BEAT TAKESHI］）。

众所周知，北野武是世界知名电影导演，同时也以画家等不同艺术身份活跃于世。他在1997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凭借电影《花火》摘得金狮奖，最近还获得了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然而在我看来，北野武的原点应该是名为“彼得武”的搞笑艺人，在这方面他的魅力从未减弱。

彼得武在80年代初期，凭借日本富士电视台制作的搞笑节目“THE MANZAI”（日本漫才比赛）一跃成名。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名活跃于东京浅草地区的无名漫才师。他和搭档“BEAT KIYOSHI”一起参加了这个节目，融合诸如“红灯，大家一起过就不可怕”等黑色幽默元素的快节奏漫才作品使他们人气急升。他们还出演了富士电视台的节目《我们滑稽一族》（‘オレたちひょうきん族’，1981—1989年播出），参演人员还有同为人气艺人的明石家秋刀鱼等人。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我每周心心念念，他们胡闹式的表演每次都让我笑到捧腹流泪。对于他们的搞笑手法，也有来自成人社会的“不道德”的指责声。在他们之前，70年代知名搞笑组合“漂流者”的热门节目《八点全员集合》（‘8時だョ！全員集合’，1969—1985年播出）也曾受到类似的指责，PTA（日本家长教师联合会）称其为“不想给孩子看的节目”、“不良节目”等。但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和孩子们都狂热地支持着这些节目。

这之后，彼得武通过参演电影《战场上的圣诞快乐》（‘戦場のメリークリスマス’，1983）等，作为演员也开始活跃起来，1989年发布导演处女作《凶暴的男人》（‘その男、凶暴につき’），以暴力为主题的独特视点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虽然持续得到国际性的高度评价，彼得武并没有远离自己的原点——搞笑艺人。1997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之后，因厌烦被捧上世界级大师的高位，他策划并出演了一个非常白痴的日本电视搞笑节目“Brief4”。节目内容极具冲击性，包括他在内的四个搞笑艺人仅着短内裤出没于东京各地，白痴般吵吵闹闹，这至今仍是日本搞笑界的传说节目，视频网站中可以找到部分节目内容。

“暴发户”彼得武秉持“钟摆原理”这一搞笑理论，即“社会地位提高了，就要做相同分量白痴的事情来取得平衡”，这一点在他年近70岁、已经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今天也不曾改变。他在搞笑节目中总以异想天开、时而全裸的扮相逗得观众爆笑不止，这样以艺人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日本人喜爱他的理由吧。

像他这样兼具艺术家的高尚性与搞笑艺人庸俗性的人物在世界上也是极少见的吧。如本书中所指出的，可以说这种特性也是日本亚文化的特征之一，这是我读过本书后的一点感悟。

本书的日文译名“日本のサブカルチャー”中，サブカルチャー即中文的“亚文化”。“亚”的意思是“第二位、略逊一筹、非主流”，笔者也曾听一位中国出身的大学教授说过，过去“很大一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亚流（模仿者）’”。就是说比起本源的中国文化要稍逊一筹，当时虽略有些不是滋味，但最近笔者也开始思考，日本文化的特质正是建立在这个“亚”的基准上。

显然，日本古时引进中国文化，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自身的文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并用汉字诠释了众多西方的概念。“文化、文明、民族、思想、法律、经济、资本、阶级、分配、宗教、哲学、理性、意识、主管、客观、科学、物理、化学、质量、固体、时间、空间、理论、文学、电话、美术、喜剧、悲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和制汉语”举不胜举，其中很多为中文所采用，这一点的知晓度已经很高了。

日本虽倚仗近代化的成功进入过列强盟友之列，并在20世纪某个时期觊觎亚洲盟主之位，但结果是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剧性结局。二战后日本被编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制之中，推进国家重建，重建过程中也吸收了诸多美国文化。

20世纪50年代，日本依然处于贫乏时期，人们观看从美国引进的电视节目，憧憬美国丰富多彩的生活。70年代笔者童年时期，电视上也播出了很多美国制作的动画和电视剧。如今除了电影作品外，这类内容几乎不会在电视上播出，但日本的动画作家、电影导演都是在美国等外国文化的晕染中成长起来的。

日本文化就是这样，历史上总是在大国文化的影响中持续扮演着“亚流”，并从中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谓之“亚”绝非羞耻之事，模仿是通往创造的阶梯，大量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能量，可以说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吧。

近年来，这样的日本亚文化正受到来自世界的关注，前面提到的北野武作品当然也是其中之一。此外，日本创造的动画、电视剧、音乐、时尚等各种流行文化也正席卷欧美亚。

本书写成的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流行文化的关注度与评价绝对称不上高。当时的日本人都抱持着这样的想法：迄今为止的日本流行文化都是欧美的“亚流”，绝不是值得骄傲的东西。

不过要说这种自卑情结是何时慢慢产生变化的，还要追溯至90年代后期。笔者1999年前往台湾采访时，看到蔓延在年轻人为主的人群中对日本流行文化的强烈关注，确实非常惊奇。台北的街道上张贴着当时流行的滨崎步的大幅海报，书店里摆放着各种“哈日族”所写的介绍日本的书。这之后，这股热潮逐渐向亚洲各国、欧美等国蔓延开来。

如此日本文化，当然绝对称不上高尚，换言之，并不能称之为优秀文化。曾被视为下流之物的浮世绘春宫图都得到高度评价，并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了展览等事实也是很好的例证。

日本文化，如前面提到的北野武，也如现今的流行文化，其源泉就是“有容乃大”的强大核心。也是如本书所述的欲望的开放、能够说出“喜欢所喜之物”的自由氛围。

但如果就此认为笔者百分百赞同本书内容的话，也不尽然。例如本书在讲述日本亚文化时，关注点在“性”和“暴力”。作者有着这样的论断，日本人虽表面礼数周全而温顺，但其内心隐藏着对“性”、“暴力”的过激冲动，这是压抑现实的副作用。这种说法在中国的日本论中也屡屡被提起：日本人虽然表面礼数周全但内心深处是残酷而好色的，这样充斥刻板印象的日本人论一直在不断蔓延。笔者想在此强调，现实中的我们绝没有如此好色或残忍。

笔者在本书中感觉到些许差异感的部分还包括，现在距离本书出版发行的80年代前期已经有三十年以上，这期间日本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经济方面，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终身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型薪资制度逐渐崩溃，导致人们几乎丧失了对公司等自己从属的组织机构的忠诚之心。过去，作为中文所称的“饭碗”得到保障的代价，他们被要求对组织保持忠诚之心并作出全身心的奉献。这一点体现在家庭中，即为奉献型的妻子、母亲等女性支撑起来的社会模型。而这几乎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了。

本书日文译本出版于1986年，当时《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颁布，规定禁止职场中对男女的区别对待，在录用、晋升、教育培训、退休、辞职、解雇等方面平等对待男女。这推动了女性踏入社会，社会中男女角色的分配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本书所描述的那样，曾几何时，过了二十五岁左右“适龄期”还没有结婚的女性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而如今四十岁前后的“アラフォー”（Around40）也没有结婚的女性大幅增多。她们绝没有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羞耻，而是讴歌单身生活。书中对日本人的女性观的描绘也与现实有一定距离。日本女性如今是既不神圣也非不洁的存在，她们作为独立思考和生活的个体，在社会里努力寻找着能发挥自己力量的舞台。

本书提到的“黑帮电影”也是如此，虽然在20世纪60—70年代流行过，但现在以暴力团为主题的作品如北野武的《极恶非道》等，有些还处于制作阶段，几乎不会在电视等公共媒体中播出。1992年颁布的《暴力团对策法》对此影响极大。当时普通市民被卷入暴力团之间的斗争，暴力团伙以兴奋剂等药物为资金来源，暴力团伙插手民事纠纷的“民暴”引发了极大问题。这些事促成了该法的出台。如此一来，“黑道电影”也逐渐成为过去式。如今的人们正面临核武器、恐怖袭击等新的暴力，暴露于福岛核爆事故等全新的威胁之中。象征着人们对于这些新时代暴力的不安的电影，大概就是2016年上映的《新哥斯拉》（‘シン·ゴジラ’）吧。

除了这些受到时代限制的内容外，本书还指出了日本社会一成不变的一面。例如笔者至今依然没有感到些许变化的是个人在日本社会中的存在状态。书中提到：“在日本，个体永远都是某个大团体的一分子……事实上，他们不能脱离团体而存在。这些团体当中的人际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友情之上。无论摩托车公司、剧团，还是黑帮，日本的团体更像是一个个大家庭。”这样的倾向，不仅在要求对组织忠诚的过去存在，现今依然存在，实际上在笔者所属的组织中也能感受到。

如上所述，提到日本社会、文化的现有状态，必须要考虑时代的限制。不过本书中指出的“静谧、沉稳同时庸俗、下流”的日本文化的侧面，窃以为是至今为止日本能量的源泉。笔者身为一名日本人，希望日本能继续展现这种“亚”文化魅力。

鲁兴刚　译

徐心　校

新版序言

很少有事物像流行文化那样日新月异，也很少有某种文化像日本文化那样对新浪潮、新时尚、新俚语或任何新兴事物持如此开放的态度。鉴于当代大众传媒的特点——电视、因特网、手机蔚然成风——这一新旧迭代的进程正愈发加快。现如今，人们读的最多的日本小说——尽管读者几乎仅限于年轻女性——是通俗的言情文学，差不多每小时在手机上连载。日活曾出品大量“浪漫”色情片，诸如此类的电影一度风靡大街小巷，如今却已销声匿迹。黄色影视作品基本上完全转战互联网，内容较过去露骨得多，这在多数国家也是常态。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日本之镜》一书时，这一切都还无从想象。这部书首版于1983年，书中介绍的许多人物和故事，从黑帮英雄到少女漫画里的绝世美男子，对于当年出生的日本人而言恐怕是闻所未闻。

当然，还是有人——甚至是年轻人——喜欢读谷崎润一郎的小说，看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和沟口健二的电影。有些人没准还会去收集旧漫画。但好这一口的人已经凤毛麟角，这些爱好也无法再被归入流行文化的范畴。

日本时尚品牌——比如高田贤三[1]、山本宽斋[2]和森英惠[3]——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蜚声海外，特别是在巴黎。而在较大的欧美城市，还有观众去艺术电影院（还记得这些地方吧？）观看日本文艺片。但即便到了80年代早期，日本在多数人眼中依然是个洋溢着异国情调的国度。日本动画片尚未风靡全球，两位村上（一位是作家村上春树，另一位是艺术家村上隆）也还没有享誉盛名，寿司则要假以时日才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事实上，村上的小说之所以不分国界，人人均能读懂，恰恰因为其不具异域色彩。同样的话大概也可以用来形容村上隆的“可爱文化”（cult of cute）。全球食客对金枪鱼刺身的饕餮胃口意味着这些大鱼不久后势必将从海洋中消失。

对于当代读者，《日本之镜》如今覆上了一层岁月的痕迹。1983年写作此书时，书中提到的并非尽是新鲜事物，恰恰相反；我试图照亮的部分文化最早可追溯至11世纪。但即使是历史描述也具有时代性。因此，本书的氛围同当下的日本可谓截然不同。

当然，今天的时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文化之间存在关联，另外，要是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其同11世纪的流行文化也有共鸣。村上隆时髦的现代艺术取材自漫画和动画片，他作品中的甜美和残忍之风均可在日本古代的文娱作品中觅得踪迹。无独有偶，如今被搬上互联网的一些性幻想无疑也反映在本书介绍的电影、漫画和18世纪的浮世绘中，只是形式不同。通常，如果你对一个古老国度的艺术表达有研究的话，会发现不断变化的表象背后总潜藏着延续性。我猜，这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身份认同”吧。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探讨这种身份认同，这种日本性，因而也就有了现代脱衣舞馆和远古神道教生育仪式、少女漫画年轻主人公和11世纪紫式部《源氏物语》[4]中的老淫棍，以及18世纪日本浪人侠客和当代黑帮片之间的对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一求知过程中隐含一丝风险，因为一种文化若是过于纷繁、易变，那么想要抓住其本质，归纳出某种特性，结果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某些日本知识分子积极地突出并赞美日本人气质中的独特之处，他们这么做的用意或许是批判一百年来急促且间或无情的西化趋势。这套说辞可以为粗鄙的沙文主义思想背书。“日本人論”曾经风靡一时，尤其是17、18世纪，以至于不少西方访客都将其误认为日本的真实写照。诸如此类的理论不仅将日本描绘得独一无二，而且还是独一无二中的独一无二。

实际上，理论家们口中唯日本人独有的那些特点，纯粹是人类共性，在远离日本的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家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著有《失败的高雅》（The Nobility of Failure）一书，这部以日本历史英雄为题材的作品妙趣横生；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他的许多洞见令我受益匪浅。但他同样过分抬高了独特性。莫里斯笔下的那些“高贵的失败”——为无望之事业战死的武士，前有4世纪的大和武，后有二战期间的神风队员——见诸各国史籍。举例而言，回想一下阿拉莫（Alamo）要塞保卫战[5]和犹太人在马萨达（Masada）的背水一战[6]：多数国家都经历过属于自己的“无望之事业”和“高贵的失败”。

我尝试游走在文化独特性和乏味普世论这两股矛盾的思潮中间，旨在说明尽管日本人有着独特的文化，但他们并非异于常人，稀奇古怪，或完全是“他者”，而是人，和所有人一样的人。这就留给我们一个问题：谁才算是“日本人”？国家历史博物馆常会刻画一个民族亘古不变的形象，目的是灌输一种归属感、共同目标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但这是普遍存在的谬误，就好像说罗马帝国时期的高卢人同今日的法国人没有本质区别，或者生活在公元前14000—前4000年的绳文人在典型特征上与如今村上春树的日本读者别无二致。毫无疑问，这纯属无稽之谈。任何对历史的严肃考证，哪怕是流行文化历史，都必须对变与不变给出解释。

《日本之镜》是一本讲述日本人自我想象和重复自我想象的书，书中有幻想，也有故事。自然的，这些内容折射出不同的时代和风貌。在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日本人有着不同于多数当代同胞的幻想，心目中的英雄也另有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个不一样的群体，只不过凑巧操着差不多的语言，吃着差不多的食物罢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无法对独特性视而不见，因而也就无法不留意到特定的延续性。

要是将这些大众想象力中的延续性看成是现实生活中日本人的真实写照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恶人自然能反衬出我们自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但这些特征往往同现实大相径庭。在想象的世界中——这片世界存在于书本、图片、电影、漫画、动画片或电脑游戏里——日本人常常会崇拜孤胆英雄。他是个法外之徒，因为不愿随大流而付出代价，永世沦为局外人，这一情形同美国西部片里的典型主人公颇为相似。事实上，日本社会的一个特点是高度循规蹈矩。人们极其重视集体，与社会脱节被视为所能想到的最严酷的惩罚之一。很少有人真想做孤胆英雄，这也恰恰解释了局外人为何会成为富有浪漫色彩的英雄。这种与美国西部片的共鸣显示出，孤胆英雄并非日本文化独有，但（正如失败的高贵）确是其一大显著特色。

文化研究者容易忽视的一点是阶层问题。流行文化迎合的大体上是多数人的品味。某些娱乐作品与其说向我们揭示了整个民族的共性，不如说更多反映了其受众的阶层。要是仅凭电视节目质量给意大利社会定性的话，所得到的会是一幅异常扭曲的画面。显然，同样的比方也可以用在日本身上。日本的电视节目往往介于某种从不停歇的荒唐闹剧和死气沉沉的一本正经之间（后者以公共放送协会NHK最为典型）。需要重申的是，电视同真实生活之间的反差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以闹剧为例。游戏类、竞猜类、谈话类或喜剧类节目的嘉宾常常身着奇装异服，狂笑不止，跟个神经病似的大喊大叫，上蹿下跳。换言之，他们的举止同平素普通日本人的做派相去甚远。后者总体而言中庸、克制而含蓄——甚至害羞。上电视不仅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也能让他人在看好戏的同时产生代入感。至于真正的问题——为什么一会儿嘶叫连连，一会儿却又矜持有度——还是留待心理学家来解答吧。

鉴于1983年以来的文化变迁，《日本之镜》不可能、也不应被视为对日本人品格的盖棺论定之作。任何事物都会变化，想要盖棺论定是不可能的，再说了，恐怕也不存在所谓的“日本人品格”，更不要说“决定性品格”了。出于这一原因，我才按捺住想要改写本书、补充新潮流和风尚的念头；在您阅读此书时，新潮流或许也已过时。提笔创作时，吸引我的是电影里、书本中以及舞台上的内容。倘若说这些迷人的元素勾勒出了某群体面貌的话，那自然是再好不过。它们也可以被解读为笔者在当时所绘的某幅自画像。作家的一生同样要经历变与不变。

好了，我将这部未做修订的作品再度献给诸位。西里尔·康纳利（Cyril Connolly）曾著文称，任何书在九年后仍未绝版的话，便可算作经典。他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或许怀着一丝自我慰藉，更多是在表达希望，而非信念。康纳利的书向来不畅销，但他最好的作品的确是经常再版。我希望，《日本之镜》也能与阿克利（J.R.Ackerley）的《印度人的节日》（Hindoo Holiday）、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的《前往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以及西蒙·莱斯（Simon Leys）[7]的《中国的阴影》（Chinese Shadows）一起，成为关于亚洲的一部经典，但亲爱的读者，这一点还要由您来评判。

[1]高田贤三（1939-），日本时尚设计师，著名时尚品牌Kenzo（包括香水、化妆品及时装）的创始人。——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皆为译注

[2]山本宽斋（1944—），日本第一位在巴黎举行个人时装秀的服装设计师。

[3]森英惠（1926—），出生于日本，巴黎高级时装设计师。

[4]本书中日本书籍、剧作、电影等作品，日文名称为汉字者，或日文假名仅"の"（即"的"之意）者，不另附原文。———编注

[5]1836年，墨西哥统治者安东尼奥·洛佩兹·德·圣塔安（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率领数千名精兵围攻德克萨斯的军事要塞阿拉莫。人数不到两百名的德克萨斯平民殊死抵抗，经过十三天的战斗，全部阵亡，由此，阿拉莫之战载入美国史册，成为勇气的象征。

[6]公元66-70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侵略的最后战役就发生在马萨达。近千名犹太男女在死海附近的马萨达坚守三年，最后九百多人集体自杀。

[7]即比利时已故著名汉学家李克曼（1935-2014）。本名为皮埃尔·里克曼斯（PierreRyckmans），西蒙·莱斯为其笔名。

初版序言

一位年迈的婶婶曾在一个周日下午问我在读什么书，我答说是部日本小说。她说：“这可真了不起，可那个民族的感情一定与我们的大不相同，你又能看出什么所以然来呢？”许多人和我婶婶一样，依然难以相信日本人不仅仅是具有异国情调、生产半导体的民族，而且在很多事上和我们感同身受。他们以为，既然日本人的书是由后朝前翻的，他们的感情也势必和我们的恰恰相反。

或许因为事情在表面上显得如此截然不同，如此自相矛盾，日本突然激发了不少外国人的写作欲，以求阐述他们所经历的这种文化冲突；或者是向国内将信将疑的同胞解释他们隔着放大镜所观察到的景象。这么做的产物往往是一些蓝眼睛外国人对日本形象一知半解的评论，不过似乎还挺对日本人胃口的。他们欣喜于外国人投来的目光，而后者的评论也证实了那种令人惬意的狭隘看法，即外国人不可能彻底了解他们。

要避开有关日本的陈腔滥调并非易事，因为日本人和外国人似乎都对此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本书尝试呈现一幅日本人自我想象的，并且他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的画像。这自然包括了许多经年累月所形成的文化俗套，但总的来讲这还是一本关于想象力的书。有时想象力属于那些永远不会惺惺作态、一心只求自我表达的艺术家。尽管如此，我还是将他们列入书中，因为他们所象征的事物更加深厚，它解释了滋养这些人的那种文化。

不过，我将更多地尝试展现那些更为大众化、更满足集体想象力的产物：那些迎合绝大多数人趣味、因而往往也是最低级趣味的电影、漫画、戏剧和书籍。这些作品虽不总是最上乘的艺术，但也不至于为人唾弃。它们倒是常常能反映其受众的面貌。正因如此，我将花费较大的篇幅介绍日本文化中污秽、暴戾且常常是病态的一面，而对于那些西方人较为熟悉的更加雅致和精细的艺术形式，则相对着墨较少。

要区分幻想和现实并不总是易如反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们所期盼之事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就算是最俗不可耐的大众文化必定也与现实世界存在某种关联。它就算不是现实世界的某种镜像，起码也是它的一种反映。真的像约翰·韦恩（John Wayne）[1]那样的美国人寥寥无几，但是许多人希望成为他那样的人，这点本身就够有说服力的了。英雄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大部分脱胎于本土文化。

选择列入本书的英雄、恶人和普通人都代表了我心目中日本文化的典型方面。他们在新老神话和传说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共同托起了民族身份认同。然而，理应牢记的是，所谓典型的并不一定是日本独有的。各民族的不同之处，往往在于对幻想的表达，而非幻想本身。

多数男女英雄，甚至是那些仅仅代表他们自身年龄（此处也可作“时代”解）的人物，都有着同他们类似的显赫前辈。另外，许多英雄人物身上存在普遍性——有些则是几乎所有文化里都有——但也有些在某种文化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以一种新面目示人。

因此，我将从最初的本原写起，探讨日本最早的神灵。其实，天皇和大诸侯一度被认为是这些神祇的直属后裔。而且，令人讶异的是，从传说记载的描述来看，日本的神居然那般通人性。事实上，之所以说通人性，是因为日本民族的诸多特质，不管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具有的，都可以追溯到这些神的身上。

本书前半部分关于女性，后半部分则涉及男性。女人大致分担她们在许多社会里所担当的两种传统角色：母亲和妓女。二者在日本都极为重要。虽然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区分在日本社会比在世界其他地方都要严格，但其仍有相似之处。塑造它们的无疑是男性的幻想。

夹在本书男性篇和女性篇之间的一个章节探讨了第三性，即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这种异装癖依旧在日本戏剧中占据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个黯淡的世界里，文化上的性角色得到了最清晰的定义。

在男性篇里，我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日本黑帮的传统世界。这是因为这个幻想世界构成了日本社会一个近乎完美的缩影。

如果研究其他文化不能帮助我们了解本国文化的话，这么做便毫无意义。据说日本是观察全世界的理想场所。个中理由很清楚，因为当我们立足于这个偏远的亚洲一隅时，往往会有一种作为旁观者俯瞰世界的感觉。

尽管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旅游热潮等因素理论上把世界缩小为一个地球村，日本从许多方面来看依然是现代世界里最离群索居、最与世隔绝的一员。倘若我们西方人出于幸运的无知，常常觉得日本人稀奇古怪的话，大多数亚洲人也有同感。

这里固然有地理的原因。但是，正如北海对英国的影响，大海对日本和亚洲大陆的分隔既是地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日本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亚洲的一分子，同时也不觉得自己隶属于任何一方。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独一无二，这种情绪无疑在闭关锁国将近三个世纪的江户时代得到了强化。

日本有时的确像是爱丽丝之镜另一侧的世界。这是否仅仅是一种幻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外国人和日本人自己对此普遍深信不疑。因此，作为旅居日本的“外人”，意味着时时刻刻都被当成异类加以检视，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检视起自己来。这很容易导致一种广泛的谬见，即但凡是日本人身上说得通的事，换成外国人就说不通，反之亦然。在许多日本人和外国人的意识中，他们是如此格格不入，无法相融，以至于有科学家认为自己能证实这点。其中，最古怪——但绝非仅此一人——的典型当属广受赞誉的角田忠信博士，他声称日本人其实有着完全不同、独一无二的大脑。

我不赞同日本人独一无二的神话。相反，由于其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日本保留了大量在我们自身历史进程中已然丧失，或潜入隐秘甚或变得面目全非的东西。尽管今天的日本在表面上似乎比日渐没落的英国更加发达和现代化，但在表象之下，这个国度在许多方面更接近于基督教尚未彻底扫除异教残余势力的中世纪欧洲。

日本的神祇似乎比基督教的圣三一[2]更通人性，因为他们不仅具有我们人类的弱点，而且还能包容弱点。这份包容是日本社会显著且最可爱的一面。同时，我也认为这是西方人应学习的最重要一课。这既同神秘主义和高超智慧无关，也不单单是佛家消极的听天由命——这种听天由命好坏参半。问题当然不在于日本的神更好还是更坏，而在于对人性实事求是的接受，并不受那些在西方常常限制人类生活的道德偏见所拖累。

因此，如果我们坦诚地观察书中的男女英雄，他们会使我们在了解孕育他们的文化的同时，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

在调研本书的过程中，许多人对我鼎力相助，但我还是要特别感谢津田道雄和谷寿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根本不可能着手从事日本研究。天井桟敷剧团的九條映子和其兄田中秀明为我引荐他人，对我鼓励有加，并且抽大量时间协助我，我欠两位一份情。

亨利·H.史密斯（Henry H.Smith）、汉卡·莱平克（Hanca Leppink）、大卫·范·海雷夫（David van het Reve）、菲利普·彭斯（Philippe Pons）和安·布鲁玛（Ann Buruma）都在编辑书稿的各个阶段勘正了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

我还想感谢清水明、东京电影图书馆的馆员以及法兰西电影社的柴田和子，他们大力相助，向我提供了许多电影胶片和剧照。此外，東宝、日活和東京电影社的不少负责宣传的员工也给予我帮助，对此我感念不忘。另外，宝冢歌劇团、松竹电影公司和歌舞伎座也都很慷慨地赠予剧照，供我使用。

最后，我要特别鸣谢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和卡雷尔·范·沃尔夫伦（Karel van Wolferen）。他们一如既往的鼓励、建议和创意不仅弥足珍贵，对本书完稿也至关重要。

全书中出现的日本人名均参照日本的习惯，即姓氏在前。倘若有译名尚未见诸其他文献，则为我拙译而成。

伊恩·布鲁玛

1983年

[1]约翰·韦恩（1907-1979），好莱坞明星，以饰演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代表作包括《驿站马车》《红河》《大地惊雷》《搜索者》等。-编注

[2]圣三一，基督教里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第一章　神之镜

人类总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神。日本人也不例外。日本最早的神和神话不一定是日本独有的，有些恐怕源自亚洲大陆，但它们很快就按照日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改头换面了。

不过，起初根本不存在什么神，有的是形似鸡蛋的某样物体。从这个蛋里蹦出了七代神祇，其中包括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这对兄妹。日本的神话正是从他俩真正开始的。[1]

兄妹俩用“天之琼矛”翻搅着混沌世界里的滚烫岩浆，一些岩浆顺着矛头滴了下去，凝固在海中，形成一座岛屿。他俩在岛上竖起一根阴茎状的柱子，将天地一分为二。接下来，哥哥发现自己身上有的，妹妹身上没有，于是两人便决定合体。他们通过观察一对情鸽，学会了亲吻这门本领，继而又受到一只鹡鸰的启发，完成了幸福结合的剩余动作。

伊邪那美孕育了日本诸岛和众多的神祇，但是在生育火神时吃尽了苦头。痛苦的分娩过程导致她的生殖器严重烧伤。她用尽最后一点气力，从自己的呕吐物、粪便和尿液中生出金属神、土神和水神后便撒手人寰，消失在了冥界。

她那悲痛欲绝的哥哥兼丈夫追随她来到了阴曹地府。因为样貌可怖，她央求他不要再看她，但他还是没忍住瞥了一眼。在望见她腐烂的躯体上爬满蛆虫后，他不禁惊呼：“我怎么会闯入这样一个丑陋和污秽的世界啊！”

伊邪那美由羞生恨，令黄泉丑女追杀其兄。他侥幸摆脱了妖孽们的追赶，后来靠岩石挡道才没让他的妹妹兼妻子掳了去。对此无比震怒的他按照日本的传统，用丈夫的一句话断绝了与她的夫妻情分，宣布他们就此离异。为了报复，伊邪那美发誓每天要在他所在的岛上掐死一千人。对此，他的回应是将在一天内建起一千五百座供人分娩的产房。

伊邪那歧从阴间回来后，颇费周折地洗净了粘着在身上的死人污垢。他在橘川[1]里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又有一些神祇因此降生：他的左眼里爬出了太阳女神，也就是天照大神。他的鼻子里又钻出了天照大神的弟弟风神须佐之男。天照大神被分配治理高天原，而须佐之男则受命管辖大海。可是，他不仅不为接受这一使命而欣喜，反而号啕大哭，大喊大叫，恨不能去阴间和母亲团聚。但在下到阴曹地府之前，他决定先上天拜访一下姐姐。

须佐之男不仅恋母，而且性情暴烈。到达他姐姐所在的天庭后，他毁了分割稻田的田垄，又在举行神圣仪式的过程中极不光彩地拉了泡屎。但是，他最坏的恶作剧还是待天照大神和随从在殿堂里忙着织圣衣时，将一匹剥了皮的马驹扔了进去。一位织女大惊失色，因梭子触击阴部不幸死去。[2]

天照大神很有耐性，也很宠爱弟弟。起初她忍受他的行为，为他开脱，骄纵他，希望这么做能让他收手。但现在他做得太过分了。一气之下，她隐退至伊势（如今成了旅游胜地）附近的一个黑暗的洞穴里，结果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漆黑。

众神决定集会。他们取得共识的方式颇具日本特色，“无数神祇的嘈杂声就像十五的月亮上成群的苍蝇”。[3]大家几次试图将天照大神从洞穴中引出来，但她就是纹丝不动。最后，一个桶被倒扣在洞口，天钿女命（又作“天宇受卖命”）爬到桶上，像个远古萨满女巫一样变得精神恍惚，并开始跺脚，起初很慢，逐渐越来越快。她眼珠打着转，疯狂地挥舞长矛。在众神的一片叫好声中，她情欲大发，袒胸露乳，“将裙摆褪到阴部以下”。[4]此刻，她的欲求达到了令人战栗的高潮。众神都盯住她神圣的生殖器，爆发出一片狂笑，笑声山响，整个宇宙都能听见。

天照大神无法忍受众神撇开她独自寻欢作乐，于是从洞中探出脑袋，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事这么好笑。一面镜子立刻被塞到她面前，天钿女命嚷着说发现了一位新女神。天照大神此时全然不见了方才的镇定自若，拼命伸手想去抓自己在镜中的倒影。一位叫手力雄神的男神趁机一把揪住将她从藏身的洞里拽了出来。世界又重现光明。

*****

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受许多风尚和潮流的影响。本国和外国历史、佛教、儒教，乃至基督教有时也算，都对日本文化产生过作用。日本文化表面上在变，但其内在始终没有真正脱离最古老的本土根源。这一根源同神道教有关。但我指的并不是政治家在19世纪末为鼓吹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而炮制的那种民族主义式的国家神道，而是一整套感官自然崇拜、民间信仰、远古神祇和仪式。信奉它的这个民族骨子里就是一群农民，而日本从许多方面来看仍然是这样一个民族。

神道这个词最早出现于7世纪，造词者的目的是将其同佛教（亦称“佛道”）进行区分，意指神的道路，但其很难称得上是一门宗教，因为它几乎不具半点抽象沉思的痕迹，也对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没有多少认知或者兴趣。在古代日本人的心目中，天堂是个惬意的地方，到处是耕种稻田、勤勤恳恳的庄稼汉。[5]没有迹象显示神道教里存在像我们在中国看到的那种伦理体系或者治国方略。实际上，最早的神话是典型的日本戏码，围绕人际关系展开，随意地辅以性元素。

神道仪式繁多，但并不教条。某人信仰神道就跟他生来是日本人一样自然。[6]神道是神话和仪式的总和，塑造了一种生活形式。它是庆典，而非信仰。不存在所谓的神道教徒，因为没有神道主义这种东西。

女性在神道教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略有些矛盾，却举足轻重。神社内修行的仍为处女，而且从古至今，日本生活中最受膜拜的人物是母亲，也许这就是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如此重要的原因。在父系社会，太阳多为阳性，比如说在孟加拉，人们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庆典，纪念土地女神和太阳神的结合。[7]和日本诞生的神话一样，海面升起的旭日在印度也象征着生命力，但与之关联的是“湿婆”这位男神。在具有母系文化痕迹的神道教中，情况恰好相反：大地由一位手持长矛的男神大国主命管制，但生命之源是水，从水中升起、象征日本的太阳是阴性。火的象征意义亦复如是。在日本，伊邪那美因生育火神而亡。[8]而在父系社会希腊的神话里，是男英雄普罗米修斯从诸神处盗取天火并遭到严厉惩罚。

自然崇拜显然涵盖了性崇拜。同多数日本人一样，神对性行为并不感到愧疚。在受到鹡鸰的启发后，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便一发不可收拾。性的确是大自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存在什么罪过。像这对兄妹神仙眷侣这般享受鱼水之欢的，日本众神殿中也绝非仅此一对。大地之主大国主命在他所平定的世界里就有无数情人，唯一一次出问题是因为他不愿与情人的丑妹妹同床。因为这次失礼，他的后裔——历代天皇就只能降格为凡人。

人们常说，在日本，只要不被逮个正着，在社会上出丑，就能够为所欲为，不必担心后果。换言之，享乐主义受到社会禁忌的制约。这么说可能有些失之于简单，但让我们拿伊邪那歧、伊邪那美同亚当、夏娃做个比较吧。后面二位因为夏娃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他们只有在知道对错之后，才有可能犯下过错。

日本则没有这样的神话。伊邪那歧、伊邪那美没有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受到直接惩罚，从未被赶出什么伊甸园。他们的危机出现在丈夫看到伊邪那美污秽不堪的躯体之后。造成惨剧的是伊邪那美的羞耻感，而不是因为她的有意识的行为。日本的神尽管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浸在性欢愉中，但他们害怕沾上污秽，尤其是死亡的污秽。瞥见自己妹妹腐身的伊邪那歧侥幸生还。人们也许可以说，污秽是日本人的“原罪”。需要补充的是，神道教同许多宗教一样，认为妇女比男人肮脏，因为血就是一种秽物。在过去，日本一些地方的妇女来月经时会被隔离在某些特设屋内。[9]

性与死亡之间的关联当然并非日本特色。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2]等作者就此话题发表过高论。[10]尽管性本身在日本思想中并不属罪过，但人们对性欲所释放的破坏力——尤其是在女人身上——似乎的确抱有深深的畏惧。（不消说，这点也不是日本特色，因为在许多天主教艺术家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

嫉妒心理就是日本人畏惧的破坏力之一。这也解释了他们对于女性极度矛盾的态度。妇女，特别是母亲，为人所崇拜；但同时，她们因为败坏贞洁也让人惧怕。伊邪那美既创造生命，也象征死亡与污秽。嫉妒心驱使她发誓每天要掐死一千人，可她压根没理由吃其他女人的醋，因为就我们所知，伊邪那歧生命里并没有别的女人。可她憎恨自己失去人妻的地位。不管大多数日本妇女怎么受恶婆婆的气，或遭到不忠丈夫的冷落，都不能丧失身为人妇的社会地位。任何夺走这一地位的威胁都可能激发最凶恶的嫉妒心，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男人为此担惊受怕。如今仍有新娘习惯在婚礼上佩戴白色帽子，看着像是用床单制成的，松松垮垮包在头上。此物名为“角隐”，“角”所“隐去”的正是嫉妒。[11]

在写于11世纪初的《源氏物语》里，有个和尚试图劝说一位母亲不要任凭她的女儿勾搭有妇之夫。他是这么说的：

女人生来罪孽深重，注定要在黑暗的漫漫长夜中挣扎，这是对她们邪狂本性的报应。如果你女儿唤起了这个男人妻子的嫉恨，她将被枷锁束缚，永世不得超生。[12]

井原西鹤在《好色一代女》这部17世纪关于一位堕落女子的小说里，描绘了一群上层社会的名媛，她们聚集在一个所谓的“嫉妒会”上，数落起各自拈花惹草的夫君来。[13]这些怒气冲冲的贵妇一个接一个地上前痛打一位女子的画像——象征将她们丈夫引入歧途的所有坏女人——以发泄郁积在胸中的愤懑。基本上，遭遇嫉妒心最沉重打击的，往往不是丈夫自己，而是其他女人。

拥有最可怕嫉妒心理的妻子是那些一心复仇、清算生前旧账的女鬼。旧时的戏剧和民间传说充斥着下面这类故事：遭到背叛的幽灵不断折磨她们的丈夫和情敌，最终导致后者惨死或暴毙。这些恐怖的戏码依旧在剧院和影院上演，一般是在闷热的夏天，正是人们需要出冷汗的时候。

同日本列岛常发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一样，嫉妒、污秽和死亡总会发生，并将永远存在。但它们之所以会发生，不是缘于某种罪过。罪过这个观念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与日本人的思想格格不入。日本诸神同大多数人一样，虽不是完美无瑕，却也非十恶不赦。日本诸神中是没有撒旦的。

人们也许会说，天照大神的弟弟须佐之男是“恶”的，但肯定不是抽象或绝对意义上的“恶”。他是风神：再坏不过就是鼓鼓风。他最恶劣的罪行是性情乖张、自私自利和粗野无礼的破坏行为，但这在日本社会也已经够严重的了。他是个任性的少年，放任自己惹是生非、给别人添麻烦（迷惑かける）——这在日语里是个动词，日本人常用其来描述自己在亚洲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暴行也如风一般；虽时常如飓风狂飙，但不是他们的错：这可是自然发生的。

须佐之男所受的惩罚在传统社会里很常见。他被放逐，不得已成了一名流浪汉。这种命运虽不幸，却使他成了颇为典型的日本英雄。[14]在幻想故事中，破坏社会规则的恶汉未必总会成为日本社会谴责的对象。制约日本人行为的不是社会规则，而是一套抽象的道德教训。但它们如此深入人心，非英雄而不能打破。但将其打破的唯一办法是游离于社会之外，因为个人终究斗不过整体。

因此，日本人的英雄崇拜往往兼顾两方面：既要维护一个封闭社会体制的安稳，又要允许置身社会之外的英雄让人们间接体尝极端个人主义这一禁果。此外，“无赖”在冲动之下的暴力行为及他对社会规则的唾弃偶尔会被视为某种率真的表现，这反映在率真性情对自身的彰显和对人为规定的反抗上。最后，英雄像极了朝着不明就里的成人大呼小叫、怒火中烧的小孩。由此可见，爱吵闹的风神远不是什么邪恶典范，反而博得了人们一定的好感。他的坏上升不到恶的层面，不过是有教养的人学会压抑的那部分人性。实际上，在同“稻田姬神”风风光光地大婚之后，须佐之男也的确学会了收敛，变得恭谦驯良，从此和妻子过上了安分平淡的家庭生活。

天照大神对其狂躁胞弟的恶行起初还比较迁就，她就像是因为溺爱儿子对其错误熟视无睹的母亲一样，纵容他的胡作非为：毕竟，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待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时，是她遁入了洞穴，而不是他。我们也许会像许多对日本有着浮光掠影见解的人一样，就此得出结论说男人如受宠的暴君一样统治着女人。然而这种看法很肤浅，因为女性在十分基本的层面上（神道教就很基本），有着凌驾于男性头上的强大力量。

在神话中，女性阴道有比男性阴茎更大的魔力。有个叫猿田毘古的阳具神长着个又红又长的鼻子。这根会走路的阳具象征生命力，威力无穷，以至于恶鬼见了他便四散而逃。可是，据说当天钿女命褪下裙子时，就连他也法力尽失，活像枯萎的花朵。[15]

天钿女命展示私处让诸神乐开了花，此举恐怕具有神秘的意义。人们发掘出的早期雕像就有表现女神露阴的。[16]这番形象后来被嫁接到观音身上，即佛教中的慈悲女神。[17]人们依然流行用“去看观音”这句俚语，暗指去逛脱衣舞厅。而且，也只有在日本，才会出现某位蜚声国际的影星在其母葬礼上坚持要亲吻其阴部的事情。新闻界对此有过广泛报道，流露出的只有敬意，而不是什么震惊或错愕之情。[18]

关于女性性器官的魔力有不少传说，这里仅举一例：两位女子在水上遭到一群魔鬼的追赶。她们拼命摇桨逃命，但魔鬼还是追上了载着她俩的小船。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女神从天而降，叫她们敞露私处，说完自己先这么做了。刚开始两女子有些忸怩，不过还是学她的样子照做了。见状，魔鬼在狂笑声中放弃了追赶。[19]

这种神、魔鬼、人之间的笑声不仅代表好笑的事，也可指恐惧感的解除。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世界各地，开怀大笑常常是缓解紧张气氛的一种办法，这和人们在电影院里看到暴力镜头时发笑是一个道理。女性性行为笼罩着一层难以捉摸的神秘性，既令人害怕，亦让人崇拜。或者，更确切地说，之所以受崇拜，正是因为男人害怕。和许多文化一样，日本文化中也有关于女性力量可怖一面的传说：比如形似蛤蜊的阴道像钢夹一样将男性阳具生生钳断。

佛教又对加深恐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佛教的涅槃世界里容不下女人，她们得先重生为男人才行。一段著名的佛经这样说道：“女人是来自地狱的使者，她将摧毁佛陀的胚芽。她看似圣洁，实则有一副魔鬼心肠。”[20]

女性的身体被认为是污秽的来源。《源氏物语》肯定算不上是一部过分拘谨的作品，在作者紫式部的笔下，赤身裸体“可怕到让人难忘”。然而，裸体在日本却是一种奇怪而矛盾的现象，因为人们会去公共澡堂洗浴，而在某些乡村地区，甚至还存在男女混浴的现象。可日本海关却又雇用大批学童和老妇担任临时工，令他们用墨水涂黑或用刀片刮花进口印刷品中的阴毛图案。即便如此，最粗俗的那类脱衣舞厅却仍在日本照常营业。道德标准往往因时因地而异，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宗教仪式、神话和流行艺术作品对性器官的浓厚兴趣（比如浮世绘春宫画中对男女生殖器的粗俗刻画）既是对生命和生殖力的讴歌，也是某种避邪手段。似乎通过开怀大笑和风格上的效仿因袭，通过把原生态的自然变成人造的象征物，就可以避开神秘自然界中固有的危险。日本的许多地区甚至还有“笑祭”，人们在当地神社里纵声大笑，以此取悦神明。这些神社里常能见到男女性器官的画像。

尽管绝对的恶在日本人的思想中似乎无迹可寻，但任何一种污秽，包括伤口、创痛、血水和死亡，乃至仅仅是不洁净，都让人避而远之。反抗自然界污秽力量的传统办法是净化，伊邪那岐从冥界回来后沐浴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显然，每个地方的宗教仪式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净化过程，却很少有哪个国家的文化像日本这样如此重视净化，并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点可以在林林总总的方面得到证实：比如，相扑选手每次较量前都会在赛场内撒上盐这一净化物。在住家、酒吧门口、按摩馆等声色场所前也能看到一小堆盐。日本人对洁净的追求还体现在一些不太显著的方面：举例而言，公共服务人员佩戴白手套这一习惯随处可见。政客发表演讲时会戴，出租车司机则没有不戴的，警察也是。戴手套的人里面甚至还有百货商店的电梯管理员。在日本，无论走到哪里，总能见到人们手上这一抹富有仪式感的白色。

沐浴是一种宗教崇拜。保持清洁是普遍追求，以至于在东京上下班高峰时，满载旅客的列车上能闻到的只有一丝淡淡的皂香。多数神道教仪式都包含礼仪性的沐浴。最早出现的澡堂是佛寺的一部分，可追溯至7世纪。时至今日，城市里的澡堂依旧是一种社会机构。但和日本诸多宗教习惯一样——另一种是喝清酒——沐浴很快成为一种自成一派的感官享受。

日本人对沐浴的态度堪比法国人对美食的嗜好：既能细细品鉴，也可大快朵颐。澡可以独自一人洗，但更常见的是和许多人一块洗，一边替邻居搓背，一边闲聊最新八卦。洗浴已成为不少毗邻温泉而建的度假胜地的一块金字招牌。某浴场设有一个巨型心形浴池，可容纳几百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另一座度假村配备一个鸡形纯金大浴缸，不过收费高昂，一分钟一千五百日元，约合五美元；另有一种浴缸可沿轨道升至山顶，浴客可边泡澡边欣赏美景。

但享乐在日本也有其反常一面。[21]神道教中的净化仪式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斯多葛享乐主义”的典范。同许多文化一样（尽管极端情况凤毛麟角），日本人深信肉体煎熬和禁欲都可起到净化作用。这里仅举两个很不好受的例子：比如站在火势不旺的篝火上，或者一丝不挂趟过冰河。在日本人的敬神仪式中，这么做同肉体快感乃至情欲大发其实并行不悖。

这种仪式又名“祭”。同拉丁美洲的狂欢节或宗教节日一样，“祭”既是庆典，也是公众发泄抑郁的出口。日本每座城镇和村庄都有“祭”，而且不止一种。这些仪式虽受佛教影响，但基本上仍属神道教范畴，而且一向很热闹，间或会演变为真正的暴力行为。参与其中的人会觉得这份激昂和亢奋无时无刻不游走在混乱的边缘，仿佛原始部落的一场群舞。在某些村庄，村民会扛着攻城槌般的阳具状巨柱穿过街道，并用它猛烈撞击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青年从邻近神社搬来的晃晃悠悠的女性器官象征物。

1970年自杀身亡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曾称，“祭”是“人与永恒的一场下流交媾，二者只能通过‘祭’这种虔诚的龌龊行为才能完成圆房”。[22]还在孩提时代的三岛就震惊于“这种世上最放荡、最露骨的表达狂热的方式……”，并显然为之深深着迷。[23]

痛苦和狂喜、性爱与死亡、崇拜与恐惧、洁净与污秽，这些都是日本节庆当中的重要元素。从其习性来看，神道教的神都很有日本特色：除了些许食物外，他们并不索取祭祀贡品，不求人拜，也不勒令奉行教条化的信仰；他们要的是有人给他们找乐子，譬如天照大神；他们向往庆祝和欢笑，尤其渴望热闹的场子和化装舞会，而且是越淫荡越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在诱导人们打破自身所象征的禁忌。

正是这种献给神的表演构成了日本流行文化的根基。这一日本文化中既远古且往往猥亵暴虐的一面延续至今，纵然官方时而抨击其粗俗不堪，或掺杂了较为矜持的外来艺术形式。

第一位类似大场面上的表演者当属天钿女命。她神圣的脱衣舞为后世的“神乐”树立了范本，这个词顾名思义指“讨好神的行为”。虽然“神乐”仍在神社里上演着，但其大众吸引力已丧失大半。不过，人们在偏现代的表演形式中仍能领略其风韵，现时的脱衣舞馆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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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寺豪殿”（DX東寺）是京都一家著名的脱衣舞馆，位于火车站后方一条黑暗而沉寂的街巷里，闪烁的霓虹灯衬托出其俗气。入口处饰有大塑料花环，宛如色彩鲜艳的葬礼花圈。顾客穿过洒着紫光的大堂，被引入内室的表演厅。宽敞的舞厅笼罩在温润的桃色灯光下，厅中央的大舞台徐徐转动。

观众席的头顶是二层旋转舞台，由透明塑料制成。墙壁和天花板清一色覆盖着镜子，将十来个姑娘映成了好几十个，宛如一幅立体的群芳春宫图。

透过扩音器，一个男人扯着破锣嗓子，欢迎观众莅临本店。几名穿着轻薄睡衣的女子跌跌撞撞走上舞台的台桩（有几个还急匆匆地把孩子托付给后台的同事），手里提着像是野餐用的篮子，上面工整地盖着花布。她们将篮子放在舞台上，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布，接着郑重其事地取出装备：有震动棒、黄瓜和避孕套，并将这些东西一件挨一件，整整齐齐排成一行，像是在为传统的茶道做准备。

完事后，姑娘们站起身，伴着吵闹而嘈杂的乐曲《夜里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Night”）草草摆出几个姿势；与其说是在跳舞，不如说是展现一幅活色生香的图画更为贴切。她们的表情依旧很茫然。日本的舞者，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脸上似乎总戴着个超然的面具，似乎她们的肢体动作都是机械的，而意志已经麻木到了驯服的程度。

但是她们脸上随即闪过一丝微笑：这不是美国舞女那种皮笑肉不笑，也不是法国音乐厅中那种故作调皮，更像是一种母亲般的安慰，似乎在说没什么好怕的。

姑娘们依旧笑容可掬，邀请部分观众上台。一些参加公司活动、衣冠楚楚的男职员被同事推上舞台，他们脸涨得通红，嘴上呵呵傻笑，试图和舞娘发生性关系，这也是找乐子的一部分。不过多数以失败告终，在这种场合下，失败也正常，不过观众还是看得乐开了花。

演出还得继续。于是，面红耳赤、咯咯傻笑的年轻公司职员又被急匆匆地赶下台来，顾不上裤子还耷拉在脚踝处，便一副狼狈相，趔趄着回到自己的座位。多数人付钱是来看真正表演的，可演出最精彩的部分依旧尚未开始：所谓“特出”，字面意思是特别节目，不过也可以理解为“打开”，之所以这么叫，原因很快就会明了。

姑娘们挪步至舞台边缘，蹲伏下来，身子尽可能后仰，并徐徐分开双腿，与前排一张张涨红的脸近在咫尺。观众突然间鸦雀无声，纷纷探身向前，想仔细打量这醉人的一幕。神奇的性器官此刻正充分展露它神秘的光彩。

舞女们脸上依旧挂着母亲般的笑容，一个接一个侧身缓缓挪动，边挪还边亲热地招呼观众凑近了看。为协助男人们进行“探索”而分发的放大镜和小型手电在一只只手之间传递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女性胴体的那块区域；女人没有成为男人欲望侮辱的对象，反而如母系社会的女神那样，似乎将男人完全掌控在手。

最终，雷鸣般的掌声和如释重负的浪笑打破了这一非凡仪式的紧张气氛，几个男人掏出手帕，擦拭着他们热烘烘、汗涔涔的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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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和大部分西方人习惯与日本联系起来的那份朴素、节制、重分寸和忧郁之美相去甚远。土生土长的大众文化在神道教的熏陶下，与受佛教影响、偏贵族气质的审美观念大相径庭，甚至可以称其为两种独立的文化。[24]

这部分缘于阶级差异。一般说来，最先感受外来影响的是那些有钱有闲去追逐外国风尚的群体。贵族传统中的许多元素确实来自更上流的社会（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因此，日本最早的佛教徒是7世纪初圣德太子宫廷里的贵族。在平安时代（794—1185），男性文人都用汉语写作——妇女则不然，她们因此成为引领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引进上层阶级文化并不是日本特有的现象。19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沙龙里，法国文化就成为热捧的对象。外国文化的舶来通常发生在较高的发展阶段，对于封闭岛国文化的冲击不可谓不巨大，从某些方面来看还造成了心理创伤。另外，佛教和儒家格外强调伦理道德，是控制民众的有效工具。7世纪的日本统治者就认为佛教“在保护国家一事上有奇效”。[25]

但是本土传统从未消亡。在欧洲，基督教颇为成功地摧毁或至少替代了远古的崇拜形式。日本的情况则不同，原始信仰从未遭到更精致的官方律条的碾压。尽管不同宗教之间的区分不甚清晰，尤其是在最广泛的层面上，但佛寺和神社仍然共存并立。两种教派的仪式人们都参与，尽管不一定同时同地。这或许是因为日本人对意识形态和教条缺乏关注，却格外重视外在，重视符合各种场合的姿态，因为“面子”比“里子”更重要。[26]

贵族文化因受佛教影响，讲究克制和尽善尽美，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无怪乎日本人无论地位高低，都按照佛教仪式埋葬逝者。民间的神道教文化对凡是涉及人性和情欲的事均高度重视，有时将之夸大到了荒唐的程度。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婚姻通常按神道教的礼数举行，纵然今时今日的许多年轻夫妇哪怕根本不信教，或者连教友都算不上，也觉得在基督教堂里情定终身更为时髦。教堂倒是很乐意替他们操办。从传统文化的维度来看，这也意味着渗透佛教禅宗意识的能剧同暴力而放肆的歌舞伎能够共存。

不过，若要问某个日本人是信佛还是信神道，他会不知如何作答。最有可能的答案是两个都信，或者他可能会嘟哝几句日本人不信教之类的话。统治者及其廷臣的道德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分别得到过佛教、儒教乃至国家神道的支撑。但他们的道德和神道教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隐性冲突。在日本，权力向来就不立足于法律条文，而是来源于某种社会专制主义。人们其实并不赞同舶来的准则，但做起事情来往往不得不以此为准。因此，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张力一直都在暗暗酝酿。官方压力愈大，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就愈怪诞。这点在江户时代（1615—1867）[3]最为明显，至今仍能明显感受到其影响。

在整个江户时代掌握统治权的是德川幕府，幕府将军自当权以来，便竭力弹压任何可能对他们掌权构成威胁的东西。儒家学说当属最对专制统治者胃口的律条，尤其是12世纪中国哲学家朱熹这一派。该学派强调忠与义，首先是对父母，但统治者视其需要，将外延扩大至君主，实际上也就是德川将军自己。需要强调的是，在日本，忠诚已经异化为比中国的忠孝观更为绝对的概念了。

因为担心混乱，德川幕府试图打压大众文化中贪图享乐、穷奢极欲和猥亵色情的内容，多少也算有所成效。官僚和庶民迄今仍在为此较劲。审查制度和其他形式的管控手段建立在官方道德之上，而这种道德并非某种内化于心的宗教道德，而是囊括了任何为国家权力背书的元素；在过去，国家权力即官方道德。[27]

举例而言，同性恋之间的卖淫活动于1648年遭官方取缔，尽管同性恋根本不被视为一项罪过。特别是在武士中间，这被认为稀松平常，甚至还很体面。政府之所以打击同性恋，是因为上层阶级的武士与下层阶级的戏子、皮条客等风月场所人员厮混在一起。更糟的是，他们还模仿后者的习惯。这对以等级森严为权力根基的德川幕府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在儒教中，封建社会的妇女屈从于人的地位是得到认可的。学者贝原益轩（1630—1714）曾写道：“女人必须视其夫为君主，待其以力所能及的最大敬意和最深爱慕。女人最大的职责，也是她一生的职责，就是听丈夫的话。”这番话似乎同天照大神和伊邪那美的世界相去甚远。在那个世界里做主的是萨满女巫，她们就像3世纪的卑弥呼一样，后来还当上了大地女王。贝原益轩的描述也与平安宫廷里滥交成性的宫女不符，她们即便不能主宰真正的权力，也可以左右鉴赏的品味。德川幕府为了一劳永逸地清除母系社会残余，可谓不遗余力。

幕府在很大程度上得偿所愿了。人们很难表现得像个独立个体，这么做甚至还很危险：对某人的评价取决于他或她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很不幸，这种习惯留存了下来。同往常一样，要逃离这种高压体制，唯一的出路只能从大场面活动“祭”，以及戏院和妓院组成的残酷世界里去寻找。

只要待在政府批准和控制的许可范围以内，人们就能随心所欲。女扮男装者、男娼、浮世绘画家和高级妓女都能取悦神。江户时代的城市大众文化与这一狭小的享乐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较为繁荣的17世纪更是如此。作家、音乐家、戏子和画家均出没于这一为官方鄙夷但却深得民众喜爱的“浮世”中。这个世界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可以说迄今未出现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暴力的娱乐活动和怪诞的色情书籍仍是一个高压的社会体制内重要的排解渠道。因此，它们所具有的政治和社会意义较西方同类事物要深远得多。

1868年，德川幕府寿终正寝。自明治维新起，日本进入了一个“文明开化”时期，开始像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华文化一样照搬西方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压迫这一德川幕府的遗产能够像本民族的和服一样被轻易扔掉。另外，当时在西方盛极一时的清教的影响反而将天照大神逼入了藏身洞穴的更深处。

从自我封闭中解脱出来后，日本变得有些羞涩。日本人“就像因准备接待客人而焦虑的家庭主妇，将普通日用品藏入柜中，脱下平素穿的便装，希望整洁无瑕、一尘不染的理想化家庭生活能让客人开开眼界”。[28]火车上据传还写有“不要露大腿”的标语，劝告乘客莫要沿袭旧习，卷起和服的褶边。[29]类似告示在西式旅馆里至今仍能得觅其踪，那里的外国人见到日本男人穿着睡衣甚至只着内衣走来走去，怕是会惊愕不已，但其实这种情况在海外游客不大光顾的场所都是司空见惯的。

可是自从启蒙开化以来，日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鉴于“西方”文化已随着电视、广告和国外常规节假日飘进了日本最最寻常的百姓家，日本人的生活从表面上看已变得几乎难以辨识。尽管如此，经济奇迹筑造的混凝土和玻璃幕墙背后还留存着许多取悦神祇的东西。撇开所有变化不谈，日本仍是个极度传统的国家。每座新楼楼顶必然设有神龛，供奉保佑日本稻米收成和出口额的“稻荷”狐仙。日本人从许多方面来看依旧是个以庄稼汉为主的民族，对于如何利用新财富没有方向。

导演今村昌平曾称日本现代化的表层为一种幻象。他表示：“事实上，在褪去西装和先进科技这层华衣后，渗透日本人意识的是那些小型神龛、迷信思想和非理性的东西。”[30]

过去几十年里，日本文化中较为原始、散发“土腥味”（泥臭い）的元素获得了某种复兴。如今日本人心里似乎更踏实了，不再过度忧虑视线中的尘埃——尽管不少人还是期望外国人最好不要留意其存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格外卖力地用沾满泥巴的铲子翻挖大众文化中的粗粝角落。某些歌舞伎作品长期以来被认为太过粗鄙，与文明开化的世界不相称，但在经过稍许淡化处理后也复演了。此外，各种“祭”走上荧幕后也是大红大紫。

这并不是说日本人生活在一个不受控制、俗不可耐的享乐主义时代，通宵达旦地在街上翩翩起舞。恰恰相反，有些管控较以往反而更严了。实际上，以往那些危险、颠覆性的自发言行现已被纳入无害的民俗范畴，但大众化的表达未必非得取传统形式不可：关键在于有无神韵。另外，以我之见，本书将要探讨的电影、书籍、漫画和戏剧会揭示出，不管历史如何变迁，当代日本人和他们一手创造的神是何其相似。

[1]作者笔误。《古事记》中伊邪那岐是至筑紫（九州）日向国的橘小门（《日本书纪》作"小户橘"）的阿波岐原（又作"檍原"），而非橘川。-编注

[2]法国哲学家，以研究死亡与情色之间的关系而闻名。

[3]江户时代的起始年份，有丰臣家灭亡的1615年（如本书）、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并于江户建立幕府的1603年，或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胜利取得统治权的1600年等几种说法。——编注

第二章　永恒的母亲

啊，亲爱的母亲，

愿您是一枚珠玉，

镶嵌入我的发髻，

此生与我不分离。

——《万叶集》，8世纪

据说，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在驾机撞向美军战舰时总会高喊那段耳熟能详的遗言：“天皇陛下万岁！”他们当中有些人也许真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据不那么虔敬的人透露，大部分飞行员临死前只是惊恐地大叫：“妈妈！”

我最近参观了一个原神风特攻队使用的空军基地。幽暗的博物馆里，最畅销的纪念品是一张名为《决死飞行员之母》的唱片：

你是决死飞行员的母亲，

所以请不要哭泣，

笑着为我们壮行，

你会看到我们为国捐躯，

母亲，哦，母亲！

在黑帮题材类型片中，高仓健是最负盛名且最具男人味儿的演员，拍摄过多部作品，其中一部里，他在刺死敌对帮派的老大后，被扔进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在牢里，唯一让他牵挂的是母亲。家姐的画外音传到他和观众的耳朵里：“亲爱的弟弟，你知道么？妈妈每天都呼唤你的名字。”顿时，这位刚毅的黑道英雄好汉连同放映厅里的影迷们一起失声痛哭。

一位年过七旬、富甲一方的商人因为有过见不得人的政治勾当和犯罪前科，不惜斥巨资大搞宣传，试图为他不堪的声名洗白。他是怎么做的呢？通过向电视台购买广告时段，播放他年轻时孝顺地背着母亲的画面。

每天夜晚，成千上万的日本生意人将经济奇迹抛之脑后，躲进诸如名为“妈妈的味道”或“母亲”的居酒屋里。在威士忌加水的作用下，他们退回到儿时状态，寻求那些被称为“妈妈桑”的女人的细心聆听。这些“妈妈桑”以精神病医生般的专业耐心，聆听男人们倾诉自己的心事：老婆如何唠叨个不停，公司的课长如何不地道，他们如何卖力工作却又无人赏识。在得到“妈妈桑”的几句温和建议和暖心的鼓励后，这些日本经济斗士又跌跌撞撞地踏上了回家的路，互相搀扶着，不时扑到同伴的背上，并为了重回八岁的光景而兴奋地大呼小叫。

守候在家的“母ちゃん”——本意是妈妈，但通常用来指代妻子——在等待丈夫的归来。他踉踉跄跄进了家门，妻子为其脱下鞋袜，如有必要的话给他准备吃的，听着他的醉话，然后扶他上床。

自打须佐之男拒绝服从治海的指示而是吵着闹着要妈妈，抑或自打他姐姐天照大神耐心忍受弟弟的无礼行径以来，世间似乎鲜有变化。人们常常很难不生出这种感觉：日本的两性关系中，女人都是母亲，而男人都是儿子。

库尔特·辛格（Kurt Singer）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世风有最敏锐认识的外国观察家之一，他曾发表如下看法：

看着日本的母亲背着孩子，哼着小曲，幽静地漫步于街上，让人感到日本的生命之河流经她的身躯后，获得了新的活力。与她相比，那些忙个不停、极端自我的男人就像一群刺儿头，毫无魅力不说，还很不实在；他们只是有用或招人厌的工具，对生命的秘密一窍不通。[1]

日本孩子，尤其是男孩——而且以长子为重——差不多就像上帝。这可不是随便说说，据某位美国知名学者称：

耍性子的小孩和日本万神殿中以迁怒于人类来发泄怨气的神祇之间存在可比性。两者都期待别人能提供慰藉，好让他们安宁和平静下来。实际上，民间信仰认为，孩子是神的恩赐，或者本身就是需要得到照料的神。[2]

迁就看来是日本母亲喜用的办法。辛格口中的“神圣暴君”若表现不端，甚至就算是放肆搞破坏，母亲往往也只是报以温和的一笑，并立马原谅他们。倒是女孩子较少被骄纵，因为她们是被当成未来的母亲加以培养的，因此只能施予，不能索取。目前在西方，迁就子女这套似乎也很吃香，但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迁就可以维持很久。即使孩子长大，比方说六岁了，要是发起脾气来，喂糖吃仍是哄其消气的普遍做法，哪怕眼看就要开饭了。

对待年幼孩子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对待醉鬼或外国人的态度差不多。社会不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任何言行负责，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害臊为何物。人们应该宽容而不是责罚他们。这份宽厚是外国人在日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男人下班后多半都是一副醉醺醺的模样，甚至必要时还会装醉。

许多抚养孩子的传统方法似乎助长了孩子消极被动的依赖性。无论白天还是夜里，孩子很少一个人，母亲总会陪他一起睡。外出时，孩子不是用婴儿车推着，独立面对世界，而是被包裹在温暖的襁褓内，紧紧绑在母亲背后。她鞠躬，孩子也跟着鞠躬。就这样，孩子在感受母亲心跳的同时自动学会了社会礼仪。因此，他的安全感往往完全依赖于母亲在场。

最坏的——但绝非罕见——情况是，这会导致一种扼杀个体独立性的依附关系。孩子明白了，要想得宠获益，上上策是表现得消极而依赖。日语里有个对应的词，叫“甘える”，词典给出的解释是“滥用他人之爱，装孩子撒娇”。按照精神病医生土居健郎的看法，这点是理解日本人性格的关键所在。[3]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成年后：在公司或任何组织内部，新人会在前辈面前装孩子，女人在男人面前装，男人在母亲面前装，有时则在妻子面前装，日本政府在外来强国面前装，比如美国。一个滋长这种消极依赖性的教育体制显然不太鼓励人们的个体积极性或责任心。

使问题更趋复杂的是，母亲又需要孩子依赖她，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孩子若同母亲的想法对着干（也就是自作主张），往往会使母亲紧张，感到孩子不再需要她了。[4]

总之，这种现象近来变得更严重了。在这个推崇节育和核心家庭的年代，妻子们被关在高层住宅楼狭小的公寓内，只能与电视机为伴，很容易一门心思扑在孩子身上。往往只有孩子才能让她们感到欣慰，也是她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简言之，她们活着就是为了孩子，特别是当婚姻的基础并非浪漫幻想时，更是如此。

无怪乎孩子长大后离家出走时，母亲会痛苦万分。她极力想把孩子留在身边，能留多久是多久。孩子终生都会怀念童年乐园（无疑，心情是复杂的，多少掺杂着被压抑的恨意）。对这个伊甸园的思念是日本文化的重要一面，这种思念既是集体记忆，也是个人情愫。

小说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他略有几分古怪。他永远无法忘记母亲，楚楚动人的関，“我直到六岁还在吃她的奶”。[5]顺带提一句，这在日本并不罕见，小孩断奶比较晚。在作品《幼少时代》（1957）中，谷崎润一郎谈及母亲时写道：“她不仅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她大腿处的皮肤是如此可爱，如此白皙，如此嫩滑，当我们一块洗澡时，每看她一眼我都会心花怒放。”

谷崎的恋母情结就像宗教崇拜。据说，他和祖父很亲近，而祖父是日本人中少有的希腊东正教徒。谷崎还记得，祖父是怎样为“圣母玛利亚”祈祷的，而那时还是个小男孩的自己，又是如何“盯着怀抱圣婴耶稣的玛利亚……怀着一种近乎难以名状的敬畏之情，望着她那仁慈、深情的双眼，久久不愿从她身边离开”。[6]

写于1959年的《梦的浮桥》是谷崎最具挽歌气质的有关母亲的作品之一。对两位母亲的记忆始终萦绕在主人公糺的心头：一个是他五岁时去世的生母，一个是继母。两人的形象常在脑海中重合，叫他难以分清。不过他还是记得和生母共寝过，“她是个矮小纤瘦的女人，一双丰满的小脚宛如糕团……”（谷崎是赏鉴女性玉足的行家。）他吮吸着母亲的乳房，“乳汁涓涓地流淌着。她的酥胸散发着秀发和乳汁交织在一起的香气，飘绕在我的脸际。虽然四周很黑，但我隐约仍能看到她雪白的乳房”。[7]

几年后，母亲去世了，他跟奶妈睡在一起，仍记得“那个甜蜜、朦胧的白色梦境，那片飘绕着发香和奶香的温暖酥胸……它怎么就没了……难不成这就是死亡的意味？”这让人又联想起须佐之男对他在冥界的母亲的强烈思念。也许恋母情结和对死的向往之间存在什么联系？辛格说过，“日本人时刻准备赴死，可以抛却自己的性命，或亲手终结它，这或许呼应了他们神圣祖先的那种热望”。[8]

辛格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正值二战结束后，那时许多日本人比今天更渴望告别尘世。但即便考虑这点，我仍怀疑刻板地理解日本人所谓的“求死之心”是否恰当。谷崎描写的与其说是对死的渴望，不如说是对朦胧的白色梦境、充斥感官肉欲的无意识境界的向往。许多禅宗式的冥想招式都是为此而设计的：目的是让人变得麻木，甚至丧失有意识的头脑，陷入一种没有自我的感官境界，就像躺在一个温暖的日本混合浴池中。

主人公将近十四岁时，他的继母生了个孩子，但旋即被送到某个偏僻的乡村让人抚养。主人公再度生出幻觉，似乎第二个母亲和生母并无两样，并很快恢复了旧习：“……我躺着，把脸埋进她的怀里，贪婪吮吸涌出的乳汁，我不自觉地以一种娇嗔的、孩子般的声音喃喃道，‘妈妈’。”

然而，伊甸园般的童年总会过去。孩子到了六岁上下就会被托付给学校老师和其他外界教育者。从此，服从社会规范的链条便越来越紧地束缚住他们。这么做的心理意义不容小觑。娇生惯养的小神仙们过去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现在被要求严守规矩。造成的震撼是巨大的。在西方，大人教育孩子说这世上除了他们外还有别人。日本孩子则不然，他们对此毫无准备，而且也永远无法适应这点。在许多日本人的身上，溜须拍马式的循规蹈矩和麻木不仁的自私自利会交替出现，其易变性不仅令人生厌，而且难以捉摸。

男孩活得尤其艰难，因为他们必须混出个人样来。家运的兴旺有赖于他们日后的成就。只有儿子有成就，做妈的才有资格骄傲。这意味着，听话的儿子必须通过所有资格考试，考入名牌学府，最后进入名牌公司，对了，甚至还得和合适的对象成婚。

当这些听话的儿子整日埋首于书卷，背这个记那个的时候，他们的母亲也没闲着，玩命似的同别的母亲一争高低。她们把儿子当作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社会蛇梯棋[1]局中的一枚棋子。这些所谓的“教育妈妈”（教育ママ）督促儿子备考的那股子执著劲儿，同极力把孩子推向好莱坞星途的妈妈一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这种望子成龙会被孩子利用——“如果你再不多弄点巧克力给我吃，我就不备考了”——“教育妈妈”可不是人见人爱的对象。

早在1894年，在这一现象尚不如此泛滥时，小说家樋口一叶就写过一篇辛辣的短篇小品，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位母亲，“她的心比富士山还高，但生活中的地位却让她只能屈居于山脚之下”。她为儿子操办了一段“美满的婚姻”，无情地将他真正的心上人扫地出门，让除了她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苦不堪言。[9]

日本妈妈同犹太母亲很像，永远都在忍辱负重和自我牺牲。这有可能，而且也往往作用到了孩子身上。孩子每每失败，就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所做的牺牲。而且不论他取得何种成就，也无法报答母亲的恩情。孩子的负罪感是母权力量最持久的支柱之一。[10]因考试落第而自寻短见的孩子留下的遗书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点。它们多半是因辜负母亲而作的悲切道歉。

日本电影中还有一类专门展现母亲牺牲奉献的影片，即所谓的“慈母片”（母物，按字面意思是“母亲之道”）。这类电影表面上歌颂了永远在献身的母亲，实际上却在肆无忌惮地消费孩子对母亲的负疚感和暗藏的攻击心理，其放肆的程度，只可能源自彻底的无知或极端的犬儒主义；不过，由于后一种情况在日本实属罕见，人们只能认为存在的是前一种情况。

该类型片中最典型且最出色的一部作品是《日本的悲剧》（1953），这部电影的名字起得恰到好处，理由不止一条。饰演母亲一角的是擅长此类慈母片的女星望月优子，因此，去世前几年，她被亲切地唤作“日本的母亲”[2]。望月优子息影后踏入政坛，相当有效地利用了她的这层形象。电影的背景设在战争结束后不久，那时的日本满目疮痍，人人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望月优子扮演的是一位贫穷的战争寡妇，为了一双儿女，她什么样的苦都咽得下去，不知遭了多少罪！住在自己丈夫家里的她被小叔子逐出家门，越来越困窘，直到最后不得不在一处低俗的滨海度假胜地当陪酒女，夜夜忍受屈辱。为了孩子，她什么都肯干。

但是孩子们领情么？显然不领情。他们瞧不起她，女儿跟有妇之夫的老师私奔了，儿子则想办法让东京某位有钱的医生收他做养子。影片接近尾声的一幕让人悲从中来，儿子让母亲别再来看他，因为他已正式认他人作父。这位一贫如洗、牺牲自我的日本母亲无从选择，只好步有同样遭遇的母亲们的后尘：在迎面开来的一辆火车前纵身一跃。就这样，让他们瞧瞧吧。放映厅里随后响起一片观众擦手绢的沙沙声：发片方往往会根据这些影片的催泪指数，在宣传海报上标注两块手绢或是三块手绢。

同时期的另一部慈母片的片名言简意赅，就叫《母亲》（‘母’，1958）。影片描绘的是一位自我牺牲的可怜母亲在操劳一生后，被冷酷无情的子女抛弃了。她无处可去，也无人可投，被迫在工厂和医院里干些粗活儿勉强为生。最后，是她唯一孝顺的渔民儿子救了她。在得知自己离家期间出了什么事后，他大骂自己兄妹的所作所为。但这位宽宏大量的母亲只是安详地笑笑，说道：“儿啊，可别这么说，在我眼里，你们都一样乖巧可爱。”

这就是掩藏在母亲酥胸中那片“甜蜜、朦胧的白色梦境”的终极意义所在。人人都一样，个个都贴心。个体之间的差别可以抹杀，就像理想中娘胎般的集体生活，大多数日本人对这种生活都心向往之。如果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不了，就会在梦中追求。

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说是看到男女主人公受苦受难，会让日本观众感到“安心”。不光日本人如此，任何地方的人在看到别人面临比自己更大的难处时，哪怕仅仅是在幻想，也会感到莫大的安慰。然而日本观众，尤其是那些“慈母片”的拥趸，甚至无法容忍影片有圆满的大结局。母亲是某种替罪羔羊，因为没有谁的命运会比她更多舛。

这点同传统的育儿方法也有所关联。曾有人指出，小男孩获准可以将母亲当作拳击的沙包一样泄愤撒气，捶打她们的乳房，拉扯她们的头发。[11]男孩盼着母亲能有所回应，可她就是不反抗，就像弹在一张蹦床上，只会令人越来越恼。日本母亲很少直截了当或合情合理地处罚孩子：她们自己都缺乏一套理性的思维体系，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现如今，西方教育依旧受到一套宗教制度的影响，其涵盖了抽象的道德价值和理性思想，超越了——或者说理论上超越了——人际关系中的那种武断和含混。甚至在那些有意识摈弃了正规宗教的人中间，持这种思想的仍不在少数。无论结果好坏，我们的文化需要一种讲道德、讲理性的意识形态。在日本，人类感情和人际关系的等级制度所获得的重视程度远超理性思维或任何普世的道德体系。并不存在某位游离在社会之外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上帝在注视着我们所有人，有的只是一套适用于特定场合的复杂的礼仪体系和行为准则。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日本人身处异域，周遭环境不可预料的时候，要么会表现得惊慌失措，要么就索性变得不管不顾、大大咧咧。社会本身就是上帝：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别人的注视。正如萨特（Sartre）所言，他者即地狱，尽管对不少日本人而言，地狱更像是天堂。

由于感情比逻辑或理性更重要，日本家庭的规矩就如同这个国家的法律一样含混不清，且易受感情操纵。而这正是日本母亲的做派：以情驭人。孩子表现不端，不会立马招来一记耳光，或遭到严厉训斥，但是在一番讨好、哄骗乃至央求都无济于事后，一脸愠怒的母亲会收起她的爱怜，像天照大神一样缩回进洞穴。“妈妈再也不爱你了”这句话常被用来吓唬孩子，另一种办法是孤立，比如“我们会把你送走”或者“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由于多数孩子在幸福的童年时期已沉湎于母爱之中，这种办法通常很奏效。

因此实际情况就是母亲把自己变成了替罪羊，为的是让孩子感到内疚。一旦这个方法不灵验了，她就威胁不再施予怜爱。多数的“慈母片”正是围绕这两大主题而展开。我们先前已经见识过反映第一个主题的例子：在眼见妈妈跳轨自杀后，观众为子女的冷酷而痛心，掏出手绢拭泪。

反映第二个主题的例子是一部流行剧，名为《记忆中的母亲》（‘瞼の母’）[3]；这句俗语常指失散多年的母亲，可以说是脑海中、记忆深处的母亲。《记忆中的母亲》曾是在乡间集市和地方曲艺场所巡演剧团的必备剧目，并于1931年被首次拍成电影。

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忠太郎的年轻赌徒，他孤身一人找寻失散已久的母亲。母子俩是在19世纪某场肆虐江户的瘟疫中失散的。忠太郎过着罪犯兼流浪汉的艰苦生活，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攒足了钱，好在万一能找到她的情况下助其安度晚年。

不出所料，在历尽艰险后——中途他取了至少十二个人的性命，忠太郎的剑法那时已炉火纯青——他总算打听到了母亲的下落。据说，她做过艺伎，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如今则在江户经营一家生意兴隆的小店。如人们所言，她的人生翻篇了，不愿让任何事或任何人来打搅她富足的新生活。尽管时机极不合适，可就在这个当口，激动得浑身颤抖的忠太郎，这位嗜赌成性的儿子，走进了她的店铺。他张口便道出自己的身份，期待母亲会热泪盈眶地欢迎他。母亲起初脸色惨白，接着缓过神来，拒绝与他相认。他别自讨没趣了，现在该离开她的店了吧。主人公此刻泪水决堤，悲伤地不断抽泣。

母亲的肝火越来越旺，把儿子看成是前来讹她钱财的。忠太郎爆发出一串断断续续的奇特笑声，日本的英雄们陷入歇斯底里时经常这样。他把积蓄扔在母亲面前，为自己的冒昧来访道歉后出了门。此刻他的内心十分平静，倒是母亲几乎无法按捺内心的情感（借那句日本谚语，她的“心在哭泣”），腾地站起身，似乎是想截住他；但摔倒了，打翻了茶壶；她迟疑片刻——作为母亲的这颗心还能占上风么？——不，她转过身，捡起茶壶。她还是希望一切照旧，不愿掀起波澜：即便是同类型的烂片也不乏此类精妙的象征手法。忠太郎走了，但他的姐姐劝说母亲去追。待她俩追上他时，忠太郎又杀了十二个人：“如果你们都没爹娘，就别怪我下手无情了。”母亲和姐姐呼唤着他的名字，但他躲在一棵树后，说出了那句永远催人泪下的台词：“姐姐怎么能和我这么个窝囊废弟弟住在一起呢？我还是不要见她们的为好。要是想见母亲，无论何时，只要闭上双眼就行，她就在那儿，就在我的记忆里。”

这个故事的出彩之处在于，尽管忠太郎很明显“心在哭泣”，但他没有表露出半点怨恨。相反，他最后出走，是因为知道自己赌徒的名声在外，他的出现只会影响母亲的生意，葬送姐姐嫁个好人家的机会。若因此记恨母亲，会让他内疚不已。在这个故事中，真正做出牺牲的其实是忠太郎。

然而牺牲也并非一无所获。母亲的生意也许会红红火火，但她免不了受一番煎熬。忠太郎达到了目的，他就像是个受了轻慢誓以自尽报复爸妈的孩子一样。这种令对方背负更深重歉疚的做法在日本的文艺节目中十分常见，尽管表现方式大同小异：那些做给人看的苦楚被塑造成一种真情流露。无论母亲还是孩子都会沉溺其中。

当然情感讹诈在其他文化中并不鲜见——最有名的一例是大致毁誉参半的犹太妈妈。但在日本，人们对情感讹诈尤其没有抵御力，因为他们既无从退守，亦无武器予以反抗。理性肯定没用，因为其对于情感讹诈无可奈何，幽默也办不到——日本没有伍迪·艾伦（Woody Allen）式的人物，可以拿本国妈妈说笑。借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话来说：“可以想见，对于一个从未受过父权宗教洗礼的民族而言，要抗衡‘伟大母亲’是何其困难。”[12]

幽默，尤其是讽刺性幽默，要求与事物保持一定距离，而亲密无间的母子关系显然是容不下这种距离的。或许更要紧的还是与理性的绝缘。人们或会辩称，社会礼仪本就是一套理性的制度，能抵御情感操纵。然而，即使是社会规范也不是任何法律可以修补完善的。它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因地制宜、见机行事的直觉。

日文中“腹”这个词的许多使用场合让人总感到它涉及的是大脑，而不是胃。打个比方，“腹艺”的字面意思是“腹部的艺术”，指揣度他人动机、猜测别人在想什么的艺术。生意人和政客务必擅长此道。

这种感情柔道不仅不为日本人所憎恶，反而被视作是热心和温柔的表现，是他们独具的敏感性。日本人用“優しい”（意为文雅、柔情和亲和）来形容母亲和他们自己。这同西方人的待人接物构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人眼里，后者显得冷淡、生硬甚至粗鲁。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理性同感性是完全对立的。

1950年代是这类文雅、柔情、亲和的慈母片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家庭的主要娱乐形式仍是电影，而不是电视。《母亲》、《日本的悲剧》和不同版本的《记忆中的母亲》都摄于那一时期。但同样类型的影片至今依然出现在荧幕上，即所谓的家庭剧。这些片子常以连续剧的形式播出，通常是在上午，在婴儿爽身粉和洗涤剂的广告中间插播。

典型的家庭剧弘扬家庭生活，倡导传统观念，而且往往充斥着过度的乡土气息。这类故事一般发生在浪漫的乡野山村，或者是惬意而温馨的城市一隅。为了增加影片的虚幻感，但又不至于显得突兀，剧情常被置于更古朴、更传统的往昔岁月；距今很是遥远，足以蒙上一层淡淡的异域风情，但又不会久远到让人感到陌生的地步：20世纪20年代比较理想，当然战后不久也很受欢迎：那时的战争寡妇人数众多，历尽艰辛。

在家庭剧中，女主人公一般会在第二集或第三集的时候失去丈夫。这种突如其来的分别通常是由二战造成的。人们在车站挥动旗帜，含泪送别男人，而他们一去便不复返。这一情节的铺陈可谓一石二鸟，一来可以印证日本人是战争主要受害者的流行看法，二来女主人公就此便可以全身心地扑在孩子身上。批评家石子顺造指出：“日本慈母片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母亲必须牺牲自己的青春年华；她不能陷入情网，也不能再婚。她必须为孩子而活，然后死去。”[13]

这些母亲中很少会有人成为大夫或者银行经理：至少我是从来没在电视上见过。典型的寡母劳动者会经营一家小饭店、公共澡堂或居酒屋。这类工作为她展现母性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换言之，母性被赋予了公众化色彩。她成为人见人爱的大众妈妈。尽管奢华和财富在另一类家庭剧中司空见惯，但通常不属于“慈母片”的幻想范畴：毕竟，母亲必须命苦。

最脍炙人口的家庭剧中，有一部是首播于1977年的《漂泊的旅程》（‘さすらいの旅路’）：我们在后文会看到，流浪是日本主人公的构成要素之一。在这个故事中，女主人公是凉子，在一家不起眼的服装店做裁缝。她出身一般，却嫁入豪门大谷家，但婆婆很不喜欢她。鉴于日本社会的母子关系，我们能够想见另一个女人的出现将会激发怎样的妒意。这一点在所有家庭成员处于同一屋檐下时格外明显；几世同堂那时虽已较为罕见，但仍是家庭剧里严格遵守的一条惯例。

醋意大发的婆婆不断欺负凉子，难以忍受的她被迫离家出走，撇下丈夫。正如此类影片中大多数丈夫一样，他是个典型的乖儿子，在妻子遭到婆婆欺凌的时候，根本不会出面保护她。这还没完，离婚后，他娶了一位母亲亲自挑选的女子为妻。

凉子后来的流浪生活真可算是一段“三块手绢”的故事，唯一支撑她的是对深爱的儿子阿英的回忆。为了他，她可以忍受任何艰辛和羞辱。我们可以想象，前夫在她的情感生活中几乎或完全不存在。这使得后来在她不幸命运中发生的转折颇具意味。前夫在参选国会议员，这时，凉子落入一个敲诈者的手中，后者威胁要曝光她不堪的人生，借此毁掉她前夫的仕途。（尽管看似不可能，但这么做在日本的确奏效。）凉子杀死了绑她的人，旋即被捕。她为何要这么做？肯定不是为了前夫。在一段长长的、动情的独白中，她自己道出了原因：她不能让这个恶人毁掉她在儿子阿英眼皮后美丽、纯洁的母亲形象。因此，她绝不能容许自己悲惨人生的真相为人所知。

法庭上，那种日本观众向来喜闻乐见的奇妙巧合发生了：政府为她指派的辩护人不是别人，正是她业已成人的儿子阿英！他听闻了真相，在一幕令人揪心的特写镜头中，他一把抓住母亲的双手，镜头这时又从手部扫到了他泪水涟涟的脸庞。他最终喊出了全剧高潮的一句话：“妈妈！”

观察这档节目的收视率是一桩趣事。起初，女主人公刚结婚，她的麻烦还只是婆媳矛盾，这时收视率从12%上升至15%，已经算很高了。但当她的生活垮掉并走上漂泊流浪的人生后，收视率一下蹿升至19%。[14]在日本，人真得是吃过苦头后才能出名。

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观众也是苦命人，对命运坎坷的女主人公感同身受。正相反，正如某位主妇所言：“看这部剧让我感到‘安心’，恰恰是因为女主人公和我截然不同。如果讲的是某个和我差不多的人，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那我恐怕是不会去看的。”[15]

这则故事其实改编自一部写于1910年的英国小说《X夫人，母爱的故事》（Madame X：A Story of Mother-love）[4]，与原著相比已有较大改动，十分能够反映问题。在英国人的原始版本里，妻子厌倦了心系事业的丈夫，于是自愿离开了他，去过自己糜烂的生活了。后来，意识到自己行为不轨，她央求丈夫重新接纳她，结果被予以拒绝。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后悔自己当初太过绝情，可此时已追悔莫及：她已销声匿迹，两个人的生活都毁了。

这部爱德华时期（Edwardian）[5]情节剧的女主人公个性鲜明。反之，凉子则是命运消极的受害者。这恰恰使她成为典型的日本女主人公。另外，在日本，丈夫一心只想着工作也根本算不上弃他而去的理由。相反，这被视为一种安定的源头，就算在现实生活中不总是值得鼓励，在电视剧中无疑如此。

因此，在日本连续剧中，必须有一位恶婆婆。至于那位迎娶母亲挑选女子的丈夫，即使在爱德华时期的英国也是难以想象的。婆婆、逆来顺受、受苦受累的女主人公、唯母命是从的丈夫，这些都是日本化的补充元素，可以在17世纪的歌舞伎戏码中直接找到原型。

*****

这部剧让人联想起另一个故事，《泷之白丝》（‘滝の白糸’），沟口健二于1933年将其搬上银幕。艺名为“泷之白丝”[6]的女主角是一位女魔术师，她的故事写于世纪之交，作者是泉镜花。那个时候，寒门子弟只要出身不是特别卑微，便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极大地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这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破天荒头一遭。不过，家庭财务还是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包袱。为了让儿子出人头地，家里的其他成员，尤其是母亲和姐妹不得不做出牺牲，因为留给她们的钱已是寥寥无几。[16]

另外，向上攀高枝往往还能将这些幸运儿带进一片与他们出生的世界迥然不同的新天地。他们对自己乡下人的出身倍感尴尬，总想加以隐瞒，这就很容易催生那种一向令电影院观众潸然泪下的悲剧。这是分析《泷之白丝》的大背景。

在一个乡下的曲艺场所表演完水魔术后，白丝遇到了一位一文不名但雄心万丈的青年，并且爱上了他。他的梦想是考进帝国大学（即今天的东京大学）学习法律。那时，进入帝大学习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今依旧如此。白丝拿出她的全部收入帮他实现梦想。如同日本的母亲一样，她为这个男人牺牲了一切。有了这么一位慷慨的资助人，他又怎会失败呢？

他的确没有失败。但是帝都的生活让人兴奋，他逐渐和恩人断了联系。这让白丝很痛苦，但这还不算，因为他，她欠了一屁股债，惹上了麻烦。一个放高利贷的凶徒使出歌舞伎里专门用来收拾坏蛋的施虐狂手段来对付她。在默默忍受良久后——这让她显得更加英勇——她忍无可忍，杀死了他。

她很快被捕，并站上审判席。“无巧不成书”的场面再度降临：此案法官不是别人，正是白丝长期资助的那个负心汉。他和她一样吃惊，因为那时他已全然把她忘了，但她心里却没有丝毫怨恨。在他用颤抖的声音宣布对她的死刑判决时，她骄傲地抬起头看着这个了不起的人。（实际上，他靠自杀才弥补了自己的罪过，这也是他做的唯一一件好事。）

很明显，白丝更像母亲，而非情人。这个桥段在日本戏剧中很普遍，始于浪漫的歌舞伎戏码，里面的情郎往往都是阴柔而可怜的懦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日本的爱情故事均是慈母片的变种。恋母情结超越了狭隘的类型片范畴，渗透进浪漫的情节剧中。同谷崎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一样，恋母情结根植于宗教传统。批评家佐藤忠男从沟口健二作品中的女人身上看到了“天照大神的身影，作为女性崇拜的载体，她从远古时期就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17]

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出于对天皇的忠心，乃木将军[7]的夫人追随夫君，双双自杀了。她曾经写道，完美的日本妻子应是丈夫的“守护神”。身处逆境时，应该是她保护他，而不是反过来。[18]

杂志《年轻女郎》（Young Lady）于1982年1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大谈“如何让我们变得更美丽动人”。换言之，就是如何吸引男人。要是欧洲或美国的杂志，接下来肯定会向读者介绍成为性感尤物的门道，无疑还会推荐各种粉扑、面霜和喷雾。《年轻女郎》可不这样。文章写道：“最有魅力的女人是充满母爱的女人。没有母爱的女人，男人万万不会想娶……必须透过母亲的眼光来看待男人。”

沟口健二所有的电影似乎都印证了这点。没有白丝的牺牲，那个年轻人就当不上成功的法官。影片《残菊物语》（1939）中，一位青年依靠家里女佣阿德不懈的奉献才当上了演员。阿德为了情人能出人头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但是他的戏剧世家规定只有在他不再与女佣相见后，才允许其继续舞台生涯。不出所料，他屈从了。就在一颗新星冉冉升起的同时，阿德的生命却陨落了。

影片《山椒大夫》（1954）中的儿子靠姐姐给他打掩护才设法从一座残酷可怖的奴隶营中脱身，他重获自由，姐姐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沟口最后一部作品《赤线地带》（1956）中，所有男性角色的妻子都在肮脏的妓院里讨生活，她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供养着自己的男人。顺带说一句，这种情况在歌舞伎中很是常见，妻子常通过在藏污纳垢的“烟柳巷”里出卖肉体来体现她们的献身精神。

沟口在日本常被称作“フェミニスト”（由feminist“女权主义者”而来）。同所有日语音译的英语词汇一样，这个词务必要谨慎对待。沟口从来就不是什么女权斗士。虽然沟口电影中的一些桥段拍得感人肺腑，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真的相信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或者变化是令人欣慰的。正如美国影评家奥蒂·波克（Audie Bock）所言，对“フェミニスト”更确切的定义应该是女性的崇拜者。[19]沟口无疑正是这种人。

和谷崎一样，沟口也运用佛教和基督教的象征物来表现他的女性崇拜。《夜之女》（‘夜の女たち’，1948）的最后一幕就是一例。该片女主人公具有典型的沟口式色彩：一名落魄的战争寡妇。在被家人拒之门外，并遭到朋友们的欺骗后，她落得和战后许多女性一样的下场，堕落风尘，成了站街的“潘潘女”（pan-pan girls）。“潘潘女”是指专门服务美国占领军的妓女。影片临近尾声时，她发现妹妹卷入了与另一群妓女的地盘之争。姐妹俩被人咬、踹、扇耳光，她们紧紧相拥，痛苦地号啕大哭。镜头缓缓上移，停留在一段破墙上的褪色圣母圣婴像上。

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而言，这或许算不上是沟口作品中最美妙的剧照。但这个例子恰到好处地说明了导演是如何下意识地借用舶来的形象，来反映日本人的情感的。按理说，沟口本可以向西方异域借用一位更合适的偶像：耶稣基督。沟口的女主人公宁愿为她们的男人背负十字架，这点让她们更像基督，而不是圣母。但男人就像基督教思想里的罪人，根本就配不上这份献身精神。女人被凌辱、被遗弃、被出卖、被作践，但她们仍愿意为男人受苦，并最终宽恕他们，好比仰望法官的白丝。

在这点上，她们仿佛佛教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后者不仅在谷崎的意象里举足轻重，在许多日本男性作者的作品中亦是如此。[20]慈悲女神的拥抱是对男人的救赎。这样说来，选择圣母玛利亚而不是基督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女性的宽恕洗脱了男人的罪孽，这同上帝在忏悔室里的赦罪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在这一语境下，罪孽的对象并非什么圣灵，而是母亲。没有一个儿子认为能报答她的牺牲和献身。

演员田中绢代深得沟口赏识，出演了他后期拍摄的大部分影片。据说，沟口爱上了这位娇小、丰盈且具有古典美的女子：她长着圆脸，樱桃小嘴，眼睛细长。田中自己则坚称沟口爱的是她的形象，而不是她这个人。这么说的理由无疑很充分。

让我们来把田中绢代跟今村昌平这位当代女性仰慕者所塑造的较为现代的女神做一个比较吧。正如日本影评人一贯指出的那样，今村电影中的女性真正散发着泥土气息，和沟口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洋溢着母性。从外表来看，她们甚至更有母性。据今村自己描述，他理想中的女人：“身材中等，不胖不瘦，肤色白皙，皮肤光滑，长着一张热爱异性的脸。具有母性，感情内敛。生殖器健全，体态娇艳欲滴。”[21]今村还补充道，她要和比自己弱的男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22]

今村并不太欣赏沟口片中的女性。他不相信那些自我牺牲的女主人公真的存在。尽管也常被人叫作“女权主义者”，但他亦不是妇女权利的斗士。同沟口的电影类似，他的女主人公不仅强过男性，而且还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们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男人对母亲的依恋。

比如说，在《赤色杀机》（‘赤い殺意’，1964）中，我们看到一位孱弱的、怨妇般的丈夫蜷起身子，和妻子共卧床上，把头埋进她丰满的胸部，喃喃地叫着读者现已十分熟悉的词：“母ちゃん”，即妈咪的意思。在《人类学入门》（‘「エロ事師たち」より人類学入門’，1966）中，已是健康少年的长子仍旧和母亲睡在一起。而她的情人发现他和除了她以外的所有女人在一起时都会不举，所以“妈咪”死后，他只能和一个塑料娃娃“行房”。最后一个象征母性的元素出现在影片结尾，他坐船在海上遨游，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片段是作者野坂昭如对井原西鹤写于17世纪的一部名著最后一章的拙劣模仿。在这一章里，好色的男主人公在放荡一生后，坐着船随波逐流，去寻找“女儿岛”了。

也许最有今村色彩的电影是《日本昆虫记》（‘にっぽん昆虫記’，1963），窃以为这也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今村将影片开头设在他最钟爱的土地，那片寒冷、泥泞和落后的日本东北地区。那儿的迷信之风和古老习俗延续至今。由左幸子饰演的女主人公富米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因为家里养不起她，她被逐出家门。她被迫像许多农村姑娘那样去大城市讨生活。观众见识了典型的今村式讽刺，目睹了这位迷信、没念过书但极富生命力且坚韧不拔的村姑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自处的。她像只昆虫那样流连在酒吧、妓院和新兴宗教团体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利用男人。

可她就是活了下来，写着烂诗，拜祭自己北方故乡的神仙，最终败在了自己女儿手上。女儿和她一样做事无所顾忌，起先勾引母亲的主顾，后来更是卷走了他的钱财。母女俩随时都在打破社会规则，使之为其所用。在这点上，前文论及的事实或许对她们有利：日本不存在绝对的道德准则。19世纪的一位日本社会观察家弗朗西斯·奥蒂韦尔·亚当斯（Francis Ottiwell Adams）曾十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他在《日本史》（History of Japan）一书中写道：“在我看来，日本女人守贞不是出于宗教观念，而是迫于父母之命。贞洁对她而言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而关乎是否听话顺从。如果能够证明事实情况与之相反，我倒是会很高兴。”

可这是不可能的。这或许会让19世纪的欧洲人感到沮丧，但却会令今村和诸如井原西鹤等江户时代的小说家欣喜。今村将他的女主人公们看作日本生活的象征：那种原生态、生机勃勃甚至可以说天真无邪的生活还得到日本的乡下才能找到。今村运用的形象不是观音，也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萨满女巫，带泥土气的乡村女神。他不止一次地运用这一形象，甚至用在了一部纪录片当中（‘人間蒸発’，1967）。手提摄影机以实录手法（cinema vérité）所拍摄的场景中不时插入一些镜头。镜头中的老村妇操着浓重的乡音对着幽灵念念叨叨，活像《麦克白》里的巫师。

在太平洋某岛屿上拍摄的另一部影片《众神的旺盛欲望》（‘神々の深き欲望’，1968）以一名萨满女巫在观光列车轨道上翩翩起舞宣告剧终。我们看得见她，但那些穿着七彩色百慕大短裤、忙于摁快门的游客却对她视而不见，他们都被现代世界蒙蔽了双眼。

今村电影中的所有女性都是某种萨满女巫，她们能接触大自然的黑暗秘密，是现代人和早期神祇之间的联系。这给现代日本历史蒙上了一层有趣的色彩。谷崎和沟口均生于19世纪末，喜欢用基督教和佛教形象展现他们的偶像，而今村等现代艺术家则退回到最古老的本土传统中去。但老一代的人并不十分迷恋于追寻“日本精神”；他们比战后的作家和导演有着更稳定的文化认同感，而后者不得不在国家战败后亲自收拾残局。套用一句时髦的话，今村、筱田[8]、新藤[9]等人的作品被看作是在“寻根”。尤其是今村，常被人比作挖掘泥土下哲理的人类学家。当日本人执著于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时，他们无一例外地会转向神道教，而这自然会将他们引向作为神道教中流砥柱的母系女神。

[1]所谓蛇梯棋，是一种源于印度的掷赛游戏，棋盘上除了绘有方格外，还有梯子、蛇等图案，以掷骰子决定走棋步数。这里借蛇梯棋喻指社会竞争。

[2]作者笔误。当时因出演多部慈母片而被冠以“日本的母亲”的女演员是三益爱子，下文所提的电影《母亲》，就是她的作品之一。——编注

[3]“瞼の母”字面意义为“眼皮后的母亲”，意指记忆深处母亲的身影。剧名亦翻作《梦中的母亲》。——编注

[4]小说为J.W.麦康瑙希（J.W.McConaughy）根据法国剧作家亚历山大·比森（AlexandreBisson）于1908年创作的同名剧本所写。——编注

[5]泛指历史上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当政的时期，1901至1910年。

[6]作者原文以“泷”（Taki，滝）指称女主角，但电影及原作中都简称其艺名为“白丝”（白糸），故下文以“白丝”代称。——编注

[7]此处指日本帝国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8]这里指日本名导筱田正浩（1931—），与大岛渚、吉田喜重并称为新浪潮三杰。

[9]这里指日本名导新藤兼人（1912—2012），日本独立电影先驱者之一。

第三章　神圣的婚姻

到了一定年纪，比方说二十五岁，一个人在火车上被陌生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结婚了没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便是被问有几个孩子。女人不到二十五岁就会被问到上述问题，而且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话就会使其显得与众不同。至于未婚母亲，不仅十分稀罕，而且轻则被人怜悯，重则遭人白眼。日本在很多方面依旧是一个极度传统的国家。婚姻正是其中一个方面。

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婚姻能助人获得尊重，但是在日本，这种尊重化为极大的压力。只有成为已婚母亲才会被看作完整的女人——不管丈夫是死是活——因为这样才可以算是“一人前”，这个热门词包含“成年人”和“够格，可独当一面”的意思。大众媒体——报章、漫画、电影、杂志、电视——都对这个词的深入人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举例而言，我们来看看电视剧中出现的未婚职业女性的形象。顺带提一句，这本身就是种新现象，因为过去出现在虚构的文字和影像作品中的未婚女性几乎清一色都是妓女、艺伎、陪酒女等活跃于夜间声色“浮世”中的成员。妇女如今约占日本劳动力的40%[1]，而在办公室职员中，这一比重为52%；在营销人员中，女性员工则占了37.7%。然而，女性的平均工资却只有男性税后薪金的59.4%。且仅有6.7%的女性担任经理一职。对妇女而言，工作通常意味着打扮得漂漂亮亮、彬彬有礼地接听电话，以及倒水沏茶，为日本劳动力大军提供动力。另外，大多数妇女工作要么是在婚前，要么是等到孩子长大，至少上学后才踏入职场。

电视肥皂剧里的“职场女性”则不同。她们多为单身，过着少有观众能负担得起的光鲜虚浮的生活。人们见识到的是《时尚》（Cosmopolitan）杂志数百万读者梦寐以求的那种优质生活。女主人公要么是时尚设计师，要么是供职于名牌广告公司、收入不菲的秘书。那里到处都是风流倜傥的年轻高管，可谓唾手可得。

《炫丽的荒野》（‘華やかな荒野’，1974—1975）的女主人公大仓纯子正是这一类型。她是单身，人很漂亮，三十来岁已是成功的设计师。简言之，她有着现代女性渴望拥有的一切。另外，根据政府统计数据，越来越多的姑娘表示她们接近三十岁时若仍未找到如意郎君，便希望成为单身职业女性。[2]但是纯子快乐么？不快乐，这恰恰就是重点，她活得很憋屈。她的生活恰如连续剧剧名，看似绚丽，但同时也是一片荒漠。影片某处她哀叹道：“如果一个女人变成我这样，那一切都完了。”这对许多观看这类节目的家庭主妇来说无疑是令人欣慰的。

婚姻对女人的幸福可谓至关重要。相反，爱情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念中，浪漫和婚姻纯粹是两码事；个人感情无足轻重，偶尔还和家族利益相悖。在农村广大的农民中可不是这样：他们往往因为相爱而结婚。[3]然而，现代日本受武士思想的影响极深，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崇尚真爱，但爱情尚未被认为是婚姻美满的根本。

关于传统婚姻，最令人念念不忘的一幕出自小津安二郎执导的电影《晚春》。女儿长大后坚持要和自己的鳏夫父亲住在一起，但父亲耐心地解释说，“婚姻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最终，女儿被连哄带骗嫁给一个可以说是从未谋面之人。我们看到她被紧裹在婚礼和服中，脸上没有一丝快意；所有的感情都被遮掩在粉笔般苍白的浓妆之下。影片最后一个镜头里，父亲独自一人枯坐在椅子上，手里剥着一个又苦又甜的果子。只有喉部的微微颤动能显示出他内心的寂寥。小津借此暗示，这就是生活，一些事物必然会逝去，而这份“物哀”本身就是绝美的。

该片摄于1949年，尽管小津在影坛负有盛名，但如今也被认为过了气。人们听说，世事变迁，时代不同了……但也只是一定程度上而已。“恋爱结婚”的确是更普遍了，“武士化”的影响也在渐行消退。[4]电视上和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如果坚持自己选择配偶的话，甚至还能赢得一定赞许。即便如此，在日本，高达50%的婚姻依旧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这或许部分是因为在日本，男女相遇并相恋的情况少之又少，因为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和消遣中依然是互不来往。）一个人当然有权拒绝安排的相亲对象，但这一权利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在保守派家庭中。许多姑娘和小伙还是会接受父母认为最适合他们的人选。只要“我不讨厌他（她）”，就可以开始交往了。

形似工艺大蛋糕的婚礼仪式厅可以极好地帮助我们洞悉现代人对婚姻的态度。其承担着婚礼传送带的作用，将欢天喜地的一个个家庭从最初的仪式一直送到最后的婚宴。每天赴宴的人都络绎不绝，以至于祝酒环节尚未结束就有人开始翻台了。这份有失体面的匆忙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滔滔不绝的致辞者在看到另一家人紧张地在门口等候入场后，间或会选择尽快结束发言。

这些婚庆场所刊登的广告在地铁、公车、杂志和电视里随处可见。由于它们涉及的是所有人的一件人生大事，因此其与推销“幽美、静谧”的墓地广告一并出现就显得完全合乎情理了。

这些广告的文案值得一提。我对其中一例印象尤为深刻。一幅大型招贴画上，西装笔挺的男青年神色凝重，下面赫然印着一行大字：“结婚吧！尽做儿子最后的义务。”结婚为的是让父母开心，以及实现个体的社会责任。

对此我不想过分冷嘲热讽。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传统的包办式婚姻一定会比浪漫的西式婚姻更容易破裂，前一种模式不存在浪漫期许带来的压力，而后一种里，妻子既要当圣母玛利亚，又要当妓女。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实际情形可能与之恰恰相反。日本的离婚率较他国的确是要低一些：大概为1%，与之相比，美国则大致为4%，英国为2.5%。[5]

这倒不是说浪漫根本不是一种受人追捧的理想。实际上这份追捧在女性杂志中尤为常见。做一个“幸福的女人”，和自己的爱人一辈子沐浴在“浪漫情怀”的光彩之下，这已被众多女青年视为人生目标。不幸的是，许多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过于巨大，因为社会尚不具备实现这些梦想的条件。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近年来闹到法庭上的离婚官司都是由妻子发起的，而不是丈夫。[6]这和战前的日本一比可谓天壤之别。那时，丈夫还能一纸休书将妻子送回娘家——通常是因为婆媳关系难处——可妻子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妻子被送回娘家是一件令家门蒙羞的事。不过自1948年起，夫妻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了，而且女性在工业社会里的经济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然而旧风俗难以摒除。那种认为妇女离婚很丢脸的思想依然长盛不衰，还得到了大众媒体的鼓吹——比方说在收视率很高的“真人秀”电视节目上。

这些令人怅然的节目于早间档播出，以便尽可能多的家庭主妇能够收看。出现在该类节目上的都是“真人真事”。为了能让观众看得尽兴，那些逃离婚姻灾难的妻子被请到摄像机前，与她们怒气冲冲的丈夫对质。这类节目有着令人生厌的套路，往往离不开一群号啕大哭的孩子，他们被置于摄影棚的聚光灯下，父母当着他们的面厉声诘问，吵闹不休，着实把他们吓得不轻。“瞧你对他们干的好事！”丈夫咆哮着指向瑟缩一旁的子女。接着，拿着高额出场费的“顾问团”——通常要么是艺能界明星，要么是在电视上走穴的时间比待在诊室里的时间还长的精神病专家——纷纷大力声援丈夫。令这些电视高人欣慰的是，妻子在面对集体声讨时，通常都会重现她在家中的可怜模样，对着冷酷的特写镜头痉挛式地抽泣。

作为最现代化的大众媒体，电视在许多方面也是最因循守旧的，恰恰是因为其受众面广。传统价值观令人宽慰，也不太会触怒大部分人。经营出一副保守面目有益于提高营收。在这里务必要补充一点：不管是低俗的还是严肃的媒体，极少会攻击大多数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日本媒体或许会时不时抨击政府，然而同美国和西欧同行一比，其独立性要逊色不少。它不但不会去颠覆日本社会赖以为继的基本前提，反而自视为社会现状的儒家卫道士。

有一类故事叫“劝善惩恶”。这似乎与日本人思想中没有绝对的善恶这一点相互矛盾，实则不然。这些道德故事立足的根基主要是儒家的行为规范。故事通常发生在江户时代，正值儒家学说的鼎盛时期，故事主人公常常是一名武士，为各色人等主持公道。这类公道一般与法律条文无关。诚如日本人所言，凡事要一件一件地来看。这些智慧的武士如今在电影里几乎绝迹，却仍以一种原汁原味的形态活跃电视上，就像为了树立家风被保留下来的旧风俗一样。

最典型的一例当属一部名为《长七郎天下御免》（‘長七郎天下ご免！’）的连续剧。故事发生在18世纪，主人公是个叫长七郎的聪明武士。其中一集颇具代表性，讲述了一个在江户贩卖梳子的女商人，她的生意做得很红火。美中不足的是，她为了经商，不得已抛弃了村子里的丈夫和孩子；现在她成功了，便想寻回孩子。在经过了一番漫长而艰苦卓绝的寻找后，她找到了女儿，但后者要么是认不出她来了，要么是不愿认她：这是典型的父母与子女疏远的情形。

母亲陷入绝望，但就在这时，武士英雄长七郎登场了。女人向他道出了自己的伤心事：说丈夫是如何把家里的钱全拿去换酒喝的；女儿如何患病，自己又如何跑到都城来赚钱救她。“我做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她哭诉道。人们会想，哦，又是个慈母片里的好妈妈。但是智慧超群的热心武士决定给她献上一计：“你要么表现得像个好母亲，要么就下地狱吧！”（这类艺术作品中的主人公讲话时通常带着大大的惊叹号。）

故事仍未结束。后来，女商人手下的一员得力帮工，一名恶小子，想要将她的生意占为己有。在得到一位腐败官员和其他一干恶人的帮助后，他绑架了老板的女儿。作为交换条件，女人不得不交出店铺的契约。这桩龌龊的交易一经达成，恶徒们就决定杀掉这对母女，因为正如常言道，她们知道得太多了。但是就在他们得逞前，英雄仿佛神兵天降一般再度登场。

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就是古装剧的经典翻版：英雄亮明了他作为将军亲戚的真实身份。他像在演歌舞伎那样，夸张地一挥手，扯开和服，露出代表他显赫地位的家徽。[1]坏蛋们瞬间扑倒在地，如奴才走狗般在泥地上不停地磕头。这堪称封建戏剧的登峰造极！然而，威风凛凛的长七郎殿下没有饶恕他们。他让坏人们起身，与之对打，并一一置其于死地。只见武士左手一挥，右手一劈，恶人的脑袋顿时在屏幕上滚来滚去。

这部时长一小时的戏最后在主人公对女商人的一番循循善诱中落下了帷幕：“我相信你从今往后会痛改前非，做个真正的好母亲！”她答应武士，内心深为感动。接着仿佛奇迹降临一般，孩子第一次认出了母亲。她大叫一声“妈妈！”，一头栽进她的怀中。虽然我们也见到了酗酒的父亲，但他至多就是出现在背景里的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不管是醉是醒，是好是坏，浓浓的母爱跟他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当然了，电视节目不过是影射社会现状的一面不尽真实的镜子。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会遵守这类戏码中所提倡的严格的儒家道德。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母亲这层角色之外，还扮演着其他角色。但是即便大众媒体无法反映真实情况的话，它们还是能够反映出什么是合乎体统的，正如好莱坞直到不久前在美国所发挥的作用。

这不仅体现在虚构作品中。摄像机前的人必须公开遵守道德规范，就像20世纪40和50年代好莱坞的情形一样。这一点在那些为了吸引年轻观众而培养的电视明星身上尤为明显：他们被称为“偶像明星”（タレント），这个从英文“talent”转化来的日语词，专指无一技傍身、空有一张漂亮脸蛋的“万金油”表演者。“偶像明星”在综艺节目上唱歌跳舞，出演少儿电影，脸上总是挂着笑，听命于众多制片人、广告商和形形色色的掮客的吩咐。

“偶像明星”是广告公司运用最先进市场营销手段创造出来的产物，多半昙花一现，但只要还走红，他们的形象便随处可见，无法回避，这使他们具备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立马就会通过八卦杂志和电视节目，传递给数以百万计的崇拜者。他们说的话经过主创者的精心编排，绝不会偏离最保守的社会道德观：比如身为日本人有多幸福；能得到前辈的关照多令人高兴；日本人的最大优点是勤劳，以及他们对结婚和组建家庭的渴望。就连名声在外的同性恋者——尽管从不明说——也不间断地被大众刊物拿来“乱点鸳鸯谱”，和一些合适的伴侣凑对，猜他们会不会牵手，直至最后当事人决定牵手为止。

当然也有一两个成功的艺人维持单身，但他们很注意表现出适度的悔意。每次公演时，他们都会以炉火纯青的演技，向观众表明自己要是像普通人那样结了婚的话，只会比现在更加幸福。这么做的同时，他们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当丑闻被公之于众（诸多小报会确保这一点的实现），人们对此的反应同样可以预料。很显然，日本人一样很热衷于花边新闻。可一旦“偶像明星”犯错，他们领受的惩罚却颇为耐人寻味。一位女明星因为和朋友在宾馆房间内吸食大麻，遭到盘问。她甚至并未被捕，却被解除了所有工作合同，其中包括一则片酬高昂的由她代言的卫生巾广告。换在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同样的情形也不难想见：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也因为吸食大麻被捕过。但是女明星接下来的遭遇便有着鲜明的日本特色：她被迫在电视上公开道歉，过程十分屈辱。她说自己内心万分难过，吸食大麻的后果又是何其可怕。只有在含泪表达了自己的诚挚悔意后，充满正义感的媒体才放过了她，而她也得以拍摄那部卫生巾广告，参加歌唱类节目。

另一位女歌手佐良奈绪美则没那么幸运了。某个倒霉的日子里，她那同性恋人在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将她俩的事和盘托出。没人知道她为何要这么做，但最终结果是，只要公众还记得这件事，哪怕印象已十分缥缈，佐良便一直在电视台的封杀之列。依我看，佐良的问题不在于同性恋本身是否不道德。同性恋在日本向来就不是罪过。关键是她没有掌控住自己的女友。她让自己懂礼数的外衣掉了下来，造成了难堪，搅扰了社会的平静。当然了，还有一条罪名，就是她居然还是单身。只要人们在公共场合守规矩，似乎没人会关心别人私底下在干什么。毕竟，日本首相有个把情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前提是他不能是单身，要是单身的话，他根本就当不成首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偶像明星”履行了皇室的职责：既是道德模范，也是艺人。这个“偶像明星”世界甚至还有自己的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演员兼歌手的山口百惠长相甜美可爱，三浦友和也是英俊潇洒，只可惜演技平平。两人都大红大紫，特别是在一系列电影中被安排饰演浪漫情侣后，更是红透了半边天。

在这对组合星光灿烂的1980年之夏，他俩是人们口中的“金童玉女”。他们是80年代最纯良、最漂亮、最谦和、最有日本味儿的一对。不管背后有没有制片人鼓动，两人决定结婚时，媒体和全国上下都沸腾了。电视上没有一天会不播出有关“金童玉女”的特别节目或独家采访。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皇家“泡泡糖式婚礼”：她想要退出影坛，而他的演艺事业则从未真正发达过，那最后何不索性大捞一笔呢？现实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能尽到礼数，也能赚得盆满钵满。

三浦的母亲、他的好友、百惠的姐姐和她第一位小学老师，所有人都入了戏。甚至还传出了一则催人泪下的真人版“慈母”故事，讲述百惠那位被丈夫抛弃的母亲是如何为了子女牺牲一切：为此，百惠每周至少两次在电视上潸然泪下。NHK为两人的婚姻安排了两晚的专题节目。报纸杂志竞相发表长篇大论，分析百惠的持家能力，以及三浦友和最喜爱什么菜肴。百惠本人还写了本书，探讨日本女性在社会上的恰当角色，之后便仓促付印。我都已经算不清她举办了多少场“告别演唱会”了。

然而，这件事令人感触最深的还是远比未婚夫出名的山口百惠所做的决定。她为了能“照料友和”，放弃了自己日进斗金的星途。她的决定是对的。这是十年来最进步、最令人振奋、最合乎体统的一件事。两年后，虽然友和仍设法在男士服装和香烟广告中露脸，但他的演艺生涯几乎陷入了停顿。各大杂志已经在议论百惠的“回归演唱会”了。

[1]剧中设定长七郎为德川幕府三代将军家光的异母弟弟忠长之遗孤，受赐松平姓。——编注

第四章　恶女

每个男人在他一生的某些阶段总会意识到，有时是带着极度的沮丧：女性的需求和欲望超过了单纯的母性范畴。比方说，某些人乐见女人有性欲，但另一些人则对此深感忧虑。当然了，不管在日本还是在世界各地，这两种反应一样司空见惯。但在日本这个享誉全球、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性趣”天堂里——典型标志有艺伎、男女混浴等等——忧虑情绪在大众文化中起着极大的作用。

我们再次感到母系权力的强大。举例而言，这在诗人、剧作家、摄影师和先锋派导演寺山修司的作品中就很明显。他起码在作品中表现出恋母情结：一名荡妇勾引一位美少年，荡妇是对妓女的夸张化描述。随之而来的是对母亲肆无忌惮的攻击，人们齐声大喝：“母亲，请死去吧！”而在寺山的另一部书中，他母亲的照片不是被撕得粉碎，就是嵌在碎裂的相框里。[1]这似乎是他大部分作品的一大特征。

因为有如此众多的现代派和传统派艺术家均表达过类似的迷恋情绪，我们不由得会猜想这是否反映了日本文化深处的某些特征。看样子，女人的堕落是不会轻易得到宽恕的。她作为母性女神的时候为人崇拜，变成魔鬼则遭人惧怕。一旦揭去母性的面具，露出的将是可怖的幽灵。

这一主题在民间信仰和经典文学中可谓屡见不鲜。《道成寺》[2]这部名剧既可作为能剧作品演，也可搬上歌舞伎的舞台。它讲述的是某个名叫清姬的恶女的故事。她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僧人，但后者已发誓远离红尘，竭力避开她的追求。可这反而使她越来越孤注一掷，最终竟变成了一条嘶嘶叫的大蛇，吓得魂飞魄散的僧人藏在一口大钟内。但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大蛇盘绕在钟上，口吐致命烈焰。钟毁了，可怜的僧人也死了。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亦强调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贞洁的女人和淫乱的野女，但这一区分法与占有支配地位的母亲形象关系不大，倒是和当时否定“体面”妇人享有性需求的道德标准关系更密切。日本可不是这样。纯洁和污秽可在一个人身上并存，女神伊邪那美正是典型。印度教怛陀罗（Tantric）的神祇也体现了同样的原则：她们可以美女的面目示人，唤起男人的生命力，也可变作戴着死人骸骨项圈的恶女。

现代文学中对纯洁的女性摇身一变、成为恶女的过程也有述及。比方说，我们再度把目光投向谷崎润一郎，他在这个话题上是行家里手。1910年，二十五岁的他写下了《刺青》这部短篇小说。[3]作品围绕一名文身师展开，他终日沉迷于寻找一位理想的女子，作为他施展手艺的人体画布。他当真找到了这样一位女子，一名“脚趾玲珑细巧”的年轻艺伎。他在工作室里给她下了蒙汗药，接着“将自己的灵魂倾注进墨汁中，再将墨汁绘进她的肌肤”。姑娘醒来后，惊恐地发现背上趴着一只硕大的黑蜘蛛，“每每她颤抖地呼吸，蜘蛛的脚就会抖动，好像活的一样”。文身师告诉她，从今往后，所有男人都会成为她的牺牲品。

女子“长着玲珑细巧的脚趾，趾甲如江之岛岸边的贻贝那样富有光泽，脚后跟有着珍珠般的浑圆。皮肤晶莹剔透，仿佛浸在清澈的山泉中”。这样一只脚成了一件“吸食男人血液、踩踏他们脊背”的武器。

三岛由纪夫曾就谷崎对恶女——即抽象意义上的妖女（femme fatale）——的迷恋著文道：“当对母亲纯洁的爱与性欲相混淆时，她立马会蜕变，成为典型的谷崎笔下的女人，譬如《刺青》中那名女子。她美丽的身子里隐藏着一股黑暗、残酷和邪恶的势力。仔细观察的话不难发现，那并不是女性特有的罪恶。相反，这是男人向往的一种罪恶；反映了男性的色欲。”[4]

典型的谷崎式男主人公会膜拜踩他的那只脚。女人踩得越重，他的恋足癖就越深。这一情色游戏愈演愈烈，有时真会让人一命呜呼，而这无疑叫人更加亢奋（frisson）。在谷崎后期创作的人物身上，这点尤其明显，譬如《钥匙》（‘鍵’，1956）中的老教授，或者《疯癫老人日记》（1962）中的卯木督助。二者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都没能抵挡住女性偶像的残酷诱惑。

性果真是一段死亡之舞。卯木的儿媳颯子每次破例同意让他舔足，他的血压就会高得吓人。有一次，他差点就没命了，事后在日记里写道：

一想到真的会死，我还是害怕的。我竭力镇定下来，让自己别太激动。可奇怪的是，我还是不停地吮吸她的脚，不能自已。越是想停，就吮得越来劲，跟个蠢货一样。虽然明知我就要死了，可就是停不下来。恐惧、兴奋和快感轮番向我袭来。

这个疯老头甚至死后都想继续这种游戏。他计划打破在墓碑上刻观音像的惯例，在坟头立一块儿媳脚模形状的石碑，以便永远被她踩于足下。这样，他就能“感受她的体重、由此而来的疼痛，以及她那对如天鹅绒般光滑的美足”。

谷崎早期作品《青之花》（‘青い花’，1922）里的主人公对勾引他的坏女人也抱有类似的幻想。他想象自己死了，灵魂如何与爱人相见，看她炫耀那两条穿着长筒丝袜和吊袜带的美腿：

她会说：“我要拼尽全力搂紧那具老僵尸，直到他骨头断裂，高声大叫：‘住手！快疼死我了！’如果他还不讨饶，我就会想法子勾引他，会去爱他，直到他枯皮粉碎，流干最后一滴血，干骨头散架。这样的话就算是鬼也会满足的。”[5]

乔治·巴塔耶尝言，情色是被推向死亡边缘的生命之乐。[6]谷崎的作品对此亦有影射，但他运用的意象更接近于印度、中国和西藏地区的传统。爱欲（eros）与死欲（thanatos）最终结合，这股魔鬼般的狂热耗尽了生命的活力。可是，历来被描绘成骷髅的总是恶女，而不是她的牺牲品。这里我们举歌川国贞（1786—1865）的一幅浮世绘为例。画中的武士将一具骇人的骷髅误以为是他的妻子，与其做爱。在国贞另一幅作品《地狱炼火》中，我们见识了属于浪荡子的地狱，一群没有头、只有会阴的厉鬼吞噬着他那长得夸张的阴茎。

关于男性深陷对女性的狂热，大岛渚的电影《感官世界》（‘愛のコリーダ’，1976）提供了最现代的注脚。影片讲述的是一名帮会成员和一位妓女之间的爱情，两人爱得缠绵悱恻，欲火焚身，最终酿成惨剧。性成了这对情人幽闭世界的全部，在一次令人战栗的性高潮中，姑娘勒死了情人，割下他的阳具，象征对他的终极占有。这部影片美而阴森，完美地表达了焦虑和肉欲这层矛盾心理，这也是日本人性格中的重要一面。

谷崎虽不是寻常人，但身上也带有当时的文化和时代痕迹。不过，典型的谷崎式荡妇，或者他常说的“永恒的女人”，和贞洁的日本母亲是截然不同的；与川端康成小说所青睐的清纯少女也是八竿子打不着。

谷崎笔下的女神青春焕发，但远非天真无邪之辈。她通常十分粗俗，不是昔日夜总会里的舞女，就是女招待，品味十分摩登，一言以蔽之，“西化”，却又不是西方人。《青之花》里的男主人公幻想他的情妇是尊“身裹和服的‘女人’雕像……他要脱掉这件式样难看、不合身的衣服，让赤条条的‘女人’裸露片刻，再为她穿上西式服装……宛如梦想成真”。

谷崎同多数同胞一样，对西方世界和西方女性有一种矛盾心理。他喜爱西方事物，却总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他曾在横滨的外国侨民区住过一阵子，甚至上过英语课，学过跳舞[7]，但从未真正去过西方。同不少知识分子一样，他宁愿保持自己理想的纯洁性，使其免受太多现实的玷污。

他曾在随笔《恋爱与色情》（‘恋愛及び色情’，1931）一文中写道，西方女人最好是远观。谷崎说，西方女人的体态比日本女人更匀称，但“倘若走近，发现她们的肤质如此粗糙，体毛又如此茂盛之后，会很扫兴”。于是他总结说，西方女人可以看，甚至可以欣赏，但碰不得。依我看，他的论点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日本知识分子对待西方的普遍态度。

在日本，人们对于西方的优越感和自卑感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谷崎所处的时代尤其如此。那时，西方的经济衰退还没有如今这么明显。在《痴人之爱》（1924）这部尚未被译介的杰作里，主人公讲过一段话，说他要是有钱，有机会的话，很想娶一位西方女子为妻，但也坦言：“可就算我有钱，我对自己的外表也没信心；我个儿矮，人又黑，还长着一口龅牙。”因此，他退而求其次，娶了个长得像西方人的日本太太。

对西方的审美偏好在现代日本依旧盛行。时尚杂志选来自瑞典和加州的金发女郎展示日本款式的服装；洋人模样的模特直挺挺地立在日本商店的橱窗内；学生寝室的墙上张贴着《花花公子》杂志里的美女海报。但另一方面，谷崎这类人在选择女友和老婆的时候，似乎更青睐传统的日本女性，她们体态丰腴，充满母性。

这种审美情趣上的精神分裂症在谷崎成长的明治时期尤为严重。日本渴望成为，或者说至少是看起来像个现代国家。而在当时，摩登范儿就意味着西化，无论是审美意识，还是政治经济，概莫能外。谷崎心中的“妖女”必须带有西方的烙印。有关“妖女”的浪漫主义思想多半源自欧洲，19世纪曾风靡一时。总的来讲，日本文学中施展邪恶力量、降服男性的女人不外乎以下这几类牛鬼蛇神：吃醋的女鬼、一心复仇的鬼魂、狐狸精和蛇精。

唯独运用世俗力量勾引男人的残酷荡妇越发少见，人们对之也鲜有好感。日本神话中没有莎乐美（Salome）[1]这样的人物，影坛也没有黛德丽（Dietrich）[2]或梅·韦斯特（Mae West）[3]这样的演员。谷崎曾暗示道：“西方文学带给我们的最大影响是爱情的解放，乃至性欲的解放。”[8]他说，古代日本文学从未将性爱视为一个严肃的话题加以对待，多半看作戏谑玩耍或自我献身。这番话正确与否（值得探讨）不是我们要关心的。有意思的是，在他看来，西方的影响与他对性欲的精辟分析之间存在联系。谷崎钟爱欧洲文学，他对19世纪欧洲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一定有所耳闻。那一时期的作品中，“永恒之女性”（das ewigweibliche）的破坏性力量是一大主题。

但是正如我们所见，想在谷崎的小说里塑造永恒的女性，结果只会造出《弗兰肯斯坦》中的四不像。最典型的一例当属《痴人之爱》中的奈绪美。奈绪美在东京一片藏污纳垢的地区开启了她作为女招待的人生，“多数读者只要一看这地方的名字，就可以猜出她的身世”。栽培她的人名叫让治，是个节俭、胆小的工程师，供职于一家电力公司。他的人生中除了奈绪美和母亲外，就没有其他的女人了。让治决意收留这位面容酷似玛丽·毕克馥（Mary Pickford）[4]的十五岁女招待，梦想能将她培养成一位“风姿卓越、无论带到哪儿都不会令人难为情的现代女性”。他尝试教她英语，陪她一起上舞蹈课，给她穿昂贵的西式服装。然而，“造物主”照例将被自己释放的力量所吞噬。奈绪美成了个骄横的女神，换外国情人的速度和换新衣裳一样快。而她的恩人却成了卑躬屈膝的奴仆，完全丧失了自我意志，就算奈绪美用脚踹他的面门，也要凑上去舔。

据说，奈绪美这一角色的原型是谷崎的小姨子。他曾一度倾心于她，但似乎终属一厢情愿。奈绪美这一形象同时也是现代日本女性的一幅讽刺画，刻画了自由散漫的20世纪20年代中毫不检点、夜夜笙歌的“摩登女郎”。这部作品中“丑闻的成功”（succès de scandale）[5]深入人心，以至于奈绪美的做派得其名曰“奈绪美主义”，被广为效仿。

“奈绪美主义”本质上是指打破传统的约束。裹着和服的“女人”露出了身子。原始的情感得到了释放。从某些方面来看，西化的过程——尤其是战前——犹如打开了一个装满虫子的魔罐。因此，谷崎作品中母亲的死和邪恶荡妇的诞生可以被解读为日本传统往昔消逝的隐喻。迷人而虚幻的西方玷污了这段神秘、不可挽回的往昔。“奈绪美主义”的黄金时代过去没多久，极端民族主义就兴起了，由此而生的军事冒险最终折戟。

奈绪美诞生前不到二十年，世间出了一位与其高度相似的女性：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小说《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1905）中的罗莎·弗洛里希（Rosa Frohlich），而她更为人熟知的形象是约瑟夫·冯·斯坦伯格（Joseph von Sternberg）执导的电影《蓝天使》（The Blue Angel，1930）中的萝拉——萝拉（Lola-Lola）。我猜谷崎没听说过这部电影，但两位女主人公身上的相似点颇多。她们都是水性杨花的美娇娘，具备能将可怜的男性附庸逼至疯癫边缘的性能力。她们存在于不同时空，却都象征着各自旧世界的崩塌：一个是布尔乔亚、乡野小镇的德国，一个是传统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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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力量的恐惧未必会导致男性的受虐狂倾向：屈从也可以轻易演变为攻击。这一点多少会被掩盖，比如说在沟口的电影中。他极尽细致地描绘女性的极速堕落，几乎像是在进行美学意义上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沟口很像另一位早期电影史上的情欲大师、在20世纪20年代恶名昭彰的“好莱坞德国佬”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

冯·施特罗海姆虽然表面故作专制，但实则是一位道德家。他的电影讲述了人如何被金钱和权力腐化，以及为此互相羞辱。他和沟口的道德义愤无疑均发自内心，但我们不禁感到，他的义愤被审美情怀抢了风头。腐化也关乎情色；这当然是坏事，却也坏得迷人，坏得可爱。

沟口对待女人的态度同样矛盾。他在生活中就是个十足的浪荡子，特别热衷在自己心爱的京都的红灯区拈花惹草。与冯·施特罗海姆一样，他也因侮辱女性而闻名。据说他的太太就是被他传染上梅毒后去世的。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他曾在一家性病诊所内满是妓女的一间诊室里痛哭流涕，说一切过错全在于他，并一遍遍央求女人们的原谅。哪怕这件事是杜撰的，依然具有可信度，因为这像极了沟口的为人。他既迷恋女人，也憎恶女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女人原谅自己对她们的羞辱。

沟口身上有时也洋溢着一股浓厚的宗教气息。他参加电影节时都会随身携带佛教日莲上人的许愿像。[9]沟口的审美观融汇了日本人所谓的“物哀”（物の哀れ），内涵近似于拉丁文中的lacrimae rerum（万事皆堪落泪）[6]。这是一种受佛教听天由命思想感染而生的惆怅甚至是悲凉的情绪。生活是很凄惨，但又能怎么办呢？再说了，悲伤本身难道不是一种美么？多数日本艺术作品中均蕴含这一道理。沟口电影中的女性受害者总是跪伏在地（这也是他最喜爱的画面），受尽了生活的艰辛，从而成了怅然之绝美的象征。

但是，攻击性并不总是内敛或美妙的。当代日本色情作品具有强烈的施虐色彩。这一点，任何人在日本随便哪家书店待上五分钟就能察觉到。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审美的残酷性可以在江户时代末期（19世纪中叶）所谓的颓废派艺术中找到某些最为极端的例子，比方说歌川国芳（1798—1861）的浮世绘。而在他的门生月冈芳年（1839—1892）的作品以及绘金（1812—1876）那异常暴力的画作中，这一风格更为突显。这些画家对描绘女性受虐兴致勃勃。芳年的某幅代表作中，一位孕妇被倒吊在火堆上，一旁的老妖正磨刀霍霍，欲剖开她的肚子。芳年还画过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作品，里面的男人将一个倒吊着的妇女剁成了碎片。

这类肉体摧残在日本艺术中——甚至似乎在现实中——已成为某种套路，相关记载首次出现在一部8世纪的日本编年史《日本书纪》中。据说，公元500年，武烈天皇“为了一探子宫之究竟，命人剖开孕妇的肚子”。鹤屋南北的歌舞伎作品《独道中五十三駅》中，一位孕妇受虐后被人开膛破肚，腹中胎儿抛向空中。此类暴力或许是以最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对失去纯净的童年伊甸园的愤怒。这同时也触犯了某条最为严格的戒律。生与死的过渡被以一种极端变态的方式，完全颠倒了过来。

无论在日本还是世界各地，审美的残酷性是一种压惊驱邪的做法。由于女性情欲被认为比男性欲望来得更强烈，也更邪恶——毕竟，女性身上蕴藏着生命的奥秘——而且还由于她自身的不贞，由于她有能力将男人引入危险歧途，女人理应吃尽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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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常见资料来看，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多少国家的色情作品比日本更泛滥的了。日本在色情文化上也许不是最露骨的，但却是最多产的。就连规模最小的街坊书店里都收存有大量的黄色杂志、漫画和书籍。街角十分便捷地设有自动贩售机，提供大量黄色漫画和“下流图片”。日本的电影产业一度十分兴旺，但存活至今的某家大影厂现如今只生产软色情影片——偶尔也会拍摄儿童片——发片频率为一个月一部。

纵观日本历史，在其早期自然崇拜的阶段是没有色情作品的。色情与大自然的纯洁不能共存。过去，在举行祈求好收成和妇女多子多福的仪式时，人们会使用阳具或会阴形状的木雕和石像这类法器。现在有时依旧如此。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譬如春宫图这类最早出现的堪称色情的例子，竟然出现在佛家道德观已深入人心几百年的10世纪左右。[10]这些表现和尚放荡不羁、方丈取悦大户人家小姐的春宫图，很可能表达了公众对本质上仍属外来信条的佛教思想的一种抵触。另外，它们隐含着某种社会讽刺意味，而不仅仅是情色挑逗。不论佛教的训诫有多可怕，这些人称“笑い絵”（即搞笑图片）的早期春画表现的绝不是某种强烈的罪孽感。

日本文化中世俗、享乐的一面与官方灌输的外来道德观（僧侣阶层在中世纪的日本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之间的张力在江户时代达到了顶峰。这一回，政府眼中控制大众最为有效的工具变成了基督教，而不再是佛教。

城里人在官府划定的允许歌舞伎文化存在的地区——譬如戏院、茶楼和妓院——找到了发泄的出口。色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多数大众艺术家，包括其中最显赫的那批人，譬如喜多川歌麿（1753？—1806）和葛饰北斋（1760—1849），都创作了不少春宫图，一批作家也写过黄书。许多春画仿效10世纪讥讽佛教的风尚，讽刺刻板的儒家经典。[11]然而，任何被看成是对政府有所批评的作品，不管有多隐晦，一律遭到严禁。

德川幕府统治期间，色情作品不仅是对社会不满的上层人士的秘密嗜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和中华帝国——也是一个自我被完全扼杀的民族的自发表达。因此，个别日本批评家和学者倾向于将歌舞伎文化视为政治抗议的观点令人生疑。政治抗议缺不了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的，抑或两者皆有。但歌舞伎的世界里从来就没有意识形态一说。话说回来，商人、匠人，甚至武士受到儒家道德观的束缚比他人更深，他们就算有钱，在政治上也是被噤声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色情作品与暴力的娱乐形式便附带上了原先没有的颠覆性色彩。

时至今日，仍有大批批评家、导演、作家和政治活动家视色情为一件反抗当局的颠覆性武器。外来宗教在其间再度发挥作用。自19世纪以降，基督教在官方道德中投下了阴影。这倒不是说日本的政客和议员都是基督徒了，而是说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颁布的禁止伤风败俗的法律无疑受到了那种渴望在西方人眼中显得“文明”的念头的影响。

因此，色情作品有时仍会同某种奇特而神经质的爱国主义思想扯在一起。比如武智铁二执导的《黑雪》（‘黒い雪’，1965）曾引发一段著名的公案。影片围绕着一名阳痿的年轻人展开，他以枪击美国大兵取乐，并同一支上了膛的枪做爱。实际上，美国占领和日本不举之间的联系在任何经历过那段时期的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是很常见的主题；观众也确实感到战败造成了惨痛的生理影响。总而言之，武智的电影起初因为有色情内容被禁播，东京都警视厅甚至还把他告了。最终他打赢了官司，但之前免不了日本知识界为此大动一番干戈。

武智认为自己的电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纸政治宣言，而在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里，“美帝国主义”可是众矢之的。他如今依然自诩“民族主义者”，这一立场带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这点在片中一览无余。年轻的主人公杀了个美国兵，这还不算，死者还得是黑人。（顺便提一句，这一桥段已成常规套路：只要日本色情片里出现美国大兵的身影，无一例外都在实施蹂躏日本少女的兽行，而且施暴者通常都是黑人，好使其罪行显得更加恶劣。）

武智还以一种血统论的眼光看待电影审查，他尝言：“日本人的审查必须反映我们独一无二的精神价值。”他在评述他人对其作品的攻讦时，所持口吻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

审查官对《黑雪》毫不留情。我承认片子里有不少裸戏，但这些是心理意义上的裸戏，象征日本人民在美国侵略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审查官在中情局和美军的怂恿下，指责我的电影不道德。这自然是老调重弹，而且还是弹了几个世纪的老调。想当年在江户时代，他们取缔歌舞伎，以卖淫为由禁止女性演戏，又以同性恋为由禁止年轻男伶演戏。他们还口口声声说这么做是为了维护公序良俗，但实际就是可恶的政治压迫。[1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国人再度被牵连、被怪罪。但这里的有趣之处不在于《黑雪》是一纸雄辩的政治宣言——其实算不上——而在于作者和官方居然会如此认为。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大岛渚的电影《感官世界》上，《黑雪》与之一比可谓逊色不少。大岛搬出那句不无道理的口号“淫秽何错之有？”，在法庭上勇敢地抗争了好几年。于是乎，一部只谈风月的电影再度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甚至连彻头彻尾的商业化色情片在大学校园和深夜咖啡吧里播放时也会被认为是颠覆口号。

日本知识阶层（インテリ）[7]不太可能真的相信软色情制片人是政治活动家。但是，在属于人民的“泥泞”文化（知识分子自封为人民代表）和企图将其铲除的官方之间一场从不间断的角逐中，淫秽书籍、电影和漫画自然会被当成武器加以使用。

这场持续性道德之争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围绕是否应该露阴毛展开的一场大辩论。强奸、施虐、折磨，所有这些元素在大众娱乐中都是可以出现的，但不准露阴毛是官方划定的底线。与其说这显示了什么诚挚的道德信念，倒不如说更让人联想起校长拿尺子测量学生蓬头乱发长度的做法。

电影导演、摄影师和艺术家——还不光是那些专事色情行业的——不断地试探这一规定，使其游走在荒谬的边缘：漫画里的女性别扭地蹲在男人面前，心甘情愿地用嘴和手去接男人喷射出的一大团白东西，有些还滴落在半空中。写真里的女孩身着最轻薄的那类透明内裤，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要么她们索性就把烦人的阴毛给剃了，出于某些原因，如此一来反倒能让人接受了。在这场别开生面的周旋中，“人民”似乎于近期赢下了一局，理由是政府宣布“对于官方认为有伤风化的画面，须打黑点和马赛克的面积可减少5%”。

许多西方色情电影，哪怕是那些最粗俗不堪的，至少偶尔也会暗示男女共享鱼水之欢是性爱的构成要素。但在日本很少是这样：女方要么是被强奸的无辜受害者，要么就是为性贪婪所驱使、吞噬男人的妖精。前者常转化为后者：贞操一旦被玷污，女人就会化身为食人恶魔。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会因为卸下母性的面具而遭受惩罚。然而，真正令人吃惊的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往往会重新戴上母性的面具。

一个绝佳的例子便是若松孝二和足立正生联袂导演的一部“政治”色情片。足立正夫因同日本“赤军”恐怖分子的联系，日后逃往中东。该片尽管传递了一条“讯息”，但纯属日本商业色情片范畴。片名为《胎儿密猎时刻》（‘胎児が密猟する時’，1966）。片中，一名百货公司经理将手下某位女销售员诱骗入自己的寓所，随即将她的手脚绑在床上，用蜡烛、皮鞭，甚至是剃刀折磨她。这场肮脏的仪式中，他从头到尾都戴着一尘不染的白手套。

就在情节推进到令人不忍直视时（不过我身旁的日本观众似乎不动声色），银幕上出现了一幕幻象：卧室的混凝土墙壁变得像一个巨型子宫，吮吸着屋里的经理。他大叫道：“妈妈！”女孩遍体鳞伤，血流如注，为男人唱着摇篮曲，直到他累得精疲力竭，像个婴孩那样沉沉睡去。

影评人兼德国文学学者种村季弘是个喜欢堆砌辞藻、痴迷于惊悚元素的“知识人”。他在一篇影评中表示折磨过程是一场“净化仪式”。“被鞭子净化后，躺在血泊中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未出世的胎儿。她被绳子紧紧绑着，就像被蛇吞噬的动物，经历着分娩时的痉挛。”[13]通过这样惩罚或“净化”有性欲的女性，主人公仿佛重新得到了母亲酥胸中的那片“甜蜜、朦胧的白色梦境”。（神道教的许多节日也有十分类似的过程。它们始于通常很痛苦的净化仪式，终了，一堆丧失自我和身份的裸体爬动着，在漆黑的神社内挤作一团。）

性欲被净化前必须先自我暴露。在日本色情作品中，这通常意味着强奸。受害者是天真无邪的象征：穿着校服的女生、护士、新婚家庭主妇，等等。这些女人总会爱上强奸她们的人。也许爱这个词并不恰当：“电影发片方在宣传手册里写的是，‘她们的身体出卖了她们’。她们沉迷于偷食禁果。她们被玷污了，抑或说，她们本身的不贞本性原形毕露了。”

这种玷污常常在电影开头就以一种写实手法表现了出来：举例而言，女受害者被拖过稻田，或者扔进一个垃圾箱，或者衣不蔽体地被赶到大街上。简言之，与神道教仪式的开头一脉相承，男人们在泥地里打滚，或一丝不挂地跑过村庄。

日本的色情作品中，很少有妇女会因为自愿而变得放荡。同伊邪那美一样，她们的不贞仅仅是一种自然结果，而非罪孽：她们无可奈何，也无法逃遁，因为这是骨子里就有的。一家生产软色情产品的公司分发的一份英语剧情概要如下写道：“这是一则三姐妹的故事。她们成为荡妇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她们身上流淌着同父母一般淫荡的血。”[14]这儿还有一份介绍：“不管像夏子这样的姑娘有多自爱，一旦被强奸，那种惨痛的经历极可能会改变她的一生。”这点读者不难理解，但宣传册接着写道：“在电梯里被野蛮地强暴后，夏子回到房里，为失去了贞操泣不成声。让朋友们惊异的是，她整个人都变了，夏子开始追逐任何她认为可以勾搭得上的男人。”[15]

如果是金发女郎的话（这一幻想世界里的外国女性清一色是金发女郎）则更是泾渭分明：蓝眼睛的姑娘甚至不用被强奸，野性就会自行暴露。我曾在某部色情漫画书里（这类读物每周销量可达百万）读到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居住在郊区公寓楼里的金发外国女郎会勾引她遇到的每个精壮的日本青年：送奶工、邮递员、洗衣工；没人能逃脱这只以男人为食的母老虎之口。最后，青年们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设伏逮住了这个女人，把她绑在树上拷打。“哦！”她喊道（日本漫画里的外国人总叫“哦！”），“在我们国家，我做的事再正常不过了啊。”青年们自然是大吃一惊，打得更凶了。

真正的性交场面在电影中通常是一系列痉挛式的动作，毫无乐趣可言，拍摄角度会从一把椅子或者一只花瓶后切入，以免露出那令人恶心的生殖器。虽然受害者一丝不挂，男人却总遮得严严实实的，很少会将裤子褪到大腿以下。有时候则完全无需脱裤：皮鞭、蜡烛、手枪和鞋拔一样也能“行房事”。

在无数次见识过使用鞋拔的场面后，观众渐渐明白了这些电影想表现的究竟是什么；到底要祛除的是何种焦虑呢？那就是对男子功能不良的一种绝望的担忧。[16]甚至连制片人对此也毫不避讳。日本的色情作品在其目的性上可谓无比坦诚。但这些充满焦虑情绪的娱乐作品还有更深层次的现实意义。男人在强奸完后，常会做一番痛苦的忏悔，说这是他唯一可获满足的办法。这番话往往会唤醒女人身上的母性，最后受害者会反过来安慰施暴者。

夏子就爱上了电梯里的强奸犯，而他正是一名阳痿的卡车司机。新婚家庭主妇纯子则悉心照料一位闯入她家中、手持大折刀逼她就范的蟊贼。男人忏悔后上演的性爱镜头就像是从慈母片里直接照搬过来的。好吧，差不多是这样……

男人着了魔似的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的受害者，拼命吮吸女人的乳房，口中流涎，把她们的双唇啃得啧啧作响。情戏历来有“咸湿戏”（濡れ場）一说。在日本，性爱过程常和水这一最具母性意味的象征物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漫画和电影里，继性高潮出现的一幕总是奔涌的浪花和飞流直下、白沫翻滚的瀑布。这两个镜头都属于此类作品的固定套路。另一个使情爱显得更加“咸湿”——也更具孩子气——的惯用手法是在女人的乳房上浇些啤酒或米酒之类的汤汤水水，当然最好还是牛奶，这样男人就能扭动身躯将其舔个遍。

慈母片和沟口电影里所表现出的残酷、爱慕和忧郁的施虐欲的结合体，在色情片里也是俯拾皆是。最受欢迎的色情明星身上融合了野性和母性，这点不足为奇。最脍炙人口的典范是个叫谷直美的女人。这位女优在整个从影生涯中，不断地被阳痿的恶汉捆住手脚，用鞭子抽，用鞋拔凌辱下体，直到最近她才觉得这类片子演够了。她就像电视剧里担纲母亲一角的女主人公那样，遭的罪越多，就越深得观众的喜爱。影迷和影评人都对她不吝溢美之词，赞扬她在被一些可怕物件折磨的同时，“双眸却还是含情脉脉”。

谷直美甚至看着就像一位日本母亲，端庄的和服里揣着一对丰乳。她是男人们发泄胸中积郁的理想对象，恰如那位任由儿子不断捶打自己的耐心母亲。她是身受束缚的“母神”，是以隐忍对待男人功能障碍的替罪羊。

人们有时会问，到底谁才是这类娱乐片中的受害者。女人是不是真如最终分析的那样，是最苦命的人呢？从身体上来看，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从精神上来看我则吃不太准。以被奸者的丈夫为例，通常他被描绘成一株逆来顺受的弱草，是参加聚会时缩在角落里的那种人；是典型的“工薪族”（salaryman），下班后去色情影院看黄片，上下班高峰挤电车时看淫秽漫画。紧挨着的人也差不多，埋首于同类书报，有时会趁车厢里令人窒息的拥挤，对一些可怜的年轻女秘书上下其手，后者多半怯于声张。这类偷偷摸摸的揩油行为在日本司空见惯，人称“痴汉”的无名袭击者在色情幻想中十分喜闻乐见。

那么男性读者不是真正的受害者吗？影片《恋之猎人》（‘ラブハンター　熱い肌’，1972）里，二十六岁的志摩子嫁了个阳痿的丈夫，正如该片宣传文案所言，“她的夜晚漫长得难以置信”。可一被男人强暴，她的性瘾就发作了，永不知足地渴望皮鞭的抽打。

观众可以感受到性无能、被戴绿帽子的丈夫的受虐倾向，并将之加诸观众席里的许多人头上。这些臆想作品中，女受害者为了帮丈夫保住饭碗，或者避免他们破产，往往会任凭部门经理和课长的摆布。不举和金钱问题无论是在这类故事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有着暧昧的联系。真正的施害者当然是令观众席中大多数白领“工薪族”没好日子过的那类人。而更重口味的是，幻想世界中的妻子反而十分享受被这些恶徒侵犯的感觉，甚至在销魂蚀骨之际还惯于大喊：“啊，你可比我那窝囊废老公强太多了！”

当然，这类幻想并非日本独有，只需看一眼英美裸体杂志的来信专栏便可知一二。但日本的惊人之处在于同类的脸谱化事物出现的频率，以及其歇斯底里的表现形式。从孩提时代几乎令人窒息的肌肤之亲，到后来面对的社会压抑；从对母亲的理想化，到初次发现女人性欲时的错愕；所有这一切放在哪儿都有可能发生，但似乎没有一个地方会像日本那样，对数量众多的人造成如此惊心动魄的冲击。

[1]莎乐美是记载在《圣经》中的古巴比伦国王希律王和其兄弟腓力的妻子所生的女儿。据记载，因为先知约翰拒绝吻她，她愤而与他人同谋斩杀了约翰。

[2]这里指德国女影星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作品有《蓝天使》《欲海惊魂》等。

[3]梅·韦斯特是美国女演员，以身材丰腴著称，作品有《我不是天使》《侬本多情》等。

[4]加拿大女演员，素有“美国甜心”等称号，作品有《贵妇人》《我最好的女孩》等。

[5]〈法语〉（戏剧、电影、小说等）以其内容丑恶可耻而得的坏名声。

[6]源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句“万事皆堪落泪”。

[7]インテリ语出intelligentsia，指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阶层，对应于指涉个人的知识分子（知識人）。——编注

第五章　活的艺术品

热爱大自然通常被看成是日本人审美观的基础。据说，在中国和日本，人和自然融为一体，不像西方，二者呈对立关系，人倾向于对抗自然界的力量。这一观点时常能在传统画卷或水墨画中得到印证。画中人十分渺小，有时甚至难觅其踪。自然风光可不是映衬人的背景板；相反，人倒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艺术和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喜欢运用自然界的形象表达人的喜怒哀乐。在将自然界的隐喻和形象织入故事结构这一方面，日本小说家堪称大师。日本人的书信和明信片也总以对季节的简短描述作为开头。

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传统的日式住房建得不像是能经受住风吹日晒的石头堡垒，而是一栋看似十分单薄的木屋，且四面都有出口，看上去就和四季本身一样稍纵即逝。

传统画中既无定点，也无灭点。若俯视观之，画中物体越高，景反而越远。这给观者造成了一种纵深感上的错觉，而不是立体的错觉；没有阴影部分，画中物没有一样是独立存在的：不管是人、屋还是自然，所有一切都相互融合，浑然一体。

这种世界观植根于神道教传统和佛教信仰：在神道教中，世间万物都具有潜在的神性。而在佛教徒看来，人只不过是大自然生死轮回中的一分子。人来世投胎可能是只青蛙，或者是只蚊子。

人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是否令其显得自然呢？我们不妨再打个比方：大自然仿佛一位繁殖力旺盛的母亲，赐予我们吃的喝的，可问题在于，它也蕴藏着可怕的破坏性力量；其会随着毁灭性的地震、凶猛的台风和洪水被释放出来。这就好比女人这类神秘力量，会爆发出可怖的狂热，因此自然必须被降服，或者至少也要得到控制。

因此，日本人对自然的态度不单是爱，还混杂着对不可预知力量的深深恐惧。没错，它受到膜拜，但仅仅是在得到人类双手重塑之后。所有那些与日式住家“自然地”融为一体的美丽园林完完全全都是人造的。一棵野草也别想长出来——某些最受推崇的园林则全部由石块堆砌而成。日本人爱自然，但原生态的自然要除外，因为这似乎并不太招人待见。

这一“自然”当然也包括了人的自然状态，即人性。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箴言“女人是自然的，也就是说是令人厌恶的”恰恰与日本传统思想相呼应。人，尤其是女人，需要重新打扮，培养仪式感，并且尽可能地改造成艺术品。当然了，出于类似的原因，无论我们身居世界哪个角落，做任何事时都很讲究形式。而且，西方社会的一部分人同样表现出过——现在有时仍表现出——对风格的执著。然而，退一万步说，包括日本近邻中国和朝鲜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文化都比日本文化更包容个体的自我性。

日本传统的审美意识往往体现为一种人为的、默默无闻的美。谷崎在小说《各有所好》（‘蓼喰う虫’，1928）中谈到这点时提及了文乐木偶戏[1]：

真正的小春（剧中一艺伎名）生活在元禄时代[2]，可能就像一个娃娃；哪怕她其实不像，人们也会想象她在剧中就是这般模样。那时理想中的美太过含蓄，不足以衬托出她的个性。当个娃娃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因为任何使她有别于其他人的东西都属于多此一举。简言之，这个木偶版本的小春完美地呈现了日本传统中“永恒的女性”。

谷崎在这部小说里还写到另一位娃娃般的女人阿久。她是京都当地一位品味考究的老淫棍的情妇。用她女婿的话来说，是他“藏品中的一件古董”。老头儿让她穿上旧的丝绸和服，“又沉又呆板，跟链条一样”。她只被允许看传统木偶戏，只被允许吃分量不足的日式菜肴。老头儿把她精心打造成自己的“头号宝贝”。女婿有几分羡慕岳父。想到自己面临的棘手问题，他把“阿久这一类型的女人”视为逃避现实的办法。“最好是能爱上那种可以像娃娃一样被疼爱的女人……老头儿的生活状态似乎显示出他内心十分坦然，而且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要是我也能过上这种日子就好了。”

这种人偶的审美观在川端康成的小说《睡美人》（‘眠れる美女’，1961）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家收费高昂、提供专门化服务的妓院里，年轻姑娘被人灌下迷药后陷入昏睡，然后送去给阔老头当一言不发、百依百顺的床笫伴侣。“对于掏了那么多钱的老头们而言，睡在这样一位姑娘身旁实在是好福气。由于他们不能弄醒姑娘，也就不必为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感到难为情。另外，他们可以浮想联翩，尽情地回忆昔日伊人。”

川端在书里几次将这些睡美人比作佛教里的神祇，拯救并宽恕老翁们的罪过。“没准她就是佛祖的化身，”老头暗自想道，“没准就是这样。毕竟，有传言说佛祖会佯装成妓女。”这些被迷晕的姑娘和佛祖一样，不光形似玩偶，同神秘佛像那样全无个性，而且纯真无邪。她们可以被人玩弄，但终究不可玷污，因为她们虽是供人睡的对象，但清清白白。川端似乎在说，只有依靠这样的单纯，人才能获得拯救，并接受死亡。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若松孝二拍摄的《无水之池》（‘水のないプール’，1982）一片中。一个地铁站的年轻检票员发现了强奸女青年的绝佳办法。他在夜间潜入她们家中，用皮下注射器在房间里喷洒氯仿。待姑娘适度昏迷后，他就能为所欲为了。其中有一幕，他将三个熟睡的裸女放在布置得如同节庆般的餐桌旁，然后仔细地用口红和胭脂为她们化妆。他手中的宝利来相机的闪光灯不时闪动，凸显出这组奇异、无声的景象中透露出的灵异之美。这在日本算不上最离奇的电影。无名强奸者在日本娱乐作品中可谓司空见惯的形象，可以想见，对于隐姓埋名的幻想在日本一定很有群众基础。我们清楚地感受到，这部片子对匿名强奸者怀有深切的同情。在最后一幕定格画面中，他向我们吐舌头：他藐视这个世界。这或许可以从社会角度得到解释：在日本很难独自生活，在传统住房里就更加不可能。再说了，在一个如此看重颜面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充斥着责任和义务，纷繁复杂，要参透这点可不容易。

另一方面，日本人普遍害怕孤独，担心与人疏远。克服这点的办法似乎是隐姓埋名地混迹于人群中。人们通过合群，却又不真正与人交流来获得心理宽慰：于是，我们每日在东京见到数以千计张毫无表情的面孔，人们在柏青哥弹珠机前流连忘返，或静坐在一排排长椅上，像是神情恍惚的流水线工人。匿名强奸者的幻想也是由此而生的。

对玩偶式女性的偏爱也有许多不那么反常的表现形式。举例而言，“玩偶女”是百货商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被训练得尽可能和木偶一样。这些开电梯的姑娘身穿漂亮的制服，戴着洁白的手套，用做作的假声迎接顾客，继而再按照规定摆动手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活像玩具兵，动作一成不变，总是指向电梯运行的方向。

这些姑娘不仅被训练得像舞台上男扮女装的演员那样说话，而且还像从事高雅艺术那样练习礼仪性鞠躬，务求精准无误。一位自豪的人事经理曾带我参观一座训练中心，他向我解释怎么用机器教这些姑娘正确鞠躬。这是台不锈钢制的新鲜玩意，立在一尘不染的房间中央。一条钢臂顶着姑娘们的背，将她们推到理想的角度：15度、30度、45度，电子屏幕上精准地记录着这一切。“您知道么，这不光是给新人练习用的，”经理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边说还边用手杖戳了戳一位年轻职员，“老员工也时不时喜欢用它来练习一下鞠躬。”更有甚者，部分商店为了省钱，还决定采用真正的人偶替代活人，可是此法不通：顾客抱怨说机器人没有人情味儿。

说到展示玩偶式女性，电视可谓一面琳琅满目的橱窗，比方说深夜档节目里登场的所谓“吉祥物姑娘”，她的唯一用处就是坐在椅子里，对着摄像机挑逗式地眨眼，而且自始至终不能说话。在西方也能见到这类人：譬如展会上站在车顶的模特。这些身着比基尼的尤物至少还装得有事情可干，哪怕只是把道具递给问答竞赛主持人。但在日本，姑娘们只是杵在那儿，打扮得漂漂亮亮，但神情漠然。

少年“偶像明星”往往是玩偶。在经过精心规范、再三指导和千锤百炼之后，他们身上起初可能存在的任何自发性都将荡然无存。每个动作、每个手势、每个笑容、每句话都是彻底训练的结果。近年来最极端的一例是一对叫“粉红淑女”（ピンク·レディー）的演唱组合。两位有着大长腿的姑娘风靡大街小巷，红了几乎有三年之久。她们不仅唱歌跳舞时动作完全一致，就连讲话也是异口同声，而且始终带着电梯间姑娘的那种假声。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年，之后，尽管十分偶然，但塑料般外表的背后开始透射出一缕人性的微光。这一细微暗示，说明“粉红淑女”其实是人，而不是聪明的机器人。恰恰从这时起，她们在青少年中的女神地位开始动摇。当两个娃娃身上的生命力充分苏醒后，她们谢绝了一档久负盛名的新年大联欢电视节目的邀约，会过气也就势所必然了。

很明显，许多所谓的“名流”，比方说美国电视节目上的那些人，和日本演员一样也经过精心雕琢，与他们的“真我”已是相去甚远。不过表演方式不尽相同：在美国，演员训练是为了显得自然，不拘一格，一句话，得真实。演戏就要演得“自然”；不能让人看出这一切都是假的。怎么说电视表演者也是名流。

在日本，情况往往相反。人们对“真我”不那么感兴趣，也不尝试掩饰假象。相反，人们对矫揉造作的表演倒是很欣赏。演员不会刻意装得不拘一格或贴近真实，因为只有外在形式，或者也可以说是伪装之道，才是表演的奥义。这倒不是说日本的专业电视演员都会表现得很不起眼，事情往往是反过来的：电视给一些人撒泼胡闹大开便利之门——像疯癫的小丑那样大喊大叫——毕竟这不是个真实世界。不消说，这和一本正经的那一派同样做作。

以传统木偶戏为例，文化差异便十分明了。西方的戏台上，操纵木偶的人不会露面，为的是让木偶尽可能显得真实。而在日本，表演者会手提木偶一道登台：没有理由把他们藏起来。观众想要看到他们，好欣赏其技艺，这就好比早期日本电影观众既对银幕上闪烁的画面如痴如醉，也对放映员深深着迷一样。这样说来，美国名流和日本达人或许都是木偶，但普通美国观众不希望有人道破这一点，日本人则并不介意。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社会生活。一个社会越重形式，人们扮演的角色也就越鲜明。从这点来看，日本这个民族就很好理解了。表演，即有意识地按照规定模式表现自己，这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痴迷于故作“率真”，以至于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不是在演戏，而是……本来即是如此。极端的暴力被视作是“忠于自我”，值得赞扬。在日本，多数情况下，个人意愿仍得服从于社会形态。日本人是个礼貌的民族，因此多数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戏。

当然多数日本人都能意识到这点。个人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的形象差距之大，往往令人震惊。开电梯的姑娘一下班，嗓门就会低几个八度：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很显然，日本人同其他人一样也有独立人格。但个人情感也只有在需要亲昵的场合（通常是酒桌上）才能得到发泄，这种时候迸发出的情感也许常常显得过于伤感，但那又是另一番做戏了。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日本的生活在外人眼里极具戏剧性，甚至连人们的穿着往往都很做作。总而言之，日本人所崇尚的身份与他们所处的团体及所从事的职业挂钩，而不是仅仅被视为个体。没有哪位称职的日本厨师会愿意被人瞧见自己没有戴高高的白帽；“知识人”都戴贝雷帽和墨镜，如同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巴黎左岸的流亡人士。文身的帮派分子穿着艳俗的条纹西服。简言之，所有人的穿着都视其角色而定：就连无业游民也像极了舞台上的流浪汉，衣衫褴褛，头发像打了结的绳子一样垂至腰际。

这种顺应规范化模式的倾向也许在传统艺术中最为突出。这些模式，或者形式，在日语里叫“形”。举例而言，歌舞伎就以“形”为基础：演员从小就通过模仿师父，学到了一整套传统的姿势和动作。因此，除名伶自己添加的、只有内行才看得出来的元素外，戏中每个人物的动作编排，小到最小的细节，几个世纪以来从未变动。有意思的是，歌舞伎中的不少姿势和手势是直接从木偶剧中照搬而来的。

但是“形”也有着更加现代的面貌。日本厨子不同于法国或意大利同行，一般不会自行创造菜谱。相反，在经年累月地模仿师父的动作后（还真就是模仿，因为日本烹饪更多考验的是刀工，而不是对各种佐料的搭配），他就学到了自己这一行的“形”。说到底，学做生鱼片跟学习空手道的腿法是一回事：都是靠不断地模仿既有套路。

无论是切鱼、摔倒柔道对手、插花，还是社交中的做戏，“形”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理应成为人的第二天性。对于“形”的学习，日语里有这样一句话：“体で覚える”，也就是说要身体力行地去学，用身体记住；像小孩子学游泳，甚至是学鞠躬，他们还在母亲背上时就已开始这种学习。这一过程时而还要伴随师父和师兄的不少欺凌，这被认为是一种精神锻炼，像极了旧式英国公立学校里以大欺小的现象。只有长时间忍下来的学徒才能指望当上师父。很显然，一位厨师学徒将一生中的三年时间用来学习如何正确地将饭团砸进左手掌后，是不会揭穿这种劳形伤神的学习方法的：他经历的磨砺已经太久、太严酷了。

有意识的思考被认为是臻于完美的阻碍。日本师父从不做解释，询问为何要做某事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形式。人们常能看见生意人在拥挤的月台上练习高尔夫挥杆的动作，或者看到学生反复练习投掷棒球，不过也仅仅是做做动作而已。棒球和高尔夫很难算得上是日本的传统技艺或非常崇尚精神的活动，但是学打棒球和高尔夫的过程完全是传统的。人们认为，只要肯苦练规定动作，自会有如神助一般击中来球。同理，著名禅宗射手拉了几年弓后，闭着眼睛也能射中靶心。基本上可以说，理想情况是形式左右人，而不是人左右形式。

一位著名的日本文化批评家曾将这种以“形”为主的文化——他称之为“艺道”——与另一种重内容、轻形式的较为轻松流行的文化作了清楚的区分：依照他的观点，“艺道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充斥着武士阶级的贵族思想。另一种文化蔚为大观时，脱离了宗教，继而以庶民百姓的玩乐精神（遊びの精神）为基础”。

在大多数国家都能作类似区分，但其是否真的合理呢？答案只能是仅仅部分合理。贵族艺术和民间“玩耍”之间显然有差别，但这两种传统的确能互相影响，彼此反哺。因此，把一种归为形式艺术、另一种算作实质艺术的说法是令人生疑的。不过，日本人即使是沉浸在最通俗、最忘情的玩乐之中，仍不忘遵守“形”的规则，这点着实令人称奇。

[1]文乐又称“人形净琉璃”，是用木偶（人形）演出，搭配“太夫”的道白和三弦的音乐表演的艺术形式。——编注

[2]元禄为日本的年号之一，指1688年到1703年的期间。——编注

第六章　卖身的艺术

关于生活与戏剧存在交集这点，最鲜明的例证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玩偶女人：艺伎。然而，人们对日本的这一象征物也存在相当大的误解。无疑，她是终极的活体艺术品。这种艺术不仅现在是，过去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而且具有很高的美学造诣。正因如此，艺伎象征着日本人的美感。她的一切举止都是风格化的，严格遵循审美原则。她的“真实的自我”（如果确有其物的话）被小心翼翼地掩藏在（假使这个词使用得当）舞台形象之下。同歌舞伎男演员及相扑选手一样，她也经常沿用某位知名前辈的名号；就连她自己的面容，也因为遮蔽在一层白如大米的浓妆下而变得难以辨认。

传统艺伎仍然存在，但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为生活所迫，肯忍受艺伎生活的严酷和约束那一套的女孩已是越来越少。艺伎馆的社会地位也是日渐式微，以至于只有极少数的日本男人见识过传统茶馆的底里。同许多古典艺术一样，“艺者游”（芸者遊び）——即玩艺伎之意——业已成为少数人能够消费得起的一种昂贵消遣：这些人多为政客和商界大亨，选在茶馆这一不起眼的地方瓜分经济奇迹的成果。

京都某位做过艺伎的妇女曾对我说，多数顾客已经不谙“艺者游”的门道了。以传统的机智对答方法训练出来的艺伎——在其全盛时期也不免显得生硬呆板——得到的只有顾客茫然的眼神。这让整个游戏变得“只有来，没有往”，就像对着一群不明就里的足球迷表演伊丽莎白时代的古装戏一样。原本一开始只是对生活的戏剧化呈现，现在则完完全全成了戏文本身。艺伎的台风在过去一度引领风潮，如今则永恒凝固在形同鬼魅的盛装表演中。艺伎似乎作为传统岁月的活的见证人，被保存了下来，好似昂贵的时空机。（这些表演着实价格不菲，每人收费少说也有五百美元，且必须经过必要的引见，否则连门也别想踏进。）

艺伎会演的命运跟歌舞伎颇为相似。在过去，大众戏剧的观众对演员和剧情均了然于胸，清楚地知道该在何时叫好，何时又该朝舞台上的演员喊些往往十分下流的俏皮话。因为这一套也是有规矩可循的，必须坚持“形”。如今，每家剧院都会雇用一名正式的捧场者，很巧妙地安排他坐在观众席中，由他在恰到好处的高潮时刻喊出演员的名字，以求营造出一种旧时的氛围。与此同时，一组组乡下来的观众依靠耳机里播放的解说录音，努力跟上剧情的发展。退一步来讲，这些机构的活力虽然丧失大半，但这一点并无大碍，重要的是有助于塑造它们的思想还在，尽管常常会流于低俗。

夜总会女招待和酒吧女取代了艺伎和高级妓女的地位，而浮世绘拥趸所熟知的“浮世”则蜕变为“水营生”（水商売）[1]。毫无疑问，作为供人娱乐的艺术品，女人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社会意义上，还是在艺术水准上均未减退。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对“女戏子”变化的形象做出分析，这么说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为了了解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她们的历史。如果你好奇于一本谈幻想的书为何要写真实人物的话，那么请记住，日本从事“水营生”的女性确属幻想，虽然是大活人，但仍只是幻想。

要区分纯粹的表演者和妓女总是不太容易。据说，哪怕是现在，现代夜总会里也只是部分女招待堕落风尘，有些则不是。这同日本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都要视情况而定。艺伎当然不是妓女，尽管在过去，艺伎的主人按惯例会将她的初夜权高价卖给一位特别受宠的顾客。现如今这种做法已不复存在。艺伎只卖艺不卖身，但她仍是旧传统的一部分，卖淫在这种传统中扮演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10世纪和11世纪期间，妓女是深受平安时代达官贵人们青睐的玩伴。而到了镰仓（1185—1333）这一武士的黄金时代，姑娘们经过特别调教，除了要掌握明显的性爱技巧外，还要掌握多门技艺，以服务上层的武士阶级，天皇本人也算在内，这里补充一句，他除了和姑娘们“玩乐”外，几乎无所事事。

到了16世纪，军事统治者丰臣秀吉下令，卖淫活动从此将被限制在特别许可区内。这标志着一种独特文化就此发轫，其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势头一直延续至19世纪末。时至今日，人们仍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力。纵观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妓女像江户时代的艺伎一样，对本国文化起到如此重大和显赫的作用。

自17世纪以降，获特许经营的妓院既充当了日本权贵阶层的沙龙，亦为一代代剧作家、诗人、版画家、作家和音乐家提供了灵感。不少关于三百年前某位艺伎坎坷人生的歌谣最初都是从妓院里唱出来的，而且传唱至今，演唱者多半是偏爱古风雅韵的中年贵妇。

妓女的世界同日本社会一样等级森严。在高级妓女“太夫”和普通妓女“游女”或“汤女”之间分有许多等级。后一种在公共澡堂中招揽生意，而“太夫”虽往往出身卑微，但颇具艺术造诣。一位生活在18世纪下半叶、名叫“高尾”的“太夫”据说在插花、茶道、诗赋方面是行家里手，不仅如此，她还擅长演奏好几种乐器，精通艺术，牌技超群，此外还懂得嗅香——这门技艺自平安时代以来便受到热捧。[1]

“太夫”不单单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她本人也是一件上好的艺术品。当一位名妓驾临一家茶馆时，身后会跟着一队小丑、学徒和奉迎者组成的随侍，在他们的簇拥下，她会摆出一系列精巧的戏中姿态，像极了旧时好莱坞女星翩然走下洒满灯光的阶梯。这么做的戏剧效果很强，犹如某种表演艺术。借美国学者唐纳德·夏夫利（Donald Shively）的话来讲：“顾客与某位高级妓女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连同其仪式及极具特色的说笑，真可谓早期歌舞伎中流行的‘妓女色诱’滑稽小品的升华。”[2]

戏剧和卖淫从一开始便紧密相连。游走四方的表演者往往是舞者或佛教的说书人，但她们常常也是妓女。据称是第一个歌舞伎剧团创立者的阿国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人们常说她身兼多重身份，赚得盆满钵满。她的公开身份是“巫女”，从属于某个寺庙，但她女扮男装的表演却是为戏后进一步调情所打的色情广告。

担心出乱子的统治当局试图通过禁止女优登台来制止这一乱象。结果只是少男顶替了她们，享受着富有的庇护人施予的荣宠。井原西鹤这位17世纪歌舞伎的观察者有些愤世嫉俗，他曾经评论道：“说真的，这世上找不到比不得不在这种环境下讨生活来得更痛苦的一件事了。演员和妓女真的是太像了，他们都有着无可奈何的命运。”[3]

在江户、大阪和京都的淫窝里，现实和幻想往往相互混淆。真实生活中的阴谋、丑闻和爱情断伤几乎刚刚发生，就立马被改编成歌舞伎剧院里上演的剧目。春宫图中，名伶和同样名噪一时的妓女被描绘成正在行苟且之事，尽管画中人往往难以辨认。更确切地说，画中人只是真实人物的理想化形态，并采用知名前辈的艺名罢了。（这种习惯依旧很普遍，即便是在和杰出前辈毫无关联的情况下亦是如此：我在脏兮兮的综艺场所里见过三流演员无不自豪地给自己贴上歌舞伎名门世家的名号。）

17世纪的专业评论家像评论演员那样评鉴妓女。所谓的《游女评判记》算是介绍不同妓院的批评性导游指南，其中附有对当地妓女本领的详细评语。这些导游书无论在观点还是在设计上，都酷似介绍演员的评鉴小册子。当然了，后一种手册一开始几乎只专注于演员的外表美，而不注重他们的艺术造诣。尽管如此，妓女绝对被视为艺术家，她们的表演与她们极力效仿的戏剧具有同样的戏剧性。这里再度援引唐纳德·夏夫利的观点：“倘若说歌舞伎的色情元素让人出乎意料的话，那么妓院可以说是爱的舞台。舞台上，乡下姑娘打扮成闭月羞花的佳人，卑贱的商人则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4]

人们很少对玩这种游戏抱有道德愧疚感。只要男人尽了义务，供养好家庭，不使祖上蒙羞，他们就能自由自在地纵欲。当然，前提是他们负担得起。男人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生活就是两回事。毕竟，选择妻子的理由和浪漫无关。况且性本身并不是罪过。因此，只要与妓女玩乐仅限于玩乐，就不会出现反对之声。尽管政府从1958年起禁止卖淫，上述现象大体上依旧存在。

“游戏”或许比性本身更加重要。人们如今依旧能看见日本商人在东京的夜总会里将公款统统挥霍在与女招待鬼混上。这种专业的社会交际在远东具有悠久的传统。例如，在中国的唐朝，有钱的士绅、鸿儒和诗人身旁都簇拥着博学多才的官妓。[5]

只要供养得起，男人在家少说都有个三妻四妾。根据儒家的道德规范，男人有责任一碗水端平，让她们个个获得性愉悦。然而，除了生育后代（最好是儿子）、操持家务外，这些体面的女性很少在社交上有所建树。她们大多目不识丁，幽居在家中的后屋内，对外界一无所知。因此，为了能找到令他们更心动的异性做伴，中国士绅只好去狎妓。这些女子除了舞姿曼妙、歌声悦耳外，还能侃侃而谈，对答如流。最好的茶馆是艺术沙龙，而非性交之地；若要解决性需求，大可去逛廉价的窑子，这些场所主要是为养不起几房太太的男人开设的。艺伎和恩客之间的关系受到严格的礼仪规范制约。就算真的发展出性关系——谈吐优雅的打情骂俏满足得了一时，满足不了一世——之前也得有一番苦心追求作为铺垫：互换情诗，欲擒故纵，花前月下，临了当然少不了一笔重金酬谢。

我们不由感到，真正的性行为一定颇为扫兴，因为需要重申的是，性爱并不是重点。令中国古代的淫棍们兴奋的是那种优雅的调情，精心的追求，简言之，是男女之间的“嬉戏”，那种宛如高雅艺术的风花雪月。这种情况似乎也发生在平安时代的日本人身上；或者，更准确地说，也发生在一小部分模仿唐代中国高雅生活方式的贵族身上。不过贵族代表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而其他人实在太穷，没钱找什么乐子。

滥交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想到出身名门的男女几乎从不见面，这或许令人意外。大家闺秀被藏在深闺中，靠信得过的中间人传递情诗和恋人交往。即便恋人共处一室，女子也常坐在一面屏风后。幽会多半发生在夜晚，周围一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因而肌肤之亲也断不能看个真切。尽管如此，如果参考《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这两本记录当时宫廷生活的著作的话，可以发现，平安时代的贵族行房很频繁，而且经常更换床笫伴侣。但是同唐朝一样，这种游戏的规则复杂而严格。凡事不仅要做得漂亮，还要讲究个礼数。另外，玩归玩，绝不能影响到履行家庭责任。

已婚妇女之间的等级关系（这是一个奉行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必须得到尊重，尤其是要尊重正房的地位。嫁娶对象的等级和阶层是择偶时首要考虑的因素，一个家族有没有势力，基本就看婚结得聪明与否。换言之，婚姻是一项政治制度。可是，尽管当时的男女比起后世的人们可以更自在地寻欢作乐，日本却从没有高尚的“纯爱”传统。脱离了纯粹的性魅力、仅作为一种抽象理想存在的爱情直到最近才出现。或许同性恋是个例外。

伊凡·莫里斯曾经写道：

由于缺少关乎忠贞、呵护和为爱消得人憔悴的那种崇高爱情理想，并且由于对滥交存在宽纵之风，这就使得男女关系在紫式部的世界中往往显得轻浮佻薄，甚至无情无义。我们有一种印象：撇开情诗中所流露出的所有高贵情愫，当时的男女之事，尤其是在宫廷内，很少融入真情实意，往往只是行色诱之事罢了。[6]

换言之，这是一场游戏，多亏品味格调在其间扮演的中心角色，这一游戏才避免堕入某种粗俗、龌龊的境地。[7]一段情事的高潮也许不在于销魂蚀骨的一夜云雨，而在于翌日早晨按照严格的审美规范进行的吟诗作赋。这些十分俗套的诗歌创作极少提及爱情或爱人，却描述了黎明时分被泪打湿的和服袖口，或者是宣告分别在即的无情的鸡啼声。在平安时代，一位风流倜傥的公子哥甚至给情人寄去了一只扫人兴的公鸡的羽毛，顺便还附诗一首：

如今它已死——

这只无情鸟

它的尖啼划破黑夜的宁静

可是黎明，哎，终究还是会来到

终止爱人们的欢愉。[8]

似乎人们沉浸于风流韵事，为的只是发出一声华丽的叹息，满怀幽怨地感慨光阴的短暂。他们无疑是有感情的，但这些感情在受到审美程式和社交礼仪的熏陶后，大体上得到了升华。人类情欲及其肢体表达并不受限于一种抽象的道德准则——不管是侠义精神还是罪孽思想——而是受限于审美意识和礼仪本身。爱情成了一门为艺术而存在的艺术，一台精美绝伦的大戏。不能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升华的情感则在宫廷闺秀们笔触伤感的日记中得到了倾诉。她们的文学造诣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从很多方面来看，江户时代烟花柳巷里的“浮世”延续了上述两种传统：儒家的双重标准以及平安宫廷内的装腔作势。与古代中国相仿的社情催生了对专业女性陪伴的需求。尽管日本人总的而言还是奉行一夫一妻制，但是儒家道德观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高级妓女的文化成就是市井小民的妻子无法企及的”。[9]

江户时代妓院的礼节习俗受到平安宫廷生活的影响，同时也往往是对后者的照搬照抄。妓女借用《源氏物语》中大家闺秀的名字。[10]介绍烟柳巷的向导书，譬如1655年编撰成册的《桃源集》，有着《源氏物语》等著名传统作品的经典文风。虽然几近讽刺，但此类出版物散发着一股贵族气息。

当然，这只是一种精心营造的幻想，因为平安贵族的堕落生活和江户时代的淫乐窝之间有着本质区别。一方面，后者具有真正的民主氛围。在一个鲜有阶级流动空间的时代，这么说也许显得有些矛盾。事实上，在妓院和戏院里的消遣，是人们为数不多的挣脱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限制的方法之一。不仅所有阶层人士——上至武士，下至卑贱的商贩——都会光顾这些特别许可区（这让政府大为不悦），而且那里上演的戏剧，也是对社会本身的描摹。

戏院里，社会弃儿——优伶被迫生活在贫民窟——饰演耀武扬威的武士和气质尊贵的宫廷贵妇。他们穿戴得极其华丽、光鲜，盖过了贵族的风头。简言之，他们打破了那个时代最严肃的禁忌之一：模仿上层阶级的举手投足。烟柳巷真好比一个舞台，演员在上面可以越过雷池，扮演日常生活中的禁忌角色。在一个视外表风范为根基的社会里，这一点几乎具有颠覆性。这些演员曾被比作是宗教里的替罪羊，为了净化禁忌而打破禁忌。[11]毕竟，宗教节日的传统功能之一，就是仪式化地打破禁忌。

妓院里的贵族主要由村姑组成，她们把黑皮肤涂白，以示高贵，并操着一口以京都方言里的敬语为主体的做作腔调——这种方言堆砌辞藻，动词尾缀使用考究——以掩盖她们的乡下口音。[12]即便身为嫖客，也得通晓妓院的礼节习俗，否则会被笑话是无知的土包子。这一下场对于江户时代的花花公子们而言可是比死还要难堪。

要想赢得一名高贵“太夫”的芳心谈何容易。必须对她展开追求，而这又恰如平安时代的宫廷，受制于严格的礼仪规范。一个鄙陋的、不谙规矩的乡野村夫想要把“太夫”追到手，就同一样土里土气的现代人想要获得顶级时装模特的爱慕一样，希望渺茫。

本章先前提到的向导书，既教会了普通人妓院里的那套繁文缛节，也激发了他们将自我代入其中的遐想。即便这些导游书日后蜕变为一种纯粹的文学类型，即所谓的“洒落本”，它们也从未丧失说教的作用。这些书在18世纪风靡一时，作者往往是武士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对青楼生活了如指掌。那个时代的每一个纨绔子弟都梦想着成为“通”（指才华横溢之人），深谙妓院里的规矩。他们过度沉迷于描写底层社会风雅之事的细枝末节，以至于作品今天读起来几乎如同天书。

典型的“洒落本”故事经常围绕一名“通”和一个佯装是“通”的土包子而展开。故事中被嘲笑的总是那个明明不懂规矩却还装模作样的粗汉。然而，光懂规矩亦不足成事，而这正是《游子方言》一书的中心思想。在这部出版于1770年、由“田舍老人多田爷”这位老绅士创作的名著中，一位父亲带着儿子第一次逛妓院。作为见识成人生活乐趣的入门课，这种做法并不罕见。当爹的为人招摇而讨人嫌，自豪地炫耀自己对宿娼之事有多么轻车熟路。儿子则性情温顺，为人谦逊，对妓女们客客气气。不消说，某位姑娘最终只会肯赏脸与他共度良宵，而不是与他那大呼小叫的父亲。一位真正的“通”要懂得如何取悦妓女。

色情指南书的市场远未饱和：一本名为《夜生活教科书》（‘夜の教科書’）的当代书籍曾畅销一时。该书详细而耐心地告诉我们如何在夜总会、酒吧和“卡巴莱舞厅”（也就是廉价夜总会）找乐子，且不出洋相。比方说下文就详述了应如何与陪酒女聊天：

每个人都和其他人差不多，这在陪酒女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们的化妆技巧同演员和艺人如出一辙。好，当你与一位陪酒女初次见面时，不应脱口而出说她长得像某位歌星。人人都会这么做，但你该做的，是穷极各种好话赞美那位歌星，夸她多么多么性感，云云。接着，你要尽可能装得漫不经心，随口道出服侍你的陪酒女多么像那位歌星。

老练的“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会像艺伎那样作孤傲的漫不经心状。他严守正式的行为规则，但会略显随性，让人看不出他是否使出全力。这就是被日本人唤作“粹”的那份优雅，这个词的译法多种多样，可译成“风度翩翩”或“潇洒时髦”，但都不甚准确。[13]岁月的历练和来之不易的经验有助于塑造“粹”。这从穿衣细节上也看得出来：和服上漫不经心系着的腰带，或一个近乎粗俗的大胆设计。“粹”是一种对规则敷衍了事却又从不真正触犯的做派，是一种直接源自妓院生活的审美观。

话说回来，这片花天酒地的世界里还是有一条规矩不得打破；这同平安宫廷里的情况多少雷同：玩耍只能停留于玩耍的层面——这些淫窝里的禁果不是性爱，而是情爱。[14]男女坠入情网的话，会被认为极度缺乏教养，甚至是伤风败俗。总之，艺伎只能是一件艺术品，一种没有真正个人身份的幻想。江户时代的烟花巷里曾盛传着这样一句话，“痴情的妓女和方形的鸡蛋一样是稀罕物”。[15]此话并无贬义，只不过表明艺伎乃艺人之意。

艺伎和优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时尚引领者和超级明星，因此，事业有成的戏子有时会腰缠万贯，甚至还同权贵们打成一片。不过他们同时也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层。东京最大的旧红灯区吉原如今遍布着艳俗的“按摩院”，一侧紧挨着“部落民”的聚居区。“部落民”指的是因宗教信仰被认为不洁且遭放逐的人，好比印度的贱民。从某种意义上讲，与放逐者厮混，让人们因挣脱束缚而深感震动（frisson）。印度人与寺庙里的姑娘性交也是出于相同原因。可当玩乐带上个人色彩，而且动了真情的时候，就会对阶级体制构成直接威胁。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危险因素，爱上妓女会让人倾家荡产，这在一个愈加重商主义的社会里可是一项大罪。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政府对处置社会风气败坏的危险高度重视，这个例子就是江岛——生岛事件。江岛（1681—1741）是个地位很高的侍女，她曾经是著名歌舞伎演员生岛的秘密情人，这种关系维持了九年，直到他俩在某次演出结束后的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双双被捕为止。这件事酿成了不幸的后果，他俩的绯闻公开了，涉事的所有人均遭到严惩：有些人被处死，其他的跟生岛一起被流放到孤岛上。他的剧院被夷为平地，所有其他歌舞伎剧院也被迫关张三个月。

玩归玩，但不可发展成爱情，至少理想是这样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是否总是这样呢？风尘女子在多大程度上是活生生的玩偶呢？很明显，哪怕是最优雅的纨绔子弟和妓女，他们装出的漫不经心也是有限度的。无论幻想世界的规则如何，他们终究还是人。无疑，人们偶尔难免会坠入爱河，会情不自禁地表达情感，顾不上这么做的社会危险；也并不是所有交谈都是轻佻的对答。在禁断的感情和幻想世界之间，在合法的色情和违法的爱情之间，简单而言，在游戏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股张力，这股张力在前现代日本是流行戏剧和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妓女和她们寻欢作乐的情郎在遵守轻佻的游戏规则时，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比严肃的问题：如何做到生活在德川社会而不丧失人性？

或许大多数小说家对此从未进行过深思，因为他们很少触及比人为色情主义的优雅外表更深的层面。但有两位生活在17世纪的作者以迥异的方法做到了这点：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和小说家兼诗人的井原西鹤（1642—1693）。近松是武士之子，而西鹤（人们记住的一般是他的名）则出生于商贾之家。两人严格来讲都不算江户人，因为当江户还只是一座欣欣向荣的小乡镇时，他们一个寓居大阪，一个身在京都。然而，这二位仍旧被认为是江户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至今代表了许多日本人看待妓女的态度。

商人之子西鹤是个典型的小市民，品行如同下流的小店主。只要生意还过得去，账单能及时付清，一个人如何打发剩余的时间，别人可管不着。西鹤创作的故事同其他遵循贵族传统的作家不同，写的大多是那些自食其力的人。很典型的一点是，金钱在他的作品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他曾经写道：“不管小市民的家世门第如何，有钱他就有了出身。不管某人祖上如何风光，他要是没钱，就连耍猴的都不如。”[16]他最著名的一部冒险题材小说是《好色一代女》（1686）。沟口健二根据原著，拍摄了《西鹤一代女》这部经典影片，字面意思是“西鹤女人的一生”，不过在西方更通行的译法叫《阿春的一生》。故事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属于对佛教忏悔的讽刺性模仿。主人公是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阿春，最终沦为普通的站街女，在夜色中掩藏其年老色衰的容颜。但即使这样也不再能吸引男人后，她只好出家为尼。但她给自己孤独的住处起名叫“迷情斋”，而且穿和服的时候，依然像个妓女那样将腰带束在身前，姿态颇为放荡。当着两位男性访客的面，她将自己堕落的人生娓娓道来，并点燃香烛，让后者感觉仿佛置身妓院，而非寺庙。

将西鹤原著中的阿春同沟口健二电影里的阿春进行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原著讲的是一个女人如何放任自流。西鹤十分犬儒，且由于受时代限制，他不可能将阿春描绘成社会的牺牲品——不过，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他对买春的阴暗面心知肚明。正如他笔下大多数的多情种，阿春并不比她应有的面目更纯洁。故事里，她有好几次都可以选择过平平淡淡的体面日子，但每一次，她都选择了更吸引人的淫荡生活。正如色情产业从业者所言，她身上流淌着水性杨花的血液。

但是有个情节最能反映出西鹤原著同沟口电影之间的区别。西鹤讲述阿春因为妓院生活累得精疲力竭，转而去寻找给人当住家女佣的体面营生，装得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可是好景不长，每当她那情欲旺盛的东家和老婆做爱时，“幛子移门便咯咯作响”，阿春忍不下去了，于是在某个宗教节日当天勾引男主人，“让他将佛门之事忘得一干二净”。故事结尾，阿春赤条条地奔跑在京都街头，嘴里唱道：“我要一个男人！哦，我要一个男人！”

反观沟口镜头下的阿春，则成了接二连三的粗鲁淫棍的悲惨牺牲品。是她的男主人，以最下流的方式勾引了她。对于这位沟口眼中天使般的女主人公而言，赤身裸体跑到街上并因欲望狂性大发这一幕，即使审查官选择放过，也无法想象会出现在影片中。西鹤的故事是对佛教忏悔寓言的讽刺，但在沟口电影的结尾，阿春像一位真诚悔过的尼姑那样挨家挨户地化缘。不见了西鹤犬儒式的嘲讽，有的是一位真正佛教徒惆怅的听天命思想。

西鹤的《好色一代女》是一则讽刺故事，但讽刺的不是社会本身——那样做太危险——而是那些寻欢作乐且欲壑难填的人的荒唐面目。该书的讽刺之处可归纳为一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心理事实：人们越是追求肉体欢愉，就越是无法获得满足。西鹤笔下的人物正是因为其弱点才变得活灵活现，但他从未对其表示过一丝轻蔑。他们或许是轻浮佻薄、自轻自贱的傻瓜，但这群傻瓜无疑很有人情味儿。

沟口忠实的脚本作者依田义贤创作了《阿春》一片的剧本，他常说，日文片名应该叫《近松一代女》，而不是《西鹤一代女》。这么说的原因有很多。沟口矛盾的道德思想与这位著名武士之子的精神气质要接近得多。近松门左卫门比西鹤更注重道德。武士阶层的人瞧不起赚钱这档子事，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后来证明极擅长此道。近松本人靠给文乐写剧本为生，着实被视作丢人现眼之举。这不能不酝酿出一种矛盾姿态。尽管生活在商人中间，写的是他们的事，笔触甚至还略带同情，但近松从来不算是其中一分子：他始终是个局外人。他的语调同西鹤嬉笑式的讥讽相去甚远。他的剧本风格浪漫而写实，深得大阪商人阶层的青睐。这些作品常常描绘了店伙计与妓女之间的凄美爱情，素材一般取自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的社会丑闻。这些风流韵事往往并不光彩，人物微不足道，甚至头脑简单。男人尤其如此：店伙计、商店主或贩夫走卒，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终了，他们却总能脱离平庸，以经典的武士般的自裁挽回名誉，甚至显出几分高贵。然而，最重要的是，爱情超越了简单的情欲：爱情最终也许会毁灭它的拥护者，但它是真真切切的，而不只是游戏。

《曾根崎情死》（‘曽根崎心中’）是近松最有名的剧本之一，创作于1703年，后被多次翻拍成电影。距今最近的一个版本摄于1981年，片中演员以木偶替代。剧本围绕着卑微的店伙计德兵卫展开，他爱上了同样出身不高的妓女阿初，并以此为由拒绝了叔父为他安排的一门亲事。如此一来就得退回姑娘家的嫁妆。可这个本性善良的小店员却把定亲礼金借给了九平次这个典型的恶人。德兵卫前去讨债未果，反而挨了九平次手下人一顿打。这之后，他跑了，藏在阿初的和服下。恶人九平次前去阿初所在的妓馆嫖妓，享用了她的肉体。在商量嫖资的时候，藏身门廊地板下的德兵卫拽住阿初的一只脚，做抹脖子状。阿初立刻明白了这个动作的阴森含义。待所有人入睡后，这对恋人逃进曾根崎的树林，随身携带的短刀在月光下寒光闪闪。

这之后，平凡的店伙计和妓女之间普普通通的爱情演变为一出真正的悲剧。在三弦这一弦乐器的伴奏下，这对恋人沿着连接观众席左后方和舞台的“花道”，最后一次出逃。这对将为感情殉葬的伤心人绝望地拥彼此入怀，就在这时，剧场里受雇的捧场者高喊演员的名字，舞台旁的歌手则唱起凄婉的诀别曲：

永别了，世界，永别了，夜色

我们走向死亡，何事可与之相比？

就好比通往墓地之路的路边霜

每走一步，就消融几许

多么悲惨啊，这场梦中之梦！[17]

接下来的一幕十分凄惨，德兵卫刺死情人后自杀。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这部戏最好还是在文乐剧场看，因为本来剧本就是写给文乐的。一袭黑衣的演员手里提着木偶，完美地展现了在一个坚持个人意志和自主性只会导致毁灭的社会里，个体是多么的无能为力。近松故事里的主人公多半都是懦弱无能之辈，这可不是毫无来由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折射出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可奈何，而不是那些大摇大摆的狠角色。

无足轻重的店伙计德兵卫因爱情发生了改变，即便他爱的是个妓女。这在江户时代的戏剧中屡见不鲜，在现实中无疑也是如此。唯一能证明纯洁爱情的办法是殉情。死亡是一个人选择听从内心，而不仅仅是游戏人生所付出的代价。

另外，自取灭亡的男女主人公还像是封闭社会里的安全阀。他们为个人情感和意志抗争到底，但是以尽可能唯美和庄重的方式自尽，又确保了公序良俗最终总会得到恢复。

作为一系列殉情戏的开山之作，《曾根崎情死》大获成功，轰动异常。其造成的效果堪比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浪漫的自杀成了一件时髦的事：当然得是双双殉情，不可落单。当权者对此十分不以为然，不光是因为美化个人感情有伤风化，尤以爱情为重；而且自裁归根到底是武士阶层的特权，怎能听任区区贩夫走卒和风尘女子僭越，并行轻薄之事呢。于是，1736年的时候颁布了一部法律，禁止舞台上出现爱情戏。

然而，为了最终能在一起而双双殉情——此生不行便等来世——的观念依然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流行歌曲赞美之，电影对其大加渲染，年轻姑娘则被浪漫作家和情人投河自尽的想法迷得神魂颠倒。[18]近期上映的一部电影中，饱经磨难的色情女星谷直美扮演了一位亡命天涯的乡下艺伎，与她私奔的是个凶狠的疯汉。两人打定主意，与其冒着被人逮住、永远分离的风险，还不如一块死了算了。最后，我们看到男的上吊自杀，手里还捧着她的脑浆。镜头不无感情地扫过他们残缺不全的遗体，这时，耳旁回荡着二人诡异的嗓音，乍一听仿佛是从万丈深渊的地狱径直传来的：

“你永远都是我的人了！”

“是的……我是你的，只属于你一个人！”

“我们终于再也不分离了……”

尽管政府欲在舞台上封杀爱情戏，尽管爱情在卖淫许可区里要面对审美和社会两股力量的排斥，它却成了江户时代文学作品的一大流行主题，尤以19世纪期间最为风靡。有趣的是，为永春水（1790—1844）等作者所写的“人情本”（意即“人情戏”）描绘了同近松作品一样的社会成见：男性孱弱而阴柔，妓女坚强而富有母性。在“人情本”中，女性永远都要为爱情做出牺牲。观者甚至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唯有自我献身的母爱，才能替代毫无人情味的肉欲之欢；一个男人若不是“通”这种情场老手的话，便是一个被宠坏了的窝囊废，不仅依赖情人，还同孩子一般只知隐忍。

对于后一种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为永春水创作于1832年的小说《春色梅儿誉美》里的年轻主人公丹次郎。丹次郎一生中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名叫米八的艺伎，另一个是妓女仇吉。主人公的幼年生活有一处很惹眼，他是个领养儿，在妓院里长大成人。米八和仇吉十分妒忌彼此。在典型的一幕戏中，两个女人都发誓要嫁给丹次郎，照顾他一辈子。故事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时，丹次郎花着仇吉的钱，公开享受米八的照顾，却还同另一位艺伎纠缠不清。全剧以三个女人都心满意足地呵护丹次郎告终。若是要问这三位人情练达的女子到底看中了这个男人身上哪一点的话，便是未参透母爱的本质：她们爱他，缘于他楚楚可怜，想必还是个美少年；反之他也爱她们，原因如出一辙。

即便在我们身处的当下，上文描述的情绪依旧萦绕在公众的想象中，挥之不去。人们在酒吧饮酒时所唱的忧郁歌曲“演歌”就充盈着这种情绪。歌唱者喝得双颊绯红，故作深沉地双目半闭，嗓音因夸张的情绪颤抖个不停。《新宿女子的情死》便是一例：

别问我的生活有多苦

我能忍辱负重，只要是为了你

我也许只是个陪酒女，还比你大两岁

我愿出钱供你读书

可当我晚回家时，你却揍我

你的小说写不下去

还一个劲地喝酒

让我们在这间屋里一同死去

我曾梦想在这里当一位贤妻

明天也许永不会到来

让我斟上最后一杯茶

新宿女人的情死

很少有人在报上读到

那夜我们如此缠绵

我雪白的手臂搂着你的脖颈

在江户时代，许多文人和艺术家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异常狭窄的世界里。他们将大部分创作精力用在记录一个金鱼缸般细巧的世界的风土人情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金鱼缸中的金鱼缸，因为日本三个世纪以来彻底“锁国”。当其在19世纪下半叶终于对外界敞开大门后，鱼缸碎了，曾经是世界风雅中心的国度成了昔日的乡野遗迹。

到了19世纪70年代，歌舞伎实际上不再是当代戏了。1872年，当时最负盛名的歌舞伎演员市川团十郎穿戴着象征文明的白领带和燕尾服，做了以下发言：“近年来戏剧作品污秽不堪，散发着粗鄙和下作的气息，并且无视‘劝善惩恶’的美好原则，变得矫揉造作，歪曲本质，正逐渐走下坡路……我决心清腐去朽。”[19]

歌舞伎后来的命运极具讽刺意味：在剔除掉一些“较为粗鄙”的元素后，这门属于放逐者和妓女的戏剧逐渐成为蕴藏日本传统的官方宝库。二战期间，歌舞伎甚至沦为军国主义“爱国”热情的表达工具。

在上世纪末，明治维新早期热火朝天的那段岁月，宣扬妇女全新社会地位的令人振奋的新思想大行其道，作家被鼓励以妓女之外的妇女为写作对象。总的信条是，日本必须变得“体面”“现代”，最重要的是，要变得“西化”。所有这些抱负——仅仅如此而已——都在一句当时盛行的口号中得到了归纳：“文明开化”。

不管有多少城堡为了反映现代和进步的面貌而被拆除，旧传统依然僵而不死。文学如此，风月场亦是如此。小泉八云曾在1895年写道：

总而言之，一流日本文学作品中反映的那类狂热爱情，并不以建立家庭关系为归宿，这实为另一种爱情—一种东方人根本不加避讳的爱情——也就是“迷い”，一种纯粹由肉欲诱发的狂热迷情；这种爱情的女主人公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多半是交际花，或者专业舞女。[20]

倘使说“一流文学作品”尚且如此，那么不入流的作品则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总的而言，情况至今未变，虽然小说、电影和戏剧中也出现了其他类型的女人。作为艺术品，娼妓传统的雅致韵味也许已丧失大半。但她们依旧举足轻重，因为社会生活大体上仍然发生在家庭之外。她们并不总是妓女，但只要还有偿提供温柔乡和母性慰藉，她们就是大众幻想情人。不仅如此，我们感到，不少日本艺术家仍时常寻找处于社会边缘的另一个金鱼缸，或者说世外桃源，而他们常常在“水营生”中找到了这片天地。

永井荷风和樋口一叶这两位出生于19世纪末的作者尤其能反映不少日本人对待妓女的这种半传统、半现代的态度。众所周知，荷风是当时的怪才之一。他这辈子身边几乎从来不缺脱衣舞娘、妓女、艺伎和配唱歌女的陪伴。荷风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地主及官僚家庭，三十一岁的时候当上了法语文学教授，因为出色地翻译了波德莱尔和魏尔伦（Verlaine）的作品而声名鹊起。此外，他还发表了许多散文和短篇小说。但在这些荣誉傍身后没几年，他便弃之如敝屣，声明自己憎恶作家、记者、学者、亲戚在内的所有人。唯一的例外是几位和他好过的女戏子。不过这些恋情想必既炙热，又十分短暂。[21]

荷风具有一种浪漫而感伤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驱使他终其一生都在追逐江户时代那不断消逝的影子。这一影子多见于进行肉体交易的风月场。荷风生于1879年，卒于1959年，死时很凄凉，在一间出租屋里孤独地告别了人世。他这一生与现代日本的建立时间完美吻合。因此，他笔下的脱衣舞娘和妓女不仅唤起了人们对往昔的追忆，也象征着正变得越来越粗俗的当代日本。

批评家加藤周一在谈到明治时期时曾写道：“艺术家与现实的疏离，驱使他们要么沉入对江户时代文化的乡愁，要么堕入对西方的迷恋。”[22]这两个阶段荷风都经历过。1903年，在不满儿子纵情夜生活的父亲的施压下，荷风动身前往美国，目的地是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Kalamazoo），一片令他疑虑重重的乐园。

卡拉马祖不对他的味儿，倒是纽约唐人街的大烟馆和青楼让他觉着更自在。在出版于1917年的《西游日志抄》中，他写到在那里邂逅的女子：“我毫不犹豫地管她们叫亲爱的姐姐，我不去借火，也不求帮助，只是等待自己也能抽上一撮烟土的那天。”关于环境，他写道：“一首单调的东方乐曲不断循环播放。在令人窒息的恶臭和闷热中，我站了一会儿，心想，啊，多么和谐，多么协调啊！我还从没如此真切地听过人类堕落和颓废的音乐……”[23]他接着写道：“我爱唐人街，它是《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里的宝藏。我唯一担心的是所谓的人道主义者有朝一日会毁掉这片世外桃源……”（《唐人街杂记》，日文版名为‘唐人町の記’，1907）

虽然在青年荷风的这番浪漫主义感慨中，隐约能听出二流波德莱尔的味道来，但同样还能觉察到典型的明治时代人的语调：“世外桃源”——这是座臭烘烘的避难所，里面的一切均和睦融洽，好比江户的许可卖淫区；他窥见了理想中的金鱼缸。

毫无疑问，荷风的浪漫白日梦里还蕴含着一份“底层怀旧风范”。年轻的布尔乔亚与其出身的家庭——正经官僚和勤劳商人——唱起了对台戏。荷风的父亲是个思想进步的商人，但同时恪守儒家道德，要求子女必须顺从家长。他象征着荷风所憎恶的一切；正如那个时代本身，父亲既顽固守旧，又信奉庸俗的现代性。

荷风之所以选择自我孤立、混迹于所在城市的妓女中间，还有另一层理由。我们有必要考虑到日本社会往往令人窒息的这一特点，以及无所不在的逼迫人们循规蹈矩的社会压力。文学圈子里的气氛同资产阶级家庭一样压抑，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离群索居常常是在自我和社会之间拉开必要距离的唯一办法。对于艺术家的回避现实，荷风的做法与波德莱尔等19世纪末法国的所谓“堕落派”的确很相似。他选择藏身于边缘化的“世外桃源”，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在妓馆和茶馆里，他能隐姓埋名，没人会打搅他。要是在伦敦或巴黎（巴黎人对此更宽容），这也很容易办到，但是在大而闭塞的东京，这几乎断无可能。

他甚至像他笔下江户时代的主人公那样幻想成为这个“世外桃源”的一部分。在1937年创作的《濹东绮谭》中，讲述者是个作家，同荷风本人高度相似，经常出入妓女阿雪那里。他假装是个“禁书”作者，想着“生活在阴影中的女人一旦遇到必须避人耳目而来的男人，表现出的不是敌意和畏惧，而是爱意和怜悯”。他继而将阿雪比作艺伎，候在孤零零的路边车站旁，毫不犹豫地施舍钱给赌徒和走私犯……

在同一则故事里，作家解释了他迷恋妓女的原因：

在东京，甚至是在西方，除了妓女的世界外，我对社会几乎一无所知……在这里，我或许可以援引《未竟之梦》（‘見果てぬ夢’，荷风自己的一部小说）里的一段话：“他十分热衷于光顾风月场，以至于十年如一日地往那儿钻；因为他很清楚这些地方充满了黑暗和不义。如果世人赞赏他这个浪荡子，称他是忠实的仆人和虔诚的儿子的话，他将婉拒这种赞扬，哪怕为此要变卖家产也在所不惜。明媒正娶的妻子身上透着虚伪的虚荣心，公正、开放的社会里充斥着尔虞我诈，对这些现象的愤慨驱使他背道而驰，奔向那从一开始便被视为黑暗而不义的方向。比起在有人宣布是洁白无瑕的一面墙上寻找污渍和斑痕，在一堆被扔掉的破布中找出精美的编织图案更让人心怀愉悦。有时，道义的殿堂里能看见牛屎和老鼠屎的踪迹，但在腐败的最深处，有时却能发现并采摘到人类同情心的花朵以及香泪滋润的果实。”[24]

这是荷风的真心话，其间夹杂了些许波德莱尔式的夸大。“黑暗而不义的世界”、“扔掉的破布”和“香泪”，这些事物为人们在快速工业化的日本逃避不断蔓延的庸俗和令人窒息的因循守旧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这个日本，已经开始变得类似底特律和伯明翰，而失去了往日江户的风貌。

这个庇护所，使他可以逃避时光和周边社会环境。同唐人街一样，吉原这个隅田川以东的红灯区让他最后领略了一眼那种即将一去不复返的和谐。

吉原的生活和景色中有一种伤感、哀怨的融洽感，就像江户时代的戏曲和民谣……然而岁月流逝，繁忙的现代都市里的喧嚣嘈杂和光怪陆离破坏了昔日的和谐。生活的节奏改变了。我相信，三十年前的东京还残留着江户时代的味道，其最后一丝余音只有在吉原才能捕捉得到。（《冬日的苍蝇》[‘冬の蠅’]，1935）[25]

荷风深爱着桑梓之地的东京，而对于笔下的女性，他很少怀有同样深沉的感情。只要她们在他的故事里充当母亲或玩偶的角色，他的态度就是完全守旧的。男人要么玩弄她们，要么吃软饭，就好比《背阴里的花》（‘ひかげの花’，1934）里的重吉，受到一连串女性的照顾，她们所从事的职业都很可疑。他甚至逼迫其中一位名叫千代的女子重新操起皮肉生意。像这样的男人（别忘了还有《春色梅儿誉美》的丹次郎）与其说是皮条客，不如说是勾起女人身上母性热望的小白脸。

就连千代也更像木偶，而不像人。不过，荷风坚持自己创造的女主人公身上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善于激起怀旧情绪，让男的想起往事。这就好像说在他眼中，缺乏文学先例的事都是不真实的。他最喜欢的冒险，无论是文学冒险还是真实冒险，常会令他想起歌舞伎来。而他最钟爱的女子是那种“技艺超群、不善言辞，却又能唤醒过去的艺人”，典型的譬如《濹东绮谭》里的阿雪。

他是如此描写避雨时初识男主人公的阿雪（这个情节本身就是江户时代情爱剧里常见的桥段，可谓俗得不能再俗了）：

她起身换了一套裙底印有图案、没有衬里的夏季轻便和服——和服原本挂在她身侧的衣架上。用上好的浅红色缎带束扎而成的腰带在身前打了个结，结的厚重仿佛平衡了她那镶有银线的假发髻的粗大。那一刻，在我眼里，她就是三十年前的艺伎。[26]

无论多么卑贱，妓女在荷风的想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同她们几个世纪以来在日本艺术中扮演的角色大致相同：她是一种理想，一种幻象，一种审美遐想的载体。她的个性远不及她营造出的氛围来得那么重要；她的发型与和服比姿色更重要。实际上，她让人联想起荷风钟爱的浮世绘中的那些艺伎：那些没有脸孔的女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长着同一张脸的女人：这是一种淡淡的素描，刚刚好够发梦。

樋口一叶这位日本几个世纪以来首位重量级女作家并不那么热衷于梦想。她生于1872年，令人扼腕的是，因为肺痨，她只活了二十四岁。这点令人悲切地认识到一切世俗之物均是转瞬即逝。不过她的早夭倒很可能确立了她浪漫女豪杰的地位，尽管其文学造诣其实并非那么高超。

荷风一直确保自己的住处比他常在夜间光顾的淫乐窝更体面。不同于有窥淫癖的荷风，一叶其实就毗邻吉原而居。这倒不是她自己选择的结果——显然，她不喜欢鬼鬼祟祟逛妓院那一套——而是因为家庭几度遭遇重大经济打击，迫使她过上了不太光鲜的贫困生活。可是，她却化不幸为优势，写下了有关妓女世界的名篇，至今无人企及。

她同荷风一样，对周遭世界大为失望，但从不会让恋旧情绪蒙蔽自己的判断。荷风是浪漫派，而一叶更像是西鹤式的精致的犬儒主义者。在创作上，她也受到了西鹤巨大的影响。[27]这或许同她的生活有关，因为一叶所生活的时代承诺会实现妇女解放，却终究没有兑现这一诺言。她在日记中写道：“在这片浮世中，人人只顾自己。我过去相信别人，甚至还认为有可能改良这个世界。但我太天真了，我是在自欺欺人。那些我信赖的人三番五次地叫我失望，如今，我对任何事都不抱多少信心了。”[28]

她从不认为妓女能勾起人们对美好往昔的回忆。在她看来，她们毋宁说是破碎梦想的象征。不过妓女也是实实在在的人，有各自的个性，而荷风笔下的女性则统统没有。她最有名的一部关于烟花枊巷的作品是《青梅竹马》（‘たけくらべ’），有些版本译为《长大》和《两小无猜》。小说写于1895年，后被翻拍为电影，口碑上佳。故事围绕着吉原附近长大的几个孩子展开，在那里，“护城河上灯火摇曳，河水黑得就像吉原佳丽们用来给牙齿上色的染料”。她对卖淫区的描写充满了讽刺意味，但并不旨在掩盖其龌龊的面目：

看着一定岁数的女人穿戴得无比妖娆，系着宽宽的内带是一回事，而眼见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公然清一色穿得花枝招展，嘴里吮着姑娘果[2]——人人都知道这是作避孕药用的——则是另一回事。但这就是我街坊四邻的写照。一个姑娘昨天还是沟沿班里的妓女，顶着《源氏物语》里某位女流的芳名，今天却跟一个恶霸私奔了……[29]

小说里的某个主要人物是年轻女孩美登利，她“楚楚动人，精力旺盛，轻声细语”。她的姐姐被当地一家知名妓院买了下来，姐姐走红，妹妹断然不会缺零花钱。美登利时常出入妓院，很快便学会了浮世的那一套，但在起初，这一切似乎只是天真懵懂的玩耍，是她和朋友正太郎和信如之间两小无猜的游戏罢了。正太郎是闹市区帮派的头头，而信如则是神官的儿子。

然而随着年龄渐长，美登利益发觉得不自在：“她该如何解释这种生活？要是他们能让她独自一人清静清静……要是她可以和娃娃一块永远玩着过家家，那她会再度喜笑颜开。”虽然起初只是懵懵懂懂的，但她开始明白，为什么姐姐所在妓院的老板总是对她那么好。

一日，正太郎见她站在茶馆门口，“头发上扎着彩色缎带，还别着玳瑁梳子和花式发簪。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京都瓷娃娃那般光彩照人，气质端庄”。邻里的一个男孩赞颂说她出落得比长姐还漂亮，但衷心希望她莫要步姐姐的后尘。“你这话什么意思？”正太郎回应称，“这可是好事啊！来年我要开个店，攒些钱，然后将她‘包夜’！”[30]

“他还不谙世事。”一叶不无讥讽地评价道。

悲哀的是，美登利心里很清楚，这正是她的悲剧所在。孩提时代的梦想逐渐破灭，她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摆布。一叶并没有挑明这一切，只是做了暗示。故事最后一幕展现了她的一贯文风：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艺术家一直在运用这种意象，迄今莫不如此，其甚至还出现在脍炙人口的当代影片中（陈规烂俗和高雅艺术之间的界限十分细微）：“一个霜冻的早晨，不知什么人把一株纸水仙丢进门内。虽然猜不出是谁丢的，但美登利却怀着不胜依恋的心情，把它插进花瓶中。花儿可真美啊，她想，但它脆弱、孤零零的模样，又几乎令她心生哀怜。”

《青梅竹马》并不是对沦落为娼本身的批判。一叶十分犬儒和厌世，不会径直进行社会批判，而她也断然不是对性遮遮掩掩的假正经。倘若小说真的批判了什么的话，那么批判的应该是日本社会，人们无从自行选择命运。真正悲剧的是，人们不得不被命运裹挟着；而鉴于明治维新早期曾让人看到变革的曙光，这反而进一步加重了悲剧的意味。[31]过不了多久，社会就会变得和幕府统治时期一样僵化。一叶对此的回应则融合了西鹤式的讽刺和平安时代的悲怆气息。

同样创作于1895年的《浊流》（‘にごりえ’）将我们带进了比美登利注定要去的妓院更加低下的一间窑子。一叶对其间一些窑姐的描写毫无美感可言：“她年纪大约有二十七岁到三十岁的样子，拔光了眉毛，在眉梢画了一道深线，并用黑笔勾勒出额头上的美人尖。脸被遮在一层厚厚的官粉之下，双唇涂得殷红一片，色泽之深，反而令其失色，这番装扮，说像官妓，其实更让人联想到一条食人恶犬。”

故事专门描写了一位妓女：阿力，她是店家“菊乃井”的花魁。一位名叫源七的商人对阿力一往情深，为她倾其所有，散尽家财，以至生意一落千丈，从此家道中落。阿力还有一位追求者：阔绰而文绉绉的花花公子结城朝之助。“与众不同”的朝之助成了阿力的知己，耐心聆听她倾诉胸中的苦闷。阿力和他讲起所有那些自己不得不以礼相待的男人，讲起他们间或会向她求婚，但她吃不准是否应该答应。换成朝之助可就不一样了；她是真的倾心于他：

“我若一日不见君便会思君，但倘若君要我嫁与你，妾身不知如何作答……我觉得这门婚事行不通，可要是我俩不长相厮守的话……总而言之，我猜君会说我薄情，那君知道妾身为何变成这样？端赖我祖上三代都是‘不中用’的人。”[32]

阿力同美登利和几乎所有日本男女主人公一样，都无法逃遁属于她的命运。

唉，烦死了，烦死了，怎样才能走到听不到人声，也听不到别的声音的一片寂静的地方呢？……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烦恼、无聊、苦闷、悲哀的生涯呢？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吗？……“没有法子，”她絮语道，“我不得不过那个独木桥，爹过独木桥栽进河里，听说爷爷也跟他一样。我生来便带着几代人的怨咒……唉！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会有怎样一个下场。不知道就不知道，我就这样作菊乃井的阿力混下去吧。我就是这么个人，背着这样的身世和这样的因果，所以不管怎样挣扎，归根到底还是比不上普通人。那么想这些普通人的心事，自个儿伤心，又有什么用！唉，阴沉沉的，干嘛站在这种地方？跑到这种地方来打算做什么？多无聊！像发了疯似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哩。”她哀叹道：“我还是赶紧回去吧。”[33]

这是菊乃井里阿力的独白。类似的话，我们也能从夜里喝得醉醺醺的“工薪族”口中听到；这番话也时常挂在他们的妻子嘴边，她们被逼着嫁给几乎从未谋面的男人。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在伤怀时刻，都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

与一叶的时代相比，现如今人们对个体命运的选择无疑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但仍旧面临严重的限制。日本人比任何西方国家的人都更受社会环境的约束。人们说的命，实际上不外乎这层意思——顺应社会期待的压力。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自甘堕落的妓女比我们其他人都要来得更自由，可她同时也是这一两难困局最悲惨的受害者。这对矛盾十分鲜活地勾起了日本人的想象力：妓女是自我献身的母亲，是命运的牺牲品，但也挣脱了常见的社会规范，所有这些角色都集于一身。

1950年，一位远比樋口一叶年轻得多的作家吉行淳之介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吉行继承了青楼文学的传统，在作品《原色的街》中，他笔下的妓女明美努力想要挣脱命运的束缚，可是失败了。随着日本社会自身的变迁，这片红灯区与一叶的时代相比已经大变样了。

道路两旁被淹没在鲜艳而俗气的色彩中。一盏红色霓虹灯在荧光灯管中闪烁着。西式房屋门框处垂下桃色的窗帘。门口，几个指甲和嘴唇涂得绯红的女人正漫无目的地来回游荡……

一双红唇快速地一张一翕；一口皓齿反射出霓虹灯光。女人们伸出白花花的胳膊，一把揪住路过身旁的男人的手臂、衣角，甚至是帽子。驻足后，男人嘴里支支吾吾，开着无趣的玩笑，仔细打量了一眼身前的女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之后，他们要么被带进屋内，要么摆脱纠缠，走向下一片猎场……

红灯区里的人际关系清楚得很。就女人而言，不管她们长得多漂亮，多么可人，身上还是烙着职业的印迹。男人会盯着她们，甚至不必寻思后者会否对其挑逗做出回应；只需盘算付了钱能获得多大满足即可……

有些人被吸引到这片街区，是看中了这里的自由氛围。他们当中就包括那个名叫明美、身居其中一家妓院的姑娘。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的地位决定了她不可能从任何其他地方获得自由。至少这是她为自己行为所找的依据……

实际上，明美落入了几个世纪以来吞噬众多女主人公——无疑也有真人——的那个陷阱。她坠入情网，恋人是轮船公司职员元木英夫。是他，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性高潮。然而，不幸的是，“元木英夫在发现明美有着同所有人一样的寻常情感后，立马对她失去了兴趣”。换言之，她不再是纯粹的意象，或者是一件涂了口红的大众艺术品。

明美还落入了另一种经典的社会俗套：她试图与情人殉情。在船只下水的仪式上，她将情人拖入水中，想与其双双淹死。可是他俩得救了，明美醒来后，发现所有人都在盯着她，“她明白自己还是会回到红灯区”。

樋口一叶的小说《浊流》也以殉情结束，而且是一次成功的殉情。爱嚼舌头的邻居们发现了死去的“菊乃井”的阿力，议论纷纷：

……背上有一道刀伤，是顺着肩膀砍下来的。脸上有淤青，脖子里有刀痕。遍体鳞伤！很明显，她想要逃跑，可就在这时被他给杀了。

再来瞧瞧他，做得可真干净利落！切腹自杀，一样不落。谁能想到他这么有胆色？……他死得像个汉子，走得轰轰烈烈。

“菊乃井”这下可亏大发了。

没错，想想被她迷倒的那些个男人！这下可好，让顾客从手指缝里给溜掉了！[34]

爱情是妓女的催命符。以近松笔下17世纪的女主人公为例，她们至少还算死得高贵，表现了爱情的纯洁。即便是最无望的挣扎，也会因为殉情的凄美而变得有意义。在现代日本，这种凄美已经黯然失色，现实肮脏龌龊，人们更加难以逃离。

但是造化为何如此弄人？为何这些女主人公做的每件事都蒙着一层浓浓的悲剧色彩？祖辈的无能拖累了阿力。除了眼前的环境，她无法想象自己还能置身何处。她无能为力。

同一叶一样，吉行具有罕见的心理洞察力。他得出的结论同样可以被视为对日本生活的一种隐喻：

女人之所以回到那些街上去，原因得从她们自己身上找……只要她们的意识没有脱离环境，也就是靠出卖肉体谋生的生活方式，诸如自由和束缚这样的字眼便毫无意义。关于满怀理想的男人试图改变这种意识的故事不胜枚举，但这些尝试只能以失败告终。

同样的话还可以用来形容大多数日本人。只要还逗留在日本国内，他们的生活和自我定位就不可能同其日本气质一刀两断。个体和集体之间的界限通常难以辨识。实际上，世人或许多半如此，但是在西方，人们至少会有一种印象——也许仅仅只是一种幻象——觉得自己是许多人中的一个，既从属于群体，又相互独立，好比群岛中的单个岛屿。

在日本，个体对自我的定位很大程度上似乎取决于社会环境，他也只对后者负责。这可以是一家摩托车公司、一支棒球队、一个剧团，甚至是整个国家；全视具体时空而定。重点在于，个体若要脱离这些群体存在，不可能不面临严重的心理障碍。作家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有时不得不冒这样的风险。这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何近年来出了不少作家自杀身亡的事件。

它还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日本人离开日本一段时间后，再想回到祖国怀抱会显得如此困难。在日本，离群索居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不遵循既定惯例，基本上就意味着彻底消失。所以，海外的日本公司经常奉劝旗下的日本员工不要和“当地人”走得太近。因为，将吉行的话反过来说，日本人的意识一旦脱离了本土化的生活方式，将使得自由和束缚这类词立刻变得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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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58年3月31日午夜12时起，公开的卖淫活动遭到明令禁止，这在日本历史上尚属首次。全国上下的五万五千名卖淫女（这还没算上众多未登记在案的暗娼）就此失业。新法颁布后，人们起初的反应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就在禁娼令生效前不久，东京各地的妓女和嫖客开始放声歌唱《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这首在日本脍炙人口的曲目。钟情于离愁的日本人总会在离别的感伤时分唱起这首歌。

当然，卖淫活动并未真正寿终正寝。在许多地方，其照旧存在。即便是在东京，红灯区也只是在1964年奥运会前夕得到了“清理整顿”，好给全世界留下文明且开化的印象。至于来访的外国人是否满意这一举措，史籍上并未给出答案。

打击卖淫的法律是好是坏不是我们关心的话题。对此的评价一句话就够了：日本经济的蒸蒸日上使得卖淫这一实际上的奴隶制成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旧时代糟粕。法律同时还彰显了女权团体——它们对于该法的通过厥功至伟——在日本政坛中的影响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性的看法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事实上，纵然新法颁布了，女性在流行文化中供人淫乐的形象基本如故。

陪酒女和夜店女郎依然是日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扮演了同江户时代艺伎类似的角色。那些顶级的从业者可不会随随便便就委身于人，她们收费高昂，至今依然充当着知名演员和综艺圈名流的情人，且经常抛头露面。精湛的演技和做作的荤段子调情是她们的强项，西方男人对此也许不为所动，但却极得日本人的青睐。不过，最要紧的是，无论是最卑微的按摩女，还是顶尖的艺伎，她们无不以让日本男人身心愉悦为己任，帮他忘却紧张的公司集体生活，化解他身为男人的焦虑感，纵容他的胡作非为，并说好话哄他开心。她们或许越来越像训练有素的母亲。

纯粹的性交易当然也存在。许多新近发迹的日本富豪如今会跟随安排周密的旅行团，饿狼扑食一般奔赴曼谷、台北和马尼拉买春。启程前，他们会把随身携带的高尔夫球杆寄存在机场，待返程时再来取，这么做是为了使旅行目的显得不那么赤裸裸。

其实大可不必远赴马尼拉，虽说法律规定是死的，人情世故却是活的。只要把握分寸——也许还要找对人，拿钱打点打点——很多事都能畅通无阻。举例而言，有着“トルコ”（日语的“土耳其”）之称的按摩诊所——这个词是土耳其浴的缩写——纯粹就是澡堂和妓院相结合的旧传统的一种延续：里面的服务员旧时叫“汤女”，现如今则改叫“トルコ嬢”，即土耳其浴女郎之意。

这些澡堂乍看起来再也无法唤起人们对浪漫往事的回忆。再也见不到姑娘用烟斗柄风情万种地敲打男人的肩膀，嘴里轻声说着淫荡的俏皮话，招呼他们进门。闪耀着夺目霓虹灯光的土耳其浴室门口站着西装笔挺的男青年，对着呼啸而过的计程车高声兜揽生意。以最高两百美元的价钱，顾客可以享受大约九十分钟的全套服务，内容包含搓洗、肥皂浴按摩以及一系列全身泡沫的特技性技巧。这一过程中，男人始终都表现得十分被动。说到底，土耳其浴女郎还是非常娴熟的演员，同插花艺术家一样忘情地工作。表演结束后，她会鞠上一躬，答谢客人的惠顾，再递上她的名片。

除了典型日本式的毕恭毕敬、彬彬有礼外，这套流程同过去还有若干相似之处。首先，不少土耳其浴室过去就坐落在卖淫许可区内：重建妓院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容纳大批澡堂。不仅如此，许多澡堂甚至还沿用了江户时代著名茶馆的名字，就像综艺演员偶尔会借用歌舞伎名家的名号一样。

然而，压根没怎么变的是对幻想的重视及对妇女的态度。倘若说江户时代妓院的幻想世界是借助10世纪源氏公子之力而缔造的话，那么一间间按摩诊所便是取材于现代世界的种种意象。澡堂的建筑风格往往代表了这片有偿幻想世界所属的类型。某些土耳其浴室的入口造得就跟大型客机一样，一踏入内，还会响起嗡嗡的噪音，姑娘们自然是穿戴得如同空姐。另有一些澡堂，门面看似银行，小姐们都穿着公司制服。还有“青年女校”，里头的女孩子穿着网球服，胳肢窝下夹着网球拍，在大厅里恭候客人的到来。除此之外，还有以护士诱惑为卖点的“病房”、中式庭阁、美国迪厅，甚至还有一片丛林，里面尽是身穿豹纹装的“简”（Jane）们，等待人猿泰山前来搭救。也许最怪异的当属仿造的日本城楼，一身和服的女侍者在入口处叩头，边叩还边说：“欢迎回家，老爷。”

这类幻想中有不少放眼全世界都有，但像日本人这样孜孜不倦、天真烂漫地想要“圆梦”的恐怕全世界绝无仅有。无怪乎土耳其浴女被人当成是演员，好比她们江户时期的姐妹。甚至还存在一套严格的排名制度，姑娘们竞相争做“头牌”。

另一项保留至今的传统是详细介绍各家按摩诊所风俗、价格以及性价比的指南书。人称“土耳其浴专家”的专业评论家在夜间电视节目中高谈阔论，让我们得以领略他们的专业知识。大众报纸杂志每周刊发介绍当地土耳其浴室新人的报道，以及对当前“头牌”的介绍：

秋子小姐：服务时间，一小时二十分钟；价格：四万日元（约合一百五十美元），身高：一米七五，体重：四十九公斤，三围：83—56—85，她工作努力，口才出众。十分擅长营造浪漫氛围。“我以我们的澡堂为荣，”她说道，“我很乐意为了它的生意兴旺而努力工作。”

美和小姐：九十分钟，一百八十美元。身高一米六，体重五十一公斤。自从来到吉原后，她对工作充满信心。她喜欢接各种刺激的活儿。“我们的澡堂很干净，”这位清新可人的城里姑娘说道，“只要心情好，我就会提供无休止的服务。我们为自己良好的举止倍感自豪。”[35]

最后登场的一位是小雪小姐，三围83—59—86。她告诉我们，她家擅长营造“日本风情”：“我们尽力表现出古风雅韵和举止得体的一面，这是我们日本人十分熟悉的。”

如果撇开她们职业的具体性质不谈，以上这些文字也可以是对汽车厂工人和连锁店店员的介绍：“举止得体”“本社生意昌隆”……这同英国烟草铺橱窗里干巴巴的叫卖语“想学法语请致电阿妮”以及西方淫秽杂志里的黄色广告一比，可谓天差地别。土耳其浴女郎设法用一种使命感和礼节性来包装她所从事的职业。

据说，不少男人去土耳其澡堂，是为了享受如同孩子般被宠爱的待遇。在个别地方，甚至还有客人会抄尿布，这样即便他们尿了一身，也可以喊“妈妈桑”来处理。[36]“妈妈桑”会打扫干净，给他们洗澡，轻声细语地“哄孩子”。不过这些地方略显小众，虽可视为一种表征，但还不够普遍，不具备典型性。

要想见识隐隐约约的母亲形象，其实不必如此大费周章。野坂昭如的小说《黄色大师》曾被今村昌平翻拍成电影，片中一幕讲述了某位主角去逛土耳其浴室，过程颇为滑稽：

“你像个孩子那样躺在一张按摩台上，然后闭上眼，什么也不想，听凭女人的摆布。她长什么样，脑子里在想什么，这些都不重要。她用手指摸索你身上最敏感的部位，那是连你自己甚至是你老婆都不知道的部位。这就是‘特别照顾’最精彩的部分。只有男人能从‘特别照顾’中获得快感，女人则不允许有任何感觉。简言之，就好像是你自己的母亲在照顾你……母爱么，怎么说呢，呃，你明白的，是奉献，是牺牲。这一切略有些残忍。当你达到高潮时，女人必须假装吃惊的样子，然后替你擦拭干净。那一刻，她真的就是你的母亲。你将她拥入怀中。她不会在意你的行为，你们仿佛一对母子。”

需要重申的是，母与子，这是最基本的元素。然而，幻想中的女人未必只有妓女和母亲两种：她们可以是同一个人；妓女往往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正因如此，过去人们有时会将妓女比作佛教里的女神，譬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可见不是无根无据的。

声名赫赫的漫画家上村一夫曾经创作过一本风靡大街小巷的漫画，最初发表于1977年，书中的故事背景则设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东京的红灯区，由此可见作品充斥着怀旧元素。主人公幸子是个母性十足的娼妓，妩媚动人到了极点。同多数命运坎坷的女主人公一样，她在出生后不久即遭遇父母双亡。美占期间，她还被一个身材高大的混账美国兵给强奸了。这一俗套的情节几乎成为了象征主人公勇气的必备标志，与之类似的还有战前德国军校生与人单挑后留下的伤疤：不可能有比这更惨的命运了，因此，女主人公一上来就博得了读者最深切的同情。

在难过的时候，幸子常常会想起双亲，唱起自己最心爱的歌谣：

我是红灯区里绽放的鲜花，

如果月亮是一面镜子，

我会站在它面前，

已故的双亲就能再度看到我的模样。

幸子是个好女人，她同一些通情达理的日本姑娘一样，既现实，又富有母性。她折价接待学生，为他们洗脏衣服，寻思着“所有这些现在享用我肉体的学生当中，少说有一个会当上公司社长吧，那时他一定会照顾我的”。

一天，一位学生走进屋来，跟她打听一位脸色阴沉、财迷心窍的老鸨。幸子在房间里给学生斟上一杯茶，跟他说了有关鸨母的所有事。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直到最后歇斯底里地脱口而出：“是她！是她！十五年了，我终于找到她了！妈妈！妈妈！”

接下来的一幕重现了《记忆中的母亲》中的场景：同忠太郎一样，学生狂性大发。他哭嚎着，喊叫着，可母亲就是不认他，叫他立刻离开。他竟敢耍弄一位老妇人，而且显然是因为贪图她的钱财。学生又如同忠太郎一般狂笑一番，厉声喝道：“我怎么这么傻，枉费这么多年寻亲，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场空！”也许作者并不是有意要抄袭这段情节，但是其的确显示出，对于被母亲抛弃的恐惧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着人们。

幸子伸出了援手。他把学生带进屋，用最最甜美的嗓音说道：“我来做你的母亲吧，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接着她尽可能地张开双腿，凑近他那布满泪痕的脸颊，身姿恰似脱衣舞馆里的舞娘。“好好瞧瞧吧，”她温婉地低吟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男人的家。我就是你的家，我亲爱的孩子，我就是你的妈妈。”

“哦，”学生先是喃喃着，继而咿咿呀呀地儿语起来，“我能吮你的奶么，妈妈？”故事最后的一幕特写镜头里，幸子让昏睡的青年将头枕在她的胸口，感慨道：“今夜那位老妇人的儿子进入了我的身体。如今他酣然入睡，看着如此安详。此刻我心中也充满喜悦；或许有朝一日我也将当上母亲……”

这本名为《幸子之幸》（‘サチコの幸’）的漫画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其感人性大于挑逗性，是一部催人泪下的漫画作，催泪指数达到了“三块手绢”。在日本，它的读者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故事女主人公是妓女这一点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奇怪；恰恰相反，这被认为是十分恰当的。

真正的交媾行为会有损纯洁和受难的母亲形象。幸子当然会交媾，因为妓女吃的就是这碗饭。不过，正如野坂昭如笔下人物所显示的那样，她什么感觉都没有。性爱不啻为让男人获得满足的一件工作。

在有关幸子的另一部漫画中，一位身穿和服的淑女造访妓院，非常礼貌地问老鸨是否可以在妓院无偿工作，她很乐意将收入捐出来。她只对性爱感兴趣。老鸨对此自然是欣然接受。于是，这位淑女请了木匠和装潢师，将她那间寒酸的屋子改造成了一个十足的享乐天堂。

幸子和其他姑娘对这一变化十分不悦，她们决定罢工。但新来者是个欲壑难填的女人，她只有一条规矩：同一个男人只接待一次。有个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陷入半疯状态的顾客不甘接受被拒绝的现实。事态不可避免地以惨剧收场：他冲进她装了镜子的闺房，疯狂地用大菜刀捅她。她血淋淋的死被描写得十分生动具体，日本漫画读者对此并不陌生：一连串插画里，我们看见刀子进出人体好几次，两页纸上血迹斑斑，仿佛一次恐怖的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女人死的时候，娇好的脸蛋上还挂着一丝天使般的笑容。

她所释放出的情欲之火熄灭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妓女们复工了。“我可不想步那个女人的后尘，”幸子想，“我可不想下地狱。”

幸子并不滥情，属于荡妇的对立面。她因为身上那份母性气息及温柔，成了人见人爱的主人公。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我们再次回到脱衣舞馆，20世纪70年代初，某个名叫一条小百合的脱衣舞娘红极一时。来自大阪的她虽长相平平，倒也讨人喜欢。就在她红得发紫的时候，却突然因为涉嫌猥亵罪被捕。她在舞台上裸露肉体的做法与其他脱衣舞演员别无二致，但她实在是太出名了——时常抛头露面，风头太盛，结果搅扰了社会秩序。她被捕的消息激起了一片抗议狂潮，尤以知识阶层的反应最大。一位爱赶时髦的导演甚至拍摄了一部反映她生活的影片，《百合潮湿的欲望》（‘一条さゆり濡れた欲情’）。

她何以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我想，一位影评人给出了答案。他写道：“一条小百合如此备受喜爱，纯粹是因为她的温情脉脉。影片有这样一幕，一名卡车司机在脱衣舞馆里一边看小百合裸露下体，一边疯狂地手淫自慰。她凑近他，用最最亲切的嗓音问他是否感觉良好。‘好，好！’司机答道，眼神充满感激。这层脆弱的性关系由于小百合的柔情似水而变得富有美感，如今当局甚至连这都想从我们手中夺走。”[37]

说得好像“当局”是保守的严父，想将慈母从百姓手中夺走一样。天真嬉戏的儿童向来面临着社会规范的威胁。关于性的这一看法，或许有助于解释存在于日本社会的那种持久且近乎可以感知的情色张力。不同于弥漫在西方社会性观念中的那种玩世不恭，这是一种属于少年人的紧张感，一团无法化解的矛盾。

社会抑郁和朴素情欲，普遍性欲和深深忧虑，这两对情感纠葛存在了几世纪之久。当然，这或许同人类共有的天性有所关联，但没准日本人对其感受更加深刻，因为日本既是最自然也是最做作的一个国度。日本人一方面高度奔放，另一方面却也极为考究。日本之所以成为表里如一的色情大国，并非因为上述矛盾唯其独有，而是因为它们在日本更加鲜明。

抑郁恐怕是在加剧。社会禁令并未消失，但传统发泄渠道——至少对于男人是如此，女人则本就没多少宣泄的途径——也在愈发减少。过去几年来，一些聪明的商人利用了这点，推出了层出不穷的以性为卖点的服务。其中一种既代表传统态度，又折射出当代社会的现状。扮演主角的仍然是某种日本玩偶女人。

这类幻想中的女性是所谓“ノーパン喫茶”里的明星。[38]“ノーパン”是英语“no pants”——即不穿内裤——的缩写，而“喫茶”则是喫茶店，也就是咖啡店的简称。顾名思义，这个词便是指由不穿内裤的女招待提供服务的咖啡店。这种咖茶店于1980年夏开始走红，始于大阪这一各种昂贵消遣的发祥地。没过几个月，它们便遍布于日本的各座城市，人们不光能在较为破败的火车站附近觅得其踪迹，最时髦的商业街上也不难见着。这些咖茶店的外墙上通常张贴着杂志里的美女图，以及用宝丽来相机拍摄的光屁股女招待的照片。屋外霓虹灯光昏暗，大幅海报注明了各家特色：“不穿裤子的女服务生！”“店内播放黄色录影带！”如此大张旗鼓，只是为了喝一杯咖啡而已。

一位脚蹬漆皮鞋、在西服外套了件廉价绸缎和服的男青年招呼客人入内。他通过一个塑料喇叭吆喝着：“欢迎光临本店！”两位身材丰满的姑娘彬彬有礼地在店内接待客人。她们身着超短裙，脖子里绕着两根精致的丝带，把自己打扮得跟圣诞礼物一样，除此之外，就一丝不挂了。她们用尖细的嗓音说道：“欢迎入内。”

里面的布置别开生面，墙上有常见的美女招贴画，咖啡桌上摆着黄色漫画，屋内还有嗡嗡作响的“侵犯者游戏”，供那些可能看腻了女招待大腿的顾客消遣。不仅如此，天花板下还吊着至少一打充了气的避孕套，好似孩子生日派对上的气球。墙上挂着的譬如长筒袜、内裤和吊袜带等女性内衣则更是令其增色不少。此外还有一条标语：“请勿与招待讲话，请勿触摸她们，请勿以任何方式打扰她们。”

顾客为一杯咖啡要支付大约7美金，是不是还有什么暗地里的服务？这倒未必。在日本，肉眼见到的往往就是事物的全部。说到底，正如罗兰·巴特所言，日本是一个符号组成的王国，一块充满着空洞手势和符号的土地，在这里，细节便代表整体。恋物癖者所崇拜的象征物无比重要，以至于实物反而显得累赘。

“ノーパン喫茶”店里，这些男人端坐在黏糊糊的仿皮椅上，身上透射出一股孩子气：他们三五成群坐在一起，西装领带穿戴整齐，年龄多数三十来岁，不时会不自然地笑上几声，每每有女招待俯身端上咖啡，他们的脑袋就会像溜溜球那样上下颤动个不停，似乎根本无意打扰这些姑娘。

拍卖会的开始将咖茶店之行推向了高潮——如果这个词使用恰当的话。拍品是某位姑娘的一条内裤。姑娘这时已穿得严严实实，爬上一张桌子，看表情似乎对这一切略感无趣，仿佛艺术课上供描摹的人体模特。男人们辐辏在其周围，为争得有利地形而互相推搡。

一个男店员通过麦克风开始喊价，与此同时，姑娘缓缓褪下衣服，直至只剩内裤。价格越喊越高，麦克风里的声音也越来越响。最后，花了大价钱竞拍成功的顾客被允许顺着姑娘满是鸡皮疙瘩的双腿脱下她的内裤。他在这么做的同时，还不住地回头，紧张地瞥自己的朋友，他们还在推来挤去。

随后，男人们付清咖啡钱，从店里鱼贯而出。有个姑娘站在门口，一侧的乳房几乎贴着收钱柜，她轻声邀请男人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前捏上一把，且只能捏一次。接着所有姑娘深深鞠躬，机械式地齐声说道：“感谢惠顾本店，衷心期待有幸与您再度相会。”

这也许同平安宫廷里的贵族风范无法媲美，也没有江户时代的浮世来得那般有古风雅韵，甚至还比不上明治时期的风流茶舍，但是咖茶店的存在确实证明了，即便是在性消遣的高潮时刻，日本人也没有完全失掉风度和礼数。

生育之神石像上的猴脸女人。

怀抱男性象征物的生育女神。

阴茎和阴道石雕。

天钿女命之舞，剧照选自稻垣浩执导的《日本誕生》（1955）。

沟口健二的《泷之白丝》中的恋人。

忠太郎认亲时遭到母亲冷落，剧照选自《记忆中的母亲》。

“日本的母亲”望月优子试图挽回儿子，剧照选自《日本的悲剧》。

《日本昆虫记》里的左幸子，她是今村昌平最青睐的女性角色。

“家庭剧”里的悲情时刻（剧照选自《姐姐》一剧）。

《春琴抄》的剧照，这部影片是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这对荧屏“金童玉女”出演的诸多浪漫爱情片之一。

奈绪美把她那位逆来顺受的恩人玩得团团转，剧照选自根据谷崎润一郎原著改编而成的电影《痴人之愛》，导演为増村保造。

这张剧照描绘了当代日本人与艺伎嬉闹的场面。影片年代久远，名字已不记得。

喜多川歌麿的浮世绘作品，描绘了江户时期的某位艺伎，创作于1796年前后。

宝冢的一部戏《凡尔赛的玫瑰》，剧中多情的男主角由女优饰演。

响当当的年轻“女形”坂东玉三郎盛装扮演一位江户时期的艺伎。

宝冢戏里的儿女情长。

这幅画里，高畠華宵将年轻的义经塑造为一位骁勇善战的美少年。

铃木清顺的作品《暴力挽歌》，片中主角麒六老想着和人打架。

“硬派”的鼻祖宫本武藏，这幅剧照选自稻垣浩执导的《决战岩流岛》。

神风队员等待出征，剧照选自《啊，特别攻击队》。

判官刺杀高师直。剧照选自稻垣浩于1962年执导的电影《忠臣藏》。

身披刺青的黑帮英雄市川雷藏。

“亲分”之死。鹤田浩二在这一幕里十分罕见地穿上了西装，坐在最右边的是高仓健。

在《无仁义之战》里，菅原文太朝自己的死对头肚子上开了一枪。

高仓健用清酒洗武士刀。

虚无主义主人公菅原文太。

老好人阿寅。

人们排队观看最新上映的“男人之苦”系列电影。

特别说明：本书插图的图注文字，由王晓霖女士翻译，在此特别感谢！

[1]指酒楼、饭馆等提供的接客服务。——编注

[2]姑娘果，即bladder cherry，亦称菇茑、锦灯笼，具有清热解毒之效，但据妇科医书介绍，又有滑胎堕胎的副作用，孕妇忌食。

第七章　第三种性别

1914年春，阪急电铁的前总裁小林一三在距离大阪八十公里、冷冷清清的温泉度假地宝冢打造了一座人间天堂。这座“天堂”很是特别，因为里面的居民清一色都是年轻姑娘。其一大招牌是“宝冢少女歌剧团”。

小林在一座大型泳池附近建了他的第一座剧场，并恰如其分地名其为“天堂”。由于日本的每家集体机构都要有自己的口号，小林于是也想了一个：“清纯、端庄、优美”。时至今日，这支全女子歌剧团的成员依然有着全日本最良好的家庭出身，个个清纯、正直而又美丽。她们在宝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尽可能避开外界肮脏的现实。她们是天堂里真正的天使。

这些天使的实际头衔是“学生”，而非演员或舞者，至于歌舞女郎这一称呼，则连想也不要想。她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经过严格筛选，作为佼佼者被选送入“天堂”，一般是在十四岁上下，之后便住进严禁男人入内的“堇花宿舍”，学习日本淑女必须掌握的所有技艺，比如插花、茶道以及歌舞。

若有学生想要结婚，就会被逐出天堂。已婚女子固然可以保持善良和美貌，却不再贞洁。宝冢完全是处女的领地。剧团里最年长的明星是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妇，她可不是平白无故被唤作“永恒的处女”的。

踏入宝冢，最先令游客吃惊的是满目的粉色。去往剧场的路要经过一座粉色的桥，剧场本身也是粉色的，而内部的前厅、通往化妆室的走廊、在舞台“花道”上空滑行的缆车、餐厅售卖的便当盒，乃至观众席中大多数姑娘的衣着，无一例外都是粉色的。如果我们打个比方，且不至于显得亵渎的话，可以说宝冢剧场的内部让人联想起日本脱衣舞馆的粉色内饰；二者都具有形似子宫这一特征。

天堂的建筑同样别有风味：宛如迪士尼乐园中的瑞士山庄：一栋栋山坡别墅和巧克力盒子模样的小屋有着诸如“淑女客栈”和“瓢虫咖啡厅”这样的名字，其中最恰如其分的，当属“幻象”。

战时，宝冢的舞台上站满了“清纯、端庄、优美”的姑娘，她们一身戎装，赞美日本船坚炮利的同时也歌颂亚洲大团结。撇开这段历史，剧团主打的是浪漫的歌舞轻喜剧，既有本土剧目，也有像《乱世佳人》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类脍炙人口的外国作品。

剧团里当然没有男人，这是宝冢的一大特色；饰演男性角色的女演员都是名角儿，崇拜者遍及全国。宝冢的所有团员都留着短发，像是把自己梳理得干干净净的学童。她们当中每个人都渴望扮演男性。“男”明星极受追捧，以至于其中一位被勒令去演《乱世佳人》里的女主角斯嘉丽·奥哈拉时，戏迷们为此还进行了抗议示威。他们高声大喊：“他们竟然把“丸”变成女人了！”

观看宝冢学员排演男性角色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同歌舞伎一样，所有一切均以“形”为基础。姑娘们要一遍遍地重复一套规定的男性动作，直到学会为止。年纪大些的姑娘为年纪小的提供示范，并充当后者的教练。看得出，这些身法多半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剧团的前辈们一度孜孜不倦地模仿过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的举手投足。

这一切背后有何隐义？为何女演员如此热衷于女扮男装？为此，我请教了宝冢的一位舞台监督（舞台监督、导演、作曲人和编舞者一般都是由男性担纲的）。他回答说，姑娘们崇拜宝冢的明星，总比崇拜那些留长发的流行乐团要更阳光、更健康吧。不仅如此，他认为，异装也会让妙龄少女更有安全感：“她们很害羞，不敢朝着真正的男人叫喊，尽管也许心里很想这么做。”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紧接着他又指出了在我看来更加本质的问题：“如今情况有些不同了，换在战前，要想找到符合我们观众要求的美少年可真是太难了。”

不够漂亮，换言之，真正的男人不可能有和女扮男装者一样美的扮相，就好比女人扮演的女性在震撼力上绝对不及能娴熟扮演女性的男演员。这就触及了日本美学的核心，同艺伎这种活艺术品一样，异装反串以去人格化为基本原则。

日本曲艺中的异装传统源远流长，这在许多文化中亦是如此。同戏剧一样，它也起源于宗教。天照大神与其粗蛮的弟弟须佐之男相遇时就是一身男装。毫无疑问，异装反串在神圣祭祀和节日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各地漂泊行脚的巫女（歩き巫女）往往身兼妓女这一身份，她们就会打扮成男人的模样，与之相似，江户时期的男艺伎也会学习女子的技艺。[1]

性别的含混也是佛教传统的一大要素，正如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中所详解的那样：“（佛教）表达了一种平静的女性气质，其似乎超脱了两性的争斗。寺庙僧侣身上也散发着这种女性气息，他们剃度后与尼姑无从区分，并与后者构成了一种第三性……”佛教雕像就经常表现超乎两性的阴阳合一。[2]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的性别就经历了转变。她在印度最初是个男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东渐，她成了女神。

性混淆在最早的歌舞伎里举足轻重。17世纪的大儒林罗山（1583—1657）曾愤怒地批评道：“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男人的衣服，把头发剪短，扎了个男人式样的发髻，身侧佩剑，还携带荷包。”[3]1629年后，政府颁布了针对女演员的禁令，这对性混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由之诞生了也许是全世界最高超的一门男扮女装艺术：女形。

歌舞伎里的“女形”想要模仿的，更多的是理想化的女人，譬如浮世绘里的那种，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人。男伶可以出演理想化的女人，恰恰因为他是男儿身。即便他在日常生活中以女性面目示人——有的“女形”就是这么做的——他依然还是个男人。无论他做什么，性别的紧张感和“女形”艺术所要求的距离感伴随始终，就差去做变性手术了，而这在17世纪必定是难以实现的。

理想情况下，性转换最好是尽可能的显得不费吹灰之力。借“女形”扮演名家芳泽菖蒲（1673—1729）的话来讲：“如果（演员）刻意表现得优雅端庄，则只会收效不佳。鉴于此，要是他平素不把自己当成是女人的话，就没有资格被称作是娴熟的‘女形’。”[4]吉沢还表示：“如果登台表演的是女人，她是没法表达理想中的女性之美的，因为她只懂借助自己的体态特征，因而也就无法阐释男女合一的理想。完美的女人只能由男性出演。”[5]

歌德之所以崇拜阉伶（castrati），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男演员不是女人，演的却是女戏，这给人以双重享受。男青年从两性的存在形态和行为模式入手，探究了其属性；他们对此知根知底，并通过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些属性；他们表现的不是自己，而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天性。”[6]

这门技艺同年龄的关系不大。我曾见过一位七旬老翁扮演武士的妻子，而他那扮演武士的儿子则不是很放得开。由于老者完全掌握了“女形”演出的窍门，他将女子之美诠释得以假乱真。这当然是一种斧凿痕迹很重的美，但恰恰切中主旨：“男女合一的理想。”

在19世纪欧洲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曾有人试图安排女人饰演歌舞伎里的旦角。这自然行不通：她们看着太过自然了；缺乏人造之美；若想达到理想效果，只能通过模仿男扮女装的男伶。

在日本和亚洲其他地方，关于男女反串有一点值得重视：这很少会成为一种逗趣之事；不像巴瑞·哈姆弗莱斯（Barry Humphries）[1]或酒吧里的变装秀，异装表演从来就不是用来搞笑的。当然，我们必须记住，它在欧洲曾是一门严肃的艺术，直到17世纪理性思想发端后才宣告灭亡。[7]

东京有一家夜总会，老板是著名的“女形”艺术家美轮明宏。客人坐在洛可可座椅里，头顶上吊着水晶灯，面前是玛瑙壁炉，四周环绕着大理石裸童雕像和插着孔雀羽毛的花瓶。气氛相当肃穆。某位身穿红色天鹅绒晚礼服的侍者轻声宣布：“夫人即将登场。”她果然来了，一袭低胸晚装，光彩照人。

当她操着日语，用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颤音唱法唱起她最拿手的法语歌曲时，人们显然被感动了。一位老绅士对妻子说：“她今晚可真迷人。”一个模样凶狠的“刀疤脸”也淌下一滴热泪，只要一眼就能认出他是当地暴力团的成员。

对西方人来说，这是最最夸张可笑的男女反串，但对日本人来说，这就是美。男同性恋异装的本质是为了讽刺：讽刺一项一本正经试图实现遥不可及之事的努力；讽刺横亘在人类能力和宏伟目标之间的鸿沟。[8]同性恋表演总是“太过火”，“太花里胡哨”，“幻想让男人变得像女人一样”。人们常说日本人缺乏讽刺精神。总的来说，这句话恐怕没说错。在懂得“娘娘腔式”幽默的西方人看来，日本文化中的类似元素可谓比比皆是：从大街上塑料花，到百货店里的电子鸟叫声，甚至还有宝冢的歌舞剧，无不如此。然而，关键在于，无论是在美轮明宏的夜总会里，还是在宝冢的歌舞伎中，都不存在尝试和愿望之间的鸿沟：人们并不会假装理想和现实有何关联。他们乐见歌舞伎名角扮演的麦克白夫人，恰恰因为这是装出来的，因而也就更见功力，一句话，更美。

一定程度上的性混淆会增强性魅力，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百分百的真汉子与其说会迷死人，不如说有点可笑。日本人素有追捧女性化美少年的传统。浪漫歌舞伎作品里的年轻小生往往是个瘦条条的白面公子哥，能勾起女人们的护子天性。如今性混淆的魅力似乎一样巨大。某女性杂志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1981年度“最性感明星”是专饰旦角的歌舞伎演员坂东玉三郎，以及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半男半女、更接近女性姿态的流行歌手泽田研二。

异装表演之所以广为流行，还有社会原因。在日本，学会按照自身性别对号入座似乎是社会训练的一部分，这在哪儿都一样。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不被人提醒自己的性别，被期待行事本分，不得越雷池。然而刚出娘胎时可不是这样的：在最初百般呵护的阶段，婴儿生活在安全、温暖和母爱的世界里。那时还没怎么要求角色扮演，也不存在真正的区别。套用精神病学专家河合隼雄的话：“在母亲全封闭的世界里，是不分人神，不分好坏，也不分男女的。”[9]在他看来，这解释了为何日本人难以脱离幼童世界，长大成人。

诠释了这一点的有宝冢歌剧团的性混淆，以及为其剧目提供脚本的少女漫画。剧评人今泉文子相信，不想做女人的明确念头常被误认为是某种男性崇拜。以她所见，女孩不想做男人，但“她们最深切的愿望是变得既不男又不女——简言之，就是没有性别”。[10]据今泉表示，这不是因为她们生来就怕做女人，担心一些生理上的禁忌，而是因为她们清楚变成成年女性意味着在生活中得扮演百依百顺的角色。“她们接受这一角色，明白男女有别其实仅限于外貌，出于这一原因，她们还觉得，单靠易容就能把现实和梦境颠倒过来。”[11]

这无疑有助于解释为何宝冢将迄今最脍炙人口的少女漫画搬上舞台后会大获成功。这部戏名为《凡尔赛的玫瑰》，日后被法国导演雅克·德米（Jacques Demy）翻拍成电影，但是奇烂无比，且只在日本上映。看来日本少女的品味要比制片人更高明，因为不同于舞台剧和漫画，这部电影就是场灾难。

故事中的男女角色还真就被颠倒了过来：主人公名叫奥斯卡，是个出生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女孩，但却被当成男孩子养大，以求能在将门世家出人头地。就这样，这位雌雄难辨的金发军人加入了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私人卫队。故事的最后，奥斯卡为革命献身，这多少有些违和感。但是剧本作者池田理代子为了熏陶读者而糅入的这一拥护共和的情结并不是作品走红的主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女主角矛盾的感情生活。

小时候，假小子奥斯卡最好的伙伴是保姆的儿子安德烈。在他险些杀死玛丽·安托瓦内特后，是她出手搭救，才让他脱离险境。从此，他对她无比忠诚，并以一个真正武士的姿态发誓，若有必要会为她去死。

然而，尽管活得像个男人，奥斯卡还是爱上了一位名叫冯·菲尔森（Von Felsen）的瑞典贵族，并在一个良宵换上裙子，与他翩翩起舞。然而，一日为“男”，终身为“男”，不久后她又换回了军装。这还不算，冯·菲尔森这时已经爱上了玛丽·安托瓦内特。

接着轮到安德烈向奥斯卡表明他炙热的爱意了——而非冯·菲尔森——他反复表明自己愿意，甚至是巴不得为她去死。被这一真挚表白感动的奥斯卡“抛下她的贵族华衣，露出了美丽的真身”。舞台上的合唱团唱道：“我爱你，爱你的高贵，爱你的纯洁，爱你的美丽，爱你和善的笑容，爱你白皙的面庞，爱你蓝色的明眸。我爱你，我要为你而死……”

显然这是行不通的，她出身显贵，而他只是个卑微的男仆。故事的结尾颇有经典的歌舞伎色彩：先是安德烈出于剧情需要，被安排在起义者与军队的一场战斗中饮弹身亡。但是最慷慨壮烈的死法只能属于真正的英雄。金发飘飘、碧眼闪亮的奥斯卡进攻巴士底狱，结果被一枚巨大的炮弹撂倒，“献血染红了她的胸部，仿佛凡尔赛宫的玫瑰花”。

在大结局里，安德烈高高地站在战车上，拉车的飞马鼻子里喷出干冰化成的烟雾。他把奥斯卡的灵魂拽上车，这对命运多舛的恋人肩并肩，一起升向那辉煌灿烂的天堂。他俩的爱情之火在那里永远也不会熄灭。演员的身影在炫目灯光和干冰雾气的作用下依稀难辨，他们全体聚拢在珍珠门旁，爆发出欢闹的歌声：

金灿灿的光芒闪耀，

卫兵的军服有如火烧，

她驾着战车，金发飘扬。

啊，双眸碧蓝，啊，金发飘扬。金发飘扬

歌词乍一听有点像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执导的纳粹宣传片。诚然，日本少女既对维斯康蒂（Visconti）[2]的电影青睐有加，也钟情于赫尔穆特·贝格（Helmut Berger）[3]和奇装异服的大卫·鲍伊（David Bowie）[4]，这似乎印证了她们对于条顿式奇幻风格的偏爱。我曾询问一位宝冢的演员，这类剧有什么吸引她的地方。她回答：“因为‘憧れ’”。“憧れ”这个词通常的意思是“憧憬”、“期望”甚至是“爱慕”，用来形容似乎遥不可及的人、地方和理想，比方说“憧れのパリ”，即梦中的巴黎。这是将不可企及的事物理想化的做法，好比在距大阪八十公里处打造天堂一事。

当代少女对幻想中欧洲贵族的看法，没准同江户时代观众看歌舞伎舞台上耀武扬威的武士的眼光是一致的：遥不可及，且被赐予了特殊的力量。倘若像某些人那样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权力崇拜的话，则属于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因为这里面贯穿着深深的悲观思想，或者至少是一种“物哀”思想。

英雄永远都不是赢家。在歌舞伎里，武士的下场几乎无一例外要么战死，要么自尽。安德烈和奥斯卡也只有在天堂里才能终成眷属，反之在我们置身的这片悲惨而无常的世界里则断无可能。与之类似的还有三百多年前近松笔下那些悲情的男女主人公。正如另一册少女漫画结尾处的诗歌所言：“看看那些长大的姑娘的梦想：就跟玻璃宫殿一样。”长大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悲剧。

因此，少女的梦想是尽可能地远离日常现实，这种逃避可以发生在性、情感和地理这几个维度：可以是在外太空，可以在精美绝伦的仿欧式宫殿，甚至可以是兼具以上双重元素的地方，比方说《米尔星小狗历险记》（“ミル星人パピーの冒険’）。这部戏的布景是十足的宝冢式天堂：一座18世纪的宏伟宫殿。舞厅里遍布着留着短发、头戴金色假发的长腿高个儿姑娘。她们身穿多瑙王国卫兵的军装，冒充男人的嗓音说着话——此情此景，好似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5]闯进了日本青少年的乐园。

戏中成年人个个腐化糜烂，阴险狡诈，工于算计。少女们受尽煎熬，最终被两个亦男亦女的外星人给救了。这两人能让时间静止，并能依靠佩戴的吊坠看透人的内心。如此一来天下大乱，因为藏在肚子里的想法变得众人皆知。正如其中一个外星人所言：“这世上的人靠互相欺骗过活。他们晓得自己被骗了，因此转而去骗别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由于畏惧长大的绝望情绪和对成人世界的敌意十分强烈，因而往往引人注目。在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中，美登利注定要沦为妓女。宝冢的女主角们对此产生了共鸣：“要是她能有娃娃陪着，永远都这么玩过家家该多好啊，这样她就又能喜笑颜开了。啊，她真恨，真恨，真恨自己一天天长大啊。”

虽然不想长大的彼得·潘心态无论哪儿的人身上都有，但在一个具有矛盾价值观的国度里，长大成人也许较一般情况更为艰难。我们已经提到过，婚姻是日本人步入成年的必要条件。在传统的包办式婚姻中，门当户对依然比情投意合更重要。与此同时，受众为年轻人的时尚杂志却在宣扬新式的爱情福音。一个可怜的姑娘将何从选择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每个遵循传统的姑娘都会面临美登利的两难困境。宝冢吸引的往往就是这类姑娘，而剧团提供给她们的答案无非是传统姿态的一种翻版：顺应社会的要求，其余的么，继续幻想，少女，继续幻想吧，幻想自己永远都是处女。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幻想自己没有性别，生活在欧洲贵族和友好的外星人的世界里。

幻想还有其黑暗的一面，纵然这一点在宝冢的戏中不甚明显。少女漫画显示出对邪恶、恐怖和死亡的强烈关注。毋庸置疑，这部分是由于女孩对青春期有着普遍的恐惧，这一时期的生理变化或许让人痛苦。她们会同情漫画里的恶女也不难理解，因为这个年纪的姑娘每天早上照镜子时都觉得自己是丑八怪。

然而，在这些漫画里，邪恶的事物并不比日本远古神话里来得更绝对。再坏的人只要经过真诚的忏悔，就能洗清他的罪孽。《玻璃城堡》（‘ガラスの城’，1970）这部作品以永恒的伦敦为背景，有着“天使般性格”的玛丽莎遭到了同父异母的姐姐伊莎多拉的百般欺凌、折磨和欺骗。伊莎多拉甚至还谋害了她们的父亲——他虽与人疏远，但本性淳良，属于最最慈爱的那类日本父亲。但她最后还是忏悔了，坦白说自己感到孤独，比起自己天使般的妹妹来又是何其微不足道。

这个办法很灵，她立即获得了宽恕。天使般的玛丽莎像一位真正的日本女英雄，甚至决定牺牲自己，为姐姐顶包。玛丽莎被关进监狱，头顶上的气球这时说道：“这个世界跟玻璃一样易碎而短暂。”玛丽莎不久后死在了监狱里。

伊莎多拉可以被看作玛丽莎成年后的自我。玛丽莎生活在包容一切的童年世界，那片“朦胧的白色梦境”。除了弑父外，伊莎多拉的行为多少遵从了成人社会的规矩。家庭、婚姻、社会地位，这些都是她最看中的，然而，正如她最后哀叹的那样：“一个小小的谎言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罪行。”玛丽莎，或者说童年，不可避免地会沦为牺牲品。光阴不会停止，更不会倒流。

这种悲观情绪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中。在西欧，尤其在美国，人们在理想状况下会选择自己的命运，虽然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他们需要靠自己去改善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因此，许多少男少女的青春梦想就是要将世界从魔鬼手中拯救出来。世界本身是不坏的，只是罪孽深重的人类把它变成了这样。起码基督徒是这么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新教徒是这么看的。无论信仰如何，不少西方人就是在这种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正如一干好莱坞电影主人公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个体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毕竟，这就是史密斯先生前往华盛顿而迪兹先生选择进城的理由。[6]

另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社会对我行我素的行为更加宽容。但在日本，就如一句民谚所言，“冒出头的钉子必须被敲回去”。迫使人们在表面上墨守成规的压力要比西方大得多。日本人多半都很担心自己举止怪异，异乎常人，生怕与自家邻居有何不同。大多数人均视“平凡”为最理想的状态。

这同基督教里做好人的观念不是一回事。西方文学中的诸多人物都在良心天使的面前忐忑不安，内心陷入纠葛。在新教的极端思维中，讲良心意味着人只能把上帝当成知己。我们最终要对上帝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社会负责。在基督教的语境下，良知凌驾于社会之上。日本人的规矩则不然。

在日本社会，良知、个人道德、忠于内心——或者管它是什么——这些东西似乎不如我们置身的社会环境对我们的期许来得那么重要。事情出问题时，很少是个体的责任。某人也许会担责，甚至自杀谢罪，但这也是社会规范的要求使然；因为自杀者未必是做错事的人。善良的玛丽莎就做了邪恶的伊莎多拉的替死鬼。

因此，至少从小说来看，人永远都是命运的牺牲品，而不是其主宰者。让人变坏的是常被认为肮脏和污秽（日语里有一个相应的词，叫作“汚れている”）的社会，而不是人让社会变坏。社会迫使人行动，迫使人随大流，但这或许会违背个人意愿。尽管“忠于自我”并非日本人发明的格言，而且随大流铁定没错，但烦人的冲突依然存在：某人的行为越是出于被迫，就越会偏离儿时的纯真状态。正因如此，不胜枚举的日本故事——包括搬上宝冢舞台的那些——才会极力渲染青春的终结和毁灭，而不是其蓬勃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永葆青春，永保童贞，既不做男人，也不当女人，这和不想长大其实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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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西方的女子漫画里也充斥着长睫毛、亮眼眸的绝世美男子，但他们依然是男人无疑；他们开着跑车在海边兜风，最后邂逅幸运的女孩。正如我们先前所见，在日本，男主人公的性别暧昧不明，有时还会同性相吸。对于这些亦男亦女的年轻主人公，还有一个专门的词用来描绘他们，叫作“美少年”。

少女漫画——甚至有时少年漫画也算在内——的封面上经常出现美少年的形象。宝冢戏里那些令人心跳的万人迷往往都是美少年。穿着褶边衬衫，一笑就泛起酒窝的青少年电视“偶像明星”也是美少年。如今再度走红的著名漫画家高畠华宵除了美少年外，不画任何其他题材，他的作品至今仍能在流行漫画上见到。典型的高畠作品里一般有一个身穿短和服或水手服的美少年，听着年长的小伙子传授骑术或剑术。另一个流行的主题是美少年落难，比如说他被大孩子欺负，或者在海上遭遇了可怕的暴风。每每获救时，向他伸出援手的总是年纪稍大的前辈，后者用坚实的臂膀挽起少年的杨柳腰。当美少年独自出现在画面中时，要么像阿多尼斯那样吹着长笛，要么眼神迷离地举头望月，要么正在沐浴，要么躺卧在草地上，灵巧的手中捧着一本诗集。

这些画的基调似乎带有同性恋色情的成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一本名为《JUNE》的少女漫画将这点表现得十分露骨。画中，身穿天鹅绒晚礼服、堕落腐朽的英国贵族在水晶吊灯下勾引精致的美少年。这份杂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少女品味，但它同样充斥着浪漫的爱情故事和惊心动魄的罪恶勾当，这一对结合既令人血脉贲张，也勾勒出部分少女漫画的特色。这些书并不以裸体少年与老淫棍交媾为卖点。

依我之见，有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故事的标题有些神秘，叫作《钟上的带子》。故事讲述了一个美少年，十二岁丧母，十四岁被妓女收养，后来娶了一位富有的伯爵夫人，却发现自己更喜欢男人，于是做起了牛郎。

很难揣测年轻读者在阅读这部漫画时会有什么想法（这里的读者指那些不公开的同性恋者）。读者来信也没提供什么信息，不过有位姑娘给出了提示。她写道：“这个幻想世界让我的脊背因为兴奋而簌簌发抖。”由于日本人十分注重外表，而忽略其背后真正的含义，我们就此或许可以认为，这些青年梦想家中的不少人比他们的淫秽梦境所暗示的要纯洁得多。美国电影《虎口巡航》（Cruising，1980）在日本首映期间，成群结队的学生蜂拥前去购买纪念品项链、网眼背心等纽约同性恋地下组织的装束和物件。总而言之，青年梦想家和学生一样单纯。他们觉得这么做很“格好いい”（很帅、很酷之意）。“格好いい”这个词很难译成英语，意大利语里倒是有个近义词：叫bella figura，意指出尽风头。

许许多多的少女——少男则要少一些——或许觉得成人世界迫使他们变得工于算计，因循守旧，逐渐磨灭了天性，因而在同性恋幻想中寻找宣泄的出口。这种幻想与他们的生活相去甚远，并不令人感到威胁；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浪漫理想，比方说“梦中的巴黎”。美少年不管是不是同性恋，下场一如吸血鬼或外星生物。他们个个是弃儿，是腐朽的成人世界里纯洁无瑕和青春永驻的牺牲品。

当然了，或多或少有所掩饰的同性恋色情幻想在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中间都很普遍。它在日本断然不像在西方那般禁忌。同性恋从未被视为是罪恶的越轨，或者是一种疾病。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是较少与人谈及罢了。况且只要社会的礼仪规范（比如说结婚）得到遵守，那同性恋就完全是被许可的。

作为一种理想的爱情形式，同性恋早在少女漫画或宝冢歌剧团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几个世纪以来，同性恋不仅受到宽容，甚至因为其象征了一种更为纯粹的爱情而得到鼓励。以斯巴达和普鲁士这两个最显著的代表为例，同性恋是武士传统的一部分：同性恋者可以成为出色的军人，至少人们希望如此。在镰仓时代，武士的势力盛极一时，女人被贬低为下等生物，是用来传宗接代的“借用的洞”。只有男人之间的爱情才被认为配得上真正的武士。

到了江户时代早期，也就是17世纪初，仗打完了，狼烟散尽。两个半世纪的幕府统治带来了和平，但武士们也因此郁郁不得志。除了教训教训个别无耻的农民或商贾外，他们几乎再无用武之地。然而，理想中的“武士道”在完成其使命后依然绵延许久，并继而进化为一种风流倜傥的做派，其中包括了男男之爱和对美少年的迷恋。这种情况像极了中世纪才出现的骑士精神，后者也是骑士们无所事事，终日只能在马背上比试枪法和追求高不可攀的贵妇之余才蔚然成风的。

折磨人心、没有结果的爱情被看得比什么都要纯洁。借某位末代吟游诗人的话来讲：

如今我看着受过甜蜜创伤的爱情，

正带着结出的果实一点点地消逝。[12]

武士间的同性恋（“少年愛”）也许是日本人所拥有的最接近西方浪漫爱情理想的事物。《叶隐》这部讲述武士道德的18世纪作品颇具影响力，它教导道：“一旦（向男孩）表白，这份爱情就会失色。只有将秘密压在心底，带进坟墓，这才是最高贵、最圣洁的真爱。”[13]三岛由纪夫就此撰文道：“美少年象征了完美的形象——他就是单相思这一理想的化身。”[14]这种说法同近松作品中以殉情告终的炙热情欲很不一样，同有着金子般内心的妓女的母性情怀也是大相径庭。

毫无疑问，同性恋者的骑士精神，就像骑士对他们心上人的爱一样，是以自我奉献为基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日本，是以死为基础的。由于再也无法在战场上证明一个人忠诚与否，殉情的理想便取而代之。这与近松的殉情戏不同，因为在他的笔下，死往往是恋情为社会所不容时的唯一出路。相反，在男同性恋之间，死更象征着十足的忠诚和荣耀——至少人们是这么看的。

有关美少年效仿前辈以各种方式切腹自杀的故事可谓不胜枚举，其中一种痛苦万分，死者要用刀在肚子上割出朋友的名字。这种自残做法实际上恐怕十分罕见，但故事之多说明了理想之强大。

这种理想至今依旧存在，只是其形式多少已改头换面。诸如高仓健和高桥英树这样的黑帮片主人公（他俩的黄金年代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很接近理想中的美少年：年轻、英俊、心灵纯洁、孝敬母亲——尤其是高仓健，总把母亲挂在嘴边——真诚得叫人吃惊，单纯得惹人怜爱，而且还充满了日本人所谓的斯多葛主义，即他们舍弃了对异性的爱。

不爱女人，则彼此相爱。他们几乎千篇一律地在与占压倒性多数的敌人做悲壮的殊死一搏时双双殒命，通常，也只有在这种性高潮般的结尾，观众才能看到他们幸福的神情。一部由高桥英树主演的电影片长九十分钟，前八十分钟里，主人公一直是郁郁寡欢，哀伤，低落，陷入深深的迷茫和绝望。他天性中的诚挚和单纯质朴遭到了万恶世道的压抑和践踏。但在最后他终于迎来了救赎：他被获准赴死。

他和好友，另一位忧郁的亡命徒，面对着占尽人数优势的敌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录音带上的主题歌越来越激昂，两位英雄互相逗笑，尽情地嬉闹玩耍，仿佛是去赶集的学童。他们边笑边褪下和服，露出骇人的刺青。两人冲进敌人的老巢，在无所畏惧地疯狂砍杀了约五分钟后，双双半裸着身体、浑身是血地栽倒在泥土里。他俩手挽着手，用沙哑的嗓音最后一次互诉衷肠；他们终于收获了幸福。

上述文字旨在说明，日本的同性恋武士精神传统有助于解释为何同性恋色情的影响至今在日本的流行爱情故事中依然十分明显。当然，对美男子的迷恋并不局限于日本少女和同性恋。美少年的理想同艺伎和“女形”一样，均在日本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三者是存在关联的。

作家野坂昭如尝言，一位真正的“女形”演员身上必须有一股邪气。或许因为其脆弱性，纯洁的少年形象会让人感慨世事无常，也就联想到死亡。根据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1971）能在日本长盛不衰，绝非偶然。

在歌舞伎舞台上，饰演美少年的是“女形”，正如彼得·潘的扮演者历来都是女伶一样。以下是三岛由纪夫在一则短篇小说中对某位传统“女形”的描写：

增山感到……有股黑泉一样的东西正从舞台上这个人的身上喷涌而出，他是如此温和、脆弱、优雅、娇柔和具有女性魅力……增山觉得，这是一种奇怪而邪魅的存在，是演员最后一丝感染力，是一股诱人的魔力，让男人误入歧途，使他们溺毙在片刻之美中。这一切，正是他所察觉的这股黑泉的真实本质。[15]

三岛在他名作之一的《禁色》[16]中塑造了邪恶美少年的范本，一位同谷崎润一郎笔下原型相似的男性版“奈绪美”。悠一是完美的男性艺术品。一位厌恶女人的老作家教会他如何佯装感情，虚情假意地去爱女人——“扮演他人是创作的最高境界”（三岛语）——目的是打击她们。他既美得天然，也假得到家，和“女形”的美是一回事。可是这种美无法维系长久，这恰恰是其意义所在。

同性恋问题学者兼专家的稻垣足穗曾写道：“女人的美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有味道，而少男的生命仅如夏季里的一天，是花开的前一天。下次再见到他时，他只不过是一片枯叶。他一旦长成男青年，散发出生殖器的味道，一切就都完了。”[17]

在《男色大鉴》（1687）中，西鹤写道：“要是少男能永葆青春，那可真是好极了。远州这个老淫棍过去常说，少男和盆栽应该永远都不要长大。”日语里的盆栽指的是人工栽培的矮树，在幼苗阶段因为受到折压和弯曲而停止生长，这一审美符号有时也被拿来形容日本人自己。总而言之，盆栽同将青春定格在纯真瞬间的梦想必然有所关联。然而，不同于只要医学条件许可便竭力维持青春假象的美国人，日本人总体而言较为有风度地接受了青春短暂的本质。事实上，青春之所以美，正是缘于其短暂。在日本，樱花的花期只有一周左右，“樱花热”和迷恋美少年是一个道理，二者还常被拿来做对比。

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死亡崇拜。按照《叶隐》的说法：“迷恋少男的终极意义就是崇拜死亡。”西鹤的某部讲述同性情爱的作品开篇写道：“最美丽的芳草和树木因为花开得绚烂多姿而枯萎衰亡。而人类也是一样；许多人香消玉殒，是因为他们太美了。”[18]同一则故事里，年轻的主人公身穿绣有秋花的白色丝绸和服，自语道：“世间的美无法长久。我很庆幸能在自己芳华绝代、容颜尚未像花朵般凋谢前就死去。”说罢便用匕首剖开了自己的肚子。不管人们如何解读三岛死时极为困苦的表情，他在做出惊人的自杀之举时，脑海里一定闪现过类似的想法。

同理，在大好青春年华便一命呜呼的神风飞行员也会激发大众的想象力。漫画和电影依然对他们大加歌颂，他们也总被人比作樱花。一点不假，载着他们撞向美国战舰的“爆裂的棺材”就叫“樱花”。[19]其留下的诗文和歌曲也充满了樱花的形象，比方说下面这首俳句，作者是即将最后一次踏上征程的二十二岁神风队员。

最好我们凋零得，

就像春天的樱花，

如此纯洁和绚烂。[20]

死亡是保障青春完美无瑕的唯一纯洁和恰当的结局。史籍、传说和现代流行文化中的美少年主人公几乎都难逃一死。还是以少女漫画为例，当代美少年的一个典范名叫安吉勒斯（Angeles）。他其实是个很具日本特色的主人公，尽管长着一头金发，且一半是人，一半是吸血鬼（人的那一半源自其“神之后裔”的父亲，另一半则来自其德国母亲，是她给了他“不洁之血”）。

唯一懂得安吉勒斯纯洁和美丽的是个“热爱海涅、拜伦、莎士比亚和爱情”的女孩。她的母亲是个恶人，故事的结尾处爆发了一番可怕的争斗，冲突一方是恶母和警察，另一方是女孩和安吉勒斯。美少年吸血鬼死在了心上人的怀抱里，眼看着他的城堡被一团超现实熊熊烈焰所吞噬，临终前吐出一句痛苦的遗言：“城堡是我们的青春。”

纵观日本历史，公认的最有名的美少年当属日本最具人气的英雄，他在大量戏剧、电影、书籍、漫画和电视剧中都留下了不朽的形象。就在最近，电视艺人中的头号怪人泽田研二还在电影上出演过这一角色。这位英雄出生于12世纪，名叫源义经。同许多美少年一样，义经由一位长者抚养成人。他的养父为人慈祥，是在京都附近一座寺庙里修行的和尚——人们相信，僧人特别喜欢悉心照顾美少年。

尽管义经生得貌美如花——起码传说如此——但他却成了个技艺高超、热情如火的剑客。他年轻时初识巨人武僧弁庆的故事被传为一段佳话，据说这就发生在距现今京都火车站不远处的五条大桥上。

弁庆栖身的寺庙需要用钱，为此他发誓去夺路人的太刀。他靠与人比武轻而易举地劫得了999把太刀，就在这时，一个纤瘦、文弱的青年走进他的视线，边走还边用笛子吹奏感伤的小曲。面对着这个睫毛又长又卷、昂首打量着他的娘娘腔少年，弁庆起先并不愿与之较量。但他急需用钱，于是拔出了剑。然而，似乎奇迹降临，他被打得一败涂地。义经只是潇洒地挥动了几下纤细的手腕，就用花扇子把眼前的巨汉打倒在地。

这一细节在有关美少年的传说里很是普遍，因为美丽外表的背后总是潜藏着一股邪门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超自然的法力。少男或痴痴讪笑的“女形”将手握利剑、占据优势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仿佛手中挥舞的不是漂亮折扇，也并非精美短刀，而是仙女的魔棒。这种桥段是歌舞伎中的老套路了。

日本观众沉醉于精神力战胜气力、技巧战胜蛮力的想法。柔道是日本人发明的，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少年漫画里，身材矮小的大卫总会遭遇粗蛮的歌利亚，这或许是因为许多日本人乐将自己视为屹立在粗野巨人世界中的智者大卫。不少人相信，神风队员所体现出的纯真气概能让敌人闻风丧胆，败下阵来。因此，东京奥运会期间，当身材高大的荷兰柔道运动员安东·吉辛克（Anton Geesink）战胜了小个子的日本选手时，日本人当真就在大街上哭了起来：一个古老而备受追捧的幻想就此破灭了。

弁庆对他的美少年对手佩服得五体投地，发誓要做后者的家臣，此生效忠于他。这一情节可谓落入俗套：每个堂吉诃德都要有他的桑丘随侍左右，而每一位俊朗的美少年身后也总站着一名大力士。举例而言，歌舞伎作品《铃森》（‘鈴ヶ森’）一上来就是两伙人在刑场上的一番恶战。对垒双方是美少年白井权八和一群凶狠的轿夫。白井三下五除二便轻松击败了对手，这把江户贫民的传奇守护者幡随院长兵卫看得目瞪口呆。如人们所言，这次相遇开启了一段美丽的友情。[21]

刚开始，义经和弁庆战绩彪炳，并在1185年的坛之浦合战中将平氏一族一举击溃。但这场胜仗也标志着他们开始盛极而衰。义经的蓬勃朝气和血气方刚是他之所以为后人爱戴的原因，却也得罪了他那老谋深算、谨小慎微的哥哥源赖朝。他想置义经于死地。

义经、弁庆和他忠心耿耿的残部被迫撤退，自此也就真正拉开了他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生篇章。坛之浦合战是确实记载在史书上的事件，义经的衰败则是戏剧小说的素材。这也是他生命中最消沉的一段时光。在“能”剧里，饰演义经的是一个孩子，在歌舞伎舞台上则是一位“女形”。至于这之后上演的英雄事迹，统统出自其门客之手，主要是弁庆。

其中尤以《劝进帐》这则故事在舞台上长盛不衰。[22]为了通过赖朝设下的路障，弁庆乔装成和尚，义经则假扮成他卑微的脚夫。两人一度引起了某位主事官的怀疑，他让弁庆背诵和尚通常随身携带的化缘名册。弁庆自然不会有这东西，但是他信口开河地胡乱编造了一段东大寺的历史，满口皆是玄奥的佛门用语。

这番急中生智的虚张声势唬住了敌人，周围的看客开始散去。但是有人突然认出了跟在弁庆身后的义经。弁庆知道大事不妙，只好铤而走险：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动手打脚夫（其实是自己的主公），斥责他迁延误事。放在当时来看，这种做法几乎等同于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践踏基督圣像一样，当事人内心必定苦不堪言。弁庆不顾一切、忠心护主的表现感动了赖朝手下的官员富樫，后者放他俩走了。对弱者的怜悯（日语里有个对应的词，叫作“判官びいき”）让富樫违背了首领的旨意。

可是，结局终究不可避免，只是来得稍晚些罢了。义经在日本东北的奥州陷入包围，就连骁勇如弁庆者也无法一举退敌。关于这则故事的一种说法是，弁庆身中万箭，背靠着门站立而亡。他的死状无比威严，谁也不敢凑近，直至尸首自己倒地。另有一种说法是，弁庆剖腹后，掏出内脏朝来犯者的脸上扔去，以示对他们的极端蔑视。

义经从容地剖腹自尽，“剑从左胸下方刺入，刺得很深，刀尖几乎穿透背部”。[23]他的妻子和七天大的女儿随后死在了忠心耿耿的家臣兼房手里。

这个故事美就美在消沉的主人公如樱花一般，于盛开之际落英缤纷。不过也有种稀奇的传闻——前提是我们相信的话——称他后来投胎转世，又来到了这个世上，而且变的不是别人，正是成吉思汗。诚如伊凡·莫里斯所言：“他逐渐落入了神话英雄的典型模式，以自己的死确保了社会的延续和稳定。”[24]死是多数日本年轻英雄之所以为英雄的前提条件。

义经让人联想起阿多尼斯（Adonis），那个吹着笛子的美少年，他也是在青葱岁月便殁了。他们都是替罪羔羊，年轻、纯真，在无穷无尽的生死轮回中一次次死而复生；他们象征着庄稼，也象征着人类的生与死。根据某种理论，迷恋阿多尼斯实际就是迷恋死亡[25]；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对义经的崇拜。

日本人在治史上有着史实和文学不分的倾向，因此将这一普遍传说加诸在一位历史人物身上，可以说是典型的日本式做法。同样典型的还有，一个在当时见证者口中“满嘴龅牙、两眼外凸、肤色苍白的小个子青年”，经过戏说会变成一位绝世无双的美男子。无论是谁，死得这般凄厉，自然得和樱花一样完美无瑕才行。

[1]澳大利亚喜剧演员，常在节目中变性演出。——编注

[2]意大利电影导演。

[3]奥地利男演员，由维斯康蒂发掘。

[4]英国摇滚音乐家。

[5]美国导演、演员，——编注

[6]这里的“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背后有一则典故，出自影片《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讲述了一名理想化的青年试图改变美国参议院中腐化枉法的经过。而迪兹先生取自电影《迪兹先生进城》（Mr.Deeds Goes to Town，1936），讲述了来自美国偏僻小镇的青年郎佛罗·迪兹从叔父处继承了一笔庞大的遗产，一跃成为超级富翁的故事。

第八章　硬派

通往成年男子的道路是坎坷的。在大多数文化中，这种坎坷都会经过某种成人礼的渲染，通常为一次考验或一项探索；其既可以是杀死一头狮子，也可以是寻找圣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随着帕西法尔（Parsifal）[1]等中世纪传奇武士的事迹发扬光大，类似的仪式在欧洲也是蔚为大观。

在日本，失去童真的创痛与世界各地无异，而对男子气概的考验——遑论对数不尽种类的圣杯的追逐——则是神话和戏剧永不枯竭的源泉。同多数地方一样，通过考验的主要条件是盲目的毅力和压倒肉体的意志。二者在日本人眼里都极具价值，他们热衷于宣扬某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是日本的文化底蕴。

在日本，最接近游侠性质的是行走江湖的武士，他们以干净利落的击杀来锤炼自己的剑法和心性。某位剑客近来蜚声世界：他就是兼具艺术家、杀手和神秘主义者三重身份的宫本武藏。武藏的非凡建树在电视、漫画和电影中屡有述及，不仅如此，在美国，他还成为了某种大众偶像，据称，那里的生意人为了参透高深莫测的东方商道而拜读他的武学著述《五轮书》。

关于真正的武藏，我们知之甚少，除了知道他生于1584年前后，其余的便纯属戏说了。有关他生平的说法众说纷纭，时而严重矛盾，一句话，每个人眼里看到的都是不同的武藏。在此只需描绘出现在当代电影和漫画中的多面武藏即可，反正他至今仍是在通向成人之路上克服万难的青年英雄中的楷模。

同许多日本硬汉一样，武藏幼时便失去了双亲。很快，他便展现出类似义经的杀手禀赋：确切地说，是在十三岁的时候。别看他年纪小，居然用棍子打死了一位武士。1600年，德川家康打算继丰臣秀吉之后统治天下时，爆发了关原之战。武藏由于与战败的一方并肩作战，进一步奠定了自己典型日本英雄的地位。他的余生一直是四处漂泊，闲云野鹤，常宿于山洞或农舍。

武藏在肉体上一定毫无魅力可言，因为他唯恐一旦刀剑离手会遭人生擒，所以不肯洗澡，这一点很不像日本人。同样反常的是，他始终未婚。实际上他有些厌恶女人——这在日本英雄当中倒并不另类——总在摆脱女人的纠缠，她们会败坏他心无杂念的追求。无论是关于他生平的哪部作品，有一幕总是耳熟能详，再三出现：他赤裸着身子站在冰冷的瀑布下，以此浇灭自己对一位佳人的本能欲望。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个虚无主义者。在这点上，他与不少粗犷阳刚的日本英雄别无二致。毫无任何社会牵绊的他只为自己而活。但是，要成为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就得变成厌世的成年人。武藏大半辈子活得像个一心求道、永不衰老的少年。他的故事是一部有关求学的故事。没错，他是违反了一个礼教社会所有的规矩，但只是为了实现一心追求的目标：通过剑道，获得启蒙。

练成剑道固然要杀不少人，但这是一项高尚的事业，不单单是有效的杀戮手段；它首先是一门精神修养。武藏和众多追随他脚步的英雄信奉日本人口中的“精神主义”，意思是精神超越物质。这只能是一种日本精神。“精神主义”一词并不适用于外国人，因为可以推断的是，他们缺乏这种精神。另一个常在这种语境下使用的词叫“根性”，也指精神，但更接近克服困难这层意思。“ガッツ”（guts）这个词亦很常见，泛指气概。一位闻名遐迩的日本拳击手就给自己起名叫“ガッツ石松”。顺便一提，石松二字取自历史人物“森之石松”这位胆色过人的侠客。

有关英雄修行者的故事、电影和漫画——以武藏为首——统称为“根性物”，也就是精神之物。而“精神主义”和“根性”常常包括对理性和个人感情的禅宗式压抑，以及对直接行动的盲目热情和对艰难困苦的无限忍耐。武藏接受的教育其实是某种禅宗训练。不幸的是，压抑个人的——无疑也是虚幻的——感情意味着全然漠视他人感情，这会导致极端的自私自利。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武藏的刀下鬼多半是他的同路人。

其中最著名的是个叫佐佐木小次郎的少年。某本漫画将他描绘成典型的美少年。他一半时间与武藏决斗，一半时间则在床上与他缠绵。[1]在1955年拍摄的电影里，小次郎由高仓健扮演，留着潇洒的马尾辫，而武藏一角则由擅演单纯年轻主人公的中村锦之助担纲。[2]

观众见识了武藏如何一点点学会杀人的奥义，又如何在斩杀他人时保持心性。小次郎的弱点在于他完全不懂这一切。他太急于求成，太狂妄自大，太……欠缺心性。“只要剑法够强就行。”他表示。小次郎的师傅看着武藏，答道：“要锤炼的不是剑法，而是气魄。”

当武藏独自奔赴最终决战的小岛时，那位如影随形、对他爱慕已久的姑娘不让他走。他推开她，就像赶走一只烦人的苍蝇。“剑是不知怜悯的，”他吼道，“武士道不留情面。”

岩流岛上的决战很快分出了胜负。武藏握着他在来时路上用船橹刻成的剑，只一击就敲碎了对手的头颅。回程途中，他盯着自己血淋淋的双手，回想起自己杀死的那些人。一阵恶心感袭来，他遂将剑丢入水中。从今往后，他只会用木剑与人决斗。他终于大彻大悟。修行的目的也逐渐清晰：赢得越多，越感到一切毫无意义——或者套用黑泽明电影里某位杰出武士的话来讲：“最厉害的剑从不出鞘。”

武藏的形象林林总总，不尽相同。在某部影片的结尾，我们看见他从堆积如山的尸骸边奔来，为他的杀戮本领而兴奋得上蹿下跳，嘴里还喊着：“瞧，妈妈，我打赢啦！”虽然这一幕十分透彻地反映了青少年的病态心理，而且无疑最接近事实，却并不具备典型性。

寻常的武藏是个内向的沉思者，是有着武士外表的哈姆雷特，对人生充满苦闷。我认为，找到他精神苦恼的源头，也就弄清楚了他为何拥有长盛不衰的人气。他的自私和残酷或许可以归因于其身处的残酷年代—16世纪时战乱频仍。他的书因其哲学思想行销美国，同时也为其往往毫无来由的滥施暴力提供了背书。

然而，真正的问题还是武藏面临的困境，也可以说是他的追求本就自相矛盾，这对矛盾在当今日本依然存在：怎样调和自我磨灭同妄自尊大，以及禅宗和刀剑之间的矛盾。[3]即便撇开剑和禅宗——这二者在当代日本生活中均无足轻重——剩下的依然是每个日本青少年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如何不负众望尤其是家里的人的期望，出人头地，与此同时又能做到不露锋芒，循规蹈矩？或者换一种说法，在一个压制个人主张的社会里，何以成为赢家？

要战斗手上就不可能不沾血。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做胜利者，就不能不沾上血污，不能不失去纯真。那人们该如何应对？是完全依赖本能，像头精心驯服的动物那样盲目且不假思索地行动么？还是手持木剑去战斗？要么索性遁世？日本社会的特点让这对矛盾更具戏剧性，但是世上每个少年都要面对它。哈姆雷特和武藏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我。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位最近出现在荧幕上的茫然少年：姿三四郎，他在黑泽明拍摄的第一部和翌年拍摄的第二部电影中均是主角。从许多方面来看，该片是黑泽明后期所有作品的样板，因为诸如《生之欲》（‘生きる’）、《天国与地狱》、《红胡子》（‘赤ひげ’）等多部影片围绕的都是精神改造和面对考验这一主题。

姿三四郎的故事与宫本武藏的大体雷同，因为其关注的一样是武术的精神层面，这里讲的是柔道。我们再度见识了男孩变身为男人的过程。姿三四郎和武藏一样天赋异禀，随师父在庙里修行——武藏的师父也是僧人，毕竟，他俩所做的事都关乎心性。不久，他的武艺便无人能敌。但师父还是不满意，姿三四郎也许掌握了全部招式，但却不谙真正的“道”；或者根据师父惯常的含糊口吻：“道指忠爱之道。这是终极真谛，只有领悟了这点，才能直面死亡。”师父效仿禅宗里“公案”（指不讲逻辑而故意抛出的荒唐问题）传统，喝令徒弟去死。“死吧！”

姿三四郎眼睛都没眨，一头跳进寺庙后方的池塘。他整夜盯着月亮，死死抱住一根木桩。这是他的成人礼。黎明时分，他的精神危机结束了：他在自然之美中看到了终极真谛，兴奋异常地从池子里一跃而出，告知了师父这则喜讯。

他如今走在通往成年的大道上。然而在成人世界里如何保持纯真？难题很快化为一次考验。他心仪的姑娘的父亲向他发起挑战，他起先避而不战，后来决定应战，但打算故意放水。两种对策都很讨巧，但是实在么？它们难道不正是玷污成人世界的那种弄虚作假的典范么？师父说过，讲求心性的人务必做到心无杂念；而心无杂念就要做到拒斥市侩的虚伪。要保持纯真，他除了直来直去，无从选择，于是，他像扔一袋土豆那样把对手扔来扔去。

这种塑造性格的方式同英国旧传统很不同。绅士应能输得起，在面对输赢时会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毕竟，不就是一场游戏么？而在武藏和姿三四郎这类人看来，做一名有风度的失败者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十分可鄙，因为这是不实在的表现。

日本人的理想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假使说“忠和爱”涵盖了对他人的同情，那么这如何同禅宗里直来直去、不假思索的行动协调一致呢？答案是也许其不包含同情，至少不是基督教里那种有原则、无差别的同情。一个人有同情心，不是因为出于原则有必要表示同情，否则这种怜悯就会显得虚情假意。（我们常常觉得事实情况并非如此，人们施予的同情总是与所能得到的回报直接相关，在这点上，日本和多数国家均是如此。）

关于这种思维方式，近期出现的一则例子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这就是日本对待难民的姿态，尤其是东南亚难民。日本政府在帮助难民一事上素来不情不愿，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而大多数日本人对此无动于衷的态度使得上述政策可以畅行无阻。只有在面临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后，少量“船民”才被允许登陆日本，接收过程也是相当冷淡。日本政府和新闻界——通常不亲政府——对这种令人不快的外部施压怨声载道，他们恐怕是真的不理解这么大动干戈究竟是为了什么。外国人的苦难，而且是日本之外的亚洲人的苦难，距离日本的日常现实太过遥远，难以让人发自内心地表示同情。

我无意指责日本人刻薄无情。恰恰相反，当事情牵涉亲友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不过，不同于许多欧洲人，日本人多半并不热衷于展现对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的怜悯。日本人管这叫诚实，别人管这叫麻木。两种说法都对。

以姿三四郎及其同道中人为例，爱和忠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对师父或领袖要爱。顺从和牺牲是表达爱的语言。因此，这种爱既是高度个人化的，却也反对自我。

禅宗大家主张克制理性思想，这会使人变得益发以自我为中心。被武藏和姿三四郎等人视为不纯净的理性意识，在西方人眼里却是对冲动情绪的钳制。这种情绪不可靠，因而很危险。在日本，虽然某种备受推崇的虚无主义思想以彻底泯灭感情为终极目标，日本人距此目标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也许，总的而言，日本人是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易受情感的左右。西方人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往往会气急败坏地反问：“你难道听不懂我说的意思？”换做是日本人，先是勉强将一腔怒火隐藏在逐渐灰飞烟灭的礼貌外表背后，随后会反诘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受？”甲诉诸普遍的逻辑思维，乙则诉诸自己的内心情感。

*****

并非所有人都甘愿经受成为男人的精神考验。日本同世界各国一样，有巴巴吉诺（Papageno），就有塔米诺（Tamino）[2]。实际上，大多数日本人恐怕是纵情声色、不愿为“精神主义”苦修所累的“巴巴吉诺”。日语里对这两类人也做了很有趣的区分：“硬派”（こうは）和“软派”（ナンパ）。武藏和姿三四郎毫无疑问都属于硬派。

硬派的典型特征便是信奉斯多葛主义，即热爱艰苦，厌恶性爱，为人忠直，外加脾气有些火爆。硬派主角必须在战斗中反复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软派自然是所有这一切的对立面：其成员缺乏气魄，厌恶打斗，好女色。软派不像硬派英雄，极少得到大众文化的赞美。理想的还是硬派，其被灌输了一种奇特的民族主义思想。

举例而言，有部少年漫画叫《我是神风队员》，主人公是个名叫大和伸晃的铁骨铮铮的年轻英雄。“大和”也是日本（自远古王国之后）的代称，往往带有军国主义色彩，比如说“大和魂”。

年轻的大和具备了他那个英雄角色所必需的所有条件。首先，他个头矮小：这点在精神上可以弥补——日本人的气魄对抗外国人的肌肉。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闪耀着青年人的正直。他半点幽默感都没有——插科打诨的硬派和哈哈大笑的武士一样是稀罕物。当然了，他性子很急，过分坚忍，感情质朴，对事业忠心不二……简言之，他是浪漫的自杀式飞行员的完美写照。

但其实，我们的主人公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父亲倒是的。令当爹的懊丧和羞耻的是，他的飞机摔了，人却活了下来。因此，为了洗刷这份耻辱，他要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彻头彻尾的男子汉。漫画讲的是大和求学的经历，这点同武藏和姿三四郎的故事如出一辙。

父亲身兼师父一职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大和的父亲精通棍棒教育的伎俩，精神大师们也是因此而闻名。他用竹剑击打儿子的脑袋，在狂风暴雨中把儿子绑在桥墩上，把儿子从一辆疾驶的卡车上推下去。总之，就差往后者的指甲里钉竹签了。大和是个很坚强的小伙子，对父亲给予的这种训导心存感激。

对他气力的主要考验不是如何躲开父亲的责打，而是逃脱大孩子和田的欺侮。和田似乎十全十美：高大、英俊、聪明、强壮。不过他的精神意志存在不足，因为他在学校作弊，而且习惯躲在自己当地黑帮老大的父亲身后。不幸的是，大和没有和田壮，所以每逢打架必败，可他没有“体面地认输”，而是记起了父亲的教诲：“一个日本男子汉一旦决定要做某事，就会拼搏到底，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实现。”这番话让人联想起关于神风队员的一首流行歌曲：

这孩子多好啊！

他战斗到最后一刻，

带着母亲灌输给他的骄傲，

洋溢着日本人三千年来的血性。

———（《神风的母亲》）

大和伸晃最终果然用竹剑实现了以弱胜强。决战地点是……岩流岛，也就是宫本武藏斩杀佐佐木小次郎的地方。大和没有杀死他的对手，尽管在体格上处于下风，但他还是向和田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男子汉之道。

“你坚毅的榜样涤荡了我的内心。”被教训一番的恶霸躺在沙滩上，心怀感激地告诉一旁的大和，两个男子汉的手牵在一起。就在这时，太阳从海平面升起，一时光芒万丈，仿佛帝国海军的旭日旗：大和魂再度获胜，幸存神风队员的耻辱得以洗刷。

将对硬派的崇拜表现得最为激动人心的某个例子不是传说，也不是漫画，而是一年一度发生在大阪一个旧棒球场上的真人真事。自1915年起，每年8月举办的高中棒球锦标赛都会让日本举国欢腾。

十五岁的硬派英雄站成一排，队列笔直，他们清一色剃了光头，目光严肃地直视前方，神气活现地将旗子举得老高，庄严的歌声回荡在四周。电视评论员探讨着“质朴的青春”和“纯真的气魄”。这一切都令人胆寒地回想起同样队列齐整、面露凶光的德国青年。他们的领袖曾形容他们“如猎犬般纤长，如皮革般柔软，如克虏伯钢材般坚硬”。

这些剃光头的棒球少年在日本是大众崇拜的偶像，这和运动本身关系不大，人们崇拜的是他们身上的青春和质朴。媒体刊载长篇报道，详述他们训练如何刻苦；刺耳的传言不胫而走，说是由于某个队员喝醉了或者和姑娘厮混，导致整支球队被淘汰。著名的批评家和作者竞相使用华丽辞藻描绘这一全国性赛事的“精华”，就连《朝日周刊》这样的左倾刊物也不例外。例子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一例：导演篠田正浩管高中英雄叫“日本之神”，棒球场是“圣地”，推动比赛进行的是“神的力量”。[4]

至于是柔道、剑术还是棒球，这并没有什么差别：重要的是过程，是对意志的淬炼。大肆吹捧这一年度盛会的人中间有个《朝日新闻》（这可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大报）的记者。尽管偶尔被叫作“神的声音”，但他的真名其实是飞田穗洲。飞田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曾这样写到自己心爱的联赛：“要是高中棒球仅仅成为一项运动的话，那它就失去了它的本意。高中棒球赛应该永远都是一种心灵的教育。球场是培养纯真的教室，是进行德育的道场。缺了这种精神，棒球赛将失去其永恒的价值。”[5]

无怪乎悼念这位大师的一篇讣告提到他“不仅教会了日本年轻人如何掷球和击球，还教会了他们美丽而崇高的日本精神”。[6]同样不足为怪的是，“日本高中棒球联盟”的现任主席宣布过一项“官方政策”，禁止外国记者进入球场，生怕他们会玷污这项赛事的纯洁性。

不过，这种硬派少年的单纯心智还可以结出比棒球怪得多的果实。让我们再次回到虚构世界中来：铃木清顺于1966年拍摄过一部影片，名为《暴力挽歌》（‘けんかえれじい’）。该片至今十分流行，主人公高中生麒六是个典型的硬派：留着平头，一本正经，性欲无处发泄。对于成长于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的麒六，有两件事令他着迷：一是打群架，二是交一位纯洁的女友。两者紧密关联，因为他的爱绝不仅仅是柏拉图式的，而是对偶像的崇拜。这一偶像纯洁得惊为天人，难以用身体语言表达对她的倾慕。每当她走近时，他就浑身僵硬，像个行进中吓得六神无主的士兵。“道子，啊，道子，”他在日记里写道，“和姑娘在一起没法让我放轻松，我还是去打架得了。”每当同外校的人打群架时，麒六总是一马当先，像个发了疯的野人从树上跳到敌人身上，用竹剑猛击后者的脑壳，要么就是在教室里狂奔，使出他那拙劣的空手道劈砍功夫杀出一条血路。

可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恶霸，因为他的情感一向单纯，内心始终指挥其行动。而且，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硬派，他是不会怕疼的。电影里有一幕，讲的是麒六在顶撞一位粗鲁的军队教官后，被勒令赤脚走过一条散落着钉子的路。这位好汉愣是一步没退。

电影以诙谐风趣和平铺直述的手法反映了麒六好勇斗狠的学生生涯，但到了结尾处画风却模糊起来。小伙子明白了，这世上还有更有意义的战斗，就像武藏、姿三四郎和其他战友所体会到的那样。他越来越感到校园争斗没有意义，也不再满足于仅仅战胜对手；必须有一种精神觉醒来充实这一切。

一日，他走进学校旁的咖啡馆，看见角落里有个陌生人正在读报。他说不上来为什么，但这个人的存在好比一块磁铁，牢牢地吸引住了麒六。此君不是别人，正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北一辉，1936年政变幕后的理论家。多位内阁大臣在这场政变中被暗杀。北一辉本人后来也被判死刑。

在下一帧镜头中，主人公的偶像道子要去修道院了，临行前来和他道别（他们来自日本南方，那里迄今仍生活着一些天主教徒）。返程途中她遭遇了大风雪。道子在狭窄的路上步履维艰，这时，一列前往中国传播日本精神的士兵粗鲁地将她从路上推开，她脖子里的十字架被沉重的军靴踏于脚下。紧接着，我们突然从当地火车站听闻一则告示：1936年2月26日当天爆发了那场军事政变。

将所有这些事串联起来的做法未免让人费解，因为导演的真实意图不甚明晰。他是否在暗示说，少年人单纯的暴力在为一个腐化社会所用后（比如行进的军人和政变），会丧失其纯洁性？有这种可能，但倘若是这样的话，影片自始至终没有交代的是，对硬派的崇拜与导致1936年未遂政变的那种怪异的日本军国主义到底有何关联。

北一辉的出现是一种暗示，暗示这一事件彰显了青年人的纯真。尽管后文中出现的许多日本人都认同这一看法，铃木本人恐怕不太同意，这么说的依据或许是他说过的一番话：“我讨厌‘立’的主题，能让人记住的是‘破’的景象。”[7]由此可见，这部影片果真是一曲暴力挽歌，哀叹了青年人爽直的暴力。这也是对那个可以坚持自我而不必受苛罚的人生阶段的一种留恋和怀念。这段美好的光阴逝去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迫使人墨守成规的大锤，生生地将冒头的钉子敲回原位。主人公则依然懵懂，因为他的感情真挚。

这份真挚的作用和效果没有感情本身来得重要。正如那个看着儿子大和伸晃如同疯子般打斗的父亲所言：“我猜这里面有孩子的意气用事，但至少他全身心投入。”遥想自己当年做神风队员的经历，他对读者说道：“是的，这孩子的血管里铁定流着我的血。”

挥舞拳头或手持竹剑报仇的单纯学生之所以能唤起这么强烈的怀旧情绪，正是因为日本人比大多数民族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在进入成人的腐化世界后，便再也无法有这样的表现了。另外，不管男人多硬派、多坚忍、多孔武、多阳刚，最终总有个人比他更强；漫画书里，狂热的军事作风信徒举办了一场剑道比赛，唯一打败他的人，是某个最亲切、最柔弱、最温和的人……正是他自己的妻子，大和的母亲。

[1]帕西发尔：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人物。

[2]巴巴吉诺和塔米诺均是莫扎特作品《魔笛》里的人物。

第九章　忠心的家臣

日语世界里最负盛名的一部剧作是《忠臣藏》。但在对这部杰作展开详细探讨前，有必要先思考一下日本人生活中社会义务的含义。

首先，每个日本人一生下来便背负了债：起初是欠了维持家族香火的祖先的债，其次是欠了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父母的债。二战结束之前，他还欠了天皇这位至高无上的父亲的债，但如今这笔债已经一笔勾销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债叫作“恩”。[1]

另一种恩是我们成长过程中逐渐被动积累起来的。我们受恩于老师、热心的亲戚、棒球教练、地主、教授、媒人、中间人、社长，总而言之，任何在生活中助我们一臂之力的人都是恩人。日本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种相互的人情债和义务。人们“讨债”有时表现得很无情，吃了亏的人很轻易就能领教这点。比如说，一位旧相识很有可能会打电话给你，提醒你以前帮过你什么忙，接着就要求报答他。你也许已经淡忘了，而且对方的要求提得很不是时候，然而，如果你想在日本社会立足，就必须回报他人给予的恩惠。

得到好处不仅要回报，而且必须以同等方式回报。这叫作“义理”：这既是一种荣誉感，也是一种责任感，更是一笔人情债。要是人情太重，会让对方还不清债；要是回礼太轻，则会被认为不到位，甚至还可能被视为一种侮辱。不难想象这里存在一种互相攀比的情况，而不少日本人也的的确确将之变成了一门艺术，永无止境地想高过别人一头，好使自己居于最有利的债主地位。政治家只有精于此道，才能玩得转政治。日本全国的送礼热情肯定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在日经商的外国人在收到昂贵的手表、珠宝和其他奢侈的小物件后，应记住送礼比收礼来得容易，因为这会将人情债牢牢地扣在别人身上。

要区分这一风俗和真正的行贿并不总是一桩易事，特别是当有金钱经手的时候。举例而言，做母亲的常会付给老师一大笔钱，以求后者帮助自己的孩子进入名牌学府就读。这只是这种半制度化行贿的一个例证，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从给房东太太塞钱以便租到一套公寓，到为了促成一笔购买飞机的交易而向政客输送献金，无不如是。

社会也受制于各个等级之间的义务和人情。这不纯粹是个恩惠的问题，而是更接近于人们欠父母的债。日本团体的组织形式很像是家庭，年长的成员扮演家长的角色，地位在扮演孩子的年轻人之上。可是，“子女们”孩子般的顺从是高层用父母式的宽纵换来的。这会使得高层活得同鞠躬作揖、点头哈腰的底层一样累；或者更累，因为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的责任都要落到家长宽厚的肩膀上，哪怕完全超出其控制范围。孩子毕竟是不用担责任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确定日本组织机构内掌控实权者往往十分困难；权力被尽可能地分散，这样一来，没有人需要为任何事承担全部的责任，也就不会因此丢脸。无论是社长，还是天皇本人，名义上的头目一般是没有实权的象征物，是一种护身符，一幅挂在墙上的圣像，或者是一片真空，比如神社里最神圣区域的一间空屋。最终的责任落在这间空屋里，换言之，无人需要担责。

然而，尽管真正的权力捉摸不定，等级制度本身却并非如此。而且由于人们的自我定位有赖于等级和身处的团体，任何对这一制度的攻击不啻为对他们本人的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对自己也有“义理”，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自己的等级地位有“义理”。这二者往往是一回事。一个人丢脸意味着全体人一块儿跟着丢脸。这自然不行，于是人们就会尽力加以避免。这么做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个体失职的宽容达到了一种令人讶异的程度，而其他人则还会小心翼翼地为当事人掩盖过错。[2]

这种由社会责任、义务和人情交织而成的网络，起初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随着时间推移，完全日本化了。它比上面干巴巴的概括可要复杂得多。不同级别的人际关系均受制于社会规则，当然也要视人们的地位和年龄而定，而这些规则本身也会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社会规范中有着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别，并非所有这一切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尽管打造这套规范是为了避免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这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可谓灾祸——但日本人也不纯粹是为礼仪而痴狂的机器人。最终，许多事都可以被归结为日本人所说的“感”，即感情。当一位稀里糊涂的外国人请教一位日本人，询问他如何确定自己对某人讲话时的语气是否正确时，日本人会头一歪，嘴里发出嗤的一声，强调说外国人永远也不会弄明白，并继而提到“感”这个词。

从某种角度而言，他没有说错。因为要获得这种敏感性，几乎打小就得是日本人，得将头脑接入社会的“电脑”之中。社会规范已经深入人心，正如基督教道德被多数西方人铭记于心。但如果某个日本人与社会脱节，比方说出国的话，社会“电脑”就会狂躁起来，因为不同于基督教道德，日本社会的规范被认为不具备普适性——其仅仅适用于日本人。

义务的问题在于有时它们会互相冲突。打个比方，要是欠朋友的情与欠父母和老板的债相矛盾时该怎么办呢？要是一个党派的党魁深陷受贿丑闻，不得不将其开除才能挽救该党时，隶属于这一派系的政客又将承担何种责任呢？这正是前首相田中角荣所面临的局面。答案是，尽管田中先生必须被正式除名，以他名字命名的派系却依旧如日中天（在写作本书时，他本人的势力依然强大，只是藏身于一道安全的屏障之后）。

最坏的情况发生在一个人的义务与其“人情”即人性相悖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不同的义务相互冲突，从而导致不讲人情的时候。这时，日本社会“电脑”本身也会乱套。歌舞伎作品里充斥着不得不杀子救主或者是把妻子卖进妓院以偿债的人物角色。这种“义理”与“人情”、义务与人性之间的冲突是日本戏剧的一个基本主题。江户时代的传统剧是如此，现如今的电视、书籍、漫画和电影总的来讲仍是如此。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想象里，日本人依旧与这一问题纠缠不休。

而这最终将我们引向了那部具有样板意义的“义理——人情”戏，也可以说是这类戏的经典：《忠臣藏》。[3]但凡以日本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从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到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几乎无一不将这部戏作为他们写作时的一个范例。也许这显得有些执拗，但我也将追寻他们光辉的足迹。对《忠臣藏》避而不谈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少有（即便有过的话）一个故事能像它这样牢牢抓住整个民族的想象力，也断然没有一个故事能像它这样多方位且简明扼要地勾勒出日本人的生存状态。

同诸多日本传说一样，这个故事以史实为依据，但如同莎翁的剧作，它经过了各式各样的改编和演绎。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事情经过：1701年3月14日，一个名叫浅野长矩的大名在为迎接京都来的天皇特使进行准备工作时，试图刺杀另一名地位在他之上的藩主吉良义央。结果他只是刺伤了这个老头儿，但这依旧是对礼制的大不敬，因此将军下令让浅野按惯例切腹自杀。他的领地被没收，家臣悉数遣散，成了浪人，也就是无主无业的武士。

现在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策划复仇。吉良清楚这一点，因此遣人严密监视他们。可是，经过了耐心苦等和精心策划后，浪人们在1703年的一个不寻常的雪夜冲进吉良的府邸，杀死了他。他们的使命终于完成，未作抵抗便束手就擒，在经过严肃的讨论后，浪人们被批准像他们的领主那样切腹自尽。

这一决定可谓慈悲为怀，因为切腹是武士才能享有的一种体面死法，而不是对于一般刺客的惩罚，而他们无疑就是一群刺客。很明显，将军听了一些人的求情，其中不乏儒教学者荻生徂徕，他说道：

因为四十六位武士为他们的主公报了仇，这显示出他们走了正道，拒绝腐蚀，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如果判四十六个武士有罪，并按照武士的传统赐他们切腹……这些人的忠诚就不会受到唾弃。[4]

这些忠心的家臣死得很惨，肠子都从肚皮上的刀口滚了出来。没过多久，他们便成了民间英雄，至今依然美名远扬。人们仍会去他们的墓地祭拜，一边欣赏为纪念他们而栽的四十七棵凄美的樱花树，一边惯例式地落下一颗泪珠。

早在1706年，也就是浪人死后三年，他们便成了近松一部文乐戏中的不朽主角。吉良换成了高师直，而浅野则变成了盐治判官。这之后几乎历年都会推出一部与此相关的新戏，但是最出色、最著名的还是《仮名手本忠臣藏》。这出戏于1748年由三位作者联袂创作完成，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二代目竹田出云。每年元旦，这出戏依旧在文乐和歌舞伎剧场上演。它还被无数次翻拍成电影，同戏剧一样，一般在元旦这个最有“日本味儿”的节日前后上映。另外，通过漫画、书本和电视连续剧，这个故事依旧在每个日本学童的传说世界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浅野，或者自此应该管他叫判官，为何要杀高师直呢？他竟敢在18世纪森严的武士社会中行如此胆大妄为之事，想必一定是受到了无可容忍的挑衅。说到底，这和一个芝麻绿豆大的纳粹小官僚，比方说地方长官（Gauleiter），妄图刺杀希姆莱（Himmler）是一回事。高师直一定是个大恶人，这也确实是不少剧作家的看法，他们将他描绘为罪大恶极之徒，有着一张好色暴力狂的脸和一副如同魔鬼化身的刺耳嗓音。

但是判官为什么要这么干？没人知道。没有史料交代其动机。[5]至于高师直（吉良），有历史证据表明他其实是个非常仁慈的绅士，深受臣民的爱戴。事实上，关于事件本身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判官负责接待一位天皇的特使，这么隆重的场合对于那些终日无所事事、只能靠礼仪客套打发时光的武士而言可谓是头等大事。高师直在接待流程上很有经验，本可指导判官。为了答谢这一恩惠，判官理应向高师直赠礼，普遍的猜测——仅仅是猜测而已——是他送的礼太轻。高师直因而对判官不太客气，驱使后者出于对自己的“义理”，狠狠地还以颜色。

不过，这则故事还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分别反映出目标受众的态度。这使得我们对日本各阶层的思考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洞悉。比如说，18世纪大阪文乐的观众——竹田出云的《忠臣藏》正是为他们而作——多为商人，对腥膻的桥段情有独钟。因此，在戏里，令人厌恶的高师直每每遇见判官的娇妻，就咂吧着他那淫荡的嘴唇，屡次试图勾引她，但被她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出于嫉恨，高师直继而挖苦并欺凌判官，把后者逼得忍无可忍——他讽刺判官是井里的鲤鱼，对外界一无所知。

这无疑是一场经典的“义理”冲突。判官该如何是好？对自身名誉和个人主见的“义理”告诉他应该捍卫妻子的名节，但是对于位分比他高的人乃至最终对于将军的“义理”，却又命令他务必极力克制。这就是那种“做也该死，不做也该死”的情形，它使台上的武士一筹莫展，却令台下的庶民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在木匠、房顶工、编席工等城市手工艺者中间人气颇旺的说书人口中，还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据说，高师直故意将错误的礼宾知识教给判官，以此羞辱他，害得后者在天皇使节面前出尽洋相。穿错衣服、上错菜的判官就像是身着奇装异服、闯进了正式宫廷宴席的廷臣。说书人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如何脸颊涨得通红，窘得结巴起来，还一个劲地向受到冒犯的使节赔不是。

事实却是，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是真的，因为真要是如此失礼的话，高师直一样脱不了干系。他毕竟是判官的老师。但这其实也无妨。这是很典型的耍阴招，任何日本组织内部都在屡屡上演，那些等级森严、学徒生涯漫长的则尤其如此，举例而言，手工艺行业里无不如是。

正如旧时英国公立学校里的情况，当众出丑是成人礼的一部分。学长通过暴露新生的无知来树立他们的权威。在日本，新老成员和师徒之间的等级关系极为森严，英国校园内以大欺小的现象因而很能引起共鸣。

我本人曾为东京一名摄影师打下手，依照手艺人的传统，我们得喊他师父。可不管是师父，还是别的助手，从来就没人告诉我该干嘛，更别提怎么干了。他们会说，得“身体力行地学”才是，要想学会“形”（正确的套路），就得让自己的“直觉”变得更敏锐，就得去犯错并被羞辱。“但你从来没教过我……”这句借口在日本是行不通的。

日本人和外国人有时称赞这种方式为做事情的精神修炼法：就像禅修一样——别去想，只管“本能地”去做就行了；闭上双眼也能击中目标。说得很好，但这一套也可能演变为说书人口中判官所受的欺凌。不少日本人，尤其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或者是尚未忘记这种经历的人，对此心知肚明。光这点就足以使判官成为受人喜爱的英雄。

在大星由良助的带领下（他的原型真名是大石内藏助），忠臣们发动了报复。对这一报复的阐释和故事版本一样种类繁多。战时的说法强调要不假思索地忠于领袖，四十七位勇士就像帝国军人，为了天皇和祖国的荣耀英勇捐躯。

后来的作品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日本放送协会NHK基于对原著的改编，于1964年和1975年分别推出两部不同的电视剧。在剧中，我们看到忠臣可歌可泣地同德川幕府决一死战。他们在民主一词尚未诞生前就是抗击封建制度的民主斗士（demokurashi avant la lettre）。

在另一部电影《工薪族忠臣藏》（‘サラリーマン忠臣蔵’，1960）中，故事被嫁接到一个现代贸易公司身上，那里满是着急慌张、汗水打湿西装的上班族。这里自然着重描写贪腐和办公室政治，恶人高师直在片中化身为收受贿赂的大人物。最后需要一提的是一部以狗为主人公的动画片——放在最后讲并无贬低之意——名叫《汪汪忠臣藏》（‘わんわん忠臣蔵’，1963）。

所有剧本的一个共同点是“义理”：每个人都履行义务，偿还自己所欠的人情债。家臣出于对主公的义理而必须诛杀高师直，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不然的话，主公的灵魂将无法安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日本人别有企图时，他们的思想会变得十分危险。

但是，就算判官不死，高师直也会是浪人们的敌人；侮辱主公就是侮辱他们所有人。我记得曾在东京参加过一个知名前卫剧团举办的派对。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某位喝醉的男演员——非该团成员——对导演说了几句稍有不敬的话。话音刚落，在场的所有男演员便毫不犹豫地扑向他，他最后只能被人用担架抬出去。

关键在于，当领导的未必一定得是对的；他是挂在墙上的圣像，是被当作矛头的兵团旗帜，而不单单是个凡人。高师直很可能是个大善人，同样，有证据表明现实中的判官是个危险的莽汉。他人缘最好的家臣之一堀部安兵卫也承认这点，在信中直言主公行事太莽撞，肯定是有错在先[6]，但随即话锋一转，说是一位武士一旦与人开打，就会血战到底。

忠臣的义理并不基于逻辑、理性或孰对孰错，而是一种日语里叫作“意地をはる”的迥异心态，这个词可译为“坚持己见”或“展现真诚的力量”。这就是为何判官攻击高师直的真正原因无关痛痒：只要家臣追随主公就行。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解读这则故事，甚至家臣自己也不例外。这就是日本领导力的原则：使目标尽可能含混，这样什么都能往上靠。意识形态可能一天一变样——日本战败后正是如此——这样哪怕老百姓的个人信念再五花八门，领导人也依然能要求他们奉行义理。

判官和他的忠臣们都很“诚”，这个词在英语里通常译为真诚，但并不准确。在英语里，真诚是指诚实、诚恳、开诚布公、心口一致。而“诚”更接近“心地纯洁”，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不管其是否合乎逻辑和道理，全然不顾立场是否有错，是否站不住脚：重要的是动机要单纯。

批评家佐藤忠男透过童年的视角，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分析：“当一个孩子做一件他觉得是好事的时候，一位成年人若不知何故说这是不好的，他就会感到很受挫。孩子接着就会靠不守规矩来坚持他的感情立场。他无法说理，唯一知道的就是如果自己不以这种方式坚持立场，那他就成不了忠于内心的人了。”[7]对于一个不习惯对自身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的民族而言，这么做倒是颇为管用。

*****

伊凡·莫里斯指出，日本英雄几乎永远都在为失败的事业而战。[8]事业越是不可维系，就越能显出其动机之纯。既然无利可图，损失巨大，那么动机只能是单纯的。很大程度上，四十七位忠心耿耿的浪人之所以铤而走险，实为环境所迫。他们受过教育，但失业了，并与社会脱节。他们自感无用且多余。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时刻准备赴死。可是，他们的事业在过去，乃至现在，都被认为是很崇高的。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形容日本的现代“浪人”（其中不乏女性）“赤军”恐怖分子。一些引领潮流的人当中一样有他们的崇拜者，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因为钦佩他们在一个腐化社会里还能保持道德毅力。

实际上，“赤军”如今已人心尽失，多数日本人公开宣称对他们的不齿。怎么会这样？再怎么说，他们难道不符合伊凡·莫里斯对于失败的日本英雄的定义么？或许下面这件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这件事激起的反响，能够为我们解疑释惑。

1972年，五名“赤军”成员将十一位同志折磨致死，其中包括某位女性创建人的丈夫，据称是因为后者对组织不忠。他们继而占领了一栋山间小屋，将女主人扣为人质，一千五百名警察随后展开围剿，整整十天，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躁动不安地关注事态进展。一名警察在强攻时中弹身亡。长时间的僵持不下后，警方动用了直升机，强行攻入屋内。恐怖分子这才走了出来，个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疲惫不堪。

之后的一个星期，日本三大主流日报之一的《每日新闻》——该报总是谨慎地迎合多数人意见——在其英文版发表了下面这篇名为《对革命者的感想》（‘Thoughts on Revolutionist’）的社论[9]，在此有必要一字不差地摘录原文：

与其他极端组织不同的是，“赤军”的信条是“直接拿起武器”。据悉，在打光子弹后，他们要么自杀，要么就和防暴警察近身搏斗。

但他们彻底背叛了这一信念（这里的黑体是我自己加的）。警察冲进来时，五个青年……基本未作抵抗。在最后的时刻，他们完全丧失了斗争的意志，乖乖束手就擒。这样的态度暴露出了他们“骨子里的娇气”……

学生激进分子叫嚣着要顽抗到底，但是没有，大幕落下前他们并非斗志昂扬。为什么？这都要归结于他们被宠坏的思想……在我读高中时，有个朋友立志为自己信奉的事业献身……结果在1941年被“特别思想警察”逮捕了，最后落得命丧黄泉的下场，这在那时是常有的事……

激进的狂热分子不惧怕死亡；他们是在生命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开展的反社会行动……我想到的第二点是存在于家长和子女之间的鸿沟。某个极端分子的父亲在儿子被捕当天上吊自杀，他以如此悲凉的方式，试图为儿子的行径谢罪。

毫无疑问，其他极端分子的家长的心情大致相仿。但可悲的是，这位父亲的死并不能消除横亘在父子之间的那道精神鸿沟……[10]

这段话不是写在1703年，也不是1944年，而是1972年。对于学生们最严正的一项指控并非他们残忍地杀害了十一位朋友和一名警察，或者说他们的事业少说也是荒唐无稽的，而是他们没有为其献身。他们不够真诚，心地不够纯洁。撰写这篇文章的编辑很难说同情“赤军”的宗旨，但是他同不同情无关紧要。重要的还是动机纯洁。倘若他们的态度正确，他们本可以成为英雄。

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根本算不上是军国主义者的人也会为二战期间自杀式飞行员的勇敢而动容：他们“诚”，他们死得“立派”，也就是死得慷慨且堂堂正正。与此同理，四十七浪人的古今支持者也不一定非要信奉武士道。但是他们为事业捐躯了。（有意思的是，高师直的倒霉孙子被没收了财产，原因是他未能拼死保护自己的祖父。）

江户时代曾出现过一种对政府非常有利的传统，人们可以向政府请愿调查某些冤情，比如让乡村饿殍遍野的苛捐杂税。问题在于，只有请愿者甘愿赴死，官府才会对案情展开调查。政府此举可谓一石二鸟：请愿者的真诚被确证无疑，同时官府又摆脱了一名潜在的捣乱者。

当代日本的英雄崇拜依然带有上述烙印。人们崇拜叛逆者和狂热的标新立异者（越狂热越好）。但是最终这类英雄必须自我毁灭，就像近松笔下那些门不当户不对的恋人。叛逆者一头跳进河中时会掀起水花，但是淹死了就确保水面恢复平静。简言之，日本观众喜欢看英雄殒命。不循规蹈矩的人最终必然会受罚，冒头的钉子也势必会被敲回原位，这多少让人感到欣慰。这为那些害怕无着无落的人的生活勾勒出了固定的界限，令他们清楚哪些是无法逾越的雷池。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点，我们再来看看另一部以历史事件为蓝本的电影，这同四十七浪人的传说多少有些近似。该片名为《动乱》，摄于1979年，取材自前文已有述及的“二·二六事件”。

简单说来，事件真实经过如下：继1930年代严重的大萧条使农村人口遭受重创后，日本依然处在缓慢的复苏进程中。[11]人民主要将矛头对准贪婪的实业家和腐败无能的政客。反政府情绪在年轻军官中间十分高涨，他们大多出身自萧条的乡村地区，往往郁郁不得志。其中一些主张日本应一劳永逸地摆脱议会民主制，建立军政，沐浴在无限仁慈的天皇的光辉之下。

1936年2月26日晚，东京覆盖着一层皑皑白雪，一如四十七勇士斩杀高师直的那个月黑风高之夜。陆军第一师团的一千四百多名士兵悄悄溜出军营，之后的几小时内，一位首相、一位将军、一位大藏大臣和多名达官显贵在床上遇害，有些死于枪击，有些死于刀捅。这是一起凶残的恐怖袭击。当时就意识到事情闹大了的军部出面镇压了暴动。带头的被依法处决。但经过这一打击，议会制从此一蹶不振，直到麦克阿瑟将军九年后将这一摇摇欲坠的制度重新扶植起来。

饰演右翼狂热分子某位首领的是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男主人公，那位纯洁、正直和坚忍的美男子高仓健。难不成这位日本人心目中的“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1]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电影中的大反派了？压根不是这样。电影的广告词这么说来着：“当男人还是男人，女人还是女人的时候”。节目单还介绍道：“尽管时代在变，有一样东西永不会变：那就是‘日本人的精神’。”

同忠臣一样，这些军国主义者也是英雄。在影片中，暗杀被描绘为青年理想主义者英勇而浪漫的举动，是率直和义理的光辉典范。尽管影片暗示农村人口的疾苦是促使军人行刺的主要动机，但实际上他们笃信的意识形态要抽象得多，迎合了战前教育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宣传。

在审判中，他们极力表明自己的动机纯洁[12]，重复着自己热爱天皇和满怀一腔爱国热情的笼统口号，还指责说有恶人垄断了和天皇的联系，这些人必须灭亡，才能让无比英明的天皇看到他们这么做的道理。被告迫切地希望天皇能“理解他们的情感”。一句话，整桩审判就是“意地をはる”的一个典型例证，是用暴力手段展现真诚的一次努力。鉴于到了1979年仍有人为此对他们表示赞赏，这些激进派可以说大获成功。

他们英勇行为中的一大要素（四十七浪人也一样）是做事情时说干就干、不假思索。有一类英雄强烈吸引着大众想象力，他与人们对普通日本人的僵化印象截然相反——这也许是他之所以为英雄的部分原因。我们常听日本人说，发脾气等于丢脸出丑。也许是这样，但是这类英雄要不是急性子的话，便一无是处了。判官无疑是个最好的范例：他遇事的第一反应就是拔剑。

《忠臣藏》里还有个叫本藏的人物，他是大名若狭之助的侍从。他的行事风格同判官手下的一干忠臣恰恰相反。他的主公率先遭到恶人高师直的羞辱。同判官一样，若狭助本也想立马还以颜色。本藏劝他冷静，并且瞒着主公买通了高师直，让他不要再欺侮自己的主公。换言之，他是个谨慎的政治家，是救主公于水火的外交家。还是本藏，在判官欲刺杀高师直的时候拦住了他，进一步彰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他阻止行刺的目的是希望判官免于最终的惩罚。这些做法在我们看来也许十分体面，但却让他成了除开高师直外，令四十七浪人最为痛恨的人。

本藏的那份谨慎为真正的日本英雄所不容。临近剧终，他故意挑衅四十七浪人中的一位，借他人之手结果了自己的性命，这才算挽回了名誉。在他哽咽着说出遗言后，一切最终得到了宽恕：“我拦住（判官），因为我想他的仇家不死，他也就不用切腹了。我考虑得太细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13]

在1936年杀害多位内阁大臣的鲁莽反叛者同反对他们的军官之间的差别也沿袭同样的机理：反叛者属于“皇道派”，处事更谨慎的军官则属于“统制派”。后一类人出自旧军阀，崇尚外交手腕和政治运作，而不是直接行动；反观发动政变的那批军官——这里有必要指出——深感自己被排斥在军队的权力格局之外[14]，因而表现得恰如佐藤忠男提到的小毛孩，通过大声喊叫来引起注意。

直接行动和工于心计的外交手腕之间的对立，同样也是英勇的源义经及其据称十恶不赦的兄长源赖朝之间的区别：事实上，源赖朝是日本历史上最能干的政治家之一[15]，比他那冲动的弟弟成就大得多，但这恰恰是他的罪过所在——政治活动顾名思义就要受到精于算计的社会习俗的腐蚀。

辛格在《镜子、剑和珠宝：日本人特征之研究》（Mirror，Sword and Jewel：Study of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写道，“‘诚’意味着准备排除一切可能阻碍人们按照单纯且不可预测的冲动行事的事物，这种冲动来自人们幽暗的内心深处。”这种思想综合了神道教的纯净、禅宗，以及16世纪心学鼻祖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这一流派在江户时代颇为盛行，启发了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许多有着杀身成仁思想的狂热分子。[16]

这种对盲目、冲动行为的重视揭示了日本文化中某对最为显著的矛盾：具体而言，一个墨守成规、痴迷于礼节和社会规范的民族理应受到内心深处感情的支配。但转念一想也许二者根本没有那般矛盾，因为正是这种倾向才让克制和礼貌变得如此必要。

不过这确实为义理和其他社会义务蒙上了一层有趣的色彩。因为尽管义理在表面上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用来抑制较为狂野和难以预测的情感，它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当成宽纵这些情感的借口。毕竟，任何狂热都能以义理为名获得宽恕，这主要是由于理性不光毫无必要，甚至令人生厌。

然而，日本戏剧中真正的紧张感来自被压抑得一触即发的个人情绪。完美无缺的日本主人公永远也不会说爆发就爆发，他们甚至比老实的莽汉还要受人爱戴。他当然不像本藏那么精于算计，因为他哪怕也渴望直接行动，却设法暂且克制住情绪。主人公，特别是歌舞伎舞台上的主人公，有点类似嘶嘶作响的高压锅。只有到最终爆发的时刻，到了他们忍无可忍之际，观众席才会响起掌声。强忍不可忍受之事让最终的报仇显得酣畅淋漓。

有着坚韧不拔、隐忍不发和忍辱负重之意的“我慢”是同“诚”一样重要的品质。因此《忠臣藏》里的真英雄是四十七位家臣，尤以他们的头领大星由良助最为突出。在该剧的某个精彩片段中，大星假装是个放荡不羁的浪客，在京都一家妓院里喝得醉醺醺的，佩剑“锈得跟红色沙丁鱼一样”。他甚至在主公祭日当天吃生鱼，这是一种亵渎逝者和大不敬的行为。[17]可他在做这一切的同时，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报仇。我们不由联想到乔装成和尚、在路障边殴打主公源义经的弁庆。这同由良助无视主公祭日的做法一样，都展现了真正的“我慢”。

这部戏的真正精髓在于急躁的浪人不得不按兵不动，在于他们所忍受的屈辱，或者简而言之，在于最终诉诸暴力前必须“我慢”（即忍耐）。最能打动观众的是他们的忍辱负重：抽搐的嘴角、斜视的眼神、沉闷的低吼均显示出内心的激动几乎难以压抑。判官最初的暗杀失手（他的自杀倒是一场重头戏）仅仅是个插曲，最终的复仇也不过是终章。

同样，在《忧国》（1966）[18]这部关于1936年未遂政变的最杰出、最暴力的作品中，三岛由纪夫甚至对事件本身只字未提。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置身事外的男人的“我慢”。他最好的朋友都参与其中，身为军官，他被迫与他们对着干。但是武山信二中尉实在是办不到：他陷入了“义理”与“人情”棘手的矛盾中：义务和个人感情起了冲突。他自然不能坐视朋友们被处决，自己却还活得好好的。因此，能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是像个传统武士那样切腹自杀。中尉内心的纠葛只能通过牺牲自我来平息。故事的其余部分详述了武山自杀仪式的准备和实施过程，而后他忠贞的妻子也追随夫君自杀了。

在这个颇有些做作的故事里，死亡和性存在直接关联，而三岛自己在生活中莫不如是。[19]年轻英俊的中尉“穿着军装的模样英姿飒爽”，“一双又黑又亮、炯炯有神的双眼”传递着年轻人的纯洁真诚。就在他自杀前，武山和妻子最后一次做爱。借着躺在床垫上等候她的工夫，他思忖着这一切的意义：

他是在等待死亡么？还是在等待肉体的极度欢愉？二者似乎有交集，就好像说他生理欲求的对象其实是死亡本身。然而，不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中尉过去从未感受过如此彻底的自由。[20]

性和死亡的结合很难说是日本特色。另外，这段文字与其被解读为是对日本人思想的一种分析，不如看作作者非典型心理剧的一个缩影。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三岛其人其书，他的确擅长描写日本文化的某些方面——尽管手法极具戏剧性——而他的不少同胞则倾向于对此避而不谈。

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在一个死板的集体化社会中，性爱和死亡是唯一获得容许的个人行为。我们之前提到过，性在江户时代是追寻自由的一种努力——尽管这要以许多年轻女子沦为奴隶为代价——而时至今日，性依旧被当作一种颠覆社会的形式。死亡在日本还有着西方所不具备的意义：这是脱离集体专制却又不打破它的一种办法。（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自杀率较高的国家，可惜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够聪明，没有将自愿求死定性为一种美德。）换言之，死亡也许是终极的自由，是纯洁性的巅峰，但也是终究要偿还的一笔最重要的债。

[1]罗伯特·雷德福，美国著名导演兼演员，作品包括《虎豹小霸王》《往日情怀》《大河恋》等。

第十章　黑帮和虚无主义者

死亡崇拜在现今的黑帮片中达到顶峰，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对《忠臣藏》精神的一种延续。但在此我们务必小心地对神话和现实加以区分。电影里的黑帮（ヤクザ）是大众想象力的产物，就好比歌舞伎中的武士一样。他们同日本组织严密的黑社会团伙的真正成员之间并无多少相似之处，这一点并不总是显而易见，因为在日本，真正混黑帮的都是最热衷于黑帮片的影迷，常常会模仿电影里黑帮的风格。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奥斯卡·王尔德对于以模仿为本质的艺术的看法。（我还必须补充，黑帮片的某位主要制片人是一位如日中天的黑社会头目的儿子[1]，其父最近遭敌对帮派杀害。这或许为黑社会平添了一抹浪漫色彩。）

与当代日本的许多现象一样，对黑帮的崇拜起源于江户时代。“ヤクザ”这个词的本义是流行纸牌游戏里最小的数字，后指代赌徒、逃犯、盗贼等当时在大城市和码头周围游荡的人群。他们不属于任何特定阶级，甚至连“秽多”也不算，“秽多”指的是宗教信仰不洁、以屠宰牲畜和制革为业的游民（佛教禁止杀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是落魄的武士。

与此同时，德川幕府为了控制城市里的庞大人口，指派了类似村长的里长。这些人必须拥有足够的威望才能维持秩序。他们往往是消防员或建筑工，这在当时是典型的男子汉的营生。特别是消防员，英勇的气概和高度的独立性令他们名声在外。在公众想象中，这些被唤作“侠客”的当地汉子颇具传奇色彩。他们有着同罗宾汉一样劫富济贫的英雄本色。在美少年白井权八落难之际出手相助的幡随院长兵卫就是个典型的“侠客”，成了歌舞伎舞台上歌颂的对象。

19世纪的日本社会越发动荡、腐败，这些硬派头目中的许多人都涉足赌博和犯罪，最后发展到和普通黑帮成员几乎难以区分。但是他们绿林好汉的美名还在，就这样，黑帮豪杰的神话传开了，这些人有着严格的荣誉准则，多半以武士道为依据。诸如国定忠治和清水次郎长这类地方英雄的丰功伟绩成了戏剧、说书人以及日后电影里的流行题材。

当代电影里的黑帮还有另一位先驱：超级武士，后者同样专注于他高尚的事业。虽然这两类人身上有不少共鸣之处，却也有着本质性的不同。矛盾的是，从某些方面来看，与武士豪杰相比，黑帮才是更传统、更地道的日本人。武士借鉴了美国西部片的大量元素，甚至连电影里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驾驶的帅气跑车也不例外，这对早期日本电影有着深远的影响。

和狂野西部的高尚游侠一样，许多超级武士辗转在一座座城池之间，为当地人排忧解难，并“惩恶扬善”。他们的道德观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植根于江户时代的社会等级制。这类影片的一个突出典范是《旗本无聊汉》（‘旗本退屈男’，1958）这部剧。[1]主人公百无聊赖，于是朝空中抛出一块石头，掉在哪个方向，就朝哪个方向进发。他总是微服私访，这样就没人能猜出他地位显赫。

他好比约翰·韦恩和加里·库珀（Gary Cooper）[2]，总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一部影片里，他与一群勾结日本贪官污吏的中国走私犯狭路相逢，他打败了这一团伙，规劝其中一位女囚投海，这样她就能和“心上人永生永世不分离”。最后，他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把贪官污吏们吓得半死。这场戏是全片的高潮。只要孤独的游侠一变身将军的臣子，坏蛋们便立刻下跪，连连磕头，口吐白沫，发出惶恐的呜咽声。

观众得到了双方面的满足：武士豪杰是个父亲般的传奇人物，他如神兵般从天而降，将普通人从恶人的手中解救出来。但同时他又藏身于老百姓当中，直到最后一刻才亮明身份。我们很少看到他身处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环境；他总是打扮得像个市井小民，举手投足也有着这一阶层的习惯。[2]

这些武士豪杰有一项重要的功用。他们令人宽慰，是因为彰显出社会秩序本质上是仁慈的。在表明自己也可为一介布衣后，他们又恢复了天然的等级秩序。他们的存在满足了日本人心中深深的保守主义倾向：宁可自己受罪，也不愿搅扰社会秩序。

虽然超级武士如今已基本淡出银幕，但还是能在夜间电视节目上觅得其身影，他往往不停地改换面目，轮番出现。比如脍炙人口的远山金四郎法官，他的肩上文着庶民的刺青。再比如水户黄门，一个留着白胡子、为人和蔼的贵族。他在每一集结尾处都如同变戏法似的亮明真实身份，而后开怀大笑。

理想化的武士，不管是父亲般的超人，还是自寻死路的替罪羊，几百年来已经为时代所淘汰。但正如伊凡·莫里斯所言，多数日本英雄都是逆时代的。同各类英雄崇拜一样，个中原因也应当从崇拜者身上找。多数人不光害怕社会失序，而且素来坚定地相信，过去就是要比现在更美好、更纯粹（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情况）。人们似乎永远都在回眸过往，满怀对失乐园的乡愁：在这个乐园里，“男人还是男人，女人也还是女人”，价值观清晰明了。英雄顾名思义就是反动派，他们逆历史潮流而战。

这种老眼光，究其根源，还要追溯至最早期的日本英雄，比方说捕鸟部万，他赖以成名是因为甘愿为一场失败的事业而献身。如先前所述，这点并不稀奇。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他在公元587年败于苏我氏后用短刀自刎身亡。这之后，苏我氏的武士便成为了早期日本历史中恶人的样板，但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可是“进步派”。是他们，将佛教这一外来信仰引入日本，并奉为日本宫廷的官方宗教。而捕鸟部万是物部氏的家臣，后者是“反动派”，负责压制异见，主持神道教仪式。因此，他们显然会敌视佛教这类新生事物。简言之，他们是在为一个迅速失落的世界而战。正是因为战斗的无望，才令其显得格外崇高，因为动机更真诚。

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反对德川幕府的派系起事，以求推翻一个腐败且气数已尽的政府，并恢复天皇“现代”国家元首的地位。不过，许多现今仍在电影、小说和漫画中为人歌颂的大英雄并不站在起义者这边，恰恰相反，他们效力的对象是最终的输家幕府将军。其中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比方说近藤勇。近藤是打压民意的国家警察，这一点令他和一千多年前的物部氏十分相似。

新政府于1868年甫一成立，其成员之一就摇身一变，成了唯一真正名满天下的大英雄。西乡隆盛因为对抗自己参与建立的政府而名留青史。这又是为何？原来，他憎恶政商阶层推崇的“西化”方式。

这最终将我们引向了黑帮：他们很明显是在同腐化的摩登时代背水一战，至少在传说中如此。现代性的势头，在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在欣欣向荣的20世纪60年代，比日本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来得更加迅猛，也更具破坏性。武士阶层那时已日暮途穷，至少对走进电影院的年轻人而言，已不再具有感染力。黑帮虽尚未在电视节目中崭露头角，但在电影里，他们取代了超人武士的地位，充当信仰的捍卫者，成了现代日本的高尚歹徒。

*****

日本的黑帮片和世界各地的通俗类型片一样，严格遵循套路。但鉴于日本社会凡事都注重一个“礼”字，因此日本黑帮片的仪式感要强于西方同类作品。重要的不在于情节，因为情节大体雷同，重点其实落在风格，甚至是礼数上。电影中侠义黑帮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忠于事实——既受制于复杂的行为规范，也要遵从17世纪的武士准则。黑帮片和歌舞伎一样，是演员展现演技、表现这些规则的一种手段。

我在使用“仪式感”一词时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因为这道出了黑帮片的实质：这是一片紧凑、讲究仪式的天地，形成于对过去的神秘化和理想化。这种仪式同死亡也息息相关。[3]从立意来看，黑帮片更接近西班牙斗牛，而非美国警匪片。当然，黑帮片也从后者那里借鉴了部分元素，主要集中于服饰穿着这一方面。在斗牛仪式中，勇猛的公牛最终被刺死，这起到了一种净化作用。黑帮英雄和公牛一样难逃一死，二者起到的作用大抵相同。

一部典型黑帮片的故事推进大致如下：开场白的时候，观众得以一窥日本的天堂，在这里，传统依然是王道：比方说在东京某旧区举行的宗教节日。肩扛街坊神龛的青年有节奏地喊着号子，音量盖过了节日里刺耳的笛声和杂乱的鼓声。毫无疑问，每个人都穿着传统服饰，要么是如今备受游客青睐的法被[3]，要么是和服。

突然，一部外国大汽车——通常是美国车——闯入画面，响亮的鸣笛声吓得欢快参加祭典的人群四处逃散。只见车里坐着个身穿艳丽西服、叼着雪茄烟的胖子。观众一下子便明白了，此人就是反派。影片主旨由此确立：天堂遭到了现代世界的入侵。[4]

这个片段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但寓意从未改变。在一部著名电影的开头，熊熊大火吞没了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旧帮派的所有标记：这象征着旧世界走到了尽头。紧接着，镜头里接连出现一幢幢钢筋和玻璃幕墙结构的高楼大厦、烟囱冒着烟的厂房和炼油厂：邪恶的新世界即将来临。

下一幕中出现的是侠义的黑帮，清一色穿着饰有帮派徽章的素洁法被的好汉们粉墨登场。善良的当地人筹备一些有意义的传统活动时，他们会跑来帮忙：比如搭建街市，或组织庆典。可是一身艳俗的外国西服、夏威夷衬衫、戴着墨镜的坏蛋再度打破了平静。他们踢翻摊位，殴打了三两个瑟瑟发抖的商贩。某位好心人见义勇为，出手教训了坏蛋。这群天生的胆小鬼逃之夭夭，走时还不忘威胁一句：“你给我等着！”

摄像机镜头再次扫向胖子，他抽着雪茄，正和另一个同样抽雪茄、穿西装的胖子说着什么：他们一个是恶帮派的头目，一个是腐败的政客，正商量建造一座大型办公楼的事。钱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上。办公楼要建在老实的商贩赖以为生的街市之上。“这事就交给我吧，”黑道大哥皮笑肉不笑地粗声说道，“我来对付他们。”

眼下的情况再清楚不过了，他俩是自苏我氏和物部氏对抗以来的典型恶人：诡计多端的企业家和与之狼狈为奸的政客。二者均受到了外国歪风邪气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风气正是“进步主义之风”。我们几乎不必点破，他们同时还象征着当代日本经济奇迹背后的那些设计师。为了进一步挖掘外来邪恶风气与本土恶势力串通一气这一主题，这些坏蛋就不光是抽雪茄的胖子，还常常是中国人或韩国人。（在以战后不久为背景的电影里，富有而傲慢的日裔美国人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类恶人。）

随后，我们的视线又回到那些穿着“法被”的善良、忠实和明快的日本汉子身上。他们正在听宽厚的头领训话。日语里的“亲分”字面意思是“父亲式的人物”，一般是个病怏怏的老头儿，重病缠身的他颤颤巍巍，抖个不停，永远都穿着最朴素的和服。好“亲分”同坏“亲分”有着天壤之别。让我们记住，理想中的日本领袖，与其说是一位强势的老大，不如说是一种象征；他是一面旗帜，或者如某位见解独到的黑帮成员所言，是扛在“‘子分’（孩子式的人物）肩上的神龛”。[5]他的作用如同上帝：永远站在我们这边。鉴于此，他必须保持模糊、隐忍，最好还是年迈体弱的形象——这是受人保护的偶像，而不是希特勒式的元首。一句话，他就像典型的日本天皇。

与此同时，“亲分”不得不表现出近乎母亲般的骄纵，好让“孩子们”高兴。他的意愿向来暧昧不明，可作多种解释。要是1936年发动兵变的那些青年军官得知天皇并不赞同他们的做法的话（据说他并不赞同），他们肯定只会回答说，天皇陛下身边的邪恶幕僚妨碍了他看清真正的大道，随后只会以更加暴虐的方式表达情绪。日本领导人为了换取“孩子们”的忠诚而必须施予后者的娇宠，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日军将领在二战期间常常管束不住手下军官。

坏“亲分”恰恰相反：他强势、精力旺盛，身体健硕，是靠铁腕统治的真正领袖。实际上，他更近似于鲍嘉（Bogart）[4]和卡格尼（Cagney）[5]时代的美国警匪片里的主人公，他们洋溢着浪漫气息，贩卖私酒，是对精干的资本家的一种夸张化呈现。

好“亲分”劝孩子们忍气吞声，切勿颠覆社会秩序，要能克制住情绪。他们虽说是黑道，但却是盗亦有道的黑道，不会因为区区小喽啰的一点挑衅就诉诸帮派火拼。年轻的黑帮成员很难咽下这口气，这会儿已经是怒目圆瞪，嘴角抽搐，鼻孔翕张，好似迫不及待想冲进斗场的公牛。但是眼下占据上风的是“我慢”（坚忍）的情绪。

然而，挑衅者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他们踢翻了更多的摊位，有些甚至还被一把火烧了。此外还出了一件事：某人的女友遇害了，她是个有着金子般心地的妓女，同黑帮中的善良之人有些交情。帮派的一个兄弟还被打了。现在，尊贵的老“亲分”再想控制住孩子们可就难了。

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底线，彻底令他们忍无可忍。好“亲分”在夜里和小孙子散步时，被人开枪击中背部。这个情节很典型，因为坏蛋总是带着枪，这玩意儿也只有胆小鬼和外国佬才会用，真正的日本英雄打起来都是用刀的。

到了好“亲分”临终的一场戏。他被裹在毯子里，对簇拥在床头的孩子们轻声说出遗言，通常是最后一次劝导他们要克制。深夜观影的影迷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其中一人还对着银幕大喊：“你们倒是哭啊，他奶奶的！”果然不出所料，忠心耿耿的帮派分子们哭得稀里哗啦的，一声比一声响，临了都像是原始守灵夜上的专业哭丧人。

盛怒之下，“子分”们准备一股脑儿前去杀敌。但就在这时，故事的真正主人公挺身而出：“你们怎么能在我们的‘亲分’面前如此造次？”他表示：“你们留下，我一个人去。”“不，让我们跟你一块去！”“子分”们望眼欲穿地苦苦哀求。“你们怎么就不懂呢！”主人公吼道。作为日本黑帮，他们不是不懂，只是心里不情愿罢了。秩序高于一切，这意味着，去挽回荣誉的只能是一位死士。

主人公脱下饰有帮派徽章的“法被”，算是脱离了组织，成了独来独往的人。他的妻子帮他穿上最好的和服，可以想见，她的内心正无比煎熬。但是她也明白丈夫为什么要去死。她理解丈夫的想法。

主人公出发去寻找仇家。他最后的一段路途通常是孤身一人，像极了“道行”，也就是歌舞伎舞台上恋人殉情前的那段旅程。耳旁这时响起伤感的主题歌：

你一旦决定要干，那就一干到底，

如果我们抛却义理，

人生不过就是个黑洞。

莫要犹豫，莫要止步，

让绵绵的夜雨伴随你。[6]

这歌听起来也许没什么杀气，甚至谈不上男子汉气概，但其原本就不是慷慨激昂的歌。神风飞行员最后一次出击前所唱的歌也是这种风格。死士之所以为人称道，不是因为他杀死别人，而是因为他必然要面对死亡。打动观众的正是这一悲怆而苍凉的时刻。深夜观影的影迷们或许会大叫“好啊！上啊！”，这其实有点像西班牙人对公牛的鼓励，为其呐喊呼号，以他者的死来净化我们的灵魂。

以死来获得净化是一种全世界都存在的现象：基督教便以此为本。但是，神道教这一日本净化仪式的基础极其忌讳死亡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流血。二者皆是污秽。江户时代的学者平田笃胤在《玉襷》里写道，哪怕“只是流鼻血，也要沐浴净身，去寺庙参拜，以此获得净化”。

《叶隐》一书的作者山本常朝还俗前当过神道教神官，对死亡深深着迷，他很清楚其中的矛盾。人怎么可能通过死亡这种污秽之事来净化自己呢？他以一种非常日本式的做法解决了这一矛盾，也就是索性将其忽略：

我相信向神祈求，保佑我打胜仗是有用的……要是神仅仅因为我沾上了血污就无视我的祷告，我确信对此也无能为力，因此我不顾污秽，继续敬神。[7]

三岛曾暗示过：“武士不可能永远忠于这类远古的神道教戒律。令人信服的说法是，他们以死替代了可用来净化一切秽物的水。”[8]换言之，如果寻死的动机很纯粹的话，就能自我净化。

三岛的话未能使我信服，实际上，这更像是在用审美意识充当净化物。无论是《叶隐》里描述的死，还是三岛作品和生活中的死，都是一件艺术品，一种做作的表演，尽管后果甚为极端。如此说来，仪式解除了禁忌的危险性。三岛曾经写道：“人即便是死了，也应该保持樱花那般绚烂的色彩。在按传统自杀之前，习惯的做法是用胭脂把脸颊涂红，这样的话死后就不会面无血色。”[9]在我看来，这番话恰到好处地概括了一对奇妙的结合体：女性化的风流倜傥和男性化的装模作样。这对结合体作为死亡的一个重要特征，出现在武士崇拜、歌舞伎和黑帮片中。

孤胆英雄只身对抗群敌的大决战是一场精彩而血淋淋的感情宣泄，为仪式画上了句号。我们看见主人公——时而由朋友陪同——露出文身后冲入敌阵，杀出一条血路，坏蛋们拼命向他裸露的上身开火。他中弹的次数越来越多，但依照最优秀的日本传统，精神是强过肉体的。主人公继续前进，丝毫不顾近在咫尺射来的子弹。他不停砍杀，直到一刀劈倒始终躲在“子分”筑成的人墙背后的坏“亲分”。银幕上鲜血四溅，血流成河，像极了大木偶剧[6]（Grand Guignol）里的场面。

最终，使命完成了。他跌跌撞撞地走向意料之中的死亡，文身已被鲜血浸透。这个垂死的男人在影片里始终沉默寡言，但总觉得此时此刻是发表长篇大论、吐露肺腑之言的恰当时机。在这一感人至深的高潮，他通常会躺在好友温暖的怀抱中，也就是说，如先前所述，置身男人的世界。

日本戏剧表演——不管是歌舞伎还是黑帮片——的死戏里，慷慨陈词是重要的一环。这项传统循例也是在江户时代形成的。那时公开表明想法要冒风险，而且还被认为有些粗俗。这种看法延续至今。感情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观点可以有，但不应说出口。偏激的看法有损社会和谐，因此，据称日本社交的一大特色是无言的交流。

急于向无知的外国人解释日本文化的热心人士仍然乐于对此大谈特谈。这就好像说每个日本人都配备了一台无声的感情发射器，只有其他日本人才能接收到发出的信号。

似乎只有在临近死亡关头，才能让先前并不健谈的人打开话匣子。对此，常见的一种解释是既然注定一死，临终前就会释放自我，道出真情实感。因此，在日本影视作品中，著名的遗言总是最后的一段话，因为大段的独白都要留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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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黑帮英雄代表了日本人极为推崇的品质。由于多数黑帮片都出自同一家公司（東映），饰演其角色的往往就是那几个演员。要是人物性格血气方刚、明快、隐忍，还老想与人打一架的话，那就找高仓健演。而饰演好“亲分”的总是类似岚宽寿郎这样弱不禁风、旧时代的午场电影偶像。若山富三郎则专演暴力分子，因为性情耿直、坦率，所以总是麻烦不断。但是有位演员似乎将完美黑帮英雄所应具备的元素集于一身；他就是众星当中最典型、最传统、最富日本味儿的那一个：鹤田浩二。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堪比昵称“杜克”的韦恩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尽管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两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像是失乐园里的天使，为仅存于神话往昔的价值观而勇敢地殊死一搏。鹤田浩二的神情伤感而忧愁，仿佛看尽世间沧桑却依然宠辱不惊，好比上了年纪的妓女，或者老资格的赌徒。即便丑恶的新世界里人人都在偷奸耍滑，他却依旧故我，恪守老规矩。他身上高度浓缩了日本人所谓的“粋”——即历经岁月砥砺而形成的那份潇洒和不羁。

作为黑帮片明星，他的辉煌如今已成往事，但依旧会上电视，有时身穿全套海军军装，唱起庄重的黑帮老歌，或者是伤感的战时小调。影迷杂志和唱片封套上的文字介绍总不忘告诉我们，神风特攻队的名单上有鹤田。但是这个赢得无上荣耀的机会却因为日本的最终战败而被残酷地剥夺了。鹤田浩二和同胞们被迫忍受难以忍受之事。

坚忍构成了他的主要形象。三岛在谈及鹤田时写道：“他让‘我慢’之美光彩夺目。”[10]此言不虚，鹤田充分体现了“我慢”的精神。他痛苦的主要原因是自己与时代格格不入。由鹤田出演的电影开头一般是这样的：蹲了几年大牢后，一身和服的他获释出狱，却发现周遭的世界变了样：他的老朋友穿起了西装，为一家收受回扣、贿赂政客的建筑公司工作。对此他自然是万分惊讶，并试图唤起友人心中黑帮的道义准则和人性思想。“哈，你还是满口义理啊人情啊是吧？”他们讥讽道，“喏，今时不同往日，再说这些东西不过是骗我们去打仗的花招罢了。”“不管是什么，”鹤田回应，“它们就是对我的胃口。没了义理，就什么也剩不下了。”

骗我们去打仗的花招。借恶人之口将光辉的旧时代价值观与军国主义思想等量齐观，该片的拍摄者做出了隐晦的暗示：战时的日本人比今人更高尚。我们会想，啊，原来这是一部右翼宣传片。很显然，没人会指摘黑帮片的制片人是左翼，但实际上，在牵涉到此类问题时，日本的左右之分几乎毫无意义。怀念纯粹而光辉的过去，与其说象征法西斯主义或“封建思想”死灰复燃，不如说是公众对当今社会文化纷乱芜杂的一种不满情绪。黑帮英雄在激进派学生和怀旧的帝国老兵中间同样受欢迎，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期间更是如此。1969年，东京大学的学生隔着路障，激动地挥舞高仓健的照片。这股激进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关于这一点我在下文中还将谈到。

鹤田几乎在每部电影结尾都会一命呜呼，要他命的通常是身着西装的胆小鬼打来的冷枪，有时他则象征性地被安排出现在崭新的炼油厂和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前。在血红色天空的映衬下，这番景象仿佛出自某个现代地狱的画卷。鹤田的死和四十七浪人的殉道一样在所难免。现代世界里容不下反动英雄，不管是6世纪的捕鸟部万还是1967年的鹤田。他就像过去的鬼魂，经过招魂仪式苏醒过来，类似能剧里的活死人。反动英雄的作用同能剧里的鬼魂一样，意在提醒我们人世间稍纵即逝的伤感。仪式一结束，他就得消失。

鹤田痛苦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恪守道义准则，这往往同个人情感相矛盾：换言之，就是古老的义理和人情之争，但稍许有所变化。体现在诸如“仁义”和“仁侠”这些字眼中的黑帮道义准则同西方的正义观压根不是一回事。不同于加里·库珀或约翰·韦恩，也不像动身前往华盛顿的史密斯先生，鹤田从没有思考过正义这么抽象的东西。在伦敦或好莱坞，正义是个普世概念，蒙着双眼称天平的女神是正义的化身，对待公正一事一丝不苟。但从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来看，这种正义观似乎太冰冷，太不偏不倚，因为它没有将人际关系当中的诸多非理性复杂现象考虑在内。在日本英雄眼里，为了公正而公正是没有意义的，他的道义准则只有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内才成立。以黑帮为例，仅仅局限在帮派内部。日本英雄的仁侠精神是相当狭隘的。

无数日本黑帮片都有一个固定桥段。某黑帮分子为了逃脱法律制裁或敌对帮派的寻仇，暂时栖身于另一个帮派处避风头。他因此成了“客分”，也就是客人的意思。在被接受之前，他必须经历一套繁文缛节般的引见仪式，别扭地弓着腰，向前屈膝，伸出右手，掌心向上，递给对方。“客分”以生硬的古语报上自己的大名以及履历，就好像在背诵祷文一样，这一仪式在银幕上可延续好几分钟，以营造出黑帮神话世界里的那种典型的仪式氛围。

为了回报这份得人庇护的恩情，背负义理的“客分”就务必对主人家吩咐的任何事言听计从。比方说，他奉命去杀一位敌对帮派的“亲分”，而后者可能十分光明磊落，清清白白。公正的概念势必会阻止他去执行这项任务，但是仁义不会。他必须去做。“客分”要是个体面人的话，会告诉敌人：“我与您无冤无仇，阁下。您貌似是个光明正大的人，可惜对主人的义理迫使我不得不来索您的命。”“感谢你这么诚恳，”受害者答道，“那就动手吧！”说罢刀剑出鞘，刺杀任务也如期完成了。

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坏“东家”帮派的行径愈发恶劣，直到“客分”的忍耐（我慢）到达极限，正义感（人情）占据上风。但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投靠敌对帮派的做法会彻底坏了黑道的规矩，怕是今后都不会有人愿意接纳他。这意味着他必须倒戈，但通常这么做会搭上自己的性命。脱离组织后，他就成了孤家寡人，而且正如我们先前所见，这么做的代价就是死。这就是为何在英雄走向生命尽头的最后一段路上，陪伴他的往往是一个原来隶属坏帮派的“客分”。然而，即便是最后这戏剧性的行为，更多也是个人情感，而非正义感在起作用。

鹤田浩二在《赌一把总头目之位》（‘博奕打ち総長賭博’，1968）中也面临类似困境，这是他出演的最佳影片之一。这一回，坏帮派成了他所在的帮会。尽管鹤田是“二代目”的人选，但一个恶人却顶了他的位置，辅佐少不更事的“亲分”。鹤田最好的朋友由若山富三郎出演，人称“若富”的他擅长饰演莽汉，在影片里反抗了这种不公平的安排。当然，鹤田只是展现出他惯有的“我慢”。哪怕自己吃亏，规矩也必须坚持到底。

终于，若富暴烈的叛逆作风严重威胁到了帮派的秩序，鹤田不得已之下，摔碎了见证二人结义的清酒酒杯。拍摄这类影片时普遍会采用浓重的象征手法。这场戏摄于一座公墓，四周又黑又潮，暴雨如注。最后，在若富对年轻的“亲分”动手后，出于义理，鹤田被迫干出了不堪想象之事：他杀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而后者之所以会以下犯上，也是因为他。

鹤田噙着眼泪，将剑深深刺入朋友的心脏。满身血污的他冲下楼梯，正好撞见若富的幼子（再没有比孩子更能制造三块手绢效果的了）。当他用血淋淋的手臂抱起孩子时，脸部因为义理与人情的痛苦纠葛而扭曲了。此刻，也仅仅在此刻，“人情”压过了最后一丝“我慢”。道义准则必须抛在一旁，鹤田不由分说，拔剑追杀那个恶人，尽管后者的位分在他之上。恶人嘴唇上一小绺牙刷型胡须剧烈颤动，他尖声叫道：“你是要对我动手么？你的荣誉感哪儿去了？”“荣誉感？”鹤田表示，“这玩意儿我可没有，你就把我想成是一般的杀人犯好了。”说罢他便刺死了这个十恶不赦的阴谋家。

正是这种耻感让鹤田更加深得影迷的喜爱。“恥ずかしい”（意指“我很抱歉，我很惭愧”）和“すみません”（意指“对不起”）一定是日语里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尽管像露丝·本尼迪克特那样称日本文化是“耻文化”未免失之简单，但在一个如此讲究外表和社会面子的民族心中，耻感无疑是常有的感情。然而，鹤田的耻感更进一步：他向来明白，自己遵守和为之而死的信条也在压抑个人情感。因此，哪怕是做符合社会规范的事，也可能蒙受耻辱——比方说手弑自己的朋友。

鹤田很为自己的境遇难为情。“我只是个无用的混黑道的”这句话常挂在他嘴边。这份谦逊同武士豪杰身上那种耀武扬威、神气活现构成了反差，也令观众对主人公更有认同感。这也为“义理——人情”冲突增加了一层看点。影片《昭和侠客传》（1963）[11]里，鹤田从一群坏帮派成员的屠刀下救出了两个孩子。他们恳求救命恩人与之交换清酒酒杯，算是拜把子的象征。鹤田拒绝了，原因是他不想让他们沦为同他一样的“社会渣滓”。

其中有个孩子成了鹤田的忠实弟子，说什么也要跟着他。但鹤田还是不同意他加入帮会。鹤田在杀死某个坏蛋后，不得不东躲西藏。这时，徒弟叫人逮住了，并被折磨得半死。鹤田赶到医院时，弟子已是奄奄一息。孩子的姐姐央求鹤田认弟弟做义弟，这样他就能含笑九泉。弟子眼含泪水，抬头望着师父，恳求他答应自己最后的要求。

主人公该怎么办呢？孩子的忠诚理应得到犒赏，但要是认他做结拜兄弟，他死时便是个社会弃儿。“我希望他走的时候，身子是干干净净的，”鹤田说，“别像我这样是个混黑道的。”他不肯满足孩子的心愿，这乍看或许有些硬心肠，但在日本观众看来却不然。鹤田执意要保全死去弟子的名节，此举体现出无上的人性，同时也折射出他的为人谦卑。这是不折不扣的“人情”，至于“义理”，要留待孩子去世之后再去履行。

鹤田只身前去迎敌。他最后自然也死了，死在“亲分”的怀里。这个和蔼的老人同样为自己身为黑帮感到羞愧。他最大的心愿是把女儿嫁给某个“堅気”，也就是从事正派职业的人。（可实际上，女儿爱的人是鹤田，鹤田也爱她，但出于对主人家的“义理”，他不得不克制自我，这让姑娘很难过；当然了，他俩都选择把心事藏在肚子里。）鹤田就这样死去了，临死前还叫着“亲分！亲分！”。他的黑帮义弟在一旁轻声啜泣，“我们活着要像男子汉，死了也要像男子汉”。

鹤田面对的“义理——人情”难题的最后一个看点在于他的感情生活。不同于许多不近女色的年轻主人公，鹤田为人风流，但情感纠葛让他面临一道最痛苦的难题：他将如何选择？女人还是帮派？爱情还是道义？他身上交织着巴巴吉诺和塔米诺的影子，这是最不幸的局面。

这一两难境地在《人生剧场　飞车角》（1963）这部经典黑帮片的开头就得到了清晰的呈现——清晰到令人痛苦。鹤田携女友亡命天涯，成了对帮派无用的人。就这样，他被夹在对兄弟的义理和对女友的爱中间，左右为难。一天，背负着强烈愧疚感的他——“我必须活得像个男子汉”——穿上自己最好的和服，刺杀了敌对帮派的老大。

因为杀人而身陷囹圄的鹤田依旧日思夜想着自己的女人，可此时的她却已爱上高仓健。他过去是鹤田所在帮派的成员，尚不清楚她是自己大哥的女人。鹤田最终获释时，一切真相大白。高仓健双膝跪地，恳求大哥的原谅。轮到姑娘左右为难了。鹤田尽管怒火中烧，但还是叫高仓健带着姑娘远走高飞。他将“我慢”和高尚情操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高仓健犯愁了。他该如何是好？是忠于黑帮的信条，“兄弟之妻不可欺”呢，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他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化解了这对矛盾：一心求死的他只身前去挑战过去敌对的帮派。鹤田赶到时，高仓健已经快不行了。大哥将小弟搂入怀中，说道：“你总算成为了男子汉。”听罢，高仓健带着欣慰离开了人世。

轮到鹤田了。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于是欣然赴死，这时背景音乐的歌声激昂了起来。她的女人试图拦住他。“让开，女人！你没看见他终于成为男子汉了么？”

“可我爱你！”

“我也爱你。”

他还是将女人一把推开。在男人的世界里，获胜的必须是义理，正如歌词所唱的那样：“没有义理的世界一片黑暗。”就这样，鹤田继续忍受着难以忍受之事，也正因如此，他才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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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稍停片刻，探讨一下黑帮的神话世界和大部分日本人身处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因为正如好莱坞老片同它们所面向的社会有相似之处一样，黑帮电影也折射出日本人生活中的某些重要因素。从很多方面来看，有着义理、情感矛盾和社会痛楚的黑帮世界是日本社会程式化的缩影，一如江户时代的歌舞伎。

帮派忠诚和个人情感之间存在冲突；不得不在所爱的女人和对前辈的义务之间做出选择：这种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张力依然真实存在。撇开大肆吹嘘的和谐（日语里称为“和”）和共识这层表象，作为个体的日本人依然会而且时而明显会感受到来自集体的束缚，纵然他们跟鹤田一样，也渴望从集体生活中获得安全感。黑帮豪杰比起潇洒自在的武士来，更能表现出日本人内心的孤单。

工薪族常常不得不为了公司牺牲私生活。不管是否愿意，他们被迫与同事相处的时间往往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久。工厂车间里的人际关系也受到类似黑帮片里等级和忠诚观念的制约。在一家摩托车厂里，一个工长甚至告诉我，他看黑帮片，为的是学习如何应对自己的工作。

在日本，个体永远都是某个大团体的一分子（为数不多的例外被认为是古怪的独行侠）。很多西方人身上也有这一特征，但他们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将对“自我”的定位同所效力的公司牢牢捆绑在一起。他们有“私生活”，而且往往受到尊重。日本人则没有“私生活”，或者就算有，私密性也定不如西方人。事实上，他们不能脱离团体而存在。这些团体当中的人际关系并不一定建立在友情之上。无论摩托车公司、剧团，还是黑帮，日本的团体更像是一个个大家庭，不过一旦脱离家庭的怀抱，就不再是其一分子。

打个比方，一家闻名遐迩的先锋派剧团近日出版了一本有关剧团历史的书，内容甚是丰富。书中一处遗漏很惹眼：该团的一位大明星过去十年以来一直充当其台柱，他的名字却一次未被提起。原因是：他在编写该书前不久决定离开剧团，因此便再没有这个人。这则故事的一个有趣之处就在于，编辑该书的是日本某位知名剧评人。他辩称，之所以会有这处遗漏，是因为对剧团团长负有义理。

观众认同黑帮英雄，是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个独行侠。他的身份取决于所属帮派，这也是他的帮会标志从不离身的原因。黑帮片里的每次谈话、人与人之间的每次交往都是另一种仪式，另一种维护帮派团结的礼仪训练。除开偶尔爆发的狂躁和高潮时的赴死抉择外，任何个体情感的表达都会被礼制所扼杀。黑帮兄弟与其说是称兄道弟的成年人，不如说是表现一系列程式化动作的演员。被禁锢在仪式表象背后的独立个体始终茕茕孑立。这或许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人性，我也无意过分夸大这种共性，但窃以为，这在日本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总而言之，这足以使鹤田浩二与他的兄弟们成为真正的日本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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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被压抑后会将矛头转向自我，这是心理学上的一条金科玉律。日本没有伸张自我的英雄，倒是盛产自虐的好汉：主人公受的苦难越深重，就越有英雄风范。在日本，阳刚气概其实是将自虐发展成一门艺术后的产物。以暴力团为例，这还真就是一门自虐的艺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电影里则是所有人——通体都绘有刺青，上起脖子，下至膝盖，有时连脚踝处都有。[12]文身的时候伴随着切肤之痛，可以想见，他们对疼痛有着多么强大的忍耐力，甚至甘之如饴。

在令人特别难忘的一场戏里，年轻的主人公听从“亲分”的吩咐，做起了市井书贩。以他的脾气，很难从事买卖交易，因此，每当地痞前来寻衅滋事，他都会还手，打得对方抱头鼠窜。但这么做可不行：他现在是个商人了，为了做买卖，必须学会忍气吞声。（传统社会严禁商贩使用暴力，因为这是武士阶级的特权；如今，黑帮似乎从武士那里继承了这一衣钵。）

意气用事的年轻主人公在市场里遭到一位前辈的掌掴，他从这一惩戒中吸取了教训。当地痞们再度出现，以日本人常见的方式群殴他时，他任凭他们对他拳打脚踢：裆部挨了一脚，脸上挨了一拳，直到被打得昏死过去。但是他很欣慰，聚拢在身旁的其他商贾也很欣慰：因为他彰显了自己的骨气，基本上算是被人“打”进了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日本，区别男子汉和毛头小子的办法就是看他们是否接受宿命。这在好莱坞或许难以想象，因为社会流动和凸显自我历来就是一种理想。由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7]和朱迪·加兰（Judy Garland）[8]出演的最近一部百老汇音乐剧就释放出这样一条讯息：“只要肯尝试，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地道的美国主人公从不肯接受社会现状；社会总是会变好的；这说到底也是他当初来到美国的目的。日本人则没有什么旧世界，更别提什么新世界了，甚至连一个可供比照的邻国也没有。此外，几个世纪以来，在听天由命的佛教思想的熏陶和德川幕府统治的洗礼下，日本人很早就对根本性的改变不再抱有幻想。就连那些常常在暗地里对美国乐观主义精神表达钦佩之情的当代日本人——钦佩之中或许还夹杂着一丝妒意——仍会觉得这种态度十分幼稚，甚至还有几分愚昧。

包括黑帮片和歌舞伎在内的日本戏剧讲述的其实是社会悲剧，而社会悲剧自然要围绕着一个无法逃遁的封闭世界而展开。诗人渡边武信曾经说道：“黑帮英雄的宿命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生活并死去。”[13]江户时期，日本社会自然是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虽然如今情况不同了，但这种心态延续至今；外部世界在不少日本人眼里仍显得不尽真实，大部分人依旧视离开安乐窝为不堪设想之事。这意味着必须忍受从许多方面来看依旧是个封闭社会的种种限制。

正如大众娱乐作品所显示的那样，这种状态既令人欣慰，也十分悲惨。说欣慰，借影评人唐纳德·里奇之语，是因为“其明确限定了人们的选择。在舞台和银幕上让人尤为安心，因为这种对事物的简化处理显示出，在生活中别无其他出路……”[14]说它悲惨，是因为脱离这一世界的企图——哪怕生活中不是一直能够实现，在戏里试试也无妨——都将不可避免地以灾难收场。套用一部黑帮片里某人的一句台词：“混黑道的，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锒铛入狱，要么命丧黄泉。”[15]

对于普通人而言，真实的生活远非这般非黑即白，但个人主义之风若是太盛，则会招致严重的排挤，更有甚者，还会被驱逐出团体。传统日本村落对人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将其流放：日语里管这叫“村八分”，英语里也有类似表达，比如“送你到考文垂”[9]，意指使某人变成无名小卒。现代日本在很多方面依然像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村落。在这个“村落”里，被社会抛弃的下场比死还要惨——事实上可以说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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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注重仪式感的悲剧性艺术，黑帮片高度依赖其符号意义。若是对其往往十分玄奥的象征、仪式、形式、文身图案和手势含义不甚了解的话，那么黑帮片就会和日本这个国度本身一样让人一头雾水，捉摸不透。一切仪式同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脱离环境的仪式会丧失其意义。巴厘岛的仪式要是被搬到伦敦或纽约的舞台上，也许会让人大饱眼福，却会丧失其意义，只剩下单纯的民俗。

日本同世界各地一样，共同的符号是维系团体凝聚力的一种黏合剂。符号越是隐秘和复杂，就越容易将外人排除在外，将自己人纳入进来。一个例证是，崇尚传统的日本师傅无论教授什么（从插花到传统烹饪，无所不包），都喜欢祭出那套故弄玄虚的老法子。与之相似的还有那种认为各行各业都要耗费无穷无尽的时间操练基本功的老思想。尽管这些“老法子”能给包括日本人和外国人在内的大部分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故弄玄虚总的来说不过是迫使人们服从团体内部等级秩序的一种手段罢了。诚如能剧大家世阿弥在1400年撰文所言[16]，其作用还在于保护团体本身。

但是当人们脱离熟悉的环境，置身一片无人理解其符号因而也就无人懂得欣赏的新天地后，又将如何是好呢？一种经常采用的对策是假装自己从未离开，就好像躲在一部装了空调的旅游巴士里。另一种办法是夸大象征的意义，似乎是为了说服自己，即便身在异域，这些象征依然适用，结果使它们成为了一种拙劣的生搬硬套：置身热带的英国殖民者依然一身花呢布行头，在非洲的灌木丛里举行——“举行”这个词一点都没有夸大，因为事实如此——考究的野餐：“腔调可不能丢，这你懂。”

黑帮片的安乐窝被设在日本城市，时间跨度大致从19世纪末绵延至20世纪50年代。神话般的黑帮人物换个环境便会水土不服。这就使得一部突破自身天然界限的黑帮片显得格外有趣。上文所述的两种对策在该片中都有体现，并为观众深入剖析了日本民族主义背后的原动力。影片的片名起得恰如其分：《大陆流浪者》（‘大陸流れ者’，1966），主演是鹤田浩二，故事发生在香港。

简单而言，影片讲的是一伙白人黑帮和一伙华人黑帮围绕争夺日本人建造的水坝控制权起了冲突。旁白介绍说鹤田前去“发扬日本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全片。黑帮神话成了全体日本人的神话。鹤田的未婚妻为了给帮派筹资，甘愿堕入青楼，卖身为娼。这是最经典的歌舞伎套路。当鹤田表示反对时，她让他尽“日本人的义务——我怎么样都不打紧”。

随便哪部黑帮片里，她都会叫他去尽“作为男人的义务”；正如先前所见，女人牺牲自己，为的是让她们的男人变得像男子汉。鹤田自己也会想到要尽“作为黑帮”的义务。现在“男子汉”和“黑帮”的概念已延伸至“日本人”：他们和我们、男人和女人、黑帮和“堅気”的世界已经将日本人和外国人一同囊括在内。

片中一个有趣的人物是一位旅居香港的日侨，满嘴都是对日本的痛恨，这一点在海外日本人当中并不罕见。对于跳出了祖国怀抱这一局促空间的人而言，这种怀抱像极了监狱。如今这个可怜人落到了邪恶的白人黑帮手里，受尽折磨而死。就在痛苦的临终之际，他对着认真聆听的鹤田耳语道：“这下我总算可以像个日本人那样去死了。”他身为个体和海外日侨的矛盾通过死得到了化解。我们不禁回想起鹤田的黑帮同伙的啜泣声，“我们活要活得像男子汉，死也要死得像男子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甚至还让人联想到近松笔下通过殉情而永不分离的恋人。只有死了，才能实现活着时无法企及之事。

接着，种族主义露出了真面目：日本人决定和中国人携起手来（后者对此持何看法则并未被当回事），共同对抗白人。鹤田庄严地握着中国黑帮老大的手说：“东亚一家。”观众很容易将这句话看成是反讽，甚至是对二战政治宣传的一种嘲弄性模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有人都无心开玩笑，更不要说鹤田。黑帮神话最容不下的就是讽刺。事实情况是，战时神话在日本的大众娱乐节目中远未绝迹，在西方亦是如此。写作本书时，拍摄该片的公司又带给公众一部新片，名为《大日本帝国》，以纪念偷袭珍珠港等事件，这绝非偶然。

正如黑帮信条以及大多数日本公司的准则均立足于朦胧的精神价值一样，身为日本民族一员意味着某人可以宣称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大和精神。这和黑帮的“高尚情操”或武士道一样虚妄。同样虚妄的还有其他民族类似的精神主张。然而，这在信仰者眼中却极具说服力。

既然生来这般幸运，日本人自然有责任保护不如他们幸运的人：在亚洲保护他们免受白人恶徒的侵害。这是一种妄想，因为在现实中，这种保护等同于恐怖行径，却根本不会动摇妄想；无独有偶，真正的黑帮鱼肉普通百姓的一面也不会让他们伟岸的银幕形象受到一丁点的矮化。

黑帮英雄和“日本人”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世界，却又感与之脱节，被人误解，甚至遭人侧目。他们一方面自信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却又妄自菲薄：“我们的国家又小又穷”；“我是社会的渣滓”。人们对黑帮豪杰身上的这种两面性很认同。他既高傲，又是个异类；既是帮派成员，又是独行侠。黑帮英雄终究是这个世界勇敢的牺牲品，这也恰恰是不少日本人偏爱的自我形象。

在所有黑帮弃儿中，高仓健是浪漫的20世纪60年代激进派青年心目中的英雄。鹤田代表老一代的黑帮，他历经沧桑，劣迹斑斑，老于世故，不会愤世嫉俗。他明白自己在为失败的事业而战，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阿健是青年英雄，爽直、天真且易怒。女人和赌博都与他无缘。他浑身洋溢着革命者清心寡欲的思想。实际上，他是完美的学生激进党，动不动就会大发雷霆。而且不同于鹤田的是，阿健不会因为听天由命而故意寻死。他对现代世界不人道的愤懑郁积良久，在性节制可能的催化下，最终迎来了一次大爆发。

60年代的激进青年在战后“德谟克拉西”的环境下长大，却从未感受过真正的民主。他们深深困惑于个体在集体社会中的角色，于是效仿心目中的英雄，以集体狂热和个人牺牲相结合的暴力方式，叩开了那扇困住他们的大门。至少一小部分激进分子是这么做的。多数日本青年则同世界各国的年轻人一样，依旧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心满意足地看着高仓健为他们宣泄感情。仅仅在银幕上发泄，不需要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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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工业化国家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结束击碎了许多日本学生的迷梦。1968年的“五月风暴”在巴黎、伦敦、伯克利和东京都已成为渐渐褪色的幻象。想要轰轰烈烈改造世界的梦想已然黯淡，一个新纪元正拉开帷幕。有意思的是，属于传统黑帮片的时代，也就是高仓健和鹤田的黄金时代差不多也在此时走到了尽头。这部分是因为黑帮片的套路已显得老掉牙，不再吃香。任何像黑帮片那样矫揉造作的艺术形式不可能无休止地重复下去，哪怕是在对重复活动有着高度包容心的日本也做不到。

除此之外，另一个原因是纯洁的神话已经破灭，至少目前是这样。与时空息息相关的象征物已变得多余。这倒不是说黑帮英雄日薄西山了，而是他彻底变了样。甚至连昔日的演员都换了一批。新黑帮和越来越暴戾的学生激进派充分印证了一点：一旦日本英雄挣脱平素束缚其行为的规矩和礼仪，将会发生何种后果。他们会成为虚无主义者。

库尔特·辛格认为，每个日本人都被教育成“某个团体的一员，要为该团体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思想，以求获得真正的自我”。他还认为：“不论在哪里，这一进程一旦受阻，必将酝酿无政府思想。因为同样的法则告诉我们，有理性自由是教育的一大宗旨，欧洲人曾试图用无理性崇拜取而代之，最终却收获了虚无主义这一结果。”[17]

传统黑帮片的正式称法是“仁侠电影”（仁侠映画），而新型黑帮片则叫作“纪实电影”（実録映画）。龌龊的现实主义取代了神话。鹤田浩二可不想跟这种新潮流有任何瓜葛。他的评价是这些算不上真正的黑帮片，这一评价很符合他的风范。

新型黑帮片中最成功的一个系列是《无仁义之战》（‘仁義なき戦い’，1973）[10]，该剧颇具典型意义。新主人公不再是为到底履行义务还是彰显人性而痛苦的义士，而是如同菅原文太这样的粗汉。他们像芝加哥的流氓那样，在歌舞伎舞台上拖着懒洋洋的步子，戴着墨镜和黑手套，身穿丝质西服，肩上披着白雨衣，就跟披的是斗篷一样，领口竖起，总是气鼓鼓的，板着副脸。

神话和象征破灭了。包括英雄在内，这个世上的所有人都开始偷奸耍滑。鹤田为之鞠躬尽瘁的旧仪式几乎已被人忘却。《无仁义之战》中有一幕搞笑的场景，菅原文太扮演的主角试图斩下自己的手指。这是黑帮为了挽回丢失的颜面而举行的一种传统仪式：犯事者会将斩下的一截断指用白纸小心包好，送给被他伤害的一方。但由于文太是个不讲仁义的黑道分子，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举行这个痛苦的仪式。他最终用菜刀砍下自己的小指，却在后续的打斗中将其弄丢了。接着，身穿西装、满脸愁容的帮派成员全体趴在地上，帮文太找起断指来。

无法想象这一场景会出现在十年前[11]拍摄的严肃黑帮片中。要不是因为之后出现了用滚烫的铁钎戳人眼睛、用剪刀将人开膛破肚和用刀砍人脊背的镜头的话，我们还会以为众人伏地找断指这一幕是在逗人发笑。文太和同他一样的喽啰就像是在笼子里关了太久、无比狂躁的困兽。他们从不说话，只会哼哼。这让人感到一种濒于狂性大发的抑郁病态。《安藤组外传》这部影片记录了嗜血狂徒安藤昇的冒险行为。不苟言笑的安藤在从影之前还真就是混黑道的。该片有一段拍得煞是精彩，我们看见文太孤零零地坐在绚烂霓虹灯光映照的酒吧里，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半瓶威士忌，然后将酒瓶在桌上摔个粉碎，抄起一块锯齿状的玻璃碴，在自己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血印子。

这种暴力倾向在极度压抑的人的内心逐渐滋长，并毫无羁绊地突然发作，就像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士兵。尽管这些影片里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并无多少隐含目的，但是其表现凶狂的手法中却透着某种诡异的美。在《无仁义之战》中，一桩发生在玩具店里的凶杀案特别令人难忘，受害者的鲜血同叮当作响的玩具和节日装饰的艳俗色彩巧妙地融为一体。暴毙身亡和浮华的庸俗艺术之间的反差将此情此景变为了一幕滑稽戏。这种反差，在类似的日本审美意识中是一个重要元素。

让人吃惊的是，暴力行为毫无来由。日本影视喜剧中很少或者从来不会尝试有条理地将笑料串联起来（过去也叫“无厘头电影”，日语里对应的词是“ナンセンスもの”）。与之相似的是，这些电影里的暴力场面背后并无逻辑可循。暴力行为基本上是被随随便便拼接在一起，就像老掉牙的笑话，或是色情片里的性爱镜头。

但这恰恰是重点：令文太这类主人公沉湎其中的骇人暴行背后并没有合情合理的施暴理由，因为他是个虚无主义者。还不清的人情债和束缚凡人的忠诚对他而言压根不存在。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在日本紧密的社会网络里只会横冲直撞。他之所以英勇，是因为坏得彻底。

在日本的英雄传统中，虚无主义占据的地位同一心求死的家臣以及崇高的替罪羊可谓平分秋色。它极有可能受到了禅宗这一最虚无的信条的影响。虚无主义是战胜自我和随心所欲的结果。没有自我的意识是不讲感情，不懂怜悯的。真正的禅宗英雄可以轻易蜕变为一台没有思想的杀戮机器。纯粹的自发性会将其引向一种扭曲的佛陀形象。

虚无主义者可为他人不可为之事；他是压制个性的社会里的超级个人主义者。无疑，在许多工薪族——在这之前则是江户时代的市井小民——的内心深处，都有着成为舞着剑的杀手或者挎着枪的文太的愿望。这就好比在西方，崇尚阳刚之气的传统会鼓动人们认同约翰·韦恩或者查尔斯·布朗森（Charles Bronson）[12]一样。

然而，在西方，英雄终究得要站在正义的一边，甚至连反派人物也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坏。撇开其粗犷的外表不谈，扮演“逃犯贝贝”这一卡斯巴地区地头蛇的让·迦本（Jean Gabin）[13]其实是个十足的老好人。《一世之雄》（Angels with Dirty Faces，1938）里，詹姆斯·卡格尼在电椅前面露怯意，好让街坊邻居的孩子不要记住他。若换成是日本恶人，这种做法则难以想象。日本的恶主人公可以遍寻全身却找不出一丁点的好来；他们表里如一。

天照大神的弟弟须佐之男打破了一切禁忌，是个实实在在的虚无主义者。他性情暴戾，怀有病态的反社会思想，而且同不少虚无主义英雄相似的是，他最终落到了被贬为贱民、四处漂泊的田地，好在晚年时洗刷了过去的污名。尽管如此，他却是位人见人爱的神祇。恶作为人性的一部分为人所接受，因此须佐之男是个高度人格化的神。正因如此，我们感到，日本人评价神时更多是从审美角度出发，而非视其道德水平。不管坏蛋的行为多么凶残，只要做事有自己的风格，只要他“格好いい”——也就是帅气，就配做英雄。

从某种意义上讲，虚无主义者很像武士豪杰，尽管二者有所区别。后者是在人世间锄强扶弱的神仙，而虚无主义者更像是胡乱发作的复仇天使。某些最负盛名的虚无主义者自己就是武士，其中的大多数，不管是在戏说还是在正史里，都生活在幕末这一最虚无的时代，也就是动荡纷乱的江户末期。

19世纪中叶是个战火连天、谍影重重、白色恐怖、激进狂热和阴谋不断的时代。外国列强逼迫日本打开门户。军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倒台了，阶级藩篱土崩瓦解。多半来自南方、反对幕府统治的武士开始争夺权力。

这种混乱对广大民众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他们连谁跟谁斗都搞不清——往往连争斗各方自己也不甚了了，因为忠诚反复无常，刀光剑影之下，盟友说倒戈就倒戈。

幕末时期某位最具典型性的虚无主义英雄是一则故事的主人公。这则故事屡次被翻拍成电影，名为《大菩萨岭》（‘大菩薩峠’）[14]。机竜之助是个云游四方的剑客，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用精心保养的武器干净利落地杀人。他不支持任何人或任何事；而且对要杀谁也不挑挑拣拣，能练习杀人技巧就行。

公平对他而言如同空气。不少成为他刀下鬼的人都是些上了年纪的香客，毫无招架之力。但滥杀无辜不会令其英雄形象失色；不过是增强了虚无主义色彩。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风格。根据这则故事改编的电影中最有趣的版本摄于1957年，导演是擅长血腥暴力的内田吐梦，说是血腥暴力，但内田却能将这一主题表现得无比华丽。就这样，走四方的杀手的无来由暴力行径，成就了一部精彩的庸俗剧情片：人头落地，身体被一劈为二，银幕上一片血红。主人公是邪恶的化身，因为一丝狞笑嘴角上扬，他咆哮道：“看我的剑快不快！”边说还边带着爱意抚了抚刀刃。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因而受人爱戴。

在这些影片中，暴力是程式化手法和详尽的写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与之相似的是江户末期的歌舞伎。当受害者被人扑倒在地时，还能听到他的骨头咯咯作响——实际上，这一例子出自某部儿童电影；甚至还能听见刀捅入腹的吱吱声；此外还有眼球被挖出眼眶，以及人脸被烈焰吞噬的镜头。

之所以滥施暴力，完全是出于艺术考虑。流血被奉为一种美学，这在西方是难以想象的。说到这儿不禁让人想起萨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15]的电影，但是他纯属异类，因而谈不上有多大的争议性。我并非在暗示暴力美学唯独日本才有，但是在西方，暴力如同性一样，都是需要打着幌子的，不管如何虚妄。（不然的话，暴力就会沦为纯粹的幻想，就好比童话故事或恐怖小说，归根到底，更多依赖于震撼效果，而不是对真实暴力的生动刻画。）尽管佩金帕被指责不道德，但就连他都不能光以美学理由来为其电影中的残忍画面正名。在他硬汉子的外表下，其实埋藏着一颗美国清教徒的心，他之所以表现人类凶残的本领，目的是为了鞭挞暴力。说他虚伪，是因为他（以及他的观众）很明显在公开抨击暴力的同时，却还对杀戮之事乐在其中。但这种伪善其实是我们的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醉心于杀戮之事的日本美学家并不觉得有必要为自己辩白。他们的审美观同道德无涉，因为他们认同王尔德的看法，即美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正如英雄和神明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一样。另外，他们作品中毫无来由的残忍再次凸显了命运无情之殇。这并不是说日本观众性情残忍，或者是施虐狂。他们或许只是比别的地方的人更能容忍极端暴力而已：电视上暴虐至极的儿童节目似乎印证了这点。其中原因在于，在日本，并不存在与暴力相对立的绝对道德原则。不同于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6]，日本的虚无主义者并没有要与之对抗的基督教道德观。

在日本人看来，暴力和性很像：算不上是什么大罪过，却要受社会制约。摆脱这些约束的唯一办法就是玩乐；打压得越狠，游戏的内容便越荒诞不经。在暴力中寻找消遣和去妓院嫖妓或参加宗教节庆一样，都是一种发泄的渠道。典型的幕末艺术家如绘金者，曾创作被用来装点寺庙并在节日期间供人观摩的阴森森的浮世绘，这绝非偶然。他热衷的题材是歌舞伎里最残忍和血腥的戏码，比方说美少年白井权八将对手砍得血肉横飞，或者高尚的家臣松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人杀害。绘金的画作发挥的功能可以参考内田吐梦的电影和与他同时代的歌舞伎作品，它们为世人在一个有序且安全的社会里释放遭到压抑的攻击欲提供了一个出口。

日本人通过戏剧获得消遣的观念十分接近于阿尔托（Artaud）[17]有关残忍戏剧的理论：“观众可以把戏看成是一场梦；而非现实的翻版……他们听凭自己在奇妙的、自由自在的梦境中神游。这份自由在经过恐惧和残忍的渲染后，为观众所认可。”[18]

只要在审美上令人开心就好。歌舞伎演员坂东三津五郎曾经说过：“歌舞伎是将残忍描绘为美的一门艺术，可以令残忍显得不那么残忍。”[19]换言之，美能够净化残忍，想必同时也能净化我们。

这一切当中有几分滑稽的意味。在影院或剧院里看到人们因为某人遭到残酷折磨而咯咯大笑，起初会让人略感不适。毋庸置疑，这部分是一种打破紧张气氛的自然反应，同时也是日本人口中常说的“节庆、祭典精神”（祭の精神）。诚然，描绘虚无主义英雄、情节暴力至极的影片在宣传时所打的广告常常是“血祭”（血の祭），而其情节当真是血淋淋的。通常，这类“血祭”都是闹剧。这一传统可追溯至19世纪歌舞伎里的荒诞戏法，本质上是某种形式的滑稽戏，戏中人的假腿会折断，血红色的人头会以骇人的方式滚落到舞台上。这种残忍实在是太过毛骨悚然，太程式化，太极端了，因而不像是真的。与之相似的是传统色情作品——旧时称法是“喜剧艺术”——中的性爱元素。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借此驱走真实暴力的威胁。

在谈到铃木清顺这位电影界著名的暴力美学家时，佐藤忠男使用了“无常”这一佛教术语[20]，来形容这类残忍的剧作。铃木的电影有意识地在向歌舞伎靠近，故意将滑稽和暴力糅合在一起。在《东京流浪者》（‘東京流れ者’，1966）这部经典作品中，出演虚无主义主人公的是一位风靡一时的青春偶像，身上一袭整洁无瑕的白西装。最终的屠杀发生在一家俗气的夜总会，里面粉刷成明晃晃的亮白色，这同飞溅的血迹构成了美妙的反差。每多杀一个人——这个片段有内田吐梦的影子——闪光灯就由白变黄，再转为紫色，最后是恐怖片里的那种猩红色。

铃木本人将他的虚无主义思想归因于战争期间的经历。据他回忆，他和朋友被送去为天皇捐躯，那时生命不仅如草芥，而且荒唐透顶。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的景象时而还逗人发笑：“他们击沉你的舰船后，就得等其他船前来搭救。我永远也忘不了人们沿着绳索往上爬的景象，他们的身子左右晃动，还不停地磕到脑袋。等到爬上甲板时，已经是青一块紫一块了……有些人铁定没命了，只好海葬。两个水兵会抬着尸体的头和脚，随着哒哒哒的号声响起，尸体被扔进大海：哒哒哒，又一具，哒哒哒，再来一具……”（说到这儿铃木笑了起来。）[21]

这或许是铃木某部电影里的一个片段。他会成为虚无主义者实属必然，因为对于他而言，幽默和审美意识是应对生命无情逝去的唯一办法。只有放声大笑，才能减轻人生无常的悲剧色彩。也只有美，才能净化横死的污秽。

[1]旗本是指江户时代德川将军家的直属家臣，石高未满一万石，可进城拜谒将军。——编注

[2]加里·库珀（1901—1961），美国知名演员，曾经五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总共夺得两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作品包括《宾虚》《战地钟声》《正午》等。

[3]法被是传统和服之一，为外套式的上衣，长度从腰部到膝盖皆可。江户时代多为武家下人或是做工从商的职人所着，上绣家纹，现常于祭典中穿着。——编注

[4]亨弗莱·鲍嘉（1899—1957），美国著名演员，作品包括《卡萨布兰卡》《马耳他之鹰》《龙凤配》等。

[5]詹姆斯·卡格尼（1899—1986），美国著名演员，作品包括《人民公敌》《胜利之歌》《一世之雄》等。

[6]在法国“恐怖统治时期”，刚由断头台上抬出的尸体在荒谬喜剧中给当作大型木偶操纵，十分血腥，由此得名。

[7]米基·鲁尼（1920—2014），美国电影演员，作品有《娃娃从军记》《小镇的天空》等。

[8]朱迪·加兰（1922—1969），美国女演员、歌手，最有名的作品即《绿野仙踪》。

[9]历史上，考文垂由于被用作关押英国保皇党，而衍生出了“送到考文垂”（be sent to Coventry）这一短语，意为流放某人。

[10]导演深作欣二之后又拍了同系列的四部作品及名为《新无仁义之战》的三部续作。——编注

[11]本书写于1983年，《无仁义之战》电影于书完成十年前的1973年拍摄。——编注

[12]查尔斯·布朗森（1921—2003），美国著名动作片演员，作品有《夜长梦多》。

[13]让·迦本（1904—1976），法国著名演员。他在影片《逃犯贝贝》（Pépéle Moko，1941）中饰演主角，一个遭到警察追捕的盗贼，为避风头，流窜到了阿尔及尔。

[14]此为中里介山（1885—1944）撰写的长篇小说，于1913年至1941年间在报纸上连载，为四十一卷的未完成作品。——编注

[15]萨姆·佩金帕（1925—1985），美国著名导演，作品多为血腥暴力的动作片。

[16]萨德侯爵，法国作家，尤其喜欢描写色情、暴力和施虐等题材，由此诞生了“萨德主义”这个词，专用来形容嗜好暴力和血腥的倾向。

[17]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法国戏剧理论家、演员、诗人。

第十一章　取笑父亲

每个纯正的日本英雄都爱他的母亲，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他的父亲呢？是否也一样受人爱戴，或者至少受人尊敬？鉴于日本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我们自然会这么认为。然而，流行文化中的许多方面却似乎暗示现实恰恰相反。

大约十年前曾有一套名为《无能老爸》（‘ダメおやじ’）的漫画问世。书是写给孩子看的，但正如日本常见的情况，其在成人中间也很流行。这套漫画的内容十分特别，因为正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老爸”永远都是野蛮欺凌的受害者。“老爸”是个可怜的小个子，戴着眼镜，满口龅牙，有点近似二战美国宣传片里“日本鬼子”的形象，又矮又丑，就跟条长不大的鱼一样。

“老爸”白天在梦魇般的办公室里点头哈腰，打躬作揖，回到家里还要受自己老婆的百般虐待。她是个为人泼辣、大呼小叫的悍妇，绰号“鬼婆婆”。他的儿子是个光头“皮大王”，女儿是个抱怨不休的虐待狂。两个小鬼头都开心地帮着妈妈滥施淫威。在典型的一集里，“老爸”像条狗似的被用锁链拴在一根桩子上。他一开口，脑袋就挨了妻子一脚。她训斥道：“你要什么就汪汪叫！”“好的。”他蜷缩在角落里应了一句。这句话又招来了儿子的一记飞踹，边踹还边幸灾乐祸地尖叫。

接着“老爸”被勒令去买东西，嘴里叼着个篮子，四肢着地，边跑还边“汪汪”地吠叫。当地杂货店主喂了他一把花生，然后给他粘上一对耳朵和一条细尾巴，命令他做猪。无能老爸于是哼哼着回了家。狗变猪了，见此情形，“鬼婆婆”对他又是迎面一脚。“你要是这么想做猪，那我们就用炉子把你烤了。”这一集的最后一幅画里，我们看见“老爸”浑身布满了可怕的烧伤和血淋淋的伤口，蜷曲在自己老婆的大脚下。她站在他身上，仿佛狩猎成功的猎人，身旁的儿子绕着他手舞足蹈，跟个疯狂的食人族一样。

就这样，“无能老爸”的悲惨故事一再上演，没完没了地遭受凌虐。他被扔进一个爬满了蓟的陷阱，在火葬场里被活活烤熟；生病时被冻在冰冷的浴缸里。有一集里，老婆为了撒气，把他生活中唯一的快乐来源，一只宠物鸟，做成了他的晚餐。我重申一遍，这是给孩子看的漫画。

在一个常常被称作半封建（这么说既对也不对）的国度，人们有着森严的等级观念，再加上深厚的军事传统，按理说应尊敬家长才是。因此，出现上述现象或许会让人心生疑惑。但即便只是对流行文化浮光掠影的一瞥也能揭示出，这部漫画虽说有些极端，但绝对算不上异乎寻常。父亲往往是供人消遣的对象，而随着“德谟克拉西”的新观念进一步撼动其本已摇摇欲坠的地位，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

父亲要不是荒唐可笑的话，便是一副惨兮兮的模样；是个孤零零坐在角落里、借酒浇愁的老头儿。他几乎断无可能是什么英雄。要真有家庭英雄的话，也还是神圣的母亲。举例而言，在美国西部片里，说一不二的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可在日本的文娱作品里，几乎全然不见其身影。

尽管认为每个日本父亲都是可笑的窝囊废或孤独的酒鬼的想法肯定是不对的，但虚构故事并非与现实全然脱节。许多男人终生都要受到母亲的摆布。母亲的权力越大，儿媳妇吃的苦就越多。这是现代电视剧和歌舞伎的一大主题，上百万富有同情心的家庭主妇都是这些节目的忠实观众。

鉴于婆婆对儿子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她常常有理由嫉妒取代她位置的儿媳。丈夫对母亲的依赖是后者权力的来源。

外人对此并不能一眼就看明白。外国人在瞧见温良的日本家庭主妇被丈夫大声地呼来唤去，而后者却什么事都做不了，或者不愿意动手做时，多半会下结论说，在日本，发号施令的是男人。他们举例说，像从封建时代走过来的老夫妻，妻子总是隔着几步跟在丈夫身后，而且拿行李的往往也是她。而当丈夫的却还催促她快点走。

我还记得，一群外国人参加晚宴时，日本男主人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盛满食物的盘子，他动也不动，吩咐妻子起身收拾干净，一刻也不许耽误。这一幕把赴宴的外国人看得目瞪口呆。

由于当事人演技高超，这出戏毫无疑问蒙骗了一般的外人。许多情况下，太太温良贤淑的外表不过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严母在公开场合所戴的面具罢了，而丈夫粗鲁咆哮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个紧抓男性特权不放的可怜男人。奴隶和军士长只是公开身份，与个人的真正实力其实并无多大关系。妻子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对丈夫毕恭毕敬，是因为这是她的本分，但令她恭敬的是丈夫的身份，而不是他这个人。至于他们私底下关系如何则另当别论了。

这让人联想起一部名叫《硬派银次郎》的漫画。故事里，坚忍的年轻主人公虽经历反复斗争和反抗，终究还是坠入了一个女子的温柔乡（哦，话说这可是硬派的大忌）。为了显示自己男性气概犹存，他令她隔开几步跟在自己身后，以示恭敬。“好的，先生！”她大声应着，随后狡黠地朝观众使了个眼色，说道，“他难道不是这世上最可爱的小东西么？”

每个日本人都对真实意图和公开姿态之间的差距了然于胸。这既是文明生活的一个公认特征，也是日本人开玩笑时的一大笑料。这类笑话和世界各地的幽默一样，都植根于社会矫饰和现实之间的鸿沟。而若当父亲的自己就是个孩子的话，这道鸿沟就再深不过了。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一则典型的电视广告，比方说熟奶酪的广告吧，会以一位一言不发、板着脸的父亲作为开头：他是心存不满的军士长。拿着奶酪的母亲这时现身。“这是啥玩意？”父亲嘟囔了一句，五官因为厌恶挤在了一起。母亲说：“试试看！”父亲极为勉强地尝了尝，效果出乎意料：突然间，闷闷不乐的爸爸变得跟疯小孩一样，跟孩子们一起尖叫起来，似乎奶酪里含有某种可引起青春期妄想症的药物。我们继而看到母亲的一个特写镜头，她又一次成功了，对着镜头忘情地笑，感叹孩子和孩子他爸都那么可爱。

世界各地的男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受公开身份的约束，并且认为有必要视情况决定是去胜任还是辜负这些身份。因为公开身份在日本富有戏剧性，以至于公与私之间的差距似乎分外鲜明。公开身份越高，矫揉造作也就越滑稽。这就是日本人擅长社会讽刺的原因。除了全世界共有的秽物文学（scatology）外，社会讽刺即便不是日本人唯一的喜剧传统，也是最主要的一项。

日本喜剧之所以兴盛，靠的是戳穿自命不凡者的西洋镜，还人以本来面目。江户时期小说中的著名喜剧人物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学究、腐败而浮夸的官员、傲慢的武士和富有的傻瓜。让他们出洋相的是凡人皆有的弱点。当时一首典型但并不风雅的小诗这样写道：“想解手却不知所措，穿铠甲的武士如是说。”[1]一个庄重的武士为了如此简单的生理需求，不得不卸去一身社会虚饰，这在江户小市民眼里想必一定好笑极了。的确，盛气凌人的武士和傻瓜般的主公殿下时至今日依旧是夜间电视上播放的日式轻喜剧里的主要角色。

自大的父亲回到家后试图维护其在外的形象，这很明显符合上述传统。不少喜剧讲的都是如何让父亲威风扫地。所谓的《社长》系列便是很好的一例。这部剧摄于1960年代，但依旧在电视上和脏兮兮的地方电影院里反复重播。根据这类剧的惯例，《社长》系列每一集的剧情都差不多。一向由森繁久弥扮演的社长自始至终都是以傻子的形象示人。但他再怎么说也是个社长，必须以礼相待：比如让谄媚的下属为他揉肩，命令人们做这做那，以及在公开场合发表冗长而啰唆的演讲。当然了，笑点存在于其公开形象和私下面目之间的天壤之别。他差遣起员工来像个将军，可到了女儿面前就任其摆布，任她们无情地嘲弄他，敲他的竹杠，给她们买昂贵的礼物。她们想要什么，他一概满足。社长不同意秘书娶他心爱的姑娘，自己却有着好几个情妇。而情妇更像是忠诚的母亲，在她们面前，他成了个任性的淘气包，让她们替他剪脚趾甲、掏耳朵。

尽管他对人颐指气使，但在剧终时总会显示出自己的善良本质，而这只会徒增笑料。一部影片里，他差点逼死了一个女人，原因是不允许她嫁给自己的某位属下。女人恢复了健康，但社长却受人诓骗，以为她并未康复。对此他深感内疚，并做出了退让。他穿着和服、拄着拐杖，站在医院的病房里，看上去愚蠢透顶。这出精心设计的骗局让他不自觉地显露出了骨子里的正直。

换在过去，父亲的角色或许比如今更受重视。父亲是儿子效仿的楷模，是个疏远的权威形象，常常和实际行使这一权威的人相去甚远。对于许多孩子而言，他可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因为家庭教育几乎完全是由女人一手把持的。套用一位美国社会科学家的话来讲，在男孩子眼里，“母亲象征着一生的付出和牺牲，而父亲只是个难以触及的权威偶像”。[2]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扮演的角色多少是命中注定的。木匠的儿子一般也是木匠，演员的儿子也是演员，武士和神官的后代亦复如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是有意义的。很明显，父亲的社会地位越高——但不得突破其阶层——这句话就越有道理，特别是当他是一大家子人的首领时，更是如此。

然而，要是说父亲在武士阶层中享有最大权威的话，恐怕此言不虚。即便是在传统日本，父亲在贫寒人家里的权威也断不是绝对的，因为母亲同样要撑起家庭，有时甚至担负了更重的养家责任。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父亲的公开角色得到了强化。这部分是日本社会“武士化”[3]的结果：武士的价值观渗透进了各个阶层。根据明治政府于1898年颁布的民法典，父亲可以全权处置家庭财产，有权决定家庭成员的住址，还可以赞成或反对子女结婚或离婚。[4]

这一现象同天皇的处境存在一层有趣的相似性。天皇几个世纪以来首次走出了他虚位君主的幽室。在那之前，历代日本天皇基本就是模糊的画像，远离公众视线，虽说神圣，但没有一点实权。突然间，他粉墨登场：骑在马背上，一身戎装，留着短硬的军人式八字胡，方寸之间尽是明治严父的风范。他究竟有多大实权有待商榷，不过，在家听父亲的，在外听全体日本人之父天皇的——这份遵从归根结底是一回事；后者是前者顺理成章的延伸。

与之相悖的是，与此同时，社会变革正一点点地削弱父亲对家庭的实际控制权。在一个快速工业化的社会里，子承父业不再是一种常态。一个人的前途越来越取决于考试，而非世袭继承。随着儿子们不断走出乡村，去大城市学习，旧有的阶级体制开始崩塌。父亲不再是必须要仰视的典范，有时只会令人不快地暴露儿子的乡下出身。另外，他还指望成为城里人的儿子能在自己步入晚年时照顾他。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工薪族的时代来临了。关于其在当下日本社会中的角色已有大量论述，这里仅需说明，当代日本企业从传统社会里继承了许多等级划分，譬如乡下和城里、武士和商贩；同时又进一步将家庭和工作地分割开来。

这样一种区分是全世界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缩影，但它对日本的影响略有不同，因为各国家庭制度本就不同。在西方和中国，家庭的立足点是血缘关系。只要能证明亲缘关系，一个身在旧金山的华人会自觉有义务热情款待来自曼谷的某人。欧洲人一般做不到这样。不过，有亲戚关系意味着同属一脉。当然也存在收养行为，但这更多是例外，而非常态。

在日本人的传统家庭观念中，区别亲属和非亲属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晰。日本的家庭除了基于血缘外，部分还基于地点，尤其是工作地。值得一提的是，“亲”（家长）和“子”（子女）最初的意思是指一个工作单位的领导和成员。我们已经看到，黑帮是如何参照家庭模式来组织的，有着自己的父亲式人物（即“亲分”）和“子女”（即“子分”）。[5]为了巩固彼此的关系，黑帮分子还会举行歃血为盟的仪式。他们作为家庭一分子的归属感，类似于黑手党，但不同于黑手党的是，日本黑帮并不以亲缘关系为基础。

根据传统，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儿媳会被认为比嫁出去的亲生女儿更亲。如今，入赘女婿被过继给妻子家，以延续其家门香火的做法依旧屡见不鲜。有时，在旧制度下，长期员工也会被视为家庭的一员。实际上，这种痕迹在现代日本公司内部可谓俯拾皆是，且管理层对此一贯强调：比如说在山叶家族[1]和丰田家族。至于普通职员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则有待商议，但至少理想状态就是这样。

在传统社会——这一社会在匠人中间延续其存在——父亲扮演着一种双重角色：做木工的能工巧匠，是谓“親方”，不管在员工眼里，还是在自己孩子眼里，都是父亲般的人物。缘于此，他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备受尊重。若他还是肩负重要责任的大家族首领的话，那更是万众景仰。现代文娱作品中描绘的供人取笑的父亲形象当中，很少会出现可笑的木匠或建筑工，这一点无疑很能说明问题。拙劣的父亲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工薪族。的确有一些惨兮兮且醉醺醺的手艺人在现代世界活不下去，但他们更应博得同情，而不是为人耻笑。

仅仅立足于亲缘关系，也就是对应日语里“家族”的核心家庭是从西方舶来的现代观念（1868年后）。[6]现如今的工薪族父亲不再被唤作“亲”或“父亲”，而是“爸爸”（papa）。这个英语外来词很难表现出昔日的那种敬意。传统和现代风尚的交融，令工薪族爸爸在两个家庭之间左右为难：一边是公司，是他和别人共事的地方；一边是“家族”，也就是妻子儿女。广告商将核心家庭当作一种理想大力推崇，试图借着“我的房”、“我的车”和“我的家”等时髦口号来提振消费热情。英语词“my”（我的）深受广告商和消费者的青睐，因为不知何故，日语里的对应词显得占有欲太强、太自私、太强调个体高过集体。

尽管如此，普通工薪族还是将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公司这个大家庭。这也许更多是出于同事的压力，而非个人选择，尽管这点还不能肯定——因为我们看到，星期日的下午，许多爸爸穿着便装，拖拖拉拉跟在家人身后，脸上写满了厌倦，说明他们并不乐在其中。然而压力很大——有时甚至来自自己的妻子。人们常拿一些例子来说事，比如某位不肯随大流的丈夫下班后径直回家，而不是选择合群，与同事们外出小酌。他的太太很快予以制止，因为她说邻居们在嚼舌头。“你注意到没有，他每天都早回家……也许他在单位表现不好……这人肯定有问题……”毫无疑问，“‘我的家’的爸爸”只有被取笑而不是被高看的份儿。

漫画和电影中描绘的典型工薪族软弱、不负责任，且只对性事（往往不成功）和钱财感兴趣。这一角色的典范是喜剧演员植木等，他是所谓《不负责任》系列（‘無責任’）的主人公。作为工薪族，他得不到尊重，却还装得满不在乎。他追求的只是及时行乐。这部剧摄于1960年代早期，那时正值经济奇迹升温之际。主题歌这样唱道：

苏伊苏伊苏达拉拉

社长和课长爱和姑娘玩闹

羞耻只是一时，但金钱相伴一生

谁愿意较真，我从来不知责任是啥

漫画里的工薪族无一例外都是可怜虫。要不是在拍上司的马屁，就是在偷窥秘书的裙底。对诸如佐藤三平和庄司祯雄[2]这类漫画家最痴迷的一批读者正是工薪族。

失去了责任也就失去了他人尊重的父亲不再是榜样。这是贯穿黑泽明电影的主旨之一，他敏锐地觉察到武士价值观在现代社会已经沦陷。

有人指出，在黑泽明的电影里，长者和后生之间的关系均是父子关系的变体。[7]我认为言之有理。说到这，不由让人联想起《野良犬》里经验丰富的警官和警界新人、《泥醉天使》里的医生和黑帮分子以及《姿三四郎》中的柔道师父和小伙子。在黑泽明看来，精神指导是传授技艺的一部分；实际上，真正的启蒙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他理想中的父亲式人物均是精神导师。传统的父亲还能胜任这一角色，现代的父亲已难望其项背。黑泽明的电影里，仅有两部中的父亲无专门技艺可供传授，不过是个现代爸爸，儿子们都不听他的话。在《生之欲》中，身患癌症的低级官员将不久于人世，可爱子却对其不管不顾；《活人的记录》（‘生きものの記録’，1955）里的父亲对于核战争的危险惶惶不可终日，被人当成是疯子。

现代爸爸——尤其是工薪族——不但没什么可以教给儿子的（即使有，儿子也不睬他），而且公开和私下地位之间的差距令他难以施展权威。日本电影史上最滑稽同时也最感伤的某部喜剧是小津安二郎执导的《我出生了，但》（‘生きてはみたけれど’）。该片虽摄于1932年，但至今仍不显过时。东京市郊一个典型的工薪族聚居区里，一群小孩在争论谁的父亲“最牛”。启二和良一两兄弟一口咬定他们的爸爸比小个子的太郎的爸爸更有权势，但后者其实是两兄弟父亲的老板。最终，他们赢了，因为他们比太郎更高更壮。

一日，他俩受邀去太郎家参加派对。太郎的爸爸骄傲地为众人放映他最新拍摄的家庭录像，这在当时可是象征身份的标志。令所有宾客捧腹的是，启二和良一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屏幕上，蹦啊跳啊，又扮小丑，又做鬼脸，靠装傻来取悦老板。哥俩儿极为震惊。这个他们被教育要尊敬同时又是左邻右舍“最牛”父亲的男人，一下子堕落为这么个可怜虫和马屁精，为了一顿晚饭甘愿像个傻子那样手舞足蹈。

他们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太郎他爸那么牛？要是弄到最后还得对一个操场上可以轻易打趴下的小子点头哈腰，那读书还有何用？父亲努力解释说，他得负责家里的开销，一大家子人总得吃饭吧，他能怎么办？世道就是这样。

两个孩子接着开始绝食。宁可不吃饭，也不肯低头。黔驴技穷的爸爸悲切地向妻子倒苦水，说希望儿子今后不要成为“跟我一样不堪的工薪族”。这部影片里，父亲丢脸并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举例而言，他不同于德·西卡（De Sica）[3]的电影《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1948）里不得不靠行窃为生的父亲。相反，他因为做了某件在当时看来正确的事而遭人讥笑。他的行为完全符合社会期待。要想在工薪族的世界里生存下去，就必须对老板言听计从，尤其是在等级关系远比个人才能更重要的日本。他同偷车贼一样都是社会的牺牲品，都被夺去了尊严。二者的区别在于，偷车贼之子从未对父亲不敬，而且德·西卡很显然认为错的是社会，因而必须改造社会。小津却不会从是非对错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于他和许多同胞而言，日本社会就是人性的体现：可悲么？是的。可笑么？也许吧，可终究又能怎样呢？……

当然，也有些夸张的父亲努力想要像明治时代的严父那样树立他们的权威，但这种努力无一例外遭到家人的嫌恶。太太经常会护着孩子，一同跟他过不去。反映在战后日本电影中，最著名的一例当属由木下惠介执导、摄于1949年的《破鼓》（‘破れ太鼓’）。父亲津田军平是个白手起家的建筑公司老板，战后的暴发户多半发迹自这一行。身为严父的他要求家里人绝对服从：他逼女儿与生意靠山之子成婚；不允许大儿子另起炉灶自己创业，也不准小儿子成为音乐家。

木下巧妙地表现出，一旦父亲登场，以完美母亲为中心的家庭气氛何以立刻被愁云惨雾所笼罩。但是时代变了，如今讲民主了，于是长子决心忤逆父亲，离家出走。这之后，他的母亲（她离开了儿子兴许活不下去）和家里其他人也相继出走，包括撕毁包办婚约的女儿。

结果，父亲失去了经济靠山，生意一落千丈。津田军平这个霸道的军事作风信徒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曾经对人管头管脚，如今却众叛亲离。但即便是最好大喜功、麻木不仁和专制独裁的父亲也并非一无是处。津田诚心悔过的举动很快换来了一家人的团聚。既然已经显示父亲是个可悲的失败者，那就可以上演圆满的大结局了。

《破鼓》问世之际恰逢人们对新式“德谟克拉西”热情最高涨的时候。木下借电影暗示道，作为父亲的津田的失势，是个极富现代意义的现象；即在崇尚个人主义的日本，再也没有明治时代专制之风的立足之地。家长式权威在法西斯时期一度强势复苏，但从其表象已经落幕这点来看，先前的一句话恐怕没有说错。毕竟，原来的老古板们打了败仗，由之而生的羞耻感难以抹去。

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对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情况进行过分析：

少年犯的父亲曾经是皇军士兵，作战英勇……起初，孩子表现良好，但进入叛逆期后，他变得难以驾驭。于是他要什么，父亲就给什么。面对敌人也毫不退缩的“强悍父亲”却拿自己的儿子束手无策。作为大团体一分子的他是个强者，但成为个体后明显是个弱者。[8]

我不相信这仅仅是战后“德谟克拉西”造成的问题。《破鼓》一片中，全家人在父亲潦倒之际重新聚拢在他身旁的那股子热忱劲儿，也许说明了他们对他的定位：一个受人保护甚至是崇拜的偶像，而不是什么专横跋扈的上司。在日本，理想的父亲式人物从来就不是独裁者，在家不是，在政府里也不是。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会招致反感。

如果说小津摄于战前的早期影片——比如《我出生了，但》——中的父亲都很凄惨的话，那么他后期执导作品中出现的父亲形象则既可怜又孤独。这些孤独终老的父亲清一色由笠智众这位出色的性格演员饰演。在诸如《晚春》等影片中，笠智众都由女儿照顾，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其实更像是一位母亲。

同黑帮片类似，理想中的父亲仿佛总是老态龙钟，百依百顺且身居幽阁。简言之，理想中的父亲也许死了更好。父亲在日本文娱作品中得到的最大程度的礼遇，无非是成为家族祭坛上摆放的灵位，或者是临终的黑帮老大。电视肥皂剧中最常见的一幕景象是儿子跪在家里的神龛前，祈求父亲的灵魂赐他灵感，一旁常有母亲作陪。因为父亲只有在死后才能获得足够的纯洁性，成为光辉的典范。

[1]山叶，即雅马哈（Yamaha）公司创始人山叶寅楠的姓氏。

[2]庄司祯雄是日本著名漫画家东海林的本名，1937年生于东京，早稻田大学俄文系肄业。

[3]维托里奥·德·西卡（1901—1974），意大利导演、演员、编剧，是二战后意大利新写实主义复兴中重要导演。

第十二章　漂泊的灵魂

大多数脍炙人口的英雄都是流浪者，是居无定所的外人，永远都在去往下一个地方。乖张的风神须佐之男的大半生就是在孤独的浪迹天涯中度过的。源义经最早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后来流亡至环境恶劣的日本北方后，才终结了这种状态。占了武士英雄大半的浪人则基本凭着性子，四处游荡。《旗本无聊汉》随意地抛出一块石头，掉在哪个方向，就朝哪个方向进发，自然是流浪英雄的典型。更不要说骑在马背上走四方的高仓健了。再比如《候鸟》系列（‘渡り鳥’）的主演小林旭。他一身西部片里的行头，肩背吉他，俨然一位东方牛仔。

在日本，哪怕最受追捧的外国主人公也是流浪者。查理·卓别林扮演的流浪汉依然风靡日本，且比任何本土或国外喜剧角色更深入人心。（他的地位如此崇高，以至于日本人在战时曾一度认真考虑过暗杀他，心想这么做铁定能叫美国人放弃抵抗。）在日本，重播率最高的西部片是《原野奇侠》（Shane，1953）。这部片子具备了成为重磅“催泪弹”的所有元素，比如某个可爱的小男孩。不仅如此，由艾伦·拉德（Alan Ladd）[1]饰演的孤独浪客在令人心碎地道别后，无奈地骑着马，在落日余晖里渐行渐远。（就在几年前，高仓健在日本翻拍的《原野奇侠》里重现过艾伦·拉德的风采。）

这种对漂泊的喜好或许根植于戏剧传统。同多数国家一样，日本俳优最早四海为家，他们的外人身份令人嫌弃，却也因将人们的幻想演绎出来而被奉为偶像。旅行和表演都使我们离开（哪怕只是暂时的，或者仅仅是内心共鸣）自己舒适惬意但又多有限制的社会环境。说书人的段子里因此也少不了异国他乡。

许多早期的说书人和舞者周游四海，表面上是为了传播佛教信仰。时至今日，依然有卖艺的会遍走日本，于节庆期间在寺庙和神社内为人们表演。旅行和宗教自然是密不可分。

同他国一样，日本最早出现的某种旅行方式是朝圣。旅行常被用来比喻人生，且颇具宗教意味。一生中若是有一回能遍访名胜古刹，依然被认为有助于修炼灵魂。而作为曾到此一游的证据，寺庙会为人们盖章留念，并收取一定费用——在日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这样，人们就能抱着满是图章的纪念册，溘然仙逝，升上天堂了。

人们希望参观时怎么也要沾点圣地的仙气，这想必是他们会给没跟着一块来的家里人带礼物和纪念品的原因：让别人也沾沾仙气嘛。如今，外国文化似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前往伦敦或巴黎旅行所带来的灵魂慰藉堪比昔日的寺庙行，寺庙的手信也换成了路易威登的手袋和博柏利的风衣。

不过，我们关注的不是当代旅客，而是孤独浪子和勇敢流浪汉的命运。事实上，现代日本最著名的流浪汉乍看起来毫无英雄气概：他身形矮胖，年近中旬，穿着打扮得像个战前市场里的销售员。上身一套艳俗的格子西服，束着羊毛腰带，里面是一件汗衫，脚蹬木屐，头戴破帽。他的全名叫车寅次郎，人称阿寅。阿寅无疑是日本电影史上最具亲和力的角色。他虽不讨“知识分子”影迷的喜爱，却总能博得广大普通观众的青睐。那些从来不去电影院的人也会走进影院，看一场阿寅新拍的电影。同一个故事不断翻拍，使得这一系列长盛不衰。阿寅更是凭借一己之力养活了一家电影公司。自从阿寅的首部作品《男人之苦》（‘男はつらいよ’，系列又作《寅次郎的故事》）问世的1969年以来，拍摄的续集不下三十多部。

除开按照传统邀请明星临时客串外，这个系列的演员一直是原班人马，导演则是翻拍过《原野奇侠》的山田洋次。一年出两部新片，发片时间选在日本最重要的两个节日：新年和8月的“盂兰盆节”这一祭奠逝者的佛教节日。人们对待这两个节日无比虔诚、恭恭敬敬，阿寅每次都会以新面目出现，仿佛远古时代过节时出现的神。他是独一无二的日本民间文化偶像。

阿寅是地道的日本人，就好比布尔维尔（Bouvril）[2]是地道的法国人，扮演梅因沃林船长（Captain Mainwaring）的亚瑟·罗维（Arthur Lowe）[3]是地道的英国人一样。他们粗手笨脚，很难算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好汉，但骨子里却都很善良，这一点既让人宽慰，却也显得失真。他们是国民小丑，拿观众眼中自己身上的典型毛病开涮。尽管没有英国人会真的像梅因沃林船长，但他身上却有着令英国人产生共鸣的一些元素。

法国人布尔维尔既不属于上层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这一身份具有典型性，英国人梅因沃林也是如此。然而，日本主人公却是完完全全的工人阶级。他有着金子般的内心，脾气急躁，容易多愁善感。他对生活的热情、他的狡黠、他的失败和他急智的俏皮话都让他成为日本都市中的神秘凡人。同梅因沃林一样，他也与时代格格不入。

阿寅的一切，从他的服饰、他的谈吐，到他的人生观，无一不让人想起那个消逝已久的匠人和小商贩的世界，想起大家族和关系紧密的街坊社区。在那里，警察认识做豆腐的，人们的价值观坚如磐石。阿寅所处的社会是“庶民剧”里的战前世界，这是一种描绘广大劳动阶层人民生活的感伤剧。不过故事背景还可以进一步往前推至江户时代，那是“落语”说书人的天地。这是一门让人自嘲的相声艺术。

阿寅的扮演者渥美清是落语世界中的一员。刚出道时，他从事传统轻喜剧演员这一行，出没在说书人活跃的一些场所，捧他们场的匠人阶层如今几近消失。渥美清妙到毫巅的演技，正是在这些懂行者会心的笑声中练就的。

阿寅这一角色的创作者原本想将他塑造成凶狠的黑帮分子，但是无疑这一硬汉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软化了，最终定格为和蔼的流浪汉。他四处游荡，在乡村集市兜售些小饰品。不过在每次动身前，他都会回到自己的落脚处。这是理想中的家园，同阿寅一样与时代脱节（屋里甚至连台电视机也没有，这在当代日本实在是太不寻常）：他把家安在了一爿市井气息浓厚的小饭馆里，房子周边是一排灰扑扑的木屋，紧挨着一座老庙。这是古老英国乡村在日本的翻版：牧师前来喝茶，板球场上永远阳光明媚。

阿寅家里还有他的叔叔婶婶、他的妹妹樱、妹夫和二人的幼子。这座人造天堂里仅有的另外两个角色分别是当地寺庙里一位和蔼可亲的僧人，以及好吹牛的隔壁邻居。他虽常常口无遮拦，但心地善良。这个温馨的小团体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阿寅，担心他下一次又会捅出什么娄子来。之所以设置这个小团体，就是为了映衬日本“普通人”生活中的所有传统美德。他们勤劳、热情、毫无邪念、心地纯洁，而且还有着日本人独有的敏锐“触角”，可以不用言语，就能体会彼此的心绪。

这里的一个关键词是“優しい”（意为温顺、驯良、和善）。日本人常用这个词来形容母亲以及整个日本民族。英国人骄傲于自己的血统，法国人为本国文化自豪，而令日本人引以为豪的则是他们的“優しい”。阿寅系列的导演常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他的目的是表现日本人身上的“優しい”品质。而在阿寅的世界里，核心情节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和善、驯良而温顺。

公平地说，甚至连唯一一个在阿寅片中出镜的外国人——他居然在日本集市上贩药，这着实令人意想不到——也是个大善人。顺便提一句，此人和阿寅一样神秘，身上浓缩着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所有成见。首先他是美国人（所有外国人，至少是所有白种人，都是美国人）；他老是撞到自己的脑袋（因为外国人体型普遍高大）；他心直口快（因为所有外国人都这样）；他还长着一只长得离谱的大鼻子（因为所有外国人都有大鼻子）。尽管如此，他依旧“優しい”，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日本人那对发射情感信号的“触角”。正如阿寅自己在片中所言：“不像我们日本人，他们（外国人）理解不了无言的情感。”

阿寅的家总的来讲是个自我封闭的小世界，虽然算不上冷冰冰，但是外人休想融入进来。这里没有陌生人的容身之处，因此就连饭馆似乎也总是门可罗雀。这是一片舒适的、子宫般的天地，小而温馨，而且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日本人除“優しい”外，最爱拿来形容自己的词是由英语转译而来的“湿”，以区别于外国人的“干”。这一点或许很能说明问题。“湿”与“干”指的是温暖的人情与冰冷的理性之间的反差。

阿寅那神秘的家仿佛一段儿时的回忆，可是记忆中的事物其实从来就不存在，除非（谁又知道呢？）是在温润的子宫内。许多日本人在谈及童年家园时都会异常多愁善感，并管这个家叫作“故郷”。不少祝酒歌抒发的就是对这一失落世界的惆怅感怀：

夕阳红，

心头痛，

热泪需湿脸颊。

再会，我们那湖底的村庄，

那是装着我们童年梦想的摇篮。[1]

这份乡愁在城市电影观众中间尤为炙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住在距离故乡很遥远的地方。出品阿寅系列片的松竹电影公司深知这一点。据该公司宣传课课长称：“广告主要面向背井离乡、独自生活的商店营业员、手工劳动者和莘莘学子。”[2]

同多数工业化国家（若不是所有国家的话）一样，日本人也在逐渐从乡村迁移至大城市。一位年轻的农民就此撰文表示：

出身农家的孩子走出村庄，成为对城市有用的苦工。在他们的脑海里，村庄只是一个承载乡愁记忆的地方。但乡愁记忆是否仅仅象征心灵空虚？……或者是他们尽管栖身大城市却无法成为城里人的后果？[3]

大城市造成的污秽——各种意义上的污秽——不断扩散，人们对此的憎恶在日本政治中发挥过，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从战前的“农本主义”，到抗议建造成田机场，莫不如此。这种情绪也是贯穿许多流行影片的主线，比方说小林旭这位东方牛仔主演的《候鸟》系列。同许多日本流浪汉一样，他是个典型的来自小地方的青年，为小地方的价值观而战。

正如影评家波多野哲朗所言：

只要任何类似他小地方家园的事物面临灭顶之灾，抗争就开始了。他的动力主要来自对乡村价值观的留恋。招摇的卡巴莱舞厅和赌场这样的人造环境散发着罪恶气息。小林旭的每部影片都在一幕传统的神道教节日场景中走向结束，他也在这时不见了踪影，成了典型的失去故土的浪子。[4]

阿寅家的选址很聪明。虽说在东京郊区，但也可以是任何战时没被炸平的城镇和村庄里的某条街道，既不“城”也不“乡”——或者更确切地说，亦“城”亦“乡”。重点在于，这一选址勾起了上述那种乡愁。阿寅的家只可能存在于世外桃源般的梦境里。

而阿寅之所以浪迹天涯，完全是为了幻想。在具有浪漫眼光的人看来，失去的或者遥不可及的事物永远都比眼下的平平淡淡更令人神往。至少在想象中，家是用来向往的，而不是供人住的。对家的乡愁最终可以归结为对母亲的怀念。

7世纪的和歌集《万叶集》里的许多和歌都十分唯美地表达了这种情感：

哦，让我再看一眼亲爱的母亲，

船即将起航，

在津国的岸边，

我走向前。[5]

将这首诗同高仓健主演的黑帮系列片《网走番外地》——他骑马冲出监狱的那一集——的主题曲副歌做个对比：

我的身体漂泊游荡，

但透过家的朦胧灯光，

我能看见母亲，可她却消隐而去。

时代变了，但人们的情绪却没变。

阿寅的母亲已不在人世，但他还有妹妹樱，她是个理想中日本母亲般的女子。他写的所有信都是寄给樱的，笔触古朴而雅致。她是唯一懂阿寅的人，每一集里都因为忧心忡忡而愈发愁眉紧蹙。某个典型的情节是，她的丈夫可有可无，唯一的作用就是在别人笑时也趁机附和，或是在老婆发愁时也装出一副愁容。其余时候他便消失在幛子门后。

与家分离，特别是与母亲分离，是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可这也是日本人能想到的最残酷的命运。因此，孤独的流浪者能博得观众的深切同情。四海为家的主人公往往会像阿寅一样一事无成（当然也不尽然），这一点让人更易对他们产生怜悯。脆弱的游子同消极的情人一样，是无情无常之命运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对命运不可预测、转瞬即逝的印象是外出旅行的一大成因，当然也是佛教思想的精髓。物哀，这一日本美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特征，是构成流浪者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万叶集》中的和歌创作于佛教成为官方信仰之际，物哀思想不仅为其提供灵感，还有助于解释阿寅何以成为万人迷。

原因在于他滑稽、笨拙、伤感且懒惰，但最重要的还是孤独。他开的所有玩笑都带着淡淡的忧伤，是卓别林式的那种笑话，好比是在笑着哭。而这正是制片人希望观众会有的反应。与其描述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感伤，我们不如在此举例说明，连同台词一并列出。下面这个片断选自1971年拍摄的《寅次郎恋歌》，讲的是阿寅邂逅了一位名叫贵子的年轻姑娘：

阿寅：“啊，今晚的月亮可真圆……”

贵子：“我打赌您在旅途中见到圆月时定会想家。”

阿寅：“是的，我会。”

贵子：“游子的生活一定很带劲……”

阿寅：“没啥可抱怨的，但是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贵子：“咦？这怎么说？”

阿寅：“喏，给你举个例子吧：晚上，我独自在乡间小路上瞎逛，突然，我瞧见一间农舍，外面的花园很漂亮。我透过篱笆缝朝里张望，看见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聚在屋里吃饭。于是我心想：日子就该这么过。”

贵子：“这我理解，您一定很孤单。”

阿寅：“是啊，没错，后来我又上路了，来到当地一家酒馆喝酒，之后又住进车站对面一家便宜旅馆。我躺在一张华夫饼那么薄的床垫上，一开始睡不着，就听着夜间火车驶过时的汽笛声。早上，我被木屐的咔嗒声吵醒了，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但接着又想起来了，并想起自己在二股的家。樱一定刚开始准备早餐喝的汤。”

贵子：“这可真好……我好羡慕您，真想像您一样去旅行。”

阿寅：“你真这么想？”

贵子：“真的，自打我还是学生起，就一直渴望能过那样的生活……和自己真正爱的人在一起，也许他是个巡回演出的戏子，在路上漂泊……”

阿寅：“此话当真？”

贵子：“当真，一起流浪，身无分文，肚子空空，还淋着雨。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我们会很快活……啊，我现在就想要出发，将一切都抛之脑后。您呢？”

阿寅：“嗯，我也一样……”（他的口气里含着一丝伤感的无奈。）

贵子：“您是不是很快又要上路了，阿寅？”

阿寅：（面露难色）“嗯……是啊，是啊……”

贵子：“真的么，什么时候？”

阿寅：“什么时候？这么说吧，等风召唤我的时候。没准哪天我就不见了。”

贵子：“啊，我好羡慕您，真想和您一块去啊。”

不消说，她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同观众一样，她不过是幻想幻想而已。我们是自己人，而阿寅是外人，就像“飞翔的荷兰人”一样，受了诅咒，被迫一生飘零。他是自由自在，没错，但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我们多数人无力承担的。姑娘对阿寅的真实想法一无所知，而我们观众心知肚明，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这场戏的悲怆气息。

作为一名浪子、浪漫主义者和备受好评的家庭系列片里的主人公，阿寅的感情生活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一个传统套路是，每一集里他都会爱上临时客串的女明星，情节又总是雷同。摄于1982年的《寅次郎纸帆船》便是很好的一例。影片开头，我们看到阿寅返乡，参加在母校举办的同学聚会。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因为穿着一身俗气西装的流浪汉阿寅讲着粗俗的笑话，而这遭到了老同学的公开鄙视。他们现在可都是体面人。伤了自尊的阿寅喝得酩酊大醉，头一回向我们暗示出，他这个日本的流浪汉宠儿其实处处受人排挤。

他接着前去探望一位病入膏肓的老友。同我们的流浪汉一样，此人是个潦倒的黑帮成员，央求阿寅在他死后娶他年轻的妻子。心地善良的阿寅答应了。朋友果然去世了，阿寅是第一个向寡妇伸出援手的人。她吸着鼻子，在一出基本以哭取代对话的戏里，很容易看出阿寅再度坠入了爱河。

决心信守承诺的他赶赴家中，行为举止自此开始变得奇奇怪怪的。他成天做着婚后幸福生活的白日梦，还计划要翻修一下家里的房子。生平第一回，他给自己买了件衬衫和一条领带。他找寺庙里的僧人语重心长地谈了一回。他甚至还投简历去应聘工作。然而，所有这些事都是寥寥几句，一笔带过，观众不得不猜测其中原因。只有轻轻颤动着她敏感“触角”的樱，才凭借直觉猜出哥哥到底是怎么了。

终于，大喜之日来临了：寡妇要上门了！阿寅紧张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准备求婚。一家人热情地欢迎寡妇，但阿寅却结结巴巴的，只能从嘴里挤出几句客套话，那模样，就像是初入舞池而吓得魂不守舍的男学生。阿寅不擅社交的窘样，倒是把观众看得津津有味。在令人尴尬的社交场合，表现得略有些不自然，反而会被认为举止良好。要是过于直率和表现得很自在，会被人说成是“調子がいい”，字面意思是“表现圆滑”，但真正意思是某人不够敏锐、缺乏感受性。

阿寅根本不是“調子がいい”的人。事实上他一声不吭，这也是心思细密的一种表现。深沉的感情，尤其是爱情，必须藏在心底。开门见山地说“我爱你，嫁给我好么？”，也许对外国人无所谓，但阿寅可做不到。就在他坐在那儿、浑身上下不自在的时候，寡妇讲述了她的一生。她过去是个很不羁的人，但后来又渴望婚姻生活，好安定下来，生儿育女。然而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混黑道的，总是东奔西走。就在此时，樱打量了一下女人，再看了看阿寅，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不幸。对此，观众席里看过阿寅作品的许多人也有同感，并且开始掏手绢擦眼泪。

回家的时候到了，樱推了推这时已紧张得发僵的阿寅，让他带寡妇去车站。两人一道走了，她镇定自若，他却焦躁万分，影片在此刻达到高潮。要是在观摩歌舞伎，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人们会照例大喊“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刻！”。[6]这里列出两人的后续对话，供读者细细体会个中滋味：

寡妇：“我丈夫是否拜托过您什么事？”

阿寅：（尽可能不表态）“哦……噢……没有啊。”

寡妇：“他跟我说您答应娶我，可您其实不是真心的，是么？”

阿寅：“哦，噢，这个么……当然不是。我那时是为了迁就一个病人才这么说的。”

寡妇：“哦，那可真是谢天谢地。我有好一会儿还以为您真要娶我呢。”

阿寅：（极度沮丧）“不，当然不是。”

寡妇：“那么……”

阿寅：“那么你自己多保重吧……”

寡妇：“嗯……您也一样。”

阿寅的心碎了。当然了，正是因为那些没说出来的话，才让这出戏透着悲剧气息。这是一种不夸张的通俗剧——假设有这种剧的话——日本人熟稔于此。寡妇明白，她不能再嫁给一个浪子，阿寅也明白。若他向她表白，会陷她于困境，会使两个人都失了面子，尤其是她。尽管她有着日本人的“触角”，却对他深沉的爱意一无所知。因此，他像老话说的那样，虽缄默不语，泪却往心里流。爱情仍是漂泊主人公的禁果。

他回到家，收到了求职信的答复。毫无疑问，这是一封拒信。他苦笑道：“好吧，看样子又该启程了！”全家人都泪水涟涟，背景音乐里的小提琴拉得撕心裂肺，观众席里的人们掏出第三块手绢。阿寅又上路了，又将去往下一个地方。

电影以一幅全家人围坐在桌边庆祝新年——相当于日本人的圣诞节——的剧照作为结尾，唯独少了阿寅一人；这种部落筵席式的聚会向人们灌输了身为日本人的幸福感。一切都是那般温馨、湿润和亲切。

那么阿寅呢？他在别处兜售小饰品，在路旁讲笑话给人听，又一次完成了电影赋予他的使命。人们的情绪好转了些。可怜的阿寅，他是个懒散而没有妻室的窝囊废：他身上有的，普通日本人一概没有。但是他永远受人喜爱，就和江户时代的小市民爱慕妓女和男伶，或者现代电影观众崇拜黑帮、浪人和虚无主义者一样：外人的可悲命运从侧面证实了我们能够过上这样规矩、体面和通常安分守己的生活，实属幸运至极。

[1]艾伦·拉德（1913—1964），美国演员、制片人。

[2]布尔维尔（1917—1970），法国著名笑星，他为中国观众所熟知，是因为在《虎口脱险》中扮演的油漆匠奥古斯丁·布韦这一形象。

[3]亚瑟·罗维（1915—1982），英国演员，其扮演的梅因沃林是个海盗。

第十三章　结语：一个温文尔雅的民族

也许是为了应对现代化卷起的文化湍流，日本人痴迷于自我定位：我们是谁？我们是何许人也？我们为什么和别人如此不同？（每一个日本人和多数外国人都将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在这种举国上下苦思冥想氛围的熏陶下，诞生了数量繁多的图书、电影、杂志和电视节目，所论之事清一色指向“日本人论”。日本人尽管狭隘自闭，却也积极鼓励外国人参与到这场游戏中来。

关于日本人脸谱化的形象则有一定公论。正如计程车司机、学生或工薪族会欣然向身旁的外国人所指出的，日本人很“湿润”，很“優しい”。他们粘在一起，互相依靠，好比日本人喜食的湿答答的糯米。此外，他们“和善、顺从、文雅而温良”。他们表达自我时，靠的是“热乎乎的人情”，而不是“干巴巴、硬邦邦的理性思维”。最后，他们同自然相处融洽，和谐共生，而不是与之对立。

问题是，这样一种和善和顺从的刻板印象（同多数脸谱化看法一样，多少有几分真实），如何能同大众文化中如此惹眼的极端暴力相协调？无疑，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沉醉于施虐幻想，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性和暴力。事实上，存在像强大的“家长——教师协会”这样的压力集团，充当道德卫道士。话虽如此，本书中出现的许多事例虽然在西方读者眼中或许显得荒诞不经，但却是日本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特色。

被绳子捆住的裸女的照片会定期登上发行量巨大的报纸；酷刑的场面在电视里司空见惯，甚至儿童节目也不例外；主要商业街上张贴着海报大小的青春玉女的裸体画；大批男性在搭乘地铁上班途中，旁若无人地仔细翻读“施虐——受虐”这一题材的黄色书刊。

这并不是说，东京大街上的景象比起纽约时代广场或阿姆斯特丹市面所售的商品就要更出格（outré）；事实上，后者比前者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人们对于前者的公开接受度更高，并且将其视为主流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无须在窗户黑漆漆、潮乎乎的小店里鬼鬼祟祟挤在一起，也不觉得有必要假惺惺地表示性和暴力仅仅适合一小撮不道德的人，因为这些幻想既不被看作不道德的，也明显不是一小撮人的专利。不然的话，国家电视台和周刊发表这些内容又算怎么回事？

倘若说日本人果真是一个和善、顺从、文雅而温良的民族，与此同时还抱有对死亡和施虐的幻想的话，那么这些幻想貌似很少会渗透进真实的生活。大街上井然有序的人群、放个不停的音乐、塑料花、丁零当啷的铃声、鲜亮绚烂的色调，这些事物所烘托出的氛围与其说令人胆寒，倒不如说俗不可耐。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想象中的残酷不会演变为真实的残酷呢？还是说，只要提供一个发泄渠道，就能使得社会更安定？要知道那些反对审查制度的西方人秉持的也是这一理论。也许是吧。但是，在日本行得通的，换个环境未必也能行得通。（就算能诱导西方工厂的工人每天清早高唱公司司歌，也不见得就能复制“经济奇迹”。）

正如任何观察过日本旅游团的人的看法，当代日本依旧是一个重集体的社会。个体的欲望屈从于他或她所在的集体的意志。个人权利在日本并不是一个很好理解的概念。诚如近年来某位首相喜欢指出的那样，日本之道的重心在于“和”。

严格的等级意识会有效阻碍个人伸张自我，防止出现破坏集体内部和谐的情况。约束个体之间激烈对抗的，与其说是一种普世道德观（英国人惯用的说法是“正直”），不如说是一种比当代西方所能见到的任何事物都还要僵化的礼仪制度。可是，这一制度完全建立在相熟的人际关系上；要是没有集体可供依附的话，往往会迅速瓦解。

外在的和谐可以不同方式加以维系。在西方，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观点，并且可以公开发表这些观点，反观在日本，即使有观点，也应该闷在肚子里，或者是小心翼翼地将其同他人意见中和起来。人们一般根本不会去谈论政治话题。日语的语法结构使说话人听起来像是在不断寻求对方的赞同。即便是反驳，也会以这样一句话开始：“毫无疑问，您完全正确，不过……”这让职业批评家的日子不太好过，他们什么都写，不过批评文章除外。就算真的不喜欢某人的作品，通常的做法也是对之避而不谈。

因此，虽然日本人私底下可能持有异议，但矛盾都被掩盖在一层温和而礼貌的薄纱之下。当这层纱再也包不住严重分歧时，往往会导致情感危机，最终以同集体彻底决裂收场。有时，理性辩论这一中间阶段索性会被略过，针锋相对和拳脚相加会严重损害团体的和谐。简言之，意见一致往往只是外在表象，而表象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却又意义重大。

很少有日本人会将这种公开做戏同现实情况相混淆，但人人都承认其重要性。“忠于自我”和“为坚持的事业而奋斗”并非日本人崇尚的美德，人们务必逢场作戏，不然的话就会被孤立，而这种下场在多数日本人看来简直如同行尸走肉。换言之，装模作样是生活中的基本要素。日语里还有个相应的词，叫“建前”，意思是表象、公众姿态，以及事物原本的样子。要取得意见一致，靠的就是“建前”。与之相对的是“本音”，也就是私下感情和想法。一般情况下，“本音”都是被藏着掖着，或是忍住不说。日本人在大谈自己可以进行无言交流时，其实是说可以读懂彼此的“本音”，但同时也坚持“建前”。

循规蹈矩、与集体打成一片、从不做“出头鸟”、时时佩戴公司徽章，这些做法令人安心。许多人，还不光是日本人，都追求这份安全感。这在重要性上或许要胜过个体能动性、浪漫爱情或个人原创力，起码我们知道自己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犹如生活在一个塞了填充物的病房内。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一贯强调自己所富有的温暖人情又将如何表现呢？到哪去寻找情感寄托呢？有必要承认的是，对于妇女，这方面的寄托似乎很少。不管妇女杂志如何吹嘘，浪漫爱情自古就不是日本人婚姻的一个要件，换成是今时今日的现代婚姻亦是如此。就算是最疼老婆的丈夫，只要他大多数时间都不得不和同事厮混，深夜才精疲力尽地回到家中，时而还喝得醉醺醺的，那么他也算不上什么好丈夫。女性因此只能围着孩子转，这也难怪她们不愿撒手了。

对于男人而言，他们还能找乐子。那是另一种以虚幻表象代替现实的做法：不在家里和妻子相濡以沫，而是虚情假意地去狎妓；不在办公室彰显自我，而是沉溺于舞台和银幕上的血腥暴力。找乐子常常是仪式化打破禁忌的一个过程，而禁忌在日常生活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道教很忌讳暴力，尤其是任何形式的流血。由此可见，这极可能是日本大众娱乐作品中从不停止流血的原因。）

找乐子是看大戏，是参加狂欢节，是出席化装舞会：人们戴上面具，乔装成异性，发泄暴力欲，纵酒狂欢，为的是摆脱他们那令人窒息的身份，哪怕几小时也好。这种宣泄方式存在于所有文化中，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仪式化表征。令许多北欧人惊诧不已的西班牙斗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死亡的忌讳面临来自杀死公牛这一惯例的挑战。无独有偶，多数宗教也多半会以某种形式的异装来打破涉及性的禁忌。

这些现象在北欧多已丧失其仪式化内涵，启蒙时代以来更是如此。举例而言，异装如今被视为一种出格的行为；节日里的丑角现在躺在精神病医生的沙发上。但在日本，人们常感到找乐子并未丢失其仪式化内涵。

这不是说，日本统治者和官僚阶级没有尝试过取缔，或至少是对过分的玩乐加以限制。但是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政府，日本当局从未有过一种至高无上的宗教制度，来为打压玩乐提供合理借口。日本统治者甚至都没有“天命”一说，而这是中国皇帝为其统治正名的道统。他们有的是武力和一系列服务于自我的规定，多半基于儒家思想，并通过限制性律法以及其他部分有效的措施，将之强加给国民。

我们西方人被教育要高度重视的对象，譬如人的生命、尊严、女性身体等，在日本也同样得到尊重，但不会妨碍人们以此取乐。因为，需要重申的是，日本人遵循的并非至高无上的原则，而是涉及人际关系的恰当行为守则。我们同扮演某角色的女演员并无关联，同漫画里的人物也不沾亲带故，凭什么要对他们报以同情呢？

要真有普世道德准则的话，幻想和现实中的一切都必须接受道德的评判。因此，西方的国家级报纸若刊登女性被绳子捆住手脚的漫画，会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在触犯道德。在日本，哪怕是最骇人的那种暴行，只要是虚构的，就能获得仅仅是美学层面的评价。甚至在暴力行为取材自真实事件时，亦不外乎如是。

一本曾经荣获日本文学最高奖项的小说便是一例。作者唐十郎继承了日本文学的一个旧传统，围绕一起真实事件编织他的文学幻想。《佐川君的来信》（‘佐川君からの手紙’，1983）中的事实十分清楚：一个在巴黎的日本留学生从背后枪杀了他的荷兰籍女友，随后用电切刀将她肢解，并吃掉了部分尸体。作者本想记录事情经过，可很快这一念头被抛之脑后。尽管保留了真实的人名和地名，但全书多数时候只是在表达作者的个人臆想，然而读罢依然会有一种轻微的不适感，分不清到底哪部分是在陈述事实，哪部分又是在幻想。说不适，是因为一些人是在视事实为神圣真理的传统中长大的。唐十郎的书对谋杀既没有分析，也没有谴责，而是进行了美化。与之相近的最著名的西方作者是萨德侯爵。有人称他是圣人，也有人骂他是魔鬼，但评价双方的立场均十分道德化。

而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唐十郎的书招来了一些罕见的批评声，不过这些批评完全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道德和不道德从来就不是问题，同样，是否与事实相符也不是问题。评价作者，看的是他的风格。在唐十郎的书中，一起真实的凶案被完完全全艺术化了。就这样，凶案与现实割裂，并无须受道德谴责。

鼓励人们在幻想中释放暴虐冲动，而在真实生活中加以打压，这是维持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归根到底，戏剧的一大功能就在于将想象中的犯罪付诸实践。只要守住等级、礼仪和规矩的“建前”，郁闷的公司男职员想怎么欣赏被绳子捆住的女人的照片，都是他自己的事。

不过，郁积的情绪会爆发，甚至连日本的规矩偶尔也会失灵。但是发展到这一步之前要突破重重阻碍，由之而生的暴力行为几乎向来都是歇斯底里的，也常常只限于自己所属的组织内部。在日本，很少发生胡乱杀人的情况，但是，狂性大发的父亲或母亲将全家灭门的事情却并不少见。

有关性和暴力的大众幻想时常也是歇斯底里的。它们让人联想到因为无法表达想要什么而只能尖叫的孩子。不过，尖叫是一种正常的自发行为，而仪式化的尖叫则显然不是。日本大众文化中许多怪诞的非礼之举同茶道、插花等艺术情趣一样，都要受风格惯例的约束。甚至连玩乐也要遵循严格的规范。

这一点在喝酒这一日本男人另一大感情释放渠道中也清晰可见。醉酒后的仪态同饭桌上的规矩，乃至追求异性时的惯例一样，都要受文化期待的影响。下班后和同事们买醉，是释放压力、吐露“本真”的一种传统做法。但同时这也要遵循属于自己的“建前”。在外人看来，这或许就是孩子气的胡闹，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仪式。

日本公司的每个部门会定期在夜晚外出，以融洽同事间关系。一般刚开始会比较克制，只在就近酒吧喝几杯啤酒，接下来众人就会转战一家有陪酒女的夜总会。这些女人会听人诉苦，并巧妙地用手安抚对方，发出令人宽慰的声音，表示完全赞同男人的看法，以此来让后者放松。当他们完全放开后，就会退化到幼儿时代的做派：几个小时里，不会再有什么廉耻之心。有些人嘴张得大大的，由陪酒女用筷子给他们夹菜，其他的只穿内裤，手舞足蹈；有几个则黯然神伤，哭鼻子不算，还彼此勾肩搭背。个别人甚至有可能借酒撒泼，必须拉住他们，某个同事的脑袋才不至于遭殃。然而，当资格最老的前辈示意要走时，这一切会戛然而止。该发泄的发泄了，该玩的玩了，等级尊卑重新树立，到了第二天早上，除了可能有点头痛外，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式。就连前一晚互相侮辱过的人，表面上又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人人都很识时务。

本书中选用的较为暴力的例子恰似这些纵酒行为：在遵循“建前”审美原则的前提下，“本音”得到了仪式化的释放。这些事例，是一个被迫变得温文尔雅的民族胸中的狂暴幻想。我们在荧屏里、舞台上或漫画中看到的内容，一般与正常行为背道而驰。这种贯穿日本文化几个世纪之久的病态且时而荒诞的品味，是被迫顺从于严苛、高压的正常行为规范的直接后果。戏剧化的想象力和光怪陆离的世界是一个同现实平行的空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现实的背面，同镜中像一样难以触及，转瞬即逝。

注释

1．Roy Andrew Miller，Japan’s Modern Myth（Tokyo，1982）.

第一章　神之镜

1．这些神话最初被收录进8世纪的两部编年史内，分别是712年的《古事记》和720年的《日本记》。两部历史均用中文撰写，而且很明显受到了大陆文化的影响。《古事记》有两个标准英文译本，今日略显古旧，分别是1956年于伦敦出版的W.G.阿斯顿（W.G.Aston）译本，以及同样于伦敦出版的1932年的B.H.张伯伦（B.H.Chamberlain）版。

2．Theo Lesoualc’h，rotique du Japon（Paris，1978），p.28.

3．《古事记》。

4．同上。

5．John C.Pelzel，“Human Nature in the Japanese Myths，”in A.M.Craig and D.M.Shively，Personality in Japanese History（Berkeley，1970），p.41.

6．Louis Frederic，Japan，Art and Civilization（London，1971），p.52.

7．Sir James George Frazer，The Golden Bough（London，1922）.

8．根据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观点，这表明对自我奉献的母亲的崇拜在日本有多么古老。河合隼雄，《母性社会日本の病理》（东京，1976），28页。

9．Harumi Befu（別府春海），Japan：An Anthropological Introduction，paperback（Tokyo，1981），p.106.

10．George Bataille，L’Érotismeî（Paris，1957）.

11．Ivan Morris，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Court Life in Ancient Japan（London，1964），note on p.260.

12．同上。

13．Ivan Morris，The Life of an Amorous Woman and Other Writings（London and New York，1963），pp.164-71.

14．Ivan Morris，The Nobility of Failure（London，1975），p.12.

15．上林澄雄，《日本反文化の伝統》（东京，1976），76页。

16．Theo Lesoualc’h，Érotique du Japon，p.12.

17．同上，30页上有一幅江户时代观音像的插图，图中的她撩起裙子，露出会阴。这尊像立于馆林市的观性寺。

18．胜新太郎因为扮演盲人武士座头市而闻名遐迩。

19．Theo Lesoualc’h，Érotique du Japon，p.34.

20．Ivan Morris，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p.134.

21．Arthur Koestler，The Lotus and the Robot（London，1960）.

22．Mishima Yukio（三島由紀夫），Confessions of a Mask（仮面の告白），translated by Meredith Weatherby（New York，1958）.

23．同上。

24．美国社会科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对乡野民俗文化的“小传统”和城市知识阶层的“大传统”曾做出过著名的区分。见The Papers of Robert Redfield（Chicago，1962）。

25．Sir George Sansom，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London，1952），p.131.

26．Louis Frederic，Japan，Art and Civilization（London，1971），p.210.

27．这对近代日本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巨大影响。特别参见Maruyama Masao（丸山真男），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expanded edition（London，1969）。

28．三岛由纪夫为矢头保的摄影集《裸祭り》所写的序言（纽约&东京，1968），7页。

29．同上。

30．Audie Bock，Japanese Film Directors（Tokyo and New York，1978），p.287.

第二章　永恒的母亲

1．Kurt Singer，Mirror，Sword，and Jewel：A Study of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London，1973），p.39.

2．Takie Sugiyama Lebra，Japanese Patterns of Behaviour（Hawaii，1976），p.143.

3．土居健郎，《「甘え」の構造》（东京，1971）。

4．Harumi Befu，Japan：An Anthropological Introduction，p.154.

5．转引自南博，《日本人の芸術と文化》（东京，1980）。

6．摘自谷崎润一郎，《幼少時代》（东京，1957）。

7．Junichiro Tanizaki（谷崎潤一郎），The Bridge of Dreams（夢の浮橋），translated by Howard Hibbett，in Seven Japanese Tales by Junichiro Tanizaki（New York，1963）.

8．Kurt Singer，Mirror，Sword，and Jewel，p.38.

9．Robert Lyons Danly，In the Shade of Spring Leaves：The Life of Higuchi Ichiyo，with Nine of Her Best Stories（Yale，1981），p.82.

10．有关这一话题的详尽分析，参见George de Vos，Socialization For Achievement（London，1973）。

11．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new paperback edition（London，1977），p.184.

12．河合隼雄，《母性社会日本の病理》，54页。

13．石子順造，《近代日本の母像》（东京，1976）。

14．村松泰子，《テレビドラマの視聴率》（东京，1979）。

15．同上，187页。

16．佐藤忠男，《日本映画思想史》（东京，1970），18页。

17．同上，175页。

18．《文藝春秋》，1974年9月刊，103页。

19．Audie Bock，Japanese Film Directors，p.40.

20．特别是川端康成的作品。

21．《今村昌平の映画》（东京，1971），101页。

22．本书作者和马克思·泰希尔（Max Tessier）共同进行的采访，发表于Le Cinéma japonais au présent（Paris，1979），p.101。

第三章　神圣的婚姻

1．这些数据出现在Japan，A Pocket Guide（Foreign Press Center，Tokyo，1982）以及The Women of Japan（Foreign Press Center，Tokyo，1977）两部出版物中。

2．The Women of Japan，p.6.

3．Harumi Befu，Japan：An Anthropological Introduction，p.48.

4．別府春海发明这个词，是为了表明武士阶层价值观在当今日本社会中日益突出的重要性。

5．The Women of Japan，p.16.

6．Harumi Befu，Japan：An Anthropological Introduction，p.53.

第四章　恶女

1．寺山修司，《犬神家の人々》（东京，1976）。

2．歌舞伎版本的《京鹿子娘道成寺》首次公演是在1753年。

3．Junichiro Tanizaki（谷崎潤一郎），The Tattooer（刺青），translated by Howard Hibbett，in Seven Japanese Tales by Junichiro Tanizaki.

4．三島由紀夫，《谷崎潤一郎》，再版于《文芸読本》（东京，1977）关于谷崎润一郎的一辑特刊。

5．Junichiro Tanizaki，Aguri（青い花），translated by Howard Hibbett，in Seven Japanese Tales by Junichiro Tanizaki.

6．George Bataille，L’Érotisme，17.

7．野村尚吾，《伝記谷崎潤一郎》（东京，1972），273页。

8．谷崎润一郎，《恋愛及び色情》（东京，1932）。

9．Audie Bock，Japanese Film Directors，p.52.

10．原浩三，《日本好色美術史》（东京，1931），64页。

11．Donald Keene，World Within Walls（New York，1976）.

12．武智铁二，《映画芸術》，1965年7月刊。

13．种村季弘，《日本読書新聞》，1966年1月刊。

14．《日活浪漫色情系列》，1978年的宣传材料。

15．同上。

16．Donald Richie，“Japanese Eroduction，”in Some Aspects of Popular Japanese Culture（Tokyo，1981）.

第六章　卖身的艺术

1．《くるわのすべて》，1980年10月载于期刊《国文学》的一辑特刊，42页。

2．Donald Shively，“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okugawa Kabuki，”in J.Brandon，W.Malm，D.Shively，Studies in Kabuki（Hawaii，1978），p.51.

3．E.鲍维斯·马瑟斯（E.Powys Mathers）曾翻译过《男色大鑑》这本17世纪末的作品，但是英译本不足之处甚多。第一份私人译本完成于1928年，题为《东方的爱情》（Eastern Love）；后来则重新发行平装本，更名为《武士间的同志之爱》（Comrade Loves of the Samurai，Tokyo，1972）。

4．Donald Shively，“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okugawa Kabuki，”p.53.

5．详细描绘请参见Robert van Gulik，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Leiden，1961）。

6．Ivan Morris，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London，1964），p.239.

7．同上。

8．Izumi Shikubu Nikki（和泉式部日記），translated by Ivan Morris in1957，quoted in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p.408-10.

9．Donald Shively，The Love Suicide at Amijima：A Study of a Japanese Domestic Tragedy（Cambridge，1953），p.20.

10．《くるわのすべて》，42页。

11．広末保，《辺界の悪所》（东京，1973），150页。

12．Donald Shively，“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okugawa Kabuki，”p.53.

13．社会学者九鬼周造认为这是日本人审美观念的精髓。参见他的重要著述《「いき」の構造》（东京，1936）。

14．Howard Hibbett，The Floating World in Japanese Fiction（London，1959），p.27.

15．《くるわのすべて》，25页。

16．井原西鶴，《日本永代蔵》，1688年。

17．Donald Keene trans，Major Plays of Chikamatsu（New York and London，1961）.

18．有名的一例是浪漫派小说家太宰治轰动的自杀，他的作品至今风靡一时，尤其受浪漫女青年的青睐。

19．Thomas Rimer，Towards a Modern Japanese Theatre（Princeton，1974），p.12.

20．Lafcadio Hearn，Out of the East（Boston，1895；London，1927），p.73.

21．这方面的大部分资料要归功于爱德华·塞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为永井荷风所作的出色传记和译介，Kafu the Scribbler（Stanford，1965）。

22．Kato Shuichi（加藤周一），Form，Style，Tradition：Reflections on Japanese Art and Society（），translated by John Bester（London，1971），p.27.

23．Edward Seidensticker Kafu the Scribbler.

24．同上。

25．永井荷风，《冬の蠅》增订版（东京，1935），由爱德华·塞登斯蒂克在1945年译为英文A Housefly in Winter。

26．同上。

27．Robert Lyons Danly，In the Shade of Spring Leaves，p.111.

28．同上，103页。

29．同上。

30．同上。

31．同上，134页。

32．同上。

33．同上。

34．同上。

35．这个例子取自《アサヒ芸能》1981年12月刊，但其他的杂志里每天也能找到类似广告。

36．高野寛的图册《猥褻文化》（东京，1981）里就登着这样一张十分做作的写真。

37．佐藤重臣，《映画評論》，1972年12月刊。

38．到了1983年，“ノーパン喫茶”已经迅速让位给新的窥淫式营销手段，说明了潮流在日本来得快去得也快。

第七章　第三种性别

1．Peter Ackroyd，Dressing Up：Transvestism and Drag：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London，1979），p.57.

2．原浩三，《日本好色美術史》，66页。

3．Donald Shively，“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Tokugawa Kabuki，”p.6.

4．“The Words of Ayame”（あやめぐさ），translated by Charles J.Dunn and Bunzo Torigoe，in The Actors’Analects（Tokyo，1969）.

5．转引自Earle Ernst，The Kabuki Theatre（Hawaii，1974），p.195.

6．Peter Ackroyd，Dressing Up，p.98.

7．同上，57页。

8．Susan Sontage，“Notes on Camp，”in Against Interpretation：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67）.

9．河合隼雄，《母性社会日本の病理》。

10．今泉文子刊载于杂志Eureka，1981年9月刊，13号，135页。

11．同上。

12．Richard Barber，The Knight and Chivalry（New York，1970），p.90.

13．Mishima Yukio，Yukio Mishima on Hagakure，translated by Kathryn Sparling（New York，1977），p.22.

14．同上。

15．Mishima Yukio，“Onnagata”（女方），translated by Donald Keene，in Death in Midsummer and Others Stories（London and New York，1976）.

16．Mishima Yukio，Forbidden Colours（禁色），translated by Alfred Marks（London，1968）.

17．稻垣足穗，《少年愛の美学》（东京，1974），18页。

18．Ihara Saikaku（井原西鹤），Comrade Loves of the Samurai，translated by E.Powys Mathers.

19．Ivan Morris，The Nobility of Failure，p.277.

20．同上，276页。

21．关于同性恋对传统戏剧的影响，请见堂本正树，《男色演劇史》（东京，1976）。

22．《勧進帳》改编自三代目并木五瓶所创之能剧《安宅》，首演时间为1840年。

23．《義経記》是一部诞生于15世纪的作品，作者佚名。文中节选均由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翻译，并收录进其著作The Nobility of Failure。

24．Ivan Morris，The Nobility of Failure，note5.70.

25．Sir James George Frazer，The Golden Bough.

第八章　硬派

1．这本宫本武藏漫画的作者是个笔名叫吉元“男爵”（バロン吉元）的画家。

2．《決闘巌流島》，导演为稻垣浩，1955年。

3．Alain Silver，The Samurai Film（London，1977），p.102.

4．《朝日周刊》，1982年8月13日刊，103页。

5．同上，109页。

6．同上，110页。

7．佐藤忠男，《日本映画思想史》，391页。

第九章　忠心的家臣

1．Ruth Benedict，“Repaying One-Ten-Thousandth，”in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2．在商界，对这一点有十分智慧的描述，详见Frank Gibney，Japan，the Fragile Superpower，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79）。

3．《忠臣藏》的译者是唐纳德·金（Donald Keene）。关于最后复仇中到底有多少浪人参与尚不十分明了，似乎是四十六个，但一个不光彩的武士最后自裁，挽回了名誉，因此他就成了参与大仇杀的光荣的第四十七人。

4．转引唐纳德·金《忠臣蔵》译本的前言，见Chushingura：The Treasury of Loyal Retainers（New York，1971），pp.2-3。

5．佐藤忠男，《忠臣蔵——意地の系譜》（东京，1976），6—8页。

6．同上，18页。

7．同上，50页。

8．Ivan Morris，The Nobility of Failure.

9．畑山博在《每日新闻》中的社论，1972年3月2日。

10．同上。

11．Maruyama Masao，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12．同上，69页。

13．Donald Keene，Chushingura，p.18.

14．佐藤忠男，《忠臣蔵——意地の系譜》，164页。引发二月政变的事件之一同四十七浪人的传说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某个年轻而狂热的中尉在军队司令部刺杀了一位碍手碍脚的少将。这对他的同僚们是一种激励，觉得有必要完成接下来的事。

15．Ivan Morris，The Nobility of Failure，p.104.

16．同上，182页。

17．按规矩祭日当天是不能吃荤的，前一晚更不行，大星由良助故意犯忌，在茶馆里点了活章鱼。

18．Mishima Yukio，Patriotism（憂國），translated by Geoggrey W.Sargent（New York，1995）.三岛后来将这一故事改编为一部异常血腥的电影，并由他自己担纲杀身成仁的男主角。

19．John Nathan，Mishima：A Biography（London，1975）.

20．Mishima Yukio，Patriotism，p.103.

第十章　黑帮和虚无主义者

1．田岡満是日本势力最大的山口组老大田岡一雄之子，其父于1981年去世。

2．很重要的一点是，所有脍炙人口的武士英雄，从宫本武藏、近藤勇，到堀部安兵卫等人，无一不是出身自寒门。

3．参见山根贞男在1982年1月为京桥电影中心的节目所撰写的文章。

4．渡辺武信，《仁侠映画の世界》（东京，1969），29—55页。

5．《仁義なき戦い》于1973年上映，导演为深作欣二。

6．《人生剧场》的主题歌。

7．山本常朝，《葉隠》，译文转引自Mishima Yukio，Yukio Mishima on Hagakure，p.89.

8．同上。

9．同上。

10．渡辺武信，《仁侠映画の世界》，76页。

11．《昭和侠客传》于1963年上映，导演为石井辉男。

12．Donald Richie and Ian Buruma，The Japanese Tattoo（Tokyo and New York，1980）.

13．《現代詩手帖》，1966年9月刊。

14．Donald Richie，Japanese Cinema：An Introduction（New York，1971），p.75.

15．Paul Schrader，“Yakuza-Eiga，”in Film Comment（February1974）.

16．《花伝抄》。

17．Kurt Singer，Mirror，Sword，and Jewel，p.35.

18．Antonin Artaud，Le théâtre et son double（Paris，1938）.

19．《残酷の美》（东京，1975），21页。

20．佐藤忠男，《日本映画思想史》，393页。

21．同上。

第十一章　取笑父亲

1．R.H.Blyth，Japanese Life and Character in Senryu（Tokyo，1960）.

2．Goerge de Vos，Socialization for Achievement：Essays on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Japanese（London，1973），p.480.

3．Harumi Befu，Japan：An Anthropological Introduction.

4．Mikosp Hane（羽根幹三），Peasants，Rebels and Outcasts：The Underside of Modern Japan（New York，1982），p.69.

5．Harumi Befu，Japan：An Anthropological Introduction，p.39.

6．同上，41页。

7．佐藤忠男，《日本映画思想史》，147页。

8．河合隼雄，引自《性と家族》，1976年8月25日刊，131页。

第十二章　漂泊的灵魂

1．《湖底の故郷》（编按：这首歌发表于1937年，由东海林太郎演唱。作词者为岛田馨也，作曲者是铃木武男。）

2．转引自沢木耕太郎在《人生读本》1979年的电影特刊上的文章，114页。

3．Mikosp Hane，Peasants，Rebels and Outcasts，pp.266-77.

4．文艺类杂志《美術手帖》，1975年6月刊，237页。

5．日本学術振興会翻译的《万叶集》英译本，见The Manyoshu：The Nippon Gakujutsu Shinkokai Translation of One Thousand Poem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reissued in1965）.（编按：见《万叶集》卷20第4383首歌；津の国の海の渚に船装ひ立し出も時に母が目もがも。）

6．当歌舞伎剧情发展至高潮，观众席里会惯例式地爆发出“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刻！”（待っていました！）这记喊声。

索引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页码参见本书边码）

A

《阿春的一生》（Life of O-Haru）83—84

阿多尼斯的崇拜（cult of Adonis）134—135

阿国（O-kuni）75

阿寅（Tora-san）209—218

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53

爱情（love）：

爱情与忠诚（and loyalty）142

爱情与殉情（and suicide）85—89，119—121

宫廷爱情（courtly）77—78

江户时代文学中的爱情（in Edo-period fiction）87—88

近松剧中的爱情（in Chikamatsu’s plays）85—86

明治时期文学中的爱情（in Meiji-period literature）89

母爱（maternal）87—88

舞台上的爱情（on stage）86

作为理想的同性之爱（homosexuality as ideal）127—128

爱情生活（love-life）：

黑帮的爱情生活（yakuza）181—182

浪子的爱情生活（drifters’）216—217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194

安心（anshin）25

按摩房（massage parlours）102—104

B

白井权八（Shirai Gonpachi）133，168

白手套（white gloves）9，59

百货商店（department stores）67—68

扮演（impersonation）：

男扮女装（make）114—115，118—121，另见“女形”

女扮男装（female）115—117

棒球（baseball）145—147

宝冢的处女（Takarazuka virgins）113—114

宝冢剧场（Takarazuka theatre）113—115，118—122

暴力（violence）54—55，59，190—197，219—225；另见“谋杀”

暴力团（gangsters）167—170

《暴力挽歌》（Elegy to Fighting）147—149

北一辉（Kita Ikki）148—149

贝原益轩（Kaibara Ekiken）15

《背阴里的花》（Flowers in the Shade）93

本音（honne；private feelings）221—222，224，225

弁庆（Benkei）132—134，164

波多野哲朗（Hatano Tetsuro）213

《玻璃城堡》（The Glass Castle）123

捕鸟部万（Tototibe no Yorozu）169—170

不穿内裤咖啡厅（nopan kissa）见“咖啡店”

《不负责任》系列（“Irresponsible”Series）203

C

《残菊物语》（The Story of the Last Chrysanthemum）33

大石内藏助／大星由良助（Oishi Kuranosuke；Oboshi Yuranosuke）156；另见“忠臣藏”

茶馆（teahouses）72，76—77

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208

《长七郎天下御免》（Choshichiro Tenka Gomen）42—43

朝圣（pilgrimages）209

车寅次郎（Kuruma Torajiro），见“阿寅”

沉默的交流（silent communication）176

诚挚（sincerity）见“诚”

诚（makoto）149，158，160，162—164

《痴人之爱》（A Fool’s Love）51，52

耻感（shame）180—181

“赤军”（“Red Army”）158—160

《赤色杀意》（Intentions of Murder）35

《赤线地带》（Street of Shame）33

传统（tradition）16—17，39—42，53，171，177—178

传统社会（traditional society）200，202

传统艺术（traditional art）70，71

《春色梅儿誉美》（Colours of Spring：The Plum Calendar）87—88

纯真（purity）：

纯真和不洁（and pollution）48

动机的纯粹（of motives）141，149，158，160，162

失去儿时纯真（loss of childhood purity）136

硬派主人公的纯真（of koha heroes）146—149

另见“诚”

慈母片（hahamono；mother things）24—25

《刺青》（Tattooer）48—49

从乡村迁移到城市（rural-urban migration）212

粹（iki）81，177

D

大国主（Okuninushi）4

《大陆流浪者》（Drifters on the Mainland）186—189

《大菩萨岭》（The Great Buddha Pass）192

《道成寺》（Dojoji）48

道德（morality）14—16，26，42—43，56，76—77，79，193，233—234

稻垣足穗（Inagaki Taruho）130

德川幕府（Tokugawa bakufu）：

德川幕府和社会蜕化（Tokugawa bakufu and social pollution）82

控制城市（urban control by）167—168

压制社会（social oppression）14—16

批评禁令（criticism of forbidden）56

取代幕府（replacement of）170

向幕府请愿（petitions to）160

“德谟克拉西”（demokurashi；democracy）206

等级制（hierarchy）74，151—152，221，224—225

荻生徂徕（Ogyu Sorai）154

颠覆（subversion）56—59

电视（television）：

超级明星（super stars），见“偶像明星”

电视版《忠臣藏》（version of Chushingura）208—209

电视上的装模作样（artificiality on）68—69

广告（commercials）198—199；

电梯小姐（elevator girls）67—68

电影（films）：

暴力（violence in）53—54，56—63，190—195

传统婚姻（traditional marriage in）39—40

电影版《忠臣藏》（versions of Chushingura）157

对外国的想象（foreign imagery in）34，37

恶女（demon women in）47，50，53—54，60—63

父亲（fathers in）203—207

黑帮片（yakuza）129，167，170—189

精神教育（spiritual education in）140—141

流浪者（drifters in）209—218

美少年（bishonen in）129

母亲（mothers in）24—29，31—37；

色情电影（pornographic）56—62

审查制度（censorship）57

玩偶女（doll-women in）67

写实主义（realism in）189

另见“演员”“导演”

电影导演（film-directors）：

大岛渚（Oshima Nagisa）50，58

沟口健二（Mizoguchi Kenji）31—37，53—54，83—84

黑泽明（Kurosawa Akira）140—141，204

今村昌平（Imamura Shohei）17，35—37，104

铃木清顺（Suzuki Seijun）147—149，194—195

木下惠介（Kinoshita Keisuke）205—206

内田吐梦（Uchida Tomu）192—193，195

若松孝二（Wakamatsu Koji）59，67

山田洋次（Yamada Yoji）210

武智铁二（Takechi Tetsuji）57

小津安二郎（Ozu Yasujiro）39—40，204—207

筱田正浩（Shinoda Masahiro）147

足立正生（Adachi Masao）59

《东京漂流》（The Tokyo Drifter）195

“东寺豪殿”（Toji Deluxe）11—13

《冬日的苍蝇》（Housefly in Winter）93

《动乱》（Disturbance）161—162

《独道中五十三驿》（Hitori Tabi Gojusantsugi）55

《赌一把总头目之位》（Presidential Gambling）179—180

E

恩（on）150

F

幡随院长兵卫（Banzuin Chobei）133，168

《凡尔赛的玫瑰》（Rose of Versailles）118—121

反叛者（rebels）160—162，163

飞田穗洲（Tobita Suishu）147

分散责任（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151—152

粉红淑女”（“Pink Lady”）68

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74

风神（Wind God），见“须佐之男”

《疯癫老人日记》（Diary of a Mad Old Man）49

讽刺（irony）117

佛教（Buddhism）13，210：

电影中的佛教标志（symbols of in films）34，37，84

佛教和道德（and morality）55—56

佛教和妓女（and prostitutes）104

佛教和神道（and Shinto）13—14

佛教和自然（and nature）64—65

佛教中的女形（women in）8

禅宗（Zen）139—142，156，191

佛教中的性模糊（sexual ambivalence in）115

受到佛教影响的沟口健二（Mizoguchi influenced by）54

玩偶女和佛教（doll-women and）66

弗朗西斯·奥蒂韦尔·亚当斯（Francis Ottiwell Adams）36

浮世（floating world）73

抚养孩子（child-rearing）20，25

腐败（corruption）53

父亲（fathers）196—207：

黑帮内父亲形象的人物（yakuza father-figure），见“亲分”

父系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4

父子关系（father-son relationships）204—205

腹（hara）28

G

感（kan；feeling）152

《感官世界》（Realm of the Senses）50，58

感情（emotions）：

沉默的情感交流（silent communication of）176

感情凌驾理性之上（supremacy over reason）26，164，208

临终告白（death-bed statements）176

升华情感（sublimated）78，81—82

受到感情支配的日本人（Japanese ruled by）142—143，164

戏剧中控制情感（restraint on，in drama）164—165

宣泄感情的出口（outlets for）222，224

压制个人感情（suppression of personal）139

用在感情中的自然形象（natural images used in）64

高师直（Ko no Moronao），见“忠臣藏”

高畠华宵（Takabatake Kasho），125

高尾太夫（Takao tayu）74

歌川国贞（Utagawa Kunisada）50

歌德（Goethe）86，116

歌舞伎（Kabuki theatre）：

歌舞伎里意志战胜蛮力（spirit overcomes force in）133

歌舞伎同娼妓业的联系（links with prostitution）75—76

歌舞伎中的残忍（cruelty in）194

基于“形”（based on kata）70

净化歌舞伎（purification of）89

规矩（rules of）73

女形饰演的美少年（bishonen played by onnagata）130

社会悲剧与歌舞伎（social tragedy and）185

异装现象（transvestism in）115—116，另见“女形”

作为政治抗议（as political protest）56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和墨守陈规（and conformity）66

个人主义和死亡（and death）166，179

个人主义和集体（and group）185

绝望（hopelessness of）86

缺乏机会（lack of opportunity for）100

遭到打压（suppression of）15，21，25，220—221

黑帮英雄的个人主义（of yakuza hero）174，179

《各有所好》（Some Prefer Nettles）65—66

根性（konjo）137

工薪族（salarymen）183，202—205

《工薪族忠臣藏》（Salarymen Chushingura）157

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201

公司结构（company structure）151，183，201，202

宫本武藏（Miyamoto Musashi）136—141，143，145

孤独（loneliness）67，214

故郷（furusato；childhood home）212，213

观音菩萨（Kannon）8，34，104，115

鬼与幽灵（ghosts and spirits）6

贵族阶级（aristocracy）13—14，71，77—78，81

H

孩子（children）20—21，23—34，158，198—200

《好色一代女》（The Life of an Amorous Woman）6，83

喝酒（drinking）224

和善（yasashi；kindness）28，211，219

河合隼雄（Kawai Hayao）206

黑帮（yakuza；noble gangster）167—170

黑帮的谦逊（yakuza humanity）180—181

黑帮对抗现代性（yakuza fight modernity）170—172，177—178

黑帮片（yakuza films）129，167，170—189

《黑雪》（Black Snow）56—57

《候鸟》系列（Bird of Passage series）208，213

怀念（nostalgia）：

对传统的过去（for traditional past）169—170，177—178

对儿时的家园（for childhood home）212，213

对母亲（for mother）21—22，213—214

幻想（fantasies）：

按摩房里的幻想（in massage parlours）102—103

暴力和性幻想（violent and sexual）222—225

恶女的幻想（of demon women）49

幻想和现实（and reality）xii，75，82

青少年幻想（adolescent）121，125—127

绘金（Ekin）54，194

贿赂（bribery）151

婚姻（marriage）38—46，77，122，197—198，222：

婚礼（ceremonies in）14，40—41

《活人的记录》（Record of a Living Being）204

J

基督教（Christianity）34，37，56

激进派（radicals）178，186—189

吉良义央（Kira Yoshihara）153—154；另见“忠臣藏”

吉原（Yoshiwara）81—82，92—93，95

嫉妒心理（jealousy）5—6，30，197

妓女（courtesans）74—77，79—89：

妓女和卖身，72—112

作为玩偶女的妓女，66

嫖妓指南，75—76，79，80—81，103—104

关于娼妓的立法，100—101

妓女的影响，101—112

许可的卖淫区，74

文学中的妓女，80，82—100

妓女的母性角色，101，104—110

祭（matsuri）10—11

《记忆中的母亲》（Mother Behind My Eyes）26—28，105

家庭（family）：

对待家庭的道德态度（moral attitudes to）76—77

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father’s role in）196—207

家庭和社会变迁（and social change）201

家庭制度（system）201—202

类似父亲般架构的组织（groups structured like）151，183，201—202

家庭剧（home-dramas）29—31

儒家道德（Confucian morality）42—43

武士英豪（super samurai on）169

“真人”节目（“real-life”programmes）41—42

职业女性（career women in）38—39

家族（kazoku）202—203

假日（holidays）210

建前（tatemae；facade）221—222，224—225

剑道（Way of the Sword）137

江岛—生岛事件（Ejima-Ikushima affair）82

江户时代（Edo period）：

娼妓业（prostitution）74—76，79—89

黑帮起源（yakuza origin）167—168

江户时代的结束（end）192—194

色情艺术（pornographic art）54

另见“文化”“德川幕府”

匠人（artisans）156，202，210

角色扮演（role playing）69，118，221

教育（education）23，25—26，200：

精神教育（spiritual）136，139—141，143—145，148

教育妈妈（kyoiku mamas）23

阶级（class）15，79—80，81—82，201

进入（initiation）：

进入成年（into manhood）136—149；

进入组织（into organizations）156

禁忌（taboos）79，222

《禁色》（Forbidden Colours）130

精神（spirit）133，137，139，188

精神主义（seishinshugi）137，139

净化（purification）9—10，59，175

纠结于外表（obsession with appearances）125—127

菊乃井（Kikunoi House）96—97

军队哗变，1936年（army revolt in1936）148，161—163，165

K

咖啡店（coffee-shop）111—112

靠模仿来学习（leaning by imitation）70—71，114，156

客分／做客的成员（kyakubun；guest member）179

恐怖分子（terrorists）158—160

库尔特·辛格（Kurt Singer）19—20，22，163，189

狂热思想（fanaticism）164

L

《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53

《蓝天使》（The Blue Angel）53

浪漫（romance）：

孽情（forbidden）81—82

有婚姻但无感情（marriage not）39—41，122，222

另见“爱情”

浪人（ronin）150，153—158，160，162—165，208

离婚（divorce）41—42

礼貌（politeness）221

礼物（gifts）151

礼仪（etiquette）152，164，221：

礼仪和卖身（and prostitution）76—78，80—81

破坏礼仪（breaches of）153，156

理性（reason）：

理性和感情（and emotion）26，142—143，164，208

理性和社会规则（and social rules）28—29

镰仓时代（Kamakura period）74

《恋爱与色情》（Love and Sex）51

良知（conscience）124

《铃森》（Suzugamori）133

领袖（leaders），见“亲分”

流浪者（drifters）7，29—30，145，168—169，208—218

《泷之白丝》（Taki no Shiraito；the Water Magician）31

伦理（ethics）128，131，192

裸露（nudity）8—9

M

漫画（comics）：

恐怖情节（horror in）122—123，125

漫画中的父亲（fathers in）196—197

漫画中的工薪族（salarymen in）203—204

漫画中的美少年（bishonen in）125，131—132

色情漫画（erotic）60

少年漫画，漫画中的硬派英雄（boy’s，koha heroes in）143—145

《幸子之幸》（comic-strip Sachiko’s Happiness）104—107

《濹东绮谭》（Strange Tale from East of the River）92—93

没了脾气（loss of temper）162—163

媒体（the press）42

《每日新闻》（Mainichi Shimbun）159—160

美（beauty）：

暴力之美（of violence）190，192—194

人造美（artificial）65—68

艺伎（geisha）72

异装癖（transvestite）115—117

另见“美少年”

美国西部片（American Westerns）168，208

美轮明宏（Miwa Akihiro）117

美少年（bishonen）125—135，139

《梦的浮桥》（Bridge of Dreams）22

《米尔星小狗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Puppy…）121—122

民族主义（nationalism）56—57，178，186—189

敏感性（sensitivity）152，216—217

明治时期（Meiji period）51，89—90

明治维新（Meiji Restoration）16，200—201

命运（fate）31，96，97—98，123—124，184—185，214

谋杀（murder）137，139—140，192—193

母亲（mothers）18—37，42—43：

怀念母亲（nostalgia for）21—22，213—214

色情片中的母亲（in pornographic films）61—62

母亲的权力（power）23—24，35—36，197

妓女同母亲的角色相似（prostitute’s role similar to）87—88，101，104—110

另见“孩子”

母物（hahamono；mother things），见“慈母片”

母系社会（matriarchal society）4

木偶剧（puppet theatre）

近松的文乐剧本（Chikamatsu’s plays for）84—86

《忠臣藏》文乐（Chushingura）154—155

木偶剧里的玩偶女（doll-women in）65—66

对比西方与日本木偶剧（Western and Japanese compared）69

沐浴（bathing）9—10

幕末（bakumatsu）192—194

N

乃木希典及其妻（Nogi Maresuke and wife）33

奈绪美、奈绪美主义（Naomi，Naoism）52—53

男人（male），见“美少年”“浪子”“父亲”“浪人”“工薪族”“武士”“黑帮”

《男人之苦》（It’s Hard to Be a Man）209

《男色大鉴》（The Great Mirror of Manly Love）138

男性不举（male impotence）57，61，62

难民（refugees）142

闹剧（farce）194—195

《泥醉天使》（Drunken Angel）204

女白领（office ladies）39

女权主义者（feminisuto；feminist）33—34

女形（onnagata）116，130，133

女性（women）：

颠覆女性社会地位（subservience of）15

对女性的态度（attitude to）5，8

恶女（as demons）47—55

佛教中的女性（in Buddhism）8

攻击女性（aggression towards）53—55

净化女性（purification of）59

理想的女性（ideal）116

男扮女装（impersonation by men）115—117，另见“女形”

男人被有母性的女人吸引（men attracted to maternal）33

男人对女性性欲的焦虑（men’s anxiety about sexuality）47—48，50，63，110

女扮男装（male impersonation by）114—115，118—121

女人的不洁（pollution of）5，8，60

女性表演者（as entertainers）113，另见“色情作品”“妓女”“脱衣舞女”

女性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 of）5

女性就业（employment of）38—39

女性生殖器（genitals）3，7—9，12

女性之美（beauty）65—70

强暴（rape）59—60

神道中的女性（in Shinto）4，5，7—9

释放的情欲之火（passionate forces unleashed by sexuality）107

西方女性（Western）51

永恒的女性（eternal）66

折磨女性（torture of）54—55，59

另见“婚姻”“母亲”

女性压力集团（female pressure groups）101

女招待（hostesses）81，101

O

偶像明星（talento）44-46，68

P

培养性格（character-building）141

《漂泊的旅程》（A Wandering Life）29—31

平安贵族（Heian nobles）74，77—79

平田笃胤（Hirata Atsutane）175

婆婆（mothers-in-law）30，197

《破鼓》（Broken Drum）205—206

Q

《旗本无聊汉》（Bored Bannerman…）168，208

迁离乡村（migration from countryside）212

浅野长矩（Asano Naganori）153—154；另见“忠臣藏”

强奸（rape）39，58—60，62，67

切腹（seppuku；hara-kiri；belly-slitting）153—154，165

亲分／黑帮内父亲形象的人物（oyabun；yakuza father-figure），172—174，176，179—181，184

亲属关系（kinship）201—202

青春期（adolescence）115，125—127，140

《青梅竹马／长大／两小无猜》（Growing Up）95—96，122

《青之花》（Aguri）49—51

情诗（love poems）78

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115

权力（power）：

父亲的权力（paternal）200—201，204—206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of）14

母亲的权力（maternal）23—24，35—36，197

组织的权力（in organizations）151—152

权威（authority）：

母系权威（maternal）23—24，35—36，197

父系权威（paternal）200—201，204—206

另见“政府”

拳击手“ガッツ石松”（Gutsu Ishimatsu，boxer）137—139

勧善惩悪（kanzen choaku）42—43

R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26

《人间蒸发》（A Man Vanishes）36

《人类学入门》（The Pornographers）35，104

人情（ninjo；humanity）见“义理”

人情本故事（ninjobon stories）87—88

《人生剧场》（Theatre of Life）181—182

仁侠电影（chivalry films）189

《日本的悲剧》（A Japanese Tragedy）24

《日本昆虫记》（The Insect Woman）35—36

日本人（Japanese）219—225：孤立（isolation）xii—xiv，88—89，185；刻板印象（stereotype）；起源（origins）1

日本人的审美观念（Japanese aesthetics）64—65，115

日本人论（Nihonjinron）219

《日本书纪》（Nohonshoki Chronicle）54

日本作者（Japanese authors）：

川端康成（Lawabata Yasunari）66—67

渡边武信（Watanabe Takenobu）55

谷崎润一郎（Tanizaki Junichiro）21—22，36—37，48—52，65—66

鹤屋南北（Tsuruya Namboku）55

吉行淳之介（Yoshiyuki Junnosuke）98—100

近松门左卫门（Chikamatsu Monzaemon）82，84—86，99，154

井原西鹤（Ihara Saikaku）6，35—36，75，82—84，94，130

泉镜花（Izumi Kyoka）31

三岛由纪夫（Mishima Yukio）10—11，130—131，163，165，175，177

山本常朝（Yamamoto Jocho）175

寺山修司（Terayama Shuji）47

唐十郎（Kara Juro）223—224

樋口一叶（Higuchi Ichiyo）23—24，94—97，99，122

为永春水（Tamenaga Shunsui）87—88

野坂昭如（Nosaka Akiyuki）35，104，130

永井荷风（Nagai Kafu）90—94

竹田出云（Takeda Izumo）154—155

紫式部（Murasaki Shikibu）8

柔道（judo）141

儒家思想（Confucianism）：

道德（morality）42—43，76—77，79，223

通过儒家思想控制群众（control of masses by）13—15，56

心学（Idealist School of）163

软派（nanpa）143

S

洒落本故事（sharebon stories）80

萨满女巫（shamaness）180—181

萨姆·佩金帕（Sam Peckinpah）193

色情作品（pornography）54—63

《山椒大夫》（Sansho the Bailiff）33

上村一夫（Kamimura Kazuo）104—107

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81—82，184—185

社会规则（social rules）7，26，28，36，45，91，97，124，222：

社会规则与黑帮（and yakuza）171

社会上出人头地（social climbing）31—32

社会义务（social obligations）150—153，155，157—158，162，164—165

黑帮的社会义务（yakuza）177—182

人情（ninjo）153，165，178，180—182

虚无主义者的社会义务（nihirisuto）191

社会秩序（social order）169

社会准则（social code）69—70，97—98，100，152，164

《社长》系列（Company Director series）199—200

神道（Shinto）3—5：

节日、祭典（festivals）10—11

净化仪式（purification rituals）9—10，59，175

母系神道（matriarchal）4，37

女性（women in）4，5，7—9

神道和佛教（and Buddhism）13—14

神道与官方道德（and official morality）14—16

异装（transvestism）115

自然崇拜（natural worship）3，4，64

神风特攻队飞行员（kamikaze pilots）18，131，143，145，160

神话（myths）1—5，7—8

神乐（Kagura）11

神祇（gods）xii，1—3，6—7，11；另见“宗教”“天钿女命”“伊邪那美”“伊邪那岐”“观音菩萨”“大国主”猿田毘古”“天照大神”“须佐之男”

神之道（Way of the Gods）3；另见“神道”

审查制度（censorship）9，57—58

《生之欲》（Living）204

施虐（sadism）196

石子順造（Ishiko Junzo）29

实录电影（True Document Film）189

食盐（salt）9

手续（formality）69—70

受苦（suffering）：

甘愿受苦（resignation to）54

观众爱看苦情戏（popular with audiences）25，30—31，182

黑帮英雄受苦（of yakuza heroes）177—178，182

母亲受苦（maternal）24—34

水（water）61

“水营生”（“water business”）73

《睡美人》（House of Sleeping Beuties）66—67

说书人（story-tellers）156，210

私生活（private life）：

私生活和公众角色（and public role）69，198—200，204，221—222

私生活和群体（and the group）183—184

死亡（death）：

“赤军”对死亡的态度（“Red Army”attitude to）159—160

父亲之死（father’s）207；死亡崇拜（cult）131，135

死亡的不洁（as pollution）2，5，175

死亡和黑帮英雄（and yakuza heroes）171，174—176，178，182

死亡和性（and sex）49—50，165—166

血腥细节（gory details）107

遗愿（wish）22

以死来净化（purification through）175

以一心赴死证明内心真挚（sincerity proved by readiness for）160

作为惩罚的死亡（as punishment）160—161

作为个人主义的行为（as act of individualism）166，179

另见“自杀”

苏我氏武士（Soga warriors）170

T

《胎儿密猎时刻》（When the Foetus Goes Poaching）59

太夫（tayu）74—75，80

坛之浦合战（battle of Dannoura）133

天钿女命／天宇受卖命（Ame-no-Uzume；Ama-no-Uzume）3，8

天皇（emperor）33，74，151，201

“天堂”（“paradise”）113—114

天照大神／太阳女神（Amaterasu；Sun Goddess）2，3，4，7，19，115

田中角荣（Tanaka Kakuei）153

通（tsu）80，81

同情心（compassion）141—142

同性恋（homosexuality）15，127—131

童年（childhood）19，95—96，118，121—124，136

《偷自行车的人》（Bicycle Thieves）205

土耳其浴（toruko）102—104

脱衣舞（striptease）11—13，107，110

W

外国人（foreigners）16，172，211

玩偶女（doll-women）65—70，110—112

《晚春》（Late Spring）34—40，207

《万叶集》（Manyoshu）213

王阳明（Wang Yangming）163

《网走番外地》（Abashiri Bangaichi）214

《未竟之梦》（Unfinished Dream）92

文化（culture）：

大众和官方文化（popular and official）14—16，55—56，58，71

受佛教影响的文化（Buddhist-inspired）13—14

受神道影响的文化（Shinto-inspired）

外国文化（foreign）16，209

原始文化的复兴（renaissance in primitive culture）17

文乐（bunraku），见“木偶剧”

《我出生了，但》（I Was Born，But...）204—205

我慢（gaman）164—165：

黑帮的我慢（of yakuza）173，177，179—180，182

《我是神风队员》（I Am a Kamikaze）143—145

污秽（pollution）：

城市污染（urban）213

害怕污秽（fear of）9

女人的污秽（of women）60

死的污秽（of death）2，5，175

污秽和净化（and purity）48

血污（blood）5，175

《无仁义之战》（Fighting Without Nobility）189—190

《无水之池》（Pool Without Water）67

武烈天皇（Emperor Buretsu）54

《无能老爸》（Stupid Dad）196—197

武山信二（Takeyama Shinji）165

武士（samurai）：

妓女和武士（prostitutes and）74

浪漫爱情和婚姻（romance and matrimony for）39

同性恋（homosexuality）128

武士豪杰（super）168—170

武士伦理《叶隠》（ethics Hagakure）128，131

虚无主义者（nihirisuto）192

正义（justice）42—43

另见“浪人”

武士化（samuraization）200—201

物哀（mono no aware）54，121，214

X

《X夫人，母爱的故事》（Madame X，A Story of Mother Love）31

西方对文学的影响（Western influence on literature）51—53

西方世界（Western world）16，51—53，123—124，191

《西游日志抄》（Leaves From a Journal of a Western Voyage）90—91

戏剧（theatre）：

爱情场景（love scenes in）86

旅行传统（travelling tradition）208—209

戏剧的残忍（of cruelty）194

戏剧和娼妓业（and prostitution）75—76

戏剧里的异装（transvestite）114—124

在戏剧里破忌（taboos broken in）79

另见“歌舞伎”“木偶剧”

俠客（kyokyaku）168

象征主义（symbolism）180，185—186，189—190

小林一三（Kobayashi Ichizo）113

笑节（laughing festivals）9

形（kata；form）70—71，114，156

形式（form）65，71

《幸子之幸》（Sachiko’s Happiness）104—107

性爱（sex）：

色情作品中的性爱（in pornography）58，60—61

畏惧性爱（fear of）5

性爱与死亡（and death）49—50，165—166

性非罪过（not sinful）4—5，220

与妓女交媾（with prostitutions）76—77

性焦虑（sexual anxiety）47—48，50，55，61，62，63，65，110

须佐之男（Susanoo）2，6—7，19，115，191—192，208

虚无主义者（nihirisuto；nihilist）137，189—195

《炫丽的荒野》（The Dazzling Desert）39

学习（learnings）70—71，114，156

血（blood）：

黑帮流血（yakuza）202

血污（as pollution）5，175

血祭（blood festivals）194

循规蹈矩（conformity）：

成功与循规蹈矩相悖（conflicts with achievement）140

反抗循规蹈矩（rebellion against）160—161

循规蹈矩的压力（pressure for）45，91，97，124，222

循规蹈矩和孩子（and children）23，118

Y

亚当和夏娃（Adam and Eve）4—5

岩流岛（Ganryu Island）139，145

演歌（Enka）88

演员（actors，actresses）75，79，81—82：

坂东三津五郎（Bando Mitsugoro）194

高仓健（Takakura Ken）18—19，129，139，161—162，176，182，188—189，208，213—214

高桥英树（Takahashi Hideki）129

谷直美（Tani Naomi）61—62，87

鹤田浩二（Tsuruta Koji）177—182，186—189

吉沢菖蒲（Yoshizawa Ayame）116

岚宽寿郎（Arashi Kanjuro）176

笠智众（Chishu Ryu）207

若山富三郎（Wakayama Tomisaburo）176—177，179—180

三浦友和（Miura Tomokazu）45—46

森繁久弥（Morishige Hisaya）199

山口百惠（Yamaguchi Momoe）45—46

市川团十郎（Ichikawa Danjuro）88—89

田中绢代（Tanaka Kinuyo）34—35；

望月优子（Mochizuki Yuko）24

渥美清（Atsumi Kiyoshi）210

小林旭（Kobayashi Akira）208，213

泽田研二（Sawada Kenji）132

中村锦之助（Nakamura Kinnosuke）139

左幸子（Hidari Sachiko）35

妖女（femme fatale）51

《野良犬》（Stray Dogs）204

《夜生活指南》（Textbook for Night-Life）80—81

《夜之女》（Women of the Night）34

《叶隠》（The Great Buddha Pass）128，131，175

一条小百合（Ichijo Sayuri）107，110

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158，159

伊邪那美（Izanami）1—2，4—5，48

伊邪那岐（Izanagi）1—2，4—5，9

依田义贤（Yoda Yoshikata）84

仪式（ceremony）：

黑帮片中的仪式（in yakuza films）179，185—186，190

社会仪式（social）78，81—82

仪式（ritual）：

审美仪式（aesthetic）65，78，81—82

作为仪式的玩乐（play as）222，224—225

黑帮片里的仪式（in yakuza films）171—176，179，183—186，190

仪式性的鞠躬（ceremonial bow）68

义理（giri）151—152，155，157—158，162，164：

黑帮信条中的义理（in yakuza code）177—182

义理和人情（and ninjo）153，165，178—182

艺道（Way of Art）71

艺伎（geisha）72—74

艺术（art）54，64，78，175，193，224

异装者（transvestite）见“戏剧”

《寅次郎恋歌》（Torajiro’s First Love）214—216

《寅次郎纸帆船》（Torajiro—the Paper Balloon）216—218

隐姓埋名（anonymity）67，91

英雄（heroes）169，177—178，184—185，210—211；另见“硬派”

樱花（cherry blossoms）131，134，135，175

《硬派银次郎》（Kinjiro of the Hard School）198

硬派主人公（koha/hard school heroes）143—149

《忧国》（Patriotism）165

幽默（humour）28，198—199

《游子方言》（The Rake’s Patois）80

《幼少时代》（Days of My Youth）21

《玉襷》（The Jewelled Sword）175

园林（gardens）65

《原色的街》（Street of Primary Colours）98—99

猿田毘古（Sarutahiko）7—8

源赖朝（Minamoto Yoshitsune）133—134，163

《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6，8，77，79

源义经（Minamoto no Yoshitsune）132—135，163—164，208

月冈芳年（Tsukioka Yoshitoshi）54

Z

责任（duty），见“义理”

《曾根崎情死》（Double Suicide at Sonezaki）85—86

《昭和侠客伝》（Showa Kyokyakuden）180—181

折磨女性（torture of women）54—55，59

正义（justice）178，179：

对黑帮无意义（meaningless to yakuza）178—179

政府（government）：

色情作为武器对抗政府（pornography as weapon against）56—59

另见“德川幕府”

政客（politicians）：

刺杀（assassination）161—163

陷入情与义的两难（conflicting obligations）152—153

政治的肮脏（of politics）163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58

植木等（Ueki Hitoshi）203

《忠臣藏》（Chushingura）150，153—158，160，162—165

忠诚（loyalty）：

爱情与忠诚（love and）142

对领袖（to leader）157—158，173

对组织（to group）180—183

《钟上的带子》（Ribbon on the Clock）125

《众神的旺盛欲望》（Tales From a Southern Island）36

种族主义（racialism）187—188

种村季弘（Tanemura Suehiro）59

《浊流》（Troubled Water）96—97，99

《姿三四郎》（Sugato Sanshiro）140—142，204

子分／黑帮内部孩子般的人物（kobun；yakuza child-figures）172，174

自发性（spontaneity）68

自虐行为（masochism）184

自然（nature）：

热爱自然（love of）644—65

自然崇拜（worship）3，4，55，64

另见“神道”

自杀（suicide）：

美少年自杀（bishonen）128—129，131—132，134—135

殉情（lovers’）85—88，99，119—121

母亲自杀（mothers’）24—25

以自杀恢复秩序（order restored by）86

作家的自杀（writers’）100

另见“切腹”

宗教（religion）3—5，8—9，13—14：

宗教异装的起源（transvestite origins in）115

宗教与旅行（and travel）209

另见“佛教”“基督教”“神祇”“神道”

组织（groups）：

不融入的风险（risk of non-conformity）100

驱逐出组织（expulsion from）185

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70，183，220—221

象征主义有利于组织（symbolism helps）186

结构和权力（structure and power）151—152

内部张力（tensions in）182—184

罪过（sin）4—6，45，127，220

罪孽感（guilt feelings）28

《佐川君的来信》（Letters from Sagawa）223—224

佐良直美（Sagara Naomi）45

佐藤忠男（Sato Tadao）33，158，194

佐佐木小次郎（Sasaki Kojiro）139

做作（artificiality）65—70，116，117

THE POPE AND MUSSOLINI: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
　　and the Rise of Fascismin Europe by David I. Kertzer
　　Copyright © 2014 by David I. Kertzer
　　Map copyright © 2014 by Laura Hartman Maestr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Strothman Agency,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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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8-17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美）大卫·I. 科泽（David I. Kertzer）著；陶泽慧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5（理想国译丛）

ISBN 978-7-5426-6277-4

Ⅰ. ①教… Ⅱ. ①大… ②陶… Ⅲ. ①意大利－历史 Ⅳ. ①K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7329号

教宗与墨索里尼：
　　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

[美]大卫·I. 科泽 著　陶泽慧 译

责任编辑：殷亚平

特邀编辑：王燕秋　刘广宇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李丹华

监制：姚军

责任校对：张大伟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从序

罗马城与梵蒂冈地图

登场人物

报刊与组织名录

序言

第一部分 教宗与独裁者

第一章 新任教宗

第二章 进军罗马

第三章 命运攸关的结盟

第四章 天生教宗

第五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六章 独裁统治

第七章 刺客、娈童者与间谍

第八章 《拉特兰条约》

第二部分 共同的敌人

第九章 救世主

第十章 步步紧逼

第十一章 土生子归来

第十二章 帕切利苦苦支撑

第十三章 墨索里尼永远正确

第十四章 新教敌人与犹太人

第十五章 希特勒、墨索里尼与教宗

第十六章 逾越雷池

第十七章 共同的敌人

第十八章 光荣之梦

第三部分 墨索里尼、希特勒与犹太人

第十九章 讨伐希特勒

第二十章 领袖万岁！

第二十一章 希特勒访问罗马

第二十二章 惊人的任务

第二十三章 秘密协议

第二十四章 种族法案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战役

第二十六章 相信国王

第二十七章 死得正好

第二十八章 乌云消散

第二十九章 奔向灾难

后记

作者按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扎伊德

献给三只小熊

萨姆、杰克和查理

我了不起的孙儿们

罗马城与梵蒂冈地图

登场人物

伊塔洛·巴尔博（Italo Balbo，1896—1940）：恃强凌弱，是费拉拉市的法西斯首领，也是1922年“进军罗马事件”（March on Rome）的领导人之一。1933年，他带领二十四架水上飞机长途跋涉来到美国，被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授予飞行优异十字勋章。他英雄般的空军事业令他在大西洋两岸享有盛誉，却在墨索里尼心中点燃了嫉恨之火。

教宗本笃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贾科莫·德拉·基耶萨（Giacomo Della Chiesa），1854—1922］：贾科莫·德拉·基耶萨生于热那亚的一个贵族家庭，并在1913年晋升博洛尼亚大主教。尽管样貌并不合宜，他还是在1914年被推举为教宗，接替庇护十世的位置。他改弦更张，撤销了前任教宗的反现代主义改革运动，解散了教会的神父间谍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他试图出面调解局势，带来和平，却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阿尔弗雷德·博德里亚（Alfred Baudrillart，1859—1942）：天主教学者，长期担任巴黎天主教大学校长，他在1921年晋升主教，并在1935年晋升枢机。随着墨索里尼日益巩固与希特勒的结盟，博德里亚担心日渐体衰的教宗庇护十一世会被阴谋诡计所缚；博德里亚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日记。

弗朗切斯科·博尔贡吉尼—杜卡（Francesco Borgongini-Duca，1884—1954）：生于罗马，1921年被任命为非常教务部部长，此乃梵蒂冈国务院里最关键的两个职位之一。尽管他一生从未离开罗马，却处理着各种国际事务。1929年，教宗将他任命为首任梵蒂冈驻意大利大使，此后他担任这一职务长达二十年。虔诚的博尔贡吉尼天真而不通世事，免不了要受到墨索里尼的欺侮。

圭多·布法里尼·圭迪（Guido Buffarini Guidi，1895—1945）：法西斯党人，年仅二十八岁便当选比萨市市长，并在十年后成为墨索里尼手下的内务部副部长，负责管理国家警察系统。大腹便便、腐败成性、横行霸道的布法里尼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捞取到更大的权力，使得墨索里尼有更多余裕专心于扩张他新近收入囊中的意大利帝国。

卡米洛·卡恰·多米尼奥尼（Camillo Caccia Dominioni，1877—1946）：1921年，本笃十五世命卡恰领导教廷内务管理处；早在20世纪初，他就已经与下任教宗阿契尔·拉蒂在米兰相识。庇护十一世继续任用他，他每日都立于教宗身边，安排教宗的日程，并决定谁能够晋见教宗。卡恰有个非常可怕的秘密，在梵蒂冈和法西斯警察局尽人皆知，这个秘密威胁着他，要令他尊严扫地。

博纳文图拉·切雷蒂（Bonaventura Cerretti，1872—1933）：名列梵蒂冈最为显赫的外交官行列，当庇护十一世在1926年将他晋升为枢机时，他时任教宗驻法国大使。他对教宗与墨索里尼的合作关系持批评意见，因此，在1930年，教宗直接略过他，将他的竞争对手任命为国务卿，这使得他对教宗的怒火愈演愈烈。

加莱亚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1903—1944）：政府高官之子，并在1930年与墨索里尼的长女埃达结为连理。墨索里尼的妻子极其厌恶这位自封为大众情人的女婿，他却很快成了岳父的法定继位人，这令其他法西斯领导人心灰意冷。在担任媒体和宣传部部长一小段时间后，墨索里尼竟在1936年将其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令整个外交界颇为震动。

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1891—1979）：生于加拿大，并在此晋铎。在20世纪30年代，他身居底特律教区，却通过广播节目影响了数千万美国人。他一开始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社会改革，后来突然转向右翼，将总统指控为共产党特工。考夫林不仅为希特勒残忍的反犹行径辩护，还非常渴望能够为意大利独裁者效劳。

切萨雷·德·维基（Cesare De Vecchi，1884—1959）：一位生于都灵的君主主义者，也是“进军罗马事件”的四位领导人之一。1929年至1935年，他出任意大利首位驻圣座（Holy See）大使。德·维基自命不凡、小肚鸡肠，却又蠢笨不堪，嘴上怪异的髭须令他十分显眼；他受到百般嘲弄，其中以墨索里尼为甚。尽管庇护十一世多次对德·维基拍桌大怒，最后反倒对他青眼有加。

彼得罗·加斯帕里（Pietro Gasparri，1852—1934）：生于意大利中部一户贫穷的山区牧民之家，长大后却变成了一位研习教会法规的学者，并且名列梵蒂冈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官行列。作为梵蒂冈国务卿，他先后服务了本笃十五世和庇护十一世；矮胖的加斯帕里将他敏锐的政治直觉隐藏在社交场合的谈笑风生中。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1946）：与希特勒关系最亲密的纳粹领导人之一，他组建了盖世太保（Gestapo），并且占据着纳粹德国政府的许多高级职位。他一开始被墨索里尼视作疯子。

迪诺·格兰迪（Dino Grandi，1895—1988）：本是内务部副部长，后在1929年至1932年间担任了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部长。一脸山羊胡子的格兰迪一开始位列最为激进的法西斯党人行列，然而担任意大利驻伦敦大使的生涯（1932—1939）更符合他的心意，并改变了他对墨索里尼投奔纳粹德国的看法。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多年以来，贝尼托·墨索里尼都是希特勒心目中的英雄，他将一尊巨大的墨索里尼半身像放在慕尼黑的办公室里。1933年1月当选德国总理之后，他向梵蒂冈抛出橄榄枝，试图获得天主教会的支持。尽管对他抱有疑虑，教宗一开始还是被他强烈的反共立场所蒙蔽。

沃齐米日·莱多霍夫斯基（Włodzimierz Ledóchowski，1866—1942）：波兰伯爵之子，枢机之侄，他在1915年当选耶稣会总会长，任职二十七年，直到寿终为止。他是一位恶毒的反犹分子，对法西斯主义抱有好感，墨索里尼将在后来向他寻求帮助。

乔瓦尼·蒙蒂尼（Giovanni Montini，1897—1978）：1922年，身为神父的他加入了国务院，在此任职多年。1933年，庇护十一世免除了他作为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国家司铎的副业，但又在1937年将他任命为副国务卿。1963年，他登上圣彼得宝座，号教宗保禄六世。

乔治·芒德莱恩（George Mundelein，1872—1939）：先于1915年晋升芝加哥大主教，后于1924年晋升枢机，在他的主持之下，天主教会得以不断扩张；他同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好友，并在政治上对他予以支持。1937年，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言语攻击激怒了元首。

阿纳尔多·墨索里尼（Arnaldo Mussolini，1885—1931）：他同贝尼托一起长大，两人同睡过一张玉米壳铺成的床；1922年，贝尼托成为总理，阿纳尔多则成为兄长手下《意大利人民报》的主编。每天晚上，贝尼托都会跟他通电话，讨论第二天报纸的内容以及他担心的事情。阿纳尔多尽管与兄长不同，自认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却得到了兄长完全的信任。

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生于罗马涅（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心）一座小镇上的中等家庭，并在20世纪初期跻身本国最杰出的激进社会党人行列。1912年，他被任命为社会党党报《前进！》（Avanti!，总部设在米兰）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他同社会党人决裂，并在1919年发起法西斯运动。他原本是天主教会的激烈反对者，但后来他认识到，和教会达成妥协能够为他的政治野心谋求利益。

埃达·墨索里尼（Edda Mussolini，1910—1995）：墨索里尼的长女，也是他最疼爱的孩子。埃达任性、冲动、喜怒无常，喜欢骑马和开快车，很像她的父亲。1930年嫁给加莱亚佐·齐亚诺后，她才稍微安定下来。

雷切尔·墨索里尼（Rachele Mussolini，1890—1979）：雷切尔的老家同墨索里尼一家相距不远，父母却是贫苦的农民；她八岁便辍学，干起了女仆的行当。雷切尔的母亲是贝尼托父亲的情妇，而贝尼托自己也被金发蓝眼的雷切尔所吸引。两人的女儿埃达曾表示雷切尔才是“家里真正的独裁者”，这位意志坚定的半文盲女性从未在名门望族和商贾巨富的交际圈里感到过自在，而且她也从未放弃过对教会和神父的深刻厌恶。

切萨雷·奥尔塞尼戈（Cesare Orsenigo，1873—1946）：才智有限，眼界更是有限，他原本是位神父，却在1922年被庇护十一世任命为教宗驻荷兰大使，又在1925年被任命为教宗驻匈牙利大使。1930年，教宗绕过了梵蒂冈外交使节团许多更有资质的前辈，将他任命为教宗驻德国大使，取代了欧金尼奥·帕切利的位置。

欧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1876—1958）：天资聪颖但体弱多病，出生于一个罗马家族，与世代教宗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晋铎不久后，他便加入梵蒂冈国务院。1917年他先是作为教宗大使常驻慕尼黑，其后又被派往柏林，前后在德国居住了十二载。1929年，教宗将他召回，并将他晋升为枢机，1930年初，教宗又将他任命为国务卿，取代了彼得罗·加斯帕里的位置。小心翼翼、细声软语的帕切利和大权独揽、喜怒无常的庇护十一世发展出一种特别的关系。当教宗在1939年过世后，他被推举为教宗，号庇护十二世。

弗朗切斯科·帕切利（Francesco Pacelli，1872—1935）：欧金尼奥的兄长，他遵从其父的脚步，跻身梵蒂冈最杰出的律师行列。1926年，为了结束意大利王国自1861年建国以来便与圣座保持的敌对关系，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政府进行了秘密协商，并向他征求意见。

克拉拉·佩塔奇（Clara Petacci，1912—1945）：魅力非凡、卷发碧眼，是梵蒂冈一位医生的女儿，当同已经五十三岁的墨索里尼发生风流韵事时，她年方二十四岁。她生活的全部便是等候墨索里尼的电话，召唤她前往他们的爱巢，也即墨索里尼位于罗马中心威尼斯宫的办公室。她洋洋洒洒数千页的日记非常宝贵，使我们得以洞悉墨索里尼的诸多方面。

博尼法乔·皮尼亚蒂（Bonifacio Pignatti，1877—1957）：一位伯爵之子，也是一位颇受当局看重的职业外交家；他原先是意大利驻法国大使，在1935年代替切萨雷·德·维基担任驻圣座大使。正如前任政府的大多数外交使节团成员那样，法西斯独裁者前脚刚把持住政权，皮尼亚蒂后脚就开始为他们效劳。

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阿契尔·拉蒂（Achille Ratti），1857—1939］：生于米兰北部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一位丝绸厂的主管；自小便立志要成为一名神父。他年仅二十五岁便任教于米兰大修院，并很快就在米兰著名的安波罗修图书馆求得一席职位，最终成为这座图书馆的馆长。1914年，拉蒂被任命为梵蒂冈图书馆馆长，他本以为自己会在这个职位上终老，可在1918年，本笃十五世出人意表地将他选作教宗大使出使波兰，他在那里遭遇了紧随俄国革命而来的苏俄红军，由此对共产主义生出一股终生的憎恨。1921年被召回罗马后，他晋升为枢机和米兰大主教。他还没在新的位置上把屁股坐热，本笃十五世就匆匆过世，他的枢机同侪便在1922年2月的第十四轮投票中，将他推举为新任教宗。

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参见欧金尼奥·帕切利）

朱塞佩·皮扎尔多（Giuseppe Pizzardo，1877—1970）：生于热那亚附近，晋铎之后加入梵蒂冈的国务院。1909年至1912年间，他前往慕尼黑的梵蒂冈大使馆任职，这是他仅有的离开罗马的岁月。皮扎尔多在1921年被任命为替补国务卿，并在1929年接替博尔贡吉尼成为非常教务部部长，此后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37年晋升枢机。从1923年到1939年（直到教宗庇护十二世找人代替了他），他还担任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国家司铎，这使他常常落在法西斯运动反教会派系的准星上。皮扎尔多深受庇护十一世的喜爱，在梵蒂冈却不得人心，人们认为他的影响力源于他对美国天主教会资金的掌控。

阿契尔·拉蒂（Achille Ratti）（参见庇护十一世）

恩里科·罗萨，耶稣会士（Enrico Rosa，S.J.，1870—1938）：自1905年起，罗萨便是耶稣会半月刊《公教文明》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并在1915年成为该刊主编。他是庇护十一世的亲信顾问，曾被教宗召去解释教会在犹太问题上的立场。尽管一开始罗萨对法西斯主义持敌对立场，但在接受梵蒂冈上层指示后，他竟通过手下的刊物警告天主教徒不要背离独裁者。

玛格丽塔·萨尔法蒂（Margherita Sarfatti，1880—1961）：生于威尼斯一户富裕的犹太家庭，对文学和艺术都抱有极大的热情。她在十八岁时嫁给一位犹太律师，同丈夫一起搬至米兰，被牵涉进社会党运动，并在那里邂逅了刚刚抵达米兰的墨索里尼。1917年，待到墨索里尼卸下戎装时，他们已经难舍难分。她不仅是墨索里尼的亲密爱人，还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为他排忧解难。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她的魅力开始渐渐消退。

弗朗西斯·斯佩尔曼（Francis Spellman，1889—1967）：斯佩尔曼的父亲是马萨诸塞州的爱尔兰移民，1925年，他成为第一位进驻梵蒂冈国务院的美国神父。他在那里同弗朗切斯科·博尔贡吉尼成为密友，后来又成了欧金尼奥·帕切利的朋友。1939年，他晋升为纽约大主教。

阿契尔·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1889—1945）：法西斯领导人中少有的南方人，他在1931年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党总书记。脑袋不灵光又缺乏教养的斯塔拉切在品位败坏方面可谓大师，他阿谀奉承的本事，把对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推至令人惊恐的新高度。

彼得罗·塔基·文图里，耶稣会士（Pietro Tacchi Venturi，S.J.，1861—1956）：生于意大利中部一个望族，他在罗马研习司铎之道，并在此地加入耶稣会。1923年初，当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需要一个人来穿针引线时，他们选择了他。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里，他将携带教宗的要求，私底下与墨索里尼会面多达一百余次。

多梅尼科·塔尔迪尼（Domenico Tardini，1881—1961）：身为一名罗马神职人员之子，塔尔迪尼在1921年加入梵蒂冈国务院，并把自己的半生奉献给了国务院。他在1929年被任命为非常教务部副部长，接受皮扎尔多的领导，然后在1935年成为替补国务卿，接着在1937年接掌了非常教务部部长的职务。塔尔迪尼是一个中间派，他把教会与法西斯政权的摩擦怪罪到墨索里尼周围的反教会分子头上，而没有怪罪领袖本人。

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1869—1947）：1900年，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父亲遇刺，三十岁的他登上了意大利的王座，可是自登基起他就没有坐稳过王位。他博学聪颖，身体却十分孱弱，他的五短身材广受嘲弄。每周两次，墨索里尼都要头戴礼帽，前往罗马的奎里纳尔宫晋见国王，为所有新颁法律向他索取必要的御准。尽管他们的勾结乃是出于便利的需求，嚣张的墨索里尼却能够与矮小的国王沆瀣一气。他们对人性都非常悲观，对神职人员都有着本能的厌恶。

报刊与组织名录

报刊

《意大利未来报》（L’Avvenire D’Italia）：19世纪晚期，《意大利未来报》在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的降福下创办于博洛尼亚；在法西斯时代，它将成为意大利唯一一份真正全国性质的天主教报纸。

《公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在欧洲自由主义革命（1848—1849）结束后，教宗庇护九世重返罗马，收复政权，在他的要求下，《公教文明》得以在1850年创办，并由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负责编辑工作。这份半月刊的主编由教宗直接委任。每期刊物出版前都须经过梵蒂冈国务院的审查和许可。在天主教界，这份刊物代表了教宗对各类事件的观点。

《罗马观察报》（L’Osservatore Romano）：首次出版于1861年的《罗马观察报》是梵蒂冈的日报，创办之初的意图乃是帮助教宗保卫余下领土，抵御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的蚕食。尽管报纸内容受到教宗的密切审查，其正式立场却抗辩说《罗马观察报》并非梵蒂冈的官方喉舌。当墨索里尼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巩固独裁统治时，它成了意大利境内唯一一份不受法西斯审查的报纸，然而一旦它刊登的文章为墨索里尼所不喜，所有在梵蒂冈城墙外贩卖的该报都会被没收。作为梵蒂冈的一份半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通过报道教宗的重要会晤，刊登全球教会活动的新闻和评论，来履行它的职责。《公教文明》则与之有别，主要刊登时政问题的长篇社论、常规书评以及教会关切的意大利本国和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的文摘。

《意大利人民报》（Il Popolo D’Italia）：1914年，在贝尼托·墨索里尼被逐出社会党不久后，他在米兰创办了这份日报。五年后，《意大利人民报》成为他发起法西斯运动的言论喉舌。当他在1922年成为总理时，他将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移交给其弟阿纳尔多。阿纳尔多在1931年过世后，阿纳尔多的儿子维托又从父亲手里接过了主编的职务。

组织

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由庇护十世创建于1905年，初衷是为天主教平信徒提供一个组织活动的平台。及至20世纪20年代，这个组织已经在意大利境内划分出成年男女、男孩女孩乃至大学生的不同团体。公教进行会的领导层包括由教宗委任的平信徒主席，以及坐镇梵蒂冈的神职监管人员，其组织形式上达主教管区，下至地方教区。墨索里尼始终对这一组织抱有疑虑，因为这是意大利国内唯一不受他控制的群众性团体。在号称“公教进行会教宗”的庇护十一世眼里，这个组织是他令意大利社会皈依天主教的关键所在。

法西斯党（Fascist Party）：建立于1921年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PNF）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智慧结晶。为了将原本松散的政治运动和暴力团伙的乌合之众转变成正式的政党，墨索里尼抛弃了早期法西斯运动中的反教会和反君主的因素，毅然决然地转向右翼。在执政早期，他仍需费力地约束地方法西斯头目。到1928年，法西斯党已然成为意大利唯一的合法政党。

罗马宗教裁判所（Holy Office）：前身为教宗保禄三世成立于1542年的罗马异端裁判所，成立之初旨在抵御宗教改革运动。1908年更名为至圣圣部。它以教宗为首脑，成员包括数位枢机以及从事辅助工作的各类高级教士。担当其秘书长的枢机经常会在开庭前同教宗讨论案情。罗马宗教裁判所的职责在于主张正统教义和铲除异端邪说。

国家巴利拉组织（Opera Nazionale Balilla），又名国家青年组织，成立于1926年，旨在向意大利青年灌输全新的法西斯意识形态。组织下分两个年龄组，不同年龄组又下分不同性别。年幼男孩（8—13岁）组织名唤“巴利拉”，年长男孩（14—18岁）组织名唤“前卫军”，相应年龄的女孩组织则分别名唤“意大利女孩”和“意大利女青年”。这些法西斯青年团体威胁着教会的青年组织；成立之初，政府便解散了天主教童子军。不过一个庞大的教士网络也应运而生，给所有地方巴利拉组织都配备了天主教司铎，使得他们在接受法西斯教导和准军事训练的同时，不忘宗教崇拜。

人民党（Popular Party）：1919年，西西里神父路易吉·斯图尔佐（Luigi Sturzo）得到教宗本笃十五世的首肯，成立了这个全国性质的天主教政党，名为意大利人民党。在1921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党获得了超过20%的席位。人民党是阻止法西斯独裁上位的最大绊脚石，可是当庇护十一世明确支持墨索里尼时，它受到了重创。该党最终于1926年11月解散，然而墨索里尼一直都怀疑，人民党的某些残余分子仍然隐秘地在公教进行会中重新集结。

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势力范围包括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左翼力量。由于内部分化成改良主义分支和支持彻底革命的分支（墨索里尼乃后一分支的领导人），该党在1912年清洗改良主义分子时分裂为两党。社会党在1919年的议会选举中达到巅峰，赢得近三分之一的选票，并且控制了许多城镇。1921年，一个政见相左的派系独立出来，组成了共产党。1922年，改良主义分子再次出走，成立联合社会党，使得社会党再次分裂。1924年，几名法西斯暴徒在一位意裔美国人的带领下，谋杀了该党党魁贾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ti）。1926年，墨索里尼宣布社会党及其诸多派生政党均为非法组织。

序言

罗马，1939年

教宗庇护十一世年事已高、疾病缠身，上一年差点因为循环衰竭而作古，如今他只求天主能够再给他些许时日。他身穿白袍，坐在梵蒂冈三楼办公室的书桌前，手杖倚在就近的墙上。旁边还有锈迹斑斑的指南针和气压计，都是他攀登阿尔卑斯各座山峰时用过的旧物，令他回想起那些遥远的岁月。抽屉里有一支老旧的音叉，可是上一次取出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对自己的歌喉非常自豪，深信音准没有弃他而去，他曾一有机会就练习，不过总要先确定没人能听见他的声音。如今，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他查看了每一个抽屉，确保所有文件秩序井然。

多年以来，教宗都身体安康，而旁人则惊叹于他繁重的日程。他曾经坚持过问梵蒂冈事务的所有细节，对或大或小的事务都亲自裁断，可如今每一天都犹如挑战，每一步都会招致疼痛。到了夜晚，他每每无法入眠，双腿因静脉曲张而颤动，哮喘则令呼吸费力，最糟糕的是，他的心头总是弥漫着一种感受，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出了差错。

白天的时候，日光会从俯瞰圣彼得广场的三扇窗户涌入他的办公室。可现在正值夜晚，他那盏小小的台灯正将黄色的灯光投射在面前的纸张上。他思索着，天主让他活着，一定是有原因的。他是天主在这世间的代理人，在把应当说的话说出口之前，他还不能死。

教宗将意大利所有的主教都召集到罗马，聆听他最后的话语。集会将于一周半后（即1939年2月11日）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这个日子正好也是《拉特兰条约》（Lateran Accords）签订十周年纪念日。这项由庇护十一世与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达成的历史性条约，结束了意大利和罗马天主教会长达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在六十八年前，意大利王国建国时曾实行政教分离，这标志着意大利正式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项条约却意味着这个现代国家已然寿终正寝。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教会积极地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开展合作。

在十七年前的1922年，刚刚晋升枢机的阿契尔·拉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接掌了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宝座，取名号为庇护十一世。下半年，各地暴乱四起，三十九岁的法西斯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当选意大利总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两人就相互依靠。独裁者依靠教宗，为政权谋求教会的支持，由此获取他们亟须的道德正统。而教宗也要指望墨索里尼的帮助，才能够恢复教会在意大利的权势。现如今，手中执笔的庇护回想那些年，心中感到深深的悔恨。他竟然听信谗言、误入歧途。墨索里尼似乎视自己为天主，而且还和希特勒勾结在一起，希特勒则深受教宗鄙夷，他不仅破坏教会在德国的势力，而且还自立一门异端宗教。在去年春天，罗马见证的那幅惨痛景象还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德国元首在凯旋游行中穿过这座城市历史悠久的街道，红黑的纳粹旗帜犹如海洋覆盖了整个罗马。

希特勒造访梵蒂冈两个月后，墨索里尼发表的声明震惊了世界，他宣称意大利人是纯正高贵的种族。尽管犹太人早在耶稣之前就已经定居罗马，如今却被官方认定为一个道德败坏的异族。教宗震惊了。他在一处公众场合质问，意大利领导人为何要对德国元首这般亦步亦趋？这个问题令墨索里尼怒不可遏，因为最令他愤懑的事情，莫过于被喊作希特勒的跟班。教宗核心集团的成员赶忙出来修复这段受损的关系。相比起民主社会，他们显然在独裁体制中更为自在，而且他们也害怕失去墨索里尼许给教会的各项特权，由此，他们觉得教宗肯定是老糊涂了。他已经疏远了纳粹领导人，而他们担心，现在他又要将梵蒂冈和法西斯政权的和睦关系置于险境。

在罗马台伯河另一侧的总部，墨索里尼正对教宗的言论发火。意大利人现在还去参加弥撒，完全是因为他告诉他们要去，要不是因为他，那些反教会分子早就失控了，他们会穿梭在意大利的街巷里，洗劫教堂，把蓖麻油灌到那些畏首畏尾的教士喉咙里。意大利法庭和学校教室的墙上还挂着耶稣受难像，教士们还在意大利的公立学校布道，这一切完全是因为得到了墨索里尼的命令。而国家之所以还慷慨地拨出资金支持教会，那也是出于他的授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法西斯政府和梵蒂冈之间达成互惠互助的关系。

1月31日晚上，庇护熬到很晚，一直在起草他将于主教集会上发表的讲话。教宗原本也算是个登山家，曾经精神饱满，体格健壮，可如今已经憔悴而瘦弱，原先饱满的面容已经消沉下去，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但无论是谁见到他，都能明显地感受到，他有极大的决心要发表这番演讲。法西斯的密探无处不在，甚至包括教会的厅堂。在警醒各位主教之前，他还不想死。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一定要谴责墨索里尼对纳粹种族主义的皈依。

在演讲前的最后一周里，教宗剩余的生命力逐渐离他远去。他站不住了，只好躺在床上。欧金尼奥·帕切利枢机在梵蒂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他恳求教宗将集会推迟举行。教宗拒不听从，并且命令梵蒂冈的日报报道他健康状况良好的消息。2月8日，他担心自己在三天后可能没有足够的力气发表演讲，便命令梵蒂冈印刷厂为每一位主教打印了一份演讲稿。第二天晚上，他的健康状况愈发堪忧，午夜过后，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吃力。服侍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氧气面罩系到他的嘴上，以免碰歪头上的白色小瓜帽。凌晨4点，他们叫醒了帕切利枢机。枢机赶到教宗床边，双膝跪地开始祈祷。他红肿的双眼里噙着眼泪。

庇护十一世躺在那张简易铁床上，生命力迅速地枯竭下去，很快就咽下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天主没能允诺他最后的请求。明天，主教们晋见他的地点将不再是圣彼得大教堂，而是近旁的西斯廷教堂。2月10日的下午，他枯槁的遗体摆在西斯廷教堂高高的平台上。那些曾在他全盛时期见过其风采的人，现在已经无法辨认他的遗体，仿佛躺在米开朗基罗穹顶画下、身穿教宗丝质白色教士服、头戴红绒帽的，是其他什么人。

台伯河对岸，墨索里尼听到教宗死讯时，吐出一声安慰的叹息，不过他也非常不愿意让教宗的守灵仪式干扰他和克拉拉·佩塔奇的下一次幽会，这位拥有碧绿眼眸的年轻女子乃是他的情妇。不过除此之外还有最后一件要紧事。多年以来，他在梵蒂冈安插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密探网络，并且密切地关注他们提供的报告。近几天来，他们提醒他说，教宗准备要做一场极具煽动性的周年演讲以谴责墨索里尼的反犹运动以及他和德国元首愈发紧密的关系。他担心，如果这份讲稿现在泄露出去，仍将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这将是教宗来自坟墓的控诉。

独裁者思索着，还有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忙。他联系了帕切利枢机，身为教宗名誉侍从的他如今将负责处理庇护遗留下来的一切事务，包括堆积在他书桌上的手写文件，以及刚刚印刷出来、准备发放给各位主教的那叠演讲稿小册子。墨索里尼要把所有的演讲稿都销毁掉。

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帕切利会顺从他。帕切利生于罗马一个显赫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和历任教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一直都活得胆战心惊，害怕教宗会与墨索里尼为敌。他思索着，这状况真是危机四伏，不确定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是的，他亏欠教宗很多，教宗将他提拔至国务卿的位置，在很多方面都帮助过他，但他感觉自己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他要保护教会。于是他下令清理教宗的书桌，把所有演讲稿小册子都收缴起来。

三天后，大批民众在圣彼得广场不耐烦地等候着，而枢机们则在进行教宗选举会议。当使徒宫飘出一道白色的烟雾时，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枢机执事站在高居圣彼得教堂大门上方的阳台上宣布：“教宗诞生（Habemus papam）。”很快，一位高大瘦削、戴着眼镜、身着教宗白长袍、头戴镶满宝石的三重冕的人物，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降福众人。欧金尼奥·帕切利取名号为庇护十二世，以此向那个他近来陪侍床边、为之抹泪的人致敬。

第一部分
教宗与独裁者

第一章
新任教宗

梵蒂冈城门外聚集着一小群人，他们向驶来的黑色轿车鼓掌示意，直到它们缓慢地驶进中世纪的城墙。为表回应或致意，又或是习惯使然，每一位抵达的枢机都在轿车后排挥手祝福众人。城门两旁各站着一位衣着犹如小丑的瑞士侍卫兵（Swiss Guards），他们将戴着白手套的手掌举到闪亮的头盔处，向枢机致敬。没过多久，当最后一位枢机抵达使徒宫时，六位官员小跑着穿过狭长阴冷的大厅，每个人手里都摇着一枚铃铛，一个声音喊着：“闲杂人等速速离开（Extra omnes）！”直到所有无关人员都离开教堂。教宗选举会议的典礼官是来自基吉家族的亲王，他手里攥着一串巨大的古旧钥匙，从门外锁住了沉重的大门。身为教宗名誉侍从的彼得罗·加斯帕里枢机则从里面把门锁上。窗户也一扇扇紧闭起来。这一天是1922年2月2日，周四。直到新任教宗诞生，大门才会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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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笃十五世开始久咳不止，不过是两周前的事情。尽管教宗个头不高、身体虚弱，从小走路就有点跛（梵蒂冈的闲话中他被喊作“小矮子”），但他并不显老，而且在他端坐圣彼得宝座的七年间，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然而一开始的支气管炎很快就恶化成肺结核，六十八岁的本笃接受了临终圣礼，第二天下午，躺在简易铁床上的他失去了意识。次日上午，他与世长辞。[1]

当为人和蔼可亲、反对现代主义的庇护十世在1914年过世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响，而彼时的贾科莫·德拉·基耶萨是个不太寻常的教宗人选。因为在五十二位枢机共聚梵蒂冈推举教宗继任人的时候，德拉·基耶萨才当了三个月的枢机。他出身贵族，家庭却一点都不富裕，他极高的天资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他的外表和教宗的形象相去甚远。尽管仪态雍容、举止文雅，但他身材矮小、肤色灰黄，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牙齿还翘露出来。从鼻子、嘴巴、眼睛到肩膀，他外形的方方面面都显得有点扭曲。[2]

当德拉·基耶萨还是一位年轻的神父时，他曾供职于梵蒂冈国务院，这个机构负责处理教宗与世界各国政府的关系。他在国务院里逐步高升，并于1913年被派往博洛尼亚担任大主教。

有些人认为，德拉·基耶萨之所以被调离梵蒂冈，是拉斐尔·梅里·德尔瓦尔（Rafael Merry del Val）枢机在从中作梗。他是庇护十世的国务卿，也是教宗在教士中铲除一切“现代主义”迹象的得力助手。庇护十世担心现代主义观念会取代教会传承数百年的教义。在他看来，最为道德沦丧的莫过于个人权利和宗教自由的信念，此外还有一些异端邪说非常可憎，比如政教分离，比如信仰应当与科学达成妥协。梅里·德尔瓦尔认为德拉·基耶萨为人过于温和，就想要远远地将他排挤到教会权力的宝座之外。[3]

在第十轮投票中，德拉·基耶萨勉强达到了当选教宗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梅里·德尔瓦尔阵线的一位强硬分子，加埃塔诺·德·拉伊（Gaetano De Lai）枢机试图羞辱新任教宗，要求检查他的选票，看看德拉·基耶萨有没有投给自己。

庇护十世过世时，意大利已然人人自危，可当他的继任者在1922年过世时，意大利则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动荡之中。许多人害怕革命随时会爆发，尽管在点燃革命的是社会党人还是法西斯党人的问题上，他们可能存在分歧。精英阶层原本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能够将分裂无助的意大利人团结起来，将民众紧密地团结在政府周围，但是这两个希望都落空了。意大利阵亡人数超过五十万，伤员数目则更加庞大。这些复员的军人卸甲还乡，可是工作机会却少得可怜。这个国家的政界领袖似已无力走出这场危机。

此时的社会党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扩张期，他们希望借众怒的东风，登上权力的宝座。工人们占领了都灵、米兰和热那亚的工厂。农业劳作者则发起了罢工，威胁到守旧的农村地主阶级。仅仅在两年前，也就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受到苏共榜样的激励，意大利的抗议者梦想未来有一天，工人和农民也会在意大利夺得统治地位。[4]

然而社会党人还需面对从自身分裂出来的武装威胁。战后不久，时年三十九岁、曾经位列意大利最杰出社会党人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发起了一项全新的法西斯运动。这项运动借重那些愤愤不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开始在全国上下各个城市萌芽壮大。它最先招募的成员与墨索里尼本人类似，都是些左翼分子，而且跟他一样敌视教会和教士。但墨索里尼很快就转变方向，不再诋毁教士和那些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转而谴责社会党人是反对意大利参战的罪人，此后流入的成员便都是极端的右翼分子。

在位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城市的总部，这些身着黑衫的法西斯分子钻进车辆，横扫乡村，烧毁工会大厅、社会党会议室以及左翼报纸的办公场所。墨索里尼并不直接控制这些黑衫军（Squadrismo），他们的行动受到地方法西斯头目的指使。这些团体从1919年开始攻击社会党官员和活跃分子，对他们实施殴打，并把蓖麻油灌到他们的喉咙里，这样的暴力行径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愈演愈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频率上都不断升级。黑衫军喜欢用蓖麻油施虐，因为它不仅令受虐者恶心，还会导致无法控制的腹泻，给受虐者带来极端的羞辱。社会党市长和市议员们都给吓怕了，全都跑路了，令意大利的大片领土落入了法西斯恶棍的掌控之中。[5]

这些“施虐暴行”还瞄准了意大利天主教政党的成员。新成立的人民党是意大利天主教徒试图对政界施加影响的创举。此外，梵蒂冈竟然喜闻意大利天主教政党的创建，这本身也是一种新事态。多年以前，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II）原本是意大利西北部撒丁王国的君主，首都定在都灵，1861年，当他吞并了意大利半岛的多数领土后，他宣布意大利王国从此建国。那些凭借策动叛乱和武力征服打下的领土中，绝大多数是历任教宗的领土，如今却仅余罗马及其腹地仍然归属于教宗国（Papal States）。1870年，意大利军队攻占罗马，宣布意大利王国从此定都罗马。庇护九世只得撤退到梵蒂冈，发誓除非教宗国能够复国，否则他一辈子都不会踏出梵蒂冈城墙一步。

教宗将国王逐出教会，禁止天主教徒参与全国大选投票，也禁止他们去竞选议员；他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重返罗马，恢复教宗的统治地位。然而随着19世纪渐渐步入尾声，这一希望越来越渺茫，反倒是社会党运动的急剧扩张，给教会带来了新的威胁。从19世纪中期的庇护九世开始，历任教宗都曾出言谴责社会主义。1891年，利奥十三世在其著名的《劳工通谕》（Rerum novarum）中控诉社会党人，认为他们“将穷人教唆出仇富心理”。他还言辞激烈地批评了他们废除私有财产的提议。待到19、20世纪之交，梵蒂冈已然明确表态，社会主义乃是教会不共戴天的敌人。

20世纪初，当选举权在意大利逐渐普及开来，梵蒂冈对于选举投票的禁令变得愈发难以维系。除非教会采取实际行动，否则社会党人很有可能就会上台掌权。1918年11月，西西里神父路易吉·斯图尔佐会见了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加斯帕里枢机，同他讨论筹备天主教政党的计划。他们把这个政党称作意大利人民党，它要跟社会党人拼抢农民和工人，给他们一个能够不断得到进步的平台。第二年初，在本笃十五世的降福下，政党正式成立。待到1922年，它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之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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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的教宗选举会议变成了两大派系间的一决雌雄。一派枢机拒绝同现代社会妥协，因而号称“狂热派”（zelanti）。他们对庇护十世的年代怀有乡愁，希望教会能够重拾对现代之恶的征战。另一派则较为温和，他们号称“政治家派”（politicians），希望能够继续本笃十五世相对中庸的路线，并且延续外向的政策。领导狂热派的是庇护十世的国务卿拉斐尔·梅里·德尔瓦尔，而本笃十五世的国务卿彼得罗·加斯帕里则是温和派的拥护者。教宗选举会议逐渐变成一场史诗大战，交战的核心在于天主教会在20世纪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路线，而结果的不确定性更为这场大战增添了不少戏剧性。双方都很难获得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选票，而且也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够令双方达成妥协。[7]

加斯帕里枢机有时被称作牧羊人（pecoraio），然而这个绰号并没有宗教的意味。时年六十九岁的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亚平宁山脉的一个小村落，家里是实实在在的牧民。这个绰号在意大利语中包含乡巴佬的含义，他自己倒是非常中意，因为这意味着，在那些梵蒂冈枢机团的老油条里，他是个冉冉升起的新贵。在他尚且年幼的时候，每个春天全家人都要跟随羊群进山，然后在秋天返回山谷，每当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把彼得罗送到当地的教区神父那里修习课业。他非常聪明，后来进入教会的神学院深造，和梵蒂冈外交系统的其他官员不同，他没有上过罗马久负盛名的宗座外交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Noble Ecclesiastics），因为这所学校通常只招收贵族子嗣。

加斯帕里长大后成了一位又矮又胖的神父，挪动步履时双足似乎从不离开地面。他的着装“展现出对整洁的毫不在意”。然而他用和蔼可亲填补了仪表上的不足，并深受外交使节团的喜爱。他比划起手势时手舞足蹈，眼睛闪烁着光芒，常常笑得前俯后仰，需要用手把笑翻的红色小瓜帽推回原位。无论在他自己眼里，还是在其他人眼里，加斯帕里有着山区牧民的精明、直觉、韧性和吃苦耐劳。“他那双乌黑聪敏的眼睛，”一位观察者记述道，“将他的巧智显露无遗。”[8]

教宗选举会议于2月2日晚上在西斯廷教堂开幕，五十三位枢机各有一张小桌和一个席位。两位美国枢机仍旧航行在大西洋上，因而缺席了这场会议。三十一位意大利枢机占据了大半席位，因而只有得到意大利人的强烈支持，才有可能当选。教堂前厅的祭坛上立有一根巨大的十字架和六根燃烧的蜡烛。每次递交选票的时候，枢机们就会依据资历一个个向祭坛靠近。每一位都会跪在祭坛的底部位置，祷告上片刻，然后以拉丁文发誓，自己所投之人乃是他相信天主希望当选之人，之后把叠好的选票投入票箱，向十字架鞠躬，再退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进行两轮投票。通过抓阄选出的三位枢机负责清点票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一庄重的仪式重复了十四次，只出过一次洋相，一位道明会枢机从椅子起身时不小心撞到了桌子，碰翻了一瓶墨水，弄脏了他白色的教士服。[9]

总共有十二位枢机获得选票。第二天，梅里·德尔瓦尔达到他最高的十七票。加斯帕里则在第六轮获得了二十四票，可这一票数在第七轮和第八轮都裹足不前。梵蒂冈城外，一大群既好奇又虔诚的罗马人焦躁地等候着。“我们能够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法国报纸《费加罗报》（Le Figaro）报道说，“那就是大家都对结果一无所知。”[10]第八轮投票后，加斯帕里枢机躺在床上夜不能寐，他意识到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教宗了。次日，在第三天的投票开始前，他前去拜访了教宗选举会议最年轻的成员阿契尔·拉蒂。拉蒂在几个月前刚刚晋升枢机，而加斯帕里的一番话语令他十分惊讶，加斯帕里说，他会敦促他的支持者把票都投给拉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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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在米兰北部的布里安扎区（Brianza），拉蒂降生在代西奥（Desio）的一座小镇上，当地有着很深的天主教信仰，他的父亲在此地管理着一座丝绸厂。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做事井井有条，令人望而生畏，经营家庭似乎有点大材小用。晚年的时候，拉蒂常常提起她，口吻中带着深深的爱意和敬意，却从来不曾谈论自己的父亲。代西奥和米兰都下辖于奥匈帝国，而拉蒂最早的记忆，是他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曾告诉他，法国和撒丁王国的部队正在附近同奥地利人作战。[11]几周后，意大利半岛长期分治的各个公国和王国悉数消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意大利联合王国。

由于代西奥当地没有学校，阿契尔在十岁的时候被送到叔叔家生活，此人是一位教区神父，在科莫湖旁一座名唤阿索的小镇上布道。他叔叔家算是个社交场所，近旁的神父们常常过来聚会，给这里带来了特别温馨的氛围。这让阿契尔决定以后也要成为一名神父，于是很快就前去神学院读书。他每个夏天都要回到叔叔家，却从来不回父母家。那所神学院的纪律严苛至极，学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神父，规章制度必须一字一句得到遵守，然而这些都没有令这位刻苦的男孩感到困扰。[12]他的同学把他叫作“小老头”，因为阿契尔宁愿独自思索，也不愿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13]

1875年，阿契尔进入米兰神学院，准备晋铎。他的阅读涉猎广泛，不仅嗜好但丁等意大利经典作家之作，还阅读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他关注吉姆（出自马克·吐温笔下，哈克贝利·费恩的黑奴伙伴）在人生中面临的挑战，他的同学因此把他叫作非洲人。尽管这个绰号并没有流传开来，但是阿契尔对它颇为自得，还告诉同学说，以后要前往非洲传教。拉蒂最喜欢的是伟大的米兰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多年以后的一天，当他已经贵为教宗，他的典礼官来到他的书房，按照惯例双膝跪下等待指示。教宗则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醉地念诵着曼佐尼小说《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中的一个段落。过了二十分钟，直到停下来时，他才注意到这位双膝跪地的下属。教宗为自己的耽误而致歉，不过微笑着补充道：“蒙席，这些文字难道不值得跪地聆听么！”[14]

在米兰求学四年之后，拉蒂奔赴罗马，在刚刚建校的伦巴第神学院继续他的学业。罗马被历任教宗统治了一千多年，然而九年前，它却被攻陷了，如今成了新建的意大利联合王国的都城。

拉蒂身高五英尺八英寸[15]，胸膛宽阔，一头金发越来越稀疏，此时的他已经戴上了标志性的圆框眼镜，看起来像是一位青年学者。1879年11月，他在罗马恢宏的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晋铎，然后又在这座不朽之城待了三年，继续在宗座额我略大学进修，这里的耶稣会教师用拉丁文授课。

1882年，拉蒂回到米兰，很快被任命为米兰大修院圣语与神学教师。尽管带有圣语的头衔，他本人却没有很好的口才。他决心要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到无比清晰的程度，所以讲话速度非常缓慢，总是奋力寻找着恰切的词语；每当他觉得自己说得不对时，就常常自我纠正。[16]他从来都不爱好社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拉蒂待在书堆里要比待在人堆里显得更为自在。执教六年后，他在米兰安波罗修图书馆谋得馆员一职，这座图书馆在古董手稿收藏方面无可匹敌，藏品中珍宝甚多，其中就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大西洋古抄本》（Codice atlantico）。他不仅懂得拉丁语，还掌握了希腊语、法语和德语。

然而拉蒂绝不仅仅是个书呆子。作为一位米兰小伙，他还发展出登山的爱好，并且加入了意大利阿尔卑斯俱乐部设在当地的分部。每到冬天，他就会同登山伙伴（一位神父同侪）一起研究登山材料，探索登山路径，以便第二年夏天能够予以攀登。他坚信成功完全可以通过细致的规划达成。从1885年到1911年，他攀登阿尔卑斯山脉达一百次，每次跋涉超过八千英尺。[17]冷空气的冲击、阿尔卑斯山脉悬崖的力度以及一览众山小的风景，都向他展现了天主造物的荣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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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波罗修图书馆馆长于1907年过世，五十岁的拉蒂接替了他的岗位。四年后，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决心要寻找一位继任者。由于阿契尔·拉蒂领导的安波罗修图书馆在声誉上仅次于梵蒂冈图书馆，所以他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人选。米兰报纸在报道这一委任新闻时配了一幅照片，照片里的高级教士头发正渐渐稀疏，然而拉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貌特征仍然是他那副小小的圆框眼镜。这些特征令他显得严肃（有些人会说是忧郁），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位阴沉的教会学者，然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却体会到他慈父般的关怀。为了帮助馆员，令他们的家人不至挨饿，他得到本笃十五世的许可，在梵蒂冈图书馆辟出一片菜园供他们耕种。而每当有人生病时，他都会亲自送去糖果礼物，或是一瓶好酒。[19]

拉蒂原以为自己会在梵蒂冈图书馆的职位上退休，要真是如此，那他也就不会在1922年成为教宗了。然而在1918年3月，他却收到了一份出人意料的委任：本笃十五世命他以教宗大使的身份奔赴华沙。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教宗为什么要选择他来完成这项棘手的任务。他没有外交经验，对波兰也谈不上任何独到的见解，不过奇怪的是，当非常教务部的枢机谈论他的任命时，他们都错以为他懂波兰语。[20]拉蒂时年六十一岁，对自己的新使命感到非常焦躁，但他顺从了教宗的命令，并在5月出发。他错以为自己的出使使命只有短短几个月，他还错以为自己的任务不过是准备好材料，向教宗报告波兰的处境。

当拉蒂抵达华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戮才刚刚结束。波兰人正在筹备国家的独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波兰的多数领土受到俄国人的统治，余下领土则落入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掌控之中。拉蒂的使命非常棘手，因为新波兰的国界还没有确定下来，各方都剑拔弩张。

在波兰境内四处游历时，这位梵蒂冈图书馆馆长最常听闻的便是当地教士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将他们视作波兰天主教的敌人。意大利人口中犹太人的比例非常低，只有千分之一，而波兰人口中的犹太人却占到了十分之一。早在十年前，拉蒂曾向米兰的首席拉比（rabbi）学习希伯来语，而他也从未关心过那些基本上被这座城市同化的犹太人口。[21]可是当他和米兰的犹太群体变得越来越熟络时，他意识到梵蒂冈实际上对犹太人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

天主教将犹太人妖魔化的历史非常悠长，可以一直追溯到基督教的源头，那时候它仍然是犹太人的一个教派。1555年，教宗保禄四世颁布一纸教宗诏书《因为如此荒谬》（Cum nimis absurdum），命令但凡他国土上的犹太人都必须生活在犹太人区（ghetto）。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联络须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他们只能从事最低微的职业。教宗认为，犹太人谋害耶稣，拒绝他的教诲，因而应受到天主的惩罚，“永世为奴”。直到1870年，意大利人攻陷罗马，才将犹太人从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区彻底解放出来。[22]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载，受到梵蒂冈密切审查的耶稣会半月刊《公教文明》对犹太人展开了无情的谴责。这份刊物的读者并非广大天主教徒，它的格调要远远高过他们；它实际上是一个上层窗口，读者群体乃是天主教意见领袖、报纸编辑以及高级教士，方便他们了解梵蒂冈对于各种时事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像阿契尔·拉蒂那样，担任过安波罗修图书馆馆长，那么他就会及时地阅读每期刊物。

“犹太人，”这份刊物的一篇檄文这样写道，“是永远粗野的孩子，他们顽固、肮脏，全都是些盗贼、骗子、无知的蠢人，对周边远近的人来说简直是害虫和灾祸……他们想方设法染指……所有公共财产……他们不仅会控制所有的金钱……一旦允许他们担任公职，他们还会掌控国家的法律。”这份接受梵蒂冈审查的杂志坚称，教会长久以来都教导基督徒要远离那些犹太人，否则他们就会令基督徒沦为他们的奴隶：“那些认为犹太教不过是一门宗教的人，错得多么离谱，受到了多大的欺瞒……它实际上是一个种族、一类人民乃至一个民族！”《公教文明》控诉道，犹太人是道德败坏的异族，他们永远都不会向居住的国家效忠，而只会利用他人的慷慨。那些人也真够蠢的，竟然把同等的权利赋予犹太人。[23]在拉蒂当选教宗几个月后，这份刊物又向犹太人发起进攻，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不仅把俄国革命怪罪到犹太人头上，还警告读者，犹太人已经布下密谋的天罗地网，志在统治整个世界。[24]

浸淫在一个对犹太人抱有如此成见的教会里，拉蒂在波兰遭遇的深入骨髓的反犹主义必然会对他造成影响。波兰天主教精英阶层递交给他的书面报告都在向他诉说，他们对犹太人的威胁有多么忧心忡忡。他们控诉犹太人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和德国入侵者苟合，而且在全国上下的乡镇里化身为贪得无厌的放贷人。他们还将传播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罪状盖在了犹太人头上，这尤其令拉蒂感到震惊。[25]1918年10月，他将波兰最近的动乱归结给“那些决心引发骚乱的极端政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及犹太人”[26]。当时的波兰发生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屠杀惨案，许多犹太人遇难，他们的家被焚毁。本笃十五世（相较于他的前任而言，对反犹阴谋论不那么赞同）向他求证这些屠杀惨案是否确有其事，拉蒂回答说事件真相难以判断。不过他坚称犹太人是一个危险因素：尽管波兰人民都是善良忠诚的天主教徒，可是他担心“邪恶影响正布下陷阱，威胁着他们，甚至有可能将他们摄住”。这些敌人到底是谁，拉蒂一点都不含糊，他补充道：“这里最邪恶、最强大的影响之一，恐怕就是最强大、最邪恶的影响，正是来自犹太人。”[27]

1919年秋，梵蒂冈对新成立的波兰予以官方认可。拉蒂的使命继续延续，并被任命为教宗驻波兰大使。第二年夏天，红军在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同波兰部队多次交锋之后，进军波兰，直捣华沙。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武装起来，准备保卫他们的城市。很多外国人都遁走了，然而拉蒂却要镇守此地。8月15日，全副武装的居民们焦虑地等候着，波兰的反击总算击退了布尔什维克部队。对拉蒂来说，这次经历是一种创伤。西方民主国家都没有认真体会共产主义的威胁，在他的余生里，他将一直秉持这份信念。[28]

1921年，本笃十五世将拉蒂召回到意大利，并将他晋升为米兰大主教。拉蒂大半辈子都待在图书馆里，几乎没有担任教士的经验，所以教宗的这个选择非常出人意料，然而拉蒂的能力、对教会的无私奉献以及他的大公无私似乎感染了本笃。[29]而拉蒂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米兰，毫无疑问，这肯定也对任命起到了作用。这一任命之后，枢机之冠也随之而来，对于意大利这块最庞大、最富庶的大主教管区而言，这一荣耀乃是惯例使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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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宗选举会议中途，狂热派意识到，无论是梅里·德尔瓦尔，还是他们其他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当选了，于是他们也决定同阿契尔·拉蒂进行秘密会谈。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拉蒂跟两方派系都不沾边，有可能成为折中的人选。他们还认为，拉蒂是教会高层中资历比较浅的一位，尤其是如果他把自己当选的功劳归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就能轻易对他施加影响。德·拉伊枢机是梵蒂冈负责遴选主教的圣会负责人，他代表他那个团体的十二位枢机，带着这项提议去找了拉蒂。

阿契尔·拉蒂，米兰大主教，1921年

“我们会把票投给阁下，”德·拉伊告诉他说，“只要阁下答应您不将加斯帕里枢机任命为您的国务卿。”

“我希望并为此祈祷，”拉蒂回答说，“圣灵能够在这么多实至名归的枢机中选择其他人。”不过他补充道：“如果它选择了我，那么我确实会将加斯帕里枢机任命为我的国务卿。”[31]我们并不清楚拉蒂是否已经对加斯帕里做出承诺，不过这种可能性很高。由于他在梵蒂冈的事务上缺乏经验，他可能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留在身边。或者他可能远比他们想象的明智，明白这位国务卿具有很大的价值，能够帮他推挡狂热派的要求。

“阁下有可能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德·拉伊枢机警告道。

“如果我坐上圣彼得宝座的话，那肯定不会是我犯下的唯一一个错误，但必将是第一个。”

待到第十二轮投票，也即第三天的最后一轮投票时，有二十七位枢机将他们赞同的一票投给了米兰大主教。[32]第二天一早，枢机们再度聚集在西斯廷教堂。上午10点钟，他们开始投出第十三轮选票，最后同样没有取得有效结果。而在下一轮投票中，阿契尔·拉蒂获得的票数将会超过三分之二的基准线。

这位不知所措的枢机笔直地坐在座椅上，头向下斜，仿佛肩膀上承担了新的重量，其他五十二位枢机围成一圈将他包围在中心。枢机执事开口问出了那个必要的问题，他的声音洪亮，即便是耳朵再背的人也能够听清：“选举依据教规，将你选为至高教宗，你是否接受这一结果？”拉蒂没有马上回答，个别枢机开始紧张起来。过去整整两分钟，他才抬起头，用拉丁语做出回答。他的声音因情绪激动而颤动着：“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和这一高位并不相称。”枢机们明白新任教宗已然诞生。[33]

随着教宗选举尘埃落定，一辆从那不勒斯驶来的火车停在了台伯河对岸的罗马火车站。两位美国枢机，即波士顿的威廉·奥康奈尔（William O’Connell）以及费城的丹尼斯·多尔蒂（Dennis Dougherty）从火车上走了下来。他们乘坐“伍德罗·威尔逊号”远渡重洋，又从那不勒斯匆忙赶到罗马，却发现自己已经来迟了，这令他们非常不快。奥康奈尔的不悦有其特殊的缘由，他一路晋升至枢机，很大程度上有赖梅里·德尔瓦尔的提携。如果他能够及时到场，将他和多尔蒂的选票投给他，那么结局也许会大为不同。更令他怒火中烧的是，同样的事情在七年半前庇护十世过世时已经发生过一次：他们根本不给美国人足够的时间赶来罗马。那一次也是直到新任教宗已经选举出来，奥康奈尔才抵达罗马。[34]

拉蒂被护送着从西斯廷教堂来到了近旁的更衣室，他在那里第一次穿上了教宗的白色长袍。更衣室里一共备有三件长袍，一件小号、一件中号、一件大号，足以应对任何选举结果。中号穿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他现在穿着一件白色的教士服、一双丝质的白色长袜，脚穿红色丝质拖鞋，肩披红色绒布披风，边上镶着白鼬皮。他在白色小瓜帽上还戴着一顶红绒帽，下边沿是教宗特有的白鼬皮边，一直盖到耳朵的位置。当他回到西斯廷教堂，走向祭坛前面的宝座时，枢机们纷纷双膝跪地，随后每个人都走上前去，亲吻他的足，恳求他的降福。那个曾经热爱漫步群山的人，如果要遵从四位先人的惯例，那么他就永远都不会离开梵蒂冈这座令人感到逼仄的围城。[35]

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到底谁会从选举会议中脱颖而出。意大利的四千万人口中99%都是天主教徒，他们的关注最为密切，不过意大利境外的两亿六千万罗马天主教徒也同样企盼着最终消息的到来。[36]

自从教宗选举会议开始，人群便在圣彼得广场等候，他们眼睛盯着烟囱，那里出现的烟是用选票烧出来的，它会告诉民众教宗何时诞生。[37]在那四天里，烟囱喷出了十三次黑烟，在第四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当落雨的天空下复又积着潮湿的云时，几只手臂开始指向使徒宫里飘荡出来的一缕白烟。五十四分钟后，一位枢机出现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央阳台，面朝广场，缓缓地举起了他的右臂：“教宗诞生。”阿契尔·拉蒂自号庇护十一世，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庇护九世是他年轻时的教宗，而庇护十世将他召来罗马，担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38]几年之前，这位只负责领导几位图书馆馆员的人，如今肩负起引领全球三亿天主教徒的责任。

欢呼的人群开始挤向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自从1879年意大利部队攻占罗马，而教宗们开始自称“梵蒂冈囚徒”起，就再也没有哪位教宗向外界展示过他的面容，哪怕只是通过面向圣彼得广场的那几扇窗户。自从庇护九世过世后，三位当选的教宗都在教堂里面降福信徒。

可是这一次，人们被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摄住了目光。圣彼得教堂中央巨门正上方的阳台出现了几位贵族卫兵（Noble Guards），他们面朝广场，将缝有教宗牧徽的红色挂毯悬挂到阳台的扶手上。当身穿白袍的教宗出现在阳台上降福众人时，庞大的广场上弥漫着一片肃穆，人们纷纷跪倒在地。没有人会忘记那些意大利士兵的身影，当时他们被安置在广场上维持秩序，也站在教宗的瑞士侍卫队旁举枪致敬。所有人一同向教宗敬礼。[39]在这座愈发被恐慌摄住的城市里，这是少有的一个平和时刻。是时，暴力和混乱弥漫全国，政府陷入瘫痪。在这一年结束之前，教宗将面临一个抉择，他的决定将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1] Salvatorelli 1939, p. 9; Pizzuti 1992, p. 99; Pollard 1999, p. 14.

[2] Pollard 1999, p. 16. 美国记者安妮·麦考密克（1957，p. 17）对于教宗德拉·基耶萨也有类似的观察：“本笃十五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反派教宗，他的位高权重更令他显得矮小，而战火纷飞的时势则将他压得死死的。曾有人在梵蒂冈见他参与公共仪式，头上的三重冕令他萎靡不堪，庄严的刺绣长袍令他更显消瘦，他显然是不堪自身威严的重负。”

[3] ASV, AESS, pos. 515, fasc. 529, ff. 59r–94r.

[4] 1919年12月1日，在新一轮议会的第一场会议上，当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致开幕词时，社会党代表起身走出会议室，高喊“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Milza 2000, pp. 284–285.

[5] Fornari 1971, p. 50.

[6] 条件是该党须向公众明示，梵蒂冈并未介入该党的管理。有关卡洛·斯福尔扎对这场会面的描述，见Scoppola 1976, pp.22–23。另见De Rosa 1958; De Rosa 1959; Molony 1977。斯图尔佐在他的余生里，每逢本笃十五世的忌日，都会为了纪念他而举行弥撒。Pollard 1999, pp. 172–174.

[7] 意大利外交部的档案中包含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有许多加密电报，发自世界各地的大使馆，报告各国枢机的投票意向。其中包含许多个名字。ASMAE, APIN, b. 1268.

[8] 后一条评语出自比利时大使。Beyens 1934, pp. 102–103. 而有关加斯帕里不在意着装的评语则出自英国大使亚历克·兰德尔爵士，转引自Pollard 1999, p. 70。我对加斯帕里的描述参考了后来英国大使的报告，出自C. Wingfield, Annual Report 1934. January 12, 1935, R 402/402/22, in Hachey 1972, pp. 15, 285–287, sections 126–136, and Roberti 1960, pp. 6–7; Morgan 1944, pp. 15, 136–137; and De Vecchi 1983, p. 143。

[9] Aubert 2000, p. 230[基于梅尔切尔（Mercier）枢机的日记]；Lazzarini 1937, pp. 160–161; Beyens 1934, pp. 83–84。

[10] Vavasseur- Desperriers 1996, p. 141.

[11] Venini 2004, p. 128.

[12] Chiron 2006, pp. 20–25.

[13] Puricelli 1996, pp. 28, 36; Durand 2010, p. 4; Aradi 1958, p. 21.

[14] Aradi 1958, p. 43. 教宗深信，终有一天，曼佐尼会受到认可，成为像但丁一样伟大的作家；Venini 2004, p. 181。

[15] 约等于1.73米。——除特殊说明外，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16] Aradi 1958, pp. 65–66.

[17] 在他当选教宗之后，阿尔卑斯俱乐部将他一系列登山见闻编纂成一本小册子（Ratti 1923）。1923年2月，这本小册子的英文版分三期刊登在《大西洋宪法报》上，题为《登山家神父》（3月4日、11日、18日）。拉扎里尼（1937, pp. 69–71）给出了一份他的登山详单。

[18] 法国驻圣座大使弗朗索瓦·夏尔——鲁（1947, pp.21–22）报告说，拉蒂教宗在和他对话时提过他攀登阿尔卑斯的过往。

[19] Tisserant 1939, pp. 393–394; Chiron 2006, p. 86.

[20] 多梅尼科·塔尔迪尼曾写信给孔法洛涅里，谈及他关于庇护十一世的回忆录的出版工作，并在信中提及这一误解。Confalonieri 1993, p. 276.

[21] Lazzarini 1937, pp. 35–36

[22] 我在Kertzer 2001里讲过这个故事。

[23] CC 1880 IV, pp. 108–112.

[24] 《犹太人的全球革命》，CC 1922 IV, pp. 111–121;《犹太—共济会的社会主义运动要统治奥地利》，CC 1922 IV, pp. 369–371。

[25] Morozzo della Rocca 1996, p. 108; 另见Kertzer 2004, pp. 247–249。

[26] ASV, ANI, b. 192, 6. 534r–538r, Achille Ratti a Pietro Gasparri, 24 ottobre 1918.

[27] 阿契尔·拉蒂致彼得罗·加斯帕里的信，1919年1月9日，载Wilk 1997, pp. 3:250–261。就拉蒂出使波兰时对犹太人的看法，可在下文中找到更为全面的描述：Kertzer 2004, pp.245–262.

[28] Pizzuti 1992, p. 110; Chiron 2006, pp. 111–112.

[29] 勒维兰（1996, p. 8）写道：“拉蒂先生晋升至圣安波罗修主教教座，乃是罗马对整个动乱大环境的一种反馈。”

[30] 拉蒂离开波兰，返回罗马，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故事，可在如下文献中找到更为全面的描述：Morozzo della Rocco 1996。加斯帕里本人对这起事件有过描述，并留下了一份打印稿，收于ASV, AESS, pos. 515, fasc. 530, 6. 35r–36r。关于拉蒂在波兰的履历，如下文献颇为详细，参见Pease 2009, chap. 2。

[31] 加斯帕里对于这段对话的回忆，收于Spadolini 1972, pp. 259–260。加斯帕里写道，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正是拉蒂教宗本人。

[32] Pizzuti 1992, pp. 12–13.

[33] 不同的资料来源对于投票的轮数给出了不同的数字。我使用的是目前最完整的版本，收于Aradi 1958, p. 127。据说拉蒂当选，背后有加斯帕里在起作用，这方面的论述参见Falconi 1967, pp. 152–154。法尔科尼以及其他资料还详细记载了狂热派将原本投给梅里·德尔瓦尔的选票，转投给守旧的威尼斯大主教彼得罗·拉封丹（Pietro La Fontaine），他在第十一轮投票中获得了二十四票，而拉蒂则获得了二十五票。梅尔切尔枢机当天的日记也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收于Aubert 2000, and Lazzarini 1937, pp. 160–163。

[34] Fogarty 1996, p. 549. 由于这次的教训，庇护十一世更改了主持教宗选举会议的规则，给予欧洲之外的枢机更多时间赶来参加会议，当他在1939年过世时，这些主教也确实享受了这一待遇。

[35] Aubert 2000, p. 200.

[36] 本笃十五世患病的消息在天主教界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在纽约城，在天主教区学校里上学的96000个孩子都在1月20日被带去当地的教堂，为本笃的健康祈祷。许多人在迅速康复的祷告之外还加上了一段“或者蒙受恩典，在幸福中死去”，这一情况表明他们对教宗的病情并不是很乐观。《96,803个孩子为教宗祈祷》，NYT, January 21, 1922, p. 1。第二天，教宗逝世的消息就传到了正在开会的德国国会主席耳中，议程中断，全体成员起立，主席则即兴发表了一番悼词。《国会主席悼念教宗》，NYT, January 22, 1922, p. 2。

[37] 那些于2月5日（庇护十一世当选前一天）在圣彼得广场守候白烟的人群中就有贝尼托·墨索里尼。Gentile 2010, p. 95.

[38] Aradi 1958, p. 128.

[39] 到底拉蒂是自行决定来到阳台上将首次祝福施予信徒，抑或这一行动出自更通世故的加斯帕里枢机之建言，这一问题尚存争议。博洛尼亚大主教马里奥·纳萨利·罗卡枢机认为这是加斯帕里的主意（Chiron 2006 , P.138n），然而孔法洛涅里（1957,P.24)坚持认为这是拉蒂自己的主意。这些事件的描述收于Aradi 1985 , P146-147,and cc 1922 1, pp.371-372。

第二章
进军罗马

贝尼托·墨索里尼生于普雷达皮奥（Predappio），这个小镇位于罗马涅（Romagna），与阿契尔·拉蒂位于伦巴第大区的家乡相隔不到两百英里，然而他们的童年经历却有着天壤之别。差别并不体现在拉蒂的家境更为优渥，而是这家人保守而又虔诚，另一家人则浸淫在罗马涅暴动的氛围之中。拉蒂家族崇拜圣人和教宗，墨索里尼的家人却崇拜煽动暴民的政客和革命分子。

当墨索里尼于1883年出生时，阿契尔·拉蒂已是一位二十六岁的神父。罗马涅是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而贝尼托的父亲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Alessandro Mussolini）则是个话多的铁匠，总是热情地向旁人抒发他的革命信仰。他用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出身贫寒的胡亚雷斯是第一位担任墨西哥总统的印第安人，他是欧洲殖民者的梦魇，也是教会的敌人。他还用布雷西亚的阿纳尔多（Arnaldo of Brescia）给贝尼托的弟弟命名，布雷西亚的阿纳尔多是一位神父，1146年，他领导起义将教宗赶出罗马，后来被处以绞刑。两位男孩吃苦耐劳的母亲罗莎（Rosa Mussolini）则没有丈夫那份革命热忱，她是个虔诚的教徒，在当地小学教书育人。每天晚上，当两个孩子躺下睡觉时，她都会在他们的头上划一个十字。[1]

墨索里尼一家住在一栋三层高的住宅里，他们的公寓只有两个房间。贝尼托和阿纳尔多睡在厨房里，父亲给他们打了一张铁床，上面铺了一大袋谷壳。父亲、母亲和姐姐埃德维杰（Edvige Mussolini）则睡在另一个房间。要进入这间公寓，他们必须先穿过母亲的教室，它占据了这层楼的余下空间。

亚历山德罗和罗莎的婚姻争吵不断。亚历山德罗不仅有外遇，晚上还常常在当地酒吧醉酒后回家，同他的妻子斗气打架。不过她总算是吵赢了一次，随后就把十岁的贝尼托送到邻近由慈幼会修士主持的寄宿学校上学，但他没有在那里待上多久。在与同学的一次口角中，贝尼托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捅穿了那个男孩的手掌，慈幼会于是将他驱逐出校。虽然贝尼托依旧痞性不改，不过他是个聪明的孩子，所以还是升上了中学。1901年，他和一位已婚女性有染的丑事曝光，丢掉了第一份工作，之后他又找到一份代课教师的兼职。

由于无法谋得新的岗位，他远赴瑞士求职。在那里，他加入了当地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被他们激昂的革命话语所吸引。瑞士警察很快就撰写了关于他的报告，为我们描述了青年时期的墨索里尼：身高五英尺半，健壮结实，头发和胡须呈棕色，脸庞瘦长苍白，黑色的双眼，一道鹰钩鼻以及一张大嘴巴。[2]

在1904年的洛桑，墨索里尼同意就天主是否存在的问题与当地一位新教牧师进行辩论。为了说服听众，他上引伽利略，下引罗伯斯庇尔，之后又爬到桌子上去掏出一块怀表，大声喊叫，如果天主真的存在，那么祂就应该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将他击毙。贝尼托在同一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天主并不存在》（“God Does Not Exist”）。他坚持不懈地攻击教会，将神父贬作“黑色的细菌，他们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堪比结核杆菌”。[3]

墨索里尼热心于争论和政治，很快就把全部时间投入到这两件事情中去。1910年，他回到靠近罗马涅老家的弗利，在那担任当地社会党周刊的编辑以及该镇社会党的秘书长。同一年，他又在虚构作品方面试手，出版了一本色情小说《枢机的情人》（The Cardinal’s Mistress）。[4]

在从政生涯的最初几年，墨索里尼崭露头角、出尽风头，一半因为他是极端左翼分子，一半则犹如唐璜。他脸上的髭须将伴随他度过接下来的十年，他似乎总是知道怎样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像他这种违法乱纪的斗殴分子和煽动者，你宁愿让他做你的同伙，也不乐意让他做你的对手。此时，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已经显现出来：钢铁般坚定的凝视。墨索里尼的凝视能够穿透听众，既令人生畏，又令人着迷。他的双眼仿佛要凸出来。1910年，当地的一位工会组织者谈到自己的体会：“他注视我的时候眉毛挑起，露出了大片眼白，仿佛要捕捉远方一幕短暂的景色，令他的双眼和面容都呈现出使徒正在深思的神色。”[5]

1912年，只有二十多岁的墨索里尼开始担任社会党最重要的职位之一：设在米兰、全国发行的《前进！》党报主编，令他从外省边陲之地弗利（Forli）来到了意大利欣欣向荣的经济和文化之都。

作为主编，墨索里尼带领《前进！》站到了社会党革命派的一边。他坚称，只有革命运动才能带来新的秩序，议会政治在这方面则一无是处。1913年，当罗马南区的警察在一场抗议游行中杀害了七名农场工人时，他号召大家为他们复仇。他在米兰的一场集会上大声疾呼：“屠杀人民之人必死！革命万岁！”在他主管的报纸中，他写道：“人民的声音是战吼。那些屠杀者心里明白，他们也有可能遭到屠杀。”[6]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时，社会党人出言谴责，直斥这场战争的幕后黑手是好战的帝国主义分子和资本家，他们乐于将无产阶级视作炮灰。全世界的工人要联合起来，不要以天主之名或国家之名相互屠杀。可是在战争爆发两个月后，墨索里尼发表的一篇文章却令他的同仁大吃一惊，他竟然质问意大利保持中立是否明智。党内分子认为意大利应该袖手旁观，任由欧洲战火纷飞，墨索里尼对此非常愤慨，因为和平主义并非他的风格。我们并不清楚墨索里尼是否自觉能够说服社会党同仁跟从他的领导。如果他真的这么认为，那么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不到一个月，他不仅被逐出《前进！》，还被社会党除了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位曾经的社会党领导者摇身一变，成为社会党最大的敌人，这其中的变故在他过去的同仁眼里完全无法解释，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他保留了革命思想中对议会民主的鄙夷，深信暴力运动具有无比强大的潜能，然而他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其他内容。他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混乱留出了一大片空白，而他将填补这片空白。他始终都把自己摆在首要的位置，始终相信自己有能力攀上权力的巅峰。如今他开始看到一条新的通衢，能够令他实现这些梦想。

四年前，也就是1910年，墨索里尼同故乡的恋人同时也是未来的妻子雷切尔·圭迪生下了长女埃达。他们当时仍然待在弗利，公寓只有两个房间，而且到处都是跳蚤。贝尼托早年的爱情生活便是如此惨淡，但关于雷切尔并非埃达生母的谣言却流传了几十年。埃达后来恼火地写道，谣言说她真正的母亲应该是安杰莉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ff，一位俄国犹太社会党人，后来担任共产国际的秘书），她当时就在意大利，乃是墨索里尼的情妇和他政治决策的良师益友。“我非常了解我的母亲，”埃达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很清楚如果我是巴拉巴诺夫的女儿的话，那她连五分钟都忍受不了我。”[7]

雷切尔生于一个贫寒的农家，第一次邂逅贝尼托时还只有七岁，而当时的贝尼托代替母亲成了当地的小学老师。雷切尔没有正经读过书，况且她父亲在她八岁时就过世了，因此她很快就被送到弗利，干起了女佣的行当。尽管她后来极具母仪，但年轻时的她金发蓝眼、小巧纤细，具有非常迷人的气质。

雷切尔以为埃达是墨索里尼的第一个孩子，可早在埃达出生的几个月前，一位咖啡馆侍女就替他诞下了一个名叫贝尼托的男婴。这个小贝尼托很小就夭折了，但除此之外墨索里尼还有其他私生子，其中就至少包括另一个小贝尼托。[8]墨索里尼风流韵事缠身，怎么还有时间兼顾他的新闻和政治生涯呢，任何人这么想都不奇怪，而他的那些女人多半也是这么想的。1913年，他和几年前邂逅的另一位俄国犹太人生下一名婴儿，尽管他从来没有承认过那是自己的子嗣。[9]同一年，谁也没想到，他竟然对莱达·拉法内利（Leda Rafanelli）着了迷：拉法内利时年三十二岁，是米兰一位挺出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几年前在埃及住了几个月，因此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令她颇有些与众不同。贝尼托常常溜出办公室，拜访拉法内利那间烟熏雾绕的公寓。他们的幽会一直持续到1914年秋。几十年后，已是一位老妇的拉法内利，把年轻的墨索里尼在那几个热烈的月份里写给她的四十封情书出版成册。[10]

1915年11月，第二位小贝尼托诞生了，生母是墨索里尼的另一位情妇伊达·达尔塞（Ida Dalser），她对墨索里尼怀有深深的崇拜之情。达尔塞越来越坚持自己才是墨索里尼真正的妻子，也许墨索里尼就是为了回绝她，才同雷切尔结婚的。这场世俗婚礼在小贝尼托（Benito Dalser）诞生一个月后就匆匆举行，尽管墨索里尼当时身体不适，还住在伤寒病房里。当他拒绝给达尔塞回信时，她通过法院命令扣押了他的全部家具。她于愤恨中将他为数不多的桌椅收拢在她的酒店房间里，并将它们付之一炬。[11]

早在1914年11月，当刚刚被撤去《前进！》的主编职务时，他宣布要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12]这份报纸最先从意大利工业党手中得到资助，这些人想要发意大利的战争财，从此以后的三十年里，它便一直是墨索里尼手中的喉舌。[13]

在他创办报纸的同时，墨索里尼还拉扯出一个名叫“革命运动法西斯”（Fasci d’azione rivoluzionaria）的组织，他称这个组织是“颠覆分子的自由联盟”，他们支持意大利参战，并且呼吁推翻君主制。[14]1915年1月这个组织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此时离意大利参战并加入英法阵营还有四个月。很快，墨索里尼就被征召入伍，并被派往意大利东北部的山区前线。1917年2月23日，他的军旅生涯提前结束，因为他试射迫击炮时，引发炮管爆炸，炸死了五位战友，而他自己也被弹片打伤。虽然经过手术，或许正是因为手术，他的伤口发生感染，进而发起了高烧，不过他活了下来，返回米兰，他最重要的情人和从政密友正在那里等候他归来。

1880年，玛格丽塔·萨尔法蒂生于威尼斯一户富裕的犹太家庭，并在家里跟从家庭教师学习知识。十四岁时，她已经掌握了法语、德语和英语。她阅读哲学著作，背诵雪莱的诗歌，研习艺术批评，并且培养出对文学的爱好。她有一双绿色的眼眸，一头赭红色的头发，模样十分迷人；十八岁时，她嫁给了一位大她十四岁的犹太律师。

这对新婚夫妇很快迁至米兰，玛格丽塔被社会党理念所吸引，开始为该党报纸撰写文化文章。当墨索里尼于1912年末抵达米兰时，他邂逅了玛格丽塔。她立即被他的双眼摄住心魂。那双大大的眼睛非常明亮，在他演说时似乎更显热忱。当她后来有机会观摩他组织社会党集会时，他凭借精炼辩才吸引听众的才能更令她叹为观止。在她心里，墨索里尼就是一位旧时的传奇英雄，身穿锈迹斑斑、凹凸不平的铠甲，一次又一次将宫廷里衣着光鲜的骑士刺翻于马下。他还令她联想起15世纪的道明会修士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墨索里尼和这位昂扬的修士一样，“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狂热的光彩，鼻子划出一道孤傲的曲线”。[15]

他们在1913年开始交往。当墨索里尼在1917年卸下戎装、返回米兰时，他们变得如胶似漆，不肯分离。[16]1918年11月，贝尼托的姐姐埃德维杰来到米兰参加停战庆祝仪式，惊讶地发现弟弟已经将髭须给剃掉了。他身穿高档西装，翻着洁白无瑕的高领，甚至在西装的翻领上别了一朵鲜花。她思忖，他这样衣冠楚楚，肯定是陷入爱河了。[17]

不过墨索里尼爱情生活的大背景，却是意大利战后残酷的动荡年代。在几个北方城市，工人们占领了工厂。近来的俄国革命牵动人心，向全世界倡议推翻“资本主义”民主政权，到处都在讨论要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在意大利乡村，左翼农民社团发起罢工。那些习惯对农民颐指气使的地主，发现自己只能负隅顽抗。数十万退伍军人没法找到工作。政府财政危急，并且因为政治争端和个人不和而陷入了瘫痪。社会党人正在这个国家广大的北部地区组建国中国，取代地方市政府，建立工人合作社，从西北部阿尔卑斯山脚一直延伸到东边的亚得里亚海。

墨索里尼在返乡的退伍军人里找到了天然的拥趸，他们有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觉得国家亏欠自己，不愿意抛弃从军队里收获的战友情谊，墨索里尼将这些特性统统利用起来。他把矛头指向了发战争财的人、鼓吹失败主义的人、无能的将军以及腐败的政客，这一罪人的名单令人醍醐灌顶。1919年3月23日，他召集了法西斯运动的第一场会议、罗马教会跟其他机构一样，是法西斯党早期的攻击目标。墨索里尼呼吁没收教会财产，呼吁国家停止给教会发放补贴。1919年11月，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文章，戏邀教宗离开罗马，一个月后，他又表达了对各类基督教的厌恶之情。[18]

同一个月，法西斯党人第一次获得了竞选国会议员的机会，结果却是自取其辱。[19]在米兰，他们只争取了不到2%的选票，没能让任何党员当选。在全国范围，他们最终只选上了一位议员。[20]

尽管运动暂时还没有得到很多选票，但墨索里尼吸引到了警方的极大关注。在选举不久前，官方为他准备了一份机密档案，将其描绘作一个仪表堂堂却患有梅毒的人。梅毒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疾病，考虑到他为数众多的性伴侣，这一描述并不令我们感到奇怪。直到他去世，人们一直都对此窃窃私语，有的人认为正是梅毒导致他后期智力下降。不过他的尸检报告显示他没有染上过这种疾病。

墨索里尼每天很晚起床，临近中午才出发前往报社，但每天要直到午夜之后才会回家。警察还描述道，墨索里尼情感丰富、性格冲动，他感性的一面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觉得他魅力非凡。他天资聪颖、足智多谋，看人的眼光非常独到，能够利用他人的弱点。他是一个良好的组织者，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忠于盟友，对那些轻视自己的人怀恨在心。他并不遵奉任何信念，随时准备抛弃过时的想法，拥抱时新的观念。最重要的是，他极具野心，深信自己命中注定要改变意大利的未来。[21]

到1920年初，墨索里尼已经基本上将他过去大力鼓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摒弃掉了。他意识到，要想走上成功的道路，必须把握时机，利用好这个国家目前混乱的状况，于是他改头换面，转而支持法律、秩序以及民族自豪感。

1920年春，社会党联会在波河河谷举行了一次农业罢工。当政府完全不作为也不出手调停的时候，地主转向了法西斯党。秋天，武装法西斯团伙穿着标志性的黑衫袭击了社会党劳工会以及其他左翼目标。现代意大利从未耳闻目睹过此等事件。墨索里尼对这些法西斯暴徒组织的管理方式非常松散，他并不直接出手组织行动，而是让地方法西斯头目来替他操办肮脏的事情。11月21日，当新近当选的社会党市政府在博洛尼亚宣誓就职时，法西斯团伙攻入了市政大厅。十人在争斗中丧生，而国家政府也延后了新一届市政府的上台。随着法西斯团伙对左翼市政府、社会党总部以及工会大厅发起进攻，暴力不断地蔓延开来。

墨索里尼名下的这场新运动几乎没有组织结构可言，而且随着地方法西斯头目开始确立各自的大本营，每人控制住一座城市，墨索里尼也在尽力控制这些好斗的徒子徒孙。他面前的战役是要将一系列没有规矩、基于地方的暴力封地转变成一个遍及全国、自上而下、运作良好的政治组织，而这场战役将要耗费他余下几年的时间。[22]

* * * * *

由于政府已经瘫痪，国王解散了旧议会，并且安排在1921年5月15日进行新一轮选举，它离上一轮仅仅隔了一年半。法西斯暴力的狂欢裹挟着竞选活动，吞没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区域以及南部零散的几个地区。这些团伙如今配备了农场地主提供给他们的卡车，他们烧毁社会党俱乐部和工会大厅，并且攻击社会党领导人。[23]

在1921年议会选举前的五周里，共有一百人遇害，数百人受伤。然而社会党人保住了他们绝大多数席位，当选一百二十二席，此外还要算上共产党的十六席，他们原先是社会党的一个派系，年初刚刚从社会党分裂出去。法西斯党的另一攻击对象，即天主教人民党，获得了一百零七席。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党人则和守旧的精英阶层结成同盟，其中最显赫的莫过于当时的总理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他把法西斯党人看作是一根大棒，用来控制社会党人，与他们相互制衡。他们赢得了多数席位，一共当选二百七十五席，其中包括法西斯党的三十五席。[24]

新一届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刚刚开幕，墨索里尼便起身发表演讲，它将被与会众人铭记在心间。他说道，全世界数亿天主教徒都将罗马视为精神家园，这一力量的源泉是意大利所不能忽视的。他的一番宣誓令那些了解他的人大为震惊，他表示法西斯党将会为恢复基督教社会而贡献一份力量。它会建设一个适合天主教民族的天主教国度。[25]

墨索里尼出人意料地转投教会怀抱，可他事先并未同梵蒂冈高层有过任何接触。如果他要将自己塑造成这个国家最有希望扫清社会党的人选，那么天主教人民党就是他面前的主要障碍。想要让教宗抛弃人民党，他必须要向教宗证明，他能给教会提供的帮助是人民党无法匹敌的。11月，法西斯运动正式转变成法西斯政党，并且采取了一套全新的方针。没收教会财产、实行政教分离的口号从此一去不复返。[26]

为了获取梵蒂冈的支持，墨索里尼既准备了胡萝卜（结束自由民主政权，建立天主教专制国家），也准备了大棒。他确确实实有一根大棒，即黑衫军手中飞扬跋扈、令人闻风丧胆的木棍（manganello）。在法西斯党人眼里，人民党是天主教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庞大的网络遍布乡村，可以阻碍他们的行动。而在地方层面，教会方面的绊脚石还包括公教进行会团体（这些天主教平信徒团体在教士的监督下进行宗教活动）以及各种天主教福利会。所有这些团体，在残忍的黑衫军眼里都是夜袭的狩猎对象。

1922年3月，意大利北部曼托瓦（Mantua）地区的神父给政府当局发去一封抗议信，谴责法西斯党人殴打当地神父和公教进行会成员。4月，博洛尼亚的法西斯党人袭击了人民党的两位市议员。刚刚担任教宗才几个月的拉蒂，听闻家乡布里安扎的公教进行会总部被法西斯恶棍劫掠，感到尤为震怒。[27]由此在5月，《公教文明》（这份设在罗马的耶稣会刊物刊登过许多披露法西斯暴力的文章）报道了一起法西斯暴力事件：一天晚上，在阿雷佐（Arezzo）的天主教青年会会议结束后，一帮年轻人起身打算离开，一队法西斯分子现身用棍棒和皮鞭对他们施以殴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梵蒂冈日报《罗马观察报》将连篇累牍地刊登类似新闻，均是法西斯党人对人民党活动分子、地方天主教会以及神父的肆意攻击。然而所有报道均未提及墨索里尼，深谋远虑的他刻意在公众场合同暴力行动保持距离。[28]

在充当法西斯大棒和威慑教会方面，没有人比罗伯托·法里纳奇（Roberto Farinacci）更称职。他出身中产阶级下层，曾经是一位社会党人，也是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现在担任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Cremona）的法西斯头目，正是这些人主导了早期的法西斯运动。人们称他是“最法西斯的法西斯党人”，而法里纳奇欣然接受了这一头衔，他随身携带手枪，用皮带绑在裤腿里面。他不仅体现了法西斯运动的躁动、暴力、褊狭和独裁，还表现出它反教会的本质。后来，当墨索里尼需要约束梵蒂冈时，他就倚仗法里纳奇。同时，墨索里尼传达的信息也非常明确：在这个国家，只有他能够将法里纳奇这等反教会暴力分子牢牢控制住。[29]

肆虐的法西斯团体放火烧了社会党的地方总部，殴打其领导人，而警察却坐视不管，于是社会党人决定采取行动。7月29日，他们发起了一场全国性质的罢工，以此要挟政府，如果不阻止暴力的蔓延，他们就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然而这场罢工却自食其果。法西斯团体烧毁了工会大厅，强迫工人们返回到工作岗位上去。8月3日，黑衫军占领了米兰的市政大厅。墨索里尼宣称，只有法西斯党能够帮助意大利避免重蹈俄国的覆辙。[30]

由于国家骚乱四起、政府陷入瘫痪，警察和军队系统开始向法西斯党人抛出橄榄枝，而新任教宗和他最亲密的顾问开始怀疑，如果他们反对墨索里尼的改革运动，可能并非明智之举。庇护十一世其实从不认可人民党，尽管它在本笃的降福下组建起来，却骄傲地公开宣称自己是个独立政党，并没有受到梵蒂冈的控制。此外，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性格方面来说，庇护十一世都对议会政府没有任何热情。他相信意大利需要由一个强人来引领，这位强人能够摒除多党议政的杂音。如果墨索里尼能够保证恢复教会在意大利的影响力，那么他就不会揪着墨索里尼反教会的黑历史不放。除了这份审慎的愿景，教宗心中其实还藏着一份恐惧：如果他反对法西斯党，并让教会支持人民党，那么一旦墨索里尼上台，他是否有可能施行恐怖统治，放任法西斯党的反教会分子和教会作对？教宗担心墨索里尼身后还有许许多多法里纳奇。教宗从来不曾抱有幻想，他不认为墨索里尼会认同天主教的价值观，也不认为他会关心任何与他的大权独揽无关的事情，不过只要墨索里尼能够兑现他的承诺，那么教宗就愿意考虑和他签订一项务实的协议。[31]

1922年10月2日，梵蒂冈国务卿加斯帕里枢机向意大利所有主教发出一份通知，告知他们神职人员不得与任何政党有瓜葛。随着法西斯党一步步铺平通往权力的道路，教宗开始让教会疏远天主教政党。

也就是在10月份，意大利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10月16日，墨索里尼召开会议，同法西斯黑衫军头目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了暴动的计划。黑衫军将占领大城市的政府大楼，而其他法西斯部队则会在不同的地点集结起来，分别进军罗马，意在夺取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

作为意大利政府的未来领导人，墨索里尼此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能够跟进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还能在罗马沦陷后大张旗鼓地进城。四位法西斯领导人（他们注定要成为法西斯神话的“四人组”）：切萨雷·德·维基、伊塔洛·巴尔博、米凯莱·比昂基（Michele Bianchi）、埃米利奥·德·博诺（Emilio De Bono）负责带领部队进军首都。其他法西斯头领将回到各自的城市，组织暴动，占领当地的政府大楼。

法西斯暴乱四起之时，墨索里尼究竟身在何处，做些什么，这两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议。在法西斯官方公布的版本中，10月27日当晚，他同妻子在米兰歌剧院观摩演出，给当局造成假象，让他们误以为自身处境尚且安全。在另一个稍许不同的版本里，陪伴墨索里尼现身歌剧院的并非雷切尔，而是萨尔法蒂。在另一个不那么光彩的版本里，墨索里尼躲藏在萨尔法蒂位于科莫湖的避暑别墅里，一旦暴动失败，他就准备穿越邻近的瑞士边境，抵达安全的场所。[32]

如果说墨索里尼在当时有点分心旁骛的话，那么这一状况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因为仅仅在一周前，他又多了一个女儿，名唤埃莱娜（Elena Curti）。他与埃莱娜的母亲安杰拉·库尔蒂·库奇亚蒂（Angela Curti Cucciati）的风流韵事始于一年前，尽管当时他也正和玛格丽塔·萨尔法蒂打得火热。埃莱娜深受墨索里尼的疼爱，这令她在其私生子女中鹤立鸡群。多年以后，当墨索里尼迎来悲惨的结局时，埃莱娜将会陪伴在他的身边。[33]

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四人组，那不勒斯，1922年10月24日
前排从左到右：埃米利奥·德·博诺、米凯莱·比昂基、伊塔洛·巴尔博、贝尼托·墨索里尼、切萨雷·德·维基

无论他当时是否担心降生不久的女儿，墨索里尼确实在进军罗马的紧要关头，对这场军事行动产生了疑虑，因为他意识到，一旦意大利军队受命狙击这帮由流氓恶棍组成的乌合之众，那么他们将不堪一击。就在几周前，意大利的一位最高将领就曾自信满满地预测说，只要军队一声枪响，“一切的法西斯都将土崩瓦解”。[34]

有可能是玛格丽塔·萨尔法蒂打消了墨索里尼的疑虑。传言说她曾告诉墨索里尼，“要么进军，要么坐以待毙”。无论如何，现在放弃都已经为时过晚。法西斯部队已经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市里展开行动。[35]

尽管后来法西斯党煞费苦心地把10月28日的“进军罗马事件”打造成一个神话，然而前一夜里对地方政府的进攻，在局势上其实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佩鲁贾省（Perugia）省督已经向法西斯部队屈膝投降。法里纳奇的部队切断了克雷莫纳的供电线路，占领了警察局、市政府以及其他战略要地。[36]在其他地区，法西斯黑衫军占领阵地，包围了警局总部、火车站以及通讯中心。意大利军人和黑衫军形成对峙，却没有向他们开火，这些军人等候着来自罗马的军令。

抵达罗马外围的法西斯部队不超过两万六千人，他们装备着老式军用步枪，有些人甚至只配备了棍棒，而且此时已经被瓢泼大雨浇得心灰意冷。法西斯党后来宣称他们集结了三十万人。对抗这些法西斯暴徒的是两万八千名意大利军人，他们的机关枪和装甲车都已经准备就绪。

总理路易吉·法克塔（Luigi Facta）意识到只有军事行动才能阻止这群法西斯暴徒，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紧急状态公告。全国上下的军队将收到指令，驱散黑衫军，逮捕法西斯领导人。28日上午6点，法克塔紧急召开内阁会议，提出了这项军事命令。在得到各位部长的一致通过后，各省省督将在上午7点45分接到通知，国家即将进入紧急状态。上午8点30分，通告紧急状态的海报已经贴上了罗马的城墙。法克塔在接近9点时赶到奎里纳尔宫，将命令呈给国王让他签字。然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却拒绝签字。法克塔惊呆了。他们刚刚在前一天讨论过应对措施，而国王当时似乎下定决心要保卫罗马，抵御法西斯党的进攻。[37]

国王是个性情古怪的人物。他的祖父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是他名号的源头，这位现代意大利的开国元勋名声卓著。他的撒丁王国部队协助法国人在北方击败了奥地利人，又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击溃了保卫教宗国的军队。由于夺走了教宗的领土，这位意大利国父被逐出教会。他的儿子翁贝托一世在1900年遇刺，凶手是来自新泽西的意裔美籍无政府主义者，这使得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年仅三十岁便登上了王座。他矮小的身材总是受人嘲弄，这位一把大胡子的君主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38]，他从来都觉得自己的王位并不安稳。博学聪颖的他厌恶同政党和议会打交道。他对教宗和梵蒂冈也没有任何好感可言。他认为神职人员最应该服侍的对象是国王。这座都城明明就是他的，竟然有另一个人宣称罗马为其所有，这番滋味令国王感到深深厌恶。

正如美国记者安妮·麦考密克（Anne McCormick）所言，国王是整个意大利最懂得韬光养晦的人，他回避一切媒体宣传和曝光，不干涉政府的运作，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会在公众场合露面。必须有他到场的议会开幕式是少数几个他在罗马露面的场合。麦考密克便是通过这样的契机在1921年见到了他。他乘坐着水晶战车，前头是几匹披挂着珠宝马具的白马，还有一群喇叭手开道。他进入议会大厅落座后，“被巨大的王座衬得特别矮小……而当他踢开红丝绒脚凳时……他简直就像一个闷闷不乐的男孩在一张过于庞大的椅子上晃荡着双腿”。[39]

国王有着很强烈的责任感，可又十分谨慎、忧虑重重。当他在10月28日上午审视自己手头的选项时，他担心同法西斯分子作战会令杀戮愈演愈烈。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声望是靠不住的，因为他既没有不可一世的自信，令臣民对他敬畏有加，也没有仁慈温暖的一面，令臣民对他抱有好感。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他还担心军队的忠诚也靠不住。他认为，与其跟墨索里尼在罗马城外鏖战，不如让他进驻政府，恐怕还更为谨慎一些。经历过多年社会动荡的军队高层以及各个产业的领头人物里，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认为，墨索里尼最有可能终结社会党人的威胁，恢复意大利的社会秩序。[40]

不堪羞辱的法克塔辞去了总理职务。国王先是试图将政府首脑的职务托付给一位保守派前总理，并将几个内阁职务分配给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同仁，然而法西斯部队已经占领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绝大多数战略要地，况且国王还决定不启用军队，于是墨索里尼毫不犹豫地回绝了这项提议。国王别无选择，只好向墨索里尼屈服。最终他邀请这位法西斯领导人莅临罗马，组建新一届政府。

墨索里尼搭乘火车从米兰南下，于30日的上午步下卧铺车厢，来到了首都。他穿着黑色衬衫来到皇宫，据说他告诉国王：“陛下，我从战场赶来，幸而滴血不沾。”直到领导人抵达罗马，那些又湿又乏的黑衫军才被允许入城。他们昂首阔步地走过街道，一路高歌庆祝，时或洗劫道旁出现的社会党总部。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墨索里尼组建了内阁，将最重要的两个职务（管辖省督和警察系统的内务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部长）留给了自己。内阁包含两名人民党人士、三名法西斯党人士以及一批老自由党精英分子。自他将内阁方案呈递给国王起，他们两人便开启了一段长达二十多年的复杂关系。温文尔雅的国王看似跟这位暴力的拥趸，这位自称“缺乏社会教养”[41]的法西斯领导人没有多少共同点，况且这位鼓动暴民的铁匠之子多年以来都鼓吹推翻君主制，这也令国王感到极度不安。然而，墨索里尼的魄力、他结束国家混乱无序的能力、绝不收受贿赂以及复兴意大利的梦想，却渐渐地令国王对他生出一份敬佩之情。[42]

担任总理后，墨索里尼最先做出的几项举措里，有一项是带领内阁成员到罗马维托里奥纪念碑的无名战士祭坛参加弥撒。在那里，他命令所有人跪下做一分钟的祷告。梵蒂冈国务卿加斯帕里讥讽道，对其中许多人来说，这一分钟“必定无比漫长”。墨索里尼迫切地想要向教宗证明，他将积极地恢复教会的特权。“墨索里尼想要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加斯帕里向比利时大使解释道。[43]

11月中旬，墨索里尼在众议院接受了信任投票。尽管当时的众议院只有三十五名法西斯代表，然而却有三百一十六名议员给他投了信任票。前总理乔瓦尼·乔利蒂以及政府其他成员仍旧相信，他们可以一边利用墨索里尼摧毁社会党的势力，一边又将最终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人民党成员也投了信任票，尽管有许多人是不情不愿的。这便是墨索里尼掌权的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用合法的投票程序将他送上了意大利权力的巅峰。

贝尼托·墨索里尼，新任意大利总理，1922年11月

他呈现给众人的形象多少有些古怪，散发出强大的能量。尽管他后来喜欢在相机前显露他厚实的胸膛——要么是站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要么是跨坐在马匹上，要么手里握着一把锄头，不过现在的他胸膛还没有变得那么厚实。他的发际线已经后退，露出了大片额头，他将稀疏的头发都往后梳理；他的髭须早已不见，鬓角剪得干干净净，从太阳穴到耳朵上方修成了一条直线。但是最令旁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超凡的生气和那双锐利的眼睛。

在担任政府首脑的最初几个月里，墨索里尼穿着一件黑色短西服，一条紧身裤，膝盖正下方有一道深深的折痕。“他肯定是个穷鬼，”总理府基吉宫的一位门房评论道，“都没有专人给他熨裤子。”他跟那些自由党精英出身的前政府首脑（这些远为年长、胡须灰白的绅士身穿剪裁讲究的深色西服，过着考究精致的生活）有着鸿沟一般的差距。“墨索里尼是个不同寻常的总理，”他的长期助理昆托·纳瓦拉（Quinto Navarra）回忆道，“你会以为面前站着的是一位流浪汉，一位袖管沾着墨渍、鞋跟已然磨平的记者。”[44]

前总理安东尼奥·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如是评价墨索里尼的神秘形象：亲切与粗俗的怪异混杂；诚挚地表露出高贵情操后，紧跟着便是报复仇杀的卑劣本能；直率而又乖张；坚持己见又善于改变路线；口才惊人，效果斐然，还引经据典，结果又用底层的粗俗话语吐出一番放肆无知的言论。然而最令这位前总理印象深刻的，同时也是在他眼里墨索里尼的首要动机，是后者对个人崇拜全心全意的追求。他展现了超出常人的能量和钢铁般的意志，而且出于直觉地弥补自身在运作政府上的经验不足。他犹如“一股来自大自然的无穷力量”。[45]

成为总理不久后，墨索里尼出席了西班牙皇室的官方接待仪式，他自己其实很讨厌这种场合。像往常一样，他到场时脸上留着两天没刮的胡须，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妻子海伦王后（Queen Helen）非常注重仪表，因此对他怒目而视。此后，她还将多次注意到，墨索里尼在很多场合都不修边幅。而墨索里尼本人也从来都适应不了上层阶级每天洗澡的习惯，于是他频繁地喷洒廉价香水，过犹不及地弥补自己差劲的卫生习惯。

任职之初他也参加了许多外交宴会，其中有一场安排在英国大使馆，他赴宴前参考了鲁索男爵（Baron Russo）的意见，这位总理助理乃是上届政府的旧人。

“非常简单，阁下，”男爵解释道，“您只需坐在英国大使夫人边上。留心观察她的每一个举动。跟她使用相同的汤勺、相同的餐刀和相同的叉子。无论她做什么，你照做即可。”

墨索里尼到达大使馆的礼堂时，立即成了众人的焦点，可他感到十分拘束。他的怒容和鼓起的双眼在法西斯集会前具有极佳的效果，可是一对上这些身着燕尾服的外交官，它们的效用就大打折扣。这场晚宴的主人是英国大使罗纳德·格雷厄姆爵士（Sir Ronald Graham），他很早就注意到墨索里尼这人有点装模作样。向伦敦汇报他对这位意大利新任总理的第一印象时，格雷厄姆承认自己一开始有些反感墨索里尼，因为他“在姿态和礼仪方面讲究得太过了，简直老套到拿破仑时代去了”。他还详细说道：“他四处走动时，双手抱在胸前，插在外套的翻领下面；他的目光过分凝重；他从来都不笑，整个人好像包裹在一层浓厚的阴郁之中。”[46]

在格雷厄姆的晚宴上，墨索里尼留心观察大使夫人西比尔（Sybil）女士，小心翼翼地吃完了宴席上的八道菜。夫人很快意识到墨索里尼在干什么，因为他运用刀叉的每一个动作都紧紧跟随着她。喝汤时，她举起了小小的汤杯，没有使用手边不计其数的汤匙，墨索里尼吃了一惊，不过他还是原样照做了。

终于要告辞了，墨索里尼向她表示了谢意，而她也将自己提供的帮助隐含带过。

“我只有一件事情比较困惑。”墨索里尼说道。

“那么是什么事情呢？”她问道。

“我从来都不知道，英国人喝汤竟然跟喝啤酒一样。”[47]

* * * * *

当选国会议员还不满一年，被社会党开除党籍已有八年，这位三十九岁的铁匠之子如今已成为意大利最具权势的人物。在过去的一年里，最具标志性的莫过于令人揪心的暴力事件和令人惊恐的不确定性。对有些人来说，法西斯领导人意味着复归常态的可能性。对其他人来说，他却可能引发另一种社会斗争。在那个时候，谁也无法想象，墨索里尼究竟要将意大利人民带向何方。

[1] E. Mussolini 1957, p. 135.

[2] 报告最后给出的总结颇令我们感到吃惊：他的面相非常和善。Baima Bollone 2007, p. 22；另参见Ludwig 1933, p. 37。

[3] Bosworth 2002, p. 62.墨索里尼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天主并不存在》的英语译文收于Seldes 1935, pp. 387–390。1908年的文章被下文引用：Gentile 2010, p. 84。

[4] Rhodes 1974, p. 27.

[5] Baima Bollone 2007, pp. 23, 27.

[6] 他因为《前进！》的这篇文章被起诉，后来以煽动暴力的罪名接受审讯。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96–97.

[7] E. Mussolini 1957, pp. 31–32.

[8] Motti 2003, p. 198.

[9]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97. 很多文献都遗漏了墨索里尼的这个孩子。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绯闻、婚生子和现实之间的分隔线非常模糊，但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坎尼斯特拉罗和苏利文在这方面出现了判断失误。他们还谈及墨索里尼在1918年同另一个女人生下的儿子。这个女人叫比安卡·韦内齐安娜（Bianca Veneziana），墨索里尼断断续续地跟她私通了好些年（1993, p. 275）。

[10] Rafanelli 1975.

[11]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137. 雷切尔·墨索里尼在她自己的回忆录里（1974, pp. 74–75）写下了自己对这场婚礼的回忆。后来，达尔塞不断公开要求墨索里尼承认她是他的妻子，并且想尽办法要让全世界知道小贝尼托是他的儿子，这些事情令墨索里尼非常难堪。他在位高权重之后，便把伊达送进了疯人院，她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937年去世。小贝尼托的命运则更为惨淡。自从他母亲被带走，他就受到密切监视，后来他实在给墨索里尼带来太多隐患，于是也被送去了疗养院，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942年去世，死时年仅26岁。Rafanelli 1975；Festorazzi 2010, p. 49。

[12] 墨索里尼是怎么找到资金，野心勃勃地创办这份报纸的，这个问题仍然争议不断。部分资金似乎来自墨索里尼的诸位情妇，其中包括伊达·达尔塞，她显然卖掉了自己的美容院，兑换成现金资助墨索里尼。除此之外，尽管墨索里尼宣称自己与金钱不共戴天，宣称要铲除资产阶级，他却从那些想让意大利参战从而发战争财的人手里接受金钱资助。他还秘密地从法国政府以及英国政府处得到资金，这两个国家都迫切想让意大利参战。Bosworth 2002, pp. 105–107.

[13] Bosworth 2002, pp. 106–107。

[14] 《革命运动法西斯组织向意大利工人发出呼吁》，《意大利人民报》，1916年1月6日，第1版。

[15] Festorazzi 2010, p. 37;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96.

[16] Milza 2000, p. 257. 然而在1918年2月，玛格丽塔遭遇了第一桩人生悲剧，她的第一个孩子罗伯托尽管只有十七岁，却坚持要入伍，并在前线阵亡。当墨索里尼叛出社会党，谴责他们对意大利战事的破坏，以及对意大利士兵的不敬时，玛格丽塔心中也有一条深深的伤口，敦促她与墨索里尼一同前行。Urso 2003, p. 119. 他们会亲密合作，在意大利部队的牺牲和英雄主义上打造一个新的神话。

[17]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178.

[18] Margiotta Broglio 1966, pp. 79–81; Gentile 2010, p. 87.

[19] 墨索里尼成功地说服了米兰的两位文化名人，同他一起代表法西斯党参选，一位是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他是斯卡拉大剧院的总经理，他不久就对这一决定感到后悔；另一位是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他是未来主义运动的领航先锋。

[20]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215–216.

[21] Galeotti 2000, pp. 20–23.

[22] De Felice 1966, pp. 115–116.

[23] Lyttleton 1987, p. 53; Ebner 2011, pp. 23, 30–31.

[24] De Felice 1966, pp. 87, 92.

[25] De Felice 1966, p. 128; Scoppola 1996, p. 186; Kent 1981, pp. 5–6.

[26] Gentile 2010, p. 92.

[27] Venini 2004, p. 22.

[28] CC 1922 I, p. 558; CC 1922 II, pp. 178, 372. 在这个时期，《罗马观察报》刊登的法西斯分子攻击神父、意大利人民党总部、天主教团体的事例包括：《人民党党员受到法西斯分子棒打》，1922年3月29日，第4版；《一位神父和一位律师被法西斯分子袭击》，1922年4月27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袭击了格雷戈里神父》，1922年6月6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和人民党党员发生冲突》，1922年6月21日，第4版；《仇恨爆发》1922年7月26日，第4版；《天主教团体遭受打击》，1922年8月20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袭击了一位神父》1922年8月22日，第2版；《米兰天主教团体遭法西斯分子纵火》，1922年9月2日，第4版；《卡塔尼亚天主教徒遭法西斯分子攻击》1922年9月12日，第4版；《天主教徒遭法西斯分子袭击》，1922年9月14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和天主教徒在维罗纳发生对峙》，1922年9月23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再度于维罗纳袭击天主教徒》，1922年9月24日，第4版；《下诺切拉人民党总部遭法西斯分子破坏》，1922年10月4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要挟神父，令其在48小时内扔掉教士袍》，1922年10月8日，第4版；《两位神职人员受法西斯党人辱骂》，1922年10月10日，第4版；《佛罗伦萨的法西斯分子集会对G姓教区主教以及当地人民党党员展开敌对行动》，1922年10月14日，第4版；《佛罗伦萨教区青年会发起抗议》，1922年10月17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与天主教团体发生冲突》，1922年10月18日，第4版。

[29] 法里纳奇的传记有很多，包括Fornari 1971，Festorazzi 2004，and Pardini 2007。因诺琴蒂（1992, pp. 147–150）的讲述通俗易懂又面面俱到，很好地把握了法里纳奇的一生。

[30] Milza 2000, p. 326; De Felice 1966, pp. 222–223.

[31] Chiron 2006, pp. 256–257.

[32] 后一个版本，即担惊受怕的墨索里尼和情妇一同藏在瑞士边境，见于Festorazzi (2010, pp. 69–70)。德·费利切所著的多卷本墨索里尼权威传记（1966, pp. 373–374）认为当时他和他的妻子身在米兰的歌剧院。

[33]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76; Festorazzi 2010, p. 78.

[34] 彼得罗·巴多格里奥，转引自Milza 2000, p. 332。

[35] Milza 2000, pp. 332–333.

[36] Lyttleton 1987, p. 89.

[37] De Felice 1966, p. 359.

[38] 五英尺相当于1.524米。

[39] McCormick 1957, pp. 7–9.

[40] CC 1922 IV, pp. 354–355.

[41] Bosworth 2002, p. 172.

[42] De Felice 1966, p. 311.

[43] 他们的谈话发生在1922年11月初。Beyens 1934, pp. 136-137.

[44] Navarra 2004, p. 15.

[45] 出自Salandra，Memorie politiche, 转引自De Felice 1966, p. 462。

[46] Lamb 1997, pp. 59–60.

[47] 这段描述出自Morgan (1941, pp. 81–85)，他也参加了这次晚宴。

第三章
命运攸关的结盟

无论是加斯帕里枢机，还是德·拉伊枢机，如果他们以为能轻易摆布新任教宗，那么都将大失所望。庇护十一世绝不是一个孱弱的教宗。他对秩序的热爱以及对服从权威的深刻直觉，很快就为其统治定下了基调。“他连睡觉的时候都戴着三重冕”，梵蒂冈的一位神父这么开他的玩笑。教宗喜欢说，他的指令“不仅要立即得到执行，而且要比立即更立即”。曾有几位教士恳求他能解除教会法规中的一条禁令，然而他拒不同意。“制定法规就是为了让人服从”，他这么告诉他们。早在拉蒂还是米兰的图书馆馆长时，法国高级教士欧仁·蒂斯朗（Eugène Tisserant）便和他结识了，蒂斯朗发现拉蒂前后简直判若两人。他们曾经十分亲密，蒂斯朗见过拉蒂亲切可人的一面。1918年，在法国军队任职的蒂斯朗休假出游，来到梵蒂冈图书馆拜访拉蒂，拉蒂将他带到本笃十五世面前，介绍道：“圣父，这位是我部署在军队的专员。”可如今，他已不再是曾经的他。他“已经被身上全新的使命彻底淹没”，蒂斯朗评论道，“这使得他在我们眼里显得特别遥远”。[1]

当选两周后，新任教宗请来各国驻圣座大使，在这场会谈中，教宗第一次表现出对尊卑礼仪的重视。当大使、代表以及众多助手抵达时，他们发现圣彼得宝座远远地坐落于宽阔大厅的另一头，宝座前只摆放了六张椅子。只有那些具有完全外交身份的大使才被允许落座；其他所有人都只能站着。[2]

拉蒂对教宗宝座的尊严感，甚至强烈到把自己的家庭成员都疏远了。当谦逊的庇护十世在1903年成为教宗时，他将两位未婚的姐姐接到罗马，安置在圣彼得广场一爿商店上方的小公寓里。她们常常拜访他，一同谈天、饮酒，念诵玫瑰经。拉蒂也曾和他的胞亲十分亲密，可如今他已经贵为教宗，他们必须先跟他的秘书预约见面时间，并在接待室里耐心等候，才能见到拉蒂。在这些场合下，他还坚持让哥哥们称呼他为“圣父”或者“教宗陛下”。而且他还明确地告诉他们，自己不想要频繁地接见他们，因为他已是一个更大家庭的圣父，这些人都需要他的关注。多年以后，当教宗身患绝症躺在病榻上，他的姐姐恳求去他的床边陪侍，却被拉蒂拒绝了。[3]

拉蒂信守承诺，将加斯帕里任命为国务卿，令狂热派十分愤怒，然而教会的现代派并不抱持乐观态度。事实上，他选择了一个纪念庇护九世和庇护十世的名号，这本身便是不祥之兆。罗马的一位评论员写道，在一个国际态势如此紧张的年代，教会需要一个能够审时度势的领袖，而不是“一个极端保守，将一生都奉献给古文书，几十年来只知道躲在安波罗修和梵蒂冈阅览室里的人”。英国驻梵蒂冈大使也对拉蒂印象不佳。他写道，新任教宗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只需将他的小瓜帽和教士袍替换成中世纪的四角帽和长袍，马上就会变成维多利亚时代校园故事里的校长。”大使还补充道，教宗为人非常诚恳，此话不假，但他好像把所有的平信徒都当作需要教导的孩子，而不是他也能够虚心向其学习的人。革命正时时威胁着欧洲，而意大利旧日的秩序已岌岌可危，这个人真的有办法应对前路上的挑战吗？[4]

新任教宗为了把自己信任的人布置在周围，于是把他担任米兰大主教时任用的助手都召到了罗马。他还指定泰奥多林达·班菲（Teodolinda Banfi，或者简称作林达）打理他的房间，替他做饭：她已经照顾他三十六年，在此之前还服侍他母亲十四年。[5]他还将年轻的米兰教士卡洛·孔法洛涅里（Carlo Confalonieri）调到罗马，担任他的私人秘书。除他以外还有其他几位米兰时期的助手，包括迭戈·韦尼尼（Diego Venini）以及姓氏特别不相称的乔瓦尼·马尔韦斯蒂蒂（Giovanni Malvestiti，该姓氏的字面意义是“衣衫破烂”），他们负责教宗的衣着仪表。[6]尽管拉蒂吃得很简单，但他偏好林达的厨艺。1926年，当他决定林达退休的时候，他告诉接替她的德国方济会修士：“尽管我不想多说，但我还是得提醒你，可以有德国人的精确、德国人的沉默，但不能有德国人的菜肴。”[7]

每天早上6点，闹钟会将他叫醒。在做完最早的祷告之后，他会在私人的礼拜堂里做弥撒，然后吃一顿清淡的早餐。他位于四楼[8]的公寓一共有三个房间，位于U型使徒宫的左翼，整栋楼包裹着圣达马索庭院。居于贝尼尼设计的柱廊之上，这座公寓可以将圣彼得广场纳入眼底。拉蒂的卧室十分简洁，和普通乡村神父的卧室无甚区别，只有一张黄铜床、一个老式五斗柜，上面盖着白色的桌布，墙上挂着他父母、他哥哥的照片以及一些宗教画。

早餐之后，教宗会下一层楼来到他的办公室（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他的“书房”），开始阅读每天的书信，以及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报纸。这间办公室十分宽敞，家具倒是很少，地板上只铺了一张不大的地毯，压在他的办公桌下面。墙上挂着几幅古老的画作。教宗坐在一张路易十五风格的华丽座椅上，书桌上摆放着成堆的图书和一个大十字架，还有指南针和气压计，诉说着他对阿尔卑斯登山往事的怀念。他背后的三扇窗户对着圣彼得广场，白天时会把窗帘拉开，好让阳光进来。拜访者进来时，会在书桌后面看到一个背靠阳光的白色身影。他的书桌前摆着三张座椅。办公室里具有教宗个人风格的东西并不多，其中一件便是阅览架，上面总是打开着一本他喜欢的书。[9]

书桌前的庇护十一世，1922年

庇护十一世每天上午9点开始例行的会面，通常先会见他的国务卿。拜访者进入办公室时，总会屈膝跪地，其实很多人进来的时候，膝盖已经开始颤抖了，既因为教宗威权的本质，他庄严的举止，也因为教宗坚持要求自己的命令得到百分之百的服从，所以他的访客很少能感到轻松自在。这些访客站起身，向前走几步，再次行礼，向前再走最后两步，然后第三次行跪拜礼。由于办公室的狭窄以及访客的紧张程度，他们有时候会弄错礼节。名列最高等级枢机的路易吉·辛塞罗（Luigi Sincero）评论道，准备晋见教宗就好比学生准备考试。其他高级教士也承认自己在穿过教宗的办公室房门时，会因为紧张而念诵一段祷文。当访客离开时，他们会再度屈膝跪地，将进来时行的三次跪拜礼反着再做一遍。[10]

直到最后一个访客离开（常常要持续到下午2点），教宗才会去吃午餐。他喜欢吃米兰风味的调味饭，搭配上藏红花，或者是熟菜肉排，搭配上一碗浓稠的意大利蔬菜汤，然后再吃点水果。除了几杯水之外，他还会再喝半杯葡萄酒。他总是坚持一个人吃饭，大概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比这更能反映出教宗对于自身威严的重视程度了。无论是庇护十世还是本笃十五世，都会跟助手一起吃饭，或者邀请贵宾同他们一起进餐，然而庇护十一世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吃饭，尽管他吃饭的时候总会有助手站在他的身边，为他诵读报告，并记下他的命令。在他当选几周后的一天，疲惫的助手不想要在未来的几年里都只能站着看他吃饭，却又不敢开口请求，于是就偷偷地把小凳子带了进来，放到墙边。当读完报告后，他们就会坐在小凳子上。从餐盘前抬起头的教宗尽管面露惊讶的神色，却没说什么，于是这些凳子就保留了下来。[11]

短暂的午觉后，教宗会在下午4点来到外面的庭院，瑞士侍卫队正在那里等候着他，见到他时，他们会屈膝跪地，右手放在贝雷帽上，左手攥着他们的瑞士长戟。[12]最开始的几周里，有一位马车夫右手举着长鞭，高高地坐在两匹神气的黑马上方。几个月后，马车就换成了教宗的第一辆汽车。短短一程之后，教宗会在梵蒂冈花园里散一个多小时的步，他的双手反握在身后，头顶的小瓜帽上还要再扣上一顶黑色软呢帽。当天气更为凉爽时，他会穿上一件白色的双排扣外套，长度一直盖到他的双足。教宗会一直环绕着公园行走，这种散步可一点都不闲情逸致，它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强度正适合这位“登山家教宗”。一位身穿褐色长袍、脖颈处露出硬白领的助手会努力跟住他，通常落在几步之后。

散步结束之后，教宗会花一个小时进行个人祷告，然后才会返回办公室。晚上6点或者7点，他又要开始新一轮的会面，对象主要是教廷（即圣座的中央政府）成员。会见完最后一位后，他会同秘书一起念诵玫瑰经，然后在晚上10点吃晚餐。他每晚最后一项事务便是返回办公室，取出一本带封皮的巨大登记册。他会把当天收到的所有礼物以及当天产生的所有开销都登记在上面。直到午夜时分，他才上床睡觉。[13]

在梵蒂冈花园散步的庇护十一世，身后跟随的是卡洛·孔法洛涅里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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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生事物的周围仍然遍布古代、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建筑，所以那些年月的罗马犹如一锅大杂烩。自从意大利军队在1870年攻占这座城市，整个社会景观已经彻底改变。修道院被改造成政府大楼和学校。北方人蜂拥而至，在新首都谋求政府职务，而贫穷的农民则把全部家当装上牛车，从中部和南部赶来。欣欣向荣的建筑行业以及膨胀的公务员人口，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

尽管教会不再管理这座城市，罗马的每一个街区似乎仍然有一座教堂。身穿黑色教士服的神父，身穿修女服的修女，头顶削发、身穿白袍的道明会修士，身穿深栗色袍的方济会修士，身穿蓝色教士服、腰缠红色腰带的希腊正教神学院学生，以及各色其他修士和神学院学生，在街头熙熙攘攘。教宗宪兵（Papal Gendarmes）头戴“拿破仑”帽，下穿红边纹裤子，混在士兵和警察之间。而奶妈（雇佣她们的都是中产阶级）则怀抱小孩，尽其所能地在拥挤的大街上穿梭。

尽管许多罗马人对新生事物感到好奇（尤其是电车，其轨道在卵石街道上交错往来，还有越来越多的汽车，虽然只能行驶在狭窄、蜿蜒、颠簸的道路上），但是这里遍布的迹象表明，这个国家的国民多半是半文盲的农民。马拉的运酒车从农村驶来，将货物运往城市里繁多的旅店和客栈。较为豪华的食肆外悬挂着广告牌，承诺店里供应高级葡萄酒和高档菜肴。在它们周边，更为普通的店铺则仅仅宣传它们供应面包和面条。果蔬小店遍布路边，被店里摆放的水果和蔬菜渲染出缤纷的色彩，而这种小店同时也是店主的住处。早春时，葡萄般大小的圣女果会从南方运达罗马。果蔬商人巧妙地将胡萝卜、大白萝卜和西兰花摆在门市上。罗马人还习惯在这座城市每天清晨涌现的小市场上采购食品。食品商用橙子、苹果和无花果垒出壮观的金字塔。面条商则将刚做出来的通心粉和细面条成堆地摆放出来。脱了毛的鸡，双爪倒挂在货摊的遮雨棚下。一排排满满当当、闪闪发光的鱼则吸引着那些买得起的顾客。

更庞大的露天市场（他们的货摊靠宽大的伞来遮阳挡雨）则吸引着更多样的顾客。亲王府的管家穿着毛皮大衣，从披着编织围巾的贫苦农妇身边挤过。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妇女将买到的便宜货包进宽大的方格手帕里。花贩将巨大的篮子顶在头上，里面装满了水仙花、含羞草、康乃馨以及紫罗兰。其他商贩则大声吹嘘着他们贩卖的衣物、折叠刀和洋葱，他们把携带的器皿扛在肩头，或者把商品放在托盘上再挂在脖子下面。

小市场中央的桌子边上，时而会出现一名与众不同、衣着精致的人物。他四周的板凳上坐着顾客（主要是些老汉和老妇），等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他的桌上摆着墨水瓶、几张书写纸以及一张吸墨纸。他帮文盲撰写书信、填写表格。神父们知道哪条街上有商店贩卖教士服饰。神学院学生知道哪里有二手书报摊。游客们倚仗旅行手册，寻找贩卖古董和珠宝的商铺，也不是每一家都卖假货。时而有老妇人在街旁朴素的神龛前停步，对着灰泥墙上褪色的圣母玛利亚像和幼年耶稣像吐露一番祷告。

骡子和驴载着砖块和木桶，头上的挽具挂下红缨，背上则搭着红布。洗好的衣物挂在晾衣绳上，穿过狭窄的街道上空。补鞋匠敲打着鞋子，石匠在狭小阴暗的店铺里凿着石块。窗户里的女人高声叫喊，和下方的商贩讨价还价。她们把钱款装在篮子里，并用绳索放下去。商贩把钱款换成货物，女人们再把篮子收回去。当灼人的烈日被雨和云遮蔽，罗马就激荡出雨伞的海洋，从清道夫破烂的绿色雨伞到身穿制服的仆人们撑在城市精英头上闪亮的黑色雨伞，不一而足。汽车自是不需要雨伞，除它们之外，几乎所有交通工具上也都撑起一把伞。“马车车夫，疲惫而又颈部塌陷的马匹，还有摇摇晃晃的马车，就像老蘑菇一样缩在雨伞下面，”20世纪初的一位评论员写道，“整个罗马也找不出几处比这更怪的景象了。”[14]

教宗完全看不到这些生活场景，因为他拒绝踏出梵蒂冈的城墙。几十年来，每一任教宗都只能忍辱负重，活在这片狭小的天地里，而包裹住它的正是那个当年抢夺教会领土、极大缩减教宗国政治力量的国度。梵蒂冈城外邻近的区域是一条条破败拥挤的小街小巷，夹在梵蒂冈宫殿和台伯河之间，仍然保留着旧政权的气味、声音和感觉。只有当游客绕过售卖宗教纪念品的成群小贩，向西穿过拥挤的街道，圣彼得大教堂和贝尼尼柱廊的宏伟景象才会突然显现在眼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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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考虑要支持墨索里尼，这一决定令许多教会人士感到吃惊。最难堪的莫过于《公教文明》的主编恩里科·罗萨神父，直到墨索里尼上台的时候，他还在用这份刊物谴责法西斯主义，认为它是教会最可怕的敌人之一。“进军罗马事件”的几天前，罗萨曾发出警告，表示法西斯运动“是一场与教会作对的暴力事件，领导人都是恶徒……是老自由党、共济会、农村地主、富有工厂主、记者和徒有虚名的政客，这场运动是他们失败后试图卷土重来的阴谋诡计”。[16]

1848年的自由主义革命将庇护九世驱逐出罗马，他复归罗马不久后就于1850年授意创办了《公教文明》。每月两次，主编会带着即将付梓的校样来到梵蒂冈国务院，获取出版的许可。[17]

年高五十二岁的罗萨在十七年前加入了耶稣会的这个编辑委员会，并在1915年被教宗本笃十五世任命为该杂志的主编。尽管他从业经验丰富，却没有察觉教宗已然改变了路线。当耶稣会总会长（此人同法西斯主义臭味相投）读到罗萨最新的反法西斯檄文时，他非常愤怒。他指示罗萨要改变报道方向。[18]更糟糕的是，罗萨后知后觉地发现，庇护十一世竟然也改变了心意。教宗似乎和墨索里尼产生了共鸣。尽管他们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但似乎在许多重要的价值观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不认同议会民主制。他们都不相信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他们都认为共产主义将带来极大的威胁。[19]他们都认为意大利正深陷泥淖之中，而当前的政治制度已经无药可救。

教宗与阿戈斯蒂诺·杰梅利（Agostino Gemelli，教宗心腹，圣心天主教大学创始人）的谈话，为我们披露了新政府成立之初的几周内，庇护十一世对墨索里尼有了怎样的改观。“赞赏肯定不行”，教宗对他说道。但是，“公开组织反对意见也不是个好办法，因为我们有多方利益需要保护”。必须小心谨慎。“睁大眼睛看仔细了！”他告诫道。[20]

在即将付梓的那一期刊物中，教宗命罗萨撤掉那篇批判法西斯的文章，转而刊登一篇更为友好的社论。[21]“当政府以合法的程序建立时，”罗萨改头换面的文章这么写道，“即便它一开始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甚至非常可疑……如今我们也有义务去支持它，因为这是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诉求。任何个人或政党都不可以用非正义的手段，谋划颠覆政权、改朝换代的诡计。”[22]

尽管《公教文明》仍然会继续谴责个别针对天主教组织的法西斯暴行，但它再也不会将矛头直接指向墨索里尼或者法西斯主义了。它实则扮演了完全相反的角色，将代表梵蒂冈帮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国内外的天主教界取得合法地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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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墨索里尼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在国会上发表讲话时，他恳求天主的帮助，并以此结束了演讲，这一举动进一步提升了教宗对这位总理新生出来的希冀。自从现代意大利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哪位政府首脑让“天主”一词出现在讲话中。国务卿加斯帕里也为这份希冀找到了根据。他告诉比利时大使，“天主利用奇怪的器皿将顺境带给意大利”，而墨索里尼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还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尽管我们得承认，新任总理对宗教一无所知，加斯帕里笑着补充道，墨索里尼以为所有天主教节庆日都定在周日。[24]

1922年12月，庇护十一世在他题为《奥秘何在》（Ubi Arcano）的第一则通谕中为自己的任期制定了目标。[25]这个世界正试图将耶稣基督赶出学校，赶出政府大厅，他对此扼腕叹息。他悲悼妇女的“衣着和谈吐越来越不端庄，参加不体面的舞会”，这是礼仪的崩坏。有观念认为，社会将教会推开，就能取得进步，他警告说这绝对大错特错：“面对广受赞誉的进步时，我们悲伤地发现，这个社会正缓慢但确定地退回到蛮夷状态之中。”他强调了服从恰当权威的重要性，并且搬出庇护十世与“现代主义”作斗争的事业。他轻视新成立的国际联盟[26]，这个组织寄托了许多欧洲人对和平的希望：“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世俗机构能够成功制定国际法，使世界达到和谐；真正的和谐只在中世纪存在过，那个时候的基督教才是主宰世界的国际联盟。”教宗的规划是让基督国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种观念本质上已是中世纪的迂腐思想。[27]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在草拟自己的独裁计划。“我认为革命有理，”他在国会的开幕致辞里说道，“在这里，我要为黑衫军的革命辩护，并允许它扩张到最大的限度……我有三十万具备武装的年轻人，部署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准备好执行任何行动，以某种近乎神秘的方式准备好执行我的命令，只要有任何人胆敢中伤法西斯之名，我就能予以惩罚。”[28]

12月下旬，墨索里尼召开了第一届法西斯大议会，这一会议负责商讨政策，处理政党组织最重要的议题。1月，大议会通过决议，将各色法西斯民兵组织改编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ilizia Volontaria per la Sicurezza Nazionale）。这些民兵部队原先是各地法西斯头目的武装力量，如今的墨索里尼急于从他们手中夺取这些部队的控制权。他们不像常规部队那样宣誓向国王效忠，志愿民兵的效忠对象是墨索里尼。[29]

他迅速地行动起来，兑现他对梵蒂冈的承诺，迫切地想要表明，很多人民党做不到的事情，他全都能办妥。他能够帮助教会，重获意大利统一前所享有的特权。他命令将十字架挂在意大利所有教室的墙上，然后又把它挂进了法庭和医院病房。他将辱骂神父和诋毁天主教定为犯罪。他重新给军队配备了随军神父，提高了发给神父和主教的国家津贴。最令梵蒂冈高兴的是，他要求小学必须包含天主教课程。他给教会划拨了大量经费，三百万里拉用于修复因战争而受损的教堂，还给教堂设在国外的意大利人学校发放补贴。当墨索里尼以胜利的姿态巡视全国上下的城市和乡镇时，他鼓励各地主教和教区神父积极申请经费，用于修复教堂。为了进一步凸显对天主教的支持，他还同雷切尔以及三个孩子（埃达、维托里奥和布鲁诺）于1923年正式受洗。比起丈夫，雷切尔的反教会信念更为坚定，但在此等形势之下，她也只能不情不愿地受洗。她生长于罗马涅中部的乡村，年幼时就对教会的神父、财富和权力投去鄙夷的目光。[30]

由于当时意大利国内外的许多媒体评论员还不确定该怎么评价意大利这位新任领袖以及他暴力的法西斯运动，所以梵蒂冈的认可举足轻重，能帮助新政权取得合法地位。枢机团团长温琴佐·万努泰利（Vincenzo Vannutelli）对墨索里尼的评语传布甚广，他夸奖墨索里尼“已是意大利人人喝彩的人物，因为他根据意大利的宗教和民间传统，重塑了这个国家的命运”。[31]

墨索里尼想要快马加鞭，进一步巩固与梵蒂冈的关系，于是他会见了梵蒂冈国务卿加斯帕里枢机。加斯帕里和他一样出身贫寒。“我在1852年5月生于乌西塔镇（Ussita）的一个小村卡波瓦拉萨（Capovallazza），”加斯帕里在回忆录里写道，“村子位于锡比利尼山（Sibillini）中，海拔约七百五十米。清新的空气，迷人的景色，人民健壮、勤奋、诚实，都生在大家族里，而加斯帕里家族人丁最为兴旺。”他的父母育有十个孩子，最年幼的他自然也就成了最受人疼爱的孩子。他的九个哥哥姐姐都“特别健康活泼”，他回忆道，“我却很虚弱，病怏怏的，所以有人预测，也可能是做了占卜，说我会短命，令妈妈特别难过”。他的父亲常常要跟随羊群在牧场过夜，小彼得罗则给家族带来了欢乐。当他们都挤在温暖的壁炉旁取暖时，他便给大家朗读圣徒的故事。当他讲到教会的殉道者面临可怕的磨难时，他们一起痛苦。“母亲是个爱哭鬼，这种性格传给了所有子女，尤其是我。”[32]

彼得罗·加斯帕里枢机，梵蒂冈国务卿，1914—1930

加斯帕里必须谨慎安排与墨索里尼的会面，因为梵蒂冈国务卿和政府首脑进行会面的事情还不能曝光——圣座尚未承认意大利的合法性。这一秘密会面由加斯帕里的老朋友卡洛·圣图奇（Carlo Santucci）出面安排。圣图奇乃是贵族出身，家族同历任教宗来往密切，他也是人民党中最先审时度势的人，很快就转而支持法西斯党。他的寓所是一座街角楼，朝两条不同的街道开有两扇不同的门，特别适合这种秘密会面。

1月19日，墨索里尼和他的首席幕僚乘坐汽车抵达会面地点，总理进屋会面时，幕僚便在寓所外面等候。墨索里尼从一扇门进屋后，迎接他的是圣图奇的父亲；枢机则从另一扇门进屋，圣图奇的母亲正恭候他的光临。

那一天，萦绕在加斯帕里枢机心头的关键问题，并非梵蒂冈愿不愿意帮助墨索里尼结束意大利的民主体制，因为梵蒂冈本身便对民主政府无甚好感，而是墨索里尼是否值得信任，是否会兑现他的承诺，帮助教会恢复在意大利的影响力，以及如果教会予以他支持，他有多大的可能坐稳政权。[33]

虽然早年的墨索里尼曾是个出名的“食神父者”（mangiaprete），但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和教会合作将带来极为丰厚的回报。如果他能够重建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和谐关系，为政府赢得教宗的降福，结束双方之间的冲突，那么他就能在所有前任倒下的地方成功突围。他就会成为整个天主教界的英雄。

两人的单独会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加斯帕里离开时，告诉圣图奇他对这场会面十分满意，并称赞墨索里尼是“第一等的人物”。墨索里尼快步出门时则一言不发。回到车里后，他的幕僚很想知道会面的经过。“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墨索里尼告诉他说，“因为这些教会高层都非常精明。他们先要确定我们政府的稳定性，才肯在初步探讨中进一步推进下去。”[34]

当天两人确实达成了一项决议：他们选定了一位秘密的中间人，一个教宗和墨索里尼都能信任的人，两人都能够把各自关于最敏感事宜的意见嘱托给他。

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人选定为六十一岁的耶稣会士彼得罗·塔基·文图里。[35]他在1861年生于意大利中部一个兴盛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拥有一件令他自己感到骄傲的收藏品，那是一把他在1849年用过的步枪，当时他拿着这把枪帮助教宗击败了朱塞佩·加里巴尔迪（Giuseppe Garibaldi）的部队，最终收复了罗马。彼得罗年幼时就开始在罗马研习司铎之道，当时这个城市刚刚被纳入意大利王国的版图。1896年，他开始为耶稣会撰史，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他把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调研上，走遍了欧洲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修道院。他在1910年出版了第一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波兰裔耶稣会总会长沃齐米日·莱多霍夫斯基被当作敌国子嗣赶出了意大利。塔基·文图里在1914年被任命为耶稣会秘书长，莱多霍夫斯基走后便由他来负责耶稣会在罗马的各项活动和事宜。[36]

耶稣会士彼得罗·塔基·文图里

“瘦削且严肃”，塔基·文图里的一位同仁这么形容他的外貌。他长着一副简朴的耶稣会士的面容。谢顶给他造成了圆脸的效果，尖尖的耳朵兜起头部两侧的白发。他身穿黑色教士袍，脖颈处露出硬白领，浑身散发出严厉肃穆的气息。[37]

阿契尔·拉蒂和这位耶稣会学者相识于1899年，当时塔基·文图里的一趟调研之旅将他带到了安波罗修图书馆。[38]墨索里尼显然是从弟弟阿纳尔多那里听说了此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纳尔多曾在罗马逗留过几个月，他正是在那时和这位耶稣会士成为朋友的。[39]在这场秘密会面之前，墨索里尼还亲自见过塔基·文图里。掌权几周后，墨索里尼意识到他通过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可讨好教宗，这件事便是把基吉图书馆送给梵蒂冈。政府在1918年买下了基吉宫，作为总理府一直沿用至今。随基吉宫买下的还有里面的私人图书馆，收藏始于17世纪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包含三千部古旧手稿和三万本藏书。当阿契尔·拉蒂还在担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的时候，他听说政府要买下基吉宫，就试图通过图书馆的力量强买，却没能成功。墨索里尼把这个图书馆捐给教会，拉蒂便派出塔基·文图里来评估藏书的价值。有一天，墨索里尼听说这位耶稣会士正好也在基吉宫，大概是想起了他弟弟对塔基·文图里的美誉，便派人传话，让塔基·文图里前来见他。此后的历史表明，1922年末的初次会面后，这位耶稣会士还将在余下的二十年间同墨索里尼进行许多次会面。[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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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初期的探讨没能阻止法西斯分子继续使用暴力对付神职人员以及被怀疑和人民党有瓜葛的天主教活动分子。墨索里尼当选总理三周后，意大利东北部城市维琴察（Vicenza）的主教公开谴责他们对当地神父的袭击，并声称行凶者将被驱逐出教会。[41]在罗马以东的阿斯科利皮切诺省（Ascoli Piceno）山区，一群法西斯分子对负责编辑一份当地报纸的神父进行拷问，并强迫他喝下一升蓖麻油。[42]

12月，在西北部的奥斯塔镇（Aosta），四十名挥舞棍棒的法西斯分子冲入教会场所，打断了正在进行的天主教青年会会议。他们砸坏了门窗，损毁了台球桌，用棍棒破坏了墙上的十字架和圣像。当一个愤怒的旁观者试图出手阻止时，他们殴打了他。[43]同一周，帕多瓦（Padua）的几名法西斯暴徒命令一位年轻人摘下身上的天主教青年会徽章，当他勇敢地拒绝时，一名暴徒拿枪顶着他的头，而另一名则扯下了那枚徽章。[44]此外，12月的一个夜晚，在维琴察附近，一辆汽车停在当地天主教青年会总部门外。七名黑衫军拿着步枪从车上下来。三人冲入屋内，而其他同党则守在外面。这些人以步枪威胁屋内二十名受惊的青年，并命令他们保持安静，然后他们把枪指向了主持会议的两位神父，强迫他们喝下了几瓶蓖麻油。[45]这样的暴行持续不断，贯穿了整个1923年，天主教日报予以充分的报道，并表达了惋惜之情。然而，尽管此后暴行依然时有发生，天主教媒体却开始对批评尺度有所克制：这些暴行是个别极端分子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墨索里尼的授意。[46]

各个地方的公教进行会团体（由庇护十世在1905年组建，旨在为组织天主教平信徒提供平台）是这些破坏行动最频繁的目标。[47]它是庇护十一世最为珍视的团体，他因此也被称作“公教进行会教宗”。成年男女以及男孩女孩都有各自的团体。大学生也有团体，在各所大学设有分会。公教进行会的活动本是出于宗教和教育的目的，然而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其成员在教宗眼里是天主教的地面部队，负责重新教化意大利社会，而这种目的要求他们更加激进，不只是祷告和上课那么简单。为了密切关注这个组织，教宗委任加斯帕里的两位副国务卿之一兼替补国务卿朱塞佩·皮扎尔多蒙席，担任其国家司铎。组织受到了教会高层的掌控。“你只需听从来自上层的建议和指令即可”，教宗曾这么向公教进行会领导人解释过。[48]

那些针对地方教区神父以及公教进行会的暴行，令教宗非常不满、愤怒，但墨索里尼非常善于利用这些暴行，他令教宗相信，他是意大利唯一能够约束这些暴徒的人。《罗马观察报》尽管常常报道法西斯暴徒挥舞大棒以及强灌蓖麻油的恶行，结尾处却总是毕恭毕敬地恳求墨索里尼，希望他确保这些罪人受到惩罚。有时候，地方情绪会特别高涨，墨索里尼便逮捕几个人，但是罪犯很少会接受审讯，被判刑的更是少之又少。

及至1923年初，墨索里尼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策略已经取得成功。他和教宗的协议正在酝酿之中。然而他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暴力手段，因为它能够行之有效地震慑敌人，不过他也不想过分激怒教宗。他将继续帮助教会，恢复失却了几十年的特权；而作为交换，教宗须铲除教会内部反对墨索里尼的势力，为领袖的统治扫清障碍。

[1] Tisserant 1939, pp. 389, 397; Chiron 2006, p. 151.

[2] Beyens 1934, p. 102.

[3] Confalonieri 1957, pp. 116–117. 关于庇护十世，参见Pollard 1999, p. 78。

[4] 转引自Rhodes 1974, p. 19; Biffi 1997, p. 74。

[5] Aradi 1958, pp. 65–66; Venini 2004, p. 23.

[6] Chiron 2006, p. 126.

[7] Chiron 2006, p. 141。

[8] 意大利人把四楼叫作三楼，把一楼叫作底楼。

[9] 但丁和曼佐尼是这个阅览架上的常客。Confalonieri 1957, pp. 173, 270–271.

[10] Confalonieri 1969, p. 36; Charles- Roux 1947, p. 10.

[11] Aradi 1958, p. 138.

[12] Lazzarini 1937, p. 319.

[13] Confalonieri 1957, pp. 71–72; Chiron 2006, pp. 141–146. 还有几张教宗在公园里散步，旁边停着座驾马车的照片，收于《意大利画报》，1922年10月8日，第2–3版。

[14] Potter 1925, pp. 9, 242–247, 254–255; MacKinnon 1927, pp. 44–45, 189–190.

[15] Potter 1925, p. 164.

[16] 恩里科·罗萨，《意大利的统一与意大利人的分裂》，CC 1922 IV, p. 106。

[17] De Rosa 1999.

[18] Sale 2007, p. 26. 莱多霍夫斯基在1922年10月31日写给罗萨的信，收于《公教文明》档案，而作为编辑委员会成员的萨莱可以查阅这份档案。

[19] 英国驻梵蒂冈大使在他的年度报告（写于1922年10月25日）中写道：“教宗对俄国共产主义的恐惧似乎主宰了梵蒂冈的一切。”Rhodes 1974, p. 18.

[20] 转引自Sale 2007, p. 25。

[21] 萨莱在《公教文明》总部查看过罗萨的档案，然后总结道，教宗似乎就是那个命令罗萨刊登那篇更为友好的社论的人，尽管他没有提供文字细节。Sale 2007, p. 27。

[22] 恩里科·罗萨，《政府危机与权威危机》，CC 1922 IV, p. 204。

[23] Sale 2007, pp. 27–28用充分的证据得出这一结论。

[24] Beyens 1934, pp. 136–139. “进军罗马事件”几天后，国务卿加斯帕里向法国大使解释道，国王拒绝动用军队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他说，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Sale 2007, p. 10.

[25] 通谕是教宗对重要事项的高调声明，通常写给一个特定国家的主教，而这一篇通谕则写给全世界所有主教。

[26] League of Nations，《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联合国所取代。

[27] 《奥秘何在》的英语译文刊登在梵蒂冈的官方网站：http://w2.vatican.va/content/pius-x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_enc_23121922_ubi-arcano-dei-consilio.html。

[28] Milza 2000, p. 343.

[29] Milza 2000, pp. 345–346。

[30] Motti 2003; Falconi 1967, p. 185; Sale 2007, p. 37; Milza 2000, pp. 354, 401. 关于宗教课本需要得到教会许可的规定，参见DDI, series 7, vol. 2, n.155, 1 agosto 1923。关于墨索里尼的巡视以及给地方神职人员发放经费，参见Morgan 1941, p. 239。

[31] 转引自Molony 1977, p. 152。枢机在参加一场婚礼时说出了这句评语，而墨索里尼当时在场。墨索里尼特别中意这些话，于是将其发送给意大利所有外国大使馆。第二天意大利驻英国大使传来电报，报告说英国的许多报纸都报道了万努泰利的评语。伦敦的《泰晤士报》宣称枢机的评语绝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观点，而是忠实地传达了圣座的意见。DDI, series 7, vol. 1, n. 535, 22 febbraio1923; DDI, series 7, vol. 1, n. 544, 23 febbraio 1923.

[32] ASV, AESS, pos. 515, fasc. 523, 6. 8r–9r.

[33] Molony 1977, pp. 190–191; Falconi 1967, p. 187.

[34] 圣图奇和阿切尔博的描述转载于Pirri 1960。

[35] 萨莱（2007, pp. 36, 54–55）指出，尽管许多历史学家决定将塔基·文图里被指定为双方的秘密中间人的时间认定为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在1月举行的这次秘密会面，然而并没有档案证据证明这种观点。不过2月初时，塔基·文图里确实已经开始行使这项职责。

[36] Scaduto 1956, p. 47; Maryks 2012, pp. 302–305; Martina 2003, pp. 234–235; Tramontin1982, p. 63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塔基·文图里时常和警方接触，以获取前往瑞士的许可，而莱多霍夫斯基的办公室便设在瑞士。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反复在意大利政府当局走动，试图为莱多霍夫斯基以及其他被放逐的耶稣会士获取返回罗马的许可。塔基·文图里在战时和战后同警方的联络信息收于ACS, MI, PS,1919, b. 1, “Curia Generaliz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37] 一份由法西斯警方安插在梵蒂冈内部的线人撰写的简报认为他是一个反改革分子，不过他的主要目标在于为耶稣会谋求利益。ACS, MI, DAGR, b. 1320, informatore, Città del Vaticano, 23 aprile 1930.

[38] 在塔基·文图里身后留下的浩瀚材料里有一张小小的明信片。正面是圣母玛利亚和幼年耶稣的画像。另一面的钢笔字迹显示出这张明信片来自当时出使华沙的拉蒂，内容是感谢塔基·文图里在他晋牧时发来了恭贺的消息，日期是1919年10月28日。ARSI, TV, b. 29.关于1899年的相逢，参见Maryks 2012, p. 305。

[39] 据贝尼托·墨索里尼所言，阿纳尔多的妻子曾经向塔基·文图里告解。DeBegnac 1990, p. 591.

[40] Tisserant 1939, pp. 398–399; Martina 2003, p. 236.

[41] 《维琴察主教就针对神职人员的暴力行为发表声明》，OR, 21 novembre 1922,p. 4。然而似乎从未有任何法西斯分子因为对教会人士施暴而被驱逐出教会。

[42] 《针对神职编辑人员的暴行》，OR, 24 novembre 1922, p. 4。

[43] 《奥斯塔天主教团体遭遇破坏行动》，OR, 13 dicembre 1922, p. 4。

[44] 《青年天主教徒惨遭暴力》，OR, 15 dicembre 1922, p. 4。

[45] 《针对维琴察附近神职人员的暴行》，OR, 20 dicembre 1922, p. 4.

[46] 几则例子：《法布里亚诺的法西斯暴行》，OR, 10 aprile 1923, p. 4；《皮亚琴蒂诺宗教节日受法西斯分子干扰》，OR, 19 aprile 1923, p. 2；《皮亚琴察教区委员会出言抗议》，OR, 20 aprile 1923, p. 2；《法西斯党要挟破坏圣体大会》，OR, 16 maggio 1923, p. 4；《塞孔迪利亚诺天主教团体遭法西斯党破坏》，OR, 26 maggio 1923, p. 4。在佩林（2011, p. 183）对韦内托教区每周新闻的分析中，她发现这些报纸都不认为墨索里尼应当对这些暴行负责。在梵蒂冈认可墨索里尼政府的合法地位之后，这种报道形式变得越来越明显。

[47] Sale 2007, pp. 92–94; Pollard 1985, p. 24.

[48] Poggi 1967, p. 21; Casella 1996, pp. 606–607, 620. 教宗说出这句话的时间是1922年9月。而公教进行会新任国家主席路易吉·科隆博（Luigi Colombo）也非常清楚他的职责，“我不会遵从自己的意见，我会服从圣父威严的指令”，Zambarbieri 1982b, p. 114。

第四章
天生教宗

1923年春，人民党发觉自己已经身陷穷途末路。这个政党主要倚仗的教会支持，现在教宗却决定要予以收回。4月，梵蒂冈报纸在教宗的授意下告诉读者，鉴于墨索里尼已经在为教会争取权益，天主教政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当月晚些时候，《公教文明》也紧跟教宗的最新姿态，开始歌颂法西斯政府。“墨索里尼部队的口号：‘打倒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份期刊慷慨激昂道，“正吸引着来自意大利东南西北的支持者和赞同声……法西斯的一切思想、情感和行动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抗议和反抗。”它还赞扬了墨索里尼为重建秩序、等级制度以及纪律而做出的努力。这份期刊宣称：“法西斯主义试图令精神价值重返它们曾经占据的高位，它们对反击自由主义至关重要，在法西斯主义试图复兴的精神价值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宗教教养以及这个国家的天主教情怀。”[1]教宗显然认为人民党已经可有可无，在这些迹象的鼓舞之下，墨索里尼发出了一封最后通牒：除非该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否则他将撤除该党的两位政府部长，并将该党逐出他的政党联盟。人民党创始人路易吉·斯图尔佐神父及其同仁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两位部长便被撤职了。[2]到这个时候，教宗已经无法再忍受让斯图尔佐神父担任人民党的负责人了。教宗手下的国内教长在罗马的一份天主教报纸《意大利邮报》（Corriere d’Italia）上刊登文章，要求斯图尔佐立即引退，而读者都认为这一吁求代表的是教宗本人的意志。[3]

在幕后，庇护确实提出要求斯图尔佐引退，这位神父则磨磨蹭蹭，不肯顺从。教宗对这种拖延很不耐烦，于是便将他和墨索里尼之间的特使塔基·文图里派去充当说客。[4]斯图尔佐抱怨说，这般让他下台，教宗实际上摧毁了唯一一个“真正受到基督教教义感召……并且能够限制……独裁者专横统治”的政党。这番辩解完全无法动摇庇护十一世。[5]

斯图尔佐神父只好不情不愿地顺从了教宗的命令。教宗派遣塔基·文图里和墨索里尼商议公开这一消息的时机，并让墨索里尼示意媒体低调处理这则消息。教宗表示，政府绝不能将这件事“吹嘘成一场胜利”。[6]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这位耶稣会士和墨索里尼密切合作，详细安排了斯图尔佐的引退。[7]

庇护原本希望以此缓和人民党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冲突，有助于止息当前针对人民党活动分子和神职人员的暴行，但是他的这番行动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人民党党员发现，当教宗清楚明白地收回教会对人民党的支持之后，他们就越发受到孤立，越发容易受到地方黑衫军的迫害。8月末，一份法西斯报纸宣称，政府最大的敌人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民党。法西斯分子很快就会出门狩猎。

费拉拉市（Ferrara）郊外的一座小镇上，有一位名唤乔瓦尼·明佐尼（Giovanni Minzoni）的年轻教区神父。他曾经担任随军神父，因为英勇地奋战在前线，在当地非常出名；他深受当地青年爱戴，并且忠于人民党，这些都给当地法西斯党招募新人造成了阻碍。有一天晚上，当这位神父走在一条黑暗的小巷里前往教区的活动室时，他意识到自己被人跟踪了。他还没来得及转身，就被两个人扑倒在地，他们用棍棒猛击他的头部后逃走了。神父头上的伤口鲜血直流，挣扎着爬起来又倒下去。后来他勉强站起身，跌跌撞撞地向教堂走去，却没能坚持到底，倒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失去了意识。惊恐的教区居民发现他倒在那里，脑袋开了瓢却还活着，就把他抬了进去，但他还是没有挨过午夜就死掉了。

墨索里尼按照惯例，将这次袭击怪罪到身份不明的“暗杀者”头上，表示将毫不留情地追捕他们，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但结果是，虽然袭击者被找到了，却没有受到惩罚。[8]费拉拉的大主教决定不去参加明佐尼的葬礼，而是派了一位法西斯神父代他前往。梵蒂冈的报纸对这起谋杀作了简短的报道，评论说这则新闻令墨索里尼感到痛心。[9]庇护则不予置评，他接受了墨索里尼的说辞，把这场暴行当作是“白痴”和“毫无纪律的同志”的所作所为。[10]

8月中旬，最近的暴力风波还没有过去，比利时驻圣座大使欧仁·贝恩（Eugène Beyens）晋见了教宗，他发现教宗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关心程度，远胜于法西斯暴行所带来的威胁。“人类文明之中，”庇护告诉他说，“再也没有比共产主义更致命的东西了。它只需花去几天时间，就能摧毁几个世纪的文化传承。”只有让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组成联军（尽管他们近些年来恩怨不断）才能阻止共产主义的前进。“墨索里尼可不是拿破仑，他的功勋可能连加富尔（Cavour）[11]都比不上，”教宗评论道，“不过只有他懂得如何将国家从混乱无序中挽救下来，而这一切都是孱弱的议会体系和三年战争导致的。”他还补充道：“你看看他是如何让整个国家追随他的脚步的。愿他能振兴意大利！只有命中注定成就伟业的人，才能够为我们带来如此稀缺的和平。愿天主能够尽快为我们带来几座这样的灯塔，好让他们为人类引领前路、启迪智慧!”[12]

* * * * *

即便在墨索里尼执政早期，还在担任联合政府总理时，他就试图搞个人崇拜。他现身公众场合时，开始愈发频繁地身穿法西斯民兵首长的制服，里面穿着黑色的衬衫，脚下踩着骑兵靴。[13]他从小的成长环境让他觉得，体育运动是精英阶层的消遣，不适合像他这样的人，可如今他却玩起了滑雪、击剑、赛车、划船、骑马和网球。他还曾学习驾驶飞机，只不过因为在1920年坠机而受挫中断；他仅仅受了一些轻伤，算是非常侥幸。他的击剑技术不错，但他怎么也学不好网球，尽管他的私人教练是一位世界冠军。他在滑雪场拍过不少照片，照片上的他握着滑雪杖，上身光着膀子，脚下也没有滑雪板，显示出他对这项运动多么自信。[14]

随着家人逐渐发胖，墨索里尼也开始担心自己的体重。他只吃少量的肉，不喝酒，每天都要称重。他姐姐日渐增长的腰围令他担心，于是他强硬地要求她节食，但显然没能取得任何效果。“我看过你最近的照片了，”他在1925年给她写信道，“你简直胖得有点吓人。你必须马上开始减肥。我现在每天只补充基本的营养，你也得跟我一样，因为肥胖不止有害，还能要了你的命。”[15]日渐稀疏的头发和逐渐后退的发际线也令他烦恼，于是他开始往头上涂抹各种药膏，每个早晨都要焦急地查看它们有没有生效。几年后，他放弃了这场战役，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位罗马皇帝。[16]

他习惯每天早上往脸上和身体上喷大量的古龙香水，当雷切尔拿他的这个习惯开玩笑时，他回答说，对女人没有吸引力的男人一文不值。[17]雷切尔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埃达、维托里奥以及布鲁诺）并没有随他来到罗马，而且墨索里尼也不急着让他们过来。他一开始住在萨沃亚酒店，然后又搬到了罗马大酒店，因为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就住在离这不远的欧陆酒店。当墨索里尼第一次溜出酒店去和萨尔法蒂幽会时，他的司机便通知了安全部门。很快，欧陆酒店的大厅里出现了形似便衣警察的侍者，他们要对墨索里尼的暗中出访进行监视。[18]

“我的挚爱，深深的挚爱！”1923年1月1日，也就是墨索里尼上台的两个月后，萨尔法蒂摊开旅馆信纸，在开头这么写道，“我想把你的名字写在纸上，以此开始我的新年：贝尼托，我的爱，我的爱人，我的挚爱。我属于你，我要对屋顶大喊，我热切地、全然地、忠诚地、无可救药地属于你，我以此为荣。”只要能抽出时间，墨索里尼就会和萨尔法蒂一起来到她位于米兰北部科莫湖旁山间的避暑别墅，他们会在那里散步、骑马，而保镖会在足够远的地方跟随他们。墨索里尼还喜欢飙车，常常开着他的阿尔法罗密欧带玛格丽塔和她十四岁的女儿出去兜风，这种情况会令他的警卫更加头疼。[19]

玛格丽塔很快在罗马给墨索里尼找了一间公寓，他们在那里可以拥有更多私密空间。她还给他找了一名女管家，名叫切西拉·卡罗奇（Cesira Carocci），她是个很能吃苦的短发女人，身材高挑细瘦，基本上没什么社会教养，人们很快就给她取了个绰号叫老鸨（la ruffiana）。她对墨索里尼非常忠诚，不仅帮他安排和玛格丽塔的幽会，后来还帮他和其他女人牵线搭桥。

墨索里尼对奢华毫无兴趣，他朴素的公寓连厨房都没有。访客都说他的客厅总是弥漫着一股廉价古龙香水恶心的香甜气味，客厅里最显眼的是一张桌子，墨索里尼将好几把小提琴都摆在上面。当埃达还在襁褓里的时候，他总是站在她的摇篮边上陪她玩耍，直到她睡着。在后来的年月里，当他在公寓里等候司机载他前往办公室的时候，他有时会打开自动钢琴，然后拉一曲小提琴伴奏曲。[20]

考虑到墨索里尼一边有那么多长期的情妇，一边还时不时地搞搞一夜情（一下午情或许更准确一些），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不仅能找出时间执掌政府，还坚持过问哪怕最为琐碎的细节。他只信任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弟弟阿纳尔多。如今阿尔纳多主管着《意大利人民报》。他每天都要跟阿纳尔多通电话，跟萨尔法蒂的联络倒要少一些。他每天都要查看一大堆警察报告和政府报告，同许多人会面，并且浏览一大堆报纸。他告诉一位副官：“我习惯于浏览意大利所有的报纸，甚至包括那些根本不值得一读的东西。”[21]

过去的总理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职业精英，他们并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真正的政党背景，并且对民意支持毫不关心。要让他们去到全国各地组织公众集会，肯定会令他们感到厌恶，他们很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种事情。

如今坐上这个位置的却是一位来自米兰的铁匠之子，他是一个煽动暴民的前社会党人，他炫耀着自己卑微的出身，浑身散发着男子气概，深受大众欢迎。很快，墨索里尼就开始前往各个城镇，去到那些从来都没有人见过国家元首的地方，用他蛊惑人心的长篇大论，忠告那些出于好奇心而前来听讲的民众。他很快就要成为集体催眠的大师。他深谙一个所有前任都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民众首先受到情感的驱使，而他们对现实的认知很容易被他塑造的象征世界所歪曲，反倒和真实的外部世界没有太多关联。

在克雷莫纳，他用一套近乎仪式的方法呼唤大众的回应，这将成为他最具力量的演讲技巧。

“胜利属于谁？”他大声呼喊道。

“属于我们！”他们大声回应。

“荣耀属于谁？”

“属于我们！”

“意大利属于谁？”

“属于我们！”[22]

1923年5月到10月，墨索里尼走访了意大利的许多乡镇和城市，从北部的威尼斯、伦巴第和皮埃蒙特（Piedmont），到中部的艾米利亚（Emilia）、托斯卡纳（Tuscany）和阿布鲁佐（Abruzzo），再到南部的那不勒斯（Naples），以及意大利的两大岛屿：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撒丁岛成为意大利领土的六十年以来，从来没有哪位意大利总理正式访问过那里。第二年，墨索里尼又将行程重复了一遍。人们都非常渴求强势的领导人，一个能够带来稳定、秩序和美好未来的救世主。社会上层认为他消除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在其他人眼里，他是人民之子（figlio del popolo），是普罗大众的一员。[23]

罗马的各国使节认为墨索里尼是一个颇为有趣又高深莫测的人物。比利时驻圣座大使在参加过一场外交接待会之后，记录下自己的观察：墨索里尼稳稳地站在房间中央，下巴高高抬起，对于那些上前问好的人，他只是简短地回答几句。“他严肃、傲慢的脸庞，他的沉默寡言，让人完全看不透。从他这副青铜面具上，从他坚毅的双眼中，我们只能读出一种少见的精气神。”大使回忆道，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晚上，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面若寒冰之人，完全不受恐惧的侵扰，完全不受情感的支配”。[24]

墨索里尼还继续通过施压和回报并用的方式，拿捏得当地处理他和教宗的关系。由于法西斯暴徒仍然在攻击人民党地方领袖，入侵他们的总部，墨索里尼便把自己塑造成唯一能够控制这些狂热法西斯分子的人。同时他还慷慨解囊，拨给教会大量经费，给予其很多特权。他还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如果有任何一家报纸的编辑敢于贬损教宗抑或天主教，那么警察就可以依据这条法律将其解雇。他还顺应梵蒂冈的请求，规定只有经过教会许可的图书，才能用于学校的宗教课程。他还同意关闭赌场。他令圣心天主教大学得到国家的认可。他发表声明反对离婚。他出手挽救了罗马银行，这家濒临倒闭的银行与梵蒂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十字架又回到了这个国家的教室，宗教节日也被纳入民历之中。他还拿出丰厚的资金，用来修复那些在战争中损毁的教堂。这份清单还有很长很长。[25]

教宗自己也很清楚，教会回报给墨索里尼的支持是无价的。1923年9月，梵蒂冈在《天主教与墨索里尼政府合作项目》（Program of Collaboration of the Catholics with the Mussolini Government）中将这一玄机道明了，这份文件指出，墨索里尼已经意识到，尽管法西斯党将他推上权力的顶峰，但他如今最好不要过分依赖它。这些人混乱无纪，连墨索里尼也没法完全控制住他们。他需要得到“一群新民众”的支持，而这些人最好是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自上而下的统治。教会高层中，一开始曾有人对墨索里尼抱有疑心，如今却坦言他们之前判断失误了。“他们不得不承认，没有哪届意大利政府，可能整个世界都不会有这样的政府，可以在一年之内给天主教会带来这么多好处。”

这也不是梵蒂冈支持墨索里尼的唯一缘由：“如果颠覆分子通过暴动推翻了墨索里尼阁下的政府，那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天主教徒能够想到的只有恐惧，所以他们与墨索里尼休戚相关，必须要支持他。”总而言之，梵蒂冈的文件在结尾处写道：“从任何方面来说，让天主教众支持墨索里尼阁下的政府，将会是整个意大利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可靠、最令人安心的组合。”[26]

* * * * *

11月，在墨索里尼的指使下，法西斯党洗劫了前总理弗朗切斯科·尼蒂（Francesco Nitti）位于罗马中心的住宅。教宗没有出手阻止，而那些抢夺者则耀武扬威地穿过城市街道。12月的一个上午，内阁前任部长、广受尊敬的国会自由党反对派乔瓦尼·阿门多拉（Giovanni Amendola），也在他位于罗马市区的住宅附近遭人殴打。四名法西斯分子用棍棒殴打他的脖颈和面部，施暴完毕就跳进在旁等候的汽车，扬长而去。墨索里尼手下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在报道这起事件时评论说，阿门多拉不过是罪有应得。我们并不清楚这起攻击是否由墨索里尼亲自下令，然而它显然是法西斯党威慑策略的一部分，而这种策略受到墨索里尼的大力鼓动。[27]

意大利北方是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这里也有墨索里尼的信徒在法西斯革命的激励下发起暴动。11月8日，阿道夫·希特勒试图模仿墨索里尼去年进军罗马的事迹，在当地一家大型啤酒酒肆宣布要发起革命，时年三十四岁的他唇上已经留起了髭须，一直想通过煽动群情帮助自己上位。此次纳粹革命运动已经采取了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罗马式直臂军礼。希特勒的信徒嘴里声嘶力竭地喊着“胜利万岁（Sieg Heil）！”，成功占据了地方警察局，却在攻打巴伐利亚陆军部队时遭遇了失利。最终，十人丧命，希特勒则遭到逮捕。他在监狱里蹲了一年，并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这本书后来成了他所向披靡的动员令。当时，墨索里尼可想不到，有一天他的命运会跟这个锒铛入狱的德国极端分子连到一起。

意大利将在1924年4月进行新一轮全国大选，这是墨索里尼掌权后的第一次大选。法西斯暴行在全国肆虐开来。墨索里尼一边指挥法西斯党人对政敌进行殴打乃至动用更加恶劣的手段，却一边又继续引入各种措施为教会谋求利益。新一批官方节日中包括了好几个天主教节日，在此之前，它们从未受到政府的认可。墨索里尼还开始将矛头指向新教组织，因为他知道这样能够讨好教宗：墨索里尼不仅否决了卫理公会在罗马修建大教堂的请求，还驳回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意大利修建活动中心的提案。天主教神学院的学生不必服兵役。大选三天前，他还大幅增加了国家发给主教和神父的酬金，令他们十分高兴。[28]

4月初，梵蒂冈半官方刊物《公教文明》发行了大选之前的最后一期，它为墨索里尼辩护，认为法西斯党内尽管有个别反教会成员行为不端，但这种现象不应该模糊以下事实，即墨索里尼总是不知疲倦地改善政府和教会的关系。杂志提醒读者，法西斯党为教会带来了如此多的利益，相形之下人民党做成的事情简直少得可怜。[29]

选举安排在4月6日。“进军罗马事件”四人组之一的伊塔洛·巴尔博，在位于费拉拉市的总部给黑衫军下达命令。他们到每一个投票站抓住第一个上前投票的人，一边殴打他，一边叫道，“混账东西，你竟然给社会党人投票”。当然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可能原本打算把票投给法西斯党人，要是真是如此，“那也只能算他倒霉了”，巴尔博说道。[30]

通过殴打反对党候选人，烧毁反对党报社以及破坏反对党的拉票活动，法西斯一派（包括支持他们的法西斯党外人士）一共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法西斯党人赢得了二百七十五席，即便不算他们的同盟，也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多数。在反对党中，人民党占得三十九席，社会党占得四十六席，而共产党占得十九席。余下的少量席位则被共和党、自由党以及其他小党派瓜分了。墨索里尼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选举了。下一次，我的选票将代表所有人的意志。”[31]

次日，那些在大选中表现出色的人民党活动家和地方神职人员就遭到了法西斯党人的攻击。在威尼斯城外的一座小镇上，武装的法西斯党在夜里来到了一位教区神父的家中。家里只有他的姐姐，法西斯党对她进行一番殴打后，感觉还不过瘾，又殴打了助理神父。

此番对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组织的攻击激怒了梵蒂冈国务院的某位人士，于是他印制了一批传单，准备寄给意大利的所有主教，告诉他们不要参加法西斯胜利庆典，并尤其禁止他们为了向法西斯党表示感谢而举行特殊的弥撒。然而尽管这些传单都印出来了，但它们还是没能离开梵蒂冈。传单原稿（如今收于档案之中）的边缘写有一行批示：“这份传单不能寄送出去。奉国务卿蒙席之命。”毫无疑问，加斯帕里显然跟教宗商讨过这件事情，决定最好不要做任何可能激怒墨索里尼的事情。[32]

* * * * *

庇护十一世如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行为习惯。他的下属担心受他责骂，天天都活在紧张害怕之中。他粗暴地对待那些令他不快的人，而即便是最位高权重的国家首脑，也无法威吓他分毫。当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来梵蒂冈拜访教宗时，他犯了一个错误，要求教宗给南美任命更多枢机。当时整个南美大陆只有一名枢机。教宗不满国王的这番请求，认为他试图以不当的方式对自己施加影响，于是一怒之下决定不再按照原计划提拔管家里卡多·桑斯·德·桑佩尔（Ricardo Sanz de Samper）蒙席，就因为他来自哥伦比亚。教宗不想显露出任何向国王屈服的姿态。[33]

然而，一些特别的访客却能令他重新焕发早年热情的光彩。庇护曾邀请法国知识分子让·卡雷尔（Jean Carrère）私下会谈，询问他对诸多法国和意大利文人有何见解。在他回答教宗的问题时，教宗（据卡雷尔描述）面带“礼貌的优越感”注视着他。然后卡雷尔提到了曼佐尼，并把《约婚夫妇》称为一本世界级名著。当他说出这些话时，“在我看来，”这位法国人回忆道，“这位令人敬畏的谈话人神情完全改变。他脸上原本带着礼貌的仁慈，却突然变得笑意满面、和蔼可亲。”教宗告诉他说，曼佐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卡雷尔高兴地看到，这位身穿白袍的教宗开始凭借记忆背诵曼佐尼的诗句，声音轻柔而抑扬顿挫。[34]

本笃十五世似乎被教宗繁重的事务所压垮，庇护十一世却表现出登山者的充沛精力。“他天生就是个王者”，孔法洛涅里说道，此人乃是教宗从米兰调到梵蒂冈的私人秘书。法国大使后来也观察到，他浑身散发出当权者的气息。[35]教宗还在遵循正当程序方面颇为偏执。一天下午，在梵蒂冈花园里散步时，他看到面前的道路上躺着一封信，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致教宗陛下”。当天陪他散步的是博洛尼亚大主教，大主教不假思索地弯下腰捡起了那封信，把信递给了教宗。

“在哪里看到的，就放回到哪里去，”教宗厉声说道，“这不是正确的送信方式。”

大主教于是便把信放回到路上，然后他们继续散步。[36]

尽管教宗在图书馆工作了许多年，但在孔法洛涅里蒙席眼中，他的性格与其说像是一位图书馆馆员，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位小商贩。这位年轻的神父将教宗的性格归于他的出身，因为他的家乡是工业区，那里的人正是以这种性格闻名的。庇护十一世总是用确切的语言思考，而对即席演说感到不适应。他坚持对一切事物进行理性思考，并事无巨细地考察所有呈递给他的报告。他一旦做出决定，就会非常坚持，批评只能令他越发固执己见。前任国务卿梅里·德尔瓦尔枢机抱怨道，教宗简直“固执得像一头骡子”。[37]

尽管教宗和墨索里尼在表面上相差甚远，实际上却有很多相同点。两人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因为友谊意味着平等。两人都坚持要别人顺从自己，而他们身边的人一想到自己可能说错话，惹得他们不高兴，都要胆战心惊。他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但教宗很快就知道，和这位曾经的“食神父者”共进退能给他带来很多好处。结果，在“进军罗马事件”一年后，法西斯革命转变成了教会法西斯革命。一对新的合作关系已然成形。不过这对关系马上就要面临一场意料之外的威胁，很快就要发生一件事情，差点让墨索里尼下台。

[1] OR, 17 marzo 1923,转引自Coppa 1999, p. 89;《自由主义之痛》，CC 1923 II pp.209–218。

[2] 《自由主义之痛》，CC 1923 II pp. 209–218。我们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罗马观察报》的报道乃是顺从教宗的意愿，但是考虑到梵蒂冈立场的急剧转变，任何其他解释都站不住阵脚。

[3] 尽管梵蒂冈公开否认了这一猜测，表示恩里科·普奇蒙席的文章仅仅代表他的个人意志，但后来一份法西斯警察的秘密简报则认为普奇当时发表这篇文章，“不过是在严格按照国务卿的指示行事”。ACS, MI, FP “Pucci,” f. 19, n.d.教会曾发表过一份半公开的声明，否认普奇呼吁斯图尔佐引退跟教会有任何关系，参见CC 1923 III,p. 184。

[4] 教宗通过加斯帕里传达了这项旨意，后者在7月5日致信塔基·文图里，开篇就写道：“出于某些不必坦言的原因，圣父允许斯图尔佐神父推迟他的答复……现下，在天主面前长久深思之后，圣父认为在意大利当前的局势之下，由一位神父领导一个政党（尤其是反对当前政府的政党），必然会给教会带来损害，只会令共济会窃喜。”ASV, AESI, pos. 617, fasc. 50, f. 5, Gasparri a Tacchi Venturi, 5 luglio 1923.这些文档转引自Sale 2007, pp. 80–84，并附有深入的讨论。

[5] 转引自Sale 2007, p. 82。

[6] 收到教宗命令后，斯图尔佐安排了一场人民党理事会紧急会议，时间定在7月10日，他不希望在自己告知理事会成员之前，就让教宗的命令泄露出去。

[7] 详细到斯图尔佐引退消息公开的确切时间。ASV, AESI, pos. 617, fasc. 50, 6. 14–15. 而且，塔基·文图里也迫切地想要墨索里尼做出承诺，不去伤害斯图尔佐神父。

[8] Sale 2007, pp. 69–70.

[9] Molony 1977, pp. 172–173; Bedeschi 1973.

[10] Sale 2007, pp. 74–75.

[11] 意大利王国首任总理，开国三杰之一，他是意大利独立和推行君主立宪制的一大功臣。

[12] Beyens 1934, pp. 167–169.

[13] Navarra 2004, p. 42.

[14] Baima Bollone 2007, pp. 24–26.

[15] E. Mussolini 1957, p. 121.

[16] R. Mussolini 1974, p. 96.

[17] R. Mussolini 1974, p. 96.

[18] Milza 2000, pp. 354–355.

[19] Festorazzi 2010, pp. 74–77.

[20]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273–274; E. Mussolini 1957, p. 32; Navarra 2004, p.48.

[21] 转引自De Felice 1966, pp. 472–473。

[22] 克雷莫纳的这番描述出自莫内利（1953, p. 102）。在法西斯政府运用的象征、仪式和神话方面，秦梯利（1993, pp. 160–172; 2001）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仪式对于政治运动来说非常重要，关于其中的原因以及仪式起作用的方式，参见Kertzer 1988。

[23] Gentile 1993, pp. 281–282.

[24] Beyens 1934, p. 245.

[25] DDI, series 7, vol. 2, n. 155, Mussolini a Gentile, 1 agosto 1923; Talbot 2007, p. 27; Sale2007, pp. 37, 96; Gentile 2010, p. 107; Milza 2000, p. 432.

[26] ASV, AESI, pos. 573, fasc. 22, 15, 25 settembre 1923, 转引自Sale 2007, pp. 320–322。

[27] CC 1924 I, p. 175, 还包含一段来自《意大利人民报》的节选。

[28] Sale 2007, p. 333; CC 1924 I, p. 80.

[29] 包括将政府发放给主教的酬金从每年6 000里拉提高到每年12 000里拉，将发放给教区神父的报酬从每年1 500里拉提高到每年2 500里拉。CC 1924 II, p. 82.

[30] Ebner 2011, p. 38.

[31] 转引自Sale 2007, p. 130。

[32] 转引自Sale 2007, pp. 134–137。这份印刷传单收于ASV, AESI, pos. 617, fasc. 50, 6. 30r,30v; 命其不得寄送的批示写在f. 47r。

[33] Chiron 2006, p. 152; Confalonieri 1957, p. 172.

[34] Lazzarini 1937, pp. 309–310.拉扎里尼并没给出教宗约见卡雷尔的时间，但表示这次约见发生在他的作品《教宗》（1924）付梓不久之后。

[35] Confalonieri 1957, p. 172; Charles- Roux 1947, p. 14.

[36] Chiron 2006, p. 151.

[37] Durand 2010. 梅里·德尔瓦尔在1927年如此评价教宗，这句话后来又传回到教宗耳朵里，教宗把他召到面前，用叱责的话语羞辱了他。他描述这次召见时写道：“教宗骂我的方式简直像是在训斥年幼的学生。”Durand 2010, pp. 48–49.

第五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1924年5月30日，新一届国会会议进行到第三天，贾科莫·马泰奥蒂在法西斯代表的嘲讽和要挟声中大步走向众议院的主席台。两年前，社会党清洗温和派，马泰奥蒂因此被驱逐出党，此后他创建了秉持改良主义的统一社会党。今天他将向众人传达一个信息：刚刚结束的国会选举掺杂了太多暴力因素，其结果应该被推翻。他详细地讲述着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选民恐吓事件，而法西斯代表则不断地出言打断他。“说谎!”他们喊道，“滚回俄罗斯去！”一位法西斯党人大叫道：“已经够了！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难道我们还要忍受这番侮辱？”一排怒不可遏的法西斯代表以胁迫的姿态逼近会议厅前部。“你这种人怎么能进国会！”一人叫道，“你这种人应该被软禁起来！”[1]在被打断了几十次后，他只好放弃演说，而法西斯党喝倒彩的声音盖过了反对党的鼓掌声。“现在你们得准备帮我写讣告了”，马泰奥蒂在走出会议厅后，对他的一位同仁说道。

墨索里尼也出席了这场会议，他的愤怒有如雷霆。他对新闻秘书切萨雷·罗西（Cesare Rossi）说道：“我们不能再让这个人在社会上活动。”

贾科莫·马泰奥蒂（左三）

6月10日，马泰奥蒂将再度在国会会议上发言，这一次，他要谴责墨索里尼政府的贪污腐败。他家住在人民广场附近，午餐过后，他动身向众议院走去，路上突然冒出两个人，一把抓住他，想要将他拽进旁边的一辆轿车。尽管三十九岁的马泰奥蒂并不高大也不魁梧，但勇敢而敏捷，他将一位来袭者摔倒在地，正要挣脱另一位来袭者时，出现了一个戴着指节铜环的人，一拳正中他的面部。三人将半昏过去的议员拖到汽车里，他又起身挣扎，双拳砸在两排座位间的玻璃隔板上，而那些绑架者则残酷地对他拳脚相加。

汽车驶过罗马的街道，司机不断按响喇叭以便盖过马泰奥蒂求救的呼喊。呼救声很快就停止了，因为马泰奥蒂死掉了。他们是否受命将他杀死，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然而现在倒在他们膝盖上的，已经是一具尸体。这些人立即动身寻找抛尸的地点。他们驶到罗马城外约十五英里处，在离公路不远的一片树林里将他草草埋下。[2]

当天傍晚，马泰奥蒂的妻子没等到丈夫回家吃晚饭，经过一番问询，她才发现马泰奥蒂根本没有出现在国会。她很快报了警。次日晚上，便有目击证人声称，目睹了这位前社会党人被粗暴地劫持，塞进汽车，然后疯狂逃逸的场景。

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只因批评了法西斯党，就在次日遭受暴力劫持，除了那些铁石心肠的法西斯分子外，这一事件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群情激昂之下，墨索里尼试图和这起谋杀案撇清关系。6月14日，他解除了警察部门负责人以及内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众人的疑心又落到了切萨雷·罗西头上，他不仅仅是墨索里尼的新闻秘书，手下还有一帮法西斯秘密打手。罗西只好躲藏起来。其他法西斯高层也很快落入了调查的大网。

从劫持用车取得的证据，帮助警方瞄准了杀害社会党议员的凶手。他们的首领阿梅里戈·杜米尼（Amerigo Dumini）曾向同党夸口，说自己已经根据政府最高层的指令，取了十几个人的性命。杜米尼是个美国人，1894年生于圣路易斯，他的父亲是一位意大利移民，母亲则是个英国人。他十几岁时回迁至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入伍，后来成了墨索里尼最信任的心腹之一，在罗西的门下做事。

五个月前，墨索里尼曾和罗西以及数位法西斯巨头碰面，商议创建一支秘密队伍用于执行各种暴力使命，杜米尼便受托组建这支队伍。6月，他很可能是受到罗西的指使，劫持了马泰奥蒂。[3]

整个国家顿时陷入了骚乱。因为殴打煽动群情的社会党人、把蓖麻油灌进他们嘴里是一回事，而谋杀国会反对党领导人且所有证据表明幕后黑手来自法西斯政权最高层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同日而语。而且这起凶案于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罗马中心地带，这种肆无忌惮令公众怒不可遏。一年半前，墨索里尼从一场暴力革命的首领一跃成为广受尊敬的政府首脑，他的许多拥趸都以为（或至少希望），他已经将残忍的过往抛在身后。然而马泰奥蒂惨案表明，这种想法显然太过天真。墨索里尼小心翼翼地从各方（老一辈民族主义者和自由党，以及大量的实业家和小商店主）获得支持，所有这些即将土崩瓦解。[4]

6月底，马泰奥蒂的尸首依然下落不明。反对党议员经过会面后宣誓，除非墨索里尼解散法西斯民兵以及其他用于恐吓反对党的秘密组织，否则他们就不参加下一次会议。

保守派的报纸开始转变方向，将矛头指向了墨索里尼。原先还支持他的《意大利日报》（Il Giornale d’Italia）表示，犯下谋杀罪行的凶手必须被彻底曝光。那些支持墨索里尼的中产阶级多数派也开始转变观念：他们想要的是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府，而不是一个嗜血的独裁者。人们开始撕毁法西斯党员证，而当议会反对派走过罗马街头时，路人开始向他们致以掌声。在部分地区，法西斯民兵曾骄傲地走过街头，如今他们却不敢身穿制服在公众场合露面。[5]政府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它的垮台似乎已经难以挽回。

曾经的一连串成功令墨索里尼自我膨胀，可如今他忧心忡忡，更加让人不敢接近。他的心情极度抑郁，即便最亲近的助理也不敢前去见他。“基吉宫里弥漫着一股墓穴的气息”，他的助理昆托·纳瓦拉说道。[6]

这里的寂静尤其刺耳。过去，每当这位喧闹的暴君教训或者威吓下属时，他的叫喊声通常会穿透办公室的大门，可如今门板的另一头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在危机最深重的那天，纳瓦拉来到总理的办公室：“说起那天的墨索里尼，我早上打开门时，有点吓到他，他只是显得有些心烦，跟平日简直判若两人。”这个沮丧的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左右摇头，来回撞着高靠背椅的镀金木边框的两侧，睁圆了双眼，又是鼻子里哼气，又是嘴里喃喃自语。[7]

窃听装置（他显然命令警察窃听他情妇的电话）捕捉到墨索里尼在电话里跟玛格丽塔·萨尔法蒂诉苦。

“你怎么样？”她问道。

“你指望我能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进展？”

“什么也没有……到这个地步，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吃惊了……我那些所谓的朋友都背叛了我，最令我不快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这些家伙都在想些什么。”

玛格丽塔警醒他，不要让怒火蒙蔽了他的判断力。

“根本就不是发火的问题，”墨索里尼回答道，“很不幸的是，命运显然把好牌发到了敌人手里。如果我输了，那么基本可以确定的是，我没有机会保住自己的颜面！”[8]

尽管墨索里尼试图和这起谋杀案撇清干系，那些罪犯的身份却将他暴露了出来，因为其中包含他最亲近的人。法西斯政权似乎要走到尽头了。

参议院（其成员由国王选择，而非通过选举产生）在谋杀案两周后重新开幕。墨索里尼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表示自己跟所有人一样，迫切地想要将这起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他表明一定要将杀人犯绳之以法。他还说对某些政府高层官员非常失望。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挚与清白。[9]尽管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番演说没法替他开脱，却有一个人称赞了他。教宗特使塔基·文图里神父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言辞华丽的信，告诉墨索里尼，这番演讲令他深受触动。他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称赞墨索里尼出色的工作，并祈求天主保佑他在将来取得成功。[10]

法西斯领导人深受打击。这消息传出去后，各地法西斯头目都非常担心，从各省赶到罗马，希望他能振奋起来，然而他迷茫的状态令他们感到害怕。墨索里尼犹如感染热病的样貌令博洛尼亚的法西斯头目莱安德罗·阿尔皮纳蒂（Leandro Arpinati）心有余悸，“他双眼通红，仿佛刚刚哭过”。阿尔皮纳蒂评论说，墨索里尼就像一个即将宣布破产的商人。[11]

马泰奥蒂遇害，对教宗来说也是一桩灾难。梵蒂冈原以为墨索里尼的出现，让他们找到了可以合作的意大利领导人，然而现在反对力量正联合起来抵制国会，呼吁让宪法权利回归民众，墨索里尼对权力的把持已经岌岌可危。教宗决定倾尽全力挽救他。他首先从人民党入手，因为该党决定加入反对党联盟，呼吁选举新一届政府。尽管在官方层面上，人民党并不依赖教会高层，但如果教宗公开谴责它，它就不能宣称自己是天主教政党了。[12]

6月末，意大利人已经民心涣散，墨索里尼也前途未卜，于是梵蒂冈日报《罗马观察报》针对这场危机刊登了一则社论，提醒天主教徒牢记教会的谆谆教导，要服从政府当局，并且警醒他们不要“跃入黑暗之中”。受梵蒂冈监督的耶稣会刊物《公教文明》则紧跟着刊登了一则由主编罗萨神父撰写的文章，提醒读者牢记教会的教诲，要服从政府当局。他认为任何颠覆当前政府的行为，都可能让整个社会堕入无政府状态。他还特别将矛头指向了人民党反对派，警告说虔诚的天主教徒绝不会和社会党人合作。[13]

梵蒂冈向天主教政党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试图颠覆法西斯政权的各种举措为教宗所不喜，然而他们依然和其他反对党合作，试图将意大利重新带回到议会民主制的道路上。[14]

庇护也试图振奋墨索里尼日渐低落的精神。7月20日，这个周日上午，教宗让塔基·文图里向这位沮丧的领导人转达，教宗依然支持他。那天下午，这位耶稣会士交给墨索里尼一张纸条：“阁下，今天上午，教宗陛下似乎心情愉悦，他跟我谈起阁下的语气，令我确信这些话语必然会令您高兴、宽慰。”他给最后几个词加了下划线，并告诉墨索里尼，最好能跟他聊聊教宗的想法，希望能尽快同他会面。两天后，心烦意乱的政府首脑才打开这张纸条，他直接用彩色铅笔把答复写在上面，“周四上午12点”。这些时日是墨索里尼上台后最为灰暗的时日，教宗特使正是在这个时候向他传达了教宗对他的支持。[15]

庇护十一世向墨索里尼提供的帮助，不仅限于宽慰的话语，他还让罗萨神父给予帮忙。教宗在书房里会见了耶稣会主编，命他再准备一篇论述当前危机的文章。两天后，也就是在7月末，加斯帕里枢机亲自来到《公教文明》罗马总部，取走了罗萨的稿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份稿件会在梵蒂冈和期刊办公室之间来来去去，上面出现了庇护十一世的黑色铅笔字迹。在得到教宗的最终首肯后，这篇不署名的文章将刊登在这份刊物上。[16]

在褒奖墨索里尼为教会所做的一切，并且暗示他和马泰奥蒂遇害没有关系之后，这篇文章警告说，任何针对政府的暴力行动都是不正当的。即便是合法手段（比如通过新一轮选举推翻政府）也应该避免，因为它将带来“严重的灾祸”。最重要的是，人民党永远不得和社会党结盟。[17]

马泰奥蒂的妻子和母亲不断地要求同教宗会面，这令庇护感到尴尬。教宗怀疑她们的目的是让墨索里尼进一步失势，于是拒绝了她们的请求。但是他也不想让自己显得铁石心肠，于是安排加斯帕里接待了两位妇女，给她们各送了一串受庇护降福的念珠。[18]

教宗对墨索里尼的支持从始至终，就算任何人对此抱有疑虑，教宗在9月初给一群大学生做的演讲也足以打消它。庇护告诉他们，意大利天主教徒永远都不可以和社会党人合作。[19]

* * * * *

墨索里尼非常清楚，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教宗的支持有多么关键。在危机中，他安排孩子们学习宗教课程。十二岁的埃达、八岁的维托里奥以及六岁的布鲁诺都在同一天举行了首次圣餐礼和坚信礼。[20]

当教宗听闻这条喜讯时，另一个问题找上门来。尽管斯图尔佐神父辞去了人民党首脑的职务，他却仍然撰写文章批评政府。这件事令墨索里尼颇为烦恼，因为它意味着斯图尔佐仍然是反对派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于是，庇护十一世命令斯图尔佐停止对政府的攻击。[21]

这位西西里神父回答说，他可以离开这个国家，而教宗对这项提议感到满意。这不仅能让他离开意大利的政治舞台，还能为教会免去一桩麻烦事。因为只要他还待在意大利，法西斯暴徒就可能将他列入谋杀清单，一旦发生这种事情，教宗就更加难以支持法西斯政府了。10月末，斯图尔佐离开了意大利，他原以为这将是一趟短暂的出国旅行，可这次流放整整持续了二十二年。[22]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另有几桩头疼的事情，各省的法西斯头目越发质疑他的决心和意志力。1924年末，一篇题作《法西斯与墨索里尼反目》（Fascism Against Mussolini）的文章认为，只有地方法西斯党人才真正支持墨索里尼，并且谴责他搜捕杀害马泰奥蒂凶手的决定。三天后，由切萨雷·罗西筹备的一篇文章刊登在法国的刊物上，详细描述了谋杀的经过，直接暗示了墨索里尼和凶杀案的关系。米兰的《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是意大利最有威望的报纸，它建议墨索里尼引咎辞职。各种各样的流言也传布开来，一面说意大利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一面又猜测国王有可能任命一位新的总理。[23]

墨索里尼最后没有因为马泰奥蒂危机被免职，主要原因在于，反对派的解决方案也无法服众，而教宗不断地出手破坏反对派结盟，阻止他们颠覆法西斯统治，也起了尤为突出的效果。在缺乏合适出路的情况下，无论是国王还是军方都不愿意采取行动。[24]

墨索里尼把握到这番现实情况后，慢慢恢复了自信。如今他确信，法西斯垮台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1925年1月3日，在法西斯暴徒杀害马泰奥蒂不到七个月后，墨索里尼又在国会发表演说。这将会是他从政生涯最具戏剧性的一场演讲。

“在全体众议员和所有意大利人民面前，我要宣布，”墨索里尼说道，“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我将独自承担所有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

“我们与你同在！”法西斯代表叫嚷道。

“如果所有这些暴力事件，是特定历史、政治和道德气候的产物，”墨索里尼说道，“那么我将承担起这一份责任，因为正是我造成了这种历史、政治和道德气候。”

“各位先生！你们在自欺欺人！你们以为法西斯气数已尽……但是你会发现……各位先生，意大利需要和平，需要安定，需要平稳。我们会给意大利带来这份安定和平稳，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这番宣言之下，法西斯党对意大利残存的民主势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1] 贾科莫·马泰奥蒂，《谴责选举骗局的众议院演说》(1924)，http://it.wikisource.org/wiki/Italia_-_30_maggio_1924,_Discorso_alla_Camera_dei_Deputati_di_denuncia_di_brogli_elettorali。

[2] Milza 2000, pp. 365–367; De Felice 1966, p. 620. 有关谋杀马泰奥蒂事件及其余波的详尽考量，参见Canali 2004b。

[3] Milza 2000, p. 370; CC 1924 III, pp. 80–89.

[4] De Felice 1966, p. 630.

[5] Milza 2000, p. 378.

[6] De Felice 1966, p. 644. 后来，当墨索里尼回想马泰奥蒂遇害后的几周时，他说道：“那些时日，我有一种孤绝的感受，因为基吉宫通常都人满为患，现在却如此冷清，仿佛暴风雨刚刚肆虐过。”

[7] Navarra 2004, pp. 25–27.

[8]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95.

[9] CC 1924 III, pp. 85–87.

[10] ASMAE, 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27 giugno 1924.

[11] Baima Bollone 2007, p. 96.

[12] Sale 2007, p. 162.

[13] Sale 2007, pp. 162–168。

[14] 6月末，一位人民党反对派议员代表呼吁国王重新任命一位总理，以恢复民主自由，并且禁止私人组建武装部队；CC 1924 III, pp. 179–180。7月中旬，人民党省级领导在罗马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项计划。他们坚称，推翻法西斯党统治，不会像墨索里尼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让意大利退回到1922年的政府瘫痪和社会混乱，而是会建成一个由人民党，不满现状的自由党，以及怀有民主思想的社会党组成的稳固联盟。参见Ferrari 1957, p. 70; Sale 2007, pp. 169–171。

[15] ASMAE, 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20 luglio, 1924；ASMAE, Gab., b. 32, Paulucci de’Calboli a Tacchi Venturi, 22 luglio 1924。墨索里尼手写的便条字迹就盖在塔基·文图里写给他秘书保卢奇·德·卡尔博利男爵（Baron Paulucci de’ Calboli）的附信上。ASMAE, 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Paulucci de’ Calboli, 20 luglio 1924。

[16] 教宗密切地审查了这篇文章，有关这一情况，有一份详细且不多见的描述，收于耶稣会士费利切·里纳尔迪，《记〈天主教党派不应参与意大利政党纷争〉一文的写作》，1924年8月11日，藏于《公教文明》档案，刊于Sale 2007, pp. 477–478。另参见萨莱在pp.172–182的讨论。

[17] 《天主教党派不应参与意大利政党纷争》，CC 1924 III, pp.297–306。

[18] 后来，加斯帕里向比利时大使透露，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念珠对她们来说有什么用。Beyens 1934, pp. 235–236.

[19] 转引自Sale 2007, p. 182–183。教宗的这番言论，令国内外反法西斯人士都十分愤慨。有些人称，庇护在这样的政治议题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他个人，而不是教宗绝无错误的观点。一周后，《罗马观察报》刊文反击了这种观点。这份梵蒂冈日报向天主教界宣告，教宗的话语代表的是一种“绝对的命令”。有些人声称天主教徒可以在这件事上遵从自己的良知，他们的观点大错特错；转引自Sale 2007, p. 184。

[20] 这些课程安排在卡尔莫德希修道院，和墨索里尼位于罗马涅的避暑别墅隔着一条托斯卡纳大区边界，碰巧的是，当时年事已高的万努泰利枢机正在那里避暑。没过多久，墨索里尼就去修道院拜访，并且求见了万努泰利。在修道院主事神父为孩子们举行首次圣餐礼后，他立即询问枢机，后者是否愿意亲自主持他们的坚信礼。所以在9月8日，墨索里尼的孩子们在上午举行了首次圣餐礼，又在中午由枢机主持了坚信礼。万努泰利的书信收于梵蒂冈秘密档案，转载于Sale 2007, pp. 345–346。

[21] 有趣的是，教宗没有直接将这一决定告诉斯图尔佐。9月16日，加斯帕里致信斯图尔佐的哥哥（西西里的一位主教），告诉他此乃“圣父的意愿，不对，是命令”，并且让他向斯图尔佐神父转达教宗的决定。斯图尔佐的哥哥非常愤怒，拒绝了加斯帕里，使得他只好另寻门道，将这一决定传至前任人民党首领的耳中。

[22] 梵蒂冈国务院档案中包含一张由斯图尔佐的律师开出的手写收据，日期为10月17日，确认从皮扎尔多蒙席处收到一万里拉，用于斯图尔佐出国的开销。尽管斯图尔佐对这些经费心怀感激，却认为如果换成英镑会更好用一些。此外还有一张由斯图尔佐亲自手写的纸条，日期为10月20日，告知皮扎尔多，明天他会派同一个人过来兑换英镑。ASV, AESI, pos. 617,fasc. 50, 6. 26r, 27r; Molony 1977, p. 192.

[23]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96; Monelli 1953, p. 109; De Felice 1966, p. 716.

[24] 此处是我对De Felice 1966, p. 717；1968, pp. 50–51解读的展开。

第六章
独裁统治

墨索里尼在国会发表演说的当天，法西斯民兵部队攻占了余下反对派及其报纸的总部。[1]反对派领导人遭到围捕，被投入监狱[2]，而对他们的殴打也卷土重来。及至夏天，这一事态发展到顶峰，法西斯党人毒打了国会自由党领导人乔瓦尼·阿门多拉，而此前他就曾经遭受法西斯党的殴打。几个月后他因伤去世。[3]

墨索里尼明白，梵蒂冈持续不断的强力支持对自己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所以他继续寻找途径，巩固和教宗的盟友关系。他已经安排孩子和妻子受洗，还给孩子举行了首次圣餐礼和坚信礼，现在他已经快要没有仪式可以用来证明自己心向天主教了。不过他实际上还有一项仪式可办。7月，他告诉塔基·文图里，他要和雷切尔办一场宗教婚礼，时间大概定在9月。

耶稣会士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个消息能够取悦庇护十一世。可是当9月过半，仍然没有听到任何风吹草动时，他询问墨索里尼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绝非怀疑您真诚的善意，”他在写给墨索里尼的纸条上解释道，但如果婚礼能够安排在之后的几周里，他建议道，“那么它肯定能给圣父以及许多真心投靠阁下的杰出人物带来特别的宽慰。”

延迟的原因很可能出在雷切尔身上，因为她对教会的厌恶深入骨髓。几年前，墨索里尼坚持让雷切尔受洗，就几乎是拖着她来到仪式现场的。墨索里尼在任何地方都主宰大权，唯独在家里是个例外，于是墨索里尼决定先斩后奏。1925年12月29日，雷切尔正在米兰寓所的厨房里烹制干面条，女佣告诉她，贝尼托将弟弟阿纳尔多以及一位神父带到家中。他们希望她能去客厅聊一聊。她丈夫通常不和神职人员共进出，这一反常现象使雷切尔提高了警惕，她说待她忙完的时候，自会去客厅。墨索里尼等到不耐烦，终于冲进了厨房。“我们要出发了，雷切尔。你已经折腾够了。别逼我用强力。”雷切尔可不会轻易受人胁迫，她选择无视丈夫的话语。墨索里尼只好鼓起勇气走到她身后，脱掉她的围裙，把她架到水槽前洗了手，然后又将她领进客厅。趁她逃跑之前，神父赶紧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仪式。[4]

局势的进展再一次回到墨索里尼的掌控之中。他又开始巡视全国，所到之处均受到民众热情的欢迎。墨索里尼的演讲总是强劲有力，充满军事隐喻，洋溢着牺牲和信仰的感触。[5]他有一种神秘的天赋，懂得在恰当的时机提高音量，而且有人指出，他演讲时音域很广，“小到蟒蛇的嘶嘶声，大到狮子的咆哮声”。[6]

可是墨索里尼很快就要处理自身队伍的问题。那个号称“最法西斯的法西斯党人”罗伯托·法里纳奇正在给他制造麻烦。一年前，当墨索里尼宣布独裁不久后，他曾打过一个老谋深算的赌，为了监视法里纳奇，墨索里尼将他任命为法西斯党总书记。

法里纳奇可不是一个易于驯服的人。1926年3月，当杀害马泰奥蒂的凶手接受审判时，法里纳奇执意要高调处理这起案件，使得两人之间的角力达到了顶峰。此时离这起凶杀案已经过去两年，墨索里尼绝对不想提醒人们，这起暴行曾经发生过。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新闻报道，他将审判安排在罗马东北方的一座小镇基耶蒂（Chieti）。在审判几天前，墨索里尼在一份指示中写道：“审判期间，我们必须避免任何戏剧性的因素，因为它可能会引起国内外舆情的波动，所以不可以吵闹，也不可以有任何政治引申。”

令墨索里尼颇为惊慌的是，法里纳奇决定加入辩护律师团队，并且命令基耶蒂的法西斯党头目给自己安排一场盛大的接待仪式。他这番哗众取宠的姿态令墨索里尼愤怒，因而随即给他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在我看来，你抛开了曾经的所有承诺，令这场审判……变成一个政治事件。我要非常严肃地批判你，而且党内正弥漫着极大的不安情绪……我警告你，审判结束后，不能有任何集会和庆祝活动，我绝不会容忍这种行为。”[7]

这场审判的法官是个法西斯党人，而辩护律师中又有法西斯党总书记，在他们的帮助下，五名被告中有两名被无罪释放。杜米尼（墨索里尼的亲信）和两位同仁被判过失杀人，不出两个月便重获自由。墨索里尼尽管对判决结果感到满意，却对法里纳奇非常愤怒，很快就撤掉了他党总书记的职务。[8]

墨索里尼想要提升自己的公众形象，越发将自己打造成新时代的恺撒大帝，似乎注定要让意大利重返古代的荣光。在这番宣传行动中，他的情妇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充当了重要的搭档。她帮墨索里尼撰写的准官方传记在1926年出版，书名毫不避讳地用拉丁文题作《领袖》（Dux）。[9]这个拉丁词的意大利文变体“Duce”意思也是领袖，它会越发频繁地在媒体和公众场合中同墨索里尼联系在一起。[10]

墨索里尼还混合了法西斯和天主教的形象，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近似于基督的人物。在突尼斯（法国殖民地）的意大利学校，学生们念诵的祷告词将会以各种形式回响在意大利半岛上：

我相信伟大的领袖，他是黑衫军创始者，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守护人，我们的救世主由一位善良的教师和一位勤劳的铁匠所哺育……他已经降临罗马……[11]

墨索里尼尽管沐浴在阿谀奉承之中，却仍然保持着警惕心理。朱塞佩·博塔伊（Giuseppe Bottai）长期担任法西斯大议会（Fascist Grand Council）的议员，曾经谈及墨索里尼的两副面目。一副面目下的墨索里尼豪爽而冲动，听凭本能的指引，另一副面目下的他则“卑鄙而小气，跟常人一样有嫉妒心，很会撒谎和欺骗，随意做出根本无意信守的承诺，为人卑劣，奸诈不忠，情感冷漠，无法对他人保持忠诚和爱意，会轻而易举地抛弃最忠诚的追随者”。[12]事实上，在整个政府里，博塔伊是少数没有被墨索里尼撤换的要员。即便是在执政早期，墨索里尼也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构成威胁，与他形成竞争关系；一旦他身边的大臣出现受民众欢迎的迹象，他们便会很快被委派他职，远赴非洲或者巴尔干半岛。

* * * * *

对于墨索里尼而言，1925年是凯旋之年，它对教宗来说也是一段值得骄傲的时日。为了将天主教徒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教会四周，他宣布1925年为圣年；自从教宗博义八世（Boniface VIII）宣布1300年为首个圣年以来，这已是第二十三个圣年了。圣年期间，教会鼓励天主教徒向罗马的圣地朝圣；教区神父和主教（无论是来自美洲抑或欧洲中部）也会带领信徒来到梵蒂冈和不朽之城的各座教堂。庇护十一世对这个圣年的成果十分满意，以致后来他又宣布了两个圣年：分别是1929年和1933年至1934年，前者是为了庆祝他晋铎五十周年，后者则是纪念耶稣复活一千九百周年。

1924年圣诞夜，教宗出现在圣彼得广场上，取下了圣门上的封条，令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向四方敞开，这一举措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超过百万的天主教朝圣者从世界各地赶来，而教宗也进行了三百八十次演讲。他演讲时通常都不带稿件，有时候会大致写下演讲的主题，却鲜少会将演讲的具体内容写下来。他独具特色的演讲依然语速缓慢、用词审慎，时不时地停下来，从右到左俯视面前的教众。考虑好接下来要说的话时，他又会抬起头，稍稍偏向右侧，然后继续演讲，通常都会重复刚刚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仿佛是要确认那句话确实说得很好。[13]

庇护十一世，1925年

这一繁重的日程确实令教宗不堪重负。圣年才开始几周，罗马的警察局局长便收到一份机密报告。报告表示，尽管教宗现在健康状况良好，但是教宗的生活令他感到窒息。他曾经是一个沉醉于户外项目、热爱体育运动的人，如今却只能困守于梵蒂冈狭小的天地里，而每天频繁的会面、接见以及仪式都给他施加了沉重的负担。教宗尤其想念山林间新鲜的空气，所以即便在冬日里，也坚持让卧室的窗户敞开着。教宗助手韦尼尼神父认为教宗常常面露疲惫的神色。也许他晚上总是睡不好觉，因为他常常跟韦尼尼说，夜里有老鼠在他的卧室里横冲直撞。[14]

庇护认为，罗马朝圣之行是天主教徒最虔诚的一种表现。[15]使徒宫的大厅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双膝跪地等候着，希望能够在教宗走过时亲吻到他的戒指，如果特别幸运的话，还能够从他手中获赠一枚纪念章。[16]身穿红袍的枢机、各色教宗侍从，以及颈戴轮状皱领、肩披披风、下穿及膝短裤、手持长剑的宪兵队，将身穿白袍的教宗簇拥在中间，这番景象很容易令人生出敬畏之心。[17]巨大无比的房间上方是绘有穹顶壁画的天花板，四周的墙面装裱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此外还有衣着古雅的教宗侍从，令访客感到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

教宗通常每天都要接见几百位朝圣者，他们之中既有神职人员，也有平信徒。男性穿着礼服，没有礼服的人则穿着朴素的深色西装。女性穿着黑色带袖长裙，头上包着黑色的蕾丝纱巾。教宗在贵族卫队、教宗侍从以及典礼长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的护送下进入大厅，走到高出地面的宝座前，面对人群坐下来。朝圣者的领头人首先开口，发表一番奉献赞美之辞。教宗用他缓慢、审慎、精确的方式予以回应，通常都会提及朝圣者美丽的故乡以及当地天主教众的虔诚。然后他又称赞一番领导朝圣队伍的高级神职人员。最后，当他以降福收尾时，所有朝圣者都会双膝跪地。

英国通俗作家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是贵格会的教徒，曾于1925年的圣诞夜在圣彼得广场经历了圣年的闭幕仪式，他的一番描述记录了这个圣年在情感上给人们带来的震撼。他写道，梵蒂冈城的宗教仪式在世上绝无仅有，最壮观的莫过于跟随教宗的队列。教宗的贵族卫兵穿着中世纪的服饰，腰上的剑柄光彩夺目，他们就像引座员一样忙前忙后。卢卡斯感觉自己穿越回中世纪，不仅仅是因为枢机、高级教士、神父和修士的服装，更是因为他们的面容和表情。他感到这些事物似乎都没有改变。

“有些神父穿着紫衣，有的穿着黑衣，有的穿着带帽的修士服；有那么一两个人蓄有胡须；有些人则身裹朴素的白衣……很多人老得让人难以置信；几乎没有人面露欢快、无忧无虑的神色；许多人都显得很焦虑。然后是枢机……然后是高高在上的圣父，他的座椅由两名红衣仆人抬着，两旁还跟着两位手执高级羽毛扇的仆从，教宗尊贵的头上戴着一顶华丽的教宗冠，他动作轻柔、从右到左地挥着手，将福祉赐给众人。”[18]

教宗发布通谕《那些首先的》（Quas primas），为这个圣年完成了收尾工作。他讲道，只有皈依罗马天主教这一唯一真正的宗教，人类才能得救。就像所有在他之前的教宗一样，他谴责了法国大革命，认为它是诸恶之源，散播了“人权”这一极为有害的观念。[19]他以如下忠告结束了这篇通谕：“统治者与君主一定要将公众的荣耀与服从供奉给基督。”任何不遵从这句话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结局，因为基督“将会对这些渎神的无礼行为予以最严厉的报复”。[20]

教宗还通过这篇通谕宣布了一个新的天主教节日“基督君王日”，意在与不断传播的世俗主义作斗争，这种思想在他看来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瘟疫。天主教徒以极大的热忱接纳了这篇通谕以及由它带来的这个新节日，新教徒却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美国路德会（Lutheran Council）对这篇通谕大加鞭挞，认为它是“最糟糕的宗派主义”，并且“与相当多的基督徒群体为敌”。该会呼吁世界各地的新教徒抵制教宗的新节日。[21]

* * * * *

教宗对自身职责的威严有着独特的理解，他拒绝用电话同人交谈，也拒绝跟任何宾客合影。他非常频繁地接见公众，日程非常紧凑，却不总是愿意接受私人的会面请求。有一次，当国务卿告诉他，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希望得到他的接见，他直言自己并不乐意。当时他心情还算愉悦，便补充了一句：“不过有一个大家常用的借口我没法用，你总不能跟他说我不在家吧。”[22]

在罗马的神职人员眼里，与庇护十世和本笃十五世相比，庇护十一世为人冷漠而又粗率。[23]在教宗的一次日常散步中，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位年事已高的园丁因心脏病发作跌倒在地，其他园丁和教宗的一位护卫都赶忙上前帮忙。有人告诉庇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庇护却自顾自地继续散步。这一事件使得梵蒂冈各界都对教宗议论纷纷。[24]

秘密警察的线人从梵蒂冈发来了卷帙浩繁的报告，为围绕教宗的诸多暗斗提供了珍贵的洞见。自掌权以来，墨索里尼便组建起一个庞大的线人网络。由于线人们各怀私心，所以他们提供的报告必须谨慎阅读；即便如此，他们的报告仍然为那些年间梵蒂冈城内的事务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深刻见解。[25]

庇护十一世大发雷霆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一位蒙席曾向一位线人透露，每当必须要去晋见教宗时，他都会颤抖，“他要遭受的屈辱如此深重”，以至于不得不始终双膝跪地。这位线人还写道，教宗对加斯帕里的态度也十分恶劣，不过幸运的是，这位枢机“脸皮很厚，总是假装没有注意到教宗对他的羞辱”。[26]

比利时大使道出了他对教宗的看法，在各国驻梵蒂冈大使之间差不多算是一种共识。庇护十一世是一位学术渊博的人，但比起因为间谍活动而臭名昭著的庇护十世，他并没有那么痴迷于教理和戒律。不过他在固执方面却完完整整地继承了庇护十世，连一点外交手腕都欠奉：“他这人做事总是一以贯之。他致力于最崇高、最恢宏的理念，却不理会那些规劝他更为耐心的意见。”这位大使记述道，庇护十一世最为突出的个人特质便是，他坚持要求别人绝对服从自己。[27]

梵蒂冈官方报纸近几年曾报道过一封发现不久的信函，它对教宗坚韧性格的印证如果说不上令人瞠目结舌，也足够让人惊讶了。1919年，当他作为本笃十五世的大使被外派华沙时，阿契尔·拉蒂曾经写信给梵蒂冈图书馆的助理，要求助理派人将他遗忘在书桌上的文件带给他，“顺便捎上放在那里的小型左轮手枪和子弹”。当米兰陷入混乱之中，革命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拉蒂买来了这把枪，并放在安波罗修图书馆的书桌里。当他升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之时，这把枪也跟随他来到罗马。当华沙面临红军入侵的威胁时，他不希望自己手无寸铁。[28]

* * * * *

在一场国际外科医生大会上发表过欢迎辞之后，墨索里尼现身于罗马的阳光下。一群激动的法西斯党人看到他们的领袖如此出人意表地现身，便举起他们的臂膀行法西斯礼，而墨索里尼也不假思索地将头稍稍后倾，举臂回应。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一声枪响。一位精神异常的爱尔兰中年妇女维奥莱特·吉布森（Violet Gibson）举着手枪向他头部射击。幸亏他向党人回礼，没有将额头前倾，才让子弹只是擦过了他的鼻子，流了些鲜血而已。

这一事件之后，墨索里尼仍然坚持要按原计划，于当天（1926年4月7日）晚些时候在一场法西斯党集会上发表讲话，于是他出现时鼻梁上便绑着厚厚的白色绷带。他在结束语中影射了这次刺杀事件，成就了他的传奇语录：“假如我向前，你们要跟随我；假如我后退，你们就杀死我；假如我被刺身亡，你们就替我报仇。”[29]第二天，他飞赴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据说动身离开时，他开玩笑说自己去非洲之前就已经给鼻子打过孔了。[30]

意大利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引领着信徒做感恩祷告，他们告诉这些信徒，天主会保护他们国家领导人的安危。在这起刺杀事件几天之前，庇护十世的姐姐曾将她弟弟的小瓜帽当作礼物送给领袖。很多人都相信，这位后来位列圣品的教宗再度创造了一个奇迹。[31]

墨索里尼需要许多个奇迹才能够熬过那一年，因为他巩固了独裁统治，使得反法西斯人士心灰意冷，认为只有置他于死地才有希望结束这种局面。9月时，一位二十六岁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将一枚自制的炸弹抛向了墨索里尼的汽车，而这位领袖又一次如有神助，保全了自身的平安。炸弹被右侧车门弹开后引爆，炸伤了几人，而它的袭击目标却毫发无损。[32]

最具有戏剧性的刺杀事件发生在10月31日，当时墨索里尼正在博洛尼亚为一座新建的体育馆主持落成典礼，当他乘坐汽车驶过市内人潮涌动的街道时，突然响起了一声枪响。这发子弹差一点点就打中它的目标，它击中了领袖为了仪式而专门挂在胸前的饰带。人群中好几人扑向杀手，并当场将这位十六岁的男孩杀死。意大利全国上下的法西斯党人十分愤慨，他们将余下的反对派媒体夷为平地，并且殴打那些支持反法西斯派的人士。[33]

得知墨索里尼没有受伤，教宗算是松了口气，他马上告知墨索里尼，领袖“由于耶稣基督的特殊保护而安然无恙”的消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喜悦”。[34]独裁统治的时机现在已然成熟。11月5日，一项新的法律规定，批评政府的人士将被流放到国内偏远地区。许多人将离开他们位于城市的家，被流放到偏远的小岛和山村，受到警察的监视。这条新法颁布四天后，余下的反对派代表都被逐出了国会，只有法西斯党成员能够继续持有政府职务。到1926年末，只有法西斯党工会见容于意大利法律，而任何性质的罢工都遭到了禁止。市长不再由选举产生，而是直接由中央政府委任；媒体审查愈发严格；政府专门设立了一处特别法庭，用于根除余下的反对力量，死刑也得到了恢复。[35]意大利王国从教宗手中抢走罗马时废除了死刑，半个多世纪后，这一刑法再度回到了这座城市。[36]

[1] 有些人在民兵部队里十分活跃，很有组织性，而有些人则只是递交了加入民兵部队的书面申请，考虑到这些人之间的区别，法西斯民兵（即国家安全志愿民兵）的确切数据目前还无法获知，不过活跃成员应该远远超过十万人，而总数也许是活跃人数的两到三倍。

[2] Milza 2000, pp. 386–387.

[3] Fornari 1971, pp. 101–111.

[4] 塔基·文图里给墨索里尼写信时打的草稿，日期标注为1925年9月18日，收于《公教文明》档案中一系列未经整理列出的文档中，发表于Sale 2007, pp. 364–365。在国家中央档案馆的墨索里尼档案中，我并没有找到这封信的原件或者任何复印件，所以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这封信确实送到了墨索里尼手里。弗兰齐内利（1998, p. 45）给出了婚礼的日期。米尔扎（2000, p. 401）表示雷切尔·墨索里尼对于迟来的受洗仪式毫无热情。婚礼的描述出自R. Mussolini 1974, pp. 123–124。

[5] 他于1925年6月21日在法西斯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演讲就非常典型：“那些领导革命的人，他们肩负的责任犹如那些指挥战争的将军”，《1925年6月21日讲话》，http://www.dittatori.it/discorso21giugno1925.htm。

[6] 转引自Baima Bollone 2007, p. 28。

[7] 强势的领袖并没有吓住法里纳奇，这一点在这位法西斯头目第二天的回信中就可以看出来：“今天上午，您的信使为我送来了您日常的‘发火信’，”法里纳奇写道，“我兑现了我在罗马做出的承诺，可是您却说我将它们都抛开了，这令我非常震惊……这场审判已经变成政治事件了吗？它早就是一场政治事件了，不然我怎么会来到基耶蒂。”

[8] Fornari 1971, pp. 119–125, 135. 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国务院文件中包含一批1934年的文档，为马泰奥蒂一案提供了十分有趣的事后观。这起凶杀案的罪魁祸首阿梅里戈·杜米尼曾给圣安东尼奥市的一位律师发去一个加密包裹，他告诉这位律师，自己正有生命危险，他点名意大利警察总长阿尔图罗·博基尼正是威胁他性命的首要敌人。他表示，他必须让他的敌人们知道，一旦他有生命危险，那么这个包裹里的文档就会被公之于众，有了这个筹码，他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位律师根本就不知道杜米尼是谁，于是就询问了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当时得克萨斯州的参议院议员。在这位议员的请求之下，美国驻佛罗伦萨领事给国务院发回了一份报告，写明了杜米尼在马泰奥蒂谋杀案中的身份。国务院认为领事的这封信函过于敏感，不可以转发给那位得州律师。于是国务院跟议员简要说明了情况，并让他谨慎地告知这位律师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NARA, M1423, reel 1, Arnold Cozey, San Antonio, to Joseph Haven, U.S. Consul in Florence, March 1, 1934; et seq.

[9] 乌尔索（2003, pp. 160–165）认为，萨尔法蒂在引入罗马帝国英雄和大搞领袖崇拜方面都起到了作用。在国内出版一年前，这本书曾用另一个标题在国外出版。

[10] Duce读作“杜切”。

[11] 转引自Falasca- Zamponi 1997, pp. 64–65。

[12] 转引自Baima Bollone 2007, p. 78。

[13] O. Russell, Annual Report 1925, April 21, 1926, C 5004/5004/22, in Hachey 1972, pp.74, 77–78, sections 3, 14–18; Chaline 1996, p. 162; Agostino 1991, pp. 44–45; Morgan 1939, p. 205.

[14] ACS, MI, DAGRA, b. 129, Vice Questore, Borgo, al Signor Questore, 21 gennaio 1925;Venini 2004, pp. 24–25.

[15] 教宗曾在罗马建城日（4月21日）宣告：“除非你是一名天主教徒，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除非你是一个罗马人，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天主教徒。”参见Baxa 2006, p. 116。

[16] 数以千计的朝圣者得以亲吻教宗的手，于是在圣年年中，梅里·德尔瓦尔枢机担心教宗会因此染上传染病，就建议他以后佩戴手套，教宗则应允了这项提议。A.C.雅各布森，医学博士，《保护被虔诚朝圣者亲吻的双手》，《华盛顿邮报》，1925年11月15日，第8版。

[17] 教宗宪兵队共有一百人，其中有五名士官，他们同瑞士侍卫兵一同掌管梵蒂冈的治安。

[18] Bosworth 2011, p. 180.

[19] 马丁纳（Martina）神父是天主教会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1978, pp. 226–227）认为教宗在《那些首先的》中表达的观念过分抱残守缺。另参见Bouthillon1996; Verucci 1988, pp. 35–37; Chiron 2006, pp. 233–234。

[20] 《那些首先的》英语译文收于：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ius_xi/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_enc_11121925_quas-primas_en.html。正文引语引自第33段（一共有34段）。

[21] 《路德会教徒反对教宗的节日通谕》，NYT, March 21, 1926, p. 12。

[22] 塞尔迪斯（1934, p. 128）表示教宗确实说过这番话，尽管它听起来像是由他人捏造的。

[23] 比阿特丽斯·巴斯克维尔，《教宗如何度过他的24小时》，BG, November 1, 1925, p.C5。

[24] 这一事件的描述来自“梵蒂冈一位出名的线人”，他还补充说，教宗是个“麻木的自我主义者”。ACS, MCPG, b. 155, 20 marzo 1926. 《波士顿环球报》登过一篇对庇护十一世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但是该文作者同样指出，“在那些更亲近本笃十五世的教士眼中，庇护十一世多少有一点冷漠”。巴斯克维尔，《教宗如何度过他的24小时》，p. C5。

[25] 这些由墨索里尼的线人撰写的报告，现今收于罗马的国家中央档案馆。这些线人中，有很多都会提供未经证实的传言，或者因为个人恩怨而抹黑仇人。这一法西斯情报网所提供的讯息，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关于梵蒂冈权力斗争、背后中伤、个人冲突和丑闻的庞大图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丰富多彩。在新近增加的警察机构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莫过于“监视和镇压反法西斯组织”（OVRA，奥夫拉），这一组织是一种精英型的政治间谍机构。Fiorentino 1999; Canali 2004a. 有关1925年至1926年间引入的其他镇压措施，有很多文献，尤其参见Milza 2000, pp. 394–396; Gentile 2002, p. 153–154; CC1926 IV, pp. 459–465, 560。

[26] ACS, MCPG, b. 155, n.d. [1926]. 这位“梵蒂冈出名的线人”的报告里写满了各种抱怨，都是高级教士们抱怨教宗专横的性格，以及受到的粗鲁对待。1927年10月28日的一则报告非常典型：“一位经常有机会晋见教宗的蒙席告诉我，日子一天天过去，教宗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强横，令人不敢跟他说话。” ACS, MCPG, b.156.

[27] 大使欧仁·贝恩，1925年2月10日，转引自Ruysschaert 1996, pp. 252–253;Beyens 1934, pp. 286–287。

[28] 切萨雷·帕西尼，《配枪的图书馆馆长》，OR, 19–20 novembre 2007, p. 5。

[29] De Felice 1968, pp. 200–201;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326–327. 吉布森虽然试图刺杀墨索里尼，但她原先的刺杀对象显然是教宗。

[30] Baima Bollone 2007, p. 53.

[31] 《墨索里尼被奇迹所挽救！》，《法西斯政府报》，1926年4月9日，第1版。

[32] 这次袭击几小时后，塔基·文图里便来到基吉宫，向墨索里尼递交了教宗恭喜他身体安康的私人信件。ARSI, TV, b. 7, fasc. 431, Tacchi Venturi a Monsignor Pizzardo, 11 settembre 1926; De Felice 1968, p. 202.

[33] De Felice 1968, pp. 204–208.

[34] 转达这一消息的是塔基·文图里。DDI, series 1, vol. 4, n. 473, Grandi, Roma, a Mussolini, a Forlì, 1 novembre 1926.

[35] 审查在此之前便开始了，但是力度没有这么大。1923年7月15日通过的法律规定，如果报纸出版的内容破坏了意大利、国王、教宗或者天主教的声誉，那么警察就有权力开除报纸的主编，并且没收付梓的报纸。参见Talbot 2007, p. 27。

[36] 《公教文明》对这一举措表示了赞许，尽管《罗马观察报》没有对此做出评论，它却报道了司法部长在国会上发表的讲话，在这段讲话中，该部长表示天主教会对这一举措持赞成态度。CC 1926 IV, pp. 459–462; Rogari 1977,p. 174.

第七章
刺客、娈童者与间谍

作为教宗和墨索里尼之间的特使，整个罗马城几乎没有几人能在影响力上超过塔基·文图里。他是政府各大厅的常客，常常在各部办公地点间往来穿梭，犹如一位非凡的权力掮客。那些年里，他造访各个政府部长及其下属达数百次，不仅代表教宗向他们寻求援助，还代表了许许多多其他人，这些人都懂得，想要获取法西斯政府的援助，最佳途径便是将事情托付给塔基·文图里。[1]

这位耶稣会士行事十分谨慎，但是他和墨索里尼的密切关系还是被人注意到了。罗马人戏称他是“墨索里尼的告解神父”，并认为这位在幕后掌握实权的人每天都要同墨索里尼会面[2]，一份德国报纸则将他称作是墨索里尼的拉斯普京[3]。[4]

虽然在庇护十一世眼里，塔基·文图里不过是将他的请求和关切传达给墨索里尼的一个角色，这位耶稣会士对自己的使命却有着更为宽阔的视野。就像梵蒂冈其他人士一样，他认为教宗不够关心意大利犹太人所带来的威胁，于是他便自作主张，多年以来反复警告墨索里尼这一所谓的隐患。

在他于1926年夏天起草的一份档案里，塔基·文图里认为，“遍及全球的犹太—共济会财阀”是教会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5]他呼吁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包括组建“秘密警察”，用于监视意大利的犹太银行家。政府还应当禁止证券交易，因为在他眼里，证券交易是“神秘主义帝国最强力的手段”。此外，由于全世界的媒体几乎都掌握在犹太人和共济会手里，政府也就需要在所有牵涉商业和金融的话题上限制媒体的自由。他们必须意识到犹太—共济会财阀是全世界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根源所在。[6]

尽管教宗和梵蒂冈的普遍观点是站在同一阵线上，认为中欧和东欧的大量犹太人对基督教社会造成了威胁，但他总是将意大利稀少的犹太人口排除在这份担忧之外。然而他的耶稣会特使却对这三个地区的犹太人一视同仁。1926年，塔基·文图里将一本别人题献给他的手册送给了领袖，这本近期出版的十五页手册题作《犹太复国运动和天主教》（Zionism and Catholicism）。这本手册先是回顾了基督教对待犹太人的历史态度：犹太人背叛了基督，于是天主惩罚他们，令他们永世流浪，还对他们施加了诅咒；接着这本手册谈起了犹太人带来的更直接的威胁，其作者警告道：“没有人能够怀疑，犹太教徒在全世界开展可怕、邪恶和毁灭性的运动。”犹太人试图掀起激进的革命，“摧毁当前的社会，并由他们自己主宰世界，这一行径正是出于《塔木德》（Talmud）的教导”。[7]墨索里尼收下了这本手册，不过我们并不清楚他有没有阅读它。

基本上，每个月塔基·文图里都会单独面见领袖，这一状况定然会引人嫉妒，乃至引人愤恨。1927年的一个周六，他进入了罗马的耶稣教堂，这个他每周聆听教徒告解的地方。这栋庞大的16世纪巴洛克建筑矗立在城市的中央，是罗马最重要的耶稣会教堂。那天，当他走过光线昏暗的教堂走进他的告解室时，被一块宽大的写字板吓了一跳。他查看了写字板上的印刷字体：

文图里，文图里，文图里——

如果他们干掉了你的贝尼托——

你的帝国也将彻底陷落

赶紧向天主祷告，愿他们不着急动手。[8]

这位耶稣会神父并非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匿名警告，可他不会轻易被吓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刺客的刀下一轮对准的竟然不是墨索里尼，而是塔基·文图里。

* * * * *

消息很快就散布开来。六十七岁的彼得罗·塔基·文图里神父，那个同时深受教宗与墨索里尼信任的人，险象环生，逃过一劫。根据他后来的讲述，当听到一位小伙子想要见他时，他正在耶稣教堂近旁一栋建筑的办公桌前办公。他告诉门房让小伙子进来。这个小伙子进门后从外套里抽出一把刀，一言不发地举刀刺向这位耶稣会士的脖颈。这位神父本能地向后一缩，并全靠这番条件反射才得救，伤口差一点就开在颈静脉上。这位刺客随即逃了出去。满身是血的耶稣会士不知所措，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厅，他的同仁赶忙上前对其进行救助，刺刀仍旧插在他的脖子里。

第二天，也就是1928年2月29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了这则新闻：“塔基·文图里神父是一位耶稣会学者，也是教宗与墨索里尼总理之间为‘罗马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而安排的联络人，昨日一位小伙子出于未知的缘由试图伤害他的性命，最终导致他受伤。这位小伙子行刺的原因尚不明确，他进入神父的宅邸，用裁纸刀刺入了神父的脖颈。”报纸还补充道：“梵蒂冈圈内不乐于谈论这起事件。”[9]

这个刺杀塔基·文图里的人到底是谁？这一行动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原因？米兰的《晚邮报》猜测这一阴谋的背后人物试图打击法西斯党的耶稣会一翼，而塔基·文图里曾任耶稣会总会长，人们猜测他正是这股势力的实际领导人。其他人则认为，这番暴力的背后人物是耶稣会异见人士，他们对塔基·文图里以及他不断巩固梵蒂冈—法西斯联盟的活动感到不满。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塔基·文图里竭尽全力说服警方，让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成为国际刺杀行动的刺杀对象。当警方提出疑虑时，他出示了自己的证据，而这一证据也很快被媒体捕捉到。3月1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刊出一则新闻，题作《罗马刺杀事件暴露反墨索里尼阴谋》（Anti-Mussolini Plot Seen in Rome Stabbing），报道指出，这一阴谋中包含一份“黑名单”，列出了计划刺杀的对象，而这位耶稣会士在其中名列前茅。[10]

塔基·文图里告诉警方，他最近从一个信息灵通、非常可靠的来源处收到了一份机密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流亡巴黎的著名反法西斯人士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Gaetano Salvemini）列出了一张法西斯政府的领导人名单，准备对他们进行刺杀。名单上位列第一的是墨索里尼，而位列第二的便是塔基·文图里。塔基·文图里所指控的幕后黑手足以引起警察的警惕，因为在那些批评墨索里尼的人士当中，萨尔韦米尼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萨尔韦米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曾在佛罗伦萨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一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作为社会党代表进入国会。他撰写了许多著作，谴责独裁统治，并在1925年短暂入狱，随后逃离出境。[11]

警方对塔基·文图里的断言持有疑虑，他们不认为像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这样享誉国际的学者会组织一系列刺杀行动。这种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即便这样的阴谋确实存在，那么它将塔基·文图里列为墨索里尼之后第一重要的刺杀对象，也让人觉得牵强。

警方并没有将塔基·文图里的说法当真，反而想要调查他的私人生活，这令他十分焦躁。为了阻止这一进展，他试图让墨索里尼介入调停。3月19日，他前去同领袖会面，迫切地想向墨索里尼证明，自己已经成了反法西斯阴谋的刺杀对象。他把这份阴谋的介绍材料交给墨索里尼，而后者早已从线人手里获知了这一情报。

罗马的警察局局长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即便只是粗略地浏览一番，也能看出这份材料的可信度不高。消息来源声称，他曾在巴黎安排与萨尔韦米尼见面，提出为这位流亡教授提供援助。这位五十四岁的教授不仅在不清楚对方身份的情况下答应同他见面，而且还直截了当地将刺杀阴谋的所有细节透露给他。[12]警察局局长认为，像塔基·文图里这样聪明且深具城府的人，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真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更别说他居然认为自己能说服别人相信，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对于警察局局长来说，唯一的问题在于，到底是别人给他准备的这番说辞，还是他自己捏造出来的。[13]

警方不停地要求这位耶稣会士透露这份报告的原作者身份，然而塔基·文图里拒绝了这个要求。警方最终还是查明了原作者的身份：他确实是一位臭名昭著的阴谋家，曾经因散布荒诞不经的传闻而触犯法律。[14]

警察局局长认为，塔基·文图里的实际动机是想要摆脱警方的调查。3月20日，一位警方线人的报告证实了他的怀疑。“我们从梵蒂冈得到确认，”这位线人写道，“不想查明袭击者（他很清楚这人是谁，所以也很清楚受袭的原因）身份的正是塔基·文图里本人。”[15]

十天后，秘密警察负责人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写道，本案件的最新情报解释了塔基·文图里的怪异行为。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耶稣教堂的耶稣会士没有声援塔基·文图里，而是选择对这一切缄口不言，因为他们并不打算配合塔基·文图里的行动：那个袭击塔基·文图里的小伙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16]这便是塔基·文图里拼命想要保守的秘密。

6月，警察局局长给出了他的最终报告，给这项调查画上了句号。塔基·文图里本人对事件的描述前后矛盾。如果他当真遭到刺客的刺杀，那他为什么不出声呼救，反而让刺客逃走了？为什么没有一个耶稣会士向警方报告这起袭击？受伤的神父去医院包扎伤口，而警方是从医院获知了袭击的事情。

那个袭击塔基·文图里的小伙子在接待室里坐了很久，久到已经被人记住了样貌。据事发隔壁房间的一位神父说，他进入塔基·文图里房间不久后，里面传出了怒吼声。塔基·文图里却说，那位身份不明的访客刚刚进来就发动攻击，并且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此外，刺客使用的武器也存疑。那把武器是一把沉重的开信刀，设计别致，由黑色的木手柄和锋利的金属刀刃构成。警察检视这把不同寻常的武器时，惊讶地发现它和塔基·文图里自己使用的开信刀一模一样，而这位耶稣会士则声称武器是刺客随身携带的。警察认为，一个国际政治刺杀队伍竟然会将开信刀选作他们的武器，就算它很沉重、很锋利，也实在是太奇怪了。

此外，伤口的状况也引发了疑问。据塔基·文图里所言，这位所谓的刺客持开信刀的方式类似使用匕首的方式，并且试图刺入他的脖颈。尽管它没有刺中颈静脉，却还是扎进了脖子，流出了大量血液。但是医生的检查报告却显示塔基·文图里的脖子上并没有很深的刺伤，反而有一道又浅又长的伤口。举刀刺杀的动作不太可能造成这样的伤口，更别提一把刺入脖颈的刀。对耶稣会士当天服装的检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衣服上沾有血迹，但是出血量并不大。虽然塔基·文图里声称耶稣会同仁们看见了刺入脖颈的那把开信刀，但是没有任何人确认这一情况。

2月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察局局长能够确认的就是，这起袭击肯定跟反法西斯阴谋没有任何关系。神父之所以受伤，是因为他和某人发生了口角，而且这个某人跟他非常熟络，盛怒之下从塔基·文图里的书桌上捡起一把开信刀，将它抛向了神父。这场袭击完全出于个人原因，并不牵涉政治因素，而这也正是这位耶稣会士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警方找出袭击者的原因。[17]

在这起案件中，有一条调查路径是警察局局长没有深究的。在最终报告中，他承认自己没有探究神父和这位小伙子有不正当关系的可能性。警方并不愿意深究这位耶稣会士的私生活，更别提他同这位男孩或者小伙子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了，毕竟他同教宗和墨索里尼都有着密切的关系。[18]一旦排除掉政治刺杀阴谋的可能性，他们就乐于给案件画上一个句号。袭击者最后也没有被逮捕归案。[19]

警方线人称，塔基·文图里干扰警方调查的诸多举动，教宗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但这一事件丝毫没有影响教宗和墨索里尼对耶稣会士的重视。不久之后，他又将代表教宗同领袖会面。也许，这一事件引发的猜疑反倒使得塔基·文图里做出了过度的补救，因为他急于赢回领袖的信任。5月，在一封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向领袖保证自己“既是称职的耶稣会士，又是称职的法西斯党人”。[20]

* * * * *

警方线人从梵蒂冈源源不断地发来报告，表明教宗当时正在处理好几起娈童指控，受到指控的乃是他最亲近的几位神职人员。[21]在教宗年轻的时候，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就在米兰同他相识了，此人如今主掌教宗平日的各种仪式，经常伴随在庇护左右。政府当局安插在梵蒂冈的线人呈递过许多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位蒙席遭到的指控，他同许多男孩和小伙子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在1926年的一份报告中，线人称教宗曾下令对这些指控进行秘密调查。在梵蒂冈调查员的审问下，一位小伙子透露卡恰曾经将自己诱骗到梵蒂冈的一个房间里，发生了性行为。当这起事件在梵蒂冈传开时，教宗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谈论。然而此事并非教宗处理的第一批类似事件。教宗管家里卡多·桑斯·德·桑佩尔蒙席也曾被指控同少年发生性关系。梵蒂冈内部人士会在教宗背后开他玩笑，说当教宗在公众场合露面时，他的“身边跟着两个娈童者，分别就是卡恰和桑佩尔”。庇护接待公众时，卡恰和桑佩尔确确实实站在他的两侧。[22]

虽然两人都遭到指控，他们各自的命运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来自南美的桑佩尔不像米兰人卡恰那样，早年就和教宗攀上了交情。到最后，他将因为丑闻身败名裂。庇护十一世不但没有将桑佩尔晋升为枢机，还突然于1928年末在没有给出任何公开解释的情形下解除了他的职务。由此往后，这个曾经在梵蒂冈最惹人瞩目的桑佩尔，便从公众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23]

而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卡恰将面临满城的流言，风传他喜欢将男孩带进卧室。数位警方线人也就此问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秘密报告，详细地描述了其中肮脏的细节。[24]

如果没有墨索里尼布下的间谍网络，这些梵蒂冈的秘密就永远不会曝光。即便是今天，圣座已经向学者开放了藏于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部分历史资料，教会官员仍旧收走了那些涉及敏感“人物”的资料。所幸，墨索里尼布置在梵蒂冈的间谍网络实在是太扎实了。这些间谍不仅包括三到四位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还包括梵蒂冈平信徒，以及能够获取梵蒂冈高层资料的天主教徒，比如埃马努埃利·布鲁纳托（Emanuele Brunatto），这位实业家同加斯帕里枢机来往密切，布鲁纳托也确实曾向墨索里尼报告过卡恰的不端行为。[25]

1926年，墨索里尼的性命屡屡遭到威胁，于是他撤掉了国家警察总长，让时年四十六岁的阿尔图罗·博基尼（Arturo Bocchini）取而代之。博基尼一生参政，上位之前担任过地方省督。他原本并不是一个法西斯狂热分子，但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审时度势，很快就向新政府投诚。在接下来的年岁里，他悄无声息却非常娴熟地组织起一个庞大的监视网络，既为警方提供情报，也为墨索里尼提供情报，很快就成了领袖麾下最有价值的人物。

博基尼每天上午都会同墨索里尼会面，向他展示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线人报告。博基尼聪颖、高效，并且将所有精力都献给了他的职业，然而他生性并不残忍，只是做事求全责备罢了。[26]到1927年底，他已经将警方所有的监视力量都集中到自己手里，长期监视对象超过十万人。他的工作并非监视个别人物，而是时刻掌握全体意大利人的脉搏。他的报告使得领袖能够获知社会公众的情绪，没有他，领袖身边就全是一堆溜须拍马的人。[27]

博基尼组织间谍网络的方法是选拔线人头目，由他们负责管理各自的情报子网络，而这些子网络头目也会频繁地发展下线。博基尼有位高挑、迷人的情妇，名叫比切·普佩斯基（Bice Pupeschi），便掌管着最为重要的一个子网络，这位已婚但和丈夫分居的少妇足足比博基尼小了十四岁。博基尼将她安排在罗马的一间公寓里，这里不仅是他们两人的爱巢，也是她同几位重要线人交接的地点。[28]

恩里科·普奇（Enrico Pucci）蒙席于1927年被这位警察总长收买，算得上他手下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之一。[29]普奇从庇护十世任期开始在梵蒂冈供职，后来他负责主持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的圣玛利亚教堂，离梵蒂冈并不太远。1919年，他返回梵蒂冈，在教宗手下担任国内教长以及罗马天主教报纸《意大利邮报》的主编。1923年，正是普奇撰写文章，公开了教宗希望斯图尔佐神父从人民党主席位置上引退的意愿。普奇会定期发表时事通讯，报道梵蒂冈的各种新闻。他有着非常广的人脉关系，于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梵蒂冈的首席新闻官。普奇虽然没有太多机会晋见教宗，却常常同加斯帕里枢机会面；此外他同枢机和地方主教共饮咖啡或者共进晚餐的身影，也常常能在罗马的餐厅和咖啡馆里见到。[30]

墨索里尼正是通过这个情报网络，获知了卡恰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1928年，墨索里尼的线人发现有两个男孩从这位蒙席的房间里出来。当他们被这位线人逮住并遭受质问时，两人详细地讲出了他们与卡恰的不正当关系，乃至细致地描述了他的卧室。墨索里尼获知这一情报最初便是通过一个特殊人物，他在警方文件中被标识为“梵蒂冈出名的线人”。此人显然在梵蒂冈位高权重，但是其真实身份至今无法探明。在1925年至1934年间，他提交了大量机密报告，许多都直接送到墨索里尼的私人秘书处，而领袖则以极大的热忱翻阅了这些报告。[31]

1928年，在报告卡恰近期的不端行为时，这位“梵蒂冈出名的线人”补充道，博尔格（负责梵蒂冈的罗马警察片区）的警察局局长和梵蒂冈官员相互勾结，阻止这些指控传到外界。[32]而这绝不会是罗马警察最后一次帮助梵蒂冈隐瞒卡恰蒙席同小伙子们的不正当关系。

[1] 这一系列委托中较为出名的一次发生在1928年7月。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他取代斯图尔佐神父担任人民党主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意大利总理）因为在未取得许可的情况下试图离开意大利，而在1927年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第二年的大赦令他重获自由，他却被告知不能离开罗马。他很想前往意大利东北部和妻儿团聚，于是准备向墨索里尼求取许可。由于加斯贝利是一位出名的反法西斯人士，他的朋友劝告他说，墨索里尼绝对不会同意他的请求，除非他能够说动塔基·文图里亲自帮他转达。加斯贝利尽管并不情愿，但还是向耶稣会士求助，然而这位教宗的特使拒绝向他伸出援手。在加斯贝利打算呈交给领袖的请求书上，页边沿写了一行字：“塔基神父没有接受，因为这份请求书没有向大赦表示感激，用词也缺乏足够的敬意！”参见De Gasperi 2004, p. 94。

[2] ACS, MI, DAGR, b. 1320, informatore n. 204, Roma, 28 ottobre 1928.

[3] Rasputin，东正教神父，神秘主义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

[4] Maryks 2012, p. 308.

[5] 除此之外，他还提及了所谓“内部解体”的威胁。

[6] ARSI, TV, b. 7, fasc. 430a, no date.

[7] 这本手册即Filippo Maria Tinti，Sionismo e Cattolicismo (Bari, 1926)。ASMAE,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Marchese Giacomo Balucci, capo di gabinetto, 6 settembre1926. 巴鲁奇答复说，墨索里尼收到书后表达了感谢。ASMAE, Gab., b. 32. 一方面，犹太人带来了许多威胁，开展了许多阴谋活动；另一方面，教会在推行其道德准则时遭遇到很多困难，塔基·文图里认为这两个方面存在联系。在一份和加斯帕里有关的建议书（12月1日）里，他提出了好几种方法，来应对意大利“反宗教”活动所带来的威胁。他告诉加斯帕里，每一个天主教徒，在看到法西斯政府努力为天主教会谋求福利，将教会和国家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时，都应该感到高兴。然而墨索里尼的努力却在各个省份遭到抵制，地方官员常常会无视他的指令。这位耶稣会士忠告说，这场宗教情感的复兴运动所面临的绊脚石是“犹太人、新教徒、共济会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们常常强有力地联合起来，抵抗宗教、抵抗教会、抵抗国家政府”。在这份建议书里，塔基·文图里再一次指出，这些共谋活动不仅针对梵蒂冈，还针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塔基·文图里知道墨索里尼非常忌惮英国的力量，他还补充说，犹太人及其盟友正残忍地削弱天主教会，他们代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霸权”。他警告道，“他们正在实施一项征服意大利的计划，今天看似只关乎宗教，明天就要踏入政治的领域”。ARSI, TV, b. 8, fasc. 446, Tacchi Venturi a Gasparri, 1 dicembre 1926, lettera con allegati.

[8] 线人表示，他没法担保诗句的准确用词，甚至没法肯定整个故事是不是捏造的，但这个事情确实传开了。实际上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这个事情的其他版本，每一版的语句措辞都稍有不同。ACS, MI, DAGRA, b. 1320, 1927.

[9] 《梵蒂冈耶稣会士遇刺》，NYT, February 29, 1928。

[10] 《罗马刺杀事件暴露反墨索里尼阴谋》，WP, March 1, 1928, p. 3。

[11] 一位警方线人在报告里写道：“塔基·文图里神父认为这起针对他的刺杀，同几个月前的一份名单有关，在那份刺杀名单上，他的名字紧跟在领袖后面。据说这份名单由法国的共济会成员和意大利流亡人士草拟。他们谴责过他，明明身为耶稣会成员，却建议领袖采取措施，镇压共济会，于是他们就此给他判了死刑。”ACS, MI,DAGR, b. 1320, informatore, Roma, n.d.

[12] 警方并不相信耶稣会士的名字会高居刺杀榜第二位，而在此之后，塔基·文图里提交的秘密报告则给出了一种解释：萨尔韦米尼告诉这位线人，“耶稣会完全就是法西斯党，而且他们是法西斯主义得以存在的一大支柱”，这番话令警方感到颇为有趣。

[13] 警察局局长写道：“这份文件陈述的内容异想天开、非常粗糙、自相矛盾，显示出杜撰者连最基本的政治形势都不懂。”ACS, MI, DAGR, b. 59, pp. 15–16.萨尔韦米尼后来移居美国，并于193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教职。

[14] 两年前，当维奥莱特·吉布森企图刺杀墨索里尼的时候，此人就试图欺骗警方，说这位爱尔兰妇女是整个阴谋的一个环节，而他对这个阴谋了如指掌。当时他正因为诈骗罪被关在佛罗伦萨的监狱，而警方也确确实实怀疑他有可能为了重获自由，而捏造了这个故事。可是在这样一桩严重的案件中，任何可能的线索都不能放过。在与警方的谈话中，他声称这起刺杀事件由一个爱尔兰女性政治团体策划，她们之前一直在地下秘密活动，并且与流亡法国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分子勾结在一起。警察并没有相信这一套说辞。后来，他又因为向法国军方兜售秘密武器而惹上了麻烦。他声称这种武器可以让敌方的飞机引擎在半空中停转。这所谓的武器自然也是假的。

[15] ACS, MI, DAGR, b. 1320, Roma, 20 marzo 1928.

[16] ACS, MI, DAGR, b. 1320, Roma, dal direttore, Capo Divisione Polizia Politica, 30 marzo 1928, p. 29。

[17] 警察局局长认为，为了阻止警方找出袭击者，塔基·文图里给警方提供了错误的外貌描述，跟门房的版本相差甚远。耶稣会士表示，两者的不吻合，是因为门房年事已高，头脑也不清楚了。“尽管塔基·文图里神父一再表示门房非常糊涂，注意力一点都不集中”，但是警察局局长认为，此人没有他说得那么不堪。ACS, MI,DAGR, b. 1320, informatore, n.d.

[18] 警察局局长在结项报告中写道：“考虑到这位先生尊崇的地位，我自然拒绝相信那些即便算不得非常可鄙，也十分荒谬的意见，即那些声称受害人和袭击者存在不正当关系的意见。” ACS, MI, DAGR, b. 59, p. 13.

[19] 塔基·文图里是否真的同男孩或者小伙子有恋爱关系，进行性行为，或者对他们进行性虐待，我们目前还只能猜测。尽管我们持有的证据非常诱人，但是远远不能盖棺定论。几年后，一位警方的长期线人发来一份报告，称塔基·文图里“对一位小伙子亲切有加，而此人并非他的亲属。那人也许是他的年轻秘书……但有人向我确证说，那人是他的真爱”。ACS, MI, DAGR, b. 1320, informatore n. 590 (=Eduardo Drago), Roma, maggio 1936.我依靠Canali 2004a，得以通过线人的代码来识别他们的身份。

[20] ACS, CR, b. 68, 4 maggio 1928.

[21] 在那个时代，娈童（pederast）意指一位男性同男孩或者小伙子发生性关系。

[22] 据墨索里尼“一位出名的线人”称，这两个人都觊觎哪一天能晋升枢机，并且他们都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抹黑加斯帕里枢机，因为他们认为正是加斯帕里令教宗反感他们。教宗最终将这位老国务卿排除在最重要的决策之外，卡恰和桑佩尔都起到了一部分作用。ACS, MCPG,b. 155,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1926.这张便条很有可能是在6月末写下的，因为它提到，新近任命的枢机中没有桑佩尔，这令他感到非常失望，而枢机会议的召开日期是1926年6月21日。

[23] 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23 luglio 1928.桑佩尔甚至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哥伦比亚人。有位线人曾在6月22日和30日的报告中提到过教宗的秘密调查。而桑佩尔的突然撤职在下文中有提及：The Cardinals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1902–2012)，可以在如下网址上找到：http://www2.fiu.edu/~mirandas/bios-s.htm。夏尔·卢瓦索（1960，p.102）曾在1914年至1918年间担任法国非官方的驻梵蒂冈使节，他在回忆录中带着深情回忆起桑佩尔（当时他还是本笃十五世的管家），说他“是一位年轻、富有、英俊的高级教士，深受本笃十五世的喜爱”。很久之后，他才得知桑佩尔“尊严扫地，他们因为某些微妙的原因将他赶出了梵蒂冈……不管是什么原因”，卢瓦索补充道，“我仍然对他怀有美好的记忆”。法国大使丰特奈（Fontenay）也曾在1928年12月17日发回巴黎的报告上谈到过这一神秘的撤职，转引自Chiron 2006, p. 152n57。

[24] “梵蒂冈出名的线人”还报告说，卡恰还请出了教宗的谈判专家弗朗切斯科·帕切利帮他开脱。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30 giugno 1928.

[25] Canali 2004a, p. 288.

[26] 这一结论出自德·费利切（1968, p. 464），他将博基尼同残酷成性的纳粹党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相比较。这两个纳粹党人都非常尊重博基尼，并曾就技术问题向博基尼取过经。美国记者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和博基尼有过私交，据他所言，墨索里尼和纳粹党走得越来越近，这令博基尼非常失望；他在1940年11月过世，当时仍旧是意大利的警察总长，并且身体非常健康，摩根怀疑很有可能是德国人使了什么肮脏的手段。Morgan1941, p. 236.

[27] De Felice 1968, p. 465.

[28] Canali 2004a, pp. 283–284.

[29] Canali 2004a, p. 766n840。普奇提交的大多数情报都由普佩斯基经手转交，而她在秘密报告中的代码是35号。1929年，普佩斯基报告说，曾有一位枢机恳求教宗把普奇赶出梵蒂冈，然而教宗回答道，他在媒体方面是把好手，而且自己不会给他委派任何机密任务，教宗还进一步说道，“而且我们知道该怎么监视住他”。ACS,MI, FP “Cerretti,” informatore n. 35 (=Bice Pupeschi), Roma, 25 ottobre 1929.

[30] 这位高大、英俊的神父常常身穿华丽的蒙席长袍，嘴里吐露轻柔的话语，令他显得尊贵非凡；他在那些报道梵蒂冈新闻的国外记者圈里也非常有名，他会向他们提供有偿的情报，并且他那里总有各种讲不完的传闻逸事。参见Alvarez 2002, pp. 156–157; Canali 2004a, p. 195;Franzinelli 2000, pp. 259–260, 701–703。摩根（1944, pp. 31–36）曾用很长的篇幅描写过脾气温厚、受人欢迎的普奇，他总有办法让美国新闻机构争相向他购买情报，由此获得了颇为丰厚的收入。

[31] 由于这些报告的作者明显别有用心，所以这些内容劲爆、满篇闲话的报告非常不可靠，解读它们的时候要特别留心。正如我在上文提及，这位“梵蒂冈出名的线人”的真实身份仍旧是一个谜。有人猜测说他就是梵蒂冈的非正式新闻官恩里科·普奇蒙席本人，他能够在梵蒂冈自由出入，并且同许多梵蒂冈高层关系密切。但我对此持有疑虑。来自他的第一份报告早在博基尼担任警察总长之前，从那时起一直到1934年，这位线人连续不断地提供了大量长篇报告，内容直指梵蒂冈最高层。他有时候也会谈论普奇，如果他谈论的是自己，那么其中的措辞方式就太过奇怪了；譬如ACS, MCPG, b. 155, 20 marzo 1926，以及ACS, MCPG, ca. aprile 1926，报告了哥伦布骑士会的相关内容。这位“梵蒂冈出名的线人”常常诋毁加斯帕里枢机。在1927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他颇为传神地引用了加斯帕里责骂墨索里尼的话语，不断地说墨索里尼“应该去拉泡屎”。ACS, MCPG, b. 156, 12 aprile 1927.然后加斯帕里却在回忆录中表达了他对普奇的喜爱，普奇如果这么迫切地想破坏墨索里尼对加斯帕里的印象，那未免有点奇怪。

[32] 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22 e 30 giugno 1928. 在丑闻平息之前，为了让卡恰出去躲上一阵子，教宗让他代表自己出席奥地利的圣体大会。但是几个月后，这位蒙席回到罗马，各种流言就再次死灰复燃；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35, Roma, 27 settembre 1929。这份报告还包含一张手写便条，表明这份报告的复件还抄送给时任外交部部长的迪诺·格兰迪。

第八章
《拉特兰条约》

1861年，意大利王国建立在教宗国的亡国之土上，九年后，它又将罗马收入囊中；从此以后，“罗马问题”便一直是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心头大患。千年以来，历任教宗统治着意大利半岛的大片领土，从罗马向北通向翁布里亚（Umbria），一直延伸到费拉拉和博洛尼亚。1860年，教宗国一点点被蚕食，庇护九世将意大利国王驱逐出教，宣布任何天主教徒都不能承认他的政府。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庇护九世和他的继任者利奥十三世想方设法重新夺回这座不朽之城。到19世纪末，即便是教宗最狂热的支持者也已经意识到这些努力完全是徒劳的。在国际政治方面，这一延绵不绝的冲突也给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带来了麻烦，天主教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访问意大利的首都。因为如果他们和意大利领导人会面，教宗就不会接见他们。这样一来，访问罗马就不能晋见教宗，这种局面将有可能在本国引发负面结果。

待到19、20世纪之交，这一状况终于出现了变局。社会主义运动飞速发展，对此警觉的庇护十世解除禁令，允许天主教徒参加选举及进驻国家政府机构，但圣座仍然拒绝承认意大利政府，而梵蒂冈的法定地位仍旧模糊不清。[1]

1924年夏，马泰奥蒂谋杀案所引发的危机正值最深重的时刻，墨索里尼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审视那些和教会相关的法律，其目的在于减少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由于圣座依然没有正式认可意大利，所以教宗不能表现出同意大利政府合作的迹象，但是通过塔基·文图里的沟通工作，庇护在幕后将三位高级教士安插在这个特别委员会中。[2]

这个委员会在1925年召开了三十五次会议。1926年2月，当它准备宣布新修的征兵法时，教宗手写了一封长长的公开信，发表了自己对这个委员会的看法。这封公开信刊登在梵蒂冈的报纸上，收信人是梵蒂冈国务卿。

教宗写道，在教会权利的事宜上，任何由国会投票达成的一致意见，都是教会无法苟同的。只有经过政府和圣座的直接协商，新的共识才有可能达成。[3]

墨索里尼对此非常激动。他告诉司法部部长和宗教部部长，教宗的这封公开信“至关重要”。领袖解释道，法西斯政府抛却了“自由主义的偏见”，“批判了政府对宗教持不可知论的原则与政教分离的原则”，法西斯政府正努力“将意大利恢复成一个天主教国家，将其人民恢复成一个天主教民族”。现在，两边进行协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墨索里尼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庇护十一世的意思，教宗正向他抛出橄榄枝，要跟他签订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协约，而这将极大地巩固教会对法西斯政府的支持，其力度将是此前完全无法想象的。[4]

教宗难道真的会终止梵蒂冈和意大利的敌对状态吗？一些外交官对此表示怀疑。梵蒂冈正是通过和意大利政府势不两立，才避开了它几乎完全受制于意大利的尴尬问题。美国驻意大利使节思索道，教宗几乎完全被意大利人围困在梵蒂冈孤岛上，他难道会冒着被人们视作专事国王之神父的风险，同意和意大利和解吗？这么做的话，这个普世的宗教机构将染上浓重的意大利色彩。大使向华盛顿报告道：“教会认为，如果同奎里纳尔宫（意大利王宫）正式和解，不仅不会减弱自身影响力，反倒会增强它；要说这一和解要花上数个世纪，也未必见得，但若只需几年时间，倒真的会让我吃上一惊。”[5]

各方疑虑并没有令墨索里尼感到气馁，他竭尽全力协助意大利王国和天主教会达成共识。[6]他先是宣布亚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是“所有意大利人中最圣洁的一位，也是所有圣人中最具有意大利人风骨的一位”，然后为了纪念这位圣人，他宣布将10月4日列为国家法定假日。他还为代表教宗出席亚西西仪式的梅里·德尔瓦尔枢机准备了一辆专列，沿途配备了军方的仪仗队；此等殊荣在“进军罗马事件”之前是绝对无法想象的。枢机也报答了他的好意：他告诉亚西西的群众，墨索里尼“显然受到了天主的保佑”。[7]在这位独裁者看来，这个国家不仅要在粮食生产上自给自足，还要在奇迹生产上自给自足。许多意大利人都被位于法国卢尔德（Lourdes）的朝圣地所吸引，这令墨索里尼非常不快，于是他安排建造了洛雷托圣母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8]

1926年8月，教宗启动了这一系列谈判，并将平信徒弗朗切斯科·帕切利选作他的个人代表。他没有将这一任务委派给国务卿或任何一位神职人员，最大的原因在于梵蒂冈仍然没有正式承认意大利王国的合法性。1872年，弗朗切斯科·帕切利生于一个世世代代都和历任教宗关系密切的罗马家族，比名气更大、后来成为教宗庇护十二世的弟弟欧金尼奥·帕切利年长四岁。当意大利军队于1870年攻陷罗马的时候，这座城市的精英阶层分裂成两个派系：那些欢迎新王国的派系被称作白色贵族，而那个仍旧忠于教宗的派系则被称作黑色贵族。帕切利家族便属于黑色贵族。[9]弗朗切斯科追随其父的脚步，成为梵蒂冈一位杰出的律师。

墨索里尼则派政府律师多梅尼科·巴罗内（Domenico Barone）代表自己出席协商会谈。尽管教宗和墨索里尼都希望能够对协商事宜保密，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消息甚至传到了芝加哥，当地一份报纸刊出报道，称领袖非常愿意建立“一座教宗之城”。对这些流言非常敏感的罗马人开始调查房地产的销售情况，因为有传言称教宗正悄悄地购买房地产，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从圣彼得广场一直延伸到海边的教宗国。[10]

整个协商谈判的过程非常曲折，其中最大的障碍便是教宗保护公教进行会的强硬态度。这样一个无法控制的群体令墨索里尼感到极不舒服。由于墨索里尼无法掌控这个群众性组织，所以公教进行会常常引起他的怀疑。他非常确信这个组织是人民党残党的庇护所，但是庇护十一世认为，这个组织是他向意大利人民传播天主教福音的主要媒介。

当法西斯分子将暴力行动对准公教进行会团体时，这样的新闻报道常常引起教宗的怒火。1925年6月，当帕多瓦的公教进行会总部遭到黑衫军的洗劫时，教宗派出塔基·文图里对该案进行调查和处理。此案的警方调查则详细地揭示出，该市的公教进行会和人民党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11]在本案以及类似案件中，教宗的这位耶稣会特使都尽其所能地平息教宗的怒火。他提醒教宗说，公教进行会的领导人反复受到劝诫，要求他们在做活动时和人民党保持距离。这些公教进行会团体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惹火上身。他还提出疑问，梵蒂冈怎么能允许一个教会组织批评法西斯政府？这可是一届“非常亲天主教的政府”。[12]

1926年初，公教进行会总部遭遇暴行的最新报告（这一次发生在北方城市布雷西亚）再度令教宗震怒，他嘱咐塔基·文图里向法西斯党人提出抗议。在同政府官员会面后，这位耶稣会士又一次试图让教宗和加斯帕里站在墨索里尼的立场看待这起事件。塔基·文图里的报告指出，布雷西亚公教进行会的多数活跃分子同时也是名声在外的人民党活动家：“这令政府感到非常迷惑，一经鉴定，发现两边的人员相当吻合。”他继续说道：“[布雷西亚的]公教进行会及其半官方报纸《公民报》（Il Cittadino）均是反政府政党避人耳目的伪装，政府在这方面有确凿的证据。”[13]

尽管地方法西斯党人对准的都是成年公教进行会团体，但是墨索里尼更关心青年团体的作用。在巩固独裁统治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将孩子们塑造成忠诚的法西斯分子乃是重中之重。在同梵蒂冈开启协商的几个月前，他宣布成立了国家巴利拉组织，下辖四个分部：由八至十四岁男孩组成的“巴利拉”，由十四至十八岁男孩组成的“前卫军”，而相应年龄的女孩组织则分别叫作“意大利女孩”和“意大利女青年”。组织成员的制服都类似军装。[14]

在墨索里尼看来，教会遍布全国的青年团体网络（从天主教童子军到各种由大孩子组成的公教进行会组织）给他带来了恶性的竞争。控制青年的重要性如此迫切，为此他不惜冒险激怒教宗。他首先宣布童子军团体是非法组织。教宗被这个消息激怒了，派塔基·文图里向他提出警告，让他不要得寸进尺。

1927年初，不仅天主教童子军遭解散，这一禁令似乎还要扩展到公教进行会的青年团体，对此感到气愤的教宗命令中止双方的协商。新的管理办法规定非法西斯青年团体“只能进行宗教活动”，而教宗要求这一管理办法对公教进行会网开一面。毕竟吸引年轻人参加这些天主教团体的乃是其娱乐活动。教宗担心如果这些团体只能提供祷告活动和宗教训导，那么它的成员数量将很快减少。他派塔基·文图里给墨索里尼发去了最后通牒：除非他在这个管理办法上松口，否则罗马问题就不会再有解决之道。墨索里尼意识到自己做得有点过火了，于是在1927年2月末给各位省督传达了消息，让他们放过公教进行会的青年团体。心满意足之后，教宗便让弗朗切斯科·帕切利将协商继续进行下去。[15]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随着协商的进行，教宗每周都会同帕切利见几次面。地方天主教团体遭受法西斯暴行的最新报道时不时会传入梵蒂冈，而教宗则会再度要挟中止协商谈判。然而到这个时候，他在这些协商谈判以及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的支持上，已经投入了太多筹码，承受不起失败的风险。他将这些暴力怪罪于墨索里尼周围的反教会人士，他们的这些行为旨在挫败这位独裁者的意志。其他方面的冲突也显现出来。1928年4月，教宗抱怨政府在近期成立了法西斯女孩组织。她们列队齐步时把步枪扛在肩膀上的做法尤其令他不快。但这一次，错又不出在墨索里尼身上。教宗说道：“墨索里尼对这个国家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不知情。”[16]

早些时候，教宗曾经告诉教廷的诸位枢机，教会与政府的协商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他担心遭到这些人的反对，于是决定直到达成最初的协议，才将具体消息知会他们。他尤其担心博纳文图拉·切雷蒂枢机提出反对意见，他有着鲜明的反法西斯立场，而且在国际事务方面发表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影响力。1928年，当协商进入到最关键的几个月，教宗为了支开切雷蒂，将他派往澳大利亚的悉尼，作为教宗特使出席国际圣体大会。直到双方达成最后协议，这位枢机才会从悉尼返回罗马。[17]

1928年10月，最终的协议已经近在眼前，教宗却再度听闻令他不快的消息：国王改变了主意，可能不会签署这份条约。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名号源自那个夺走教宗领土的人，教宗很清楚，他绝对不是天主教会的朋友。国王母后素有善行和敬奉天主教会之名，两年前，当她过世时，庇护十一世曾进一步疏远过国王。国王想让教宗主持母亲的葬礼，或者至少以公开的形式悼念她，可是教宗什么都没有做。梵蒂冈日报主编达拉·托雷（Dalla Torre）伯爵曾为国王母后准备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讣告，却因没有得到教宗的首肯最终没有刊发。[18]

庇护如今担心，这么多年的艰苦协商有可能全部化为乌有。他拼命地想要找到出路，赢取国王的同意，于是他找出了自己所知的国王最担忧的问题：他担心实际受教宗控制的领土可能会逐渐扩张。于是庇护放弃了早先提出的一个要求，不再要求将梵蒂冈以南贾尼科洛山（Janiculum Hill）上多里亚·潘菲利别墅（Villa Doria Pamphili）的广袤花园纳入梵蒂冈的版图。[19]

“如果这样的条件他们都不接受，”墨索里尼的协商代表多梅尼科·巴罗内在听闻这一消息后，告诉帕切利，“那他们就是傻子了。”[20]

* * * * *

墨索里尼和国王在性格和成长环境上都有着天壤之别，却在20世纪20年代末形成了一段怪异而稳定的关系。墨索里尼甚至说过，他们两人仿佛在一间卧室分床同住。只要周围有神父在场，他们都会感到不自在，而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少别的共同点。国王曾经评价过意大利总参谋长彼得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的为人，说他是“一副大象皮囊里裹了一个麻雀的大脑”。墨索里尼也常常在私下里讽刺国王。他会发牢骚说，个头矮小的国王给人印象不佳，没法代表这个伟大的国度。他是个“尖酸、狡诈的小矮个”。他还多次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称作是“一辆空荡荡的马车”、一颗“枯树”以及一头“应该拔光毛的老母鸡”。但他不允许别人嘲笑国王，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子。雷切尔同她的丈夫一样出身于反君主环境之中，不喜欢同富有和教养良好的人相处，王亲贵族更是令她感到不自在。墨索里尼无疑明白这一点，所以每当她提起自己最喜欢的那个笑话，说国王得要个梯子才能爬上他的马匹时，墨索里尼总会让她闭嘴。[21]

每到周一和周四上午10点，领袖都会穿上礼服大衣，戴起高高的礼帽，前去宏伟壮观的奎里纳尔宫，晋见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殿下；而国王总是在这里签署大量政令，安排各种人员会面。据昆托·纳瓦拉观察，在这些早晨，墨索里尼就像变了个人一样。在一周余下的时间里，这位至高无上、独揽大权的领袖常常身穿法西斯民兵制服，不停歇地组织着各种阅兵和集会，超绝地领导着整个政体复杂的权力运作，令各位部长都对他十分忌惮。唯独在这些奔赴王宫的早晨，墨索里尼却扮演着毕恭毕敬的总理角色，他懂得尊重国王的各项特权，毕竟在台面上，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22]

* * * * *

1929年2月7日，加斯帕里枢机召集了所有驻圣座大使，告诉他们有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条约即将公布，它会结束教会和意大利政府之间持续了数十年的争议。这位枢机将出席签署这份条约，一经公布，他会受到全世界教会人士的称赞。但对他本人来说，这个时刻喜忧参半。近些年来，加斯帕里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教宗不再看重他的工作，尽管他相当现实，他也有他的尊严。1927年，在加斯帕里晋铎五十周年的典礼上，他受到了教宗的冷落，令他整个心都凉了。当时，他的手下为他准备了一场庆祝晚宴，并以他的名义在西斯廷教堂举行了一场由教宗主持的弥撒。教廷的所有枢机以及所有驻梵蒂冈使节都将到场，教宗却没有出席，而这些高层人士也确实对这出人意料的缺席议论纷纷。[23]

1928年初，加斯帕里已经不再年轻。他患有糖尿病和心脏病，晚上总是睡不好觉。这位曾经慈眉善目的国务卿变得越发忧郁，越发容易伤感。当别人指出他面色苍白，而且他的双手也确实开始颤抖时，他却告诉别人自己身体感觉良好。教宗敦促他休息一段时间，可是加斯帕里担心教宗会趁自己休息之机，让别人取代他的地位，于是只好坚称自己不需要休息。[24]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然而意大利很快就要和圣座结束长达七十年的敌对关系，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场，沐浴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荣光。

在加斯帕里召集各国驻梵蒂冈大使并向他们宣布消息的第二天，墨索里尼用电报给所有驻意大利大使发去了同样的消息。国外报纸纷纷刊出消息，表示双方即将举行签约仪式，但意大利本土的报纸却对此只字不提，也很少有意大利人意识到即将会发生什么。[25]

“现下真是美好的时日，”2月8日，弗朗西斯·斯佩尔曼蒙席从罗马给身在波士顿的母亲写信，他是国务院中唯一一位美国人，“能活在这样的日子里真是太美好了，能在这样的日子活在罗马真是太美好了！”他还继续写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散发出幸福的光芒，而他们的幸福也确确实实。圣父、加斯帕里枢机以及博尔贡吉尼必将名留青史。当然了，墨索里尼也必定如此。”[26]

梵蒂冈和意大利签订《拉特兰条约》的最终细节，由墨索里尼和帕切利在1929年2月9日周六晚上最终敲定。[27]条约的第一条规定，天主教乃是“意大利唯一的宗教”。整份条约一共包含三个文件，其中第一个文件为政治条约，它将梵蒂冈城确立为一个由教宗统治的主权国家，意大利政府无权对其进行干涉。（在此之前，尽管梵蒂冈的宫殿、园林以及圣彼得大教堂都由教宗实际控制，但是意大利政府始终都认为它们坐落于意大利的领土上，因此它们的法定地位十分模糊。[28]）梵蒂冈城的国界大致便是现存的中世纪城墙；圣彼得广场并没有被包裹在城墙内，但它也是这个城邦国家的一部分，此外它还将向公众开放，并且受到意大利警察的监管。梵蒂冈国的总领土面积为一百零九英亩。冒犯教宗的尊严等同于冒犯国王的尊严，将是非常严重的一项罪名。所有驻圣座大使将和驻意大利大使一样享有各种特权和豁免权。除了对梵蒂冈城拥有主权外，圣座还拥有特权，掌管罗马的众多教堂以及邻近的阿尔巴诺山（Alban Hills）上冈多菲堡（Castel Gandolfo）的避暑宫殿。罗马的所有枢机都将被视作这个新国家的国民。[29]

《拉特兰条约》的第二个文件是宗教事务协约（concordat），它规定了圣座和意大利的法定关系。意大利政府不允许罗马的任何事务危害到梵蒂冈作为天主教界神圣中心的地位。这个文件还将一系列天主教节日列为国家法定假日，而意大利也首次认可了宗教婚礼。（在此之前，如果一对夫妻只在教堂举行过婚礼，他们并不算是缔结了法定的婚姻关系。）宗教事务协约还将原先便在小学强制教授的宗教课程扩展到所有中学。尽管在当时的意大利，只有五分之一的儿童在小学毕业后继续进修，然而这些人将是下一代精英分子，给他们灌输宗教思想对教会来说非常重要。[30]在另外一条教宗看重的条款中，意大利政府认可了公教进行会的合法地位，允许它在意大利自由活动。

条约的第三个文件也即最后一个文件乃是一份金融公约。意大利将向圣座支付7.4亿里拉以及10亿里拉的意大利债券（换算成2013年的货币价值，总共相当于10亿美元），作为交换，圣座则同意放弃追究教宗国的所有损失问题。[31]

2月11日周一上午9点，外交部副部长迪诺·格兰迪抵达墨索里尼家中。这一天，领袖的情绪非常激昂。在赶赴签约仪式的路上，他在车里唱起了一首罗马涅民歌。与领袖的高兴形成对比的是，格兰迪现下却非常紧张。

“我应该亲吻枢机的戒指么？”他问道。

加斯帕里枢机肯定希望如此，墨索里尼回答道。他兴致高昂地告诉格兰迪，他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枚硬币，用手指把它弹了起来。这位独裁者看了一眼结果后宣布道：“我们待会儿要亲吻戒指！”[32]

那天清晨的梵蒂冈，加斯帕里和他手下的副国务卿博尔贡吉尼蒙席一同前往教宗的私人书房向教宗禀报，签约仪式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他们把刚刚从梵蒂冈印刷厂印出来的条约文件以及反映最终改变的地图呈交给教宗。在细致查看文件之后，教宗点头许可。加斯帕里和博尔贡吉尼必须马上动身了，不过在离开之前，他们还是要跪下祈求教宗的降福。他们都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离开房间时，泪水模糊了加斯帕里枢机的双眼。[33]

签署《拉特兰条约》，1929年2月11日。从左到右：弗朗切斯科·博尔贡吉尼—杜卡蒙席、彼得罗·加斯帕里枢机、弗朗切斯科·帕切利、贝尼托·墨索里尼、迪诺·格兰迪

签署条约之后，拉特兰宫，1929年2月11日。前排中央，加斯帕里枢机和墨索里尼；最左，皮扎尔多蒙席；加斯帕里左侧是戴着礼帽的弗朗切斯科·帕切利；墨索里尼右侧是博尔贡吉尼蒙席，再右边是迪诺·格兰迪

签约仪式的举行地点安排在拉特兰宫的教宗厅，位于罗马城的另一侧，和梵蒂冈城遥相呼应。教宗同时身兼罗马主教一职，然而这个职位的驻地并非圣彼得大教堂，而是拉特朗圣约翰大教堂。从4世纪[此地原本建有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的宫殿，但被大帝送给了教宗]起，历任教宗便一直居住在拉特朗圣约翰大教堂，前后延续了千年之久。[34]它曾在5世纪时被汪达尔人（Vandals）摧毁，并在14世纪毁于大火，但它总会得到重建，变得愈发宏伟。不过，自从意大利的部队在1870年攻下罗马，令教宗变成“梵蒂冈的囚徒”之后，便再也没有哪位教宗曾踏足此处。

当墨索里尼的汽车停靠在门口时，加斯帕里和博尔贡吉尼已经乘坐一辆崭新的克莱斯勒（由一位富有的美国教友捐赠）抵达拉特兰宫了。当时的天空正下着小雨。[35]领袖从车里出来，左手攥着他的白色手套。他身穿一套晨礼服，从燕尾服到高筒礼帽一应俱全。[36]枢机上前向墨索里尼和格兰迪问好，两人身边还跟着司法部部长阿尔弗雷多·罗科（Alfredo Rocco）以及墨索里尼手下的副总理弗朗切斯科·琼塔（Francesco Giunta），枢机邀请他们沿着宫殿门口壮观的阶梯一同拾级而上。他们缓缓地走过展示教会在世界各地传教的展厅，在格兰迪看来，这些装饰华丽的展厅多到没有尽头。热情洋溢的加斯帕里每认出一个国家就要招手示意，从新几内亚和斐济群岛到蒙古、印度以及尼加拉瓜。“全都是些奇怪的名字和遥远的土地，”格兰迪回忆道，“枢机面带笑容地说出这些地名，仿佛想要向我们强调天主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多么强大的力量，有着多么广阔的势力范围。”

最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这个宽大房间的尽头摆放着一张十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玫瑰红桌子；八张沉重的黑色木雕扶手椅在桌子另一侧摆成一排。[37]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在长桌的中央位置落座。在他们准备签署文件的时候，原先看起来如此放松的独裁者，突然变得面色苍白，颇有些不自在的神色，反倒是枢机显得轻松自如，脸上保持着微笑。[38]

当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从拉特兰宫出来的时候，不断聚集的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场签约仪式并没有提前公布信息，然而教堂外布置的众多警察和民兵以及领袖的到场引发了人们的猜测，记者和摄影师纷纷赶到现场。尽管当时下着小雨，但是人群的心情却非常明媚。神父和神学院的学生们一齐念诵着感恩祷告，其中夹杂着“庇护万岁，我们的教宗和国王”的呼喊声，而聚集在教堂前方广场上的人群则高喊“墨索里尼万岁！意大利万岁！”，其中还掺杂着法西斯党人的吼声。皮扎尔多蒙席在离开的时候，受到群情感染，竟然举手行法西斯礼，回应人群的呼喊声。[39]

墨索里尼的情绪则相对克制，他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保持着沉默。尽管这个条约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胜利，但只要身边有神父或者身处教堂之中，他就会感到不自在。[40]

教宗对这份条约的重视，可能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意大利最重要的教会历史学家之一雷纳托·莫罗（Renato Moro）认为，尽管意大利政府在19世纪组建时致力于政教分离和自由民主制，然而教宗从未抛弃过自家的理念。教会眼中理想的意大利社会应当采取独裁统治，具有森严的等级结构，并且根据教会原则运作。多年以来，回归教宗一度拥有的威权地位仿佛变成了一场不切实际的白日梦，然而法西斯党的出现却带来了新的希望。[41]

在条约签订之前，那些不满独裁统治的天主教徒还可以辩称说，教宗对法西斯政府并不热心，可如今这种借口已经无法成立。意大利天主教徒都非常清楚，如果他们要遵从教宗的意愿，就必须支持墨索里尼。仅在条约签订两天后，教宗在向一群大学生发表讲话时，就亲自解释了这一历史性条约是如何成为现实的。他告诉这些学生，一边的领导人是位图书馆馆长，在梳理历史文档方面堪称专家，这也许促成了条约的签订，而“神意让另一边的领导人并不苟同自由党的观点，恐怕也对这份条约有所帮助”。教宗将墨索里尼称作是由天主派来的人，这番说辞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被主教、神父以及天主教平信徒重复千千万万遍。[42]

在博洛尼亚，当地日报的特刊很快就销售一空。当地的大主教宣布将于第二天举行一场特别的感恩弥撒，并邀请了政府和军方的官员。基耶蒂大主教都没法把仪式拖到第二天，激动的群众在签约仪式当晚便聚集到教堂里，要求举行特别的感恩弥撒。当地的法西斯官员举着旗帜，骄傲地参加了这些仪式，丝毫没有受到教堂外暴风雪的阻挠。[43]全国上下的报纸（其中包括梵蒂冈的报纸）都在重复如下主题：如果意大利仍旧采纳民主体制，那么这一历史事件就绝无可能发生。只有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才使它成为可能。[44]

罗马的政府建筑和私人住宅上出现了此前完全无法想象的组合：黄白双色的梵蒂冈旗帜同意大利三色国旗并排悬挂在一起。碰巧的是，当时正值教宗加冕七周年，教宗本人在圣彼得大教堂主持一场庆祝弥撒。十二名身穿红色制服的侍从分两列将教宗御座（sedia gestatoria）抬进了宏伟的大教堂。数万名虔诚的信徒，在肩并肩地等候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见到了教宗的真容。罗马的法西斯党部号召法西斯党员前往圣彼得广场，表达他们对天主教会的热忱。瓢泼大雨中，共有二十多万人伫立在大教堂外。后来，当教宗走上阳台向他们降福时，人群爆发出喜悦的欢呼声。教宗的身下站着罗马各支法西斯民兵队伍的代表，手里高举着旗帜，而无穷无尽的信徒以及看热闹的人则一直延伸到广场的远端。那天傍晚，在法西斯党和民兵官员的指挥下，这些参与庆典的人士又聚集在奎里纳尔宫外，国王出现在宫殿的阳台上，右边站着王后，左边则站着法西斯党总书记。[45]

全世界都称赞领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46]梵蒂冈高层的一位助手就描述过这一事件引发的轰动效应。甚至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庆祝都无法与意大利当天的狂喜相媲美：“这份喜悦彻头彻尾，连一片遮蔽的云彩都没有。每个人都感觉到，意大利即将在伟大和荣耀上达到新的高度。”从都灵到西西里，全国上下的主教和神父都下令撞响教堂的钟声，庆祝这一伟大的时刻，向那个终于为教会和国家带来和谐的伟人致敬。[47]对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这段维系了数十年的敌对关系终于结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解脱。忠诚的意大利国民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之间总算不再有任何矛盾。

美国驻罗马代办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这份条约“对墨索里尼而言是一场胜利，因为他结束了争端，为法西斯党赢得了神职人员的支持”。恩里科·卡维利亚（Enrico Caviglia）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也是国王的亲信，他当天的日记为这一事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这些通过政变执掌政权的人，需要通过梵蒂冈来取得合法地位。”他问道，如果二十年后，人们开始仇视这种夺取人民自由的独裁统治，那将会怎么样？他思索道：“梵蒂冈对这种政权给予道德上的支持，人们会怎么看待它？”[48]

墨索里尼遍布全国的间谍网络只给他传来了一条负面情报。罗马线人在2月13日的报告开头都是好话：“和解的消息给几乎所有人都带来了喜悦和不可言表的热忱……人们说这一历史事件所取得的成功无可匹敌，多亏了领袖的天才创举……极大地提升了法西斯党的声望和权势。”但也有一些不满的声音，“零星地来自一些尖酸的老自由党人，以及共济会和犹太人的残党”。对于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来说，《拉特兰条约》只能带来恐惧和紧张情绪。半个多世纪之前，教宗国寿终正寝，他们终于得到解放，离开了教宗规定的犹太人区。政教分离和意大利统一曾经令他们得到拯救。可如今，他们开始担忧未来的生活。[49]

[1] 我在Kertzer 2004中讲述过历任教宗试图收复罗马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本笃十五世试图和意大利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却因为时运不济而没能成功。参加巴黎和会的意大利总理曾经记述过这件事情，参见Orlando1937, pp. 140–146。教宗代表也曾提及这件事情，Orlando1937, pp. 177–186。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对这项协议的反对意见，记录在Margiotta 1966, pp. 56–58。

[2] 后来这一特别委员会的情况被报纸披露出来，教宗命《罗马观察报》刊文声明，“这个特别委员会的运作及其三名教会法律顾问的任命和选拔，都同教会高层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一份由墨索里尼签署、写给司法部部长的指令的复件却道出了真相。“关于之前的协议，”墨索里尼这样下笔写道，“我要告诉阁下，圣座指定如下人士参加教会立法改革委员会。”在两位梵蒂冈高层官员和一位罗马宗座大学的法律教授的名字和职位后面，紧跟的是，“这跟圣座提供给我的指示一模一样，其中还列出了几个要点，乃是圣座希望能够囊括在这次改革中的”。墨索里尼附上了一份由塔基·文图里代表教宗转达的指示，列出了六项教宗希望能够得到采纳的措施。ASV, AESI, pos. 628, fasc. 56, 6. 91r–93r, 3 agosto 1924.德·费利切（1995, p. 106–110）在梵蒂冈档案对外公开之前，就写过这些事件；他的描述同我们目前获知的情形基本吻合。另参见Margiotta 1966, pp. 131–133。

[3] 教宗这封手写公开信收于ASV, AESI, pos. 702, vol. 1, 6. 14r–16v。

[4] DDI, series 7, vol. 4, n. 308. 1926年5月16日，塔基·文图里给墨索里尼写信道，几天前他同领袖会面之后又跟加斯帕里谈了谈，得知梵蒂冈已经做好准备，同墨索里尼直接对话，来解决罗马问题；DDI, series 7, vol. 4, n. 312。

[5] NARA, M530, reel 2, U.S. ambassador Henry F. Fletcher, Rome, to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4, 1927, n. 1410.

[6] 对他来说，即便再小的机遇也值得把握。在一位尊贵的神父下葬后，其家庭成员拜访了墨索里尼，并将这位蒙席佩戴在胸前的十字架送给了他，解释道，其中含有圣十字架的圣物。墨索里尼亲吻了它，对这个煽动群情反对教会的罗马涅土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然后他告诉神父亲属，他会始终将这个遗物带在身边。教宗听闻这个故事，非常高兴。“很好，很好”，他说道。ACS, MCPG, b. 155, 5 luglio 1926.

[7] 《梅里·德尔瓦尔的讲话》，《法西斯政府报》，1926年10月7日，第1版；Franzinelli 1998, p.54。

[8] Franzinelli 1998, p. 68.

[9] 《黑色贵族》，《20世纪报》，1929年2月20日，第11版刊登了一张弗朗切斯科·帕切利的照片，他是这一派系的代表人物。Bosworth 2011, p. 26.

[10] 文中提及的芝加哥报纸即《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26年11月的一份秘密警察报告称，美国的哥伦布骑士会正在为购买土地筹集资金；ACS, MI, DAGRA, b. 113, n. 52199。

[11] 这位耶稣会士为此联络了内务部部长路易吉·费代尔佐尼（Luigi Federzoni）。警方报告披露这两个组织的总部位于同一栋建筑里，而且该地人民党负责人曾经是一位神父。

[12] 他还补充道，除反对法西斯党以外，人民党还愿意同社会党人结盟，该党可是“所有基督教原则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尤其令人震怒。Tacchi Venturi to Gasparri, AESI, pos. 611, fasc. 46, 6. 23r–23v；警方报告位于6. 25r–30r。

[13] ASV, AESI, pos. 734, fasc. 241, 6. 4r–5v, Tacchi Venturi a Gasparri, 8 gennaio 1926. 这位耶稣会士还补充了费代尔佐尼对布雷西亚主教的看法：“尽管他尊重加贾（Gaggia）蒙席的田园生活美德、宗教学识以及文化修养，然而他认为，正因为加贾蒙席年事已高，他没能意识到有一大批人打着公教进行会的名头，却从事着颠覆政府的秘密活动，不择手段地要将教会高层拖下水。”

[14] 巴利拉是一位小英雄的姓氏，据说他曾经在1746年激发热那亚人民反抗奥地利部队。Gibelli 2003, p. 267.

[15] SV, AESI, pos. 667, fasc. 129, 6. 68r–69r.

[16] 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29 aprile 1928.

[17] Coco 2009, pp. 164–165.

[18] Rhodes 1974, p. 41. 这番描述基于德国驻罗马大使的证言。

[19] Pacelli 1959, p. 99. 就在几个月前（3月1日），当弗朗切斯科·帕切利转达政府的意见，想让教宗放弃将多里亚·潘菲利别墅纳入梵蒂冈的版图时，教宗大为光火。当时庇护十一世非常坚定，他宁愿不签订这项条约，也不愿将这片土地排除在条约之外。Pacelli 1959, p. 82。

[20] 巴罗内补充道：“不接受这样的条件，就相当于……他们不想结束两方之间的冲突，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墨索里尼肯定不会这么想。”Pacelli 1959, p. 100。帕切利在日记中写道：“巴罗内还向我透露，国王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对解决罗马问题不是很有热情。”

[21] R. Mussolini 1974, p. 154; Bosworth 2002, pp. 347–349; Milza 2000, p. 537.

[22] Navarra 2004, p. 16.

[23] “梵蒂冈出名的线人”在其1927年的一连串报告中，谈及教宗缺席加斯帕里的周年庆典，并由此产生的影响。ACS, MCPG, b. 155.

[24] 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1 gennaio 1928; 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5 gennaio 1928;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12 gennaio 1928。

[25] DDI, series 7, vol. 7, n. 240; 阿纳尔多·科特西，《明天仅有九人见证条约签订仪式》，NYT, February 11, 1929, p. 3。

[26] 转引自Gannon 1962, p. 62。两天后，斯佩尔曼蒙席形容教宗“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高兴”。Gannon 1962, p. 63。博尔贡吉尼是加斯帕里手下的两位部长之一，他在三年前将斯佩尔曼调来罗马，帮忙处理英语文件以及美国教会的事务。当时墨索里尼安插在梵蒂冈的主要线人和博尔贡吉尼的关系不好，他声称这位教宗驻意大利大使想要讨好美国的哥伦布骑士会，该会是梵蒂冈重要的资金来源。在1926年末，教宗早已听说过这位年轻的美国神父，尤其是他看似无穷无尽地从美国筹集资金的能力，于是他便要求单独接见斯佩尔曼。没过多久，教宗就开始称呼他为“珍贵蒙席”。ACS, MCPG, b.155,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1926 （没有给出具体日期）；and MCPG, b. 155,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5 gennaio 1927. 斯佩尔曼非常高兴地将教宗对自己的昵称告诉了母亲。Gannon 1962, pp. 57–59.

[27] 最后一项争议涉及宗教裁判所。这座宏伟的16世纪建筑位于梵蒂冈的城墙边上，东边是圣彼得广场，前门开向一条公用街道。教宗想将这栋建筑以及正对面的街道都纳入新梵蒂冈城的版图。然而，国王反对划更多的土地给教会，教宗最终只好做出了妥协。最后，这条街道仍然不受教宗掌控，但是这座宫殿就像罗马的其他许多教会建筑一样，尽管并非梵蒂冈的领土，却被赋予特殊的法律地位。ASMAE, Gab., b. 718, Roma,10 febbraio 1929.

[28] 这一条款见于撒丁王国1848年制定的法规，后来又被刚刚建国的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沿用，天主教也由此被看作是“自由国家的自由教会”。

[29] Toschi 1931.

[30] Bosworth 2011, p. 171.

[31] 基于Nenovsky et al. 2007中1929年意大利里拉和美元的汇率。

[32] Grandi 1985, pp. 254–255.

[33] Martini 1960b, p. 113. 后来，加斯帕里告诉夏尔——鲁，那一天他哭了五次：分别是进教宗书房和出来的时候，抵达签约地点拉特兰宫的时候，签约仪式的过程中，以及向教宗报告当天情况的时候。Charles-Roux 1947, p. 48.

[34] Reese 1996, p. 11.

[35] 斯佩尔曼于1929年2月10日写给母亲的信，收于Gannon 1962, p. 63。

[36] 墨索里尼从车里出来的照片刊登在《20世纪报》，1929年2月20日，第7版。

[37] 《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宫殿中举行签约仪式》，NYT, February 11, 1929, p. 2。

[38] 《斯特凡尼论〈拉特兰条约〉和〈宗教事务协约〉》，OR, 13 febbraio 1929, p. 2。

[39] 阿纳尔多·科特西，《梵蒂冈和意大利签署条约重建教宗国；六十年敌对关系结束》，NYT, February 12, 1929, p. 1; Casella 2005, p. 24. 皮扎尔多行法西斯礼一事记录在NARA, M530, reel 2, n. 2140, February 15, 1929, Alexander Kirk, chargé d’affaires ad interim of the U.S. embassy in Rome, report to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in Washington, p. 5。

[40] Grandi 1985, p. 255.

[41] 在过去的几年里，墨索里尼频频采取行动，为教会谋取福利，然而教宗的信心并非全部来自这些行动；莫罗认为，墨索里尼将教会当作统治工具的态度也给教宗增添了信心。这将回归（至少教宗是这么希望的）教会在旧制度中和各种独裁统治者曾经有过的共谋关系，那个时候，西欧还没有经历民主观念和政教分离观念所带来的变革。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认可的基本原则与教宗赞同的原则在很多方面非常契合，他们都寻求秩序、纪律以及自上而下的威权统治，他们都排斥人们应当依据良心进行自决的观念。只有那些不为自身利益行动，而是为了更大的善而行动的人才具有美德。何谓更大的善，这将由最高的权威来决定。Moro 1981, pp. 192–193.莫罗的这些观点是在Giovanni Miccoli (1973, 1988)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墨索里尼权威传记作者德·费利切则认为，只有在签订《拉特兰条约》之后，法西斯政府才真正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42] 转引自Confalonieri 1957, p. 215。

[43] 省督报告收于ACS, MI, DAGRA, b. 187, 11 febbraio 1929。

[44] 一份杂志刊文恭贺了这一历史事件，它写道，这项协约简直是一个奇迹，“源自教会和法西斯政府在方针方面……完美的契合，提升了人民的道德和精神水平。这项事业绝不可能由议会制政体达成”。朱塞佩·贝维奥内，《意大利和梵蒂冈达成具有极高价值的条约》，《20世纪报》，1929年2月15日，第7版。梵蒂冈日报《罗马观察报》转载了《人民期刊》对这个事件的报道，认为“法西斯政府之所以能够解决‘罗马问题’，原因在于它将意大利从民主派的议会制谎言以及反教会谎言中解放出来”。《写在圣座与意大利签订条约之后》，OR, 15 febbraio 1929, p. 1。

[45] 阿纳尔多·科特西，《二十八万人恭贺教宗》，NYT, February 13, 1929, p. 1；H. G. Chilton,Annual Report 1929, March 27, 1930, C 2470/2470/22, in Hachey 1972, p. 165, section99; 《奎里纳尔宫外的集会》，OR, 14 febbraio 1929, p. 1。罗马之外类似欢庆集会的报道可见《意大利城市为这一喜庆的和解事件而狂喜》，《意大利未来报》（博洛尼亚的天主教报纸），1929年2月12日，第4版，以及接下来数日的《罗马观察报》。

[46] 《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就非常典型：“六十年敌对状态结束……人群走上街头高声欢呼”，阿纳尔多·科特西，《梵蒂冈和意大利签署条约重建教宗国》，NYT, February 12, 1929, p. 1。

[47] 这些话语出自多梅尼科·塔尔迪尼（1988, p. 294），当时他在梵蒂冈国务院供职，在弗朗切斯科·博尔贡吉尼手下工作。

[48] NARA, M530, reel 2, n. 2140, February 15, 1929, p. 8; Caviglia 2009, p. 94.

[49] ACS, CR, b. 6, 13 febbraio VII [1929]. 这份长达三页的报告上留有手写铅笔记号“达·罗萨蒂”。

第二部分
共同的敌人

第九章
救世主

电报如潮水般涌来，恭贺庇护十一世达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条约。在条约签订不久后，一位美国记者晋见教宗时，发现他笑容满面、浑身散发着活力，“像他当选教宗那天一样如沐新生、活力四射”。[1]2月17日，教宗的贵族卫队在梵蒂冈城内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让罗马的黑色贵族和教廷的高级教士得以互通感情。他们关掉灯光，围坐在电影银幕前，观看了纪念签约仪式的新闻影片。当领袖出现时，掌声和欢呼声响彻整个房间。[2]

独裁者也急于达成这桩买卖，因为他即将面临一场重要的选举。如今的意大利仅剩下一个政党，也就需要以全新的方式选举国会议员。墨索里尼曾在1924年不经意间说过的话，竟然在多年之后成为现实：那年的选举将是他最后一次忍受和他人竞选的侮辱。在全新的体制下，众议院四百个席位的候选人将全部由法西斯大议会推选。投票人只能对整个推选结果表示赞成或反对。墨索里尼自己便不把这种形式叫作国会选举，而是针对整个政府的公民表决。[3]

梵蒂冈几乎倾尽全力，帮助墨索里尼顺利度过这次选举。1929年3月17日，即选举日的一周前，《罗马观察报》刊登文章，呼吁所有的天主教徒投赞成票。这篇文章对墨索里尼来说可不只是帮个小忙，因为99%的意大利人都是天主教徒。其他天主教媒体以及全国上下的神父也都积极地帮助墨索里尼赢得这次选举。[4]

对大部分旁观者来说，教宗感激墨索里尼为他做的一切，所以便毫不犹豫地发动整个教会支持这份全部由忠诚的法西斯党人构成的议员名单，但是幕后的故事实则没有那么简单。教宗并不愿意直截了当地同意墨索里尼的人选。[5]在这份由各个法西斯组织与政府组织提交给大议会的千人名单中，教宗认为有四分之三的人选都称不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教宗认为宗教事务协约规定意大利如今已是一个“懂得忏悔的国度”，那么国会议员就应该反映出这一新的现实。

教宗要求领袖撕毁他的名单，替换成一个“隔绝共济会，隔绝犹太人，简而言之，隔绝任何反教会组织”的名单。那封表达教宗意愿的信件在结尾处写道：“这样，领袖才能将……最美丽、最必要的皇冠戴在这份伟大条约和宗教事务协约的头上。他将再一次显示出，他乃是天主派来的人（与圣父近来对他的称呼相一致）。”[6]

几天后，塔基·文图里给墨索里尼送去了一份新名单，在教宗看来，上面的人物“足以代表这个忏悔的国度”。[7]历任教宗都持之以恒地谴责共济会。为了讨好梵蒂冈，墨索里尼曾经宣布共济会成员不得加入法西斯党，这是他上台后做出的第一批举措之一。[8]如今，教宗要求墨索里尼清除候选人名单里的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并且将具有坚定天主教信仰的法西斯党人添入其中。直到墨索里尼调整过名单之后，梵蒂冈才开始大面积动员天主教徒为墨索里尼投赞成票。[9]选举当天恰逢周日，全国上下的教区神父直接带领教区居民来到投票箱前。[10]墨索里尼大获全胜，支持率高达98.3%。[11]

公民表决后的第二天，教宗过去的一名学生前来拜见他。斯特凡诺·亚奇尼（Stefano Jacini）出身于米兰贵族，拉蒂早年曾经担任过他的精神导师。亚奇尼穿过圣彼得大教堂右侧贝尼尼柱廊的一扇黄铜大门，迎面便看见那些身穿亮色条纹制服的瑞士侍卫兵。他们检查了他的邀请函，允许他踏上通往梵蒂冈宫殿的长长阶梯，接着，从意大利贵族家庭选拔出来的贵族卫队成员护送亚奇尼穿过一个个庞大而奢华的大厅。他途经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文艺复兴古装剧。当穿过那些富丽堂皇的大厅时，他看到一列列教宗宪兵（这些意大利人的穿着严格地复制了拿破仑麾下掷弹兵的制服）站岗守望。最后，教宗的国内教长将四十二岁的亚奇尼带到了教宗的办公室，而在亚奇尼的记忆中，过去的教宗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神父而已。

他进门时，庇护十一世微笑着迎接他的到来。在前后七十分钟的谈话中，教宗常常从他惯用的“我们”主语，变换成第一人称单数的“我”。他们还用了很长时间来谈论《拉特兰条约》。

“问题终于解决了！”教宗开心地告诉他，“是的，我很满意，不过如今也到了最困难的阶段，我们要确保这些条款全部得到实施。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祈祷，然而未来会怎样，完全要看天主的旨意。我可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走向。”他提醒亚奇尼领会18世纪意大利诗人梅塔斯塔西奥（Metastasio）的诗句。“‘从来没有过去，过去来自记忆的描绘，’”教宗朗诵道，“‘从来没有未来，未来来自希望的塑造。我们拥有的只有现在，而它却始终离我们远去。’”[12]

教宗知道亚奇尼曾是人民党的一个小领导，所以他非常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和领袖的交易是正当合理的。他表示自己没法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机会溜走，如果他真这么做了，那么历史可能会给予他非常苛刻的评价。“天主帮我完成了这一切。”有些人因为他和法西斯政府的密切关系而对他提出了批评，教宗抱怨说这些批评并不公平。“这就好比说，如果你身处的房间空气受到了污染，那么你就应该停止呼吸。”他解释道，“对于教会来说，世界上总是无休止地发生革命，它摧毁权威，破坏现存的秩序，令其彻底改变。意大利的这场革命获得了国王和首相的首肯，我们没法要求更多。”

教宗试图令这位年轻人相信他决策的正当性，继续说道：“这也许并非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应该说是一场动乱。我们需要审视它将带来的结果。”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他最爱的作家曼佐尼的话语：“‘昏沉的天色既非光明亦非黑暗。接下来的将是什么？白天抑或黑夜？稍稍等候你就会知道结果。’”

随着谈话的深入，教宗越发富有生气，不停地在座位上变换着坐姿，把手肘撑在书桌上，不时地把他的白色小瓜帽推回原位。亚奇尼回忆道：“他的头发依旧金黄，金边眼镜下是笑容满溢的脸庞，他的表情十分生动，话语中常常穿插着咯咯的笑声，仿佛又回到了过去还是阿契尔神父的时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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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墨索里尼来说，他同教宗达成的交易，尽管在公共关系方面是一项巨大的成功，但是也有其负面效应。最令他感到愤怒的莫过于被称作是一个被教宗骗得团团转的人，而现在就有人这么指控他。墨索里尼是个骄傲乃至傲慢的人，他的自负与日俱增，所以当有人窃窃私语，说他背叛了自己的原则且一手创造了一个由神父而非法西斯党统治的国家时，他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此外，当《公教文明》赞扬墨索里尼，说公民表决的大获全胜将意大利“社会引领至一个复兴基督教的时代”时，它几乎是在火上浇油。

对于墨索里尼来说，这段时间同样非常微妙。那些一度进入国会名单，最后又被替换掉的人有着很强烈的不满情绪。那些最早的法西斯党人（他们从法西斯运动初期就加入进来了）把这项条约看作是对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的背叛，他们不愿意便宜教宗，白白给他增添影响力。而领袖废止政教分离的原则，也令一些老自由党人感到非常失望。

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批准《拉特兰条约》之后，梵蒂冈，1929年7月7日。加斯帕里枢机（前排五）和墨索里尼（前排中）坐在座位上；博尔贡吉尼蒙席站在两人中间，他的右侧是弗朗切斯科·帕切利和皮扎尔多蒙席

5月13日，墨索里尼在众议院起身讲话，终结了众议院在批准《拉特兰条约》一事上存在的争执。这次演讲将成为他最著名的演讲之一。

“尊敬的各位同志”，他对人头攒动的听众席发起了演讲。近来的条约引发了诸多困惑和不解。他向各位保证，“教会既没有独立，也没有自由”。它依然受到这片土地上的法律的管辖。意大利作为一门普世宗教的故乡，占据了极大的便利。天主教会的成就要归功于意大利：“这门宗教诞生于巴勒斯坦，却在罗马变成了如今的天主教。”他接着补充道（这番话语必然会激怒教宗），如果早期的基督教群体留在了巴勒斯坦，“那么它可能跟那个炎热环境中兴盛起来的其他教派没有多大区别……它很有可能会中途夭折，留不下哪怕一点点踪影”。[14]他总结道，意大利“既是一个天主教国，也是一个法西斯国，不过它首先是一个法西斯国，本质上也是一个法西斯国”。[15]

第二天，庇护派遣律师弗朗西斯科·帕切利前去面见独裁者。他带去了一份要挟：教宗怒气冲天，有可能会中止有关实施《拉特兰条约》的谈话。墨索里尼试图令教宗冷静下来。他表示，他会利用即将到来的参议院讲话，消除双方之间的所有误解。

三天后，参议院也启动议程批准《拉特兰条约》。帕切利坐在听众席里，打算听听墨索里尼的演讲，然而他听到的内容却和他之前在众议院中听到的演讲大同小异。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感觉[那番演讲]没法令圣父感到满意。”

尽管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但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墨索里尼和教宗都轮番威胁对方，要撕毁他们之前谨慎谈妥的《拉特兰条约》。帕切利来回活动，拼命想要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最终，双方都意识到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了，于是7月7日，墨索里尼前往梵蒂冈，来到加斯帕里枢机的房间，两人坐下来签署了最后的文件。[16]

正式批准《拉特兰条约》后，教宗和领袖便结成了一对奇特的合作关系。他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原则，即都把自己视作是一个“极权”组织的头领。然而真正的头领只能有一个，他势必要求绝对的忠诚。教宗迫切地想要利用法西斯党的权力来复兴天主教国，但他也不至于愚蠢到认为他能够令墨索里尼“皈依天主教”。领袖也迫切地想要利用教会的权力巩固自身的统治，然而在他看来，天主教教士以后要成为法西斯政府的仆役，成为确保公众支持政权的工具。

双方都能从这桩交易中获得许多好处，然而无论墨索里尼还是教宗都没法对这份条约完全满意。教宗并不满意，除非墨索里尼能够尊重由天主授予教会的神圣特权。而只要教宗不和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以及光荣之梦发生冲突，领袖也愿意把教宗想要的一切都送给他。从今往后，教宗会发现，即便他态度强硬，也无法过分左右墨索里尼。双方都小心戒备地保护着自身的权力。他们两人都很容易大发雷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对合作伙伴走不了太远。

* * * * *

圣座同意大利建立了外交关系，墨索里尼委任时年四十四岁的切萨雷·德·维基担任意大利首任驻圣座大使。德·维基出身于皮埃蒙特的一个中产家庭，曾经修习律师之道，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一支突击部队。后来，他成了都灵黑衫军的头领，并于1921年代表法西斯党当选议员，而位列法西斯四人组，引领一众党人进军罗马，则是他一生中最巅峰的胜利时刻。

为什么领袖唯独选中了德·维基来出任这一微妙的外交职务，这其中的缘由始终是一个谜团。墨索里尼常常拿德·维基的愚蠢和自负行为开玩笑，并且指责他一点政治意识都没有。1923年5月，他解除了德·维基财政部副部长的职务，表示这家伙除了当兵打仗外简直一无是处。[17]他把德·维基派到意大利殖民地索马里，负责统领当地事务，德·维基一共在那里待了五年时间。然而德·维基具备一些优秀的品质，能够令他脱颖而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同王室家族以及军队高层都有深厚的关系，这两个圈子一直都抵制法西斯党的控制。国王为了奖赏德·维基对王室的忠诚，授予他瓦尔西斯蒙伯爵（Count of Val Cismon）爵位，他对此非常自豪。据迪诺·格兰迪称，每当有人向德·维基提及国王的名号时，他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一阵颤抖，仿佛一位士兵被长官命令立正。[18]然而他的傲慢自大、糟糕的判断力、大嗓门、剃光的脑袋、小眼睛、大鼻子以及古怪的髭须（有点像松鼠），令他频频受到本国国民的嘲笑。[19]

6月25日上午，两匹装饰富丽的骏马拉着一辆皇家御用马车，将新任大使送到了梵蒂冈城。马车车夫以及马车后部的三位侍从都衣着华丽，仿佛要出席路易十六的宫廷典礼。德·维基身上穿着的外交制服，令人想起喜歌剧《皮纳福号军舰》（H.M.S. Pinafore）[20]里的海军上将，他要将自己的委任状呈交给教宗。他被引入了那个布置着小型宝座的房间，教宗被一众教廷人员包围在中间。这位新任大使根据习俗鞠了三次躬，在双方正式相互问候之后，庇护十一世邀请德·维基去书房进行私下谈话。德·维基并没有说太多话，也许是因为这位新任大使来自意大利北部，教宗便高兴地回忆起了自己在阿尔卑斯山的登山经历。然后他又回忆起，自己还是一位年轻神父时，在这座不朽之城经历的那几年时光，这个时候，庇护的情绪有一些低落。他告诉德·维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会在罗马的大街上追着他跑，一边向他扔石头，一边嘲讽地把他喊作“蟑螂！”

切萨雷·德·维基，意大利驻圣座大使，1929-1935

德·维基向他保证，这样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法西斯党掌权之后，人们都非常尊重神父。[21]

一个月之后，德·维基再一次晋见教宗，然而这一次会面却远没有上一次那么愉快。他心中怀着胆怯，踏入了教宗的书房，他知道墨索里尼最近发表的国会讲话多么令教宗感到震怒。他走进书房时，从窗户透进来的一缕阳光仿佛教宗眼镜里射出的一道光线。教宗用来责骂这位大使的话语，在后者看来“非常严厉、充满愤恨，常常粗鲁并且刻薄”。“事情不能这样下去，”他一边摇头一边警告道，“事情绝对不能这样下去。你们的行为，”教宗意指政府发表这两次演讲，“冒犯了教会及其首脑。我敞开心扉同意大利畅谈未来，而我们忠诚的墨索里尼先生却朝着我们后背开了一枪。”教宗快速地翻阅着书桌上的文件，从中抽出了公教进行会地方分会成员近来遭受虐待的报告。在一些地区，分会的人员甚至遭到了殴打，而意大利人民被告知，善良的意大利人不应该加入公教进行会。

德·维基试图为政府辩护。他说反法西斯分子仍然潜藏在天主教团体背后，法西斯党人对此无法袖手旁观。

教宗的反应仿佛被黄蜂蜇了一下，手掌大力地拍在桌子上。“我不想听到这种说辞！”他已经下达明确的指令，禁止公教进行会从事政治活动，而政府没有权力骚扰其成员。

那当然没错，德·维基回答道，但是下达命令是一回事，遵守命令却是另一回事。

在他们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面结束后，夜幕已然降临。在德·维基准备离开的时候，冷静下来的教宗说道：“以我的名义告诉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将朋友与敌人混淆，反之亦然，因为如此这般的混淆将会限制他在历史上能够拥有的地位……以及……”教宗补充道：“请告诉他，在我每一天的祷告中，我都请求主保佑他。”[22]

9月中旬，教宗向一大群意大利青年天主教徒发表了演讲。公教进行会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仍然令他愤懑，他在演讲中哀叹了他们的“殉难”。不久之后，德·维基便告诉教宗，墨索里尼听到这番言论非常生气。他建议，教宗最好能对公教进行会的问题保持沉默，这样一来，德·维基与其他人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些问题。

这位大使应该要有点自知之明才对。教宗用手大力地拍了一下桌子，愤怒地质问道：“所以你是不想让我开口说话了？说出这些言论是我的职责所在，你还不想让我说话了？”

“这绝对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圣父，”德·维基回答道，“我对我那一头的人非常了解，而我的建议只是为了促成双方的共同利益。”

“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教宗重复了德·维基的话语，“我来告诉你，今后再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会怎么做好让你满意。我会打开这扇窗户。”说到这里，教宗抬高了他的嗓门，用手指指着他书桌后面的那扇窗户，“然后我会大声说话，好让圣彼得广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到我的声音！”

德·维基一时失语，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到时候我就这么做，”教宗重复道，“不管你喜不喜欢，大使先生！”[23]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教宗又一次对这位倒霉的德·维基大发雷霆。国王的儿子兼继承人翁贝托亲王想要在罗马的大教堂里举行婚礼，要么在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要么在圣母大殿，然而教宗却拒绝了这番请求。他表示，这么多年来，撒丁王国的国王将历任教宗变成了梵蒂冈的囚徒，这两座教堂连他自己都没去过，让那个夺走教宗领土之人的曾孙在任何一座教堂里结婚，都不合适。[24]

德·维基前往梵蒂冈，请求教宗再做考量。在他进去之前，加斯帕里警告大使说：“他现在心情非常糟糕。”[25]不过这位留着髭须的君主主义者的肩头有着来自王室家族的压力，他还是向教宗提出了这个请求。

德·维基回忆道，教宗答复时“勃然大怒，声音提得很高，在我想要开口说话时常常打断我”。德·维基根本插不进一句话，只好笔直坐着一动不动，等待这番长篇大论的结束。他尽全力让自己面无表情，却发现很难收起自己脸上紧张的笑容。

教宗的手势非常夸张。“我很生气，我非常生气，”他不断地重复着这些话，他气得一直摇头，坐在座椅里的身体都扭曲了，“你张开嘴，你的呼吸就会冒犯教宗；你动一动，你就会让我蒙羞；你一开动你那阴险的大脑，你就在搞阴谋诡计试图羞辱教会……够了！够了！”

然后教宗又回头继续控诉公教进行会成员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已然完败的大使再次试图为他的领袖辩护，然而教宗怒气更盛，气得站了起来。他脸上的肌肉抽动着，嘴唇紧闭。教宗伸拳狠狠地砸在他的办公桌上，上面沉重的耶稣受难像也随之晃动。“谎言！谎言！”他大声呵斥道。

庇护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愤怒的声音仿佛在自言自语。他时而停下脚步，伸拳砸向他的办公桌。“这就是你们做出来的事情，”他呼喊道，声音再次拔高，“你们欺骗了教宗！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到处都在写这件事情，不仅是意大利国内，还有国外！”

德·维基默默忍受了所有气话，可是当教宗说“罗马是我的”，这位大使再也无法自控。

“罗马，”他急切地说道，“是意大利的首都，是国王殿下的家，是政府所在地。”

“罗马，”教宗回答道，“是我的教区。”

“当然了，”大使赞同道，“从宗教的角度来说……”

“当然了，”教宗打断他说道，“除了宗教，其他的事务不过是保持街道整洁而已。”[26]

* * * * *

教廷的枢机被排挤在重要的教会事务之外，而且他们也对教宗的怒火感到厌倦，于是便开始对他窃窃私语。不过最令他们生气的，还是教宗在与墨索里尼协商的两年半里从来都不觉得有必要咨询各位枢机的意见。[27]1928年下半年，在教宗的指示下，加斯帕里告诉自己片区的所有枢机，他们即将与墨索里尼达成一项条约。他们纷纷要求加斯帕里透露更多细节，他回答说教宗会在适当的时机告诉他们。结果，直到1929年2月11日，双方签署《拉特兰条约》并且公之于众，他们才读到了这份条约的具体条款。当时正坐船从澳大利亚返航的切雷蒂枢机完全没有掩饰他的怒火，他讥讽道，墨索里尼令教宗唯他马首是瞻。[28]

在那些对这桩交易感到不满的枢机里，最直言不讳的莫过于从1916年起便担任罗马枢机副主教（Cardinal Vicar）的巴西利奥·蓬皮利（Basilio Pompili）。就像罗马的许多枢机一样，七十岁的蓬皮利认为墨索里尼算不上是一名基督徒，也不比他的各位前任更值得信任。自意大利军队在1870年攻下罗马后，教会就一直坚称这座不朽之城只能接受教宗的统治。在这位枢机看来，庇护十一世放弃这一宣言而只获得了如此寒酸的回报，简直就是一桩丑闻。他不仅将这番态度告诉了他的核心圈子，还告诉了很多熟人。尤其令他愤愤不平的是，教宗从来没有想过要咨询他，毕竟他是罗马的枢机副主教。[29]“他们放弃了罗马，放弃了它的威望、历史重要性、不朽的功业和无数教堂，”他控诉道，“仿佛他们放手的是阿比西尼亚的（Abyssinian）[30]一个小村庄。”[31]教宗“无能、孱弱，是教会的灾难和毁灭，他背叛了教会，任由政府摆布，这个政府根本配不上天主的名号”。

教宗屡次要求蓬皮利尊重他作为教宗的权力，然而蓬皮利严词谴责的消息仍然不断地传来，教宗失去了耐心，要求他引退。[32]这位枢机副主教出身罗马最显赫的贵族家庭，完全没有被教宗恐吓住。蓬皮利回应道：“圣父，你有权力解除我的职务，如果你乐意的话，只管这么做就是了。然而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个职位，我坚守这个岗位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配不上它的作为。”[33]

几个月后，当教宗再度要求他引退时，蓬皮利还是不肯妥协。“我会反复大声地给予你同样的回答，直到你再也没法忍受：‘我不会动摇，我不会动摇，我不会动摇！’”[34]结果有趣的是，教宗的这个问题被一个自然因素解决了。蓬皮利在1931年过世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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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将德·维基任命为意大利首任驻梵蒂冈大使，庇护十一世则将加斯帕里的门徒弗朗切斯科·博尔贡吉尼——杜卡任命为圣座首任驻意大利大使。博尔贡吉尼本是非常教务部部长，也是加斯帕里手下的两位副国务卿之一。

在博尔贡吉尼的任命仪式上，教宗让另一位副国务卿，即时年五十一岁的替补国务卿朱塞佩·皮扎尔多接替博尔贡吉尼，担任非常教务部部长一职。皮扎尔多出身于热那亚的一个普通家庭，却通过努力进入了罗马的宗座外交学院，这个学校向来是上层阶级将子嗣训练成梵蒂冈外交官的传统院校。在晋铎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梵蒂冈国务院。1909年，他被派往德国，担任教宗驻慕尼黑大使的秘书，但他很快便发现，这一职务并不利于自己的发展，于是便想方设法在三年之后返回了梵蒂冈。在同警方线人的交谈中，皮扎尔多的朋友认为他如此迫切想要回归罗马，源自他“对权力和官僚职务病态且强烈的渴求”。[36]

朱塞佩·皮扎尔多蒙席

待到《拉特兰条约》签订后，皮扎尔多已是国务院最核心的成员，与教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29年夏天，曾有一位警方线人称他是最有可能在未来取代加斯帕里的人物。这份报告写道，皮扎尔多矮小瘦弱，黑色的双眼里迸发出强大的能量，他是“教宗心仪的真正仲裁人，能够掌控梵蒂冈的所有局面”。梵蒂冈有很多人都嫉妒他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对手将他称作变色龙，一个没有个性和尊严的人，他在下属面前作威作福，却在上司面前胆小懦弱。人们怀疑他中饱私囊，怀有阴谋诡计，所以并不爱戴他，尤其是那些在他手下做事的人。[37]根据这些描述，皮扎尔多最受教宗看重的品质，便是他的谄媚，他在教宗频繁的责骂下“像头小狗一样卑躬屈膝”。[38]

作为哥伦布骑士会的国家司铎，皮扎尔多能够从美国获取大量资金。1924年，庇护十一世意识到教会在美国的分支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增加了美国枢机的数量，多出的两人分别为纽约大主教帕特里克·约瑟夫·海耶斯（Patrick Joseph Hayes）和芝加哥大主教乔治·芒德莱恩。英国驻圣座大使奥多·罗素（Odo Russell）当时发表评论说：“从美国而来的黄金同这两位大主教晋牧有着很大的关联。”[39]

晋牧之后，两位美国大主教完全不避讳罗素的指责。1927年，芒德莱恩在芝加哥举办了国际圣体大会，其奢华与铺张的程度，即便是那些坐拥梵蒂冈荣华的人也忍不住要感慨。为了接送那些远渡大洋前来赴会的枢机，他安排了一辆从纽约城出发的专列，这辆专列不仅被他涂上了枢机的红色，还以教宗的名号命名。6月11日，这辆专列抵达芝加哥站，送来了十位枢机、众多主教与大主教，还有为这次大会提供赞助的捐助人。两位资历更深的美国枢机都不愿意搭乘芒德莱恩的“庇护十一世专列”。费城的多尔蒂枢机搭乘他自己的有轨电车抵达芝加哥，而波士顿的奥康奈尔枢机则同五百名朝圣者一起搭乘一艘私人游艇登陆芝加哥。一众仪式之后，芒德莱恩枢机还赠送了教宗一百万美元，作为整个大会的压轴大礼。[40]

皮扎尔多便成了教宗获取这些美国资金的主要渠道。当有人通过他将一辆豪华汽车送给教宗时，有谣言称皮扎尔多从美国汽车商处收受了五万里拉的好处费。皮扎尔多的两个妹妹同他一起住在梵蒂冈，她们坐着自己的凯迪拉克穿越罗马的街巷，这辆汽车也是美国人送的礼物。一位不是特别敢说话的线人报告说：“这辆汽车载着两位丑陋的未婚女性，她们的脸上敷着浓重的化妆品，到处寻找如意郎君。”[41]

五十四岁的博尔贡吉尼一辈子都待在罗马，他和切萨雷·德·维基有一个共同点，即两人对这个世界都所知有限。教宗将这个职位委派给他，很有可能是因为教宗赏识他的正统、顺从，不老于世故。至于更为复杂微妙的问题，教宗则会嘱托给他的特使塔基·文图里，如今的特使已经挺过了去年的刺杀丑闻。[42]其他国家的大使欣赏博尔贡吉尼的礼貌与助人为乐，然而他却难以适应外交界的各种社交场合。他拒绝参加外交晚宴，解释说这些活动持续时间太长，会让他错过自己的睡觉时间。[43]这位颇为壮硕、虔诚、刚强的博尔贡吉尼和短小精悍、曾经担任过炮兵指挥官的法西斯党大使相映成趣，不过他们后来却颇为相惜。教宗大使评价德·维基说：“他本质上是个好人。他到哪里都要佩戴着自己的荣誉标志和大奖章，只要别人不在这方面干涉他，他就挺好的！”[44]

墨索里尼（右三）会见首任教宗大使弗朗切斯科·博尔贡吉尼——杜卡蒙席（右二），1929年8月

8月初，这位新大使第一次同墨索里尼会面，而这也恰巧是墨索里尼议会演讲刚刚发表，并令教宗大为火光的那段时间。墨索里尼接见他时面带微笑，并且礼貌地询问他最近如何。

“不好不坏”，他回答道，并且解释说教宗对领袖的行为非常生气，暗示他很可能会“做出一些严厉的举措”。

“他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情？”墨索里尼问道。

“如果状况没有任何改变，我们最终可能会以决裂收尾，这样的后果将非常严重，它离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才几周时间，离条约的批准也没过去多久。”

墨索里尼很不开心：“天主呀！这个国家明明才认可了宗教婚礼，引进了宗教教育，在司法上认可了教会制度……”

本来所有事情都进展得非常平稳，博尔贡吉尼解释道，直到领袖在众议院发表了他的演讲：“每一个人都震惊了。圣父质问到底是什么人导致领袖做出了这样的演说。可是没有人明白阁下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大使表示，教宗非常生气，差点就召集枢机团宣布自己不会批准条约的消息。领袖的这两次演讲令教宗非常不快，而就在这份记忆快要淡去的时候，教宗得知墨索里尼还会将这两次演讲出版成册，他简直怒不可遏。

墨索里尼回答道：“啊，可是教宗并不知道我面临的困难有多么严峻。很多评论家都对我提出了批评，说加富尔、马志尼（Mazzini）[45]和加里巴尔迪（统一意大利的英雄以及政教分离的支持者）都死不瞑目。”墨索里尼告诉博尔贡吉尼说，他别无选择，只能表明自己不会让国家听凭教会的控制。

他还补充说，在条约签订的最初几天里，大家总会沉浸在愉悦之中，之后便会出现争论。“就好像新婚夫妇度完蜜月之后，最开始的那几次吵架一样。”[46]

[1] Morgan 1939, p. 174.

[2] 阿纳尔多·科特西，《教宗接待会为墨索里尼欢呼》，NYT, February 18, 1920, p. 5.罗马贵族似乎没有经历任何困难就适应了法西斯党的统治。此外墨索里尼的一系列行动也很说明问题，从1926年到1943年倒台，领袖前后将四位亲王任命为罗马市长，这个由贵族把持的职位只在1935年至1936年间短暂地中断过，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朱塞佩·博塔伊。Insolera 1976, p. 119.

[3] 国会在1928年通过了新的选举系统；Milza 2000, p. 415。流程的第一步，先由法西斯大议会从各种由政府控制的团体中收集一千个提名，每一位被提名人须有“无可置疑的法西斯信仰”；最终的候选人将由大议会决定，它还能将未被提名的人直接纳入候选人名单。德菲利斯（1995，p. 437）讨论了政府使用“公民表决”时所指代的具体含义。

[4] 梵蒂冈这篇呼吁文章的署名人是公教进行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转引自Scoppola 1976, pp. 195–196。另参见De Felice 1995, p.445。

[5] 2月17日，加斯帕里枢机通过弗朗切斯科·帕切利转交给墨索里尼一份最后通牒，令领袖颇为惊诧：“圣座非常赞赏和满意墨索里尼阁下为教会赢得的极大好处，同时也非常强烈地感到，即将到来的选举将具有重大的价值，这场公民表决将表明民众是多么支持与赞赏领袖以及由他组建并体现他意志的政权。”圣座非常迫切地希望，这次选举能够提供“真正庄严和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意大利天主教徒和墨索里尼阁下的政府志同道合”。帕切利转交这封信时，在信封上表明它来自加斯帕里，但实际上是帕切利自己“忠实”的转述。ACS, CR, b. 68, Roma, 17 febbraio 1929.

[6] 教宗给加斯帕里枢机说明了自己的指示，然后加斯帕里将这封信口述给弗朗切斯科·帕切利，最后再由帕切利把信转交给墨索里尼。ACS, CR, b. 68.

[7] 转引自塔基·文图里的亲口描述。ASV, AESI, pos. 630a, fasc. 63, 6. 88r–89v, Tacchi Venturi a Gasparri, Roma, 21 febbraio 1929.显然，教宗的这位耶稣会特使有权力把虔诚的基督教徒加入墨索里尼候选人名单的消息不胫而走。他的这些文档中还包含来自各色人士的信件，吹嘘自己乃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央求塔基·文图里将他们添加到候选人名单里。加斯帕里交给塔基·文图里几个人名，让他添加到名单里。ARSI, TV, fasc. 1037.

[8] 1923年2月，法西斯大议会将共济会确认为一个威胁法西斯党的组织，并宣布其成员不得参加法西斯党。黑衫军洗劫并烧毁了全国各地的共济会场所。《公教文明》刊文赞扬了法西斯大议会的行动，并且警示道，教会长期责难的犹太—共济会阴谋如今不仅仅把矛头指向天主教会，它的敌人还包括墨索里尼。它还进一步指出，政府还应该对意大利犹太人采取行动，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产生了极为巨大的恶劣影响。CC 1923 I p. 464，转引自Sale 2007, pp. 42–43。另参见Molony 1977, p. 152。

[9] 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一位主教给他教区的所有神父都发放了通知，这则通知反映了教会高层对整个天主教会的动员。他教导道，“所有天主教徒，无一例外都肩负神圣的职责”为“天主派来的人”投出他们的赞成票，这个人不仅密切地和教宗合作，“还将天主归还给意大利，将意大利归还给天主”。主教写道，所有神父必须尽全力说服他们的教区居民前往投票站投票。坎波巴索主教阿尔贝托·罗米塔（Alberto Romita）蒙席，转引自Piccardi 1995, p. 50。公教进行会全国主席路易吉·科隆博也下发了类似指令，公开地呼吁该组织成员给政府投赞成票。《科隆博主席的讲话》，OR, 13 marzo 1929, p. 4。

[10] Binchy 1970, p. 199.

[11] CC 1929 II, pp. 184–185.

[12] 这首诗似乎基于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第十一章。

[13] 亚奇尼对晋见教宗的这番描述记录在Fonzi 1979, pp. 676–678。有关亚奇尼的更多内容，参见Ignesti 2004。

[14] 《公教文明》（1929 II, p. 473）就这次演讲刊登了一篇短评，并以批评的口吻引用了这个段落。

[15] 墨索里尼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发表的两篇演讲稿集结成书（Mussolini 1929）。

[16] 签字完成之后，加斯帕里宣读了教宗发来的电报，收信人是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我们从梵蒂冈城发来的第一封电报是要告诉您，感谢天主，双方批准《拉特兰条约》的手续刚刚完成……这封电报还想给陛下、您可敬的配偶、所有王室成员、意大利乃至整个世界，送去一份真诚、深切的教宗降福。庇护十一世。”历史在这一瞬间改变了。庇护九世曾经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驱逐出教；从此往后，再也没有哪位教宗曾给意大利国王降福，甚至连书信都不曾有过，Pacelli 1959, pp.144–154；《圣座与意大利签订了〈拉特兰条约〉》，CC 1929 II, pp. 544–545。

[17] ACS, CR, b. 4, Roma, 1 maggio 1923, Mussolini a De Vecchi. 在墨索里尼私人秘书的文件里，收有德·维基的服役记录复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长官都给予他最高的评价，赞扬他的军旅精神以及作为炮兵长官的作战技巧。ACS,CR, b. 4.

[18] Grandi 1985, p. 175 (25 ottobre 1922).

[19] “要说德·维基是个傻瓜可不对，”其中一个笑话这么讲道，“恰恰相反，他是个非常早熟的孩子。他五岁的时候已经具备了他五十岁时拥有的思想。”在他担任驻圣座大使十年之后，恩里科·卡维利亚将军（他是持有意大利最高军阶的意大利陆军元帅，并且长期担任参议院议员）精辟地指出，德·维基是个“自负的怪胎”。De Begnac 1990, pp. 232, 469; Bosworth 2002, pp.182–183; Innocenti 1992, p. 154; Caviglia 2009, p. 301; Romersa 1983, p. 5.

[20] 吉尔伯特（W. S. Gilbert）与萨利文（Arthur Sullivan）合作编排的音乐剧，他们改变了歌剧一贯的严肃风格，容纳了许多现实的荒诞元素，在19世纪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1] NARA, M530, reel 2, n. 2362, Rome, June 27, 1929, Henry P. Fletcher, U.S. Embassy,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CC 1929 III, pp. 170–172; De Vecchi 1983, pp. 136–137。

[22] De Vecchi 1998, pp. 14–16.

[23] 转引自Casella 2010, pp. 74–75。

[24] De Vecchi 1998, pp. 23–25.

[25] 实际的意大利语表达更为生动：aveva un diavolo per capello，意思是教宗的“头发里有一个恶魔”；Casella 2010, p. 82。

[26] 这次接见的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ASMAE, APNSS, b. 7, De Vecchi a Dino Grandi, Minstro per gli Affari Esteri, 22 novembre 1929. 另参见下文的描述： De Vecchi 1983, pp. 162–164。

[27] De Vecchi 1983, p. 141.在教宗和墨索里尼开始协商的时候，他曾经将这件事情告知教廷的枢机，然而直到协商结束，却再也没有知会过他们一声。法典条文解释委员会秘书朱塞佩·布鲁诺（Giuseppe Bruno）蒙席比起他的同仁来说更有勇气，却少了一些审慎，他决定直接向庇护十一世表达他的不满。在一次私下的接见中，他告诉教宗，如果在宗教事务协约协商过程中教宗曾经咨询过他的建议，那么他肯定会向教宗提出一系列条约中完全没有提及但是非常重要的担保条款。教宗简短地回答说，为了解决罗马问题，他们不得不忽略了许多事情。布鲁诺仍然不满意，于是便拜访了教廷中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多纳托·斯巴雷蒂枢机，希望能够赢得他的支持。然而斯巴雷蒂很懂得审时度势，明白不应该站错队和教宗作对，于是便建议布鲁诺不要再管这件事情。谁都对此无能为力。那个向警方报告这一切细节的线人说道：“没有人胆敢真的对拉蒂教宗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的青睐。”ASMAE, AISS, b. 2, fasc. 6, Roma, 14 luglio 1929.

[28] 警方线人报告，转引自Coco (2009, p. 168)。切雷蒂枢机使用的措辞并不容易翻译：“il papa si è fatto mangare da Mussolini la pappa in testa.”

[29] ASMAE, AISS, b. 2, fasc. 6, Roma, 14 luglio 1929. 关于蓬皮利以及这番争论，参见Fiorentino 1999, pp. 131–133。

[30] 埃塞俄比亚旧称。1935年秋，墨索里尼率领的意大利军队入侵阿比西尼亚。——编注

[31] De Vecchi 1983, p. 141.

[32] ASMAE, AISS, b. 2, fasc. 6, Roma, 10 agosto 1929. 复本收于ACS, MI, FP“Pompili.” 这个线人被标成39号，并且附有一张字条：“抄送给格兰迪阁下和大使”ASMAE, AISS, b. 2, f. 6, Roma, 12 novembre 1929。

[33] ACS, MI, FP “Pompili,” Città del Vaticano, 19 novembre 1929. 根据警方线人提供的情报，这番说辞的来源是蓬皮利的私人秘书帕斯库奇（Pascucci）蒙席。

[34] ACS, MI, FP “Pompili,” informatore n. 35, Città del Vaticano, 30 marzo 1930.

[35] 根据线人提供的消息，在蓬皮利过世之前，当这位罗马神父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时，教宗却感到宽慰，认为他很快就能摆脱掉一个噩梦。ACS, MI, FP “Pompili,” informatore n. 40 (=Virginio Troiani di Merfa), Città del Vaticano, 25 aprile 1931. 另参见Fiorentino 1999, pp. 131–138。

[36] ACS, MI, FP “Pizzardo,” informatore n. 40, Città del Vaticano, 9 luglio 1931.

[37] 四年之后，另一位线人报告说，皮扎尔多在梵蒂冈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绰号，唤作“拉斯普京”。ACS, MI, FP “Pizzardo,” informatore n. 35, Roma, 13agosto 1929; ACS, MI, FP “Pizzardo,” informatore n. 390, Milano, 6 giugno 1933. 我在上文提过，这些警方线人的报告必须审慎对待。

[38] ACS, MI, FP “Pizzardo,” informatore n. 52 (=Filippo Tagliavacche), Roma, 21 luglio1933; Casella 2000, pp. 176–177.

[39] O. Russell, Annual Report 1924, February 28, 1925, C 3342/3342/22, in Hachey 1972,p. 71, section 60. 当时的英国只有两名枢机。波拉德（2012）详细说明了那些年间，美国资金对于梵蒂冈的重要意义。芒德莱恩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教区不在东海岸的枢机，关于其任命的缘由和意义，参见Kantowicz 1983, pp. 165–166。

[40] Fogarty 1996, p. 556.

[41] ACS, MI, FP “Pizzardo,” informatore n. 40, Roma 14 novembre 1929.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梵蒂冈常常有流言说皮扎尔多即将被教宗任命为大使。德国、美国和波兰都曾作为出使国家出现在这些流言之中。参见ACS, MI, FP “Pizzardo”。但是每一次，皮扎尔多都说服教宗，令自己留在了梵蒂冈。

[42] 博尔贡吉尼自己对这份新工作的描述为我们披露了更多内容：“在外交界，人们靠口述撰写文书。圣父口述给枢机[国务卿]，枢机口述给我，而我则口述给我的助手。”转引自Guasco 2012。马丁纳神父（2003, p. 237）同样认为博尔贡吉尼的个人能力“中规中矩”，并且指出，当教宗需要向墨索里尼派出更为“权威”的信使时，他会派遣塔基·文图里。

[43] FCRSE, part XIV, p. 72, Perth to Halifax, April 26, 1938, R 4359/280/22.

[44] ACS, MI, PP, b. 154, informatore n. 40, Città del Vaticano, 20 ottobre 1930. 在1930年6月同皮扎尔多蒙席的一场会面中，德·维基抱怨说他已经担任大使整整一年了，然而教宗仍然没有赐给他任何名号。他还曾在日记中记到，自己第二天要向博尔贡吉尼提出这个问题；参见De Vecchi 1998, pp. 216–217。

[45] 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是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编注

[46] 然而博尔贡吉尼不会这么就被糊弄过去，他进一步提出，政府近期没收了一大批教会报纸，教宗对此也感到不满。他用来和墨索里尼对质的观点正是塔基·文图里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大使告诉领袖，他曾“多次听圣父谈及，教会的敌人恰恰也是法西斯党的敌人，那些同教会作对的人不可能是法西斯党的朋友”。ASV, ANI, pos. 23, fasc. 1, 6. 8r–18r.在《拉特兰条约》宣布不久之后，教会的高层人员曾发出警告，表示各种邪恶的“教派”致力于毁坏罗马天主教会以及法西斯政权。条约签订时间是2月11日，不到两周内，帕多瓦主教埃利亚·达拉·科斯塔（他将在两年之后被庇护十一世晋升为枢机）感谢天主赋予墨索里尼“极大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2月24日，他在帕多瓦教堂里做了布道，其间他告诉教民墨索里尼需要全力以赴，“才能够抵挡住所有教派、天主的敌人以及意大利的敌人的阴谋诡计”。转引自Perin 2010, p. 152。

第十章
步步紧逼

罗马最重要的爱国节日莫过于9月20日，1870年的意大利部队正是在这一天攻克罗马的。然而当爱国者们欢庆这个节日的时候，梵蒂冈的忠诚拥护者则会举行特别的哀悼弥撒。1929年9月初，教宗派遣他的大使面见墨索里尼。他希望能够取消这个节日，并将2月11日增设为一个全新的节日，用来纪念《拉特兰条约》的签署。[1]

墨索里尼并不赞同这个建议。“坦白地说，”他回答道，“我必须告诉你，意大利人不能放弃欢庆9月20日的传统。”宗教事务协约并没有约定要废除这个节日。历史已经证明，这个节日所代表的事件对所有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也包括教会。它是天主旨意的一部分。[2]

墨索里尼竟然在天主的旨意方面对教宗说教，庇护十一世被他的这番傲慢所惹恼，几天之后通过他的大使回答说：如果说宗教事务协约没有非常明确地提及要废除这个节日，那只是因为这一要求“再明显不过了”。[3]

双方的协商几乎进行到9月19日的最后一分钟，然而那一年，意大利依然庆祝了这个节日，尽管没有往年那么喧闹。然而，教宗不想他的努力全部白费，他仍然想要一个结果。领袖为了同教宗和解，便向他承诺意大利以后再也不会庆祝这个节日了。

* * * * *

七年以来，墨索里尼一直劝阻雷切尔和他的几个孩子，不让他们来到罗马，然而1929年11月，他的妻子还是带着五个孩子抵达首都，其中还包括两个月前刚刚出生的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他们搬进了宏伟的托洛尼亚别墅，这座建于19世纪早期的豪华建筑有着宽敞的庭院，刚好坐落在老城墙的外面。[4]

墨索里尼一直同玛格丽塔·萨尔法蒂维系着关系，而她在罗马的寓所已然成为艺术界和作家同法西斯要员社交的场所，这些因素使得墨索里尼的家庭生活变得格外复杂。在玛格丽塔眼里，雷切尔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妇。她不涂口红，不敷脂粉，也从来不上美容院。她平日总是换穿她仅有的两件体面外衣：一件短海豹皮衣和一件银狐皮衣，有观察者称，后者“乃是她在女性奢侈品上花费最高的物件”。她坚持要在用餐后洗刷盘碟，并且拒绝参加国家典礼，这对她丈夫来说无疑是一种宽慰。她在豪宅花园的一角搭起了一间鸡舍、一座猪栏（养着两头猪）和一座炉子（用来烤面包）。

尽管雷切尔一心只管家务，但她却一点都没有放松对丈夫和孩子的管束。埃达表示：“我家中真正的独裁者乃是我的母亲。”在她孩提时代，当她犯错的时候，她需要躲的人是她的母亲，因为她害怕母亲挥舞的手背。她指望父亲回到家中来拯救她。父亲是她的偶像，和母亲不同，他具有诗意、宽容溺爱且充满深情。然而为这个家庭带来稳定的却是雷切尔。埃达回忆道：“即便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她在我眼里都显得非常固执，不为他人所动摇。”雷切尔还是一个非常记仇的人。几十年来她坚决不跟她的姐姐说话，因为她曾经想要利用自己跟独裁者的关系。只要这位母亲在场，墨索里尼的几个孩子便没有一个敢提起这位姨妈的名字。

墨索里尼与妻儿，1930年

在他女儿半开玩笑的话语中，墨索里尼投身政治，乃是为了尽可能少地待在妻子身边。在还年轻的时候，他“宁愿身受警察和政敌棍棒的殴打，也不愿耳闻他妻子的刻薄言语”。墨索里尼自己的房间在托洛尼亚别墅的另一侧。他偶尔会在这里同情人幽会，但在他眼里，办公室才是更为安全的爱巢。[5]

* * * * *

1929年12月，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和海伦王后以非常壮观的排场来到梵蒂冈，拜访教宗以示王室的敬意。意大利王国成立六十八年后，教宗终于和王室会面。士兵们在街上排成一字长龙，将围观的人群挡在身后。瑞士侍卫队身穿中世纪华丽的护身铠甲和新月冠银盔，排成两行供这对王室夫妇通过。当随行人员也进入梵蒂冈城的中心时，教廷仪队（Palatine Guards）也紧跟这一王室队伍前进。国王身穿军服，他身边的王后则身穿白色蕾丝长裙，戴着白色面纱，披着白色王室披风，被簇拥着，沿着阶梯一直向使徒宫行进。他们穿过几个富丽堂皇的接待大厅，来到那个布置着小型宝座的房间，教宗正坐在紫色的华盖下等候他们的光临。

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和海伦王后拜访教宗，1929年12月

在二十分钟的交谈以及礼物交换之后，国王与王后又前去加斯帕里枢机的住处拜访。在那里这些访客才拍了合照，因为庇护十一世认为跟访客合影是有失威严的事情，即便是王室也不例外；而他也不会向意大利政府的施压屈服，绝不亲自拜访奎里纳尔宫。统治者必须上门晋见他。拍完合照之后，国务卿将王室夫妇护送到圣彼得大教堂，他们在使徒墓前屈膝行礼。[6]那一天对这位反教会国王来说，是异常难熬的一天，这一点被讨厌国王的埃德维杰（墨索里尼的姐姐）记录了下来。她评论道，在拜访梵蒂冈的整个过程中，国王“脸上的表情比平常严厉，更为恶意”。[7]

这段时间对庇护十一世来说也有诸多变化。那个月稍晚几天，身为教宗的他第一次走出了圣彼得广场。12月20日6点过后，在没有任何公告的情况下，一个车队从梵蒂冈出发，前往罗马另一头的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这个教堂是五十年前教宗晋铎的地方，他现在非常迫切地想要在这里举行一场弥撒。自从庇护九世1870年宣布自己已是梵蒂冈的囚徒之后，这是罗马主教第一次踏入他的主教教座。[8]

一位法国主教认为，庇护十一世是“天底下最神秘的人，他不信任任何人，哪怕是他最亲密的顾问。他非常敏感，有点情绪化，但是他通过坚强的意志控制自己，不向任何人屈服。任何人都不可能预测他接下来将做出什么决定”。[9]

* * * * *

几个月后，墨索里尼的爱女埃达举行了婚礼。他希望她成婚之后能够令他稍感轻松。尽管他非常溺爱这个女儿，但是她却似乎喜欢折磨自己的父亲。在所有的孩子里，就数她与自己最相像：任性、冲动、喜怒无常、喜欢冒险、容易激动，并且固执己见，嘴里随时会冒出尖酸的话语，脸上总摆出一副讽刺的神色。此外，她也很喜欢骑马和游泳。她完全忽视习俗，衣着暴露，抽烟，还喜欢飙车。她棱角分明，体格强健，跟她那些胖乎乎的弟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弟弟反倒更像母亲。[10]

尽管埃达才十九岁，却已经有了颇为丰富的情史，这令她父亲感到十分恼怒。1929年7月，她宣布自己同一位犹太人坠入爱河，这令她的父亲非常惶恐。他刚刚因为同教会达成协约，从天主教界赢得首肯，如今他的女儿竟然要嫁给一个犹太人，这实在太可怕了，令人不敢细想。他妻子对这对情侣大加责骂，然而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墨索里尼请求他姐姐埃德维杰来晓之以理。埃达后来表示，父亲为了惩罚她，决定要收走她的汽车，这一举动最令她忌惮。不过墨索里尼本不必担心，因为轻浮、任性的埃达很快就会甩掉这个犹太男朋友，转投他人的怀抱。她的新男友是个实业家的儿子，这位放荡子不仅沉迷于可卡因，还感染了梅毒。[11]几个月后，“这头疯狂的小母马”（家人背地里这么叫她）终于走上正途，宣布自己已经和二十七岁的加莱亚佐·齐亚诺结下了婚约。[12]

加莱亚佐的父亲科斯坦佐·齐亚诺（Costanzo Ciano）是墨索里尼核心集团的成员，担任邮政与电报部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海军的一名船长；1925年，由于墨索里尼意欲组建一个全新的法西斯贵族阶层，迫于他的意愿，国王只好授予科斯坦佐伯爵爵位。人们都怀疑齐亚诺从自己掌管的大型合同中收受回扣，而他也确实发家致富，他的儿子加莱亚佐因此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加莱亚佐温文尔雅，深受女性青睐（或者只是他自视如此），一头背头黑发打理得非常精致。雷切尔抱怨说：“我不喜欢他，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绅士。”

加莱亚佐来到墨索里尼家中，正式向埃达求婚，而墨索里尼则领着他走出书房，向全家人宣布了这个消息。雷切尔尽可能地想要劝阻加莱亚佐。“你可要知道，”她告诉他说，“埃达什么都不会。她不会做饭，连鸡蛋都不会煎，也不懂得怎么打理房子。至于她的品格，最好是提都不要去提。我是她的母亲，我必须严正地警告你。”[13]

1930年4月，他们在邻近教区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礼之后，数百名宾客（身穿毛领大衣的女士和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士）聚集到托洛尼亚别墅中参加宴会。别墅的前门是一排宽阔的长阶梯，在一张摄于此地的新闻照片上，教宗大使博尔贡吉尼正同法西斯权贵迪诺·格兰迪亲切交谈。待会儿在花园举行的宴会上，这位教宗大使将荣幸地与几近秃顶的墨索里尼一同坐在一张圆形餐桌上。身穿白色长裙、脖子上佩戴白色大蝴蝶结的罗马女学生将为他们表演齐声合唱。埃达的几个弟弟也都出席了婚礼，他们穿着黑色短裤和白色开领衬衫，头发也都梳成背头。在演唱完毕后，女学生们从新婚夫妇身边踏步走过。埃达高举右手行法西斯礼，而加莱亚佐则双手在背后反扣，抓着他的黑色礼帽。

之后，这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父母来到了圣彼得大教堂。加莱亚佐和埃达（她身穿白色婚纱，头上戴着白色蕾丝头饰，这番打扮令人觉得她就是个二十多岁的轻佻女子）踏上了教堂威风凛凛的阶梯，两个小孩捧着她又长又飘逸的裙摆末端。墨索里尼和他的新女婿相仿，穿着燕尾服，头上戴着礼帽。教堂外，情绪激昂的人群纷纷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教堂里面，博尔贡吉尼向这对新人传达了庇护十一世的降福，并将教宗的礼物送给埃达，那是一串用黄金和孔雀石打造的极品念珠。[14]然后，这对新人又来到加莱亚佐双亲的家中，不过他们没有待很久，因为从来都不受拘束的埃达没法忍受她那个非常肥胖的婆婆，后来埃达习惯将她称作“la bertuccia”，即猿猴。[15]

* * * * *

随着1930年的秋天逐渐迫近，教宗通过他的大使不断地提醒墨索里尼，他在去年承诺过要取消意大利的爱国节日。然而领袖已经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担心废除这个节日会给人以孱弱的印象。教宗显然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他警告道，如果意大利再度欢庆9月20日，那么他就会将自己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16]

领袖无法忽略这番威胁。于是，他将教宗大使召至威尼斯宫（他在一年前将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这座宏伟的中世纪宫殿）。威尼斯宫由教宗保禄二世（Pope Paul II）建于15世纪，坐落在威尼斯广场上，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纪念碑（人们讥讽它状如一个硕大畸形的白色婚礼蛋糕）呈对角线遥相呼应。1924年，墨索里尼发起了复兴古罗马城的项目，拆除了占据图拉真市场和古罗马城市广场的房屋和教堂，其中有很多都建于文艺复兴时期。接下来，他将拆毁更多建筑，疏通出一条壮观的通衢大道，路面和人行道总共三十米宽，从威尼斯广场经过一些历史遗迹直通到古罗马竞技场。[17]

这位教宗大使脸上架着一副眼镜，黑色的教士服下显出微微隆起的肚腩。当他在9月1日踏入墨索里尼的办公室时，领袖以其惯常的粗糙笑意接待了他的光临。他的办公室安排在庞大的世界地图厅。这个房间足足有六十英尺长五十英尺宽，画满壁画的天花板则有四十英尺高，整面西墙上装饰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墨索里尼心情正好，面色也不错，然而他被太阳晒黑的皮肤和白色的羊毛西装并不是十分协调。

当大使问及他晒黑的皮肤时，墨索里尼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去海滩游泳，并且接受他所谓的葡萄疗法。墨索里尼向一头雾水的大使解释道：“葡萄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良药，尽管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它宝贵的价值。空腹吃下一串葡萄能够激活肝脏，令人排便通畅，并且一整天都有饱腹之感。”

独裁者的胃一直都不太好。在压力较大的状况下，难忍的疼痛通常会加倍袭来，令他不得不上床休息。好几年前，刚刚宣布要独裁统治之后，他便胃疼发作，咳出一口鲜血。尽管好多位医疗专家对他进行过会诊，然而没人能够做出确切的诊断。所以这位曾经喜欢双份浓缩咖啡的人，现在的食谱主要是甘菊茶、水果和蔬菜。在深夜的法西斯大议会会议上，与会人员为了保持清醒一杯又一杯地灌下浓缩咖啡，领袖却只能喝鲜榨橙汁。他要杜绝所有咖啡和酒精饮品。[18]

“您知道我为何而来”，博尔贡吉尼说道。墨索里尼抽出大使最近给他寄来的信件，其中包含教宗对他的威胁，接着他指着自己用蓝色铅笔划出的那个段落。墨索里尼总是不厌其烦地用红色铅笔或蓝色铅笔在自己浏览的文档页边做笔记，并且一直用到它们被削成铅笔头时才换新的铅笔。[19]

领袖摇了摇头。9月20日的节日由法律规定，他说道，只有通过国会投票才能做出更改。“所以今年我们可以进一步压缩节庆的活动和规模，”他试图同教宗达成妥协，“往年我们会在公共建筑上张灯结彩，悬挂国旗，今年我们可以把这些安排都取消掉。下一轮内阁会议中，我们将做出决定，是否要取消这个节日，而我会在国会中投赞成票。”[20]

“不行，阁下，”坚忍不拔的博尔贡吉尼回答道，“这些可算不上解决方案。官方必须在9月20日之前禁止这个节日，否则圣父的良知将迫使他公开发表抗议……而整个世界都会嘲笑我们：‘他们真是签署了一份伟大的条约！’”他提出，《拉特兰条约》第六条规定，但凡此前立下并且和条约相违背的法案，政府必须全部废除，所以墨索里尼完全可以根据条约条款，宣布废除这个节日。

墨索里尼思考了一会儿，同意说这也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过他得先跟法律顾问谈一谈，很快就能给大使一个答复。

博尔贡吉尼起身离开的时候，向墨索里尼表达了他的悼念之情，因为墨索里尼的侄子（阿纳尔多的儿子）最近英年早逝。这番话令领袖陷入了忧思，因为他想起了这个男孩临终前的苦痛以及他弟弟深切的天主教信仰。

“我也是一个信徒，”领袖仿佛言之凿凿，“别以为我不是！”

“只是，”他补充道，“人类令我堕落。”[21]

* * * * *

领袖很快就召集大使再次会面。他表示，尽管正式废除9月20日的节日得先通过一项法案，不过这样的提案将会被提上下一届内阁会议的日程。它将被一个新的节日所取代，而这个新的节日定在10月28日，用来纪念“进军罗马事件”。

博尔贡吉尼回答道，教宗也许能够接受这样的折中处理，但是用纪念“进军罗马事件”的节日，而不是纪念条约签订的2月11日来替换旧的节日，这样的提案可能会令教宗感到不满。

“这件事不要再继续说下去了，”墨索里尼提高嗓门说道，“你想让我废除9月20日的节日，我给你办妥了。已经够了！我不想听到你现在又让我变更九二零大街的名字，又或者抱怨小学课本上写着意大利人在9月20日进入罗马城。”

墨索里尼站起身来。“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他这样说着，让大使回去了。[22]

教宗可不是一个能够被吓倒的人，他对墨索里尼步步紧逼。尽管博尔贡吉尼已经告诉过他，墨索里尼拒绝变更街道的名字，然而他依然坚持墨索里尼应该给九二零大街换个新名字，它毕竟是罗马的一条主干道。教宗提议道，这条街道应该叫作二一一大道，以纪念《拉特兰条约》的签订日期。

当墨索里尼听闻教宗的最新要求时，他叫来了大使。“你们肯定是想招致一轮凶残的反教会行动，”愤怒的领袖告诉他说，“我已经后悔在节日上做出的妥协了……我刚刚答应一件事情，新的要求就紧跟而来，内阁会议都还没召开，法案甚至都还没通过，更何况我还特地跟你说过，更改街名的事情不准跟我提。”

领袖说道，上次会面他提及更改街名是有原因的。“我很了解你们，我也预料到你们让我废除节日后，还会要求废除街名；废除街名后，谁知道你们又会要求什么别的事情呢？”你们接下来还想要什么？他问道。意大利总共有九千个镇，谁知道有多少街道名会令教宗不满呢？

送大使出门的时候，墨索里尼稍微冷静了一点。“政策制定有既定的程序，你们不能步步紧逼，”他解释道，“我有自己的做事风格。不节外生枝，不做任何不必要的事情。而且我必须尊重法律条文。我不想坏了规矩。”[23]

* * * * *

历史学家认为，在《拉特兰条约》签订之后，墨索里尼进入了一段共识期，再也没有人对他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他对个人崇拜的渴求与日俱增。[24]他不仅要求新闻报纸称呼他为领袖，而且坚持DUCE这四个字母必须大写。[25]无论是公共建筑、人民家中或者商店，到处都挂着他的肖像。报纸和杂志上刊登着他英气勃发的照片，出版之前都必须经过他细致的审查。他深信修女、修士和神父会给他带来坏运气，所以不允许刊登和此类人物的合照。[26]

墨索里尼还很注重培养他在荧幕上的形象。罗马有许多电影院（其中一家甚至有用于通风的可移动屋顶），人们也热衷于观看新近上映的影片。[27]领袖同新成立的国家电影机构密切合作，1927年，一项法案要求意大利的所有影院都必须播放领袖的宣传短片。

于是影院便充斥着有关领袖的各种新闻电影——他在新项目上的致辞、向法西斯青年团体发表的讲话、给法西斯烈士献花圈，以及将奖章授给衣着亮丽的农夫。在有些短片里，他还身穿白色西服，视察市政工程项目，或者是在托洛尼亚别墅的庭院里，穿着开领衬衫，骑着一匹栗色大马跳过临时摆放的障碍物。有些新闻影片的内容则相对轻松随意，拍摄的是意大利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的影片则记录意大利著名拳击手和自行车运动员夺取胜利的场景。有一部影片记录了在罗马的特拉斯提弗列举行的大众节庆，此处离梵蒂冈很近，在这部电影中，观影人将看到人们扛着粗麻袋，把袋口攥在胸前，一蹦一跳地冲向街道另一头的终点线。紧接着还有一场汤匙盛蛋赛跑，每一位参赛者（其中没有女性）在街道上跑动时，都要努力地将鸡蛋平衡在一把汤匙上，赛跑结束之后，摄像头又对准了那些砸在鹅卵石路面上的鸡蛋，表明有许多参赛者并没能成功抵达终点。当墨索里尼出现在荧幕上时，影院里的笑声很快就平息下去，人们纷纷起立。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强迫向独裁者致意的形式。曾有一个四处流传的故事，说有一天墨索里尼决定乔装打扮去电影院看电影，当他的身影出现在荧幕上时，每个人都起立了，只有他一人坐在座位上。在这间昏暗的电影院里，他身后的一个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道：“先生，虽然我跟您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会建议您最好站起来，否则这些暴徒有可能把你脑袋打开瓢。”[28]

在公众场合露面时，领袖的助手们会确保围在领袖身边的都是那些爱戴他的人，即便有时候这意味着必须出动便衣警察来假扮群众。墨索里尼的私人助理纳瓦拉回忆往事时提及，曾有一张刊登在媒体上的照片，拍摄了领袖和一位农妇跳华尔兹的场景，而到处疯传的流言则称他的舞伴实际上是一个乔装打扮的警察。

墨索里尼有时候自己都会忘记，那些跟他合影的工人、农民和工匠实际上是他自己麾下的警察，然而在为一栋新建筑的落成仪式致辞的时候，他确实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当时他转向站在他身边的一名“砌砖匠”悄声地问，他是不是一位警察。

“不是的，领袖！”那人回答道。

“啊，太棒了！”墨索里尼高兴地回复道，“所以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熟练的石匠？”

“不是的，领袖，”他回答道，“我是一名陆军中士。”[29]

[1] ASV, ANI, pos. 22, fasc. 10, 6. 2r–3r, Borgongini a Mussolini, 12 settembre 1929.

[2] ASMAE, AISS, b. 2, Mussolini a Borgongini, 15 settembre 1929.

[3] 当墨索里尼表示这个节日对所有人都有重大的意义时，博尔贡吉尼辩称，“所有教宗，从庇护九世到庇护十一世，他们的看法都与您的观点背道而驰，而所有天主教徒也是这么认为的”。ASMAE, AISS, b. 2, Borgongini a Mussolini, 18 settembre 1929.

[4]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328.

[5] E. Mussolini 1957, pp. 40–50, 103; De Felice 1974, pp. 19–20; De Felice 1981, p.274n38; Morgan 1941, pp. 109–111, 138–139; Festorazzi 2010, pp. 80–81; Motti 2003, pp.198–199; E. Mussolini 1957, p. 39.

[6] CC 1929 IV, pp. 548–552; 《意大利国王和王后庄严地拜访圣父》，OR, 6dicembre 1929, p. 1。梅里·德尔瓦尔枢机曾担心博尔贡吉尼（“此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会向政府的施压低头，说服教宗拜访王室成员，在这位前任国务卿看来，这样的行为有损教宗的尊严。Tardini 1988, p. 450n32. 接下来的一周将迎来《拉特兰条约》的周年纪念日，《罗马观察报》追述起这一事件，称其是“圣父的仁慈、国王的智慧，以及政治家的天才”的产物。《2月11日》，OR, 11 dicembre 1929, p. 1。

[7] E. Mussolini 1957, p. 135.

[8] Confalonieri 1957, p. 160; CC 1930 I, pp. 80–81. 尽管许多枢机（包括两名美国枢机）为了参加圣年的闭幕庆典而来到罗马，但是他们对这场出行活动均不知情，也就没有亲眼看见。NARA, M561, reel 1, JohnW. Garrett, U.S. embassy in Rome,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0, 1929; 《475 000人来到罗马庆祝教宗晋铎五十周年》，CDT, December 19, 1929, p. 35。

[9] Baudrillart 2003, pp. 381–383 (6 décembre 1929), 转引自Durand 2010, p. 44。

[10] R. Mussolini 2006, p. 97.

[11] Moseley 1999, p. 5.

[12] E. Mussolini 1957, pp. 122–124.

[13] E. Mussolini 1975, p. 64; Caracciolo 1982, pp. 102–105; Innocenti 1992, p. 14; Moseley 1999, pp. 4, 7, 11; Morgan 1941, p. 114.

[14] CC, 1930 II, p. 284. “教宗送给这对新人的礼物，”德·维基（1998, pp. 147–148）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不仅在意大利国内产生了非常良好的舆论影响，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不小的震动。”之后，加莱亚佐于同年被任命为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在他和埃达动身赶赴中国之前，教宗亲自接见了他们，并送给他们一本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Kempis）的《效仿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这本皮面装订的书上还有教宗的亲笔签名。《领袖的女婿和女儿与教宗亲切交谈》，CDT, September 9, 1930, p. 31。

[15] Moseley 1999, p. 15.

[16] DDI, series 7, vol. 9, n. 231, 26 agosto 1930. 博尔贡吉尼这封书信的手稿带有修改痕迹，收于ASV, ANI, pos. 23, fasc. 2, 6. 165r–169r。

[17] 领袖下令拆毁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宫殿和教堂，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些建筑犹如覆盖罗马城的火山熔岩，令这座鼎盛时期的庞贝城毁于一旦”。De Felice 1974, pp. 52–53; Insolera 1976, pp. 128, 132–133; Painter 2005, pp. 22–23.

[18] Navarra 2004, pp. 17, 44; De Felice 1968, pp. 55–56; Festorazzi 2010, p. 94;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98.

[19] R. Mussolini 1974, p. 97.

[20] “从逻辑上来说，您完全正确，”墨索里尼告诉大使，大使的观点是《拉特兰条约》要求政府废除这个具有争议的节日，“可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我也不是完全错误的。”

[21] “不是的，您是一个信徒，”大使回答道，“主很明显在帮助阁下。”参见博尔贡吉尼对这场会面的描述，收于他写给新国务卿欧金尼奥·帕切利的信。ASV, ANI, pos. 22, fasc. 10, 6. 23r–34r, 4 settembre 1930.

[22] ASV, ANI, pos. 23, fasc. 10, 6. 53r–62r, Borgongini a Pacelli, 15 settembre 1930.

[23] 关于博尔贡吉尼和墨索里尼的两次会晤，描述资料收于ASV, ANI, pos. 23,fasc. 2, 6. 204r–213r, Borgongini a Eugenio Pacelli, segretario di stato, 15 settembre 1930。

[24]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此时的墨索里尼正在意大利打造一种公民宗教。法西斯分子便使用这一术语：1930年，墨索里尼的一位亲信便将法西斯主义称作是一种“公民和政治的宗教……意大利的宗教”。到20世纪20年代末，法西斯党总书记奥古斯托·图拉蒂（Augusto Turati）仿照天主教会，设计出一套仪式和神话的体系。他号召所有意大利人“就像信仰神灵一样”，无条件信任领袖和法西斯主义。在《拉特兰条约》之后，图拉蒂出版了一本法西斯教义书；其主要的信仰条款中，有一条规定“每一个人都要顺从领袖的意志”。这种个人崇拜将墨索里尼视作教宗一般的存在，他绝不可能会在判断和信仰的事宜上出错，他就像教宗一样是不容置疑的。这位“神选之人”明白什么样的事情对他的人民最有利。Gentile 1995, pp. 144–145; Gentile 1993, pp.124, 293–294.

[25] Mack Smith 1982, p. 168. 1933年2月，法西斯党总书记阿契尔·斯塔拉切宣布，从今往后，所有政府法案包含的领袖字眼都必须大写。Falasca- Zamponi 1997, p. 61.

[26] Gentile 1995, pp. 144–145; Gentile 1993, pp. 124, 293–294. 《意大利人民报》（墨索里尼手下的报纸）一位驻中国的记者曾经代为传达一项特殊的请求，Wei Chou（不明确，可能指汶川县威州镇，也可能是温州的笔误）的几位天主教传教士想要一张领袖的亲笔签名照。这位记者解释道：“这些人面对着闻所未闻的困难和危险，他们同中国人谈起墨索里尼时，仿佛他就是天主，由此提高了意大利的声望。”收到签名照后，传教士队伍中的领头人感恩戴德，以如下话语表达了他的谢意，“我们的领袖乃是天主所选，引领着祖国奔向伟大的前程”。Franzinelli and Marino, 2003, p. xii.

[27] MacKinnon 1927, p. 81

[28] MacKinnon 1927, p. xv。

[29] Navarra 2004, p. 65.

第十一章
土生子归来

待到《拉特兰条约》最终获批时，年高七十七岁的加斯帕里枢机已经服侍两任教宗，担任国务卿长达十五年了。1922年，在帮助拉蒂当选教宗之后，他还能倚仗教宗的支持，因为庇护非常看重他作为国务卿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之间必定会出现冲突，因为教宗绝不能容忍梵蒂冈有人另起炉灶，跟他分庭抗礼。[1]

除了回山区老家（在首都东北方向）避暑以外，加斯帕里很少离开罗马。在家乡，整个大家族视他为社会名流，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在罗马时，他每天都在办公室里跟下属打交道——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圆桌旁，桌上摆着一堆又一堆的文档，每位下属进来时，加斯帕里都会让他领走一叠。当他回老家度假时，助手则轮流给他送去文件。在这里，身材短小精悍的枢机坐在一棵大树下，身穿简易的黑色教士袍，大大的圆边黑色布帽躺在他的身边，享受着阴凉、新鲜空气和美景。[2]

加斯帕里颇具乡土气息的幽默感总是能令别人放松，然而各国驻圣座大使却觉得他说话不太坦诚。英国大使在报告中表示，他“一点都不坦诚……直说的话，他是个撒谎的好手”。有一天，法国大使指责他没有道出真相，加斯帕里回答说，他只不过是做了外交官必须做的事情，随后还两眼放光地补充道，如果有必要的话教宗会赦免他的谎言。[3]

美国记者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曾讲述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拜访加斯帕里办公室的情景。当时，基督战争正处于危机最为深重的阶段，墨西哥政府关闭了大量教堂和神学院。摩根发现加斯帕里非常冷静，谈话时“就像一位伟大的圣贤”。他说道，教会存续了这么多个世纪，也经历过更为严重的危机，必然会挺过这个阶段，比敌人走得更远。

“他们不会得胜（Non prevalebunt）”，他重复着这句拉丁文。

枢机将记者领至门口，房间里的几只鹦鹉学舌道：“他们不会得胜！他们不会得胜！”显然国务卿花了好些工夫，将教会的历史经验教给它们。[4]

早在1926年，就有传闻表示教宗对国务卿感到不满。据说为了迫使他引退，教宗曾经在接见他之前命他在前厅等候，并用非常恶劣的言语羞辱他。用一位警方线人的话来说，即便是仆人也绝对无法忍受。[5]

1929年签订的《拉特兰条约》乃是加斯帕里最广为人知的成就。他最出名的照片莫过于手里握着钢笔和墨索里尼并排而坐的那一张，然而这份条约给他带来的结果却喜忧参半。尽管墨索里尼在国会上发表的讲话令庇护十分愤怒，但教宗毕竟希望建立教宗国，所以他很担心独裁者会拒绝继续合作，于是决定替换人选，提拔一个新的国务卿。首先，他在7月将国务卿换届的消息告知加斯帕里，并让他好好想想这件事情。加斯帕里从山区避暑地回信给教宗说：“我并没有忘记（我怎么可能忘记）教宗陛下曾在7月份告诉过我，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尤其考虑到教会为了保护公教进行会，很有可能跟法西斯政府发生冲突，因此教宗陛下认为让别人取代我的职务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补充道，他自己也考虑过放下这个他担任了多年的职务，“尽管我考虑的缘由跟教宗陛下提出的不尽相同”。他表示，到了这个年纪，他已经没有当年的记忆力和精气神了。[6]

教宗又等了好几个月才换掉了国务卿。他同加斯帕里的会面越来越少，转而倚仗他人，尤其是副国务卿皮扎尔多蒙席。[7]离职之前漫长的等待十分煎熬，它消磨了这位国务卿余下的策略和手腕。有一次，在同教宗会面之后，加斯帕里叹道：“我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他告诉意大利大使，庇护十一世有许多优点，但他常常“冰冷得犹如一块大理石”。[8]

国务卿换届的事情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9]加斯帕里希望教宗能够将这一职务委任给他的弟子博纳文图拉·切雷蒂，并且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教宗会采纳这个建议。早在1925年，当切雷蒂刚刚从驻巴黎大使一职卸任，并且晋升为枢机时，教宗曾暗示过，有一天他将会提拔切雷蒂，让他接任加斯帕里的职务。切雷蒂名列梵蒂冈最出色的外交家行列，曾经出使过墨西哥、美国和澳大利亚，并且代表教宗本笃十五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但是在1929年秋，切雷蒂告诉一位记者，他并不想要这个职位。“如果教宗是庇护十一世的话，”他解释道，“国务卿能够发挥的余地就很小，基本上就是个摆设，并没有实权，也没有独立性可言。他无法承担任何直接、严肃的责任，也没有办法自作主张，签署任何教廷文件。换句话说，你可以认为他就是一个上层命令的执行者。”[10]

切雷蒂这番评论的真实性存疑，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最可能的人选，他有理由担心教宗会略过他，转而将其他人任命为国务卿。切雷蒂支持那些民主制国家和意大利人民党，他的这些倾向众所周知，而且教宗也很清楚地意识到，切雷蒂反对庇护和墨索里尼达成的条约。[11]12月，教宗最终将驻德国大使欧金尼奥·帕切利提拔为新任国务卿。切雷蒂对此非常愤怒。他确信，一定是弗朗切斯科·帕切利这个平信徒，利用他和庇护十一世频繁的会面为他的弟弟说了好话。

“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对他有着如此坚定的忠心，我有三十年的外交经验，庇护十一世竟然看不到，反倒偏爱帕切利……想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简直没法接受这个现实。”切雷蒂愤怒地说道，“帕切利和他的兄长不过是法西斯党的奴仆，是被墨索里尼收买的共谋犯，终将令圣座蒙羞。他们会令教宗受辱，削弱其力量，降低他在天主教国家眼中的道德水准和教育权威。”[12]

相比之下，墨索里尼麾下的驻德国大使路易吉·阿尔德罗万迪（Luigi Aldrovandi）则更赞同这一委任结果。他表示欧金尼奥·帕切利是个水平极高的人，不仅有高深的智慧，还能够随时保持镇静。他身上既有庄严高贵，也有深切的宗教信仰。大使思索着，也许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同法西斯政府成为朋友。“早在《拉特兰条约》之前，”他在报告中写道，“帕切利蒙席就表达过对墨索里尼阁下的景仰之情。”[13]

帕切利在许多方面都跟加斯帕里大相径庭。他的祖父曾在庇护九世的教廷中担任部长。当1848年革命将教宗驱逐出罗马时，他也追随教宗，并在回归罗马后，协助创办了《罗马观察报》。帕切利的父亲是梵蒂冈资历最老的律师，并于1886年至1905年在罗马市议会任职。欧金尼奥1876年出生于罗马，儿时的他腼腆而体弱，很小就戴起了眼镜，并且喜欢拉小提琴，对体育运动和儿童游戏都没有任何兴趣。[14]

18岁时，帕切利进入了罗马最古老的神学院卡普拉尼卡公学（Almo Collegio Capranica），几个世纪以来，这所学校都是梵蒂冈外交高官职业生涯的踏脚石。尽管帕切利在学业方面非常出色，但他不喜欢宿舍生活，并且非常思念家人，由于他巨大的家庭势力，学校便开了特例，允许他在余下的学生生涯中住在家里。[15]

在晋铎两年后的1901年，帕切利取得了教会法及民法博士学位，并且在梵蒂冈国务院的非常教务部谋得了一个职位。如果不是因为参加了反现代主义运动（这在教宗庇护十世治下是升职的必备条件），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的仕途绝不可能这么顺畅。[16]不过帕切利的言谈谨慎有度，在国务院任职的时候，他还热情地帮助过同事贾科莫·德拉·基耶萨。1914年，德拉·基耶萨成为教宗本笃十五世的时候，便将帕切利提拔为副国务卿。

三年后，教宗将帕切利任命为驻巴伐利亚大使。对于这位四十一岁的神父来说，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母亲，离开父母家。几年后，他又被任命为驻德国大使，于是便从慕尼黑搬到了柏林。

第一次前往慕尼黑时，帕切利一个人就占了两节火车车厢，一节给他自己，另一节放着六十箱食物。[17]抵达目的地后，他立即要求安排修女照顾他的起居。在这些修女中，时年二十四岁的帕斯卡利娜·莱纳特（Pascalina Lehnert）注定要在他的人生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她被这位大使迷得神魂颠倒。“他个头高大、身形单薄，他的脸庞特别瘦削和苍白，”她写下了自己对他的第一印象，“他的双眼映出他的灵魂，赋予他一种独特的美。”后来她觉得，帕切利一旦离开了她，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束手无策。

1919年，帕切利经历的一场精神创伤，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那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混乱还没有过去，一支苏俄军队宣布暂时接管慕尼黑。一位共产党司令官带领着一队仓促之下武装起来配有步枪、手枪和手榴弹的民兵，敲响了教宗大使宅邸的大门。当受到惊吓的工作人员打开大门的时候，指挥官表示他这次上门是要征用大使的豪华轿车。帕切利被喊下楼来应对这些闯入者。这次闯入已经令他受到惊吓，而他们还要求征用汽车，这令他尤为难受，因为那辆梅赛德斯—奔驰是他的心头肉，他将其爱称为一辆“配有教宗徽章的华丽四轮马车”。帕切利拒绝了指挥官的要求，表示这种行为乃是对国际法的公然冒犯，他还试图向他们出示外交豁免权证书，然而这位指挥官（被帕切利形容为“那可怕的违法者”）不以为然，他带领的一名民兵还用步枪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些入侵者推开大使进入车库，然而司机对汽车动了手脚，令其不能发动。受挫之后，他们告诉帕切利，如果他不能在明天修好这辆豪华轿车，他们就会逮捕大使馆的所有人，并且炸掉这栋建筑。

关于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各方描述有极大的差异。在帕切利发给加斯帕里的报告中，他表示在这些人离开之后，他立即感染了极为严重的流感，而“肠胃不适”更是令他的身体状况雪上加霜，于是他离开慕尼黑到一座疗养院修养。但是事实似乎是，在这队人马离开之后，帕切利失去了镇定，精神彻底崩溃。他急匆匆地离开了慕尼黑，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家疗养院里等待康复。第二天，当这队人马卷土重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18]

出使德国期间，帕切利尽全力想要贯彻梵蒂冈自上而下的统治，然而这个国家的主教非常重视自身的权威，所以帕切利想要实现的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在帕切利出使德国期间，胡贝特·沃尔夫（Hubert Wolf）神父是当地地位最高的权威之一，他曾这么形容帕切利在德国的大使生涯：“对于帕切利来说，这些主教简直就是些戴着主教冠的辅祭，只有收到教宗的指令时才肯行动……罗马想要的是那种唯唯诺诺、对圣父怀着孩童般虔诚的人。这也是帕切利眼中优秀主教的核心标准，他也尽最大的努力任命这样的人物，并尽量扑灭德国教会的独立意志。”[19]

德国人的准时、可靠和职业道德都令帕切利印象深刻。尽管他到最后也没能克服对飞行的恐惧，但是他对德国的技术实力非常称道。

他在德国学到了许多经验，其中影响他最深的便是德国人对犹太人不断加深的敌视。在刚到慕尼黑的那段时间里，他曾记述过“严峻的沙俄—犹太革命暴行”，在驻守德国的十多年里，他经常提到那些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有犹太背景。[20]在1919年的一份报告中，他将慕尼黑昙花一现的革命委员会的共产党头目描述为一个“来自俄国的年轻犹太人……苍白而肮脏，双眼毫无神采，声音嘶哑而粗粝：是令人反感的那类人，却有一副聪明狡猾的面容”。[21]

* * * * *

1929年12月，教宗将帕切利从柏林召回，并且将其晋升为枢机。两个月后，帕切利又晋升国务卿。法国大使对他的形容如下：“高个头、瘦身材、肤色暗沉、头发灰白，一副苦行者的面容，却有着生动的五官和仁慈的表情，他尊贵的小脑袋上戴着一顶红色小瓜帽，肩头披着紫色绸缎披肩，同色腰带绑住的教士袍上挂着饰带，钉着闪闪发光的纽扣，胸前挂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那位身材矮小、健壮、自称是“牧羊人”的前国务卿，如今被一位又高又瘦、戴着眼镜的罗马贵族所代替。想象帕切利像前任那样坐在山边的树荫下，显然非常困难了。[22]帕切利在罗马上流社会中颇受欢迎，而他体贴周到的做事方式也为他在驻梵蒂冈的外交官圈子中赢得了众人的称赞。他们尤其赞赏他总是能用对方的语言进行沟通的能力，帕切利精通法语、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23]

与鲜少在公开场合讲话的加斯帕里不同，帕切利拥有出色的演讲能力，并且代表庇护十一世出席了许多教会高层的国际集会。他的记忆能力也非常惊人。“只要我写过或者用打字机打过一篇布道或者演讲稿，”他曾经说过，“在演讲的时候，那些文字就能从我的眼前掠过，仿佛我是照着文字朗读一样。”[24]他坚持过问一切事务，即便是最微小的细节也要谨慎地查看，比如等待寄送的信封上的地址。每天晚上，他的副国务卿都要给他准备一叠需要他签名的文件和书信，有时候甚至有一百多份。第二天早晨，他会把这些文件装进两个文件夹返回给他们。一个文件夹里是他签过字的文档，而另一个文件夹里的文档都被他找出了错误，必须全部重打一遍。后来，助手们将第二个文件夹称作“医务室”，并且每天早晨都要祈祷里面不要有太多病号。[25]

《纽约时报》的一位通讯员写道，教宗庇护十一世“与其说严苛，不如说是习惯性地严肃……他很少笑，也很少放松”。[26]其他人则认为教宗显得很“忧郁”。他之所以选择帕切利，是因为他同样是一个缄默冷淡的人，他和教宗一样体现出自身职责的沉重。然而帕切利是个很懂得自控的人，他并没有教宗的易怒，也不像他那样容易激动。他还是一个特别念旧的人，他把帕斯卡利娜修女带回了罗马，打理他的梵蒂冈公寓。这一行为引得某些人侧目，毕竟她年龄很轻，然而她一直陪伴他到他过世那一天。说他们两人有点不清不白，恐怕有点无的放矢，更准确地说，她代替了他母亲的角色，照顾他的起居。她确实跟很多母亲一样，对他有着过分的保护欲，而梵蒂冈将会有很多人嫉妒她对帕切利的影响力。[27]

这位新国务卿在上午6点15分起床，早餐前，他会同一群修女和神父一起做弥撒。然后，他将等候教宗的召唤，例行在上午同他会面。学究气十足但不擅外交的教宗（他毕竟出身于小镇的普通家庭）和具有国际视野、在政坛人脉很广的罗马人帕切利之间，渐渐发展出一段虽然正式却又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他们上午的会面中，这位新国务卿会带来一份日程表、一叠大使报告以及需要教宗查看的其他材料。

会面结束时，这位枢机的手里会捏着厚厚的一叠方形卡片，卡片上是他用微小、端正的字迹记下的教宗指令。[28]国务卿那间巨大的办公室位于使徒宫的二楼。帕切利先要路过建筑外面站岗的宪兵，彩色的制服和黑色毛皮高帽显得他们仿佛是拿破仑时代的人。当帕切利接近自己的办公室时，他会碰到身穿黑色教士服的私人秘书以及在门口站岗的贵族卫兵。然后，帕切利会喊来两位副国务卿，让他们查看教宗的指令，并安排一天的工作。

这位枢机每周会留出两个上午，接见来自各国的三十名驻圣座大使。他们在一间富丽堂皇、墙面玫红的大房间里等候，轮流同国务卿会面。在这样的上午，国务卿办公室隔壁的豪华房间里，时或能见到返回罗马的教宗大使，出使东方尚未建交国家、留有长须却身穿教士服饰的宗座代表以及其他教会高层人士。他们坐在十一张镶金扶手椅上，中间是一张盖着大红色桌布的沉重议事桌。职位较低的神职人员（神父、修士和修女）则坐在相对简易的扶手椅上，他们的位置被安排在通往国务卿办公室的入口通道上。在同国务卿谈话的时候，如果有领导哪个教廷分部的枢机不期而至，那么他们就必须先行退出。[29]

在下午1点钟用半个小时吃过午饭之后，帕切利会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有时候会去鲍格才别墅的花园，有时候则会去台伯河畔。他的身边常常伴有一位助手，手里拿着一叠需要国务卿查看的文件，像警察一样跟在身后，保持着毕恭毕敬的距离。[30]回到梵蒂冈后，国务卿还需接见许多人士，然后才有时间独自查看当天的文件。晚上8点30分，他停下手头的工作去吃晚饭，晚饭后去礼拜堂念诵玫瑰经，然后再度投入工作之中，直到深夜。[31]

帕切利出任国务卿之初，梵蒂冈外交界普遍的感受是，他同和蔼而又自信的加斯帕里相反。后者十分呆板，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前者总是彬彬有礼。不过每当有疑难问题出现时，帕切利总会回答说，他需要询问教宗的意见。[32]英国大使在1930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这位国务卿的职责已经差不多被削减成一个办事员了。”[33]

法国主教兼学者阿尔弗雷德·博德里亚也记录下了类似的印象，他认为加斯帕里枢机“病怏怏的，不太有影响力”。博德里亚回忆起1931年4月他同帕切利和教宗之间的一场尴尬会面，当时的庇护十一世正因为墨索里尼对公教进行会的攻击而生气。他最近听闻有一位意大利枢机为一面法西斯旗帜祝福，愤怒的庇护问帕切利是否知情。当不安的帕切利回答说他知道这件事情时，教宗质问他是不是预先许可这位枢机做出此等行为。这番提问正中要害，帕切利只好承认他确实许可过，然后补充道：“圣父，我告诉过您，我没法称职地履行国务卿的职责。”[34]

然而教宗非常赞赏帕切利的聪明才智和外交手腕，在他任职初期，教宗对他的忠心也没有丝毫怀疑。“我们的国务卿啊，”教宗曾经说过，“工作出色、努力、高效。”[35]帕切利的脾气很能够化解教宗冲动的性格，当教宗因为教会原则遭受攻击而打算发火时，帕切利总是能够为他踩下刹车。[36]

至于加斯帕里，他可没打算让帕切利轻易接过他的职务。“你竟然夺走了我的职位！”他向抵达罗马不久的帕切利咆哮道，“你不应该接受的！他们利用了我，如今却要赶我走！你会看明白，教宗是什么样的人！”帕切利心里很烦，但还是尽全力让加斯帕里冷静下来，不过这番对话还是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记。[37]

这位前国务卿向一位枢机同侪抱怨说，在他和教宗最后一次会面中，教宗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他不断地重复道：“他们像轰一条狗一样把我赶走了。”[38]当他和另一位朋友谈话时，他愤怒地质问教宗为什么对他如此恶劣。“让这个图书馆馆长成为教宗和最高统治者的人是我，而他就这样把我赶走了，还不如一条癞皮狗！他要为此付出代价！相信我，他要为此付出代价！”[39]

加斯帕里还将矛头对准了副国务卿皮扎尔多蒙席，控诉他在教宗面前说自己坏话，以此推销欧金尼奥·帕切利。错失晋升机会的切雷蒂枢机也责怪皮扎尔多，他认为帕切利奴颜婢膝、没有决断力，“不过是皮扎尔多的奴仆，像木偶一样受他操控”。[40]

* * * * *

帕切利拍马上任正值《拉特兰条约》签订一周年，他新官上任的喜悦马上便被各种庆祝活动所淹没。墨索里尼将大量礼物与荣誉赠予教宗以及他身边的人，一度缓和了由其国会讲话导致的紧张关系。周年庆当天，意大利大使送给教宗一件用白色布鲁诺（Bruno）蕾丝织成的华美教士袍。教宗龙颜大悦，告诉德·维基，第二天他将身穿这件长袍在西斯廷教堂参加自己加冕教宗八周年的庆祝仪式。与此同时，国王将意大利最高奖章“圣天使报喜最高勋章”（Supreme Order of the Most Holy Annunciation）授予加斯帕里。[41]

意大利驻梵蒂冈大使切萨雷·德·维基认为，帕切利是个容易合作的对象。德·维基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我看来，这位枢机国务卿基本上是个好人，假以时日，我们将会达成完全的和谐，赢得双方的真正支持。如果教宗不是那么焦虑，事情完全可以进展得更顺利。”[42]一周半后，德·维基又抱怨教宗这人是多么难对付，他发现蓬皮利枢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我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博览群书，”罗马枢机副主教这么评价这位前任图书馆长，“但他显然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德·维基记录下这番评语，并且补充道：“我每一天都亲眼看到，即便是教宗身边最亲近的人，对他的感情也十分淡薄。”[43]

一个月后，在周五惯常的会面中，德·维基和帕切利讨论了欧洲当下剑拔弩张的形势。德·维基观察说：“我再次发现，他显然偏向德国，而不喜欢法国。”这位意大利大使显然清楚帕切利和德国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表示正是自己帮助法西斯政府和德国右翼势力建立了良好关系。“我非常肯定，”德·维基写道，“加斯帕里枢机在这个方面会给我们帮上大忙。而我希望，一方面通过诉诸他的爱国心，一方面通过利用他对德国的好感，我们最终能够说服他。他对德国的情感真的非常深刻。”[44]

德国很快就会进入每一个人的视野，因为在1930年9月的全国大选中，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收获了超过六百万张选票，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二大政党。德国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民众大量失业，政府陷入瘫痪，社会党和共产党发起了强有力的社会运动，使得之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纳粹党当权）成了当前的现实。教宗将纳粹运动视作德国天主教会面临的异教威胁，他密切地关注着德国政坛的进展。

很快，各种迹象表明欧洲即将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但是令教宗对墨索里尼感到失望的并不是希特勒，而是发生在国内的事件。德·维基曾相信新任国务卿能够约束情绪化的教宗，他的这份信念将受到极大的考验。教宗可能已经后悔同意大利独裁者做出的交易，在如今的形势下，他甚至可能出言谴责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

[1] 一位英国大使在回顾这些年时，表示经验丰富的加斯帕里能够非常良好地适应教宗“专横的做事方式”，这令他感到非常惊讶。C. Wingfield, Annual Report 1934, January 12, 1935, R 402/402/22, in Hachey 1972, p. 286,section 133.

[2] Ottaviani 1969, pp. 502–503.

[3] Rhodes 1974, p. 40.

[4] Morgan 1944, p. 137. 这个出名的句子（也印在《罗马观察报》报头）改自《马太福音》16：18，耶稣曾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5] ACS, MI, DAGRA, b. 113, 8 novembre 1926; ACS, MCPG, b. 155. 这些报告要谨慎阅读，因为这位“梵蒂冈出名的线人”显然非常讨厌加斯帕里。根据秘密警察1927年12月的报告，加斯帕里同样不信任塔基·文图里，他指责耶稣会士是个两面派，将梵蒂冈的机密信息透露给领袖；ACS, MI, DAGR, b. 1320。当所谓针对塔基·文图里的假刺杀案引发骚动时，加斯帕里曾试图令教宗同耶稣会士反目，他告诉教宗，这一事件是耶稣会士捏造出来的，背后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ACS, MI, DAGR, b. 1320, 5 settembre 1928.加斯帕里排挤塔基·文图里的进一步证据还出现在1928年提交给墨索里尼的警方报告中，这份报告告诉领袖，加斯帕里反对让耶稣会士插手罗马问题的协商过程； ACS, CR, “Appunto,”关于皮尼亚泰利亲王的报告，未标明日期。警方线人还报告说，卡恰蒙席和德·桑佩尔蒙席（分别是教宗的内务管理处总长典礼长和教宗管家）都将自己没有晋升枢机的原因怪罪给加斯帕里，并且常常在教宗面前诋毁他。

[6] 这封信刊于Martini 1960b, pp. 129–130。

[7] ACS, MI, FP “Pietro Gasparri,” Città del Vaticano, 8 ottobre 1929. 近来，由于博尔贡吉尼被任命为教宗驻意大利大使，皮扎尔多也就取代了他原先的位置，被任命为非常教务部部长。

[8] De Vecchi 1983, p. 144. 10月，当葡萄牙驻圣座大使来看望他时，加斯帕里透露说自己已经提出了引退申请，然而教宗还没有接受它。他补充道，墨索里尼已经成为教宗心头“可怕的梦魇”，他对公教进行会青年团体受到的压迫非常愤怒，并将领袖称作是“天主教青年的迫害者”。ACS, MI, FP “Pietro Gasparri,” Città del Vaticano, 23 ottobre 1929.

[9] 早在1928年11月，《纽约时报》就曾经报道过，不仅仅有传言称加斯帕里将会卸任，而且取代他的会是欧金尼奥·帕切利。《据称教宗大使将得到提拔》，NYT, November 19, 1928, p. 2。

[10] Informatore n. 35, Rome, 2 ottobre 1929, in Fiorentino 1999, p. 238.

[11] Coco 2009, pp. 176–177.在这轮决策中，教宗可能也考虑过其他因素。有传言称，当切雷蒂担任驻巴黎大使的时候，他身边常常有女人陪伴。

[12] ACS, MI, FP “Cerretti,” informatore n. 35, Roma, 14 dicembre 1929.

[13] 大使总结说，要找到一个与他相当的人来接任教宗驻柏林大使的职位可不容易。ASMAE, AISS, b. 4, n. 6361, Berlino, 10 dicembre 1929.

[14] Coppa 2011, pp. 20–21; O’Shea 2011, p. 81.

[15] Coppa 2011, p. 1; O’Shea 2011, pp. 74–80.

[16] 沃尔夫（2010, p. 36）发掘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在这些年间，帕切利同翁贝托·贝尼尼（Umberto Benigni）的情报网络有关系，但是他非常机智，并没有令“自己同贝尼尼及其‘情报系统’的关系暴露出来，由此保全了自己的名声”。

[17] Coppa 2011, p. 30.

[18] Noel 2008, pp. 38–39.

[19] Wolf 2010, p. 74. 德国教会许多不正统的做法是帕切利想要废除掉的，比如说举行大弥撒时，他们允许女性参加教堂唱诗班；Noel 2008, p. 61。

[20] Wolf 2010, pp. 75–79。

[21] Ventresca 2013, p. 55. 1929年9月，斯佩尔曼蒙席访问伦敦；欧金尼奥·帕切利去火车站接他，并且安排了他的饮食起居。这位美国神父对他的魅力印象深刻，他在9月8日寄给母亲的信件里写道：“每十个人里面，有七个人觉得他最有可能是下一任圣父。”这个预见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当时已经五十二岁的帕切利甚至还不是枢机。Gannon 1962, pp. 66–67.

[22] Papin 1977, p. 42.

[23] Charles-Roux 1947, pp. 74–77.

[24] Charles-Roux 1947, p. 77。

[25] Papin 1977, pp. 42–43.

[26] McCormick 1957, p. 75.

[27] 帕切利要求帕斯卡利娜尽最大的努力，将他已经习惯的德国居住环境复制到罗马。当他听闻，德国主教为了恭贺他当选国务卿，打算给他送一个新的胸前十字架时，他便告诉他们，他更想要德国家具。然后帕斯卡利娜负责挑选了家具，并安排将它们从德国寄送过来。在这位新国务卿的办公桌上，拜访者将会看到一方小银牌，上面刻着所有为这张办公桌出钱的德国主教的姓名；Schad 2008, pp. 53, 62–65。

[28] 有关帕切利“听写卡片”的更多内容，参见Pagano 2010。

[29] Charles- Roux 1947, pp. 74–75, 197; Ottaviani 1969, pp. 502–504.

[30] Tornielli 2007, p. 164.

[31] Tornielli 2007, pp. 164–165。

[32] ACS, MI, PP, b. 154, informatore n. 35 (=Bice Pupeschi), Città del Vaticano, 5 marzo1930.

[33] O. Forbes, Annual Report 1930, February 13, 1931, C 1077/1077/22, in Hachey 1972, p.196, section 147.

[34] 转引自Ventresca 2012, p. 288。

[35] Martin 1996, pp. 18–19.

[36] 正如沃尔夫（2010, p. 138）所说：“教宗生性冲动易怒，有时会毫不顾忌地中伤他人。他的国务卿则是个完美的外交官，他总是能够予以制衡，他主要致力于避免火上浇油。”

[37] ACS, MI, FP “Gasparri,” informatore n. 42 (=Bianca D’Ambrosio), Roma, 21 gennaio1930.

[38] ACS, MI, FP “Gasparri,” informatore n. 35, Città del Vaticano, 15 febbraio 1930.

[39] ACS, MI, FP “Gasparri,” informatore n. 35, Città del Vaticano, 4 marzo 1930.

[40] ACS, MI, FP “Cerretti,” informatore n. 35, Città del Vaticano, 29 maggio 1930. 1929年秋天，斯佩尔曼蒙席在柏林给母亲写信，提到帕切利和皮扎尔多互为好友；参见Gannon 1962, pp. 66–67。梵蒂冈的一位警方线人在1929年秋天报告说：“皮扎尔多的手腕，令人想起黎塞留（Richelieu）枢机，他通过教宗的宽厚仁慈，用阿谀奉承赢得了教宗的青睐，可以用任何他愿意的方式操控教宗。”据这位线人所言，皮扎尔多深谙梵蒂冈的处世之道，通过“逢迎和阴险的狡猾”赢得了最重要的几位枢机的保护；参见Fiorentino 1999, pp. 89, 224–225。然而他的手下并没有完全臣服于他。1934年，梵蒂冈国务院所有主要人物都受邀前往罗马大酒店，参加为来访美国主教接风洗尘的午宴。皮扎尔多的首席助手多梅尼科·塔尔迪尼出席了午宴，而奥塔维亚尼和博尔贡吉尼也都在场。然而皮扎尔多却没有出现，他实际上忙于给公教进行会的一批教会助理做演讲。塔尔迪尼写道：“如果他不去做演讲，而是参加午宴，可能对他和……这些公教进行会助理来说会更有好处。”塔尔迪尼日记，ca. 1934，转引自Casula 198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41] 《意大利将白色教士袍赠予教宗》，NYT, February 12, 1930, p. 5。

[42] De Vecchi 1998, pp. 182–183 (30–31 maggio 1930).

[43] De Vecchi 1998, pp. 194–195 (11 giugno 1930)。6月24日周二，墨索里尼在参议院会议上碰到了德·维基，并询问最近在梵蒂冈的工作是否顺利。大使回答说，总体来说一切顺利，但是“教宗一如既往，还是非常难相处”。墨索里尼询问了教宗的健康状况，德·维基回答说，法国大使曾透露，教宗的前列腺给他造成了一定困扰，但是医生认为即便动手术也很难改善病情。当墨索里尼表示自己为这个消息感到难过时，德·维基告诉他说，如果真是如此，教宗发生点变故也许不是坏事。墨索里尼显然已经从报告中获知教宗前列腺有恙，他没有理会德·维基的那番议论，转而询问教宗是不是真的要求为他准备一个装置，好让他在西斯廷教堂的漫长仪式中能够放松自己。De Vecchi 1998, pp.209–210。

[44] De Vecchi 1998, pp. 212–214 (27 giugno 1930)。

第十二章
帕切利苦苦支撑

1931年5月末的一期《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如下新闻：《教宗肖像遭法西斯党人践踏》，称“暴民将教宗贬作叛徒，并且烧毁图书，而《罗马观察报》的销售也遭到暴民的阻止”。[1]

公教进行会乃是教宗令意大利民众再度皈依大公教的关键组织，而近几个月来，它所面临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公教进行会设有全国性质的领导机构，其平信徒主席由教宗委任。根据其组织结构，皮扎尔多蒙席是公教进行会的“教会助理”，但由于他是教宗的亲信，于是教宗便通过他紧密地控制了这个组织。国家层面的指令会下达到每一个主教教区，而地方公教进行会组织通常由当地主教管辖，其委员会则包含平信徒。在教会影响力最为深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方教区为成年男性、成年女性、男孩、女孩分别设立了不同的公教进行会组织。

墨索里尼清楚公教进行会对庇护十一世来说有多么珍贵，但他决定要让教宗看清自己的处境，好有点自知之明。意大利的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控诉文章，指责公教进行会藏纳人民党活动分子以及政府的其他敌人，数百名法西斯党大学生受到这些文章的煽动，砸坏了罗马大学公教进行会中心的窗户。还有人用石头砸开《公教文明》所在大楼的窗户，破窗而入，将书本从窗户里抛掷出来。他们一边高喊着“打倒神父！打倒教宗！”，一边将庇护十一世的肖像丢到大马路上。[2]

教宗无比愤怒，命令帕切利暂停同意大利大使的例行会晤。[3]然而墨索里尼的自负和火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已经受够了来自教宗的压力，于是下令关停意大利境内所有的公教进行会青年团体。[4]

当庇护十一世接见罗马尼亚大使时，后者犯了一个错误，他建议教宗安排一位值得信赖的调停人，来处理他和墨索里尼之间的分歧问题，由此向全世界示范该如何和平地解决争端。教宗毫不客气地反驳说，他的权能由天主授予，俗世的临时统治者是不能够和他相比的。“我已经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他说道，“我相信我的事业乃是我的使命，我永远都不会放弃，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放弃！”

大使回忆道，庇护十一世“变得越来越激动，用双手拍着桌子。最后他站起身来，几乎用他最大的声音喊出了对墨索里尼的不满。当时的他气喘吁吁，愤怒的神情溢于言表，可是突然，他大约是意识到自己这番激动的讲话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于是他开始控制言行，又坐了下来。尽管仍旧气喘吁吁，他还是补充道，‘但是大使先生，如你所见，我仍旧保持冷静’”。[5]

《纽约时报》6月1日的头条新闻报道了墨索里尼关停公教进行会青年团体的决定，并认为墨索里尼和教宗的关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意大利共有一万五千多个这样的团体，涉及的成员超过五十万人，而它们都将在接下来的一天里遭到关停。[6]6月4日即将迎来基督圣体圣血节，为了表示抗议，庇护十一世禁止意大利教会为大众举行传统的游行活动。[7]

诸位枢机担心冲突会走向失控。他们认为新任国务卿太过孱弱，无法阻止灾难结局的到来，于是他们联络了彼得罗·加斯帕里，提议由他出面同墨索里尼进行会晤。自危机伊始，教廷中便滋生出不满情绪，因为教宗完全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帕切利已经手足无措了，这种不满情绪也就愈演愈烈。加斯帕里认为教宗缺乏外交意识，庇护以为自己能够用对待各位大主教的方法（“责骂比讨论更有效”）对待墨索里尼。[8]加斯帕里还没有从退位的失落中走出来，如今当然愿意出面调停，不过他告诉诸位枢机，只有得到教宗的许可，他才会答应这份差事。然而教宗拒绝了。[9]

4月就已经有谣言称帕切利将要引退。[10]5月下旬，法西斯日报《罗马人报》（Il Popolo di Roma）的报道称教宗计划解除他的职务。[11]6月初，领导宗教裁判所的多纳托·斯巴雷蒂（Donato Sbarretti）枢机告诉教宗，裁判所的枢机一致认为代表教廷与政府展开协商的人应该是加斯帕里，而不是帕切利。帕切利受到了孤立。那些亲法西斯党的枢机认为他太过孱弱，没法让固执的教宗退让；而反法西斯派系又认为他过于迫切地想要保护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同盟关系。[12]

6月9日，切萨雷·德·维基面见帕切利，并且心满意足地发现他“完全站在我们这边”。[13]教宗曾告诫帕切利，不要同意大利大使谈论这场危机，然而帕切利沮丧地将教宗的这番指示透露给法国驻圣座大使，并表示教宗的不信任令他感到深深的失望。教宗在应对这场危机时如此彻底地将国务卿排除在外，这番做派也令法国大使感到讶异。帕切利大约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么多嘴，于是便恳求法国大使替他保守秘密。[14]

梵蒂冈内部的意见分裂也传到了意大利外交部部长迪诺·格兰迪的耳中，他希望对此加以利用，于是敦促墨索里尼进一步施加压力。他建议领袖召回意大利大使，并威胁废除宗教事务协约。“我坚信，”他写道，“如果我们把矛头仅仅对准教宗，一面宣称我们是大公教最为热忱的支持者，一面指出教宗作为大公教的首脑有颇多失职之处，我们就能令圣座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15]

6月晚些时候，德·维基的副手、意大利驻圣座代办朱塞佩·塔拉莫（Guiseppe Talamo）前往帕切利的办公室与他会面。塔拉莫形容道，这位国务卿“既油腔滑调又有些尴尬”地告诉他，教宗正准备就这场冲突发表声明。帕切利还补充道，他希望这番声明不致让情况继续恶化下去。[16]

实际上，教宗决定要用更为严厉的话语谴责法西斯党，并且准备了长篇通谕，目标直指领袖。他担心法西斯党审查官会阻碍其传播，于是便将复件交给美国神父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由他偷偷地带过法国边境。这篇题作《我们不需要》（Non abbiamo bisogno）的通谕先是刊登在国外的报纸上，然后才在7月初登上《罗马观察报》的。[17]

教宗在这篇通谕中否认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同反法西斯运动有任何瓜葛，并且在青年教育方面，他反对将教会的正当职责局限于提供宗教指导。“对于一位天主教徒而言，遵奉教条意味着教会以及教宗不能佯装给自己设限，使得我们仅仅从事宗教的外在实践（弥撒和圣礼），而将余下的教育拱手让给国家。”

尽管教宗发起猛攻，但仍然小心翼翼地将好法西斯（承认教会的权能并且遵从教会的训诫）区别于坏法西斯。教宗一边对国内天主教会受到的迫害提出抗议，一边又表示：“我们相信，我们既为[法西斯]党，也为政府做了一件好事。”[18]他先是谴责了那些坏法西斯党人，这些人将法西斯引入歧途，变成了崇拜国家的异教，最后他又以和解的话语收尾：“尽管说了这么多，但我们从未说过要谴责党和政府。我们的目的是指出党的程序和活动中所有背离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实践的内容，并且对其提出谴责。”[19]

教宗还有其他手段，可以进一步给墨索里尼施加压力。米兰新火车站盛大的落成仪式原定于7月1日举行，国王将出面主持这场仪式。由于近来的冲突，米兰大主教向公众透露消息，表示自己不会参加仪式。国王不肯忍受由低阶神职人员陪侍的窘境，于是也退出了这场仪式。近些年来，法西斯政府主持活动却没有受到高阶神职人员的祝福，这算是第一次。[20]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教宗的这篇通谕并没有令冲突愈演愈烈，反倒标志着冲突开始落幕。发布通谕之后，教宗已然发泄完怒火。如今的他似乎已经做好准备，把所有的不愉快都抛到脑后。也许是他的顾问终于将他说服，令他明白需要同墨索里尼和解，又或许是他们不断的游说终于令他筋疲力尽。这场冲突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双方的利害关系已经太深了。[21]

在7月中旬的一场仪式上，教宗祈祷奇迹降临，“帮助那些盲目的人”。[22]他命塔基·文图里互通有无，帮助双方走出僵局。墨索里尼告诉这位耶稣会特使，他也迫切想要结束这场冲突。[23]塔基·文图里赶忙将这些振奋人心的话语报告给梵蒂冈。“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他向帕切利写道，“圣父上周日做的祈祷已经开始应验了。天主点亮了圣光，令盲目的人得以看见！”[24]

教宗倚仗这位耶稣会特使，同独裁者谈妥了解决冲突的办法。7月25日，他明确地提出了解决争端的两个条件。[25]首先，他希望墨索里尼承认，教会在儿童教育方面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有权为了“正当的宗教目标和神圣目标”组建公教进行会团体。当天晚些时候，当耶稣会士面见领袖的时候，墨索里尼表示可以答应这项请求。带来分歧的是教宗的第二个条件。庇护十一世不仅要求墨索里尼重新开放公教进行会青年团体，而且要求他承认，关停这些团体的命令违背了法律。对于这样的要求，领袖不愿意做出让步。他表示要求他道歉等同于羞辱他。

塔基·文图里深信除非教宗做出让步，否则这场危机就无法结束，于是他向加斯帕里寻求帮助。这两人向来走得不太近，如今却背负起共同的使命。

在这场会面之后，加斯帕里致信帕切利。“我现在怀着极端忧虑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他这么告诉帕切利，还给自己的这行话加了下划线。加斯帕里认为，墨索里尼对教宗做出的让步已经“非常巨大”。仅仅为了“程序”（即要求领袖做出道歉）问题，教宗“要继续谴责法西斯，并且终止双方的宗教事务协约”，这简直荒谬透顶。身为国务卿，帕切利现在应该站出来说服教宗改变主意。[26]

“根据最近几周到处疯传的谣言，”法国驻梵蒂冈代办在报告里写道，“教会正准备同意大利政府继续商谈，而帕切利枢机则被教宗排挤在外……本次商谈将仅仅遵从教宗的意志，他不会采纳任何人的建议。”[27]

最后教宗做出了让步。8月中旬，在教宗和墨索里尼之间反复奔波后，塔基·文图里开始起草双方的协约，并由双方在9月2日签署。[28]这份协约规定公教进行会的组织形式须以主教教区为基础，由当地主教直接管辖。任何公开批评政府的人都不得担任该组织的领导人，并且公教进行会的活动只能限定在宗教领域内。[29]

教宗不得不做出让步。他虽已发表了一篇出人意料的通谕，希望将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召至他的麾下，然而这些年来，无论是教宗抑或教区神父，都教导这些天主教信徒：墨索里尼是天主派来的人。在这场纷争中，教徒已经失去了方向，他们希望一切能够尽快尘埃落定。教宗发现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如今的他只好收回部分要求。[30]

并非所有的意大利神父和主教都对这份协约感到满意。流放到伦敦的人民党创始人斯图尔佐神父认为，教宗想要维系与政府的同盟关系，这一点并未令他吃惊，但是教宗签订的协约却为墨索里尼带来了一场彻底的胜利，此情此景令人不忍直视。另一位流亡海外的人民党前主席更直言不讳：“教宗屈服了，他退却了，害怕了。他向法西斯摩洛神[31]的祭坛弯腰鞠躬……自从9月2日签订不祥的协约后，意大利国内外便风行这样的说法。”[32]

一些枢机也发出怨言，抱怨教会进一步受限。据法国代办所言，他们认为“是帕切利枢机的绥靖倾向掌控了整个协商的过程”。法国大使猜测教宗年事已高，一开始的怒火平息后，最终被帕切利和周围的其他人消磨了最初的斗志。[33]这种看法包含一定的真实性，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人是塔基·文图里，而非帕切利。

一向固执且坚守原则的教宗突然就向压力屈服，这令各国驻圣座大使感到惊讶。那篇既谴责法西斯政府垄断青年教育，又对国家崇拜提出警告的通谕才发表了两个月，这份协约却对此只字不提；此外它也不包括教宗长久以来就想从墨索里尼那里求得的东西，即为天主教团体遭受的暴行以及教宗受到的侮辱做出道歉。[34]

* * * * *

在墨索里尼和塔基·文图里签署最终协约的第二天，庇护十一世召来大使，为没有让他参与这轮协商表示道歉。他令博尔贡吉尼做好同领袖会面的安排，如今是时候令双方的关系重回正常的轨道了。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几天之后，墨索里尼微笑着和他打招呼，“暴风雨过后总是特别平静。”

“这也是我前来拜访的原因，”大使回答道，“我以为，既然两边已经复归和平，那么现在正应该同阁下重新建立联系。”

“请拭目以待，”独裁者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解释，“一段漫长的平静期将从现在开始。”

“赞美天主！”

“来，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清楚。”领袖指着桌上一堆由塔基·文图里递交的纸条，上面写着教宗提出的要求。有很多书要禁，还有新教徒的传教活动要扑灭。“我会立即下达命令，执行你们想要得到的一切。”

大使另有一事相求。尽管领袖已经主持政府长达十年，但他仍未晋见教宗。博尔贡吉尼说：“教宗想让我告诉您，您是梵蒂冈最受欢迎的客人。”自双方签订《拉特兰条约》之后，教宗就一直希望领袖能够来晋见他，但是这位独裁者却始终拖延了事，不断找借口推迟行程。梵蒂冈到处都是神父，他肯定会不自在，而其富丽堂皇定会让他显得渺小，也就愈发令他不自在。赢得最近的胜利之后，墨索里尼感到自己的优势地位已经稳固，在教宗面前也不会显得俯首帖耳。如今，危机已经过去，他深信伟大的事业即将来临。[35]

[1] 《教宗肖像遭法西斯党人践踏；梵蒂冈进入警戒状态》，NYT, May 28, 1931, p. 1。第二天，《纽约时报》继续在头版发表文章，报道此次危机，文章题作《墨索里尼制止反天主教暴动》。

[2] 阿纳尔多·科特西，《法西斯党人控诉天主教干涉世俗事务》，NYT, May 27, 1931, p. 1;Casella 2010, p. 137。

[3] ASV, AESS, b. 430a, fasc. 342, 6. 37, 23 maggio 1931.教宗心头还有另一件烦心事。5月初，帕切利告诉教宗，赫尔曼·戈林即将访问罗马，他想趁这个机会拜见教宗。当时，戈林是纳粹议会代表团的团长。教宗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告诫帕切利，他也不得同戈林会面，然而帕切利仍然安排了副国务卿皮扎尔多与戈林会面。Wolf 2010, pp. 148–149.

[4] De Vecchi 1998, p. 225.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来自各地省督的报告记录了公教进行会青年团体被关停的情况，以及来自地方主教的抗议声音。ACS, CR, b. 33.

[5] Falconi 1967, pp. 201–202.

[6] 阿纳尔多·科特西，《庇护十一世控诉法西斯党的憎恨和暴力；博洛尼亚发生四起爆炸事件》，NYT, June 1, 1931, p. 1。后来，梵蒂冈日报报道说，被关停的公教进行会男性青年组织有五千多个，而被关停的女性组织则高达一万个，此举一共影响了八十万人。《争议旁记》，OR, 10 luglio1931, p. 1。

[7] 当意大利南部的个别教区不顾教宗的命令，仍旧举行庆祝仪式时，教宗命其神父中断教会的所有公共职能，直到获得进一步的指示。阿纳尔多·科特西，《教宗变更公教进行会地方领导人，并惩罚了数个教区》，NYT, June 11, 1931, p. 1。

[8] ASMAE, AISS, b. 2, fasc. 6, Il segretario particolare di S.E. Il Capo del Governo a De Vecchi, 13 aprile 1931. 配套的“前期记录”日期为1931年4月9日。

[9] Martini 1960a, pp. 578–579.

[10] Coco 2009, pp. 214–215.

[11] 该报还声称有数位枢机反对教宗的一些近期行动，它列出了四位枢机的姓名，其中便有彼得罗·加斯帕里。教宗对此十分愤怒。他让塔尔迪尼蒙席立即乘车拜访四位枢机。每个人都必须公开否认该报的声明，并刊登在梵蒂冈的报纸上。加斯帕里枢机写道：“我一直都拥护教宗，并将永远拥护教宗。”Coco 2009, pp. 217–218.

[12] Coco 2009, pp. 222, 242–243。

[13] 他还进一步说道：“显然，会晤时同样在场的博尔贡吉尼蒙席站在另一边。”

[14] MAESI, vol. 266, 80–81, 10 juillet 1931.

[15] Coco 2009, pp. 241–242.

[16] DDI, series 7, vol. 10, n. 322.“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状况，”德·维基（1998, pp. 267–268，1931年7月11日）后来引用了帕切利就教宗与墨索里尼之间的危机升级所说的话，“那是我上级的意愿。”迪诺·格兰迪的日记提到帕切利和塔拉莫进行了会面。Coco 2009, p. 239.

[17] 这一期报纸的发行比平日早了五个小时，当政府官员发觉这期报纸刊登了通谕的时候，报纸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他们只能没收余下的一小部分；Binchy 1970, pp. 522–523。宾奇指出数百份通谕复本通过一架飞机偷偷运到巴黎，其飞行员正是未来的纽约大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我们尚不清楚宾奇何以认为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斯佩尔曼，因为这种可能性非常低。摩根（1939, pp. 186–187）就此事采访了斯佩尔曼。他的描述确证了教宗曾经将斯佩尔曼喊到他的书房，将通谕的复本交给他，并指示他确保让这份通谕在国外刊行，而斯佩尔曼也确实将它们带过法国边境，带到巴黎，然后将这些复本交给美国的各家通讯社。德·维基的日记（1998, p. 257）指出，据皮扎尔多蒙席所言，“教宗近来非常痛苦，他吃不下东西，也很少睡觉；每天都生活在焦虑和担忧中”。

[18] 转引自刊登在CC, 9 luglio 1931 III, pp. 97–122上的通谕。

[19] 教宗庇护十一世通谕《我们不需要》的英语译文可以参见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ius_xi/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_enc_29061931_non-abbiamo-bisogno_en.html.这篇译文漏掉了原文中包含的“也为政府”，而我已经在正文中将它补充回去。方括号内起说明作用的“法西斯”出现在梵蒂冈官方的译文中。有关教宗努力澄清他并不反对法西斯政府，另参见Moro 2008, p. 423。

[20] Garzonio 1996, pp. 58–59.

[21] 墨索里尼同样迫切地想要把这场争执抛到身后。除了个别情况外，法西斯报纸基本上以克制和敬重的口吻回应了这篇通谕。《法西斯劳动报》是法西斯党极端反教会的一派，它就属于例外情况，控诉教宗为国际反法西斯运动服务。它还为一则广为传播的谣言背书，认为这场危机源于皮扎尔多蒙席想要取代帕切利国务卿一职的野心。依据这种观点，皮扎尔多（负责监督公教进行会的梵蒂冈官员）与《罗马观察报》主编朱塞佩·达拉·托雷狼狈为奸，他们代表了反法西斯力量，而帕切利则拥护教宗和法西斯政府的合作关系；MAESI, vol.266, ff. 64–66。

[22] 法国驻梵蒂冈代办让蒂（Gentil）当时在场，他向法国外交部长报告了这场仪式的情况，收录于MAEI, vol. 266, 110–112, 20 juillet 1931。

[23] ASV, AESI, pos. 849, vol. 3, fasc. 519, f. 79r. 7月中旬，双方都在努力结束这场争执。在7月17日凌晨2点钟，一枚炸弹在梵蒂冈引爆，惊醒了梵蒂冈城里的许多人（尽管教宗没有被惊醒）以及罗马靠近梵蒂冈区域的数千人。据说炸弹爆炸时，听到爆炸声的帕切利仍然在办公室工作。爆炸前夕，梵蒂冈的一位侍者曾在圣彼得大教堂中发现了这枚藏在布道坛里的简易炸弹，教宗宪兵检查了这个金属圆筒，但由于没听到嘀嗒声，便以为这可能是个恶作剧。在决定怎么处置这枚“假”炸弹之前，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将它放在梵蒂冈内的一处林地上。它在那里发生爆炸，将树木连根拔起，炸到二十码外的地方。法西斯媒体将这枚炸弹归咎给反法西斯人士，认为他们想要令政府和梵蒂冈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恶化，梵蒂冈则没有反对这个观点。阿纳尔多·科特西，《炸弹在夜间爆炸，惊醒梵蒂冈》，NYT, July 18, 1931, p.1。

[24] ASV, AESI, pos. 849, vol. 3, fasc. 519, 6. 80r–80v.

[25] ACS, CR, b. 68,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25 luglio 1931.前一天，教宗已经告诉帕切利，他通过塔基·文图里给墨索里尼传达了信息，提醒领袖教宗非常克制，没有谴责他本人以及法西斯本身，他只想从僵局中寻求一条令他满意的出路。教宗告诉帕切利，即便在共济会当道的法国，那里的天主教徒也比在意大利享有更多的自由。ASV,APAC, b. 430a, fasc. 343, ff. 21.

[26] 加斯帕里显然认为他的继任者无法胜任这项任务，于是还在信中附了一张字条，帮助他游说教宗。上面写着：“最有福的神父，我是您最谦卑的子孙，来到您面前，希望让您知道我良知的感受。我们同墨索里尼的协商陷入僵局，这令我感到极度难过。圣父曾经说过，他不愿意令任何人受辱，在我看来他可以像慈父一般命令塔基·文图里神父不要再坚持那个不可欠缺之条件，您照我这张字条说的去做，就能够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冲突。” ASV, AESI, pos.849, vol. 3, fasc. 519, 6. 91r–92v.
加斯帕里一方面试图让教宗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松口，另一方面也自作主张地向墨索里尼提出了不少建议。7月14日，加斯帕里自称是领袖的“朋友和崇拜者”（他把这几个字写在了署名的前面），他请求墨索里尼不要再给冲突煽风点火。ASV, AESS, pos. 515, fasc. 530, p. 83r, Gasparri a Mussolini, 14 luglio 1931.然后，在一封明显是他见过塔基·文图里之后写给领袖的信中，加斯帕里告诉墨索里尼他刚刚获知耶稣会士接下来肩负着什么样的任务。他自称是“阁下的崇拜者和朋友”，恳求墨索里尼抓住这个新的机会结束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ASV, AESS, pos.515, fasc.530, pp. 80r–80v, Gasparri a Mussolini, n.d.多梅尼科·塔尔迪尼的注释表明这封信的日期是7月末或者8月初，至于它有没有被寄送给墨索里尼，我们则没有证据。

[27] 有趣的是，法国大使认为，帕切利难以对教宗施加影响，是因为教宗对他的兄长不满。宗教事务协约没有预见政府会对公教进行会采取行动，也就没有列出明确的条款来保护这个组织，教宗将这一疏忽怪罪到弗朗切斯科·帕切利头上。MAEI, vol. 266, 122–124, 6 août 1931, Gentil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还有四处流传的谣言称这场公教进行会的危机一结束，国务卿的位置马上就要换人。《梵蒂冈有人称帕切利很快就要出局》，NYT, August 13, 1931, p. 8。

[28] 墨索里尼私人文件中这份协约的打印版将“庇护十一世”称作“庇护九世”，也许只是一个无心之失。ACS, CR, b. 68, Roma, 2 settembre 1931.

[29] 《圣座和意大利政府就公教进行会签订协约》，CC 1931 III, pp.549–552。协约的第二段照顾的是墨索里尼的反对意见，许多公教进行会团体与特定的行业有关，他们有可能会跟法西斯行业协会形成竞争关系，由此破坏了该协会对劳动力组织的垄断。这些行业公教进行会团体必须将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宗教范围内，并且全力支持本行业的法西斯政府行业组织。最后一点规定地方公教进行会团体不得参与任何体育活动，这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体育活动是将男孩吸引入地方公教进行会团体的重要筹码；参见De Felice 1974, p. 275。

[30] De Felice 1974, p. 263.

[31] 古代迦南人所祭拜的神。父母把子女作为祭品献上，放到火里焚烧，祈求神明保佑。——编注

[32] 弗朗切斯科·费拉里（Francesco Ferrari），转引自Malgeri 1994, p. 57。意大利最权威的法西斯史学家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在我们看来，”伦佐·德·费利切（1974, pp. 270–271）写道，“在当时，这一协约对教会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失利。”

[33] MAEI, vol. 266, 153–155, Gentil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8 septembre 1931.不过从避暑归来之后，丰特奈在报告里写道，在9月3日，教宗召集十一位枢机开了一场秘密会议，并将加斯帕里从山区避暑地召回到罗马，而这十一位枢机中，有十位对这份协约表示支持。MAEI, vol. 266, 174–180, Fontena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29 septembre 1931.考虑到教宗强势的个性，以及当一位枢机惹怒教宗时将引起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尚不明确这一“站队”结果能够揭露出多少真相。

[34] MAEI, vol. 266, 167–169, Gentil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7 septembre 1931.

[35] ASV, ANI, pos. 23, fasc. 3, 6. 46r–48r, Borgongini- Duca, handwritten memorandum,“Dopo il conflitto,” n.d.

第十三章
墨索里尼永远正确

公教进行会危机解除之后，教会与法西斯政府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双方的合作也更加深入和广泛。墨索里尼如今受到意大利天主教神父的热忱支持，拥有了一副几近神明的形象。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1931年的公教进行会纷争代表了教宗对法西斯的反抗，但如果我们细查这个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的实际作为，就会明白这种观点有多么荒谬。教宗试图通过公教进行会令意大利人民全部皈依天主教，在这个过程中，法西斯政府并不是拦路虎，而是不可或缺的盟友。如果公教进行会不和法西斯当局密切合作，那么它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该组织的平信徒主席奥古斯托·奇里亚奇（Augusto Ciriaci）是领袖的狂热拥趸；德·维基告诉墨索里尼，此人“差不多算是我安插在梵蒂冈的卧底，因此也是您的卧底”。[1]

庇护十一世将公教进行会的成员看作士兵，为他发起的“道德战役”冲锋陷阵。在每一个主教教区，公教进行会都设立了“道德秘书处”，用于鉴定一切不道德活动的迹象，并予以揭发。它列出了许多应当被抵制的戏剧和电影清单，而其成员则不断地骚扰警方，令他们叫停这些戏剧和电影的演出和播放。公教进行会成员还被告知，要彻底探访乡镇的每个角落，寻找那些冒犯教会的事物和活动，并向当局检举揭发。[2]

在道德衰退的诸多迹象中，最令教宗感到心烦的莫过于女性的大胆着装。从1926年起，塔基·文图里便开始与警方高层频繁接触，试图让他们禁止意大利女性着装露腿、露背以及胸部半露。[3]那年6月，内务部部长对教会的施压做出反馈，命令各省省督禁止女性穿着过分暴露的泳衣。部长还下达命令，禁止人们在跳舞时穿着泳衣（这一行为尤其令教宗反感）。[4]

教宗对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裸露身体一事关心到什么程度呢？即便在签署《拉特兰条约》之前最为紧张的那几日，当教宗听闻有几位衣着暴露的舞者现身罗马，他也立即派遣塔基·文图里前去敦促领袖处理这起“伤风败俗”的事情。

在这一历史性条约签署的八天前，塔基·文图里面见了墨索里尼。他首先告诉领袖，教宗对他禁止罗马一切艳舞表演的举措感到满意，但是这些糟粕刚刚被从前门清扫出去，就又从窗户溜了回来。电影院业主发现，如果他们雇佣女孩子在幕间休息时搞点跳舞表演，就能吸引到更多顾客。耶稣会士告诉墨索里尼，这些年轻女性的“穿着就像夏天时的夏娃，除了私处上缠着一条薄薄的布条或腰带外，几乎一丝不挂；她们只会刺激色欲的肮脏念想，而没有任何抑制作用”。他希望有一天，政府能够下令取缔这一可怕的表演，而他就能够向教宗传达这一喜讯。[5]

教宗反对女性以任何形式在公众场合裸露肉体，而其中有一种形式尤其令他头疼，那便是女孩子们参加体育竞赛。1928年，当他得知法西斯党计划在罗马举办这样的赛事时，梵蒂冈日报以及《公教文明》都刊登了他谴责此事的公开信。他批评道，即便是在异教时代的罗马，这等败坏女性优雅的荒谬事都闻所未闻。[6]

1930年初，国家法西斯青年组织主席回应了教宗一方施加的压力，发布了女生体育教育的全新指导方针。这一群体的目标不再是锻炼体育技能，而是确保“这些未来的母亲学会指导她们的孩子接受体育教育所需的必要知识”。《公教文明》赞扬了这一指导方针，将其树立为楷模，表明法西斯政府能够多么高效地与梵蒂冈通力合作，一同提高国家的精神福祉。[7]

然而教宗从未放松过警惕。第二年，有消息称国际女生体育竞赛计划在威尼斯举行，令教宗感到非常不安。这一次他派出博尔贡吉尼游说墨索里尼取缔这一活动。

墨索里尼没有教宗的这些顾虑，他解释道，组织这些体育竞赛的乃是国际体育组织，并非意大利政府。为了表明这些女生体育竞赛对他个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这位独裁者还进一步表示（或者他说这些话，只是因为他总是喜欢让这位拘谨的大使难堪）：“女人就两种用途，生儿育女和挨打挨揍。”博尔贡吉尼的尴尬令他更加兴奋，在这个话题上更加起劲。“女人就像毛皮大衣，”他解释道，“你时不时就要掸掉上面的灰尘。”[8]

地方公教进行会团体在向地方政府官员提出类似请求时，也常常面临类似的冷遇。在这种情况下，受挫的主教只好转而向梵蒂冈求助。

1932年，教宗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来信，其中包含一组模糊的快照。写信的主教谴责了卡普里岛（Capri）女性暴露肉体的现象。许多女性的“后背基本上完全裸露，而胸部也常常只是勉强盖住，有些人上身泳衣的材质甚至是透明的”。他进一步说道，这番景象主要是由外地人导致的，这座岛上的大部分良民都对其表示厌恶。他要求梵蒂冈去游说警方，让他们对这种现象采取行动。他随信附上的四张照片都是从背后拍摄，照片上那些裸露后背的女性都穿着非常时髦的晚礼服。[9]

欧金尼奥·帕切利代教宗回复了这封信。他向这位主教保证，宣扬女性端庄的运动一向都是公教进行会的核心项目。这一组织“不会放过任何敦促当局的恰当机会，让他们提高警惕并且更为严格地运用法律”。[10]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停下来考虑一下帕切利这封信的日期：1932年9月16日。塔基·文图里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结束公教进行会冲突，是不到一年之前的事情。[11]现如今，全国上下的地方公教进行会团体已经在和法西斯警察密切合作了。[12]

教宗不断推进自己的行动，反对女性在意大利的海滩上袒露身体。教会也不断地敦促墨索里尼，然而这种行为有时候会逾越界限，1934年3月便有这样一个事例。那个月，佛罗伦萨大主教埃利亚·达拉·科斯塔（Elia Dalla Costa）炮轰法西斯青年组织，因为它支持成员去沙滩游玩。墨索里尼被这番批评惹怒，给帕切利写了一封信。

“那位名头不小（也许名头太盛）的埃利亚·达拉·科斯塔蒙席向教区教众发去一封信，”领袖说道，“他和蔼地将我们称作异教徒和野蛮人。请告诉他上头的人，我们既不是异教徒，也不是野蛮人；我们也不想成为此等货色，尽管达拉·科斯塔写给教众的信里是这么称呼我们的。”

意大利大使德·维基亲手将领袖的信转交给帕切利。他告诉帕切利，这样的言语攻击最后只能事与愿违。德·维基接着提起了一个禁忌话题，他表示这位大主教谴责法西斯党人都是野蛮人，而政府却要对天主教神父非常普遍的不道德行为保持沉默，这会越来越难办。大使警告道，如果有一天教宗做得太过火了，最后的结果恐怕会令他不高兴。[13]

教宗还给当局施加压力，令其禁止那些教会认为有悖道德的图书。比如一本在性方面提供指导意见的书，在欧洲颇为畅销，这本由荷兰妇科医生所著的《理想婚姻》（Ideal Marriage）囊括了生殖方面的生理学知识，鼓吹性快感，并且在节育方面提供了有用的信息。1930年，梵蒂冈将其列入了“禁书名录”。一段时间后，当这本书即将出意大利语版时，教宗得知消息后让墨索里尼禁止该书的销售，领袖向他保证他会予以禁止。[14]

庇护还给墨索里尼施加压力，让他禁止那些为教会所不喜的电影和戏剧。早在双方签署《拉特兰条约》之前，教宗就曾派遣塔基·文图里同墨索里尼商讨双方该如何在这个方面进行合作。在1929年的一次会面中，两人讨论了美国电影。塔基·文图里认为它们是罪恶和猥亵的粪坑；墨索里尼表示赞同，并将美国影院贬作是一所“堕落的学校，如果不予以阻止，最终会毁掉这个国家”。塔基·文图里非常满意，于是便要求这位独裁者“研究一下如何让审查系统高效地运作”。[15]

1931年3月20日的《洛杉矶时报》头版刊登文章《意大利禁止包含性意味的电影……电影审查规则因教宗抗议而愈发严格》，报道了墨索里尼对教宗怨言的回应。[16]

教宗对墨索里尼提出的诸多要求，有时候会多到让人觉得难以应付。他向领袖提出各种各样的抱怨，从惹人厌恶的女性着装、书籍、新教传教到电影和戏剧。他还常常要求墨索里尼解决离教神父[17]的问题。在教宗国被攻陷之前，教会尚且能阻止这些异端分子在公众场合露面，然而意大利王国建国之后，它就无力再控制这些人了。在他们所行的事迹之中，最令梵蒂冈愤慨的是他们会在公立学校中担任教职，在教宗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耻的行径。[18]

早在双方签订宗教事务协约之前，庇护就开始敦促领袖采取各种行动。1925年1月，教宗要求墨索里尼解除罗马大学知名教会历史学家和离教神父埃内斯托·博纳尤蒂（Ernesto Buonaiuti）的教授职务。长久以来，博纳尤蒂都是梵蒂冈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位现代主义者鼓吹政教分离，早年任教于罗马最好的一所神学院，后来离开了这个岗位。1921年，他质疑圣餐中是否真的包含耶稣的圣体，导致被教会驱逐出教。[19]

对于教宗的这一诉求，墨索里尼的回应是对这位教授做停职处理，然而博纳尤蒂的同事到处游说，帮他恢复了教职。[20]1927年初，教宗旧事重提，这次他派出塔基·文图里敦促领袖解雇这位大学教授。墨索里尼回答说，尽管他很想事事令教宗满意，但也不能为了令教宗满意而让自己陷入蔑视法律的不义之境。他建议另找办法，让博纳尤蒂不能再教书育人。[21]三天之后，塔基·文图里想要碰碰运气，便拜访了教育部部长彼得罗·费代莱（Pietro Fedele）。费代莱见到教宗的这位特使并不开心，但他深知此人和领袖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从今往后，”他第二天给墨索里尼写信道，“只要塔基·文图里神父前来拜访我或者我手下的人员，我觉得最好还是将谈话的内容报告给你。”

费代莱向特使保证，教育部会勒令博纳尤蒂停止教学。塔基·文图里对这番承诺表示满意，但仍然代表教宗提出了警告。如果政府再次允许这位离教神父走上讲坛，那么庇护将禁止天主教徒进入罗马大学深造。[22]

博纳尤蒂在罗马大学的教职工队伍中一直待到了1931年，而讽刺的是，最终和他发生冲突的并非教宗，而是墨索里尼。当时出台了一项新法律，规定意大利所有大学教授都必须发誓向法西斯政府效忠。意大利总共有一千两百多名大学老师，拒绝效忠的只有十几个人，其中便有离教神父埃内斯托·博纳尤蒂。政府于是将这些人全部解雇。[23]

宗教事务协约签订之后，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教宗要求政府开除朱塞佩·萨伊塔（Giuseppe Saitta），这位离教神父当时是比萨大学的中世纪哲学教授。墨索里尼对这一请求特别敏感，因为萨伊塔在离开神父一职后变成了一名热忱的法西斯党人。他还是《新生活》（Vita Nuova）的主编，而这份杂志是法西斯党博洛尼亚党部的刊物。他还是墨索里尼御用哲学家乔瓦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的门徒，萨伊塔也确实曾在巴勒莫大学师从秦梯利。

1930年6月2日，教宗大使博尔贡吉尼面见墨索里尼，向他提出了教宗的要求。他认为教宗的要求受到了宗教事务协约第五条款的支持，它明确规定：“离教神父不得被委任教职，不得持有教职，不得担任任何与公众有直接接触的政府职务。”

“对您来说，把萨伊塔随便打发到一所博物馆去，简直易如反掌。”教宗大使建议道。

“要不就打发到古生物博物馆好了！”独裁者戏谑地回答道。当领袖情绪不错的时候，他很少会放过机会，一定要戏弄这位总是一板一眼的教宗大使。但是他对这次的要求不太热心。“Vedreme（等着瞧吧）。”他说道。

几个月后，萨伊塔仍然安稳地待在岗位上。1931年4月，教宗再次提醒墨索里尼，却依然没见到任何进展。墨索里尼表示，萨伊塔早在宗教事务协约签订之前就被委以大学教职，而协约条款并不具有追溯效力。两年后，萨伊塔不仅没有被打发到偏远的古生物博物馆，反而高升到博洛尼亚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这是一场教宗没能打赢的战役。[24]

* * * * *

当教宗特使向墨索里尼投诉美国电影时，墨索里尼曾表示自己同意他们的观点。可实际上，墨索里尼非常喜欢美国电影，尽管他偏好的是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劳雷尔和哈代（Laurel and Hardy）、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而不是珍·哈露（Jean Harlow）或者梅·韦斯特（Mae West）。独裁者甚至还在托洛尼亚别墅搭建了一个小电影院，晚餐过后，他们一家子就可以在荧幕前看电影了。“它可以让我放松身心。”他解释道。不过就算电影能够予以他宽慰，这种宽慰也非常短暂：家人都能看到电影的结尾，而这位一家之长却很少能看二十分钟以上。[25]

这些在家里一起看电影的夜晚是墨索里尼一家最快乐的时光。独裁者讨厌家庭聚餐，即便他很少参加。那少数几次聚餐也被深深的沉默所笼罩，他总是紧张地摆弄着餐叉，用手指将面包屑碾成粉末。[26]雷切尔的统治范围不仅包括厨房，还包括餐桌。孩子要是吃不完食物，就会惹她发火。

尽管家里有雷切尔与他抗衡，但是在这座别墅的围墙之外，墨索里尼就不同于其他凡人了。“Mussolini ha sempre ragione”（“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的口号被无休止地重复着。全国上下，各种建筑的墙面上都刷有这行巨大的字母，政府还用这个句子教儿童识字。[27]

为了令自己的美名远播海外，墨索里尼还找时间同络绎不绝赶来的国外记者会面。那些年里，但凡采访过领袖的记者，鲜少有人不为他粗犷的魅力所折服。一位法国记者在休息时间说道，墨索里尼就像是一尊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的大理石雕像。他敏锐的黑色双眼能够夺人心魂，他宽大的嘴巴里装点着整齐的牙齿。[28]另一位法国记者评论道，但凡经受领袖双眼凝视的人，都无法忘记那种感觉：“一双具有洞见和明判的双眼，从高高在上的位置洞察，从置身事外的立场判断。”就像其他人一样，这个法国人对墨索里尼在公众场合和私下会面之间的反差印象深刻：在广场上，他总是向敬仰他的群众慷慨陈词，而私下接受采访时，孑然一身的墨索里尼总是显得那么深思熟虑，他的回答充满了历史和哲学的典故。[29]

曾有一位杰出的德国犹太记者采访过这位意大利独裁者，他所发表的采访不仅篇幅最长，也得到最广泛的阅读。[30]1933年[31]，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在墨索里尼宽敞的办公室中对他进行了数次采访。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墨索里尼会十指并拢，或者用手托着下巴，手肘撑在桌子上。他会先低头看看桌子，然后一边抬头直视路德维希，一边回答问题。他特别喜欢引用统计数字，并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路德维希还注意到，领袖不喜欢浪费，他并不用笔记本，而是将笔记写在日程卡片的背后。

路德维希也曾亲眼见过领袖公开演讲的场景，他军旅式的嗓音令路德维希想起苏俄革命家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向人群慷慨陈词的景象。可是在这几次采访中，墨索里尼从未抬高他的嗓音。路德维希观察到，尽管他好像听不懂笑话，却自有一种冷酷的幽默感。他说，自己祖先里只有一人令他感到骄傲，此人住在威尼斯，因为妻子的不忠而将其杀害。他之所以令墨索里尼感到骄傲，是因为在出逃之前，他豪气地将两枚威尼斯金币放在她的胸膛前，算作是她的丧葬费。

尽管路德维希是个左派人士，但领袖的魅力令他折服。当墨索里尼表达自己对恺撒的敬仰时，路德维希问道，独裁者有没有可能受到人民的爱戴？

“当然可以，”墨索里尼回答道，“不过他同时也要令人民感到恐惧。群众热爱强人。群众就像女人。”[32]

后来，领袖阐释说：“于我而言，只要是没有组织的群众，就不过是羊群而已。”他们没有办法自治。他们不过是些情感和情绪的动物，没有理智可言，理性的观点无法令他们折服。“只有信念才能移动山峦，理性办不到。群众的动机永远都不能是……理性。现代人在信念方面具有无限的潜能。群众就如我手中的蜡，当我搅动他们的信仰，或者当我和他们相交融几乎被他们淹没时，我就感到自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墨索里尼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他告诉路德维希，那些被他煽动的群众有时候令他感到恶心。“雕塑家不也会因为没法将大理石塑造成原先设想的模样，而想将它砸个粉碎么？”归根结底，意思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像艺术家一样操控大众。”[33]

到这个阶段，墨索里尼已经在不断地疏远玛格丽塔·萨尔法蒂了，因此他也就失去了和高雅文化的最大枢纽。他不再需要她的政治建议和鼓励，而且她已经年过五十，身体发福，身患痛风，再也无法燃起他的激情了。[34]那些情报滞后的美国人还将她看作是领袖最亲的亲信。1934年，尽管萨尔法蒂在意大利的影响力已经日渐衰弱，罗斯福夫妇还是在白宫接见了她。她曾给墨索里尼写过一本题为《领袖》的传记，而加莱亚佐·齐亚诺担任媒体和宣传部副部长时曾将其收缴，禁止它在市面上流通。也许齐亚诺是被妻子埃达·墨索里尼逼迫的。她鄙视父亲昔日的情人。在许多情况下，无论是《拉特兰条约》之后，还是墨索里尼试图给希特勒留下好印象的时候，这位不断衰老的犹太女人都愈发令领袖感到难堪。1935年，他下令意大利媒体不得对她有任何提及。三年后，意大利颁布了反犹种族法案，她只好离开意大利，设法逃到了南美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她才返回意大利。[35]

墨索里尼变得愈发孤独。他告诉路德维希：“我在根本上始终是独自一人。而如今，虽然我并没有身陷囹圄，却像是一名囚徒。”[36]也是在那时，他告诉一位崇拜者：“我只能接受孤独……首领不可能与别人平起平坐。他注定没有朋友。他得不到与人交心所带来的卑微慰藉。他没法敞开内心。永远都不行。”[37]

墨索里尼的一位早期传记作者写道，1932年对领袖来说是完成转型的一年，从人转型为面具，从现实转型为神话。他清楚该怎么显得比实际身材（五英尺六英寸）高大，他模仿中世纪军阀的形象。他的腰围越来越宽；尽管已经吃得很少，却还要与家族的肥胖基因战斗，他每天都会称量体重。不过愈发宽大的身形也令他的面部更为饱满，让他更像是晚期的恺撒大帝。[38]

在打造领袖的个人崇拜上，政府与法西斯党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1929年，一位身居意大利的法国人惊叹于领袖肖像的无处不在，他那副坚毅的面容“挂在新闻编辑室、面包糕点店、美容院、公共电话亭、香烟店……简直就是一种执迷。你会不禁自问，他是不是连睡觉也摆出这样一副面容”？[39]

庇护十一世对这番企图有所警觉。有一天，在接见切萨雷·德·维基的时候，教宗提出了一个问题，令大使大为惊讶，他问能否请大使代劳，给墨索里尼带去一些个人建议。德·维基有点不安又十分好奇，便答应了下来。

“请以我的名义告诉墨索里尼先生，”教宗开口说道，“我不喜欢这番造神运动，而且对他自己而言，这也没有任何好处，反倒会造成截然相反的后果。他不应该试图让自己高于凡世……希望他能以我的名义反思，天主是唯一的神。”否则，墨索里尼也“只能沦落为一尊偶像、一位伪神，至多也就是一名假先知”。教宗表示，他应该要意识到，“人们迟早会砸烂他的偶像。请告诉他，如果不改变行为，他将不得善终”。

德·维基匆忙赶到威尼斯宫，然而依然身穿晨礼服的领袖打量了他一番，开口大笑。尴尬的大使解释说，他从梵蒂冈直奔过来，要向他传达一份教宗的私人讯息。

“镇定点，”领袖说道，“把他的话都告诉我。”当德·维基尽最大努力复述教宗的话语时，一道介乎讽刺与不敢相信的笑容爬上了墨索里尼的脸庞。

“你确定这些话出自教宗之口？”独裁者问道，“你有没有添油加醋？”

德·维基非常激动，向领袖保证自己绝对没有歪曲。

“那么你告诉我，”墨索里尼说道，“你怎么看？”

“我的想法和教宗如出一辙。”德·维基回答道，至少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是这么声称的。[40]

尽管教宗担心领袖正逐渐被树立为偶像，然而意大利的大部分神职人员却没有这种担忧。1933年，在意大利东北部的贝加莫（Bergamo）发生过一起极端事例，令我们明白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有着多么强大的力量。当地的一位神父因其行为彰显了对法西斯党的忠诚，而收到了一张墨索里尼的亲笔签名照，他在回信致谢时写道：“我亲吻了您沉思的脸庞以及您手写的文字……您的形象……对我来说十分神圣，在天主的帮助下，我绝不会做任何坏事，要令自己始终配得上它……领袖，我每天都会向万能的天主祈祷，为您的双亲和阿纳尔多的在天之灵祈祷……也为您和祖国祈祷。”[41]

这位神父谄媚地为墨索里尼弟弟的在天之灵祈祷，可这些话语触碰了领袖心中一道未曾愈合的伤口。1931年的一个大雾天，身在米兰的阿纳尔多从火车站赶回家中，却在路上突发心脏病倒地不起，过世时年仅四十六岁。他的辞世给墨索里尼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们童年时曾同睡一张床，他是墨索里尼最亲近的人，也是领袖最信任的人。[42]

墨索里尼每晚10点都要同阿纳尔多通电话，他们不仅谈论第二天见报的内容，还谈论领袖每天思索的事情。阿纳尔多常常来罗马看望贝尼托，而贝尼托时或也会发起火来，对他的弟弟大喊大叫。纳瓦拉写道，曾有一次，也许是为了避过怒火正旺的贝尼托，阿纳尔多来到基吉宫，却只跟哥哥的私人秘书谈了谈。当纳瓦拉跟墨索里尼提及他的弟弟也在基吉宫却没有要求同他见面时，领袖十分生气，要求阿纳尔多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来。弟弟只好应允。纳瓦拉从房间外面听到墨索里尼对阿纳尔多大骂不已。当弟弟从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纳瓦拉上前向他道歉，表示自己不该提及他。

“不用担心，”阿纳尔多回答道，“只要像我那么了解他，任何人都不会太生气。他只是叫得厉害，但他不咬人。”[43]

在有些人看来，阿纳尔多的病逝是墨索里尼一生的转折点。这么突然、这么意外地失去自己唯一信任的人，他变得愈发封闭自己，愈发不相信身边的人。在弟弟葬礼的那一天，他说道：“如今，任何事情都只能靠我自己了。”几天后，他给姐姐埃德维杰写信：“这打击太出乎意料，又如此沉重，我需要花许多时间才能让自己的精神复归平静。我哭了又哭。”[44]

群众的崇拜也令墨索里尼的自信水涨船高。这样的场合为数不少，其中一次发生在阿纳尔多过世三个月后，一场在罗马举办的仪式令墨索里尼愈发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带领意大利建成伟业。那是法西斯运动十三周年纪念日。源源不断的黑衫军队伍中既有儿童又有老人，他们组成方阵向威尼斯宫进发。一队飞机从头顶飞过，地上为数众多的乐队则奏响法西斯党歌。法西斯党人的战吼声震彻云霄。到傍晚6点时，飞机已经返航，广场上却仍然挤满了几万名摇旗呐喊、欣喜若狂的法西斯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进军罗马事件”的老兵、法西斯青年组织成员、工人、大学生，各个年龄和各种行业的人都挤向墨索里尼即将发表讲话的那座阳台。欢腾的群众通过窗户看到了独裁者的身影，他举起右臂向群众行罗马式直臂军礼，乐队奏起了法西斯党歌《青年》（Giovinezza），数千人伴着音乐一同高歌。

他们高喊着“领—袖！领—袖！”，墨索里尼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用热情洋溢的文字报道了这一庆祝活动，并且评论说游行队伍犹如“一场盛大的宗教信仰仪式”。当“立正”的口令响起，广场中犹如雷鸣的喧闹声彻底止息，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诡异而又满怀期待的沉默。墨索里尼没有戴军帽，只穿着法西斯民兵制服，向群众发表了演讲。像往常一样，他用那句标志性的喊话收尾：“谁是意大利的主人？”“是我们！”几万道声音拧成一股回答道。他要离开的时候，群众两次三番地让他又回到阳台上，他于是高举手臂，用罗马式直臂军礼向群众赐福，这些耗尽了情绪却洋溢着能量和自豪感的法西斯老少才终于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在接下来的年岁里，全国各地的意大利人将不断地重复这一仪式。[45]

领袖的个人崇拜之所以具有宗教意味，天主教神职人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轻率地将法西斯仪式和天主教仪式掺杂在一起。法西斯青年团体中都配备了神父。人数超过四百万的青年团体成员受到两千五百名专职神父的指导，而主持这些专职神父工作的则是一位全身心投入法西斯青年事业的主教。他们的职责是确保意大利未来的主人就像硬币一样具有两面，一面效忠天主教会，另一面则效忠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46]

1933年10月便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一百五十二名法西斯民兵的专职神父被召集到威尼斯宫。在领袖的观看下，他们演唱了一首专门为墨索里尼准备的颂歌，题作《为领袖欢呼》：

向不可战胜的领袖欢呼

您是我们祖国的救世主

无论身处和平抑或征战

我们都时刻准备跟从您的信号

您的指示和力量，您的指引和光芒

献给意大利的新英雄，您是领导人

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的领袖。[47]

主要的法西斯仪式都从清晨弥撒开始，由小镇里的神父或者城市里的主教主持。弥撒之后举行游行或者集会，并且朗读领袖发来的指示。大大小小的教堂是这些仪式的重要场所，同时也为它们增添了感性的力量。1933年，在“进军罗马事件”的周年纪念日的夜晚，领袖的肖像被直接投影到米兰主教座堂的正中央；这副幽灵般的面容矗立在群众的头顶。欧洲历史学家皮尔斯·布伦登（Piers Brendon）认为：“教宗给人的印象是，意大利天主教会不过是一群做祷告的法西斯党人；而且他似乎在暗示，市民应该像信徒一样，最好屈膝跪地履行自己的职责。”[48]

只有少数神父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无论他们对法西斯政府的批评多么委婉，都会立即被当地法西斯党人举报。许多批评意见在当地得到处理，这些不守规矩的神父会受到主教的管教，可是当主教包庇下属时，事情就会闹到罗马。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的诸多职责中，有一项便是根据提交上来的这类报告敦促梵蒂冈采取行动。1932年便有一起典型事例，梵蒂冈收到投诉，犯事的是克雷莫纳主教教区的一位教区神父。当局要求地方主教进行调查，而这位主教表示神父的冒犯之语不过是小事一桩，皮扎尔多蒙席告诉他这样的回应没法解决问题。“这位神父在11月4日发表的演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位主教必须安排他利用最近的机会，“发表一番与原先相反的演讲”。[49]

几个月后，有人指控乔瓦尼·蒙蒂尼（公教进行会大学组织的专职神父）是反法西斯分子，于是教宗采取行动，解除了他的职务。蒙蒂尼的父亲曾是人民党的议会代表。他没有将怒火瞄准教宗，而是指向了皮扎尔多，因为教宗的决议是由他传达的。他抗议说，皮扎尔多没有说“一句宽慰、尊重或赞扬的话”，就解除了他的职务。几年后，当教宗和墨索里尼的蜜月期已然过去，庇护恢复了蒙蒂尼的职务。蒙蒂尼走过的这些弯路完全无损于他的前途，因为三十年后，他将登上圣彼得宝座，取名号为教宗保禄六世。[50]

1932年，墨索里尼宣布，握手动作（此乃资产阶级风俗）将被更具男子气概的罗马式直臂军礼所取代。他不仅要求大学教授宣誓向法西斯效忠，还坚持让他们在毕业典礼时身穿黑色衬衫。到1934年底，所有的小学老师在校期间都必须身着黑色衬衫和法西斯党制服。[51]

那年早些时候，意大利再度举行全民公投。都灵教区周刊的文章代表了所有意大利神父和主教向天主教徒传达的教诲：“都灵的天主教徒！请将你们的赞成票投给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政府……反法西斯时代已然结束。”[52]这是墨索里尼操办的最后一届选举。一千万意大利人投了赞成票，只有一万五千人投了反对票。[53]

[1] De Vecchi to Mussolini, January 18, 1933，转引自De Vecchi 1998, p. 53n60。一位线人认为奇里亚奇是“一个聪明、有能力的人，能够适应并顺从自己的工作，使得由他主持的大公教组织和法西斯国家机构互通有无”。ACS, MI, FP “Ciriaci,” informatore no. 390,“Orientamento in senso nazionale e verso il Regime da parte del Comm. Ciriaci,” 18 gennaio 1933.

[2] Moro 1981, pp. 289–291.莫罗写道，法西斯政府鼓励这种道德教化的运动，但正如笔者在本章中所阐发的那样，这种观点只有片面的正确性。有几次教会的道德教化运动便超出了政府想要控制的范围。教会呼吁地方公教进行会成员向地方政府举报冒犯教会的行为，这一举措始于20世纪20年代。公教进行会中央道德秘书处出版了一本题作《为道德一辩》（Per la difesa della moralità）的小册子，篇幅达72页，到1928年已修订至第4版。“自由已然堕落为放纵”，它褒奖了法西斯政府与“自由的灾难性后果”作斗争的努力和行动，还提供了文字样板，供地方团体用来向地方政府告发那些不道德的事物和行为。ASV, AESI, pos. 929, vol. 1, fasc. 615, f. 35.

[3] 法西斯媒体注意此事后刊出报道，将其称作是庇护十一世“对有违道德的女性时尚的神圣抗争”。《教宗反对女性时尚》，《法西斯政府报》，1926年6月22日，第2版。

[4] 这些控制措施被纳入海滨设施的营业执照，得到强制执行。ARSI, TV, b. 7, fasc. 393, “Circolare per tutti i prefetti dal Ministero dell’Interno, 18 giugno 1926; Oggetto: bagni.” 6月27日，部长给塔基·文图里写信，附上了这道政令的复件，向他表明政府非常重视教宗关心的事情。当月，在接见一个天主教女孩团体时，教宗呼吁发起全国性质的改革运动，抵制女性的不道德着装。在接见女性团体时，他每每谴责当前的女性时尚，6月，他警告一个女性团体，外面的世界正在尽全力诱骗女性，令她们将哪怕最基本的女性尊严感都抛到脑后。《教宗反对女性时尚》，《法西斯政府报》，1926年6月22日，第2版。1928年，在教宗的指示下，塔基·文图里频繁地游说政府的各位部长，要求他们将女孩着装的限制扩展到学校以及公众场合。他认为，不体面的女性着装是堕落的一大源头。如果政府通过立法程序，令法律禁止那些长度不超过膝盖的女性服装，“将会给基督的代理人带来莫大的安慰”。ARSI, TV,b. 15, fasc. 1067, 26 novembre 1928. 塔基·文图里的字条上带有他自己的标注：“呈给S.E.（Sua Eccellenza，即阁下），1928年11月26日”，它可能是指墨索里尼，但也可能指某位部长。布雷桑（1980, pp.106–108）写道，《罗马观察报》长篇累牍地探讨“不道德”的问题，并给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

[5] ACS, CR, b. 68,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3 febbraio 1929. 塔基·文图里这封信的复件收录在他自己的档案中：ARSI, TV, b. 16, fasc. 1133。

[6] 《公教文明》（1928 II, pp. 367–372）解释道，培养健康的女性“不必训练她们跳出四米远”。美国驻罗马大使和英国驻圣座大使都认为有必要向政府报告教宗反对女性参加体育竞赛的事宜。NARA, M530, reel 2, Henry Fletch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n. 1691, May 11, 1928; H. G. Chilton, Annual Report 1928, May 9, 1929, C 3397/3397/22, in Hachey 1972, p. 142, section 55.

[7] CC 1930 I, pp. 460–461.在1932年下半年的一次会面中，博尔贡吉尼把最近一期《公教文明》交给墨索里尼，而领袖摆了摆手表示不必，他说自己知道上面写了什么，还补充道：“这本杂志我总是读得非常仔细。”ASV, ANI, pos.23, fasc. 4, 6. 47r–48r, Borgongini a Pacelli, 22 novembre 1932.

[8] “如果我禁止了这项赛事，”墨索里尼回到原先的话题继续说道，“然后人们发现我依据的是圣父的命令，那么这件事情就会闹得不可收拾。”ASV, ANI, pos. 23, fasc. 3, 6. 28r–34r, Borgongini to Pacelli, 14 febbraio1931.他拒绝了教宗的这一要求。教宗之前对女生体育活动也有颇多反对，参见CC 1928 II, pp. 367–372; ASV, AESI, pos. 773, fasc. 317, 6.77r–85r, 28 settembre 1929; CC 1930 I, p. 460。实际上，法西斯政府对待女性的政策比较混杂；有的同教会的教导相一致，比如反对节育，以及阻拦女性离家工作的一些措施；其他一些措施则支持那些受到教会反对的女孩和女性娱乐活动。关于法西斯和女性的文献有很多，其中可参见De Grazia 1992。

[9] ASV, AESI, pos. 902, fasc. 596, 6. 49r–50r.

[10] ASV, AESI, pos. 902, fasc. 596, 6. f. 51r, 16 settembre 1932。

[11] 这位主教第二次写信呼吁国家采取行动的时候，直接把信寄给了朱塞佩·皮扎尔多蒙席（教宗的亲信）以及当时负责公教进行会的梵蒂冈官员：“今年比去年更糟糕。从白天到夜里，在每一条街上和每一个广场上，有许多女性（尤其是外国人和意大利北方人）的穿着如此不体面，给本地带来了非常恶心的景象……难道政府高层就不能对此有所作为吗？”ASV, AESI, pos. 902, fasc. 596, f. 52r, 20 agosto 1933.

[12] 1933年2月23日，公教进行会全国主席奥古斯托·奇里亚奇直接致信墨索里尼，赞扬他至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并且指出仍有一些区域需要贯彻更为严苛的措施。奇里亚奇写道，公教进行会将继续同政府合作，为祖国的伟大贡献一份力量。政府应该禁止那些令人反感的电影和戏剧，没收那些有违道德的杂志和书籍，并且要求女性穿着端庄的服饰。“我们不要求另立新法，”奇里亚奇在这封信的末尾写道，“我们只要求现有的好法令（它们得以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阁下的智慧和力量）能够得到尊重，并且得到有效的应用。”ASV,AESI pos. 929, vol. 1, fasc. 616, 6. 31r–36r.在20世纪30年代，教宗反对暴露着装的抗争同墨索里尼鼓励生育的运动相吻合，领袖认为女性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是造成生育率下滑的一个原因。例如在1933年7月11日，政府告知各家报纸，不得刊登裸体女性的照片，“因为它们会阻碍人口的增长”。两年后，齐亚诺抱怨说，有很多杂志刊登了女性穿着暴露泳衣的照片，他这一怨言的根据也是它们会“阻碍人口的增长”。Tranfaglia 2005, pp.171, 177.
教宗为公众场合的庄重体面所发起的抗争，其准星还瞄向舞会所引发的“公愤”，这些男男女女在跳舞时常常有肢体接触。1933年6月，在教宗的要求下，帕切利给意大利北方（教会认为这个区域的问题尤为严重）的所有主教写信，要求他们报告各自主教教区的情况。米兰大主教在回信中表示，他希望教会能够说服内务部部长，让他“听到意大利北方的主教教区在这一事宜上的声音”。为了表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附上了一封近期收到的信函，来自克雷莫纳主教，报告说地方法西斯组织（尤其是那些组织业余活动的社会团体）令舞会活动成了“一项有组织的事业”。主教抱怨道，警方很少采取行动。他麾下的一位教区神父曾试图说服这类组织的负责人，希望他们减少舞会的频率，但是却被告知，许多男人正是因为这些舞会活动才参加组织的。ASV, AESI, b. 935, fasc. 628, 6. 02r–03v.梵蒂冈反对舞会的行动一直持续到庇护十一世过世，令法西斯高层颇为烦恼。最为典型的哀叹之言出自博尼法乔·皮尼亚蒂，他在1935年取代切萨雷·德·维基出任意大利驻圣座大使时说：“不幸的是，教会上下对舞会的态度毫不动摇，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ASMAE, APSS, b. 42, Pignattia Starace, 10 settembre 1938.

[13] ASV, AESS, pos. 430b, fasc. 360, f. 115, 14 marzo 1934.德·维基提及的政府对神父的不道德行为保持沉默，可能来自政府的间谍报告，其中涉及了数位枢机和男孩、男青年以及女孩的亲密关系。裸露的皮肤下面不必有真实的血肉，就能吸引教宗的注意或引得他采取行动。1937年10月，教宗得知近来有一座博物馆展出了一系列裸体雕像，于是派遣塔基·文图里去处理它们。博物馆馆长得知教宗的反对意见后，向塔基·文图里保证，“贵方所不喜的那四五尊男性雕像已经立即被撤掉，并盖上了许多无花果叶”。

[14] 教宗通过塔基·文图里提出了他的要求。ACDF, S.O., 1930, 1413/30i, Tacchi Venturi a Cardinale Donato Sbarretti, S.O., 13 aprile 1933.之后（同年），塔基·文图里给警察总长阿尔图罗·博基尼递交了一份由公教进行会中央办公室整理出来的清单，上面列出的都是教宗想要禁掉的国外杂志。在查看清单之后，博基尼表示自己没法禁止清单上的所有条目，但承诺会查禁其中一部分。在向皮扎尔多报告此事时，塔基·文图里提醒他注意警察总长的承诺：如果塔基·文图里继续向他提交希望禁掉的杂志，警方会非常谨慎地考虑他在审查方面提出的要求。塔基·文图里最后说道，他高昂的情绪令他一反常态地用上了感叹号，“我们利用这句承诺的机会可有不少！”ESI, pos. 929, vol. I, fasc. 617, 6. 2r–3r.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中有许多文章的主题牵涉教会的利益，塔基·文图里居中调停，使其内容获得了教会的认可，关于他起到的作用，参见Turi 2002。

[15] ASV, AESI, pos. 669, fasc. 132, 6. 34r–35r, Tacchi Venturi a Gasparri, 23 gennaio 1929.梵蒂冈还给政府施加压力，禁止在公立学校中出现性教育的内容，皮扎尔多曾在1935年4月25日给意大利驻圣座大使打过一通电话，内容被政府截取到，其谈话内容就牵涉了上述话题。ACS, MCPG, b. 165, n. 3093.当时，戏剧作品如果冒犯教宗，或者鼓吹对“宗教情感”的鄙夷，就会遭禁。Talbot 2007, pp. 148–149.

[16] 《意大利禁止包含性意味的电影》，LAT, March 20, 1931, p. 4。1月19日，博尔贡吉尼曾敦促墨索里尼，对电影和戏剧采取更为严苛的审查标准；不过他发现墨索里尼不太认同他的观点。ASV, ANI, b. 23, fasc. 3, Borgongini a Pacelli, 20 gennaio 1931.

[17] 指曾经担任神父一职，后因各种原因脱离教会或被教会驱逐出教的人。

[18] 尽管我在下文中谈到的例子都是大学教授，但是那些在公立学校谋得教职，并且引起教宗注意，令其向墨索里尼抱怨的离教神父大多都任教于小学。教宗坚持要求学校将他们解雇。

[19] 在短暂的回归之后，他最终在1926年1月被彻底驱逐出教会。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罗马宗教裁判所曾要求杰梅利神父考察博纳尤蒂，并就此提出看法；参见Martina 2003, p. 238; Zambarbieri 1982a。杰梅利返回给梵蒂冈的报告上写道，这位教授是个现代主义者，“教士之道已经无法将其疗救，他需要的是那些救助精神病患者的专业人士”。转引自Luzzatto 2010, p.142。

[20] 早在1924年，塔基·文图里就曾与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乔瓦尼·秦梯利会面，要求他开除博纳尤蒂。Sale 2007, p. 335.

[21] ARSI, TV, b. 9, fasc. 527, Tacchi Venturi a Gasparri.

[22] 向墨索里尼报告会面情况的时候，费代莱向领袖建言，这样屈从于教宗的压力，并且任由他插手大学教职人员的委任，将会带来一场灾难。DDI, series 7, vol. 5, n. 11, Fedele a Mussolini, 11 febbraio 1927.在该年余下时间里，教宗不断地通过塔基·文图里施压，费代莱只好将博纳尤蒂喊来，向他解释了具体情况，并要求他离开教职，转而接受专职研究的任务。博纳尤蒂非常生气，他指出这般阻挠他开展教学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他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费代莱向墨索里尼报告这件事情时写道：“政府对圣座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ACS, CR, b. 68, Fedele a Mussolini, 17ottobre 1927.

[23] 博纳尤蒂曾抨击法西斯，认为他们推行的国家崇拜是一种异端。Zambarbieri 1982a, p. 64; Goetz 2000.

[24] 1931年，博尔贡吉尼和时任外交部部长的迪诺·格兰迪一同协商过这个问题。ASV, ANI, pos. 23, fasc. 2, 6. 99r–101r, Borgongini a Pacelli, 4 giugno 1930; ASMAE, APSS, b. 6, Borgongini a Grandi, 17 aprile 1931;格兰迪没有标明日期的回复也收录于此。教育部部长就萨伊塔一事向格兰迪提出的建议收录并刊于DDI, series 7, vol. 10, n. 342, 19 giugno 1931。

[25] Petacci 2010, pp. 129–130; R. Mussolini 2006, p. 88–89.

[26] Navarra 2004, p. 52.

[27] Mack Smith 1983, p. 6.

[28] C. Drexel interview, December 1934, in De Felice 1974, p. 866.

[29] H. Massis interview, September 1933,in De Felice 1974, p. 854。

[30] 1932年3月，时年五十一岁的路德维希对领袖进行了一系列采访，而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因为采访其他国家领导人[从现代土耳其缔造者穆斯塔法·阿塔土克（Mustafa Atatürk）到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而名声卓著。

[31] 注释中说是1932年3月，不知道是有两次还是作者笔误了。

[32] Ludwig 1933, p. 62.

[33] Ludwig 1933, 126–127。

[34]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383–384; Urso 2003, pp. 193–194.

[35]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36] Ludwig 1933, pp. 222–223.

[37] Bosworth 2002, p. 243.

[38] Monelli 1953, pp. 119–126.这位独裁者如今散发着这般神圣的力量，他的助手纳瓦拉已经很难找到能够为他理发的理发师了。负责墨索里尼安保工作的一位警卫透露道，曾有一位理发师答应接下这份差事，可当他把剃刀伸向领袖的脸时，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Navarra 2004, pp. 39–40.

[39] 转引自Franzinelli and Marino 2003, p. xi。

[40] De Vecchi 1983, pp. 223–224.

[41] 转引自Franzinelli and Marino 2003, p. xii。

[42] Bosworth 2002, pp. 44–46.

[43] 转引自Navarra 2004, p. 21。

[44] De Felice 1974, pp. 174, 300–303.

[45] 秦梯利（1993, pp. 283–285）从1932年3月24日的《意大利人民报》中摘录了几段节选。墨索里尼的演讲近似于宗教仪式，关于其性质和影响的分析参见Galeotti 2000, pp. 49–50。

[46] Franzinelli 1995, pp. 171–172.这一人数采用了1934年的数据。1928年4月，塔基·文图里因近期颁布的用于指导所有法西斯女青年团体的八条戒律（第三条：热爱领袖）而向法西斯党总书记表示祝贺。但他指出这份戒律中有一项重大疏忽：它没有提及天主；为了对此做出弥补，他提议增设第九条戒律：“敬畏并热爱天主，祂是一切善的源泉。”ARSI, TV, b. 13, fasc. 878, Tacchi Venturi a Augusto Turati, 28 aprile 1928.图拉蒂表示这条戒律没有增设的必要，因为它已经包含在现有戒律之中：“所有准则以基督和大公精神为指引”。ARSI, TV, b. 13, fasc. 878, Turati a Tacchi Venturi, 2 maggio 1928。

[47] 弗兰齐内利（1995, p. 140）指出，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神父的行为表明，他们对“神圣领袖”的卑躬屈膝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些事情本该非常好笑。

[48] Brendon 2000, p. 133.米兰主教座堂的领袖肖像一事参见Gentile 1993, p. 173。

[49] ASV, AESI, pos. 812, fasc. 444, 6. 7r–13r, Pizzardo a Cazzani, 21 novembre 1932.在这一事件中，主教乔瓦尼·卡扎尼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表示，让这位神父按照梵蒂冈吩咐的去做，会令他受到莫大的羞辱。

[50] 参见Wolff 1985, pp. 239, 245; Bendiscioli 1982。

[51] Goetz 2000; Falasca- Zamponi 1997, pp. 110, 203–204.

[52] 转引自Reineri 1978, p. 183。

[53] 在符合资格的选民中，96%的人参与了投票。参见De Felice 1974, p. 313。

第十四章
新教敌人与犹太人

1932年2月11日的清晨迎来了《拉特兰条约》的三周年纪念日，一列由四辆黑色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行进至梵蒂冈，衣着喜庆的意大利宪兵骑马穿插其间。车队进入梵蒂冈城时接受了瑞士宪兵队的致意，最终停在了圣达马索（San Damaso）庭院，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高举教宗旗帜的教宗宪兵和教廷仪队。身穿外交燕尾服的墨索里尼从车里下来。他的袖子上装饰着奢华的金边，两条宽宽的金带沿着裤管一直延伸到脚踝。他手里拿着一顶羽毛帽，腰间别着一柄仪仗剑。[1]

几个月来，各大媒体对这次访问都提出了各自的猜测。1931年9月，在墨索里尼同塔基·文图里签订协约并结束公教进行会纷争后的第三天，《纽约时报》在头版刊出文章，宣称“墨索里尼将在下周访问教宗”。[2]从此以后，新闻报道和外交官报告也接连不断地猜测：经过多年的等待，领袖终于要拜访教宗了。然而每一次猜测都没能带来实际的会面[3]，最终墨索里尼将访问日期定在了次年2月。[4]

在访问的准备阶段，教宗给墨索里尼颁发了一枚特殊的教宗勋章。1月的一个上午，博尔贡吉尼将勋章送到了威尼斯宫。得意洋洋的领袖身穿正式的晨礼服，以骄傲的姿态迎接他的到来。教宗大使将教宗文书交给墨索里尼，而领袖则认真地阅读了这份卷轴。他吹牛说：“能看懂拉丁文的意大利人可不多，我就是其中一个。”然后教宗大使将教宗的礼物金军领环（the Collar of Golden Militia，中间挂着黄金十字架的金色领环）呈送给独裁者。这位煽动暴民的反教会人士，如今竟成了教宗廷前的爵士。[5]

访问教宗的这一天必将载入史册。墨索里尼抵达梵蒂冈时胸前佩戴着教宗授予的十字架。他早到了十几分钟，而且令人尴尬的是，负责接待他的皮扎尔多蒙席完全不见身影。教廷仪队不知所措，只好立正行礼。教宗的姐姐有幸站在门边，最早见到了领袖的到来，可是她显然不会出面说任何话。后来，皮扎尔多终于急匆匆地跑下阶梯，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教宗把他扣在自己的书房，给他下达最后的指示。在双方宪兵、瑞士侍卫队和教廷仪队的护卫下，他们登上了阶梯。

墨索里尼沿着宽阔、蜿蜒的阶梯向克莱孟大厅走去。这座富丽的大厅有着高耸的墙壁，天花板和上三分之二的四壁都覆盖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一面墙上的雕带刻画的是四枢德，对面墙上的雕带刻画了神学三德，天花板上装饰的则是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壁画《圣克莱孟的神化》（The Apotheosis of St. Clement）。这座四方形大厅的地板和墙壁的下三分之一则覆盖着五彩斑斓的镶嵌图案。大厅中有二十名受邀宾客，他们前来见证领袖到访的历史性时刻，此刻似乎都迷失在这座大厅的壮丽之中。

不过当负责将领袖引导至教宗书房的典礼长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走进大厅准备迎接墨索里尼时，他突然大吃一惊。在这群衣着正式的男性中间，竟然有一名女性，她是一名外国记者。梵蒂冈的大门绝不能向她敞开，因为这样的场合不允许任何女性的出现。而此时墨索里尼已经爬了大半截阶梯了。

墨索里尼访问教宗，他抵达梵蒂冈时，迎接他的是皮扎尔多蒙席，1932年2月11日

“小姐，”卡恰恳请道，“烦请您立即离开。”

尴尬的红晕爬上了这位金发女子的脸庞，可是她坚决不让步。“我完全有权利待在这里，蒙席。”她回答道。

“此地的决定权在我，”他答道，“您没有权利待在这里，我的行为乃是出于圣父的命令。”

这位女性挥了挥邀请函，以示抗议。墨索里尼一行人越爬越高，卡恰越来越着急。“小姐，除了温和的话语外，我不想采取任何其他手段。”他瞄了一眼在一旁站岗的宪兵，“但是如果您不立即离开，您将迫使我采取行动。”

这位女性尽管又气又恼，却也只得松口，由一名高级教士将她带到后门出口。就在此时，墨索里尼进到大厅，卡恰热情地迎了上去。瑞士侍卫队将佩剑高高举起，以示敬意。

卡恰带领墨索里尼穿过一座又一座大厅，每一座都配备教宗宪兵、贵族卫队和教会高层官员。他们来到小宝座室，领袖经由此处进入了教宗的书房，庇护正在那里等他。[6]根据惯例，天主教国家首脑觐见教宗时须向他鞠躬并亲吻他的戒指，然而领袖态度坚决地拒绝了这等安排。教宗拒绝任何人给他照相，然而在一份颇受欢迎的新闻周刊上，一位插画师为公众描绘了双方会面的场景。插画上的教宗身穿白袍，头戴教宗帽，脚踏红鞋子，与墨索里尼面对面地坐在风格繁复的红色扶手椅上，而墨索里尼则上穿刺绣外交官上衣，下穿黄色条纹裤，脖子上挂着教宗授予他的十字架领环。[7]

墨索里尼和教宗，教宗书房，1932年2月11日

全世界的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的会面。《芝加哥论坛版》的头版头条是《教宗与领袖在友好条约下紧握双手》。《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则是《教宗与墨索里尼在梵蒂冈会面，双方气氛友好》。[8]然而对这场仅此一次的会面，最好的描述出自墨索里尼本人，他亲笔写下自己的感受，并且上交给国王。

教宗邀请他坐下，询问了他女儿埃达的近况，她的丈夫出任意大利驻中国大使，而她则随夫去了上海。

在尽可能简短的寒暄之后，庇护提到了他认为最为要紧的事宜。他的话语令墨索里尼颇为惊讶，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是此次会面的第一项议程：新教人士正劝说意大利民众改宗，“并且在意大利所有主教教区取得了进展，这是我命各位主教所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新教徒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还想在意大利组织‘布道会’”。宗教事务协约的用语有漏洞，将非天主教信仰称作是“受到承认的”教派，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漏洞。教宗曾经反对过这种用语，更希望将它们称作是“得到容忍的”教派。

墨索里尼指出意大利境内只有十三万五千名新教徒，其中有三万七千人是外国人，这一数字跟四千二百万天主教徒相比几乎微不足道。

教宗承认新教徒人数不多，但辩称他们带来的威胁很大。他把这一问题的长篇报告递给领袖。他希望遏制新教徒数量的发展，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会不断地用这个要求对独裁者进行轰炸。

然后话题一转，他们又谈论起最近的公教进行会纷争。在这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看待那些经由墨索里尼转述的教宗话语。教宗先表示，这一问题最终得到友好解决，令他非常高兴，接着他又进一步说道（经由领袖转述）：“整套法西斯信条强调秩序、权威和纪律的原则，在我看来它同天主教会的教导没有任何冲突之处。”

教宗还进一步说道，他能够领会“集权法西斯主义”的原则，但这只能限定在物质范围内。他表示人们还有精神需求，在这方面就需要“天主教的极权主义”了。

“我同意圣父您的观点，”墨索里尼评论道，“国家和教会各擅其长，所以一旦两者确立了互惠互助的原则，即可通力合作。”

与教宗会面之后，墨索里尼在梵蒂冈，1932年2月11日
前排左起：卡恰·多米尼奥尼、切萨雷·德·维基、墨索里尼

最后，教宗对俄国发生的事情表达了悲痛，他说苏俄共产党人决心要摧毁基督教。“在这一事件背后，”庇护说道，“还有反基督教的犹太仇恨情结在作祟。”他回忆起自己作为教宗大使驻守波兰的岁月，“我发现，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中，所有人民委员都是犹太人”。在教宗眼中，意大利的犹太人显然是个例外。他慈祥地跟领袖提起，米兰的一位犹太人曾给天主教会捐了一大笔钱，而米兰也曾有一位拉比，为他讲解了“希伯来语的一些微妙之处”，给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会面就要结束时，教宗又赠予领袖三枚教宗勋章。[9]然后，墨索里尼来到国务卿办公室，与加斯帕里枢机聊了二十分钟。之后他被护送到圣彼得大教堂，在圣母玛利亚祭坛前跪地做祷告。当新闻摄影师想要给他拍照时，他突然起身，嘘声喝止住他们。他说道：“不可以拍照，不可以给做祷告的人拍照。”[10]任何照片中都不可以出现跪在地上的领袖。

墨索里尼回到家中时情绪高涨。孩子们都想听听这场会面的细节，于是围坐在父亲的四周。雷切尔对此不太感冒，他正讲得眉飞色舞时，她尖刻地提问道：“你有没有亲吻教宗的脚？”领袖被这么一呛，讲述也就戛然而止。[11]

在接下来的那个月，墨索里尼和国王也用溢美的褒奖将勋章回赠给梵蒂冈。他们将意大利最高奖章“圣天使报喜最高勋章”授给帕切利枢机，并将他列为国王的“堂亲”。他们还将圣莫里斯和圣拉撒路大十字勋章（Grand Cross of Saint Maurice and Lazarus）授给帕切利手下的两位副国务卿皮扎尔多蒙席和奥塔维亚尼（Alfredo Ottaviani）蒙席。然而最令教会人士感到惊愕的是，国王竟然还给一位在梵蒂冈没有任何官职的人士颁发了大十字勋章，这个人就是塔基·文图里神父。[12]

如今的教宗进入了一段与意大利独裁者通力合作的时期。当时，尼斯主教恰好来到罗马，教宗向他表示，多亏了墨索里尼，天主教会在意大利的核心地位才得以收复。当主教提醒他注意，教会才刚刚就公教进行会和法西斯党恶战了一场时，教宗却将这一事件怪罪给墨索里尼身边的反教会人士。教宗说道：“那一天的会面景象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当时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告诉我说，‘我承认我们犯下了一些错误，但为了此事，我必须与手下全部人员抗争，才能遏制住他们’。”[13]

* * * * *

这一年也是教宗的七十五岁大寿，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借此机会向他表达景仰之情。《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刊登了一篇长文，大谈“他们的重大发现”，“在这位梵蒂冈图书馆馆长文静的学者派头背后，竟然现出天生统治者的品质”。（《纽约时报杂志》的这番评论令我们不自觉地回想起切萨雷·德·维基三年前面见教宗后做出的评价：“在圣父的意愿面前，任何其他意愿只能靠边让路。”他还补充道，他可以很轻易地就把庇护十一世想象成一位政府首脑或军队领袖。“任何诡计碰上这块冷酷的花岗岩都要彻底粉碎。”[14]）庇护走起路来仍然轻快得像个年轻人，《纽约时报杂志》断言他醒着的时候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15]

教宗的日程自然十分繁忙。此次圣年（1933年至1934年）共有两百万朝圣者抵达罗马，而他接见了其中许多人，做了无数次演讲，举行了无数次弥撒。此次圣年是为了纪念耶稣受难一千九百周年，要从1933年的复活节一直持续到下一年的复活节。[16]

庇护十一世并不擅长演讲。接见公众时，他总是一边构思一边讲话，语速缓慢，并且常常停下来思索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他常常谈论“圣父之所”或者“信徒共有的圣父”。其他时候，他会利用圣节或者朝圣者的特征（比如国籍或者职业）来组织演讲话题。他的演讲出了名的冗长，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庞大的听众数量，现场令人窒息的闷热时常让人挨不到他讲话结束就晕过去，也就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1934年的大斋节，他教导一群神父，布道要尽量简短，可是他自己却足足讲了四十五分钟才把话说完。[17]

教廷的枢机以及其他高级教士在他面前依然担惊受怕。巴黎大主教观察到，教宗永远都不会承认错误，并且习惯使用精炼有力的措辞表达自己认为不容置疑的真理。受人尊敬的加埃塔诺·比斯莱蒂（Gaetano Bisleti）枢机曾在1922年为拉蒂戴上了教宗的三重冕，他准备演讲时都要前往自己钟爱的那个梵蒂冈礼拜堂，双膝跪在大理石地板上，祈祷教宗不会在他的演讲内容中挑出错误。阿尔贝托·梅拉（Alberto Mella）蒙席在卡恰之后被任命为典礼长，他在进入教宗的书房前总要对天堂里的圣徒祈祷，希望教宗不至于觉得他不够尽职尽责。许多枢机都害怕接近教宗，担心引起他的怒火，于是便委托帕切利，希望他能够运用外交手腕说服教宗达到他们的目的。[18]

可是面对平信徒的时候，教宗却懂得用话语去打动他们。通常来说，当拜访者进入教宗所在的使徒宫时，需要行三次跪拜礼，非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需要向教宗屈膝，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轻易接受这种规矩。有一天，教宗接见了一群新教徒。所有人都单膝跪地，只有一人挑衅地（却有点不太稳当地）站在那里。教宗的助手们都紧张起来，互相交换眼色，决定该由谁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就在他们互使眼色的时候，教宗却走向这位不肯屈膝的人，询问他：“你是否愿意接受一位老人的降福？”这番关照已经令这位富有反抗精神的新教徒彻底折服，于是他也屈膝跪了下来。[19]

按照欧洲皇室的习俗，教宗在书房抽屉里放着几袋钱币，用来打赏那些合情合理的请愿人。皮扎尔多手下的副国务卿、非常教务部副部长多梅尼科·塔尔迪尼负责协调援助苏俄的事宜，并且常常申请资金。这位身材矮小、留着一头又粗又黑的凌乱头发的罗马高级教士长着一张方脸，对教宗的情绪非常敏感。“9点时，我跟随教宗又听了一个小时的请愿，”塔尔迪尼在1934年4月9日的日记中这么写道，“今天，他兴致高涨；我有一把绝不会出错的标尺，那就是他批准的资助数额。”当塔尔迪尼详细地讲述他的请求时，教宗心不在焉，从抽屉里拿出金币，按照大小重新分类，在书桌上码出了整齐的几堆。

尽管教宗的幽默感不为人知，但是当他心情好的时候，确实会说一些诙谐的话。那年早些时候，他曾急切地召来法国大使，讨论一些他想到的问题。大使抵达时并没有穿着正式的服装，他就此向教宗表示歉意。教宗只是笑了笑。“我懂的，”他说道，“平常你来的时候，都是皮面精装本，今天你却是个平装本。”[20]

但是教宗心情不好的时候极易发怒。“今天，”塔尔迪尼在10月5日写道，“教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倾向于提出异议。这完全倚仗他的情绪，倚仗过去痛苦的经历，倚仗……他是否消化不良，我真是不懂。但可以肯定的是，教宗总是疑心很重，他的行为倾向于同别人的建议相左。”塔尔迪尼很了解教宗，于是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当教宗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定然会拒绝任何请求，所以在这种日子，塔尔迪尼提出的请求就会跟他实际想要达成的效果相反，这样他就能确保达成自己的目的，至少他自己是这么声称的。“我今天就是这么办事的，”塔尔迪尼在某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并且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21]

尽管教宗的日程十分繁重，但他也会适度消遣。他热爱秩序井然，所以谨慎地将书桌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放在恰当的位置，并且从不浪费任何东西。他甚至有一堆摆放整齐的绑带，都来自他打开的包裹。他是丝绸厂总管的儿子，所以喜欢小巧的机械制品。多年来，他的书桌抽屉里都放着一柄小螺丝刀，用来修理闹钟等物件。当他的白背心被油污或者墨迹弄脏时，他会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想办法把它擦干净。[22]

如今，教宗没有必要再自称“梵蒂冈囚徒”了，他已经有了新的消遣可以享受。1933年7月10日，他坐上了一辆拉着布帘的马车，第一次离开罗马，前往位于阿尔巴诺山冈多菲堡的教宗府邸。这个地区凉爽沁人的空气、驰名的葡萄酒与自然风光，自古以来便吸引着地位崇高的罗马人。那里的教宗府邸自1869年起便荒废不用。庇护十一世第一次前往时，审视了仍在进行的修复工作。从下一年开始，他将在那里避暑。1934年和1935年，他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后来还会待更久。在避暑山庄的每一天，他的助手都会呈上文件供他审阅，他也在那里接见民众。但在那里，他的生活步调不再那么紧凑。当教宗在宽阔的花园中漫步时，他可以向下俯瞰一百多米，欣赏那个在死火山口积水而成的湖泊。呼吸新鲜的空气并且感受自然的亲近令教宗感到非常愉悦，他不由得回想起那段被他远远抛在身后的小镇生活。[23]

* * * * *

庇护自然希望墨索里尼能够帮他对抗新教带来的威胁，领袖本不该对此感到惊讶。[24]在签订宗教事务协约之后，政府发布了一些指示，明确了政府对非天主教宗教的态度，而这些指示令教宗颇为不快。“我曾经告诉政府首脑，”教宗大使回忆道，正是他向墨索里尼转达了教宗的不满，“新教这等异教信仰不过是天主教的寄生虫，它通过破坏真正的教会才得以生存，你们让两者平起平坐的意图不仅完全不公平，而且是对我方莫大的侮辱。”[25]在接下来的那一年，也即1931年，教宗又派大使重提了他的要求。他告诉墨索里尼，新教的传教活动给这个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险。政府必须更严厉地管束他们。[26]

为了敦促政府镇压新教徒，教宗也动用了在他看来能令墨索里尼受益的理由，其中最有希望达成他目的的，莫过于如下理由：对天主教会的忠诚与对法西斯的忠诚是一致的。教宗坚称新教是一股反意大利的外族势力，对教会和墨索里尼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公教进行会的成员时刻戒备着，留心观察周围有没有新教活动的迹象。在1931年5月的一个典型案例中，意大利中部一个城镇的公教进行会负责人致信墨索里尼，谴责当地发放新教传教材料。他们要求领袖确保“禁止任何形式的新教传教活动”。[27]

就墨索里尼而言，他并不情愿解散新教徒的集会，也不乐意没收他们的传教材料。1932年11月，当教宗再次派遣大使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时，领袖突然就翻脸了。“最好不要这么夸大事实。”独裁者不耐烦地回答道。这些政府行为给新教国家的领导人带来了负面印象，他还补充说，梵蒂冈的报纸歇斯底里地刊登长文抨击新教，这样的宣传令他们感到惊恐。[28]

然而教宗根本不惧怕这番说辞，几个月后他又旧事重提，表示意大利的新教徒乃是他背上“最为沉重的十字架”。从教宗大使嘴里听到这番话，墨索里尼再度指出意大利的新教人口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这番解释还是没能给教宗造成任何影响。[29]

尽管这些诉求主要由教宗大使博尔贡吉尼负责传达，但塔基·文图里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多年以来，他一直尝试说服墨索里尼，新教徒和犹太人正策划一个庞大且邪恶的阴谋，而瞄准的目标不仅有天主教会，还有法西斯独裁者。[30]耶稣会士倚仗一套情报网络来获取邪教阴谋的最新消息。1933年6月，他给帕切利枢机送去了一份报告。

“我相信我所递交的这份报告，绝对会令您感兴趣。”塔基·文图里在报告的封面写道。至于这份报告的准确性，他告诉帕切利说：“我不认为这份报告存有任何可疑之处，其作者不仅诚实地记录了内容，而且他具有相当的地位，很清楚自己记录的东西具有怎样的意义。”

塔基·文图里的秘密情报人表示，他最近看到了一份出自内务部的通知，下达给意大利所有省督，要他们留意神父的政治活动。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因为“整个世界都知道，所有教会人士、所有意大利天主教组织以及所有意大利天主教徒都以极大的热忱爱戴领袖和法西斯政权”。

政府在这样的监视活动上浪费资源，其原因只可能有一个：“在政府的核心，即各大部委之中，有一些高级官员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共济会成员，他们希望各地省督永远将神职人员和天主教徒看作……敌人！！！”[31]他表示，与其浪费时间调查神父，政府当局应该探查“犹太人、共济会成员和新教徒组织可怕而卑鄙的颠覆性活动，他们假扮成法西斯的拥护者，实际上是意大利的封建地主”。墨索里尼必须被警醒。[32]

* * * * *

犹太人是一股邪恶的力量，是幕后黑手，推动着一场反对基督教、反对欧洲文明的阴谋，波及整个世界——这番说辞对梵蒂冈而言可谓老生常谈，而《公教文明》的那些耶稣会士是这类言论最狂热的支持者。

一篇题为《世界革命和犹太人》的专题文章曾于1922年10月下旬刊登在这本受到梵蒂冈监督的期刊上，而当时的法西斯党人正“进军罗马”。文中的世界混乱四起，神秘力量组织工人罢工和动乱，希望能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参加这些反叛运动的盲信民众不过是些棋子，而透露出来的迹象显示，操纵这些民众的隐秘力量源自“犹太区”。

这篇文章发出警告，当下发生在俄国的战争将会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走向。实施恐怖统治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并非“俄国本土人”，而是“犹太入侵者”，他们非常狡猾，用斯拉夫人的假名掩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该文作者声称，布尔什维克政权最高官员的名单显示，这五百四十五位官员中只有三十位是真正的俄国人。“犹太民族足足占据了四百四十七个职位”，其他民族则占据了余下的席位。简而言之，尽管犹太人口的比例不到俄国总人口的5%，“如今这个少数族裔却侵占了所有权力渠道，并在这个国家形成了独裁统治”。[33]

1922年的这篇文章影响深远，因为它的观点后来为纳粹党所用，为他们的反犹行径提供了最核心的辩护。意大利国内外的天主教出版物都开始宣扬这一阴谋理论（俄国革命领导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而不是真正的“俄国人”），而这种宣传也为政府反对欧洲犹太人提供了最重要、最致命的理论弹药。[34]

接下来的那期《公教文明》是墨索里尼上台后的第一期，它从奥地利带回了一则新闻，题作《犹太—共济会社会主义在奥地利施行暴政》。这份刊物的报道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维也纳的十九个共济会分会合并成一个总会。“其高层官员无一例外都是犹太人。”他们的目标是将这个世界“纳入共济会的统治，而共济会则受到犹太人的主宰”。这份刊物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取得成功，“维也纳就会成为一座犹太城市，所有房屋和财产都会归属他们，犹太人将成为主人，而基督徒则被贬作奴仆”。《公教文明》最后总结道，奥地利“毫无疑问将受到犹太人的统治和奴役，总之这便是秉持社会主义的犹太—共济会领导人的指导思想”。[35]

在那个时候，墨索里尼并不相信犹太人、共济会成员以及新教徒在策划一个联动全世界的阴谋，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教宗的耶稣会特使塔基·文图里会倾尽全力，说服他用这个理论去看待这个世界。[36]

1925年，在墨索里尼的老家罗马涅，公教进行会官方杂志《觉醒者》（La Risveglia）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提醒读者警惕犹太人带来的威胁。这份刊物表示，犹太人和共济会秘密地控制了国际金融，并且“怀着魔鬼的贪婪从基督精神吸取能量”。除非基督教徒反抗这些魔鬼的代言人，否则他们会继续为非作歹。还有一篇文章很可能基于《公教文明》1922年那篇文章，将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怪罪到犹太人头上。它警醒道：“犹太人都是拜金狂，他们做梦都想要粉碎基督不屈不挠的灵魂。”《觉醒者》还援引中世纪的指控，认为犹太人是“疯狂地吮吸基督圣血”的谋杀犯。[37]那一年登载的其他文章也重复了官方的虚假指控，称苏俄政府的绝大部分“委员”都是犹太人，并将他们形容为一个寄生虫“种族”，其目标就是要折磨并奴役基督徒。[38]

启蒙运动早已被妖魔化，但凡在这一运动中受益的人群，这几十年来也都遭到了梵蒂冈的妖魔化，其中就有自由党人、共济会成员、犹太人以及新教徒。它斥责这些人在行魔鬼之业，千方百计要破坏人们对唯一真正宗教的信仰。意大利上下所有天主教媒体都在给这种恐惧煽风点火。[39]庇护十一世大体上也持有这种世界观。在1928年的通谕《现世可死亡的心灵》（Mortalium animos）中，他禁止天主教徒参加任何宣扬跨信仰交流的团体。

1928年3月，由教宗领导的宗教裁判所发出命令，要求名叫“以色列之友”的国际天主教组织立即解散。这一组织始于两年前，其宗旨是帮助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这也是天主教会公认的一大使命。这一组织的成员不仅包括数千名神父，还包括二百七十八名主教和十九名枢机。

然而这一组织的领导人很快就逾越了界限，超出了梵蒂冈能够容忍的范围。他们相信，尊重犹太人是令他们皈依天主教的重要手段。所以无论对教会官方的训导（犹太人是杀害基督的凶手，受到天主的诅咒），抑或对公众的信念（犹太人受命喝下信仰基督教的儿童的血液，这是逾越节仪式的一部分），他们都有所批判。

前国务卿、宗教裁判所所长梅里·德尔瓦尔枢机代表梵蒂冈训斥了“以色列之友”。他们竟要求把“背信弃义的犹太人”从耶稣受难日祷告词中删掉，梅里·德尔瓦尔对此表达了出离的愤怒。1928年2月，他通知这一组织的官员，如果希望“以色列之友”继续存续下去，就必须将活动局限于为犹太人的皈依做祷告。他警告说，他们已经上了犹太人的当，不自觉地成了犹太人的工具，帮助他们实施邪恶的阴谋，“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并且试图“重建以色列国，反抗基督及其教会”。梅里·德尔瓦尔在3月初拜见教宗时，发现庇护与自己达成了共识，认为“在‘以色列之友’背后，可以看出犹太人的干涉和诡计”。[40]

教宗对采取行动的重要性表示了认同，但是他也有所顾虑。封禁一个名叫“以色列之友”的教会组织，可能会给他招致反犹的指控。他坚持要在解散该组织的教令中添加一个段落，表明教会反对任何反犹主义的立场。[41]为了确保信徒正确理解这份教令的含义，他要求亲信顾问以及《公教文明》前主编恩里科·罗萨在这份刊物中发表文章，解释这份教令的义理。

罗萨在《犹太人的威胁与“以色列之友”》中写道，这份要求该组织解散的教令谴责了反犹主义的“反基督教形式和精神”。他解释说：“在艰苦卓绝地抵御犹太威胁的过程中，《公教文明》始终如履薄冰地平衡着宽容与正义，避免……放任无度的反犹行径，并且立场鲜明地同它作斗争。”然而，教会也必须“用同样的警惕保护自身，避免走向同样危险的另一种极端”。天主教徒不能忽视犹太人带来的重大威胁。在19世纪，尽管教会长久以来都反对如此，犹太人却被赋予平等的权利；从那以后，他们就变得“大胆而强势，利用平等的借口为自己取得了支配和特权地位，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罗萨的文章还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怪罪到犹太人头上。他警告说，如今犹太人带来的威胁已迫在眉睫，欧洲各国政府的松懈令人感到费解，结果是，犹太人已经在“公共生活的诸多领域形成霸权，尤其是经济和工业领域以及高端金融领域，据说在这方面他们已经大权独揽。他们能够命令各国及其政府在政治以及金融方面制定法律，没有任何人胆敢与他们为敌”。他最后说道，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都在通力合作，“密谋在全世界达成霸权统治”。[42]

* * * * *

意大利的犹太人和新教徒有一种感受，他们感到自己不断被边缘化。墨索里尼情妇玛格丽塔·萨尔法蒂的处境便是这一情况的晴雨表：她发觉政府已经紧密地同天主教会团结在一起，于是决定受洗。塔基·文图里在1928年主持了这场仪式，并且她的两个孩子也很快随母亲受洗。[43]

到了1933年，法西斯媒体已经同天主教媒体达成共识，认为犹太阴谋同时针对天主教会和法西斯政权。一份热那亚报纸首先声明自己并非针对任何犹太人个体，进而宣称意大利需要“同犹太复国主义—共济会—布尔什维克主义—国际宗派主义作斗争，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实体，其目标是要破坏基督教文明”。[44]

塔基·文图里的忧患意识主要投射在犹太人身上，教宗则更关注共产主义传播所造成的威胁。[45]1932年，在新任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夏尔—鲁（François Charles-Roux）向法国外交部提交的报告中，他写道，教宗不断地警告众人注意共产主义的威胁，显得“十分狂热”。在最近的德国选举中，纳粹党（此时它已是德国最大的政党）大获成功，所以这位法国人迫切地想要讨论希特勒给欧洲各国造成的威胁，然而庇护却坚称法国应该担忧的是共产主义的威胁，而非纳粹党的崛起。[46]

那年下半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教宗听闻这位新任总统准备在外交上承认苏联的合法地位，担心此举会极大地促进共产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于是让帕切利联络了华盛顿的宗座代表。他表示最好由美国教会而非梵蒂冈来施加压力，并授意纽约大主教帕特里克·约瑟夫·海耶斯枢机代表美国教会高层同罗斯福协商此事。[47]

与此同时，教宗还不断给法西斯政府施压，要求他们限制新教徒在意大利的权利。此前，意大利警方禁止他们举行公开集会，但允许新教徒举行非公开集会（多半是在家中），1934年，在教宗不断的施压下，政府最终答应禁止新教徒举行以传教为目标的非公开集会。

不过令教宗感到不悦的是，法官们并不愿意执行这道新禁令。他们认为这道禁令不仅违背了意大利宪法，也违背了宗教事务协约有关“得到容忍的”教派的条款。教宗派出大使向司法部部长提出抗议。部长对这一状况深表同情，却明言自己也无能为力。他解释道，不幸的是，法官断案有时候完全倚仗自己的判断。[48]

* * * * *

在另一条前线上，庇护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战果。正如我们所见，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后，就决定将天主教的宗教教导普及到所有小学；而1929年的宗教事务协约则要求将之普及到中学。然而当教宗得知，政府计划允许高中录取一定数量的非天主教学生，并且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宗教教导时，他非常不悦。1933年3月，都灵的学校负责人准备批准该市的首席拉比向犹太高中生传授宗教课程。教宗将不满之情转达给墨索里尼。他的矛头不仅针对犹太人，还指向了新教徒。“阁下必定能看明白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帕切利枢机在教宗的命令下致信意大利大使，“您只要仔细想想这件事，允许这样的先例出现，我们就会面临如下风险：新教徒有可能会提出相同的要求。”[49]

收到教会的抗议后，政府撤销了这份批给都灵拉比的许可，并且中止了另外一份打算批给米兰拉比的许可。[50]教宗告诉墨索里尼，听闻这些消息，他感到“非常高兴”。[51]

[1] 据德·维基所说，这次访问差点在最后关头取消，因为访问前一天的《罗马观察报》完全没有提及这次访问，令墨索里尼大为光火。皮扎尔多蒙席从中调停，安排这份梵蒂冈日报在当天下午发行了刊登这则新闻的特刊，才帮助德·维基安抚好墨索里尼，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这次访问。De Vecchi 1983, pp. 219–221.

[2] 一周后，又有一篇报道称这一访问“几乎确定”将安排在本周。阿纳尔多·科特西，《墨索里尼访问教宗安排确定……甚至可能就在今天》，NYT, September 17, 1931, p. 13。法国大使在报告中表示，这一访问已经确定安排在9月19日，然而墨索里尼在最后关头退出了，因为9月20日的节日近几年才取消，而把访问安排在这个节日的前夕，“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投降”。MAEI, vol. 266, 178, Fontena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9septembre 1931.

[3] MAEI, vol. 266, 209–211, Fontenay au Président du Conseil,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7 janvier 1932.

[4] 11月27日，帕切利枢机在跟塔基·文图里谈话之后，在自己的笔记中记录了这一安排。ASV, AESS, pos. 430b, fasc. 357, f. 68. 1931年12月19日，一张标注为“由圣父复述给最显赫的帕切利”的字条指示塔基·文图里告知墨索里尼，教宗（“在经过沉思之后”）决定同意将访问安排在2月11日。他还告诉墨索里尼，教宗将这一安排作如下解读，即最近墨索里尼在对待公教进行会方面损害了宗教事务协约，领袖希望借此表达自己做出弥补的意愿。“我必须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墨索里尼前来访问的那天，教宗会接待他，让他坐下，面带笑容地告诉他，他很乐意接受这样日期的安排……因为他认为[墨索里尼]秉着值得称赞的目的，希望能够改正错误，弥补对第43条和第44条（宗教事务协约的这两条许可公教进行会自由地开展活动）的侵犯。”ARSI, TV, b. 20, fasc. 1524, Pacelli a Tacchi Venturi, 19 dicembre 1931.

[5] 几天前，博尔贡吉尼曾在教宗的命令下前去奎里纳尔宫，将基督最高爵士领环（the Collar of the Supreme Order of Christ）授给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基督最高爵士领环授予意大利国王》，OR, 7–8 gennaio 1932,p. 1。然后为了一视同仁，教宗大使还将庇护大十字勋章（the Great Cross of the Piano Order）授给切萨雷·德·维基和外交部部长迪诺·格兰迪。《庇护大十字勋章授予意大利部长格兰迪和大使德·维基》，OR, 12 gennaio 1932, p. 2。法国驻圣座大使提前就知道教宗打算为国王、墨索里尼等人颁发勋章的消息。他误以为教宗之所以授予他们这些勋章，是因为墨索里尼曾给帕切利、博尔贡吉尼和塔基·文图里颁发过勋章，但是梵蒂冈却没有任何回馈，由此引发了政府的不满。MAEI, vol.266,202–204, Fontena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8 janvier 1932.

[6] 《我方消息》，OR, 12 febbraio 1932, p. 1。关于那名遭到驱赶的女性，参见摩根（1939, pp. 190–197）的描述，当时他受邀在场，目睹了发生的一切。但是梵蒂冈或意大利的媒体都没有提及这件事。

[7] 这幅插画刊登在1932年2月21日《星期日邮报》的头版。埃米尔·路德维希对墨索里尼的长篇采访集结成册，翻译成意大利语出版，而这本书有好几个段落都冒犯了教宗，其中一段是领袖谈论他如何拒绝向教宗鞠躬以及亲吻他的戒指。这一段以及其他令教宗反感的段落（墨索里尼在其中一段谈到，他认为人民有权自行决定如何敬拜天主）都在意大利语版的新版中被删除了。MAEI, vol. 266, 255, Charles- Roux à président du conseil, 29 juillet 1932；MAEI, vol. 291–292, 27 ottobre 1932; Chiron 2006, p. 293。7月，据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的德·维基副手所言，墨索里尼曾说，“这个老犹太人背叛了我”，竟然把他关于教会的评论都出版出来。ASV, AESI, pos. 887, fasc. 593, f.42r, 15 luglio 1932. 11月10日，塔基·文图里高兴地报告说，路德维希采访的新版已经付梓了，篇幅缩减了五页，“罗马与天主教会”那一部分中所有令教会不快的内容都已经删除了。ASV, AESI, pos. 667, fasc. 128, f. 48r.

[8] 大卫·达拉，《教宗与领袖在友好条约下紧握双手》， CDT, February 12,1932, p. 10；阿纳尔多·科特西，《教宗与墨索里尼在梵蒂冈会面，双方气氛友好》，NYT, February 12, 1932, p. 1。

[9] 墨索里尼亲笔撰写了与教宗会面的报告，并呈送给国王，这份报告收于ACS, CV, b. 1, fasc. 34；这一报告后来被刊登出来，复本收于DDI, series 7, vol. 11, n.205。关于这场会面的声势浩大，相关描写参见CC 1932 I, pp. 480–481。

[10] 《墨索里尼先生与教宗》，《泰晤士报》，1932年2月12日，第12版。

[11] E. Mussolini 1957, p. 135.

[12] 然而法国驻圣座大使丰特奈担心，双方这样互赠勋章会给意大利天主教徒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让他们以为“圣座已经认同了法西斯主义”。MAEI, vol. 266, 229–231, Fontenay à président du conseil,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4 mars 1932; and vol. 232–233, 10 mars 1932.塔基·文图里曾致信墨索里尼，就勋章一事向他表示感谢，这封信收于ACS, CR, b. 68, 7 marzo 1932。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塔基·文图里写道，德·维基曾告诉他，墨索里尼想要表彰整个耶稣会，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令意大利政府和天主教会增进了理解。ARSI, TV, b. 20, fasc. 1534, Tacchi Venturi a Ledóchowski, 3 marzo 1932.

[13] 教宗做出这番言论是在1932年末。MAEI, vol. 266, 298–299, Charles- Roux à président du conseil, 15 decembre 1932.

[14] ASMAE, AISS, b. 4, protocollo 24, De Vecchi a Mussolini, Roma, 21 luglio 1929; DeVecchi 1998, pp. 15–16.

[15] 阿纳尔多·科特西，《七十五岁的教宗庇护：学者与领导人》，NYT Magazine, May 29, 1932,p. 3。

[16] C. Wingfield, Annual Report 1934, January 12, 1935, R 402/402/22, in Hachey 1972, pp.287–288, sections 138–140.

[17] Tardini 1988, p. 296 (entry for 13 febbraio 1934); Charles- Roux 1947, p. 62.

[18] Papin 1977, pp. 56, 62; Confalonieri 1957, p. 188; Ottaviani 1969, pp. 504–505.

[19] 皮埃尔·凡·帕森，《面见教宗的那一天》，BG, February 11, 1934, p. C5.

[20] Tardini 1988, p. 313; Charles- Roux 1947, p. 23. On Tardini, see Riccardi 1982 and Casula 1988.

[21] Tardini 1988, p. 355.

[22] Confalonieri 1969, pp. 42–43.

[23] R. H. Clive, Annual Report 1933, January 1, 1934, R 153/153/22, in Hachey 1972, p.259, sections 117, 118; Agostino 1991, p. 19.

[24] ARSI, TV, b. 8, fasc. 442, 446.在签订《拉特兰条约》之后，塔基·文图里代表教宗不断地在这一方面施加压力。1930年5月，他给墨索里尼发去了一份清单，上面罗列了所有新教教堂的具体位置。ARSI, TV, b. 19, fasc. 1408, “Protestanti. Lasituazione in Italia nel 1930,” with draft of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3 maggio 1930.

[25] ASV, ANI, pos. 23, fasc. 2, 6. 129r–130r, 4 giugno 1930.

[26] 皮扎尔多蒙席在1931年2月告知教宗大使，“圣父向我透露，意大利人的宗教团结和民族团结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它来自愈演愈烈的新教传教活动，然而政府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威胁也危及他们自身”。教宗认为，墨索里尼“想要维护这个民族的精神团结”的热忱值得赞扬，但是他应该“把足够的精力拿来反对上述异端、异族的传教活动”。博尔贡吉尼在与德·维基的会面中传达了教宗的这一要求。ASV, ANI, pos. 49, fasc. 2, f. 21r,15 febbraio 1931.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梵蒂冈发起了猛烈的反新教运动。Moro 2003, p. 317.教宗在1928年主显节发表的通谕《现世可死亡的心灵》为这一运动定下基调，它禁止天主教徒参加任何鼓励不同基督教团体相互对话的组织或会议。“所以，可敬的教友们，罗马教廷为何从来不允许信徒参加任何非天主教集会，原因已经再清楚不过：曾有一些教派在过去离开了唯一真正的基督教会，只有推动这些教派回归唯一真正的基督教会，我们才能够推动基督教徒的联合。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得见，出于创世主的意愿，唯一真正的基督教会仍然是他创立之初的那个教会。”这篇通谕的英语译文收录在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Pius11/P11MORTA.HTM。另参见Perin 2011, p. 151。

[27] ASV, ANI, pos. 49, fasc. 2, 6. 122r–122v, 14 maggio 1931, Alanna.新教徒意图在意大利设立教堂，然而此举遭到了天主教会的公然抗议，它还给政府官员施压，要求他们阻止新教教堂的建设。这方面的讨论参见Rochat 1990, pp.218–222。1931年4月8日，公教进行会的冲突正愈演愈烈，博尔贡吉尼告诉德·维基，教宗希望政府能“积极地阻止这一疯狂的传教活动”。德·维基试图让大使冷静下来，并提醒他注意宗教事务协约允许其他宗教的成员和平地开展宗教活动。但他也知道教宗对公教进行会近来遭受的暴行愈发恼火，所以大使想了个办法平复教宗的怒火。他告诉教宗大使，一旦双方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政府会想办法满足教宗，禁止新教在意大利开展传教活动。ASV, AESI, pos.794, fasc. 389, f. 55r, 9 aprile 1931.几个月后，《公教文明》刊登了一篇长文，题作《面对新教在意大利传教时，天主教徒肩负何等责任》。它开篇首先提出问题，意大利是否真的面临“新教的威胁”，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极其肯定的答复。这份由梵蒂冈监管的期刊告诉其读者，新教意味着“去基督化”。它还将新教敌人同其他敌人（比如自由主义，该文称它“完全出自新教的源头”）联系起来。这份期刊还呼吁读者采取行动。在“撕下敌人的面具！”一节，它警告读者，一场庞大的新教阴谋已然展开。这份期刊还告诉读者，幸运的是领袖站在了罗马天主教这一边，因为他也意识到，如果意大利人背离了天主教，将会给民族团结造成巨大的风险。《面对新教在意大利传教时，天主教徒肩负何等责任》，CC 1932 IV pp. 328–343。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罗马观察报》将瓦勒度派（意大利最大的新教团体，主要集中在东北部）描述作一个犯罪团体（un’associazione a delinquere），这个词如今主要用来形容黑手党。Spini 2007, p. 133.

[28] ASV, ANI pos. 23, fasc. 4, 6. 47r–47v,博尔贡吉尼，《给政府首脑的建言》，1932年11月22日。

[29] ASV, ANI, pos. 23, fasc. 5, 6. 15r–19r, Borgongini a Pacelli, 18 marzo 1933. 博尔贡吉尼与墨索里尼的会面日期是3月14日。

[30] 这些年间，天主教会到处推销这套阴谋理论。1931年5月，由于梵蒂冈要求意大利各地主教报告当地的新教活动，于是莫诺波利（靠近意大利南部的巴里）主教便诉苦说，他的教区中有一群新教徒。他在报告里写道，这些人受到了美国移民的指使。他全盘接受了教会的理论，认为新教徒企图颠覆天主教会和法西斯政权，所以又呼吁政府当局出面阻止这些人的阴谋。但是他担心政府会顾忌美国方面的感受，而不愿意采取必要的行动，毕竟美国掌控在犹太人和共济会的手里，也正是他们主导了破坏天主教会的新教活动。Perin 2010, pp. 147–148.

[31] 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32] ASV, AESI, pos. 855, fasc. 548, 6. 38r–39r.

[33] 《世界革命和犹太人》，CC 1922 IV, pp. 111–121。

[34] 在本书第三部分，我会探讨在意大利引入“种族法案”时，梵蒂冈如何为其奠定了基础。

[35] 《犹太—共济会社会主义在奥地利施行暴政》，CC 1922 IV, pp. 369–371。

[36] 长久以来，梵蒂冈一直把共济会看作是它最危险的敌人。这个组织初创于伦敦，并于七年后（1724年）在罗马成立了第一个小组。自1738年，也即教宗克雷芒十二世（Clement XII）起，历任教宗都将那些加入共济会的天主教徒驱逐出教，谴责他们令天主教徒堕落到跟新教徒、犹太人和非信徒同流合污的地步。共济会被看作是世俗化运动的源头，也跟以教会为中心的社会形态相违背。教会将法国大革命、意大利王国的统一以及教宗国的灭亡都怪罪到它的头上。
教宗利奥十三世在1884年发表通谕《人类》（Humanum genus），发起了一场全新的反共济会运动，将其贬作是“魔鬼的犹太会堂”。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公教文明》以及其他天主教出版物都不断地发出警告，演绎这番犹太—共济会阴谋论。很快它们又在这个魔鬼计划中增添了第三个敌人：社会主义。它们表示，一场庞大的犹太—共济会—社会主义阴谋企图颠覆欧洲优秀的基督教传统，并让世界遵守由犹太人制定的秩序。1917年的新版教会法规确定将共济会成员驱逐出教。Vian 2011, pp. 106–116.意大利第一个全国性质的共济会组织与意大利王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兴起，它建立于1859年，并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拥有了会所。在共济会成员眼里，天主教会是反动政权的主要堡垒，它深深地扎根在腐朽的中世纪，于是共济会十分坚定地支持取代教宗国的意大利新政府。他们呼吁宗教平等，于是发起运动要将神父赶出公办学校。在当时，共济会最具代表性的杰出会员是朱塞佩·加里巴尔迪，他不仅仅是统一意大利的大英雄，还是梵蒂冈和教会力量最尖锐的批评者。Conti 2006.19世纪末，意大利共济会总会长阿德里亚诺·莱米（Adriano Lemmi）有一番非常出名的言论，他将教宗世俗权势的终结看作是“世界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该组织的成员大多都是中产阶级，但也包含意大利最显赫的几位政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最大的共济会组织在全国设有486个会所，共有两万名会员。尽管其成员大多来自天主教家庭，但考虑到意大利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数量十分稀少，后两者在该组织所占的比例相当高。Conti 2005.

[37] 最为常见的一种人祭控诉，是《塔木德》要求犹太人杀害信仰基督教的儿童，用他们的鲜血制作逾越节薄饼。

[38] 纳尔代利（1996, pp. 40–50）研究了罗马涅的这份公教进行会杂志，而我的描述则基于他的研究。

[39] 帕多瓦主教教区的周刊在1927年也刊登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它斥责美国新教徒不再信仰真正的宗教，还进一步说道，新教牧师“不如学犹太人去崇拜金牛犊，反倒显得更实诚一点”。Perin 2011, p. 185.

[40] 梅里·德尔瓦尔复述了会面时教宗所说的话语，转引自Deffayet 2010, p. 97。

[41] 后续发展证明教宗确实有先见之明，因为替教宗辩护的那些人确实在后来援引这份要求“以色列之友”解散的教令，证明教宗具有反对反犹主义的立场。沃尔夫（2010, p. 121）表示教宗的这一策略“通过谴责现代反犹主义而达成了一种预防性防御”，然而沃尔夫认为“这是道德贫乏的体现，因为他很随意地批判了其他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却完全不改正自己的反犹行径”。

[42] 《犹太人的威胁与“以色列之友”》，CC 1928 II, pp. 335–344。

[43] 这位耶稣会士生前收到的最后一批信件中，有一封来自萨尔法蒂，写于他1956年逝世前一个月，她在这封信中署名为“对基督最虔诚的玛格丽塔·萨尔法蒂”。马里克斯（2011, pp. 309–310）在塔基·文图里的档案中找到了这封信，此外还有这位耶稣会士的档案员写下的字条，指出萨尔法蒂乃是“墨索里尼的情妇，由T.V.[塔基·文图里]施洗皈依天主教，她的儿子[阿米迪奥]和女儿[菲亚梅塔]亦是如此”。另参见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344–345。

[44] 《利古里亚人民报》，1933年7月1日，转引自Starr 1939, p. 113。

[45] Kent 1981, pp. 128–129.

[46] “狂热”一词出现在MAESS, vol. 37, 36–38, Charles- Roux à Monsieur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16 octobre 1932。夏尔——鲁在7月19日（MAESS, vol. 37, 12–13）和7月23日（MAESS, vol. 36, 14–15）提交的报告中也提及了教宗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47] ASV, AESS, pos. 474, fasc. 476, 6. 58r–58v, Pacelli a Monsignor Pietro Fumasoni- Biondi,2 gennaio 1933.

[48] 博尔贡吉尼想要说服部长，让他明白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深远的影响，于是他便将自己准备好的一本小册子呈交给他，题作《意大利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它解释了为什么新教是天主教会与法西斯政权的共同敌人。它开篇写道：“新教派别反对等级制度。他们的原则声称每个个体都可以解读天主的启示，因此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自由地形成自己的解读。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无政府主义，这一原则是所有这些民主错误的根基。”ASV, ANI, pos. 49, fasc. 2, 6. 281r–282r, Borgongini a Pacelli, 22 marzo 1935.这本小册子收于ASV, ANI, pos. 49, fasc. 2, 6. 284r。引言出自p. 25。这本小册子用二十页的篇幅罗列了意大利境内的每一座新教教堂。

[49] 帕切利进一步补充道：“不过我全然相信，明智的贵方一定希望免除这等丑事。”ASMAE, AISS, b. 21, Pacelli a De Vecchi, 22 marzo 1933.

[50] ASMAE, AISS, b. 21, De Vecchi a Pacelli, 7 aprile 1933.

[51] 请告诉德·维基，教宗跟帕切利说道，“圣父得知这些新闻，感到十分高兴”。ASV, AESS, pos. 430a, fasc. 348, f. 25, 8 aprile 1933.

第十五章
希特勒、墨索里尼与教宗

墨索里尼的书房里摆着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像，而于1933年1月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的希特勒，则早早地在他的书房里摆上了一尊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半身像。[1]这位意大利领袖是他的榜样。希特勒宣誓就职不久后，就给墨索里尼发去一封公文：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他希望能增进两国之间的关系。[2]

这些奉承虽然令墨索里尼十分受用，但他却对这位跟班抱有疑虑。希特勒是一位“梦想家”，比起统辖一个国家，他更适合做鼓动人心的演讲。至于赫尔曼·戈林，则是个“曾经住过疯人院的精神病患者”。而且墨索里尼相信，这两人都有自卑情结。[3]

“希特勒是个煽动群情的天才，”帕切利枢机说道，“但要在管理政府方面给他下个定论，还为时过早。”[4]

德国的教会领袖长久以来都对希特勒极端的国家主义保持警惕，他们认为这种思想和异端邪说相去不远[5]，然而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口都是天主教徒，所以这位纳粹领袖迫切想要获得梵蒂冈的支持。正如意大利的天主教人民党曾经妨碍到墨索里尼掌权，德国的天主教中央党如今也成了希特勒面前的拦路虎。希特勒掌权还不到一个月，德国大使就向帕切利保证，新任总理意欲和圣座结成良好的关系。大使明说道，毕竟嘛，希特勒本人便是个天主教徒。[6]

教宗也对纳粹分子抱有疑虑。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那个春天，庇护十一世曾经发出疑问：“希特勒一派要是大权在握，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7]可希特勒担任总理还没过几周，他就开始看到希望了。“我对希特勒的态度改观了，”他在3月初时对法国大使说道，令大使颇为惊讶，“第一次有政府敢于如此坚定地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它与我们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这些话语态度坚定，颇有些鲁莽，”法国大使夏尔——鲁回忆道，“却向我证实，这位新任德国总理，已然通过宣布同共产主义决一死战而令庇护十一世对他青眼有加。”[8]英国驻梵蒂冈大使也同样记述了教宗对于共产主义的威胁有多么心忧。他认为，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根本理解不了庇护的行为。[9]

教宗出人意表地开始对希特勒持正面观点，这令德国教会领袖感到惊愕和不解。在1933年3月的竞选活动中，德国天主教会的各位主教纷纷谴责纳粹党，并对中央党予以大力支持。然而在3月12日，教宗会见了慕尼黑大主教，即米夏埃尔·冯·法乌尔哈贝尔（Michael von Faulhaber）枢机，告知他注意调整路线。返回德国之后，大主教知会了他的同仁。“我们需要深思圣父的话语，”法乌尔哈贝尔说道，“他在召开枢机会议时，尽管没有提及那人的姓名，却已经向全世界指明，阿道夫·希特勒乃是继教宗本人之后，第一位出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家。”3月23日，希特勒便报答了教宗的好意，他宣布基督教会“是维系本国国民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他发誓要保护“教会告解在学校和教育中理应享有的影响力”。两天后，教宗与帕切利枢机谈话，表达了他对希特勒发言的赏识，赞扬了他的“好意”。及至月底，德国各位主教宣布他们不再反对纳粹领导人。[10]

5月，夏尔——鲁再度言及教宗对希特勒的好感。“教宗天性冲动，且执迷于对共产主义的憎恶，”这位法国大使观察道，“竟一时间对纳粹领导人产生了热忱。”意大利政府的要员明白教会支持的重要意义，他们将自己赢取教会认可的成功“秘诀”分享给纳粹友人。[11]

教宗也迫切地想要同纳粹政府达成共识，以便确保教会在德国的影响力。帕切利枢机是一位磋商谈判的能人，他将中央党看作是圣座的一大谈判筹码。他相信，如果教会承诺收回对中央党的支持，梵蒂冈就能够令当局做出保证，保障天主教组织在德国的权利，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诸位主教收回支持后，将给中央党本身造成多么严峻的后果。在他同希特勒达成协约之前，中央党就宣布自行瓦解了。[12]

7月，帕切利枢机陪同德国副总理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来到国务卿位于梵蒂冈的公寓。他们签订的宗教事务协约保证德国教会有权利管理自身事务，还为牧师、宗教团体以及教会财产提供了诸多保护措施，但其中大部分用语含混，尤其是涉及天主教组织和学校的那些部分。[13]

中央党领导人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曾在1930年至1932年担任过德国总理一职，此时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他愤怒的原因在于，梵蒂冈出卖了天主教党派，并同希特勒共进退。他责难帕切利枢机，指控他误解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布吕宁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帕切利对“宗教事务协约体系”的信心，“令他和梵蒂冈走上了轻视民主、轻视议会体系的道路”。[14]

* * * * *

教宗很快就意识到，他“同恶魔的协约”（语出教会历史学家胡贝特·沃尔夫）将不会结出他所希望的果实。[15]就在他们签署宗教事务协约的同时，纳粹党引入了《遗传病病患后代防止法》，这一法律将对特定的遗传病患者进行强制的绝育手术，而这显然与教会的教义相悖。希特勒还采取措施，侵蚀密集的教区学校网络。纳粹党想要的是一个完全受他们掌控的教会。初秋时，梵蒂冈国务院分析了这些举措，并得出了一份令人担忧的报告，其中提到希特勒青年团里传唱的一首歌曲，其歌词将希特勒称作他们的“救世主”。[16]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报纸是《意大利未来报》，10月，这份报纸的编辑向读者发出警告，指出纳粹党正在致力组建“德国国家教会，要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到一起”。[17]12月，在教宗的圣诞节讲话中，庇护十一世向各位枢机表达了他对纳粹政府的失望，而帕切利和冯·巴本签署宗教事务协约不过是五个月前的事情。[18]

尽管教宗对希特勒的疑虑在一步步加深，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却在尽可能地维系这段关系的和谐与平稳。1934年初，帕切利枢机和圣座驻德国大使切萨雷·奥尔塞尼戈蒙席都曾敦促教宗谨慎发言，不要激怒希特勒，进而动摇教会的地位。[19]在柏林，德国神父爱德华·耶尔曼（Eduard Gehrmann）能够继续担任教宗大使（在奥尔塞尼戈之前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帕切利）的私人助理，也有赖奥尔塞尼戈出手相助。梵蒂冈的一位观察者指出，耶尔曼“对希特勒的信仰胜过了他对基督的信仰”。[20]

庇护十一世将切萨雷·奥尔塞尼戈选为梵蒂冈驻纳粹德国大使，这一选择可谓意味深长。尽管梵蒂冈其他外交岗位（除了驻意大利大使）都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关键，但奥尔塞尼戈是才智有限、眼界更有限的人。奥尔塞尼戈生于米兰北部的科莫湖区（靠近教宗的家乡），他跟教宗一样，父亲是一家丝绸厂的总管。他父亲的两个兄弟迎娶了他母亲的两个姐妹，她们也都是附近镇上丝绸厂总管的女儿。这三对夫妇各育有一子，其中一位将成为神父。奥尔塞尼戈1896年晋铎，在米兰的一个教区担任神父；1912年，他在米兰主教座堂获得诵经神父头衔。

从此往后，奥尔塞尼戈的生活就围绕着米兰及周边的教会。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对国际事务也没有明显的兴趣，然而仅仅在庇护成为教宗四个月后，他就被晋升为大主教，并被任命为梵蒂冈驻荷兰大使。这一委任在教会高层引发了大量闲言碎语，他们认为这是教宗任人唯亲的最新例证，因为他并没有选择教会高层最为专业的人士，而是从米兰调人过来。加斯帕里枢机主持了奥尔塞尼戈的主教祝圣仪式。这位米兰神父骄傲地将庇护送给他的十字架戴在胸前，来迎接这一光荣的时刻，但是除了几位担任祭坛侍者的罗马伦巴第神学院学生外，教堂里几乎空无一人。

在荷兰待了两年后，奥尔塞尼戈又成了圣座驻匈牙利大使。1928年，当奥尔塞尼戈回到罗马时，墨索里尼的一位线人猜测，教宗可能会让他代替加斯帕里枢机出任梵蒂冈国务卿一职。这位线人认为，教宗最看重的品质乃是不容置疑的忠诚。这样的举措对于政府来说是个好消息，线人补充道，因为奥尔塞尼戈比起狡猾的加斯帕里来说，没有那么足智多谋，更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21]

尽管教宗并没有将奥尔塞尼戈任命为国务卿，却让他代替帕切利担任梵蒂冈驻德国大使。无论是在希特勒还是在帕切利枢机眼里，奥尔塞尼戈都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帕切利原本便是驻德国大使，所以在处理与柏林的关系时，他从来都不觉得有必要向他咨询建议。奥尔塞尼戈处事小心、尽职尽责，他一直都担心惹怒希特勒。后来，当梵蒂冈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成为教宗面前的核心议题时，他更不会替换掉奥尔塞尼戈。教宗想要的正是一个既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又不会咄咄逼人的大使，来搭建他和希特勒之间的桥梁。待到教宗换届，中庸的奥尔塞尼戈也依然坚守在他的岗位，熬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多事之秋。[22]

教宗担心纳粹运动中包含反天主教的元素。当纳粹思想领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撰写的《20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出版时，教宗感到尤其恼火。罗森堡认为，天主将人类创造成不同的种族，高等的雅利安人注定要统治其他种族。耶稣便是雅利安人，那些犹太使徒却玷污了他的教导。天主教并非正宗的宗教，它源自犹太人施加的影响。1934年初，宗教裁判所将这本德国畅销书列入了“禁书名录”。[23]希特勒倒是同这种观点保持了距离，所以有一段时间，梵蒂冈部分人士将纳粹党的反天主教倾向怪罪给这个政党的反教会派系，并认为希特勒与此无关。梵蒂冈对这种观点并不陌生，因为意大利的反教会行动就不怪墨索里尼，而要怪他身边的反教会人士。

为了让希特勒遵守宗教事务协约，庇护反复求助于墨索里尼。[24]1934年春，领袖正在为他与希特勒的第一次会面做准备，教宗派人传达了他的指示。[25]他希望墨索里尼能够让希特勒保证遵守宗教事务协约。尽管这份协约生效还不到一年，但是纳粹党人已经开始无视它的存在了。所以墨索里尼还须向对方提出警告：如果希特勒令德国主教过分难堪的话，这将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他们一方面能够给他带来很多好处，另一方面尽管不愿意诉诸这样的手段，却也能够给他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天主教徒将会站在他们一边”。

庇护还要求墨索里尼去游说希特勒，让他“摆脱那些给他抹黑的党羽”，尤其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教宗认为这两位都在鼓吹与天主教会作对。慕尼黑大主教法乌尔哈贝尔枢机近来在报告里指出了戈培尔的斑斑劣迹，他有一本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其中抒发了对天主和耶稣基督的坚定信仰，却对教会和神职人员十分鄙夷。“我与基督促膝长谈，”戈培尔在书中写道，“我相信我已经克服了他，但我只是克服了他底下那些崇拜偶像的神父和虚假的仆人。基督为人严苛且无情。”更糟糕的是，依据大主教的报告，身为天主教徒的戈培尔最近还娶了一位离过婚的新教徒，并且对方还是个“臭名昭著的同性恋”。得知教宗的要求之后，领袖表示他很乐意担当贤明政治家的角色，并且承诺一切都照教宗要求的去办。[26]

墨索里尼对这场会面并不抱有美好的期待。纳粹党人的目标是要建立日耳曼帝国，将所有日耳曼人团结在一起，这番野心令他们不可避免要吞并奥地利。然而这与意大利的外交政策相悖，因为意大利认为奥地利处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并且它还是一个缓冲区，可以用来对抗侵略性极强的德国。[27]墨索里尼是基督社会党人、奥地利总理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的坚强后盾；1933年3月，为了应对纳粹党人引发的动荡局面，陶尔斐斯暂停了议会政府的工作。那一年夏天，陶尔斐斯领着他的妻儿来到罗马涅的亚德里亚海岸，在位于里乔内（Riccione）的避暑别墅里拜访了墨索里尼，向他寻求帮助。[28]陶尔斐斯返回维也纳不久后，遭到一名奥地利纳粹党的刺杀，手臂和肋骨中弹受伤。[29]

元首坐机在1934年6月14日上午降落威尼斯机场，而晒得很黑的领袖在那里迎接他的到来。墨索里尼身穿一套气宇轩昂的制服，胸膛上挂着一排勋章，头戴一顶黑色法西斯毡帽，皮带上挂着一把匕首，脚上穿着及膝高的黑色皮靴。希特勒则外面套着一件黄色军用风衣，头戴一顶松软的棕色丝绒礼帽，里面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脚踩一双简约的黑色鞋子。一位目击者评论说，他像是“一个已经把最好的衣服穿在身上的工人”。墨索里尼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姿势摆出一副昂首挺胸的模样，而此后很久，那位面色苍白的德国人都要被人拿来跟男子气概十足的领袖相比较。希特勒绝不允许别人见到自己衣着不整的形象，即便是20世纪20年代蹲监狱的那段岁月，他都坚持每天打领带。墨索里尼陶醉于飙车和开飞机，希特勒则喜欢坐在那辆超大的梅赛德斯后座，周围环绕着一堆保镖，用他的传记作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话来说，就像一个“古怪的黑帮分子”。[30]

当元首从飞机里出来时，他遭遇了一件特别难堪的事情。自信满满的领袖大步向他走来，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直臂礼。后来有传言说，希特勒也伸出手臂予以回应，而墨索里尼轻轻地说了声：“Ave imitatore（欢迎你，模仿者）！”希特勒留给墨索里尼的印象增长了他的自信，让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接待一个仿制品，然而这种错觉会在往后给他带来危机。[31]

领袖对自己的德语水平非常自信，坚持要单独同希特勒会面。在会面即将来临的那几周里，他甚至还专门上课学习，提高德语水平。然而墨索里尼发现，要听懂希特勒冗长的话语有点费劲，一方面是因为他语言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谈话空洞无物。[32]在他的印象里，希特勒有点疯疯癫癫的，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种印象变得愈发强烈。他们的会面地点有很多蚊虫，有人说它们“大得就跟鹌鹑一样”，而希特勒还喜欢自夸，说相比南欧人的“黑人”血统，日耳曼民族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这些桥段都让会面的双方不太愉快。然而最令双方气氛紧张的仍然是奥地利问题，因为希特勒对自己的野心毫不隐瞒，他要把奥地利纳入德国的版图。

“真是个小丑！”当希特勒的飞机起飞时，墨索里尼讥讽道。[33]此人总是大谈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所以墨索里尼喜欢对意大利民众说，当恺撒、西塞罗（Cicero）、维吉尔（Virgil）和奥古斯都（Augustus）等先辈建造起罗马的宏伟宫殿时，纳粹党的野人祖先还目不识丁，住在森林中那些污秽不堪的茅屋里。[34]

在威尼斯的会面之后，墨索里尼给驻圣座大使切萨雷·德·维基写了封信，将会面的详情向他一一道出。“希特勒说了好多蠢话，比如耶稣基督出身犹太种族，诸如此类，这些我就不跟你细说了。”[35]墨索里尼在几天后告诉德·维基，每当希特勒谈起天主教会，“就好比他为这个话题准备了一张唱片，每逢这种场合就从头到尾播放十分钟”。希特勒责骂教会不过是犹太人的故弄玄虚。“这个犹太人[耶稣基督]”，希特勒说道，用这种方法愚弄了整个西方世界。“谢天谢地，”他跟墨索里尼说道，“你们[意大利人]成功地[给天主教会]注入了不少异教信念，让它把大本营设在罗马，并且受到你们的掌控。”尽管自己是个天主教徒，希特勒进一步说道，但是他认为天主教在德国派不上任何用场。[36]

所有这些言论，墨索里尼都没有转达给教宗，而只是含糊地提及希特勒把耶稣基督当作犹太人的无稽之谈。如果教宗得知希特勒的实际想法，局面肯定会变得更糟，于是对此感到担心的墨索里尼便将面谈概况的删节版本交给德·维基，让他向梵蒂冈交差。他想让教宗知道，他已经倾尽全力，未来某一天，他也许可以让这位纳粹领导人接纳更为折中的观点。[37]

一个月后，伪装成奥地利军人的武装纳粹党人冲进了陶尔斐斯总理的办公室，开枪将他射杀。那天早些时候，他的妻儿来到墨索里尼位于亚德里亚海岸的避暑别墅，而陶尔斐斯本也准备晚些时候前去和他们团聚。结果领袖却落得要把这个噩耗告诉他们。[38]

庇护对此也非常失望。陶尔斐斯来到罗马，签订奥地利和圣座的宗教事务协约，才不过是一年前的事情。教宗见过他，并且认为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骇人听闻！骇人听闻！”他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他坐在书桌前，手托着低垂的脑袋。当他最终抬起头时，他问道：“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39]

帕切利枢机对这位奥地利领导人倒是没有那么上心。1933年7月，陶尔斐斯得知梵蒂冈将同希特勒签订宗教事务协约时非常生气，认为这损害了奥地利的利益，令它更加难以抵御纳粹德国的侵吞企图。在得知陶尔斐斯写下一份文件表达了这种观点之后，帕切利寻求奥地利驻圣座大使的帮助。帕切利说道，如果陶尔斐斯的这番话能够从奥地利外交档案中删除掉，就再好不过了。[40]

* * * * *

在这几个月里，教宗常常收到各种报告，详述纳粹的反犹运动。1933年3月初，就在德国大选之前，希特勒向各位主教保证，他会保护教会以及各种教会学校和组织在德国的权利。希特勒显然是想要争取他们的选票，他进一步说道，双方是同一场战役中的同盟，共同的敌人乃是犹太人。“我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也曾遭到指责，”希特勒告诉他们，“一千五百年来，教会都将犹太人看作是有害的民族，并将他们驱逐到犹太人区……我的一切行动都是为基督教效劳。”[41]

4月，教宗收到了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的一封来信，这位居住在慕尼黑、时年四十一岁的德国哲学家在十一年前从犹太教改宗到天主教。施泰因乞求教宗帮犹太人发声，反对纳粹的反犹运动（这一由政府发起的运动用上了“基督教”的名头，并以此为其正名）。她写道：“几周以来，不仅仅是犹太人，连那些虔诚的德国天主教徒，我相信甚至还有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在翘首企盼，希望天主教会能够出言阻止他们这般滥用基督之名。广播电台每天都把这样的种族崇拜和国家权力理念塞进民众的脑袋，如果这还不是异端邪说，它能是什么？”她在信件末尾一语成谶地写道：“我们所有人都是教会真正的孩子，我们都密切地观察着德国的状况，我们担心如果教会继续保持沉默，它的声誉将会跌至谷底。”

帕切利枢机代表教宗答复了这封信，然而他没有回给施泰因，而是回给了那位将她的信转寄到梵蒂冈的大院牧。帕切利请他转告施泰因，自己已经将她的信交给教宗过目。帕切利还附上一段祈祷，祷告天主会保佑教会度过艰难的时刻。仅此而已。[42]

也许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经过此事之后，埃迪特·施泰因的信仰仍然十分坚定。在这一年年末，她宣誓成为加尔默罗修会的修女。20世纪30年代末，她为了避难远赴荷兰。1942年8月2日，纳粹党人抓住了她和她的姊妹罗莎，毕竟她们在纳粹党人眼里都只是犹太人而已。她们最终被送去了奥斯维辛。她们咽下的最后一口气是毒气室里的毒气。[43]

大约在施泰因向教宗写请愿书的那段时间，奥尔塞尼戈也给帕切利枢机发了一封电报。纳粹党已经将反犹主义列为政府的官方政策。犹太人因此发起了抵制运动。犹太人名下的店铺都停止营业，所有犹太人医生、律师以及各类专业人士也都发起了罢工。4月7日，一项新通过的法律禁止犹太人持有任何公职。奥尔塞尼戈在报告中提及了所有这些事情，却建议教宗谨慎行事，不要出手干涉。这位教宗大使提醒道：“圣座代表的任何干涉行为都等同于向政府发起抗议。”

教宗听取了大使的建议，对这一切保持沉默。[44]所以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个月，敦促希特勒停止迫害犹太人的并不是庇护十一世，反倒是墨索里尼。3月30日，墨索里尼给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发去了一份机密文件，命令他立即面见希特勒，告诉他这场反犹运动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它会“增加道德压力，并使得国际上的犹太人采取经济报复行为”。他希望希特勒能够明白，他的这个建议是为了给元首帮忙。他表示：“每一个政权不仅仅有权力而且有责任将那些不足以取信的人从他们的岗位上驱走，但是如果将这样的行为立基于犹太人和雅利安人的种族对立之上，只会带来一场灾难。”墨索里尼提醒道，不仅犹太人会反对纳粹政府，如果这场运动愈演愈烈，“那么反犹问题将成为一声集结号，令基督教的政敌都站出来反对希特勒”。第二天，意大利大使面见元首，并将领袖的忠告转达给他。[45]教宗知道这件事情。梵蒂冈国务院文件的一张字条记录道，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忠告“被大使带去，并向希特勒和戈培尔宣读。半个小时后，纳粹政府的部长会议通过了前述法律，开除了所有带有犹太血统的政府职员”。[46]

希特勒没有理会墨索里尼的建议，继续踏上了这条反人类的道路。1935年，《纽伦堡法案》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并且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奥尔塞尼戈在报告中谈到了那一年纳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告诉梵蒂冈，纳粹党人把共产主义怪罪到犹太人头上，由此为自己的迫害正名。“我并不清楚俄国共产党的事迹是否全部出自犹太人之手，”大使在报告里写道，“但是他们想办法让民众相信了这套理论，并且据此采取反犹行动。”他在结尾怀着不祥的预感写道：“现状表明，如果纳粹政府长期把持政权，那么犹太人就注定要从这个国家里消失掉。”[47]

德国的天主教众对于犹太阴谋的理论照单全收，这种现象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多年以来，受梵蒂冈审查的《公教文明》以及诸多教会出版物都在提出类似的警告，认为犹太人是一股邪恶力量，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极为危险的阴谋活动。在这番说辞中，他们同时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幕后黑手，两者的主旨都是要奴役基督徒。[48]除开纳粹的伪种族优势论，其反犹理论和天主教只有一处显著区别，即没有提及新教徒。

在位高权重的梵蒂冈人士中，最不遗余力推广这一阴谋理论的是耶稣会总会长沃齐米日·莱多霍夫斯基。在1936年的一封亲笔信中，莱多霍夫斯基敦促教宗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可怕的危机正与日俱增”。这一危机来自莫斯科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宣传（他认为这一运动完全是犹太人的产物），而“全世界绝大多数媒体都受到犹太人的控制，他们对此鲜少提及……”他建议教宗“在这一事宜上发表一篇通谕，不仅能够给天主教徒提供指引，还能引发一场更为活跃、更有组织纪律的抵制运动”。[49]

庇护十一世同意莱多霍夫斯基的观点，认为共产主义正极大地威胁着西方文明，他答应就此事发表一篇通谕，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准备了讲话稿，多次将它寄给莱多霍夫斯基，征求他的意见与建议。但是这一讲话稿没有提及犹太人，莱多霍夫斯基对此感到不满，不断地敦促教宗将犹太人同共产主义威胁联系起来。他在审读过其中一篇演讲稿后建议道：“在我们看来，这篇通谕有必要提及犹太人的影响，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所有共产主义理论作者（马克思、拉萨尔[50]等）都是犹太人，而且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犹太人发动的。如今尽管不是每一个地区都那么明显，但只要你深入查看，那些共产主义宣传的主要拥趸都是犹太人。”

在莱多霍夫斯基认为犹太人应当为俄国共产主义运动负责的这段文字旁边，教宗写下了一个单词：Verificare（待核实）。一个月后，他会发表题作《赎世主》（Divini redemptoris）的通谕，谴责了共产主义，但是令耶稣会领导人感到失望的是，这篇通谕依然没有提及犹太人。[51]

《公教文明》就不像教宗通谕那样有所顾忌了，它用尽一切办法警醒天主教徒，让他们留意犹太人的阴谋诡计。在教宗发表反共产主义通谕的几个月后，这份刊物又刊登了一篇警世文，题作《犹太问题》。这篇文章开篇就直达主题，“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事实已经在遍布现代世界的犹太人中确立起来：其一是对金钱的主宰，其二是他们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人数优势”。不仅共产党的创始人都是犹太人，这份耶稣会期刊这么写道，而且“近来发动现代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的都是犹太人”。[52]

当希特勒循着自己的计划路线解决犹太威胁的时候，这份耶稣会期刊也考量了基督教应该对这种威胁做出怎样的回应。它列出了三种可能性。最好是能令所有犹太人都皈依基督教，但很显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为犹太人固执地要求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第二种可能性是将欧洲的犹太人转移到巴勒斯坦。然而这片土地却没法容纳这一千六百万人口，即便可以，犹太人也绝不会花费力气做好必要的工作，因为他们“全是天生的寄生虫和破坏者，全然没有体力劳动的天资和品性”。

所以只剩下第三种可能性，这一方法已经为教会所用，且几个世纪以来都效果卓著，那便是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53]

同一期的《公教文明》还报道了近期（1936年9月）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全国代表大会。希特勒向与会群众讲道：“犹太人的革命大本营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准备在全世界发起革命。”在引用这些言辞之后，这份期刊还引用了希特勒的一句断言，却对其真实性不置可否：俄国政府的高层职务有98%都“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在犹太大屠杀之前的这些年间，纳粹党和耶稣会期刊都不断地提出这项指控。[54]然而实际情况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四百一十七人中，仅有6%出身犹太家庭，而且这一数字在30年代急剧下降，特别是在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以后，因为这场运动具有很强的反犹意味。1938年，《公教文明》和纳粹政府依然在发出警告，称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犹太人；可是实际上苏联政府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的九名成员中只有一人出身犹太家庭，而苏联主席团的三十七名成员中，也只有一人拥有犹太背景。[55]

教宗在1932年与墨索里尼会面时，就提到过自己对俄国共产主义威胁的担忧，并且将它同“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敌视”联系起来。但是在此之后还发生了许多事情。希特勒上台后，不仅限制了德国天主教会的影响力，而且还传播了一种与教会理念背道而驰的异端思想。庇护十一世越发清醒地认识到，基督教面临的最大威胁实际上来自纳粹党。但是他的智囊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如果要阻止共产主义的前进步伐，希特勒是最好的筹码。他们敦促教宗不要出言冒犯希特勒。

[1] E. Mussolini 1957, p. 143; Kershaw 1999, p. 343.“进军罗马事件”几天后，希特勒手下的一位得力中尉赫尔曼·埃塞尔（Hermann Esser）面对人头攒动的人群宣称，“德国的墨索里尼名叫阿道夫·希特勒”。Kershaw 1999, p. 180.

[2] DDI, series 7, vol. 13, n. 61, Renzetti a Chiavolini, 31 gennaio 1933.

[3] DBFP, 1919–1939, series 2, vol. 5, n. 444, Graham to Wellesley, October 11, 1933; DDF,series 1, vol. 4, n. 293, Chambrun à Paul- Boncour, 11 octobre 1933.

[4] 帕切利同法国大使夏尔——鲁谈话的笔记收于ASV,AESS, pos. 430b, fasc. 359, f. 35, “L’Ambasciatore di Francia.,” 1 febbraio 1933。墨索里尼的内阁大臣在一份报告中引用了一条二手消息，称帕切利曾在谈话中认为希特勒“为德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他一手扶植了一个强大的政府”，但他又补充道，他认为希特勒不会掌权太久。DDI, series 7, vol.13, n. 13.

[5] 1931年，《公教文明》曾刊出一篇文章，好几位德国主教在文中对极端国家主义的纳粹意识形态表示担忧：《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CC 1931, II, pp.309–327。

[6] ASV, AESS, pos. 430b, fasc. 359, f. 55, “L’Ambasciatore di Germania,” 24 febbraio 1933.

[7] 当丰特奈最后一次以法国大使的身份拜见教宗时，后者对他说出了这番话语。MAESS,vol. 37, 3–4, Fontenay à président du conseil, 14 juin 1932.

[8] MAESS, vol. 37, 63–66, Charles- Roux à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7 mars 1933.

[9] “教宗认为，教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最直接的威胁来自共产主义的传播。他最为关切的便是如何与这种恶势力作斗争，并且他已然尽全力在所有国家展开这一行动。”FCRSE, C2887/2887/22, Mr. Kirkpatrick, British legation to the Holy See, to Sir John Simon, London, March 20, 1933.

[10] Kent 1981, pp. 154–155.沃尔夫（2010, pp. 155–168）检视了教宗决策背后的证据，他正是通过这一决策令德国各位主教在1933年3月转而支持希特勒的。

[11] MAESS, vol. 37, 70–77, Charles- Roux à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0 mai 1933.

[12] Wolf 2010, pp. 174–175.

[13] 作为一位骄傲的天主教徒，冯·巴本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同帕切利成为好友。他常常在卫兵骑士俱乐部招待帕切利，并且在那里将他引荐给数位德国保守党领袖。CC 1933 IV, p. 89; Wolf 2010, pp. 174–175; Ventresca 2013,p. 62.

[14] Ventresca 2013, pp. 75–79.

[15] Wolf 2010, p. 178.

[16] Wolf 2010, pp. 227–228。

[17] ASMAE, AISS, b. 77, “Il punto di vista cattolico di fronte al sistema Tedesco di concepirela Chiesa,” 19 ottobre 1933.

[18] 记录在帕切利的笔记中。ASV, AESS, fasc. 430a, fasc. 349, 6. 27r–27v, 30 dicembre1933.意大利驻德国大使也在12月的报告中写道，天主教会和德国政府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尤其是在青年问题方面。ASMAE, APG, b. 13, “S. Sede e Governo germanico,” 27 dicembre 1933.

[19] 据意大利驻柏林大使所言，奥尔塞尼戈已经同纳粹领导人达成共识。他正倾尽全力，扫清梵蒂冈—纳粹合作的障碍（既来自纳粹高层，也来自梵蒂冈高层）。ASMAE, AISS, b. 35, 6. 70–71,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a De Vecchi, 25 gennaio 1934.

[20] 乔治·安杰洛齐·加里博尔迪（Giorgio Angelozzi Gariboldi），转引自Biffi 1997, p. 99。

[21] ACS, MCPG, b. 157, 19 maggio 1928.

[22] 奥尔塞尼戈的生平细节取自比菲（1997），另参见Godman 2004, pp.30–31。

[23] 帕切利反对这一举措，认为它弊大于利。Wolf 2010, pp.245–252; Godman 2004, pp. 48–50.

[24] 墨索里尼毫不惧怕正面批评纳粹党人，1934年12月，他在接受《费加罗报》的采访时大谈自己同梵蒂冈的密切关系，并且就错误的宗教政策指责了纳粹党。MAESI, vol. 267, 49–53, Charles- Roux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6 décembre 1934.

[25] 5月25日，教宗命帕切利转告领袖，他日夜都为墨索里尼祈祷。教宗希望墨索里尼能让希特勒认可教会有权为年轻人提供道德和精神的教导。ASV, AESS, pos. 430a, fasc.350, f. 29.

[26] ASMAE, AISS, b. 35, “Udienza dal Cardinale Segretario di Stato— Venerdì 1 giugno1934,” “Udienza da S.E. il Capo del governo— Lunedì 4 giugno 1934,” “Udienza dal Cardinale Pacelli— Martedì 5 giugno 1935.”那句戈培尔写的文字取自他的小说《迈克尔》（Steigmann- Gall 2003, pp. 20–21）。法乌尔哈贝尔的报告转引自Wolf 2010,pp. 162–163。6月15日，也即两位独裁者会面的那一天，德·维基拜访了帕切利，向他确保墨索里尼定然会强有力地提出教宗的要求。ASV,AESS, pos. 430b, fasc. 361, 6. 32/33, “L’Ambasciatore d’Italia,” 15 giugno 1934.

[27] 墨索里尼的顾虑中还包含上阿迪杰区那些讲德语的国民，这个地区是意大利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的，这些人是否忠于意大利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28] DDI, series 7, vol. 14, n. 112, “Colloqui fra il capo del governo,. Mussolini, e il cancelliere federale austriaco Dollfuss, Riccione, ”19–20 agosto 1933; Lamb 1997, pp. 100–101.

[29] DDI, series 7, vol. 14, n. 246, “Appunto,” 3 ottobre 1933.

[30] Kershaw 1999, p. 282. 关于墨索里尼如何在政治舞台上运用他的身体，参见卢扎托（1998）那本特别出色的著作。

[31] Rauscher 2004, pp. 193–194.

[32] 德·费利切（1974, p. 494）反驳了一种通常的观点，即认为墨索里尼的德语非常糟糕，听不懂希特勒在讲什么，他引用了希特勒的意大利语译者的话：“领袖说德语时口音很重、语速很慢，总是小心谨慎地发出每一个音节，不过很明显的是，他很愿意用德语沟通。”

[33] Milza 2000, pp. 694–696.

[34] De Felice 1974, p. 505.

[35] ASV, AESS, pos. 430b, fasc. 361, 6.52/53, “L’Ambasciatore d’Italia,” 6 luglio 1934.

[36] DDI, series 7, vol. 15, n. 469, “Colloquio fra il Capo del Governo… e… De Vecchi,” 2 luglio 1934.

[37] ASMAE, AISS, b. 35, Mussolini a De Vecchi, 22 giugno 1934.

[38] Lamb 1997, pp. 106–107.

[39] ACS, MCPG, b.158, “Riservato, da fonte Vaticana,” Roma, 26 luglio 1934.

[40] Ventresca 2013, p. 85.

[41] 转引自Fattorini 2007, p. 110n8。据奥尔塞尼戈所言，德国大主教并没有对希特勒的这番宣言提出异议。Duce 2006, pp. 32–33，基于奥尔塞尼戈在1933年3月7日提交给帕切利的报告。奥斯纳布吕克主教表示，希特勒在会上“完全没有说过教会的坏话，他只表达了对各位主教的倾慕”。纳粹党人中伤犹太人的方法（Herf 2006, pp. 37–41）基本上跟梵蒂冈非官方期刊《公教文明》所用的方法如出一辙。自20世纪20年代起，希特勒和他的老同伙约瑟夫·戈培尔便警告世人，犹太人正酝酿着阴谋要颠覆西方文明，而且他们还控制了高端金融、媒体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他们的全部目标就是要让基督徒向犹太人俯首称臣。

[42] ASV, AESG, pos. 643, fasc. 158, 6. 14r–19r.另参见胡贝特·沃尔夫（2010, pp. 184–190）对这起事件的讨论。

[43] Wolf 2010, p. 190.

[44] “反犹运动已经沾染了政府的官方色彩。圣座代表的任何干涉行为都等同于向政府法律发起抗议。”ASV,AESG, pos. 643, fasc. 158, f. 5r.以及几天后，“很不幸的是，反犹原则已经被整个政府接受和许可，而更不幸的是，这一事实将作为一块很不光彩的污点留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尽管他们也有优点）正在书写的历史开篇上！”ASV, AESG, pos. 643, fasc. 158,6r–6v, 11 aprile 1933.

[45] 大使维托里奥·翟录第（Vittorio Cerruti）与墨索里尼在1933年3月底、4月初的一系列精彩通信为我们披露了这些疯狂的事情。ASMAE, Gab., b.668.墨索里尼发给翟录第的电报复件收于DDI, series 7, vol. 13, n. 327, Mussolini a Cerruti, 30 marzo 1933。包含领袖给希特勒建言的电报收于ASMAE文件，标签为“绝对优先级，致翟录第阁下的私人电报”。翟录第的妻子是个匈牙利人，在维也纳与他相知，尽管她从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身世问题，但她显然出身犹太家庭。Cerruti 1953.帕切利看在眼里，觉得教宗应该代领袖提出这些批评才对。

[46] ASV, AESG, pos. 643, fasc. 158, f. 5r, Orsenigo a Pacelli, 9 aprile 1933.关于墨索里尼建言的那张（未标明日期的）字条收于AESG, pos. 643, fasc.158, f. 8r。墨索里尼在4月面见了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魏茨曼向他讲述了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初几周，犹太人遭到了怎样的迫害，他还道出了自己的计划，想要获得许可带领大批德系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DDI, series 7, vol. 13, n. 480, “Colloqui fra il capo del governo…Mussolini e Chaim Weizmann,” 26 aprile 1933.接下来的那个月，意大利驻德国大使向墨索里尼发回报告，称纳粹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反犹运动，因为它造成了极坏的公众效果。他写道：“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最近，我都将领袖的思想清晰无误地传达给希特勒，而这一思想开始显现出它的正确性。”他很可能认为希特勒会放松对犹太人的限制，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犹太人就应该感谢墨索里尼。DDI, series 7, vol. 13, n.595, Renzetti a Chiavolini, Berlino, 14 maggio 1933.
不过令人瞩目的是，当德国副总理弗朗茨·冯·巴本于4月10日在罗马和领袖会面时，他明确告诉墨索里尼，他承认“反犹运动是一场错误”。墨索里尼也利用此次会面机会，强调了新纳粹政权同圣座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DDI, series 7, vol. 13, n. 401, “Colloquio fra il Capo del Governo e Ministo degli Esteri, Mussolini, e il Vice Cancelliere del Reich, Papen,” Roma, 10 aprile 1933.第二天，希特勒的亲信、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与巴本一起前往梵蒂冈拜见了教宗。这次会面双方到底谈了些什么，目前没有任何记录；《罗马观察报》只是简短地报道说有这么一场会面发生，没有任何评论也没有任何解释。《我方消息》，OR, 13 aprile 1933, p. 1。

[47] 无论是梵蒂冈，还是德国主教的组织都没有对《纽伦堡法案》提出反对意见；而纳粹党人对犹太人的新一轮妖魔化也没有遭遇教会的任何反对。Wolf 2010, p. 217.

[48] 在1935年的纽伦堡党代会上，戈培尔提到这个话题，表示犹太人有一项秘密的计划，“目的是使犹太人在全世界称霸”。Herf 2006, pp. 41–42.

[49] 莱多霍夫斯基把这封信寄给帕切利，希望他能说服教宗发表这篇通谕。在当时，纳粹政府正高调审判一起耶稣会案件，指控他们非法地将资金转移海外，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耶稣会领导人反倒为希特勒说话。莱多霍夫斯基在7月份与皮尼亚蒂谈话时，就这一问题谴责了戈培尔和罗森堡（这两人都立场鲜明地与天主教会为敌），然而他告诉这位意大利大使，他认为希特勒并没有许可这起当时正在进行的、针对耶稣会的案件。ASMAE, APG, b. 33,fasc. 1, Pignatti a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Processi antireligiosi in Germania,” 14 luglio 1936.

[50]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是19世纪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51] Fattorini 2007, pp. 64–69.

[52] 犹太人怎么能既控制资本主义，又控制共产主义，这种明显的悖论该如何解释？这份耶稣会期刊给出的答案是，两者产生的土壤“都是对这个世界作物质主义的经济构想，都出自犹太—清教的源头”。但是这一切的背后还有更为邪恶的机制在运作，撇开社会主义的表面，它实际上是犹太人的工具，“顺从国际金融的谋划，是一件具有毁灭力量的武器”。

[53] 《犹太问题》，CC 1936 IV, pp. 37–46。

[54] CC 1936 IV, pp. 83–85.

[55] 赫尔夫（2006, pp. 95–96）在这个议题上引用了Pinkus 1988这本重要文献。另参见AJC 1939, pp. 56–59。苏联政府成员名单收录在1935年和1938年的《政治家年鉴》（The Statesman’s Year Book）。1936年下半年，希特勒依然在对犹太—共产主义的威胁发动攻势，《公教文明》则向其读者推荐了阿尔弗雷多·罗斯马尼尼（Alfredo Rosmanini）的《犹太人、基督教和法西斯》（Ebrei, cristianesimo, fascismo），对其影响恶劣的反犹法西斯恶毒攻击表示赞赏，认为它“笔触真挚，透露出信仰的温暖”。它“可以给民众带来好处”。这篇热情洋溢的书评开篇写道：“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无神论和灭顶之灾的文章合集，其中犹太人占了很大的篇幅，它还赞扬了法西斯守卫宗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功绩。”它接着写道：“我们注意到一小撮犹太剥削者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几乎众所周知。”这篇文章还提及本刊曾在近期就这一议题刊登的另一篇文章。CC 1936 IV, p. 252.卡利马尼（2007, p.235）认为罗斯马尼尼的这本书是法西斯政府反犹运动所产生的第一本集大成的反犹作品。

第十六章
逾越雷池

墨索里尼的野心和自负都在与日俱增。他希望公众能够视他为伟人，令罗马重获古代的荣光，但是想要达成这个目标，他就必须缔造一个帝国。他的目光转向了埃塞俄比亚，整个非洲只有它和利比里亚还没有落入欧洲的掌控之中，而且意大利还有区域优势，它的两块殖民地——意属索马里兰和厄立特里亚分别同它接壤。

领袖其实早已暗示过他的意图。早在1934年末，埃塞俄比亚的武装力量曾经在瓦尔瓦尔（Wal Wal）开枪袭击一群越过边境、从意属索马里兰深入到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意大利士兵。意大利的媒体称这起事件是对意大利国家荣誉的挑衅。墨索里尼威胁道，除非埃塞俄比亚做出道歉和赔偿，否则意大利将发起战争。[1]墨索里尼大张旗鼓地将几个师的部队派遣到意属索马里兰，并且将一支舰队开进了红海，嘱咐他们听候进一步的指示。[2]庇护十一世对此非常不满，他担心意大利如果入侵埃塞俄比亚，会使得整个非洲的传教士都陷入险境。

与此同时，教宗也越发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力行地主持刚刚过去的那个圣年（于1934年复活节结束）令他筋疲力尽。他已经不再去梵蒂冈花园散步了，甚至简单的穿越大厅都令他喘不过气来。炎热的天气也开始困扰他。[3]在老城较为贫困的区域以及外围不断扩张的棚屋区，电力和自来水仍然十分少见，而肺结核病和沙眼病却十分猖獗。[4]在过去的一年里，罗马爆发了斑疹伤寒症的疫情。1934年夏天，老去的教宗期盼着回到位于阿尔巴诺山的避暑宫殿。“你能看得出来他有多高兴，”在教宗出发的那一天，皮扎尔多的助手多梅尼科·塔尔迪尼观察道，“他就像一个马上要出门度假的男孩。”塔尔迪尼抓住教宗心情愉悦的机会，为救济俄国人争取到了三万四千里拉的资金。塔尔迪尼写道：“啊，要是教宗能常常出门度假就好了！”[5]

一位线人报告说，如今的教宗“变得更加易怒、阴沉和多疑”。[6]在执行公共职能的时候，身穿华丽白袍的他犹如帝王般岿然不动，令周围所有人感到紧张和不安。他的发际点缀着丝丝白发，然而他的声音依旧坚定且洪亮，至于厚镜片背后的那双眼睛，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警觉。尽管他行动已经有所迟缓，但是他仍然坚持过问一切事务，并亲自做出决定。[7]

墨索里尼威胁要入侵埃塞俄比亚，这件事令教宗十分烦恼，但是其他教会人士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博洛尼亚的《意大利未来报》是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报纸，它回应了法西斯媒体的主张，表示埃塞俄比亚人都是些信仰异教的野蛮人，战争能将文明（以及天主教）带给他们。[8]

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令教宗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它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仅波及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还会贻害整个欧洲。许多人认为，只有教宗能够阻止这场战争，来自世界各地的意见都敦促他警醒墨索里尼，让他放弃入侵计划。然而庇护心里明白，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违抗意大利独裁者，将会给他们的盟约招致巨大的风险。

1935年8月27日，来自二十个国家的两千名天主教护士登上了梵蒂冈的巴士。她们正赶赴会议的最后一幕，在冈多菲堡聆听教宗的教诲。庇护在讲话中褒奖了她们所做的工作，讲话时长超过一个小时。然后他为这些护士送上了祝福。负责组织这场会议的皮扎尔多满面光彩地站在教宗身边。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教宗并没有就此离开，而是打开话匣子，突然提起了一个全新的话题。他告诉护士们，人民永远都不会容忍侵略战争。那将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超出了所有想象……它的恐怖令人无法言说”。[9]皮扎尔多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塔尔迪尼蒙席在日记里写道：“这些护士多半是外国人，她们兴致盎然、饶有趣味地听着。然而皮扎尔多蒙席胆战心惊，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简直是一场灾难！”在返程巴士上，为了防止护士们讨论教宗最后的话语，皮扎尔多坚持要求她们念诵玫瑰经。当他回到梵蒂冈时，已然涕泪俱下，他看起来“垂头丧气、面色惨白、神情绝望”。他嘴里喃喃念叨着教宗的话语，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一场不正义的战争”。[10]

第二天上午，当教宗的演讲传进意大利驻梵蒂冈代理大使朱塞佩·塔拉莫的耳朵时，他急急忙忙来到梵蒂冈。[11]这位意大利外交官回忆道：“皮扎尔多蒙席的脸上满是惊慌失措的神色，他告诉我，教宗突然决定发表这番敏感言论之前，没有表现出任何可疑迹象，他甚至没有征求过国务卿的建议。”

塔拉莫向皮扎尔多提出了他的要求，梵蒂冈报纸在报道教宗的这番讲话时，要尽量缓和其中的针锋相对。皮扎尔多向他保证，他和他的同仁已经“竭尽全力，尽量弱化教宗这番评论的语气”。记录讲话内容的《罗马观察报》记者在那天傍晚将教宗的演讲打字稿提交到梵蒂冈，而塔尔迪尼则对其“动了一场手术”。塔尔迪尼回忆道：“我在这里删去一个词，在那里又增补一个。我在这里调整了一个句子，在那里又抹掉一句。简而言之，通过细微而富有技巧的改动，我们成功地软化了教宗演讲中特别粗砺的内容。”[12]他们最后修改出来的文章和护士们听到的那篇谴责侵略的檄文相差甚远。最终版本只是一系列语义含混的话语，可以对其作出各种解读。

第二天早上，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塔尔迪尼必须让教宗同意这篇大肆删改的文章。当把打字稿递给庇护时，他尽量让自己显得波澜不惊，方正的脸庞上露出十分诚挚的表情。他解释道，那位《罗马观察报》记者担心自己没能记录下教宗的每一句话，希望能够得到教宗的原谅，教宗整整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到最后这位记者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当时牙疼得厉害，所以也稍稍有些分心。而且在演讲的最后，夕阳（这场接见安排在外面的院子里）的光芒逐渐消退，他也就更加难以准确地记录下教宗最后的话语。

教宗开始阅读文稿时，塔尔迪尼试图告退，然而庇护抬手阻止了他。教宗把所有的文字都放到一边，直奔最后的那几段话。他一边阅读，嘴里一边发出哼哼声。教宗每次抬头看他的时候，塔尔迪尼都试图隐藏自己紧张的神情。那段关于战争的文字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教宗把它大声朗读出来，而塔尔迪尼仍然假装自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摆出的那副姿态，就好像是一个人在关心他毫不知情的事情。”他又在括号里写道：“其实那部分被改成什么样子，我完全心知肚明！”教宗不断地低头看看文稿，又抬头看看塔尔迪尼。他每读到一句被塔尔迪尼篡改的文字时都会重复道，“我真的没有这样说过”。每一次教宗提出异议，塔尔迪尼都会谦卑地表示要修正这些错误。不过到最后，教宗只是说道，“算了，这件事就这样吧”。这个结果正是塔尔迪尼和他的上级（皮扎尔多和帕切利）所希望的。[13]

即便这份文稿的言辞已经大为缓和，然而代理大使仍然对它感到不满。尽管法西斯媒体断章取义地引用它的内容，证明教宗支持这场战争，但是在意大利国外，经过删改的评论还是被用来证明教宗是反对这场战争的。[14]法西斯媒体的歪曲（它们声称教宗的这番话语明白无误地支持意大利发动战争）令教宗感到气愤，于是他命令梵蒂冈报纸在头版刊登专文，就其歪曲表示不满。塔拉莫非常不高兴，他告诉墨索里尼：“教宗真是一个固执的老人，也许这番话有点冒犯，却离真实情况相差不远。”

在周五与帕切利的例行会面中，塔拉莫发现这位国务卿与他看法一致。他向墨索里尼报告说：“国务卿枢机也向我吐露了他的惊慌失措。”[15]

事实上，尽管欧金尼奥·帕切利已经担任国务卿达数年之久，但是他同教宗的关系仍然非常正式，在情感上保持了距离。那年早些时候，当巴黎大主教让·韦迪耶（Jean Verdier）到访罗马，帕切利曾同他会面。帕切利得知，一场盛大的仪式将于4月在法国卢尔德的朝圣地举行，这位国务卿很想参加这场仪式，但只有经过庇护首肯他才能够参加，而他不敢开口提出这个请求。这位国务卿只好难为情地请求韦迪耶向教宗提起这一事宜。而教宗最后答应这次出行，正是通过这条间接的渠道。[16]在韦迪耶眼里，这些年间，帕切利和教宗的关系还算是“友善，至少是这位老教宗的脾气所能够允许的友善”。[17]

* * * * *

9月初，国际联盟召开会议，就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国际联盟成员国）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国际联盟声称，如果墨索里尼敢这么做，那么它将对意大利施以严厉的经济制裁。[18]

自从公教进行会纷争在四年前得到解决之后，教宗越来越公开地表达自己对法西斯政权的支持。1932年9月，数千名加入法西斯党的海外青年来到罗马朝圣，教宗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弥撒。同一个月，数万名意大利法西斯青年团体成员在罗马附近进行演习，大量神父陪同了这次演习，他们帽子的十字架下方是一个法西斯党标志。教宗在梵蒂冈接见了数百名这类神父，并为他们的重要工作施以祝福。[19]

梵蒂冈对领袖的热忱在“进军罗马事件”十周年时也大放光彩。《罗马观察报》对领袖的热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墨索里尼在“所有公共管理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深刻和卓有成效的改进”，这份梵蒂冈日报报道说。从1921年第一次在国会发表演说起，他“就极力在全世界弘扬无比美妙的公教理念和教会使命”。这份报纸提醒读者，让十字架回到这个国家教室和法庭的人正是墨索里尼，也正是他将宗教教导重新引入学校，并且通过《拉特兰条约》为教会和国家带来了和谐友好的关系。[20]

* * * * *

在教宗向护士们发表脱稿演讲之后的那几周里，帕切利枢机和皮扎尔多蒙席试图说服教宗，让他不要宣扬反对墨索里尼发动埃塞俄比亚战争的意见。9月13日，帕切利给墨索里尼发去消息，表示教宗将不会对侵略提出反对意见。[21]

但是教宗仍然希望自己能够说服墨索里尼，放弃这项入侵计划。9月20日，他口述了一封寄给墨索里尼的书信，列举了诸多理由表明这场战争何以是一个错误。他认为，尽管意大利在军事力量上占据优势，但是埃塞俄比亚部队却拥有地利，毕竟那边的地形十分复杂。教宗未卜先知地预言道，即便意大利攻下这个国家，意军也将面临无止境的游击战，更别提高温和疾病了。[22]

帕切利担心反战言论若出现在教宗的正式书信中，很可能会惹怒墨索里尼，于是他说服教宗派遣塔基·文图里以非正式的方式传达了他的想法。庇护喊来了耶稣会士，递给他一份文本，告诫他不要被墨索里尼拿去了。由帕切利准备的这份打字稿首先对侵略计划的目标表示理解，意大利需要扩张，也需要行使自卫的权利；然后它列举了教宗关心的几件事情，并着重强调了其中最可能触动领袖的一件：如果战事进展得不顺利，那么墨索里尼就很有可能受到指责。[23]

然而这些话语丝毫无法动摇墨索里尼。10月2日晚，他来到威尼斯宫的阳台上，将激动人心的消息传达给公众，他已经命令意大利军队向埃塞俄比亚进军。四周的建筑随着数十万人富有节奏的口号声而颤抖：“领袖！领袖！领袖！”

在广场的另一端，玛格丽塔·萨尔法蒂透过宽大的窗户注视着这个场景。尽管她已经失去了情妇的光环，尽管近几年来墨索里尼愈发疏远她，但她仍然是他最忠诚、最得力的宣传人员，尤其是在海外。但是近来，纳粹在德国的崛起愈发令她感到恐惧，而无视埃塞俄比亚的国际联盟成员国身份向其发动战争，并且挑衅英法的行为，她明白这只会让意大利落入希特勒的掌控。这场侵略战争绝对是下下策。

萨尔法蒂转向身旁的一位朋友，评论说：“这将是终结的序曲。”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问道，“你觉得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吗？”

“不……我的意思是我们将不幸地赢得这场战争……而他将丢掉他的脑袋。”[24]

第二天，愈发热心于维护庇护和领袖之间和睦关系的塔基·文图里向墨索里尼保证教宗不会妨碍他的战争计划。“在这个最为危急的时段，”他写道，“圣父对于我传达的消息都非常满意，而且他告诉我要第一时间向您转达他的意愿。”[25]

教宗其实也担心这场战争会让意大利遭到孤立，于是他特意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发去了一封请求信。这其实也不是头一回，早在8月份，他就通过威斯敏斯特大主教给国王发去了一份消息，而国王在得知大主教的会面请求包含怎样的实际意味后，找个借口推掉了。[26]

帕切利枢机专门给国王准备了一封英文信。“国王陛下，”这封信如是开头道，“圣父将这一非常特殊、非常个人的命令委托于我，要以非常机密的方式向陛下陈述如下事宜。”教宗“认为已经无法避免同埃塞俄比亚发生冲突，因为意大利拒绝仅仅将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周边区域纳为托管地区（而非保护地区，教宗认为根据条约意大利有权至少对其进行托管）”。帕切利表示，墨索里尼的要求合情合理，并解释说此次牵涉到的埃塞俄比亚区域都被“奴隶制和混乱”所统治，而尼格斯[埃塞俄比亚统治者的尊称，即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在这些区域并没有多少影响力。

英国大使震惊地从帕切利手里接过信封，并用电报传回伦敦等候指示。英国外交部部长拒绝接收此信。教宗的请求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27]

* * * * *

10月3日凌晨，十一万名士兵在埃米利奥·德·博诺将军（“进军罗马事件”中那位蓄着山羊胡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从南边穿过厄立特里亚进入埃塞俄比亚。这支军队不全是本国军人，还包括意大利麾下的索马里军人和厄立特里亚军人。参加这次侵略行动的还有各式各样的法西斯民兵，他们训练不精，却异常骄傲和激动，因为他们终于有机会为领袖和祖国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支军队的前阵宽达七十公里，配备两千三百挺机关枪，两百三十门大炮和一百五十六辆坦克。一百二十六架飞机在厄立特里亚机场随时待命，为这支部队提供空军掩护。几小时之内，便有一支部队遭遇一处小型堡垒，而意大利第一位士兵阵亡也发生在这里。此前还兴高采烈地高唱爱国主义歌曲的意大利人用恐惧的眼神看着医疗兵用布盖住战友鲜血淋漓的身体。“谁也没有料想到死亡会如此之快地到来。”其中一人表示。很快，意大利飞机就开始用燃烧弹轰炸邻近的阿多瓦镇。墨索里尼的两个儿子布鲁诺和维托里奥分别驾驶一架卡普罗尼Ca.101轰炸机参与了这次空袭；意大利部队将这座城镇的绝大多数区域（包括医院）夷为废墟。数百名城镇居民被炸死。意大利人继续向前进军。[28]

侵略发起的几天后，国际联盟以五十四票对四票通过对意大利的制裁行动，所有进口活动和有助于战事的出口活动（尽管排除了石油）都被纳入了制裁范围。[29]

那周晚些时候，新任意大利驻圣座大使博尼法乔·皮尼亚蒂伯爵将他的委任书呈递给教宗。那年早些时候，当意大利政府宣布切萨雷·德·维基将从大使一职卸任转而担任教育部部长时，梵蒂冈曾对此表示关切，因为他被看作梵蒂冈的友人。[30]

五十七岁的皮尼亚蒂曾经担任过驻法国大使，并且在外交界拥有三十年的丰富经验，他和他的前任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德·维基担任大使一职时完全没有外交经验，而他的名声来自都灵法西斯头目和“进军罗马事件”领头人这两项履历。皮尼亚蒂则与他大为不同，他驻守过意大利位于欧洲和南美各国的领事馆，身高中等，头发已灰白了大片，穿上正式的大使西服显得非常合身。简而言之，皮尼亚蒂和蛮横无理的德·维基很不一样，他看起来就是一副外交官的派头。[31]

新任大使初次拜见庇护十一世时，教宗看起来有些疲劳和倦怠，可是当话题转向战争时，他的谈吐开始变得富有活力。当教宗表示他对法国的调停工作非常乐观时，皮尼亚蒂则对此持怀疑态度。教宗并没有出言反对最近发起的侵略行动，反而谴责了国际联盟，这两个方面都令皮尼亚蒂感到满意。[32]

英国驻梵蒂冈大使也注意到教宗的态度有所转变，他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教宗一度强烈反对这场近在咫尺的战争，并试图劝阻墨索里尼，让他放弃这个打算。不过在领袖发动侵略之后，他也不想破坏战局，“因为他害怕战事不利会导致法西斯党失势，而共产党或反教会力量会趁此机会夺取大权，而这将会给教宗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法国大使则看出教宗的处境也自有其苦楚：在意大利神职人员力主战争的狂热面前，这位一度骄横无比的教宗感到有心无力，而且对侵略行为的选择性沉默也令他在国外遭受非议。[33]

意大利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尽其所能地煽动大众对战争的热望。10月28日，一场庆典在米兰那座美丽的教堂中举行，庆祝“进军罗马事件”十三周年；伊尔德方索·舒斯特（Ildefonso Schuster）发表了一通蛊惑人心的布道，吸引了世界各国媒体的注意。舒斯特出自本笃会，其严苛的苦行生活为众人所知。他于1929年晋升米兰大主教。舒斯特与教宗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西方文明永远都身陷善与恶、神性与魔鬼的史诗般的战争之中。他将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权看作是天主教会的核心盟友。切萨雷·德·维基曾经评论道：“舒斯特枢机离我党只差一件黑衫，因为他在各个方面都与我党路线紧密结合，犹如一名最为勤奋的党员。”[34]

在为纪念“进军罗马事件”而举行弥撒的几个月前，舒斯特枢机曾经在祭坛上摆放一束鲜花，祭奠牺牲的法西斯党人，并且为他们的灵魂祈祷。米兰的一位线人写道：“枢机的行为受到诸多团体的好评，他们认为这是神职人员愈发法西斯化的一种表现。”[35]在举行庆祝弥撒的当天，米兰主教座堂里的法西斯政府官员、民兵和党内权贵包围在枢机周围，而枢机则向公众解释“进军罗马事件”的纪念活动并不仅仅是政治庆典，“本质上它还是一个天主教节日”。法西斯党重焕天主教意大利国的荣光，而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看待埃塞俄比亚战争。此时此刻，“意大利国旗正胜利地将基督十字带到埃塞俄比亚的土地上，砸烂奴隶制的镣铐，并且为福音的传布铺平了道路”，因此天主教会和法西斯国家共同肩负着神圣的“国家使命和大公教使命”。[36]

墨索里尼将这番演讲转播到意大利电台，而这位枢机的照片也登上了畅销周刊的封面。[37]他的法国同仁则对此不太高兴。阿尔弗雷德·博德里亚（他在1935年才晋升枢机）写道：“舒斯特枢机就是个虔诚的法西斯。”[38]

在进行战事那几个紧张的月份里，领袖不仅在国内倚仗教会的支持，而且还需要它为政府寻求国际援助。政府需要阻止国际联盟经济制裁行动的扩散，在这一方面，墨索里尼尤其需要教宗的应援。[39]

皮尼亚蒂在11月中旬频频与帕切利枢机促膝长谈，敦促梵蒂冈号召各位教宗大使为战事提供帮助。如今最关键的事情是说服世界各地的主教和天主教徒，让他们认同意大利在这场战争中秉持正义的目标。枢机回答说，各位教宗大使已经发起这番努力，而梵蒂冈在这方面已经小有所成。帕切利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建议。他告诉墨索里尼，赢取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墨索里尼应当“用最符合北美民众心态的方法和形式，在美国的报纸、杂志和大学中为意大利发起一场迅猛而精准的宣传攻势”。[40]

据帕切利所知，尽管美国并非国际联盟的成员，但是墨索里尼还是担心它可能会加入到国际抵制运动中。在此之前，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都以正面的心态看待墨索里尼，他们认为漫无目的、举止散漫的意大利人正好需要他这种强势的领导人。罗斯福总统尽管私底下并不认同墨索里尼，却曾经表示他相信领袖为意大利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美国媒体也发表过很多支持领袖的言论。但是这场侵略战争使得舆论形势急转直下。美国报纸愈发注意到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具有颇多相似之处。“无论他如何理性说教，无论他摆出怎样一副笑容，专制者就是专制者。”《纽约时报》在社评中如是说道。罗斯福对此更不乐观，早在1936年初，他就开始公开谴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了。[41]

法西斯政府和梵蒂冈通力合作，在意裔美国人群体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功。意裔美国人把持的媒体依然支持墨索里尼。在费城，二十万意裔美国人走上街头，抗议国际联盟的制裁行动。[42]在其他拥有大量意大利移民的城市也发生了类似集会，请愿书犹如潮水一般涌向国会。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每周日通过广播电台向数千万美国人布道的查尔斯·考夫林神父，他接连几周都在节目中炮轰制裁行动。[43]

考夫林于1891年生于安大略省哈密尔顿市的一户爱尔兰移民家庭，之后在多伦多市晋铎，并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移居底特律，建立起一座简易的教堂在此布道。他很快就建立起一座小型广播电台，致力于各种宗教话题。到1930年，这位年轻的神父开始拓展话题，关注贫苦大众的悲惨处境。罗斯福在1932年初次竞选总统时，他先是表示支持，但很快转向反对，并在1934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全国社会正义联盟。当时间流转到眼下这个时期，他开始谴责“犹太银行家”，并且对墨索里尼投怀送抱。随着教众的捐款源源不断地到来，考夫林（如今已是这个国家最显赫的宗教人士）将原先简易的木结构教堂推倒，重建了一座非常现代化的教堂。它最为夺目的标志性建筑要数那尊高高竖起的石塔，顶部有一台强大的无线电广播发射机。他的声名鹊起令好多教会高层人士产生了警惕心理。[44]

呼吁美国加入制裁行动的皮特曼—麦克雷诺兹法案（Pittman-McReynolds Bill），在意裔美国人群体中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声。意裔美国人用数千封抗议信淹没了国会议员，用美国军备控制机构负责人的话来说，他们“无法掩饰自己惧怕的心情”。这一法案最终惨败。[45]

每一位赶赴埃塞俄比亚前线的意大利军人都收到了一本全新的祷告合集《祷告吧！军人》（Soldier, Pray!）。在这本手册的引言中，不知疲倦的圣心天主教大学校长阿戈斯蒂诺·杰梅利敦促年轻的意大利人要英勇作战：

听从祖国的派遣，顺从天主的召唤，去往你职责所在，准备好执行一切任务……

请相信，即便天主要求你牺牲生命……

意大利军人，你的牺牲与凡人之间的天主耶稣基督的牺牲联合在一起，将会达成救赎和祖国的伟业。[46]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意大利的各位主教竞相热忱地信奉法西斯信仰，并且传布这场战争的背后有神圣的旨意在支持。位于罗马附近的泰拉奇纳（Terracina）主教纳瓦拉蒙席便捕捉到了这一情绪：“哦，领袖！……如今的意大利乃是法西斯的国土，所有意大利人的心都化作一个节拍与您一同跳动……天主保佑您，噢，领袖！在您日常繁重的工作中，祂将维系您，并且确保……意大利军队取得胜利。”[47]

* * * * *

随着意大利愈发被国际社会孤立，阴谋理论也就获得了更加强大的能量。其中最为猖獗的便是教会责难已久的新教—犹太—共济会—共产主义阴谋。11月初，阿马尔菲（Amalfi）大主教给他麾下的各位主教发去通知，其中附有一份在周日布道中与教区教众分享的信息：“国际联盟的行为受到神秘力量的操控。”他进而给出了神秘力量的名单：“共济会、布尔什维克党、安立甘宗。”他们之所以与意大利作对，是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法西斯政权“与天主教会达成完美的合作关系”。[48]

英国和法国都出言谴责这场侵略战争，这惹怒了领袖，然而他也害怕经济制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为塔基·文图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向领袖兜售他的阴谋理论。

11月30日，这位耶稣会士受到庇护派遣，来到威尼斯宫商讨尽快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他很快就跳转到自己最为关心的那个话题。

“阁下有没有读过登在[法国]《每周评论》（La Revue hebdomadaire）11月16日和11月30日那两期上的文章：《谁想要打仗？埃塞俄比亚事件的幕后黑手是谁？》？”

“我读过，而且读得很用心。”

“那么您已经清楚这位匿名作者是怎么清楚地证明，共济会和共产党人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勾结在一起，建立了共同战线，其目标是要击败法西斯，击败墨索里尼，给意大利带来一场革命。在他们看来，想要在意大利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帝国，这样一场革命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墨索里尼还没来得及回答，塔基·文图里便把他的理论全盘托出。

“阁下请相信我，我们的面前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国际联盟是受到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操纵的共谋犯。”

这位教宗特使接着又大谈意图摧毁领袖的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而墨索里尼则聆听着他的话语。等到他说完的时候，激动的独裁者大喊说，英国和法国正引领着全世界与他为敌。他断言说，这些国家想要发起一场欧洲大战。[49]

墨索里尼并没有过多地提及犹太人，但他却愈发用阴谋理论看待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反对力量。两周后，当他再度同塔基·文图里会面时，反倒是他提起了国际阴谋的幽灵。领袖告诉耶稣会士，第三国际、共济会和自由党人组成了对抗意大利的统一战线，他们的目标是“不惜任何代价地摧毁统治意大利的那个政权”。

“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没人可以质疑它。”教宗特使如是回答。[50]

[1] 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夏尔——鲁在1935年2月15日提交报告，表示达拉·托雷向他说起教宗担心会发生入侵事件。夏尔——鲁在当时认为墨索里尼不会这么鲁莽地发起进攻。DDF, series 1, vol. 9, n.226.

[2] 3月，墨索里尼将两个师派遣到意属索马里兰，他们在出发时接受了数位意大利枢机的祝福，法国驻梵蒂冈代办在报告中写道，这个事件引发了诸多评论。DDF, series 1, vol. 9, n. 400, Truelle à Laval.关于军事建设，参见Del Boca 2010, pp. 90–92。

[3] ACS, MCPG, b. 172, Zanetti, 25 giugno 1935.

[4] Bosworth 2011, p. 171.

[5] Tardini 1988, p.332; C. Wingfield, Annual Report 1934, January 12,1935, R 402/402/22,in Hachey 1972, pp. 287–288, sections 138–140.

[6] ACS, MCPG, b. 172, Zanetti, 19 giugno 1935.

[7] McCormick 1957, pp. 69–76.

[8] DDF, series 1, vol. 11, n. 348, Charles- Roux à Laval,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4 juillet 1935.早几个月的时候（2月），《罗马观察报》主编达拉·托雷曾告诉法国大使，教宗对于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计划有着很深的忧虑。DDF, series 1, vol. 9, n. 226, Charles- Roux à Laval, 15 février1935.代办塔拉莫在6月末的报告中提及了《意大利未来报》的那篇文章，他认为该文反映了梵蒂冈对埃塞俄比亚的处境持有何种态度。DDI, series 8, vol. 1, n. 450,Talamo a Mussolini, 27 giugno 1935.

[9] Ceci 2008, p. 297; Ceci 2010, p. 43.教宗对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的立场在前后有很大转变，Ceci 2010对此作出了非常出色的分析。

[10] 一段时间之后，英国驻梵蒂冈大使在一份简要的描述中这么谈论皮扎尔多：“他为人友善且乐于提供帮助，但显然操劳过度，且能力也算不上一流。” R5802/5802/22, FCRSE, pt. 14, p. 155, Osborne to Halifax, June 21, 1938.

[11] 公教进行会全国主席齐里亚奇为了将这番言论造成的伤害降至最低，在那天清晨赶到塔拉莫住处，将这番讲话的内容告诉了他。那一年早些时候，德·维基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塔拉莫便暂时担任代理大使一职。

[12] Tardini 1988, p. 385.

[13] Tardini 1988, pp. 385–386。

[14] 伦敦的《泰晤士报》尤其关注了教宗的如下话语，“侵略战争是一种进犯，是一场不正义的战争，它的恐怖令人无法言说”。《教宗论阿比西尼亚》，《泰晤士报》，1935年9月2日，第2版。同一天，《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文章，题作《教宗向领袖发出请求，希望他能在战争一事上悬崖勒马》，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篇文章认为塔基·文图里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将教宗的想法传达给墨索里尼。第二天，该报又登出一则社论，谈论了教宗对于和平的呼号，并将一句来源可疑的话归功于塔基·文图里。《教宗致国王》，WP, September 3, 1935, p. 8。

[15] ASMAE, AISS, b. 56, fasc. 1, sf. 1b, Pignatti a Mussolini, 30 agosto 1935.

[16] 韦迪耶的描述收于Papin 1977, p. 63。

[17] Papin 1977, pp. 56, 62。

[18] Bosworth 2002, pp. 304–305.

[19] MAEI,vol.266,269–271,Charles-Roux à president du conseil, 17 septembre 1932. 然而教宗也有所不为，他不接见身穿黑衫或者军装的法西斯儿童，因为儿童身穿戎装的景象令他感到厌恶。De Rossi dell’Arno 1954, p.46.

[20] 《庆祝意大利“进军罗马”十周年纪念日》，OR, 3 novembre 1932, p. 1；讨论参见MAEI,vol.266,294–297, Charles-Roux à president du conseil, 3 novembre 1932。这篇文章的背后还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当国务卿请求该报主编朱塞佩·达拉·托雷（他是唯一一位敢于身穿非正式服装拜见教宗的平信徒）撰写这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时，他显然拒绝了这一请求。Agostino 1991, p. 153.墨索里尼长久以来都认为达拉·托雷对他怀有敌意，而这种怀疑是很有根据的。夏尔——鲁在获取教宗言论的内幕消息方面特别倚仗达拉·托雷，而在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达拉·托雷曾透露过他对博尔贡吉尼和塔基·文图里的看法，教宗和墨索里尼之间的这两位信使简直是领袖那边的人，他们总会将教宗的批评过滤掉，以此来取悦墨索里尼。DDF,series2,vol.1,n.107, Charles-Roux à Flandrin, minister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27 janvier 1936. 帕切利知道奥古斯都·奇里亚奇非常想讨好法西斯政权，于是就拜托他来撰写这篇文章。奇里亚奇照做了。终稿还按照庇护十一世的意思增添了很多内容。ASMAE, AISS, b. 21, fasc. 8, De Vecchi a Mussolini. 并不是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认可这样歌颂墨索里尼，持异议的还包括达拉·托雷在《罗马观察报》的一些同事。接下来还会怎么样？他们问道。《罗马观察报》是否还会将教宗三重冕替换成法西斯标志？ASMAE, AISS, b. 21, f. 8, Città del Vaticano, 3 novembre 1932.

[21] ASMAE, AISS, b. 56, fasc.1, sf. 1c, Pacelli a Mussolini, 14 settembre 1935.根据一位线人的报告，当英国对墨索里尼的战争计划提出强烈反对时，教宗打算秘密地将塔基·文图里派往英国，游说当地天主教徒，让他们支持意大利政府。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项秘密差事最后得到了执行。ACS, DAGR, b. 1320, informatore n. 52, Roma, 12 settembre 1935.

[22] ASV, AESS, pos. 430a, fasc. 352, ff. 49, 20 settembre 1935.

[23] ASV, AESI, pos. 967, vol. 1, ff. 156r–159r. 9月27日，当接见夏尔——鲁时，教宗再度提起如果领袖按照他的计划入侵埃塞俄比亚，他害怕灾难即将降临意大利和墨索里尼头上。他告诉法国大使，他曾提议同墨索里尼进行秘密会晤，讨论如何由他出面，帮助领袖免除这场战争，但是墨索里尼拒绝了。DDF, series1,vol.12,n.254,Charles-Roux à Laval, 27 septembre 1935.

[24] 转引自Milza 2000, p. 724。

[25] ACS, CR, b. 68,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3 ottobre 1935.

[26] DDF, series 1, vol. 12, n. 412, Charles-Roux à Laval, 10 octobre 1935 (footnote 1).

[27] 帕切利打算交给国王的这封信，无论是信封还是内文，原件都收藏在梵蒂冈档案馆，而不是伦敦的皇家档案馆。这一事实本身就不言自明。这份梵蒂冈档案附有一张手写说明，“致英国国王的信，由帕切利枢机签署，1931年10月3日。注：对方一开始接收了此信，但是后来却由英国大使馆退回”。ASV, AESI, pos. 967, vol. I, ff. 201r–208r. 在英国首相看来，教宗就外交问题直接同国王进行沟通有违外交礼仪。

[28] Del Boca 2010, pp. 104–107.

[29] Federico 2003, p. 590.

[30] ACS, MCPG, b. 159, 1 febbraio 1935.德·维基卸任时受到了教宗的褒奖，教宗授予他金质勋章，并对他大加赞扬。CC 1935 I, pp. 423–424, 647.据一位线人表示，教宗很喜欢德·维基，也正是他要求梵蒂冈日报刊登一篇赞美这位卸任大使的文章。ACS, MCPG, b. 159, informatore, Roma, 5 febbraio 1935. 早在1932年，帕切利枢机就已经听闻德·维基将要卸任，并开始猜测到底谁会接任他的职务。他明确表示德·维基的能力非常平庸。 MAEI, vol.266,250–254,Charles-Roux au president du conseil, 25 juillet 1932.

[31] ASV, AESI, pos. 985, fasc. 658, ff. 23r–27r. 关于皮尼亚蒂的外交经验，参见 Casella 2010, p. 185n1. 德·维基继任人选的小道消息传遍了罗马城。政府里最为显赫的几个名字都曾被提及，从费代尔佐尼到阿尔弗雷多·罗科，再到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在任命皮尼亚蒂之前，墨索里尼曾经征求教宗的许可。教宗则联系了圣座驻法国大使路易吉·马廖内蒙席，大使表示这位伯爵是个不错的人选，他聪明、谦逊、正直，是一名热心的天主教徒和一位优秀的父亲。ACS, MI, PP, b. 168, informatori, relazioni, 3 marzo, 22 marzo, 27 marzo.

[32] 这位新任大使总结道，简而言之，“圣父的言谈表明他是一位积极正面的意大利人”。ASMAE, APSS, b. 25, fasc. 2, 13 ottobre 1935; Casella 2010, p. 189.

[33] H. Montgomery, Annual Report 1935, January 9, 1936, R 217/217/22, in Hachey 1927, pp. 322–323, sections 161–164; MAESS, vol. 37, 188–189, Charles-Roux, télégramme, Affairesétrangères,17 décembre 1935.

[34] Garzonio 1996; Rumi 1996, pp. 38–39; De Vecchi 1983, p. 219.

[35] 这位线人警告说，这位大主教的行为是一种投机取巧，而不是理念使然，他还补充道：“我们最好不要太信任他，因为只有当法西斯党对他有利时，他才会尊奉我们的理念。” ACS, MI, FP “Schuster,” informatore n. 52, Milano, 3 gennaio 1935.

[36] Saresella 1990, p. 460.

[37] Ceci 2010, pp. 86–87.

[38] 转引自Baudrillart 1996, pp. 193–194 (5 mai 1936)。

[39] 在10月24日的会面中（意大利试图阻止经济制裁的外交活动都失败了），墨索里尼告诉塔基·文图里，教宗竟然希望法国能出面调停争端，简直是大错特错。领袖说，你告诉教宗，我们和法国人的友谊已经到头了。唯有纳粹德国才是意大利的朋友。墨索里尼补充道：“谁能想到，二十年前的朋友……如今却成了敌人，而那个时候的敌人却成了我们如今的朋友，未来的事情只有天主知道。” ASV, AESI, pos. 967, vol. 2, ff. 80r–80v, “Udienza col Capo del Governo,” 24 ottobre 1935, P.T.V.

[40] DDI, series 8, vol. 2, n. 664, Pignatti a Mussolini, 19 novembre 1935.

[41] Diggins 1972, pp. 279–282. 《纽约时报》这篇社论的发表日期是1937年10月。Diggins 1972, pp. 276–278, 290–291, 317.

[42] 示威游行于11月10日举行。Ceci 2012, p. 95; Diggins 1972, p. 107.

[43] 纽约城美国意大利联盟的意裔法西斯党主席曾致信时任媒体和宣传部副部长的迪诺·阿莱里，向他强调考夫林神父的作用有多么重要。尽管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但是意裔美国人却予以强力支持，并且他们与考夫林通力合作，使得罗斯福没能通过制裁法案。当电影院播放战争的新闻节目时，每当墨索里尼出现在大荧幕上，人们揶揄讥讽，朝他吹口哨；每当大荧幕上出现埃塞俄比亚人，人们则雀跃欢呼，这些景象令他感到厌恶。ACS,MCPR, b. 21.
皮尼亚蒂在11月22日同帕切利会面时曾强调，将石油（英国代表和个别其他国家代表提议将其纳入制裁范围）从制裁行动中排除出去非常重要，以及阻止美国加入制裁行动也同样重要。他再次要求帕切利调动圣座的外交网络，为战事提供助力。他指出教会可以在美国开展许多工作，并夸奖了考夫林神父的工作。帕切利向这位意大利大使保证，梵蒂冈正全力以赴地帮忙，并且补充道，考夫林“已经出言反对英国和制裁行动，没有必要催促他把事情做过火”。ASV, AESS, b.430a, fasc. 362, f. 136.这番消息也在11月28日传到媒体和宣传部副部长的耳中，让他知道考夫林起到了很有价值的作用，令美国天主教神职人员支持埃塞俄比亚战争。ACS, MCPR, b. 21, “Appunto per S.E. il Sottosegretario di stato.”意大利大使又在12月6日同帕切利会面，他告诉枢机自己已经听闻考夫林神父在美国煽动天主教徒反对制裁行动，他对此表示非常满意。ASV, AESS, pos. 430b, fasc. 362, 6. 145/146.有关考夫林的故事以及他同圣座的关系，参见Fogarty 2012。

[44] 1935年，费城大主教多尔蒂枢机抱怨说考夫林“已经超出了教会的控制”。他补充道，考夫林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尤其是那群犹太出身或者信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乌合之众心目中的英雄”。考虑到考夫林的反犹倾向，这番评价显得非常奇怪。Fogarty 2012, pp. 108–110.本书对考夫林的描述部分基于意大利驻华盛顿大使馆发给罗马的一份报告。ASMAE, AISS, b. 33, “Oggetto: Padre Coughlin,” 22 ottobre 1936.

[45] Luconi 2000, pp. 11–12.在意裔美国人群体中，支持埃塞俄比亚战争的态度非常普遍。1936年4月，意大利驻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副领事身穿黑衫，发放了七百枚铁质婚戒。那座城市收到的金质婚戒捐赠实在是太多了，这位副领事后来又准备了四百多枚用于发放。Ceci 2012, pp. 95–96.

[46] 转引自Franzinelli 1995, pp. 311–312。

[47] De Felice 1974, p. 761.主教的这番话刊于1935年12月19日的《意大利人民报》。

[48] De Rossi dell’Arno 1954, pp. 69–70.后一个月，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大主教在给他的教区妇女做演讲时，认为“意大利的敌人，其伟大和前途的敌人”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党、国际共济会和英国新教”（pp. 105–108）。

[49] ASV, AESI, pos. 967, vol. 2, 6. 187r–88v, Tacchi Venturi, “Relazione dell’udienza avutacol Capo del Governo,” 30 novembre 1935.伦佐·德·费利切（1981, p. 291n85）总结道，墨索里尼能够认同一场“国际犹太”阴谋正针对他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事，这其中很可能有塔基·文图里的功劳。

[50] ASV, AESI, pos. 967, vol. 2, 6. 257r–260r, Tacchi Venturi, “Relazione dell’udienza avutacon S.E. Mussolini,” 14 dicembre 1935.

第十七章
共同的敌人

11月初，博洛尼亚大主教在本市巨大的中心教堂向一群妇女发表演讲，言辞中夹杂了颂扬墨索里尼的谄媚之言：“他是意大利人民天佑的领导人，他是圣徒，是英雄，是奇才，是殖民开拓者，他有着独特的直觉，在当下的历史时刻超越一切，他想要感召诸位意大利天主教女性，命你们奔赴一项伟大的使命。”阿马尔菲大主教的言论重述了全国各地主教都在言说的主题，他斥责制裁行动之恶，认为它是共济会和安立甘教会的阴谋，并宣告领袖是摩西再世：“意大利在此世注定要成就伟业，我为此感到高兴。意大利乃圣徒和英雄的故土。意大利与天主教会达成和解，并受到教宗降福。法西斯政府令意大利成为一个具备道德并且尊奉基督教律法的国家。”[1]

然而意大利神职人员对这场不义战争的热忱却受到了各国的谴责，教宗只能独力应对这些批评。英国驻梵蒂冈大使休·蒙哥马利（Hugh Montgomery）从各位主教付诸铅字的煽动性演讲中选出段落，用它们质问梵蒂冈并恳求庇护喝止这种行为。教宗回答说，他已经派人与这些言语冒犯的主教进行沟通，要求他们缓和演讲的措辞。[2]然而无论是此类演讲或是英国的抗议，都将继续下去。

当时的英法两国也在筹备一项提议，想要结束这场危机，而教宗对此抱有极大的希望。这一提案将分裂埃塞俄比亚，把意大利最想得到的部分领土直接割让给它。12月中旬，由于这份提议的条款被媒体捅了出去，英法双方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压力，这份提议只好中途流产。英国外交部部长为此引咎辞职。[3]

墨索里尼则坚称自己不会做出任何让步，谁也无法阻挡他攻陷埃塞俄比亚全境。[4]

11月下旬，领袖决定组织一个Giornata della Fede，字面意思即信念之日或者婚戒之日（fede既有信念的意思，也有婚戒的意思）。这个宣传手法可谓聪明之极，因为它将令意大利民众（尤其是意大利妇女）更为紧密地同战事结合在一起。为了表明他们的爱国心以及对战事的支持，意大利人要把自己的金婚戒捐赠给祖国。

在这个节日里，意大利主教需要敦促天主教徒上交他们的金婚戒，而且为这些捐赠人从国家换回来的铁婚戒施以祝福。当各位主教得知自己的职责时，他们纷纷向梵蒂冈寻求指导意见。教宗并不希望让意大利的高级神职人员如此公开地为战事摇旗呐喊，尤其国外的天主教徒不断地来信控诉，指责梵蒂冈支持法西斯政府的立场，令埃塞俄比亚生灵涂炭，然而他也不想惹怒墨索里尼。他担心白纸黑字的通知文件会被泄露出去，于是决定派专人口头传达他的指令：“行事要小心谨慎……不要在埃塞俄比亚一事的对错或正义与否上给出裁断，最重要的是言辞用语要格外小心，不要冒犯另一边，不要令他们感到不快。”[5]

尽管有部分高阶神职人员与教宗一样对此感到不安，但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克制向法西斯政府献媚的冲动。[6]即便收到教宗的通知，他们也会选择性地无视。天主教媒体登满了各种谄媚的文章，赞扬这场圣战为野蛮人带来了基督教和文明。许多教会要员（比如米兰大主教和圣心天主教大学校长）都对战争表示支持，而教宗也从未在神职人员面前直接表露过对战争的疑虑，所以各地主教在各自教区的公报中敦促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为这一神圣事业捐出自己的婚戒。神父们甚至建立起教区委员会，确保教众能够尽可能地参与到这项事业中，而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他们也捐出了自己胸前的十字架。[7]

在米兰，舒斯特枢机在他的私人礼拜堂中亲自为换回来的两万五千枚铁戒指施以祝福。[8]墨西拿（Messina，西西里一个贫困的主教教区）大主教告诉手下的神父，他希望虔诚的天主教徒至少要捐献三十克黄金。在这座岛屿的另一边，蒙雷阿莱（Monreale）主教则要求神父熔化多年以来信徒奉献的供品。在托斯卡纳大区的格罗塞托省（Grosseto），一位教区神父征求主教的许可，想要熔化教堂楼顶的钟，好为领袖和战争提供支援。[9]

12月18日终于迎来了信念之日，这个国家陷入了狂迷。[10]墨索里尼正在罗马城外的蓬蒂尼亚（Pontinia），为这座新建小镇的落成仪式发表演说。这些地方原先都是沼泽地，开发成城镇全赖领袖的创举。当地大主教在仪式之初发表了开幕词：“噢，领袖！那些认为意大利人民会最终屈服的人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如今的意大利是法西斯，所有意大利人的心都同您一起搏动，而无论和平的胜利以及罗马基督教文明的胜利需要我们做出怎样的牺牲，整个国家都已经做好准备。”说完这些话，这位大主教取下了胸前的十字架和手指上的牧师戒指，将它们放入当日收集的献礼中。[11]

自从教宗国陷落以来，天主教会从未同政府如此步调一致。而自从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它也从未在鼓励天主教徒攻陷外域方面起到如此核心的作用。

战争的狂热滋养了最为阴暗的阴谋理论，而神父和主教警醒信徒，那些国家之所以反对侵略，是因为他们不仅憎恨法西斯意大利，也憎恨罗马天主教。[12]

梵蒂冈也鼓励这些观点。圣诞节后的第二天，皮扎尔多蒙席告诉梵蒂冈驻加拿大领事，他正在驳斥那些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意见。[13]他解释说，这些反对意见不仅针对教会也针对法西斯党。他补充说：“对于一个像意大利这样与圣座保持良好关系的伟大天主教国来说，这样的仇视可谓自然而然。”这些言论攻击的动机出自“教会敌人的仇视，他们希望通过打击意大利，而给天主教会和圣座带来打击”。

这位领事在他的回答中指出，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声音在加拿大非常普遍。他写道，虽然不幸的是，新教徒、共产党人以及“那些深信民主原则的人”一直都反对法西斯党，然而“正直的民众以及那些更为冷静的政治家都对法西斯党达成的成就感到惊讶”。皮扎尔多敲响了教会神秘敌人的警钟，他补充道，他会竭尽所能地传布这些话语。[14]

* * * * *

在墨索里尼举办信念之日的当月，庇护十一世宣布了二十位新任枢机的任命情况。其中有十四人是意大利人。这一状况引发了许多评论，许多观察者称，梵蒂冈国务院里几乎每一位员工都是意大利人，而所有的教宗大使也都是意大利人。在德国，报端文章和政圈都认为教宗的枢机人选与法西斯政权对梵蒂冈日益深远的影响力有关。一份德国报纸还悲叹地提到德意两国的巨大反差，意大利主教都狂热地支持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德国主教却没有对纳粹政权展现出类似的心态。[15]

令大多数人感到吃惊的是，新任威斯敏斯特大主教阿瑟·欣斯利（Arthur Hinsley）并没有从教宗手里接过枢机帽。两个月前，这位大主教曾出言为教宗辩护，表示庇护无力阻止这场战争。“他是一位无助的可怜老者，”他解释道，“只有一支小小的警备部队用来自卫，用来保护梵蒂冈的无价珍宝，用来守卫这片方寸之国，保护他应得的独立自主。”大主教的这番辩护之辞为教宗所不喜，此外他谴责法西斯政府是个残暴专横的政权（“时至今日还将专制理念奉若神明”）的话也惹怒了墨索里尼。教宗最终没有将欣斯利晋升为枢机，人们认为他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不想冒犯领袖。[16]

意大利政府非常欣喜地接受了教宗对教廷成员的任命。他不仅仅令意大利人再次占据多数，据警方的一位线人所说，“任何人都可以确切地指出，当选的十四名[意大利]枢机或多或少都与政府有暧昧关系”。[17]

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并非唯一一个受到漠视的教会人员。1月9日，教宗将塔基·文图里招至面前，告诉他尽管自己想将他晋升为枢机，但是时机尚未成熟。教宗对这位垂头丧气的特使说道：“可怜的神父，总有一天你会戴上枢机帽！可是现在我确实无能为力。”考虑到当前微妙的国际形势，如果他将自己和墨索里尼之间的特使任命为枢机，将有可能遭到有心人的过度解读。教宗问道，英国人会作何感想？他告诉耶稣会士，当前最要紧的是让他继续行使特使的职责，而晋升枢机将使他不得不卸下这个职务。[18]

在12月晋升枢机的那二十人中，便有常被指责喜好男风的卡米洛·卡恰，教宗的这位典礼长反倒认为，这一提拔还是来得太晚了。当教宗在1929年宣布新晋枢机名单而其中没有他的名字时，卡恰非常愤怒。[19]1930年10月，都灵的一份报纸称，有传言说他即将担任这座城市的大主教。据梵蒂冈的一位警方线人称，这些传言“引发了许多流言蜚语”。[20]1931年3月，另一位线人透露说，卡恰对教宗宪兵队的长官非常生气，因为他揭发卡恰近来同一位年轻神父过从甚密。教宗得知了这个消息，对此非常不高兴。早些时候，这位线人曾表示过，卡恰之所以没有因为同样的原因，像德·桑佩尔蒙席那样受到教宗的处罚，不过是因为他和教宗有着多年的交情。[21]

尽管卡恰流言缠身，但是关于他即将晋升为枢机的传闻却愈演愈烈。1933年，一轮新的指控又爆发了，其他梵蒂冈人士也站了出来，声称自己曾亲眼见过卡恰跟男孩或青年男子干着有失体面的勾当。其中有一名出身黑色贵族（这些罗马精英家族数十年来都坚守在教宗身边，同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作对）的伯爵，他说卡恰曾在梵蒂冈的自家公寓里一边给两位学生灌葡萄酒和烈酒，一边调戏他们，结果被抓个正着。经过审问，这两位还没醒酒的男孩表示是卡恰将他们引诱到房间里，承诺会给他们一大笔钱。一位线人表示，罗马的神职人员其实很反感教宗，认为他是个脾气暴躁的独裁者，如果他不顾忌卡恰好色成性的恶名而将卡恰晋升为枢机，那么他的声望将会跌至谷底（至少这位线人这么认为）。[22]

1934年8月，教宗要求卡恰加入宗座代表团，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圣体大会，卡恰由此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教宗对他心有偏爱，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晋升枢机。[23]然而就在同一时间，另一位警方线人对教宗的意图提出了疑虑。卡恰的一位拥趸曾在拜见教宗的过程中替卡恰美言，赞扬他以教宗的名义做的那些善事。卡恰的这位友人表示，考虑到他日渐宽大的腰围，他已经越来越难以保持这狂热的步速，也许是时候该给予他奖赏了。教宗听了有些恼怒，并没有理睬这位来访者的请求。“让他少吃点就是了！”他低声说道。[24]

然而教宗仍然对卡恰存有一份情谊，毕竟自孩提时起，他便在米兰同卡恰相识，所以在最后关头，他还是将卡恰纳入了1935年新晋枢机的名单里。尽管那些针对卡恰的指控在梵蒂冈尽人皆知，但是它们似乎没有阻碍他的新同仁热情地接纳他。英国驻圣座大使在1938年年中观察到，“个头矮胖的卡恰枢机和蔼而又幽默，他也许是整个教廷最受欢迎的人物”。[25]

* * * * *

埃塞俄比亚战争是否会影响到美国一方的态度，教宗的这层忧虑始终无法打消。1月4日，他重复了帕切利曾经提过的建议，希望领袖能够在美国加强主战宣传。[26]墨索里尼让教宗不要担心，多亏了那位“爱尔兰神父”（即通过广播电台布道的查尔斯·考夫林神父）“用对美国人特别奏效的美式手段和那些反对意见作斗争”，意大利如今的处境已经大为改善。[27]自从国际联盟宣布对意大利实施制裁后，考夫林便通过每周日半小时的全国广播节目对这一行为进行谴责。他在11月底向数百万听众广播道：“国际联盟及其制裁行动的背后只有一种动机——每当英国的利益遭到威胁时，它就会出来行动。”[28]

每当美国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墨索里尼知道他可以向梵蒂冈人士寻求帮助。1936年初，极具影响力的美国耶稣会杂志《美国》（America）发表了一篇批判战争的文章。[29]领袖便派遣大使找耶稣会首脑谈话，希望他出手相助。

耶稣会成立于16世纪中叶，被视作天主教会的知识分子团体，而庇护十一世也依从传统，让他们充当智囊团的角色。沃齐米日·莱多霍夫斯基出身波兰贵族家庭，在1915年当选耶稣会总会长（他担任这一职务直至过世，任期长达二十七年）。幼年时，他在奥地利王室担任侍从。他的父亲是一名伯爵，曾在奥地利军队担任骑兵军官。他父亲的兄弟是天主教会的枢机，在教廷中声名显赫，并曾担任传信部部长。[30]莱多霍夫斯基的办公室（耶稣会全球总部）实则是梵蒂冈的一个分舵。

20世纪初担任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亲王曾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莱多霍夫斯基：“总会长个头中等，眼睛透露出不同寻常的智慧光芒，他的面容像智者般布满皱纹、棱角分明，他举止优雅，显然是贵族出身。”当比洛于1924年在罗马拜访这位耶稣会领导人时，他对其房间的简朴布置印象深刻，里面除了一尊圣母玛利亚像和几幅教宗肖像外别无其他装饰物。他也很快得知为何历任耶稣会总会长都不愿意接受枢机一职的委任：因为他们自身的职务具有更大的影响力。[31]

沃齐米日·莱多霍夫斯基，耶稣会总会长

在莱多霍夫斯基的主持下，耶稣会迅速扩张，不仅巩固了自身在美洲的地位，还成倍增加了派往亚洲的传教士。尽管他极其苦行且在某些方面有些专制，却也是个具有幽默感的人。有一天，他最亲密的一位共事者来到办公室探访他，正好撞见一位很胖的耶稣会士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你认识他吗？”耶稣会总会长问道，“他就是B神父，我们最优秀的一分子。你知道他有多肥吗？他坐下起码要占三个人的位置。所以每次有官方仪式我都会派他去。因为媒体可以报道说：耶稣会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32]

这位耶稣会领导人对法西斯政权非常热忱，并且他对此毫不掩饰。自从墨索里尼掌权以来，他便尽全力铲除教会内部反对领袖的声音。[33]

在1936年初的会面中，意大利大使告诉莱多霍夫斯基，墨索里尼希望他能解雇《美国》的反法西斯主编，并用亲法西斯人选填补这个职位。莱多霍夫斯基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皮尼亚蒂写道：“总会长毫不犹豫，立即答应由我来做主，安排这份北美耶稣会杂志总负责人的人选。”很快，一位对法西斯事业非常热心的新主编就已安排就绪。[34]

莱多霍夫斯基这么支持他的工作，皮尼亚蒂感到非常满意，还表示意大利的敌人就是教会的敌人。莱多霍夫斯基则对此表示同意。他回答说，那些攻击墨索里尼发动埃塞俄比亚战争的言论不过是“一个借口，国际犹太阴谋将从中获利，他们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向西方文明发起进攻”。[35]

* * * * *

领袖正身处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后来告诉希特勒：“如果国际联盟听从英国外交部部长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的建议，将石油纳入对意大利的制裁行动之中，那我就不得不在一周内撤出埃塞俄比亚。于我而言，这将是一场彻彻底底的灾难。”[36]意大利的经济已经因为制裁行动和战争开支蒙受损失。教宗的首席金融顾问告诉他说，墨索里尼平静的公开形象下隐藏着“严重的躯体抑郁症状”。[37]

在法西斯的宣传中，这场战争将是一次短暂而胜利的行军，一支欧洲的现代部队将横穿这片由持矛野人包围的荒芜乡野；但是实际上，法西斯部队却一次又一次受挫。12月6日（此时离侵略战打响已过去两个月），当意大利人开始轰炸德塞（Dessie）镇时，一位摄影师抓拍到一张照片，画面上的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一世正亲自操纵机关枪，向头顶飞过的意大利飞机开火。糟糕的是，这位摄影师还捕捉到意大利飞机轰炸当地美国医院的画面，建筑上的红十字标志非常显眼。当月晚些时候，埃塞俄比亚聚集起上万兵力，暂时拖住了意大利军队继续前进的步伐。1月初，意大利人行军至坦宾（Tembien），全然不知有十万多名埃塞俄比亚军人部署在当地准备对他们进行伏击。遇袭之后，黑衫军（法西斯民兵）带头予以还击，一天之内就有半数民兵与军官阵亡。直到意大利飞机在最后关头抵达，投下致命的毒气弹，那些惊慌失措的幸存者才得以仓皇撤退。[38]

受到阻挠的意方攻势能够在1936年2月卷土重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使用了被国际公约所禁止的武器。埃塞俄比亚并没有空军，所以当意大利飞机将燃烧弹丢向他们的村庄，将毒气弹丢向逃亡的住民时，他们毫无反击之力。“这种任务非常好玩，悲剧感十足却又非常漂亮。”墨索里尼之子维托里奥这么描写那些空袭，他和布鲁诺以及埃达的丈夫加莱亚佐·齐亚诺都参加了空袭行动。当受毒气攻击的受害者照片被国外媒体披露出来时，意大利报纸坚称这些奇形怪状的埃塞俄比亚人都是麻风病患者。[39]

“墨索里尼真的是好运占尽，好运占尽。”庇护十一世观察道。当时是1936年3月中旬，就在一周前，希特勒将德国部队调往莱茵兰，转移了国际社会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关注。[40]一系列战事的胜利令领袖重新受到鼓舞，他明确指出战争将会在战场上结束。意大利5月初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而在此前的几周里，埃塞俄比亚一方的溃败几乎已变成意大利一方的种族屠杀。法西斯党主席阿契尔·斯塔拉切的麾下有一支机动化部队，他们所到之处，村庄皆被焚为平地。口干舌燥的伤者跌跌撞撞地来到湖边饮水，却因不知水里已经溶解了芥子气，最后痛苦地死去。埃塞俄比亚一方的死亡人数就算没有几十万人也起码有几万人。[41]

随着意大利军队愈发逼近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一世意识到他已经彻底败北。5月2日，他带着随从乘坐火车逃离了这座城市，这一举动激怒了一些骄傲的国民。在他抛下的那座首都里，群龙无首的武士开始到处搜索枪支和钱财，洗劫了民居、商店和办公场所。有些人试图烧毁这座城市，因为他们觉得那至少好过被意大利人占领。欧洲人在领事馆里挤作一团，可是连这些地方都开始遭到攻击。这场混乱尽管令人胆寒，却非常短暂。5月5日，巴多格里奥元帅率领两千辆意大利车辆开进了城市，在前面开路的车辆上坐满了意大利记者，他们的任务是前来记录意大利胜利的时刻。[42]

第二天，塔基·文图里给墨索里尼发来一封贺信。[43]他写道：“阁下，在感谢天主赐予罗马胜利与和平之后，请允许我向阁下致以最真挚热情的喜悦之词！天主向您施以援手，没有在最困难、最不确定的时刻放弃您。所有虔诚的意大利天主教徒都诚心祈求天主继续为您提供神助，确保胜利的果实真真确确便是凯旋宗座罗马天主教国有权期望的胜利结果。”[44]

5月9日，十万罗马人聚集到威尼斯广场，他们高举法西斯旗帜，挥舞着手绢，目光都聚焦在墨索里尼的阳台上。此外，还有数千人将周边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雷鸣般富有节奏的喊声（“领—袖！领—袖！”）摇撼着四周古老的墙壁。

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无论多么偏远或者人丁稀少，全国上下的教堂钟声都在召唤全体居民前往当地的中央广场。扩音器发出噼啪的声响，随时准备播放墨索里尼的讲话。在罗马，领袖的宫殿里吹响三声小号，但是外面几乎没有人听到。他马上就要现身，人们的期待所营造的紧张气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这位伟人大步走上阳台，笔直站立、一动不动，他的双手撑在大理石栏杆上，他挺着宽阔的肩膀，那张国字脸上表情镇定，仿佛他是个由大理石打造的人物。领袖皱起眉头，身躯微微后仰，举起右臂行罗马式直臂军礼。人群中爆发出来的欢呼声淹没了整个广场。直到此时，他才舒展面容，露出了慈祥的微笑，仿佛是要报答人群中满溢的爱戴和信任。

“意大利，”领袖宣告，“终于成为帝国。”

人群再次欢声雷动。一位亲历者称，广场就像是一座以天为穹顶的教堂。墨索里尼挥手致意，然后示意人群安静下来，他还有话要说。

埃塞俄比亚人将臣服于意大利王国，他解释道。意大利国王如今又增添了新的头衔：埃塞俄比亚国王。“高举你们的徽章、你们的手臂和你们的一颗红心，”领袖高喊道，“向罗马帝国致敬！在十五个世纪之后，帝国再现于罗马的命运之山上。”

“你们配得上这份荣耀吗？”他向人群发问道。

“配得上！”他们大声咆哮道。

“你们的呼喊，”墨索里尼告诉他们，“就像是神圣的誓言，将你们和天主、和同胞联系在一起，生死与共。向国王致敬！”这时候，他又举臂行法西斯礼，而威尼斯广场以及意大利各个城镇中央广场上的群众都伸出手臂，发出喜悦的呼号声。

第二天，数百万意大利人在全国各地的大小教堂里举行了特殊的感恩弥撒。[45]

* * * * *

战争的结束令庇护十一世总算松了口气。他从头到尾都不想打这场战争，而它也给梵蒂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国际局势的重担依然停留在他的肩头不肯离去。他担心这场战争令墨索里尼愈发投向希特勒的怀抱；他也担心墨索里尼被非洲的胜利冲昏头脑，转而打起亚得里亚海的主意。教宗在6月初告诉法国代办，领袖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是阿尔巴尼亚。[46]

教宗的身体也日渐衰弱。4月，他没能在圣彼得大教堂参加复活节的弥撒活动。他已经放弃了日常的散步，只是偶尔乘坐那辆巨大的美国轿车绕着梵蒂冈花园兜兜圈。使徒宫安装了电梯，教宗在房间和办公室之间来往也不用上下楼梯了。[47]

墨索里尼几乎大获全胜，唯一令他烦恼的事情便是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国际联盟的制裁行动却依然生效。他再度向梵蒂冈寻求帮助。[48]帕切利枢机想尽办法帮忙。与英国大使会面时，他坚称只有解除制裁行动才能给欧洲带来和平[49]；而在每周与欧洲其他各国大使的会面中，帕切利也始终重复这一观点。教宗也出了一部分力，他告诉法国大使制裁行动再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50]7月7日，国际联盟通过投票终止了制裁行动。[51]

有趣的是，意大利驻圣座大使博尼法乔·皮尼亚蒂认为墨索里尼对于教宗给予的支持过分感恩戴德了。他告诉领袖，教宗的这些行为不过是出于自利的动机。每一天，梵蒂冈的使者都在政府的部门里徘徊，依靠政府官员帮助他们完成使命；如果法西斯政权遭遇任何不测，那么教宗就会遭受无法承受的损失。

皮尼亚蒂进一步说道，诚然，意大利教会人士和梵蒂冈高层为战事提供了全面且热烈的支持，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但是“不要忘记，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教宗迎战的乃是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联盟”，他们还有新教在背后支持。就算梵蒂冈支持墨索里尼的战争，他说道，那也是因为教会也在经历自身的圣战，和我们有着相同的敌人。[52]由此看来，皮尼亚蒂也已经皈依塔基·文图里的阴谋理论门下。

至少在墨索里尼自己看来，攻下埃塞俄比亚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战争进行中的每一天，他都要紧跟战报，移动办公室那幅巨大地图上的意大利旗帜，由此跟进意大利军队的行军状况。[53]在他上台之前，大家都不把意大利当回事，如今，世界各国首脑一刻也不停歇地谈论着领袖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主教和神父已经将金质十字架和珍贵的圣物都捐给了他。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给他颁发了最高军功勋章萨伏依大十字勋章（the Grand Cross of the Order of Savoy）。国王还提出要将他立为亲王，但是被他婉拒了。“陛下，我过去是墨索里尼，如今也只能是墨索里尼，”他这么告诉国王，“墨索里尼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农民，而我对此感到格外骄傲。”[54]

玛格丽塔·萨尔法蒂在一年前眺望威尼斯广场时做出的预言已经得到彻底的应验。她曾经的情人已经自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对自身直觉的迷信程度已经彻底膨胀，他似乎认为在这座不朽之城里，教宗已经不是唯一一个永远正确的人。在谄媚的斯塔拉切的推波助澜之下，他很快就会将个人崇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雕塑、肖像画和照片会布满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口号会用巨大的字母覆盖在居民楼和谷仓的墙面上：“信仰、服从、战斗”，“墨索里尼永远正确”，“敌人越多，荣耀越高”。[55]中学生开始背诵“领袖祷告词”，感谢天主让墨索里尼来到人世，“他是我在这个世上最敬爱的人”。这首祷告词的结尾是一句誓言：“我谦卑地将我的生命献给您，噢，领袖！”[56]

从今往后，数十万法西斯青年和民兵将在每周六下午（号称“法西斯周六”）练习新的罗马步（passo romano）。尽管墨索里尼坚称它的原型是古罗马军团的行军步伐，但是大家依然注意到它跟纳粹德国的正步非常相似。萨尔法蒂在这方面的判断也极为准确。墨索里尼正带领意大利投向纳粹德国的怀抱，这将是一场早已被人预言的灾难。

[1] 转引自Franzinelli 1998, p. 137; Franzinelli 2008, p. 258。

[2] ASV, AESI, pos. 967, vol. 5, f. 186r, “Memoria d’archivio,” 28 novembre 1935.

[3] Brendon 2000, p. 426

[4] ASV, ANI, pos. 23, fasc. 7, 6. 24r–27r, Borgongini a Pacelli, 18 dicembre 1935. 双方会面发生在墨索里尼发表这番言论的前一天。

[5] ASV, AESI, pos. 967, vol. 5, f. 201r, “Istruzioni per Monsignor Roveda da impartire verbalmente ai vescovi d’Italia,” 30 novembre 1935.

[6] 博洛尼亚大主教纳萨利·罗卡（Nasalli Rocca）枢机便是其中一位对此感到不安的人。“除了放弃我的金戒指令我不太高兴以外，”他致信帕切利，“这件事还显然没有更改的余地，我只能就祝福一事提出我的疑问。”帕切利把纳萨利的信带到教宗面前，他说教区神父可以为戒指祝福，但是枢机应该避免这种事情。ASV, AESI, pos. 967, vol. 5, ff. 217r–218r.

[7] Ceci 2010, p. 97.曼托瓦当地的报纸还刊登了主教的建议：“献给祖国就是献给天主！”公教进行会全国主席奥古斯托·奇里亚奇还大张旗鼓地将自己的金手表（这是公教进行会男性组织在其十周年纪念活动中送给他的）捐给了法西斯党主席阿契尔·斯塔拉切。Terhoeven 2006, p. 102.更多的细节参见Terhoeven 2006 and Ceci 2010, pp.94–101。

[8] 教宗大约会对舒斯特感到不满，因为大主教不可以将圣所的圣物捐赠给国家，这种行为触犯了禁忌，教宗认为这不符合教会应当采取的立场。据警方的一位线人所言，梵蒂冈支持从民众处收集金戒指，而且“主教捐赠普通金制品也受到鼓励……但是捐献胸前十字架却受到反对……因为它具有神圣的意味”。ACS, MCPG, b. 172, informatore, 11 dicembre 1935.

[9] Terhoeven 2006, pp. 102, 104, 105; Ceci 2012, p. 92. 诺比利（2008, pp. 271, 275–276）也给出了一些例子，伦巴第大区也有几位主教将金质圣物捐献给国家。曾有一张纪念信念之日的明信片十分流行，上面画着一双手，其中一只手正从另一只手上取下婚戒，而上方的空中则飘着身穿长袍、蓄有胡须、留着长发的耶稣，顶部有一行文字：“为了一桩圣洁的事业。”Falasca-Zamponi 1997, fig. 20.

[10] 国王和王后带头将金饰放在罗马胜利纪念碑的无名烈士坟前。剧作家路易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捐出了诺贝尔金质奖章，意大利其他文化名流也有样学样。Milza 2000, p. 731.

[11] Terhoeven 2006, pp. 118–119. 为了给当天的捐献仪式增添一些戏剧性效果，墨索里尼准备把《拉特兰条约》签订当日教宗送给他的金质纪念奖章捐出来。但是当他们查验这枚奖章时，却发现它的材质实际上是一种廉价金属，只是外面镀了一层金而已。这个情报在罗马的法西斯办公室引发了恐慌，他们焦急地讨论要不要将这一事实告诉墨索里尼。他们最后决定征求党主席斯塔拉切的意见，而他显然将此事告诉了领袖。Terhoeven 2006, p. 82.

[12] 例如，都灵主教区周刊便发出警告，共济会正同布尔什维克党和新教徒合谋，“这一残暴的联盟要与意大利为敌，不仅要打倒意大利，还要打倒圣座和天主教会”。转引自Reineri 1978, pp. 170–171。4月25日，皮扎尔多再次提醒皮尼亚蒂，“一场犹太—共济会运动……以同样的方式对抗天主教和法西斯”。ASMAE, AISS, b. 81, fasc. 1, sf. 1, Pignatti, “Congresso dei ‘Senza Dio’ in Praga.”

[13] 出于和美国相同的原因（遭到国内占大多数的新教徒的反对），加拿大并未和梵蒂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教宗大使。

[14] ASV, AESI, pos. 967, vol. 5, ff. 129r–131r, Pizzardo a Monsignor Andrea Cassulo, delegato apostolico, Ottawa, 26 dicembre 1935; ASV, AESI, pos. 967, vol. 5, ff. 132r–134r, Cassulo a Pizzardo, 11 gennaio 1936。皮扎尔多在2月1日将驻加拿大领事的报告展示给皮尼亚蒂，迫切地想要表明梵蒂冈在幕后做了多少工作，帮助墨索里尼赢得这场战争。他还提醒意大利大使，梵蒂冈早就给这位驻加拿大领事下达命令，要求加拿大“支持那些对我们有利的天主教徒运动”。当皮尼亚蒂向墨索里尼报告这次谈话时，他急匆匆地表示，领袖可能会对另一件事情感兴趣。渥太华的嘉布遣会领导人从埃塞俄比亚的同侪处收到一份报告，抱怨说他们试图为意大利的侵略战争赢得支持，却遭到“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反意宣传”的阻挠。DDI, series 8, vol. 3, n. 158, Pignatti a Mussolini, 1 febbraio 1936.在收到驻加拿大领事这份报告的不久后，梵蒂冈国务卿又从渥太华收到了另一份报告，指出当地又一桩针对意大利和教会的阴谋，然而其幕后人物却令人感到惊讶。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从拉帕洛的某位E.庞德（E. Pound）处”收到一封信，告诉他“制裁行动的幕后人物是一个国际犹太人团体，他们想要由此引发一场欧洲大战”。加拿大总理表示，在此之前，他从未考虑过犹太人在加拿大具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获取这份情报之后，他会谨慎地研究这个问题。根据这份梵蒂冈文件，他开始相信“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公众舆论中，犹太人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ASV, AESI, pos. 967, vol. 2, f. 396r, “Appunto,” Roma, 4 febbraio 1936.从加拿大总理的这份报告中，我们无法确知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位E.庞德就是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5] 来自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的报告，复本则由外交部转发给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ASMAE, APSS, b. 27, fasc. 1, 9 dicembre 1935.英国驻圣座大使也感到非常不满。他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写道：“这次的枢机任命所引发的一个后果在很多人看来都很遗憾……那便是它重新调整了教廷人员的国籍平衡，使得意大利大为受益。”他还补充道：“如果任何人还抱有残余的希望，认为下一任教宗将会出自意大利国外，那么他的这份希望如今可以彻底打消了。”H. Montgomery, Annual Report 1935, January 9, 1936, R 217/217/22, in Hachey 1972, p. 322–323, sections 161–164.

[16] Montgomery, Annual Report 1935, sections 161–164, 347; MAEI, vol. 267, 61–63, Charles- Roux à Flandrin, 14 mars 1936.在其谈及二十名新任枢机的报告中，皮尼亚蒂也注意到威斯敏斯特大主教的缺席非常惹人眼目，并认为这是由于这位大主教对意大利战事的批评以及对教宗的评头论足为梵蒂冈所不喜。ASMAE, APSS, b. 25, Pignatti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esteri, “Concistoro,” telespresso n. 7748/26, 22 novembre 1935.罗马教廷曾一度减少到只有四十九名枢机，在补充新鲜血液之后，离满员人数七十人只差了一个人。

[17] ACS, MCPG, b. 172, Roma, 21 novembre 1935.巴西政府派遣大使向帕切利提出抗议，表示巴西的天主教徒人数是美国的两倍，而枢机中竟然连一个巴西人都没有，却有四个美国人。帕切利回答说，他不会接受政府的传话要求，不会将其意见转达给教宗，因为教宗“有权不容抗争地保护他选择枢机的权力和自由，因此不容许任何人在这一事宜上表示‘失望’或提出任何‘请求’，也不允许国家之间相互攀比”。ASV, AESS, pos. 430b, fasc.363, 6. 2/3, 3 gennaio 1936.在这一次的任命中，教宗利用庞大的人数，悄悄地将一个很久之前他就想要提拔却又不想惹人耳目的人选塞了进去：卡恰·多米尼奥尼蒙席；早在教宗担任米兰大主教的时代，卡恰便是庇护的下属，而这位助手也确确实实在他身旁服侍了十三年之久，这一次他终于戴上了枢机帽。

[18] 然而教宗没有告诉塔基·文图里，莱多霍夫斯基曾劝阻教宗，让他不要提拔这位特使。塔基·文图里在梵蒂冈的影响力日渐增长，甚至威胁到这位耶稣会总会长，这令他十分恼火，他不能容许这位耶稣会同侪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Martina 1996, pp. 103–108; 2003, pp. 271–272.

[19]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35, Città del Vaticano, 26 novembre 1929.线人比切·普佩斯基声称在前一晚同卡恰谈话时，直接听到他出言抱怨。

[20]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52, Città del Vaticano, 21 ottobre 1930.

[21]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293, Città del Vaticano, 27 marzo 1931。卡恰将自己遭遇的坎坷怪罪到皮扎尔多头上，认为是他向教宗揭发了自己的丑行。1931年夏天，当卡恰就公教进行会的领导事宜对皮扎尔多进行批评之后，他又遭遇了一连串的检举和揭发。皮扎尔多为了还击卡恰，又抖落出一件他的陈年往事，卡恰显然在性趣味上非常兼容并包（如果这次的揭发值得取信的话），他和城里的一位女店主育有一子。为了证实他的指控，皮扎尔多指出这个男孩的眼睛患有神经性痉挛，和卡恰一模一样。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40, Cittàdel Vaticano, 30 agosto 1931.

[22]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40, Roma, 12 settembre 1933.第二年，那位“梵蒂冈出名的线人”对教宗在罗马愈发低落的声望提出了证词，他表示大家都认为教宗“很不近人情”，尽管教宗有时候知道某些高级教士身体有恙，却从未表示过任何关心。ACS, MCPG, b. 158, luglio 1934.

[23] 根据一位线人的报告，正是国务卿帕切利说服教宗提拔这位私生活混乱的蒙席。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40, Città del Vaticano, 12 agosto 1934.

[24]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390, Milano, 15 ottobre 1934.

[25] FRSCE, n. 350, Osborne to Halifax, June 21, 1938.

[26] 教宗通过圣座驻意大利大使向墨索里尼提出了这个建议。皮尼亚蒂在12月28日致信墨索里尼，报告说自己最近一次去梵蒂冈国务院时，对方向他保证梵蒂冈正竭尽全力，鼓励爱尔兰和美国的天主教会游说民众，为埃塞俄比亚战争中的意大利说好话。一位梵蒂冈官员（很有可能是皮扎尔多）表示，爱尔兰天主教徒之所以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支持墨索里尼一方，是因为“英国新教徒的反战宣传，而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在相反的立场”。ASMAE, AISS, b. 56, Pignatti al ministro degli affair esteri,“Cattolici in Irlanda Stati Uniti e Canadà,”n.8048/126.

[27] 墨索里尼还让博尔贡吉尼告诉教宗，由于领袖破坏了共济会的会所，并且与天主教会签订和平共处的条约，共济会已经将他视作不共戴天的敌人。墨索里尼说道：“他们首先要对我进行报复打击，然后他们才能对付教会。”但是“他们不会取得胜利”。SV, AESI, pos. 967, vol. 2, ff. 343r–346r, Borgongini, “Relazione dell’udienza avuta con S.E. Il Capo del Governo,” 3 gennaio 1936.

[28] 《考夫林痛斥国际联盟》，《拉丁顿每日新闻》，1935年11月25日，第1版。1935年11月中旬，美国意大利联盟主席的一封信告知墨索里尼，考夫林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且美国天主教徒在反对制裁行动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ACS, MCPR, b. 21, Casagrande di Villaviera, New York, a Dino Alfieri, 15 novembre 1935.

[29] 乔治·赛尔迪斯（George Seldes）在1935年出版了墨索里尼传记《纸糊的恺撒》（Sawdust Caesar），对这位独裁者提出了诸多批评，杰勒德·弗朗西斯·耶茨（Gerard Francis Yates）曾为这本书撰写书评，他在结论处写道：“无论是那些因为头脑迟钝的人，还是那些反感议会体制的喧嚣而希望独裁统治（法西斯抑或无产阶级）能够治愈国家病痛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美国》54，n.16（January 25，1936），p. 382。

[30] 《耶稣会新任领导人是个波兰人》，NYT, February 12, 1915, p. 11; Pagano 2009, pp.401–402n。

[31] Von Bülow 2007, pp. 279–280.耶稣会领导人手里掌握着非常大的权力，关于此事的另一处证据体现在如下事实：耶稣会总会长通常被称作“黑教宗”，这一意象不仅仅指耶稣会简朴的黑色着装，还指两者形象的反差（至少那些具有阴谋论倾向的人是这么想的）：一边是圣洁的白教宗，一边是诡计多端的黑教宗。

[32] Muñoz 1942, pp. 5–6.

[33] 请读者们回忆一下，早在1922年10月，当《公教文明》主编恩里科·罗萨撰文攻击法西斯的时候，莱多霍夫斯基就曾经向罗萨表达他的不满。1929年夏天，在刚刚签订《拉特兰条约》之后，教宗对墨索里尼非常恼火，这位耶稣会总会长便责怪罗萨，说是他为教宗的不满情绪煽风点火。根据一位秘密警察的报告，他打发罗萨前往西班牙参加教会年会，好让他不要待在罗马碍事，并且让教宗能够平息他的怒火。ASMAE, AISS, b. 2, “Roma, 12 agosto 1929,” and “Roma, 7 agosto 1929.

[34] 因为墨索里尼的要求而被解雇的人是耶稣会士威尔弗里德·帕森斯（Wilfrid Parsons, S.J.），他担任这份耶稣会周刊主编已达十一年之久。他将查尔斯·考夫林视作眼中钉。接替帕森斯职务的人是耶稣会士弗朗西斯·塔尔博特（Francis Talbot, S.J.），此人既是考夫林的拥趸，又特别鼓吹法西斯。Gallagher 2012.

[35] 莱多霍夫斯基还进一步发出警告，表示英国外交部部长安东尼·艾登受到犹太人的指使，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ASMAE, AISS, b. 102. 附有皮尼亚蒂签名的同一份报告的复本收于ASMAE, APSS, b. 30。1936年5月12日，世界天主教媒体展览会在梵蒂冈召开；开幕式过后，皮尼亚蒂遇见了莱多霍夫斯基，后者的心情非常愉悦，因为教宗在他的演讲中强调了共产主义的威胁。皮尼亚蒂在报告中写道：“莱多霍夫斯基神父认为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是当世之恶的源头，并且对我们的文明造成了极大的威胁。”ASMAE, APSS, b. 33, fasc. 1, 13 maggio 1936.

[36] De Felice 1974, p. 701.

[37] Ventresca 2013, p. 104.

[38] Mockler 2003, pp. 74–85.

[39] Brendon 2000, p. 324. 2月7日，博尔贡吉尼与领袖会面时，发现他“心情不佳”，正对法国发火。是的，英国也是意大利的敌人，他说道，然而法国与他们积怨更深，因为法国曾背叛过他们。由于左翼在近期选举中获胜，法国的新一届外交部“是那头叫曼德尔（Mandel）的猪在他的共济会会所里组建的，这家伙实际的名号是杰里波安·德·罗斯柴尔德（Jereboam de Rothschild），却管自己叫曼德尔。他是个犹太人，把自己出卖给了英国，那也是意大利不共戴天的敌人”。领袖继续咆哮道：“整个政府由十三名共济会成员和三名犹太人组建。犹太共济会——《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早就记载了，‘甚至会令狗[天主教徒]堕落’——已经成功地将法国人都变成了白痴。”ASV, ANI, pos. 23, fasc. 8, 6. 4r–8r.

[40] DDF, series 2, vol. 1, n. 447, Charles-Roux à Flandin, 17 mars 1936.

[41] Milza 2000, pp. 726–727.最法西斯的法西斯党人、号称天主教会灾难的罗伯托·法里纳奇也达成了他的心愿，加入了意大利部署在埃塞俄比亚的空军。他于2月抵达埃塞俄比亚，却没能在那里待上多久。在轰炸无力反击的部落民众的间隙，他跑到一个小湖边钓鱼。可是他又没有渔具，于是他和他的战友就决定用手榴弹炸鱼。也许是在与战友谈笑的时候分了心，他手握手榴弹太久，结果它在手里爆炸了。法里纳奇在几周后回到了意大利，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换了条更顺手的金属义肢。政府则放话说，这位英勇的领导人是在一场军事演习中受了伤。Fornari 1971, p. 161; Bottai 2001, p. 102.

[42] Mockler 2003, pp. 133–142.

[43] 那周晚些时候，夏尔——鲁在报告中写道，塔基·文图里跟独裁者是ami personnel（私交）。DDF, series 2, vol. 2, n. 185, Charles-Roux à Flandrin, 8 mai 1936.

[44] ACS, CR, b. 68,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Roma, 6 maggio1936.

[45] Ojetti 1939, pp. 116–120; Morgan 1941, pp. 188–191.

[46] DDF, series 2, vol. 2, n. 287, Chambrun à Delbos, 10 juin 1936.

[47] 《八十周岁临近，教宗放弃所有体育锻炼》，以及《梵蒂冈迎来多年以来最安静的复活节》，BG, April 13, 1936, p. 2.

[48] ASMAE, APSS, b. 31, Mussolini a Ambasciata presso la Santa Sede, Roma, telegramma in partenza, 14 maggio 1936.

[49] ASV, AESS, pos. 430b, fasc. 363, f. 57, “Il Ministro d’Inghilterra,” 15 maggio 1936.

[50] DDI, series 8, vol. 4, n. 78, Pignatti a Mussolini, 19 maggio 1936.皮尼亚蒂总结道：“我也会留意圣座的行动，确保（如果需要的话）它与总理的指示相一致。” DDF, series 2, vol. 2, n. 287, Chambrun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10 juin 1936.

[51] De Felice 1974, pp. 756–757.

[52] DDI, series 8, vol. 4, n. 40, Pignatti a Mussolini, 14 maggio 1936.

[53] Navarra 2004, p. 86.

[54] 转引自De Felice 1974, p. 759。

[55] 独裁者也在变得愈发不容置疑。任何妨碍到他的人都会被消灭掉。领袖在1936年5月告诉一位国外记者，意大利人需要音乐和旗帜的激励。“在听从纪律，得到指引之前，群众就像一群没有组织、十分散漫的动物，”墨索里尼用起了他最喜欢的意象之一，“他们不需要知识，他们需要信仰，因为只有信仰能移动山峦……事实的真相在于，现代人向信仰臣服的倾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转引自De Felice 1974, p. 799。

[56] Galeotti 2000, pp. 29–30.

第十八章
光荣之梦

当德国大使迭戈·冯·柏尔根（Diego von Bergen）于1936年初踏入教宗的书房时，他担心这场会面会进行得很不愉快。对于庇护十一世来说，在新年接见各国大使是一项惯例。在分配给每个人的十分钟里，他会送出祝福，对各国政府近期的作为提出赞扬或者谴责。结果是，柏尔根与教宗的会面比他担心的更不愉快。

教宗不满的事情有许多。1933年（希特勒刚刚上台的时候），德国最大的天主教州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三分之二的学生在天主教区学校上学，可是到了1935年，这一数字已经腰斩，再过两年，它将缩减至3%。[1]

这些“所谓的对话”，柏尔根回忆道，“实际上是教宗的独角戏，他认为别人对他毫无怨言的聆听和毕恭毕敬的接受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教宗大声呵斥、手舞足蹈，情绪变得越来越激动，他悲愤地控诉第三帝国迫害教会的种种行径。柏尔根试图插话的时候，愤怒的教宗便进一步抬高嗓音。分配给柏尔根的十分钟早已过去，然而教宗继续慷慨陈词。“总有些人说天主教会注定要灭亡，”他警告这位大使，“但是最后灭亡的永远都不是教会，而是他们。”说完这句话后，教宗按下了书桌上的电铃，示意书房外的侍从把门打开，好让这位大使离去。[2]

气愤的柏尔根径直来到帕切利枢机的办公室表达自己的不满。在他眼里，这位前任教宗驻德国大使是他的老朋友。他问道，庇护说过的这些话里，有多少应该传达给他的上级？他指出，教宗严苛的话语肯定会激怒他们。帕切利建议他只在报告中点出教宗讲话的主旨，不要提及那些过激的言论。

之后，柏尔根告诉德国外交部部长：“这次的事情再次证明帕切利枢机怎样经常性地起到缓和作用，教宗这人太难对付、太难被影响，只有帕切利能够从中调停。”他接着说，我们最好不要把教宗的气话当真。墨索里尼和教宗有过长期的交锋经验，据说他曾建议：“不要为此激动。最佳的处理办法就是随便他，这位老绅士有什么想说的话，只管让他说就是了。”[3]

领袖跟希特勒越走越近，这一倾向令教宗十分愤怒。德国不断壮大军事力量，英法两国却完全袖手旁观，这一点也令教宗不满。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派遣军队进入了莱茵兰（Rhineland）地区，而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这片处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交界处的地区应当去武装化。德国部队接到命令，一旦法国人出现反击迹象就要立即撤退，但是法国人什么也没做。教宗在接下来的那周告诉法国大使：“如果你们及时向该地区派出二十万兵力，就对整个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4]然而，欧洲离战争更近了一步。

西班牙的政局动向也为德意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助力。1936年春天，西班牙左翼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5]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由此引发了军事叛变。长久以来，教会都与老派精英站在一起，如今则与那些叛变的军官保持统一战线，它很快就在这场叛变中成为众矢之的。[6]

早在五年前，当西班牙国王退位之时，这个国家就一直牵动着教宗的神经。1933年，教宗发表通谕，批评西班牙政府限制教会影响力的举措[7]，然而庇护实际上倾向于同政府中更为温和的力量合作，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他的努力却遭遇了两大阻力，一方是政府中极端的反教会分子，另一方则是西班牙教会高层，后者反对向左翼分子做出任何妥协。[8]

1936年7月爆发的内战令西班牙人民陷入难以言说的苦难之中。七百名神父、修士和修女遇害。神父的耳朵被人割下，四处流通，仿佛它们是斗牛场上的战利品。修女腐烂的遗骸被从坟墓里挖出来，暴尸于白日之下，其照片登上了法国的报纸。修道院变成了社会党总部，宗教仪式遭到禁止，巴塞罗那几乎所有教堂都被付之一炬。8月12日，帕切利枢机来到西班牙大使馆提出抗议。[9]

尽管西班牙叛军领导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常被拿来同墨索里尼相比，但是领袖却对他没什么好感。在他看来，佛朗哥可算不上一个将军，因为他像个懦夫一样总是待在离前线很远的地方。此外，西班牙军队的残忍也令人瞠目结舌。墨索里尼评价道：“对他们来说，处死一千个人就好比吃一盘通心粉那样稀松平常。”[10]

然而墨索里尼还是很快就同纳粹党人协商该以怎样的方式帮助叛军，不过他这么做的动机，与其说是因为同佛朗哥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兄弟情义，倒不如说是为了限制法国左翼政府的国际影响力。10月，苏俄的飞机、坦克和其他补给品开始陆续抵达，帮助西班牙政府渡过难关。意大利天主教媒体力劝墨索里尼派兵支援叛军。[11]年底，他派遣了数千名黑衫民兵和军人援助佛朗哥。[12]

对于这场内战，教宗不像墨索里尼那样热切关注。尽管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天主教暴行的见闻令他感到恐惧，然而他不愿支持与民选政府作对的叛军。他也不愿意看到墨索里尼卷入这场内战，因为它只会进一步将他推向希特勒的怀抱。[13]

* * * * *

当教宗收到西班牙内战的初步报告时，也从德国收到了一些令他不安的情报：纳粹党人计划将数百名德国修士和修女送上法庭，罪名是性变态。在接下来的那一年里，这些引起公众高度注意的审讯案件将会登上德国媒体的头版头条。一则头条新闻宣称《那些玷污青年的家伙身穿教士服》，另一则声称《修道院里窝藏没有底线的堕落行为》。神父被指控的罪名有引诱由他们负责看管的儿童且与他们发生性行为，以及诱奸柔弱的女青年。更糟糕的是，德国当局旧事重提，再次指控耶稣会士，认为他们非法向海外转移资金。[14]

坏消息不断，教宗又听闻墨索里尼将他的女婿加莱亚佐·齐亚诺派往柏林，就加强两国关系与对方展开谈话。齐亚诺在政府中节节高升，1935年（时年三十二岁）便升任媒体和宣传部部长。次年，墨索里尼将齐亚诺任命为威望仅次于总理的外交部部长，震动了整个外交界。齐亚诺也渐渐（即便是无意识地）学会了岳父的习惯动作，然而他尖锐的鼻音却无法重现领袖雄浑、断断续续的演讲方式。罗马人戏谑地将他称作“小领袖”（“il Ducellino”）或是“女婿大元帅”[“generissimo”，这是一个由女婿（genero）和大元帅（generalissimo，意大利最高军阶）拼凑出来的词]。一位美国外交官讥讽道：“女婿也跟着鸡犬升天了。”齐亚诺畏惧权威、难当大局，还喜欢别人拍他马屁，简直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间。[15]那年10月，也即西班牙内战爆发三个月后，齐亚诺与第三帝国签署了一项秘密合作协议，罗马—柏林“轴心国”由此诞生。[16]

与此同时，新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抵达罗马。在双方初次会面中，齐亚诺给他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他和蔼可亲、笑口常开，并且英语极为流畅。然而菲利普斯很快就开始对年轻的意大利外交部部长产生疑虑。他写道：“尽管他有点胖乎乎的，但整体外形特别小孩子气。”[17]中等身材的齐亚诺有一张圆脸，留着“一头光亮的黑发”，梳成“典型的意大利式”背头。他毫不掩盖自己的野心，却“不具备任何道德标准和政治准则”。身为领袖的女婿，法西斯党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齐亚诺对自己的地位颇为醉心。然而其他法西斯领导人都厌恶他，嫉恨他毫无功劳就高升，嫉恨他享受甜蜜生活和荣华富贵。令他们尤为愤怒的是，墨索里尼完全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将他选作自己的政治接班人。[18]

菲利普斯大使对墨索里尼有着与他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当他首次与领袖会面，进入那座“巨大、空旷、地面光洁的大厅”时，他看到远方的桌旁坐着一位人物。“一位身材短小精壮、孔武有力的男人走上前来接见了我，”他回忆道，“彻底的秃顶似乎让他的脑袋显得更加庞大。”最令大使印象深刻的是领袖的双眼，每当他表达看法时，这双眼睛“仿佛会突然放大，眼白则凸出来”。他们用英语交谈，墨索里尼近来的语言课程令他大有长进。菲利普斯后来还记录道，当领袖身穿法西斯制服时，更像是一位发号施令的人物，可是在个别其他场合，当大使看到身着便装的墨索里尼时，他觉得领袖更像是一位“壮实的农民”或“一位粗鲁的顾客”。[19]

墨索里尼麾下的驻西班牙大使罗伯托·坎塔卢波（Roberto Cantalupo）于多月之后再次面见领袖，见到的是一位自埃塞俄比亚胜利后彻底改变了的人。他的身形显得更为魁梧，脖颈更为粗壮，面庞也更为宽大；他的皮肤因为夏日海滩上的炙烤而泛着鲜红色。齐亚诺站在他的身边，他的每一句话都显得不那么真切，仿佛是讲给一群更为庞大的听众听的。尽管坎塔卢波已和领袖相识多年，如今他却显得无比遥远。在颇为尴尬的几分钟之后，坎塔卢波告退了，然而在他离开威尼斯宫前，齐亚诺追了上来。

“你觉得他现在如何？”齐亚诺问道。

“过去的他已经不在了，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坎塔卢波回答道。

齐亚诺笑了笑。“你知道的，他品尝了至高的荣耀，如今高高在上的他，眼里的我们都很渺小。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许我们最好就这么让他待在奥林波斯山[20]上，他在那里能够成就伟业。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会打理好底下世界的事务。”[21]

墨索里尼的一大心腹、法西斯党领导人朱塞佩·博塔伊[22]从埃塞俄比亚凯旋之后也有类似的体会。“站在我面前的仿佛不再是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尊雕像，”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尊坚若磐石的雕像，里面传出冰冷的声音。”[23]

当领袖最年幼的孩子，七岁的安娜·玛丽亚感染脊髓灰质炎时，他曾因这份意外的打击而短暂地失去他一贯的镇静。她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着，墨索里尼只能束手无策地守护在一旁。最终她病情好转，但是后遗症伴随了她的余生。在她生病期间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当一位外国记者将一个送给她的娃娃交给墨索里尼时，他那出了名的假面一般的脸庞滚下了热泪。[24]

但是女儿的疾病完全没有让他变得软弱。他鲜少采纳他人的建议。接见部长和官员时，他坚持让下属快步走过巨大的办公室，来到他的办公桌前，行罗马式直臂军礼，然后将他要求的文件呈递给他。他们不得擅自提出任何意见，并在回答领袖的提问之后须再次行军礼、转身、快步离去。[25]如果没惹得他发火就能告退，那算他们运气不错。在墨索里尼办公室外等候的助理纳瓦拉对领袖雷霆般的呵斥声已经司空见惯。他生气的时候会用拳头砸桌子，双腿犹如痉挛一般屈伸，脚后跟则在桌子底下的搁脚凳上刮擦。纳瓦拉写道，没过多久，那个搁脚凳就彻底磨坏了。[26]

在墨索里尼看来，只要他下定决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27]只要国人听从他的命令，意大利就能够成为世上最伟大的国家。尽管他做着光荣与凯旋之梦，但他也担心意大利人天性孱弱，无法胜任他的军事谋划。在12月的法西斯大议会上，他略带沉思地说道，总有一天他将不得不“把军队开进那不勒斯，将所有的吉他手、曼陀林琴师、小提琴师和街头手风琴师都扫荡干净”。[28]

墨索里尼愈发将日常事务交给下属处理，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更重大的事务需要处理，还因为他有了一位新情妇。他们于1936年坠入情网时，克拉拉·佩塔奇才二十四岁，而墨索里尼已经五十三岁了。她的家人住在一间宽敞的公寓中，离墨索里尼的托洛尼亚别墅不远。她的父亲是梵蒂冈的一位外科医生，为各色蒙席、官员和教宗卫兵诊疗疾病。不到两年前，她曾有一段婚姻，婚礼上有许多梵蒂冈要员现身，并且由加斯帕里枢机亲自主持，然而这段婚姻却没能维系多久。

克拉拉是一位体态丰满、富有生气的女子，她有一双绿色的眼眸，留着一头卷发（为此她不得不每晚夹几十个卷发夹子睡觉），牙齿细小，低沉的嗓音予人温暖的感受。她指望着领袖的呼唤过活，每天下午被召至威尼斯宫幽会。为了尽量避免闲言碎语，她会搭乘出租车来到事先约定好的地点，一位驾驶偏三轮摩托车的警察会在那里等候，而她则迅速地跳进遮蔽严实的侧车里。来到威尼斯宫门口，深受墨索里尼信任的助理昆托·纳瓦拉会在那里接待她，将她护送到领袖专门为她预留的公寓里。进到公寓后，她便躺在黄道十二宫（这个房间因绘有金色图案的天蓝色穹顶而得名）的沙发上。在等待领袖的这段时间里（领袖通常在下午6点现身），她有许多打发时间的办法：阅读，听唱片，给自己的衣服做设计，用日记把一本本笔记本填满，用含情脉脉的细节讲述她与伟人的每一次相遇。[29]她的衣橱里挂着十几件色彩亮丽、饰边繁复的连衣裙以及各色华丽的帽子。为她送茶水的纳瓦拉偶尔也会过来陪她聊会儿天。[30]

克拉拉·佩塔奇

尽管墨索里尼的情妇名单有一长串，克拉拉·佩塔奇对他而言却是一种全新的经验。其中的缘由不在于之前的情妇同他年龄相近，也同她们或惊艳或平庸的容貌无关，而是因为他在情感上对佩塔奇有着不同寻常的依赖。这倒不是说墨索里尼认为佩塔奇能同他平起平坐（领袖从未对她的观点表现出哪怕一点点兴趣），而她付梓出版的几百页日记里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除了她对领袖的热爱以外，墨索里尼何时曾在乎过她的意见。但是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不能没有这位迷人的年轻女郎，他既离不开她宠溺的热爱，也离不开她方便他随时泄欲的身体。当衰老的恐惧在他心头肆虐时，佩塔奇令他重获年轻的感受；此外，在女儿与死神擦身而过之后，以及在经历过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孤立无援后，她也帮助墨索里尼从重压之下解脱出来，不用时刻扮演意大利超人的角色。[31]

* * * * *

《纽约时报》1936年10月1日的头版上刊登了一条令人意外的消息：欧金尼奥·帕切利将于次日从那不勒斯出发前往纽约，对美国进行一次长期的访问。在此之前，从未有哪位在梵蒂冈位高权重到如此地步的人访问过美国。[32]各种推测传遍了全世界各国的首都，人们都好奇教宗为什么要派遣国务卿访问美国。尽管梵蒂冈声称这场访问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但是没有人把这番说辞当真。

大家的注意力都落在了电台神父查尔斯·考夫林身上。1936年，正值富兰克林·罗斯福为连任总统而参加竞选的年份，考夫林对罗斯福的批评愈发尖酸刻薄，使得美国天主教群体产生了分歧，令梵蒂冈颇为难堪。《纽约时报》猜测，帕切利此次出人意料地访问美国，是因为教宗试图向罗斯福总统表明，自己同考夫林的言语攻击没有任何瓜葛。其他报纸则预测，帕切利会给这家尖酸刻薄的电台画上一个句号。至于罗马方面，意大利驻圣座大使则对此次出访另有解释：帕切利是出门活动，想要以后接替庇护十一世的位置，他想通过此行赢得四位美国枢机的支持。[33]

负责此次访问的是波士顿主教斯佩尔曼。两人将旅行八千英里，中途停靠无数站点，从美国的一头飞到另一头去。帕切利被几所天主教大学授予名誉学位，几乎同美国的所有主教会面，并在从波士顿到加利福尼亚的一路上向大批神父和信徒发表演说。[34]

这次访问的消息一经公布，各家媒体纷纷猜测枢机是否会和美国总统会面。考夫林神父通过名下的电台节目警醒梵蒂冈国务卿，不要举行这样的会面，因为它将暗示梵蒂冈支持罗斯福总统连任。[35]节目播出之后，他的听众用义愤填膺的信件淹没了华盛顿的宗座代表，用自己的话语对他提出警告。（由于梵蒂冈并未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所以驻扎美国首都的并不是一位教宗大使，而是一位宗座代表。[36]）迫于这种舆论压力，帕切利直到大选两天之后，才同罗斯福会面。

帕切利枢机访问纽约期间，1936年10月

他们的会面地点定在罗斯福位于纽约海德公园[37]的宅邸。双方会谈的唯一记录来自罗斯福多年之后出版的回忆录。罗斯福表示，帕切利给自己留下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非常强调美国面临着共产主义的威胁。总统认为，他的口径和考夫林神父非常相似。这位枢机不断地重复道，“美国面前最严峻的危机在于它即将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罗斯福反驳说，美国真正的危机在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侵袭。

“总统先生，”帕切利枢机回答道，“您根本就不了解共产主义运动有多么可怕，它是我们应当面对的当务之急。”

“可是你根本就不了解美国民众。”罗斯福总统回话道。[38]

两天后，帕切利在纽约港登上了“萨伏依伯爵号”远洋轮船，返回家乡。[39]

* * * * *

10月的一个夜晚，帕切利枢机还远在美国，教宗在房间里晕倒，摔倒时脑袋撞在了木质床柱上。这一事故预示了教宗堪忧的健康状况。11月，教宗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精力充沛，他接见公众时，得靠几位侍从用椅子把他抬出来。12月初，他的心脏显现出虚弱的危急迹象，七十九岁的教宗只能够卧床休息。[40]

教宗的静脉曲张给他带来严重的疼痛，他的侍从每天花一个小时帮他按摩双腿也只能稍稍缓解疼痛的症状。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而医生则每天过来探访四次。[41]到了夜里，身体不适令他难以入睡，两位来自米兰的教宗副手便轮流陪侍在床边。到现在，只有同帕切利枢机的例行会面还照常进行，国务卿来到教宗床前，向他报告每天发生的事情。[42]

教宗的病痛如此深重，帕切利要强行忍耐，才不至于在他面前抹泪。庇护常常逼迫医生，要求他告诉自己病情要多久才能好转。“我不希望你隐瞒真相。”他告诉那位紧张得说不出话的医生，后者结结巴巴地表示自己也不能确定。教宗每天早上喝点牛奶，下午则一边收听古典音乐，一边喝点清汤。随着圣诞节的临近，他坚持依据传统，要在床头为所有枢机降福。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谨慎地讨论继任人选。自某个时间点后，教宗不再询问自己是否能恢复健康，他只希望天主能够允许他有尊严地死去。[43]

为了解释教宗的卧床不起，梵蒂冈给出过许多遮遮掩掩的故事版本，可是当新年到来，教宗依然没有现身，关于他健康状况堪忧的传闻便再也挥之不去了。1937年1月初，《罗马观察报》的报道指出教宗罹患动脉硬化，血液循环不畅。据这份梵蒂冈报纸所言，教宗仍有康复的希望，但考虑到这一疾病的性质以及教宗的年纪，我们需要对此“特别谨慎”。[44]

教宗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差。每天夜里，他的秘书会在他的要求下为他朗读历任教宗临终时日的历史记述。“是时候要回家了，”他疲惫地说道，“我们该收拾行囊了。”[45]休息的时候，他便看着床对面的绘画。画里的人物是安德烈亚·阿韦利诺（Andrea Avellino），他是善终的守护圣徒。年高体虚、疼痛不堪的庇护对自己的无助非常恼火。过去，这位曾经强壮、自信、苛刻的教宗总是让身边人充满畏惧，如今他迅速地消沉下去。然而正如庇护十一世曾经说过的，天主的安排总是奇怪而神秘。对教宗而言，最艰苦卓绝的战役还没有到来。

[1] Chiron 2006, p. 371.

[2] 转引自帕切利的笔记，ASV, AESS, pos. 430a, fasc. 352, f. 81, 30 dicembre1935。关于电铃，参见Charles-Roux 1947, p. 13。

[3] DGFP, C 4b, n. 482, Ambassador Bergen to Foreign Minister Neurath, Rome, January 4, 1936.由于帕切利尤其不想惹怒希特勒，所以他总是很热心地帮德国大使解决问题。至于其他人，他偶尔也会发火。1935年，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党主席安东·米塞特（Anton Mussert）前来与帕切利会面；为了向梵蒂冈国务卿示好，他告诉帕切利有两大力量在有效地阻止布尔什维克党向欧洲进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帕切利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他简单粗暴地表示墨索里尼确实如此，然而他对希特勒却不抱有类似的好感。后来，当帕切利重述这次谈话时，他非常激动，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DDI, series 8, vol. 4, n. 316, Pignatti a Ciano, 19 giugno 1936.

[4] DDF, series 2, vol. 3, n. 114,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9 août 1936.

[5]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一个左翼政治联盟，具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

[6] 在8月中旬的马德里，那些还没有遭到洗劫或烧毁的教堂都被“红军”占领了。Canosa 2009, pp. 63–69.

[7] 西班牙政府采取了诸多举措，包括颁布新的法律对教会财产进行控制，将耶稣会士驱逐出境，并禁止宗教团体涉足公立教育领域。

[8] Kent 1981, pp. 140–141.《罗马观察报》刊登过许多文章，对西班牙反教会运动的诸多方面表示悲叹。

[9] 大使虽然承认“事态有些失控”，但是他辩称在很多情况下，反叛军都藏身教堂和修道院内，而军事叛变使得政府别无选择，只能给平民提供用于自卫的武装，由此造成了一些令枢机感到悲哀的局面。ASV, AESS, pos. 340b, fasc. 363, f. 102, appunti di Pacelli,12 agosto 1936. 另参见Brendon 2000, pp. 374–375。几天后，帕切利从教宗驻马德里大使处收到一份报告。所有教堂都停止运转了，共和党部队占领了大主教的大本营（神学院）以及所有天主教报刊媒体。大主教已经躲到无人知晓的藏匿处，而神父也纷纷到亲戚朋友家避难，他们不得不常常搬家，避免“落到红军的手里”。许多神父都被当作人民公敌而遭到屠戮。其他人则锒铛入狱。著名的耶稣圣心碑已然遭到玷污和破坏。还有一些私人住宅在秘密地举行弥撒仪式，但是他们这么做冒着极大的风险。ASV, AESE, pos. 889, fasc. 263, ff. 30r–32r, Silvio Sericano, Madrid, 20 agosto 1936.

[10] ASV, AESE, pos. 889, fasc. 264, ff. 74r–76r, Borgongini a Pacelli, 28 novembre 1936.

[11] De Felice 1981, pp. 358–389.

[12] De Felice 1981, pp. 390–391.

[13] 10月，沮丧而又疲惫的教宗告诉夏尔——鲁，墨索里尼在与英法两国的战争边缘游戏（译注：通过将危险事件推向武装冲突的边缘而赢得战略优势的行为）中威胁要将意大利的命运和德国绑在一起，他认为这是在玩火自焚。MAESS, 38, 28–34,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2 octobre 1936.

[14] Micheler 2005, pp. 113–114.愤怒的帕切利告诉意大利大使，如果耶稣会士因此走上法庭，将会在教会产生巨大反响，由此“撼动整个德国”。DDI, series 8, vol. 4, n. 613, Pignatti a Ciano, 24 luglio 1936.教宗希望墨索里尼能代表耶稣会介入调停。帕切利枢机刚刚同皮尼亚蒂会面，第二天又将他喊来，让他传达自己刚刚从教宗处得到的指示：墨索里尼切不可提到自己是受教宗所托。DDI, series 8, vol. 4, n. 636, Pignatti a Ciano, 27 luglio 1936.之后的那个月，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在罗马的指示下代表奥地利修女以及耶稣会士提出申诉，帕切利对此表示感谢。DDI, series 8, vol. 5, n. 150, L’Incaricato d’affari presso la Santa Sede, Cassinis, a Ciano, 2 ottobre 1936.

[15] 格兰迪（1985, pp. 410–411）写道：齐亚诺“在德国人手里就是个可以随便使唤的工具”。参见Innocenti 1992, pp. 14–16; Moseley 1999, pp. 4–9; Morgan 1941, p. 265; De Felice 1974, p. 804; Brendon 2000, p. 559。格兰迪的评语要谨慎对待，毕竟他认为齐亚诺取代自己成了墨索里尼眼中的红人。关于两人之间的冲突，参见伦佐·德·费利切为齐亚诺（2002, p. xiv）日记撰写的前言。

[16] Rauscher 2004, p. 220.

[17] 后来，美国记者托马斯·摩根（1941, p. 265）对齐亚诺有过一番描述：“当他开始变胖的时候（这可是个危险的预兆，因为他父母的体重都相当可观），他采用了领袖只吃鱼禽和水果的饮食方案。”

[18] Milza 2000, p. 737.然而菲利普斯（1952, p. 188）观察到，齐亚诺实在难以服众，因为“想让他保持几分钟的注意力都非常困难”，他的眼睛时刻都在注意周围有没有美女。意大利驻德国大使的妻子伊丽莎白·翟录第（Elisabetta Cerruti）对此有一番精彩的描述：“尽管他并不好看，就他的年龄来说太过肥胖，气色也不健康，他却有某种未经雕琢的英气，认为女士对他全无抵抗之力……即便是最漂亮的女人都要公然追求他，互相争风吃醋，只为他的一个笑颜。此类场景实在令人不忍直视。”转引自Moseley 1999, p. 30。

[19] Phillips 1952, pp. 189–191.

[20] 在希腊神话中，奥林波斯山是众神的居所。

[21] 转引自De Felice 1981, p. 273。

[22] 原书在这里将博塔伊的名字误写为乔瓦尼（Giovanni）。

[23] Bottai 2001, pp. 109–110.

[24] Baratter 2008.

[25] 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Giuseppe Bastianini）对这番仪式的生动描述转引自De Felice 1981, p. 283。

[26] Navarra 2004, pp. 64–65, 97.

[27] 在意大利，对领袖的信仰开始同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形成抗衡的态势。例如，阿斯科利皮切诺的法西斯政府在其杂志《战吼》（Eja，1936年8月22日）中建议：“永远要心怀信仰。心怀你奉献给墨索里尼的信仰，因为这份信仰非常神圣……经过领袖确认的均为真理。任何人不得妄议领袖的话语……在每天早上向天主念诵‘信经’之后，我们也要向墨索里尼念诵‘信经’。”转引自Gentile 1993, p. 127。

[28] Bottai 2001, p. 115; De Felice 1981, p. 267.

[29] 仅1938年，她就写满了1 810页活页纸。她和墨索里尼通电话的记述非常详细，故而当意大利国家档案局的监察长审视这些文件时，他怀疑她曾经给电话安装过录音设备。Petacci 2010, p. 5; Festorazzi 2012, p. 308.

[30] Milza 2000, p. 528; Monelli 1953, pp. 153–156; Petacci 2011, p. 423.

[31] 此处的部分观点最早见于德·费利切的著作（1981, p. 277）。

[32] 美国教会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是罗马依然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种变化，因为长久以来，圣座都将美国看作是一潭死水。几十年前，美国教会同梵蒂冈的事务还不像那些欧洲国家一样由国务院负责处理，而是由传信部管辖，这个圣部下辖的区域主要是亚洲和非洲，教会在这些偏远地区肩负着传教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在当地扎根立足。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经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它不仅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重要且繁荣的中心，同时还是圣座最大的经济来源。Pollard 2012.

[33] 阿纳尔多·科特西，《教宗国务卿来访；意图如何在罗马引起猜测》，NYT, October 1, 1936, p. 1；科特西，《据称帕切利出于反共目的向美国寻求援助》，NYT, October 2, 1936, p. 1。关于此次访问的动机有许多传闻，而意大利驻华盛顿大使馆将这些传闻都报告给齐亚诺，提及连梵蒂冈宗座代表也非常吃惊、困惑，对此次访问有些警觉。DDI, series 8, vol. 5, n. 151, L’Incaricato d’affari a Washington, Rossi Longhi, al ministro degli esteri, Ciano, 3 ottobre 1936；以及DDI, series 8, vol. 5, n. 160, Rossi Longhi a Ciano, 6 ottobre 1936。皮尼亚蒂推测帕切利有当教宗的野心，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参见DDI, series 8, vol. 5, n. 170, Pignatti a Ciano, 7 ottobre 1936。1934年11月，帕切利曾代表教宗出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圣体大会，他在那里吸引了大批民众。回来的路上，他停靠巴西，用葡萄牙语在巴西国会和最高法院发表了演说。Blet 1996, p. 202.

[34] 授予帕切利名誉学位的学校包括：乔治城大学（《帕切利推进世界和平，为多人祝福》，WP, October 23, 1936, p. 1），福坦莫大学，以及圣母大学（《教宗助手获圣母大学名誉学位》，NYT, October 26, 1936, p. 18）。

[35] 考夫林的政党（全国社会正义联盟）就有一名与罗斯福（这位神父则称呼他为“富兰克林·叛徒·罗斯福”）竞选的候选人。Fogarty 2012, p. 110.

[36] 9月，考夫林呼吁用“子弹”对付总统（后来遭遇舆论压力，他为此道歉），并进而表示罗斯福是个亲共的“独裁者”。达莱西奥（2012, pp. 133–134）引用了两封由奇科尼亚尼（Cicognani）写给帕切利的信件，分别写于10月9日和10日。

[37] 英国著名的海德公园是皇家花园，而纽约的海德公园则是一个城镇，也是罗斯福的出生地。

[38] 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一位天主教商业大亨，以及未来总统的父亲）帮忙安排了这次会面。帕切利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忧虑很有可能因为他对西班牙内战的关注而变得愈发强烈。罗斯福在海德公园的一场晚宴上向弗洛伦斯·克尔（Florence Kerr）讲述了这次会面，转引自Gallagher 2008, pp. 87–88。

[39] Gannon 1962, pp. 106–116; Fogarty 2012, p. 115; and D’Alessio 2012, pp. 131–135均审视了帕切利的这趟美国之旅。帕斯科利娜修女曾在两年前陪伴帕切利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次她则陪他去了美国。然而出于礼节问题的考量，她此行乘坐了另一艘船，并且没有在人前露面。Schad 2008, pp. 81–87.

[40] ASMAE, APSS, b. 36, Ciano al ministero dell’interno, telespresso n. 691938, 7 dicembre 1936; Falconi 1967, p. 226; Confalonieri 1957, pp. 334–338.

[41] Baudrillart 1996, p. 364 (6 décembre 1936).教宗的老朋友阿戈斯蒂诺·杰梅利亲自给教宗做过心电图后，便常常来探望他。Venini 2004, p. 201.据拉扎里尼（1937, pp. 142–143）记载，并没有人从杰梅利神父口中听闻，教宗对食物有任何怨言。但是杰梅利曾用米兰方言问过教宗，是否需要他为教宗做一顿饭，教宗的双眼里立即有了神采。据说杰梅利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医生，还是一位妙手厨师。他在附近找了一间厨房，回来时手里端着一盘放了藏红花，并且嚼劲十足的米兰风味意大利烩饭。教宗一边愉快地吃下这盘烩饭，一边说道：“还是家乡的菜肴最为可口。”

[42] 塔尔迪尼在帕切利的教宗会面记录页边写下了这些病床前公事的情况。ASV, AESS, b. 560, fasc. 592, f. 16r, 9 dicembre 1937.

[43] 韦尼尼（2004, pp. 182–187）和博德里亚（1996, pp. 364, 371, 378–379）都曾在日记中写过这些事情。

[44] CC 1937 I, pp. 182–183; OR, 4–5 gennaio 1937.英国大使记录了梵蒂冈发布的所有早期健康状况报告：D. G. Osborne, Annual Report 1936, January 1, 1937, R 57/57/22, in Hachey 1972, p. 365, section 101。

[45] Confalonieri 1957, pp. 349–350.

第三部分
墨索里尼、希特勒与犹太人

第十九章
讨伐希特勒

没人料到，教宗选举会议其实还离得很远。各位枢机在暗中较量。美国记者花费大量金钱在梵蒂冈寻找眼线，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教宗的死讯。[1]

墨索里尼的大使博尼法乔·皮尼亚蒂对各类幕后最新情况十分熟稔。他在报告里写道，意大利的“教会高层与神职人员对领袖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信仰”，庇护十一世的继任者“除非是个疯子”，否则绝不会破坏教会与法西斯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但在意大利国外，形势就有所不同，他提醒道：第三帝国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不道德审判”，令全世界的枢机都联合起来反对纳粹。此外，纳粹还攻击天主教区学校，近来关闭了几家天主教日报社，这些行径都令教会人士感到不满。此外，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和对日耳曼血统的推崇，以及牺牲天主教青年团体来发展希特勒青年团，也让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差。皮尼亚蒂担心，枢机对希特勒怀有的敌意会影响他们对墨索里尼的态度。即便意大利籍枢机希望新任教宗能够继续支持梵蒂冈和墨索里尼的盟友关系，但那些非意大利籍枢机也许会尝试推选一位疏远法西斯党的教宗。[2]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教宗开始从病痛中恢复过来。那些准备好行囊打算奔赴罗马的枢机，如今只好把行囊都解开。尽管庇护再也享受不到健康的体魄，但他渐渐恢复到能够承担最重要的职责，能够同教廷的各位负责人见面，并最后又得以接见公众，尽管频率已经较以往降低了许多。1937年3月下旬，博德里亚枢机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教宗，他观察到，教宗“在我看来变化很大，瘦了很多，面庞上更多皱纹，也显得更为憔悴。他脸上的表情要比过去柔和”。

复活节那天，教宗突然回归公众的视野，他高坐在教宗御座上，侍从包围在他身边，列队蜿蜒穿过人头攒动的圣彼得大教堂。他面色虚弱、苍白。许多人原以为再也见不到他，因此喜极而泣。当教宗穿过宛如巨大洞穴的大教堂时，他的双眼也湿润了。举行过弥撒之后，侍从将他抬到外面的阳台上，他看着圣彼得广场上的人群，他们都在等候他的降福。博德里亚回忆道：“当这个时刻到来，教宗的声音依然坚定、清澈。这个世界，这个悲伤的世界得到了祝福！”[3]

几天后，病愈的教宗第一次进入书房，他的双眼禁不住又要流出热泪。有好几个难眠的夜晚，他都怀疑自己能否再次见到这个房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双腿的疼痛将被橡皮袜和定期按摩部分缓解，教宗开始乘坐有两根支柱的教宗御座，赶赴接见公众的场合。至于在公寓里，他则使用轮椅。每当有短暂且宝贵的机会来到花园中，他会拄着拐杖一步一停地散步。现在，他每天的第一场会面安排在上午10点，接着在午餐后打一个长长的盹。每到周一，他会整天卧床休息，到了晚上，则用电台音乐放松自己。[4]

* * * * *

梵蒂冈与希特勒的关系几乎每况愈下。对德国神父的审判其实早已注定了结局，它们引发的媒体报道耸人听闻，而天主教学校里的学生数量也已经濒临消失的临界值。然而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盟友关系依然牢固。在亚的斯亚贝巴被意大利部队长驱直入后的几个月里，意大利人的爱国自豪感无比膨胀。“墨索里尼的笑容犹如太阳神的闪现，”一位阿谀奉承的意大利记者写道，“人们期待它、渴求它，是因为它带来安康和生命。”[5]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报纸《意大利未来报》和梵蒂冈的《罗马观察报》也都热切地支持政权。[6]

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瓜葛几乎没有影响到梵蒂冈对他的支持，但是在意大利国外，独裁者的光辉形象则逐渐黯淡。2月，意大利驻美国大使在报告中对这番变化表示担忧：美国人逐渐认为，法西斯和纳粹是同一枚极权主义硬币的两面，而美国人非常看不起纳粹党。[7]

然而墨索里尼依然享有意裔美国人的热烈支持。因此，那些拥有大量意裔美国人群体的区域，其政客都不太愿意指责领袖。1937年，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告诉一个犹太群体，希特勒的雕像应该摆在世界博览会的恐怖屋里；一年之后，他将元首称作“可鄙的懦夫”。然而，即便意大利在1938年制定了反犹法案，拉瓜迪亚（他的意裔母亲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也不敢对领袖提出任何批评，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才结束，而那时的意大利已经入侵法国，并且与纳粹结为盟友，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8]

1937年初，一位德国记者来到威尼斯宫采访墨索里尼。宫殿主人的座位位于世界地图厅的尽头，他的身后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壁炉。领袖站起身来，身躯笔直，伸出右手行罗马式直臂军礼。他询问自德国远道而来的访客，元首近来如何。“非常好。”这位记者回答道，并对墨索里尼旺盛的精力印象深刻。他那“形如恺撒的面庞”似乎显得更为年轻，并且双眼四周的皱纹也消失了。

领袖告诉记者，一场史诗般的战争即将打响。共产主义正威胁着欧洲的存亡。那些民主国家已经成为疫区，“被共产主义杆菌所感染”。欧洲已经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这个时代属于能人和强人，”墨索里尼解释道，“民主政体犹如一盘散沙。我们拥有相同的政治理念，国家应该像一块岩石，一座花岗岩山峦。”只有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能够挽救欧洲于危急存亡之秋。[9]

* * * * *

随着教宗逐渐恢复体力，他开始要求墨索里尼帮自己对付希特勒，但他的希望注定要落空。墨索里尼告诉塔基·文图里，当事情涉及宗教问题时，他既没有办法也没有人脉去影响元首。在把这番答复转达给教宗时，塔基·文图里指出，领袖已经尽力而为。为了避免让教宗对墨索里尼失望，他还迫切地补充道，“出于同样的仁慈”，独裁者答应了教宗的其他所有请求。他会审查教宗持有异议的一份报纸，并且没收美国新教徒弟兄近来在意大利派发的所有宣传手册。[10]

1936年夏天，德国主教已经要求教宗准备一篇通谕，敦促纳粹政府遵守它于1933年同教会签订的宗教事务协约。1937年初，教宗在病床上接见了德国的三位枢机与两位主教，他们此行就是为了讨论这一事宜。帕切利并不希望与希特勒正面对抗，他建议教宗不要用通谕的形式提出批评意见，而是应该给希特勒发去一封教宗牧函，内容最多只能透露给那些德国主教。然而教宗将帕切利的建议一脚踢开。他希望发布一篇通谕，令所有德国民众，乃至全世界人民都能够读到。由此引发的结果非常具有戏剧性。1937年3月21日的棕枝主日，所有德国主教和神父都读到了这篇题作《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的通谕，无论是布道台上的神职人员还是普通民众，都从未听过教宗对纳粹政府发表如此公开的批评。[11]

“对[德国]教会审判案的长期关注给我们带来了深切的焦虑，而事实的真相也愈发令我们感到惊讶，那些在内心和行动中都依然保持忠诚的人士对纳粹政府的行径也愈发恼怒。”这篇通谕的开头如是写道。教宗表示：“教会怀着诚挚的心同德国政府签订了宗教事务协约，然而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另一缔约方竟擅自无视协约条款，扭曲其内涵，并最终将其近乎官方的违约行径当作一种常规策略。这种行为应当受到谴责。”他为天主教区学校的沦陷感到悲痛，尽管它们理应受到协约条款的保护；他对种族崇拜和国家崇拜的行为表示谴责，认为它们是一种罪行，扭曲并滥用了“由天主规划并创造的世界秩序”。他把矛头对准那些试图将基督教和种族崇拜混为一谈的行径：“只有极其肤浅的头脑才会错以为，这个世界存在国家之神和国家宗教的概念；也只有极其肤浅的头脑才会将天主，这个宇宙的创造者，限定到单个人或是单个种族身上。”尽管教宗从头到尾没有对纳粹指名道姓，但是他向那些“坚守基督徒职责、保卫天主权利、与咄咄逼人的异教信仰作斗争的”神父和平信徒表示谢意，其中的指涉已经不言而喻。

尽管这篇通谕非常强硬，但它其实还可以更为严厉。几个月来，罗马宗教裁判所都在进行一项研究，它最终给出一份清单，罗列了教会眼里犯了严重错误的纳粹基本教条，其中有好几段显然是直接引自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然而教宗担心将纳粹意识形态和基督教彻底对立起来会使希特勒宣布废除宗教事务协约，所以他才决定采取相对间接的攻势。支持他这么做的不仅有帕切利，还有慕尼黑（德国最重要的大主教区）大主教米夏埃尔·冯·法乌尔哈贝尔枢机。在整个起草过程中，耶稣会总会长莱多霍夫斯基尽其所能地阻止教宗直接谴责希特勒，他让教宗“别在太过困难和敏感的问题上过分深究”。所以，“纳粹”一词从草稿中删掉了；此外，它也没有提及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这篇通谕原本还附有一份清单，罗列了诸多受到教会谴责的错误，其中包括许多纳粹基本教条，但是这份清单却从未出过梵蒂冈。[12]

尽管这篇通谕的言辞已经大为缓和，希特勒依然大为恼火，不仅仅因为这等公开的谴责史无前例，还因为教宗没有取得他的许可，就这般大肆散布这篇通谕。他命令警方关闭天主教出版机构，并派遣工作人员前往全国各地的主教区总部和修道院，没收他们手中的文件。“我会让天主教会品尝羞辱的滋味，”他这么告诉一位来访者，“我会开放保密的修道院档案，让其中不为大众所知的污秽之事付梓出版！”[13]希特勒深信自己知道教会的弱点所在，他威胁要披露天主教神父牵涉性虐待的丑闻，并且迅速搜集定罪证据。当警方展开搜捕行动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柏林主教和布雷斯劳大主教下令销毁所有处理神父受控案件的文件，而教宗则号召所有德国主教向他们二人学习。[14]

教宗担心意大利报纸不会将这篇通谕报道成要求德国遵守宗教事务协约的请求，而是将其夸张成谴责纳粹的檄文，于是他告知领袖，他的意图不是后者。[15]而帕切利本人也迫切想要避免同纳粹政府决裂，害怕这种结局会让当地的教会组织失去防备的能力。[16]

5月，墨索里尼又向德国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提起教宗一直关心的问题。墨索里尼告诉他，与教会的争端正在影响第三帝国的声誉。依据他自身的经验，他建议纳粹党人允许公立学校设置宗教课程，他本人便借此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墨索里尼建议，“只要给高级神职人员一些蝇头小利”（比方说免费火车票和税务减免），就能赢得这些人的支持，“甚至令他们宣称，那场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乃是一场圣战”。[17]

领袖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纳粹高层领导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1936年秋天，德国司法部部长访问罗马，向墨索里尼请教意大利何以同教会建立了如此良好的关系。墨索里尼吹嘘说，在1931年一阵短暂的困难期后，他已经将梵蒂冈收编为自己的人马。不过他建议：永远都不要放松警惕。他解释道，天主教会好比一只橡皮球，如果你不对它持续施压，它就会恢复原初的形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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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下旬的芝加哥，五百名神父聚集在当地的神学院，参加每年举行四次的主教管区会议。[19]当大主教乔治·芒德莱恩起身发表讲话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接下来的讲话内容会辐射到芝加哥城外。然而事实是，他的话语将会引发轰动性的国际事件。[20]芒德莱恩因纳粹政府对教会的迫害而对其大加挞伐，他告诉诸位神父：“你们也许会感到疑惑，一个拥有六千万智慧人民的国家，何以会出于恐惧和奴性，向一个外国人臣服，他明明是个只会开空头支票的奥地利人，而且还做得笨手笨脚，加上几个像戈培尔和戈林那样的副手，他们对人民生活的每一个举动都施行独裁统治。”[21]

愤怒的德国政府要求梵蒂冈道歉。代表教宗作出答复的帕切利枢机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表示，梵蒂冈不可能会考虑道歉，除非德国政府以身作则，阻止德国报纸源源不断对教会发动的攻击。

柏林召回了德国驻圣座大使迭戈·冯·柏尔根。“圣座将会意识到，”他提醒道，“它在这件事情上的行为既难以预料且无法理解，如果不做出任何弥补，那么德国政府和教廷维系正常关系的必要条件将不复存在。事态发展到这等地步，责任将全部落在教廷身上。”[22]

如果说帕切利枢机在这场危机中起到了带头作用，那么部分原因在于此时的教宗仍然健康状况不佳。日渐衰竭的心脏令他愈发孱弱，而哮喘也常常令他喘不过气来，教宗再也没有过去那么旺盛的精力了。一位来访者表示，教宗仿佛“面庞上有一道永恒之光”。帕切利观察道，庇护十一世的疾病令他“极度情绪化”。他在4月告诉一位枢机同侪，他见到虚弱的教宗时总是忍不住要哭泣。当下属要求教宗采取行动时，庇护愈发频繁地回答说，“那将会是继任者的职责”。[23]

5月，教宗来到冈多菲堡休憩，那里安装了扩音器，方便广大听众听到他微弱的声音。八十周岁生日那天，他本该主持宗座科学院的落成典礼，却在最后关头取消了这个安排。[24]

圣座与德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引发了许多流言，有人认为生病的教宗可能很快就会将希特勒驱逐出教。[25]教宗对纳粹党人的厌恶还可能影响他对西班牙内战的态度，因为他怀疑佛朗哥同希特勒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墨索里尼派遣人手和军火帮助佛朗哥抵御“共产主义”，但是他抱怨道，虽然教宗曾在通谕中谴责共产主义，却完全没有对叛军伸出援手。[26]5月，佛朗哥与西班牙首席主教伊斯德罗·戈马（Isdro Gomá）枢机进行会面，并告诉他获得教宗的公开支持对自己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戈马对此表示同意，并告知梵蒂冈国务卿西班牙各位主教将发表一封联名信，宣布他们对佛朗哥的支持。帕切利敦促教宗将这份文件刊登在《宗座公报》（Acta Apostolicae Sedis）上，纳入梵蒂冈的官方立场，但是体弱的教宗拒绝了这一请求。他简单明了地说：“枢机，这件事不行。”[27]

对于意大利国外的天主教徒来说，圣座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鼎力支持开始变得愈发令人不安。梵蒂冈在6月9日再次遭遇窘境，法国法西斯暴徒刺杀了卡洛·罗塞利（Carlo Rosselli，当时流亡海外的他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反法西斯组织的创始人）。先是马泰奥蒂和阿门多拉，如今又轮到罗塞利，墨索里尼的喽啰已经杀害了三位杰出且道德高尚的反对派领导人。[28]

与此同时，塔基·文图里也在不知疲倦地清除教会内部针对意大利独裁者的批评意见。6月12日，大众文化部[29]部长迪诺·阿尔菲耶里（Dino Alfieri）要求他处理近期发生的状况。英国最重要的天主教杂志近来刊登了一封公开信，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发起猛攻。公开信作者是一位道明会修士，他表示英国法西斯分子声称获得了梵蒂冈的支持，这一情况令他感到非常不安。他援引庇护十一世在1931年发表的通谕《我们不需要》，认为教宗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

获知这一状况之后，梵蒂冈副国务卿皮扎尔多蒙席起草了一封信，寄送给威斯敏斯特大主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天主教会领袖）。[30]皮扎尔多抱怨道，英国杂志上那篇令人不快的文章“将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种族主义相提并论，仿佛它们都与天主教会关系密切，并且应当受到同样的非难和谴责”。该文作者应当更加明确地将两国政府区分开来。尽管教会曾谴责意大利出现“过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然而彼时的意大利公教进行会争端很快就被解决了。“自那以后，”皮扎尔多在结尾写道，“教会高层和意大利政府之间不仅再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摩擦，甚至还常常进行成果丰硕的合作，这一点毫无疑问。”

皮扎尔多将这封信的草稿交给塔基·文图里，后者返回时附上了一些建议，要求以更大的力度赞美法西斯政权。[31]他还建议将草稿的复本寄给道明会总会长，好让他也增添些“恰当的提醒”。皮扎尔多遵从了所有修改意见后，才把信寄送出去。冒犯法西斯的作者因此受到了斥责，很快这本杂志上便发表了一篇令他颜面尽失的文章撤回公告。[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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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给欧洲带来了威胁，似乎要将整片大陆卷入更加巨大的战争冲突之中。8月，意大利潜水艇开始击沉那些向受共和派控制的港口驶去的船只，而希特勒则加快了重整军备[33]的进度。尽管世界局势愈发紧张，墨索里尼依然能每天都腾出时间，同他年轻的情妇克拉拉·佩塔奇会面，并间或同其他女人发展风流韵事。

在此之前，墨索里尼的许多情史细节都没有被媒体所掌握，但是到了1937年初，这种状况因为一位魅力十足的二十九岁法国记者发生了改变。在玛格达·丰唐热（Magda Fontanges）开枪打伤了法国驻意大利大使后，她的臭名传遍了世界。她表示自己想要杀掉他，因为她认为是他害得自己同墨索里尼分手。当她走上法庭，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刊登她与墨索里尼幽会的桃色新闻。丰唐热后来在一家美国杂志刊登了由她亲自撰写的情色自述，题作《我是墨索里尼的情妇》。[34]这篇耸人听闻的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以令人屏息的细节讲述了墨索里尼如何将她勾引到手。第二部分的开篇是一幅满版的插图，描绘了丰唐热与墨索里尼拥吻的场景。该部分的题词写道：“他紧紧地将我拥入怀里，第一次吻上了我的嘴唇。我已然迷醉其中。”文章后面她还描写了独裁者位于威尼斯宫的爱巢，墨索里尼领着她穿过昏暗的房间向沙发走去。

“他再度抱住我，愈发摄住我的心魂，”她回忆道，“然后他被某种狂暴所席卷，突然变得野蛮，他说道：‘你已经了解我身为领袖的一面——如今你该了解我身为男人的一面了！’”

“他脱下外套，身穿运动衫的他显得分外年轻。他的头脑里已经只剩下本能，如饿虎一般向我扑来。我还没来得及发出惊呼，就已经被他强壮的臂膀攫住。”[35]

这起法国丑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外媒体纷纷对领袖不知餍足的性需求进行报道。墨索里尼表示，这些报道过分夸大了事实。他告诉一位记者：“他们给我编排了那么多情妇，如果我要同她们所有人行苟且之事，那么我显然就不是人了，而是一匹种马。”两年后，当逗弄一名女性时，他开玩笑说，他的肉体不允许他成为圣人。尽管他欲望很少（他基本上只吃水果和蔬菜，并且对金钱兴趣寥寥），但女人是他的弱点，他也承认过，这份欲望总是会阻碍虔诚的渴望。

“在这个世界上，你又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她指出，“我总是会想，当人老去的时候，道德高尚又有什么用处呢？”

“在罗马涅，”墨索里尼答道，“我们有一句俗话……年轻时，把肉体奉献给魔鬼，年老时，将骨头奉献给天主。”[36]

大众情人的属性在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而丰唐热事件并没有改变这一状况。9月初，西西里岛的沙滩上举行节日庆典仪式，墨索里尼跟着乐队的伴奏与当地女性共舞，她们有的年轻，有的已经老去，有的细瘦，有的肥胖，有的迷人，有的平庸。“在罗马涅，舞蹈是一种宗教，”他说道，“它取代了天主教的地位。”

当墨索里尼随着音乐摇摆时，他的秘书冲进舞池，手里攥着一张电报。部署在西西里岛海岸以外的一艘意大利潜水艇刚刚发射鱼雷，攻击了一艘为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提供物资的苏俄货船。这起攻击是近期执行的海域封锁的一部分，本身就有可能引发波及更远的欧陆战争。在查看过电报后，领袖又换了一位舞伴。当音乐结束时，他问道：“还有其他电报吗？如果每在舞池里转一圈，他们就宣布发射一枚鱼雷，那么我就跳到永远。”[37]

[1] ACS, MCPG, b. 172, ff. 57–59, 28 gennaio 1937.

[2] 用皮尼亚蒂的话来说，“德国枢机、一大部分北美枢机和英国枢机，以及几乎全部法国枢机都不会给认同法西斯政权的候选人投票”。DDI, series 8, vol. 6, n. 456.法国大使夏尔——鲁在3月中旬发给巴黎的报告中回忆道，自从1931年因为公教进行会而发生的那场“短暂却激烈”的冲突后，圣座与法西斯国的关系就一直很平稳，因为梵蒂冈官员“除了个别例外，几乎都是意大利人”，而意大利神职人员几乎万众一心地热衷于支持墨索里尼。MAEI, vol. 267, 78–79, Charles-Roux à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9 mars 1937.在这份长篇报告中，夏尔——鲁用很大一部分篇幅，谈论了枢机团以及圣座行政人员和外交人员的国际化问题，希望梵蒂冈能从意大利人的压倒性支配中解脱出来。关于德国的天主教媒体，参见Conway 1968, p. 171。

[3] 正如往年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复活节弥撒，驻梵蒂冈的各国大使几乎全部到场，只有德国驻圣座大使因为抵制这一仪式而缺席。Baudrillart 1996, pp. 456, 464–465 (22 mars 1937; 28 mars 1937)；《教宗在圣彼得大教堂落泪》，BG, March 29, 1937, p. 1。

[4] Confalonieri 1957, pp. 367–368; Venini 2004, pp. 203, 208–209; Chiron 2006, p. 414.

[5] 出自阿斯维洛·格拉韦利（Asvero Gravelli），转引自Bosworth 2002, p. 339。

[6] MAEI, vol. 70, 64–70,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7 mars 1937.

[7] 他写道，在美国，“人们普遍对纳粹党怀有厌恶之情，而犹太人（他们在媒体、政坛以及金融业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自然就对此加以利用”。DDI, series 8, vol. 6, n. 126, Suvich a Ciano, 4 febbraio 1937.

[8] Luconi 2004, p. 159.米兰大主教区（意大利最重要的大主教区）领袖舒斯特枢机的案例最能够代表教会对法西斯政权强烈、高度的支持。舒斯特在想尽办法煽动教众支持埃塞俄比亚战争之后，又在次年培养同米兰法西斯党的密切关系。1937年1月，米兰法西斯党领袖以党的名义给他颁发了一枚奖章，而当地民众认为，本市的法西斯领导人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都会征求这位枢机的意见。ACS, MI, FP “Schuster,” Milano 7 gennaio 1937. 2月，在一场听众包含米兰法西斯高层以及军方领导人的演讲中，舒斯特再一次称赞墨索里尼是天主的使者，并将他比作君士坦丁大帝（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ACS, MI, FP “Schuster,” Milano, 27 febbraio 1937.

[9] 对墨索里尼的采访刊登在1937年1月19日的《人民观察家报》头版。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多德（William Dodd）节选了部分文章，翻译成英文发给国务卿，NARA, LM192, reel 6, January 23, 1937, no. 3265。

[10] ASV, AESI, pos. 855, fasc. 551, ff. 38r–39v, Tacchi Venturi a Pio XI, 2 marzo 1937.

[11] Godman 2004, pp. 133–154.在《极度关切》发表的一周前，教宗还发表了一篇谴责共产主义的通谕，即《赎世主》。

[12] 历史学家彼得·戈德曼（Peter Godman）写道：为了同希特勒和平共处，“教宗绝不会采用宗教裁判所准备的版本，不对种族主义、人权以及相关问题作直接和详细的批评。庇护十一世强调他希望‘与德国重新建立真正的和平关系’，于是他便在宗教事务协约的祭坛上牺牲掉了罗马本该在1937年对纳粹发起的总攻。Godman 2004, pp. 146–147.这篇通谕的官方英文和德文版译文收于www.vatican.va。意大利文版译文收于CC 1937 II, pp. 216–230。

[13] Godman 2004, p. 149; Fattorini 2007, p. 132.

[14] 奥尔塞尼戈在写给帕切利的信中谈及柏林主教和布雷斯劳大主教烧毁档案的决定，而其他德国主教因此询问是否应该照做，他回答说他们应该自行作出判断。在奥尔塞尼戈来信的边缘，帕切利写下了一行字：“圣父认为这种回答太弱了……他指示，你应该回答说他们毫无疑问应该烧毁所有可能引发问题的文件。”转引自Fattorini 2011, pp. 123, 236n；强调符号为帕切利原文所有。

[15] 皮尼亚蒂传达了这一消息；他的记载没有明示这段话由帕切利转述，只是对此有所暗示：“圣座不希望意大利媒体在评论这篇通谕时强调它反映梵蒂冈反对纳粹主义。”ASMAE, APSS, b. 35,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Appunto.”

[16] 皮尼亚蒂谈及他经常能够见到的帕切利时，表示这位梵蒂冈国务卿“不想令双方的关系破裂，并且近来十分振奋，因为他发现另一方也犹豫是否要将冲突推向更激烈的程度”。ASMAE, AISS, b. 67, fasc. 9, Pignatti a Ciano, “Le tre Encicliche Pasquali,” 1 aprile 1937.意大利代办在次日写给齐亚诺的报告中分析了德国方面对这篇通谕的反应。DDI, series 8, vol. 6, n. 388, Magistrati a Ciano, Berlino, 2 aprile 1937. 4月17日，齐亚诺在写给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的报告中，提及帕切利枢机不希望希特勒将这篇通谕看作是对纳粹主义的讨伐；他附上了皮尼亚蒂的报告复本，详细记录了皮尼亚蒂同帕切利的谈话内容。齐亚诺评论道，德国各位主教给教宗施加压力，令他准备了这篇通谕，而教宗在据此行动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可能引发的后果”。墨索里尼和他的女婿最担心的后果便是，教宗对纳粹党人的谴责会令他们与第三帝国进一步结盟的计划受到影响。但是他们仍然相信教宗是支持墨索里尼的，并且教宗会抵制那些国外教会人员的意见，这些人一直希望庇护能够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放在一起批评。正如皮尼亚蒂所言：“我从一位权威人士处获知，教宗身边的一些顾问希望通谕能够批判所有极权政府。然而庇护十一世排除了这些建言。”
在齐亚诺寄往柏林的信中，皮尼亚蒂的报告写道：“国务卿枢机没有特地要求阁下介入柏林的这一事件，但是他也没有向我隐瞒他的愿望，圣座在这个时间段需要我们的帮助，避免双方关系的破裂，并且令事情得到迅速的调解。”然后齐亚诺直截了当地告诉驻柏林大使：“我祈祷阁下能够权衡这次机会，在国务卿枢机建议的范畴和意义内，在德国政府处开展一定行动。”ASMAE, APG, b. 38, Ciano a Regia Ambasciata, Berlino, telegramma in partenza n. 740, 7 aprile 1937.在《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中，领袖敦促希特勒不要因为这篇通谕而冒险同梵蒂冈断绝关系；但是这则报道有一处奇怪的地方，因为是塔基·文图里“将意大利总理的调停恳求传达给希特勒”。《领袖出手调停纳粹与梵蒂冈争端》，BG, April 16, 1937, p. 11。舍诺（2005）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帕切利枢机在这个阶段“从未停止强调同一个信息”，即《极度关切》没有谴责纳粹国家或纳粹党的意味，并且“与德国政府寻求权宜之计仍然是圣座对德政策的主要目标”（p. 264）。4月30日，帕切利给柏尔根寄去一封长信，拒绝德国政府对这篇通谕做出具有敌意的解释。DGFP, series D, vol. 1b, n. 649.

[17] DGFP, series D, vol. 1b, n. 650, “Memorandum by the Foreign Minister, Baron von Neurath,” Rome, May 4, 1937.

[18] 《领袖与赫尔·弗兰克的对话，威尼斯宫》，1936年9月23日，转引自Muggeridge 1948, pp. 47–48。

[19] 《芒德莱恩就教会受到的冲击对希特勒发起抨击》，CDT, May 19, 1937, p. 7。

[20] 芒德莱恩生于纽约，长于纽约，他的父亲出身德国家庭，母亲则是个爱尔兰裔美国人。他在1914年被委任芝加哥大主教一职，时年仅仅四十二岁。他曾在1924年前往罗马领受枢机帽，也曾因其他场合前往这座不朽之城。芒德莱恩与教宗十分熟络，庇护对他源源不断地从芝加哥带来的经济援助感到满意。芒德莱恩还同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私交，自从罗斯福在1933年担任美国总统起，芒德莱恩就公开对他表示支持。1934年，在前往罗马的路上，芒德莱恩在海德公园拜访了总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还会定期拜访罗斯福。罗斯福认为，芒德莱恩（美国枢机中只有他位于美国东北部以外的地区）在他获取天主教支持的事宜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Kantowicz 1983, pp. 220–236.

[21] 芒德莱恩的这番讲话内容由德国外交部传达给德国驻圣座大使。DGFP, series D, vol. 1c, n. 652, 21 maggio 1937.帕切利要求芒德莱恩对讲话内容做出解释，后者致信梵蒂冈驻华盛顿宗座代表：“这一次，我实在被每天在媒体上重复的所谓发生在德国的道德审判案所激怒……所以我仓促地写下了当时脑海里闪过的内容，然后把写下的东西交给了诸位神父。”转引自Trisco 2012, p. 159。这些审判案始于1935年，1936年因柏林奥运会而中断，并在希特勒的命令下于1937年4月7日得以恢复；待到芒德莱恩发表讲话内容的时候，这些审判案已经在德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数百名天主教神父以及宗教团体人士走上了审判席，被指控发生“不自然的性关系”或者诱奸儿童。报纸的头版头条对天主教神职人员和“那些身穿教士服、玷污青年的家伙”的“道德堕落”做出警示。神父和修士受到中伤，媒体表示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将儿童带入“不自然的通奸关系”。考虑到德国政府一直都试图终结天主教会对自身势力范围内教育和青年活动的控制，这场宣传运动对于纳粹来说具有重大的价值。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the German embassy to the Holy See, DGFP, series D, vol. 1b, n. 642, 7 aprile 1937; Trisco 2012, p. 153; Micheler 2005, pp. 113–114.历史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这些审判案是纳粹政府迫害天主教会的证据，也是纳粹憎恶同性恋的证据。Micheler 2005, p. 113.纳粹确然既迫害天主教会又憎恶同性恋，但是这些遭受指控的行径到底有多少事实根据并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

[22] DGFP, series D, vol. 1c, n. 655, Bergen to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Vatican, May 25, 1937; series D, vol. 1c, n. 657, Bergen to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Vatican, May 26, 1937; series D, vol. 1c, n. 658, Neurath to the German embassy to the Holy See, May 27, 1937。
在芒德莱恩枢机发表那番讲话的两周前，芝加哥的意大利总领事曾拜访过他。在友善的谈话中，大主教表达了“对领袖以及法西斯主义的钦慕，声称当今的意大利乃是一个教会能够真正倚仗的国家”。在回答总领事的问题时，芒德莱恩承认部分美国天主教神父听信了反法西斯的宣传，但他保证这些人的数量并不多。ASMAE, APSS, b. 35, “Visita del R. Console Generale in Chicago al Cardinale Mundelein,” telespresso 215383, 8 maggio 1937.

[23] 帕切利将这些想法告诉了法国枢机博德里亚。Bauldrillart 1996, p. 476 (7 avril 1937).

[24] 《教宗的声音同健康状况一起下滑》，NYT, May 19, 1937, p. 9；《教宗在八十周岁生日遇挫》，NYT, June 1, 1937, p. 25。一位线人在谈及教宗挥之不去的病情时，认为他“比平日更易怒、更阴沉”。ACS, MCPG, b. 172, fasc. 23, informatore, 15 maggio 1937.

[25] Baudrillart 1996 p. 536 (21 juin 1937).

[26] 墨索里尼将这些意见告诉了塔基·文图里。ARSI, TV, b. 25, fasc. 1950, Tacchi Venturi a Pizzardo, 31 maggio 1937.

[27] Fattorini 2007, p. 95. 1936年12月，帕切利代表梵蒂冈对佛朗哥表示支持，他希望大元帅能够取得“迅速且全面的”胜利。Fattorini 2007, p. 96。

[28] 卡洛·罗塞利的兄弟内洛（Nello）当时不巧正拜访卡洛，因此也在袭击中遇害。墨索里尼很有可能知晓并许可了这次刺杀行动，尽管我们目前尚未掌握任何证据。德·费利切（1981, pp. 420–421）在讨论这起谋杀案时也承认墨索里尼很可能批准了此次行动，但他也提出，墨索里尼有可能在事后才获知此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关于这三起刺杀案，参见Mack Smith 1983, p. 8。

[29] 大众文化部（1937—1944）是意大利政府的下属部门，它的前身是媒体和宣传秘书处，组建之初意在效仿纳粹德国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

[30] “在罗马，人们认为[皮扎尔多所占据的]主导作用将会在教宗过世后结束。他尽管办事勤恳，但是据他们说，无论是在天资抑或眼界上，他都不配担任他的职务。”一位警方线人报告说，在病重的教宗前往冈多菲堡休憩期间，皮扎尔多才是梵蒂冈“真正的头目”。ACS, MCPG, b. 172.

[31] 他尤其要求加强结束语的赞美力度。皮扎尔多在谈及梵蒂冈和法西斯政权在过去几年间的摩擦时，应该去掉“显著”一词：双方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摩擦，无论是显著的或者不那么显著的。他想要更改的第二处是将“[梵蒂冈和墨索里尼双方]甚至还常常进行成果丰硕的合作”替换为“双方高层已经将彼此成果丰硕的合作变成一种常态”。

[32] 那份杂志是天主教周报《碑铭》（The Tablet），而那篇文章的作者希拉里·卡彭特（Hilary Carpenter）神父是牛津黑衣修士修道院的道明会长老。ASV, AESS, pos. 555, fasc. 588, 3r, ff. 5r, 23r–43r.这份文件还包括卡彭特臣服于教会高层要求的回信，表示他会刊文撤回自己的反法西斯观点。这位修士的文章撤回公告发表在8月7日的《碑铭》上。“教会高层告知我犯了如下错误，我不应将法西斯和纳粹相提并论，仿佛二者应当受到同样的谴责……自1931年的宗教事务协约以来[原文如此]，教会高层和意大利政府不仅再也没有任何摩擦，并且在极大程度上达成了成果丰硕的合作，我原先学养不够，未能领会上述观点，恳求读者诸君允许我在此予以更正。”转引自Chadwick 1986, pp. 12–13。

[3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协约国提出的《凡尔赛条约》，德国仅保有一支规模极小的军队，且在装备上有极为严格的限制。

[34] 精神状况不那么稳定，有时会突然发作的丰唐热跟踪法国驻意大利大使夏尔·德·尚布伦（Charles de Chambrun），一直来到巴黎北站。她在那里举起一把左轮手枪，朝他开了两枪。幸运的是，她的刺杀技术没有其他手艺那么精练，只让他受了轻伤。Tronel 2007; De Felice 1974, p. 303n1.

[35] 玛格达·丰唐热，《我与墨索里尼的情事》（此处标题与正文中的标题不符，不知何故），《自由》，1940年8月17日，第二部分，第40页。文章描写的时间段是1936年4月。

[36] 转引自De Felice 1981, p. 276n41。1927年，墨索里尼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最近因为胃疼，他基本上只能吃流质食物，不过他进一步说道：“因为暴食的原罪从来都不是我的弱点，所以禁食对我来说无关紧要。”E. Mussolini 1957, p. 121.墨索里尼到底将多少肉体奉献给魔鬼，他的各位传记作者（尽管对性不敏感的作者可能会忽略这个问题）对此有所争论。其中比较极端的有尼古拉斯·法雷尔（Nicholas Farrell），在他写于2000年的传记《墨索里尼：新生》（Mussolini: A New Life，转引自Baima Bollone 2007, pp. 118–119）中，他估计墨索里尼同五千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即便他是一匹种马，这个数字也已经非常高了。其他估算数字似乎看起来准确一些，杜伊利奥·苏斯梅尔（Duilio Susmel，转引自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602n）统计出一百六十九位情妇。

[37] 当地教区神父听说这位贵客的来访，连忙赶到海边的节庆场地。墨索里尼见到这位身穿教士服的人，第一反应是觉得他会对舞会嗤之以鼻，于是便向他保证这些舞蹈无伤大雅。然而这位神父却另有想法，他邀请墨索里尼参观了他的教堂，并向他指出教堂的管风琴已经年久失修。慷慨的独裁者递给神父一大把钞票，用于管风琴急需的维修，神父的脸上因此堆满了笑容。Bottai 2001, pp. 119–120 (4 settembre 1937).

第二十章
领袖万岁！

1937年8月，报纸开始报道墨索里尼访问德国的计划。[1]这将是一次举足轻重的访问。在9月下旬的五天里，希特勒会作陪领袖，周到地为他安排一系列游行、阅兵和视察，令墨索里尼感受纳粹政府的强大以及德国人民对元首的热爱。这次访问的高潮发生在9月28日。那天，新奥林匹克运动场附近的一片场地聚集了八十万人，在通向那片场地的道路上，两位独裁者受到近三百万德国人的夹道欢迎，这些民众从帝国各地搭乘巴士和火车来到此地。当两位领导人在场地上现身时，人群欢声雷动。希特勒极尽溢美之词，称赞墨索里尼是“稀世少有的天才，他们不为历史所塑造，而是亲自创造历史”。后来，希特勒又称呼他是“世界一流的政治家，任何人都无法望其项背”。[2]

希特勒做完热情洋溢的介绍之后，墨索里尼拿出精心准备的德文讲稿，起身开始讲话。他宣称，当法西斯意大利找到盟友，就会同它并肩前行，“一直到最后”。然而一场突降的倾盆大雨破坏了演讲的效果，这位夸夸其谈的大师只能对着湿透的讲稿，勉强地念出上面模糊的字迹。人群根本听不清他在讲什么。[3]

一位目睹了这场活动的意大利人表示：“与希特勒的示威集会相比，意大利法西斯党搞的那些活动就像是一帮人在乱跑乱叫。墨索里尼的演讲实际上有点散漫，但是他懂得用夸张的方式包装老生常谈，用庄严的形式道出不言自明的真理。他向着无知的群众讲话，为他们代言，调动他的面部表情、肢体和双眼，动作就像一个吹牛成性的人。希特勒永远沉着冷静，当墨索里尼现身时……他双手搭在屁股上，看起来就像是马戏团的老板。希特勒则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状如一名使徒、一名政治家、一名宗教领袖。”[4]

德国的排场给领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在电话里告诉妻子雷切尔：“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简直超乎想象。”[5]

尽管墨索里尼答应教宗帮他转达怨言，可实际上领袖从未向希特勒提及这些事情。[6]在谄媚的庞大公众面前，在如此强力的军备展示面前，他没有办法提起如此令人不快的话题。[7]

墨索里尼发誓要接待希特勒来不朽之城做客，而且排场一定要超过他在德国受到的接待。博德里亚枢机在日记里写道，他不确定衰弱的教宗会不会被这番场景活活气死。[8]

对梵蒂冈而言，如何区分这两个极权国家变得愈发重要。在墨索里尼访问德国之后，《公教文明》立即刊登文章，对两国做出区分。这份刊物认为，那些给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画等号的人，“极大地冤枉了法西斯政权”。希特勒试图将德国人民团结在一门全新的异端宗教名下，其口号乃是血统和国土的神圣性。墨索里尼则与之相反，他将意大利人民团结在天主教名下。两者之间有着云泥之别。[9]

领袖没能向希特勒提出教会关心的问题，这件事情令教宗极为恼火，可是即便如此，当墨索里尼从德国归来之后，庇护还是让他帮忙对付元首。教宗表示，阻止希特勒进一步迫害教会，这件事本身也顾及了墨索里尼的利益。考虑到意大利与第三帝国的交往，纳粹的反教会行径势必将玷污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美名。[10]

墨索里尼（左）与希特勒，慕尼黑，1937年9月

还有别的迹象显示，墨索里尼已经投靠纳粹德国：12月，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将退出国际联盟，而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不久后就让德国退出了联盟。教宗对事态的发展愈发感到不安。此外，许多非意裔枢机认为教宗过于天真，竟然指望墨索里尼能够居中调停，对希特勒施加影响，这也令庇护十分难堪。[11]“领袖哪里能影响元首，”法国枢机欧仁·蒂斯朗评论道，“应该是元首影响领袖才对。”[12]教宗在圣诞节向各位枢机发表讲话时，也对德国教会受到的迫害表示悲痛。[13]庇护将这个信息传达给所有有心聆听的人。

庇护十一世自觉时日无多，然而天主命他继续活下去，他相信这肯定是有理由的。“他孱弱的健康状况，”法国大使观察道，“不幸地每况愈下，他的智慧倒不曾减退，减退的只是身体的力量。”巴黎大主教让·韦迪耶枢机在圣诞节前后见过教宗两次。在第一次会面中，枢机高兴地看到教宗生气勃勃、注意力集中，然而在第二次会面中，教宗十分虚弱，几乎没法开口说话，也没法浏览摆在他面前的文件。有时候，教宗十分警觉并且口齿清楚。其他时候，他则脆弱不堪、垂头丧气。然而，在那些无眠的夜里，他感到天主降临到身边，给他传达了一条神圣的旨意，而他有责任在死前将它传达出去。[14]

博德里亚枢机在日记中记录了这番变化。“教宗依然神志清楚，但是他的意志力却越来越游移不定。”法国枢机则认为，国务卿完全无法取代教宗行使其职责。“尽管帕切利枢机有许多出众的品质，”他观察道，“但是他既没有坚定的心，也没有强大的意志。”[15]当月晚些时候，博德里亚在电报里写道：“如今这个政权已经弥漫起大难临头的气息：秘密的阴谋诡计。”

墨索里尼也十分恼火。尽管他手里掌握着庞大的宣传机器，但是煽动意大利人热爱德国仍然是一桩难事。仅在二十年前，意大利人才同德国人打过一仗，此外纳粹党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宣称北欧人种有多么优越，这只会让他的任务变得愈发艰难。而墨索里尼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便是，由教宗出面告诉意大利人，希特勒乃是天主教会的敌人。

墨索里尼思索道，是时候施加一些压力了。于是他通过圭多·布法里尼传达了自己的意思。1923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布法里尼当选为比萨市市长，十年后，他晋升为墨索里尼麾下的内务部副部长。布法里尼肤色红润、眼神哀伤，他有一具肥胖的身躯，头脑聪明狡诈，没有任何道德原则。他不仅仅是一个吹牛大王，而且擅长威吓他人，总是借机中饱私囊。[16]

12月30日，布法里尼喊来了教宗大使。他说，自己手里掌握的证据表明公教进行会团体再度涉足政治。他警告道，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必将招致暴力的公众反响。大使被吓得目瞪口呆，连忙否认了这种指控，却没有任何用处。[17]

墨索里尼主持新镇圭多尼亚的落成仪式，当地主教与法西斯党人一同行礼，1937年11月

获知墨索里尼的新一轮威胁后，庇护十一世派遣大使前去游说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答复唐突且无礼。他说，如果墨索里尼对梵蒂冈感到不满，那只能是教宗在咎由自取，他明明知道领袖反感他对德国的不断攻伐，然而他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18]

* * * * *

不过，在意大利，鲜有人察觉到这些剑拔弩张的关系。大多数天主教神职人员依然认为墨索里尼是天主派来挽救这个国家的圣人，并且教区神父也常常同教区居民分享这种信念。

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宣布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1937年12月

为了凸显教会大众对自己的支持，墨索里尼决定在威尼斯宫，为主教和神父组织一场盛大的集会。他声称这场庆典是为了给在“谷物之战”[19]中表现出色的神职人员颁发荣誉。由一名信仰天主教的法西斯期刊主编签发的邀请函在12月中旬刊登了出来。通过参加1月9日的盛会，神父和主教将“令领袖这位帝国创始人深感荣幸，也由此为其增添基督教的意涵”。乌迪内（Udine）大主教朱塞佩·诺加拉（Giuseppe Nogara）将代表全体神职人员向领袖致辞。[20]

梵蒂冈国务院被各地主教的信函所淹没，他们纷纷询问自己该怎么办。一位托斯卡纳主教写道：“一份期刊这样动员主教和神父向帝国创始人致敬，实在是一件颜面尽失的事情。”但是“我不想做唯一缺席的那个人”。[21]

主教部秘书长拉法埃莱·罗西（Raffaele Rossi）枢机负责处理会对神职人员产生影响的事务，他选择向国务卿寻求意见。帕切利回答说，他不认为教会会反对神职人员参加这种活动。然而，在收到帕切利的答复之前，罗西枢机又转达了另一位主教就法西斯节日提出的问题，他还附上了自己的意见，认为神职人员不应当接受这份邀请。

这位枢机令帕切利陷入了难堪的处境，因为允许一位新闻工作者来召集意大利的这么多主教，必然是一件极不合适的事情。帕切利于是询问了教宗的意见，而教宗也认为这样一封邀请函“不应当被接受”。可是无论是教宗还是帕切利，都不想因此冒犯领袖。[22]

接下来的两周里，国务院可谓是一片混乱。[23]意大利大使同塔尔迪尼蒙席（他顶替近来升职的皮扎尔多，成为非常教务部副部长）兜起了圈子。12月30日，塔尔迪尼告诉皮尼亚蒂，这场牵涉神职人员（尤其是主教）的公开集会令他感到不安。皮尼亚蒂回答说，如果蒙席希望他将这一意见传达给墨索里尼，他应当将梵蒂冈的反对意见诉诸书面。几天后，塔尔迪尼再次见到皮尼亚蒂，又向他重复了这一请求。皮尼亚蒂的回答则如出一辙。梵蒂冈自始至终没有提出正式要求。塔尔迪尼起草了信件，但是教宗最终决定将它扣留了下来。[24]

1938年1月9日周日早晨，两千名神父和六十名主教排成庄严的队列，行进在罗马的街道上，而好奇的民众和铁杆法西斯分子则在道旁鼓掌致意。队列前头是身穿制服的宪兵、军乐队，以及身穿黑色教士服、高举意大利国旗的神父护旗队。法西斯党主席阿契尔·斯塔拉切在威尼斯广场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纪念碑处等候他们的到来。他的身边站着罗马的法西斯党头领。两人陪着诸位主教走上大理石阶梯，他们将月桂花环放在无名烈士以及法西斯革命英雄的墓前。

谷物之战庆祝活动现场的神职人员，1938年1月

仪式过后，队伍又重新排列起来，向邻近的威尼斯宫行去。他们经过墨索里尼办公室外的阳台，满面笑容的领袖举臂回应了众人的法西斯礼。到了中午，他们将皇家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在这个巨大的团体念诵过祈祷之后，领袖走进大厅，引发了大家的欢呼声。诺加拉大主教站起身来，请求天主保佑这位对基督教贡献良多的人。接着，一位教区神父大步来到前面，念诵起得到两千名神父一致通过的发言稿：“意大利的神父祈求并继续祈求天主保佑您，保佑您复兴意大利并建立帝国的伟业，保佑法西斯政府。”他最后说道：“领袖万岁！”神父和主教也集体高喊着“领袖！领袖！”令整个房间都为之震动。[25]

意大利的报纸大肆报道了这一活动。都灵的《新闻报》（La Stampa）为神职人员表现出来的对法西斯政府的热爱而大唱赞歌：“法西斯的敌人也是教会的敌人。法西斯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是天主教文明几个世纪以来赞扬的理想。”德国媒体则另有角度，它将意大利神父和主教对法西斯政权的爱国支援，同“我们从德国神职人员那里体会的惨痛经验”进行了比较。[26]

墨索里尼发表讲话，最右侧是法西斯党主席斯塔拉切

* * * * *

墨索里尼愈发强烈地想要证明意大利的伟大，乃至失去了所有分寸。他落实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向全世界展示这个国家的法西斯热忱。这些措施从正步行军一直到禁止寒暄时握手。这些改弦更张饱受嘲笑，它们的首席设计师是自1931年起担任法西斯党主席的阿契尔·斯塔拉切。斯塔拉切是低级趣味的大师[27]，智力水平相当于陆军训练官，他没有任何常识，在政治方面也缺乏任何城府，只知道全心全意地将墨索里尼供上神坛。这些年间，但凡有领袖公开露面的场合，忠实的斯塔拉切几乎总是身穿制服，跟在墨索里尼身后一步之遥的位置，一头黑发上涂抹了大量的润发油。有一次，墨索里尼在解释自己如何忍受他时笑着说：“斯塔拉切确实是我的比特犬。”斯特拉切听闻这句评语时喜形于色。[28]

这一路过来，教宗仍然在给墨索里尼施压，要求他帮助自己抗衡希特勒，但是墨索里尼显然希望缓和教宗和德国独裁者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毕竟，如果教宗出言谴责纳粹，并将希特勒驱逐出教，他就无法说服意大利人将自身命运和第三帝国绑缚在一起。

1938年3月，墨索里尼向教宗报告了自己近期努力的成果，他将纳粹近来暂停公开审判天主教神职人员的举措归功到自己名下。在过去的两年里，数百名神父和修士被关进监狱，其中许多人的罪名是诱奸男孩。这些“道德败坏案”受到了媒体的大量关注。戈培尔曾在一次全国广播节目讲话中，指控“圣器收藏室已然成为妓院，而修道院则成了同性恋肮脏的温床”。[29]教宗对墨索里尼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补充道，如果墨索里尼希望梵蒂冈和第三帝国恢复正常关系，他就必须说服希特勒，允许天主教学校和公教进行会团体在德国自由运作。[30]

意大利神职人员和教宗一样，对希特勒无甚好感，然而他们对墨索里尼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最大的忧虑在于，在这个愈发不确定的世界里，可能会有什么事件威胁到墨索里尼的统治。有一天，罗马枢机副主教马尔凯蒂·塞尔瓦加尼（Marchetti Selvaggiani）在圣彼得广场散步时，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皮扎尔多枢机。“如果墨索里尼失势，”他说着指了指近旁的街灯，“你就会看到我被挂到路灯上。”[31]

[1] “反对柏林就拉拢不了罗马，反对罗马也拉拢不了柏林！”领袖宣称道（Rauscher 2004, p. 224）。他出访德国时重申了这句话。DGFP, series C, vol. 6b, n. 568, Hassell to Weizsäcker, October 7, 1937.

[2] 希特勒对齐亚诺发表这番言论的日期是10月24日。Kershaw 2000, p. 25.

[3] Milza 2000, p. 754.

[4] Caviglia 2009, pp. 204–205.

[5] Rauscher 2004, p. 226.

[6] 9月17日，皮尼亚蒂同帕切利枢机会面，后者要求大使敦促墨索里尼，让希特勒改进德国政府同天主教会的关系。ASMAE, APG, b. 47, Pignatti a Ciano, “S. Sede e Reich,” 17 settembre 1937.这番谈话内容泄露了出来，成了9月23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第二版的头条：《领袖将代表教宗同希特勒协商教会冲突问题》。

[7] “如果圣座希望墨索里尼的这趟德国之旅也能为教会谋得好处，那么梵蒂冈最好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墨索里尼对我方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闭口不谈。”DGFP, series D, vol. 1d, n. 682.

[8] Baudrillart 1996, pp. 624–625 (1 octobre 1937).

[9] ASMAE, APSS, b. 34, Pignatti a regio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telespresso, 4 ottobre 1937.皮尼亚蒂引自M.巴尔贝拉（M. Barbera）发表在CC, quaderno 2095上的文章。教宗依旧同墨索里尼保持良好的关系。双方开展了许多合作，其中一个迹象便是圣彼得广场外一个庞大建设项目的开工。一年前，墨索里尼宣布用这个项目纪念《拉特兰条约》，它将把台伯河和圣彼得大教堂之间两条窄街上人口稠密的建筑、街道和教堂统统拆毁，代之以宽阔的大道，名叫和解大道。建设项目在获得教宗首肯之后才得以开工，而墨索里尼从德国返回后不久，教宗还亲自视察了项目。Insolera 1976, pp. 130–131; Painter 2005, pp. 68–70.

[10] 皮扎尔多将教宗的意思转达给意大利代办，而后者在转达给齐亚诺时还补充了另外一个顾虑：“意大利将面临如下风险，以后选出来的教宗在脾气上可能会跟拉蒂教宗很不一样。”DDI, series 8, vol. 7, n. 424, Venturini a Ciano, 12 ottobre 1937.齐亚诺命人将自己的指示寄送给意大利驻德国大使。ASMAE, APG, “S. Sede Reich e Fascismo,” 14 ottobre 1937.

[11] 12月下旬，正值教宗每年接见各国大使的日子，皮尼亚蒂在教宗办公室外等候时告诉夏尔——鲁，教宗依然对墨索里尼贸然访问柏林感到“愤怒”。DDF, series 2, vol. 7, n. 393, Charles-Roux à Delbos, 29 décembre 1937.

[12] 蒂斯朗这番言论的听众乃是法国大使。DDF, series 2, vol. 7, n. 393,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9 décembre 1937.

[13] 这番讲话也得到了意大利媒体的报道。教宗驻意大利大使的档案中有一张剪报：《庇护十一世对教廷的讲话》，剪自1937年12月25日的《罗马人报》，ASV, ANI, b. 24, fasc. 14, f. 20r。几天后，当教宗接见意大利大使时，尽管他好像更加消瘦，头脑却依然敏锐如初，在他们短短五分钟的圣诞问候中，庇护还是找出机会告诉他，“你没法指望从德国那里获得任何好处”。ASMAE, AISS, b. 115, Pignatti a Ciano, 28 dicembre 1937.

[14] DDF, series 2, vol. 7, n. 374, Charles-Roux à Delbos, 20 décembre 1937; Baudrillart 1996, p. 703 (28 décembre 1937).

[15] Baudrillart 1996, p. 731 (17 janvier 1938).西班牙大使透露了德国外交办公室负责人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的观点：“帕切利完全无法制衡庇护十一世，因为他完全没有意志力和个性。”Rhodes 1974, pp. 222–223.

[16] De Felice 1974, p. 299; De Felice 1981, p. 280; Deakin 2000; Innocenti 1992, p. 169.

[17] “我们处于同英法开战的前夕，”布法里尼告诉他，“政府必须确保国家的团结。因此政府不能容忍年轻的天主教徒到处去说意大利同德国的结盟是违反自然的。”ASV, ANI, pos. 24, fasc.14, ff. 6r–11r. Borgongini a Pacelli, 31 dicembre 1937.

[18] 齐亚诺补充道，梵蒂冈和法国政府（自1936年起，法国政府就落入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阵线的手里）的关系似乎在回暖，这种迹象也令墨索里尼感到不快；法国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眼里都是难以和解的仇敌。齐亚诺告诉大使，在西班牙，德国的飞机和军人与意大利人并肩作战，“为天主教会抵御红色西班牙”，而后者的武装来自法国政府。博尔贡吉尼在回答中向齐亚诺指出，意大利政府在1929年同教会签订的条约为政府带来了“大量好处，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提升了意大利人的国际声望”。齐亚诺没有反驳他，并答应第二天同领袖谈谈，看看能够做些什么。博尔贡吉尼提出，如果他直接去见领袖有所助益的话，他很愿意去，但是齐亚诺反对这个意见。齐亚诺和博尔贡吉尼都明白，墨索里尼觉得和塔基·文图里打交道更有利可图，然而两人都没有提及这一层面。ASV, ANI, pos. 24, fasc. 14, ff. 53r–58r., Borgongini a Pacelli, 4 gennaio 1938.

[19] 谷物之战是法西斯意大利时期的一项农业经济政策，旨在使意大利能够自给自足，此时这项政策已经实施了十几年。

[20] 一封后续信件（一周后发出）对诸位神父提出警告，如果他们拒绝参加，他们的缺席将被“误解”。这两封信的抬头都是“粮食和农场神父全国竞赛”，收于梵蒂冈档案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2, ff. 60r–61r and 48r–48v。

[21] 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2, f. 45r, Francesco Niccoli, vescovo di Colle, a Mons. Domenico Tardini, Sostituito per gli Affari Ordinari, Segreteria di Stato, 16 dicembre 1937.

[22] 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教宗还要先联络乌迪内大主教，因为邀请函宣称他将担任这场活动的主要发言人；教宗想知道他为何答应扮演如此显眼的角色。帕切利将教宗的要求转达给罗西，并补充道，在过去的几年里，各地主教始终都在参加这类活动，这没有任何问题。罗西枢机与帕切利之间的通信收于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2, ff. 52r, 56r, 57r, 63r–64r。“新闻是真的，”大主教诺加拉答复道，但是“在我答应参加并发表讲话之前，我联系了皮扎尔多蒙席（如今已是枢机）”——皮扎尔多在前一个月刚刚晋升枢机——“他说自己已经询问过圣父，并征得圣父的同意”。诺加拉有点担心地补充道：“我希望这不会带来任何复杂的意味。”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2, p. 70r。皮扎尔多大概是征求过教宗的许可，教宗也予以许可，大概那几天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23] 12月30日，又一波焦虑的主教来信征求意见，于是教宗告知罗西枢机，那些从新闻工作者处收到邀请函的主教“无需接受邀请”。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3, f. 4r.

[24] 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3, ff. 16r–17r, “Appunto,” 30 dicembre 1937，留有铅笔字迹评论：“原先准备寄给意大利大使，然后决定扣留下来。”意大利大使相信教宗得知罗西枢机反对主教参加那场法西斯仪式后，一定会否决他的建议。在呈交给齐亚诺的同一份报告中，皮尼亚蒂重申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庇护十一世是梵蒂冈中最“意大利的”人。对于法西斯党以及政府官员来说，“意大利的”就意味着支持墨索里尼。不仅教宗本人不曾阻止神职人员参加这场集会，并且那些从地方省督手里接过邀请函的神职人员，也被告知不能拒绝它。一位西西里的主教抱怨说，他明明同谷物之战没有丝毫关系，却还是收到了邀请，他还可怜地补充道，“我连一把土地丈量尺都没有”。尽管如此，他写道，“考虑到他们反复再三地邀请，我有责任接受它，并赶赴罗马出席集会”。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3, p. 31r., vescovo di Agrigento, 30 dicembre 1937。

[25] De Rossi dell’Arno 1954, pp. 138–143.英国驻圣座大使观察道：“墨索里尼抓住机会，将天主教旗帜插在了法西斯旗杆上。”FCRSE, part XIII, p. 11, Osborne to Eden, January 12, 1938, R 495/495/2.
威尼斯宫集会的三天后，教宗主持集会，接待了为此赶来罗马的神父和主教。这件事令教宗极为难堪。因为发给神父和主教的原版邀请函表示会安排教宗接待他们，然而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安排。教宗就此事咨询了主教部，后者通过其秘书长罗西枢机建议教宗不要出面接待这群人，因为他们担心这般接纳墨索里尼的庆祝仪式，会给教会在海外带来负面影响。但是教宗忽略了这个建议，并决定对神职人员的这次行为表示支持，而他明白这样的行动会令墨索里尼高兴。ASMAE, AISS, b. 115, Pignatti a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15 gennaio 1938.他祝福了这些神父，对他们出色的教区工作提出表扬，并称赞了《拉特兰条约》所带来的一切好处。CC 1938 I, pp. 277–279.

[26] 这句话引自《人民观察家报》，收于梵蒂冈档案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3, f. 56r；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将同样的话寄给意大利外交部和大众文化部。ASMAE, APG, b. 47, 11 gennaio 1938.《新闻报》的话摘自p. 53r。

[27] 这个称谓来自因诺琴蒂（1992, p. 93），前外交部部长、法西斯政府要员迪诺·格兰迪（1985, p. 360）也对斯塔拉切做出了精妙的描写：“智力不足，显然文化全无，无法区分重要的事情和那些流于表面的（甚至有害的）事情，他助长了对墨索里尼的疯狂崇拜，并且每天早晨向墨索里尼做简报时，都会像着了迷一样全神贯注聆听领袖的那些长篇大论。

[28] De Felice 1974, pp. 216–217; Innocenti 1992, pp. 94–95; Petacci 2011, p. 37.

[29] Conway 1968, pp. 158–159; Johnson 1999, pp. 212–214.

[30] 三份由皮尼亚蒂发给齐亚诺，再转发给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的电报记录了这次会面。ASMAE, APG, b. 46, Ciano, “Questione religiosa Germania-Vaticano,” telespresso n. 210989, 26 marzo 1938.

[31] DDI, series 8, vol. 8, n. 130, Pignatti a Ciano, 10 febbraio 1938.

第二十一章
希特勒访问罗马

1938年3月12日清晨，德国军队穿过边界进入奥地利。第二天，得意洋洋的希特勒宣布该国成为第三帝国的一个州。3月14日，他抵达维也纳，迎接他的是大面积庆祝活动和响亮的教堂钟声。[1]《纽约时报》的头条标题是《维也纳民众羞辱犹太人：犹太家庭被迫清扫街道》，其社论评述道：“一个曾经与命运抗争过的小国家自昨天起正式消亡。”伦敦《泰晤士报》的头条则画面感更强：《强奸奥地利》。[2]第二天，希特勒同维也纳大主教、奥地利天主教领袖特奥多尔·因尼策（Theodor Innitzer）枢机进行了会面。枢机声称：“信徒以及具有灵魂的人都应当无条件地支持伟大的德国与元首，因为天命必将保佑与布尔什维克信仰所做的历史斗争，保佑为德国人民的生命安危、为工作和面包、为帝国的力量与荣耀、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而付出的艰苦奋斗。”因尼策命令麾下神父在所有教堂中宣读这一声明，而这份声明的复本（加上他最后亲笔题写的一句话：“向希特勒致敬！”）贴遍了维也纳和奥地利全国上下的墙壁。[3]

纳粹党人安排在次月进行全民公投，以令他们的统治地位合法化，而奥地利的主教纷纷加入因尼策的行列，令这份声明在奥地利所有的布道台上得到宣讲。他们告诉奥地利天主教徒：“我们欣然承认，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国家与经济重建领域，以及社会方针方面有着出色的业绩，并正做着出色的工作。”他们继续说：“我们还深信，通过纳粹运动的举措，我们将避免秉持无神论、极具破坏性的布尔什维克危险。”他们敦促信徒投赞成票，让奥地利加入到第三帝国的麾下。[4]

希特勒接管奥地利，给墨索里尼的威望造成了重大打击，因为长久以来，领袖都支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下独立自主。而他也同许多意大利人一样，对北部边疆突然出现一个强大且具有侵略性的德国感到不快。[5]几个月前，当他访问德国的时候，纳粹领导人曾向他承诺，他们对奥地利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一定会征求他的许可。[6]然而这所谓的征求许可，不过是在入侵两天前由希特勒发来一封信函，将德国方面即将采取的行动告诉墨索里尼。[7]

墨索里尼竟然这么温顺地接受了纳粹对奥地利的接管，这令庇护十一世感到震惊、心寒和难堪。他说道：“我感到非常难过，不仅仅是作为教宗，更是作为一名意大利人。”至于维也纳大主教，教宗对他也十分气愤。“他们给他什么文件，他就签署什么文件，无论他们想要什么……然后他还没有任何征兆地表示‘向希特勒致敬！’”萨尔茨堡（Salzburg）大主教和格拉茨（Graz）大主教也很快唯因尼策马首是瞻。教宗就奥地利人民的性格缺陷说了一些刻薄的话，并且悲叹道，很不幸的是，当地的神职人员也具有这些性格缺陷。[8]

4月1日晚，梵蒂冈的电台节目严厉批判了奥地利主教对纳粹侵略行为的支持。第二天，梵蒂冈日报又对这番批评进行了补充，认为这些主教的声明并没有得到梵蒂冈的首肯。帕切利在与意大利大使的会面中，表示因尼策枢机的行为令教会难堪。通常在紧张状况下也能镇静自若的帕切利，如今显得愤怒异常。他表示，不幸的是，他的工作常常要求他对付一些“缺乏品格的人”。[9]

可是后来，当帕切利同德国大使进行谈话时，他的用语却更为谨慎。柏尔根对梵蒂冈电台播放的“不合时宜的内容”提出抗议。帕切利则试图说服他，这些电台言论“并不是官方立场，甚至不是半官方立场，它们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授意，教宗与这些言论没有半点瓜葛”。在这番言论里，帕切利将推诿自己毫不知情的原则演绎到极致，而德国大使则清楚他不过是在撒谎。梵蒂冈电台是教宗底下的一个项目，教宗还专门请来诺贝尔奖得主伽利尔摩·马可尼[10]（Guglielmo Marconi）帮忙设计这座电台。有了马可尼的助力，教宗在1931年开通了这座电台，这样一来他半小时的拉丁文演讲得以传播至大西洋两岸。[11]

德国大使认为，帕切利应该是他的盟友。“枢机自信地补充道，”柏尔根在发给柏林的报告中写道，“在发生这次令人不快的意外后，他会试着给梵蒂冈电台施加一些控制。枢机反复重申，他迫切地希望能够同德国和平共处。”[12]

教宗传唤因尼策来梵蒂冈会面。维也纳大主教表示自己会在4月5日下午抵达，但必须在第二日清晨离开，因为他同希特勒有约，而他不想错失那场约见。[13]教宗怒不可遏，他传话表示，他绝不能容忍自己的日程由一位枢机来安排，因尼策返回奥地利的时间，必须得到教宗的首肯。[14]

会面中，庇护告诉因尼策，他的行为有辱教会名誉，命令他撤回那份歌颂新政府的声明。于是撤回声明的开头如是写道：“奥地利主教在3月18日做出的庄重声明，其意图显然不是对不符合天主律法的事物表示赞同，也不是对不符合天主教会自由和权利的事物表示赞同。”它强调奥地利与梵蒂冈的宗教事务协约必须得到尊重，奥地利儿童必须享有接受天主教教育的自由。德国大使在报告里写道：“因尼策枢机写下这样的文本显然受到了强迫，此等行为只能被称为勒索。”柏尔根写道，因尼策“做出了最大的抵抗，却只能争取到一点点妥协”。第二天，这位大主教的声明登上了《罗马观察报》。[15]

维也纳大主教特奥多尔·因尼策枢机在纳粹全民公投中投出自己的一票，1938年4月10日

庇护对墨索里尼十分生气，领袖明明承诺要保护奥地利的独立自主，却对纳粹的接管袖手旁观。教宗告诉他的老朋友欧仁·蒂斯朗：“领袖已经失去理智了。”

“至圣的圣父，”法国枢机回应道，“我认为他在访问柏林时就已失去了理智。”

“比那还要早得多。”教宗回答道。[16]

法国人愈发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视作一对狼狈为奸的同党，他们同属一类极权政府，威胁着世界的和平。教宗对意大利独裁者的支持使得法国人对他的怒火愈演愈烈，也使他受到了许多尖刻的批评。博德里亚枢机在日记里写道：“一方面，极端主义报纸谴责他没能担负起道德使命，却向法西斯俯首投降。另一方面，有些人也考虑过，他应该临时搬到别的什么地方（不能是阿维尼翁），这样就不至于被意大利玩弄于股掌之间（或者成为它的共犯）。”他总结道：“帕切利枢机该多么尴尬！庇护十一世任期的尾声竟如此惨淡！”[17]

* * * * *

纳粹接管奥地利，令墨索里尼感觉自己被利用了。很久以前,他就发誓要阻止德国入侵奥地利，如今受辱的他喊来塔基·文图里，告诉他是时候该终结希特勒统治世界的梦想了。他提醒道，折中的办法不会有任何效用，希望纳粹能够和平地退出政治舞台，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惊天大事必将发生，而且很快就要来到。

到底谁能够对此采取行动？领袖告诉目瞪口呆的耶稣会士，唯一能够阻止希特勒的人就是教宗。只要将希特勒驱逐出教，他就能孤立元首，挫败纳粹党人。[18]

他的提议实在是耸人听闻，塔基·文图里绝不会将其付诸书面。他要求立即面见教宗，并将墨索里尼的言论告诉了庇护。[19]墨索里尼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倾向于采取这样大胆的行动，对此心知肚明的教宗也就从未认真考虑听从这一建言。

有趣的是，梵蒂冈官方确实曾经考虑要将希特勒驱逐出教，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教宗对此事知情。那是在1932年1月，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将他驱逐出教的根据既不是他的异端意识形态，也不是他煽动种族仇恨的行径，而是因为他曾经见证过一场受到教会反对的婚礼。那个月，德国教会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意大利驻德国大使，希特勒得罪了天主教会，惹了大麻烦。希特勒的助手约瑟夫·戈培尔刚刚举行了婚礼，而希特勒则担任了这场婚礼的见证人。戈培尔和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然而戈培尔的妻子不仅曾经离婚，还是个新教徒，而这场婚礼的主持人也是一位新教牧师。这位德国高级教士报告说，对于这样的罪孽，教会正讨论是否要将其驱逐出教。就算德国教会决定要将其驱逐出教，这一决议最终也遭到了梵蒂冈的否决。[20]

* * * * *

墨索里尼很快就冷静下来，并告诉自己德国接管奥地利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墨索里尼多番考量，德国的示威反而令他更加坚定了要与纳粹保持盟友关系的决心。现如今，他愈发不希望教宗出言讨伐希特勒，甚至担心教宗会令意大利人与德国盟友反目成仇。元首访问罗马的日程已近在眼前，领袖特别担心在最后关头遭遇惨败。

随着元首即将访问罗马的新闻愈发频繁地见诸报端，人们也愈发关心希特勒是否会去拜见教宗。[21]尽管庇护看不起希特勒，但是从原则上来说，他并不会拒绝接见元首。德国拥有大量天主教人口，并且德国政府与梵蒂冈有着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教宗也明白，让希特勒出现在梵蒂冈，会让许多国外人士感到不快。这样做肯定会激怒法国人，而从美国发回的报告则提醒他，美国人也同样会因此大为恼火。[22]

领袖一开始希望，希特勒与庇护十一世的历史性会面，会成为元首这趟不朽之城胜利之旅的亮点所在。[23]他担心如果希特勒来到罗马却刻意回避梵蒂冈，那么将会有数百万意大利人深受冒犯。近年来，凡是同圣座有着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导人，只要访问罗马就必定会前去拜见教宗。[24]

尽管庇护对近在眼前的访问感到不快，墨索里尼却依然可以倚仗他来做出一些安排。罗马的神学院里住了许多外国人（《拉特兰条约》赋予他们治外法权），墨索里尼担心他们会替梵蒂冈发声谴责希特勒。3月26日，齐亚诺联络了帕切利枢机，希望得到教宗的帮助。法西斯政府希望将全部反纳粹的外国人都找出来，并在访问期间对他们进行监视，要完成这项工作，宗座警力的配合至关重要。一周后，帕切利对此做出答复：“国务院秘书处对此十分关切，因此荣幸地告知[意大利]大使馆，圣父愿意赐予贵方希望获得的权限。”于是意大利警方便可以联络梵蒂冈警方，做好监视事宜的安排。[25]

墨索里尼主持新建筑卢切大楼的落成仪式，身旁是彼得罗·塔基·文图里神父和阿契尔·斯塔拉切，1937年11月10日

尽管教宗希望同墨索里尼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元首此次来访，竟然安排了如此高规格的庆典仪式，还是令庇护感到非常不满。他告诉意大利大使，低调的访问更合乎情理。政府准备的活动怎么能“将希特勒先生推上神坛？这个人是基督和教会当今最大的敌人”。他已经向天主祷告，让祂提早收回他的灵魂，好不必忍受这令人不快的场景。教宗一边同皮尼亚蒂谈话，一边思索着这番景象，几乎郁闷得说不出话来。他深爱的这个国家实在不应当承受这样的屈辱。[26]

元首抵达罗马的三天前，教宗离开梵蒂冈前往冈多菲堡避暑。他下令梵蒂冈的几家博物馆在希特勒访问期间闭馆，并指示希特勒沿途城市的主教不要参加元首的接待活动。面对教宗的抗议，政府只好放弃原先的计划，不再架设巨大的聚光灯照亮圣彼得大教堂。[27]《罗马观察报》刊登了教宗离开梵蒂冈的消息，但否认它与元首的来访有任何关系。[28]

至于教宗，这趟冈多菲堡之旅对他而言喜忧参半。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这都是一段艰难的时光，教宗感到这将是他在阿尔巴诺山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他在抵达冈多菲堡后举行了一些不大寻常的接见仪式，从中或许可以读出他的一些思绪。祝福过聚集到广场上迎接他到来的人群之后，教宗邀请下属参加了一场小型庆祝仪式。在绘满壁画的大厅里，所有蒙席都加入到谈话中，教宗下令给每个人倒上威末酒[29]。[30]

* * * * *

5月3日晚，希特勒抵达罗马火车站，随行的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约瑟夫·戈培尔、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其他纳粹领导人和外交官，一群身穿军装、十分嘈杂的德国记者，以及避过公众耳目的元首情人爱娃·布劳恩（Eva Braun）。[31]由于希特勒是德国最高领导人，所以按照外交礼仪，接待他的应当是国王而不是墨索里尼。元首步下火车，这个时刻已经在领袖脑海中盘桓了好几个月，他却只能站在一旁当个配角，生着闷气。希特勒也非常惊讶，迎接他的竟然不是被自己赞誉为罗马皇帝的墨索里尼，而是个头矮小、留着一把白色髭须的国王。

国王和元首一起乘坐华丽的马车，穿过人头攒动的街道；意大利士兵排成两列面朝人群，将他们挡在木栅栏后面。探照灯点亮了罗马古老的历史遗迹。烟雾从巨大的罗马瓷瓶中升腾而起，瓷瓶里装满了燃烧的镁粉，为古罗马广场的遗迹和帕拉蒂诺山带来了一种超脱尘世的质感。

宾客和主人抵达宏伟的王室居所奎里纳尔宫。但是双方的会面并不愉快。国王向他的小圈子透露道，他认为希特勒是个道德低下的瘾君子。而希特勒想知道为什么接待他的不是他那位法西斯盟友，他还认为皇宫“阴郁且令人不适，犹如一个古董商店”。元首的老朋友约瑟夫·戈培尔在见到王座时评论说，那应当是墨索里尼的位子。至于那个人，他指着国王低声道，他的五短身材实在是配不上宝座。[32]

次日，当教宗在冈多菲堡向数百对新婚夫妇发表讲话时，他悲叹道，“令人伤心的事情”正在罗马城里上演，那里出现了“另一枚十字架，那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很明显，”皮尼亚蒂观察道，“教宗想要发泄情绪，如果考虑到他的脾气，你可以说他这轮发火还算是温和。但他就不能适可而止吗？”他自问自答说：“我怀疑他不会。”[33]

墨索里尼筹备了好几个月，确保法西斯意大利给希特勒留下深刻的印象。除开罗马，他们还会前往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希特勒抵达每一座城市的日期，都会成为该市的法定节日。每一座城市都搭建了凯旋门，并装饰以别致的灯饰。横幅和旗帜四处飘扬。[34]

在罗马的几处圣所举办各种仪式之后，这支大部队移师那不勒斯。整个队伍在国王的护送下，一路大张旗鼓地向码头行去，而墨索里尼则在“加富尔号”战舰上等候他们，准备进行为期一天的海军演习，然后在晚上观赏歌剧。对于元首而言，这段旅程最糟糕的时刻就出现在那个晚上。歌剧结束之后，他身穿晚礼服，同身穿全套皇室礼服的国王来到室外，检视一支仪仗队。当举起右臂行纳粹礼时，他慌忙用左手抓住背心，试图压住翘起的礼服后摆。在他的副手看来，他的这番模样就像是一位慌张的餐厅领班。[35]

在返回罗马参加为期三天的军事演习、歌剧、接待以及演说之后，这支大部队又前往佛罗伦萨，为这次访问画上一个句号。为了迎接希特勒，佛罗伦萨城内建筑的屋顶和窗户上悬挂了超过十万面（意大利和纳粹的）横幅和旗帜；到处都是鲜花般的彩饰。新安装的灯具令这座城市比从前亮了两倍。街道两旁簇拥着一万八千名法西斯民兵，三个步兵团，来自佛罗伦萨和罗马的数百名警察，以及从全国各地召集而来的一千五百名宪兵。在过去的三周里，警察检查了所有搭乘汽车来到这座城市的旅人的文件。但凡忠诚度存疑的人，都会被预先拘捕。据美国总领事所言，“许多犹太人都在访问期间离开了佛罗伦萨，要么是被强迫，要么是‘被建议’，要么就是他们自己觉得这是明智之举”。[36]

墨索里尼、希特勒、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1938年5月

希特勒在前，墨索里尼在后，他们分别乘坐轿车以凯旋的姿态穿过饰满卐字符号的城市街道。在壮观的领主广场[37]上，庞大的人群向两位独裁者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然后希特勒非要让不情不愿的领袖带他游览了乌菲兹美术馆。[38]最后在火车站，当希特勒准备动身返程时，两人温情地告别。领袖宣称：“如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离间我们。”元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39]

意大利人对于元首的来访到底抱有多大的热忱，这一问题尚有争议。美国驻罗马大使威廉·菲利普斯认为，墨索里尼受到德国民众的热烈欢迎，而“迎接希特勒的欢呼声则有点不温不火”。不过他总结道，墨索里尼达成了他的目标，因为希特勒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并且对罗马的历史遗迹印象深刻。[40]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数十万欢欣鼓舞的意大利人面前宣布他们对彼此国家的崇敬之情，教宗对此火冒三丈。在访问的几天后，他告诉法国大使夏尔——鲁，最令他恼火的是领袖本人，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赞颂达到如此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意大利向元首臣服的最新明证。[41]《罗马观察家》尽可能地忽略了这次访问。《公教文明》用一段阴郁的话结束了它冷冰冰的描述：官方庆祝仪式的夸张与宏大无法掩饰天主教信徒的失望之情，一个拥有两千七百万天主教徒的国家，当其领导人访问罗马，却没有向“犹如父亲一样受到这几千万天主教徒爱戴的人、他们灵魂的至高神父、被尊奉为耶稣基督代理人的人致以他的敬意”。在《公教文明》看来，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缺陷”，令这次访问大为失色。[42]

然而这种观点在天主教神职人员间并不普遍。很多人不顾教宗的警告，无法抑制对两位独裁者胜利游行的热忱。在奥尔泰（Orte）主教管区连接罗马和佛罗伦萨的铁路沿线，教区神父积极参加了庆祝活动，他们拿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的军功勋章，用它们装点了自己黑色的教士服。奥尔泰主教深知当地方济各会成员笃信法西斯主义，于是警告他们不要参加庆祝活动。然而在希特勒路过的当天，他们把整个修道院都插满了意大利旗帜和纳粹旗帜，甚至用卐字符号装点了钟楼。更糟糕的是，修道士安排教会学校的数百名儿童站在铁路沿线，当火车经过时，修道士带领着孩子们一边奔跑一边欢呼：“墨索里尼万岁！希特勒万岁！”[43]

[1] DDF, series 2, vol. 8, n. 422, Puaux, ministre de France à Vienne, à Paul-Boncour,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14 mars 1938.

[2] NYT, March 16, 1938, p. 8; 《奥地利灭亡了》，NYT, March 14, 1938, p. 14; Times, March 15, 1938, p. 14。

[3] Charles-Roux 1947, p. 122; Passelecq and Suchecky 1997, pp. 50–51. Chiron 2006, p. 448.

[4] CC 1938 II, p. 189.

[5] 墨索里尼一开始让部长通知意大利媒体，只对这次入侵做最低限度的报道。主编被告知“不要惹人耳目”。但是第二天，也就是3月12日，随着墨索里尼渐渐适应了新局势，他决定以最大的程度对其加以利用，并且帮助意大利民众适应新的态势。所以，3月12日的指令是这么写的：“新闻报道应当客观，对事务的新情况表示认可。”Tranfaglia 2005, p. 248.

[6] 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后归来，曾就此向国王做过报告。DDI, series 8, vol. 7, n. 393, 4 ottobre 1937. 1937年，帕切利和皮扎尔多都曾向法国大使确认，墨索里尼绝不会情愿让希特勒接管奥地利，然而大使却对此不那么确定。DDF, series 2, vol. 5, n. 232, Charles-Roux à Delbos, 8 avril 1937，以及DDF, series 2, vol. 5, n. 297, Charles-Roux à Delbos, 17 avril 1937。

[7] Lamb 1997, pp. 206–207.

[8] 博德里亚将自己同教宗的谈话报告给夏尔——鲁。DDF, series 2, vol. 9, n. 209, Charles-Roux à Georges Bonnet,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0 avril 1938. 另参见Charles-Roux 1947, p. 121。

[9] DDI, series 8, vol. 8, n. 437, Pignatti a Ciano, 2 aprile 1938.

[10] 意大利工程师，专门从事无线电设备的研制和改进；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11] “诸天哪，聆听我要说的话，”教宗在梵蒂冈电台的第一次节目中宣告，“让大地侧耳听我嘴里的话。诸国哪，聆听这些事情，世界的全部住民，侧耳倾听。”Confalonieri 1957, pp. 147–149; Agostino 1991, pp. 66–67.

[12] DGFP, series D, vol. 1d, n. 700, Bergen to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April 4, 1938.

[13] 博德里亚枢机向教宗报告说，因尼策急忙要赶回维也纳的原因是为了同希特勒约见。DDF, series 2, vol. 9, n. 209, Charles-Roux à Georges Bonnet,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0 avril 1938.

[14] 在他们等候枢机的到来时，教宗告诉帕切利，如果大主教以引退相逼，庇护就会接受他的辞呈。Durand 2010.

[15] 柏尔根总结道：“这件事情也表明，教宗已然完全放任自己，现在的他完全被自己对德国的病态愤怒所控制。”DGFP, series D, vol. 1d, n. 702, Bergen to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April 6, 1938.这份撤回声明的德语原版于4月7日发表在《罗马观察报》上；其意大利语版则于次日刊登：《奥地利主教的声明》，OR, 8 aprile 1938, p. 1。

[16] DDF, series 2, vol. 9, n. 125, Rivière, chargé d’affaires de France à Rome Saint-Siège, à Paul-Boncour, 6 avril 1938.

[17] Baudrillart 1996, p. 809 (3 avril 1938).维也纳大主教在不愉快的罗马之行后匆忙赶回家，参加4月10日的全民公投。不曾悔改也不愿意屈服的他带领大家来到投票站，举起手臂行纳粹礼，并将自己支持将奥地利纳入德意志帝国的选票投入了票箱。即便虚弱的教宗对纳粹领土上的高级教士有任何控制能力，这种能力也在不断减退。ASMAE, APSS, b. 39,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a R. Ambasciata S. Sede, “Il plebiscito del 10 aprile,” telespresso n. 217705, 23 maggio 1938.到4月底，新政府（受到了枢机和主教的热情支持）下令将奥地利的犹太老师和学生逐出学校，将犹太医生从医院里解雇，吊销犹太律师的营业资格，解雇新闻报纸的犹太主编，赶走犹太工厂主，开除剧院里的犹太导演和演员。犹太人名下商店的前窗上都张贴了“犹太商店”的标识。如果有天主教顾客胆敢无视这种警告，他们将被迫在后背挂一张写有“我是雅利安猪”的标牌。意大利驻维也纳总领事在4月26日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齐亚诺。DDI, series 8, vol. 9, n. 10.

[18] 墨索里尼也意识到，教宗可能会忌惮这样的举措，因为他担心破坏纳粹政府会削弱反共的力量，此外他也承认，将希特勒驱逐出教，会令某些教会的敌人欢欣鼓舞。然而，他补充道：“然而这些理由丝毫不能减损这一行动的必要性。”

[19] 梵蒂冈于2006年开放了庇护十一世档案，才使得关于这次对话的唯一记载得到曝光，我们在其中找到了帕切利枢机就这次会见所做的手写记录。ASV, AESS, pos. 430a, fasc. 355, f. 41, 10 aprile 1938.

[20] ASMAE, APSS, b. 39,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Roma, a R. Ambasciata presso S. Sede, “Contrasti fra Hitler e Vaticano,” telespresso n. 200305, 5 gennaio 1932.

[21] 1月中旬，帕切利枢机告诉法国大使，目前为止，梵蒂冈并未从德国政府收到任何会面请求。考虑到双方之间紧张的关系，他认为对方可能不会提出这种请求。在另一次谈话中，塔尔迪尼告诉夏尔——鲁，如果希特勒要求得到教宗的接见，他认为教宗不会拒绝接见他。DDF, series 2, vol. 8a, n. 5,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8 janvier 1938. 1月下旬，皮尼亚蒂也重复了这种观点：如果希特勒要求拜见教宗，梵蒂冈肯定会予以安排，不会有任何为难之处。ASMAE, AISS, b. 87, “Riservato,” unsigned typed report, 24 gennaio 1938.德国驻圣座大使柏尔根在报告中写道，帕切利曾试探希特勒是否会前来拜见教宗；想要得到教宗的接见，只要“双方达成共识，并由希特勒发表声明，予以天主教徒和天主教会公平的对待”。柏尔根表示：“教宗肯定希望能接见元首。”但是“尽管他们多番试探”，他在报告里写道，“我还是根据上头的指示予以应答，并没有让他们疑心这场会面完全不可能发生”。DGFP, series D, vol. 1, n. 708, Bergen to Weizsäcker, May 18, 1938.后来，他又报告说，教宗期望希特勒能够来拜见他，“并且一直坚持这份希望到最后时刻”。DGFP, series D, vol. 1, n. 708, Bergen to Weizsäcker, May 23, 1938, n. 710。

[22] ASMAE, AISS, b. 87, Pignatti a Regio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Germania e Santa Sede,” 21 gennaio 1938.

[23] 在希特勒来访之前的最后几周，教宗仍旧时不时地敦促领袖代表教会同希特勒协商调停解决的方案。3月16日，帕切利致信墨索里尼，告诉他教宗因为“您与德国总理希特勒先生的调解行动，以及您出手阻止宗教迫害政策在德国进一步蔓延”，而向您表示谢意。帕切利进一步说道，考虑到希特勒的来访已经近在眼前，教宗尤其感激墨索里尼在这个时刻仍然能出面干预。ASMAE, APG, b. 46, Pacelli a Mussolini, 16 marzo 1938.帕切利这封信的手写稿附有一定修改意见，收于ASV, AESG pos. 735, fasc. 353, f. 4r。塔基·文图里告诉墨索里尼，当教宗听闻墨索里尼会竭尽全力确保宗教迫害（即对天主教会的迫害）不会在奥地利重演时，他“contentissimo”（“大喜过望”）。ACS, CR, b. 68, n. 028790, 17 marzo 1938.

[24] 法国大使深信，如果希特勒希望得到接见，教宗就会接受这样的请求。他的观察指出：“对于圣座来说，有一个层面的考虑超过了其他所有层面，即纳粹政府中的极端分子始终在寻找梵蒂冈与德国交恶的机会，圣座绝不能给他们这样的借口，使得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DDF, series 2, vol. 8, n. 41,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6 janvier 1938.尽管墨索里尼希望希特勒能与庇护十一世会面（仿佛他能确保这一过程会进展顺利），但是元首却极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德国外交部则极其狼狈地试图解释希特勒为什么不打算遵照传统拜见教宗。2月中旬，新任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提出了一个也许派得上用场的借口：希特勒是接受意大利国王的邀请访问罗马，他认为“元首不应当借此机会，去一处不属于意大利的领土，访问另一个主权国家”。他提议，当他们使用这个借口的时候，不要使用其他人提供的另一个理由：即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从教宗那里收到邀请。“我们不建议指出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邀请，毕竟这种借口有风险，梵蒂冈有可能因此向我们发出邀请。”DGFP, series D, vol. 1d, n. 691, “Memorandum,”，由马肯森签署，基于他同里宾特洛甫的对话，1938年2月14日。

[25] ASMAE, APSS, b. 39, Ciano a Pignatti, “Viaggio in Italia di S.E. il Cancelliere Hitler,” 26 marzo 1938, and Pignatti a Ciano, “Viaggio in Italia del Fuehrer,” 2 aprile 1938.

[26] ASMAE, APSS, b. 39, Pignatti a Ciano, telegramma n. 2022, 7 aprile 1938.教宗以及国务卿迫切地想要意大利的各位枢机明白，如果希特勒访问罗马期间没能与教宗会面，那不是因为教宗拒绝接见他，而是因为希特勒从未提出会面的请求。希特勒抵达罗马当天，帕切利带着这个目的给各位枢机发去了一份消息，并随信附了一份博尔贡吉尼的报告复本，内容是教宗大使在5月初与布法里尼的会面，表示教宗愿意接见希特勒。ASV, AESG, pos. 735, fasc. 353, ff. 26r–27r, “Circa l’omissione di una visita del Cancelliere del Reich Germanico al Santo Padre,” marked “Sub secreto pontificio,” 3 maggio 1937.尽管教宗愿意接见希特勒，但他也明确表示，只有希特勒表达出愿意遵守由他签署的宗教事务协约的意思，庇护才会同意接见他。

[27] 帕切利与皮尼亚蒂的会面记录，1938年3月25日，收于Casella 2010, pp. 210–211。

[28] ASMAE, AISS, b. 87, Pignatti a Ciano, 28 aprile 1938; CC 1938 II, p. 368.

[29] 也称味美思酒或苦艾酒，是一种使用各种干料调制的加强葡萄酒。最初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

[30] Confalonieri 1957, p. 372.

[31] Rauscher 2004, p. 241.

[32] Milza 2000, p. 759; Gallagher 2008, p. 71; Cerruti 1953, p. 240.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对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更为宽容，他认为国王是“一个瘦小、腿短的男人，一脸心烦意乱的表情，嘴上是竖立的髭须，尽管他其貌不扬，身上却透露出威严感”。Phillips 1952, p. 192.齐亚诺（2002, pp. 86, 88–89）在日记里透露了希特勒对国王的个人观点。齐亚诺抱怨说，国王在元首访问过程中“一无是处，只会制造麻烦”。美国大使后来多次讲述了一个传遍罗马城的故事（并对其真实性做出保证）：当希特勒初抵奎里纳尔宫并看到自己的房间时，他询问为自己铺床的是一位男侍从还是一位女侍从。当他听闻铺床的是一位男侍从时，他坚持要求找一位女性为他重新铺床。他绝不会在男人铺的床上睡觉。Phillips 1952, p. 214.

[33] DDI, series 8, vol. 9, n. 53, Pignatti a Ciano, 5 maggio 1938.

[34] 近期，佛朗哥的部队在西班牙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并在上一个月使得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一分为二，由此进一步增添了希特勒来访的胜利氛围。引人注目的是，恰恰是在希特勒访问罗马的期间，圣座正式宣布指派教宗大使，出使佛朗哥政府，而佛朗哥也在不久后派遣大使出使梵蒂冈。Kent 1986, p. 457.墨索里尼派遣军队帮助佛朗哥作战的决议使得意大利牺牲了四千人。De Felice 1981, p. 465.

[35] 希特勒将他尴尬的处境怪罪到里宾特洛甫头上，后者则开除了纳粹的礼仪长。Kershaw 2000, p. 98.

[36] 美国领事还补充道，发给四位女性的晚宴邀请函被撤回，因为她们“有犹太血统，或者与犹太人交往甚密”。然而，其中一名女性“对此做出了强烈抗议，证明自己并不是犹太人[原文如此]，于是政府便不再要求她回避晚宴”。NARA, LM192, reel 5, John Putnam, U.S. consul general, Florence, to William Phillips, May 21, 1938.

[37] 领主广场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旧宫前的“L”形广场，得名于旧宫。这里是佛罗伦萨共和国起源与历史的焦点，至今仍享有该市政治中心的名声。

[38] 墨索里尼是一个完全不喜欢逛博物馆的人，他曾经在1922年表示，自己这辈子从来没去过博物馆。Boswell 2011, p. 201.

[39] Ciano 2002, p. 89.

[40] NARA, LM192, reel 5, William Phillips, U.S. ambassador, Rome,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Rome, “Hitler’s Visit to Italy,” 12 page report plus attachments, May 13, 1938.美国驻佛罗伦萨领事描述过在佛罗伦萨举办的庆祝活动，“Memorandum of Visit of Their Excellencies Adolf Hitler and Benito Mussolini, May 9, 1938,” May 18, 1938, appendix to report of John Putnam, consul general, 转引自本章注释34。英国的外交评估报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FCRSE, pt. 14, R 4789/43/22, p. 93, Earl of Perth to Viscount Halifax, May 9, 1938。

[41] DDF, series 2, vol. 9, n. 346, Charles-Roux à Georges Bonnet, 15 mai 1938.

[42] CC 1938 II, pp. 376–377.

[43] ASV, AESG, pos. 735, fasc. 353, ff. 59r–60r, Il delegato vescovile, Curia ecclesiastica generale di Orte, alla segreteria di stato, Vaticano, 15 maggio 1938.

第二十二章
惊人的任务

1938年6月，时年五十八岁的美国耶稣会神父约翰·拉法奇（John Lafarge）访问罗马，他颇为诧异地从庇护十一世处收到消息，要求在冈多菲堡同他会面。

抵达教宗的避暑别墅之后，拉法奇被带到中庭，教宗刚刚散完步回来。他的白色手杖摆在他身后的窗台上。教宗告诉拉法奇，他想要跟神父谈一桩种族主义的问题。教宗之所以唯独挑选了他，是因为他最近的一本著作《跨种族正义》（Interracial Justice）是庇护在这一话题上读过的最上乘之作。

尽管拉法奇在梵蒂冈几乎无籍籍名，但他在美国教会算得上是一位知识分子。他生于罗得岛的纽波特（Newport），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母亲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后裔。拉法奇于190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在四年后晋铎。此后，他在马里兰州执牧师一职达十五年之久，其信徒主要是非裔美国人群体。1926年，他加入了《美国》杂志的编辑部，并于1934年成立了天主教跨种族委员会（Catholic Interracial Council），旨在帮助不同种族增进彼此的理解。三年后，他出版了那本引起教宗注意的专著。[1]

当他们促膝长谈时，庇护十一世委托给这位美国神父一项令人震惊的任务。他需要秘密起草一篇通谕，内容涉及教宗眼中最炙手可热的话题：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希特勒上个月对罗马进行的访问还横亘在他的脑海中，尽管教宗早在1937年就发表通谕谴责纳粹独尊日耳曼民族，但是他认为现如今这些言辞已远远不够。当得知这位恰当的人选到访罗马时，他就开始酝酿一篇新的通谕。庇护告诉这位惶惑的美国人，他此行是受到了天主的派遣。

拉法奇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他害怕不能胜任这个任务。但是教宗坚称：“你只需把自己当作教宗，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即可。”接着他大致描述了自己想要谈论的话题，并且交代了一些拉法奇应当谨记的指导原则。

教宗进一步说道：“其实在跟你谈话之前，我应当先向莱多霍夫斯基神父提起这一事宜，但我想应当没什么问题。”

然而，教宗的这番话其实并不坦诚，因为他知道耶稣会总会长并不会赞同他的观点。教宗还将此事瞒过了帕切利枢机和全体国务院人员，此中深意更是不言自明。此外，他也没有咨询任何梵蒂冈的机构，而通常教宗通谕是由这些机构的专家撰写的。

莱多霍夫斯基在周日面见教宗。当他得知教宗交给美国耶稣会士的任务后，他用英语说道：“教宗疯了。”[2]

次日，莱多霍夫斯基召见了拉法奇。莱多霍夫斯基利用了这位美国人的焦虑情绪（“我真的受了惊吓……圣彼得的岩石砸中了我的脑袋。”拉法奇向一位朋友透露道），建议派两位更有经验的耶稣会士协助他。

几天后，拉法奇与这些同仁同行，一起抵达了巴黎。那年夏天，他们一直在筹备这篇后来题作《统一的人类》（Humani generis unitas）的通谕。如果说教宗选择拉法奇，是因为他在美国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反种族主义的工作，那么莱多霍夫斯基选择那两位同仁——分别是四十六岁的德国人古斯塔夫·贡德拉赫（Gustav Gundlach）和六十九岁的法国耶稣会士古斯塔夫·德比夸（Gustave Desbuquois）——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缘由。莱多霍夫斯基认为犹太人是教会和欧洲文明的敌人，他会尽一切努力，阻止教宗抵挡当今横扫欧洲的反犹大潮。贡德拉赫和德比夸都有起草教宗通谕的经验，并且与梵蒂冈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将负责约束拉法奇，毕竟后者深切地感到自己经验不足。

古斯塔夫·贡德拉赫是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的道德哲学系教授，也是耶稣会在犹太事宜上最重要的专家之一。1930年，他为权威的德国天主教神学百科全书《神学与教会词典》（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编写了反犹主义的条目。贡德拉赫在这个条目中对两种反犹主义进行了区分。第一种反犹主义有悖教会的教导，“只因犹太人在种族和民族方面的外族特性”而反对他们。第二种反犹主义则得到教会的支持，“因为犹太人口过度且有害的影响”而反对他们。[3]

9月，三人完成初稿并寄给莱多霍夫斯基，以为他会直接将其寄给教宗，但是莱多霍夫斯基实际上将“阉割版本”寄给了恩里科·罗萨。十年前，教宗找人帮忙解释解散“以色列之友”的原因时，找的正是如今担任《公教文明》主管的罗萨。但现如今，庇护对犹太人的态度已经变得和罗萨大不相同。教宗找来拉法奇，正是要避过罗萨，可如今，这份通谕的初稿却摆在了罗萨的书桌上。

尽管教宗在犹太问题上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但是罗萨主管的那份期刊依然大肆刊登着散播反犹流毒的文章，而庇护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管束。当时，希特勒对德国犹太人施行恐怖统治，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引入了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案，这份期刊（其内容在出版前须获得梵蒂冈国务院的许可）也敦促意大利采取这种法案。1937年5月，《公教文明》刊登了一篇评论，表彰了“著名的英国天主教作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一位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所写的《犹太问题与复国运动》。这篇评论开宗明义：“犹太人的支配欲以及他们在革命运动中的人数优势，已经令他们成为破坏分子，这一事实我们有目共睹。”这份刊物以赞同的口吻表示，贝洛克将犹太人比作“一种侵入有机生命体、造成刺激和反应的异物”。耶稣会期刊的这篇文章深得乔瓦尼·普雷齐奥西（Giovanni Preziosi，著名的法西斯分子，曾经是一位神父）的赏识。长久以来，他都在向墨索里尼争取发动反犹运动，保护意大利免受犹太人的威胁。他曾滔滔不绝地讲道，《公教文明》的这篇文章“非常完美，我希望将它呈现给所有意大利人，他们被犹太黄金蒙蔽了双眼，否认犹太危机的真实存在”。[4]

这份期刊满腔热情地支持贝洛克提出的主张，认为政府应该对犹太人进行种族隔离，将他们与广大的基督徒人口分隔开来。[5]它控诉道，犹太人正施展“两面手法”，控制住高端金融和共产主义，试图煽动革命，“将全世界都收归至犹太人的统治之下”。因为统治世界的欲望刻在了犹太人的天性里，他们永远都不会忠于自己居住的国度。这也是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支持共济会和国际联盟的原因。简而言之，这份受到梵蒂冈监督的期刊写道，犹太人誓要让基督徒沦为他们的奴仆。[6]

在墨索里尼即将讨伐意大利犹太人（他们将在7月受到制裁）的那几个月里，《公教文明》用大量文章警醒人们注意犹太威胁以及引入反犹举措的必要性，为反犹运动铺好了道路。这份期刊还大肆赞扬了近期出版的一系列反犹著作。1938年2月，《公教文明》的一篇文章纠正了《以色列的面具之下》作者吉诺·索托基耶萨（Gino Sottochiesa，据称他具有“坚定的天主教信仰”）的错误印象，后者认为《公教文明》在应对犹太威胁时，始终呼吁“宽容，帮助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实际上，这份期刊长久以来一直敦促政府采取对付犹太人的保护性措施。[7]

《公教文明》绝不形单影只。在反犹运动发起前的那几个月里，许多意大利天主教媒体都敦促政府采取行动。《教士之友》（L’Amico del clero）的影响力尤为巨大，因为它是意大利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全国协会的官方出版物，这一组织的成员包含两万名神父。

1938年春，纳扎雷诺·奥兰迪（Nazareno Orlandi）蒙席的文章《犹太人也入侵了意大利》，也同样在开篇否认了自己的反犹倾向：“我们不是反犹分子，基督徒绝不会是反犹分子。”蒙席继续解释道，尽管我们必须拒斥纳粹以血统纯洁论为根据的反犹“种族主义”，但是“防御性的反犹主义”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在抵挡“犹太人入侵政治、经济、新闻、影院、道德以及所有公共生活领域时”是非常必要的。多亏了政府的警觉性，意大利的状况不像其他地方那么糟糕，“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手头一些执掌大局的职位仍然落到了犹太人手里，他们只要抓住机会，可能就会将他们在其他国家施行的恶移植到我们国家来”。尽管我们手头资料有限，无法确切知道在那几个月里，数百万参加周日弥撒的意大利人到底从布道坛上习得了什么样的观点，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但如果神父没有将这番可怕的警示重新包装并兜售给他们，那么这结论就会令我们大为惊讶。[8]

7月中旬，当拉法奇及其同仁在巴黎秘密起草通谕时，《公教文明》又刊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长文，谈论匈牙利最近制定的反犹法律。这份期刊解释道：“尽管匈牙利犹太人并没有任何机构负责系统地组织集体活动，但是该民族出于本能且遏制不住的团结就足以使他们奔赴共同的事业，实行他们统治世界的颠覆性渴望。”匈牙利天主教徒的反犹主义并非“粗鄙盲信”的行为，更不是“种族主义”，而是“一种保卫民族传统、保卫真正的自由、保卫匈牙利人民独立自主的运动”。[9]

* * * * *

7月14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日报》（意大利最重要的报纸之一）上发表了一份种族声明，发起了意大利的反犹运动。这篇在墨索里尼指导下撰写的《种族科学家宣言》（Manifesto of Racial Scientists）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其作者是一位年方二十五岁、无人知晓的人类学家圭多·兰德拉（Guido Landra），但文章得到了许多意大利学者的签名，有的声名显赫，有的默默无闻。[10]该文提出了法西斯政府的新版种族理论。它表示，意大利人的“祖先是雅利安人，其文明属于雅利安文明”，“纯洁的意大利种族确确实实存在”。它甚至令人难堪地宣布，意大利人是时候“坦言自己是种族主义者了，这届政府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本质上都是种族主义行为”。它一边解释道，“意大利的种族主义问题应该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看待”，一边又语无伦次地补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将把德国的种族主义纳入自身的理论体系”。[11]

墨索里尼为什么要对意大利犹太人发起进攻，历史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休。多年以来，犹太女人玛格丽塔·萨尔法蒂一直都是受他信任的参谋兼情人。[12]墨索里尼的好几位家庭医生也是犹太人，并且在宣布“种族运动”之后，他还不得不另找了一位牙医。[13]况且，此前他也从未将纳粹的种族优越性当真。1932年，在接受埃米尔·路德维希的采访时，他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我绝不相信当今的世界上存在什么纯洁的种族。”[14]

对于许多历史学家而言，墨索里尼发起运动的时机（希特勒访问罗马的两个月后）绝非偶然事件。他们认为，希特勒在访问期间告诉墨索里尼，如果领袖真的想要令双方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就应该排除两国之间最为显著的区别，即向犹太人宣战。时任意大利驻英国大使的迪诺·格兰迪对此做出了描述。在这番重构中，希特勒还试图拉拢墨索里尼，加入对抗天主教会的战斗，领袖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跟从纳粹党发动反犹运动。[15]

我们有理由质疑格兰迪的描述，尤其是因为这本书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的格兰迪（他从来不赞成意大利同纳粹结盟）急于将法西斯做过的坏事都怪罪到纳粹头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墨索里尼发动反犹运动的时机和希特勒的访问就没有关系。墨索里尼急于讨好纳粹领导人，他定然认为将矛头对准意大利犹太人，最能讨德国人开心。[16]

《公教文明》7月末转载了《种族科学家宣言》，并欣慰地接受了其中关于意大利人的种族主义应当具有“强烈的意大利特色”的言论。然而这份期刊仍然有所担忧，它担心这份宣言的主张有所含糊。有些人也许会认为它支持血统崇拜，这是纳粹秉持的观念，与天主教会关于人具有普遍性的教导相悖。此外，宣言还称“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民族”，这份期刊对此不置可否。[17]《罗马观察报》在报道这一新闻时引用了其中的词句，但没有对其提出任何批评。与此同时，许多报纸都部分或全文转载了《公教文明》一位笔杆子于7月1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集体对宣言做出了正面评价。[18]意大利最大的天主教日报《意大利未来报》便是其中之一。四天后，该报主编雷蒙多·曼齐尼（Raimondo Manzini）刊文表达了他对“意大利种族主义”的支持。此后，曼齐尼还将担任《罗马观察报》主编达十八年之久。[19]

7月14日晚7点15分，宣言仅仅发表一个小时之后，纳粹党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罗马记者便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发回德国。“发布这番种族问题宣言后，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这一方面紧密联合。从今往后，”这位德国记者激动地说道，“一亿四千万人将持有相同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观）。”[20]次日，德国报纸以高度赞许的口吻报道了这一新闻，它们相信意大利很快就会效仿纳粹的榜样，颁布本国的反犹法案。[21]

在大量幕后工作之后，反犹运动来势汹汹。墨索里尼对其密切关注，并将这项任务交代给负责政府宣传的大众文化部。那些赞同法西斯观念的大学教授，都受邀为这一运动背书。图书馆开始整理种族主义文献，而一份包含两万张种族主义照片的档案也在紧锣密鼓的规划之中。政府召集了一群法西斯学者，撰文谈论不同种族的实质，意在笼络广大民众。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便是创办了一份全新的配图通俗杂志，这份叫作《捍卫种族》（La difesa della razza）的杂志大肆宣扬了种族主义理论。[22]

墨索里尼也许总算听取了各位教宗信使（尤其是塔基·文图里神父）反复提出的警示，才放手对付危险的犹太威胁，但是教宗本人并没有任何担心犹太威胁的表现，纳粹党人的威胁才是他的心头大患。

领袖这般迎合德国的种族主义，有理由担心教宗会反对他，但也有理由相信，他有办法让教宗对此缄口不言。他认为，如果他能坚定自身立场，并且让意大利的种族主义区别于纳粹，那么教宗最终会做出让步。种族宣言里的文字游戏便是出于这番缘由，墨索里尼试图让法西斯种族主义与纳粹种族主义泾渭分明。此外，这种差异性之所以对墨索里尼而言非常重要，还因为他最憎恨别人说他模仿希特勒。

墨索里尼同样明白，虽则教宗反对德国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但对于限制犹太人权利的国家政策，他的态度就没有那么鲜明了。事实上，领袖也确实在利用教会对犹太威胁的警示，激发大众支持他的反犹运动。

最关键的是，墨索里尼清楚教宗很依赖他，得靠他为教会争取福利。其中一些福利（比如让墨索里尼代表教会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关涉重大，其他福利（例如依靠政府禁止那些教宗认为冒犯教会的图书出版）尽管相对次要，却仍然举足轻重。当时的一个案例仍然令教宗感觉历历在目。

5月下旬，庇护得知，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的新版传记将以廉价的多卷插图本形式在报刊亭面世。当时的梵蒂冈并不希望深究波吉亚的话题。波吉亚生于1475年，十八岁便晋升枢机，其父乃是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波吉亚在二十多岁时放弃了枢机帽，成为了军事领袖。他与妻子育有两个孩子，并同其他女人生下了许多私生子女。[23]教宗带话给齐亚诺，要求将这一传记全部销毁。[24]

加莱亚佐·齐亚诺

墨索里尼的女婿于是对这本由报亭寄售的图书下了禁令。政府只允许传记以单卷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其厚重的形式将大幅度减少潜在读者的数量。[25]但是梵蒂冈很快便获知，尽管齐亚诺已经下达一纸禁令，但本书的通俗多卷本依然在售。在教宗的指示下，博尔贡吉尼大使于6月13日再度约见了齐亚诺。

发现自己的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时，齐亚诺怒不可遏，他拿起电话打给大众文化部的二把手（一把手当时正因公出差）。

“里佐利（Angelo Rizzoli，传记出版商），”齐亚诺告诉他，“是你能想象的最反意大利、最反法西斯、最反天主教的人。”他控诉道，这本书“不过是耸人听闻的无端猜测，出自犹太人的阴谋”。博尔贡吉尼早先已经向齐亚诺指出，这本传记的作者古斯塔夫·萨切尔多特（Gustave Sacerdote）就是犹太人。里佐利必须被教训一顿。“制服他，用你的膝盖顶住他的喉咙，”齐亚诺指示道，“用耳光扇得他找不着北，让他永远都忘不了这顿教训。”[26]

这次会面一周后，齐亚诺通知大使，不仅切萨雷·波尔吉的通俗多卷本传记已经被禁，整本书都已经被封停。又过了一周，帕切利枢机去信表达了谢意。[27]

* * * * *

在阿契尔·斯塔拉切的高压手段下，墨索里尼的反犹运动全面展现了政府的铁腕。6月30日至7月2日，独裁者主持了一场高调的运动会，旨在展示法西斯党领导层的刚强与大无畏精神。各省党魁应召来到罗马，参加了一系列“竞赛”。这些竞赛或滑稽（肥硕的法西斯首领尝试跳过木马）或危险（他们还要跳过一排排竖立的刺刀）。美国大使描述了这场怪异的盛会，提及墨索里尼观看“两名参赛选手在刺刀阵上落败，导致了令人不适的后果”。意大利报纸的新闻都配上了一副阿契尔·斯塔拉切的照片，画面上英勇的他带头跳过了火圈。[28]

当时，墨索里尼遭遇了一桩令他不快的私事，多少分散了他对意大利霸业的规划。克拉拉·佩塔奇变得越来越容易吃醋。她的疑心有着非常确凿的理由，因为即便在她暂住威尼斯宫公寓的那段时间里，墨索里尼依然同一些老情人幽会。佩塔奇大发脾气；为了安抚她，墨索里尼每天要给她打好多个电话。7月的多数日子里，他每天要在上午九十点钟同她偷偷溜到奥斯蒂亚的海滩游玩，并在下午三四点钟返回。[29]

这段时间里，领袖安排女婿来处理种族主义运动所引发的余波。7月20日，他派遣意大利大使皮尼亚蒂去梵蒂冈试探教宗的反应，因为仅仅两天前，教宗向一群修女发表讲话时，又一次悲叹“过分的民族主义”。

皮尼亚蒂询问帕切利枢机：“教宗是否真的要采取行动，与皇室政府规划的反犹运动相抗衡？”

帕切利对此不置可否：他表示自己并未听到教宗有反对这一事宜的安排。帕切利本人不会反对反犹运动。

那么当教宗谈及“过分的民族主义”时，他到底有何指涉？皮尼亚蒂问道。他指出，人们会认为，这样的评论是在批判新近的种族政策。

帕切利立即向他保证，教宗绝对没有这样的意图，他的这番话主要是针对国外的天主教徒，提醒他们与本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保持距离。

皮尼亚蒂表示，天主教教条必须承认不同种族的存在。

帕切利枢机跟他绕起了圈子。他表示，教会法规对此非常明确：受洗之人即是天主教徒。无论墨索里尼采取怎样的反犹政策，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必须将斗争对象局限于那些真正的犹太人。[30]

六天后，皮尼亚蒂前往冈多菲堡拜见教宗，直接与他讨论种族运动的问题。教宗尽管显得更为瘦削，但已恢复了大半体力。他仍然穿着橡皮袜，用来遏制腿部的疼痛，但已经不再需要每日按摩了。每天上午，他的私人医生会驱车从罗马赶来，为他检查身体状况，但医生觉得已经不需要像去年夏天那样，夜夜守候在教宗身边。长寿的希望破灭之后，如今的教宗只想死在办公桌上。[31]

皮尼亚蒂对这次会面十分满意。他温和地向教宗提出异议，表示庇护不应该用“过分的民族主义”这一措辞，因为它会遭人误解。而教宗的回答与帕切利如出一辙：他指的并不是意大利。

教宗也有事要抱怨。他收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报告，这些报告表明，意大利政府给意大利北非地区的新教徒以特权待遇。他告诉皮尼亚蒂，此举不仅有害于天主教会，也有害于意大利，因为这些新教徒都是英国安插在北非的特务。[32]此外，公教进行会近来被控涉足政治，教宗对此也表示了关心。“我每天都向天主祷告，”教宗说道，“祈求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对公教进行会下手。”他进一步说道：“只要放过公教进行会，教宗什么都答应你们。”[33]

会面一周后，教宗不顾皮尼亚蒂的警告，又对“过分的民族主义”发起了口头攻击。在向罗马宗座传信大学（Colleg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的两百名学生发表讲话时，他将批判又推进了一步。他告诉所有学生，人类只有一个种族；进而，他又说出了一番会激怒墨索里尼的话：“也许人们会问，意大利怎么会如此不幸，竟然想要模仿德国。”[34]

然而这还不是教宗这番讲话的最强音，他把它留给了心爱的公教进行会。“我警告你，”教宗明显是在对墨索里尼说话，“不要讨伐公教进行会，我这么祈求是为了你好，因为讨伐公教进行会就是讨伐教宗，而讨伐教宗的人必将灭亡。”

这番演讲彻底激怒了墨索里尼，最令他生气的莫过于指控他对希特勒亦步亦趋。领袖于是下达一条命令，任何意大利报纸都不得刊登教宗的演讲。[35]齐亚诺告诉博尔贡吉尼大使，如果教宗继续发动这样的攻击，将令双方的关系彻底破裂。“我向博尔贡吉尼明确了我的意思，”齐亚诺回忆道，“我解释了我方种族主义的承诺与目标。”大使又一次试图替教宗的言论开脱。庇护只是想确保意大利种族主义能够严守恰当的界限。齐亚诺对此感到满意：“在我看来，博尔贡吉尼与我们达成了共识。并且他透露，自己便具有非常强烈的反犹倾向。”[36]

7月31日，意大利大使前来与帕切利枢机会面，对教宗最近的发言提出抗议。教宗不可以继续这样批评政府，领袖希望教会能继续与政府维持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帕切利承诺会将墨索里尼的关切转达给教宗。皮尼亚蒂认为帕切利是自己这边的盟友，但他怀疑教宗不会理会这些建议。[37]

博尼法乔·皮尼亚蒂大使（右）与加莱亚佐·齐亚诺，1939年5月

“有时候，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后来，当帕切利解释自己同庇护十一世的关系时，这么告诉巴黎大主教韦迪耶枢机。教宗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即便那个人是国务卿（至少在帕切利看来是这样）。“可怜了我深情款款的天性，”帕切利透露道，“但我也明白他对我是有爱的，这种想法予以我安慰。”后来他又给韦迪耶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多么紧张。有一次，他被这种感受所吞没，毫无意识并且“近乎大力地”用拳头敲起了教宗的书桌。他没法继续担任国务卿了，他告诉教宗。“这份工作令我不满，我承受的实在太多了。”

“教宗冷冷地看着我，然后缓慢地说了那几句我永远无法忘怀的话语，”帕切利回忆道，“‘我们眼前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你和我，一起施行善的事业！’”帕切利深受感动：“多么高尚的回答！我精神的孱弱令我羞愧难当，我跪倒在教宗的足边，请求他的原谅。圣父深情款款地将我扶起来，并且拥抱了我。”“这是多么感人的场景！”韦迪耶一边在脑海中构建场景，一边感慨道，“多么温馨的画面！”[38]

皮尼亚蒂担心教宗会阻碍反犹运动的进行，他转而寻求另一个人的帮助。8月4日，他来到南部的索伦托（Sorrento）半岛，莱多霍夫斯基神父正在一处耶稣会士住所养病。“我前去会见耶稣会总会长，”皮尼亚蒂后来解释道，“因为在过去……他从不向我隐瞒他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他认为犹太人是困扰欧洲的所有邪恶的根源。”

大使发现莱多霍夫斯基对犹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非常赞同皮尼亚蒂的事业。他表示，“罗萨神父曾告诉我，教宗对此一无所知”，他的病痛夺走了他的思考能力，“尽管非常可怕，但事实就是如此”。教宗生病期间，他曾向天主祷告，让祂收回他的灵魂，然而“天主并没有回应他的祈祷，由此引发的结果便是，教会如今正经历一场深重的危机”。庇护“没有理性，也不会听从任何理性的建议”。帕切利枢机已经不知所措了，“教宗不再像过去那样，还能听得进他的建言。他有很多计划都背着帕切利，而且也不再提前告知他的演讲内容”。

莱多霍夫斯基表示，教宗身边的人都在担惊受怕，要是教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39]他敦促大使展开行动，不要让教会与法西斯政权的良好关系成为教宗胡言乱语的牺牲品。

皮尼亚蒂说道，他们无法忽视教宗的胡言乱语，因为国外媒体（尤其是法国媒体）都在利用他的话语，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都在倾听这些话语，“却不知道这位所有信徒的神父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教宗的话语“使得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仇视意大利的狂潮，使得我国无论在道德上还是物质上都遭受了损害”。

莱多霍夫斯基表示赞同。危机已经若隐若现。在请求大使为他保密之后，他透露道：“危机已然如此深重，我们必须找出解决方案。”[40]

耶稣会总会长脑海里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竭尽所能地阻止教宗批评法西斯种族政策，阻止他冒犯纳粹党，也阻止他给予犹太人任何希望。

[1] 教宗大概是通过《公教文明》的书评获知了它的内容：M.巴尔贝拉，《“种族”之间的正义》，CC 1937 IV, pp. 531–538。1932年，《罗马观察报》也曾刊登一篇文章，谈到拉法奇在《美国》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共产党人试图向非裔美国人抛出橄榄枝：《成为共产主义黑人？》，OR, 5 giugno 1932, p. 4。有关他家庭的详细信息参见Eisner 2013。

[2] 我们从一份文件中得知了耶稣会总会长的反应，收于未经整理的《公教文明》档案，转引自Sale 2009, p. 37。

[3] 他写道，第一种反犹主义不符合基督教教义，因为它基于种族有别的观念。与之相反的是，“第二种反犹主义用道德和法律的手段反对犹太人口在经济、政治、舞台、影院、媒体、科学和艺术领域造成真正有害的影响，这种反犹主义是得到容许的”。贡德拉赫认为，最危险的就是那些吸纳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大多有道德虚无主义的倾向，切断了任何民族与宗教的纽带，他们通过世界富豪财团和国际共产主义运作活动，由此将那些被祖国放逐的犹太人的阴暗品质释放出来”。仁慈的教会一向反对对犹太人进行不公的迫害，但长久以来也支持那些保护欧洲免受犹太人有害的经济影响和知识影响的举措。英语译文收于Passelecq and Suchecky 1997, pp. 47–49。本文有关拉法奇与教宗以及莱多霍夫斯基会面的描述便是基于帕斯莱克和苏凯奇的出色研究。另参见Eisner 2013。

[4] 转引自Starr 1939, p. 118。5月27日，都灵的《新闻报》也刊登了一篇反犹文章，提醒人们注意犹太人带来的威胁，它从贝洛克的著作中引用了同样的文字：《数量与金钱》，《新闻报》，1937年5月27日，第1版。

[5] 这份耶稣会期刊后来还讨论了一本近期出版的重要图书：《以色列，它的过去，它的将来》（Israel, son passé, son avenir），作者是著名的荷兰天主教徒赫尔曼·德·弗里斯（Herrmann De Vries）。在被放逐之后，德·弗里斯写道，犹太人已经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不断重复着他们既往的历史，被一个国家扫地出门，逃离到另一个国家去。一开始，犹太人受到欢迎；然后人们对他们只剩下忍耐。在第三个历史时期，他们变得十分富有，激发了人们的嫉妒心理。这使得大众都要出来反对他们，也就导向了第五个历史时期：人们试图消灭他们，或者将他们彻底赶走。

[6] 《犹太问题与复国运动》，CC 1937 II, pp. 418–431。

[7] CC 1938 I, p. 460.次月，《公教文明》再度重复了它的警示，认为犹太人有统治世界的意图。它将古往今来的犹太教做了比对，早期犹太教曾催生了基督教，而当今的犹太教“实际上是一门烂到骨子里的宗教”。它告诉读者，“对金钱和统治世界政治的致命狂热……是使得犹太教成为骚乱的源泉，并永远威胁着世界的真正深层原因”。防御性举措十分有必要。最佳路径便是遵从历任教宗的传统办法，将宽容与“谨慎且适当的举措（即适用于我们时代的种族隔离形式）结合起来”。次月，这份刊物又提醒读者，“每一次，犹太人都是自招祸殃，他们太过频繁地滥用权力，憎恨耶稣、基督教以及他的天主教会，人们对他们的厌恶再正当不过了”。《非天主教徒论“现代种族理论”》，CC 1938 III, pp. 62–71，引自p. 68。

[8] 奥兰迪蒙席的文章《犹太人也入侵了意大利》（《教士之友》，vol. 20, no. 3, 1938）主要转引自Miccoli 1988, p. 866。

[9] 马里奥·巴尔贝拉，《匈牙利犹太问题》，CC 1938 III, pp. 146–153。1938年4月12日，教宗驻布达佩斯大使就新法律一事，给帕切利发来了一份报告；这一新法律规定犹太人在金融、商业以及专业领域只能占有固定的份额。有一件事情令他十分担忧，他写道，那些在1919年之后受洗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以及他们一出生就受洗的孩子，也受到了和普通犹太人一样的对待。大学学生协会（匈牙利的天主教大学学生几乎都属于这个团体）还在次要法规上补充了一个条款，它“并不会无条件地将受洗的犹太人及其后代看作是匈牙利人”。5月初，帕切利在给这位大使的回信中表示自己对此也十分担忧：“普罗大众似乎认为，1919年之后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用心不诚，这一现象在我看来十分奇怪且武断，与匈牙利人民的宽宏大量形成了强烈反差。”帕切利最后写道：“我们尤其希望，在保护马扎尔民族正当利益的同时，政府不应当堕落到对犹太人动用如此过分的措施，在同样的情况下，匈牙利天主教徒则在这一事宜上表现出理性的节制。”ASV, AESU, b. 77, fasc. 57, ff. 6r–9v, Angelo Rotta, nunzio, a Pacelli, Budapest, 12 aprile 1938；ASV, AESU, b. 77, fasc. 57, ff. 10r–10v, Pacelli a Rotta, 8 maggio 1938。

[10] Maiocchi 2003; Bottai 2001, p. 125; Gillette 2001, 2002a, 2002b.

[11] 在7月18日的一场外交晚宴上，博塔伊（2001, p. 125）向墨索里尼提起了宣言的话题，后者大发感慨地解释道：“总有人说我们这个诞生过但丁（Dante）、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拉斐尔（Raffaello）、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种族，祖先是非洲人，这种话我已经受够了。”

[12]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218–219.最杰出的墨索里尼法语传记作者认为，墨索里尼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变观念，支持由年轻的退伍军人发动民族主义革命，萨尔法蒂乃是背后影响力最大的人。当他刚刚担任意大利总理时，她令墨索里尼相信自己将成为意大利的第二位恺撒大帝。Milza 2000, pp. 257, 354. 关于萨尔法蒂对墨索里尼的影响，另参见Urso 2003。

[13] Festorazzi 2010, p. 96; Navarra 2004, p. 68.

[14] Ludwig 1933, pp. 69–70.在墨索里尼于1937年9月访问德国，并且与元首的盟友关系更加坚固之后，意大利犹太人开始担心，他可能会模仿希特勒的反犹运动。许多犹太人给齐亚诺寄去了言辞激动的请求信，后者则写道，德国人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同样的问题。“我也不认为在意大利发动反犹运动能够给我们带来好处。意大利并不存在犹太问题。他们人数稀少，而且除了个别例外，他们都是善良的人。”Ciano 2002, p. 32.迟至1938年2月，墨索里尼仍然给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写过字条，否认政府在策划反犹运动。DDI, series 8, vol. 8, n. 162, “Nota n. 14 dell’informazione diplomatica,” 16 febbraio 1938.

[15] Grandi 1985, pp. 443–444.然而劳舍尔（2004, p. 225）断言，早在1937年，当墨索里尼访问德国时，他就告诉希特勒，自己打算在意大利引入反犹措施。

[16] 许多著作探讨过墨索里尼为何在1938年发动反犹运动的问题。法布雷（2005）认为，墨索里尼是个从一而终的反犹分子。然而德·费利切（1981, pp. 312–313）认为，墨索里尼从来都不是一个反犹分子；只因埃塞尔比亚战争，他才终于相信一场针对他的国际犹太阴谋正在酝酿之中。于是他就走上了反犹政客的道路。关于其他观点，参见Israel 2010, pp. 159–170; Matard Bonucci 2008; and Vivarelli 2009, p. 748。

[17] CC 1938 III, pp. 275–278.

[18] 这位《公教文明》的笔杆子是安杰洛·布鲁库莱里（Angelo Brucculeri）神父。许多天主教出版物都转载了布鲁库莱里赞美新种族政策的文章，其中便有威尼斯主教管区的《宗教周刊》（La Settimana religiosa）。Perin 2011, pp. 200–201.

[19] 《法西斯主义与种族问题》，OR, 16 luglio 1938, p. 2。关于布鲁库莱里的文章，参见Miccoli 1988, p. 871。曼齐尼在1960年至1978年间担任《罗马观察报》主编；De Cesaris 2010, p. 139。罗马天主教对反犹主义的接纳引发了热烈的争论。许多人试图在教会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和以种族为基础、并导致种族屠杀的“反犹主义”之间划出一条分明的界限；我在Kertzer 2001中涉及了这一争论。《公教文明》以及其他天主教媒体在那些年间通常将犹太人称作一个“种族”。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38年复活节的主教信中，威尼斯大主教阿德奥达托·乔瓦尼·皮亚扎枢机便将犹太人称作是一个“种族”，这一集体应当为谋害耶稣负责。他声称，被诅咒的犹太人只能在世界上流浪，“他们涉身最阴暗的派系之中，从共济会到布尔什维克党”。转引自Perin 2011, pp. 216–217。

[20] 政府的窃听器捕捉到这段通话内容。ACS, MCPG, b. 166, wiretap n. 5102, Roma, 14 luglio 1938. 对话采用的语言是德语。

[21] 德国媒体对意大利种族运动予以热情的报道，其中几例被收入报告，送到了圣座的办公桌上，参见ASMAE, AISS, b. 102, “Servizio speciale,” Monaco, 15 luglio 1938。

[22] ACS, MCPG, b. 151, ministro di cultura popolare a Mussolini, 19 luglio 1938.

[23] 有趣的是，当埃米尔·路德维希在1933年近距离见到墨索里尼时，他认为领袖与波吉亚十分相像：“现在他面对着我坐在桌子对面。佣兵队长切萨雷·波吉亚（这位罗马涅英雄，我曾刻画过他在罗马宫殿里的形象）仿佛起死回生，尽管身穿一套深色日常西装，打着黑色的领带。Ludwig 1933, p. 23.

[24] 教宗通过帕切利向博尔贡吉尼传达了这一指令。波吉亚教宗曾是梵蒂冈严格审查的话题。1934年，教宗得知一部名为《卡特琳娜·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的戏剧描绘了亚历山大六世的所有堕落行为，并即将于4月在罗马上演，于是他派遣塔基·文图里阻止这部剧的上演。政府让剧作者将第一幕彻底删除，并大幅修改了其他冒犯教会的内容。ASV, AESI, pos. 855, fasc. 549, ff. 4r–24r.

[25] ASV, ANI, pos. 47, fasc. 2, ff. 124r–129r.

[26] ASV, ANI, pos. 47, fasc. 2, ff. 132r–134r, Tacchi Venturi a Tardini, 15 giugno 1938。

[27] 帕切利在寄给博尔贡吉尼的信中，表示自己听闻这一消息非常高兴。ASV, ANI, pos. 47, fasc. 2, ff. 135r–136r, Pacelli a Borgongini, 22 giugno 1938.公教进行会继续在向警方报告为教会所不喜的图书、杂志、戏剧和电影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全国组织给主教管区的道德秘书处发放了详细的指示，指导他们组织线人网络，确保那些冒犯教会的作品无法逃过警方的注意。ASV, AESI, pos. 773, fasc. 356, ff. 104r–115r.至于出版商里佐利则幸存了下来，创立了一个集出版与书店于一体的帝国，并在战后继续同梵蒂冈作对。1960年，它出品了一部由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执导的电影《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受到了《罗马观察报》的指摘，一开始还在意大利受到审查。

[28] NARA, M1423, reel 1, n. 991, William Phillips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Physical Fitness Tests for High Fascist Party Officials,” July 7, 1938.

[29] Petacci 2010, pp. 131, 370.

[30] 帕切利尤其告诉皮尼亚蒂，如果一位天主教徒与一位从犹太教皈依天主教的信徒结婚，他们的婚姻不应受到阻拦。帕切利有理由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因为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便在德国出台了这样的规定。帕切利引述了宗教事务协约的条款，它规定教会婚姻与民事婚姻一样有效，他还提醒齐亚诺，“教会法规认可受洗双方婚姻的合法性（教会法规1012），而无须考虑任何其他因素”。ASMAE, AISS, b. 102, Pignatti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20 luglio 1938.

[31] ASMAE, APSS, b. 40, Pignatti, “Notizie sulla salute del Pontefice,” telespresso n. 1818/678, 11 luglio 1938.普奇关于教宗健康状况的描述基于他同杰梅利神父的谈话，后者近来拜访过教宗。

[32] DDI, series 8, vol. 9, n. 336, Pignatti a Ciano, 26 luglio 1938.

[33] DDI, series 8, vol. 9, n. 337, Pignatti a Ciano, 26 luglio 1938。

[34] “La parol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XI agli alunni del Collegio di Propaganda Fide,” OR, 20 luglio 1938, p. 1, republished in CC 1938 III, pp. 371–376.

[35]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2, f. 19r.

[36] Ciano 2002, p. 113 (July 30, 1938).博尔贡吉尼告诉意大利驻圣座大使，教会从来都反对跨种族婚姻，认为“混血儿结合了两个种族的缺点”。至于反犹运动，教宗并不担心政府以后会对付真正的犹太人，却担心意大利可能会遵从德国的做法，不加任何区别地把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也仅当作犹太人来对待。皮尼亚蒂没有做出直接回应，只是向教宗大使保证，意大利的种族运动与纳粹德国不同。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8, ff. 46r–48r, Borgongini a Pacelli, 2 agosto 1938.次日，博尔贡吉尼将这一对话直接转述给教宗。

[37] ASMAE, AISS, b. 115, Pignatti a Ciano, 31 luglio 1938.

[38] 转引自Papin 1977, p. 62。

[39] “根据我的记忆，”莱多霍夫斯基写道，“从来没有哪位教宗像他这样失去理性。”ASMAE, Gab. b. 1186, Pignatti a Ciano, 5 agosto 1938.

[40] ASMAE, Gab. b. 1186, Pignatti a Ciano, 5 agosto 1938.

第二十三章
秘密协议

1938年7月，四万名奥地利犹太人被集合起来，关进了“保护性监禁区”。法国重申要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不允许德国进犯分毫。德国人的回应方式则是班师法国边境，很快举行了一场全面的军事动员。

8月初，在这轮奔向战争的恐怖事态中，意大利政府根据其种族宣言，颁布了一系列种族法案。第一条法案禁止所有出生在国外的犹太人在意大利上学。《公教文明》将这一措施告知其读者，并且刊登了政府的反犹理论（与这份刊物对犹太威胁的警示非常相似）：犹太人永远不会忠于他居住的国家，因为他们只忠于其他犹太人；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共济会背后的黑手；尽管意大利犹太人只占了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但他们占据了许多重要的岗位。这种情况绝不能被容忍。[1]

1938年8月4日，教宗召来了乔瓦尼·蒙蒂尼。几年前，为了讨墨索里尼开心，他曾解除蒙蒂尼公教进行会大学组织国家司铎的职务，但是在1937年下半年，他决定重新启用蒙蒂尼，并将他任命为帕切利手下的副国务卿。这个决定令蒙蒂尼踏上了康庄大道，并在二十五年后登基圣彼得宝座。现下，庇护希望他能起草一封写给墨索里尼的信，向他表明教宗在犹太和公教进行会这两件事情上的立场。

次日，蒙蒂尼将草稿送给庇护，教宗仔细地审查了稿件。它写道，只要事关犹太问题，教宗便无意干涉政府“采取恰当措施，保护合法权益的职责”；但是他希望墨索里尼不会逾越基督教博爱之心所能容忍的界限。至于公教进行会的问题，教宗反对法西斯党以开除党籍的方式威胁公教进行会成员。他坚称，公教进行会只秉持宗教目标，这与其成员身兼法西斯党籍并不冲突。

帕切利枢机再度劝说教宗不要寄出这封信件，以免惹怒墨索里尼，于是，塔基·文图里前去会见领袖，亲自将教宗的想法告诉了独裁者。[2]

教宗近来对公教进行会生出担忧，缘于他从东北部城市贝加莫收到了一份报告：当地法西斯分子攻击了一个公教进行会俱乐部。当帕切利枢机向皮尼亚蒂转达这一怨言时，大使那边也是怒火冲天。梵蒂冈还指望怎么样呢？教宗对种族运动的批评激怒了法西斯激进分子，此后还可能发生更为恶劣的暴力事件。[3]

法西斯媒体控诉皮扎尔多，认为是他说服教宗对种族主义提出谴责，对此非常愤怒的皮扎尔多在两天后会见了意大利大使。皮扎尔多向皮尼亚蒂保证，自己从未向教宗提起这一事宜。然后他们的对话跳转到公教进行会上，气氛立马变得剑拔弩张，于是皮尼亚蒂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如果该组织能够废止正式成员的组织结构，那么此举将极大地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皮扎尔多对此不置可否，他表示这样的事情，决定权在教宗手里。大使怀疑皮扎尔多将鼓励教宗继续保护这个组织，不过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求帮助。“帕切利枢机与皮扎尔多枢机交恶的事情众所周知，而且他也不喜欢公教进行会如今的组织形式，”皮尼亚蒂在这番会面的报告中写道，“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会争取让他成为我的盟友。”[4]

那周，《公教文明》还刊登了一篇拍政府马屁的文章，进一步证明教宗愈发受到孤立。[5]皮尼亚蒂对此感到满意。他告诉齐亚诺，当事关反犹运动时，耶稣会明显站在墨索里尼这边，不过他也提醒道：意大利的报纸最好停止鼓吹这一事实，耶稣会绝不愿意落得反对教宗的口实。[6]

当齐亚诺告诉墨索里尼，他无法预测教宗接下来可能发表什么言论时，领袖的心情变得更加忧郁。“我不会低估他的力量，”他说道，“但他也不应当低估我的实力。”难道七年前的公教进行会战役，还没有给教宗带来足够的教训吗？“只要我一声令下，”墨索里尼警告道，“就足以释放这个国家所有的反教会力量。”[7]

那个最法西斯的法西斯党人罗伯特·法里纳奇，一如既往地特别愿意帮墨索里尼给教宗施压。在总部设于克雷莫纳的《法西斯政府报》（Il Regime fascista）上，他对庇护十一世批评种族运动的言论提出了谴责。[8]

克雷莫纳主教急于替教宗辩护，于是给法里纳奇寄去一封长信。他解释说，教宗无意批评法西斯政府的种族项目。他所谴责的“种族主义”，指的是纳粹采纳的异端意识形态。“而当某些天主教作家声称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原则上无法接受种族主义时，他们所指的也是德国种族主义。他们并不是在谈论意大利种族主义。” 教宗的批评绝非意在攻击以下观点，即法西斯政府保护意大利种族的健全，免受犹太人的威胁。如果人们受到误导，以为教宗和教会反对种族运动，那无疑是因为“反法西斯人士和犹太人希望歪曲教宗的用意，好为他们的反法西斯事业服务”。[9]

法里纳奇则在报纸中作出回应。他解释道，墨索里尼发动反犹运动，完全是遵从教会的教导：“犹太人团结在一个组织有序的国际机构周围，满世界宣布他们乃是反法西斯人士，因此他们也是反意大利和反天主教人士。如果教宗有亲犹太人的弱点，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历任教宗才是法西斯先驱，指导我们如何处理种族问题。甚至在今天，我都能明确地告诉你，在这一问题上，好些枢机并不赞同教宗和《罗马观察报》的观点。”[10]

当法里纳奇为双方的不和煽风点火时，教宗又要求塔基·文图里出面，在双方之间达成一桩协议，令这场风波像早先的公教进行会危机一样和平解决。耶稣会士在8月8日面见领袖，他随身带着一份文件，上面记录了教宗的想法。在同独裁者沟通过教宗的观点之后，他大声朗读了这份文件，并将它留给了墨索里尼。

这份文件表示，两起“非常严峻”的事件令教宗心烦意乱。第一起乃是公教进行会如今陷入了一种“痛苦”境地。意大利媒体上充斥着针对这个组织的中伤与诽谤；在一些地区，不仅组织领导人，连普通成员都有受袭之虞。许多区域的法西斯党人接到命令，如果他们还想留在法西斯党，就必须放弃公教进行会的会员身份。教宗对文图里说道，告诉墨索里尼，“我们曾经经历1931年7月那些焦灼的日子，七年后，我们会像当年那样，将你[塔基·文图里]当作我们全权信任的代表，派到他身边，他知道如何同你达成理解，也会明白那个派遣你的人”。如果墨索里尼觉得直接会面有助益，教宗补充道，自己会亲自同他会面，寻求解决方案。

这份文件罗列的第二起“痛苦”事件与“犹太问题”有关。庇护说：“我们承认，采取恰当的措施保护合法的权益乃是国家政府的职责，而我们无意对其进行干涉。”但是教宗觉得自己有责任诉诸墨索里尼“作为基督徒的使命感”，并提醒他“避免任何不人道、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措施”。他又转而谈论起那些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以及在教会的许可下同天主教徒结成连理的犹太人。他提醒墨索里尼，根据宗教事务协约，仅凭教会法规就足以确保这些婚姻的合法性，他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这一权利。

最后，教宗回忆起教会的往昔岁月，那时的教宗在他们统治的领域里“谨慎地控制住以色列的孩子，并对他们的恶行采取防御性措施”，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虐待犹太人。教宗认为，即便复活节周五的严厉祷文认为犹太人“背信弃义”，但他也从未忘记，救世主耶稣基督有着犹太人的血统。[11]

会面中，塔基·文图里将所有问题都与墨索里尼一一讨论，并将领袖对各种请求的回应悉数转达给教宗。8月12日，周五晚间，塔基·文图里又遵从教宗的安排，带着一份文件回到领袖身边。这一次，耶稣会士先将教宗的文件交给墨索里尼浏览，然后才开始讨论。在上一轮会面中，墨索里尼表示只要公教进行会的活动能严格限制在双方协商一致的范围内，他便无意针对它，教宗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而贵方表示希望在处理犹太问题时秉持克制与理性的精神”也令教宗十分振奋。这句文字之后，庇护的文件便抛开了犹太话题，主要讨论他最为关心的公教进行会问题。教宗希望双方能够重新达成一致，令公教进行会争议得到和平解决，然而在此之前，墨索里尼必须先做三件事：撤除贝加莫的反教会法西斯党首领的职务；恢复公教进行会成员被剥夺的法西斯党党籍；为那些因参加公教进行会活动而被开除的公务员复职。

“噢，领袖，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塔基·文图里代表教宗告诉墨索里尼，“我认为我们的和平谈判不仅将给我带来极大的难处，而且也很难达到1931年8月那样令双方满意的结果。”他最后提醒墨索里尼，教会的支持对独裁者来说是多么重要，“至少体现在帮助意大利赢得了埃塞俄比亚战争”。梵蒂冈对法西斯政权的支持至关重要，教宗特使据理力争，以至于“全世界所有尘世或地狱的反法西斯力量”都不惜一切代价要阻绝这一联盟。[12]

至此，离新种族主义条款的宣布已经过去近一个月。全世界的犹太人都紧张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仍然希望意大利的反犹姿态不过是纸上谈兵，不会带来多大的实际效果。意大利的四万六千名犹太人主要居住在北部和中部城市。最大的犹太人群体位于罗马，约有一万一千人，米兰位居第二，有近七千人，第三是东北部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接近五千人。犹太人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平均水准；半数意大利人都是农民，而犹太人则鲜少耕种土地。不过意大利犹太人远远没有达到共同富裕。尽管人口调查显示最普遍的犹太人职业是“商业”，但是这既包含贫寒的街头小贩，也包括富足的商人。罗马的犹太人并不富裕，许多犹太人都倚仗族人的施舍过活。[13]

然而这些或贫穷或富足的犹太人并不幸运，因为墨索里尼非常较真地要把种族条文付诸行动。不过他也明白，反犹运动完全出乎多数意大利人的预料，要让他们对运动产生热情并不容易，如果教宗公开反对它，将极大地挫伤这场运动。

教宗的耶稣会特使于次日交给帕切利枢机一份长达三页的打印文稿，其标题如是写道：《为了解决近几周的纷争，为了重建圣座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和谐关系，墨索里尼阁下与耶稣会士塔基·文图里神父于1938年8月16日愉快地就三个问题达成一致》。此文稿内容乃是墨索里尼口述，并由塔基·文图里记录下来的，这份协议的条款密切地回应了教宗在上周给领袖提出的三点要求。

在这份协议的三条条款中，第一条处理了犹太问题，第二条则事关公教进行会。条款二保证公教进行会有权不受干扰并全面地开展其活动，而那些被剥夺法西斯党籍的公教进行会成员也将恢复他们的党籍。在第三条中，墨索里尼答应了教宗的要求，撤掉了贝加莫的法西斯党头目。

在塔基·文图里神父与墨索里尼达成的协议中，犹太人的问题在第一条中得到详细解释，其标题为《种族主义与犹太问题》。墨索里尼对新的反犹法案做出承诺，其严苛程度不会超过历任教宗几个世纪以来限制犹太人的程度，事实上，历任教宗在教宗国内落实的部分限制条款将被排除在外。这条条款写道：

对于犹太人，政府承诺不重新启用身份标识帽（无论什么颜色），也不会划分犹太区，更不会没收他们的财产。简而言之，我们确保犹太人受到的对待，不会差于多个世纪以来历任教宗给予他们的待遇，无论是在不朽之城抑或是其他临时的住所。

这一条款实现了《公教文明》的耶稣会士的梦想，它既是塔基·文图里的梦想，也是耶稣会总会长的梦想。犹太人终于受到了诸般限制，而这么做的目标是保护基督教社会免受其恶劣影响。几十年来，梵蒂冈这份非官方期刊一直在敦促欧洲各国政府采取这类限制措施。

既然墨索里尼作出承诺，他给犹太人施加的限制会局限于教会支持的限度之内，那么作为交换，圣座也答应不再对即将落实的种族法案提出批判，所以这一部分的第三段和最后一段规定：

“既然如此[即我方已承诺将对犹太人的限制局限于教宗国的限度之内]，尊贵的政府首脑强烈希望天主教媒体、神父以及天主教发言人能够杜绝在公众场合讨论这一话题。圣尊以及神圣教宗本人并不缺乏私下的渠道同墨索里尼达成直接的相互理解，也不缺乏渠道向他提供最适于解决这些敏感问题的恰当方法。”[14]

塔基·文图里对此感到满意。这份协议令人回想起往昔。1931年，教宗和墨索里尼也曾这般相互要挟，并且双方关系离彻底破解也仅有一步之遥。在其他人纷纷失败之后，他应召与墨索里尼协商和平解决方案，并代表教宗签字。这一次，法西斯对公教进行会的威胁再次得到化解。

同一周，梵蒂冈的日报刊登文章，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犹太人采取行动。《罗马观察报》回顾了过去的几个世纪，历任教宗为了保护基督徒，纷纷采取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措施。在一段很快便被意大利各家报纸纷纷转载的文字里，《罗马观察报》解释道，尽管历任教宗在处理犹太人事务时总是表现出怜悯，但是这一姿态不应被误解：

然而我们必须直言，这不意味着犹太人可以滥用基督教国家的热情好客。除去保护性措施，还应当有对应的限制令和妨碍令。世俗统治者在这一方面与教会达成共识……基督徒不得强迫犹太人皈依天主教，不得干扰犹太教堂、犹太安息日以及犹太节日；相应的，犹太人也不得担任公职（包括政府和军队），并且这一禁令也适用于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的子女。预防措施还涉及专业活动、教育以及贸易领域。[15]

由此，这份梵蒂冈报纸为墨索里尼三周后实施的反犹法案绘制了一幅蓝图。

8月18日周四上午，塔基·文图里来到冈多菲堡，将这份协议呈给教宗过目。他明白自己必须非常小心地应对教宗，因为教宗的怒火在任一瞬间都有可能爆发。不过耶稣会士也明白，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与时间，他总能想办法赢得教宗的支持，或至少确保他不会反对。

事实证明，耶稣会士有充足的理由担心教宗会发火。塔尔迪尼在11点多进入教宗书房，立即就注意到双方的火药味。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他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在返回梵蒂冈的路上，塔基·文图里将协议出示给塔尔迪尼，并告诉他教宗对三条处理犹太问题条款的第一条不满意。“Quidquid recipitur pro modum recipientis recipitur．”塔基·文图里说道。这句出自中世纪神学的话,翻译过来便是：“人的感知基于人的感知方式。”耶稣会士抱怨道，教宗总是以阴暗的视角看待事物。协议毫不讳言地谈及历任教宗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他显然对此非常不满。尽管在与领袖的前期沟通中，他在犹太问题上表达了完全相同的观点，但教宗不希望墨索里尼之后的做法与自己前辈的行为有任何瓜葛。[16]

虽然庇护十一世大为光火，塔基·文图里还是告诉塔尔迪尼，他希望教宗能冷静下来，想明白这份协议其实对教会有好处。在教宗办公室外的等候室里，他已经让皮扎尔多枢机看过协议的初稿，他希望皮扎尔多也能出手相助，说服教宗接受这份协议。[17]

无论是墨索里尼，抑或教宗身边的人，都非常希望双方能达成这份协议。法国大使夏尔——鲁在给总理的信中写道，关于种族运动的争议渐渐平息了下来，公教进行会是如今仅存的争议问题。大使写道：“意大利政府处理反犹主义的手法非常老练，使得梵蒂冈只能对该问题缄口不言。”意大利的报纸上有许多文章详述历任教宗如何在他们短暂的任期内歧视犹太人。8月17日，多家报纸转载了《罗马观察报》于该周初刊登的文章，题作《历任教宗给予犹太人的对待》（“How the Popes Treated the Jews”）。[18]在墨索里尼与塔基·文图里起草协议的当天，大众文化部部长迪诺·阿尔菲耶里召集了罗马多家报纸的负责人和意大利其他城市报纸驻扎罗马的记者，想要传达如下信息：低调处理政府与梵蒂冈的争论，因为“一切争端似乎都得到了解决”。[19]

那些与梵蒂冈保持密切关系的记者之间流传着一则消息：塔基·文图里和墨索里尼已经快要达成交易了。法西斯党主席阿契尔·斯塔拉切和公教进行会主席兰贝托·维尼奥利（Lamberto Vignoli）进行了会面，进一步探讨协约的第二条和第三条。[20]

8月20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双方讨价还价的新闻。“梵蒂冈曾因公教进行会（意大利媒体在近几周指控该组织对种族理念抱持敌意）事宜与法西斯党剑拔弩张，随着法西斯党主席阿契尔·斯塔拉切和意大利公教进行会主席兰贝托·维尼奥利宣布双方达成和解，这一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使双方重新回到1931年9月和平共处的条约基础上。”《纽约时报》记者隐约得知了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为了让墨索里尼放过公教进行会，梵蒂冈将会与政府即将展开的反犹行动保持一致：“墨索里尼与塔基·文图里神父进行谈话后，公教进行会承诺不再开展任何可以被解读为对种族政策持有敌意的活动。作为回报，法西斯党则保证不对任何同时兼有公教进行会成员身份的党员采取报复措施。”[21]

8月21日，罗马的《信使报》（Il Messaggero）刊登了一篇题作《党与公教进行会确认达成协议》（“Accords Confirmed Between Party and Catholic Action”）的文章，以该报视角讲述了这份协约的内容。它在报道中提及了斯塔拉切和维尼奥利的会面以及双方达成的协议，并准确地描述了墨索里尼就公教进行会问题同塔基·文图里达成的共识：只要严格遵守1931年的协约条款，并将其活动约束在宗教领域内，那么它（公教进行会）就有权不受干扰地运作组织与活动。不过意大利报纸与美国报纸有所区别，前者并未提及墨索里尼希望从教宗处获得的回报。

教宗推迟了梵蒂冈宣布双方协议的时机，希望墨索里尼能进一步保证那些被开除法西斯党籍的公教进行会成员确确实实重获党员身份。塔基·文图里又与墨索里尼进行了几轮会面，教宗才最终感到满意。梵蒂冈日报在8月25日刊登了协议的消息。公教进行会的争端得到了解决。不过，文章并没有提及梵蒂冈为此付出的代价，即支持墨索里尼的反犹运动。[22]

在众多顾问的游说下，教宗渐渐接纳了由塔基·文图里与墨索里尼敲定的这桩交易，但是墨索里尼改投希特勒的怀抱以及他那些反基督教的种族意识形态，仍然令教宗感到不满。当世界各国的媒体纷纷刊登双方达成协议的消息时，教宗却在私下里表达了他的愤怒。教宗跟国务卿说道，让塔基·文图里告诉墨索里尼，如果他的目标是杀害圣父，那么他现在使用的方法非常有效。接着教宗又危言恐吓，在他死之前，他会“让全世界都知道，天主教会和圣父在意大利遭受了怎样的虐待”。[23]

在公众场合，教宗的言论更为审慎，但是他的话语中还是透露出些许怒意未消的意味。在冈多菲堡的宗座传信大学向学生发表讲话时，教宗再度提起“过分的民族主义”这一话题。皮尼亚蒂的得力助手卡洛·费恰·迪·科萨托（Carlo Fecia di Cossato）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消息（皮尼亚蒂大概在度假休息），认为教宗曾经在7月28日在这些学生面前批评了墨索里尼的新种族政策，如今又向他们发表讲话，这绝非巧合。然而这一次，教宗的演讲更为谨慎。这位外交官表示，教宗因为言论受到了批评，于是在“红酒中掺了一点水”。教宗表示，“公正、节制的民族主义有其应得的地位，并且与所有美德相联系”，但是也有一种不健康的形式，即“过分的民族主义”；在教宗眼里，这种意识形态是一道“真正的诅咒”。科萨托对教宗演讲的主旨感到满意：“我能很清楚地看出，教宗希望借这次演讲，缓和7月28日的演讲造成的恶劣影响。”[24]

对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很敏感的墨索里尼则没有科萨托那么满意。[25]他告诉齐亚诺：“其实大家对我有所误解，我是个很有耐心的人。而且，任何人最好不要逼我失去这份耐心，否则我会大发雷霆，破坏眼前的一切事物。如果教宗继续这样大放厥词，我会铲除意大利人的宗教情结，你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我就会让所有意大利人变成反教会人士。”如果教宗以为意大利人对他的信仰胜过了对领袖的信仰，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梵蒂冈城里的那些人，”他告诉女婿，“不仅迟钝，而且僵化。宗教信仰已经穷途末路：人们不再愿意信仰一个只谈苦难的神明。”他多少有点渎神地说道：“如果哪个神明对科尔索大道[26]巡警的私生活感兴趣，那我可看不上这种神明。”

教宗身边的人都在努力令庇护改变态度，而台伯河对岸，齐亚诺也在努力平息岳父的怒火。“在当前困顿的国际形势下，”他在8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与教会发生冲突只会令双方两败俱伤。”[27]

意大利报纸进一步给教宗施加压力，在它们持续不断的报道中，法西斯的反犹运动不过是将教会长久以来针对犹太人的谆谆教导付诸实践。《意大利日报》（种族声明正是在这份报纸上首发）8月24日的一篇文章追述了十年前的一桩往事，“以色列之友”因违反教会有关犹太人“背信弃义”的教导，而招致教宗的解散令。臭名昭著的反犹报纸《台伯河报》（Il Tevere）则用同样的标题《教会与犹太人》（“The Church and the Jews”）报道了这则故事。几家报纸纷纷使用同一标题，表明政府是安排这些报道的幕后黑手。“在所有的时代，”这份报纸写道，“历任教宗在犹太人的活动范围四周树起篱笆，像防瘟疫一样防着他们。”历任教宗“意图保护子民，不受犹太人恶德的影响”，他们采取的反犹措施远比法西斯政府正在制定的严厉。在罗列了几十条呼吁教众警惕犹太威胁的教会法规后，这篇报道最后写道：“意大利种族要净化自身，永远不要被这种背信弃义的异族所玷污。”[28]

教宗派出博尔贡吉尼大使，与齐亚诺商谈这一愈发紧张的局势。齐亚诺在日记中描述了这场发生在8月下旬的会面：

博尔贡吉尼——杜卡在教宗的命令下，前来商讨协议的宣布事宜。至少在当前，它能够结束党和公教进行会之间的纷争。经我稍稍怂恿，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教宗。他说教宗的性格非常糟糕，不仅大权独揽而且傲慢无礼。梵蒂冈所有人都害怕他，甚至博尔贡吉尼本人在进入教宗书房时都会发抖。他对每个人都十分倨傲，即便贵为枢机也不能例外。比方说帕切利枢机，当教宗将他召来时，他必须像个小秘书一样抄下庇护的所有指示。现在他又恢复了健康。每天吃煮熟的水果和一点点肉。他还适量地喝一点红酒，并在公园里进行足量的运动。他如今已经八十二岁高龄，却依然事无巨细地运作着教会的整个行政机构。[29]

如今的意大利政府正在鼓动一场大规模的反犹宣传运动，主要倚仗一份新创的半月刊《捍卫种族》。[30]这份刊物充斥着伪造的照片和古怪的插图，记录了犹太人和非洲人的堕落历程。第一期杂志刊登了一张人脸，其硕大无朋的鼻子耷拉在脸上，抵住了肥硕的嘴唇。这幅人像下方有一行标签：“典型的犹太人照片，清楚地展现出这一种族的面部特征。”[31]这本杂志对犹太威胁的描绘，与受到梵蒂冈认可的《公教文明》如出一辙，不过这份杂志找来的作者都有着受人尊敬的学术头衔，为那些哗众取宠的伪科学言论增加了可信度。[32]比如，这份杂志表示，犹太人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背后的黑手；《塔木德》教导他们仇视所有基督徒，总有一天要统治基督徒；他们永远都不会对自己居住的国家效忠；他们秘密谋划着要推翻教会和法西斯党。第一期《捍卫种族》有这样一篇新闻特写，题作《〈公教文明〉五十年论战》（“Fifty Years of Polemics in La Civiltà Cattolica”），在结尾处写道：“教会的教条与意大利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并行不悖。”[33]

皮尼亚蒂在8月下旬避暑归来，听闻教宗近来发表的讲话于法西斯党无碍，心里松了一口气。尽管庇护十一世曾提起种族主义的话题，而意大利大使并不反对他的讲话内容，然而皮尼亚蒂还是非常紧张。他告诉齐亚诺：“我们最希望的是教宗能缄口不言。他这人酷爱高谈阔论……总是令人担心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34]

[1] CC 1938 III, pp. 377–378.

[2] ASV, AESI, pos. 1007c, fasc. 695, ff. 70r–75r, “Progetto di una lettera del S. Padre a Mussolini circa Ebrei e Azione Cattolica,” agosto 1938.

[3] 帕切利想要平息皮尼亚蒂的怒火，便告诉他教宗刚刚派塔基·文图里给墨索里尼送去一封信。尽管该信对近期公教进行会遭受的暴力表示悲痛，但它依然满怀尊敬，“表达了对领袖的赞美与崇敬之情”。ASMAE, AISS, b. 102, Pignatti a Ciano, 6 agosto 1938.

[4] 出自皮尼亚蒂8月8日的报告，转引自Casella 2010, pp. 268–269。

[5] 该文详细地引用了墨索里尼为反犹运动辩护的说辞，甚至包括如下言论：“认为法西斯是在模仿某人或某事，这种观念荒谬透顶……没有人可以质疑，如今发动法西斯种族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该刊对墨索里尼的话语没有做出任何评价。CC 1938 III, pp. 376–378.

[6] 皮尼亚蒂建议，当耶稣会能够“执行他们最擅长的秘密行动时”，便能达成最好的效果。ASMAE, AISS, b. 102, Pignatti a Ciano, 7 agosto 1938.

[7] 然而齐亚诺则更为乐观，他相信教宗身边的人正逐渐令他明白事理。“至于种族的事宜，教宗如今已经明白这件事的问题所在，他已经开始缴械投降了。”Ciano 2002, p. 113.

[8] 法里纳奇控诉道，那个说服教宗批评种族运动的人是皮扎尔多枢机。8月3日，法里纳奇致信墨索里尼，再度提起了这一控诉。他在信的最后向墨索里尼提问：“亲爱的总理，教宗的母亲真的是犹太人吗？”他还补充道：“如果此事不假，那简直就是个笑话！”ACS, CR, b. 44, Roberto Farinacci, direttore, Il Regime fascista, Cremona, a Mussolini, 3 agosto 1938.法里纳奇大概是从德国媒体那里，引述了教宗是犹太人的控诉，当时这种论调在德国广为传布。

[9] ASV, AESI, pos. 1060, fasc. 749, ff. 14r–21r, Monsignor Giovanni Cazzani, vescovo di Cremona, a Farinacci, 17 agosto 1938.

[10] ASV, AESI, pos. 1060, fasc. 749, ff. 22r–26r, Farinacci a Cazzani, 18 agosto 1938.

[11] 法布雷（2012, pp. 109–110）近期出版并分析了这份文件，该文件收于塔基·文图里的档案中。ARSI, TV, f. 2143

[12] ASV, AESI, pos. 1007c, fasc. 695, ff. 37r–39r, “Nota da me presentato al Duce la sera di venerdì 12 Agosto,” Tacchi Venturi, 12 agosto 1938.

[13] Sarfatti 2006, pp. 19–41; Sarfatti 2005, pp. 67–68.截至1938年，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约有21%是其他国家的难民，为了躲避迫害才来到意大利。

[14]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0, ff. 40r–41r.早在梵蒂冈庇护十一世档案开放的许多年前，耶稣会士安杰洛·马丁尼（Angelo Martini）神父就获准访问了这些文档，并向外界指出这份文件的存在。尽管他引用了文本（Martini 1963），但他给出的背景知识很少，并判断“它太过泛泛而谈，基本上不可取信”。当米科利（1988, pp. 847–848）谈及马丁尼的发现以及他的评判时，这批档案仍未公开，但是他认为这份文件十分重要，并反对马丁尼弱化其重要性的观点。直到2006年，当梵蒂冈档案馆开放这部分文档，以及与其相关的资料后，其显而易见的重要性才为人们所知。德·切萨里斯（2010, pp. 160–161）认为，这份文件的起草人必然是墨索里尼，或者是他在政府中的亲信，而不是塔基·文图里，或者任何梵蒂冈人士。我认为，这种观点试图拉开教宗及梵蒂冈与这份提案之间的距离，它并不能令人信服。这份文件直截了当地向我们表明，早在双方起草协议之前，教宗已经向墨索里尼提出了许多方案。

[15] 《犹太人与梵蒂冈》，OR, 14 agosto 1938, p. 2。我使用的英语译文来自美国大使，梵蒂冈似乎决定不再反对意大利的种族运动，这一事实令他扼腕叹息。NARA, M1423, reel 12, Ambassador William Phillips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Progress of Racial Movement in Italy,” August 19, 1938.美国国务卿曾与意大利大使写信交流教宗对意大利反犹运动的反应，关于这些信件的分析，参见Kertzer and Visani 2012。

[16] 法布雷（2012, p. 119）对8月16日的协议做了最为详尽的研究，他为教宗发火所推测的原因与我的结论相同。

[17] ASV, AESI, pos. 1007c, fasc. 695, ff. 41r–42r，手写未署名的三页备忘，18 agosto 2011。当月晚些时候，塔尔迪尼与法国大使馆人员谈论教会就公教进行会与政府发生的冲突时，他认为墨索里尼无可指责。他表示犯错的是法西斯党“左翼”，尤其是当主席的阿契尔·斯塔拉切。MAEI, vol. 267, 126, Charles-Roux à Bonnet, 29 août 1938.

[18] MAEI, vol. 267, 94, Charles-Roux, 17 août 1938；以及MAEI, vol. 95–96, 18 août 1938。

[19] MAEI, vol. 267, 97, Charles-Roux, 18 août 1938.部长还补充道，他们不必顾虑传信部的言论，因为这些人并不代表梵蒂冈在种族运动上的立场；他们不过是年老的教宗一时心情不佳所导致的产物。Tranfaglia 2005, p. 151.

[20] MAEI, vol. 267, 102–103, Charles-Roux, 20 août 1938.

[21] 《教宗与法西斯党人就公教进行会达成新协议》NYT, August 21, 1938, p. 1。当天，《洛杉矶时报》也刊登了一则类似的消息，开头写道：“通过七十七岁的耶稣会神父彼得罗·塔基·文图里的居中调停，墨索里尼总理与教宗庇护十一世再度在天主教会与法西斯党之间的分歧上达成共识。《教宗与领袖再次共筑和平》，LAT, August 21, 1938, p. 2。

[22] 《关于意大利公教进行会与国家法西斯党的关系》，OR, 25 agosto 1938, p. 1。《信使报》的剪报收于AESI, pos. 1007c, fasc. 695, f. 64r。教宗与法西斯政府的最后一轮协商，记录于科萨托的报告中。ASMAE, AISS, b. 102, Cossato, 23 agosto 1938；以及ASMAE, AISS, b. 102, Cossato, 24 agosto 1938。

[23] ASV, AESS, pos. 430, fasc. 355, f. 70, 27 agosto 1938.

[24] ASMAE, AISS, b. 102, Cossato, 22 agosto 1938.

[25] 他喊来塔基·文图里，要他转告教宗自己有多么生气。墨索里尼与耶稣会士的会面记录在他的日程表上，时间为8月22日晚7点30分。ACS, CO, b. 3136.

[26] 即翁贝托一世大道（Corso Umberto I），意大利罗马古城中心区的一条主要街道，北起人民广场，南至威尼斯广场。

[27] Ciano 2002, pp. 117–118.近期，墨索里尼引入了一道新要求，政府雇员在工作期间必须穿制服，此事引发了不少怨言。在被告知下层的不满时，他回答道：“给我记住，教士之所以是教士，就是因为他穿了教士袍！”Bottai 1989, p. 131.

[28] 剪报收于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8, ff. 19r, 20r。

[29] Ciano 2002, p. 119.当年教宗实际上是八十一岁。

[30] 其负责人塔莱西奥·因泰兰迪（Talesio Interlandi）由墨索里尼亲自任命，多年以来他都建议领袖学习希特勒的榜样，对意大利犹太人发起反犹运动。

[31] 圭多·兰德拉，《意大利的种族观》，《捍卫种族》，第1期（1938），p.10。

[32] 令人遗憾的是，第一期的许多作者（包括上文引用的那篇骇人听闻的文章）都是意大利的人类学家。

[33] 政府要求所有大学的图书馆都征订《捍卫种族》，并呼吁所有教授都仔细研读它、将其内容分享给学生。意大利的各家报纸也受命转载它的文章，并将其故事材料用在自身的报道中。《〈公教文明〉五十年论战》，《捍卫种族》，第1期，1938年8月5日，pp. 31–33。另参见Mughini 1991, pp. 145–146. Israel 2010, pp. 203–204; Cassata 2008, p. 116; Tranfaglia 2005, p. 152。

[34] ASMAE, AISS, b. 102, Pignatti a Ciano, 29 agosto 1938.

第二十四章
种族法案

9月1日，意大利政府宣布，但凡生于海外的犹太人，只要是在1919年后入籍意大利，就将被政府收回其公民身份。它还命令所有非本国公民的犹太人在六个月内离境。次日，所有犹太教师（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遭到了解雇，因为基督徒儿童不可以接受犹太人的教导。犹太儿童也不得进入任何学校学习。犹太人遭到各大艺术、文学和科学学会的驱逐。“种族法案”规定，但凡父母属于“犹太种族”的人都是犹太人，与他们是否尊奉犹太教没有关系。

《公教文明》对这些新颁布的法案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因为自1880年以来，它就一直呼吁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然而这份刊物也迫切地想要划分界限，表明自己的反犹运动和基于血统的反犹运动不同。在它看来，犹太人给意大利造成的威胁，根源并不在于他们的生理特征，而在于他们的行为。[1]这份杂志之所以呼吁政府对犹太威胁采取行动，“其动机完全在于为基督徒搭建合法的防线，”——此处，该文以赞许的姿态引用了先前一篇文章——“‘抵御众多民族中的那个异族，尽管它生活在众多民族之间，却是它们不共戴天的敌人’”。[2]

在反犹运动早期，法西斯媒体大量引用这份梵蒂冈非官方刊物的内容，为种族法案煽风点火，获取大众的支持，而梵蒂冈则找来这份刊物的幕后灵魂人物恩里科·罗萨来厘清这一问题。他的文章《犹太问题与〈公教文明〉》（“The Jewish Question and Civiltà Cattolica”）尽管没有反对新颁布的反犹法案，却反对那些为了给自己摇旗呐喊而歪曲该刊物用意（虽则该刊物推荐政府限制犹太人的权利，但其原理和血统论不同）的人。

罗萨神父宣称，世事已经证明了这份刊物的先知智慧：赋予犹太人以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不仅对基督教社会来说是一种灾难，对犹太人自己也是。赋予他们平等权利反倒为他们招致了普遍的仇视，因为他们只会利用这新获的自由，为自己积累异端的权力和财富，迫害天主教会，并且压迫基督徒。[3]

许多近乎恐慌的意大利犹太人赶忙奔向教区神父，要求他们为自己施洗。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十分之一的意大利犹太人将会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博洛尼亚的一千名犹太人中，仅在1938年8月和9月受洗的就有五十人之多，他们这么做乃是不顾一切要躲避迫害。[4]法西斯反犹运动踏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理论转变为实际迫害，然而这个国家的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仅有极少数神父在个别案例中表达了批评意见，而墨索里尼则直接将其报告给帕切利枢机，这些不安分的神父就会得到管教。9月1日便有这样一桩案例，帕切利接到报告，在米兰北部靠近科莫湖的一个偏远村庄，有一位神父对种族运动提出了批评意见。阿布拉莫·毛里（Abramo Mauri）住在教会的一家疗养院里，试图从神经衰弱中恢复过来。当地的修女邀请他在小礼拜堂中主持一场弥撒。一个周日，他在弥撒中抱怨道：“他们已经开始给这些满脸鼻涕的三岁小孩灌输一种错误的自豪感。”在场的当地法西斯领导人非常愤怒，因为他非常确定地认为神父是在影射法西斯青年团体。更糟糕的是，这位神父进而还批评了种族运动，并预测它将导致战争。[5]

墨索里尼与法西斯青年团体的孩子们，1938年

帕切利枢机要求科莫主教对此事进行调查。[6]在一番探究之后，主教向帕切利保证，这位神父针对“满脸鼻涕的小孩”的言论遭到了误解。他表示，这些话实际上指的是被溺爱的母亲所惯坏的儿童。但是主教无法解释神父为什么要批评种族运动，因此他只能命令毛里永远不得在教堂中布道。[7]

* * * * *

与此同时，欧洲也在一步步跨入战争的泥潭。9月1日，希特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使用德语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割让给第三帝国。法国则开始动员其部队。

在罗马，在一边旁观的美国大使威廉·菲利普斯愈发感到担忧。墨索里尼于7月发表的种族宣言震惊了美国，并引起美国国务院的警惕，因为这是墨索里尼试图让意大利与纳粹德国共命运的最新迹象。在菲利普斯眼里，没有多少人能够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而其中最有可能的便是教宗。7月20日，当教宗发表演讲，批评领袖模仿希特勒的猴急样时，他曾兴奋地向华盛顿发送报告，可是一个月之后，当读到《罗马观察报》上支持限制犹太人的文章时，他知道他的希望落空了。然而，他还没有彻底放弃，也许教宗是受了什么人的摆布。

当9月初宣布最新的种族法案并将犹太儿童与教师都逐出学校时，菲利普斯要求面见梵蒂冈国务院中唯一一位美国神父，约瑟夫·赫尔利（Joseph Hurley）。过去两人曾多次会面，由于美国没有正式的驻梵蒂冈大使，菲利普斯便倚仗赫尔利来获知梵蒂冈内部发生的大小事情。[8]

当天晚上，两人在美国领事馆会面，大使二话不说就直奔主题。新颁布的反犹法案令他和美国政府都惊骇不已。他们不仅自己已出离愤怒，还会引导美国民众反对意大利政府。在菲利普斯看来，反犹运动只是局部，反映的是一个更为庞大且令人担忧的整体局势。墨索里尼身边都是溜须拍马之徒，他拒绝会见那些可能给他带来不同观点的外国使节，并逐渐失去了现实感。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菲利普斯告诉赫尔利，“梵蒂冈也许有办法，通过审慎地介入意大利政府，来避免全面战争的灾难发生”。[9]

菲利普斯提议，如果教宗能够出言谴责新颁布的种族法案，那么作为回报，美国民众会对他好感大增，由此“解除新教派别对梵蒂冈的反对意见”。美国政府则由此可以跟梵蒂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几十年以来，圣座都试图从美国获得这种认可，但迄今的美国政治局势都令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在美国人口中占据多数的新教徒持有反天主教偏见，此外，他们认为梵蒂冈其实是个宗教组织，而非一个主权国家，所有这些因素都妨碍着双方的努力。[10]次日，赫尔利将菲利普斯的意见转达给了帕切利。

三天后，庇护十一世接见了比利时天主教电台的员工。美国大使的建议还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脑海里，他决定抛开顾问的意见，听从自己内心的主见。当他拾起最新的种族运动话题时，他的声音充盈着情感，泪水涌上他的眼眶。“每一次，当我读到‘我们的父亚伯拉罕的牺牲’时，”教宗说道，他所指的是神父在弥撒时使用的一句祝福，“我都深深地受到触动。”他的声音开始颤抖。“基督徒绝不可能参加反犹运动。我们承认人人都有自卫的权利，有权采取必要的行动，来保卫自身合法的权益，然而我们不能认可反犹主义。在精神上，我们都是犹太人。”[11]

这番话正是莱多霍夫斯基、塔基·文图里、博尔贡吉尼以及帕切利最怕听到的言论。他们想方设法地限制这番话造成的破坏。当《罗马观察报》刊登教宗的讲话时，该报完全没有提及教宗关于犹太人的沉痛之言。[12]教宗讲话的次日，一份警方情报报告清晰地显示出，个别天主教徒注意到梵蒂冈日报不寻常的沉默。这份报告写道：“许多天主教徒完全赞同教宗最近替犹太人说的话，却不知道如何解释梵蒂冈日报的沉默。它是唯一一份不受意大利政府审查的报纸，却没有在部长会议的决定后回应这一话题。他们认为这一沉默十分古怪。”[13]

帕切利和副国务卿多梅尼科·塔尔迪尼到底如何让梵蒂冈日报忽略教宗的爆炸性言论，这一问题如今仍然是一个谜。这几个月中，帕切利应当保留了他与教宗会面的记录，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记录的大部分内容都不包含在向研究人员开放的梵蒂冈机密档案中。

* * * * *

墨索里尼认为，意大利是个软弱的民族。他必须要让人们强大起来。10月初，在通过附加种族法案的法西斯大议会上，他解释道：“我有责任苛责意大利人。我知道在某些角落里，有一些好逸恶劳的人，但他们不过是这个民族的边缘人群。我们会把他们剔除掉。”[14]

在许多意大利人眼里，墨索里尼具有许多神明般的品质，但是在崇拜的感情之外他们对他也有一些恐惧。法西斯文化研究院的两位会员离开总部时，撞见了年老的看门人，其中一位开玩笑地用手指着另一位，并跟糊里糊涂的看门人说：“你看到那个人了吗？他是个长生不老的人。”

“你是什么意思？”老人回答道，“没有人长生不老！”

“啊！我明白了！所以你认为墨索里尼也总有一死！”

“我可没这么说！”害怕的看门人抗辩道。[15]

大约在同一时间，外交部部长齐亚诺接待了一位访客，希特勒常派他给墨索里尼传信，此人便是黑森亲王菲利普（Prince Philipp of Hesse）。当年早些时候，正是黑森亲王亲手带来希特勒的信函，将纳粹德国即将入侵奥地利的消息告知墨索里尼。黑森亲王乃德意志皇帝的嫡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自1930年便加入了纳粹党。他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德国贵族支持纳粹党的事业。当天抵达齐亚诺办公室的时候，他显然十分难堪。他解释说，自己此行是为了一件私事。1925年，黑森亲王迎娶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女儿，他的岳母海伦王后要求他代表王室向领袖说情。他们希望种族法案能够对他们的犹太医生网开一面。齐亚诺在日记里写道：“看来王后对驱逐令动了肝火，而且国王虽然信任医生，却不敢跟领袖提出这个要求，所以只能倚仗我来友好地出面调停。”看到这位焦虑的德国人如此低声下气，齐亚诺高兴地笑了。如果他向元首提及黑森亲王的请求，希特勒会有什么反应？他大声说出自己的疑惑，而黑森亲王的脸上迅速失去了血色。[16]

9月初，庇护十一世让塔基·文图里起草一封写给墨索里尼的信，要求将受洗的犹太人排除在种族法案之外。教宗同意了初稿，并补充了一些内容。他指示耶稣会特使，要告诉墨索里尼，意大利的种族法案很有可能“招致全世界犹太人的报复行动”。[17]几天后，塔基·文图里给墨索里尼带去的教宗信函则言辞更为尖刻。教宗表示，作为一名意大利人，“他眼见着意大利整个审慎明辨的历史都被遗忘，反而向德国的反犹浪潮开启大门，感到真切的难过”。[18]

然而，当第一批种族法案得到公布时，最令教宗感到难过，也最令教宗身边的人感到不安的，便是这些法案不仅影响了意大利的犹太人，而且也适用于从犹太教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

9月20日，当塔基·文图里拜见过教宗之后，他像往常那样准备了一份文件，向墨索里尼传达教宗的意愿。他写道，那些展现出特殊美德（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的犹太人，并不在新法案管辖的范围内，教宗对这一例外感到欣慰，但他想知道为什么那些“与犹太教堂划清界限，要求受洗的”犹太人不能被网开一面。教会“希望每一个人都痛恨犹太人的背信弃义，并且抵制犹太教的迷信，让他们的孩子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些”。教宗特使补充道，那些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处境尤其危险，因为除了种族法案以外，他们的族人也对他们避之不及，认为他们都是叛徒。

塔基·文图里认为，墨索里尼一方面为那些服役的犹太人网开一面，一方面却不饶恕那些投身天主教的犹太人，这种做法完全是说不通的。前者的美德“并不如后者伟大，因为只有弃绝曾经的盲目与过错的劣根，一名犹太人才能变成真正的基督徒”。[19]

在政府发布种族法案之后，大量犹太教徒和已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向意大利各地的主教寻求帮助，但是主教也不确定教宗期望他们如何回应，于是便用雪花般的信函轰炸了梵蒂冈，希望得到上级的指导。9月下旬，在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函中，都灵大主教谈及了这点。要是他们以为能够得到帮助，那么他们就错了。他在信中报告道：“我必须像往常那样克制自己，告诉他们保持冷静，等候进一步的规定，要相信政府，诸如此类。”但是，即便他能打发掉犹太人，那些抛弃犹太教的天主教徒也受到了犹太人的对待，他仍觉得自己无法以同样的方式面对他们。他写下这封信，正是出于这番缘由。

塔尔迪尼在回信中表示，自己已经将大主教的信转达给教宗，并承诺一定会提请政府注意都灵大主教提及的案例。他让塔基·文图里着手处理这个问题。[20]

意大利犹太人的孤立感变得愈发强烈。时年十九岁的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是都灵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在作品中回忆起种族法案颁布的最初几个月：“我的基督徒同学都很有礼貌。他们和学校的教授从来不用敌意的话语或姿态针对我，但是我感到自己与他们愈发疏离……他们和我交换的每一个眼神都伴随着少许尽管微小但能够察觉到的畏缩与怀疑。你们是怎么看我的？我对你们来说算是什么？就像半年前你们当中那位不做弥撒的同胞一样，还是只是一个犹太人？”[21]

一位犹太女性在9月的日记中描写了整个家庭的处境。她的丈夫是一位科学家，他感到非常沮丧：他近来收到一封信，里面退回了他投给杂志的一篇文稿。他的妻子记载道：“编辑连同稿件退回的，还有一些令人难堪的话，‘这篇文章没办法刊登了，非常遗憾’，诸如此类。然后他打开了下一封信。‘科学院院长根据最近收到的相关指示，建议将他的名字从会员的名单中删除’……令人害怕的空虚感再次侵入他的体内，横扫他的心灵。突然间，他第一次发现，活下去的唯一真正的理由已经被剥夺掉了。”[22]

在另一户犹太家庭，一位小女孩拒绝离开自己的房间，不想再吃任何东西。那本该是她上学的第一天，但是她没有办法与其他女孩子分享这一喜悦，因为她是个犹太人。母亲在日记里写道，她心烦意乱地进入女儿的房间，“她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她这样描述那个场景：“年轻人的眼泪总是难以抹干……房间显得特别安静、空旷。然后我看到了她，横躺在床上，陷入了睡眠。她的脸颊依旧湿润，她的手里依然攥着手帕，她的疑问依旧在这个沉寂的房间回响。”[23]

* * * * *

3月吞并奥地利之后，纳粹党人如今威胁要拿下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的一次演讲中发誓，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不主动奉上这片土地，那么德国将用武力夺取它。[24]恐慌在欧洲散布开来。9月下旬，六十万人因为担心德国即将入侵而逃离巴黎。

在这番疯狂的混乱中，领袖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邀请他出席慕尼黑的一场和平会议，帮助调解苏台德地区的争议。

法国、英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的领导人于9月20日抵达会议地点。壮实的墨索里尼身穿贴身军装，下巴前伸，面部表情宛若恺撒，各种举动仿佛他（而不是希特勒）才是地主。同样身穿军装的齐亚诺则跟在岳父身边。张伯伦身穿一套华丽的西装，眉毛浓密，面部轮廓俊朗，双手因风湿病而蜷曲着，整个形象犹如英国邮票上的贵族外交官。穿着西装的希特勒则十分拘束，脸色有点苍白，老是动来动去。他不通外语，所以只能依靠墨索里尼，因为在所有政府首脑中只有他帮德国人说话。[25]

一张会议的照片显示，墨索里尼身穿浅色军服，头顶剃得干干净净，面带威胁地看着张伯伦，而后者则身穿深色西装和高领衬衫，似乎努力想要说服墨索里尼。对墨索里尼来说，这位打雨伞的英国首相，代表着法西斯政府试图打败的陈旧价值观念。“我可不想在我周围看到雨伞，”他曾经说过，“雨伞是资本主义的残骸，是教宗士兵挥舞的武器。打伞的人可没法建立帝国。”[26]

当领袖在慕尼黑谈判时，教宗来到梵蒂冈电台，在节目中祈求世界和平。他使用的语言并非拉丁语，而是意大利语，因为他迫切想让民众消化他的意图。当向“所有天主教徒以及整个宇宙”发表讲话时，他的双眼已经因为泪水而红肿。“在我们的世界上，有数百万人活在战争、史无前例的屠杀以及家园沦为废墟的恐惧中，”他在广播中说道，“我们都有一颗父亲的心，能够体会那么多孩子的担心和恐惧，我们邀请主教、神父、宗教团体成员，以及所有信徒加入我们的行列，以最坚持、最具有希望的心，祈祷正义与仁慈能够维护和平。”[27]

回到慕尼黑的会议，墨索里尼推出了他的和平方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推出了希特勒的和平方案，并将其占为己有。会议的结果允许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英法两国政府这一丢脸的绥靖行为，换来希特勒答应不再进一步扩张。此次会议并没有邀请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却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

墨索里尼返回意大利时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在火车铁轨两旁的田野里，农夫双膝跪地，迎接这位给欧洲带来和平的伟人。此时离种族法案的宣布已经过去一个月，而这件事不过是众多证明墨索里尼依然受大众欢迎的迹象之一。[28]至于希特勒，他的战争要等到次年才会正式打响，但是他从这场和平会议里面获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1939年8月，当准备派兵攻打波兰时，他告诉手下的几位将军：“我们的敌人都是些小蠕虫。我在慕尼黑见识过他们的德性。”[29]

米兰的舒斯特枢机便是一个极力为墨索里尼歌功颂德的人。在一封热情洋溢的公开信中，他声称“意大利之所以自豪，是因为领袖为和平做出了如此宝贵的贡献”。他建议建造一座新的教堂，献给墨索里尼在和平一事上取得的成功。听闻这位大主教的提议后，教宗破口大骂。“简直是一场灾难！”他朝塔尔迪尼大呼小叫，“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原以为他不至于蠢到这个程度！”[30]

回国几天后，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大议会上处理了几个反对种族法案的“顽固分子”。他坚称这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残党都是犹太人。领袖被教宗的批评刺痛，认为庇护十一世是“对天主教会的未来贻害最大的一任教宗”。[31]

米兰大主教伊尔德方索·舒斯特枢机（右）与墨索里尼

在会议结束后不久，领袖自负地告诉克拉拉·佩塔奇，教宗简直是一场“灾难”。“如今，只有我们，也只有我还支持这个教会……而他却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就好比在说我们都是犹太人。”领袖已然陷入了狂怒的情绪。“你都不知道他们造成了多大的麻烦，”他告诉克拉拉，尽管后者对这件事不感兴趣，“他令所有天主教徒感到失望，他总是发表一些用心险恶、令人震惊的演讲。总而言之，他作恶多端。”领袖继续一边思索一边说道，历史上被称为庇护的教宗都伴随着不幸的事件，他们都带来了灾难。庇护六世和庇护七世被拿破仑赶出了罗马城；庇护九世丢掉了罗马和教宗国；庇护十世眼看着整个欧洲爆发战争。“他正在失去整个世界，如今他还冒险毁灭他在意大利拥有的一切。啊，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他最后说道，身为一名天主教徒，“我不得不说，想要找出一位比他更差的教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32]

法西斯大议会通过了种族法案，《公教文明》则将其连同官方的解释全文刊登，不作任何评论。政府声称：“犹太因素领导着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因此我们急需进一步对付他们的措施。法西斯党绝对容不下犹太人党员；他们不得拥有或管理雇员超过一百人的企业；他们不得拥有五十公顷以上的土地；他们不得在意大利军队服役。政府将很快公布其他措施，在专业领域对他们进行限制。政府将为犹太人建造特殊的中学，以补充现已得到批准的犹太人小学。[33]

教宗对种族法案发表的新一轮见解令齐亚诺十分担忧，但是当他得知一切仍将相安无事时，又松了口气。意大利驻梵蒂冈代办告诉他，只要新颁布的法案不把那些从犹太教皈依天主教的教徒当成犹太人，圣座就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梵蒂冈还强调政府不应当违反宗教事务协约的规定：其条款清楚无误地规定，但凡教会许可的婚姻关系，国家必须予以认可。这位意大利外交官告诉齐亚诺：“大议会的种族公告中，教会反对的只有这一条而已。”[34]

新种族法案发布当天，多梅尼科·塔尔迪尼留有一份笔记，确证了对教宗立场的这番解读。“今天晚上，在圣父的授意下，”他写道，“《罗马观察报》将刊登一篇短文，表达一些关切，并希望未来的法案能够打消我方的疑虑。”[35]

在教宗眼里，新颁布的种族法案是一项更为庞大且令人心忧的谋划的缩影。墨索里尼并不打算建立一个忏悔的国度，也不希望法西斯党被天主教价值观渗透，实际上他想要另立门户，建设法西斯党自己的宗教。9月中旬，庇护十一世在接见一群法国工会成员时，道出了自己的关切。庇护十一世说，有些人认为一切都应当属于国家，他们愿意接受国家的极权统治。这样的观点太过荒谬。“如果世上应当有一个极权政府，”他对他们说，“其极权统治具有事实基础和正当性，那么这个政府只能是教会，因为所有人都完全归属于教会。”[36]

教宗甚至开始质疑，他是否应该继续支持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权。尽管他的脱稿讲话依然令法西斯官员以及梵蒂冈顾问提心吊胆，但是他对具体反犹措施的反对声音依然相对克制。教宗身边的人显然不反对这些措施。意大利代办卡洛·费恰·迪·科萨托将梵蒂冈高层官员的看法透露给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他们认为近来的种族法案，“总体上而言并没有在梵蒂冈引起反对声”，唯一的反对意见在于，种族法案侵犯了教会对合法婚姻的界定权利。“我从国务院非常事务部代部长蒙蒂尼蒙席那里确证了这些观点，尤其是圣座最关心的（尽管不是唯一关心的）改宗犹太人的婚姻问题。”

科萨托还就耶稣会士的问题补充了一条，呼应了皮尼亚蒂早先的建言。他解释道：“尽管其学说原理与我们有所不同，但耶稣会士向来都是坚定的反犹人士。”但鉴于他们不允许自己在台面上与教宗意见相左，科萨托建议道，最好让耶稣会在不引人注目的前提下妖魔化犹太人，因为“无论在暗处，还是在实际层面，他们都曾是我们最好的盟友，未来也许可能还是我们最好的盟友”。[37]

同一天晚上，科萨托会见了罗萨神父，后者论“犹太问题”的最新文章刚刚在《公教文明》上登载。罗萨告诉他，自己这篇文章得到了梵蒂冈的授意，“目的是打消读者可能持有的错误印象，错以为耶稣会总是全面支持法西斯政府采取的种族措施”。不过同罗萨谈话之后，科萨托又打消了自身的疑虑，他告诉齐亚诺：“直到今天，耶稣会士仍然具有鲜明且根本的反犹信念。”[38]

* * * * *

在参加10月初法西斯大议会前不久，齐亚诺喊来了教宗大使，向他展示自己从近期一场圣体大会处收到的报告。博尔贡吉尼在纸页上看到了墨索里尼标志性的彩铅记号。好些与会神父发表了批评意见，令独裁者非常不满，其中有一则令他格外生气。那位神父警醒道：“天主必将惩罚德意志人民，以及所有踏上他们道路的人。”齐亚诺表示，虽然领袖不想和教会发生冲突，但是教宗必须明白一件事情，除非他能封住这些神父的嘴，否则政府将被迫采取行动。

大使向齐亚诺保证：“如果再出现言语不节制的情况，我们必将最先提醒神职演讲者注意他们身上的责任。”然而教宗并不赞同大使这番怯懦的观点。几天后，当庇护获知这些神父“不节制”的言论时，他惊呼：“Benissimo！Giustissimo！”（“太棒了！说得太对了！”）他还补充道：“得有人站出来说这样的话！”

在同一场会面中，博尔贡吉尼还向齐亚诺转达了教宗的请求，希望墨索里尼能代表教会与希特勒协商。教宗心痛地得知，纳粹对教会的迫害也延伸至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很明显，除了总理阁下以外，再也没有人能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大使告诉齐亚诺，“我恳请您告诉墨索里尼阁下，只有他能够让元首停止迫害行动。”

然后，博尔贡吉尼又转向了贝加莫法西斯党头目的问题。他的这番话有着独特的价值，因为它们指向墨索里尼在8月中旬与教会达成的秘密协议，墨索里尼通过在公教进行会利益问题上的让步，换取教宗认可意大利的种族法案。“我要求部长[齐亚诺]处理好贝加莫的事情，”大使后来向帕切利报告说，“因为他的上级已经承诺在9月底撤除此人的职务，但他如今依旧在职。”[39]

墨索里尼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兑现全部的承诺，于是他召来了塔基·文图里。他表示，贝加莫一事已经耽搁了太久太久，用他绘声绘色的语言来说，就是久得已经长出了“la barba troppo lunga”（“一大把胡子”）。[40]他会立即撤除这位地方法西斯头目的职务，与此同时，他希望教宗能够开除贝加莫公教进行会委员会的四名成员，因为他们曾经是人民党活动分子。[41]

当庇护十一世得知领袖的诉求时，表现得非常惊讶，原来有这样过往的人依旧藏身于公教进行会的领导层。他原以为他们已经全部被肃清了。[42]教宗立即下令开除这四名成员，反倒令塔尔迪尼颇为讶异。10月14日，贝加莫的报纸刊登了四位委员会成员辞职以及贝加莫法西斯党头目被撤职的新闻报道。[43]

教宗的情绪起伏依旧剧烈，这与他的健康状况也有所关联。他时而抑郁或暴怒，消停后会有几天显得相对温柔。10月初，当他让塔尔迪尼写信处理一桩米兰修道院的事宜时，教宗开起了玩笑：“修士之事！有句俗话说得很对，‘那些身穿白罩衣头戴兜帽的家伙，从来说不出什么好话！’”[44]几天后，他命下属在维也纳物色一名年轻神父，让他记录当地发生的事情，并向梵蒂冈提交秘密报告。他口吐妙语：“如果我还年轻，我可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差事！”[45]

但是教宗的情绪也可能急转直下。当塔尔迪尼向他报告贝加莫新任法西斯党头目已经拍马上任时，他补充说自己希望当地的情况能有所改善。“如果他们再收走一张[法西斯党]党员证，”教宗的回答中又显露出过去暴躁的脾气，“我会积极介入此事！我会让它变成丑闻！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收走党员证就意味着收走面包。”他越讲越激动：“我会给法西斯好看！人的年龄可不是虚长的！老家伙总是能倚老卖老，我打算好好利用这一点！”[46]

如果说病弱的教宗对墨索里尼感到不满，那么他对本国同胞也同样不抱信心。10月中旬，当教宗与塔尔迪尼谈及新颁布的种族法案时，教宗说道：“意大利人不过是一群绵羊。”然后他进一步说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倒不必对墨索里尼感恩戴德。”[47]

[1] “各家报纸都在引述《公教文明》，因为它在当今的反犹运动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尤其是它在1890年发表的三篇文章，”这份刊物的耶稣会作者写道，“说实话，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这场富有活力的运动（由犹太人的侵略和傲慢所引发）不能归功于‘明白如何用法西斯的手段解决种族问题’……《法西斯政府报》（8月28日）就是这么一套说辞。”CC 1938 III, pp. 559–561.

[2] CC 1938 III, pp. 559–561.

[3] 恩里科·罗萨，《犹太问题与〈公教文明〉》，CC 1938 IV, pp. 3–16。

[4] Matard-Bonucci 2008, p. 309; Onofri 1989, p. 153.

[5] ASV, AESI, pos. 985, fasc. 671, f. 47r, “Appunto,” 1 settembre 1938.

[6] 帕切利还致信舒斯特枢机（他是米兰大主教，对科莫主教有管辖权），以及毛里上头的都灵大主教。ASV, AESI, pos. 985, fasc. 671, f. 49r, Pacelli al Cardinale Schuster, 2 settembre 1938.

[7] ASV, AESI, pos. 985, fasc. 671, f. 53r, Alessandro Macchi, vescovo di Como, 15 settembre 1938；ASV, AESI, pos. 985, fasc. 671, f. 54r, Sac. A. Negrini, Como, 15 settembre 1938。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帕切利得知了这桩事件的始末。原来这位法西斯党领导人在阿普里卡拥有一家旅馆，并且一直跟住在隔壁的修女有冲突。在这份描述中，这位法西斯领导人夸大了毛里的说辞，目的在于让那些修女难堪。ASV, AESI, pos. 985, fasc. 671, f. 60r, “Circa l’incidente sollevato in occasione del discorso tenuto in Aprica.”

[8] Gallagher 2008, pp. 72–73.请读者诸君回忆，美国并不承认梵蒂冈是个主权国家，所以也就没有跟梵蒂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9] 菲利普斯还深信，墨索里尼既不了解美国，也不明白美国的重要性。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复述了一封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9月15日寄给他的信件，罗斯福在信中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观点。罗斯福表示，墨索里尼及其身边的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无知，令他想起了幺子约翰尼同意大利财政部部长的一番对话。当部长建议总统访问墨索里尼时，罗斯福之子则建议也许领袖也可以来华盛顿访问他的父亲。部长的表情似乎有点古怪，“约翰尼便非常礼貌地告诉他，美国的人口是意大利的三倍，资源则是意大利的十倍，把整个意大利装进得克萨斯州都绰绰有余”。Phillips 1952, p. 219.

[10]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1, ff. 8r–10r, “Appunto,” Hurley, 3 settembre 1938.

[11] Sale 2009, pp. 88–89; Fattorini 2012, p. 390.教宗在这段话里提及一个国家拥有自卫的权利，其具体意涵参见Kertzer 2001, pp. 279–280。教宗呼吁抵制种族法案的当天，电台神父查尔斯·考夫林致信墨索里尼，表示自己愿意提供帮助。考夫林邀请墨索里尼为他的杂志《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撰写一篇文章，这份杂志的读者有数百万人，领袖的文章可以“厘清”他“对犹太人的态度”。考夫林最后写道：“祝天主保佑阁下安康，祈祷意大利帝国在您的带领下粉碎共产主义。”墨索里尼最后决定不写这篇文章。ACS, MCPR, b. 3, Coughlin a Mussolini, 6 settembre 1938; ACS, MCPR, b. 3, stampa estera, telegramma n. 16848 a R. Ambasciata d’Italia, Washington, 18 ottobre 1938.

[12] 梵蒂冈只用一段话报道了这次接见，完全没有提及关于种族或反犹主义的讲话。《圣父赞扬了比利时青年的朝圣之旅》，OR, 9 settembre 1938, p. 1。

[13] ACS, MCPG, b. 164, “Notizia fiduciaria,” Roma, 7 settembre 1938.

[14] Bottai 2001, p. 137 (7 ottobre 1938).

[15] Bottai 2001, p. 133 (8 settembre 1938)。

[16] Ciano 2002, p. 124 (September 10, 1938); Lamb 1997, pp. 206–207.两天后，国王为了医生的事情，直接找内务部副部长布法里尼·圭多谈话。国王对种族法案的懦弱默许再次暴露无遗。国王非常不安，因为好些军功卓著的犹太军官联系到他，对新近的反犹运动提出抗议。当布法里尼告诉他，法案规定对这类人网开一面时，国王回答说，“总理[墨索里尼]这般区别对待，承认这些犹太人对祖国的忠心可圈可点，令我感到十分高兴”。他进一步说道：“我确信总理强大的洞察力、深刻的直觉力和豪气的慷慨必然会导向这样的作为。”转引自De Felice 1981, p. 492。

[17]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7, f. 48r, 6 settembre 1938, Consegnato dal P. Tacchi Venturi perriferire al S. Padre, 6 settembre 1938;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7, f. 46r, 7 settembre 1938, Segreteria di Stato di Sua Santità, 7 settembre 1938。

[18] 教宗补充道，教会总是教导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亚伯拉罕则是所有人的祖先。教宗的这些指令是通过帕切利枢机传达的。本信内容由帕切利手写，收于他与教宗的会面记录中，但没有同其他国务卿记录放在一起。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7, f. 45r, “Udienza del 9 settembre 1938.”容纳这些谈话记录的梵蒂冈文件名透露了很多信息。尽管教宗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会有所不同，但是帕切利麾下的国务院则重点明确：“给塔基·文图里神父的指导意见，用于同政府首脑商谈种族问题。有关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问题。”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7, f. 40r, settembre 1938.就在塔基·文图里与墨索里尼商讨种族法案的同一天，皮尼亚蒂也会见了帕切利。他们讨论的问题是：法西斯党为那些有工薪阶层女孩参加的公共舞会提供资助，教宗已经多次就此提出怨言。ASMAE, APSS, b. 42, Pignatti a Starace, 10 settembre 1938.

[19]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7, ff. 41r, 43r, 20 settembre 1938.

[20]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2, ff. 48r–48v, Cardinal Fossati, arcivescovo di Torino, a Domenico Tardini, 28 settembre 1938;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2, f. 49r, Tardini a Fossati, 1 ottobre 1938; Tardini a Tacchi Venturi, 1 ottobre 1938。

[21] 普里莫·莱维，《周期表》，转引自Cavarocchi and Minerbi 1999, p. 483。

[22] 引自西尔维娅·隆布罗索（Sylvia Lombroso）的日记，Nidam-Orvieto 2005，p. 162。

[23] Nidam-Orvieto 2005，pp. 162–163。

[24] Lamb 1997, p. 221.

[25] 法国驻柏林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对这次会议留有一份极佳的描述。转引自De Felice (1981, p. 528)。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则是法国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

[26] Lamb 1997, figs. 12–13; Navarra 2004, p. 38.英国人尽管打伞，却依然建立了一个相当巨大的帝国，不过纳瓦拉认为最好不要提及此事。

[27] 《当数百万人》，1938年9月29日，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ius_xi/speeches/documents/hf_p-xi_spe_19380929_mentre-milioni_it.html。庇护十一世对慕尼黑协议并不满意。他向夏尔——鲁抱怨说，法国人没有给捷克斯洛伐克足够的支持，而且英法两国没让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坐上谈判桌，就将其领土割让给德国，这简直太过无耻。9月30日接见两位意大利议员时，教宗发表了自己的这番观点，并传到了墨索里尼耳里。领袖大发雷霆。他怒道，教宗显然还在自讨苦吃。MAESS, vol. 38, 209–210, Charles-Roux, 5 octobre 1938.

[28] Milza 2000, pp. 762–763, Rauscher 2004, pp. 261–264; Grandi 1985, pp. 452–453; De Felice 1981, p. 530.近来有许多著作挑战了固有观念，认为种族法案并没有在意大利受到排挤，也并未导致政权支持率的下降：Rigano 2008; Pavan 2010; Israel 2010。米科利（2004, p. 25）否认种族法案降低了意大利天主教徒对墨索里尼的支持率，而是将这一支持率的下降时机定在1942年，当时正值战事开始恶化。

[29] Kershaw 2000, p. 123.

[30]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98v, Tardini, diario, 2 ottobre 1938.许多神父都称赞墨索里尼是天主派来拯救意大利和欧洲的人物，而舒斯特不过是这众人中的一位。最令人反胃的一篇颂词来自坎波巴索大教堂大司祭，他在10月7日的布道中将墨索里尼称为新的摩西。Piccardi 1995, pp. 218–220.

[31] Bottai 2001, p. 136.博塔伊的日记记录下墨索里尼的话语，并对种族法案表示强烈的支持。

[32] 转引自Petacci 2010, p. 421。

[33] CC 1938 IV, pp. 269–271.

[34] DDI, series 8, vol. 10, n. 238, l’incaricato d’affari presso la Santa Sede, Fecia di Cossat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Ciano, 7 ottobre 1938.

[35]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0r, 12r, 7 ottobre 1938.

[36] 转引自Guasco 2010, pp. 94–95。

[37] DDI, series 8, vol. 10, n. 252, l’incaricato d’affari presso la Santa Sede, Fecia di Cossat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Ciano, 10 ottobre 1938.

[38] ASMAE, AISS, b. 102, l’incaricato d’affari presso la Santa Sede, Fecia di Cossat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Ciano, 11 ottobre 1938.早先，科萨托也提交过许多报告，表明耶稣会强烈支持政府的反犹运动，科萨托在此提及了他在8月5日和17日提交的报告。这些日期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这几周内，墨索里尼制定了第一批反犹法案，并迫切地希望教会明确支持他的反犹运动。

[39] ASV, ANI, pos. 24, fasc. 14, ff. 160r–163r, Borgongini a Pacelli, 10 ottobre 1938.梵蒂冈国务院的文件中有一张日期为1938年10月7日的纸条，同样指向了墨索里尼与塔基·文图里在8月17日达成的秘密协议，并认为它已经生效。ASV, AESI, pos. 1060, fasc. 747, f. 6r.

[40] Tacchi Venturi a Monsignor A. Bernareggi, vescovo di Bergamo, 11 ottobre 1938, published in Presenti 1979, p. 562.

[41] 塔基·文图里意图为领袖美言，于是在次日告知教宗：“他用一副非常抱歉的神情告诉我这些话，他对这个问题耽搁了这么久表示抱歉，并希望以最大的善意重新解决这个问题。”ASV, AESI, pos. 1060, fasc. 747, f. 4r, Tacchi Venturi a Pio XI, 11 ottobre 1938.

[42]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07r, 10 ottobre 1938.教宗对塔尔迪尼下达指令，要求他尽快宣布开除贝加莫法西斯党头目以及公教进行会委员会成员的消息。当塔尔迪尼建议把日期选在15日周六时，教宗回答说：“不行，太迟了！况且那是周末。把两件事都安排在14日周五。”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f. 107v–108r, 11 ottobre 1938.贝加莫这四名优秀而又受人尊敬的公教进行会委员会成员遭到开除，令贝加莫主教非常不满。塔基·文图里在安抚他时告诉他，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些人应当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为公教进行会谋求好处。他补充道：“我还认为，稍稍调整党卫军（这里他使用了法西斯术语）人选，不会给机构造成伤害。”Tacchi Venturi a Monsignor A. Bernareggi, vescovo di Bergamo, 11 ottobre 1938, in Presenti 1979, p. 562.

[43] ASV, AESI, pos. 1060, pos. 747, f. 17r, l’incaricato d’affari presso la Santa Sede, Conte Carlo Fecia di Cossato, consigliere dell’ambasciata d’Italia presso la Santa Sede, a Domenico Tardini, 12 ottobre 1938;ASV, AESI, pos. 1060, pos. 747, 18r–19r, Tardini a Fecia di Cossato, 13 ottobre 1938;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08v, 12 ottobre 1938。

[44] 出自塔尔迪尼的笔记。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06r, Tardini, 9 ottobre 1938.教宗的话语采取了意译的手法，英语译文感谢莱斯莉·里瓦（Lesley Riva），意大利原文是：“Roba da frati! È proprio vero che: cappuccio e cotta sempre borbotta!”

[45]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09r, 14 ottobre 1938.

[46]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12r, 15 ottobre 1938。

[47]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14r, 16 ottobre 1938。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战役

那个曾经帮助教宗秘密起草种族主义通谕的古斯塔夫·贡德拉赫，如今已经回到了罗马，但他并不开心。9月，他与两位同仁将草稿交给了莱多霍夫斯基，以为耶稣会总会长会直接将它转给教宗。《种族科学家宣言》的刊登以及第一批种族法案的宣布，令他们坚信教宗想要尽快看到他们的初稿。然而，贡德拉赫却得知，耶稣会总会长将草稿的“删节版本”寄给了恩里科·罗萨神父，于是他急忙通知美国同仁，并让他将这一切告诉教宗。“你原本希望这份文件可以不经他人之手，这一希望如今落空了，”他告诉拉法奇，“你对老板（莱多霍夫斯基的代号）的忠诚没有获得回报。事实上，你对老板的忠诚可能阻碍了你对费希尔先生（他们给庇护十一世起的有趣代号）的忠诚，最终会让你受到斥责。”他最后说道：“与此事无关的人士，可能会认为费希尔先生直接将任务托付给你，而你做的这一切，无论是行动拖拉还是出于策略或外交的缘由，都是对这项任务的蓄意破坏。”[1]

* * * * *

希特勒在意大利的胜利之旅令许多美国人对领袖的印象大打折扣。如今，意大利又落实了种族法案，墨索里尼在美国的名声已然跌至谷底。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馆发给罗马的长篇报告记录了这个跌落的过程。“众所周知，美国天主教徒（始自教会高层，其中芝加哥大主教芒德莱恩枢机最具有代表性）从一开始就对纳粹官方的反天主教姿态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反基督教姿态持有敌意，其怒火也是愈燃愈烈。”大使馆在报告里写道，种族法案的落实以及近期的意大利公教进行会纷争，“使得美国人更加担心意大利教会的未来，因为对于洞察力有限的公众而言，意大利教会对法西斯和纳粹一视同仁……在公众眼里，两者都是不太受欢迎的极权政府”。[2]

法西斯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在迅速恶化。意大利各家报纸无意尝试改善局面，并指控美国受到了犹太人的主宰。他们列出了一份几乎全部是犹太人的名单，声称它很有可能是下一届的美国内阁名单，总统由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担任，副总统则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3]，列昂·托洛茨基则被列为国防部部长——他既不是美国人，也不住在这个国家的事实似乎并没有给这份名单的遐想造成什么阻碍。[4]

* * * * *

墨索里尼规划的新婚姻法也令庇护十一世感到心烦意乱，因为它将禁止受洗的犹太人同其他天主教徒结成连理。他要求大使准备一份正式的意见书。[5]教宗在脑海里构想的是一篇表达天主教原则的陈词，但博尔贡吉尼认为它应当包含更多的内容。梵蒂冈需要给种族法案的起草提供指引，这样它才不会与教会的教导相抵牾。大使说：“我们必须提议一条出路。否则政府……凭自己可没办法找到出路。然后，一场大断裂毫无疑问将会发生。”[6]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教宗大使会尽一切可能防止这场大断裂的发生。

博尔贡吉尼的初稿敦促政府在制定新法律时不要忽视“宗教因素”。“政府有必要将一般的犹太人和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区别开来，因为这些胸怀勇气和英雄主义的人已然同自身的民族根源彻底决裂。”[7]

为了让自己的提议更好被墨索里尼接受，他还偏离主题，表示梵蒂冈实则支持种族法案的抱负。“当然了，无论是出于道德的原因抑或健康的原因，[天主教会]会诉诸所有可以利用的手段，反对白人与黑人的联姻以及任何不同种族之间的结合。[8]由此便可避免混血儿的诞生，他们会将两个种族的缺点集合到自己身上。”但是，“教会也不能将劝阻之举变成绝对的禁令”。

博尔贡吉尼给出了两个妥协方案。不符合种族法案的婚姻关系，可以通过国王的权力而得到豁免。或者换一个方案，新的法案可以增加一个条款，对于那些与法案相冲突，却受到宗教事务协约第三十四条（宗教婚姻具有民事效力）管辖的婚姻关系，只要得到教宗的审定和许可，便可以被法案所接受。[9]

教宗召来了塔尔迪尼和塔基·文图里，对往后的策略进行商讨。塔尔迪尼提及，但凡批评种族主义文章都遭到了政府的禁止，即便只批评德国种族政策也不能幸免。“但是这一切根本就是耻辱！”教宗说道，“我以意大利人而不是教宗的身份感到无地自容！意大利人民已经成为一群愚蠢的绵羊。我要大声说出我的意见，不惧怕任何后果。宗教事务协约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但是它绝没有我的良知重要……这些人全部都变成了法里纳奇。无论是作为教宗，还是一名意大利人，我都感到彻头彻尾的失望！”

可是当风暴（这是塔尔迪尼形容教宗发怒的用语）过去之后，执着的塔基·文图里不合时宜地拿出了一张教宗的照片，要求他签名题献给墨索里尼的儿子布鲁诺（他将在几天之后举行婚礼）。教宗说道：“我可没兴趣在墨索里尼的姓氏下签上我的名字！”但他最后还是给那张照片签名了，而塔基·文图里也一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10]

事情谈妥之后，庇护十一世和耶稣会士开始追忆往昔。塔尔迪尼回忆道：“两人都已经老了，一位八十二岁，另一位七十七岁，却依然矍铄而睿智。”他们旁征博引《旧约》和《新约》的典故，为旧相识的轶事开怀大笑，其中好多人已经与世长辞。[11]这种轻松的玩笑话是教宗很少与他人分享的。

那天晚些时候，塔尔迪尼、塔基·文图里和博尔贡吉尼相聚在多梅尼科·约里奥（Domenico Jorio）枢机的公寓里。[12]作为礼仪及圣事部部长，约里奥负责管辖婚姻章程。教宗要求他们从僵局中求得出路，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案，并得到了教宗的首肯。教宗大使与塔基·文图里将尝试说服政府官员，他们绝不愿意“在明显有出路可走的情况下，为了个别鲜见的[跨族婚姻]案例”而令圣座与政府的关系破裂。他们会取得拟定法案的复本，“并尝试给出恰当的修改建议”。[13]

可是当塔基·文图里提出同墨索里尼会面时，领袖拒绝了这一要求，让他把想说的话付诸文字即可。[14]因此，耶稣会士便给领袖寄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声称天主教会长久以来一直都反对混合婚姻。它们“非常稀少，之所以得到容忍，完全是因为人们的良知”。他向墨索里尼保证，为了同领袖达成和解，教宗愿意再退一步：“圣父愿意做出承诺，这类婚姻将进一步减少，并且必须得到教宗的直接审批才可以缔结。”

塔基·文图里如此不顾一切地试图达成交易，不仅让教宗直接参与到了种族运动之中，并且掩盖了一处关键的区别：它不仅对教会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梵蒂冈在种族法案一事上的核心争议。教宗提出反对意见，并不是因为墨索里尼禁止了教会眼里的“混合婚姻”（即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异教通婚），而是因为他禁止了教会内部的异族通婚，即婚姻一方曾是犹太教徒，或者有一位犹太家长。

这位耶稣会士还用他信函的最后一页为领袖歌功颂德。在信的末尾，他将自己形容作“一个热爱您和祖国的人，一个自觉无法背叛您和法西斯党（我的这番话绝无任何夸大之词）的人”。[15]

但是这一提议没能打动墨索里尼。令人生畏的内务部副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将如下消息传达给他们：领袖绝不会允许教宗给混合婚姻网开一面；他也绝不会让国王批阅这样的请求。[16]

* * * * *

10月下旬，领袖在罗马接见了纳粹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此行是为了说服墨索里尼，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协定的时机已然成熟。[17]尽管里宾特洛甫好话说尽，但他依然感觉到，墨索里尼对签署这样正式的军事联姻仍抱有疑虑；于是里宾特洛甫向他保证，有了德国的相助，总有一天，整个地中海将成为意大利的内海。不过有趣的是，在这场会面中，墨索里尼话语中的刺耳音符都同教会和教宗有关。他告诉德国外交部部长，纳粹对天主教会发动接连不断的攻势，对三方签订军事协定造成了重大的阻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签订协定，会令法西斯党失去意大利民众的支持。他建议在签订这份协定之前，德国政府应当想方设法与天主教会和解。墨索里尼表示，如果德国人在这方面与我们达成共识，那么与纳粹的结盟“将会大受欢迎”。教会与德国之间的冲突也将不复存在。他说道，自己近来同教宗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他担心教宗会出面谴责这一协定，而那将置意大利天主教徒于“非常尴尬的境地”。[18]

齐亚诺在日记中以冷冰冰的措辞描绘了自己与冯·里宾特洛甫在罗马大酒店举行的会面。“他已经对战争如痴如醉，”他写道，“他想打仗，一场属于他的战争。他并没有一个打仗的大体计划，也从没有谈及过它。他不将任何国家树立为敌人，也不显露任何目标，然而他想在三四年内发动战争。”当齐亚诺就军事联盟一事与里宾特洛甫进行磋商时，墨索里尼示意他应当推迟这一盟约的公布时间，“尤其是因为天主教人群具有强烈的反德情绪”。[19]

意大利的反犹运动在海外吸引了大量的负面关注，考虑到梵蒂冈与法西斯政权的密切关系，教宗认为自己也处境不佳。塔尔迪尼警醒教宗，不要试图同墨索里尼合作制定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反犹法案文本。因为这样的合作会打开批评的泄洪闸，令大家指控梵蒂冈在反犹运动中与意大利政府相互勾结。他建议，教会最好把这一切留给政府去做。假设墨索里尼一意孤行，那么梵蒂冈可以一边谴责其条款违反了宗教事务协约第三十四条，一边从受到影响的婚姻关系极为稀少的事实中求得安慰。他告诉教宗，最重要的是，宗教事务协约的其余部分依然生效。[20]

教宗一开始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是其他人都劝说他与独裁者进行合作，这番压力使他无法听从塔尔迪尼的建议。[21]

10月29日，教宗避暑宅邸门前的广场上聚集起人群，他们希望能在庇护十一世离开时得到他的降福。那是一个寒冷的刮风天，冰冷的雨水混杂着冰雹和雪花，将信徒们驱赶到邻近商店的屋檐下。当雨夹雪停止时，教宗出现在宅邸的小阳台上，人们又急匆匆地赶回广场。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在冈多菲堡现身。[22]

一个月前，帕切利枢机依然按照惯例前往瑞士度假，令各国驻梵蒂冈使节颇为吃惊。[23]10月30日周日早晨，他搭乘夜车回到罗马，并径直从火车站来到教宗的办公室。[24]已经到场的塔基·文图里报告了法案一事的最新进展。教宗同意让他做最后的努力，与墨索里尼磋商寻求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25]

为了同领袖搭上线，耶稣会士给布法里尼送去了一张字条。字条写道，天主教会向来都支持政府，但是如果政府不打算与梵蒂冈达成共识，便颁布新的种族法案，将会给这一关系造成巨大伤害，圣父对此感到十分痛心。它将给“操着各种语言、流着各族血脉的反法西斯人士带来无上的喜悦”。教宗相信，双方仍有充足的时间对新婚姻法进行协商，找出“令双方都满意的”措辞。[26]

尽管庇护身体不适，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多次接见塔基·文图里、帕切利和塔尔迪尼，为进入最后阶段的白热化协商提供指导意见。11月2日，他们终于获得了法案的草案复本，在教宗的命令下，那个曾经在约里奥枢机的公寓召开会议的小团体再次碰头商议。

这份草案的第一条规定：“任何其他种族不得与意大利雅利安公民缔结婚姻关系。”为了安抚梵蒂冈，墨索里尼添加了第七条，列举了可以网开一面的婚姻关系：仅允许如下例外情况，即将死亡或设立嫡嗣。[27]

塔尔迪尼搬出早先就向教宗提过的建议：梵蒂冈应该以官方的姿态反对新法案背后的种族主义原则，并让全世界知道，梵蒂冈同这份法案的起草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其他人都对塔尔迪尼的恳求提出反对意见。教宗大使博尔贡吉尼担心这么做会令梵蒂冈与政府决裂，他提出的建议是：由己方宣布新法案与宗教事务协约相冲突，但如果该法案得以施行，那么己方则不要公开反对。这样，他们便得以继续在幕后游说，寻求他们想要得到的条款变更。[28]

后来，塔尔迪尼在报告中写下当天的进展：“教宗大使的主要关切显然是避免让圣座与意大利政府发生冲突。既然圣座的任何声明或者抗议（无论措辞多么缓和）都有可能被国内外（尤其是国外）反法西斯政敌所利用，方便他们在教会与政府之间挑起冲突，那么教宗大使只能设法对法案进行恰当的修改，使得圣座无需提出任何形式的抗议。”

博尔贡吉尼回忆起法西斯大议会在10月6日做出的声明：混合婚姻所生子女如果信奉其他宗教（即天主教），那么法律将不会视其为犹太人。如果梵蒂冈能够说服政府，将这一条款加入新法案，那么它将大幅减少受新法案影响的天主教徒夫妇。教宗大使认为，这足以让圣座允许新法案生效而无需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但是教宗没有答应，因为依据这样的条款，那些从犹太教皈依的天主教徒依旧被视作犹太人。他坚持要求新法案将与天主教徒结婚的改宗犹太人也列入例外情况。[29]

塔基·文图里将修改方案带给布法里尼，不过他其实明白，教宗的提议不可能得到独裁者的首肯。在塔基·文图里的旁观下，布法里尼一边阅读修订文本，一边摇着头。他表示自己不会将其呈送给领袖，因为这只会让局势变得更糟糕。

同一天晚上，塔基·文图里收到了婚姻法的最终文本。他发现，早先文本包含的少数例外情况也被悉数删除。[30]墨索里尼显然想打一个赌，尽管教宗多番威胁，但是到了最后关头，他赌他并不愿意同法西斯政府决裂。

[1] Passelcq and Suchecky 1997, p. 69.

[2] ASMAE, APSS, b. 39, fasc. 1, Cosmelli, R. Ambasciata Washington, a Ciano, “Stati Uniti e Cattolicesimo,” 20 ottobre 1938. Discussed further in Kertzer and Visani 2012.

[3] 巴鲁克曾是一位华尔街大亨，当时的他是一名慈善家，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

[4] 美国大使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华盛顿，并且补充说特里雅斯特的警察阻止当地民众庆祝哥伦布日（译注：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周一，纪念哥伦布在1492年首次登上美国大陆）。他怀疑他们是从罗马接到命令，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哥伦布是个犹太人，也体现出美国对种族法案的抗议令墨索里尼感到不快。NARA, M1423, reel 12, Phillips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i-Jewish measures in Italy,” n. 1120, October 21, 1938.

[5]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17r, Tardini notes, 19 ottobre 1938.塔尔迪尼写道：“官方的备忘录十分必要，这样能确保留下证据，证明圣座曾经警告意大利政府，考虑新法案可能带来的后果。”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 15r, Tardini appunti, 19 ottobre 1938.

[6] 听到博尔贡吉尼这番评论的人是塔尔迪尼。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f. 119r–119v, Tardini appunti, 20 ottobre 1938.

[7]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20r–21r, Borgongini, Nunziatura Apostolica d’Italia, “Progetto di appunto,” n. 6480, n.d.

[8] 塔尔迪尼在此处用铅笔在“不同”之前加上了“过分”一词。

[9] 博尔贡吉尼急于要达成这份协议。他进一步说道，如果两种方案都被政府拒绝，那么在新法案宣布之前，梵蒂冈和政府必须以其他方式达成一致。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22r–23r, Borgongini, Nunziatura Apostolica d’Italia, “Progetto di appunto,” n. 6481, undated.

[10] 有关此次商讨，塔尔迪尼留下了两份略有不同的描述。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 36r, 23 ottobre 1938; AESS, pos. 560, fasc. 592, ff. 123v–125r, 23 ottobre 1938.

[11] ASV, AESI, pos. 560, fasc. 592, f. 125v, 23 ottobre 1938.

[12] 礼仪及圣事部秘书长弗朗切斯科·布拉奇（Francesco Bracci）蒙席也在场。

[13] 阿尔弗雷多·奥塔维亚尼蒙席（他担任替补国务卿直至1935年，然后成为罗马宗教裁判所的顾问）也出席了这次商讨。与会人员决定，他们应当与政府沟通三个问题：其一，混合婚姻（无论是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还是两个不同种族的天主教徒之间）是少数情况，“至于未来该怎么办，圣父已经安排了审定的日程”；其二，政府应当承认这些少数的婚姻关系，必要时应当运用王室的豁免权；其三，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应当承认，如果当局惩罚那些出于良知而举行这类婚礼的人，那么它将严重冒犯宗教情感（当教宗审阅至此处时，他还补充了“和自然法”四个字）。ASV, AESI, pos. 1063, fasc.755, f. 40r, Tardini appunti, 23 ottobre 1938，附有他对当天会议的详细记录：41r–45r。关于教宗对这一方案的首肯，参见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49r–50r, Tardini appunti, 24 ottobre 1938。

[14]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 53r, Tardini appunti, 25 ottobre 1938.

[15]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56r–59r,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26 ottobre 1938。

[16]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61r–64r, Adunanza presso l’E.mo Sig. Cardinale Jorio, 27 ottobre 1938。次日，当受到教宗的接见时，塔尔迪尼拿出了一份数据，表明双方探讨所涉及的都是极少数案例。他告诉教宗，在去年，意大利超过377 000对新婚夫妇中，仅有61对天主教徒与非天主教徒的婚姻需要得到教会的许可。此外，也鲜少有婚姻涉及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 72r, Tardini appunti, 28 ottobre 1938。

[17] 纳粹党曾担心宣布这样的军事协定可能会在美国造成负面影响，但是现如今，这位德国外交部部长已经不再有类似的顾虑，因为近期的苏台德危机表明，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具有非常强大的势力。他唯一的顾虑便是，宣布这样的军事协定可能会引发美国犹太人的怒火，但是“犹太人在美国发起的针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宣传攻势只在东部非常强势，越往西则攻势越弱。然而在外交政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美国的西部地区。DGFP, series D, vol. 4, n. 400,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Reich foreign minister, Herr von Ribbentrop, and the Italian foreign minister, Count Ciano,” Rome, October 28, 1938.

[18] 引自齐亚诺的外交文件，《领袖与第三帝国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的谈话，齐亚诺伯爵也在场，罗马，1938年10月28日》，载Muggeridge 1948, pp. 242–246。

[19] 转引自Ciano 2002, 148–149。

[20]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71r–83r, Tardini, “Appunto per l’Ufficio. Letto al Santo Padre,” 29 ottobre 1938.

[21]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 76r–76v, Tardini appunti, 29 ottobre 1938.

[22] CC 1938 IV, pp. 371–372; Confalonieri 1957, p. 379.

[23] MAESS, vol. 38, 196–197, Charles-Roux, 27 septembre 1938.

[24]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88r–89v, 30 ottobre 1938.

[25] 塔尔迪尼在当天的观察里记载道，塔基·文图里“尽管与墨索里尼频繁会面，却依然惊叹于他的良好品质，并始终对他持有深切的好感”。如今墨索里尼却拒绝与他会面，这位耶稣会士已然坐立不安。塔尔迪尼实际上是在稍后的时日里写下了当天的见闻，这也给我们的解读带来了困难。他进一步说道：“尽管他多番尝试[同领袖见面]，墨索里尼却貌似不再信任P.T.V[彼得罗·塔基·文图里]。之后领袖还会偶尔接见他，但是频率很低，并且态度总是冷冰冰的。到最后墨索里尼彻底拒绝与他见面了。”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29r–129v, 31 ottobre 1938.

[26]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30r–131r, 31 ottobre 1938.塔基·文图里关于这次会面的记录收于ARSI, TV, b. 28, fasc. 2159, “Promemoria da me letto a S. E. Buffarini il 31 ottobre 1938.”在墨索里尼和梵蒂冈陷入僵局的过程中，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一页资料记录下一个令人惊异的小插曲。11月1日，当墨索里尼和里宾特洛甫搭乘火车前往维罗纳时，领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外交部部长能不能想办法改善德国与德国天主教会的关系。他透露道，因为新近颁布的种族政策，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但他又迫切地希望改善轴心国与天主教会的关系。由于他着重强调了这一点，里宾特洛甫便命令外交部准备一份报告，看看该如何改善德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墨索里尼的要求还达到了另一个效果：里宾特洛甫决定让柏尔根留在罗马，继续担任驻圣座大使。几个月来，帕切利都担心德国会安排一个强硬的纳粹党人来接替柏尔根。DGFP, series D, vol. 4, n. 468,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Woermann, Vienna, November 3, 1938.

[27] ASV, ANI, pos. 9, fasc. 5, ff. 140r–141r, “Provvedimenti per la tutela della razza italiana.”

[28] 塔基·文图里还告诉他们，圣礼部传达给意大利天主教徒的婚姻指示也应重新修订。在他提出的新版指示中，当婚姻关系被新颁布的种族法案所明令禁止时，神父不得为双方举行宗教婚礼，除非其中牵涉“严肃的良知理由”。但是塔基·文图里并没有给出最后一句话的确切含义。所有在场人士都表示赞同。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39r–141r, “Adunanza presso l’E.mo sig. Card. Jorio,” 2 novembre 1938.

[29] 塔尔迪尼观察道：“很显然，如果补充了这样的内容，就表明政府完全接受了圣座的原则，也就意味着宗教观念将高于种族观念。”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49r–150v, Tardini appunti, 3 novembre 1938.

[30]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62r–164r, “Relazione del colloquio avuto con S.E. Buffarini il 3 novembre 1938,” Tacchi Venturi;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171r, Tardini appunti, 4 novembre 1938。

第二十六章
相信国王

墨索里尼竟然这般厚颜无耻地违反了令双方都大为受益的宗教事务协约，不敢相信的教宗于是致信墨索里尼，警告其所作所为有多么愚蠢。

“致最亲爱的孩子”，教宗在信的开头写道。他并没有提及新法案的第一条，尽管它规定“任何其他种族不得与意大利雅利安公民缔结婚姻关系”。他反倒对第七条提出异议，认为它显然违背了宗教事务协约的条款（教会许可的婚姻具有民事效力）。教宗告诉领袖：“只要将上述条款的文本……替换成我们提供给你共事者的版本，这样一道“伤口”就可以被轻易规避掉，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发现你没有接受那些修订。”教宗随信附上了他对第七条的修改，而就在一天前，它曾被布法里尼愤怒地拒绝。它将允许两名天主教徒缔结婚姻，全然不论他们的“种族”。[1]

在近乎穷途末路之时，塔基·文图里给独裁者寄来了一封私人的恳求信，试图在动摇其意志方面做最后的努力。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服侍领袖，而且始终都忠心耿耿，对领袖敬爱有加，他乞求墨索里尼接受教宗的要求。[2]

墨索里尼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教宗在最后关头提出的要求，并告诉他，次日上午颁布的法律将不会做出任何更改。这番断然回绝令教宗怒不可遏，他决定上诉国王。除了仪式信函外，庇护从未给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写过信。如今他要求国王“用无上的权威介入此事，取得我们无法……与您的总理达成的共识” 。教宗提醒国王，1929年的条约是以他的名义庄严签署的，并且婚姻法的草案与条约条款背道而驰。他还随信附上了经过修改的第七条。[3]

几年后，当意大利熬过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意大利人将举行一场全民公投，决定是否保留王室。他们纷纷攻击国王，责怪他没有勇敢地与独裁者相抗衡。回顾历史，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最懦弱也最耻辱的举动，便是同意实行墨索里尼提交的所有种族法案。当犹太人被逐出学校和职场、受到国家的污蔑并被夺去了生计时，国王却依旧签署了那些由墨索里尼在每周两次的会面中带到奎里纳尔宫的法案。更糟糕的是，国王并不赞同纳粹党人对雅利安民族的神化，也不认可墨索里尼打造的意大利变种，他只是缺乏勇气同领袖正面交锋。

11月7日，国王给教宗的答复反映出了同样的懦弱。[4]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感谢教宗的来信，并表示已将复本抄送给墨索里尼，希望能够得出解决方案，“调和双方不同的观点”。全信到此为止。[5]墨索里尼则再次通知教宗，表示自己不会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如果照办的话，将会破坏新婚姻法的整体意图。[6]

那周早些时候，齐亚诺与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以及希特勒麾下的规划部部长进行了会面。尽管墨索里尼的女婿对纳粹党很是迷恋，不过这位花花公子认为许多纳粹领导人都非常粗鲁，他在日记中予以戈林生动的描述：“他没有穿军装，全身一套昂贵的亮灰色西服。他打领带的方式非常老土，上面还别了一枚红宝石别针。手指上也戴着几颗巨大的红宝石。他的翻领上是一只镶嵌宝石的巨大纳粹鹰。他和艾尔·卡彭（Al Capone）[7]略有相似之处。”

事后，齐亚诺向岳父详细报告了同戈林的协商情况，并谈及教宗向国王求助的事情。“我不认为，”齐亚诺观察道，“领袖的决心有所动摇。”[8]

当天，齐亚诺也参加了美国驻罗马大使馆举办的一场午餐聚会。这场聚会的贵宾不是别人，正是来访梵蒂冈的芝加哥大主教芒德莱恩枢机。罗斯福总统曾在去年批评希特勒，由此引发了一场风波，为了显示自己与芒德莱恩的团结一致，他便在枢机动身出发前在白宫为他举行了一场饯别会。总统还给菲利普斯大使下达命令，在大主教逗留意大利期间，必须尽一切可能展现美国对大主教的支持。[9]

教宗大使也出席了这场午餐聚会，他注意到齐亚诺后，便穿过人群来到他身边。新婚姻法已经排上了明天的部长会议日程，而齐亚诺十分担忧。墨索里尼对这件事动了肝火，使得如今的条款比早期版本更为激进。齐亚诺思忖，如果新法律令梵蒂冈不再支持法西斯政府，那将是一场灾难。

“教宗会采取什么行动？”齐亚诺问博尔贡吉尼。

“我不清楚，因为教宗对所有人都守口如瓶，”教宗大使回答道，“不过他肯定会搞出点大动静。”

“这大动静是指外交抗议，还是公开抗议？”齐亚诺焦急地问道。

博尔贡吉尼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但既然齐亚诺是外交部部长，教宗大使建议他出面调停以挽救《拉特兰条约》。

“可是我们现在还能拿出什么提议呢？无论是圣父还是政府首脑都已经牵涉其中。像我这样的外交部部长和你这样的教宗大使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博尔贡吉尼认为并没有为时过晚，齐亚诺可以提议组建双边委员会，专门研究此事的解决方案。当齐亚诺提问该如何说服领袖时，教宗大使再次强调，政府需要做出让步的婚姻案例其实是很少的。谈到最后，博尔贡吉尼认为，只要能避免与梵蒂冈进入危机，齐亚诺就愿意做任何事情。[10]

那一天是1938年11月9日，而当天的夜晚史称Kristallnacht，即纳粹德国的“碎玻璃之夜”。由于一位德国外交官在法国被一位波兰犹太青年难民刺杀，残暴的纳粹党人便以此为借口，烧毁犹太教堂，洗劫犹太商店，抓捕犹太人，并殴打他们。大量犹太人被杀害，上万人遭到逮捕，还有很多人被送去集中营。数百座犹太教堂被烧成平地，数千家犹太商店被劫掠一空。在此次暴力事件之后，德国政府宣布犹太人不得经营商店及其他产业，不得进入剧院或音乐厅，而他们余下的财产将被没收并转交给基督徒。数百名犹太人含恨自杀。意大利驻德国大使给齐亚诺发来一份长篇报告，详细地讲述了这些可怕的细节。教宗驻柏林大使也给帕切利寄来一份冗长的报告。[11]

意大利的天主教媒体并没有对降临到德国犹太人头上的恐怖事件做多少报道。威尼斯的主教管区周刊将其所有的尖酸刻薄，都指向了那名射杀纳粹外交官的犹太青年：“这名犹太人冷酷地用他的左轮手枪瞄准……他的心灵已经装满了深刻的仇恨、宿怨和敌意。”它还进一步认为：“我们坦言无法理解这样的事件，即一个人怎么能经过预先的谋划，杀害一名温和且默默无闻的政府工作人员。”至于受到德国政府支持的犹太大屠杀和大破坏，这份主教管区周刊则只字未提。[12]

当德国犹太教堂被付之一炬、德国犹太人纷纷被抓捕时，塔基·文图里神父躺在床上夜不能寐。他知道墨索里尼的部长会议将于次日召开，他正搜肠刮肚地想法子阻止两位首脑的关系破裂。他从床上起身，打开灯，起草了一封写给领袖的信函。

他写道，“我所提议的变更保全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即意大利人乃是雅利安人，而犹太人则不是，“它只是为一些例外留出了余地”。塔基·文图里再次辩称，例外的情况非常稀少。“如果考虑到意大利微小的犹太公民数量，以及犹太人（即便皈依天主教）和基督徒对相互缔结婚姻的厌恶，我敢说配偶双方都信仰天主教的跨族婚姻不会超过一百对。”这位平日足智多谋的耶稣会士，竟然会在半夜里起床，只为了重复他早已多次向领袖提出的论据，这足以表明他的绝望之情有多么深重。[13]

与此同时，罗伯托·法里纳奇高兴地发现自己又成了梵蒂冈的眼中钉，他通过煽动大众对反犹法案的支持来为领袖提供助力。在他的宣传中，新颁措施的根基深植于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导之中。去年夏天，他曾在手下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系列反犹文章，并引用《公教文明》的内容为运动辩护，其中一篇就题作《给天主教徒的天主教义课》（“A Lesson in Catholicism for Catholics”）。11月7日，经过大量宣传之后，他在米兰做了一场题为“教会与犹太人”的讲座，大量引用了《新约》的内容，表明法西斯反犹措施的真正源头来自天主教会。他悲叹道，不幸的是，教宗近来的言论表明他正在偏离这一核心的教会教导。他质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当今的教会官方如此亲犹而不是反犹？……共产党人、共济会以及民主派人士，他们都是教会不共戴天的敌人，为什么到如今，他们都转而赞美教会，并纷纷向它施以援手？”他的答案简单明了：“他们是要用教会来反对法西斯。”

《法西斯政府报》整版报道了法里纳奇的演讲，辅以一张三栏的历史活页，标题取作《数世纪以来大公会议与教宗的反犹倾向》（“The Dispositions of the Councils and the Popes Against the Jews Through the Centuries”）。[14]许多报纸都报道了这次演讲。最先发表《种族科学家宣言》的《意大利日报》用一句话概括了这次演讲的中心思想：“尊贵的法里纳奇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结语，他表示信仰天主教的法西斯党人绝不可能抛弃反犹的良知，因为它是教会在两千年的历程中凝练出来的。”[15]

11月10日，政府的部长会议通过了新的反犹法案。领袖焦虑地等候着，担心教宗真的会履行他的威胁。尽管庇护多番恫吓，但是墨索里尼并不愿意与教会为敌。教会各级（从教宗到教区神父）的支持对他意义重大。况且现如今，他已经有了更大的野心，失去教会的支持将令他损失惨重。[16]

不过，如果说领袖的担心程度有限的话，那是因为在教宗频频发难以及双方激烈磋商和政策博弈的这几周里，无论是庇护十一世、耶稣会特使、梵蒂冈国务卿，还是教宗大使，都没有对这份旨在剥夺犹太人意大利公民身份权利的反犹法案进行总体上的谴责。梵蒂冈并不反对将犹太儿童和教师逐出学校，也不反对将犹太教授逐出大学。当政府把犹太人当作危害意大利社会的害虫时，无论是帕切利还是教宗的两位使者（正式的教宗大使以及非正式的耶稣会士）都从未提出过反对意见。如果有人想要寻求梵蒂冈人士（包括那些不知如何应对，因此寻求官方指导的教区神父和主教）对这一迫害运动的态度，他都将得到一个明确无误的答案：国家只是终于正视了多数意大利天主教媒体（从主教区周报到大型日报）、《罗马观察报》以及《公教文明》会定期重复的警告。

近期公开的梵蒂冈秘密档案使得一份报告重见天日。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在教会看来，塔基·文图里在8月16日与墨索里尼协商达成的协议（只要政府给予公教进行会以优惠待遇，圣座就承诺不批评种族法案）依然有效。这份报告由国务院在11月初筹备，记录了梵蒂冈与法西斯政府在反犹运动上达成的交易。报告的开头记录了庇护十一世在7月28日对“过分的民族主义”提出的谴责。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墨索里尼与塔基·文图里的协议（1938年8月16日）”。这一部分写道，“其间，圣座指导塔基·文图里神父达成协议。塔基·文图里神父成功完成任务。1938年8月16日协议包含三点”，并进而概括描述了每一点。[17]

《捍卫种族》展示的种族法案，1938年11月20日

墨索里尼认为双方的联盟给圣座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对方绝不愿意破坏这一盟约。多年以来，梵蒂冈正是凭借政府这座靠山，才能查抄冒犯教会的图书和杂志，才能阻止新教徒传教，才能推行教会的女性正派标准。墨索里尼毕竟是“天主派来的圣人”，他确保每一个法西斯青年团体都配备了神父，用意大利人的税收报销了教会的支出，还在所有国家盛事中为天主教神职人员颁发荣誉。

婚姻法通过的第二天，帕切利枢机就给世界各地的教宗大使发去了机密电报，如果墨索里尼查看过这封电报，他就会明白自己赌赢了。帕切利通知他们，政府颁布的新法案禁止天主教徒缔结跨种族婚姻，显然违反了宗教事务协约。教宗大使该如何领会这一法令，他们应该怎样回答别人的问询？帕切利尽全力弱化了其中牵涉的争议：“应当注意的是，违反宗教事务协约的案例数量非常有限……也就几十例，而意大利每年举行的宗教婚礼超过三十万场，它们将继续举行，并且按照常规登记。[18]

梵蒂冈官方呈交给意大利政府的抗议信软弱极了。教宗决定不发表任何意见。尽管他多番恐吓，但是说到底，他不愿意让这场争议破坏法西斯政府与教会之间的互惠关系。教宗命令帕切利起草这封信函，这封信的收信人不是国王，甚至不是墨索里尼或齐亚诺，而是意大利大使皮尼亚蒂。

这封信首先表明，新婚姻法违反了宗教事务协约的第三十四条。帕切利先表示教会欢迎任何种族，接着却试图弱化教会对政府种族理论的抗议声。他写道，教会对种族混合的担忧也由来已久。“教会始终扮演了慈母的角色，”这位未来的教宗解释道，“通常会建议子女规避那些可能带来缺陷后代的婚姻，因此在神权的限度内，教会倾向于支持世俗权威，来达成这一良善的目标。”但是在教会的劝阻下，两位异族天主教徒依然坚持要缔结婚姻关系时，教会无法拒绝为他们举行这一圣礼。

帕切利的表述采纳了法西斯（以及纳粹）的观点，即认为犹太人是个自成一体的民族。政府认为意大利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种族混合”可能带来有害的生理后果，而帕切利完全没有试图矫正这一错误观念，只是试图弱化新法案将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他写道，与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结婚的天主教徒极其稀少，“无论天主教徒抑或犹太人都普遍厌恶与其他种族的人通婚，而他们也对这种情况的稀少程度感到满意”。

国务卿在信的末尾写道，教会有必要就政府违背宗教事务协约一事表示抗议，他对此感到遗憾，但他的结语依然走向了积极的一面。他希望政府能够做出必要的适当调整，来修补与教会的和谐关系。[19]

所谓的公开抗议刊登在11月15日的《罗马观察报》上，这篇头版文字的标题轻描淡写，就叫作《关于新法令》（“Regarding a New Decree-Law”）。帕切利在刊登前仔细审读了这篇文章。塔尔迪尼记载道：“他希望呈现的是一种冷静、安详的口吻，谈及了诸多复杂的原因，认为法案在未来仍有改善的可能，最终给双方的冲突画上句号。”[20]这篇文章的文字与帕切利在正式抗议信中的用语如出一辙。文章在最后仍然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处理“受到影响的稀少案例”。[21]

但是，这番轻描淡写的公开抗议背后却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当天上午10点20分，方脸的非常教务部部长塔尔迪尼蒙席收到了一条紧急消息：庇护十一世要求立即同他见面，并需他携带《罗马观察报》那篇文章的底稿材料。塔尔迪尼心有惴惴，赶忙拿起文件赶赴教宗的办公室。他回忆道：“见到教宗时，我发现他满脸通红、神情激动。”教宗的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报纸。

教宗问道，为什么这篇文章缺少了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明明前一天他才审阅并批准了那一部分内容？教宗希望这篇文章能包含他写给墨索里尼和国王的信函，他尤其想突出国王的回信。庇护十一世坚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回信很明确，他让墨索里尼回应教宗的关切，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教宗想让全世界知道，墨索里尼漠视了王室的要求。

塔尔迪尼试图让庇护冷静下来。他表示，教宗确实告诉过他们要刊登这些信件，但他肯定已经忘记，帕切利枢机在昨天晚上已经说服他不要这么做。帕切利认为，公开外交信函通常需要得到另一方的许可，而且令人尴尬的是，教宗看重的国王回信实际上语义含糊，到最后不会有任何效用，刊登这封回信只会让全世界知道国王“一文不值”。帕切利不愿意刊登国王的回信，实际上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会让人们注意到墨索里尼甚至都懒得回信，这将令领袖陷入不利的境地。当帕切利提出这一点时，教宗开口打断了他：“外交礼节岂能同极大的恶行相提并论！”但是帕切利毫不畏惧地坚持了他的立场。他坚称凸显墨索里尼在回信一事上的失礼，可能会招致政府的报复行为。

尽管塔尔迪尼提醒庇护十一世回想昨晚发生的那段对话，但这并没有浇灭教宗的怒火。塔尔迪尼曾向旁人表示，曾经细致入微的教宗近来变得愈发健忘。他之所以对《罗马观察报》的这篇文章火冒三丈，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把昨晚与国务卿的谈话抛到了脑后。当塔尔迪尼提及，帕切利希望墨索里尼能有所行动，好减轻新法案的负面影响时，教宗再次怒上眉梢。“可是，到底是谁给了你们这些奢望？”教宗思忖，如果这些奢望还有根据的话，那也只能是因为国王要求墨索里尼采取行动，但他们恰恰把文章中的这一要求删掉了。

谈话进行到此，帕切利枢机也加入进来，教宗对他发动了猛攻。庇护表示，他们对这篇文章的任意删改令他不适。帕切利对教宗的健康表示关心，因为近来他一直状况不佳，睡眠不好，但这种转移教宗注意力的伎俩并不能奏效。

教宗问道：“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塔尔迪尼回答道：“是我，圣父。”

庇护答道：“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篇文章。”

帕切利枢机不愿意袖手旁观，让塔尔迪尼独自承受指责，于是插话道：“圣父，我审读了那篇文章，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

这时候的教宗已经稍稍冷静下来，不过他坚持要求他们做出弥补，在下一期《罗马观察报》上刊登国王的回信，但帕切利和塔尔迪尼都不愿意这么做。于是塔尔迪尼找来了塔基·文图里，他有可能说服教宗，让他改变主意。耶稣会士匆忙赶来梵蒂冈。

塔基·文图里以愉悦的口吻告诉庇护，他已经跟墨索里尼的亲信谈过了，那天《罗马观察报》克制的口吻给领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可是耶稣会士错了，这个消息并不能取悦教宗。教宗打断了他的话：“难怪我会这么不高兴！就今天晚上，我要安排他们刊登一篇全新的新闻稿！”塔基·文图里大为惊慌，但是他的恳求没能让教宗回心转意。[22]不过在教宗发泄完怒火之后，帕切利枢机及其同仁再一次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罗马观察报》从未刊登过国王的回信。[23]

当时的意大利人认为梵蒂冈支持法西斯的反犹运动。尽管这种想法情有可原，但至少有一位重要的意大利高级神职人员发表了反对意见。他的反对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米兰大主教伊尔德方索·舒斯特枢机一度是墨索里尼最公开、最热切的拥趸。仅仅在一年前，法国驻圣座大使还在报告中写道，舒斯特“对法西斯理念的同情众所周知”，他在法西斯神秘主义学校发表讲话时，称赞墨索里尼建立了一座新的天主教罗马帝国。[24]1930年，大主教曾收到一封联名信，米兰的三百名天主教徒斥责他不加批评地接纳法西斯观点，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政府当局要求他上交签名人的名单。[25]1937年9月，一位警方线人在报告里写道，舒斯特不太可能接替病弱的庇护十一世，他遭到意大利国外许多枢机的反对，他们认为舒斯特与法西斯政府走得太近。[26]

但是在11月13日周日，在米兰主教座堂发表讲话时，舒斯特做了一件在梵蒂冈无人敢做的事情：他谴责意大利的种族法案是新异端意识形态的产物，并认为教会永远无法接受它们。“在宗教和祖国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企图，只能沦为无用之功。法西斯国家正在自造的伦理体系，与宗教观念没有半点关系。”他进而对墨索里尼提出指控，认为他像奴隶一样对希特勒亦步亦趋，而他接纳的种族意识形态则有着异端的日耳曼根源。

仅仅因为这一场讲话，舒斯特从米兰法西斯党的宠儿变成了法西斯党领导层眼中的头号敌人。直到1951年，米兰的主教管区刊物才终于刊登了他的讲话内容，但是，在演讲两天后的11月15日，天主教报纸《意大利报》（L’Italia）就对其进行报道，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也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米兰的一位警方线人在报告中写道，大主教发出警告，在未来的某一天，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把矛头指向意大利人民，这尤其令许多人胆寒。线人写道：“在这个问题上，舒斯特枢机表现出来的恐惧心理在意大利北部非常盛行。”[27]

尽管帕切利致信政府，对婚姻法提出抗议，政府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11月22日，也即法案正式公布的三天后，帕切利又给皮尼亚蒂发去一封简短的信；他在信中表示，梵蒂冈要求的例外情况没有被包含在新婚姻法中，他对此感到失望。[28]一周后，皮尼亚蒂回信表示，尽管政府试图解决双方在新法案文本上的分歧，并且愿意包含一些例外情况，但是梵蒂冈却只会要求政府承认所有天主教徒（不管他们的种族）之间的婚姻关系，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法西斯政府没有办法做出这样单方面的让步。皮尼亚蒂指出，梵蒂冈之前承认国家对种族问题的关切具有“良好的道德基础”，并建言政府“禁止那些容易诞下缺陷子女的婚姻”。[29]

如果说梵蒂冈对种族法案的抗议非常有限且不为公众所知的话，那来自美国的谴责声浪则与之完全相反。考虑到意大利人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墨索里尼担心他们可能会受其摆布。法西斯媒体迅速予以回击。报纸解释道，美国批判种族法案，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和媒体都掌控在犹太人手中。

罗马的一家报纸控诉说，犹太人已经“扼住了这个国家的咽喉”。它声称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七十五个政府职位中，有五十二个被犹太人所占据，他们还控制着美国75%的工业项目。报纸报道说：“这股盛行于英国、法国和苏俄的神秘力量已经在华盛顿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反法西斯运动和民主人士的谋划（它们是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同义词）正是在华盛顿协调行动的。”它指控罗斯福总统“本质上就是个犹太人”，他是“全世界犹太人的教宗”，报纸质问意大利人，何时才能意识到这个可怕的真相。[30]

与此同时，梵蒂冈的氛围也变得愈发不确定。国际形势迅速恶化，而教宗的健康状况也一日不如一日。11月25日，教宗突发心脏病。尽管他再度康复过来，但大家都觉得他肯定活不久了。[31]

* * * * *

在梵蒂冈，帕切利枢机仍然是墨索里尼最强大的盟友。舒斯特大主教的言语攻伐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皮尼亚蒂担心其他人也会跟从他的脚步，于是面见梵蒂冈国务卿，要求他给意大利所有主教下达书面指示，告诉他们不得批评反犹运动。

在意大利大使看来，帕切利虽然赞同他的意见，却没有着急允诺。皮尼亚蒂写道：“枢机认为，口头传达我所提出的建议会很方便，但付诸书面就会变得很困难。”大使知道他可以给帕切利施压，于是接着游说。“到最后，”皮尼亚蒂告诉齐亚诺，“国务卿告诉我，类似的安排已经在罗马主教管区实行了。此外，他会记下我的要求，研究出最恰当的办法，将它下达到意大利其他主教管区。”[32]

有迹象显示，种族法案有可能伤害了意大利人民对政府的热爱之情，这令墨索里尼十分忧虑。从拥有大量犹太公民的城市发回的警方报告显示，当地弥漫着严重的不满情绪。根据一位米兰警方线人的观察，有些人全盘接受了反犹宣传，“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许多措施太过夸张，并将罪责归给政府首脑和法西斯大议会，认为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议，是由于德国将反犹列为罗马—柏林轴心国的必要条件”。实施这些措施的法西斯党人在剥夺犹太人的职务之后任人唯亲，这样的状况令很多人感到心寒，此外，他们还用低廉的价格买下了犹太人的财产。[33]

意大利犹太人丢掉了工作和财产，他们的孩子被逐出学校，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过去友好的天主教邻居如今面色紧张，不愿意跟他们打招呼。纳粹计划建立集中营的消息也传得满天飞。犹太人自杀事件成倍增长。著名编辑和诗人安杰洛·福尔米吉尼（Angelo Formiggini）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尽管他是一名优秀的意大利人，但他没法面对这接连不断的迫害。在写给妻子（并不是犹太人）的信中，他解释道，只有他的死亡能够令她免遭虐待。寄出这些信件之后，他爬了一百九十级阶梯，登上了摩德纳（Modena）中心广场的中世纪塔，纵身跳了下去。他残缺的躯体在四周的鹅卵石上淌出了一池血水。

“他死得像一个犹太人，”党主席阿契尔·斯塔拉切在听闻这个消息时讥讽道，“抠门到为了节省一枚子弹，从高塔上跳了下来。”[34]

[1]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77r–178r, Pio XI a Mussolini, 4 novembre 1938.

[2]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80r–181r,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4 novembre 1938。为了显示出教宗和领袖之间的密切关系，塔基·文图里还补充说，教宗本打算按照条约的规定，直接写信给国王，但是考虑到领袖为教会所做的一切，他决定给墨索里尼一个机会，把事情都解决好。

[3] 在教宗的要求下，寄给国王和墨索里尼的信件都由帕切利起草。给国王的这封公开信收于DDI, series 8, vol. 10, n. 360, “Sua Santità Pio XI a Re Vittorio Emanuele III,” 5 novembre 1938；帕切利的手写原稿（附有修改）则收于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84r–184v。

[4] 几年后，曾担任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并于当时担任意大利驻英国大使的迪诺·格兰迪，回顾了国王与领袖之间的关系。他观察道：“二十年来，国王和墨索里尼眼中的对方犹如击剑场上的两名对手，两人都举着剑。”尽管格兰迪捕捉到双方戒备的状态，但是他的描述没能突出双方不平等的关系：国王一直都害怕令领袖不满。尽管他们的背景和脾气千差万别，尽管国王卑躬屈膝，但是两人都身处深刻的孤独之中，出人意料地惺惺相惜，并且对本国人民感到失望。De Felice 1981, pp. 14–15.

[5]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 186r.

[6] 墨索里尼通过布法里尼转达了他的意思。ASV, ANI, pos. 9, fasc. 5, f. 141r, Buffarini a Tacchi Venturi, 7 novembre 1938.

[7] 美国黑手党成员，曾是芝加哥犯罪集团的首领，为查理·卢西安诺（Charles Luciano）的重要盟友。

[8] Ciano 2002, pp. 151–152.

[9] Fogarty 1996, p. 562.罗斯福还命令部署在法国海域的美国海军舰队将旗舰派往那不勒斯，协助举办款待芒德莱恩的仪式，而菲利普斯也参加了这艘旗舰上由一名海军少将主持的午餐聚会。“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当宗教迫害愈演愈烈，连意大利都不能幸免时，”罗斯福告诉菲利普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将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意大利人会明白，而且我认为它们必将带来正面的效果。”Phillips 1952, pp. 222–223.

[10] 在双方结束谈话之前，本次聚会的贵宾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之中。芒德莱恩枢机告诉齐亚诺，他希望敦促政府兑现对圣座的承诺，他的这番话代表了所有美国天主教徒的心声，“以及许多美国非天主教徒的心声”。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200r–202v, Borgongini a Pacelli, 9 novembre 1938.

[11] ASMAE, APG, b. 46, R. Ambasciata, Berlino, a Regio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Reazioni anti-Semite in Germania,” 26 novembre 1938.教宗大使切萨雷·奥尔塞尼戈也就此次屠戮给梵蒂冈发去了一份详细报告，但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圣座曾就此事提出谴责和抗议。Wolf 2010, pp. 205–206.此次暴力事件得到《公教文明》的报道：CC 1938 IV, pp. 476–478。

[12] Perin 2011, p. 207.

[13]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203r–204r,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10 novembre 1938.

[14] Fornari 1971, pp. 185–186; Il Regime fascista, 8 novembre 1938, p. 3.

[15] 《法里纳奇演讲中的教会与犹太人》，《意大利日报》，1938年11月9日。

[16] DDI, series 8, vol. 10, n. 390, Pignatti a Ciano, 12 novembre 1938.

[17] 这份档案的作者可能是塔尔迪尼，档案名是《圣座就种族问题采取的行动》。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8, ff. 34r–39r.文档并没有标注日期，但是它提及了1938年9月21日的一桩事件，因此不可能写于9月下旬之前。此外，在梵蒂冈秘密档案里，排在它前面的文档日期是1938年11月4日的，这表明它可能写于11月上半月。

[18]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212r–213r, Pacelli, telegramma per Parigi, San Sabastiano, Londra, 11 novembre 1938.

[19] ASV, ANI, pos. 9, fasc. 5, ff. 162r–166r, Pacelli a Pignatti, 13 novembre 1938. 次日，帕切利给教廷的诸位枢机送去了报告，向他们说明了当前的情况，并附上了几份文件，包括塔基·文图里寄给墨索里尼的两封谄媚信件、新法案的文本、教宗写给墨索里尼和国王的信件（建议对新法案草案第7条的措辞进行修改）、国王的回复，以及帕切利于11月13日写给皮尼亚蒂的抗议信。ASV, ANI, pos. 9, fasc. 5, ff. 143r–161r.

[20] 转载于Sale 2009, p. 286

[21] 《关于新法令》，OR, 14–15 novembre 1938, p. 1。11月16日，英国驻意大利大使达西·奥斯本（D’Arcy Osborne）对教宗发表的抗议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寄给伦敦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子爵。他先是概括了《罗马观察报》的文章，以及它就政府违背宗教事务协约一事提出的抗议，然后表示“这份抗议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将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它将表明墨索里尼先生到底是更重视法西斯极端分子和纳粹同盟的观点和影响力，还是更重视意大利天主教徒的观点和影响力。我怀疑政府的回应不会考虑梵蒂冈意见本身的价值，而是出于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顺从法西斯原则和纳粹实践的考量没有占得上风，我将会又惊又喜”。FCRSE, pt. 16, October to December 1938, n. 58.

[22] 次日，庇护十一世向塔尔迪尼谈起了他同老耶稣会士的对话：“昨天，塔基·文图里神父来到梵蒂冈，只是为了告诉我那篇文章给政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过我让他吃了顿苦头！”

[23] 帕切利到底是等到教宗把这件事给忘了（考虑到他日渐衰退的记忆力），还是说服了教宗，让他明白这么做并不明智，我们已经无法从塔尔迪尼的描述中获知，而这份描述是我们进入这番谈话的唯一入口。塔尔迪尼简单地写道，帕切利“成功地阻止了它”。塔尔迪尼这份关于1938年11月15日的描述写于稍晚的时日，收于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321r–321v, 329r。

[24] Charles-Roux, 27 février 1937，转引自LaCroix-Riz 1994, p. 55。

[25] ASMAE, AISS, b. 5, fasc. 1, sf. 5, “Lettera aperta a S. E. il Cardinale Schuster Arcivescovo di Milano,” marzo 1930. 关于这一事件的更多细节，参见ACS, MI, FP “Schuster”。

[26] ASMAE, APSS, n. 314682,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Appunto per la Dir. Gen. A.E.M. Uff. V,” 1 settembre 1937.

[27] Ferrari 1982, p. 590. ACS, MI, FP “Schuster,” informatore n. 553, 27 novembre 1938.这位线人在报告里写道，舒斯特枢机的言语鞭挞之所以震惊了米兰城，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这位枢机……完全同法西斯党站在一起，因此也会遵从政府的种族政策”。ACS, MI, FP “Schuster,” informatore n. 553, 30 novembre 1938。另参见ACS, MI, FP “Schuster,” informatore n. 37, 2 dicembre 1938。

[28] ASV, ANI, pos. 9, fasc. 5, ff. 168r–169r, Pacelli a Pignatti, 22 novembre 1938.

[29] ASV, ANI, pos. 9, fasc. 5, ff. 170r–171r, Pignatti a Pacelli, 29 novembre 1938。

[30] 这份报纸是《意大利人民报》。同一天，米兰那份享有声望的《晚邮报》声称，罗斯福在美国已经渐渐不得人心了，并预测说“那些倾向于美国中立原则或者反对白宫被背信弃义的犹太人主宰的人士很快就要站起来反对他了”。两篇报纸文章都由里德转自NARA, M1423, reel 1, Edward L. Reed, chargé d’affaires ad interim, Rome,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n. 1184, December 2, 1938。

[31] Confalonieri 1957, p. 379.

[32] DDI, series 8, vol. 10, n. 510, Pignatti a Ciano, 6 dicembre 1938.

[33] ACS, MI, DAGR, b. B7-G, #81980-3, Milano, 4 dicembre 1938.

[34] ACS, MI, DAGR, b. B7-G, #81984-5, Milano, 5 dicembre 1938; Israel 2011, p. 62; Matard-Bonucci 2008, p. 293.

第二十七章
死得正好

十六年来，墨索里尼一直培育着他与梵蒂冈的合作关系，可是现在，他却让狂妄自大、对第三帝国的迷醉以及战无不胜的错觉干扰了自己的政治判断。教宗感到自己被人利用了，但是他的身体愈发孱弱，他明白自己大限将至。

教廷枢机也开始产生不满情绪，因为一方面意大利的宗教事务协约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德国教会也不断地遭到迫害。皮尼亚蒂在12月中旬告诉齐亚诺：“我方针对种族问题，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态度在罗马教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现如今，教廷大部分人已不再对法西斯党抱有好感。”各位枢机担心墨索里尼可能会效仿希特勒，发起运动钳制教会在意大利的影响力。

意大利独裁者依旧目中无人。在庇护看来，他在面对教宗时完全缺乏应有的尊重。希望破灭之后，教宗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不住天主交付给他的神圣嘱托。作为一名意大利人，他曾经被爱国情怀遮蔽了判断力，而现在他发誓要利用余下的有限时间，尽全力弥补自己的过错。

听闻教宗的最新决心之后，皮尼亚蒂变得警觉起来。在写给齐亚诺的报告中，他用下划线强调指出：“教宗威胁要在死前做点事情，他会让意大利长久地铭记他。”他提醒道，在即将到来的《拉特兰条约》十周年庆祝仪式上，庇护十一世可能会对“法西斯主义发动彻底的谴责”。[1]

墨索里尼在听闻这一警告时大为光火。庇护怎么还不快点死？难道他没有意识到领袖为他做了多少事情么？意大利人早就对教会的权势抱有怨念。正是他，墨索里尼，才让那些批评教会的人受到遏制。如果教宗要玩这场游戏，那么他会奉陪到底，因为他知道该如何“激发人民的反教会情感”。教会早就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就是因为他花力气推上一把，才暂时收住了颓势。如果说意大利人依旧出席弥撒，那完全是因为领袖要求他们参加。在这样生了一通气之后，独裁者最终平静下来，并且不情愿地（毫无疑问是在齐亚诺的鼓励下）承认，现在这个关头，可不能让教宗呼吁天主教徒背弃他。他需要想方设法，防止双方关系破裂。[2]

12月中旬，一位到访罗马的法国主教拜见了教宗，却发现他伤心、气馁、焦躁不安，仍旧抱怨着墨索里尼没有就婚姻法一事给他回信。庇护告诉这位法国高级教士：“你还年轻，你的一生中还将看到许多恐怖的事情，它们的恐怖程度将远远超过之前的几个世纪。”[3]

圣诞节前一天，枢机们来到梵蒂冈，团聚到教宗身边，接受他每年一度的降福。帕切利、塔尔迪尼以及庇护的其他随从都紧张不已，因为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演讲稿提前发给国务院，但这一次却没有。

教宗坐在圣彼得宝座上，颤抖的手中攥着手写的纸稿。讲话的开头十分温暖。他提醒诸位主教，2月11日将是宗教事务协约的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应当向“最高贵的君主以及他盖世无双的总理表达谢意，他们配得上这样的赞美，因为他们为重要且有益的事业戴上了善果和喜人成就的皇冠”。

但是在夸赞墨索里尼之后，他旧事重提，再度说出了几个月前激怒领袖的话语：“近来，耶稣十字架的敌人在罗马被封圣。”他进而认为，卐字符号拜访不朽之城，同宗教事务协约近期受到的违背以及公教进行会成员受到的迫害有关联。[4]

忧心忡忡的帕切利枢机试图说服教宗，把那段冒犯纳粹德国的卐字符号言论从公开版中删除。他认为，这段话同教宗的主要观点毫不相干，因为他谈论的是意大利，而不是德国。但是庇护清楚自己在发表什么样的言论，他要提醒意大利人留心纳粹党人。塔尔迪尼回忆道，帕切利的恳求完全是一番徒劳：“教宗没有动摇。”《罗马观察报》在次日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5]

墨索里尼再度发火，他认为教宗的言论是对罗马—柏林轴心的又一轮攻击。[6]即将来临的《拉特兰条约》周年庆很显然要成为双方最后的较量。教宗认为摆在墨索里尼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他可以借用那一天向全世界证明他依然信守协约的约定；或者他可以冷落教宗，向梵蒂冈宣战。教宗大使急于缓和双方剑拔弩张的关系，提议让领袖在纪念日当天拜访庇护十一世，但是独裁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已经朝贡过一次。这样的事不会发生第二次。[7]

领袖核心集团的成员则担心墨索里尼已经与现实脱节了。他有时会明确承认教会支持的重要性，甚至批评希特勒与教会作对的举措，但他也变得越来越鲁莽。那年年末，他来到罗马涅的海边寓所，思索接下来的几个月需要做出的重大决策。法国驻意大利大使的描述准确地捕捉了那个场景：“独裁者的那些好友，他的那些至交……最先确认他愈发将自己包围在无法穿透的谜团中，他不再是曾经的他，他已经变了个人，不再接见任何人。如今，也许除了齐亚诺以外，再也没人知道他准备做些什么，以及打算实现什么样的目标。”[8]

* * * * *

领袖与克拉拉·佩塔奇的风流韵事也愈发成为旁人讥讽的话题，他却不愿意放弃她。两个月前，曾经服侍过他的一位女仆前来向他求助。他给了她点钱，但是在离开前，她略显胆怯地问他知不知道整个罗马都在说他些什么。他不情愿地让她只管开口。“他们说，”她告诉他，“您现在包养的那位年轻情妇是梵蒂冈一位大人物的女儿。”

“不过是寻常的捕风捉影，完全是空谈。”这么回答的领袖其实并不高兴。在过去几年里，他有过很多情妇，但从来不担心人们关于她们的闲言碎语会有损他的声名。实际上，他认为她们有助于提升他的形象。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和梵蒂冈扯上关系，却令他很不是滋味。[9]

墨索里尼在元旦回到办公室，并于上午9点15分给克拉拉打了一通电话，下午2点15分之前又给她打了三通电话，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同她团聚。当她抵达那个昏暗的房间时，他正坐在扶手椅上，身边只留了一盏小灯。他已经睡着了。当他醒来时，他让她坐在他膝盖上，然后做爱。他穿衣服时吃了一个橘子，晚上7点30分返回办公室。他在一大堆文件面前坐下，一边翻阅一边口吐各种贬损之辞：“这些法国猪！听听这个……简直是蠢货！”他来回踱步，心情因为这些文件变得很糟糕，他告诉克拉拉自己有多么讨厌她，他常常这么做，并且紧接着就用爱的宣言将她淹没。“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他说道，“我有过许多女人，不过她们就像是一扇扇旋转门。”他告诉克拉拉，自己现在没有过去那么放荡了，只跟另外两个女人还保持关系，那两个女人她都认识，罗米尔达·鲁斯皮（Romilda Ruspi）和艾丽斯·帕洛泰利（Alice Pallottelli），并且只是因为她们给他生过孩子。他承认自己曾经爱过玛格丽塔·萨尔法蒂，但那份爱只维系了几年时间，并且他也常常对她不忠。他们打开了留声机，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把克拉拉的毛皮大衣盖在身上。“我的脑袋靠在他的胸膛上，他紧紧拥抱着我，非常温柔地爱抚着我，”克拉拉在日记里写道，“但他总是有点心不在焉。”[10]

次日，领袖喊来了齐亚诺和皮尼亚蒂，同他们讨论最近的事态发展。他仍然琢磨着教宗的话语，庇护在圣诞节讲话中称他是“盖世无双的总理”。他确信教宗在讽刺他，把他当成傻瓜。“我们不想制造冲突，”他告诉这两人，“但我们也不会回避冲突，真要对抗起来，我们将唤醒所有沉睡的反教会敌意。”皮尼亚蒂担心墨索里尼的怒意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于是出言为教宗辩护；齐亚诺也认为冒险与教会作对乃是疯狂之举。但是墨索里尼想要施压，于是准备了一纸言辞尖刻的警告，安排大使交给梵蒂冈国务卿。[11]

次日，皮尼亚蒂将领袖的警告信交给帕切利。枢机坚称“盖世无双的总理”乃是情真意切的赞美，墨索里尼为意大利和教会做了这么多善事，教宗不过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欣赏之情。皮尼亚蒂回答说，政府与圣座的关系正处在危险的断裂边缘，他警告道，如果教会不谨慎行事，将给自己带来麻烦。[12]

过去的几个月对教宗而言非常痛苦，他曾经梦想将意大利变成忏悔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极权政府的机器将为教会所用，但如今他发现自己的梦想太过天真。他确实前无古人，做到了许多现代教宗做不到的事情：让政府将教会的意愿强加于人民身上。如今天主教神职人员在许多国家机构（从学校到政治资助的青年团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此之前，这些机构都是他们触碰不到的。但是，婚姻法所引发的拉锯战已经清楚地表明，只要是墨索里尼认为对政府至关重要的事情，他必然会大权独揽，不会让教宗帮他做决定。

伦敦《每日邮报》（Daily Mail）驻罗马记者发布了一则报道，称庇护十一世正打算秘密召见枢机，对种族主义发起强有力的谴责。有传言称，教宗也在筹备一篇秘密通谕，目的如出一辙。帕切利枢机否认了这些报道，却告诉意大利大使，教宗曾警告说，他“还有更多话要说，到了他这个年纪，他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在向齐亚诺转述教宗的话语时，皮尼亚蒂焦虑地回想起庇护曾经说过的豪言壮语：“他要在死前做点事情，他会让意大利长久地铭记他。”[13]

* * * * *

教宗对种族主义的批评给其他教会领导人松了绑，他们也有可能会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米兰的舒斯特枢机便是最不消停的案例。其他高级教士也可能会学习他的榜样，这种可能性令墨索里尼和他的助手们感到忧虑。[14]

罗伯托·法里纳奇带头对舒斯特发起攻击，他在《法西斯政府报》上刊文质疑，一位曾经的“超级法西斯党人”怎么就突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法里纳奇认为，这种转变肯定同天主教会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与犹太人作战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同基督教的敌人作斗争，那些犹太人曾经冒犯和侮辱了基督”。[15]法里纳奇于是向极具权势的圣心天主教大学校长求助。按照计划，杰梅利神父将在博洛尼亚做一场大型的公开演讲。

离演讲日期还有两天，法里纳奇致信墨索里尼，告诉领袖他近来说动克雷莫纳主教乔瓦尼·卡扎尼（Giovanni Cazzani）在布道中发表支持反犹运动的言论。他还进一步说道：“我希望能说服杰梅利神父，让他在博洛尼亚也做一场类似的演讲。”

一周后，《罗马观察报》登载了克雷莫纳主教的布道词，这篇文章以梵蒂冈的立场支持了反犹法案。报纸编辑在引语中解释，意大利的所有主教在对待犹太人一事上达成了共识，他们的观点与教宗和谐一致。

卡扎尼主教警醒道：“德国人的种族观点太过夸大，其信条与天启真理相违背。”但是，纳粹反犹运动的出发点存在谬误，并不意味着意大利的种族法案就不正当。纳粹的种族主义涉嫌夸大，是因为它把天主教徒也纳为迫害对象。主教说道：“教会始终认为，与犹太人（只要他们信奉犹太教）同住对天主教徒的信仰与平静非常危险。出于这个原因，教会法规和纪律中有一种古老而悠久的传统，旨在限制犹太人在基督教群体中的行动和影响力，限制他们同天主教徒的接触，孤立犹太人，不允许他们操持任何可能主宰或影响基督徒精神、教育和习俗的职业或行业。”他坚称教会遭到了不公正的指控，教会从未反对过反犹法案。教会谴责的乃是“德国过分的种族主义”，它“从来不会谴责以政治手段保卫种族繁荣与完整性的举措，也不会谴责以司法手段提醒人们注意本国过度且有害的犹太影响的考量”。[16]

1月9日，杰梅利神父来到博洛尼亚，参加当地纪念一位14世纪外科医生的庆祝活动。这位外科医生并非犹太人，但是在杰梅利神父讲话的末尾，他牵强地将话题转到犹太人身上。他告诉台下那些卓有成就的听众：今天的意大利人民“最深重的苦难，来自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这都是由于犹太—共济会阴谋，旨在将宗教贬作私人事务”。多亏了罗马当局的决心，意大利人民“才得以在血脉、宗教、语言、习俗、希冀和理想上达成一致”。与此同时，“那个作出错误决定的民族，他们招致的可怕判决将得到执行，他们将在全世界流浪。他们无法求得家乡的安逸，这可怕罪恶的后果将永远跟随他们，直至天涯海角”。[17]

博洛尼亚的《意大利未来报》是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报纸，它用大量的版面报道了杰梅利的讲话。从这场讲话中我们得知，“枢机和主教无时无刻不在同异邦的种族主义作斗争，但它们都与意大利的种族政策无涉”。一周后，这份报纸再度提起这场讲话，它告诉读者“杰梅利神父的演讲和卡扎尼蒙席的布道词……是对天主教教条权威且庄重的阐释，教会从上到下，以及永远不会犯错的至高无上的教宗，都在主张并教导这些内容”。[18]

* * * * *

多年以来，教宗对教会实行着铁腕统治，但如今日渐虚弱的他显现出失控的颓势。身边的人不断地阻挠他，不让他阻止意大利追随纳粹德国的脚步。当庇护读到杰梅利的讲话稿时，他崩溃得哭了起来，他把帕切利赶了出去，好让自己一个人待着。[19]而在同一周，梵蒂冈报纸还刊登了克雷莫纳主教的布道词，赞许地为种族法案提供辩护。[20]虽然杰梅利的讲话令庇护失望，但他们两人的密切关系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教宗依然给予他特殊的通行许可，并在1月22日接见了他。[21]对于那些发觉法西斯国和梵蒂冈存有争执的意大利人来说，双方争议的焦点并非反犹法案（因为梵蒂冈也认可这些观念），而是墨索里尼与纳粹种族意识形态暧昧不明的关系，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违背了教会的教条及其普世的诉求。

教宗自认命不久矣，所以即将到来的《拉特兰条约》十周年纪念日将是他向全体主教（其中三分之二都由他委任）发表讲话的最后机会。[22]他感到自己肩负着神圣责任，于全世界面临的所有危险中，于基督教价值观面临的所有胁迫中，将天主的意志传达给诸位主教。

教宗很想知道，当他在圣彼得大教堂发表演讲时，墨索里尼会不会在场。帕切利枢机表示自己并不清楚，但认为领袖不太可能在场。“如果他不打算庆祝十周年纪念日，”教宗回答道，“那么我就自己来庆祝。”[23]

梵蒂冈弥漫着一种确定无疑的感受，一个时代即将终结了。历经十七年后，一任新的教宗应当快要诞生。流言在欧洲各国不胫而走。法国报纸报道说，虚弱的教宗对墨索里尼非常愤怒，想要离开意大利，奔赴法国，他现在正在掂量到底是阿维尼翁好，还是枫丹白露更适宜。伦敦的《每日邮报》以及多家电台则宣布，当教宗把天主教世界交代给继任者后，计划在仲夏搬到冈多菲堡，用最后的遗言谴责这个时代的所有过错。梵蒂冈报纸《罗马观察报》刊登了一篇题作《神话故事》（“Cronache della Befana”）的文章，讥讽了这些流言，并报道说教宗“健康状况极佳”。[24]

墨索里尼还在生教宗的气，因为后者在圣诞节致辞中对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受到的迫害提出抗议，而外国媒体则引用这些话语，大肆宣扬教宗对政府的不满之情。[25]意大利大使将领袖表达的不满报告给帕切利枢机。帕切利回答说，没人能够阻止教宗发表激进的言论。“圣父易怒的性情简直一天比一天严重，”大使在给齐亚诺的报告里写道，“使其共事者的工作变得极其困难。”

据皮尼亚蒂所言，教宗认定政府在迫害公教进行会团体。他着眼于一些微小的事件，然后把它们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最近会见塔尔迪尼时，教宗询问了公教进行会的近期新闻，当塔尔迪尼回答近期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时，教宗大发雷霆。他把一叠信件甩在倒霉的塔尔迪尼面前，大吼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好好读读他们都给我写了什么。”

皮尼亚蒂告诉齐亚诺：“只要现任教宗不退位，恐怕我们就没什么好事可以期待。”他进一步说道，庇护十一世患有“病理性大脑刺激”，这种疾病随着年岁的增加而愈发严重。

教宗死后，事态可能会得到改善，但是国家不能听凭命运的摆布。政府应当与意大利各位枢机谨慎合作。他建议：“在未来的枢机团里，应当有一大批枢机能够权威地确证，法西斯政府依然忠于协议以及协议背后的精神内涵。关于混合婚姻的法案不过是小事一桩，完全是因为教宗阴晴不定的性情才被搞大。”[26]

墨索里尼则面临两难的抉择。他担心这场纪念活动将是梵蒂冈的奢华作秀，所有的注意力都将集中在教宗身上；但是这份条约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大成就，不参与这场纪念活动等于向别国示弱，仿佛教会已经不再支持他了。[27]

墨索里尼传话给帕切利枢机，他愿意讨论庆祝仪式的组织形式。他提出了一系列以他为中心的活动，跟他日常主持的法西斯庆祝活动如出一辙。他和教宗将分别发表讲话，互致贺词，然后举行弥撒仪式。墨索里尼想把弥撒仪式安排在罗马运动场，这个场所正是为了向他致敬而兴建的。他绝不踏足圣彼得大教堂。他还希望举办宴会，招待前来罗马的意大利主教。

次日，帕切利将领袖的提议传达给教宗，即他希望能让世人认为这场庆祝活动是由圣座和意大利王国合办的。但是教宗再次发了火，怒斥墨索里尼没有就婚姻法问题给他回信。然后，回到墨索里尼有关庆祝活动的提案时，教宗表示他可以接受双方互致贺词，但不允许主教参加威尼斯宫的宴会。邀请他们前来罗马的人是他，而不是墨索里尼。如果墨索里尼想在罗马其他地方主持一场弥撒，那么它将和教宗没有任何瓜葛。

教宗愈思索墨索里尼的提案，就愈发心烦意乱。两天后，他告诉帕切利，自己改变了主意，不愿意同墨索里尼互致贺词。他表示《拉特兰条约》是以国王的名义签署的，如果庆祝活动需要这样的安排，那么与教宗互致贺词的应该是国王，而不是领袖。[28]

* * * * *

七个月前，教宗曾秘密地将拉法奇神父召至冈多菲堡，命他起草一篇批判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的通谕，但时至今日，他依然没有收到任何稿件。教宗明白自己已经无法对助手们保密，于是把这事告诉了塔尔迪尼，要他去找莱多霍夫斯基，看看这位美国耶稣会士的任务到底完成得怎么样了。

几个月前，当莱多霍夫斯基将通谕初稿寄给罗萨时，他随稿件附上了一张便条：“我给阁下送上拉法奇神父的稿件，祈祷您能亲自审阅，并告诉我……这份稿件现下的形式能否作为初稿呈送给圣父。”莱多霍夫斯基很快就自问自答地写道：“我对此表示深切的怀疑！”到最后，罗萨也没有完成他的修改工作。[29]11月26日周六晚，这位《公教文明》前主编在书桌前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30]

此时，莱多霍夫斯基依然没有把这份通谕初稿呈送给教宗。1月，当他极不情愿地将它交给教宗时，他随稿附上了一封信件。他竟然认为这篇通谕的主题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种族主义，更不可能是反犹主义。莱多霍夫斯基告诉教宗：“在罗萨神父和我看来，这份稿件的提纲跟圣父的要求不符。”罗萨神父试图重新拟出一份提纲，但是在完成之前便匆匆过世。至于罗萨过世后，他自己对这份材料做了怎样的处理，莱多霍夫斯基并没有做任何解释，但他表示只要教宗需要，他愿意提供协助，撰写出一个更合意的版本。[31]

不知何故，关于这篇谴责种族主义的秘密通谕的消息泄露了出来，引发了墨索里尼及其幕僚的担忧。1月下旬，一位警方线人发来一份长篇报告，揭发一位高级教士批判纳粹种族主义及其意大利效仿物。这位威尼斯大主教（报告称他为长老）近来在主显节上发表布道，并且将其刊登在《罗马观察报》上。乔瓦尼·皮亚扎（Giovanni Piazza）枢机表示，“过分地赞扬某些种族”永远都是不正当的，既没有科学根基，也违背教会的教导。[32]

线人提醒，越来越多的高级教士发出反对种族主义的声音，“考虑到这些发言人的权威地位、民众之间广泛的天主教会情感以及天主教媒体（其发行量不断增大，各个社会阶层都大面积地阅读它们）强大的宣传能力，他们将成为一股强大的涌流，给公众舆论带来可观的影响”。[33]

皮尼亚蒂在评论这起事件时表示，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己方所造就的。如果不是法西斯媒体热情地赞扬皮亚扎枢机早先赞许反犹法案的观点，他也许就不会出言谴责种族主义。大主教感到自己有必要“澄清”他的观点。皮尼亚蒂认为“任何高级教士，哪怕他职位再高，也不敢反对教宗，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逾越了界限，就会彻底被打倒”。如今只剩下一个希望，“只有一任新的教宗（我已经在过去反复提及这一点）才能另辟蹊径，与种族问题达成和解”。[34]

教宗开始准备他的演讲，或者说是系列演讲，因为他打算将庆祝活动延长至两天（2月11日至12日）。在11日周六，他将会在政府高官和外交要员的见证下，与诸位主教庆祝《拉特兰条约》十周年纪念日。次日上午，聆听他讲话的听众将仅仅包括主教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35]

齐亚诺非常焦躁，害怕教宗会发表骇人的演讲。“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氛围变得非常阴郁”，他在日记里写道。[36]

墨索里尼也予以强硬的回应。他告诉帕切利，除非教宗保证不借此机会批评政府，否则任何政府官员都不得参加庆祝活动。[37]

教宗一方也在不断施压。他让帕切利警告领袖：如果国家领导人抵制周年庆祝活动，将会震动意大利全国人民。他警告墨索里尼，如果政府最高层不出席庆祝活动，那么他将不得不在讲话中谈及这一缺席。

帕切利枢机将教宗新一轮的威胁转达给皮尼亚蒂，并补充道，领袖没有就婚姻法一事给教宗回信，教宗仍然在生这个气。恼怒的皮尼亚蒂提醒他说，国王写给教宗的回信是由墨索里尼口述的，所以领袖认为自己已经回过信了。他警告帕切利，如果教宗打算利用周年仪式批评政府，“意大利教会将面临德国教会类似的处境”。[38]

皮尼亚蒂希望双方能各退一步。他知道自己没法让墨索里尼出席圣彼得大教堂的教宗演讲，但如果齐亚诺出席，可能就足以避免教宗发表任何真正破坏双方关系的言论。[39]

领袖好战的气焰越来越盛，他相信战争已经近在咫尺，而意大利（以及他个人）的伟业将很快在血腥的战场上得到实现。在法西斯大议会的一场会议中（同一天，帕切利与皮尼亚蒂商讨政府该派谁来出席周年仪式），墨索里尼公布了他最新的口号：“向海洋进军！”他告诉各位同仁，意大利困囿于地中海“监狱”里，必须获得公海的入海口。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科西嘉岛（Corsica），如果为了夺取这个岛屿必须和法国开展，那么他已经准备就绪。仅仅在一周前，佛朗哥的部队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占领了巴塞罗那（最后一个落入他们手中的西班牙大城市）。欧洲的版图即将被彻底改写。[40]

领袖答应让齐亚诺代表自己出席圣彼得大教堂的周年庆祝活动，王储皮埃蒙特亲王则代表王室出席。[41]随后，意大利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场即将在周末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并预告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和亲王都将出席。

随着盛会的迫近，教宗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他的心律不齐，原本便不通畅的血液循环变得愈发阻塞，甚至发起烧来。1月30日晚，他开始起草周六的讲话稿。31日，巴黎大主教让·韦迪耶枢机前来看望他时，被他虚弱的外表震惊。“那副形象真令人难过，”他回忆道，“老教宗的身躯已经是一座废墟。他变得更瘦了，面庞塌缩下去，满是皱纹。”但教宗的头脑依旧清醒，声音也依旧清晰。他语速很快，仿佛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却还有很多话没讲。[42]

次日清晨，曾是图书馆馆长的庇护谨慎地查看了书桌抽屉里的文件，确保一切都井井有条。在完成上午的接见后，他又开始朗读讲话稿。他非常投入，以至助手不得不求他停下来午休一下，因为当时已经是下午3点钟，但是他仍没法放下稿子，眼里噙着泪水，大声地朗读着。最后，他将稿子交给孔法洛涅里蒙席，由他在打字机上打出来。在去往楼上公寓的电梯里，他遇见了自己的看护福斯蒂诺（Faustino）神父，他苍白的脸色和虚弱的身体令神父大为惊慌。福斯蒂诺帮庇护把了把脉搏，惊恐地发现教宗的心率已经跌到每分钟四十下。[43]

当教宗卧床不起时，帕切利给他带来了齐亚诺和亲王将参加庆祝仪式的好消息。近几周来，教宗反复说道：“于我而言，墨索里尼是个多么粗野无礼、背信弃义的人呐！”[44]现在，他总算感受到些许平静。

帕切利枢机劝说教宗推迟庆祝仪式，等他恢复体力再办不迟，可是教宗明白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很短了。2月7日，他给《罗马观察报》口述了一则新闻，开头是“圣父身体状况良好”。那天晚些时候，帕切利又劝说病痛难忍的教宗推迟庆祝仪式，庇护回答说：“可今天上午，我们不是宣布过教宗身体状况良好么？”[45]

次日，教宗的大限仿佛随时都会到来。他的呼吸开始变得费力，服了很多药，心率却依然不齐。但他没有忘记那场对他意义重大的演讲，要求由帕切利代为朗读。枢机提出了几条微小的建议。稿件被送去梵蒂冈印刷厂，打算将复印件分发给诸位主教。[46]

每周五，德·罗马尼斯（De Romanis）蒙席都会前来听取教宗的告解，但这一周，胆小的蒙席周三就来到了教宗的床前。教宗先是告诉他，他肯定出了差错。当羞赧而结巴的蒙席怎么也解释不清楚他为什么提早两天出现时，教宗突然明白了他来访的缘由。“我明白了，”教宗说道，“帮我告解吧。”

2月9日周四，庇护十一世觉得自己好了一点，他再次询问庆祝活动的讲话稿是否已经印好，随时可以发放给主教。[47]他躺在床上，同两位自米兰时期起就一直服侍他的助手一起念诵了玫瑰经。接着，他要求他们念诵那篇他孩提时学会的祷告：

耶稣，约瑟夫和玛利亚，我把心和灵魂都交予你们，

耶稣，约瑟夫和玛利亚，在最后的时刻陪伴着我，

耶稣，约瑟夫和玛利亚，望我的灵魂能安详地与你们会合。

当天晚上，皮尼亚蒂把教宗病危的消息告诉了齐亚诺，而后者则把消息转达给了墨索里尼，领袖只是耸了耸肩。齐亚诺顾虑重重。如果周年庆祝仪式还没结束，教宗就匆匆过世，那么由此产生的“教宗选举会议将对我方目的保有极大的敌意”。度过忧心忡忡的几周后，他终于相信梵蒂冈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宏大仪式将有助于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它将向意大利天主教徒展示，圣座与法西斯政府之间的关系依然情比金坚，但是如果庆祝仪式忽然取消，“我们可能会遭遇糟糕的意外情况”。[48]

当晚，卧倒在床的教宗病情加重，临终仪式也再度搬了出来。2月10日周五凌晨，他必须依靠氧气罩才能够维持呼吸。凌晨4点，帕切利枢机和其他住在近旁的人员收到紧急通知，赶忙过来参加这悲伤的最后时刻。他们一边哭泣，一边央求教宗做最后的祝福。庇护用尽全身力气才睁开双眼，但是他虚弱的身体已经没法吐出清晰的话语，他喃喃地说了几个词，停下来，又说了几个词。大部分人都听不清他的话语，但是靠得最近的人后来表示，他最先说的是“天主保佑你们，我的孩子”，然后用更微弱的气息说“愿人世和平”。[49]

凌晨5点31分，坚忍的教宗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传统，教宗名誉侍从帕切利枢机将负责核实这一死讯。他跪倒在床前，揭开了覆盖在教宗脸上的面纱，一边大声地用他的洗礼名阿契尔呼唤他，一边用银锤轻轻地叩着他的额头。教宗一动都不动。帕切利根据仪式宣布道：“教宗真的走了。”他褪下了教宗冰冷手指上的渔人权戒[50]。[51]

这场周年庆祝仪式对教宗而言无比重要，它寄托了齐亚诺的诸多希望，却令墨索里尼感到害怕。此时，参加仪式的意大利各地主教都已经赶到罗马。教宗的书桌上放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拉法奇神父起草的通谕：《统一的人类》。这篇通谕认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不应当抱持种族主义观念，它要求各国立即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庇护十一世热切地希望这份声明能够公之于众，但是那些依然留存人世的下属却要将它同教宗一起埋葬。[52]

[1] DDI, series 8, vol. 10, n. 539, Pignatti a Ciano, 12 dicembre 1938. 这句话在原文中有下划线。

[2] Ciano 2002, pp. 165–166.

[3] Baudrillart 1996, pp. 902–903.

[4] 《圣父的话语》，OR, 25 dicembre 1938, p. 1。

[5] 帕切利为了说服教宗，还向蒙蒂尼寻求帮助。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479r–479v, Tardini appunti, 24 dicembre 1938.

[6] 在一场会面中，齐亚诺透露了领袖发怒的内情，而博尔贡吉尼则为教宗辩护。教宗大使将近期的紧张关系归咎于墨索里尼对纳粹主义的全盘接受，政府近期通过禁止混合婚姻而违反宗教事务条约的行径，其动机令人无法理解。他认为，教宗向枢机发表的那番宽宏大量的演讲，意在修复双方都想要维系的和谐关系。现在轮到墨索里尼迈出属于他的那一步了。ASV, ANI, pos. 24, fasc. 5, ff. 2r–6r, Borgongini to Pacelli, 28 dicembre 1938.

[7] Ciano 2002, p. 171 ( January 1, 1939).

[8] François-Bonnet, December 31, 1938, 转引自De Felice 1981, pp. 571–572。

[9] Petacci 2010, pp. 445–446.

[10] Petacci 2011, pp. 21–35.

[11] Ciano 2002, p. 172 ( January 2, 1939).

[12] DDI, series 8, vol. 11, n. 6, Pignatti a Ciano, 3 gennaio 1939.同样是在1月3日，齐亚诺与墨索里尼会见了美国大使，商讨一份由罗斯福总统发来的提议。在这封日期标注为12月7日的信函中，罗斯福表示，欧洲有大量的犹太人背井离乡、无家可归，他要求领袖帮忙处理这一人道危机。罗斯福提议由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辟出一个犹太难民区。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pp. 858–859, “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e Chief of the Italian Government (Mussolini),” December 7, 1938;以及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pp. 859–860, “Memorandum Elaborating the Points Referred to in President Roosevelt’s Letter to the Chief of the Italian Government, December 7, 1938”。墨索里尼回答说，基于意大利政府在犹太问题上的态度，他没法考虑扮演这样的角色，不过他半开玩笑地告诉菲利普斯大使，美国拥有大片领土，他质问美国为什么不划出一个区域，接纳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DGFP, series D, vol. 4, n. 424, ambassador in Italy to foreign ministry, January 4, 1939; NARA, M1423, reel 1, Edward Reed, Rome,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6, 1939, no. 1238; DDI, series 8, vol. 11, n. 47, Vitetti ai Direttori Generali degli Affari Transoceanici, Roma, 11 gennaio 1939.

[13] DDI, series 8, vol. 11, n. 26, Pignatti a Ciano, 7 gennaio 1939; ASMAE, AISS, b. 95, fasc. 1, sf. 1, Pignatti, 7 gennaio 1939.

[14] 在意大利的枢机和主教中，以批评政府种族法案而出名的要数舒斯特枢机，可即便是他，也仍然相信法西斯政府本质上是善良的，雷纳托·莫罗（2005, pp. 51–55）对此提出了颇具洞见的分析。舒斯特认为，出问题的只是个别党内趋势，它要将异端的纳粹意识形态引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15] 夏尔——鲁在1938年12月31日给法国外交部部长发去一份报告，引用了前一天的报纸文字。MAEI, vol. 267, 152–153.

[16] 主教关于犹太人的讲话分为两个部分，刊登在梵蒂冈的日报上：《克雷莫纳主教布道词：〈教会与犹太人〉》，OR, 15 gennaio 1939, p. 2；《克雷莫纳主教布道词：〈为何要控诉教会〉》，16–17 gennaio 1939, p. 2。《罗马观察报》在刊登主教的四旬斋布道词时，对其言辞进行了弱化处理，删去了如下语句：“教会从来没有为保护犹太人和犹太教而说过任何话，做过任何事。”关于这些文字更改的讨论，参见Binchy 1970, pp. 622–623，以及Bocchini Camaiani 1989, pp. 62–63。加利纳（1979, pp. 523–524）引用了克雷莫纳省督于1月8日就布道词一事发给布法里尼的一部分报告，认为这一布道词强烈支持法西斯的反犹运动。

[17] Bocci 2003, pp. 501–505.法里纳奇想到让极具影响力的杰梅利出面，证明教会强烈支持反犹运动，这一想法并不出人意料。杰梅利在博洛尼亚的讲话核心内容，都来自他在圣心天主教大学1938—1939学年开学典礼上发表的讲话。他不仅将“犹太—共济会阴谋”当作敌人来炮轰，而且对墨索里尼的赞颂也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必须构筑新的意大利，构筑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这些‘墨索里尼手下的年轻人’敢于放下书本，拿起步枪，为他们的祖国冲锋陷阵。”此文刊登在杰梅利主管的期刊《生活与思考》（Vita e pensiero），15, n.1, pp. 5–12, 1939，讨论参见Bocchini Camaiani 1989, p. 48n14。杰梅利对于犹太人的看法同《公教文明》以及耶稣会总会长极其一致。自从建立圣心天主教大学起，他时不时地就犹太问题大发陈词。就在博洛尼亚演讲的几个月前，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及，所谓西方民主不过是“犹太—共济会”阴谋的障眼法。Bocci 2003, p. 523n14.
杰梅利是个讨人厌的家伙，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凭借一己之力创办了圣心天主教大学，为之抗争，为之战斗，并且将它当作是自己的封地。在这番事业中，他得到了教宗和法西斯当局的强力支持。他曾在1931年告诉听众：“我有许多缺点，对此我不会否认。我很暴力，会欺侮别人，有时候很糊涂。”他继续说道，但是天主明白让人们的缺点为祂所用。“必须要有像我这样的人，乃至一位暴君，才能创办一所大学。” Cosmacini 1985, p. 203.
杰梅利慷慨激昂的反犹演讲非常及时地给法里纳奇帮了大忙，因为后者正试图证明，政府的反犹法案与教会的教导协调一致。然而杰梅利的讲话可能有着非常卑劣的动机，因为有证据表明，他希望通过履行法里纳奇的意愿，获得意大利学会（意大利最负名望的荣誉学会）主席一职。若果真如此，那么法里纳奇至少尝试去兑现他的承诺。3月19日，他敦促墨索里尼将杰梅利聘为意大利学会主席。法里纳奇深信杰梅利很快就会晋升为枢机，所以他告诉领袖，如果我们能将卧底安插到离新教宗如此接近的位置，将为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ACS, CR, b. 44, n. 033912, Farinacci a Mussolini, 19 marzo 1939.墨索里尼回答说“时机尚未成熟”，所以没有做出这一委任。而杰梅利也没有成为枢机。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参见Bocci 2003, pp. 506–508。

[18] MAEI, vol. 267, 158–159, Charles-Roux à Georges Bonnet, 19 janvier 1939.

[19] ACS, MI, FP “Gemelli,” informatore n. 390 (=Arrigo Pozzi), “Gli umori del nuovo papa verso padre Gemelli. Una scena pietosa con Pio XI,” Milano, 10 marzo 1939.

[20] 在1939年初，《公教文明》还刊登了一篇文章，再度指控共济会成员是基督教文明的大敌，他们的盟友是“四海一家的犹太人，这些人不会效忠于任何国家”。安东尼奥·梅西内奥，《世界国际主义与国家身份》，CC 1939 I, pp. 7–20, 转引自Vian 2011, pp. 131–132。

[21] Venini 2004, p. 251.韦尼尼没有提及教宗与杰梅利之间有任何摩擦。

[22] Riccardi 1996, p. 536. 意大利共有二百七十四个主教管区，受到主教或者大主教的管辖。

[23] 帕切利将这番对话告诉了皮尼亚蒂，后者直接向齐亚诺做了报告，并要求双方进行会面和商讨。ASMAE, AISS, b. 101, fasc. 1, Pignatti a Ciano, 11 gennaio 1939.

[24] 墨索里尼很在意教宗是否对意大利政府感到不满，对此心知肚明的蒙蒂尼蒙席给皮尼亚蒂送去了这一期的梵蒂冈报纸。但是皮尼亚蒂并不满意，告诉他这个话题不应该用幽默的形式处理掉。梵蒂冈应该发布正式声明，否认这些流言的真实性。ASMAE, APSS, b. 44, fasc. 2, Pignatti a Ciano, 11 gennaio 1939. 1月11日至14日，英国首相和外交部长访问罗马，使得齐亚诺和墨索里尼无法分心旁骛。DBFP, 1919–1939, series 3, vol. 3, n. 500, pp. 517–530, R 431/1/22, “Conversations between British and Italian Ministers, Rome, January 11–14, 1939,” and n. 502, pp. 531–540, R 546/1/22, “The Earl of Perth (Rome) to Viscount Halifax (Received January 23),” January 19, 1939.两位英国来访者在1月13日与教宗进行了简短的会晤。张伯伦表示教宗“健康状况相当良好”。《英国政治家与教宗进行会晤》，NYT, January 14, 1939, p. 5。

[25] 《纽约时报》在圣诞节当天刊登了一篇题为《庇护十一世谴责法西斯敌对行为，披露诸多内情》的文章（December 25, 1938, p. 1）。这篇文章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报纸都急于为教宗打造一副与种族法案和法西斯政权不共戴天的形象，所以删去了教宗在抗议中做出的一些区分。

[26] DDI, series 8, vol. 11, n. 56, Pignatti a Ciano, 14 gennaio 1939.

[27] 19日，博尔贡吉尼询问墨索里尼的内务部副部长布法里尼，政府打算如何庆祝十周年纪念日。这位法西斯高官厉声说道：“考虑到如今的事态，我们凭什么要庆祝？”可是当教宗大使指出，早在十年前，双方的和解给意大利人民带来多么强烈的喜悦，他们必将期待一场盛大的纪念仪式时，布法里尼承认道：“是的，是的，你说得对，我们是得搞点活动。”ASV, ANI, pos. 24, fasc. 14, ff. 174r–177r, Borgongini a Pacelli, 19 gennaio 1939.

[28] 这些事件记录在塔尔迪尼的描述中：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f. 15r–15v, 17r。

[29] Sale 2009, p. 45.

[30] 我们并不清楚初稿（以及罗萨在过去的几周内所做的修改）如何回到莱多霍夫斯基手里。罗萨神父很有可能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接替他的杂志主编，当他过世后，此人便立即把材料收集起来，交给了莱多霍夫斯基。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在听闻罗萨的死讯时，耶稣会总会长定然是传令将这份稿件带回到他身边。

[31] Sale 2009, pp. 45–47.萨莱神父在其2009年的专著中首先指出了这封通信的存在，但他为莱多霍夫斯基和罗萨辩护，认为他们没有阻止教宗发布谴责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通谕。他认为（Sale 2009, p. 47）他们觉得这份初稿的问题主要在于拉法奇对教宗通谕的特定文风不熟，因此没有采用恰当的措辞形式。他们在意的主要问题竟然是文风，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

[32] 《威尼斯大主教布道词》，OR, 19 gennaio 1939, p. 2。

[33] ASMAE, AISS, b. 102, “Notizia fiduciaria,” Roma, 19 gennaio 1939.

[34] DDI, series 8, vol. 11, n. 102, Pignatti a Bastianini, 24 gennaio 1939.

[35] 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f. 22r–23v, Tardini appunti, 22 gennaio and 1 febbraio 1939.

[36] Ciano 2002, p. 184 (February 1, 1939).

[37] 墨索里尼通过皮尼亚蒂转达了他的意见。ASMAE, AISS, b. 101, Pignatti a Ciano, n. 414/133, 3 febbraio 1939.帕切利对此次会面的描述收于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19r, 3 febbario 1939。

[38] 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20r, 4 febbraio 1939.

[39] 皮尼亚蒂建议齐亚诺：“如果在你到场的情况下，教宗依然听凭自己的坏脾气发作，那么即便教宗发表了粗鲁的回应，整个天主教世界，以及所有头脑正常的人都会明白，政府在这一事件上是正确的。”ASMAE, AISS, b. 101, Pignatti a Ciano, n. 439/144, 4 febbraio 1939.

[40] Bottai 1989, p. 141.

[41] 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21r, 6 febbario 1939.夏尔——鲁在2月8日发给巴黎的报告中回顾了派遣齐亚诺出席活动的决定。MAEI, vol. 267, 165–166.

[42] Papin 1977, p. 49.

[43] Confalonieri 1957, pp. 385–386.

[44] 塔尔迪尼记录了教宗的话语。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102r.

[45] 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102r.

[46] Fattorini 2007, p. 213.

[47] Venini 2004, p. 254.

[48] Ciano 2002, p. 187 (February 9, 1939).

[49] 卡米尔·钱法拉，《教宗庇护在梵蒂冈过世，享年八十一岁，多位枢机守在床前》，NYT, February 10, 1939, p. 1。这类关于教宗遗言的二手报告自然是极其不可靠。

[50] 每位教宗都会用黄金铸一枚新权戒，代表他至高的地位。

[51] 《教宗过世》，《泰晤士报》，February 11, 1939, p. 12。

[52] 希龙（2006, 463–464）讲述了教宗的临终场面。

第二十八章
乌云消散

尽管法国大使多次拜见庇护十一世，但他从未见过教宗的私人寓所。如今离教宗去世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他来到宗座宫殿的顶楼，加入了哀悼的人群。他进到一个宽敞的高顶房间，思忖着，墙上这些乱七八糟、毫不协调的二流艺术品破坏了这个房间的宏伟景象。“其中一幅颇具异域风情的刺绣作品格调庸俗”，大概是来自修女的供奉，其他样式各异的物品装点了余下的墙面，都是世界各地的代表团送给教宗的礼物。

在宾客留名簿上签过字后，夏尔——鲁穿过狭窄的走廊，向教宗的卧室走去。教宗的遗体摆放在铁架床上，身上套着一件白色修士袍，头顶的红绒帽一直戴到耳边。他的脑袋枕在一个简朴的枕头上，胸前摆着一个十字架，手里则放着念珠。法国大使观察道：“生命已经抛弃了他，只余下这具可怜的躯体。”他的脸庞已经彻底改变，“一副被人蹂躏过的败容”。床的四个角上都点着巨大的蜡烛，两侧各站着一位贵族卫兵，手里紧握着佩剑。

当夏尔——鲁回到接待厅时，眼前的景象令他惊愕。其他等候轮岗的贵族卫兵正三三两两地同高级教士和平信徒官员闲聊。他们讲话的声音很高，脸上没有任何悲伤或肃穆的神色。[1]

帕切利枢机陪同加莱亚佐·齐亚诺，与庇护十一世的遗体告别，1939年2月10日

齐亚诺在2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教宗死了。领袖对这个消息完全无动于衷。”那天下午，齐亚诺来到梵蒂冈吊唁。帕切利枢机接待了他，并将他一路送到西斯廷教堂。教宗瘦弱的遗体也刚刚抵达那里。它被摆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上方穹顶覆盖着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从下往上望，齐亚诺只能看见教宗的白色便鞋和修士袍的边沿。齐亚诺回忆道，当他们步回庭院时，帕切利“向我谈起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他的脸上挂着愉悦又充满希望的表情”。[2]

墨索里尼心里依旧愤愤不平，而当他自恋情绪高涨的时候，助手必须对他进行脸部按摩才能令他展现出哀悼的神色。梵蒂冈希望领袖能够参加当天在西斯廷教堂举行的守灵仪式，但是他并没有现身。一位吊唁者在日记里记录了他的缺席：“今天，国王在晚上7点左右前来同遗体告别。墨索里尼却没有来，也许是因为他不屑于这么做；又或许是因为他不想因此惹怒希特勒。”[3]

皮尼亚蒂和齐亚诺对当前的局势思索良多。尽管墨索里尼有时声称，自己对即将到来的教宗选举会议毫不关心，但是他们两人却明白选举结果至关重要，下一任教宗应当是一位愿意和他们合作的人。他们的担心已经成为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新任教宗的所作所为可能会让意大利天主教徒站出来反对他们。[4]

尽管领袖对教宗选举会议的结果兴趣寥寥，但依然有一些消息令他感到担心。在清理教宗房间的过程中，梵蒂冈官员在他桌上发现了一份秘密档案。他们立即将文档交给了帕切利枢机。2月12日，墨索里尼要求齐亚诺调查文档的内容。齐亚诺将这一任务转交给皮尼亚蒂，自己则趁着这异常温暖、阳光明媚的二月天，前往高尔夫球俱乐部消遣。[5]墨索里尼也有自己的安排。当天下午4点30分，克拉拉·佩塔奇带着一些三明治和一束紫罗兰，来到了他们位于威尼斯宫的寓所，她惊讶地发现，她的情人已经事先抵达，正坐在扶手椅里浏览着文件。她怀疑墨索里尼比她先到，是为了确保现场没留下他近来偷腥的罪证。领袖说道：“过来吻我，坐到我的膝头上。”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信徒在梵蒂冈排队同教宗的遗体告别，而他们则行了两轮云雨之事。[6]

当领袖这般忙碌之时，皮尼亚蒂正在路上，他要前去会见教宗大使博尔贡吉尼，一方面询问教宗留下的那份秘密档案，另一方面则要询问一份令他忧心的报告。一家国外报纸报道说，当意大利主教于周六（教宗过世次日）上午聚集在梵蒂冈时，他们每人都收到了一份谴责法西斯的秘密文档。教宗留下遗愿，如果自己挨不到演讲当日，没法亲口向他们讲述，这份演讲稿就要分发给他们。博尔贡吉尼向这位意大利大使保证，这则消息绝对是子虚乌有，因为当天上午，他就跟主教们待在一起。他猜测道，之所以有这一传言，可能是因为诸位主教离开梵蒂冈时，每人手上都拿着一个大信封。教宗在临终时曾下令，给每位主教分发一千里拉，好报销他们的旅途费用，并在信中向他们发出倡议，回家后以周年纪念的名义举行一场弥撒。那些记者看到的信封里装的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7]

如今我们无法清楚获知，教宗将要谴责法西斯的传言，是否跟教宗打算发表批判种族主义的秘密通谕的消息遭到泄露有关。所有迹象都表明，尽管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的结果令拉法奇神父和贡德拉赫感到不满，但是他们信守了保密的承诺，而莱多霍夫斯基和罗萨显然也不愿意让外人获知教宗的这项计划。庇护十一世在过世前三周才收到通谕文稿，他并没有机会将它发布出来。

得知墨索里尼的心头大患后，帕切利迅速地行动起来。2月15日，他给教宗的秘书下达命令，将教宗准备演讲稿时写下的所有材料都收集起来。他还给梵蒂冈印刷厂下达指令，销毁它印出来的所有演讲稿复印件（庇护原本打算把它们分发给诸位主教）。印厂副主任向帕切利保证，他会亲自将它们销毁，连“一个逗号都不留”。齐亚诺害怕教宗的演讲稿可能泄露出去，而帕切利从得知此事到把事情全部办妥，只花了两天时间。他还收走了莱多霍夫斯基在三周前给教宗发来的材料（即后来才为人所知的谴责种族主义的秘密通谕），好确保外人对此一无所知。

只要帕切利还活在人世，那么教宗在过世前最后几天耗费心力准备的讲话内容就永远无法得见天日。直到时间流逝了整整二十年，等到帕切利过世四个月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才发布了这份演说的节选内容。但是他依然删除了那些批评法西斯政府的段落，大约是为了保护帕切利，因为他怀疑帕切利为了不惹怒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将这份演讲稿雪藏了。直到梵蒂冈在2006年开放了庇护十一世执政期间的档案，完整版本才得以公之于众。

这份演讲稿对法西斯政府提出的批评其实并不十分尖锐，但是让它传入意大利主教耳中，然后被全世界的人阅读到，依然会令领袖感到不快。教宗抱怨说，有人试图阻碍或者误导他的演讲，他提醒诸位主教，在与政府“所谓的高层”谈话时要保持警惕。“要小心，最亲爱的信基督兄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有很多密探和线人（我们最好管他们叫间谍），他们或出于自愿，或领受使命，要偷听你的话语来对你进行谴责，其实他们完全没有明白你们的话语，甚至做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解。”他进而哀叹，“某些伪天主教徒认为自己发现两位主教乃至主教与教宗之间存在分歧，而因此沾沾自喜”。然后他要求，当主教不希望自己的话语落入旁人耳中时，他一定不能使用电话，因为他们很可能被窃听了。（教宗曾自豪地表示：“这么多年来，我从未使用过电话，哪怕一次都没有。”）

庇护十一世简短地为遭受迫害的德国教会感到悲痛，并痛斥了否认这一现象的人。他的结束语表明了他最想传达给诸位主教的信息：他期望有一天，“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种族都能齐聚一堂，在真正的信仰中合为一体，他们身上流淌着同样的血液，都来自伟大的人类大家庭”。[8]

除了周六的讲话稿外，帕切利记录到，教宗还为周日的讲话做过准备。尽管这些记录的原文没有找到，但是塔尔迪尼看到过这些材料并且留下了描述。教宗这番讲话的要点中，有三点会令领袖不满：公教进行会；德国的宗教处境；“禁止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通婚给宗教事务协约带来的伤害”。[9]

墨索里尼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令压下教宗生前最后几项工作的人是帕切利。他所听闻的版本是，枢机团的一场特别会议认为演讲稿对墨索里尼抱有敌意，因此决定将它埋葬。皮尼亚蒂在报告中写道：各位枢机（至少是占据多数的意大利枢机）如今希望将选票投给一位对法西斯政府持有和解意向的候选人。[10]

墨索里尼倒是希望皮尼亚蒂的观察是正确的，但他依然有担心的理由。对于最有可能的继任人选，各种猜测五花八门，有人猜是魁北克大主教让·维尔纳夫（Jean Villeneuve，据说他是最有可能的非意裔人选），也有人猜是近来与墨索里尼作对的舒斯特枢机。《波士顿环球报》登载了舒斯特枢机和威尼斯大主教乔瓦尼·皮亚扎枢机的照片，认为他们是最有可能的人选。[11]《纽约时报》认为皮亚扎最有可能接掌圣彼得宝座，并按照当选可能性的顺序罗列了其他八位枢机，欧金尼奥·帕切利位于这张清单的末尾。他没有教区经验（其他枢机都曾经管理过主教教区），并且梵蒂冈自古便有一种传统，教宗人选不宜从国务卿和教宗名誉侍从中选择，而帕切利同时担任了这两个职务。[12]

尽管许多局外人都认为帕切利当选的可能性很渺茫，但是墨索里尼从警方线人处收到的报告则显示，帕切利一直在这场竞争中占据先机。据称，庇护十一世认为国务卿是最有资格继承宝座的人。确实，墨索里尼也被告知，教宗数次派遣帕切利出国（法国、南非、美国以及其他地区）访问，好令他赢得当地大主教的支持。对于领袖而言，这些都是好消息。一年前，曾有一份警方线人报告称，帕切利是一个“拥有内在美德的人，一个出色的意大利人，政府的真诚挚友”。它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建议：出于这个原因，“与我们为善的梵蒂冈人士热切地希望政府能展现出应有的智慧，尤其是在这个关头，我们应当完全杜绝（哪怕是很牵强的）拥护帕切利枢机的姿态”。[13]

在教宗死后的这段时间里，类似的报告纷至沓来。一位警方线人同安杰洛·多尔奇（Angelo Dolci，曾任教宗大使）谈话后，发现多尔奇也认为帕切利是最有可能继任的人选。“多尔奇是位优秀的意大利人，他不仅支持法西斯，还特别崇拜领袖，”这位线人在报告里写道，“他始终坚信，如果帕切利成为教宗，必将成为法西斯政府的挚友。”佛罗伦萨大主教达拉·科斯塔枢机也有不小的当选几率，人们认为他能够施行奇迹，因此将他看作是圣人。如果这两人获得高票，那么教宗选举会议将很快得出结果；如果他们都没有占据优势，那么选举会议将旷日持久。[14]

政府将教宗葬礼的日期定为法定节日，给学校、办公室和剧院都放了假。墨索里尼不情不愿地同国王、王后以及其他政府高官前往罗马的圣安德烈大教堂，参加了追思弥撒。[15]

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领导人有一种奇妙的感受，仿佛一觉醒来，某种长年以来一直折磨他们的恼人恨事奇迹般地消失了。帕切利的雷厉风行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来。在梵蒂冈和意大利天主教媒体献给庇护十一世的笔墨海洋中，几乎没有一个字提及他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甚至连他同希特勒和纳粹党人的冲突都不见踪影。意大利报纸很快就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在他们对庇护十一世任职生涯的大规模报道中，首要关注的是他与政府达成的和解，即便教宗曾经批评过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如今这些话语也都被故意遗忘了。[16]

教宗过世当日，皮尼亚蒂向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名单，上面是所有参加教宗选举会议的枢机以及他们的年龄，最老的是八十八岁的皮尼亚泰利·迪·贝尔蒙特（Pignatelli di Belmonte）枢机，最小的有年仅五十五岁的蒂斯朗枢机。六十二名枢机团成员中，有三十四人是意大利人。[17]

2月18日，枢机齐聚罗马，德国驻圣座大使迭戈·冯·柏尔根前去找意大利同侪谈话。他急于要向皮尼亚蒂透露帕切利枢机近来同他的谈话：希特勒的悼念信令枢机深受感动，要求柏尔根向元首转达自己的感谢之情以及整个枢机团的谢意。帕切利还想告诉希特勒，他希望第三帝国和圣座之间有达成和解的可能性。这一消息令纳粹政府满意。

“大使告诉我说，”皮尼亚蒂描述道，“如果教宗选举会议的结果花落帕切利枢机头上，那么他将会想尽一些办法同德国和解，而且他有很大可能取得成功。”

为了帮助双方达成各自的使命，这位意大利大使给柏尔根提供了一些建议。他认为，只要德国政府逐渐改善双方的外交氛围，第三帝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就可以得到修复。德国报纸应当首先减少对梵蒂冈的批评。诸位枢机都密切注意外国媒体的言论，抱持敌意的文章只会令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8]

皮尼亚蒂还敦促德国大使，尽一切努力让四位德国枢机对即将到来的教宗选举会议持和解态度。他警示道，如果他们宣扬要对纳粹政府发动圣战，“那么一切就都输掉了”。关键在于，纳粹政府要向其他枢机传达如下信息，教会依然有可能与纳粹德国达成相互理解。柏尔根表示，他会立即给柏林发电报，要求他们终止在媒体上的论战，至于德国枢机的问题，他表示自己非常乐观。[19]

对于意大利大使而言，德国枢机在教宗选举会议如何表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不能完全交给柏尔根去解决。2月21日，他拜访莱多霍夫斯基，向他寻求帮助，耶稣会总会长表示自己会尽可能地帮忙。[20]

随着教宗选举会议的迫近，皮尼亚蒂再度同德国大使馆核对信息，同柏尔根的副手弗里茨·门斯豪森（Fritz Menshausen）进行了交谈。皮尼亚蒂在报告中指出，这位德国使节“反复坚持推举帕切利为教宗，并让泰代斯基尼（Federico Tedeschini，前教宗驻西班牙大使）担任国务卿。对德国来说，这将是最好的方案，并且很有可能会缓和第三帝国与圣座之间的关系”。[21]

皮尼亚蒂奔忙不休地拜访各位意大利枢机，试图说服他们，选择一位与法西斯政府为善且不公开谴责纳粹党人的教宗将是明智之举。德国枢机已然支持帕切利，如果再拉拢法国枢机，他相信余下的非意大利裔枢机也会从善如流。至于意大利枢机则情况有别。他们对帕切利吹毛求疵，认为他“性格有缺陷，太容易受人影响，并且有时会犯下错误，这是软弱之人的通病”。皮尼亚蒂将这些观点转达给齐亚诺，并补充道：“在我看来，这些看法都很有根据。”[22]

博德里亚枢机坐上从巴黎出发的火车，于2月20日抵达罗马。他深深地爱戴庇护十一世，因此当听到有这么多同仁批评他时，心里非常恼怒。这位法国枢机观察道：“在这个国家，一个人这么快就从神坛上跌落下来。”抵达两天后，他前去拜见了帕切利枢机，后者经过一番犹豫，谈起了在即将来临的教宗选举会议中自己当选的可能性。博德里亚预言道：“到最后，他会倾向于调停与和解。”[23]

法国枢机中拒不合作的人主要是欧仁·蒂斯朗，他认为帕切利对德国人太过谄媚，他心目中更合适的人选是前教宗驻法国大使路易吉·马廖内（Luigi Maglione）。诸位法国枢机讨论了这一事宜，并达成了妥协：由帕切利坐拥圣彼得宝座，由马廖内担任国务卿。蒂斯朗前去拜访了帕切利，后者显然不知道蒂斯朗对他有所保留，竟然毫不隐瞒地透露了自己的紧张之情。他认为教廷的意大利枢机对他没有好感，不会给他投票。“我还不如准备好护照，选举结束后直接动身去瑞士”，帕切利指的是他通常度假的地方。

蒂斯朗宽慰他说：“法国枢机是你坚强的后盾，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做出了一致决定，而且如果你计划将马廖内任命为国务卿的话，他们的决心会更加坚定。”

“我向你们保证”，帕切利回答道，双方就此达成协议。[24]

* * * * *

“伟大的日子已经来临。”那一天是3月1日，周三，教宗选举会议即将开始。博德里亚在上午5点半起床，主持过弥撒之后便奔赴罗马。他同其他枢机一起更衣，然后一同行至保禄小堂，在这里举行过弥撒后，将会安排一场“极其缓慢、无聊的” 几乎谁也听不懂的拉丁文布道。当天晚上，最后三位枢机——波士顿大主教威廉·奥康奈尔、里约热内卢大主教塞巴斯蒂昂·勒梅（Sebastião Leme）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圣地亚哥·科佩略（Santiago Copello）——也都纷纷抵达，他们的轮船于当天上午停靠在那不勒斯。[25]

当其他枢机都挤在使徒宫的小房间里时，作为教宗名誉侍从的帕切利枢机则有权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因为那间寓所正好位于会议限制的活动区域内。其他枢机都一同用餐，而帕切利则独自用餐。[26]

次日上午，枢机们排队进入西斯廷教堂，一些年老的枢机步履艰难。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指定席位，前面各有一张加盖的桌子，在教堂里面对面排成两行。现如今，局势已经非常明朗，要么庇护十一世的继承人欧金尼奥·帕切利迅速胜出，要么他的对手成功阻止他当选，然后选举会议将持续数日。

会议先抓阄选出三位枢机，他们将负责计票。沉默笼罩着教堂，而诸位枢机则用钢笔吸足墨水，在纸条上写下了自己的选择。他们一个个从座位上起身，排成一条长队。每一位枢机走到祭坛前时，都会跪倒在地，念诵一段祷告词，然后用拉丁文发誓，再把折叠好的选票放到祭坛上。

在第一轮投票中，帕切利获得三十二票，刚刚超过六十二位在场枢机的半数。佛罗伦萨大主教达拉·科斯塔获得了九票，前教宗驻法国大使马廖内获得了七票。帕切利想要达到三分之二的得票率，还须拉到十票。历史上的热门人选常常在获得多数选票后，因为最后无法拉到足够的选票而惨败。曾有老话说，“召开会议时以为要成为教宗的人，最后还只是个枢机”，这番话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枢机们又一次坐到桌前，在纸上写下他们的选择，然后把纸条折好。他们又一次排成长队，遵循着古老的仪式，将他们的选票交到祭坛处。这一次，帕切利多得了八票，但还是不够。于是，选票里又得混入潮湿的稻草，在壁炉里烧出黑烟，升腾到使徒宫的上空。上午的两轮投票已经结束。教宗还没有选出来。枢机们都休憩，去享用午餐了。

午餐过后，枢机们再度聚头，进行第三轮投票，结果令那些希望挫败帕切利的人大失所望。只有十四名枢机依然在负隅顽抗。担任了国务卿并服侍庇护十一世九年之后，欧金尼奥·帕切利收获了四十八票，超过了会议要求的三分之二选票，并且还多出了六票。那一天也是他六十三岁的生日。[27]

在枢机团向全世界宣布新任教宗的诞生前，他首先要正式接受这一结果。高大枯瘦又庄严虔诚的帕切利浑身颤抖，但是根据博德里亚的观察，“他没法假装做出拒绝这一职务的姿态，因为他已经渴求了很久很久”。枢机执事卡米洛·卡恰·多米尼奥尼踏步走出了房间，来到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上，向激动的人群发表讲话，而自从白烟升起，下面的人就死死地盯着这道阳台门。他高声吟道：“教宗诞生。”十五分钟后，新任教宗将出现在阳台上，祝福底下狂热的群众。他取名号为庇护十二世，不仅是为了纪念那个他服侍多年的人，还为了纪念庇护九世和庇护十世，他们都是守护教会传统的英雄。[28]

当天晚上，皮尼亚蒂将这一消息传达给齐亚诺。他认为帕切利之所以能够成功当选，是因为他向同仁们证明，作为国务卿的他能够忠诚地执行教宗的指令，并且能够以和衷共济的姿态处理好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29]

在从华沙回国的路上，齐亚诺收到了这个好消息。在日记中，他回忆起教宗过世当天，他同帕切利进行的对话：“他是个倾向于调停的人，与此同时，他似乎能够改善教会与德国的关系。实际上，在此前一日，皮尼亚蒂就表示德国人倾向于让这位枢机当选。”次日下午回到罗马后，齐亚诺前去面见墨索里尼，领袖也对帕切利的当选感到满意。他告诉齐亚诺，自己会帮新任教宗出谋划策，让他更为有效地管理教会。墨索里尼给媒体下达指令，让其发声赞美新任教宗，这条命令写道：“以赞同的口吻报道新任教宗的当选，回忆他的敬虔、修养以及丰富的从政经验。”[30]

当选仅仅四十八小时，帕切利教宗就在3月5日上午召见了德国大使。庇护十二世急于向纳粹政府保证，他会在双方之间达成新的理解，完全有别于过去的时代。他先告诉柏尔根，多年出使柏林和慕尼黑的经历，令他对德国人民有着特殊的亲切感，接着他进入了主题。他明白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政府形式，而教宗不应当擅自评判他国所采纳的政体。他提醒柏尔根，他们两人已经交好达三十年之久，他希望这一关系不会出现变故。[31]

尽管柏尔根对此感到满意，却一反常态地提醒纳粹政府，这一乐观前景并不现实。他在三天后致信德国外交办公室：“不仅梵蒂冈密切关注我国媒体对新任教宗的态度，意大利方面也是如此，不过他们对我们的报道非常满意。”他给庇护十二世送去了好几份刊物，上面都有报道他当选消息的正面新闻，希望借此说服教宗结束《罗马观察报》的反纳粹口径。但是他依然提醒外交部注意：“自从上任教宗过世，双方的紧张关系已确定无疑地得到缓解，这使得有些人士产生了过分乐观的心理，希望能够尽早地解决德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分歧。”为了避免“过分乐观的期望”，且得以“克服大量的困难”，他建议“除去善意之外，还需要耐心与时间”。[32]

新任教宗庇护十二世降福圣彼得广场上的群众，1939年3月。教宗的左侧是卡恰·多米尼奥尼枢机。

一周后（3月12日），四万人拥向圣彼得广场，目睹新任教宗的加冕仪式。一列庄严的队伍开进了广场，其中有两千名身穿华袍的高级教士和各路贵宾（其中有不少人身穿外交官服或军装）。一列身穿礼服、手持闪亮长戟的瑞士侍卫队在前方带路，后面跟着一长排来自各个宗教团体的代表、数百位主教，以及身穿红色教士袍、外披白色和金色罩衫的枢机。最后出现的是形象庄严的新任教宗，他头戴装点着璀璨宝石的主教法冠，被几名身穿红色法兰绒制服的轿夫抬在宝座上。他的身后是两名高级教士，手持巨大的鸵鸟羽毛扇，并轻柔地扇动着。再后面则是贵族卫队和瑞士侍卫队，这些卫队的指挥官都穿着闪亮的银色铠甲，头上戴着羽毛头盔。[33]

只有卡恰·多米尼奥尼枢机拥有将教宗三重冕戴在帕切利头上的殊荣。梵蒂冈和法西斯警察似乎通过某种方法，掩盖了这位枢机的一连串娈童指控。意大利警方文档中的最新记录距今并不遥远。前一年8月，当一位警察在罗马搭乘公交车时，被一位跑腿小男孩手上的几盒外国香烟吸引了注意力。疑心的他发现这些香烟上并没有盖意大利的税收章。当他询问这个男孩这些走私香烟都是哪里来的时候，男孩回答说是梵蒂冈某位大人物给他的。警察进一步施压，男孩便说出了卡恰枢机的名字。当警察致电枢机核对男孩的说辞时，卡恰表示这番描述属实，并要求警察放过这个男孩。这位警方线人总结道：“卡恰·多米尼奥尼似乎很享受娈童的恶名，他们还说，他给男孩送香烟的理由显而易见。”[34]

当约瑟夫·肯尼迪（罗斯福总统派去参加加冕仪式的私人特使）站在身穿军装的齐亚诺身边，走过圣彼得大教堂的走道时，他注意到身边弥漫着另一种性趣味。他后来评论道：“我这辈子可从没见过这么自大浮夸的蠢货。”当齐亚诺经过大教堂时，他不断地行法西斯礼，步履趾高气扬，仿佛“要同教宗分享这一荣耀”。在向加冕仪式致敬的茶会上，齐亚诺始终都在调戏富有魅力的女性，并且在晚宴上“都没法跟人说上五分钟话”，因为主办方为了邀请他过来，专门找了两三位女孩，他一直担心这几个女孩子会跑出他的视线。鉴于对齐亚诺的观察以及对墨索里尼性癖的耳闻，肯尼迪“可以放心地离开了，我认为我们可以派遣十几位歌舞女郎出使罗马，她们要比一帮外交官和一队飞机管用多了”。[35]

* * * * *

3月15日，也即教宗加冕三天后，德国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余下领土。次日，希特勒在布拉格宣布，该国已经成为德国的受保护国。[36]谁也无法否认，欧洲即将迎来另一场可怕的战争。

元首在布拉格发表胜利讲话次日，齐亚诺与新任教宗进行了初次会晤，并且满意地发现他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那个“亲切、谦恭、仁慈的人”。庇护十二世对德国的处境表示关切，他告诉齐亚诺，自己计划对第三帝国采取更为调和的外交策略，希望能够改善梵蒂冈与柏林的关系。他表示，如果这些举措取得成功，那么纳粹政府也应当尽到自身的责任。这番姿态令齐亚诺欢欣鼓舞，他表示墨索里尼一定会出面说服希特勒，让他同教会合作。至于梵蒂冈与意大利政府近日发生的争端，齐亚诺写道，新任教宗“宣称自己对此非常乐观”。他承诺撤除皮扎尔多枢机公教进行会国家司铎的职务，并将组建一个大主教委员会，负责指导公教进行会的运作。墨索里尼一直都想撤掉皮扎尔多，但是庇护十一世从来都不答应这一要求。

近期，梵蒂冈曾询问意大利主教，他们主教管区的公教进行会团体是否仍然与地方政府或法西斯党官员保持着紧张的关系。在庇护十一世过世后的几周里，各地的答复纷纷抵达。除了米兰（舒斯特枢机表示当地存在困难）以外，整体情况非常好。几乎所有主教管区都表示双方关系极佳。新任教宗也以身作则，给达拉·托雷下达指令，要求《罗马观察报》不得刊登任何可能“惹恼”意大利或德国政府的文章。无论是墨索里尼还是其他人，都希望回到过去快乐的岁月，那时梵蒂冈与法西斯政府的合作亲密无间，如今的事态令大家感到似乎所有乌云都消散了。[37]

[1] Charles-Roux 1947, pp. 243–244.

[2] Ciano 2002, p. 188 (February 10, 1939).教宗极具戏剧性的死亡时间激发了许多阴谋理论，因为这恰恰是在他向意大利主教发表讲话的前一天，而墨索里尼担心庇护会对他提出谴责。在这番猜测中，最核心的人物是克拉拉·佩塔奇的父亲弗朗切斯科（Francesco），一位梵蒂冈的资深外科医生。出于各种原因，弗朗切斯科很有可能受到了胁迫（不仅是因为克拉拉，还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兄长，此人利用家族同墨索里尼的关系，陷入了一系列存疑的经济纠纷中）。这一阴谋理论的拥趸注意到，教宗的私人医生阿明塔·米拉尼（Aminta Milani）在教宗临终那几天生病卧床，他们认为老佩塔奇可能利用职务的便利，赶在教宗于《拉特兰条约》十周年纪念日发表那番令法西斯党人忌惮的讲话前，将病重的他送去见了天主。在1972年的头版上，《泰晤士报》在报道中写道，蒂斯朗枢机曾经告诉关系密切的同事，他认为教宗遭到谋杀，并怀疑佩塔奇便是元凶。此外，据说那个为教宗整理遗容的人也是佩塔奇，所以他得以移除所有投毒的迹象，这成了控诉他的进一步证据。《教宗1939年遇害理论的证据》，《泰晤士报》，June 23, 1972, p. 1。2005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彼得罗·梅洛格拉尼（Piero Melograni）重新提起了这个理论。安东尼奥·卡廖蒂，《疑点重重的庇护十一世死因。领袖将要背负起罪名》，《晚邮报》，11 luglio 2005, p. 25。尽管教宗死亡的时机为这桩事情本身带来了疑点，但是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死于任何非自然原因。但这种故事实在太过轰动，所以它依然反复出现，近来主要由毛罗·苏托拉（Mauro Suttora）所推动。《庇护十一世是否被克拉拉的父亲所谋杀？》，《晚邮报》，17 maggio 2012。

[3] Caviglia 2009, p. 227 (10 febbraio 1939).

[4] 在过去的几周里，皮尼亚蒂建议政府不要助长枢机之间反法西斯势力的气焰。可即便是在教宗病危期间，法西斯党主席阿契尔·斯塔拉切依然要求政府发起新一轮的抗议：个别公教进行会团体依然涉嫌组织政治活动。教宗过世次日，皮尼亚蒂致信斯塔拉切，告诉他不要在这个关头找梵蒂冈的麻烦。在教宗缺位的情况下，圣座事务将由枢机团来决定，而下一任教宗也将由这帮人投票选出。很显然，即便狂热如斯塔拉切，也认同了大使的办事逻辑，并在当晚发来电报，表示自己明白了。ASMAE, APSS, b. 42, Pignatti a Starace, 11 febbraio 1939, n. 545; ASMAE, APSS, b. 42, Pignatti a Ciano, 12 febbraio 1939, n. 553。

[5] Ciano 2002, p. 189 (February 12, 1939).

[6] Petacci 2011, pp. 52–53 (12 febbraio 1939).

[7] ASV, ANI, pos. 1, fasc. 7, ff. 7r–9r, Borgongini a Monsignor Vincenzo Santoro, segretario del Sacro Collegio, 13 febbraio 1939.温琴佐·桑托罗（Vincenzo Santoro）在两天后确认，诸位主教并没有收到任何秘密文档。ASV, ANI, pos. 1, fasc. 7, f. 10r, Santoro a Borgongini, 15 febbraio 1939。皮尼亚蒂也向帕切利求证了这一传言，并得到了同样的否定答案。ASMAE, AISS, b. 101, Pignatti a Ciano, 13 febbraio 1939, n. 557.

[8] 法托里尼在她早先的著作（2007, pp. 240–244）中发布了这番演讲后，又在后来的著作（2011, pp. 210–215）中提供了全文的英文译文。她分析了帕切利雪藏这份演讲稿的决定，参见英文版pp. 187–193。文档收于ASV, AESS, pos. 576, fasc. 606, ff. 147r–153r。

[9] 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165r, appunto Tardini, “Materiale preparato da S.S. Pio XI per l’adunanza del 12 febbraio 1939,” 12 gennaio 1941.

[10] ASMAE, AISS, b. 101, Pignatti a Esteri-Gabinetto, 22 febbraio 1939, n. 23.

[11] 《继任教宗的几位候选人》，BG, February 11, 1939, p. 3。《洛杉矶时报》认为帕切利和舒斯特最有可能接掌教宗的职务。《可能成为教宗继任者的意大利人》，LAT, February 11, 1939, p. 1。

[12] 《九大候选人》，NYT, February 12, 1939, p. 43。次日，《纽约时报》（《五位枢机可能在教宗选举中获胜》，February 13, 1939, p. 1）又深挖了这一话题，认为“教廷将候选人推上教宗宝座的可能性很低”，并进一步认为：“如果说下一任教宗碰巧从他们之中诞生，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马西米（Massimi）枢机和泰代斯基尼枢机。”《泰晤士报》则认为，新任教宗最有可能是一名意大利人，但可能会从那些“不涉足政治”的人中诞生。此外，教宗不可能出自教廷，而是从地方大主教中产生。《教宗选举》，《泰晤士报》，March 1, 1939, p. 15。

[13] ACS, MCPG, b. 169, Roma, 16 febbraio 1937.

[14] ACS, MCPG, b. 170, Roma, 24 febbraio 1938. 关于达拉·科斯塔施行奇迹的能力，参见韦迪耶枢机的评论，收于Papin 1977, pp. 53–54。

[15] ASV, ANI, pos. 1, fasc. 7, Borgongini a Santoro, 16 febbraio 1939; ASV, ANI, pos. 1, f. 15r, Cardinal Belmonte a Borgongini, 18 febbraio 1939。

[16] 法托里尼（2007, pp. 221–222）也指出了这一点。

[17] 位居第二的法国远远落在后面，仅有六名枢机。德国有四名；西班牙和美国各有三名；其他所有国家最多只有一名枢机，而在这些人当中，只有四人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一名加拿大人，一名阿根廷人，一名巴西人和一名叙利亚人。枢机团的权柄明显集中于罗马：二十四名枢机生活在此地，而这些人（只有欧仁·蒂斯朗不是意大利人）都处于梵蒂冈权力的中心，在教廷中持有重要的职务。ASMAE, AISS, b. 95, 10 febbraio 1939; Annuario Pontificio 1940, pp. 71–72.庇护十一世提拔了七十七名枢机，其中十四名来自梵蒂冈的外交系统，还有二十名则来自教廷。余下的大部分都是大主教管区的地方大主教，而这些地区的大主教通常都会成为枢机。教宗选举会议召开时，并不是所有枢机都在世。阿戈斯蒂诺（1991, pp. 29–30）认为住在罗马的枢机有二十七名，但我在本书中使用的数据（二十四名）来自我对1940年年鉴收录的住址的统计。

[18] 纳粹报纸近来刊登的一系列批评文章令蒙蒂尼蒙席感到不快，他决定要安排《罗马观察报》登载文章对它们进行批驳。但是当皮尼亚蒂向帕切利枢机提出抗议时，后者出手阻止了这一文字的登载。柏尔根听从了皮尼亚蒂的建议，这一点可以从当天晚些时候他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上看出来，他报告了这番对话，并要求德国媒体避免批评近来过世的教宗，以及那些能够为他们所用的枢机。DGFP, series D, vol. 4, n. 470, Bergen to foreign ministry, February 18, 1939.

[19] 柏尔根之所以乐观，一大原因在于，自庇护十一世过世之后，他发现梵蒂冈的合作态度更加鲜明。许多枢机都明确表示，他们希望能同第三帝国达成协议。ASMAE, AISS, b. 95, Pignatti a Ciano, 18 febbraio 1939；也刊于DDI, series 8, vol. 11, n. 197。皮尼亚蒂就这场谈话发给齐亚诺的报告也抄送给墨索里尼。

[20] ASMAE, AISS, b. 95, Pignatti, 21 febbraio 1939.

[21] ASMAE, AISS, b. 95, Pignatti a Ciano, 25 febbraio 1939。

[22] ASMAE, AISS, b. 95, Pignatti a Ciano, 26 febbraio 1939。2月28日，皮尼亚蒂与德国大使会面，相互比对了手头的记录。近期，有两位德国枢机向柏尔根保证，他们会对教宗选举会议抱持和解的态度。而帕切利近来与其中一位德国主教谈话时，曾“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与意大利和德国政府的“和解意图”。皮尼亚蒂又问及，纳粹政府怎么看待帕切利当选教宗。柏尔根回答说，他已经告知德国外交部，自己强烈地偏向于帕切利，“并且没有收到任何与之相反的指示”。他从这一点推出，德国政府看好这位前国务卿。意大利大使则透露了自己的顾虑，也即意大利枢机在教宗选举会议中的可能表现。他表示自己拜访了许多位，但他们都不特别喜欢帕切利。ASMAE, AISS, b. 95, Pignatti a Ciano, 27 febbraio 1939.

[23] Baudrillart 1996, pp. 963–965, 968 (20 février, 22 février, 24 février 1939).

[24] 这番对话来自韦迪耶的描述，收于Papin 1977, pp. 56–57。

[25] 有两位枢机健康状况不佳，没能来到西斯廷教堂，于是他们就待在梵蒂冈卧室中投出他们的选票。关于北美和南美枢机的抵达，参见《轮船即将起航》，NYT, February 11, 1939, p. 1；卡米尔·钱法拉，《六十二位枢机就位，梵蒂冈大门关闭，教宗选举会议开始投票决选教宗》，NYT, March 2, 1939, p. 1。

[26] Ventresca 2013, p. 136.

[27] 许多教宗心腹都证实过，庇护十一世希望帕切利能接替他担任教宗。其中便有帕切利本人，在选举会议结束不久后，他向韦迪耶枢机透露：“庇护十一世曾两次告诉我，‘你接替我的位置’。我认为我应该提出异议，但是圣父讽刺地说道：‘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新任教宗接着又告诉韦迪耶，他认为教宗派他出国访问，是为了帮助他赢得选举。Papin 1977, p. 62.

[28] Baudrillart 1996, pp. 973–976 (1 mars, 2 mars 1939); NARA, M1423, reel 2, Phillips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port n. 1316, March 3, 1939.

[29] DDI, series 8, vol. 11, n. 240, Pignatti a Ciano, 2 marzo 1939.

[30] Ciano 2002, pp. 195–196 (March 2 and 3, 1939); Tranfaglia 2005, p. 159.

[31] 庇护十二世还提醒柏尔根，他曾在去年布达佩斯的圣体大会上做过如下发言：帕切利用德语说道，“当一个国家遭遇紧急事态，为了克服困难而招致世俗纷争，或改弦更张，适应新的政体时，教会不应当偏袒任何一方。”DGFP, series D, vol. 4, n. 472, Bergen to foreign ministry, March 5, 1939.

[32] DGFP, series D, vol. 4, n. 473, Bergen to foreign ministry, March 8, 1939.

[33] Morgan 1944, pp. 159–160.

[34]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52, Roma, 15 agosto 1938.在半年后的一份报告中，571号线人补充了另一条指控：“在梵蒂冈圈子里，最出名的娈童者是皮扎尔多枢机和卡恰·多米尼奥尼枢机。据说皮扎尔多和来自特拉斯泰韦雷的几位小伙子交往甚密。”ACS, MI, FP, FP “Pizzardo,” 20 febbraio 1939.就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位对皮扎尔多枢机提出娈童指控的线人，所以它应当是没有根据的。

[35] NARA, M1423, reel 2, Joseph Kennedy, London,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 March 17, 1939.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威廉·菲利普斯在回忆录中记载到，每年冬天他都会专门设宴款待齐亚诺和他的妻子埃达·墨索里尼。菲利普斯（1952, p. 218）回忆道，尽管有那么多最高外交官在场，齐亚诺的注意力却完全落在了受邀的年轻美女身上，“完全不关心在场的大使、大使夫人或者其他意大利贵宾”。

[36] 迪诺·格兰迪（1985, p. 459）写道：“在这关键的几年里，所有的‘事件’中就属这一件最为关键。”

[37] Ciano 2002, pp. 203–204 (March18, 1939); Chenaux 2005, p. 273; De Cesaris 2010, pp. 251–253; Casella 2010, p. 290.次月，夏尔——鲁在报告中写到了新任教宗撤销皮扎尔多职务以及设立大主教委员会的决定，他观察到，罗马人认为教宗的这一举措是“为了向法西斯政权示好”。MAEI, vol. 267, 172–173, Charles-Roux à Bonnet, 13 avril 1939.各地主教关于法西斯当局和公教进行会团体之间关系的报告收于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f. 179r–190v。

第二十九章
奔向灾难

4月7日是耶稣受难日，墨索里尼派遣意大利部队闯入了阿尔巴尼亚境内。迫于国际压力，新任教宗本该谴责这一侵略行为，他却对此保持沉默。一位杰出的法国天主教知识分子抱怨道：“他竟然对这个血腥的耶稣受难日只字不提。”[1]梵蒂冈的新氛围令意大利驻圣座大使十分宽慰。皮尼亚蒂在两周后告诉齐亚诺：“如今已经非常明确，庇护十二世为人类吁求的和平，并不是罗斯福的和平，而是领袖的和平。”[2]

两任教宗差距甚大，那些与他们熟识的人对此心知肚明。美国记者托马斯·摩根不仅在罗马旅居多年，而且曾频繁地同两位教宗见面，他认为两人在性情上可谓截然相反。庇护十一世“目中无人，居高临下，坚定不妥协，且好与人争论”，他的继任者则“循循善诱、言辞动人，愿意用调解和安慰打动别人”。或者如法国大使夏尔——鲁所说，一位米兰的登山客被罗马的中产阶级所取代；一位心直口快的人被一位谨慎的外交官所取代。[3]

新任教宗尝试弥补庇护十一世给德国人造成的伤害，这一点令纳粹政府感到满意。德国外交办公室负责人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他即将接替柏尔根担任德国驻圣座大使）在回忆录里写道，“如果冲动而又精力旺盛的庇护十一世再多活些时日，那么第三帝国和教廷很可能已经关系破裂”。[4]不过事实却是，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那天，教宗驻柏林大使给元首送去了新任教宗的诚挚祝福。德国上下的教堂都敲钟庆祝。当帕切利教宗热情地恭喜佛朗哥及其同胞夺取西班牙的壮举时，德国报纸对他的这番表态大加褒奖。这些报纸特别指出，教宗在共产主义和民主之间画了等号。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在呈交给齐亚诺的报告里写道，新任教宗的上任正逢最恰切的时机。全世界都在谴责纳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也许“这是第三帝国第一次需要教会的支持，需要它不出声反对”。[5]

5月，教宗会见了朱塞佩·博塔伊，他不仅是意大利教育部部长，而且是墨索里尼的一大心腹。尽管办公室还是庇护十一世使用的那一间，它的变化却令博塔伊印象深刻。在庇护十一世任期之初，他的办公室犹如斯巴达人一般简朴，但是随着教宗年岁的增长，办公室里的纪念品和常用参考书越积越多。在博塔伊的描述里，年老的庇护十一世被“杂七杂八的家具、装饰品、小摆件、文件、报纸、图书”包围在中间。庇护十二世则与此相反，坐拥一片“细致的秩序和整洁”。他的书桌上只有一些不可或缺的物件。与话多易怒、确信天主在指引自己行动的庇护十一世相比，这位继任者最显著的特色便是，他全身散发出一种静穆感以及能够胜任工作的专业素养。[6]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愈发确信，一个崭新的幸福时代已然来临。在众多纷至沓来的好消息中，教宗又在7月向墨索里尼通告了自己的决定，要重新和右翼组织“法兰西行动”建立关系。其首领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一个法西斯主义拥护者，以及法国最激进的反犹分子）给庇护十二世发来了请求信，而帕切利在回信中一改庇护十一世于1926年下达的禁令，允许天主教徒加入这一组织。这一举措不仅激怒了法国政府，还惹恼了法国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神职人员。[7]

教宗庇护十二世，1939年3月

皮尼亚蒂在报告中写道，庇护十二世不仅仅是一位保守派，而且“骨子里赞同贵族阶层的观点，我几乎可以说，这就是他的弱点”。罗马贵族非常欣慰。帕切利的前任出身平凡，不仅不尊重罗马贵族，多年来还一直在削减他们的特权。帕切利则出身黑色贵族，他很快就恢复了他们曾经拥有的特权。[8]

新任教宗的改弦更张令墨索里尼欢欣鼓舞，而这一点还得到了教宗驻瑞士大使的确证。这位教宗大使刚刚返回罗马，皮尼亚蒂就同他进行了详谈。教宗大使表示，梵蒂冈的氛围已然“彻底改变”，仿佛“吹入了一股新鲜空气”。圣父“对法西斯主义表现出极大的认同，并且对领袖怀着诚挚的崇拜之情”。他深信通过重组意大利的公教进行会，可以移除教会与政府之间一项主要障碍。至于德国，新任教宗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双方之间达成共识。[9]

教会内部的许多人士也对风气的改变感到满意。在被固执、好战的庇护十一世统治多年之后，他们终于在与庇护十二世的接触中体会到一种轻松的感受。与庇护十一世的冗长独白不一样，新任教宗总是留心倾听访客的话语，从来不会忘记他们告诉他的话。在用餐方面，新任教宗延续了庇护十一世的传统，总是独自用餐。帕切利的膳食甚至比前任更为简朴，并且在用餐时，他喜欢观赏餐厅鸟笼里上下跳跃的金丝雀。庇护十一世从不愿意跟来访的小团体合影，认为这有损他的尊严，但是庇护十二世总是热情地允诺这种请求；此外，他也不像庇护十一世那样排斥电话。“你好，我是帕切利”，当弗朗西斯·斯佩尔曼被委任为纽约大主教时，新任教宗打来的这通电话令他吓了一跳。[10]

经历过拉蒂教宗生前最后几个月的剑拔弩张，教会—法西斯政府的所有要素都渐渐回归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1940年4月在罗马一座大教堂举行的仪式。在神父的指导下，国家的法西斯女孩协会长久以来都组织各类宣传活动，试图把圣凯瑟琳立为意大利的守护圣徒。帕切利成为教宗不久后，这些女孩终于得偿所愿，为了庆祝这个新立的国家法定节日，负责监督这个法西斯女孩协会的主教特地为此主持了一场弥撒。两千名女孩每人手里拿着一朵白玫瑰，一个接着一个地将玫瑰放在教会的祭坛边。[11]

但是，罗马正常的生活乐趣即将被战争的现实所驱赶。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军队入侵波兰。许多天主教神父被他们或关押或谋害，但是教宗只是笼统地呼吁和平与弟兄情谊。他不想站在纳粹的对立面，尤其当纳粹有很高胜算的时候。[12]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次月，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监管下，德国军队开始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送到波兰的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种族大屠杀已然开始。

1940年春，德国军队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墨索里尼急于从纳粹的胜利分一杯羹，于是在6月10日对英法宣战。他匆忙地将意大利部队派至法国南部，好赶在德国军队占领全境之前拿下这片土地。士气高涨的意大利人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塔基·文图里预测它将在圣诞节前打完。[13]

意大利犹太人生活在绝望之中，他们被丑化成国家公敌，数千人下岗，他们的孩子也被赶出了学校。政府依然主要依赖天主教会的意象，引述它的文本来支撑反犹运动，并且仍主要通过双月刊《捍卫种族》来传播反犹情绪。该杂志的大部分内容都直接摘抄了天主教的反犹材料，1939年4月的那一期尤为典型，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塔木德〉里的基督和基督徒》（“Christ and Christians in Talmud”）和另一篇《法国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Catholics and Jews in France”）。类似《罗马的永世敌人》（“The Eternal Enemies of Rome”）这些文章，告诉读者，教会为了保护天主教徒免受犹太人的掠夺，一直把后者当作二等公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圣座的敌人，也是《捍卫种族》的敌人，它既是自由党人造成的恶果，也是共济会和犹太人的阴谋。[14]

墨索里尼又开始利用塔基·文图里神父。新任教宗加冕的两周后，领袖召来耶稣会士，希望他帮忙传达如下信息，即墨索里尼希望教宗能指导西班牙天主教神职人员，以更强烈的姿态支持佛朗哥。[15]他希望教宗能指点克罗地亚神父，让他们鼓励信徒支持意大利，而不是德国；他还要求教宗动员拉美的天主教神父，与当地的亲美情绪作斗争。[16]

与此同时，受梵蒂冈监督的《公教文明》也在摇旗呐喊，敦促天主教徒支持种族法案。1940年11月，杂志刊文褒奖了一本政府读物，该书不仅解读了意大利版的种族主义，还认为它相较于德国的种族主义更为优越。意大利的运动忠实地遵从天主教会的教导，而德国则立基于可疑的生物理论。当罗马大学前校长（一位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致信梵蒂冈对该文提出抗议时，塔尔迪尼蒙席在回信中为该文作了辩护。[17]

* * * * *

意大利军队的命运很快就证明，墨索里尼的虚张声势有多么空洞。意大利军人装备寒酸、缺乏训练、指挥不力，在战场上几乎一无是处。最具代表性的事例莫过于意大利宣战三周后，法西斯头号飞行员伊塔洛·巴尔博在利比亚的意大利机场降落时，误被己方炮兵部队击落。

先是入侵阿尔巴尼亚，接着攻打希腊，然后又同德国人在北非和东部苏俄前线会师，意大利人每一次都只能依靠德国人来救援。1942年秋，北非的意大利部队和德国友军在盟军的进攻下撤退。那年冬天，二十万意大利部队在东部前线与德国人并肩作战，却陷入了惨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近半数军人阵亡或被俘。形势已经改变，轴心国的败相变得越来越明显。意大利人在战争伊始时的热情已经消散。1943年7月初，盟军登录西西里岛，意大利人几乎没有做太多抵抗。7月19日，一千九百架盟军飞机轰炸罗马，它们瞄准军事目标，却炸死了数千平民。

7月24日周六，法西斯大议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墨索里尼像往常那样，坐在世界地图厅尽头的书桌后，从他两侧排开的长桌边则坐着意大利法西斯党的诸位权贵。会议在下午3点左右开始，傲慢的墨索里尼先是激动地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将近来的军事失利怪罪到无能的将军头上，他尤其嘲笑了西西里人，竟然把盟军当作救星。

衣冠楚楚、蓄有山羊胡须的迪诺·格兰迪就坐在领袖身边；作为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他起身发表了一番领袖闻所未闻的讲话。格兰迪宣称，这个国家如今陷入如此悲催的境地，墨索里尼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自从意大利跟随德国的脚步，”先是出任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部长，然后被派去英国担任大使的格兰迪说道，“墨索里尼就背叛了意大利人民。”他控诉道，墨索里尼“将我们卷入了一场违背荣誉、违背意大利人民利益和感情的战争”。

格兰迪呼吁弹劾墨索里尼，重新引入议会民主制。目瞪口呆的领袖被这番话动摇了自信，他虽然试图打断格兰迪的讲话，气势却变得越来越弱。然后，格兰迪转身直面墨索里尼：“你以为意大利人民还依然爱戴你么？自从你把意大利托付给德国的那天起，你就失去了人民的敬仰。你以为自己是名军人：可自从你戴上指挥官肩章的那天起，意大利就走向了衰亡。几十万母亲在哭喊：墨索里尼害死了我的儿子！”

长桌边上的一些大议会成员又惊又怒，起身咒骂格兰迪，其中一人喊道：“你这个卖国贼，你要为此付出你的项上人头！”那些赞同格兰迪的人则思忖是否要支持他的主张，这将意味着弹劾墨索里尼，将意大利军队的控制权交还给国王，恢复原先的宪法秩序。他们急切地想要知道，如果投票支持格兰迪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时间过得飞快，一下子就过了午夜，来到了1943年7月25日。在数小时的激烈争论之后，他们终于要进行这一决定命运的投票。尽管担心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但是二十七名大议会成员中仍有十九人赞成弹劾墨索里尼。当他们离开房间时，法西斯民兵并没有现身阻拦他们，他们松了一口气，也可能有一点惊讶。

墨索里尼也动身回家，他虽然愤愤不平，但自信会得到国王的支持。那天晚些时候，他打算面见国王，告诉他事情的进展，但他的妻子雷切尔试图阻止他。她并不信任国王。如今的局势已经明朗，墨索里尼已成为战败的一方，懦弱的国王一定会将所有过错都抛给他，想尽一切办法推卸责任，虽则这场灾难里也有他重要的一笔。雷切尔的直觉是正确的。国王下令逮捕了墨索里尼，并将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功臣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将军任命为紧急政府的首脑。

接下来的几周可谓一片混乱。那个统治意大利长达二十多年的政府倒台了，但接下来的形势还不甚明朗。国王和其他意大利领导人急于摆脱希特勒的控制，但仍有数千名意大利军人正在东欧与纳粹友军并肩作战，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其他区域也部署着纳粹的军队，想要同德国人撇清关系绝非易事。

塔基·文图里从中看到了机遇。8月10日，在混乱不堪的罗马，他致信马廖内枢机，提醒他尽管政府认为改宗的犹太人仍然是犹太人，但是梵蒂冈曾为他们奋力争取。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他到现在仍在为墨索里尼美言。他写道，墨索里尼认为，种族法案令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他声称，早在1941年7月，领袖就在筹备新的法案以缓解这一问题，如果不是突然爆发了战争，这一法案早就得到实施了。

他还告诉马廖内，耶稣会特使在内务部有许多门路，这些内务部官员愿意响应梵蒂冈的要求，采纳后者呼吁已久的改变。他希望教宗能够许可他向政府提出三条要求。第一条，要求政府将混合家庭（即包含改宗犹太人的家庭）视作“完整的雅利安家庭”。第二条，要求政府将1938年1月1日前皈依天主教且在之后受洗的犹太人视作基督徒。第三条，要求政府认可犹太出身的天主教徒与普通天主教徒的婚姻关系。[18]8月18日，马廖内在回信中表示，庇护十二世许可了这一行为。[19]

之后，塔基·文图里会见了内务部部长，向他提出了己方的要求。[20]后来他给马廖内提交的一份报告为我们披露了颇多内情，这份报告显示，他所提出的要求也局限于教宗许可的内容。他还非常谨慎，并未要求政府取缔种族法案，在递交给国务卿枢机的报告中，他就此写道：“根据天主教会的原则和传统，部分条款应当废除，但它也确实包含其他值得批准的条款。”[21]

即使在墨索里尼被捕之后，罗马的政治形势陷入一片混乱，但是无论是狡猾的塔基·文图里或政治经验丰富的马廖内枢机，还是庇护十二世本人，竟然都没有意识到己方长期支持的反犹法案已经难以为继，这一对国际形势的迟钝令我们感到吃惊。

9月8日，国王宣布他将同盟军签订停战协议。担心德国军队的进逼，他同巴多格里奥极不体面地逃往南方，来到受盟军控制的亚得里亚海城市布林迪西（Brindisi），将群龙无首的意大利军队抛在了身后，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指示。早在墨索里尼倒台的那一刻起，希特勒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派遣军队迅速冲进意大利半岛。充满戏剧意味的是，德国军队救出了身陷囹圄的墨索里尼，并将他立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傀儡首脑，首都定在北方的萨罗（Salo）。一场血腥的内战打响了，盟军不断向北推进，穿过了一片又一片修罗场。

9月10日，纳粹部队抵达罗马，并且攻下了这座城市。德军的一项首要任务便是抓捕意大利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到北方的死亡营。当月晚些时候，代表意大利的巴多格里奥元帅和代表盟军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在英国的一艘海军战舰上签署协约，使得意大利加入了盟军的行列。在艾森豪威尔坚持的诸多条款中，有一条要求意大利政府废除种族法案，并释放仍然关押在意大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22]

10月16日上午，纳粹军队包围了罗马古老的犹太区，并一家家地搜捕犹太人。当时留守罗马的犹太人约有七千名，尽管大部分都成功逃脱，一部分躲藏在城市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里，却仍然有一千零十五个人被捕并关押在梵蒂冈附近的一栋建筑里，等候命运的安排。

马廖内枢机收到警报后急忙联络了德国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替被关押的犹太人求情。国务卿表示，仅仅因为某人属于特定的人群而遭受如此磨难，令圣父于心不忍。

德国大使问道：“如果这一事态继续下去，圣座会采取什么行动？”

马廖内回答道：“圣座并不希望陷入不得不提出反对意见的境地。”

魏茨泽克说道，在过去的四年里，他一直欣赏梵蒂冈的态度，它在处理与交战双方的关系时，总是积极地“保持完美的平衡”。他问道，梵蒂冈拥有这么优秀的履历，难道这一次真的要将它同德国的关系置于危险之中？大使明确表示，他直接受命于希特勒，国务卿难道真的希望他向政府报告，因为德国驱逐罗马犹太人的行为，梵蒂冈打算发起抗议？

马廖内记载了这番令人不安的谈话：“我记得自己试图唤醒他的人道本能，来调停这一事件。我由他自己去判断，是否该向政府提及我们这番友好的谈话。”他接着告诉纳粹大使：“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我认为圣座一向非常谨慎，不希望德国民众认为，教会的希冀和所作所为与德国的利益背道而驰。”

“与此同时，我必须重申，”马廖内枢机这么告诉德国大使，“阁下曾告诉我，会想方设法帮助可怜的犹太人。我为此向您表示感谢。至于余下的事项，我尊重您的判断。如果您认为不提及我们这番谈话更为合宜，那就这样罢。”[23]

在邻近的那栋关押犹太人的建筑里，担惊受怕的母亲正试图安抚啼哭的孩童。两天后，德国人会把他们赶上火车，送往奥斯维辛。这一千多人中只有十六人幸存下来。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纳粹占领的意大利境内还会有七千名犹太人被捕，而那些忠于墨索里尼与萨罗共和国的意大利人则是这一行动的帮凶。从1938年第一批反犹法案的公布到七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有约六千名意大利犹太人为了获得教会的保护，为了避免降临到他们同胞身上的厄运，而改宗皈依了基督教。而纳粹部队及其意大利友军将总共七千五百名意大利犹太人送往了奥斯维辛，能够活下来的寥寥无几。[24]

[1] Emmanuel Mounier, 转引自Ventresca 2013, p. 149。

[2] ASMAE, APSS, b. 42, Pignatti a Ciano, 21 aprile 1939.

[3] Morgan 1941, pp. 241–242; Chadwick 1986, p. 56.

[4] Fattorini 2007, p. ix.

[5] ASMAE, APSS, b. 42,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a Pignatti, 26 aprile 1939.与此同时，齐亚诺的办公室也从意大利驻慕尼黑领事处收到一份报告，讲述了当地媒体对新任教宗的态度大为改变的情况。领事在报告里写道，在此之前，德国媒体对帕切利持有疑虑，认为他与那些在他出使慕尼黑和柏林时结实的中央党老领导层走得太近，并且对教会昔日的辉煌怀念不已。在那个年代，教会在巴伐利亚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影响力。在如今的媒体眼中，教宗上任后的首批行动带来了积极的曙光。ASMAE, APSS, b. 42, “Atteggiamento nazionalsocialista nei confronti del nuovo Pontefice,” Munich, 27 aprile 1939.

[6] Bottai 2001, p. 148 (19 maggio 1939).

[7] 大量文献记载了教宗与“法兰西行动”抗衡的历史。普雷沃塔（2001）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斯帕多利尼（1972, pp. 291–296）则引用了加斯帕里对这番抗衡的讲述。

[8] ASMAE, APSS, b. 44, Pignatti a Ciano, 17 luglio 1939.

[9] 庇护十二世还告诉教宗大使，当他担任国务卿的时候，曾竭尽全力不让庇护十一世在希特勒访问罗马期间，抱怨罗马城到处都是卐字符号，但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ASMAE, APSS, b. 43, Tamaro, R. Legazione d’Italia, Berna, al R. Ministero degli Esteri, telespresso n. 3461/1236, 21 luglio 1939.

[10] Papin 1977, p. 67.

[11] Parsons 2008, p. 92.

[12] Ventresca 2013, pp. 153–154, 166.

[13] ACS, MI, DAGRA, b. 1320, Roma, 11 novembre 1940.

[14] 萨尔瓦托雷·科斯坦扎，《罗马的永世敌人》，《捍卫种族》2:16 (20 giugno 1939), p. 30；马里奥·德·巴尼，《〈塔木德〉里的基督和基督徒》，《捍卫种族》2:14 (20 maggio 1939), pp. 8–9；卡洛·巴尔杜齐，《法国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捍卫种族》2:14 (20 maggio 1939), pp. 26–27；Cassata 2008, p. 127。

[15] 4月1日（也即墨索里尼提出要求的四天后），教宗庇护十二世给佛朗哥将军发去了一份祝贺电报。“把我们的心向天主高举，我们同阁下一样，为天主教西班牙取得的可喜胜利感到高兴。”新任教宗在电报的最后降福佛朗哥和西班牙人民。Franzinelli 1998, p. 173.两周后，教宗又向西班牙人民发表了电台讲话：“我们怀着巨大的喜悦向你们发表讲话，最亲爱的天主教西班牙的孩子们，你们在如此巨大的苦难中表现出如此虔诚的信仰和仁慈，天主将胜利的皇冠戴在你们头上，并予以你们和平的礼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Fattorini 2007, p. 104.

[16] ARSI, TV, b. 28, fasc. 2228, Tacchi Venturi a Luigi Maglione, 28 marzo 1939.意大利大使在11月中旬同新任教宗会面后，也表达了他对帕切利当选的喜悦和满意之情。他告诉齐亚诺，教宗“说过，我们国家令他非常满意。他赞扬了意大利人的虔诚精神、高尚道德和勤勉苦干，强调自己对一切都感到满意”。Casella 2010, p. 343.

[17] Antonio Messineo, in CC 1940 IV, pp. 216–219.这封来自乔治·德尔·韦基奥（Giorgio Del Vecchio）的抗议信和塔尔迪尼的回信收于该杂志的档案，相关讨论参见Sale 2009, p. 149。

[18] ADSS, vol. 9, 1974, n. 289, Tacchi Venturi au Cardinal Maglione, 10 août 1943.

[19] ADSS, vol. 9, 1974, n. 296, Cardinal Maglione au Père Tacchi Venturi, 18 août 1943.

[20] ARSI, TV, 36, n. 2660, Tacchi Venturi a Umberto Ricci, 24 agosto 1943. 这封信还刊于DSS vol. 9, annex to n. 317。

[21] ADSS, vol. 9, 1974, n. 317, Tacchi Venturi au Cardinal Maglione, 29 août 1943.

[22] Caretti 2010, pp. 148–149.

[23] ADSS, vol. 9, n. 368, Cardinal Maglione, notes, Vatican, 16 octobre 1943.

[24] Gilbert 1985, pp. 622–623; http://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ModuleId=10005189. 战争时期的意大利犹太人包括三万五千名本土意大利犹太人和近期从纳粹控制区域逃难而来的一万名犹太人。1938年至1943年间，意大利犹太人皈依天主教的估计数字来自“意大利犹太人04：种族大屠杀时期1938—1945”，在线《犹太百科全书》，http://www.geschichteinchronologie.ch/eu/it/EncJud-juden-in-Italien04-holocaust1938-1945-ENGL.html。

后记

当犹太人被带去波兰赴死时，墨索里尼的第一任驻梵蒂冈大使切萨雷·德·维基则藏身于慈幼会神父的庇护之下，自从政府于1943年倒台后，他们便收容了他。在最后一届大议会上，德·维基给墨索里尼投了反对票，从此便生活在恐惧之中，不仅害怕即将到来的盟军，也害怕从北方南下的纳粹党人。战争结束后，当幸存的法西斯领导人纷纷走上审判席，他却逃过了抓捕，依然受到慈幼会神父的包庇。神父们担心这位逃亡者会暴露形迹，于是为他办理了巴拉圭的护照，并将他送上了驶往阿根廷的轮船。他一直受庇于当地的慈幼会神父，直到1949年的特赦令使他得以重返家乡。十年后，他在罗马逝世。[1]

自从墨索里尼在1943年被捕之后，加莱亚佐·齐亚诺发觉自己地位不稳。大街小巷里挤满了喜气洋洋的人群，他们相互拥抱，撕碎领袖的照片，一起欢庆法西斯政府的倒台。他们将发起灾难性战争的罪名平分给墨索里尼与齐亚诺。一边是南下的德国人，另一边是从西西里向北进军的盟军，赞成弹劾岳父的他不确定自己落在哪一方手里下场会好一些。

齐亚诺和妻子埃达·墨索里尼前往梵蒂冈寻求庇护，但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由于这一时期的梵蒂冈档案尚未公开，所以我们并不清楚梵蒂冈是否慎重考虑过这一事宜。[2]8月27日，齐亚诺一家避开了意大利警方的盘查，登上了一班飞机，他们原以为会降落在西班牙的安全场所，结果却来到了德国。几周后，齐亚诺被派去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此地下辖于萨罗共和国，即纳粹为墨索里尼设置的傀儡政府。当他发现机场里接待他的是几位法西斯民兵时，似乎没有太过讶异。他们将他塞进一辆汽车，送到附近的一座监狱，同其他大议会成员关在一起，他们都在那场命运攸关的会议上给墨索里尼投了反对票。

1944年1月11日上午，在简短的审判之后，齐亚诺与其他共同被告乘车来到了维罗纳附近的一个军事靶场。两天前，他的妻子、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穿过了瑞士边境。动身之前，她分别给父亲和希特勒寄去了最后通牒，告知对方如果他们不放过她丈夫，那么她将出版齐亚诺的秘密日记。她表示，这份日记所披露的真相将令领袖和元首难堪。当面朝瑞士边境行走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时，她把日记绑在腰间，时刻准备着被德国士兵捉拿。

埃达的最后通牒并没有救下丈夫。在靶场上，齐亚诺和他的同党踏过结着白霜的土地，然后被强行摁在一排摇晃的木质折叠椅上，他们反身坐着，面对着墙壁。他的身边坐着埃米利奥·德·博诺将军，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曾经统领意大利的武装部队，下巴留着标志性的山羊胡子。将军身穿黑色西装，头戴一顶黑帽，落座时双腿分开，双手则被绑在身后。两人要求直面行刑官，但都遭到了拒绝。齐亚诺背部中了五枪，但依然没有断气。他躺倒在地上，但双腿仍然尴尬地跨坐在椅子上，大声地求救。行刑队的指挥官冲到他的身旁，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朝“小领袖”的脑袋上又开了一枪。目睹这一场景的德国外交官表示：“这一幕仿佛是在宰猪。”[3]

雷切尔从来都不喜欢这位女婿，并且认为这是他应得的下场，但是墨索里尼和他的妻子不同，他从未因为齐亚诺的惨死而感到快慰。也许是因为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大限也不远了，并且下场之凄惨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4月中旬，盟军突破了博洛尼亚南部的山区。他们不断向北挺近，而残余的德国部队只能节节败退。4月24日，随着盟军脚步的逼近，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三地都爆发了民众叛乱。墨索里尼过去一周都待在米兰。4月25日，舒斯特枢机主持会议，邀请了领袖和中央抵抗委员会的代表，希望令双方避免诉诸血腥的屠杀。墨索里尼得知，德国人正瞒着他同抵抗军进行协商，他评论道：“他们始终把我们当仆人使唤。”墨索里尼面色惨白、气色消沉，仿佛已经能够预见自己的死亡，他要求抵抗军保障法西斯同胞及其家人的安全，但是抵抗军领导人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表示己方只接受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要求再宽限一个小时。他明白自己可能要走上“人民法庭”，于是决定逃跑。

通过雷切尔的描述，我们得知墨索里尼抵达了科莫湖西南角的科莫镇，停下来给她写了一封信。他随身带着一支粗壮的蓝铅笔。“亲爱的雷切尔。如今的我已经抵达了人生的最后阶段，翻到了我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也许我们再也无法见面……我希望你能原谅我对你做过的所有坏事，我并不是有意为之。可是你知道的，你是我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

次日凌晨3点，他与其他法西斯领导人一道在一个车队的护送下驶向北方，却没有下定决心，到底是穿过瑞士边境逃逸，还是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寻找藏身处。天气非常糟糕，他们希望能得到增援，于是暂歇在湖边的一个小镇，墨索里尼外出在雨中散步，陪在他身边的是前来与他会合的女儿埃莱娜·库尔蒂。克拉拉·佩塔奇追着她的爱人出来，却发现他与一位迷人的红发女郎沿湖散步，她大发脾气，伤到了自己的膝盖。

27日清晨，一支达两百人的德国分遣队途经此地。墨索里尼及其党卫军认为，加入这支分遣队是他们最好的机会。墨索里尼换上了德国军装，拉上了女儿和克拉拉·佩塔奇，坐进了一辆装甲车直奔边境。他们没开多远，就被一支游击队拦下。尽管德国人的数量远远大于他们的敌人，却再也没有勇气战斗，提出要进行和谈。六小时后，他们达成了一桩协议。游击队不予阻挠，任由德国人穿过边境，条件是他们要检查车辆，看看里面有没有藏匿意大利人。尽管墨索里尼穿着德国军装，戴着深色眼镜，他还是被认出来并遭到逮捕，其他法西斯同胞也一样落了网。

地方游击队首领被他抓获的俘虏所震惊，急忙向米兰的抵抗军总部打了报告，要求获得指示。日薄西山的墨索里尼则仅仅要求同克拉拉道别，直到此时，游击队成员才知道俘虏中还有她。克拉拉坚守在情人身边，要同他共赴厄运，两人在近旁的一处农舍共度了最后一个无眠的夜晚。与此同时，米兰也下达了指示。次日上午，两位俘虏被塞进汽车，沿着科莫湖被送到了离此地不远的梅泽格拉（Mezzegra）。他们停在一座不大不小的别墅前，被喊下车，站在一堵墙跟前。天下着雨，克拉拉仍然穿着毛皮大衣，正在哭哭啼啼。“我跟随你走到了最后，你快乐吗？”她问道。墨索里尼没有回答，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听到她说了什么，无动于衷地认了命。当游击队瞄准两人时，克拉拉挣扎着挡在墨索里尼身前，尽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要保护她的爱人。

次日上午，游击队将两人的尸首装进卡车，运送至米兰。领袖及其情妇连同其他十五名命运相似的法西斯领导人被暴尸于洛雷托广场。去年8月，德国人也曾经击毙十五名被俘的游击队员，并将他们的尸体陈列在同样的广场上，报复盟军的轰炸以及抵抗军的突袭。此举正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长达二十三年的法西斯统治突然结束了，这座城市摆脱了德国军队和党卫军的控制。于狂热与愤怒之中，越聚越多的民众将复仇的恨意倾泻在这些尸体上，吐痰、咒骂、棍击、拳打脚踢。一位女性对墨索里尼的尸体开了五枪，她说这是为她的五个儿子报仇，他们都是因他而死。

为了不让狂热的民众过分破坏尸体，游击队员将它们搬到广场一侧的加油站，一个个头朝下地吊到脚手架上。脑髓从墨索里尼脑袋上的伤口里渗出来，滴到地上。他的身边吊着克拉拉·佩塔奇，她一直唤他“贝尼”。一位顾虑体面的人士用一条绳子将她的裙子绑在腿上，这样即便她倒吊着，裙子也不至于盖住她的头。[4]

多年以来，阿契尔·斯塔拉切都是墨索里尼个人崇拜的舞台监督，如今的他也吊在墨索里尼身边。近些年来，这是他离领袖最近的一次。1939年秋，墨索里尼撤除了斯塔拉切党主席的职务，他认为面对即将爆发的战争，法西斯党人需要不同的领导人。1945年春，领袖面前这条曾经骄傲的比特犬身无分文，在米兰过着无人问津的生活，每天穿着便装和破烂的便鞋在街头游荡。抵抗军解放米兰之后，一群游击队员还是认出了他，虽然他无意的乔装要比墨索里尼更为完整。那天，他只接受了二十分钟的审判就被枪决了，尸体被吊上了洛雷托广场加油站的脚手架。[5]

墨索里尼那长期受苦却依然好胜的妻子雷切尔以及两个最年幼的孩子则被盟军抓获，关在了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亚岛（Ischia）上。后来，她将回到普雷达皮奥小镇，这是她与贝尼托初识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努力，她终于在1957年将他的遗体争取回来，埋在了他出生的地方。和丈夫不同，她一直活到了老年，死于1979年。

直到最后，罗伯托·法里纳奇都是忠诚的法西斯党人，他在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罢黜的当天逃离罗马，飞赴慕尼黑。他被径直带到希特勒的总部，在先见过里宾特洛甫之后见到了元首。当墨索里尼被立为北部萨罗共和国的首脑后，法里纳奇回到了他在克雷莫纳的封地，仍然认为纳粹会取得胜利。1945年4月下旬，当盟军部队作势要攻入城市时，他和一小批下属赶忙钻进汽车，溜之大吉。当他们试图突破米兰北部的一处路障时，遭遇了射击。司机被射杀，法里纳奇被抓获。游击队将俘虏带到邻近的一座小镇，很快把他送上了“人民法庭”。审判只持续了一个小时，他被判处死刑。

在行刑的小镇广场上，他要求给他指派一名神父，后者聆听了他的告解并宽恕了他的罪孽。他们要蒙住他的双眼，让他面对墙壁，对他背后开枪，但是法里纳奇誓死抵抗。在游击队的狂殴之下，他屈服了。可是当行刑队打算扣动扳机时，法里纳奇突然转过身来，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高喊“意大利万岁！”，随即胸膛被子弹击穿。他们没有着急收拾尸体，给路人足够的时间对它吐痰和拳打脚踢。配枪的人对着这具最法西斯的法西斯党人的尸体射击泄愤。[6]

与教宗大使和塔基·文图里频繁会面的圭多·布法里尼，一直到最后都深得领袖的信任。在那场命运攸关的法西斯大议会上，他是给墨索里尼投赞成票的少数派，当巴多格里奥的新政府组建之后，他遭到了逮捕，但随即又被德国人释放。来到萨罗之后，他成了意大利傀儡政府的内务部部长，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围捕犹太人。1945年4月25日，他也身在米兰，并且和墨索里尼一样想要穿越瑞士边境，抓获他的游击队将他送到米兰接受审判，他比领袖多活了三天，行刑队在4月31日取走了他的性命。[7]

墨索里尼被枪决的时候，彼得罗·塔基·文图里神父已经年高八十三岁，此时的他决定重新埋头写书。1951年，耶稣会史的最后一卷面世，此时离这套经典著作第一卷的出版已经过去了四十一年。当他在1956年3月过世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刊登了简短的讣告。两家媒体都认为是他促成了《拉特兰条约》的签订，但是在帮助庇护十一世和墨索里尼进行磋商的人当中，他只能居功第二。[8]

登上圣彼得宝座之后，庇护十二世决定留任弗兰切斯科·博尔贡吉尼，让这位虔诚而不谙世事的神父继续担任教宗大使。他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到了战后，直到1953年，也就是他过世的前一年，才被教宗任命为枢机。

阿戈斯蒂诺·杰梅利神父在1939年发表的反犹演讲获得了法里纳奇的高度赞扬，作为圣心天主教大学的创始人和校长，后来他继续巴结国内的当权者。[9]战争结束之后，意大利当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制裁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法西斯主义者，如果他们的职务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则一律予以撤职。[10]1933年，杰梅利的两位学生曾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而杰梅利向警方举报了他们的行为，当他面临多项类似的指控时，作为校长的他被停了职，等候进一步的听证。

次年，第二届委员会继续开展第一届的工作，该届委员会的主席正是任教于圣心天主教大学文学系的埃齐奥·弗兰切斯基尼（Ezio Franceschini）教授。新一届的委员会赦免了杰梅利，并允许他重新担任校长。此后，杰梅利将弗兰切斯基尼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并最终成为这所大学的校长。[11]如今，杰梅利在罗马依旧享有殊荣，这座城市最好的天主教医院和一座火车站都是以他命名的。

国王的遭遇则相对凄惨。1939年8月下旬，美国驻罗马大使从罗斯福总统处收到紧急指示：向国王传达总统的个人吁求，希望他能尽一切可能避免意大利参战。当时，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正在皮埃蒙特的山间度假，菲利普斯于是搭乘火车前往都灵。当大使的座驾抵达偏远的营地时，国王穿着寻常乡下人的衣服以及一顶棕色软帽等候着他。他陪大使来到一座小木屋，菲利普斯传达了罗斯福在最后关头提出的吁求。

当大使说话的时候，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保持着沉默。当他说完，国王开始讲话了。他解释道，自己不过是个立宪君主。“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也只是将这一请求传达给政府。”菲利普斯非常失望。两人之间升起一阵厚重的沉默。美国大使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于是询问国王钓鱼收获可好，国王的脸上马上浮现出笑容。他骄傲地说道，自己已经钓到七百条鲑鱼，但按照惯例，他会在这个营地一直待着，直到钓到一千条为止。大使表示这个世界恐怕要陷入恐怖的战争，国王是否会返回罗马，埃马努埃莱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计划前往比萨附近的农场，并进一步说道，“你知道的，我讨厌宫殿”。[12]

1939年4月，意大利攻陷了毫无防备的阿尔巴尼亚，国王又增添了阿尔巴尼亚国王的头衔，可是当意大利部队接连失利之时，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却想尽办法撇除自己的责任。战争结束之时，他与法西斯政府的密切关系令他声名扫地，国王宣布退位，妄想把王位留给儿子翁贝托。1946年，意大利举行了全民公投，驱逐了意大利王室。战后的意大利将以共和国为政体。

庇护十二世的命运与国王截然不同，他逃过了所有指责，没有人将意大利的受难怪罪到他头上。事实上，许多人为他打造了一幅与法西斯政府为敌的英雄形象。所谓的“庇护保卫战”[13]（即有关庇护十二世的激烈讨论）主要关注他与希特勒的关系，而不是他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当纳粹党人及其同谋（其中许多人都自认为是天主教徒）屠戮欧洲的犹太人时，庇护是否要为没有出声讨伐大屠杀而承担责任？约翰·康韦尔（John Cornwell）曾撰写了一部具有争议性的作品，将庇护十二世称作“希特勒的教宗”，这部作品引发了热议，也可能导致了一些误解，帕切利是否真是如此？[14]批评他的人指控他是个懦夫，背叛了教宗作为先知的责任；而为他辩护的人则认为，他是犹太人的挚友。

有趣的是，迄今为止学界都鲜少关注，在走向战争的那几年里，欧金尼奥·帕切利在意大利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与法西斯政府有着怎样的关系？当年老而易怒的庇护十一世打算破坏梵蒂冈与法西斯政府的合作关系时，他是否出手阻拦这种情况的发生？

庇护十二世于1958年过世。他的继任者若望二十三世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彻底改变了教会的路线：犹太人不再被妖魔化；教会鼓励不同宗教之间达成理解，而不再予以蔑视；教会赞同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再对其进行攻击。

[1] Santarelli 1991; Romersa 1983, pp. 269–273.

[2]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齐亚诺担任了意大利驻圣座大使的职务。

[3] Moseley 1999, pp. 176–247.

[4] 墨索里尼最后的几日催生了大量的文献。我的描述大体上基于米尔扎（2000, pp. 935–947）和博斯沃思（2002, pp. 410–412）。根据相关研究，墨索里尼从科莫镇写给妻子的信很有可能是雷切尔杜撰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见Luzzatto 1998。

[5] Innocenti 1992, pp. 116–117.

[6] Pardini 2007, pp. 439, 455–459; Festorazzi 2004, pp. 260–261.

[7] Innocenti 1992, pp. 169–170.

[8] NYT, March 19, 1956, p. 31.《华盛顿邮报》（March 19, 1956, p. 26）报道说，尽管这位耶稣会士死时无籍籍名，但正是他“策划了1929年的《拉特兰条约》”。

[9] 杰梅利悼念教宗的文章刊登在他名下的杂志《生活与思考》上，可以说是庇护十一世悼文中法西斯色彩最浓厚的一篇。尤其令人不快的是，这篇讣告的结尾并没有赞美那位它理应悼念的人，而是赞美了墨索里尼，并回顾了“意大利天主教徒亏欠这位无可比拟之人的感激之情，在庇护十一世眼里他是天主派来与自己相会的人”。Ranfagni 1975, p. 216.考夫林神父同杰梅利不谋而合，也在庇护十一世死后，为他打造了一副极度亲法西斯的形象。《考夫林神父宣传，庇护十一世从红军手里救下了西方文明》，BG, February 12, 1939, p. 8；《考夫林认为教宗是欧洲的救星》，NYT, February 13, 1939, p. 2。当盟军部队在1944年6月将德国人赶出了罗马，并且一路向北挺进时，杰梅利神父和其他类似的人都不顾一切地试图说服胜利方，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7月，当与多梅尼科·里戈尼（Domennico Rigoni，一位他在墨索里尼上台前就交往的旧相识）聊天时，他道出了自己即将用于人前的说辞：如果他曾经讨好过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领导人，那只是因为他为了保护圣心天主教大学而被迫如此；他实际上是个反法西斯人士，一位基督教民主党人士，里戈尼阻止他说：“没用的，我的朋友，你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你怎么否认都没有用。”ACS, MI, FP “Gemelli,” Milano, 10 luglio 1944.

[10] Bocci 2003, p. 505.

[11] 玄妙的是，委员会处理杰梅利问题的文件都丢失了。关于杰梅利在战后试图保住自己职位的努力，以及梵蒂冈给予他的支持，参见Parola 2003。

[12] Phillips 1952, pp. 231–233.

[13] Ventresca 2013.

[14] Cornwell 1999.

作者按

按照通常的说法，罗马天主教会英勇地同意大利法西斯党作斗争。两任教宗都反对独裁，因为它剥夺了人民的权利。教会的平信徒组织意大利公教进行会是制衡政府的中坚力量。在这一粉饰太平的叙述中，法西斯于1938年颁布的“种族法案”引发了梵蒂冈的愤然抗议，教会谴责政府给予犹太人不人道的待遇。

不幸的是，正如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法西斯政府得以掌权并维护其统治地位，梵蒂冈起了核心作用。意大利公教进行会与法西斯当局亲密合作，延伸了警察镇压民众的触手。政府将犹太人当作二等公民，教会不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还为墨索里尼采取严苛措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根据。正如本书所示，梵蒂冈与墨索里尼达成了秘密协议，并没有对意大利臭名昭著的反犹“种族法案”提出任何批评，而是作为交换让公教进行会受到优待。尽管本书罗列了诸多证据，但是这在意大利几乎不为公众所知，我相信许多人定然会否认这一事实。领袖及其下属倚仗教宗身边的人，控制庇护十一世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日益加深的疑虑，这一事实太令教会难堪，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制衡庇护十一世的核心人物乃是欧金尼奥·帕切利枢机，也就是那个接掌圣彼得宝座的人。在今天，对于教会因循守旧的人士而言，确保帕切利（教宗庇护十二世）的圣徒形象可谓是至关重要的使命。

2006年，梵蒂冈开放了涵盖这一戏剧性时期的档案，这些年月的全部故事终于可以得到讲述，它们是那么丰富而跌宕起伏，包含那么多出人意料的史料。帕切利枢机每天记录着他与教宗的会面情形，还有数万份其他档案为我们照亮了这段历史，这些资料如今都可以在梵蒂冈秘密档案中找到。其他新近开放的关于这段时期的教会档案也包含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比如耶稣会总部的档案。我们正是在那里找到了关于彼得罗·塔基·文图里神父的大量文件，为我们揭示了这位教宗—墨索里尼特使的隐藏身份。

尽管教会档案帮助我们取得了许多珍贵的洞见，但是它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完整，还有许多内容需要从法西斯政府的记录中挖掘出来。幸亏我们掌握了这些文件，任何其他历史记录都不可能对梵蒂冈的密谋有如此生动的描述，也不可能对其丑闻有这么形象的记载。这份厚重的法西斯警方档案记录了诸多人物的丑行，其中一位乃是教宗的门徒，尽管受到一系列娈童指控，却依旧一路晋升至枢机。也正是这份警方档案令我们获知，塔基·文图里神父原来多次遭遇诡异的暗杀，以及他拼命想要保守的一个秘密。所有这些都归功于法西斯政府广布的间谍网络，线人发回的报告装满了政府的那许多档案盒，暴露了教会高层的权力斗争，这是任何梵蒂冈档案都不会予以记录的。它令我们得以窥见教宗调查所披露的诸多难堪之事，而正式文件至今仍然安全地锁在梵蒂冈的“个人”档案之中，不为大众所知。

为了撰写这本书，我整整做了七年档案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所有这些资源中搜罗出两万五千页档案，并将它们汇编成电子文档。我还研读了数千页出版资料，包括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外交函件、日记和回忆录。这项工作鲜少沉闷，因为我常常为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将来自不同档案的文件交织在一起，用以解决成型已久的谜团是一项并不轻松的挑战，但我沉醉其中。

本书两位超群的主角之间有着令人诧异的共谋关系，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原先的设想。墨索里尼和教宗有许多分歧，事实上他们的分歧在许多方面可谓无法调和，但是他们也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有火爆的脾气，一旦受人摆布，两人都会火冒三丈。他们都要求下属无条件地服从自己，那些可怜的人往往双膝颤抖，生怕招惹两位主子生气。到最后，他们都对另一方彻底失望，却害怕如果解除盟约，可能会招致可怕的后果。

这么说来，这些书页记录了两位巨人的故事，他们于同一年在罗马掌权，而他们的合作关系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走向。虔诚、学究气且派头十足的庇护十一世将大部分的成年时光都扑在老旧的手稿上，他渴望回到中世纪，那时候的教会手握无可置疑的真理。墨索里尼则是新时代的信徒，他惯于煽动乌合之众，不仅是个欺凌弱小的恶霸，还发自肺腑地反对教会。正如本书读者了解到的，他们的这段关系并没有善终。庇护十一世一度赞扬墨索里尼是天主派来的人，临终时却感到自己惨遭领袖利用。墨索里尼并不比教宗更高兴，他曾告诉法西斯大议会的成员，教宗这人对他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

致谢

2002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授权开放了庇护十一世执政时期的档案，也正是这一年，我决定撰写本书。2003年，关于梵蒂冈与德国外交关系的材料向学者开放，三年后，庇护十一世执政时期的档案全面公开。这一时期充满了戏剧元素，梵蒂冈在许多重大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一问题引发了诸多热烈的争议，而我也难以拒绝摆在我面前的这一挑战。

我把2004年至2005年的学术休假安排在意大利，也由此开始一心扑在这项研究上。尽管彼时，涉及教宗与法西斯政府关系的教会档案的主体仍未公开，但是另一方（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档案已经公之于众。我梳理了意大利的档案，主要包括国家中央档案馆和意大利外交部的档案。三年后，梵蒂冈和其他地区的教会档案向公众开放，许多新的原始资料和新的洞见变得唾手可得。

如今，我在这本书上已经花去十年时间，也在很多地方欠下了人情。我亏欠最多的是亚历山德罗·维萨尼。他基本上从项目一开始就与我共事，我们肩并肩地研读了意国档案的函件和回忆文字，然后又一头钻进卷帙浩繁的教会档案。维萨尼拥有这段历史时期的博士学位，不仅为我带来了出色的档案研究技能，还对这个涉及大西洋两岸的项目投入了极大的热忱，他的热情感染了我。

此外，我也非常幸运，在布朗大学拥有一批天资聪颖的研究助理（既有博士生，也有硕士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助力。在这些人当中，我要感谢斯蒂芬·马特、西蒙娜·波利安德里、哈里·卡斯丹、安迪·牛顿和莫妮卡·法基尼。我还要感谢安妮——克莱尔·伊尼亚斯，在巴黎期间，她帮助我完成了法国外交部的档案工作。我还须感谢为我的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的布朗大学在校职工：马蒂尔德·安德雷德、凯瑟琳·汉尼、凯瑟琳·格里马尔迪和玛乔丽·萨格鲁。此外，我还须感谢布朗大学为保罗·杜比教职提供了研究经费。

2011年至2012年的学术休假，我来到法国和意大利，当地的同仁和机构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使我能更好地写作本书，也令整个过程更加愉悦。我要特别感谢若望二十三世在博洛尼亚组建的宗教科学基金会，及其董事阿尔贝托·梅洛尼；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中心，及其常驻董事皮拉尔·帕拉奇亚；感谢罗马的美国学会，及其董事克里斯·切伦扎和主席阿黛尔·查特菲尔德——泰勒；感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吉勒·佩库。

许多同仁极其友好地解答了我的疑问，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在这些人当中，我尤其想要感谢布朗大学意大利研究院的同事马西莫·里瓦，因为我常常拿各种事情劳烦他，比如意大利文学史的问题，意大利方言和文学文本的英译等。在其他提供帮助的朋友和同事中，我要感谢阿尔贝托·梅洛尼、埃米利奥·真蒂莱、伊夫林·林肯、莱斯利·里瓦、罗纳尔多·马丁内斯、查尔斯·加拉格尔、S.J.、罗伯特·马里克斯、约翰·A.戴维斯、乔瓦尼·皮佐鲁索、马泰奥·圣菲利波、雷达·本斯迈亚、达格玛·赫尔佐格、露西娅·波齐和阿尔贝托·瓜斯科。

我要特别感谢毛罗·卡纳利，他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史的世界级顶尖专家，帮助我梳理了国家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并同我讨论了那个时期的意大利历史。我还要感谢博尼法乔·皮尼亚蒂，他是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驻圣座大使的孙子，他允许我从他们家的档案中取用一张大使的照片。

我的好友兼著作代理人温迪·施特罗特曼值得我特别向她表示感谢。她对图书和出版的深刻理解、她的文字判断力以及她的强力支持对我意义重大。我还有幸由兰登书屋的戴维·埃贝尔霍夫担任此书编辑。他本身便是一位兼具才气和成就的作家，这对编辑来说非常难能可贵，戴维敏锐的文字眼光，以及他对本书具有重要价值的肯定，都给我提供了很大助益。他令本书更为出色。我还要感谢戴维的助理凯特琳·麦克纳，感谢聪颖的她在编辑方面所做的努力。我还感谢兰登书屋给予的其他支持，并尤其要感谢丹尼斯·安布罗斯、米歇尔·贾丝明、苏珊·卡米尔、迈克尔·金泰尔和包田拉尼，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苏珊·达娜·科泽，这么多年来，她与本书朝夕相处，与我分享了旅居意大利的喜悦。她始终提醒我不要忘记写作的目标，一本书不仅要写给专家看，还要让那些对历史所知不多的大众也有阅读的兴趣。如果足够幸运的话，她参加的某个读书会也许会读它。

注释

档案资料与缩写

（以下缩写均用于尾注）

档案资料

ACDF：信理部档案，梵蒂冈

S.O. 罗马宗教裁判所

ACS：国家中央档案馆，罗马

　MCPG　大众文化部，内阁

　MCPR　大众文化部，报告

　　MI　内务部，公共安全总局

　　　DAGR　公共安全总局，综合与机密事务处

　　 DAGRA　公共安全总局，综合与机密事务处—年度

　　　　FP　公共安全总局，政治警察处，个人档案

　　　　PS　公共安全总局

　　　　PP　公共安全总局，政治警察处，“事件”

SPD　领袖私人秘书

　　　CO　领袖私人秘书，日常通信

　　　CR　领袖私人秘书，机密通信

　　　CV　领袖私人秘书，“文件袋”

ARSI：耶稣会档案，罗马

　　TV　塔基·文图里文档

ASMAE：历史档案，外交部，罗马

　 APG　政治事务，1931—1945，德国

　APIN　政治事务，1919—1930，意大利

　APSS　政治事务，1931—1945，圣座

APNSS　政治事务，1919—1930，圣座

　AISS　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

　Gab.　内阁

ASV：梵蒂冈机密档案，梵蒂冈城

　 ANI　驻意大利教宗大使档案

　AESE　国务院，非常教务部，西班牙

　AESG　国务院，非常教务部，德国

　AESI　国务院，非常教务部，意大利

　AESS　国务院，非常教务部，神职人员

　AESU　国务院，非常教务部，匈牙利

法国外交部，巴黎

MAEI　外交部，政治与商业事务处，意大利

MAESS　外交部，政治与商业事务处，圣座

NARA：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州
　　　(所有档案都取自国家档案馆微缩胶片出版系列)

LM142　美国国务院中央机密文件，意大利，外交事务，1940—1944

LM192　美国国务院中央机密文件，德国，外交事务，1930—1939

M530　美国国务院意大利与其他国家政治关系记录，1910—1929

M561　美国国务院教宗国国内事务记录，1910—1929

M563　美国国务院教宗国与其他国家政治关系记录，1910—1929

M1423　美国国务院意大利国内事务记录，1930—1939

已经出版的外交文件

DBFP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

　DDF　法国外交文件

　DDI　意大利外交文件

DGFP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

FCRSE　南欧事务文书，英国外交部

其他缩写

ADSS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圣座法令与文件

　 BG　《波士顿环球报》

　 CC　《公教文明》

　CDT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

　LAT　《洛杉矶时报》

　NYT　《纽约时报》

　 OR　《罗马观察报》

　PNF　国家法西斯党

　PPI　意大利人民党

　 WP　《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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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报纸、杂志和期刊的所有引用都已在尾注中完整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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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治天皇/（美）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著；曾小楚，伍秋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8（理想国译丛）

ISBN 978-7-5426-6269-9

Ⅰ. ①明… Ⅱ. ①唐… ②曾… ③伍… Ⅲ. ①明治天皇（1852-1912）－传记 Ⅳ. ①K833.1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1203号

明治天皇

1852—1912

[美] 唐纳德·基恩 著　曾小楚 伍秋玉 译

责任编辑/殷亚平

特邀编辑/鲁兴刚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监制/姚军

责任校对/张大伟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从序

序章

第一章 孝明天皇

第二章 祐宫出生

第三章 开国难避

第四章 下田条约

第五章 安政大狱

第六章 赐名睦仁

第七章 和宫下嫁

第八章 “征夷大将军”

第九章 蛤御门之变

第十章 家茂去世

第十一章 孝明驾崩

第十二章 美子皇后

第十三章 末代将军

第十四章 将军遁走

第十五章 接见公使

第十六章 五条誓文

第十七章 亲王叛乱

第十八章 东都江户

第十九章 刚、毅、木、讷，近仁

第二十章 英国公爵来访

第二十一章 帝师元田永孚

第二十二章 废藩置县

第二十三章 初次巡幸

第二十四章 “征韩”论争

第二十五章 江藤新平之死

第二十六章 早蕨之局

第二十七章 西南战争

第二十八章 功臣？叛臣？

第二十九章 大久保遇刺

第三十章 吞并琉球

第三十一章 格兰特到访

第三十二章 教育改革

第三十三章 筹备宪法

第三十四章 卡拉卡瓦访日

第三十五章 自由民权

第三十六章 济物浦条约

第三十七章 岩仓逝世

第三十八章 江户的舞会

第三十九章 太子嘉仁

第四十章 帝国宪法

第四十一章 修学习业

第四十二章 大津事件

第四十三章 条约改正

第四十四章 对清宣战

第四十五章 旅顺屠杀

第四十六章 马关条约

第四十七章 暗杀闵妃

第四十八章 英照皇太后

第四十九章 藩阀终焉

第五十章 义和团运动

第五十一章 英日同盟

第五十二章 祸机暗藏

第五十三章 战前交涉

第五十四章 “发现敌船”

第五十五章 日俄谈判

第五十六章 高宗抵抗

第五十七章 庆子去世

第五十八章 伊藤遇刺

第五十九章 吞并韩国

第六十章 “大逆”阴谋

第六十一章 天皇驾崩

第六十二章 乃木徇死

终章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序章

环绕京都御所的北墙边，有一所小小的房屋。明治早期，美国传教士首次获允住在这座古都内，他们在寻找住所时，曾将家具和其他物品暂时存放在这所房子里。房子如今很不起眼，即便它是仅存的几座贵族宅邸之一，不仅在京都19世纪中期席卷御所的那场大火中幸免于难，还逃过了1868年迁都东京后的破败与损毁。

将房子和花园与外人隔绝开来的围墙外面，竖着一块小小的木牌，上面写着“祐之井”三个字。越过围墙，勉强可以看到里面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这两个标记提示着游客，这座房子的意义不仅仅是日本19世纪传统建筑的一个样本——何况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样本。事实上，1852年，明治天皇[1]就出生在这座房子里，而且据不太可靠的传说，他第一次洗澡用的便是“祐之井”的井水。[2]

明治没有出生在皇宫，而是在这样一座普普通通的房子里，因为他的母亲中山庆子（1835—1907）迫于风俗，在即将临盆时离开了皇宫。传统上，人们认为分娩会使住所触秽，因此皇室的孩子通常都在母亲家附近出生，一般是在一所单独的房子里。这所房子一旦不再使用，很可能会被烧毁。讽刺的是，明治出生的这座小房子存留的时间比四周那些精心设计、屋顶一波高过一波的贵族宅邸都要长。

庆子的父亲，权大纳言[3]中山忠能（1809—1888），为了即将诞生的亲王，在自己的宅邸旁边建了这座产房。他一开始想使用邻居的空地，不过，尽管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极有可能成为天皇，他们还是拒绝了他。最后，他只好把小屋建在自己已经很拥挤的宅邸里。跟当时的许多贵族一样，中山忠能穷得盖不起这样一所小房子——两个小房间，外加一个相连的浴室和厕所——不得不向别人借钱。[4]

房子本身虽然毫不起眼，但是一位神圣天皇（他在东京的神庙明治神宫每个新年都吸引几百万人参拜；即使平日里，也有数千人）的出生地竟然如此简陋，如此不被重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座房子长期以来被严重忽视，直到最近，他们才给它换了新瓦。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实用建筑，地面铺着光秃秃的地板，没有一丝装饰，很难看出这里是日本最有名的天皇的出生地。

对明治出生地的忽视，同时也是人们对这个人总体印象的奇怪反映：即使是那些认为明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治者的日本人，也举不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辉煌声誉。明治当然和1868年日本现代史开端的“明治维新”联系在一起，但当时他只有十五岁，显然无法对维新或者紧随其后的重大改革做出关键贡献。他的名字与对中国、俄国战争的大胜以及英日同盟联系在一起，但他在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充其量是一个仁慈的君主，而非政策或者军事策略的制定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位期间（甚至他死后很久），一直鼓舞着日本人以非凡的勇气去缔造功绩。毫无疑问，在那些为新政权实施改革的人心目中，他是一位精神上的导师。

我们普遍对他缺乏了解，并非是因为大量证据遭到封锁。明治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中，几乎每件事都有详细的记录。官方史书《明治天皇纪》几乎逐日列出了他直接参与，以及发生在他周围的相关事情。明治死后，认识他的人写了许多书和文章，回忆他的日常生活和性格，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些书都没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作为第一位与西方人见面的天皇，他也出现在那些访问过日本的外国高官的日记里。与谒见过他的几个日本人不一样，这些人没有什么忌讳，从明治第一次公开露面起便坦率地描绘他的外表，这使得他们的书读起来别有趣味。但是，他们提供的资料也很少。

除了十二卷厚厚的且印得密密麻麻的官方记录记载的大量事实以外，还有无数关于明治的传说和轶事，尤其是关于他的风流韵事和酒量的传闻。甚至有人骄傲地宣称是他的私生子，但他们的证据通常都站不住脚。的确，素材如此之多，看来对于想写一部全面传记的学者来说，唯一需要的只是耐心了。然而，在令人信服地刻画这名在位四十五年且见证了日本历史上最伟大变化的人物上，明治天皇的传记作者鲜有成功。

原因可能在于这些传记作者（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承认）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即明治天皇的个性并不见得比那几张印有他画像的纸来得深邃和复杂，人们习惯向这些君主的画像鞠躬，而从不考虑隐藏在表面以下的东西。为了证明明治也有“人性”的一面，传记作者通常会讲一些趣闻逸事，说明他冷漠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对皇后炽热的爱，或者他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自己的臣民，或者他具有极佳的幽默感。但是这类趣闻轶事未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甚至让人很难相信。近来一些喜欢揭露真相的批评家倾向于将明治描写成一个对那些功绩没有丝毫帮助的人，或者反过来，将他描绘成一个毫不关心人民福祉的无情暴君。他们可能都错了，这样的努力只会使明治拥有持久不衰的名声和数目众多的崇拜者这件事变得更加神秘。

跟几乎同时代的维多利亚女王不一样，明治不记日记，而且几乎没有写过信。明治的父亲孝明天皇（1831—1867）留下了许多书信，大部分都充满了对世界局势发展的强烈愤怒，但是明治留下来的珍贵信件则不怎么有趣。除了在国家文书上的签名，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手迹。[5]他也没留下什么照片（也许加起来不过三四张），而当时许多地位没他高的日本人都经常去照相。他生前和死后绘制的几幅画像，要么是在视察银矿，要么是在主持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但这些都是肖像画，并非确确实实发生的真事，是一些可能从未见过明治长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6]

要想了解明治，除了官方记录和他的侍从写的非官方回忆录（有时并不可靠）之外，还可以读他写的短歌[7]。据估计，明治一生写了十万多首短歌。尽管大都是一些传统语言和意象，但包含了少量跟他生平有关的内容，其中透露出他在各种场合的情感；而他最为人知的作品——关于军队和教育的法令——都是由别人代劳，很难在他们的措辞中发现明治个人的信念。

他死后，认识他的宫廷人员所写的文章都难以令人满意，有时候还互相矛盾。有个人回忆明治小时候格外地健康活泼，可能还有点霸道，青年时期得过一次相扑冠军。另外一个跟他同样很熟的人则反驳说，孩提时代的明治身体虚弱，常常生病，这不禁使人怀疑起相扑冠军这个说法来。许多传记作者都讲了明治第一次听到枪炮声时晕倒的故事，但是另一些传记作者则否定这种说法。在面对这种种矛盾的说法时，现代读者会倾向于相信最糟糕的事情，即孩提时代的明治实际上体弱多病且胆小怕事，只是他的传记捏造了这些趣闻轶事，以显示他是强健的大和男儿。但是，明治多年以前的那个玩伴回忆明治经常打他，难道是在说谎吗？[8]

这样的抵牾并非只存在于他的童年时期，他的聪颖、明智、对人民的关心，以及与一名统治者相称的其他能力近来都受到了学者的质疑。试举一个这类矛盾的小例子：明治真的（如他的一个侍从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每天收到十几份日本报纸和外国报纸，并认真地阅读吗？[9]还是，（如他另一个侍从所说的）明治在统治初期还浏览一下报纸的标题，后来却连看都不看一眼？[10]这样的抵牾还出现在他日常行为的描述中，因此我们很难判断他是个怎样的人。如果他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品味非常简单，不愿在自己身上花钱，因此制服都打了补丁，[11]那这又如何与他喜欢钻石和法国香水的传闻对上号呢？[12]

即使艰难地读完关于他日常生活的十二卷官方记录，你也很难了解明治的感觉。我们确切地知道他何时第一次踏足御所外面，但我们真正想知道的并非这个具体的时间，而是当他从曾是他的整个世界的高墙之内走出来时，（就像释迦牟尼一样）第一次看到贫穷、疾病和死亡时，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

认识他的人称赞他的刚毅、公平以及一些别的值得赞美的品质。即使我们认为这些赞美属实，也会很想知道，一个基本上由宫中无知妇人带大，喜欢传统优雅的贵族消遣胜于武器的亲王，一个许多世代都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君主后代，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人，为什么会给人留下一直穿着戎装的军人印象？

在描绘明治的过程中，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因为他总是被一些能力非凡且个性迥异的大臣包围着。历史学家往往从这些人的角度来讨论明治的统治，认为这些人的辉煌成就都是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天皇只发挥着仪式上的作用。然而，认为明治的非凡名声仅仅源于他（相当偶然地）是大变革时代的天皇，未免对他不太公平。一个更为负面的观点认为，他的年幼和无知无疑帮了“大政奉还”领导者的大忙；你很容易想象，假如明治的父亲孝明天皇（他对外国人简直恨之入骨）没有在三十六岁时英年早逝的话，这些人的工作会举步维艰。明治尽管年轻，却也能够做出重大决策，举个例子，由于他的介入，才阻止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当时西乡隆盛等大多数大臣都主张入侵朝鲜。明治后来的多次行动——尤其是他多次到全国各地视察——使臣民们意识到日本是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将明治视为可有可无的人，就像将维多利亚女皇视为无能的人一样，是非常不恰当的。[13]

明治的第一个名字祐宫，或者祐宫亲王，是孝明天皇在他出生后一个星期给他起的。他后来的名字叫睦仁，这是他在位时签署在文件上的名字。明治这个现在人们一般称呼的名字，其实是他的谥号和年号。与西方的编年史不同，日本史书使用年号纪年。在睦仁将“明治”定为他整个统治时期的年号以前，通常一个皇帝的年号要更改多次——在一甲子六十年中的两个固定时刻[14]，或者在发生一系列自然灾害之后（这些自然灾害被认为是年号不祥导致的），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需要在历法中记录下来的祥瑞。明治的意思是“开明的统治”，这个年号从1868年他即位第一年起便作为他的年号，直到1912年他逝世为止。现在，这个年号还被用来描绘那个时期经历急速变化和剧烈动荡的整个日本文化。

我将在这本书中试着描绘这样一个明治天皇：他生于一个几百年来一直拒绝与西方接触的国家，却亲眼目睹了日本变成一个世界强国，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1] 本书称他为“明治”，尽管这是他死后的谥号。在他生前，日本人只叫他“天皇”或者“皇帝”；“睦仁”这个名字主要是和外国人交往或者签署文件时才用到的。

[2] 人们经常说，明治幼年的名字“祐宫”取自这口井，但是这口井是1854年8月京都大旱时才挖的，当时明治差不多一岁。“祐宫”这个名字（或者叫祐亲王）是孝明天皇从参议五条为定建议的七个名字中选出来的。明治的曾祖父光格天皇（1771—1840）儿时也叫这个名字。该井以亲王的名字命名，而不是反过来。孝明天皇自己因为对甘甜的井水非常满意，所以将井命名为“祐之井”（《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9页）。人们通常认为明治第一次洗澡用的是祐之井的井水（例如，栗原广太，《人間明治天皇》,第1页），但是官方记录中清楚地指出，洗澡水取自出町桥以北的鸭川（《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0、23页）。

[3] 大纳言是日本古代官职，仅低于太政大臣及左右大臣，相当于副丞相。大纳言为上述三公提供协助及参议政事，也是天皇的近侍。其下则是中纳言、少纳言。对于超出规定人数而任命的官职，则加上“权”字；后文中的亲王是日本皇室典范中对皇子、皇孙的称呼，皇女、皇孙女则称作内亲王。——译注

[4] 这座房子本身花了一百两银子，而忠能则申请借款二百两。这个申请经过层层递交，最后在关白那里被拒绝，他说没有借款超过一百两的先例。于是忠能只借了一百两，同时承诺将在十五年内分期还清。幸运的是，忠能的姑奶奶中山绩子当时任大典侍，他才得以用她的名字又借了五十两，这五十两银子将分十年偿还（《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9页）。忠能无疑希望孩子平安降生后，他女儿收到的礼物可以让他偿还这些债务。

[5] 他的许多诗都写在纸片上，由专业的女书法家誊写出来，然后销毁。

[6] 明治神宫的圣德纪念绘画馆收藏了八十幅巨大的绘画，展示了明治一生从出生到葬礼的各个重大事件。这些画由当时的杰出画家在1926—1936年间创作，但是很可能没有一位画家亲眼见过明治。意大利画家Edoardo Chiossone（1832—1898）是少数几位为明治画过肖像的画家之一，他的画被大多数人看成是照片，张贴在日本的所有学校。

[7] 短歌是和歌最常见的一种形式，由五、七、五、七、七个音节组成。——编注

[8] 木村祯之祐回忆说（当时他七岁，明治八岁）：“一旦发生什么让他不高兴的事，他通常会抡起拳头，一拳打向那个倒霉的人。我记不清自己有幸挨过他多少拳头。不管怎么说，我比他小一岁，一般不怎么怕他，总是斗胆做出一些违抗他旨意的事情来，每次他都会赏我几个拳头”（《明治天皇の御幼時》，第17页）

[9] 坊城俊良，《宫中五十年》，第15页。

[10] 至于他为什么不再看报，可以参考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3页。

[11] 《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44页、第175页。

[12] 《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44页、第175页。日野西在第59页提到明治有时会花几万日元购买钻石戒指；第146页上说他每两到三天就用完一瓶香水。

[13] Giles St. Aubyn评论道：“几乎所有的19世纪宪法文本都暗示女皇是一个摆设……实际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听到了这样的废话可能会哭笑不得”（Queen Victoria, p. 218）。

[14] 即辛酉、甲子两个年度。——编注

第一章
孝明天皇

孝明天皇有两幅画像。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第一幅，天皇身着朝服坐在隆起的榻榻米（玉座）上，头戴独特的天皇冠冕，顶上有突出的羽状带子。他那张椭圆形的脸微微转向右边，沉静而无表情，这是典型的朝服画。没有什么（也许除了羽状带子的角度）显示这幅画像作于19世纪而不是其他时候，比方说，13世纪。从孝明的表情中也看不出他长期为自己动荡不安的统治感到揪心。这幅画像中，孝明和他两百年前的祖先一模一样。他们大多是对国家几乎没有贡献的傀儡，一生都不为大多数日本人所了解，如今甚至名字也已经被人遗忘。尽管这幅画像中的孝明面无表情，但人们却牢牢地记住了他。[1]

第二幅画像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他脸上露出强烈的个性，似乎主要是愤怒。孝明大半生时间确实充满了愤怒。他留下来的书信和文件都清楚地表明，在他在位期间，几乎每件新生事物都令他感到愤怒。他不只对每件事情生气，还为自己无法阻止政府和社会发生这些迫在眉睫的变化而沮丧不已。

孝明生于1831年7月23日。他的父亲仁孝天皇，是官方记载的第一百二十代天皇。他的生母并非皇后，而是一名侍妾，是贵族藤原实光的女儿。但是，孝明名义上是皇后生的孩子。作为仁孝天皇的第四子，按理说他是没有机会登上皇位的，但是他的哥哥在他出生之前全都死了。这个时期，甚至到后来很晚近的时候，皇室婴儿的死亡率都高得惊人。在仁孝天皇的十五个孩子中，只有三个活过三岁；在孝明的六个孩子中，只有一个（明治）活了下来；而在明治的十五个孩子中，只有五个长大成人。[2]不清楚为什么皇室的婴儿死亡率会比同期的日本农家高出这么多。[3]人们将其归咎于各种原因，例如过早结婚（皇位继承人通常十六岁结婚）、宫廷医生医术的落后、宫廷中弥漫着不健康的阴沉气氛等。也许还包括——尽管这一点很少被提及——可供挑选为妃的贵族女子数量非常有限，从而导致了近亲通婚。

孝明天皇像

特别是18世纪初以后，除了一些例外，天皇的寿命都不长。樱町天皇死于三十岁；他的继任者桃园天皇，二十一岁；后桃园天皇，二十一岁；仁孝天皇（孝明的父亲），四十六岁；孝明天皇，三十六岁。因此，太子很早便登上皇位：孝明的祖父光格天皇九岁登基；其子仁孝天皇，十七岁；孝明，十五岁；他的儿子明治也是十五岁登基。在其他情况下，年幼无知的皇帝登基可能使国家管理出现严重的问题，但事实上，不管天皇是具有君主智慧的可敬典范，抑或只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对日本政府几乎都没有影响：他并不参与政事，唯一的公开活动是举行规定的仪式和庆典。[4]幕府将军在拟定行动计划之前，无须听取天皇的意见，一旦做出决定，也不必征得天皇的同意。到了孝明时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孝明在京都（约八十九公顷）中心的御所长大[5]。京都是皇宫和大多数公家（贵族）的宅邸所在地，而御所则是皇室家庭的全部世界。根据东久世通禧（1833—1912）的说法，幕府的政策就是将天皇与世隔绝，把他看作活着的神一样，且严格禁止将新的或者不寻常的事情通知他。[6]东久世十岁时被选为孝明的玩伴，他晚年讲述了记忆中有关孝明的童年故事，担心如果不把回忆记下来，那些古老的传统将会永远消失。他的回忆非常特别，具体到他亲眼目睹的许多仪式细节——在场的每个人、他们穿的衣服、收到的礼物等等。下面是他对一个典型仪式的描述：

六月初七，皇太子九岁[7]。这天在御学问所[8]举办了“初读”仪式。亲王并非到了九岁才开始读书。事实上他已经读过了《孝经》和《大学》，左大将鹰司是他的老师。这个仪式完全就是走过场。皇太子穿着二蓝三重襷样式的直衣、紫色龟甲纹的奴袴，坐在中房中。[9]中纳言久我建通把一张桌子抬到皇太子前面。舟桥在贤坐在桌子前。他将《古文孝经》的序言诵读三遍。皇太子随即跟着他念。之后舟桥退出，久我上前，把桌子搬走。皇太子随后回到皇宫。[10]

皇太子的教育主要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声朗读《孝经》这样的儒家经典。他一开始读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含义，但最终不仅能阅读文言文，还能用文言文写诗。书法同样是皇太子必须学会的一项技能，而选择什么人作为书法老师则至关重要。最后，皇太子应该能创作古典形式的日本诗——短歌。

除了这些传统教育课程之外，皇太子从书本中获得的知识似乎很少——也许仅限于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地理的基本知识。有些天皇喜欢读日文小说，其他人则醉心于宫廷演出了上千年的舞乐，根据记载，宫廷中也曾演出能乐[11]。但这些爱好不过是些消遣，和幕府要求天皇作为主业学习的真正的学问不同。

1615年，前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其子德川秀忠（名义上的将军）以及贵族二条昭实（曾任关白）共同拟定了一部贵族的行为规范法典。这部名为《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法典共有十七条，可能是模仿圣德太子在604年颁布的《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天皇应该以研习学问和艺术为第一要事。德川时代的天皇似乎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条：学问（有限的几本儒家经典著作以及日本的传统礼仪做法）以及艺术（主要是短歌和书法）成为他们教育的主要内容。学习儒家经典并非为了有一天能够挑战德川时代的学者对经典的诠释，而只需基本熟悉孔子学说，并能在适当的时候引经据典就足够了。十七条中的其他条文都和具体的事情有关，比如朝廷官员的任命、贵族的遗产继承、各个贵族家庭的地位高低和座次排列以及贵族出家后应该享受的待遇等。

即使他们讨厌高高在上的幕府，怀念遥远的过去（那时的天皇是最高统治者），但是大多数天皇和贵族对各种严苛规定都不敢表示不满。他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并似乎浑然不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也能使他们念叨上几十年。即使他们讨厌幕府干涉自己的生活，讨厌江户派驻京都的官员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但是他们心里很清楚，没有幕府给的薪俸他们就活不下去。

对于低级贵族来说，薪俸通常不足以维持一家人正常的生活开销，因此许多人不得不做一些兼职，最好是那种不辱没他们身份的职业，例如拓印古代名家的书法作品，或是绘制新年期间玩耍的纸牌。他们在出售作品时靠的是自己显赫的名声。岩仓具视（1825—1883）家族是德川时代晚期和明治时代早期最显赫的家族，他们家非常穷，不得不将房子出租给赌场，由于岩仓家的贵族身份，赌场可免受警察的管制。不过，就算最穷的贵族也对自己的血统和社会地位感到骄傲，而且他们总体上仍受到社会的尊重，尽管如这些贵族亲口所说，他们也有些人胡作非为，为了赚钱完全不择手段。[12]

天皇和宫廷的贫穷经常被夸大，尤其是通俗历史作者添油加醋地编造了一些故事，好像连天皇也是勉强才能活下去。实际上，即使按当时大名（他们的财富同样常被夸大）的标准来看，天皇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德川时代的天皇生活肯定非常无聊。除了夜里寻欢作乐得到的安慰之外（后水尾天皇有三十七个孩子，后西天皇则有二十七个），每天的工作似乎都是主持各种仪式，这些仪式年复一年地进行，不曾有半点变化。此外，我们也可以认为除个别例外，天皇生活的最压抑之处在于他的活动范围非常小。天皇从未远离御所，但他们偶尔会到城里各处去转转。举个例子，1626年后水尾天皇就在二条城（幕府将军在京都的行辕）住了四天。但是1632年德川秀忠死后，他的儿子德川家光凭借自己的能力当上了幕府将军，此后幕府便不允许天皇离开御所。固然，有几次御所发生了大火，天皇被迫到京都的寺庙避难，但是说那些1632年以后继任的天皇是被软禁的政治犯，也并不夸张。

逊位的天皇可以到御所外自由旅行。京都东北部山中的修学院原本是1650年为逊位的后水尾天皇修建的游乐场所。后来其他逊位的天皇也时不时造访这里，但总体来说还是多年无人居住。1823年光格天皇[13]逊位后，向幕府将军请求想参观修学院，于是该处才匆匆忙忙进行了维修。当时盛况空前：

日吉（比叡）山麓修学院御茶屋，后水尾院法皇[14]始御幸，灵元院法皇[15]亦屡屡行幸。享保十七年（1732），灵元法皇薨后，星霜百年，荒废以至行幸断绝。文政六年（1824）秋，武家（幕府）命新修，复其旧貌。文政七年九月廿一日，太上皇（光格天皇）始御幸。出清和院御门，抵桝形，渡鸭川，至新田山端御休憩之所。万民欢呼，高喊万岁。观者盈衢，实圣明之世。[16]

幕府允许逊位和出家后的天皇享有这种自由，但在位的天皇却没有。从1632年到1863年孝明参拜贺茂神社和石清水八幡宫为止，历代天皇极少离开御所，少有的几次也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灾难。他们没有人见过大海或富士山，也没见过幕府统治下的江户城。天皇毕生所见不过数百朝臣，普通日本人一眼都未见过他。京都人当然知道天皇就住在御所的高墙后面，但是除了一些极罕见的场合（例如逊位的光格天皇参观修学院）外，他们连他坐的轿子都难得一见，更不要说天皇本人。除了少数几名高级侍臣，没有人能见到他。天皇是一个隐藏在帘子后面的人，让人敬畏，并与人间俗世相距甚远。

少数几个人既是侍臣又是孝明天皇的朋友，东久世通禧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回忆孝明天皇精通学问时说：“（他）可轻易阅览四书五经等[17]，学力足以授课。和书尚未学习，然作和歌，由其父皇添削，日日诵读。其和歌颇为优异。自大纳言羽室显孝处习雅乐，亦长于笛子。”[18]

1840年孝明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子，那一年他十岁。东久世回忆说，在举行册封典礼之前，皇室下令七大神社和七大寺庙举行仪式，祈祷典礼不会被大风大雨打断。[19] [20]真正的仪式在紫宸殿（举行国家庆典的地方）举行。仪式结束时，天皇将壶切之御剑赠给皇太子，这把宝剑的拥有者将是下一任天皇。

东久世直到1842年才真正成为皇太子的伙伴，但是他两年前就从传闻中知道了孝明那天的样子：“御发型为总角，因尚未加元服，故在头顶中分，垂至耳边梳成圆形。圣德太子画像中有二童子，即似该童子发型。”[21]

也许东久世只是从别人那里知道这个仪式的，不过他亲眼见证了孝明的加元服仪式，或者说成人礼，这是皇太子一生中的第二个重要仪式。加元服仪式于1844年5月11日开始，那一天要把皇太子的牙齿涂黑。孝明非常抗拒，因此人们不得不强迫他。（我们不难想象给一位十三岁少年的牙齿涂上脏兮兮的黑色液体时他扭动尖叫的样子。）接下来两天进行仪式的彩排。东久世解释说：“天子一朝只一度之事，当值者少有记忆，故皆依记录，演习大概。”[22]

举行仪式那天，天刚蒙蒙亮，皇太子就穿上了庆典的服饰。所有贵族都穿着束带[23]，并佩戴嵌有螺钿的太刀[24]。仁孝天皇出现了，后面跟着一位手捧皇太子御冠的侍女。在紫宸殿里，宫内省的官员掀开帘子。皇太子的老师领着他来到台上，关白[25]鹰司政通（1789—1868）走上来站在皇太子旁边。右大臣九条托着皇太子的后裾。在这个肃穆的时刻，所有贵族都拜倒在地，外面的那些低级官员也全都跪下了。内大臣近卫忠熙（1808—1898）将御冠戴在皇太子头上，权中纳言久我建通为他束发。近卫再次走上前来，将帽子取下，然后离开。久我上来帮皇太子重新整理头发。整理完毕，皇太子退入内宫更衣。[26]仪式结束。

1846年2月23日，孝明天皇的父亲仁孝天皇驾崩。没有人料到他会死：他正当盛年（只有四十六岁），且身体向来非常强壮。仁孝只不过患了点小感冒，并无其他病状，但他起床去厕所时，却发现自己站都站不稳。侍女们过来搀他，但根本抬不动这个强壮的男人，他不得不爬去厕所，途中病发而亡。死讯并没有立刻公布，相反，皇宫对外宣称天皇病得很厉害，已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希望退位。不过，没有幕府的允许，天皇是不可以退位的。幕府在京都的代表所司代随即派人向江户请示，但是在收到回复时仁孝已经死了很久了。

3月13日天皇驾崩的消息正式发布。一个星期后，举行了一个孝明登基的简单仪式。孝明登基后的第二天，仁孝的尸体入殓。接下来，3月30日，宫内宣布宫女九条夙子（1834—1897）为女御（地位仅次于皇后的妃嫔），标志着孝明现在有妻子了。[27]

官方记录中，孝明统治初期的大部分事情都没什么历史意义。其中列举了为去世的仁孝天皇举行的法会、净化等仪式，月食，斗鸡等——一切都事无巨细地详细记录，也许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院（一所培养贵族子女的学校）开始授课。不过，1846年10月19日的一则记录则非常醒目：“二十九日（壬午）异国船渡来之事，京师风闻，故降海防之敕至幕府。”[28]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有天皇发表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只可能是十五岁的孝明（或者他的顾问）在得知外国入侵的威胁之后极度惊恐的结果。1847年6月9日的记录也是同样的语气：“二十五日（甲戌）石清水临时祭，以参议野宫定祥为敕使，特以外舰来航之事，祈四海静谧。”[29]

这是孝明多次向神灵祈祷中的一次，他祈祷神灵帮助自己将外国侵略者赶出日本。但是，孝明一生都没见过任何外国人。事实上，他在石清水八幡宫祈祷的时候可能根本就对他们一无所知，而就算在统治后期，他也没有增加多少了解；但是他非常肯定，外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西方人）的出现是神国[30]无法忍受的侮辱。

孝明祈祷中所提到的外国军舰，可能是指头一年夏天来到江户湾的两艘美国军舰。这两艘军舰的首领是海军准将詹姆斯·比德尔（James Biddle），他试图与浦贺的地方长官签署一份贸易协定，但没有成功。1846年，一艘法国军舰也来过日本。孝明在给石清水八幡宫的宣命[31]中提到了这两件事，他祈祷假如再有外国人来到日本，神社的保护神将刮一阵大风将他们吹走，使这个国家永葆平安。[32]

孝明从未改变对外国人的仇恨，尽管有时因为没有别的办法，他勉强同意外国人暂时留在日本，但仍希望时机成熟时就将他们全都赶进海里。他的仇外心理很早就形成，而且伴随他终身，这肯定是他的画像表情如此凶恶的一个原因。

1847年10月31日，孝明的加冕典礼在紫宸殿举行，这一年他十七岁。孝明发表了一份宣命，祈祷天下太平，并请神灵保佑他的所有子民。从保存下来的资料来看，这次典礼相当隆重，而且第二天，那些平时不准接近皇宫的人也能够一睹场面的辉煌。[33]

加冕典礼之后，孝明的日常生活和之前并没多少区别，仍是一些宗教仪式、诗会以及朝廷官员的辞职和晋升。必要时孝明会创作一首短歌，通常都是用轻快的语言：

花园里

梅树和柳树

都披上了春色

混合着早晨的太阳

和画眉鸟的歌声[34]

接下来几年，唯一令人不安的事情是日食和月食。发生日食和月食的时候朝廷的一切活动都要暂停。孝明观看宫里的舞乐和能乐表演，适时举行赏月的宴会，并参加各种仪式和集会。他严格按照规定，在每年的同一时间进行各种仪式。官方的历史记录中极少出现个人的事情，除非是得了罕见的疾病。御所之外，大火烧毁房屋，洪水摧毁桥梁，每一次灾难后天皇都派人到各大神社去为子民祈福。

外国军舰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日本海域，每次都让孝明心神不宁，但是他对这些威胁的反应最多就是派人到七大神社和七大寺庙去祈祷天下太平。

官方的历史记录里也会出现一些欢乐的时刻，例如孝明的皇后系上了腹带，两个月后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出生了。十三天后一个侍妾给他生了个儿子，但是母子俩在同一天都死了。孝明在位期间，皇室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而这是第一次。男婴的母亲并非皇后，但这并不会降低他出生的重要性，也不会减少天皇对他的死的痛惜。但是他活的时间太短，以致通常为表示尊重死者而发布的京城鸣物停止令都没有颁发。[35]

孝明统治初期记载的事件都不太有趣，但是那些知道后来事件的读者有时也可能对一条看似就事论事的无趣记录产生兴趣。例如，1851年8月8日的记载中说天皇派人给有栖宫炽仁亲王（1835—1895）捎去口信，称已同意将妹妹和宫亲子内亲王（1846—1877）嫁给他。[36]当时和宫只有五岁，这门亲事完全是出于王朝的考虑而提前缔结的，但是十年后幕府将军向她求婚时，这个婚约将成为严重的障碍。

还有，1851年10月15日的官方记录简略地提到一名亲王出生了。[37]假如事先不知道谁是这一天出生的话，那你还要接下去阅读很多页，才会恍然大悟，那名刚刚出生的亲王原来就是后来的明治天皇。

[1] 天皇的官方画像之所以缺乏个性，可能是因为这些画像都是在天皇死后，由从未见过他的画家绘制的。我们知道有一幅画像的情况是这样的：1846年11月4日，仁孝天皇逝世八个月后，曾经为光格天皇画过像的丰冈春助奉命为仁孝天皇绘制画像，为此获得了十两银子和两段（日本布匹单位，一段布宽约三十四厘米，长约十米。——译注。）丝绸的润笔费（《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270—271页； 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141页）。

[2] 关于这三位天皇的子女，以及大宅壮一对死亡率如此之高的看法，请参考《大宅壮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4—26页。

[3] 1899年日本的婴儿死亡率为153.8‰，即便四十年以前的数字要高一些，但是仍与皇室婴儿死亡比率相距甚远[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新潮 45》7(10)(78)，第62页]。

[4] 这些仪式对宫廷来说当然极为重要，因此，在德川时代，发生过两次这样的情况：由于皇位的男性继承人年纪太小，无法举行这些仪式（即使做做样子也不行），而选出一位内亲王担任女天皇统治国家，直到男性继承人成年为止。Herschel Webb写道：“周而复始的仪式、宣誓就任以及岁时礼仪就是天皇和宫廷的全部‘国’事”（The Japanese Imperial Institution in the Tokugawa Period, pp. 119-20）。

[5] 现在位于京都市区的北边。

[6] 东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41页。

[7] 实际上是他生日前一个星期。按照西方的算法，当时孝明八岁。我在本书中的其他地方已经将阴历转换为阳历，人物的年龄也从日本的算法转换为西方的算法，但是在直接引用时则遵循原文。

[8] 京都御所中供天皇及皇子学习的宫殿，也是宫内举行诗会等活动的场所。——编注

[9] 二蓝三重襷直衣是近世日本皇族夏季的标准上衣，二蓝是一种青紫色，三重襷是一种菱形图案，直衣是平安时代以后皇族及贵族的日常上衣；奴袴是贵族服饰中的下衣，和直衣等搭配，少年亲王着紫色龟甲纹；中房即中段。日本武家住宅样式的建筑中，大厅多有数进，称之为段，一般分为下段、中段、上段，各段地板依次增高，从侧面看，可看作下房、中房、上房。——编注

[10] 东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4页。至于官方根据各种来源编写的这次仪式的记录，请参考《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43—45页。

[11] 舞乐即雅乐，是一种日本宫廷中祭祀、燕享时的音乐舞蹈，与中国古代舞蹈中的雅乐含意不完全相同，其包括日本固有的乐舞催马乐、朗咏等；能乐是日本独有的一种舞台艺术，演员佩戴面具演出的一种古典歌舞剧。——译注

[12] 请参考三条实万对“堂上公家”的不正当行为的表述。“堂上公家”是指那些允许出现在天皇面前的高级公卿（福地重孝，《孝明天皇》，第21页）。例如，他们在卖药时会称自己的医术是祖辈传下来的，非常灵验。在街上遇到一名军人或者富商时，他们会因为一些琐事指责对方冒犯了他，从而要求对方赔偿。本身也是高级公卿的三条说，那些 “堂上公家”的快速致富计划如雨后春笋一般，随处可见。

[13] 光格天皇（1771—1840），第119代天皇，孝明天皇的祖父。——编注

[14] 后水尾天皇（1596—1680），第108代天皇。1629年因紫衣事件以及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令乳母春日局面见天皇（春日局无官位），愤而传位给六岁的女儿，以太上皇执政。日本天皇逊位后称太上天皇，简称上皇。出家为僧的上皇则称太上法皇，简称法皇。后水尾院是院号，是对上皇的尊称。——编注

[15] 灵元天皇（1654—1732），第112代天皇，后水尾天皇之子。——编注

[16] 《古事類苑》卷十二，第747页。

[17] 儒家的教材。四书指的是《论语》、《中庸》、《大学》和《孟子》。五经指的是《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和《礼记》。

[18] 东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3页。雅乐是一种古老的庙堂音乐，仍然在宫廷和一些神庙演奏。演奏时通常伴随着舞乐的舞蹈。

[19] 东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3页。

[20] 七大神社指的是伊势、石清水八幡宫、下鸭、上贺茂、松尾、稻荷（伏见）以及春日神社；七大寺庙指的是仁和寺、东大寺、兴福寺、延历寺、圆成寺、东寺和广隆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佛教寺庙都隶属于“奈良六宗”或者天台宗和真言宗，与镰仓时代以及后来出现的重要宗派不同。

[21] 东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4页。

[22] 东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5页。

[23] 贵族的正装，一种曳地长袍。——编注

[24] 太刀，刀刃长六十厘米以上，刀刃朝下，佩带在腰间的日本刀。武士佩带在腰间，刀刃朝上的称为“打刀”。——编注

[25] 关白，日本古代宫职，是摄政一职在天皇成年后的称呼。关白退位后称“太阁”，若出家为僧，则称“禅阁”。摄政关白合称“摄关”，除丰臣季吉、丰臣季次外，皆由藤原氏及其分家担任。——编注

[26] 东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35页。

[27] 实际上她直到1848年1月10日才成为他的妻子（《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764页）。夙子生于1834年，但是由于这一年不太吉利，于是她的官方出生日期被提前到1833年（福地重孝，《孝明天皇》，第35页）。即使成为孝明的妃子之后，她的头衔仍然是“准宫”，即准皇后之意。这个头衔分几种，最常见的是“准三宫”，意思是地位仅次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皇后。她是明治的嫡母，明治登基之后，她的头衔变成了“皇太后”。

[28] 《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255页。《武家传奏记录》等资料中详细记录天皇的信，见《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255—258页。

[29] 《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370页。

[30] 日本过去的一种观念，认为天皇是神，由天皇统治的国家是神国。——编注

[31] 天皇敕命的一种格式，全部以汉字标注日语。

[32] 《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370页。孝明当然知道13世纪时“神风”摧毁蒙古入侵者舰队的事。

[33] 福地重孝，《孝明天皇》，第44页。11月30日，普通人也被允许进入御所。根据这个时期重要的资料来源——山科言成的日记《言成卿記》——来观看加冕典礼的各色人等，就像“黑压压的云层和密不透风的浓雾一样”，人多得连空隙也没有（《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432页）。

[34] 《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512页。这首短歌作于1848年的阴历二月二十五日，菅原道真逝世的纪念仪式上。梅花开得最早，也许就是这首诗提到梅树的原因，但是传统上也经常把菅原和梅联系起来。

[35] 《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950页。如果想了解皇室或者幕府家族的成员逝世后禁止“鸣物”（乐器等发出噪音的东西）的有趣禁令，可以参看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30–32页。

[36] 《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39页。

[37] 《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81页。

第二章
祐宫出生

《孝明天皇纪》中，关于未来明治天皇出生的记载很少，但《明治天皇记》却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典侍（即侍妾）中山庆子从大概早上8点开始感到阵痛后的情况。

庆子的父亲权大纳言中山忠能立刻行动起来。巳时（上午9点到11点），他派人去请三位太医和一名接生婆，他们立刻赶来了。他还将亲王即将诞生这个消息书面通知了太政大臣鹰司政通、议奏（朝廷的发言人）[1]以及武家传奏（幕府联络官）[2]。消息立即传递给了宫中其他相关的男官和女官。婴儿在“午时半刻”（下午1点）出生。消息再次传递出去。孝明听到消息时正坐在寝宫的北花园里，一边欣赏花坛里的菊花，一边喝着午饭前的清酒。据说他听到儿子出生的消息后特别高兴，喝了很多酒。[3]

亲王刚一出生，便和胎盘一起被裹在请衣[4]中。亲王出生的消息公布后，中山家熄灭了所有的火。他们从川端道喜（1835—1902）家取来火种重新点燃——川端家多年来一直是官方的皇室年糕供应商。熄火的习俗可能与某种观念有关，即认为生育使家里的火都触秽。新火种取自一个商人之家，而不是取自神社或者某位皇室成员归隐的寺庙，令人感到有些奇怪。不过川端家自室町时代晚期起地位就非同一般，他们家的火被称为“清火”，御膳房的火也取自他们家。

为了保佑生产顺利，孩子出生前，中山忠能已经从各个吉祥的寺庙和善人那里请来了护身符。现在他可以用谢礼来还愿了。天皇派来一名宫女，给亲王留下了一把防身用的短刀[5]和一条有两个袖笼的被子（搔卷）。宝宝会收到许多别的礼物，这些礼物很传统，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很奇怪。不过出生后，首先要做的还是剪脐带、包裹，并用火烧灼脐带进行消毒。[6]胎盘洗净后会放进一个陶器里，装进一个未上漆的木桶，再用白绸布把木桶包起来，跟两把笋刀[7]、两块青石和两条沙丁鱼干一起放在隔壁房间的架子上。[8]架子前面摆着一盏长明灯，四周用屏风围起来。木桶上用铅白画着松树、竹子、仙鹤和乌龟，但是没有梅花。虽然在艺术品中它通常和松竹搭配，但梅花会凋谢，不太吉利。

剪过脐带之后，宝宝洗了第一个澡。人们遵守古老的习俗，从鸭川打来河水，再混合井水给他洗。接下来几天，宝宝都穿着贴身内衣和一件无袖上衣，直到用襁褓把他包起来。他的床就铺在一张叫做“片高”[9]的床上，安放在他出生的那所小房子的主房里。榻榻米朝东或者朝南较高的一端一般会放一个枕头，枕头两侧相对摆着两只纸糊的小狗（犬张子），两只小狗中间摆着十六种化妆品。后面是一个架子，放着亲王收到的那把守刀和一种叫做“天儿”的玩偶[10]，玩偶用白绢包着，但是四肢末端都粘着红绸布。壁龛里还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两只未上漆的木桶，木桶上绘有白色花纹。其中一只桶里放着一小包大米和两根盘成花形的丝带，另外一只桶里放着三颗蓝色的石子和两条方头鱼。[11]大米用银箔包着，每次亲王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都要将这些象征性的米撒出去，以驱赶恶魔。白丝带每条长约四米。亲王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直到第七天晚上，每打一次喷嚏都要用丝带打一个结；人们相信他打的喷嚏越多，就越长寿。床的东面立着两个衣架，上面挂着金箔点缀的红黑两色绸缎腰带。刚开始时，它们是房间里唯一的一抹颜色。按照风俗，婴儿的衣服都是白色的，上面装饰的吉祥图案（如松、竹、鹤、龟）一般也是白色的。在婴儿出生一百零一天后，这些白色的衣服将换成彩色的。

与此同时，阴阳师土御门晴雄（1827—1869）也收到信，要他尽快赶来。每次重大决策之前，或者重要事情发生之后，总会召一位阴阳师来解释事情的含义或者指示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土御门家族是世袭的皇室占卜师，他们的建议总是很有分量。分娩地点的方位取决于实际分娩的日子，在中山庆子即将临盆之前，晴雄对此已做了详细的指示。

庆子在怀孕五个月时曾经发高烧，大家都吓得不轻，虽然最后她还是挺过来并顺利生产，但人们还是丝毫不敢大意，迫切需要听听土御门的建议。可惜的是，他住得离皇宫有点远，等到他来的时候，宝宝已经在吃奶了。尽管如此，土御门还是按往常一样给出了指示，就好像他是准时到达的一样：他大声地宣告应该如何剪脐带、准备洗澡水和给婴儿洗澡，并补充了去除胎发、用襁褓包裹婴儿、掩埋胎盘等指示。这些主要是形式上的需要，因为大部分步骤都已经做了。有一件事情还没定下来，那就是掩埋胎盘的地点。出于方位的原因，晴雄选择了城东的吉田神社。这件事需要征得宫廷的同意，于是他们派了一名信使去皇宫。等收到皇宫的肯定答复时，天已经黑了。

与此同时，中山忠能和他的儿子中山忠爱（1832—1882）已经向武家传奏报告说他们因分娩而触秽。忠能还向他在宫里的同僚告知了这件事。这些也是形式上的需要。他不仅没有因为触秽而伤心，反而异常兴奋，这一点我们能够从他的诗里看出来：

今天极好

天照大神的

神圣孙子

不是别人

正是我自己的！

这首诗尽管缺乏文学价值，却完美地表达了忠能的感情。

接下来几天，每一个有意识的行为都要遵照阴阳师的指示，但他的指示并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婴儿出生后的第七天，忠能让一名阴阳师净化了孩子出生的那个房间。正要举行正式的七日仪式时，人们才意识到那天刚好是顺子内亲王（婴儿的姐姐）的百日祭，因此仪式往后推了一天。

埋葬胎盘是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重要事情。这个仪式通常在出生后的一两天举行。婴儿出生之前，中山忠能已经在自家庭院挖了两个坑，但土御门说两个坑都不太吉利。他对风水理论的理解告诉他最好选择吉田神社，但是不管怎样，埋葬都无法立刻进行。出生后的三天属于“土用”[12]的范围，在这期间忌动土，以免受到诅咒。“土用”结束后的那天是季节更换，也不宜动土。婴儿出生后的第六天，要将头上的绒毛全部剃去，同时赐予名字，这一天也不行，而接下来那天是顺子内亲王的忌日。尽管一队人已经在神社的范围内巡视过一番，并确定了合适的地点，但上述这些事情都禁止在地上挖坑。最终，明治出生后十天才举行埋葬胎盘的仪式。

然而，孝明到这时还一眼都没有见过新出生的儿子。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焦急地等待这个时刻，但是风俗比父爱更重要。亲王出生三十天后，才被带进宫见父亲。出发之前，人们在他的前额沿发际画了一条白线，然后点上黛。线的下方用胭脂写上“犬”字，作为护身符。婴儿的母亲中山庆子抱着他，坐轿来到皇宫（几百米的距离）。她随身带着首次系上腹带以及后来分娩之后所收到的特别礼物。

轿子大约早上11点出发。两名门卫开路，十名随从走在这顶八抬大轿的前面，四名穿着正式礼服的官员走在轿子的旁边，两名太医和一名管家身着朝服跟在后面。其他侍卫都穿着亚麻的武士正装走在最后。贵宾没有在队伍的行列，而是单独走着。这些人哪怕有一丝尽快赶到皇宫的想法，那么从中山家走到皇宫最多不会超过十分钟，但是队伍按照阴阳师的指引，绕了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弯路。最后他们到了皇宫，天皇正和皇后在常御殿里等候。他们俩都送了亲王玩偶。亲王赠送内侍所[13]一百锭黄金和一箱鲜鲷鱼，送给天皇十刀上等纸、海带、干鲷鱼和一桶清酒，其他礼物也随后呈上。接着，亲王宣布他希望住在母亲的寝宫里。他的外曾祖母，中山忠能的母亲，也搬到了宫里，以便可以日夜照顾他。[14]

那一年的年尾，忠能遵照京都的风俗，以外公的身份送了他第一份新年礼物“振振”和球杖。“振振”是木头做的玩具，形状像瓜，上面画满了仙鹤和乌龟等吉祥图案。球杖也是木头做的，长约五十五厘米，形状像一根木槌。和球杖搭配的有两个木球。这两样东西总是一起作为典型的新年礼物，它们原本都是玩具，但是也许因为它们变得太昂贵了，已经看不到孩子们在玩了。

亲王——这时已经有了名字，叫做祐宫——收到的礼物，以及那些送出去的回礼，几乎和当时京都中等富裕家庭所交换的礼物差不多。也有给钱的，但是跟同时期欧洲皇室庆祝亲王的诞生相比，这些庆祝活动显得非常简朴。

祐宫也收到了玩偶和玩具，这些是更加适合婴儿玩耍的礼物。从这时起，祐宫成长过程的每个重要事件都被仔细地记录下来——第一次使用筷子、第一次盘腿坐、第一次使用蚊帐。宫中的和平气氛并未持续多久。六个月后的1853年7月，海军准将马修·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一支美国舰队来到了日本海，要求将华盛顿的文件提交给日本政府，这是长期闭关锁国之后国土开放的第一步。

1853年5月26日黄昏，佩里的舰队首次出现在日本海域，那次他的舰队驶进了琉球群岛的那霸。琉球群岛的政治地位令这些美国人大惑不解。琉球同时向日本（更准确地说，是向萨摩藩）和中国进贡，却又拥有自己的皇帝。本世纪初以来，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舰队曾经到过这里，然而他们在进入日本的主要港口时被拒绝了。迄今为止，外国军舰每次出现时通常都只有一艘，而佩里却扬言自己有五艘船。佩里靠岸，来到琉球的首都首里，并在那里租了一所房子。谈判的结果令他很满意，他将农具和蔬菜种子送给岛上的居民，当地人则为他提供了燃料、淡水和食物作为回报。这座岛屿几乎已经向外国军舰开放了。

佩里的舰队还到了小笠原群岛，岛上只有大约三十个混血居民——英国人、美国人、葡萄牙人和夏威夷人的混血后裔。佩里从主岛的美国移民那里购买了大片土地，打算建一座办公室、一个码头和一个装煤站。等这些都建好之后，他回到那霸，准备驶往他的主要目的地——日本。

京都对这一切一无所知，那里的生活还是平静如水。五月初五，小亲王庆祝了自己的第一个端午节。宫内专门为他挂起了传统的彩旗，并送给他男孩在端午节的专属玩具——一顶头盔和一根长矛。小亲王现在住在外祖父家，而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亲王的孝明，迫切地想再见孩子一面。孝明咨询了太医，他们都非常谨慎，建议最佳的见面时间应该在孩子过完生日的九月之后；不过，假如天皇急于见到儿子，也是可以的，只要避开酷热的六月和七月就行。[15]当问到中山忠能的意见时，他回答说亲王的身体特别健康。太医定时来看他，然而极少发现他有什么不适。没有什么理由不能立刻见面。因此，阴历五月廿七日，孩子就被送往宫中，天皇和皇后送了他许多玩具。

五天后的六月初三，即西历1853年7月8日，佩里的四艘军舰来到了离江户不远且防御森严的浦贺港。浦贺奉行所与力[16]中岛三郎助和翻译堀达之助[17]登上了佩里的主舰“萨斯凯哈那”号（Susquehanna）巡洋舰。一开始美国人不许他们登船，经崛达（用英语）和军官们斡旋之后，他们才得以上去。中岛和崛达出示了命令，要求驱逐所有停靠在日本港口的外国军舰。佩里（并没有会见日本人）通过副官传话说，他带来了一封美国总统要求订立贸易条约的信，但是只交给高级的日本官员。

第二天，另一位官员香山荣左卫门假冒奉行，登上了美国军舰。他没有见到佩里，而是和船长布坎南（Buchanan）以及另外两名军官见了面，并告诉他们，浦贺不可以接受外国人，因此不能接受该文书，军舰应该开到长崎去。布坎南回答说，除非日本政府指派一名合适的官员来接收文件，否则佩里将（必要的话会使用武力）上岸，并将信件交给将军本人。香山答应向将军汇报此事，并于三日内答复。

浦贺奉行井户弘道（1855年去世）向幕府将军汇报了美国军舰来到浦贺的消息，并提醒说浦贺的防卫力量不足以抵御美国人。与此同时，美国舰队已派出船只测量江户湾的水深，这令幕府的官员们愤怒无比却又无可奈何。美国军舰来到日本内海的消息传到江户，朝野顿时一片恐慌。法律规定不得收受外国的国书，但是拒绝肯定会招来战祸。官员们认为，最好是忍一时之辱，收下国书，等美国军舰离开之后，再全面讨论应该采取何种国家政策。

7月9日，两名日本高级官员来到浦贺西南的久里滨，在那里会见了佩里并接受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的信。他们告诉佩里，将军病得很厉害，无法立即对重要的国事做出决定，[18]但是承诺来年会给出答复。佩里接受了，并说他还会再来。

迄今为止，这些消息都没有传到京都。祇园祭照常进行，一周后是孝明的生日，要吃红米饭并交换墨鱼干这样的吉祥礼物。

7月14日，菲尔莫尔总统的信送到将军手里。这使他揪心不已，也成了震撼整个社会的传闻来源。老中（政坛元老）阿部正弘（1819—1857）召集阁僚开会，但是大家意见不一，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两位高级官员筒井政宪（1778—1859）和川路圣谟（1801—1868）认为应该接受美国人的开国要求。他们称经过两百多年的和平，军备松弛，人心不振。阿部正弘派人请来了水户藩的大名德川齐昭（1800—1860），他因为资格很老，而且平素热心国防，遂成为最受幕府官员尊敬的政界人物。德川齐昭心里很清楚，如果拒绝美国人而最终诉诸武力的话，会导致巨大的麻烦，但他不想接受外国人的请求，最终赞同对美国人采取强硬的立场。许多人附和他的建议，但是将军夹在锁国派和开国派中间不知如何是好。

菲尔莫尔总统的信的日译本，幕府将其发给各个大名

7月15日，幕府指示京都的所司代胁坂安宅（1809—1874）通知宫廷美国军舰到访的消息。宫廷很早就担心有可能发生这类灾难，接到这个报告时，着实吓得不轻。深感不安的天皇下令七大神社和七大寺庙进行为期七天的祈祷，希望四海静谧、宝祚长久、万民安泰。

8月5日，将军把翻译过的美国总统来信发给各位大名。此前，所有事情都是将军一人决定，但是现在这套建立了两百多年的秩序看起来马上就要崩溃，将军别无他法，索性让各位大名也对国事发表发表意见。

最坦率的也许是福冈藩的大名黑田齐溥（1811—1887），他认为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日本一个国家想保持闭关锁国是不可能的。现在应该满足美国人的开埠要求，但是只限长崎一个地方，而且要设定五年或者六年的期限。他还同意让美国人使用某个无人居住的岛屿作为煤站，但是不同意日本向他们提供煤炭，因为一旦美国人享有这一特权，俄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随后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

无论如何，他接着说道，贸易特权应该只限于美国人和俄国人，因为后者早在1804年就已经提出了要求，其他国家则应该坚决拒绝。如果其他国家反对，只需利用美国人和俄国人的力量来对抗他们即可。如果认为不宜给两个国家贸易特权的话，那选择只给美国会更好。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会博得他们的感激，而且可以利用他们来对付欧洲国家。这是以夷制夷的策略。如果断然拒绝美国人的话，战争肯定无法避免，而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军舰将会到处受到攻击，海路也会被切断。不仅江户连一天都撑不下去，而且冲突将会留下永世之弊。考虑到国防松弛，日本不可能取胜，现在首要目标应该是和平，以免俄国人趁机进攻并攫取日本的北方国土。

黑田认为最要紧的是海防。现在应该废除禁止建造大型船只的法律，以西方为模型并进行改造，邀请熟悉造船和武器制造的技师和匠人到日本，并且允许日本人有出国的自由。总之，承平日久，民众上上下下都追求舒适的生活，人心萎靡。是时候重振军备了。

黑田的建议并非全面开放国土，但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军舰刚刚驶离浦贺后，就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大名提出建议——在除了收到一封美国总统要求装煤的信以外，并无其他挑衅的情况下——废除一项持续两百多年的制度。他当然没有建议废除幕府的统治，也没有提到（不久有些人会这么做）天皇对于一个全新的日本的重要性，但是他明确赞成结束这个国家的闭关锁国状态，而这正是德川政府统治的基础。

黑田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评价坦率得令人惊讶。幕府建立在武士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上，而且从未忽略过军事训练，但是黑田明白，和外国人作战，日本取胜的机会微乎其微。他对国家军事力量的评价也许太过悲观：明治政府建立前夕的战争明显否定了武士阶层士气薄弱的观点。

并非所有的大名都跟黑田一样，担心与外国人作战就会败北。萨摩藩的大名岛津齐彬（1809—1858）写信给将军，说接受美国人的要求将会削弱将军的威望，使日本在海外名声扫地。他承认，假如日美之间立刻爆发战争，日本“难保必胜”。于是提议，假如美国人再来，日本应该进行稽延性的外交谈判，旨在将肯定答复推迟三年。在这段时间完善军事，恢复国力，然后一举消灭异邦蛮人。[19]大部分大名也赞同他的看法，从这个时刻开始，攘夷——驱除夷人——成了提倡国防者的战斗口号。

京都宫廷直到8月16日才收到美国人信函的翻译件，这时离朝廷官员开会讨论信函的内容已经过去了八天。宫廷的生活节奏依然十分缓慢。这一次太政大臣（鹰司政通）和两名议奏（广幡元丰和乌丸光政）以及两位武家传奏（三条实万和坊城俊明）在御学问所里开会。在此之前，外国事务一直都由幕府处置，但是现在还需要征得宫廷会议的同意。

我们也许以为廷臣会一致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国家向外国人开放的行动，但是鹰司却出人意料地赞同接受美国人的要求。他指出，尽管这个国家原则上向所有的外国人关闭，但实际上日本与中国和荷兰的贸易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因此同意与美国人做生意只不过是将贸易伙伴从两个增加到三个。不过，他们的商业活动必须限制在长崎一个地方，如果违反规定，就用武力将他们驱逐出去。他说，不幸的是，日本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原来的刚健之气，变得“怯惰柔弱”。武士对如何与外国人作战根本就没有概念。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允许交易，并收贸易之利。

其他人大多不同意鹰司的观点，但是第二天，他派人送信给幕府，要求他们在美国人回来时无论打算采取什么措施，都要事先通知朝廷。幕府一口答应了这个前所未有的要求，于是幕府二百五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做决策之前要咨询朝廷的意见。

在美国人看来，菲尔莫尔总统要求向在该太平洋海域作业的船只提供补给，无疑再自然不过，因为这是世界其他地方通行的做法。美国人并没有公开威胁动武，但是意思非常明显，而日本人也清楚他们必须做出回应，否则将会遭到报复。在这样的时刻——特别是将军的身体又非常虚弱时——幕府需要大名的支持，不仅包括那些与德川家结盟的大名（谱代大名），还包括那些奉行更加独立路线的大名（外样大名）。而这些力量加起来仍不够应付这个新危机，他们还需获得天皇的帮助，即便天皇手头并没有一兵一卒或者一枪一炮。

事实证明，一旦树立了事先咨询天皇的先例，接下来几年幕府要忽视天皇的愿望将变得非常困难。

[1] 朝廷官员，这个时期有五六个人，他们服侍天皇并将天皇的话传达给公卿。

[2] 朝廷官员，这个时期有两人，负责维持与幕府的联系。他们传达礼节性的问候，并负责接待拜访朝廷的幕府官员。

[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页。

[4] 三块白色的高级丝帛组成的方形衣物。

[5] 即守刀，兼有防身及祈祷家族永续繁荣之意。——编注

[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页。他们使用被称为“笋刀”的小刀割断脐带，笋刀通常是用来在元服时剪断头发的，《明治天皇紀》的作者指出这也许是某种“古俗”的遗留。

[7] 笋刀，日本传统中，在男孩元服仪式上用来剪头发等的小刀。——编注

[8] 沙丁鱼干的日语为“ごまめ”，之所以送它是因为其名字中包含了“まめ”，即“健康”的意思。

[9] 斜剖成两半，一头高一头低的厚榻榻米。

[10] 一种非常简单的玩偶，高约四十二厘米，有点像有手臂的“木芥子”。这种玩偶的手臂张开，与身体成直角，就像个十字。在婴儿的床边放置这种玩偶，可以吸走邪气，从而保护孩子。这种玩偶要放在婴儿床边，直到孩子三岁为止。

[11] “方头鱼”俗称“金头”，亦被叫做“鲂鱼”。选择这种鱼完全是因为相信文字的魔力：金头，意味着婴儿将会特别强壮。蓝色石头的含义与此相同。

[12] “土用”源于中国古代历法中的“阴阳五行”，春夏秋冬的五行分别为火、水、木、金，而土则藏于四季之中，春夏秋冬各季交替结束之前的十八天被称为“土用”。日本的“土用”一年有四次，这里指的是秋季的土用。——译注

[13] 宫内供奉作为天照大神御灵的神镜的场所，由作为内侍的女官管理，故称“内侍所”。——编注

[1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7页。显然，大家是通过“翻译”婴儿的啼哭声知道他的愿望的。

[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6页。

[16] 奉行是平安时期至江户时期武家的职位名称，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奉行所即奉行办公的场所。与力是负责司法、治安等方面的职位。——编注

[17] 堀达之助（1823—1892）出生于一个世代是荷兰语翻译的家族。他后来学会了英语，1846年詹姆斯·比德尔（James Biddle）带到浦贺的信就是由他翻译的。后来他创办了一所教英语的学校，并出版了一本学习英语的重要辞典。

[18] 这并非托辞。7月27日，德川家庆（1793—1853）去世。幕府将他去世的消息隐瞒了一个月（《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5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3页。

第三章
开国难避

9月19日，宫廷还没有从佩里意外来访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就收到了幕府传来的新消息：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俄罗斯舰队，在海军中将普加金（E. V. Putiatin，1803—1884）的率领下，已经驶进了长崎港。[1]普加金甫到长崎就对这里的官员说，他带来了一封俄国政府关于两国贸易的信函。他最初接到的命令是把船开往江户并在那里开展谈判，但是俄国政府后来决定最好尊重日本的法律，于是改为驶往长崎这个日本指定与外国交往的港口，这一点与厚颜无耻闯入江户湾的美国人的做法大相径庭。[2]

俄国人的舰队抵达不久，长崎奉行所的官员便和一名荷兰翻译来到船上。“帕拉达”号（Pallada）的船长告诉他们，海军中将普加金带来了一封俄国政府写给日本政府的信，还有一张给长崎长官的便笺，上面写着必须立即送达。官员们犹豫了很久，第二天再度上船，收下了便笺。便笺中用极为礼貌的措辞宣称，出于对日本法律的深深尊重，才促使俄国舰队停靠在长崎而不是江户。这是沙皇热切希望两国之间建立起友好关系的标志。

官员们立刻向江户汇报了俄国人来的消息，并询问是否要收下俄国政府的信函。等了一段时间以后，普加金将舰队驶往上海装载补给物资，这也许是在等政府的新命令。[3]他从上海返回时发现依然没有答复，于是宣布，在这种情况下他别无选择，只能将船驶往江户。长崎的官员大惊失色，连忙用加急信件通知江户，信中提到，跟美国人相比，俄国人要随和许多，并建议也许可以用俄国人来挫挫美国人的锐气。他们还说，如果像平时那样怀疑俄国人的提议，日本可能会招致一个面积是美国两倍大的国家的敌意。

就在江户收到长崎的来信之前，将军德川家庆刚刚去世，幕府的高级官员正陷于悲悼之中，而且面临着重组新政府的问题，因此对于如何回复俄国人这个问题没有立刻作答。经过仔细考虑，他们决定接受俄国宫廷的信，因为已经有过接受美国总统信件的先例。

这封来自俄国外交大臣卡尔·罗伯特·涅谢尔罗德（Karl Robert Nesselrode）伯爵的信（由俄语写成，但是附有中文和荷兰文的翻译），表达了希望两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以解决日俄在萨哈林岛上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以及开放通商口岸的愿望。[4]大多数幕府官员倾向于接受俄国人的要求，但幕府海防顾问德川齐昭强烈反对，会议于是拖延下来。最终，他们一致同意，最好的方法就是拖延。

长崎官员承诺的幕府回信杳无声影，普加金对此越来越没有耐心。他再次威胁说，假如五天内还没有回信，就把船驶向江户。四天后，筒井政宪和川路圣谟率领一帮行动迟缓的官员，带来了将军给涅谢尔罗德的回信。信中说，首先，确立边界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决定，要画出地图，咨询相关各方等等。其次，他们的祖先严禁开放通商口岸，但是在当前的世界潮流下，政府确实意识到有必要开放国土，然而新的将军刚刚即位，形势太过复杂，因此无法立即给出答复。他们需要向京都和各地的大名递交报告。经过慎重考虑后，有望在三到五年内拿出一个方案来。[5]

字里行间明显可以看出，幕府拼命想拖延决定。但更重要的是，它承认尽管日本长期闭关锁国，但是现在除了开国已别无选择。不过，关于国际形势变化这一点，因为担心遭到孝明天皇的愤怒反对，幕府并没有向宫廷说明。

对这个答复很失望的普加金态度转为强硬。他告诉幕府的代表，除萨哈林岛南部之外，择捉岛以北的所有岛屿都属于俄国领土。筒井回答说，日本拥有堪察加以及（理所当然地拥有）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来年春天幕府将派官员到萨哈林岛查明情况；俄国人可以在除了江户周围地区的日本海岸获得免费的燃料和淡水。筒井还承诺，如果日本跟其他国家签订了贸易特许协定，该协定对俄国同样有效。

普加金仍不满足，但是他在1854年正月初离开长崎，并说他春天会再回来。现在，有实力的大名都知道闭关锁国的政策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前文已述，早在1853年7月，福冈藩的大名黑田齐溥就正式提议废除建造大型船只的禁令。8月，鹿儿岛的大名岛津齐彬写信给幕府，劝告他们尽快从荷兰购买船只和武器。10月21日，长期以来提倡建造适于远航船只（而不是那种在日本沿岸打鱼的小船）的幕府老中首座[6]阿部正弘，废除了那道实施了二百二十多年的禁令。幕府从荷兰订购了几艘蒸汽战舰，不久，各藩就开始为幕府建造起大型船只来。1854年8月，幕府决定了挂在新船上的旗帜：白底上一个红色的太阳。[7]

官方记录里并没有记载京都皇室对俄罗斯舰队来航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有何反应。即使知道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已经来了，我们也不清楚天皇和他的谋臣们是否知道对外开放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不管怎么说，古都这些人的心思都被其他更迫切的事情占据。8月里的酷暑使大部分的井都干涸了，其中包括中山忠能家的井。他担心这会对年幼的亲王不利，于是决定在阴阳师建议的地方挖一口新井。新井出来的水非常纯净，中山高兴极了，宣布从今往后，这口井的水将专门给亲王使用。这番话传到天皇的耳朵里，天皇也很高兴，给这口井赐名“祐之井”，因为这口井与祐宫有关系，并且“祐”字还意味着好运。

11月，亲王庆祝了自己的第一个生日。我们可能已经料到皇室成员会送给他精美的礼物，以庆祝这位皇族的后代到达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但其实大部分礼物都是他送给别人的，包括皇帝、各位内亲王、亲王或王妃、宫女以及中山忠能的家人。他还“邀请”了几位医生、奶妈和其他服侍过他的人来参加生日会。小亲王显然没有参加挑选这些仪式性的礼物，比如一箱箱的新鲜鲷鱼、豆沙包和米酒这样的礼物，但是收到皇帝和皇室成员（包括母亲中山庆子）送给他的玩具和娃娃，他可能还是很开心的。

但是，接下来那个星期，亲王却生了一场大病，又是呕吐又是发烧。各种医生都被召来，开了传统的中药方子（有些药的名字很奇怪，例如紫雪散）。这些药都没有效果，于是皇室派使者前往各个神庙为亲王祈福，祈祷亲王早日康复。亲王有时候看上去好点了，但是很快又病情复发。皇室陷入一片阴影之中，人们想起此前有多少皇室的孩子都没能度过婴儿期。大家送了无数礼物给亲王——大多根本不适合婴儿——希望能缓解他的痛苦，而他的母亲则彻夜不眠地在床边照顾他。他们还请来了觉胜院的前住持亮恕为他施念咒语。亲王的外曾祖母中山纲子为亲王的病忧心忡忡，作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心情：

上天的诸神

和佛祖该如何看待

伤心欲绝的我们

当这位小小的亲王

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8]

那天晚上中山庆子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昏厥过去。除了僧侣的加持和读经以外，阴阳师也进行了祈祷。他们一边祈祷一边拨动琴弦，弹奏音乐。这些仪式显然奏效：到了月底，亲王和他的母亲似乎都康复了。但是不久亲王又病倒了，于是又召来另外一批僧侣为他祈祷。直到年底，他才完全康复。虽然医学知识快速在日本传播——大部分是学习欧洲医学的结果——但是宫中的医学依然进步缓慢。实际上，除了祈祷，皇室成员是不太可能像下等人那样接受医学治疗的。

11月23日，天皇正式任命前幕府将军的第四子德川家定（1824—1858）为第十三任幕府将军。天皇还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这个头衔一直以来都是将军正统身份的重要标志，[9]不过它并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因为这个国家并未受到夷人的威胁。但是当外国军舰出现并引起民众的极大恐慌时，它便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孝明天皇派了两名武家传奏到江户，并带去皇帝的旨意：“征夷大将军”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确保全国人民的安全，并将外国人的军舰赶出去，从而避免国家蒙羞和将来的后患。太政大臣鹰司政通亲自给幕府重臣阿部正弘写信，询问幕府如何处理美国军舰问题并安抚受惊的天皇。阿部回答说，处理办法迄今仍未出台，但是无论做什么事，都会优先考虑让天皇安心。他还鼓励天皇以后有什么愿望尽管直说，他将尽力而为。[10]

一直以来，宫廷都将国家的一切事务交给幕府处理，但是自1846年孝明天皇给幕府去信询问海防事务以来，天皇已数次不满幕府对夷人的消极抵抗态度。1854年3月31日，幕府没有问过天皇便和美国人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并允许美国领事驻留在下田，而日本则必须向美国人提供燃料、淡水和食物等生活必需品。这个和平友好的协定没有提及贸易，但是贸易的基石其实已经铺下。下田和函馆两个地方都非常偏僻，选择这两个地方无疑反映了幕府希望对外国人敬而远之的态度。[11]

我们不清楚宫廷是什么时候知道条约的事情的。不管怎样，另外一场灾难转移了人们对外来威胁的关注。5月5日，皇宫发生一场大火，由于风势很大，紫宸殿、清凉殿等很快就被大火吞噬。天皇和皇室成员急忙转移到贺茂神社。大火来势汹汹，为了及时赶到并护送他前往安全的地方，天皇的六七名随从甚至赤脚跑来。另外一名官员匆忙赶到中山家将祐宫护送到同一个神社。大火不仅烧毁了皇宫，还让五千四百余处民房化为灰烬。

贺茂神社被指定为皇宫发生火灾时皇室的避难所，但是神社的地方太小，无法容纳全部皇室成员和他们的侍从。于是皇后回娘家暂住，其他人则暂时寄宿在一两座寺庙里。中山家是御所内幸存的房屋之一，亲王于5月15日回到了中山家。[12]

皇室的麻烦还远未停止。6月底，祐宫突然发起烧来，一时宫中陷入手足无措的状态。后来他康复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不久又迎来了京都地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地震。这次地震造成伤亡众多，摧毁房屋无数。尽管中山家再次逃过一劫，但他们家的房子太小太挤，在地震中似乎特别不堪一击。余震发生时，祐宫一直待在庭院里，根据官方记载，他当时一直在安静地吮吸着奶妈的乳头。

即使灾难接连发生，天皇依然坚持学习和歌，并领略到了其中的奥妙。为了祝贺天皇取得的成绩，据史料记载，其他亲王派人给他送去一盒墨鱼干。皇室成员之间在每个可能的场合都会互赠礼物，但是这些礼物极少是欧洲皇室青睐的那种。最常见的礼物便是鲜鱼。新鲜的鱼，特别是海鱼，对于地处内陆的京都来说，无疑非常罕见，但是它和鱼子酱完全不是同一类，更不要说法贝热的复活节彩蛋[13]了。如果以其他地方的皇室标准来衡量的话，日本皇室的生活的确非常节俭，他们简朴的生活可能并不是由于经济紧缩，而是一种长久以来的传统，或许也是一种偏好。

比火灾和地震更加让天皇不安的，是1854年11月7日突然出现在大阪湾的俄国军舰“戴安娜”号（Diana）。[14]上一年乘着老旧的“帕拉达”号主舰的普加金，现在乘一艘新式战舰回来了。“戴安娜”号在大阪湾停留了两个星期，给京都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你可以轻易地想象到，丝毫不愿与外国人妥协的孝明，对于一艘几乎已经入侵到家门口的外国军舰会是什么反应。他不仅派人到常去的七家神社和七家佛寺祈祷国家太平，还将自己的每日膳食减到最少，厉行节俭。京都的市民惊愕异常，为了安抚民众，幕府下令各地的大名派兵保卫京都及附近地区。一些官员甚至支持将天皇迁到比御所更容易保护的大阪城居住，但是就在大家还在喧喧嚷嚷之际，俄罗斯军舰已经起航，驶向了下田。

12月22日，日本（筒井和川路）和俄国（以普加金为首）在下田开始了谈判。急于达成协议的普加金表示，只要日本允许两国间开展贸易，俄国政府愿意将择捉岛割让给日本，即便俄国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座岛屿属于他们。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预计两天后进行第二次会谈。接下来的那一天，一场大地震袭击了本州，随之而来的巨大海啸给下田带来特别严重的破坏。无数岸边居民被怒吼的海浪卷入海里，严重受损的俄国军舰也只是勉强未撞碎在礁石上。俄国人从海里救起了一些日本人，这一点令日本人非常感激。[15]

这次海啸几乎把下田全毁了，日俄之间的谈判只得中断十天。谈判延迟了。[16]与此同时，京都的宫廷认为最近的灾难都归咎于不祥的年号，因此下令儒家学者拟定一系列合适的新年号。将军从中选出一个“安政”并提交给天皇，这个年号源自早期的儒家著作《荀子》，原文是“庶民安政，然后君子安位矣”。[17]尽管这个年号非常吉祥，但是安政时代（1854—1860）却并不平安。

安政时代刚开始时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说确实非常安宁——亲王首次穿上彩色的衣服，代替他一直以来穿的白衣。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步骤之前，自然要去咨询一下阴阳师。阴阳师土御门晴男决定，十二月十六日（1855年2月3日）巳时（上午10点）为吉时。那是一个下雪天，为了御寒，亲王无疑要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在外曾祖母的陪伴下，坐着轿子，来到了父亲居住的临时宫殿。母亲家族的其他成员，包括中山忠能夫妇，都走在轿子的后面，在预定的时刻来到了皇宫。中午祐宫穿上了第一套彩色衣服，一件白色的丝袍，外面罩上一件紫红色的袍子，这两件都是天皇送的礼物。按照规矩，亲王在母亲中山庆子的服侍下吃了一顿饭。仪式结束后，他被外祖父中山忠能带到了临时宫殿，天皇在那里接见了他并赐他酒宴。换过衣服后，亲王出来见天皇，天皇向他道喜，又赐给他酒宴。席上有水果和其他美味佳肴，还有娃娃和玩具等礼物。接着亲王又换了第三次衣服，这一次换成了鲜红色。仪式持续到大约下午4点。这一天，天皇送了亲王十二套衣服，其他宫廷成员也给亲王添加了衣物。祐宫向天皇和其他人送了礼，主要是鱼。那些参加仪式的人之间也纷纷互赠礼物。[18]

五天之后，在天皇和朝廷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日俄友好条约在下田签订。日本对俄国人的让步，比对美国人要慷慨一些，也许是因为对他们有好感，也许还出于对普加金的同情——普加金为了签订条约已经来日本四次，在海啸和后来的暴雨中船只还严重受损。[19]困于日本的俄国人最终都返回了祖国，一些乘坐租来的美国运输船，其他人乘坐一艘德国商船，还有一些人则乘坐一艘俄国人指导日本工匠造的船。到了1855年夏天，最后一名俄国人也离开了日本。[20]

1855年，筒井政宪和川路圣谟代表日本签署的《日俄和亲通好条约》

尽管朝廷对这些事情全然不知，而且明治的生活记录（到目前为止只提到京都发生的事情）主要还是记载诸如他发了一场水痘导致脸上留下了疤痕、第一次学步这类人生大事，但是朝廷肯定已经嗅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朝臣们不管是赞同继续锁国还是开国，都一致认为应该加强国防。翌年朝廷下令，将寺庙的钟收集起来，重新铸成枪炮。幕府禁止将铜、铁、铅等金属用于铸造佛像或者其他法器。[21]

自然灾害继续在这个国家肆虐。1855年9月，暴雨和大风使得京都的河流上涨到了警戒水位，鸭川上的桥梁只剩两座，其余全部被洪水冲毁。11月11日，一场大地震袭击江户，摧毁了半座城市，死伤无数。

1855年宫廷的一件喜事是新皇宫落成，代替了那座一年前被大火烧毁的皇宫。建造新宫殿花费了一年零七个月，而1788年完工的前一座宫殿则花费了两年十个月。尽管国家面临巩固国防等迫切问题，但是阿部正弘下令优先重建宫殿，说明他将“为天皇减忧”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当被问到对新宫殿有什么要求时，天皇回答说，尽管他能够想到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考虑到国家的急务，宫殿只要按原样重建他就心满意足了。幕府询问天皇的意见，而天皇则拒绝奢侈浪费，这不仅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说明天皇已经意识到了政治局势的发展。

新宫殿的费用由幕府和各地大名承担，特别是最富有的加贺藩的大名前田齐泰（1811—1884）。1856年1月1日，天皇、皇后、亲王和其他皇室成员陆续搬进了新宫殿。亲王由他的外曾祖母照料。她在出家时已经落了发，但是在这个喜庆的时刻，戴上了假发。

[1] 普加金的舰队到达的时间是1853年8月21日，但是幕府过了将近一个月才把这件事报告给京都的宫廷（《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7页）。想更好地了解普加金的目的和事件的背景，请参考和田春树的《開国—日露国境交渉》。

[2] 普加金在小笠原群岛知道了俄国政府做出这个决定背后的想法，见和田春树，《開国―日露国境交渉》，第89—91页。俄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些与俄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对他们的温和态度非常赞赏，并将他们和自以为是的美国人做对比（第101页）。

[3] 关于普加金这个时期的行动，见和田春树，《開国―日露国境交渉》，第109—111页。他急于收到俄国政府的消息，因为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而且与土耳其的盟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也可能爆发。普加金在上海的时候，给当时在香港的海军准将佩里写信，建议他们联合，并请求佩里从上海借给他四十吨美国煤炭。佩里礼貌地回绝了他的结盟建议，但是同意借给他煤炭。煤炭一借到手，普加金就掉转船头，驶回长崎，这时他已经知道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消息。

[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7页。亦参考和田春树，《開国―日露国境交渉》，第99—100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8页。

[6] 老中是江户幕府的官职名，直属将军，负责统领全国政务；在大老未设置的场合上，老中是幕府的最高官职。定员四至五名，采取每月轮换制，轮番管理不同事务，其人选原则上在二万五千石领地以上的谱代大名之中选任。老中首席是专门负责财务的职位。——编注

[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0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2页。

[9] 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11—12页。

[10] 和田春树，《開国―日露国境交渉》，第157—158页。还可参考《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155—156页；《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4页。

[11] 此时的下田是个约一千户，共四五千人的小村庄。除了坐船，很难到达这个村子，而且那个地方经常受到台风的侵袭。

[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8页。这个日期对应的阳历是1854年5月11日。

[13] 指俄国著名珠宝首饰工匠彼得·卡尔·法贝热制作的复活节彩蛋作品。复活节是东正教的重要节日，订制彩蛋是以前俄国皇室的重要活动。法贝热与助手在1885年至1917年间总共为沙皇和私人收藏家制作了六十九颗彩蛋，这些彩蛋由珍贵的金属或是坚硬的石头混合珐琅和宝石装饰而成，华美异常。“法贝热彩蛋”后来成为奢侈品的代名词，并被认为是珠宝艺术的经典之作。——译注

[14] 如果普加金像上次一样将三艘军舰驶往长崎，可能会引发麻烦，因为那里正停泊着四艘英国军舰。当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他们可能会袭击俄国船只，因此普加金改为将船驶往已经向美国人开放的函馆。他在函馆时，一个他去年带回日本、对他心怀感激的日本人告诉他，英国军舰已经到了日本海域。普加金通知日本政府他要到大阪去，但是直到他到了大阪，这封信才送达（和田春树，《開国―日露国境交渉》，第133—135页）。

[15] 关于川路圣谟的评论，请参考拙作Travelers of a Hundred Ages, pp. 393-394。

[16] 关于这次复杂的谈判，以及中间发生的“戴安娜”号沉没事件，请参考和田春树，《開国―日露国境交渉》，第146—160页。

[17] 学者们所斟酌的七个年号以及选自《荀子》的“安政”，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8页。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将这句话翻译为：“一旦人民感到安全，君子们在各自的职位便可感到安心”（Hsün Tzu, p. 37）。

[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9—90页。

[19] 和田引用了川路圣谟日记中的相关段落，见和田春树，《開国―日露国境交渉》，第153—154页。日本人对俄国人有好感的一个例子是向他们开放了三个港口（长崎、下田和函馆），向美国人只开放了两个。

[2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8—99页。这艘船在伊豆半岛西端的户田村建造，因而得名“户田”。“戴安娜”号海难发生后，俄国人抢救回来一些在喀琅斯塔德（Kronstadt）建造军舰用的图纸，日本根据这些图纸造出了第一艘符合欧洲标准的军舰。那些乘坐德国商船回国的俄国人，在萨哈林岛附近被英国人拦截并俘虏了。

[2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1页。

第四章
下田条约

随着1856年（安政三年）的到来，在新宫里安顿下来的孝明天皇，终于可以享受对他那暴躁的个性来说难得的片刻宁静了。然而即使在这个相对和平的时期里，也偶尔还是会有惊恐的时刻。外国船只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阪沿岸水域，由于害怕天皇为此担忧，幕府从彦根、郡山等藩调来士兵加强京都的防守。但也许是漂亮的新宫殿令他感到安心，天皇觉得没有必要增加护卫，他给太政大臣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大大减少护卫的人数。[1]

不过，天皇从未真正感到安心过。这个时期，出现在日本的外国人（通常是他不快的来源）似乎没给他带来什么烦恼，反而是祐宫的身体令他担心不已。前年年底，亲王发过一次烧。嘴唇四周都肿了，没办法吃东西。觉胜院大僧正[2]赶到皇宫，祈祷了一夜。护净院僧都湛海法师进行加持仪式，显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天亲王看上去好点了，尽管只是暂时有所缓和而已。2月15日，亲王的体温突然升高。他备受咳嗽折磨，往往要到午夜才能入睡。亲王唯一能喝的营养品就是糖水。17日，他可以吃一点稀饭，但仍然睡得很少。天皇在内侍所祈祷孩子早日康复，并向神灵贡奉了米。皇后也派人到祇园神社祷告，湛海法师又诵经加持。

直到十天后亲王才完全康复。当然，每个孩子都会生病，而且孩子每次感冒父母都会担心忧虑，但皇室孩子每一次生病，不管多么轻微，都可能被看成死亡的先兆。一旦医生的处方看起来没有效果，唯一的希望就是祈祷了。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天皇也许不再有孩子出生，所以亲王健康的每一次波动都会牵动整个宫廷。

那一年的4月29日，祐宫在皇宫见到了父亲。尽管他还不到三岁，但是已经显示出倔强的性格：他拒绝坐进事先准备好的轿子，乳母不得不把他抱在怀里。亲王还特别不喜欢别人盯着他看，因此从中山忠能家（亲王居住的地方）到宫门的一路上都挂着帘子。帘子将他挡在了好奇者的视线之外，但是民众却不得不绕弯路。尽管这样有许多不便，但每次亲王去皇宫都要这样。他通常在母亲家族人员和一两名侍从的陪伴下去皇宫。[3]

天皇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儿子，偶尔会留亲王在宫里过夜，有一次甚至留他住了一个月。中山忠能非常希望外孙能留在家里，但是想到最好还是让孩子适应宫廷生活，于是在宫里当值的时候，常常设法让自己远离他的视线。有时候亲王会在皇后的花园里玩耍，经常陪伴他的外曾祖母中山纲子，看着他走过皇后花园里那座小石桥时，作了下面这首诗：

太阳之子

注定将升到

无法预测的高空

他第一次跨过了

天国的石桥[4][5]

1856年8月21日，就在纲子诗中歌颂的和平气象过去两个月后，美国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乘坐军舰“圣哈辛托”号（San Jacinto）来到下田。四天之后，他拜访了下田的地方长官冈田忠养，并通知冈田从今以后他将长驻下田。冈田显然收到幕府的命令，不承认哈里斯有权留在下田，并列举了日本禁止外国人滞留的现有规定。哈里斯不为所动，坚持认为依照《神奈川条约》的规定自己有权留在日本，假如当地官员不给他领事的待遇，他就直接到江户去投诉。哈里斯等了整整一个月，幕府终于同意他在下田住下来。与此同时，哈里斯在他称为领事馆的佛教寺庙玉泉寺里升起了美国国旗。幕府令京都的所司代向太政大臣汇报这件事。[6]

哈里斯抵达下田两天后，前荷兰商馆馆长、现任荷兰政府专员扬·亨德里克·唐克·科蒂乌斯（Jan Hendrik Donker Curtius，1813—1879）写信通过长崎奉行转给幕府，敦促后者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他预言，假如日本坚持这种政策，将会导致与世界上的大国发生战争。他还呼吁摒弃过去对基督教的敌对政策，并特别谴责使用忠诚测试的手段（踏绘），强迫日本人踩过画像（一般是圣母玛利亚）来证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的做法。他指出对外贸易会给日本带来种种好处，建议日本设立进口关税表，同时鼓励生产适合出口的商品。他还建议日本允许那些来自与日本有联系的国家的人携妻带子，一起住在开放的口岸。科蒂乌斯最后要求废除对外国船只的限制，并修改相关法律，允许它们离开停泊的港口到江户去。[7]

十二年前（1844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已经给幕府去信要求日本开国。那些骄傲的官员根本不屑于回答，但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幕府觉得有必要认真考虑唐克·科蒂乌斯的建议。开会时，事实上在场的人全部赞成立即开国，只有阿部正弘担心各大名以及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反应，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总之，没有人拥护这个国家长久以来闭关锁国的传统。[8]政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转变。

这些情况看来还没有传到京都的宫廷里。亲王庆祝了自己的第三个（按照日本算法是第四个）生日，他收到了天皇和宫廷其他成员送的礼物——主要是鱼。一个星期后，在天皇的命令下，亲王搬到皇宫居住。他在宗教仪式和其他仪式的伴随下离开外祖父中山忠能家。由于亲王不喜欢坐轿子，他们便改为在接他的轿子里装上护身符之类的东西，假装亲王就坐在轿子里。他的母亲中山庆子坐在这些护身符的旁边，假装在照看（隐形的）亲王。众多医生、大臣和权贵跟在轿子后面走过了这段短短的路程。

亲王一进皇宫，就被带去见天皇，天皇赐给他用漆盒装着的一杯清酒（重肴），皇后送给他各式糖果（交肴）和玩具。亲王也回赠了类似的礼物。尽管他只有三岁，却被要求参加礼尚往来的固定仪式。对于这类不得不扮演的角色，难以想象小男孩的反应如何。也许他将这种仪式化的行为看成一种游戏，但是他渐渐会明白，鞠躬和互赠礼物并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他的生活。许多年以后，德国籍宫廷医生欧文·贝尔茨（Erwin Baelz）无意中听到伊藤博文对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说：“生为皇太子真是不幸。自打一出生起就被各种礼节束缚着，稍微长大一点又要被老师和顾问摆弄。”说完伊藤比划了个拉提线木偶的手势。[9]

为了享受到的所有特权，亲王一生都要在痛苦而受限制中度过，几乎没有自由。但是人之常情却并未完全受到压制。也许亲王觉得和外曾祖母中山纲子最亲近，（用官方记载中的话）四年间她“废寝忘食，奉侍抚育”。[10]我们很容易想象，在得知他将住在宫里，再也无法想看就看到他时，中山纲子的心情该有多么失落。

亲王将住在生母中山庆子的寝宫，位于花御殿（花宫）西侧的三间房子里。[11]他出生后不久，庆子就将对孩子的所有权利都转给了孝明的皇后。孩子称呼皇后为母亲，并向她表达应有的敬意。尽管庆子是地位较高的典侍[12]，但是她能期望的最多也就是可以服侍儿子。她不会向他暗示（尽管他最终会知道）自己是他的生母。1893年，贝尔茨医生在检查过中山庆子（那时称为“二位局”[13]）的身体之后写道：

她是天皇的生母，然而作为天皇母亲的皇太后——通常写作こうだいこうごう——却是前天皇的正妻。天皇必须对后者尽到儿子责任，一年中要礼节性地看望数次。但另一方面，他从未踏足生母家一步，因为她只是一个臣民。除非生母提出申请并且得到天皇批准，她才可以去见他。多么奇怪的礼仪啊！[14]

也许出于对夺去了孩子的母亲的同情，孝明让她照顾亲王。这一点上，即使是皇后也没有这么幸运。一直到20世纪初，宫廷的规矩都是要把天皇的孩子从母亲那里带走，交由陌生人抚养。贝尔茨这样描写大正天皇的长子（即平成天皇裕仁）：

5点去拜访川村伯爵。皇太子的儿子被交付给这位上了年纪的海军将领（他估计快七十岁了）照料。这种想法多么奇怪！将小亲王从父母身边带走并交给陌生人抚养，这是违背人性的残忍风俗，我希望废除它。但是它并没有被废。可怜的皇太子妃被迫交出她的孩子，这使她掉了多少眼泪。现在父母一个月只能看一两次他们的孩子，而且每次的时间都很短。[15]

尽管亲王现在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在宫里却总是睡不安稳。中山庆子的寝宫跟他迄今为止生活的中山家比起来，也许既寒冷又凄清。也许他在思念外祖父，特别是外曾祖母。但是宫中为他治疗失眠的唯一方法，就是召来高僧焚烧圣火，施念咒语，驱赶那些令亲王失眠的恶魔。[16]

宫里的生活越来越落后于日本其他地方。他们仍举办跟过去一模一样的传统仪式，并用这些仪式而不是现代医药来治病。在日本的其他地方，种痘预防天花的功效已经广为人知[17]，还是小孩的明治天皇也秘密地接种，但是孝明却拒绝种痘，而这也许就是造成他英年早逝的原因。

御所内的舒适生活都是过去式的。1857年春天，宫内按照天皇本人画的草图在皇宫花园建了一座亭子。他给完工的亭子起名为“听雪”，并让著名的书法家左大臣近卫忠熙写成匾额悬在门上。[18]想象孝明在亭子里作诗，或者不止听雪还欣赏雅乐，这个场景实在是非常惬意。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但是皇宫外面的吵闹声却越来越响亮和刺耳。

1857年2月28日，唐克·科蒂乌斯又一次警告长崎的地方长官，意在警告将军。他说（日本业已知悉）清朝已经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迫于和约只好开放厦门、广州、上海、宁波和福州五个港口。尽管清朝是被迫开放，但这些开放的口岸因对外贸易却变得非常繁荣，老百姓也从中获利颇丰。然而，广州违背和约，并未开放港口，暴徒还烧毁了英国国旗。这座城市被英国舰队炮轰并毁于灰烬。欧洲和美国将此归咎于清朝官员不负责任，他们对中国人的嘲笑和鄙视至今没有停止。

接下来，唐克·科蒂乌斯表明他为何不辞劳苦地将这些消息告诉日本人。尽管广州城发生的事情和日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应该把它看成一个警告，即一旦签订了协议，就应该履行规定的条款，不能蓄意更改。他接着说道：“最近我从与下田官吏交涉过的美国官员口中得知，贵国一再推迟对谈判做出答复，而且对小事争论不休，否认承诺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不是与外国建立信任关系的方式。此外，在与其他国家的信函往来中，贵国的态度通常很傲慢，在称呼他们时使用的都是命令藩属国的语言。这件事情令所有的外国人反感。如今世界上的大国是英国、美国、俄国和法国，贵国将与这些大国开展贸易关系。你们应该尽快改变落后的方式，体现友好关系的成果，与时俱进，并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世界潮流。”[19]

唐克·科蒂乌斯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他所警告的外国势力对日本的威胁确实存在。但是他的论据的前提，即假如日本不接受普遍的贸易准则，则会被夷为灰烬的说法，在那些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听来，简直是无稽之谈。正如唐克·科蒂乌斯所说，贸易也许对相关的国家都有益，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选择拒绝这种利益，为什么就会覆灭呢？幕府的官员确实很傲慢，他们的拖延策略也许让人很恼火，但是如果外国人能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并离开，就完全可以避免羞辱了。

幕府官员的脑海里可能会掠过这样的想法，即便他们意识到日本的孤立状态无法维持多久。便捷的交通工具（包括蒸汽轮船）降低了距离这一日本赖以保护自己的屏障的有效性，使开国变得无法避免。但这倒不一定完全是个灾难。除了唐克·科蒂乌斯提到的商业利益之外，对外贸易可能还会带来其他好处。兰学者（学习荷兰科学技术的学者）研究欧洲科学已经有一个世纪，他们相信，有必要使日本了解外国在医药、航海、地理以及其他对日本有益的学科方面的发展。而且很明显，如果日本能够从国外进口食物，最近的饥荒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即使身居京都且通常与民众隔绝的天皇，至少也有一次意识到了饥荒带来的痛苦：1787年，大约七万人聚集在御所周围向天皇祈祷——就跟向神灵祈祷一样——希冀自己能摆脱饥饿。[20]光格天皇和逊位的后樱町天皇深为感动，都竭力救济受灾的民众。[21]光格被人民的苦难所震惊，破例要求幕府赈灾，这是德川幕府时代第一次有天皇干预国家政策。

对于1857年初夏在听雪亭休息的孝明来说，不太可能有机会回忆祖父的这一举动。拜幕府的慷慨薪俸所赐，这个时期他的生活极其舒服，而且没有什么迫切的理由需要为人民的福祉担心。相反，对他的幸福形成重大威胁的是外夷。孝明向神灵祈祷，热切地希望外国人尽快离开，这个愿望盘踞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不久，无数爱国者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但是孝明自己只希望“攘夷”。他非但不想从这种对天皇的新的尊敬中获益，或者剥夺幕府的政治权力，反而严厉反对那些将“尊王”和推翻幕府联系起来的人。孝明不仅政治上非常保守，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舒适生活都是将军所赐。他一次次地大发雷霆，似乎源于他无法享受听雪亭的宁静而倍感烦恼。但是，对于孝明天皇来说，只有在不了解御所之外的情况时才能保持心情的平静。

五月初五这一天，有男孩的家庭都会竖起鲤鱼旗庆祝他们的成长。孝明接见了亲王，并亲手将一个装饰用的香包挂在亲王的肩膀上。那天晚些时候，他来到亲王的房间——这是少见的行为——并像其他父亲一样检查了鲤鱼旗。这天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平静日子：一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第一份幕府的报告。报告中说，鉴于出现在距离京都很近的大阪海岸的外国船只越来越多，幕府加强了那里的防备，在木津河和阿吉河的河口分别建起了两座炮台，铸造四十门重炮，并切实推进西式战舰的制造计划。这些都是重大的事业，不能指望很快见效。[22]

在得知外国军舰离得如此之近后，京畿地区的这些积极防备无疑使孝明的恐慌情绪缓和了许多，但是世界形势似乎朝着他憎恨的方向发展。几个星期后的1857年6月17日，下田的地方长官与汤森·哈里斯签订了《下田条约》，进一步向“蛮夷”开放日本。

不满于《神奈川条约》条款的哈里斯，通过不断地谈判和妥协，获得了一份对美国更加有利的协议。这份哈里斯口中的“协议”向美国船只开放了长崎，并给予美国人在下田和函馆的永久居住权。协议还为治外法权提供了依据：“在日本犯下罪行的美国人应受美国总领事或者领事的审判，并按照美国法律进行惩罚。”[23]后来，日本花费了莫大的努力说服外国政府放弃这条侵犯他们主权的特权，但下田的地方长官可能都没有预见到自己做出了的让步会如此巨大。

哈里斯的下一个胜利是，经过屡次要求，幕府决定让他到江户去面见将军。一些有影响力的家族反对这个决定，但是幕府不顾他们的反对，将自己的行动通知了宫廷。1857年11月23日，哈里斯在荷兰翻译亨利·休斯根（Henry Heusken）[24]的陪同下离开下田，幕府派出大队士兵，以确保他一路无虞。从士兵的人数、传令官等许多方面来看，这很像是某个大名的队伍。哈里斯在日记里写道：“整个队伍大约有三百五十人。”[25]

1857年12月7日，德川家定将军在国事大厅会见了哈里斯。[26]幕府官员按照等级排列，将军坐在最高一级，靠在一个扶手上。哈里斯鞠完三次躬，向将军走去，解释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将一封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总统写给日本国皇帝的信交给老中，请其转呈给将军——当时仍然认为被称为“大君”的将军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信中赋予哈里斯在两国缔结通商条约上完全享有“商定、处理、商讨和谈判”的权力。哈里斯的日记接着写道：“说完我停下来鞠了一躬。片刻宁静之后，大君开始将头往肩膀后面一扯，同时顿了一下右脚。这个动作重复了三四遍。”

不清楚这些动作想表达的意思，但其意图是友好的。将军简单回答了哈里斯，并以“两国友谊永世长存” 作结。[27]

五天后，哈里斯会见了老中堀田正睦（1810—1864）。哈里斯列举了种种理由，说明由于蒸汽轮船和电报的发明，国家之间的通讯已经变得极为便捷，现在整个世界已变得像一个家庭，每个国家必须和其他全部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他提出了两个要求：在其他国家的首都设立外交使节、允许自由贸易。

哈里斯警告日本，假如英国无法取得通商条约，可能会对日本发动战争。英国海军很可能占领萨哈林和虾夷；如果当时正进逼北京的英法联军取得胜利的话，法国可能会占领朝鲜，而英国可能会要求清朝割让台湾。然而，美国只要求建立和平的关系。另外，假如日本依赖美国，就能拒绝英国和法国贪得无厌的要求。哈里斯警告，如果日英之间爆发战争，日本必败无疑。最后，他承诺，如日本和美国签订条约，美国将保证禁止销售鸦片，借此表示和英国人有所不同。[28]

英国舰队对日本的威胁似乎起了效果。尽管一些强势的大名反对签订合约（像高声坚持攘夷的德川齐昭），但1月16日，堀田正睦还是邀请哈里斯到自己的住处，向他表示日本愿意开始双边贸易，允许一名公使常驻日本，并开放一些其他口岸代替下田。[29]

堀田将这些事情通知了京都所司代，要求他向天皇汇报。宫廷很快做出回应，下令不许开放京都地区的任何港口。那个月晚些时候，奉幕府的命令，两名官员提交给宫廷一份最近与外国人交涉的详细报告。让宫廷知道当前事态发展的先例已经牢固确立。

堀田通知说，为了获得宫廷对与美国签订合约的许可，他将到京都去一趟。看来这份报告并不能使孝明安心，他决定在堀田来之前先咨询朝廷高级官员的意见。孝明写了封信给关白，要求他询问太政大臣、左大臣和右大臣对于外交事务的坦率意见。天皇听到传言说堀田将带来大量金钱，在给关白九条尚忠（1798—1871）的信中说：“黄白，岂足动朕之志哉？朕治世之中，若成许与外夷通商之俑，则失信于国民，遗耻于后世，此身何以见神宫及列圣？卿等亦详察斯意，必不为金钱所惑。”[30]

在这些忙乱的日子里，偶尔也会有一些宽慰人心的插曲。1857年11月，六岁的祐宫作了一首短歌[31]，这是他十万首短歌中的第一首。

[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13页。

[2] 大僧正：日本古代由朝廷任命的管理僧尼的最高职位。僧官系统分三级，自上而下依次为僧正、僧都、律师，僧正和僧都又分大、小两级。——编注

[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17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18页。

[5] “太阳之子”是天皇和亲王的别称，由于提到了“太阳”，诗歌一开始就用了一个与之相关的词“上升”。“天の浮橋”这个词的原意是“天上的石桥”，在这里指的是亲王真正跨过的桥，但却暗示了 “天之浮桥”（连接天地之间的桥梁）、天照大神隐身的 “天岩户”等多重含义。

[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0页。这段描述来源于日本文献，见《東坊城聡長日記》及《大日本古文書》等，但它与哈里斯日记中的描述并不相符。在1856年8月22日，即抵达下田后的第二天，他走上岸，来到下田对面一个叫做“柿崎”的村子。“这个地方的寺庙——神道教的玉泉寺作为美国人的住处。房间非常宽敞，既整洁又干净，一个人在这里待上几个星期是很舒服的……下田的了泉寺也用来给美国人用——可能我得住在那里，直到找到居住的房子为止”（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p. 203-204）。8月27日，哈里斯提到官员们努力说服他“一年内离开并回国”，但他抵抗住了所有这类劝告。8月28日，“副奉行”通知他说，“由于我的地位很高，他很荣幸地准备接见我，并将为我指定一处合适的住处——柿崎的玉泉寺”（pp. 209-210）。哈里斯在下田登陆和居住期间遇到了当地的反抗，可能有人故意误导江户政府，向他们掩盖了真相。

[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1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1页。

[9]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24.

[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4页。

[11] 这是常御殿北面的一座小建筑。1840年以后通常称为“东宫御所”，或“皇太子御所”，此时文中使用的是旧称，可能是因为祐宫还未被指定为皇太子的缘故。

[12] 典侍为日本女官的官名。日本天皇的后宫中没有宦官，主要的事务都由女官来担任。女官的职位按高低分为典侍、掌侍、命妇、女嬬、杂工等。各级女官职位都由出身决定。权为权官，超出该职位人数后增设职位，一般比该职位级别稍低。典侍（权典侍）因经常服侍于天皇身边，故常有侍妾化的情形出现，之后便成为天皇嫔妃的位号。——编注

[13] 局是政府赐予侍奉皇室、将军、公卿等有着重要地位的女性的名号，如江户初期的春日局。——编注

[14]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01。

[15]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44。

[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6页。

[17] 在中山家住的时候，明治就已经在外祖父中山忠能的命令下接种了牛痘（《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54页）。关于国内其他地方种痘的情况，可以参考拙作Travelers of a Hundred Ages, p. 382。那篇日记的作者井关隆子（1785—1845）高度赞扬了长崎的荷兰医生所引进的种痘方法。

[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9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27—128页。原文是一封用荷兰语书写的信件，本文译自日译本。

[20] 对当时御所周围祈祷的群众的记载，见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55—70页。

[21] 据说单单一个下午，后樱町天皇就派发了三万个苹果，每人一个（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60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0页。如果想要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参考《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644—645页。

[23] 原文见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p. 573-574，也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1页。

[24] 当时，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将英语直接翻译成日语，或者将日语直接翻译成英语；哈里斯的话被休斯根翻译成荷兰语，然后再由一位学过荷兰语的日本人翻译成日语，荷兰语是唯一一门日本人说得流利的欧洲语言。有关休斯根的介绍，可以参考Reinier Hesselink, “The Assassination of Henry Heusken”。

[25] 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 412。也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6页。

[26] 关于哈里斯对会面的描述，请参考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p. 468-480。

[27] 关于哈里斯对会面的描述，请参考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 475。将军的日文原话用影印于p. xxx。

[2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7—138页。哈里斯对自己与堀田会面的描写，虽然内容差不多，但却没有这么具体。例如，没有提到英国和法国领土上可能有的野心。还可参考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剑桥日本史》）, vol. 5, p. 278。

[29] 《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708页；《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0页。哈里斯的版本见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p. 496-500。

[30] 这段话的翻译遵循了《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2页的内容。信的原文要详细得多（《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725—726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39页。这首诗是中山庆子死后在她的私人物品中发现的，上面还附有这首诗作于何时的标记。诗的内容，请见第六章。

第五章
安政大狱

1858年3月6日，在两名高级官员川路圣谟和岩濑忠震的陪同下，老中堀田正睦带着将军德川家定送给天皇的丰厚礼物，离开江户，出发去京都。同一天，堀田给武家传奏去信，告知他来京都是为了汇报和美国签订条约的情况。两天后，堀田将两名武家传奏和三名议奏邀请到自己的住处，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当前世界的发展趋势。他指出，日本已再无可能保持与世隔绝的状态，并向这些官员出示了通商条约的草稿，要求获得宫廷的首肯。[1]

一些朝廷官员，包括著名的前关白鹰司政通及其儿子鹰司辅熙（1807—1878）都同意答应幕府的要求，但是孝明给左大臣近卫忠熙和关白九条尚忠分别去信，强烈要求大家尊重他的意愿。孝明在给九条的信中重申自己绝不向外国人妥协的坚定立场。如果满足了美国人的要求，那他还有何颜面见伊势皇大神宫内供奉的祖先？如果“夷人之辈”坚持要日本开放通商口岸，日本应该“不辞武力”。[2]

堀田的宫廷之旅毫无结果。4月5日，天皇在接见堀田时，一再重申他确信与美国签订合约将会陷这片神圣土地于危险之中。在给堀田的一封信中，孝明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3]他强调，如果按照美国人的要求，对几年前签订的那份开放下田——这本身已经是国家大事——的合约进行修改，那么国家荣誉将会受到玷污。孝明最初起草这封信时，曾准备将这件事全部交给幕府去处理，但是八十八名公卿贵族强烈抗议幕府对外国人的妥协政策，因此信中的语言变得更加直言不讳。5月15日，堀田在极度失望中离开了京都。

堀田这次来访最显著的一点，也许是公卿们大声叫嚣的反对态度。这个时期的贵族给人的印象是怯懦的朝臣，他们往脸上扑粉、化妆，并且穿着过去时代的衣服。这样的贵族可能存在，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许多贵族努力实现大政奉还、王政复古，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决心，甚至出现鲁莽的行为。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源于当时公卿的妻子普遍出身武士阶层，她们为公卿阶层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认为朝臣都是颓废的文人雅士或者是平安贵族的末裔的看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从这个时期开始，公卿在反对幕府的一切行动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

1858年4月，幕府指定彦根的大名井伊直弼（1815—1860）为大老。[4]翌日，在给关白等大臣的一封信中，天皇预计井伊将会竭力争取朝廷批准合约，但是自己绝不改变主意。[5]孝明绝对拥护幕府，然而在认为他们不对时，却坚持认为自己有权拒绝配合。

孝明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谴责开国的政策。1858年7月27日，他分别派使者到伊势神宫、石清水八幡宫和贺茂神社去祈祷神灵的保佑。在一份宣命中，孝明向神灵请愿，假如日本和夷人之间发生战争，希冀神灵和13世纪摧毁蒙古侵略者那次一样，发一阵神风，把侵略者吹走。他还请求神灵惩罚那些忘记国恩的“不忠之辈”——那些同意开国的人。[6]

孝明的祈祷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7月29日，下田的地方长官井上清直登上当时停泊在神奈川的“珀哈顿”（Powhattan）号战舰，与汤森·哈里斯会面，并签署了一份日美友好通商条约。[7]条约包含一个时间表，规定五年内陆续将下田和函馆以外的几个港口——神奈川（横滨）、长崎、兵库（神户）和新潟——向外国船只开放。

7月31日，幕府向宫廷汇报了日美条约签订的结果，并解释说由于情况紧急，没有时间听取宫廷的意见。当宫廷收到这封信时，不出所料，孝明非常愤怒。他派人请来关白，宣布自己将退位。

孝明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也许因为这是他能使幕府改变政策的唯一办法。假如孝明退位——如果幕府同意他的决定——继任者将会是他那只有六岁的儿子，或者是一名旁支的亲王。在这种关键时刻，少年天子注定是个灾难，而一个不是直系的远亲登上皇位不是引发仇恨，就是引起党派之争。

孝明在信中一开始用模式化的词句，宣称日本帝王制度的独特性，特别是王室的血统从未间断过。日本不像中国，出身卑贱的人只要有过人的能力就可以当上皇帝。孝明称赞日本皇室的一脉相承，但他真正的重点似乎是放在做皇帝的难处上。他说自己并非因为能力出众才当上皇帝。即使是对皇室尊贵血统深信不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并非每一个登上皇帝宝座的人都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天皇；事实上，《日本书纪》就描写了一些残忍刚愎的天皇。孝明也许比同一世纪的前任们要有才华一些，这一点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对自己被迫扮演的角色感到不满，并最终对自己感到不满。孝明使用这些套话，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达了他的真实情感，他多次使用“愚力不及”“微力难及”等语句，表达自己不符合天皇的要求。孝明说，仁孝天皇死时自己本应坚决拒绝继任皇位，但是当时他太过悲伤，在登基仪式上根本就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尽管无知，但他从那时起便一心一意侍奉神灵，尤其是神宫中的祖先，努力避免玷污这个神圣的家族。他的微薄之力已经无法治理这个国家，自己也经常叹息自己的失败。自1854年皇宫毁于一场大火以来，国内许多地方发生了骚乱，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孝明悲痛地认为这些完全归咎于自己的“德薄”。

最近，外国船只来到了日本海域，其中美国特使甚至要求友好和通商。他相信，尽管外国人口头说得好，但实际上怀着有朝一日吞并日本的野心。如果拒绝外国人，必定会引发战争。他知道由于长年的和平及政府的善政，人民已经变得懒散，而且军备也不足。总而言之，日本的武力无法和敌人抗衡。然而，即便是日本长期和平的特殊局势，那些担负着“征夷”使命的武士却无法完成自己的职责，实在令人悲叹。

孝明说自己一直将政治事务委托幕府处理，并因为担心幕府和宫廷的关系恶化而不愿发表自己的意见，但现在却导致了困难的局面。他不知如何是好，而且能力有限，于是决定辞去皇位。在这个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祐宫还太小，难以继位，因此他提议三位有皇室血统的亲王为继任者。[8]他说自己绝对不是为了过上舒适的生活才退位，而是希望让位给那些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让他们来处理国家大事。天皇要求关白向幕府转达自己这一请求。[9]

这封信清楚地表达了孝明对幕府无法应付外国人的不满。尽管没有在信中明说，但他已经越来越抱有一种信念：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外国人赶出去、让他们出现在日本就是对神灵和自己祖先的不敬。这封信和随后的类似信件有一点令人难以忘怀，即它们传递了一个饱受折磨的个人的形象。信中的许多措辞当然都很模式化，然而至少几百年来，还没有天皇表达过辉煌头衔之下类似的苦涩无奈和无力感。孝明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从这时一直到他凄惨的临终，只有几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没有受到愤怒和失望的困扰。如果想在日本历史上寻找和他类似的人，我们可能不得不追溯到被流放的后鸟羽天皇和后醍醐天皇。也许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在意识到自己无法掌控命运这一点上，可能和孝明更为接近。信中孝明对幕府官员的攻击、对每一次事态发展的悲叹，在日本君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信都署的是孝明的雅号，通常是“此花”。也许这里用到了古老的《难波津之歌》的典故[10]：

花开难波津，

寒冬闭羞颜。

今春满地堂，

花开香芬芳。

孝明使用这个雅号，是希望他在长长的寒冬过后，也能看到春天吗？

信的末尾，孝明否认自己放弃职位是为了过上舒适的生活，然而荒谬的是，那样的生活正是幕府和许多官员认为最适合他的生活。只有到了统治末期，当他的情感从无奈转为绝望时，孝明才沉溺于美酒和女人。[11]孝明在这封信中的形象非常感人，他是一个聪明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而在一个外力作用下的变革时代，这种传统正迅速崩溃。

孝明的退位请求显然没有传到幕府。九条尚忠通过努力劝说，使孝明平静下来。九条承诺让一名幕府高级官员到京都来说明情况，然而1858年7月，幕府再次与荷兰、俄国和英国签订了条约（类似于和美国签订的条约）。[12]9月11日，孝明对事态的新进展怒不可遏，他颁布了一条敕令，宣布自己将退位，并要求幕府解释为何无视天皇的意愿。

九条尚忠收到敕令后回应说，尽管天皇明显有理，但是由于事情的严重性，自己不得不认真考虑后才能给出意见。他与朝臣见了面。大多数人同意应将天皇的命令传达给幕府，但是应该避免使用过分的语言。九条向三公出示了孝明写的信，左大臣近卫忠熙主张发一份给水户藩的前大名德川齐昭，敦促他劝幕府改革内政、抵御外侮。假如齐昭能劝两三个主要的大名接受自己的意见，天皇的愿望完全能够实现。[13]

这是一个危险的计划。它打算违反幕府的规定，直接与大名联系；更糟糕的是，如果计划成功，肯定会引发宫廷与幕府的纠纷，而这是幕府最担心和痛恨的。朝臣们意见分歧，一些人担心信发出去最终将会损害朝廷，另一些人则坚持立刻把信寄出，否则天皇肯定会退位。最后，这封信的一份副本交给了水户藩在京都的代表，另一份则交给了常驻皇宫负责传达消息的一名幕府官员。

孝明在信中承认，和美国签订协议是情势所迫，在所难免，但他指责幕府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在采取进一步的外交措施之前咨询主要藩主的意见。孝明非常担忧国内的骚乱形势，并敦促幕府采取“公武合体”的政策，即公家和武家合为一体。这个词概括了孝明的理想：和我们更为熟悉的“尊王攘夷”相比，孝明希望的是和幕府合作，将外国人赶出去。在论述德川幕府末期的文章中，这个词常常出现。

孝明的退位又一次被劝阻了。9月23日，将军德川家定逝世的消息传到首都。他其实一个多月前就死了，但是幕府封锁了消息，直到这时宫廷才收到消息。将军的逝世可能使孝明中止了退位计划。总之，9月初他用近卫忠熙代替了支持幕府的关白九条尚忠，孝明认为近卫和自己更加趣味相投。

1858年10月31日，老中间部诠胜（1804—1884）来到京都。这似乎符合幕府派出一名高级官员的承诺，但间部完全无意就未征得皇室同意便和美国人签订条约一事向天皇道歉。相反，他受井伊直弼指派，来为九条尚忠恢复原来的关白之职。除此之外，他还要将京都所有反对幕府政策的人都处理掉。这标志着所谓的“安政大狱”开始。八名“尊王攘夷”派的武士被处死，其中包括备受尊崇的吉田松阴、桥本左内和赖三树三郎。吉田松阴的罪名是密谋刺杀间部，这些人计划在江户到京都的途中杀死间部，但其他人的“罪名”则没有这么明显。那些被怀疑是“尊王攘夷”派的公卿（包括地位很高的家族）也受到审问并被迫辞职。其他一些被认为和“尊王攘夷”派有更深瓜葛的人则被软禁，或者被勒令落发出家。

也许是为了安慰天皇，间部给天皇带来了新将军德川家茂准备的丰厚礼物，然而孝明拒绝接见间部。[14]他将天皇挑选的近卫忠熙换掉，代以其并不信任的九条尚忠，天皇对这个幕府官员的心情可想而知。间部会见了重新当上关白的九条，告诉他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为什么日本不得不和各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他还向九条献上各大名送来的纪念品和一份跟美国签订的临时协定。这些文件后来都交给了天皇。

同一天，11月29日，天皇将新任将军的官阶擢升为正二位，并在第二天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孝明似乎在赐予可能的敌人最高荣誉。接下来几个月，孝明继续写信表达对当前形势的愤怒之情。那年年尾，他最终接见了正准备返回江户的间部诠胜。孝明交给他一封信，信的开头写道：“蛮夷亲和贸易之条款，乃皇国之瑕玷，神州之污秽。”天皇在信中竭力主张返回到“锁国之良法”上来。[15]他本人并不赞同签订合约，然而考虑到国内外的情况，愿意原谅合约的签订。但是，签订合约所获得的这个喘息机会应该用于落实“公武合体”政策。这是孝明做出的许多次让步中的第一次，然而他的终极目标，即将日本从夷人手里解放出来这一点，却从未动摇过。

随着皇宫举行传统的新年庆典，安政六年（1859）拉开了序幕。大家互换礼物，观看舞乐表演，吃各种应节食品，同时开怀畅饮。宫廷为现年七岁的祐宫送上一桶清酒和一些开胃菜：他已经到了可以参加宫廷活动的年纪。2月21日，他在天皇的陪伴下第一次观看舞乐表演，并且喝了一杯（同样也是第一次）天皇亲手赐予的清酒。

5月24日，间部诠胜上一年逮捕的四名公卿——鹰司政通、近卫忠熙、鹰司辅熙和三条实万（1802—1859）——的“请求”获得通过，被允许落发出家。这是幕府对那些胆敢直接与德川齐昭联系的朝臣的惩罚。鹰司政通和儿子鹰司辅熙本来属于支持开国的公卿，但他们受到“志士”（主要由有民族主义信仰的低级武士组成）的劝说，转为支持闭关锁国，从而激怒了幕府。

在幕府的处分下来之前，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1813—1873）要求他们自杀，但是四人拒绝从命。同情这些人的孝明给关白九条尚忠写信，要求他向酒井说情，赦免这些人，但是酒井的态度非常坚决。他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些人和齐昭之间有秘密联系。宫廷的机密被这些人传给了水户藩的武士，而水户藩和福井藩的武士一直都在蓄谋叛变。这些人也许只是被浮浪之徒的妄说蒙蔽，然而不管什么原因，他们的行为都与“公武合体”背道而驰了。[16]

4月9日，孝明秘密写信给三条实万，表达自己对四人的特殊敬意和喜爱之情。仁孝天皇在位期间，鹰司政通曾做过很长时间的关白，天皇突然去世后，他辅佐毫无经验的孝明登上皇位，并在所有方面帮助他，如同摄政一样。孝明不忍看到鹰司在耄耋之年被控犯有严重罪行。而近卫忠熙是孝明的老师，教他书法，在孝明的元服仪式上为他戴上御冠。其他两人也都是尽忠尽职的前朝元老。当外国人来到日本时，四人总是竭尽全力地依照他的愿望行事。他们也许偶尔会犯错，但不可能暗中怀有颠覆将军的计划。[17]

孝明在信尾说，希望自己能够说服幕府赦免他们。三条实万接到这封信时，正幽居在京都郊外的一个小村子里。尽管卧病在床，他还是挣扎着起来，换上朝服，戴上帽子，并在沐浴之后才阅读信件。天皇的仁慈令他感激涕零，三条认为，天皇的褒奖说明自己不是祖宗的不肖子孙，不会给后代留下骂名。然而，酒井断然拒绝了孝明的请求，甚至连延迟处罚也不答应。孝明依然不愿发布削发的命令，又问了一次四人是否真的希望这么做。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四人无疑已经听从了命运的摆布，孝明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下达了命令。

在那些描绘安政大狱对宫廷影响的文章里，酒井忠义的形象通常都是反面的，但他只是幕府在京都的权力代表。孝明每次向他请求宽恕这些曾经服侍过自己和父亲的人时，酒井都无情地拒绝了，但拒绝的背后，是井伊直弼这个幕府权力最大的人决定铲除一切反对派的决心。从1858年井伊刚当上老中，便开始镇压，一直持续到两年后他被暗杀之时。镇压的主要原因是，井伊认为有必要清除那些反对幕府和外国签订和约的人，但其中也有国内方面的原因，即指定将军继承人的问题。事实证明，这次镇压完全失败，并最终导致幕府解体，但这两年恐怖统治所实施的逮捕和监禁，将会被人们牢牢记住。

对孝明而言，这次镇压是他个人的奇耻大辱。即便是为了幕府的安全，显然也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在某个阶段反对和约，就要这些忠心耿耿服侍过孝明和先皇的老臣削发出家。但是井伊决定杀鸡儆猴，即使引起孝明的痛恨也在所不惜。皇权的实质与现状之间的矛盾从未这么清楚过。身着朝服履行规定仪式的孝明，想到自己发布的命令没有一项不被幕府否定时，肯定感到很烦恼。

1859年的官方记录里还提到肆虐全国的瘟疫等灾难。孝明的第三个女儿出生，但也许是因为瘟疫，结果成了他第二个夭折的女儿。令孝明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儿子祐宫，他正渐渐长成一名合格的皇位继承人，这是灾祸频仍的那年唯一的亮点。

[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3页。

[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2页。信的原文见《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730页。

[3] 信件完整译文见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p. 180-181。

[4] 这个头衔有各种不同的英语翻译，如“摄政(regent)”、“大臣(chancellor)”、“首席大臣(president of the councilors)”等。其意思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职位上主要指资深的“老中”，即将军顾问中权力最大的人。

[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8页。信的内容见《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856页。

[6] 原文见《孝明天皇紀》第一卷，第892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50页。孝明为这种场合所作了几份类似的“宣命”，这只是其中的一份。

[7] 条约的英文内容见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p. 578-584。

[8] 他在信中提到“三位亲王”，但却只写了“伏见”和“有栖川”两个名字。“伏见”指的是伏见宫贞教亲王；“有栖川”指的是有栖川宫帜仁亲王和他的儿子炽仁亲王。这三个人都曾被仁孝天皇收养，随后被赐予“亲王”的头衔，这么做显然是为了保证皇室血统的延续，尽管他们并非皇室的近亲（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77页、第207页）。

[9] 《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923—924页。

[10] 这首著名的和歌原文中有“此花（このはな）”一词。——编注

[11] 远山茂树编，《维新の群像》，第56—57页。

[12] 9月与法国签订了条约。

[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53页。

[14] 11月1日他给左大臣（近卫忠熙）写信，说他太累了不想见间部（《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102页）。

[15] 《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155、第156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70页。

[17] 原文见《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227页。摘要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71页。

第六章
赐名睦仁

1859年祐宫开始上学，有栖川宫帜仁亲王（1812—1886）被指定为他的书法老师。祐宫的第一位老师是一名书法家，说明写一手漂亮书法的重要性。书法对欧洲王子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在日本却是贵族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皇室成员展示书法技艺的场合相对较少，但是一旦动笔，书法技艺不仅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反映他的人格。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明治天皇最终对这项技艺有多么精通，因为他极少有书法作品保存下来。[1]

实际上祐宫上一年就开始学习书法了，但显然只是随便学学。他今年八岁了，应该在合适的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书法（和其他科目）。有栖川宫帜仁亲王被选为亲王的书法老师，是因为他的家族很久以来就以书法著名。5月5日，有栖川宫帜仁亲王带来那首《难波津之歌》作为假名书写的范本。[2]他和学生互换了礼物，彼此都送了对方一盒新鲜鲷鱼。在亲王的教育中，第一堂正式的书法课最为重要，也因此他们会交换传统上贺礼所用礼物的鲷鱼。[3][4]

从此，有栖川宫帜仁亲王在指定的日子里每月来几次，教授祐宫书法。6月4日，祐宫将自己临摹的几个字交给老师评判，并赠送给老师礼物。到了8月10日，年轻的亲王显然对自己的进步感到非常开心，他开始向侍从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每次一两个字，通常是“中”和“山”。[5]

与此同时，祐宫已经开始了另外一种学习——阅读儒家的经典著作。5月29日，伏原宣明（1823—1876）被指定为祐宫的阅读指导老师。伏原在给学生上第一节课时，将一段选自《孝经》的文章朗读了三遍。当然，你不能指望一个七岁的孩子能理解中国的哲学著作，即便是用日语朗读；然而过了不久，祐宫就能认字并跟着老师大声朗读了。这种被称为“素读”[6]的学习方法效果惊人，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学习汉语并能自由读写；但是对一名孩子来说，整小时整小时地背诵那些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词语，肯定无聊透了。

祐宫刚刚完成《孝经》的素读，孝明天皇就命令他阅读《大学》。[7]在素读课堂上，年龄相仿的孩子之间至少有欢乐的友好竞争，或者可能有一起捉弄老师带来的乐趣，但是祐宫刚开始上课时并没有同伴。1861年，公卿里松良光（1850—1915）成为祐宫唯一的同学，那年他十一岁，未来的明治天皇十岁（采用日本的计算方法）。里松在一次谈话中回忆道：

我每天侍候亲王，从早起到他上床睡觉，不管是学习还是运动，从未离开他一步。亲王一般穿彩色的真丝绉长袖和服与白色的真丝裤子。他并非每天都穿新衣服，而是穿得很朴素。亲王梳着男孩子的发型，把前面的头发梳向两边，然后在头顶打个结。我和他发型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他的头发两侧都是鼓起来的。

亲王的学习从素读《四书》《五经》开始。我是他的伴读。我们的老师是已经去世的伏原宣谕，但是偶尔阿野奥充会来代课。我们的课本都由伏原先生工工整整地誊写出来。每读完一本，伏原就向陛下呈上下一本。我们一起高声朗读，就好像是在旧式的寺子屋[8]一样。[9]

到目前为止，这些都不是正规教育，因为祐宫和同伴是在私塾里跟老师学习，但是1862年6月25日这一天，他们的正式教育开始了。孝明天皇命令阴阳师土御门晴雄定下开学的日子。一切都遵照1839年孝明入学时的仪式进行。在高级贵族的注视下，伏原宣明将《孝经》序言里的几句话朗诵了三遍，亲王跟读。

祐宫并不是一个特别用功的学生。一些关于他不喜欢学习的轶事被保留下来。明治后来回忆说，母亲中山庆子对他相当严格，除非完成了当天的功课，否则就不给他吃午饭。[10]再后来，1905年，天皇还作了一首诗回忆那些遥远的岁月：

我现在多么后悔

我的孩子气

那时我觉得

写作业是

浪费时间的无聊事情

下面这首作于大约同个时期：

我现在记得那些日子

那时我很不重视

写作业

因为我唯一的兴趣

就是骑竹马[11]

另外一则轶事讲述了当时主管祐宫教育的中山忠能如何地怒不可遏。那天，这位学生上课时突然站起来，没有任何解释就走回内宫。忠能认为，假如亲王的行为如此不受管教，他已没必要继续教下去了（他为此付出了全部身心）。忠能写了一封辞职信，说自己不想再出现在亲王面前。儿子孝麿恳求父亲说，亲王还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愤怒的忠能什么都听不进去。这时宫廷来旨，要求他速速回宫，但他固执地拒绝了。孝麿认为抗旨有违臣子的职责，最终成功地说服父亲，使他的脾气缓和下来。祐宫见到忠能时，向他道歉，说自己错了，并承诺永不再犯。祐宫说：“请您不要发脾气，而是像以前一样照顾我。”忠能深受感动。那天晚些时候见到孝麿时说：“殿下是一名开明的亲王。我太心急了。都是我的错。”说完号啕大哭。[12]

这个故事以愉快收尾，但它说明祐宫也可能做出自私甚至残忍的行为。我们从他小时候的玩伴木村祯之祐口中知道，即使在孩提时代，祐宫心里已经很清楚自己对下属的权力：

亲王殿下个性极为冲动，而且非常倔强。一旦发生什么让他不高兴的事，他通常会抡起拳头，一拳打向那个倒霉的人。我记不清自己有幸挨过他多少拳头。不管怎么说，我比他小一岁，一般不怎么怕他，总是斗胆做出一些违抗他旨意的事情来，每次都会吃几个拳头。

有一天某个大名送了亲王一个金鱼缸，里面有五六尾金鱼游来游去。我非常好奇地在殿下身边观看。当他走进隔壁房间时，我立刻把手伸进金鱼缸去抓鱼，直到成功抓住了一条。令我惊慌的是，这条鱼死了，正当我不知该怎么办时，殿下回来了，看到了这一切。他顿时怒火中烧，大喊：“你这个笨蛋！”然后抡起拳头，接连往我的脑袋打了三拳。我逃跑了，但是他在后面追我，又赏了我一个拳头……

还有一次，忘了什么原因，但是我做了件淘气的事，惹得他把怒火都发泄到我身上，连续往我头上打了九下。回想这些事时，我知道是自己的淘气惹得亲王生气了，不过即使现在，我仍然能感到腋下冷汗浸浸。[13]

另外一件令人不那么喜欢的轶事，则描述了一位年老的公卿是如何开始认为这个孩子太顽皮，自己管教不了的。这名公卿从祐宫出生起便负责照看他，正考虑提出由一名年轻的公卿代替自己。一天，祐宫在御所的一个水池边玩耍。他大声喊道：“爷爷，快来看啊！池塘里好多鲤鱼！”老人走到池塘边，但是没看到鲤鱼。他礼貌地问亲王鲤鱼在哪里，祐宫的回答是：“瞧，在那！在那！”老人弯下腰想看得更仔细些，这时男孩从后面推了他一下，老人跌入水中。池塘很浅，但是由于年纪大了，他费了好大劲才爬上岸。殿下随即大声喊道：“大家快来看呀，老人变鲤鱼喽！”人们赶过来将老人扶到岸上。据说，他跌入水塘时身上穿的那件沾满泥浆的衣服已经成为他们家族最宝贵的财产。[14]

人们也许会纳闷，为什么这类轶事会出现在那些旨在增加明治天皇荣耀的作品之中。也许人们认为，亲王对待玩伴和无辜老人的粗暴（甚至残忍）的态度，是他成为一名严厉的国家统治者所必须具备的一项品质。要知道亲王不仅由女人抚养，长年以来衣着打扮也像个女孩。据说，这位被推进池塘受辱的老人后来写信给岩仓具视，要求更换别人。但是岩仓把他叫来，对他说：“你从殿下诞生之日起便服侍他，然而现在还不了解他的伟大之处。我能体谅你在这般年纪所做的付出，然依我所见，你自幼接受贵族教育，仅想教育殿下举止良好。但日本目前正处于非常之时，王政必将复古。届时，天皇仅有稳重性格并不足够。我从年幼的圣上身上看到面对任何难局皆能保持泰然平静的气象，暗地由衷欢喜。我不同意你的辞职。”[15]

轶事收集者们强调小亲王的男子汉气概，说他随时准备用拳头对付一切有违自己意愿之事，因为他们不希望把祐宫描写成一个躲在屏风后面，连朝臣也看不见的模糊形象，或者是描写成一个身体虚弱，经常使周围人担心的亲王。他们似乎在说，尽管祐宫把老人推进池塘这件事本身并不光彩，但却是他有着刚强性格的表现。

祐宫其他方面所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不管是老师的指导，还是他在宫廷的观察体验。祐宫甚至在接受正规教育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和歌。[16]他这个时期创作的诗歌有一首流传下来：

看到月亮

野鸭飞了起来

水中有月亮的倒影

这首诗并不符合韵律[17]，表达的意象也很混乱，但它作为祐宫最早的诗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几年后创作的一首短歌则显示出他对韵律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黄昏的熹光之中

野鸭回巢了啊

在这个春日啊

我聆听它们的叫声啊——

他们的声音如此平静。

加强语气的助词“啊（ぞ）”的重复使用，主要是为了填满韵律，现代的读者可能会认为好笑，但是亲王意识到了韵律要求，说明他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从这个时期开始，祐宫便常常会见父皇并接到一些创作短歌的题目。他将创作的成果给父亲看，本身即是一名出色诗人的孝明会给他修改。孝明将亲王的诗歌修改如下：

春日时

天空暮色熹微

野鸭回巢了

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

它们叫得多么平静

孝明的指导对明治的正规教育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内容为日本所独有，是一项在平安时代便建立起来的传统，那时的天皇不仅创作和歌，还要精通和歌的传统。不久，祐宫就熟谙经典诗集。除此之外，他在文学上的喜好仅限于日本的武士故事和中国的英雄故事。[18]祐宫的儿时玩伴里松良光回忆说，祐宫经常提到他非常仰慕英勇的丰臣秀吉和忠诚的楠木正成。这个时期祐宫似乎对历代天皇的事迹没有什么兴趣，也许因为他们不够勇猛，不符合他的品味。

祐宫的教育和父亲相比，或者说，和几个世纪前的祖先相比，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孝明一直对西方侵略者忧心忡忡，但他并不认为有必要让儿子知道这些夷人的危险。祐宫并没有学习世界地理或是思考西方取得的科学成就。只有明治维新以后，他的教育才变得与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息息相关。

1860年4月，大家决定为祐宫举行“深曾木”仪式。这个修剪小孩头发的仪式通常在孩子三岁到八岁之间举行，然而1858年，就在明治即将举行“深曾木”仪式时，与皇室有密切联系的泉涌寺发生了大火，仪式被迫推迟。另一个名为“纽直”或“带解”的传统仪式，通常在孩子九岁（按日本算法）时举行。仪式上，小孩子第一次系上大人的腰带，而不是小时候的绳子。大家认为祐宫今年应该举行这两个仪式。在咨询过阴阳师之后，“深曾木”的日子定在5月9日的上午10点举行，十天后举行“纽直”仪式。

“深曾木”的准备工作非常繁琐。天皇送给亲王许多套衣服，一些是在仪式上穿的，官方记录用了三页密密麻麻的文字来描绘这些衣服。[19] “纽直”的仪式则要简单得多。这些都是8月16日即将举行的一个重要得多的仪式的序曲，这个仪式将正式宣布祐宫为皇位继承人。从此他将被视为孝明皇后的“亲生子”，宫里的地位也紧随其后，而且将与皇后住在同一座宫殿里。10月宫廷将正式宣布祐宫为皇族以及皇位继承人。

10月16日，孝明下令文章博士唐桥在光（1827—1874）为亲王拟一个合适的成年名字，唐桥提交了三个名字供选择——与仁、履仁和睦仁。第二天，天皇下令将名单提交给关白和左大臣等重要公卿，让他们从中选出一个最合适的。[20]

11月11日，宫廷宣布祐宫为皇太子，并向全体公卿公布了祐宫的新名字。天皇亲自写下了“睦仁”两个字。[21]仪式过后大家喝酒庆祝，唱起了时兴谣曲和能乐，并送给亲王许多礼物。下个月将军送来贺礼时宫里又庆祝了一番。[22]

热闹过后，睦仁被送回去上学。皇后不满睦仁在书法上的进步程度，命令中山庆子每天监督他练习书法。

这些事情可能为孝明天皇提供了一些消遣的时光，但是当时发生了一件急事，使这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就是将军家茂请求娶天皇的妹妹和宫为妻。生于1846年的和宫是仁孝天皇的女儿，她在父亲死后五个月才出生。和宫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孝明关系似乎非常亲密，这也许可以解释宫中为什么极度不愿接受将军的求亲，即便这桩婚事在某些方面看来非常有利。1860年6月3日，宫廷收到江户方面发来的求婚书，上面说，婚事将有助于促进公武合体，而这正是孝明公开表示的政治立场。宫廷和幕府的关系自幕府与西方五国签订条约以来便跌入低谷，联姻将有助于修补裂痕。

1858年11月，左大臣近卫忠熙和刚刚上任的所司代酒井忠义首次讨论了联姻。近卫认为这桩婚事于国家有利，但是和宫五岁时和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帜仁之子）缔结了婚约，因此不可能与将军结婚。然而酒井却不愿放弃这个计划。第二年，酒井和关白讨论了这门亲事，并得到了幕府的肯定。最后，这些话传到了孝明那里，孝明回答说，不可能解除和宫与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婚约。他还说和宫很怕到江户去，因为在她年少无知的印象中，那里是蛮夷的聚居之地。孝明同情妹妹，不想迫使她接受一桩如此恐惧的婚姻。[23]然而，孝明很清楚这桩婚姻在政治上非常有利，他在拒绝的同时无疑也感到一丝遗憾。

那年和宫庆祝了自己的虚岁十六岁生日。7月15日她参加了赏月仪式，这是女子的及笄礼，与男子的元服礼相似。看到赏月时的和宫那么天真无邪和美丽动人，我们不难想象孝明多么不愿失去自己唯一的妹妹。

但幕府不愿放弃将军与和宫的联姻计划。宫廷内部也有人支持这桩婚事。天皇问岩仓具视的意见，当时还是侍从的岩仓回答说，幕府的权力明显正在减弱，但是试图用武力收回皇权的话肯定将导致国内大乱，并可能引发外国干涉。目前最好是同意联姻，向全世界宣布公家和武家确实合为一体。这样一来，幕府不得不逐步废除那些与外国签订的和约。假如能够说服幕府同意从此以后一切国家大事在实施之前都必须获得宫廷的批准，那么幕府的权力将会回归宫廷。因此，对国家而言，和宫一人比九鼎更加宝贵。岩仓建议接受这门亲事，前提是幕府保证将废除条约。[24]

7月6日，孝明就这门亲事给关白九条尚忠写了封信。信中的语气说明他受到岩仓意见的影响。孝明说自己对幕府与蛮夷签订和约深感不快，因为他无法在众神和列祖列宗面前解释这件事。另外，自己不愿让和宫，这位天皇的女儿，嫁到“夷人徘徊之土地”。但是，如果幕府显示出驱逐夷人的决心，他将试着说服和宫接受这门亲事。[25]

幕府的回复使孝明放下心来。幕府说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和天皇的意见一致，完全同意驱逐外国人，但是要等到国家统一和武力强盛时，才有可能处理好这些外交问题。现在首先要向全国展示公武联合。这一步一旦成功，下一步则加强国防，对抗外国人。假如天皇同意内亲王和将军的婚事，国家的所有资源将以这种方式联合起来并得到加强，这样一来，渴望驱除夷人的幕府，难道还有可能与天皇相左吗？[26]幕府承诺将在七到十年内，以谈判或者武力的方式废除和约，驱逐外国人。[27]

这些保证使孝明倾向同意接受江户方面的求婚。9月4日，孝明要求关白请和宫的母亲和舅舅去劝说她接受亲事，[28]并命令关白与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协商解除婚约的事。[29]然而和宫不为所动，一再重申一想到要离开哥哥，就倍感凄凉。一个星期后，孝明给关白写信，告诉他和宫不愿下嫁到江户。孝明不忍强迫她接受，但是又认为自己有义务履行与幕府之间的约定。因此他建议用自己唯一活下来的女儿，只有一岁半的寿万宫代替和宫。孝明非常喜欢这个女儿，但是为了表达实现公武合体的渴望，他愿意放弃私情，和年幼的女儿分开。假如幕府不接受这个建议，他将别无他法，只好退位。

孝明这封信的副本也传到了和宫那里。和宫看到孝明将退位的字眼，知道如果自己成为哥哥退位的原因，一定会寝食难安。因此她决定接受孝明的建议，[30]到江户去，但是幕府必须满足五个条件。第一条是在父亲仁孝天皇逝世十七周年的忌日（两年之后）之后再到江户去。此外，她还希望每年能够在仁孝的忌日回到京都，为他上坟，并向天皇请安。然而急于操办婚礼的幕府不愿再等上两年。和宫的第二个条件是，她在江户的生活环境要和御所一模一样。幕府接受了这一条。剩下的几条都与挑选随从人员有关。[31]

孝明在写给幕府的信中列出了自己的六个条件：（1）接受和宫的五个条件；（2）即使老中发生变化，断绝与外国外交关系的承诺将继续有效；（3）告知全国人民，和宫下嫁并非为了保存德川家族一脉，而是为了国家需要和促进公武合体；（4）赈济那些因开国而变得一无所有的人民；（5）一旦和宫的婚事确定下来，任何与和宫待遇有关的问题都应该事先秘密向天皇汇报；（6）补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32]

即使在和宫同意下嫁之后，仍有一些公卿反对这门亲事。宫廷盛传着谣言，说天皇的亲信久我建通（1815—1903）收受了幕府的贿赂，并通过指使朝臣千种有文和岩仓具视，从中推进了这门亲事。听到了这些风言风语的孝明，指示关白将谣言压下去，因为一旦同意了联姻，孝明就不能容忍任何反对的声音。[33]

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最后同意放弃了与和宫的亲事。有个蓄意流传的谣言说，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对这门亲事并不热心，因为和宫生于丙午年（火马年），而这一年出生的女人命都不太好。后来发现年轻的将军也是这一年出生，于是又有说法说，两个出生年份都不吉利的人结合在一起，就会变得非常吉利。[34]

这个时期，睦仁的教育与和宫的亲事似乎完全吸引了宫廷的注意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1860年也是日本第一次向美国派出外交使团的一年。尽管为迎娶和宫，幕府做出了驱逐外国人的承诺，但他们仍不可避免地要走这一步——在闭关锁国两百多年后首次派遣官员出国考察。

[1] 他创作的十万首短歌都写在纸片上，然后由宫女将它们誊写在更加合适的纸上。原稿随后被销毁（花房义质，《先帝陛下に関する追憶》，322页）。唯一一名评价过明治书法的宫廷人员说，他的字很难辨认（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4—55页、第181页、第187页）。

[2] 该诗歌（以及翻译）请参见第五章。

[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67页。

[4] 鲷鱼（たい）还是一种有吉祥寓意的礼物，因为它的名字和“喜庆（めでたい）”这个词部分同音。

[5] 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5页。渡边引述了《忠能日記》的内容。“中”和“山”两个字组成了他母亲家族的姓氏，这可能是天皇选择这两个字的原因，不过他在刚开始学书法时也会学到这两个简单的字。

[6] 江户时期的学习方法之一，学生只跟着老师大声朗读，但不解释文义。——编注

[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12页。1860年9月14日，他开始用素读的方法学习，并于12月23日读完了整本书。12月28日，他开始学习《中庸》（第231页），并于1861年7月23日开始用“素读”的方法学习《论语》（第257页）。

[8] 日本的民间私塾，发源于室町时代后期。起初为寺院开办以庶民子弟为对象的初等教育机构，后泛指民间的私塾。——编注

[9] 木村毅，《明治天皇》，第91页。木村显然是在和里松良光交谈时得知这个信息的。

[10] 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6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45页，里面提到祐宫是如何偶尔欺骗母亲，让她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作业的。

[11] 两首诗都收录于《明治天皇御集》第二卷，第714页。第一首见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6页。第二首中的“竹马”可能指的是“高跷”。

[12] 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4页。

[13] 木村祯之祐，《明治天皇の御幼時》，第22—23页。

[14] 渡辺茂雄，《明治天皇》，第4—5页。

[15] 渡辺茂雄，《明治天皇》，第5—6页。

[16] 根据帜仁亲王的描述，1857年底，才五岁的明治就已开始创作和歌（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6页）。

[17] 短歌的格式是“五七、五七七”，这首和歌原文的前半部多了一个音节，因此不合韵律。——编注

[18] 木村毅，《明治天皇》，第92页。明治阅读的书籍包括《源平盛衰记》、《太平记》和《太阁记》。

[1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99—202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21页。

[2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23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28页。

[2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06—207页。对孝明的答复的解释，亦可见《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379—380页。孝明说，由于和宫是另一个母亲所生，她可以不必听从他的命令。

[2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18页。亦可见武部敏夫，《和宮》，第39—41页。

[25] 简单的摘要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18页；完整记述见《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410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18页。亦可见武部敏夫，《和宮》，第44—45页。

[27] 武部称，驱逐外国人的承诺并非幕府的本意，而是迫于孝明“攘夷”的具体计划（《和宮》，第46页）。

[28]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60页。石井认为，和宫的母亲观行院和舅舅桥本实丽的反对，加剧了她对这门婚事的抵触情绪。

[29] 武部敏夫，《和宮》，第48页。

[30] 根据石井的说法，九条尚忠（关白）的心腹岛田左近向和宫暗示说，如果她坚持拒绝的话，母亲和舅舅将会面临严厉的处罚（《幕末の天皇》，第61页）。他还诱使和宫的乳母劝说她接受婚事。武部说，关白的两名家臣密谋，让和宫乳母的一个亲戚告诉乳母，幕府已经决定处罚和宫的母亲和舅舅，以此来动摇和宫的决心（《和宮》，第51—52页）。总之，在说服和宫同意与将军结婚时，这些人似乎用了卑鄙的手段。

[31] 武部敏夫，《和宮》，第53页。

[32] 武部敏夫，《和宮》，第54页。

[33]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62页。

[34] 《大宅壮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59页；武部敏夫，《和宮》，第55页。

第七章
和宫下嫁

1861年是一甲子中的两个“变革”年之一，无一例外要更改年号。[1]但即使它不是“变革”年，上一年发生的风波也足以成为年号变更的理由。这一年新年伊始就不吉祥。皇宫的庭院发现了一只狐狸，孝明天皇令中山忠能把狐狸赶出去，然而不论祈祷还是祭祀都没有效。这只狐狸一夜复一夜地对着亲王的房檐尖叫，直到最后（在皇后的提议下）亲王搬到了皇后的阁楼居住。[2]

国内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不堪高昂物价的消息传到天皇的耳朵里，他给了所司代五十枚金币，命令他用这些钱赈济首都附近山城国的百姓。所司代拒绝接受这笔钱，因为他听命于幕府，而幕府有其他的赈灾计划。[3]幕府似乎不愿意让天皇积极地参与赈灾活动。

日本和外国的关系也很紧张。1861年3月13日，在船长比利列夫（Birilev）的率领下，俄国轻巡洋舰“波萨德尼克”号（Posadnik）停泊在日韩之间的对马群岛附近。俄国军官和水手以修船为由上岸，不久便建起了营房等建筑，似乎打算在那里永久定居。岛上的居民和俄国人发生冲突，死了几个日本人。幕府派外事长官到对马去要求俄国人离开，但遭到他们的拒绝。[4]

俄国并非唯一一个意识到对马群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欧洲国家。英国人曾要求幕府开放那里的港口，他们的一艘军舰也探测过那附近的海域。这些行为给了俄国人“保护”对马免遭英国人侵占的借口。他们提醒幕府英国人有可能占领对马，认为日本极有必要加强那里的军事防御，并表示自己愿意为日本修建炮台以及租借大炮给他们。[5]幕府拒绝了这项提议，但是当俄国人差不多已经占领这些群岛时，幕府没有办法，只好在“以夷制夷”的原则下，转而向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爵士求助，请求他们帮助驱逐俄国人。两艘英国军舰在东印度舰队司令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爵士的率领下，来到了对马群岛。俄国人在接到霍普措辞严厉的警告之后，撤离了对马群岛。[6]

这些过去可能不会让天皇知道的事，不久就传到了孝明那里，使他倍感苦恼。然而直到第二年（1862）他才下令要对马的大名加强日本海防。[7]天皇亲自干预了一件在过去根本不会让他注意到的事情，说明他的权力已经大大增强。

3月29日，天皇的年号由“万延”改为“文久”。这个日子是由阴阳师择定的。变更年号一开始似乎很有帮助。有一段时间，宫廷成员又可以进行那些传统的娱乐活动，例如园游会、能乐表演等消遣方式。这时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孝明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寿万宫去世，又一个皇室的孩子夭折了。

宫廷的宁静气氛非常短暂：尽管幕府正努力改善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国内民众的排外情绪高涨。[8]6月5日，十四名水户藩的浪人袭击了江户的英国使馆，公使阿礼国爵士逃过一劫，但他的职员受了伤。水户藩的“攘夷”行动依然最为积极，然而其他藩国却反而准备与外国人达成和解。山口县长州藩的大名毛利敬亲认为必须开国，并实现公武合体。他派长井雅乐（1819—1863）到京都转达自己的观点。长井和正亲町三条实爱（1820—1909）见面，传达了毛利认为国家政策必须改变的强烈信念。

长井向正亲町三条陈述的意见冗长而不着边际，但他显然是想让孝明天皇听到。长井一开始感叹几个世纪以来的和平造成日本军队令人遗憾的现状（这已是老生常谈的观点）。他接着说道，天皇看到幕府不仅无力抵抗外国人，甚至没有咨询过自己就打算跟外国人签订友好通商条约，肯定非常气愤。天皇意识到军队已无法继续保护自己，可能也很烦恼。幕府对外国人没有确定的方针政策，只是满足于一时的权宜。天皇并未全盘了解事态的发展，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围着他，整天叫嚣着废除与外国签订的和约。但假如中止和约的话，外国列强肯定无法平静地接受，肯定会对日本发动战争。哪怕有一点胜算，他都不会反对与外国开战，但是打一场日本完全无法取胜的战争、置国家社稷于危险的境地，是非常愚蠢的。

长井接着说道，三百年来，京都的宫廷将内政与外交政策都交给幕府，因此，外国人认为幕府就是日本政府。现在他们已经与幕府签订了条约，认为日本是他们的盟国。废除和约将会激怒他们，并立即引发战争，很快整个国家都将陷入危险。举个例子，四五艘军舰便可将九州封锁，那样，全国其他地方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届时不知京都能否守得住。如果首都的街道遭到外国人的铁蹄践踏，其他地方即使没受到直接攻击，也将遭受同样的耻辱。

长井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不快的情况，是因为幕府自岛原之乱后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早期的日本历史上，不仅允许外国人自由出入日本，还修建鸿胪馆等设施来接待他们。实际上，与其他国家隔离并非真正的古代日本传统。伊势神宫的女神不是许诺过，天皇的影响将遍及太阳照耀的地方吗？神功皇后征服了朝鲜半岛的三韩，就符合她那位神圣先祖的愿望，如果她知道三韩之外还有其他国家的话，可能还会继续征讨。然而现在的政府，不仅没有为日本开疆拓土，还被动地任由外国人进来。即使认为闭关锁国的政策可取，也只有在国力强大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完全依赖日本岛国形势的孤立政策注定将失败，目前最急需的是充实攻防两用的国力。

长井恳求天皇改变支持闭关锁国的观点，回归祖先的政策，将天皇的权威延伸至国外。如果制定以五大洲都来帝国朝觐为基调的国策，民族灾难就会转化为国家之幸。而拜公武合体所赐，国内将出现一派和平景象，一旦日本拥有大量军舰，就能将全世界纳入天皇的统治之下。[9]

毛利敬亲没有向孝明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而是提醒他，一旦实现公武合体，天照大神关于日本将统治世界的承诺就会实现，以此（通过使者长井雅乐）来说服孝明天皇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目前，疲敝的日本军队不是外国的对手，而将来，全世界的国家都将到日本来朝觐。事实上，这之间还有一些阶段有待阐明，但是，毛利期待与外国人的贸易所得能够帮助日本提升武器装备。

不出毛利敬亲所料，正亲町三条将长井的请愿书转给了天皇，天皇很高兴地收下了。孝明并不赞成取消闭关锁国的政策，但同意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而且他对公武合体的支持从未动摇过。孝明命令毛利敬亲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进宫廷和幕府之间的相互理解，还赐给他一首和歌：

即使暴风雨肆虐着

整个国家

我也将等待它们

将太阳重新送回天上

让它重放纯洁的光芒

在长井的努力下，幕府最终同意让敬亲担任公武合体谈判的中间人。不过，不幸的是，那份提交给正亲町三条的文书被认为含有不敬之语，在引发了一场辩论之后，长井最终被免职了。[10]

德川家茂

1861年的大部分时间，宫廷的注意力都放在将军的准新娘和宫的江户之行上。她出发的日期是1861年的10月底，这是上一年定下的日子。幕府匆忙修缮和宫沿途即将经过的道路，然而天皇要求将日子推后，理由是来年春天内亲王应该在京都参加父亲仁孝天皇逝世十七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要求提交给了所司代酒井忠义，但是被他以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为由拒绝。不过，幕府同意将和宫的出发时间延迟到11月中旬。

即使已经做了这样的安排，两人的婚姻还是出了新的障碍。因为1860年，幕府秘密地与普鲁士、比利时和瑞士进行了外交谈判，并在年底与普鲁士签订了合约。[11]得知幕府和外国签订了三个新和约的孝明自然非常生气，他宣布取消和宫与将军的婚约。孝明说，正是因为相信幕府废除条约的承诺，所以才同意了这门亲事。关白等宫廷人员惊骇万分，担心孝明的决定可能会影响宫廷和幕府的关系，他们试着安慰孝明，最后终于使他同意将联姻计划推迟（而不是取消）几年。当问及和宫的意见时，她以惊人的坦率回答说，自己从未想过要结婚，在最后一名外国人被驱逐之前，在东部平静之前，她希望自己可以不必到江户去；假如这些无法实现的话，她希望婚礼可以取消。[12]

在机敏的酒井忠义的活动下，婚礼得以照常举行。酒井拒绝将宫廷的愤怒反应向幕府汇报。他认为自己是私下向关白透露有关新和约的消息，如果宫廷正式向幕府提出抗议，等于是背信弃义。孝明最终同意将一切事情交由关白处理。1861年元旦，幕府给宫廷去信，详细解释了三个新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再次承诺七到十年内将外国人驱逐出去。

其他一些危机也威胁着联姻计划，然而1861年9月，孝明天皇怒气已消，于是同意和宫11月启程前往江户。亲子内亲王（和宫现在的官方称呼）[13]非常不愿意离开京都。[14]她参观了曾经为祖父光格天皇重新修缮过的修学院离宫，并在返程时参拜了贺茂和北野神社。她在宫中观看了一次能乐表演。当和宫前往祇园神社祈求旅途平安时，天皇和亲王目送她和随从离开宫门。11月17日，和宫来到皇宫向天皇、皇后和亲王告别，并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出发之前，天皇给内亲王写信，要求她婚后利用自己对丈夫的影响力，实现将外国人驱逐出去的目的。终于，和宫害怕的日子来临，她必须出发了。11月22日，和宫在朝臣的陪同下，坐着轿子离开了桂离宫。一年之后，有爱国主义者认为，内亲王到江户去这件事极大地侮辱了皇室的尊严，陪伴她前往江户的两名公卿（千种有文和岩仓具视）因为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受到惩罚。[15]

婚礼队伍的场面非常浩大——一万名武装士兵[16]、大量马匹、食品、礼物和行李。为了满足和宫下嫁的五个条件中的第二个，行李中还包括一座拆下来将在江户重建的京都风格的房屋。内亲王一行极为奢华，经常在沿途的景点逗留，直到12月16日才抵达江户，而通常这段旅程只需两个星期。为了确保和宫的绝对安全，大家认为必须配备大量的随行人员（有谣言说内亲王有可能半路被劫持）。幕府禁止十五岁以上的男性穿过队伍行经的道路，城里的男性则被命令待在后房，只留妇女在门前鞠躬。为了避开那些不祥的地名，和宫行走的路线也很曲折，例如，为了避开名字有“分开”（さった）意义的萨陲（さつた）岭，队伍偏离通常走的东海道，选择了崇山峻岭间另一条长长的弯路。不幸的是，路上没有办法避开“缘切榎”，这种树名直译是“能斩断缘分的荨麻树”，对婚姻非常不吉利，于是树上的每片叶子都用草席遮住，以保护内亲王免受这个恶名的伤害。[17]

内亲王和年轻将军的婚礼必须等到1862年3月11日才能举行，然而在那之前，反对这桩婚事的人就已经开始动武了。1862年2月14日，公武合体和联姻的主要倡导人老中安藤信行（1819—1871），在去江户城的途中，遭到六名水户藩浪人的袭击。有人朝安藤的轿子开了一枪，但是大约有五十名家臣保护着安藤（井伊直弼的遇刺使幕府官员意识到外出时没有足够的护卫非常危险），他们很快就击毙了这些行凶未遂的刺客。

浪人的身上带着一份声明，解释被迫这么做的原因。[18]他们指责安藤欺骗宫廷：安藤说天皇的妹妹嫁给将军是为了公武合体，但实际上只不过是让天皇同意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阴谋而已。浪人受当时流传的一则谣言鼓动。1860年幕府官员堀利熙（1818—1860）自杀，原因不明。传言说他留有遗书，职责安藤背信弃义。[19]信中说，安藤在汤森·哈里斯的教唆下，密谋推翻天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安藤让两名国学学者举出那些被废黜的古代天皇的例子。[20]这些刺客对这一谣言深信不疑，对安藤对外国人的友好态度感到愤怒，认为这玷污了真正的臣子之道。他们别无选择，只好让安藤得到天诛，即代替上天诛杀他。“天诛”这个古老的词汇，成为19世纪60年代流行的政治谋杀的借口，并在这时开始流行起来。

也许有人认为，死里逃生的安藤可能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地位甚至比以前更稳固，然而身为幕府中赞同经济改革和与西方通商一派领导人，安藤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以前拥有的巨大政治权力。也许这因为倒幕力量已经占了上风。

婚礼举行前又发生了一次危机。幕府曾经答应亲子内亲王，让她返回京都参加父亲逝世十七周年的纪念仪式，但是她回京的日期却被一推再推。最后，内亲王派一名高级侍女代表自己前往京都。孝明对幕府没有履行承诺感到气愤，然而后者辩解说，婚前做长途旅行会使内亲王感到疲惫。

亲子在婚礼上受到极高的礼遇，被安排坐在主人的座位上。结婚仪式进行了大约十个小时，有足够的时间让新娘更换许多套衣服。亲子第一次见到丈夫时的感觉并没有记录下来，尽管有政治背景，并且后来她和婆婆之间也有矛盾，但是就跟任何皇室婚姻可能的那样，他们的婚姻却非常美满。因为家茂的突然去世，内亲王的婚姻生活只持续了四年半。然而亲子临终之际，要求葬在德川家的墓地，而不是京都。

天皇的妹妹与将军结婚，使得皇室与幕府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天皇的影响力比几个世纪以来都要大的短暂时期。[21]孝明坚定不移地支持公武合体，反对倒幕派，然而随着幕府继续与外国签订通商条约，宫廷与幕府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虽然宫廷只不过是想将所有的外国人驱逐出日本。

各派的政策变化频繁而且突然，有时导致令人意外的联盟和反目。过去，萨摩藩常常表现得像个独立王国，几乎脱离了幕府的掌控，但是1861年底，年轻的萨摩藩大名岛津忠义（1840—1897）派使节到京师，提出愿意作宫廷和幕府之间传递消息的渠道。使节向孝明献上一把宝剑，孝明亲笔题写了一首和歌以示感谢：

毫无疑问，

宝剑蕴含着一颗

忧国忧民的心

万里无云的天空

武士的精神照耀四方[22]

岛津忠义和父亲岛津久光接到这首诗时，都感动得流泪。

1862年6月，萨摩大名和父亲派使者到京都，向前左大臣近卫忠熙和权大纳言近卫忠房表达对天皇的支持，并认为幕府亟需改革。他们担心天皇没有足够的护卫，因此已经决定将自己的军队派往京师。近卫忠房听后非常震惊，试着推掉这些不请自来的帮助，但是萨摩藩的领导人并不听从劝告。6月15日，大约一千名萨摩武士进入京都。岛津久光宣称希望看到一些朝廷的高级官员下马，并由近卫忠熙代替九条尚忠的关白位置。他们同时提出幕府的改革要求，希望借此将那些反对公武合体的人清理出去，并要求幕府向朝廷示忠。此次行动一旦完全确立皇权，就可以考虑通过何种方式将其延伸到海外的问题。[23]那天晚上，也许是为了检验萨摩的忠诚，天皇下令岛津久光平定那些引起京师骚乱的浪人。

五天之后，久光的行动开始了。他来京都之前，尊王攘夷派的武士和浪人都以为他将领导攻击幕府的行动，然而当久光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目的是改革而不是推翻幕府时，大家感到非常失望。萩藩等地的藩士和心怀不满的萨摩藩藩士主张使用暴力手段，他们在京都南部伏见地区的一家酒馆寺田屋碰头，商讨刺杀关白和酒井忠义的计划。密谋者和忠于久光的萨摩藩藩士起了冲突。叛乱分子遭到屠杀，天皇感到非常满意，他赐给久光一把皇室收藏的短刀，以表彰他成功地镇压了不法人员。岛津久光在宫廷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这一时期的《明治天皇纪》几乎没有出现睦仁的身影。我们知道，和宫出发去江户时，睦仁去送过她，也许他知道（即使只有十岁）和宫的悲伤。6月宫里举行了一个仪式，庆祝睦仁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尽管他三年前就开始学习了。孝明在同样的年纪也举办过这样的仪式。那年夏天，麻疹的流行震惊宫廷，为了亲王的平安，宫中举行了许多祈祷仪式。此外，又有一个妹妹死了，死时还不到一岁。本年度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是睦仁开始画画了。

这些事情点点滴滴地散落于官方记录的那些纪实性文字之中，使人们很容易忽略一些重大事件。例如，1862年9月的官方记录详细记载了各大神社举行的宗教仪式，天皇夜里赏月，并向皇太子赠送礼物。在这类平淡的事件下面，紧接着9月14日的记录，一开始是一段乏味的陈述，但后面的内容是：三名被控与幕府勾结，促使和宫下嫁的公卿——岩仓具视、千种有文和富小路敬直——被软禁在家，解除职务，并被勒令出家。[24]

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件背后，是尊王攘夷派的强大压力。随着人数不断增加，尊王攘夷派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行动也变得越来越鲁莽。就在上条记载的一个月前，关白九条尚忠的家臣岛田左近遇刺身亡。头颅被悬在四条河原示众，四肢被割下并抛进高濑川。一轮极端主义者称之为“天诛”的恐怖浪潮开始了。幕府无力镇压骚乱，使得恐怖主义者迅速占了上风。他们列出朝廷的“四奸二嫔”[25]作为特别的攻击对象，指控他们要为和宫的下嫁负责。恐怖主义者获得了一些公卿的支持，而且攘夷派现在控制了一些重要的藩国。尽管孝明一再声明支持幕府，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却宣布自己从未违背“攘夷”的誓言和使命。[26]在那些施行“天诛”的行凶者看来，这个声明就是天皇对他们行动的公开支持。

很难了解这些事情对睦仁的成长有什么影响。是他太小，理解不了御所外的世界发生的事情？还是人们有意不让他听到那些激烈的争论和谋杀的新闻？还是，当看到那些经常在宫里出没的人不再出现时，连生活在御所深处的亲王，也逐渐明白有大事发生了？孝明是否曾向儿子解释自己为何总是这么激动和疲惫？不管怎么说，这个几世纪以来遵守传统秩序和礼仪观念的国度，正受到时代残酷现实的渗透。现在，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了。

[1] 该年是辛酉年。这一观念源自中国的纬学思想，认为辛酉年和甲子年是革命之年，历代都更改年号。——编注

[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144页。

[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44页 。

[4] 关于俄国人在对马岛上的各种活动，请参考George Alexander Lensen, The Russian Push Toward Japan, pp. 448-451。Lensen的描述主要根据俄国提供的资料。

[5] 《明治天皇紀》，第243页。

[6] 《明治天皇紀》，第242—243页。小西四郎强调了对马居民对俄国人的抵抗（《開国と攘夷》，第226页）。如果他们没有为保卫国土而奋力抵抗俄国入侵者，这件事不会是英国人简单一个动作就能轻易结束的。

[7] 《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243—247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43页。对马的大名是宗义达（1847—1902）。

[8] 1862年派出一个大型使团到欧洲。想了解这个使团的话，可以参考芳贺彻所著《大君の使节》，以及拙著Modern Japanese Diaries。

[9] 《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611—616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55—256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56页、第257页。

[11] 当幕府得知他们不仅仅与普鲁士签订了合约，而且与“北德意志联邦”下的其他国家也签订了合约时，感到困惑甚至惊愕。日本人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才会与几个国家签订条约（《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34—235页；《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488—489页）。

[12] 和宫的信，见《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489—490页。亦可见武部敏夫，《和宮》，第66页。

[13] “亲子”这个名字是1861年5月宣布她为内亲王之后，由孝明天皇起的（《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559页）。

[14] 这个时期和宫写给孝明的一封信保存了下来。里面包含有这样的句子“为了国家的和平，我别无选择，只好接受，尽管事实上我痛恨这么做”（武部敏夫，《和宮》，第60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67页。中山也失宠了，但是今出川实顺很快恢复了名誉，1863年被任命为敕使前往神武天皇的陵墓祈祷攘夷成功。

[16] 关于队伍的人数有不同的说法。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说法是有7896人、280匹马、7440条被褥、1380个枕头、8060个饭碗、5210个汤碗、1040个碟子和2110个盘子（武部敏夫，《和宮》，第83页；小西，《開国と攘夷》，第214页）。沿途各地还额外增派了卫兵。大宅壮一估计护卫的人数约为20000人（《大宅壮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78页）。

[17] 《大宅壮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78页。“缘切榎”位于江户以北的板桥区。

[18] 声明的部分原文见《孝明天皇紀》第三卷，第764—765页。

[19] 这封信是彻头彻尾伪造出来的（《大宅壮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76页）。

[20] 根据谣言，汤森·哈里斯决定除掉开国的拦路石孝明天皇，并收买安藤，让他实施暗杀行动。两位据说被收买的学者（塙次郎、前田健助）也于1863年1月遭到暗杀（《大宅壮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76页）。

[21] 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282—283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73页。这首诗包含了两个文字游戏：“たち”同时有“宝剑”（指孝明收到的礼物）和“本质”（指爱国情怀）的意思；“さや”同时有“剑鞘”和“照耀”的意思。

[2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282—283页。

[2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00页。

[25] “四奸”指久我建通、岩仓具视、千种有文和富小路敬直。“二嫔”指今城重子和堀河纪子。这六个人某种程度上都与和宫与将军的婚事有关。

[2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12页。

第八章
“征夷大将军”

1863年1月17日发生的一件事生动地展现天皇和将军之间关系的变化。这天，天皇的敕使三条实美（1837—1891）和副使姊小路公知（1839—1863）来到江户城，呈送天皇给将军的一封信。信中孝明简要地重申了自己要将每个外国人都驱逐出去的坚定信念，敦促幕府制定一份攘夷的具体计划，并立刻将计划转给各藩藩主。经过众议后确定良策，从而完全扫除这些丑恶的外国人。[1]信的内容没有任何异常，只不过重申了孝明一直以来的观点，反常的是敕使将信交给将军时的态度。

按照惯例，敕使谒见将军时，将军会坐在议事厅的上房[2]接待他。敕使匍匐在下房的地上，由传令官大声念出他的官衔和名字。将军点头之后，使者跪着走到上房，深深地鞠一躬，并传达天皇的谕旨。结束之后，跪着退下。三条实美认为这个做法不符合宫廷的地位，甚至在侮辱宫廷，于是向京都守护松平容保传达这一想法，希望幕府对敕使表现得尊重一点。[3]

尽管幕府可能经过了一番讨论，但三条的抗议得到了认真对待。这一次，使者直接走到上房，反而是将军一开始坐在中房，必须等待使者指示后才能走到上房，接受天皇的谕旨。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它说明幕府与宫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绝不是唯一一次幕府对天皇表现出新的诚惶诚恐。

幕府现在进退两难。它显然希望增进与宫廷的关系，可那样就必须遵从孝明的攘夷命令，但是幕府中的聪明人士——例如德川庆喜（1837—1913）和松平庆永（1828—1890）——都知道开国无法避免。将军最后可能别无他法，只好在回答孝明时安慰他说，自己全心全意打算执行攘夷政策。

各藩藩主很快就注意到天皇和将军相对地位的变化，许多大名认为有必要造访一下京都。幕府曾经严令禁止他们进入京都，日本西部的大名前往江户的路线通常也都会避开它，然而如今这条禁令已经失效，大名们开始经常造访京都。事实上，政治中心已经从江户转移到了京都。宫廷利用其突然增加的重要地位，利用来访大名的影响力，说服幕府改变了一些自己反感的惯例旧行。五百多年来天皇首次拥有这样的政治权力。不过，宫廷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天皇争取更大的权力，而是为了实现攘夷。

这种变化也影响着一众公卿。在这以前，他们一直都与国家的政治毫不相干，在政治上的担忧仅限于宫廷和那些仪式。然而，现在他们开始积极参与政治，迈出王政复古的第一步。

1863年将军访问京都，再次强调了天皇的新地位。这是两百多年来首次有将军访问京都。家茂希望表达自己对宫廷的敬意以及实现公武合体的强烈愿望。2月27日，家茂最重要的顾问德川庆喜在他之前已经访问京都，并受到天皇的接见。三天之后，庆喜参观了学习院，这是孝明的父亲为培养公卿子弟而创办的学校。庆喜趁着这个机会，提议废除皇室年轻成员出家的规定，称呼他们为亲王（意为皇室的血亲），并允许他们继续过世俗的生活。庆喜还提议，多年来一直幽闭于御所的天皇，应该模仿古代的君主，春秋两季到全国巡视。最后，他建议允许朝彦亲王（安政大狱中被判处永久幽禁）还俗。德川庆喜（和将军）的这三条建议明显是为了讨好天皇。

最后一条很快就实施了：3月18日，天皇颁布圣旨，命令朝彦亲王蓄发。[4]不久，中川宫亲王（朝彦亲王现在的名字）[5]就成为天皇的密友和宫中最信任的人。奇怪的是，中川宫亲王很少引起现代学者的注意，但他不仅是天皇的幕后谋士，[6]还是一位对时局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中川宫亲王的一生跌宕起伏，从他频繁地更换名字这一点便可看出。他在青莲院为僧期间，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来访。

将军的来访证实了京都政治上的重要性加强，但这却未能平息那些极端主义者心中的怒气，他们依然痛恨每个涉嫌勾结幕府的人。又一波恐怖活动席卷京都。他们杀害了一些人，并对其他人发出死亡威胁。1863年3月10日，四名刺客暗杀了儒医池内大学（1811—1863）。杀手按照这类暗杀事件的惯例，留下了一张纸条，解释刺杀池内的原因：

此者，向来蒙高贵之人恩顾，戊午之时（1858年），从正义之士，行种种周旋。然遂反覆，相通奸吏，致诸藩诚忠之士几多毙命，彼竟自免，其罪不容天地。依之，加诛戮令枭首也。[7]

池田曾与梅田云滨、梁川星岩和赖三树三郎一起，被认为是攘夷派的四雄。安政大狱期间，幕府认为池田是个危险人物，曾追捕过他。最后池内自首，但却没有被处死，而是在短暂羁押之后被释放，这使人们怀疑他与幕府合作。

刺客们不甘心只把池田杀死。他们把他的耳朵割下来，一只送给了中山忠能，另一只送给了正亲町三条实爱，并附上纸条，警告说除非他们辞职，否则将会有同样的下场。他们指责这两名公卿是两面派——在公开场合支持正义行动，私下里却喜欢妥协和假情假意的措施。刺客们还称，这两人收受了贿赂，为公武合体的目标奔波，而这就是他们让人仇恨的原因。中山忠能被无中生有的指控气得发疯，但是最后他和正亲町三条都被死亡威胁吓退，双双以健康为由辞职。中山忠能照看睦仁亲王一职由三条实美代替。

1863年，暴力和恐吓事件倍增，武士和浪人醉心于攘夷的信条而大肆杀戮。他们散播谣言，使整个京都笼罩着一股紧张的气氛。那一年发生了七十余起谋杀、纵火和恐吓案件，写有理由的“斩奸状”被放在遇害者的脑袋旁、“天诛预告书”被贴在墙上。幕府当局无力平息暴乱，把问题留给了宫廷——暴徒们正是以它的名义制造出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让宫廷去规劝这些无法无天的“爱国者”。天皇支持幕府的态度从未动摇，他将驻扎在京都的十六个藩国的武士集中到学习院，命令他们不得干预政治，特别是以向公卿家投掷匿名信的方式干涉。如果要投诉，应该向负责的官员寄送署名信件。天皇还将十六个藩国的大名召来，令关白传达他们自己对攘夷的一贯看法。天皇鼓励大名随时参观学习院，发表他们的看法，特别是与国防事务有关的。

并非只有活人才是暴力的牺牲品。3月11日，九个人冲进等持院的大殿，将供奉在那里的前三代足利幕府将军的木像枭首，并将砍下的头颅带到三条大桥示众，同时留下告示，解释每个人的罪行。[8]这个行为被认为是对德川幕府的秘密攻击，幕府在京都的代表迅速做出反应，抓捕肇事者，但关于该对他们施以什么刑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9]

4月21日，德川家茂将军带领三千多名家臣来到首都。他住进了幕府在京都的行辕二条城。这次来访有潜在的危险。城里到处都是尊王攘夷派的党羽，其中任何一人都有可能对将军进行自杀式袭击。第二天，家茂派德川庆喜到御所为自己上任以来无能力管理国家而向天皇表示歉意。然而他要求天皇遵循由来已久的传统，重新授予自己统治权。家茂的要求得到了满足。[10]

4月24日，家茂亲自来到皇宫，觐见天皇。天皇亲切地接见了将军，并礼节性地赐给他一杯清酒。后来，天皇把家茂请到御学问所，在那里聊天。天皇对将军很有礼貌，但是并不恭敬：宫廷将将军位次列在内大臣之后，处于第六。

家茂恳求天皇一旦发现幕府的做法有任何不当，一定要不吝赐教。这种尊敬态度和上一次（1634年）德川家光进京时的傲慢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德川家族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将军的位置也在关白之前，[11]而这次的会面则明显由天皇主导。

会面时，孝明像平时那样，要求家茂贯彻已经宣布的攘夷政策。会面结束后，家茂参观了睦仁亲王的住处，并留下了丰盛的礼物，包括一把精美的大刀、五百件银器、二十件金器、两幅画、一个花瓶，和几匹锦缎。第二天，天皇派使者到二条城，向家茂回赠了自己和睦仁的礼物。

正式的仪式一结束，国土上频繁出现的外国人又使天皇感到焦虑和愤怒。4月28日，孝明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地离开御所，[12]到上贺茂神社和下鸭神社祭拜，祈祷攘夷成功。[13]陪同他的有关白、右大臣和许多次一级的公卿。将军也率德川庆喜、各大名和礼仪专家出席。那天下着雨，然而当天皇的乘舆经过家茂等人时，他们全都从马上跳下来，扔掉雨伞，跪在路旁。[14]大批的京都市民涌向街头，难得地一睹天皇，或者说他的乘舆的风采。[15]据说那天将军经过时，长州的攘夷派极端分子高杉晋作（1839—1867）高喊“征夷大将军！”，讽刺将军辜负了这个称号。

家茂的来访对孝明天皇而言是一次极大的成功。他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不愿客人离开。然而4月7日，已经在京都滞留过久的家茂（他原本只计划停留十天），宣布将启程返回江户。朝臣们非常失望。当时的宫廷分为两大派：一派希望实现公武合体，一派认为家茂待在京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为难他，甚至最终推翻幕府的机会。这两派人的理由并不相同，不过都希望家茂留下，以达到他们的目标；但是幕府急切地希望家茂回到江户，处理前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的善后工作。

在一个名叫生麦的地方，英国人查尔斯·理查逊（Charles Richardson）和三名同伴骑马经过萨摩大名岛津久光的队伍时，据说因为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尊敬，导致理查逊当场被杀。这就是所谓的“生麦事件”。英国要求幕府和萨摩藩赔偿，幕府最终同意了英国人的要求，但将军上京时这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幕府迫切需要他回江户磋商。

家茂请求天皇同意自己离开，但天皇说，如果家茂回江户，自己将难掩凄凉。他恳求家茂再停留一段时间，以使自己安心。被这些话深深打动的家茂同意了天皇的请求。天皇满心感激地送了家茂很多礼物，而陪伴父亲的睦仁亲王也第一次见到了将军。

5月28日，孝明来到石清水八幡宫，祈祷国家免于外患。按原计划孝明一个星期前就该出发，天皇还命令将军陪自己前往，但这一计划被中止。中山忠能的第七子中山忠光（1845—1864）突然以生病为由辞职，并离开京都。[16]据说忠光和一些长州的浪人计划拦截去石清水的队伍并刺杀将军。5月17日，天皇听说了这个阴谋，下令推迟参拜。德川庆喜建议完全取消这个行程，天皇本人也越来越不想去，然而迫于极端主义者的压力，不得不遵守原先的计划。

5月29日，孝明在写给中川宫亲王的信中说已决定再次延期，因为他头晕的老毛病又犯了，很害怕长途旅行。关白鹰司辅熙说，尽管这种情况下延期非常合理，然而计划却难以改变，因此建议天皇还是坚持去比较好。不久，三条实美请求觐见天皇，看看天皇是否真的不舒服。三条拒绝听任何延期的话，请求天皇不管天气如何，也不管是否生病都立刻启程。后来，其他官员也加入了讨论，一些人说天皇是假生病，另一些人甚至说要到内宫将他拽出来塞进乘舆。天皇害怕得浑身发抖，只好从命。关白对发生的事感到很失望，然而他也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天皇和关白都不是这些“血气之公卿”的对手。孝明要中川宫亲王请岛津久光帮忙劝劝这些不顾后果的公卿，要是再这么闹下去的话，可能就是“国乱之基”。[17]

德川庆喜

根据其他文献，在沿途天皇可能休息的地方都做了准备，以防他突然发病。天皇确实不太舒服。在石清水的正殿祭拜时，他被绊倒，要别人帮忙才能站起来，在参拜十五个配殿时，全程都有随从搀扶。

讽刺的是，孝明的反对者，那些尊王攘夷派的成员，都曾向天皇宣誓效忠，然而他们却公然无视他的意愿，甚至说如果天皇拒绝来石清水，他们将使用武力。他们随时准备为他赴死，但前提是满足自己的条件。

公卿们本来计划家茂和天皇一起去石清水，并由天皇赐给他一把“节刀”，这是一种装饰用的剑，标志着佩戴者为天皇的代表。收下这把剑将使将军处于两难之地，他将不得不执行天皇的攘夷政策，而这是幕府不愿意看到的。家茂似乎已经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于是称病不去，并派德川庆喜代替自己出席，然而当诏书宣德川庆喜到神社接受节刀时，他却以急病为由，拒绝离开住所。[18]我们可以想象，两次被拒的孝明心情是多么的沮丧。他自己的病也许是心理作用引起的。这种本能的恐惧心理非常好理解，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次长途旅行，还可能半路被劫持甚至谋杀。

那些威胁天皇的人并不是刺客，也不是粗野的武士，而是上层社会的公卿大家。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往往颓废懦弱，而不是血气方刚。另一方面孝明寻求帮助的人既不是廷臣，也不是将军，而是萨摩藩的实际领导者、也许可以用鲁莽一词来形容的岛津久光。岛津去年曾派兵到京都镇压寺田屋事件中的激进效忠者。天皇在石清水八幡宫为攘夷事业祈祷时，可能同时也在祈祷可以摆脱这些喊叫着支持自己的“尊攘”派（尊王攘夷派现在的称呼）。

没有证据显示睦仁亲王对这些事知道多少。他只有十一岁，可能还没有和父亲讨论过政治事件。孝明出发去石清水，亲王（和皇后）目送他离开，并迎接他回来，然而他可能并未意识到石清水之行对父亲是个多么大的考验。不过，关于年轻的舅舅中山忠光的事，他可能知道一些。

1858年，十三岁的中山忠光被任命为侍从，主要任务显然是担任比自己年轻七岁的外甥睦仁的玩伴。同一年，他参加了反对幕府与外国签订通商和约的八十八公卿廷参事件。小小年纪的他，便在武市瑞山（1829—1865）、久坂玄瑞（1840—1864）和吉村寅太郎（1837—1863）等爱国者的影响下成了一名攘夷派，而上述三人后来在幕末的战斗中都牺牲了。[19]

在中山忠光成长为一名爱国者的过程中，田中河内介（1815—1862）起着重要的作用。田中是中山家的家臣，从孩提时代起便认识忠光。田中跟忠光的其他老师一样，也参加了寺田屋事件。他被萨摩的军队逮捕，在被送往监狱的船上和养子一起遇害，尸体被抛入濑户内海。也许田中给中山忠光的主要教导就是，诸藩藩士应该忠于藩主，但更正确的应该是忠于国体，即以天皇为象征的日本国。

1862年9月30日，中山忠光来到武市瑞山家。他告诉武市自己要暗杀岩仓具视，并需要武市的帮助。忠光并没有说为什么要杀死岩仓，但武市的日记里提到忠光认为岩仓计划毒死天皇，或者至少要诅咒天皇。武市要他放弃计划，但忠光回答说，他已经下定决心，在事业完成之前无法停下来。武市不知道如何才能说服忠光这样过度狂热的人，于是答应将和同伴讨论一下计划。其中一人是公卿中的极端主义者姊小路公知，姊小路说他听闻忠光常常有狂热的行为，但不确定其是否真的是一名忧虑时局的“正义家”。[20]

武市将这个暗杀计划告诉了三条实美，后者可能告诉了中山忠能。那天晚上忠光来到武市家，说暗杀计划不得不取消。显然忠能不允许忠光参加这个阴谋行动。忠光以自杀相威胁，忠能回答道：“你如此一意孤行，那么不管我说什么都没用了。但是直接杀死岩仓太过于鲁莽。你应该首先向有关官员正式起诉他，如果那个官员拒绝调查，再按自己的方式处理。如果你不肯听从劝告，那么先杀了我吧！”[21]

在父亲的坚决反对下，忠光只好放弃了计划。但是第二天，11月2日，他把武市叫来并对他说，经过快速考虑，他还是决定杀死那帮奸党，并要求武市向萨摩、长州和土佐等藩寻求帮助。武市恭敬地听完忠光的话，然后跑去警告关白，说除非将岩仓等人放逐到其他地方，否则忠光将伙同三个藩国的人对他们实施“天诛”。两天后，三名公卿——岩仓具视、久我建通和千种有文——的家里被扔了恐吓信，警告他们如果不在两天内离开京都，他们的头颅将会在鸭川的河床上示众，整个家族也将受到惩罚。他们的威胁和朝廷中占优势的攘夷气氛起了作用：13日，岩仓落发，几个星期后在京都北部的岩仓村归隐。不过，这未能阻止忠光杀死岩仓的执念，他一再指责岩仓是每一件令自己不快的事件的罪魁祸首。

忠光不顾父亲的反对，似乎也不在乎父子关系断绝，在成功赶走岩仓之后仍继续着那些狂热鲁莽的行为。不用说，忠能非常担心自己的任性儿子，他根本不知道儿子的行踪。1863年4月，忠能请求朝廷解除忠光的职务，他说自己担心太过于忧国忧民的忠光可能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会继续寻找儿子，判断他是否已经疯了。

忠光有一段时间躲在长州，时隐时现的他自然不会是受欢迎的客人，不过他与皇室的关系对攘夷事业非常有利。1863年5月22日，一封从长州发出的信中写道，忠光看到攘夷最积极的长州藩购买的外国船只和武器时怒不可遏。他反对在如此神圣的事业中使用外国武器，要求大名销毁它们。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建议，忠光一怒之下骑马去了下关。[22]

1863年9月，吉村寅太郎等人一起成立了以忠光为核心的天诛组。这些狂热的效忠者以大和国为中心，焚烧政府办公场所，杀害官员。一开始他们获得了一些成功，然而很快就被镇压了。1864年，长州藩派出一群杀手暗杀了忠光。[23]

睦仁亲王还太年轻，无法理解攘夷运动的细节，但他也许知道一些忠光的事迹，可能还知道他秉持的信条。明治十五岁登基时，人们几乎不了解他的政治观点，但他看起来并不像父亲那样尊崇幕府的制度。也许忠光帮助年轻的亲王形成了统治者在日本应有的概念。忠光的行为如此反复无常，很难想象他会系统地向明治灌输什么政治理念，但是一名年轻的公卿不顾父亲的反对和传统的压力，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推翻自己所痛恨的体制，也许触动了这名不久之后将成为天皇的小男孩的心弦。

[1] 信的原文（汉文）见《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195页。日语的意译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12页。

[2] 议事厅（大広间）为三进。下房（下段）是普通的榻榻米；中房（中段）有两层榻榻米高；上房（上段）有三层榻榻米高。

[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12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0—321页。亦可见《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353—354页。

[5] 中川宫（1824—1891）是伏见宫邦家亲王的儿子。他少年时代就有几个名字，1831年被送到本能寺当侍僧后名字就更多了。1836年他转到一乘院，任奈良兴福寺的塔头，并在叔叔（寺庙住持）的指导下学习（这时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同年，十二岁的他被仁孝天皇收养为义子，并代叔叔出任住持，尽管直到1838年他才正式剃度出家。1852年，他依照圣旨转到京都天台宗的重要寺庙青莲院，被称为青莲院宫尊融亲王，这是他最常见于德川时代末期文献里的名字（他还因为寺庙的所在地而被称为粟田宫）。那些聚集在他周围的人包括梅田云滨、池内大学、真木和泉、桥本左内、佐久间象山以及许多在安世大狱中遭到杀害或者肃清的人。从那些追随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为亲王的攘夷主张所吸引，还为他的高贵品格所感召。他在“志士”中的号召力没有逃过幕府的注意，安世大狱期间，被判在相国寺永久蛰居。他在一间狭小破败的屋子里度过了两年多时间（Ōnishi Gen’ichi, “Ishin kaiten no kōbo to Kuni-no-miya Asahiko Shinnō,” p.79）。亲王的遭遇令志士们愤慨不已，为他争取自由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第86页）。一些人甚至提出让亲王担任“征夷大将军”，率领军队推翻幕府，尽管亲王至死都是“公武合体”的支持者（第82页）。为了除去幕府官员，并扫除所有的外国人，这些人提出了各种血腥的方案，希望亲王能够领导他们的行动（第87页）。1862年，由于和宫和将军大婚，朝廷宣布大赦，亲王获得了自由，并被允许还俗（第98页）。到这时他才被称为中川宫。明治维新之后，政敌仍敌视亲王，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流放到广岛。死前几年他担任伊势大神宫的祭主。在兴福寺期间，亲王学习了文学和武术，尤其是使用长枪。在奈良时，他结识了致力于开国的幕府重臣川路圣谟，不过亲王一直都是“攘夷”运动的支持者。

[6] 藤田觉称亲王为“孝明天皇的右臂”（《幕末の天皇》，第219页）。

[7] 栗原隆一，《斬奸状》，第107页。

[8] 对足利幕府将军的控诉书原文见栗原隆一，《斬奸状》第115页。对此事件的极佳的英文描述，请见Anne Walthall, “Off with Their Heads! The Hirata Disciples and the Ashikaga Shoguns,” Monumenta Nipponica, 58:2, Summer 1995。

[9] Walthall, “Off with Their Heads! The Hirata Disciples and the Ashikaga Shoguns,” pp. 162-168.负责逮捕这些人的官员是1862年被任命为京都守护的松平容保（1835—1893）。事件使这位年轻的默默无闻的会津藩大名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这个行动的象征性意义使他决心将犯人抓捕归案：砍掉前将军木像的头颅，就是在威胁现任的将军。

[10] 《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455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5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5页。据说家茂的随行人员多达三十万七千人。难以相信他真的带了这么多人，但是也许这是他希望彻底打动宫廷而带来的大批护卫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12] 前文提到过，1854年皇宫发生大火时，他曾被迫离开御所，到别处暂避。

[13] 他决心参拜，似乎是长州藩大名毛利敬亲的继承人毛利定广（1839—1896）一再请求的结果。定广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天皇不宜继续封闭在皇宫里，并极力主张他不仅参拜两座贺茂神社，还去参拜泉涌寺和石清水八幡宫（《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7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26—327页。

[15] 土佐藩的志士吉村寅太郎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描绘了当时的盛况：“天皇的乘舆越来越近，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匍匐在地，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后来听说有超过四十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聚集在道路两旁，希望一睹珠帘里面的龙颜的风采，他们全都感动得哽咽不已”（西岛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39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0页。中山忠光当时担任外甥睦仁的侍从。

[17] 《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592—593页。亦可见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68—69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0—331页。

[19] 西岛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22—24页、第34页。

[20] 他的“正义拥护者”可能指的是某个拥护“尊攘”事业的人（西岛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 34页）。

[21] 西岛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35页。

[22] 西岛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49页。

[23] 暗杀发生于11月，但是关于日期则至少有八个不同的版本（西岛量三郎，《中山忠光暗殺始末》，第197页）。西岛提供了由当时藩内主要的反攘夷派“俗论党”派去刺杀忠光的杀手名单（第201页）。

第九章
蛤御门之变

1863年6月9日，德川家茂向天皇报告说，幕府将于6月24日驱逐外国人。[1]之前他曾两度定下日期，但都不得不推迟。毫无疑问，家茂极度不愿这么做。他心里很清楚，假如外国人拒绝离开，日本的军备是多么的可怜和不堪一击。然而他别无选择：宫廷不断向他施压，而他在迎娶和宫时已经承诺将执行攘夷政策。

了解了宫廷驱逐外国人的决心之后，长州藩匆忙筑起了沿海的防御工事。确定攘夷开始的这一天，长州藩迫不及待地当起了急先锋，首先向外国船只开炮。停泊在九州北部岸边的一艘美国商船成了第一个牺牲品。接下来几个星期，他们又分别炮轰了行经下关海峡的一艘法国军舰和一艘荷兰军舰。消息传到宫廷，天皇令公卿正亲町公董担任“攘夷监察使”，到长州藩为藩主及其儿子送上礼物，赞扬他们在攘夷事业中主动担任其他藩的领导。[2]显然，外国人迟早会报复，但孝明早就准备打一仗了。[3]

不久，萨摩藩成功地抵御了英国人的进攻，天皇似乎由此坚定了必胜的信心。英国人要求幕府和萨摩藩分别赔偿在生麦村遇害的查尔斯·理查逊。5月，幕府做了赔偿，然而萨摩藩则拒绝回应。1863年8月12日，英国派出一支由七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来到鹿儿岛湾，要求大名岛津茂久处死生麦事件的肇事者，并为死者和事件中的伤者支付赔偿金。英国给他们二十四小时的考虑时间。萨摩藩的回答是：肇事者已经逃跑，无法找到；至于赔偿金，没有幕府的许可藩国无权支付。

8月15日，英国舰队突然扣留了隶属萨摩藩的三艘蒸汽军舰。中午时分，萨摩藩向英军的舰队开炮，英军回击。激战持续到傍晚。鹿儿岛的许多房屋和寺庙都毁于炮火，萨摩藩的军队也损失惨重，但英国人也蒙受了巨大损失，舰队未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就离开了。岛津茂久把战斗的情况向宫廷汇报，天皇发来了嘉奖的敕书。[4]

宫廷对这个消息的反应非常热情。由于预料到可能要与外国人发生武装冲突，皇室成员和公卿在进出皇宫时都要佩剑。这对他们是个全新的体验，因为宫廷成员已经有几百年没有真正准备过战斗了。关白鹰司辅熙咨询住在京都的大名们，天皇是否适合亲自领导攘夷运动。鸟取藩的大名池田庆德（1837—1877）回答说：“亲征亦可，然至尊及公卿倘不知兵，以何达其目的？会津藩主肥后守松平容保，今任京都守护之职，[5]诸藩主亦拥兵在京，宜命该等练兵，眼熟戎旅，耳惯炮声，而后可初议亲征之事。”[6]

于是，孝明天皇命令松平容保的士兵在建春门外演习。那天下着雨，但天皇还是从城门上的一个观察点观看了演习。陪同他的有皇后和皇太子以及宫里的许多侍女、公卿和大名。容保亲自率领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大约下午4点开始演习。所有的士兵都身穿盔甲，但是一些部队扛着枪支，其他的则挥舞着长矛、弓箭等传统武器。士兵们吹响了海螺号，打起了钲鼓，挥舞着大刀和长矛，不时发出战斗的吼声。几乎看不到一点现代战争的痕迹。

9月17日，建春门外又举行了一次演习。这次参加的不仅有会津藩，还有鸟取、德岛、米泽和冈山等藩国的军队。睦仁亲王再次观看了演习。米泽藩的军队演习时使用的都是西式武器。《明治天皇纪》中这样写道：

炮声震天，硝烟蔽空，陪观儿女惊愕失色，亲王神色未变，始终泰然。天皇亲览军事，近世绝无之事，况亲王幼冲即陪之，未曾有也。当时廷臣中有为说者，言纵令练兵、驰驱于九门之内，啻破旧习；于内侍所附近弄兵器，亦冒渎神威，可想当时之状。[7]

9月25日，孝明宣布将去大和参拜神武天皇山陵和春日大社，祈祷攘夷成功。他还计划到伊势神宫去做同样的祈祷。这些行为明确表面孝明考虑亲自指挥攘夷运动。攘夷派公卿与长州藩的武士和志士商讨之后，认为这是一次极好的倒幕机会。公武合体派猜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极为不安，于是请求中川宫亲王说服天皇取消原定的大和之行。28日清晨，中川宫亲王来到皇宫，问天皇为何要走亲自指挥这步险棋。天皇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吓了一跳，说自己还没有决定是否亲征。去参拜神武天皇山陵是他的“素志”，但其余的话都是为了安抚三条实美一派而说的。[8]中川宫亲王很清楚，天皇已经被攘夷派控制了。

那天晚上，中川宫亲王在天皇的要求下，与前关白九条尚忠及其他公武合体派成员进行磋商。他们决定铲除那些阴谋进行“朝政改革”，即试图破坏宫廷与幕府传统关系的人。30日凌晨前，朝廷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的有公卿以及京都守护和所司代。御所的九个大门被锁上，没有天皇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御所。他们命令各大名的士兵守护城门。凌晨4点，京都发射了空炮，宣布戒严令开始。攘夷派公卿听到炮声赶到皇宫，但是大门紧锁，他们被挡在了外面。

这时，中川宫亲王在天皇御前宣读一份诏书：“今春以来议奏、国事挂[9]等，勾结萩藩，矫敕多发，亲征之事为最。自今以后停实美等参朝之权，责其闭居。”[10]

三条实美及同党被解职，改由中山忠能和正亲町三条实爱这样的公武合体派担任其职位。天皇另颁布一道谕旨，宣布取消大和之行，称攘夷的政策没有变，但现在并不是天皇亲征的合适时机。攘夷派很快就明白他们的辉煌岁月已经成为过去。就在长州藩的武士离开京都返回自己藩国时，包括三条实美在内的七名公卿跟随他们一起去了长州。[11]公武合体派现在控制了宫廷。

这些重大事件后，宫廷迎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11月3日，宫内庆祝亲王的生日。宴会办得非常节俭，大家如往常一样交换鲜鱼等礼物。随后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聚会，中山忠能献上祝词祝贺中山庆子，即自己的女儿和皇太子的母亲。那天，忠能在自己家里为亲王的健康长寿举杯。他无比怀念过去亲王住在家里的那段时光。亲王现在十二岁了（按照日本的算法）。往事茫茫入梦，世事变幻恰似反掌。忠能无疑在想，在瞬息万变的宫廷，自己的境遇就如万花筒般变化无常。那个月晚些时候，忠能的妻子中山爱子觐见了自己的外孙。这是她七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回想起过去的种种，爱子忍不住泣涕如雨。

12月26日，睦仁年满十四岁的同伴里松良光乞假参加元服仪式。这个请求被批准，在庆祝仪式上天皇和皇后都送了他礼物，亲王除了实用的礼物之外，还送了朋友一些有关打仗和神鬼的传统绘本。[12]其中一些书中的插图被亲王上色，有些还有亲王的乱画。显然他已经看过这些书，也许是在被迫阅读儒家典籍时聊以解闷吧。[13]

亲王的和歌指导（从1864年2月起）由父亲改为宫廷诗人冷泉为理（1824—1885）和柳原光爱（1818—1885）。此前，为理不知道亲王已经受过父亲（偶尔还有典侍广桥静子）的指导，认为自己有责任告诉天皇亲王已经十三岁，是时候开始学习短歌了。天皇国事繁忙，一时没有答复他。2月19日，为理创作了两首和歌，解释自己为何认为亲王应该开始学习和歌。第二首是这样的：

花一开始

并无

香味

在还是蓓蕾的时候，

花就开始成为花了。

1864年2月[14]，将军德川家茂应天皇之命访问京都。六天之后（2月22日），他来到二条城，天皇任命他为右大臣兼右禁卫府大将。家茂到皇宫答谢皇恩。

天皇写给家茂的文章中却一点也不高兴：“呜呼！汝如何视方今之形势？内则纲纪废弛，上下解体，百姓受涂炭之苦，皆显瓦解土崩之色，外则受骄虏五大洲之凌辱，正临并吞之灾。其危实如累卵，又如燃眉。朕思之，夜不能寝，食不下咽。呜呼。汝如何视此。此非汝罪，乃朕之不德所致，其罪在朕。”[15]

天皇的措辞都是陈言套语，但这些话似乎发自肺腑。文章写道，“朕爱汝如子，希汝亲朕如父”，这时的天皇显示出了对家茂的喜爱之情。他敦促家茂不要辜负“征夷大将军”的头衔，还说，“夫征服丑夷为国之大典，非遂兴膺惩之师不可，然无谋之征夷，实非朕之所望。当议定所以之策略，以之奏朕。”[16]

这封信的措辞比同时代的大多数公文都要直接，它强烈表明了孝明的立场。他喜欢与幕府合作，通过驱赶丑恶的夷人，恢复国家的稳定与繁荣，然而他却不赞成长州武士那种轻率地进攻外国人的做法。他用 “累卵”和“燃眉”两个词表达了自己对紧急形势的担忧：“累卵”的意思是叠起来的蛋，一碰就倒，而“燃眉”的意思是危险离得很近，把人的眉毛都烧焦了。

除此之外，家茂的来访还是很愉快和悠闲的。他一直待到五月才离开。天皇和家茂多次交换礼物，而且皇宫举办的所有宴会和娱乐活动都邀请了他。三条实美逃往长州后，宫廷的攘夷派已经失势，国内其他地方的排外活动也暂时平静下来。

平静首先在7月8日被打破。长州藩向宫廷请求原谅三条实美、毛利敬亲及其儿子定广，并允许他们回到首都。宫廷拒绝介入此事，将事情全被委任给幕府处理。长州藩的浪人听到请求被拒的消息后，非常气愤。其中有些人秘密聚集到一个叫池田屋的旅店，商议下一步行动。幕府听到了聚会的风声，派出近藤勇（1834—1868）领导的著名的“新选组”（一个由幕府组织的精英剑客团体）袭击了池田屋，杀死或活捉了那里的所有浪人。[17]

池田屋事件的消息传到长州藩，愤怒的长州藩派出一支由一千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来到京都，由福原越后（1815—1864）担任首领。随着有相同信念的浪人加入，队伍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在城里的各个地方驻扎下来，并派人向宫廷和幕府请愿，再次请求原谅。7月27日，宫廷在商议后决定，允许毛利敬亲或毛利定广访问首都；假如他有后悔之意，那么宫廷可以取消处罚。在德川庆喜的要求下，宫廷命令京都附近的长州军队撤离自己的据点，返回长州。但这些要求都被长州藩拒绝。相反，他们这时考虑的可能是这样：选一个大风的日子在京都放火。趁乱杀死京都守护松平容保和中川宫亲王；说服天皇移驾长州；袭击“新选组”；撤掉会津藩大名的京都守护一职，改为由长州藩的大名担任；迫使将军实施攘夷计划等。[18]

对中川宫亲王和松平容保的特殊仇恨可能源于当时流传的一个谣言，称这两人采纳了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建议，准备将天皇迁往彦根。这类谣言并非第一次出现。1863年7月，支持开国的老中小笠原长行（1822—1891）曾带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幕府军队从江户驶往大阪。一时谣言四起，说他打算迫使宫廷同意开国，否则将在首都纵火，绑架公卿，并一举摧毁这座城。谣言还说幕府计划将首都迁往彦根。[19]现在，时隔一年，类似的谣言再次传到了长州爱国者的耳朵里。

儒家学者佐久间象山被认为是计划的发起人和开国的拥护者，是浪人特别憎恨的一个对象。8月12日，他们在京都杀害了象山。[20]长州人的鲁莽行为激起了其他藩国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派兵征讨长州。

支持和反对长州的势力都聚集在京都周围。8月19日，朝廷命令长州藩立即撤回所有部署在京都地区的兵力。如果长州藩遵守天皇的命令，并乞求原谅，朝廷承诺认真考虑这一请求。但是长州藩的武士拒绝服从命令；相反，他们向朝廷上书，历数松平容保的种种罪行，以及对其实施天诛的决心。解释长州为何别无选择只好开战的信被扔进了公卿、诸藩主的家里。

宫廷顿时一片混乱。天皇接见了关白、中川宫亲王、德川庆喜等人，并下达了镇压长州藩的旨令。这时，战争已经在伏见那里打了起来，枪炮声在皇宫都听得见。庆喜下令关闭皇宫的所有大门。

第二天早晨7点，叛军距离城门越来越近。福原越后的军队被大垣藩的士兵击退，但是其他长州叛军则成功抵达了蛤御门和中立卖门。书中记载战斗“其音如万千雷落”，“殿舍震动恍如地震”。[21]叛军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会津藩把守的蛤御门。战斗异常激烈，叛军差一点就攻破了城门，这时桑名藩和萨摩藩的援军赶到，合力赶跑了长州藩的军队。蛤御门之捷鼓舞了那些效忠天皇的人，战斗一共持续了五个小时，叛乱才被镇压下去。[22]

战斗给皇宫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在天皇的命令下，睦仁亲王与皇后和淑子内亲王一起，从自己的住处搬到了常御殿。紧急时用以疏散皇室成员的乘舆也准备好了。孝明天皇身着朝服，静静地坐着，仿佛对周围发生的喧嚣无动于衷。[23]廷臣们卷起帽子上的长缨，把宽大的袖子系到后面，脚上穿着草鞋，与平时的形象完全不同。皇宫庭院所到之处满是身穿铠甲的士兵，炮弹打在皇宫的大门上，偶尔血溅四处。突然，门外蹿起了火光，并向四周扩散。熊熊的火焰沿着乌丸通一路烧去，看上去皇宫马上就要变成火海。皇宫内的混乱情形简直无法用言语描述，宫廷成员们甚至想跑到外面。在松平容保的谏言下（他坚持认为他们不应该逃跑），孝明才没有卷入两方火拼的战乱之中。[24]

第二天，幕府趁着胜利，处死了三十多名被关押在六角监狱的尊王攘夷派。死者的尸体堆积在一起，在二百五十多年没有见过战争的皇城门外曝尸三日。京都大约有两万八千间社寺民屋毁于战火，大火连烧了好几天才被扑灭。

长州叛军被镇压，首都又一次呈现出祥和的气氛，但仍不时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一天夜里，一群人闯入皇宫，试图偷走皇上的乘舆。消息传到负责宫廷防卫的德川庆喜那里，他匆忙赶到皇宫，发现大约有三百人聚集在常御殿。庆喜命令这些人散去，同时派人向关白和中川宫亲王汇报情况，他们也急忙赶来了。大家请求天皇搬到一个安全一点的地方。后来，在庆喜的要求下，天皇搬到了紫宸殿居住。陪伴他的有睦仁亲王和皇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宫女被吓得啼哭哀叫。亲王也吓得晕了过去，在一名侍者的帮助下才清醒过来。[25]

这一描述在战后成为被误改为描绘明治天皇的传说之一。例如，一名（不太友好的）传记作家写道：“1864年7月，当长州藩向蛤御门开火时，（明治）天皇被爆炸的响声吓得晕了过去。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推测他天性胆小懦弱。”[26]使亲王晕倒的并不是蛤御门外的枪炮声（这一战斗发生在一天前），而是半夜里突然被夹在一群尖叫的妇女中间送往紫宸殿。尖叫声可能是因为一次反常的事件：某位嫔妃的侍女正陪同她从一处宫殿走向另一处宫殿，途中侍女意外地把一个装有黑色液体（用来涂牙齿）的罐子掉在了地上。罐子撞击地板的声音使人们误以为是枪炮声，而液体发出的气味也非常强烈，因此造成了恐慌。[27]

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在记录天皇生活的严肃文字中，出现这样一则可能像中世时的传奇故事，还是令人感到吃惊。出现在庭院中的那些神秘人物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偷皇上的乘舆？为什么三百人一个也没有抓获？为什么侍女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携带染齿的颜料？为什么罐子掉在地板上的声音会让这么多人陷入恐慌？

这个神秘事件发生的当天，亲王派人请来外祖父中山忠能。他拿出一些绘本，要外祖父讲给他听。即使在这个皇室百年不遇的危险时刻，十二岁的亲王也没有被身边发生的真正冒险故事所吸引。他依然是那个沉迷于冒险故事书的小男孩，这一点令人欣慰。

[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1页。

[2] 《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707—710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5页。

[3] 伊田熹家，《近代天皇制成立の前提》，第10页。为了证明，他引用了孝明1859年4月7日写给近卫忠熙的一封信。信的全文见《孝明天皇紀》第二卷，第787—789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8—339页。岛津茂久最终接受了英国人的要求，并支付了六百万两黄金的赔偿金。

[5] 肥后是日本地名，大致为现在日本的熊本县。守是平安时期朝廷派往地方的最高管理者的职称，但江户时期仅是作为名号；京都守护是文久二年（1862）改革设立的新职，负责京都市内的治安及御所、二条城等的警备。——编注

[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40—341页。如想更详细地了解池田庆德的观点，请参考《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741页。

[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41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44页。

[9] 议奏、国事挂都是文久二年（1862）改革设立的新职位，成员可参议国家事务。——编注

[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45页。《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791—820页中有更详细的资料和诏书更完整的引文。例如，中川宫亲王曾向一名采访者回忆道，孝明说过自己不能领导任何攻打幕府的军队，因为亲子内亲王（原来的和宫）现在是德川家的人，如果他攻打德川家族，就会害死她。这对亲子的父亲，即已故的天皇以及她的亲戚们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如果确实到了非进攻不可的时候，他会进攻，但是时机必须恰当。就他所知，现在武器未备，开战为时尚早。因此“朕暂延亲征”“止征幕之事” （《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791页）。并不清楚中川宫亲王的这些话是何时说的，但可能是政变数年之后。如果那样，也许这些话中有记忆偏差或夸张捏造的成分。

[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45页。七名公卿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就在“中兴之大业”即将取得成功之时，“狂妄奸贼”阴谋诡计干扰了圣听。他们七人感到忍无可忍，于是决定西下，招全国“有志之士”，举“义兵”（栗原隆一，《斬奸状》，第178页）。

[12] 这些图书包括《绘本浅草灵验记》、《绘本三国妖妇传》、《绘本太阁记》、《绘本彦山灵验记》、《源平盛衰记》和《苇牙草纸》。

[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53页。

[14] 从阴历2月12日起，纪年由“文久四年”改为“元治元年”，因为这一年是变革年。大臣推荐的二十四个年号的完整名单见《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84—88页。其中一个推荐的年号是“明治”。

[15] 原文见《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20页；译文见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p. 263-264。

[16] 原文见《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20页；译文见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 264。

[1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76页。详细资料见《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226—230页，尤其是第230页。那天木户孝允来太早，于是暂时去了对马藩府邸，想之后再来，因此逃过一劫。

[18] 新选组从一位被他们抓获并严刑拷打的勤王志士古高俊太郎（1829—1864）那里得知了这些计划。他们还知道了参与者的名单（福地重孝，《孝明天皇》，第182—183页；远山茂树编，《维新の群像》，第55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37页。彦根是强大的谱代大名井伊家族的所在地，因此被看做是符合迁宫且能够保证天皇安全的地方。

[2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77页。刺客在祗园神社留下一份声明，解释刺杀象山的原因，他们说象山宣传“洋学”，主张“交易开港之说”，协助“奸贼会津、彦根两藩”，且与中川宫亲王一起，密谋迁都彦根（栗原隆一，《斬奸状》，第247—248页）。似乎有理由相信，迁都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21]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84页。这番描述来源于中山忠能的日记，见《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302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78页。

[23] 这番描述来源于东坊城任长的日记，转引自《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305页。亦见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85页。

[2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79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80页。亦可见《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303页。

[26] 蜷川新，《明治天皇》，第21页。大宅壮一也许是第一个说亲王被枪炮声吓晕过去的人（《大宅壮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0—32页）。但是正如飞鸟井雅道所指出的，这个观点源于对《中山忠能日記》的误解（《明治大帝》，第97页）。

[27] 这是飞鸟井雅道的推测，见《明治大帝》，第98页。

第十章
家茂去世

1864年是灾难的一年。禁门之变发生后仅仅两个星期，一艘由英国、法国、美国和荷兰组成的舰队炮击了下关，报复长州对外国船只的袭击。英国公使阿礼国爵士提议了这次行动，他已经极不耐烦幕府的拖延政策，认为有必要使用武力。

那年的早些时候，池田长发（1837—1879）率领一支日本使团出访法国，商讨对外国船只关闭横滨港的问题。幕府并不赞成此事，但仍认为有必要尊重对宫廷做出的承诺。不久池田就知道法国人完全没有兴趣讨论这件事。相反，他们要求赔偿遇袭的法国船只的损失，并保证他们以后能安全地通过下关海峡。池田深信幕府必须改变基本政策，于1864年6月20日与法国人签署了条约，[1]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即便他并没有签署此类条约的资格。[2]池田还不顾幕府命令，决定不去英国等国家。他认为他们肯定跟法国一样，不会同意日本向外国船只关闭横滨港的。

池田意外地早早返回日本，后来，知道签订条约的四国驻江户的代表要求幕府执行条约的各项规定，然而幕府回答说自己不受条约的约束，因为池田违反了委任条款。（他和同事随后都被调离岗位，并受到处罚。）四国认为幕府又在使用拖延战术，十分恼火，决定自己来处理这件事。他们不顾幕府的阻止以及和长州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派了一支联合舰队前往下关。9月5日，联合舰队向长州的炮台开火，经过三天的激战，外国人登陆并摧毁了长州的防御工事。长州的大名毛利敬亲被迫请求停战并接受联军提出的条件：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将受到友好对待；不许更换或者重修炮台；向外国船只供应柴火、淡水、食物和煤炭；支付三百万美元的赔偿金。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平静无事，直到11月德川家茂决定率领一支远征军讨伐长州，惩罚长州士兵在京都的不法行为。为了重振幕府的声威，家茂下令各藩国派兵出征。一些藩国找借口拒绝：他们显然不愿意帮助幕府。尽管长州被称为叛徒，但它的勇敢立场受到大家的钦佩，当下关遭联军轰炸的消息传来时，举国上下都很同情长州。幕府注意到了这种情绪，因此只要求长州道歉并提交一份认过书。毛利敬亲同意了这些条件，为表示顺从，他献上了三个主要谋臣的人头，并答应将按照幕府的要求处置三条实美等逃到长州的公卿。[3]

这次胜利对幕府来说不算什么，但至少为它提供了一个内政和外交上喘息的机会。宫廷生活至少表面上恢复了原来的平静，然而隐隐约约的不安依然存在。中山忠能频繁地梦到睦仁亲王，感到很不安，于是派一名家臣到北野天满宫去为亲王祈求平安。忠能的妻子也很担忧，派人询问亲王的健康。[4]

新年（1865年）已经开始，然而如何处理三条实美等逃往长州的公卿的问题则仍在讨论。主张将他们流放到九州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西乡隆盛（1828—1877），这是他首次在《明治天皇纪》中露面。[5]2月7日，改年号“元治”为“庆应”，前一个年号被认为是去年秋天发生禁门之变的元凶。

新年号的起用，并未给局势带来大的改善。7月14日，德川家茂来到京都。将军进京在几年前是格外重要的大事，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家茂向天皇汇报说，尽管毛利敬亲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行，但其藩内的攘夷势力又有不稳的动向，此外，敬亲还派人向外国购买大批军火。家茂称自己手里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敬亲在秘密和外国人交易，因此，幕府已经决定出兵征伐他。

家茂在正式出兵征伐长州之前先向天皇陈述自己的意图。这种事情即使在十年前也是无法想象的，那时将军根本就不会告知天皇自己的政治和军事计划。家茂也许将这次谈话看成是情况汇报，但孝明却理解为请求他同意征伐长州。孝明的第一个反应是邀请家茂到常御殿，并亲自为将军斟上一杯清酒，作为友谊和同意家茂计划的象征。天皇退到内宫后，议奏、武家传奏等廷臣将家茂拉到一边，告诉他天皇很满意他年初完成的修补山陵之功，正考虑赐予他的先祖德川二代将军秀忠和三代将军家光 “神号”。家茂竭力拒绝这个荣誉，但被告知这是陛下难得的表示，应该毫不犹豫接受才是。[6]于是，家茂接受了皇上的圣旨。这是天皇与幕府关系变化的又一个例子。

1865年11月16日，由英国、法国、美国和荷兰派出的九艘军舰出现在摄津国的海岸。他们派人传信给幕府，以这些国家的名义要求开放兵库港，还说天皇[7]已经批准了条约。作为回报，联军愿意放弃下关事件赔偿金三百万美元的三分之二。但是，如果幕府不立刻同意这些要求，外国人将会径直到京都，向宫廷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宫廷同样拒绝接受，那么再次见面将会是在“炮烟弹雨”之中。[8]日本有七天的时间考虑。

驻扎在兵库的老中阿部正外和松前崇广赞成接受外国人的要求。他们认为没有时间咨询宫廷，如果坚持这么做，结果肯定会导致战争爆发，外国人的武力将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无法估计的破坏。天皇得知他们的态度后勃然大怒，立刻令幕府将这两人革职，并幽禁在家，等候进一步的指示。[9]尽管此前宫廷从未干涉幕府的人事安排，但幕府还是照做了。天皇在命令中并没有说明这么做的原因，但我们从其他资料了解到德川庆喜为避免开战而采取的措施。[10]

庆喜首先将所有的幕府官员召集到大阪城，询问他们的意见。跟上次的会议一样，除了同意外国人的要求，这些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建议。只有松平康英有不满之意。觉得有些安心的庆喜让康英秘密联系大阪的行政长官井上义斐，让他下次磋商时告诉外国人，幕府已经决定按要求开放兵库港，但是，“实际上，我国将军之上还有天皇。重大事情连将军都得先获得天皇许可后才能实施。换言之，兵库开港这样的国家大事自然要得到敕许。为了获得天皇的许可至少需要十天时间”。[11]

幕府的坦白令人惊诧。直到这个时候，外国人都以为将军（大君）就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帝）只不过是“精神上的统治者”。幕府官员也助长了他们的这种观点。汤森·哈里斯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说到天皇时几乎用轻蔑的口气，听到我引用日本人对他的敬称时哈哈大笑。他们说这个人既没有钱和政治权力，也没有其他值得尊重的东西，就是一个傀儡。”[12]

幕府是日本的合法政府，因此将军就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种观点也反映在当时新上任的英国公使哈里·巴夏礼（Harry Parkes）爵士写给将军家茂的信中。他称呼将军为“陛下”。巴夏礼的要求之一确实是 “天皇批准条约”，[13]但是信中的语气显示，巴夏礼认为将军完全有能力从一个傀儡那里获得“批准”。

但是，幕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现在公开承认天皇的级别在将军之上，兵库港必须征得他的同意才能开放。面对这个日本权力结构的新发现，外国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之前的设想。[14]不久之后，英国将公开支持天皇，法国则支持将军：两国将他们在欧洲的对立关系延伸到了日本，不过当时四个国家都令人意外地同意延迟十天，等候天皇的批准。他们仍不相信幕府官员的保证，要求出示天皇一定会批准的证明。井上义斐回答说自己拿不出任何证据，但在日本，做出重要承诺时一般都要滴血盟誓。“因此，我将当着你们的面，割破我的手指，按上手印。”说着他拔出匕首，准备割手，这时，吓得脸色发青的外国人连忙将他止住，说相信他。[15]

井上义斐的谈判支持了庆喜的决定，使幕府获得了十天的宽限期以争取天皇的同意。这件事本身非常困难，但是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家茂对宫廷开除两名幕府官员这事感到非常恼火，认为幕府的权力遭到篡夺。11月21日，他上书天皇，陈述自己“幼弱不才之身，虽蒙征夷之大任”，但上不能“奉安宸襟”，下不能“镇万民”，因此希望把将军之位让给德川庆喜。他还恳求天皇看在危险的国际形势份上，迅速同意签署条约。提交申请的同一天，家茂离开大阪前往江户。当家茂走到京都南部的伏见时，接到了关白二条齐敬的信，说他的辞职申请不能马上批复，并斥责他未经许可便返回江户的行为轻视“天朝”，不合“臣子之做法”。二条要求家茂参加第二天的朝会，亲自向天皇解释辞职的原因。[16]

这份书信的训斥几乎不能再严厉。天皇和将军谁更强大，已经毫无疑问。家茂改变计划，住进了京都的二条城。他要求德川庆喜、松平容保等在京都的主要幕府官员到皇宫去，向天皇解释立刻批准条约的必要性。

庆喜随后被召入宫，与关白等朝廷官员讨论是否批准条约的问题。孝明在竹帘后面聆听了他们的讨论。会议从晚上6点开始，开了一夜，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在庆喜的建议下，大约三十名驻京都的各藩重臣参加了讨论。会津藩和土佐藩首先发言，强烈要求开放国土，并谴责闭关锁国的政策。其他藩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支持天皇批准条约，这对孝明是个巨大的打击，但宫廷最终决定批准。中川宫亲王的一番话尤其打动天皇，他恳求宫廷接受条约，并警告说，如果拒绝，“彼等立开战端，则……兵库、京师忽成大火，宝祚之安危难保，伊势神庙亦成灰烬，此者仿若眼前。”[17]

即便正享受着五百年来最大的权力，天皇也无法忽视大多数藩国的意愿。不得不批准自己所痛恨的条约一定让天皇有断肠之痛，但是，他拒绝兵库开港，也算保留了一点颜面。[18]许多人声称愿意为天皇的事业贡献自己的生命，但即便是天皇，心里也很清楚装备极差的日本士兵根本就不是外国人的对手。

尽管家茂宣称自己是“前往江户”，但他在关西地区一直滞留到12月20号。在那一个星期前，天皇接见了家茂和其他的幕府高级官员。家茂为自己的无能，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争议向天皇深表歉意，但天皇安慰他说，他们将像以前一样并肩作战，“治内地，御外辱，充实武备”。[19]

1865年余下的时间没有什么大事发生，而睦仁亲王的名字则极少出现在1866年的记录里。8月，他完成了《孟子》的素读。这本书花了他一年多的时间，与上一本花了他四年多时间的《论语》相比，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天皇夸奖了亲王的努力，并鼓励他继续保持。

尽管如此，有证据显示天皇此时最担心的还是亲王的教育问题。他担心亲王受到负责抚养他的宫女的过度影响，特别是她们可能向他灌输过激的尊王攘夷思想。孝明在写给贺阳宫亲王（中川宫亲王的新头衔）的信中说：“如今神色虽是吾子，然并不亲近。视从予之命者为恶人，少许反对者则甚赞美。虽是少儿，亦绝不可轻视。”孝明指责宫女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并再次透露出退位的意向。[20]

大约这个时候，在京都北部隐居的岩仓具视写信给天皇，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敦促天皇放弃“酒池肉林”的生活，改为严肃地对待政治问题。[21]

这些零散的证据似乎表明，天皇纪中宫廷平静生活的记载可能掩盖了一些不太好的实际情况——亲王甚至向父亲叫喊着尊王攘夷的口号，而孝明试图通过沉迷于美酒和女人来忘却苦恼。

我们还想了解更多关于贺阳宫的活动，他被一位现代历史学者描绘成一个“狡猾”的人。[22] 1863年9月，由贺阳宫一手策划的宫廷政变取得成功后，天皇为他赐名朝彦亲王并任命他为弹正尹，这个职位具有直接上奏天皇的特权，是只有皇室血统的亲王才能拥有的高级职位。[23]然而，有个奇怪的谣言流传开来，说贺阳宫诅咒天皇。据说，1863年夏，亲王派人给石清水八幡宫的忍海送去一支箭和一大笔钱，这个僧人是亲王的好朋友。忍海买来一只野鸡，用箭将其射死。他将野鸡摆在祭坛上，诅咒天皇，祈求贺阳宫取代天皇。忍海的阴谋被鸟取藩的一名武士发现了，他杀了忍海，并将野鸡从祭坛上移开。

消息传到了天皇那里，但是他非常信任贺阳宫，认为这是某个“奸人之策”。他宣布自己和亲王是“真正之连枝”。[24]为了表示对亲王的信任，天皇增加了亲王的薪俸，并为他修建了一座漂亮的新宫。[25]

这件事看起来令人难以相信，然而一些宫廷人员却认为确有其事。不管怎么说，这件事说明宫廷的气氛非常压抑，人们相信有邪恶的巫术。它也解释了那年年尾，天皇和将军去世时，为什么那么快就出现了毒杀论和阴谋论的谣言。[26]

对于幕府而言，1866年完全是个灾难之年。这次的灾难并非来自外国人——他们对降低关税等没什么争议的谈判结果非常满意。相反，前年春天幕府宣布准备第二次征讨长州，将由将军亲自指挥。得知消息的长州购买现代武器并用西式方法训练自己的军队。但更重要的是，它促使长州和萨摩这两个一直以来的死对头结成了盟友。初期的结盟体现在萨摩为长州提供从长崎的欧洲商人那里购买武器的渠道。1866年初，西乡隆盛就派黑田清隆（1840—1900）到下关去试探长州领导人关于两藩合作的意愿。[27] 1866年2月，一直为实现两藩结盟而奔走的土佐藩士坂本龙马（1835—1867）和中冈慎太郎（1838—1867）和西乡见面，探讨萨摩和长州之间积极合作的计划。[28]他们的战斗口号已经不再是“攘夷”。“倒幕”、“王政复古”的目标将两藩紧密团结在一起。3月，在坂本龙马的协助下，木户孝允（1833—1877）和西乡隆盛分别代表长州和萨摩签署了协议。[29]

1866年7月，幕府的军队开始征伐长州。幕军的士气非常低迷。幕府本来指望一些藩国派兵加强幕军的力量，但是他们拒绝出兵，其余的藩国也只派了小分队参加。而长州的军队尽管在人数上并不占优，但却受过良好的训练，且装备精良。甫一交战，幕府军便落败，而这是这次战争中幕府连败的开始。这次战争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战斗使用的是枪炮，而不是刀剑、弓箭。这是日本第一次现代战争。

战斗期间，本来就身体欠佳的德川家茂在大阪病倒。[30]几乎与此同时，尚无子嗣的家茂的继承人问题被提了上来。他自己选择的是德川庆赖三岁的儿子龟之助。在这个国家危难的时刻，家茂为什么会选一个小孩子做自己的继承人，非常令人费解。没有一个人同意他的选择，甚至包括家茂的妻子亲子内亲王[31]。最后家茂同意上奏天皇，请求自己死后由德川庆喜继任将军，并担任长州征伐的统帅。[32]1866年8月29日，德川家茂在大阪去世，终年二十岁。

9月19日，天皇召集一批资格较老的公卿开会，讨论鹿儿岛大名提出的建议。那份建议书中称在“皇国危机存亡之时”，应该停止与长州的敌对状态，将一切力量用于防御外患。[33]议奏正亲町三条实爱强烈支持这么做，其他公卿没有人发言，但是坐在帘子后面的天皇要求“征长解兵之事暂待”。激动不已的实爱拜受了天皇的话，据记载“血泣痛哭无措”。在知道天皇反对的情况下，实爱还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一点很出人意料。即便实美和强大的萨摩藩联系紧密，但仍难以想象亚洲或者欧洲的其他专制制度会发生这样的事。[34] 9月12日，公卿再次开会，孝明否决了萨摩藩的提议。[35]

幕府一开始隐瞒了家茂已死的消息，但是总要有人担任讨伐长州的总指挥。9月8日，德川庆喜被任命为征长总督。庆喜出发上前线之前，接到了小仓陷落的消息，小仓是幕府在北九州的一个据点。因此，他决定暂时停止与长州的敌对状态。他将这个决定通知关白，再由关白通知天皇。不出所料，孝明极为不悦，坚持要求庆喜完成使命。9月24日，庆喜觐见天皇，向他解释了形势的无望。天皇这才同意停止战争。

9月28日，家茂死后一个月，他的死讯正式对外公布，这为第二天结束长州征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36]一场不会给任何人带来荣誉和利益的战争就这么结束了，没有砰砰作响的枪炮声，而是伴随着啜泣。然而它永远改变了日本人对战争的看法。

[1] 法文版的条约见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p. 273-274。条约规定，日本政府必须在日本使团返回日本后三个月内 “支付十万雷阿尔银币，长州藩支付四万雷阿尔银币，共十四万”给江户的法国大使。

[2] 池田给幕府写了封长信，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池田的信的翻译见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p. 274-282。

[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87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88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395页。这一条记录于2月16日。西乡的名字再次出现是在3月8日，当时他极力主张的恰恰是相反的做法：让这些公卿回到首都，并恢复他们的官职。他似乎因萨摩大名岛津茂久的一项命令而改变了主意。

[6] 《明治天皇紀》，第407页。

[7] 外国人一直称天皇为“帝”（みかど）而非“天皇”（てんのう），他们认为这个头衔意味着宗教权威，而不是世俗权威。

[8] 《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653页。1865年10月30日英、法、美、荷四国的驻日大使在横滨签署了这份外交照会，照会的法文原文见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p. 293-296。其内容与这里所给的日文版概要有许多小的出入。

[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16页。

[10] 与兵库外国人周旋的资料见《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654—655页，这些资料出自越前藩大名松平庆永（1828—1890）在1862—1867年间所做的记录《続再夢紀事》。

[11] 《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654页。

[12] Mario Emilio Cosenza, ed. The Complete Journals of Townsend Harris, pp. 371, 518.

[13] 见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 300。这封信的日期是1865年11月21日。

[14] 外国人确实偶尔（可以追溯到汤森·哈里斯）威胁说要把争议提交京都，让天皇解决，但这是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首次被告知天皇的地位高于将军。有关早前外国人对天皇重要性的认识，请参考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 43。然而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写道：“英国学术界第一次发现了真正的权力源头，揭露了江户的假冒政府，看懂了这个世代相传的谜语，并掀开了其长期遮盖的面纱。这个人正是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是他首次为了寻找真相而不顾生命危险：扯去幕府‘陛下’的虚伪头衔，向英国请求得到国书，并将其递交给日本的君主——天皇”（The Mikado’s Empire, p. 577）。

[15] 这里我使用了松平庆永的描述，引自《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655页。其中的细节部分与《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的第418页有出入，例如，后者写道是巴夏礼看到井上要割手指，于是说相信他。

[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19页。

[17]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91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20页。关于宫廷给幕府的谕旨译文，见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 304。

[1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21页。

[20] 远山茂树编，《维新の群像》，第56页。他的翻译非常随意，而且略去了大量事实，但是正因为如此，使得他的译文比原文更好理解。石井引用了写于1865年8月29日同一封信中的某些词语（《幕末の天皇》，第89页）。这封信并没有出现在《孝明天皇紀》中，而是出现在《朝彦親王日記》第一卷，第336—337页。

[21] 《朝彦親王日記》第一卷，第336—337页。远山说岩仓的这番话出自《続叢裏鳴虫》（《维新の群像》，第57页），然而书中并没有。该页引用中山忠能的日记中“宫殿如游廊，日日欢乐”一节，记录孝明天皇的侧室及妾有二十几人。

[22]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88页。

[23] 远山茂树编，《维新の群像》，第51页；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77页。由于这个官职，亲王被称为“尹宫”。

[24] 1864年1月11日，孝明给中川宫亲王去信，信的相关部分见《孝明天皇紀》第四卷，第940页。石井引用了的信的部分内容，包括天皇谴责谣言是不法分子试图推翻9月30日的政变，并说他肯定尹宫能看透他的内心，就像他能看透尹宫的内心一样（《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77页）。孝明最后说他对亲王完全没有疑心。

[25] 远山茂树编，《维新の群像》，第52页。

[26] 按照蜷川新的说法，“明治天皇于庆应3年的1月9日登基。前一年的12月25日明治的父亲孝明天皇被岩仓等人暗杀，同年9月20日第十四任将军家茂在大阪城被某个杀手杀死”（《明治天皇》，第11页）。

[27] 这些长州人包括像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井上馨和伊藤博文这样的杰出人物（《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29页）。

[28] 关于这个时期的谈判，见Marius B. Jansen, 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p. 217-222。

[29] 关于协议的六条内容，见Marius B. Jansen, 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p. 220-221。

[30] 那年5月家茂开始发病，病情几经反复，并在7月加重。那时家茂在大阪。关于他的病情的详细描述，请参考Conrad Totman, The Collapse of the Tokugawa Bakufu, p. 516。

[31] 一名宫女的日记中提到，亲子内亲王担心龟之助的年纪太小，无法应付当时的困难局面（《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799页）。

[32] 《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798页。这份给天皇的奏折日期只写了“七月”，但是其他资料确切地显示奏折上呈的时间是7月29日。然而，家茂死于7月20日。因此，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家茂之前就把奏折写好了，还是这封奏折是别人代写的。

[33] 建议书的原文见《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804—806页。

[34] 这是石井孝的观点，见《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95页。我曾试着想象凯撒·威廉二世耐心地倾听大臣激烈抨击他的政策，但发现那太困难了。

[3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42页.

[36] 声明只是说敌对双方将“暂时”停止进攻（《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832页）。

第十一章
孝明驾崩

德川家茂的死对孝明天皇的打击很大。他非常喜欢这个朋友，一度相信他们能够合力实现公武合体的理想。假如天皇能够忘掉这个理想并接受王政复古的新理想，那他无疑会幸运一些。届时不仅有大多数公卿的支持，还有武士阶层的支持，但他却拒绝放弃自己的旧理念。令周围的人恼火抓狂的是，天皇非常固执，然而严格说来，他的极度不愿改变只是保守主义者的表现：每一次的让步都使他感到痛苦和懊悔。在幕府军队征讨长州失败之后，天皇处于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地位：一些人试图使他成为日本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而为了对抗这些人，他使尽了一切办法。

1866年10月8日，就在德川庆喜宣布中止长州征伐后不久，二十二名公卿向朝廷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觐见天皇。他们说，在这个国家危难的时刻，他们想向天皇表达自己的衷心。这些公卿由中御门经之（1820—1891）和大原重德（1801—1879）领头，幕后操纵者是岩仓具视。

1862年，岩仓由于涉嫌与幕府合谋将和宫下嫁到江户去而遭到弹劾，之后便被迫在京都之外过起了隐居生活。然而他是个天生的阴谋家，不用多长时间便和以前的熟人恢复了联系。经常有人来拜访他，特别是那些攘夷派，他们给他带来了最新的消息。[1]正亲町三条实爱在御前会议上反对继续进行长州征伐，其大胆立场给岩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萌发一个念头，让公卿集体向天皇请愿，从而加强自己一方的力量，动摇孝明对幕府一如既往的支持态度。

岩仓强烈支持萨摩藩提出的停止长州征伐的建议。他延续建议书中改造宫廷的观点，起草了一份创立宫廷内阁的计划作为公卿提案的草案。计划主要有三点，首先要求朝廷将二条齐敬等反对派清理出去，包括朝彦亲王、德川庆喜和松平容保；接着允许那些暂时被迫隐居的公卿回到朝廷；最后重新任命近卫忠熙为关白。这些（以及其他的）“谏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王政复古。他们想在将军刚死，幕府内部混乱的状态下一举实现这一目的。[2]

作为回应，天皇和关白二条齐敬、朝彦亲王等高官一起接见了这些请愿的公卿。大原重德是一名年长的朝臣，他站出来向天皇提出了公卿的集体请求。大原要求按照初步方案，由宫廷迅速召集各藩大名听取天皇的命令。这种方式将绕过幕府。接着，大原提出的三个要求，和岩仓的并不完全一样：恢复那些因政治事件而被关押或者判处幽禁的公卿自由；解散征讨长州的军队；重组朝廷的议事机构。[3]

大原的话听起来很刺耳，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有名的硬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不管怎么说，这种勇气在日本宫廷可不多见。

孝明的回应可想而知：“上作色曰：‘汝等所奏之言，只琐琐之事。’”他诘问到，集体上书的公卿口中的“国家之大事”指的是什么？前年冬天，发生“条约敕许”问题时才真正是关系“国家之安危”的大事。“汝等若果有忧国之念”，那个时候正该“献忠言”。然而你们“不知该事可为”，到现在“猝然结党来迫”，除了是“不敬”还是什么？[4]

脾气温和的关白向天皇道歉，解释说，大原是因为“忧国之心至切”才做出这番请愿。除了深深担忧国家，一个人还有什么理由如此直言呢？二条齐敬最后下结论说，失政之责在他，身为公卿最高位的关白，他本人难辞其咎。[5]

对此，大原表示关白并没有错，但是当朝彦亲王和二条齐敬一样，为自己未能做好辅弼之任而道歉时，大原却转身对他说：“殿下宜负罪引退，以谢天下。”

接着他表示，如果得到关于此事的答复，他会立刻退下。天皇回答说几天后他将和大原单独谈谈。孝明显然并不打算再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朝彦亲王建议留住大原，让他说出全部的想法，但是天皇说他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三条提议。他令进谏的公卿到侧房等，和朝彦亲王等人商议之后，同意于10月11日召集大名，让他们和大原见面。凌晨2点，仍在等候答复的二十二名公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各自回家了。

或许我们应该看到，岩仓具视是那天发生的事件后面的推手。他认为只要二条齐敬和朝彦亲王还在朝廷，王政复古就无法实现。在试图除去这两个人时，岩仓利用了大原，但是他仍不得不与天皇抗争。10月12日，受到公卿弹劾的二条齐敬以生病为由辞职。天皇拒绝接受他的请辞。朝彦亲王也表达了辞职的愿望，说自己无法胜任肩负的重任，但是天皇安抚了生气的亲王，并说服他留了下来。这些举措暂时中止了进一步的行动，因为对二条齐敬和朝彦的任何指控都会被视为对天皇本人的攻击。

10月15日，二十四位大名收到敕命，要求他们参加有天皇出席的国事讨论。到了11月，只有三位大名（加上另外两位的嗣子）来到京都，其他人都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了会议。鉴于大家的热情如此之低，这次会议并无下文。

11月25日，天皇发布了处罚中御门经之、大原重德和请愿的其他二十二名公卿的敕令，谴责他们犯了欺君之罪。中御门和大原被要求在家禁闭，其他人则被勒令不准上朝。正亲町三条实爱由于有协助那些遭禁闭的公卿的嫌疑，同样被要求在家禁闭。天皇希望通过这些方法，扼杀那些反对自己政策的公卿。

1867年1月10日，天皇授予德川庆喜“攘夷大将军”的称号，以表示自己依然坚定地支持公武合体的理念。这是他在位时颁布的最后几个法令之一。一个星期后的1月16日，天皇连日不舒服，但还是在内殿观看了神乐舞蹈的表演。太医诊断是感冒，虽然建议不要参加，但天皇仍抱病参加仪式，然而表演结束之前，天皇感到极为难受，提前离场。此后他的病情加重。两天后，天皇发高烧并卧床不起。1月20日，太医宣布天皇得了天花。经过调查，发现一个名为藤丸的侍从曾经得过天花，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已经康复。1月15日，藤丸又开始在宫里露面，人们怀疑天皇是被他传染。[6]

根据天皇的儿时的朋友、朝臣东久世通禧的说法，孝明的身体一向健康强壮，从未生过病。[7]也许在那些熟悉孝明的人看来，他不太可能生病。直到今天，学者们仍然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孝明死于天花，一些人认为他死于中毒。没有人怀疑他得了天花这个事实，然而奇怪的是，源头竟是一个已经康复且被认为不再具有传染力的男孩。而且宫里只有天皇一人染上这种病，而是他和藤丸只有偶尔的接触。关于只活了三十六岁的天皇的死因，坊间流传着几种神秘的说法。

从那些服侍过他的人，包括睦仁亲王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和母亲中山庆子所写的信件和日记中，我们可以追踪孝明染病的经过。天皇在观看神乐表演时首次病倒，第二天就发起高烧，并开始出现神志昏迷、失眠、食欲不振。1月20日，天皇手上开始出现斑点，第二天斑点蔓延到脸上。太医诊断为天花，这个结果得到了十五名医生的签名认可。[8]天皇的病情变化正常，有几天他只能喝几口热水，但是之后情况明显好转，他一天天地好起来。1月24日的官方记录里写天皇得的是极轻的天花。[9]看起来他快要完全康复，情况可喜，而受命为他诵了十七天经的湛海和尚也被允许回到寺里。[10]

27日，为了庆祝天皇康复，宫内甚至计划举办一个宴会，然而1月30日天皇的病情突然恶化，出现严重的呕吐和腹泻。各种记录都提到那天孝明脸上出现了紫色的斑点，而且“九孔”流血。不久他就在极度痛苦中咽气。[11]

到这时为止，所有的记录都保持一致，但他的死亡被隐瞒了几天，而且就在他看似已经脱离了危险时，病情却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不久就有谣言说他死于砒霜中毒。这些谣言一直存在，并使人们煞费苦心地研究死于中毒和死于天花的症状有何不同。从1月31日起，官方记录中有关他的病情的记录便一片空白，一些学者猜测有人故意抹去了相关的事实。即使在当时，宫里也有人怀疑太医的诊断过于乐观。公卿山科言成在日记中写道，他听说天皇1月24日那天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病情已经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尽管官方宣布他的情况正在好转。[12]

天花在当时的日本并不少见，但是那种特别严重的、几乎致命的类型（名为出血脓包天花或者出血性天花）[13]要罕见得多。而且，那种最危险的天花和砒霜中毒的症状很相似，这促使一些学者一步步地追查孝明的发病过程（根据当时的文件记录）与砒霜中毒症状（根据医书中的记录）之间的相似之处。即使在首次可以自由讨论这类问题的1945年之前，已经有学者认为孝明是被毒杀的。[14]这种谣言可以追溯到欧内斯特·萨道义（Ernest Satow）爵士，他在大部分写于1885—1887年之间的《明治维新亲历记》（A Diplomat in Japan）一书中回忆道，1867年2月——孝明死后没有多少天——在兵库港，

我遇到了几名当地的商人，他们对港口即将开放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讨论了适合建立外国人居住区的几处地点。他们还告诉我刚刚公布的皇帝驾崩的消息。坊间说他死于天花，但是几年后，一名熟知内幕消息的人郑重地告诉我皇帝是被毒死的。天皇坚决反对向外国人做出任何让步，一些人预见到幕府垮台后宫廷将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直接联系，于是除掉了这个拦路虎。如果皇帝过于保守，一切都将变得非常困难，很可能会导致战争。在东方国家，人们经常将重要人物的死归咎于毒药，上一任将军据说就是被一桥庆喜[15]的门徒干掉的。关于天皇，我当时确实没有听到任何这类的谣言。他离开了政治舞台，留下一名十五六岁的男孩作为继任者，我们无法否认，他死得恰是时候。[16]

萨道义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学者会被这种学说所吸引：人们认为在一个如此保守的君主统治之下，某个人或某些人对国家的进展感到绝望，于是决定毒死孝明。显然，正如萨道义所说的，如果孝明继续碍手碍脚，对那些试图推翻幕府并在日本建立新政府的人来说，他们的行动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甚至可能无法实现。他的继任者，一个十五岁大的男孩，则是另外一回事。一些明治维新的领导者认为他是块“宝玉”，即让他们的革命计划得以实现的宝。学者们认真考虑过这个事实之后，觉得天皇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突然死去真是太巧合了，很难让人不怀疑他的死因。对他们来说，这不可能是个偶然事件。

但如果孝明是被毒死的，那么问题在于是谁干的，又是怎么做到的？祢津正志是最直言不讳地支持谋杀论的学者，他认为是那些收了幕府贿赂并促成和宫下嫁的公卿下的毒，包括关白九条尚忠、内大臣久我建通、岩仓具视和千种有文。[17]这些人教唆一名宫女下了毒。

岩仓具视被认为是最可能的下毒者。有一种说法是岩仓知道孝明在斟酌字句时有舔毛笔的习惯，于是在天皇发病前一天，把两支将呈给天皇的新毛笔都涂上毒药。[18]但是这个说法和天皇发病过程中的其他细节相抵触。假如他的病起源于效果直接而可怕的毒药，那么他不会慢慢地出现天花的症状，也不会在几天后病情似乎出现了转机。这个说法显然难以成立。

更为普遍的一种说法认为是岩仓的妹妹堀河纪子下的毒，但她在1863年就已经出家，再也没有回到宫中，因此不太可能有机会进入孝明的病房。还有其他一些宫女也被认为是凶手，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只有女人可以给他下毒。[19]

岩仓是下毒的幕后黑手的猜想无疑源于他阴谋家的名声，[20]然而除此之外，并没有证据显示是他策划了这次谋杀或者孝明的死对他极有利。实际上，他自信能操纵天皇，但同时认为天皇是至高的权威，是宫廷改革绝对关键的人物。据说岩仓在听到孝明的死讯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吾事已终！”并打算遁世隐居。[21]

原口清是“病死说”的主要支持者，他努力想证明孝明这个时候死去对岩仓没有好处。[22]原口认真检查了当时的文件记录（其中一些被谋杀论者用到）中所有有关孝明发病的症状，并与1946年名古屋天花大流行（将近一万八千人受到感染）时观察到的症状相比较。[23]他的结论是孝明死于疾病。因此，没有人下毒，也没有人策划这起事件。除非当局批准我们检查孝明的骸骨是否残留有砒霜，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真相。

天皇发病的初期，睦仁亲王每天都陪在父亲的病榻旁，也许是为了让父亲开心，他身穿鲜艳的衣服。但是当医生认为病源是天花时，孝明害怕传染，下令亲王在他康复前不要到病房来。不过，事实上睦仁接种过天花疫苗。很多年前，当亲王还住在外祖父家时，中山忠能就让荷兰医馆的医生给他接种。天皇在病榻上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无需担心传染睦仁，松了一口气。当然，孝明本人是拒绝打疫苗的。[24]

也许因为孝明死得太突然，宫廷还没准备好葬礼，因此封锁天皇的死讯几天。这段时间，悲痛的睦仁亲王既不能悼念，也不能登基。践祚仪式有必要迅速完成，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却突然冒了出来：亲王还没有加元服，因此不知道他在践祚仪式上应该穿什么衣服。一名官员受命寻找先例，结果发现1779年登基的光格天皇践祚时穿着孩童的服饰。因此，践祚时睦仁梳着总角，穿着儿童样式的衣服。

父亲的突然去世对亲王肯定是个沉重打击，他的日常生活立刻发生了变化。他的服饰、食物，甚至连睡觉的地方都发生了变化，心里肯定感到不安。2月4日，天皇驾崩的消息终于公布，国家进入大丧。第二天，天皇的遗体入殓，亲王最后一次向父亲告别。

廷臣们认为葬礼应该符合古仪，命精通此事的户田忠至研究古时的葬礼。他汇报说，从中世开始，天皇的葬礼惯用火葬，山陵也只是在埋葬骨灰的地方立一个小石塔。然而，1654年后光明天皇驾崩时，举办了盛大的葬礼，名义上采取火葬的礼仪，但实际上进行了土葬。大家于是决定孝明也进行土葬，并且安葬在京都的泉涌寺里。[25]

新天皇的践祚仪式在1867年2月13日举行。仪式出人意料地简单。下午4点天皇走出来，在紫宸殿的指定地方坐下。两名宫女已经将标志王权的剑和玉（草薙剑[26]、八尺琼勾玉）放在天皇座椅的右边。天皇命令前关白担任摄政，代自己行使职权。接着天皇退到内宫。摄政命人宣读天皇诏书，其中称公卿的权利与前朝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将军家定的遗孀和德川庆喜的妻子都送上了贺礼，仍然在为丈夫家茂服丧的亲子内亲王的贺礼延后。

也许仪式上最高兴的人要数中山忠能了。他跟大约八百五十年前的藤原道长一样，为自己成为天皇的外祖父而开心不已。孝明天皇的死固然令其悲伤，但是可能开心的心情更强。他写了首和歌送给女儿中山庆子，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悲痛，然而

在伤心之中

也有快乐

快乐源于

今天发生之事

年轻的天皇写了四十多首哀悼父亲的和歌，其中有三首提到天皇肩负的重任。他将短歌展示给中山忠能看，后者感动得老泪纵横。[27]不幸的是这些短歌都遗失了。但是从这时开始直到生命结束，诗歌几乎是明治天皇宣泄个人感情的唯一途径。

[1] 大久保利谦，《岩倉具視》，第138页。

[2] 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97—98页。

[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45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45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45页。

[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 第454页；资料见《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916页。

[7] 东久世通禧，《竹亭回顧録　維新前後》，第41—42页。中山忠能的日记中提到天皇的身体强壮，从未感冒，转引自《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927页。

[8] 原口清，《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日本近代の虚像と実像Ⅰ》，第48页。亦见《孝明天皇紀》第五卷，第918页。

[9] 《中山忠能日記》第三卷，第652页。

[10] 湛海的日记写道，“天皇恢复良好”（祢津正志，《孝明天皇は病死か毒殺か》，第33页）。

[11] 原口清，《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第49页。官方的说法是孝明死于12月29日，实际上他死于25日。自17世纪以来，天皇死亡的“官方”日期通常要比他们实际死亡的日期晚，这也许是为了给准备丧事提供更多的时间。1867年10月，悼念孝明天皇的日子被定在他实际死亡的那一天（《明治天皇》第一卷，第816页）。

[12] 原口清，《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日本近代の虚像と実像Ⅰ》，第57页。

[13] 原口论述了吉田常吉1949年首次发表的文章，并坚持认为孝明死于天花，见《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日本近代の虚像と実像Ⅰ》第49—50页。

[14] 毒杀论的主要支持者祢津正志有些耸人听闻地说，“在战败之前，任何人只要轻微地表示怀疑官方的信息（即孝明天皇是自然死亡），就会被视为大不敬，或者受到法律的制裁，被投入监狱。没有一个学者想到要调查这件事。没有一个日本人写文章公开说孝明天皇是被毒死的，但萨道义在《明治维新亲历记》（A Diplomat in Japan）则说那是谣言”（《孝明天皇は毒殺されたのか》，第28页）。祢津亲口说，1940年7月，在日本医学史协会关西支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佐伯理一郎博士在仔细看过尹良子元义手中的御医日记之后，得出结论说，直到1月22日或者23日孝明的天花发展一直正常，之后可能是岩仓具视利用天皇生病的机会，让他时任宫女的侄女下毒。佐伯博士说这些事情是他亲耳听涉事宫女所说，这名宫女随后在京都东部鹿谷的灵鉴寺出家做了尼姑（祢津正志，《孝明天皇は病死か毒殺か》，第34—35页）。问题是，事实上出家的这名宫女是岩仓的妹妹，而不是侄女。支持毒杀论的石井认为岩仓的妹妹崛河纪子当时并未在宫中当值，因此不可能是她直接下药的（《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114页）。
我还想起曾听我的老师角田柳作博士说起，大约1910年的时候，在檀香山的一个酒吧里，一名邻座告诉他自己参加了暗杀孝明的行动，因此无法在日本待下去。这个消息可能很有力，假如我能确定以下三点：（1）在听了角田教授讲的故事四十年后，我的记忆没有发生偏差；（2）角田教授在四十年后回忆那场发生在檀香山的对话时没有发生偏差；（3）酒吧里的那个人当时没有喝醉。

[15] 即德川庆喜。庆喜小的时候曾过继给一桥家。——编注

[16]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pp. 185—186.

[17] 祢津正志，《孝明天皇は病死か毒殺か》，第35页。

[18] 大宅壮一在《大宅壮一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94页中提到了这种猜测。

[19] 石井写下了两位宫女的名字（高野房子和中御门良子），在他看来这两个人并非毫无嫌疑（《幕末 非運の人々》，第113页）。他还说罪犯可能是一名宫女，尽管幕后肯定有一名策划者，然而他并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但是，佐佐木克暗示可能是大久保利通下的毒手，他与被流放到岩仓村而无法自由行动的岩仓串通一气（《戊辰戦争》，第9页）。不管怎么说，佐佐木相信有人在背后策划了这场暗杀。然而，当十三年后他的书再版时（1990年），他却写道，自己已经被原口的文章说服了，认为孝明死于天花。

[20] 丸谷才一非常有趣地想象了1887年4月26日明治天皇观看的一场歌舞伎表演（《青い雨傘》，第273—74页）。加演的剧目包括《哈姆雷特》里面的戏中戏，这场戏不仅当着天皇的面，而且还当着岩仓具视的面表演，当后者的罪行上演时——像克劳迪亚斯（Claudius）那样毒杀天皇——明治将伺机观察这个有罪的人的反应。但是丸谷心里很清楚，岩仓1883年就死了。

[21] 大久保利谦，《岩倉具視》，第181—82页。关于岩仓听到孝明生病且死亡的消息时的悲痛心情，见《岩倉公実記》上，第1135—1136页。

[22] 原口清，《孝明天皇と岩倉具視》。

[23] 原口清，《孝明天皇の死因について》，《明治維新史学会報》第15号，第2—3页。

[24] 19世纪30年代，位于长崎的荷兰贸易站的医生就已经将接种疫苗的技术传到日本。到了这个时候，这项技术已经在上流社会广为传播。

[2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59—460页。

[26] 此为草薙剑的“形代”，即代替物。一般认为草薙剑供奉在热田神宫，八咫镜供奉在伊势神宫，而八尺琼勾玉和前述两神器的代替物供奉在皇宫。——编注

[2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70页。

第十二章
美子皇后

1867年的新年伊始，明治天皇并不快乐。宫廷正处于服丧期，平常的新年庆祝活动都取消了。不消说，年轻的天皇对父亲孝明天皇之死深感悲痛。我们不清楚他们父子心意相通到什么程度，但他们经常见面：每天下午去给父亲请安并请求他给自己的诗歌指正已是明治多年的习惯。亲王没有理由预料到年仅三十六岁的父亲会突然死去，而他所受的传统模式教育也没有给他恰当的准备，使他可以胜任天皇之职，尤其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也许由于感受到压力，这段时间他经常做噩梦。廷臣们的书信和日记婉转地提到天皇遭受着失眠之苦。朝臣千种有文写信给岩仓具视说：“一夜复一夜，总有东西到新天皇的枕边威胁他，使他大为苦恼。昨天，正如我跟你说的，天皇下令为自己祈祷。谣言似乎是真的。”[1]

朝彦亲王也在2月9日的日记里提到梦魇：

近日有奇异之事。大行天皇（孝明天皇）侧近之人所言。有异物现身，其形即俗称钟馗，身佩宝剑。后一日晨，天皇有发烧状。[2][3]

2月15日朝彦亲王在日记中写道：

妙染院归京，听闻诸多故事。其间，新帝因前日奇异之事，风寒加重。践祚以来，先帝昼夜现新帝前，极困扰。[4]

即便我们相信，像《哈姆雷特》里的那样，逝去之人的魂魄有可能返回俗世，告诉唯一的儿子自己是被谋杀，并要求儿子替自己报仇，那么我们只能说这个鬼魂跟哈姆雷特的父亲相比实在太差劲了。鬼魂让小天皇一直睡不着，然而却没有唤醒他，使他为非正常死亡的父亲报仇，就连那些可能对父亲下毒的宫里人，他也没有（从他接下来的行动可以看出）变得不信任。

新朝伊始，鬼魂也许是困扰年轻天皇的主要原因，然而其他廷臣都忙于处理前朝遗留的事情，并没有心思为这事烦恼。眼下一个紧要的问题便是革除后宫，即大奥弊风。中山忠能写信给内大臣近卫忠房，强调从严治理后宫的必要性，批评孝明朝后期宫廷女官管理不善，纪律松弛。

如果我们能相信忠能的话，那么当时后宫如“游廊”，即烟花巷。[5]忠能认为，天皇年纪尚小，对后宫尚不是很感兴趣，这为清除违律和恢复宫廷传统提供了特殊的机会。大典侍（忠能的祖母中山绩子）的身体非常虚弱，应该马上将她替换。那些服侍过已故天皇的典侍，应该根据服侍的年限，赐给她们大量的赏钱，让她们退休。鼓励那些仍然很年轻的侍女——二十出头或者更年轻——嫁到合适的人家。对于二十四五岁以上的宫女，则应该根据其意愿允许其留任或出家。忠能的女儿中山庆子一开始说想出家，用余生为孝明天皇的安息祈祷，但是她被说服并“残留尘世”，因为孝明死后，如果太多服侍过他的宫女都出家，恐怕熟悉礼仪的宫女人数将会不足。庆子犹豫着同意，后来把自己的全副身心都用在了儿子，即新天皇的教育上。[6]

2月19日，为悼念刚刚去世的天皇，并庆祝新天皇继位，宫廷宣布大赦。在1863年和1864年的事件中蒙羞的七名公卿都得到了原谅，并获得上朝的权利。十天之后，包括炽仁亲王在内的四名正软禁在家的攘夷派公卿也被赦免了。

2月23日，朝廷下令幕府解散征讨长州的军队。诸藩组成的军队被一个藩国打败，清楚地表明了幕府的衰弱。幕府军队士气本就低沉，将军家茂的死又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幕府事业的热情。看不到一丝取胜的希望，幕府最终以天皇刚刚去世为由，下令部队回到原来的统帅处，以避免自己脸上无光。[7]

3月5日，孝明天皇在京都泉涌寺的皇家陵园下葬。遵照他的遗嘱，天皇死后的那些传统葬仪——举国服丧、雇职业哭丧人等等——都没有举办，但执行了防止城内发生骚乱的警戒令，并在一年之内禁止举办庆祝活动和穿戴贵重的服饰。[8]明治无法离开宫殿护送孝明的棺椁到墓地去，只好目送着葬礼队伍走出了月华门。

3月初，天皇的日常生活首次发生了变化。3月7日，他搬到倚庐殿居住，这是一座在御学问所里临时搭建的简单屋子。天皇穿着麻布做的孝服，周围只放一些简陋的生活用品，祈祷刚刚去世的父亲得到安宁。两个星期后，天皇脱下孝服，沐浴净身，然后回到主殿居住。第二天，各官员觐见新天皇并送上礼物。新的王朝开始了。

3月21日，宫内确定前天皇的谥号为“孝明”，这两个字源自《孝经》。[9]但是此时年号却并未随着王朝的更替而改变。孝明继位之后，“弘化”这一年号延续了大约一年，人们遵照孝明在位时的做法，直到1868年10月23日才变更年号，这时孝明已经驾崩将近两年。此后日本确立了每位天皇只用一个年号的制度。[10]

新王朝成立之初，无疑是外国列强极为关心的一件事。法国政府继续支持幕府，认为它会参加权力争夺。3月29日，将军德川庆喜在大阪城会见了法国主权公使莱昂·罗斯（Leon Roches），征求他对幕府改革的意见。罗斯警告幕府不要试图撕毁已签订的条约。他说，各藩国以幕府不想真正开国为由，已经各自与英国进行谈判，开放自己控制的港口。法国考虑到幕府的利益，认为有必要开放下关和鹿儿岛，代替兵库和新澙（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开放这些港口能显示幕府的诚意，同时又能抢在萨摩藩和长州藩之前。罗斯还竭力主张将军对新天皇进行教育和指导，而且在对待各大名时持强硬态度。他承诺法国会支持幕府。有了这个保证，幕府将能坚定无畏地执行它之前所宣布的开国政策。罗斯的建议给庆喜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庆喜经常把罗斯召来磋商问题。[11]

4月11日，将军问九个主要藩国是否应该开放兵库港。将军强烈要求大家支持他的行动，他说自己很清楚已故天皇断然反对开放这个港口，但是，一旦已经承诺将开放兵库，要改变已经与外国签下的和约并不容易。在收到九藩的回复之前，他已经请求朝廷的批准。他说，自从孝明拒绝同意以来局势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不仅发生了征讨长州和前将军去世，而且外国人在要求日本兑现条约的承诺时也理直气壮得多。日本没有选择，只有同意。较之被动地默许，日本应该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局势。在“四海同胞一视同仁”这句古老格言的指导下，新王朝建立伊始必须启动国家的重建。这样一洗过去之陋习，数年之内国家将变得繁荣富强。帝国的光辉将泽被四海，天皇也会变得安心。[12]

各藩之间异论频出，幕府并不能确定开国政策能否赢得诸侯们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宫廷也没有被庆喜的理由说动。宫廷给他的答复是，鉴于前天皇的反对，兵库不可开港。换句话说，新天皇不想对父亲的愿望表示不敬。他要求将军再考虑一下。[13]

然而庆喜却不想放弃自己的计划。4月29日，他又递交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批准。他为自己被拒绝之后依然坚持己见表示抱歉，并说自己完全知道臣子应该听从前天皇的英明决策。但是在影响国家命运的紧急形势之前，自己无法保持沉默。他知道赞同遵守条约，将可能惹朝廷生气，但他仍然要求宫廷看在国家安全和声威的份上，重新考虑一下反对兵库开港的决定。宫廷再次拒绝，并进一步要求幕府承诺遵守此命令。[14]

然而，即使是宫廷也无法无限期地无视列强的威胁。7月24日，摄政二条齐敬写信给庆喜，说鉴于将军等重要人物的意见，宫廷别无选择，只好同意开放兵库港。[15]

年轻的天皇很可能与宫廷的这一决策无关。事实上，我们不清楚是否曾有人告诉他这些方针政策。一件稀有的记载，反映天皇这个时期的教育情况：中山忠能在日记中提到向天皇讲述了《禁秘抄》（一本13世纪研究宫廷礼仪的书）和《通俗三国志》（17世纪的日译本）。[16]这两套书是天皇传统教育的一部分，但是却难以为他提供这时所需的知识。忠能显然不认为天皇的政治地位提升，就有必要接受一种不同的教育。也许他希望明治跟他父亲不一样，能将自己的兴趣（就跟德川时代早期的天皇一样）局限于诗歌、礼仪和古典文学。

尊王派自称非常尊敬天皇，但他们的忠诚通常只表现为反对将军，并不清楚幕府垮台后国家能获得什么好处。这些人极少考虑王政复古后天皇将扮演什么角色。当然，没有人希望天皇变成一个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绝对独裁者。也许忠能和天皇周围的其他人希望建立的体制是，在天皇暧昧的支持下，由公卿代替幕府来统治国家。

尽管罗斯建议特别留意年轻天皇的教育问题，但似乎没有人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明治的母亲中山庆子继续监督他学习书法和和歌，由帜仁亲王和炽仁亲王指导。[17]过了一年多，在木户孝允首次过问天皇的教育之后，人们才开始考虑现代君主在学问素养上应该做何准备这个问题。

即使在长州征伐失败之后，幕府仍是实际上唯一的中央政府。宫廷能做的最多就是拒绝幕府提出的，特别是有关外国事务的计划；但宫廷自己并没有提出什么计划。幕府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方面当然要比宫廷有经验得多，但它现在却面临自闭关锁国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为解决与俄罗斯之间关于如何处置萨哈林岛的争端，幕府派两名官员到圣彼得堡去和俄国人谈判。当时岛上居住着日本人和俄国人，两国居民之间的争端从未间断。日本提议以北纬五十度将萨哈林岛一分为二；俄国人要求占有整个岛屿，但是同意放弃择捉岛和其他三个小岛。谈判陷入僵局，不过，1867年的3月18日，两国最终签署了一份临时协议，约定双方均可使用该岛，但要求两国人民真诚友好地相处。这是一个两国的定居者都不满意且不太可能实现的条约，但却标志着日本外交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日本使团首次出国谈判。[18]

庆喜竭力与在日本居住的外国外交官搞好关系。他首先接见英国全权公使哈里·巴夏礼爵士，并在大阪城观看了英国骑兵展示的马术。随后他正式宴请了对方，以表示自己的友好之情。接下来的几天庆喜会见了法国、荷兰和美国的代表。庆喜对他们极为殷勤，同时以个人名义担保，将忠实地执行条约。[19]

去年，朝鲜发生杀害一名法国传教士和几名美国水手的事情，外交局势变得紧张起来。一些日本人主张与朝鲜结盟驱赶外国人，但幕府反而派使节到朝鲜去劝说朝鲜人，说与外国人开战对朝鲜非常不利，幕府愿意作为中间人调节双方的争端。三名老中联名写信怂恿美国公使，建议假如朝鲜悔过自新并同意和解的话，美国应该积极响应。[20]

与外国切断联系达两百年之久的日本，居然能够向另一个国家提供国家之间交往的建议，着实令人惊讶。也许日本担心一旦朝鲜被西方列强占领，将会对自己非常不利。日本的调停起了效果：1867年年尾，美国感谢日本帮助避免了一场战争。[21]

这段时间，年轻天皇的心思也许被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占据着，那就是他的新娘来了。7月27日，权大纳言、左近卫府将军一条实良的妹妹美子[22]进宫，天皇在御学问所接见了她。这次来访的目的是为了使天皇看一下美子的容貌举止。如果天皇不喜欢，可以拒绝这门亲事，但他可能早就倾心于美子，因为她的出身和教养都非常好。美子的父亲是已故的左大臣一条忠香，母亲是伏见宫邦家亲王的女儿。她的血统无可挑剔，在学养和艺术上的造诣同样令人钦佩。美子还是小孩子（三岁或者四岁）时就能够朗诵《古今和歌集》中的诗歌，五岁就能自己创作短歌。七岁在儒家学者贯名正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本中国典籍的素读，同时还跟正祈学习书法。十二岁时她开始学习筝，不久开始学习笙。美子很喜欢能乐，会在学习的间隙唱上几段。[23]她还向当时的大师学习茶道和花道。美子从未生过什么大病，八岁时就打了天花疫苗。[24]

这些（以及其他的）条件使美子成为廷臣眼中年轻天皇的理想新娘。除了一个小问题：她的年纪比天皇大。这并不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灵元天皇、樱町天皇和仁孝天皇的皇后年纪都比他们大。不过美子比明治大了三岁，这个差别通常被认为不太吉利，应该避免缔结这样的亲事。摄政将美子的出生年份从1849年改到了1850年，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25]在天皇接见她之前的一切准备都就绪了。

那天美子穿了一件白色的绣花纺绸和服和深紫色裤子。大约下午1点，她在侍女的陪伴下，坐着柳条轿来了。在御学问所里，美子和天皇互相致意，吃了些点心和清酒。美子送给天皇一盒鲜鱼等礼物。大约7点左右美子退下，来到皇太后的宫殿，她在这里又吃了些点心。美子换过衣服，向天皇告别。天皇送给美子许多礼物，包括烟斗、装饰用的发卡和一个香盒。事后天皇高度称赞美子的举止大方得体。权大纳言柳原光爱很高兴天皇的首肯，他问高级廷臣们是否同意将美子定为女御。[26]没有人反对，因此封她为皇后的所有障碍都清除了。

两天后的7月29日，武家传奏日野资宗作为天皇的敕使来到一条实良家，通知他的妹妹已被选为皇后。消息很快传开，一条家来了无数客人。幕府捐了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婚礼和其他的费用，并宣布从今以后每年将向美子提供五百袋大米的薪俸。但是，由于次年的政治变故，幕府无法顾及婚礼，只兑现了承诺的一小部分。其他藩也送来了礼金，但是所有加在一起，只够办一个简单的婚礼。

即使明治未来的皇后已经确定，也无法立刻举行婚礼。他要为父亲孝明戴满一年的孝。而且，他尚未加元服（进入成年的标志），这件事也必须在婚礼前操办，并且也只有等他孝满之后才能进行。

婚礼之前又出现了另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京都治安不稳威胁到了一条美子的安全。7月，朝廷派了一个由十名武士组成的护卫团去保护她，同时拟定计划，万一发生骚乱，将把美子疏散到某个寺庙；发生紧急情况时，则到皇太后的宫殿避难。事实上，1868年年初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由于将军宣布将归政于天皇，京都发生了不小的骚乱。支持天皇和支持幕府的两派军队冲突，连皇宫里面也能听到枪炮声。于是婚礼的计划暂时搁置。

那年5月，美子的哥哥一条实良去世，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假如没有采取特别措施让美子和家人分开吃饭，那么哥哥的死将会使她触秽。总之，到1868年年底，情况已经足够稳定，可以于1869年1月11日举办婚礼了。[27]

那天一早，美子的闺房就为了准备婚礼而装饰一新。宫廷请来阴阳师，决定美子更换婚礼礼服的准确时间。他建议在早上8点钟，到了这个时候婚礼的负责人近卫忠熙为她系上了袍子。下午2点，一辆棕榈编织的车子停在美子闺房南边的楼梯口。两名公卿扶着车辕。一名侍女将香炉和天皇早上赐的宝剑放进车里。美子上了车，两名侍女随行。公卿把车拉到中门，在那里套上牛。随从护卫准备好后，牛车出四脚门。在抵达皇宫最北边的朔平门后，牛被解开，车辕停在一个架子上。一名官员向护卫通报牛车已到，于是朝廷官员将牛车拉进大门。他们穿过玄辉门（内宫的北门），来到飞香舍宫殿的东北门。这时，随行的公卿上来用帘子和屏风把车围住，避免美子从车上下来时被外人看到。随从手捧着宝剑和香炉，跟在她身后。她们穿过层层走廊来到若宫御殿，美子坐下，宝剑和香炉就放在她身边。公卿们没有沿走廊绕，而是直接走进若宫御殿向她表示祝贺。[28]

经过短暂的休息，美子穿着五层袍子，头发重新盘过后再次出现。她到飞香舍吃了些点心，不久就被告知已被封为女御。通常只有服侍过天皇的宫女才有资格获得这个封号，但是由于美子即将被封为皇后，因此就在当天封她为女御。皇后这个称号是宠爱的象征：孝明的妃子到最后也没有得到这个封号。[29]

在宣布美子为女御和皇后的仪式上，官员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精确，令人不禁联想到复杂的芭蕾舞。仪式终于结束，美子将到清凉殿和未来的丈夫见面。近卫忠熙和中山忠能陪同，一名宫女托着美子的裙摆，另外两名捧着宝剑和香炉。接下来皇宫将举办“夜御殿之礼”。8点，天皇在净身处换上草鞋。他从西门进入由帐子围起来的洞房之后，近卫忠熙把草屐拿走。接着皇后也进了帐子。中山忠能作为天皇的外祖父和夫妻皆在的老人，为他们盖上被子。接着他端来米饼，供新人在婚礼的前三天晚上食用。这些饼通常由一对年长的已婚夫妇亲手制作并奉上。[30]

夜御殿之仪结束后，一名宫女把米饼拿到飞香舍，在那里朝一个吉祥的方位放上三天。接着一名命妇（有身份的妇女）拿来一盏带灯芯的油灯，用挂在洞房东北角的灯笼引火点燃后，拿到飞香舍点燃一盏外面涂漆的灯笼。这时忠熙和忠能都退下。漆灯将燃烧三天三夜。那天晚上，宫女们轮流捧着天皇的宝剑。

接着在常御殿举行了私密的饮酒仪式，即三献之仪。皇后朝北面坐着。到了第三献时，她亲自倒了一杯清酒献给天皇，随后从他手里接过一杯酒。之后他们简单吃了点东西，然后回到皇后的宫殿。两位新人终于可以独处了。

不消说，这一系列仪式中的每一个动作都遵循传统。这些仪式对王朝而言意义深远，人们相信，天皇的幸福、多子、长寿与国家繁荣昌盛紧密相连。明治和新娘虽然并没有生育孩子，但二人十分和睦。美子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将比几百年来的任何一名后妃都要杰出许多。

[1] 摘自一封写于1867年2月21日的信。收录于《岩倉具視関係文書》第三卷，第277页。亦可见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239—240页。

[2] 《朝彦親王日記》第二卷，第268页。

[3] 钟馗是一个面目狰狞（他的特征是有一把络腮胡子和一双大大的眼睛）的神话人物，据说他拥有挥剑驱除瘟疫和其他恶魔的能力。他出现在唐玄宗的梦里，唐玄宗让吴道子把他画下来。

[4] 《朝彦親王日記》第二卷，第272页。

[5] 远山茂树编，《维新の群像》，第57页。

[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63页，第479页。亦可见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88页。

[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66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67页。

[9] 向死去的天皇追赠谥号的做法起源于中国，谥号后加“天皇”而非“院”的古老习惯已经废弃了955年，直到1840年为纪念光格天皇的长期统治才恢复了这种做法（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129—133页）。在回归这种古老的做法之前，天皇们死后通常以一个地名再加上“院”字来称呼，表示天皇死前已经出家。一条院和桃园院就是例子。孝明天皇是新（其实是更老）做法的一个例子。

[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26—827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69—470页。

[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77页。将军的信的完整内容，见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第二卷，第42—43页，以及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p. 308-310。

[13] 原文见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44页；翻译版本见W. G. Beasleyed. and trans.,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 310。

[1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80页。原文见《岩倉公実記》中，第44页，45页；翻译版本见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p. 310-311。

[15] 原文见《岩倉公実記》，第47页；翻译版本见W. G. Beasley, ed. and trans.,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 319。

[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81页。中山忠能继续给年轻的天皇上关于日本典籍的课，其他人则给他上关于中国典籍的课（第500页、第507页）。

[1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97页。明治还师从高辻修长和长谷信笃学习中国典籍（第500页、第508页）。一本提到书名的中国典籍是《书经》。

[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74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81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84页。

[21] 12月17日，美国驻节公使范·瓦肯伯格（R. B. Van Valkenburgh）带来了一封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总统的信，感谢日本做出的努力（《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49页）。

[22] 这个时候她的名字还叫胜子，但是后来被改为美子。这个名字为外国人所熟悉。为了保持行文一致，我将从头至尾称呼她为美子。

[23] 洞口猷寿，《昭憲皇太后宮》，第9页。

[2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02—503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04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04—505页。“女御”的地位在皇后之下

[27] 根据日本历法，这个日期是前一年的12月28日。有关婚礼的详细描述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41—944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40—941页。

[29] 她被称为“准后”，即字面上的意思：接近但低于皇后。

[3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43页。

第十三章
末代将军

1867年初，幕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开放兵库港，一是处置长州藩的叛乱。宫廷几个月里一直强烈反对开放兵库港，但7月26日宫中召集高级公卿，听取对这件事的讨论意见。权大纳言醍醐忠顺说，尽管孝明天皇曾禁止开放兵库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开港却已经难以避免。事实上，孝明天皇上已经同意开放了三个港口，之所以没有兵库是因为那里离京都太近，但这并非是反对开港。他侃侃而谈，其他公卿都被他说动，最后宫廷同意开港，同时决定从轻处罚长州。[1]

至此，关于兵库开港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7月7日，幕府进一步决定允许外国人在江户和大阪进行商业活动。这样一来，与外国所签和约的全部条款都已兑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幕府的所有难题得到了解决：不断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产生，年轻的天皇只得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决策。

设立外国人居住地之后，直接后果便是出现了一个小问题。7月14日，长崎的地方长官逮捕并关押了六十八名基督徒。基督教在日本已经被禁了约二百五十年，然而长崎地区的“隐匿的基督徒”[2]在没有牧师指导甚至没有《圣经》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信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基督徒的信仰逐渐偏离了正统的教义，他们原来唱的拉丁文赞美诗，现在已经变得令人费解。信徒靠死记硬背把赞美诗记下来，完全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大部分基督徒都是穷苦的渔民和农民。假如镇压教徒是一项纯粹的宗教事务——譬如说，镇压佛教异端——那么不会有任何问题，但镇压基督教立刻牵涉到对攻击自己的宗教异常敏感的外国列强。

在大阪的德川庆喜

时间上溯到1857年。当时老中堀田正睦与汤森·哈里斯谈判后，决定同意外国人信仰自己的宗教，允许美国人在居住地建基督教堂。那时法国神父也以长崎为中心积极宣扬天主教。“隐匿的基督徒”因为有同教派的人来而欣喜若狂，公开到法国人建的教堂礼拜，并向法国公使寻求帮助。一些人甚至炫耀自己的信仰，仿佛他们的好时代终于来临，为此甚至酿成了家庭的内部矛盾。[3]尽管基督教仍然被禁，但政府在严惩基督徒时的动作缓慢使佛教徒十分愤怒，他们威胁要自己处理这件事并屠杀基督徒。后者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用竹矛武装。7月14日，逮捕事件发生之后，长崎的法国和葡萄牙领事要求政府释放基督徒。被拒之后，他们将此事上报公使，强烈要求公使与幕府协商，释放囚犯。

8月24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城会见了法国公使莱昂·罗斯。罗斯已要求幕府释放基督徒，然而却被告知这些人触犯了国家法律，必须要被逮捕。在罗斯的要求下，庆喜和罗斯以洽谈商务的名义见面。幕府的武器供应越来越依赖法国，而法国在被囚基督徒的问题上也非常强硬。为了给庆喜留下更深的印象，他们邀请庆喜登上法国军舰，参观空炮射击和船舶操纵。第二天，罗斯开始谈到释放囚犯的问题。

9月3日，老中板仓胜静（1823—1889）和罗斯会面并讨论释放被捕基督徒的问题。两天后庆喜写信给拿破仑三世，解释说日法之间的条约承认基督教在日本长期被禁这一事实，因此依法逮捕基督徒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他要求法国神父停止向日本人传教。最终庆喜同意释放被囚的基督徒。这些人将由村里的官员看管，同时禁止他们迁往其他地方。[4]

这一举措没能阻止对“隐匿的基督徒”的镇压行动。1868年4月，幕府张贴告示的告示牌上，民众必须遵守的五条禁令被新的王室禁令所代替，但禁止基督教这一条并没有变化。第三条禁令这样写道：“严禁传播淫邪异端的基督教。发现任何可疑的人都应向村官报告。举报者有重赏。”[5]

连天皇也参与到如何控制基督徒的讨论中。5月9日，天皇召见亲王、公卿以及各位大名，要求他们就如何处置长崎的基督教徒发表自己的看法。天皇告诉他们，尽管上个月刚刚颁布了禁令，但基督徒的数目仍在持续增长，现在已经超过三千人。如果不采取惩罚措施，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此，长崎法庭的首席大法官才获得授权，可以使用适当的方式处置这些人。

元老井上馨（1835—1915）此前去长崎了解过基督徒的情况，感到非常不安。回到京都后，井上向木户报告了长崎的情况，木户又跟副总裁[6]三条实美磋商。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耐心地说服信徒的领袖；遵守禁令的人应该丢弃耶稣像，宣誓信仰日本的神祇；拒不服从者则处以死刑。他们向天皇提出这个建议，于是，天皇召开御前会议。[7]第二天与会者提交了各自的意见：大多数人都同意处死全部基督徒。

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听说连新的布告牌也禁止基督教之后，非常愤怒。5月4日，巴夏礼登门拜访三条实美，抗议布告牌的内容和对长崎基督教徒的处理方式。巴夏礼以脾气暴躁著称，不难想象他声色俱厉的样子。岩仓具视、晃亲王和元老大隈重信（1838—1922）也在场，大隈最终使巴夏礼平静下来。

5月27日，明治召见木户，命他到长崎去处理这件事。布告牌被修改：“淫邪异端的基督教”中的“淫邪异端”一词被删去，但另添加了一条取缔邪教的禁令。[8] 1868年6月4日，一百一十四名基督教领袖被移交给萩藩、津和野藩、福山藩关押。最终，两千四百多名信徒被关押在十七个不同的地方。监狱的条件极为恶劣。大约五百人在当局的压力下放弃了信仰，获得释放，但其他人的信念非常强大，坚持不肯改变信仰。政府认为再拘留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于是在1873年3月，释放全部囚犯，允许他们回家。[9]

镇压基督教并非幕府在最后岁月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朝臣而言也是如此。朝臣一直努力的是推翻幕府。然而，他们却认为有必要在御前讨论基督徒的处置问题。此后，天皇参加了绝大部分国策的讨论，尽管官方的记录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反应。

幕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自然是它的存续问题。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研究过日益高涨的倒幕运动的始末，因此我在这里只需说一点就够了：原先的死对头长州藩和萨摩藩结成联盟，成为刺激倒幕事业的关键因素。主要位于本州西部、九州和四国的倒幕各藩越来越不满幕府垄断了利润非常丰厚的对外贸易。然而在反对幕府时，他们通常都不会说这一点；相反，他们说的是王政必须复古。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写道：“维新时期的内乱绝非源于勤王思想这一点已经无须再言。其根底是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首的西南主要藩国希望脱离幕府统治的独立化倾向。”[10]

即便这是最终推翻幕府的萨摩、长州等藩的真正愿望，他们也需要一个口号，而“王政复古”刚好派上用场。德川庆喜领导下的幕府，尤其在长州征讨中战败蒙羞之后，不顾一切地采取措施避免垮台。在法国的帮助下，幕府的现代武器库存迅速增加。幕府在庆喜的领导下，开始了许多改革。其中资深大臣小栗忠顺（1827—1868）试图推行一系列计划，使幕府成为一个专制政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幕府在叛乱各藩心目中的威信。[11]早在1866年，小栗就在私底下讨论撤藩设县的可能性（这项政策最终在1871年被明治政府采纳），然而幕府却缺乏足够的支持来推行如此大胆的计划。

各主要藩国结成了军事联盟，尤其是西部和南部各藩。他们口口声声尊敬京都的宫廷，然而主要关心的问题似乎是如何保全自己的实力。至少一开始，他们并不希望以天皇的绝对权威代替幕府的统治，[12]几乎没有一个大名或家臣能够跳出自己藩国的存续问题，从整体上去考虑什么样的政策才对国家最为有利。[13]

幕府的威信也被叫做“改革社会（世直し）”的民众暴动削弱。1866年夏天，长州之战进行期间，暴动达到了高潮。[14]这些暴动源于对物价飞涨（特别是大米）的愤怒。他们牵制了幕府的力量，而这时的幕府正亟须团结一切力量征讨长州。[15]

与此同时，来自九州、四国和本州西部的主要藩国正在整合王政复古的计划。1867年3月，土佐藩参政后藤象二郎（1838—1897）在长崎会见了从土佐藩脱离藩籍的坂本龙马。后藤本应逮捕坂本，然而他却听了坂本先进的政治理念。两人一致认为，打破当前政治困境的唯一方法在于将军自愿把权力交还给宫廷。[16]

几个月后的1867年7月，后藤在坂本龙马和另外一名土佐藩藩士中冈慎太郎的陪同下，在京都会见了萨摩藩的三名领导人——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1830—1878）和小松带刀（1835—1870）——并起草了一份两藩合作的公约。公约的措辞和政治理想都与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高度一致，数周之前，坂本在从土佐到京都的路上写成了这本书。[17]

两藩承诺将尽一切力量实现王政复古，并在八条盟约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条宣布“国无二王乃国家之常经，宜复政权与朝廷”。盟约接下来认为，必须“诸蕃贡献（资金）”在京都建一座议会大楼，“制度法则悉由京师议事堂出”。议会将由上下两院组成，下院的成员从“正义纯粹”的人中选出，包括“公卿、诸侯、陪臣乃至庶民”，上院则由各位大名组成。但是在这一切之前，将军必须“辞其职，列于诸侯，归政权于朝廷”。此外，在对外关系上，应该与外国签订“义理明白之新约定”。[18]

同年10月，萨摩和长州特别签署了一份旨在推翻幕府的条约。萨摩藩重臣大久保利通和大山纲良（1825—1877）来到山口，告诉大名毛利敬亲，尽管萨摩藩大名岛津久光劝说幕府，但幕府毫无反省之色。要解决国家的问题，只有武力推翻幕府。如果长州派军队支援在京都的萨摩军，则“皇国之大幸，未有甚此”。[19]

大久保的观点以及回答长州藩人士提问时的坦率态度打动了毛利敬亲，他毫不犹豫地同意派兵到大阪支援萨摩藩。但是，他强调说，皇宫守卫的职责重大，假如不幸天皇被敌人掳去，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京都贵族和那些旨在推翻幕府的武士之间也有往来。仍然软禁在岩仓村的岩仓具视一直与萨摩藩的主要领导人保持联系，另外，各藩来的访客也给他带来了最新消息。7月，中冈和坂本来拜访岩仓，并恳求他与宿敌三条实美和解。岩仓同意后，中冈又远赴九州成功地说服三条忘记旧怨。这样一来，勤王派两位公家在倒幕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并得到萨长两藩的支持。[20]

1867年11月，土佐藩的前大名山内荣堂（1827—1872）[21]写信给德川庆喜，建议他将王权奉还宫廷。山内荣堂并不支持以军事行动实现王政复古，但是后藤象二郎巧妙地说服了他，认为庆喜本人会很欢迎大政奉还这个提议。这样一来荣堂就显得既尊敬天皇又同情将军。后藤还强调，萨摩和长州正计划用武力推翻幕府，而避免战争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军辞职。荣堂坚决认为应该避免武力冲突，他说自己不会派土佐藩的一兵一卒到京都去。后藤对此深感失望，他已经向西乡和大久保承诺将把土佐藩的士兵带到京都。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带来了山内荣堂写的一封信。[22]

信中荣堂一再重复由于不知给将军写信是否合适而倍感惶恐以及自己最近的病情，此外，还用模糊的语气表达了一个看法，即现在是“一变皇国数百年之国体，以至诚接万国，建王制复古之业之一大机会”。荣堂在自白书的最后说，他为国家的处境感到非常担忧，“恳恳之至情难以默止，泣血流涕不已”。[23]

信的后面附上了一封由后藤象二郎和其他三名藩士签名的倡议书，倡议书的内容更为详细，一共有七个要点，一些源于坂本的《船中八策》，其他则源于萨摩—长州条约。倡议书一开始便建议“议天下之大政，全权在于朝廷”，国家制度法令及政策“出京都之议事所”；第二条设立一个由上下两院构成的议会，议会的成员由“上至公卿下至陪臣庶民”的“正明纯良之士”中选出；第三条要求在各城市设立学校，“分长幼之序，教导学术技艺”；第四条呼吁“结道理明确之新条约”，“不失信义于外蕃”；[24]接下来一条强调了国土防备和海防的重要性，在首都和摄津国之间建立军事设施，“朝廷守护之亲兵，为世界无右之兵队”；第六条呼吁“改新古来之旧弊。非驰枝叶，止于小条理，而以建大根基为主”。只有“除弊风，改革一新，方可建地球上独立之国本”；最后，议会的成员在做出判断时应该“去私心，基公平，设术策及正直之旨”，此外要防止“言论多而实效少之通弊”。[25]

这封信通过老中板仓胜静交给庆喜。后藤接到命令，要他争取萨摩藩同意荣堂的提议，但是西乡予以拒绝，他说倒幕计划已经拟好，现在向将军提议已经太晚。自己并不想阻止土佐藩实施它的计划，但是萨摩藩将会按照自己认为最佳的方式去做。后藤并未泄气，又接触了其他萨摩藩重臣，发现他们都支持这封信的建议。最后西乡和大久保只好同意推迟军事行动。[26]

1867年11月9日，萨摩藩和长州藩收到一份密旨，命令他们讨伐德川庆喜：[27]

源[28]庆喜，借累世之威，恃阖族之强，妄贼害忠良，数弃绝王命，遂矫先帝之诏而不惧，跻万民于沟壑而不顾，罪恶所至，神州将倾覆焉。朕今为民父母，不讨此贼，何以上对先帝之灵，下报万民之深仇哉。此朕忧愤之所在，值谅暗之际而不顾，乃万不得已也。[29]汝宜体朕意，殄戮贼臣庆喜，以速奏回天之伟勋，而措生灵于山岳之安。此朕之所愿，望莫懈怠。[30]

这份谕旨措辞之强烈，实属罕见。奇怪的是，尽管它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使用了天皇的代词“朕”），然而署名却是三名公卿。[31]因此，有人认为这份谕旨是伪造的，也有人进一步主张出主意的是岩仓具视，实际操刀的是曾为僧人的玉松操（1810—1872）——他才识渊博，是岩仓的“智囊”[32]。根据岩仓自己的说法，这份谕旨由中山忠能拿去给天皇看过，得到他的首肯之后才发给两个藩国。[33]然而可疑的是，忠能竟将一份摄政都没有看过的绝密文件拿给天皇看。[34]

第二天，萨摩藩和长州藩又收到一份谕旨，要求两藩杀死松平容保和松平定敬二人。[35]谕旨由天皇发出，内容简短得多。两藩在回答时都承诺将竭尽全力服从命令，但是谁也没有动手杀害这两个人。

11月8日，德川庆喜给宫廷写了份奏折，请求允许大政奉还，天皇立即撤回了发给萨摩藩和长州藩的谕旨。[36]历史学家讨论过庆喜为什么要在这时决定放弃自己的权力。[37]幕府内部有许多人都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11月8日，庆喜将收入超过十万石的四十个藩国的高级官员召集到二条城开会，讨论大政奉还的问题。板仓胜静给他们看了庆喜申请大政奉还的奏折草稿，并询问他们的意见。大多数官员没有表态就退场了，但是萨摩藩的小松带刀、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和福冈孝弟（1835—1919）以及安芸藩的辻维岳却留了下来。他们感谢庆喜做出的牺牲，并敦促他果断采取行动。其他藩国的人也在旁边附和。庆喜终于下定决心，当天就把奏折交给了两名武家传奏。[38]

庆喜的奏折措词老套，他追溯了自己家族服侍天皇的悠久历史、受到的优渥赏赐，表示在目前国家有难的情况下自己无德无能，因此请求大政奉还，并希望得到天皇的领导。如果大家团结一致，确保国家的安全，相信日本将能够与外国列强平起平坐。11月10日，庆喜入宫，天皇批准了大政奉还的请求。

王政复古的消息直到1868年1月4日才正式公布，然而决策却早已定下：天皇至少在原则上是日本唯一的统治者。我们不知道明治对此的反应。他甚至没有留下一首诗，使我们得以一窥他当时的心情。维多利亚女王登基那天在日记里写的那样：“我还很年轻，对太多事情都没有经验。但是我相信，极少有人像我这么善良且真心希望做出恰当而正确的举动。”[39]或许有人也期待明治有类似的表达。不过，天皇应该会意识到，自1603年家康开始的德川幕府时代已经终结，建武中兴后五百多年来，天皇第一次在没有将军的情况下治理国家。[40]

同一天，岩仓具视接到了天皇允许他再次上朝的敕命。此前，一些了解岩仓的王政复古计划的人，将这一计划比作建武新政——当时（1333年）后醍醐天皇也在没有将军的情况下亲政。玉松操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目前王政复古的范围之广，只有神武天皇创建日本国一事可以比拟。[41]自源赖朝首次建立幕府以来，已经过去了六百七十多年，自德川幕府建立以来，已经过去了二百六十多年。

大约一个月后，日本的外国使节都收到了这封信：

日本天皇告各国帝王及其臣人，向者，将军德川庆喜请归政权。（天皇）制允之，内外政事亲裁之。乃曰，从前条约，虽用大君名称，自今而后，当换以天皇称。而各国交际之职，专命有司等。各国公使，谅知斯旨。[42]

上述消息（翻译的文本）发布的日期为公历2月8日，署名为睦仁。

[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95页。

[2] 江户时代因幕府发布禁教令而伪装成信仰佛教的基督教徒。——编注

[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497页、第500页。原文讲述了在环境改变，关系疏远的情况下，夫妻分离和亲戚断交的极端例子。

[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11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56页。

[6] 见本书142页页下注。——编注

[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81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82页。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描绘了1868年5月22日巴夏礼爵士与后藤象二郎和伊达宗城会面的情况：“我们与后者讨论了近期公布的基督教禁令。这么一来，以前的禁令又恢复了，只不过程度没那么严厉而已。伊达承认禁令的措辞令人不快，并说他已经让大阪和兵库不要张贴禁令。他已经努力修改表达方式（原来的称谓是‘邪恶’或者‘有害’的教派），然而不可能完全取缔对基督教的打压……后来我和中井（弘）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建议法令不要特别提到基督教，而只是笼统地禁止‘有害的教派’。显然，不可能说服日本政府完全撤销法令，因为那等于放手让长崎的天主教传教士去干，这些人在改变他人信仰时的积极态度已经令人生厌”（A Diplomat in Japan, p. 368）。

[9]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2页。

[10]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1页。

[11] 关于小栗支持“德川专制主义”的详细内容，参考石井孝，《幕末 非運の人びと》，第188—221页。

[12]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21页。

[13] 松木弘安（他还有一个名字是寺岛宗则）是个例外。在短暂的萨英战争期间，他故意被囚，目的就是为了到国外去。他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了解，使他坚信，日本抵御外国列强殖民统治的唯一方法，就是整个国家统一由天皇一个人领导（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22页）。1866年夏幕府和长州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福泽谕吉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希望镇压长州之后（必要时请外国军队帮助），封建制度能够改变。他希望将军建立一个专职政府（第29页）。

[14] “改革社会”多采用一种变形的形式，即人们沿街游行，边跳舞边高喊“好不好”（いいじゃないか）。萨道义对一次这样的示威行动的描写是这样的：“我们费了好大劲才从身穿火红衣服，一边跳舞一边重复喊着‘好不好’的人群中穿过。他们如此专注于跳舞和手提灯笼，以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经过”（A Diplomat in Japan, p. 289）。

[15]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38页。

[16] 大桥昭夫，《后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76页。两人会面的内容，见Marius B. Jansen, 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p. 265-266。

[17] 坂本的计策见Marius B. Jansen, 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p. 295-296；大桥昭夫，《后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91页。

[18]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61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01—502页。大桥的解释有一些不同（《后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95—96页）。亦见Marius B. Jensen, 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p. 300-301。

[1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16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18页。

[21] 这个姓还可读成“山之内”（Yamanouchi）；“容堂”是他幼时的名字，他的实际名字是“丰信”。

[22] 大桥昭夫，《后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99—101页。

[23] 原文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20页。

[24] 后藤象二郎和中井弘（萨道义称他为“弘藏”）给萨道义看了倡议书的副本：“他们拿出一份土佐藩上个月的倡议书，书中建议大君采用之前的政策，并进行改革。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由两院组成的议会、在主要城市开办学校，教授科学和文学，以及与外国列强就新的条约进行谈判”（A Diplomat in Japan，p. 284）。

[25] 原文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21—522页。亦可见Marius B. Jensen, 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p. 312-317。

[2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19—520页。

[27] 原文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25页。原文复本见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67页。

[28] 庆喜被称为“源”而不是“德川”，是因为德川家族自称是镰仓时期将军源氏的后代。

[29] 宫廷仍然在哀悼孝明。

[30] 我翻译时遵照石井孝在《戊辰戦争論》第66—67页上对原文的翻译。并非很精确，但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31] 这三个人是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和中御门经之。

[32]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70页。岩仓和玉松之间的关系，见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59—62页。

[33] 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70页。

[34]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71页。

[35] 尽管第二份谕旨的日期比第一份要晚一天，但是两份谕旨却在同一天下达（《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26页）。容保时任京都守护，定敬则任所司代。

[36] 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84—85页。根据岩仓的说法，天皇命令签署谕旨的三位公卿等一等，因为现在庆喜已经宣布愿意将大政奉还天皇，既然这样，那就看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尽管岩仓这么说，但是年轻的天皇不太可能自己做这个决定。

[37] Conrad Totman写道：“不要忘了，有迹象表明江户一直在努力恢复德川家族的权力和声威，并取得了实质性进步，庆喜10月12日（即西历11月8日，译注）的决定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做？”（The Collapse of the Tokugawa Bakufu, pp. 381-382）。Totman为找到可能的答案而列举了许多近期和长期的原因，最后他说：“总而言之，考虑到那种非常令人担忧的背景、庆喜含糊的目的、他对执政的矛盾心理、他周围那些人相对妥协的倾向、缺乏有力的力量与之抗衡、土佐藩的倡议目的上的局限性，以及无论如何这件事都非常有可能像他的前辈所经历的那样逐渐平息下来，庆喜的决定就不是那么令人吃惊了”（p. 386）。

[3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27页。

[39] Elizabeth Longford, Queen Victoria, p. 61.

[40] 1338年足利尊氏出任将军，最后一位足利将军义昭于1588年被废。而1588至1603年之间有五十年时间没有将军，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将军之职实际上由丰臣秀吉出任，虽然他名义上并不是将军。

[4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0页。完整的描述见多田好问，《岩倉公実記》中，第60页。

[42]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24. 原文（汉文）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95页。这封信由东久世通禧送达六国大使。翻译中使用的复数We当然是天皇的自称“朕”。一个类似，但远不相同的分析认为，天皇已经废除将军，并将对“同盟列藩”会议所通过的国内外事务做出决定，见佐佐木克，《戊辰戦争》，第17—18页。

第十四章
将军遁走

自从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喊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许多日本人梦寐以求的王政复古终于实现了。政治权力（至少原则上）收归宫廷，可是宫廷却仍未设立行政和立法机关。1867年11月27日，朝廷重臣在摄政二条齐敬家会面，商讨基本国策，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王政复古的支持者并没有充分考虑过一旦亲政可能要面临的问题。

按照天皇颁布的政令，收入超过十万石[2]的大名组成议会，决定与外国有关的重要决策和政策，但是，把这些人召集到京都显然需要时间。与此同时，堆积如山的国内外问题亟待处理。宫廷似乎无力应付，事实上，这个时期的京都可以说处于无政府状态。[3]

大政奉还之际，将军在言语和行动上都表现得情真意切，然而许多在江户和京都的大名都对庆喜的决定感到愤怒。他们开会讨论大政奉还的优劣，一些人私下里拜访庆喜，表达自己的不平。庆喜耐心向他们解释说，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统治者，并劝他们回到自己的藩国去。他劝告他们不要误解，特别是不要做出任何轻率的行为。但是那些居住在江户的大名，不管是谱代大名还是外样大名，都不理睬这一请求。他们强烈支持幕府对抗宫廷，一些人甚至拒绝遵从宫廷发布的命令。许多武士对政府的变化感到愤怒，纷纷提议加强军备，武力夺回政权。一些武士甚至请求一直隐身在幕后的朝彦亲王恢复幕府的统治。[4]

王政复古并没有给京都带来和平与稳定。谣言频发使得气氛高度紧张。11月14日，岩仓具视秘密前往京都的萨摩藩邸，通知他们应对紧急事态。一名与岩仓关系密切的前官员告诉他，大垣藩的一名武士向老中献策，建议焚烧萨摩驻京都的宅邸，随后在混乱中将天皇劫往大阪城。岩仓相信了这个很可能毫无根据的谣言，匆忙去警告萨摩的武士小心谨慎，以防不测。[5]

暗杀——幕末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加剧了紧张的气氛。1867年12月10日，在萨长联盟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坂本龙马在京都遭暗杀身亡。[6]

王政复古的公告尚未正式颁布，但幕府已不再管理国家。京都的宫廷面临各种实际问题。12月16日，摄政等廷臣召集德川庆喜和在京大名的高级家臣商讨局势，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安排各藩派出的士兵轮流保卫京都和皇宫、如何筹集建造大宫御所的经费[7]、所司代及以下的职位如何处理、如何监管纸币的发行。[8]

原则上，这些问题应该由资深大名组成的议会来决定，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几位在京都露面，其余人在离藩之前要先看看政治的风向。宫廷最后决定至少暂时一切照旧。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庆喜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正从远处看着公卿在陌生的新任务面前茫然无措的样子。[9]

12月17日，天皇向三名在王政复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公卿下达谕旨——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和中御门经之——命令他们告知萨摩藩和长州藩暂时停止对幕府的攻击。[10] 12月20日，庆喜再次上书提出辞职申请，但是遭到摄政二条齐敬的拒绝，他要求庆喜继续留任，直到大名组成的列藩议会商议好如何安置他。显然，宫廷还没有想好如何处置这个虽然败北但仍有实力的人物。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庆喜想利用大政奉还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日的外国人怀疑庆喜的请辞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据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回忆，当英国人听说庆喜很久以来就打算“把政权移交给皇帝”时，纷纷表示怀疑：

我们当然不相信。我们觉得他是对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的纠缠不休感到厌烦，想通过召集一个列藩会议，使自己内部团结起来。会议可能会以大票数通过的方式使他恢复原职，这样一来他将比以往更有威望。[11]

早在1867年7月23日，两名幕府高级官员板仓胜静和永井尚志就想出一个妙计，即将军在天皇未成年期间担任摄政，从而避免宫廷和幕府之间的一切分歧，[12]不过这个建议似乎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那年年底，庆喜的智囊西周（1829—1897）就未来政府的形式，向诸侯议会[13]起草了第一份提案。

提案采取三权分立——政府之权、大名之权和朝廷之权。“政府之权”意为行政上的权力。其首脑将由被称为“大君”的德川家族的族长担任。政府设在大阪，由大君指派的官员治理全国，不过其中“宰相”一职将由大君从大名提议的三名候选人中选出。

“大名之权”为立法之权。议政院将由两院组成，上院由大名组成，下院由各藩派一名武士组成。立法机构有权讨论重要的事项，例如法律、预算、对外政策和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大君将担任上院的主席。在上下两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大君有权投三票，而上下两院的议员每人只能投一票，这样就能确保大君的投票永远都具有决定性。大君有权解散下院。

政府权力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朝廷之权——只有名义上的作用。天皇将在议会通过的法律上加盖自己的印章表示同意，但是没有否决权。[14]

如果诸侯议会同意这个提案，庆喜的权力将比以前更大。通过剥夺大名的财产，庆喜的权力将进一步加强，因为大名必须将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国防，剩余的大部分用于教育、矿山开采、电话系统和铁路建设。西周当时写道：“就像土耳其人称（他们的统治者）为苏丹，俄国人称为沙皇一样，我们国家没有理由不能称为大君。”[15]庆喜无疑希望得到大多数大名的支持，从而使自己成为一名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即使日本启蒙运动的倡导者福泽谕吉（1834—1901）也拥护“君主立宪制”。[16]我们不知道庆喜希望的是什么。一些学者认为他的目的是实现绝对的专政，其他人则认为他希望建立一个以各藩国联盟为基础的政府，并由自己出任联盟的首脑。[17]

1868年1月4日，王政复古的消息正式宣布。那天一早，侍从千种有文就被派去通知岩仓具视软禁已经结束，并要求他立刻盛装上朝。岩仓的样子肯定很奇怪，因为他的朝帽戴在一颗已经剃得光溜溜的脑袋上（剃发是对软禁忏悔的人的要求）。他带着一个里面装有王政复古大号令等文件的盒子来到宫廷。岩仓被引到天皇面前，他将公告呈献给天皇，并说这份公告是他在天皇本人观点的基础上拟写的。说完岩仓就退了下去。年轻的天皇立刻来到书房，亲王和高官显贵都聚集在那里，天皇（为了不让大家看到他，可能是从帘子后面）大声宣读了王政复古的公告，废除关白、摄政和将军等官职，并建立一个由一名总裁（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十名议定和二十名参议组成的新政府。[18] [19]

那天晚上举行了一个御前会议。议长中山忠能宣布会议的目的是通过实施彻底的改革来奠定王政的坚固基础。片刻之后，山内荣堂就站起来建议允许庆喜参加会议。大原重德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山内不以为意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称赞德川家族为日本带来了两百多年的和平与繁荣。庆喜甘愿放弃继承先祖遗留下来的权力，目的只是为了成立一个更好而持久的政府，这一做法令人钦佩，然而“二三公卿，拥幼冲之天子，性阴险之举，没庆喜之功”。[20]

岩仓可不是个对批评泰然处之的人。他叱责山内为什么可以在天皇面前如此无礼，做出这样的指控。“圣上以不世出之英才，建大政维新之鸿业，今日之举悉出宸襟，妄言拥幼冲之天子，窃取权柄，何其亡礼之甚。”[21]

山内被这个指控吓了一跳，忙不迭地为自己的出言不慎道歉，然而他的“出言不慎”并未立刻使其他人支持岩仓的观点。越前藩的大名松平庆永（1828—1880，刚刚被任命为新政府的议定）也为庆喜说话，提到几个世纪以来德川家族的辉煌成就。岩仓打断了松平的话，说庆喜哪怕有一点责任感，就应该立刻辞去职务[22]，将土地和人民交还给朝廷。这样他才能协助完成大政奉还的伟大事业，并为自己在议会中保留一席之地。庆喜在宣布大政奉还时，“奉还政权之空名[23]，保有土地人民之实力”。岩仓最后反问，怎么可以原谅庆喜这样的人并让他参加讨论？[24]

大久保利通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岩仓。他认为宫廷应该命令庆喜交出土地和臣民，如果庆喜拒绝，就进行镇压。大久保一向沉着少语，看来那些同情大政奉还的敌人的话语，已经令他忍无可忍，变得滔滔不绝起来。[25]

后藤象二郎随后发言。他谨慎地支持荣堂和松平庆永，呼吁一个公平公正的王政复古。这显然意味着对庆喜从轻处理。跟在后藤后面发言的其他几位，包括尾张藩的大名德川庆胜和安芸藩的大名继承人浅野茂勋都支持荣堂和松平，然而萨摩藩的大名岛津忠义支持大久保。这时岩仓注意到中山忠能把几名公卿拉到一边讨论，于是质问道，这个时候大家都应该全副身心在天皇面前辩论问题的是非，他们怎么可以独自在角落里窃窃私语。讨论看来不会很快结束，于是天皇下令休会。[26]

休会期间，会场外的西乡隆盛说，“只需短刀一把就可解决争议”。听闻这句话的岩仓决心更大。[27]岩仓首先和浅野茂勋沟通，浅野虽然支持山内，但却似乎有点犹豫。岩仓说即使在天皇面前流血，也要杀了山内。浅野在震惊之余答应支持岩仓，他派一名家臣将西乡所说的话以及岩仓的决心告诉了后藤。后藤迅速权衡一番之后，向山内建议放弃，否则将发生真正的流血事件。山内没有办法，只好听从了后藤的建议。后藤还说服了松平庆永，使他答应重新考虑。后藤之所以改变主意可能是想在新政府中谋得一职。[28]不管怎样，当天皇回到议事厅，会议继续时，所有人都同意了岩仓的看法。没有一个人反对他提出的要求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建议。午夜时分，会议结束。

岩仓赢得了那些甚至最坚定地支持德川庆喜的人的支持，说明他拥有非凡的外交手段，能轻而易举地挑拨离间并从中得利。也许岩仓对付反对派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所走的每一步，包括要求庆喜放弃头衔和土地，都事先经过天皇的批准。然而事实上，明治天皇真的同意？或者说，这完全是岩仓的捏造，目的是通过援引一个他们无法反对的权威人士来制服那些庆喜的支持者？留存下来的资料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个才是真相。明治的年纪还很小——按西方的计算方法，他只有十五岁——但不至小到不能形成自己的政治见解。孝明之所以被自己的儿子激怒，很可能是因为明治的娘家人或者后宫（大奥）的侍女向他灌输了反幕情绪。不过，最重要的是明治自始至终都在会议现场，对他们的争斗肯定印象深刻。

1868年1月5日，这次重大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新政府的两名议定德川庆胜和松平庆永来到二条城，通知庆喜天皇已经同意他辞去将军之职，并传达天皇要求他交出头衔和土地的口谕。两人的轿子刚进入二条城，那些忠于幕府的士兵就围上来，大骂他们是“萨贼”的走狗、庆喜的叛徒。两位大名丝毫不理会这些喧嚣，径直走到庆喜的房间，推开那些谩骂的护卫，传达了天皇的谕旨。

庆喜沉默而恭敬地聆听了谕旨，随后谨慎地做出回答。他对天皇允许自己大政奉还的大恩表示感谢。自己本身并不反对交出头衔和土地。但是，如果没有准备就宣布此事，将会使家臣产生恐慌，很可能生出事端。他请求推迟答复天皇。庆胜和庆永都同意了。[29]

不出庆喜所料，当幕府士兵和驻扎在二条城的各藩士兵听到口谕时都怒不可遏，认为一切都是萨摩藩搞的鬼。暴力冲突似乎随时可能发生。为了化解危机，庆喜离开二条城，前往大阪。他随身带着三位大名，他们来自最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三个藩国——会津、桑名和备中。

天皇的支持者和幕府的支持者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不过，这时却出现了一个颇具喜剧性的小事件。孝明天皇的第一个忌日临近，必须举办适当的法会。然而财政长官报告，宫廷并没有举办此项活动的经费。于是，岩仓建议最好是由身为内大臣的德川庆喜出这笔钱。要求庆喜辞官纳地的岩仓，现在却仍称他为“内大臣”，实在令人惊讶。财政长官去了大阪城，向庆喜说明情况，并请求他资助几万两银子。

他来得太不是时候。城里的人正对王政复古的支持者恨得咬牙切齿，这并不是一个给朝廷捐献金钱的好时候，庆喜不愿意出钱（他也出不起那么高的数额），然而由于磨不过财政官的三寸不烂之舌，最终庆喜令幕府的财政部门拨款一千两，并承诺由京都的地方长官补足余下的数目。1868年1月27日，幕府和宫廷之间爆发战争的四天前，法会举行，用的钱正是宫廷的敌人所提供的。

1月14日，庆喜在大阪城会见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普鲁士和荷兰的公使，告知他们政府发生的变化，但强调自己仍然掌管外交事务，因为新政府尚未做好交接的准备。[30]三天后，庆喜宣布自己不受王政复古公告的约束，并要求宫廷撤回公告。庆喜写信给总裁炽仁亲王，表达自己的反对态度。他曾经顺应民意，希望建立一个符合和平公正原则的政府，因而请求将从先祖那里继承来的政权还给宫廷，然而令他震惊的是，一些藩国的武装人员突然闯入皇宫，与那些前朝受处分的公卿相勾结，[31]试图推行一些威胁到几千年来宫廷古老惯例的改革。即使这些改革的想法来自天皇，但对其劝谏不是为臣子的责任吗？更何况天皇尚幼。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天下骚乱，万民涂炭之兆，特别是在外交上，招致艰难局面。如果他们曲解天皇的意思，以权宜之计应对外国，则会失去其他国家的信任，给皇国带来极大的损害。[32]

此前，德川庆喜一直表现得像一名忠实的臣民，无条件地接受天皇颁布的法令，然而现在他似乎预见到自己的军队和那些自称效忠皇权的人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战争。庆喜在拒绝王政复古公告之时，以儒家的学说为自己背书，即君子误入歧途时，臣子有规谏之责。这是他在接下来发生的戊辰战争中的立场。[33]

西乡隆盛指使浪人在江户及其周围地区制造了一系列的纵火和抢劫案，加速幕府军队和天皇军队之间战争的爆发。[34]萨摩藩的领导人西乡和大久保故意激怒幕府，使其做出某种过激行为，从而获得向幕府开战的口实。这些事件确实令幕府愤怒，但关键性的挑衅行为却发生得相当偶然：1月18日，江户城的外城被火烧了，将军将这一切怪罪到萨摩浪人的头上。[35]同一天，萨摩浪人袭击维持全城治安的庄内藩公署。两天后，幕府军队包围了江户的萨摩藩驻地，要求交出犯下各类案子的不法浪人，被拒后向对方开火，枪战中双方互有人员伤亡。最后幕府军烧毁了萨摩藩的驻地。

三天后，这个消息才传到京都。在这期间，1867年的12月28日，天皇检阅了一次军事演习，大约有两千名萨摩、长州、安芸和土佐藩的士兵参加。这次阅兵的目的可能是通过近距离接触天皇来唤起军队的斗志，或者反过来，可能是为了向年轻的天皇灌输战斗精神（这一年他第一次骑马）。萨摩藩的军队不仅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一千五百人），在装备上也是如此，特别是他们的英式制服和帽子。[36]阅兵结束后，天皇赐给各个藩的长官礼物，并向普通士兵敬酒。

第二天，江户发生冲突的消息传到大阪城时，德川庆喜刚好写完信，同意将头衔和土地还给天皇政府。[37]城里的士兵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庆喜也被他们的愤怒所感染，改变主意，并决定正月初一（1月25日）派幕府军进攻京都。

幕府军的人数是一共五千人的萨长等藩国联军的三倍以上。一些幕府军确实是雇佣兵，但其他士兵则受过法国教官的训练，且配有现代的武器装备。据说，西乡听到幕府和天皇的军队在鸟羽（位于大阪和京都之间）交战时，激动地喊道：“鸟羽一发枪声，比得到一百万同盟军还要令人高兴。”[38]不过，西乡肯定也担心战斗的结果。战斗尚未打响，他就已经制定出一套措施，旨在当京都受到直接威胁时保护天皇的安全。[39]天皇将乔装成宫女，和皇太后一起坐上女轿，由萨摩和长州的士兵护送到安芸或者备后一处安全的地方。[40]很难想象仅靠一顶假发和厚厚的脂粉，就能使明治天皇刚毅而富有男子气概的脸看起来像个女人，不过化装成女人逃跑却是有历史渊源的。[41]

1868年1月27日，战斗打响。会津藩和桑名藩的军队向京都进发，在经过鸟羽和伏见时遭遇了主要来自萨摩的天皇军。幕府军先锋部队的指挥官发话说，他们奉前将军之命前往京都。假如有人试图阻挡，他们将以武力突破。萨摩军以枪炮声作为回答。据说，一发萨摩的炮弹击中了幕府军长官泷川具拳旁边的炮架。泷川当时正骑在马上，受惊的马脱缰，甩掉了泷川并沿着鸟羽大街一路狂奔。突然的炮声和脱缰的野马使正沿着街道列队的一队幕府军陷入混乱。对他们的进攻来说，这实在是个糟糕的开始。[42]

野马脱缰是个意外事件，但天皇的军队还拥有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他们肩上所扛的征讨叛军时才使用的锦旗。1867年10月10日，大久保利通和品川弥二郎（1843—1900）去岩仓村拜访岩仓具视，讨论大政奉还的计策。岩仓向两人出示了玉松操设计的锦旗图，要求他们制作一些这样的锦旗。大久保回到京都后，买来红色和白色的锦缎，由品川带到山口，做成锦旗。制成的锦旗一半放在山口，另一半放在京都的萨摩藩驻地。[43]

1月28日，天皇赐给仁和寺宫嘉彰亲王一面锦旗和一把节刀，[44]作为任命他为“东征大总督”的符节。[45]那些反对嘉彰亲王的人不仅被视为敌人，而且被视为“朝廷的敌人”（朝敌）。德川庆喜一直努力强调自己攻打的不是朝廷而是萨摩，然而锦旗使萨摩军获得了天皇保护者的合法身份。它在打败亲幕的军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鼓舞了萨摩军的士气，还使幕府军犹豫是否可以攻打天皇的军队。[46]

任命嘉彰亲王担任大总督是一个奇怪的选择。[47]除了具有皇族血统以外，他完全无法胜任这一职位。1858年，十二岁的嘉彰亲王到仁和寺出家，不管是出家期间还是后来，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大总督之职无疑是象征性的，真正的指挥工作留给了像西乡隆盛这样热衷于战斗的人。[48]也可能是由谁担任总司令并没有多少区别——日本战争仍然保留了许多中世时期的单挑传统。

不管鸟羽之战的胜利应该归功于谁，这一仗的胜利却是决定性的。幕府军弃阵而逃。他们企图在一名老中的封地淀城重新集结，但却被拒之城外，极度吃惊之余也开始恐慌起来。这是第一次有本该效忠幕府的军队出现背叛行为。第二次则出现在一天之后，守护大阪门户山崎的津藩将枪炮对准了幕府军。前一天一份来自宫廷的谕旨（在锦旗的帮助下）成功地说服了津藩抛弃幕府，转为拥护宫廷。[49]

品尝到败北滋味的庆喜在第二天傍晚，在大阪城召集谋士和军事将领开会，商讨作战策略。大家一致要求庆喜亲自担任幕府军的指挥，以此来提高士气。庆喜一口同意，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高兴。那天夜里庆喜溜出大阪城，打算登上幕府军的“开阳丸”号军舰。船还没来，庆喜暂时登上了美国军舰“易洛魁人”号（Iroquois）。[50]第二天一早庆喜乘坐“开阳丸”号逃往江户，随身只带着几名高级官员。幕府军的残兵听说庆喜已经逃跑，纷纷弃城而逃。庆喜后来说，自己从未想过与宫廷作对，锦旗一出现，他就完全失去了斗志。[51]

戊辰之战并没有结束，然而鸟羽之战的胜利意味着天皇军现在控制了日本的西部和南部。尽管尚未攻下江户和北部地区，但天皇的政权已经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

[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41页。

[2] 收入用大米计算；一石大约相当于185.5升。

[3] 大桥昭夫，《后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118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32页。他们似乎取得了一些成功：1868年9月，朝彦亲王由于试图帮助德川家族恢复政权而被剥夺了亲王头衔（第793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31—532页。陪同岩仓前往的是中冈慎太郎。

[6] 详细资料见Marius B. Jansen, Sakamoto Ryō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p. 343-344，以及《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45—546页。杀手不知是谁派出的，尽管有消息称这个人可能是幕府的一名“职业杀手”。

[7] 10月19日开始建造（《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16页）。幕府通过向全国各地每个收入超过一百石的村子征收3%的税而筹集到了所需的资金（第528页）。

[8] 12月14日幕府发行了一种有效期为两年的纸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48页）。这些问题是这个时期提出的八个具体问题中的四个（第532—533页）。

[9] 德川庆喜对宫廷人员不习政事的回忆，见大久保利谦，《昔夢会筆記——徳川慶喜の回想談》，第271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32—533页。谕旨的原文见第534页。

[11]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285. 萨道义写下这段印象的日期是1867年12月7日。

[12] 石井孝，《戊辰戦争戦》，第74页。

[13] 山内容堂建议设立的由包括德川家在内的实力大名组成的组织，作为将军及宫廷的咨询机构。——编注

[14] 西周在《议题草案》上写的内容，见《戊辰戦争戦》第75—76页。

[15] 石井孝，《戊辰戦争戦》，第77页。

[16] 这个词的日语是“大君のモナルキ”（石井孝，《戊辰戦争戦》，第78页）。

[17] 石井孝在《戊辰戦争戦》一书中赞同前一种看法。佐佐木克在《戊辰戦争》第11—12页上做出了后面一种解释。原口清在《戊辰戦争》第45页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8] 这个时期设立的三个职位（合称“三职”）都非常短命：1869年1月设立5月即废除的“总裁”一职是由亲王担任的监督性职位，为三职之首；“议定”一职是由亲王或者大名担任的行政及监督职位，不久被废止，改由四名“议定”负责其监督性的职责；1868年设立1869年被废的“参与”则由公卿、大名以及其家臣担任，负责监督一切政府部门。

[19] 公告的原文和其他细节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57—560页。亦可见石井孝，《戊辰戦争戦》，第86页。

[20] 这份荣堂发言的概要综合了涩泽荣一的《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27页和《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1页的内容。这次会议最详细的描述，见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第157—161页。没有说明来源的石井写道，荣堂“怒号”着，对为实现王政复古而采用的卑鄙手段表示愤怒。石井则将荣堂的傲慢态度归咎于长期酗酒（《戊辰戦争論》，第86—87页）。

[21] 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159页。

[22] 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159页。亦见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27页。

[23] 这可能意味着他的官阶会被降一级，而不是完全被剥夺。庆喜的官阶是从二位。如果庆喜把土地还给政府，那么他的四百万石收入中有两百万石将上交政府，但是庆喜后来告诉宫廷的敕使说幕府的收入并没有他们想的四百万石那么多，而是只有两百万石（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32页；大久保利谦，《岩倉具視》，第207页）。

[24] 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159—160页；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27—28页。岩仓慷慨陈词，他承认德川家康对国家的贡献并非微不足道，但他谴责家康的继任者犯了许多过错，尤其是1853年外国人来后幕府的一些举动。

[25] 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160页；《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2页；佐佐木克，《戊辰戦争》，第14页。大久保发言的概要见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28页。他并没有说如果庆喜不遵守朝廷的命令就要镇压他。

[26] 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160页。

[27] 大久保利谦，《岩倉具視》，第208页。类似的描述毛利敏彦，《岩仓具视》，第83页；井上清，《西郷隆盛》下，第52页；猪饲隆明，《西郷隆盛》，第22页。《明治天皇紀》和《岩倉公実記》都没有提到西乡说过这样的话。

[28] 这是石井的看法，他怀疑后藤会忽视近在眼前的参与之位（《戊辰戦争論》，第88页）。事实上，后藤于12月12日被任命为参与，同时受到任命的还有另外十四个人，他们分别来自五个藩国——萨摩、尾张、越前和土佐（《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5页）。

[29] 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32页。亦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2—563页；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162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69页。萨道义写道，“他（庆喜）开始解释自己的政策，为自己从京都退休的行为辩护，并表示他决心遵守全体理事会的决议。他对大使们的特别提问的回答是，外国人无需为日本的内部事务担心，在政府形式确定之前，他仍然将外交事务视为自己的职责”（A Diplomat in Japan, p. 304）。

[31] 显然指岩仓、三条和其他在孝明天皇统治时遭到流放的公卿。

[32] 这段概述和翻译融合了《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71—572页和《岩倉公実記》中卷第187—188页的内容。后者据说是引用了庆喜的原文，但是由于篇幅太长这里就没有引用。

[33] “戊辰”是1868年的干支纪年。

[34] 详见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67—168页。猪饲隆明更新的研究认为，这些事情是相乐总三在西乡的指使下干的（《西郷隆盛》，第25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81页。书中写道西乡和大久保利通都有责任。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浪人干的；有些是自称是浪人的歹徒干的（《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74页）。

[35] 这个时候有谣言称浪人趁着城里到处着火的时机，劫持了前两任将军（家茂和家定）的寡妻，并将她们带到萨摩（井上清，《西郷隆盛》下，第61页）。因为家定的妻子天璋院是萨摩人，甚至还有谣言说她与萨摩武士有联系，还帮助他们放火焚烧了江户城（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68—169页）。萨道义也听到了这个谣言：“萨摩人设法烧了一部分江户城，并将天璋院殿下劫走。天璋院殿下是他们藩主的女儿，嫁给了前任大君德川家定。政府人员随即攻击并焚烧了江户所有的萨摩宅邸，屋主都乘萨摩的船逃走了”（A Diplomat in Japan, p. 309）。我们可以注意到，萨道义在这段话中将幕府的支持者称为“政府”。

[3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75页。英国人似乎并不觉得这些制服有多漂亮。萨道义描述了一次类似的军演：“他们的制服模仿欧洲的样式，黑色的裤子，裤腿两边滚着红色条纹，黑色外套。那些能穿上靴子的士兵都很高兴，但其他人只有草鞋可穿。他们头上戴着圆锥形或者碟形的纸浆帽，帽子上绑着两根水平的红色带子。他们使用英国步兵的训练方式，射击时会加上一句有趣的喊声”（A Diplomat in Japan, p. 263）。

[37] 井上清，《西郷隆盛》下，第59页。

[38] 井上清，《西郷隆盛》下，第65页。

[39] 这个计划一共有八点，主要讲述天皇应该往哪里去、什么人应该陪伴他、什么人应该留在京都等。原文见多田好问，《岩倉公実記》中，第231—232页。

[40] 井上清，《西郷隆盛》下，第65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83页。飞鸟井雅道还提到一个小计谋：把御辇抬往比叡山，让幕府军以为天皇往那个方向走了（《明治大帝》，第117页）。

[41] 例如，1159年二条天皇就曾假装妇人，离开宫殿，到六波罗的平清盛家暂避。这件事出自《平治物语》。

[42] 佐佐木克，《戊辰戦争》，第23页。

[43]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66页。

[44] 大总督出征时，天皇赐给他的一把刀。

[4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85页。将军的称号是“征夷大将军”，然而这一次大总督的任务是征服东部德川幕府的据点。

[46] 佐佐木克，《戊辰戦争》，第26页。

[47] 萨道义简要但却毫不客气地评价了嘉彰：“我们刚离开亲王的寓所，就被挡在路中间，因为要让仁和寺宫亲王先过。他骑着马，是一个身材略胖，皮肤黝黑，嘴唇厚厚的年轻人。他的头发刚开始长出来，因为不久之前他还是个和尚”（A Diplomat in Japan, p. 357）。

[48] 在1867年4月7日写给土持政照的信中，西乡称自己是“好战者”（軍好き）——意为喜欢打仗的人（猪饲隆明，《西郷隆盛》，第28页）。

[49] 佐佐木克，《戊辰戦争》，第27页。

[50] 有一种说法认为，他登上美国船是因为天太暗而无法将其与“开阳丸”号区分开来，但是大家普遍认为他知道那艘船是“易洛魁人”号。

[51] 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190页；佐佐木克，《戊辰戦争》，第30页。

第十五章
接见公使

1868年2月9日，攻下大阪城之后正好过了一周，明治天皇终于举行了加元服仪式。为了庆祝，朝廷宣布大赦，十九名由于各种原因被禁止上朝的公卿都得到了赦免。借此机会，朝廷也向六国的公使去信，通知他们天皇今后将在国内外事务上行使最高权力。

这封措辞生硬的正式信件除了强调天皇的新统治权之外，还暗示尽管天皇的父亲强烈反对将军与外国签订的条约，现任天皇却承认这些条约的有效性。宫廷间接承认了与外国发生关系的不可避免，也显示了朝廷希望构建和睦关系的认识。[1]

敕使东久世通禧向全部公使出示了这封信的翻译件，之后，“大家连珠炮似的向使者发问，使者很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2]现场气氛和现代的记者招待会极其相似，令人惊奇。法国公使莱昂·罗斯表示自己将继续支持将军，其他公使则只承诺会向本国政府汇报。

当天政府向国内发布了一个公告，称世态剧变，因此与外国建立友好关系这件曾经令前天皇忧虑不已的事情已得到批准。民众的行为必须尽量符合天皇的意愿，政府将不再容忍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另外，为了光耀国威于海外万国，日本将加快军备建设，并将根据国际法修改条约的不平等之处。[3]

与幕府军的战争（这一次位于箱根的边境以东）重新打响之前，亲子内亲王（以前的和宫）给东海道平叛总督桥本实梁（她的娘家亲戚）写信，请求原谅德川家族，免除他们“朝敌之污名”。她说，庆喜完全没有料到会爆发战争，在被视为朝敌之后，立刻就返回了江户。考虑到庆喜所犯的错误，怎么处罚都可以，但是看在自己的份上，不要将德川家族视为朝敌。如果天皇军打垮了德川家族，她肯定会自杀。生命对她而言毫无意义，但是一想到将和朝敌死在一起，就心痛不已。亲子内亲王乞求宫廷答应她的请求。[4]她现在已经将自己视为德川家族的一员。

亲子内亲王的请求自然不会完全被忽视，然而它在决策层却起不了什么作用。许多大名支持，只要庆喜正式道歉，就保全他的家族。这种处理方法正是岩仓所希望的，他派了一名使者到江户去，敦促庆喜尽快同意。然而岩仓认为使者带回来的回答缺乏诚意，对这位前将军的态度转为强硬。这时，数以千计的萨摩和长州士兵已从海陆两路围攻江户城。

庆喜自己也摇摆不定，不知应该投降还是抵抗到底。2月9日，他写信给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称德川政权仍然控制着对外事务。庆喜说如果巴夏礼会见天皇政府的代表，就是违反了两国之间的约定。他以这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威。但两天后，庆喜的谋臣小栗忠顺被免职。小栗支持抵抗政策最为坚决，这表明庆喜准备寻求和解。2月11日，庆喜写信给最愿意从宽处理自己的两名朝臣松平庆永和山内荣堂，辩称鸟羽和伏见之战并未得到他的批准。庆喜说不知自己为何会被追捕，并请求他们为自己说情。[5]

2月13日，庆喜第一次在江户城会见罗斯，这样的会面一共进行了三次。这位法国公使依然支持德川政府，相信尽管他们在鸟羽和伏见受挫，但最终将会取得胜利。庆喜告诉罗斯，自己将尽一切努力保留祖先留下来的领地。他说天皇现在形同监禁，无法做符合自己意愿的事，所谓的天皇政府实际上是由萨摩人和长州人控制。

他们第二次会面时，庆喜说自己打算退位并将职位传给纪州藩大名德川茂承。2月15日，庆喜再次写信给庆永和荣堂，告诉他们（就跟他和罗斯说的那样）自己打算退位，因为自己已经是一名朝敌，且身体状况不佳。他请求两位大名为自己洗雪朝敌的污名。

英国驻日使馆翻译萨道义

英国公使巴夏礼

法国公使罗斯

2月23日，庆喜和罗斯最后一次见面。他向罗斯递交了一份声明书，为大政奉还以来自己的行为辩护。庆喜强调自己不仅打算遵守与外国签订的条约，还准备对其进行“完善”，暗示修改后的条约将会对外国更加有利。也许他还计划将基督教合法化。[6]但是，自己忍耐的程度有限，希望对方理解。也许庆喜是在间接地说，自己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妥协，但却无法容忍外人入侵自己的藩国。罗斯对庆喜的话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因为这份声明的草稿正是他起草的。

在外国公使中，罗斯是唯一一位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一个在大君领导下的稳定政府对西方贸易者来说最有力。巴夏礼的反应要比他快得多。他迅速地意识到，京都的天皇政权最终将统治整个国家，而庆喜则仅仅是个只拥有一个藩国的失败者。[7]3月4日，庆喜离开江户城，到上野宽永寺内的大慈院隐居。他宣布从今以后自己将彻底投降，并专心进行忏悔。庆喜将天皇的发怒完全归咎于自己，并说已准备接受“天诛”。他唯一的请求就是派已经出家的公现亲王到京都去，替自己向天皇说明。[8]除了拥有皇室身份，迄今为止公现一直默默无闻，但不久之后他将成为皇位的竞争者。

在庆喜犹豫着怎么做才合适时，京都的政府内部出现了关于未来都城选址的新纷争。大久保利通建议将都城迁往大阪。迁都意味着摒弃旧政权和京都贵族，建设一个新的开明政府。“大阪之地为外国交际之道，最适讲富国强兵之术，建海陆军。”最重要的是，天皇从御所出来，将会打破他与天下万民隔离这一长年弊习。“诸外国帝王唯携一二从者，行走国中。爱抚万民为君道之第一义也。”[9]

2月17日，大久保在宫廷议会上提出这个建议时，遭到以议定中山忠能为首的公卿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萨长两藩为了谋取私利而策划的阴谋。公卿反对迁都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无疑是他们非常依恋京都这个他们一直生活的地方。[10]

大久保的迁都计划没有立刻得到批准，然而同时提出的诚恳要求并非无人理会。他请求天皇离开闭塞的御所，亲自指挥东征的讨伐军。2月25日，天皇自孩提时代以来第一次离开御所。他乘坐葱华辇（一种天皇乘坐的非正式轿子），随身带着象征皇位的宝剑和勾玉，参观了幕府在京都的权力象征——二条城。天皇抵达时受到了总裁炽仁亲王的欢迎。接着天皇来到位于城堡正中的会客厅，坐到用竹帘隔开的上房，总裁、议定和参议（高级顾问）坐在中房，下级顾问和其他人则坐在下房。他们在此讨论了天皇是否适合亲讨叛军以及设立最高指挥官的问题。朝仪结束后，天皇将炽仁亲王召到帘后，下达亲征之令，称庆喜及其叛军走卒已经逃往江户城，正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天皇不能容忍这种四海鼎沸、万民涂炭的情况发生，已经决定亲征。天皇接下来打算挑选一名合适的人担任最高统帅。畿内七道的大小藩国的所有军队都应做好准备，几天之内陛下将参加作战会议并发布命令。一旦接到命令，各方应该立刻集结。诸军应齐心协力，夺取这场忠诚之战的胜利。[11]

3月1日，天皇任命炽仁亲王为最高统帅，授予他一面锦旗，由津和野藩的两队士兵护卫。炽仁亲王是德川庆喜的姻亲，因此，他特别要求担任东征军的大总督。3月7日，炽仁亲王正式辞别了天皇。

炽仁亲王发布了数条陆军法令，如“军中无论贵贱，同寝食劳逸”；“禁乱毁神社佛阁、火烧民家、掠夺家财、强卖等事”；“遇外国人暴行无礼等，捕之上申中军，检查曲直，纠至其国公使以求至当之处置。禁无故开枪斩杀等，禁乱入外国人居处”。这些法令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全世界相信，日本军队遵守国际公认的战争准则，并不是一群沿途烧杀抢掠的匪徒。

宫廷希望改善与外国人的关系，这一点显然也反映在允许外国公使觐见天皇这个决定上。反对的声音非常强烈，尤其是宫里的人。松平庆永和岩仓具视在天皇面前解释说，君主接见外国公使是国际通行的原则。5月9日，天皇发布公告，允许外国公使觐见。公告解释说天皇异常匆忙地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自己即将离开京都，率军亲征。[12]明治愿意会见外国人，说明他没有受到痛恨外国人的父亲的影响。

公告下面是一份总裁、议定、参议论证接见外国公使正当性的奏折副本，其中引用远古时代日本天皇进行类似接见的例子。尽管这些例子真实性非常模糊，但引用先例是日本宫廷的传统。虽然除了中国和朝鲜之外，天皇没有接见过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但公告将这归咎于日本航海技术的尚未成熟。现在日本已经和全世界建立了联系，如果不遵守国际通用的惯例，将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不信任。为了友好的国际关系着想，有必要做出一些妥协。[13]

改善与外国人关系的第一步，是允许他们访问京都。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兴致勃勃地描述了在古都的见闻，并衷心希望外国使节从此以后可以住在这座城市（尽管气候不太好），而不是江户，“因为人们都认为这个国家的政府将会设在京都”。[14]

正在这个时节，堺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排外事件。“杜布雷”号（Dupleix）上的十一名法国水手被土佐藩的武士杀害。根据日本人的描述，几个法国水手（和六名同伴）在堺市的街道上晃来晃去，行为无法无天，于是遭到正在维持秩序的土佐藩武士的袭击。萨道义的描述则截然不同：“这些日本人杀害了毫无恶意且手无寸铁的船员，这些船员从未做出一丝的挑衅行动。”法国公使莱昂·罗斯立即写信，要求处死造成此次事件的土佐藩武士、赔偿被杀害的水手家人的抚恤金十五万美元、外国事务长官山阶宫亲王亲自道歉、土佐藩的大名山内荣堂道歉、禁止带刀的土佐武士进入开放的商埠。[15]日本答应了全部要求。

杀害法国水手的二十名土佐武士被抓获后，被勒令切腹自杀。法国船长目睹了十一名武士切腹自杀的刚毅情景，举手请求暂停这种行为，罗斯也要求赦免剩下的九个人。萨道义对此感到遗憾：“在十一个人受完刑之后，佩蒂特·图瓦尔（Petit Thouars）船长认为有必要停止行刑，对此我们只能感到遗憾。这二十个人的罪行相同，一命偿一命的方法更像是为这十一名法国人报仇，而不是伸张正义。”[16]

萨道义之前曾目睹过一名犯法的备前藩官员切腹自杀[17][18]，并被这种高尚的惩罚形式所折服。十一个人切开腹部，随后又被斩首的情景，似乎并未令他感到恐惧，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公开行刑在欧洲非常普遍，而且这类活动还带有一种类似狂欢节的气氛。他写道，

说到因切腹自杀的场面过于恶心而耻于亲临现场，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没有退缩，勇敢地目睹了一场自己尽力促成的惩罚。它并不恶心，而是一场最体面和高雅的仪式，与我们为了公众的娱乐习惯而在纽盖特监狱前所做的处刑相比，这种做法要尊贵得多。[19]

3月23日，明治天皇接见了法国公使罗斯和荷兰政府的代理人德克·德·格雷夫·范·波尔斯布鲁克（Dirk de Graeff van Polsbroek）。[20]下午2点，天皇身穿引直衣[21]，带着宝剑和勾玉，到紫宸殿，坐在豪华的屏风后面。副总裁三条实美和辅弼中山忠能站在他的身旁，外国事务总督晃亲王[22]和副总裁岩仓具视则站在屏风外面，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分别站在他们左右。外国事务副长官东久世通禧领着法国公使来到天皇面前，鞠了一躬。天皇的声音传来：“贵国国君身体无恙，乃朕之喜悦。望自今两国之交际日益亲睦，永世不变。”[23]

罗斯的回答相当长，最后他以拿破仑三世的名义祈祷日本繁荣昌盛、天皇得到神灵的保佑。说完，法国公使退下，荷兰公使被领到天皇面前，天皇对他说了同一番话。之后赐给两位公使茶点。接下来见的是英国公使，他已经离开自己和下属住的知恩院，正骑马朝皇宫走来，英日的护卫随行。日本人中包括中井弘（1838—1894）和后藤象二郎。当他们一行人来到新门前路和绳手路交叉处时，

有两个人从马路对面突然冲出来，拔出剑袭击人群和马匹，他们一路疯狂砍杀。中井看到之后立刻从马上一跃而下，与右边的一个刺客交手，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打斗当中中井的脚被肥大的裤子绊住，跌了个四脚朝天。敌人一刀劈向他的脑袋，但是被中井躲过了，只受了点皮外伤，就在这时，中井一刀刺进了这个人的胸膛。受伤的刺客转过身来背对中井时，又被后藤从肩膀砍了一刀，彻底倒在了地上，这时中井一跃而起砍下了他的头。[24]

另外一名刺客在杀害了许多英国护卫之后，向萨道义逼过来，刺伤了他的马。侥幸逃过一劫的萨道义骑到队伍的前头保护公使。他看见“巴夏礼爵士穿着漂亮的全权公使的服饰，镇静地骑着马，立在十字路口的中央” 。第二名刺客不久就被抓获。“在三条的一名家臣的帮助下，我们对他进行了审问。他表示极为后悔，并请求把头砍下来公开示众，以向全国人民昭示自己的罪行。”[25]刺客一口咬定没有其他同伙（尽管后来三名共犯被流放）。京都有许多人同情袭击者，他们认为，如果让外国人进入皇宫，将会严重削弱这块神圣土地的神力，如果让外国人看到天皇的脸，将会亵渎天威。[26]

天皇得知巴夏礼被袭的消息之后，深感遗憾，政府官员急忙跑到巴夏礼身边慰问。巴夏礼回答说，这不是对他，而是对天皇的暴行，政府肯定知道如何维护主权的尊严。[27]巴夏礼的许多护卫都受了重伤，那天不可能去觐见天皇了。

（知恩院）变成了一座医院。我们的伤员鲜血直流，好像马上就要死了，他们耐心地躺在走廊上，等着外科医生来给他们做手术。只穿着衬衫的外科医生，好像一下子麻利了几倍，迅速而熟练地为每一名伤员处理伤口。衬衫和被单被撕成一条一条的绷带，一桶桶的血水倒光了又被注满。放眼看去，每一个人都非常可怕，浑身既湿漉漉又血淋淋。这真像是梦魇。就在这时中井砍下的那个人头被拿了进来——真是太可怕了。[28]

天皇和巴夏礼以及年轻的翻译官米特福德（A. B. Mitford）[29]的会面延迟到4月14日进行。米特福德写道：“我们自己的随行人员减少了，这实在令人伤心。我们只有两名骑马的护卫，他们手握着剑分别骑在巴爵士的两边。”当英国人抵达御所时，他们吃惊地发现那里甚至没有加强防卫，四周是普通的白色围墙，然而米特福德说：“尽管朴素，但御所还是有自己的一种宏伟在里面。”[30]

巴夏礼和米特福德被领到会客厅，在那里会见了明治天皇，这也许是外国人第一次见到日本的天皇：

中间是一顶华盖，由四根黑漆的细柱子支撑着，上面张着白色的绫绸，绫绸上绣有红色和黑色的花纹……华盖下面是年轻的天皇，他坐在（或者应该说是靠在）一张很高的椅子上。他的后面跪着亲王，如果需要，随时准备接替他的任务……

我们一走进去，天子就站起来向我们鞠躬致意。他是个个子高高的年轻人，有着明亮的眼睛和清晰的五官。他的神情非常庄重，对于一个历史比地球上其他主权国家都要长好几百年的王朝来说，这样的表情极为相称。他穿着白色的上衣，很长的紫红色绸的裤子，后面带有拖尾，就跟妇女的曳地长裙一样。他的帽子和大臣的一样，但按照惯例，上面加了一根长而硬的薄纱状羽毛。我称之为羽毛是因为想不到更好的词，但其实它一点也不像羽毛那么毛茸茸。他的眉毛都剃掉了，然后重新画在高高的额头上；他的脸颊涂上了胭脂，嘴唇也涂上了红色和金色。他的牙齿是黑色的。如此滑稽而扭曲的形象，却仍然显得庄重，这本领确实不小；然而高贵的血统[31]却无法否认。我也许可以补充一句，不久之后，这位年轻的君主就会把所有这一切陈腐的风气和古老的束缚，连同其他许多过时的东西，一并抛弃了。[32]

天皇与英国公使的会面和他与法国和荷兰公使的会面差不多，但他加了一句，为三天前他们来皇宫路上发生的“不幸之事”表示遗憾。巴夏礼礼貌地回答说，天皇的仁慈话语已经使他完全忘记了这件不幸的事情。[33]米特福德后来写道，天皇“由于非常年轻，而且刚刚脱离宫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 ，因此有点害羞。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因此要由在他右手边的亲王把话重复一遍，再由伊藤俊辅翻译成英语。[34]

巴夏礼和米特福德与天皇会面后三天，正向江户进逼的天皇军和近藤勇领导的约两百名新选组成员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板垣退助领导的天皇军取得了胜利。[35]可能天皇军江户之行最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是他们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是《宫先生、宫先生》，是品川弥二郎在鸟羽和伏见之战时创作的。[36]这首歌不仅传遍了日本，还传到英国，创作于1885年的轻歌剧《天皇》就吸收了这首歌的曲调和部分日语歌词：

宮様、宮様、お馬の前のぴらぴらするのは何じゃいな。とことんやれとんやれな。ありゃ朝敵征伐せよとの錦の御旗じゃしらなんか。とことんやれとんやれな。[37] [38]

[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95—596页。

[2]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24.

[3] 原文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96页。亦可见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114页。萨道义写道，“城里到处张贴着一张由岩下、伊藤和寺岛署名的告示，通知人们天皇会遵守条约，并叮嘱大家对待外国人要有正确的举动”（A Diplomat in Japan, p. 326）。他指的可能是2月16日发给各国大使的另外一份文件。

[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00—601页。收件人桥本实梁（1834—1885）已经离开京都到东部去了。他在桑名收到了亲子内亲王的信。这封信深深打动了桥本，他让送信人把信带回京都给参议万里小路博房看，并让宫廷考虑下这件事。

[5]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120—121页。

[6]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123页。

[7]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124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18页。“公现”是伏见宫邦家亲王第九个儿子的法号。这个时期更加常用的称呼是能久亲王或者轮王寺宫。

[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03页。尽管路易·菲利普国王也与普通民众接触，但这里提到的君主可能指的是维多利亚女王。

[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02—603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11页。上一次他离开御所时皇宫发生了大火，大部分的宫殿都陷入火海。

[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27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28页。

[14]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37。

[15]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347, 353；《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0页。

[16]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47。萨道义的同事米特福德（即后来的雷德斯代尔勋爵）的看法与此不同。他听一位“亲眼目睹事件之恐怖”的法国军官说，“第一个犯人走上来，将匕首用力刺向自己的腹部，内脏随即流出来；他用手托住内脏，开始唱歌，歌中痛骂外国人污染了这片神圣的‘众神之地’并表示要向他们复仇，他一直在唱着恐怖的歌曲，直到最后断气”（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 446）。根据米特福德所听到的消息，十一个人以这种方式行刑之后，“法国人再也看不下去了，佩蒂特·图瓦尔船长请求宽恕剩下的九个人”。

[17] 萨道义描写了发生在神户的这次事件。备前藩的人在泷善三郎的指挥下，向外国人开火，并杀死了一个美国水手（A Diplomat in Japan, pp. 319-320, 344）。他随后被命令切腹自杀。

[18] 西方人更为熟悉的一个词是“腹切”（Harakiri），传统武士更喜欢使用“割腹”（Kappuku）。但是不管名称如何，这个行为都是用匕首深深地划开自己的腹部，以显示内脏洁净无瑕。

[19]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346-347.

[20] 罗斯在日本的职位是高级外交官。范·波尔斯布鲁克虽然职位比较低，但是可能因为日本和荷兰之间的长期关系而先于巴夏礼被天皇接见。

[21] 天皇所穿直衣的名称。——编注

[22] 他还有一个名称叫“山阶宫”（1816—1898）。他是伏见宫亲王的长子，八岁（1824年）出家，但是后来还俗，并积极参加明治维新。米特福德在觐见天皇之前与他短暂见了面，他这么描述他：“亲王穿着旧式的紫色朝服，头戴一顶用黑色皱纸做成的奇怪帽子（乌帽子）。他染了牙齿，但是由于黑齿需要每两三天重新染一次，当时正处于过渡阶段，因此它们看起来并非最佳。几天后我们再见到他时，他的牙齿刚刚新染过，铮亮得就跟漆皮一样”（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 447）。

[2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5页。

[24]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59。关于对英国使团的攻击，米特福德另有描述。有一段尤其令人难忘：“我听到枪声和剑击声，有人在喊，‘我们被袭击了！’‘杀了他！’‘朝他开枪！’，诸如此类。我以此生从未有过的敏捷速度跳出轿子，向前狂奔而去。街上一摊摊的血迹，我看到有个杀手斗志昂扬地向我走来，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受伤，但并不严重。他的剑在滴血，脸也在流血，我知道日本人的剑术，心里很清楚要是一剑劈下来自己肯定躲不过，因此我乘他不注意冲过去，一把夺下那把滴血的剑。我把他扭送给第九（连队）的人，但是被他挣扎着逃跑了，他沿着小路狂奔，冲进一处庭院，我跑去看巴夏礼是否安全。让我倍感欣慰的是他正骑在马上，非常镇定地和萨道义在一起，萨道义的马在流血，谢天谢地，他也没有受伤。我在追赶他们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那是一颗人头。”（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 450）
9月1日，英国女王分别赐给后藤和中井一把宝剑，以表彰他们救了英国公使一命（《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9页）。

[25]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60。行刑前两小时，名为三枝蓊的僧侣被拍了照片。他瞪着照相机，没有丝毫忏悔之意。在犯人抓捕归案后，米特福德曾与那名试图杀害自己的罪犯谈话，他也提到那名罪犯一再希望快点被砍头（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p. 452-453）。《甦る幕末》第164—165页上刊登了另外一名袭击者林田贞坚的头颅的照片。4月15日，三枝和林田的头颅被挂起来示众，三名共犯被流放到隐岐。三天之后发布了一道公告，告诫人们不要攻击外国人，说这不仅违背了宫廷的意愿，而且还损害了天皇的声威，并很可能导致国际冲突（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p. 455-456；《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9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6页。

[27]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61.

[28]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p. 451-452.

[29] 正如米特福德所解释的，萨道义无法陪他们到皇宫去，因为“他当时并未觐见过我们自己的陛下，因此，按照礼仪，不能觐见外国君主”（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 458）。

[30]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p. 456, 457.

[31] 原文为意大利语，即英语的“贵族血统”（blue blood）。

[32]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p. 459-460.

[3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8页。

[34]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p. 461.伊藤俊辅自然就是伊藤博文。1863年他到英国留学并掌握了流利的英语。

[35] 新选组成立于1863年，由一群精心挑选的浪人士兵组成，主要被幕府用来镇压京都的攘夷运动。1864年新选组的成员粉碎了寺田屋的阴谋。即使在鸟羽和伏见战役失败之后，成员们依然奋力地为前将军卖命。尽管在和皇军的交锋中多次败北，但是它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光环，并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笔下，这无疑是因为受到成员们那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极端忠诚精神的感染。关于当时对这次战斗的描写，请参考新人物往来社编，《新選組史料集》，第205—214页。

[36]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126—127页。

[37] 这段歌的大意是：“阁下，阁下，你的马前面飘动的是啥？” “那是锦旗和给我的命令，‘打败朝敌！’你没看出来吗？”

[3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589页。此段是“宮さん”，而不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的轻歌剧中所写的“宮さま”。

第十六章
五条誓文

1868年4月7日颁布的《五条誓文》，无疑是年轻天皇发布的第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法令。天皇当着天地神祇宣誓时，包括公卿和大名在内的百官都在场。宣誓的前一天，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恢复长期以来被武家强制中止的各种神道教仪式。其目的明显是恢复古代祭政一致的制度。[1]

复古计划的一个核心是重新设立神祇官。这个职位早在8世纪初就已设立，但是这几百年来只是名义上的虚职而已。如今，神道教的神官、宫廷和神社举行的神道教仪式都将受神祇官管辖，而神官也将恢复长期以来被替代的各种功能。重视神官职务、强调神道教和佛教分离的态度在四天之后更加清晰：新政府颁布了一项更为详细的法令，要求那些本身是和尚的神官必须放弃佛教的身份、职位，废弃袈裟，还俗蓄发。[2]

一千多年来，尽管神道教和佛教之间天生存在矛盾，但大多数日本人都同时信仰两种宗教。例如，根据神道教的教义，现世是美好而欢乐的，死后的世界——黄泉——则是污秽和腐败之地。与此相反，佛教的教义则认为现世充满了痛苦和磨难，但此生的所作所为却能使我们死后享受极乐净土的快乐。那些论述宗教问题的日本人完全忽略这些根本性的分歧，广为民众接受的是“本地垂迹”说，即认为神道教神祇是佛教的佛与菩萨在日本的化身。[3]天皇计划恢复神武（初代天皇）时期的祭政一致体系，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这时遭到了排斥甚至迫害。[4]

长期以来，佛教的官方地位都比神道教重要得多。天皇们时不时出家，死后还以“院”（寺庙的名称）作为称呼，然而皇室却从未忽视神道教。天皇履行的最重要的仪式都和神道教有关，每一年都以祭拜四方的“四方拜”开始。这个仪式于新年那天的寅时举行，天皇向自己生辰星（属星）、天地四方的神祇、父母亲的坟墓方向遥拜，祈祷五谷丰登和长治久安，即现世的一切幸福遵照的都是神道教的现世观。仪式中包括天皇的属星，表明神道教仪式受道教的影响很深。宫廷常常依靠阴阳师占卜运气的好坏。在咨询阴阳师之前，宫廷不会有任何行动。

明治初期日本人的宗教生活包含了神道教、佛教、道教等信仰，其中也有或许可以称之为迷信的因素。神道教，尤其是神祇官得到特别的重视，当然与天皇的重要性增加有密切关系，因为神道教认为，天皇是世界上地位最高的人。

天皇宣布《五条誓文》时的仪式完全是神道教的。那天的仪式在紫宸殿举行，公卿、大名和低级官员身着各自的朝服济济一堂，场面甚是壮观。仪式一开始是洒盐水和撒米，这是祓除的仪式。接下来由神道教的大神官白川资训演唱降神的神歌。祭品摆好之后，天皇身着引直衣，在两名副总裁（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两名辅弼（中山忠能和正亲町三条实爱）等高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坐在皇位上。天皇面朝南方，[5]神座在他右手边的斜对面。四幅描绘四季风景的屏风围绕着天皇的宝座。

三条大声朗读了一份神道教的祈祷文。他首先向天地诸神祈祷，[6]念完之后，天皇走向祭坛前方的跪垫，叩拜祷告，贡上系有布帛的杨桐枝。接着三条大声宣读天皇的《五条誓文》：

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

众所周知，誓文的撰写者并不是明治本人，而是由两位武士出生的学者由利公正（1829—1909）和福冈孝弟撰写，再经过木户孝允的修改。[7]一些学者不太相信誓文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这些看似自由的理想掩盖了誓文的真正目的：在第二天攻打江户城的战斗中，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8]

如果你以为五条誓文意味着政府领导人打算近期成立议会，则大错特错。但是，不管誓文是否真心追求进步，它使用的语言都是日本甚至整个汉字文化圈前所未有的。“万事决于公论”绝对不是习惯的做法，认为下层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也不是——不管你如何定义“下层人民”。第四条誓文——“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诚然模棱两可，非常容易引起歧义，但是人们通常都赞美过去的习俗，将其与现在的堕落风气相比较，绝不认为那是“陋习”。最后一条表示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知识，看起来甚至和复古的基本理念——借鉴日本的过去，而不是借鉴其他国家——相抵触。后来，五条誓文表达的原则受到淡化，有时还被忽略，然而却从未被否定。五条誓文被保留下来，因为它体现了那些希望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有识之士的理想。[9]

誓文宣读完毕，公卿、大名等在场人士都在文件上签名，以表示坚定拥护《五条誓文》的决心。他们“誓死奉戴纶旨，勤勉从事，以安天子之心”。那些没有到场的公卿和大名后来都到宫廷签了名，加起来一共有七百六十七人。[10]

天皇自己如何看待这个仪式？就算他和身边的人说过一些看法，也没有留存下来。天皇还太年轻，起草誓文时很可能没有人咨询过他。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是在听三条实美大声朗读时才第一次知道誓文的内容；但是，要说这个仪式——他继位以来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场景——以及《五条誓文》的宣言没能打动他，也难以想象。正因为天皇既年轻又缺乏经验，誓文体现的理想主义或许才深深感动了他。统治初期，天皇本人确实表现出赞同五条誓文的行动。

《五条誓文》颁布的同一天，还颁布了天皇的一封信。信中天皇描绘了祖先的功绩，安慰民众，并承诺将提高国家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威望：

朕以幼弱猝继大统以来，思虑以何与万国对立，方可恭奉列祖，朝夕恐惧难堪也。中世朝政衰落，武家专权，表推尊朝廷，实敬而远之，至亿兆百姓之父母，不能知赤子之情，遂亿兆百姓之君主仅存名讳。故今日于朝廷之尊重，较古时或有倍增，然朝威倍衰，上下相离，隔如天地。如此形势，朕以何君临天下？今般值朝政一新之时，若天下亿兆臣民，有一人不得其处，皆为朕之罪。今日之事，乃朕劳身骨，苦心志，立于艰难之处。故履列祖之踪迹，勤于治世，方始履天职，不背亿兆之君之义务。往昔列祖亲临万机，若有不臣之事，亲自为将而征之。朝廷之政裁简易，如此，君臣相亲，上下相爱，德泽天下，国威耀于海外。然近来值宇内大开、各国自四方飞来之时，独我国固守旧习，不求一新。朕若仅安居于九重中，偷一日之闲，忘百年之忧，恐我国受各国轻蔑，上辱列圣，下苦百姓。故朕在此同百官诸侯共誓，继列祖之伟业，不问一身之艰难辛苦，亲经营四方，安抚汝等民众。终开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如富岳山（富士山）之安。汝等民众仅以旧来之陋习为尊朝廷之事，则不知神州之危急。朕举手顿足，则生非常之惊，生种种疑惑，万口纷纭。然朕丧失此志，即是朕失为君之道时，亦失列祖之天下时。汝等详察朕志，去私见，采公义，助朕之业，保全神州。慰列圣之神灵，乃朕生前最幸事也。[11]

这封信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和孝明以及任何一位前天皇写的信都非常不一样。信的主题是天皇希望与民众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天皇谴责武家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光环，使民众无法理解自己，而自己也无法理解民众的感受。他说，自己现在打算抛弃天皇的被动角色，主动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天皇在这里是呼吁大家在即将发生的大变革中与其配合。他的祖先们从未想到与民众通力合作的重要性。

4月8日，《五条誓文》发布的第二天，写有五条禁令的新布告牌代替了幕府的布告牌。前三条禁令与幕府长期以来的规定相似，余下的两条则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而定下的权宜之策。

第一条禁令依照惯例是：“遵守五伦之道；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禁止杀戮、纵火、偷盗及其他的恶行。”

第二条禁令保留了幕府原来的规定，禁止谋反、通过非正规的途径上诉、集体离开乡村以及其他反抗行为。第三条禁令严禁传播基督教，并通过悬赏的方式鼓励人们向当局举报任何可疑的传播者。

前三条禁令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剩下的两条才是重点。第四条显然想吓退那些仍然抱有“攘夷”思想，试图通过恫吓或流血来赶跑外国人的人：

兹王政一新，乃循朝廷条理，交际外国，依万国公法履行条约，不可加害外国人。背此者有悖朝命，酿成国难，乃至失国际信义，伤皇国威信，故应处至当之刑。

第五条禁令可能是为了阻止那些不满家乡生活条件的人。他们计划趁幕府垮台，旅行更为方便之机搬到更舒适的地方居住：“严禁士民逃离本国。对国家及主家有意见者，许建言太政官。”

较之当着公卿和大名的面宣读的《五条誓文》，这些遍布全国的告示更为普通民众所了解。[12]第四条禁令尤为重要，它宣告了“尊王攘夷”口号中“攘夷”部分的终结。

就在这时，西乡隆盛和庆喜的顾问胜海舟（1823—1899）正在江户就江户开城的问题进行谈判。胜海舟咨询了英国公使哈里·巴夏礼爵士的意见。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写道：

（胜）说他准备为保卫庆喜而战，并且相信西乡有能力阻止宫廷下达令天皇蒙羞或延长内战的谕旨。胜恳求巴夏礼爵士利用自己对天皇政府的影响力，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巴夏礼确实一再这么做，特别是4月28日西乡来访时，他一再强调，严惩庆喜及其支持者（尤其在人身处罚方面），将会损害新政府在欧洲各国心目中的威望。西乡说新政府不会要前将军的命，对那些煽动庆喜进攻京都的人也能同样从宽处理。[13]

江户无血开城的谈判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名外国人的建议。4月26日，在桥本实梁和西乡隆盛的带领下，约六十人进入江户城，新主人德川庆赖在西门恭迎他们。双方同意在一周后，即5月4日，把江户城移交给天皇的军队。那天，天皇的军队顺利接管了幕府的这个据点。[14]

江户开城谈判。左为西乡隆盛，右为胜海舟。圣德纪念绘画馆，结城素明所绘

此时发生了一件对明治天皇同样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4月14日，天皇担任军队的总司令，离开御所，向大阪进发。他乘坐一顶葱华辇，随身携带着神圣的八咫镜，一路上锦旗飘扬。博经亲王、三条实美和中山忠能率领二十九名公卿骑马陪同。炽仁亲王则在前方率领前锋部队。皇太后和公卿百官身着正式服装，目送天皇离开。天皇的坐轿经过堺街和三条通时，沿路的民众都跪着观看这一盛仪。晚上8点，队伍抵达石清水八幡宫，天皇在神社过夜。队伍前进的速度缓慢，直到4月16日下午天皇才抵达大阪的东本愿寺别院。[15]

4月19日，天皇在天保山检阅舰队时第一次看到濑户内海，对他来说，这可能是此次重大旅行途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时刻。他在阿吉河边登上一艘小艇，溯流而下，两岸站着守卫的士兵。中午时分，天皇抵达天保。隶属于佐贺藩的“电流丸”号军舰鸣放礼炮，向天皇致敬，随后，一艘停泊在那里的法国军舰也鸣放了礼炮，“电流丸”号随后鸣炮向对方回应。午饭后，天皇观看了军舰调度的演习。这确实是天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不仅离开了御所的封闭世界，还看到了成片的大海，并受到了海军的鸣炮欢迎。

戊辰战争并没有结束。北部的战斗仍在持续，榎本武扬把将军的舰队开往北海道，江户城依旧在彰义队的威胁之下。江户开城后，一些仍支持被废黜的将军的人组成彰义队，以上野宽永寺为中心活动。镇压这些叛乱分子需要时间，但是（至少回想起来是这样）很明显，天皇军已经不再面临严重的威胁。[16]

与此同时，年轻的天皇正在大阪过着舒适的生活。5月22日，他接见了英国全权公使哈里·巴夏礼爵士，后者递交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与巴夏礼一道觐见的有海军上将开帕尔（A. B. Keppel）、米特福德、萨道义、各使馆成员以及海军人员。见面的地点在东本愿寺别院。鉴于上次见面时发生了针对巴夏礼及其随从的暴力事件，这次的安保措施特别严格。萨道义对这次见面的描绘极为有名：

天皇坐在高台的最深处，一顶黑漆柱子的华盖之下，帘子高高卷起。我们列成两队走到屋子中央。右边一队是海军人员，由海军上将带领，左边是使馆工作人员，由公使领头。所有人都鞠了三次躬，第一次在走向屋子中央的时候，第二次在高台脚下，第三次在走上高台的时候。高台很宽阔，足以容纳所有人。我们每次鞠躬天皇都要从华盖下起身。外国事务总督和另外一位大人跪在天皇御座的两边。

御座的前方两侧各放着一只木刻的小狮子。这些都是古物，极受日本人的崇拜。御座后面是朝臣，他们分两排站立，头戴黑色的纸帽，身穿五颜六色的漂亮锦袍。天皇站起来时，他的脸上半部，包括眼睛都会被挡住，然而他一走动我就能看到他的全貌。天皇的脸色苍白，也许是化妆的缘故。他的脸型不好，用医学术语来说是“突颚”，但是总体上脸的轮廓还不错。他把眉毛全部剃掉了，再画在距离原来两三厘米高的地方。天皇身穿宽松的黑色长披风，像斗篷一样的白色上衣，还有肥大的紫色裤子……

哈里·巴夏礼爵士向前一步，将女王的国书交给天皇，天皇显然太过害羞或者难为情，不得不由山阶宫帮忙。[17]他的职责是从天皇手里接过国书。接着陛下忘了该说什么，但是经左边那位大人提醒，勉强说完了第一句话，伊藤（博文）随即念了事先准备好的整段话的翻译稿。然后哈里爵士逐一介绍我们，接下来是海军上将介绍海军官员。天皇表示希望上将麾下的舰队一切顺利，接着我们退到前厅，一边走一边鞠躬，暗自庆幸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18]

有关这个时期天皇接见外国人的情况，日本人的描绘极少，原因无疑是出于敬畏。5月1日，大久保利通被天皇召至他临时驻跸的东本愿寺，在日记中他提到自己流下了喜悦和感激的泪水，因为想到身为区区一介武夫，竟然得以蒙恩觐见天皇。他无法控制自己，那天余下的时间一直都在喝酒。[19] 5月9日，木户孝允和后藤象二郎也被召至东本愿寺觐见天皇。木户在日记中写道：

天子问天下之形势、海外万国之大势……

布衣之身，于咫尺间奉拜天颜，数百年未曾闻之。感泪满襟。今日只浩叹中兴之大业实行未果。午后，（天皇）于帘内睿览角力（相扑）。[20]

横井小楠（1809—1869）在给家人的信中，也描绘了7月13日天皇的一次接见给他留下的印象：

他的脸很长，皮肤黝黑，声音洪亮，身材纤细。至于长相，我猜你也许可以说他长得很普通，但是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仪表堂堂，我极度惶恐而又高兴。[21]

明治在大阪的日子远没有在御所时受那么多规矩限制。他的功课没有拉下，但可能很享受相对自由的生活。5月4日，他从帘后观看了一场日本剑术的表演。接着学习《大学》、《孙子兵法》和《三略》。[22]后两本都是兵法书。5月9日，天皇上了一堂讲授《孙子兵法》的课，此后他每天都要听（高级公卿有时也会参加）讲授日本和中国典籍的课。天皇的教育成为他身边的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大阪之行使天皇的形象变得明朗起来，至少在他的顾问和外国精英眼中是这样。不过德川庆喜已经甘愿接受处分，大家便都认为天皇作为远征军总司令的职责已经结束，计划让他回到京都。大久保利通自然很不高兴，因为他希望都城迁往大阪，担心天皇回到京都之后又会跟以前一样远离臣民。[23]

5月28日，天皇离开大阪。这一次比来时走得快，第二天就到了京都。天皇的轿子一进皇宫的大门，雅乐的乐师和舞妓就演奏起庆祝天皇凯旋的《还城乐》。

那天天气特别好，普通民众蜂拥到大街上，希望一睹天皇胜利归来的风采。宫门上方悬挂的象征天皇亲自指挥作战的锦旗已经被取下来。天皇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首次凯旋了。

[1] 古代“政”（まつりごと）这个字的含义就包括祭祀神灵和治理国家两层意思。这道法令被印在《太政官日志》上，于1868年2月12日首次颁布。副本被送往幕府各个藩国和幕府直接统治的各个区域（《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32页；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8页）。
神道教的复兴导致许多保存在神社中的佛教经文、艺术品以及法器被摧毁和破坏，并导致政府下令禁止神官出现这类放肆的行为（《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65—666页）。

[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46页。那些不想放弃佛教职位的人被责令单独申请。4月21日，政府公布了禁止将神道教和佛教混淆在一起的法令。被称为神道教众神“本地”的佛像，必须立刻搬离神社，佛教的礼器、大钟、锣等等也要一起搬离。甚至有呼声要求禁止佛教（《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63页）。

[3] 这个时期“废佛毁释”（意为废除佛教，摧毁释迦牟尼）一词被频繁使用，尽管官方的政策是将两种宗教分离，而不是要摧毁佛教。有关描写明治时期对佛教迫害的英文著作，请参考James Edward Ketelaar, Of Heretics and Martyrs in Meiji Japan。

[4] “本地垂迹”的最早例子似乎可以追溯到公元937年，当时人们认定有两位神是菩萨的化身。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每个神据称都是某位佛陀或者菩萨的化身。佛教真言宗的十三位佛陀成为了大多数神灵的“本地”。神道教的宗教仪式吸收了加持祈祷、护摩、护符、预兆等众多真言密教的教义。佛教和神道教之间融合最重要的产物是“两部神道”，这是一个真言宗（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陀罗）与伊势大神宫（内宫外宫）结合后衍生出来的术语。

[5] 祈祷文的原文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48页。祷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形，然后将话题转向天皇即将公布的誓文。

[6] 根据中国的天文学说，皇帝的位置在北方，面朝南面的大臣和诸侯。

[7] 誓文由由利公正首先起草，经福冈孝弟多次修改，木户孝允多次提出意见。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52—655页。

[8] 远山茂树编，《明治维新》，第192—193页。远山认为，《五条誓文》以及明治天皇统治初期所颁布的类似措施，看似自由，实际上“不过是在将天皇的专制制度推向世界时，为了缓解阵痛而打的麻醉剂。这是开明的专制制度实施之前的典型做法”。他还更加具体地批评了誓文：例如，由利公正第三条提到允许普通民众追求自己的事业，但那仅仅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让富商富农在政府中有一定的发言权。田中彰认为第一条誓文仅仅是个口号，注定将被遗忘，因而不去考虑它（《未完の明治維新》，第24—28页）。他还认为其自由的基调是为了让外国列强相信，在发生了许多针对在日外国人的暴力事件之后，新政府已经变得非常开明。田中还引用了久米邦武的文章，文中说1872年木户孝允似乎已经完全忘了他自己曾参与拟写这份誓文，说明他并未将它看得有多重。

[9] 6月19日，政府部门进行改革时，据说目标就是为了符合《五条誓文》（《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8页）。另外，田中说自由民权党的领导们非常欣赏《五条誓文》的民主主义特色（《未完の明治維新》，第28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49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49—652页。

[12] 田中彰，《未完の明治維新》，第28页。

[13]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65-366.

[14]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71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61页。

[16] 当时的人所持的观点并不一定如此。例如，木户孝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如果目前的情况再持续一年，不仅国家将会陷入贫困，最终也无法建立天皇的统治”（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1, p. 32）。木户对战斗的结果做了几个悲观的预测，这只是其中一个。

[17] 更加为人熟悉的名字是“晃亲王”（1816—1898），他是伏见宫许多个儿子中的长子，八岁时出家为僧， 1864年还俗并建立山阶宫。1866年，他和岩仓具视以及其他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幽禁。明治维新之后，他成了一名议定，这时他担任外国事务总督。

[18]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370-371.日本人对会面的描写包含了一个萨道义没有提到的细节：当巴夏礼爵士将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呈给天皇时，诚惶诚恐，以至晃亲王不得不扶着他（《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86页）。当然，这听起来不像是我们平时所了解的巴夏礼爵士的样子。

[19] 《大久保利通日記》第一卷，第452页。亦可见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5页。

[20] 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1, p. 12.

[21]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5。《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5—706页上横井的原话有些不同。

[2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70页。

[23] 5月23日大久保写给木户的一封信的摘录，见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6。有关大久保建议都城迁往大阪的奏折，亦见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6—8页。

第十七章
亲王叛乱

天皇从大阪返回京都不久，就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将亲自处理一切国事：[1]

主上年幼，故迄今住居后宫，[2]然依先前誓言及主上所思虑，今后移居前殿，每日辰时出御学问所，[3]为万机之政，听辅相[4]奏闻。亦时时亲临八景之间。[5]御清暇之时研习文武，申时归前殿。此顺序为御制定之事。

参与（新政府的顾问）横井小楠在一封信里（上文已经提到过）表示，自己极度崇拜认真工作的天皇。他记载了明治早朝时是如何坐在“玉座”上——有两个榻榻米高，放在八畳[6]间的中央——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的。身旁的烟灰缸是唯一的陈设。[7]两三名“近习”[8]在距离他约两米远的地方伺候，大臣们则坐在在门槛的另一侧。议定和参议走上来汇报工作，单独一人或者两三个人一起。横井说：“如斯盛事，实千余年绝无之事。”[9]

同时，政府也宣布重组，此前的太政官将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部门。[10]做此安排的人显然是以美国或欧洲国家为模板，[11]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仿效外国，而是为了实施《五条誓文》。尽管肯定没有人能想到（或者要求）短时间内就实现民主，任何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政（只有亲王、公卿和大名才有资格成为一等官[12]），然而重组却为那些有能力的武士甚至平民打通了升迁的通道，使他们得以晋升为二等官。[13]官员将由选举产生，任期四年，之后再轮转，[14]并允许连任。所有人无论等级高下——不管是大名抑或只是农民和商人——都要为新政府纳税，用以维持一支军队，维护国内的安全；官员则必须将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缴纳给国家。

这段时期还公布了许多其他的规定，有些特别详细，有些则是普通的告诫。一切规定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国家这一明确的目标。

战斗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在国土的东北部和北部。一众高级公卿被派往骚乱地区担任司令，即便他们从未有过专业训练（将来也不会入这一行），并不能胜任军事指挥的工作。例如，以自由思想而著名的西园寺公望（1849—1940），军事才能并不出众。6月15日，他被任命为北国镇抚使，并于次日启程前往越后国履新。可能与其他被选为司令的公卿一样，西园寺只不过是个挂名的首脑，但是这些任命表明，人们依然相信军事才能与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息息相关。[15]

这个时期最为神秘的参战公卿要数能久亲王。他生于1847年，是伏见宫邦家的九子。1858年，能久亲王在江户上野的天台宗皇家寺庙轮王寺剃度出家，被赐法号“公现”。[16] 1867年，公现被任命为寺庙的主持，就他的年纪而言这是个很高的职位。假如不出什么意外，他的余生将在祈祷和冥想中度过，然而德川庆喜宣布臣服宫廷之后，便离开江户城住进了上野的宽永寺，请求公现到京都去一趟，在天皇面前为自己说情。[17]

公现这时被称为轮王寺宫。1868年3月3日，庆喜派特使拜访公现，请求他在炽仁亲王面前为自己求情，但被拒绝。轮王寺宫说，自己从小便出家做和尚，已经不熟悉尘世的事务，没有能力在这种国家大事中担任仲裁。再说，自己虽然熟悉念经诵佛，但是在为人处世和说服别人方面却毫无经验。如果一定要有个人去，希望派遣其他人。[18]

第二天，庆喜亲自拜访轮王寺宫，正式请求他去京都。轮王寺的管理人觉王院义观代替亲王回应说，轮王寺公的父亲现在已高龄，如果他去京都，或许很难回来，届时无疑会使江户人心动摇，因此另找他人更妥。[19]义观提到，假如轮王寺宫不能平安回来，“江户人心动摇”，这表明轮王寺宫很受欢迎或者至少是非常出名，也许这是因为他和宫廷的关系非常亲密。

庆喜不情愿地离开。然而3月15日，庆喜请来义观并告诉他，天皇军的大总督炽仁亲王已经离开京都，正率军朝江户攻来。他再次请求轮王寺宫亲自去一趟宫廷，为了说服他，庆喜第二天还给轮王寺宫写了封信。3月7日，山冈铁舟（1836—1888）等幕府高官也联名给义观写信。庆喜等人的锲而不舍表明，他们认为，假如轮王寺宫到京都去求见天皇，以他崇高的地位，天皇不可能拒绝他，而这是庆喜获得天皇原谅的最佳机会。3月9日，亲王最终同意接受使命，并将动身的日子定在3月13日。他将带大约六十名随从前往，这跟他平时的出行差不多。随从不仅包括和尚和武士，还包括一名医生、一名法律顾问、一名秘书、一名厨师、三名茶童以及包括轿夫在内的许多男仆。尽管如此，对于当时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这个排场算是很小的了。[20]

3月13日早上大约10点，亲王的轿子启程离开上野。随行人员的家人不分老幼都来送行。他们大概是担心亲王会被扣留在京都回不来，因此别离时特别悲痛。江户人民看到轿子经过，都含泪鞠躬，亲王不顾自身安危到京都为德川家求情的无私精神感动了江户市民，他们在路旁目送。

3月17日，亲王一行抵达小田原，比原来的计划晚了两天，但亲王由于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前行。两天后，天皇军的先头部队开进了小田原，一些来自萨摩、长州和大村藩的人以及大总督的一名特使和义观见了面。他们问义观为何要去京都，以及为何要带这么多士兵。特使又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命令轮王寺宫呆在小田原，等候大总督的决定。他还坚持让亲王的护卫返回江户。亲王听从了命令，遣散了所有随从，只留下有僧籍的人。[21]

3月26日，一名萨摩武士通知轮王寺宫大总督将于次日抵达静冈，要他赶去那里。亲王天没亮就启程离开小田原，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亲王和随从经过箱根汤本村时，遇到了一队正朝小田原进发的萨摩士兵。士兵们高声歌唱，嘲笑亲王：“为什么亲王要冒雨上京？”[22]

士兵走近亲王的轿子，试图用刺刀和枪托去推轿门。当轿子来到亲王准备休息的屋子附近时，他们发现房屋被士兵围得水泄不通，只好在一间寺庙里暂避。重新上路时，路上的士兵更多，而且比先前那一拨更无礼。亲王一行本打算在箱根的一间寺庙里用午餐，那天早上也已经准备好了便当，但那间寺庙同样都是士兵，于是他们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赶路。当时天色已晚，雨一点也没有减弱的样子。一个被派去三岛打探的人回来说，亲王打算过夜的那所房子也驻扎着士兵，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住。最后亲王找到一间寺庙过夜。装有食物和餐具的箱子已经提前送往三岛，此时不得不再送回来。直到鸡鸣时一行人才吃上晚饭。[23]随从们那天晚上都在外面和衣而睡。

晚年的轮王寺宫，即北白川能久亲王

3月29日，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跋涉，亲王一行终于抵达静冈。他被邀请住在总持院，但亲王却予以拒绝，因为听说附近神社的一帮神官特别憎恶轮王寺宫。竟然有人对一个几乎一生都在隐居的人怀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实在令人奇怪。可能是神道教神官已经听到了风声，知道亲王此次出行是受前将军的安排。

3月30日，轮王寺宫抵达炽仁亲王的行辕。他呈上庆喜的奏折，说前将军现在正在上野蛰居，请求对其从轻发落。炽仁亲王回答说，正是因为庆喜的叛国行径非常恶劣，天皇才下令征讨他，现在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炽仁的部下称，即使庆喜确实已经表示臣服宫廷并住进了寺庙，仍不足以取消这次征讨。庆喜在奏折中为自己过去的行径找的种种借口，不正好证明他仍未完全服罪吗？[24]

轮王寺宫回答说，自己此番来求情，并不仅仅是为了救庆喜一命，还因为天皇军的进攻将导致江户人民受苦，他担心天皇知道后心里不安。这番话似乎打动了众人，尽管心存疑问，但他们还是同意考虑他的请求。

4月5日，轮王寺宫和炽仁亲王再次见面。轮王寺宫问，庆喜应该怎么做才能证明自己是真心屈服。炽仁表示这要问自己的参谋。尽管炽仁是大总督，但参谋们显然才是军事上的决策者。炽仁的部下简明扼要地回答说，庆喜必须交出江户城和舰队。亲王认为这很合理，于是对炽仁说，他将派使者把他们的要求告诉庆喜，自己则按原计划继续到京都去。炽仁反对这么做，他说轮王寺宫的使命已经完成，不必再去京都了。[25]他让亲王返回江户，并劝他亲自将投降的条件告诉庆喜。两天后，轮王寺宫启程返回江户。

关于轮王寺宫此时的感受并没有记录下来，然而身为亲王，他很可能为萨摩士兵对自己的态度以及炽仁命令他回江户时的傲慢语气感到恼火。这些怒气，再加上他原本就不满萨摩和长州为首的远征军进攻德川庆喜，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后来愿意结交那些仍在抵抗天皇军的人。[26]

亲王回到江户后不久，彰义队的领导便来找他。彰义队是3月4日在德川家的家庙——上野的宽永寺——成立的支持德川家族的一个组织。觉王院义观是彰义队的热心支持者，可能在他的影响下，亲王与这个组织有了合作（虽说是被动的）。许多藩士用血将自己的名字题写在彰义队的花名册上，发誓要还德川庆喜的清白，并摧毁他们眼中“君侧之奸”——萨摩藩士。[27]

天皇军占领江户城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彰义队得到前幕府的授权，在街上巡逻。可能这时他们确实有助于维持秩序，但是政府军一来，彰义队就转而挑起事端，有时还做出抢劫的事情来。炽仁亲王下令解散彰义队，包括胜海舟和山冈铁舟在内的前幕府官员都支持他。他们认为彰义队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害庆喜，然而他们的话根本就不起作用。义观痛骂山冈，“今日之事，名虽朝廷，实乃萨长所为”。他指责山冈被萨摩愚弄，认为有志之士聚集在上野“欲报效王家”再自然不过。他们不仅是保护前将军，而且是为了保护“东照宫以来历代之灵宫”。最后他指责山冈是一名“忘恩之贼臣”。[28]

轮王寺宫的在场使得政府军很难向上野的彰义队据点发起进攻。假如他在战斗中受伤或者死亡，情况将变得极为尴尬。因此他们让亲王的父亲给他写信，要他回京都向天皇请安。彰义队的成员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他们相信亲王一走天皇军就会对宽永寺发起全面进攻。他们给亲王写信，告诉他如果他试图离开上野，那么彰义队的每一名成员都将在寺庙山门前切腹自杀，亲王要离开的话将不得不跨过他们的尸体。[29]

江户城的市民也恳求亲王不要去京都，他们认为只有他在才能使江户免于战火。亲王犹豫不决，一会决定留在上野，一会又改变主意。一些和尚建议他到比较安全的京都去，其他人则反对这么做，担心他一旦回到京都，将会被迫还俗，而这将是天台宗的一大损失。大总督命令亲王立刻离开上野，这样才能对彰义队展开进攻，但是这封信被义观拦截了。

炽仁亲王最后等不及了。6月6日凌晨，政府军发起了进攻。战斗异常激烈，人数劣势的彰义队被迫撤退。午后不久，萨摩军队占领了宽永寺的黑门。那天早上，亲王和平时一样到大堂礼佛念经。枪炮声响起后，身边的和尚劝他离开，但他一直等到念完经才走。在此期间，和尚们拿出几件预备紧急之时穿的便服。亲王脱下袈裟，换上了便装。

他要逃往哪里？那天，几个和尚和他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漫无目的地乱走，很担心被抓住。亲王似乎没有想到要向政府军投降，他好像宁肯受苦也不愿这么做。在一个地方，一名长期受宽永寺照顾的商人自告奋勇带他们到一处安全的地方。

他们跟随他走进一处农舍。农舍只有一个小房间，而且并不是亲王可以待的地方。他们打开储藏室，看到堆在一起的农具、稻草和干草。角落里铺着大约一平方米的木板，地板的前面则是泥地。和尚们把亲王安置在木板上，自己则恭敬地坐在前面的泥地上。亲王说有点冷，于是他们借来两床脏兮兮的棉被。亲王注意到他们犹疑的神色，告诉他们不必担心。他拿起被子，往头上一蒙。那时正是凌晨3点。由于蚊子太多，亲王整晚都无法入睡。[30]

第二天早上，一名服侍亲王的和尚给他做了早饭。虽然餐具又脏又破，但他还是做了饭团和一些味道不太好的味增汤。“亲王说，要不是遇到这种情况，他永远不可能知道老百姓的味增汤是什么味道。他强迫自己喝了一口，然后笑着推开了。”[31]

亲王似乎能够笑着接受艰苦的逃难生活，然而天皇军的小分队却在四处搜索彰义队的残余势力。大总督下令，任何知道轮王寺宫消息的人都必须立即上报。军队包围了纪州大名的宅邸进行搜索，因为他们认为亲王可能在姐姐（大名的妻子）那里避难。这些行为使亲王藏身的寺庙的主持明白，炽仁亲王这人不可靠。他劝亲王由海路逃往北方，还安排人将乔装过的亲王护送到品川，让他从那里登上榎本武扬的军舰。[32]

那天夜里，亲王和随从被人用小船送上“长鲸丸”号，他们在船上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榎本从主舰“开阳丸”赶来。他遣散众人后问亲王，是否想去炽仁的指挥部。如果是，他可以派一队随时准备赴死的人护送他去。但如果亲王决意要去北方，那么就要服从他的命令。亲王回答说，自己上野的寺庙已经毁于战火，现在已经无处可去。江户的每一处地方都很危险，即使投降炽仁也不会安全。因此他宁可到北方去，那里有他的寺庙的分院，而且没有受到战争的波及。他可以在那里等待官军平定全国。榎本同意按照亲王的想法去做，但是为了不重蹈南北朝时期的覆辙，他请求亲王写一份声明，证明这确实是他自己的选择。[33]这表明榎本这时已经预见到轮王寺宫可能会成为派系的领导，与明治天皇争夺国家的统治权。

根据无法证实的消息，亲王的声明是按诏书的格式书写的，诏书还任命榎本及其下属担任新朝廷的重要官员。[34]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亲王已经僭越称帝了。[35]

这份书面文件使人们对轮王寺宫产生矛盾的印象。他由于害怕卷入战争才逃到北方，然而北方却是幕府活动的中心区域。该如何将他的不问世事与后来与叛军的合作联系起来呢？无论他是否承认，皇室成员的加入都使叛军得以举起合法的旗帜。[36]

5月，北方和东北方的藩国组成反政府联盟，并于6月22日签署了同盟书。[37]一个月后，轮王寺宫出现时，联盟成员恳请他担任联盟的“象征”。他们希望他担任军事领导，但他以自己是僧人拒绝了。8月5日，轮王寺宫被选为“联盟领导”。那天举行的联盟会议起草了一份声明，确立了亲王的身份。声明一共有七条内容。前三条如下：

1.亲王暂居白石城。

2.开销由前幕府在奥羽的土地收入负担。

3.彰义队将继续保护其安全。

8月30日，轮王寺宫搬到白石城居住。在各藩国的集会上，他既是名义上也是实际上的领导者。[38]仙台和米泽藩的大名被选为总督，同时还任命了次一级的官员，一个与京都对抗的朝廷实际上已经形成。根据菊池容斋（1788—1878）手抄的文书，[39]从8月5日起，北方的年号改为太政元年，轮王寺宫则加冕为东武天皇。[40][41]由于没有其他的证据，我们不清楚这篇文章的可信度有多高，然而它的存在本身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样的发展合情合理。

亲王一直待在北方，直到战争结束。1868年10月22日，在联盟已失去大部分兵力，胜负已见分晓之际，亲王写了一封道歉信，为自己对抗宫廷的行为深感后悔。[42]传闻联盟的残党计划将亲王绑架到船上驶往外国，并下令对他严加看管，然而事实上他一直待在仙台（和后来的白石城），并在11月30日才启程前往京都。次月，轮王寺宫被裁定为“失大义”，被判由其父亲处置。他必须立刻赶到京都闭门思过。[43] 1869年11月17日，他结束悔过并恢复亲王地位。宫廷对一名（不愿是否出于自愿）曾经担任叛军重要人物的亲王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同一年轮王寺宫出国，先去了美英，后来又去德国学习军事。[44] [45] 1872年，亲王被封为北白川宫，晚年即以这个称呼而为人知晓。1895年，亲王在担任近卫师团攻台司令官时死于台湾。

由于与一桩推翻政府的阴谋有关，1868年10月1日，另一名有争议的皇室成员朝彦亲王被流放到广岛。一年前他已经因为形迹可疑而被勒令闭门思过，但是，1868年8月，一名告密者揭发他阴谋恢复德川家族的地位。告密者说他计划派榎本武扬的舰队将士兵送往各个登陆点，揭竿起义。[46]经调查发现罪证确凿，于是朝廷剥夺了他的亲王称号、官衔以及仁孝天皇养子的身份。但是，惩罚逐渐变轻，1872年2月，他得到赦免并恢复了身份。[47]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反抗无疑要数榎本武扬的反叛。江户无血开城五个月之后，榎本武扬率八艘军舰叛逃。他在平潟把轮王寺宫送上岸后，继续驶往虾夷（北海道），打败了守卫的松前藩和弘前藩士兵，并在函馆附近的五棱郭安顿下来。1869年1月14日，榎本通过英国和法国公使传信给宫廷，申请委托其开发北部地区。1月26日，岩仓具视回信给两国公使，说榎本言行不一，无法逃脱叛国者的罪名。[48]这番严厉的答复可能是榎本宣布成立“虾夷共和国”的原因。虾夷共和国得到了当时恰好驻扎在函馆的英法分舰队的有条件承认。1869年6月27日，这种试图建立一个使幕府支持者按照幕府传统生活的国家的尝试最终失败，榎本向黑田清隆带领的天皇军投降，然而，在伴随明治维新发生的所有起义之中，榎本坚持的时间最长。[49]

这是紧接着明治维新之后发生的，最后一次反抗宫廷的大起义，但此后还发生了一些规模较小的类似事件。W. E.格里菲斯写道

1871年又发生了一起，他们试图拥立一个新天皇并恢复以前的那一套……一切都按照长久以来的那种方式进行，首先是控制某个具有皇室血统的亲王。有了天子在手，篡位者就能以他的名义为所做的一切披上神圣而合法的外衣。[50]

1871年4月，又一起阴谋曝光。由于看到物价高涨导致人民生活艰难、自从都城迁往东京以来京都日益衰败以及（最主要的）对国内猖獗的外国人和外国势力感到愤怒，两名公卿（外山光辅、爱宕通旭）密谋推翻政府，完成孝明天皇未竟的“攘夷”事业。[51]他们吸引了包括朝彦亲王的家臣在内的一些公卿。根据格里菲斯的说法，“他们计划在东京放火，把天皇带回京都，并改变政府的整套制度”。[52]其中一名谋反者建议炸毁京都府的府治，杀死里面那些害人的官员。另外一名谋反者则对将外国人赶出神户更感兴趣。幸运的是，不法分子在实施计划之前就被逮捕。即使在被捕之后，外山和爱宕仍公然蔑视宫廷颁布的法令，显然怙恶不悛。因此， 1872年1月12日，宫廷勒令他们自杀。他们的追随者也受到了惩罚：一些被降为平民，有一些被判处终身监禁。[53]

除了这些贵族高官的阴谋之外，还爆发了许多起农民起义——仅1868年就发生了一百二十六起，其中许多都发生在上野国一带。[54]这些起义通常都由幕府的前支持者和其他心怀不满的人煽动，不过他们偏向于反抗富商或者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因此有些起义实际上帮助了政府。[55]

对于这些不满皇室统治的表现，我们不清楚年轻的天皇知道多少。他肯定知道当时的形势，[56]并听说过轮王寺宫和朝彦亲王的种种行为。不管怎么说，这两人都具有高贵的皇室血统而且都是仁孝天皇的养子。根据报告，天皇知道北部的军队取得节节胜利，形势已在掌控之中。但是，他的注意力可能已从战事转移到即将到来的加冕典礼和江户之行。与遥远北国发生的战事相比，这两件事对他的影响更加直接。但就像明治天皇清楚所知的那样，在彻底消除幕府复辟的威胁之前，所有的起义都必须镇压下去。

[1] 原文见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9页。公告颁布的日期为1868年6月13日（《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5页）。

[2] “后宫”通常称为“大奥”，是天皇的私人住处，由女官掌管；在土耳其等被称为“seraglio”。

[3] “8点”（辰刻)源自另一个文本（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9页）。

[4] 当时官僚制度下男性的最高职位；岩仓具视和三条实美同时担任“议定”和“辅相”。

[5] 八景之间是辅相的办公室，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那里挂着“八景”，可能是“近江八景”。《明治天皇纪》加以引申，说天皇到辅相的办公室去是为了看他们如何地忙于公务。

[6] 为日本面积单位，1畳约为1.55平方米。——编注

[7] 这个细节别处不见，似乎清楚地表明天皇这时已经吸烟。

[8] 天皇的贴身侍从，是这个时候设立的新职位。其规则包括（1）不得泄露任何有关天皇在哪的消息；（2）未经合适的程序，不得就国事直接向天皇提出诉求；（3）当着天皇面绝对不许说出和做出低俗或者不礼貌的言辞和举动；（4）（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否当值，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们都不得仗着天皇的一丝宠幸，而在皇宫内外做出玷污陛下声誉或者炫耀他们威权的事情来。剩下的六条规则都与他们的职责有关（《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6—707页）。其他附文详细列举了“近习”们应有的资质。很难在公卿中找到符合所有条件的人，但是最后选出了十个人。他们的名字见第707页。

[9] 阐释见《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5—706。

[10] 这里的太政官并非日本古代与神祇官相对的国家机关，而是明治维新后设立的新机构，相当于国务院。最初下设议政官等七个部门。1869年改革后下设民部省等六个部门。1885年内阁制度确立后被废除。明治早期日本官制变化复杂，详情请参相关研究书籍。——编注

[11] 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写道，他见过几个“议会”，最近的那个于那年的六月设立。他说，“明显可看到美国政治理论的痕迹，相当一部分框架都是大久保和与他同为萨摩藩士的副岛[沃贝克(Verbeck)博士的学生]定的，这点我几乎不怀疑。其中一条的措辞是‘太政官的权力和权威（换言之，政府）分为三部分，立法、行政和司法’。另外一条规定‘所有官员必须每四年更换一次’。政府官员应该投票决定，并由得票最多的人出任。第一届政府官员的任期到了之后，半数的现任官员必须再留任两年，以确保公共事务不受影响。’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猎官制’的影子。大隈解释说‘行政’代表了美国宪法中的行政部门，‘由总统和他的顾问组成’，然而实际上却由神道教、财政、战争和外事部门的领导组成”（A Diplomat in Japan, p. 377）。

[12] 明治时期日本官制等级，一等大略相当于陆海军中将、省部级正职文官，二等官大略相当于陆海军少将、省部级副职文官。——编注

[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08页。这个时期晋升为二级官员的人有后藤象二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副岛种臣和横井小楠——一连串熠熠发光的杰出人士。

[14] 但是，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有些第一届任期满的人会再续任两年。

[15] 9月11日，岩仓具视要求担任佐贺藩两千名士兵的前锋。在他写给天皇的请愿书中，他承认自己生于公卿家庭，并没有什么作战知识，但他仍然希望与北方的叛徒战斗，发挥自己的“蝼蚁之力”。岩仓后来虽被劝阻，但也并非因为他缺乏足够的军事训练（《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74页）。

[16] 大部分描写他1868年活动的文献都是用这个名字，但我将称他为轮王寺宫，这是整个时期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名字。

[1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618页。亦可见有马赖义，《北白川宫生涯》，《别册 文艺春秋》105号，第239—240页。

[18] 有马赖义，《北白川宫生涯》，《别册 文艺春秋》105号，第239页。

[19] 有马赖义，《北白川宫生涯》，《别册 文艺春秋》105号，第240页。

[20] 有马估计，像轮王寺宫这样级别的人，应该有几百名护卫（《别册 文艺春秋》105号，第244页）。

[21] 有马赖义，《北白川宫生涯》，《别册 文艺春秋》105号，第241页。

[22] 森鸥外，《能久親王事績》（《鸥外全集》第三卷，第516页）。

[23] 有马赖义，《北白川宫生涯》，第242页。事实上森鸥外也有一模一样的描述，见森鸥外，《鸥外全集》第三卷，第516页。

[24] 森鸥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17页。

[25] 有马认为这是因为岩仓具视担心轮王寺宫可能会影响天皇，并干涉夺取江户城的计划。尽管已经派出东征军，但是岩仓并不打算攻击江户城，因为他认为城内的主要谈判者胜海舟太宝贵了，不值得为了一座城而牺牲他（《北白川宫亲王生涯》，第247页）。

[26] 泷川政次郎，《知られざる天皇》，第125页。

[27] 有马赖义，《北白川宫生涯》，《别册 文艺春秋》105号，第249页。

[28] 有马赖义，《北白川宫生涯》，《别册 文艺春秋》105号，第250页。亦可见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247页、第248页。

[29] 有马赖义，《北白川宫生涯》，第250页。

[30] 森鸥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32页。

[31] 森鸥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33页。

[32] 森鸥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35页。关于亲王乔装的描述（乔装成一位出诊的医生），请见第536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36页。

[34] 泷川政次郎，《知られざる天皇》，第126页。泷川说这个消息是他直接从已故的尾佐竹猛博士那里听来的。他并没有亲自看到文献资料，但他对尾佐极为尊崇，认为他的消息非常可靠。

[35] 亲王的天皇称号是“东武”。

[3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36页。萨道义肯定听说了这方面的谣言。他写道，“轮王寺宫，这位一直都担任寺庙住持的亲王，这位拒不从命的德川家族说要拥立为天皇的人，最终被这些幸存者给说服了”（A Diplomat in Japan, p. 375）。

[37] 同盟书的名称为《白石盟约書》（详见佐佐木克，《戊辰戦争》，第115—123页）。亦可见石井孝，《維新の内乱》，第122—127页。

[38] 佐佐木克，《戊辰戦争》，第131页。

[39] 一位历史人物画家。他的《前贤故实》描绘了五百位杰出人物（包括天皇、忠臣，以及烈女）的画像并附有小传，时间跨度从神武天皇一直到后龟山天皇，达两千年。该书于1836年至1868年间发行。

[40] 佐佐木克，《戊辰戦争》，第132页。

[41] “东武”这个名字——“东方的武士”（“东武”的音同“东部”）——表明他只是国家东部的天皇，而把西部留给了明治。然而，根据菊池的说法，他的称号是外国国王或者皇帝使用的“皇帝”（こうてい），而不是“天皇”（てんのう）。

[42] 森鸥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46页。

[43] 森鸥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53页。

[44] 森鸥外，《能久親王事績》，第557页。

[45] 1872年2月14日，他被封为三品，这是皇族中的最高级别。同一天，他的哥哥，同样野心勃勃的朝彦亲王也升为三品。德川庆喜被封为从四位，而在短暂的东武天皇统治时期曾担任“权征夷大将军”的伊达庆邦则被封为从五位。政府的宽大处理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4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92—793页。关于朝彦阴谋的详细描述，请参考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第四卷，第268—269页。

[47]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23页。

[4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的927页。

[49] 关于榎本政府的创立、国际关系以及沦陷，请参考石井孝，《维新の内乱》，第204—249页。

[50]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p. 182。我并未确定这次阴谋的主要参与者。

[5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22—424页。

[52]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p. 184.

[5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03—604。

[54] 石井孝，《戊辰戦争論》，第149页。

[55] 石井说，假如东北部的农民起义是针对政府的话，那么政府与长冈藩叛军之间的战斗结果将很难预料，然而他们并非针对政府，而是针对村长（庄屋）（《维新の内乱》，第149页）。

[56] 例如，1868年8月12日，他亲自任命正准备出发到会津去的嘉彰亲王为“东征大总督”，并赐给他一面象征皇权的锦旗（《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54页）。另外，8月22日，他派了一名敕使到北方去，代他抚慰受到战火摧残的士兵和民众。天皇还给军队送去了清酒和食物（第757页）。战斗持续期间，类似的劳军行动一直都在进行。

第十八章
东都江户

1868年9月12日举行了明治天皇的加冕典礼。仪式本来定于去年的12月举行，但国内形势不稳，无法举行盛大的仪式，而且准备典礼的时间也不够，因此加冕典礼被推迟到第二年。[1]众人手头有其他更紧要的事情，直到6月份才开始考虑典礼的细节问题，岩仓具视要求现在是神祇事务局官员的前大名龟井兹监（1824—1885）查阅文献，裁定“皇国神裔继承”的规范。岩仓知道，大家心目中的传统礼仪其实大多都是照搬中国的模式。他认为，在这个维新变革的时代，非常适合对礼仪进行修改，从而为后世的加冕典礼树立榜样。

8月，龟井兹监和福羽美静（1831—1907）接到正式命令，为加冕典礼设计一套新程序。这时福羽提出了一个不符合古老传统的建议。多年以前，德川齐昭（1800—1860）曾送给孝明天皇一个地球仪，希望不仅可以使他熟悉总体的世界格局，还能激起他的雄心壮志，扬国威于海外。福羽提议，如果把地球仪作为加冕典礼的焦点，将会唤起在场百官的崇高志向，深化他们的认识，而且可以使普通民众感受到加冕典礼的庄严。[2]他还提议神道教的加冕祝词中必须要体现所有民众的祝贺之情。岩仓也希望全体人民都能参与典礼，而迄今为止这项仪式只限高级公卿参加。

不用说，仪式举办的时间咨询过阴阳师。阴阳师认为加冕典礼应该在9月12日的早上8点举行。被委任主持各部分仪式的官员们，根据自己对日本典籍的理解，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宫廷提前去神道教的主要神社祭拜，祈祷典礼举行那天不要刮风下雨。[3]他们还派神官前往神武天皇、天智天皇和前代三帝的陵前，告知他们加冕典礼即将举行。

典礼经过精心的安排，参加者的每个动作都经过设计。那天一早天皇就穿上束带。这件长袍和神道教神官穿的袍子很相似，显示日本抛弃中世以来唐制礼服的传统。10点，天皇从清凉殿出发，穿过木桥，来到仪式的举办地紫宸殿。两名宫女在前面引路。接着是两名掌侍[4]，一人捧着神剑，另一人捧着勾玉。[5]天皇身后跟着一名捧着放有笏的盒子的官员，另外一名官员拖着束带的下摆。天皇从后面的帷幔进入大殿，坐在宝座上，这时众人都还看不见他。两名女官将神剑和勾玉放在天皇左边的台子上，然后退下。笏献给了天皇。接下来，随着一声锣响，两名宫女拉开竹帘，天皇出现在众人面前。全体官员在警卫长的口令下立即拜倒在地。一名官员向天皇献上“币”[6]，随后神祇事务局的长官走上来将其拿走。仪式结束后，又是一声致敬，于是全体鞠躬。然后典仪[7]冷泉为理走到指定的位置，手举文书，大声宣告天皇继位，并祝愿他福寿绵长，国内五谷丰登。

宣读完毕，一名歌者唱起了一首古老的歌谣：

明治天皇像。图片中，明治身着正式服装，头上戴着高高的冠冕。此照片可能是1872年由内田九一拍摄

无数黄沙子。

绵延遍海涯。

祝君千万寿，

为数亦如沙。[8]

歌曲结束后，随着伏原宣足的口令，全体再次鞠躬。炽仁亲王跪行到天皇的宝座前，告诉他仪式已经结束。随着一声锣响，宫女将帘子放下，天皇退下，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议定和参与来到小御所向天皇祝贺典礼圆满成功。参加仪式的其他人听到鼓声后各自散去，中午时分，加冕典礼结束。这时雨停了，天突然放晴，所有人都非常高兴，把这看成一种吉兆。官员放假一天，普通民众也停止了劳作，以示庆祝。[9]

为了进一步巩固天皇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天皇的生日被定为国家节日，即天长节。[10]把天皇的生日定为节日最早可追溯到公元775年，但这种做法早就中断了。此时复兴这一做法无疑也是希望恢复古老传统的又一例子。

10月31日，政府宣布年号由庆应四年改为明治元年，而且从今以后一任天皇只用一个年号。[11]“明治”二字出自中国古老的占卜书《易经》中的一段：“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新年号公布的前一天，天皇亲自来到内侍所，从学者提交的几个年号中抽取一个。天皇当时可能不知道，他同时抽了一个后世称呼自己的名字。以前的天皇，就像明治的父亲和祖父那样，都以住处或者死后的谥号作为名称。“明治”意为“开明的统治”，这个名字看来精确地描绘了他的统治。像明治父亲和祖父那样的名字，尽管吉祥，却不太适合他们的时代。

加冕典礼一结束，摆在这位年轻君主面前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访问东京。这次出行早在9月19日就已公布，当时的公告称天皇认为“海内一家东西同视”。因此，他给江户取了个新名字——“东京”，即东部的首都。出行的正式理由是，今春以来，东部百姓一直饱受战火煎熬，天皇很久以来就希望能慰问他们。[12]这次出行在岩仓具视看来非常重要，他坚持要在加冕典礼的次日正式公布天皇的出行日期。10月12日，岩仓提交一份名单，对谁将陪同天皇访问东京、谁将在天皇出行期间留在京都处理政事和保卫都城都做了安排。

一些人反对操之过急，认为朝彦亲王的阴谋和幕府舰队的逃脱都证明东部地区仍未彻底平定。然而，首次提出迁都东京的江藤新平（1834—1874）强调天皇必须立即访问东部。他说，东部人民长期习惯于接受幕府的恩惠，对天皇的仁慈和感化仍很陌生。随着幕府的垮台，这些人感觉好像失去了主人一样，不知道该求助于谁。假如天皇担心叛军的舰队而推迟东京之行，政府将会失去国内外的信誉，而错过这次抚慰东部人心的机会，可能会有难测之祸。江藤的口才加上岩仓的政治才干，使这个日子定在了最近。[13]

尽管如此，反对的声音仍未断绝，有些人担心北部尚未彻底平定，有些人考虑到自鸟羽、伏见之战以来政府的巨额开支，担心天皇和随从出行的花销会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京都民众也担心此次东京之行是迁都的前奏（众所周知，大久保利通赞成迁都东京）。[14]

东京民众则热切地盼望天皇到访，认为越快越好。幕府垮台，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人们担心它会逐渐被遗忘。这种担忧并不只限于东京居民。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在日记中写道：

由于购买商人物品的大名都返回各自的家乡，人口自然减少了。江户衰落是一件让人惆怅的事，因为它是远东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尽管没有漂亮的公共建筑，但是她位于海边，外侧是大名游玩的花园，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护城河围绕着城堡流淌，城堡上点缀着蛮石墙和松柏的美丽剪影，城市本身有无数的田园风景，这一切都给人以伟大的印象。[15]

萨道义伤感的笔触表明，他预见在将军和大名离开之后，这座城市将会失去它的伟大之处，甚至连其本身的动人之处也一并丧失。武士的居住区看上去非常荒凉，甚至一片死寂。东京复兴的唯一途径就是被选为日本的国都，而这正是大久保所希望的。10月28日，他从担任东征军大总督参谋的东京回到京都，此后便极力建议天皇立刻访问东京，宫廷议会最终将天皇启程的日期定在11月6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东北传来了好消息：11月1日，仙台藩向天皇军投降。

天皇的乘舆按计划启程，前往东京。那天早上8点，天皇来到紫宸殿，从那里登上乘舆，随身携带着皇室三信物之一的八咫镜。岩仓具视、中山忠能和大名们带领三千三百名扈从跟随。水口藩的大名加藤明实担任八咫镜的护卫。皇太后和淑子内亲王在道喜门目送他们离去。住在京都的公卿和大名则在南门外的道路两侧送别天皇。沿途并未警跸，然而即使没有发出往常那样的警告，围观的路人也都神情虔敬，秩序井然。表达敬仰的拍手声一刻也没有停过。[16]

队伍向东走到栗田口，在天台宗的皇家寺庙青莲院做短暂的停留，天皇在这里用了午膳。随后天皇换乘轻便的板舆，这是皇室成员长途旅行时用的一种相对朴素的轿子。队伍穿过蹴上坂来到东山另一侧的山科。天皇在路上遥拜了天智天皇的陵墓。大约下午2点，队伍到达大津，天皇在驿站暂时安顿下来。八咫镜则安放在另一所房子里。

这时权大纳言大原重德骑马追了上来。他强烈请求天皇返回京都。大原说11月2日丰受大神宫举行祭祀仪式时，神宫的鸟居自然跌落，神官认为这是天照大神发出的警告，因此立即派使者通知宫廷。从一开始就反对天皇到东部去的大原，希望通过这种方法阻止队伍前行。然而岩仓却不为所动。他答应将专门进行祈祷，并打发大原回京都。[17]

那天（而且确实在沿途的每一站都这么做了）天皇派官员到沿途所有神庙里举行祭拜仪式。此外，还向老人、孝子、贞妇、忠臣以及对公共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发放赏银。那些生病的、遭遇不测或是极度贫穷的人也都得到了赏银。这些善举全部加起来数目不小，幸运的是，京都和大阪的富商支付了此次出行的大部分花销。

队伍沿着连接京都和东京的东海道稳步前进。消息不断地传来，11月8日，会津藩投降；11月9日，庄内藩投降；11月19日，长冈藩投降；11月22日，盛冈藩投降。现在只剩下虾夷的榎本武扬叛军在抵抗政府军了。

年轻的天皇如何看待这次耗资巨大的初次出行？他似乎没有把自己的情绪用诗歌记录下来（诗歌不久便成为他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但偶尔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让我们知道哪些东西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10月12日，天皇停下来，坐在板舆里观看农民收割稻子。岩仓具视向一个农民要了几穗稻谷，拿给天皇看，尾张藩的大名则作了下面这首短歌献给天皇：

当我看到歉收

的庄稼时

不禁心生怜悯。

陛下忠诚的子民

该作何感受

根据记载，天皇赏赐了这些农民糕点，以慰藉他们的辛劳。[18]

11月14日，天皇在静冈海边的潮见坂，第一见看到了太平洋。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天皇见到大海的记录。天皇静默不语，木户孝允则大声说，从今天开始，帝国的荣耀将光照四海。[19]第二天，天皇渡过滨名湖，湖面很平静，据说天皇很高兴。这时岩仓作了一首短歌，他很谦虚，没有在自己的游记里提到这首诗：

以海浪和大风

著名的新居湖

只是名字上凶猛而已

天皇乘坐的船已经平稳地

滑过了湖面[20]

一路上还有其他的有趣时刻。朝廷提前在以波涛汹涌著称的大井川上，搭建了一座木板桥，以便天皇通过。安倍川上有一座浮桥，对天皇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体验。然而他最难忘的还是11月20日看到了富士山。这可能是第一次有天皇见到这座蜚声日本文学作品的山峰。明治命令侍从们每人作一首有关富士山的和歌，必须在他到达东京之前完成。

11月26日，天皇抵达东京。大总督炽仁亲王、三条实美和东京府的知事在品川迎接天皇。在一众身着正装、佩戴宝剑的亲王、公卿和大名的簇拥下，天皇进入东京。这个盛大的仪式是在岩仓具视的建议下举办的。他认为关东地区的民众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下，已经变得非常野蛮，要控制并软化他们的猛烈性情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见识见识宫廷的服装和礼仪。[21]

天皇一行人在增上寺做了短暂停留，板舆换成了凤辇。队伍从和田仓门进入江户城，从此以后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城，并被视为皇居。数以万计的民众带着敬畏的心情观看天皇入城，一想到今天见到了天子，他们就激动得泪流不止。[22]

战斗仍未结束。事实上，12月4日，政府军在虾夷遇挫，被榎本武扬的军队打败。不过大家普遍认为，叛军已经不再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23] 12月15日，炽仁亲王将锦旗和节刀还给天皇，意味着东北部针对政府军的抵抗力量已经被消灭。

12月17日，为了庆祝此次访问，天皇向东京市民发放了大量的清酒。他一共分发了两千九百九十桶酒。连同清酒一起发放的，还有五百五十只装酒的锡壶和一千七百捆墨鱼干。这些总共花费了一万四千三十八两银子。东京市民狂欢了两天。这件事成为最初的明治文学的题材。大沼枕山（1818—1891）作了一首四行诗：

天子迁都布宠华，

东京儿女美如花。

须知鸭水输鸥渡，

多少簪绅不顾家。[24]

“布宠华”指的是发放清酒这件事。在京都的公卿看来，“鸭水”（京都的鸭川）现在的吸引力远没有“鸥渡”（东京的隅田川）来的大，以致他们都忘了祖先的家园。事实上，当1月10日，天皇公布将于下个月初返回京都时，身为公卿领导人之一的三条实美却反对天皇离开东京。他说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部地区民众的态度。如果天皇这么快就回京都，他们肯定会心灰意冷。他说，东京的繁荣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繁荣，即使京都及其周围地区都陷落了，只要东京还在，国家就不会陷落。[25]

在东京期间，天皇与一些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人见了面。他见到了现在被称为亲子内亲王的和宫，也许会想起她的哥哥——已经去世的孝明天皇。天皇还和庆喜的弟弟，现在的水户藩大名德川昭武（1853—1910）见了面。昭武曾在法国学习一年，天皇询问他一些国外的情况。昭武的描述显然给明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经常把昭武召来，询问他一些西方的事情。1月，只有十五岁的昭武接到了前往虾夷的命令，作为水户藩的大名前去镇压函馆的叛军。[26]毫无疑问，派遣昭武去并非因为他有军事才能，而是因为他的名字：政府军一方有德川家的人——前将军的弟弟——也许可以从精神上打击榎本武扬的支持者。

明治在东京期间，开始就一些事情与住在横滨的外国外交官交涉：在政府与叛军的冲突中，停止他们的中立政策；摧毁函馆的叛军；如何处置信仰基督教的日本人；发行纸币。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以令人敬畏的巴夏礼爵士为首的外国代表，拒绝考虑任何似乎威胁到神圣的贸易权利的要求——不论是在函馆还是其他地方。

1月2日，位于东京筑地的互市市场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入住。武士没有书面许可不得进入这个区域。禁止武士进入租界可能是为了消除外国人对带刀武士的恐惧，但这必然降低了武士的地位。不久，武士接到了保护外国船只的任务，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大沼枕山写了一首诗描绘他们的困境：

小扬州是新岛原，

关诃邦士护蛮船。

劝郎莫带两条铁，

劝郎须带十万钱。[27]

1868年冬，政府拆除筑地的大名宅邸，为外国人的居住区腾出地方，同时在附近又开放了一个以京都的岛原命名的街区。诗中的最后两句表明，对新岛原的妓女而言，金钱比顾客的阶层更为重要。对武士来说，这种羞辱不亚于保护外国人，因为几年前他们都是坚定的攘夷派。

1月5日和6日，天皇接见了外国使节，表明他希望改善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按照西方的外交惯例，皇帝接见外国使者并为他们提供茶点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然而在日本却前所未有。如果我们想到孝明（他认为外国人出现在神圣的日本国土是对神明的可怕亵渎）才驾崩不到两年，就会更加惊讶。年轻的明治天皇不仅愿意满足外国人的要求，还对他们非常友善。

1月11日，天皇第一次登上日本战舰，观看舰队演习。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经常催促他坐船从横滨出海，但外祖父中山忠能却表示反对，担心会遗失神剑和勾玉。天皇最终决定视察军舰，不过他出发时把神剑和勾玉留在了滨离宫，并派重兵把守。天皇登上富士舰的时候，一艘美国军舰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富士舰随即作出回应。陪同天皇的宫廷官员（包括议定中山忠能和参议大久保利通）都被炮声吓了一跳，但是天皇却异常平静，表情甚至可以说非常愉快。天皇后来听到附近传来的爆炸声或者类似的噪声时，都表现出同样的镇定，这与他孩提时代一听到炮声便晕倒的传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皇的海上之行极为成功。晴朗的天气加上天皇的好心情（谁都看得出来），被认为是未来日本海军发展的好兆头。第二天，天皇颁布谕旨，称“海军之仪，乃当今之急务”，要更加“讲究精励”。

1月15日，辅相岩仓具视和外国事务副总督东久世通禧拜访了横滨的英国使馆，希望说服外国人放弃在政府和幕府支持者之间的中立政策。政府之所以提出这个迫切的要求，主要是因为他们购买了美国制造的装甲舰“斯通威尔·杰克逊”号（Stonewall Jackson）。这艘船由幕府订购，然而还没交货，内战就开始了。外国采取了中立政策，不愿把船交给任何一方。政府已经数次要求外国人放弃中立政策，但都被拒绝，“斯通威尔·杰克逊”号依旧停泊在横滨湾。岩仓、东久世说，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没有理由继续保持中立。根据萨道义的描述，巴夏礼爵士这时回答说，他的同事“愿意宣布战争结束，但却不愿放弃‘斯通威尔·杰克逊’号。为了保证扣留船只的合法性，他们不会撤回中立公告”。[28]岩仓再次重复之前的说法，称天皇政府根本没有想过购买“斯通威尔·杰克逊”号用来攻击榎本武扬，他们反而是决定对他宽大处理。

巴夏礼竭力劝说其他外国公使。多亏他从中斡旋，他们才最终同意放弃中立政策。[29]我们很难理解岩仓说“天皇政府”根本不打算用“斯通威尔·杰克逊”号去攻击榎本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中立政策刚刚取消，政府就将这艘船派往函馆，它在那里英勇地投入了海上的战斗。不过岩仓这时许诺的对叛军的宽大政策并不假。1869年6月27日榎本投降后，被关了三年，随后在1872年获得特赦并被任命为北海道开发局的官员。

其他的叛军首领也同样得到宽待。东北的战事结束后，天皇发布声明称，自己不想成为叛军的唯一仲裁官，为了确保绝对公平，将由舆论来决定应该对他们施加什么刑罚。会津藩的大名松平容保本应以叛变罪处以死刑，但最终被减刑。实际上不仅松平，其他所有大名的案子也都用了这个建议。没有一个与政府对抗的大名被处死。松平被流放到四国地区的鸟取，但是不久就被免除处分。其他大名都被剥夺了藩国，但是很多人不久就有了新的封地。只有木户孝允一人坚持认为应该实施死刑，他说尽管自己并不讨厌叛乱分子，但痛恨他们犯下的罪行，而且也无法忘记许多忠诚的士兵死于他们之手。木户认为不应该为了宽大而扭曲法律，但他的话并不能动摇政府中的其他人，宽大处理是当时的政策。[30]

1月20日，天皇启程返回京都，承诺春天会再来江户。天皇的随从人员一共有两千一百五十三人，比来时减少了很多，说明敌对分子的威胁变小了。一路上天皇又看到了富士山并欣赏了三保的松原[31]。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在他离开京都的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东北已经彻底平定；尽管函馆还有叛军在抵抗，但是就连许多外国公使也都认为他们已经打赢了。长期作为幕府根据地的江户城，现在是他的。此外，天皇的御辇前所未有地经过东海道，无疑增加了他在远离京都的民众心目中的威望。[32]2月5日，天皇的御辇回到京都，刚好赶上8日举行的纪念孝明天皇逝世的仪式。三天之后，明治的新娘一条美子进宫，为这个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94页。

[2] 事实上，地球仪在加冕典礼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05页）。

[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96页。祈祷并不灵验，因为典礼举行期间雨下得很大。

[4] 官衔最高的女官。

[5] 天皇的神器包括一把宝剑、一面镜子和一块勾玉。镜子通常供奉在伊势，但是其他两样宝贝则由天皇保管。

[6] 一根绑有纸条或者布条的木棍。祭司在人前挥动木棍，以达到驱邪的目的。

[7] 确切地说，是“宣命”的宣读者。“宣命”是一种用上古日语书写的天皇敕谕。这次的宣命使是冷泉为理。

[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12页。这首贺诗是《古今和歌集》的第344首。

[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12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04页。“天长”截自“天长地久”这个成语，意为祝愿天皇的生命如同天地一般长久。1873年采用阳历之后，明治1852年的生日从阴历换算成了阳历，于是天长节也相应地改在11月3日庆祝。但是，1868年生日对应的阳历是11月6日。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写道，“11月6日是天皇的生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A Diplomat in Japan, p. 386）。

[11] 这么做的原因并没有说明。也许，随着日本熟悉了西方确定年份的方法，日本原来那种经常变换年号的方法看起来效率太低了。

[1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787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14页。

[14] 萨道义在日记中写道，“（1868年8月）23日，我和小松带刀、中井弘一起吃饭，并与大久保见了面，这个萨摩政治家一年前曾建议都城从京都迁往大阪。我毫不怀疑，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政府的中心最后定在江户，并将其名字改为‘东京’或者‘东都’”（A Diplomat in Japan, p.380）。1868年2月，大久保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同意迁都大阪的理由。后来他认为东京更好（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6—8页）。

[15]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66.

[1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38页。

[17]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39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47页。多田好问写了另外一则轶事，内容惊人地相似（《岩倉公実記》第二卷，第570页）。11月6日，乘舆到达东海道上的石部驿站时，伊达宗城走到路边的一处稻田，摘了五茎稻穗献给天皇，同时附上下面这首诗：君見ませ五月の雨のふりすぎて/刈り穂の稲のとり実すくなき。这两则轶事和诗歌的意思相同，都是为了让从未见过农民在田里劳作的天皇知道，由于收成不好，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

[19] 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中，第572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52页。诗的要点在于“新居”这个双关语，“新居”是附近的一个镇，还有“汹涌”的意思。尽管从名字上看波涛汹涌，然而实际上却很平缓。

[21]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65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865—66页。

[23] 这是岩仓具视的观点（《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06页）。

[24] 木下彪，《明治詩話》，第3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06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05页、第913页。1869年2月20日，派昭武去北方的计划取消，因为叛军已经遭受沉重打击，他们的投降指日可待；但是关于他去东海道的计划却提前了很多，以致昭武请求允许他按原计划启程。实际上他出发的日期是下月初（《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1页）。

[27] 木下彪，《明治詩話》，第12页。

[28]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404.

[29]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第915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一卷， 第917—919页。

[31] 日本静冈海边的一处名胜，以古松著名。——译注

[32] 多木浩二的《天皇の肖像》一书对天皇展示在民众面前的形象描写得极为有趣，还描绘了天皇东巡期间同步发行的各种“锦绘”。这些画非常热销，尤其是那些展示天皇进入东京的图画，它们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政治体验（第9—11页）。

第十九章
刚、毅、木、讷，近仁

1869年是在一种特别欢乐的气氛中开始，这种情况近几年来从未有过。[1]按照古老的习俗，京都的皇宫在新年这一天举行了传统的庆祝仪式。在东京的公卿、大名和住在城里的其他官员则欢聚在东京城，互相祝贺新年。英国和美国的公使也发来了新年的贺信。

这个月4号，辅相、议定、参议等高级官员被召到宫廷听天皇发布诏书，诏书由辅相岩仓具视宣读。天皇表示担心自己德行不够，可能危及祖先传下来的万世一系的皇统。长年累月的战事导致民众受涂炭之苦，但幸运的是今日因百官将士的努力，已经使臣民生活安定。天皇表示，自己决心延续祖先的功绩，要求臣民毫不犹豫地更正自己的错误。[2]

天皇的诏书措辞大体遵循传统，应该不是他参与拟定的诏书内容，[3]但他显然希望参与未来政府的所有决策。天皇不仅将参加内阁会议，还将参加政府各部门的无数会议，几乎持续到他去世为止。天皇通常在会上不会发言，然而他的到场却大大增加了会议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没过多久，新年的喜庆气氛就被粗暴地打断了。2月15日下午2点左右，参议横井小楠乘坐轿子从宫廷回家，经过寺町路时，突然有几个人朝轿子开枪。横井推开门，从轿子里出来，想用短刀自卫，然而他正值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根本无力反抗，当场就被刺杀。尽管横井的家臣和仆人奋力追赶，杀手还是跑了。

暗杀的消息传到皇宫，天皇极为震惊，立即派一名宫廷侍者到横井家去了解情况。天皇向袭击中受伤的家臣和仆人赠银四百两，作为他们的医药费。第二天天皇指示熊本藩的大名细川韶邦务必以适当的规格安葬横井，他自己则捐了三百两银子作为料理丧事的费用。这些迅速而热心的举动令人难忘，因为只需对比一下近几年其他人（甚至是比横井更亲近的人）遭到暗杀时他的冷淡态度就知道了。天皇这次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关心，可能是因为他还年轻。后来，随着君主观念的增强，天皇逐渐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这类自发的行为便往往被一种极少表露自己情感的公平无私的态度所代替。

经过大范围的搜索，加上封锁进出京都的所有入口，刺杀横井小楠的凶手最终在高野山被抓获。凶手称刺杀横井是因为横井是个卑鄙的叛国贼，和那些计划在日本推广基督教的外国人互相勾结。[4]凶手被关押在福冈藩大名位于京都的住宅里，不久他们就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福冈藩的大名要求对他们宽大处理，许多人为他们请求特赦，连政府的公诉人都在搜索横井可能犯下不轨行为的证据，希望能为杀手辩护。这类同情心表明，新政权开明的外表下依然隐藏着过去的排外情绪，杀死任何对外国人有好感的人都会得到原谅。直到1870年11月，四名凶手才被处死。

当然，横井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日本人都信仰基督教。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儒士（他是明治的保守派老师元田永孚的老师），而且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横井早年是个热心的攘夷派，但是后来转向实学[5] [6]。这使他转而支持外国学识的输入，包括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理念。基督教并不是他思想的基础，但是正如这个时期的一名西方权威所说的，“基督教对横井来说是实用或者说是理性的道德体系……与那些出生时间比他晚得多的日本作家相比，横井更加敏锐地看到西方的科技和经济力量与基督教之间的密切联系，他将其理解为现代性和一种合适的道德体系之间的关系”。[7]凶手称他们担心原始而纯洁的日本传统信仰遭到外国势力的玷污，拒绝承认横井的学识对新日本的价值。

横井走在时代的前头。乔治·桑塞姆（George Sansom）爵士在研究了横井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后认为，最后“他甚至形成了世界和平以及兄弟情谊的思想，并提出 ‘一个世界’的学说”。[8]传统的儒家教育很可能使人怀有兄弟友爱的思想，但这并非德川时代末期日本最典型的儒家思想。杀害横井的凶手们年轻时是武士，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教育，他们认为，这样的暴行是儒家思想允许的：根据儒家的经典，宽容和不宽容都有道理。

年轻的天皇学习的内容，代表了当时人们认可的儒家正统思想，包括中国思想的典籍以及日本历史的有关著作。天皇每个月要上六堂《论语》课和六堂《日本书纪》课。稍后他的课程表便扩展到日本典籍北畠亲房所著的《神皇正统记》[9]和儒家四书的其他典籍。然而明治的顾问们仍没有打算让他了解世界地理或历史知识，更不要说科学了。

这个时期明治的老师对现代做的一个让步，便是允许他一个月骑六次马。两年前明治第一次骑马时就对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接下来那年他观看了很多次马术表演。木户孝允是天皇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他在日记中描绘了天皇如何卷起御座前的竹帘，命令他去参加“马术大阅兵”的。木户的表现非常出色，天皇在他的食物和点心盘上放了一枝花，还赐他很多清酒，木户都喝醉了。[10]不久，天皇就迷上了骑马。这使廷臣们非常苦恼，他们认为天皇应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读书，而不是骑马上。[11]年轻天皇的这些行为与父亲静止不动的生活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孝明不仅从未骑过马，而且实际上从未离开御所一步。这些行为也许可以解释明治为何与武士阶层——保留了最多日本武士传统的一群人——关系亲密。

1869年2月25日，天皇参加马术表演，身穿白上衣和紫红色的裤子骑在马上。其他的骑手不仅包括大名（他们的教育自然主要都放在武术和运动上），还包括像三条实美和明治的外祖父中山忠能这类公卿。人们鼓励天皇骑马本来是为了使他摆脱长期由女人抚养而形成的柔弱气质，但现在周围的人都被他骑马的热情所感染。那些骑术不错的人都受到天皇的尊敬。

天皇的教育是大臣们极为关心的问题。木户的日记一再披露自己对此格外担心，特别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岩仓具视也意识到，必须让年轻天皇的身边都是真正能够辅佐他的顾问。1869年3月5日，岩仓写信给三条实美，强调培养“君德”（即君王道德）的重要性。“今大政维新之初，天皇年若少经验，故辅导之任一日不可或缺。”[12]岩仓建议从公卿、大名和资深武士中挑选一些笃实谨严、器识高远、通晓和汉洋学的人。他强调天皇聪敏而有明德，掌握了为帝之道，即是政府所需之君。

一开始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1871年，天皇的课程表增加了一些与现代有关的资料。授课计划每十天制定一次。十天里有四天天皇上的课是《西国立志编》，这是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amiles）几个月前刚出版的著作《自助论》（Self Help）的日文译本。这位年轻人——一直以来，他的书本知识都主要局限于儒家经典以及描写日本天皇神圣血统的书——读到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人靠自身的天赋和努力最终克服了贫穷和阶级障碍时，可能会感到吃惊。天皇每天还要学习德语，[13]但是不久就因为公事的压力过大而无法继续。

尽管引进了新知识，旧式文化依旧盛行于宫廷。2月21日，宫廷举办了天皇统治期间的第一场音乐会，天皇和皇后都参加了。所有的表演者都是宫廷成员：笙由包括前左大臣在内的八名公卿演奏、筚篥由六名公卿演奏、笛子由包括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在内的另外六名公卿演奏、琵琶由三名公卿演奏、筝由另外五名公卿演奏。宫廷非常重视能在雅乐表演中演奏一种乐器，就像在平安时期一样。

明治似乎并没有学习任何乐器，但是他很小就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创作短歌，而且终身保持着这种爱好。2月19日，明治参加了自己统治期内的第一场诗会——歌御会。天皇就“春风海上来”的诗题创作诗歌如下：

千万年来

不变的

春之讯

拂过海岸的春风

多么柔和

同一诗题皇后创作的诗歌如下：

岸边的浪花

裹在雾中，跃出海面

又四面散开

风势减弱

告诉我们春天已经来了[14]

这些诗歌没有什么个性。天皇和皇后与千百年来无数的宫廷诗人完全一样，表达了春天到来时的喜悦心情。他们没有使用令人意外的语言和意象。创作这些韵律准确的诗只是他们熟悉宫廷文化的表现。

宫廷习俗的另一方面可以从3月20日的一份简短的布告中看出来，布告称权大纳言桥本实丽的女儿夏子被册封为典侍。第二天，天皇接见了夏子并赐给她一杯清酒，[15]随后还赐给她绫罗绸缎作为礼物。这个女孩年纪太小，只有十二岁，还不能成为天皇的妃子，但是四年半之后，1873年11月12日，她给天皇生了一个女儿，并在同一天死去。

天皇和皇后的婚姻非常幸福，但他们似乎很早就意识到皇后无法生育。即使天皇不愿和其他的女人同床共枕，他也有责任生一个王位继承人。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便与精心挑选的贵族女子共度良宵，希望其中至少有一人能够怀孕。这些女子的年龄大多为十几岁（桥本夏子死时只有十六岁），出身无可挑剔，但却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实际上，她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为皇室生育孩子。这些女人为了争宠而钩心斗角。然而，即便有人幸运地怀上了天皇的孩子，她也不太可能享受做母亲的喜悦，因为孩子会从她的身边抱走，并被视为皇后的亲生孩子。不过，我们从明治的母亲中山庆子的例子可以看出，尽管那可能意味着孤独的一生，但皇室孩子的母亲依然获得了很高的封号和其他优厚的待遇。即便孩子死了，她的生活依然相当优渥。[16]

明治有十五名子女，分别由五位不同的典侍所生。从流传下来的照片看，这些默默无闻的宫廷女子梳着僵硬的发型，穿着正式的宫廷长袍，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很难说天皇是否特别喜欢某位女子，不过有两个女人（圆祥子和小仓文子）服侍他的时间要比其他人长得多。圆为明治生了八个孩子，其中四个活了下来。在欧洲，国王的私生子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但是根据日本的特殊传统，皇后生的孩子和那些通过“借用”另一个女人的子宫而来到这个世上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

关于明治的性生活，一直流传着各种谣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他的非嫡系后代。这些话通常都没有什么证据。[17]据说天皇经常被漂亮的艺妓所吸引，并要求她们陪睡。这种事可能确实发生过，但是那些认识年轻天皇的人没有一个证实过。明治一直都有六名年轻的妃嫔，她们都是贵族女子。那些他不喜欢的人很容易就被换掉。天皇没必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女人。

很容易想象，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顶着生子的压力，可能迟早会耽于肉欲而耽误功课。木户在日记里，尤其是从1874年开始，经常提到天皇的教育停滞不前，暗示天皇的心思都在其他事情上。那年，天皇的老师要求木户敦促天皇用功学习，以便配得上他的皇室血统。也许这是在间接地建议明治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女人身上。

这段时间他们拟了一份详尽的课程表，包括中国经典和经典的日本历史著作以及欧洲历史和德语，然而天皇的学习进度却非常缓慢。木户在见过教日本历史的福羽美静和教德国法律的加藤弘之（1836—1916）之后，在日记中说，大家对天皇的学业颇为担心，因此要求他充分利用与皇室的关系，为天皇制定更好的学习计划，并协助天皇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书本上。木户提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众人同意。因此，他决定直接向陛下汇报调查结果。[18]

天皇对木户一直很亲切，木户显然受到了鼓励，他建议天皇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实现“天职”。一年后，木户毫不委婉地对天皇说，“陛下如不尽天职、戒游玩，则臣等杞忧不堪。”[19]

天皇的酗酒是大家担心的主要问题。木户记载有一次在中山忠能家看完狂言[20]演出之后，在场的一些人担心天皇在随后的狂饮中可能“喝过头了”。[21]许多服侍过天皇的人，包括侍从高岛鞆之助（1844—1916）都证明天皇的酒量过人。高岛回忆说，天皇无论头天晚上喝得多醉，第二天早上从未表现出丝毫宿醉的样子。天皇不仅体格健壮，而且似乎比普通人睡得少。他一旦醒来（不管是否只睡了四五个小时），就会马上到办公室准备工作。高岛钦佩地说：

陛下特别勤奋。每天都起得很早，然后就到办公室去，一直工作到下午五六点才回内宫休息。有时他甚至到那时都不肯离开，而是命令说：“今晚大家在我的办公室里聚一聚。”他会滔滔不绝说上几个小时，直到深夜。后来，到了陛下睡觉的时间，人们立刻从后宫为他取来被褥。在走廊上值夜对我们这些侍从来说是家常便饭。[22]

皇后非常担心天皇喝酒过度。人们对她下面这首诗的解释是这样的：

我希望你

在花之春

或者红叶之秋

喝清酒时

能保持节制[23]

皇后提到“花之春”和“红叶之秋”，似乎是因为这两个季节（现在也依然如此）是大喝清酒的时节。

明治年轻时喜欢喝清酒，后来却改喝法国葡萄酒和香槟。他的酒量惊人，但并非时时能自制。从1886年起便担任侍从的日野西资博回忆说，明治一次能喝掉两瓶香槟。他喝得醉醺醺的，路都走不稳，因此侍从们总是竭力限制他喝酒。[24]只要桌上还有酒，他就不会离开餐桌。通常晚上11点前明治会回内宫休息，但是一些传闻说他有时会喝到深夜。

不过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承认，明治每天很早就到办公室处理公务。尽管有时会忽略学业，令木户等顾问感到失望，但是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从未忽略国事。明治对天皇身份的深刻认识给外国评论员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纷纷称赞，并拿他和欧洲在位的君主相比。查尔斯·莱曼（Charles Lanman）于1882年写的一段话，便是对他的典型赞美：

跟许多欧洲王子和王公不一样，明治并不耽于享受，而是以提高自己的修养为乐；为了获取知识，他不辞辛劳也不怕麻烦。他还很年轻，但是却经常出席枢密院的会议……明治经常参观行政部门，并出席大家希望见到他的各种公开场合。他一方面继续学习文学和科学，一方面定下最严格的规定，每天花几个小时做专门研究，并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定。据说明治个性聪明、果断、进取而有抱负。登基伊始，他便谨慎地选择臣下，使自己身边都是全国最优秀的政治家。毫无疑问，这些人对他的成长功劳不小。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本世纪日本的皇冠戴在了一个最配此最高荣誉的人的头上。[25]

莱曼接着赞扬明治“热切地希望，几乎毫无偏见地从其他国家吸取一切他认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并说他与彼得大帝惊人地相似。也许木户认为这些赞美之词有些过分，然而任何人只要熟悉欧洲皇室的缺点，可能都会赞扬明治的敬业精神。

日本人发现了明治性格中的其他优点。他的简朴和不喜排场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名侍从回忆说，明治的毛笔用到头都秃了，墨也磨得只剩最后一点（他自己磨墨）。他长年穿着同一件饰有盘扣的旧式制服，而其他人早就换成款式更加时尚的衣服。这件制服补过很多次。明治的鞋子穿旧了松了后，侍从给他买来新鞋，但他下令把旧鞋修一修。天皇知道修补衣服和鞋子有时比更换新的费用更高，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如果东西修补后能用，那就补一补。”[26]许多回忆录作者都提到过皇宫脏兮兮的帘子和发黑的窗户纸，这些都是明治坚持节俭（以及用蜡烛而不用电）的结果。

尽管没有一位老师认为明治有学者风度，然而高辻修长（1840—1921）回忆说，明治听课时全神贯注，任何不懂的地方，总是要问到懂为止。[27]加藤弘之每周为天皇讲授一节宪法和国际法的课，可惜的是，天皇必须优先处理繁忙的公务，因此他的课总是落后于木户定下的进度表。于是，

安排每天为天皇增加一个课时，夏天的每天早上7点，冬天的每天早上8点半，陛下会到办公室来。陛下的勤奋确实很鼓舞人心。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在办公室等候老师的到来。[28]

加藤摘录并翻译了一些西方的宪法书籍，大概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市、镇和乡村自治的制度，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欧洲宪法史等。一开始，加藤用自己翻译的德国作家，特别是约翰·布伦奇特（Johann Bluntschli）的文章作为教材，但他担心天皇一味依赖译文，可能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因此加藤决定改为让天皇读原版的德文，但是不久就发现，天皇明显没有时间（也许是没有天赋）学习外语。不过，加藤依然认为，天皇是一名用功的学生：

先帝的天性极为认真且锲而不舍。他似乎不愿半途而废，在完全理解基本原理之前，不会停下来。假如，有一天我讲了一件他不明白的事，第二天他就会问，直到完全明白为止。陛下的学习进度很慢，然而一旦掌握了某样东西，就永远不会忘，而且总是能充分地利用它。陛下的这个本领一直使我惊叹不已。作为一名教育家，这么多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学生，但却从未遇见过像陛下这样无需参加考试，纯粹为了智力训练而用功学习的人。[29]

许多认识天皇的人都提到他惊人的记忆力。海军中将有地品之允（1843—1919）回忆道：

没有什么宫廷仪式、典礼或任何其他历史事件是陛下不熟悉的。他从未忘记自己接见过的任何一人的名字，不管这人的身份多么卑微。他参加陆军和海军学校以及大学的毕业典礼，且从未忘记那些受到表彰的优秀学生的名字，或者是在他面前演讲过的学生的名字……他请人共进晚餐时，会描述上一次见到那人时的情景，以及他们当时讨论过的所有事情，一切都栩栩如生，仿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一样。[30]

这段话是有地回忆刚刚去世的天皇，因此或许存在夸张的成分。不过，即便考虑到这一点，明治的记性之强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明显不是一名知识分子，不过这些认识他的人的评价让人想起《论语》里的一句话：“刚、毅、木、讷，近仁。”

明治“刚毅”的个性突出地表现在他积极参加军事演习上。他甚至骑马挥剑，统率士兵。第一次演习时，天刮着大风，下着大雨，然而天皇完全不为所动，使全军受到极大的鼓舞。冷静是他治世的一贯作风。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和悲惨，他从未抱怨或者自艾自怜过。

治世的这一段时间，他还是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因此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身边那些杰出人才。尽管这些人对他毕恭毕敬，而且无疑尊他为君主，可是他们的政治和战略、文学和哲学也可能使他望而生畏。天皇对学习明显缺乏热情（这点木户抱怨过），也许正是由于感到自己永远无法达到他们那样的成就。

到目前为止，明治极少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内在气质。假如他年纪轻轻就死去，或者像父亲一样没有活过三十六岁，人们可能只会模糊地记得他是维新时期的一名君主。但是，长寿加上兢兢业业，最终使这名年轻人成为长长的天皇名单中最著名的一位。

[1] “明治二年”比1869年更为准确。阴历和阳历的差别在新年时尤为明显，因为阴历的新年第一天是阳历的2月11日。

[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页。

[3] 这个时期重要的诏书均出自玉松操（1810—1872）之手（《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9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页。他们对横井的指控原文，见森川哲郎，《明治暗殺史》，第29页。其中一位名叫上田立夫的刺客尤为愤怒，因为他看到横井在筑地的外国人居住区晃荡，而且还穿着西装，戴着洋帽子。

[5] 关于“实学”，见本书第219页正文。——编注

[6] 有关实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情况，请参考Wm. 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 pp. 189-511。

[7] H. D. Harootunian, Toward Restoration, p. 335.

[8] George B.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p. 283.

[9] Paul Varley将其翻译为“A Chronicle of Gods and Sovereigns”。

[10] 1868年10月9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p. 105。

[11] 1869年5月10日，议定中御门经之给岩仓具视写了封信，内容大意如此。他说天皇现在隔天骑一次马，敦促他遵守一个月骑六天马的规定（《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09页）。

[1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30页。

[13] 选择德语（而不是英语或者法语）可能是因为德国法律对正在生成的新日本法有着重要的参考。天皇的老师加藤弘之曾在德国留学过，德语非常流利（引自加藤弘之，《予が侍読に召されし頃》，《太阳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8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7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4页。

[16] 详见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新潮 45》，7(10)(78)。

[17] 在《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一书中，加藤提到许多人认为自己是明治的私生子，但他却不愿承认他们。

[18] 1874年5月19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32。

[19] 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199。1875年8月20日的日记。

[20] 日本古典戏剧之一，形成于日本的奈良时代，由唐朝的散乐（杂技）发展而来，是日本喜剧的鼻祖。——译注

[21] 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375。1876年10月13日的日记。

[22] 高岛鞆之助，《神武以来の英主》，《太阳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3页，转引自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48页。

[23] 引自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新潮 45》，7(10)(78)，第60页。

[24]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81页。日野西还描绘了天皇有一次在土方伯爵家喝完酒后，连路都走不了，不得不靠在日野西身上。不幸的是，日野西的个子并不高，实在难以支撑天皇沉重的身体。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双双倒下了（第83页）。

[25] Charles Lanman, Leading Men of Japan, p. 18.

[26] 坊城俊良，《宫中五十年》，第14页、第16页。

[27] 高辻修长，《御幼時の進講》，第30页。

[28] 加藤弘之，《予が侍読に召されし頃》，《太阳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8页。

[29] 加藤弘之，《予が侍読に召されし頃》，《太阳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8页。

[30] 有地品之允，《勇壮、闊達、細心、諧謔、勤倹に渡らせらる》，《太阳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52页。

第二十章
英国公爵来访

第二次东京之行，至少对明治而言，是1869年最重要的事情。前一次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当京都的民众得知天皇向东京的居民赏赐了清酒等礼物后，感觉受到了轻视。回到京都后的天皇，在新年也向京都的民众赏赐了同样数量的清酒，[1]也许天皇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安抚他们，让他们不必担心旧都很快就会被东部的新都所代替。

尽管有这些举措，但人们对都城即将迁往东京的忧虑还是与日俱增。3月5日，岩仓具视针对这种担忧，特别起草了一份声明。岩仓描绘了京都和大阪的许多市民是如何为迁都的传闻所困扰。江户去年确实改名为“东京”，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天皇打算“改变玉座的位置”。相反，天皇这么做是基于 “四海为家”的宝贵思想，希望对东部和西部一视同仁。京都自桓武天皇以来就被定为国都，已经有超过一千年的历史，而且历代天皇的山陵都在这里。即使再过一千年也不会迁都，因此京都完全不存在被抛弃的危险。天皇希望将帝国统治之光传播得更远，甚至传到虾夷和更远的千岛群岛，因此他觉得有必要第二次到东部去，以便将新政府的恩泽撒播到那些仍未受他的仁慈感化的地方。岩仓承认宫廷有人建议迁都，但他本人是彻底反对的。如果天皇根据自己的判断下令迁都，那么岩仓也没有办法，不过作为一名臣子，他是不会赞同这个决定的。[2]

不管是否是作为迁都的前兆，天皇第二次东部之行的计划渐渐成型。3月20日，宫廷宣布为了方便参拜伊势神社，天皇的乘舆在去江户时将会半路绕道。这个决定改变了旅行的性质。也就是说，这次旅行不仅，政治上将帝国的影响扩大到遥远的疆土，还从宗教上展现天皇和神道教的亲密关系，未来几年神道教将得到重视。十天后，另一份公告宣布了天皇启程的日子（4月18日），并命令沿途的接待一切从简。过分热情的官员不得骚扰沿途正在做生意的人们或者干扰农事。这种对质朴的强调也许是为了与传统上大名出行的排场形成对比，对农业的强调则暗示了明治此行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接触正在劳作的子民。

4月2日，天皇向叛乱仍然持续的北部人民颁布特别谕旨。他说：“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苟生于本邦，朕视之皆如赤子，一民不得其所，朕心深恼。”[3]这些话都是儒家用语，然而又与过去天皇可能说的话迥然不同。很难想象孝明天皇会因为“一民不得其所”而感到不安。这位年轻的天皇不仅亲近自己的子民——每一个日本人，不管地位高低，或者住在国土的哪个地方——而且还担心他们的幸福，不愿做任何可能干扰他们日常生活的事。

开放天皇的私家花园，是拉近天皇和国民之间距离的另一种方式。4月5日，东京城内的吹上御苑前所未有地开放三天，市民们欣喜若狂，蜂拥而至，以致八人被挤压而死，多人受伤。天皇捐了三百两金子作为遇难者的抚恤金。[4]

明治按照计划启程，包括三条实美和他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在内的一些高级公卿陪同。随从中还有一批不必要的“亲兵”——一群自愿保护天皇在京都个人安全的士兵。一个名为约翰·布莱克（John Black，1827—1880）的英国人这么描述这些“亲兵”：

他们认为自己尤其充满了“古代日本之魂”。他们的信条是 “效忠于天皇，置夷人于死地”。这些人纷纷来到天皇面前，恳求他不要离开这座神圣之城，也不要与夷人接触以免玷污了自己。看到陛下对他们的请求置若罔闻后，他们说现在别无选择，只好跟随陛下，一路保护他的安全。他们大约有两千人，个个身强体壮，随时准备拔出锋利的刺刀，故而为所欲为。就这样，他们向首都进发了。[5]

和上次一样，天皇一开始沿着东海道走，但是在关市停留一段时间之后，队伍沿着参拜伊势的道路来到了松坂，当晚天皇就在那里休息。第二天队伍来到伊势神宫的外宫，天皇在那里过夜。第三天早上，天皇身穿只有正式场合才穿的黄色的袍子，走下乘舆，来到神社，认真进行祭拜。午饭后天皇再次出发，这一次是到更加重要的内宫祭拜。文武官员全都身着正式服装，跟在他后面。短暂休息之后，天皇沐浴更衣。下午2点天皇在神社举行了祭拜仪式。

这是历史上首次有天皇来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祭拜，因此天皇命令神祇官设计一份新的祭拜仪式。神官将明治比作古代的神武天皇和景行天皇，[6]对他的智慧和美德极尽溢美之词。[7]

在明治准备离开时，津藩的继承人藤堂高洁参见天皇并送给他一个望远镜和一些糕点。[8]这个望远镜就像天皇加冕典礼上那个占据重要位置的地球仪一样，目的似乎是为了扩大年轻天皇的视野。天皇第一次来到可以说是日本人心灵故乡的伊势地区。

祭拜完伊势神宫之后，天皇又去了热田神宫。队伍在冈崎折回东海道，继续朝东京前进。旅途期间并未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但北方不断传来的战报还是让大家担心不已。榎本武扬的三艘军舰袭击了停泊在宫古湾的政府军舰，福山城也落入叛军手中。大家担心叛军可能会袭击本州地区。从这时一直到6月16日榎本武扬投降、五棱郭的大门向天皇军开放，打击叛军的军事行动进展缓慢，成为压在大家心头的一块大石。[9]政府军礼貌地劝榎本投降，有时甚至许以礼物。榎本的一些手下不堪长期的战斗和物资的匮乏，几百人几百人地投降，但榎本不愿放弃自己的信仰，一直坚持到最后。

明治在东京一住下，就马上恢复了熟悉的日常生活：学习中国和日本典籍以及骑马。他的生活非常平静，没有迹象表明他参与了这个时期的政府决策，但是政府却以他的名义发布了许多公告。例如，5月14日的一份公告中，天皇下令设立史官以重新编写日本历史。公告说，

修史乃万世不朽之大典。举祖宗之盛举，《三代实录》[10]以后断绝，岂非缺典哉。今镰仓以降武门专权之弊已除，政务振新，故开史局，继祖宗之芳躅，施文教与天下。任（三条实美）总编之职，以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裔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11]

政府面临许多问题。打击北部叛军的行动进展缓慢且耗资巨大，政府为偿付战争费用而发行的纸币并不为民众所接受。一开始，为平衡所谓的纸币与金银之间的差额，政府将兑换比率定在一百二十元纸币换一百元铸币，结果造成许多投机分子囤积纸币。政府随即宣布纸币和铸币等值，但却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简直就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的一个完美例子]。[12]明治政府采取的措施和应对政策正是其不成熟和国内危机仍在持续的表现。

惩罚罪犯的政策同样在极端严厉和相对宽容之间摇摆不定。5月26日，军队颁布了针对拉帮结派的处罚规定，派系首脑将被处死，其他人将被拘禁；士兵若携带武器军服脱逃，将处以死刑，若在逃跑前便上缴武器和军服，初犯处以五十天监禁，再犯则处以流放；那些无端向人要钱或者强制兜售的人将按情节轻重，处以死刑或流放。[13]后来军队又颁布法令，对在东北地区的战事中对抗政府军的叛军首领处以斩首，那些已死的人将会被模拟处决，诛灭亲族。这些严厉的措施与对榎本武扬将宽大处理的承诺完全不一样。

6月2日，公议所[14]会议投票决定废除基督徒的死刑，将惩罚改为鞭刑。但是旧政权的精神并未消亡：6月7日，会议投票决定不禁止切腹自杀，[15]几周后会议又全体通过不禁止佩戴刀的决议。不过，禁止在8月进行各种形式的酷刑，包括曝尸、当众游街和砍头。

减轻对基督徒的处罚也许是一种做给一直反对禁止基督教的外国列强看的姿态。阿伊努人也得到了外国人的同情。政府觉察到北部的地方官员偶尔会虐待阿伊努人，因此有些阿伊努人对仁慈的外国人颇有好感，渐渐变得更喜欢他们。政府担心外国人会以解救阿伊努人的苦难为名，煽动他们起来造反。为了杜绝此事发生，他们鼓励日本人移民北海道。

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仍然持续。英国公使对这些事件感到愤怒，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缉拿罪犯。5月14日，德大寺实则和蜂须贺茂韶登门向英国公使道歉，然而公使却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因此，辅相三条实美、议定正亲町三条实爱和参议大隈重信登门向英国公使做进一步解释。第二天政府颁布法令，严禁任何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但是群众的排外情绪依然高涨，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也在继续，令外国使节大为光火。他们随时准备制造事端，使那些忙于处理内政事务的日本领导人恐慌不已。[16]

除了经常出现骑马相关的记载以外，这个时期有关天皇活动的记录很少。他还在继续学习中国典籍，正跟着老师读《诗经》和《孟子》。[17]天皇有时会检阅军队，观看炮弹射击。当榎本投降，期待已久的胜利终于来临时，天皇接见了海军和陆军的高级将领。我们不清楚明治是否知道所有的进展，但他确实参与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各大名将自己控制的土地和臣民还给天皇，即“版籍奉还”。

7月25日，天皇颁布法令，同意各藩国奉还版籍的请求。那些没有提出申请的藩国也必须将版籍奉还。早在这年正月，萨长在内的四个主要藩国宣布愿意奉还版籍，其他藩国纷纷仿效。最终，二百七十四名大名将自己的土地和人口还给中央政府，而作为补偿，政府任命他们为各自藩国的行政长官。[18]政府还废除“公家”（贵族）和“大名”的头衔，代之以“华族”的称号。日本向行政统一迈出了一大步。

8月15日，政府进一步重组，成立了更多的部门。三条实美被任命为右大臣，岩仓具视和德大寺实则（1839—1919）被任命为大纳言。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被任命为神祇官最高职位的神祇伯。王政复古的其他重要人物也都在新政府中出任要职。

与此同时，天皇又有一个重要活动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1869年的夏初，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接到消息，维多利亚女王的二儿子爱丁堡公爵计划指挥 “加拉蒂亚”号（Galatea）军舰访问日本。去年，公爵乘坐这艘军舰开始环游世界。他在大多数地方都受到欢迎，但在澳大利亚却受到一名爱尔兰爱国者袭击，差点死掉。假如不是首位访问日本的欧洲王室成员，爱丁堡公爵在日本的短暂访问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回忆。

公爵即将来访的消息传到宫廷，当时的一份记录这样写道：

“进步派”希望天皇下定决心，尽可能地遵照外国君主在此类场合的惯例；然而强大的“反对派”激烈地反对天皇自降身份。他们认为，这是在承认外国王子与作为神之后裔的日本皇室处于同等地位。[19]

几个月后，英国公使才收到宫廷的回信。信中说，天皇得知英国王子即将来访的消息后“甚喜”，还说，“如果王子殿下同意下榻于陛下的海边宫殿滨御殿，陛下将会非常开心。”约翰·布莱克的《年轻的日本》（Young Japan）一书非常详尽地描述了此次访问的背景，他认为尤为重要的是，皇宫举行正式的接待仪式后，“在帝国的一处花园房子里，在英国公使和一名英国使馆翻译的陪同下，陛下与王子会面并进行了平等的交谈。”[20]

对英国公使巴夏礼来说，接待英国王子的方式显得极为重要，他坚持“天皇应该像对待和自己一样具有皇室血统的王室后代一样平等地对待王子”。他还说“假如我在最后一刻看到他们（日本人）的安排有任何贬低之处，我将会婉谢他们的接待。”中国政府已经拒绝给爱丁堡公爵“合适的接待”，因此他是悄悄地访问中国。岩仓具视告诉巴夏礼：

王子的接待问题使政府大费思量。这个问题首次提出时，大家对应该遵循的规矩意见不一。然而，大部分的聪明人还是看到，尽管必须牺牲一些古老的观念和习惯，但这是一个向外国示好，表示愿意与其发展更亲密关系的机会。因此，为了以一种英国能够接受的方式接待王子殿下，天皇将不得不采用一种全新的礼节。[21]

明治天皇史无前例地在东京城接待了公爵一行。布莱克说，“从那以后其他的王子和显贵受到了更友好的接待，但那是在宫廷和整个国家已经习惯了这些新观念，不再讨论这些问题之后。”[22]

接见于9月4日举行。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安排，一开始是去祭拜汉神，祈祷公爵平安到达。[23]公爵踏上横滨的那一刻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他离开横滨时从横滨去东京的沿途所有道路都修整一新并打扫得干干净净，政府也事先祈祷路神保佑他一路平安。公爵东京途中的安保措施比拟天皇的出行。根据米特福德的描述，“临街房屋楼上的百叶窗全部用纸封起来，这样偷窥狂就看不到这位尊贵的人士”。[24]旅途的终点也举行了祭拜仪式：“王子殿下预计抵达江户的那天，将在品川举行驱除恶魔的宗教仪式。王子殿下到达时，一名亲王将会拜访他，向他问候健康。”[25]

在欢迎爱丁堡公爵的九条安排中，第八条是“当王子殿下即将进入城门时，举行‘币’的仪式。”米特福德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币’是一种驱邪仪式，使用的道具是一根拍子似的东西，上面缀有麻做的流苏。”[26]没有一名英国人反对这个仪式，但是美国代理公使波特曼（A. L. C. Portman）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爱丁堡公爵的净化仪式》（The Purification of the Duke of Edinburgh）的报告。根据福泽谕吉的自传，这份报告是这么写的：

日本是一个狭小而偏僻的国家，非常自傲，也非常自大。因此，居民习惯地认为外国人属于和动物一样的低等生物。事实上，当英国王子到来并准备会见天皇时，他们在城门口为王子举行了一个净化仪式……这是这里的一种古老仪式，日本人在爱丁堡公爵身上用这个仪式，那是因为，在他们眼里，一切外国人，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平民，都跟动物一样污秽。[27]

也许波特曼是想说些有趣的事情来吸引总统的注意，但他可能距离真相不远。1868年2月，宫廷讨论了天皇接待外国公使的规格问题，最后决定可以允许外国人进入皇宫，但是为保证圣地的纯洁，要在皇宫四个方向的大门举行驱邪仪式。爱丁堡公爵进入皇宫前举行的那个仪式有着同样的目的：举行“币”仪式不是为了保护公爵免受恶魔的纠缠，而是为了避免皇宫受到外国人的污染。[28]当一名美国使馆翻译把这些告诉他时，福泽并没有笑。他写道：“这实际上是令人羞愧的事情，我听完之后并没有笑，反而想哭。”

似乎没有一名英国人因为仪式的含义而感到不满，公爵与天皇的会面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公爵进入皇宫，一下马车，就有一群高级官员迎上来，簇拥着他来到接待室。过了一会，公爵被引至会客厅，天皇正站在高台等他。天皇说了几句欢迎词，公爵礼貌地作答，随后天皇邀请公爵到花园里做更私密的交谈。米特福德回忆说，

各位亲王和宫廷高官纷纷走上来向公爵致意，这么过了一会，公爵被引向城堡花园一处精致的小茶屋——红叶茶屋，那里摆着茶和各色精美的茶点。不久他便被请到泷见茶屋，天皇正在那里等他。只有我、巴夏礼爵士和海军上将陪着公爵。[29]

巴夏礼一直都在担心公爵与天皇的见面。他写道：“我想年轻的天皇真是可怜，他太害羞了，大臣们担心王子会认为他枯燥无味。王子殿下自己也很害羞。”[30]根据记录，明治与英国王子的交谈虽无亮点，却也中规中矩。天皇说自己为能接待一位来自遥远国家的王子而感到极为荣幸，并恳求王子待久一点，以补偿旅途的劳顿。王子表示感谢天皇的亲切招待，相信女王陛下知道了肯定会很高兴。天皇郑重地告诉王子，一想到此次访问将有助于巩固两国之间的友谊自己就很开心。天皇恳求公爵想到什么尽管提出来，这样自己才有幸为他效劳。王子说，接待工作没有丝毫不足之处，甚至超出了期望。他一直希望访问这个闻名已久的国家，这次参观没有失望，诸如此类。今天我们不难想象类似的谈话。

从一开始，爱丁堡公爵阿尔弗雷德就知道场面可能会很沉闷，但他只能无奈地接受。米特福德在回忆录里并未掩饰自己的无聊心情，他承认自己无法“对献上的钻石鼻烟壶产生丝毫的艺术热情。”这个鼻烟壶是王子告别前送给天皇的纪念品，亨利·开帕尔（Henry Keppel）爵士这么描述它：“一个漂亮的金盒子，盒盖上镶嵌有他自己（公爵）的迷你人像，人像四周围着一圈钻石。”[31]天皇送给英国客人的礼物则要艺术得多。[32]王子还要求天皇亲笔作一首诗，准备回国后献给维多利亚女王。他收到了下面这首有政治寓意的短歌：

如果君王的统治

能造福人民

那么天地

肯定将千秋万世

维持下去[33]

两个年轻人对这次会面的反应并没有记录下来。对阿尔弗雷德来说，明治可能是一个无名（尽管并不野蛮）国家的统治者，因此他并不是很感兴趣，但可能对自己停留期间所受到的招待心生感激。[34]对明治来说，可能在第一次与欧洲王室见面时过于紧张，因而没有对这位英国王子留下什么印象，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讨好对方，以免日本和强大的英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不管这次会谈的内容如何，这种平等接待外国王子的态度都为后来开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先例。

爱丁堡公爵离开后一个月，由安东尼·冯·佩茨（Antony von Petz）男爵率领的奥匈帝国使团抵达日本，开始和约的谈判工作。男爵也带来了礼物：一架送给皇后的钢琴和一座送给天皇的奥地利皇帝全身雕像。[35]日本与奥匈帝国的和约（这次的谈判速度前所未有得快）签订时，据说明治写了一封亲笔信 “给他的‘兄弟’——奥地利皇帝”。[36]布莱克在讲述这些事情时说：“除了中国皇帝，迄今为止天皇从未给任何国家的君主写过类似的信。”在欧洲人看来，明治已经收获了一群新的亲戚——世界上所有的君主。

[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0页。

[2] 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 中》，第688—689页；《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31页。

[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3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5页。

[5] John R. Black, Young Japan, 2, pp. 254-255.

[6] 可能只是个巧合，几年后（大约1875年）明治的老师元田永孚问他，古代的帝王中他最敬佩哪一位时，他回答的是神武和景行。这两位天皇都与日本的建国和统一有联系（安场末喜，《純忠至誠の大儒元田永孚先生》，第9页）。

[7]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7—78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9页。

[9] 直到五月份，还有报道称“狡猾的”叛军让政府军无法取得进展；但是5月28日，他们成功地从海上和陆路两方面展开攻击。

[10] 《三代实录》是最后一部官方编撰的史书，于901年成书。

[1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95页。

[1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97页、第109—110页。据报道，7月14日，三座主要城市（京都、东京和大阪）以外的居民仍然不相信纸币，而这三座城市则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的生活大为艰难（第135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00—101页。

[14] 公仪所，明治初期设立的日本立法机关。1869年3月设立，由各藩和一些学校选拔出的人士担任“公务人”（后改为“公议人”），享有提案权。1869年7月改称“集议院”。虽存续时间短暂，但提出废刀、禁止切腹等重要议案。——编注

[15]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12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08页。

[17] 关于他的学习，见《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19页、第124页、第131—132页等。

[18]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40页。

[19] John R. Black, Young Japan, 2, p. 267.

[20] John R. Black, Young Japan, 2, pp. 266, 267。

[21] 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p. 121, 142；亦见John R. Black, Young Japan, 2, pp. 267-268。Black似乎看过巴夏礼1869年8月23日写给克拉伦登（Clarendon）伯爵的信，信中他说了这样的话。岩仓关于公爵来访期间应该注意的礼节的详细描述，见多田好问，《岩倉公実記》中，第768—773页。

[22] John R. Black, Young Japan, 2, pp. 268-269.

[23] 巴夏礼对仪式的解释是这样的：“‘汉（韩）神’实际上是中国的神。这个上古的仪式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那时日本除了通过朝鲜与中国之间有些联系之外，与外国没有联系。因此，汉神成了外国人的守护神，被总称为‘唐人’或者‘中国唐朝人’的外国人都在该神的保护之下”（ 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 143）。米特福德的资料来源可能和巴夏礼一样，因为他们的用词一模一样（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2, p. 496）。日本人的文献中很少提到这个仪式，也没有解释这个词，但是《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59页上提到过7月23日庆祝“韩神祭”。在这个仪式上，中山忠能朗诵了一份祝词。多田说公爵抵达的前几天将举行“韩神祭”（《岩倉公実記》中，第768页）。

[24]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2, p. 496.另外，A Guide to the Works写道，“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殿下受到的礼遇堪比天皇出行。房屋上层的窗户全部封起来，这样就没有人能够俯视看女王的儿子了”（p. 45）。

[25] 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 143.

[26]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2, p. 497.

[27] 福泽谕吉解释说，波特曼用这个题目（和正文）是为了吸引总统的注意，总统“一般不亲自阅读驻外国公使的报告，除非内容非常有针对性或者讲述的事情非同寻常”（Kiyōka Eīchi, trans, The Autobiography of Yukichi Fukuzawa, pp. 205-206）。

[28] 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104页。根据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的描述，“在距离会客厅有一小段距离的地方，身着白袍，头戴黑帽的祭司手执‘币’和其他神道教用品举行仪式，目的是为了驱除任何可能跟随异国的客人而来的恶魔。根据正统的神道教解释，英格兰和苏格兰这样的异国是天皇的祖先在造完天国日本之后，用剩下的海水泡沫和泥土建造的（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p. 159）。

[29] 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2, p. 499.

[30] 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 147.

[31] Sir Henry Keppel, A Sailor’s Life Under Four Sovereigns, 3, pp. 289, 292. 开帕尔写道，“明天，我们将巡游，王子将会见天皇，两样我们都厌烦得要死”（p. 289）。

[32] 礼物包括“漆器、胁差、根付、青铜器、陶器、珐琅”（A Guide to the Works, p. 45）。

[3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68页。

[34] 这些招待包括一顿日本饭（可能比现在接待来访贵宾的饭菜更为正宗！）、相扑、剑术表演、杂技、杂耍以及一场（气氛忧郁的）能乐和狂言表演（《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65页）。据说这是外国人第一次看到能乐（Redesdale,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2, p. 498）。演出的剧目包括四场能乐（《弓八幡》、《羽衣》、《小锻冶》和《经政》）和两场狂言（《墨塗》和《太刀夺》）（中山泰昌，《新闻集成 明治编年史》第一卷，第303页）。为了使公爵和他的随行人员更好地理解，米特福德准备了剧目梗概，但是难以相信他们竟然坐着看完了所有的剧目。这需要将近十个小时。可能当时只演出了一些片段。名演员宝生九郎表演了《羽衣》。

[35] 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 151. Black对钢琴的评价是，“我深深地怀疑它能否使皇后接受外国音乐。我不止一次听说皇后正在上钢琴课——但是我不相信”（Young Japan, 2, p. 273）。

[36] John R. Black, Young Japan, 2, p. 274. 但是，明治给奥地利皇帝的两封信中都没有“兄弟”的字眼（《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90—193页）。尽管欧洲的君主之间习惯互相称呼对方为“兄弟”或者“表兄”，但这并不是日本的惯例。明治称呼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f）为“皇帝陛下”，他对中国皇帝也用这个称呼。

第二十一章
帝师元田永孚

1869年，明治第二次离开京都到东京去时，京都居民都以为是迁都的先兆。岩仓具视表示都城不会变后，他们暂时安心，但得知皇后也计划到东京去后，不安再次膨胀。尽管官方在辟谣，但他们认为迁都的危险确实存在，纷纷到神社去祈求神灵干涉，不要让皇后离城。想到天皇和皇后将不再住在京都，民众人心惶惶，当地官员担心市民或许结党请命，届时愤激的民众可能做出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1]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京都的居民平静下来。

京都居民将皇后的东京之行看作即将迁都的证据。不管这种观点正确与否，1869年11月8日，皇后的乘舆还是在四藩精选侍卫的保护下离开御所，经过十九天的愉快旅程后抵达东京。皇后显然对新居非常满意，不久她就在吹上御苑宴请了政府的高级官员。[2]

1869年初，明治天皇打算第二次访问东京时，告知京都的居民自己会在来年的四五月份回来，并在冬天举行大尝会[3]的庆祝仪式。这项声明平息了大家的疑虑，但1870年春，民众却被告知，由于国内的叛乱尚未平定以及政务繁忙，天皇必须推迟返回京都的时间。一年之后的1871年5月15日，天皇宣布大尝会将在东京举行。5月24日，天皇派大纳言德大寺实则作为特使到京都孝明天皇的山陵前汇报世界形势以及天皇由于国事繁忙而不得不推迟返回京都。德大寺还觐见皇太后，告诉她天皇的回程将会推迟若干年。[4]

实际上，除去一次数日的短暂停留外，天皇直到1877年才回到京都。这期间，官方并没有发布迁都公告。不过，当明治最终返回京都时，官方文书中称“行幸”，意为从住处到某个地方去，而不是1868年使用的“还幸”，意为返回住处。[5] 1877年，东京成为日本功能上的首都，因为天皇和所有的政府机关都在这里，而且外国使馆也在这里。然而政府也许是担心京都民众的反应，不愿正式宣布这个消息。明治死后被葬在京都，1915年，他的儿子大正天皇的加冕仪式也在京都举行，这暗示着一个固执的观念，即在某些方面京都依然是国家的首都。你甚至可以说直至今日京都仍是日本的首都，因为日本到现在都没有发布首都在何地的公告。

官方在解释明治无法返回京都时强调了国事的紧迫性。这并非不正确，但我们却很难看到天皇在国家推行的诸多变革中具体扮演的角色。《明治天皇纪》中专门提到他的条目，大部分都是描绘他骑马的次数或是学习中国典籍的进度。

骑马已成为天皇的一大爱好。有一阵子他隔天骑一次，而且每次都要花上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即使是那些认同健身愿望的人也觉得年轻的天皇在骑马上花费了太多时间。议定中御门经之（当时在京都）在得知天皇骑马骑得如此频繁之后，写信给岩仓具视，建议将频率限制在一个月六天。[6]这个建议似乎起了一些作用，然而天皇对骑马的热情却有增无减。

明治这个时期的学习主要集中在儒家典籍，同时师从神道教的护教者平田笃胤的孙子平田延胤学习《日本书纪》。[7] 1871年7月17日，明治天皇的主要老师元田永孚首次出现在天皇的面前。

元田1818年出生于熊本藩一个中等的武士家庭，在舒适的环境下长大。十五岁时元田决定学习圣贤学说，以报效国家。不到二十岁，他就认识了包括横井小楠在内的许多学者，并向他们学习朱子学。早在1847年，元田就向父亲讲述了自己的基本哲学观：

今本不庸言，然臣子之道在于忠孝，忠孝之道在于明理，明理在于实学，实学之外，皆虚文腐儒，不足以明忠孝之道。今日以此实学事奉父君，他日亦欲以此实学事奉国君。[8]

今天，“实学”的意思是与理论或者哲学知识相对应的“实际学问”，例如工程学或医学，但是在元田的时代它的含义可不是这样。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朱熹（1130—1200），刚开始是指一种儒家学说。这种儒家学说与佛教和道教不同，强调高尚的道德修养本身并非目的，以之为国家服务才是真正的目的。后来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然而不论如何解释，它都强调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9]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与一些儒家学者的抽象思考相比，这种哲学非常适合现代国家的统治者。

这种儒学流派并不受熊本藩大名的待见，父亲担心这会阻碍元田的前程，于是要求他放弃实学。元田一开始拒绝，然而这时他和家人陆续遭受各种疾病的打击，自然而然地疏远了老师，并最终与父亲和解。[10] 1858年，元田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担任熊本藩大名的顾问，1860年大名死后，元田陪同大名的继承人前往江户，在那里积极地参与政治。刚开始，元田在横井小楠的影响下支持“尊王开国”。作为一名大众眼中顽固的保守派，这个观点颇为开明。

第一次长州战争期间，元田遵循自己“公武合体”的观点，参加了熊本藩的军队，然而他反对参加第二次长州战争。熊本藩不顾元田的反对，派兵参加战斗并且损失惨重，而元田对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使他声誉大增。他的职位逐渐提升，1871年被任命为熊本藩大名（现在称为知事）的侍读（老师），并和大名一起住在东京。[11]

这个时期听过元田讲课的人都夸奖他的热情。元田和许多儒家学者不同，他强调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真正有助于培养心智的内容。一名1871年首次听过他讲课的弟子回忆说，

他会举古今许多重要例子，不仅使我们理解了课文，而且让我们不禁受到感动。元田的每一个行为似乎都是为了遵守圣贤之道。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关于他的一切——他的言谈和举止、外表和态度——看起来都非常精彩。我们视他为一颗完美而没有瑕疵的珠宝。他没有一丁点的不自然或者僵硬：他的气势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慈祥和温暖。[12]

大约这时，元田给知事写信，讲述自己对宫廷的看法。这封信虽然很短，但却受到很高的赞誉：

当此维新之际，辇毂之下凶徒逞暴意，皆因朝威未振。朝威未振则因王政之实未立。仰愿自今起，天皇陛下御临南殿，令诸大臣奏议于前，取其公议，亲裁万机，则公明正大之治体相立，人心始服。地方之不服政化，乃不得地方官之人。宜登用人才，普施政教，废臣等向来门地之知事。故谨请罢免。[13]

这份建议书包含了两点重要内容。第一点是希望当着天皇的面讨论法律法规，由天皇亲自决定是否应该采纳。前文已经提到，明治认真参加内阁会议以及类似的会议，甚至是那些不太重要的会。天皇频繁地参加此类会议，这种敬业精神可能是受到了元田的激励。第二点废除高官的世袭制则并没有很快实现。

所有看过建议书的人都对元田的提议赞不绝口，这份建议书最终到了大久保利通手里，他大为感动，承诺将立刻启奏天皇。大久保当时正在为天皇寻觅老师，于是他向熊本县知事询问元田的品格。熊本县长官回答说，自己不敢说元田是帝师的最佳人选，但他的品格绝对没有问题。由于熊本县知事的推荐，元田于1871年6月30日被任命为天皇的侍读。7月21日，他第一次给天皇上课，讲的是《论语》。[14]从那时起，元田每月向天皇讲授十二节《论语》课，后来还讲授《日本外史》。[15]他一直为天皇授课，直到1891年去世。

当元田首次得知自己被选为帝师时，非常吃惊，并表示自己的资历不够。元田认为自己的年纪太大（五十三岁），无法像四十刚出头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板垣退助那样为政府效力，这些人已经是新政府的名人。他建议挑选年轻一些的人担任此职，并认为如果自己接受任命，将会自取其辱，还说希望回熊本去。[16]但是元田尊敬的藩士下津休也阻止了他，并对他说：“你不能这么做。元田的学养、德行加上西乡的胆识，将无人可出其右。请你务比接受。”[17]类似这样的赞语使得元田无法继续拒绝。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第一次向天皇授课的情形：

着衣冠，膝行进，于三间[18]外稽首拜龙颜。复膝行退。此乃亲近天皇之始，心中敬畏喜悦交集，感激不能自已。毕，面会德大寺实则，传侍读专务之旨，受任官相当之待遇。余初谦退，不敢当此任，然大命已降，不欲复辞，乃决然奉之。[19]

一些同时期的人认为元田是个顽固的保守派，[20]然而他却赢得了天皇的绝对信任以及政府主要官员的钦佩，他们称赞起他来简直毫无保留。极少赞美别人的大久保利通在提到元田时说：“只要他在陛下身边，我就放心了。”副岛种臣说：“元田先生是成就陛下无上美德居功至伟的那个人。要说对明治时代贡献最大的臣民，除了他，我找不出第二个。”[21]尽管今天元田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但他对天皇的影响，似乎比天皇身边任何著名的政治家都要大。

成为帝师之后，元田再次燃起对实学的热情，这意味着他重新回到孔子和孟子的基本学说。元田强调应该在《六经》[22]中，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寻找“道”。他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并鼓励日本人以“格物”的精神去学习它们。“格物”这个词在《大学》里的意思是“究事物之理”。元田认为，西方在人伦方面没有什么贡献，这方面只能在《六经》中寻找指引。他还说：

方今，厌汉籍之陈腐，专喜洋书之新工，然恐此亦终成洋文癖之曲学。[23]

德川时代末期，佐久间象山首次提出将东方的道德观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相结合。这个观点成为明治，尤其是他晚年的主要观点，其中可能也有元田学说的影响。

元田除了在宫里授课，还撰写一些诸如与国教有关的文章，[24]但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参与了1890年《教育敕语》的起草工作。这份文件把儒家的伦理思想和“忠君爱国”的原则放在主要位置，而这两个词正是元田政治思想的结晶。

天皇在元田等人的指导下，接受传统的道德教育，但他在公共场合却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1870年4月28日，天皇阅兵期间首次在日本人和外国人面前公开露面，[25]而他所学的儒家典籍并没有提到阅兵这种活动。大久保利通希望天皇表现得像一名现代的欧洲君主，显然，正是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明治才从宫闱深处走出来，进入公众的视野。

1871年觐见过天皇的奥地利男爵亚历山大·德·许布纳（Alexander de Hubner）描述说，一名侍从坐着一辆“香港制造的轻便马车来接他。也许那是宫里唯一的一辆，因为宫里可能并不需要大型马车。天皇从不离开宫廷一步”。他还在脚注中补充道：“几个月后，在思想进步的大臣的建议下，天皇坐着一辆敞篷马车，出现在震惊的臣民面前。这年（1872年）夏天，他们看见他坐着出租马车穿过横滨的街道。这位众神之子身穿一件奇怪的欧式军服，看起来既像水手又像大使！”[26]

明治的军服胸前点缀着独特的金色盘扣，其灵感来自欧洲，但是却让这位奥地利男爵感到好笑。国外早已看不到类似的款式，但天皇仍旧继续穿着这件军服。每天早上离开神秘的内宫时，天皇会脱下日式睡袍，换上西服，一般是军服或大礼服。他的饮食也开始逐渐加入西方的食物和饮料：我们确切知道他喝第一杯牛奶和吃第一口牛肉的时间。[27]

自然，欧洲人开始感叹日本人摒弃传统服装，改穿西式服装的匆忙态度。无数的卡通画描绘了日本人穿着不合体西服的别扭样子，他们看起来毫无美感，且很滑稽。然而德川时代晚期为越前藩大名工作过的日本通格里菲斯却不同意这种观点：

不管艺术家和那些对日本人的独特和奇怪情有独钟的人会怎么说，日本人自己却洞察人性，并懂得真正的穿衣之道。他们的宏愿是被当成人，当成文明人，而且是与西方同等的人看待。他们知道，如果穿着古老的服装，自己和国家将永远不会受到严肃的对待。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服装上的变化，改变的不仅是士兵和武士，还包括政府官员甚至天皇本人……可以肯定的是，摒弃武士服加速了古老野蛮的封建风俗的衰退。事实上，服装的革命极大地帮助日本取得了全世界的认可，日本被认为是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国家。[28]

1871年12月明治访问横须贺时，秘密拍摄了一张和陪同人员一起的合照。尽管天皇身着传统服饰，但是除了三人以外，二十名随从人员全部穿着西服。[29]

过去的风俗习惯在表面上仍继续被尊重，但是一条接一条地被抛弃，甚至禁止，原因是它们不适合现代国家。例如，1870年3月6日，政府颁布了禁止染黑齿和剃眉毛的法令，而那些本是高级公卿在元服仪式上的传统习惯。两个月后，政府还禁止了用死囚的尸体试刀锋的做法。武士不得继续以所谓的“不敬”为由而惩戒（甚至杀死）平民。[30]

明治很快就适应了外国东西以及接见重要的外国访客时需要注意的礼仪。他知道自己应该握手、微笑（一开始他老是记不住），同时礼貌地问客人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热心的宫廷官员很快就熟悉了外国人的行为举止，并想尽办法让客人感到放松。他们在接待时提供欧式食物，看到外国权贵在觐见时不喜欢脱鞋，便在榻榻米上铺了层地毯。[31]

为了缓解外国人见到佩刀武士时的紧张情绪，早在1869年就有人提议将武士佩刀的规定改为自愿。改革派认为日本社会已经一派和平景象，因此佩刀——动荡与暴力时代的象征（日本有幸已经脱离了那个时代）——除了作为正装的配饰之外，已不再是必需品。然而其他人却迅速地起来为佩刀辩护，他们坚持认为佩刀表达了皇国的尚武精神，是神州正气之所在。他们反问到，难道一个拥有大和魂的人会抛弃自己的佩刀吗？这些理由颇有分量，提案被一致否决。[32]

然而，1871年9月23日，政府出台了一项法令，允许武士剪头发和不再佩刀，并且可以选择穿军装或者简便军装。包括木户孝允在内的几名政府高官都已经把头发剪短。似乎很少有人反对这类现代和开明的象征，即使侍从和侍从官也都剪了发。

在新政府的开明政策下，日本的治安有所好转，然而暗杀行为却仍在继续。任何人只要开口表达一些非传统的观点，便时时有被杀害的危险。即便是那些最勇敢的人，想到自己时刻可能死于杀手的刺刀之下，也不禁感到害怕。福泽谕吉感到自己的处境异常危险，因为他以拥护“启蒙”而著称。他在自传中写道：“没有什么比活在暗杀的阴影之下更糟糕，更令人不安，更可怕了。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真正地想象这种滋味。”1871年，福泽创办的大学庆应义塾搬到三田，他在住所建了一个暗门，以备自己在遇到危险时得以逃脱。[33]

明治初期最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是长州藩武士大村益次郎之死。[34]大村在大阪绪方洪庵创办的学校学习荷兰语，后来又到长崎学习西医。1853年，他受大名伊达宗城之邀来到宇和岛。这时外国列强对日本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藩国命令大村回长崎学习军舰制造和航海技术。1856年，大村陪同大名前往江户，并在那里成为幕府番书调所（研究外国人书籍的机构）的一名教师。大村在横滨随美国传教士赫伯恩（J. C. Hepburn）学习英语。他渐渐地获得了军事专家的美誉，1861年大村回到长州之后，着手改革军队，并坚持认为有必要对武士和平民进行作战训练。第二次长州之战（1866年）期间，大村训练的军队打垮了幕府军，在推翻幕府的鸟羽、伏见之战中这支军队同样表现出色。两年后的1868年，大村领导的军队摧毁了彰义队。

明治维新后，被任命为兵部大夫（国防大臣）的大村，在任期间致力于创建一支现代化军队。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人们经常称他为“日本军队之父”。大村的计划最显著的一点是向平民征兵，这件事激恼了武士，他们认为这威胁到了自己的特权地位。大村对彰义队的打击也使他树敌很多，特别是那些心怀不满的、依然紧抓着业已被抛弃的攘夷理想不放的武士。大村完全有理由遭遇某种暴力行为。

1869年8月中旬，大村为创办一所士官训练学校而前往关西。他自己清楚有遭到暗杀的危险，朋友木户孝允也明白这一点，于是为他安排了特别的安保措施。大村从知情人口中得知，一些可疑的人正尾随他来到关西，他格外小心地使行动保密。然而10月9日晚，当大村与同伴在京都的一家小酒馆放松时，八个人（主要来自长州藩）闯了进来，随后在黑暗中进行了一番可怕的厮杀。[35]大村身中数刀，靠躲在蓄满脏水的洗澡桶里逃过一劫。他腿部的伤最为严重，而且迟迟不见愈合，最终被送进了大阪的一家医院。为他治疗的荷兰著名医生鲍德温（A. F. Bauduin）建议立即截肢，但是像大村这样的高级官员没有政府的批准不能做手术。批准书迟迟没有下来，12月，大村因伤重去世。[36]

杀害大村的刺客被抓住并判处死刑，但最后却缓期执行。跟横井小楠那次一样，民众尤其是高级武士对这些刺客非常同情。他们认同他们的观点，认为大村的军制改革是对自己阶层无法容忍的冒犯。直到一年后这些罪犯才被处死。

接下来遇刺的重要人物是顾问广泽真臣。1871年2月27日，广泽在家中遇害。刺客没有找到，作案的动机迄今成迷。[37]罪犯的行径以及警察抓捕行凶者动作的缓慢令天皇感到极为失望，他颁布了一道谕旨：

故参议广泽真臣遭变，朕既不能保庇大臣，又使其贼逃逸。自维新以来，大臣罹害者及三人。此朕之朝宪未立，纲纪不肃所致，朕甚憾焉。诏令天下严加搜索，必捕此贼。[38]

为了使西方国家相信自己是个遵纪守法的文明国家，日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两年之内接连有三名政府高官遇害，对年轻的天皇来说，肯定非常难堪。接下来三十年间又发生了许多暗杀事件，这使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印象非常不好，而日本也因此很难说服他们终止治外法权。

不过，日本继续大步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铁路和电话线很快就延伸到国内的许多地方，国内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新的西方事物，不管是物品还是衣服，是食物、机器还是照片。不过，这些舶来品尽管非常受欢迎，却无法阻止人们偶尔沉醉于激情的往日之中——德川幕府末期那些令他们心旌摇荡的骚动岁月。

年轻的天皇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并不排斥旧的，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为两者安排了不同的位置。他喜欢京都胜过任何其他地方，但是他知道新的日本必须摒弃古都的传统重新开始。孝明天皇拒绝接受丝毫的西方文化，但他的儿子却成为近代日本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而日本也在大胆地从西方摄取一切能帮助自己成为现代国家的东西。当然，天皇也并没有忽略元田关于东方智慧永恒的教诲。

[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24页。

[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21页。

[3] 这是个极为重要的仪式，天皇一生举行一次，通常在他登基后那年的早冬。

[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77—278页、第445页。

[5]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37页。

[6]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09页。他建议天皇只在每个月的3号、13号、23号、8号、18号和28号骑马。

[7] 明治二年六月对他的学习有更详细的描述，当时他除了1日、6日、11日、21日和26日之外每天上课。除了阅读经典，他还听福羽美静讲授日本历史，并参加《贞观政要》的轮读。《贞观政要》是中国8世纪的一本政论性史书，长期作为日本天皇的教科书（《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31—132页；亦见第299—300页）。他的老师包括中沼了三、松平庆永和秋月种树。

[8] 元田竹彦、海后宗臣编，《元田永孚文書》第一卷，第127页。在自传《还历之记》里，元田讲述了他的父亲如何因为担心他的未来而建议他暂时放弃实学，不再去听长冈是容的课。长冈是熊本藩大名的前家老，已经失宠。前面一段文字讲述的是元田对他父亲建议的回答。亦可见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27页。

[9] 八木清治，《经验的实学の展開》，第176页。八木在文中引用源了圆的多本著作，源是这方面的杰出权威。元田的老师横井小楠的“实学”见本书第十九章。

[10] 在与父亲发生分歧后不久，元田开始患上眼疾，医生禁止他进行任何研究。这件事导致元田没有继续跟随长冈是容学习实学（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28页、第33页）。

[11] 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45页。

[12] 安场末喜，《純忠至誠の大儒元田永孚先生》， 第6页。这本书的作者是安场保和（1835—1899）的义子，而安场保和是元田的密友，并且都是横井小楠的门生。

[13] 元田竹彦、海后宗臣编，《元田永孚文書》，第118—119页。亦可见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46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75页。元田自明治五年五月七日开始给天皇授课的内容，见元田竹彦、海后宗臣编，《元田永孚文書》。这些讲义用容易理解的古典日语撰写。

[15] 《日本外史》是赖山阳（1780—1832）的著名作品，描绘了日本历代的战争传统。

[16] 元田竹彦、海后宗臣编，《元田永孚文書》，第126页；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47页。

[17] 安场末喜，《純忠至誠の大儒元田永孚先生》， 第7页。亦可见元田竹彦、海宗臣编，《元田永孚文書》，第127页；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48页。

[18] “三间”是常御殿西南面的三间小屋，天皇一些非正式的接见在此进行。

[19] 元田竹彦、海后宗臣编，《元田永孚文書》，第127页；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49页。

[20] 例如，侍从们并不喜欢他，因为他们认为他在向天皇灌输一些古板的礼仪（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20页）。

[21] 安场末喜，《純忠至誠の大儒元田永孚先生》，第4页。

[22]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加上《诗经》《书经》，合称六经。

[23] 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53页、第225页。元田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871年。

[24] 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72—74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95页。这一次，来自三个藩国的步兵、炮兵和骑兵部队首次被编成一个团。由于三个藩国的军队训练方法各不相同（分别按照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方法），制服也不一样，因此看起来有点参差不齐。

[26] Baron Alexander de Hubner, 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2, p. 10.许布纳与明治天皇见面的详情，见《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16页。

[27] 在《明治天皇记》第二卷的目录中，提到明治在统治初期第一次吃西方食物的情况：明治三年八月十二日，他在延辽馆吃了外国食物；明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皇和皇后在御医的推荐下，第一次喝牛奶；明治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解除了长期以来的吃肉禁令，天皇开始吃牛肉和羊肉。

[28]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p. 194. 格里菲斯用轻视的口吻描写了1872年5月岛津三郎率领的萨摩军队出现在首都的情形：“当他和他那两百个萨摩人的队伍到达时，那样子非常可悲。他们穿着过时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刚从中世纪走出来的。他们全都穿着高高的木屐，佩着套上红色剑鞘的长刀，前面和两侧的头发剃去，光着脑袋并时常光着胳膊到处走。总之，他们就像是一群古代的暴徒。他们发现自己被盯着看，甚至被当成过时的人时，觉得非常尴尬，并要求主人允许他们取下他们的杀人工具”（p. 238）。

[29] 关于这张照片的描述，见《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99页。1912年9月的《太阳》杂志的扉页刊登了这张照片（《朝日新闻》，2001年5月25日，第20页）。
话说回来，一些外国人喜欢上了日本服装。巴夏礼爵士在描写时任日本外务省顾问的“美国卓越律师”裴辛·史密斯（Peshine Smith）时，说他“奚落起他的雇主来真是不遗余力，他穿着日式短掛和宽松的裤子到处走，腰上还佩着几把刀，并公开宣称‘十个该死的在日外国人中没有一个被杀害’”（F. V. Dickins and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 193）。

[3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27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324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22页。

[33] Eīchi Kiyōka, trans., The Autobiography of Yukichi Fukuzawa，pp. 225, 226. 亦可见长尾和郎，《暗殺者》，第12页。

[34] 江崎诚致的《大村益次郎》一书第74页有大村的年表，虽然简短但却非常有用。

[35] 关于这次战斗，见长尾和郎，《暗殺者》，第16—20页。

[36] 森川哲郎，《明治暗杀史》，第35页。

[37] 广泽被杀时正和情妇一起睡觉，因此有人认为他被害的原因是嫉妒，而非政治。天皇的顾问佐佐木高行在日记中说，他怀疑是木户孝允身边的人制造了这次暗杀，但是并没有给出原因（栗原隆一，《斬奸状》，第363页）。光泽和木户一样，都来自长州。

[38] 栗原隆一，《斬奸状》，第362页。明治追授了他更高的官职，并给了他的家人三千两银子的赙赠（《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392页）。当天皇说广泽是“第三个遇害的大臣”时，他可能是想到了横井小楠和大村益次郎。

第二十二章
废藩置县

1871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无疑是8月29日“废藩置县”（废除藩国，设立县制）法令的颁布。那天早上，天皇将维新和新政府中表现最积极的四藩——长州、萨摩、肥前和土佐的领导人召到皇宫，感谢他们在1869年拥护版籍奉还，同时命他们支持接下来的重大举措——废藩置县。右大臣三条实美宣读了天皇的诏书，诏书说，“内以保安亿兆，外以对峙万国，故今废藩为县，务去冗就简，除有名无实之弊，更张纲纪，政令归一，以示天下之所向”。“有名无实之弊”就是封建主义，即将国家分成各个藩国，分别由大名统治的制度。

从封建制度到中央集权的转变顺利得不可思议。8月29日下午，天皇派人请来上述四藩的领导，他们提出以府县制代替藩国的建议，天皇听后非常高兴。[1]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天皇请来五十六个藩国驻东京的领导（知事），以公告（由三条实美宣读）的方式宣布了这项伟大的改革。大名们匍匐在地以示服从天皇的谕旨。第二天，同样的消息被送往各县的大名代表。9月1日，外务卿岩仓具视向各国公使通报，日本已被废除藩国，并代以县制。

9月5日，岩仓会见了代理英国公使亚当斯（F. O. Adams），亲自把这个变化告诉他。亚当斯祝贺岩仓成功地完成了精彩的一幕。他说，对欧洲政府而言，没有几年时间外加使用武力，根本不可能完成类似的重大改革。[2]

版籍奉还的动力来自各藩本身，但废藩置县则是一道加在各藩头上的谕旨。摧毁一种自12世纪末就已存在（几经改良）且保证了大名及其家臣许多特权的制度，非常可能遭到反对，但却没有一个人起来抗旨。这基本上算是精心筹划的结果。大久保利通是这项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为了争取西乡隆盛的配合远赴萨摩。西乡以维新总设计师的身份和毫无瑕疵的品格而备受尊崇。他对废藩置县的支持必不可少，一旦获得西乡的支持，许多原本可能起来反对的大名都将受到影响。

到了这时，像大藏卿[3]大久保利通和军人山县有朋（1838—1922）这样的人已经意识到废藩的必要性。山县刚刚结束一年的欧洲之行回到日本，他在欧洲学习了各种不同的军事制度。尽管政府看似没有受到暴动的直接威胁，但它显然需要和任何其他政府一样，拥有一支军队来处理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危机。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这么评价那个时期的政府：“没有一名国家军人，有的只是道德力量。改革能够进行到底完全是出于对天皇这个名字极大的敬畏心理。”[4]

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非常有限，现金极度匮乏。在改革者看来，唯一的方法便是以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府县制代替几乎自治的藩国制，然而这个政策绝非容易实施。武士阶层可能会为自己的权利而战，而大部分的普通民众还不知道有比大名更高一级的统治者存在，如果大名抗旨，他们几乎不会反对。大名的影响无处不在，藩国内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有他的痕迹。废藩置县业已过去一百二十余年的今天，当我们去金泽时，依然能回想起前田家。统治这里数百年的前田家的家徽在金泽依然可见。

当废藩的诏书到达越前藩藩主所在的福井时，格里菲斯正好在场：

在福井城，我有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份诏书在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即刻效果。三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是在地方政府办公室，时间是1871年的7月18日，接到天皇诏书的那个早上。错愕、强压着的愤怒、恐惧与不祥的预感和忠诚交织在一起。我听到有人在议论要杀死由利（公正）。他是朝廷派驻当地的代表和1868年《五条誓文》的起草者。

第二个场景发生在城堡的大厅里，时间是1871年的10月1日，越前藩的藩主召集了好几百名世袭家臣，命令他们将对藩主的忠诚转换为爱国主义，他还发表了一次崇高的演说，敦促他们由考虑地方利益过渡到考虑国家利益。

第三个场景是在第二天的早晨，城中全部四万民众似乎都聚集在街道两旁，最后一次送别越前藩的藩主。他将离开祖宗传下的城堡，到东京去，并以一名普通绅士的身份住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5]

其他大大小小二百七十个藩国，无疑也上演过类似的戏码。大名们丧失了世袭的特权，得到的补偿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头衔——自己原先统治的藩国的知事。然而他们竟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不禁令人感到惊讶。明治维新只是改变了日本社会的顶层，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废藩置县则是带来一个更大的影响：将近两百万人的武士阶层失去了收入，他们原来由大名支付工资，现在却面临永久失业。几年后，政府支付一笔失业补偿金，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笔钱重新开始。然而大多数武士不习惯做买卖或者新日本的其他职业，不久就把这笔钱花光，有些人被迫做些不体面甚至卑微的粗活。大沼枕山的汉诗《车夫篇》，就描绘了这样一个武士。诗歌采取了车夫和顾客对话的形式。

车夫何早起？

拂拭车上尘。

车客犹未到，

结束立凌晨。

昔日胡为者？

三千石幕臣。

出门乘舆马，

揭揭上士身。

今日浑忘此，

快载商贾人。

东西南北挽，

终日得数缗。

妻子待薪米，

余钱能饮醇。[6]

许多武士的确在政府部门找到工作，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继续成为知识分子的骨干，[7]但是有些人却从未适应这些变化。前面那个成为车夫（或者是做一些同样不体面的工作）的武士是当时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而且有传言说武士阶层的年轻女子在吉原的妓院里谋生。

这种改变显然加强了天皇的威权。至少在原则上，天皇取代了几乎独立统治自己藩国的无数封建领主，成为整个国家的唯一统治者。他自己也亲身感受到这种变化。不过，不久之后发生的另一种改变可能对他的影响更为直接。废藩置县诏书颁布的同一个月，宫内省和天皇的后宫发生了剧烈的人事变动。此前，只有高级贵族（堂上华族）才能在宫里任职。为了与古老的世系保持一致，他们继承古代的行为方式，做事时墨守先例和传统。天皇的后宫则由贵族出身的女官管理，她们大多从前朝起就在宫里任职。这些女官既保守又倔强，而且利用自己对天皇的影响力来阻碍改革。[8]政府官员，甚至像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这样的公卿也对此深感遗憾，想改变这种状况，然而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习惯很难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9]

来东京支持废藩置县的西乡隆盛认为是时候做出改变了。他认为应该将“柔弱华奢之风的旧公卿”换掉，改为由“刚毅清廉之武士”出任天皇的顾问。西乡在咨询过大久保和木户之后，正式向三条和岩仓提出建议，并要求他们立刻做出决定。8月19日，决定下来了：萨摩藩的藩士吉井友实（1828—1891）被任命为宫内大臣，全权掌管宫内省和天皇后宫的改革事宜。一直支持改革的公卿德大寺实则被任命为侍从长兼宫内卿。

改革的建议很快就提交上来。自此以后，任命侍从时不会考虑他们是出身公卿世家还是武士阶层。人们期待，即使侍从中只有几名武士，他们也将根除长久以来形成的陋习。侍从还有一项新任务，即向天皇提供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各种新旧信息。高级侍从还将协助天皇拓展知识。受影响的不止天皇：根据决定，皇后及其侍女也必须熟悉日本、中国和西方的古今大势，因此天皇上课时应允许她们旁听。[10]

天皇的侍从中，像三条西、里松和绫小路这样的贵族名字被村田新八这样的武士名字所代替。[11] 9月15日，全部女官都被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年轻女子。[12] 1872年1月20日，西乡隆盛写信给舅舅椎原与三次，信中带着明显的满意口吻说：

行诸种变革，最喜之事为主上身边侍奉之事。此前非华族之人不得出御前，偶有士族[13]之宫内省官员亦不能出御前。右等弊习今日悉改，侍从亦可自士族召入。公卿武家华族并士族皆同样，士族出身之侍从更得天皇恩宠，实为可喜之事。

主上厌烦居后宫，自晨至晚始终在外殿，学和汉洋之学问，次同侍从讨论，修业无寸暇。较之大名等，衣着亦简单；较之众人，修业之学习格外努力。然今日之天皇非昔日之天皇，此点三条、岩仓两卿亦称是。主上本为英迈之资，身体至极强健。公卿言，近来未有如此壮健之主上。天气宜时，主上每日习马，两三日内召御亲兵一小队调练，此后隔日调练，亦有人言主上欲亲率大队，自任元帅，此实为难得之事也。[14]

月底，太政官制度被废止，取消了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及许多更低的职位。政府被分为三个部门：以天皇为首的行政院（正院）、立法院（左院）和司法院（右院）。

国内的这些重大改革一旦完成，政府就能对国际事务投入更多的精力。首当其冲是勘定北方的边界。为防止俄国人捷足先登，虾夷（1869年9月改称北海道）的开发迫在眉睫。政府将北海道和千岛群岛划分成十一个县和八十六个郡，派许多重要官员去担任行政管理工作。[15] 1869年10月5日，政府将“大国魂神”作为北海道开发区的祭神，举行镇座祭[16]。各主要寺庙都鼓励信众移居新开发区。

日俄边界的主要问题是萨哈林岛。两国都有居民在岛上居住，国家之间的界线不是那么容易划分。1870年3月，库页岛（即萨哈林岛）发展委员会成立，然而日俄尚未建交，不可能开展任何谈判。3月3日，寺岛宗则（1832—1893）、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与美国常驻公使查尔斯·德隆（Charles E. De Long）会面，讨论萨哈林岛的问题。爱管闲事的德隆强调，这一边界问题对全球其他国家也很重要，并自告奋勇充当两国的调解人。他指出美俄之间关系亲密，承诺假如将这项使命交与他，他将为达成解决方案而不遗余力。[17]日本人接受了德隆的建议，但提出一个条件，即以纬度来划分边界：北纬五十度以北为俄国领土，五十度以南为日本领土。

尽管德隆非常自信，但他的斡旋却没有任何结果。日俄居住者之间继续有小冲突发生，日本仍未决定采取何种策略。他们至少有三种选择：（1）向俄国定居者支付一笔钱让他们离开，然后统治整个岛屿；（2）把岛屿一分为二，让俄国定居者搬到边界线以北，并补偿他们一笔搬家费；（3）把整个岛屿让给俄国，并收一笔补偿金。[18]

1871年6月，副岛种臣被派往萨哈林岛的俄国控制区与俄方进行谈判。出发之前天皇告诉他说：

我邦最近鲁邦（俄国）之壤土，应交谊最厚。尤如桦太之地，彼我人民杂居往来，各营其利，我国岂不尽心于保全此地之道哉。嘉永五年（1852），鲁帝派全权使臣，议定疆界，然互有事由，其议未成。而后，庆应三年（1867），于彼得堡暂结杂居之约。朕窃察方今桦太之形势，言语义脉不通，致民心疑惑，偶生争隙酿仇怨，恐终使两国失恳亲之道，故议定经界为最急务之事。此非独朕之深忧，鲁帝亦尝劳心。所以委尔种臣全权，以定疆界。切望尔机宜从事，以保两国人民之庆福，促两国交谊益厚绵延永久。尔种臣笃体斯旨。[19]

值得注意的是，天皇说沙皇和自己一样希望和平处理边界问题。他说和平是彼此的共同愿望，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臣民能够不受干扰地继续生活。这番陈述说明天皇现在意识到了君主对臣民的责任以及希望不同国家的君主之间互相配合的愿望。

接下来几个月，副岛种臣和俄国特使叶甫根尼·卡尔洛维奇·比措夫（Evgenii Karlovich Biutsov）多次见面，然而会谈毫无进展，根本无法解决萨哈林岛的现状。[20] 1873年2月，北海道开拓次官黑田清隆上书天皇，极力主张日本完全放弃萨哈林岛。黑田说把资金用来开发北海道的大片土地，要好过用来开发萨哈林岛的荒地。他说萨哈林岛上谷物、煤炭和渔获的销售收入不太可能满足岛上居民的需求，同时赞扬俄罗斯人1868年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是英明之举。[21]

这个问题直到1875年5月才得到解决，当时全权公使榎本武扬和俄国全权公使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日本天皇陛下放弃萨哈林岛的全部权利，将其让给俄国沙皇陛下，而作为补偿，后者将千岛群岛的十八个岛屿让给日本天皇陛下。两国以群岛最北端的占守岛和堪察加岛南端的洛帕特卡角之间为界。[22]

在此期间，天皇的注意力放在了远离日本的一些事情上。普法战争（1870年7月至1871年5月）爆发后不久，日本政府派出了四名高级武士前往观察。他们到达欧洲时，普鲁士已经节节取胜，包围了巴黎。这些日本观察家来到巴黎，开始编写详尽的战事报告，分析作战双方各自的长处和缺点、使用武器的优劣、胜败的原因以及欧洲的总体形势。他们无一例外都被普鲁士军队的实力和战术所深深震撼。迄今为止，日本在组建现代军队时一直都遵照法国的模式，然而法国的战败使日本换了老师：从此以后，德国军队成为日本学习的楷模。[23]

天皇对这场战争格外感兴趣。多年后，军官高岛鞆之助回忆说，天皇认真地检查送上来的普法战争报告，并向顾问咨询交战双方采用的策略。战争结束后不久，一艘德国军舰来到横滨，船长向天皇进献了一些战争照片，并请求允许他亲自进行讲解，天皇欣然同意。船长不仅描绘了照片中发生的事，还介绍了整个战争。高岛说，“龙颜大悦”。[24]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具体不是很清楚，但天皇为这样的目的而接见一名外国人显然是前所未有的事。[25]之后，天皇又一次打破常规，接见获得升迁的代理英国公使亚当斯。他表示自己为亚当斯的工作获得君主的认可而感到高兴，并为亚当斯的即将离职感到遗憾。自己虽有惜别之意，但无法强留，希望他在回家的路上好好保重。[26]天皇的话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它表明宫廷已经迅速适应了欧洲的习惯。

普法战争获胜后，1871年1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并将自己新的显赫身份通知了明治天皇。后者回信表示祝贺，并附上两本大和绘画册，作为前年秋天皇帝送的战争照片的回礼。日本和欧洲仍然相距遥远，然而日本在全球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经足以使天皇了解 “亲戚”们——欧洲的君主们——的最新情况。

1871年12月23日，岩仓使团出访美欧，无疑是这时拉近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距离的最重要的一件事。[27] 1858年7月日本与美国签订的通商条约规定，可以在约十四年后重新审议条款，因此现在是一个派使团出访与日本签订过和约的各个国家的恰当时机。[28]这些条约规定了治外法权和固定的进口关税，两者都侵犯了日本的主权，因而非常不受日本人的欢迎。日本希望通过谈判能够剔除这些讨厌的条款。

1871年2月，时在华盛顿的伊藤博文给许多高级官员写信，建议近期派一个由优秀官员组成的使团到欧洲和美国去考察各国的状况，包括友邦关系、贸易和关税，提前为满足和约修改的条件做准备。伊藤希望使团能够成功地说服各国相信日本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不应被视为法制和金融均不可靠的落后之地。使团的主要目的是赢得西方大国的信任，并向他们表达日本政府希望修改和约的愿望。

1871年5月，政府命令参议大隈重信和财政部官员吉田清成（1845—1891）进行调查，研究为修改和约而派使团到西方去是否可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应该派使团出去，于是太政官准备了一份报告并提交给天皇。

报告一开始便认为各国之间的关系应该以平等为基础，认为日本和外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归咎于幕末官员懒散和拖延的习惯。到了维新之初，人们希望收回日本的权利，摆脱条约带来的耻辱，然而条约已经生效，无法修改。现在，是时候和外国政府讨论修改条约，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友谊了。条约的修改将以国际法为基础，因此日本的制度或法律中任何与国际法不一致的地方都必须修改。这可能需要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然而条约上明确写着1872年7月1日可以开始修改，因此现在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挑战。各国的外交官无一例外都会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假如日本的制度、法律或者宗教存在任何与普世道德观相违背的地方，都有可能受到他们的攻击，甚至可能要求日本立即更改成他们的方式，以作为修订条约的交换条件。对日本来说这并非易事，结果必定造成双方在谈判桌上对峙。

外交使团可能有助于避免这种分歧。使团成员将对各国进行礼节性访问，同时表示希望日本政府的变化能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加亲密。他们还将告诉各个国家，日本政府的目的是修改条约，并建议对此进行谈判。为使日本知道成为国际社会一员所需的条件，派使团出访欧美是个好办法。随团出访的专家将会考察各国的制度、法律、经济、教育等等，判断日本该引进这些的方法。使团将使日本人获得一个在各方面改变自己国家的机会，从而说服外国列强相信日本已是开明国家。[29]

第二份报告描绘了日本需要改变的一些地方，包括法律、外国人行动和随意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启蒙教育以及扫除宗教自由的障碍等。

假如使团遵守提议的主张，没有要求立即修改条约，那么这次出访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成功，但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使团没有能够成功修改条约，因此一败涂地。不过当时的外国人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使团的出行，是日本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格里菲斯在1900年写道：

也许1871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派了一个巨大的使团到基督教世界去。关于这件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圭多·沃贝克（Guido F. Verbeck）一手促成的。

1871年11月21日，沃贝克先生在东京写道：

“政府将派一个非常高级的使团到美国和欧洲去……我希望并且祈祷，这个使团能实现我们渴望已久的对基督教的宽容，至少是接近一点……其中八九人是我的前学生。我们希望出访的结果令人满意，而且，在神的恩赐下，获得对宗教的宽容。我一直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30]

据沃贝克回忆，1871年10月25日，岩仓要求他上门拜访。见面后岩仓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写过一篇文章，然后交给自己的重要下属？”[31]岩仓指的是几年前沃贝克写给大隈，建议其派使团出访欧美的一篇文章。他说他直到三天前才听说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叫人翻译出来了。

最后他告诉我，那恰恰是他们最要做的，他们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计划……使团将按我文中建议的方法组建……在岩仓和天皇收到我这篇文章的两个月后，使团出发了。[32]

格里菲斯补充道：

使团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设法删除条约中的治外法权条款，为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日本可能需要进行全面的改组。但是，代表们却没有获得天皇的全部授权。他们出发前，美国公使查尔斯·德隆阁下告诉了我这一点。[33]

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是，修改条约是否是使团的主要任务。那些认为是的人强调使团在外国逗留时间之长以及费用之高，并描绘了成员们返回日本后的沮丧情绪。尽管大家都热切地盼望修改条约，但最初的目的显然不是这个。可能是陪同使团前往华盛顿的德隆顽皮地对日本人说了一句“是时候要求美国修改条约了”。他可能在想，假如这件事成功了，将有助于提高自己在日本的声望。日本使团在美期间，所到之处均受到非常友好的接待，使他们深信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34]

然而使团抵达华盛顿后，国务卿却对他们说，他们的国书中并没有包含条约的修改，于是大久保和伊藤不得不返回东京重新请求一份国书。尽管耗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和经费，[35]岩仓却认为，单方面与美国签订条约将对日本不利。根据条约的最惠国条款，向美国做出的任何让步都将适用于其他任何国家，而且不一定会有补偿。他决定中止与美国人关于条约修订的谈判，改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与各国代表坐在会议桌前一起进行谈判。岩仓、木户和山口尚芳拜访国务卿，告诉他使团不能单独与美国进行谈判，因此他们将回到出访的最初任务，即对各国进行礼节性的访问。使团在美国逗留了六个半月（包括在华盛顿长期等待的时间），之后才前往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但是这些时间并没有白费，只要看到久米邦武那本详细记载使团见闻的《米欧回览实记》，就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哲学家、历史学家三宅雪岭认为，使团离开美国后，行动就堕落为毫无目的的漫游。使团成员们很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只好继续往前走。发达国家的见闻使他们感到好奇，认为自己可以因此而熟悉世界形势，并以此安慰，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的失败，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欺骗不了。[36]然而在久米的这部巨著中，我们看不到一丝沮丧的情绪。不管使团成员的心里是否始终意识得到，他们都是在帮助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由于经济原因，西方国家不愿修改不平等条约。继续控制日本的进口关税对他们有利。如果日本施压，他们会以暗杀欧洲人的事件仍在继续因而无法相信日本会公正地惩罚罪犯为由加以拒绝。[37]他们或许也主张先解除对基督教的限制，然后再来谈条约修改的问题，但是这类保证超出了使团的权力。无法修改条约这点令人极为失望，但事实上使团出色地完成了原来的任务。假如他们没有更大的野心——要修改条约——就不会浪费几个月的时间等伊藤和大久保从东京回来，也就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成功了。

无论如何，这些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了西方，而这种认识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他们有幸观察了繁荣和乐观时期的西方各国，他们可以将这些知识——不论是先进的机器、政治或者仅仅是欧洲人待人接物的礼仪——应用于日本。从这个角度看，岩仓使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天皇和全体日本人民将分享他们通过漫长航程带回的硕果。

[1] 版籍奉还期间，许多藩都上书天皇，请求废藩置县（《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99—501页）。这次召见的四个大名都曾细述过废藩理由。德岛藩的大名蜂须贺茂韶强烈谴责藩国林立导致国内一盘散沙，并认为将各藩士兵统一由战争大臣领导是明智的做法。名古屋、熊本藩和鸟取藩的大名也提出了类似的请求（第404—405页）。1881年5月17日，丸龟藩大名京极朗彻上书请求废藩置县；5月28日，天皇批准了他的请求（第446页）。三田藩大名九鬼隆义甚至走得更远：他不仅要求解散藩官，将他们的权力移交宫廷，还赞成逐步将藩内的武士转变为农民和商人。他还赞成取消“华族”（贵族）和“士族”（武士）之间的界限（第470—471页、第500页）。大沟藩和津和野藩的大名成功请求并入大藩（第478页、第483页）。这些事件虽然在全国并不普遍，但是却说明当时的气氛是有利于废藩置县的。

[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98页。

[3] 大藏省为财务部门，大藏卿即财务大臣。——编注

[4]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p. 181.

[5]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pp.190-191。

[6] 木下彪，《明治詩話》，第50—51页。亦可见拙著Dawn to the West, 1, p. 41。这首诗有40行。

[7] 司马辽太郎，《〈明治〉という国家》，第111页。他指出，直到20世纪20年代官僚机构和学术界都充斥着武士阶层，因为他们很快意识到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摆脱经济困境。他进一步指出，直到大正时代末期武士阶层才开始影响农商界。

[8] 1868年，在安排外国公使参观紫宸殿时，以明治的母亲中山庆子为首的大奥女人们又哭又叫，为天皇即将见外国人这件事感到气愤。东久世通禧派人找来几名高级女官，劝她们平息这些人的反对情绪。但是中山庆子找到了她的父亲中山忠能，后者以医生说天皇发烧为由请求推迟。岩仓让另外一名医生给天皇检查身体，结果发现天皇安然无恙。会面照常进行（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23页）。

[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04—505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05—506页。

[11] 关于被解雇的宫廷官员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参考《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06页。木村被任命为宫内大臣。

[1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07页。其中三人被任命为权典侍，这是天皇妃子的头衔。

[13] 日本的士族指的是武士阶层。——编注

[1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09页；亦可见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42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175页。“国”是相当于县的面积比较大的行政区域，“郡”是比县低一级的行政区域。

[16] 日本神道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在神社创建当天、祭神初次镇座时举行的祭典。——编注

[17]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267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63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463—464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0页。他们见面的地点在东京，而不是在北部。副岛提议日本花二十万日元把萨哈林岛买下来，但是比措夫却提出俄国独占萨哈林岛，并将千岛群岛给日本作为补偿。双方都不肯让步。也许是为了打破僵局，副岛说日本愿意放弃，让俄国独占整个萨哈林岛，只是他们必须签订协议，同意在日本参加亚洲大陆的军事行动时，允许日本军队自由通过他们的领土。比措夫回答说，他没有权力讨论这类问题，谈判就此中断。

[21]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1页。黑田奏折的原文见《副島伯経歴偶談》第三卷，第23—24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44—445页。

[2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327页、第333页。板垣退助原本被选为这个四人观察家团的领导，但是他因藩内事务繁忙而拒绝了。高级团员有西乡隆盛的堂弟大山岩，他后来成为陆军大臣，在中日战争期间担任第二军的司令官。另外一名成员品川弥二郎在欧洲待了五年，后来升任内务大臣。

[24] 高岛鞆之助，《神武以来の英主》，第34页。但是，渡边几治郎记载的是德国公使（而非船长）给天皇看了这些照片并作了解释（《明治天皇》第一卷，第129页）。

[25] 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第一卷，第129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66页。

[27]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82页。关于启程的详细描述，见久米邦武，《米欧回覧実記》，第42页；田中彰，《岩倉使節団》，第8—10页。

[28] 这个时间要到1872年10月，但是通常认为1872年7月1日就可开始重新审议（田中彰，《岩倉使節団》，第41页）。日本与荷兰、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和丹麦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后来与瑞典—挪威、西班牙、德国和奥匈帝国签订条约时，遵照了美国的模式，这样一来日本就无法剔除那些讨厌的条款（《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47页）。

[2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548—550页。

[30] 大久保利谦，《岩倉使節の研究》，第257—258页。大久保复制了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的Verbeck of Japan的一部分内容。尽管沃贝克被视为美国人（严格说来，他是个无国界人士），但他却出生于荷兰，并在荷兰接受教育。1859年他被荷兰归正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派往长崎，除了传教之外，还教授英语、法律、政治、经济和西方科技。（他大学时获得过工程学的学位。）他的学生包括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和副岛种臣。

[31] 不清楚岩仓说的“你的重要下属”指的是谁。

[32] 大久保利谦，《岩倉使節の研究》，第254页。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归正教堂的Gardner A. Sage 图书馆发现了沃贝克1869年6月11日写给大隈的亲笔信的复印件，证实了沃贝克的话（田中彰，《岩倉使節团》，第28页）。

[33] 大久保利谦，《岩倉使節の研究》，第257页。

[34] 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第23页。毛利提到，当时在华盛顿特区的森有礼高估了美国人的友谊，认为修改条约的大好时机已经来到。伊藤博文和他的看法一样（《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59页）。使团成员讨厌森，因为他公开在美国人面前批评日本。木户孝允的日记中包含了以下段落：“最近这些日子森的行为令人震惊。相比之下，美国人非常理解我们的感受，而且了解我们的风俗习惯。但是，我们那些正在美国学习的学生缺乏对我国传统习惯的深刻理解。他们崇拜美国的习俗，完全不知道他们自己赖以立足的传统。他们草率地崇尚自由和共和，那些无忧无虑的轻薄理念我几乎不忍卒听。大家对我国派驻这里的公使森议论纷纷，说他当着外国人的面肆意地嘲笑自己的国家”（1872年4月15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2, pp. 149-150）。

[35] 大久保和伊藤似乎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授权，可以与美国人就条约修订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是获得了开始谈判的权利。他们并不是要单独与美国修改条约，而是受命到欧洲与所有签订过和约的国家的代表见面，并展开谈判。岩仓收到一封电报，询问美国人是否将派一名特派公使到谈判地点去。1872年6月19日，天皇给他的“好朋友”——各国的国王和总统——去信，介绍了使团主要成员，并告诉他们，使团成员即将访问他们首都，而为了使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和平友好，使团成员已经获得授权，与各国进行谈判。他提醒他们原定的条约修订日期即将到来，并希望修订工作能在惠及所有人的情况下进行（《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77—679页；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第26页）。

[36] 三宅雪岭，《同時代史》第一卷，第339—343页。转引自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第32—33页。

[37] 然而，日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处理那些自称为刺客的人，格里菲斯欣喜地记录下了这一点：“1871年1月13日，两名英国人在东京遭到三名持双刀刺客的袭击，伤势非常严重。我和沃贝克有幸护理他们，使他们恢复健康。三名刺客被迅速捉拿归案，经过一番刑讯逼供，三人对自己罪行供认不讳，随后公布了对他们的判决。令英国公使感到惊喜的是当时已经完成了五分之二的新刑法的出台。根据刑法条款，两名罪犯被绞死，一名被判处十年苦役，三人的武士身份被撤销……在这种彬彬有礼的坏蛋与杀人犯一视同仁，重犯被斩首的新方法下，暗杀很快便不再流行”（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pp. 183-184）。

第二十三章
初次巡幸

岩仓使团在华盛顿焦急地等待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从日本回来之时，日本正酝酿着再派出一个“使团”。它的目的与岩仓使团原来的任务很相似：考察所到之处的情况，并且使各地人民感受到日本新政府的威望。这个使团由天皇亲自带领，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不是去国外，而是去日本的边远地区。

1872年6月16日，天皇公布了近期将由海路访问中国和西国[1]地区的计划。为了准备实际的出行，这天还进行了全面彩排。[2]天皇对彩排很满意，不久就将出行的日子定在7月10日。这次巡幸开启了天皇的日本各地之旅。

此前公布的一份官方文件，解释了此行特殊的意义：自中古时期以来，武家一直将天皇禁锢在皇宫的高墙之内，因此这次旅行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天皇将遍游全国，观察各地区的地形、总体情况、人民和气候。没有制定一个让天皇熟悉自己国家的计划是个严重的失误，但是现在错误已经得到弥补。天皇将乘船游览大阪、兵库、下关、长崎、鹿儿岛、函馆、新潟以及沿岸其他城镇。这样的旅行将有助于天皇更好地谋划整个国家的福祉。不幸的是，在一些穷乡僻壤，人们仍未感受到宫廷的善意，这意味着天皇的影响力还不能说已完全渗透。假如不抓住眼前的机会改变这种情况，国内对未来的疑虑将会越来越多，成为进步和启蒙道路上的严重障碍。[3]

天皇实际面临的情况甚至比上面文件所说的还要严重。明治时代初期，许多平民，甚至可以说是绝大部分平民都对天皇不感兴趣。[4]注意到这点的大久保利通早就敦促天皇学习欧洲君主的做法，向人民展示自己。他确信将天皇从躲在高墙和帘子后面的神秘形象变为臣民熟悉的可视形象，在政治上来是不可或缺的。

天皇所接受的教育并未把他培养成公众人物。欧洲人早期的描述说明他在陌生人面前异常害羞，以致说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5]他那想必是从宫内女官那里学来的奇怪步姿让人品头论足[6]，而天皇身上的服装和那张涂了油彩的脸则表明他是这个世界的另类。天皇个人形象的转变以及在人民面前露面的决定，并非他本人的意愿，而是在大久保等顾问的建议下才这么做的。

天皇“人性化”的尝试最初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从东京到京都的一路上他都没有在公开露面，民众最多只能看到他的乘舆。然而，早在1868年，天皇的形象就开始出现在锦绘（一种为平民取乐的木刻版画，浮世绘的一种）上，这表明公众已经萌发了对天皇的兴趣。[7]

这些进展虽然令人欣喜，但并没有完全符合计划。大久保本想按路易十四的路子把年轻的天皇打造成一位君主，希望以此作为君主立宪制创建过程的中间阶段。然而，日本的君主传统并不适合培育巴洛克式的富丽堂皇。以路易十四为例，“欧洲专制主义的政治手段非常直观：艺术和权力体现在国王来访时城市的游行队伍、宫廷的假面舞会、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和花园之中。国王通过这些艺术形式成为一个可视的形象”。[8]日本的君主则是非可视的。人们不仅看不到天皇本人，甚至御所周围的空白围墙也与法国国王凡尔赛宫周围的宏伟建筑和花园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

不过，我们在阅读描写路易十四及其宫廷生活的文章时，还是会觉得有些地方与明治很相似：“在同时代人的眼里国王是个神秘人物。”[9]孩提时的路易就以严肃和沉着给外国使节留下了深刻印象：“威尼斯特使指出，1643年路易只有五岁，他很少笑，也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10]路易接受的似乎是西班牙宫廷礼仪的训练，因为据说他的岳父，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在正式会见时身体保持不动，“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这个描述与外国人对明治在正式会见时的描述惊人地相似。[11]害羞和礼仪同样造成明治在会见时身体静止不动，但是在法国或者西班牙，国王雕塑般的形象却是戏剧表演的一部分。一名学者这样写道：“因此，应该把国王的不苟言笑和隐身视为宫廷戏剧的一部分。当时的人无法经常看到费利佩，实际上却使他的公开露面变得更加耀眼和炫目。”[12]

当路易长大成人，与明治登基的年龄相仿时，他表现成一名模范君主。“年轻的国王在17世纪60年代展示的形象，是那种罕见地献身于国事和臣民福祉的君王形象。”[13]然而，不久路易对国民表面上的关心就被日益增长的自恋和骄傲所代替。相比之下，明治对人民的关心，从他登基之日起一直延续到他的统治结束。

两位君主之间的相似之处使人好奇，但这些相似之处简短而又时断时续。日本没有路易十四那么多的骑马雕像，没有描绘国王保卫天主教或者在战场上打败外国人的复杂绘画，也没有为了提高形象而委托同时代的人或者后代创作的诗歌、戏剧和音乐作品。法国已经成立了一个名为“荣耀部”的机构，负责国王的形象展示。明治的“荣耀”无须这样一个“部”。他的荣耀来源于他长时间的统治以及从未改变的对日本人民的深切关怀，而不是什么美化的形象。

也许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对路易十四的评价最能体现两位君主的相似之处：

毫无疑问，路易十四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西方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影响非常深远。但他本人的才智和天赋并不出众。只能说中等，谈不上伟大……

刚才提到的与路易十四“伟大”有关的悖论表明：有时，最重要的任务并非由那些——我们多少有些浪漫地认为——具有创意或创造力的人，或者由那些具有非凡动力和活动能力的杰出人士完成，而是由那些沉着温和的中等人才所完成。路易十四的情况就属于这一种。[14]

大久保努力想把明治变成路易十四那样的君主，这是误入歧途，幸运的是，他没有成功。不过他认为天皇必须变成一名日本人民看得见并认得出的严厉慈父的想法却是正确的。

1872年的巡幸从6月28日一直持续到8月15日，全程都非常成功。这次出行与路易十四的巡游不同，甚至与德川时代盛期大名的出行也不一样，明治一行非常谨慎小心，要求各地不得阻碍交通、人们跟往常一样劳作、无须修路或者遮掩那些肮脏的地方、不得收取礼物。出行的目的是使天皇看到国家的实际情况，而不是让他看巧妙伪装过的波将金村[15]。

反对天皇此次出行的主要是那些仍然留在京都的人。天皇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听说在国内人心未定的情况下决定巡幸这种大事后非常震惊，很担心巡幸的结果。皇宫中的变化也让京都贵族桥本实丽（1809—1882）震惊。6月20日，他到东京的宫殿参见天皇，恭恭敬敬地行完礼起身后，惊讶地发现天皇穿着西服坐在椅子上。桥本后来注意到走廊都铺上了地毯，侍从等不必脱鞋，工作时都坐在椅子上。[16]

桥本并非唯一一个为宫廷西化速度之快感到不安的人，但是天皇完全顾不上这些。6月28日早上4点，他踏上巡幸之途时，第一次穿上了那件最有代表性的服装——缀有盘扣的燕尾服。[17]他的穿着不免遭到保守派臣民的批评。天皇在长崎时，有人向他提出抗议，恳求他停止穿西服。宫内卿德大寺实则与西乡隆盛讨论该如何应对。西乡派人把这个人叫来，并对他吼道：“你难道还不了解世界形势吗？”这个人惊恐地退下了。[18]只有在三四年前许多武士仍然嚷着攘夷时，这样的抗议才可能受到重视。

那天天皇骑马从皇宫出发，在滨离宫短暂停留，吃了一些点心，然后在早上的5点30分乘坐小艇，登上停泊在品川的“龙骧”号军舰。同行的是七十余人随从[包括西乡隆盛及其弟弟西乡从道（1843—1902）]以及一队禁卫兵。天皇一踏上军舰，乐队就奏起了欢迎的乐曲。十二年前，当第一支日本使团远渡太平洋来到美国时，使团成员不断地抱怨受到刺耳的“番乐”折磨，但是现在日本海军却为天皇奏起了类似的音乐。其他的欢迎仪式包括主桅杆升起一面锦旗、悬挂信号旗、水手们行分区列队礼以及鸣放二十一响礼炮。[19]除了第一项，其他所有礼仪均位近十年学自西方海军的做法，然而它们已经牢牢地成为日本海军传统的一部分。

出行的第一站是去参拜伊势神宫。6月30日上午，“龙骧”号和其他护卫舰停靠在鸟羽湾。天皇一行人从那里出发去伊势神宫的所在地山田。领头的是当地官员，其次是工部、海军部、陆军部等官员。两名侍从捧着天皇的神剑和勾玉，天皇自己骑马，两侧各有一名侍从护卫。一半的禁卫军在前面引路，一半殿后。官员都身穿燕尾服，佩戴西洋剑，步行跟随在后面。道路两边欢迎的民众都为天皇着装之简朴感到震惊，这和过去大名出行时队伍之鲜艳简直有天壤之别。民众跪在道路两旁，仿佛是在拜神一样地拍手。这次的巡游和接待方式是天皇此次出行的典型模式。

第二站是大阪。一艘半路相遇的俄国军舰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以示对“龙骧”号上的锦旗的尊重。天皇到晚上10点才抵达临时住处。大阪市民在街道两边拍手欢迎，同时山呼万岁！[20]松岛居住区的外国人沿路点燃了篝火，并脱帽向天皇致意。

7月7日，天皇离开大阪，登上了一艘开往京都的江轮。这是他三年多来第一次回到古都。到达京都时已经天黑，但是沿途的每一家门口都点着灯笼，照亮了通往御所的路。京都民众拍手欢迎，据说人们看到天皇时，无不激动得热泪盈眶。[21]

在京都停留的短暂期间，明治见到了自己的家人——外祖父中山忠能、姑姑亲子内亲王和淑子内亲王。[22]他在给父亲孝明天皇上坟时，没有穿西服，而是穿上了正式的宫廷长袍。之后他参观了京都的一个商品展，展出的物品包括传统的“西阵织”[23]以及新发明的碾米机和西式雨伞。明治参观了一所中学，观看学生上课，并听了学生们如何回答有关句读、算术和外语等问题。他还参观了一所原来专门教贵族子女外语（英语、德语和法语）和手工艺的学校，现在这所学校也接收平民的孩子。明治接见了外国教师，之后颁布诏书称外国教师们“尽心于生徒教育，朕甚嘉之。望汝等勤勉，生徒益研学不怠”。[24]

天皇此次和后来每次巡幸，所到之处从未忘记视察当地的物产和学校。他在学校观看化学等科学实验，并聆听学生们用日语和外语演讲。天皇还到野营地视察军队。这些行动展示了天皇最典型的一面：鼓励本地商品的生产、表现出对教育的兴趣、鼓舞军队的士气。他似乎认定现代日本的未来将由这三个因素所决定：工业、教育和军队。报纸《长崎航讯》除了表达惯常的敬畏和感激之情外，还高度赞扬天皇的来访使城中居民摆脱了顽固的无知，铲除了他们的狭隘思想，并扫清了文明和进步道路上的荆棘。[25]

不用说，天皇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臣民崇拜的目光注视着。他也很受外国人的欢迎，不论是学校的教师还是被请来教日本人西方科学与机械知识的政府雇员。也许这次旅行最不寻常的事件发生在熊本。天皇去拜访外语学校的老师勒罗伊·简斯（Leroy L. Janes），简斯太太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朝正进屋的天皇头上抛撒花瓣。这种欢迎方式他此前从未遇过，此后也没有再经历。[26]

天皇最喜欢在吃饭时和大臣们分享的一个趣闻，是他和护卫去鹿儿岛的一个外国人家里访问的事。住在那里的老妇人拿出了丰盛的西式菜肴和糕点招待他们，然而（天皇说完放声大笑），“她连我是谁都不知道！”[27]很难想象天皇和随从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到外国人家里去的，又或者，即便这个老妇天性如何好客，她是如何这么快就做出一桌丰盛的饭菜的，但是这个故事却广受欢迎。它有着我们熟悉的主题——贵人微服私访，来到一户简陋的人家家里，却受到年老的主人热情款待[28]——只差在末尾加上一句：这位客人向毫不知情的恩人赠送了慷慨的礼物。

天皇坐船离开鹿儿岛之后，他待过的地方开放给普通民众参观。凌晨便等候着的人们恭恭敬敬地接过一些零碎的草席和柳杉针叶。草席是天皇祈祷时跪过的，柳杉针叶是他夜里纳凉时平台上的装饰，人们把这些东西用来驱邪。[29]

天皇的船从鹿儿岛直开到四国的丸龟，到达丸龟的时间是8月7日。那天下着大雨，还伴有闪电和狂风。第二天天放晴，天皇从临时搭建的祭台上，朝白峰的崇德天皇山陵和淡路岛上的淳仁天皇山陵遥拜：这两位天皇都死于流放地。那天，东京传来消息，萨摩人为主的禁卫军内部发生冲突。身为萨摩人的西乡隆盛和西乡从道赶紧乘坐快船返回东京，因为大家认为能平息暴动分子的唯有他们两人。[30]天皇按照原计划继续前行，在返回横滨时短暂逗留神户。

返回东京后，明治继续对教育表示出极大的兴趣。9月3日，第一个公立图书馆在上野开放。第二天，天皇颁布谕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并公布了各级的教育计划草案。草案计划设立8所大学和53760所小学。所有年满6岁的儿童都必须到学校上学，从满足男孩和女孩、城市和农村等不同需要而设立的各种学校中选择一所。教育制度将学习法国。这些计划是为了兑现天皇在《五条誓文》中“破除旧来之陋习”以及“求知识于世界”的承诺。[31]

经过多年动荡，国家似乎最终安定下来了。东京都21座用于军事防御的外城门已经拆除，只剩下地基和石墙。专职保护外国公使、居民和各县雇佣的外国人的特警也被普通警察所代替。但各县仍有零星的农民起义发生，而国际问题则变得尤为重要。

9月26日， “玛利亚·路斯”号（Maria Luz）的判决结果公布。这艘秘鲁轮船在从澳门开往秘鲁的途中受到严重损毁，7月9日停泊在横滨进行维修。一天夜里，一名中国劳工越过船舷逃跑，被一艘英国军舰救起，并被送往神奈川当局。这名中国人诉说了自己和船上另外231名中国人受到虐待的事情，并请求日本政府保护他们。神奈川当局传唤了秘鲁船长，将这名逃跑的中国人交给他，但警告他必须人道地对待船上的中国人，同时严肃地叮嘱他不得惩罚这名逃跑的人。然而船长不仅狠狠地惩罚了他，还继续残忍地对待船上的其他中国人。代理英国公使沃森（R. G. Watson）听说后，亲自登上“玛利亚·路斯”号查看情况，发现那个逃跑的中国人说的都是事实：船上中国劳工的生存环境几同奴隶。沃森要求外务卿副岛调查这件事。

副岛立刻下令禁止这艘秘鲁轮船离开港口。经过进一步调查后得知，船上的官员在澳门连哄带骗地让这些目不识丁的中国人签了卖身契，把他们关进船舱，残忍地对待他们。预审时判决秘鲁船公司有罪，并允许全部中国人上岸。8月27日，朝廷同意了这个判决。日本将判决书寄给在日本的每一名外国代表，并咨询他们的意见。只有英国支持这个判决。美国领事拒绝做出评论，因为这件事和他自己国家无关。其他国家都反对这个判决，他们援引1867年10月签署的一份关于管理横滨外国人居住区的条例，质疑日本政府是否有权处理发生在国土之外的事。裁判长大江卓（1847—1921）请示副岛，副岛说尊重法庭的裁决。

8月30日，大江裁定，秘鲁船长释放全部中国人，允许船长乘坐自己的船离开，免于鞭刑。秘鲁人依然不肯服输，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澳门与中国劳工签的合同合法且具有约束力。9月26日，法庭维持了大江的原判，称秘鲁船长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而且与日本的法律相违背。一些船上的中国人听到判决后大为鼓舞，弃船逃跑，船长也许是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弃船逃往上海。中国政府随后感谢了日本政府的友好行为。[32] 1873年6月，这件事被提交给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仲裁，两年后沙皇维持了日本法庭的判决。[33]

威廉·艾略特·格里菲斯是明治天皇的虔诚崇拜者，他这么描述明治在判决中所起的作用：

睦仁于8月中旬回到横滨。他在逗留期间与市长大江卓就秘鲁轮船“玛利亚·路斯”号的案子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这艘船因为天气原因停靠在这里，船上满载着中国劳工，他们中了别人的圈套，实际上是被绑架了，而且受到残酷的对待。其中有一个人游向当时停泊在港口的一艘英国军舰，他们的情况才为人所知。

明治不畏“共和政治的恶弊”，不畏秘鲁的装甲舰，不畏那些落后于时代的人的反对，决心拥护人类的自由。庭审结束后，中国劳工踏上了日本国土，被收留直至收到北京政府的回信。这是日本首次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亚洲宣示人权。一些外国人严厉批评政府的行为，甚至想象秘鲁军舰会来索赔。然而事情通过仲裁解决了，俄国沙皇裁决日本这么做是正确的。[34]

格里菲斯提到天皇在处理“玛利亚·路斯”号案件时发挥的个人作用，并未经其他同时代人的证实。假如格里菲斯没有说错，那么这是一个天皇介入司法案件的罕见例子。格里菲斯还回忆说：“庭审时，日本古典诗歌翻译家、英国律师狄金斯（F. V. Dickins）强有力的论辩起了很大作用。[35]那些被迫做可耻行当的年轻女孩，实际上获得了人身自由。那些她们不情愿签下的，将束缚她们好几年的旧合同，被宣告无效。”

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狄金斯被秘鲁政府聘用，就与中国劳工签订的合同是否构成奴役辩护，他列举了日本的妓女买卖，认为如果这算合法，那么秘鲁人就没有犯法。这个论点把日本人吓了一跳，审判长大江匆忙宣布休会。最后大江判决，即使日本确实存在奴役，例如妓女买卖，但是仍禁止向外国输出奴隶。秘鲁船长试图将中国的奴隶劳工从横滨输往国外，因此触犯了法律。经过这番七弯八拐的论证，大江下令释放这些中国人。[36]

日本人感到极为尴尬，因为他们人口买卖的实情已经让法庭上旁听的外国领馆官员给听去了。大江敦促政府尽快废止这种非法交易。11月1日，天皇颁布了严禁人口买卖这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令。[37]所有妓女的卖身契均被废止，取消与此相关的一切债务。学徒合同也改为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日本政府这个时期的一系列行动使得它与家门口两个国家——朝鲜和琉球王国——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在大约四百年的时间里，日本一直在朝鲜设有一个贸易据点——有点像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38]日本在釜山设立的“草梁倭馆”只由对马藩的人员担任，因为对马藩的地理位置处在日本和朝鲜中间，历史上一直充当两国之间的交流媒介。尽管日本人受到严厉的监管，有时甚至是无礼的对待，但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开，因为贸易——主要是实物贸易——的利润非常可观。

明治初期，日本与朝鲜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得知幕府（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被推翻后，[39]朝鲜政府不太愿意与明治政府建立联系。[40] 1869年，为了打破僵局，日本政府决定取消对马藩前大名宗重正的谈判代表之职，改由自己谈判。1870年3月，政府派两名外务少丞到朝鲜，通知此番人事变动，然而朝鲜只是回复说他们无法接受日本人的信件。两名特使碰壁后回到日本，强烈主张征韩（入侵朝鲜）。

同年10月，日本再次派出的使团同样没能取得进展。三名特使要求会见当地官员，但却遭到拒绝。朝鲜人说，三百年来对马藩一直都是两国之间的使者，为什么现在要打破这个传统？如果日本想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唯一的方法就是遵守过去的惯例。他们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1872年2月，东京又一次派出的一批使团抵达釜山。专门负责日本事务的训导以生病为由拒绝与使团的成员见面。直到4月使团负责人相良正树才将委托书成功交到代理训导的手上，并附上自己此次出使目的的声明。6月，训导来到倭馆，说等讨论过相良的声明后会给他答复，但是不能保证什么时候。朝鲜人的暧昧说法和拖延时间的态度让相良等日本人大为光火，他们不顾规定，离开倭馆径直走到当地政府。当地的政府领导不仅拒绝接见这些日本人，还严厉指责他们擅离倭馆、硬闯禁区。[41]

日本人只好返回倭馆。使团成员返回日本，向外务卿副岛种臣汇报了情况。副岛认为，鉴于历史和尊严的原因，倭馆应该保留，9月12日他向正院提交了一系列建议，9月20日，朝廷和天皇批准了他的建议。建议第一条认为倭馆作为日本在朝鲜的前哨必须保留，清晰地传达了他的观点。[42]

9月30日，外务少丞花房义质（1842—1917）为执行副岛的命令来到朝鲜。他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将草梁倭馆那些来自对马藩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成外务省的官员，并将倭馆置于外务省的管辖之下。倭馆不再是对马藩的贸易据点，对马和朝鲜政府之间的账目必须结清。谈判再次拖延，因为朝鲜正在等待前训导官复原职。最后，12月10日，朝鲜宣布拒绝接受花房带来的物品（用以结账），也不接受他们派驻的官员。

日本人发现朝鲜人与自己不同，他们拒绝接受“文明开化”的政策，已经无可救药地落在了时代的后头。这一印象使日本人更加愤怒。朝鲜依旧没有向西方开放，日本人看朝鲜就跟以前的欧洲人看日本一样，这使得他们对朝鲜的落后产生侮蔑之念。过去，日本人把朝鲜看成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而非常尊重，对比之下，这一转变实在巨大。[43]

另一个邻国琉球王国也开始感觉到日本新政权崛起的威胁。这个国家的地位长期以来都很模糊。1186年，幕府曾经赐予萨摩家族的创始人冲绳和“南海”其余十一个岛屿的“地头”头衔。冲绳三个王国之间发生了内战时，日本的战事使得岛津家族无法派兵前去协助冲绳，其中一个国王于1372年派使者到明朝乞求帮助统一国家，并请求成为明朝的藩属。明朝同意，并赐国号“琉球”。但琉球长期以来与日本的附庸关系并未因为与明朝的新关系发生变化而停止：1441年足利义教将军确认了岛津忠国对琉球王国的控制权。到了德川幕府时期，琉球王国或多或少地为岛津家族所占有，尽管它一直和中国保持着联系。

1872年，鹿儿岛县的参事派两名使者到琉球，承认过去治理时犯下的错误，并希望改善关系。琉球国王尚泰（1843—1901）表示同意。与此同时，大藏卿井上馨认为应该明确琉球王国的身份。常驻冲绳的鹿儿岛官员接到参事的命令，转达了日本政府的失望之情，原因是王政维新以来，琉球国王尚未到宫廷向亲政的天皇表示祝贺。他敦促国王立即派代表前往东京。[44]

尚泰听从了命令。10月5日，他派出的三名高官抵达东京。10月16日，琉球使团觐见了天皇和各位大臣。使节宣读了国书，琉球国王在国书中表示自己居于南方小岛，听闻维新盛事感到高兴不已。天皇回答说，作为长期以来萨摩附庸的琉球效忠日本政府，自己非常满意。天皇随即下令，赐予琉球国王“藩王”的称号，并加封他为日本贵族。天皇还向琉球国王和王妃赠送了大量礼物，包括各种布匹、三把猎枪、一副马鞍和一对景泰蓝花瓶。[45]

藩国已经被废除，然而琉球国王却获得了“藩王”的头衔，不得不说是件奇怪的事。这只能解释为权宜之计，目的是将琉球王国牢牢地置于日本的管辖之下。而最终的目的是将琉球王国纳入日本的版图，这个愿望直到1879年才实现。

明治五年还有最后一件值得注意的事——采用阳历。12月10日，在用阳历取代阴历之前，举行了变更历法的仪式。那天早上10点，在遥祭过伊势神宫之后，天皇宣布12月3日为次年的1月1日。天皇向祖先汇报了这个变化。随后，他来到正院，将一份解释为何要采用阳历的诏书递给三条实美。

天皇首先提到使用阴历的不便之处。为了与阳历保持一致，阴历需要每隔两三年便插入一个闰月。阳历则要准确得多，只需每隔四年增加一天；即使使用了七千年，误差也不会超过一天。阳历极高的准确性，正是天皇采用它的原因。[46]

天皇没有在诏书中提到采用阳历的主要原因。从去年9月开始，日本政府各部门就开始按月发工资。如果按照阴历，那些有闰月的年份政府将不得不发十三次工资——政府显然不愿意这么做。

12月3日的第二天变成了1月2日，这使一些日本人觉得失去了生活中一个宝贵的环节，尽管阴历不再受到官方认可，其使用却延续了一些年，特别是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不过，不管怎么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现在正与西方发达国家生活在同一时间框架内了。

[1] “中国”指濑户内海的北岸（广岛、冈山等）；“西国”是这个时期九州的别称。

[2] 为了利用涨潮的高水位，天皇一行人凌晨3点便离开皇宫，赶往滨离宫，在那里登上“龙骧”号军舰，驶往浦贺，并于当天夜里抵达浦贺。“龙骧”号那天晚上停泊在浦贺湾内，于第二天一早驶回滨离宫。

[3]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74页。

[4] 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6页。

[5] 亚历山大·德·许布纳男爵在会见明治天皇后写道，“根据礼仪，皇帝在和我说话时，只是在牙齿间发出模糊的声音，几乎听不清。”（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2, p. 16）。天皇第一次接见巴夏礼爵士时在场的英国大使米特福德写道，“不出所料，对于一个刚离开深闺不久的人而言，由于年纪太小再加上情况新奇，天皇显得有些害羞。几乎听不到他说什么，于是他的话便由在他右手边的亲王重复并由伊藤俊辅翻译”（Hugh Cortazzi, Mitford’s Japan, p. 121）。弗兰克·布林克利（Frank Brinkley）回忆说他和其他英国人“向他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但是陛下坐得笔直，连眼睛也不眨一下。他一句话也没说……一些人怀疑他是不是个人偶，他的样子太像神了”。（“Sentei heika,” p. 46）。

[6] 例如，休·科尔塔齐（Hugh Cortazzi）引用了1872年8月15日《远东》（The Far East）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他的步伐僵硬，就像靴子不合脚一样”。（Victorians in Japan, p. 81）1873年11月见过天皇的Lady Brassey写道，“他很年轻，长得并不好看，一幅闷闷不乐的样子，两条腿则好像不属于他似的——我猜测是太少走路以及长时间坐在脚后跟上的缘故；因为直到近几年人们还认为天皇太过神圣，而不允许他把脚放到地上”（“Sentei heika,” p. 333）。

[7] 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9页。

[8] 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10页。

[9]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p. 11.

[10]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p. 44。

[11] 德·许布纳男爵这样描写自己和明治见面的情况，“天皇在等着我们上前时，像雕像一样站在那里”（Promenade autour du monde, 2, p. 15）。

[12]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p. 180.

[13]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p. 61。

[14] Norbert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p. 126.

[15] 出自俄罗斯历史的一个典故。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官至陆军元帅，为了使女皇对自己领地的富足留下良好印象，波将金不惜工本，在女皇的必经之路旁边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于是，波将金村成为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的代名词。——译注。

[16]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75页、第683页。不消说，御所里面的人以前从未坐过椅子。

[17]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91页上对这件衣服有更详细的描绘：衣服的材质是黑色羊毛呢，胸前用金线绣有菊花和叶子的形状，后腰上绣有一只凤凰。裤子同样是黑色羊毛呢做的，镶有一条一寸宽的绦带。黑天鹅绒做的三角帽，两侧各用金线绣着一只凤凰，边缘镶有金色的绦带。“钩子”似乎指上衣的挂扣。5月13日，一名欧洲裁缝从横滨来，给天皇量了做西服的尺寸。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让别人给他量体裁衣（《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66页），见《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11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11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91页。

[20] 关于这一点，《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95页的记载显得非常谨慎：“据说现代的‘万岁’口号始于1889年宪法颁布时。这里基于当时的记录而说大阪市民高呼‘万岁’，但是民众实际上有没有喊‘万岁’，抑或只是记录使用了‘高呼万岁’这个常见于日本和中国典籍，用以表达快乐的词语，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份资料显示1870年9月上午11点，在海军庆祝天皇生日的仪式上，每个人都按照官阶高低排列站在甲板上，齐声高呼‘万岁’”。

[2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696页。

[22] 仁孝天皇的三女儿淑子内亲王是桂宫家族的成员；她1881年去世，这个显赫的亲王家族也随之断绝。

[23] 一种纺织品的名称，为日本的传统工艺品，因出产于京都的西阵地区而得名。——译注

[2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00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11页。

[26]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50页。

[27]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19页。

[28] 我想起了菲利门和巴乌希斯（Philemon and Baucis），但同时也想起了发生在日本的一些例子，比如喜欢微服私访的最明寺入道时赖在破败的村舍受到的款待。

[29]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26页进一步说道，其他一些天皇到过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报道，以此证明民众对皇室深深的崇拜之情。

[30]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27—728页。天皇知道西乡隆盛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回到东京后不久就任命他为元帅（第733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35—737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44—747页。这种感激之情将使1873年2月日本在与中国的谈判中受益。

[33] 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第40页。

[34]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Mikado: Institution and Person, p. 226.

[35] 关于狄金斯研究日本文学的描述，见Kawamura Hatsue, F. V. Dickins。1866年狄金斯翻译的诗集《百人一首》出版。

[36] 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第52—54页。

[37] 原文见《明治六年政変》，第54—55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67—768页。

[38] 关于倭馆的简要介绍以及它存在的理由，见上垣外宪一，《雨森芳洲》，第90—93页。更为详细的介绍见姜范锡，《征韓論政変》，第16—19页。姜对倭馆和出岛上的荷兰“兰馆”做了有趣的对比。

[39] 1869年1月，担任日本政府特使的对马藩高级官员樋口铁四郎通知朝鲜政府，天皇已经恢复统治，幕府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944页；亦见姜范锡，《征韓論政変》，第11页）。

[40] 飞鸟井雅道，《西郷隆盛は平和主義だったか》，第109页。他说从朝鲜的立场来看，明治政府用武力推翻了德川幕府，因此是个篡位者。朝鲜还认为新政府未经许可便使用 “皇”和“敕”这样的字眼不太合适，这些字眼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木户孝允在日记中写道，他赞成派特使到朝鲜去质问他们的无礼。“如果他们不认错，我们就公开他们行为，进攻他们的领土，将我们神圣的领土跨海扩展到他们那里”（ 1869年1月26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1, p. 167）。亦可见姜范锡，《征韓論政変》，第11页 。

[4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41页。

[42]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42页。他一共提了七条建议，包括让贸易站那些非必要的日本官员返回日本、中断对马每年一次的航船以及将漂流过来的朝鲜人送回等问题。

[43] 当时在伦敦的木户从纽约的报纸上得知朝鲜扣留了一名日本特使，并遣返了其他人。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个国家的愚蠢和顽固真是让人恶心”；“另外，我们与西方的贸易正开始活跃起来，我们紧邻的那些亚洲国家必需成功地向文明进化，否则我们将无法完全实现我们将来的目标。”他暗示，如果朝鲜不愿与时俱进，将会损害到日本的利益，日本可能唯有诉诸战争（1872年9月1日条，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2, p. 206）。

[44]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55页。

[45] 诏书的原文见《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56页。开篇便宣布天皇是万世一系帝祚的继承人，广袤领土都在他的统治之下。诏书接着便解释为何琉球王受到如此尊重。他的国家与日本有着相同的习俗和语言，而且长期以来向萨摩朝贡。国王自己也已证实了他的忠诚。最后，诏书命令“藩王”充分重视自己的藩国的责任，并协助皇室。

[46]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81页。诏书的原文见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31—32页。与此同时，一天被均匀地划分为二十四小时，而以前日本的白天和黑夜的时长并不相同。

第二十四章
“征韩”论争

明治六年（1873）正月初一的迎新仪式，在某些方面是没有先例的。首先，新年依照阳历，而不是阴历计算。这意味着诗人们在创作迎新诗歌时将无法像过去那样提到山间的雾气、温暖的春风、小溪的融雪等新年景象：1月1日天气还太冷，无法看到春天的预兆。明治天皇前几年创作的迎新诗中有诸如“拂过海岸的春风多么柔和”、“暖风吹拂”和“大地在春风的吹拂下一天天变软”这样的句子，今年他创作的迎新诗则完全没有联想到大自然。

这些庆祝活动在其他方面也与传统背道而驰。政府中的外国雇员首次被允许向天皇祝贺新年。1月10日，政府又开了一个先例，允许外国公使的妻子陪同丈夫向天皇和皇后祝贺新年。[1]

1月7日，天皇和皇后一起上了开年的第一课，内容包括元田永孚讲的《大学》第一章。天皇新的学习计划已经拟好。每个月除了有六天休息外，要上十二次日本历史课和另外十二次的《西国立志编》。明治这一年的学习计划试着平衡传统的东方学说和西方的实践指南。现代读者可能会感到奇怪，被选来代表西方的竟然是斯迈尔斯的畅销书，而不是重要的历史或哲学著作，但是这个时期日本人从西方寻找的不是智慧，而是实用技能。除了这些，天皇每月还要上三次诗歌创作课。除了休息日，天皇每天还要学习德语。此外，他还要学习书法和日文语法。[2]

1872年底决定的征兵令于1月10日正式颁布。年满二十岁且身体健康的男子将应征入伍，加入陆军或者海军。1月22日，规定尼姑可以蓄发、吃肉、结婚或者还俗。2月1日，天皇去骑马，身穿西服，配备着西式的马具装备。2月8日，实行新的邮资制度，国内的信件互寄无论距离远近资费统一。2月12日，第一家工业企业成立，是一家制造西式纸张的公司。3月14日，停止宫中的佛教仪式，代之以神道教的仪式。宫中供奉的历代天皇的灵位和佛像将全部搬到京都的泉涌寺。

这一系列事件典型地反映了那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每一件事都影响着许多人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同时也预示着更大的改革。不过，1873年之所以成为日本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与其说是由于这类国内事件，还不如说是由于与外国的关系不断演变。

外交上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2月27日天皇颁布谕旨，任命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出使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副岛的使命是交换两国最近批准的和约的有关文书，并呈上明治天皇写给光绪皇帝祝贺其亲政和大婚的贺信。[3]

副岛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1873年3月9日，天皇下旨命令他与清朝讨论如何惩罚台湾土著的问题。1871年，台湾土著杀死了五十四名因船舶失事而漂流到台湾的冲绳人。[4]天皇关心的背后，隐含着一个他预感到的清朝主张，即冲绳人并非日本国民。众所周知，去年琉球国王已经被授予藩王的称号，副岛也正式通知了东京的外国代表，称日本已经对这些岛屿全权负责，但是清朝还没有放弃他们的宗主权。在信中天皇间接挑战了清朝，因为后者声称对整个台湾岛拥有主权，而只有通过惩罚犯法的土著才能证明这一点。[5]

派使节到中国去的计划，源于1872年10月副岛和美国公使查尔斯·德隆以及美国将军查尔斯·勒让德（Charles LeGendre）的一次讨论。勒让德是美国驻厦门（面对台湾海峡的一个港口）领事，非常熟悉土著问题。对副岛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勒让德返回美国途中刚好经过横滨。副岛询问他的意见时，勒让德说，日本用两千人就可轻易地占领台湾，他还提供了台湾的地图和照片。副高为日本扩张的前景感到兴奋，表示招募一支万人左右的军队也没问题，但是首先必须试探清政府的意思。他打算给清朝一个两难的选择。假如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拥有全岛的统治权，那么不仅要惩罚土著，还要赔偿被害者的家属。但如果他们宣布对土著的行为不负责任，那么日本将有充足的理由入侵台湾。[6]

3月9日，天皇向副岛下达命令，同时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这是宠爱对方的象征。3月12日，副岛在勒让德（这时他已经从美国外交部辞职，改为在日本外务省任职）和两名翻译官的陪同下，[7]登上了“龙骧”号军舰（前“斯通威尔·杰克逊”号），并于当天在轻巡洋舰“筑波”号的护卫下从横滨起航。让副岛乘坐弱小的日本海军中威力最大的一艘军舰出访中国，显然是为了引起中国人的注意。[8]这是日本军舰第一次造访外国。[9]

副岛特别有资格出使中国。他的书法是明治政府所有官员中最好的，而且能娴熟地创作汉诗。这种艺术才能再加上他熟知中国历史、哲学和风俗，使他在应对清朝官员时游刃有余。清政府感激他释放了被扣押在“玛利亚·路斯”号上的二百三十二名中国劳工，这对他的出使也非常有利。

在去中国的途中，“龙骧”号和“筑波”号停靠了鹿儿岛，副岛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西乡隆盛。[10]随后两艘军舰又停靠了长崎。3月31日，军舰抵达上海，去年11月曾在日本受到热情接待的俄国大公阿列克谢（Alexis）设宴款待了副岛。4月8日，两艘船从上海起航前往天津，但由于导航出了问题，直到4月20日才到达。两天后，副岛来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办公室，李鸿章衷心地感谢他解救了“玛利亚·路斯”号上的中国人。副岛与李鸿章交换了前一年批准的友好通商条约。但是，当时在场的勒让德写道，李鸿章对待副岛的态度“冷淡”，“对我几乎可以说是粗鲁”。当副岛向李鸿章介绍勒让德时，李问了句勒让德是谁。副岛告知后，李鸿章回答道：“我们此前已经签订过很多和约，无需外国人告诉我们怎么做。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11]李鸿章还批评了副岛使团成员身上穿的西装，对此副岛回应道：

阁下，洋服或许不美，但极其便利，特别是在军舰上。要是传统的衣服，无论如何也无法操纵索具或者枪炮。更换服装以来，一切顺利。事实上，渡我们至清朝的装甲舰和轻型巡洋舰上一个外国人也没有。[12]

这是副岛第一次尝到清朝官员的傲慢，但是他却通过对比日本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顽固保守，将李鸿章的批评扭转为日本的优势。[13]第二天，副岛和李鸿章进行了一次更为亲切的会面，他们详细地讨论了中日关系。副岛充分利用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批评中国人对外国的鄙视和傲慢态度，说这不符合古代圣贤的教导。他的批评似乎深深打动了对方：李鸿章在随后写给下属的信中说，日本自从西化以后已经变得强大，清朝现在已经落后了。

5月5日，副岛离开天津，两天后抵达北京。他到达后发现，各国公使们就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和清朝宫廷胶着“已百余日之久”。他们坚持认为，清朝宫廷应该按照其他地方的惯例，皇帝站起来接待外国贵宾，然而宫廷却希望贵宾遵照中国的传统，在坐着的皇帝面前下跪。双方看来都不肯让步。中国人自满族统治最强盛的17世纪——康熙皇帝的时代——就要求欧洲人在皇帝的面前下跪。欧洲人当然非常讨厌下跪。康熙在回应俄国使节的抱怨时说，俄国人在中国，就应该遵守中国人的规矩。反过来，如果中国使节到了俄国，他也会遵守俄国的规矩。俄国人最后屈服了。在面见皇帝的那天在廊檐前下跪，而皇帝则高傲地安坐在宝座上。俄国人没有办法，只好按要求行了三跪九叩之礼。[14]

令副岛感到愤怒的是，清朝没有意识到19世纪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华——世界的中心——并要求外国的外交官屈辱地遵照康熙时定下的礼节。然而，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不久前日本宫廷也是类似的状况。1872年4月，代理英国公使沃森来到东京，要求会见天皇并奉上国书。沃森表示希望日本宫廷能改变接待外国人的传统方式，要求天皇按照西方的一般习惯，站着接待外交官，而不是坐在玉座上，以示互相尊重。当时身为外务卿的副岛严词拒绝了这个请求，说“外国使节者，入其国从其礼”——而这恰恰就是令副岛恼火的中国宫廷的态度。副岛告诉代理英国公使，如果他坚持天皇应该站着接待，就永远见不到天皇。[15]沃森一言不发地走了。

一段时间之后，俄国使节叶甫根尼·比措夫来日本讨论萨哈林岛的归属问题，并要求面见天皇。他对副岛说，由天皇决定是站着还是坐着接见他。副岛很喜欢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安排了两人会面。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明治这次站着接待了俄国人。英国公使知道后，为自己之前的不知变通感到尴尬，请求觐见天皇，并说这一次天皇以什么方式接待自己都无所谓。沃森获准觐见天皇，这一次明治又站着接见了外国使节。这是他自己的决定。明治显然希望证明自己愿意遵守国际礼仪规范，只要外国使节不再要求他按照他们的方式行事。据说因为这件事，沃森成了日本的忠实朋友。[16]

不管副岛在日本表现如何，他还是不愿像欧洲人那样，按照中国的习惯在觐见皇帝时行叩头礼。他确信自己的国家比中国先进得多，因此日本人来到清朝宫廷，不必再诚惶诚恐。

5月24日，副岛到总理衙门拜见清朝官员，其间，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大忙人需要等这么久才能觐见皇帝。一位官员解释说恭亲王病了（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生病是不见客的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并说清政府正在研究欧洲和美国使节提交的接见礼仪。副岛问，为什么清朝觉得有必要在中国礼仪的问题上考虑外国人的意见，并以日本的做法作为对比：“如我国，先自定接使之礼节，以待来使。故凡国使今日到京，明日遂得觐谒。不曾容异议，以昭我君权。”[17]

副岛拿出一把折扇，上面用文言写着他认为皇帝应该如何接见外国使节的简要观点。副岛用儒家术语引出政府首脑和来访使节之间的关系：“此即朋友之交。”诚实和互敬应该是会面的基调。礼节应该按照使节自己国家的标准，而不是接待国宫廷的标准。这个观点正好和他在日本时的态度相反。

副岛在与清朝官员会谈时，引用了中国典籍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例如，在痛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鄙夷态度时，他说：“夫夷亦人国也，以君子待，即君子之为，以蛮夷待，即蛮夷之为。”他讽刺了中国人没有（像他那样）依赖自己的古老智慧。[18]

6月1日那天，看似已经痊愈的恭亲王拜访了副岛。为了显示这名熟悉中国典籍的日本人与那些无知的欧洲人不同，恭亲王说，副岛肯定不会反对按规定的仪式向皇帝行礼。副岛听后大怒，回答说，身为明治天皇的代表，自己在清朝皇帝面前下跪有损尊严。第二天，总理衙门宣布同意西方使节的提议，以五鞠躬代替传统的叩头仪式。副岛写信回复道，自己无意遵守这项新规。如果必须在皇帝面前鞠躬，他希望皇帝也向自己鞠躬。勒让德劝副岛不要把信发出去，担心这只会使中国人变得更加固执，但是副岛坚持这么做，他预测自己的极端言辞会起作用。[19]

谈判仍在继续。副岛决心在接见时与清朝皇帝平起平坐（以自己大使的身份）；他还希望被优先接见，因为那些西方外交官只有公使职位。副岛的这两个要求一开始遭到中国人和西方外交官的拒绝，但是最后他却赢了。副岛获得了这项荣誉，因为他的级别非常高，甚至那些西方人也向他表示祝贺。最终，副岛先于任何一名其他外交官，得到了皇帝的私下接见。

到目前为止，副岛尚未提及来清朝的主要任务——对台湾土著的惩罚问题。6月21日，他派副使柳原前光（1850—1894）和翻译郑永宁到总理衙门去商讨台湾土著、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性质等问题。这时对朝鲜的关注，说明他已在考虑惩罚朝鲜，以报复其对日本使节的无礼。

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柳原强调清朝显然无力控制土著居民。他指出台湾的本来所属，并说它后来落入荷兰人手里，再后来被国姓爷（郑成功）掌管。清朝从未领有超过一半的台湾，没有管理好延伸至岛屿东部的土著居民，而这些人两年前杀害了几十个遭遇海难的日本人。日本打算派一支远征军去讨伐这些土著，然而由于跟清域近，日本认为还是将自己的意图通知清朝比较好。

清朝回应说，他们听说过琉球臣民被杀的事，但他们不是日本人。清朝官员把那些幸存者救了出来，并送他们回国——琉球王国。柳原反对说，自“中叶以降”（中世纪以后）这些岛屿就属于萨摩藩，冲绳人作为日本的臣民，理应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20]

在随后的讨论中，清朝承认自己的政治统治并未深入台湾的每个地方，那些“生蕃”与那些接受清朝统治的“熟蕃”不同。这份声明被日本人用来作为1874年4月攻击台湾土著的理由。

至于朝鲜，清朝称，尽管其国王受到清朝皇帝册封，但国内事务和战争与否问题都由朝鲜人自己决定。这番说法使副岛深信，假如日本进攻朝鲜，清朝不会介入。

出使的最后，副岛会见了皇帝。[21]他没有下跪，而是鞠了三个躬。会面结束后，皇帝集体接见了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荷兰的公使。尽管他们的国书几乎二十年前就已出具，但是直到现在才得以呈上，这很大程度上还得感谢副岛。

会面结束后，各国公使接到邀请，参加一个按中国习俗举办的正式宴会，然而天气太热，西方公使们私下里决定不去赴宴。当清朝问副岛是否也不想去时，副岛（他非常熟悉中国礼仪）“然不否，欣然赴宴”。这使得清朝的亲王和官员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们认为谦恭有礼的副岛和那些无礼地拒绝皇帝邀请的西方公使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件事也没有使欧洲人对副岛疏远起来。副岛离开北京前，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爵士登门拜访了副岛，并代表所有外国外交官，感谢他解决了皇帝如何接见这个旷日持久且妨碍交流的问题。[22]

中国人也对他的付出表示感谢。当副岛的船离开大沽（天津的港口）时，港口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这是中国人首次在自己的港口对一名外国人鸣炮致敬。[23]另外，副岛回国途中，在天津短暂逗留期间，尽管李鸿章还在为弟弟服孝，但仍然换掉丧服，到副岛下榻的旅馆和他会面。两人谈了几个小时。李鸿章还交给副岛一封信，称赞他对“玛利亚·路斯”号事件的处理，并希望同处东方的两国，世代友好下去。[24]

副岛凯旋日本。他深信，日本现在可以扩土到朝鲜半岛和台湾岛。副岛抵达横滨之前停靠的每一站，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在长崎时写的一首汉诗体现了回国的喜悦之情：

才入本朝风气醇，

山川秀丽自然真。

却思曾在北京日，

满地风沙没了人。[25]

7月27日，副岛觐见天皇，呈上自己在中国签署的条约及清朝宫廷赠送的礼物。天皇慰劳副岛，赐予酒肴。

在这期间，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也在逐步恶化。日本希望与朝鲜开展贸易和外交关系，然而却被朝鲜高傲地拒绝，为此感到愤怒。朝鲜的实际统治者大院君[26]决心不对西方开放，并认为日本发生的变化非常可疑。他坚持两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按照三百年来的惯例进行。

7月，负责倭馆事务的当地官员发现，有一些并非来自对马藩的日本商人进出倭馆，危机随之爆发。朝鲜人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在倭馆门口张贴“潜商禁止之令”，[27]强烈谴责这种违背三百年来传统的行为。他们还对这些日本人外表上的改变——剪西式头发，穿西式服装——表示惊愕，并宣布“此则不谓日本之人”。他们坚持认为，以对马藩人士作为中间人的两国传统贸易方式不可改变，来自日本其他岛屿的人不得参与贸易，这些人来到倭馆说明日本已经变成“无法之国”。他们责令日本人向上司转达这些话，以免将来后悔不及。[28]

学者们指出，朝鲜并无辱骂全体日本人之意，只是特别针对那些到倭馆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的非法行为，因为他们想摆脱传统的朝日贸易框架。[29]这一观点令人信服，但当时的日本人可不这么看。对日本人尊严的明显侮辱，特别是 “无法之国”这个词引起了全日本的骚动，呼吁惩罚朝鲜的声音高涨。天皇得知这些情况后非常苦恼，下令三条实美着手处理朝鲜事件。[30]

三条在内阁[31]会议上提交报告，详细描述日朝之间发生的所有令人恼火的冲突。1871年，政府派使节前往釜山，意欲通知朝鲜废藩置县的消息，并希望与相关官员会面，讨论这个变化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的影响，然而日本使节没能见到朝鲜方面负责倭馆事务的训导。训导不下二十次以生病为由拒绝见日本人。后来，训导去了首都，回来后回复说，日本的会面请求必须要等官方开会讨论后才能决定。日本人问需要等多长时间，得到的答复是六到十年。[32]三条还说，最近一次事件则是倭馆门口竖立的侮辱性牌子。

三条说，以自己所见，不知道日本将来可能还会受到什么侮辱。自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努力想与朝鲜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结果却受到对方的羞辱。日本应该派一小队陆军和海军保护在朝鲜的日本侨民，必要的话可以增援。三条最后请求议会批准自己的提议。

西乡隆盛首先发言。他反对出兵，认为这样的行动肯定会让朝鲜恐惧，怀疑这是日本企图吞并朝鲜的预兆，而这并非日本的原意。政府应该派一名全权公使去晓谕他们。如果朝鲜不听并辱骂使节，他们的罪过将昭然于世，到那时再出兵攻打他们。末了他提议由自己担任特使。[33]

西乡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政府领导的支持。不过一些关键人物正在国外，还有些人没有参加朝廷会议。[34]到了这个时候，三条实美像往常一样，又开始犹豫起来。他建议打电报给岩仓，让他立刻回来参加讨论。但是，8月3日西乡给三条写信，要他坚定地执行朝会的决议。8月16日，没有收到回信的西乡亲自登门拜访三条，措辞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如果等岩仓回来，将错失一次宝贵的行动机会。他非常肯定地认为，日本特使一到朝鲜就会被杀死，只有那时才可出兵讨伐罪犯。他还说，近年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不满的迹象，可能会导致骚乱，这时应该将累积的愤怒情绪转向国外，以扬日本国威于海外。[35]

三条意识到自己无法说服西乡，便于8月17日召集了一次朝会，会议决定按照西乡提议的方法，派一名特使到朝鲜去。只有黑田清隆反对这么做，他认为处理与俄国的萨哈林岛争端更为急迫。此外，如果派特使去朝鲜，他将代替西乡前往。[36]

8月初,为了躲避盛夏的酷暑，天皇和皇后离开东京到箱根的宫下去。天皇后来不愿以任何私人原因离开首都，这次却罕见地向脆弱的意志做出让步，可见天气炎热程度。天皇很喜欢周围的环境和食物，特别是河里抓来的鱼（他不喜欢吃海鱼）和刚挖的芋头。[37]然而，他在这个时候离开首都却有点不太方便。在接下来的商议中，希望咨询天皇意见的政府官员必须在这段当时并不算短的路途上来回奔波。8月19日，三条来到宫下，一直待到23日，每天都去拜见天皇。尽管会议已同意派西乡去朝鲜，但三条仍然犹豫不决，希望岩仓能及时赶回来提些建议。我们不知道三条和天皇讨论了些什么，但是最后天皇要求政府等岩仓回来后慎重讨论是否派西乡出使朝鲜后，再向自己汇报。三条匆忙回到东京，将天皇的要求转达给西乡。

很难判断到底是明治自己要求等岩仓回来，还是三条在见面时说服了天皇。假如确实是天皇下的决定，那么这是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政治决定。当时许多日本人都热切地盼望和朝鲜开战，但这对两个国家来说都将是场灾难。即便撇开道德问题和侵略将对朝鲜人民造成的可怕灾难不说，日本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打一场速战速决的胜仗。对双方来说战争的成本可能都太高了。[38]

7月29日至8月17日期间，西乡给板垣写了五封信。一开始他反对板垣提出的立刻出兵朝鲜的计划。西乡认为军队应该用来保卫日本，防备俄国从北部入侵。没有足够的挑衅行为便入侵朝鲜，会惹来国际舆论批评，最好还是先派一名特使去。西乡在第一封信的末尾写道：“如公然遣使，则应被杀，伏请遣余前去。虽不如副岛君优秀，赴死之事定可完成。”[39]

在8月14日的信中，西乡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不抓住这次机会发动战争，将很难再找到同样的机会。我们如此温柔地引诱朝鲜人，肯定能使他们为我们提供一个发动战争的机会。但是，如果您认为我在战前就死去属于不幸，或者有任何姑息的想法，那么这个计划注定将失败。死终究会到来，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战前还是战后而已。您对我一直有很浓的深情厚谊，如果尽力促成此事，那么即便死去，我也会深深地感激您。[40]

这些信反复出现“死”字，使某个历史学家认为与其说西乡渴望找到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法，还不如说他渴望赴死。6月29日，西乡写信给舅舅椎原与三次，说他自5月初以来一直受到疾病的折磨。传统的和医完全没有效果，他已经放弃希望，觉得自己的病可能已经治不好了。天皇曾派自己的私人医生和一名德国医生为西乡诊治，暂时缓解他的痛苦。[41] 8月23日，西乡写给板垣的信中用到了“视死如归”这个成语。他在后文中承诺不会匆忙赴死，但他似乎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死在朝鲜，也许因为那看起来比毫无意义地死于疾病更胜一筹。[42]

从西乡的信及其在朝会上的发言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认为自己死在朝鲜能为日本提供一个发动战争的合理借口。然而，一些学者希望洗雪西乡好战的罪名，认为他其实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希望自己能够说服朝鲜向日本妥协。西乡主张，被派往朝鲜的日本使者应该身穿宫廷的衣服，而且不带一兵一卒和一艘军舰。这些被认为是他爱好和平的证明。但是，除非西乡在给板垣的信中故意歪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一名学者正是这么认为的[43]），否则他显然希望发动战争。死于朝鲜不仅使战争成为可能，还能给他带来为国捐躯的满足感。对于那些痛恨失去地位，准备叛乱的武士阶层而言，朝鲜战争还可为他们提供一个抗击外国的日本士兵身份。西乡警告说，除非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将丧失宝贵的机会，然而今天大多数人肯定很感激当年他的计划受挫。[44]

8月31日，天皇为了迎接一周前抵达横滨的热那亚公爵——意大利国王的侄子而回到东京。9月9日，天皇接见了琉球国王尚泰，9月12日，接见了勒让德将军。9月13日，岩仓具视经过二十一个月，游历了十二个国家之后回到东京。

岩仓回来并不能平息征韩论的呼声。10月15日，朝议又一次投票，决定派西乡去朝鲜。但是反对该计划的声音正在不断增大。木户孝允在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

四点，至三条公处，谈论西乡参议所提出兵台湾讨伐朝鲜之建言云云。朝廷已欲决议，不堪深忧。今万民困苦，新令履下，民益迷惑，去年来蜂起数次，政府以为常。现今语方略，无急于治内政，云义务，无急于保护唐太（桦太）人民……制有罪何必论时迟速然？现今以治内政为第一着。[45]

木户提到的内政和外交上的利益冲突，正是后来国家政策辩论的焦点。在木户和岩仓使团的其他成员看来，与西方主要国家相比，日本的弱点太明显了，他们确信现在不适合与朝鲜开战。由于木户生病，无法参加朝会，所以岩仓成为反战派的领导。他意识到自己需要大久保利通的支持才能阻止西乡被派往朝鲜。大久保一再反对担任参议，然而只有参议才能参加朝会。于是，连在国外时与大久保有过冲突的木户也加入了说客的行列。大久保最后同意，条件是副岛也必须担任参议。[46]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们并非盟友，副岛是坚定的征韩派。也许大久保希望，即使决定派一名使者去朝鲜，朝廷也应该派不愿送死的副岛，而不是一心想去送死的西乡。

10月12日，明治任命大久保为参议。第二天副岛也接到了同样的任命。10月14日，岩仓在朝会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日本面临三个问题：解决与俄国的萨哈林岛争端、惩罚台湾土著以及派使者去朝鲜。其中，最后一个最为次要。西乡反对说，萨哈林岛和台湾问题并不紧急，而朝鲜问题则关系到天皇和国家的声威，因此不能拖延。假如朝廷认为萨哈林岛问题最为紧迫，自己愿意出使俄国。在论争中，双方的阵营变得清晰起来，朝会中有四人（板垣、后藤、副岛和江藤）支持西乡，三人（大久保、大隈和大木）支持岩仓。[47]

10月15日，三条实美宣布支持西乡的观点，似乎意味着西乡被派往朝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但那天晚上三条写信跟岩仓说，自己又改变主意了，因为担心西乡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来。10月17日，大久保请求辞职，以此抗议西乡一方的明显胜利，木户也这么做。岩仓以生病为由不参加10月18日的朝会。第二天，不知如何处理西乡提议的三条由于精神过于紧张而不省人事了。

天皇听说三条生病，便派自己的私人医生以及两名德国医生去为他诊治。那天晚些时候，天皇亲自去三条家看望他。离开三条家之后，天皇来到岩仓家，他命令岩仓代替三条担任太政大臣。10月23日，岩仓上书天皇，陈述自己反对派使节到朝鲜去的理由，并请求天皇裁定此事。岩仓在奏折中强调，日本必须加强实力，赶上国际水平，才能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维新才过了四五年，现在并不是与外国起冲突的时候。岩仓预计使节一到朝鲜，战争就会爆发，因此应该等日本强大之后再派使节去，否则，那只会带来灾难。[48]

第二天，10月24日，天皇的决定下来：他支持岩仓的建议。[49]征韩论就这样慢慢偃息了。西乡及其支持者（江藤、后藤、板垣和副岛）全部称病辞去了参议之职。[50]天皇对此感到非常难过，然而这避免了朝鲜之战的发生。[51]

[1] 《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9页。只有两位夫人进宫，她们分别是美国大使和俄国大使的妻子，然而先例却已经确立。

[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页。这主要是指1871年9月15日皇宫人事大变动后确立的课程表（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113—114页）。1839年山县太华出版的《国史纂论》是一本自神武天皇至后阳成天皇的历史散文合集，这本书由福羽美静和元田永孚主讲；《西周立志篇》由福羽美静、加藤弘之和元田永孚主讲；诗歌由三条西季知和福羽美静主讲。

[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8页。

[4] 这份“上谕”原文的影印件见Wayne C. McWilliams,“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41。关于谕旨的解读，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8页。

[5] 副岛的详细任务是天皇通过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转达给副岛的（《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8—39页）。

[6] 在勒让德的建议下，副岛提出占领台湾南部。他认为通过谈判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而且占领了台湾南部，将有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在四五年内获得岛上的其他地方（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p. 243）。

[7] 两名翻译是郑永宁和平井希昌，他们都能说中文和英语。两人都在外务省工作。郑是中国人。

[8] 根据副岛的说法，这个计划奏效了：当两艘军舰到达上海时，他被中国的官员称为“大日本将军副岛”（《副島伯経歴偶談》，第24页）。

[9]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9页。1860年开到旧金山的“咸临丸”严格说来并不是军舰。

[10] 《副島伯経歴偶談》，第24页。他们谈话的内容并不为外人知晓。

[11] McWilliams援引美国驻天津领事写给北京的美国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Low）的信件(“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48）。

[12] McWilliams援引勒让德1873年7月2日写给巴布科克（O. E. Babcock）将军的信（“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48）。

[13] McWilliams援引了1873年5月7日美国驻天津领事写给北京的美国公使镂的信的部分内容：“日本人看似已经把自己完全视为外国人……这不符合总督自己的东方优越性理念，他忍不住给了这些从‘日出之国’来的亲戚们一巴掌，以教训他们盲目听从西方野蛮人的教导”（“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p. 248-249）。

[14] 这番描述源自《副島伯経歴偶談》第25页。

[15] 这番描述源自《副島伯経歴偶談》，第17页。

[16] 这番描述源自《副島伯経歴偶談》，第17—18页。

[17] “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147—148页（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56有引用。这份被McWilliams称为《使清日记》的文书见《日本外交文书》第六卷，第132—154页）。

[18] “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152页。转引自 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58。

[19] “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第166页。转引自 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59。

[20] 《副島伯経歴偶談》，第29页；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65。

[21] 他是自1793年以来第一位被皇帝接见的外国特使，当时被接见的是马戛尔尼（Macartney）勋爵。

[22] 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58页。

[23] 《副島伯経歴偶談》，第32页。但是，根据“清国トノ修好条規通商章程締結ニ関スル件” 第198页记载，他只受到十九响礼炮的礼遇。

[24] 信的原文见《副島伯経歴偶談》第33页；亦见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p. 273。

[25] 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59页。

[26] “大院君”一般是给本身并没有王位的在位国王父亲的封号，但是却经常用来指一个特定的人，即高宗的父亲李昰应。大院君安排自己的二儿子当上了国王，但是自己却在幕后指挥，这与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院政非常相似。

[27] 这份文件被日本人称为《东莱府传令书》。“东莱府”是倭馆所在的地区。

[28] 完整的原文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5页；亦可见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下，第45—46页。这一卷（第1—90页）包含了与日朝关系有关的其他文件。

[29] 姜范锡，《征韓論政変》，第44—46页。文中这些商人是三井吴服店派去的。外务大臣花房义质1873年1月21日写了封信给森山茂，信中有三名计划到倭馆去做生意的三井职员的名字（第45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6页。

[31] 此处的内阁是明治六年（1873）改革（见本书215页）后，由太政官正院中的太政大臣和参议组成的合议机构，负责国家政事。1885年12月，确立由内阁总理大臣和内阁各部长官组成的内阁制后，这一内阁被废止。——编注

[3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6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7—118页。

[34] 副岛当时还没有从中国回来参加辩论。木户和大久保已经从欧洲回国，但是木户（真的）生病了，无法参加朝会。大久保并非参议，因此没有资格参加。岩仓仍在国外。赞成提议的有三名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和江藤新平。

[3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8页。西乡在8月17日写给板垣退助的信中重复了他的这个预测，“几乎不用我说，那（派特使去朝鲜的计划）同时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计谋，那些希望国家发生内乱的人的注意力将转向国外，从而对国家有利”（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p. 657）；原文见大川信义编，《大西郷全集》第二卷，第756页。

[3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8—119页。副岛（7月23日回到日本）希望被派往朝鲜，恰好与西乡决心成为特使的愿望起了冲突。

[37]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11—112页、第114页。天皇一行人坐火车从新桥到神奈川，再从那乘坐马车。旅途一共花费了两天。

[38] 姜范锡，《征韓論政変》，第54—55页。朝鲜之前（1868年）击退了法国和美国军舰的进攻（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58—59页、第66页、第80—81页）。

[39] 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pp. 655-656；原文见大川信义编，《大西郷全集》第二卷，第736—738页。

[40] 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p. 656；原文见大川信义，《大西郷全集》第二卷，第751—752页；亦可见姜范锡，《征韓論政変》，第131—132页。

[41] 姜范锡，《征韓論政変》，第129页。医生认为是肥胖导致了西乡的高血压，为了减轻他的体重，给他开了一天五六次的强力泻药。很容易想象西乡的身体是如何变虚弱的。

[42] 姜范锡，《征韓論政変》，第135—136页、第150页。后来，大隈重信在描述各人支持“征韩”的原因时说，西乡是在寻找牺牲的地方（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68页）。

[43] 毛利寿彦，《明治六年政変》，第117—118页、第127—131页。

[44] 如果不是日本人，就很难理解西乡的崇高声望。他的个性、外表以及围绕着他的各种传奇故事似乎使日本既原谅了他此时的态度，也原谅了他后来的反政府暴动，但是朝鲜人是否也这么崇拜他就不一定了。

[45] 1873年9月3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2, pp. 370-371；亦可见姜范锡，《征韓論政変》，第167—173页。

[46] 他要求伊藤博文也成为参议，但是伊藤是二等官，任命他为参议意味着越级擢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作为担任参议的一个条件，大久保还要求三条和岩仓发誓，一旦下了“征韩”的决定，他们就不再摇摆不定（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第166页）。

[47]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39—141页；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64—65页。尽管木户是参议，但他缺席了会议，因此无法投票。

[48]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43—144页、147—149页。

[49]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50页。

[50] 巨势和中村说这四个人顾虑到外国会如何看待他们的辞职，于是决定以“某种或者其他”疾病为由请辞（《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67页）。

[51] 有人说，即使那些最反对介入朝鲜的人本来也是支持征韩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在这个时候反对而已。木户据说赞同征韩，但是认为花费太大，而日本当时银根又太紧（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第144页）。据说大久保并不过分担心任命西乡为特使（姜范锡，《征韓論政変》，第192页），甚至告诉副岛他会同意征韩，假如给他五十天的时间创立内务省的话（巨势进、中村宏，《元田東野·副島蒼海》，第167页）。然而，这番大久保本质上同意征韩的见解，却很难与他反对出兵朝鲜的详细报告相一致（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pp. 658-662；原文见清泽洌，《外政家としての大久保利通》，第28—31页）。

第二十五章
江藤新平之死

1873年跌宕起伏的政治事件注定使明治的个人生活黯然失色，不过也发生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这年5月，叶室长顺（前权大纳言）之女、权典侍叶室光子怀孕五个月，系上了腹带。7月1日，为了备产，光子从宫里搬到一处属于宫内省的房子里居住。1873年9月18日，明治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婴。但孩子是个死胎，他的母亲四天后也死了。[1]

11月2日，桥本实丽之女权典侍桥本夏子也系上了腹带。她提前搬到哥哥实梁家待产。毫无疑问，大家对即将到来的分娩极为小心，特别是刚刚发生了叶室光子母子死亡的事情。但是11月13日，夏子的子宫剧烈疼痛起来，出现子痫症状，并且情况迅速恶化。岩仓具视、德大寺久则等官员听到消息立刻赶到现场。在征得天皇同意后，他们让医生使用人工手段分娩，然而不管医生如何努力，婴儿还是死了，是个女婴。第二天桥本夏子也死了。

头两个孩子的夭折肯定使明治伤心不已，在得知自己垂幸过的两名贵族女子年纪轻轻就去世时，明治可能也洒过泪，但是他对外没有显露出一丝的私人情感。

1873年5月5日，一场意外的灾难袭击了天皇及其家人。一名宫女不小心，没有熄灭余烬，导致宫中的库房发生了火灾。卫士试图扑灭大火，然而风助火势，江户老城内的房子一座烧过一座，最终全部都被大火吞噬。天皇和皇后安全逃离，大部分至关重要的宝贝（包括皇室的神器）都幸免于难，但是许多重要文件和其他财物都化成了灰烬。天皇暂时住在前纪州藩的住所赤坂离宫。他在那里住了超过十年，直到1889年新宫建成。

为了使离宫适于天皇居住和办公，必须对房子做些改动，然而天皇下令一切从简。[2]宫廷成员希望新宫能尽快建成，以代替被大火焚毁的旧宫，但是，5月18日，天皇给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下了一道谕旨，称其他许多地方都需要用钱，自己不希望在这个国库拮据的时刻重建宫殿。 “勿为朕之居室，损民产，苦黎庶。”[3]天皇所受的儒家教育培养了他的克己精神，使他一生都不喜欢奢侈和炫耀。

也许天皇这时最大的乐趣在于参加军事演习。1873年4月29日，他带领近卫兵到下总国去。那天早上6点，天皇骑马从皇宫出发。号角声响起，四营的士兵举枪向他致敬，天皇挥剑，下令部队出发。队伍走了大约三十公里，中途只有几次短暂的休息。到了目的地后，士兵支起了帐篷，天皇和军官以及士兵们一起，就在帐篷里过夜。

那天夜里刮起了大风，还下起了暴雨，帐篷摇摇欲坠。陆军元帅西乡隆盛跑到天皇的帐篷去看他是否安全。天皇相当镇静地回答他说：“只是很苦恼漏雨。”[4]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显示了天皇和西乡的亲密，今天的学者也乐于证实这一点。尽管天气不佳，天皇却认为这里是理想的演习场所，并给它起了个更适合的名字“习志野”，以彰显其新的重要性。

6月12日，天皇观看近卫兵在行宫的庭院内进行实弹演习，这是禁闱之内首次响起枪声。有人提议为天皇搭建一个看台，但天皇拒绝，坐在树下的一张椅子上观看了演习。

从1873年10月天皇拍的一些官方照片上，我们可以近距离一睹这个时期年轻天皇的风采。这些并非他最早的照片。我们前面已经知道，1871年11月在横须贺海军造船厂拍的照片里面就有他。1872年5月，天皇还让摄影师内田九一给自己拍了一组照片，当时天皇身穿传统的宫廷服装，仍未留胡子。[5]这些照片是为了与岩仓使团收到的外国君主的照片交换才拍摄，应该会送给外国首脑。然而官方的说法是照片没及时准备好，所以无法让大久保利通（从美国回来作短暂停留）带去华盛顿。大概大久保对这些照片感到失望，因为照片中的天皇看起来不像一名现代国家的首脑，所以决定不将它们带往国外吧。[6]

明治天皇

明治1873年10月8日拍的照片明显要时尚一些，照片中他身穿日后习惯装束的西式制服。[7]明治坐在一张西式椅子上，表情很不自然。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他的刺绣三角帽。头发（那年3月剪的）[8]中分，脸上开始有了后来照片中经常见到的髭须和胡子。他两手交叠放在剑柄上，看起来依然年轻，然而表情非常严肃。[9]

天皇外表上的改变，是为了使自己在世人眼中显得像一名现代君主。皇后和皇太后也仿效他，外表上做了类似的（尽管规模要小一些）改变：1873年3月，她们停止在额头上画假眉毛，而且不再染黑齿。那些古老的建筑也在发生变化：1873年2月，长期以来皇室在京都的神圣住所——御所——被移交给京都市，并在第二个月被“借用”，作为博览会的举办场地。一些迄今为止从未公开展示过的皇室珍宝，在这里展出了九十天。

“留守政府”[10]这时颁布的许多新法令似乎都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日本人愿意并有能力采用国际惯例。官方允许日本人和外国人结婚，释放了近两千名拒绝改变信仰的“隐匿的基督徒”，从而结束了日本与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旷日持久的争论。[11]

改革激起了日本人，尤其是下层人民的强烈抗议，甚至暴动。不过，1873年的第一次大暴动却源于一次简单的误会。去年12月颁布的征兵令中使用了“血税”这个词，作为“兵役”的委婉说法。北条（冈山）县的农民按字面理解，认为服兵役会抽走他们的血。传闻有人在附近的村子里看到了穿白衣的医务人员，这更加深了误会。不久，为反对这一法案，三千多人在乡下起义。然而，他们的首个目标却是一个秽多（部落民）[12]村庄，他们将村子烧成了灰烬，理由是这些以前俯首帖耳的秽多，现在在新政府的鼓励下变得盛气凌人。他们还对为建设小学而征税、剪西式头发和宰牛表示强烈不满。从这些具体的牢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服兵役的误会是暴动产生的导火索，但本质上，暴动表达的是对努力实现现代化的政府改革的愤怒。[13]

另一次暴动发生在北海道。由于渔获歉收，减税的呼声很高。黑田清隆亲自平息了此次叛乱并释放了所有被捕的人，暴动随之平息。福冈县的农民策划了一次更大的起义，以反对那些过度哄抬米价的奸商。人们将导致农民歉收的旱灾归咎于贪婪的商人亵渎了山神。6月16日暴动开始，几天之内便席卷全县，参加人数据说达到三十万人。暴徒到处纵火、焚烧房屋、割断电报线、烧毁官方名册、杀害官员。6月20日，暴徒冲进福冈和博多市，第二天攻击并放火焚烧了县政府。在邻县士兵的帮助下，政府终于将暴乱镇压下去。对贪婪米商的仇恨是这次暴动产生的直接原因，但它的规模之大却说明人民对新政权带来的变化心怀不满。或许可以说，在新体制变革之中被压抑的不满，以一种很难界定的对封建时期的怀念之情表现出来。[14]

数百人在暴乱中丧生，但是假如好战分子成功地发动了朝鲜战争，伤亡人数显然比这还要高。幸运的是，这一年直到年底没有再发生任何骚乱。1873年12月31日《明治天皇纪》的最后一条写的是，供职于教育部的德国医生西奥多·霍夫曼（Theodor Hofmann）向那年喝酒喝得很厉害的天皇建议不要喝清酒，改为喝葡萄酒，并且一顿饭不要超过一瓶。[15]可以想象，明治失去了头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心情肯定悲伤不已，而征韩与反征韩两派之间的斗争可能也使他感到筋疲力尽。酒是天皇最容易获得的一种安慰。

1874年新年伊始便有一项创新：皇后第一次与天皇一起参加祭拜。1月4日，天皇到正院聆听各种报告和建议。即使在酗酒最厉害的时候，天皇也从未忽略过自己所认为的职责，例如参加这些会议。1874年间，天皇到正院开会的次数超过四十次。他继续听各位老师讲课，皇后也和他一起。原来的计划是让明治继续学习德语，但由于他极为厌恶而作罢。如果明治坚持下去并真正掌握了德语，那么日本宫廷的第二语言可能就是德语，而不是英语了。

1874年1月13日，岩仓具视与天皇共进晚餐之后，在回家途中被八九名刺客袭击。遇袭的地点在赤坂。岩仓跳下马车，跌进壕沟，然后爬到岸上的灌木丛后面躲了起来。此时，刺客被闻声赶来的人吓跑。[16]

天皇和皇后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双双到宫内省探望正在那里处理伤口的岩仓。天皇命令岩仓搬到宫里来住。1月17日，天皇得知罪犯仍未归案，派人叫来三条实美、大久保利通和大木乔任，向他们强调事件的严重性，并质问为何刺客仍逍遥法外。

那天晚上抓了五名刺客，剩下的四个也很快被捉拿归案。他们都是高知县的武士、板垣退助的追随者，对岩仓阻止板垣和西乡隆盛的征韩计划感到愤怒，于是决心除掉岩仓，希望以此改变朝廷的政策。7月9日，对这几名犯罪未遂的刺客的判决下来了：剥夺他们的武士头衔并斩首。[17]

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鲜危机已于1873年10月结束，然而这个问题继续搅动着许多武士阶层的心。大部分武士仍未在新政权下找到工作，经济上的困窘加深了无法向邻国报所谓的一箭之仇的愤慨。和朝鲜打一仗也许可以使他们摆脱经济上的困境，甚至可以结束大藩之间的恩怨情仇，然而由于这种办法未被许可，许多武士变成了暴徒。

早在1874年2月，佐贺县的武士中就出现了暴动的迹象。一些人成立了“忧国党”，反对政府为实现现代化而做的种种努力，提倡回归封建制度，包括攘夷政策。这些人强调加强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再征韩；一旦结束内部的分裂状态，国家再次变得强大之后，日本不仅应该征服朝鲜，还应该征服中国、俄国和德国。[18]与这个政党有联系的人大部分都四五十岁，他们无不强烈地怀念过去幕府统治下的日子。

佐贺县的另一个主要政党[19]征韩党则主要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大体上拥护新政权的改革，但是不满政府没有按照大多数议员投票决定的结果派使者到朝鲜去。征韩党赞成在第一阶段实施这项决议，然而他们的最终目的却是征韩。这两个政党的许多观点截然相反，有一点却是相同，即他们最关心的都是武士阶层的困境问题。当时，武士们无所事事，似乎找不到其他出路，非常不幸。两个政党都积极发展新成员，并从1874年初起，开始囤积武器和物资，为叛乱做准备。佐贺的征韩党力量只有大约两千人，不过他们宣称在鹿儿岛、高知等地有武士盟友。

江藤新平辞去了参议后一直留在东京，因为他接到命令，必须继续为政府服务。江藤在征韩问题上失败，然而作为司法部长，他继续忙于自己提出的那些计划。江藤的能力并没有丧失，正是这种能力使他从最低级的武士爬到了参议这个显赫位置。他向来支持成立议会，并坚持认为必须尊重人权，是1月17日向左院提交请愿书的签名者之一，而这份请愿书呼吁通过普选产生立法机构。[20]但是1月13日，就在递交请愿书的四天前，他不顾政府的命令，突然离开东京，去了佐贺。江藤应征韩党的请求来担任他们的领导。他不顾东京友人的警告，接受了征韩党的请求，[21]从而无法挽回地走向了悲剧的结局。如此睿智开明的人，怎么会跟一场考虑欠周且注定失败的运动扯上关系，实在令人费解。[22]

江藤告诉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自己打算回佐贺，让那些头脑发热的征韩党人冷静下来；但是有消息称，江藤私下里对认识的人讲，他认为第二次“维新”的时机已经到来。[23]也许江藤一开始并不想完全和政府作对，但是随着他的到来，征韩党人的好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让他不得不那样做。

岩仓遇刺事件之后，紧接着是佐贺县的形势报告。大久保对此感到震惊，决定将佐贺县令[24]换成自己的心腹岩村高俊（1840—1915），并命令他恢复秩序。傲慢无能的岩村压根不清楚佐贺的情况，没有人比他更不适合这个职位。他还无意中为自己树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岩村在船上偶然碰到同行的萨摩武士岛义勇（1822—1874），岛曾担任侍从，后来还担任过秋田县的权令，但得知忧国党请他回去做领导者，就辞去了职位。岛应三条实美的要求到佐贺帮助平息局面。然而，在船上的交谈中，岩村侮辱佐贺士族，并要将所有的叛乱分子一网打尽。这些话激恼了岛，他决心与江藤一道保卫佐贺，对付这名新权令。[25]

大久保一再接到佐贺冲突一触即发的警告。他认为尽快将暴乱镇压下去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决定亲自到九州检查是否已采取了有效措施。2月10日，就在出发的四天前，大久保受到天皇的邀请，与他共进晚餐。2月13日，大久保在接见时，对天皇讲了自己的担忧。

就在这天，江藤与征韩党人磋商后发布声明，称如果不惩罚朝鲜的胆大妄为和大不敬，日本的国威将丧失殆尽。若真纵容这类耻辱则将使日本成为其他国家鄙视的对象。他和他的政党发誓为天皇和无数日本人雪耻，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虽然政府已经派军阻碍他们的愿望，但是他们要学习坚持大义而同幕府对抗的长州，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行为。[26]

第二天，2月14日，江藤最终决定进攻佐贺城的政府军，成立新政府。他似乎相信那些心怀不满的萨摩和土佐武士会来支持他，[27]但是唯一帮助征韩党的只有岛和他的忧国党。

2月16日凌晨，战斗开始了。叛军的首个目标是佐贺城堡内的县政府办公室。政府军人数不多而且设备简陋，直到2月18日才成功冲破封锁线，逃往筑后，留下许多伤员在身后。

这是整个暴动期间叛军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江藤不久就意识到自己严重失算，他原以为战斗一打响，萨摩和土佐就会派兵来助阵。[28] 2月17日，三条实美在给各县长官的公告中，称佐贺叛军试图在其他县争取征韩的支持者，然而毫不成功，连鹿儿岛也全无动静。尽管有人谣传土佐（反政府情绪的另一温床）将发生暴动，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2月19日，大久保抵达博多，在此设立指挥部，并发布公告，呼吁摧毁佐贺叛军。20日，政府军攻入佐贺县。 22日，两军在福冈和佐贺边界附近交火，政府军攻破了叛军的防线。23日，江藤认为再抵抗下去只会增加死亡人数，于是解散了这支征韩军队。[29]他说自己将到鹿儿岛寻求支援。如果鹿儿岛不肯出手，他将到土佐去，如果土佐也不肯相助，那么他还有另外计划（他没有透露这个计划的内容）。那天夜里，江藤和七名追随者乘坐一艘渔船，逃往鹿儿岛，想请求西乡隆盛帮助自己再发动一次叛乱。

江藤的逃跑使佐贺叛军的士气大跌，但他们继续顽强抵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发生在2月27日，政府军再次取得了胜利。第二天晚上，素来宣称希望死在佐贺城的岛义勇和几名亲信逃到鹿儿岛。他拒绝向政府军投降。3月1日，政府军兵不血刃地开进了佐贺城。一些地方仍有零星的交火，但等到奉天皇之命担任征讨大总督的东伏见宫亲王来时，叛军已经完全停止了抵抗。3月3日，两天前抵达佐贺的大久保给正院发电报，宣布已经平定了叛乱。[30]

3月1日，政府发出逮捕江藤和岛的通缉令，上面附有他们的体貌特征。[31]讽刺的是，创立警察的江藤，现在却正被警察追捕。连最高层人士也深深地同情这些逃亡者。三条替岛给大久保写信，承认岛义勇参加了叛乱，然而他始终忠于天皇，绝非奸邪之徒。4月5日，江藤被捕后，木户给三条的信中说，江藤是征韩论的臣魁，攻打台湾的时候让他担任先锋如何？[32]

2月27日，江藤一行人逃到鹿儿岛。第二天他们去拜访西乡，被告知西乡在宇名木温泉。3月1日，江藤来到宇名木温泉。两人私谈了三个小时。那天晚上大约9点钟，江藤离去，第二天却又折回。这一次两人的谈话持续了大概四个钟头。谈话有时很激烈，连外面的人都听得见声音。谈话的内容没有公开，然而不管是此时（佐贺叛军显然已经失败），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某个时间，西乡似乎都拒绝支持江藤。西乡或许还会这样说：自己已不在政府供职，江藤不应该向他，而应该向担任内阁顾问的岛津久光求助。但是，岛津2月2日已经接到天皇的谕旨，要他保证西乡不会支持佐贺的叛军。[33]

3月3日，江藤再次坐渔船离开鹿儿岛。那天晚上，风浪太大，他和少数同党只能停靠樱岛。第二天，他们到奥比拜访小仓处平（1846—1877）。小仓是征韩论的支持者，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他向逃亡者表示欢迎，并在附近找了个地方把他们藏起来。后来他为自己的仁慈坐了七十天的牢。[34]

3月10日，九人乘坐小仓为他们雇来的一艘渔船离开了土佐，以躲避跟踪的警察。接下来的海陆两程充满了艰辛和危险。江藤最终抵达高知，并见到了一直信任的林有造，然而林的态度却非常冷淡。毫无疑问，林知道追兵就在后面。不愿把林牵涉进自己的罪行的江藤当天晚上就离开了高知，在山中漫无目的地乱走，在凄风冷雨中度过了三个夜晚。江藤说，自从出生以来，他还从未经历过如此艰难的情况。[35]

不知什么原因，江藤似乎希望回到东京，向自己的前同事披露佐贺叛乱的真实情况。如果他们认为他有罪，那么他准备切腹自杀。[36] 3月28日，他从土佐和阿波国交界的深山中走了出来，来到一个名叫神浦的海边小村。江藤希望找到一艘船把自己带回东京，但是一名警觉的警察发现了他，要求他出示证件。刚开始江藤想假装是大阪商人，不过他很快就改变了故事，称自己是东京来的密探，目的是为了查找刺杀岩仓具视的幕后真凶。他要求警察为自己带信给岩仓。信写于3月27日，江藤在信中说，由于安保措施太过严厉，自己被困在土佐，无法返回东京，他要求岩仓下令，以便自己可以回到东京。[37]

警察打开信封，发现里面写着江藤的真实姓名。他现在确定自己抓的这个人是通缉犯，但是却不知道逮捕一名不久前还是参议的大人物应该遵守什么样的程序。最后他邀请江藤到另一个房间下围棋，这样就把江藤及其两名同伴分开。江藤执白棋，警察执黑棋。一人落完一子，警官正落第二粒黑子时，突然大叫起来，“江藤阁下，江藤阁下”，隔壁的警察听到暗号立刻冲了进来，“江藤阁下，我们很荣幸逮捕您。”[38]他们逮捕时说的话既滑稽又礼貌，但还是把江藤五花大绑，跟对待普通罪犯一样。江藤没有反抗。

逮捕者对江藤很好，到高知的这段路本来只需三天，他们故意慢慢地走了五天。这也许是预见到他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几。江藤和两名同伴从高知乘坐军舰，后来又转成陆路。4月4日他们抵达佐贺，被投进一所临时建造的监狱。

4月8日，对江藤、岛[39]以及其他参与佐贺叛乱的人的审判开始。第二天，审判结束，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大久保的指示，他极不耐烦地想让诉讼程序尽快结束。从一开始大家就很清楚，江藤等人将被判刑。审判长河野敏镰（1844—1895）曾是江藤的下属，是江藤把他提拔到现在这个位置的，然而在整个审判期间他对江藤都非常粗暴，以致江藤一度高呼：“敏镰——你怎么敢在我面前出现？”[40]据说河野听后低下了头，但是，4月13日他公布的审判结果却非常严厉，特别是考虑到刑法的旧典和新典（江藤是制定者）都没有惩罚叛乱者的先例时更是如此。人们之前没想到会有这种罪行吧。河野在宣判时引用了中国法律。江藤和岛被剥夺了武士身份，并被处以枭首示众。两个党派的领导人也都被斩首，但免受头颅示众之辱。

江藤听到审判结果后，试图向审判长求情，但话还没说完就被拖离法庭，当天就被处决。砍头通常由部落民操刀，然而大总督东伏见宫亲王认为由部落民来处决像江藤和岛这样才能出众的人有些失礼，于是改由一名武士为他们行刑。江藤行刑前作了一首辞世的和歌：

武士即使在拧干

被泪水打湿的

衣袖时

也感到心绪

只随着主人起伏

江藤的头颅示众了三天。他死时只有四十岁。距离他离开东京，踏上悲剧的佐贺之行刚好三个月。

大久保在4月13日的日记中表示对审判结果感到满意：“今日圆满结束。大安心。”这里无丝毫对江藤的怜悯之情。稍后的“江藤的表现真是丢脸，令人震惊”一句也许是指江藤被拖离法庭前的高呼行为。有一阵子，江藤的首级被拍成照片在东京出售，然而，5月27日，东京政府下令所有购买照片的人必须将照片还回去。但是据说大久保在内务省的会客室里挂着一张这样的照片。[41]

没有资料显示天皇对审判和江藤之死有如何的反应。也许，跟已被镇压的佐贺叛乱相比，他这时更关心台湾局势的发展。自从1873年6月副岛种臣与清朝官员会面讨论如何惩罚台湾土著（这些土著杀害了冲绳的臣民）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拖着。1874年1月，大久保和大隈就当时的形势提交了一份报告。他们的结论是，鉴于清政府的声明，生番地区不属于任何国家，日本政府有义不容辞的义务，为遭到暴行的臣民复仇。

2月6日，大臣和参议接受了这个决定。木户没有参加会议，这说明他依旧反对任何形式的外侵。[42] 3月，大隈重信、参议和外务卿寺岛宗则、驻清朝全权公使柳原前光以及陆军大臣西乡从道在大久保家会面，讨论派兵征讨台湾土著的问题，决定军队3月18日自熊本出发前往台湾。此时佐贺叛乱已经彻底平定，政府可以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了。

4月6日，天皇全权委派西乡从道进攻台湾土著，在谕旨中命令严惩那些杀害日本人的罪犯。天皇在一份单独的指令中说，如果让土著为所欲为，他们的危害将更加大。“今朕行膺惩之意，在于教化彼野蛮，安我良民。汝察此旨，为事之际恩威并施，镇定之后教导土人，使其开明，行于我政府有益之事业。”[43]

但是，木户再次反对出兵台湾。他指出，佐贺叛乱平定才没几天，人们就已经叫嚣着入侵台湾，令他十分惊讶。 “夫张国威于海外，开版图于异域，人情岂不喜哉。然政府之务，自有内外本末之别，缓急先后之序，今三千万之民众未享政府之保护，蒙昧贫穷之人未能持权利，国非国也。”木户接着说，在某些方面目前的政治制度还不如封建制度。人们对新政府缺乏信心并非没有原因。自维新以来，没有一年没有发生过暴乱。自己的建议不受重视，军事将领已经开赴海外。自己的观点和内阁相差如此之大，已经无法继续留在那里，否则就是在欺骗自己和世人。即使没有生病，他也无法继续留任，何况考虑到自己的病情，他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继续做下去？[44]

尽管木户反对，攻台的计划却稳步进行。西乡从道和大隈重信现在正在长崎，准备前往台湾。由于英美两国承认台湾是清朝领土并极力反对此事，大臣和参议们决定先咨询清政府，再做进一步行动。大隈接到命令返回东京，西乡从道则被要求留在长崎待命。他强烈抗议任何拖延，认为军队已经准备出发，任何拖延都将影响士气，届时后果将比佐贺叛乱严重得多。西乡已经决定，如果下令他停止行动，他将退还天皇授予的委任状，变成一名叛徒，去进攻那些生番的巢穴，这样一来，整个事件就和国家无关。大隈努力劝他不要这么做，但是西乡完全不听他。那天夜里，西乡从道下令军舰离港，并装载上燃料和淡水。大隈给正院发去电报，说士气高涨，自己根本无法控制。[45]

4月27日，西乡派日本驻厦门领事给闽浙总督李鹤年带去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为重视和清朝的睦邻友好关系，事先通报出兵台湾的意向。西乡随即解释自己即将乘船前往台湾，完成天皇委派的任务。船只将经过清朝控制的海域，然而自己并无恶意，因此要求清朝不要介入。他打算制服那些桀骜不驯的生番，以确保他们不会再对日本人胡作非为。如果这些生蕃到清朝政府控制区避难，他请求清政府把他们抓起来并通知日本。

西乡迫不及待地想去台湾，但他必须要等候东京的批准。5月2日，西乡最终决定不再等下去。一千多名士兵乘坐四艘军舰，向台湾出发。紧接着的5月17日，大隈也从长崎出发。他因为和美英两国洽谈购买两艘要用于战斗的商船而耽误了行程。[46]

清朝对日本侵略台湾自然感到极为不快，他们申明台湾是自己的领土，并一再要求日本撤军。清朝声称拥有台湾和琉球的主权，并派了两艘军舰到台湾去。5月22日，清朝军舰抵达台湾。其中一艘军舰的船长和西乡会面，要求他对此声明做出回应。西乡回答说，一切有关此事的讨论都应该找日本驻清朝公使柳原前光。就他而言，针对土著的军事行动差不多已经结束。士兵正忍受着高温的煎熬，他只是在等候返回日本的命令，以便凯旋。

尽管西乡说对土著的军事行动几乎已经结束，但日本军队并没有立刻撤退。他们不仅与土著战斗，还要继续与热带的炎热和疾疫作斗争。与清朝的谈判还在继续，但是日本担心谈判随时可能中止。那样的话，日本是否应该向清朝宣战？包括山县有朋在内的大多数军事将领都持反对意见，认为日本还没准备好，但有两名少将觉得日本没什么可怕的。他们认为，清朝在使用拖延战术，同时也在疯狂备战，日本不该让清朝占了先机。7月9日举行的朝廷会议宣布，将与清朝一起努力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法，但如果清朝先开战端，就只有迎战。[47]

中国是日本文明一千多年来的榜样。和清朝开战的可能性自然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但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清朝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中国，因此日本应该履行必要的职责，例如取代虚弱而不称职的清朝，教化台湾土著。[48]

8月1日，天皇命令大久保利通到中国，与清政府斡旋台湾问题。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10月2日，清朝拒绝了大久保觐见皇帝的请求，称日本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此时要求皇帝接见是对清朝的侮辱。10月10日，大久保发出最后通牒，但是中国人又巧妙地延迟答复。双方都在重复说过的理由。

10月31日，日本和清朝最后却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清朝承认日本进驻台湾的行为合法；清朝将赔偿日本人员伤亡、筑路、建房等费用；两国间火药味浓厚的来往文书将被撤回销毁；清朝将保证海上通道的安全，使来往船只免受台湾土著的袭击。12月20日为日本军队撤离台湾的日期。[49]

12月9日，大久保回国，天皇接见了他以及其他在战争中有突出表现的军官。天皇感谢了所有人，并向他们赠送礼物。13日，天皇通过权宫内卿万里小路博房赏赐大久保一万元金币，但大久保予以拒绝。他说条约的成功签署并不是他自己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天皇的英明领导。他还提到平定台湾土著花费巨资，而且皇宫仍未重建。

12月23日，天皇耐不住其他人一再迫切请求，最终同意重建皇宫。不过理由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因为临时宫殿过于狭窄，导致许多公务无法正常开展。

这一年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政府只付出很少的代价便平定了危险的佐贺叛乱，入侵台湾也达到了真正的目的，即让清朝承认冲绳，然而两次胜利都没有完全解决涉及的问题。佐贺叛乱是更加危险的萨摩叛乱的前奏，而二十年后，与中国的争端导致了中日战争的爆发。

明治七年的最后一条记录是12月31日岩仓具视写给天皇的一份奏折，奏折概述了自1853年海军准将佩里的舰队来后日本发生的许多变化。那些适当的举措，例如废藩置县和派岩仓使团出使美欧，都归功于天皇念念不忘国家的需要，但同时也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件。事实上，也许可以说，只有在经过了二十年的喧嚣骚动之后的现在，国家才安定下来，四海才变得平静。岩仓最后希望“陛下诚宜于此时，锐意励精，鉴前虑后，爱重诸名臣，责之以大计，委之以重任，使其协同一致，各效其才竭其能，整内治外，以贯彻当初之圣意，显复古之成绩，对峙宇内”。[50]

[1]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30页。

[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5—66页。明治将花销限制在五万日元以内。

[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0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7—58页。

[5] 关于照片和当时的情况描述，见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116—118页。《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39页上说，内田“之前”曾给天皇和皇后拍过照片，那是在1872年9月9日。天皇和皇后把照片送给了皇太后。10月9日，皇太后反过来让内田给她拍了张照片。10月17日，内田将他拍给天皇、皇后和皇太后拍的全部72张照片交给天皇。照片中的天皇时而穿着束带，时而穿着直衣。还有一张（摄于1873年之前）是天皇骑马的照片。除了两三张以外，这些照片都没有公开，我只有通过《明治天皇紀》的描述才知道它们。

[6] 但是，天皇本人似乎并不讨厌这些照片。1873年3月9日他送了一张给即将到中国去的副岛种臣（《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9页）。3月20日，他还洗了一张送给他的姑姑亲子内亲王（第42页）。同一张照片（或者是同时期拍摄的另外一张）被送往日本各驻外使馆，供张挂之用（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118—119页）。

[7] 在研究了其他君主的制服之后，6月3日日本确定了天皇的制服款式。详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7—78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7页。在剪头发的那天早上，他跟平时一样让一名宫女给他整理头发，并给他脸上扑粉。他去到书房，在他的命令下，侍从有地品之允把他的头发剪去。侍从长米田虎雄和侍从片冈利和轮流为天皇剪发。当他出现在大奥时，宫女们都为他形象的改变感到意外和震惊。

[9] 照片的复制品，见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121页。他对这张照片的描述见第118页。这次一共照了两张照片，一张全身照，一张半身照（《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34页）。当时在日本的热那亚公爵收到了一张放大的天皇全身照。随后，这张照片被洗出来送往各县；那张半身照则从未公开过。

[10] 之所以被称为“留守政府”是因为许多高层领导随岩仓使团身在国外。

[11]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2页。

[12] “部落民”在日本是个带有歧视性的词语，意同“贱民”。日本历史上有四民两部落之说，四民指士农工商，两部落指秽多和非人，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代。至今，秽多部落民仍然从事祖先从事过的屠宰和皮革行业，而非人部落民还是从事与死亡有关的行业，如殡葬业等。——译注

[13] 关于这次暴动的描述，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3—74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87页。6月名东（德岛）县又发生了一起武装暴动。这次的暴动与发生在北条县的那次很相像，都是由于误解了“血税”这个词而引起。这次暴动的领导者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另有1689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93—94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81页。

[16] 关于这次事件的详细描述，见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下，第94—96页；《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189页。随同格兰特将军访问日本的杨约翰1879年见过岩仓，他说，“岩仓有着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脸，线条分明，显示出他坚毅的性格，而且你会看到一条伤疤”（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527）。

[17] 九名刺客中八人的判决书原文，见栗原隆一，《斬奸状》，第366—367页。

[18] 关于忧国党提出的纲领，见园田日吉，《江藤新平と佐賀の乱》，第144页。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他们抗拒基督教，认为它污染了日本的宗教。刺杀岩仓的事件发生后，忧国党立刻起草了一份新的宗旨，但是并没有表示反对征韩（第145页）。

[19] 第三个政党是中立党，最终站在了政府军的一边。

[20] 毛利敏彦，《江藤新平》，第202页。

[21] 副岛也被要求回到佐贺，但他屈服于板垣的强大压力而留在了东京（毛利敏彦，《江藤新平》，第205页）。江藤则不顾板垣（和大隈）的劝阻，毅然前往。

[22] 中野好夫和我一样对江藤的决定感到疑惑不解（《佐賀の乱と江藤新平》，第213页）。

[23] 中野好夫，《佐賀の乱と江藤新平》，第215页，江藤没有详细说明“第二次维新”指的是什么，但是可能包括征韩。

[24] 根据1872年公布的《县治条法例》，明治政府将各县行政长官的官员由“知县事”改为“县令”（四等官）或“权令”（五等官），东京、京都、大阪三地行政长官则称“知事”，1886年全部改称“知事”。——编注

[25] 毛利敏彦，《江藤新平》，第206页。

[26] 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154—55页。《明治天皇纪》第三卷第212页上的篇幅较短，但本质上属于同一份声明。长州之战在第二十一章有描述。

[27] 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156页。不仅这两个县的人承诺将支持他，而且爱知和熊本两个县的人也都表示支持他；亦可见中野好夫，《佐賀の乱と江藤新平》，第216页。

[28] 有证据显示，江藤派去鹿儿岛见西乡隆盛的中山一郎回来报告说，如果佐贺起兵，西乡一伙人将会追随它的领导，但是似乎难以相信西乡本人会做出这种承诺（中野好夫，《佐賀の乱と江藤新平》，第216页）。

[29] 园田对江藤这次的声明做了一番解释（《江藤と佐賀の乱》，第194—195页）。他说除非解散军队，否则班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将被政府军杀害。他要求他们脱下军装，分散开来，再等待下一次起义的时机（这一天肯定会到来）。

[3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21—224页。关于战斗的详情，见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163—190页。

[31] 详情见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200页。江藤的通缉令开头是：“年龄41。身材高大魁梧。长脸，高颧骨。眉毛长而粗。”

[32] 木户讽刺地说，“我们现在赞同的，正是江藤去年赞同的。”他似乎将江藤的急于攻韩等同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日本攻台之战（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205页）。

[33] 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190—191页。

[34] 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207页。

[35] 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208页。

[36] 这是他跟仆人说的。他敦促对方回家，否则将会与叛乱的罪行相牵连（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209页）。

[37] 信的原文，见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210页。尽管信封上写着岩仓亲启，但是内文的收信人却写着木户、大久保、大隈和大木。信封上的发信人写的是他当密探时用的化名的一部分，但是在信中他署了自己的真实名字。

[38] 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211页。

[39] 他于3月7日被捕（《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39页）。

[40] 园田日吉，《江藤と佐賀の乱》，第219页。江藤高呼的内容根据来源而有些不同。

[41] 佐木隆三，《司法卿江藤新平》，第408页。中野好夫说《东京日日新闻》强烈谴责九州地区销售江藤和岛斩首的照片（《佐賀の乱と江藤新平》，第218页）。他说他不愿相信大久保是幕后主宰，但是传闻却是如此。

[42] 木户孝允在1874年4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台湾一事连印（签字），余对两大臣（三条和岩仓）相辞此事。其故，昨年（天皇）下问时，余曰察今日内地之形势，人民贫弱，应专以内政，提人民之品位，然后着手建不后之议。此虽当年，其说未异。”

[4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34—235页。

[4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43—244页。

[4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45页。

[46] 美国船只“沙夫茨伯里”号（Shaftsbury）被重新命名为“社寮丸”，英国船只“德尔塔”号（Delta）被重新命名为“高砂丸”。这两个名字都和台湾有关：社寮是日本远征军将使用的港口，高砂则是日本人对岛上土著的称呼（《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59页）。

[47]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80页。

[48]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82页。

[49]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25页。

[5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68—373页。

第二十六章
早蕨之局

明治统治的第八个年头——1875年——可以说是最平静的年份之一。1月1日，按照惯例举行了庆贺新年的仪式。第二天，明治到青山御所向皇太后请安。4日，他出席了正院的新年开幕仪式。明治先在那里分别祭拜了伊势神宫、贺茂神社和冰川神社，随后听取了众大臣提交的报告。报告的内容五花八门，例如“为保卫人民”而派驻全国各地的警察人数、即将实施的邮政汇票制度。去年修建了许多学校，现在全国有1297112名小学生，约占日本总人口的1/24。大藏卿大隈重信向太政大臣提交了未来六个月的财政预算，并预测扣除开支后，将有近四千万日元的盈余。[1]简而言之，日本的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天皇继续自己的学业，他每月听福羽美静、元田永孚和新任命的西村茂树（1828—1902）讲课。[2]此外，天皇还师从元田和长炗学习书法。

除此之外，天皇的生活被以下的内容排得满满当当：各种各样的仪式（例如各位已逝天皇的忌辰）、会见外国使节、奖励有功的日本人、观摩军事演习和创作和歌。新年的第一次诗会以“都鄙迎年”为题，天皇的和歌表达的意思并不复杂：

柳原爱子，大正天皇的生母。明治天皇称其为“早蕨”

在首都

和在遥远的村庄

人们现在都在忙着

迎接又一个新年的

开始[3]

1月21日，权典侍柳原爱子[4]在青山御所庭院一处特别搭建的房子里分娩，为天皇生了第二个女儿。前两个婴儿都夭折的事情让大家有些沮丧，但这个新出生的婴儿看起来非常健康，人们都感到无比欣慰。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有客人来宫里祝贺。27日，天皇给小内亲王起名为熏子。[5]她将住在梅御殿，因此也叫梅宫。熏子的出生和命名都告知了神灵，宫里也办起了宴会。大家纷纷祝内亲王福寿绵长，皇室人丁兴旺。天皇请嘉宾和自己一起分享喜悦的心情。

2月日本爆发了天花疫情。天皇和皇后都种了牛痘，这使那些原本可能害怕注射外国针剂的日本人也有了打疫苗的勇气。连小小的内亲王熏子也打了疫苗。2月20日，熏子在母亲爱子、外祖父柳原光爱和舅舅柳原前光的陪伴下，第一次进宫。从此以后，她经常被带进宫。父亲无疑希望尽可能经常见到熏子，但把她留在宫里会破坏规矩。明治很小的时候就必须离开自己的父母，跟外祖父和外祖母住在一起，现在他不得不遵守同样的规定。按惯例，熏子将和外祖父外祖母一起住到五岁。

熏子的母亲柳原爱子是明治的妃嫔中最著名的一位。1912年，斋藤溪舟在描写明治的后宫时，形容“早蕨局”（早蕨是爱子的典侍名，由明治天皇所起）[6]是所有宫廷女官的榜样。[7]斋藤说她不仅貌美而且还非常聪明；此外，她的行为一丝不苟，同时又不失温柔。大奥的每个人都仰慕爱子，并承认她的行为无可指摘。

爱子和其他的权典侍一样，即使在宫中也非常神秘。不像宫里的其他侍女，被鼓励多参加活动，偶尔还陪皇后外出，典侍们极少离开宫闱，从未曝露于日光之下，因此多半脸色苍白。[8]权典侍的地位比大部分天皇的随从女官都要高（一些女官后来被擢升为典侍，叙任正一位），然而她们周围总是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氛。地位比权典侍低得多的山川三千子写道：“用世俗的话说，权典侍就是小妾。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天皇，在他去大奥时，轮流服侍他。”[9]

权典侍照顾天皇的个人需求以及日常起居，例如穿衣或者沐浴。但她们最重要的功能，正如山川三千子所暗示的，是侍候他睡觉。这项特别的职责是官方安排的：她们是唯一收到脂粉钱的宫廷侍女。[10]夜里由哪位权典侍陪睡并不由天皇自己决定，而是由一名高级女官决定。[11]在众多的陪睡者当中天皇并没有强烈地偏好哪一位。如果天皇不喜欢某个妃子，可以解除她的职位，然而这种事情极少发生。天皇的最后八个孩子（生于1886年和1897年之间）都是他和权典侍圆祥子所生，这说明他偏爱她多一些，但也可能仅仅因为她的生育能力特别强而已。包括小仓文子在内的几位权典侍都没有生下明治的孩子。[12]

柳原爱子作为熏子内亲王的母亲，受到很多优待，然而她的第三个孩子——未来的大正天皇出生时，分娩异常困难，伴随着歇斯底里和痛苦的尖叫，因此宫里不允许她再和天皇同床。[13]但爱子被擢升为典侍，叙任正二位，死后还追赠从一位，这一切都源于她是皇太子的生母。[14]

熏子内亲王只活了一年半，便突发脑膜炎，尽管御医竭力抢救但还是去世了。[15]熏子出生后两年，皇室才迎来了下一个孩子。不难想象，明治是多么焦急地希望听到权典侍系上腹带的消息。

在此期间，明治每天和平时一样，接见外宾、骑马、偶尔颁布与时事问题相关的法令。他还不得不阅读官员提交的奏折，并给出自己的意见。例如，2月底，明治收到岩仓具视写的一份很长的奏折，其中比较日本和主要的西方国家，强调了日本的弱点。这无疑是岩仓对自己外国之行反思的成果。[16]他察觉到日本在军事和工业上的落后，因此极力反对派西乡隆盛到朝鲜去。相反，岩仓认为应该警惕俄国对中国的威胁，他在奏折中使用了中国典籍中惯用的一个词语：唇亡齿寒。[17]岩仓建议加强与清朝之间的关系，共同构筑堡垒，抵御俄国的入侵；两国应该像车的两轮或者鸟的双翼一样，互相扶持。这份建议与众不同，因为当时的日本官员将清朝视为敌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有力竞争者、骄傲自大而又腐朽无能的国家，日本可以公然挑战其台湾主权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岩仓还在奏折中提到自己如何佩服天皇的英明决策。他请求天皇从今以后屈尊纡贵，亲自处理一切国事。假如天皇将智慧慷慨地赐予大家，还有什么计划不能实现呢？一旦国家在皇恩的沐浴下完全统一，我们将获得与外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帝国的光辉将永远照耀下去，万年不变。[18]这并不仅仅是奉承之语。也许因为在国外生活过，岩仓似乎已经开始相信，天皇应该（至少原则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一点上，岩仓与木户、大久保和伊藤等支持逐渐实现民主政体的人意见不同。但是岩仓心目中的专制统治依照的并不是欧洲模式，而是古代的日本模式。作为众神之子的天皇，将平静地统治国家，他将自己的智慧传递给各位大臣，完全不受他们的政治矛盾的影响。[19]

岩仓认为天皇必须拥有无上的权力，可能是因为觉察到一些重要人物对政府表现出了敌意。岛津久光身任左大臣，但长期以生病为由拒绝上朝，并且一贯地反对任何改革。他对现在大多数官员以西服作为日常装束的做法尤为恼火。另外，回到鹿儿岛的西乡隆盛丝毫没有返回东京的迹象，依然无声地和政府对抗。[20]

4月14日，天皇来到正院，在议员等重要官员前，宣布将创建元老院和大审院。[21]天皇还决定创建地方议会。这些措施是在为建立政府的议会制做准备。明治说：

朕即位初首，会群臣，以五事誓神明，定国事，求万民保全之道。幸赖祖宗之灵、群臣之力，得今日之小康。顾中兴日浅，内治之事少振作更张之士，朕今扩充誓文之意，兹设元老院，以扩立法之源；置大审院，以固审判之权。又召集地方官，以通民情图公益，渐次立国家立宪之政体。冀汝等民众俱赖其庆。[22]

4月，岩仓又向天皇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奏折，其中称，“宇内万国之人，其风俗异，其言语殊途，然均是人也”。[23]现代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但它却是岩仓分析日本与外国之间关系变化的前言。岩仓接着说，过去德川家康闭关锁国，只向少数的中国和荷兰商人开放长崎一地，这种做法已经不再可行。日本无法忽视西方主要国家取得的成就以及为其繁荣和强大做出贡献的许多设备。“富民强兵之术，百工艺能之技广开”，路上有蒸汽机车，海上有蒸汽轮船，电报使他们几秒钟之内就能和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取得联系。“昔日万里今日阶前，东西如比邻。”岩仓和十年前那些狂热的攘夷派不同，他认为日本必须承认他国人民的本事比自己强，并学会接受这个事实。

岩仓担心俄国人在领土上的野心，但这个时期日俄签订了一份协议，似乎有可能解决长期争议的萨哈林岛归属问题。协议规定日本天皇放弃整个萨哈林岛，作为回报，俄国沙皇将千岛群岛的十八个岛屿送给日本。[24]不久，沙皇在仲裁秘鲁船只“玛利亚·路斯”号一案时，做出了有利日本的裁决，这样一来，连那些视俄国为最大敌人的日本人也放下心来。[25]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看来有可能占上风，明治向沙皇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千岛群岛的获得，使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北方。1875年7月，三条实美、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上书，请求天皇访问北海道，以了解当地的地理和民情。他们相信，“凰辇断然进北海道，则全国之民皆转眼，瞩目陛下之举措，琐琐纷议自行消歇”。三条想借此机会扩大国威，并给愚昧的当地人带去文明和开化。[26]

这个时期政府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国土另一端的冲绳，向琉球王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遵循日本的习惯。7月，一名使者来到首里城，命令国王尚泰中止与清朝的附庸关系：从今以后琉球政府将不再派使者去中国，不再祝贺清朝皇帝登基，也不再接受清政府的册封，琉球将使用明治的年号。然而琉球人却不愿割断与中国的历史联系。

日本残余的攘夷情绪现在表现为反对进口外国商品。进口已经导致贸易逆差和白银的流出。左大臣岛津久光是包括天皇外祖父中山忠能在内的排外派的代言人。天皇聆听了他们的倾诉，承诺将认真考虑，但朝臣们却越来越不愿关注岛津的抗议——不论是贸易逆差、上朝时穿的服装，还是有关阳历的问题。[27]任何禁止进口外国商品的尝试肯定会导致西方国家的不满。

大久保利通也为日本的贸易逆差感到担忧，但他启动了一个更加积极的计划来缩小逆差。两年前大久保雇用一名美国人引进养羊业，并建了一间生产毛毯的工厂，希望以此来降低日本的羊毛进口量，并开发那些迄今为止贫瘠的土地。大久保在全日本招收养羊专业的学生，9月，大久保在视察过下总国[28]的一块荒地之后，亲自决定将养羊的牧场建在那里。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未能帮助扭转贸易逆差。

1875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9月发生在朝鲜的江华岛事变。根据日本人的记载，[29]日本军舰“云扬”号在测量对马海峡时，由于燃料和淡水短缺而驶往中国，途中经过了朝鲜半岛的西海岸。9月20日，这艘船停泊在江华岛外，船长乘坐小艇寻找可以靠岸并获取淡水的地方时，突然遭到枪击和炮轰。“云扬”号回以军舰炮。船长想上岸质问，但水位太浅，军舰无法靠岸，而且自己人手太少，对作战不利，于是调转船头，下令停止交火。第二天凌晨，日本人袭击了江华岛，一番短暂而激烈的交锋后占领该岛。日本死亡一人，朝鲜死亡三十五人，另有十六名朝鲜人被俘。9月28日，日本军舰返回长崎。[30]

这个事件只是一次小冲突，双方都只有几十人参加，但日本官员有意将其夸大为危机，并以此为借口，要求朝鲜做出让步。江华岛事件的消息传来，朝廷召开一次御前会议。会议决定派一艘军舰到釜山，以保护朝鲜的日本侨民安全。天皇为事态的发展深感不安，他派人请来岩仓，“朝鲜国有事，其详细虽未知，思之是为国家之重事，朕甚忧念。汝虽自四月以来以病居家，然应勉就其职，以之辅翼”。

几年前，木户孝允反对派西乡到朝鲜去，因为他认为与所谓的雪耻相比，增强内部的国力更加重要，但他现在改变了看法。木户认为以前攻打朝鲜的理由并不充分，但是向日本军队开火则是显而易见的敌对行为。他提出由自己担任特使，出使朝鲜。木户写信给三条实美，称“我政府于朝鲜国修好，用力已久，国论纷纷连岁不止。前年政府变革及去春佐贺骚乱皆因此起，今又生一大事变。（中略）昨年，琉球藩民等受暴逆，故施台湾蕃地处分之举，况今日之事，辱我国旗。且朝鲜国与台湾相异，我官民在留其国，不可不问此。（中略）先举朝鲜事变之始末，以之问清国政府，令其代我处理。若清国政府不肯，则委之与我，余乃始以此事诘问朝鲜国政府，行妥当之处分。而彼若终不应，则兹始问其罪。（中略）若朝廷委予以一切机敏终始从其事，予当竭力，不损我帝国之荣光”。

江华岛事件使民众舆论纷纷，[31]然而政府却耽于国内事务而无法立刻采取行动，特别是左大臣岛津久光向天皇上书，攻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岛津说，如果自己的建议——即解雇三条——不被采纳，日本将沦为西方列强的奴隶。他极力主张天皇亲自掌控政府。[32]

岛津的指控非常模糊，天皇为此困惑不已。10月22日，天皇派人请来岛津，拒绝了他的请求，并说三条对国家一直尽忠尽职，自己非常信任他。岛津久光回答说，如果自己的请求遭拒，他将别无选择，只好辞职。天皇回应说，考虑到朝鲜危机，自己无法接受岛津的请辞。

天皇在这次以及当时的其他论争中都表现出一种坚毅的精神，表明他少不经事的时期已经结束。当然，天皇在决定之前会先咨询大臣，尤其是木户，但最后拍板的却都是他自己。

11月1日，右大臣岩仓具视和议员在三条家开会，会议决定派一名使者到朝鲜去，同时为更好地理解情况而在清朝设一名特命全权公使。11月10日，天皇任命森有礼为驻清朝全权公使，命令他通过清政府的中间人，刺探朝鲜为何会向只想获得淡水的日本人发动攻击。

12月9日，政府派一名特使前往朝鲜。木户一再毛遂自荐，但是就在这时脑溢血发作，因此由陆军中将兼议员的黑田清隆代替他前往。三条在给黑田的指示中说，“求相当我国旗受辱之赔偿”，但他说日本政府并未放弃与朝鲜改善关系的希望。可能江华岛事件只是某个地方官员的决定，并非出自朝鲜政府的命令，关键在于找出是谁下的命令。如果朝鲜愿意与日本开展友好关系并允许两国之间进行贸易，特使有权接受此让步，以代替对“云扬”号的赔偿。但是，如果朝鲜政府拒绝承担江华岛袭击事件的责任，而且无意恢复两国间的传统友谊，那么特使将有权采取恰当的措施。[33]

1876年1月6日，黑田带领两艘军舰、三艘运输船和三个连共约八百人的海军[34]向朝鲜出发，这是日本海军所能提供的最大程度的护航。这些军舰的装备极差，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二十三年前带到日本的那些军舰根本无法比较。为了应对万一谈判破裂，日本还制定了军队增援的秘密计划。军人的休假均被取消，参谋总长山县到下关为可能的出征做准备。

日本军舰停泊在距离汉城约三十二公里的江华岛外。1月16日，日军列队走向江华岛上的谈判所，在那里与两名朝鲜专员见面。黑田一开始认为与朝鲜人谈拢的希望渺茫，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他要求增派援军，然而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认为过早展示军力可能会阻碍和平协商，使朝鲜人惧怕日本人。

两国代表的第一次会谈持续了四天。谈判双方都非常地友好礼貌，但却一直重复着一些老掉牙的论据。日本人想知道为什么自己订立和平友好协议的愿望一再被拒；反过来，朝鲜人想知道为什么日本人要用一个与清朝皇帝对等的称谓来称呼他们的天皇，从而使朝鲜处于从属的地位。日本否认对朝鲜主权有任何非分之想，接着问为什么自己的船只在江华岛受到袭击。朝鲜回答说因为日本海军穿着欧式制服，他们以为是法国人或者美国人。[35]朝鲜并没有道歉，仅仅说地方官员没有认出日本船只。日本代表接着质问朝鲜政府，为何没有告知地方官员日本船只悬挂的旗帜，并坚持要求对方道歉。朝鲜司令官回答说自己的职责只是接待日本客人，并没有道歉的权力。

谈判一天天拖延下去，中间有几次被朝鲜专员和汉城政府之间的磋商打断，然而1876年2月27日，日朝之间最终签署了友好协议。[36]签约仪式结束后，日本向朝鲜赠送了礼物，不仅有传统的成匹绸缎，还包括一门大炮、一支六发式左轮手枪、一枚怀表、一只晴雨表和一个指南针。这些礼物（绸缎除外）与日美首次签订协议时美国送给日本的礼物出奇地相似，而且协议本身的意义也几乎一模一样：日本正在“打开”朝鲜——这个隐士之国的大门，与其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37]一名西方学者后来评论道：

正如西方列强对她所做的那样，她现在依样画葫芦，毫不内疚地引诱朝鲜签字放弃其行政主权和关税自主权，并赋予境内那些妨碍公正的日本侨民完全的治外法权，就像欧洲人在日本享有的一样。[38]

协议签订的消息传到东京的外交界，各国公使纷纷请求觐见天皇以便当面向他表示祝贺。天皇在芝离宫宴请了他们，每位公使都有机会表达自己对签约的喜悦之情以及日朝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的希望。[39]

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有细微的变革，每一件都比江华岛事件更影响大多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例如，3月12日，星期天正式被定为休息日。政府对这一步有所顾虑，担心民众可能会认为这是出于对基督教的尊重。然而有必要使日本与西方开明国家保持一致，最终政府还是冒着被认为讨好基督徒的风险，颁布了这项法令。一个月后，星期六下午也被定为法定假期。

3月29日，政府颁布了禁止所有人（士兵和穿制服的警察除外）佩刀的废刀令，违者将被没收佩刀。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争论是允许武士像过去一样佩刀，还是将其视为现代日本的反常现象予以禁止。现在这个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而这无疑使欧洲人感到安心。刀这种东西一直令他们精神紧张。

4月4日，天皇、皇后和皇太后到岩仓具视家做客，在那里观看了能乐表演。尽管京都的宫廷里一直都有能乐表演，皇太后也特别喜欢这种艺术，然而能乐长期都是和幕府关联在一起。儒家传统认为优秀的政府应该重“礼乐”，为了符合这一传统，幕府将能乐作为“乐”并加以弘扬。随着幕府的垮台，能乐的未来变得渺茫。一些演员跟随德川家族“流放”到静冈，由于没有观众，大多数人只好转行。只有少数人在东京坚持能乐表演。那些依旧住在城里的大名偶尔会要求他们演上一两场，以此来招待客人。但是大名们回到地方之后，能乐表演者就不再有主顾帮衬了。诚然，爱丁堡公爵访问日本时欣赏了能乐表演（维新以来的第一次演出），但演员们迫切地希望再次有外国贵宾来访；他们需要养家糊口，而外宾却迟迟未见到来。

宝生九郎（1837—1917）可能是当时最著名的演员，1870年他申请从舞台引退，并认真考虑过是当一名商人还是农夫。表演能乐的剧场只有两个——京都金刚流运营的剧场和1872年梅若实（1827—1909）在东京浅草自己家建的剧场。两个剧场都很少演出能乐。

因此，岩仓家的能乐表演对于能乐的复兴有着重大意义。岩仓在欧美旅行期间，曾多次被邀请观看歌剧，人们告诉他，这是最著名的一种欧洲戏剧。（东道主邀请岩仓观看歌剧，可能是觉得他即使理解不了唱词，至少可以欣赏音乐。）岩仓在国外观看歌剧时想到了能乐，回到日本后，他要求两名使团成员制定一个能乐复兴计划，使能乐成为一种适于招待外宾的娱乐节目。

包括梅若实和宝生九郎在内的演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天皇面前。除了皇室成员以外，观看表演的还包括四位前大名、三条实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重要的政府官员。在表演完既定的节目《小锻冶》、《桥弁庆》和《土蜘蛛》之后，宝生九郎还应天皇的要求，表演了《熊坂》。据说天皇看起来兴致勃勃。在岩仓随后准备的西式晚宴上，天皇亲自为岩仓等大臣和议员斟酒。

这是天皇第一次在东京观看能乐表演。他似乎由衷地喜欢这种艺术形式。偶尔兴致特别好时，他会唱上一两段唱词，甚至还教宫女们怎么唱。[40]在这个能乐前景黯淡的时刻，天皇的热情无疑是这种艺术得以保存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天皇无论是到国家重臣家还是公卿贵族家做客，通常都会观看能乐。

不久之后的4月14日，明治再次到一名顾问家里做客。当天他到飞鸟山赏樱并视察造纸厂，在返回皇宫的路上，顺路去了位于染井村的木户孝允家。[41]天皇把木户叫到面前，对他说了以下这番赞扬的话：“汝孝允，自维新伊始，鞅掌国事，今幸国家太平，此因汝等辅赞之攻。朕兹亲临，偕尽欢欣。”[42]

天皇送给木户五百元金币、一对萨摩烧大花瓶、一对银杯和三箱进口葡萄酒。他接见了木户夫人，在木户的花园里散步，随后和其他客人一起吃了盒饭。这是天皇第一次到武士阶层家里做客。木户自然非常高兴。[43]

天皇几年前宣布的巡幸全国计划，由于各种各样的紧急事情而暂时推迟——是否派特使到朝鲜去的争议、佐贺叛乱、出兵台湾以及最近的江华岛事件——但是这些问题这时都已解决，于是天皇的北方之行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天下已大抵太平，但农民暴乱时有发生（例如五月初和歌山爆发的一次），表明国内仍残留着不满的情绪。5月，木户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很长的奏折，一开始即大胆地声称“政府乃为人民所设之所，人民非供政府使役者也”。在描述了维新之前的社会情况后，木户称，在武家统治的七百多年里，人民一直受到政府的压迫，但是天皇“以至仁之睿智发维新之令，一扫积年之恶习”。这可以说是人民的极大福气。[44]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木户将力劝天皇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根除那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陋习。然而木户并没有这么做，他反过来警告改革不应该过激。例如，随着废藩置县的实行，地方官一般是外地人。因此，跟那些熟悉当事人的官员相比，他们在处理地方事务时没有那么热心，也不那么害怕留下坏名声，使儿孙背上骂名。

木户实际上是在请求保留一项过去的“积习”。5月9日，木户拜访了三条实美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妄想时兴日变，数百年之惯习轻易破除，必有枘凿不容之患。”[45]

停发武士薪俸的计划尤其使木户深感不安：“万不得止，则希望缓延手续，开其生路，行宽大措施。”

木户支持改革，但是希望过程不疾不徐且适当地考虑“人文”关怀。他想必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天皇，因为与当时的其他政治家相比，木户被天皇咨询的次数最多。

明治的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他的时间大部分都被与稳步推进现代化直接相关的事情占据。例如，5月9日，明治参加了上野公园的开幕仪式，这是日本的第一个公园。这一次内务省提供了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点心，包括白葡萄酒、香槟和冰淇淋。[46]

6月2日，天皇终于启程，开始东北部之行。[47]他带了二百三十名随从，包括内阁成员、史官、侍从和医生。一行人于当天下午3点抵达旅行的第一站草加。天皇刚在临时住处安置下来，就受到埼玉县县令等官员的正式欢迎。第二天凌晨4点，天皇起床，队伍继续前行。在去蒲生村的路上，天皇命令马车停下，以便他观看农民插秧。农民都临时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男人用白带子挽着袖子，妇女则用红带子，所有人都戴着草帽。他们一边插秧，一边唱歌，歌声传得很远。天皇看得入神，让马车一直等着，直到自己看够为止。[48]

那天下午，队伍抵达第二站幸手市。天皇派人请来县令，询问他有关县里的情况。县令描述了当地的地形、生活条件和物产。他说县民最大的灾患来自河水的泛滥。天皇问，民众对以金钱代替农产品缴纳地租的制度是否心存不满。县令回答说，大部分民众欢迎这项新制度，但是希望可以分多次缴纳。天皇后来会见当地官员时，岩仓具视和木户孝允都有参加。

队伍每到一个地方，天皇几乎都要视察小学，聆听学生朗诵，并向那些成绩优秀的学生颁发奖品（通常是字典或者地图集）。他在教室外面观看孩子们上体操课。天皇不可能对这些参观抱有很大兴趣，但他从未对所见所闻表现出任何不高兴。也许天皇很高兴看到年轻的国民正专心地从事智力和体育训练，或者他甚至可能认为，身为君主，参观学校和工厂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只有当附近有一些特别有趣的景点时，旅行看起来才不仅仅是履行仁慈的义务。例如，天皇在参观日光市的东照宫时，仔细观看了建筑、雕塑以及来自日本国内外的宝贝。他还瞻仰了德川家光的坟墓，并要求将记载德川家康事迹的图书送到自己下榻的地方，以便空闲时研读。那天晚上，天皇要求随从以日光山八景为题作诗。天皇在参观与德川家族关系密切的景点时，并未显示出丝毫的犹豫，甚至出资修复一些德川家庙内的建筑。

天皇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许多人作诗，以此寄托心情，他们希望有一天天皇能亲自看到自己的作品。这些农民诗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通过正当途径将诗献给天皇，当地官员必定会拦下，让这些诗永远都到不了天皇那儿。因此他们要么恳求随从将诗献给天皇，要么将诗放在最可能引人注意的地方。每天晚饭后，侍从长会收集并整理这些诗，然后将它们拿给天皇过目。

天皇每到一处还要检查当地的物产，并且不忘聆听附近地方的农歌。每到一处，人们还给他看古代传下来的古董，不论是字画还是年代久远的农具。天皇看到新开垦的农田时总是很高兴，看到工业化开端的工厂时也一样开心。他在仙台参观了伊达家族物品的公开展览，其中包括一幅支仓六右卫门的油画（支仓于1615年访问罗马，画中的他正在朝拜耶稣受难像）和一本支仓从欧洲带回来的拉丁文羊皮纸书。[49]天皇接受了当地官员和谦卑的民众赠送的礼物，例如古河的小学生送的一笼萤火虫。天皇偶尔会买些自己喜欢的当地产品。

也许天皇认为访问的最后一站函馆最有意思。他到函馆医院视察时，那里刚好正进行蟾蜍血液循环的实验。他通过显微镜观看了蟾蜍的血液循环，这是他首次使用这种仪器。参观完学校回到住处时，天皇发现那里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个当地的商品展，其中包括阿伊努人的生活器皿和衣服。那天晚些时候有五十多个阿伊努人来谒见天皇。晚上，花园里点起了数百盏红灯笼，灯火通明。沿街每一所房子的屋檐下都挂着灯笼，连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也挂起了灯串。沿岸的一排石灯笼点燃了，附近的村庄烧起了篝火。

7月17日，天皇参观了政府军与敌军战斗的最后的地方——五棱郭，并爬上了城墙。他向一名当地官员询问战争的情形。听说约有五十名阿伊努人（有男有女）赶来函馆观看游行队伍时，天皇派人把他们请来，并观看了他们表演的舞蹈。

从函馆返回横滨的一路上波涛汹涌，几乎所有人都晕船了。然而除此之外，这次旅程堪称完美。当然，木户孝允担心天皇缺乏运动，曾劝他下来步行或是骑马，但是没有成功，天皇一路上似乎极少离开自己的马车或者乘舆。[50]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武士阶层的不满甚至骚动，沿途的地方官员不停地提到这个问题。这一年结束之前，这种郁结的不满将以一种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1]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77页。

[2] 他当时是文部省官员。（《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78页）

[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83页。

[4] 贵族柳原光爱的女儿。（《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292页）她于1873年2月20日被封为权典侍。她为明治生了四名子女，其中三个夭折了，剩下的一个就是后来的大正天皇。

[5] 这个月早些时候制定了亲王和内亲王出生后的庆祝仪式。规定为了与清和天皇以来的皇室传统保持一致，男孩起名应该以“仁”字结尾，女孩起名应该以“子”字结尾（《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384—385页）。

[6] 将《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名字赠予侧室是长久以来的传统。这可能是为了给那些赎买游女的商人一个印象，让他们以为自己跟古代的源氏一样，跟紫姬或者六条妃子睡过觉。明治以花草和树木为他的妃子们命名。这些名字供天皇和她们之间互相称呼使用。除了典侍名，这些妃子还有昵称，也是由天皇所赐。

[7] 斋藤溪舟，《女官物語》，第91页、第93页。

[8] 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第60页。

[9] 山川三千子，《禁断の女官生活回想記》，第196页。

[10] 山川三千子，《禁断の女官生活回想記》，第16页。

[11] 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第60页。高仓寿子担任宫中高级女官（女官长）的时间几乎贯穿了明治的一生，她似乎是个厉害的角色，会跟她选出来陪天皇过夜的权典侍说，“今天是你”。

[12] 山川三千子1909年入宫时，小仓文子和圆祥子是仅有的两个为天皇侍寝的女人。

[13] 山川三千子，《禁断の女官生活回想記》，第196页。她引用了一个曾服侍了柳原爱子很多年的不知名女人的话。这个女人回忆说，爱子的尖叫声非常可怕，不仅其他的宫女避开了她，甚至连护士也被吓跑了。

[14] 柳原爱子是被浮世绘画家月冈芳年画过肖像的七名权典侍之一。月冈的这一系列肖像画于1878年刊印发行。所有这些女人姿势都大致相同，但是爱子的画像却激怒了宫内省，因为她的姿势让人联想起芳年经常描绘的妓女（这幅画像刊登于1999年第21期的Impressions上）。据说因为这个原因，浮世绘画家才被禁止在作品中描绘天皇，但是，如果这道命令确实颁布过的话，那后来触犯它的人非常多。

[15] 详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23页。

[16] 详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05页。

[17] 详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06页。这个词语源自中国历史典籍《左传》。如果中国失败了，日本将会感受来自俄国的西伯利亚寒流。

[18]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07页。

[19] 大久保利谦，《岩倉具視》，第218—219页。

[20] 天皇给三条下了一道谕旨，敦促他回来，并以一名忠臣的身份，参加到人民精神的复兴和设计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的事业中来（《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27—428页）。

[21] 元老院是“Senate”的一个译法。预计它将履行立法和咨询的职能。大审院是最高法院。

[2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25—426页。

[2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36页。

[2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 第444—445页。这份协议签订于5月7日，签署的双方分别是代表日本的榎本武扬和代表俄国的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公爵。

[25] 沙皇的裁决于5月9日公布（《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53页）。尽管俄国的这个举动受到欢迎，但是许多日本人仍然认为，俄国在东亚的扩张是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胁。

[2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73页。

[27] 由于对岛津久光纠缠于琐事不放感到恼火，岩仓决定不再见他（《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98页）。久光怀有一份改正时代不幸的秘密计划：模仿唐玄宗的做法，在镇压叛乱之后，严禁奢华，并下令焚毁所有精美的物品（第500页）。当岩仓听到此“秘密计划”时，他只是一笑了之。

[28] 日本古代地区，范围包括现在的千叶县北部、茨城县西南部、琦玉县东部、东京都东部。——译注

[29] 关于朝鲜对这次事件的解释以及这次事件在导致日朝之间条约签订的连锁反应中的作用，见姜在彦，《朝鮮の攘夷と開化》，第140—142页、第163—171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496—497页。其他资料给的日期有所不同。“云扬”号的小船试图登陆的地方正好位于岛上主炮台的正前方，这是对朝鲜守军的明显挑衅（姜在彦，《朝鲜の攘夷と開化》，第164页）。

[31] 关于日本对这次事件的新闻报道（无疑对舆论有影响），见杵渊信雄，《日韩交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30—48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20—522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41—542页。

[34]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6；《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68页上写是两个排，而不是三个连的海军士兵。两艘军舰分别是“日进”号和“孟春”号。

[35]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p. 6-7.

[3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69页。

[37] 协议的翻译见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p. 124-127。协议一共有十二条。第四条规定釜山的倭馆继续营业，且人员不限对马岛藩的人。另外将开放两个港口，“用于与日本国民贸易之需”。

[38] Joseph H. Longford, The Evolution of New Japan, p. 105.

[39]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78页。

[4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84—585页。

[41] 别墅的地点位于现在的驹込驿附近，那里竖有一根纪念明治曾经到访的石柱。

[4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90页。

[43] 木户孝允在日记中写道，“临幸士族之家，始臣孝允。昔九年前被召御前，布衣奉按咫尺，以臣孝允始”（1876年4月11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281）

[4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06页。

[45] 1876年5月19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297。

[46]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99页。

[47] 对这次旅行的一系列详细描述，见吉野作造编，《明治文化全集》第十七卷，第327—572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14—681页。

[48] 岸田吟香，《东北御巡幸記》，第342页；《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16页。

[49]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46页。支仓的画像无疑正是现在在仙台博物馆展出的那一幅。

[50] 不过，令木户倍感欣慰的是，7月11日，天皇走了约80米的下坡路（《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64页）。

第二十七章
西南战争

1876年余下的时间，现代化的步伐继续快速前进，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9月4日，天皇的专舰“迅鲸”号在横须贺造船厂下水。第二天，连接京都和神户的最后一段铁路竣工，经由大阪连接这两个城市的火车开始运营。9月7日，天皇向元老院颁布谕旨，要求在广泛研究各国的法律之后，起草一部宪法草案。9月9日，两份报纸被送到天皇面前，一份是《东京日日新闻》，另一份是《横滨每日新闻》。此后，他每天都会收到几份报纸。每一样新生事物——交通、政治进步、信息传播——都在说明日本社会将迎来什么样的变化。

天皇和各国首脑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例如，10月1日，天皇给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去信，祝贺为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周年而举办的费城世界博览会开幕。两天后，天皇收到俄国沙皇的照片和他要求的圣彼得堡冬宫的建筑图纸，天皇想在修建东京的新住所时参考这些图纸。

并非所有国民都对这些新生事物感到满意。许多武士仍坚持原来的尊王攘夷思想，痛恨政府为使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做的每一步努力。他们为外国人可以在“神州”购置房产、在外国人居住区以外的地方自由居住而感到愤慨。而那年早些时候颁布的，要求他们剪西式发型和不准佩刀的法令尤其令他们气愤。他们认为这是公然违背日本传统（尤其是自己阶层的传统）。许多人陷入的经济困境，更是给这一愤怒火上浇油。

佐贺叛乱首次用暴力表达了这种愤怒，但被熊本的政府驻军合力镇压下去。熊本的“爱国”团体的领导们意识到，现在驻军的人数远远低于正常人数，可能正是袭击他们总部的好时机。当时熊本有四个“党”。其中两个——敬神党（更为人熟悉的名字是“神风连”[1]）和学校党——反对改革，希望恢复被明治政府摒弃的武士传统。另外两个党——实学党和民权党——则支持现代化。[2]天皇计划到国外去的谣言更使神风连的愤怒达到了顶点。[3]

10月，神风连的领导太田黑伴熊（1835—1876）经过数次神道教的占卜仪式[4]之后，认为起义最终获得了神的首肯。他联系其他县那些与自己有共同信仰的武士，希望熊本的胜利能鼓励他们也举行类似的起义。对明治维新以来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武士阶层地位的变化）的痛恨，是将这些人联系起来的纽带。神风连的成员最为极端。他们并不仅仅满足于遏制西方影响的传播，还决定将西化的痕迹也抹去，无论是穿西服还是使用西历。例如，当不得不经过电线下方时，一些神风连的成员会以白扇遮头，以此保护自己不受外来邪恶的影响，同时表达他们对电的痛恨态度。许多人随身带着盐，看到和尚[5]、穿西服的日本人或者葬礼便撒（这是一种去晦的方式）。甚至有人认为纸币来自西方，担心自己被污染，于是拒绝用手摸它，只用筷子接纸币。[6]在即将到来的与政府军的战斗中，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决定对神风连有着致命的影响——他们拒绝使用现代武器，用剑和矛对付持有枪炮的士兵。

10月24日深夜，不足两百人的神风连成员秘密地集结起来。他们迅速分成小分队，每个小分队都有具体的任务。一支小分队袭击了熊本镇台[7]，乘对方不注意杀死了许多守卫，并放火烧毁了步兵和炮兵的营房。其他暴徒则冲进电报局，砸毁他们痛恨的外国设备，即便这意味着切断与外界，包括与自己盟友的联系。还有一些人袭击了县令安冈良亮、镇台司令官陆军少将种田政明和参谋长陆军中佐高岛茂德的住宅。种田和高岛被杀，安冈受重伤，宅邸被烧毁。

神风连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他们完全没有警告就对营房进行袭击，许多身穿睡衣手无寸铁的士兵束手就擒，但也未能使神风连停止杀戮。即使对那些伤势严重无法自卫的人他们也毫不手软。这次战斗驻军士兵的伤亡人数超过三百人。与神风连不同的是，驻军士兵都是应征入伍者，大多是农民。神风连的武士在屠杀这些胆敢霸占自己军人地位的卑贱农民时，似乎有种特别的快感。

一开始叛军似乎取得了全胜，然而一旦驻军的军官们回过神来，便开始集结剩余的士兵，并利用人数和现代武器的优势，彻底击溃了袭击者。叛军在炮火面前一批批地倒下；太田黑身负重伤，命令手下把自己的头砍下来，他们照做了。大部分活下来的人都切腹自杀，将日本的传统保留到了最后一刻。凌晨时分，叛军放的火被扑灭，枪炮声停止。战斗结束了，然而整座城市却陷入了恐慌，逃离此地者终日不觉。11月3日，紧急状态解除。[8]

神风连的暴动除了造成大约五百人死亡之外，一无所获。这些人本来可能为国家甚至为世界做出贡献。熊本的樱山神社埋葬着一百二十三名神风连成员，每座墓碑上都刻着一个人名及其卒年，不管这个人是死于战斗还是死于自己的短刀，这两排长长的墓碑很可能使我们联想到迅速凋零的樱花和武士死亡的类似象征。游客今天站在墓碑前，可能会为这些人为了一项注定失败的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所感动，而忘记了他们极端残忍，且这些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十几岁或者二十几岁）为之献身的理想并无丝毫的理性可言。

尽管如此，一百八十人左右的神风连还是证明假如袭击出其不意且自己愿意赴死的话，以少胜多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可以使对方陷于恐慌之中。这个恐怖主义经验传遍了日本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武士，不久就有人声称也准备以一小撮人发动类似叛乱。[9]

10月25日，神风连暴动的消息传到宫廷。岩仓具视和木户孝允立刻将自己知道的消息告知天皇，但由于熊本的通讯被切断，他们并不知道细节。第二天，与熊本驻军之间的电报线恢复，三条实美和大久保利通向天皇提交了一份比较详细的报告。政府派官员们去九州，以获得第一手资料，陆军少将大山岩代替已经牺牲的种田，出任熊本镇台的司令官。

10月23日，熊本之战前夕，神风连派一名使者到福冈县的前秋月藩，向那些心怀不满的武士披露起义计划，并请求他们参加暴动。政府拒绝接受岛津久光的建议，也拒绝停止全国西化进程，令秋月藩的武士感到愤怒，他们已经秘密联系了神风连和萩城的不平武士。干城队（秋月藩的武士这么称呼自己）[10]的政治思想有一点很独特，即支持海外扩张。政府拒绝征韩自然激怒了他们。

秋月藩的武士在宫崎车之助的领导下，决定响应神风连的请求，派兵援助熊本。10月26日，人数不满二百人的秋月藩武士，准备向战场出发。[11]并非所有的前秋月藩武士都同意这个决定。一些人主张宫崎解散军队，然而武士们激情澎湃，只有战斗才能满足他们狂躁的心。秋月藩武士举着一条白色的横幅出发了，横幅上写着大大的“报国”二字。[12]不久，政府军接到密报后赶来，大败干城队。11月1日，深感疲惫和胜利无望的干城队领导，大部分选择了自杀。

第三次暴动发生在萩城。前原一诚是吉田松阴的杰出学生，曾在吉田位于萩城的著名学校求学，后来又到长州接受西式教育，并曾在长州和明治的军队服役。他在会津若松市的战役中的表现尤为英勇。前原被晋升为兵部大辅，1870年以生病为由辞职，但实际原因是对木户孝允向朝廷提出的对待前大名的态度感到愤怒。他还不满政府高官的政治观点，尤其是他们拥护现代化的观点。前原开始考虑发动叛乱，并联合了其他异见分子，特别是神风连。[13]

听说神风连起兵后，10月26日，前原召集一批亲信，宣布改变国家政体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建议向山口县发动急袭。其他人同意了，于是前原发布檄文，向那些有相似看法的人发出呼吁。10月28日，前原的支持者聚集在一起，准备战斗。他们的人数只有大约一百人，但决定当晚就行动。山口县的县令听到风声说萩城正在酝酿暴乱，于是派一名官员通知前原说熊本的叛乱已被镇压，命令他立刻解散队伍。

前原意识到暴乱注定将失败：只有出其不意地袭击才有成功的可能，然而现在县令已经知道自己的计划，并且请求镇台出动镇压，试图攻击山口县已没有任何意义。前原改变计划：他要赢得日本海沿岸武士的支持，一起到东京去，在天皇的脚下自杀抗议。

前原及其支持者抱着这种想法，一边抢夺武器等，一边朝山口县东北海岸的须佐进发。前原在须佐召集了更多人，将他们编为殉国军。[14]他计划从须佐乘船到石见国的滨田，然而风浪太大，他们由渔船组成的小型船队无法出航，只好被迫返回萩城。那时前原发现自己秘密藏于萩城的弹药都被倒进了海里，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成功的机会，于是和几名支持者偷偷溜出萩城，最终于11月5日被抓获。殉国军的其他成员则被政府的陆军和海军合力歼灭。

其他地方那些持有类似观点并同情叛军的武士意识到不会有什么结果，纷纷放弃起兵计划。12月3日，熊本、秋月和萩城的三名叛乱领导人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极刑。武士叛乱暂时停止，但从茨城县和三重县的农民暴动可以看出，国内的不满情绪依然很严重。

12月31日，木户孝允作为最坦率的一名政府官员，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右大臣岩仓具视提交了一份报告，将最近发生的武士和农民暴动归咎于政府的执法不力，但是，最终的责任却不在这里：自1873年危机爆发以来，国内的大部分麻烦都起源于萨摩。为了举例说明这种流毒的危害，他提到了萨摩对征韩和征台的支持。政府一直处于不得不对萨摩亦步亦趋的地位。木户对萨摩武士的行为的尖刻解读，也许可以用其长州背景来解释，但这显然不是全部；木户同情那些因社会动荡而饥寒交迫的农民，他们除了举起长矛起来反抗之外，并没有其他泄愤的方式。

木户为改善农民阶级的状况提出了六点计划。比如，第一项建议是“节诸省之经费，止不急之工事，以休养民力”。另外，“察民情之如何，勿妄发法律规则，使之束缚”。木户对那些赞成延迟创立议会的人表示不耐烦，“以人智未进为由，称开设民选议院尚早，然而施政于民，则不问人智开或不开，不论事适不适合，我定之事即施于民，而又急其所成，此非激进哉”？[15]

就在木户提交报告的第二天，皇宫严格按照传统习惯，举办了1877年的迎新仪式。天皇今年26岁了。1月4日，天皇宣布土地税由3%降至2.5%，希望以此减轻人民的负担。木户孝允在日记中写道：“平生仰愿，实属荣幸。此后惟愿睿旨贯彻，致人民幸福。”[16]国库收入的减少将导致一些政府部门的缩减，天皇要求官员们厉行节俭。

在天皇决策的背后，我们可以察觉到大久保利通的存在。1876年12月27日，他向三条实美递交报告，认为非常有必要纡缓民困。新政府不仅没有帮助农民，连考虑他们问题的时间也没有。近来全国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就是他们悲惨生活的证明。一直强调农业为立国之本的政府，有责任让农民过上体面的生活。[17]大久保建议将税收降至2%，并预测农民生活的改善将会带来普遍的富裕。天皇宣布的2.5%大概是个折中方案。

1月4日，天皇去骑马。这件事本来不值得一书，但是从这天开始，天皇着迷似地迷上了骑马。他几乎每天都骑，从下午2点一直骑到日落。天皇不仅在东京这样长时间地练习骑马，当月下旬到京都之后也是这样。

1月24日，天皇启程离开东京到京都去。此行的官方原因是天皇希望祭拜亩傍山的神武天皇山陵以及在孝明天皇逝世十周年时参拜京都的泉涌寺，同时祭拜京都和奈良地区的其他天皇山陵。政府计划由海路自东京至神户。[18]从北海道返回时的惊涛骇浪天皇肯定记忆犹新，因此明治对两程均走海路不是很热心，并试图说服顾问们至少同意他走一程陆路。但他们告诉天皇必须立刻返回东京，而走海路要比走陆路快，因此恳求他返回时走海路。[19]天皇最后同意，但是（我们可以从他这个时期创作的诗歌看出）他仍然对海上的波涛心有余悸。第一首短歌创作于1月21日，起航的前一天，事实上这一天风浪太大，从而推迟了出发的时间：

我能够听到呼啸的

海风在用力地

朝这边吹

蓝色的汪洋大海

激起了高高的海浪

第二首短歌似乎是在船上创作的：

昨天和今天

海上

狂风呼啸

被吹跑了的船只

只好暂停一会儿[20]

1月24日早上，天皇和随从乘坐火车到横滨，从那里登上“高雄丸”。当天早上，“高雄丸”在两艘军舰（“春日”号和“清辉”号）的护卫下起航。那天天皇创作了下面这首短歌：

不惧

惊涛骇浪

轮船在海面上

如履平地

烟囱冒出一缕烟[21]

这首诗说明不论天气如何，天皇都对轮船充满信心，然而汹涌的波涛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在猛烈的东北风和雨水的狠狠鞭打下，海浪涨得很高，船摇摆得太厉害，于是他们决定在鸟羽停泊，等风浪小一点再走。天皇用下面这些句子描述了自己的心情：

狂风

拍打着海浪

向我们猛击

我们只能不情愿地

将船往回划[22]

风暴持续了几天。直到1月27日，船才继续行驶，第二天他们抵达神户。上岸并在邮局短暂停留之后，天皇自己骑马到火车站，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天皇从神户坐火车到京都，在东本愿寺（天皇临时休息的地方）小休之后去到御所，一路上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天皇回到儿时生活的地方，肯定深有感触，不过我们只能从这首短歌中窥探到他的喜悦之情：

一想到

今年我将看到

这座我生活了这么多年的

华丽之城的第一场雪

我就非常兴奋[23]

皇后和皇太后在常御殿里迎接天皇。那天晚些时候，天皇会见了皇室的其他成员。1月29日，天皇在御学问所接见了一众公卿。他向亲王、内亲王以及高级公卿赠送了礼物。看起来京都往日的荣华似乎至少暂时得到恢复。不过在天皇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御所的建筑物显得有些破败和荒凉。[24]

那天夜里，一群年轻人（他们被称为“私学生”）突袭了鹿儿岛牟田的陆军弹药库，西南战争爆发，而宫里庆祝的那些人还完全不知道。

“私学生”（那些参加西乡隆盛创办的私学校[25]的武士）暴动的直接原因，是听说政府军担心形势不稳，派一艘汽船准备将鹿儿岛的弹药转移到大阪的炮兵兵工厂去。接下来一个星期他们继续进攻陆军弹药库及其附近的造船厂和兵器局。造船厂的副指挥一再请求鹿儿岛县令派警察保护，但是没人理他。2月3日，副指挥关闭了造船厂，怀疑县令拒不施救的原因是他和袭击者有同样的想法。两天后，“私学生”占领了兵工厂并开始制造武器和弹药。

这些行动的背后，是请求担任出访朝鲜的使节最终被拒之后，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鹿儿岛武士感到的失意和愤怒。他们回到鹿儿岛之后，认为武士需要特别的训练，才能有效地保卫家乡。在他们眼里，鹿儿岛几乎就是一个自治国家。1874年6月，西乡在鹿儿岛城外的城山脚下，利用旧萨摩藩的马棚建了一所学校。之后在城内创办了一所规模较小的分校，不久，鹿儿岛的其他地方便纷纷设立了分校。西乡隆盛是这些“私学校”的精神领袖。他亲自拟写了一套准则，张贴在每一所学校里面，其中一条是“尊王怜民为学问之本旨”，即究天理、为民直面困难、履行统治者的义务才是武士的本分。[26]

学校的教义强调阅读汉文书籍，尤其是兵书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学习武士阶层的传统。[27]学校完全没有提供国学（例如神道教或者和歌创作）或西方科技方面的指导，其目的是为了使武士们明白，尽管他们被东京的政府所忽视，但却是日本传统知识的宝库。私学校虽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然而酷似一个政党。学生们宣誓效忠于一套行动纲领，而且他们对学习的兴趣也并非学术上的。

一些鹿儿岛武士并不愿意到私学校上学，特别是那些来自其他市的学生，然而迫于社会压力，他们最终与班上的其他学生保持一致。学校获得了县令的秘密支持，一些“学生”在当地的政府部门任职。

1876年12月，政府派警察中原尚雄等人[28]到鹿儿岛调查私学校搞颠覆活动的传闻。他们刚到达不久就被学生抓起来，并被指控是间谍。后来的罪名甚至更加严重：他们被指控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暗杀西乡。中原不堪折磨，被迫认罪。[29]他后来翻供了，但是暗杀消息却已经在鹿儿岛传播开来，连西乡也相信政府打算杀自己。[30]这给了那些与私学校有联系的人很好的口实，即他们是为了保护西乡才发动叛乱。

天皇知道鹿儿岛事态的发展，但却没有赶回东京或是担任指挥镇压叛乱的打算。相反，他在京都视察学校、酿酒厂和各种工厂，甚至包括二条河东边的畜牧用的大农场。他参拜了许多神社，还在皇后、皇太后和姑姑淑子内亲王的陪伴下，在桂宫观看了一场能乐演出。[31]即便鹿儿岛的事态急速恶化，天皇仍在进行这些悠闲的活动（以及瞻仰祖先的坟墓）。

2月6日，鹿儿岛的紧张局势传到东京，造成了极大的惊讶和恐慌。这些消息和内务省官员林友幸（1823—1907）做的评估完全相反。林在视察完鹿儿岛返回东京后，向木户报告说并无异状。[32]现在他请求朝廷再次将自己派往鹿儿岛，以便更全面地掌握事态的变化。三条实美、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同意了林的请求，并命令他与海军大将川村纯义（1836—1904）一起返回鹿儿岛。他们尤为担心骚乱蔓延到地理上或精神上与鹿儿岛毗邻的日本其他地方。[33]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们建议林、川村等人乘坐最快的“高雄丸”到鹿儿岛去。

2月7日，“高雄丸”从神户起航，两天后抵达鹿儿岛。一名传令官向当地官员汇报了他们到来的消息。不久，县令大山纲良来到船上。他告诉林和川村，私学校的学生们人心不稳是因为听说政府派人暗杀西乡。事实上全县的人都愤怒不已。大山转达了西乡的请求，让川村（西乡的连襟）上岸和自己一起讨论。林回答说不可能有刺客被派往鹿儿岛。他要求大山和西乡一起平定骚乱。[34]

大山刚离开“高雄丸”，就有七八艘小船靠拢过来，每艘船上都坐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人。他们试图登上“高雄丸”，但是船长立刻砍断缆绳，下令将船驶往樱岛。那天晚些时候，大山返回时，再次带来西乡迫切想和川村见面的口信。林回答说，只有等骚乱平息之后，他才能允许川村上岸。林将攻击政府船只的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并在大山离开之前告诉他说，鉴于目前事态的发展，“高雄丸”将马上离开。[35]

1月12日，“高雄丸”返回神户。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听说鹿儿岛的消息之后，赶来和他们会面。当晚，他们在神户的一家旅馆里讨论出兵鹿儿岛的计划。战争的爆发看起来只是时间早晚了。

[1] “神风”的音读为“かみかぜ”。成员们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他们的组织，以此来表明他们就像那股曾经挫败了蒙古入侵者的“神风”一样，将保护日本免受伤害。

[2]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09页。实学党建立美国式的民主的理想，来自它的导师横井小楠。

[3] 熊本不仅武士的民族主义活动异常突出，而且还以基督教思潮而闻名。1876年，神风连之乱的同一年，三十五名年轻人在美国教师简斯（L. L. Janes）的指引下皈依了基督教，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Kumamoto Band”的组织，并宣誓通过基督教来拯救自己的国家。关于Janes的详细资料，见F. G. Notehelfer, American Samurai。

[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10页。由加屋霁坚所写（并向神风连成员大声宣读）的檄文，见荒木精之，《神風連実記》，第138页。他们攻击政府，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因为政府总是讨好外国人，禁止佩刀，秘密帮助基督教传播，而且打算把土地卖给外国人。
熊本县令安冈良亮任命神风连成员担任主要神社的神官，因此，1875年太田黑成了新开大神宫的神官。（太田黑所进行的）这种占卜仪式名为“宇气比（うけい）”。为了获得神谕，将三种不同的行动方案分别写在纸条上，放进一个空筒里面。摇动这个筒，从筒里掉出来的纸条就被认为是神的旨意。神风连的所有重要决策均由这种方式决定，神灵给予的答复得到了绝对的服从，即便得出的指令是令问卦者失望的否定某些行动。太田黑曾几次被神灵禁止进攻政府军，直到最后他终于得到了批准行动的指令（司马辽太郎，《飛ぶが如く》第六卷，第227—228页）。关于“宇气比”在神风连精神上的重要性，请参考荒木精之，《神風連実記》，第35—36页。神风连的导师林桜园（1798—1870）写了一本研究“宇气比”的专著，认为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事记》。其中传说须佐之男命没有听从天照大神的命令，两人之间爆发的争吵。

[5] 神风连的这些以及其他同样令人发笑的狂热行为，见小早川秀雄，《血史熊本敬神党》，第22—23页。作者虽然大体上同情神风连，但是却将这类行为形容为“病态”。

[6] 神风连成员讨厌和尚，认为他们不干净，且他们的宗教源自日本以外的地方，因此与日本格格不入。

[7] 镇台是1871年到1888年间的日本陆军最大单位，后改名为“师团”。——编注

[8] 三岛由纪夫对神风连有高度戏剧化的描写，从太田黑第一次获得神灵的许可发动起义直到他们失败为止（《奔馬》，第458—504页）。三岛的描述不能视为历史证据，但他无疑广泛阅读过幸存的资料。

[9] 司马辽太郎，《飛ぶが如く》第七卷，第42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12页。“报国”字面上的意思是“报效国家”。

[11] 他们的名称意为“盾牌（干）和城堡部队”，表明他们保护主人（可能是指天皇）免遭一切敌人伤害的决心。

[12] 他们显然不知道熊本的叛乱已经失败。

[13]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13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15页。“殉国”的意思是“为国捐躯”。

[15]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42—744页。

[16] 1877年1月4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419。有关天皇的简短谕旨的内容，见《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页。

[1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页。

[18] 1876年11月22日公布了天皇即将出行的消息（《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729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0页。

[20] 诗歌和序言的资料源自《新輯明治天皇御集》上卷，第45页。在《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1页上两首诗前后的顺序相反。

[2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1页。

[22]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上卷，第46页。序言和诗歌都提到将船“划”进鸟羽的港湾，可能是汽船行驶的一种诗意表达。

[23]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上卷，第46页。

[24] 明治看到自己仅仅在在东京住了八九年御所就这么破败，心里非常难过，当即安排每年拨款四千日元用于御所的修缮，同时责令京都府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对它进行保护（《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8页）。

[25] 坚持称这些学校为“私学校”是为了说明它们不在政府资助的教育系统控制之下。

[26] 解释见《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6页。在西乡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中，有一条是“敬天爱人”的格言，但是在私学校中，使用的格言是在尊王攘夷时代常见的“尊王”。

[27] 这些传统大多源于儒家思想，但是“私学校”教的并不是诸如《四书》这样的“主流”儒家典籍，因为一般认为那些书是为未来的官员，而不是为武士准备的。

[28] 这些人包括十名巡察（警察）和几名学生，全都来自鹿儿岛。他们都是武士，但是由于来自穷乡僻壤而被驻守在鹿儿岛城的武士们嘲笑。双方都怀恨在心，无疑促成了中原和其他人与中央政府的合作。

[29] 他的自白书的要点，见斋藤信明，《西乡と明治维新革命》，第361—362页。中原曾经跟一位信得过的老朋友（此人立刻将这个消息通知他的上级）说，他的主要任务是离间武士和私学校之间的关系。这在鹿儿岛县的边远地区比较容易，但在城内却非常困难。摧毁城内私学校的最佳方法就是杀死西乡和他的两名副官——桐野利秋和篠原国干。中原在这份正式的自白书中说，一旦暗杀了西乡，将发电报通知东京，随后将是陆军和海军的介入。斋藤相信这份自白书的真实性，他虽承认自白书是通过严刑拷打获得的，但是强调严刑拷打在当时是合法的。

[3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5—36页。上田滋强调中原以及那些和他一道的人不可能接到刺杀西乡的命令，因为西乡被认为是一种牵制力量（《西郷隆盛の悲劇》，第157—159页）。那些政府官员心里非常清楚，西乡的死就像捅了一个马蜂窝。上田暗示是政府故意散布暗杀的传闻，从而引发争端。

[31] 这一次他观看了《翁》、《三轮》、《羽衣》、《安宅》、《正尊》以及《杀生石》（《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4页）。如果这些剧目全部演完的话，需要一整天。

[32] 1876年2月5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435。在描述了1月30日和31日鹿儿岛武士占领了陆军和海军的弹药库之后，木户写道，“这与林有幸基于一月初的观察所做出的描述非常不同。现在萨摩的强大声势已经回荡在全国各个角落；十几个县的那些心怀不满的士族正在注视着萨摩的一举一动。”

[33]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6页。他们提到的县有熊本、佐贺、福冈、高知、冈山、鸟取、彦根、桑名、会津和庄内，其中一些县随后被废除。

[3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7页。

[3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7页。

第二十八章
功臣？叛臣？

1877年2月是日本现代史上值得纪念的几个月份之一。这个月爆发的西南战争是日本的最后一场内战，也是维新功臣之间的一场较量。战争不仅威胁着政府要员们所期望的民主进程，还关系到政权的存亡。西南战争并非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如果萨摩取胜，肯定将改变日本的整个政治形态。

从叛乱刚刚萌芽开始，明治天皇就掌握着战争的最新情况，而且他对收到的消息并非漠不关心；然而这段时间，天皇在京都的生活似乎完全未受到鹿儿岛突发事件的影响。他参观学校、听学生朗诵、给优秀学生颁发购书的奖金。刚开始天皇几乎每天都去骑马。有时他会离开京都。例如，2月5日他视察了新开通的京都—神户铁路线上的所有站点。木户孝允的日记令人想起这种仪式的沉闷刻板之处：

九时，御乘车至大阪停车场。（天皇）着，兵队整列奏乐，诸官员奉迎。于停车场中设御座，各国公使等列御座下左方；太政大臣不快，以余为始皆列右方。式部头[1]引介大阪府知事，知事引书记区长等进御前，陈上祝辞。（天皇）有赐语。[2]

两天之后的2月7日，明治出发前往大和国，祭拜先祖神武天皇的山陵。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中途，天皇在宇治川的桥上驻足停留，观看渔人从几十艘小渔船上撒网捕鱼的情景。当晚天皇在宇治市过夜，赏月时他创作了这首短歌：

朝日山——

在为许多家族的士兵

所熟悉的

宇治川的月光下

清晰可见[3]

第二天天皇去凤凰堂，参观这座名刹的建筑和珍宝。随后天皇来到奈良，驻跸于能够欣赏附近山峦美景的东大寺。

2月9日，明治祭拜春日大社。神社举行了神道教仪式，天皇聆听了神乐演奏。下午，明治参观了东大寺和法隆寺的珍宝展览，还观看了金春流演员表演的能乐《石桥》。[4]

那天晚些时候，明治天皇在正仓院参观了王室珍藏的宝贝。这座建筑通常大门紧锁，这一次却敞开迎接客人。天皇表示对那块古老的香木——著名的“兰奢待”非常感兴趣。15世纪的足利义政和16世纪的织田信长都得到过“兰奢待”的薄片，作为彰显自己地位的象征。回到住处后，天皇请求获得一片“兰奢待”。博物馆馆长切下一块两寸长的薄片，献给天皇，天皇将其分成两半，点燃了其中一块。“熏烟芬芳，充溢行宫。”[5]天皇将剩余的“兰奢待”带回东京。

2月11日，按阴历这天是神武天皇加冕的日子，[6]天皇到神武天皇的坟前祭拜。1863年，有一处地方被指定为神武天皇的山陵，并在孝明统治期间进行了修复。但从那以后那里一直遭到忽视，直到现在它才得到适当的尊重。天皇祭拜山陵后，观看了吉野郡国栖村至今保存的古代民间舞蹈和舞乐，随后还参观了用来制造著名的三轮素面的机器。

2月12日，明治参观了和菅原道真有关的遗址，菅原在流放的路上曾经过这个地区。那天早上“白雪霏霏，崇高之气满天地”。天皇对初世祖的神圣之地，对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如此密切的大和国不舍，希望再待一天，但是宫内省回答说，“日程俄变，劳烦民众，且鹿儿岛情势风云告急，陛下应早日还幸东京”。天皇立刻同意了。

在面对鹿儿岛传来的紧急消息时，天皇镇静得令人吃惊。当然，他的大和乡村之旅并非只是消遣活动。天皇或许高度重视祭拜神武天皇以及其他天皇的山陵，但除此之外，此行（就像之前的九州和北海道之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拉近和民众之间的距离。天皇不顾战争的威胁，决定按原计划访问奈良，可能是听从了木户孝允的建议。木户在2月10日的日记中描述完鹿儿岛的紧张局势后写道：“余本动摇，然还幸之御愿，必不可俄然变化。还幸前有暴动之时，可驻辇。”[7]

不管怎样，天皇在大和附近继续自己的休闲之旅，他参观学校、纺织厂和帝陵，此时宫廷卫戍部队以及东京和大阪的驻军正被派往九州。2月12日，陆军卿山县有朋接到熊本镇台发来的情报，立即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通报对策。山县警告说，鹿儿岛的形势极为危险。如果战争爆发，虽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事以及结果将会如何，但绝对不会无足轻重。而且，一旦鹿儿岛开始行动，日本各地的其他县可能会加入他们。

山县承认自己不知道万一爆发全面叛乱，鹿儿岛会采取何种策略，但他列举了三种可能性：西乡的军队可能会利用汽船突袭东京和大阪；他的军队可能会攻击长崎和熊本镇台以便控制九州；他们也可能藏匿在鹿儿岛，同时密切留意全国各地的阴谋迹象，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次发动叛乱。山县正确地推断出西乡将采取第二个方案——攻击熊本镇台——而且认为，对付这种策略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海陆联军进攻鹿儿岛城这一西乡军队的神经中枢。他认为，一旦拿下这座城，摧毁其他地方的叛军将变得轻而易举。[8]

2月13日早上8点，三条离开京都，半夜才赶到天皇在奈良的下榻处。他是来请求天皇同意出兵鹿儿岛的。天皇同意了，于是三条（凌晨2点）退下。他下令位于神户的海军少将伊东祐麿开始行动，后者立刻拔起“春日”号的船锚，向长崎驶去。“龙骧”号已经在那里等待了。

先前，由于冲突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岩仓具视曾向大久保利通建议，如果鹿儿岛发生骚乱，应该派一名特使去告诫西乡隆盛和岛津久光。就在西乡私学校的“学生”夺取武器的消息传来时，岩仓提出自己充当特使，立即赶往鹿儿岛。大久保不同意，认为天皇此时正在西部，岩仓的责任过于重大，不能离开首都。但是，随着东京收到越来越多有关鹿儿岛的报道，显然需要做点什么来阻止“学生们”的暴动。大久保决定到京都去见天皇。由于仍不清楚西乡和岛津会采取什么行动，岩仓决定不公开派讨伐军到九州去的消息。

此时天皇正在继续游览关西地区的胜景。2月14日，他身穿朝服，参拜了住吉神社。之后，他换上便服参观了丰臣秀吉曾经喝过茶的茶屋。接着天皇一行来到大阪，驻军士兵一路向他举枪致敬。为了迎接天皇的到来，街道两旁的房子都挂上了旗子、灯笼和色彩鲜艳的三角旗。炮兵向他鸣炮致敬，天皇在驻防区接见了山县有朋和木户孝允。午饭后他来到大阪英语学校，听学生用英语朗诵，并观看了科学实验。之后，天皇又来到大阪师范学校，再次参观教室，并向优秀学生赠送礼物。最后，天皇来到大阪造币局，在那里接见了许多高官，并吃了一顿西餐。

即使天皇依然年轻，这样一天下来肯定也很累，而余下的旅程同样让人疲惫不堪。15日，在参加完其他活动之余，天皇对市小学的优秀学生做了日本历史测试，考问他们六位天皇（景行、仁德、后白河、后宇多、正亲町和后阳成）的有关功绩。短暂休息之后，他又提问一群乡间小学生有关日本地理的问题。16日，天皇在离开大阪之前，参观了一家靛蓝染厂，并观看了整个工艺流程，之后回到京都。

这个时刻是明治一生中的重要时刻，传记作者特别想知道他这时的想法。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县，鹿儿岛正处在反抗国家统治，企图独立的边缘，其他县市也有呼应叛乱的迹象，明治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受如何？西乡不仅是维新的功臣，还是天皇特别喜欢的人，明治的政府军不久之后可能将和西乡隆盛领导的军队作战，天皇对此的反应如何？也许明治马不停蹄地进行日常访问，正是为了逃避这些问题。他在京都余下的日子里所表现出的冷漠，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2月16日，大久保从东京来到神户会见伊藤博文和川村纯义。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大久保和伊藤到京都去见三条实美。第二天，他们（和木户一起）来到御所，在天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几个小时的磋商。后来赶到的山县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派一名特使到鹿儿岛去。天皇召来炽仁亲王，命令他担任敕使。炽仁计划2月18日乘坐“明治丸”出发。船正要离开之时，熊本镇台传来消息，称“鹿儿岛暴徒先锋，已闯入县内抵达佐敷，不日战端将开”。于是炽仁推迟了出发的日期。

14日，西乡带领的鹿儿岛军队进入熊本县。所有的资料均称西乡不愿发动战争，但是被暗杀谣言激怒的鹿儿岛武士已经无法控制。12日，西乡与副手桐野利秋和筱原国干联名给鹿儿岛知县大山纲良写信，告知他自己是为了到京都讯问政府几个问题。[9]第二天，大山依次给三条实美和几名县令去信，通知他们西乡及其护卫上京途中将经过他们县。他还暗示西乡对刺杀他的阴谋感到委屈。[10]各镇台也收到了同样的信。

鹿儿岛军未收到任何答复，就开进了熊本县。西乡的军队由七个步兵大队以及炮兵和辎重部队组成，一共约一万五千人，[11]其中大多数都持有现代武器。即使收到西乡的军队已经越过边界进入熊本的消息，天皇在京都的生活仍然保持原样。例如，2月18日，天皇到天龙寺村参观爱国诗人山中献（1822—1885）的宅邸。午饭后，他观看了渔人在大堰川捕捉鲤鱼的过程，还视察了一间造纸厂。

那天晚上，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认为鹿儿岛私学校的学生明显是要造反，于是和木户、山县、大久保以及伊藤进行磋商。第二天早上，他将紧急情况上奏天皇，天皇下令镇压叛军，任命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陆军卿山县有朋和海军大辅川村纯义将协助炽仁作战。天皇宣布，自己将留在京都直到平定叛乱。

西乡的军队离开鹿儿岛那天，地面的积雪有六七寸厚，这是通常温暖的九州五十年来最厚的积雪。尽管西乡的军队经过严格的训练，纪律严明，但整支军队看起来肯定很奇怪。西乡、桐野、筱原等高级将领由于仍未从政府辞职，都穿着跟政府军一样的制服。其他军官则穿着海军、警察，或是文职人员的制服。军官的手臂上戴着显示他们所属分队的袖章，还系着一条绉绸或者白棉布的腰带。他们的左胯插着一把刀，右手执一面鲜艳的红旗。普通士兵的着装则更为奇怪。其中最奇特的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村田新八，他骑着马，身穿燕尾服，头戴高礼帽。[12]

鹿儿岛兵的目的是攻下政府在九州南部的军事重镇熊本城。守城的士兵跟去年被神风连屠杀的那些士兵一样，都是应征入伍者。他们士气低迷，享誉全国的西乡的威名让他们害怕。

熊本镇台不能指望熊本武士伸出援手，因为他们有些和鹿儿岛军有秘密联系。守城士兵的唯一希望是坚守城池并等待政府军的到来。当时城内的仓库着火，所有储备的粮食烧毁殆尽。他们没有办法，为了对付可能持续几周的围城，只好向附近的村庄征粮。2月19日，鹿儿岛县令派信使给陆军少将熊本镇台司令官谷干城（1837—1899）送去三份文件——西乡要求到东京去的原始文件、县令的回复以及中原尚雄供述暗杀计划的副本。镇台司令官拒绝接受这些文件，并告诉信使，如果西乡的士兵强行要从城下经过，守城的士兵只能予以阻击。西乡的先头部队现在距离他们只有八公里。

2月21日，双方第一次交锋。鹿儿岛方面的几支小分队试图强行进入熊本城，但是被守城的士兵用炮火击退。谷少将向位于大阪的征讨军总部发电报告开战的消息，山县将消息转给京都的三条实美。京都来信要求谷坚持住，一举歼灭叛军。第一旅和第二旅承诺将于2月25日抵达。

22日，叛军主力开始两面夹攻熊本城。23日他们加强了进攻，但却未能前进一步。他们意识到城内的农民兵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不堪一击，于是做好了长期围城的准备。

2月22日夜，“月色煌煌如昼”，代理连长陆军少佐乃木希典（1849—1912）带领小仓第十四步兵连，与叛军展开激战。叛军高喊口号，抽出佩刀，近身厮杀。政府军支持不住，被迫后退。当夜战斗极其激烈，连队护旗手战死，队旗丢失。乃木见状，惊骇万分，拼死返回战场，试图夺回连旗，但是被部下劝阻。征讨军总司令认为当时形势不得已，未追究乃木有关旗帜的事，但是乃木没有忘记，三十五年后，乃木为赎罪而自杀。

与此同时，熊本的武士开始成批地倒向西乡的军队，他们数落政府沉溺于西方经验，而忽略了日本传统，认为这将使日本无法重振昔日的雄风。随着怀有这种信念的武士倒戈，不久西乡的军队就暴涨到两万人左右。在这些武士当中流行着尊王攘夷的思想，一点也不令人吃惊。他们不仅痛恨西化政策造成自己生活的变化，还受到神风连成员视死如归精神的鼓舞。西乡本人并不反对西化（乔治·华盛顿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然而私学校的学生却表现出强烈的攘夷思想，我们可以从他们唱的一首歌中看出来。这首歌的开头是这样的：

不管现在还是过去这里都是神国，

俄罗斯、美国、欧罗巴，

人们被愚蠢的外国做法所迷惑

他们借用外国的法律

毫不关心日本的混乱情况……

他们不仅公开反对外国的影响，还质疑维新的成果：

他们取消大名时

说是要回到过去，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这首歌特别选出大久保和三条作为攻击对象，它的控诉如下：

他们的卖国心都干了什么？

他们把国家卖给肮脏的外国人

还命令我们上缴武器和佩刀

这种法令我们以前没有听过以后也不会听到……

歌曲的末尾表达了武士对死亡这一宿命的迷恋，这与其他国家以胜利为基调的战歌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已经忍无可忍

为了拯救数以万计的民众

我们武士只能尽力而为，

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我们正在死亡之旅上行进。[13]

战争已经正式开始，但西乡仍坚持自己的目的只是到东京去问政府几个问题。他强调自己的计划毫无秘密可言：很久以前他就已经通知沿途将经过的县和镇台。然而熊本镇台却不让他通过，因此他别无选择，只好抵抗。

2月28日，鹿儿岛县令大山写信给三条和岩仓，解释西乡为何会发动战争。大山对政府下令平定鹿儿岛感到震惊，并坚持认为西乡“且开学校，导以忠孝，故往年虽有佐贺之乱、熊本·山口之变，鹿儿岛县内未见些许动摇。然以何嫌疑而下暗杀隆盛等命令，其理由不能不知。又隆盛等东上之际，随行之徒携带兵旗，此是有暗杀之命，途中异变难测，不得已而为之”。最后大山“愿赐至急敕谕，镇抚县民，顺令隆盛贯彻其趣意”。[14]

但是，岩仓接到这封信时，已经下了新的最后通牒。愤怒的西乡写信给炽仁亲王，说如果一再无视自己的请求，他将别无选择，只好武力强攻熊本。

熊本之围一共持续了五十四天，直到4月14日才解除。在这期间，守军与外界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仅偶尔有信使偷偷溜出敌人的封锁线，向外报告城内的情况。3月4日，已经在大阪总部待了几天的木户回到京都，向天皇详细报告了战斗的进展以及未来的目标。天皇听说战争正变得有利于政府军时，大大松了一口气。然而，一想到西乡被打上叛徒的烙印，他的心里就不好受。天皇对一名曾经尽忠职守的臣子表现出来的深情，令木户大为感动。[15]

熊本镇台的指挥官及幕僚。前排中为谷干城，右二是桦山资纪，后排中为儿玉源太郎

对比欧洲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做出的反应，明治显得非常富有同情心。他们在得知自己曾经宠信的人现在竟带头起来造反时，可能会强烈地批评这个人忘恩负义，而丝毫不去考虑被逼造反的这个人所承受的痛苦。明治对西乡隆盛的宠爱之情可能使他希望，西乡的军队与政府军之间的对决仍有可能避免。事实上，直到3月9日，天皇才解除了西乡、桐野和筱原的官阶和职务。

相反（而且与欧洲典型的叛军领导不同），完全没有迹象表明西乡对明治天皇不满，或是他希望以另一种政体来代替君主制。西乡似乎认为天皇的直接统治是政府的理想形式，即便那是专制统治。[16]那些为他而战的武士也有着同样的观点。对他们来说，西南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清除天皇周围那些邪恶官员，使他在统治时免受他们的坏影响。

其实，天皇身边如木户孝允等人，并没有（像战时经常发生的那样）将叛军领导描绘成叛徒或者忘恩负义者。木户说西乡当然不是像足利尊氏那样举起叛军大旗反对后醍醐天皇的坏人；相反，他只是“识乏而不知形势，为一朝之怒所激，以至亡身害国。隆盛之所业固恶，然政府亦当反省”。[17]

熊本城攻防战是决定性的战役。如果熊本城落入叛军手中，让他们进入肥前国，那么九州全境就将落入叛军之手。[18]但是如果叛军在熊本吃了败仗，战斗将会很快结束，因为叛军领导不可能退回鹿儿岛打持久战。[19]然而援军却来得极慢。农民兵的坚韧使叛军吃了一惊，在克服了最初的惊讶之后，叛军模仿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人对梅斯的围攻，包围了熊本城。[20]

一百名精心挑选的警察组成的“拔刀队”，取得了政府军的第一次胜利，他们拔出刺刀，向一处政府兵连日累攻不下的堡垒发动猛攻。[21]3月15日，政府军向田原坂的敌军据点发动攻击。这次战役最为紧张激烈，双方均伤亡惨重。20日，政府军取得突破性进展，攻下了位于山顶的堡垒。“贼兵毙者数百，死尸塞路，壕水为赤。”敌军四处逃窜。三个星期后，熊本城的包围才能解除，而战斗一直持续到九月底才终止，然而田原坂的胜利预示了战争的结果。萨摩武士尽管骁勇善战，但终究被装备先进且人数占优的政府军打败。

战斗一打响，天皇似乎就无法思考战争以外的事情。除非需要接见什么人，否则他极少到御学问所去，但是天皇每天都会聆听三条实美汇报战斗的最新消息。大部分时间他都被后宫的女人包围着。天皇的主要谋臣——三条、岩仓、木户等人——费尽心机地想提升天皇的君德，尤其关心他在国家危难时的表现。他们一再恳求天皇到御学问所去，但是没有效果。3月20日，三条在与木户讨论过对策之后，径直走到内宫，规劝天皇，天皇最后同意改正自己的行为。从21日开始，他将隔天一次到御学问所聆听战事报告。天皇将自己的老师元田永孚从东京招来，询问他相关的地理知识（元田是熊本县人）。他还要求元田讲述日本和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22]

3月25日，在木户的要求下，天皇同意离开御所，在城中骑马巡幸。天皇总是拒绝走出深宫，令木户非常担忧，他恳求天皇到京都周围转转，虽然有些风雪，但他一定会喜欢。尽管天皇非常喜欢骑马，但是自从战事开始以来，他只在御所内骑过两次；然而那天上午10点，天皇在木户、多名侍从和宫廷官员的陪同下，骑马出了南门。街道泥泞不堪，弄脏了天皇的衣服。也许木户希望天皇骑马的样子能讨得京都民众的欢心。熊本之战进行了一个月，民众已经表现出了厌战的情绪。[23]

叛军依然顽强抵抗，不让政府军解开熊本之围。政府担心如果被发现军队战力不强，可能会激发国内其他地方的不安定因素，使他们纷纷以政府军为试刀石，一试自己的实力，甚至可能导致政府垮台。4月4日，三条、木户、大久保和伊藤商讨后决定，如果未来几天形势没有好转，他们将请求天皇搬到离战事更近的下关去。[24]

三天后，他们甚至想出了更果断的一步：请求天皇亲征。虽然有征兵，但政府军人数依然不够，而且公众对战争局势抱有疑虑，天皇亲自挂帅是唤起民众热情的一种方式。

这时，熊本城内的情况正持续恶化。食品和弹药严重短缺，士官的午饭是小米饭，早晚则是粥，工兵一天三顿都是小米饭。烟草是使士气保持不落的一样东西，然而那些“烟草”实际上却是茶叶。即便如此，城里的粮食估计只能维持十八天。

4月12日，征讨参军黑田清隆指挥政府军的全部力量，将叛军夹击在熊本城下。叛军指挥永山弥一郎觉得大势已去，选择自杀。那天下午，城内的守军指挥看到政府军已经来了，便下令士兵出城厮杀，从而与政府军形成钳形攻势。下午4点，陆军中佐山川浩带领第二旅冲破了敌军的防线。城内的士兵高举旗帜，大声欢呼，欢乐的叫声响彻整个熊本城。熊本之围解除。

4月15日，黑田进入熊本城，第二天，山县也来了。这场战争至此已经造成七千五百人死亡，熊本市十之八九被烧成灰烬。即使取得了熊本之战的胜利，战斗仍继续了五个月，但叛军的人数在不断减少。西乡的士兵在溃散，只有靠他出色的指挥才使他们免于被包围和歼灭的命运。偶尔西乡还能打败人数占优的政府军。[25]

这段时间明治越来越无心学习。5月，他将元田送回东京。元田在离开之前，向天皇讲述了什么是君主的正确行为。尽管元田的措辞非常委婉，但意思却再清楚不过：“有德则可为人君；无德不可为人君。”[26]天皇不仅中断了学业，连太政大臣和参议要见他一面也不容易。天皇曾同意按时到御学问所去，但也只在早上去，下午他就在后宫休息。

经过长时间与病魔的斗争，5月26日，木户孝允去世。他的死对天皇是个沉重打击，但却没有改变他的低落状态。7月，三条实美觉得木户已死，自己对天皇的教育责任比以前更大了。他认为最好是让元田和福羽美静回到京都，继续授课，但是没有天皇的许可，不能把他们叫来。要获得天皇的许可非常困难，然而两位老师最终还是来到京都。三条奏请天皇接受他们的指导。天皇同意，宣布从今以后将努力学习，然而他连一堂课也没有上。

7月28日，天皇离开京都，启程返回东京。由于担心对九州的军队有不利影响，他已经把行程推迟了几次，但是政府分隔两地造成的不便又使他必须回去。在从神户返回横滨的船上，天皇望着高耸入云的富士山，创作了三首短歌，其中一首是：

轮船匆忙地

向东驶去

看到长满树木的富士山

出现在波浪之上

是多么地令人欣喜[27]

他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下三首诗，然后撕下，递给诗歌造诣颇高的侍从高崎正风（1836—1912），请他直言不讳地做出评价。高崎恭敬地阅读了这些诗之后，说第二首做得特别好。天皇问他其他两首的问题出在哪里。高崎回到说，其他两首没有问题，只是不如第二首好。天皇要高崎解释第二首好在什么地方。随着谈话的深入，天皇的兴趣越来越浓。他给高崎看了自己之前创作的一些短歌，高崎对每一首都认真研究了一番。结果天皇给他看了三十多首。这件事有助于消磨船上的时光，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战争而情绪低落，对一切了无兴趣的天皇，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和天皇职责的兴趣。[28]

7月4日，权典侍柳原爱子系上了腹带。天皇的头三个孩子出生后都夭折了。医生认为接下来这个孩子应该在最佳的环境下分娩。因此，考虑到她身体素来虚弱，大家决定不将爱子送到京都分娩。9月23日，就在九州战事结束的前一天，爱子在东京的梅御殿[29]诞下一名男婴。

西乡最后抵抗的据点是城山，他开办第一所私学校的地方。西乡只剩下四十个人，而且身负重伤。他朝着皇宫的方向跪下，把头一低，副官别府晋介立即将他的头砍下。战争结束了。

[1] 宫厅负责仪式的最高长官。——编注

[2] 1876年2月5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434。

[3] 这首短歌非常复杂。やそうじ（八十氏）意为“许多家族”，但是它的挂词（和歌用语，指一词多义的词语。这里うじ即可和前面组合，解释为“氏”，又可和后面组合，解释为“宇治”。——编注。）却是“宇治川”这个许多家族的士兵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水中的月儿圆圆，但是すむ可能是双关语，意思是“住着”——月亮住在河里。月光中的 “旭山”（あさひ山，“あさひ”意为“早晨的太阳”）可以看成是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对比。

[4] 金春流在奈良非常强大。

[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4页。

[6] 这一天被视为“纪元节”。1873年采纳阳历时，这一天被定为节日。

[7] 1877年2月10日的日记，见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441。

[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1页。亦可见Roger F. Hackett, 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pp. 77-78。

[9] 信的原文见《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7页；亦可见山下郁夫，《研究西南の役》，第132页。

[10] 原文见山下郁夫，《研究西南の役》，第133页。

[11] 数据见《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7—78页。西乡领导的军队约三万人，见山下郁夫，《研究西南の役》，第137页。士兵的主体是一万三千名私学校的“学生”。

[12] 山下郁夫，《研究西南の役》，第152页。这些资料源自各种当代文献，例如河东祐五郎的《丁丑弾雨日記》以及武野正幸的《血史西南役》。

[13] 整首歌的歌词，见山下郁夫，《研究西南の役》，第127—129页。不知道作者是谁。最后一句提到“死亡之旅”表明，歌曲作于进攻熊本之时。歌中的每一句都按照伊吕波歌的音节顺序开头。

[1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00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08页，转引自《木户孝允文书》第七卷，第334页。这些话被记录在木户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可能是写于1877年3月4日的那封信。

[16] 猪饲隆明，《西郷隆盛》，第224页。

[1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21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20页。亦可见木户1877年3月4日写给宍户玑的信中，见《木户孝允文書》卷七，第331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19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巧合的是，对梅斯和熊本的围攻都坚持了五十四天。

[2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25页。亦可见木户1877年3月14日的日记（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463）。“拔刀队”随之在诗歌中被不朽地传唱。

[2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30—131页。

[23]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34页。木户在3月22日的日记中写下了这番话（Sidney DeVere Brown and Akiko Hirota, trans., The Diary of Kido Takayoshi, 3, p. 468）。

[2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46页。

[25] 西乡8月19日在三田井村取得胜利，详细描述见《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37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181页。

[2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23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47—249页。八月底高崎成为明治的诗歌老师。

[29] 这是位于青山御所内的一栋房子，是皇太后的居所。

第二十九章
大久保遇刺

至少就天皇而言，1877年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西南战争的善后工作。参加战争的各位将领和下级士兵一起凯旋，对胜利有突出贡献者被授予奖章。西乡隆盛的行为没有得到原谅，但人们对他颇为同情。西乡死后的第二天，天皇要求皇后为西乡隆盛创作一首短歌。她写道：

海浪已经平静的

萨摩岸边

并非浅滩——

以分歧开始

却以伤感结束[1]

萨摩结束抵抗，意味着不会再有人死于这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天皇到医院探访正在治疗的伤员。一些人失去了胳膊或者手指，有些人失明。天皇感到很难过，要求把五名伤残人员带来见他。他和蔼地问他们受伤的地点和时间、现在还疼不疼。接着，天皇神情哀伤地摸了摸他们的伤疤。伤员们头低低地，感激地哭了起来。山县有朋看到天皇如此富有怜悯心，不禁立正并敬了个礼，在场的每个人看到这一幕都潸然泪下。[2]

在这个时期和后来天皇与臣民接触的描述中，我们一再遇到“感泣”这个词。一百年前的人比现在更容易掉眼泪，即使武士落泪也不会被视为懦弱。十年前隐于御所高墙后的神秘天皇，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威严而仁慈的人，他关爱民众的每个动作都使人们感激涕零。

天皇回到东京之后，生活又回复到他在京都变得低落之前的那个样子。他每天早上从10点开始，参加三十分钟的内阁会议。[3]天皇再次在内廷进行夜话，不管那天当值的顾问是谁。例如，10月4日，高崎正风和元田永孚就陪伴着他。在谈话中间，天皇拿起毛笔写了几个大字，随后作了序和和歌，其中两首是：

今夜

在臣下们的陪伴下

我拿起笔

将一切东西写下来

并给他们看

无倦于

漫漫秋夜

我挑灯

并欣喜地写下

这些字

根据明治的生活记载，“两人（高崎和元田），感泣睿虑，不觉拜伏”。皇后问高崎是否写一首诗作为答复。高崎立刻作了下面这首短歌：

在审视

天皇留下的墨迹时

我体会到

他的感情之深

不禁泪湿衣袖

元田觉得自己不能继续保持沉默，于是创作了两首汉诗。天皇非常喜欢这样的夜话，此后便不时地与那些侍候自己的人交流诗作。10月12日，侍从荻昌吉画了一个葫芦。山口正定在画上题诗道：

我将用这个葫芦饮酒

以体会

颜回

或者也许秀吉

那么喜欢喝酒的原因

天皇和皇后看到这首诗都笑了。[4]这种对他们家庭生活的罕见描述真是非常可爱。

长期荒废学业之后，10月23日，天皇在书房和元田永孚一起读了一个小时的书。[5]渐渐地，他的学习计划再次包括了听课和读书。元田认为，他们阅读的典籍为君主提供了德行的榜样，他用详细而通俗的语言解释课文，将其与近代历史对比，并列举了历代有德君主的例子。元田一直尝试——而且通常都能成功——激发天皇的兴趣，尽管刚开始他并不知道什么东西能特别引起天皇的兴趣。一天晚上，在读了周宣王被姜后的规谏所感动，决定励精图治的故事之后，天皇要求妃子们以“感谏勤政”为题创作一首和歌。[6]明治仰慕那些衷心接受规谏并改过自新的君主。

天皇在学业长期荒废之后，自我反省意识重新觉醒，并乐于接受顾问的批评，这些都使元田非常感动。12月13日，一份更加全面的学习计划开始实施。[7]不久前，在青山御所的一次赏菊大会上，天皇公正而英明的观点给元田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他对外国的看法。元田从未听过天皇说话如此流利，他希望外国人能够听到天皇说的话。[8]

天皇还恢复了骑马的热情。一开始这挺受顾问们欢迎，但是后来他们认为天皇的行为过火了，担心他由于过度疲劳而从马上摔下来。岩仓具视向天皇提过建议，但是没有效果。1878年1月初，雨下个不停，然而天皇每天都要到皇宫庭院的小径上骑马，丝毫不介意小腿全是泥泞。皇家马厩的车夫和马夫都累得筋疲力尽。1月12日，两名侍补[9]土方久元（1833—1918）和高崎正风劝谏天皇。“（天皇）温颜听之，言终称所申为善。以来马场之事，一任驭者意见。”天皇如此乐于听从他们的意见，两名侍补泣涕而退。[10]

第二天，天皇和土方一起去骑马。在经过一处松树林时，土方的马脱缰，人差点摔下来。天皇立刻骑上来问到，“土方无恙吧？”前一天他刚被劝谏，今天就发生了同伴差点摔下马的事，内心不免有所触动。那些过后听到天皇这番话的人都由衷地赞美他的宽宏大量和高尚品质。

这个时期，明治与其他国家政府首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给法国总统帕特里斯·麦克马洪（Patrice de Mac-Mahon）写信，落款是“保有天佑践万世一系之帝祚日本国皇帝，睦仁”。[11]他从未在给外国人写信时使用这个强大的头衔。相反，中国皇帝在写信给他时，往往自称“大清朝大皇帝”，而称呼明治为“大日本国大皇帝”。[12]将两个皇帝放在同等的位置，对清廷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

明治似乎对日本历史有了自觉的认识，不管是1877年9月美国人爱德华·莫尔斯（Edward Morse）发现的贝冢，还是西南战争，都被他视为自己统治期内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3]他对自己的祖先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惯常的宫廷礼节、互相拜访和交换礼物以及作诗迎新，揭开了新的一年——1878年的序幕。1月下旬，天皇颁布诏书，强调农业为立国之本。既然已经平定了所有的叛乱，作为治国之道的基本政策被再次提起。

我们只是偶尔才知道一点与天皇有关的问题。天皇从善如流，似乎是在鼓励身边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提出异议（自然是用极尊敬的语气）。例如，2月3日，尽管那天是星期天，但当值的侍补山口正定请求面见天皇。山口冒着惹天皇不悦的危险，要求天皇饮酒的时候更加节制，因为前年他患的脚气病很可能复发。[14]这一年，在欢度新年等节日时，天皇一直都过度放纵自己。在1月10日的一次聚会上，他一直喝到凌晨3点，而三天前他在会见山县时一直喝到凌晨5点。山县恳求天皇不要喝这么多，尤其是在深夜。

天皇欣然接受了这些“规谏”，据说，人们再也没见他喝醉过。[15]没有迹象能够解释明治为何会喝得这么凶。即使很久以后，仍然有许多认识的人证明明治喜欢喝酒。曾参加过西南战争的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回忆说：

当时的宫廷崇拜男子气概和尚武精神。天皇喝得很凶。有时他会召集喜欢的朝臣，大开酒宴。尽管承认这一点有些难为情，但我的酒量不大，一直都在逃避这种聚会。但是山冈铁舟和大纳言中山忠能都是酒鬼，天皇每次开宴，总是会叫上他们。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一边听人讲英雄故事。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他感到惬意的了。他那时用的并非平常的小杯，而是和玻璃杯一样的大杯，而且每次都斟满。[16]

1886年起担任侍从的日野西子爵写道，“天皇即使已经喝过了餐后咖啡，但是只要餐桌上还有酒，他就不会退到内宫”。[17]

天皇的主要顾问，儒家学者元田永孚则做了一次性质迥异的规谏。当时（1878年2月）有人提议按照欧洲的做法，使林地隶属于皇室。但是元田反对这个计划，他说，皇室的维持并非靠土地，而是靠“至德大仁”为纽带来维系民心。古代政府只收取一小部分的税。接着，在谈到君民的权利时，元田说，“施至德大仁爱育人心，则人心思慕敬重帝室愈深，至天下悉举我私有土地之贡租，以供帝室。苟失人心，悉有天下之土地，然民皆起而夺之”。[18]

天皇采纳了元田的意见，皇室占用林地的计划被搁置。这个例子表明儒家的规谏仍然起作用，但是有时候那些想规谏的人，慑于天皇的优秀品德，往往会把话吞回去。有一次天皇要求侍从把自己的鞋拿去修补。这名侍从私下里问侍补佐佐木高行（1830—1910）和高崎正风，天皇为何要选择补鞋而不是扔掉并直接换双新的。他们回答说，这件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却体现了君王的美德，因此有重要意义。不过，高崎询问了天皇补鞋的原因，说如果天皇是出于节俭而下令补鞋，那么这种行为确实值得钦佩。但如果他因为小气才下这道命令，则有些遗憾了。天皇回答说，他正打算把这双鞋送给权侍从藤波言忠（1852—1926），但发现鞋子有些旧，于是下令把它补一补，这样藤波就可以省下一笔钱。天皇这么爱护自己的侍从，高崎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19]

4月23日，天皇向东京都捐献了两万元，用以建造一座治疗脚气病的医院，这件事体现了天皇君德的另一面。他自己去年饱受这种疾病之苦，于是同情那些和自己一样患病的人。如果天皇自己的病情复发，医生很可能跟往常一样，建议他异地疗养。岩仓具视预见到了这一点，建议在地势较高且空气清新的地方为天皇修建一处离宫。天皇回应道：“转地疗法可，然脚气病为全国人民之疾患，非朕一人之病。移居之事朕可行之，然全国之民不能悉迁住处。故为全国民众，欲虑其他预防之法。且巡幸东奥之际，视彼地之镇台兵，皆屯营高燥之地，然恼脚疾者数十人。思之，择居处非必免此患之法。闻该病不存西洋各国，只存本邦，果其然，则其原因应在米食。朕闻有汉医远田澄庵者，其疗法绝米食，食小豆麦等，此必有一理，不可妄斥汉医之固陋。洋医汉医各有所取，和法亦不可弃。”[20]

岩仓“敬服而退”。后来大久保利通提议天皇搬到别处去住，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我们不能确定天皇是否真得说了这番话，但这可能是他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发表长篇大论。7月10日，天皇捐资修建的医院开业。他后来还捐资修建了东京的第一所精神病院。

天皇至死都讨厌身边的医生，尤其讨厌做体检。上一年天皇患了脚气病，没有告诉医生自己感觉不舒服，等医生有所察觉时，病情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强壮的体魄使他通常不太注意自己的健康。至于宫廷医生，他们依然依赖传统的，有时是愚昧的治疗方法。例如，1877年8月，亲子内亲王感染脚气病时，医生能给出的最好的处方就是疗养。于是她去了箱根，三个星期后的9月2日去世，死时只有三十三岁。[21]这个不幸的女人——先皇的妹妹和将军的妻子——的悲惨结局似乎加深了明治对医生的不信任。佐佐木高行花了整整两个小时才使他同意接受体检。

顾问们多次进谏以及他自己愿意听从（一开始的反抗情绪之后）他们的建议，似乎使天皇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成熟感。他仍未完全摆脱早年在御所所受教育的影响，幸运的是，天皇周围有一帮才能出众的人，这些人表现出了指导天皇所需要的毅力，甚至勇气。

在这些顾问当中，最有才华但却最不受欢迎的，可能是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只对天皇一人负责的他，无疑是政府中权力最大的人。1873年大久保从美欧归国，自那以来他的目标便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强国力，使之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肩并立。大久保通常采用高压政策，从而令左（这些人认为他的保守做法阻碍了民权的发展）右（这些人将拒绝征韩和西乡隆盛的失败怪罪到他的头上）两派的支持者都痛恨不已。他们认为在大多数日本人（尤其武士）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时，大久保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全国各地那些心怀不满的武士，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将愤怒发泄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们的口号令人联想起德川时代末期尊王攘夷派用的那些口号。

金泽的一群武士开始了他们的暗杀计划。这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阴谋策划地。首先，加贺藩在维新中一直扮演着特别不显眼的角色。其次，前田家族的俸禄是所有大名中最高的——一百万石。金泽市一直都是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它的繁荣也许可以解释，明治天皇统治的前十年，日本其他地方都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唯独这里没有经历政治的动乱。

就在其他藩陷于政治纠纷的漩涡时，加贺藩的和解战术却使它得以蓬勃发展，一些金泽武士对此感到沮丧。[22]拒绝派西乡去朝鲜这件事尤其令他们难受，他们支持西乡的反政府斗争，尽管斗争最终失败。长连豪是暗杀计划的一名设计者，他曾两度到鹿儿岛与西乡会面，并进入私学校学习。[23]金泽的反政府活动中心是一群名为“三光寺派”的武士。[24]他们并没有政治纲领，但却赞成为达到目的而使用武器和暴力。领导人岛田一郎是暗杀计划的中心人物。有时“三光寺派”会和一个大得多的民权运动团体“忠告社”合作。这两个组织的理想迥异，但是在反对以大久保为首的寡头政治上却目标一致。谋杀案发生后，发给报社的声明中也纳入了一些忠告社的民权思想。[25]

西南战争期间，这些人站在西乡一边。在得知所谓暗杀西乡的阴谋时，他们都愤怒不已。他们为西乡刚开始的胜利感到高兴，又为西乡的败局已定感到闷闷不乐。1877年底，岛田一郎和长连豪造访了忠告社的领导陆义犹（1843—1916），说西乡现在失败了，他们不能坐视不管。[26]他们认为，西乡的死，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负的责任最大，应该把这两人杀死。陆不同意他们的暗杀提议，但说自己会认真考虑，要他们几天后再来。他希望等待能使他们的热情冷却，但他们的决心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5月26日木户去世，暗杀计划从此以后便只锁定一个人——大久保利通。

岛田四处招募同谋者。一开始他还谨慎地避免透露自己的意图，但是到了11月，他已经毫无顾忌地和未来的同伴讨论计划了。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向警察告密。毫无疑问，岛田依赖的是武士阶层的忠诚，不过有时为了摆脱潜在的跟踪者，他也会声称已经放弃了暗杀大久保的计划。[27]

1878年3月25日，岛田启程前往东京。从他离家前所作的和歌中可以看出，他一心想杀死大久保，如果成功，无疑是真的死而无憾，但是一想到将再也见不到妻子儿女，他就感到痛苦不堪。岛田作了两首离别和歌。第二首是“我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但是离别使我现在多么悲伤”。[28]岛田的和歌文学造诣不高，但是都发自肺腑。在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难以想象杀手在出发去执行必死的任务前会作诗。对于清楚知道自己死期的岛田来说，这些和歌无疑是他向这个世界的告别诗。

岛田和长两人同时从金泽消失，引起了县当局的疑心，他们怀疑这两个著名的极端主义者可能在策划什么阴谋。中央政府也在警惕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武士和自由民权运动成员，并派了无数便衣到各地去。大久保利通身为内务卿，控制着派往全国各地的警察网络，但他可能认为无须过于关注金泽。

两名领导人到了东京之后，第一个任务便是起草声明，罗列杀死大久保的理由。他们按照德川时代末期的惯例，将解释性的纸条附在被害者的头颅或者尸体上。[29]声明是这么开始的：

石川县武士岛田一郎等叩首昧死，仰奏天皇陛下，俯告三千余万人众。一良等，熟察方今皇国之时状，凡政令法度，上非出自天皇陛下之圣旨，下非由众庶人民之公义，都在要路官吏数人之臆断专权。

这些话表明，这些谋反者（就像以前和很久以后的其他谋反者一样）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皇的真实愿望，而他们将剪除天皇周围那些阻止其亲政的恶吏。尽管如此，谋反者的做法还是有些自相矛盾，因为他们还要求以公开讨论的方式倾听人民的愿望，这可能是对陆义犹的自由民权思想的妥协，而这份暗杀辩护书的创作者正是陆义犹。

声明接着指控官吏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不顾大部分普通民众生活窘迫。他们列举了五条“恶罪”：（1）杜绝公议，抑压民权，私议政事；（2）乱施法令，公行请托，恣张威福；（3）兴不急之土木，事无用之修饰，徒费国财；（4）排斥慷慨忠节之士，怀疑忧国敌忾之徒，酿成内乱；（5）误外交之道，丧失国权。[30]

谋反者的直接目标是暗杀大久保，但是声明中也提到了其他该死或者不能容忍的人。之前的名单中包括岩仓具视和刚刚去世的木户孝允；后来的名单则包括大隈重信、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和川路利良。还有一些像三条实美那样的“奸吏”，但是可以预料“斩灭其根本，则枝叶随之枯落”。[31]有迹象显示，岛田及其同伙期待随后将会有继承遗志的第二轮暗杀行动。[32]

声明第一部分的结尾是“愿基明治一新之御誓文，由八年四月之诏旨，改有司专制之弊害，速起民会，取公议，以致皇统隆盛，国家永久，人民安宁”。[33]在这里，尊重天皇和坚持民权又一次相提并论。陆义犹起草公告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谋杀的合法性，但这些杀手是否理解他的高谈阔论则令人怀疑。[34]他们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杀死大久保。

六名杀手一旦在东京聚头，便开始做有组织地准备。他们确定了大久保去赤坂离宫的日子、他走的路线、马车的明显特征，当然，还有他的面部特征。大久保的马车为避开人群通常会走一条小道，他们便把这条小道作为行动地点。他们发现议员一个月有六天要参加太政官会议——4号、14号、24号、9号、19号和29号——于是决定在5月14日实施暗杀计划。14号的前几天，岛田不顾同伴的反对，给大久保写信，警告他会有生命危险。他显然认为除非大久保收到了警告，否则暗杀的理由将不为人所知。[35]或许大久保没有理睬这种威胁：他并非第一次收到恐吓信。

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岛田和长分别给自己的妻子写信，告诉她们自己的决心，并希望孩子们好好念书。[36]岛田的信采用和歌里的长歌形式，其中痛斥大久保的话是这样说的：“进谗言，于我敬畏之君。残杀尽，忠贞之臣。大恶臣集聚，欺上责下，千岛换桦太。”[37]

大久保并非声明或谋反者的家信所描绘的那样一个恶魔。那天早上出发去皇宫之前，大久保会见了福岛县的县令，他预测需要分三期，每期十年才能完成维新大业。日本现在即将进入第二期，大久保认为这一期非常重要，整顿内政，充实国力就在这一期。自己虽然不肖，但仍决心尽十分力带领日本走过这一期。第三期将由下一代来完成。[38]大久保殖兴产业的一个计划便是开发新土地，那天早上他还讨论了要在福岛县修一条运河的计划。

为了防备突袭，大久保通常会在马车里放一把手枪，但是那天晚上他要去参加清朝公使举行的招待会，叫人清理了马车，并将手枪留给下属保管。可能正是这一点要了他的命。

由于准备充分，暗杀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两人打伤了两匹马的前腿，其他四人杀死一名车夫后，把大久保拖出马车，再残忍地将其杀死。在给大久保补上致命一刀时，杀手的力气非常大，把大久保脖子刺穿后刀尖还插进了地上。六名杀手将武器在尸体旁摆好之后，便走到附近的皇宫自首。他们向警察提交了声明的副本。当问到是否有其他同伙时，他们回答说：“有，除了官吏，三千万日本人都是我们的同伙。”[39]

消息很快传到皇宫。元田永孚正在书房准备给天皇讲授《论语》。一名宫廷官员冲进来告诉元田大久保遇袭的消息。元田立刻报告天皇，天皇随即派了一名侍从到大久保家询问事情的详细经过。不久侍从带回大久保已死的消息。天皇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万分，派宫内卿德大寺实则转达自己的悲痛之情。皇太后和皇后也分别派使者到大久保家慰问。

第二天，天皇追封大久保为右大臣，并赠送五千元作为丧事费用。那天晚些时候，天皇发布正式公告，“朕深悼股肱之良臣，此为国家之不幸。”他令伊藤博文代替大久保，担任内务卿之职，以确保这个重要职位的连贯性。

即使外国报纸也在哀悼大久保利通之死。[40]他的丧礼盛况空前，日本第一次举行国葬。政府机关降半旗致哀，军舰鸣放二十一响礼炮。宗教仪式完全是神道教的。当时对佛教的普遍否定无疑造成了这种与传统的割裂。

伊藤的接任意味着大久保的政策不会被否定，然而杀手的声明似乎得到了认真的对待。早在袭击发生之前，三名侍补（佐佐木高行、高崎正风和吉井友实）便认为应该设立一个辅助天皇的官职，5月14日清晨，他们拜会了伊藤博文，希望推荐大久保为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伊藤同意，然而随后他们就听到了令人震惊的袭击的消息。

在检查杀手留下的声明时，大家忍不住同意这些人的观点，即目前的法律既非出自天皇也非出自人民的公议。他们认为迫切需要让天皇亲政，并决定告诉天皇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

5月16日，侍补们得到一次接见的机会，可以畅所欲言。佐佐木说，尽管原则上是天皇执政，但实际上他把全权委托给了大臣。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实际上是几个大权在握的官员在管理国家，进而激起民众的不满，最近的袭击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除非采取积极的措施，否则维新大业的结果将变成“水泡画饼”。此外，假如要将日本的声威扩展到国外，最重要的是将天皇的愿望付诸实践。因此天皇应该“自今日行亲征之实，通晓内外之事”。

高崎正风走上前说，“利通在世时，常深忧圣德涵养之事，遭难之前日，亦至臣家谈此事，此为其深虑之所在……”高崎似乎无法控制自己，一边啜泣一边说出自己的观点，即天皇“万机亲裁”非常有必要。听到这里，天皇的眼眶也湿了。米田虎熊还说，希望天皇对待政事能像每天骑马那么热心。天皇动容地说：“朕嘉纳汝等之忠言，而后谨注意，尔等亦协力，尽辅佐之任。”高崎等眼里噙着激动的泪水退下。[41]

天皇似乎记住了顾问们的话。他对政事不再表现得毫不在乎。例如，5月21日，他向两名当值的侍补表达了自己对当时一些陋习的看法。一些官员修建了新的西式房子。对于那些需要和外国使节打交道的高级官员来说，也许有必要建造这样的房子，但是在普通民众看来，这些官员是在榨取人民的血汗钱，只顾中饱私囊。因此天皇下令官员暂时不要建造这样的房子。如果他们再等几年，等新皇宫落成之后再建自己的房子，抱怨声将会自动消失。

维新以来，政府的职位主要由萨摩、长州和土佐三个县的人担任，天皇对此感到不满。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全国各地都有高素质的人才——即便是遥远的东北地区——应该让他们为政府效力。[42]令人震惊的大久保之死以及侍补们的规谏，似乎唤起了天皇新的责任感和新的个人权威感。

[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69页。

[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13页。天皇这个动作并非像欧洲的君主那样，认为触摸一下就能使伤员痊愈。

[3]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76页。逢休息日或者宗教节日则不参加会议。他仍然没有从在京都染上的脚气病中恢复过来，医生敦促他将身体复原放在第一位。

[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79页。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葫芦通常用于装清酒。

[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91页。他们读了《通鉴览要》，这是清朝时姚培谦和张景星编纂的一本历史著作，讲述从上古到明朝时期的中国历史。

[6]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92页。皇后的诗为“除非你改过自新，并听任头上的花朵掉落，即使早晨的太阳光也不会明亮”。意思似乎是安逸的生活（头上的花朵）会毁了幸福。

[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29页。那天讲课的老师包括福羽美静、西村茂树和西周。从1878年1月7日开始，天皇和皇后上了一系列难度更高的课程，其中包括元田讲的一节《论语》课、西村茂树讲的美国人写的一本有关道德的书、近藤芳树讲的一节《古事记》。除了天皇身体不适之外，这些课一直上到他离开到北陆和东海地区去为止。关于他上课的更加详细的内容，见第350—351页。

[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16页。

[9] “侍补”这个名字由伊藤博文所起，是宫内省的一个官职，主要任务是服侍天皇并向天皇提出建议，以弥补执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1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55—356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30页。这封信于1877年12月17日寄出，信中日本接受了参加次年于巴黎举办的博览会的邀请。

[1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38页。这封信于12月28日由中国公使送达。

[13]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31—332页。天皇命令所有与战争有关的资料，包括战败方士兵的口头证词，都送往一个史料编纂机构（修史馆）。他还下令撰写一部战争史。

[14] 他第一次发病是在1877年在京都的时候。从那以后，每逢夏秋换季之时，就很容易发作。1882年那一次发作最为厉害，几个月才康复。脚气病在当时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军队。估计超过三分之一的海军都患了这种病，极大地降低了海上船只的效率。军医上将在回答天皇提问的报告中，将脚气病归咎于恶劣的饮食。伙食得以改善后，患者的人数急剧下降，并于三年后几乎完全消失（《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140—141页）。天皇的脚气病不太可能由糟糕的饮食引起。当时日本的医生可能并不知道维生素的重要性，尽管英国的皇家海军为避免海员患上脚气病，早就让他们服用柠檬汁。

[1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68—369页。

[16] 引自高岛鞆之助，《神武以来の英主》，第33页。内容略有缩简。

[17]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80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72—373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86—387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99—400页。

[2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53页。

[22]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27页。

[23]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33页。我非常感激远矢对暗杀的杰出研究，他暗示长连豪在鹿儿岛时，就已经抱有武士军事独裁的理想。

[24] 这个名字来源于成员们聚会的一个金泽佛教寺庙。

[25]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80页。远矢对这份声明（《斩奸状》）的评论见第81—92页。

[26] 有关陆义犹次前活动的详尽描述，见黑龙会编，《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07—418页，以及下卷（二），第1014—1017页。陆在鹿儿岛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并经常与西乡的副官桐野利秋见面。陆介绍长连豪与桐野认识，并安排长接受后者的“指导”[下卷（二），第411页]。

[27]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66页。

[28] 黑龙会编，《西南記伝》下卷（二），第1004页。亦可见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65页。

[29] 《斩奸状》（分两部分）的全文，见黑龙会编，《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36—457页。

[30] 黑龙会，《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3页；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82页。《斩奸状》中这些罪状的完整解释，见黑龙会编，《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40—457页。

[31] 黑龙会编，《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38页；亦可见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83页。

[32]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70页、第83页。

[33] 黑龙会编，《西南記伝》下卷（一），第439页；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84页。

[34]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94页。

[35]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100页。岛田还说他们行动之后就没有时间向人们叙说缘由了。

[36] 两封信的节选，见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102—104页。

[37]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101—102页。这首长歌接着以七言和五言交替的方式，列数了大久保和他的同伙的罪状，并描述了萨摩的英勇抗争。

[38]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127—128页。

[39]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138页。

[40] 远矢浩规，《利通暗殺》，第154—155页有伦敦《泰晤士报》一篇文章的翻译。

[4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10—411页。

[4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13—414页。

第三十章
吞并琉球

1878年5月23日，天皇决定8月份启程，巡幸计划已久的北陆和东海地区[1]。他原计划1877年出发，作为上一年北方之行的延续，但西南战争的复杂形势使得计划无法进行。跟往常一样，天皇是为了亲自视察这片陌生的国土和民情。[2]

天皇依然记得北方之行的点点滴滴，他宣布此行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天皇特别提到参观学校时，学生应该全都穿普通服装，而不应该戴新帽，穿新鞋，或是穿上其他为了庆祝而特制的衣服。天皇还希望在参观县政府时，能够看到当地的地图、人口统计数据以及贤人善行记录。此外，他还要求提交警察局和巡逻警官的人数报告、殖兴产业的方法、牧场与牛的数目以及未开垦土地和已开垦土地的面积。天皇并未把此次旅行当成游山玩水，他的首要目标也不是为了激发人们的敬畏之情或者甚至是爱戴之情，而是增进自己的教育，使他更了解自己的臣民及其谋生之道。天皇的顾问无疑还希望，天皇的到访能使边远地区的人民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东京政府的存在，并效忠国家甚于效忠当地政府。

欧洲帝王巡游时非常重要的排场问题，在这里踪影全无。[3]天皇的各县之行另有一点和欧洲帝王不同：天皇并不想让日本人熟悉自己的容貌，不管是在旅行时，还是在硬币或纸币的图像上。明治一般乘坐封闭的御辇出行，而不是那种人人都可以看见他的敞篷马车。过去只有高级公卿才有机会看到他的脸，即使现在他也不愿向公众展示自己。明治的照片很少，而且一般买不到，他拍照并非为了公开展示。外国公使离开日本时偶尔会收到天皇的照片，但是日本人不管多么忠诚，都很难获得天皇的照片。

1874年，东京开始有人（未经许可）出售内田九一拍摄的天皇照片的复制品。这件事使内田灵机一动，他请求政府允许自己出卖所拍的底片。对售卖天皇照片是否合适这个问题，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4]最终结果是禁止出售，那些已经出售的照片则被勒令上交。没有照片，也没有其他自我膨胀的标志，充分表明天皇巡幸的克制特征。队伍经过时，城乡街道两旁的人群也许能瞥见明治一眼，然而他并没有用鲜艳的服装或者漂亮的马车吸引人们的注意，而且他的慷慨施赠也只限于向小学生和耄耋老人赠送些小礼物。

就在明治打算离开东京之前，发生了一件使整个行程差点推迟的事。8月23日，因对薪酬和口粮被削感到不满，宫廷卫戍部队的炮兵营发动兵变。兵变只有大约一百人参加，除了两名士官，全都是士兵，而且大部分来自鹿儿岛或者高知这两个富于军事传统的地区。在这次短暂的兵变中，起义者杀害了几名军官，炮轰了大藏卿大隈重信的住宅，并朝他们打算去请愿的赤坂离宫发射了两枚山炮。大约九十人冲到皇宫，与事先已经接到消息的正规军相遇。起义者最后都被逮捕了。

叛乱第二天凌晨4点已经平定，但岩仓具视等侍补考虑到大久保利通刚刚遇刺不久，局势依然动荡，于是建议天皇推迟出行的日期。他们承认这次骚乱的规模很小，但可能预示军队中存在更严重的不安定因素。三条实美和大部分议员反对这个建议，认为如果因为一次微不足道的兵变就推迟出行，天皇的威望将会受损。天皇在咨询了侍补佐佐木高行之后，决定按原计划出行。

8月30日，天皇和随行人员[5]启程。第一天晚上他们住在埼玉县的浦和。第二天上午，天皇在接见县厅的官员时，听到的不是（你可能认为的）那些居民生活非常幸福，而是中津川地区人民的悲惨状况。这个村子只有二十五户，一百二十九人，非常贫穷和落后，村民连棉布衣服也穿不上，而且全是文盲。村民病了没有医生，死了也没有可供埋葬的寺庙[6]。他们的主食是黍和稗，而不是大米。大部分村民甚至不知道世上还有诸如学校、药店、酒馆或者鱼贩这样的东西存在。这个地方距离天皇的住所仅仅数十公里，人们的生存条件如此之差，不能不说是明治天皇辉煌统治的一个污点。当地官员说，他们计划对通往村子的道路进行修缮，逐渐引导村民过上文明的生活。[7]

天皇对此事的反应没有记录下来。后来他参观了当地政府的各个部门、法院以及几所学校，在学校观看了学生们上课，并向优秀的学生颁奖。接着天皇参观了一个工业博物馆，并观看了机器模型展、矿石展和艺术作品展。他对狭山出产的茶叶和高丽郡出产的生丝特别感兴趣，因为茶叶和丝绸是日本这个时期的主要出口商品。此次巡幸中，无论天皇走到哪里，都对当地特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天皇一行从浦和来到前桥，希望一睹龙颜的民众特别多。他们从那里到松井田町。自从天皇离开东京以来，几乎每天都下雨，道路泥泞不堪。有些地方御辇根本无法通过，天皇只好下来，在泥泞中跋涉前行。幸运的是，天皇的腿非常强壮。不过随从们的禀赋就没这么好，举步维艰，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天皇经过碓冰峰那天，天终于放晴，他从山顶上欣赏了壮丽的景色。接下来天皇经过了轻井泽、追分和小诸，但低低的云层挡住了这个地区最为高耸的浅间山的景色。

天皇在长野时，接见了名刹善光寺的住持。天皇不太和佛教的僧人来往，也很少参观寺庙，但他可能认为善光寺是长野的中心，不能忽视。天皇在高野时，暂住在当地的一所学校里，并派侍从到死于戊辰战争的士兵坟前祭奠。他们一行人离战场越近，这种祭奠就越发频繁。天皇在高野买了一些糖果，寄给皇后和皇太后，一起寄去的还有他在长野买的糕点和水果。天皇此举无疑使城中居民开心不已。天皇购买而不是无偿获得糖果这件事，也使他有别于欧洲的君主。

高野到柿崎的路大部分都沿着日本海沿岸，天皇似乎陶醉于壮美的景色。路并不好走，窄窄的马路布满一个个沙坑，据说路已修过，但每次车轮陷进沙里，小小的马车都要剧烈地颠簸一番。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车厢内又闷又热，陪伴天皇的佐佐木高行实在忍受不了。他得到天皇的许可，下来步行，天皇则一如既往地坚韧，忍受着马车的颠簸和高温的折磨。抵达柿崎时，天皇感到很不舒服，他克服了对看病的厌恶，找来了医生。

回报这番大抵痛苦的旅程的只有沿途的美丽风光。例如，在出云崎町时，天皇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数百艘渔船夜间捕鱼。当然，旅途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天皇每天都要在狭窄的御辇里面按照日本式的坐姿坐上一整天，夜里还得依照习俗，在椅子上笔直地坐到10点，等睡觉的时间到了，他才能伸展四肢。在出云崎町的那天晚上，天皇的住处不仅狭窄，而且蚊子肆虐。侍从极力主张他使用蚊帐，但天皇的回答是：“巡幸专视下民疾苦，亲尝艰苦，否则如何得通下情。朕毫无所厌。”[8]天皇的这番话似乎太过儒家而显得不够真实，但却与旅途记录的其他情节相符，它显示出一个迄今为止不知痛苦为何物的人对自己民众的恻隐之心。

抵达新潟之后，天皇惊讶地发现罹患沙眼的病人很多。他回想起两年前在北部旅行时，就注意到有人患上这种病，他还问过医生这种病是否可以医治。医生回答说穷人负担不起费用。现在，天皇发现新潟患沙眼的病人甚至更多，于是命令自己的私人医生调查患病的起因以及可能的治疗和预防方法。两天后天皇收到报告，称气候、水土以及不洁的房屋都是沙眼传播的罪魁祸首，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种病具有高传染性。天皇捐了一千日元用于研究沙眼的治疗和预防方法。

旅途也有一些亮点。在长冈，天皇欣喜地看到，这座几乎毁于戊辰战争且战后极度贫穷的城市正在逐渐恢复。这里有许多东西令他想起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在战役的发生地福岛村，人们用白旗标出了政府军的位置，红旗标出了叛军的位置，这样一来天皇就知道战斗是怎么打的了。[9]

旅程的大部分时间都很狼狈。长时间的阴雨连绵，使得道路泥泞不堪，即使天放晴了，暴涨的河水也使他们难以通过。多年以后（1899年），天皇在一首短歌中回忆了这次旅行：

我在山路上旅行

在高志的春雨中全身湿透

已经过去很久了

那里即使夏天

也非常寒冷[10]

他们来到日本海沿岸最危险的地方亲不知子不知[11]时，每个人都已筋疲力尽。直插入海的峭壁上，海浪冲刷着仅有的一条道路。不过一旦安全通过了这个可怕的地方，明治便下令停车，欣赏沿岸的美景。景色实在是妙不可言，从飞溅的浪花中天皇能窥见佐渡岛和能登半岛的轮廓。[12]

人们担心金泽存在着另外一种危险，因为这里是暗杀大久保的刺客密谋之地，民众中可能仍残留着不法分子，但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相反，天皇像往常一样——参观学校、兼六园和一个展出国内外产品的博物馆。在小松时，天皇收到了皇后和皇太后寄来的信和礼物，他可能像任何一个收到家书的游子一样欢乐。

从这时开始，旅途变得相对容易一些。从金泽出发，天皇经过小松、福井、敦贺、大津，回到京都。在京都时，天皇有一天晚上给随从讲维新前御所发生的事。这些不过是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听起来却好像是遥远过去的回响。

天皇原计划途径东海地区时到伊势神宫参拜，但三重县暴发了伤寒疫情，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把路线改为经草津、大垣和岐阜到名古屋。天皇跟往常一样，每站都要参观学校和当地的物产展览。他丝毫没有倦怠的神色，也没有迫切想回到东京的样子。西南战争期间消失了的强烈责任感，此时再次显露出来，并将伴随明治的一生。

11月9日，明治回到东京。这次他一共历经十一个县，走了一千七百多公里，费时整整七十二天。尽管旅途非常劳累，但他看起来气色很好，兴致勃勃。这一天被定为节日，东京到处都是摇旗呐喊欢迎天皇归来的市民。

这一年余下的时间总的来说平静如水，但是就在年底——12月27日——宫廷议会突然下令废除琉球藩。内务卿伊藤博文已经决定将琉球藩降级为县：琉球将不再是王国，而只是众多县中的一个。这一决定的背景是琉球藩拒绝遵守日本的命令，没有与清廷断绝来往。琉球国王曾接到特别命令，不得派使者到中国祝贺皇帝登基，也不得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但他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秘密地派了一名家族成员到中国去，请求清廷帮忙对付日本。他还让东京的琉球藩代表向中国、美国、法国和荷兰的公使求助。日本政府收到不下十四封来自琉球王的奏折，要求恢复过去的形式，允许琉球向日本和清朝双重效忠，琉球王一直重复“父皇（日本）母清”的说辞。[13]

但日本方面则坚持认为“一国奉侍二帝，等一妻服侍两夫”。[14]琉球王国几百年来一直侍奉着两位主人——中国和萨摩，并向两方朝贡，这是没有什么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小国赖以生存的唯一方式。日本决心断绝琉球群岛和中国的联系，特别不满琉球国王的拖延战术。最后，伊藤决定以琉球王的不妥协为由，废除琉球藩。他命令内务大臣松田道之（1839—1882）制定一份终止琉球藩的计划。该计划不仅废藩为县，还强行将琉球王从冲绳迁往东京。太政大臣和朝会批准了这个计划。琉球王被勒令在一周内服从接到的旨令。如果拒绝，日本政府将采取“断然的措施”解散该藩。与此同时，驻在东京的琉球官员也被勒令立刻返回冲绳，作为结束琉球半自治状态的第一步。[15]

1879年1月，松田道之离开横滨前往那霸，并于25日抵达。次日，松田前往首里城，会见琉球国的高级官员，并大声宣读了三条实美的声明，声明中称早在1875年5月29日，日本就禁止琉球派遣隔年一次的向中国朝贡的使团、派遣朝贺特使去庆贺清朝皇帝登基、王位更替时请求清朝册封。但琉球认为这是“请求”，迄今仍未提交遵守命令的声明。此外，1876年5月，日本向琉球派遣法官，此时应迅速移交法律事务，但琉球仍是哀求，并无执行之意。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如果琉球继续不遵守命令，日本将不得不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是紧急命令。[16]

松田念完后，将文件交给琉球王的弟弟尚弼，并威胁说，如果琉球不遵守命令，日本政府将会采取极端措施。松田将2月3日上午10点定为琉球王答复的最后期限。1月29日，松田再次给琉球王送去一份文书，命令他在提交服从命令的声明时外加一份起誓文书。鉴于此前的事情，如果没有起誓，日本政府将认为琉球王很有可能重蹈覆辙，不会真正地信守承诺。松田还要求他和代表一起到内务省去。但是，2月3日，琉球王没有露面。相反，他派了几名高级官员把自己的回信带给松田。

琉球王用恭敬的语气解释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如果（像松田要求的那样）拒绝向清廷朝贡和庆贺，拒绝接受他们的册封，他的藩国一定会受到清朝的惩罚。他的这个小国，处在两个大国之间，实在两难，希望日本能闵察这一状况，“举藩一同伏奉哀愿，顿首百拜”。

尚泰绝非值得敬仰的人，但一国之君在一官员面前俯首哀愿，难免有些可怜。然而在松田看来，在肩负解决琉球问题面前并无同情尚泰的余地。他指责说，琉球王的信证明他仍拒绝遵守宫廷议会的命令，并宣布自己将返回东京，详细报告发生的事情。松田让琉球官员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官员们恳求他再考虑一下，松田不仅一口回绝，还增加了一条罪状：几年前日本政府已经命令琉球以明治为年号，但他们的文件仍使用中国皇帝的年号光绪，这使他感到气愤。松田说这是绝对禁止的行为。

第二天松田便回东京。3月11日，天皇下令废除琉球藩，并命令琉球王及其继承人搬往东京去。[17]冲绳将废藩置县，其王室成员将被授予日本贵族头衔。松田再次前往冲绳，这次他带来了一百六十多名警察和五百名步兵。琉球王称病拒绝会见松田，然而，3月29日，琉球王离开琉球五百年来的政治中心和他一辈子生活的宫殿，搬到了王储尚典的宅邸。

尚泰的抵抗似乎有一些效果。4月5日，天皇派侍从富小路敬直询问尚泰的健康情况。他私下指示富小路敦促尚泰尽快到东京来，为了保证国王一路安全，还派了政府属下的军舰“明治丸”供其使用。

4月13日，富小路抵达那霸，在三十名警察的护卫下，来到首里。尚泰以生病为由拒绝会见这名天皇的特使，并请求由尚典代替自己接待客人。富小路拒绝，并和松田直接来到尚泰的临时住处。诸王子和高级官员在门口迎接。富小路在尚典的带领下，来到尚泰的病榻前。尚泰在枕头处放上朝衣和帽子（以示对天皇特使的尊敬）。接着，在两名侍者的搀扶下，尚泰起床下跪，行了拜礼。

特使传达了天皇的意旨，尚泰用极谦卑的语气表示感谢。富小路问他是否服从天皇的命令，国王回答说自己将在第二天答复。

正式的会面结束后，松田离开座椅，坐到床边，对国王的病情及其过去几个月来遭受的精神焦虑深表同情。富小路也说了一些慰问的话。他们离开病房后，一致认为尚泰明显不是装病，不过他虽看起来脸色苍白，但并没有任何大病的迹象。[18]

4月14日，松田召集前琉球藩的主要官员，要求他们说服国王给出答复。国王极不愿离开冲绳，以生病为由恳求推迟启程的日子。15日，尚泰的弟弟尚弼和二十多名高级官员一起，恳求富小路和松田将日期延长四五个月，并提出派一名王子到东京去（做人质）。16日，一百五十名琉球士族和各位王子以及高级官员一起，恳求将日期延长九十天。这些都被富小路和松田一口回绝。他们指出，国王一路将受到国家级的特殊保护，因此无须担心。

日本官员不肯让步的背后，是担心国王之所以推迟到东京去，是希望在这期间清朝会出兵帮助自己。他们推断，尚泰越早到东京去，清朝干预的机会就越小。

国王原定4月18日启程，但就在启程的前一天，尚泰和其他高级官员最后一次向松田求情。他们说，延迟九十天不仅是因为尚泰的病情需要，还因为最近的变化已经把这个前藩国搅得人心惶惶，需要国王亲自劝诫，民众才能继续日常的生活。这一次他们提议把太子尚典送到东京去。松田最后心软了，但是坚持认为没有理由推迟那么久。他将缩短延期，并于翌日告诉他们国王出发的确切时间。

松田并不担心琉球可能发生骚乱，如果国王执意拒绝，自己甚至打算出动军队将国王掳到东京去。但是如果把尚典留在冲绳，则冲绳官员可能拥他反叛，届时可能引来清朝的干预。最好的计划是将尚泰和尚典都带往东京。因此他决定接受把尚典送到东京去的建议，而尚泰能否延迟出发将由太政大臣决定。一旦尚典安全抵达东京，他们可以说尚泰的请求被拒。这样一来，将尚泰带到东京去的责任就落在政府最高层的头上。届时再派一名敕使到冲绳，将尚泰带到东京去就可以。[19]

4月18日，尚弼率领琉球重臣拜会了松田。这次他们请求只推迟八十天，并再次提出将尚典送到东京去。松田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少于四十天，那他还可能要求敕使富小路推迟返程的时间。那样的话，尚典为谢恩，必须立即到东京去。第二天富小路同意了这个安排，并决定尚典和自己一起返回东京。4月19日，富小路敬直和尚典登上“明治丸”，离开了那霸。

5月1日，船抵达横滨。5日，明治接见了尚典及五名随行人员，他们从门槛外向天皇鞠躬致敬。那天，尚典向天皇和皇后赠送了礼物，并请求太政大臣允许父亲延迟来东京，然而请求被拒绝了。一切均如松田所料。

同一天，陆军少将相良长发和御医高阶经德启程前往冲绳，为琉球王看病。5月18日，二人抵达冲绳，并与松田一起来到国王位于首里的临时住所。高阶诊断国王的病为神经紊乱和下腹拥堵，认为这种病没有即时危险，但是不太可能在几个月或者几年内痊愈。松田听后，取出一份文件，宣布政府已经拒绝尚泰延迟出发的请求，尚泰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启程前往东京。国王最后完全屈服，但是要求给他三个星期的时间。六十多名来自首里、那霸、久米、泊的贵族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然而都被松田严词拒绝了。国王启程的日期定在5月27日。[20]

这时清朝终于提出了抗议。5月10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收到了一封有恭亲王等大臣署名的信，称琉球王国几百年来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并向中国朝贡。清朝将其视为独立完整的国家，并一直给予琉球完全的政治和立法自由。日清的协约国中世有与琉球签订条约的，这正说明了各国承认其为主权国家，但是，现在日本却强行接管琉球。这不仅违背条约，还摧毁一个国家，甚至断绝其宗庙祀享。这种行为只能被视为对中国等国家的蔑视。日本只有放弃侵占琉球主权的计划，才能增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21]

中国的抗议有些弱。根据1874年10月日本全权办理大臣大外保利通和清朝外交大臣在北京签署的协定，日本认为琉球人民被承认为其臣民。清朝政府还同意向被台湾土著杀害的琉球渔民的家人支付赔偿金。[22]

外务卿接到清朝的抗议信后，回答说，琉球问题的处理是日本的内政，其他国家不得干涉。清朝对于劝阻日本还存有一丝希望：5月访问清朝的前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打算到日本去。他可以代表恭亲王进行沟通，以格兰特的威望，也许能改变日本人的想法。

5月27日，尚泰最终离开那霸，并于6月9日抵达横滨，住进宫内省为其准备的房子。陪伴他同来的有次子尚景和四十多名家臣。[23]6月17日，尚泰和大儿子尚典以及约十名前家臣来到皇宫。天皇接见了尚泰和尚典。史书没有记录明治见到这位被废黜国王时的反应。明治也许痛恨尚泰不肯遵守日本的法令，但他肯定认为政府已尽可能地减轻了王位废黜——现代日本难以避免的宿命——带来的痛苦。同一天，尚泰被授予从三位的官阶，尚典则被授予从四位。松田由于在处理琉球问题上的突出表现而被授予勋章。到日本吞并朝鲜以后，日本将建立起一套对待废君的做法。

尚泰在寓居东京期间受到很好的招待。[24]据说他在东京过得比三十一年的君主生涯还要快乐。摆脱冲绳各派系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无疑令他感到开心。[25]一些人甚至说尚泰在东京时，就像土包子首次进城那么高兴。[26]但他似乎很向往那块曾经统治过的土地。1884年，尚泰得到允许，对冲绳进行了一百天的访问。

弘前藩武士笹森仪助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1893年在琉球群岛的一次经历。尽管笹森并非废王的支持者，但他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民众依然崇敬尚泰及其家族的事实。那年6月，北白川宫亲王访问冲绳。他赞扬了废王的儿子尚典，并瞻仰了王陵。尽管亲王做出了这些和解的姿态，但几天后他举办宴会时，尚氏一族没有任何人接受他的邀请。笹森写道：“这是何等无礼啊！”[27]

笹森还注意到从那霸到首里一路上的情形，非常愤怒。“那霸沿道各家，敷席于门前，男女正列而坐。问其故，本日因知事招请，尚典一族来，彼等皆为拜见。”[28]

笹森多次注意到，不管日本人多么仁慈，都会被冲绳人看成是入侵者。他写道，没有一个冲绳人与“来自他县”的人结婚，也没有一个“来自他县”的人在冲绳永久居留。[29]尽管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是异族，但他们经常加入日本籍并与日本人结婚。他总结道：“土人之情，眷恋复藩，至今日仍未释然。”

吞并冲绳在日本历史上几乎微不足道，尚泰也只是人物传记辞典中的一个简要条目而已。他在位期间并非重要，最后三十年则默默无闻。但是，即便现在，一个小国的国君成为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大国的牺牲品，遭到罢黜时，仍令人不胜唏嘘。

[1] 北陆为本州中部日本海侧的区域，一般指现在的新潟县、富州县、石川县和福井县；东海为本州中部太平洋一侧的区域，指现在的爱知县、岐阜县、三重县和静冈县。——编注

[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14页。

[3] 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第81—82页。

[4] 宫内卿德大寺实则赞成可以出售照片的观点。他请求政府批准，但是1874年3月却决定不允许出售，并下令东京都将那些出售照片的人列入监管。5月，外务卿寺岛宗则恳请复核这条决议。他说，无法获得天皇的照片会使外国人感到失望，即便在西方，君主的照片也是自由出售的。日本现在既然已经是个开明的国家，那么出售天皇的照片肯定不会有引发不敬的危险；事实上，照片有助于引发人们的尊敬之情。12月神奈川县的一名官员说，在颁布禁令之前，当地有人出售天皇、皇后和皇太后的照片，但没有规定，他们也无法禁止。接下来的3月，政府就颁布了禁止销售照片的法令（《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35—436页）。

[5] 陪伴他同去的有三百多名高官、侍从、医生、骑兵步卒、马夫等随从以及四百名警察（《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66页）。这样的随从人数跟一般大名出行的规模相比，依然小得多。

[6] 江户时期日本人死后多火葬，骨灰葬在寺院。——编注

[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68页。

[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90页。

[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03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28页。

[11] 亲不知子不知是新潟县丝鱼川市西部的一处悬崖，路况极其难行。——编注

[1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12页。

[13] George H. Kerr, Okinawa, p. 374.

[14] 大田昌秀，《近代沖縄の政治構造》，第92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85页；亦见George H. Kerr, Okinawa, p. 377。

[16]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03—604页。

[17] 明治的法令，见《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28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42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59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63—664页。

[2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65—666页。

[22] Hugh Borton, Japan’s Modern Century, pp. 160-161。Borton用了一个中文词组，表示那些被杀害的渔民是日本人（p.169）。

[23] 这个数字是《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90页上提供的。按照大田的说法，则一共有九十六名家臣。（《近代沖縄の政治構造》，第104页）

[24] 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尼（Liliuokalani）1893年被美国人废黜之后，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25] 其中被称作“开化党”的一派支持国家现代化；称为“顽固党”的一派则反对一切变化，认为是对传统的破坏。前者倾向于支持日本；后者则支持中国。关于两个政党更完整的描述，见仲原善忠，《琉球の历史》，第131—132页。

[26] 中山盛茂编，《琉球史辞典》，第419页。

[27] 笹森仪助，《南島探険》（一），第131页。

[28] 笹森仪助，《南島探険》（二），第123页。

[29] 笹森仪助，《南島探険》（二），第204页。大田描绘了冲绳各岛对日本占领者的强烈反抗（《近代沖縄の政治構造》，第106—107页）。

第三十一章
格兰特到访

明治天皇会见的外国访客中，没有人像美国前将军、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那样，给他留下如此深的印象。1877年，格兰特将军（即便在他担任两届总统的任期内，人们也这么称呼他）开始了著名的环球之旅。这次旅行的目的主要在政治上。格兰特在内战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已经被总统任期内的腐败事件给玷污，顾问们认为他暂时离开美国一段时间为好，因为这样一来选民可能会忘记那些丑闻。格兰特还雄心勃勃地想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

旅行的第一站是英国。此站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们以维多利亚女王客人的名义住进了温莎堡。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游览了欧洲的许多国家，随后又去了埃及、印度、暹罗、中国，最后来到日本。格兰特夫妇是热切的观光客，但同时也在展示他们自己。正如格兰特的传记作者所写的：“这位身穿黑色西装的朴素男子是他们国家最伟大的战斗英雄，世人都想看他一眼。将军夫妇是美国式朴素和美国式力量的代表。”[1]

知道格兰特总统丑闻的外国人并不多（或许他们比美国人更容易原谅那些事件），作为伟大军人、合众国救星的格兰特，威望早已深入人心，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的欢迎。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说，“格兰特将军将成为继华盛顿之后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2]国王、王后和贵族都很高兴地会见他，尽管之后有人不免批评他没有礼貌。

不论去到哪里，格兰特都保持着那种美国式的轻松随意。例如，在去拜访欧洲最有权势的俾斯麦时，格兰特漫不经心地走进首相官邸的庭院，扔掉半截雪茄，并向受惊的卫兵回礼。也许格兰特此行最大的成功不是受到皇室的接待，而是受到英国北部工人阶级的欢迎。他们喜欢这个人，觉得他是自己人。与永无休止的国宴相比，格兰特当然更喜欢矿工等工人发自内心的欢迎。在国宴那样的场合，沉闷的气氛有时会使他喝得酩酊大醉。印度总督利顿（Lytton）勋爵在信中用嘲讽的语气描绘了格兰特的行为：

在这样的场合，“我们尊贵的客人”、“伟大的西方共和国”的前双料总统喝得烂醉如泥，像任何一个贵族那样放荡。他追着A太太乱摸、强吻了尖叫的B小姐，把胖胖的C太太捏得青一块紫一块，还追着想强奸D小姐。[3]

格兰特夫妇从印度去了新加坡，以及西贡、曼谷和香港，然后才到中国大陆。他们在天津会见了李鸿章总督，李以一句简单的话欢迎客人：“格兰特将军，你我两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后来李鸿章解释说，这句话是指格兰特和自己都成功地镇压了国内的大规模叛乱。[4]

格兰特在北京期间，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请求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解决中日之间有关琉球群岛主权的争端。恭亲王谴责日本企图“消灭一直向中国进贡，并历来友好的琉球国”。格兰特将军回答说，除了国耻和灭国，任何一种方法都比战争强。“战争，”他说，“是巨大的不幸。只有在没有其他方法能避免一场更大的战争时，才能使用它。而像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将会带来无尽的灾难。”[5]

格兰特痛恨战争及一切与战争相关的事情令人吃惊，因为他自己正是一名战绩辉煌的将军。格兰特甚至讨厌那些描绘战争的画作，他对同行的作家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说：“我从未见过一幅令人喜欢的战争画。我试着去欣赏凡尔赛宫陈列的那些画，然而却发现它们令人作呕。”格兰特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参加的1845年墨西哥战争：“墨西哥战争期间，我一直在和良心斗争。我从未完全原谅自己参加了战争。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非常坚定。没有什么比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那场战争更邪恶了。我那时就这么认为，只是还年轻，没有血性辞职不干。”[6]

格兰特参军是因为讨厌父亲的硝皮匠职业。他进了西点军校，这是获得良好教育的唯一途径。毕业后格兰特离开了军队，但事业碰壁，尽管讨厌打仗，别无选择之下只好又当了一名军官。他说：“我从来都不是自愿或满怀热情地上战场，战争结束时总是很高兴。我从来没想过再次带兵。我对军队不感兴趣。当剑桥公爵邀请我到奥尔德肖特检阅军队时，我对王子殿下说，我最不想再看到的就是阅兵。”[7]

讽刺的是，对军队完全不抱幻想的格兰特居然要到日本去，在那里，明治天皇对阅兵和演习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杨写道：“日本天皇非常喜欢自己的军队，并急于向格兰特将军展示，甚于超过想展示帝国的任何其他机构。”[8]最后，尽管格兰特将军极为厌恶，还是不得不遵循天皇的意愿，检阅了日本军队。[9]

1879年6月21日，格兰特乘坐军舰“里士满”号（Richmond）抵达长崎。迎接他的是贵族伊达宗城（1818—1892）和日本驻美国全权公使吉田清成（1845—1891）。杨这样写道：

伊达说自己受天皇之命迎接格兰特将军抵埗，代表天皇欢迎他，并在将军逗留日本期间作为天皇的私人代表负责接待将军……吉田是众所周知的日本驻美公使，他谨慎而有才华，是帝国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之星。吉田在将军当政期间担任公使，又认识将军，因此政府将其召回，以便他能陪伴格兰特将军并负责接待工作。[10]

不久，格兰特发表了在日本的第一次演说，演说包括以下内容:

美国在东方有许多利益，没有其他国家能超过。但是，除非得到东方人民愉快的默许，并保证你们获得的利益和我们一样多，否则美国将什么也得不到。假如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这些非常有趣的古老东方帝国的关系，是以除此之外的其他思想为基础，我将为此感到羞耻。[11]

格兰特原本计划访问京都，然而关西地区爆发了霍乱，日本政府不想让他去冒险。这些美国人并没有将霍乱的威胁放在心上，但是作为日本的客人，他们是在天皇代表的看管之下，而代表坚持认为美国人不应该踏足关西。于是他们去了横滨，并于7月3日抵达。

他们受到包括岩仓具视在内的一大群公卿的欢迎，岩仓和格兰特握了手。握手这个动作对美国人来说似乎很重要：第二天，天皇在会见格兰特时，走上前和他握了握手，使他们大受感动。杨写道：“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然而对日本陛下而言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12]对于天皇的举止，杨认为，“天皇在会见其他来访的皇室成员时，从未失礼过。但他是以亲王之礼对待英国、俄国和德国亲王，而以朋友之礼对待格兰特将军。”[13]

在日本的安排下，天皇和格兰特将军的第一次会晤定在7月4日——美国的独立日举行。天皇在首次会见格兰特时表示，自己很高兴在这一天举行会晤。杨对明治天皇的描写表明，尽管天皇表现得很友好，但在与外国客人相处时仍感觉不自在：

天皇的表情拘谨，几乎可用别扭来形容，这是人在第一次做某件事，又想努力把它做好时的表情。天皇和将军握完手之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他一只手放在剑鞘上，站着看着这些身穿绣衣，浑身上下金光闪闪的杰出客人，其神情仿佛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14]

两人之间的寒暄都是些客套话。天皇说：“您对我的大臣说的关于日本的许多事情，我都已经听说了。您已见到这个国家和人民，我迫切地想和您交流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为没能早点有这样的机会而感到遗憾。”

格兰特将军回答说，自己完全听从天皇的吩咐。他说很高兴见到陛下，并对自己在日本受到的亲切招待表示感谢。在国外，可以说没有人比他对日本更感兴趣，没有人比他对日本人民的感情更真挚。也许格兰特说的是真心话。优美的风景使他心情愉快，他发现日本“美得难以形容”，而明治宫殿之朴素也给他留下极佳的印象。杨写道：“天皇的住处非常简朴，就像乡绅的宅邸一样……这所宅子的特点便是简朴和品味”； “日本教世人认识了整齐和纹理细密的天然木头之美以及玻璃和油彩的梦幻之感。”格兰特喜欢朴素和自然，这使他对日本的审美产生了共鸣。当人们告诉格兰特，原计划在烧毁的宫殿原址上修建新宫殿，但这个计划却“被天皇阻止，因为天皇不愿增加财政负担，而甘于住现在的房子”时，他再次被感动了。[15]

格兰特与天皇第一次会晤时，杨对日本公卿的描写是珍贵的资料，因为这些人的外貌极少出现在日本人的作品中：

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显得很突出。他个子瘦小，身材像个女孩，面孔精致、英俊、迷人，既像二十岁男孩，又像五十岁男人……岩仓有着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脸，线条分明，显示出他坚毅的性格，而且你会看到一条伤疤，刺客企图把他杀死，就像不久前杀死日本最出色的政治家大久保一样。

天皇站着，几乎纹丝不动，显然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意识到那些对他表示的崇敬之情。他很年轻，身材苗条，比一般的日本人高，在我们眼中大概属于中等身材。他的五官很醒目，嘴巴和双唇令人想起哈布斯堡家族特有的嘴巴。他的前额饱满而狭窄，有着浓黑的头发，浅浅的髭须和胡子。头发的颜色使得他那在国内称得上黝黑的肤色显得更黑了。他的脸没有任何表情，假如那双乌黑闪亮的眼睛不是全神贯注地看着将军，你也许会将天皇误以为是面无表情的雕塑。皇后穿着高贵又朴素的日本服装，站在天皇身边。她脸色苍白，体型很苗条，几乎像个孩子。头发简单地挽起来，并用一根金簪别住。天皇伉俪非常和蔼，天皇尤其显得亲切而坚定。[16]

根据杨的描述，这次会晤，天皇和格兰特在芝离宫聊了很久。会谈由吉田清成担任翻译，虽然内容并没有记录下来，[17]但天皇显然对格兰特印象很好，他表示希望能私下跟格兰特友好地见面。下次会面被安排在将军从日光市回来之后。[18]

7月7日，天皇和格兰特进行了第二次会晤。那天上午，天皇和将军观看了队列式。能够展示训练有素且设备精良的日本军队，天皇无疑感到非常开心，另外，他可能以为（他不知道格兰特厌恶这类阅兵）客人对此特别感兴趣。阅兵结束后，明治对格兰特说：“参加阅兵的士兵太少，您可能没什么兴趣。我听说贵国只有一支很小的常备军。一支小小的军队就能满足一个如此大的国家之需，实在使我钦佩万分。”[19]天皇关于美国军人数量很少的说法，可能出自日本人访问华盛顿时的观察。他们看到只有少量警察保护着美国总统。

之后，天皇前往芝离宫，格兰特夫妇随后也来到这里。天皇和他们握手，欢迎他们来到日本。其他客人包括香港总督夫妇，以及美国公使夫妇。格兰特将军领着炽仁亲王妃到餐厅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则牵着格兰特夫人的手，将她领到餐桌前。[20]不久之前，日本派去西方的使团成员还在为女性在庄严的国事场合出现而感到吃惊（甚至惊愕），但是现在太政大臣却毫不犹豫地牵起一名外国夫人的手，并有礼貌地将她领到餐桌前。

晚宴结束后，格兰特夫妇应邀到另外一个宫殿里喝咖啡。天皇一边喝咖啡一边和前总统聊天（由吉田清成充当翻译）。天皇问了几个问题，并对格兰特的环球之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

“前年以来各国漫游，山水风景之外，得益之事定不少云云。”

“印度地方热气相当困扰云云。”

“印度风俗异于欧米，御览之种种，何事最为深刻云云”

“是否御览长城及其他名所古迹等云云”[21]

天皇之前和外国客人交流有困难，现在却能够超越谈论天气和感谢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样的陈词滥调了。起初，天皇不愿和外国人共进晚餐，在宫内卿德大寺实则的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22]但现在天皇似乎很享受这种场合，即使气温升到近三十四摄氏度，身上还穿着军礼服。天皇不仅和格兰特交谈，还和香港总督交谈。皇后在和格兰特太太谈话时，慰问了他们的旅途劳顿，格兰特太太回答说，她和丈夫访问过的许多国家中，没有一个在接待他们时像日本这样亲切。[23]

7月17日，格兰特和太太在吉田清成和伊达宗城的陪同下，前往日光市。第二天，天皇派伊藤博文到日光市[24]去，以确保格兰特夫妇在那里过得舒适。为格兰特安排日光之行可能是为了使他避开东京的酷热，也可能是为了弥补他无法游览京都的遗憾。7月22日，格兰特在日光会见了日本政府派来的代表，正式谈到了中日之间的琉球问题。格兰特受恭亲王和李鸿章总督之托，讲了清朝的立场。伊藤博文回答说：“日本对琉球的主权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格兰特解释自己的全部兴趣源于对日本和中国的亲切感。他说：“日本在军事物资、陆军和海军方面都比中国强。对日本来说，中国毫无防备，而且根本不可能伤害日本。”[25]格兰特准确地估计了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显示出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专业素养，而即便到了甲午战争（1894—1895）时期，大多数的外国观察家仍然相信，中国的实力远在日本之上。

格兰特与李鸿章，1879年。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中日两国政府之间就琉球群岛的归属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外务卿寺岛宗则给清政府去信，指出琉球群岛的文字、语言、信仰和风俗都和日本一样，而且岛上的居民自一千年前的隋唐时代起就向日本进贡。12世纪时，源为朝[26]就到过琉球，娶了酋长的妹妹为妻，源的儿子舜天后来当了国王。寺岛在信中还详细叙述了琉球与萨摩之间的特殊关系，并强调现在已经废除藩国，因此琉球群岛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清朝在回信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琉球很早以来就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谴责日本吞并了一个独立的国家。清朝说，这不仅是对清朝，而且是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极端蔑视。为证明自己拥有主权，日本在回信中再次列举了一些历史证据。[27]

这确实不是一个外人介入的有利时机，但格兰特自7月底从日光回来之后，便请求天皇定下下次会面的日子，想必是想找机会讨论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8月10日，他们在滨离宫会面。当天下午，天皇身着便服，在三条实美、德大寺实则和侍从长山口正定的陪同下，来到滨离宫。格兰特在儿子和秘书的陪同下，来到天皇面前。天皇站起来和格兰特握手。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日本方面，只有三条和翻译吉田清成待在天皇身边。[28]

天皇和格兰特之间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天皇二十七岁，格兰特五十七岁。会谈记录是英文的，估计是格兰特的秘书记下来的，然而记录太短，不可能涵盖两小时的所有谈话内容。日本人自己似乎没有做记录，而是后来把英语的文本翻译过来。[29]可惜的是明治实际说的话并没有保留下来。它们本来可以显示一些信息，譬如，在面对这位年龄是自己两倍大的举世闻名的将军和总统时，这名年轻的君主是如何说话的。

谈话甫一开始，天皇便为没能早点安排与格兰特的会晤感到抱歉，格兰特也为自己在日本受到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接下来主要是格兰特的评论和建议。他显然希望在天皇眼中竖立起日本友人形象，为此毫不客气地谴责在亚洲的其他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态度：“这方面，我发现新加坡以东的各国之中，只有两种报纸愿意站在亚洲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共同的立场上思考，即日本的《东京时报》和《日本邮报》。只有这两份报纸认为东方国家也有受尊重的权利。除了极少数之外，所有的西方官员全都一个样。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事，他们就拥护，完全不管中国和日本的权利。”

“有时看到这种不公平的自私行为，我禁不住热血中烧。”[30]

格兰特在后来的谈话中反复谴责在亚洲的欧洲列强：“就我对他们外交政策的判断，欧洲列强在亚洲的利益没有一项不涉及对亚洲人民的侮辱和镇压。他们的外交政策总是非常自私，在他们看来，中日反目可能对自己有利。”[31]

这些话很激进，但是从一个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社会本质是平等的人口中说出来，似乎有几分道理。尽管格兰特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具体的冒犯者，但他很可能是指英国，这位欧洲列强中的老大。格兰特离开日本时举行了送别会，杨约翰在描写会上的各色人物时，比较了美国公使约翰·宾汉（John Bingham）和著名的巴夏礼爵士：

宾汉先生那张棱角鲜明的脸随着岁月的风霜变得柔和，他正在和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说话。巴夏礼是一位轻巧、活泼、容易激动的中年男士，有着撒克逊人鲜明而开放的特点，是在场最快乐、最有趣、最和蔼的绅士，他认识所有人，也跟所有人聊天。听着巴夏礼那轻快而让人心旌摇荡的玩笑话时，你不会想到这是一只铁腕，他的政策则是所有强硬严厉的英国政策的化身。[32]

格兰特认为，自己和同胞没有受到傲慢的欧洲人的影响，不像巴夏礼那样完全不顾亚洲国家的死活，不停地努力为英国攫取最大的利益。他对天皇说：“除了陛下自己的子民，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日本的福祉。在这点上，我可以公平地代表大部分美国人。”他说这番话时很可能是真心的，尽管确实不难发现，美国人和格兰特所攻击的欧洲人一样自私。格兰特曾警告天皇尤其要小心外国人的恩惠：

一个国家最需要避免的事情莫过于向别国借贷了……你多半知道，有些国家非常渴望借钱给那些弱国，从而凌驾于它们之上，并对这些国家施加过分的影响。它们借钱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并一直在找机会出借。因此，它们会很乐意看到日本和中国，亚洲仅存的两个尚未完全受到外国统治或者控制的国家打起来，这样它们就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借钱给这些国家，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内部政策，而这就是它们追求的目标。[33]

格兰特还主张日本在与清朝谈判琉球问题时应该采取更加和解的姿态：“本着大度和正义的原则，日本应该向清朝让步。中日之间的友谊如此重要，两国应该彼此向对方让步。”[34]格兰特希望从天皇口中听到肯定的答复，但天皇只是说（至少在记录中如此）：“至于琉球，伊藤等人已得到批准，很快会与您谈论这个问题。”

格兰特还对日本与外国订立的关税公约感到不满。[35]进口关税只有百分之五，太低了，而“出口关税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最坏的事”。他说外国政府应该同意修改合约的建议。（美国已经同意，只要其他其他国家跟着做，然而却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做。）[36]最后，格兰特在赞扬了日本的教育体系之后，间接地建议挽留那些经验丰富的外国教授，让他们指导年轻的日本教师：“美国在聘请外国人时毫不犹豫，只要他们对我们有用。那些为你们创立工科大学的人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人才，你们应该留住他们，能留多久留多久。”[37]

格兰特的建议总体而言令人赞赏。他在谈话中警告不要匆忙地设立立法机构，鉴于他对日本民众的赞美和他自己的民主信念，这一点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38]

难以衡量这次谈话对天皇和日本政策的影响有多深。格兰特对外国贷款的警告也许是谈话中发挥最大效果的一部分。当新上任的大藏卿大隈重信试图寻找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方法，而提出向外国贷款五千万日元时，他的建议被驳回了，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格兰特的这番警告。[39]

格兰特对日本逐步设立立法机构的建议，与大多数日本政治家喜欢的方式完全契合，他们根本无须从外国客人那里听来。[40]此外，日本早就不满强加于自己头上的关税条例，无须格兰特提醒他们这种不公平待遇。只是他们尚无能力迫使欧洲列强同意签订更公平的合约。

格兰特建议日本在琉球群岛的主权问题上采取更加缓和的态度，然而这条建议没有被采纳。他后来写信给岩仓具视和恭亲王，建议清朝和日本直接进行谈判，但也没能即刻产生效果。[41]1879年12月1日，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总统在国会中说，美国政府愿意促成琉球争端的和平解决，[42]然而这一提议并无后文。1880年8月，正如好心的格兰特建议的那样，中日之间开始直接谈判，然而就在协议达成之后，清朝却改变了主意。琉球群岛的主权问题再也不是可以协商的问题。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格兰特建议的和平协商的可能性已经彻底失去。

天皇后来在应对外国政要时更加自信，这也许是他与格兰特会晤最为持久的效果。不过，格兰特来访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远远不止与天皇之间的对话。格兰特所到之处均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他经过的街道都用灯笼和竹子装饰一新。[43]

庆祝的最高潮是8月25日在上野公园举行的公共庆典。这一庆典表面上是为了庆祝东京迁都十二周年而举办的。天皇亲临现场，与观众见面，同时也借此机会招待格兰特。天皇一到，军乐队便奏起了军乐，接着是骑马射击、剑术和烟火表演。[44]格兰特将军和天皇一起观看了庆典，庆典结束后，格兰特坐车回酒店的那段路令人难忘。杨的记录如下：

在延续几公里的道路上，将军的马车慢吞吞地行驶在几十万拥挤的人群中间。树木和房屋都挂着灯笼，点着灯，马路上方悬挂的灯饰形成一道道的拱门。夜晚晴朗而温和，这样的景象我从未见过，也不可能再见到。[45]

这次庆祝令人想起19世纪60年代美国人和欧洲人欢迎首个日本使团时的情景，但是这次更加不同凡响：在欢迎格兰特的人群中，肯定有许多人几十年前喊过反对外国人的口号，有些甚至打算对外国人见一个杀一个。昔日的仇恨不可思议地化成了爱。这位朴实的前军人并没有带来什么贵重的礼物，但他通过不加修饰的行为和对日本的喜爱，俘获了日本人，甚至是天皇的心。

格兰特的形象被印在无数的木刻版画上，诸如纪念他参观了赛马、在校学生的体操表演、日光的华严瀑布和剧院等。8月，他送了一块幕布给新富座戏院，以感谢7月16日在那里看了一场歌舞伎表演。[46]这出戏（一出两幕剧）叫做《后三年奥州军记》，是由当时最出色的剧作家河竹默阿弥创作的。戏文表面上讲的是11世纪源义家将军如何镇压奥州地区的一场叛乱，其实是为了表现格兰特将军的伟大胜利。[47]表演开始时，七十二名艺妓身着美国国旗图案的和服跳舞——她们的身上和左臂是红色和白色的条纹，右臂是蓝色的背景和星星。

除此之外，畅销书作家假名垣鲁文写了一本名为《格兰氏传倭文赏》的准传记，使其名留后世。这本小册子的封皮采用了木刻版画，上面画着七十二名艺妓以及手拿扇子的格兰特夫妇。

格兰特对艺术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源于他在岩仓具视家观看了一场能剧表演。就在岩仓决定支持能剧复兴时，格兰特来到日本，并向岩仓表示希望观看日本的古典艺术。格兰特极少这么做。在欧洲时他常被邀请去看歌剧，但他认为那是“一种永恒的折磨”。在马德里时，他受美国公使、诗人约翰·拉塞尔·洛威尔（John Russell Lowell）之邀看了一场歌剧。“五分钟后他说，他唯一能听出来的声音就是号角声，并问洛威尔夫人：‘我们还没看够吗？’”[48]

格兰特对能剧的反应则截然不同。据说宝生九郎的《望月》、金刚泰一郎的《土蜘蛛》和三宅正一的狂言《钓狐》都使他大为感动。后来他对岩仓说：“像这种高贵典雅的艺术，很容易受到时代的影响，从而失去往日的尊贵，陷入衰退。你们应该珍惜并将它保存下去。”[49]

外国贵宾的这番话并没有被当成耳边风。岩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挽救能剧的必要性。为了确保能剧能存活下去，他在前大名和贵族的支持下，采取了积极的措施。8月14日，岩仓家举行了一次专场演出，包括天皇、太政大臣和四名参议在内达官贵人观看了表演。能剧确实在慢慢复兴。

8月30日，格兰特将军在皇宫举行的仪式上向天皇道别。格兰特为自己所到之处受到的友好接待表示感谢。他注意到日本既没有特别富有的人，也没有特别贫穷的人，而这种情况他还从未在其他地方见到过。日本拥有上天恩赐的肥沃土壤、大面积未开垦的土地、许多迄今仍未开采的矿产、天然的良港、不计其数的渔业资源，尤为重要的是，日本有一群勤劳、满足而节俭的人民。日本实现富裕和强大的计划什么也不缺。他极力主张日本不要让外国人插手自己的内政，这样国家就能积累财富，而不必依赖其他国家。格兰特最后说，日本的独立和繁荣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全体美国人的愿望。他殷切地希望天皇极其子民在上天的福佑下过上快乐的日子。[50]

天皇用简短的话感谢了格兰特。根据杨的记载，天皇朗读时嗓音清晰悦耳，跟他第一次见外国人时的嗫嚅含糊形成鲜明的对比。杨这样描写天皇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象：“天皇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优雅人士，他的行为似乎有些焦虑，一点也不放松——他希望讨好别人，并且不出任何差错。但在这次欢送会上，他似乎比我们以往见到的更加放松和自然。”[51]

从各个方面来看，格兰特的访问都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只除了一点：他没能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但是格兰特不会忘记日本，而日本人，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也不会忘记这个朴实无华，一点也不像英雄的人。

[1] William S. McFeely, Grant, p. 450.

[2] William S. McFeely, Grant, p. 457。

[3] William S. McFeely, Grant, pp. 453, 463, 472。

[4] 李鸿章提到自己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的同一年，格兰特镇压了南方各州的叛乱。（William S. McFeely, Grant, p. 474）

[5]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411.

[6]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p. 443, 447-448。

[7]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451。

[8]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533。

[9] 阅兵的地点在日比谷阅兵场，时间是7月7日的上午（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532）。详见《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2—703页。

[10]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477.

[11]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481。

[12]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529。不清楚这是不是真的。明治可能之前就与阿尔弗雷德王子这样的客人握过手。

[13]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567.

[14]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p. 533, 530。

[15]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p. 542, 526, 538, 548。

[16]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p. 527-528；《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98—700页上亦有简略的描述。

[17] 天皇正式欢迎格兰特的话以及格兰特的回答见《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699—700页。明治表示很高兴能与一位名望如此之高的前辈见面，感谢他总统任内对到访的日本人的友好招待（特别是岩仓使团到访期间），以及自己对格兰特在环游世界期间对日本进行访问的喜悦之情。

[18]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534.

[1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3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3页。

[2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4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5页。

[23] 《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四卷，第75页。

[2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12页。西乡从道和森有礼也被派往日光市。

[25]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p. 558-559.

[26] 平安后期武将，源义经、源赖朝的叔父。保元之乱中支持崇德上皇一方，同平清盛等对抗，战败自杀。源为朝远渡琉球是一种传说，非确切史实。——编注

[2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08—710页。杨约翰在8月15日和9月1日的《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上详细描述了中日之间关于琉球问题的对立观点。文章的日文译本刊登于10月14日—10月27日的《报知新闻》上，亦可见《グラント将军との御対話筆記》第69—95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20页。

[29] 《グラント将军との御対話筆記》 p.xiii上有一页英语文本的复印。笔迹正常，且相当清楚，可知并不是速写。有些词做了订正，可能是因为匆忙之中写错了，或者是因为格兰特自己即席发言时犯了语法错误。订正者的笔迹似乎是格兰特的。天皇的话要比格兰特的建议性话语少得多。有时候他用了第三人称（“表示他希望与中国保持最和平友好的关系”），说明翻译只将天皇的话概述给了格兰特。英语文本和岛田胤则的日文译本一开始保存在吉田清成的家里，但是后来都捐给了京都大学图书馆（《グラント将军との御対話筆記》，第99页）。

[30] 《グラント将军との御対話筆記》，第21—22页。这里的英语表达有些不同寻常，但是意思却非常清楚。也许出现错误的是我用的英语打字员，而不是格兰特或者翻译。

[31] 《グラント将军との御対話筆記》，第22—23页。

[32]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605.

[33] 《グラント将军との御対話筆記》，第15页、第18—19页。

[34] 《グラント将军との御対話筆記》，第22页。

[35] 杨写道，“英国在东方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英国允许自己的殖民地自己决定关税事务，选择自由贸易还是关税保护，但她却坚持日本和中国必须仅仅在有助于英国贸易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进口和关税”（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p. 582）。

[36] 1879年1月5日，巴夏礼爵士从“江户”写了封信，信中他说，“美国人已经和日本签订了一份条约！但是那是一份规定只有其他国家都同意它才会生效的条约，美国人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而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当然不可能这么做”（引自.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 268）。关于这份条约（从未真正实施过）生效的条件，见《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四卷，第72—73页。这份条约是吉田清成和美国国务卿威廉·埃瓦茨（William M. Evarts）1878年8月7日在华盛顿签署的。明治于1879年2月7日批准了条约。

[37] 《グラント将军との御対話筆記》，第26页。

[38] 《グラント将军との御対話筆記》，第17页。

[39]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83页。

[40] 飞鸟井写道，由于格兰特是一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他对逐步建立立法机构的支持，可能极大地帮助了本就倾向于逐步建立议会的天皇（《明治大帝》，第183页）。与此相反，这个时期大隈重信则赞成为两年内召集议会设置一个时间表。

[4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29—732页。格兰特极力主张日本收回对中国使用的粗暴言语，中国也同样收回对日本使用的粗暴言语。有关中日之间谈判的一份有用的摘要，见George H. Kerr, Okinawa, pp. 389-392。

[42] George H. Kerr, Okinawa, p. 389.

[43] 《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四卷，第75页。

[44] 关于这些活动的完整描绘，见《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35—740页。

[45]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573.

[46] 帘子是暗红色的，上面绣有白色的“泰平”的字样。一侧用金线绣有“グラントより”（由格兰特）的字样。

[47] 关于这出戏的内容，见《演剧百科大事典》第二卷，第477页。尽管它汇聚了许多歌舞伎巨星——九代目市川团十郎、初代市川左团次、三代目中山仲藏等等——但是并不成功。

[48] William S. McFeely, Grant, p. 468.

[49] 柳泽英树，《宝生九郎伝》，第34页。

[5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41页。《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第四卷，第97页上有类似但并非一模一样的话。我两者都有引用。

[51] John Russell You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2, p. 602.

第三十二章
教育改革

1879年8月31日，明治的第三个儿子出生，孩子的母亲是权典侍柳原爱子。天皇和皇后立即将婴儿服和一把守刀送到青山御产室，当天晚上举行了庆祝亲王诞生的晚宴。明治的外祖父中山忠能被任命为亲王的养护人，但是由于他的岁数太大，正亲町三条实爱被选为他的助手。9月6日，天皇给儿子起名嘉仁；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明宫。[1]

宫中举行了将亲王诞生的消息及时汇报了各位神灵的传统庆祝仪式，并举办了宴会，参加的人包括皇室成员、大臣、参议、宫廷名流和柳原爱子的父母。宴会气氛无疑非常喜庆，但是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这次的分娩异常困难，而且每个人都清楚明治的头两个儿子都夭折了。也许这就是大臣们打破传统惯例，没有献上祝辞的原因。

亲王从诞生之日起，就得了皮疹，全身都是疹子。9月23日，疹痂脱落，亲王洗了澡，但情况反而更糟糕。第二天亲王的肚子开始抽搐，并逐渐蔓延到胸部。伴有黏痰的咳嗽使他更加痛苦。凌晨3点，抽搐消退，但仍未完全康复，时不时会有轻微的复发，这使得天皇和皇后非常焦心。御医试了包括针灸在内的一切方法，年老的忠能日夜不停地守着曾孙。直到12月，亲王的病情才逐渐减弱，只有12月9日复发了一次。婴儿的母亲柳原爱子产后身体未能复原，而且御产室太过拥挤，于是她被送回宫里休养。[2]

直到12月4日天皇才第一次见到亲王。那天下午，天皇在跑马场上练习骑马之后，骑着马来到青山御产室。中山庆子怀抱着亲王给天皇看，天皇见到儿子非常高兴。第五天，皇后打算来看自己名义上的儿子。宫内早在9月30日就已决定，亲王被视为皇后之子，先放在中山忠能家抚养（就跟他父亲一样）。但是那天亲王又开始发病，于是看望的时间被推迟了。12月7日亲王搬到中山忠能家。12月28日，出生已一百二十天的亲王在中山家举行了“初箸”仪式[3]，但是亲王的健康持续让天皇操心，由于担心引发痉挛，天皇对亲王比对其他孩子更加宠溺。

这个时期天皇除了操心儿子的健康之外，还操心着其他事情。他已经被欧洲王室视为“兄弟”，因此相应地接待了王室定期的造访。德国的海因里希（Heinrich）王子给明治带来了德国政府的一枚勋章，这是亚洲君主首次受此殊荣，也是明治佩戴的第一枚外国勋章。后来来访的热那亚（Genoa）公爵给他带来了一枚意大利最高军事勋章“阿努齐亚塔” （Annunciade）勋章，天皇回赠他一枚大勋位菊花大绶章，并向他演示如何佩戴。天皇还收到一尊由米兰的雕塑家朱塞佩·乌戈列尼（Giuseppe Ugolini）创作的自己的胸像、天皇夫妇的肖像。[4]

除了来访的外国王室，天皇还定期收到其他君主的生活通报。他正确地回应了这些“亲戚”。西班牙的阿方索十二世再婚时，俄国沙皇遇刺并侥幸逃过一劫时，他都向他们表示祝贺。[5]

国内的事情也牵动着天皇的心。1879年10月，一些政府成员商量好要踢掉副岛种臣，以某种任务为名将他派到国外。黑田清隆是反副岛派的领袖，他称国外的报纸指控副岛，说他在给天皇授课时发表过违背政府政策的言论，而且副岛在担任外务卿处理台湾问题时，与外国人——美国将军查尔斯·勒让德——互相勾结。黑田的指控得到了包括参议西乡从道在内的其他高级官员的支持，然而大隈重信称，如果副岛被免职，他也会辞职。伊藤博文称赞副岛的学问了得，但得不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因为他的思想太保守了。他同意将副岛派到国外去考察政治环境，这样可以提升他那本已非常杰出的西学知识。伊藤暗示副岛将来有一天也许会重返内阁。

需要做决断的天皇与儒学老师元田永孚商议，结果元田极力维护副岛。他说自己听过副岛给天皇上的课，认为副岛心中只有“保帝室之尊严，扬显圣德”，因此任命副岛“于陛下有益，于政府无害”。黑田从未听过副岛讲课，对他的指控缺乏依据。相信“世上之浮说”，并要弹劾副岛，就是在质疑陛下的智慧。如果报纸上说什么，就相信什么，内阁有多少人不被开除？如果听从黑田的自私建议，肯定将天下人批评；但是，如果黑田不满提议被拒，进而要求辞职，即便陛下批准其辞职，又有谁会质疑这个决定呢？[6]

天皇并不急于下决定，他几次三番地和自己极为看重的元田商议。元田的回答越来越坦率。他将黑田排挤副岛归咎于个人恩怨。副岛压根没有错，即使有千万人讨厌他，天皇也应该继续任用。副岛担任帝师只有七个月，连《大学》都没讲完，这时候怎么会有人提议将他派到国外去？黑田辞去参议，还有另外九名参议，但是如果副岛走了，天皇将不仅失去一位罕见地能增进自己学识的人，还将鼓励那些叛乱分子攻击政府，从而造成不可估计的危害。最后，元田的雄辩占了上风：天皇决定不将副岛派往国外。曾威胁说提议不被采纳就要辞职的黑田也依旧留任。[7]

时隔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回顾这一事件时，似乎明显地看到，在黑田等萨摩人坚持将副岛调离原职的背后有一些个人（或者藩国）恩怨在作祟。但这个事件值得注意却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人们有时会以为明治政府的所有决定都是协商一致的结果，这个例子却说明，天皇信赖元田这个超越政治派别的人，而且做出了不同于大臣们意见的决定。

大约同一时期，天皇废除了两年多前设立的侍补，或者说顾问之职。[8]尽管侍补中有些非常杰出的人物——德大寺实则、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等。一开始他们就被阻止对天皇行使规劝之职，因为政府官员指控他们渴求权力。伊藤将侍补对政府的准干预比作宦官的邪恶行为，并预测他们将混淆宫廷和政府的职能。将侍补和臭名昭著的腐败太监相提并论的比喻最终惹恼了失意的侍补们，而黑田试图除去支持侍补的副岛同样令他们愤愤不平，于是他们请求废除自己的职位，希望大臣和参议在规定的工作之外履行侍补之职。内阁最后同意废除侍补，并向大臣和参议分派了类似的宫内职务。

天皇似乎并不欢迎这个决定。10月20日，就在废除侍补的一个星期后，天皇召见德大寺、佐佐木和元田等人，告诉他们尽管已经废除了侍补之职，但他们要是有什么事情想跟他说，尽管大胆开口。天皇亲自赠送给他们各色成匹的丝绸，并邀请他们与太政大臣和右大臣共进午餐。这并不是唯一一次政客们的决定令天皇感到恼火，但他们总是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执行天皇的旨意。

1879年下半年主要争论的问题是教育。《五条誓文》曾许诺日本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知识，以赶上发达国家。天皇不管去到哪里都一再地参观学校，也说明他一直对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天皇自己一直在接受元田永孚等儒家学者的指导。元田认为儒家最重要的美德是“忠”和“孝”，这个观点对天皇影响尤深。这两则在中国和日本德川时期的儒家著作并没有特别强调。明治统治期间，儒家的四种美德仁、义、忠、孝经常出现在论述教育的有关文件中，被认为是官员们提倡的“文明和开化”政策的辅助；[9]但是，“仁”和“义”的受重视程度不及能立即帮助到新国家政策的“忠”和“孝”。

天皇还接受日本传统著作和（程度相对较低的）西方历史的教育。不管哪个科目，他对教育的观念仍然非常保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这首诗中看出来：

千万年来

不曾改变的

是古代

圣贤们

留下的教诲

天皇的诗还流露出他意识到仅仅靠传统学识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够：

如果我们落后于

飞速发展的世界

那么即使

把文学作品都研究透

也没什么用[10]

天皇认为向过去学习非常重要，然而新的教育政策却倾向于西方。例如，1876年7月14日，天皇视察了青森县的一所小学，十名学生用英语作了演讲和作文。他们演讲和作文的题目如下：

演讲：汉尼拔鼓励士兵的演说

作文：庆祝陛下访问青森

演讲：安德鲁·杰克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讲

作文：一首赞美开明和进步的颂歌

演讲：西塞罗对喀提林的攻击

作文：一首赞美教育的颂歌[11]

演讲和作文还没结束，就到了天皇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他走时，学生们用英语为他唱了一首歌。天皇给了学生每人五元钱，让他们购买《韦氏中级英语辞典》。然而返回东京后，他对元田说，自从1872年学校体系建立以来，“美国式教育”在实践中的流弊已深，表现出来便是学生忽视了日本。[12]

1878年从北海道和东海道回来之后，天皇把岩仓具视召来，告诉他有必要加强学校的日本传统道德教育。孩子们对日本传统一无所知，却能用英语流利地做关于汉尼拔和西塞罗的演讲，这显然令天皇不太高兴。

天皇不仅对学术性机构感兴趣，还对教授“实用之学”的技术培训学校感兴趣。1878年1月24日，天皇参观了内务省劝农局下设的农学校（东京大学农学院前身），并发布诏书称“朕思，农为国之本”。[13]强调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自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儒学家们一千多年来一直都这么说。区别在于学生们现在是在学校里学习现代农业的方法。他们不必像过去那样，为了成为优秀的农夫而在田间辛苦地劳作。学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一代代传下来的传统农耕方法，而是为了使正规的科学技术帮助提升农业产量，促进社会繁荣。

1878年7月15日，天皇在工部大学的开幕典礼上讲话。对日本来说，系统传授科技的学校是新兴事物，是“启蒙”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把日本的科技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准，必须雇用外国专家担任教师。明治在参观全国各地的学校时，总是特别留意那些外国教师。在他们完成合同准备回国之际，明治通常会接见他们，而这种荣誉极少发生在日本人身上。我们已经知道，格兰特总统极力主张日本留住外国顾问。尽管他希望有一天每个教职都由日本人担任，但认为匆忙地解雇外国人并不是明智之举，“没必要匆忙地解雇外国专家……我认为你们应该留住外国人，能留多久留多久，例如那些为陛下创建工科大学的世界知名专家。”他的意见被采纳了。

明治还鼓励（家境优渥的）日本人到国外留学，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掌握实用的学问，从而避免使日本落后于其他国家。[14]他甚至在自己的诗作中强调吸收西方文明的重要性：

它们在我的花园里

茂盛地生长着——

因为我种植

并精心培育了

国外植物和树木的幼苗

1872年，政府为了使全国教育标准化，主要参考法国教育制度，颁布了一项教育指令（《学制》）。[15]尽管结果证明这项计划过于理想主义，在日本有限的资源下无法实现，但却表明明治统治伊始便对教育非常重视。

新的教育制度公布后不久，便有怨言说当局耗资巨大，为了推行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而罔顾成本。行政官员也被指责过于干涉学校事务，盲目一刀切似地处理。由于国内的种种不满情绪，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麿（1845—1909）被派往美国考察教育制度。他回国后提出的建议背离了1872年建立的基本制度，即教育制度应该符合国力、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目前的文化。分权式的教育制度将取代法国式的教育体制，责任转移到地方。[16]1878年5月，田中向伊藤博文提交了草案，伊藤做了某些修改，例如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将中央政府的干涉减到最少。草案通过了元老会的进一步审议，随后被送到天皇面前，等待批示。

与此同时，受天皇之托，身负融合传统道德和新教育之任的岩仓已经决定必须改变教育政策。像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这样的人认为教育应该以忠孝为基础。道德教育（修身）一直以来都是小学的基本课程，[17][18]并使用《大学》之类的儒家典籍作为教材，但这些人认为修身可能会被外国学问掩盖而黯然失色。

1878年4月16日，岩仓和佐佐木在天皇身边服侍时，天皇向他们强调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称无论是汉学者、勤王家，还是（像福泽谕吉和加藤弘之那样的）洋学者都不能忽视教育。5月5日，岩仓递交了一份奏折，敦促天皇比以前更加勤勉地处理政事。天皇说，政府的政治行为必须公正，且最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察晚近之世情，徒追洋风，不念独立自尊。如洋人称《论语》为良书，则即刻取而读之，若称其为恶书，则即刻丢而弃之，恰如愚夫愚妇争相参拜稻荷。”[19]

6月26日，天皇收到修改草案的第二天，鉴于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自己的浓厚兴趣，天皇承诺将自己的观点写下来。由元田记录下来的内容显示，这份文件分为两部分。文件虽说是天皇的观点，实际表达的却几乎是元田的。第一部分是这样的：

教育学问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尽人道。此为我祖训、国典之大旨。然最近专尊知识才艺，值文明开化之末，破平行乱风俗者诸多。维新之始，因舍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故取西洋之长处。虽日日奏功，然忽仁义忠孝，单追洋风，则将来可危，或至忘君臣父子之大义。此非教学之本意。故今后基祖宗之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尊诚实品行，同时于各学问中须应才器，学业益进，道德才艺皆完备。如此中正之教育学问行之天下，则我国独立之精神无耻于天下。[20]

在第二篇文章中，天皇提到了巡游的经历：

去年秋，训览各县学校，亲察生徒学业，然如农商之子，发言皆为高尚之空论。纵西洋语通达者，亦不能译之为日语。如此学生卒业后，归家难就本业；高尚之空论，就公职亦无作用。之后或成夸耀博闻，目无尊长，妨碍县官吏之徒。[21]

天皇还主张开设农业和商业课程，以代替那些卖弄学问的学科，这样农商子弟就能重拾他们谋生的基本职业，并获得成功。他召见伊藤博文，告诉他自己希望提升教育，改正作风，并征求伊藤的意见。

伊藤在给天皇的奏折中，一开始便控告道德的崩溃已经成为时代的标志。他把“风俗之弊”看做一种“病”，为了治疗这种疾病，则有必要找出病因。伊藤认为目前这种令人不快的情形源于维新导致的“非常之变革”。闭国时代和封建制度的终结意味着武士阶层不再受到传统教条的约束。这种解放虽然可喜，然而旧制度下的“淳风美俗”也随之丧失殆尽。原有的生活来源被剥夺后，武士成为对前途迷茫、为不平所蛊惑的“政谈之徒”，有些受到了来自欧洲的激进思潮的影响。

道德的崩坏不能仅仅归咎于维新以来没有引进新的教育制度。然而即使教育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也是当前形势的最佳疗法。如果政府率先促进教育并弥补现行制度的不足，则有理由相信日本能够成为一个“文明”国家。伊藤反对以传统经典为基础，创立新旧折中的国教，因为那必须要等待圣贤出现，而这是政府无论如何都控制不了的。

儒家偏爱空洞的政治论争，这种论争导致年轻的武士很容易受到西方激进思潮的影响，伊藤赞成以技术教育的方式使他们放弃这种偏好。教育的核心应该是实用知识，而不是政治讨论。最后他建议只有杰出的学生才可以学习法律和政治。[22]

天皇给元田看了伊藤的奏折，元田承认，伊藤的见解发展了圣意，补充了遗漏。但是，用力太过，反而有误解天皇本意的地方。元田请求允许自己草拟一份答复，在答复中完全否定了伊藤的观点。元田坚持认为儒家的四书五经应该作为教育的核心，接下来是与伦理道德相关的国学著作，最后才是西方的书籍。伊藤说不应该期望教育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元田反问道，如果今天不打好基础，将来会怎么样？伊藤极力主张不要建立国教，至少目前不要，但元田问他什么时候才是合适的时间。即便欧洲国家也有国教。从远古以来，日本就一直通过尊崇神圣的祖先和采纳儒家学说，即“祭政教学一致”而取得进步。“今日之国教，无他，亦复古也。”[23]

不管怎么样，元田还是很高兴看到天皇任命了文部卿。这个职位曾长期空缺，最近才由寺岛宗则兼任。他希望天皇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告诉寺岛。第二天天皇派人请来寺岛，给他看了元田的两篇文章、伊藤的奏折以及元老院通过的教育草案。[24]

新的教育草案一共有四十七条。其中规定开办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学校；除非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私立学校，否则每个村镇都将设立公办的小学；在那些办学条件不足的地方，应该提供巡回老师；儿童的教育将持续八年，从六岁到十四岁；家长和监护人有责任送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虽然法案的漏洞使家长得以规避这项责任，但它已经与全日本儿童的强制性义务教育法非常接近。尽管日本长期缺乏资金，政府依然非常重视教育。

这项根据1872年的《学制》修改的制度并不成功。过去七年辛苦建立起来的新教育制度陷入混乱，教育水平也明显下降。原本为了使学校摆脱官僚机构的束缚，获得解放，结果却产生了放任自由的政策，而这是政府官员和天皇都不希望看到的。河野敏镰替换了寺岛宗则担任文部卿。他在陪同天皇参观乡村学校时，看到的情况令人震惊。因此河野决定改革教育法，加强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权力。[25]1880年12月，元老院通过了修订过的教育法，修身列于所有科目之首。[26]

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明治的观点似乎明显地趋于保守。天皇在教育上坚持儒家的价值观，显然是受了元田的影响。当然，每一代都喜欢将当时那些没出息的年轻人和过去那些简单真诚的年轻人做对比，但是教育政策的改变表明，尽管政府致力于发展和宣传实学，但却并不仅仅满足于哀叹旧道德的丧失，而是准备迫使年轻人向传统屈服。正如飞鸟井雅道所说的：“通往1890年《教育敕语》的道路已经开通。”[27]

[1] “明宫”这个名字代表了皇太子，但是这个婴儿当时还没有被指定为皇太子。

[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55—756页。可能爱子在生产时仍然受到歇斯底里症的折磨。

[3] 皇室礼仪之一，孩子出生一百二十天后举行。食盘里放上青石和用纸包着的红娘鱼，旁边放红豆粥。以筷子取一些粥喂给孩子，祈求其平安成长。——编注

[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821页、第827页。这些艺术品于6月抵达日本。政府认为这些东西应该由宫内省接收，但是直到12月这些作品才确认收到。乌戈列尼收到了钱和许多昂贵礼物。他画的天皇像被收录在《明治天皇の御肖像》一书中。

[5]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46页、第820页。不久之后，明治给险些遇刺的阿方索十二世发电报，祝贺他逃过一劫（《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页）。

[6]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73—774页。

[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77—778页。

[8]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245页。

[9]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75—176页。

[10] 这首诗和前面一首都引自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159页。渡边没有指明前面一首作于1907年，后面一首作于1909年（《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911页、第1023页）。渡边似乎认为这两首观点迥然不同的诗，都表现了明治的典型特征。

[11] 岸田吟香，《东北御巡幸記》，第396页。

[12]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73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364—365页。

[14] 渡边几治郎，《明治天皇》上卷，第220页。

[15] 关于这项指令（文教省于1871年9月5日发布）的详情，见国立教育研究所编，《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477—489页。简要来说，这项计划要求将全国分成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进一步划分为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再划分为210个小学区。这样全国就总共有53760所小学，即每600名学生就有一所学校。这种教育系统明显受到法国影响，而且几名负责人都写过或者翻译过法国的教育论著（胜部真长、涩川久子，《道德教育の歴史》，第11页）。在沃贝克和其他美国人的影响下，学校的课程实际上倾向于美国模式。但是法国是唯一一个将“道德和宗教教育”列入必修课的大国，这一点正合日本人的心意（胜部真长、涩川久子，《道德教育の歴史》，第211页）。

[16]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76页。

[17] 胜部真长、涩川久子，《道德教育の歴史》，第13页。

[18] “修身”这个词的解释是“行仪の告诫”（意为“行为举止的教育”）。修身课一直保留在课程表之中，直到1945年底。

[19]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58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58—759页。

[21]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59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60—763页。伊藤博文给天皇的奏折的翻译文本见Herbert Passin,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Japan, pp. 230-233。

[23]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78页。

[24]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60—764页。

[25] 12月9日河野提交了一份奏折给天皇，向他解释必须改变教育制度的原因。河野的解释见《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48—250页。他否认政府官员过分“介入”学校事务。亦可见国立教育研究所编，《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第三卷，第930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50页。

[27]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178页。

第三十三章
筹备宪法

二十九岁的天皇依照习俗举行了1880年的新年庆祝仪式。天皇和皇后接待了热那亚公爵，德意志皇帝的孙子海因里希王子则从长崎港的军舰上发来贺电。新年的第二天，明治天皇给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二世发去贺电，不过不是庆贺新年，而是庆贺国王侥幸逃过一劫，幸免遇刺。[1]天皇与欧洲君主的联系比以前更加频繁，然而，即便在为各位国王侥幸逃过一劫感到高兴时，天皇也可能认为，他们的世界和自己相距遥远，自己当然不必担心遭到暗杀。

这可以说是明治行使天皇例行职权的第一年。参议提出的建议须等天皇做最后决定，而不（像前几年那样）仅仅是走个过场。他们需要听听天皇的意见，以打破内阁的僵局。这种新的责任也许导致他减少了其他活动。例如，天皇看望皇太后的次数和骑马的次数都有明显地下降。他的正规教育也受到影响：4月和12月之间元田永孚等学者的课他只上了二十三次，而原来的计划是每周上四五次。不过明治几乎每天都参加内阁会议，[2]且经常和政府高级官员共进午餐，商讨国事。这个时期伊藤博文特别渴望建立起天皇和内阁之间的联系，并让天皇在决策时发挥主要作用。[3]

财政问题是1880年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的收入远远不能满足支出。尽管去年3月天皇已经下令大臣、参议等人员厉行节俭，并下令宫内卿为宫廷树立起避免浪费的全国模范形象，但收效甚微。大臣们都说无法再缩减开支，而且宫廷的支出据说反而增长了。部分原因是因为通货膨胀，然而这个消息促使天皇再次要求节俭：禁止下属对皇宫做任何非特别紧要的修缮，并且禁止购买任何新东西。

大隈重信认为要克服财政困难，应该实施更加积极的政策，而不是单纯地节俭。1879年6月，他提出了作为改善措施的四点方案。第一点是赎回1877年西南战争期间作为经费印发的大部分纸币。钞票滥发使民众对它丧失了信心，现在一银元等于一日元四十三钱纸币。通货膨胀异常猖獗，重塑民众对纸币信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将不可兑换的纸币换成可兑换为硬币的纸币。赎回纸币的钱一部分可以通过出售国有工厂的方法筹得，然而大隈的主要建议是借一笔五千万日元的外债，分二十五年偿还。他预计这些措施可以使政府赎回七千八百万元不可兑换的日元纸币。[4]另外两千七百万日元纸币将以可兑换纸币的方式赎回。

关于是否向外国贷款的问题，内阁成员的意见是五五分。大隈获得了萨摩派的支持，但是以伊藤博文为首的长州派和参议们则反对贷款。他们的理由各不相同。反对贷款最激烈的是右大臣岩仓具视，他（身为贵族）不停地和宫廷沟通。岩仓的那些前侍补盟友，特别是佐佐木高行和元田永孚，也仍有机会向天皇吹耳边风。元田极力反对向外国贷款，认为国家可能因此而遭难。他提醒众人格兰特将军的慎向外国借款的警告。元田（和岩仓）质疑如果日本无法偿还债务，那该怎么办？为了还清债务，日本是不是得放弃部分领土——比如，四国或者九州？[5]这些人强调，克服财政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厉行节俭。

天皇知道大隈的计划后并不喜欢，可是他也担心内阁一直分裂下去，就像征韩论争那次一样。他询问各部门领导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既然两边都给不了清晰的建议，天皇最终决定不向外国借款。1880年6月3日，他颁布了这道谕旨：

朕思，明治初年以来国用多事，生会计之困难，遂至十三年后之今日，正货（铸币）流出海外，随之纸币失信。故一览大隈参议之建策，又听内阁诸省意见未一。朕素知会计之难，然知外债于今日最为不可。昨年格兰特尽言此外国债之厉害，其言犹在耳边。今日会计之困难迫在眉睫，需定前途之目的。勤俭之主义即在此时。卿等宜体察朕意，以勤俭为本，定经济之法，内阁诸省熟议后奏之。[6]

天皇的命令自然没有人违抗，但对于如何实施还是进行了讨论。天皇的决定实际上树立了宫廷的绝对权威，当内阁和众卿内部产生分歧时，宫廷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不久之后，一项提议就要求天皇做出类似的决定。该提议认为，为了抑制米价飞涨，应该恢复幕府时代的做法，要求农民用大米，而不是现金纳税。但是，问题还没到最紧要的关头，天皇就必须再次巡幸了，这次是去山梨县、三重县和京都府。[7]

3月30日颁布的巡幸公告显示，天皇的出发日期定在6月16日。5月，长野县下伊那郡的群众向天皇请愿，恳求天皇途经他们家乡，看看那里的落后情况，而不是取道路已经修好且不久还可能通火车的木曾。这样的访问将有助于提升丝绸产量和当地的工业，并且“拜见天日之幸福”给那些一辈子都无法踏足“王城之地”的妇女儿童一次难忘的经历。[8]天皇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不过这件事却表明人们非常渴望天皇参观自己地区。

为了便于天皇出行，一些道路进行了维修。例如，从笹子村向前的路过去都是危险小道，现在路面拓宽，并在陡峭的地方加上了护栏。[9]不久，天皇的队伍行经之处，修路费便成为报纸和当局争论不休的话题。据一份报纸说，当地的每家每户都要出一笔修路费，并承担旗帜、路灯等东西的费用。据说许多人尽管非常期待能在天皇经过时向他顶礼膜拜，但是却抱怨即便把所有的家当全卖了，也筹不到他们应缴纳的三元五十三钱三厘。[10]不过，北深志町的领导却否认为接待天皇花了许多钱。他说并没有向民众征税，所有的费用都由热心公益的人士赞助。[11]

4月4日刊登在《东京横滨每日新闻》上的社论，也许是天皇这次出行最引人注目的一篇评论。作者在“要巡幸之时、不要巡幸之时”这一点论证说，在统治初期，“东北之人民知德川而不知朝廷。西南之人民知其藩主而不知其上尚有朝廷”，这时天皇的确有必要去访问这些地方，并让人们知道他的存在。但是，社论接着写道：

全国之人民知天子，不知其他应敬畏之人。所谓在宫墙之中，统御天下，卓然有余裕之时。当此治世，岂为不拘暑热之侯，烦龙驾之时乎。（中略）如明治十三年之时，可云御巡幸不必之时。[12]

这种观点似乎得到了天皇的顾问们的认可，在余下的统治时间里，天皇仅仅又旅行了两次。[13]

有人认为天皇有必要出行，因为可以了解“全国之事情”，对于这种论调，社论的作者也予以批驳。他说通过读报足以了解国内的情况。有人认为让天皇“视察地方贫民之疾苦”，然而天皇的轿子进过的大抵都是“国道繁华之地”，而不是贫民居住的“僻地”。认为到边远地区旅行是天皇了解民众艰难生活的唯一途径是“渎我明治天皇陛下之圣德”。

另外一篇社论（刊载于《朝野新闻》）则向天皇即将经过的沿途民众发出呼吁，要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让天皇知道他们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社论说，正是基于这个目的，天皇才到边远地区旅行。当然，民众有机会见到天皇的乘舆总是非常高兴，但他们不应该沉浸于欢迎天皇的喜悦之中，而“以虚饰遮蔽民间之实况”、“隐蔽民间之真情”。这么做不仅“误巡幸之圣旨”，而且他们的过分屈从将“污圣德”。[14]

难以想象乘舆经过时，普通民众要怎么做才能将生活的实情展示给天皇。不过，日本似乎并没有为了欺骗天皇，让他以为民众都过上了好日子而搭建起“波将金村”。

最后，《日本邮报》的一篇英文社论这样阐述了天皇旅行的目的：

这次的旅行结束后，陛下对国家的了解将会比大多数民众了解的还要多。学校、工厂、企业、古董或者有历史价值的文物都将受到仔细地考察。这类出行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享受。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不论陛下多么奢华，国内旅行都是享受的反义词。陛下和大臣无疑希望他通过亲身观察，了解自己统治的这个国度，从而更好地履行庄严的职责。[15]

这可能是天皇本人和政府官员当时的想法，不过最近一些学者从效果方面解读了天皇的出行，认为出行为天皇树立了威严的形象，使百姓知道他并不只是希望了解臣民生活状况的仁慈统治者，还是一直关注他们生活的“监督者”。[16]

1880年6月16日，天皇如期出发。他带了三百六十名随从，其中包括贞爱亲王、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一名参议、一名大臣、高级军官、宫内卿、侍从、一名御医、骑兵步卒、马夫等等。以我们的标准来看，这是一支庞大的随从队伍，而且每到一处还有当地的安保人员补充，但是以日本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个规模并不大。即使在平时，天皇身后也总是跟着一大批随从，[17]那些见过天皇出行的民众不可能为其人数之多或者排场之大而感到吃惊。

第一站是八王子市，天皇视察了诸如丝线和矿产这类当地物产。他收到在附近一条河上捕捉到的萤火虫，并将其送给了皇太后和皇后。后者以一首诗作为答复，诗中同时流露出天皇不在的寂寞之情和礼物带来的安慰。

与1878年的新潟和北陆地区之行相比，这一次要容易得多，即便仍很难与欧洲皇帝出游相提并论。例如，6月18日，天皇早上4点起床，在雨中被抬着走过曲折的山路。他一整天都在赶路，有时是坐轿子，有时是坐马车，直到下午5点才到达目的地。那天晚上天皇的住处只是一间摇摇欲坠的茅舍，因为村里没有更好的房子。[18]

这次旅行有一点值得注意：天皇每次看到优美的风景，都会让摄影师拍下来。后来，天皇告诉摄影师，不必等候命令，只要看到特别美丽的风景就拍下来。天皇以这种方式来回忆自己经过的风景。

炎热的夏天使旅行一点也不舒适。天皇跟往常一样视察学校、工厂和（在山梨县的）一座葡萄酒酿酒厂。在甲府，他参观了一座建于1872年的医院，并观看了医院内的陈列品，其中有从一名患怪病的女孩口里吐出来的二十多种昆虫、大约五十年前去世的妙心法师的干尸。[19]

天皇一行受到了桑名民众特别热烈的欢迎，尽管十四年前宫廷和幕府战争时，桑名曾是抵抗天皇军时间最长的藩国之一。天皇在津市的师范学校，观看了两名优秀学生做化学实验，后来又在中学听了五名学生关于世界历史的演讲。

7月8日，尽管天气酷热，天皇还是穿上制服，奉上剑和玉（草薙剑、八尺琼勾玉），去参拜伊势神宫的外宫和内宫（即丰受大神宫和皇大神宫）。天皇首先来到伊势神宫的外宫，盥手之后，穿过“玉垣”（神庙的护栏），来到“滨床”（通往神殿的楼梯底部平台）。他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随后，天皇来到伊势神宫的内宫，举行了完全一模一样的仪式。天皇参拜这两座神庙的先后顺序，显然是因为他认为农业女神丰受大神是一切存在的基础。然而神道学的专家在得知天皇的参拜顺序后，却坚持认为天皇应该先参拜自己的始祖天照大神。他们的抗议没有被采纳，天皇还是遵循1869年第一次到伊势参拜时定下的顺序，当时他首先参拜的便是伊势神宫的外宫。[20]

天皇一行人来到龟山时，天气非常炎热，天皇凌晨3点就起床了，以便利用早上凉爽的天气。早上5点半，天皇离开住所，到四日市附近观看军事演习。第二天，天皇凌晨2点半起床，骑马去观看龟山和关町之间举行的军事演习。有人说明治喜欢看演习胜过其他一切，这么说是非常公允的。

旅途的最后部分，从大津到京都的一段，天皇选择了坐火车。这是因为新挖了贯穿京都东部山脉的铁路隧道，这是日本第一条这样的隧道。天皇固然很高兴回到京都，但令人失望的是，极少有关于他活动的记载。7月15日，天皇回来后的第二天，接见了包括佛教高僧在内的达官贵人。他捐了一百日元用于重修1864年毁于战火的佛光寺。16日，天皇参拜了父亲山陵所在的泉涌寺。返程时，他在妙法院稍事停留，并观看了院里的珍宝。天皇对佛教寺庙的重视并不令京都人感到意外，因为京都是一座布满寺庙的城市；然而这却与他统治初期的反佛教措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意味着对佛教的迫害已经结束。

天皇此次访问京都，感触最深的可能是，在去探访姑姑淑子内亲王的路上，他停下来看了一眼“祐之井”。这口井是在1853年干旱时于中山忠能家花园里挖的。孝明天皇有感于水质的甘甜和丰沛，用明治的乳名“祐”命名了这口井。[21]

天皇到了内亲王的住处，送给她两个景泰蓝的盒子，其中一个装着伊势山田产的各式糖果，另一个装着来自大阪的冰糖。这些朴实无华的礼物实在惹人喜爱。内亲王安排了五场能乐和四场狂言为天皇解闷。一些仍然住在古都的贵族也观看了演出，这是一个恢复他们昔日荣光的短暂时刻。

天皇余下的旅途一路都非常平静。他从京都抵达神户，从那里乘船到横滨，并于7月23日抵达东京。8月16日，天皇在休息了几个星期之后，召集大臣和参议开会，讨论让农民用大米而不是现金纳税是否可行的问题。尽管政府一再要求，大臣们还是无法削减支出，因此为了缓解财政危机领导们只好另寻他法。他们的结论是，危机起源于用现金征收土地税，解决方法是恢复用大米向农民征税的古老做法。参议大木乔任（1832—1899）是这项政策的主要支持者。

支持者说物价普遍上涨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米价的飞涨，进而导致其他的一切商品都受其影响。如果政府用大米征税，就可以控制米价。米价高时，政府可以卖出库存的大米，米价低时，又可以买入大米，这样就可以将米价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他们忧心忡忡地指出，高昂的米价给乡村带来了繁荣，农民甚至开始沉迷于各种奢侈品。他们现在购买昂贵的进口商品，伤害了日本的工业。

黑田清隆是强烈支持改变征税方式的官员之一。他指出，过去农民满足于吃粗粮，但现在他们把米作为主食。财政危机的产生是因为大米的销售完全由农民控制。因此，应该要求他们至少用大米支付部分租金，这样政府就可以用这些大米来维持米价的稳定。

参议们意见不一。8月16日，太政大臣和左大臣到皇宫解释这项提议。他们说只有天皇本人的决策才能打破僵局，并建议各派代表当着天皇的面进行讨论。[22]

8月31日，岩仓提交了一份将日本从财政危机拯救出来的十一条计划。岩仓认为第一条最为重要，即规定地租的四分之一用大米支付。他谴责高额的米价使得即使是最卑贱的农民也变得不吃其他杂粮而只吃大米。这意味着武士、商人和工匠的大米不够吃，只能进口。农民新近对奢侈品的嗜好使得棉布、砂糖、煤炭、食用油等的需求量大增。他们也变得懒惰起来，而这预示着农业将会萎缩。农民应该像以前一样吃粗粮，这样日本不仅不用进口大米，还可以出口大米。[23]

岩仓及其支持者的冷酷无情不仅出人意料而且令人震惊，他们含蓄地拒绝了农业是立国之本的儒家格言（所有人都将这句话挂在嘴上）。即使农民现在吃着大米，他们的奢侈也肯定比不上东京的官员，[24]然而后者却看不惯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标准有任何提高。对所谓懒惰农民提出的忠告，诠释了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那句话：“让他们吃高粱！”

并非所有官员都相信这个简单的方法能化解财政危机。佐佐木高行强调社会各阶层厉行节俭的重要性，同时指责农民流于奢侈背后有上层社会的责任：“见闻奢侈轻薄之上流社会风俗，误解为文明、自由，以致天下模仿。”[25]

可能是受到了佐佐木和元田两位儒学者的影响，明治最终决定拒绝参议提出的用大米征税的建议。[26]9月15日，他和伊藤博文讨论了用大米征税的问题，伊藤的意见也使他受益匪浅。[27]伊藤似乎意识到，打败支持大米税的岩仓的唯一方法，就是赢得天皇的支持。

9月18日，天皇召见各位大臣，向他们颁布谕旨，感谢他们为解决财政危机所做的努力，但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并称这个计划“颇不稳”。解决危机的唯一方法，他已经说过很多次，就是厉行节俭。天皇命令参议们考虑执行这个愿望的方式。

在谕旨颁布之前，天皇曾私下向佐佐木和元田透露，自己反对这个计划。天皇很肯定地认为，征收大米税将激起农民的极端愤怒，国内将到处出现叛乱。他特别指出，1880年5月刚公布地租（用货币支付）将保持不变，直至1885年。如果现在废除这份声明而回归以前的做法，征收大米税，政府将会失去公众的信任。事实上，这是不恢复大米税的主要原因。[28]

明治这时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创建议会和宪法的问题。天皇统治伊始颁布《五条誓文》时，曾许诺将设立议会机构，一切事务均经过公开讨论后再做决定。不管1868年誓文颁布时的背景如何，这个时候它们已经具有天皇承诺的意味，即天皇承诺将设立议会，并且将在宪法的框架下运作。

这并非政府第一次考虑撰写宪法。早在1872年5月，左院成员宫岛诚一郎（1838—1911）就强烈要求起草宪法，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约束。宫岛认为非常有必要这么做，因为近年来，连“无智之国民”也通过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坚持自己的权利。一些人甚至要求成立共和国。在目前的情况下，难以确定怎么对付这种人，可是一旦将统治者的权力用宪法明确下来，任何冒犯者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宫岛强调自己不赞成由统治者一人独享权力的宪法，认为那会使人民感到压抑，而且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理想的解决方法是君主和人民联合执政，然而现在日本教育水平仍非常低，人民不太可能具备选出合适代表所需的智力。因此，君主应该亲自起草宪法，同时把联合执政的原则考虑进去。这个提案被移交正院讨论，[29]同时开始了起草宪法的准备工作。

1872年6月，左院议长后藤象二郎（1838—1897）和副议长伊地知正治（1824—1886）遵照《五条誓文》，联合提议成立下院。建议书说，除非成立两院——上院代表贵族和武士，下院代表普通百姓——否则将没法确定预算，甚至法律的基础。按照欧美模式成立的下院应该成为公开讨论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听到公众的意见。提议虽然获得了左院的批准，但是直到第二年才开始实施。

1873年，天皇下令左院起草宪法。这之前，伊地知正治上书称，宪法将是国家的基础，同时规定政府的基本要素。当然，《五条誓文》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宪法，但仍需要一个章程来作为国家的基本法。

尽管大家一致同意应该拥有一部宪法，但是进展却非常缓慢。1876年9月，天皇下令元老院成员拟写一份草案，草案应该忠于日本传统，同时吸取其他国家宪法的优点。[30]

不久，元老院议长炽仁亲王便接到天皇的旨令，受命撰写第一份宪法草案。10月，炽仁和自己委派的委员会成员完成了第一份草案。尽管草案撰写的速度有些慢，但大家还是对它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一年后，访问日本的格兰特将军在与明治交谈时说：“贵国的媒体和部分民众现在普遍拥护的似乎是民选议院。”格兰特提出了以下意见：

我不知道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是这类议会在适当的时候对所有国家都很有好处……贵国早晚要成立议会，因此政府应当向民众灌输这种思想，并教育他们，适当的时候会为他们创建议会这一事实。民众应该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为了负起责任他们应该接受教育。但是您必须一直谨记，像这样的特权永远不可能召回。在把投票权和代表权给予他们时，您已经永远地给他们了。因此在建立这样的议会机构时，再怎么谨慎也不为过。匆匆忙忙成立是非常危险的。您不会希望看到由于过早成立议会而出现无政府状态。[31]

作为一个以民主传统为荣的国家的前总统，格兰特的这番话引起了日本政治家的共鸣。身为保守派军人和政治家的山县强烈同意成立宪法和议会机构，1880年8月，另一名保守派成员岩仓具视也向天皇建议，设立一个审查宪法的部门。这条建议提得有些晚，但岩仓显然认为实施天皇《五条誓文》的时机已经成熟：

1876年的日本宪法草案

陛下登极之初，夙察宇内之形势，行非常之改革，以誓文五条，大张皇纪，创维新之鸿业，以来万机皆据誓文之旨也。[32]

岩仓接着建议纂写宪法，但强调首先应该“广斟酌欧洲各国之成法，至其布告样式，皆详细调查，方可大成全备，无遗漏处”。

岩仓的审慎表明他的真正目的可能是为了推迟行动，但身为进步人士的伊藤博文则没有这么小心。在日本为什么应该拥有宪法这个问题上，卓越的欧洲历史知识使伊藤提出了比岩仓更加自信的理由。

伊藤指出，百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已经深入欧洲各国，有些国家摒弃过去，固执于全新的方式，乃至招致动乱，至今未稳；一些开明的领导人则未等发生革命就已预见到变化。然而不管如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避这个影响，即统治者必须分权与人民。欧洲的政府新理论书籍已经涌入日本，连最边远的山村都能看到它们的踪影。新政府的概念已经无法遏制。

关于未来两院制的构成，伊藤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认为上院由贵族和武士组成，下院由普通民众组成。他认为君主和人民共同统治是非常理想的方式，但不应贸然做出改变。伊藤特别希望天皇积极参加所有的讨论。[33]

1876年，炽仁亲王开始宪法的起草工作，直到1880年12月才完成。亲王还主张对其他国家的宪法做进一步的研究。[34]

炽仁亲王的宪法草案没有丝毫的紧迫性。他和岩仓、伊藤等人一样，似乎认为循序渐进地向民主过渡要好于立刻采取行动。但许多人却不这么认为。1880年4月，爱国社的成员在大阪开会，通过了要求召集议会的决议，并将决议散播到全国各地。3月，爱国社二十四县的代表在大阪集会，正式更名为“国会期成同盟”。[35]

同盟试着向天皇请愿，呼吁召集议会。尽管政府和元老院从中作梗，但他们的尝试并非没有效果。岩仓本来主张渐进式改革，现在突然开始要求加速编纂宪法。他的紧迫感来源于这封请愿书所引起的恐惧心理，岩仓担心，如果不采取行动，皇室可能会有危险。[36]1880年12月，同盟决定成立政党——自由党。整个19世纪80年代，都贯穿着这类政党要求建立全国性议会的斗争。

[1] 2月17日，明治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去贺电，祝贺他逃过炸弹。炸弹爆炸造成了他的宫殿部分损毁（《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1页）。

[2]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第24页。之前（从1879年4月4日开始），天皇每逢周一、周三和周五的早上参加内阁会议，但是自从1880年3月17日更改了管理内阁会议的法规之后，天皇除了周日和节日举行的会议以外，参加所有的内阁会议。关于法规的更改，见《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5—36页。请注意“内阁”这个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内阁”，而是由“大臣”的正式顾问“参议”所组成的一个机构（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第20页）。

[3] 坂本讨论了伊藤希望天皇参加内阁会议的种种原因（《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第12页、第15页、第19页）。其中主要原因是让他作为一个权威的象征性领导出现在大家面前，而不是要他提出新观点或者是代表观点保守的侍补发言。

[4] 假定的兑换率为一元十五钱的纸币兑换一元银币（《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1页）。

[5]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第29页。

[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4—75页。

[7] 事实上他沿途还参观了其他县（包括神奈川、长野县和滋贺县），但是正式访问的主要是这三个县。

[8] 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81页。

[9] 《朝野新闻》上刊登了一个名为野田千秋的记者所作的一篇天皇游记。远山茂树所编的《天皇と華族》第82—86页上有这篇游记的几段节选。第一段描述了一名老人试图直接向天皇递交陈情书，但是却被警察阻止了。他们辩解说这个人是疯子，并把他赶走，但是陈情书的主题是有关召集议会的问题，可能相当理性。第二段节选简要描述了警察对《伊吕波新闻》的一名记者采取行动的事。这名记者在文章中描写了一名警察发现了天皇的随行公卿与他从东京带来的一名艺妓睡觉。警察警告记者无中生有，散布谣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要求他今后发表文章之前先提交警察过目，这是新闻审查制度的开端。

[10] 《大阪新闻》1880年5月29日条，转引自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94页。

[11] 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94—95页。泷泽繁写的这篇描绘巡行途中新澙县一段的文章，明确地说巡幸的费用由当地的富豪所出（《北陆巡行と民衆统治（上）》，《新澙史学》第24号，第36页）。他们被禁止奢侈地接待天皇，因此可能谎报了费用。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实际花费了45000元，报告上却只写了90.3元。

[12] 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88页。

[13] 历史学家说的“六大巡幸”。并非天皇的所有旅行都被称为“大巡幸”。他后来的三次长期旅行中，1881年那次（到本州北部和北海道）和1885年那次（到山口、严岛、广岛和冈山县）都算是“大巡幸”，但是1890年去吴市、江田岛和佐世保那次则不算，也许因为这次是走海路而不是陆路的原因。明治还无数次白天到横滨的骑马场、到千叶的演练场以及去横须贺参加新船下水典礼等，而且1894年和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广岛。这些旅行当然与“巡幸”的性质非常不同。

[14] 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90页。

[15] 远山茂树编，《天皇と華族》，第101页。

[16] 尤其可参考T. Fujitani, Splendid Monarchy。书中写道：“通过这些巡行以及各种写下来和没有写下来的描述，人们可以开始想象，天皇正处于全景式政权的最顶端，是管理这个国家和目光所及的人民的监督者”（pp. 55-56）。关于这些事情的稍微不同的解释，见泷泽繁，《北陆巡行と民衆统治》，第24—25页。

[17] 例如，1881年4月11日，天皇到吹上御苑骑马，跟随他的随从就有160多人（《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28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87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93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28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二卷，第76—77页。

[21]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44页。明治的名字叫“祐宫”，直到有了“睦仁”这个名字为止。

[22]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64页。

[2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71—173页。

[24] 可能最奢侈的要数海军省，他们迫不及待地购买欧美发明的新武器，有时拿到手的东西与他们认为订购的东西很不一样（《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82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79页。

[26] 渡边昭夫觉察到，在明治发布有必要节俭的声明中，有“特别浓重的”元田和佐佐木观点的影子（《天皇制国家形成途上における「天皇親政」の思想と運動》，《歴史学研究》254号，第2页）。他这个时期的其他声明也是这样。

[27]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76页；亦可见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第37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81页。

[29] 政府的最高政治机构，于1871年设立，由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和参议组成。1877年废止。

[30] 《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696页。明治命令炽仁亲王起草宪法的法令于1876年9月7日颁布（《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45页）。

[31] 《グラント将军との御対話筆記》，第17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22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168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34页；亦可见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第43页。

[34] 他提倡内容借用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而形式则借用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46页）。

[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49页。

[36] 笠原英彦，《天皇親政》，第174页。

第三十四章
卡拉卡瓦访日

1881年是明治统治期内的一个多事之秋。新年伊始，天皇祭拜了四方神祇，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不过不久就连新年的庆祝活动也发生了变化。天皇和皇后接受了亲王、高级官员及其妻子的祝贺。那天晚些时候，外国公使也第一次在妻子的陪伴下，向天皇祝贺新年。

没有人解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但它可能反映了日本外交官对欧洲宫廷惯例的理解。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例如，如果日本妇女参加这类重要的宫廷活动，该如何着装？最后的决定是她们应该穿袿袴[1]，没有这些日本正式服装的大使夫人则可以穿外国服装；此外，丈夫和妻子走向天皇时，他们的相对位置应该怎样？妻子是否应该像传统的日本妇女那样，走在丈夫的后面？最后大家决定夫妻应该一起走向天皇，丈夫在右边，妻子在左边，即便左边的地位通常高于右边。这类决议并非轻易就能达成。礼宾司的官员们正在创建传统，未来的许多年里宫廷礼仪将被这些传统所主宰。

身为这段时期天皇身边的亲信之一，佐佐木高行用以下词语描写了这个变化：

本年夫妻参贺初始，夫人不参者尤多。外国人以此为荣誉，吾国人则人情大异。夫人视其为不好抑或不惯，有惮状。又，外国若本为艺娼妓等出身，即正妻亦不可相列于上流社会。是社会贱之，风俗决不可使之出头。此可称为美。吾国维新前本为如此，维新之际，要路之正妻身份低贱者亦多，其弊流至今日，故有自然参贺等不恰当之论。今日应复本，以至良风。[2]

天皇想必同意仪式中的这项改革，然而却拒绝做出其他修改。例如，当外务卿井上馨提出外国大使作为客人，应该先于日本人向天皇道贺时，天皇并没有批准他的提议。天皇回答说，新年伊始接待官员的主要含义是为了“正君臣之礼”，因此日本官员先于外国友人道贺是非常应该的。这和平时的接待不一样。[3]

1月3日，天皇去骑马。去年他一共骑马一百四十四次，但是今年他只骑了五十四次，这表明天皇的时间越来越少。1881年他参加了六十六次内阁会议，每次通常都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中午。1月10日，天皇和皇后上了今年的第一堂课，比平时晚了三天。[4]课由元田永孚主讲，题目是关于传说中的中国皇帝尧和舜。这一年的余下时间里，副岛种臣和西村茂树也给天皇上课，然而不知是由于公务的压力还是天皇已经对儒家智慧失去了兴趣，1881年他只上了十七次课。[5]

1月5日，外国大使第一次受邀参加皇宫举办的传统新年宴会，这是宫廷自愿适应外国习俗的又一例子。尽管当时厉行节俭的政策仍然生效，但这次因为要招待贵宾，锡制餐具全部换成了银质的。

从这一年开始，明治经常在周三和周六与亲王、大臣、参议等高级官员共进午餐。显然他对政府运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午餐时，此前一直都是沉默的旁观者的天皇，有时会发表一下个人意见。例如，1月29日，周六的午餐会结束后，天皇将佐佐木高行叫到书房，询问他有关废除死刑的新刑法。新刑法定于7月1日生效。天皇问，是不是有相当多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将逃过一劫（如果到那天还未执行的话）？他询问司法卿田中不二麿的意见，田中表示，希望天皇颁布特别旨令，让那些依照旧刑法应该被判死刑的犯人可以延迟到7月，等死刑废除后再宣判——换言之，就是将不再有死刑。天皇认为如果目的是为了废除死刑，那么那些设计新刑法的人应该一开始就讲清楚。突然宣布停止死刑极不符合常规。要么按照目前的法律执行死刑，要么在死刑案件移交高等法院裁决时，负责的官员延缓到7月，然后再按照新刑法进行处罚。天皇又说，这些问题是因为匆忙公布新刑法所导致。鉴于迫切希望与外国列强修改条约的心理，这样的匆忙无可避免——减少酷刑可能会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然而它仍免不了受到编纂马虎的指摘。[6]

这个对天皇造成困扰的问题看起来也许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然而天皇对法律问题的关切表明他的成熟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佐佐木后来在谈话时毫不犹豫地问天皇是否需要改革元老院，因为各派的意见分歧已经妨碍了它的功能发挥。天皇的回答不仅坦率得令人吃惊，而且非常自信，这说明天皇虽然没有在内阁会议上发言，但对于相关的问题及政治家是有自己的看法。

不过，对政治的热衷并没有使天皇达到忘却其他娱乐的程度。1881年2月，天皇突然对打野兔产生了兴趣。他一直拒绝为了避开东京冬夏的极端天气而到别的地方去。当顾问建议天皇休假时，他总是说想和绝大部分民众一样。天皇知道大多数日本人不管气温高低都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着，因此自己不能随意地逃避严寒和酷暑。

这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即他曾经两次到多摩地区打野兔。当时这个地区人烟稀少，野兔比吹上御苑和赤坂离宫这些业已狩猎过的地方要多得多。天皇喜欢一直打到天黑，人们担心他在多摩昏暗的夜色中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下令沿途的居民在门外点燃火把，为天皇照明。一天晚上，天皇回到府中的住处后，说自己留意到沿路有一支火把其实是点燃的竹扫帚。他要求下属调查是谁把点燃的扫帚放在外面的，结果发现扫帚是一位独居老妇人的。她太穷了，没有火把，只好把扫帚点燃充当火把。天皇把老妇人找来，赞扬了她的无私行为，并赏赐了她一些东西。[7]

2月23日，天皇从美国大使约翰·宾汉口中得悉，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Kalakaua）将借环球旅行之机来到日本。[8]国王此行将隐姓埋名，但他有些国事需要办理：他希望鼓励日本人移民夏威夷，并与日本政府签署一份协议。因此日本视其为贵宾，任命嘉彰亲王为国王此次访问的专员，另派两名官员负责招待工作。

3月4日，卡拉卡瓦抵达横滨。停靠在港口的日本军舰和外国军舰都鸣放二十一响礼炮向其致敬。日本人派一艘小船到“远洋”号（Oceantic）接客人到酒店去，船靠岸时，他们听到日本军乐队在用力吹奏夏威夷国歌。日本的音乐家竟然知道一个如此遥远而渺小的国家的国歌，使他们极为震惊。[9]国王一行人大为感动，差一点流下眼泪。在去旅馆的途中，他们注意到横滨的房子都交叉装饰着日本国旗和夏威夷国旗。盛大的欢迎仪式使国王一行人目瞪口呆。

第二天，卡拉卡瓦乘坐皇家火车抵达东京，在新桥车站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国王直接去了赤坂离宫。欧洲宫廷礼仪规定，接待来访的君主时应该站在皇宫门口，天皇遵照礼仪，在紧邻皇宫大门的房间迎接了贵宾。他穿着金光闪闪的军礼服，上面挂满了勋章。两位君主握了握手。夏威夷人已被告知天皇一般不握手，因此这个举动被他们视为特殊的荣耀。寒暄过后，两位君主并肩走进里间。国王的侍从，同时也是他环游世界的记录人阿姆斯特朗（W. N. Amstrong）曾经听说，天皇具有神圣的血统，因此从不允许任何人走在自己旁边；即便皇后，也走在他的后面。“但是，自历代天皇当政以来，他第一次走在与自己同为君主的贵客身边。”[10]

皇后正在接见室等待贵宾。明治将卡拉卡瓦介绍给皇后。“她没有起身，而是用头和眼睛微微回应了国王的问候。”井上馨的女儿末子担任皇后的翻译，末子曾在英国呆过几年。（阿姆斯特朗说她的英语说得很好。）之后端上了点心，但是之前夏威夷人已被告知不得在天皇面前吃东西，于是他们都婉拒了。

天皇的个子在当时的日本人中不算矮，但是卡拉卡瓦更高，像是个巨人。他有着夏威夷人特有的黑皮肤，这使得肤色黝黑的天皇看起来白了点。之前外国来宾在描述明治的容貌时，总是会提到他的下颚突出，但是现在这些地方都被胡子遮住。相反，阿姆斯特朗注意到是天皇高耸的额头以及那双洞察一切的黑眼睛。它们似乎在说他并非“一个完全任由大臣摆弄的人”。[11]

两位君主聊了大约二十分钟，直到受宠若惊的国王觉得是时候告辞了。天皇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卡拉卡瓦一行离开皇宫，来到滨御殿，这栋建筑位于滨离宫，是外国权贵下榻的地方。随后，为了遵守欧洲礼仪，即君主来访后一小时内主人应该回访的规定，天皇拜访了夏威夷来客，当时他们都已脱掉沉重的礼服，换上了衬衣。

卡拉卡瓦本来只打算在日本待三天，但是外务卿井上馨认为对于这名首次到访日本的外国君主，应该以某种方式庆祝一下，于是派人捎去口信说，天皇已经准备了许多活动，其中包括“在皇宫举办一场新秩序建立以来最令人瞩目的盛大舞会；另外，还将举行大型的阅兵仪式、戏剧专场演出以及其他的娱乐节目”。[12]国王立即推迟了行程，并对天皇的盛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国王还让随团的法律专家阿姆斯特朗告诉井上，自己将立刻同意废除日本和夏威夷和约中的治外法权条款。井上非常高兴，说那“将使天皇和日本人民无比开心”。

夏威夷只是个小国，尽管如此，治外法权高墙中的这道裂缝还是受到日本的极大欢迎。美国公使得知此事后，赞扬了国王的做法，然而，“由于欧洲各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取消旧和约的法律文件并没有执行。需要再等十七年，这项屈辱的条款才从所有的条约中剔除。[13]

3月11日，国王请求并与天皇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吃过点心之后，除了担任翻译的井上馨以外，全部日本官员均退下。卡拉卡瓦说他计划下一年举行加冕典礼，并请求天皇届时派代表团到夏威夷去，明治同意了。

卡拉卡瓦接着说到一个需要保密的问题：“我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推广一个我已经考虑了好几年的想法——亚洲国家联盟。欧洲国家的政策只考虑他们自己。他们永远不会考虑可能给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也不会考虑可能给其他人民造成的麻烦。在应对东方国家的战略上，他们总是喜欢一起合作。反过来，东方国家却互相隔绝，谁也不帮谁。我们在应对欧洲国家时没有战略，而这就是现在东方国家的权益被欧洲国家捏在手里的一个原因。因此，为了维持东方的现状，东方国家有必要成立联盟，以此来抵抗欧洲国家。是时候开始行动了。”

明治回答说：“欧洲和亚洲的总体情况确实如您所述。关于成立东方国家联盟一事，我的观点与您相同。但是您怎么能肯定现在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呢？”

国王接着说：“到目前为止，东方国家一直饱受每个欧洲国家的压迫，现在正是到了自觉必须奋起的时候，而这正是实施我的想法的时机。”

天皇说：“我想详细了解一下您的计划。”

国王回答道：“这次环球旅行，我将会和中国、暹罗、印度、波斯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并和他们讨论成立联盟的利与弊。但是，我的国家只是一群小岛，人口也微不足道，缺乏实力来实施这一伟大的计划。贵国与我听说的完全一样——你们不仅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有无数天性顽强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亚洲国家联盟成立，陛下必须向前跨出一步，成为其领导人的原因。我将成为陛下的犬马，毕生为这项事业奋斗。如果陛下成为联盟的领导并致力于实现其目标，那么一定能迫使欧洲国家放弃治外法权。巧合的是，1883年纽约将举行博览会。陛下应该借此机会到美国走一走。您还应该将亲王秘密派往欧洲各国，让他们说服各国领导人在纽约博览会上碰头。如果您直接对参加博览会的领导人说，亟须终止治外法权，肯定会有效果。接下来，回国之后，您应该举办一个博览会，并邀请亚洲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参加。简言之，治外法权的终止以及东方国家联盟的成败，取决于陛下是否愿意担任联盟的领导。”

天皇说：“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是，像清朝这样的大国，既自大又傲慢。即使邀请了，它也很可能不来。”

国王回答说：“不能奢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全都参加。但是，我肯定暹罗国王、波斯国王以及印度的各位国王都会参加。这已经足以启动联盟。然而这种性质的计划不是开两三次会就能实现的。我应该提醒您，您邀请欧洲国家参加贵国举办的博览会，目的是为了避免触怒它们。当然，您只对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敞开心扉。如果陛下接受我的建议，那将是我的福气，我将请求陛下将戒指赐予我。”[14]

天皇考虑了一会，回答说：“我理解您的观点。但是，我国的发展并非外表看上去的那样。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中国总是认为我们要侵略它。与中国维持和平关系已经非常困难，更不要说您的提议了。我会和内阁磋商，详细考虑之后再答复您。”

国王接受了天皇的这个决定，于是，在经过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之后，谈话结束。国王离开时送给天皇一张自己的照片和一本描写夏威夷政治局势的书。他还向皇后赠送了一张自己王后的照片。[15]

在和天皇谈话期间，国王提到了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需要铺设一条连接日本和夏威夷的海底电缆，以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第二个是恳求将自己的侄女卡奥拉尼（Kaiulani，当时五岁）许配给定麿亲王。[16]国王很喜欢自己的护卫，即十六岁的海军学校学生定麿，认为他将是侄女的好丈夫。没有子女的卡拉卡瓦已经决定将来把王位传给卡奥拉尼。如果这个提议被采纳，未来的夏威夷女王的丈夫将是个日本人。卡拉卡瓦可能希望借此保护夏威夷免遭美国吞并；反过来，日本政府则担心联姻会引起美国甚至欧洲列强的反感。天皇没有立即答复这两个请求，但是1882年2月10日，井上馨写信给卡拉卡瓦，回绝了他的这两个请求。[17]

卡拉卡瓦对自己在日本受到的礼遇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这大大超出了他的期望。卡拉卡瓦是个基督徒，但佛教寺庙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跟夏威夷那些冷峻的新英格兰风格的教堂相比，他发现寺庙更加符合自己的品位，卡拉卡瓦还跟侍从说有机会要把佛教引入夏威夷。他唯一感到失望的是，预定的盛大舞会由于俄国沙皇遇刺而取消了，因为日本皇室需要举哀。

阿姆斯特朗嘲笑起主人来总是不吝笔墨。据他描述，卡拉卡瓦并不聪明，考虑事情也不周到，还很容易转移注意力。假如那样，那他的亚洲国家联盟计划是如此出人意料：这份计划说明他有着任何夏威夷人都意想不到的政治洞察力。但就跟他在日本提出的几乎所有其他建议一样，这一计划最后被拒绝了。[18]明治显然知道，即使亚洲国家联盟成立，中国也不会同意由日本人主导。尽管很容易就说暹罗、印度和波斯有亚洲传统，但他们的语言和风俗都没有什么联系，除了对西方侵略者的愤怒，很难找到什么东西将它们团结起来。[19]

3月14日，卡拉卡瓦离开东京之前，拜访了天皇，天皇亲自为国王戴上了日本的最高勋章——大勋位菊花大绶章。他还按照惯例送了国王一些离别礼物——景泰蓝花瓶、手镯、漆盒、刺绣等等。皇后送了两块白色锦缎的布料给夏威夷王后。[20]

对明治天皇来说，卡拉卡瓦国王来访的重要性当然比不上格兰特将军。卡拉卡瓦的亚洲国家联盟计划没有任何结果，他与天皇秘密会晤时提的其他建议不久就被遗忘了。然而从明治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成长来看，这次会面具有重大意义。明治在与格兰特交谈时，说的话简短且含糊不清，但是在回答卡拉卡瓦时，他显得非常自信，这说明明治很了解东亚形势。也许他的自信源于某种优越感，因为夏威夷只有几个小岛和一支七十五人的军队，然而明治在接待卡拉卡瓦时非常周到，没有任何失礼之处。与十年前那个不善辞令的男孩相比，明治已经变得仪表堂堂，并给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881年，明治又接待了两名王室贵宾——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儿子阿尔伯特·维克多（Albert Victor）王子和乔治（George）王子，10月21日，两名王子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艇“巴坎堤”号（HMS Bacchante）抵达横滨。他们从横滨坐火车到东京，再坐马车到下榻的滨御殿。两名王子日本之行的报告描写他们首先坐人力车游玩了浅草。他们无疑听说过这个玩乐的地方，并希望亲身体会一番。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拜访了两位王子，天皇还派了自己的“私人乐队”为他们助兴。乔治王子的反应是：“这些音乐家从里间发出的声音既微弱又哀伤，我们中有些人无知地误以为是乐队在调音，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才询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演奏。”[21]

第二天，两名王子拜访了天皇。他们这么描绘天皇：“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但他的外表看起来要成熟得多。他很镇静，显然极力想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并不紧张。”[22]从这番描述中，可见天皇这一次没有上次和卡拉卡瓦国王会晤时那么自在。尽管两名王子仍很年轻——分别为十八岁和十六岁——但他们来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天皇可能觉得有必要表现出长者的威严。

两名王子显然对皇后更感兴趣。乔治（后来的乔治五世）写道：“她的个子小小的，如果不是按照日本传统把脸涂得那么白的话，她会非常漂亮。”她想以“愉快而亲切的方式”开始谈话。大王子请皇后收下他们从澳大利亚带来的两只小袋鼠。“小袋鼠是船上所有人的宠物，因为一到餐点，它们就在甲板上又蹦又跳，还发出低沉的吼声，像老鹰一样疯狂。”皇后似乎很喜欢这个礼物，第二天两只小袋鼠就被送进皇宫。难以想象它们在宫里四处跳跃的样子。同样难以想象，那个在自己统治的二十五年里为集邮者所熟悉的，留着胡子，一脸严肃的乔治五世，会让日本的文身师给自己的手臂文身：“他花了大约三个小时，沿着手臂蜿蜒而下，文了一条青红相间的龙。”[23]

10月31日，两名王子邀请天皇到“巴坎堤”号上共进午餐。天皇在三名亲王、岩仓具视、井上馨和众多公卿的陪同下来到船上，神奈川炮台以及停泊在港口的日本船只和外国船只都向他们鸣炮致敬。天皇在船上受邀观看了一次鱼雷发射的全过程。[24]第二天，两名英国王子启程到神户去，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们游览了京都、奈良、大阪以及关西地区的其他地方。

这之前的7月31日，天皇又一次巡幸，这一次是到山形、秋田和北海道。大约四百二十人准备随行，然而由于沿途没有足够的住处，于是将人数降到三百五十人。[25]尽管天气酷热难耐，但这次旅行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天皇通常在小学学校过夜，一方面是因为那里有足够大的地方，可以容纳他的大队人马，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对教育的兴趣一直没变。[26]天皇跟往常一样，每到一处都要参观学校。在鹤冈时，一名中学模范生介绍了中国典籍《左传》，随后一名小学生讲了《日本史略》，天皇对此肯定非常高兴。[27]他不喜欢听学生谈论古罗马的消息似乎已经传开了。

尽管天气炎热，天皇一行还是欣赏了美丽的风景，观看了当地的物产和古董，天皇的马车或乘舆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这次的北部巡游有一个新特点，即通讯方便了不少。天皇不仅能够收到日本其他地方的新闻，还能够收到全世界的新闻。例如，他通过电报知道了京都的淑子内亲王生病和去世的消息。9月19日，天皇几乎立刻就知道了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总统的死讯；两天后，天皇给加菲尔德的继任者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发去了唁电。

不过，天皇旅行期间收到的最重要的新闻，是和当时的一宗丑闻有关的。政府将出售北海道开拓使[28]官产的消息披露后引发了公愤，嘉彰亲王对此深感不安，8月21日，他给炽仁亲王写信说明情况，炽仁当时正和天皇一起在埼玉县。嘉彰亲王说，北海道将变成县这个突然的消息使北海道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大为恼火。黑田跟许多高级官员说，北海道目前的发展全是他努力的结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他来决定撤销开拓使和设置县的事情。黑田说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他将立即宣布同意撤销开拓使。官员们同意了。黑田随即请求允许将开拓使的官产出售给前萨摩武士五代友厚（1834—1885）。五代在开拓使任职期间，曾在大阪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29]

内阁没有立即批准黑田的申请，他们认为天皇即将访问北海道，应该等他参观完那个地方后再做决定。这个决定惹恼了黑田，他尖叫着咒骂某位高官，还朝他扔了一个烛台，完全不顾自己的行为。

天皇临出发到北方去的那天，已经同意按照去年决定的计划，将工厂、矿产以及其他的政府资产出售给私人企业。然而，计划的细节——价值约三百万日元的资产以三十万日元出售，且在三十年内无息偿还——被披露之后，引发了报纸和民权派的强烈不满。黑田和五代都来自萨摩这个事实，使得这个销售建议显得更加可疑。

嘉彰亲王认为不能再沉默下去，决定请求觐见仍在巡幸途中的天皇。他派人请来佐佐木高行和内务省官员土方久元，要求他们陪自己去。他说自己从未在天皇面前表达过政治观点，担心无法说服他。嘉彰深信，有这两名天皇的亲信陪同，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增加。但他们认为最好还是亲王自己去。天皇讨厌欺骗，亲王最好是将情况如实地向天皇汇报。[30]嘉彰接受他们的建议到了埼玉，并将情况汇报给天皇。

不过天皇可能已经知道了。根据报纸的说法，天皇一个月前（在北海道）就已经从一名宫内省官员的口中知道了公众的反应，这名官员一路赶到北海道向他汇报这宗销售引发的骚动。据说天皇还从报纸上读到萨摩派政客计划联手除掉某位参议的报道。他猜得没错，他们正是冲着大隈来的。

10月11日，明治回到赤坂离宫。他派人召来元田永孚，元田主张立刻解雇大隈。他说，如果认可大隈立即成立议会的主张，“则众论沸腾，危祸忽到”。天皇犹豫，没有采取行动。而后，在众参议奏请罢免大隈时，他质问道，萨摩派参议联手除掉大隈的传闻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大隈犯错的证据。大臣说，尽管很难找到确证，但是福泽谕吉的弟子可以作证。另外，大隈、福泽和岩崎弥太郎（1834—1885）[31]参与了密谋。大臣们强调，对大隈不满的并不只是萨摩派参议，而是所有参议。假如天皇不信任萨摩派参议，内阁将面临解散的结局。天皇只好同意，但是吩咐不得不由分说便强迫大隈辞职。

伊藤博文和西乡从道被选为代表，去说服大隈辞职。大隈毫不犹豫地同意。作为交换条件，10月12日，天皇下令三条实美撤销官产的出售许可。政府宣布大隈辞职的原因是风湿病复发使他无法履行职务。其他一些和大隈有联系的政治家也都辞职了。[32]多年来内阁中萨摩和长州两派的关系一直不好，但他们在外来威胁（大隈来自佐贺）面前团结在了一起。为了安慰大隈的支持者，官方宣布将于1890年兑现承诺，成立议会，而这对那些主张渐进的人来说有些太快了。

黑田出售官产的计划受阻，然而政敌大隈被解雇，让他颇为欣慰。身陷丑闻漩涡的黑田，出丑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1888年他还坐上了首相的位子。尽管如此，这个常常被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的事件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它是强权政治中尤其令人不快的一个例子。

与此事有牵涉的大多数政治家，似乎都不得明治喜欢。据曾跟随他到北部巡幸的侍从荻昌美说，有一天晚上，天皇一边洗澡一边评价各位参议：“黑田想做大臣，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简直太讨厌了。西乡（从道）参议总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说话也让人不知所云。几年前英国议员里德（Reed）来日本访问时，川村参议的接待方式并不合我的意。[33]在建议没被采纳时，黑田经常以生病为由不参加朝会。只要他不在，西乡和川村也会无缘无故地不参加。真是让人费解啊。” 荻又说：“他知道井上（馨）参议狡猾多端，因此并不喜欢他。至于其他人，陛下在最近这次巡幸期间评价说，大木（乔任）完全像个木偶。陛下真正信任的人只有参议伊藤博文。”[34]

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偶尔能够从千篇一律的诏书和独特的语气中听到明治的声音。他已经听得够多，认为是时候自己开口说话了。

[1] 由小袿、单、袴、小袖等构成的套装，明治十七年（1884）被定为妇女的和服礼服。——编注

[2] 佐佐木高行，《保古飛呂比 佐佐木高行日记 十》,第1—2页。

[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54页。

[4] 1月7日，天皇本来应该去听他今年的第一堂课的，但是他却到横滨视察意大利军舰去了。热那亚公爵将乘坐这艘船离开日本（《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57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59页。这个数字甚至比1880年本来就极少的23次还要少。副岛讲授的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庸》。西村讲的可能与伦理学有关，这是他当时忧心忡忡的科目。所有的课元田都有参加，即便不是他自己讲的课。

[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65—266页；亦可见佐佐木高行，《保古飛呂比 佐佐木高行日记 十》，第66—68页。佐佐木自己的描述中有关于这次对话的更为详细资料。

[7] 森铣三，《明治人物夜話》，第19—20页；亦可见《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81—282页。

[8] 夏威夷王国：1810年由欧胡岛、茂夷岛、莫洛凯岛、拉奈岛及夏威夷等岛屿的小型独立部落，在经过一场战争后所统一成立的王国。1894年，成立夏威夷共和国，夏威夷王国灭亡。1898年，夏威夷共和国与美国合并，成为美国的一个地区。——编注

[9] 这首国歌的乐谱是由美国领事罗伯特·沃克·欧文（Robert Walker Irwin，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名后裔）将军从一位曾经在夏威夷当传教士的外国妇女那里借来的，欧文将军随后将乐谱交给了日本军乐队（荒俣宏译，《カラカウア王のニッポン仰天旅行記》，第70页）。

[10] William N. Armstro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p. 37.

[11] William N. Armstro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p. 39。

[12] William N. Armstro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pp. 47-48。

[13] William N. Armstro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p. 50。

[14] 交换戒指可能意味着天皇不会违背他的口头承诺。很明显，明治没有将他的戒指给卡拉卡瓦。

[15] 关于明治和卡拉卡瓦国王的秘密会面的描写源自《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94—298页。在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一书中，卡拉卡瓦显然没有将他的建议透露给他的随行人员。阿姆斯特朗对国王秘密离开下榻的地方感到恼怒：“这种对他自己的随从人员的忽视完全有悖于礼仪。他的神秘兮兮让我们感到困惑，因为他平时绝对地信任我们”（p. 62）。《明治天皇紀》提供了不下十三处的资料来源，但是井上馨的信与长崎省吾（翻译）的报告可能提供了这次秘密会面的大量信息。

[1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96页。山阶宫定麿亲王（1865—1921）是伏见宫彰仁亲王的儿子。他1882年1月14日给卡拉卡瓦去信，解释自己为何不能与卡奥拉尼公主结婚。这封信现在收藏于檀香山的主教博物馆。亲王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定亲了，因此无权考虑与公主的婚姻。尽管亲王没有说，但是皇族成员与外国人结婚无疑会遭到反对。根据阿姆斯特朗的说法，“天皇饶有兴趣且有礼貌地听完他的建议，但是说这件事需要从长计议，因为这件事对日本传统的背离令人惊诧”（Around the World with a King, p. 63）。（能久亲王在欧洲时已经与一名德国贵族结了婚，但他不得不跟对方离婚。）阿姆斯特朗把这个结婚计划看成国王的“波利尼西亚人脑子深处的奇怪”想法，他相信“假如天皇接受这个计划，那么夏威夷将有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而这是所有的大国都不希望看到的。”

[17] 荒俣宏译，《カラカウア王のニッポン仰天旅行記》，第298—300页。海缆牵涉两个问题。第一，日本缺乏建造这个工程的资金；第二，必须优先考虑美国人赛勒斯·菲尔德（Cyrus Field，他已经成功铺设了连接美国和英国的大西洋海底电缆）的请求（《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74页）。

[18] 有一个例外。井上馨热情地接受了国王的鼓励日本人移民夏威夷的请求（《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74页；荒俣宏译，《カラカウア王のニッポン仰天旅行記》，第151页）。

[19] 1882年1月24日，明治给卡拉卡瓦写了封信，表示感谢卡拉卡瓦提出的要他当亚洲君主联盟首领的建议，以及感谢他对这项计划的全力支持；但是他重申道，他相信这项计划极难实现，因为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他还用恭敬的语言婉拒了联盟首领一职。这封信保存在檀香山的主教博物馆（卡皮欧拉尼—卡拉尼欧拿欧雷藏品）（荒俣宏译，《カラカウア王のニッポン仰天旅行記》，第299—300页）。

[20] 荒俣宏译，《カラカウア王のニッポン仰天旅行記》，第139页；《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98页。

[21] Hugh Cortazzi, “Royal Visits to Japan in the Meiji Period,” p. 84. 这段信息来源于由两位王子的日记、信件和笔记所编纂的The Cruise of Her Majesty’s Ship ‘Bacchante’ 1879-1882。

[22] Hugh Cortazzi, “Royal Visits to Japan in the Meiji Period,” p. 85.

[23] Hugh Cortazzi, “Royal Visits to Japan in the Meiji Period,” pp. 85-87。

[24]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67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417页。

[26] 他还住过富人的家里、佛教寺庙、博物馆（在山形县）、郡衙门、医学院（在福岛县）等。

[27]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06页。在米泽市时，他听了一名中学模范生讲《日本外史》、一名小学模范生讲《日本略史》（第521页）。

[28] 北海道开拓使是日本政府为开发北海道等地区而设立的地方最高行政机关，相当于县政府。1869年设置，1882年废止。——编注

[29]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35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36页。

[31] 三菱商会的创立者。据说他为没能买到在售的政府资产而非常生气。

[32]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48页。

[33] 我不清楚川村惹恼天皇的原因。爱德华·詹姆斯·里德（Edward James Reed）和儿子于1879年1月访问日本。他监督了三艘日本军舰——“扶桑”号、“金刚”号和“比叡”号在英国的建造工作，这三艘军舰后来成为日本海军的中坚力量。他访问日本时，受到了明治的接见，后者高度赞扬了里德在令三艘军舰成功下水方面的功劳（《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586—597页）。

[34] 佐佐木高行，《保古飛呂比 佐佐木高行日记 十四》，第495页。《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58页上的描述基于佐佐木的著作，但是在用词和细节上有些出入。我在翻译时综合了上述两个版本。

第三十五章
自由民权

1881年，颁布宪法和成立国民议会的呼声高涨，让人觉得那些倡议者似乎不久就能取得成功。自从1876年9月天皇许诺以来，宪法的起草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不消说，没有人公开反对宪法，因为那将违背圣意，[1]但许多人都支持“渐进主义”的政策，希望宪法的颁布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然而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的人已经厌烦等待，许多人要求立即行动。

要求政府采取具体措施的压力也来自令人吃惊的阵营。1879年12月，山县有朋给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写了一封长信，表达自己对立宪政体是否可行的看法。山县列举了民众对政府的诸多不满的原因，认为失业、强制节约[2]、抛弃传统的道德习惯等都疏远了民众，助长了自由民权运动。山县认为当下迫切需要改革立法、行政和司法之权，否则肯定会发生更多像佐贺、鹿儿岛等地那样的武装叛乱。他相信，恢复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唯一方法就是颁布宪法。将来可能存续很多代的宪法显然不可能一天一夜完成，但现在至少到了应该确定其基本原则的时候。一旦内阁政治及国家各部门的运行明显遵循这些原则，未来的路线也就被确立，人民将会再次拥护政府。

山县强调，不应该将新宪法理解为侵犯皇权。早在《五条誓文》颁布时，天皇就亲口承诺将逐步成立立宪政体。府县郡区的下层议会机构已经设立，应该从这些机构中选拔最有才华的成员，组成和元老会对应的平民议会。

三条同意了山县的建议，岩仓随后也同意了。他们将此建议提交天皇，天皇欣然接受，并要求每位参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自己对立宪政体的看法。[3]在全部报告中，伊藤博文的最为详尽。他列举了武士对废藩以来诸多改革的痛恨，并将他们目前的情况与幕府时代相比较。在幕府时代，武士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享有薪俸还拥有房产，自然认为自己有为国效力的义务。这种想法现在也还存在。武士一发表政治声明，普通民众就会动摇：“譬之人身，士族如筋骨，平民如皮肉，筋骨动而皮肉从之。”[4]

伊藤警告说，法国大革命早晚会影响每个国家。政府分权于民的观念已经随着书本等欧洲商品一起进入日本，在武士和平民中广泛传播，现在已经蔓延到千村万落。一些煽动者胡言乱语，吓唬听众；另一些人则完全不顾天皇的计划，无病呻吟，并煽动群众做出令人不知所措的疯狂行为。这一切都像“雨露降而草木生，深不足怪”。[5]

伊藤似乎已经接受了政府必须要与普通民众分权的观点，但他强调不可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匆忙地起草议会计划。“起国会，以成就君民共治之大局，虽为甚望之事。然此系国体之变更，实旷古之大事。”政府必须按照先筑根基，再建柱子，最后建屋顶的顺序来推进。伊藤支持模仿欧洲的模式，建立两院制议会。上院（元老院）由一百名贵族和武士组成，其特别职能在于支持皇室和保留日本传统。伊藤希望通过允许武士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减轻他们的敌意。

下院将由地方议员中选出的“公选检查官”组成，其职责只限于财务审查问题。上院明显比下院重要得多。伊藤认为这样有利于稳定，而且上院可以避免下院走向激进。[6]结尾时他说，“渐次进步，以完成大局，全仰陛下之乾刚不息”。

参议大隈重信一开始不愿发表自己的观点，天皇让炽仁亲王去劝他，要他发表对这个关键问题的看法。炽仁回来汇报说，大隈希望能面陈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担心如果写下来，可能会泄露出去，但天皇却坚持要求他提交书面陈述。1881年3月，大隈终于将奏折交到左大臣炽仁亲王的手里，同时要求在天皇御览之前，任何参议，甚至是太政大臣或者右大臣都不可以拆看。炽仁同意了。

大隈的意见一共有七条。第一条呼吁立即公开宣布设立议会的预计日期，确定宪法起草的人选，并开始着手建造议会大楼。

第二条规定，任命高级官员时应考虑人民的支持度。在未来宪法框架之下运作的议会应体现民意。议会的决议也应符合大部分成员的愿望。获得大部分民众支持的政党领导应该担任议会的领导。[7]君主立宪政体使天皇毫不费力就可以找到最适合的助手。依赖选举产生的官员，将使天皇免去判断潜在顾问资格的麻烦。但是，大隈指出，选民选出的政党将来可能因不称职而失去民心。如果那样，政权将移交给新获得最大支持的政党。天皇随即从这个政党中选出一名首相，要求他组阁。[8]

大隈的第三条建议是，将那些职位随着执政党变化而变化的官员（政党官）和那些不管哪个政党执政职位都不变的官员（永久官）区分开。后者是官员的主体（除了各部门领导之外），不允许担任议员。而且维持国家治安、公平的官员应当是永久中立官，包括三大臣、军官、警察和法官。

第四条规定宪法将由天皇颁布。宪法非常简单，完全由总则组成，同时澄清行政权力的职责以及公民的个人权利。第五条建议1883年初召开议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年（1881年）应该颁布宪法，并在次年年底之前选出议会成员。

第六条要求各政党确立政纲，各政党之间的竞争将是他们不同政纲之间（而非个人之间）的竞争。第七条是总论，要求政党必须忠实于宪政精神。如果他们遵循字面的意义而非内在的精神，那将不仅是国家的不幸，还会给执政者自身带来灾难，使他们留污名于后世。[9]

炽仁亲王读完这份文件之后，为大隈提出的议会召开日期之近感到震惊。尽管已经对大隈承诺过，他还是秘密地将奏折给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看后才呈交天皇圣裁。伊藤听说大隈向天皇递交了奏折，于是问三条自己可不可以看一眼。三条从天皇那里取回奏折，并于6月27日拿给伊藤看，伊藤看后非常愤怒。[10]议会召开的时间距离现在只有两年—这在他看来也太快了—而且天皇侧近的顾问也将由普选产生，等于完全放弃了君主的特权。7月1日，伊藤写信给三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威胁说如果大隈的建议被采纳，自己将辞职。第二天他又写信给岩仓，说只要大隈的意见和自己相反，他就不会参加参议的会议。[11]

岩仓劝说无果，于是派人把大隈请来，向他解释自己为何要将他的奏折拿给伊藤看以及伊藤的反应如何。大隈为自己的激进主义辩护，认为“如群集而入门内，若开半扉，则必招杂沓，莫如开其双扉，导之入内”。1883年召开议会这个大胆而激进的措施就是“开其双扉”。在岩仓的建议下，大隈和伊藤随后见面，并最终达成了和解。伊藤又开始参加内阁会议，但他们在许多政治问题上的观点依然相距甚远。

作为渐进派，伊藤非常关心天皇未来的角色。天皇的个人决策—反对向外国贷款以及反对农民用大米交税—表明他可能不肯再扮演被动或者象征性的角色，而是想积极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伊藤担心这种倾向可能导致天皇要对政治行动担责，进而导致有关天皇制正当性的争论。因此他宁愿天皇扮演一个完全象征性的领导角色，担任为自己服务的内阁的指导者一职。伊藤特别警惕那些不必承担政治责任的宫中人士通过天皇施加影响，他相信这只会导致政府的不稳定。[12]

有一点使伊藤和大隈走到了一起，那就是他们都讨厌萨摩人。萨摩派的川村纯义再次被任命为海军大臣时，得到了所有海军军官的支持，但遭到伊藤的强烈反对。大隈也和伊藤站在一起。他们谴责萨摩人习惯将海军视为自己的私人领地，并且确信川村没有能力处理海军未来的发展。但最终，川村还是顺利地复任。因为岩仓等三大臣希望通过平衡长州和萨摩的势力来维持内阁的和平。他们可能还希望任命川村之后，那些平时懒得参加内阁会议的萨摩参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勤勤恳恳的长州参议）将会再次参加会议。三大臣有越来越多的理由为失去木户和大久保感到遗憾，因为他们维持着内阁中长州和萨摩之间的势力均衡。[13]

尽管被迫在川村复任问题上让步，但伊藤仍是政府中最为得势的人。他得到了天皇和三大臣的信任，然而佐佐木高行却在日记中说“至来年春，内阁必破裂”。他满心欢喜地期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那是佐佐木一直以来希望的由天皇亲自执掌大权的好机会。他敦促天皇为这件可能发生的事做好准备。天皇回答说，左大臣（炽仁亲王）身为皇族，比另外两位大臣身份更高，因此他很期待其表现。但是现在成为内阁成员的炽仁，似乎已经失去了他在元老院期间展现出来的自信。佐佐木为炽仁辩护说，炽仁的资质良好，但是缺乏毅力。天皇随后说了一番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大臣、参议于维新之际虽有功劳或军功，然无政治学问，非长于政事之人物，故今日内阁艰难亦是当然。因之，唯希真政治家渐入内阁。然此亦依局势，只可待时机十分之时。”[14]

这就是困扰明治政府的症结所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并不能保证胜任政治事务，然而大部分内阁成员入选都是因为赫赫战功，而不是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萨摩籍参议不参加内阁会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厌烦听取行政报告。明治对黑田清隆和西乡从道这两名军人的反感，或许就说明他注意到其缺乏认真处理民事问题的能力。

军人参政这个问题将一直持续到明治死后，但是，这时候让军人们不插手政治，尤其是不违抗君命变得尤为必要。早在1874年，加藤弘之就在《明六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写道：“如文明开化各国，武官只管恭顺君命，以成最要至良之事。”[15]就在这一年，三名陆军少将为了表达对大久保外交政策的不满而辞职。[16]为了应对这些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军人，尤其是告诫那些曾在西南战争中参加西乡一方的叛逆士兵，1878年，山县起草了一份《军人训诫》，并分发全军，其中有一条便是“禁是非朝政，议论时事”。[17]

尽管颁布了训诫，但还是有军人参加当时席卷全国的政治示威。1880年4月5日，为了控制（在他们看来）威胁到公共安全的示威活动，政府颁布了称为《集会条例》的十六条法规，规定以后一切示威活动—不管是政治诉求、攻击政府的渐进政策，还是要求召开议会等——都需要得到警察的批准。另外，严禁军人、警察和教员等参加公众集会和政治团体。[18]不过，军人参加民权运动的问题继续存在：1882年1月《军人敕谕》颁布时，第一条便要求军人“故当毋为世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唯以守己本分之忠节为主”。[19]

可能正是在这种禁止军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压力，争取“自由民权”的运动完全由普通人，主要是中下层武士领导。1880年12月15日，第一个为此目的而成立的政党“自由党”成立。[20]在此之前，国内的许多地方都已建立了政治组织，每个组织都有一个独特而吉利的名字，但却不一定有明确的目标。即便那些高声叫嚷着要颁布宪法和召开议会的政治社团，也极少考虑宪法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或者是立法机构应该怎么组织这些问题。[21]

高知县的“立志社”是武士积极分子成立的组织中最突出的一个。1874年，与“自由民权”运动有联系的板垣退助等人共同成立这一组织。“立志”这一名字来源于塞缪尔·斯迈尔斯的畅销书《自助论》（日译本叫《西国立志编》）。这个名字本身说明，较之于建立议会，它原本更接近于实现武士教育和自我提升。[22]也许这就是板垣1875年创立爱国社的原因。它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组织，意在建立立志社和各自由民权组织之间的联系。

然而，没过多久，立志社就开始涉及重要的国家议题。西南战争使它的活动发生了转变。1877年战争爆发后，一直坚定支持西乡的板垣回到高知。西乡的战败清楚地说明，用军事力量与政府对抗是没有用的。因此，立志社的主张将通过言论和报纸传播，而不是刀剑。

板垣是立志社的创立者和最著名的成员，但是实际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则是一个名为植木枝盛（1857—1892）的二十岁小伙子。植木出生于高知的一个高级武士家庭。1872年，植木来到东京学习。[23]他广泛地涉猎各种书籍，尤其是有关法律、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的书。其间，植木还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经常到教堂做礼拜。

1873年底，植木回到高知。五个月后，板垣在立志社的一次演讲令植木特别感动，他开始学习自由论和议会制度的理论。1875年植木回到东京继续学习，这一次他的阅读兴趣由翻译书籍转到传统汉籍，尤其是阳明学派的著作。[24]这一年，植木开始向主要的报纸投稿，迈出了作为自由民权活动家的第一步。1876年，植木因写了一篇名为《猿人君主》的文章而被捕入狱。他在文中说，人类和猿猴的区别在于人类具有思考和想象的能力，但是政府通过压制言论自由，已经把人变成了猿。[25]但是，植木认为“有教育后有智识，有智识后有议院”，对于百姓尚未接受足以明智投票的教育之前就进行全国普选深表怀疑。

就在这一年，西南战争爆发，植木随后回到高知。他在板垣家住了一段时间，开始积极为立志社工作。植木担任主要执笔人，撰写了要求召开议会的请愿书草稿，还为立志社当时出版的许多短命杂志写稿。同时，他作为一名演说家也声名鹊起。1877年一年里，他就做了三十四场演讲，观众人数一般为一两千人。植木在日记中写道，6月23日，他到一个可以容纳两千人的剧院演讲，但是还有两千人无法进场。由于太过嘈杂，演讲不得不中途散场。高知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前线，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都聚集在这里。植木这时已经完全相信必须建立议会，并将未能建立的原因归咎于西南战争。[26]

植木对自由的倡导也扩展到性。他说人类的目的是“满足己之欲望，尽愉乐，极幸福” 。[27]他的日记记录了自己梦到的一些性幻想，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与天皇同寝。又与皇后同衾，梦交媾之事。”[28]植木将天皇和自己同一视之的奇怪认知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日记里，他认为自己是天皇，甚至使用相应的敬语。从1883年起，植木甚至在皇历（以神武天皇建国为起点的历法）、西历之外，另以“寰宇大皇帝”（意为他自己）的诞生时间纪年。1884年3月13日，植木在日记中写道：“天皇、夜、行幸芳原（吉原[29]），于红髯楼招妓女长尾。”[30]

植木从未解释为何一直自称天皇。他无疑对天皇这个人有着独特的兴趣。植木的日记一般只写自己的事，但从1873年开始，他开始提到“圣上行幸”“皇女分娩”“拜见龙颜”等。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对天皇的痴迷正是植木反君主情绪的反面。1879年8月2日，植木做了一个梦。他这么回忆梦里发生的事：“在东京，一人因不敬天子、近共和政治等大恶余，以二少年刺余，然伤小未死。”[31]

不消说，这类日记和明治本人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植木的朋友横山又吉写道，植木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可以说已经疯了。他认为自己就是天皇” 。[32]如果植木仅仅是个疯子，那我们不会对他自称天皇的古怪言论感兴趣，然而就在植木写下这些言论的同时，他还积极地发表支持自由民权运动的演讲和文章。

1880年1月，植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尽管有些人害怕共和政体，但是假如他能有一些真正的理解，就会知道这种政体其实会给国家带来好处。[33]然而，总的说来，植木似乎认为日本天皇制的存在是“确定的”。他于1881年起草的宪法以天皇存在为前提，并规定了天皇的一些特权。植木并没有公开拥护共和制。[34]

植木还有一篇文章被人记起，叫《就男女同权之事》。也许这是日本最早呼吁男女平等的文章。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植木是在妓院写下了反对卖淫嫖娼的著名社论（发表于1882年1月），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不管怎么说，植木还在跟妓女纵情玩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宣传妇女的平等权利了。植木承认短期内难以废除卖淫，但他极力主张应该基于自由主义的原则，努力教育妓女。

在运动方针眼花缭乱的变化之中，植木一心为自由民权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880年，爱国社更名为“国会期成同盟”，1881年，同盟变成了自由党。植木起草了党纲和规则。

明治对这些新事物的看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能想到他应该不太喜欢。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前文已经说过，自由民权活动家煽动起的民众愤怒，导致出售北海道开拓使官产计划流产。天皇认为安抚自由党成员是明智的做法。1881年10月12日，明治宣布将于1890年召开议会。[35]

这一谕旨是在自由党等政治组织的强烈要求下匆忙定下来的，但是许多重要的策略问题仍未决定。新政府将按照英国的模式还是普鲁士的模式？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基本的问题：政府的构成是来自人民（英国式）还是由天皇任命（普鲁士式）？

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是，这些未来的立法委员几乎完全缺乏议会程序的培训。在1881年10月召开的自由党结成大会上，后藤象二郎当选为议长，马场辰猪当选为副议长，但是根据马场的日记记载，后藤几乎从不参加会议。于是主持会议的责任便落在了马场头上。他曾在伦敦的中殿律师学院学习过，熟悉英国议会进行的方式。党员们连议会讨论的基本原则都不知道，令马场感到震惊。当马场批评他们时，这些人回答说，不管欧洲的议会如何进行，他们是日本人，按照“日本的方式”来就行。马场坚持己见，必须要进行议事，最后自由党正式宣布成立。[36]板垣退助当选为新党的总理。[37]

天皇已经保证将召开议会，然而自由党未来的目标却暧昧模糊。自由党的对手，由大隈于1882年4月成立的立宪改进党则有更加明确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由立宪制君主担任领导。大隈在立宪改进党成立大会上演讲时强调，君主在他所支持的民主政府中扮演象征性（而非积极主动）的角色：“有些人尽管自称‘尊敬天皇’，也以此为装饰，但实际上是想建立几个豪门世家来充当皇室的屏障，或者是用军队来保卫皇室，甚至他们会把君主推到最前方，让他直接管理国家。这是通过支持皇室，将皇室置于危险境地的做法。”[38]

大隈一再强调自己对皇室的一片忠心。他在同一次演讲中说：“冀望维新中兴之业大成，建帝国万世之基础，保皇室之尊荣于无穷，全人民之幸福于永远。”

1882年4月6日，板垣在岐阜演讲后遇袭，一名行凶者用匕首刺伤了他。尽管伤口不深，凶手也立刻就被制服，但据说以为自己可能马上就要死了的板垣高声喊道：“板垣可以死， 但自由不死！”[39]天皇听说后十分震惊，立即派侍从去当地看望板垣。[40]

这件事为板垣赢得了许多同情，全国各地有许多新成员加入自由党。但是政府对它的行动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一些党员因抗议福岛县令残暴地镇压农民起义而遭到监禁，最后被以叛国罪论处。

政府以一个更加巧妙甚至狡诈的计划解除了自由党的领导权。1882年3月，伊藤博文和许多顾问一起去欧洲考察各国的组织结构。伊藤出发前不久，板垣来拜访他，伊藤借机劝从未出过国的板垣到欧洲去，研究研究各国的政治和风俗。伊藤说，除非亲自了解欧洲的情况，否则很可能被那些认为外国一切都好的人所影响，到头来误导了日本人民。板垣听后心动，表示如果经费有着落的话自己愿意去。[41]

伊藤秘密和井上馨商量，一致认为削弱自由党实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板垣和后藤到国外去住上一段时间。伊藤和井上开始为他们的旅行筹措经费，最后三井银行同意给他们两万美元，条件是在资金存取方面和军队再续三年合约。

1882年底，板垣突然宣布要到欧洲去，不久之后后藤也宣布了同样的决定。这两人完全没有准备，就要去研究欧洲的情况。根据马场辰猪的说法，他们连罗马字母都不会读，更不要说外语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学到什么重要知识。尽管有一名翻译协助他们，然而这个人的主要工作（虽然他们并没有起疑心）却是监视他们，并将他们的行踪报告给井上。[42]

关于经费的来源，板垣和后藤从未收到满意的答复，不过这似乎未能给他们造成困扰。他们迫切地渴望出国，因此当自由党成员质疑两人此行是否明智时，他们变得相当地不理智。[43]

我们很容易就可预见到，欧洲之行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后藤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巴黎，偶尔（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会去普鲁士、奥地利或者英国走走。在伊藤的建议下，后藤在维也纳听了十次左右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教授的讲座。伊藤建议后藤跟施泰因学习，以矫正那些受英国、法国或者美国影响的人所阐述的过度自由主义，以此来加强皇室的基础。但是斯泰因教授那年的课程都是与拿破仑三世政变有关的一些杂烩言论，后藤一点收获也没有。

板垣很骄傲地见到了克莱孟梭和维克多·雨果，然而他在法国的时间主要都用在观光上面，就像他回日本后出版的游记所描绘的那样。他成功地见到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这位日本知识分子的偶像，然而就在板垣含糊不清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斯宾塞突然愤怒地叫了起来：“别说了，别说了！”随即起身离开了房间。[44]

1883年，板垣和后藤回到日本。他们发现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这两大自由派政党已经开始愤怒地互揭对方的老底。毫无疑问，这正是政府中的保守派领导所希望的结果，他们花大笔资金让板垣和后藤到欧洲去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那些希望板垣给他们讲讲法国的共和制政体或者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的自由党成员非常失望，因为板垣跟他们说，“尽管日本的生活标准落后于欧洲，但是政府则要比它们先进得多”。他敦促党员们“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同时警告说，“如果海军的实力得不到加强，日本将会非常危险”。[45]没有一点和自由主义运动有关的东西。

1884年10月29日，自由党解散，而它的死对头立宪改进党随着两名主要领导人大隈和河野敏镰辞职，事实上也于同一年的12月17日解散了。自由主义政党已经沉寂，需要再过几年，才能重新焕发生机。

[1] 早些时候曾有过反对建立民选议会的思想。例如，加藤弘之的论文《ブルンチュリ氏国法汎論摘訳民選議院不可立ノ論》（伯伦知理的《一般国家法》中关于不适宜建立公民大会的摘译），见Kato Hiroshi, “An Abridged Translation of Bluntschli’s ‘Allgemeines Staatsrecht’ on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Establishing a Popular Assembly” in William R. Braisted, trans., Meiroku zasshi（明六杂志）, pp. 47-49。加藤在翻译之后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恳求读者们相信，这份译文并非为了否认公议和民意的合法性。我只想对不顾时间和人民的条件，不顾一切地扩大公论这种错误的行为进行解释。”亦可见后藤靖，《自由民権》，第39页。

[2] 1877年和1880年间米价翻了一番，其他商品的价格也飞速上涨（后藤靖，《自由民権》，第135页）。

[3]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832—836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28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29页。

[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31页。亦见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第42—43页。

[7]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09页。大隈显然受到英国议会制度的很大影响，这是他和那些赞成普鲁士模式的政治家们对立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因素。

[8]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10页。当然，大隈的建议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描述了英国议会的运行方式。但是，对日本人来说，按照人民（或者，至少是选民）的愿望运行政府的观念仍然非常陌生。我略去了一些大隈解释的细节。

[9]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13页。

[10] 后藤靖，《自由民権》，第162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14页。岩仓对这些事件的描述以及伊藤信件的原文，见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下，第698—700页。岩仓说，他问过大隈他的观点是否和伊藤1880年12月14日提交的奏折上的观点一致。大隈回答说差异很小。几天后，岩仓会见了三条，并建议将大隈的建议拿给伊藤看，以验证他的观点是否和大隈的大体相同。三条同意了，并从天皇处取来了文件。伊藤读了文件后，非常震惊，请求辞去参议的职务。我的描述依据《明治天皇紀》，并参考了许多当代的资料。

[12]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第44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18—319页。

[14] 佐佐木高行，《保古飛呂比 佐佐木高行日记 十》，第152—153页。亦见《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19页；措辞稍有不同，但是基本意思和佐佐木的描述一致。

[15] William R. Braisted, trans., Meiroku zasshi, p. 90.

[16] 后藤靖，《自由民権》，第45页。三名将军分别是山田显义、鸟尾小弥太和三浦梧楼。

[17] 《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464页。

[18] 后藤靖，《自由民権》，第144—145页。《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47页简要地提到了十六条规定，但是没有详细阐述。不过其中却提到佐佐木高行（在岩仓具视和大木乔任的支持下）早前曾反对实施这些规定，但因为可能会激起公愤，他们的意见没被采纳。

[19]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02页。

[20] 自由党成立的日期有各种说法。一些资料说是1880年12月15日，即国会期成同盟的代表在东京召开大会的日子。植木枝盛在这次会议上发表演讲，建议将组织的名字改为“自由党”。许多人反对，但是，最终却获得表决，成功通过了成立自由党的决议。他们在这次大会上起草了一份由四条内容构成的党纲，并一致决定次年10月再次召开大会（《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235页；米原谦，《植木枝盛》，第96页）。
通常说的成立日期是1881年10月29日，这是国会期成同盟和自由党合并形成扩充后的自由党的日期。这标志着一个比1880年达成的协议更加正式的政党成立了。它所宣布的纲领则没有变化（《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66页；后藤靖,《自由民権》，第173—174页）。

[21] 后藤靖，《自由民権》，第171页。

[22] 米原谦，《植木枝盛》，第24页。

[23] 高知藩的学校废除以后，他被送到东京的军校学习。军校的授课大部分都是法语和军事学，可能是听不懂法语，植木辍学了。关于他的早期生活，请参考米原谦，《植木枝盛》，第17—26页。

[24] 这一学派的儒家学说提倡知行合一。

[25] 米原谦，《植木枝盛》，第32页。

[26] 米原谦，《植木枝盛》，第44页、第52页。

[27] 米原谦，《植木枝盛》，第56页。

[28] 1881年2月2日的日记，见《植木枝盛集》第七卷，第258页。

[29] 位于东京都台东区浅草北部，为妓院区。——编注

[30] 1884年3月13日的日记，《植木枝盛集》第七卷第338页。

[31] 1879年8月2日的日记，《植木枝盛集》第七卷第205页。

[32] 米原谦，《植木枝盛》，第14页。亦可见家永三郎，《植木枝盛選集》，第300页。

[33] 外崎光广，《植木枝盛と女たち》，第53页。

[34] 米原谦，《植木枝盛》，第112页。他在日记中对自己撰写宪法的记录非常简洁明了：“我为日本起草了宪法”（1881年8月28日的日记，见《植木枝盛集》第七卷，第273页）。

[35] 在三条实美和萨摩派参议的建议下选择了这个日期。岩仓曾经建议议会推迟7年召开，而大木乔任则建议推迟30年。关于天皇的谕旨，见《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547页。他说他一直希望建立宪政制度，并提到他朝着这个方向已经采取的渐进步骤，如1875年设立了元老院，以及1878年设立了县一级的议会机构。他说1890年议会的召开将代表这个长期愿望最终得以实现。

[36] 马场的日记摘录见萩原延寿，《馬場辰猪》，第145—146页。萩原指出，马场的日记写于1885年，即与板垣退助关系破裂之后，因此阅读他关于自由党成立（特别是他与板垣的关系）的描写时应该多加小心。亦见米原谦，《植木枝盛》，第117—118页。

[37] 根据大桥昭夫的说法，板垣（投票时他正出发去东北地区进行巡回演讲）希望后藤成为“总理”，而大会也确实选了他，但是后藤却婉拒了这个职位（《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17页）。

[38] 渡边几治郎，《大隈重信》，第93页。转引自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p. 693。大隈在写到那些声称他们的政党支持“尊重天皇”的人时，他可能想到了“立宪帝政党”。这个右翼政党支持成立一个由天皇授予而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1882年3月福地源一郎（樱痴）成立了这个政党。关于福地1880年以后的观点的简要叙述，请参考《福地桜痴集》第364—366页上的《国約憲法会議ヲ開クノ議》一文。这个政党得到了神道教神官和佛教僧侣的支持。它于1883年9月解散，但就像其他的政党一样死而复生，直到1940年才真正寿终正寝。

[39] 大桥说，尽管这一喊非常著名，但并不知道板垣是否真的喊了这样的话（《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21—222页）。行凶者是个小学老师，受到了《东京日日新闻》（福地樱痴任编辑）上激烈批评板垣的文章的影响。据报道，当地医生知道岐阜的知县是反自由党的，于是拒绝为板垣治疗，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贴上支持自由党的标签。结果是后来成为杰出政治人物的医生后藤新平为他治疗。

[40]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87页。一开始人们建议他派侍从长德大寺实则作为敕使去，但是天皇不同意，说派一名普通侍从去更合适。这表明他对板垣的态度有点冷淡，但是岐阜知县（臭名昭著的反自由党）的态度则更加冷淡。他表现得好像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似的，甚至对板垣的伤势不闻不问。这激怒了自由党人，他们称这次未遂的暗杀行动是由政府唆使的。一些板垣的追随者认为他不应接受天皇给他的300抚慰金，但是板垣斥责他们，说一名臣子不可能拒绝天皇赐予的礼物。知县在听说天皇送礼之后，才派人询问板垣的伤情。

[41] 大桥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23页。

[42] 翻译今村和郎曾在法国学习，能够胜任法语的翻译。不久前，他接到井上的委任状，在政府任职（大桥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29页）。

[43] 大桥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27—228页。

[44] 大桥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36页。有关斯宾塞对板垣的见解的反应描述，见时在伦敦的日本大使森有礼写给伊藤的一封信。

[45] 大桥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第237—238页。

第三十六章
济物浦条约

在明治十四年的动乱事件后，1882年——至少是前半年——似乎异常平静。和往年一样，这一年在天皇举行四方拜[1]和其他传统新年仪式中拉开了序幕。

这一年，第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件发生于1月4日。当天，天皇召见了陆军卿大山岩，亲自向他颁布了《军人敕谕》。[2]随后，大山岩下令在军队中广泛发布敕谕，并在往后的六十多年，在每年向士兵和水手发放的袖珍手册的扉页印刷这一敕谕，以供阅读、铭记和遵守。

敕谕开篇称，自神武天皇起，日本军队世代向天皇效劳。在古代日本，军队为天皇所亲御，而后因长期处于太平盛世，皇室逐渐丧失兵马大权，兵权遂落入职业军人，即后来兴起的武士之手。

近七百年来，武家不顾皇室意愿，执掌国家统治大权，然而到了弘化、嘉永时（1830年代至1840年代），幕府政治日衰。此时正值外夷叩击国门、威胁日本安全之际，天皇祖父仁孝天皇、父亲孝明天皇日夜忧虑。但是，明治仍为幸运。虽年幼登基，但幸得忠臣辅佐，政权复归于天皇掌中，恢复古制。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陆海军由天皇亲统，天皇向军队宣布：“朕既为汝辈军人之大元帅，则倚汝辈为股肱，汝等亦当仰朕为元首，效其亲爱。朕之能否保卫国家，上应天心，以报祖宗之殊恩，全视汝辈军人之能否恪尽其职。”[3]

开篇之后是五条训谕，阐明了天皇对军人的期望。第一条要求军人应当对国家忠贞不渝。天皇措辞严厉地问道：“夫既享生于我国，其谁无报国之心？”“军人报国之心即未能坚固，则虽技艺娴熟、学术良优，亦犹木偶而已。”军人须“知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

第二条要求军人以礼仪为重。下级者承上级之命，实际上无异于承天皇之命;反过来，上级者对于下级，亦不可有轻侮骄傲之举，而必须恳切慈爱。“上下一致，以勤王事。”

第三条主要讲述尚勇的重要性。好勇无谋，动辄肆威，不能称之为勇。军人应当恪尽职守、小敌不侮、大敌不惧、善明义理。此外，天皇还命令军人待人接物要以“温和”为第一，力图博得民众的敬爱。

第四条和第五条分别要求军人以信义为重和以俭朴为旨。

《军人敕谕》较之于任何国家的统帅向其军队颁布的命令而言，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强调陆海两军士兵直接听命于天皇。明治天皇宣布，他倚赖陆军和海军，视他们为“股肱”，命令他们视天皇为“元首”，建立一个彼此依附的关系。若军人们竭力为国，则可与天皇共其荣；若军人们威之不振，则天皇也无法光耀四海。

《军人敕谕》颁布几天后，参谋总部长官山县有朋编写了一份《扩充军备意见书》，并呈递给陆军卿大山岩。山县有朋谈到常备兵数量不足，只有四万人。尽管征兵制度已经实行了九年，但仍没有达到规定的人数；日本不同地区的驻军均缺乏步兵、炮兵和工程人员。此外，外部情况绝非安定：日本与清朝、朝鲜的关系尚不明朗，琉球群岛的形势是引发冲突的潜在根源。“若夫际有事之日，始论兵备之不完，则已迟矣。故虽假令于财政上有若干之影响，仍不可不于今年度起，年年征募以至完备。”[4]山县提到清朝和朝鲜应当引起日本的注意，因为1882年的后半年日本主要忙于处理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1882年另一件大事占据了朝廷的注意力，那就是修改条约这一旷日持久的问题。日本屡次试图修改在之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向外国列强做出的种种让步。尽管日本已设法使大多数国家同意修改条约，但英国仍坚决反对。

起初，明治并未直接参与处理此类问题。这个时期的官方记录中，关于明治天皇的记载大多都是向日本国民赠送礼物和向公共机构捐款。例如，1月19日，他从内库中拿出一千日元，赠送给位于高野山的金刚峰寺，用于重建在1843年火灾中被烧毁的大宝塔。[5]明治确实在幼年就接受了佛教训诫，但他这样做不太可能是因为被佛教的虔诚精神所感化。[6]也许他觉得，和当代欧洲君主一样，他爱民如子，把钱捐赠给宗教、学术协会和慈善机构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7]又或者捐钱重建宝塔可能反映出他有意复兴过去的遗迹。

此时，天皇对保护日本传统越来越关心。在经过一段时期不加鉴别地模仿西方教育制度后，儒家美德被重新作为教育的根基。听到此事，天皇高兴万分。他评论说：“阅今回设立文部省之学制诸则，知朕与前任文部卿寺岛宗则所论之旨，及今日终达成。”[8]在敕谕中，他表示，尽管国民力促采用德国教育或俄国教育的一些特色，但他希望在未来的几年，文部省不要被此类呼声所左右，而是坚守现行制度，十年之后必定能够证明该制度大获成功。

此后不久，为回答天皇提出的问题，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等呈递了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确定了设立议会的时间，并向元老院递交了宪法草案。但宪法的条文照搬欧洲宪法，并不适合于日本民众的民族感情，不加修改就无法采用。人们纷纷就如何使宪法生效、应将哪些规定作为指导原则建言献策。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宪法是天皇御赐的，而非人民奋斗争取的结果。而有关主权由谁掌握的争论一直在继续。有些人提出了主权在民的观点，另一些人则认为应采用君民同治，还有人声称应由天皇独揽大权。所有人都旁征博引欧洲的理论和制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些分歧使天皇陷入了苦恼，他命令三条就帝国宪法的原理、议会和皇权之间的关系以及设立议会的准备工作提交一份详细的奏折。2月24日，三条提交了奏折，强调“君王立不可干犯之地，宰相代任其责”。三条重申，政府政策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他了解“天下之人心反喜急躁”，但坚信应循序渐进，因为数百年来日本都鄙视外部的一切，与世隔绝，偏安一隅；当他们突然间与外国接触，反而走向极端，要与外国竞争，尽可能赶超对方。目前，欧洲的极端政治思想已经渗透到了城市和农村，年轻人沉醉于新奇的观点之中。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令平正着实先入为主，毋使其陷浅薄偏僻之流”。

三条强调维持皇室财政独立的必要性。[9]他还认为贵族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将来的议会中组成上议院，保护皇室。贵族之下是士族，但他们因政府的变革而变得穷困潦倒。三条恳请采取措施为他们提供援助。在另行起草的一份文书中，他列举了为着手开设议会需要采取的措施。[10]

强调保护日本传统并不意味着朝廷拒绝向外国寻求指导。2月，元老院议长寺岛宗则提议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欧洲各国的宪法，以便确定哪些特色可被日本宪法所采用；他本人也将担任全权公使为此目的赴美考察。天皇恩准了这一提议，伊藤也为此行辞去参事院议长一职。3月，就在动身前，伊藤收到了天皇列出的一长串的考察事项。

修约问题继续困扰着日本，为讨论这一问题，日本召开了关于修改条约的预备会议。井上馨发表意见说，由于外国从修改条约和放弃法外治权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为了达到目的，日本将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于是，他给出了两条让步建议。第一条是由参议山田显义提出，主张如果外国人愿意在所有问题上遵守日本法律，则允许外国人像日本人一样，在全日本享有生活、工作和通商的权利。[11]第二条是由伊藤博文提出，承诺给予的特权更少：允许外国人在日本内陆享有通商的权利，但前提是，如果外国人违反了行政规章或警察条例，需在日本法庭接受审判；日本政府恢复对所有民事诉讼进行裁决的权利。

3月5日，三条实美向天皇提交了两条建议，让天皇决定首选方案。天皇裁断，并提出三条建议。首先，“大臣参议等去小异，就大同，一致方可全此大业”；其次，严加保密，“阁议贵机密，改正之议未成，不可忽泄露，酿世间纷议，如前年开拓使出售官产事件”；最后，他反对山田的提议，称“我国民智识未及彼，财力亦颇劣，若与彼居住、经营之权，许其通商，其结果颇可忧虑。卿等宜深谋远虑，以之为备”。[12]

天皇的建议未能结束争论。井上馨夹在举棋不定的预备会议和要求迅速采取行动的英国公使之间，最后想要辞职。三大臣竭尽全力安抚他。最后，内阁顾问中的一名德国人罗斯勒（K. F. H. Rösler）重拟了两条提议。新拟的第一条提议允许外国人拥有“不动产所有权”，但收回“民事、刑事裁判权”。第二条提议只收回“民事裁判权”，作为交换条件，只允许外国人“内地通商”。这两个提议被再次提交给天皇。天皇决定按照第一条提议与外国人进行公开谈判，若第一条提议不成，则采用第二条提议。如果两个提议都不成，再进一步商议，并向天皇提交商议结果。[13]

4月，在条约改正的第七次预备会议上，井上馨宣读了一份备忘书，声称为实现在外交关系方面的目标，日本准备向与其签订条约的国家做出让步。在对此类让步进行阐述之前，备忘书中列举了日本的现代化以及日本有资格与大国平起平坐的证据：日本一直遵循全世界公认的法律和道德准则；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让所有人享有平等权利；对政体进行了改革，并分离了行政和司法体系；推广教育，放宽对基督教的禁令；建立了邮政系统，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建立了电报系统、铁路系统，并沿海岸建造了灯塔；制定了刑事法典和上诉法。并且，日本并不满足于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而是要争取更大进步和改善，并希望与所有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增进互惠互利。

备忘书继续说道，但不幸的是，在与外国人建立友谊和进行通商的道路上依然障碍重重。按照现行条约，外国人不得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生活或通商。一直以来，日本政府都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消除这些障碍，深信现在恰逢其时。在外国人遵守日本法律的前提下，日本允许外国人在全国自由旅行、在他们喜欢的地方生活、拥有动产和不动产、进行通商和经营产业；在新制度生效的当天，外国公民将受到日本法律管辖，此类管辖虽与他们在通商口岸受到的管辖不同，但将是公平的。这种公平性将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并将彻底改变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友谊。随着自由通商的开展和外国资本的流入，将会带来工业和贸易的繁荣，而这将会创造一个大规模的进口商品市场。[14]

6月1日，井上在预备会议上正式提交了一项修改条约的议案（该议案以他在4月份发表的备忘书作为依据）。议案规定：在新条约签署五年后，将向外国人开放日本全国，允许外国人按意愿在任何地方旅行、生活和工作，在通商或就业方面享有和日本人同等的权利；为减轻外国人对日本法律的担忧，日本将全力获取外国人的信任；新法完全采用在西方盛行的法律原则作为依据，日本将把所有法律和法规翻译成至少一种欧洲语言，并进行分发；外国法官可以与日本法官一同进行审判；在陪审团制度适用的情况下，若案件涉及外国人，将由部分外国人担任陪审员。

在宣读议案的时候，德国公使立刻对议案的互惠互利方案大加赞赏，尤其是对向外国人提供的慷慨担保称赞不已。他说，他将向德国政府汇报议案的内容，并建议修改条约。接着，比利时、葡萄牙、奥匈帝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和俄国的公使纷纷赞成德国公使的意见。美国公使赞扬日本方案的合理性，并说他很乐意建议美国政府接受该方案。他还补充说，取消治外法权将会减轻日本民众的不满和痛苦，维护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推动商业和贸易的开展。只有英国公使哈里·巴夏礼爵士拒绝同声同气地称赞该议案，说他将对该议案进行仔细研究。[15]

7月18日，巴夏礼在预备会议上回答说英国政府坚决反对井上的提议，并呈上了一份意见书说明原因。他说，尽管日本自批准新条约之日起将拥有管辖权，但在五年期限中日本不会给予外国人所承诺的特权。在此期间，外国人享有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在日本内陆自由地进行公务旅行；外国人不能在日本内陆生活、拥有不动产或在日常活动中使用外国货币。此外，日本承诺的司法制度和裁判方法含糊不清，完全不足以对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进行保障。由于日本政府尚未制定民法典或商法典，新的刑法也仅仅实施了一年而已，英国政府极难对新法是否有效做出判断。他预计批准该提议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建议日本政府和其他当事国谨慎处理。巴夏礼认为，当前提议没有获得英国民众的信任，无法吸引日本今后发展繁荣所需的外国资本流入日本。[16]他引述“一位有才干的日本国际法学家”在1879年底发表的言论说，“法律并没有对日本民众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给予适当保护，在获得日本民众的普遍认可之前还需要进行重大改革”。[17]

尽管英国是唯一一个公然反对该提议的国家，但巴夏礼的话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建议各国公使一起讨论该议案，然而，公使们都决定不再讨论，而是向各自的政府上报此事。因此，7月27日，第十六次预备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在看过巴夏礼对井上取消治外法权的提议提出的异议后，很难不承认他的论点有理有据。无论是巴夏礼还是英国政府，都觉得没有理由急着修改条约，在不能完全确定新制度将会让他们享有同等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他们不愿贸然放弃既有权利。在意见书中，巴夏礼说自己体恤日本人民彻底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愿望，可他的体恤之情似乎并不深。他似乎没有像美国公使（约翰·宾汉姆，John Bingham）那样觉察到日本民众对外国政府强加的治外法权感到不满。外国政府施加治外法权明白无误地表明它们认为日本尚未开化。巴夏礼引述的“一位有才干的日本国际法学家”的那番话，虽然并没有暗示出日本人民有不满情绪，但较之于对新法的不确定，日本民众感受更为强烈的大概还是这种愤恨之情。总之，巴夏礼正在维护一个日本民众都讨厌的制度，该制度否定了自明治维新时起日本所取得的一切。

与此同时，日本民众的注意力也从由来已久的修约问题转向了迫在眉睫的事情——7月23日，汉城爆发了朝鲜士兵起义。起义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下令改革军队，导致民众心生愤恨。1881年底，朝鲜高宗及其正室闵妃[18]为推动朝鲜的现代化，邀请日本公使馆的武官堀本礼造中尉担任教官，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一百名年轻的贵族弟子接受了日式军事训练，旧式军队的士兵知道这支年轻军队的装备和待遇远在自己之上，十分恼怒。他们中有一千多名年老病残的士兵在改造军队的过程中被迫解甲，而其他士兵已经有十三个月没有领到粮饷，6月，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高宗下令向士兵发放一个月的粮饷。他命令宣惠厅堂上[19]闵谦镐发放粮饷，闵谦镐将此事交由家仆负责，家仆则将赐予的好米售出，用所得的钱购买谷子，并在其中掺杂砾石和糟糠。这些食物腐烂恶臭，根本没法吃。[20]

愤怒的士兵冲向闵府，因为他们怀疑闵谦镐骗取了他们的大米。闵谦镐得知有人反抗，下令捕盗厅逮捕了一些为首闹事的士兵，并宣布在第二天早上斩首示众，以示惩戒。但是，在听说此事后，士兵们冲进闵府进行报复。闵谦镐不在府中，士兵们只能通过破坏家具和其他财产来泄愤。

起义士兵转移到武库，在那里盗取了武器和弹药。戴着从军以来最好的一次装备，他们前往监狱（义禁府），不仅释放了那天被闵谦镐关押的犯人，还释放了很多政治犯。正在宫中的闵谦镐召集军队镇压起义，但一切为时已晚：随着城市贫民和其他反抗者的加入，起义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已变得声势浩大起来。

一队起义者前往堀本中尉的府邸，轮流刺向这位吓得缩成一团的军队教官，慢慢将其杀死。[21]另一路人马约三千来人，身强力壮，在掠夺武库、夺取武器后前往日本公使馆。王宫立刻将消息告知公使馆并称国王无力镇压起义者。[22]日本公使花房义质（1842—1917）和十七名使馆人员及十名警官正在公使馆内。起义者围攻了公使馆，叫喊着要杀光日本人。

花房下令烧毁公使馆。公使馆书记立刻将油泼在重要文件上，放火焚烧。火势迅速蔓延，在火焰和烟雾的掩护下，花房等人从后门仓皇逃离。他们逃到港口，登船从汉江前往仁川。起先，他们在仁川府使的官邸避难，但是，当汉城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官邸主人改变了态度。日本人意识到此地不再安全，冒着暴雨逃到港口，朝鲜士兵穷追不舍。六名日本人被杀，另有五名身受重伤。幸存者带着伤员登上一艘小船往公海驶去。三天后，他们被一艘英国测量船“飞鱼”号（Flying Fish）搭救。[23]

7月24日，就在袭击日本公使馆后的第二天，起义者闯入王宫。他们找到并杀死了闵谦镐和十多名高级官员，并四处搜寻闵妃，要杀死她。因为闵妃属于他们憎恶的闵氏外戚集团，并且完全操纵着腐败的政府。闵妃化装成宫女，一位忠诚的侍卫背着她，谎称是自己的妹妹，从而侥幸逃脱。[24]

起义者中有一名王室成员，即高宗的生父兴宣大院君。[25]他憎恶闵氏外戚集团，因为他们推翻了他的王权统治。[26]由于没有闵妃在身旁指点，倒霉的国王再次向父亲求助，请求父亲出面主政，于是，兴宣大院君在退隐九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复位。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闵妃（人们推定闵妃已死于宫廷袭击事件之中）举行国葬，并废除了由日本人训练的现代军队。

花房回到了日本。我们可以想象日本政府听闻这一消息后会有多愤慨。8月30日，井上馨召开了内阁特别会议。天皇命井上前往下关负责处理危机，还命令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准备四艘军舰，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派一个大队的步兵，在常驻公使花房重返朝鲜复职时作为护卫队共赴朝鲜（并保护朝鲜的日本侨民）。

8月2日，井上离开东京。他在下关和花房见面，并交给花房一份指示，其中描述了朝鲜暴徒的恶行引发的愤怒和对日本国家声誉造成的侮辱，并指责朝鲜政府怠于镇压这些不法分子，未能足够重视两国应有的睦邻关系。但是，考虑到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府认为此时兴师问罪稍嫌过早。公使将重返汉城，因为无法预测起义者是否还会发起新一轮的暴行，他将受到陆军和海军的保护。

花房接受的命令是，在汉城会见朝鲜高级官员，劝说他们确定一个日期，按照令日本政府满意的方式处置起义者。如果起义者胆大妄为、发起突然袭击，那么无论朝鲜政府采取哪些措施，日本都将被迫使用武力进行镇压。

虽然现阶段没有战争的危险，但却隐藏着危机。花房收到的指示中还包括下面这条命令：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朝鲜政府藏匿罪魁祸首而不施以惩罚，或者拒绝参加日本提出的谈判，那么此举显然意味着朝鲜政府破坏了两国和平。在此情况下，公使可以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揭发其罪行，并立即动身前往仁川，陆军和海军随即将占领仁川港。到达仁川后，公使将立刻向东京进呈详细的奏折，并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如果清朝或其他国家站出来调解争端，应予以拒绝。不过，这些指示以一个出人意料的温和论调结束：日本政府并不认为朝鲜政府有意破坏两国的和平关系，因此，公使应真心实意地努力恢复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以当前事件为契机，努力促使两国达成永远的和平。[27]

尽管最后的言论稍显乐观，但在8月初，日本政府下令征召常备兵。井上馨将日本政府决定向朝鲜派遣军队和军舰以保护日本侨民一事告知了住在东京的各国公使。他强调说，政府的意图完全是为了和平。然而，美国政府提出进行调解的建议立刻遭到了日本的拒绝。[28]由于担心局势的发展，天皇派侍从长山口正定作为敕使前往朝鲜。山口一直留在朝鲜，直到签署《济物浦条约》[29]为止。

日本和朝鲜在就条约的条款进行谈判时，国内出现了很多关于迫切需要增加军备的讨论。支持者指出，派往朝鲜的四艘军舰就是日本的全部海军，没有留下一艘来保卫日本。山县有朋向天皇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扩张军备，建议通过增加烟草税来满足军备开支。8月16日，天皇向岩仓征求意见。岩仓回复道，如果清朝继续视朝鲜为藩属国，那么与清朝开战将不可避免。现在有必要为战争筹建军队，他请求天皇颁布密令。8月19日，山县向岩仓发函一封，其中称，“与清国开战以今日为好机”。[30]

8月22日，在两个中队的护送下，花房进入汉城王宫。他向朝鲜国王提出了日本的一系列要求，并限国王在三日内做出答复。此类要求包括就烧毁日本公使馆赔偿五十万日元。国王命令其政府限期做出答复，兴宣大院君立刻召开议政府会议。然而，日本提出的不合理的赔偿数额（五十万日元相当于朝鲜政府全年总收入的近六分之一）激怒了议政府成员，朝鲜政府并没有做出答复。花房认为朝鲜政府不太可能会满足日本的要求，遂决定前往仁川。战争似乎不可避免。花房按照井上的指令，在离开汉城前向朝鲜国王发出最后通牒。国王立刻致函花房，恳请他回来，但花房没有改变主意。花房从一位名叫洪淳穆的政府成员手中收到一封很是失礼的信，洪淳穆公然宣称朝鲜不会按照日本的要求“派高官谢罪”，这激怒了花房。[31]8月25日，花房抵达仁川。第二天，洪淳穆致函花房，称他打算辞职并请求进一步会谈。花房同意等两天再起航。

此时，闵妃在其藏身之地向朝鲜国王修书一封，力促他请求宗主国——清朝——出兵朝鲜镇压起义，这一意料之外的举动让局势变得复杂起来。朝鲜国王一如既往地听从了闵妃的建议，派密使前往天津联系驻津的两名朝鲜高级官员。官员前往北京，将朝鲜国王向清朝请兵一事告诉了李鸿章。李鸿章丝毫没有犹豫：这是恢复大清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数年来，大清宗主权丧失颇多。

清朝立刻召集一支由三艘军舰和六艘商船组成的舰队前往朝鲜。这些载有四千名士兵的船舰将在仁川会合。有了这支军队，清朝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仁川，但是，士兵们听从了李鸿章下达的命令：“不得与日本制造不必要之事端”。当清军看见位于仁川港的日本军舰“金刚”号时（该军舰比其他日本军舰提早抵达），先是撤离，但在8月22日又返回仁川港，军队中有近两百名士兵在第二天登陆。

清朝通知花房，他们此行是为了镇压藩属国的兵变。花房认为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声称目前日朝关系紧张与清朝无关。清朝提议合力镇压起义，但花房回复说，他正在等待朝鲜答复他的最后通牒，任何国家都不要干涉。

清朝只好接受日本不愿合作的态度，开始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路线。清朝派遣三名海军提督礼节性地会见了兴宣大院君。在准备离开时，他们请兴宣大院君在清军大营参加重要会议。出于礼节规定，兴宣大院君答应回访，并按要求于第二天（9月26日）前往清军大营。虽说这是清朝和朝鲜之间常见的礼尚往来，但一看见信号（举杯恭祝兴宣大院君长寿），清兵立即冲进房内，逮捕了兴宣大院君，将他塞在轿子里，运到清军“威远”号军舰上，并押到清朝。直到军舰抵达天津，兴宣大院君才从轿子里出来。李鸿章对兴宣大院君进行了审问，试图让他承认自己是兵变的罪魁祸首，但未果。李鸿章命人将兴宣大院君塞回轿子，转运到北京西南约一百公里的一个县城。此后三年，兴宣大院君被软禁在一间屋子里，严加看管。[32]

最有威望的人物兴宣大院君都无法反抗之后，朝鲜政府别无选择，只得与日本谈判。8月30日，日朝签署了《济物浦条约》，正式结束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条约规定：（1）朝鲜政府将在二十日内逮捕和严惩杀害日本人的暴徒；（2）朝鲜政府优礼瘗埋日本遇害者，以厚其终事；（3）朝鲜政府向死伤的日本遇害者家属赔偿五万日元；（4）朝鲜政府应就暴徒给日本公使馆造成的损害及水陆兵费赔偿五十万日元，每年支付十万日元，五年付清；（5）为日本公使馆配备兵员若干以示保护。

这一事件激发了日本民众的爱国热情，一些人自愿应征入伍或者解囊为军费筹资。9月28日，花房返回横滨，搭乘专列回到东京，受到了半个排骑兵的迎接。天皇在宫中接见了花房，并授予他勋二等旭日重光章。

朝鲜高宗对最近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遗憾，派遣三名高级官员表达歉意并赠送礼物。天皇接见了朝鲜公使朴泳孝，朴泳孝向天皇呈递了一封朝鲜国王的信函。在信中，朝鲜国王称赞天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请求维持和平与长久友谊。[33]

11月3日，在朝鲜被杀的堀本中尉和其他日本人被供奉到靖国神社。11月17日，天皇向搭救了花房等日本人的“飞鱼”号船长赏赐了一对青铜花瓶和几本书，包括一本关于古代征服朝鲜的书籍。12月，朴泳孝及其同僚准备离开日本时，受到天皇接见。天皇对他们的离开表示遗憾，并请他们向朝鲜国王传达友谊之情。他还赏赐了五百挺枪，令他们转交朝鲜国王。无疑，此举暗示天皇希望他们能将这些枪用于镇压日后的起义。朴泳孝说，对朝鲜来说，没有什么能与枪支更重要了，他确定朝鲜国王收到这份大礼会十分高兴。[34]

朴泳孝还向天皇口头禀报了朝鲜的近况，并恳请日本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朝鲜维护国家独立。回到朝鲜后，朴泳孝和金玉均（1851—1894）组建了新的开化党，以期在日本的帮助下使朝鲜摆脱清朝统治的枷锁、破除积弊。对于他们来说，日本就是他们期望在朝鲜开展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楷模。[35]

尽管一些日本政府成员警告说，不要挑唆清朝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这一年在天皇颁布的相当乐观的诏敕中画上了句号。[36]1882年12月23日，明治天皇颁布敕谕，开篇写道：“保全东洋全局之和平乃朕切望之所在。而今次因朝鲜倚赖，以邻交之好谊，助其自守之实力。且涉政略，以使各国认其为独立之国。”此番言论中透露出的信号，成为引发十二年后日清战争的一大原因。

[1] 平安時代初期嵯峨天皇开始的一种新年仪式。天皇向四个方位的神灵朝拜，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收。——译注

[2]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00页，“军人”自然包括海军和陆军。

[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01—602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08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17—618页。

[6] 保存在泉涌寺的一个文殊菩萨小雕像据说是明治的私人护身符。泉涌寺位于与皇室关系密切的京都真言宗古刹内（照片请参阅《皇族の御寺》，第36页）。与佛教真言宗派的关系促使明治积极地在高野山重建宝塔。对于重建西教寺——一个重要的天台宗寺庙，明治只提供了50日元（《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51页）。明治并非捐赠寺庙的唯一皇室成员，皇太后和皇后也捐赠500日元用于重修位于京都的临济宗派禅寺——东福寺（第690页）。

[7] 弗兰克·普罗查斯卡（Frank Prochaska）在《皇室恩赐》（Royal Bounty）中描述了英国皇室（主要在19世纪）向学校、医院、孤儿院和其他慈善机构赠送的礼物。明治偶尔向学校和医院捐钱。1881年8月5日，传染病流行期间，明治私掏腰包向东京都捐赠了7万日元的巨款，用于卫生和疾病防治。（《明治天皇紀》第四卷，第736—737页）1882年7月27日，霍乱蔓延期间，他捐赠了1000日元用于疫情救援（《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47页）。他甚至越来越频繁地为宗教或科学组织慷慨解囊。例如，1882年2月3日，天皇同意每年向皇典讲究所——一所为教习日本经典、神道教、仪式、音乐和武术等而新成立的研究机关——资助2400日元，为期10年（《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24—625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33页。

[9] 天皇的个人财产是常常需考虑的问题。原则上，日本的全部土地均为王土，但并没有文件规定。在1872年废除《禁止田地永久买卖法令》后，即使是平民也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1876年，木户孝允意识到皇室拥有适量财富的重要性。木户说，如果亲王和皇室成员住不起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宅邸，又该如何维护他们的尊严？在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皇室拥有如此之少的财富（《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44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40—641页。

[11] 请参考有关禁止外国人在日本内陆旅行的限制。外国人可以因“健康、卫生研究或科学调查”等申请颁发护照。1878年，伊萨贝拉·伯德（Isabella L. Bird）持因哈里·巴夏礼爵士代为求情而获得的护照从东京前往北海道，她详述了护照封面用英语载明的旅行条件：持有者禁止在林中点火；禁止骑马进入火灾现场；禁止非法侵入田地、圈地或禁猎区；禁止在寺庙、神社或墙壁上乱写乱画；禁止在狭窄的道路上快速行驶；禁止无视“不准通行”的公告；持有者必须“遵守秩序，对日本政府和民众客气”；“凡官员有要求的，必须向官员出示护照”，违者将被拘捕；在内陆时，“禁止射杀，禁止与日本人通商或订立贸易合同，禁止房屋或客房的租赁期限超过逗留时长”。（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p. 33-34）

[12]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57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58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683—684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12—713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43页；另请参阅Hugh Cortazzi, Sir Harry Parkes, p. 15。

[17] Hugh Cortazzi, Sir Harry Parkes, p. 15. 此处引述的话语来自于F. V. Dickins and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2, p. 319-322。

[18] “闵妃”总是被当做其名字，但“闵”是她的姓氏，如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被称为“哈布斯堡王朝皇后”一样。

[19] 朝鲜官职，相当于财政大臣。——译注

[20] Woonsang Choi（崔文衡）,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17；《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46页；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56页。

[21]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57页。

[22]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115页。尽管本书以小说的形式写成，但很显然是一部严谨的研究成果。

[23] 如需了解关于此类事件的不同描述，请参阅Hilary Conroy, The Japanese Seizure of Korea, p. 102。

[24]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121页；另请参阅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18，以及Kibaik Lee（李基白）, A New History of Korea, trans. Edward W. Wagner, p. 273。

[25] 人们都用这一头衔来称呼他，他是朝鲜国王的生父，但未曾登过基，本名叫李昰应。

[26] 1863年，朝鲜哲宗李昇驾崩，因其早逝无子，出生皇族的李熙即位（即朝鲜高宗）。因其当时年仅十一岁，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1873年，高宗的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排斥大院君势力，夺取大权。闵妃在宫中形成了闵氏外戚集团，但大院君不甘退出政治舞台，由此朝鲜国王室形成了以闵妃和以大院君为首的两个势力集团，彼此形同水火，不断内斗。——译注

[27]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50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52页。

[29] 济物浦是汉城港口仁川的旧称。

[30]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59—762页、第766—767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771页。对于花房离开汉城的直接原因说法不一。根据崔文衡的说法，是因为花房要求对日本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兴宣大院君“反驳道，倘若日本坚持要朝鲜政府赔偿，则朝鲜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在朝开展贸易的所有日本商人征税”（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18）。片野则认为，在规定的三天期限过去后，花房得知由于要为闵妃举行葬礼，他将无法得到朝鲜的答复（《李朝滅亡》，第68页）。他愤怒于朝鲜将内部事务看得比他的事情要重，于是叫嚷着他已经放弃了和平解决此次危机的希望。根据崔硕莞的说法，花房的要求让朝鲜朝廷大吃一惊，尤其是三天的答复期限（《日清戦争への道程》，第33页）。由于国内形势紧迫，朝鲜国王派去答复花房的洪淳穆试图获准延长期限，但花房将此举解释为朝鲜不愿认真谈判，于是在8月22日向朝鲜国王发出最后通牒后前往仁川。

[32]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61—63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800页。

[34]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818页、第838页。

[35]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840页；Kibaik Lee, A New History of Korea, p. 276。

[36] 这是岩仓具视的观点。（《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841页）

第三十七章
岩仓逝世

熟悉的新年仪式揭开了1883年的序幕。1月4日，天皇参加了本年度元老院的第一次会议；1月18日，在第一次宫廷诗会上，天皇以“四海清”为题创作了贺岁和歌。

这一年，天皇似乎恢复了骑马的爱好：他骑马五十一次，通常在骑马后前往青山御所看望皇太后，或者在新宿御苑的凉亭里饮酒聚会。

天皇偶尔也在青山御所或者1881年4月16日开放的芝公园的能乐剧院内观看表演。1883年5月23日，天皇和皇后以及皇室成员、参议、宫内省官员等在青山御所观看了一场由八出能乐和六出狂言组成的精彩演出。能乐似乎正被再次认可为皇室的官方戏剧，然而，尽管皇太后——能乐演出的最慷慨资助人——平时向表演者赠送礼物，但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表演者或培养接班人。直到二十世纪初，能乐表演者的生计才有了经济上的保障。[1]

较之于这一年为天皇举办的讲课，大概能乐给天皇带来的乐趣更多些。这一年的讲座有元田永孚讲解《论语》的部分内容、西村茂树讲授日文翻译的布隆赤里（J. K. Bluntschli）的《国法泛论》（Allgemeines Staatsrecht）、高崎正风讲解《古今集》的序言、川田瓮江讲授唐朝政论性史书《贞观政要抄》。

尽管1883年以充满希望的方式开了头，但却打上了天皇个人悲剧的烙印。1月26日，权典侍千种任子[2]产下天皇的第四女章子公主。1880年8月3日千种任子生下第三女韶子公主。韶子在襁褓中患上了脑膜炎，但治疗后有了起色，看起来已经痊愈。随着章子的出生，天皇有了三个孩子——嘉仁王子和这两位公主。然而，喜悦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8月，（据说）夏季的极端高温导致韶子公主疾病复发，这一次宫廷医师们竭力挽救她的性命，但无力回天。9月6日，韶子公主病逝。襁褓中的章子公主自出生起便患上了格鲁布性喉头炎，9月1日开始出现慢性脑膜炎的症状。天皇派御医前来治疗，但治疗毫无起色，于是他命令陆军军医总监桥本纲常（1845—1909）为公主治病。就在姐姐离世两天后，章子公主也夭折了。[3]

天皇的七个孩子中已有六人在婴儿时期夭折。虽然史料中通常都没有记载他对子女的离世有何反应，但面对这次双重打击，他显然悲痛欲绝。天皇取消了一天的奏事议政，下令停办歌舞三天，以示哀悼。他还命令军队降半旗致哀，鸣炮致以隆重的悼念。举行葬礼那天，人群聚集在街头，悲哀痛惜地看着小小的棺材被抬进陵墓。

由于未能治愈这两位公主，皇室子女的侍医浅田宗伯[4]请求辞职。他把失败归咎于交替尝试中医和西医。但是，尽管近期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天皇仍相信应该使用中医和西医来治疗疾病。他任命受过西方教育的桥本担任宫中医务局长。[5]桥本和另两名接受西方教育的医生[6]需咨询学习传统医学的医师，以制订治疗方案。在两位公主死后，天皇比以往更关心他仅剩的一个孩子——王储。自出生时起，这个孩子的健康就是一个大问题。[7]

这一年，天皇的健康也出现了问题：9月，他的脚气病又犯了。幸运的是，天皇的脚气病并非致命性的，但医师们认为东京是最易发生感染的危险地区，天皇的脚气病很可能会发展成致命性的。他们建议在距离东京一百多公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地方修建一座离宫，促请天皇在每年的危险时节离开东京。[8]不用说，明治又没有理睬他们的建议。

侍医们也对六位王子和公主的夭折深感悲痛，他们都是同一种疾病的受害者：脑膜炎。侍医们认为，将来出生的皇室婴孩应采用不同于传统宫廷习俗的方式来抚养。他们建议修建一座宫殿，以便孩子们避暑。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王子、公主的早逝归咎于先天性身体虚弱，并建议从确认母妃怀孕起便采取所有可行的预防措施。天皇欣然同意了这些建议，随后在箱根建造了一座宫殿，在日光市和其他地方修建了住处，当侍医认为天皇侧室产下的皇室子女需要移地疗养时，这些子女将被送往此类住处；但天皇却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关注甚少，从来没在此类住处待过。若是天皇能够设法远离朝事几日、视察一下军事演习，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是最快乐的事情了。[9]

1883年上半年，伊藤博文仍在欧洲考察各国宪法，以期为日本将来制定宪法找到合适的模本。伊藤大部分时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他认为这些国家的宪法最符合日本的需求。两名宪法学者——鲁道夫·冯·格耐斯特（Rudolf von Gneist）[10]和洛伦茨·冯·施泰因[11]给伊藤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邀请施泰因同他一道回日本，担任筹备宪法和制定日本大学教育政策的顾问。

施泰因拒绝了邀请，声称自己年事已高，无法出国游历，还说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必须以该国的传统为依据。他认为，如果有人觉得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是明智之举，那么首先必须溯本追源地探究这些法律存在的缘由，研习这些法律的历史，再判断这些法律是否适用于自己的国家。[12]

听到这一答复，伊藤更加佩服施泰因了，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施泰因不会前往日本。伊藤询问俾斯麦能否推荐其他人来代替施泰因。俾斯麦在高度赞扬了日本所取得的进步后，提到了三名学者。伊藤立刻给内阁发电报，请求获得授权邀请这些学者。外务卿井上馨给伊藤回了封电报，同意他委任这些学者，但警告说日本不应受到俾斯麦和德国势力的过度影响。井上回想起日本邀请法国官员训练日本军队时的情景，法国官员坚持事无巨细都应遵循法国的做法，从而导致与陆军卿意见不合。井上说，不管怎样，政府的用意并非采用纯德国式的宪法和法律，并建议伊藤仔细挑选担任日本公职的德国顾问，此类顾问应能够按照合同条款有效地履行义务。

尽管此番言论明显流露出对伊藤的设想缺乏热情，但伊藤没有放弃希望从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律专家那里获得建议的想法。10月10日，天皇同意委任施泰因成为日本驻奥地利公使馆的一员，任命其作为顾问，以解决与日本法律制度有关的问题。[13]

8月初，伊藤及其使节团随员从欧洲返回。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历访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考察它们的宪法。伊藤告诉岩仓，他已经从格耐斯特和施泰因那里了解到了国家机构的一般原理，掌握了奠定皇室根基的必要知识。他认为，建立君主立宪制、完善皇权制度、制定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很多日本民众受到英法两国极端自由主义的诱惑，为了限制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纳他的提案。

伊藤的脑子里关注更多的是日本的未来，以至于似乎没有注意到日本的传统正在被迅速侵蚀。日本当然也在努力恢复节日和其他传统信仰。[14]7月20日，岩仓具视离世，这也许象征着日本与过去彻底告别。1854年，岩仓被任命为孝明天皇的侍从，当时明治只有两岁。那可能是岩仓在天皇的记忆中留下的最早印象。从那时起，岩仓便在对君主政体造成影响的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他出生于公卿中的底层，但他是贵族，这一差别将他与明治政府的多数成员区分开来。也正是这一差别导致了他不时和武士阶层发生冲突，[15]然而，这也使得岩仓与天皇建立了特殊关系。与其他贵族（如炽仁亲王或三条实美，这两人的地位都比他高）相比，他是明治政府中更为活跃的人物。

在5月的时候，岩仓曾前往京都，监督皇宫修复方案的实施。天皇越来越关心失修问题，不仅仅是皇宫，也包括整个京都市。当岩仓提议采取措施以防止发生进一步毁损时，天皇欣然恩准。[16]于是，天皇派遣岩仓和其他官员前往京都视察情况。

岩仓的方案包括：在内务省建立一个分支机构，以管理宫廷、皇家花园、离宫和陵墓；建立一个分支机构负责该地区的神社和寺院；恢复节日，并在御所修建神社，纪念被尊为京都创始人的恒武天皇；修建道路，划分御所周边曾矗立着贵族宅邸的地区；大力植树；改造沟渠，清洁河道；拆毁不必要的建筑；修复修学院离宫；正式承认二条城为离宫；在外国贵宾可能驻留的鸭川一带建造西式建筑。[17]

最终，这些方案得以实施，有利于扭转京都的持续衰落趋势。即使岩仓感到胸口疼，即便他患上了急性幽门狭窄无法进食或喝水，但对这项工程的热情使他继续坚守岗位。天皇得知岩仓的病情后，十分担心，立刻派御医伊东方成前去问诊。

岩仓的病情有所好转，使得他能够返回东京，但抵达后病情复发。7月5日，天皇担心岩仓的健康，表示想去病房探视。出于敬畏和担忧，岩仓派其子前去回绝这份殊荣，但那时已经来不及了：銮驾已经到达。连忙更换好衣服的岩仓从病床上起来，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走近天皇，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看到岩仓身体虚弱，天皇于心不忍，热泪盈眶。

一周后，当得知岩仓仍没有好转的迹象时，皇后决定去看望他。“然而，”皇后说，“右大臣恭敬重礼，闻之必用心送迎，反害病症，此非余之本意。余今日以一条忠香之女探望卿之病情，则可于病床相见。”[18]

7月19日，天皇再次前去探望岩仓。在准备离开皇宫时，他告诉德大寺实则：“朕欲亲去与右大臣永诀。”他叫人备好御辇，没等护卫到齐便离开了皇宫。一名侍从武官走在天皇的前面，通知岩仓天皇随后就到。岩仓感激涕零。当天皇到达时，岩仓想起身鞠躬，但病重身体不听使唤，他能做的只有拱手表示感激。看到岩仓的状况，天皇失声痛哭，几乎没法询问他的病情。岩仓无法回答。天皇和他的大臣一言不发地对视了一会儿，随后离开。就在那一天，岩仓的辞任请求获得了批准。7月20日，岩仓病逝。

天皇悲痛万分，罢朝三天，并为岩仓举行国葬。在悼词中，天皇追封岩仓为“太政大臣”——日本臣民可以获得的最高官位。在赞扬了岩仓的功绩（这些功绩使得岩仓成为“国家之栋梁”）后，天皇声情并茂地描绘了他和岩仓的关系：“朕冲年践祚，全赖匡扶，启沃纳诲，谊同师父。天不慭遗，曷胜痛悼？”[19]

多数情况下，明治发表官方言论时都采用套话，但是，这番话却流露出他痛失良师时难以掩盖的悲痛之情。[20]

不久之后，天皇向多年来在其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另一位人士道别：哈里·斯密·巴夏礼爵士。他将被调到中国。在皇宫举行送别午宴期间，天皇发表纶言，对驻日本十八年的巴夏礼，他“不堪惜别之情”。天皇很有礼貌地对巴夏礼表示了感谢，“能亲睦两国之交际，又翼赞明治维新之政图，劝诱有益之事业，朕甚嘉之”。在承认巴夏礼为日本立下的功劳后，天皇打算向巴夏礼颁发旭日大绶章，但英国政府不允许这样做。因此，他转而向巴夏礼赠送了两件私人财物：一个香炉和一只花瓶。他说：“卿若爱玩此物，为朕厚意之纪念，则为朕满足之所在。”[21]

天皇的这番话语气真诚，与他平时向外国政要道别时所说的话不同。天皇如此亲切地和巴夏礼交谈，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巴夏礼平常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态度傲慢、性情急躁，（据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所说）当时巴夏礼成了“日本民众心中的怪物”，日本人讨厌他、害怕他，就像英国人讨厌、害怕拿破仑一样。[22]巴夏礼最近反对结束治外法权，此举应该让天皇不快，但他设法克服了反感，慷慨地赠送了一份礼物。萨道义虽然经常批评巴夏礼，但也对巴夏礼表达了赞赏：

对于巴夏礼所起的作用，日本欠他一个人情，这个人情日本从来没有偿还，也从来没有完全承认。如果他在1868年的革命中站到了另一边，如果他和大多数同事只是应付照办，那么日本天皇的维新之路将会出现无法克服的困难，内战也不会这么快就结束。[23]

翌年，也就是1884年，令人惊讶的是，天皇很少参与重大事务了。天皇的大多数活动都与上一年一样。也许追封光格天皇的生父为“庆光天皇”是明治天皇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4]多年前，光格天皇为行孝试图向父亲赠予“太上天皇”的尊号，即使其父从未登基。幕府没有同意光格的提议，最终（于1792年）命令光格天皇推迟这一行动。在那些支持光格的贵族中，最突出的一位是前参议中山爱亲——明治外祖父（中山忠能）的曾祖父。中山爱亲被召唤到江户问话，随即被幕府软禁。[25]毫无疑问，明治追封“庆光天皇”这一谥号，是在为先祖长期遭受的不公进行平反。

4月，中国和法国就安南[26]主权爆发战争。日本政府决定和其他三个中立国（德国、美国和英国）合作，保护战争波及地区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是日本第一次以这种方式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27]

天皇对本次战争有何反应，史料并无记载，但是，对于清朝似乎能够顽强地抗击法国这一结果，他也许感到高兴。在与夏威夷国王的谈话中，他强烈谴责欧洲列强侵略亚洲。但这一次，由于琉球事件造成日本与清朝的关系紧张，使他对清朝获胜的感受却并非单纯的高兴或者忧虑。

无论如何，天皇都不太可能过多地关注中法战争。从4月的后半月起，他因病经常未能参加内阁会议。宫内卿伊藤博文十分担心，请求天皇派人去请医生池田谦斋。天皇一直都不喜欢医生，伊藤力劝让医生给他做检查时，他拒绝了，说自己只是感冒而已，没什么大碍。伊藤多次恳请，天皇最终才勉强答应。[28]

没有迹象表明天皇受到了疾病的困扰。与其说他身体微恙，不如说他忧郁过度。侍从藤波言忠晚年回忆说，这段时间天皇让人难以接近。[29]他提到，天皇常常以身体不适为由，不参加内阁会议。即使伊藤博文请求参见天皇，奏报朝廷大事或国家大事，天皇有时候都拒绝接见。宫中制度规定，若非情况紧急，即使是太政大臣也不能探视天皇的病房，伊藤很想知道天皇究竟是真病，还是假病。

伊藤心烦意乱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宫内卿，他有要事须亲自禀报，但天皇拒绝接见他。就算天皇真的身体不适，似乎也没有严重到无法会见众卿的地步。伊藤认为，国事紧急，不容忽视，即使是短期内也来不得半点怠慢。他想知道天皇是不是因为对他反感，才不愿与他讨论政府大事。最后，伊藤认定自己无法再肩负这一重任，向侍从递交辞任书，离开了皇宫。

了解缘由后，吉井友实和伊藤的其他幕僚都焦虑不安。吉井派人去请侍从藤波言忠。他对藤波说：“圣上不豫，既不见宫内卿，何况臣等。臣等无可为，乞君深虑此事，许宫内卿拜谒。”他之所以选择请求藤波帮忙，是因为他知道藤波自孩提时起便侍奉在天皇左右，天皇允许藤波自由出入其私人宫室。

藤波并不支持这条建议：“奏闻此事，非侍从之职。且奏此事，必多少劝谏天皇，此亦非职责之所在。”

吉井答道：“君言非无理，然君若因奏此事触逆鳞，予等为君尽力。愿君赌命上奏。”

面对此等需要胆量之事，藤波下定决心奏明天皇。他先将决定上奏皇后，之后还告诉了侍女。最后，眼看找到了合适的机会，他便设法私下觐见天皇。他说：“近日，宫内卿伊藤博文以事屡屡请谒见，然陛下以床中之故未听之。圣明素知国务一日不可废，而如以他人传宫内卿之上奏，臣觉其甚不妥当。闻古代贤帝正襟而听大臣之言，然今日之时势不许，请枉听博文上奏。”

天皇面露愠色，训斥藤波道：“此非汝应奏之事。切莫忘汝之职责。”

藤波又说道：“臣素知此言悖自职，然为圣上，为国家，不能不言，故敢而为之。严谴不敢有所辞，伏愿圣虑再思。”

怒气冲天的天皇一言不发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径直朝寝宫走去。皇后示意藤波退下，于是藤波告退。

第二天早上，在询问了天皇的健康状况后，藤波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履行职责。当他走进另一间宫室时，天皇让一位小侍从去看看藤波是否在附近。藤波让小侍从禀报天皇说他已退下。天皇突然命令请宫内卿进宫。

一接到消息，伊藤立刻前往皇宫，觐见天皇。虽然之前试图觐见都以失败告终，但伊藤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不悦，天皇也没有提及此事。伊藤说国事已堆积如山，提请天皇重视这些国事，随即便退下了。伊藤意识到，他能觐见天皇，功劳全在藤波，于是对藤波的忠诚尽责表示感谢。

在这一事件过去大概两个月后，某日天皇召见了正在走廊值勤的藤波。天皇说：“汝前日为朕尽言，朕颇喜之。今后若有如此事，可不惮而言。此等轻微之事但交与汝。”他赏赐了藤波一块金表和一匹丝绸。藤波泣涕涟涟。

这个故事发生于1884年4月到夏季的这段时期，天皇在该时期内所发生的事件很少被提及。但是，这一时期绝非完全空白：天皇会见了外国宾客等；6月25日上野到高崎的铁路完工时，天皇搭乘火车去了高崎。相比其他年份，这一年与天皇有关的记录依旧较少，可以推测天皇并没有对国事给予充分关注。在上述事件发生很久后，藤波在回忆录中提到了此事，对于1885年7月伊藤因要事奏报天皇却因天皇拒绝接见而试图辞任宫内卿，他可能并不太清楚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30]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晚年，藤波也不会虚构出与赠送金表有关的事情。

无论如何，7月底天皇已恢复处理日常政务。7月28日，他接见了被派去德国深造的二等军医森林太郎（即著名作家森鸥外）。同一天，他出席了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并赐给优秀毕业生礼物。

本月发生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但天皇并没有直接参与。外务卿井上馨强调亟须修改条约，于是提议解除基督教禁令。虽然从1873年3月（当时释放了所有因自称信仰基督教而被关押的人）起就没有再执行这一禁令，但这一禁令在法律上仍然有效，而这一直被某些外国列强批评。[31]

同样引发关注的还有一个自称“皇道”的反动集团的兴起。其成员谴责基督教，称基督教信徒为“教匪”，要求驱逐基督教徒。他们还厌恶外国人，要求将欧洲的影响从这个国家中清除掉。井上认为这些人违背了天皇在誓词中阐明的意愿，担心他们会阻碍国家进步和妨碍修约谈判的进行。

另一个宗教问题是决定政府对神道教和佛教的控制程度。1872年，政府对神道教和佛教设置了教部省和教导职，从而使得政府能够直接干预宗教事务。但针对这一制度的反对意见此起彼伏，1877年，政府废除了教部省。随后，政府在1884年8月撤销了教导职，由这两个教派的负责人取而代之。[32]政府对宗教控制的解除并未获得一致好评。在得知废除教导职后，大阪、京都、神户等地的神官倍感失望。他们确信，这将导致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亵渎帝国神社的缔造者（神武天皇）、毁坏神社、目无君主、不敬父母、漠视国家、藐视法律、完全扭曲忠孝义观念等行为，可能会将灾难推向顶点，最终导致人心彻底崩塌。为此，八十一名神官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联名上书，请求立即采取行动停止实施井上的提议。

1884年10月下旬，明治天皇向朝鲜高宗发函一封，告知日本根据《济物浦条约》获得的赔款除朝鲜已支付的十万日元外，剩下的将无须支付。天皇之前已告诉内阁成员，为确保实现东亚和平这一目的，给予朝鲜经济援助是明智之举。金玉均和朴泳孝——致力于按照日本模式将朝鲜打造成为一个强大、繁荣国家的人士——现在都已参与了朝鲜政务，正在为实现国家独立而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然而，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得朝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天皇决定派遣竹添进一郎作为代理公使[33]，向朝鲜国王传达天皇决定取消赔款一事。朝鲜国王深表感谢。

与此同时，朝鲜开化党派的领导者认为，中国正在与法国开战，无暇顾及朝鲜，现在是一个推翻腐败政府，用一个致力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府取而代之的绝好时机。[34]日本支持这些人士的主张，说这是确保将朝鲜从清朝独立出去的必走的一步棋。

此时，朝鲜有两个“党派”。政府由事大党（事奉大国，即侍奉清朝）控制，它们采取亲清朝（清朝是朝鲜的宗主国）的立场，反对进行重大变革，与闵妃及其外戚集团关系密切。而开化党[35]主张将朝鲜从清朝独立出去，由目睹了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并深有感触的人士所领导。11月4日，开化党领导者在汉城朴泳孝的家中会面。日本公使馆的一名成员也加入其中。他们考虑了各种行动方案，最后决定采用这一个：于12月4日邮政总局开业之际发动政变。

当晚，新近被任命为邮政大臣的洪英植在邮政局举办宴会。晚宴于6点开始，约7点时火警响起，庆祝活动中断。街对面的一栋房子着火。闵妃的一个侄子前去调查火情，被身穿日本制服的士兵砍伤。其他宾客见状纷纷逃之夭夭。[36]

金玉均和朴泳孝连忙奔向日本公使馆，确保日本军队会协助开化党。事实上，日军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发起攻击。金玉均和其他开化党人出发前往王宫，此时开化党的支持者在宫中引爆炸弹，王宫已经一片混乱。金玉均等人走到朝鲜国王的面前，告诉他清军正准备来捉拿他。朝鲜国王不信，但已无力抵抗，金玉均建议朝鲜国王请日本公使前来保护。国王拒绝，但一名谋反派成员以朝鲜国王的名义匆匆写了一道王旨[37]。没多久，公使和日本士兵便抵达了。

第二天清早，金玉均利用朝鲜国王的御玺假传王旨，召事大党领导者前来宫中议事。他们刚一抵达便被抓捕杀害。在日本的协助下，开化党控制了政府，并由其成员组成新的议政府。政变似乎取得了成功，朝鲜国王正准备宣布对政府进行改革；然而，得知消息的朝鲜人前去通知驻扎在汉城的清军司令官袁世凯，请他调停。清军人数远远超过日军，是日军的七倍，他们攻入王宫，营救朝鲜国王，朝鲜国王立刻宣布镇压谋反者。日军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前假装亲日的朝鲜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壮大了清军的队伍。

一百五十人的日军损失三十多人。他们撤离王宫，并带走了开化党的领导者。不久，连同难民在内的三百多人勉强挤进日本公使馆，然而，公使馆的食物甚至都不够他们一天食用。竹添决定杀出汉城，前往海岸。[38]他们也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12月8日，他们抵达仁川。第二天，朝鲜国王向竹添发函，对他目前处境困难表示同情，并请他回汉城解决问题，很显然，朝鲜国王忽略了日军和清军争斗的焦点。英国和美国也力劝竹添再等等，但12月11日，竹添与一船的日本人和朝鲜逃亡者向长崎驶去。

这一事件尚未结束。12月21日，天皇接见了井上馨，派他作为特命全权公使前往朝鲜，一些高级军官陪同前往。竹添回国后详细汇报了政变失败的经过，由此引发的争议促使天皇采取了这一措施。清朝驻日公使也禀报说，清朝已派重兵前往朝鲜。井上将致函朝鲜国王，声言已准备好与朝鲜高官进行商议，确定谁应为近期的事件负责，查看是否对肇事者给予了适当惩罚，并声称日本应就公使馆的损害获得赔偿。如果朝鲜国王的确已经请求日本公使予以保护（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则应向天皇发布谢罪书，消除国内外的疑虑，并说明事情原委。此外，为保和平，日本应要求清朝同意一起撤军。

井上请求派两个大队的军队护送他前往朝鲜，天皇恩准并另派三艘军舰保护井上。此时，井上得出结论，认为日本的所作所为导致了这场事变。在决定推动朝鲜独立后，日本已经干预了朝鲜的内政，并试图劝说其他国家接受日本的立场。而今，日本也打算在两条路线中择其一：第一条是要求朝鲜实现独立，哪怕这意味着要和清朝开战。与邻国维持友好关系固然重要，但拖延妥协将会造成后患，并且日本无法容忍任何可能损害日本声誉的事情。鉴于清朝正与法国交战，要是日本通过充分展示武力的方式向朝鲜提出要求，朝鲜朝廷很可能会接受。这就是为什么井上请求派遣两个大队。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维护和平比其他考虑事项都重要，那么就采用第二条——放弃朝鲜独立的计划，承认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对于日本应采取哪一种策略，井上请求政府尽快回复。[39]

就在当天，井上收到了三条的回复，三条力劝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清朝开战。三条提醒井上必须遵守最初的指示，以便达成日本和清朝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他说，派遣两个大队的军队不是为了以武力示威，而是担心在政变失败后朝鲜可能会成为一个危险之地。他补充说，目前还无法决定是否应当支持朝鲜独立，哪怕不惜与清朝开战。

12月30日，井上抵达仁川，但仍不确定该走哪条路。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困惑的人。因为在下一个十年，与清朝和朝鲜的关系仍然是日本外交官要仔细思量的一个谜题。

[1] 雅乐乐师受到政府的优待，无疑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与朝廷仪式直接相关。他们终身受聘于朝廷，并获得足以支付生活开销的俸禄（《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99页）。

[2] 任子是公卿千种有任的第三女。

[3]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105—106页。

[4] 汉方医师浅田宗伯（1815—1894）在德川幕府时代末期担任宫内省侍医。

[5] 桥本纲常（1845—1909）曾师从松本良顺学习西医，后师从荷兰医生鲍迪安（A. Bauduin）在长崎学医。1870年，桥本成为（兵部省）军事医院的医官，该院派他留学德国。1885年，桥本担任日本军医总监。

[6] 他们是都曾接受荷兰医学培训的伊东方成（1832—1898）和岩佐纯（1836—1912）。伊东方成起初师从有名望的伊东玄朴，随后在长崎跟随彭培·凡·米尔德沃特（Pompe van Meerdevoort）学医。他还在乌得勒支大学学习，明治维新后不久回到日本（《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8页）。岩佐在日本跟随彭培和鲍迪安学医，1884年前往欧洲学习。

[7] 1884年12月，嘉仁王子患上了流感。天皇非常担心，得知嘉仁王子的外曾祖父中山忠能和外祖母中山庆子拜佛求神祈祷王子康复时，传话恳请他们继续祈祷。大概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嘉仁完全康复（《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16页）。

[8] 天皇的脚气病可能是由于缺乏维生素所引起，大概当时日本尚未认识到这一病因。

[9] 例如，从4月16日到20日，天皇在埼玉县的饭能市及周边地区观看了近卫军的春季操练演习（《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7—42页）。

[10] 与伊藤举荐他时的政治思想相比，此时鲁道夫·冯·格耐斯特（1816—1895）的政治思想更加自由。受益于英国民主，格耐斯特形成了自己的政体哲学。

[11] 施泰因（1815—1890）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他的政治观点比较保守，反对普选制和政党政府。他对日本宪法制定者产生了尤其深刻的影响。

[1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14—15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121页。他获得了2000日元的高额薪俸。

[14] 例如，恢复在明治维新时废止的贺茂祭和男山祭两个古老仪式。岩仓具视是复兴此类传统的倡导者；保护京都也是其方案的一部分（《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6页、第111页）。该仪式于1884年5月15日按照传统方式初次举行（第206页）。

[15] 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做出卓越贡献的武士阶层的成员是否应被视为贵族成员。伊藤博文强烈主张在拟成立的议会中将此类武士成员同世袭的贵族一道纳入参议院，但岩仓坚决反对（大久保利谦，《岩倉具視》，第236页）。在岩仓死后的1884年7月颁布了《华族令》，将贵族分为五个等级，取代了旧时的贵族头衔，根据门第和勋功授予爵位，从而使得这一问题得以解决（《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20—225页）。

[16] 北陆巡幸时，天皇驻足京都，看到京都的失修破旧感到惊愕。在天皇看来，就像在俄国旧都莫斯科举办主要仪式（如皇家加冕礼和葬礼）一样，日本的类似仪式也可以在京都举行。1883年4月，天皇就此颁布了正式的诏书。岩仓早在该年1月就提交了一份保护京都的详细奏折，主张不仅要保护旧皇宫，也要按照旧时平安京的规模维护京都，他希望制订方案以便为京都的日后繁盛奠定基础。岩仓对京都美丽的自然环境和辉煌历史进行了描绘，称保护京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6—48页）。5月，在岩仓前往京都时，其于1月拟定的京都保护方案的大部分内容均得以实施。

[17]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6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1页。婚前，皇后的身份是一条忠香的女儿。以该身份（这比皇后的身份卑微许多）探望，岩仓可以不用下床迎驾。

[1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9—90页。

[20] 按照天皇的旨意写的一篇更加正式的悼词刻在岩仓的墓碑上，列举了岩仓的各项成就。悼文由重野安绎撰写（《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96页）。

[2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99页。

[22] Hugh Cortazzi, Sir Harry Parkes, p. 16. 这是萨道义于1881年在给巴夏礼的未来传记作家迪金斯（F. V. Dickins）的一封信中发表的评论。萨道义多年来担任巴夏礼的翻译，经常提到巴夏礼脾气火爆，例如“在对基督教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时，日本人说得有理有据，哈里爵士也说得合情合理，但不幸的是，他对木户采用的论据大发雷霆，并且使用诸如‘我不想再说一遍’等激烈的言辞”（A Diplomat in Japan, p. 398）。

[23] Sir Ernest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141.

[24] 1884年3月19日颁布诏书。在此之前（1883年12月28日），天皇告知其外祖父中山忠能，说已经非官方地决定向闲院宫典仁亲王授予尊号。典仁亲王的名字“Sukehito”也读成“Keikō”。

[25] 藤田觉，《幕末の天皇》，第102—112页。

[26] 越南的古称，当时是清朝的藩属国。——译注

[27]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00页。9月9日，日本正式宣布在此次战争中保持中立（第285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10页。该条目的日期是6月1日，表明此时天皇的疾病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29]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第339—342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49—342页。

[31] 日本似乎已经不再为基督教禁令担忧，信仰基督教的人数稳步增加。截至1882年，已有93个基督教会，逾4300名基督教徒。但是，直到1889年2月11日颁布宪法时才全面解除基督教禁令。宪法第28条规定，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不违背臣民义务的前提下，有信教之自由。

[3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75—276页。

[33] 竹添进一郎（1842—1917）写了一部与众不同的旅行日记（《桟雲峡雨日記》），描述了他在清国的旅行。请参阅拙著Modern Japanese Diaries。

[34] 这场战争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后果：法国声称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提议日法结成联盟。如果日本缺乏足够的资金与清国开战，法国承诺在巴黎募集资金、按照最有利的条件协助日本。但是，日本未予回应，于是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28—329页）。

[35] 有时也称为独立党。如需了解开化党的介绍，请参阅Kibaik Lee, A New History of Korea, trans. Edward W. Wagner, p. 275-276。

[36] 如需了解当代学者对此事的描述，请参阅Hilary Conroy, The Japanese Seizure of Korea, p. 154。

[37] 之前称为“教旨”，是上对下的告谕，中国古代皇太子、诸侯王所下命令的称呼。朝鲜国王对臣下的辞令文书也沿用中国惯例，称作“教旨”。至朝鲜世宗七年（1425年）改称为“王旨”。——译注

[3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18—321页。亦参考了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21-23的资料。崔文衡主要依据当时在朝欧洲人的陈述。

[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37页。

第三十八章
江户的舞会

1883年11月28日，外务卿井上馨与妻子武子主持了鹿鸣馆的落成典礼。这是一栋两层的西式建筑。之前用于招待外国政要的老旧的延辽馆（最初招待的是爱丁堡公爵）造价便宜，原本是幕府建造的海军学员培训学校，尽管在改造成外国宾客的住所时对内部进行了装修，但时至今日已极其陈旧。[1]因此，需要建造一栋新的建筑。

鹿鸣馆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按照“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采用了孟莎式屋顶[2]）进行设计，但正面的拱形门廊隐约呈现出摩尔式建筑[3]风格，柱子亦极具印度风格。只有花园（里面种有松树，砌有池塘，饰有石灯笼）才显示出这个兼收并蓄的独特建筑坐落在日本。鹿鸣馆的建筑风格反映出井上具有世界性的品味，而武子出席落成典礼，要是放在十五年前的国事活动中是没法想象的事情。现在它标志着将来女性会更多地参与这栋新建筑里举办的活动。

鹿鸣馆建在萨摩藩的军械库旧址上，总耗资十八万日元（外务省的办公大楼耗资四万日元）。[4]无疑，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浮夸的新建筑更加背离萨摩藩武士阶层的简朴风纪了。它那童话般的外观取代了幕末时期武家风格建筑中令人生畏的围墙，成了仅仅十五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象征。鹿鸣馆的名称出自中国古代诗集《诗经》的《鹿鸣》，该诗描绘了主人迎宾会客的情景。取这个名字十分恰当，因为招待外国宾客是这栋新建筑的主要功能。[5]外国人不再因亵渎神国而被斥为赘疣，而是在鹿鸣馆受到隆重的接待。

鹿鸣馆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即它是一个舞台。在这里，日本人向外国人展示他们已经摒弃了过去陈腐的生活方式、学会了欧洲的餐桌礼仪并能够举办舞会。鹿鸣馆的飨宴精美别致，很多菜都配有法语菜单。[6]在舞厅，日本绅士身穿从英国订购的燕尾服，女性则身着在巴黎设计的礼服，随着陆海军军乐队演奏的欧洲最新音乐，跳着方阵舞、华尔兹、波尔卡、玛祖卡或加洛普。对于那些还没有学会跳舞的人士，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便充当起了老师的角色。[7]

保守派评论家对参加交际舞的日本人皱起了眉头，他们警告称，在公共场合拥抱的男男女女很有可能滋生出荒淫行为。比如下面这篇当时媒体对交际舞的报道：

一位美丽的女士将头靠在一位男士的肩膀上，漂亮的脸蛋朝着男士的耳朵。她袒露的胳膊环绕着男士的脖子，抖动的胸部贴着男士的胸膛，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她的双腿与男士的双腿交织在一起，如同松树上的葡萄藤一般。男士强壮有力的右臂紧紧地环绕着女士娇小的后背；每移动一步，他便使女士更加紧密地贴在他身上。美丽女士光芒闪动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男士，但她目眩神迷，什么也看不清。音乐激起她的感情，但她听不见音乐声。她听到的是远处瀑布的回声，像在梦境中一般移动着舞步，她的身体紧依着男士的身体。当一个女人处于这种状态，哪里还有良家女子固有的矜持可言？[8]

很多日本人从道德的角度反对交际舞，但是，上流社会的成员却认为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社交本领。为提高跳舞技能，他们参加自1884年10月起于周日晚上在鹿鸣馆举办的练习课程。当时的一篇文章是这样报道的：

上流社会的已婚妇女和年轻女性，从参议井上、参议大山和文部卿森有礼的妻子到下级官员的妻子，于该月27号晚上6点聚集在鹿鸣馆练习跳舞。这是为下月3号，也就是天皇生日当天举办的舞会做准备。女士们的舞技稳步提高、日渐娴熟，如果绅士们的舞蹈技能还不熟练，将非常不幸地无缘成为女士们的舞伴。因此，外务省、宫内省和其他机构的官员也开始上舞蹈课，对于他们是否可能在下月3号使舞技纯熟，坊间有很多流言蜚语。[9]

除了展示他们昂贵的服饰和舞蹈技巧外，也许在鹿鸣馆跳舞的人大多都没有考虑其他方面，但是，井上希望通过这种同样的趣味与外国政要建立关系，来劝说他们相信日本学习欧洲文化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应对日本平等相待。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取消治外法权，治外法权表明欧洲不相信日本的司法制度，也是外国人优于日本人的最明显的实例。

鹿鸣馆这一交际场所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平等条约的结束很值得怀疑。与日本人的期望背道而驰的是，对于日本人为证明其能够轻松自如地掌握像欧洲人那样行为举止所做出的努力，参加舞会的欧洲人不为所动。事实上，他们发现身穿昂贵外国服饰的日本男女看起来很有趣，甚至很滑稽。法国艺术家乔治·比哥（Georges Bigot）画了一幅漫画，描绘了一男一女站在镜子前。女子的头发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上面戴着一顶有羽毛的帽子；她的裙撑和阳伞是最能体现巴黎式优雅的地方。她的同伴留着小胡子，拿着高顶礼帽，但在优雅剪裁的外套下露出的那双腿却像火柴棍一般。镜中照出的男女竟是猴子脸。[10]

比哥开的这一残酷玩笑题为“行走在上流社会的先生和夫人”。这就是日本贵宾在鹿鸣馆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皮埃尔·洛蒂[11]于1886年7月抵达日本，应邀参加11月的天皇生日舞会，在其日记和小说《江户的舞会》（un bal à yeddo）[12]中，他对鹿鸣馆舞会给他这个外国人留下的印象做了如下描述：

11月中旬在东京举办的第一个欧式舞会简直就是一场猴戏。年轻女子身穿白色的平纹细布衣服，戴着长及肘部的手套，坐在椅子上，白如象牙的手指间夹着书籍，脸上强颜欢笑。现在，她们已经能够跟着歌剧音乐的旋律，或多或少地正确地跳波尔卡和华尔兹，尽管我们的旋律一定让她们的耳朵感到非常不舒服……

这种粗鄙的模仿在到访的外国人看来一定有趣极了，但是，它揭示出日本这个民族毫无品位，完全缺乏民族自豪感。[13]

洛蒂对几位女士的描绘显得宽宏大量些。外务卿的妻子井上武子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她陪着丈夫站在楼梯口，面露微笑，说着欢迎词，迎接宾客的到来。她从容自如、颇有教养，表明她曾陪同担任外交职务的丈夫出国访问，是有过此类经历的第一批日本女性。洛蒂反复提到他听到的一个传闻：井上武子以前曾是艺伎（只是猜测）。无论怎样，他说，按照巴黎的标准来看，武子的服饰基本及格，她的举止也没有瑕疵。在描述的结尾，洛蒂对武子所展现出来的从容自如大加赞赏，甚至她伸出手要和洛蒂握手时的样子简直就像美国女人一样。[14]

1885年，井上的养女末子芳龄二十，她也曾陪同井上前往欧洲。末子不仅容貌美丽，而且才华横溢，能使用英法两种语言来招待鹿鸣馆的外国宾客。[15]井上有充分理由为妻子和女儿熟练运用外国礼仪感到骄傲。然而，与他所期望的截然不同，鹿鸣馆的宴会只是加深了人们的刻板印象：日本是一个“只会模仿的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只会借鉴和模仿中国或西洋的文化。

这绝不是外国人第一次见日本人身穿洋服。早在很久以前，日本男性就意识到，如果他们坚持穿古雅的本土服饰，外国人就不会把他们当回事儿。日本女性（尤其是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也喜欢穿着欧洲流行的服饰。但是，日本人不满足于将身穿洋服作为时髦的象征，他们还把自己装扮成了鹿鸣馆化装舞会的样子，并练习与这些服饰相称的礼仪，而这惹来了外国宾客的嘲笑。

将鹿鸣馆文化推向顶点的事件，是两年后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其官邸举办的化装舞会。四百多名贵族成员、政府高官、外国外交官偕夫人穿着奇装异服参加舞会。伊藤和妻子梅子装扮成威尼斯贵族，他们的女儿则化装成意大利农村姑娘。[16]

然而，将西洋文化——甚至是西洋文化的特例（如化装舞会）——纳入日本文化的主流之中，却是这一时期的中心事件。当时天真的日本人对西方抱有极大的热情，今日看来似乎会让人忍俊不禁。不过，近代作家对鹿鸣馆的昙花一现有着某种怀旧之情。在那个时期，有些日本人大胆摆脱过去上流社会的幽暗，走入一个灯火通明的、让人联想起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巴黎[17]的舞厅。

井上馨劝诱外国人结束治外法权这一终极目标最后以失败告终。1887年，他辞去外务大臣一职。他曾一次次地认为修改条约已经近在咫尺，但一些外国列强的举措总是使他频频受挫。早在1882年，德国就表示，如果日本完全开放国门与外国通商并拥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那么德国愿意在八到十年内完全放弃治外法权。美国早已同意废除治外法权和对关税的控制，但前提是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德国和美国都愿意就司法管辖权做出让步，以换取通商的有利条件。[18]即使是英国——治外法权最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也显露出有可能做出让步的迹象。[19]1884年8月，巴夏礼的接任者弗朗西斯·普伦凯特（Francis Plunkett）向井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永久维持治外法权并非英国的用意所在，只要日本政府完善民法、商法和诉讼法并对此类法律进行翻译，那么英国将放弃治外法权。[20]1886年，英国贸易委员会表示将会关注此事，避免英国拒绝同意日本就治外法权提出的要求会损害到英日之间的贸易往来。[21]

然而，释放出的这些积极信号未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日本的外国人坚信，一旦他们听凭日本司法的处置，就会被无故逮捕，并遭受东方的严刑拷打，因此拒绝改变。日本人继续争取结束治外法权，直到1899年8月4日才最终结束这一体制，而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要到1911年。但正如一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毫无疑问，日本人急于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结束外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及其对日本作为主权国家的践踏，这一愿望是日本反对幕末签订条约的主要推动力。日本人打算将全面恢复关税自主权推迟到1911年，以换取外国列强在1894—1898年间放弃治外法权，这并非偶然。[22]

1885年，鹿鸣馆的影响力和魅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同于曾在鹿鸣馆举办的璀璨夺目的宴会，这一年成为日本文化史中难以忘怀的一年，涌现了很多文学和评论作品，包括坪内逍遥的《小说精髓》、东海散士的《佳人奇遇》，以及布尔沃·李顿的小说《凯奈宁·齐林莱》（Kenelm Chillingly）的出色翻译。

然而，在明治看来，1885年（和1884年一样）是令人沮丧的一年，在这一年，他发现自己难以将精力集中在朝政大事上。尽管据说在随后的几年，明治每天在书桌前工作很长时间，但此时他每天仅在办公室工作两个小时——从上午十点到中午。除此之外，他大部分时间是与侍从长和其他随员闲聊宫中事务，即使众卿和参议想要商议政事，也只能徒劳地等待着天皇的接见。甚至是既深得天皇信任又肩负宫廷事务重责的伊藤博文，在有要事奏报的时候，也无法觐见天皇。他再次感到心烦失望，又有了辞去宫内卿一职的打算。

在写给三条实美的书信中，伊藤表示担心明治“聪明睿智之德质遂归于空名”。“今遭遇千古未曾有之变迁，应成就中兴之鸿业，垂万世以遗训。如无为而消光，则上不能对历代之祖宗，下难面万世之皇孙。”天皇将国家大事交由大臣和少数官员决定，很少详细地审阅向他提交的内阁会议的奏折。即使当他极其罕见地批阅奏折时，也从不发问。伊藤很想知道，天皇虽然天资聪颖，但仅靠这种方式是否就能全面掌握当时极为复杂的国家大事。天皇的心腹——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和儒学侍讲元田永孚——都是值得敬重的人士，但他们却对世界局势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某个具体政策对日本是有利还是不利。此外，他们并非当选官员，因此无需就其行为向任何人负责。伊藤警告，“今日形势之艰难危急，古今东西史上未有其类。若误方向、失处置，国家之存亡间不容发。”[23]

目前尚不清楚伊藤是否真的向三条寄送了这封书信，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明治对国家大事如此漠不关心。也许主要是因为厌烦。在伊藤看来极其重要的事情，也许激不起天皇的兴趣。参加鹿鸣馆的舞会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好处，当然，那样一来又有失天皇的身份。[24]

造成天皇低落的另一个原因也许在于其健康状况。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上一年天皇以生病为由，常常缺席内阁会议；而这一年，他又一次次地遭受感冒、发烧之苦。4月，他将前往福冈观摩一场由驻守广岛、熊本的军队联合参加的大型军事演习，并将在返程途中巡幸山口县、广岛县和冈山县。然而，疾病使他无法出席军事演习，巡幸也被推迟。毫无疑问，无法出席能带来极大乐趣的军事演习，肯定会让天皇感到非常失落。不安排巡幸可能会让天皇松了一口气，不过，这三个县的百姓感到失落，于是天皇承诺将在该月月末进行巡幸。

或许恶劣天气，尤其是给房屋和庄稼造成巨大损失的暴雨和大风是造成天皇情绪低落的另一个原因。天皇命令提交有关庄稼损失（而非其他事宜）的奏折。奏报的消息让人感到很沮丧。预计茶叶收成只有往年的一半，小麦只有平常的四成。人们回忆说，这距离1833年到1836年的大饥荒也不过五十年时间，并且忐忑不安地揣测这是否会再次演变成一场大饥荒。在春末夏初的时节，暴雨连连，河流漫过了堤岸，引发了洪水，造成大量房屋受损。[25]

唯一幸存的儿子——嘉仁亲王——可能让天皇感到欣慰，但亲王居住在其外曾祖父中山忠能的宅邸，明治很少见到他。既然亲王已到了七岁（根据日本的算法），其教育和健康便成了天皇记挂的事情。3月，天皇决定从今以后接亲王到宫中生活。两年前，文部卿福冈孝弟曾提议在宫中建造一所幼儿园，对亲王进行教育。天皇仔细地考虑了这个提议，但由于这与按照传统向王位继承人提供教育的方式背道而驰，天皇十分谨慎地采取措施以实施该提议。于是，朝廷在青山御所建造了幼儿园，并挑选了和嘉仁同龄的男孩作为同学。不过由于嘉仁亲王身体羸弱，该方案无法实施。[26]尽管如此，天皇仍开始着手处理亲王的教育问题，并令年迈的侍讲元田永孚制定课程和学习方案。

令人惊讶的是，元田所制定的不是循规蹈矩的方案。他建议：教师应不受宫中规则的束缚，即使亲王在玩耍时也应不拘礼节地给予引导；应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为亲王设置教育节奏，而不是按照时间表；每天早上利用两个小时对亲王进行阅读、写作、算术和道德方面的教育，每天下午运动两小时；每隔一天让亲王练习唱歌半小时。

该方案于1885年3月实施，但亲王的健康状况仍不明朗。6月，亲王获准返回中山忠能的宅邸看望外曾祖父。当晚，回到宫中后，亲王突然生病，发起了高烧，并伴有抽搐。一个月后亲王身体才恢复。[27]也许这是一种心身疾病，是由于他不愿离开恋恋不舍的、充满温情的中山宅邸而前往庄严肃穆的皇宫。

9月，天皇打破让皇室子女接受私人教育的传统，决定让嘉仁亲王来年进入学习院学习。天皇责令元田和其他各类官员为亲王制定教育课程，并在皇族和高级贵族中挑选十五到二十名男孩作为亲王的玩伴。在该年的晚些时候，天皇命令推崇西洋学说的学者西村茂树负责亲王的教育，反映出他确信宫中沿用多年的旧式教育方法不再行得通。他希望西村向未来的天皇提供适应现代潮流的教育。[28]

7月26日，天皇如约动身，开始巡幸山口县、广岛县和冈山县。[29]这大概是他最乏味、最无趣的一次行程，主要是因为天气极其炎热。[30]一路上，民众因为目睹了天皇的龙颜喜极而泣，但天皇自己却感到筋疲力尽。尽管他像往常一样为忍受旅途中的艰难跋涉做好了准备，但这一次炽热的高温让他也吃不消。当皇室一行人抵达严岛时，天皇派一名侍从代他参拜神社；在到达闲谷学校附近时，他派遣侍从长进行视察。闲谷学校是池田光政于1668年兴建的儒家书塾，是明治平常最喜欢参观的一类地方。尽管高温炎热，天皇还是被迫会见了当地政要，考察了当地的生产情况，但他应该没有什么兴致。[31]

天皇的行船于8月12日返回横滨，船上和岸上的民众纷纷行礼致敬。此次巡幸仅持续了十八天，但天皇每一天都是早上四五点就起床，直到深夜才睡。由于天气异常炎热，此次旅途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苦不堪言。巡幸虽然让臣民感到欢欣雀跃，但天皇甚至一天都无法休息。

回到东京后，天皇恢复了日常作息。卡拉卡瓦国王向天皇赠送了自画像，以示友谊和尊重。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ⅩⅢ）致函，向天皇慷慨对待基督教传教士表达了谢意，并请求在日本和梵蒂冈之间建立关系——诸如梵蒂冈与欧美大国的统治者所缔结的类似关系。经商议后，天皇准许会见教皇的使节。在会见中，他向使节保证让基督教徒享有和日本人一样的保护。[32]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Ι）请求天皇赠送几只日本鹿，随后便收到天皇赠与的一对鹿。在收到西班牙阿方索十二世逝世的消息时，朝廷哀悼了二十一天。

在1885年，天皇最满意的方面大概是外交关系。2月，朝鲜高宗就1884年12月发生的事件（多名日本人在这次事件中被杀）做出正式赔礼道歉，于是，这一年就以充满希望的方式开了头。[33]

同月，曾被驻派朝鲜的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和海军少将子爵桦山资纪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文书，将日本采用欧美的行政、教育、法律和军事体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稳步成就与清朝顽固坚持的腐朽方式进行了对比。这两个国家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行，由此使清朝产生了嫉妒和猜疑。高岛和桦山回顾了近年来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侵略台湾、吞并琉球、江华岛事件等），尤其是1884年的事件。当时清军袭击了在朝鲜的日本军队，造成伤亡。他们敦促“今断然决意速扫妖云，荡尽祸气，否则两国之间难测生不虞之变”。他们确信，现在是增强国家实力、提高皇室声望的难得机会。[34]

朝廷对此做出的回应是派遣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使前往清朝，处理清日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伊藤肩负着签署一份防止清朝进一步干涉朝鲜的条约的任务。日本驻清特命全权公使榎本武扬接到秘密指示，要求其请求哈里·巴夏礼爵士（虽然此人长久以来都是日本的痛苦之源，但现在是英国驻北京公使，有可能成为日本人的朋友）从中斡旋，以探明李鸿章的意图。如果李鸿章拒绝就朝鲜问题与日本达成协议，那么日本政府准备要求赔偿。

日本政府向伊藤颁发了将要呈交给清朝皇帝的国书，并做出指示，告知政府的意愿是维护两国之间的和平，但前提是清朝答应两个条件：（1）严惩命令军队参与12月6日事件的军官；（2）清军必须撤离汉城。如果清朝接受上述条款，日本也准备在同一时间撤离驻扎在汉城的保卫日本公使馆的军队；但是，如果清朝拒绝签署该协议，日本将被迫采取行动以捍卫国家利益。在此情况下，清日之间早晚必有冲突，责任全在清朝。[35]

2月28日，伊藤一行人乘船驶往清朝。天皇完全相信伊藤有能力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然而，日本民众已经产生了反对清朝的情绪，并发出了征服清朝的呼声。这种气氛让人联想起了民众怂恿入侵朝鲜的那一时期，对此，太政大臣三条向各部领导等达官政要发送内谕，强调天皇维护和平的意愿，令其安抚民心，防止出现骚乱。[36]

3月14日，伊藤抵达天津。清朝希望他立刻与全权代表李鸿章进行谈判，但伊藤认为先前往北京觐见清朝皇帝、递交国书才是适宜之举。他还希望在北京进行谈判，但清朝的大臣们以皇帝尚且年幼为由拒绝，力劝伊藤在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伊藤一行人于4月2日回到天津。他与李鸿章之间的谈判进行得很艰难，不过，4月15日最终达成了协议。双方签署了规定两国从朝鲜撤兵的条约[37]。参与12月6日事件的清军指挥官将不受惩罚，但清朝将对伤害日本人的罪行进行调查，并将对实施了此类罪行的清兵给予相应惩罚。伊藤接受对其最初要求进行的这一修改，称“（天皇）顾虑东洋之大局，体察重和好之旨，允诺此事”。[38]

伊藤回到东京后，天皇向他表示了诚挚的感谢。第二天，天皇传话给三条，询问是否可以向伊藤授予与大久保利通在北京成功解决台湾问题后所获得的相同的奖赏（一万日元），以及是否可以官至一品或者享受年度薪俸。[39]一些朝廷官员认为理应向伊藤授予侯爵封号。三条建议向伊藤奖励一万日元外加一套金杯；[40]可是，根据之后的几个月的记录，伊藤获得的物质奖励是天皇赠送的一匹马。[41]7月7日，天皇和二十多名贵族成员及高层官员拜访了伊藤的宅邸，作为皇室赞许的象征。[42]

毫无疑问，天皇非常尊敬伊藤，不过他并不像伊藤那样对西洋文化怀有无限热情。9月，天皇恢复了在星期五与亲王、参议以及高级政府官员、军官共进午餐的习惯，也许表示天皇要摒弃对朝政漠不关心的态度。11月，宫内卿伊藤提议，鉴于交际耗费掉天皇大量的时间，与日本人和外国人共同进餐，以及出席宴会和舞会将被限制在赏菊或赏樱期间进行。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名政治家开始成为高层政界中的显要人物，他就是黑田清隆。1883年2月，黑田辞去少将一职[43]，并请求前往中国。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清朝推销北海道的产品。井上馨拒绝了这一请求，说鉴于清日两国关系紧张，目前并非派遣政府高级官员访问清朝的理想时机。[44]1885年2月，黑田再次请求前往清朝，这一次是为了观察中法两国之间的战争。他觐见了天皇，天皇表示同意，因为清朝是日本最重要的邻邦。天皇要求黑田提交关于中法战争的报告。[45]尽管这是一次非官方的旅行，天皇仍向黑田提供了四千日元的经费。

就在伊藤抵达天津的同一天，黑田首先抵达了香港，并从香港前往新加坡。他本打算往南方走，但4月16日得知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署条约后，他决定往北前往北京，不久后，他就在北京与日本公使榎本武扬开怀痛饮。[46]9月5日返回日本。

这一年，三条考虑让黑田担任右大臣，以便填补因岩仓逝世而留下的职位空缺。他征求伊藤的意见。伊藤回答道，没有人比黑田更适合这个职位，并承诺将竭尽所能给予协助。黑田有意接受这一委任，但当三条向天皇奏明时，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答复：右大臣一职责任重大，必须要由德识名望皆备的人担任，黑田很难说适合。天皇颇有深意地补充说，如果黑田担任这一职务，他将很快发现实权掌握在伊藤的手里，很可能会愤懑不平。[47]

随后，三条提议让伊藤担任右大臣，但伊藤意识到如果接受，那就是在巩固太政官制这一腐朽的官僚制度，从而失去了废除它的机会。伊藤拒绝，并坚持任命黑田担任右大臣。他们将此事再次禀报天皇，天皇询问是否所有的参议都同意任命黑田。事实上，天皇敬重的一位人士——参议佐佐木高行——并未参与定夺。佐佐木私下里反对黑田，批评黑田目无法纪，有很多不好的传闻，尤其是他还酗酒。[48]三条大概是通过威胁罢免佐佐木的参议一职才最终说服他不要提出反对意见。

大概是因为在北海道有功，黑田才被提名为右大臣，但是，让现今的读者摸不着头脑的是，为什么一个严重涉及1881年北海道开拓使出售官产丑闻的人能够被提名担任政府第三高的职位？此外，黑田的个人生活也绝不是无可非议。他是明治时期政界中有名的酒鬼，有时候因喝酒太多而无法处理复杂的问题。酗酒经常导致他脾气暴躁。他的妻子于1878年“神秘”离世。[49]

三条告知黑田他获得了参议的一致支持，但令他再次惊讶的是黑田拒绝，表示自己不配担任连西乡隆盛或大久保利通都未曾获得的职位。他还提到，自己不愿成为伊藤的上级。无论这些是否是真实感受，但他很可能已经听说了天皇和佐佐木的反对，并且还意识到了三条和伊藤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才会支持他。就这样，黑田暂时从公众视野中淡出。尽管一直有谣言说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但11月11日，天皇亲临黑田的宅邸，让黑田感到非常宽慰。[50]

三条实美建议天皇任命黑田清隆担任右大臣，其目的是为了在政府中维持长州藩势力（以伊藤为代表）和萨摩藩势力（黑田是萨摩藩人）的平衡。他还希望巩固太政官制。三条怀疑伊藤正在计划重组政府，创建一个由伊藤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内阁。伊藤意识到三条有多么不愿意放弃其职位，于是决定假装迎合他，并支持他推荐黑田的提议。[51]

与此同时，伊藤变革政体的计划渐趋成熟。[52]废止太政官制有利于创建一个由总理大臣领导的内阁，那不仅是一次在行政层面进行的变革，还将标志着有名无实的贵族统治的终结，而士族成员取而代之居于领导地位。

可以理解的是，三条对即将失势感到惊愕沮丧，然而，当天皇下令仔细研究如何重组政府时，他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12月22日，三条觐见天皇，主张改革政府，并请求罢免自己的职务。[53]天皇恩准，同一天，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参议和各个机构的长官等职务被废止，由议会内阁所取代。议会内阁由总理大臣以及九个分支机构的长官组成。伊藤博文被任命为总理大臣[54]，井上馨担任外务大臣，山县有朋担任内务大臣。[55]

内阁成员的挑选工作按照伊藤的建议进行。起初，天皇不同意任命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因为森有礼可能偏向基督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伊藤毫不让步。他向天皇保证，在他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不会发生破坏和平安宁的事情。已经将组建内阁的事情交由伊藤负责的天皇决定暂时允许其自主行事，自己则静观其变。[56]此刻，伊藤已经获得了最高职务，地位仅次于天皇。鹿鸣馆的精神取得了胜利。

[1]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58页。

[2] 法国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古典主义时期典型的屋顶形式，为四坡两折，每一坡被折线分成上下两种坡度，下部坡较上部坡陡一些，屋顶多设老虎窗，与复斜式屋顶相似。——译注

[3] 北非及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的建筑风格，属于一种伊斯兰教风格。——译注

[4] 矶田光一，《鹿鳴館の系譜》，第23页；另请参阅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16页；他说，建造这栋建筑的费用由外务省、陆军省以及其他机构和东京都共同承担。

[5]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7页。“鹿鸣馆”是由井上馨夫人的前夫中井弘取名。中井不仅精通中国诗词，也是一位巴黎通；他在京都创办了类似于歌舞演出的京都歌舞会（第51页）。尽管鹿鸣馆主要用于举办舞会、宴会、义卖和类似社交活动，但一些外国贵宾驻留东京时会待在鹿鸣馆。
“鹿鸣馆”得名于《诗经》第161篇，诗歌是这样开头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Arthur Waley, The Book of Songs, p. 192）

[6] 具体菜单，请参阅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89—190页。

[7] 一位卓有成就的老师是德国人约翰内斯·路德维希·詹森（Johannes Ludwig Janson），他是东京驹场农学校的老师（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65—167页）。

[8] 1887年7月9日的《女学杂志》，转引自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74页。

[9]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64页。

[10] 如需查看这幅漫画的照片，请参阅《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215页。

[11] 法国小说家，著有《冰岛渔夫》、《菊子夫人》等。——译注

[12] 外国人以知道东京的旧称（江户）而自豪，直到1885年也不太愿意使用新名称东京。该章节选自Pierre Loti,Japoneries d’automne。

[13]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23页。

[14] 近藤富枝，《鹿鳴館貴婦人考》，第154页。

[15] 近藤富枝，《鹿鳴館貴婦人考》，第146页。四年前，在卡拉卡瓦国王访日期间，末子曾担任皇后的翻译（详见本书第34章）。

[16] 如需了解部分出席的嘉宾和贵宾的名单，请参阅近藤富枝，《鹿鳴館貴婦人考》，第187—189页。照片上显示两名政府成员装扮成福神惠比寿和大黑天神，两名女士分别扮成能剧《松风》中的松风和村雨，详情请参阅《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177页。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32—733页。

[17] 1852年，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调任巴黎所在的塞纳行政区任行政长官。十八年任期内，奥斯曼启用了著名的城市建筑师欧仁·贝尔格朗德等一批建筑师、规划专家和水利专家，对巴黎市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译注

[18] James E. Hoare,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p. 95.

[19]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70页。1883年12月11日，外务卿为此向日本驻英公使森有礼发送了一份备忘录。

[20] 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71页。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272页。普伦凯特的亲切友善和巴夏礼的毫不妥协形成鲜明对比，使巴夏礼（在1886年7月）赢得了明治天皇的称赞。天皇准许接见巴夏礼，并在接见中表达了感激之情。关于天皇在该场合发表的讲话的全文（包括对德国公使的类似态度的称赞），见《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15—616页。

[21] James E. Hoare,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p. 95.

[22] James E. Hoare,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第72页。另请参阅富田仁，《鹿鳴館——擬西洋化の世界》，第31页。

[23]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47—448页。

[24] 11月19日，皇后和皇太后前往鹿鸣馆，但不是去跳舞或参加宴会。当时在举办慈善义卖，她们购买了一些物品（《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97页）。天皇不喜欢过度吹捧西洋的东西，加之他遵从儒家思想中关于统治者言行举止需要得当的教诲，因而没有参加鹿鸣馆的舞会。但有传闻说，1885年6月天皇在访问彰仁亲王时，他询问“dance”（跳舞）是什么意思。亲王与妻子共舞一支，以此回答天皇的询问，天皇对舞蹈表示赞许。关于该传闻，请参阅近藤富枝，《鹿鳴館貴婦人考》，第186页；对于此次访问，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21页。

[25] 8月在巡幸时，天皇派遣能久亲王视察曾遭受洪水重创的大阪、京都和滋贺等地。在滋贺，河流冲毁了超过2000个地方的堤坝，近40000面临饥饿威胁的人们获得了援助。这些人里面有23000人之后生活难以自足（金井之恭，《西巡日乗》，第628页；《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62—463页、第468—469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77页、第382页、第385页。

[27]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26页、第443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04页、第510页。

[29] 如需了解关于巡幸的描述，请参阅金井之恭，《西巡日乗》，第604—631页。

[30] 在用尽所有形容词来描述逐渐上升的高温后，8月10日，《明治天皇紀》的严谨编纂者声称高温像箭一样刺穿人体（“炎日射人”）。

[3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53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75页。

[33] 致歉信的全文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65页，明治的简短答复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66页。朝鲜国王称明治为“大皇帝”，自称为“大君主”。明治称朝鲜国王为“大王”。

[34]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67页。

[35]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69—370页。

[36] 如需了解三条函件的全文，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73页。

[37] 史称《中日天津条约》或《朝鲜撤兵条约》。内容包括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兵；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如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等。——译注

[3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97—398页。日本的对外政策不够坚定，这惹恼了很多日本人。很多日本臣民密谋杀害朝鲜领议政*和事大党的其他成员，并用朴泳孝、金玉均和其他开化党人取而代之，以让朝鲜脱离清朝的枷锁而取得独立，消除清朝的影响力。他们认为这也有助于在日本创建一个议会政体。于是，20多名日本人横渡到朝鲜，打算谋害事大党。他们起草了一份告示，并在全国散发。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密谋集团的内部冲突，他们被逮捕。共计约130名日本人涉事，1887年4月在日本对其中的58名进行了审判。（《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00—502页）（*领议政：朝鲜最高行政机关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相当于中国的宰相或丞相。——译注）

[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05—406页。

[4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06页。这一信息记录于德大寺实则的日记（而非官方记录）之中。伊藤不是唯一一个在该场合获得奖赏的人士，井上馨因努力解决汉城局势而获得10000日元的奖励，西乡从道和榎本武扬各获得6000日元的赏赐。5月9日，井上从天皇手中接过赏赐，但是其他人获赏的日期没有定下来。

[4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33页。

[4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436页。皇室为这次访问做了很充裕的准备，天皇向伊藤赏赐了一套刻有皇冠的银杯、一对刻有皇冠的青铜花瓶和1000日元。天皇是因为看重本次访问才给予这些赏赐，而不是对伊藤在清朝取得的成果给予奖赏。

[43] 井黑弥太郎在《黒田清隆》一书的第91—92页对导致1873年任命黑田担任陆军中将的奇怪情形进行了描述。山县最初反对这一任命，炽仁亲王声称此举只会招致灾难。

[44]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15—16页。

[45]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371页。5月底，黑田在上海，当从南方前往北京时，他给三条发了一封电报，描述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最近在东亚采取的动作。他还提到自己听到的广州和福州海岸的防御。

[46] 井黑弥太郎，《黒田清隆》，第195—196页。

[47] 井黑弥太郎，《黒田清隆》，第200页。

[48] 井黑弥太郎，《黒田清隆》，第201页。毫无疑问，当佐佐木向天皇阐述其观点时，天皇受到了影响。

[49] 井黑弥太郎，《黒田清隆》，第118页。有传闻说黑田在酒醉的状态下将妻子刺伤或殴打致死。

[5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03页。当天皇访问一些政要显贵的宅邸时，通常都会举办能乐演出以款待天皇，但黑田在其宅邸中专门修建的圆形场地内举办相扑比赛，以此接待天皇。

[51] 井黑弥太郎，《黒田清隆》，第198—199页。

[52] 坂本一登在《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一书中描述了伊藤成功地稳步推进其政府改革方案。如需了解伊藤在1883年（此时伊藤从欧洲回来，他在那里考察普鲁士宪法）和1885年（此时他的内阁政府方案得到天皇的恩准）间的活动，请参阅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第105—136页。

[53]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14页。如需了解他为了说明原因而向天皇呈递的奏折，请参阅第514—516页。

[54] 难以用英语描述政体变革。之前的政体（太政官制）由三位大臣组成：太政大臣、左大臣和右大臣。此外，还有八个部门的长官——卿。按照内阁制，设有一位总理和九个部门的长官——大臣。伊藤致力于建立一个像英国一样的议会民主制，内阁由同一政党的成员组成，向选举他们的民众负责。英语单词“minister”，不仅翻译成总理和大臣，也翻译成驻外国的公使。

[55] 即第一届伊藤内阁（1885年12月22日—1888年4月30日）。——译注

[56]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16—517页。如需了解天皇于12月23日宣布重组政府的相关诏书，请参阅第518—519页。

第三十九章
太子嘉仁

明治十九年（1886年）不同于往年，这一年并没有在传统的新年仪式中拉开帷幕。官方记载中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只是说天皇因病无法举行四方拜，由锅岛直大代为操持各类仪式。然而，天皇却和往常一样出席了其他庆典，表明其并没有病到完全不能举行仪式的程度。在这一年中，官方记录一次次地谈及天皇的健康状况，以解释为何没能参加某个庆典，但是，天皇到底得了什么病却没有记录。[1]我们还知道，1886年，天皇经常骑马，次数是前一年的两倍，[2]表明厌倦官方仪式（而非生病）才是天皇一再缺席的原因。

2月，子爵土方久元从柏林给三条实美发函一封，描述了威廉一世的九十岁寿辰庆典。他敦促对细节了解得一清二楚的外务省德国问题专家青木周藏向天皇进行奏报。土方希望此举能够激励天皇出国游历，考察外国局势并会见西方国家的统治者。

时任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公使的西园寺公望在之前写给伊藤博文的书信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并认为现在是天皇游历西方的绝佳机会。[3]如果天皇亲自参加柏林的庆宴，目睹这些新奇的景象，也许会摆脱对政事的淡漠态度。但是，不清楚诸位大臣是否奏报，也没有迹象表明天皇曾经考虑过要出国游历。

天皇频繁生病、缺席重要场合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得皇后更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一次又一次地代天皇参加各类活动。在此之前，皇后的公众活动有限，但现在甚至开始出现在通常仅有男性贵族和政府高官出席的聚会上。例如，当天皇因身体不适而明显无法出席原定在3月26日举行的星期五晚宴时，皇后便代其参加，并邀请宫中女官和政府高官夫人陪同她一起。

内田九一拍摄的美子皇后。截止到1886年，美子皇后依然穿着日本传统的和服，但此后大部分时候都穿西式服装

天皇计划于3月30日访问横须贺造船所，为军舰“武藏”号举行下水仪式，但当日身体不适，皇后便代其前往。她坐车到达横须贺，登上了“扶桑”号军舰。即使在天皇出席庆典的情况下，皇后通常也会陪伴左右。4月13日，他们前往赤羽村观摩近卫军演习。“南军”和“北军”之间的一场模拟战争也许让不懂兵法的皇后迷惑不解，但据我们所知，皇后坐着马车观看了南军的追击，随后前往荒川南岸观看炸毁桥梁。[4]

7月30日，在视察贵族女子学校、观看毕业典礼和授予文凭时，皇后第一次身穿西式服装出现在公众场合。8月2日，她去青山御所探望皇太后时，也穿的是西式服装。从那时起，不仅仅是皇后，就连大多数女官也逐渐开始穿起洋装。8月10日，天皇和皇后在宫中举办西洋音乐演奏会时，皇后第一次身穿西式服装迎接外宾。她的这种装扮方式也许并不是在模仿西方（鹿鸣馆中的装扮方式），而是在无声无息中彰显出她的新式着装风格。

1887年1月17日，皇后颁布了关于女性着装的《思召书》。她认为当代日本女性的着装风格是十四世纪南北朝战乱时期的遗风，不仅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也与早期日本女性所穿的服饰截然不同。同目前所穿的和服相比，事实上西式服装与古代日本女性所穿的服饰更为接近，“宜效之以为我之制”。除了鼓励日本女性穿西式服装外，她还希望此举能够推动日本布匹的销售。

皇后的服饰改革倡议，是其在政府中所起到的新的积极作用的部分体现。1886年11月26日，她和天皇前往长浦，视察最近完成的巡洋舰“浪速”号和“高千穗”号，并观看海军演习，包括发射鱼雷。当天，皇后作了几首短歌，包括一首名为《鱼雷火》的短歌：

今得观鱼雷

一发扫射千里晃

不惧列强猖

纵有坚船掀波浪

定当摧毁把威扬

毋庸讳言，这首诗的主题并非传统样式。皇后开始穿起西式服装、创作以鱼雷为主题的新式题材诗歌，大概是因为她也已经厌倦了宫廷生活。留有宫中岁月回忆录的侍从们一致认为天皇一直很体贴皇后，从不会表现得像个暴君。然而，皇后在婚后不久便得知她永远不能生育，而这是天皇的正室应履行的最重要角色。因此她在宫中只能作为摆设。对一位聪明过人的女性来说，这一定是件很让人心灰意冷的事情。即使她从来没有对伺候天皇就寝的各个典侍表现出不满，但可能会嫉妒她们。尤其是天皇（拥有不同的女子为他生育的四个孩子，并且还会临幸其他女子）似乎把心思主要放在典侍园祥子的身上时，那种感受可能会增强。[5]那些敢于描写天皇这方面生活的作家都十分小心谨慎，但事实上，园祥子在1886年到1899年间生育了天皇的最后八个孩子。其中有四个孩子都是女孩，在天皇驾崩后仍在世。

园祥子是伯爵园基祥的长女。[6]园基祥（于1905年逝世）在幕未时期的活动最为人所知。从照片上看，祥子并没有非凡的美貌，也没有趣闻轶事可以解释她有什么品质能让天皇如此着迷，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在天皇的晚年，祥子是他偏爱的同床共枕之人。

1885年底，当证实祥子怀孕时，对于她应接受哪一种医学治疗争论不休。[7]天皇之前有七名子女，但有六名夭折，这使得人们质疑是否应该继续信赖传统医学，还是说采用西医医生可能更好。天皇向中山忠能征求意见。中山无论是在医学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忠于传统方式，但在1883年9月两名小公主夭折后，他开始动摇自己的信念：在皇室子女满十岁之前，应由学习传统医学的医师负责治疗。现在，他愿意承认传统医学不一定优于西方医学。此外，东京似乎还没有一位颇有名望的传统医师，而且中山担心传统医术可能会就此消亡。最后，他答复说他无法在这两种医学中做出选择。仍偏向传统医学的明治命令中山和侍从长遍寻东京，直到他们找到一名传统医学名医为止。[8]

1886年2月10日，园祥子产下了天皇的第五个女儿静子公主。天皇给公主取名，当晚宫中举行了庆典，皇族亲王和其他达官显要（包括婴儿的外祖父伯爵园基祥）都参加了庆典。[9] 3月12日，公主被带入宫中让天皇探视，这是天皇第一次见到公主。和天皇侧室生育的其他子女一样，公主将被正式认定为是皇后的孩子，至于公主的养育，她的生母不会过多地参与其中。

静子公主的一生相当短暂。1887年4月4日，公主夭折。前一年的元旦，公主突然发烧、吐奶。她被诊断为长牙时发烧，并且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脑膜炎早期症状，而脑膜炎是造成天皇之前多名子女夭折的罪魁祸首。一位在荷兰学医的医生和另一位传统医师对适合的疗法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只好征询天皇的意见。天皇支持西医的建议，并命令最受尊敬的西医池田谦斋一同参与商议。起初，新的疗法似乎很有效，然而，3月下旬的一次寒潮让公主再次发烧，不久后公主夭折。

天皇唯一幸存的皇子——嘉仁亲王——反复遭受疾病的折磨。由于再三经历失去子女的痛苦，天皇想必非常担心嘉仁是否能够活到成年。这可能是为什么天皇同意彰仁亲王的请求，纳定麿亲王为养子的原因。这个年轻人现在是名海军军官，在英国学习，1886年5月1日被正式领养，（作为皇族亲王）改名依仁。[10]正如前文所述，定麿亲王给卡拉卡瓦国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国王希望这位日本亲王能够与他的侄女结婚。也许明治也将依仁视作一位可能的继承人。

尽管天皇担心嘉仁的健康状况，但仍有必要把嘉仁当做会毫无疑问地继承王位一般对待。多年来，亲王的教育一直是天皇关心的头等大事。1885年12月，天皇安排西村茂树负责亲王的教育。选择西村这位推崇西洋学说的专家，表明天皇觉得传统的宫廷教育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形势。[11]天皇亲自将他希望亲王在来年学习的科目和课时告诉了西村。尽管已经规定嘉仁只能在特定的时间探视父母，但一个月后，也就是1886年1月，天皇决定，如果嘉仁想进宫参见，应予以恩准。采取这一举措，是因为天皇认为这是一个向亲王灌输尊重父母、和父母培养感情的绝佳方式。

1886年4月，勘解由小路资生和另两名上了年纪的贵族奉命轮流给亲王授课，但他们的教育观念陈腐守旧，没法成功教导这个让人头疼的男孩。非常希望亲王获得系统教育的伊藤博文与文部大臣森有礼商议。森建议应按照现代理念对亲王进行教育，提议让文部省官员汤本武比古（1857—1925）担任亲王的老师。4月12日，汤本被任命为亲王的老师。

汤本奉命教授阅读、写作和算术，每次授课不超过三十分钟。不过，汤本很快发现亲王完全不遵守纪律，注意力很容易分散。汤本回忆道：

臣已奏报过，臣的课程（诸如五十音图和1、2、3之类的知识）委实不难。然殿下对规则之事毫无概念，在此方面无甚进步。若殿下喜欢，学习三四十分钟；但若殿下不喜，则叫道“汤本，够了。”随即起身离去。一直在走廊等候的侍从和护卫，以及坐在教室课桌前的其他同学，遂跟随殿下一同外出，独留臣一人在教室，茫然不知所措。若殿下心情不佳，则会猛推面前的课桌，然后去往他处。曾有一次，在教授书法时，殿下说，“汤本，已经可以了。”臣回答，“不，殿下需再练习少许。”殿下因此大发雷霆，拾起一支蘸有红墨的大毛笔，对着臣扔过来。毛笔落在臣的胸膛，滴在臣最好的、崭新的大衣上，墨汁遍染衣衫。[12]

为什么嘉仁的言行举止如此无礼？大概是因为身边的人担心责骂亲王可能会导致他抽搐，于是事事由着他。[13]汤本向宫内大臣伊藤博文递交了辞呈，但伊藤劝说他继续担任亲王的老师，说这是忠臣应尽的职责，还说汤本应当具备不亚于军人的牺牲精神。

天皇得知了儿子在课堂上反复无常的行为。根据汤本的奏文，天皇令亲王称呼其为“汤本老师”，并在没有得到老师指示的情况下不得离开座位。此外，天皇命令汤本整天和亲王待在一起，以期对亲王的行为进一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皇还命令侍从和女官（有时派遣天皇自己的侍讲）前往教室，视察汤本的授课。当天皇询问汤本为何不按照元田为教导幼童所挑选的课本时，汤本回答说这些课本内容高深，不宜用于教亲王。汤本编写了新课本，亲王开始有了迅速的进步，这让天皇松了一口气。[14]5月，伊藤宣布，天皇决定让嘉仁和其他贵族子女一同入学习院就读。

9月，仍然为亲王的教育事宜忧心忡忡的天皇任命朝廷要员土方久元负责亲王的教育。土方接受重任，但前提条件是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他的决定。天皇恩准，并派侍从长告知中山庆子从今以后不再需要教导亲王。此外，天皇还指示汤本就所有教育事宜与土方商议。庆子拒绝剥夺教育外孙的权利。10月，土方遵旨，同意与庆子分工负责，庆子将负责在宫中抚育亲王相关的各项事宜，包括亲王的日式着装和膳食。最后，按照酝酿已久的计划，嘉仁于1887年9月19日进入学习院。他每天去学校，在其他男孩的陪同下学习，他的课桌与其他人的课桌并排靠在一起。[15]这是王位继承人第一次接受公共教育。

1886年底，西村茂树在帝国大学发表了三次关于日本道德的演讲。[16]曾是明六社[17]成员的西村，以前经常在天皇面前讲解有关西方的内容，之后也是如此；但这三次演讲——后来结集出版为《日本道德论》——绝不是号召向西方学习。

数年之后，西村回忆说，当时伊藤内阁效仿西方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和礼节礼仪，盲目地举办模仿西方的娱乐活动（如舞会、化装舞会和舞台剧），以求外国人的欢心。他将这种谄媚奉承与日本悠久的道德观（如忠孝、节义、勇武、廉耻等）进行比较，反对抛弃这些美德。他为这一现象感到悲痛，由此发表了这些演讲。[18]

第一篇演讲以探讨两种思想体系在道德方面的差异为开篇。第一种他称之为“世教”，第二种称为“世外教”（或宗教）。他将儒教和西方哲学归为第一类，将佛教和基督教归为第二类。显而易见，他赞同第一种。在中国，儒教是一个起源于远古时期的中国本土思想体系，但佛教只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影响力不及儒教。然而，在日本，儒教和佛教都是外来的。起初，这两者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可是在随后的时代，尽管下层阶级依然信奉佛教，但只有极少数的中上层阶级仍保持这一信仰。因此，日本人缺乏一个所有阶层均接受的普世道德观。事实上，自明治维新时起，所有的道德标准都已销声匿迹。[19]

现在，亚洲受到欧洲列强的威胁，欧洲各国纷纷建立殖民地。饱受威胁的亚洲国家不顾一切代价争取实现现代化。西村评论说，“文明开化固应希望之事，然有国则需文明开化，若失其国，则文明开化无可实施之所。”日本的关键任务是保持国家独立，不容许外国践踏其尊严。无论一个国家拥有多少军舰大炮，如果其人民道德沦丧，那么它也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历史告诉我们，罗马帝国的衰落乃是民众堕落和道德缺失所致。或者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代历史上最可悲的例子——波兰。虽然波兰人不像罗马人那样堕落，但他们分裂成几个派系，没有力争维护国家的统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波兰落得个被一分为三的下场。[20]西村继续向日本民众讲述普遍原理：

（日本）农工商三民昔无教育之事，固不足以之论道德之高下，然士族以上之民，祖先以来数代间受儒学之熏陶，加之本邦有一种固有之武道，足有力量以锻炼人心，尽护国之职。王政维新以来儒教虽称国教，然势力大失；如武道之所，至今日已无人言之。[21]

西村对武士阶层也道德沦丧感到失望。日本急切地向西方学习，却忘了欧美各国都信奉某个宗教，以捍卫人们的道德观。西村概括说：

元来邦人其天资敏捷伶俐者多，然思虑浅薄且乏远大之识，有雷同之分而自立之志弱。见近来西国学术之精妙，其国力强盛富饶，则漫心醉之，不知己踏足之处。（中略）人情风土之异，西国学术等岂能尽用之于东洋哉。[22]

西村主张回归儒教的道德规范。虽然他并没有指出自己偏爱儒教的哪个学派，但他强调将所学道德规范付诸实践，表明他或许推崇王阳明的学说。不过，西村并没有掩饰儒教和西方哲学的缺点，并且还承认佛教和基督教各有优点，都可以加以采用。他指出，最关键的是要为现代日本创建一个道德规范，一旦建立，可以就具体内容向其他思想体系借鉴。[23]

西村倡议的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让人感到意外。他支持教育和施舍穷人，支持投资有利于国家的企业；另一方面，他将日本的退休制度与西方人民长期而充实的生活进行比较，批评男性在四五十岁这样早的年纪不继续为社会做贡献反而退休。他不赞成早婚，因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夫妇生下的子女容易感染疾病，使得整个民族身体虚弱。此外，早婚往往导致生育众多子女，造成家庭贫困。此外，西村反对奢侈，尤其是在婚礼和葬礼上铺张浪费。[24]

很难想象有人会不同意他的大部分建议，人们对于西村的演讲非但赞成，简直是压倒性地支持。接受过儒教教育的人——大多为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武士阶层——纷纷响应拥护旧风俗的号召。与西村同为明六社成员的文部大臣森有礼一向主张进步，但他被《日本道德论》深深打动，表示要把它用作从中学到大学的课本。[25]然而，这本书却激怒了伊藤博文，他认为此书诽谤政体，阻碍了政治进步。他派人请来森有礼，痛斥森有礼对此书大加赞扬。得知伊藤不悦，西村承诺进行修改，随后他删除了几篇批评政府的亲西方政策的文章。然而，他已经挑战了政府的功利主义。西村的书，是对伊藤的政策的初次反对声明，成为了不久后日益突显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开端。

1886年需要提及的另一个事件，是英国货轮“诺曼顿”号（Normanton）沉船事件。10月23日，“诺曼顿”号从横滨起航前往神户，在准备进入和歌山县时触礁破损。尽管英国船员悉数获救，但他们并没有对二十五名日本乘客及十二名印度船员施以援手，这些人全都溺水身亡。在此次灾难被广为人知后，日本人对于英国船员表现出来的明显的种族歧视提出了强烈抗议。11月5日，“诺曼顿”号的船长约翰·威廉·德雷克（John William Drake）在位于神户的英国领事馆接受审讯，但因无过失而被开释。

刚开始，急切渴望赢得外国人认可的日本领导人并没有抗议，但全国各地的呼声如此强烈，政府无法再置之不理。报纸为在“诺曼顿”号事件中丧生的遇难者家庭募捐，民众发表演讲，对公然炫耀“白人至上”愤怒不已。最后，政府正式要求英国对船长进行审判（由于治外法权，日本无法干涉）。12月8日，审判在位于横滨的英国领事馆进行。德雷克船长犯有过失罪，被判监禁三个月，其他英国船员无罪。[26]然而，“诺曼顿”号事件仍然留在日本人的记忆里，特别是一首为此次灾难谱写的歌曲一直传唱。[27]

尽管一些精通海事法的日本人认为判决公平，但对德雷克的轻微处罚无法令大多数日本人满意。[28]“诺曼顿”号事件和西村关于日本道德的演讲彰显出了一种与鹿鸣馆式的崇洋背道而驰的趋势，为翌年发生更严重的抨击政府的事件定下了基调。

1887年初的新年仪式在方方面面都按照传统方式进行，但有一点除外：在接受宫中成员的新年祝福时，皇后身穿正式的西式礼服。西式服装已成为皇后在此类场合的惯常服装。“诺曼顿”号事件的不满呼声似乎并没有传到宫中，日本皇室与外国皇室交换礼物的风气有增无减。[29]推迟了很长时间的新宫殿建造计划最终开始，但财务问题显现，威胁到了宫殿的完工。

1月25日，天皇和皇后动身前往京都，参加1月30日在孝明天皇陵举行的仪式，二十年前的1月30日孝明天皇驾崩。[30]这次行程最值得一提的是皇后的出席。除此之外，此次京都之行、视察学校和参观名胜古迹与天皇此前的出行并没有什么差别。天皇夫妇在京都一直待到了2月21日。

2月24日，天皇夫妇回到东京，并恢复了各项日常活动。皇后视察了学校，包括工部大学和陆军大学。[31]4月，皇后陪同天皇观摩了近卫军演习。她已经成为了官方活动（甚至是军事演习）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1887年3月，皇后赐给贵族女子学校两首鼓舞人心的歌。第一首是这样开头的：

纯净剔透晶莹钻，

千磨万击倍璀璨。

此言此理与人同，

劝君惜时莫留恨。

学问功夫须勤力，

危时报国显本真。[32]

随后这首歌被配上旋律，成为了贵族女子学校的校歌。这首言辞恳切的道德之歌让人想起该时期抗议者的呼声，但亲西方派的政府领导人不受这种美德呼声的影响，仍频繁出入鹿鸣馆，[33]希望借此熟悉和掌握西方礼仪，为日本赢得西方先进国家的友谊和尊重。他们确信，克服日本财务和军事弱点以及保持日本独立的最佳方式，就是证明日本是一个有着和欧洲人相同文化的现代化国家。为此，他们穿欧洲人所穿，吃欧洲人所吃，极力消除社会的陈旧方面。一些人不仅愿意采用西方的法律制度，还信奉基督教，并且愿意将英语作为国语；另一些人（为提高日本国民的身体素质）准备娶欧洲女人为妻。[34]

为满足鹿鸣馆的歌舞升平而源源不断流出的钱财与绝大多数人的贫困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激起了反对的浪潮。坚定的儒学者元田永孚多次试图会见伊藤，以表达对大肆建造西式建筑和举办奢侈宴会的不满，但伊藤总是借故繁忙而不见。1887年5月，胜海舟发表了《二十一条时弊》，谴责为了采纳西洋文化而破坏日本本土美德的疯狂行为。在德川时代后期，胜为掌握航海和舰炮射击术而学习荷兰语，并担任“咸临丸”号的船长。“咸临丸”号是日本第一艘横渡太平洋的船舰。他当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儒学者，但政府的西化政策对日本社会风俗造成极坏的影响，令他非常愤怒，这一点不亚于元田。他认为国家大肆浪费财富，造成了道德败坏。

与此同时，为废止治外法权，1887年4月22日的第二十六次修约会议决定对外国人做出极大让步。他们同意在交换新条约批准文书后的两年内，日本整个国土将向外国开放；日本国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将扩展到驻日外国人；两年之内，日本的法律制度将在所有方面符合西方的实践标准；日本将把所有法律翻译成英文（英文译本将视同正本），并在十六个月内送交各国政府；在日本完全向外国人开放国门后，领事法庭将持续三年；审判涉及外国人案件的大多数法官应由外国人担任。[35]只要能够结束让日本人憎恶的治外法权、象征性地承认日本的平等地位，日本似乎准备屈服于外国提出的任何要求。

然而，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愿意做出这样的让步。近期刚从欧洲回国的农商务大臣谷干城[36]目睹当时的道德堕落后震惊不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伊藤听说了谷干城赞扬卢梭和其他法国民权拥护者以及抨击政府的传闻，认为谷干城受到了煽动性民权思想的影响。天皇听闻此事，对内阁大臣持有这种观点深感不安。他命令佐佐木高行直接询问谷干城的政治主张。

笃信国粹的谷干城很快便使佐佐木相信其根本不是一名民权论者。但是在7月，就在谷干城辞任前，他对政府的政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抨击。他要求停止为实现修约做出的努力，并呼吁采取措施扭转道德沦丧的局面。和西村一样，谷干城对沉迷于鹿鸣馆舞会的人士的颓废和奢侈感到震惊，他哀叹百姓正在遭受的苦难，因为他们的血汗钱被白白地浪费在力图使这个国家欧化上。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伊藤，认为应迅速停止修约中的错误做法。谷干城也向内阁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并与井上馨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不顾有人反对，坚持谴责这项政策，认为这是“贪一时之名，不顾百年之害”。井上和其他人强调，为结束治外法权必须修改条约，但是谷干城问道，让外国人干涉本国内政岂不是更加糟糕？他痛斥外务大臣独断专行，在不征询其他大臣的意见下秘密决定，犯下了严重错误。[37]

伊藤和井上十分生气，即刻反驳道，眼下正是日本事事都以西方先进国家作为楷模的时期，修改日本法律以便与西方法律相协调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到内阁不会接受他的建议，谷干城决定采取果断措施。7月20日，他觐见天皇，详细上奏了反对修改条约和认为必须纠正当前腐化堕落现象的原因。他请求天皇就修约是否可取征询宫中顾问官的意见，尤其建议向近期从欧洲回国的黑田清隆征询意见。天皇侧耳倾听，但一言不发。谷干城退下，随即提交了辞呈。

谷干城提出这一请求，表明他知道宫廷中批评政府的观点。侍奉在天皇左右的官员（包括佐佐木高行、土方久元和元田永孚）早些时候就曾发表过此类观点。当谷干城从海外归国后，他们发现谷干城对修约表现出怀疑，于是决定与他携手合作，并继续寻找有类似看法的其他人。很多在政府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黑田清隆）都公开反对条约修正案。

当天皇征求元田的意见时，元田说，他认为谷干城已经非常忠诚地说出了他想说的话，放眼全国，没有一个人不同意谷干城对当下弊端的谴责。元田相信，除非立刻停止为了实现修约而向外国做出的让步，否则将发生不可估量的灾难。[38]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担任内阁法律顾问的法国人古斯塔夫·布瓦索纳德（Gustave Boissonade）表示反对条约修正案。他试图向井上馨提出反对意见，但未果；他向司法大臣山田显义表明立场时，山田表示自己无法深思此事，因为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此时，曾严重怀疑修约可取性的内阁图书寮长官井上毅（1844—1895）秘密拜访了布瓦索纳德，听取了他对条约修正案的反对意见。布瓦索纳德确信这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井上毅被说服，决定尽一切努力来结束修约。

布瓦索纳德坚持不懈地向内阁成员提交意见书，解释为什么必须停止修约。他认为这将无可避免地损害日本的威望，削弱日本的安全，降低日本民众的地位。他对条约修正案的各个条款进行了抨击，包括采用外国法官这一条款：此举需向外国法官支付令他们满意的薪水，而这将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外流。他警告说，日本民众对损害日本利益和破坏国家声誉的行为感到愤慨，一旦新条约获得批准，日本人民也许会起来反抗，而这有可能导致外国进行干涉。[39]

7月12日，井上毅给井上馨写了一封信，阐明反对条约修正案的原因，宣称这将使日本沦落到半独立国家的地步。他还预测国家将被分为支持修约派和反对修约派两大阵营，可能会引发公开冲突，造成巨大损失。最后，井上馨被迫承认其方案造成了动乱。他说，如果自己只顾埋头前进，而不对之前就日本法庭的运作与外国列强所达成的约定进行修改，那么将会造成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在7月18日的会议上，井上馨告知各国代表，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对条约中法庭相关事项进行些许改动。

9月17日，伊藤辞去宫内大臣一职，但仍保留内阁总理大臣的职位。起初，天皇不愿意接受伊藤的辞呈，并拒绝伊藤提出的让黑田清隆接任其职的建议。《皇室典范》尚未制定，皇室财产也没有系统地界定，而伊藤是唯一一个可以有效处理此类事务的人。对于黑田，由于性格原因，天皇并不希望他长期在宫中任职。天皇向元田永孚征求意见。元田回复说，尽管从原则上来讲，在君主立宪制中皇室和国家团结一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这取决于一个特定的人，一个忠心耿耿、才能超群的人，例如中国的诸葛亮，普鲁士的俾斯麦。伊藤能力出众，但他道德品质却稍有欠缺。他继续在宫中任职可能会造成危害。元田劝天皇接受伊藤辞去宫内大臣一职。[40]

天皇不愿失去伊藤，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伊藤的辞呈，并任命土方久元接任宫内大臣。黑田被任命为农商务大臣。元田提议罢免井上的外务大臣一职，该提议于9月16日实施。此后由伊藤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41]

尽管这些政治变革极大地扰乱了天皇的情绪，但他这一年并非完全阴郁惨淡。8月22日，园祥子生下天皇的第四个儿子猷仁亲王。8月31日，在嘉仁亲王9岁生日那天，他被定为储君，并过继为皇后的儿子。当晚举行了生日宴会，天皇、皇后、皇太后和嘉仁出席。三十九名皇室成员和宫内官员应邀参加。天皇心情愉悦，倍感轻松，把宾客一个接一个地叫到身边。他亲自为皇太后、皇后和嘉仁倒上清酒。不久，在酒精的作用下，餐厅内充满了欢快的声音。天皇吩咐众人唱歌跳舞。《明治天皇纪》中说：“盖君臣愉乐之状如此者，未曾有之。”[42]确实，在天皇的一生中，这样的欢乐时光少之又少。

[1] 如需了解提到天皇病状的极少数实例，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95页。该页记录天皇患上了胃病。

[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30页。

[3]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42—543页。

[4]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72页。不久后，距离天皇的马车数十步远的一颗流弹击中了一位侍从，子弹射穿了他的大腿。近卫军指挥官认为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冒犯，于是请求辞职。但是，大约一个月后，天皇认为此次冒犯不至于造成辞职。
从此时起，皇后似乎对军事事务越来越有兴趣。1887年3月28日，皇后访问了陆军士官学校，视察了该校的各项活动（第721页）。

[5] 据山川三千子所说，明治晚年只宠爱两名典侍——园祥子和小仓文子（《禁断の女官生活回想記》，第194页）。小仓没有孩子，因此未能载入明治妻妾的系谱之中。

[6] 园基祥是园基茂的第三子。中山忠能的妻子爱子是园基茂的养女。这意味着园基茂既是明治的外曾祖父，又是园祥子的祖父。

[7]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09页。

[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09页。

[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44页。根据这一叙述，尚不清楚为公主的降生采用了哪一种医学。

[1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79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44页、第510页。

[12] 饭泽匡，《異史明治天皇伝》，第53页。

[13] 根据《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30页记载，与亲王有关的一切事务均交由中山庆子（天皇的生母）处理。尽管她对睦仁要求严格，但嘉仁身体纤弱，使得中山庆子对他的管教过于宽松。

[14]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70—571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08页。

[16] 1886年3月1日将东京大学更名为帝国大学。这次更名在文部大臣森有礼的建议下进行，反映出其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服务于国家的人才这一信念。如需了解与当时帝国大学的结构更改有关的描述，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551—552页。

[17] 日本明治初期新型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团体。1873年（明治六年）发起，遂起名“明六社”。成员包括森有礼、福泽谕吉、加藤弘之、西周、津田真道等。——译注

[18] 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論》，第117页。此处引用吉田熊次的解说。西村茂树于12月11日、17日和26日在大学的演讲厅发表这一系列演讲，并向学生和大多数社团公开。

[19] 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論》，第10—11页。

[20] 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論》，第12页、第14页。

[21] 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論》，第14页。

[22] 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論》，第15页。

[23] 如需了解儒教的五大缺陷（如对身份卑微者不公平、男尊女卑），请参阅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論》，第28—29页；如需了解哲学的四大缺陷，请参阅第31—33页。

[24] 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論》，第60—64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70页。

[26] 该叙述主要出自川合彦充，《ノルマントン号事件》，第4—5页。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44页、第666—667页。

[27] 如需了解翻译版歌曲（“诺曼顿号沉没之歌”）的开头和作曲，请参阅William P. Malm, Modern Music of Meiji Japan, p. 287。歌曲开头如下：勇士搏大浪/来把歌高唱/贫弱尽受欺/梦醒叹悲怆/青海碧波滚/海中四寻望/吾辈诸同胞/何处寻安放/呼救声不绝/涕泪涟涟淌。

[28] 并非只有日本人表现出了不满情绪。法国艺术家乔治斯·比哥出版了一幅漫画，描绘的是英国船员平安无事地坐在划艇上，而日本人只有浮在水面上的头部可见。船长向希望获救的日本人索要金钱。色川大吉的《近代国家の出発》第438页转载了这幅漫画。

[29] 然而，也许日本朝廷对外国皇室的热情并没有得到充分回报。1887年6月，彰仁亲王代表日本皇室在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庆典。当亲王看到在参加庆典的外国贵宾的名单中漏掉了他的名字时，感到不悦。此外，亲王下榻的酒店的膳宿要比欧洲皇室成员的逊色。当他准备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时，没有为他提供公务车，他得租车前往；当他到达时，他发现自己与暹罗和夏威夷皇室（而非与欧洲的皇室成员）坐在一起。这些（以及其他公然冒犯行为）使他确信英国人仍认为日本只不过是东洋的蕞尔岛夷而已（《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64—765页）。

[30] 1月14日抵达的皇太后也在京都和他们共同参加了此次仪式。

[3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21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12—713页。

[33] 东京俱乐部成立于1881年，是日本和西方绅士缔结友好关系的场所。

[34]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32页。另请参阅Donald H. Shively, The Japanization of the Middle Meiji, p. 94。他从1884年出版的高桥义雄的《日本人種改良論》一书中引述了一段话。在该书中，作者声称，“就凭日本人低下的智商和孱弱的身体”，无法指望他们与白人抗衡，在激烈的竞争下只会感到精疲力竭。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与白人通婚以改良人种。1892年当问及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观点时，斯宾塞表示强烈反对。

[35]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35—736页。另请参阅井上清，《条約改正》，第108—109页。

[36] 在欧洲待了一年多后，黑田于6月23日返回日本，他在欧洲考察那里的农业、商业和工业情况。他看到那里的军备大量增加，意识到全世界形势危急。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维也纳师从洛伦茨·冯·施泰因学习国际法的原因（《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65—766页、第777页）。

[37]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78—779页。

[38]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82页。

[39]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88—789页。另请参阅井上清，《条約改正》，第112—113页。

[40]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04页。

[41]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03—806页。

[42] 《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799页。

第四十章
帝国宪法

1888年，明治天皇因病无法操持绝大多数仪式或出席野战演习和毕业典礼。最严重的一次患上卡他性肺炎，从2月7日持续到了5月5日。[1]在脱离危险后，医生建议天皇去海边空气清爽的地方休养，但和以往一样，因为君王的责任感，他拒绝离开皇宫。[2]该年稍晚时候，天皇患上了重感冒，但他极端讨厌医生，不在意他们的建议。在诸多场合，尤其是天皇生病时，皇后代天皇出席，比如接见暹罗的使节、出席军舰下水仪式或者视察东京帝国大学的医疗和科学设施。

记录中宫廷医师的医术并不尽如人意，但天皇仍执著于传统中医学，不愿意更换宫廷医师。[3]11月12日，尽管宫廷医师竭尽所能（在最后一刻也请来陆军和海军的外科医生），但天皇的又一个孩子猷仁还是死于脑膜炎。9月，园祥子又产下一女（天皇的第六个女儿）。和往常一样，宫中举行了庆生宴会，但参加宴会的大多数人无疑会想起已有多名年幼的皇室子女夭折，想必也会怀疑为祝福小公主昌子健康而说的祝酒词究竟能产生多大的作用。

在新年年初，天皇和往常一样听了几个讲座：福羽美静讲授《日本书记》景行天皇卷；元田永孚讲解《中庸》里的一节；西村茂树讲授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著写的《万国公法》（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中“自治”的含义。[4]这些讲座主题的选择反映出在对天皇的教育中，力求在日本历史传统、中国道德教化和西方实践学习中实现平衡。

吉欧索尼所绘的明治天皇像

此时发生的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天皇的几件事情中，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宫内大臣土方久元认为有必要为天皇画一幅近期肖像画（最近一次的照片是由内田九一于1872年拍摄的），以便赠送给外国君王和政要，于是请意大利画家爱德华多·吉欧索尼（Eduardo Chiossone）——他也是印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速写了一幅相似度较高的肖像画。最简单的方式无疑是拍照，但是天皇不喜欢照相，因此这个方法行不通。不久前，伊藤博文也曾多次恳请天皇同意拍一张新的照片，但每次都被拒绝。意识到要让天皇改变主意是件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后，土方在承诺如有任何差池均由他负责的前提下，请吉欧索尼悄悄地对天皇的容貌特征进行速写。

在征得侍从和其他官员的同意后，土方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日子选在了1月14日，就在天皇外出用膳时。躲在推拉隔断背后的吉欧索尼用蜡笔仔细地勾画出天皇的龙颜、姿势和谈笑时的表情。[5]土方对吉欧索尼素描完成的肖像画很满意，决定向天皇展示，他首先就没有获得天皇事先允许而认错谢罪。当天皇看到画像时，既没有发表赞许之词，也没有说出不满的话。虽然土方很想知道天皇的沉默究竟是何用意，但他又不好让天皇明说。正好这一时期，皇宫收到了欧洲提出的求取天皇照片的请求。土方恳请天皇签名并同意奉上吉欧索尼的肖像画。天皇照做，让土方大松了一口气，他将此举解释为天皇对画像很满意。[6]从此以后，吉欧索尼的肖像画照片（在原始画像的基础上翻拍的照片）被送到外国皇室乃至全国各地的学校，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在御真影[7]面前毕恭毕敬地鞠躬。这幅画像如此逼真，以至于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一张照片。[8]

1888年2月1日，天皇任命大隈重信担任外务大臣。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大隈的前任井上馨因众人反对其修约方案而辞职，但他希望大隈能够接替他的职位。[9]任命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劝说内阁顾问官黑田清隆接受大隈重信。自北海道开拓使出售官产丑闻事件后，黑田清隆一直与大隈重信关系紧张。

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同意帮助劝说黑田。对于大隈，他持有保留意见：尽管大隈的立宪改进党不像自由党那么激进，但该党提倡进行伊藤所反对的改革。[10]不过，伊藤还是跨越了政治上的不相容，劝黑田支持大隈。他的劝说奏效了。某日，黑田突然出现在大隈的宅邸，为过去发生的事情致歉，并承诺将来会与大隈携手合作。[11]

黑田的举动让大隈很是感动，然而，由于可能会给立宪改进党带来不利影响，他不愿踏足内阁。他提出了接受这一职务的条件：在召开议会后的七八年内，成立一个由议会成员组成的内阁；参加议会选举的选民资格不得高于地方选举中的选民资格；确保有序、稳定的进展，避免陷入过激的混乱。[12]大隈还提出，如果同意他的条件，应予以公开宣布。几个月里，伊藤都不愿意接受这些条件，以致只好继续兼任外务大臣，但最后伊藤让步，大隈就任。

在结束治外法权方面，大隈的决心不亚于井上馨。他对井上的提议（包括允许外国人在日本内陆旅行、居住和拥有不动产这一备受争议的提议）进行了修改。根据大隈的方案，外国法官的作用将受到限制，并且新颁布的民法典的权威版本将采用日语，而非英语。[13]然而，这些让步并没能安抚政府中的反对修约派，1888年到1889年的大部分时间，大隈的提议引来了一片批评之声。

同时，在1888年4月28日，天皇设立了枢密院。他在诏书中声言，“朕选元勋及练达之人，咨询国务，倚其启沃之力。察此为必要，故设枢密院，以之为朕至高顾问之府”。[14]

枢密院的主要职能是商讨与制定宪法有关的事项，[15]其成员均为对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较年长人员（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包括议长和副议长等十五名成员。在宪法生效时，枢密院将作为政府和议会的中间机构以及天皇的咨询机关。

伊藤是枢密院的主要倡议者。他坚信必须将宪法视为天皇恩赐的礼物，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出的裁定为最终决定。枢密院将对天皇提供指引，尤其是在政府和议会发生冲突时——例如，是否替换大臣或解散议会。

为强调这个新成立机构的重要性，伊藤辞去总理大臣一职，就任枢密院议长。按照伊藤的建议，黑田清隆将被任命为接任人。天皇不愿让伊藤辞去总理大臣一职，但仍批准将其调入枢密院，这大概是因为伊藤是唯一一个能够掌控商议大事的人。[16]除生病外，天皇出席枢密院的每一次会议，这强化了枢密院会议的重要性。会议过后他有时会派人请来发言者，向他们提问，但在会议上他仔细听取发言，不说一句话。[17]在夏季，举行讨论的房间有时候酷暑难耐，但明治丝毫不受酷热的影响，孜孜不倦地聆听发言。

为什么天皇愿意花这么多时间聆听那些往往让人觉得荒谬、重复的辩论呢？大概是因为与每年举行朝廷仪式和无数次接见外国宾客的无聊相比，天皇最终发现了一些能够吸引他注意力的事情。这些商议可能有助于天皇了解他在日本的未来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1888年4月，伊藤向枢密院提交了宪法草案。早在1884年，伊藤就在宫中设立制度取调局，并担任局长，着手进行宪法调查。伊藤令井上毅、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调查，并请太政官雇用的德国人罗斯勒（之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作为顾问；然而，由于还肩负其他职责，伊藤一直没有取得进展。1886年，他开始认真起草宪法。伊藤将这项工作的三大不同方面分配给上述三位同僚，将真正执笔这一重任委托给了井上。

伊藤曾在维也纳研习宪法，他的想法大概也反映了他在维也纳的所学所得，即“枢轴”对于立宪政体的重要性。1888年6月18日，伊藤在枢密院发表的演讲中提到，在欧洲，立宪政体在古代就已萌芽，并且几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稳步发展，人民熟悉这一制度。而且宗教构成欧洲国家的枢轴，深入民心并使他们团结。然而，日本的宗教（佛教和神道教）力量甚为薄弱，尚未对民众的内心产生影响，无一能够作为国家的枢轴；在日本，可以作为枢轴的唯有皇室。宪法制定者应始终将这一事实铭记于心。在制定宪法时，应尊重天皇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力求不加束缚。君权便成为了伊藤及其同僚编纂的宪法草案的枢轴。[18]

在本年度的剩余时间中，与宪法有关的讨论继续以从容的步调进行。其他事情（如争取结束治外法权）也没有被忘却，但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11月，日本与墨西哥签署了一份条约，给予墨西哥人在日本内陆生活和购买不动产的权力，但未给予治外法权。这是两个对等国家签订的条约，是日本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但其他国家并没有效仿墨西哥。英国和法国根据与日本签署的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获得墨西哥人获得的任何特权。该条约并没有发挥很大效果，因为当时在日本的墨西哥人只有一人。[19]

年底，新宫殿竣工，皇室预定于1889年1月11日迁往新宫。从1873年起，明治及其皇室便一直生活在拥挤的临时宫殿内。天皇一向不喜欢奢侈浪费，甚至不愿意考虑建造一座新宫殿，但是，最终让步：日本君主需要一个更加体面的住所来彰显其威信。

新宫殿耗资巨大，旨在展示日本皇室的庄严宏伟。造访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感受到了震撼。[20]宫殿的东翼专为天皇预留，作为公共场合时使用，比如坐在镀金御座上接见外国宾客。作为天皇的私人宫室的西翼为日式风格。后部则是天皇举行典礼仪式的神殿。该建筑群由日式风格的走廊衔接，四周花园环绕。

明治似乎完全不在乎新宫殿的外观。子爵日野西回忆道，用于装饰走廊的人造花悬挂有三四年的时间，直到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天皇似乎未曾注意到这些。在天皇驾崩时，这些人造花已变得肮脏不堪，不得不将其烧毁。[21]宫殿通上了电，可以在国事厅使用，但天皇却拒绝在其私人宫室中使用电灯，因为他担心短路可能会引发火灾。然而，使用蜡烛熏黑了天花板，让宫殿的外观极其不雅，尤其是在天皇的晚年时候。

众人排着队列从临时宫殿迁往新宫殿。天皇和皇后在皇族亲王和内阁成员及其他要员的陪同下，于上午10点出发，一个小时后抵达。学童沿着队列高唱国歌《君之代》，军乐队奏响乐曲。当队列抵达架在围绕宫殿流淌的护城河上的二重桥时，燃放起了日景烟花，庞大的人群高呼“万岁”！

1889年，天皇的健康状况要比上一年好些，不过有时候仍会因为疾病而无法参与国事。这是他在位期间最忙碌的年份之一，大臣们时常请他定夺。其中尤其困难的决定是关于陆军中将谷干城。谷干城无疑是一位精明能干之士，但他却喜好争斗，曾与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尖锐对立，以致辞任农商务大臣一职（正如我们已经讲述过的）。现在，他已离职一年半。政府怀疑他可能在秘密谋划一些活动，于是派密探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天皇担心谷干城可能会与其他持不同政见者为伍，从而步江藤新平和西乡隆盛的后尘，发动叛乱。最好的办法是将谷干城纳入枢密院，由此来规制他。1888年12月，天皇令元田永孚拜访谷干城，探明他是否愿意在枢密院任职。谷干城拒绝了任何任命，并且不改变主意。

为了劝说谷干城改变主意，曾我祐准——嘉仁亲王的老师[22]、谷干城的老朋友——在元田的陪同下多次拜访。在得知天皇殷切地希望他接受任命后，谷干城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但仍说自己不能违背其向同僚们所立下的誓言，即成为上院议员，详细阐明反政府的观点。[23]如果他在眼下阶段加入政府，就会失去信任。他坚称，反对政府并不代表不尊重皇室，日本反政府势力（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或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对天皇忠心耿耿。他请求政府取消密探。[24]

枢密院中继续进行着各种讨论。1889年1月，伊藤提议将宪法草案翻译成欧洲语言，那样枢密院成员可以从外国法律专家的意见中获益。他意识到，无论多么小心翼翼地制定新宪法，仍无法避免一部分批评，但他下定决心避免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有着明显缺陷的文书。即使在马上就到了发布时期的节骨眼儿上，他仍然进行了修改。例如，在提交的最后建议中说，宪法应规定仅限于男性继承人继承王位。[25]

2月5日，枢密院通过了《皇室典范》、《帝国宪法》、《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贵族院令》。每部法律均制作了副本，其中两份副本呈交给了天皇。[26]六天后的2月11日，也就是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天皇在贤所[27]颁布了《皇室典范》和《帝国宪法》。明治借此机会向皇祖皇宗发布了一份告文，将今日能举办这一重大事件归功于先祖的谆谆教诲。他发誓将躬身遵守宪法的规定。不久后，他跪在皇祖皇宗的神龛前，再次陈述了告文。

在当天早上晚些时候举行了宪法发布的仪式，天皇公开宣读了宪法。皇室成员、内阁成员、高官显贵、各都道府县[28]的知事、法官、其他国家机构的高层代表以及外国公使汇聚一堂，听取天皇发表敕语。天皇不仅向皇祖皇宗表达了敬意，也称颂了祖宗的忠良臣民。作为神之子孙的自己要和臣民一起，广扬帝国光荣于内外，使祖宗之遗业永久巩固。[29]

在发表完敕语后，天皇象征性地将《帝国宪法》交给总理大臣黑田清隆，此举旨在表明是天皇将宪法御赐给了整个日本。在皇室效劳的德国医生欧文·贝尔茨对仪式进行了如此的描述：

国家大臣和最高官员排列在天皇面前稍左的位置。站在天皇身后的则是显赫贵族。其中，我发现了德川龟之助，若不是王政复古，他现在应该是幕府将军；我还看到了萨摩町的岛津侯，唯一一个梳着日本旧式发型的人（尽管穿着一身西装）。他这身打扮真奇怪！紧靠着天皇右手边的是外交使节团。大厅周围的走廊挤满了其他高级官员和一些外国人。皇后身后跟着公主和宫女。皇后身穿粉红色的欧式礼服，拖着裙裾。从御座的两侧各走上来一名达官显贵，其中一位是前太政大臣三条公爵。两人都捧着一卷纸，三条捧着的是宪法。天皇接过另一份文书，打开它，大声宣读。其中的内容是说天皇决定自愿向国民御赐所承诺的宪法。之后，天皇将宪法交给总理大臣黑田，黑田满怀崇敬之情地接过宪法。天皇随即点了点头，离开了大厅，皇后和随员紧跟其后。整个仪式持续了大约十分钟。外面燃放起烟花，四处敲响钟声。仪式庄严而精彩。唯一的缺点就是正殿——一个非常精美的大厅——被漆成了红色，因此显得太暗了。[30]

佩里来航图，随船画家William Heine画的石版画，1854年

蛤御门之变，亦称禁门之变。森雄山所绘

美子皇后

江户末期留学荷兰的日本学生。后排中间是榎本武扬，前排最右是西周

岩仓使团部分成员。从左到右依次是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征韩论之图》，杨洲周延所绘。左上岩仓与有栖川宫之间应是明治天皇。神奈川县立博物馆藏

江户博物馆的鹿鸣馆复原图。可见正面的孟莎式屋顶和拱形门

1888年6月，明治天皇在枢密院会议上审议宪法草案，右侧站立者为伊藤博文。圣德纪念绘画馆，五姓田芳柳绘

尼古拉二世在长崎时的照片，上野彦马拍摄

帮助尼古拉二世的两位车夫，胸前佩戴的是尼古拉及日本颁发的勋章

大正天皇之子，1921年拍摄。左起第一人为裕仁亲王，即后来的昭和天皇

1889年的宪法是亚洲国家中最先进的宪法，也比众多欧洲国家的宪法更加自由。但是，这部宪法坚称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表明它距离天赋人权还有很大的距离。[31]尽管如此，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代议制政府的开始。在同一天颁布的诏书中，天皇宣布将在1890年召开议会，宪法将于召开议会的同一天生效。

作为庆典活动的一部分，天皇向伊藤博文授予了最新铸造的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由于向长州藩人士进行了授勋，为保持平衡）有人建议应向总理大臣黑田清隆（来自萨摩藩）授予类似的勋章，元田也表示支持，但明治还是拒绝了。[32]为了在这一美好时刻努力弥补过去的创伤，曾作为谋反者而被判处死刑的一些人不但被赦免，还被授予了勋章：西乡隆盛被追赠正三位官阶，吉田松阴被追赠正四位官阶。

就在同一天，当文部大臣森有礼即将出发前往皇宫参加仪式时，一名男子上门求见。森有礼令人接待来客，就在离开宅邸时，这名来客跳到他身上，用刀将他刺成重伤。行刺者西野文太郎当即被击毙。据查实，西野听说森有礼在参拜伊势神宫时不但没有脱鞋就进入了神圣的建筑之内，还用手杖撩起藏有神镜的帘子，向里窥视。森有礼的行为激怒了西野，他认为此类行为亵渎了神灵并有辱皇室，于是决定刺杀他。

在西野身上发现的“斩奸状”中，西野写道，他曾前往伊势神宫去查证森有礼是否真的有不敬的行为，确信那种说法并非虚言。（但是，文部次官在森有礼死后进行了调查，得出结论是该说法并非属实。）次日，森有礼过世。天皇致函表达了悲痛之情，赞赏了森有礼取得的成就，并向他追赠正二位官阶。[33]

公布宪法的激动之情平息下来后，政府成员又转身投入到未完成的事务之中，尤其是修改条约一事。大隈认为有必要摧毁欧洲和美国政府为针对亚洲而建立的联盟，决定与各个不同国家进行单独谈判。1888年11月，大隈与德国签订了新条约；12月，大隈向美国公使提交了修订后条约的草案，希望能够迅速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他承诺，不管其他国家做出怎样的决定，美国公民都将获得新条约赋予的好处。如果其他国家声称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自己也应该获得同样的好处，那么日本将告知这些国家，除非同意结束治外法权，否则它们将得不到任何好处。

大隈认识到，除非日本能够劝说欧洲国家接受修订后的条约，否则与美国签订的新条约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他把日本将与美国签订新条约一事告诉其他国家，将会鼓励其他国家的驻日公使力争达成类似协议。[34]

大隈与美国公使理查德·哈伯德（Richard B. Hubbard）签订的《友好通商及航海条约》标志着日本朝结束治外法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该条约于2月11日（即公布宪法的同一天）生效。之所以匆忙签约，是因为日本担心新的共和党政府可能不会同意民主党的哈伯德所采取的行动。[35]

正如已经预见到的那样，即使日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劝说，英国仍反对修约。1888年12月29日，大隈提醒英国公使说，英国是日本最重要的进口国，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占到了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驻日的外国人中有一半是英国人，他们的利益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据大隈所言，日本人没有忘记哈里·巴夏礼爵士在明治维新时的诸多恩惠，但是，如果英国继续阻挠修改条约，感激之情也会转变成仇恨之意。如果英国接受修约，那么其他国家也会效仿，日本将会从心里感激英国的支持。日本这个有着四千万人口、十八万军队和一支由几十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的国家，将会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同盟国。

尽管大隈一再恳求，英国还是不准备答应日本的请求。英国在答复中称，日本的法律不符合西方的标准，并具体指出了修订后的条约存在着哪些不足之处。如果日本真的希望外国人遵守日本司法，那他们应该立刻开放日本内陆。在五年后，如果日本制定了法院体系、完成了法典的编纂以及就法庭的有效运行做出担保，那么英国将废除领事法庭并结束治外法权。对于修改关税，英国也列出了类似的条件。[36]

驻美特命全权公使陆奥宗光是第一个从日本一方对修订后的条约提出质疑的人。他指出，在签订条约后的至少十二年，外国法官将在大审院任职，但这违反了宪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37]大隈回复称不存在冲突，但有关外国籍法官的争议仍然持续。

1889年6月11日，日本与德国签署了修订后的条约。德国在最后一刻要求日本做出进一步让步，但日本驻德公使西园寺公望向德国外交部长赫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提出请求，俾斯麦做出了让步。对于此次取得的成功，日本政府大为满意，请求各国的常驻公使向他们的国家转呈修订后条约的副本。[38]

与美国和德国取得的成功谈判并没能结束日本国内反对修约的呼声。立宪改进党的机关报《邮便报知新闻》刊登了以改正条约问答为主题的十四篇文章。作者矢野文雄（1850—1913）的目的是消除人们对条约可能起到的作用的担忧。例如，一些人担心聘任外国籍法官可能造成其他国家干涉日本内政，但是矢野回答说，此类法官的聘任权和解聘权完全在日本人民的手里。再比如说，如果法官入籍日本，那么就不会有外国干涉的危险。在回答那些担心向外国人开放日本内陆或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会威胁到日本主权的人们时，矢野认为国际关系必须平等。日本民众已经能够在其他国家自由出行、购买土地，那么不允许外国人享有同等特权是有失公平的。对于担心外国人可能会全部买下日本的土地，矢野认为日本还有很多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外国人涌入日本不会只购买土地。[39]

虽然矢野提出的论据很有说服力，但日本民众反对修约的呼声却日渐高涨。天皇派元田永孚询问大隈，是否有人控诉修订后条约的条款违反了新宪法。大隈否认，但元田力劝天皇与伊藤商议。7月24日，天皇召来伊藤，询问入籍法可能会对外国法官的聘任造成多大影响。一开始，伊藤很赞成大隈的修约方案，并建议天皇批准这些方案。但是，随着反对的声音越来越激烈，伊藤开始动摇。29日，当天皇再次去请伊藤时，伊藤感到悲观（他推辞说自己病重，无法进宫觐见）。他预计未来困难重重，并承认自己没有权宜之计。[40]

关于修约，仍有许多问题急待解答。首先，如果某个大国拒绝接受修订后的条约，那么与该国签订的现有条约应当取消吗？英国——最重要的大国——尚无迹象表明其愿意考虑修改条约。如预料的那样，日本授权美国人在内陆进行通商后，英国按照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要求享有同等权利。对此，大隈予以否决，认为对英国来说仍为时过早，因此，修约交涉一度搁浅。与此同时，日本于8月与俄国签署了修订后的条约。

8月14日，以副岛种臣为首的数名高层官员造访了外务大臣的官邸，商议修约事宜。陆军中将鸟尾小弥太（1847—1905）提到外国法官一事。他认为聘任这些法官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并询问为什么日本如此积极地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而对日本人的利益漠不关心。大隈承认此类批评是有些道理，但认为治外法权对日本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拟议让步所带来的损害。如果日本希望摆脱主要危害，那么做出让步是不可避免的。鸟尾追问大隈是否真的打算把修约进行到底。大隈回答说，他下定决心要这样做，但是，如果天皇未能批准新条约，那么一切也将就此结束。鸟尾反驳说，大隈的唯一可行举措就是辞职并结束其方案。[41]

反对修约的人士并非仅限于政客。来自各个县的人群抵达东京，要求取消修约。8月18日，各类组织（包括反政府报纸）的代表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反对修约联盟”会议，超过一百八十人参加。他们从25号开始连续三天举办了大型演讲会。8月22日，这些人成立了一个反对修约（和反对全国西化）的组织——日本俱乐部。新闻报道也越来越多地对修约进行抨击，民众试图通过天皇信任的顾问官（特别是元田和佐佐木高行）求见天皇。不久，他们发出了要求大隈下台，甚至弹劾大隈的呼声。[42]

反对的呼声演变成了公开排斥外国人。聘请外国人作为法官的提议遭到了特别猛烈的抨击。人们反问道：“呜呼，昔日攻击幕府之诸贤，何勇幕府而怯外国？”如果修订后的条约生效，国家独立会变成怎样一番模样？[43]

井上毅致函总理大臣，敦促他停止修约交涉。刚开始，井上毅曾支持采用入日本籍的外国法官，但他现在确信除非彻底放弃修约，否则国家将面临无法挽回的灾难。他决心向总理大臣黑田请求辞任，但未果。井上向司法大臣山田显义发函一封，回忆说1883年岩仓具视重病时，曾吩咐他千万不要忘记：只要外国人享有法律特权，那么绝对不允许外国人在内陆居住，这个国家的命运取决于这两者的平衡。井上担心，如果日本继续进行修约，民族权利的拥护者将会越来越情绪化，爱国者将与愚蠢的政客联手，届时肯定会发生排外事件。如此一来，日本必定会遭受和埃及一样的命运。[44]

之前似乎也支持修改条约的天皇现在也忧心忡忡。他召来大隈，询问与英国交涉的情况以及自签署条约后与俄国的关系。大隈向天皇保证，尽管困难重重，但他确信很快就能与英国签订条约。天皇并未信服。在天皇的印象中，黑田将所有事情都交由大隈处理，而大隈正试图独揽大权、掌控国家，他担心将事情交到一人手中并不安全。伊藤第一次提出修约问题时并没有说这可能会与宪法相冲突，因此天皇才同意修约。问题是现在应该做什么？是否要放弃为修约做出的努力？或者是否仍需对修订后的条约进行进一步修改？他令伊藤提交一个方案。[45]

伊藤无计可施，然而，反对修约派变得越来越强硬，要求天皇罢免大隈。此时，忧国的预言家也纷纷高声呐喊。西村茂树列举了反对修约的理由，说修约将使不友好、性格不羁的欧美人变本加厉地侵略日本。如果日本人被外国人的学说所打动、被外国人的财富所迷惑，相信他们的恭维话，并被他们的宗教领入歧途，那么最后，日本人将落入外国人设下的圈套，日本将遭受与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相同的命运。考虑到日本与西方的国力强弱、人民的智愚、财产的贫富等，如果允许外国人在内陆居住以及购买不动产，则受益的只可能是外国人，而遭受损失的只可能是日本人。百年之后，所有的地主都将是外国人，现在的这些地主将会变成佃农。几千年来，自建国时就一直由皇室掌管的土地将落到外国人的手中。商业和工业也将被外国人掌控。他们会完全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日本人。当然，现有条约不是没有缺陷，但跟修订后的条约相比，给日本造成的伤害要小得多。现有条约隔离外国人，但新条约却拉近了外国人的距离，那将会是一场灾难。[46]

尽管因为对西方体制有着独到的认识而被选为天皇的侍讲，但西村对外国人的评价却很苛刻。多年来，治外法权一直被认为是最可恨地体现出了西方人优于日本人的实证；然而，与日本为结束治外法权而做出的牺牲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讽刺的是，完全不认为日本人是受害者的英国，对于德国向日本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却换回这么小的回报而感到吃惊！[47]

10月3日，越来越担忧这一事态的天皇派一名官员去命令黑田与伊藤会见，以决定是否要继续推进修约。无论会遭遇多少阻碍，黑田下定决心要进行修约，但原先支持修约的伊藤此时已失去了将修约进行到底的勇气。他以生病为由拒绝会见任何人。[48]一直以来都是天皇信任的顾问官之一的佐佐木高行奏报说，反对修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如果天皇不做出决定，他预计将发生大动荡，但天皇想先等等看，等到与英国的谈判结束时再议。他也在等待着伊藤、黑田和大隈能商议出一个决策来。

内阁成员召开了天皇参加的会议，但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 会议以僵局收场。与会者对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失去了信心，反复恳请天皇做出定夺，然而，在伊藤未提出具体建议的情况下，天皇似乎不愿采取行动。双方都想赢得山县的支持，但山县只是建议将事情缓一缓再说。

10月18日，大隈被一名“爱国者”炸成重伤。当天，在大隈退朝并正准备返回官邸时，一名男子跳出来，朝他的马车里扔了一颗炸弹。大隈身受重伤。给大隈治疗的贝尔茨认为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对大腿进行截肢。贝尔茨补充说，“付出了如此之多的辛劳，具备如此之多的本领，终于实现了几乎所有日本人长久渴望的一切的大隈，现在却被谴责为与国为敌，被斥责要将国家拱手让给外国人。这种无意义的言论最终导致了企图刺杀他的可恶行为。几天前，枢密院议长伊藤伯爵辞职。他真是一个狡猾的逃兵！”[49]

大隈最终从伤病中恢复过来，但他失去了左腿，而修约一事至少目前再度被搁浅。贝尔茨愤怒地写道，“去听听日本人是怎样说的吧，去看看日本的报纸是怎样写的吧，人们会认为是外国人一直想促成修约，是外国人想要逼迫日本人进行修约！……一年以后，他们将看得更清楚，也许将再次希望进行修约。”[50]

黑田称他愿意对修约失败全权负责，并向天皇递交了辞呈。他推举山县作为接任人，但是，在山县愿意接受这一职务之前，三条实美这位安全但不太果断的人物被任命为临时总理大臣。大隈辞去了外务大臣一职。对修改不平等条约进行的斗争也告一段落，至少目前如此。

[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0页。

[2] 在1888年夏天，嘉仁亲王（4月的时候患上了百日咳）的老师建议将嘉仁带到箱根去避暑。他请求明治恩准，明治显然很不悦，非常不情愿地准奏，规定只能待一周，并且必须由元田永孚陪伴亲王（《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16页）。也许是因为他一想到亲王与他相距遥远而感到不安，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认为与其他日本民众一同忍受夏季酷暑，是他和亲王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显而易见，待在箱根对亲王的健康是有益的，并且在夏季和冬季离开东京前往气候更温和的地方成为了亲王的一个习惯。

[3] 1888年12月接受西方培训的医生取代了宫廷汉方医师（《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67页）。1889年2月，天皇令陆军和海军的外科医生对为什么其众多子女夭折进行调查（第203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页。

[5] 无疑，照片的相似度会更高些，但是（由于那时在室内拍照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照明），吉欧索尼无法在天皇未察觉的情况下在室内为天皇拍照。

[6]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页。

[7] 对天皇照片的敬称。——译注

[8] 比利时驻日公使阿尔伯特·德·阿内唐（Albert d’Anethan）男爵的夫人在其日记中记载道，“我们和意大利人吉欧索尼绅士一同喝茶。他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我们参观了他的青铜器、漆器、日本版画和古老刺绣等精美收藏。他还向我们展示了他画的天皇和皇后的画像，这是当时仅有的天皇和皇后陛下的原版画像。吉欧索尼绅士凭着记忆速写了这些相似度极高的画像，天皇或皇后应当抛弃日本的礼仪规矩或忠于王室的理念，允许自己为画像或照相摆姿势”（Fourteen Years of Diplomatic Life in Japan, p. 53-54）。
明治不喜欢照相，但皇后却不同。1889年6月24日，皇后派人去请摄影师铃木真一，让他为自己拍照。第二天，她派人去请另一名摄影师丸木利阳，他也为皇后派了一张照（《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87页）。如需了解向小学传发照片的情况，请参阅第424页。

[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6页。井上辞职后接任的是伊藤，伊藤暂时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

[10] 如需了解大隈党派的目标，请参阅Joyce C. Lebra, Okuma Shigenobu（大隈重信）, p. 69-76。

[11] 如需了解黑田会见大隈的有关概况，见渡辺克夫，《明治二十二年の条約改正反対運動》，第4页。

[1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7页。另请参阅Joyce C. Lebra, Okuma Shigenobu, pp. 84, 164。在谈判时大隈更改了条件。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渡边克夫，《明治二十二年の条約改正反対運動》，第6—18页。

[13] Joyce C. Lebra, Okuma Shigenobu, p. 86.

[1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0页；该话的意译本请参阅Hugh Borton, Japan’s Modern Century, p. 141。

[15] 枢密院的五大职能详列于《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1页。所有职能均与拟议宪法的内容和修改宪法规定的程序有关。

[16]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2页。

[1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4—75页、第92页、第94页。另请参阅土方久元，《叡明比べなき大皇帝》，《太阳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58页。“激辩常常持续若干个时辰，然而，每次发言，陛下都孜孜不倦地悉数聆听，即便是在就寝的时辰过后，陛下也会议论说今日辩论中某某某的观点准确，并且会对不同意见做出好坏评判。陛下的评判准确、清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8]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93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64—165页、第324—325页。另请参阅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s Wife in Japan, p. 27。

[20] 据达拉斯·芬恩所称，“但大多数外国人，如贝尔茨医生、比利时男爵夫人德·阿内唐、英国勋爵雷德斯戴尔和纽约金融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都认为皇宫富丽堂皇”（ Meiji Revisited, p. 94）。例如，德·阿内唐男爵夫人将正殿描绘成“这是一个宏伟、巨大的殿堂，铺着镶木地板”（Fourteen Years of Diplomatic Life in Japan, p. 48）。

[21]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71页。

[22] 当嘉仁在热海市过冬时，谷干城也居住在那里。这便于曾我频繁拜访谷干城。

[2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92—193页。谷干城指出，由于他在军队立下的功劳获得认可而被授予了子爵的爵位，因此他可以在上议院（贵族院）任职。

[24] 当得知谷干城不愿意在枢密院任职时，天皇拒绝接受“不”这样的答复。他令侍从长派一名宫内省官员去劝说谷干城改变主意。听闻天皇的失望之情，谷干城很受感动，但他请求给予时间重新考虑（《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01—202页）。之后，谷干城在任职枢密院或任职内阁中进行选择。虽然谷干城不会对内阁造成不利影响，但他不希望像后藤象二郎那样同时又去填补内阁的职位空缺。最后，总理大臣黑田任命的人是后藤而非谷干城（第246页）。文部大臣的职位由榎本武扬填补，后藤接替榎本之前担任的通信大臣。

[25]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97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00页。

[27] 宫内供奉神器八咫镜的房子，以前称为“内侍所”。——编注

[28] 都道府县：日本的行政划分，日本现有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两府（京都府和大阪府）和四十三县（相当于省）。——译注

[2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06—207页。

[30]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p. 81-82. 德川龟之助是徳川家达（1863—1940）的幼名。Baelz称其为“imperial chancellor”，即“总理”之意。

[31] Borton对1946年宪法的规定和1889年宪法的相应条款进行了叙述（Japan’s Modern Century, pp. 490-507）。

[32] 得知天皇反感黑田，元田举了中国历史上对有严重缺点的人士予以奖励的一个例子：汉高祖杀了最喜欢的一名大臣，并向讨厌的一名大臣封爵，以安定民心、使百姓顺归其统治（《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13—214页）。天皇没有被元田的论据所说服，只向伊藤授予了勋章。

[33] 根据贝尔茨所说，报纸将这位行刺者描绘成英雄，“位于上野的西野墓地出现宛如祭拜一样的情形！特别是学生、演员、艺妓众多”（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p. 85-86）。

[3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26—227页。

[35]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27页。1889年3月4日，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宣誓就任总统。

[36]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37页。

[37] 第24条规定，“不得剥夺日本臣民接受法定法官审判的权利”。第58条部分规定，“从具备法律规定资格者中任命法官。除非依照刑法接受裁定者或受惩戒处分者外，不得免除法官的职务。”

[38]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84—287页。

[3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97—298页。

[4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15页。

[4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33页。

[4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39—340页。

[4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42页。这些是胜海舟提出的问题。

[4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49页。

[45]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52页。

[46]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64—65页。来源于西村于1889年9月写就的《建言稿》。参阅日本弘道会编，《泊翁叢書》第一卷，第397—411页。其中第399—406页中特别记载了，如果日本允许外国人在租借地以外的地方生活和担任大审院的法官后会发生的可怕事情。西村研究的英文版，请参阅Donald H. Shively, “Nishimura Shigeki: A Confucian View of Modernization”。应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很多日本人对外国人生活在他们之中（即内地杂居）的前景表示乐观（稲生典太郎，《条約改正論の歴史的展開》，第266—268页）。

[4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25页。根据贝尔茨所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人想要的是将条约修改成他们可以得到一切，但却不给予任何回报”（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0）。

[48]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371页。

[49]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1-92.

[50]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3。

第四十一章
修学习业

1890年的新年正日，天皇（而今三十九岁了）再次未举行四方拜。皇室对外宣称天皇抱病，但我们怀疑，因为天皇花了很多时间聆听与宪法和其他重要大事有关的辩论。与其说天皇病了，还不如说他是厌倦了例行仪式。不过，尽管有时候怠慢了各类仪式，但今年他怀着比以往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几乎一日无休。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在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虽炎热如焚，圣上日日出御座，亲裁万机，无倦怠之色。”[1]

仪式性工作已经成为相当耗费时间的事情。天皇不仅仅需要会见络绎不绝的外国宾客，重复表达欢迎或惜别之情，而且由于日本皇室热忱地与外国皇室交往，当欧洲皇室有皇嗣诞生时，天皇不得不发贺信。更乏味的事情是，在获悉外国君主或其他皇室成员辞世时，必须要进行哀悼。大多数欧洲皇室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举行哀悼是可以理解的。然而，1月8日，威廉一世的配偶奥古斯塔（Augusta）皇后逝世，尽管这对于明治天皇而言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他却让日本皇室为此哀悼了二十一天。1月20日，奥斯塔（Aosta）公爵与世长辞，日本皇室再次举行了为期六天的哀悼。由于这些“表兄弟姐妹们”频繁离世，日本不得不制定与适当哀悼期限有关的法律。该法将外国分成大国（俄国、英国、德国、中国及意大利）和小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夏威夷、瑞典、葡萄牙等），大国的君主、配偶和王储辞世的，哀悼二十一天；小国的皇室成员辞世，哀悼不超过三天。[2]

眼下，天皇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王储的健康状况。尽管园祥子在2月产下了天皇的第七个女儿，但儿子兼王位继承人——嘉仁——的健康状况却让天皇无休无止地操心。

天皇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高级贵族陷入了困境，其中有很多人已经变得贫困拮据。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任命他们为神道教的神职人员，但这往往难以令人满意。皇室最善辩的成员朝彦亲王屡次恳请天皇给予他的阶层特殊待遇，一次次地挑战天皇的耐心。4月，天皇视察京都，对穷困潦倒的贵族深表同情，向他们捐赠了一万日元。[3]

虽然这些事情对天皇而言相当重要，并造成了直接影响，但他关注的焦点还是转移到了政治上，尤其是即将到来的、计划在7月1日举行的大选。这一事件在亚洲可谓史无前例。当然，前一年激烈争论的事件——修改条约——也没有被遗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展甚微。去年12月24日任命的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走马上任，于1月29日向天皇递交了一份修约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将被递交给与日本签订了条约的各个国家。宫内大臣土方久元深信，除非能够使天皇采取行动支持新方案，否则谈判无法取得圆满成功。为赢得民众的衷心支持，天皇的行动也是至关重要的。

深切关注此事的天皇咨询了伊藤博文和佐佐木高行。常年担任顾问官的佐佐木坚持认为内阁是处理此事的适宜机构。他说，在其他国家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但是，日本的国家政体和民众对神的崇敬使得日本不同于欧美国家。天皇评论说，内阁成员或上层人士的所思所想与普通民众相隔太远，借此对那些自称代表全体日本民众发言的官员进行了批评。他的质疑精神甚至让极端保守的佐佐木也备受感动。[4]

天皇继续就议会的今后工作与伊藤商议。他提出了一些相当敏锐的新问题，比如即便某项议案对于治理国家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但倘若议会未能通过该项议案，将会发生什么？伊藤回答道，未取得议会的同意，什么事也没法干。在此情况下，内阁成员应尽一切努力来获得议会的同意。之后，天皇又问道，如果贵族院和众议院意见不一，或者如果议会和内阁的观点分歧无法解决，那该怎么办呢？伊藤回答说，在此情况下，枢密院将发挥重要作用。[5]

尽管天皇提出的问题并不深奥，但这揭示出他对政治非常感兴趣。内阁成员也是这番情形。之前，正如天皇所抱怨的那样，大臣们只是偶尔参加内阁会议，但现在大臣们需要场场会议都参加，一次也不落下；因身体状况未能参加的，需要事先告知他人。当某个大臣提出一项议案进行商议时，他需要向在场的大臣们提供相关内容说明的副本，并指出其中的注意事项。进行这些改革，是希望能提高内阁会议的效率。[6]齐聚一堂的国家高层官员似乎都变成专业人士，而非相互嘲弄和分割政治利益的亲信或对手。这样的场景还是第一次出现。伊藤对议会程序的研究开始结出了果实。

2月8日，青木向与日本签订条约的国家递交了备忘录，声称确保平等将是日后签订任何条约的必要条件。随着议会的召开和宪法的实施，前几任外务大臣怀着促成修改条约的希望而提出的让步显然已不合时宜。既然日本拥有了立法机构和宪法，就不应再被认为是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青木指出，他对井上馨和大隈重信提出的让步做了四个改动：（1）取消在大审院任用外国法官的承诺；（2）取消对日本法典的编纂和实施情况进行审查的约定；（3）撤销授权外国人拥有不动产的协议；（4）对授权外国人享有与日本人相同权利的协议增加限制规定。[7]青木补充说，尽管他意识到三十年前赋予外国的某些权利并不能在一天之内全部废除，但新日本不能容忍伤害人民的利益或有损日本主权国家尊严的任何事情。

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几乎不太可能接受日本单方面的更改，但去年出现了强烈反对修约的呼声，使得亟须出现一个新的谈判基础。修约一事不能简单地被置之不理。天皇已向元田永孚表达了他对上一年交涉失败的不悦之情，元田将此转告给枢密院。然而，通过外交途径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于是日本开始着手改革法律制度，以便在欧洲国家担心其国民可能会受到日本的原始或不成文法律的制裁时进行驳斥。

3月18日，天皇决定重组法院，这是今年诸多改革中的第一项。27日，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工作后，天皇颁布了民法。早在1876年，天皇就任命一个委员会起草法典；1878年，初稿完成，但政府对初稿仍不满意，派人到国外考察立法和政治理论，以期出台一部更好的法律。1880年，司法省聘请古斯塔夫·布瓦索纳德来编纂法典；1886年，司法省对该法典进行了详细审查，并最终翻译。之后，法典又经过数次修订后最终完成，但直到此时元老院和枢密院才批准通过。[8]民事诉讼法和商法也出台。这些进展应该可以让外国人相信日本司法不会武断，也不会腐败，但是，外国人却毫无迹象表明他们愿意满足日本人对平等的渴望。[9]

天皇对司法制度的改革有何反应，尚无史料可查。也许天皇已经把心思全部投入到即将前往爱知县进行视察的大规模演习之中。3月28日，天皇乘坐火车前往名古屋，在沿途停靠多个站台后，于当天下午5点抵达。名古屋市的民众热情洋溢地欢迎天皇的到来。燃放到天空的烟花、沿着街道点亮的大红灯笼以及在天皇的行程路线中竖起的常绿拱门，都突显出民众的热忱。天皇的名古屋之行并不算做巡幸，大概是因为此次出行的目的是为了观看演习，而非体察民众的生活；但对于提高天皇的人气来说，名古屋之行的作用不亚于巡幸。

演习采用的是“东军”（日本）和“西军”（侵略者）进行一场模拟战争的形式。西军因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而获得了制海权，并在各个岛屿和沿海地区成功登陆。东军的使命是保卫东京湾，阻止从各个方向逼近的西军的侵袭。3月30日天下起了暴雨，阻碍了演习的进行；31日，雨下了一整天。但天皇不畏风雨，似乎并没有留意到路面的泥泞不堪。

刚开始，“战争”似乎有利于东军，但入侵的西军在精明强干的军官（如乃木希典）的指挥下一直保持不败，这也许让更希望侵略者被击退的天皇有些失望。经过陆地和海上的五天战斗后，演习结束。在此之间，也有一些奇闻逸事，比如天皇在一所小学吃午餐的情形：他喝茶时用的是供学生使用的杯子，办公时使用的是教室的课桌。[10]

在名古屋，皇后加入到了天皇的行程之中，一同前往京都。1889年10月，东京到京都的铁路竣工，出行变得比以往要方便得多。是夜，他们抵达京都御所时，发现樱花盛开，这激起了天皇的怀旧之情。仍将京都视为故乡的天皇赋诗一首：

今访旧故乡

樱花盛放告春驻

花色撩人思

画眉嘤嘤耳闻入

旧日依依心头浮[11]

他们刚刚抵达便前往孝明天皇的陵前祭拜。之后，皇后视察了一所聋哑学校，天皇则在一所中学里观看了健美操表演和军训。4月9日，应京都府知事和滋贺县知事的真诚邀请，天皇和皇后视察了近期竣工的疏水工程，该工程将琵琶湖的水引入京都。[12]

4月15日，维多利亚女王第三子、亚瑟王子康诺特公爵及其夫人露易丝·玛格丽特（Louise Marguérite）抵达东京进行访问。幸运的是，此时天皇和皇后正在京都，因而免于接待这些重要贵宾。他们并不急着返回东京。由于担心自己一直忽视了海军，天皇于4月18日离开京都，前去观看在吴市举行的海军检阅。之后，他参观了位于吴市和佐世保市的主要海军基地。而皇后则前往奈良市，参观了市内和周边农村地区的主要神社。5月6日，他们返回东京。

在此期间，公爵和公爵夫人乘坐人力车、购买古玩、欣赏樱花，以此来消遣娱乐。英国公使的妻子玛丽·弗雷泽（Mary Fraser）写道：

确实，公爵夫人是一名热情的观光客，她似乎只害怕一件事，那就是错过普通游客体验到的一些有趣经历。在大队人马到来之前，他们已派人传话说希望进行一次非正式的访问，那样他们可以尽可能自由地观光游览。[13]

在公爵和公爵夫人于5月8日乘船前往温哥华的前两天，天皇才返回东京。在起航的当天早上，小松宫亲王来到这对皇室夫妇下榻的英国公使馆，呈上天皇和皇后赠送的礼物。日本人在造访时极度守时，常常让外国人吓一大跳。守时是他们沿袭下来的一个传统。弗雷泽夫人回忆道，“在离九点还差一刻的时候，小松宫亲王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到达了，公爵和公爵夫人都还没有为如此之早的拜访做好准备。”[14]

康诺特公爵夫妇的此次访问在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没有造成任何不必要麻烦的情况下顺利完成，这显示出日本在处理与重要外国贵宾的关系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成熟度。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新上任的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对内阁进行了重大变革，标志着日本政坛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早在几个月前，当山县决定让并非来自前萨摩藩的人士担任警视厅领导时，此类变革已经开始发生。多年来，警察一直由萨摩藩人士掌控，这种长久不变的掌控导致很多人滥用职权。山县决定在召开第一次议会之前改变这种局面，于1889年12月任命来自土佐藩的田中光显（1843—1939）担任警视总监[15]。

这次任命虽打破了先例，但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土佐藩（今高知县）是西部四强藩之一，而内阁成员均来自于这四强藩。[16]山县的下一步动作更大。他将两名并非来自四强藩的人士纳入内阁：任命来自山川藩（今德岛县）的芳川显正担任文部大臣，任命来自纪州藩（今和歌山县）的陆奥宗光担任农商务大臣。[17]这些任命遭到了四强藩政客的反对，甚至天皇也持保留意见。天皇一直以来都不喜欢陆奥，并怀疑自“（明治）十年事件” 后，他的品性是否有所好转。[18]天皇还补充说，芳川明显缺乏声望。他敦促山县在选任这些人之前再三思量。

山县回答说，在狱中度过的岁月已经让陆奥赎清罪行。如果不向他授予一个与其能力相匹配的职位，他可能会加入给政府制造事端的某些政党。山县向天皇保证，不会让陆奥重蹈早年犯下的错误（陆奥已经为这些错误承担了个人责任）。至于芳川，他与芳川是旧识，虽然芳川可能尚未做好担任内务大臣的准备，但他完全能够处理好文部大臣的工作。山县承诺将向芳川提供指导。他完全了解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劝说文部大臣榎本武扬制定未来目标的原因，但榎本优柔寡断，因而一事无成。如果任命芳川担任文部大臣，他预见芳川将制定出即使是下一任文部大臣也无需进行修改的教育制度。天皇恩准。[19]此类任命进展顺利，天皇对山县的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6月提拔山县为陆军大将。

在一个民选、立宪的政府可以开展活动之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6月28日，就在选举前，《行政诉讼法》获得批准；两天后，在最后一刻，内阁提议限定枢密院和内阁的活动范围，以便让政府为新选举的议会有序地开展工作。

选举于7月1日按照《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的规定进行。该法由天皇于1889年2月11日颁布，那天也是宪法的公布日。[20]本次选举总共有300个席位，覆盖除北海道、冲绳县和小笠原群岛外的日本全国。选举权受到严格限制。女性不能参与选举，并从年龄、居住地和财产方面限定了男性的选举资格。选举人必须是年满25周岁且在都道府县居住满一年的永久居民，并缴纳国税15万日元以上。这意味着只有450365名男性有权投票，约占近4000万人口的1.14%。虽然不参与投票不会受到任何处罚，但在有资格投票的人中，大概95%的人进行了投票，显示出选举激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21]

虽然不久前日本发生了国内冲突，但令人惊讶的是，选举在没有发生暴力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尽管不识字的人在投票时可能出现一些微小的弄虚作假，但总体来看，几乎没有出现违反选举法的行为。[22]正如梅森（R. H. P. Mason）所评论的那样，“与两年后第二次大选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本次选举中，政府没有滥用行政或司法权力来打败对手。法律是中立的，并且由警察和上层政治或司法机关不偏不倚地执行。”[23]

天皇未对选举做出任何反应。即使这些结果不会对他造成直接影响,但我们也很难想象天皇会对结果漠不关心。天皇继续努力劝说伊藤博文接受贵族院议长一职或恢复枢密院议长一职，表明他对政府的未来深深担忧。伊藤多次拒绝这两项任命，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贵族院议长的职务，前提是他可以在议会的第一次常会后辞任。[24]

议会政体的采用，使得能够更加自由地集会和结社。7月25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简化了召开政治集会和组建党派的流程；但同时也禁止妇女和儿童参加政治会议或加入政党；在召开帝国议会的常会期间，禁止民众在议会大厦十二公里的范围内举行户外集会或大规模活动。[25]

此时的皇室出现了另一个历史特征：全国不同地区的皇室土地以及最新并入皇室所有的财产数量稳步增加。[26]土地和收入的增加自然而然地巩固了皇权。尽管天皇本人几乎从来都不使用不断被纳入皇室领地的各种围场、温泉和观光胜地，但这些也许会对天皇身边的人起到安抚作用。因为这样一来，天皇就无需遭受拮据生活的威胁，而那样的生活是部分先帝曾经遭遇过的。

11月29日，议会召开。在召开前的几个月中，各种紧急修改意见被提出来。9月24日，以佐佐木高行为首的高层政要向总理大臣提交了一份建议，请求设置一个专门负责神道教祭祀事宜的政府机构。该机构将负责国家的宗教典礼、仪式以及文武百官的宣誓事宜。其长官将被授予最高官阶，以强化这一职务的重要性。他将向天皇提出建议，并负责全国的宗教生活。佐佐木确信，为了维持国家秩序，必须要维持一个永恒不变的国家政权，而崇敬神灵是这个政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增强民众的团结，必须要拓展忠君爱国的皇道。他认为，明治天皇的神圣统治存在的最大不足，就是缺少一个负责敬奉皇室祖先和祭拜天地神灵的高级政府机构。[27]

山县向内阁提交了这一建议。刚开始，让宫内省同意设置神道教机构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然而，虽然山田显义原则上同意佐佐木坚称的崇敬神灵的重要性，但他也看到了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根据佐佐木的方案，所有神道教神社均由该机构进行管辖，但是日本全国分布有逾三万座神社，如果算上不正规的神社，那么该数字将超过八万。该部门要如何管理全部的神社？面临这一难题，内阁选择了最保险的方式：将该建议交由天皇审议。

天皇转而向伊藤博文捎话，询问他是支持还是反对。伊藤回答说，毋庸赘言，崇敬神灵是一种适宜的做法，但设置政府机构是一件大事，应当由内阁成员进行彻底调查后再交由天皇定夺。宫内次官吉井友实征询了三条实美的意见，三条反对佐佐木的建议，他指出设置一个机构花费不小，并警告说这将会不必要地增加神官的数量。其他内阁大臣也纷纷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如果该建议获得通过，将使外国人怀疑此举是一个政治策略，其目的是驱逐外国宗教；而在国内，这又会使佛教徒认为此举意在将神道教设为国教并排斥佛教。在初次建立议会政体之际，将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并非明智之举。

佐佐木回答道，敬奉祖先，即是皇国的国体。设置神道教机构是将神祇崇拜明确为皇国固有之道，并确保宗教自由。[28]最终，这件事情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神道教和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将成为未来几年的头等大事。

在10月的时候还发生了另一件事，虽然微小，但却产生了长时间的影响。最初，政府仅向由中央创办的学校颁发天皇和皇后的照片，但之后也向都道府县的学校以及地方小学和幼儿园颁发。老师和学生在三大节日对着照片鞠躬，以此培养忠诚和爱国之情。[29]也许大多数老师和学生（至少在最初阶段）承认这项义务是一种爱国行为。然而，膜拜的对象是照片，而非国旗或其他象征物这一事实终于导致一些人因宗教或其他原因拒绝鞠躬。对于那些向天皇的照片毕恭毕敬鞠躬的人们来说，心中则已经种下了崇敬天皇、甚至是神化天皇的种子。

10月30日，天皇筋疲力尽地视察完军事演习，从茨城县归来后立刻颁布了《教育敕语》。长久以来，天皇都特别关注教育，并鼓励儒学顾问官元田永孚编写课本，将“忠孝”作为教育的基础教化年轻人。元田承认，为使日本在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保持独立和尊严，有必要采用和模仿西方的文物制度；但是，他对随之出现的趋势予以谴责，这一趋势忽略了国家政权的本质和教育的渊源。在2月召开的一个县知事会议上，代表们纷纷敦促文部大臣结束过分推崇西方的倾向，并鼓励重视日本的本土道德。他们请求尽快制定新的教育政策。[30]

关注教育的天皇曾命令文部大臣榎本武扬编写一套教育箴言，供学生诵读和铭记。榎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尝试编写，但无果而终。芳川显正接任后，天皇再次下令编写，随后，芳川草拟了《教育敕语》的初稿，其中纳入了天皇的心愿。简略地说，该初稿阐明了忠、孝、仁、义是日本之道。这些美德既易于学习，又易于实践。事实上，它们是日本国体之精华，是教育之本，日本的教育政策只应该基于此。[31]

初稿的最明显缺陷在于儒学的色彩——至少当代人认为是儒学，这使得它似乎没有包含什么新颖内容和日本特色内容。确实，很难想象有人会否认被称作日本国体之精华的忠孝理念。也许让教育政策显示出为日本独有的唯一方式，就是强调皇室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制定《教育敕语》时采纳了这一路线。

关于芳川的敕语初稿，众人向被公认为解决问题专家的井上毅（据说他是伊藤博文的智囊）征询意见。井上提出了各种反对理由。首先，教育敕语不同于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敕语，或者不应与适用于军事教育的敕令一样。他认为，在教育敕语中提到敬天敬神有引发宗教纷争的风险，这是不明智的。他还建议，教育敕语不应向哲学那样深奥难懂或带有政治色彩，应当浅显易懂，并且其基调不应该是取悦一个派系而惹怒另一个派系。井上承认，规避这些风险比建造空中楼阁都要难得多。[32]

从井上的大致观点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意见大多数是负面的，但之后，他自己起草了一份敕语。他拿给元田看，并根据元田的批评意见又拟写了第二份草案。山县和文部大臣芳川批准了井上的修订草案，在对几个文体上的问题进行改正后，他们把这一临时草案呈交给天皇。天皇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草案，对一些地方不是很满意，尤其提到该草案未能提到儒家的四大美德。8月26日，元田将敕语草案返还给井上，并传达了天皇的意见。井上和元田对正文进行了多次商议，一字一句地增补添削。最后终稿完成，10月21日，他们再次将终稿呈交给天皇审阅。天皇仔细阅读，并对每一个字进行细细推敲，直到10月24日才予以批准。

《教育敕语》虽然短小、简洁，但使用了生僻字和深奥的词语，使得它的原文要比英文翻译版更加难以理解：

敬告臣民：

朕思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33]

毫无疑问，具有日本特色的文书在开篇必定会提到皇祖皇宗。尽管《教育敕语》中提到了忠孝美德，如同它们自远古时期起便开始流传下来一样，但在《古事记》[34]中这些并没有被着重强调；在正统宋明理学的创立者——朱熹——的教义中，它们也未必是法定的。朱熹当然宣传孝道的重要性，但他坚持用敬长辈（例如弟敬兄）这一美德取代了对国家的忠诚。而且，《教育敕语》中并没有体现出朱熹强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它强调的不是学术卓越，而是日本的世世代代，自帝国建立之初起，衷心效忠于皇室。《教育敕语》在结尾部分阐明：

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35]

《教育敕语》提到了天皇希望臣民“修学习业”，但几乎没有提到现在或将来教育的内容。作为好臣民，天皇的臣民被要求“重国宪，尊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但另一方面，它却没有触及与此有关的问题。是要对所有人都实行义务教育吗？如果是，普及到何种程度？女子能像男子一样接受相同类型和程度的教育吗？西学（科学、法律、医学等）是否和道德教育一样重要？日本的传统工艺技能可以被视作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吗？体育教育重要吗？从内容来看，《教育敕语》并不比明治天皇年少时发表的《五条誓文》更进步。

然而，《教育敕语》（并非《五条誓文》）不仅广受好评，还备受推崇。1891年1月，就在颁布几个月后，高中教师内村鉴三（1861—1930）[36]被要求（和其他老师及学生一样）“按照佛教和神道教仪式规定的，以在皇祖遗像前鞠躬的相同方式”，在印有天皇御名御玺的《教育敕语》前鞠躬。在该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内村在写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件中回忆道：

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遵循这一奇怪的仪式，因为这是校长新发明的东西。我是第三个依次上前的人，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这件事。因此，我秉承基督教的良心，在犹豫怀疑之中采取了较为安全的做法：当着六十名教师（均为非基督教徒，我身旁的两名教师缺席）和一千多名学生的面，直直地站立，没有鞠躬！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恐怖的时刻，因为我即刻明白了我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37]

当朋友劝他在学校鞠躬行礼时，他回答说“良君不应向臣民颁布鞠躬的箴言，而应颁布臣民在日常行事中自然遵守的箴言”。但最后，不希望解雇他的校长担保说，不鞠躬并非意味着大不敬，于是内村决定“看在学校、校长和学生的份上”鞠躬。[38]毫无疑问，也有其他人和内村一样认为“该仪式愚蠢至极”，但在所有同事都鞠躬行礼时，拒绝鞠躬是需要勇气的。无论他们的内心有多么抗拒，最终大多数人还是鞠躬行礼，并一同加入到了赞美“文明之伟大根基”的大合唱之中。[39]

《教育敕语》的作用并没有马上显现出来。11月初，文部大臣发表有关高等教育的声明。他没有提到《教育敕语》的理念，而是指出并悲叹大学集中在东京的趋势。确实，据说东京有五千名大学生，从全国的数字来看，非常不均衡。一些私立大学与政党建立了联系，其他大学则向英国、法国或德国学习，不顾及日本传统。无教育素养的年轻人毫无目的地学习了一些法律或政治科学，然后沉湎于无意义的投机买卖或深陷理论的泥潭之中，而非投身于为国家谋福祉。[40]

11月29日，日本举行了期待已久的议会开幕仪式。当天早上，天皇于10点30分离开皇宫前往贵族院。陪同天皇一同前去的有炽仁亲王、宫内大臣三条实美、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枢密院议长大木乔任和各高级官员。抵达议会大厦时，天皇遇见了其他政要。众议院和贵族院的议员已经聚齐，各位大臣和各外国公使馆的其他官员、亲任官[41]、获一等勋章的人士和特邀贵宾都已到齐。天皇出现在仪式大厅，受到了式部长[42]的接待。侍从手捧着剑和玉站在一旁，亲王和天皇的随从亦在列。天皇坐在御座上，在场的所有人深鞠一躬。总理大臣走上前，向天皇呈上帝国议会召开的敕语，于是天皇大声地宣读起来。

敕语说，天皇对自登基以来的二十多年在建立政府机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表示满意。他希望这些进步能使外国人了解日本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忠诚勇敢。他对与外国建立友好关系深感满意，并希望扩大通商，使日本的繁荣兴旺再迈上一个台阶。对于与日本签订条约的国家，他希望能与这些国家建立更加亲密友好的关系。[43]

虽然敕语的基调比《教育敕语》更加国际化，但它也把日本民众所取得的进步归功于皇祖皇宗。贵族院议长伊藤博文走上前，从天皇手中接过文书。所有在场的人士再次深鞠一躬，天皇点头示意。之后，天皇退席，仪式结束。

第一届议会的召开标志着很多人（尤其是大隈重信）的梦想得以实现。对于行将开幕的议会，即使是通俗小说的作者也陷入到了一种兴奋的状态之中。此时，日本涌现出了吸引大批读者的新型小说——即1880年代的政治小说。这些读者满怀欣喜地期待着，有一天，日本也能向西方强国那样，由一个能保证所有日本民众的自由以及承诺向日本民众提供更好生活的议会来统治。然而，关于议会实际程序的争论，很快让众多有着如此高期望的人士的幻想破灭。日本无疑是朝着民主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前方的道路已经覆上了一层阴影。

[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00页。

[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63页。另请参阅第568页，在本页中提到，在朝鲜国王的正室死后，朝廷打算举办为期9天的哀悼。

[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84—687页、第691—693页。7月3日，专门留出群马县伊香保町的皇室财产，以供皇族歇息和娱乐之用（第586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67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71页。

[6]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72页。

[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475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07—510页。

[9] 1890年7月15日，日本收到了英国政府对青木的修约提议做出的盼望已久的答复。在指出这些提议与上一年的提议有很大不同后，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预计，英国放弃其特权至少需要5年时间。

[1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21页。天皇偶尔也会食用地位较低者吃的简单食物，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与他们休戚与共。例如，当视察军舰“八重山”号时，他吃的是海军士官食堂提供的食物（第484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24页。

[1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26—527页。

[13]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s Wife in Japan, p. 159.

[14]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s Wife in Japan, p. 166。

[15] 警察厅最高领导。——编注

[16] 除了来自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和肥前藩的人士外，出生于其他藩的两名人士（胜海舟和榎本武扬）也接受了内阁职务的任命，大概是因为他们长期效劳幕府的缘故。

[17] Roger F. Hackett, 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p. 135.

[18] 1878年，陆奥因牵涉企图颠覆政府的土佐立志社事件被判入狱五年。他被监禁了四年零四个月。天皇赦免了卷入该事件的其他人，但拒绝赦免陆奥。如需了解这一事件的扼要叙述，请参阅萩原延寿，《陸奥宗光》，第47—48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54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211页。此时颁布的三部法律是《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贵族院令》（R. H. P. Mason, Japan’s First General Election, pp. 27ff）。

[21] 尽管贵族院与众议院同时召开，但贵族院并非采用相同的方式进行选举。251名议员由终身制议员（如王孙、亲王、世袭制贵族）、敕任议员和皇族推选议员（终身制）构成。如需了解贵族院的相关探讨，请参阅Andrew Fraser, “The House of Peers （1890-1905）,” in Andrew Fraser, R. H. P. Mason and Philip Mitchell, Japan’s Early Parliaments。

[22] 末松谦澄声称，“如果一位目不识丁的人投票，他会把权兵卫写成八兵卫、把五助写成六助，结果导致村长和书记串通舞弊。我经常目睹对选举人最最有害的做法”（《二十三年の総選挙》，请参阅《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第217页）。引自Andrew Fraser, R. H. P. Mason, and Philip Mitchell, Japan’s Early Parliaments, p. 43。

[23] Andrew Fraser, R. H. P. Mason, and Philip Mitchell, Japan’s Early Parliaments, p. 52.

[24] Roger F. Hackett, 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p. 137. 10月，伊藤被正式任命为贵族院议长（《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58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03页。

[26] 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532页、第564页、第565页、第583页、第586页、第595页、第596页、第602页、第607页、第614页、第621页、第622页等。如需了解1890年11月起草的皇室财产的清单，请参阅第698—700页。该清单并不详尽，大概是因为其只列举了世袭继承的财产。截至12月31日，皇室所持财产总计超过101.6045万町的第一类御料*和超过263.3756万町的第二类御料所，请参阅第701页（*御料、御料所：指天皇、幕府等直接支配的土地。——译注）。

[2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36—37页。如需了解佐佐木提议的全文，请参阅津田茂麿，《明治聖上と臣高行》，第698—703页。1877年废除了教部省，并且没有采用其他机构进行代替。

[28]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38页。

[2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45页。这三个节日是新年（四方节）、纪元节（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和天长节（天皇生日）。

[3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71—672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72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73页。

[33] 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p. 646.

[34] 日本古代官修史书，记载了凭记忆记下来的一些旧事记中的故事以及一些数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译注

[35] 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第647页。

[36] 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教育家。1874年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三年后毕业，入札幌农学校，受该校虔诚而热烈的基督教精神感染，于1878年接受洗礼。1884年入美国阿玛斯特大学学习。1890年回国，任东京第一高级中学校教师，反对把《教育敕语》神格化，1891年在该校校长捧读天皇《教育敕语》时，坚持不鞠躬，被视为“大不敬事件”。——译注

[37] 《内村鑑三全集》第二第十卷，第206—207页；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第852—853页。

[38] Ryūsaku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Donald Keene, trans.,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p. 853-854.

[3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76页。

[40]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681—682页。

[41] 《大日本帝国宪法》下的最高级别官吏，由天皇亲自任命，包括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朝鲜总督等。——编注

[42] 宫内厅式部长官。式部为负责仪式的部门。——译注

[4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04页。

第四十二章
大津事件

1891年的新年正日，天皇操持了传统仪式，谁知才过了两天便患上了重病。一场流行性感冒席卷全国，甚至连皇室都没能幸免。首先病倒的是一些宫女，接着是皇后，最后是天皇，这场病使天皇卧床四十天。尽管生病期间朝廷官员一直向他汇报需要注意的事项，但直到2月16日天皇才恢复工作。

这场流行病让天皇身边的人成为了受害者。1月22日，元田永孚在患病一周后离世。天皇一得知元田身体不适，立刻派欧文·贝尔茨医生前去问诊，并多次询问元田的情况。21日传来了元田病危的消息，为表彰二十年来担任侍讲和儒学顾问所做出的贡献，天皇授予他男爵爵位和从二位官阶。明治派枢密院顾问官井上毅到元田的病床前传达这个消息。“永孚感泣，合掌稽首谢天恩厚重”，不久后病逝。

元田向天皇传授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应该忠诚履行天职的儒学信仰。即使成年后，天皇仍就国策征询元田并尊重元田作为导师所提出的意见。尽管元田（和早期的儒家学者不同）对西方颇有了解，但他基本上属于保守派，不愿承认新学说的价值。在此方面，他似乎并没有对明治造成影响，但天皇特别奉职敬业、反感奢侈浪费、决心与民同苦，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位导师。伊藤博文得知元田病逝的消息时，劝说天皇不要安排继任之人。“永孚之业永孚始能为之。虽硕学博识不能代。”[1]

这场传染病持续到了2月。2月18日，三条实美病逝。就在前一天，天皇得知三条病情恶化，决定在三条临终前必须去探望。没等到召集好护卫队，天皇便和三名侍从在仅有两名护卫和三名骑兵的保护下，出发前往三条的宅邸。在此之前，天皇已派宫内大臣传诏书，称赞三条取得的成就，授予他正一位官阶。天皇担心，如果他亲自颁发这一诏书，三条可能会起床接旨，反而加重病情。在被领进病房后，他询问三条感觉如何。三条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病情，而是对天皇一直表现出来的宽厚仁爱表达了感激之情，并对自己躺在病床上接待天皇深感愧疚。他恳请天皇宽恕。

天皇在短暂探视后离开，但随后颁布了一道诏书，其中说自己深受三条的恩惠，称三条为良师、慈父。这些话让人回想起他在岩仓具视死后所说的哀悼之词，但他对二者的感情无疑是有差别的。在王政复古之前，三条是尊王攘夷派的急躁冒进的公卿。1863年，他粗野地迫使孝明天皇非常不情愿地参拜石清水八幡宫，恳请进行攘夷。第二年，他与另外六名激进的公卿一起逃到长州，以反对朝廷的公武合体政策。那时明治年幼，还未能完全了解这些忤逆天皇的事件，但不管怎么说，他都已经原谅三条很久了。

在王政复古后，三条与之前截然不同。因优柔寡断而出名的他似乎无法做出一个果断的决定。相较于岩仓、木户或伊藤，明治对三条的依赖当然要少得多；三条在政府中居于高位主要是因为他是高级贵族。鲜有公卿对新政府的成立做出贡献，心里常常重视家世门楣的天皇，或许对三条评价得更高。天皇以国葬之礼，将其葬在东京的护国寺。尽管三条并没有做任何逢迎平民百姓的事情，但据说人群聚集在道路两旁，当送葬队伍经过时，他们洒泪哭泣。[2]

由于天皇和皇后抱病称恙，年度第一次诗会（通常在新年过后不久举行）直到2月28日才举办。天皇以“社头祈世”为主题作诗一首：

满腹虔诚意

且求民安人心顺

万世太平开

伊势神灵安在哉

永保我国昌隆态[3]

这首诗歌名为《述怀》，在以传染病和两位亲近人士离世而开启的一年，天皇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忧惧之情。然而，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

1月9日，身患流感的天皇收到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计划访日的消息。毫无疑问，天皇龙颜大悦。尽管日本与俄国就北方诸岛的所有权问题发生冲突，但俄国是近邻，保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天皇曾接待过其他皇室贵宾，但尼古拉将会成为进行国事访问的最重要人物。[4]作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的长子，尼古拉有朝一日将成为全俄罗斯皇帝、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统治者。

尼古拉将和表兄希腊乔治（George）王子一同访日。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当时可能是俄国政府最有能力的人——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两位王子此番行程的背景：

当他（皇太子）成年后……皇室决定送他出国，以提高他的政治发展。此时，沙皇有了派皇太子去远东的想法。皇太子在弟弟乔治的陪同下踏上了此次远东之行，乔治在行程结束前就已经返程，因为他出现肺痨的症状，不是怕冷就是心不在焉。此外，陪同皇太子的还有希腊的乔治王子，但大公[5]或王子们可不能以乔治王子的行为作为榜样。[6]

期待这次访问的日本人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东京，皇室贵宾将下榻在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位于霞关的西式宅邸，这套宅邸花了两万日元的巨款进行修缮和装修。[7]英国公使的妻子玛丽·弗雷泽描述了东京对即将到来的访问所表现出来的激动之情：

为这次皇室访问，日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位于海边的宫掖[8]都进行了重新布置，修饰一新，他们还修建了凯旋拱门、灯饰和宫廷舞厅。天皇打算以异常慷慨的方式来宴请和招待贵宾。[9]

4月27日，尼古拉及其随行人员抵达了长崎。他们于去年11月离开圣彼得堡，在的里雅斯特（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登上“帕米特·佐瓦”号（Pamiat Azova）军舰。在抵达日本前，他们乘坐军舰一路经过许多国家和城市，包括埃及、孟买、锡兰、新加坡、爪哇、西贡、曼谷、香港、广州和上海。尼古拉原打算访问日本的不同地区，然后前往海参崴，在那里出席乌苏里江铁路（该铁路连接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开工仪式。[10]派遣年轻的尼古拉（他当时二十三岁）进行此次远东之行，无疑反映出俄国对东亚的兴趣日益浓厚。

在长崎，尼古拉受到了国宾级接待。炽仁亲王的弟弟威仁亲王带领着欢迎队伍，在俄国王子访日逗留期间全程陪同。此次接待尼古拉可谓是规模宏大，每一个细节都做了周密的部署，甚至在王子们游览各个城市期间，每到一站应提供哪种茶品或糕点都安排得面面俱到。[11]

不过，年轻的尼古拉似乎希望得到除茶品和糕点以外的其他东西。在登陆长崎的前一晚，尼古拉读到皮埃尔·洛蒂的小说《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这本书似乎激起了他想获得一个临时日本“妻子”的愿望。在抵达长崎的当天晚上，他会见了驻扎在稻佐地区的八名俄国海军初级军官，并得知他们都娶了日本妻子。他感慨道：“我也想效仿他们。”之后，他补充说：“但是在圣周（耶稣受难周）即将到来时，思考这样的问题真是太羞愧了。”[12]

5月3日是复活节，预计尼古拉将在祷告中度过复活节前的一周。得知这一消息，日本政府在5月4日以后才安排了官方活动，但尼古拉迫不及待地想要参观城市，他没有专心致志地在船上做祷告，而是坐着人力车偷偷跑去观光。[13]街道、房屋干净整洁，人民友好和善，让他感到很欣喜。他每到一处，都有日本便衣警察尾随其后保护他的安全。他们对尼古拉何时去了哪里、在纪念品商店买了什么等一举一动都进行了秘密翔实的报告。[14]尼古拉效仿洛蒂，在右手臂上纹了一条龙。那花费了七个小时，从晚上9点直到次日凌晨4点。[15]

5月4日，尼古拉的活动不再受到宗教方面的限制，他受到了长崎市民热情无比地欢迎。三十多年来，俄国太平洋舰队和长崎市的长期联系使得长崎市民对俄国人态度友好。在日记中，尼古拉对会说俄语的人数感到大为吃惊。当天，长崎市知事举办了豪华的日本宴会来招待尼古拉。饭后，他和希腊王子观赏了有田陶瓷和其他日本艺术品，随后参观了诹访神社——长崎市的代表神社。之后，他们回到了军舰上。然而，当天晚上，尼古拉和乔治偷偷溜上岸，去了稻佐。在那里，他们会见了常驻此地的俄罗斯军官及其日本妻子。艺伎为他们表演了舞蹈。尼古拉在日记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喝了一点酒。[16]

对于秘密警察报告的那晚消遣活动的具体细节，尼古拉并没有记录在日记中。秘密警察提到，俄国人受到来自丸山的五名艺伎的款待。酒宴过后，艺伎们翩翩起舞，两位王子唱起俄国歌曲。那天深夜，他们去了一个叫做诸冈松的女人经营的一家西餐厅，直到凌晨4点才返回军舰。其他消息称诸冈在其宅邸的二楼为两位王子安排了私人娱乐活动。但相关女人的姓名有争议。[17]对于离开长崎，尼古拉深表遗憾，他尤其称赞长崎市干净整洁。

下一个停靠港是鹿儿岛，但萨摩藩仇视外国人是出了名的，这个选择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从岛津忠义拒绝剪发或拒穿欧式服装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特别保守，并且他不喜欢外国人。但当他得知俄国王子将要访问日本时，决定邀请王子来鹿儿岛。5月6日，俄国人抵达了鹿儿岛。

岛津忠义采用的是早年间的款待方式。当尼古拉到达忠义的宅邸时，忠义和一百七十名年长的武士穿着传统的盔甲出门迎接。忠义六岁的儿子忠重领舞，武士们跳起了带有战争色彩的舞蹈，忠义则表演骑马射箭。[18]鹿儿岛的款待让尼古拉很开心。尤为高兴的是，在鹿儿岛市看不到其他欧洲人，这证明该地区仍然“未遭破坏”。他享用了精致的日本料理，但最重要的是，他对岛津忠义的保守主义感到很满意，这很符合他的品味。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深受感动：陪同皇太子的乌克霍托米斯基（E. E. Ukhotomskii）王子抱怨说，鹿儿岛是武士主义和仇外主义的诞生地，是神道教和封建传统的温床。他觉得武士舞蹈的音乐很阴郁，武士发出的喊杀声有些粗腔横调。[19]但是，尼古拉与岛津家族建立的关系在未来几年中一直维持着。当天黄昏，俄国军舰离开了鹿儿岛。

5月7日和8日是在海上度过的。“帕米特·佐瓦”号穿过下关海峡，经过濑户内海向神户驶去，9日晌午刚过，军舰抵达神户。在花了大约两个小时参观神户市的名胜后，俄国人登上了前往京都的火车，并于当晚抵达京都。尼古拉很喜欢京都。他把京都比作日本的莫斯科，意指这两个城市都曾是首都。他下榻在一家现代酒店——常盘酒店，但却拒绝使用为他准备的西式客房，而是偏爱于日本传统客房。那晚，尼古拉突然说他想观看“京女郎”跳舞。于是，他被领到祇园[20]的中村楼，在那里一直待到凌晨2点。

第二天是在观光和购物中度过的。尼古拉参观了京都御所、二条城和最大的两个佛教寺庙——东本愿寺和西本愿寺（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他观看了飞鸟井家族成员表演的蹴鞠和弓术。无论看到什么，他似乎都很欣喜；不用说，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人群的欢迎。他花了一万日元购买艺术品；在西本愿寺，他为救济穷人捐了两百日元。每进入一栋建筑物之前，他都询问是否要脱鞋，周全的考虑给日本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次日上午，尼古拉、乔治和随行人员离开京都的酒店，前往大津欣赏琵琶湖和周围群山的美景。尼古拉身穿条纹羊毛西装，戴着一顶灰色的圆顶高帽，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在京都和滋贺县的边界立着一个常青树拱门，顶上穿插着日本、俄国和希腊的国旗。这一行人经过拱门时，受到了沿路排成一列的大津市军队指挥官、滋贺县警察局长、大津市官员、教师、学生等的欢迎。[21]

这一列长长的人力车队伍延伸超过百米。和尼古拉访问过的其他日本城市一样，他们一进入大津市，人群就欢呼起来，挥舞着旗帜。队伍首先到达三井寺，皇室贵宾在那里参观了寺院的珍宝并听了有关寺院悠久历史的介绍。他们从寺院远眺琵琶湖的美景，不过一会儿，他们就被护送着来到湖边，登上“保安丸”号。这艘精心装饰着绿叶和鲜花的船只驶向唐崎神社，随着外国王子的靠近，神社燃放起（既有景又有声的）日景烟花，欢迎他们的到来。在神社参观完盔甲展后，他们返回“保安丸”号，回到了大津。[22]

西南战争时期的津田三藏

皇太子在县厅享用午餐。1点半，他和随行人员踏上了返回京都的归途。滋贺县和京都的警察及文官坐着四辆人力车为这一行人开路。尼古拉坐在第五辆人力车里，乔治坐在第六辆，威仁亲王坐在第七辆。[23]曾有谣言说，那天俄国王子可能会发生不测之事，因此，沿路都部署了警察。队伍勉强穿过狭窄街道两旁的人群，在离开县厅、经过六七个町时，突然一个警察跳了出来，用军刀砍向皇太子的头部。第一刀砍落了皇太子的帽子，擦伤了前额。尼古拉在日记中写道：

我坐着人力车，沿着同一条街道返回。街道两旁的人群排成一列。我们左转，驶入了狭窄的街道。就在那时，我的右太阳穴传来一阵强烈的痛感。我转过身，一个丑到让我反胃的警察用双手挥舞着一把军刀，正准备对我进行第二次袭击。在接下来的一瞬间，我跳下人力车，落到平整的路面上，大声叫道，“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这个恶棍追着我跑，没有一个人试图阻止他。我一边把手按在流血的伤口上，一边尽全力快跑。我本想躲在人群中，但却没法那样做，因为日本民众惊慌失措，四下逃散。

我一边跑，一边再次回头，看见乔治跟在这个追我的警察后面。在跑了大概有二十米远后，我在一个狭窄巷道的角落里停下来，转过身。袭击结束了，我大松了一口气。乔治用他的竹拐杖击倒这个恶棍，多亏了乔治，我才能活下来。当我回到事发地点，我看到人力车车夫和几个警察拖着恶棍的腿，其中一个人用军刀朝恶棍的脖子挥去。

每个人都站在那里，一脸的茫然。我没法理解，为什么乔治和我还有这个疯子，就我们三人在大街上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跑过来帮我阻止这个警察。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护卫队中没有人过来帮我。有栖川宫亲王坐在这个队列的第三辆人力车上，他可能什么也没有看见。为了让他们放心，我故意尽可能久地站立着。[24]

尼古拉的叙述应该说很清楚，但是，多名其他证人的证词则明确地证明他的几个细节有误。他说是乔治击倒了警察，并说当他和乔治遭受生命危险时没有人来帮他们，这是不准确的。在审判时，证人证实乔治的确是第一个抗击袭击者的人。他那天购买了一根竹拐杖当纪念品，他用的正是这根竹拐杖。不过，竹拐杖并没有绊倒袭击者，只是让袭击者退缩，但这使得尼古拉的人力车车夫有充分时间抓住袭击者。军刀从这个警察的手中跌落下来，乔治的一个车夫捡起军刀，朝袭击者的脖子和背部砍去。不久，这两名人力车车夫在救助俄国王子的性命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得到了日本民众的认可，也得到了俄国民众的承认。[25]

尼古拉叙述中的错误可能归因于他极度激动和受了伤，但他对人力车车夫给予的奖赏证明他后来承认他们勇气可嘉。尽管如此，在每年的5月11日——大津事件周年纪念日，尼古拉都在祷告中感谢乔治（而非车夫）救了他的命。[26]

然而，我们可以推测，被人群所抛弃的感觉使尼古拉对日本产生了怨恨。这些人群关心自身的安危胜过从一个疯子的手中拯救两个手无寸铁的人的命。他在日记中并没有明显地表露出这种迹象；相反，日记中提到，当他看见日本民众沿街而跪、双手合十祈祷、为降临在他身上的灾难致歉时很受感动。[27]此外，在遭到袭击后，他立刻安慰威仁亲王，说微不足道的伤口一定不会使他对日本怀有恶感。[28]

然而，在回忆录中，维特伯爵对王子的反映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

在我看来，袭击让皇太子对日本和日本民众产生了敌意和蔑视，这可从官方报道中看出来。在官方报道中，他称日本人为“狒狒”。

如果不是因为他认为日本人是一个让人讨厌、卑劣可鄙、软弱无能的民族，俄国巨人一举便可摧毁，我们也不会采取一项导致我们与日本爆发不幸战争的远东政策。[29]

维特自身对尼古拉二世存有的“敌意和蔑视”可能使他在叙述中有所渲染，但他非常了解尼古拉二世，不可能虚构出这些偏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津事件看起来可能无足轻重，但却是引发十三年后日俄战争的重要一步。

行刺未遂的消息最初传到东京时被极度夸大。据玛丽·弗雷泽所说，第一封电报是这样描述的：“头部两处深伤，不能愈合。”之后，她是这样转述接下来的电报的，“他受了重伤。可怜的年轻人。但没有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写的那么严重。”[30]即使后来大家都清楚尼古拉轻伤痊愈，但日本人还是深感震惊。

民众的情绪很可能以担忧为主。很多日本人确信袭击皇太子可能导致与俄国开战，而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不是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的对手。也有人意识到，这给日本作为一个文明、现代国家的声望造成了沉重一击。玛丽·弗雷泽是这样描述行刺事件的：

要是发生在欧洲，这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不幸，但也就仅此而已。欧洲人不会从中得出什么推论；面对着该国的惊恐失措，敌国也不会使劲炫耀这道伤疤，并由此呼吁文明人不应与这个国家结交友谊，和这个国家订立条约是荒谬的，与这个国家谈平等是不切实际的。但可怜的日本所发生的一切，都因这道伤口而苦恼，但最让她痛苦的是给国家的荣誉造成了创伤。那位受到天皇欢迎的贵宾遭到了背弃。[31]

明治收到的关于大津事件的第一条消息，来自于威仁亲王在行刺发生二十分钟后发送的电报。电报上说俄国王子受了重伤，并要求立刻派陆军军医总监桥本纲常奔赴现场。一小时后，威仁向天皇发送私函，请他前往京都。天皇闻讯大惊，在与总理大臣和其他内阁成员商议后，立即派能久亲王奔赴京都。他还命令桥本和其他几名医生（包括他的御医）立刻赶到受伤王子的身边。随后，他通知威仁亲王，自己将于次日早上亲赴京都探望皇太子。明治还向尼古拉发送了一封电报，对“亲密朋友”遭受行刺深表痛惜和愤怒，并祝愿他早日康复。皇太子回函说，让天皇担心他深感愧疚，还说他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明治还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送了私函，告知了其子受伤的事情。皇后也向俄国皇后发送了类似函件。[32]

天皇按计划动身前往京都，他于早上6点30分离开新桥站。当晚抵达后不久，他便前往俄国王子养伤的酒店请求探望。俄国公使拒绝了明治的请求，解释说深夜造访对病人不利。这一定是明治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被拒事件之一，但他没有坚持，而是说明早再来探视。同时，天皇派来的医生请求查看王子的伤口，但俄国医生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说伤口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不希望拆除绷带。他们还说，王子不愿让其他医生进行检查。第二天，日本医生再次来到酒店时再次遭到了拒绝，因为王子将于该日转移到“帕米特·佐瓦”号军舰，俄国医生不允许他们对王子进行检查。[33]

第二天一早，天皇离开住了一宿的御所，前往酒店探望尼古拉。乔治王子接待了天皇，领天皇来到受伤王子的客房。天皇对该事件表达了痛惜之情，并对尼古拉的父母深表同情，他们远离儿子，一定非常担心。他向王子保证会立刻严惩凶手，并希望王子早日康复、日后能访问东京和参观日本其他地方的观光胜地。尼古拉回答说，他感激天皇和日本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友善，他受的只是轻伤，不会因此改变这种感激之情。至于访问东京，他必须等待俄国方面的指示。[34]

是日，尼古拉将从京都去神户。他遵照母后的命令，准备回“帕米特·佐瓦”号军舰进行休养疗伤。天皇得知王子正准备返回军舰，大吃一惊，意识到这意味着王子将不会访问东京。他派伊藤博文请求俄国公使劝说王子留在日本。公使解释说，俄国民众非常担心王子的安全，尤其是沙皇和皇后深表忧虑。尽管王子本人希望前往东京，但他没有选择，只能服从父母的安排。最后，公使含泪恳请伊藤让天皇把王子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陪同王子前往神户，以确保王子的安全。[35]伊藤同意向天皇传达公使的请求，并说天皇宅心仁厚，预计将会恩准。

天皇虽然很失望，但还是同意了公使的请求。他令马车停在王子的酒店，他们一起前往火车站。在乔治王子和威仁亲王的陪同下踏上了专列。火车戒备森严，从火车站到“帕米特·佐瓦”号停靠的港口的一路上都排列着警察。到神户后，天皇一路陪同皇太子到码头，他们在码头握手挥别。

这并不是这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5月16日，尼古拉向明治发函一封，告诉明治他将遵照父皇的旨意被迫于19日离开日本。[36]天皇邀请尼古拉于19日在神户共进午餐，但尼古拉回复说医生告诫他不要离开军舰。尼古拉也邀请天皇在“帕米特·佐瓦”号共进午餐，天皇应允。内阁成员获悉邀请的消息时极为震惊，他们都回想起朝鲜的兴宣大院君是如何被清朝人绑架，如何被抬上一艘船，然后在清朝监禁了三年。他们坚信俄国人（当时俄国停靠在神户港的船只要比日本的多）将会掳走天皇。对于内阁成员的反对，天皇平静地表示无论如何他都将前往，他回答说：“岂敢为如尔等忧虑之蛮行？”

5月18日，在炽仁亲王和能久亲王的陪同下，天皇登上了俄国军舰。午餐进行得很顺利。之后，俄国公使奏报说，他第一次听天皇这样大声说话。天皇为大津事件道歉，皇太子就此事回答说，每一个国家都有疯子，不管怎样他受的是轻伤，天皇无需多虑。用餐时，他们按照俄国的抽烟风俗，向彼此递烟。[37]当天下午2点，天皇离开军舰；几个小时后，军舰向海参崴驶去。能久亲王遵照天皇的旨意，登上“八重山”号军舰来给俄国军舰送行，直到军舰航行至下关。[38]

天皇亲访俄国军舰一事在平安无事中落下了帷幕。也许此次亲访有利于这两人言归于好和擦除尼古拉脑海中的痛苦回忆。从天皇这一方来说，此行需要极大的勇气，这再次表明无论大臣们持何种意见，天皇都会下定决心做自己认为必要的事情。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对这一事件的焦虑情绪升温。受此事件影响最深的人大概是皇后。弗雷泽夫人写道：

在此期间，有一个人既无法帮助可怜的年轻王子，又无力惩处行刺者：勇敢而温柔的皇后。她忘记了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种种自制，忘却了她在一生中的任何场合所表现出来的符合其身份的高度冷静，在那个不幸的夜晚，她整夜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她内心涌上悲伤之情，痛哭不止……她唯一想到的就是那个年轻人——还有他的母后。[39]

整个日本似乎都陷入到悲伤苦恼之中。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40]在其名为《勇子：一个美丽的追忆》（Yuko: A Remembrance）的文章中描绘道：

城市静得出奇，似乎在举行一个庄严肃穆的全体哀悼，甚至连流动商贩也压低嗓门，用比平常低得多的声音叫卖。平常从清晨到深夜都挤满人的剧院也都关闭了。关闭的还有每一个游乐胜地、每一场展出——即使是花展也不例外。同样关闭的还有所有的宴会厅。在寂静的艺伎街区，就连三味弦的叮当作响声也听不到。大型酒馆里没有饮酒狂欢者；客人们用低沉的声音交谈，甚至是大街上遇见的一张张面孔也不再露出惯有的笑容。布告上公布说宴会和娱乐活动无限期推迟。[41]

对于“全民自发想要弥补错误的愿望”，小泉八云继续进行了描绘。富人和穷人把身上穿戴的最值钱的传家宝和最宝贵的家藏珍宝摘得干净，将它们送到“帕米特·佐瓦”号。

最让小泉八云感动的是“一个叫勇子的侍女（勇是昔日武士用的名字，意味着勇敢）”。他写道：

四千万人沉浸在懊悔伤心之中，但她做得比其他人多得多。为什么西方人完全不明白呢？西方人又怎么会完全明白呢？我们只能模糊地猜测，她的身心被情绪和冲动所支配。[42]

5月20日，勇子在京都府厅前捅喉自杀，享年二十七岁。人们在她身上发现了遗书，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用小泉八云的话说）：“民女献上微躯贱命，以此谢罪，恳请天子勿再伤忧懊恼。”[43]不久，日本人为她建了一座纪念碑，以此缅怀。[44]

全国各地的民众向“帕米特·佐瓦”号赠送礼物，数量之多，造成“军舰很可能因这些礼物而沉没”。[45]日本民众还向王子发来成千上万封电报，表达对大津事件的愧疚和悔恨之情。[46]

与向俄国王子表现出来的无限怜悯之情相比，日本民众对刺杀未遂者津田三藏怀有的只有仇恨。山形县金山村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居住在村子里的任何人以津田作为姓氏或者以三藏取名。[47]虽然津田只是一名警察，但他出生在一个效忠于医师世家（该医师世家是伊贺的大名）的武士家庭。津田出生于1854年12月（按阳历算是1855年1月下旬）。[48]小时候在藩立学堂就读，学习中国经典著作和武术。1872年，津田应召入伍，随后在西南战争中表现出色，获嘉七等功勋，并晋升为中士。[49]1882年，他退伍并成为了一名警察，刚开始在三重县任职，而后在滋贺县。人们对他的印象是少言寡语、不善社交。[50]

津田的动机立刻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贝尔茨医生做了最简单的解释：

也许行刺者只是黑若斯达特斯（Herostratus）那一类的人，渴望出名。[51]但是，毫无疑问，多年来日本对俄国的仇恨之情有增无减，这必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俄国在不断扩张，吞并了弱小的邻国。这让日本焦虑不安。[52]

其他消息称，津田对将库页岛割让给俄国深感愤怒，坚信俄国王子此行是为了打探日本的虚实，为入侵日本做准备；尼古拉先去长崎和鹿儿岛消遣娱乐，而非首先前往东京会见天皇，让津田感到十分恼怒。[53]对津田的动机做出的最有趣的解释是：津田笃信谣言，认为西乡隆盛并没有死，并将和俄国人一同回到日本。参加过西南战争的津田不希望西乡归来。他甚至担心自己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殊荣可能会被剥夺。[54]

在庭审时，津田透露，刚开始，他决定在那天早些时候在三井寺当班时行刺俄国王子。为了更好地饱览风景，尼古拉和乔治坐着人力车前往因纪念1878年明治到访而得名的御幸山。山上建有一块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在西南战争中阵亡的大津将士。津田看着碑文，不禁拿曾经战时的荣耀与今日卑微的警察地位进行比较，激起了对外国贵宾的怨愤之情。他想刺杀俄国王子，以消解挫败感。就在这时，这两名外国人出现了。他们并没有对阵亡将士纪念碑表现出丝毫的尊重，而是向人力车车夫打探风景。津田认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他们侦查行为的最好证明，于是愈发愤怒。然而，他不确定这两个人谁是俄国王子，同时回想起警察局局长的吩咐（局长向属下强调了王子此行对天皇的重要性），因此决定推迟行动。[55]之后在唐崎神社，他距离尼古拉非常近，能够行刺，但他却延误了时机。在尼古拉及其一行人准备离开大津时，津田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让尼古拉毫发未损地离开，那么，终有一日尼古拉会以入侵者的身份归来。这就是津田行刺的原因。[56]

很明显，津田行刺皇太子是有预谋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应立刻将他处决，但唯一的问题是应采用刑法的哪一条规定。元老和内阁大臣们认为除非处决津田，否则俄国不会满意，到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们确信应当处决津田，以抚慰沙皇和俄国民众。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凡企图加害天皇、皇后或皇太子者，一律处以死刑。唯一的问题是，这条规定是否适用于外国皇室成员。

5月12日，总理大臣松方和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会见了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警告他说伤害俄国民众的感情将造成大患。儿岛回答说，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假定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适用于外国王子，坚持要维护法律的权威。但松方说，有国才能有法，坚持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而忽视国家的生死存亡实乃愚蠢之举。陆奥指出，第一百一十六条言及的是天皇，但没说是日本天皇，因此该规定适用于所有君王。然而，儿岛回答说，1880年元老院对刑法进行修订时，他们有意没有使用“日本天皇”这一用语，是因为“天皇”一词仅指日本君主。儿岛拒绝做出让步。

第二天，儿岛会见了大审院的其他法官，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天皇”仅指日本天皇。对此，司法大臣威胁说要颁布地位高于刑法的戒严令。同一天，准备审理津田的大津大审院的法官奏报说，应当按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和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津田的罪行——谋杀普通人未遂罪。该罪的最高刑罚是判处无期徒刑。

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面对种种威胁，儿岛必须勇敢地为日本司法的正直性抗争。他指出，按照俄国法律，对企图谋杀其他国家君主的处罚要比企图谋杀沙皇宽大得多；根据德国刑法典，该罪仅判监禁一到十年。判处津田无期徒刑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已经高于其他国家的刑罚。[57]他坚持认为，如果曲解法律以适应特殊情形，将有损宪法。对于如果不处决津田则俄国可能给予无情报复这一警告，儿岛回答说，俄国并非蛮夷之邦，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国在谋划报复行动。外国人不断抱怨日本法律和法官存在着不足，现在正是证实日本尊重法律的大好机会。

5月20日，儿岛和大审院的其他法官到御所面见天皇，并接到诏书：“今次露（俄）国皇太子之事为国家大事，应注意速处理。”众人对这个玄妙深奥的诏书做出的解释明显不同：一些人将“注意”看作是不要激怒俄国的一个忠告，另一些人则认为天皇的意思是让他们不要篡改新宪法。[58]儿岛将天皇的旨意解释为：他必须反对内阁将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曲解为包括外国皇室在内。

为了让七名法官同意津田三藏的行为适用第一百一十六条，大臣们向这些法官施加了巨大压力。内阁成员接近和他们来自同一藩阀的法官，眼看着就要成功说服他们，但最后，法官们的司法良知取得了胜利。在七名法官中，有五名反对适用第一百一十六条。5月24日，就在开始审判津田的前一天，儿岛告知司法大臣山田显义：不可能适用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

山田大为震惊，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也被激怒了。他要求儿岛详细说明具体原因。儿岛回答说，法官也只是遵照天皇的旨意行事。采用第一百一十六条将违反刑法的规定，违背宪法，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一个一千年都无法擦除的污点，并且还会亵渎帝王的美德。此外，这还会给法官留下不公正、不诚实的恶名。

西乡说道，“余本不知法律论，然若果如卿所言，不出处分，则有悖圣旨。且露国舰队涌至品川湾，一发之下我帝国成微尘，至此法律非保国家和平之具，而成破坏国家和平之具。”他补充说，要是事态发展至此，天皇得有多悲痛，而这也正是他和其他人按照天皇的旨意前来拜见的原因。他询问儿岛：法官们是否打算拒绝服从王令。然而，儿岛依旧毫不让步。[59]

当山田、西乡和其他人意识到儿岛不会改变主意时，他们接近其他法官，但所有法官都设法回避。5月25日，对津田三藏的审判如期举行。大审院毅然做出判决：判处津田三藏无期徒刑。当判决的消息传到俄国时，俄国当局没有派遣一艘军舰来炮轰品川。事实上，俄国公使已经向外务大臣传话，如果判处死刑，沙皇将请求天皇宽大处理。[60]津田被送往北海道监狱，1891年9月30日死于肺炎。[61]

大津事件并没有像政府众多官员担忧的那样引发战争。这次刺杀未遂有可能导致尼古拉形成反日偏见，从而引发了十三年后的日俄战争，但人们对此争论不休。大津事件最重要的结果是加强了日本司法的独立性。毫无疑问，这多亏了儿岛惟谦的勇气。儿岛也没有因为反对政客而遭到非难：1894年，他成为贵族院议员。他日记中关于大津事件的描述在有生之年被禁，直到1931年才得以出版。[62]儿岛无疑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英雄之一。

虽然当时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对王子受伤深表同情，但他们对俄国人仍然持高度的怀疑态度。贝尔茨医生写道，日本人愚蠢到在1875年把库页岛割让给俄国，这表明日后俄国很可能入侵日本；在提到位于骏河台的巨大的东正教教堂时，他补充说，“建造这个教堂显得特别荒谬，因为除了公使馆的工作人员外，东京没有一个俄国人。”[63]

也许对刺杀未遂事件做出的最有同情心的评价来自小泉八云。在1893年8月26日写给朋友西田千太郎的一封信中，他说：

顺带提一下，我觉得后世将会对津田三藏做出更加宽大的处理。他的罪行只是一种“疯狂效忠”。他因为在一瞬间采取了疯狂的举动而被认为是疯子，这种疯狂的举动理由充分、时机恰当，本应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眼前看到的是来自让人生畏的强国的活生生代表，这个强国甚至让英国都浑身颤抖，为对抗这个强国，西欧召集了一支超过一百五十万人的军队。他看见了，或者我认为他看见了（也许他确实是看到了：时间可以证明）日本的敌人。而后，他只是跟随着内心的感受，想都没想就刺了过去。[64]

[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37页。

[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54—756页。

[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59页。

[4] 之前的皇室贵宾都是君王的次子或三子（如果有两位英国王子为顺位继承人，则来的是君王的孙子）。

[5] 贵族头衔，级别仅次于国王。——译注

[6]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 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126-127.在军舰抵达印度后，尼古拉的弟弟格奥尔格返回俄国（《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95页）。

[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751页。相比之下，天皇仅赠送了200日元用于修复京都最古老的寺庙——广隆寺。该寺因其宏伟的菩萨像而闻名（第78页）。

[8] 毫无疑问，她指的是浜离宫。

[9]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s Wife in Japan, p. 275.

[10]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9页；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 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125。1891年5月18日，尼古拉参加了庆典。

[11] 如需了解俄国王子访问长崎的详细描述，请参阅野村义文，《大津事件》，第9—88页。

[12]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22页、第21页。

[13] 保田在《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25页转载了一张尼古拉在长崎坐人力车的照片。

[14] 购买的所有物品、物品价格及购物商店详列于野村义文，《大津事件》，第80—85页。

[15]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24页。尼古拉的表兄、未来的英王乔治五世在日期间也文了身。

[16]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31页。

[17]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32—33页。根据当地一位编年史家所说，艺伎菊奴招待尼古拉，荣招待乔治，但野村认为荣的招待更深得尼古拉的喜爱（《大津事件》，第86页）。

[18]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36页。第39页转载了一张在该场合表演武士舞蹈的照片。

[19]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39页。

[20] 京都的艺伎区。——译注

[21] 野村义文，《大津事件》，第111页。在同一天的午餐时分，尼古拉就日本士兵给他留下的良好印象对指挥官大加赞扬，这是他在抵达日本后获得的第一感受（安藤保，《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144页）。

[22] 如需了解（当代资料中）与游览有关的详细报道，请参阅安藤保，《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141—144页。

[23] 如需了解行刺时各个人力车车夫的位置图，请参阅《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177页。

[24]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11—12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8页。皇太子将两名车夫召到他的船上，亲自向每个人赏赐2500日元。他还向他们颁发了圣安娜勋章，并提供1000日元的终身抚恤金，尽管他担心这些无知的人会以有损于他们的方式使用这些钱。明治也对此表示担心，并命令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敦促这两个车夫不要以得不偿失的方式使用这些钱。青木不仅告诫他们，还指示京都府和石川县（这两名车夫来自这两个地方）的知事密切监视这两名刚刚发了财的车夫。如需了解其中一名车夫向畑治三郎的概况，请参阅尾佐竹猛，《大津事件》，第252—257页。

[26]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16—17页。日记中最后的内容写于1916年——他逝世前的一年。

[27] 保田孝一，《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12页。

[28] 尾佐竹猛，《大津事件》，第51—53页。

[29]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 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126-127.

[30]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s Wife in Japan, pp. 281, 284.

[31]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s Wife in Japan, p. 283。

[32]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12页、第813—814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17—818页。实际上，天皇派去的其中一名医生不是日本人。斯科里巴（Scriba）医生是医科大学的外国教授。欧文·贝尔茨写道，“斯科里巴以及天皇派去京都的日本权威外科医生都没能谒见皇太子。他们说俄国人的态度极其不友好”（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6）。

[3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19—820页。

[35] 尾佐竹猛，《大津事件》，第100—101页；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1页。后者的叙述有些混乱：该书在同一页中说道，尼古拉因担心自身安危恳请天皇陪同，但是这与尼古拉在当时说出的其他话不符。

[36] 如需了解函件（日文翻译版），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5页。

[37] 天皇通常不会随身携带香烟，但这次场合他特意准备了香烟，毫无疑问是受到了知晓这一习俗的人士的提醒。

[38]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9—831页。

[39]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s Wife in Japan, pp. 286-287.

[40] 希腊人，国际记者、作家。致力于向西方读者解释日本人民的思想、文化和风俗。1890年赴日，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开讲英国文学讲座，与日本女子小泉节子结婚，1896年加入日本国籍。——译注

[41] Lafcadio Hearn（小泉八云）, Out of the East, p. 254.

[42] Lafcadio Hearn（小泉八云）, Out of the East, p. 256。

[43] Lafcadio Hearn（小泉八云）, Out of the East, p. 260。如需了解有关畠山勇子的严谨介绍，请参阅尾佐竹猛，《大津事件》，第257—263页。此类介绍中不含有小泉八云的引述内容。

[4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6页。

[45] Mary Crawford Fraser, A Diplomat’s Wife in Japan, p. 289. 保田转载的一幅图画显示甲板上挤满了屏风、箱子和其他笨重的物品（《最後のロシヤ皇帝ニコライ二世の日記 増補》，第55页）。玛丽·弗雷泽写道，即使是非常穷困的民众也带来了礼物——大米、酱油或鸡蛋。据估计，这些礼物可以装满16个木箱（《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23页）。

[46] 如需了解向受伤皇太子发送电报的机构列表，请参阅安藤保，《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489—493页。

[47] 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第79—80页。

[48] 玛丽·弗雷泽称其为“一位年长的陆军军士长”，但大津事件时他年仅36岁。

[49] 如需了解津田服役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安藤保，《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251页；另请参阅儿岛惟谦，《大津事件日誌》，第193—194页。

[50] 儿岛惟谦，《大津事件日誌》，第193页。如需了解更全面的传记资料，请参阅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第248—252页。

[51] 指为了成为一个“历史名人”而纵火焚烧了位于以弗所的戴安娜神庙的人。

[52]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5.

[53] 可以在审判时津田所提供的证词中获悉他对这三点的愤怒之情。（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第133—134页；《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34—835页）

[54] 安藤保，《大津事件に就て 上》，第248—254页。津田的姐夫证实津田曾说过他相信这一谣言，并担心西乡归来将造成的后果。

[55] 儿岛惟谦，《大津事件日誌》，第192页；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第135页。

[56] 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第135—136页。

[57]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40页。

[58] 如需了解对这一情况的明确介绍，请参阅Barbara Teters, The Otsu Affair, p. 55。

[59]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48—849页。

[60] Barbara Teters, The Otsu Affair, p. 59.

[61] 儿岛惟谦，《大津事件日誌》，第194页。没有迹象表明肺炎明显是由治疗不佳所引发。

[62] 日记和相关资料现在均容易获得，见家永三郎编注成的《东洋文库》系列。1892年6月，有谣言散布说儿岛沉迷于与同僚赌博（《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6页）。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对儿岛不利的供词因为需要提供证据而一一消散。（第97页）然而在8月23日，儿岛辞职，声称患病。很明显，关于其赌博的小道传闻，即使不真实，也让他觉得自己无资格担任法官（第120页）。

[63]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5.

[64] 该信函存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图书馆。

第四十三章
条约改正

在大津事件引发的骚动平息后，1891年的余下时间相对平静。当皇太子尼古拉仍在九州时，日本发生了这一年最重要的政治变动：山县有朋奏请辞去总理大臣一职。他在3月传染病流行期间患上了流感，尽管已经康复但仍感不适。山县推荐贵族院议长伊藤博文作为接任人。天皇确信劝说他留任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一同说服伊藤接受这一职务。已经递交了贵族院议长辞呈的伊藤正在关西地区游玩，使者追上伊藤，请他返回东京。

4月27日，伊藤觐见天皇，天皇表明了任命他为总理大臣的意向。伊藤拒绝了此次任命。他回忆说，当1881年大隈重信提议召开议会时，他表示反对，认为准备工作尚不充分，并且日本民众还不够成熟。他提议推迟召开议会，在他考察了各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后再举行，之后天皇恩准。伊藤回国后制定了宪法，随后召开了第一次议会；但是，日本民众的知识水平仍然较低，实行宪政政府确实举步维艰。伊藤确信，无论谁担任总理大臣，都不会在这个职位上长时间留任。如果他强行担任这一职务，很可能会遭到暗杀。他并不在乎失去微不足道的生命，但是，如果被害，谁来协助皇室和维护政府？[1]

伊藤提议说，内务大臣西乡从道或大藏大臣松方正义（1835—1924）是合适人选。得知西乡不愿意接受该职务，天皇随即选定了松方。松方一开始也拒绝，但天皇拒绝听他的理由。5月6日，松方宣誓就任总理大臣。松方在任的六个月中，议会争论不断，12月，议会解散，并在第二年进行重新选举。

7月，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谒见了天皇。这次谒见按照东方的传统礼节交换了礼物，然而，清朝舰队的六艘军舰（比日本海军的任何一艘军舰都要威武强大）引起了一些日本民众的恐慌。

此次清朝舰队造访，对于接受传统教育的日本民众来说，是展示对中国文化有多了解的一个契机。一些日本民众谦恭地称清朝为“兄”。[2]提督丁汝昌和其他清朝高级军官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盛情款待，他们完全融入到了日本民众的生活当中，而这种程度是欧洲人没法做到的。日本文人和学者与这些来访政要体会交流中国诗歌的乐趣，因为汉字超越了国界，并且清朝和日本都奉行文人的观念。也许参加了展现两国友谊的各种活动的人士做梦都没有想到，在三年后，日本和清朝会爆发一场恶战。

在1891年的夏季，最让天皇感到愉悦的消息，大概是8月7日园祥子产下了天皇的第八女允子。截至目前，天皇已有三个孩子——皇太子、昌子公主和允子公主。在失去了众多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后，天皇希望能开心地看到孩子们成长、成年。

10月，天皇向俄国皇太子送了一套铠甲、一把太刀、一把短刀、一副弓箭以及天皇自己的照片，并附上一封私人书信。[3]也许这些礼物是为了对大津事件作进一步的道歉。除此之外，这一年没有发生其他大的事情。

1892年的第一件重大事情是2月15日举行的选举。天皇为议会的未来深感担忧。他告诉松方，自己担心如果总是相同的成员获得连任，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导致议会解散。他建议地方官员鼓励优秀民众参加竞选。

在内阁大臣中，最把这番话放在心上的是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1843—1900）。他向地方官员传达指示，解释了政府政策，并敦促选举公正中立、不偏不党的名士。品川似乎认为之前与政党关系密切的官员应该被免职。[4]他命令警察要严厉处理恐吓或贿赂行为，暗示这是政党惯用的伎俩。但是，和他的指示相反，1892年的选举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腐败的一次，而最令人痛恨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品川。

与上一年的和平选举不同，1892年的选举充斥着暴力和纵火事件。民党（在野党）和吏党（政府支持的政治势力）发生冲突，各地都出现死亡、伤害事件。[5]匪徒偷走了高知县第二选区的投票箱，并迫使佐贺县的部分地区无法进行投票。一般认为这些违法乱纪行为都是品川策划的，他认为反对政府的政党都是不忠之士，必须进行镇压。不过，尽管此次选举充满了狡诈和暴行，但民党系仍赢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民党系获得一百六十三席，吏党系获得一百三十七席。[6]

选举后不久，天皇被有关恐吓和暴力行为的奏折弄得心烦意乱，他派遣侍从前往违法乱纪行为最严重的四个县：石川、福冈、佐贺和高知。[7]5月6日，日本召集了新一届众议院。5月11日，贵族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对选举方式进行谴责：

众议院议员之选举，不得以官吏之职权干涉，此本不待论。故于政府，绝无下赐干涉命令训谕之理。然本年二月，行众议院议员选举之际，官吏干涉竞争，激成人民之反动，遂至流血之惨状。此事众目所示，众口所述，今地方各处愤怒官吏之干涉选举，有敌视官吏之状。今于政府，宜速处之，必示民庶以公正。若忽之，实害国家之安宁，其极者招至不可救济之大不幸。故本院兹此建议，希冀政府深省虑此事，现今处理，遏止其于将来。[8]

关于此次选举，内阁成员的观点对立。松方决定拜访伊藤，咨询他的意见；但是听闻此事的伊藤提前向陆奥发函一封，抱怨说每当内阁出现问题时，松方总是让他去解决。现阶段他拒绝参与此事，建议松方及其内阁成员在征询他的意见之前首先要就日后政策达成一致。松方及其内阁商议后的结论是，克服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伊藤组建内阁。他们请求伊藤接受，但伊藤予以拒绝。[9]

伊藤一次次试图辞去贵族院议长一职，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伊藤像往常一样用生病做托词，但天皇担心失去了在政府中最信任人士的效劳，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拒绝了伊藤的请求。3月11日，天皇派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前去伊藤的府邸送话：“朕知卿陈情之极切，但朕望常咫尺间倚卿启沃，卿以加餐静养，朕甚怀慰。解枢询之职朕不允也。”[10]伊藤感泣，急忙赶往宫中撤回辞呈。

对品川弥二郎在选举期间自认为忠实的举动，内阁的反应让他一点儿也不满意。他确信自己行为恰当，愤懑于自己的初衷被误解，决定辞职。[11]新内阁刚成立没多久就要对内阁进行改组，松方感到局促不安，他请求山县劝阻品川，但品川向山县提交了能隐晦传达其心情的两首短歌。第二首如下：

吾愚铸罪错

天地为证皆衷心

无奈酿苦果

羞愧无颜悲吟坐

堪笑无力为哪般[12]

同一天，品川以健康状况为由请求辞职，天皇恩准。各方人士（当然包括伊藤）都被看成是内务大臣一职的候选者。最有可能的候选人是副岛种臣，但天皇反对，认为对于一个要求颇高的职务来说，副岛年纪太大。他担心副岛可能中途辞任。天皇推荐河野敏镰，但松方指出副岛的威望远在河野之上，河野在县级官员中没有什么人气。尽管天皇反对，松方还是决定任命副岛担任内务大臣。[13]

这一插曲表明明治（尽管很少公开表达政治观点）密切注视着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对他们的能力有自己的判断。它还表明，尽管明治干涉任命事宜，但未必能自主行事。

长期担任顾问官的佐佐木高行在其日记中明确记录了天皇对政府主要人物的看法。例如，在3月19日举行的一次谈话中，天皇说，“品川虽正直，然狭量而无忍耐。纵使内阁会议亦愤慨涕泣，事理不辨。前日，伊藤询选举中乱纪行为，非难干涉选举之事实，品川大激昂，云伊藤欲辞职组建政党等，‘君组织政党关余何事，君若有暴激之言论，余直以戒令处分君’。伊藤怫然作色曰：‘以内务大臣之职权，岂可随意处分伊藤？’二人互骂。”[14]

当品川和伊藤相互威胁时，明治显然在非常专注地倾听。他对这两个人以及对副岛、后藤象二郎和陆奥宗光等人品性的评论很直白且具有启示性。佐佐木是天皇能够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少数对象之一，尽管佐佐木总是很恭顺，但他也会向天皇讲明自己的看法。

正如天皇所预料的，副岛的任职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6月，副岛辞任，并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官。这是对辞任或被罢免的大臣所采用的惯常做法。个人与政党之间争论不断成为了日本政治局面的一大特征，井上毅得出结论：要想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唯一希望在于天皇。他恳请天皇下达“大敕令”，率先制定一条国家应遵循的道路。他特意请求以崇尚简朴而出名的天皇减少各类仪式的浪费性开支，建议将朝廷开支削减一成，用于扩充海军。[15]

毫无疑问，天皇大体上同意了井上的节俭呼吁。天皇宁愿对制服修修补补，也不愿新买一套。然而即便如此，由于身边的其他人生活奢侈，他也必须做出相应的回应。在访问大臣或其他政要的宅邸时，他希望能受到适度款待，而不在乎花费多少。例如，7月4日，天皇访问了后藤象二郎位于高轮的宅邸。他不得不依照先例送给后藤几件合乎惯例的礼物——一套刻有皇冠的银杯、一对景泰蓝花瓶和一千日元，送给后藤夫人一匹丝绸，送给其子女一些礼物。后藤回赠天皇一把铭刀、一个朝鲜茶叶罐和一只陶制的狸猫状花瓶。当天下午，当时优秀的表演者——观世铁之丞、宝生九郎和梅若实——表演了能戏。晚饭过后，公认的艺术大师桃川如燕和西幸吉分别为皇室一行人表演了评弹和萨摩琵琶[16]。除了这些特殊的娱乐表演外，宫内厅的乐师还演奏了一整天的日本音乐和西洋音乐。晚上，数千只灯笼被点燃，并在树下燃起篝火。池塘上方放飞了成千上万只萤火虫，那一景象比任何照片都要美丽。直到过了午夜，天皇才离开。第二天，皇后也受到了同样的款待。[17]尽管天皇崇尚简朴，但他无疑很喜欢那晚后藤准备的过于铺张浪费的款待。

不到一周，也就是7月19日，天皇访问了锅岛直大的宅邸。虽然这次款待的规模不及后藤，但在像往常一样交换礼物后，锅岛安排了武术比赛、盛宴、魔术和评弹等，不过没有能戏表演。[18]天皇的此类亲访虽然得到了宅邸主人的高度赞赏，但对推行节俭政策毫无益处。

尽管天皇再一次告知宫内省其打算在皇室中施行节俭政策，以便筹集资金建造军舰，但他指出有两个方面的资金是没法克俭的——用于皇祖皇宗祭拜仪式和修缮皇祖皇宗山陵的费用，以及皇太后的日常开支。皇太后得知宫中实行节俭政策，希望将日常开支的费用削减十分之一，但天皇生气地拒绝了，说皇太后无需为此事多虑。[19]

不管怎样，天皇和皇后并没有把皇室里的大量资金用在自己身上，而是用于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或者用于在遭受火灾和其他灾害的村镇建造学校。皇室也有义务保护和鼓励艺术。例如，7月12日，皇后向芝加哥的哥伦布博览会日本妇人会捐赠了一万日元，用于提升日本展览品的品质。[20]天皇和皇后也向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佛教寺庙提供资金，用于修缮佛寺建筑和艺术作品。此外，他们还在皇室成员（即使是远亲）缔结婚姻或修造新舍时馈赠礼物。即使天皇和皇后所希望的只是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们仍需要资金来履行公共义务。

1892年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大事是隐居在小田原市的伊藤复出。在小田原，伊藤一直扮演着政府的幕后操纵者。伊藤曾再三拒绝重新担任总理大臣。7月底，松方辞任，伊藤立刻离开东京，返回小田原，并称突患急病。看起来伊藤似乎（像从前一样）逃避任职，但当天皇派宫内大臣去请伊藤返回东京时，伊藤显然认为担任总理大臣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过，他希望所有元老都加入内阁并协助他的工作。这一请求得到了天皇的恩准。伊藤的内阁包括山县有朋（司法大臣）、黑田清隆（通信大臣）、井上馨（内务大臣）、大山岩（陆军大臣）、后藤象二郎（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外务大臣）、河野敏镰（文部大臣）、仁礼景范（海军大臣）和渡边国武（大藏大臣）。这届内阁的组成人员都是能人志士，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人会比这些人更有能力。[21]

当伊藤走到天皇面前接受总理大臣的任命时，他承诺“大事件悉侯叡虑不怠，他事总任其责”。天皇回答说：“卿所言善，朕无疑干涉何事，唯奏闻告知意见即可。”

相较于之前的内阁，本届内阁更有效，任职时间也更长，但11月，伊藤乘坐的人力车被途经的马车撞翻。伊藤的头部和脸部受伤，直到1893年2月才恢复进宫参见天皇。[22]

1893年的新年揭幕方式成为了如今的标准形式：天皇没有举行四方拜，大多数其他新年仪式都由式部长锅岛直大操持。宫中为天皇举办了讲座，内容关于英国历史、儒家经典《礼记》的节选和《万叶集》[23]的诗歌。天皇按照惯例在青山御所给皇太后拜年。今年诗会的主题是“岩上龟”。

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然而，1月12日众议院投票赞成削减官员薪俸和建造军舰的预算，新年的喜庆气氛被粗暴地打断。尽管政府不断呼吁节俭，但总有一些领域是没法削减经费的。政府提出的预算已经削减了11%。众议院议员认为减少薪俸是合理的，不会导致官员办事效率低下。他们还认为，在尚未制定国防政策的情况下就扩大海军规模有些为时过早。然而，大藏大臣渡边国武（1846—1919）回答道，削减文官薪俸的预算将会阻碍行政机关发挥职能。任何一方都不让步，众议院休会五天。这是政府和议会第一次正面冲突，它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政府是否有权自行处理其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情，即使这会违背宪法赋予议会的特权？[24]

在确定他们唯一能求助的对象只有天皇后，众议院议员提交了一份一百四十六人签名的请愿书。天皇暂停会议到2月6日。[25]2月7日，众议院议长星亨（1850—1901）向天皇呈递了一份请愿书，对削减预算决定的正当性进行了解释，并代众议院恳请天皇保留宪法赋予议会的权利。同一天，众议院进行了投票，支持向天皇提交一份对内阁进行谴责和恳请天皇进行调解的请愿书。[26]伊藤请求众议院重新考虑其做出的决定，不要给天皇增添苦恼，但是众议院以二百八十一票赞成、一百零三票反对批准了这项决定。

能够结束这一冲突的唯一人士就是天皇。天皇经常被历史学家们描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请求天皇圣裁确实是一种传统的仪式性做法，但它并不只是单纯无意义的形式主义行为。这次就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只有天皇的裁决才是各方都尊重的唯一决定。

2月9日，伊藤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天皇从两条道路中择其一：（1）命令众议院和政府进行公开谈判以达成和解。如果众议院未能遵守该命令，或者谈判无法取得预期结果，则解散众议院；（2）立即解散众议院。翌日，天皇公布了决定。他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在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的时刻，有必要增强日本的军事准备。因此，他决定削减宫廷开支六年，每年从宫廷经费中划拨三十万日元用于军备。同时，所有文官和武官的薪俸减少10%，作为建造军舰的补助费用。[27]

众议院恭顺地做出回应，表示接受天皇的命令，并承诺与政府达成和解。2月14日，贵族院议员也同意捐献薪俸的10%用于建造军舰。天皇的决定代表了一种折中方案：削减文官和武官的薪俸——这是众议院所提议的；但是，削减的资金将被用于建造军舰——这并非众议院赞成的事情。整个皇室将自愿削减5%—15%的开支，但皇后坚持在此后六年将宫中开支减少20%。[28]

1893年，众议院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修约。多年来，不平等条约（大多数是在幕府日渐衰微的时日里签订的）已成为引发民众不满的导火索。每一个人都希望结束治外法权和恢复关税自主权，但是，日本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付出的代价被屡屡证明是个绊脚石。一些人断言，与允许外国人借此机会控制日本国土和日本民众的生计相比，治外法权所带来的羞辱更容易让人忍受。

1892年5月，众议院草拟了一份呈递给天皇的议案，呼吁结束治外法权和外国对关税的控制。其最终目标是要取得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虽拒绝让外国人持有土地或者拥有或经营矿山、铁路、运河和造船厂，但将允许外国人在日本内陆居住。此外，日本还要求与其签订了条约的各国提供最惠国待遇。[29]然而，由于议会解散，该提案毫无进展。12月，在召开新议会时，该提案被再次提出，并在1893年2月的秘密会议（经政府要求而召开）上进行了商议。

尽管进展甚微，但修约一事并没有被遗忘。7月，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结束治外法权。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修改条约的历史是一段失败的历史，而失败的原因始终在于内部，即日本无法做到和衷共济。他自己草拟了一份新的通商航海条约，提交给内阁以供审议。在拟写条约时，他以1883年的《英意条约》为基础，参考《日墨条约》。这两个条约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他提议让新条约在签订五年后再生效，以便给予新旧条约充分的过渡时间。[30]

陆奥认为，最好的途径是与各国分别进行谈判。他首先选择与长期以来反对平等条约的英国进行谈判，推选驻德国全权公使青木周藏作为谈判人。天皇批准了这一方案。9月，青木会见了（当时正在伦敦休假的）英国驻日公使休·弗雷泽（Hugh Fraser），并开始着手与英国政府进行磋商的初步准备工作。

修改条约绝非易事。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多次抗议日本禁止他们居住在内陆，将该限制与日本人可以自由地在西方主要国家四处旅行和生活进行比较。一些日本人担心允许外国人与他们共同生活将会引发灾祸，甚至有人会对外国人实施暴力行为。熊本、茨城两县的反对者就宣称要通过暴力行为让外国人明白自己并不受欢迎，然而，这些人的行为却让日本政府难以安抚外国人。外国人担心如果结束治外法权，日本法院将不会惩治此类暴力行为。可是，修改条约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具有重大的心理安慰作用，它将表明日本已经被认可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支持修约派和（相比于允许外国人在内陆居住而选择）延长现有条约派的对立贯穿了整个1893年。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大多数日本人普遍存在的仇外心态。12月，当陆奥在众议院审查与修约有关的各项提案时，对提案的内容感到惊愕。他评论道：

此等诸案以异类视外国人，恰如露西亚（俄）国待犹太人，背离我开国之皇道。故政府于此际，断然明示开国主义之维新以来方针，镇压反对此之非开国主义。若默而不管，则其势焰益弥漫国内，遂恐惹起内外交涉之大纷乱，与当下着手条约之改正交涉大阻障。政府今已为一日不可踌躇逡巡之秋。[31]

12月11日，陆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类似声明。内阁不愿采取积极行动，他宣布打算辞职。但是，伊藤提醒陆奥说急躁冒进并非解决这一重要事情的办法。他力劝不要操之过急。陆奥随即平息下来，并收回了辞呈。

在众议院中，反对修改条约的呼声继续高涨。12月19日，延长现有条约派提出了一项决议，呼吁政府在条约中阐明日本的权利和义务。他们还附上了一份说明，描述了日本放松对内陆的控制后，外国人将会出现扰乱秩序的猖獗行为。

辩论变得如此激烈，以致天皇突然颁布诏书，下令议会休会十天。在辩论的过程中，势同水火的争论让天皇大为烦心。他派侍从旁听会议过程，并向他汇报。在就重大问题出现争议时，侍从们每时每刻都通过电话向天皇汇报相关情形。[32]

12月29日，众议院的两派继续辩论。陆奥发表了反对续订现有条约的声明，再次坚称自明治维新时起，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建立一个开放和进步的国家。续订现有条约违反了这一国策。这些条约并不适应自首次签约以来逐渐发展的现代社会。眼下正是摒弃幕府时期采用的“锁攘主义”政策以及收回曾经丧失的权利的大好时机。作为回报，给予外国人现有条约中未提供的某些特权也是适宜之举。此外，日本不应忘记，如果外国人可以在内陆自由旅行，那么他们消费的金钱也将使生活在内陆的人们变得富足起来。如果日本希望修改条约，首先要让外国人了解日本已经取得了怎样长足的进步，而这只能通过遵循“开放国门”的政策而获得。最后，陆奥请求众议院撤回保留现有条约的提案。这一请求没能获得支持。于是，天皇再次颁布诏书，命令议会停会十四天。[33]

12月30日，总理大臣伊藤和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觐见了天皇，之后众议院被解散。在此之前，伊藤恳请天皇同意停会，以便阻止众议院通过一项支持延长现有条约的决议。这就是上述停会十四天的原因，然而，众议院却没有要重新考虑的迹象。伊藤认为，除了解散众议院，没有其他办法来处理这一局面。就在同一天，天皇下令解散众议院。

天皇得出了和伊藤相同的结论——无论休会多少次，都不太可能改变众议院的态度。在向佐佐木高行倾诉时，天皇认为政府和众议院之间的冲突是由过于仓促成立议会所造成的。[34]从此刻起，天皇的政治观点明显变得保守。他开始认为他引以为傲的两件事——颁布宪法和成立议会——都为时过早了。

[1]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04页。

[2] 拙著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61-262.

[3] 尚不清楚送的是哪张照片；也许送的不是照片，而是吉欧索尼蚀刻版画的复制品。同年11月25日宫廷默许出售天皇、皇后和皇太后的肖像画（《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934页）。

[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页，品川最初是以作词家的身份名声大噪。

[5] 共有25人死亡，近400人受伤。

[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9页。Roger F. Hackett在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一书中给出的数字是平民派获得183个席位。

[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5—26页。

[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7页。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类似决议，证实官员干涉选举，并要求内阁大臣承担责任（第68页）。

[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2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2页。

[11] 品川对其在选举中采用的办法并没有感到悔悟。他解释说，“如果蓄意阻挠者获得连任，将会危及国家安全。因此，要采用各种方式对选举施加影响，由此打败蓄意阻挠者，让忠诚的代表当选。如果将来发生类似情况，我还会这么做，并会铲除蓄意阻挠者”（奥谷松治，《品川弥二郎伝》，第286—287页；Roger F. Hackett, Yamagata Aritomo in the Rise of Modern Japan, p. 152）。

[1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2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3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9页。天皇对身边人的其他评价转引自于佐佐木的日记，见第107页、第126—127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4页。

[16] 战国时代，萨摩的大诸侯岛津忠良为了教育武士的子弟，命盲僧渊胁寿长院创作一批道德内容的琵琶弹唱作品，从此琵琶在这个地区得到了更广泛的流行，其流派成为萨摩琵琶。明治维新后，因为尊王攘夷运动的骨干力量多为萨摩藩武士，进入中央政府从政的萨摩藩士很多，所以萨摩琵琶也传入东京，并逐渐向全国发展和普及。这个流派的特点是注重内容，幽雅与悲壮并存。——译注

[1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00—101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03—104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27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04页。随后，天皇（于1892年11月25日）向世界博览会日本妇人会追赠5000日元的礼物。

[2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17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61页。

[23]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所收诗歌来自4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长短和歌。——译注　

[2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87—188页。正如我们（在第四十一章）所了解的，明治预见存在这种可能性。伊藤已告知明治，在此情况下，政府应试图劝说议会改变主意。

[2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89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195—197页。

[2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06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09页、第239页。

[2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11—212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273—274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40页。其在12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发表了类似声明。

[3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48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59页。

[3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72页。

第四十四章
对清宣战

1894年的新年正日，天皇再次没有主持四方拜和其他规定的仪式，而是由代行官操持。天皇未能操持此类仪式，大概所有人都不会感到惊讶。近年来，天皇经常拒绝出席这些仪式，有时抱病称恙，有时没有任何理由。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数百年来主持此类仪式一直都是天皇的主要职责。

对宫中的人来说，正日里最难忘的一件事大概就是皇太子向天皇恭祝新年。在这一年里，皇太子拜见天皇的次数变得更加频繁——每月好几次——表明二者更加亲密。之前皇太子也拜见天皇，但那是朝廷礼节规定的，而非因为感情上的联络。当然，每次太子生病时天皇都很苦恼，不过，他最担心的可能是王位继承，而非这个独子的生活。他的其他子嗣都在婴儿时期夭折，尽管嘉仁身体虚弱，但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也许在很多情况下，天皇都对儿子不像自己小时那样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而感到遗憾吧。

尽管如此，仍有必要为亲王的未来登基做好准备。天皇下定决心让儿子接受合乎需要的教育。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他之前决定让皇太子和其他男孩一同进入学习院就读，而不是像皇室成员平常那样接受私人教育。皇太子是一个平庸的学生，他缺乏勤奋好学的天资，但这并没有造成他学业终止。在明治看来，日本的下一位天皇不仅需要深谙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及文化，还要了解西方的相关内容。皇太子还必须能写得一手好字，能以传统方式创作和歌。[1]然而，尽管天皇费尽心思安排皇太子的教育事宜，但嘉仁的健康状况总是首要的考虑事项，他的学业经常因疾病或医生的决定而中断，医生认为东京寒暑严酷，不适宜继续留校就读。

皇太子似乎已经被从来不会展示慈父一面的父亲给威吓住了。明治常常摆出冰冷的面孔，按照正统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传统父亲形象对待儿子。他似乎是在模仿孝明天皇对自己的严厉行为，但并没有像孝明天皇那样，每天都指导他的儿子创作和歌。事实上，天皇似乎对其继承人的教育没有给予直接的帮助。

1894年，嘉仁进宫朝见的次数增加，表明父子之间的亲情终于生根。本年底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1894年11月17日，嘉仁抵达广岛，打算拜见父皇（明治已于清日战争期间移居广岛）。他于次日上午10点30分出现在大本营，在和父皇简短交谈后，便一同前去参观一匹满洲马。随后，他们一道登上了天守阁，欣赏广岛全市的秀丽风光。一位内廷随从担任向导，借助于望远镜和地图向他们介绍风景名胜。稍后，天皇父子共进午餐。天皇的随行人员一直都想知道他是否喜欢这个儿子，今日见到天皇慈爱温柔，感到非常高兴，并决定禀报皇后。但是，这种极其少见的亲密行为并没有让天皇忘记自己的职责。在11月24日皇太子起身前往东京之前，他也只是找了两次机会与其共进午餐。[2]

尽管皇太子实际上很少与天皇一同出席各类场合，但从1887年起，浮士绘中常常描画他与天皇皇后一起的情景。其中也有皇太子站在父母中间的场景，仿佛是在强调皇室家庭的和谐。[3]另外，从1894年公开庆祝天皇和皇后结婚二十五周年的庆典中也可以了解皇室的家庭生活。在此之前，日本君王的结婚纪念日都不是普天同庆的节日，但是，当天皇得知外国皇室庆祝“银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时，他很高兴地恩准了这个拟议的庆典。为确保庆典的顺利进行，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外国的具体实例。政府公布庆典将于3月9日举行。

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时刻，日本铸造了金、银的纪念章，雕饰相称的吉祥图案（如菊花和双鹤）。[4]天皇恩准购买纪念章的人在余生佩戴纪念章，并可以传给子孙后代。为庆祝这一时刻，3月9日，政府发行了一千五百万张邮票，这是日本第一次发行纪念邮票。

庆典日在贤所、皇灵殿、神殿[5]举行的仪式中揭开了帷幕。天皇和皇后都没有出席这些仪式，但是，皇太子、亲王和内阁成员都参加了祭典。皇室警卫炮兵团和海上船舰鸣响皇家礼炮。当天上午11点，天皇和皇后出现在凤凰之间[6]，那里已经聚集了两百多名贵族和内阁成员以及他们的妻子。天皇身穿正式的制服，并佩戴了所有的勋章。皇后穿着一套白色的礼服，佩戴着饰物和皇冠。她的礼服裙摆上装饰着用银线绣成的花朵和鸟儿的图案。稍后，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美国、比利时、朝鲜和奥地利的公使纷纷代表各自的政府道贺，天皇谦和地予以回复。

当天下午2点，天皇和皇后同乘马车前往青山阅兵场检阅军队。当天皇夫妇走出皇宫时，在皇宫正门外，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和其他组织的成员站成数列，向他们欢呼喝彩。人们成群结队地伫立在街道的两旁，渴望一睹天皇和皇后陛下的尊容。2点45分左右，他们到达了仪式举办场地，彰仁亲王和高级官员在那里迎接。各队举枪致敬，军乐队奏起了国歌。在接待了贵宾（包括日本和外国的政要）后，天皇和皇后再次登上打开了车篷的马车，在阅兵场巡游，受到了民众的大声欢呼。之后，他们检阅了军队。

庆典持续了一整天，在舞乐表演和酒宴中落下帷幕。虽然官方并未使用“银婚”一词，[7]不过皇室向宾客赠送的礼物或者宾客向天皇夫妇呈献的礼物大多为银制品。那些无福被邀请参加庆典的人可以呈献礼物。这些礼物并非都是银制品，很多是诗歌、清酒、酱油、墨鱼干、刀剑、绘画、陶瓷、漆器、盆景等。二十五名男士和二十五名女士（根据二十五周年而采用该数字）——包括贵族成员、内阁大臣和经常参加宫廷诗会的人士，以“莺花契万春”为主题创作了诗歌。筋疲力尽的天皇和皇后直到凌晨1点45分才就寝。[8]

银婚庆典的喜庆气氛久久没有散去，一直持续到了3月28日。该日朝鲜政治家金玉均在上海的一家日本旅馆被暗杀的消息传来。在日本时便一直陪同金玉均的这名凶手是奉朝鲜保守党领导人之命行事的，他们恨透了金玉均，因为他是开化党人。

在1884年政变失败之前，金玉均曾在日本生活过。在1881年第一次访日后不久，他便与福泽谕吉成为朋友。福泽谕吉大力支持在朝鲜成立开化党，并认为日本必须起到领导作用，促使朝鲜和清朝走上现代化国家的道路。[9]然而在1885年，当意识到开化党无力控制朝鲜政府后，福泽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在文章中，他主张与其坐等邻国实现开化，倒不如脱离它们的队伍，与西方文明国家共进退。

1884年12月，金玉均和另外八名朝鲜志士逃往日本，他们都坚信朝鲜应当效仿日本，走上国家现代化的道路。这几名朝鲜人给自己取了日本名字，并穿上了西式服装，试图讨好日本领导人。[10]他们大概期待着受到日本政府的优待，但获得的只是最低限度的保护。1885年2月，朝鲜政府派使臣前往日本，要求日本送交金玉均。日本政府拒绝，朝鲜便向日本派遣刺客，刺客携带着国王高宗签名的刺杀金玉均及其同党朴泳孝的文件。[11]在得知这一密谋后，金玉均上报了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井上馨。井上致函朝鲜政府，要求召回刺客，并承诺将把金玉均驱逐出日本。

当时金玉均居住在横滨大饭店。井上命令神奈川县知事将金玉均强行驱赶出享有治外法权的饭店，并将他关押在三井家族的宅邸。1886年6月，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命令知事以金玉均威胁日本安全和阻碍与外国的和睦关系为由，要求其在十五天内出境。[12]尽管金玉均持有亲日的观点，但日本官员视他为包袱，担心他的滞留可能会在日本尚未做好准备之前引发一场战争。[13]最后，金玉均没有被送往外国，而是被移送到一个偏远的岛屿——位于小笠原群岛上的父岛，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孤苦伶仃的流亡生活。那里的气候对他的健康状况造成了极大伤害，因此，他被从气候炎热的小笠原群岛押送到了北部寒冷的北海道，之后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890年才被允许返回东京。[14]多亏了众多日本同情者提供金钱资助，他才得以在流亡岁月中活了下来。

1894年3月，在请求日本政府协助朝鲜进行开化的希望落空后，金玉均准备动身前往上海。他的目的是会见李鸿章。在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担任清朝驻日公使时，金玉均与他颇有交情，并在其回国后继续保持书信往来。金玉均希望李经方能让他会见其父——清朝最有权势的人物。他尤其希望向这位地位显赫的元老重臣提出他的计划：联合东亚三国之力，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进一步侵略。[15]虽然有人警告金玉均此次出行有危险，[16]但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得见李鸿章，哪怕只有五分钟，也值得为此冒一次险。[17]

居住在大阪的朝鲜人李逸植为此次出行提供了资金（并偿还了金玉均在日本欠下的债务）。李逸植还给了金玉均一张汇票，用于支付他在清朝期间的费用，但告诉他说，为了用汇票兑取现金，他需要朝鲜人洪钟宇陪同他前去。洪钟宇一直在法国学习，直到最近才来到日本。[18]这一行人还包括金玉均的日本朋友和田延次郎。

3月27日，金玉均抵达上海。第二天，当和田出去买东西时，金玉均正躺在床上看书，这时，洪钟宇闯入房间，朝金玉均开了两枪。金玉均从床上逃到走廊时背后又中了一枪，这是致命的一枪。这位聪颖杰出、漂泊不定、富有魅力的牺牲者享年四十三岁。[19]

和田为金玉均买了一口棺材，与“西京丸”号的船长商量将灵柩带回日本。金玉均和其他人正是乘坐“西京丸”号前来上海。但是，就在船起航的前一晚，日本领事馆的官员命令和田听候指示。和田拒绝拖延时，领事馆禀告了租界当局，租界当局扣押了灵柩，并移交给了清政府。[20]获知谋杀消息的李鸿章派军舰“威远”号将灵柩和凶手送回朝鲜。清朝和日本政府似乎都急于摆脱这个棘手的理想主义者。

灵柩到达朝鲜后，朝鲜政府对金玉均的尸体进行了肢解。他的脑袋和手脚被砍下，高悬在写有“谋叛大逆不道罪人玉均”的木桩上；躯干被抛放在附近的地面上。[21]此类残暴行为并没能消除朝鲜政府的心头之恨：金玉均的家庭成员也被处决。[22]洪钟宇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金玉均的被刺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愤懑。他们将仇恨之情的矛头指向清朝，因为清朝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外务次长林董（1850—1913）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确信几个月后与清朝爆发的战争，是由刺杀金玉均和清朝卷入这一罪行所引发。[23]

福泽谕吉对被谋杀者深表同情，对清朝将灵柩引渡回朝鲜感到气愤，对朝鲜政府可耻的分尸行为感到震惊。他谴责清朝违反了《天津条约》，该条约规定由清朝和日本共同维护朝鲜的秩序。他认为清朝的弊病在于其“芯已腐败为朽木”，而这是由满族统治者顽固不化、拒绝进取所造成的。福泽预言，如果清朝继续视朝鲜为藩属国，那么战争不可避免；要是清朝再不思改进之道，他对清朝能否保持独立也表示怀疑。[24]

然而，当时尚无直接原因与清朝开战，而朝鲜宗教团体东学党发动的起义为清日开战提供了契机。1894年4、5月间，东学党人在全罗道和忠清道揭竿起义。[25]东学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力劝追随者驱逐西方影响、恢复朝鲜本土信仰，他将此称为“东学思想”（即与“西学”相对）。尽管原则上他反对儒家思想，因为该思想也起源于外国，但实际上他的宗教集儒、佛、道为一体。他的主要敌人是基督教。[26]朝鲜政府对东学运动严加禁止，与其说是因为它的教义，倒不如说是因为它获得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他们害怕农民被煽动起来造反。

最终，崔济愚被捕，并被当做天主教徒斩首。东学党的一些宗教活动表面上看起来与在朝鲜遭到镇压的罗马天主教活动相似，因此捕盗厅反而让这位反基督教的狂热人士“殉道而死”。在失去了创始人后，东学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但仍然保持着对农民的控制。对农民来说，东学教派的吸引力并非神秘的咒语和妖术，而是其对“人人平等、现世利益”所做出的承诺。[27]

即使遭到取缔，该教派的人数仍在增加，到1893年，朝鲜半岛南部已在东学党的控制之下。该年1月，东学党的新领袖崔时亨召集东学信徒集会，提议请求政府免除崔济愚的罪责、结束对东学党的取缔。3月，由东学信徒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汉城，请求政府宣布崔济愚无罪。他们在王宫的大门前伏地上诉三天三夜，恳求国王为他们的教祖平反。[28]这一请愿没有得到恩准，但已经成功表明了他们的强大信念。从这时起，东学党公开喊出赶走外国人的口号；最初矛头直指欧洲人，但现在他们把日本人也包括在内。农民对欧洲人仅有模糊的概念，但都与寡廉鲜耻的日本商人打过交道。这些日本商人购买他们的稻谷，还按高利贷借钱给他们。

朝鲜政府畏惧东学党信徒起事，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在外国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墙上张贴驱逐洋人的标语，对馆内的外国外交官大声咒骂，[29]甚至连清朝的公使馆也没能躲过。清政府的代表袁世凯意识到这些运动很容易升级为更大的骚乱，于是紧急致函李鸿章，请求派遣两艘军舰。李鸿章立刻派“靖远”、“来远”二舰奔赴仁川。日本公使馆的成员害怕遭到袭击，佩戴武器，采取临战准备。

陆奥宗光对导致爆发清日战争的情形所进行的描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所述事件的机敏观察者，而且作为外务大臣积极参与了决策制定。在战争记录《蹇蹇录》[30]中，他以对东学党起义的看法作为开头：

或视之为混杂儒、道之宗教团体；或视之为政治改革希望者之团体；或视之为一群好斗不逞之徒。今在此研究其性质无必要，姑且从略。要之，以此为名之乱民，于明治二十七（1894）年四、五月之交，自朝鲜国全罗、忠清两道各处蜂起，劫掠所在民舍，驱逐地方官，其先锋本部进京畿道，全罗道首府全州府亦一时落入其手里，势头颇猖獗为事实。[31]

日本对东学党初期取得的成功反应不一。一些人支持向朝鲜派遣日军，帮助无能的朝鲜政府镇压叛乱。其他人则认为东学党是改革派，他们的目标是要从腐败的政府手中解救出受苦受难的朝鲜民众。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对东学党起义的宗教意义的评价大打折扣，认为尽管它披着宗教的外衣，但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农民运动。[32]

起初，观察人士认为东学党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现有政权，然而，当东学党接近汉城时，朝鲜政府惊慌失措，并请求袁世凯帮忙镇压叛乱。6月2日，陆奥从日本驻朝公使馆代理公使杉村浚那里获悉了朝鲜的请求，于是立刻告知内阁，希望派遣“若干”日军奔赴朝鲜半岛，以便维持日本和清朝在朝势力的均衡。内阁一致同意，总理大臣前往皇宫请求天皇恩准。天皇准奏，并在简短的敕令中称，“今次朝鲜国内内乱蜂起，其势猖獗，故为保护同国寄留我国民，派遣军队”。[33]

6月5日，恰巧在日休假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1832—1911）收到指令，要求他尽全力保全日本国家荣誉，维护清日两国在朝均势。若非万不得已，仍应以和平手段解决事局。陆奥写道：“倘若清日之间发生冲突（中略），我国决定尽可能居于被动地位，事事让清朝成为主动者。”[34]

清朝政府通过驻日全权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清朝按照朝鲜国王的请求，正向朝鲜派遣“若干”军队，以便镇压东学乱党。据陆奥所说，汪凤藻“见日本官民争执，逐日激烈，妄断日本到底无余力处置他国事情”。

日本议会没完没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给清朝留下了日本国内疲惫不堪的印象。这是清朝国内极少见到的一种政治现象。伊藤博文也被对他自己以及内阁的不断攻击所激怒，在给天皇的报告中说，纵使宪法生效已经过去了五年，国家前途大计仍不免是“亡羊之叹”。反对政府的各个政党都试图战胜对方，即使有损于日本未来也不在意。伊藤的解决之道是请求天皇召见所有党派的领导者，命令他们听从天皇的旨意。[35]目前尚不清楚伊藤实际上是否提交了这一报告；总之，天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清朝知道日本各党派在议会上提出的观点存在着巨大分歧，但他们很难体会到日本人所怀有的强烈的爱国精神（被激怒的伊藤有时候也会忘记这种爱国精神），如果日本遭受另一个国家的威胁，这种精神将会扫除一切分歧。清朝自认为其陆军和海军强于日本，很多日本人也这样认为。林董写道，“日清战争前，日本人口头笑侮清人之固陋，然实甚恐之。”[36]

6月7日，陆奥向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1855—1911）发送电报，指示他将日本政府打算按照《天津条约》向朝鲜派兵一事告知清朝。清朝回复道，此次出兵完全按照朝鲜的请求，以便协助镇压叛乱，此举是为了保护属国。日本政府并没有装作没看到“属国”二字。陆奥在其答复中声称，“我政府未认朝鲜为清朝属国”。[37]在随后发生的战争期间，日本也从未停止坚持这一观点。然而，事实上朝鲜请求的清朝——而非日本——来保护他们。

6月9日，大鸟在三百名日本海军的陪护下抵达仁川，并继续前往汉城。随后，日本派来了一个大队的陆军。在此期间，东学党的势头受挫，几乎停止了进逼汉城。直接原因是清军抵达。大鸟发现汉城异常平静后，认为没有必要再向朝鲜派遣大量日军，但这没能改变陆奥的看法，他认为“若危机一发之时，成败之数全在兵力优劣”。[38]6月11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一支混合旅团离开宇品，前往仁川。6月15日，东学党起义似乎已经结束，但是清日两国的军队均无撤离朝鲜半岛的迹象。[39]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伊藤提议清日两国联手镇压叛乱，在乱匪平定后，派出特派员帮助改革朝鲜内政，尤其是改善财政和军备。如果清朝不同意日本的提案，日本将独自挑起这一重担。伊藤将该提案上奏天皇，但天皇似乎对“必要时日本将单方面采取行动”这一条规定感到不安。（这条规定是陆奥后来增添到伊藤的初始提案中的。）天皇派侍从长前去质询这一条。陆奥来到皇宫，进行了详细解释，最后天皇准奏。[40]

正如陆奥预料到的，清朝不愿意接受该提案。6月21日，清朝公使报告说，政府已经拒绝了日本的提案，原因有三：

第一，朝鲜内乱现已平定。目前清朝军队已无须代朝鲜政府讨伐乱党，清日两国合力镇压叛乱一事，可作罢论；第二，日本政府为朝鲜谋善后之策，用意虽善，但朝鲜内政应由朝鲜自行改革……最后，《天津条约》已有明文规定，叛乱一经平定，清日两国即刻退兵。故此番毋庸赘言，清日双方理当相互撤兵，实无必要再议。[41]

虽然清政府的辩词无可反驳，但陆奥说：“依我政府所见，如不祛除朝鲜内乱根底之祸因，则无法安稳。”他告知清朝政府说，日本政府不可能下令从朝鲜撤离军队。对于处于如此悲惨境地的朝鲜，日本无法袖手旁观，这有违邻国之间的友好情谊。6月23日，山县有朋发觉清日之间的战争已无法避免 。

6月26日，大鸟圭介谒见了国王高宗，力主朝鲜进行内政改革的必要性。28日，他诘问朝鲜当局，朝鲜是独立国家，还是清朝的藩属国。这个问题让朝鲜朝廷陷入了恐慌，而且讨论来讨论去也没能得出任何结果。正在此时，大鸟接到日本政府的训令，上面说除非摧毁清朝的影响力，否则无法在朝鲜实施改革。毫无疑问，这促使大鸟强硬地要求朝鲜给出答复。6月30日，朝鲜朝廷最终声明为独立国家。[42]

7月3日，在得到朝鲜是独立国家的确定回答后，大鸟谒见了朝鲜国王，提议对朝鲜的行政、财政、司法、军制和教育进行改革。朝鲜政府仍然由保守的事大党控制，他们畏惧清朝并且憎恶改革；然而，大鸟的提议有日本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朝鲜无法拒绝。国王发布了罪己诏，将朝鲜的危机归咎于自己，对多年来的糟糕统治感到愧疚，并对接连不断的内乱深感悲愤。他将所有的错误归因于自身不德和官吏渎职。国王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并命令该委员会遇事与日本公使商议。[43]

元老们相继站出来支持开战。伯爵松方正义获悉，在前一天的会议上，内阁没能就与清朝开战做出决定。随后，他于7月12日拜访了伊藤博文，对政府迟疑不决表示担忧。他宣称清朝的傲慢自大与日俱增，并谴责清朝在朝鲜犯下的各种蛮横行为。松方痛惜日本政府没能利用这个天赐良机来履行使命。伊藤认为宣战的理由仍不充分，但松方称日本民众（即使是政府的敌人）都团结一致支持开战。他预言，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天没能采取行动，将无法控制民众的骚乱，也无法保证一些外国列强不会插手干预。撤离日本在朝鲜的军队是有损日本国威的一件事，并且会再次导致国内人心离散。最后，松方威胁说，如果伊藤无视他的建议，他将再也不与伊藤会见。

伊藤同意考虑松方的意见，但是，和不在政府为官的松方不一样，伊藤无法忘记自己作为总理大臣的职责。此外，他与天皇关系密切，知道天皇非常不想开战，担心清日战争可能会给第三国创造了插手干涉的机会。[44]

李鸿章请求俄国调停，俄国欣然答应。俄国对朝鲜的兴趣（尤其是在朝鲜获得一个不冻港）成为未来几年俄国在朝势力发展的重要原因。日本感谢俄国参与调停，声称只要形势允许，日本将即刻从朝鲜半岛撤兵。[45]

英国也表达了维持东亚和平的愿望。1894年4月，英国政府批准了新修改的条约。尽管英国拒绝放弃治外法权成为日本长久以来的心头之痛，但英国即将成为第一个给予日本平等地位的大国。[46]成立了新内阁的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宣称，他不仅认为继续在日本保留领事裁判权不合适，还认为对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言，废除这些已是当务之急。但是，当7月17日英国参与调停时，已经决心开战并且对英国的提议没有兴趣的日本，故意提出了他们明明知道清朝不会接受的条件。日本宣称，但凡清朝在朝鲜增派军队，都将被视为挑衅。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声称这一规定违反了《天津条约》；然而，日本回答道，这并非英国可以提出质疑的事情。于是，英国放弃了对调停所做出的努力。[47]

7月23日，日本混合旅团于黎明时分进入汉城。当他们靠近王宫时，朝鲜士兵突然开火。日军予以反击，之后进入宫殿区，赶走了朝鲜军队，并取而代之地守卫王宫。国王急召父亲兴宣大院君出面主政。尽管兴宣大院君一直都有强烈的反日情绪，但被监禁在清朝的经历改变了他的看法，现在，他欢迎大鸟进入王宫。他告诉大鸟，朝鲜国王已经让他全权改革政府，承诺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将征询大鸟的意见。7月25日，兴宣大院君宣布废除朝鲜与清朝签订的条约。[48]

7月25日，日本舰队遭遇了两艘驶向牙山的清朝军舰（一艘巡洋舰，一艘炮舰），第一次战争不宣而战。清朝军舰不仅未向日本国旗敬礼，并且全体船员均已进入战位。当两支舰队距离大约三千米时，“济远”号巡洋舰开火，三艘日本军舰予以反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济远”号遭到重创，败退而走；另一艘炮舰靠岸搁浅并被遗弃。此时，另外两艘船舰逼近，一艘是军舰“操江”号，另一艘是搭载一千名清军奔赴牙山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在随后的战事中，“操江”号挂白旗投降。“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命令“高升”号起锚，跟在“浪速”号的后面。“高升”号抗命不遵，东乡便击沉了这艘商船。“高升”号的船长和另外两名英国官员获救，但清朝船员和一千名士兵坠海溺亡。刚开始，商船被击沉惹恼了英国人，但英国国际法专家为日本辩护，称日本在战时采取的行动是妥当的，于是这一事件被搁置不议，因为这样做对英国政府是有利的。[49]

7月29日，陆军少将大岛率领的混合旅团在成欢附近遭遇清军，第一次陆战爆发。日本依旧将战事描述为清军先开火，日军只不过是反击而已。不管怎么说，日本击败清军，并占领了清军位于牙山的营地。

8月1日，日本对清朝宣战。天皇向军队颁布敕令，鞭策他们“于陆上海面对清国交战，努力达国家之目的”。天皇鼓励军队“尽一切手段”赢取胜利，但前提是在“国际法所限”范围内。[50]

毫无疑问，日本民众对战争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自16世纪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后，这是日本军队第一次在国外与外国人开战。这场战争似乎确立了日本在世界各国中的新地位。相比之下，清朝就像是日本所摒弃了的种种陋习的化身。在日本人看来，清朝是一个“无知蒙昧”的老大之邦，得意于过去的辉煌，而非今日的成就。

启蒙运动的主要倡导者福泽谕吉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势必要与清朝开战，以便唤醒清朝开展获益匪浅但被冥顽不化的满族统治者排斥的启蒙运动。他将清朝干预朝鲜视为极力阻止启蒙思想传播的无法容忍的暴行，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两国之间的一场争斗，不如说是“为世界文明”而战。[51]

1894年8月，后来作为反战主义者而知名的内村鉴三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题为《朝鲜战争之义》（Justification of the Korean War）的文章。他确信“日本和清朝之间发动的清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52]他写道：

日清战争决定了是应当将“进步”之道作为东洋的法则，正如西洋长久以来所遵循的那样，还是让“退步”之风永久横亘于东洋。“退步”曾是波斯帝国的庇护所、迦太基[53]的立国方针、西班牙的鼓励之策，最后，又被清帝国选择（吾等希望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最后一例）。日本的胜利，对于东洋六亿人口而言，意味着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教育自由和通商自由。[54]

文末，内村宣称，“日本是东洋‘进步’的拥护者，除了被打败的敌人清朝（这个无可救药地仇视进步的政权）外，还有谁不希望日本获胜？”

日本军队在朝鲜取得的最初胜利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爱国热情，这些胜利被画成浮世绘，并像报纸一样传播至全日本。成欢之战产生了两位英雄，他们的事迹被各类艺术家描绘纪念，并有日本和外国的诗人作诗赞颂。第一位英雄是舰长松崎直臣。在腿部中弹后，他继续战斗，直到另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头部。“被打中了”是他的最后一句话。另一个平民白神源次郎[55]的名声很快盖过了松崎。白神参加了1894年7月29日的战斗。据报道说，尽管白神身中子弹，但他继续吹号，直到用尽最后一口气。尸首被发现时，他的嘴唇还贴在军号上。不久后，受这个英雄号手事迹的启发，日本民众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浮世绘。例如，外山正一[56]创作了一首名为“吾乃吹号郎”的长诗，诗歌的开头如下：

听闻冈山有贤人，

唤做白神源次郎。

枪林弹雨均不惧，

叉腰仰头军号响。

人人赞佩纵纷纭，

彼乃英勇吹号郎。

白神摆手自谦曰，

吾乃一介吹号郎。[57]

这几句诗没有提到白神并非武士阶层，而仅仅是一个吹军号的应召士兵。实际上，清日战争中的大多数英雄均为出身卑微的人士。这些士兵所表现出来的迄今为止只有武士阶层才具有的英勇行为，证实了全体日本民众都具备勇敢和忠诚的德行。

8月11日，天皇向皇祖皇宗正式供奉了宣战诏敕。仪式在宫中皇灵殿举行，天皇还派遣高层贵族向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陵汇报消息。几天前，就在天皇发布宣战诏敕后没多久，宫内大臣土方久元觐见天皇，询问天皇打算派哪一位敕使前往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的陵墓。天皇回答说：“未及其仪。今回战争素非朕之本意，阁臣等奏战争不得已，故仅许之。以之奉告神宫及先帝陵，朕甚苦。”土方闻言大吃一惊，他劝慰天皇道：“曩既裁可宣战诏敕，然于今言此，或为过也。”天皇勃然大怒道：“无需再谓。朕不欲复见汝。”土方带着恐惧和惶惑的心情退下。[58]

回到官邸后，土方细细思考了当前形势。天皇已经向海内外发布了宣战诏敕，并且陆军和海军正赶往前线。天皇向来言而有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一想到天皇的话可能对今后战事的发展造成影响，他就忧愁难耐。土方想咨询伊藤，但又担心这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那晚他担心苦恼，无法入睡。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侍从长前来捎话，说天皇命令土方抓紧时间选定敕使，以便派往伊势和京都的神宫。土方速速赶到皇宫，看见天皇心情舒畅，与昨晚大不一样，于是他汇报了两名敕使的姓名，之后感泣退出。

显而易见，在细想了整个事件后，天皇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可能取消战争。但是，是什么让天皇如此不愿意批准宣战？也许正如他之前所说的，他担心战争可能会让某些国家插手干预，从而对日本不利；也可能是想到众多日本士兵将战死沙场，因此不想开战；又或者是他担心日本不是清朝的对手。因为外国媒体一致预言，一旦日本丧失了遵守纪律和做好战事准备这一最初优势，大清朝将取得胜利；[59]又或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皇接受了儒家经典教育，因而不想与产生了圣人的国度开战。

为什么明治不愿向神灵或先皇的陵墓汇报宣战诏敕，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但是，第二天早上，明治改变了主意，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对日本在亚洲大陆和海上之战所投入的热情再也没有动摇过。

[1] 皇太子（未来的大正天皇）是一名杰出的书法家，他创作的汉诗也非常精妙娴熟。据说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请参阅Meech-Pekarik, The World of the Meiji Print, p. 128），但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84页、第586页、第595页。

[3] 在1887年8月8日出版的杨洲周延所绘浮世绘《扶桑高貴鑑》中，皇太子站在天皇和皇后的中间，天皇坐在右边，皇后坐在左边。他的脸朝向皇后，但他正向天皇比划着。皇太子身后桌上放着三本书，也许此举意在表明他是一位勤奋的学生（彩色复印件见Meech-Pekarik, The World of the Meiji Print, plate 23）。稍后（1887年8月23日），周延所绘《女官洋服裁縫之図》中，描绘了皇太子、皇后和一位小女孩在一个房间中，一名宫女在操作一台缝纫机，另一名在用剪子剪断布匹（见plate 24）。

[4] 金章是为皇族铸造的（《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82—383页）。

[5] 合称“宫中三殿”，位于吹上御苑东南，是举办一些传统仪式的场所。——编注

[6] 凤凰之间，皇宫内举行仪式宴会等的场所。——编注

[7] 不过，南斋年忠的《大日本帝國銀婚御式》是描绘该庆典和刻画各个日本和外国政要向天皇道贺的最负盛名的浮世绘，这证实了“银婚”一词至少被用于非正式的场合。该浮世绘描绘的场景源自于想象，因为它在举行实际庆典之前就已经出版。如需了解复印本，请参阅小西四郎，《锦绘 幕末明治の历史 〈11〉 日清戦争》，第16—17页。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浮世绘还有丰原国辉和春斋年昌创作的名称中含有“银婚式”的作品（第18—19页）。

[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84—390页。如需了解宫中晚餐的菜单，请参阅秋思会编，《天皇家の饗宴》，第41页。

[9] 如需了解关于福泽同金玉均和其他朝鲜知识分子的关系的探讨，请参阅姜在彦，《朝鲜の攘夷と開化》，第193—203页；杵渊信雄，《福沢諭吉と朝鲜——時事新報社説を中心に》。后者全面探讨了福泽对朝鲜的看法。

[10] 1884年抵达日本后不久，金玉均化名为岩田周作，但当他于1894年前往中国时，改名为岩田三和。“三和”意指其提出的东亚三国共同抵御外国侵略的计划（姜在彦，《朝鲜の攘夷と開化》，第174页、第184页）。

[11] 1894年5月17日，自由党的35名成员就刺杀金玉均和暗杀朴泳孝未遂一事向政府提出质问。他们声称，朝鲜刺客已经带着这一使命三入日本，每次都宣称是遵照朝鲜国王的命令行事（《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12页）。

[12] 姜在彦，《朝鲜の攘夷と開化》，第185页；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624—625页。

[13] 姜在彦，《朝鲜の攘夷と開化》，第183页。

[14] 姜在彦，《朝鲜の攘夷と開化》，第185页；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107页。

[15]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186页。

[16] 例如，当时担任外务次官的林董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曾建议金玉均放弃上海之行的计划，“对你来说，上海不也是敌地吗？”金玉均回答说，上海是一个中立的地方（大概是指上海的公共租界），因此没有危险，但他答应，在福泽谕吉从九州返回后，他将就上海之行的可取性征求福泽的意见（林董，《回顧録》，第73页，亦见林董著、由井正臣校注，《後は昔の紀 他》，第253页。）。

[17] 他对宫崎滔天说了这番话（姜在彦，《朝鲜の攘夷と開化》，第174—175页）。

[18] 据姜在彦所说，这张汇票是假的（《朝鲜の攘夷と開化》，第176页）。洪钟宇是第一个在法国学习的朝鲜人。在1893年离开巴黎后，他没有回到汉城，而是前往东京。他与在日本的朝鲜人联系，希望他们能帮他在朝鲜政府谋一份差事。很显然，李逸植承诺，如果洪钟宇能刺杀金玉均，他将帮助洪钟宇（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188页）。林董（与洪钟宇有私交）认为洪钟宇之所以刺杀金玉均，是为了赢得朝鲜闵妃的好感（林董，《回顧録》，第73页）。

[19] 如需了解金玉均的人格和成就，请参阅姜在彦，《朝鲜の攘夷と開化》，第187—193页；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96页的扼要介绍。

[20] 这些叙述来自于和田的回忆，详述于姜在彦，《朝鲜の攘夷と開化》，第179—180页。当时在国际租界最有实力的是英国总领事。他将金玉均的尸体移交给清政府，但没有按照正确的程序，因而埋下了让英国遭受纵容罪犯这一指控的伏笔（杵渊信雄，《福沢諭吉と朝鲜——時事新報社説を中心に》，第160页）。众议院于5月18日给出了不同表述：立宪改进党质问政府，在将灵柩抬上船和完成所有程序后，为什么灵柩会被清朝夺去并被抬上清朝的船。他认为清朝此举是对日本的一大侮辱。5月31日，日本政府回答说，对于发生了什么政府心中有数。据说和田接到灵柩，但是他没有将灵柩抬上船，而是留置在路上，然后离去。国际租界当局的警察局局长按照法规将灵柩搬至警察局。和田在没有对接收灵柩做出任何安排的情况下返回日本。清政府确实对灵柩进行了处置，但并不像所宣称的那样“夺取”灵柩，日本政府没有理由干预。无论这一官方表述是否准确，这表明日本政府非常不愿意牵涉其中（《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13页）。

[21] 如需了解1894年4月24日《时事新报》对这一可怕情景的描绘，请参阅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118页。杵渊的描述摘录自日本媒体对这一罪恶活动的报道。如需查看关于悬挂的首级和铭文的模糊照片，请参阅藤村道生，《日清戦争》，第48页。

[22] 藤村道生，《日清戦争》，第49页。

[23] 林董写道，“毫无疑问，向牙山派军是日清战争的导火索，然而，吾认为，事实上，刺杀金玉均和清朝此时的行为才是引爆战争的原因”（《回顧録》，第74页）。据藤村所说，林董“证实”外务大臣陆奥决定就金玉均被刺和清朝的行为与清朝开战（《日清戦争》，第49页）。

[24] 杵渊信雄，《福沢諭吉と朝鲜——時事新報社説を中心に》，第156—160页。

[25] Mutsu Munemitsu（陆奥宗光）, Kenkenroku（蹇々録）,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5.

[26] 请参阅Kibaik Lee, A New History of Korea, trans. Edward W. Wagner, pp. 258-259；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28页。

[27]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103页。

[28]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104页。

[29]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104页。

[30] 翻译了该书的戈登·马克·伯格（Gordon Mark Berger）偏向于保留该书名的罗马拼音，但他将该书名直译成“忠君报国、无私奉献之秘录”（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57）。

[31]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5.

[32] 例如，请参阅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第282页。他拿东学党起义（他认为这一术语掩盖了农民战争的本质，因而放弃这一术语，统一称为“甲午农民战争”）与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发生在波希米亚的扬·胡斯（Jan Hus）派农民起义、德国农民起义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进行比较。

[3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28页。

[34]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8.

[3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27页。

[36] 林董，《回顧録》，第69页。

[37]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5. 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33—434页。

[38]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0.

[3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37页。

[4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37页。

[41]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4. 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41—442页。

[4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46页。

[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52页。

[4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56页。

[4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49页。

[46] 如需了解有关结束治外法权的最终谈判的叙述和陆奥宗光草拟的条约草案，请参阅Louis G. Perez, Japan Comes of Age。

[4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64页。

[4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66页。

[4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67页。如需了解霍兰德（T. E. Holland）博士的观点（霍兰德是英国国际法方面的权威人物，其认为日本行为恰当，故“无须向我国政府道歉”），请参阅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p. 89-90。

[5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73页。

[51] 《福沢諭吉全集》第十四卷，第500页。另请参阅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63。

[52] 《内村鑑三全集》第十六卷，第27页。

[53] 位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在三次布匿战争中均被罗马打败。
——译注

[54] 《内村鑑三全集》第十六卷，第35页。另请参阅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63-264。

[55] 事后发现身份弄错了，号手不是白神，而是木口小平。木口的名字很快取代了白神，并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他成为了忠诚美德的象征。“木口小平死的时候，嘴唇还压在军号上”被选入小学教科书，作为忠诚美德的典型例子（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78-279）。

[56] 外山正一：日本教育家、启蒙家、诗人。在日本西南战争期间，为政府军的军歌《拔刀队》写了歌词。——译注

[57] 《丶山存稿》后编，第309页。另请参阅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78。

[5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81页。

[59] 拙著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66.

第四十五章
旅顺屠杀

日本与清朝的战事进展得如此迅速，不久后，政府便对战争胜利后应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进行了讨论。1894年8月17日，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交了四个方案：

一、宣布朝鲜独立，并有必要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对于朝鲜未来的命运，日本政府应完全任其自主；

二、在名义上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但由日本政府直接和间接地永久或长期扶植朝鲜独立，并竭力代为担任防御外侮之责；

三、若日本政府认为朝鲜自己无力维持独立，并且日本单独负担保护朝鲜之责是不明智之举，则由日本和清朝共同维护朝鲜领土的完整；

四、若第三个方案不可取，则由各强国担保，使朝鲜成为类似欧洲比利时和瑞士一样的中立国。

内阁认为采用固定政策仍然为时过早，但就眼下而言，应将第二个方案作为总体策略。[1]

为践行友好扶植朝鲜这一政策，8月20日，天皇命令枢密院顾问官西园寺公望前往朝鲜，向国王高宗赠送礼物和书函。书函中说，明治高度关注朝鲜近期发生的事件，他相信朝鲜国王的英明决断一定能稳固国基，实现朝鲜的繁荣昌盛。天皇赠送了礼物——一把太刀和一对花瓶，以示友谊永固。朝鲜国王以同样的方式回赠了明治，对明治加强日朝之间的情谊表示欣喜，并感谢明治派遣日军来维护朝鲜独立。[2]

日本担忧在朝鲜所采取的行动会给外国产生的印象。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全权公使大鸟圭介以及日本驻朝陆军和海军指挥官传了同样的话，提醒他们必须避免采取侵犯朝鲜独立的行动，即使这将造成军事上的不便或不必要的浪费。有时候可能别无选择，需向朝鲜政府提出要求，但这些要求不得超过朝鲜作为独立国家、在不丢颜面的情况下能够接受的范围。此外，他提醒道，朝鲜不是敌人，而是日本的盟友，凡购买军事或其他物资者，必须支付足以令卖主满意的价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给人留下日本劫掠朝鲜的印象。

8月26日，日本和朝鲜签署了同盟条约，约定两国协同合作，以便将清军驱逐出朝鲜的领土，巩固朝鲜独立，推进日本和朝鲜的利益。

前文已述，天皇刚开始不希望日本与清朝开战，但很快他便全身心投入到军队最高指挥官这一角色当中。由于政治和军事大权都集于一身，所以经常需要他做出定夺。在清日战争期间，日本召开了大约九十次御前会议，不仅军官将领要出席，在天皇的要求下，伊藤博文也参加了会议。[3]作为一名文官，伊藤所关注的是取得战争胜利，以及如果这是一场持久战，其他国家干预战争的可能性。[4]幸运的是，与英国的修约谈判最终取得了成功，遭人痛恨的治外法权的废止已经近在眼前。[5]

9月1日，天皇接见了总参谋长炽仁亲王，炽仁亲王请求将大本营迁往广岛，以便加强与在朝作战的军队的联络。迁移大本营的提议最初由伊藤提出，他认为（位于其故乡长州藩的）下关是一个适宜之地，因为下关是最靠近朝鲜的港口。但军队支持迁往第五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广岛。广岛是东京到宇品港（广岛港）铁路西段的终点站，是赴朝军队的登船地点。把大本营迁往广岛将加强与前线的联络，但也给大多仍留在东京的外国外交官的协商造成了阻碍。[6]

9月8日，天皇下令将大本营迁往广岛。作为统帅的自己也将随同移步广岛，一同前去的还有侍从、御医、书记官等。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也奉命一同前往广岛。[7]

9月13日，天皇乘火车离开东京。很多政要在新桥站送行。在通往车站的道路上，士兵、学生和平民排列在街道两旁，当天皇的銮驾经过时，他们高呼“万岁”。当天皇所坐的车厢经过各个村庄时，铁轨两旁的所有民众都恭恭敬敬地向天皇致意。天皇在名古屋过夜，第二天一早前往神户。神户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陆路和海上安保措施，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中国人，但是天皇无视可能出现的危险。当晚，他一边欣赏着秋月，一边与随行人员闲聊说笑到深夜。天皇不受微不足惧的小事的影响，给服侍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8]

9月15日夜晚，天皇抵达广岛，随后立刻前往设在一栋简单的两层木结构建筑内的大本营。[9]明治的住所——办公室、浴室、卫生间和更衣室——位于第二层。该层剩下的部分以及一层的全部空间，都被用作参谋部工作人员的住所和军事会议室。在天皇的办公室，唯一不同寻常的地方是在其座位和两张桌子背后立着一块金屏风。两张桌子有一张上面摆放着神圣的剑和玉，另一张上面放置着御玺。他就在这间屋子办公、用膳和就寝。早上，他洗漱时，侍从将他的床移开，换成桌椅。除了从东京带来的桌子、椅子和一些物件外，房间里没有其他家具，墙上的唯一装饰品是一只便宜的钟。[10]后来，房间里才有了一些装饰品，包括吴市驻军的候补士官和水手制作的人造花以及从前线缴获的战利品。

天皇并不想把他的住所弄得更舒适。侍从建议天皇使用安乐椅或者（在天冷时）使用炉子，但天皇都拒绝了。他反问道，前线也可以找到这些东西吗？当其他人提议扩建大本营以让天皇拥有更多空间时，他再次拒绝，不想为了让自己感觉舒适而进行扩建。他说：“思及出征将卒之劳苦，此地有何不便？”[11]

就在天皇将大本营迁往广岛的同一天，进入朝鲜北部的日军攻击了驻扎在平壤的清军。参与战事的清军和日军在人数上旗鼓相当，均为近一万两千人，但是，想要赢得包围战的胜利，进攻士兵必须是防守士兵的三倍多，这是一条人尽皆知的准则。此外，清军的装备比日军的更加先进。[12]除了这些人员装备上的不利，日本部队在开赴平壤的漫长征途中，已经筋疲力尽。尽管如此，日军还是发起了全面进攻。

清军顽强抵抗。尽管日军已经占领了一些阵地，但主要的防御工事太强大，难以攻克。在激战的千钧一发之际，一名日本士兵翻越城墙，打开了北边的玄武门，随即日军蜂拥进入平壤。城内的大多数清军（包括驻平壤总司令叶志超）看到战事对他们不利，于是弃城逃往中朝边界的鸭绿江方向。一名清朝军官因其有些任侠式的勇敢而被人们铭记：左宝贵认为投降是件不光彩的事情，他穿上清朝皇帝御赐的衣冠，带领士兵燃炮轰击，最终被日军的炮弹击中，战死疆场。[13]日军有一百八十人死亡，超过五百人受伤，而清军死亡超过两千人，被俘六百人。平壤是清朝在朝鲜的最后一个基地，之后战火便烧到了清朝境内。

平壤战役涌现出了一位英雄，他就是打开了玄武门的一等兵原田重吉。因这一功劳（使得日本才有可能在战争中获胜）他当场被晋升为上等兵——这是对其非凡勇气的适当认可。他还被授予了金鸱勋章。另外，他的勇敢行为被作为长久称道的标志，绘成众多浮世绘作品：为从城内打开城门而翻越城墙；在城内与清军战斗；站在城墙顶部对着燃烧的城市陷入沉思，一旁是刚被杀死的清兵。[14]日本民众也在一些歌曲中对原田进行了歌颂，包括以下文开头的一首歌曲：

潜行如雨的弹丸下

如猿猴般攀登上城墙，

如此矫健的那个人

正是原田氏的重吉[15]

原田的事迹被改编成一部叫做《海陆连胜日章旗》的戏剧，由尾上菊五郎扮演主角原田（在剧中唤做“泽田重七”），在歌舞伎戏院上演。然而，对于原田来说，英雄的称谓显然让他有些吃不消。战后，他卖掉了金鸱勋章，把获得的钱款拿去举杯痛饮。他也曾一度出现在舞台上，再度表演自己的英雄事迹。原田之所以放纵，一个原因可能是人们发现他并非第一个翻越城墙的人。一批敢死队已经翻越了城墙，其中一位叫做松村秋太郎的队员一开始被认为已死亡，但后来死里逃生回到了日本。日本当局担心事情被公开后，松村的事迹会抹杀原田的荣耀，于是禁止将此事公之于众。[16]

在得知占领平壤后，天皇送去了祝贺的敕谕，称赞士兵忠诚英勇。该敕谕电传至第五师师长野津道贯，野津在回电中说，“将校下士皆感泣，誓将更奋进，以一死酬奉圣恩”。[17]

在陆战胜利后，紧接着，日本在海战中也取得了重大胜利。9月17日，就在平壤失陷后的第二天，日本联合舰队与清朝北洋水师在黄海海域展开激战。这是两国蒸汽动力船之间进行的第一次海战。日本舰队由十一艘军舰组成，由坐镇旗舰“松岛”号上的海军中将伊东祐亨（1843—1914）担任指挥。清朝舰队由十二艘军舰组成，这些军舰吨位略小，射速略慢于日本军舰，但有两艘军舰（“定远”和“镇远”）是铁甲舰，据说是东洋最强大的军舰。[18]清军的指挥官中除了一名德国少校外，还有数名英美军官。

在交火的当天早晨，日本舰队在海平面上发现了烟柱，很快，他们发现了更多类似烟柱，这表明他们遇到了清朝军舰。当天下午1点左右，“定远”号在距离大约三千米的地方开火。日本舰队回之以猛烈的炮火。日本船舰遭受重创，“松岛”号也被击中，但清朝军舰也没有能够逃脱受伤的厄运，有三艘被击沉。虽然两艘铁甲舰设法撤退到了旅顺口，但是，朝鲜周边的海域以及华北周边海域的制海权都落到了日军的手里。[19]

这场海战也产生了一名英雄，他是“松岛”号的水手，被清军发射的炮弹击中而身受重伤。在垂死之际，他问安慰他的军官：“定远号还没有沉吗？” 佐佐木信纲用这些话作了一首诗，并配以音乐，于是成为战时涌现的众多歌曲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首。歌曲的结尾如下：

定远尚未沉没乎？

此语话短意深长。

为国效劳忠诚士，

长久铭记在心田。

定远尚未沉没乎？

拳拳之心肺腑言。

爱国如家忠贞士，

印在赤血热胸膛。[20]

和号手及翻墙士一样，这名水手也是日本军队中的地位卑微人士。称颂他们永垂不朽，使得战胜清朝看起来好像是全体日本民众赢得的胜利，而不是（同日本更早前的战争一样）武士之刀取得的胜利。

尽管天皇是统帅，但他并不干预战事指挥。他之所以移步广岛，是为了表明他与战士同心同德以便安抚战士，是为了激励战士表现出英勇行为和爱国精神。[21]这就是为什么他坚持忍受各种不适、不允许自己在前线战士面前有任何奢侈行为。他拒绝让皇后或宫女来服侍他，因为前线的战士也没有女人伺候。他的身边只有不善家政的侍从。[22]

清朝舰队主力舰“镇远”号

日本舰队主力舰“松岛”号

在没有从前线传回急件时，天皇偶尔进行蹴鞠和射箭，以此作为消遣。为缓解烦闷，军士们向天皇表演剑术、展示广岛各地的美术品。有时候，天皇让参谋本部军士中技艺出众者按照他指定的主题作画，偶尔他也自己画画。侍从日野西资博回忆道：“陛下的画并不是很出色，但是，倘若陛下能赠我一张，我将视为家中珍宝。然而，陛下在画成后立即撕毁，我没有得到任何一张。真是可惜。”[23]

让人惊讶的是，天皇在驻留广岛期间并没有创作很多短歌。[24]但是，他创作了一首名为《成欢役》的军歌，军歌包含下列歌词：

我勇猛之将士，

踏彼我之尸体，

奋勇奋勇向前。[25]

10月26日，当天皇晚餐时，这首歌被配了乐，由军乐队演唱。然而，天皇对配乐不满意；两天后，乐队采用加藤义清创作的《军号之音》的旋律进行演唱。《军号之音》是天皇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每晚晚餐后，他几乎都会下令演奏该曲。[26]天皇还创作了一部叫做《成欢站》的能乐配词。他让内务省的一名官员给这首词配乐，作品完成后，军乐队在天皇面前演唱。[27]

10月18日到10月22日，临时帝国议会在广岛召开，这让天皇在广岛的生活变得有生气起来。这次会议由通信大臣黑田清隆和内务大臣井上馨向伊藤博文提议。他们称，如果天皇亲自宣读召开会议的诏书（而非让其他人在东京代为宣读），将会对议员产生更加强有力的影响。因此政府做了如此安排。在召开议会的敕语中，天皇对清朝忘记维护东洋和平的义务而造成此番现状深表遗憾。既然战火已经点燃，若不实现目标，日本不会就此停止。他希望帝国臣民在他身后共同努力，以期取得全面胜利，迅速恢复东洋和平以及提高日本的声誉。[28]

会议主要讨论如何给战争筹集资金，同意发行一亿公债来弥补赤字。议员的观点略有不同，但是，所有议员都下定决心要看到战争的胜利，并对天皇亲自指挥军队表达了感激之情。

正当帝国议会在广岛召开的时候，日本第一军的部队行进到鸭绿江岸，并于10月24日跨江渡河。清军奋力抵抗，但在两军交火的各个战役中，日军“连战连胜”。11月2日，天皇出席了在临时议会大厦举办的宴会，庆祝胜利。墙壁上挂着的画像描摹了虚诞自负的袁世凯、悲痛流涕的李鸿章、战死疆场的左宝贵等内容。当天晚些时候，还上演了能戏和狂言。[29]翌日，也就是天皇的生日，在临时住处举办的一场庆宴上，天皇亲自演唱了《熊野》。[30]

11月8日，美国驻日公使爱德温·邓恩（Edwin Dun）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发了一封来自美国政府的函件：

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这场战争令人痛惜，但并没有危及到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美国对两国交战的态度是：不偏不倚，重视友谊，严守中立，衷心希望维护两国安宁。若战争延长，乃至无法制止日本的海陆进攻，与东洋局势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列强难免会提出不利于日本将来安全和福祉的要求。美国总统对日本一向怀有最友好的尊重之情，在不损害中日两国声誉的前提下，美国欲为维护和平进行善意调停，贵国是否同意，望告知。[31]

在这些话语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国对英国一贯抱有的不信任，以及希望日本将其视为在领土或其他方面对东亚没有野心的朋友。尽管陆奥对美国的调停建议表示感谢，但他（在征得日本政府和天皇的许可后）答复道：“自交战以来，日本军队连战连捷，目前无需乞助贵国政府特意协助，以息战争。”陆奥认为，“察清国之情势，彼今非蒙更加打击，则难真心悔悟，感诚实讲和之必要。而我国内，主战气焰未稍有减却，即今开讲和端绪，时间亦早”。[32]

陆奥向邓恩保证，日本并不希望“乘胜获得应得正当、合理结果以外的东西”，然而，其他日本人却有着更加野心勃勃的计划。山县就朝鲜未来向天皇上奏了一份建议书，在建议书中，他深信保全朝鲜独立和防止清朝干预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他提到日本已经和朝鲜签订一份秘密协议，在釜山到汉城之间修建铁路，但是，此举还不足够。除非铁路通至平壤北部的义州，否则日后必定后悔。因为义州乃战略要地，日本应驻扎在此，以便最大限度减少清朝的影响力。何况釜山至义州的铁路，也是直达印度的大道，日本想要称霸亚洲，必须即刻修建这条铁路。[33]

虽然山县的建议并没有得以执行，但自第二军于11月6日攻占金州城后，山县便迫切要求日本在亚洲大陆进行扩张。清朝无力阻止日军深入国境，渴望尽快结束战争。据报告称，李鸿章已经决定，无论日本提出怎样的赔款要求，都要与日本议和。他恳请各国（包括德国和俄国）探明日本议和的条件。德国外交部长拒绝调停，建议清朝直接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俄国外交部长也给出了类似答复。

下一场大战在旅顺口打响，旅顺口是清朝北洋水师的母港，防御坚固。十多年来，清朝不惜巨资建造防御工事，使旅顺口被誉为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三大要塞之一。这里驻军一万以上[34]，拥有约一百五十座炮台。11月22日凌晨1点30分，日军发起进攻。第一道防线很难攻下，不过，一旦这些阵地被占领，清朝的抵抗便土崩瓦解，几乎所有的守城者都弃城而逃。尽管旅顺口吹嘘其防御工事多么坚固，最终还是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35]

11月22日，就在日本和美国签订新的通商和航海条约的同一天，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向驻东京的爱德温·邓恩发送电报，声称清朝政府已经授权并请求他“直接提出议和之事”。清朝提出的议和条件是承认朝鲜独立以及给予合理的军费赔偿。[36]日本将该提议（这项提议的条件被日本称作“砍价”）解释为清朝并非真心乞求和平。他们答复说，如果清朝真心谋求和平，应委派全权公使，届时日本将把停战条件告知该公使。

在目击了攻占旅顺的外国媒体记者进行大肆报道之前，一切似乎都对日本有利。这些报道不仅吓坏了国外的读者，也一度对日本作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声誉造成了威胁。

第一个对日军攻陷旅顺口后的行径进行报道的是伦敦《泰晤士报》的驻外记者托马斯·柯文（Thomas Cowen）。在离开旅顺后，他于11月29日抵达广岛，并在第二天约见了外务大臣陆奥。柯文详细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恐怖场景，这让陆奥感到十分震惊。是夜，陆奥向林董发了一封电报：

《泰晤士报》记者从旅顺口归，今日与其会面。彼人言日军战捷后，有相当粗暴之举动。残杀俘虏，及平民乃至妇女，此类言说似为事实。彼人称此事实不仅欧美各记者目睹，各国舰队军官，尤其英国海军少将亦亲眼所见。[37]

柯文质问陆奥，日本打算采取哪些措施来挽救局面。陆奥回复说，如果报道属实，这实在是太让人痛惜，但是日本政府目前没有收到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将军的报告，故不能发表意见。他认为日本军队素来军纪森严，会犯下如此罪行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倘若确实发生了此类事件，必定有其原因；如果真的有理由，也许可以或多或少地减轻罪状。陆奥让林董将获悉的所有消息都悉数告诉他。

12月3日，《泰晤士报》刊登了柯文的第一篇战事报道。文章以日本官方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作为开头：清兵脱去军服，换上民服，并隐藏武器（包括炸弹）；平民也参加了战斗，他们从屋内向外开火，因此日军认为有必要歼灭他们；日本俘虏抑或被活活烧死，抑或被砍掉手脚，此类尸首的惨状进一步激怒了日军。

之后，柯文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在日军进攻获胜后的四天中，他一直待在旅顺。尽管城内已无人抵抗，但日军仍肆意杀戮了几乎每一个男性居民，一些妇女和儿童也被意外杀害。日军对整个城市进行了洗劫。他曾向子爵陆奥报告说他目睹了很多清朝俘虏的手被绑在背后，衣服被扒光，被日军用剑乱砍。一些人肠流满地，手脚被砍断。许多尸体上都有烧焦的痕迹。[38]

日本政府迅速对这篇报道和刊登在外国媒体上的类似报道做出了回应，意图使外国媒体发布有利于日本的报道。[39]他们向路透社行贿，要求其发布亲日文章，甚至还直接用钱财收买了一些外国报纸（如《华盛顿邮报》），促使其刊印宣扬日本的文章。[40]当时，各类外国记者都被日本的金钱收买。[41]

正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媒体进行了军事审查。政府草拟了十项要求，在“勤录忠勇义烈之事实，奖励同仇敌忾之志气”下面另有四个注意事项，违反此类事项的人士将受到相应处罚。[42]

纽约报纸《世界报》的驻外记者詹姆斯·克里曼（James Creelman）发表了一篇简短电讯稿，让旅顺发生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43]

11月21日，日军进入旅顺，对几乎全城的人口进行了血腥屠杀。

毫无防备、手无寸铁的居民在家中被虐杀，尸体被肢解，惨状无法言诉。毫无节制的杀戮持续了三天。整个城市被这场骇人听闻的暴行洗劫一空。

这是日本文明的第一个污点。在这场事件中，日本再次堕落成蛮夷之邦。

日本企图对残暴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证实，所有借口都是赤裸裸的欺骗。暴行的细枝末节让文明世界毛骨悚然。

被恐怖场景吓住的外国随军记者一致逃离了日本军队。[44]

日本媒体从清朝士兵狡黠透顶的角度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他们说清兵即使在脱下军服、换上民服后仍然抵抗，要是将他们释放到人群中，他们像疯狗一样危险，日军毫无选择，只好在他们咬人之前将其杀死；[45]日媒反复提到“被俘日兵的尸体遭到残酷屠尸”，称这一暴行是造成日军仇恨清军的一大原因。[46]

关于“大屠杀”，英国在印度犯下的罪行要严重得多。毛利人也曾在新西兰被屠杀。近期，亚美尼亚人被服务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保加利亚军队屠杀，而这远比东亚发生的屠杀严重得多。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人们用私刑处死了一名黑人（仅仅是因为他渴望获得良好教育），然而，这些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被用做种族偏见的可悲案例，而是表明文明人（例如美国的实施私刑者或日本人）觉得难以对野蛮人（如黑人或中国人）产生同情。[47]

三名外国记者——柯文、克里曼和《北美评论》的弗雷德里克·维耶利尔（Frederic Villiers）——对旅顺大屠杀的详尽报道让世人惊骇。他们都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日军见人就杀，即使他们不抵抗。老人跪在地上乞求饶命，但日军将刺刀刺向他们，砍下了他们的头颅；妇女和儿童仓皇地向山上逃去，日军追赶而来，开枪扫射。扫射对象不加选择,只要是在动的东西，哪怕是一只狗、一只猫或是一头慌不择路的驴，都无一幸免。柯文说，据他所见，没有人从屋内向日军开火，但这并不能阻止日本不计后果地射击。如照片所示，街道上布满了尸体，血流成河。根据外国记者的叙述，没有一具尸体看起来像是士兵，也没有一具尸体携带有武器。[48]

日军并没有抓获俘虏，尽管日本官方宣称有三百五十五名俘虏受到了优待，并且很快将被送抵东京。[49]12月4日的《万朝报》上有一篇自问自答的文章，在回答为何俘虏如此之少时，文章说如果日本陆军和海军想抓获俘虏，他们乐意抓多少就能抓到多少。然而，数量众多的俘虏是件麻烦事。因此，凡携带武器者或者看起来好像是在抵抗日军的人都被第二军杀死。这就是俘虏如此之少的原因。[50]

事实上，只有少数清朝人没有被杀害，大概是因为日军需要他们来帮助掩埋死尸。他们获得一张白布，上书“顺民勿杀”、“此民不可杀 某某队”。[51]

尽管国际法禁止军夫[52]携带武器，但为日军效劳的军夫非常热心地参与了屠杀行动。当日军无法否认发生了大屠杀的时候，便指责说此类暴行是醉酒后的军夫所为。日军对旅顺的家家户户进行了劫掠，抢走了贵重物品，但陆军大将大山却正式否认了这种说法。[53]

11月23日，日本在旅顺的造船厂举办了宴会，以庆祝“新尝祭”[54]。在宴会的最高潮，众人向大山岩和其他高级官员敬酒，庆祝战争胜利。当晚，第二军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与外国记者闲聊。有贺曾是东京大学的高材生，据说是唯一一位完全理解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艺术讲座的学生，[55]但此刻，他却是日本军队的辩护者。有贺强烈要求维耶利尔毫不犹豫地表明，是否认为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构成了大屠杀。维耶利尔没有做出正面回答，但他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了另一个词来给该事件定性：“冷血的屠杀”。[56]

如果没有外国记者，也许这些无法名状的事情永远都不会被记录下来。[57]旅顺大屠杀仍然是一个让人痛苦的事件：人非禽兽，怎能干出这样恶劣的行径？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看到（或听闻）同胞的尸体被肢解，士兵们被激怒，大概已经抛却了正常的理智，个人信念（包括生而为人的气度）融化成一种只被杀戮本能支配的集体情感。[58]

如果西方人读到有关欧美军队在世界的遥远一隅屠杀“当地人”的报道，他们可能会耸耸肩说“必须教导野蛮人，以便让他们的行为举止像个文明人”。但是，当他们读到日军犯下的暴行时，则证实了其中一些人的怀疑：日本虽然有着美丽迷人的风景和诗情画意的艺术，但不过是个蛮夷之邦，不能平等待之。[59]

美国参议院对日美条约的批准立即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12月14日，公使栗野慎一郎致电陆奥：“国务卿[60]发表声明说，倘若关于清朝旅顺大屠杀的谣言属实，必定会给参议院批准条约带来重重困难。”陆奥即刻回电栗野：“与旅顺事件有关的报道夸大其词。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流血和杀戮，然而日军向来纪律严明，我认为那种状况是因为日军被激怒而为之。”参议院在久拖之后，最终继续处理条约事宜。鉴于日本人在中国的行径，一些参议员反对放弃治外法权。随后，参议院提出了一个修正案，据陆奥所说，该修正案“无形中让整个条约作废”。[61]直到1895年2月，美国参议院才批准了条约。

柯文确信，日本将领和其他高级官员意识到了大屠杀已经持续了好几天。[62]但是，身在广岛的天皇似乎不太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身边的人几乎不可能向他报告给帝国军队蒙羞的事情来烦扰他。天皇很少看报纸，但即使他认真阅读报纸，所看到的也是对外国记者的文章予以否认的说法，较之自己的国人，他没有理由更信任外国人。

天皇对战事的深入了解，也许来自于因崇敬而向他敬献的战利品。尽管战利品中有一些艺术品，但主要还是中国的服饰、旗帜和类似物品。最值得纪念的是一对骆驼，一些士兵最初发现后将它献给陆军中将山地。山地转而将它们和一只鹤一同敬献给天皇。[63]11月29日，这对骆驼抵达宇品。天皇心情大好，高兴地提议说将它们送给堀河。[64]这位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贵族设法躲开这个不受欢迎的大礼，[65]于是，在2月的时候，骆驼作为出自皇太子之手的礼物被赠送给了上野动物园。[66]

天皇以旅顺口的战役为主题做了两首短歌：

炮起硝烟漫

将士征虏不畏苦

血海满尸山

誓破雄关虎阚垒

使我千军得胜还

炮响穿云霄

松寿山险亦徒劳

垒破白旗飘

叱咤精兵战场啸

炮声变做凯歌嘹[67]

这是在得知攻陷旅顺口后，天皇感情的率直表现。

[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86页。陆奥宗光认为，这些不同方案“只不过是某些人私下里的个人想法”，因而拒绝予以考虑（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9）。他补充说，“依吾之见，朝鲜改革应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重；故不必忧虑改革的困难或牺牲”。另请参阅藤村道生，《日清戦争》，第106页。

[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87页、第488页。

[3] 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81—82页。

[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97页。伊藤参与制定军事和政治决策。他尤其强调需在列强干预之前速战速决、赢得胜利，天皇经常就战时政策与伊藤商议（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82页）。

[5] 8月25日，陆奥将青木周藏于去年12月在伦敦进行的谈判上奏天皇。这场谈判尽管困难重重，但仍取得了胜利。他确信将逐步与其他盟国签订类似条约。现在，他有义务将维多利亚女王已经签署了修订后条约这一“欣喜消息”上奏天皇。8月27日，政府公布了新的通商和航海条约（《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493页）。

[6] 藤村道生认为，伊藤提出迁移大本营的真正用意，是为了向民众证实战争是在天皇的指挥下进行，以及为了团结民众以支持战争（《日清戦争》，第112页）。

[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05页。

[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10页。

[9] 大本营位于由毛利辉元建于1589年的广岛城，毛利辉元是丰臣秀吉的将军之一。在明治居住在广岛的那段时期，广岛城只剩下只有一栋五层的天守阁。

[1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11页。子爵土方久元回忆道，天皇的私人住所由两个房间组成，一间八畳，另一间十畳。他把一间用做卧室，另一间用于处理国事。房间非常拥挤：“陛下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生活，浏览从前线源源不断地发来的电报，不停接见即将远赴海外的官员。陛下忙碌不迭，却丝毫没有流露出疲倦的迹象”（《叡明比べなき大皇帝》，第70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12页。

[12] 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83页。

[13] 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516页。

[14] 描绘战斗中的原田的几幅浮世绘，见Shumpei Okamoto（冈本俊平）, Impressions of the Front, p. 24。另请参阅Henry D. Smith, Kiyochika:Artist of Meiji Japan, p. 86。

[15] 拙著《日本の美意識》，第149—150页。

[16] 拙著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80；栋田博，《兵隊百年》，第109—114页。

[1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17页。

[18] 尽管按现在的标准来看，日本和清朝军舰的吨位都比较小，但在当时，这些军舰绝对是不可小觑之物，这可以从1894年8月11日法国《画报》（L’Illustration）的叙述中看出来，该周刊登载道：“这是一场使用具备现代科技的最强大、最新颖的动力船开展的战役，是史上第一次，是在两个国家之间交火。这两个国家并非蛮夷之国，但是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イリュストラジオン〉 日本関係記事集》，第二卷，第166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18—520页。如需了解描绘了黄海战役（也称为“大孤山之战”或“海洋岛战役”）的十幅浮世绘，请参阅Shumpei Okamoto, Impressions of the Front, p. 25-30。

[20] 拙著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80。小林清亲绘制的描绘了这名临终水手的浮世绘，亦见Shumpei Okamoto, Impressions of the Front, p. 28。

[21] 著名记者德富苏峰指出，清日战争不仅使军队，就连全体民众都更加向皇室靠拢（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89—91页）。

[22]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44页。日野西将自己描述成“不束者”，意指不能胜任者。

[23]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27页。

[24]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252页仅含有与战争有关的两首短歌。但是，《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28—529页有《新輯明治天皇御集》中未包括的一首军歌，并提到了另外两首军歌（以黄海战役和平壤战役的胜利为主题）。

[2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29页。

[26] 堀内敬三提到，在听到白神源次郎的英勇事迹后，他立刻有了灵感，遂创作了一首诗并配了乐（《音楽五十年史》，第155—156页）。刚开始，他尝试用单簧管吹这首曲子，但上气不接下气。后来，他尝试用上低音小号吹奏，但再一次感到气力有些不足。最后，他在黑板上潦草写下歌词。凭借着狂热的创造力，在另一位音乐家的帮助下，在半小时内完成了词和曲。

[27] 很不幸，我无法对这部作品进行查证。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29页。此处也提到了皇后亲临广岛探望天皇时，（在天皇的请求下）就平壤战役的胜利创作了一首军歌。樱井也为皇后的诗歌配了乐。

[2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24—525页、第549页。

[2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68页。能戏采用合适的武打曲调演奏，如《大枝山》和《乌帽子折》。狂言则采用《靱猿》的曲调进行演奏（第569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71页。

[31]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38；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76页。

[32]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39.

[3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77页。

[34] 《明治天皇紀》给出的数字是“超过一万人”（第八卷，第589页），但是，白井给出的数字是15000千人（《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141页）。

[35] 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143页。如需了解目击者的叙述，请参阅龟井茲明《日清戦争従軍写真帖——伯爵亀井玆明の日記》第172—177页。龟井是日本的第一位战地摄影师，写了非常详细的战地日记，其中包括从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他引述了一名目击者（一名跟随第二军出征的外国官员）对战争的报告，请参阅第172—173页。

[36]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140. 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594页。

[37]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25—26页。下文大多数内容皆归功于井上的这部精彩的学术书。英国“海军少将”大概是指海军中将爱德蒙·罗伯特·弗里曼特尔（Edmond Robert Fremantle）爵士，他是驻清总司令。11月25日，就在日本获胜后不久，他在旅顺口登陆（第127页）。

[38]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26—27页。11月24日，龟井茲明拍下了军夫挖坑埋葬清朝人尸体的照片，尸体位于照片最显著的位置。与柯文的叙述相比，他对散落在街道上的成堆尸体进行的描述更加恐怖，但是，他偏向于这样一种解释：旅顺每一个年满15周岁的男性都被命令抵抗日军，无法分辨出他们之中哪些是平民，哪些是士兵（龟井茲明：《日清戦争従軍写真帖——伯爵亀井玆明の日記》，第197—199页）。

[39] 井上描述了被日本购买的新闻机构——中央新闻（Central News）如何向外国报纸提供“信息”（《旅順虐殺事件》，第29页）。例如，为回应柯文的第一篇文章，该报社说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没有杀害任何一名清朝人。

[40]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72页。在试图贿赂外国媒体时，日本并非每次都成功。12月6日，在约见柯文时，亲政府派报社——东京日日新闻社——的社长伊东巳代治对柯文说，日本政府向他支付费用，并且无论报文长短，均不向《泰晤士报》收取电报费用（第98页）。柯文严词拒绝。

[41] 尤其是横滨《日本邮报》（Japan Mail）的社长弗朗西斯·布林克利（Francis Brinkley）。该社发行各类英语报刊。在清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不仅给他发放月度津贴，还就其贡献向他授予勋章和奖励5000日元（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31—32页）。

[42]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40页。

[43] 此时，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拥有的《世界报》被称为“以宣传社会丑闻为主的报刊”，但这并不妨碍他人相信克里曼所写的文章。

[44] 如需了解英文原文，请参阅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55页。

[45]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58页。

[46] 英国作家詹姆斯·艾伦（James Allan）描述其看到“日本兵士与敌军相遇，被围拢的敌军杀害，日兵尸体除了遭受残暴的刀砍或鞭抽外，大多没有头颅或右手，有些双臂均无。在据点被攻陷时，尸体扔挂在树上；昔日战友看到这一情景而感到愤怒，这毫不奇怪，尽管主要责任归咎于允许进行此次可怕报复的军官”（Under the Dragon Flag, p. 67）。
井上描述说，就在旅顺战役的前三天，在土城子之战中被活捉的三名日本士兵的头颅被悬挂在路旁的柳树上。示众的首级被割去鼻子和耳朵。就在前面不远处，在民家的门梁上发现用铁丝吊着两颗日兵头颅。对于在土城子之战中倒下的日本第二军的兵士，清兵将他们的头颅砍下。日兵尸体的腹部被切开，里面装满了石块；右臂被砍掉，睾丸被剜除。凡割日军头颅者，清朝政府有赏。一名外国记者告诉克里曼，他亲眼看见了清朝政府授予奖励（《旅順虐殺事件》，第146—147页）。

[47]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82页、第85页。12月20日的《大阪毎日新闻》报道说，有6000到10000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害。

[48]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153页、第157页、第176页。

[49]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64页。俘虏的确抵达了日本，但他们不一定是在旅顺被捕。

[50]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186页。日本政府从供应俘虏所需粮食数量的角度对不抓获俘虏的行为进行了辩护。

[51]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202—204页。陆奥引述了霍兰德（T. E. Holland）博士在一篇文章中的话。霍兰德博士被称为“国际法方面的英国权威泰斗级人物，到目前为止，他对日本的战时行为不吝赞美之词”。该文章说，“最后，旅顺只有36名清人活口。他们只是被用来掩埋死去的同袍，每个人的帽子上都贴有一张白纸，上书‘此人不可杀’（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75）。

[52] 日本军队中的非正规兵，起源于江户时代，是藩阀军后勤补给部门的编制，通称“阵夫”。日军远赴国外作战时，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物资运输面临许多新的考验和问题，迫使日军重新起用“军夫”，担任向前线部队输送辎重、弹药、粮草、救护等后勤保障任务。——译注

[53]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48页、第189页、第192页。

[54] 神道教的重要祭典之一，是庆祝收获的祭日。——译注

[55] 拙著Dawn to the West, 1, p. 100。

[56]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195页。

[57]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86页。

[58] 一名日本士兵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简要描述说，他被惹怒，随后，他快速地学会了如何砍下清朝人的头颅（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187页）。

[59] 例如，孟买的一家英语报纸刊登了一篇对日本发表的社论，说“他们只是披着文明的外衣，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暴露出了野蛮本性的真面目”（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102页）。

[60] 国务卿沃尔特·昆廷·格雷沙姆（Walter Q. Gresham）感谢《世界报》刊登了克里曼的文章。刚开始，他推断克里曼一定是夸大其词，因为还没有美国政府代表向他报告这么重大的事件，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他将陆奥的电报解释为对克里曼的文章予以证实，那时才意识到，在旅顺沦陷后发生的暴行要比当初报道的严重得多（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70页）。

[61]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p. 75, 76.

[62]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222页。

[63] 丹顶鹤是在锦州捕获的。如需了解天皇查看战利品的情况，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6页。该书还提到天皇查看了来自旅顺和其他地方的战利品，在花园里展览了这些战利品（第610页）。他还观看了黄海战役的照片和中国的版画。

[64]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子爵堀河康隆负责给放置于正仓院的国宝进行编目。

[65] 如需了解与堀河和骆驼有关的逸闻，请参阅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27页。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7页。日野西提到向天皇展示了清朝俘虏，但只是说“天皇从上往下观望”。这表明他很好奇清朝人长什么样，但又不想靠得太近。

[66] 井上晴树，《旅順虐殺事件》，第191—192页。

[67]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252页。第二首短歌原来是以“号角声鸣震山裂／啸歌突击跋扈归”结尾。这首诗作于1895年，可能就在旅顺沦陷后的几个月。

第四十六章
马关条约

旅顺惨败后，清朝再次试图结束战争。经李鸿章提议，在天津海关税务司任职的德国专员德璀琳（Gustav Detring）携带李鸿章致总理大臣伊藤的照会前往日本。照会中提道：清朝皇帝令李鸿章派德璀琳奔赴日本，因为“德璀琳在清朝当差多年，忠实可靠，深得清朝信任”。德璀琳此行的使命是进行议和，并根据李鸿章的授意“探明恢复和平、言归于好、重修旧谊的条件”。[1]李鸿章还附上致伊藤的私函一封，私函中提到了几年前他曾在天津与伊藤会晤的旧谊，并坚信伊藤和他有着共同的目的。

1894年11月26日，德璀琳抵达神户。他通过兵库县知事请求会见伊藤，但伊藤断然拒绝接见，声称德璀琳并无交战国代表的资格。[2]他以法理上的借口回绝了使者，表明在此阶段，对于一场形势如此有利于日本的战争来说，他们基本上没有兴趣结束。

与此同时，在司令官山县有朋的指挥下，第一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清朝。山县极大地延长了补给线，此刻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向前挺进，还是在冬营待命。帝国大本营赞成后者，认为此时将进攻转为防守是明智之举，但是，出于希望能与在旅顺口打了胜仗的第二军互比高低，以及由于担心长时间的等待可能会严重影响士气，第一军的高级将领渴望更进一步地深入清朝境内。（11月3日）山县向帝国大本营提交了三个未来行动方略，并表示愿意执行大本营选定的任何一个方略。这些方略是：（1）在山海关一带登陆，并攻下一个基地，以便进军北京；（2）在辽宁半岛集结军队，并在海岸的不冻港建立一个供给基地；（3）向北进军，进攻奉天（今沈阳）。[3]

帝国大本营拒绝了这三个方略，然而，山县不满意这一答复。11月25日，他下令第三师团进攻海城这个战略连接要点。山县无视帝国大本营命令的行为激怒了伊藤博文，他力劝天皇于11月29日颁布诏书，召山县回日本。官方的说法是山县身患胃病，天皇担心山县的健康状况，不过，真正内容却是命令山县立刻返回日本，按照表面上说，这样天皇就能够亲耳聆听山县上奏前线形势。[4]

然而，这时第一军已经抵达海城一带，在那里，他们遭遇了到目前为止清军最顽强的一次抵抗。12月13日，日军占领海城，但是，清军并没有弃城溃逃，这与他们在早期战争中的行动形成强烈反差。他们曾五次争取夺回海城，[5]日本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退了一次次的进攻。甚至有那么一阵子，好像清军就要扭转战争的局势了。[6]最严重的一次威胁发生在2月底，当时清军主将刘坤一制定了一个方案，拟调动十万名士兵围歼位于海城的日军。该方案遭到了清军大本营的反对，也没有获得大清皇帝的恩准。清朝的最高指挥部没能执行刘坤一的方案，或许使得日本免于遭受一场灾难性的战败。

较之于敌军采取的行动，前线日军遭受更多的是挨冷受冻。数百名士兵饱受冻疮的折磨。12月19日，第三师团的军队于黎明时分离开海城，意图袭击前往牛庄的清军。路面积雪已超过三十厘米，严重阻碍了日军的行动。日军勇猛作战，一举拿下好几个壁垒森严的阵地，然而，清军顽强抵抗。当天结束时，激战和寒冷让日军筋疲力尽。夜幕渐渐降临，主将桂太郎命令军队立刻返回海城，但军队疲惫不堪，直到次日早上才散乱地回到海城。

在清日战争期间创作的不计其数的浮世绘中，最感人的是那些描绘士兵不畏惧满洲的极度寒冷和冰天雪地的作品，有时候士兵们聚集在火旁，有时候躺在雪地里瞄准步枪，有时候翻身上马，和马匹一起备受严寒的折磨。[7]尽管天寒地冻，日军仍穿着夏季入朝时的制服，因为他们并没有携带冬服；此外，对于载人行走在结冰路面上的马匹来说，它们的马蹄铁无法对马蹄起到保护作用。不过，日军仍继续向前挺进。

德璀琳未能会见伊藤，清朝通过美国驻清公使田贝和美国驻日公使爱德温·邓恩传话，请求日本汇总议和的条件，并声称在未获悉此类条件的前提下清朝无法派遣全权公使。日本回复道，在与具备相关资格的全权代表会晤之前，日本不会透露议和的条件。[8]清朝再次任命美国公使作为调解者，并对日本说，他们将遵从日本的建议，委任全权代表，并要求在上海与日本代表会晤。日本回复道，会晤必须在日本举行。清朝提议将长崎作为谈判地，因为长崎毗邻清朝，但日本坚持在广岛会晤。日本承诺说，他们将在清朝代表抵达后的四十八小时内举行会晤。[9]

尽管清朝急切地呼吁结束战争，但直到1月31日清朝代表才抵达广岛。日本政府任命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会见代表，然而，从一开始，便有人抱怨清朝代表的职务和头衔较低，怀疑清朝是否真心想进行谈判。日本进一步发现，清朝代表并没有携带全权委任状，仅携带了一份国书和清朝皇帝的敕谕，敕谕委任这两名人士担任出使日本的代表，但并没有对谈判人士的权力进行清楚地说明。清朝皇帝明确表示希望这两名代表电传汇报谈判的各项进展，并在采取下一步行动前等待他的指示。日本请求清朝书面答复这些代表是否具有进行议和谈判的全部权力。在2月2日送交的照会中，清朝承认这些代表不具有自行做出决定的权力。伊藤随即宣布不可能进行进一步的谈判。[10]

尽管正在进行此类会晤，但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海岸的荣成湾登陆后继续向威海卫进军。威海卫是清朝舰队的最后一个据点。2月2日，第二军在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威海卫，日本联合舰队成功将剩余的北洋水师围困在威海湾。[11]不过，刘公岛炮台仍发起猛烈的轰击，阻止了日军对清朝舰队发起攻击。2月5日晚，日本的鱼雷艇设法偷偷潜入刘公岛，在距离目标五十到一百米的时候，鱼雷艇击沉及重创清朝的三艘主军舰。[12]6日晚，日本鱼雷艇发起新一轮的攻击，致使两艘清朝军舰受损。7日，日本军舰炮轰了位于威海湾的刘公岛和日岛。位于日岛的弹药库被击中，发生了爆炸。这场灾难似乎摧毁了清军的抵抗意志。[13]

2月9日中午左右，日军炮弹击中了“靖远”号的弹药库，导致该舰发生爆炸。“靖远”号舰长见此情景，命令炸沉军舰（该舰已遭到毁坏），随后开枪自杀。次日，清军幸存军舰的诸位舰长力劝海军提督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命令他们战斗到底，但没有一个官员同意。丁别无选择，只好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传话请求投降。早些时候，司令长官伊东曾劝丁汝昌投降。他用英语书写了一封劝降书，以便让丁汝昌的外国顾问参与商讨投降事宜，部分内容如下：

大日本帝国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祐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为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发起三思乎？仆之渎告阁下者，亦惟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三思。[14]

当司令长官伊东收到丁汝昌表明想要投降的书信时，出于礼貌，他回送了葡萄酒、香槟和柿饼，以示安慰。2月12日早上，清朝“镇北”号炮艇悬挂白旗，携带着丁汝昌致司令长官伊东的正式请降书，驶向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号。丁汝昌为保障清军和外国顾问的安全，愿将威海卫地区的军舰和军械交与日本。16日，丁作诗一首，表示愿为清朝海军的失利全权负责，随后服毒自杀。

丁提督的最后举动为他赢得了日本人的尊重。浮世绘画家满怀同情地对他服毒前的最后一刻进行了描绘。在水野年方的画作中，丁提督手中举着一杯毒酒，凝望着港口燃烧的船舰；在右田年英的同时期作品中，描绘了一个满脸凄楚的男士一边瘫倒在椅子上，一边读着绝笔书，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小瓶毒药。

在获悉丁提督自杀的消息后，司令长官伊东命令联合舰队的船舰悬旗哀悼，并禁止船舰演奏音乐（但重大典礼除外）。他询问负责安排投降事宜的清朝官员，哪艘清朝船舰的承载能力最强。该官员回答道，除“康济”号外，其余都是军舰，都不适合运送部队；“康济”号最初为运输船，大概可以搭载两千人。之后，伊东透露他一直在和其他日本官员商量如何处理丁提督的灵柩。他们建议说，应和其他灵柩一同放置在清朝的小帆船上，然后驶进海里。但伊东回复道，“汝昌为北洋水师长官……虽一朝战败，如置提督之柩于一叶帆船，非日本男儿所能忍受。余为慰提督之灵，特止收容‘康济’号，以任贵官自由处理。若载提督灵柩后尚有余地，不妨搭载士官以下等。”[15]

一名外国观察员报告说，“日本舰队向这位英勇的对手说了一段感人的悼词，以示缅怀。当‘康济’号缓缓驶出港口时，所有日本船舰都降半旗。在‘康济’号起航后，伯爵伊东的指挥舰鸣放志哀礼炮。停靠在威海卫的欧洲军舰也降半旗，这是对这位已故海军提督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予以认可。”[16]

司令长官伊东对战败的敌人表现得极为宽宏大量。他不仅允许清朝将尽可能多的士兵安置在“康济”号上以便让士兵撤离，还同意平民自行选择离开威海卫。威海卫战役结束了，日本不仅大获全胜，还借此在旅顺的恐怖事件后对其武士道进行了洗白。

毫无疑问，不久后，作为统帅的天皇便获悉了战争胜利的消息。不过他的日子似乎过得有些单调。他参加了多次政策会议，（尽管他的确出席了敲定宪法的会议）但显然从未说过一句话。在1895年的新年正日，平时举办的宫廷仪式一场都没有举行；不过，天皇观看了蹴鞠比赛[17]，并令一名官员为他朗读《平家物语》中的文章。在新年之初，为天皇举办的传统讲座中出现了天皇自选的作品，这大概还是头一次。

12月，炽仁亲王感染伤寒。在他一次次似乎就要恢复的时候，疾病又卷土重来。他离开广岛，来到位于舞子[18]沿岸的别邸中养病，但易地疗养并没有带给他半点好处。天皇向这个垂死的人授予了勋章，包括金鸱勋章[19]。炽仁是第一个获得这项殊荣的人。尽管对炽仁尽全力医治，但他还是于1月15日病逝。由于担心可能会给军队造成不利影响，他患病的消息一直秘而未宣，但在23日，官方正式发布他病情危重的消息。炽仁的遗体被送回京都，即使是天皇也不知道他已经病逝。23日，天皇派一名官员前去探视炽仁的病情，这才得知炽仁已经病故。1月29日，天皇为炽仁举行了国葬。在葬礼上，天皇送了两根杨桐[20]树枝，这是他第一次向并非王子或公主的人士赠送此类礼物。[21]

天皇在获悉炽仁病故后是怎样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肯定是一个打击，因为他又失去了一名自维新时期就一直陪在他近侧的人。接替炽仁担任总参谋长的是彰仁亲王。[22]

3月19日，皇后抵达广岛。在帝国大本营服侍天皇的人们都知道侍从们对天皇的照顾很不周到，[23]一直希望皇后能亲访大本营。最后，天皇恩准。皇后和一群宫女一同前往，其中包括天皇最宠爱的侧室千种任子和园祥子。[24]典侍们几乎没有离开过她们在宫中的住处，对她们来说，这次长途旅行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像皇后这样胸襟大度的女人，要是放在欧洲，是很难想象的。一心以天皇需求为重的皇后，带来了天皇的其他女人，而这些女人将会代替她为天皇侍寝。在官方记录中，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此前天皇在广岛有女性陪护，也没有记载天皇在见到两位侧室后有何反映。子爵日野西资博回忆，在逗留广岛期间，皇后居住在帝国大本营后面的楼房中，但在抵达后近一个月的时间，天皇都未曾去看望过她，而是像以前一样居住在孤寂的房间中。一天晚上，天皇得空去看望皇后，从那以后，天皇夜夜都去那里，次日早上才回到帝国大本营。

抵达广岛后的第二天，皇后提出想去受伤士兵疗养的医院探视。医生建议她休息几日再去，但从3月22日开始，她每隔一天便去医院安慰受伤的士兵。浮世绘中描绘了皇后热心探望每一个病房的情景，缠着绷带的伤员带着深切的敬畏之情蹲坐在病房的床上。皇后在广岛待了一个多月。

就在皇后抵达广岛的同一天，以李鸿章为首的清朝代表团抵达下关[25]，就结束战争与日本进行公开谈判。这一次，日本对代表的资格应该没有任何疑虑了：李鸿章是清朝的直隶总督。日本之所以选择下关，部分原因是：1864年西方列强组成的联合舰队炮轰了这座城市，自此以后这一地名被西方国家所熟悉。[26]

清朝代表抵达后的第二天，谈判开始。日方代表是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双方交换了全权委任状，这一次没有任何问题。同日，李鸿章正式提出了休战请求，李鸿章说的那一番话，在几个月以前美国驻北京公使也曾说过。

3月20日，伊藤列出停战条件：日本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这三座城市周边的城垒；位于这些地区的清军须将所有军事装备和军需品移交给日本军队；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官管理；在休战期间，清朝政府需负担日军的军事费用。如果清朝对上述条件有异议，必须提出可行的休战条件，日本不会再考虑其他提议。这一苛刻条件让李鸿章惊慌错愕，他请求给予三天时间考虑。

3月24日，李鸿章、伊藤及各自的幕僚在下关会晤。李鸿章撤回休战提议，取而代之地提出了希望即刻进行议和谈判的请求。伊藤承诺将于次日提交一份议和方案。会谈结束后，在返回酒店的途中，一位叫小山丰太郎的疯子向李鸿章开了一枪，致使其脸部受伤。[27]

刺杀未遂的消息传到位于广岛的帝国大本营，立刻汇报给天皇。他大为不安，并派两名高级军医前往下关为李鸿章治疗。第二天早上，皇后派一名护士携带她亲自制作的绷带前往下关。次日，天皇颁布敕谕，其中说即便日本正在和清朝交战，但发生此次袭击事件依然令人悲痛和遗憾。他宣布，将按照法律对袭击者（已被捕）进行惩处，并命令所有臣民遵照旨意，不得再有任何损害日本荣誉的举动。[28]

在发生试图刺杀李鸿章的事件之前，浮世绘中一直把李鸿章描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朽，一个软弱无能、虚浮不实的清朝民众的代表；此外，日本也有一些嘲笑他的歌曲。然而，这次袭击让日本民众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同情，大批礼物和慰问书信络绎不绝地涌入下关。陆奥宗光回忆道，“曾对李鸿章放不堪入耳之恶口杂言者，今日俄然痛惜李之遭难，出谀词般溢美言语。更有甚者，列李既往功业，言东方将来之安危全系于李之生死。”[29]

日本民众对此次刺杀未遂的反应与对大津事件的反应有所不同，因为清朝不太可能进行报复。但是，这可能使日本因战争胜利而获得的海外声誉蒙上污点，并使李鸿章借此次事件博得西方的同情，由此为第三国插手干预战事提供了绝佳机会。[30]

陆奥认为，需采取一些大动作，以使清朝和其他国家相信日本真心对此次袭击感到痛心。他极力主张，应无条件答应李鸿章提出的休战数周的请求。伊藤博文同意陆奥的观点，劝说内阁成员和帝国大本营同意停火，即使一些人认为休战对日本不利。在获得天皇恩准后，3月28日，陆奥携带休战协议草案，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草案的序言部分写道：“大日本国天皇陛下闻悉今回不幸事件，鉴于妨碍议和谈判之进行，兹已向议和谈判全权大使下令，承诺一时休战。”[31]

陆奥解释说，“休战完全因天皇陛下的宽厚体恤”。但是，很显然，天皇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他只是接受了这个建议而已。这个建议最初由陆奥提出，而后由伊藤呈递给天皇。序言中的那番话，可能是为了提升天皇在清朝人眼中的权威形象。[32]无论如何，李鸿章带着明显的喜悦之情接受了休战协议的草案，并说虽然他无法亲自出现在谈判桌前，但若能在病房里举行，他会非常高兴。3月30日，双方签署了休战协议，协议规定：自该日起，所有海军和陆军部队停战三个星期。

4月1日，日本向李鸿章转交了议和条约的草案。条件十分严苛，除了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外（清朝在数月前已接受了这一提议），还要求清朝将奉天省南部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清朝还将向日本赔偿三亿两白银。此外，还规定日本国民在清朝享有通商特权。

李鸿章竭力削减日本的要求。回复称，“我国与贵国提携、共图进步，以与泰西日新月异之文化争衡，并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但这一点未能打动伊藤。伊藤说十年前已经建议中国改革，但贵国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对于割地，李称，“今查拟清所让之地，如果勒令中国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

接着，李鸿章对日本要求的巨额军费赔偿提出质疑。他说，“中国并非首先开衅之人，战端已开之后，中国亦并未侵占日本土地，论理似不当责令中国赔偿兵费。惟上年十月间，我政府因战争不息，美使愿出调停，有允偿兵费之说，原为息事安民起见。”不过，他还是愿意（正如他之前告知美国公使的那样）给予赔偿，但数额须合理。“且估定兵费数目，亦应酌量中国财力能否胜任。如中国财力实在短绌，一时勒令立约画押，后来不能如数赔偿，日本必责中国以负约之罪，兵端必因而复起。”在备忘录的结尾，他恳请日本发发慈悲：

本大臣回溯服官中外近五十年，现在自顾晚景无多，致军泽民之事，恐终于此次之和局，所以极盼约章一切妥善，毫无流弊，两国政府从此永固邦交，民生从此互相亲睦，以副本大臣无穷之愿望。[33]

然而，这番言论并没能打动日本。日本提醒李鸿章，日本是战胜国，清朝是战败国。一旦谈判破裂，六七十艘日本船舰将和等待命令的军队一同登陆奔赴战场，届时北京命运也危险。伊藤要求李鸿章对日本所提出的条件做出接受与否的答复。

清朝政府提出了修改意见：缩减割让给日本的领土范围，将军费赔偿减少至一亿两白银。李鸿章还建议，如果日本和清朝日后再起争端，将请求第三国进行调解；若无法就调解人达成一致意见，美国总统将是最合适的人选。[34]

4月10日，日本递交了最终提案，再次要求给出接受与否的答复。他们将割让的领土范围缩减至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并将军费赔偿减少至两亿两白银。其他条款保持原样。在再次试图获得让步未果后，李鸿章接受了日本的条件。4月17日，双方签署了议和条约[35]。陆奥评论道：“发扬我国光，增进我民福，东洋天地再开泰平盛运，皆赖我皇上之威德。”[36]

4月21日，天皇就恢复日清之间的友好关系颁布敕谕。在敕谕的开头，天皇说他坚信唯和平盛世，方能增加一国之财富；他相信维护和平是其使命，这一使命传承自皇祖皇宗。自继位时起，自己就把维护和平作为目标，但不幸的是，清日两国爆发战争，他无力结束这场超过十个月的战争。他向促成战争胜利的所有人（尤其是军队）表示了感谢，他们经历了不计其数的艰难困苦：“此虽赖朕祖宗之威灵，然非百僚臣庶之忠实勇武精诚贯天日，安能至此？”[37]

在敕谕的结尾，天皇告诫日本国民，切莫因胜利变得桀骜不驯、无端藐视他国，从而丧失友邦之信任。他希望与清朝签署议和条约后，两国能恢复友好关系，睦邻之情能胜于往昔。[38]

此番声明，无论是否由天皇亲自撰写，大概与他的真实感情相符。他说，事实上，（正如官方声明宣告的那样）战争取得胜利、日本在海外的威望得以提高，并非仅仅归功于他的恩威和盛德；要是没有国民的努力和牺牲，战争不会取得胜利。对于（以二十世纪西方统治者的姿态）战胜可恨的敌人或者消除清朝对朝鲜独立的威胁，他并没有表现出喜悦之情。相反，他祈祷两国能够恢复被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中断了的传统友好关系。天皇希望日本和清朝之间的睦邻关系能胜过往日，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在第一次获悉将与清朝开战的决定后大发雷霆。

在下关签署议和条约后，天皇表示他打算前往京都。一直以来，他都很喜欢旧都，在广岛拥挤的空间内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也许很期待暂住在京都御所。出发时间定在4月27日。

4月23日，俄国、德国和法国公使拜访了外务次官林董，告诉他三国政府反对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沙皇在函件中说：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不仅会破坏朝鲜独立，还会危及北京，从而妨碍远东的永久和平。沙皇以天皇的真诚朋友的身份，力劝日本放弃辽东半岛。[39]毋庸讳言，对于俄国的这份友情，日本并没有照单全收。

三个欧洲强国对清朝都有领土方面的野心，也都怀疑日本想要在亚洲进行扩张。俄国是这个同盟的领袖。4月11日，俄国召开了特别会议，确定对日政策。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伯爵说，作为战胜国，日本有权获得数额可观的赔偿，并且俄国同意让清朝割让条约规定中的台湾给日本。但是，俄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必要时将动用军事力量）将日本军队驱逐出辽东半岛。[40]他劝告道，如果日本不答应，俄国将直接采取行动。自三月底开始，有关俄国在海参崴集结海军力量以及在敖德萨部署护航队的消息不时传入日本。[41]

俄国政府邀请法国和德国加入同盟。法国做出加入这个同盟的决定，至少从表面上看让人迷惑不解，因为到目前为止，法国对清朝的兴趣完全限定在南方。在法国得知英国拒绝加入同盟后，曾有一段时间考虑是否要退出该同盟。但最后，他们决定不能反对自己的盟友俄国。作为在东方扩大势力范围的领军人，英国并没有加入这个同盟，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议和条约没有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德国之所以加入，是因为他们希望借与俄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来削弱法俄同盟。他们还希望，采取亲清朝的行动，也许能让他们从感激涕零的清朝人手中获得一个军事基地。

毋庸置疑，日本对此的普遍反应是惊慌至极。来自欧洲三大最强国的威胁，让战争胜利及签署议和条约所带来的喜悦之情降到了冰点。4月24日，伊藤为日本列出了下列三个方案：

一、即便新增敌国也在所不顾，断然拒绝三国的劝告。

二、召开列国会议，将辽东半岛问题交由该列国会议处理。

三、完全接受三国的干预建议，将辽东半岛交还清朝，以示恩惠。[42]

对这三个选项进行斟酌的内阁成员一致否决了第一个。眼下，海军和陆军的精锐部队都驻扎在清朝，日本列岛的防备几成空虚之势。此外，经过十个月的战争，军队疲劳，军需缺乏。日本已无力对抗俄国，更别说应付三国联合。第三个选项势必会表明日本气度宽宏，但未免会被认为是畏惧欧洲，鉴于此，应当拒绝。因而，内阁私下同意采用第二个方案，然而，日本却没有安排任何会议。[43]最终，日本遵循了第三个方案，尽管该方案令人不悦。

英国和美国都保持中立。日本判断美国对日本有好意。令日本感到惊讶的是，意大利不仅不援助日本，而且宣布毫不保留地支持三国的要求。

俄法德三国的态度各有不同。尽管三国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俄国和法国均礼貌客气地提出，而德国公使则发表了一番言辞激烈的讲话，大意是指责日本无视德国的好意相劝，签署了一份要求清朝做出过多让步的条约，德国对此当然会提出抗议。林董问道，如果日本不遵从，德国是否会以开战相威胁。公使让步，请求从记录中删除他那番激烈言辞。然而，公使的态度无疑是带着威胁的。[44]

4月27日，天皇离开广岛前往京都，自此以后，京都便成了帝国大本营的所在地。对于三国干涉，他没有任何反应。很显然，他只能接受放弃辽东半岛。[45]日本民众仍然不知道这三个外国列强的要求，为庆祝胜利，从广岛到京都的一路上，家家户户都彩旗飘扬。日本民众向天皇乘坐的火车致敬，发自内心地高呼“万岁”；每一个车站都人潮涌动，民众向天皇欢呼喝彩。

皇后于前一天抵达京都，此刻，她站在建礼门的阶梯上迎接天皇的圣驾。这是近几年来天皇第一次回到京都御所，他愉快地参观了御所内的建筑和花园。他向跟随的侍从讲述了各个场所的历史，指出孩提时他曾玩耍的地方。他爬上位于花园里的一座小山，这座小山最初是由他的父亲孝明天皇规划设计的。天皇捡起一块石头，拂去上面的灰土，并赠送给随从武官，督促他妥善保管。看到天皇流露出来的孝顺之情，这名随从武官流下了热泪。[46]

显而易见，明治很喜欢回到京都，当政府宣布将于5月29日把帝国大本营迁回东京时，他以一些对击败清朝有功的重要人物尚未凯旋为由拒绝离开。但是，在最后一批战争英雄凯旋后，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留在京都了。5月29日，天皇动身前往东京。

然而，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根据议和条约的条款，日本将获得台湾，这是和解协议的一部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日军在台湾登陆。日本派海军大将桦山资纪（1837—1922）从清朝官员手中接管台湾岛。日本有必要尽快宣布对台湾岛的所有权。希望三国干涉还辽能再次上演的清朝，请求桦山推迟前往台湾，但日本政府已经猜到了清朝的用意，拒绝了这一请求，称台湾的情况与辽东半岛截然不同。5月17日，桦山离开京都，前往台湾就职。[47]

台湾民众当然不希望他们的岛屿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在获悉议和条约的条款后，台湾发生了无数暴力事件。日本预料到台湾民众会有所抵抗，但却不知道需要多少士兵来进行镇压。政府决定派遣近卫师团，该师团由于抵达清朝的时间太晚，未参加清日战争。近卫师团于5月22日和23日前往台湾。正在这个时候，日本接到报告，说清朝政府于5月20日将其文武诸官从台湾召回，台湾已经形同无政府状态。[48]

当台湾民众意识到不会有三国干涉来为他们争取利益时，一群人士建立了“台湾民主国”，由军人唐景崧任“总统”。他们设计了一面旗帜（蓝底黄虎），并向台湾岛和西方列国宣布新的“台湾民主国”独立。当时，岛内有大约五万名清军，还有近五万名非正规军——在危急时刻拿起武器的农民。

5月29日，在能久亲王的指挥下，近卫师团在基隆附近大举登陆。6月3日，日军占领基隆。大约两三千“贼民”（日本人是这样称呼非正规军的）发起抵抗。在第一次交战中，日本至少杀死了两百人。唐景崧得知战败的消息后，和近一千名清兵于6月6日离开台湾岛，逃往厦门。6月7日，重镇台北落入日军之手。至6月25日，台湾岛北部地区已被占领，但南部地区反抗日军的战斗仍在持续。海军大将桦山对台湾民众发起的战斗感到愤慨，他向起义者的领袖发函一封，建议其投降，但该领袖严词拒绝。[49]

日本似乎没有预料到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伤亡人数持续增加，7月9日，皇后向伤兵赠送了她亲自制作的三千个绷带。直到8月3日，日军才镇压掉台北和新竹交界区域的非正规军，估计台湾南部地区还有两万名起义者。10月21日，日军的先遣部队攻入台南——起义者的最后一个据点。至此，台湾全岛业已全部被占领。[50]

本次战争代价巨大。虽然只有396名士兵在战斗中丧生，但有10236名士兵死于热带疾病。[51]死于疟疾的人当中就有能久亲王。[52]他病故后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1月4日才发丧。在此期间，天皇对他在战场中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向他授予了大勋位菊花章和金鸱勋章，并晋升他为陆军大将，让人觉得他好像还在人世一样。在官方宣布他的死讯后，天皇命令为这位昔日的叛逆者举行国葬，并发表悼词，极力称赞他将毕生奉献给了日本军事。[53]

战争的结果，就是日本夺得了台湾岛。辽东半岛的丧失让日本的爱国人士义愤填膺，他们的怨恨之情仍在持续，不过，如今的日本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像一个“帝国”了。在每一个宣言中，天皇都被赞誉为战争获胜的源头；毫无疑问，大多数日本民众也是这样认为的。同样，在海外，天皇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称赞。1894年12月，《纽约太阳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是这样开头的：

在今年年初，人们对天皇仍知之甚少；而如今，在年底，他已经在全世界的统治者中最受瞩目。他是一位异常开明的统治者，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对此都毫不怀疑。他完成了维新大业，结束了封建制度。之后，他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在采纳欧洲文明的同时，他也保持着自己国家的传统风俗。他整顿海军、陆军，使日本一跃成为东洋最强大的国家。他鼓励发展工业。

文章结尾写道，在世界的所有历史时期，还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位君主。[54]

1895年4月，另一家美国报纸进行了如下报道：

从芝加哥博览会（1892—1893年举行）开始，外国人逐渐对日本文化有了一些了解，但是，这也仅限于日本出产的精美陶瓷、茶叶和丝绸。然而，自去年清日战争爆发，处处都可以感受得到对日本的尊重，除了“日本这样”或“日本那样”外，人们没有其他的谈资……最有趣的是，对日本女性的服饰掀起了一股狂热之潮。很多美国女人身穿日本服饰参加宴会，即使非常不合身；她们对日本取得战争胜利给予大肆赞扬，听起来就像是在夸耀自己的国家一样。[55]

冈仓天心讽刺道，当日本沉浸于优雅和平的技艺时，外国人一贯视日本为蛮夷之邦；然而，当日本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后，外国人却改口称日本是文明国家。[56]

[1]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28.

[2]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p. 128-129。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0—601页。

[3] 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145页。

[4] 诏书的正文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1页。另请参阅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146页。12月8日，山县收到诏书，并于同日向炽仁亲王发送电报，告知其被召回，将把第一军的指挥权移交给陆军大将野津，并将于12月9日动身前往日本（《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2页）。

[5] 这些反攻发生于1月17日、1月22日、2月16日、2月21日和2月27日（《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42—643页、第645—646页、第679页、第687页、第695页）。

[6] 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146—147页。

[7] 关于描绘日军在冰天雪地中的浮世绘，丹波恒夫的《錦絵に見る明治天皇と明治時代》第160—165页转载了一些。

[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4页。

[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17页。

[10]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52-157. 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58页。

[11] 威海卫是一个比旅顺口要大得多的军港，其防御坚固。在日军发起攻击时，有8艘军舰和较小的船舰停靠在此（《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37页）。

[12] 如需了解攻击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65—666页。白井说，有一艘鱼雷艇试图在1月30日发动袭击，但那天温度达到零下30度（《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161—162页）。波浪拍打着结了冰的甲板，鱼雷艇的发射管口结成冰柱，导致无法发起攻击。

[13] 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162页。

[14] 正文请参阅三宅雪岭，《同時代史》第三卷，第44页；译文请参阅Shumpei Okamoto, Impressions of the Front, p. 44。

[1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84页。

[16] Trumbull White, The War in the East, p. 641. 转引自Shumpei Okamoto, Impressions of the Front, p. 44。

[17] 12月12日，天皇在蹴鞠时被侍从踢的球击中，这位侍从被自己的行为给吓住了。但是，天皇微笑着说，“海军发射了一枚鱼雷”，并没有责怪这位可怜的侍从（《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09页）。

[18] 位于神户市垂水区的西南部。——译注

[19] 金鸱勋章于1890年2月11日（纪元节）制定，分为7个等级，是战前日本对大日本帝国陆军、海军的军人、军属所授予的唯一勋章。“金鸱”的名称来自于日本的神话传说。据称神武天皇在东征时，神武天皇的弓上停了一只发出金色光辉的鸱，迷惑了长髓彦军。前面提到的原田重吉获得的是功七级，炽仁亲王获得的是功二级。——译注

[20] 神道教仪式中使用的植物，日本称为“榊”。——编注

[2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53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48页。

[23] 例如，据说由于缺乏合适的女性侍从，天皇只能自己修剪手指甲和脚指甲。

[2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21页。

[25] 古称“赤间关”，赤间关的“间”字在日语里发音与“马”字相同，因此也写作“赤马关”。中国一直以来称为“马关”。——译注

[2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17页。

[27] 当袭击者开枪时，李鸿章正坐在轿子里。子弹擦伤了他眼睛下部的右脸颊，只是轻伤。如需了解日本媒体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石田文四郎，《新聞記録集成明治・大正・昭和大事件史》，第225—228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30—732页。如需了解敕谕的全文，请参阅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74。

[29]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75.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38—739页。

[30]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76.

[31]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78。

[32] 休战协议中不包括台湾或澎湖列岛。3月24日到3月26日期间，日军占领了澎湖列岛（《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33页）。

[33]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86-187. 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51—753页。

[3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56页。

[35] 即《马关条约》。日本称《下关条约》或《日清议和条约》。——译注

[36]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199.

[3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73页。

[3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74页。

[39]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03.德国和法国政府提出了大同小异的照会。亦见《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76页；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183页。

[4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78页。另请参阅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182页。

[41]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11；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183页。

[42]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80—781页。另请参阅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07。

[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81页。另请参阅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07。

[4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80页。

[45] Mutsu Munemitsu, Kenkenroku, trans. Gordon Mark Berger, p. 210.

[4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06页。

[47]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17页。

[4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22页。

[4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49页。

[5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20页。

[51] 如需了解清日战争期间的伤亡人员表，请参阅藤村道生，《日清戦争》，第183页。在亚洲大陆的战役，日本总共有2647人丧生；在台湾战役中，共有10841人丧生。

[52] 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他的宫号有“满宫”、“公现”、“轮王寺宫”和“北白川宫”。（见本书第十七章）10月28日，他在台南病逝（《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23—24页）。

[53] 悼词正文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32页。

[5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622—623页。之后，这篇文章将明治天皇和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统治者进行比较，认为天皇更胜一筹。它还将天皇与罗马的奥古斯都、英格兰的阿佛列大帝、拿破仑和威廉一世等历史名人进行比较，认为这些名人也都远远不及。

[55] 拙著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and Japanese Culture, p. 294.

[56] Okakura Kakuzo, The Book of Tea, p. 7.

第四十七章
暗杀闵妃

与清朝开战，名义上是为了维护朝鲜独立。1895年5月10日，就在与清朝签订议和条约后不久，天皇在敕谕中声言，“朕恒眷平和，至竟于清国交兵，无非为永远巩固东洋平和之目的”。5月30日，朝鲜国王高宗致函明治天皇，感谢日本承认朝鲜独立。[1]

如果日本认为，打赢一场为了使清朝承认朝鲜独立的战争，就能让朝鲜感激涕零，并加强其与日本的关系，那么他们很快就会从这种想法中幡然醒悟过来。朝鲜宫廷的亲俄派势力强大，其中包括在1884年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十年的内务大臣朴泳孝。1894年10月20日，由于驻朝公使井上馨的调解，朴泳孝被准许回到朝鲜，随即得到了高宗的赦免。[2]毫无疑问，井上希望此举能让朴泳孝成为日本的坚定盟友，然而，（和金玉均一样）在日期间朴泳孝没有得到优待，大概阻碍了他对日本产生感激之情。[3]

井上暂时返回日本，并在6月21日觐见了天皇。他想劝说政府改变对朝政策，不然朝鲜可能会落入俄国的控制之下。7月初，井上提交了一份关于提供贷款、在朝鲜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路、保卫汉城以及限制日本人去朝鲜的意见书。其中指出，无论是精力上还是财力上，近期的战争都让朝鲜精疲力竭，因此他提议从清朝将向日本支付的赔款中拿出五百万到六百万日元的资金给朝鲜，其中的三百万日元借给朝鲜政府；剩余资金中的一半赠送给朝鲜王室，另一半用于开展政府支持的产业。[4]井上提议，将在汉城至仁川之间铺设铁路，并把日军架设的电报线路移交给朝鲜，但仍由日本维护。他认为有必要驻扎两个大队的日军保卫王宫，但必须要由朝鲜国王明确提出请求。最后，他警告要特别注意近期前往朝鲜的某些日本人。井上称这些人有着极其阴暗的背景，并且其行动使朝鲜人产生反日情绪。因此，必须密切注视这些人的一举一动，让他们处于掌控之中。[5]

井上馨似乎把朝鲜的利益放在心上。即使当代的韩国学者常常直截了当地谴责日本在朝鲜的行为，但却对井上做出的努力大加赞赏。[6]鹿鸣馆的大美人、井上的妻子武子甚至与日本的公敌——闵妃——交好。[7]确实，如果井上继续担任驻朝公使，那一年的悲剧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井上曾计划按照日本政府的开化路线来对朝鲜政府进行改革。他的接替人三浦梧楼认为，井上的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朝鲜不明白进行财务和其他方面改革的紧迫性。例如，日本税务专家坚持认为有必要建立预算，并且应将开支控制在预算的限度之内，但这激怒了高宗。他虽然缺乏财力，但习惯了随心所欲地花钱。在听取了关于财政偿付能力的重要性的会议后，他点头表示答应，但没过多久就又回到了习以为常的奢侈浪费之中。[8]

三国成功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让朝鲜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并不像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强大。此时，闵妃与俄国公使卡尔·维贝（Carl Waeber）及其妻子交好。闵妃的大献殷勤和寻求庇护让维贝十分高兴，他希望借此清除日本在朝鲜王宫的影响力。维贝通过他人向闵妃灌输日本与闵妃、闵氏家族历来关系糟糕的观念。尽管人们说朝鲜和日本是邻邦，但事实上，这两个国家之间隔着一片汪洋大海。朝鲜和日本的距离绝不像与接壤的俄国那样近。即使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很明显，朝鲜和俄国才应该是朋友。此外，俄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可从俄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一事上得到证实。俄国不会侵犯朝鲜的独立，也不会干涉朝鲜内政。对朝鲜来说，最稳妥的策略就是依靠俄国的保护。同为君主专制国家的俄国，毫无疑问会保护朝鲜君主的权利。[9]

7月6日，行动向来听闵妃指挥的朝鲜国王突然指控朴泳孝谋反，剥夺了他的官职，并下令逮捕他。[10]朴泳孝设法逃走，但此后再没有人能够制约闵妃了。在这个时候，井上返回了朝鲜。他感觉到气氛变了，决定自己当前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鼓励朝鲜进行改革，而是取悦国王和闵妃。在谒见了朝鲜国王后，他奏报说，日本政府将向国王赠送三百万日元。他尝试通过结交闵妃的族人来逢迎国王。此外，他还与之前的盟友——开化党——保持距离。[11]尽管井上做了这番努力，可他很快便意识到，即使是厚礼也无法打动朝鲜王宫。宫中依旧弥漫着浓厚的反日亲俄氛围。井上请求辞职。

7月19日，三浦梧楼被任命为驻朝特命全权公使。[12]根据回忆，他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一职务。他抗议说自己对外交不在行，没有能力胜任此类事情。过去政府曾提议让他担任驻法公使，但被他拒绝。如今，他又多次拒绝目前的委任，但日本政府施压，最后三浦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即使在接受后，他仍然不知道政府要他做什么。他需要弄清楚政府的意图，是要让朝鲜独立，或者是要吞并朝鲜，还是打算与俄国共同控制朝鲜？三浦请求政府明确告知支持哪一项政策。[13]然而，他所接到的只是山县有朋下达的要他立刻赴朝上任的指令。在无任何指导的情况下，三浦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事。

9月3日，三浦向高宗递交了国书。尽管他自称不知道日本政府希望他做什么，但这位军人所做出的选择表明，日本领导者希望他对日本的敌人采取行动——或许是非常强硬的行动。井上的友好扶植政策无法取信于朝鲜王宫，他亲自推举三浦为接替人。卧病在床的陆奥宗光表示反对，但长州派促成了这一任命。

当三浦前往朝鲜时，有多名顾问官陪同他赴朝，其中包括冈本柳之助。身为极端主义者的冈本深入参与了暗杀闵妃的密谋事件，但他也曾经是进步分子金玉均的朋友。当得知金玉均在上海遭到暗杀时，他立刻从日本奔赴上海，希望取回金玉均的遗体，以防敌人（无论来自朝鲜、日本还是清朝）对遗体进行凌辱。[14]尽管冈本到达得太晚而没有完成这一目的，但他却对这位朝鲜朋友十分忠诚。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制度和朝鲜需要进步这一信念的鼓舞，他参与了暗杀闵妃的密谋。

到达朝鲜后不久，三浦拜访了朝鲜王官。他在自我介绍中将自己描述成一位普通军人，并不擅长外交辞令，由此为自己塑造了非常好的形象。他说，若无国王召见，他将留在公使馆，抄写佛经[15]，坐赏朝鲜的自然美景。他希望亲手抄写一部观音菩萨经献给闵妃。[16]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三浦很少离开公使馆。他将大量的时间用于诵读佛经，因此也被称为“读经公使”。[17]但私下里，他却在谋划暗杀闵妃一事。目前尚不清楚三浦在离开日本前获悉了关于闵妃的哪些消息，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他抵达汉城后，公使馆的成员和日本社会团体的领导者告诉他，闵妃是强硬的反日派，坚决反对朝鲜进步。于是，根据军人的简单思维方式（并且在日本没有下达反对指示的情况下），三浦显然认为挽救局面的唯一手段就是除去闵妃这个阻碍朝鲜和日本交好的最大障碍。

最初，三浦计划在1895年11月执行暗杀，但在获悉朝鲜国王（大概是按照闵妃的提议）打算解散训练队后，暗杀日期被提前。训练队是一支由八百多名装备精良的士兵组成的队伍，由日本人负责训练。[18]在三浦的计划中，亲日兵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在解散这支队伍前实施暗杀。[19]

三浦策划了一个方案，可以让日本把谋杀闵妃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对外宣称闵妃是在兴宣大院君发动政变期间被杀。日本军队（按照与清朝签订的议和条约驻扎在王宫附近）将协助政变，然而，谋杀闵妃的任务将交由身在汉城的不守规矩的日本浪人来完成。朝鲜方面只有训练队参与。除了一小部分日本人外，这一方案对所有人保密。[20]

获得兴宣大院君的同意是必不可少的，但即便如此，三浦也没有向兴宣大院君透露暗杀闵妃的计划。10月5日，冈本柳之助（按三浦的要求）以想要在返日前向兴宣大院君表达敬意为名，拜访了兴宣大院君。其间，他提到即将举事，并询问兴宣大院君是否同意日本公使馆拟好的四项“承诺”。第一项是承诺今后的活动仅限于宫中事务，不得干涉政治。第二项和第三项是关于将来阁僚的任命，第四项是送大院君的孙子赴日留学三年。[21]

兴宣大院君对这些承诺有何反应，我们尚不得知。在广岛对参与谋杀闵妃的人士进行审判时，其中一位供称兴宣大院君欣然同意了所有四项条件，并且一字不改；[22]然而，冈本回忆的却恰恰相反：刚开始兴宣大院君说自己年老力衰，无力参与政坛新事，请求让他顺其自然地死亡。冈本花了很大一番力气，才说服大院君答应。[23]第二天，冈本动身前往仁川。得知冈本离去，闵妃打消了心头的疑虑。[24]

日文报纸《汉城新报》社长安达谦藏主要负责招募民间人士。据说，在安达抵达朝鲜后不久，三浦便对安达说，“我们肯定要去抓狐狸[25]，你手下有多少壮士？”安达猜测“狐狸”可能是指闵妃，回答说手下有人，但都是他从日本带过来的温良恭谨的新闻人士。如果三浦需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将向熊本发送密电，毫无困难地募集到足够多的年轻人。[26]三浦说没有这个必要，并警告安达对这次谈话绝对保密。安达开始在当地召集志愿者，但并没有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目的。10月7日下午，三浦派人请来安达，告诉他情况有变，必须在当晚进行突袭。安达将谋杀闵妃的计划告诉其他人，众人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10月8日凌晨时分，一群日本民间人士和警察（其中一些人穿着朝鲜制服）[27]闯入兴宣大院君的宅邸。从仁川秘密返回的冈本柳之助便是其中一员。一些人回忆说，兴宣大院君满面喜色地欢迎日本人，并表示迫不及待地希望前往王宫；[28]然而，事实上，当日本人到达时，兴宣大院君正在酣睡之中，他没有料到日本人会在当晚造访。即使在被唤醒后，他仍然神思恍惚，慢吞吞地拖延着起身离开的时间。一些浪人担心再这样拖延下去，可能会使在天亮前暗杀闵妃的计划泡汤，于是，他们将兴宣大院君强行拖出来，并塞进轿子里。在前往王宫的路上，兴宣大院君停下轿子，要冈本承诺不会伤及国王和王世子。[29]事实上，兴宣大院君是否意识到了身边的人要前去谋杀闵妃这一点都尚不清楚。

当兴宣大院君的轿子抵达王宫时，天已渐渐亮了起来。六十多名浪人和日本士兵（一些身穿便服）参加了这次行动。起事者翻越宫墙，打开宫门。在宫内，他们遭到了侍卫队士兵七零八散的射击，但不久后，侍卫队便纷纷东奔西逃。在朝鲜当局发布的《开国五百零四年八月二十日事变报告书》中，描述了浪人闯入国王和闵妃宫室的情形：

日本人将校率三十余壮士，拔出刺刀，冲入殿堂。他们搜索密室，不断抓住宫女，揪发殴打以询问闵妃所在。多人目睹此景，包括与陛下护卫有关的外国人士巴津（Sabatin），当时他在宫苑短暂停留。他看见日本士官指挥日本军队，目睹了他们对朝鲜宫女犯下的暴行，日本兵士还不时向他打听闵妃所在，并威胁道，若不说出闵妃的下落，他将会有生命危险……

在寻搜各房后，浪人发现闵妃正试图藏身于厢房，遂一把抓住，挥刀砍倒。

虽然身受重伤，但不能确定闵妃此时是否真正毙命。然而，浪人用绢布（作为被单）包裹尸体，置于木板之上，移出宫殿，放入宫苑。不久，在日本浪人的指挥下，尸体被移至附近鹿园的树林中。而后，浪人在尸体上浇上煤油，周围堆起柴把，点燃大火……

由此，受人尊崇和敬仰的朝鲜闵妃、王世子殿下的生母被残忍杀害。为销毁罪证，她的尸体被付之一炬。[30]

兴宣大院君

朝鲜高宗，身穿的是日本礼服

朝鲜官方的报告书并没有夸大谋杀的情景。在日本和朝鲜进行审判时，目击者证明，日本人对国王和王世子使用了暴力。强行进入国王宫室的闯入者逼迫国王和王世子说出闵妃的下落。当他们无法回答时，闯入者便开始动粗，并用刀枪威胁。宫女们也遭到了浪人的威胁，被逼问闵妃藏身何处，但宫女们听不懂日语，只能惊恐地尖叫。[31]

在甩脱试图阻拦的国王后，日本闯入者冲进下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杀害了试图保卫闵妃的宫内府大臣李耕植。在闵妃的宫室中，他们杀害了三名容貌美丽的宫女，但日本闯入者不确定哪一位才是闵妃，因为谁也没有见过闵妃。于是，他们将其他宫女和王世子拖入房间进行指认。[32]

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谁杀死了闵妃。冈本柳之助被控犯有谋杀闵妃的罪名，不过，其他人也吹嘘是自己杀的闵妃。一位名叫寺崎泰吉的药商回忆了他和另两名日本人闯入闵妃宫室的情形：“到了后面，进入××宫时，有宫女二三十名”。我们“一次推倒一个。随后，我们检查了被子下面，某个宫女穿扮得和其他宫女一模一样，但相当冷静，没有大惊小怪，看起来就像是地位显赫的人物，这表明她就是××。我们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出藏身处。正如预料到的那样，她丝毫没有受到惊吓……我朝她的头部挥刀砍去。中村正揪住她的头发，因此，手也被砍伤。我从头部往下砍，因而一刀便足以让她毙命。其他人批评我，说我太鲁莽，还没有确认她就是××，便将其杀害；不过后来最终证明她的确就是××。”和其他日本人（包括没有完全进入闵妃被杀时所在宫室的一些人）一样，寺崎对自己的成就大肆夸耀。[33]

在闵妃死后，浪人们偷走了她的财物。日本领事内田定槌报告说：“佐佐正之夺去闵妃身配的香袋及其他贵重物品，其他乱入者亦自王妃室夺去种种物件。”[34]

据说，闵妃被捅了几刀后，“他们扒光了她的衣服，查看了她的私密部位”。她的尸体被抬到花园，并在那里焚毁。当时她四十五岁，但据说看起来不超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闵妃是一位傲慢、腐败的女人。[35]即使人们坚决拥护她反日的立场，但了解她行为举止的朝鲜人民也不会“尊崇和敬仰”她。然而，她被极其残暴地杀害了。与日本人的期望背道而驰，她的死并没能解决日本在朝鲜的问题。借用一名朝鲜外交官的话说：

尽管日本官员企图最大限度地减轻对谋杀事件的责任，但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这种做法给日本带来更多的却是危害。自清日战争后，日本在朝鲜树立起来的影响力突然间消失殆尽。确实，直到日本在与俄国进行了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后，日本才重新恢复其在朝鲜的威望。[36]

谋杀事件逐渐被其他国家知晓。要不是两名外国人——训练侍卫队的美国将军威廉·戴伊（William M. Dye）和俄国电气工程师亚历山大·士巴津——亲眼目睹，恐怕这一事件永远不会被世人所知。[37]他们将发生的事情告诉其他人，于是，这一传闻便在汉城的外国群体中传播开来。

美国和俄国公使拜访了三浦，要求给予解释。三浦态度镇定，并做出高兴的怪样，指出他们的双腿在哆嗦。三浦告诉他们，“贵国还没有国民在这里居住，然而，我却要为整个日本群体操心。至于所发生的事情，对我国政府，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实在是没有理由接受你们对我的职责所提出的质询。正如你们所说，日本很可能涉及了此事，但是，在查明是否均系日本人所为之前，我们一无所知。朝鲜时常故意敌对日本，他们深信，若不如此，他们可能会被日本轻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常常使用日本刀剑的原因，也正是我们必须进行调查的原因。我们要查明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日本人，有多少人是假冒者。仅仅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表现得像日本人，佩戴着日本刀剑，便证明他们是日本人，是胡乱猜忌。但这些都是我自己的职责，没有道理接受你们的质问。”[38]他拒绝接受进一步的质问。

十分偶然的是，《纽约先驱报》的著名记者约翰·艾伯特·考克里尔（John Albert Cockerill）上校当时恰好在汉城。在从戴伊那里得知谋杀的消息后，他试图向《纽约先驱报》拍发电讯稿，但三浦给电报局施压，令他们阻止消息传出。10月14日，这个消息最终抵达华盛顿。在他们向日本公使馆寻求确认时，日本公使馆说道：

仅收到消息说，闵妃提出裁减和解散一支朝鲜军队，这支朝鲜军队听闻后异常激动，在大院君的带领下向王宫进发。电讯稿未说明闵妃是否已经被杀，不过从内容来推断，闵妃已经遭此厄运。[39]

三浦想让世人相信所发生之事纯粹是朝鲜的私事：兴宣大院君在朝鲜军队（这支军队对闵妃做出解散他们的决定感到不满）的援助下发动政变。[40]若不是那两位外国目击者知道三浦在撒谎，大概世人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三浦第一次向东京发送的电报（于10月9日抵达）措辞含糊，以致日本政府怀疑三浦是不是隐瞒了一些内容。外务省向天皇发送的消息含糊不清，让天皇很是不安。[41]据说，侍从武官川岛令次郎向他奏报所发生之事时，他皱着眉头说道，“梧楼为一旦决意即断行不惮之人”。[42]很明显，天皇已经猜到三浦是这一事件的幕后黑手。

10月9日晚，天皇派川岛前往参谋本部，探明汉城发生的事情，并命令陆军进行调查。川岛受到副指挥官的接待，副指挥官承诺立刻派人奔赴汉城进行调查。13日，天皇下达命令，禁止未获恩准的日本人前往朝鲜，因为他担心“无谋之辈”可能会制造新的外交事端。[43]10月17日，三浦梧楼被召回日本。职业外交官小村寿太郎将接替他担任外务大臣。

10月19日，一名朝鲜大使抵达东京，带来了朝鲜国王进献给天皇和皇后的礼物和一封书信。信中，朝鲜国王对清日两国签署议和条约表示欣喜，并宣称朝鲜独立和政府改革完全归功于天皇深厚的邻邦友情。天皇和皇后向朝鲜大使回赠了礼物，令其带回去给朝鲜国王。[44]在这样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段按照老规矩交换礼物，无非是为了掩盖当事人的真实感受。

10月21日，伊藤博文决定派井上馨作为特使前往朝鲜。他说，近期发生的涉及闵妃的事情，不仅违背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一直遵循的政策，也让国际社会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反应。为此，他对井上的权限和职责做出了明确指示，以免将来产生误解。井上的使命是就闵妃遇害向朝鲜国王传达日本皇室的同情，并对日本国民参与这一事件表达歉意。[45]

关于日本今后的对朝政策，伊藤认为，帮助朝鲜进行内部改革毫无意义可言，更别提迫使朝鲜人自行进行改革了。日本将逐渐实施脱朝政策——将朝鲜事务交由朝鲜人处理。他认为，日本对待朝鲜应采取被动政策。如果有必要采取较为积极的措施，常驻公使在行动前应等待日本政府下达指示。

10月24日，朝鲜驻日公使任期届满、即将返回朝鲜，天皇接见了公使，并对闵妃遇害表示痛惜。[46]同一天，由于未能听从政府的命令，三浦梧楼被正式解除职务。11月5日，日本政府暂时取消了三浦的贵族特权。

闵妃被暗杀给几乎每一个相关的人都带来了灾难。朝鲜国王不仅失去了美丽的妻子，还被迫签署了一份诏敕。在诏敕中，他指责闵妃“壅蔽朕之感觉，强夺国民；混浊乱朕之政令，卖官鬻爵”。因此废除了闵妃的“王后”头衔，将其贬为庶人。[47]暗杀事件的总策划人三浦颜面尽失。伊藤博文为使日本能获得像世界强国那样的认可而制定的种种计划，因为这次不体面的行动而受挫。井上馨改革朝鲜政府的希望，也因不得插手朝鲜内政这一新政策而破灭。此外，由于闵妃被杀，俄国也丧失了在朝鲜王宫的影响力。[48]

对事态进展感到满意的，恐怕只有兴宣大院君了。在成功“发动政变”后不久，他要求高宗用他选出的亲日派人士来替换内阁成员。[49]国王的私人护卫队——侍卫队——被并入了训练队，此举实际上是将国王囚禁起来。国王无奈地答应了向他提出的一切要求，但他深信有人想毒害他，除非是在外国公使馆的厨房里烹制，否则拒绝任何食物。[50]

然而，舆论继续施压，要求惩处参与暗杀的日本人，三浦也无法再佯称没有日本人涉事了。他决定进行调查。结果，重惩“数名”人员，并将二十多人驱逐出朝鲜。由于日本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调查并非由朝鲜人开展，而是由某位专员领导的日本警察开展，而这位专员自身都深入参与了这场事件。[51]

据说，三浦的另一名顾问柴四郎[52]从兴宣大院君那里获得了六千日元。这是大院君向其“恩人”赠送的钱款。这些钱大概不是由兴宣大院君提供，而是来自于三浦。这是三浦使用的一个手段，用于证明是兴宣大院君煽动了这一事件。[53]三浦还建议收买那些被驱逐出朝鲜的人，以使他们三缄其口。但是，日本政府拒绝附和这一方案，并下达指示说，在新的公使小村寿太郎抵达之前，不得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置。涉嫌参与这一事件的所有人都将被送回日本进行审判。这表明日本政府决定遵守国际法。

嫌疑人被分成三队遣送回日本——壮士、三浦公使和他的幕僚、其余人士。他们分别于10月19日、20日和21日离开汉城。轮船直接驶向广岛县的宇品。在抵达军队检疫站时，他们被带去沐浴，之后政府向他们送达了逮捕令，并给他们戴上了手铐，指控他们犯有蓄意谋杀罪和共谋罪。[54]

在抵达宇品时，三浦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不消说，三浦非常生气，拒绝同职位低于内阁大臣的人说话。他被护送到一个相当舒适的牢房，关押了大约九十天。[55]

1896年1月14日，军事法庭对被控参与谋杀闵妃的日本士官进行了审判。1月20日，广岛地方法院举行了初级聆讯，对冈本柳之助、三浦梧楼和杉村浚的指控进行审理，发现“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指控人的确实施了其最初谋划的罪行”。于是，被告被无罪释放。

法院的事实认定详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准确的。裁决明确表明，是日本人（而非朝鲜人）策划和实施了王宫袭击事件和暗杀闵妃事件。例如，裁决中称：

三浦梧楼进一步向日本驻汉城营房长官、陆军少校马屋原务本下达指示，命令他部署训练队和召集帝国军队做援助，协助大院君入宫。三浦还召见了嫌疑人安达谦藏和国友重章，要求他们纠集同党，在龙山与冈本碰头，作为大院君的卫队护送大院君入宫。三浦告诉他们，消灭在这个国家为非作歹二十余年的祸根在此一举，并煽动他们入宫后除掉闵妃。[56]

这份报告甚至还提到，当“整支队伍”齐聚于兴宣大院君的宅邸门外后，冈本宣称“入宫后，对狐狸随意处分”。很明显，这句话的意图就是指使追随者谋杀闵妃。报告还提到，在冈本和其他人经光化门入宫后，随即进入了内宫，但至此报告戛然而止。虽然这些行为已经给三浦和其他人参与犯罪提供了确凿证据，但法院似乎无法迈出宣告他们有罪的最后一步。尽管日本法官似乎尽全力要维护法律人的正直，但最终还是屈服于政府的命令，只得宣布他们无罪。

1896年2月11日，高宗逃离被囚禁的王宫，向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清楚地表明三浦的对朝政策失败了。这次逃跑是经过周密计划的。《开国五百零四年八月二十日事变报告书》称：

陛下既没有向宫中官员，也没有向内阁相关成员透露打算。宫中看守严密，但陛下于清晨乘宫中宫女乘的轿子，经宫殿东门出逃。王世子与陛下同乘一轿。宫女与出入皇宫的妇人常乘此轿出入该门，守卫认为轿中之人一定是女人，免问放行。

陛下和王世子没有带护卫，宫中守卫认为他们已经入睡，并未发现出逃。陛下和王世子立刻奔向俄国公使馆，大概7点20分抵达。随后，陛下立刻召集了忠诚的朝鲜人士，发布诏敕，罢免多数旧内阁大臣，并宣布了六人的罪状……诏敕中虽未宣布旧内阁的总理大臣金弘集、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的罪状，但他们被警务厅逮捕，在骚乱喧嚷中被杀，暴尸街头，尸体被愤怒的民众掷以石头，毒打鞭挞。[57]

国王并没有透露他向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的原因，但是他显然听说了兴宣大院君打算废黜国王、立其孙子为王的传闻。国王没有原谅日本人谋杀闵妃的罪行，他在俄国公使馆发出的第一份声明是呼吁严惩凶手。

罢免亲日内阁，是高宗在其一生中采取的最大胆的行动。几个月以前，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似乎还很强大，如今却降到了最低点。俄国公使馆成为了朝鲜政府的核心。在谒见朝鲜国王时，日本公使小村力劝国王返回王宫，但国王置之不理。日本人训练的军队被解散，日本在朝鲜政府任职的大多数顾问也被罢免。

这些事件自然让日本倍感狼狈。朝鲜国王逃至俄国公使馆，被日本官方解释为不仅是对日本野心的沉重一击，也危及到了朝鲜的独立，是涉及东洋未来、需引起严重关切的事情。不过，三浦将军并没有因为这次大为丢脸的失败而遭受惩处，而是继续他那辉煌的政治生涯。1897年2月，国王高宗离开俄国公使馆，回到王宫。8月，他将尊号改为“光武”，并于10月宣布成立“大韩帝国”。[58]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的国王偏偏选择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称帝。

[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07页、第829页。

[2]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26-27.

[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46页。

[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他还提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内容可能不太受朝鲜王室和政府的欢迎，但会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

[5]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51页。约瑟夫·朗福德（Joseph H. Longford）写道，“日本最差劲的无赖和恶霸——日本出现了众多此类无赖和恶霸——涌入这个不幸的国家。他们抢劫掠夺、威胁恫吓，让当地人惊恐不已，欧洲人目睹了这一现象，充满了愤怒和恐惧；这些行为还让当地人一提到日本，由来已久的仇恨之情便增加了十倍”（The Evolution of New Japan, p. 118）。

[6] 例如，崔文衡从以下角度将井上与其接替人三浦梧楼进行比较，“井上是一个极有才智之人，他为朝鲜改革做出了诸多贡献，然而和井上伯爵不同，三浦在建设能力和管理能力方面都颇为欠缺”（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27）。

[7] 一般情况下，闵妃从不出现在外国男人的面前，但她接见外国女人。武子比闵妃年长一岁，是唯一一位见过闵妃的日本女人。著名旅人伊萨贝拉·伯德（Isabella L. Bird）也见过闵妃，她是这样描述的：“王后陛下当时年届四十，容貌美丽，身材苗条，头发乌黑亮泽，皮肤非常白皙，她的脸色因擦了珍珠粉而更显苍白。她的双眸是冰冷敏锐的，大体上给人一种聪颖、睿智的印象”（Korea and Her Neighbours, 2, p. 39）。另请参阅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278—279页。
根据葛生能久的叙述，当井上谒见朝鲜高宗时，可以听到从帘后传来闵妃对国王进行指点的声音（《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卷，第521页。）。渐渐的，她露出半边脸，最后她完全拉开帘子，和国王及井上一同进行商议。据我所知，此处描述不见其他材料中。

[8] 三浦梧楼，《観樹将軍回顧録》，第269页。

[9]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66页。据说维贝通过查尔斯·勒让德（Charles W. LeGendre）向朝鲜王宫传了这些话。勒让德之前受聘于日本外务省，1890年被朝鲜政府聘用（《明治天皇紀》第三卷，第586页；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180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66页。鉴于朴泳孝持亲俄的观点，这一行动让人困惑不解；但是，长久以来，朴泳孝一直提倡对朝鲜进行改革，这也让人们认为他实际上是亲日派。在逃离汉城后，朴泳孝再次在日本寻求庇护（第891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867页。开化党也叫进步党。

[12] 来自长州藩的三浦得到了三名长州派成员（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井上馨）的举荐。在这种支持下，他的委任几乎不可能失败。

[13] 三浦梧楼，《観樹将軍回顧録》，第266—267页。

[14] 冈本柳之助，《風雲回顧録》，第222—223页。

[15] 事实上，三浦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不久前，他曾呼吁调解佛教曹洞宗派的两个分支之间的纠纷（三浦梧楼，《観樹将軍回顧録》，第245—265页）。

[16]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283页；儿岛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37页。

[17]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284页；儿島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38页。葛生说，三浦被称为“念佛公使”，但是，作为一名禅宗信徒，三浦大概不会念佛（《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卷,第517页）。

[18] 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41页。

[19] 另一支队伍五百人，称为“侍卫队”，成立于1895年6月。该队伍由美国军官威廉·戴伊负责进行训练，旨在保卫王宫，但大多数成员都没有武器。这支队伍是反日派（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41页）。

[20] 即使是训练队第二大队的指挥官（其为朝鲜人）都不知道该方案。10月7日，他奔至日本公使馆，告知三浦，国王私下命令解散训练队。他抵达的时候，三浦和另外两名人员刚刚草拟完成最终暗杀方案。本应在这个时刻自然而然地向这名指挥官告知第二天的计划，但他却被领进一间房，并且没有被告知任何情况。很显然，他们觉得即使是亲日的朝鲜人也不能保守秘密（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35页）。

[2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09页。另请参阅小早川秀雄，《閔后暗殺》，第318页。另一名拜访兴宣大院君的日本人是领事官侯补堀口九万一，他伪装成日本游客，并通过用毛笔书写中国文言文的方式与兴宣大院君进行交谈（堀口九万一，《外交と文芸》，第118—131页）。兴宣大院君用香槟和哈瓦那雪茄款待了堀口，但是，这里的感谢，可能是大院君觉得如果有三浦的协助，可以恢复自己原来的地位（第130页）。

[22] 小早川秀雄，《閔后暗殺》，第318页亦有这样的描述。葛生持相同的意见，见《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第一卷，第523页。

[23] 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33页。朴宗根认为，兴宣大院君一字不改地接受这四项承诺是不可能的。在暗杀后，他的行为表明他一点也不愿意向政治权力屈服。
从兴宣大院君的照片来看，他的确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者，但在暗杀闵妃前不久见过兴宣大院君的堀口写道，他的面色年轻，眼神敏锐，看起来精神抖擞。堀口认为，兴宣大院君五十岁出头，但看起来更加年轻；事实上，大院君已经七十多岁了（《外交と文芸》，第119页）。

[24]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300页。

[25] 朴泳孝在1895年对三浦梧楼说“闵妃是朝鲜的大狐狸，万事都是障碍”，而后，三浦梧楼便给谋杀闵妃的计划取名为“狩狐”。——译注

[26] 安达谦藏，《安達謙藏自叙伝》，第57页。安达是熊本县（他的籍贯地）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熊本的恶棍远近闻名。三浦用“壮士”来称呼这些恶棍，但安达在叙述中将他们改称为“年轻人”。安达没有记录这次谈话的日期，不过大概发生在10月初。

[27] 制服和帽子从守候在兴宣大院君宅邸的朝鲜巡检的身上夺来（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37页）。一些浪人身穿日本服装，另一些人穿着西式服装。一些在肩上扛着大刀，一些在腰间挂着日本刀，另一些则佩戴着手枪（小早川秀雄，《閔后暗殺》，第330页）。

[28] 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37页。当兴宣大院君被从睡梦中叫醒时，小早川当时在现场，他说兴宣大院君欣然接受了提议，并陪同日本人前往王宫。（《閔后暗殺》，第333页）

[29] 小早川秀雄，《閔后暗殺》，第337页。

[30] “Official Report o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Events of October 8th,1895, and the Death of the Queen”（《开国五百零四年八月二十日事变报告书》）（The Korean Repository Ⅲ, 1896）, p. 126.

[31] 小早川秀雄，《閔后暗殺》，第352页。

[32]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321页。崔文衡进行了稍有不同的描述：“在砍倒闵妃后，冈本让三名宫女对垂死挣扎的闵妃进行指认，然后把这三名宫女全都杀害，这是为了不留证据以及确认自己的杰作”（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34）。

[33] 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46页。 当然，XX就是闵妃。一些人认为，尽管暗杀是日本士官所为，但日本当局却把责任推到浪人的身上。

[34] 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47页。

[35] 但是，曾在1894到1897年间访问过朝鲜四次的伊萨贝拉·伯德却对闵妃给予了高度赞赏。她多次获准觐见国王和闵妃。她描述道，国王极其平庸，但可以感觉出闵妃对国王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伯德女士也对闵妃的敌人——兴宣大院君——印象深刻，尽管她提到，她并不认可1866年兴宣大院君下令杀害2000名朝鲜天主教徒的行为（Isabella L. Bird，Korea and Her Neighbours, 2, p. 39—49）。

[36]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30.

[37]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159页。关于这件事有一个故事，说当一名日本士官注意到将军戴伊时，他让领事官候补堀口九万一命令外国人离开。堀口用法语向戴伊传话，但这名将军不懂法语。另一个人用英语重复了这番话，但将军回答道，“我是美国人，我不听命于日本人”（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320页）。不过，安达谦藏写的是，这个平常有些傲慢的戴伊感到非常害怕，他脱下帽子，鞠了一个躬，脸上流露出逢迎讨好的表情。安达觉得这个变化“尤其可笑”（《安達謙藏自叙伝》，第61页）。
1995年，有报道说发现了亚历山大·士巴津保留的日记。尽管士巴津没有亲眼看到闵妃被杀害，但他目睹了身穿便衣的日本人拽着宫女们的头发，将她们从闵妃的宫室内拖出来，这与实际杀害闵妃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这个发现是由俄罗斯科学院的教授金·莱克霍（Kim Rekho）得出（《朝日新闻》，1995年6月20日，第29页）。

[38] 三浦梧楼，《観樹将軍回顧録》，第282—283页。

[39] 角田房子在《閔妃暗殺》的扉页转载了这篇文章的翻拍版。

[40] 儿岛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61页。儿岛对暗杀闵妃的描述最为详细，但不幸的是，他没有给出来源（第250—283页）。

[41]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11页。儿岛给出的答复很简单，“昨夜宫中举事，闵妃下落不明”（《大山巌》第四卷，第263页）。

[42] 儿岛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63页。

[43]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14页。

[44]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17页。

[45] 11月5日，井上谒见朝鲜国王，传达天皇对这一事件的深切关注，并进献了天皇和皇后赠送的礼物（《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30页）。11月15日，在井上返回日本之前，井上（和小村）再次谒见了朝鲜国王。国王对井上不能继续留在朝鲜表示遗憾，在他们起身离开时，国王与井上握手（第935页）。

[46]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21页。

[47] “Official Report o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Events of October 8th,1895, and the Death of the Queen” （The Korean Repository Ⅲ, 1896）, p. 133.关于国王谴责闵妃的全文以及签署该诏敕的官员姓名，请参阅Isabella L. Bird，Korea and Her Neighbours, 2, p. 69-70。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43页。10月10日，国王颁布了诏敕。同时，他仍不知道闵妃已经被杀害（直到12月5日才下令为闵妃举行哀悼）。当国王第一次见到诏敕并被告知必须签署时，他说他宁愿双手被砍，也不愿签署（Isabella L. Bird，Korea and Her Neighbours, 2, p. 69；白井久也，《明治国家と日清戦争》，第215页）。最终，迫于三浦的压力，国王屈服了，三浦承诺用撤离宫殿周围的日军作为交换（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50页）。国王颁布诏敕一事被告知各个公使馆。表现出极大震惊和烦扰的三浦回答说，出于尊重王室和保护人民福祉，闵妃的行为应受到这样的处置。美国代表埃伦（Allen）博士用一句话回答道，“我不承认这个诏敕是出自国王陛下之手”（“Official Report o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Events of October 8th,1895, and the Death of the Queen”, p. 135）。
第二天达成一项妥协：考虑到闵妃是王世子的生母，宣布将其头衔从“庶人”升为“嫔”（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333页）。1897年11月22日，朝鲜为闵妃进行了盛大的国葬，并追封谥号。现在，人们只记得她是一个不幸的受害者（儿岛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66页）。

[48]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943页。

[49] 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49页。

[50] 角田房子，《閔妃暗殺》，第334页。另请参阅Isabella L. Bird，Korea and Her Neighbours, 2, p. 73。国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1898年9月21日，国王和王世子在用餐时被下毒（《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97页）。

[51] 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60页。

[52] 不过，他更有名的称呼是“《佳人奇遇》的作者”。《佳人奇遇》是一部在1890年代享有盛誉的小说（拙著Dawn to the West, 1, p. 82-86）。

[53] 朴宗根，《日清戦争と朝鮮》，第260—261页。朴永坤引述了安达谦藏的话，说是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浚提供的资金（每人200日元）。这明显表明这些钱款来自于三浦，而非兴宣大院君。

[54] 儿岛襄，《大山巌》第四卷，第271—274页。儿岛襄对10月17日在汉城举行的户外酒会进行了生动描绘。当其中一名浪人山田烈盛表明，他们可能会被指控犯有蓄意谋杀罪或共谋罪时，他的话引来一串喧闹的笑声。另一名浪人回答道：“我们按照三浦公使的命令行事，代表的可是日本帝国。我们只是对兴宣大院君的信赖做出了回应。我们为国家而战，与蓄意谋杀或共谋毫无关系。”

[55] 三浦梧楼，《観樹将軍回顧録》，第286页。

[56] “Official Report o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Events of October 8th,1895, and the Death of the Queen”, p. 123.

[57] “Official Report o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Events of October 8th,1895, and the Death of the Queen”, 第141页。《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0—21页在重大细节方面与这份报告书有出入。例如，其写道，亲日内阁的总理大臣（金弘集）和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被逮捕，并被用剑刺死。儿岛说，当这两人乘着轿子去王宫时，他们被一群暴徒包围，暴徒杀死了他们，并让他们暴尸街头。儿岛还说，大约有50名俄国警察于深夜偷偷潜入王宫，护送国王和王世子前往俄国公使馆（《大山巌》第四卷，第279页）。根据崔文衡的说法，亲俄派领导人李范晋和李允用与俄国公使卡尔·维贝以保护俄国公使馆为托词，安排俄国军舰的100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仁川登陆（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37）。李范晋随后前去看望国王，并力劝他向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崔文衡补充说，“宫女还给守卫带来了热食，这些善意的举动自然让守卫放松了对内命妇所乘轿子的警惕”（p. 50）。

[58] Kibaik Lee, A New History of Korea, trans. Edward W. Wagner, p. 301.

第四十八章
英照皇太后

1896年1月1日，明治再次没能按照惯例操持新年仪式。他四十五岁了，显然对操持传统仪式没有兴趣。盘踞在他心头的不是日本的过去，而是日本未来在这样一个权力冲突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日本赢得了与清朝（日本多年来的老师）的战争，然而，胜利并没能结束东亚的紧张局势。朝鲜的状况依旧混乱不清，潜伏着危机；此外，尽管台湾的反抗已被镇压，但起义时有发生。不过，日本在与清朝的关系上取得了少有的称心如意的进展，与清朝重修旧好可能激发了天皇的喜悦之情，这能从天皇在本年度第一次诗会上创作的诗歌中看出来：

俯视苍穹下

普天繁华乐盛时

万姓献歌笑

盈盈欢声入山尽

洋洋酣乐使路开[1]

1月25日，昌子公主和房子公主在贞子的陪同下进宫谒见。[2]贞子是御养育挂[3]佐佐木高行的妻子。在觐见天皇后，皇后将贞子叫到身边，告诉她尽管天皇的其他子女（包括皇太子）一直都受到疾病的困扰，但这两位公主看起来很健康，让天皇感到非常宽慰。一直以来，天皇都对佐佐木及其妻子的尽心尽力大加赞赏。天皇很关心这两个女儿，但他一直找不到时间再次看望她们，直到该年的12月29日才再次得见。当天，在拜见父皇时，这两位公主展示了她们在阅读、社交和绘画方面的才能。[4]

即便天皇有很多国家义务需要承担，但他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一次也没有去探望自己的女儿，不免让人感到奇怪。他的大多数子女都早早夭折，皇太子频频生病，天皇想必非常渴望看到两位如此健康的孩子。9月初，佐佐木承认自己在照料两位公主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询问何时允许公主们返回皇宫。他回忆道，在1891年以前，公主们觐见天皇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这种场合在逐渐减少，今年，他只获准带公主们进宫觐见天皇一次。佐佐木试图向天皇传达他的遗憾之情，但没有成功。当月晚些时候，佐佐木带公主们来到皇宫，希望天皇看到她们茁壮成长的样子会感到开心，然而，天皇再次拒绝接见她们。[5]也许天皇觉得对子女表现出特殊的关注与他的身份不符，但这使得他看起来似乎是位冷酷无情的父亲。[6]

在整个1896年，两名公主的教育依然是一个令人费心的问题。1月，佐佐木高行被告知，暑假过后，昌子内亲王将在赤坂离宫接受香川敬三的教导。佐佐木将继续负责房子的教育事宜，并且预计在五月的时候将负责抚育下一个孩子。他抗议称，自己与妻子年纪不轻，恐怕难以胜任再抚育一个新生儿的重任。他还表示，房子内亲王已经长大，完全可以离开他的养护。总之，他认为将两位公主分开并非明智之举。天皇让步，同意由香川敬三对两位公主进行教育，但他已经决定由佐佐木来抚育他的下一个孩子。也许在众多子女早逝后，天皇将两位公主能够存活至今归功于佐佐木的悉心照料。[7]

这些孩子能够存活下来当然是件令人欢欣的事情，但是，她们都是女孩，而王位继承人只限于男性。1896年4月，侍从长德大寺实则恳请天皇召唤更多的女官侍寝。他解释说，众人都暗暗担心天皇的男性继承人太少。子嗣越多越有利于增进皇室的繁荣、巩固国家兴隆的基础。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和多名其他爱国臣民反复与德大寺讨论这一问题，要他恳求天皇尽快召唤更多的女官侍寝。将来有必要让皇子参加陆军、海军，并统率三军。

等到帝国大本营解散，和平恢复后，德大寺开口跟天皇谈论这件事情。他解释说，希望增加侧室的数量不是为了让天皇纵乐，而是为了对皇祖皇宗行孝。然而，天皇决定不采纳这一建议。

天皇的最后八个孩子均由园祥子所生。其中，有六个是女孩，四个存活了下来；两个是男孩，但都没有活到两岁。脑膜炎的诅咒一直延续到了天皇的最后一个孩子——第十女喜子公主。1899年1月11日，不到一岁半的喜子死于脑膜炎。德大寺和其他政府成员持有的这一看法或许正确。如果天皇垂幸更多的女子，那么将会有更多的继承人。但是，（与持续至今的小道传闻相反）尽管天皇认为王位继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事，但他却不打算获得一个妻妾成群的后宫。他对继承人、未来的大正天皇的抚育方式十分严苛，表明明治不赞成君主享有肆意妄为的特权这一传统观点。

1896年5月11日，园祥子产下天皇的第九女聪子。婴儿不是男孩无疑会让众人些许失望。不过，皇太子将继承王位似乎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在庆祝聪子公主诞生后的第二天，天皇宣布，从今以后，皇太子将于每周六进宫谒见。

此时，政府开始重新考虑贵族子弟的教育问题。之前众人认为，贵族子弟从学习院毕业后将成为军官或贵族院议员，但是，1895年被任命为学习院院长的近卫笃麿（1863—1904）认为，学习院还应培养未来的外交官，以便在欧洲各国任职。为此，他提议修改课程。1896年6月提议获得批准。增加的课程有社会学、西方外交史，东方外交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外语；但是，课程中删除了东方和西方哲学、日本和中国文学、美学以及其他“无用的”科目。[8]此外，近卫还做出决定，即使是年轻的贵族也必须接受现代教育。

明治的劳碌繁忙——这也是他抽不出时间探望女儿的原因——大概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在外因中，没有什么能比朝鲜的局势更加耗费时间的了。在1896年全年，国王高宗继续住在位于汉城的俄国公使馆内，没有流露出要返回王宫的迹象，即使他的长时间逗留已经让俄国人明显有些生厌。俄国在朝势力持续增长，为了维持日本在朝鲜留存的影响力，日本别无选择，只好与俄国一同保障朝鲜的独立，并答应相互监督朝鲜内政。5月14日，日本常驻公使小村寿太郎和俄国代理公使卡尔·维贝就此签署了一份议定书。双方约定，朝鲜国王应尽早返回王宫，届时，两国将力劝朝鲜国王任命开明温和的人士担任大臣，以实行仁政。[9]双方还同意，限制俄国和日本在朝鲜设置的兵力，一旦朝鲜完全恢复和平，两国将撤离所有军队。

5月，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仪式。这成为日俄两国就朝鲜未来进行进一步商谈的大好机会。天皇派山县有朋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参加典礼。5月22日，山县谒见了沙皇，在会晤中呈递了明治天皇的一封信。在接受这封信时，沙皇说道，他非常清楚山县具备特殊资格来担任这一使命。不过，他大概还不知道，1895年4月，山县曾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强烈建议与俄国结成联盟。山县认为，日本无法单独维持在东洋的霸主地位，他确信，1891年俄国皇太子访日时被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所感动。大津事件是个不幸事件，但那还远远不足以成为两国采取敌对行动的借口，俄国已经证实，他们希望建立友好关系，以此促进两国的利益。山县力劝日本改变外交政策，不是与英国，而是与俄国结盟。[10]

虽然山县的建议没能开花结果，但大概也没有被遗忘。就在这时，他被告知天皇将派他作为特使参加加冕礼，并指示他利用这次机会就捍卫朝鲜独立与俄国进行初步会谈。5月24日，就在谒见沙皇后的第二天，山县与俄国外交大臣阿列克谢·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Aleksei Lobanov-Rostovskii）进行了会谈，并提交了一份关于两国在朝鲜开展日后合作的提议草案。他并不知道，就在几天前，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已经秘密与（也来参加加冕礼的）李鸿章达成了一份清俄联盟的密约。密约的主要内容是清朝同意俄国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经蒙古和满洲北部到达海参崴的铁路。作为交换，俄国承诺将保卫清朝的领土，以防日本入侵。[11]当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没有提到这份密约，他就朝鲜财务危机与山县达成了一份议定书。

这份日俄议定书有两个秘密条款。第一条规定：若朝鲜发生危及和平和秩序的重大变乱或者受到重大变乱的威胁，日俄经相互同意，可以向朝鲜额外派兵。在此情况下，为防止两国的军队发生冲突，两国须划定双方均不可占领的缓冲区。第二条规定：在朝鲜训练出一支能保卫该国的军队之前，日本和俄国可以在朝鲜驻扎相同数量的兵力，以保卫各自的国民。[12]但是，俄国并没有遵守与日本合作的承诺；相反，他们单独掌控了朝鲜军队的训练和朝鲜财务的管理等事宜，并用俄国人取代了朝鲜政府中的英国顾问。

对天皇来说，国内事务更加纷繁复杂。外务大臣陆奥因健康欠佳辞职。[13]总理大臣伊藤决定，既然他必须替换外务大臣，索性利用这一机会把内阁的其他成员一并换掉。他任命松方正义担任大藏大臣，大隈重信担任外务大臣。内务大臣板垣退助获悉任命后，宣称如果大隈踏足内阁，自己就要辞职。伊藤考虑只任命松方，但松方说，除非同时任命大隈，否则他不接受这一职务。伊藤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无视板垣的反对，既任命大隈又任命松方，将造成内阁与自由党产生摩擦。但是，如果他决定不任命大隈，那将切断自己与进步党——另一个重要党派——的联系。由于无法做出决定，8月20日，他称自己健康状况不佳，递交了辞呈。

现在，这一难题交由天皇处理。最后，他既任命了松方，也任命了大隈，还接受了伊藤的辞呈，即便伊藤是他最信任的政治家。他让枢密院议长黑田清隆在保留枢密院职务的同时临时兼任总理大臣，直到选出新的总理大臣为止。任命大隈和松方的决定引起了诸多猜测。有人声称，此举是为了将长州派系排挤出新内阁。[14]长州派的高层领导人山县被要求就伊藤的接替人与新内阁的其他成员进行商议。事实上，天皇原打算任命山县担任总理大臣，但是，当山县得知这个消息时予以拒绝，说他身体不适，不符合这一职务的要求。

似乎没有人愿意接替伊藤担任总理大臣。不愿意进一步介入此事的天皇，将接替人的人选交由元老处理。此时，警视总监、男爵园田安贤（1850—1924）对无人愿意承担这一职务予以谴责，他向天皇发函一封，认为这个时候天皇不应当保持沉默。他力劝天皇站出来，向世人明明白白地展示什么才是个人统治。德国皇帝曾宣布，“我就是德意志帝国的内阁首相”。[15]园田希望天皇也能对内阁实行个人统治，不要把大臣的任命交给元老。他宣称，尽管内阁大臣是由天皇任命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某些人无论是否获得了天皇的信任，也能够在内阁占有一席之地。内阁是引发无休止冲突的大环境，这些冲突扰乱了日本的和平安宁。如果天皇能够实行个人统治，谁还敢违抗？他敦促天皇采取这一措施，并任命信赖的人士协助自己，认为这才是天皇最紧迫的任务。[16]

一直以来，建立天皇的个人独裁政府都是维新的一个理想，然而，随着宪法的颁布和议会的成立，这个理想已经被遗忘，并且被一种新的观念所取代：天皇只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权威，而非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原则上，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但他很少选择行使这种权力。园田抱怨的“谦德”反倒成为了天皇所采用的立场。天皇对这封函件有何反应，尚无史料记载。大概天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幸运的是，他与专横的德皇迥然不同。[17]

因选任新总理大臣而引发的危机，因为任命松方正义担任总理大臣兼大藏大臣而得到解决。松方非常不愿意接受总理大臣这一职务，因为他想不出什么解决方案来应对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刚开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以一贯表现出来的敬畏和惶恐姿态拒绝了天皇下达的这一命令。然而，天皇不接受否定的答复，指示松方就这一事情与黑田进行商议。最后，松方屈服。9月20日，新内阁宣誓就职，成员几乎都是熟悉的面孔。天皇特别关心陆军大臣的选任。他提醒松方，日本正在扩充军备，并将继续向台湾增派军队。新大臣必须能与参谋本部和睦相处，并且能对军队进行有效管理。松方任命高岛鞆之助担任陆军大臣，在第一届松方内阁时期，高岛也曾担任过这一职务。[18]

内阁中最有争议的人物莫过于大隈重信。他支持言论、集会、出版自由，认为陆军的扩充应以十二个师团为限，并建议从中派出三个旅驻扎台湾。他还提议对财政进行监管，宣称如果内阁其他成员不接受这些意见，他将拒绝就任。大隈的意见遭到了陆军大臣的反对，他不同意限制日后的军备扩充，但最后大家还是同意了大隈的条件。

10月，在大阪发行的一份杂志对宫内大臣土方久元进行了猛烈抨击，列举了他的种种劣行。这是对出版自由的一次重大考验。在随后的一个月，报纸《日本》转载了这篇文章，从而让它得到了广泛传播。土方提交辞呈，同时谴责这篇报道纯属捏造，声称这玷污了皇室的尊严。他要求松方和内阁成员严厉惩处冒犯者。严惩也许意味着不仅要限制或者（至少）暂时停办此类杂志和报纸，还将提出冒犯君主和诽谤政府官员的指控。

松方询问内阁，是否给予取缔此类期刊的行政处罚。大隈反对这类措施，因为这违反了政府所采用的出版自由的原则。其他内阁成员认为，取缔期刊是不可避免的。在对这一事件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后，司法大臣清浦奎吾反对将这一纠纷送交法院。这篇文章虽然造谣中伤宫内大臣，但没有直接批评皇室，因此，不构成不敬罪。此外，如果作者因诽谤官员而被起诉，只会放大这一事件，使得被告及其辩护人获得了在法庭上抨击宫内省的机会，从而导致真正亵渎皇室的尊严。

松方告诉土方，内阁已经决定不采取行政处分或者法律处分。土方自然很生气。不过，侍从长和黑田清隆一同劝说松方，说定会采取行政措施。最后，冒犯了宫内大臣的杂志被取缔，报纸被暂停发行。然而，这没能平息土方的怒气。他认为这个处罚仍然过轻。内阁表明实行出版自由的政策，但最终的行为却背道而驰，让民众大为失望。[19]

12月，天皇在贞爱亲王的府邸参加一个宴会时，听到了关于清日战争的最后一次余音。这是一场欢庆的宴会。当时出色的两位能戏演员宝生九郎和梅若实表演了《小袖曾我》和其他能戏。经天皇要求，梅若实演唱了天皇创作的《成欢站》，宝生九郎演唱了皇后创作的《平壤》。[20]这两首歌曲由梅若实进行了最新修改，高度赞扬了日本军队的骁勇善战。由于朝鲜目前已经完全风平浪静，12月21日，天皇取消了禁止前往朝鲜的禁令。

总的来说，在过去两年与清朝开战的激动情绪平息后，对天皇而言，1896年是相当枯燥的一年。天皇似乎再一次地离群索居。他没有参加1897年新年正日的任何传统仪式，皇后代替他接受了外国政要的朝贺。

新的一年刚开始没多久，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的皇太后患上了重感冒。1月8日，她突然感觉身体发冷，咳嗽增多，并感觉到胸口剧烈疼痛。陆军军医总监桥本纲常检查后，诊断她患上了卡他性肺炎。10日，经常为皇室成员进行治疗的欧文·贝尔茨医生对皇太后进行了检查，结论和桥本医生的诊断一致。贝尔茨警告说，皇太后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如果再发生心脏病或肺水肿，就会有生命危险。[21]

1月11日，天皇和皇后向宫廷医师询问皇太后的病情。他们早前被告知皇太后患病，但以为是感冒。得知她命在旦夕，他们都大吃一惊，并决定前往青山御所的病房探望皇太后。然而，他们遭到了医生和其他人的劝阻，因为他们自己也患上了重感冒，不适宜去探望。尽管如此，天皇坚称他和皇后将按计划于早上9点30分前去探视。当天清晨，皇太后病情危重的消息传到了宫中。8点50分，护卫尚未到齐，天皇和皇后就动身出发了。

一踏进病房，天皇便膝行到皇太后的病榻前。看到皇太后憔悴的样子，他无法抑制强烈的悲伤之情，失声痛哭。皇太后转向他。他望着皇太后，一个劲地哭泣、鞠躬。皇太后也伤心地哭泣起来。她让服侍的人向天皇和皇后表达谢意，感谢他们前来探望，并解释说自己无法下床，无法向他们鞠躬。天皇的一名随从担心待的时间过长可能加重皇太后以及天皇和皇后的病情，于是力劝天皇和皇后离开。随后不久，他们便离开了病房。

当晚，皇太后病逝，享年六十四岁。自1867年1月孝明天皇驾崩后，她守寡整整三十年。尽管天皇十分清楚他的生母是中山庆子（现称为“二位殿”），但皇太后被正式认定为他的母亲，而且他也一直在向皇太后尽孝。这一次，天皇的悲伤之情是真切的：撇开个人感情的纽带不说，皇太后是与他的童年世界有着关联的重要人物，也是这类人物中的最后一位。尽管明治身边的人常常因敬畏和感激而哭泣，但明治自己很少流泪。这一次，他的眼泪肯定不是因后悔自己没有当好儿子而引发。在孝明天皇过世后，他无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事情，确保皇太后的时日能在最愉悦的旅行中、在观看能戏中、在出席艺术展览中以及在类似高兴之事中度过。

在皇太后病逝后的五天里，天皇暂停朝事，并下令自皇太后薨日起服丧一年。宫中人士都将穿上丧服，其他日本民众将停止举办歌舞、音乐三十天。天皇命令在旗帜上绑上黑色飘带，在随后的十五天以及在出殡日和下葬日不得处决罪犯。[22]

一些人认为，为彰显皇室如今的荣耀，葬礼的规模应该非常宏大。皇室治丧委员会的成员表明观点，说孝明天皇的陵墓太小，应为皇太后修建更大的陵墓。天皇提出自己的看法：“皇妣葬礼固不可不庄重，然物有其度，不可徒夸张超皇考。”[23]

起初，帝国议会将葬礼的预算费用设定为八十万日元，但威仁亲王提请众人重视天皇的意愿，要求减少预算，最终设定为七十万日元。天皇和皇后都生病了，由于担心寒冬气候可能会加重天皇和皇后的病情，他们没有参加在京都举行的葬礼，而是由威仁亲王及其妻子代为出席。

天皇下令，自此以后尊皇太后为“英照皇太后”。这个极其例外的尊号无疑反映出他对皇太后的感情。在此之前，鲜有皇太后或皇后被追封谥号的例子。[24]“英照”并非佛教的称号，而是出自于唐代政治家李德裕的一首诗《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潭上紫藤》。[25]之所以为采用这一名称，是因为皇太后出身于藤原家族。

2月2日，英照皇太后的灵柩被从青山御所送往京都的大宫御所。皇室成员、内阁成员、枢密院议长、外国公使以及他们的妻子都参加了出殡仪式。尽管一直在生病，天皇和皇后仍希望前往青山御所做最后的道别，然而宫廷医生坚决不准他们冒着这样的天气前去。

2月7日，葬礼在京都举行。从大宫御所到月轮山殡仪馆排起了长长的送葬队伍，感人至深。四头牛拉着灵车，华族和政要都穿着正式的服装，走在灵车的后面。神官们拿着杨桐树枝、锦旗、长戟或者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在送葬队伍中左右走动。近卫军和第四师团的仪仗队与海军兵士一同护送着灵车。第四师团的野战炮兵鸣放了几分钟的礼炮，军乐队演奏起《哀之极》——在皇室高级成员的葬礼上演奏的哀乐。[26]

当送葬队伍到达梦浮桥[27]时，即泉涌寺之前，道路变得非常狭窄，只得把灵柩转移到手推车上。队伍于当晚10点抵达月轮山，11点举行了仪式。灵柩被安放在殡仪场的中心，送葬者在这个临时的祭坛旁排成行。随后，送葬者从左到右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在灵柩前鞠躬，并送上一根杨桐树枝。那一定是个非常庄严、非常动人的场景，即便大多数人是在向一生中都不太了解的一个女人表达敬意。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可能都没有这么让人印象深刻。

也许这个葬礼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在于它缺少了佛教元素——没有僧人、没有吟诵佛经、没有焚香。[28]过去，神道教神官不愿意主持葬礼，因为害怕沾染上死亡的污秽。但是维新以来，佛教失宠，神道教便开始举办丧葬仪式。

2月8日，午夜过后十二分钟，葬礼结束，但直到清晨5点30分灵柩才下葬；11点55分，灵柩掩埋结束。葬礼上唯一一位来敬拜的外国人大概就是朝鲜国王派来的特命全权大使李夏荣，他在灵柩前献上了一对装有纸花的花瓶。这一举动让日本人不胜感激。在接见这位公使时，天皇向他表达了感谢之情，并赠送给李夏荣勋一等的旭日章。1897年11月22日，在为闵妃举行丧礼时，日本也同样派遣公使携带悼词和一对银香炉参加丧礼。[29]

天皇和皇后无法前往京都参加葬礼，但4月19日，他们一同去到英照皇太后的陵前哀悼致敬。天皇和皇后在京都一直逗留了四个多月。他们原计划于5月中旬返回东京，这时传来了东京爆发麻疹疫情的消息，宫廷医生告诫他们此时回宫可能有危险。于是，天皇便好好地享受在旧都的时光，即使在疫情有所减缓后，他也没有流露出要返回东京的迹象。直到8月22日，在最终确定麻疹疫情已经结束后，天皇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京都。[30]

在离开京都的当天早上，专车将于8点55分出发，但是，天皇突然宣布，他想让列车晚二十分钟出发。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也许只是希望在京都再待久一点儿。通信省运输局表示很难更改时刻表，但天皇非常生气地反驳道，“此为特别御召列车，不能安排时间为何故？”最后，通信省运输局推迟了列车的出发时间。这是天皇放纵任性的罕见例子，（和其他情况一样）第二天他大概有些后悔了。

1897年，烦扰天皇并对将来造成影响的另一件国内事务，是足尾铜矿造成的铜中毒事件。3月24日，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内阁委员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该事件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以及给该地区居民带来的痛苦都没有被夸大。在渡良濑川及其支流，鱼群已经消失；大量的水旱田濒临荒废。近年来，洪水频发，损失逐年增加。在每一届议会会议上，众议院议员田中正造（1841—1913）都描述了该地区遭受的严重破坏，呼吁采取防范措施和救助行动。但是，政府和矿山经营者都没有采取措施来帮助当地居民，并且他们还担心民众会前往东京，直接向政府请愿。[31]

就在调查委员会成立前不久，农商务大臣榎本武扬身穿便衣前往足尾，调查毒矿的影响。当地的景象让他深感震惊，为对这场灾难负责，他引咎辞职。[32]在得知足尾的情况后，天皇烦躁不安。4月7日，按照天皇的要求，德大寺实则向群马县、栃木县、埼玉县和茨城县的知事发函一封，询问他们是否认为突然爆发的公众批评是由1896年的洪灾导致的破坏所引起，还是应该回溯至1892到1893年首次发现污染造成可怕后果的时候。

当时，一些观察使将灾难归咎于乱砍树木导致山体滑坡、堵塞河床，进而河水流动不畅，冲破堤防并将有毒物质扩散。知事被要求做出答复，不得瞒报，亦不得扣押相关文件。[33]

在收到内阁委员会的报告后，5月27日，天皇向矿山经营者古河市兵卫发布了一个包括三十七条命令的命令书，要求他提供沉淀池、滤水池、滤烟室和类似设施，以避免矿井水溢流，消除烟煤污染。古河必须在一百五十天内完成此类改进措施，否则将暂停采矿作业，直到沉淀池和滤水池准备妥当为止。如果古河违抗这些命令，将被禁止从事进一步的开采作业。[34]

11月27日，内阁确信委员会对足尾毒矿的调查工作差不多完成，于是解散了委员会，并指派适当的大臣来监督防范措施的实施和恢复受污染的土地。[35]毒矿事件一直持续到了明治时代的后期，从这一点来看，当时政府下令的污染控制措施显然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建立一个现代、富强国家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致日本民众趋向于容忍环境污染，即使是足尾铜矿这一极端严重的污染也不以为意。

就在十一年前的1886年，末广铁肠发表了《雪中梅》。这部作品通常被誉为是明治时期最优秀的政治小说。它以2040年（明治一百七十三年）为背景，开篇便描写了为庆祝宪法颁布一百五十周年而鸣放礼炮、吹响号角的情景。随附的插画中描绘了东京的未来。那是一个矗立着一排排冷酷的砖墙建筑物的城市，一团团的黑烟从这些建筑物的高大烟囱中排出。铁肠热忱地写道，“电报线如蛛网般，汽车往来八方，路上的电灯宛如白昼。”[36]

想到一个城市如此缺乏宜人性、如此遭受工业污染，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浑身战栗，然而，铁肠无疑认为他的读者会为这样的未来图景感到高兴。那是以烟囱冒出浓烟作为进步的象征。他似乎认为东京越像伦敦——西方最伟大的城市，日本的民众就会越幸福。

侍从日野西资博回忆道：

陛下视察关西地区，每次火车快要经过大阪时，他都会说，“我们正在靠近烟雾之都……我们此刻就在烟雾之都了。”每当我们靠近大阪时，他都会眺望窗外的风景。当他看到升起众多的烟雾时，会感到非常满意。[37]

无论对明治天皇来说，还是对末广铁肠来说，“烟雾之都”都是个赞美之词。然而，足尾铜矿却是一个残酷的告诫，它提醒着人们：这样的进步是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1页。

[2] 在这些场合以及提到众姐妹的其他场合中，都没有出现天皇的第八女允子，大概是因为她与其姐妹分开养育的缘故，她的抚育者是林友幸（《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899页）。

[3] 御养育挂是官职，负责天皇皇子、皇孙的养育工作。——编注

[4]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72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七卷，第120页。但是，天皇接受了两位公主进献的礼物——离宫景色的绘画和几个番薯。听说这些礼物很讨天皇喜欢，这给佐佐木带来了一些安慰。

[6] 他当然不是一位溺爱子女的父亲。他的女儿北白川房子回忆道，第一次听到明治大声欢笑，是她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去皇宫的时候，当时幼儿表现出了一些不得体的行为。后来，北白川房子成为了伊势神宫的祭主（《明治天皇とその宮廷》，《リーダーズ・ダイジェスト》1968年10月号，第44页）。

[7] 1897年底，房子公主突然生病。佐佐木希望将病情进展情况奏报给天皇，但他被告知，已经有诸多烦心事萦绕在天皇的心头，除非病情极其严重，否则最好等到公主康复后再奏报天皇。不过，佐佐木将公主的病情向皇后进行了详细奏报（《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65—366页）。

[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94—95页。

[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71—72页。国王直到1897年2月20日才离开俄国公使馆（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165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746—747页。

[11] 如需了解密约谈判的情况，请参阅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 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227-238。

[1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8页。

[13] 他于1896年5月30日辞职，并于1897年8月24日离世（《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0页、第292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12页。松方来自于薩摩藩，大隈来自于肥前藩。

[15] 我没有找到这一引述，不过，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发表过多次类似的话语。他对威尔士（Wales）亲王说，“我是德意志政策的唯一决定者，我的国家跟着我的意志走”（转引自John C. G. Röhl, 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p. 12）。

[1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19—120页。

[17] 罗尔清楚地表明德皇要比明治独裁得多：“必须记住，每一个官职的任命，每一项政治举措的实施，都需要皇帝的明确同意。每一位政治家、每一位陆海军军官、统治精英内部的每一个政治群体、宫廷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毫无例外地都要去获得‘最高人物’的欢心”（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p. 117）。

[1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23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52—153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60页。

[2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77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80页。

[2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83页。

[24] 如果太皇太后、皇太后或皇后加入了佛教宗派，那么她通常将获得以“门院”或“院”（如建礼门院）结尾的尊号。但是，皇太后没有加入任何佛教宗派，因此这样的尊号也就显得不合时宜。向太皇太后、皇太后或皇后追封谥号的例子有三例，都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奈良时代。掌管此事的官员反对给这位皇太后追封谥号，认为在姓氏后面加讳就可以。之后，这名官员认为也可以皇太后居住的御所名称作为谥号，称为“青山皇太后”（《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94—195页）。

[25] 诗的末句是“繁英照潭黛”。“英照”的字面意思就是“繁英映照”。比起诗人，李德裕更为人知的身份是政治家。

[2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199页。

[27] 泉涌寺向下的一处遗址，古时曾有一座桥，今只剩一碑。非日本神话中的梦浮桥。
——编注

[28] 皇太后葬礼中的非佛教特色为皇室开了先例。1898年2月，当光格天皇的养子晃亲王过世时，他的家族希望按照他在遗嘱中表明的意愿举办一场佛教葬礼，但这个请求遭到拒绝。枢密院副议长、伯爵东久世通禧裁定，皇室成员的葬礼必须按照先例进行——即采用神道教的方式。天皇支持这一裁定（《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97—398页）。

[2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00—201页、第207页、第343页。10月12日，朝鲜国王称帝，他颁布诏书，追封闵妃为皇后，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并改年号为“光武”（第319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56页、第291页。在1886年到天皇驾崩的1912年间，担任侍从的日野西资博回忆道，当1897年4月天皇在京都时，侍从们都担心天皇会推迟返回东京。刚巧在这个时候，一场大风暴导致列车暂停运行。天皇带着愉悦的表情说道，“是低气压吧。低气压真是太好了。”就在列车恢复运行的同时，传来东京爆发麻疹疫情的消息。这导致天皇第二次推迟离开京都的时间。不久后，在得知疫情逐渐减缓后，天皇说道，“朕确信还有一些病例。你们赶快调查一下”。侍从们进行了调查，发现东京还有两个麻疹病例。在向天皇奏报此事时，他说：“你们看看，朕刚才说道还有一些病例，果不其然吧？”劝说天皇返回东京并非一件容易的差事（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73—174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18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25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33页。

[3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260页。

[3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45页。

[36] 拙著Dawn to the West, 1, p. 90。

[37]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98页。我突然想起《古事记》中描述的应神天皇的故事。当应神天皇站在山上时，他望着一个村庄，发现烟囱没有冒烟，意识到民众没有足够的钱来煮菜做饭，由此豁免了苛捐杂税。当他再一次伫立在山上，看着村庄里的烟囱冒烟时，他很开心，这表明民众的生活富足。

第四十九章
藩阀终焉

另一场内阁危机发生于1897年底。松方正义——这位从来都不重视政党意愿的总理大臣——在未事先获得政党同意的情况下，企图在议会上通过立法提案。在回答枢密院议长黑田清隆对该提案的质疑时，松方回答说，他是按照天皇的圣意，尽忠尽责效劳国家大事，无须顾及政党的向背以及议会的可否。众议院对内阁提出了不信任案，松方也奏请解散议会。[1]面对众多反对的呼声（甚至来自于他自己的内阁成员），松方进退两难。

1897年12月25日，松方解散议会，并为内阁不和负责，请求辞职。其他内阁成员也提出了相同的请求。天皇让松方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同时命令其他大臣不要离开东京。毫无疑问，天皇一定想起过去的痛苦体验：当他需要大臣们的建议时，他们已经身在偏远的乡村。为了不响应天皇的命令，大臣们常常把不在东京作为仅次于身体抱恙的借口。

天皇意识到，解散议会或者至少休会是不可避免的了。他还知道没有办法动摇松方辞职的决心。同一天，也就是12月25日，他派德大寺实则前往黑田清隆的府邸，讲述所发生的事情，并告知黑田自己希望与他进行商议。黑田回答说他不幸染疾，三四天后才能进宫。天皇似乎判断黑田是假装生病。三个小时后，德大寺回到黑田的府邸，传了天皇的另一番话，议会即将解散，总理大臣已要求辞职，黑田应立刻进宫商量处理事宜。镇定自若的黑田说道，他将于12月28日进宫。26日，德大寺再次来到黑田的府邸，告知他天皇对黑田拒不进宫大为烦恼，要求他明天（27号）进宫，黑田同意。虽然天皇的大臣们反复声明要绝对忠于君王，但当他们发现对自己不利时就无视天皇的意愿。

松方承认他不打算干预接替人的选任，但他提议说，伊藤博文或山县有朋将会是合适的人选。与当时更换总理大臣和其他内阁大臣的大多数情况一样，这次危机本身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但却有着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来自萨摩藩的松方是个失败的总理大臣，他提议说长州藩人士伊藤或山县将会是合适的接替人。尽管政党在议会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但这些接替人所支持的政党并非松方举荐他们的重要原因。无论伊藤或山县有着怎样的政治上的忠诚，他们能够担任总理大臣，是因为能力获得认可（虽然这些能力并非针对政府当前面临的任务），以及出生于两大藩国之一。担任日本政界领导的人士都来自于这两大藩国。虽然现在总理大臣的政治忠诚度并非考虑因素，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

当晚，宫内大臣土方久元遵照天皇的命令向伊藤发了一封电报，请他第二天进宫。伊藤当时正在大矶町的别邸中，他回了一封电报，称自从去年辞职后，他就再也没有关注过国内外形势，如果天皇征询他的意见，只会误导圣上的聪明才智。此外，自己近来饱受眼疾的折磨。他请求延缓进宫觐见的时间。[2]

12月28日，天皇派侍从前往黑田的府邸，将他准备任命伊藤担任总理大臣的打算告诉黑田。他要求黑田向伊藤转达这一决定，描述内阁的困难局面，并劝说伊藤接受这一任命。当天，黑田去了大矶町，力劝伊藤立刻动身前往东京，并劝说伊藤答应天皇的愿望以让天皇宽心。伊藤被这些话深深打动，于是答应了这一请求。[3]

12月29日，伊藤抵达东京后即刻进宫。天皇讲述了召见伊藤的原因，伊藤回答道，他非常清楚事态的严重性，愿意组建新一届内阁。

和往年一样，天皇没有主持1898年的新年仪式，而是由代行官操持。得知伊藤患了感冒，天皇派侍从前去嘘寒问暖，并表示希望伊藤能够进一步地为国家效劳。他向伊藤赠送了一打葡萄酒和十只鸭子，这是他目前的送礼标准。

山县拜访了伊藤，并敦促伊藤组建内阁以发挥能力。次日，在回复中，伊藤向山县坦白说，自己个性容易走极端。他还提到，井上馨很情绪化，动不动就掉眼泪。他担心这些不足之处可能会给他成立的内阁造成破坏。相比之下，山县担任总理大臣期间，展示了自己宽严相济的独特能力。他请求山县帮助。[4]

1月8日，伊藤请求在天皇亲临的情况下召开会议，商议组建内阁的事宜。他无疑希望山县和西乡从道继续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他曾计划邀请进步党的领导人大隈重信加入内阁，以便巩固与政党的关系。但在1897年底，他和大隈商谈加入内阁的可能性时，大隈没有轻易答应。他开出的条件是自己担任内务大臣一职，并让进步党的其他三名成员担任内阁的主要职务。伊藤无法接受这些要求。[5]

伊藤继而转向与自由党建立关系。他拉拢板垣退助，只不过板垣也要求获得内务大臣一职。伊藤拒绝了这一条件，认为如果政党的领导人担任内务大臣，将使即将进行的选举出现倾斜。1月8日，他向天皇奏报说自己没能获得政党的支持来巩固新内阁。尽管遭到失败，但东亚的紧张局势以及国内外的诸多问题不允许推迟成立新政府。因此，伊藤力劝天皇召集元老讨论这一情况，而他将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1月10日，会议召开。伊藤对东亚局势做出了悲观评估。俄国从西伯利亚给清朝施压，并占领了辽东、大连和旅顺口；法国占领了云南地区；英国控制了长江的入海口；德国侵占了胶州湾和山东地区；英国军舰正威胁着仁川。如果英国和俄国发生争端，日本应站在哪一边？他认为，鉴于日本兵备未实，财务未整，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中立和维护自身安全。

山县和其他元老都支持这一论断，天皇也表示同意。过去，天皇在其亲临的讨论中通常都保持沉默，但现在他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元老们一致推荐伊藤——有能力处理目前危机的唯一人士——来组建新的内阁。他们支持仅保留上一届内阁的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并建议让井上馨担任大藏大臣，让桂太郎担任陆军大臣，让西园寺公望担任文部大臣，以及让芳川显正担任内务大臣。最终，伊藤组建了内阁。1月12日，松方卸任。

在准备3月15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时，内务大臣邀请各个县的知事前来内务省，向他们说明了大选的重要性。他列举了选举程序中存在的弊端，提出有必要防范这些弊端，确保选举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候选人。众所周知，上一次的选举很不公正。候选人使用金钱、礼物、本票或财产来购买选票；选举人遭到暴力或威胁；投票地点和选举大会都发生了骚乱事件。虽然这些活动已经被严厉禁止，但违规行为越来越明目张胆。一个月后即将进行选举，政府必须确保选举活动有秩序地进行。候选人不得花钱买选票，选举人不得遭受暴力或威胁。[6]2月8日，天皇发布了紧急命令，禁止参与选举活动的人员携带枪支、长矛或棍棒。

选举结果是：自由党获得九十八席，进步党九十一席，山下俱乐部[7]四十八席，其他小党和独立党派获得六十三席。在组建第二届伊藤内阁时，板垣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开启了政府与自由党合作的篇章，但此类合作并没有结束，即使伊藤拒绝将板垣纳入他的新内阁。选举结束后，自由党再次要求将板垣纳入内阁，不然，他们威胁将给议会制造麻烦。但内阁扬言说，如果因为要给板垣腾地方而需撤换内阁成员，那么内阁成员将全体辞职。4月15日，伊藤向自由党发函一封，拒绝任命板垣，并声言将不与该政党开展进一步的合作。[8]

5月19日，议会召开。26日，政府提出了一项增加地税、所得税和清酒税的议案。面对财政收入严重不足的情况，松方内阁早前提出了一项增加地税和清酒税的议案，但是还没有对这项议案进行表决，议会就解散了。6月20日，当伊藤内阁再次提交这份议案时，议会以二百四十七票反对、二十七票赞成的压倒性优势否决了这一议案。随后，伊藤解散了议会。[9]

内阁和议会之间的僵局导致事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新情况：自由党和进步党这对昔日的政敌，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宪政党。6月16日，在召开的集会上，大隈和板垣就两党合并的迫切原因发表演讲；21日，为准备第二天的新党成立事宜，自由党和进步党解散。官方公告声明如下：

宪法颁布、议会开设以来将十载，而此间议会解散已及五次之多，宪政之实全无，政党之力亦未大伸，是以藩阀余弊尚固结，故破朝野和协，致国务迟滞。举国忠爱之士深慨叹之。今吾人鉴内外之形势，断然解自由、进步两党，广纠合同志，组织一大政党，更始一新，以期宪政之完成。因兹宣言。[10]

在新党提出的九条纲要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树立政党内阁，严明阁臣之责任。”即今后将由从最强大的政党中推选出来的总理大臣来组建内阁，取代天皇从来自萨摩藩或长州藩的人士（通常是在维新时期做出了贡献的人）中选任总理大臣的通行做法。

对于这一纲要，伊藤做出的最初回应是筹备自己的政党，这个政党将由商人和热心公益的爱国人士组成。很快，他获得了其内阁成员的支持。不过，他们指出，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吸引选民，伊藤须在全国发表演讲，并阐明政府的政策。他们还提醒伊藤，留给选举前的竞选活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黑田清隆承诺，如果伊藤组建政党，无论伊藤在哪里发表演讲，即便自己拖着残躯拄着拐杖也会陪同。

当井上馨拜访山县以寻求支持时，山县回答道，“会同志以组织政党非不可，然由政党组织内阁则破坏明治政府之历史，驳逆帝国宪法之精神，若遂行之，则明显成西班牙、希腊诸国命运。”[11]山县措辞严厉地否决了伊藤的方案，使得黑田改变了支持新党的想法，最终伊藤也放弃了这一计划。

在成立宪政党后，决心要维护现有政治体制的陆军大臣桂太郎会见了山县、井上和西乡（从道）。伊藤表示，如果组建政党的意愿遭到拒绝，自己将辞职，对此桂太郎深表遗憾。他提议说，如果伊藤无法处理政治时局，那么元老必须挺身而出。如果议会继续反对政府，则可以解散议会；如有必要，还可以中止宪法。[12]

天皇被这一局面搅得心烦意乱，6月24日，他召集伊藤、黑田、山县、西乡、井上和大山（岩）开会。伊藤在会上说道，大隈和板垣组建的新政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让这两人成立内阁已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山县和黑田对伊藤的看法表示强烈反对，他们确信，如果让大隈和板垣成立内阁，以及如果让他们的内阁以该政党的纲要作为根基，将与日本的国家政体相抵触，并将严重违反帝国宪法的精神。

他们当着天皇的面继续辩论，没法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天皇的焦虑不安与日俱增，会议结束后，他召见了伊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继续担任总理大臣期间，伊藤应当请求自由党与他合作，就像过去那样。伊藤回答道，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两党已经合并。伊藤建议，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隈和板垣负责处理这一困难的局面。伊藤不仅要求辞职，还要求收回他的爵位和头衔。[13]

6月25日，天皇召见了山县、黑田、大山、西乡和井上。他告知说无法劝阻伊藤不要辞职。按照伊藤的意见，他和伊藤一致认为别无他法，只能推举大隈和板垣作为接替人。七名内阁大臣立即请求辞职。当晚，伊藤私下会见了大隈和板垣，向他们简要描述了极其严峻的国内外局势。他说，他已经向天皇推举他们二人，因为他们握有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容易通过必要的立法来解决这场危机。他劝说道，如果天皇请他们效劳，希望他们能够答应。第二天，他们告知伊藤说，尽管责任重大，但他们将当仁不让。6月27日，天皇命令大隈和板垣成立新内阁。两人宣誓说将竭尽所能，以报皇恩。[14]

6月28日，大隈和板垣觐见了天皇，奏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内阁大臣的选任工作。天皇一边看着名单，一边对他们所选人士的性格进行了询问。由于大多数人士为议会成员，因而没有必要询问他们的官场生涯、官位官阶或勋章，但是，天皇想了解他们的为人处世。于是，大隈和板垣轮流对每个人进行了描述。天皇看到尾崎行雄时大吃一惊，问道，几年前，尾崎曾遭受纪律处分，至今尚未赦免，推举此人担任内阁大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15]第二天，当大隈和板垣进宫时，天皇重申，内阁大臣一职事关重大，任职之人必须尽忠履行职责，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不能犯错误。也许这是在批评尾崎。

伊藤越来越确信，已经没有办法阻止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的党派组建内阁。他清楚这意味着萨摩藩或长州藩统治的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自维新时起便与他关系密切的旧友主宰的时代的结束。事件发展的新态势也让天皇忧心不已。后来，松方告诉友人说，“未曾见圣上忧色如斯深”。[16]

政党内阁刚刚成为现实后不久，就有人推测它会短命。这个推测只是因为它是个特殊的内阁：隈板（大隈、板垣）内阁注定要瓦解的原因不是其成员来自于政党，而是大隈和板垣的政见不可调和。6月30日，天皇让新内阁宣誓就职。大隈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板垣任内务大臣，尾崎行雄任文部大臣。

上任后不久，大隈召集各县知事开会，解释了政党内阁的特征，并承诺公平选举以及对各县管理进行改革。他强调选举是立宪政体的精髓，为确保公平选举，将继续对选举进行严格控制，防止发生前几次对选举造成破坏的暴力、贿赂、恐吓和其他事件。[17]

7月14日，佐佐木高行带着他照料的两位公主进宫。在天皇准许接见后，作为天皇能够畅所欲言的为数不多的对象之一，佐佐木说，他能够想象到天皇因内阁更迭一事而有多么烦乱。天皇回答道：“今次内阁大变革如海啸之一时袭来，其势全然难抗。此全为时势所然，故听伊藤之奏请，命大隈、板垣组织内阁。而朕初以大隈为进步党首领，板垣为自由党总理，今共率宪政党云云为由，信宪政党为二人指挥，大臣等人选为二人所得。然绝非如此，二人对二人之党势力绝无，其意稍未行之，人选悉由党本部决定，而自由、进步两派调和未成，自由派推荐，进步派谓之不可，进步派推选，自由派谓之不可，而大隈、板垣亦不知如何操作，常为党人操纵，为其要求所苦。二人于内阁之间暂安稳，然一度归官邸，数十党人长拥之，请托诸事，强要不已。朕最初以为委任大隈、板垣，则可整理相应庶务，遂行国政，然全缪也。”[18]

佐佐木问道，目前事态令人惋惜，这一联合政权将来能否管理好国家事务？天皇答复道，未来虽难以预测，但很可能存在问题。最糟糕的大概就是文部大臣。“世评前大臣、次官中， 外山正一[19]有学识，菊池大麓有事务之才，滨尾新无特别才能。新大臣尾崎行雄与滨尾不相伯仲，或有少许才干云云。盖处文部之难局，期教育之振兴极难也。”[20]天皇讽刺尾崎行雄，似乎反映出他对尾崎抱有深深的个人成见。

7月8日，尼古拉二世的表弟基里尔·佛拉迪米洛维奇（Kiril Vladimirovitch）大公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尽管此类访问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再引起宫中的多大兴趣，但他仍受到了天皇和皇后的体面款待。8月5日，板垣要求大隈辞去外务大臣一职，他说，为了便于接待俄国大公才准许大隈担此职务。既然大公的访问已经结束，现在该让大隈放弃这个兼任的职务，保持两党均势。板垣支持让星亨或江原素六担任外务大臣。大隈不愿辞职，从而导致了这个联合政权第一次发生冲突。他们向最高权威天皇征询意见。天皇认为，大隈应当继续担任外务大臣。他们当然都遵从了天皇的决定，但这却加深了这两个党派之间的裂痕。

进步党提议废除警视厅，导致两个党派发生了第二次冲突。板垣向天皇草拟了一份声明，说明了不应废除警视厅的原因，但天皇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这次冲突以及之后的政见不合中，自由党背离了自由主义这一传统，表现得比进步党还要保守。

8月11日，文部省废除了1881年以来所有旨在控制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的部长条例、官方通知、非官方通知、指令、私下指示等。在对这次大规模的行动进行解释时，尾崎行雄说道，很多诸如此类的部长条例，在颁布相关法律后就显得没有必要了。其他为了矫正时弊的命令随着时势推移也已经过时。当然，其中的确有一些条例仍然休戚相关，但他认为，教育的问题最好是由校长、老师和从事教育的其他人士来解决。尾崎深信，这些条例是过去遗留下来的累赘，希望通过废除它们达到教育改革。[21]

8月22日，在帝国教育会夏令讲习会的闭幕仪式上，尾崎发表了演讲，其中的一句话非常显眼：尽管日本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家，但若真有那么一天，总统候选人应该来自于三井和三菱[22]吧。也许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当时拜金主义横行，终有一天，（以这两个巨头公司为象征的）财富可能会统治这个国家。尾崎不假思索地发表了这句话，给了他的政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质疑他的爱国精神。他们问道，文部大臣怎么敢直言不讳地说出“日本有可能建立共和政府”这样的话。“如果这番话不是为了摧毁日本的国家政体，那是为了什么？”《东京日日新闻》用义愤填膺的话语对尾崎进行了猛烈抨击。新闻报道篡改他的讲话，让尾崎烦乱不安，他将讲话的速记记录公之于众，以便对报纸发表的文章进行纠正，然而，他的对手却声称他篡改了记录。对尾崎的指责愈演愈烈，尾崎的讲话也成为政府内外的一个争议焦点。[23]

8月25日，德大寺实则向尾崎传话，向他索要演讲的手稿。由于这是即席发表的演讲，没有副本，尾崎提交了一份速记记录的誊清稿。[24]侍从长提出这一请求，表明天皇已经得知了关于尾崎发表冒犯性言论的传闻，希望对这些言论进行审查。天皇还私下派遣岩仓具定带着一封信前往大隈的府邸，信上说：“行雄为共和云云之演说，世论甚嚣，恐难测将来惹起如何之难事。如此大臣难信任，应速辞退。”

在克服了畏怯和惶恐的心情后，大隈打算进宫亲自向天皇说明情况，然而，岩仓说道：“既有宸决，卿奏闻亦无益处。若有要奏之事但告余。余代而奏之。”大隈问道：“臣亦不信任乎？” 岩仓答道：“此非余之所知。”岩仓回到宫里，向天皇奏报了他与大隈的谈话。天皇说：“今回之事只限文部大臣，于他大臣无关系，可一同告知，而后令行雄提出辞表。”[25]

天皇对尾崎演讲中某个不合时宜的措辞所做出的反应，可能会让如今的读者觉得他反应过激。诚然，即使是提到将来有一天日本可能存在共和政体，也会被明治视为对万世一系的皇统构成威胁，而让他感到厌恶。然而，尾崎这番讽刺言论的矛头明显不是针对君主政体，而是针对唯金钱是图的财阀。自从尾崎参与1887年的事件时起，明治似乎就已经开始对他反感。我们之所以得知天皇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因为它保存在了佐佐木高行的日记中。早年前，这本日记还记载了天皇对身边人士发表的种种批评，不过，他如此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尚属首次。

天皇的命令给议会政体制造了一些麻烦。如果他是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者，那他会下令砍掉尾崎的脑袋，或者不加审判便把尾崎流放到某个荒远的小岛。然而，日本有宪法、有内阁，且组成内阁的人士并非阿谀奉承者，而是有着自己纲领的政党成员。岩仓担心，大隈可能会以此作为理由，不遵从天皇下达的免去尾崎职务的命令，但当他发现大隈十分乐意遵从天皇的旨意时，大松了一口气。

起初，天皇秘密派遣岩仓和德大寺将他对大隈下达的命令告知陆军大臣桂太郎。桂太郎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海军大臣，他们对下一步举措进行了讨论。如果天皇在未等总理大臣提出请求的情况下解除某个大臣的职务，报纸势必会以此大做文章，并且民众也许想知道免职背后究竟有何原因。

很快，便有传言说尾崎遭到了侍从和天皇近侧人士的告发。佐佐木高行直言不讳地询问德大寺这是否属实。德大寺回答说，尽管他对尾崎的演讲大为恼火，但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天皇面前提及。不过，尾崎的不当言论让内务大臣板垣退助感到震惊，他请求大隈对尾崎采取行动。

改革派报纸《万朝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抨击尾崎的“爱国者”是伪勤王、伪忠臣。文部省的一名官员高田早苗沿用《万朝报》社论的观点，发表了一篇演讲。人们猜测尾崎是这篇演讲的幕后策划者，板垣命令警视厅进行调查。警察没有找到他们相互勾结的有力证据，但板垣确信《万朝报》的社论和高田的演讲最终都出自于尾崎之手，于是催促大隈对尾崎进行惩处。

由于在大隈那里没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板垣向天皇弹劾尾崎，从而导致天皇命令大隈免去尾崎的职务。佐佐木询问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尾崎是否因侍从向天皇揭发而遭到免职，田中回答说，直接原因是板垣的弹劾，在板垣背后的是陆军大臣桂太郎和总参谋长川上操六。此外，据田中说，桂太郎和川上频繁拉拢他对尾崎采取行动，但他认为那些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此一直都予以拒绝。

佐佐木询问的每一个人都一致认为是板垣弹劾尾崎。[26]板垣受到了军队的煽动，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免去尾崎的职务，还要以山县为首的内阁来取代大隈内阁。陆军大臣桂太郎（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声称，尾崎的“共和政体演讲”使日本全国的军队弥漫着一种不稳的气氛，借此来给内阁成员施压。内务大臣板垣也提交了虚假报告，称各地人心不安。[27]

桂太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敦促大隈劝说尾崎立刻向天皇负荆请罪。他确信天皇宽宏大量，不会对尾崎怀恨在心。他还警告说，要是延误了请罪时机，可能会牵连到总理大臣。大隈将此告诉了尾崎，尾崎立即进宫，为他的罪行诚恳道歉。然而，他犯了一个错误。尾崎试图解释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发表了那番演讲，听起来好像是在为自己的言论开脱，这让天皇十分不悦。最后，尾崎辞职。桂太郎写道，他为尾崎道歉没有奏效感到可惜。不过，对于故意煽动舆论致使尾崎辞职的桂太郎来说，这一说法未必真实 。[28]

在尾崎离职后，下一步就是任命接替人来担任文部大臣。宪政党的两个派别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板垣推举教育家江原素六，并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大隈不支持江原，那么大隈可以任命他中意的任何人来担任文部大臣；作为回报，大隈须辞去外务大臣一职，并让贤给星亨。大隈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他进宫奏报了中意的文部大臣人选——犬养毅。天皇恩准。10月27日，犬养毅正式就职。大隈也没有流露出要辞去外务大臣一职的迹象。

可以预料到的是，板垣恼羞成怒。在觐见天皇时，他谴责大隈言而无信，声称由于任命犬养毅担任文部大臣，他和内阁的另两名成员别无选择，只有辞职。10月29日，在前自由党的公众集会上，成员们决定解散目前的宪政党，成立一个拒绝进步党的宪政新党。[29]板垣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详细描述不平的辞呈。

事态发展到这一地步，天皇感到万分苦恼。他不希望在内阁成员中失去板垣，于是派侍从岩仓具定去请求板垣留任。不幸的是，天皇一贯信任的顾问伊藤博文当时正在清朝。山县和井上也不在东京。为获得更好的建议，他就宪政党分裂一事向黑田和松方征询意见。天皇担心如果采用进步党的成员来替代这三名已经辞职的自由党内阁成员，自由党可能会制造麻烦。问题是，应当成立一个由两党共同代表的新内阁，还是接受整个内阁的辞职、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内阁？

大隈不愿辞职，希望用进步党的成员来替换这三名已经辞职了的自由党人士来维持内阁。10月29日，他请求觐见天皇，以表明这一看法。天皇没有批准大隈的方案，而是支持桂太郎的建议——劝说板垣留任。另一方面，希望结束政党内阁的黑田很高兴尾崎的演讲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当板垣宣布辞职时，黑田反对大隈继续担任总理大臣。他向陆军和海军大臣寻求帮助，10月31日，大隈（和以往一样）以患病为由辞去职务。大隈辞职后，在内阁中任职的所有进步党成员也纷纷辞职。只有无党派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留任。天皇接受了这些辞呈，就善后的策略向黑田、松方和大山岩求助。[30]第一次政党内阁就此瓦解。

11月1日，山县回到东京。第二天，天皇召见了他和黑田、西乡、松方及大山，商议成立一个新的内阁。天皇提出了几个问题：是否应成立一个非政党内阁？是否应像过去一样，试图让非政党内阁在不借助政党的情况下推动议会通过立法？成立一个由最大政党的成员和资深政治家联合的新内阁，是否更容易通过立法？山县没有直接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认为这些事情均取决于天皇选用什么样的人来组建内阁。

在遇到艰难的决断时，天皇通常向伊藤征求意见，这次也不例外。他向身在清朝的伊藤发了一封紧急电报，令伊藤立刻返回。黑田担心，伊藤回来后会再次建议任命大隈担任总理大臣。于是在伊藤回来之前，他劝说山县一同提议立刻解除大隈的职务并任命新的总理大臣。天皇最终同意，因为他知道山县和黑田将向伊藤告知所发生的事情。

11月5日，尽管大隈还没有正式辞职，天皇就已经命令山县组建内阁。仍然希望获得伊藤支持的大隈向清朝发送了紧急电报。另一方面，黑田和山县提议说，必须尽快任命新的内阁，以便在召开下一次议会会议时发挥作用；他们强调，有必要成立一个超越党派界限的内阁。桂太郎称，旧自由党成员淳朴善良而易于操控，希望这些成员（现在是大隈的政敌）将支持新内阁。[31]11月8日，山县向天皇奏报了他选中的内阁成员，其中青木周藏担任外务大臣，松方正义担任大藏大臣，西乡从道担任内务大臣。同一天，大隈及其内阁成员（桂太郎除外）辞任。

对于天皇来说，1898年并非美好的一年。除了错综复杂的政治事务外（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参与其中），他仍不停地担心皇太子的健康和教育。按日本的历法计算，皇太子今年二十一岁了，这意味着他已经成年，但他的教育因反复发作的疾病而严重耽误。伊藤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改善皇太子的身体健康状况，但同时精神发展也不容忽视。因此，他力劝皇太子参加议会会议，以此了解政治和军事问题。[32]皇太子也流露出要认真承担新职责的迹象。6月，他第一次接见了外国外交官，和他们握手，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不过，天皇时常认为有必要对他的儿子进行劝诫。在得知皇太子告诉众人，由于手下工作不力而打算解雇手下时，天皇表示不安。他训斥了皇太子，说那并非是对待手下的妥当方式。如果皇太子对他的服侍不满意，应当私下向宫内大臣进行汇报，并等待天皇的命令。[33]

11月，皇太子被晋升为陆军少校和海军少校。在上一年，天皇曾拒绝这类晋升，认为皇太子的年龄尚不足以担此重任，但今年他让了步。[34]不用说，皇太子无需履行与这些头衔有关的义务，尽管这一年他的健康状况有了显著改善。[35]

在这一年，天皇最愉快的经历大概就是观摩在大阪地区举行的大规模演习。无论刮风下雨，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奔赴“前线”观摩在南军（试图夺取大阪的外国侵略军）和保卫大阪的北军之间上演的模拟战争。演习结束后，他感到很满意，但在给军队的欶语中提醒说，“时运日新，决不可有瞬时之偷安，益励精以期他日之功”。[36]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更多地获知天皇所流露出来的个人内心感受。他于该年创作的诗歌技巧娴熟，但在感情表达上偏于常规，不过，也许下面这首短歌就是为了传达他的个人感受而作：

五月雨打窗

宫中卧听一日尽

无寐愁字长

怎奈苦闷诉与谁

听任急雨续惆怅[37]

[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60—361页。

[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63页。

[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64页。

[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70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71—372页。

[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384—385页。

[7] 山下俱乐部是一个支持工业权益的党派，没有强大的政党组织，在第六次大选时解散。

[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25页。

[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45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51页。

[11] 他大概援引了西班牙和希腊来作为因内部战争而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的例子。

[1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54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55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57—458页。

[15] 这大概是指发生于1887年12月的事件。当时，各种机密事项被泄露给了媒体，在青年政治活动家中掀起一场骚动，这些人要求减轻赋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并要求纠正外交政策中的失误。尤其是井上馨的方案，更激起了他们的愤怒，该方案允许外国法官在日本法庭中任职，以及允许外国人在内陆生活。在第一届伊藤内阁中担任内务大臣的山县颁布了由七条组成的《保安条例》，禁止成立秘密协会、禁止户外集会、禁止扰乱治安等。因参与了此次骚乱事件，尾崎行雄成为被驱逐出东京的逾570人中的其中一位（《明治天皇紀》第六卷，第856—858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60页。据说，对“民主是否意味着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获得私人权力和私人利益”所进行的长期抨击，此时已让天皇受到了鼓舞。这一抨击是由担任多届内阁成员的野村靖发起，他认为政党政策与君主政体不相调和。

[17]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67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74页。

[19] 外山正一、菊池大麓和滨尾新都担任过文部大臣。——译注

[2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75页。尽管天皇在这些话中对滨尾新给予了苛刻评价，但实际上，滨尾新是个杰出的教育家，曾两次担任东京大学的校长。

[2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89页。

[22] 日本最早形成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四大财团中的两个（另两个为住友和安田）。——译注

[2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91页。

[2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92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14页。

[26] 榛叶英治，《板垣退助——自由民権の夢と敗北》，第296页。榛叶写道，板垣关于自由和人权的哲学已经完全“褪色”。

[27] 榛叶英治，《板垣退助——自由民権の夢と敗北》，第297页。榛叶认为，从根本上来说，针对尾崎的阴谋是星亨的杰作。在1892年被解除了众议院议长一职的星亨，此时正担任驻美公使。但是，在得知大隈和板垣成立联合内阁时，他在未获得天皇同意的情况下，赶忙返回日本，迫切地希望结束这一行动。

[2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17页。

[2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27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31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40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41页。如需了解对皇太子健康状况的担忧，请参阅第393页、第412页、第414页、第418页、第544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405页。

[3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37页。

[35] 11月11日，对他进行了体检。医生奏报说，他左胸的湿罗音没有消减，但胃肠炎有了好转，胃口也有了改善（《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44页）。

[3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48页。

[37]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318页。

第五十章
义和团运动

为结束治外法权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在1899年终于结出硕果，日本获得了和其他世界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不过，对于明治天皇来说，在他人生的第四十八个年头，最重要的事情是私事，与修改条约无关。

新年伊始便不吉利。1月，就在英照皇太后过世整整两年的同一天，天皇最小的孩子喜子公主夭折。他下令降半旗致哀，取消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教学活动，并且还像往常一样发布命令，禁止在东京和周边地区举办歌舞。但是，在天皇以“田家烟”为主题创作的新年诗歌中，并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悲伤之情。

这一年，皇太子第一次参加了年度首次诗会，表明众人希望已经成年的皇太子能够作诗。皇太子的教育问题在这一年中也被经常谈论，比如说，如何在不损害健康状况的情况下增加学习内容。他与父皇的关系仍然拘谨而疏远，甚至在他和众姐妹想进宫谒见时，天皇也很少接见他们。2月，两位公主为了逃离东京的寒冬准备前往镰仓。她们进宫与父皇告别，但天皇因为身患感冒拒绝让她们来到自己的面前，反倒是皇后，虽然也生了病，仍然坚持要接见她们。[1]

女官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天皇坚持拒绝接见自己的女儿，因为从天皇关注女儿们的和服样式等琐碎小事中，可以看出他对女儿们倾注的父爱。她们常常恳请天皇时常去看望自己的女儿，但他并不接受建议。

佐佐木高行用天皇接受的是儒家教育来解释他的表面冷漠。天皇自幼崇尚中国的经典著作，并将为什么某些国家兴、某些国家亡的论述牢记在心。他拒绝采纳女官的建议，大概是因为他曾读到一些关于皇帝听从妇人之言而导致灾难的例子。佐佐木承认，天皇也许有些过度谨慎，有时候甚至还拒绝接受身边人提出的好建议，但这总比听从宫中妇人之言而导致宫廷发生动荡要好得多。甚至可以说，天皇正在扭转这一积年恶习。也许佐佐木说得对，但再怎么说，接见自己的女儿也不可能导致国难。明治似乎把历史的教训过于当真。

1899年2月，出于为天皇的健康着想，御医建议天皇去京都生活一段时间。他们请求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劝说天皇，但德大寺没有成功。之后，他们请求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劝说。于是，在天皇接见时，田中直言不讳地奏报说，御医认为天皇越来越胖了，如果不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的增长，很可能引发心脏病。田中用旧式的表述方式说道：“夫陛下乃一国之主，万民所倚之所在，其一身为陛下之一身，亦非陛下之一身。其努力摄养，非只为陛下之一身，实为天下苍生。然今年政务烦巨，圣躬甚劳，陛下若在东京，恐寸暇不许。臣闻，二十八年结日清讲和谈判之局，大纛由广岛旋京都，驻跸一月余，此间朝夕运动，健康甚胜。盖京都为陛下降诞之地，山川风物皆陛下旧识。即游故园，必适圣躬也。然东京宫城，自陛下徙御后虽已及三十年，然本为幕府之古城，虽有广阔园池，不乏风趣，然终非陛下旧识。守卫亦严，难享逍遥自便。昨年统监陆军特别大演习于摄泉（摄津、和泉）之野，置大本营于大阪，未幸相距仅十余里之京都。当时人或言之，陛下幸大阪而未幸京都，是陛下不爱京都，然实有前二十八年之事，盖知非此意。伏愿容侍医之奏请，暂幸游京都，恢复圣体之健康。”

田中知道他这番言论不受欢迎。天皇面露愠色，说道：“侍医局长之请，朕非无谓而拒之。京都为朕故园，如卿所知，为朕常爱之所，然以爱之为由即可游之乎？虽可为一身之摄养，然政务停滞则如何？去年朕以大演习统监幸大阪未游京都，此朕为爱京都之情所驱，一旦游该地，恐至不欲还东京，故自抑制，卿等何不解也？卿之所奏，固非无理，然朕若废一日政，则累百司，故不能为一身之摄养，废一日之政务。朕只应孜孜行帝道，此为朕尽天职之所在。为此死，则达朕之至愿，可谓足矣。”

天皇说着话，表情渐渐柔和下来。他继续说道：“卿等为朕所忧之所，亦可安心。自今务运动，图健康之回复。卿等无需复深劳意。”从那以后，他偶尔在御花园里散散步，或者做做运动，但没过多久，他就放弃了这些努力。[2]

天皇对体重很敏感。据侍从子爵日野西资博回忆，天皇因为在《中央新闻》上读到一篇文章而停止了读报。这篇文章说，天皇的体重超过了七十七公斤。天皇对这篇文章很是生气，说道：“要是该报刊载的是实情，则不会忧扰到朕。可是，朕无法忍受谎言。朕再也不读报了。”[3]

尽管如此，但天皇于1905年作了一首诗，这首诗表明他仍在继续读报，至少是偶尔在读，虽然报上的错误继续激怒他：

阔谈天下事

字字句句惹遐思

今人捧读之

难忍谎言败其絮

若无糟粕更是欣[4]

很显然，天皇的体重增加与他对骑马失去了兴趣有关，过去骑马一直都是他最喜欢的娱乐活动。而如今，工作似乎成了唯一能让他产生兴趣的事情。我们不清楚他每天究竟把多少时间花在了办公室里，但是，他似乎并没有像同时期奥匈帝国的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皇帝那样从清晨到深夜都坐在办公桌前仔细研读官方文件。他继续过度饮酒，尽管此时已从清酒转向了葡萄酒。他的胃口依然很好，这可以从他向来访政要提供的晚宴菜单上看出来。[5]

此时,私事之中最占据他精力的是为皇太子找一个太子妃。1899年，皇太子将满二十岁。天皇希望在皇族里找到这样一个女孩，如果皇族里没有合适的，那么还可以考虑出生于上层贵族家庭的女孩。如果扩大物色范围后仍无法找到太子妃的合适人选，那么将从父亲是公爵的女孩中进行挑选。[6]早在1891年，天皇曾令德大寺实则派一些女孩作为昌子和房子公主的玩伴前往高轮东宫御所。这些女孩来自上层阶级，对于与皇太子成婚来说，她们的年龄正合适。他进一步指示佐佐木高行观察每个女孩的外貌和品性。结果，有一个候选人脱颖而出，她就是第十师团团长贞爱亲王的女儿祯子。贵族女子学校的校长下田歌子强烈推荐祯子，宫内大臣土方久元将此奏告给天皇。祯子将被选为皇太子妃似乎已是确信无疑的事情。

为了看一看祯子，1896年12月，天皇和皇后造访了贞爱亲王的府邸，但直到1899年2月才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祯子是否为太子妃的合适人选。[7]在会议中，人们发现祯子在两年前患上了阑尾炎。宫中医师在医学检查报告书中提到，尽管她已经完全康复，但在右胸听到肺泡呼吸音。这导致人们有些担心她的健康状况，不过，大多数医生认为这一问题很可能在两三年之内便能治愈。[8]然而，这一消息让天皇感到很苦恼，他担心祯子在健康方面的这个缺陷可能会威胁到皇族子嗣的延续。1899年3月22日，他派宫内大臣前往贞爱亲王的府邸，宣布解除将祯子迎为太子妃的私约。

事情的发展似乎并没有让皇太子感到失望；事实上，他可能还不知道物色太子妃的活动已经开始了。无论如何，他还没有从1895年的那场大病中完全恢复过来，而且学业也很糟糕。正如侍从抱怨的那样，皇太子任性善变，难以取悦。皇太子沉迷于西方的事物，让天皇很恼火。他喜欢在交谈中冒出几个法语单词，而且还没有打好传统文化的基础。[9]皇太子在当时获得的一些勋章可能激起了对西方的喜爱之情，这些勋章包括西班牙的金羊毛勋章、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以及丹麦的大象勋章。[10]

此时皇太子的活动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经常在位于叶山和沼津的别邸逗留。他避开东京（在后来的几年，这几乎是一种病态的强迫观念），大概是因为他不喜欢天皇及其幕僚们在宫中悉心营造的庄严肃穆的氛围。

1899年8月28日，天皇为庆祝修约成功举办了一场宴会。新修改的条约已于8月4日生效。在宴会上，天皇和皇后向代表们举杯，祝福各国的统治者健康，并与宾客们一一握手。治外法权“砰”的一声结束，不过不是大炮的声音，而是开启香槟酒的软木塞的声响。这本应是一个值得举国上下共同欢庆的时刻，然而，这一天也只是在稍微有点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的情况下度过。

虽然很多外国居民担心，在领事法庭向他们提供的保护结束时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逮捕，没有手持法规记录簿的日本警察进行搜捕，也没有关于外国人被拷打虐待的报导。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往的种种担心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外国人也开始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以前会认为失去了治外法权这一盾牌，就将会受到残酷虐待。然而，即使是在新的时代开始后，要想让外国人抛弃他们的优越感，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向外国人证明日本人有资格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很多日本人做出了种种努力，内心渐生怨恨。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评论的那样，“双方的姿态已经成为习惯，即便情形发生变化也不会简单地改变过来”。[11]这也就是为什么治外法权的结束没能带来明显的喜悦之情。

8月21日，天皇决定让皇太子与公爵九条道孝的第四女节子结婚，但是，皇太子的健康状况不稳定，致使婚礼被推迟到了第二年春天。直到1900年2月，皇太子才得知了这一决定。当时，天皇派岩仓具定携带一封简短的书信前往叶山，信中天皇将为皇太子选定的新娘的姓名告诉了皇太子。[12]

服务于皇室的医生欧文·贝尔茨于1900年3月23日写道：

今天，召开了与皇太子有关的重要会议，讨论他的健康状况，确定能否在5月举办婚礼。我和桥本、冈一致认为，尽管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不良症状，但举办婚礼是没有问题的。去年，皇太子没花多少时间就恢复了体重。然而，在向天皇奏报时，没有人提到这一事实，天皇差点儿就要把婚礼推迟到皇太子的体重完全恢复后再举行。伊藤侯爵、有栖川宫亲王以及皇太子的侍从都认为婚礼不能再推迟了——因为已经决定让（和东方习俗完全相反）皇太子在结婚前不可接触任何女性。鉴于此类情况（无论是一般情况，还是特殊情况），我认为立刻举办婚礼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13]

1889年10月，皇太子乘坐军舰从沼津前往神户、广岛、小豆岛、江田岛和内海地区的其他地方。他将在一年后开始更加雄心勃勃的九州之旅。这些旅行让皇太子了解了他将来要统治的国家，并加强了与未来臣民之间的联系。不过，这些旅行都不像明治统治前期的巡幸那样艰苦或重要。如今，旅行变得更加容易，工业化也得到了推进。皇太子视察的地方主要是八幡市的钢铁厂和长崎市的三菱造船厂。

1900年5月10日，皇太子嘉仁与九条节子举行了婚礼。5月8日，天皇向皇太子赠送了一套礼服和一把剑。恰恰就在皇太子接收这些礼物的时候，他的生母柳原爱子前来探望。皇太子请她向天皇传达谢意。据说，皇太子第一次得知他是爱子的儿子时，即惊讶又沮丧，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是皇后所生。[14]这个故事在宫女中流传开来，甚至传到了爱子的耳朵里。她是明治的所有侧室中最美丽、最聪颖的一位，但因皇太子身体羸弱而受到指责（她也感到自责）。她的名字几乎都没有出现在《明治天皇纪》中。[15]

嘉仁皇太子，即后来的大正天皇

太子妃九条节子，即贞明皇后。1912年拍摄

5月9日，就在大婚的前一天，皇后向节子授予了勋一等宝冠章，这是女人能够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勋章。为庆祝这一盛事，天皇和皇后向东京市赠送了八万日元，向京都市拨款两万日元，用于教育事业。[16]天皇还奖励福泽谕吉——启蒙教育的中心人物——五万日元，并发布诏书，赞赏他对教育做出的贡献。

第二天黎明，天皇派人向宫中贤所汇报了皇太子大婚的喜讯。8点40分，皇太子和皇太子妃在贤所进行了祭拜。皇太子向神灵朗读了告文，夫妇俩按照礼节在神前喝了清酒。婚礼司仪向天皇和皇后奏报说婚礼仪式完成，陆军和海军鸣放礼炮。10点40分，天皇穿着盛装，和皇后一同出现在迎宾馆内。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被婚礼司仪领到皇室家族的面前。天皇和皇后赐给皇太子和他的新娘清酒。

这时，婚礼已经结束；11点20分，皇太子和皇太子妃登上一辆马车前往皇太子的东宫御所。皇宫正门外挤满了密集的人群，有二十分钟他们的马车无法向前行驶，最终费了很大一番工夫才清出一条路来。天皇派侍从长携带大勋位菊花章前往皇太子的东宫御所。在皇太子和皇太子妃共同进行了例行仪式后，他们回到皇宫，同天皇和皇后一同进餐。4点30分，皇室家族出现在凤凰之间，接受贵族成员、高层官员和外交使节团的祝福。[17]

5月24日，就在皇室婚礼的兴奋之情刚刚平息后，不时表示想辞去总理大臣一职的山县有朋再次请求天皇恩准辞职。他说自己担任总理大臣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修约也生效了。他认为，未来的总理大臣应该由非常了解国外局势的人来担任，自己本不具备这一资格，但大隈内阁倒台后政府出现的残局迫使他接受了总理大臣一职；但现在政坛稳定，没有危机，于是他请求辞职。

天皇屡次试图劝说山县改变主意，然而，山县坚决拒绝继续留任。最后，接受了将失去山县这一事实的天皇向伊藤博文传话，希望伊藤能接受这一职务。伊藤拒绝了，他说即使这是天皇的下令，他也无法接受这一命令。在伊藤看来，想要组建内阁，只有经过议会批准后才能按照宪法进行组建，此外，政府不得不通过与政党合作才能发挥作用。和山县不同，他无法向战场上的将军那样发号施令，他的任何一个失策都很可能会牵扯到君王。

随后，天皇命令松方正义在担任大藏大臣的同时暂时兼任总理大臣一职。松方予以回绝，提议让陆军大臣桂太郎担任；然而，天皇不同意这一提议，因为此举势必会加剧目前已经出现的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

就在这个时候，宫中得知了清朝发生动乱的消息。天皇高度关注，于5月31日向山县传话，说他了解山县非常希望辞职，但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更换总理大臣极不妥当。他让山县把辞职时间延期。山县回答说，华北骚乱只不过是无知的农民发动的暂时性暴动，无需太当回事。这场动乱远没有严重到足以让山县改变辞职的想法。不过，山县说，如果找不到接替人，他同意再留任一两个月。[18]

山县大大低估了华北动乱的重要性，西方将这场动乱称为“拳乱”（Boxer Rebellion）。[19]较之于山县，天皇似乎更准确地把握到了清朝局势的严峻性，他同意山县暂时留任。

八个国家出兵约四万五千人[20]（约一半是日本军队）一同镇压被山县轻视的小暴动。数以万计的清朝人在这场战斗中丧生。这场暴动——更确切的称呼应该是“战争”[21]——是清朝和八国联军之间发生的一场重大冲突。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导致1902年英日同盟和1904—1905年爆发日俄战争的直接原因。

这些起义者的中文名是“义和团”（意指“正义、和平的联盟”），这表明与过去以拥立新的统治者为主要目的的起义不同，义和团的成员认为，他们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而发起一场运动。他们确信，实现目标的唯一方式，就是将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驱逐出中国。[22]并非所有的起义者（在当时的文件中均被称为“拳匪”）都是狂热分子，但是，大多数起义者都认为他们受到了中国神灵的庇佑。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他们杀了大约二百五十名欧洲传教士和多名外国军人，以及大约两万三千名清朝基督教徒。[23]

在19世纪爆发的一系列反对清政权的腐败堕落以及外国列强的屡屡羞辱的暴动中，这场暴动是最近的一次。最大的一次——太平天国运动——从1851年持续到了1864年，估计有两千万民众丧生。太平天国运动是为了实现一个可以称为原始共产的准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所有财产归信徒共同所有；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禁娼妓、蓄奴、缠足、赌博、鸦片、酗酒和烟草。这种理想（很多都被义和团所采纳）表明起义者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感到不满。清政府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如果没有外国列强的插手，这场运动或许就成功了。

1861年到1863年，另一场暴动席卷太平天国运动未涉及的山东省，这场暴动是由一个叫做“白莲教”[24]的佛教宗派的成员发起。义和团运动也兴起于山东省，并从山东蔓延到华北的其他地方。它以宗教信仰为依托，结合了对传统神灵的崇敬和对基督教的仇视。其成员认为是基督教摧毁了乡村的安宁与和谐。义和团得到了贫困农民的强烈支持，不过，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即使他们也和农民一样仇视外国宗教）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放弃孔子（孔子是山东人氏）的和平理念。

义和团对基督教信徒的仇视似乎是因为后者无情地打碎他们供奉的“偶像”，有时候还在大多数村民祭祀供奉的寺庙地基上建造教堂。[25]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划分改变了乡村生活的结构，对这种变化的怨恨情绪导致发生了针对“洋鬼”和中国基督徒的暴力运动。[26]

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省被杀，揭开了这场暴力运动的序幕。1898年，德国政府以此事为契机，强迫清朝出借青岛，租期九十九年，并占领了胶州湾一带。同年，因德国获得了租借地，借此受益的英国从日本手中接管了位于山东北部沿岸的威海卫。自清日战争结束后，威海卫便被日本占领，作为支付下关条约中约定赔款的担保。这些事态的发展激起民众发起更大规模的反洋人运动，运动从山东扩大到临近的河北。

战败被抓的义和团团民

在村里，民众成立了民团，旨在保护当地的寺庙免遭基督徒的袭击。民众期待着神灵会庇佑村民，他们建造了祭坛，通过在祭坛前磕头来从神灵那里获得神秘的力量。那些有神灵附体的人非常有信心取得胜利，并确信外国人的刀枪伤害不了他们。[27]在准备即将到来的战斗时，他们积极投身于练习义和拳和其他武术，而对使用外国枪支嗤之以鼻。

和日本的“神风连”及类似团体的成员一样，义和团的领导人致力于消除外国势力的影响。一些近代史学家对义和团在反抗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造成威胁的外国人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大加赞赏。然而，仇外并非一种美德，此外，不该忘记的是，义和团的大多数牺牲者都是中国农民。

1900年5月30日，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就华北的“拳匪”活动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奏折。当月的早些时候，青木已经从美国国务卿那里获悉了德国传教士被拳民杀害一事。[28]青木在奏折（其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中描述了清朝在清日战争战败后弱点毕现，欧洲列强强迫清政府出借作为战略基地的要地。之前清政府中有一个强硬的进步派，但外国列强的侵略行动让要求驱逐外国人的保守派掌握了清政府的控制权，这使得清政府被置于极端保守的慈禧皇太后的控制之下，而无能为力的皇帝被囚禁在宫中。

民众越来越频繁地表现出仇恨情绪，无论是在街上侮辱遇到的外国人，还是公开的暴力运动。据说，清政府打算关闭口岸，驱逐蛮夷。在日本人看来，这似乎就像是在重演日本四十年前的历史。拳民的口号“扶清灭洋”，与保皇派打着的“尊王攘夷”的旗号如出一辙。很明显，这个效劳于统治阶级的告白让清政府很满意，[29]不过，当拳民发出“扶清”的呼声时，他们要的并非挽救清朝政府，而是要从所仇视的外国人的手中解救中国。[30]

6月6日，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31]向青木描述了起义愈演愈烈的情况。无力缓和局面的清政府开始渐渐支持起义者。俄国正从西伯利亚派兵前往清朝以及德国军队即将从青岛抵达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公使馆的一名成员被起义者杀害，日本觉得他们不能只是袖手旁观。6月15日，内阁召开会议，决定派遣步兵、炮兵、骑兵和工程部队，保护在清朝的日本侨民的生命安全。天皇立刻准奏。[32]

此时，“联军”[33]的船舰已经在天津的大沽口集结。6月17日，联军舰队对清朝的炮台开火。这次开火（和后续军事行动）名义上是各国为了保护被围困在北京的外国民众的安全，然而，清政府被激怒，并决定利用拳民将外国人和本国基督徒驱逐出境。

6月19日，日本船舰在海军中将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与其他联军合作，攻占了大沽炮台。清廷外交大臣立刻代表政府向各国公使发布消息，命令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城，清朝军队将护送他们到天津。第二天，德国公使在前往总理衙门的途中遭到清军的伏击，遇袭身亡。这让（之前同意前往天津的） 外国人对清政府做出的保护承诺产生了怀疑。他们决定撤回到公使馆，进行自我保护，直到援军抵达。[34]

6月21日，清朝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向联军宣战。诏书称：“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因此，“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抗慨以示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35]

6月29日，皇帝又下了一道完全矛盾的诏书，号召镇压起义，重新恢复与外国的友好关系。据说，之前的诏书是由端亲王口授的，后一道诏书才是皇帝的真实意愿。[36]但是，第二道诏书似乎被忽视了：战争在继续，围攻外国公使馆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直到联军占领北京。[37]

在此期间，按照皇太后的懿旨被准许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拳民继续行动。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人的房屋，搜寻并杀死基督教信徒和与外国人有关的其他人。外国公使馆不断遭到袭击，一些建筑被焚毁，但外国人并没有投降。

7月3日，清朝皇帝向明治天皇发了一封电报，请明治调停，以恢复秩序。光绪皇帝在电文开头使用的称呼（“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表明他将明治视为地位相同的人。光绪说清朝与日本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如同“唇齿相依”一般。他对日本公使馆的成员被杀表现出了极大的悲愤，但他补充说，尽管清廷当局正在逮捕和惩罚犯罪之人，但外国列强已经袭击并占领了大沽炮台。他警告说，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对抗，贪婪的西方国家难道只是对清朝虎视眈眈吗？如果清朝无法抵抗外国列强的侵略，日本想要孤身自保恐怕也会很困难。他力劝日本和清朝停止战斗，摒弃微不足道的分歧，共同维护稳定。他让日本天皇放心，称清军将会继续处置这些“拳匪”。[38]

对于清朝皇帝的提议，明治没有给出答复。相反，他宣布，如果清政府能成功镇压起义——以此表明自己不想与外国开战，那么日本会很乐意恢复传统友谊。他坚称，清政府应停止对北京的围困，如果清政府做不到，那么日本别无选择，只好派兵来平定起义、解救侨民。[39]

恰巧在这个时候，侍从长德大寺实则请求天皇准许他辞职。天皇大怒，答道：“凡华族仕朝廷，宜决心牺牲其身供之，以致奉公之诚。然妄谈辞职，以谋一身之安逸，其志真恶。纵卿几度辞职，朕亦断然不许。本来今之官吏，由士族起者多，恣意放纵，动即以辞职遁避一时，徒贪一身之安，朕常为之不快。然其身本为华族者亦效仿之，独陷朕于苦境，不忠无出其右。”[40]

在统治初期，明治因忽视工作遭到伊藤博文和其他官员的训斥，但现在，他似乎已经完全沉浸到国事当中。他已经琢磨着要成为一位负责任的天皇，而非享受特权的天皇；他认为，比武士阶级表现得更有责任感，是像德大寺这样的贵族义不容辞的义务。责任观已经支配着他的想法，他将每个“因健康之故”而提出的辞职视为一种背叛。

7月9日，联军和清军在天津赛马场附近展开了一场重大战役。日军作为先锋，参与了当天的大部分战斗，击退了清朝的守卫者——由两千名精锐士兵和大概五百名拳民组成的军队。清军将领聂士成战死，其部下在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后溃逃。联军方面，有三十余名日本士兵和八名英国士兵丧生。日本步兵表现出来的英勇行为和作战技能得到了其他国家的称赞。

7月13日，联军开始对天津城发动攻击。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军队从南部发动袭击；俄国和德国的军队从东北方向进攻。清军由大概一万四千名正规军和约一万名拳民组成；联军将近八千人。天津城由高约八米的坚固城墙环绕。13日那天的战斗并非决定性的一战，但7月14日凌晨3点，接到炸毁城墙南门命令的工程兵井上谦吉中尉和六名士兵一起蹑手蹑脚地爬向城门。他们将炸药放在城门旁边，但电动操作的导线被敌军的炮火切断了。井上和士兵们被迫用手点燃炸药，差点被炸死，不过城门被炸得粉碎。在高呼战斗口号的日军的带领下，联军冲进城门，但发现还有一堵内墙，敌军正位于墙头。一等兵增田千太郎没有被这一困难局面所吓倒，爬上内墙，从里面打开了城门。日军涌进城里，后面跟着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士兵。清军遗弃的尸体约有四百人。联军死伤八百六十余人，其中有四百人是日本人。[41]

8月8日，德皇威廉二世向明治天皇发了一封电报，请求任命将军阿尔弗雷德·瓦德西（Alfred Waldersee）担任联军统帅。尽管盟军中德军的人数要远远少于日军，但天皇立刻答应了这一请求，这大概是因为他知道德国公使被杀一事。但天皇或许还不知道，7月底，在德国远征军准备起航前往清朝之际，德皇向官兵发表了演说，命令他们切勿留情，不留活口，让清朝人再也不敢轻视德国人。[42]

德皇的演说被公开后，遭到了联军的指责。听说任命德国人来领导联军，日本驻奥地利公使牧野伸显提出反对，理由是德皇的演说已经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意见。[43]然而，明治已经发送了同意德皇请求的电报。就这样，天皇在不知不觉中与沉迷于仇视“黄祸”[44]的君主进行了合作。

不过，随着战事的发展，联军进军北京的速度如此之快，使得这位德国将军来不及担任统帅一职。取而代之的是由日本提出并获得了其他联军支持的建议：一位俄国将军被选为统帅。8月14日，联军攻占了北京，解除了拳民的围攻，外国侨民获救。清朝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向承德。日军和美军守护皇宫，然而，联军在市内其他地区进行了肆无忌惮地掠夺。[45]

至此，清朝危机终告平息。

[1]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86页。

[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595—596页。这一史料好像来源于与田中光显的交谈记录。

[3]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3页。日野西对这一交谈有不同的叙述，因而这一轶事也出现了不同版本。该版本引述于1976年版的《新学社教友館》。另一个版本出现于1953年的《祖国社》第54—55页。森田诚吾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当时的报纸在传播天皇的八卦方面比随后的年月更为自由（《明治人ものがたり》，第37—54页）。

[4] 《新辑明治天皇御集》下卷，第719页。“nībumi”是“新聞”的训读。

[5] 包括1905年7月26日向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提供的晚宴。塔夫脱是美国最重的总统（《天皇家の饗宴》，第84—85页）。

[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613—614页。“Kōshaku”有时候也翻译成“公爵”或“亲王”，爵位高于侯爵。很多“公爵”都是以前的大名。

[7] 参加会议的有德大寺实则、土方久元、香川敬三和川口武定。

[8] 医师冈玄卿确信祯子患上了结核病，这给拟订的婚姻造成了强烈影响。多年以后，当和另一个女人结婚的皇太子有了第二个孩子时，冈玄卿前来给天皇道喜。他评论道，如果皇太子和之前的未婚妻结婚，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可喜可贺的事情了。天皇生气地打断他，说祯子在婚后一年没能生育小孩，原因未必就在祯子身上（《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615页）。

[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751页。当佐佐木高行此时（1900年1月）请求天皇恩准让两位亲王学习法语时，天皇予以拒绝，说此举为时过早。他之所以拒绝，大概是因为不满皇太子喜欢这门语言。

[10] 这些勋章和其他欧洲勋章是在1897年12月到1900年3月之间得到的，这大概与他成年有关。1900年10月，他还获得了暹罗的皇室勋章。日本频繁向外国人授予勋章，即使这些人与日本没有多大关系。例如，对出访欧洲的日本皇室成员予以友好相待的欧洲人通常会获得一等勋章。日本也向外国君王授予勋章，例如，清朝的慈禧太后获得了勋一等宝冠章（《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652页）。在皇太子获得大象勋章（欧洲最为尊贵的勋章之一）后，天皇再次向把勋章带来日本的丹麦瓦尔德马（Waldemar）王子回赠了大勋位菊花大绶章。

[11] James E, Hoare,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p. 97.

[1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694页、第761页。

[13]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p. 119-120.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758页。

[14] 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第67页。

[15] 大正称其母亲为“二位”，在他成为天皇后，他母亲的衔位排在他的后面。当御餐桌上有剩余的饭菜时，他通常说“二位にやれ”（拿与二位殿）（加藤仁，《明治天皇お局ご落胤伝》，第66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11页。

[17]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13—814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23页。

[19] 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在参加战斗之前很多起义者都练习义和拳和其他武术。

[20] 除了镇压义和团的外国军队外，此时大概还有17万名俄国士兵入侵满洲。

[21] 6月19日，清政府向联军宣战，但是，联军仍坚持认为他们不是在打仗，而仅仅是在执行解救自己国民的使命。

[22] 义和团可以追溯到18世纪成立的一个神秘的宗教和武术组织——八卦教。这个神秘社团（和类似社团）的目的是扶明灭清（满族）。请参考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本书转引自Chester C. Tan（谭春林）, The Boxer Catastrophe, p. 43-44。

[23] 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国家》，第55页。他给出的遇难人数是：新教传教士188名，清朝新教徒5000名，天主教主教5名，天主教牧师48名以及清朝天主教徒18000名。但小林认为很多人不是被义和团的人杀害，而可能是被1900年夏天清政府和义和拳联手后的清朝士兵。此外，在起义的早期阶段，另有多名德国和日本外交官被杀害。

[24] 这支教派因鼓励性乱交而臭名昭著，但是，倾向于支持19世纪中国起义的学者认为，这种性放纵为将女性从封建儒家思想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基础（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国家》，第7—8页）。

[25] 山东的第一个事例好像发生于1886年，当时一名法国牧师在清朝基督教信徒的帮助下，摧毁了一座道教的玉皇庙（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国家》，第66页）。

[26] 如需了解给乡村生活造成的破坏，请参阅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国家》第36—38页、第43—44页。小林尤其提到传统（如当地崇拜的神、英雄、有公德心的人以及具有超能力的传奇人物）的消失，以及跟随着这些传统一同消失的信仰、祭祀和祈愿时的戏剧表演（第43页）。

[27] 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国家》，第50页、第58页。大山梓描述道，信徒们头裹红巾、腰系红带参加战斗；红头巾上写着“义和神团奉旨与清灭洋”（《北京籠城、北京籠城日記》，解说第5页）。

[28] 坂根义久编，《青木周蔵自伝》，第325页。

[29] 清朝太子的生父端亲王与义和团秘密联系，并且被称为义和团的“主要庇护人”（Chester C. Tan, The Boxer Catastrophe, p. 137；大山梓编，《北京籠城、北京籠城日記》，解说第4页）。

[30] 小林一美，《義和団戦争と明治国家》，第90页。

[31] 大山梓编，《北京籠城、北京籠城日記》，解说第3—4页。如需了解郑永昌在副岛担任清朝公使期间作为翻译的情况，请参阅本书第24章。

[3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36—837页。

[33] “联军”包括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地利和美国。各国的参战程度有很大不同。

[34] 大山梓编，《北京籠城、北京籠城日記》，第244页、第16页。

[3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43页。

[36]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44页。

[37] 如需了解与围攻有关的引人入胜的描述，请参阅大山梓编，《北京籠城、北京籠城日記》。该书主要包含陆军中佐柴五郎（在朝鲜活跃的柴四郎的弟弟）就其经历发表的演讲，以及当时在北京作为学生的服部宇之吉教授的日记。

[38]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51页。提到东西方之间的对抗，我想到了德皇的“黄祸”学说。

[39]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52—853页。

[40]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54页。这件事出自于德大寺实则的日记。

[4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62—863页。

[42] 他的原话是“你们将与一个全副武装的国家作战，但是，与此同时，你们必须为死亡的人报仇，不仅是德国公使，还有很多其他德国人和欧洲人。如果你们遇到敌人，必须打败他们，切勿留情，不留活口。用你们手里的武器，对落入你们手里的人格杀勿论。就像一千年前阿提拉国王领导的匈奴人那样，他们因凶猛残暴而闻名，我们仍需沿袭这一传统。那样，中国人才会知道德国，才不敢轻视德国人”（引自John C. G. Röhl, 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p. 13-14）。另请参阅德皇的画作，在这幅画作中，他将欧洲描绘成女神，在大天使米迦勒的带领下与“黄祸”（用佛陀的形象来表示）进行斗争（p. 203）。

[43]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72—873页。

[44] 黄祸论是成形于19世纪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宣扬黄种人对于白种人是威胁，白种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他们。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的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据他的想象画了一幅画，画名就叫“黄祸”。画的内容请参阅本书第五十三章。——译注

[4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78页。刚开始，日本士兵的劫掠被认为是小事，但随后发现高级军官偷了大量的银条。之后，这些军官被解职（《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28—229页、第239页）。

第五十一章
英日同盟

在义和团被镇压后，山县有朋立刻再次请求天皇准许他辞去总理大臣一职。[1]明治无法再将迫切需要山县处理紧急情况作为理由，只好接受将失去山县效劳这一事实。很显然，山县的接替人是伊藤博文，但之前伊藤拒绝了，他正忙于组建一个新的政党。伊藤认为，政党对于君主立宪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乏政党根基的内阁，其各项立法很可能在议会中遭到各个派系的阻挠。事实上，日本已经成立了几个政党，但它们都处于垂死状态，无法发挥主导作用。伊藤深信，需要组建一个由他领导的全新政党，以便纠正政府的积弊。他将这个打算告诉了山县，并请求宫内大臣禀报天皇。

天皇不仅同意伊藤成立一个新政党，而且在9月14日派岩仓具定前往伊藤的府邸，向伊藤赠送了一万日元和一匹红白真丝绸。天皇附函一封，传达了对伊藤奉献精神的信任，并热切地希望伊藤能继续提出坦率建议，好让他从中获益。[2]

1900年9月15日，新的政党宣告成立，称作“立宪政友会”，[3]伊藤任总裁。此时，宪政党的成员宣布解散宪政党，并表示打算加入新党，形成新党的核心。一些喜欢挖苦的人评论说，由于伊藤在组建政友会之前已经得到了宫中的批准，实际上他应将该党称为“敕许政党”。[4]

9月24日，天皇派人去请松方正义和井上馨，让他们劝说伊藤接替山县。这两人分别拜访了伊藤，但都遭到断然拒绝。山县也许听说了井上前去拜访伊藤的事情，于是于9月26日向天皇仓促提交了辞呈。他说，自己身体不佳，无法继续履行这一让人疲惫不堪的职务。宪政党不愿再与山县合作并决定加入伊藤的政党，或许也刺激山县做出辞职的决定，因为他的内阁目前完全得不到党派的支持。

松方也试图劝说伊藤担任总理大臣，不料，伊藤竟反过来力劝他自己担任该职务。最后，天皇意识到调解无果，于是将伊藤叫到宫中，命令他接受这一职务。伊藤仍然回避。他说，组建政友会已经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他还患上了感冒，身体虚弱，天皇这一命令是在他状态最糟糕的时候下达的。10月6日，松方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这一次，伊藤同意了，此时他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外形势都不允许再推迟下去。第二天，当着天皇的面，伊藤正式受命组建内阁。

10月19日，宫中举行任命伊藤作为总理大臣的仪式。从一开始，新内阁的成员之间就有冲突。10月20日，陆军大臣桂太郎（从上届内阁留任下来）以健康为由请求辞职，天皇予以拒绝。他说，在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刻，陆军大臣的职位一天也不能空缺。[5]

11月15日，天皇恢复了早期的习惯，前往茨城县视察演习，在一所小学住了一晚。第二天，天气很糟糕——风雨不断，间有小雪，寒冷刺骨。马车所经过的道路本来已经重修了，但连日降雨，加之士兵和马匹川流不息，道路已经变成了泥沼。在一个叫做长方的地方，天皇走下马车，登上一处可以观看两军演习的高地。他任凭越来越猛烈的狂风暴雨的侵袭，在那儿站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演习结束。天皇大概是在想，作为天皇，自己有义务以身作则，为军队树立起坚韧刚毅的榜样。

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并没有对天皇的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但在年底的时候，他患上感冒，卧病在床直至下一年的1月13日。结果，他没能参加传统的新年仪式。按照日本的算法，天皇今年五十岁了。

1月23日，日本得知了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消息。在承认日本同其他欧洲强国享有平等地位的过程中，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一直都是日本的最大障碍。然而，日本皇宫并没有因此表现出丝毫的不满，而是举行了为期三周的哀悼。日本委派驻英公使林董作为特别大使参加葬礼。林董还将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在成立英日同盟的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处理两国之间时常剑拔弩张的关系来说，结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解决办法。

在成立了盼望已久的政党后，伊藤组建了一个完全由政友会成员组成的内阁。贵族院对政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但伊藤不予理会，从而加剧了双方之间的敌对情绪。伊藤所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政府亟须支付镇压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费用。众议院试图通过增收清酒税和糖税以及提高关税来筹集资金。他们还希望通过征收烟草专卖税来扩大财源。但是，贵族院反对提高税收，几乎一定要对这项议案投反对票。2月27日，（经伊藤请求）天皇下令议会休会十天。

伊藤希望自己能在这十天中劝说贵族院做出让步，但是，贵族院仍然固执地要求对税收议案进行一次彻底的讨论。伊藤希望对贵族院具有影响力的山县能够从中调解，然而，此时山县正在京都。山县和松方会面，但做出了不进行调解的决定。恼羞成怒的伊藤请求天皇召这两人回东京。侍从向山县和松方发送电报，第二天，两人动身前往东京。

3月5日，在觐见天皇时，伊藤向天皇说明了贵族院拒绝征税以偿还国家债务，从而造成了紧张的态势。他担心，这将对日本的财政领域造成严重影响，并建议天皇向四位元老——山县有朋、西乡从道、松方正义和井上馨——征询意见。不久，天皇接见了山县和松方，并向西乡和井上发送函件，请求他们一同为这场危机找出解决之道。[6]

山县和松方奏报说，他们的调解工作失败了。议会的休会期很快就要结束，伊藤无法克制住自己的烦躁情绪。他草拟了一个方案，递交给宫内大臣，请求天皇颁布诏书斥责贵族院从中阻挠。天皇按照伊藤的请求于3月12日召见了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并对他说：“朕近日闻贵族院对增税案唱异论，与政府冲突，深感遗憾。命（山县）有朋等调停之事，亦不幸失败，而政府犹奏不能容贵族院之主张，朕甚忧虑之。夫朕意所在即载此书中，卿宜示此于议员一道，以速达融合之道。”

毫无疑问，诏书表明了天皇的立场：

“朕视中外之形势，深忧时局之难。今支付必要之军费，并立巩固财政之计划，诚属国家之急务。

前日开议会之时，朕以意示之，且命政府所提之增税诸法案，已经众议院议决。

朕信贵族院各员之忠诚，必分朕日夕之忧，望速翼赞庙谟，不遗国家他日之憾。”[7]

近卫并非没有预见到事态会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但天皇的训斥让他大为烦心。他拜访了岩仓具定，认为岩仓应该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岩仓很反感伊藤的习惯：一出现紧张局面就请求天皇颁布诏书。然而，岩仓对此一无所知。当近卫将诏书拿给岩仓看时，岩仓惊讶万分：那道诏书既没有天皇签字或盖章，也没有国务大臣的签名。这太不正常了。当晚，岩仓向伊藤发送了诏书的副本，询问内阁成员是否已经了解了诏书的内容。

第二天，伊藤在贵族院拜访了近卫，详细讲述了他自议会休会后为重新与贵族院进行谈判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天皇如何命令山县进行调解的情况。听起来好像是天皇对调解工作失败感到失望，为局面感到极其担忧，于是便把事情包揽下来，直接发了那份诏书。伊藤补充说，内阁中没有人事先知道诏书的事情，但是，无论是否有人知道，作为内阁的议长，他都有重责来辅助天皇，这一责任自然也扩展到将与政策有关的事情奏禀天皇。[8]

伊藤的话暗示，尽管内阁中无人事先得知了诏书的事情，但他自己的意见可能对天皇造成了影响，因此天皇写了这道诏书。诏书没有签字或会签，表明天皇可能是凭着一时的冲动自行其是。

3月24日，近卫将诏书呈递给贵族院。天皇的告诫立刻让贵族院成员的态度大大转变，他们在未做任何修改的情况下通过了增税议案。[9]

当月晚些时候，天皇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展现了自己的权威。3月27日，司法大臣金子坚太郎恳请天皇批准解雇十六名请求辞职的法官和检察官。这些人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众议院决定不给司法官员加薪，即使加薪有充足的理由。因此，在通过的年度预算中没有对加薪做出规定。失望的法官和检察官开始反对这项议案。一些县级地方法官也离开职位，加入东京的这场罢工行动。

金子不断地警告罢工者，提醒他们不要违反官纪，但他的警告没有奏效。罢工领导者呼吁全国的司法官员集体辞职，不久，各类辞呈便通过邮件和电报涌进了东京。金子下定决心要维护司法的尊严，决定接受这些辞呈，而非在罢工者的加薪要求面前屈服。他将这些辞呈转交给了伊藤，并请求伊藤呈递给天皇。

伊藤向天皇禀报了这一情况，并恳请天皇定夺。天皇问道，司法大臣对更换那些可能辞职的人有没有把握。伊藤向金子转达了天皇的问话，金子在答复中向伊藤提供了一份统计表，列举了有资格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八百余人的名单。金子说，撤换罢工者没有什么困难。伊藤将名单呈递给天皇，天皇立刻批准了这些辞职请求，并说道：“向后有提出辞表者，虽夜中亦直提交，朕亟与裁可 。”天皇的决定镇压住了罢工。那些已经提交辞呈的人原以为天皇不会批准，现在纷纷请求退回辞呈。[10]

天皇的决定并没有考虑到法官和检察官因薪资不足而遭受的困难。他唯一关心的是能否撤换罢工者。作为一名儒家统治者，他本应表现出更大的同情心，然而，明治大概认为这些罢工者违反了法律，而他又极度讨厌违法乱纪的行为。在这一点上，他和同样信奉儒家学说的德川幕府时代的将军很像。

5月2日，伊藤请求天皇准许他辞去总理大臣一职。他说，尽管他的身体恢复到足以参加宫中的各项事务，但无法应付日后的艰巨任务，尤其是财政问题。天皇已经私下了解到，伊藤健康状况不佳并不仅仅是一个借口。在收到伊藤辞呈的当天，他任命西园寺公望担任代理总理大臣，在伊藤生病期间履行职务。[11]

伊藤并没有夸大政府所面临的困难。议会最终通过了下一年度的预算和增税议案，但财政危机仍没有解决。自1895年清日战争结束以来，政府已经把建设军事力量当做头等大事，大部分的国家财富都流向了军事项目和军事计划，进而导致财政出现严重赤字。于是，政府在之前增税议案的基础上增加税收，在之前发行债券的基础上发行债券，且这一过程看似没完没了。财政困境看上去马上就会引发恐慌。

大藏大臣渡边国武提交了一份暂停国有企业的财政紧缩议案，遭到了五名内阁成员的反对，而原因主要是他们个人对渡边不满。伊藤被请来调解，然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只是使冲突进一步加剧。最后，除了渡边外，全体内阁都提交了辞呈。

5月3日，渡边向天皇表明了自己对财政状况的看法。之后，天皇派人请来西园寺，问他对渡边的看法有何意见。西园寺回答道，如果放任渡边自行其是，将会树立一个坏榜样。他提议让渡边辞职。如果渡边拒绝，西园寺将告诉渡边是天皇希望他辞职。

西园寺前去拜访渡边，在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后，渡边同意辞职。当天，渡边带着两封不同的辞呈造访了侍从长德大寺实则，问他自己应提交哪一封。在第一封辞呈中，他以健康每况愈下作为辞职的理由；在第二封中，他说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内阁中的其他人都辞职了。德大寺说道，在这种情况下以健康为由辞职是惯常做法。渡边听从了他的建议。[12]

在此期间，皇太子妃于4月29日诞下了天皇的第一个皇孙。官员们围挤在皇太子的东宫御所，纷纷道贺祝福，不过，直到5月3日，皇太子才从叶山县返回来看望自己的儿子。[13]这个婴儿很健康，他出生所带来的喜悦并没有夹杂着天皇孩子出生时的那种担忧之情。5月5日，天皇给婴儿取名并赐称号。在提交的名字中，他选中了裕仁；在两个称号中，他选中了迪宫。[14]天皇将名字写在檀纸上，交给德大寺，让他交给将于次日返回小田原市的皇太子。[15]

5月10日，天皇最终接受了伊藤的辞职请求。他令井上馨组建内阁，但无果而终。5月26日，天皇命令元老们极力举荐的陆军大将桂太郎成立内阁。桂太郎推迟了答复，说他希望劝说伊藤改变主意。他请求天皇和他一同力劝伊藤再次担任总理大臣一职。天皇让德大寺给伊藤发电报，请他即刻返回东京进宫谒见。[16]

伊藤断然拒绝再次任职。桂太郎犹豫着是否接受总理大臣一职，而他之所以迟疑不决，似乎是在遵循伊藤的做法，而非怀疑自己的能力。6月1日，他请德大寺奏报天皇，说新内阁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并请求在第二天举行就职仪式。

除了按照天皇的要求让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留任外，这届内阁全部由新人组成。不同寻常的是，内阁中无一人是元老。这届内阁的军事色彩并不仅仅局限于桂太郎：所有成员都与山县有关联。尽管这导致了与众议院（目前由政友会控制）的关系出现问题，但却增进了与贵族院的合作。

6月21日，众议院议员、政友会的一名领导人物星亨遭到行刺。在整个明治时期，星亨是最神秘的人物之一。百科词典里的词条将他描述成一位傲慢、腐败的政治家，有时候拿他与现代日本的某些政客进行比较。更喜欢挑星亨缺点的作家往往会忽略他的功绩，不过，无论是从正面意义还是从负面意义来看，当代读者都可能把星亨视为第一位极具现代特征的政治家。

星亨是第一个不仅仅来自于平民阶层，而且来自于社会最底层的重要政治人物。他的父亲是一名泥瓦匠，酗酒，抛弃了妻子和三个孩子，没有留给他们任何财产。他的大姐被卖给了妓院，二姐卖身为仆。母亲不堪忍受养活自己和小婴儿的压力，打算把星亨扔进池塘里，但在最后一刻决定让星亨活下来，因为他是男孩。[17]之后，她和一个善良的江湖医生兼算命先生结婚，由此一家五口共同居住在江户的一个贫民窟里。

当星亨到了上学的年纪，继父打算让这个男孩追随自己的职业，送他去跟曾是自己老师的医生学习。星亨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不仅掌握了医学基础知识，还学会了儒家经典。更重要的是，为了未来的职业，他还开始学习英语。1866年，当星亨年满十六周岁时，一个没有孩子的武士家庭收养了他，并送他去开成所——一所供幕府家臣的子女就读的学校。在那里，星亨师从日本邮政制度的创始人前岛密学习英语。前岛对星亨产生了极好的印象，即使在星亨与武士家庭的关系终止后，他仍允许星亨继续留在学校。[18]

前岛向开成所的英语教授何礼之（1840—1923）[19]推荐了星亨，何礼之认可这个男孩的能力，并为他在海军学校谋得了第一份工作——英语教师。幕府统治被推翻后，这个学校便解散了。星亨写信给何礼之，请求再介绍一份工作。何礼之向兵库县知事陆奥宗光推荐了星亨，陆奥聘请星亨在他于神户创办的一所学校里教书。陆奥的帮助对于星亨的成功而言至关重要。

星亨的生涯的一大特点是他下定决心要飞黄腾达，即使出身卑微，即使身体虚弱也再所不顾。他怨恨所谓的命运，这揭示出他对武士阶层的仇视，并透露出他卯着一股劲儿要击败掌管政府的人。对手的职位越高，越能激起他的战斗精神。[20]他凭着聪明才智和不懈的钻研克服了出生家庭的不利条件；他不断地练习武术，由此改善了虚弱的体质。星亨在晚年拍摄的照片，显示出他是一位散发着自信、健壮但丑陋的男人。

1871年，陆奥被任命为神奈川县知事。两年后，在陆奥的举荐下，星亨在大藏省谋得一个职务，主要工作是翻译各个国家的税法。但他有一次殴打人力车车夫并且拒绝听从制服他的警察，于是丢了这份工作，并被关了禁闭。他利用在家禁闭的这段时间翻译了一本关于外国英雄的书籍。在星亨的禁闭结束后，陆奥力劝星亨日后遵守规矩，并且邀请星亨到他的府邸居住（这表明他非常看重星亨的能力）。星亨和两名学生充分利用这次优待，不久，他们翻译了布莱克伍德（Blackwood）的《英国法》（British Laws）。

1873年，陆奥在横滨海关为星亨谋得一职。星亨扶摇直上，1874年1月当上了税务顾问和海关关长。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星亨的噩运来了。在与英国领事馆交换文件时，他将“Her Majesty”翻译成了“女王陛下”，而不是“女皇”。英国指控他犯了冒犯君主罪。星亨为自己辩解，指出维多利亚自称为女王，而不是女皇，但哈里·巴夏礼爵士亲自跑到外务省提出抗议，要求解雇星亨并对英国道歉。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外务卿寺岛宗则力劝星亨道歉，但星亨拒绝，认为自己没有错。日本政府害怕与英国为敌，于是解除了星亨的职务，以此平息巴夏礼的怒气。[21]

不过，星亨保住了税务顾问的职务，并且在1874年9月凭着这一身份被派到英国学习。1875年1月，他进入中殿律师学院就读，两年后，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出庭律师资格的日本人。在伦敦期间，星亨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房间里研读法律和哲学书籍。[22]

回到日本后，星亨被任命为司法省的辩护人。当时，他的主要职业是一名律师，不过，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自由民权和自由党的活动之中，从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882年，福岛县的自由党成员因抗议知事的专横行为遭到逮捕。[23]他们被指控犯有颠覆政府罪。星亨为被告中的核心人物河野广中辩护，以无可辩驳的逻辑证明颠覆政府的指控不适用，然而，被告还是被判有罪。[24]

在此期间，星亨加入了自由党。自由党的纲领与他的社会信条十分接近。但是，他觉得政党的官方报纸使用过于抽象的措辞，导致日本民众无法理解。1884年5月，他创办了一份非常受欢迎的报纸，该报为了吸引和他来自于同一阶层的底层民众，采用易于理解的语言刊发稿件，里面还配上图片。在仅有小部分人拥有选举权的时期，星亨为教育民众所采取的这一尝试是前所未有的。

1884年7月，星亨在新潟发表名为《政治的界限》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就俄国和德国干涉公民私人生活这一点，对这两个国家的专制和军事主义政府进行了抨击。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日本，但潜台词却显而易见。警察按照1880年颁布的法规让星亨停止演讲，并驱散了会议。

星亨被责令向新潟警察局报告，但他无视这一传唤，说警察没有权力传唤他。最后，警察逮捕了星亨，并指控他诽谤政府官员。虽然星亨并没有批评任何官员，但却被判犯有诽谤太政大臣三条以及内务卿、陆军卿、海军卿、文部卿、农商务卿、工部卿和宫内卿的罪行。他被判处监禁六个月和罚款四十日元，还被剥夺了律师资格。[25]

即使在狱中，星亨也没有学乖。他继续出版有插图的报纸，并等待着时机，以便重新建立因他入狱而解散了的自由党。然而，1888年，因为被指控公布了与修约相关的秘密文件，他再次被捕，被判处监禁一年半，别无选择的他只好卖掉了报纸。[26]

星亨将狱中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监狱绝非读书的好地方，但从黎明到黄昏，他都在阅读日语、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书籍。1889年2月，在庆祝宪法颁布而实行的大赦时，他被释放。

在离开监狱后，星亨前往美国和欧洲研习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虽说是游学，但实际上却是他无论去到哪里，都会逛书店，买有用的书籍，然后把自己关在一家便宜的酒店房间里阅读这些书籍。他不屑于效仿像伊藤博文那样的政客，吹嘘着自己师从鲁道夫·冯·格耐斯特、洛伦茨·冯·施泰因和其他杰出人物。星亨说，这些人在欧洲的名气不像在日本那样响亮，只因为听过他们的讲座就装腔作势，实在是太可笑了。

星亨几乎访问了北美和欧洲的所有国家。这次旅行似乎改变了他。在回到日本后，他发表了演讲，对自己以前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感到失望；力劝加强军备、[27]攫取殖民地、鼓励日本人移居外国，并开始在国外积极宣传日本。[28]他的留洋经历，或者说他所阅读的书籍，似乎让他睁开眼睛看到了真实的世界局势，他开始谈论强权政治。

一回到日本，星亨立刻投身于重新组建自由党。此时的党名叫做“立宪自由党”。1891年3月，在政党代表大会上，星亨的政党赢得了控制权。在1892年2月举行的第二次大选中，星亨参加了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并（在陆奥宗光的帮助下）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每一个人都预测星亨将会利用这一职位来使自由党拥护的议案获得通过，但事实上，他恪守公正，没有偏袒自己的政党成员。[29]

不久后，星亨与有萨摩藩和长州藩人士做后盾的总理大臣松方对立，他的傲慢也让许多众议院议员疏远了他。当时的政治局面混乱不清，此处姑且从略，只需说的是议员提交对星亨的不信任案。尽管对于所有指控，他都能自证清白，然而这并没能消除给人留下的有罪的印象。并且从那时起，腐败的“光环”便紧紧跟着他。[30]于是，星亨被解除了众议院议长一职。

1896年，星亨被任命为驻美公使。（据推测）这主要是因为板垣和自由党的其他成员觉得他是一个累赘，希望他不要挡道。[31]在担任公使的两年时间里，他成功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美国有可能提高日本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及美国即将吞并夏威夷给日本造成的影响。

星亨对赞成共和党政府倡议的高关税的参议员进行了劝阻。[32]关于夏威夷，星亨决定要从美国手里夺回夏威夷国王之前给予日本的租借地。他曾一度转向建议日本吞并夏威夷的极端立场，即使此举存在着与美国开战的风险。[33]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拒绝了这一具有挑衅性的建议，但星亨成功地让美国做出保证，使在夏威夷的日本侨民享有与欧洲国家公民一样的权利。[34]

当星亨获知成立了新的政党（宪政党）后，决定立刻返回日本，并希望能在下一届内阁中担任外务大臣。他给外务省发电报说他将回国，不料外务省却命令他继续担任驻美公使。星亨无视这一指示，但主要因大隈反对，最终没能获得梦寐以求的职位。

之后，星亨帮助组建政友会。1900年，作为该政党最有实力的人物，星亨在第四届伊藤内阁中出任通信大臣。虽然这并非内阁中的重要职务，但之前从未有过像星亨这样出生的、没有藩阀关系的人能够担任地位如此显赫的职务。除了担任内阁成员外，1899年，星亨当选东京市议会的议员，并担任监票官。民众普遍认为，星亨管理市政府主要是为了他自身和他所属政党的利益。[35]虽然这个谣言没有得到证实，但星亨已经确凿无疑地建造了一个政治利益集团，并且他的一些下属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强迫手段。星亨并没有从这些被指控的罪行中捞到半点好处。尽管报纸谴责他因签署政府合同发了一笔横财，但在他死时，留下的只有债务。

虽然一直到最后，星亨都坚称自己没有犯下任何过错，但1900年10月，他被迫辞去东京市议会的议员，12月被迫辞去通信大臣。即便如此，他所引起的民愤继续增加，6月，一位叫做伊庭想太郎的剑术老师刺杀星亨。伊庭是一个虔诚的儒家道德的信徒，政府的腐败行为激怒了他，于是，他伏击了星亨，并将星亨刺死。[36]

很多人无疑都相信了关于星亨腐败的谣言，但是，仍然有许多人钦佩星亨。当送葬队伍随着天皇护卫队演奏的庄严肃穆的音乐前进时，几千人跟着队伍前进。下届内阁中的两位重要的政治家原敬和松田正久担任治丧委员会的领导，板垣退助发表了悼词。[37]尽管星亨遭到了指控（并且坏名声一直持续到今天），但对于塑造现代化、日本式政党政治的未来而言，星亨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多。天皇向星亨追赠从三位官阶，并追授瑞宝章。[38]

天皇一直关注着与星亨有关的争论，有时候众人还会就这些争论请求天皇定夺。即使在1893年11月众议院通过不信任投票后，星亨仍继续担任议长一职。12月2日，副议长楠本正隆携带上奏书进宫，向天皇奏报了不信任投票案，并为曾向天皇举荐星亨而道歉。在看了上奏书后，明治召来楠本，说他不清楚楠本有什么要求。楠本是请求替换议长吗？还是众议院议员为犯了这样的错误而道歉？

天皇希望避免陷入命令星亨辞去议长职务的境地。他的答复使楠本想让天皇亲自将星亨除名的希望落了空。我们尚不清楚天皇是怎样看待星亨的，但是，他决定在星亨死后追授勋章，表明他认可星亨对国家做出的贡献。

7月6日，天皇和皇后访问了皇太子的东宫御所，在那里，他们观看了皇太子和太子妃在去年收到的结婚礼物，还看望了皇孙裕仁。第二天，婴儿被带到了位于狸穴的海军大将川村纯义的府邸。天皇和皇后给了海军大将一百日元，请他在小王子的童年时期负责进行照看。据说是皇太子要求进行这一安排的，但事实上这是天皇的意愿。[39]这一流传下来的旧事让天皇的御医欧文·贝尔茨困惑不解，他写道：

5点的时候，天皇和皇后拜访了伯爵川村。皇太子的儿子将由这位年迈的海军上将负责照料，他现在一定有七十岁了。这是个多么奇怪的想法！我希望将小王子带离父母身边、交由陌生人照料的这一反常而又残酷的习俗能够被废止。然而，它却没有。可怜的太子妃被迫交出婴儿，这让她掉了不少眼泪。现在，婴儿的父母每个月只能短暂地探望孩子一两次……为什么在这一事件上，他们就不能像在其他方面那样效仿德国或英国皇室的做法呢？小王子迪宫是一个很活泼、很漂亮的孩子。[40]

8月1日，驻英国全权公使、男爵林董向外务大臣曾祢荒助（1849—1910）发了一封电报，汇报说已就清朝问题与英国外交大臣亨利·兰斯多恩（Henry Lansdowne）商议，并得知英国政府希望和日本结成同盟。他问道：“我国政府是否准备与英国签订条约？如果英国愿意接受我国的条件，我国是否准备同英国结成同盟？望政府速速回复。”[41]

英国和日本结成同盟的提议起源于俄国的远东政策。如前所述，在清日战争结束后，三个欧洲列强迫使日本向清朝归还了辽东半岛。但此后不久，俄国便租借了这一领土，并与清朝签订了秘密条约，开始修建铁路。现在，俄国管理着旅顺和大连，并且正在稳步地拓展对清朝西北地区的控制。俄国沿着铁路线修建了城镇。在东亚有利益需求的其他国家都担心俄国在韩国的行动，很多国家认为俄国和日本爆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日本还没有为这一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很明显，日本想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驱逐俄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日本有两个可行的行动方案。一个（获得伊藤博文的支持）是与俄国达成谅解，将满洲让给俄国，作为回报，俄国应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支配权。[42]另一个（获得大多数其他日本官员的支持）是日本与欧洲大国配合，牵制俄国。法国不太可能加入反俄联盟，因为法国和俄国刚刚结成了同盟。日本最有可能的合作伙伴是德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都确信俄国正在侵犯它们在东亚的权利。1901年4月，在和兰斯多恩商议时，林董发表了看法。他说，为了维护东亚的永久和平，日本和英国建立稳固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兰斯多恩表示同意，但这也只是这两人的个人主张。[43]

在此之前，日本人和英国人都曾提议建立同盟。1895年，福泽谕吉写了一篇关于提议建立同盟的社论；[44]在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曾就这一问题与日本公使进行了非正式讨论。[45]1898年，日本政府（当时即将结束对威海卫的占领）同意英国向清朝租借威海卫的提议，并补充说，作为回报，它希望在日本需要采取行动来保护其安全或推动其利益的时候，英国能够予以支持，并施以援手。[46]1900年，英国侨民在北京遭到义和团的围攻，日本军队解救了英国侨民，此后亲日的气氛便席卷英国。在该年担任驻英公使的林董得出结论认为，英国是日本能与之结盟以对抗俄国的唯一国家。[47]

林董和兰斯多恩勋爵进行商讨后，就以下六点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必须使清朝保持门户开放。

二、除了条约已经划分的租借地外，不得进一步获得清朝的领土。

三、承认日本在韩国行动自由，因为日本在韩国获得的利益比其他国家都要多。

四、如果同盟中的一国与其他国家开战，另一国应保持中立；但如果第三国参战帮助敌国，另一国也将参战。

五、关于清朝的英德协定将继续有效。

六、同盟只限在远东地区有效。[48]

在多次商讨和一些明显退让后，英国草拟了条约，并请求日本即刻答复。[49]日本对条约文本进行了修改（主要是语言表达方面），并于11月30日电传至伦敦。电报中提到，在把拟定条约拿给天皇看时，天皇命令拿给元老和伊藤看，征求他们的意见。[50]

在激烈的讨论后，元老们批准了修改后的条约，并建议让条约立刻生效。只有支持与俄国（而非英国）结盟的井上馨表示不满，他给出的理由是还没有得知伊藤的看法。12月8日内阁收到了等候已久的伊藤发来的电报。伊藤对条约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措辞上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并指出日本还不清楚德国是怎样看待英日同盟的。他还说，与俄国进行商议的话也有可能签订条约。他敦促众人仔细斟酌，并请求将他的意见传达给天皇。[51]

第二天，总理大臣桂太郎将伊藤的电报拿给天皇看。天皇总是高度重视伊藤的意见，但这一次他说，既然内阁和元老们都批准了条约，日本就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他令桂太郎探明元老们对伊藤的意见有何反应。桂太郎找到各位元老，但在询问他们的看法之前，桂太郎指出无法保证将会和俄国签订条约，如果再拖延下去可能会使英国撤销建立同盟的提议。12月10日，他向天皇奏报说，众议院都支持与英国签订条约。在获得天皇授权后，12日，桂太郎向林董发送了电报，称日本已经接受了修改后的条约。[52]1902年1月30日，林董和兰斯多恩在伦敦签署了条约，并于2月12日公之于众。

很难评价条约给日本带来了哪些好处。林董认为，结盟使得日本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53]日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攫取了德国之前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而建立了海外帝国，都发挥了英日结盟的作用。不过，比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日本人感受到的喜悦之情。上到天皇，下到黎民百姓都因为日本被公认是与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而感到喜悦。在过去，这个国家曾一次又一次地羞辱日本。[54]

[1]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95页。

[2]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90—891页。

[3] 直译为“立宪政友会”。在日本通常简称为“政友会”，本书也采用这一叫法。

[4]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891页。

[5] 《明治天皇紀》第九卷，第913页。11月14日，桂太郎再次请求允许他辞职，12月23日，天皇最终批准（第923—925页）。

[6]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6页。

[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9—30页。

[8]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0页。

[9] 如需了解近卫同意遵照天皇旨意的函件原文，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1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0—42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4页。

[1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4—57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3页、第57页。

[14] 之所以选中这些字，是因为它们出现在中国经典著作的吉祥篇章中。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没有抛弃使用中国经典著作中的字词来给皇室成员命名（和赐称号）这一传统。

[15]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8—59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8页。

[17] 传记的详细内容，见有泉贞夫，《星亨》，第3—15页。姐姐在妓院的悲惨经历，让他下定决心绝不（像明治时期的大多数男人那样）找妓女寻欢作乐。他对妻子很忠诚（第9页）。

[18] 作为收养合同的一部分，星亨的家庭需支付50两“收养费”。他家明显无法支付这笔费用，于是，一年后星亨与小泉一家的收养关系被取消（有泉贞夫，《星亨》，第13页）。

[19] 何礼之是明朝时从中国来的难民后裔。他的英语能力和对西方的了解远近闻名，这使他成为岩仓使节团的一员。后来，他被天皇任命为贵族院议员。前岛和陆奥宗光都是何礼之的学生。

[20] 铃木武史，《星亨 藩閥政治を揺がした男》，第22页。

[21] 铃木武史，《星亨 藩閥政治を揺がした男》，第33页。

[22] 据说，他曾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有泉贞夫，《星亨》，第49页）。

[23] 该事件称为“福岛事件”。知事三岛通庸决定修建公路，费用由县民承担。福岛县议会通过了反对建造公路的决议，但他置之不理，继续修路。出不了钱或者出不了劳动力的农民的物品被县政府公开拍卖。一些自由党成员因为提出抗议而被捕，因此，数千人袭击了关押被逮捕人士的喜多方警察局。此举导致有大约50名自由党成员遭到逮捕和审判。

[24] 中村菊男，《星亨》，第50—54页。

[25] 铃木武史，《星亨藩閥政治を揺がした男》，第59—61页。

[26] 铃木武史，《星亨藩閥政治を揺がした男》，第79—80页。

[27] 他认为日本应当拥有一支至少和英国远东舰队一样强大的舰队（中村菊男，《星亨》，第86页）。

[28] 铃木武史，《星亨 藩閥政治を揺がした男》，第91页；中村菊男，《星亨》，第85—89页。在同一篇演讲中，星亨力促对清朝采取新的政策，以便防止英国或俄国入侵清朝。他还声称，结束治外法权和终止外国对日本关税的控制都很困难，不过后者更为迫切。

[29] 中村菊男，《星亨》，第104页。中村引述了星亨在就任众议院议长时的部分讲话。星亨宣称，他的一举一动不是作为自由党的成员，而是要公正无私，要与担任这一公职的身份相符。如果成员认为他犯了错误，他力劝成员对他进行指正；如果成员说得对，他承诺将改正错误。

[30] 如需了解议会对星亨提起的相关指控的内容，请参阅中村菊男，《星亨》，第116—117页。亦见《明治天皇紀》第八卷，第328—329页。

[31] 中村菊男，《星亨》，第156页。

[32] 当着参议员小组委员会的面，星亨对增加丝绸关税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行了论证。他谈到了实际上降低关税将会带来哪些良好效果（中村菊男，《星亨》，第163—164页）。让大隈印象深刻的是，他向星亨授予了勋三等旭日章。

[33] 如需了解他的建议的原文，请参阅中村菊男，《星亨》，第175—177页。

[34] 中村菊男，《星亨》，第182页。

[35] 铃木武史，《星亨》，第150—151页。

[36] 如需了解关于星亨遇刺的描述，请参阅长尾和夫，《暗殺者》，第135—139页。法院因谋杀行为对伊庭进行了审讯，在随后下达的判决书中，法院承认伊庭的行为是出于道德上的正义感，并判处他无期徒刑，而非死刑（第159页）。

[37] 如需了解关于葬礼的进一步描述，请参阅长尾和夫，《暗殺者》，第158页。铃木武史在《星亨》的第191页刊登了一幅送葬队伍的照片。

[38]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80—81页。这篇报道提到了前几年曝光的星亨收受贿赂的丑闻，但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得到天皇的赏识（如果这篇报道属实的话）。

[39]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89页。

[40]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44.

[4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98页。

[42] 1901年8月，在伊藤准备前往美国和欧洲时，井上馨力劝伊藤访问俄国。井上确信，与俄国达成谅解是解决韩国问题的最佳途径。外务大臣桂太郎认为，与英国结盟或者和俄国达成谅解都能实现这一目标。伊藤认为，与英国结成同盟没有任何用处，并将引起俄国和法国的敌对。当11月林董在巴黎会见伊藤时，（不知道与英国谈判进展的）伊藤认为，为结束满洲和韩国的紧张局势，与俄国签订协议至关重要（林董，《後は昔の紀他》，第343—345页）。

[43] 林董，《後は昔の紀他》，第328—329页。

[44] 林董，《後は昔の紀他》，第306—307页。

[45] 如需了解作者所称的就支持英日同盟发表的“第一次看法”，请参阅黑羽茂，《日英同盟の軌跡》第一卷，第21页。张伯伦和日本公使加藤高明的谈话发生于1898年3月17日。

[46] 黑羽茂，《日英同盟の軌跡》，第23页。

[47] 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321页、第327页。

[48] 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330—331页。

[49] 该协定签订于1900年10月16日，宣布在清朝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清朝的领土完整。如需了解当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请参阅黑羽茂，《日英同盟の軌跡》第24—34页。1901年3月18日，德国驻英公使赫尔曼·弗雷尔·冯·埃卡德斯坦恩（Hermann Freiherr von Eckardstein）向林董提议建立一个包括德国在内的三国同盟，但他是在没有获得德国外交部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提出这一提议（第29—30页）。

[50] 如需了解日本修改后条约的详细内容，请参阅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349—350页。

[51] 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159页。

[52] 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160页。

[53] 林董，《後は昔の紀 他》，第306页。

[54] 贝尔茨用以下话语就日本民众对签订英日同盟的反应进行了描述：“1902年2月14日。日本民众难以掩饰他们对订立新同盟的喜悦之情。毫无疑问，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胜利，一个在原则上不参与结盟的大国现在和日本结成了同盟，且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同日本人——一个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种族——结成的同盟。庆应义塾的学生们举行了火把游行活动，并在英国公使馆的门前高呼三声”（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54）。

第五十二章
祸机暗藏

1902年在最少限度的仪式中拉开了序幕。新年仪式逐渐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通常在1月5日举办的新年庆宴推迟了一天：这天是周日，众人认为奉行基督教的休息日要比遵循日本传统更加重要。几天后，天皇像往常一样听了三次分别关于日本、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新年讲座。大概是建立英日同盟的缘故，今年关于西方的讲座主要讲述了英国的议会改革。

1月10日，典侍室町清子逝世，享年六十三岁。自1856年入宫后不久，她被任命为当时年仅四岁的未来天皇的傅母。1867年，天皇登基后，她被册封为典侍，并以这一身份服侍了天皇四十六年。如果不赞同天皇的言行，她会毫不犹豫地严加指责。天皇总是拒绝听从她的建议，称她为“阿多福”——京都方言中用于描述丑女人的称呼。尽管如此，天皇的语气之中还是含有感情的。面对这一非难，室町回答说：“阿多福乃妾之天质，虽有君命亦无可奈何，唯冀采纳妾之所奏。”天皇一言不发，但最后还是按照她的建议去做。天皇和皇后为她的葬礼资助了两千日元，作为对她多年效劳的感谢。对于一位像她这样身份的人来说，算得上一笔史无前例的巨款。[1]

关于天皇与服侍之人的人情互动的记载是如此之少，使得这一微不足道的趣闻轶事让人觉得有些亲切。使用“阿多福”一词也说明了天皇在私下里说京都方言，而在其他轶事中人们总是将他的话转述成标准日文。

为迎接春天的到来，宫中举办了传统仪式之一的诗会。天皇不喜欢御歌所所长高崎正风推荐的两个主题（“雄鸡告晓”和“寄神祝”），高崎只好提出一个更加传统的主题。天皇以“新年梅”为主题作了下面这首短歌：

今又旧岁去

梅开吐艳新春续

倩影晨曦舞

芬芳染身暗香来

傲蕾破雪催寒去[2]

这首诗虽然措辞巧妙，但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天皇进入了诗歌创作最繁盛的时期，大多数著名的诗歌都是创作于此时到晚年的这段时期。

1月28日，第五步兵连队一个大队被暴风雪掩埋的消息传来，新年的喜庆气氛被无情地打断。当时天皇已经就寝，但侍从还是立刻禀告了天皇。

东京和青森县之间往来的电报渐渐揭开了这个可怕的故事。1月23日，第五连队两百多人的第二大队在进行冬季演习时，在八甲田山附近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失去联系。夏季时士兵们曾在这一带进行过军事演习，对该地区的地形比较了解，然而，士兵们对突然的严寒天气准备不足，在弥漫的大雪和怒吼的狂风中迷了路。发现第二大队未能返回营地，军队立刻派出了救援队，但暴风雪阻碍了搜救工作的进行。27日，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濒死的幸存者。他向救援人员描述发生的事情后，救援人员冒着风雪抵达灾难现场。他们找到了几个幸存者和大约四分之三的遇难者尸体。直到5月冰雪消融时，最后一具尸体才被找到。[3]

得知这一悲惨事件后，天皇悲痛万分，立刻派武官宫本照明前往现场。2月7日，宫本传来消息：找到士兵携带的九十四支步枪，但很久以后，这场灾难的全部情况才被揭晓：一百九十九名官兵遇难，仅十一人生还。[4]

民众得知这一悲剧后的第一反应是，强烈抗议军方在士兵没有身穿合适冬服的情况下，鲁莽地让服从的士兵在肆虐的暴风雪中进行军事演习。但是，在公布了悲剧的全部细节后，民众的情绪普遍从愤怒转为同情。甚至有传闻说遇难者家属很欣喜，认为自己儿子或孙子的死不是徒劳无益的，而是为日后帝国军队的胜利做出了贡献。[5]

4月8日，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向议会报告说，俄国和清朝签署了一份条约[6]，规定将满洲交还清朝。这一事件受到了日本的高度欢迎，其中一个特别的原因是他们也曾遭遇过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而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朝。

俄国与清朝关于满洲的谈判可以追溯到1896年。当时，李鸿章前往莫斯科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7]俄国和清朝签署了一份密约，规定：（1）如遭遇外国列强侵略，两国应互为援助；（2）如遇紧要之事，清朝所有口岸均准许俄国军舰驶入；（3）为便于俄国将来转运俄兵御敌以及接济军火和粮食，清朝允许俄国修建一条经由满洲北部抵达海参崴的铁路，该铁路由享有治外法权的俄国人管理。这份密约的有效期为十五年。[8]

尽管密约的制定者推定将来侵略清朝的会是日本，然而，1897年德国侵占了胶州湾。这是明显的侵略行为，因此，（根据这份密约）俄国和清朝应互为援助。伊恩·奈什（Ian Nish）对这一形势描述道：

清朝通过她唯一知道的方式对德国的行为做出反应，即请求俄国压制和劝阻德国。北京获悉德国已在胶州登陆时，李鸿章根据1896年的条约直接向俄国提出邀请，请求俄国暂时占领清朝的一个港口，以此作为对德国行动采取的一项对策。[9]

这也正是俄国梦寐以求的，他们不久就觉得胶州无所谓了。俄国从清朝手中获得了租借旅顺口和大连，以及修建一条经过满洲南部的铁路的权利。现在，他们在太平洋拥有了一个长久渴望的不冻港。直到该年年底，清朝才意识到他们采用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失败了。[10]

1898年4月25日，日本和俄国签署了一份议定书，规定两国承认韩国独立，均不干涉韩国内政；如果韩国就军事或财政问题向日本或俄国征询意见和请求协助，日俄未经商量不得采取任何措施；俄国同意不妨碍日本和韩国建立工商业关系。这份议定书首次承认了日本在韩国的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11]

两年后，也就是1900年，义和团的起义者破坏了位于满洲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以此为借口出动军队，占领了东北三省。他们称自己无意吞并满洲，一旦清朝恢复秩序，他们将立刻撤兵。[12]俄国出兵占领，自然让日本人感到不安。1901年2月，日本警告清朝不要屈从于俄国提出的进一步要求，然而，李鸿章似乎愿意牺牲清朝在满洲的权利来换取与俄国结盟。1901年秋，曾参与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其他国家陆续从北京撤兵，但俄国继续占领着满洲。

日本和英国屡次提出抗议。起初，日本以温和的方式提出抗议，因为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西德二郎（曾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认为与俄国达成谅解至关重要。他们仍抱着一线希望地认为，如果俄国在满洲的野心得到了满足，那么日本在韩国的优势地位将会得到承认。

1901年11月，伊藤访问了俄国，受到了俄国民众的热情接待。他被授予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帝国勋章，沙皇力劝他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返回日本。谢尔盖·维特伯爵向伊藤保证，俄国对韩国别无所图，并且很乐意让日本在韩国自由行事。事实上，俄国只是希望通过对韩国做出名义上的让步，来换取在满洲的随心所欲。伊藤非常失望，虽然他仍然希望俄国做出让步，但日本政府已经决定着手建立英日同盟，不再寻求与俄国结盟。[13]不过，在这一节点，日本仍明显希望和俄国维持和平。

1902年，日本继续巩固自己在韩国的地位，建立了一个以亲日派为核心的韩国政治势力。大量日本人在韩国东南部定居，日本渐渐控制了韩国的矿业、邮政和电报业。此时，日本获得了一个新盟友——向来拒绝卷入外国事务的美国。1902年初，几个月前刚刚当上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向明治天皇发了一封表示友谊的函件。他和日本、英国一道警告清朝说，清朝向俄国授予的特殊权利违反了“门户开放”政策。[14]美国之所以横插一脚，主要是担心不仅满洲会俄罗斯化，就连华北也会落入俄罗斯之手，而这将严重阻碍美国与清朝之间的贸易。

1901年1月，日本成立了黑龙会[15]。黑龙会公开声称其目标是实现泛亚主义并迫使俄国从满洲撤至黑龙江——满洲和西伯利亚的边境——以北。9月，公爵近卫笃麿成立了国民同盟会，主张应防止俄国永久占领满洲，倡议日本在韩国和满洲修建铁路。[16]这时成立的此类组织自然都充分意识到，如果他们的政策被采纳，将有可能导致与俄国开战。

对日本而言，修建铁路对开展贸易和最终控制韩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俄国来说，西伯利亚大铁路所代表的却是近乎神秘的构想。1900年出版的铁路旅行手册，关于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样写道：

俄国在东洋的开化政策或许与其他国家不同。该政策基于另外的指导原则，旨在通过维持自己广阔疆土的和平来促进各国的共同福利。在亚洲插下基督教的旗帜和文明的荣誉将要归功于俄国。[17]

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倡议人中，没有谁比财政部长维特伯爵更积极了。他不在乎花费多少，不屈不挠地推动这项工程，铁路由此迅速延伸。就日本一方来说，这个一直落后于欧洲列强的国家开展一项如此巨大的工程，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在“帝国主义目标的驱动”下，这项工程得以推进。俄国与日本之间的铁路大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1902年8月，按照沙皇的要求，维特伯爵前往远东，访问了海参崴、旅顺和大连等地。一路所见所闻让他感到失望，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殖民面临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在返回俄国途中，他前往克里米亚向沙皇汇报了自己的印象。之后，他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只有俄国从满洲撤兵，东亚才能恢复正常。他还强调有必要与日本达成约定，若无此类约定，事情将会朝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18]

1902年4月，俄国与清朝签署了一份条约，规定在清朝不发生动乱的前提下，俄国将逐渐从满洲撤兵。俄国还同意交还自1900年起占领的铁路线。日本和英国热情洋溢地欢迎这个声明，将此看做“门户开放”政策取得的胜利。然而，撤兵的前提条件是清朝无动乱，而这让俄国钻了一个很大的空子，因为这个地区动乱频发。后来，维特伯爵承认，俄国从来都没有打算过认真执行撤兵条约。[19]

除了与俄国关系紧张外，对明治天皇来说，1902年是平淡无奇的一年。皇太子的健康和进步仍然让他操心。这一年皇太子出人意外地用功学习。欧文·贝尔茨医生发现天皇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冷漠而疏远，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皇太子）问候父皇时，总是以非常正式的方式进行，并且有很多官员在场。如果他生病了，天皇会频繁询问儿子的健康状况，但是，除非病情严重到危及生命，否则天皇是不会去探望的。[20]

5月，皇太子前去视察本州中部和北部的各县。在他动身之前，天皇下达命令说，既然皇太子此次巡幸的目的是为了考察风俗民情和地理状况，当地官员不得中断工作来迎接、送行或恭候。[21]事实上，这次巡幸按照天皇的规定简简单单地进行，没有给皇太子带来太多乐趣。他视察了学校、长野县的善光寺、县议会堂、工厂以及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福岛县爆发麻疹疫情的消息传来时，巡幸中途停止了。

皇太子在巡幸中身体出现微恙，使他有借口在深爱的叶山町休养了一个月。6月底，皇室成员和其他政要庆祝皇太子的第二个儿子的诞生，但此时皇太子（尽管已经得知了消息）仍在叶山町。天皇给新诞生的王子取名雍仁，赐号淳宫。[22]

与此同时，宫中正在为皇太子建造一座宫殿。初始预算为二百五十万日元，天皇批准了这一预算。然而，8月初，负责建造宫殿的官员禀报说，由于通货膨胀，建造成本增加了。最新估计，按照计划宫殿将于1907年建成，耗资五百万日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巨款。天皇在1889年建造自己的宫殿时坚持简朴、节约的原则，皇太子宫殿的预算造价让他吓了一大跳；在该年的稍晚时候，天皇命令建筑师避免采用华丽的装饰，应把重点放在确保结构坚固上。天皇严厉地嘱咐说，不得再提交关于增加资金的请求。[23]

日本政府愿意为皇太子的宫殿耗费这么多资金，表明他们并没有预料到会有战争爆发。日本宫廷与俄国宫廷继续保持着友好关系。例如，8月27日，天皇向沙皇发了一封电报，对彰仁亲王在俄期间获得的亲切接待表示感谢。但是，有些人士预料到会爆发战争，力劝天皇做好适当准备。在向天皇呈递的关于国防的奏章中，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1852—1933）描述了天皇之前捐献个人财产用于建造军舰，认为此举使得日本在与清朝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他强调说：

刻下，东洋之天地看似妖云怪雾敛迹，然臣窃恐此中包藏搅扰将来和平之祸机，在清韩两国。帝国海军今日足以称雄东洋，然列国军备骎进，尤邻强新扩张其海军，不期年，数倍帝国之艨艟泛东洋之上。若夫一朝紧急事态起，环海之岛帝国果可高枕乎？[24]

山本请求总共拨款一亿一千五百万日元，用于建造和装备三艘大型战列舰、三艘大型巡洋舰和两艘小型巡洋舰。不用说，日本要防备的国家是俄国。俄国东进遭到元老们的大力谴责，他们批准了扩充海军的请求。

1902年11月，明治准备前往熊本县观摩一场特别军事演习。几个月前爆发了霍乱，疫情迅速蔓延，对于是否取消天皇的这次出行，众人激烈争论，但幸运的是，当10月天气转凉时，疫情已经渐渐消退。11月7日，天皇在新桥站登上火车，皇后和太子妃来给天皇送行。皇太子仍在叶山町，他派侍从前往大船站，目送天皇的火车经过。[25]

天皇的熊本之行，是在沿途站点经常下车的悠闲之旅。他在不同的地方都创作了短歌，最具纪念意义的一首是在火车经过田原坂时创作的。田原坂曾是1877年政府军和西乡隆盛军激战的战场：

遥忆田原坂

短兵相接士争先

战声烟尘埋

昔日松苗今参天

迎来新貌换人间[26]

他将这首诗赐给了随行的陆军中将乃木希典，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乃木曾参了田原坂之战。乃木的诗更加生动形象：

山中草木森

十里战场满腥风

朋辈今何寻

漫山秋叶红似火

疑是战友血染成

天皇恢复了创作诗歌的兴趣，这大概是本次出行最积极的效果。他平常喜欢观摩军事演习，但这一次出乎意料地不感兴趣，甚至当11月14日在熊本城为皇室成员以及众多国内外高官举办宴会时发了一通脾气。这次宴会于当天下午2点30分开始，但是，当侍从长德大寺告知天皇是时候动身前往宴会厅时，他拒绝前去。天皇没有出现，宴会厅的宾客都焦急万分，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陆军大将山县拦住一名随从，询问为什么这么晚了天皇还不来，宾客们都在急切地等待。在没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后，山县亲自去请天皇，力劝他参加宴会。天皇拒绝，说他有自己的理由。

听到这个答复，山县惊讶不已。他对天皇说，看到天皇遵循神武天皇的传统，日复一日出现在公众场合，百官和将士都深受感动和鼓舞。他可以想象得到，倘若天皇未能出席宴会，众人会有多失望。天皇的一举一动都是众人膜拜的楷模，倘若现在无缘无故拒绝参加宴会，势必会打击到全军的热情，让熊本县的官员和民众失望。众人恐怕会质疑天皇的英明。或许天皇对此毫不在意，但山县说他却无法忍受这般质疑。他的声音因激动而越来越高，说完这番话，他恳请天皇改变主意，前往宴会厅。

天皇打断他，说道：“初有西幸之仪，以恶疫流行之故有司请止，军务当局以为不可，奏称，如恶疾，严饮食则足以防之，至于行幸之有无，辄影响军队士气甚大，恳请朕之西幸。朕以其言为礼，遂决西幸，而来有司兢兢为朕严庖厨，朕亦躬甚慎之。此卿已熟知，今演习既终，如今日之赐宴，仅是慰劳，目下仍为慎饮食之际，朕不欲临之，故不去。然卿来频催，前日以严饮食催朕西幸，今反强要朕临饮食之席，卿等弄朕也？”

天皇的表达极其辛辣。尽管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但山县仍然坚持，最后天皇妥协，派人准备马车。此时已经3点20分了。在马车到达宴会厅时，天皇立即走到座位上，在向出席宴会的众人点头示意后立刻离开，酒食碰都没有碰一下。[27]

天皇如此坚决地不去参加宴会，让人难以理解。也许仅仅是因为军事演习让他疲惫不堪，他感觉不适；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讨厌被人操纵，尽管这些人自称有多么尊敬他，但并不考虑到他的意愿。没有人问过他是否想去熊本；山县和其他政府领导人都认为即使有感染霍乱的风险他也应当去。现在，山县又坚持让他出席宴会，不顾及他是否情愿。尽管众人是用崇敬的言语措辞说出“陛下应当这样做或陛下应当那样做”，但指示就是指示，这让天皇格外恼火。

天皇不喜欢熊本的军事演习，但在回程的途中，他命令武官作了一首军歌，以纪念这一场合：

明治三十又五年

寒秋霜月已过半

挥旗威武大元帅

熊本我军演豪迈

军歌的其他部分描绘了军事演习和此次归程，还（通过提到俘获清朝军舰的方式）描述了日本在清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

战捷传来龙颜悦

筑紫[28]登车急不耐

长州还御把言欢

只因济远搁退败[29]

1902年12月底，众议院再次解散。这次是因为政府为支付庞大的海军支出而提出的增收地租税的提议未获通过。以伊藤博文的政友会为首的反对党纷纷反对这一提议。天皇屡次命令议会休会，但仍未能解决这一僵局。28日，众议院投票赞成解散。1903年3月1日，众议院举行了新一轮选举。

1903年的新年仪式中，唯一一个新颖之处是在1月6日为天皇举办的讲座上，天皇可以自行选择与西方历史有关的主题。这一年的讲座涉及的内容是威廉·普莱斯考特（William H. Prescott）的《天主教双王斐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的统治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the Catholic），该书的一节描述了哥伦布呼吁为其探险筹集资金一事。和往常一样，没有迹象显示明治是否对这一讲座感兴趣。然而，现在日本正准备攫取殖民地并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之中，他可能希望日本也能出现某个像哥伦布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承诺为他开拓帝国。

关于日本今后的扩张，无论明治有着怎样的梦想，但他对于近在眼前的事情仍然比较保守。1月9日，负责昌子公主和房子公主教育事宜的佐佐木高行向侍从长传话，说他想让公主们搬到位于海边的某个地方，那样她们可以避开东京的寒冬。在征求天皇的意见时，天皇拒绝同意让公主们离开东京。他的理由是，公主们快到适婚的年龄了，一旦女人结婚，她就必须让自己适应所加入的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一个女人因结婚而加入的家庭，可能没有富裕到能让她到其他地方避寒和避暑。如果公主们渐渐习惯于到东京以外的地方避暑过冬，则会成为可能不太容易摒弃的习惯，甚至对她们的健康带来坏处。更好的做法就是让她们学会忍受严寒和酷暑。公主们将在东京度过寒冬，如果为保持健康而进行必要的室外活动的话，她们可以不时参观离宫或宫中的花园、宅邸。[30]

天皇自己从不去其他地方避暑、避寒，但并没有坚持让皇太子留在东京。这大概是因为他担心酷暑或严寒会对皇太子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他可能还担心，强迫皇太子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可能会使皇太子出现抽搐或其他神经系统失调的现象，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皇太子是唯一一位能够随心所欲生活的皇室成员。

2月2日，担任东宫辅导的威仁亲王拜谒天皇，认为应废止东宫辅导一职，理由是近期皇太子不仅在学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甚至能够自学，并且病况也在渐渐减退。他认为，让皇太子更加独立的时机已经来临。皇太子已经二十五岁了，如果还需要东宫辅导的话，众人会觉得很奇怪，并且对皇室造成影响。天皇回复道，如果为已经成人的皇太子设置东宫辅导不太合适的话，那就把名称改一改。换句话说，无论把名称改成什么，天皇都认为皇太子仍然需要辅导。上月末，在威仁征询意见时，伊藤博文也认为皇太子仍需东宫辅导，但是，他也承认，这些年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压力已经让威仁精疲力竭，如果继续让威仁担任东宫辅导可能有些不人道。2月6日，威仁的职位名称改为东宫顾问，但职责还是一样的。[31]

一个月后，威仁再次奏报天皇，说有必要培养皇太子的独立精神，但是，天皇对儿子的行为举止愈加谨慎，似乎并不赞成给予皇太子更多的独立。他下令说，从今往后，凡向皇太子征询意见者，都应采用书面形式，皇太子的答复也应采用书面形式。[32]

1月28日，在近卫军第一和第二步兵团的军营前面立起了皇室另一个问题成员——已故的能久亲王——的铜像。[33]毫无疑问，能久的战争生涯和病丧台湾使得天皇为他建造了这座铜像，但是，他早年的经历——无论是作为轮王寺宫公现，还是在德国当一名生活奢侈、反复无常的学生——都难以让他配得上这项殊荣。相比之下，尽管其他君王（比如同时代的维多利亚女王）都不反对建造石像或铜像以示纪念，但明治却没有任何的雕像。

4月7日，明治动身前往京都和大阪，观看一次大规模的海军阅兵，并出席第五届国内产业博览会。他乘坐火车出行，沿途在多个站点停靠，并于第二天下午抵达舞子，住在威仁亲王的别邸。当火车经过神户时，在港口外待命的军舰全都张灯结彩，鸣炮致敬。在舞子时，这些靠岸停泊的军舰白天挂满了锦旗，夜晚则华灯闪耀。在晚餐之前和之后的两个小时，海军乐队进行演奏。按照天皇的要求，他们演奏了天皇于11月在熊本军事演习的返程途中创作的那首军歌。[34]

天皇喜欢陆军胜过海军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不喜欢登上军舰，部分原因是他觉得柴油的气味很难闻。4月10日，就在进行大规模海军阅兵的当天，他决定穿上陆军制服[35]——那套他不分场合或季节都穿的军装。尽管他命令武官为这一场合创作了一首军歌，并呈现给海军看，但天皇没有穿上海军大元帅的制服，仍让海军官兵感到失望。

在1903年阅兵结束后的几年，当帝国海军准备进行另一次阅兵时，他们为天皇制作了一套海军制服，并恳请天皇穿着这套制服出席阅兵仪式。天皇没有答复，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担心这意味着天皇拒绝，于是请求觐见天皇，希望天皇改变主意。他还没张口，天皇已经猜出了他的想法，问道，“山本，是衣服的事情吗？”天皇答应穿上新的海军制服。据说，看到天皇身穿海军军装，舰队官兵的士气得到了极大提升。[36]

4月13日，天皇离开舞子前往京都。在火车上，他用军歌的方式作了一首诗。天皇让侍从泽宣元记录下来，并在展示给其他人看时令泽宣元说是他自己创作的：

舞子海滨柏山町，

威仁别邸于旁岸。

衷心效君几春秋，

而今暂居好做伴。

朝辞舞子登速列，

山迢水远奔大阪。

惊觉速猛不虚传，

千里之行片刻还。

似有祥烟遮羞日，

此是吉兆商业繁。

春风拂面无寒意，

皆因喜悦暖心田。

莫问旧都何时达，

京都只在须臾间。[37]

泽宣元提议说，天皇创作的这首军歌颂扬了大阪的繁华，大阪市的民众知道了会非常开心，但侍从长不准泽宣元请求天皇公布这首军歌，因为他担心这会使天皇勃然大怒。

4月20日，天皇在大阪出席了第五届国内产业博览会的开幕式。毫无疑问，目睹日本在工业、农业、商业和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天皇十分高兴。[38]为参加开幕式，他与陪同成员都穿上了盛装，并佩戴了徽章，十三个国家的公使和众多日本政要也参加了这次开幕式。这一盛会表明日本的“烟雾之都”让众人很满意。

然而就在此时，从清朝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俄国从满洲的撤兵进展缓慢。俄国承诺分三个阶段撤兵。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山海关到营口（牛庄）的铁路也已经交还，但是所有这些只意味着俄国将军队从辽西——日本没什么兴趣的地方——转移到了俄国的主要军事基地所在的辽东。俄国非常不愿意执行第二阶段的撤兵，包括撤出旅顺和大连。截止期限的4月8日已经过去，但他们仍未撤兵；相反，俄国又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撤军条件，声称如果清政府希望俄国归还领土就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其中竟有俄国完全控制满洲的管理和经济等条款。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在满洲开展的通商活动将遭到封锁。[39]

得知这些新条件，日本惊慌不安，但政府无法就如何做出应对达成一致。3月15日，在召开元老会议时，伊藤博文说，英国和德国不会对俄国在满洲的所作所为使用武力。如果日本在没有其他列强支持的情况下反对俄国，可能导致意见上的冲突，最后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关于日本的回应措施，他支持效仿英国和德国的做法。关于韩国，日本的目标应当是维持韩国的现状，为此应设法与俄国达成谅解，从而避免两国发生冲突。

虽然不能轻易地忽视伊藤的意见，但是，当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得知俄国向清朝提出新条件时，立刻向清朝发出严厉警告，让清朝不要屈服。与此同时，他认为与俄国进行公开的直接谈判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劝说伊藤和他一同前往山县有朋位于京都的府邸，商讨基本策略。

就在这时，日本驻清朝公使发来电报，说俄国军队已经开始转移。一个营正准备占领位于鸭绿江畔的森林。日本也从驻韩公使那里收到了类似情报。

4月21日，在山县府邸召开的会议得出的结论认为，俄国在满洲和韩国北部的活动威胁到了韩国的生存，并且与日本的政策背道而驰。这四人[40]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可以做出让步，但是坚决维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即使冒着爆发战争的风险。[41]

没有迹象表明天皇已经获悉了这一具有潜在危险的情况。他当时正在京都，多次前往大阪参观博览会。皇后通常会在第二天前去参观天皇造访过的同一个地方。5月2日，天皇听了大阪的松本武一郎向博览会出租的留声机。天皇对这个新发明很满意，花了七十五日元购买。之后，松本向天皇献上五张蜡筒唱片。第一张刻录的是国歌《君之代》，第二张是筑前琵琶[42]大师橘智定演奏的《楠宫樱井战》，其余的都是军歌。[43]很显然，松本了解天皇的喜好。

在吊唁孝明天皇陵和英照皇太后陵（位于泉涌寺背后的月轮山）后的第二天，天皇作了一首迄今最感伤的诗歌：

月轮陵前唁

人世相隔两茫茫

无言泪千行

松针拂袖簌簌落

哀甚徒令存者伤[44]

5月10日，天皇离开京都返回东京，所有贵族和其他高官政要都来送行。此次出行是一个快乐的小插曲，但两天后，天皇回到东京，从陆军总参谋长大山岩那里得知了韩国的危急状况。据驻韩国的陆军武官奏报，俄国已经占领了鸭绿江河口东岸领土，并开始建造军事设施，意图阻止日本进一步前行。显而易见，俄国无意从满洲撤兵。大山岩认为俄国的目标是要永久占据东三省。

大山将俄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进行了比较。尽管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完工能让俄国比以前更快地向东亚运输军队，但是，这条铁路还未完全投入使用。两国都在不断地增加军队。从目前来看，俄国的海军实力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三，不过，如果俄国完成目前的扩张计划，很可能在几年之内赶超日本。

针对这一情况，大山得出结论认为，日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抑制俄国无休止的贪婪，维护清朝和韩国的独立以及保护日本的权利。时间拖得越久，日本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就越困难。如果日本将满洲让给俄国，并且允许俄国将长臂伸到鸭绿江对岸的韩国领土上，那么韩国的独立将不复存在，清朝将岌岌可危。如果这两个国家灭亡，日本如何能独自维护自身的安全？

大山透露，他已将俄国的举动告诉了韩国，但韩国政府束手无策，因此，日本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将坚定的反对态度传达给俄国。[45]

天皇对此次禀告有何反应，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很可能即将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战，这一定让他吓了一大跳。在悠闲地造访京都、重温过去之后，他需要面对眼前这个突如其来的冲击。

[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176—177页。

[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181页。

[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184—187页。

[4]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187页。截至2月7日，有17人生还，108人遇难，85人下落不明。一些幸存者在医院中去世（第198页）。

[5]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187页。

[6] 史称《交收东三省条约》，又称《俄国撤兵条约》。——译注

[7] 请参阅本书第48章。

[8] 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31. 直到1922年，密约的规定才被完全披露。

[9] 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39.

[10] 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41。根据安德鲁·马洛泽莫夫（Andrew Malozemoff）所说，1897年8月，当俄国沙皇会见德皇时，沙皇同意，如有需要，德国舰队可以暂时进驻胶州湾（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96-101）。德国利用这一约定，于1897年11月进入胶州湾。并非严重关切此事的俄国，按照清朝的提议，于12月决定派出一支舰队暂时占领旅顺。马洛泽莫夫写道，“威廉二世很高兴。12月17日，他通过外交部通知俄国，说他赞成这一行动。19日，他又自己给沙皇发了一封电报：‘请接受我对贵国军队到达旅顺的祝贺。’就在同一天，他委托俄国驻柏林临时代表奥斯滕·萨肯（Osten-Sacken）男爵向尼古拉二世传话说：‘现在，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任何一个挑衅者，无论他是什么人，只要他想通过武力来阻挠你的意图，德国舰队将和俄国军舰携起手来共同对付。’”

[11] 如需了解《日俄协定》（Nishi-Rosen Convention）的内容，请参阅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110。后来，俄国驻日本公使罗曼·罗森男爵将这份协定称为“极其跛脚而又毫无意义的协定”。

[12] 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146. 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24—225页。

[13] 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172-173. 谢尔盖·维特伯爵用这些话回忆了伊藤的访问：“很不幸，他受到了冷遇……最后，我们提出自己的建议来反驳他的建议，我们的建议是不接受日本的基本意愿。我们将建议的草案发给了此时正在柏林的伊藤：看到自己的友好建议在彼得堡得到了这样的对待，他没有回复，也不可能做出回复。他不再反对与英国达成约定，根据这个约定，当日本和俄国发生争端时，英国承诺将对日本给予支持，正是这个约定导致了一场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的战争”（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03）。

[14] 根据奈斯的说法，“学界一般认为，门户开放是由清朝海关的高级官员艾尔弗雷德·希皮斯利（Alfred Hippisley）和威廉·罗克希尔（William H. Rockhill）提出的。罗克希尔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的初级职员”（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55）。

[15] “kokuryū”直译为“黑龙”，或许可以说明该协会有着不吉祥的名声。

[16] 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95.

[17] 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7。

[18]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07.

[19] 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42.

[20]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249.

[2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43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61页。这位王子后来的称号是“秩父宫”。

[2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275页、第346页。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赤坂离宫。该宫殿于1908年完工，但是，在明治时期，皇太子或其他人都没有使用过。当天皇翻看这座建成宫殿的照片时，他唯一的评价是“太奢华了！”。这个评价对于建筑师片山东熊来说是沉重的一击，片山曾多次前往欧美游历，研究为皇室和富人建造的房屋。赤坂离宫主要为新巴洛克风格，但也含有其他许多不同的风格元素，使用的材料也多种多样。研究现存明治时期建筑物的作家达拉斯·芬恩写道，“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片山都会使用日本的材料：桧木用于椽，自然铜用于屋顶，茨城花岗岩用于望板，并且还使用了京都的丝绸以及1300万块当地的砖块。但是，在建筑物的内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采用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材料：法国、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大理石；英格兰的平板玻璃和地毯；美国的供暖、管道和电气设备；法国的壁炉、镜子、马赛克和枝形吊灯。他还采用了法国的家具，处处渗透着法式的气息”（Meiji Revisited, p. 236）。

[24]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00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06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08页。

[2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18—319页。

[28] 地名，位于福冈县。——编注

[29]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25—327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55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66页、第368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81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64页。

[34]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92页。

[35]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95页。

[36] 《森銑三著作集 続編》第五卷，第12页。

[3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399—400页。

[38] 如需了解详细内容，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06页。

[39]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05页。如需了解七项要求的英文译文，请参阅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46。

[40] 他们是山县有朋、伊藤博文、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大山梓，《日露戦争の軍政史録》，第27页）。

[41] 大山梓，《日露戦争の軍政史録》，第28页。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09—410页。

[42] 明治时代中期，受萨摩琵琶的影响，橘智定根据盲僧琵琶和萨摩琵琶的综合技法创造了筑前（日本古地名，现在的九州北部）琵琶。筑前琵琶的演奏风格优雅哀伤，演奏者以女性为中心，在琵琶的形制上分四弦和五弦两种。因为面板用梧桐制成，所以音色较萨摩琵琶更为柔和，甚至可以弹出近似三味线（日本的一种弦乐器）的声音。——译注

[4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16页。

[44]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17页。

[45]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23—426页。

第五十三章
战前交涉

1903年6月1日，七名法学博士向总理大臣桂太郎提交了一份关于日本未来对俄政策的建议书。[1]他们语气强硬，指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事件造成了日俄关系紧张，如果俄国无法满足日本的要求，除了开战无路可走。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多位日本领导人在接下来八个月与俄国进行谈判时所表达的观点。

这些法学博士说道，在清日战争后，日本面对三国（俄国 、德国和法国）干涉无力保住辽东半岛，由此引发了第一场危机。这是造成目前满洲危机的最终原因。第二场危机发生在德国对胶州湾虎视眈眈之时，当时日本不具备必要的海军实力来驱逐德国。如果日本能够防止德国占领清朝的领土，俄国也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提出租借旅顺和大连的要求。最后一场危机是在义和团起义之后，日本未能就俄国从满洲撤兵制定具体的日程安排，这使得俄国在拖延撤兵时有了可乘之机。

新一轮的危机是由俄国未能执行承诺的第二阶段撤兵所引起。如果日本毫无反应地就此罢休，那就等于错过了采取行动的黄金时机。这七名法学博士认为，日本已经错失了上述三大良机，他们都急切地希望日本不要重蹈覆辙。他们指出，俄国已经稳步地侵占了满洲，在陆上修建铁路、城墙和炮台，在海上加大了对舰队的投入力度，以此巩固其地位。近期传来的消息明确表明，俄国加强军事力量的目的就是为了恫吓日本。每拖延一天，危险就增加一分。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最多只能维持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们说道，目前，俄国在军事上无法与日本匹敌，但是，一旦对其军事力量感到自信，俄国想要的不仅是满洲，还包括韩国。一旦韩国落入俄国的手中，他们下一个目标还用说吗？除非解决满洲问题，否则韩国劫数难逃；如果韩国惨遭厄运，那么日本也别奢望能够自保。

不过，日本还是有希望的。事实上，日本也存在这么一个天赐良机。俄国在远东尚未站稳脚跟，日本拥有地理上的优势。四千多万同胞对俄国的行动暗怀憎恨，团结一致。如果日本未能利用这些因素，那么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将岌岌可危，子孙后代的福祉将惨遭摧毁。

一些人认为日本在外交关系上必须小心谨慎，必须首先弄清楚英美的态度和摸清楚德法的意图。对于这一观点，七名博士进行了反驳，力劝日本即刻采取行动。他们说，这些国家的态度很明确。尽管德国和法国不支持日本，但他们也不支持俄国，因为日本和英国结盟，与日本为敌就意味着与英国为敌。此外，英国也不愿意为了满洲而背负这种危险。美国的目标是“门户开放”，只要保持“门户开放”，他们才不关心满洲是清朝的还是俄国的。他们感兴趣的只有商业利润。要是等到美国下定决心——比如在确保远东和平与维护清朝安全这一外交政策上，和日本坚定地站在一起——那么日本将会失去行动的自由。

众人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日本都不应当失去韩国。这一主张完全正确，不过为了保护韩国，日本一定不能让满洲落入俄国之手。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日本不能让俄国将外交争端的讨论范围仅限于韩国，因为这样一来，就如同已经承认满洲被俄国左右了一样。

这七名法学博士继续说，从法理上来说，俄国必须从满洲撤兵。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满洲的A地转移至B地就可以了。此外，铁路警卫也必须撤离。日本有权要求俄国履行这部分义务。最重要的是，日本必须提防俄国政治家。他们口蜜腹剑，企图“以满易韩”或者采用类似的姑息措施。日本必须采取明确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归还满洲领土的问题，维护远东的和平。

尽管这七名博士并没有说得那么直白，但很明显，他们认为日本应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满洲问题上俄国拒绝按照日本的意愿做，那么日本应趁着自己在军事上占上风的时候宣战。

他们的观点得到了众人的支持，不过，战争似乎并不会马上就爆发。在这七名博士提交建议书后不久，俄国陆军大臣、步兵上将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Alexis Nikolaevich Kuropatkin）以及视察了海参崴和旅顺的九名高层官员访问了日本。他们得到了国宾级待遇，6月13日，谒见了天皇和皇后。天皇为俄国贵宾和公使馆人员举办了正式的午宴，山县有朋、大山岩和内阁成员也参加了这次午宴。同一天，天皇向库罗帕特金授予了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并向他的随行人员授予了较低等级的勋章。库罗帕特金奉沙皇之命考察日本的情况，探察日本的意图，但日本却对此次访问感到荣幸之至。

日本自然避免与来访的俄国人探讨军事问题，但是，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他们对两国因远东问题而不断出现的对立表示遗憾。库罗帕特金希望可以避免战争，和平解决危机。在离开东京返回俄国之前，他向天皇传达了沙皇的口信：“贵国与他国不同，是俄国的邻邦，为此，我希望两国的关系能够特别亲密。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完工，希望两国未来的关系越来越亲密。”[2]

尽管此番言论很友善，但两国的主战派却越来越激进。6月22日，总参谋长大山岩向天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深信目前迫切需要解决韩国问题，如必要，应当使用武力。同一天，他向内阁提交了书面意见书，声称如果日本任由事情自然发展，那么三四年内朝鲜半岛将成为俄国的领土，而这意味着与日本隔海相望的就是如虎狼一般凶猛的国家。大山支持通过谈判的方式尽力与俄国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不幸爆发战争，日本的军队也有实力和俄国的军队抗衡。为了国家百年大计，现在正是解决韩国问题的最佳时机。[3]

6月23日，按照桂太郎和小村寿太郎的要求，天皇召集了九名主要阁僚举行御前会议，商讨日本未来的对俄政策。[4]小村准备了一份对俄行动方案。和七名法学博士提交的建议书一样，他宣称俄国未能遵守从满洲撤兵的承诺，而这给了日本一个机会来解决多年来一直迟疑不决的韩国问题。最重要的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日本都不能将韩国的领土让给俄国。但是，在满洲问题上可能需要对俄国做出一些让步，因为俄国在满洲占有优势。他提议在东京召开会议。[5]桂太郎也同样下定决心，不让俄国夺走韩国的任何一块领土，但他认为，如果韩国公开承认自己归属于日本则会引发冲突。

驻圣彼得堡的日本公使奉命询问俄国是否愿意同日本谈判。不过，在御前会议上，众人表现出来的团结带有欺骗性。伊藤的政友会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和解，但他们继续攻击桂太郎，尤其是在征收地租税的问题上。第二天，桂太郎邀请伊藤、山县和海军大臣山本来他的府邸，告诉他们由于感到无法应对危机，自己打算辞职。他认为只有元老才能担任这个领导职务，并请求伊藤或山县组建内阁。虽然他将退居二线，但仍会在方方面面予以合作。伊藤和其他人表示反对，但桂太郎还是以身体健康为由提交了辞呈。[6]

由于没有为这一僵局找到解决方案，于是，（和往常一样）该问题便交由天皇定夺。天皇召见了桂太郎，并对桂太郎说，在准备就韩国和满洲问题与俄国进行谈判的关键时刻，他不允许桂太郎辞职。他命令桂太郎留任，并静养身体。

7月13日，天皇任命伊藤博文担任枢密院议长。毫无疑问，这表明较之于政府中其他人士的看法，天皇更重视伊藤的意见。早在7月6日，天皇就派人请来伊藤商讨与俄国的关系。天皇说道，日本可能处在因满洲和韩国问题与俄国开战的边缘，前景很让人担心，他希望伊藤能在枢密院任职，这样他就可以就国家的重大问题向伊藤征询意见。伊藤请求给予几天时间考虑。8日，天皇向伊藤发了一封书面信函，解释说是因为他需要伊藤的坦率意见，才让他担任额外的职务：“朕倚信卿积年之勤劳，望以匡救奖顺，完其始终。”[7]

在天皇向臣民表达尊敬之意中，这大概是最明确的一次。伊藤回复说，他将接受陛下的圣恩，但内心绝非欣喜。他觉得这是山县向天皇提出了策略。山县亲自会见了伊藤，并使用了所有雄辩之术劝说伊藤接受这一任命。伊藤终于答应，但条件是山县和松方也要成为枢密院的成员。最后，天皇召见了卧病在床的桂太郎，告诉他说，只要他留任，伊藤将接受新职位。该日晚些时候，桂太郎拜访伊藤，伊藤证实了这一说法。经过深思熟虑，桂太郎收回了辞呈。

现在，日本政府总算是团结一致了。7月28日，外务大臣小村请驻俄公使栗野慎一郎向俄国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拉姆斯多夫（Vladimir Nikolaevich Lamsdorf）伯爵传达口信，表示日本希望就满洲和韩国问题与俄国进行公开谈判。如果俄国大体上同意，日本政府将送来关于谈判性质和范围的建议书。栗野还奉命说，为了友谊和友好关系，日本希望此类谈判能够马上进行。[8]

8月12日，栗野向拉姆斯多夫提交了日本建议书的文本。该建议书有六条：

一、两国承诺尊重清朝和韩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并维持各国在清朝和韩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政策。

二、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管理满洲铁路方面的特殊利益。

三、日本和俄国相互承诺，不得妨碍日本在韩国以及俄国在满洲的工商企业的发展。

四、如果韩国或满洲发生动乱，需要派遣远征军，军队数量不得超过实际需要的数量，一旦完成使命，应立刻撤兵。

五、为了使韩国拥有一个良好的政府，俄国承认日本拥有专有权利向韩国提出建议和提供援助（包括军事援助）。

六、本条约取代日本和俄国之前就韩国问题达成的所有议定书。[9]

日本政府提交了这份建议书，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可以作为日俄之间协议的基础，并且希望俄国政府能本着友好精神进行修改或提出相反的看法。栗野在8月3日就收到了这份建议书的电报，但直到8月12日才得以与拉姆斯多夫伯爵会晤。拉姆斯多夫借口很忙，但真正的原因是俄国在远东的领土管理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12日，就在栗野最终提交小村建议书的当天，沙皇签署了一项设立远东总督府的敕令，目的是在总督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塞耶夫（Evgenii Ivanovich Alekseev）的指挥下，对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的省份和领土上的所有军事、经济和外交事务进行统一管理。[10]

这个变化对财政部长、俄国政府最有能力的官员谢尔盖·维特伯爵来说是个巨大而痛苦的意外。8月28日[11]，在他提交每月定期报告时，沙皇突然说撤去他的财政部长一职，任命他担任大臣委员会主席这一体面的闲职。维特认为，他之所以失去了在政府中的要职，是因为他反对沙皇的政策——他确信这些政策将导致与日本开战。[12]当维特得知阿列克塞耶夫——他将阿列克塞耶夫鄙视为拥有“亚美尼亚地毯经销商心态”的“极端恶劣的野心家”[13]——被任命为总督时，则将此举解释为沙皇已经接受了强硬派极端主义分子的意见。这些极端主义分子认为俄国可以在远东得到想要的一切，因为日本人不敢开战。他补充说，沙皇“在内心深处渴望通过打赢一场战争来获得荣耀。我确信，如果俄国不和日本开战，也会（就阿富汗问题）和印度开战，或者更有可能就博斯普鲁斯海峡与土耳其打上一仗，当然，这样的战争将转变成更大的战争”。[14]就在维特被撤职的当天，沙皇在日记中用简洁的语言写道，“现在，我掌权了。”[15]维特用以下话语回忆了日本的建议书：

我回到俄国后不久，日本驻俄公使粟野前来见我。1903年7月，我仍然担任财政部长时，他曾把一份建议书交给我和拉姆斯多夫伯爵看，这份建议书将有可能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我表示接受，但无济于事，因为这份建议书还是被送交阿列克塞耶夫总督定夺，并对此进行了无休无止、毫无结果的讨论。

这个颇有真知灼见的人（粟野）告诉我，他在积极解决这一问题，而我的国家一直在拖延谈判。日本一提出什么建议，拉姆斯多夫就会说事情是由阿列克塞耶夫负责的，而阿列克塞耶夫和（罗曼）罗森则推说他们束手无策，因为皇上（沙皇）出巡去了。在日本看来，这种策略就意味着我们想要开战，他觉得作为公使所面临的一个声誉攸关的问题，就是要尽力避免爆发战争。他劝告说，时间短暂，日本民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以致政府也难以遏止。他说，日本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竟不得不如此俯就，要和一个什么“远东大总督”进行谈判，就好像远东是俄国的，日本只不过是远东的保护国一样。[16]

粟野的评论很有见地。他自然意识到俄国不会原封不动地接受小村的建议书。也许俄国最不可能接受的就是第二条。为换取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势利益，日本所提供的只是承认俄国能对满洲的铁路进行管理。这显然不是一个平等的交易，但是，当小村提出这条建议时，毫无疑问，他预料到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俄国未能立刻答复小村的建议书，日本将此解释为蓄意羞辱，像俄国未能履行在第二阶段从满洲撤兵的承诺一样，这激怒了日本民众。如今，以七名法学博士为首的爱国人士公开呼吁发动战争。[17]

为了得到俄国提出的反建议，日本等了五十二天。对此，拉姆斯多夫伯爵给出的理由是沙皇出巡去了，并且有些问题要和阿列克塞耶夫进行商讨。他建议在东京进行谈判。[18]日本最初也是这样提议的，但现在这一建议并不受欢迎，因为俄国设立了总督府：若是在东京，和日本进行谈判的不是享有最高地位的俄国统帅，而是阿列克塞耶夫的下属——俄国公使罗森男爵，这对日本来说有失颜面。[19]最后，日本让步。10月3日，俄国向日本政府送交了第一次反建议。

反建议几乎全盘否决了日本的最初提议。在反建议中，第一条是保障韩国（而非清朝）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其他条款中基本上都没有提到满洲，暗示着俄国不会就对满洲的控制进行讨论。第八条是唯一一条提到满洲的条款，俄国要求日本承认满洲及其沿海地区完全不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建议中提到了新的内容，即在位于北纬三十九度以北的韩国领土上设置中立区，日俄两国的军队都不得进入，由此遏制日本在韩国的势力。[20]两国提出的建议差别巨大，使得双方似乎不太可能做出让步。

为调解日本和俄国的建议并找到和解的依据，小村与罗森男爵会晤，但是，罗森说他没有获得授权对建议书进行修改。10月30日，小村向罗森提交了日本的第二次建议书，共十一条。和之前一样，第一条是日俄相互承认清朝和韩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第二条到第四条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势利益；第五条是日本承诺不建立可能影响俄国自由通过朝鲜海峡的防御工事；第六条规定在韩国和满洲边界的两边设置五十公里的中立区；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满洲不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俄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其在满洲的利益；其余条款与通商和铁路有关。[21]

为了得到俄国的答复，日本又等了四十多天，最终于12月11日收到了答复。俄国将此次拖延归因于皇后生病。皇后是在和沙皇一起出巡时患病。在这样的时刻，大臣们不敢拿这些“琐事”来打扰沙皇，因为沙皇认为远东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俄国提出的新建议比旧建议更加偏激：俄国重申了与韩国有关的条款，然而，凡是提到满洲的地方都被删掉了。日本认为，他们本着和解的精神参加谈判，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但俄国傲慢自大的举动让人非常失望。[22]

并不是所有俄国人都不肯让步。12月10日，步兵上将库罗帕特金就俄国在远东的目标向沙皇提交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他建议：

俄国应把关东[23]以及旅顺和大连交还清朝，把东清铁路的南部支线让给清朝；但是作为回报，俄国应获得满洲北部的一切权利以及两亿五千万卢布，由此作为清朝偿还俄国修建铁路和旅顺的费用。[24]

维特大体上同意库罗帕特金的方案，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满洲不是我们的。我们应当同意归还以背信弃义的方式夺得的辽东半岛和东清铁路。美国、英国、日本以及它们的公开联盟或秘密联盟，还有清朝，都不会答应让俄国占领满洲。[25]

甚至是渴望获得军事胜利的沙皇也在十月向阿列克塞耶夫发了一封电报：“我不希望日俄之间发生战争，也不允许如此。采取一切措施防止战争爆发。”沙皇于1903年12月28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他说：“战争无疑是不受欢迎的。时间是俄国最好的盟友。每一年都会使我们的力量得到增强。”[26]

然而，等到这个时候，日本的耐心也耗尽了。他们觉得缺乏外交礼貌的俄国让他们蒙羞受辱。12月16日，总理大臣、元老和内阁成员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做出了两个决定：（1）关于满洲问题，自始至终都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方案，避免使用“最终手段”；（2）关于韩国问题，日本应当维护10月30日的修订建议中阐述的原则，如果俄国拒绝接受这些原则，那么日本将诉诸武力以达成目标。[27]

会议决定，为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日本将进行最后一次尝试。想到日本将采取“最终手段”，桂太郎感到不太舒服，但12月18日，他召开了内阁大臣会议，并将这一决定告诉他们。之后，他和小村一同进宫禀报天皇，探明天皇的想法。从这个时候起，尽管小村继续尽一切努力进行谈判，但桂太郎频繁约见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大藏大臣，准备战争。

12月21日，栗野收到指示，向俄国口头告知日本第三次建议书。[28]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动就是删掉了第六条，即建立一个中立区。日本愿意建立此类中立区，尽管这将覆盖韩国面积的近三分之一，但前提是俄国也在边境的满洲一侧建立一个类似的军事缓冲区；然而，俄国不屑于对这一建议做出答复。

收到日本的新建议，俄国国内的情绪很悲观。12月23日，海军上将阿列克塞耶夫奏报沙皇说：“12月22日，罗森男爵已经通过电报向我发来日本的新建议，这无异于要求俄国政府正式承认日本是韩国的保护国。”[29]

俄国自然不愿答应，但他们提到可能在下一次建议书中认真考虑满洲问题。不过，在东京，越来越多的政府成员认为战争已无法避免。12月28日，日本召开了一次特别内阁会议，商讨战争的最后准备工作。[30]

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的这几个月中，天皇的脑海被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占据。虽然皇太子的行为举止本就已经让他担忧不已，但他大概没有什么时间来关心自己的家人。10月，（在当了两年少校后）皇太子被晋升为陆军大校和海军大校。他只需履行最少的军事职责，但当月，他前往和歌山县、香川县、爱媛县和冈山县进行视察。除了必须视察学校和考察当地特产外，皇太子高兴地参观源平合战的屋岛、道后温泉和各寺庙。在返回东京前，他在位于沼津的别墅休养。[31]

天皇继续为女儿们的教育问题担忧。此时，受命抚育昌子公主和房子公主的佐佐木高行提议说，应当在公主们的学业中增加理科和汉文。天皇不反对增加汉文，但他认为理科知识太高深了，可能会干扰到其他必修课程，[32]公主们需要学习的反而应该是世界地理和欧洲语言。大概天皇在心里琢磨着，他的一个或多个女儿或许会效仿欧洲皇室嫁给外国王子。

在1904年的元旦，唯一不同寻常的地方是，由于皇太子夫妇碰巧在东京，使得他们能向天皇恭贺新年。他们还第一次接受了朝拜。[33]第二天，最有前途的贵族成员近卫笃麿逝世，享年四十二岁。这对明治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为将来贵族在管理日本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深深担忧。

1月6日，罗森向小村送交了俄国对日本第三次建议书做出的答复。[34]俄国仍然要求在韩国境内（而非满洲境内）设置中立区，并坚称日本不得将韩国用于战略目的。如果日本满足这些要求，那么在满洲境内，俄国将“不妨碍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根据与清朝达成的现有条约而获得的权利和特权，但建立租借地的权利除外”。[35]这是一个让步，但日本认为俄国没有对关键问题做出答复，觉得已经没有什么理由继续谈判下去。

1月12日，包括元老、内阁成员以及高层陆军和海军官员在内的十六名官员召开了会议，天皇也参加了。尽管桂太郎和小村得出结论认为，已经没有进一步谈判的余地，必须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海军备战工作尚未完成。在本月20号之前，无法在佐世保调集到运输士兵所需的交通工具。因此，提前发动战争将对日本不利。桂太郎和小村编写了最后一份修订建议书。即便这份建议书未能使俄国做出让步，但至少能让日本在开战前获得所需的时间。[36]

在最后一份建议书的开篇，日本要求废止第五条，即规定日本“不得将韩国领土的任何部分用于战略目的”；日本还要求废止第六条中与设置中立区有关的所有内容,对俄国建议书中与满洲有关的内容进行修改，包括要求俄国在满洲问题上同意尊重清朝的领土完整。[37]

对于让俄国同意这些更改，日本几乎没抱什么希望。俄国认为这些言语如此挑衅，是日本发出的不容进行进一步商谈的最后通牒。和往常一样，俄国的答复姗姗来迟。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准备因谈判破裂而可能导致的战争。1月16日，天皇命令陆军集结四个大队的步兵，运往汉城的港口——仁川。日本计划占领汉城，将汉城作为战争期间的作战中心。[38]

1月18日，宫中为天皇举办了关于欧洲历史的讲座，本次讲座摘选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中的文章。这篇文章讲述了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故事，选择它似乎是一个奇妙的预言。[39]在本年度的第一次诗会上，天皇以“岩上松”为主题创作了一首短歌。这首和歌具有双重意义，众人将其解释为天皇在祈祷受到战争威胁的日本能够平平安安。[40]

此时，日本和俄国似乎都已经选择了战争，但法国却在为避免开战继续努力。法国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它与俄国有联盟关系，但近来也和英国——俄国的敌人、日本的盟友——走得很近。法国在俄国开展了巨大的投资，他们下定决心要保护这些投资。1月23日，巴黎外交事务部政治事务副部长莫利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在日记中写道：

（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巧妙地继续努力促使圣彼得堡和东京走得更近。他已经想出了一些绝妙的方案，可以同时解决满洲问题和韩国问题。他也同样巧妙灵活地利用从伦敦那里获得的支持。兰斯道恩、小村和拉姆斯多夫一直在对他表示极力感谢。

“我觉得我将成功完成这件事情”，今天早上他这样对我说。

他的脸容光焕发，两只眼睛炯炯闪烁。

我将最新的内幕告诉他，这些内幕让我确信俄国想开战，或者说无论如何俄国都在把自己推向一个境地，它向日本发布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导致战争几乎无法避免的最后通牒。

德尔卡塞的脸立刻阴沉下来。

“你总不会认为我会相信这些吧，是吗？我每天都和沙皇通信。就在昨天，他还感谢我很好地了解他的想法，感谢我尽心尽力谋求和平。照你这么说，原来他一直都想开战！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41]

根据他和沙皇的私下联系，德尔卡塞确信沙皇尼古拉二世迫切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俄之间的纷争。然而，（正如帕雷奥洛格指出的那样）沙皇梦想着进一步扩大疆土，他要吞并满洲和韩国，还有西藏、波斯，或许还有土耳其。帕雷奥洛格用这些话描述了尼古拉二世的性格：“他并不聪明，反而非常胆小、轻信、懒散、摇摆不定，很容易受到神秘学说的影响……他让自己听从一群空想主义者、投机主义者和从中作梗者，这些人绝对是主战派。”[42]

帕雷奥洛格讲述了尼古拉二世（他用“狡黠的伪君子”“和所有软弱无能的人一样”形容尼古拉二世）如何孤立那些反对与日本开战的大臣，如何在甚至没有与这些大臣商量的情况下设置了远东总督府。如果总督是位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情况倒还有可能得到改善，但是，正如维特对海军上将阿列克塞耶夫（在随后的战争期间担任俄军总司令）评述的那样，“他对陆军一无所知，对海军也是仅知一二”。他之所以能官居高位，是因为当大公阿列克谢在马赛妓院寻衅闹事被警察审讯时，他替阿列克谢承担了罪责，说警察把阿列克谢和阿列克塞耶夫弄混淆了。为此，这位心怀感激的大公便推荐阿列克塞耶夫担任关东州长官。[43]

沙皇会选用这样的人来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真是让人惊讶不已。维特将这种难以预测的行为归结为尼古拉“具有的女性性格”，他引述了一段话，说尼古拉天生具有心血来潮的特征，这种特征会让人觉得他是女性而非男性。每一个了解尼古拉的人都说他大体上脾气很好，对妻子和孩子情深意切，但优柔寡断使他成为一位难以伺候的君主。他深信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上帝，并只对上帝负责，这大概可以对他为什么认为与日本开战是其神圣使命这一想法进行解释。他确信尽管可能需要费一番工夫，但俄国将会取得胜利。[44]

尼古拉也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影响。很难想象还有谁能够施加比德皇更糟糕的影响力。早在1895年4月，德皇给他的这位“表弟”[45]写信：“我应当竭尽全力确保欧洲的安宁和保障俄国的大后方，那样一来，没人会阻碍你的远东行动！很显然，开拓亚洲大陆、防止黄种人侵犯欧洲，是俄国日后的伟大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会始终支持你，竭尽所能助你一臂之力。”[46]在写给沙皇的信中，德皇一次次地流露出自己对“黄祸”的憎恶，他相信阻止“蒙古人和佛教侵入欧洲古老的基督教文化”是俄国的使命。[47]（在另一封信中，德皇画了一幅画，画中欧洲的几个大国以各自的守护天使为代表，被大天使米迦勒召集在一起，以便“团结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侵犯，守卫十字架”。）[48]

随着在信中写下“威利”[49]这一落款，德皇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他自己成为大西洋的海军上将，尼古拉则成为太平洋的海军上将。每一个阶段，他都对尼古拉的野心极力鼓舞。例如，1904年1月3日，他写道：“显而易见，每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认为韩国必定是，也将会是俄国的。至于什么时候或者怎样成为俄国的，众人都不关心，那只是你和你国家的事情。”[50]

这两位皇帝都是绝对的独裁者，他们手中握着上百万国民的性命，意识到这一点让人觉得非常可怕。被卷入即将来临的战争的第三位皇帝——明治——是唯一配得上皇帝这一称呼的。

直到1月30日，圣彼得堡才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积极地坚持强调，目前的纠纷绝不会牵扯到俄国的切身利益，因此，不存在导致战争的巨大风险。俄国民众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为何有战争的风险。他的结论是，沙皇政府应不遗余力地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51]拉姆斯多夫得到了委员会所有成员的支持，但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阿戈维奇·阿巴扎（Alexander Ageevich Abaza）除外。他被维特描述成“无赖和恶棍”[52]以及总督的工具。尼古拉集结了一群政治冒险家，每一天他们都使自己更加接近战争。

直到2月2日，沙皇才批准俄国对日本的“最终”建议书做出答复。与此同时，小村屡次指示栗野敦促俄国尽快答复。栗野报告说，俄国如此拖延，是为了赢得加强军事准备的时间。[53]1月30日，日本在总理大臣的府邸召开会议，伊藤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称日本做出果断决定的时候已经到来。他得到了参加会议的所有元老和内阁大臣的支持。两天后，陆军总参谋长大山岩向天皇提议说日本应先发制人。

天皇最信任的顾问官们对战争的结果没有信心。他们只是详细介绍了日本令人绝望的军事和财政状况。陆军计算得出，日本有一半的几率赢得战争；海军估计将会有一半的军事力量伤亡，但余下的一半能摧毁敌军。[54]尽管对日本赢得战争的几率做出的评价很悲观，但所有决策制定者都支持开战。他们确信，与俄国进行进一步的谈判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是对韩国还是对日本，俄国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可想而知，如果俄国尽早对日本的第四次建议书做出答复，如果在与根据同清朝达成的现有条约而获得的权利和特权有关的条款中删除“建立租借地的权利除外”这一规定，那么可能会导致日本对开战的决定重新进行考虑。然而，俄国政府于2月3日向海军上将阿列克塞耶夫发送的电报（该电报最迟本应在4日或5日抵达东京），直到2月7日才抵达罗森男爵处。[55]

与此同时，2月3日在觐见天皇时，总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务大臣小村向天皇详细奏报了事到如今不得不与俄国开战的原因。他们请求天皇于第二天召开元老和内阁大臣会议，并宣布决定。即使等待了两周，在无数次请求俄国迅速做出答复后，日本仍未收到俄国的答复。桂太郎将这种无礼行为归结为俄国蔑视日本，似乎认为日本缺乏斗志。日本不应该再浪费时间了。[56]日本驻巴黎公使接到指示，要求他无需为得到俄国政府的答复再做进一步的尝试。

第二天，在御前会议上，日本同意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57]2月5日，日本帝国政府通过驻圣彼得堡公使照会俄国外交大臣，说日本政府已经决定终止谈判，并将采取必要的行动来维护韩国的自由和领土完整。就在同一天，天皇向陆军和海军颁布诏书，通知他们说，尽管所有日本人都努力维持和平，但日本决定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

天皇在这段时期作的一首诗表达了他的焦灼情绪（尽管以非常间接的方式）：

悲叹多事秋

今又岂敢忘国忧

莺啼乱庭中

苦等无果倍增愁

纷纷扰扰几时休[58]

[1] 原文见《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44—449页。他们也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伯爵松方正义、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发送了建议书的副本。

[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52页。

[3]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58页。

[4] 这九人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山岩、松方正义、井上馨、桂太郎、山本权兵卫、小村寿太郎和寺内正毅。这些人被称为是把持当时日本政权的“寡头政治家”。如需了解这一主题的延伸论述，请参阅Shumpei Okamoto, 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5]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60页。

[6]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64页。

[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69页。

[8]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75页。

[9]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79页。如需了解这六点的译文，请参阅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84-185。

[10] 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224.

[11] 维特的回忆录上写的是8月13日，这是按当时俄国所使用的罗马儒略历计算。其他叙述写的是8月28日，这是按欧洲和日本所采用的格里高里历计算。

[12]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315-316.

[13]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65。

[14]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66。

[15] 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226.

[16]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68.

[1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77页。另请参阅Shumpei Okamoto, 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94-99。他引述了欧文·贝尔茨医生日记中的一段话，贝尔茨回忆道，“在火车上，我遇见了一位穿着时尚的日本男士。他告诉我说，‘民众对俄国的愤慨之情已经无法控制了，政府应当立刻宣战。否则，我担心会发生内乱。事实上，甚至君王都会受到威胁’。”贝尔茨评论说，“对于像这样不负责任的人来说，生活可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1903年9月25日条）。冈本俊平引述自贝尔茨的儿子托古·贝尔茨（Toku Baelz）的日文翻译。英语译文中不包含这篇日记。

[18] 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238.

[19]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484页。另请参阅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102-103。

[20] 如需了解日本和俄国第一次交换的建议书的原文，请参阅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351-352。

[21] 原话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16—517页；第二次交换的建议书的译文请参阅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352-354。

[2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42页。俄国提出的新建议大概是阿列克塞耶夫和罗森的杰作（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243）。

[23] 即山海关以东。1905年5月，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将其更名为“关东州”。——译注

[24] 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 243.

[25]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366.

[26] 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的这篇日记写于1903年12月28日，转引自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pp. 243, 245.

[2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45—546页。

[28] 原文请参阅上第549—550页；日本建议书的译文和俄国在1月6日提出的反建议，请参阅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354-355。

[29] 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112-113.

[30] Shumpei Okamoto, 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99-100；《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55—562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03—504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08页。

[33]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240.

[34] 原文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68—569页；译文请参阅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356-357。

[35]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69页；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355.

[36] 尽管日本认为此举没有用处，但关于日本提交第四次建议书的理由说法不一。除了需要更多时间在佐世保调集运输舰队外（《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75页），怀特还提出了三个可能的理由：（1）日本当然不愿与一个强大的对手卷入战争；（2）日本当然不愿被视为侵略者；（3）日本希望证明自己是值得尊敬的、能被接受的国际社会的一员（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20）。

[37] 第四次建议书的原文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77—579页；译文请参阅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356-358。

[38]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82页。

[39]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83页。

[40] 佐佐木信纲，《明治天皇御集谨解》，第202页；《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84页。

[41]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4-5. 怀特写道，1903年10月拉姆斯多夫访问巴黎，这表明俄国希望借用法国的斡旋来调解两个对手的刚性需求（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124-125）。在英国和日本的要求下，德尔卡塞接受了这一重任，俄国也表示同意。但是，日本确信，进一步拖延才是俄国想要的，并且对于日本完全无法接受的要求，俄国也没有流露出松口的迹象。

[42]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6.

[43]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 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82.

[44]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 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 369。

[45] 威廉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沙皇的妻子亚历山德拉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

[46] Isaac Don Levine, 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p. 10. 德皇给沙皇的信是用英语写的。尼古拉的回信尚未公开。

[47] Isaac Don Levine, 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p. 13. 当德皇提到“蒙古人”时，他指的是所有黄种人，尤其是日本人。在和欧文·贝尔茨医生的一次交谈中，伊藤博文说，“毫无疑问，德皇脑海里想到的蒙古人主要是日本人；如果有威胁到欧洲的任何蒙古势力，不可能是大清朝，只能是日本——这个远东崛起的大国”（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222）。

[48] Isaac Don Levine, 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p. 17. 另请参阅本书第五十章。

[49] 德皇和沙皇之间的亲昵称呼，德皇威廉二世称为“Willy（威利）”，沙皇尼古拉二世称为“Nicky（尼基）”。——译注

[50] Isaac Don Levine, 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pp. 96, 100.

[51]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8.

[52]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p. 365, 368.

[53] Shumpei Okamoto, 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00.

[54] Shumpei Okamoto, 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01。

[55] 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29. 他提到一个传闻，说日本电报局故意延迟发送电报。

[56]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93页。

[57] 原文见《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595—596页。

[58] 佐佐木信纲，《明治天皇御集谨解》，第158页。

第五十四章
“发现敌船”

日俄战争在双方都没有事先宣战的情况下打响。在（最近向意大利购买的）“春日”号和“日进”号巡洋舰被用于抗击俄国舰队之前，[1]日本海军决定等待一段时间，于是屡屡否决开战计划，让陆军大为恼火。在巡洋舰安全抵达新加坡（日本盟友的军事堡垒）后，海军才同意开第一枪。他们意识到，抢在强大的、正在路上的俄国舰队抵达远东海面之前开火至关重要。

在决定向俄国开火之前，日本在徒劳地等待着俄国对他们的建议书做出答复。事实上，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似乎是日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过去的一年，俄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日本等待，似乎漠不关心自己的拖拉行为给日本造成的影响。这种态度对日本政府成员（甚至是那些非常了解俄国军事实力的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侮辱。要是日本民众得知沙皇和他的亲信们用怎样轻蔑的语言嘲讽他们和他们的国家，说不定会更加迅速地采取行动。

无论这两个政府可能采取怎样的行动，当时的人们似乎都认为日俄之间的战争无法避免。1月13日，诗人石川啄木在日记中写道：

东亚风云渐告急，已做出师准备，传闻已起草宣战令。进来人气高涨，战已不可避。既无可避，我宁早一日翼望大国民之英勇。[2]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战争并非完全不可避免。鉴于事态的后续发展，我们很难对战争爆发的表面原因信以为真：日本决定维护韩国的独立。在日俄战争结束的那一年，日本自己摧毁了韩国的独立，强迫韩国皇帝签署了一份条约，使韩国沦为日本的被保护国。五年后，日本吞并韩国。很明显，维护韩国独立只是日本的一个幌子。伊恩·奈斯写道：

从战争的起源上来讲，日俄战争与其他战争形成有趣的反差。战争的起因并非来自经济压力，比如民众需求多而资源供应少。诚然，日本是战争的发动者，并且面临着原材料短缺和人口快速增长等问题。但是，韩国并非它要寻找的原材料供应地，也不是安放过剩人口的地方。在现阶段，满洲也不是日本进行大规模海外殖民的场所，事实上也不是商业活动之地……日本当然没有处在社会混乱的状态，也没有人会认为日本寻求发动一场战争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在1904年，日本民众还没有诉诸仇外主义、民族主义或求战主义来发泄对贫困、革命或政治的不满。两国在狭隘的基础上做出的开战决定，或许大部分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3]

毫无疑问，主要的战略考虑是将由哪个国家主宰韩国和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下定决心寸步不让。也许清日战争的胜利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同任何国家抗衡，无论这个国家有多大或者军事上有多强。1904年2月6日，日本通知俄国谈判终止，以后日本将采取自认为适当的独立行动。他们可能认为这种说法等同于宣战，[4]但是，当日本突然对位于旅顺和仁川的俄国军舰开火时，俄国谴责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可耻行为。[5]

日本当然会对他们的行动进行辩护，并且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支持。法国外交部的莫利斯·帕雷奥洛格写道：“日本不宣而战，是在重演敌人曾经使用过的卑劣战术。1853年11月30日，俄国在对战土耳其时就曾使用了这一招，当时，俄国在锡诺普发动突然袭击，摧毁了土耳其的黑海舰队。”[6]

被誉为“俄国问题最权威的外国专家”的狄隆（E. J. Dillon）[7]在1918年写道：

日本突然攻击俄国舰队的行为被批评为卑鄙行为，且有很多人认同这一批评。我觉得必须说明一下，根据我所获得的信息，随着危机起起伏伏，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天皇的政府都表现出与和平期一样的骑士般的忠义和节制。有人认为，在突然发动初次攻击方面，俄国会表现得与敌人不同，我觉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根据现存的一封由沙皇（于2月8日）发送给远东总督的电报来看，沙皇下达的一个重要训令就是，“如果日本舰队向北航行越过了韩国西部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你的选择就是在他们开第一枪之前开火。我信赖你。愿上帝帮助你”。[8]

这封电报表明俄国将会毫不犹豫地发动袭击，即使没有宣战。但是，日本为防止对手抢占先机，先发制人。2月6日，日本电令驻俄公使回国，就在同一天，俄国驻日公使罗曼·罗森男爵被召唤到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府邸，并被告知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在返回俄国公使馆的途中，罗森从俄国海军武官那里获悉：

当天早上6点，日本舰队拔锚起航，驶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他们兵分两路，一路输送两个师的军队，显然是要在韩国的海岸登陆，大概是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某个地方。另一路很明显是要袭击我国停泊在旅顺口外锚地的舰队，这是日本人尽皆知的事实。[9]

罗森的消息是准确的，然而，他却无力警告俄国政府，因为日本政府为了防止机密外泄，暂停向外国发送电报。当罗森和家人正在等待船舰接他们离开日本时，

这时发生了一件感人的事情。当皇后陛下派来的侍女抵达时，我的妻子独自待在会客厅。侍女说，她受皇后陛下的委托，特此传达皇后陛下的极度悲伤之情，皇后陛下对我们在这样痛苦的氛围中离开感到难过。她恳请我的妻子接受一个小小的纪念品，以此纪念我们曾在日本逗留的时光。这个纪念品是两个银制的小花瓶，上面刻有皇室的纹样。

尽管罗森男爵夫人认为由于两国正在交战，接受皇后的礼物有些难为情，但她还是带着送礼人同样的心情接受了礼物，并请侍女传达她的感谢之情。[10]传统的礼节就这样以我们今日难以想象的方式延续着。

2月8日，在海军少将瓜生外吉指挥的军舰的护送下，远征军在仁川登陆。在几乎没有遭到反击的情况下，军队占领汉城，并继续向北朝着鸭绿江挺进。此时，有两艘俄国军舰和一艘商船正停靠在港口。海军少将瓜生命令俄国军舰在第二天中午前离开港口。如果不服从命令，他将在港口内击沉这些船舰。第二天12点过10分，这两艘军舰起锚离港。罗森男爵听说：

先是“瓦良格”号（Variag）炮舰，接着是“高丽人”号（Koreetz）炮舰，他们接受了日本海军少将的要求，慢慢起锚出发。军舰上悬挂着军旗，军官和士兵列队站立，经过停靠着的外国军舰，伴随着国歌的祝福，向着被敌人摧毁的命运，英勇地前进。敌人布置的众多强大的军舰呈半圆形排开，使得这两艘军舰根本没有机会逃离。[11]

日本对此进行的描述更加直截了当。当“瓦良格”号从港口出现时，“浅间”号发炮攻击。在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交火后，“瓦良格”号起火，逃回港口，之后爆炸沉没。当晚，“高丽人”号也起火沉没，商船被船员炸毁自沉。日本舰队首战告捷，毫发未损。[12]

2月6日，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从佐世保出发。两天后，驱逐舰小队在旅顺口夜袭俄舰，重创两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海军大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命令十五艘军舰按照他的指挥，向旅顺口挺进。次日早上11点30分，他升起了印有那句著名标语的旗帜：“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将士，奋力杀敌。”

战争爆发时，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包括六艘大型战列舰和一艘小型战列舰、九艘大型巡洋舰和两艘小型巡洋舰，以及一些小型船舰。所有战列舰、小型巡洋舰和四艘大型巡洋舰都停靠在旅顺，还有四艘大型巡洋舰靠泊在海参崴，一艘停在仁川。[13]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支俄国舰队的大多数军舰都遭到了重创，日本获得了制海权，他们封锁了旅顺口，并在满洲登陆。初尝胜利自然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力量。在报纸上读到日军成功袭击旅顺口以及在韩国海岸取得胜利的有些夸张的报道时，啄木惊呼：“余欣喜不已，携新闻纸，3时许至学校，同村人诸氏谈战。”[14]

2月9日，俄国以沙皇的名义发布宣战文告。第二天，日本以天皇和内阁成员的名义宣战。[15]这时，日本民众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激动心情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我们可以在啄木写于2月7日的日记中窥见一斑：

今日新闻，告日露（俄）局面甚急激。村内亦召集预备兵。余扔掉手套，天赐良机已来临。真快心之事。[16]

日本后来在海上和陆上获得的胜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此处不再赘述。日本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不消说，他们欣喜若狂，至少持续到了伤亡惨重的消息被公布之时。国土再次沦为战场的韩国人就没那么狂热，但他们即便不愿意被日本人占领，也只能默许。日本劝告清朝中立，解释说这样不必再给财力已经消耗殆尽的清朝增加额外压力（虽然清朝的自然资源和取之不尽的劳动力对日本很有吸引力）。他们还担心，清朝卷入战争可能会导致驱逐外夷的暴力事件（如义和团运动）再次上演。日本承诺尊重清朝的中立，但前提是俄国也这么做。[17]

作为日本的盟友，英国受到同盟条约的束缚，如果有第三国加入俄国，那么英国将和日本并肩作战。因为没有其他国家加入俄国的阵营，英国就没有在军事行动中参与战争，但英国社会对日本的战争大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简·奥克利（Jane H. Oakley）的《日俄战争诗》（A Russo-Japanese War Poem）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全诗长二百五十页，有八十四篇。这首鲜为人知的打油诗是押韵的抑扬格五音步诗[18]。几乎每个诗节都滑稽可笑。下面这一节选自第一篇，描述的是在仁川海战中为什么日本成功、俄国为何战败：

俄军水手的勇猛呀，闻名遐迩，

但却驾着旧军舰，真是胆大又鲁莽；

他们的操作技术似乎还不娴熟，

日本的技术呀，更胜一筹。

日本的天皇叫“明治”，

是来自世界古老王朝的国王。

他们建国人的统治时代，

可以与巴比伦的“贝尔”（Bel）齐名。[19]

日本军官在沙河战役后的合照

英国不仅是日本的盟友，而且在很久以前就是反俄派。俄国对1904年10月21日夜晚发生的人员伤亡事件漠不关心，让英国对俄国的厌恶之情升格为仇恨情绪，甚至使很多人支持立刻向俄国宣战。10月21日晚，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由三十五艘军舰组成）经过北海时，在多格浅滩遇上了一组英国的拖网渔船。他们将这些没有威胁性的渔船误当成日本驱逐舰。无论怎么想，日本船只也不可能在北海航行，但俄国舰队向那些船只开火。一艘拖网渔船被击沉，多艘渔船受损。莫利斯·帕雷奥洛格评论道：“那支舰队在夜间经过一个所有水手都熟知的浅滩，却把一组拖网渔船误认为是埋伏着的敌军驱逐舰，尤其是这些拖网渔船还悬挂着规定的信号灯，此举必定让英国公众目瞪口呆。”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俄国海军上将决定继续前进，并没有停下来去营救那些不幸的渔民。[20]

英国公众一致要求俄国政府给予赔偿。法国外交部长对帕雷奥洛格说：“即使立刻爆发战争，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不过，他认为，俄国那边大概也是如此，因为俄国视英国为宿敌，一个比日本更让人恨之入骨的敌人。这一事件最终在法国的帮助下得以解决，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继续朝着对马岛驶去，在那里它们将与日本舰队进行一场殊死决战。

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让罗森男爵倍感失望。他说：“处处都在指责我们，甚至连我们预计最不太可能插手的美国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大概是由于作战人员的比例明显不均衡所致。诚然，就算是作为一场单纯的比赛，也是弱势的一方博得持中立态度的观望者的同情。”[21]

罗森对美国支持日本感到吃惊，大概是因为他认为，日本移民涌入加利福尼亚州的问题应该会使美国倾向于支持俄国。不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讨厌俄国，例如他在1905年8月的信中写道：“没有一个人种，无论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能像当前体制下的俄国人那样不诚实、那样虚伪、那样傲慢——简言之，在方方面面都不值得信赖。”虽然他也偶尔批评日本（不过措辞更加温和），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亲日派。这是因为他讨厌俄国政府和它们那“荒谬、可恶的沙皇”[22]；另一个原因是，作为一名热忱的强身健体的倡导者，他对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描述的武士传统留下了深刻印象。《武士道》是他最喜欢的书籍之一。[23]

描写了日俄战争的美国人通常都是亲日派。基督教牧师西德尼·古力克（Sidney Gulick）博士写下《远东的白祸》（The 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一书，谴责德皇威廉的“黄祸论”。古力克论述了日本所有行动的正当性，甚至包括德川时期禁止基督教的行为和幕末的排外行为。他将日本采取锁国政策的做法归因于日本发现了“白祸”，并得出结论：“总的来说，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日本更加让人尊敬了。”[24]

日本对待俄国战俘的宽宏大量，使得古力克的论点——日本已经全盘接纳了西方的行为准则——得到证实。被从俄国“瓦良格”号带到松山[25]的受伤水手被当做“客人”一样对待。日本向他们提供了宽敞的住处、一名专业外科医生、一名翻译、一名药剂师和十一名护士，还提供了西式风格的床以及毛毯、床单、枕头和枕套。此外，还为他们烹制了西式菜肴。每隔几天便在他们的房间插上鲜花。在这些“客人”康复后，还会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古力克猜测到：“我怀疑，在此之前，这些人是否能过上一段这么愉悦的时光。”[26]

相比之下，他指出，“在处理位于远东的利益和权利时，俄国所采用的外交方法以及残酷虐待日本妇女、侦察兵和受伤士兵的方式，在日本激起了极大的怨恨和愤怒”。在列举了日本因俄国而遭受的所有不当对待后，他补充道：“以俄国为具体代表的‘白祸’以最糟糕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给带有侵略性的贪婪增加了伪善，用宗教的外衣来遮掩应受谴责的犯罪行为。”他得出结论认为：“白种人必须摒弃其珍视的信念，即认为他们的种族绝对优越，他们生来具有主宰地球的权利，以及所有有色人种都应该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服务。只要白种人将这一信念作为一种理想，那么他们将继续成为威胁地球和平与福祉的祸害。”[27]

英国的前内阁成员詹姆斯·普莱斯（James Price）于1904年10月在华盛顿会见了金子坚太郎，他对金子说：“来到美国以后，我去过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会见了各行各业的人士。他们对贵国所表现出来的极大同情让我非常惊讶。他们满怀热情地支持贵国，这种热情甚至在我的国家——贵国的盟友英国——都不容易看到。他们反感俄国，这真的让人感到很意外。”他认为，之所以出现亲日反俄的情绪，是因为曾在美国留学的日本人自维新时起就建立起了友好关系。[28]

日本政府渴望与外国维持友好关系。他们将毕业于剑桥的末松谦澄（1855—1920）派往英国，将毕业于哈佛的金子坚太郎派往美国。[29]金子不仅卓有成效地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还成了罗斯福可以信赖的朋友。1904年3月26日，金子在白宫第一次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尽管有三十多人在等候，但是总统一看到金子的名片，就立刻走上前，和金子握手并把他领到办公室。他告诉金子，他一直都在急切地等待金子的来访，并询问金子为什么不早一点儿来。[30]

1905年3月20日，就在日本军队在奉天战役中大获全胜后不久，罗斯福向金子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他到白宫共进午餐。金子受到了总统的接见，总统的脸上因为这场前所未有的胜利而闪耀着喜悦之情。罗斯福即将前往科罗拉多猎熊，将离开六个星期。一般情况下，总统不会透露他的行程，但他告诉金子，如果金子出于某些原因希望和他讨论战争局势的话，他将立刻返回华盛顿。[31]

想到熊是俄国的象征，金子便对总统说：“俄国舰队将进入太平洋，不久后，一定会与我国舰队上演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如果您能猎杀到一头熊，这将被视为日本舰队获胜的预兆。我祝愿您大功告成。”对此罗斯福说：“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在签订议和条约后，当金子准备返回日本时，总统向金子赠送了他所猎杀的熊的毛皮和亲笔写的书信，并请他亲自呈交给天皇。

虽然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官方关系非常友好，但小说家有岛武郎发现欧洲存在着反日情绪。他写道：“基督教国家和非基督教国家之间存在着冲突，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这一事实突然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俄国是日本的敌人，俄国对日本怀有敌意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整个欧洲的民众都嫉妒异民族异宗教的日本，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32]

俄国的盟友法国处于最困难的境地。政府中鲜有人想牵扯进这场战争。当法国官员得知俄国计划向日本派出波罗的海舰队时，他们力劝俄国让舰队取道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虽然这条航线的路途最长，但可以避开英国的海外领地——这些领地的居民无疑会把他们观察到的俄国舰队的动向告知日本。当然，法国考虑最多的是这条航线还可以避开法国的属地，这样一来就免除了为俄国舰队提供协助的义务。

法国认为，俄国很可能打败仗。一名曾在满洲的俄国军队中担任观察员的法国将军认为日本将获胜，并力劝俄国尽快按照有把握赢取的条件进行议和，因为俄国的境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11月初，法国驻俄大使从圣彼得堡回到巴黎。他报告说：“远东的战争……在俄国民众之间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受私利驱动的计划，是俄国皇宫策划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海盗式远征。在很多村庄，后备军人的动身离开都伴随着骚乱的发生。民众说得最多的一句牢骚话是：我们的君主发动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所以上帝不保佑我们难道很奇怪吗？”[33]

据说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学生们组织了煽动性的集会，在集会上合唱《马赛曲》。在巴黎的俄国高层官员信誓旦旦地对帕雷奥洛格说道：“俄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继续战斗，直到肮脏的日本人乞哀告饶，哪怕这场战争将持续两年以上。”但是，其他俄国人说，在后备军人动身去前线的时候，没有一个星期不发生军营叛乱或骚乱事件。[34]

俄国海军上将为他的舰队选择的航线是沿着非洲西海岸行驶，绕过了好望角，抵达亚洲。他希望舰队能在法国的殖民地那里获得帮助。然而，法国并不希望他们的合作被日本人知道，于是，力劝俄国海军上将在荒凉的地方靠岸，但这位上将坚持在主要港口停泊。在绕道好望角后，俄国舰队请求允许他们在马达加斯加停靠更长时间。德尔卡塞拒绝了这一请求，他担心日本会打击报复，但这没能阻止俄国在那里停留。

1905年1月2日，旅顺——这个“象征着俄国在中国海域的雄心，位于辽东半岛尽头的远东直布罗陀、第一要塞”——落入日本人手中。成功逃离旅顺的一艘俄国驱逐舰把安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斯特塞尔（Anatoly Mikhaylovich Stessel）将军发送的以下电报呈交给了沙皇尼古拉：

日本占领了我们的防御线。我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不得不投降。伟大的君主，原谅我们吧，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在定我们罪的时候，请您发发慈悲。过去十七个月的持续战斗已经让我们精疲力竭。四分之三的军队不是进了医院，就是进了坟墓。最后四分之一的军队能坚持行进的距离也不过二十九公里，而且无法换班，甚至不能短暂地休息一会儿。所有人虽说是“士兵”，但已如亡灵一般了。

尽管斯特塞尔将军在要塞还有充足军需供应的情况下投降，为此遭到了许多俄国人的严厉批评，但他收到了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极有礼貌的一封书信：“承蒙日本天皇陛下告知，鉴于贵国军队的英勇行为，陛下希望你们接受军人的荣誉。即陛下下令，允许贵国军官继续佩剑。”[35]

旅顺失陷立即在俄国激起强烈反响。1月19日，有人试图谋杀沙皇；1月21日，超过十四万名工人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罢工游行。据说，日本军队在满洲每赢得一场胜利，俄国对战争的不满情绪便随之高涨一分。帕雷奥洛格听说，“俄国政府和民众仍然把他们的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仍位于马达加斯加的‘无敌舰队’上”。但是，对于这支舰队的美名，驻圣彼得堡的法国海军武官称，“第二舰队的海事和军事价值比不上普通舰队。这支舰队并非一个均质且有凝聚力的有机体，而是一支七拼八凑的队伍，是一个由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船舰组成的大杂烩……船员的工作效率并不比普通舰队高。这支队伍鲜有经验丰富的军官；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非常低劣；没有海军士官，大多数水手都没有接受过军事培训，甚至未曾出过海”。[36]

斯特塞尔投降后，日俄指挥官的合照。第二排右起第二人即斯特塞尔，第三人是乃木希典

这支俄国舰队在马达加斯加停留了一个多月，船员接受了对日行动有关的培训。在此期间，俄国国内的反战呼声日益高涨。2月17日，大公、莫斯科总督谢尔盖（Sergei）[37]被恐怖分子投放的炸弹炸得血肉横飞。2月27日，莫斯科的妇女向皇后送交了一份请愿书，表达了她们热切渴望和平的意愿：“近期发生的骚乱事件似乎是吞噬全俄罗斯的不幸的开始，我们觉得十分恐怖。除非沙皇和民众站在一起，采取措施制止这场灾难，否则，将会招致悲惨的大事。”[38]

法国外交部长希望能够动摇沙皇将战斗进行到底的决心。他给沙皇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每一天，战争都让贵国政府按照可以接受的条件争取和平变得愈发困难。”[39]

3月17日，俄国舰队最终离开了马达加斯加，朝东北方向的苏门答腊西端驶去。这大概是一条最糟糕的航线，因为舰队完全暴露在位于马来西亚的英国人的眼皮底下，日本由此能够随时跟踪俄国舰队的路线。但是，俄国仍然对其波罗的海舰队抱有让人难以置信的信心。没有人怀疑他们将赢得一场重大的海战胜利，从日本手中夺回制海权，之后俄国将好好报复日本。[40]

4月14日，俄国舰队在西贡以北约三百二十公里的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南海岸抛锚。法国所希望的只是让俄国离开，但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劝说俄国驶离该地，这支舰队的长期停留在日本引发了一场反法热潮。就在这个时候，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坏角色，时而鼓励俄国拯救基督教徒、时而煽动日本的德国突然对法国说，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维护德国在摩洛哥的权利和利益，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发动一场战争。法国参谋长惊呼：“德国发动突然袭击的话，我们根本无法抵抗！这将比1870年[41]的情况还要糟糕！我们会败得飞快，败得彻底！想一想就知道了——首先，俄国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援助我们！我们拿什么来抵抗拥有一百五十万名士兵的德国军队？我们最多只有九十万名士兵——其中有十万、或许二十万拒绝上战场。”[42]现在，法国明显没有能力来帮助它的俄国盟友。

1905年5月26日，俄国舰队驶进了日本海域。日本舰队在海军大将东乡的指挥下封锁了道路。在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海战中，东乡的舰队彻底击溃了俄军。5月29日，法国得知“第二太平洋舰队”已经不复存在。帕雷奥洛格预测，对马海战将标志着俄国在亚洲统治的结束。

6月16日，帕雷奥洛格报告说：“近期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情，似乎昭示着国际政治局势将发生重大发展变化。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插手欧洲事务。在此之前，美国曾将避开这个古老大陆上的问题（即欧洲的各种纠葛）视为国家信条。”[43]如今，根据德皇的请求，罗斯福总统正在考虑如何调解法国与德国因摩洛哥问题发生的重大争执。

6月20日，帕雷奥洛格写道：“作为两国公认的确凿无疑的调解人，罗斯福总统刚对俄国和日本说，他将进行调解以结束战争。”[44]与此同时，在俄国，一场革命风暴[45]从波罗的海沿岸蔓延至伏尔加平原。“镇压常常是不可行的，”帕雷奥洛格指出，“因为军队拒绝介入。”

俄国海军于对马岛遭到惨败后，谢尔盖·维特伯爵在回忆录中写道，每一个人，甚至是沙皇，都意识到必须进行议和谈判。尽管日本人在旅顺和奉天的陆战以及对马岛的海战中赢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但他们也被战争的人力和财力消耗折磨得疲惫不堪。在得知罗斯福总统提议对日俄两国的议和谈判进行调解后，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作出了积极回应。他建议沙皇委派维特作为议和谈判的首席全权代表，但沙皇没有答复。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维特对主战派的种种后果所做出的预言都变成了现实。[46]

与沙皇不同，明治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有关战事或议和谈判的记录中。无疑，在战争期间，他像往常一样履行职责——听取大臣的奏报，批准接见重要的外国宾客等。然而，在清日战争期间，为了更加接近军队，明治搬到了广岛，并在那里度过了沉闷的几个月，直到战争胜利；但在日俄战争期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他参与了战事。不过，侍从日野西资博回忆道，天皇不允许在他的房间提供暖气设备，除了吃饭和睡觉外，他几乎整天都坐在办公桌前。日野西说，天皇最担心的事情是围攻旅顺。天皇说，“旅顺迟早会被攻陷，然而，以这种方式让士兵献出生命实在是恐怖。乃木是位好将军，但其让士兵丧命的方式，着实让人不安”。[47]

关于天皇在这段时间的私人生活记载少之又少，不过，来自于英国驻日公使克劳德·麦克唐纳（Claude MacDonald）的一封信虽然简短，但却让我们欣然洞悉了天皇的生活：

在为海军上将诺埃尔（Noël）和我国舰队军官准备的午宴中，我坐在天皇的对面。在挥舞着明晃晃的刀叉之余，陛下非常友好地和周围的每一个人聊天。有栖川宫亲王、闲院宫亲王端坐在两侧，顺从地附和着；但是，伊藤侯爵和井上伯爵（后者坐在我身旁）似乎是以完全平等的姿态在交谈，并说着笑话，让太阳神的直系后裔哈哈大笑。在我以及让我开怀大笑的人看来，虽然他贵为日本天皇，但其实是有人情味的人。[48]

如果天皇和俄国沙皇一样坚持自行任命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或者出于一些个人不合的原因而拒绝委任最合适的人作为日本议和谈判的代表，那么，即便这有可能给日本带来危险，但他大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幸运的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罗森男爵才会在回忆录中提到天皇时说，“他的名字将被作为迄今所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而被载入史册”。[49]

[1] 这两艘巡洋舰直到1904年2月16日才抵达横须贺（《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39页）。

[2] 《石川啄木全集》第五卷，第37页。

[3] 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255-256.

[4] 日本政府在回应俄国政府的谴责时，声称其已将采取独自行动的意图告知了俄国：“独自行动意指所有行动，理所当然包括开始采取敌对行动。即使俄国无法明白，日本也没有理由为俄国的误解负责。学习国际法的学生都一致认为，宣战并非开始采取敌对行动的必要条件，在现代战争中，在开战后再宣战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按照国际法，日本的行动没有理由受到谴责”[Kan’ichi Asakawa（朝河贯一）, 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 p. 354]。朝河是一名居住在美国的日本学者，他说这些内容翻译自1904年3月3日的日本报刊上的一篇文章。

[5] 1904年2月24日的（伦敦）《时报》 登载了俄国政府的一份声明，“尽管断绝外交关系绝不意味着开火，但日本政府早在8日晚上以及9日和10日期间，对俄国军舰和商船采取了一些列令人作呕的打击行动，这违反了国际法。日本天皇直到11日才发布了向俄国宣战的敕令”（Kan’ichi Asakawa, The Russo-Japanese Conflict, p. 351）。

[6]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16.

[7] Baron Roman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1, p. 107.

[8] E. J. Dillon , The Eclipse of Russia, p. 288.

[9] Baron Roman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1, p. 231-232.

[10] Baron Roman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1, p. 232-233。在罗森回到俄国后，有谣言说他的妻子“从天皇那里收到一套价值不菲的黄金餐具”（p. 246）。沙皇也听说了这一谣言，但是他宽慰罗森说，他的妻子接受皇后的礼物是完全正确的做法。日本对同一事件的描述揭示罗森已经忘记了从皇后那里收到的一些礼物，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23—624页。

[11] Baron Roman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1, p. 235.

[12]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13页。

[13] 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46.

[14] 《石川啄木全集》第五卷，第43页。

[15] 如需了解这两份宣战书的原文，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18—622页。

[16] 《石川啄木全集》第五卷，第42页。

[17]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616页。

[18] 音步（foot）是西方诗歌中的基本韵律单位，在英语诗中是由重音和轻音组成。抑扬格音步指一个轻音和一个重音组成的音步，五步即该诗每行有五个音步——编注

[19] Jane H. Oakley, A Russo-Japanese War Poem, p. 9. 贝尔（Bel）是巴比伦神话中的主要神之一，是天地之神，汉谟拉比国王将其描述为“黑头人”，并声称贝尔扩展了他的王国。诗中使用这一名称，是为了表明日本王朝有着悠久的历史。

[20]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100.

[21] Baron Roman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1, p. 235. 当时正在美国学习的有岛武郎在晚年时回忆说，当他的同学因每次传来日本获胜的消息而大肆赞扬日本时，他很不高兴。因为他发现，在这赞扬的背后是一种对小狗战胜大狗的喜悦。此处出自有岛武郎在1919年写的《リビングストン伝》第四版序言，见石丸晶子编，《有岛武郎》，第49—50页。

[22] 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19, 120.

[23] 罗斯福阅读了金子坚太郎推荐的书籍，他将该书复印了30本，送给感兴趣的朋友（包括国会议员），这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觉得，这本书让他对日本人的性格有了新的认识[金子坚太郎，《日露戦役秘録》（东京府教育会编），第119—121页；另请参阅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58]。

[24] Sidney Lewis Gulick, The 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 p. 17—18.

[25] 松山：日本爱媛县最大城市。——译注

[26] Sidney Lewis Gulick, The 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 p. 95—96. 伊莱莎·鲁哈码·赛得摩尔（Eliza Ruhamah Scidmore）对古力克关于俄国战俘所获待遇的描述进行了证实。伊莱莎是一名身在日本的俄国战俘的妻子。她写道，“在这里，政府提供的隐私权和舒适度比任何游客在茶馆里所享受到的都要多；普通士兵如同置身于一个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天堂一般，这里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干净整洁，舒适宜人，赋闲无事”（As The Hague Ordains, p. 293）。

[27] Sidney Lewis Gulick, The White Peril in the Far East, pp. 118, 153, 173-174.

[28] 《明治天皇紀》第十卷，第899页。

[29] 根据金子自己的叙述，他非常不愿意去美国，因为他确信美国是亲俄派。他对这一看法给出了很多理由，包括在1812年的战争期间俄国曾支持美国，以及美国的女富翁频繁与贫穷的俄国贵族成员通婚。他说，促使美国来同情日本将超越他的能力范围，但伊藤博文劝说他接受这一任命（《日露戦役秘録》，第11—20页）。

[30] 金子坚太郎，《日露戦役秘録》，第57—59页。部长格里斯康已事先将金子即将进行的访问告知了罗斯福。

[31] 金子坚太郎，《明治天皇とルーズヴェルト大統領》，第123页。

[32] 石丸晶子编，《有岛武郎》，第49页。

[33]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112.

[34]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p. 126, 133。如需了解俄国反对战争的精彩描述，请参阅Adrian Jones, East and West Befuddled。

[35]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153.

[36]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p. 163, 90。

[37] 此处的谢尔盖指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父。1905年2月17日，当谢尔盖的马车通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门时，一名刺客将一枚炸弹扔进他的怀中。大公当场被炸死。——译注

[38]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175。

[39]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181。

[40]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200。

[41] 指1870—1871年发生于普鲁士王国同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的普法战争。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这次战争使普鲁士完成德意志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译注

[42]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207.

[43]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p. 221, 255。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是由德国担心法国对摩洛哥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而引发。

[44] Maurice Paléologue, Three Critical Years, p. 258。

[45] 指俄国1905年革命。这场革命发生于1905至1907年间，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导致尼古拉二世政府于1906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施行多党制。——译注

[46] Count Sergei Iulevich Witte, The Memories of Count Witte, trans. Sidney Harcave, pp.420, 422.

[47]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49页。

[48] 来自于1905年10月24日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写给兰斯多恩勋爵的一封信，转引自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9。

[49] Baron Roman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1, p. 29.

第五十五章
日俄谈判

1905年5月27到28日，第二舰队在对马岛全军覆没，让俄国举国上下都“笼罩在阴郁和恐慌的阴影之下”。不久前，德皇还在鼓动沙皇与日本作战，此刻他却就日本的大获全胜向日本驻德公使表示祝贺，还宣称这场海战是自1805年（整整一百年前）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战胜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以来，最宏大的一场战役。捷报传来时，金子坚太郎正在纽约，他向罗斯福总统发送电报，称这场战争是“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海战大捷”。[1]罗斯福表示同意。他给金子回电说，“这是全世界目睹过的最伟大的奇迹。甚至特拉法尔加战役[2]也无法与之相比。当我第一次获知这个消息时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我是如此兴奋，以至于觉得自己都快成为了一个日本人。我都无法好好办公了。”[3]

这次战败迫使沙皇重新考虑是否还要继续战斗下去。在高层讨论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战派”逐渐失势，甚至在沙皇面前表示愿意启动议和谈判，那些希望议和的俄国领导者开始认为罗斯福总统是最合适的调停者。

日本也决定请罗斯福来启动议和谈判。早在1月7日和8日（就在日本攻占旅顺后不久），金子已经受邀在白宫与罗斯福对召开议和会议的可能性进行了商讨，日本打算在战争一结束立刻进行议和谈判。罗斯福认为，日本有权占领旅顺且将韩国纳入势力范围，但是，他觉得应将满洲归还给清朝，并在西方大国的担保下让满洲保持中立。尽管罗斯福坚定地表明“我们不允许日本的胜利果实再次被抢走”，[4]但他强调，日本必须同意在满洲维持“门户开放”政策——这才是美国最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与通商直接相关。在从日本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那里得知罗斯福期待并希望日本打胜仗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决定向罗斯福公开披露日本关于满洲、韩国和旅顺的打算及希望，结果证明，这些打算和希望或多或少地与罗斯福的相吻合。[5]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各国（尤其是法国）都试图要把日本和俄国拉到议和会议上。日本不太相信法国，因为它是俄国的盟友，并且在召开议和会议之前，日本也不愿意就不要求俄国赔偿或不让俄国割让领土做出承诺。显而易见，比起法国，他们更希望让罗斯福来召开议和会议。小村费尽力气让罗斯福放心，说日本会完全坚守在满洲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以及将满洲交还给清朝的立场。[6]

在满洲发生的奉天之战，是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于3月10日结束，日本获胜，然而，当俄军往北逃跑时，日军已经太过疲惫，无法进行有效追击。日军赢得了一场重大战役的胜利，但俄国并没有就此屈服。甚至在议和会议上，俄国仍坚持认为他们只是打了几场败仗，而非输掉了整个战争。确实，较之俄国人，大概日本人更强烈地想要议和。3月8日，当战火还在奉天燃烧的时候，陆军大臣寺内正毅（1852—1919）与美国公使劳埃德·格里斯康（Lloyd Griscom）进行了非正式接洽，并请他转告罗斯福总统，“是时候停战了”。[7]

最终，寺内的计划没有得到落实，因为小村坚持认为沙皇应迈出走向议和的第一步。但此后，小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4月25日，格里斯康公使给华盛顿写信，说外务大臣“希望通过罗斯福启动议和，衷心期待议和”。

美国的态度是一边倒地倾向日本。明治似乎已经了解到了这一情况。1月24日，他派人请来格里斯康，就近日贞爱亲王在访美期间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诚然，对皇室成员在国外访问期间获得的款待以及有时候被授予勋章表示感谢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一次，天皇的言语似乎传达出了他的真情实感：“思贵国常对我国有深厚好意，不胜欢喜。朕兹祝总统阁下之健康，祈贵国之繁荣，且望将来两国之交谊愈加亲密。”[8]

日俄战争期间，天皇从来都没想对战事指挥提供建议，而且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即使在获悉日本打了胜仗的时候也是如此。副参谋长长冈外史得知攻陷旅顺后，第一时间奔向宫中奏禀天皇。天皇刚离开书房，准备去神社参拜，但得知长冈请求觐见后便返回了书房。长冈欣喜若狂，还没等天皇坐好就奏报说，担任报告这一喜讯的使者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荣幸。在这些话脱口而出后，他开始仰望天皇的容颜，汇报战局详情。那张脸很镇定平和，和往常一样，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在长冈描述胜利的十五六分钟，天皇以几乎让人觉察不到的方式点了几次头。汇报完毕后，天皇按照之前被打断了的计划继续前往神社。

长冈感到深深的失望。他知道天皇仅在很少的情况下才会流露出自己的情绪——无论是开心还是生气，但是，他汇报的这一事件是如此不同寻常。他期待着天皇能面露喜色，或者至少能流露出似乎有些释然的神情。围攻旅顺让众多日本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三次全面进攻俄国守军期间，惨烈的场面骇人听闻。几个月以来，举国上下都在焦灼地等待着今日收到的消息。这场胜利不仅对日后的战事指挥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也将对日本的国家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天皇的表情竟没有丝毫变化。无法抑制的激动之情让长冈觉得窘迫不安，在从天皇眼前离开时，他觉得背上全部汗湿。[9]

天皇之所以看起来无动于衷，是因为他已经得知了攻占旅顺的胜利消息。就在同一天，山县有朋已经给侍从长打电话，告诉了胜利的消息。然而，侍从长向天皇传达这一消息时，天皇的第一反应不是欣喜地惊叹，而是对斯特塞尔将军坚定不移地忠于其祖国大加赞赏。他命令山县务必维护斯特塞尔作为一名战士的尊严。山县向乃木希典传达了这一命令，乃木希典又将这一命令传达给他指挥的所有士兵。也许天皇得知了十年前日本从清朝手中夺取旅顺时实施的残忍暴行，担心历史会重演。

即使天皇没有向身边的人流露出因获胜而来的喜悦，但他的欣喜情绪可在这首短歌中窥见一斑：

历添新岁月

忽闻捷报喜欲狂

笑谈敌寇中

故垒对决干戈动

敌将力穷降军从[10]

在过去，天皇曾写过军歌，但他在日俄战争期间作的诗歌很少表露出好战的意味。在1905年1月19日举行年度第一次诗会之前，御歌所所长高崎正风推荐了两个主题“万民祝”和“寄道祝”。天皇都否决了。大概是因为它们跟战争太密切相关了。最后，天皇选择的主题是无伤大雅的“新年山”。明治的诗歌如下：

富士山脚望

朝日争辉万物红

香雾簇霞浓

今又新岁伴晴空

悠宁寄在闲云中[11]

即使日本在旅顺口取得了重大胜利，天皇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之情。这可能反映出他的谨慎态度：在强敌仍保留军事实力的情况下，进行庆贺是否妥当？在众多日本士兵为攻占旅顺捐躯的情况下，进行庆贺是否适合？

虽然天皇不想表现出轻浮的喜悦，但对日军在华北的严寒中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他却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了关切之情：

东边之京师

今朝碧空春意浓

料峭和风至

怎及华北狂风哧

茫山雪舞冰封时[12]

当天皇得知日军在奉天取得重大胜利时，他向满洲军颁布诏书：

奉天自客秋以来，乃敌军设坚固防御工事，备优势之兵，期必胜争衡之所也。我满洲军克敌机先，蓦然进攻，酷寒冰雪中力战健斗，连十余昼夜，遂击破顽强死守之敌，虏数万之将卒，与莫大之损害，驱逐其至铁岭方向，博旷古之大捷，发扬帝国之威武于中外。

朕甚嘉尔将卒之坚韧持久，奏绝大之勋功。望益加奋励。[13]

这封诏书表达了天皇对日军英勇战斗、夺取奉天的赞赏，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德皇或沙皇在取得类似胜利后可能发表的言辞夸大的声明，就不能不惊叹于明治的克制。我们也想知道，如果日军打了败仗，天皇又会如何表达失望之情？

沙皇对俄国战败做出了怎样的反应，我们已经有所了解。在会见公使高平时，罗斯福总统说，尽管很多俄国人承认奉天的重大失利，尽管沙皇的大多数顾问都倾向于议和，但沙皇坚持继续战争。虽然在过去的一年俄国遭受了接连失败，但这似乎并没能促使沙皇为了保全士兵的性命而结束战争。罗斯福坦言道，他无法理解沙皇是怎样想的，但他认为沙皇不太可能率先采取议和行动。罗斯福认为，日本通过一些途径向俄国传达渴望进行议和谈判的意愿，并在可行的情况下说明条件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14]在日本取得奉天大捷后，没有人会认为日本是因为软弱才这样做的。

不久后，金子坚太郎在华盛顿向东京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受罗斯福总统的邀请访问了白宫。总统说，他是完全站在日本这一边的，因为日本是为文明而战。总统最担心的是，如何才能全力帮助日本劝说俄国进行议和谈判。[15]

5月27至28日，日本舰队在一场重大的海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促使明治颁布了第一次公开表达其喜悦之情的诏书：

联合舰队于朝鲜海峡邀击敌舰队，奋战数日，遂歼灭之，奏空前之伟攻。朕赖汝等之忠烈，可对祖宗之神灵。思前途尚辽远，汝等愈以奋励保全战果。[16]

“祖宗之神灵”可能让人想起沙皇在言谈中着重提到的神灵，但明治并不认为日本在战争中取胜是因为神道教的神灵站在他这一边。罗斯福总统表达喜悦之情的方式更加直接：5月30日，在写给金子的信的开头，他使用了“万岁”一词，之后是三个感叹号。[17]

在俄国舰队覆灭后，众人普遍认为进行议和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29日，就在胜利后的第二天，罗斯福和公使高平就与俄国进行议和谈判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5月31日，外务大臣小村给高平发了一封电报，指示他请求罗斯福协助安排谈判事宜。第二天，高平向罗斯福正式呈递了小村的电报，并请求罗斯福“直接以总统自己的意愿邀请两个交战方走到一起，进行直接谈判。”[18]

罗斯福完全愿意担此大任，但他告诫高平说，如果日本要求赔款，俄国不太可能会对议和建议做出答复。他还提醒高平说，即使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处处告捷，但并没有深入到俄国的领土。如果日本希望像在普法战争后的德国那样获得赔款，日军就要包围莫斯科，否则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罗斯福与俄国的交谈更加直言不讳。他召见了俄国大使阿图罗·卡西尼（Arturo Cassini），并说道，对俄国来说这是一场完全无望的战争。[19]卡西尼担心日本可能会提出无情的要求，但他承诺将把总统的议和建议传达至圣彼得堡。在这个重要时刻，让罗斯福感到意外的是，德皇支持他的建议。从德皇6月3日给其表弟沙皇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得知德皇的想法：

从纯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朝鲜海峡的失利，使你希望在紧要关头扭转局势的决定性机会化为了泡影：现在，日本可以自由地将任意数量的后备军、新兵、弹药等运到满洲，以围攻海参崴。若无舰队支持，恐怕贵国军队无法支撑太久……当然，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贵国也可能继续进行不知何时结束的消耗战。然而，人员因素却无法忽视。贵国已经派遣成千上万名士兵奔赴前线，他们或者战死疆场，或者受伤作为残疾人度过余生……这难道不和作为一国君主的责任相矛盾吗？难道一定要为了一己之私，违背全俄罗斯的意愿，将无数子民送上被杀戮的绝路吗？[20]

为使俄国走上议和的道路，德皇做了他能做的事情，但他在信的结尾补充说：

也许，我要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这样一个事实上来：在所有国家中，日本无疑最尊重美国。因为这个有着强大舰队、正在崛起的强盛国家是站在日本这一边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能有什么人可以对日本产生影响力、能让日本觉得建议是合理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罗斯福总统。[21]

从德皇与美国大使的交谈中可以得知德皇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美国大使向华盛顿汇报了这次谈话：“他认为继续战争对俄国来说是无望的。俄国民众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快忍受不住了，除非议和，否则他们将会刺杀沙皇。”[22]之前并非和事老的德皇说出的这番出人意料的话语让罗斯福感到很高兴。无论德皇的话语充满了怎样威胁恫吓的意味，但毫无疑问，他担心俄国民众会发动起义、反抗沙皇，而这将会给所有君主带来危险。[23]

德皇的信大概对沙皇产生了影响。6月6日，大使卡西尼递交了沙皇写给罗斯福的信。尽管信中表明俄国不想议和或进行调解，但就在同一天，在与高层贵族和军官进行商议时，沙皇最终同意进行议和谈判。第二天，他告诉美国大使，说他同意罗斯福提出的俄国和日本在无调解者的情况下进行会晤的建议，“以探明双方是否能握手言和”。[24]

6月8日，罗斯福总统给美国驻东京大使和驻圣彼得堡大使发送了相同的信函，要求他们分别向两国政府传达其意愿，“如果两国认为在为停战谈判安排会晤的时间和地点方面，他的效劳是有所助益的话，那么他将竭尽所能”。6月10日，日本外务省答复说日本愿意“委派全权代表，在两个交战国相互约定的、便于两国直接和单独地进行谈判以及缔结议和条款的时间和地点与俄国全权代表进行会晤。”[25]

俄国在给美国大使的答复中说道：“关于俄国和日本全权代表的最终会晤，是‘为了探明两国是否有可能达成议和条款’，如果日本政府表达了同样的意愿，那么帝国政府原则上对会晤也无异议。”[26]但是，法语原文或俄语译文中原本没有“同样的”这一词语。少了这一词语，俄国的答复就意味着，如果日本首先表达了希望会晤的意愿，那么俄国愿意参与。为了不让俄国在照会中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惹怒日本，美国故意淡化了这一表述的语气。[27]

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的傲慢（尽管他支持维特伯爵，也支持议和）继续考验着罗斯福总统的耐心。6月16日，罗斯福被俄国激怒了。他给参议员亨利·加博·洛吉（Henry Cabot Lodge）写信说道：“俄国如此腐朽堕落、如此奸诈阴险、如此善变不定、如此不够资格，我完全搞不清楚他们是否会进行议和，是否会随时中断谈判。”[28]罗斯福多次表达类似这样的情绪。即使罗斯福从未公开表达，但俄国人一定觉察到了他对俄国政府的敌意。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俄国人愿意参加一个由具有明显反俄倾向的总统召集的议和谈判。[29]

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谈判地点。刚开始，罗斯福提议在荷兰海牙进行。日本反对，提出在芝罘（位于山东半岛北部海岸的一个港口，与旅顺隔着一个渤海湾）举行。日本将华盛顿列为第二选项。俄国的首选地点是巴黎，不过华盛顿也是他们的第二选项。因此，罗斯福便将地点定在了华盛顿。就在罗斯福把这一决定告诉俄国大使时，拉姆斯多夫发了一封电报，说他更愿意在海牙举行，因为华盛顿路途遥远、夏季炎热。但是，小村不仅拒绝将地点选在海牙，还声称日本不会去欧洲的任何地方。[30]罗斯福拒绝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拉姆斯多夫向沙皇发了一份简信，征询他的意见。幸运的是，沙皇在回信中写道，“我没有理由反对将华盛顿作为我们与日本的全权代表进行初步谈判的会晤地点” 。[31]这封信结束了对地点的讨论，但“初步谈判”这个词表明沙皇并不期待能在议和谈判中做出重要决定。

下一个问题便是讨论谈判时间。日本代表团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抵达美国的东海岸。这意味着谈判将在夏季进行。为了使代表们避开华盛顿夏季难以忍受的高温，罗斯福提出了另一个更加凉爽的城市，于是，最后的地点定在了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市的海军码头。日本和俄国都接受将朴次茅斯作为谈判地点。

罗斯福提议在8月的前十天开始谈判，以便日本有充足的时间抵达朴次茅斯。尽管沙皇起初不愿接受议和谈判，但现在他希望谈判尽快开始，因为他担心日本可能会利用拖延时间的方式来夺取库页岛。[32]俄国产生这样的担忧也是有原因的，据金子说，罗斯福曾建议日本立刻入侵库页岛，以便增加在谈判桌上赢得胜算的几率。[33]

选择全权代表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事。显而易见，伊藤博文是日本代表团团长的合适人选，但众所周知，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主张与俄国和解。他的朋友警告他说，如果日本代表团未能达成日本民众所要求的议和条款，他将会因为同情俄国而遭到指责。幸运的是，天皇告知总理大臣桂太郎，说在议和谈判期间需要伊藤留在东京商议谈判事宜。伊藤躲过了需要为是否担此重任做出选择这一令人头疼的问题。[34]

沙皇的干预使得俄国全权代表的选任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尽管拉姆斯多夫令人信服地辩称，采用财务和经济方面的专家至关重要，但尼古拉仍反对选用维特——这个显然再合适不过的人选。6月25日，罢工工人和政府军队在敖德萨发生冲突，两天后“波将金”号（Potemkin）战舰上发生了叛变，俄国的局势急转直下。“波将金”号叛变[35]是俄国局面动荡不安的征兆。这次叛变得到了日本间谍的支持，他们向沙皇政府的反对者（包括列宁）提供资金，叛变活动在芬兰和波兰——俄罗斯帝国中渴望独立的两个地区——尤其猛烈。[36]

8月10日，日本和俄国的代表团开始谈判。第二天，日本提交了一份列明了十二个要求的正式清单，包括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俄军撤出满洲；俄国将租借的旅顺出让给日本；割库页岛给日本；向日本支付战费以及只能将连接满洲和海参崴的铁路用于工商业目的。[37]

俄国对日本的要求感到吃惊。维特对同行人员说，“日本的条件比我们预料的要严苛得多” 。但事实上，只有两个要求给接下来的谈判造成了麻烦：割让库页岛和支付赔款。沙皇一再强调俄国不会支付一个卢布用作战争赔款，也不会割让俄国的一寸土地。他之所以拒绝这两个条件，是出于荣誉方面的考虑，而非实际政策需要。在俄国谈判注意事项的初稿中沙皇写道：“俄国绝不会支付赔款。我绝不答应。”他在词语“绝不”的下面划了三条线。[38]

沙皇也反对割让库页岛。俄国从1875年才开始占有库页岛。当时，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一份条约[39]，用千岛群岛换取库页岛的主权。曾在1890年参观了这块政治犯流放地的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发布了一篇报告，让俄国人都知道了库页岛的荒凉。为了不放弃这个荒岛的一寸土地，沙皇——这个已经将触角伸到了欧洲和亚洲的大国统治者——正准备延长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小村寿太郎似乎也受到了荣誉观的影响。4月，在召开内阁会议确定具体的议和条件（天皇对这些条件表示赞成）时，日本仅将三个要求列为“绝对必要条件”：（1）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行动完全自由；（2）双方在规定期限内从满洲撤军；（3）俄国将租借的旅顺以及旅顺到哈尔滨的铁路出让给日本。[40]日本还将四个要求列为“尽可能达到但非绝对必要条件”，其中包括赔款和割让库页岛。如果在达成三个“绝对必要条件”后小村就已经心满意足的话，那么谈判本来可以顺顺利利地进行下去，然而，小村坚持要求获得赔款，并且未告知日本政府沙皇愿意就库页岛做出让步（沙皇愿意让俄国和日本分割这一岛屿），这几乎导致谈判破裂、重新诉诸战争。[41]8月26日，小村给东京发了一封电报，宣布他打算中止谈判。[42]

8月28日，总理大臣召开了一次会议，内阁成员和三名元老（伊藤博文、山县和井上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对俄国未能对日本就达成和解所做出的努力给予响应表示遗憾，但一致认为唯一能够替代继续谈判的做法就是开战。他们承认，在年底前攻占哈尔滨可能并不困难，但这需要额外的军队，且日本缺乏增设师团以及把士兵送上战场的财政储备。此外，即便日本最后夺取了哈尔滨和海参崴，仍不能给俄国造成致命一击。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的结论是必须议和，即使这意味着日本不得不放弃赔款且无法获得库页岛。[43]

当天下午，日本召开了三名元老和内阁大臣参加的御前会议。尽管内阁知道俄国拒绝做出让步，也知道继续谈判存在着巨大困难，但他们决定向小村发电报，说军事和经济状况迫使日本必须进行议和谈判，即使会失去赔款和库页岛。无论如何，日本开战的基本目标——解决与韩国和满洲有关的重大问题——已经实现。他们指示小村首先对赔款问题做出让步，作为俄国接受日本占领库页岛这一既成事实的交换。如果俄国在库页岛问题上拒不让步，那么小村应请罗斯福总统出面，让总统建议日本为了和平和人道而撤回领土要求。[44]最后这一招显然是为了保全日本的面子，避免日本因单方面撤回请求感到尴尬。

这些指示似乎承认日本在谈判桌上被打败了，日本代表团的成员感到震惊，他们开始哭泣。8月28日，维特也收到了一封令人沮丧的电报。拉姆斯多夫转述了沙皇的话：“向维特传我命令说，不管怎样都要结束谈判。我宁愿继续战争，也不愿等待日本施恩让步。”[45]两名俄国代表——维特和罗森——对是否要遵守沙皇的命令意见不一。维特决定无视这一命令，再次提出了放弃库页岛南部这一议和建议。

日俄两方在朴茨茅次和谈

8月29日，在秘密会议上，维特同意割让库页岛，小村按照东京的指示接受了这一约定。他们还就从满洲撤军和满洲铁路的处置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46]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当维特走出谈判室时，他宣布双方握手言和，日本已经同意了所有事项。[47]

当天晚些时候，在正式会议上，小村遵照指示要求获得整个库页岛,维特拒绝，于是小村便改口说，为了和平与人道，日本将接受俄国提出的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分割岛屿的提议。对于旁观者来说这不过是场演戏，但是，维特建议说应立即采取行动，以便达成停战协议，避免给士兵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这场会议由此落下了帷幕。9月5日，小村和维特签署了议和条约。与此同时，已经达成和解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听到这个条约，沙皇目瞪口呆。他在日记中写道：“入夜时候，维特发来电报，告知议和谈判已经结束了。那之后的一天里，我都精神恍惚。”[48]

俄国人的最初反应几乎可以说是全面否定，某个俄国俘虏的英国妻子反应最为激烈，没有人能与之相比：“通过新型外交手段进行的议和！二十世纪的议和！在美国进行的议和！在美国的‘喀琅施塔得’达成的议和！所有的传统都被打破了。日本和俄国没有进行议和——不需要议和。噢，不！那个可恶的美国总统，他煞费苦心，都是他干的好事。是他想要议和，他就想这么干。我觉得他八成是将那些参加会议的人锁在房间里，让他们饥饿难耐，最后不得不服从。”[49]

没有亲眼目睹战争的大多数俄国人都认为，当俄国军队在满洲尚且具备比以往更好的战斗力来抗击日本时，进行议和是荒谬的。美国驻俄国大使乔治·梅耶（George Meyer）在日记中写道，尽管罗斯福因在议和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赢得了全世界的感激，但他不要指望能从俄国那里获得感恩，因为俄国人认为要是没有他的干预，俄国本来可以赢得这场战争。[50]不过，一名在战争期间曾在总参谋部担任高级职务的俄国官员说道，这两支军队都很强大，都花了大力气，无论哪一方发动攻击，都必定会酿成灾难，造成惨重损失。

俄国代表团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已经设法避免支付赔款，做出的领土让步也只是割让日本曾经占领的那个荒凉小岛的一半。因此，他们会在签约后的庆宴上喝香槟酒庆祝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日本没有参加庆宴。小村和同行人员奉命不得不签署了一份完全违背他们意愿的条约。他们能很容易地想象出来，在回到日本后将受到狂风暴雨般的接待。

最开心的人大概是罗斯福总统。法国、德国，甚至是英国（即使一些英国人最初对盟友日本做出如此多的让步感到惊讶）都对罗斯福大加赞赏。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和英国又续签了为期五年的英日同盟。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英国声称，日本因续签同盟而获得的保障将会减轻他们在议和条约中的失利。无论对罗斯福进行了怎样的批评，这些批评都快速地消退了，罗斯福收到了明治和尼古拉发来的感谢电报。就在议和条约签订之前，他给美国驻北京公使写信说：“我之前是亲日派，但在与议和谈判的专员打交道后，我比以往更加亲俄了。”[51] 1906年，他因致力于结束战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议和条约的条款在日本的媒体上公布时，社会一片哗然。民众计划于9月5日在日比谷公园召开群众集会，抵制条约和弹劾内阁大臣，但是，警察不允许示威者进入公园。约三万人的示威者冲破了设置在公园门口的路障，数量不多的警察无法控制这些示威者。于是，政府调来了军队，以保护皇宫、各个部门和外国公使馆。

公园里冲突的嘈杂声在皇宫里也能听到，天皇无法平静地坐在椅子上，他来回踱着步，探听着这场骚乱的动静。突然传来一声枪声，是军警在开枪恐吓示威者。向来镇静冷漠的天皇也因宫外的嘈杂声变得格外激动。[52]不久，总理大臣桂太郎赶到宫中汇报情况，当晚，天皇不停地派遣侍从打探事情的最新进展。

示威持续了两天多。第二天，示威者纵火焚烧了街上的十多辆汽车，烧毁了许多警察岗亭。直到11月29日，天皇才解除了对东京及周边地区颁布的戒严令。其他城市也发生了小规模的抗议集会。骚乱发生的第三天，一场暴雨阻碍了示威者的活动，使局面得以恢复正常。

国外对日本反对议和条约的示威游行进行了大肆报道，有些报道将此描述成日本民众发泄仇外情绪或反基督教情绪。不过，身在东京的外国观察家迅速予以否认。罗斯福总统认为，让民众期待俄国将会支付一大笔赔款的日本政府理应受到谴责。[53]可以肯定的是，和平是众望所归的，罗斯福也因为在实现和平方面发挥了作用而感到骄傲。他在写给公使高平的信中说：“你们日本人已经将宏大的战争转变成伟大的和平。”[54]

[1] 英国驻俄大使的报告，见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38。

[2] 英法历史上曾多次为争夺欧洲霸主地位而爆发战争，特拉法尔加海战便是其中之一，被称为“帆船时代规模最大的海战”。1805年10月21日，双方舰队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外海面相遇，战斗持续五个小时，由于英军指挥、战术及训练皆胜一筹，法兰西联合舰队遭受决定性的打击，主帅被抓，21艘战舰被俘。此役之后法国海军精丧尽，从此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得以巩固。——译注

[3] 外务省编撰，《日本外交文書：日露戦争五》，第231—232页；转引自Shumpei Okamoto, 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119。

[4] 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73. 罗斯福指的是清日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这次干涉使日本丧失了辽东半岛。

[5] 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23-27.

[6] 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80。这封报文详述于小村在4月25日向高平发送的电报。

[7]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25.

[8]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3页。

[9]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4页。

[10] 佐佐木信纲编，《明治天皇御集谨解》，第244页。《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5页上，诗的最后一句是“つたへきにけり”。

[11]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0页。

[12] 佐佐木信纲编，《明治天皇御集谨解》，第254页。“ひむがしの都（东边之京师）”是以诗意的方式借指东京。

[13]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83—84页。也向鸭绿江军队发布了类似（但更短的）诏书。

[14]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93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01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56页。

[17] 金子坚太郎，《日露戦役秘録》，第217页。

[18]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39.原文见《日本外交文書：日露戦争 五》，第233—234页、第252—254页。

[19]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40.

[20] Isaac Don Levine, 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p. 172.

[21] Isaac Don Levine, Letters from the Kaiser to the Czar, p. 175。

[22] 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219. 美国驻德国大使查理曼·陶埃尔（Charlemagne Tower）在6月9日的信中向总统汇报了此事。

[23] 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220. 在6月4日的信中，德皇给大使陶埃尔写信说，“考虑到会对我们所有人构成严重威胁，对于这种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在沙皇身上的重大威胁，我已经给他写信，劝说他启动议和谈判”。他告诉陶埃尔说，“除非进行议和，否则他们将刺杀沙皇”。另请参阅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41。

[24]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p. 43, 45.

[25]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p. 224-225, 225-226. 日语原文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73页。

[26] 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226.

[27]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48.

[28]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47。

[29] 对于沙皇和俄国政府怀疑他是亲日派，罗斯福已经察觉到了这种危险（《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03页）。

[30]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76页、第177页。

[31]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51.

[32] 美国大使乔治·冯·伦克尔·梅耶（George von Lengerke Meyer）前去谒见沙皇，劝说他同意进行直接谈判，沙皇最终妥协，之后突然坦白说，“你选在一个最适当的时机前来；到目前为止日本还没有踏足俄国的土地；但是，我意识到他们很快便会袭击库页岛。因此，在袭击发生之前进行会晤是至关重要的”（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94）。3月31日，天皇下令调集日本第十三步兵师，以便攻占库页岛（《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06页）。

[33] 金子坚太郎，《日露戦役秘録》，第225页。金子写道，6月8日，罗斯福敦促他给日本政府发送电报，建议日本在谈判开始前占领库页岛，甚至还详细说明了日本为此需要的士兵和炮艇数量。罗斯福认为，除非日本占领俄国的领土，否则，日本在谈判桌上将处于不利地位。就在罗斯福提出建议后的整整一个月，日本向库页岛派了两艘炮艇和一支混合旅。金子说，他无法确定日本采取此次行动是否因为受到了罗斯福建议的激发。亦见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46。

[34] 早在战争开始时，天皇就很信赖伊藤。当伊藤决定派遣金子赴美时，天皇坦言，这总比伊藤亲自前去要好，但这一次，天皇明确表明他需要伊藤的建议，不会让伊藤去国外（金子坚太郎，《日露戦役秘録》，第16页）。

[35] 指1905年发生于“波将金”号战舰上的一次哗变，该舰原是帝俄海军的骄傲，但一连数月伙食太差，肉都长满了蛆，水兵因抱怨伙食而遭军官击毙，由此引发叛变。军舰开到奥德萨阶梯（The Odessa Steps）接受人民的食物补给，但步兵赶到镇压，进行了大屠杀。——译注

[36] 松村正义，《日露戦争と金子堅太郎》，第234—241页；黑羽茂，《日露戦争史論——戦争外交の研究》，第287—311页。陆军大佐明石元二郎以日本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馆为据点，操纵了一个间谍网络，掌握了有关俄国局势的情报。受芬兰爱国人士柯尼·希力亚客士（Konni Zilliacus）的鼓动，他会见了俄国的各类革命分子（包括列宁），并给予了慷慨资助。谈到明石的活动，希力亚客士说，“在获得资助的人中，有一半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另一半则不关心”（Noel F. Busch, Emperor’s Sword, p. 122）。
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俄罗斯帝国警察局公布的一个叫做《落花流水》的小册子描述了明石的秘密活动。他和俄国革命分子合作，帮助这些革命分子在1905年和1917年的反政府活动中取得了成功。1988年，赫尔辛基公布了《落花流水》的部分英文译文。关于日本战时的情报活动，见John Albert White, 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 138-142。狄隆写道，“罢工、示威、地下煽动活动、分发革命传单以及在芬兰和俄国之间秘密偷渡武器，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日本的情报活动进行了证实”（E. J. Dillon, The Eclipse of Russia, p. 184）。
金子坚太郎在晚年回忆说，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他将亨利·亚当斯描述成国务卿约翰·哈依的智囊——曾向他提议说，日本应向芬兰和瑞典派遣间谍，以便煽动那里的民众，并制造混乱。1905年1月15日，金子和亚当斯在华盛顿会面（金子坚太郎，《日露戦役秘録》，第70—76页；Noel F. Busch, Emperor’s Sword, p. 122； Elizabeth Stevenson, Henry Adams, pp. 315-316）。

[37]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84, 61.

[38]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p. 82-83. 6月4日向日本大使发送的初始要求的原文详列于《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198页。这些要求与在朴次茅斯提出的稍有不同。例如，按照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从要求清单上删掉了解除海参崴的军事管制这一要求。

[39] 即《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译注

[40] Shumpei Okamoto, 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p.117.

[41] 埃斯瑟斯写道，“根据可以查阅的记录，无法最终确定在库页岛问题上小村是不是故意误导日本政府”（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51）。直到媒体上报道沙皇的决定时，小村才将俄国分割库页岛的提议告知日本政府。罗斯福总统给德皇写信，提议对赔款问题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公断，但无法联系到小村对此进行确认。埃斯瑟斯认为，小村是故意不做出答复的（p. 153）。

[42]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281—284页。

[43]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286—287页。

[44] 桂太郎向小村发送的英文全文，请参阅Morinosuke Kajima, The Diplomacy of Japan, 1894-1922, 2, pp. 349-350.

[45]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58.

[46] Morinosuke Kajima, The Diplomacy of Japan, 1894-1922, 2, pp. 351.

[47]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59.

[48]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64。

[49] Eliza Ruhamah Scidmore, As The Hague Ordains, p. 346. 提到喀琅施塔得，只是为了说明这个俄国海军港口类似于朴次茅斯。此处使用“他煞费苦心”，是讽刺罗斯福喜欢吃力不讨好。

[50]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65.

[51]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p. 171, 173。

[52]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14—315页。

[53] 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 p. 188. 他引述了罗斯福于9月6日写的一封信。

[54] 见Raymond A. Esthus, Double Eagle and Rising Sun，1905年9月8日西奥多·罗斯福写给高平小五郎的信。

第五十六章
高宗抵抗

第一次英日同盟签订于1902年，有效期五年。但在1905年条约仍然有效时，英日双方对条约进行了修改和续订。日俄战争期间，英国以各种方式帮助日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出售武器弹药。没有这些，日本就无法持续作战。[1]当英国发现俄国军舰时，他们便通知日本；在阻止俄国黑海舰队（这支舰队本可以增强派去与日作战的海军部队的力量）的军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时，英国也帮了很大的忙。[2]不过在战争期间，英国宣布其政策为严守中立，不会向日本提供官方援助。[3]

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充分意识到了结盟的重要性。1904年12月，英国驻东京公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汇报说，在与总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交谈时，二人均谈到“如果打赢这场战争，日本将谋求与英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4]英国也渴望续订盟约，这在向总理大臣提出的各类建议中不难看出来：为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英国将向天皇颁发最高荣誉勋章——嘉德勋章；驻日公使将被提升为驻日大使[5]；英国提议续签为期五年的盟约。

1905年2月12日，在日本外务大臣为庆祝英日同盟成立三周年而举办的晚宴上，小村不仅按照惯常做法提议为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健康干杯，还表达了希望巩固和加强同盟的意愿。英国不确定小村讲话的可信度有几分，但3月29日，国会的保守党人克劳德·劳瑟（Claude Lowther）力劝政府以更加坚定的态度续订盟约，认为这是“以精简、有效的方式确保大英帝国安全的唯一可行方法。”

劳瑟对俄国给印度带来的威胁感到担忧。俄国不惜巨资修建了铁路，能够迅速向印度边境转运超过五十万名士兵的军队，这样一来，保护印度的最经济划算的方式就是和日本军队携手合作。他提议说，英国不仅仅要续签盟约，还应向盟约赋予新的角色：如果一方的亚洲属地遭到侵袭，双方应互为援助——英国将派舰队，日本将派陆军。这一约定将使英国免于维持一支印度军队，进而免于给英国纳税人造成不堪忍受的重担；此外，这一约定还将为日本节省下打造一支舰队的费用。[6]

难以想象日本政府会答应为保护大英帝国免遭俄国袭击而向印度北部派遣陆军，但尽管如此，日本仍非常渴望继续进行联盟。对日本来说，联盟的主要原因似乎是这是防止俄国发动一场复仇之战的最好办法；此外，联盟还将“使俄国和法国近期打着‘黄祸’的旗帜设想成立一个欧洲联盟来对抗日本的计划无法实现”。[7]

对于日本人不愿保卫印度的情况，自认为能够说服日本人的一些英国政府成员提议说，如果俄国对印度北部边境构成威胁，他们将请求日本派遣十五万名士兵。他们坚持认为，日本在印度为英国提供援助无非是一个公平的交易，日本借此可以换取英国海军支持以及默许日本对韩国采取的可能行动。

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的战役中大获全胜，极大地提高了谈判地位。双方于1905年8月12日在伦敦签署了最终条约，有效期为十年，规定双方在东亚、印度和东印度国家发生争端时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条约没有约定秘密条款，日本也没有承诺将向印度派遣士兵，不过，条约承认英国在印度边境享有安全方面的特殊利益。[8]尽管签订条约的时候日俄还在朴次茅斯进行议和谈判，但它对谈判造成的影响不大。

就在新条约签订后不久，首相亚瑟·詹姆斯·贝尔福（A. J. Balfour）宣布辞职。但在离任前，保守党政府将英国驻东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以此表示对日本的尊重。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也纷纷效仿，此举象征性地承认日本已经成为了一流强国。英国尊重日本的第二个举动是，政府提议向天皇授予嘉德勋章。此前，爱德华七世以不得向非基督教徒的君主颁发嘉德勋章为由，拒绝了类似提议。但在1903年，出于政治原因，尽管国王反对，英国政府仍向波斯国王授予了嘉德勋章。因此，英国政府决定遵循这一先例，坚持向天皇授予勋章。国王别无选择，只能默许。1906年2月20日，国王任命亚瑟王子担任授勋代表团的团长。[9]

在这支尊贵的代表团中，有一名成员是在1866年到1870年间担任英国驻东京公使馆翻译的雷德斯戴尔（Redesdale）勋爵，原名为米特福德（A. B. Mitford）。他在像书一样厚的报告《赴日嘉德授勋团》（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的开头几页描述了重返日本的愉悦心情：

从来没有哪一个冬天的旭日能像1906年2月19日那天那样让人感到无上荣耀，王冠级大型防护巡洋舰的舰长萨沃里（Savory）载着亚瑟王子和嘉德授勋团前往日本，于黎明时分驶进了横滨港。也从来没有哪一天的太阳能像那天那样照耀着如此美丽的场景。国王的旗帜在主桅上飘扬；沿岸的建筑物和停靠在海湾的船舶都张灯结彩，这些海湾像那不勒斯一样湛蓝；十一艘巨大的军舰礼炮轰鸣，隆重欢迎我们的到来，日本乐队演奏着《天佑国王》；远处是松林覆盖的箱根山脉，和我记忆中的画面一样美丽；不过，最美的当属无与伦比的富士山，山巅白雪皑皑，在晨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它那神秘的锥形山峰高耸入天，欣慰的是没有云朵来破坏它那优美的体态；山神“木花之开耶姬”令富士山愈发美丽，仿佛是在向我们送来问候，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的日本为它的朋友和盟友——国王爱德华七世——派出的使团做好了精心准备。[10]

沿着横滨街道站立的欢迎人群让雷德斯戴尔感到异常兴奋：

街道非常拥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排列成行——他们以身高划分，成人站在后面，儿童站在前面，最好的地方按照规定留给了年龄最小的人。每一个儿童都拿着两面旗帜——一面是日本国旗，一面是英国国旗，他们热忱地挥舞着；随后，从这个喧闹的高低音混合的合唱团中发出“万岁”的呼喊声！[11]

使团成员登上了一列将他们载往新桥站的火车。在新桥车站，日本政府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仪式：

这场仪式一定让所有亲眼目睹的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澎湃不已。从最初建国之刻起，像亚瑟王子所受到的这般恭维，之前还从来没有过。亚瑟王子被皇太子和其他皇室亲王团团围住，天皇亲自迎接贵宾的到来。这位威严的国民尊崇至极的君王，就算实际上不是神，但至少也远远超出了凡俗。他公开欢迎外国王子的到来，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天皇热情地和王子握手，明确无误地向其国民传达这样一个讯息：“这是我的朋友。”[12]

与明治天皇曾接见过的所有其他国王、王子或总统一样，亚瑟王子确信天皇之前从未向任何人表达过这样的友谊和尊重。雷德斯戴尔也沾沾自喜地说道：“日本天皇在神秘、隐居般的岁月中存在了八个世纪之久。我是在场唯一一个能够想到过去时代的欧洲人。”[13]显而易见，他对天皇印象深刻，四十年后再次见面时：“根据我们能够获得的所有信息，他的脸上流露出来的那股力量就是他的最大特征。日本的政治家告诉我们，他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公务上，仅有的片刻休闲时间也用来写诗消遣。”

嘉德勋章的授予仪式非常庄严。[14]嘉德勋章是授予英国骑士的一种勋章，由国王爱德华三世于14世纪设立。勋章（至少根据传说）起源于一位宫女。这位宫女的吊带袜掉在了王宫的地板上，国王拾起吊带袜，还给了宫女。在场的一些人哄堂大笑，但国王用法语斥责他们说，“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心怀邪念者蒙羞），由此这句话被刻在了勋章上。

亚瑟王子告诉天皇说，这一勋章仅向国王、威尔士亲王和二十五名骑士授予过，是英国公认的最高贵的骑士勋章。习惯上，除了英国骑士外，只授予那些与英国国王有着特殊、非凡的友好关系或者建立了联盟的尊贵君王、国王和亲王。

明治并没有被威慑住。起初，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勋章时，他似乎很高兴，并愉快地接受了；但之后，他召见了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并说道：“朕对接英使厌苦不禁，卿宜以措辩谢绝其来航。”

惊愕的田中说道：“陛下已诺之，至今欲谢绝，然康诺特殿下已由本国出发，且如此则失信于国际上，断不可行此。今唯待殿下至且受之。”

这些话让天皇感到一点儿也不高兴，但他一言不发，没有再下达命令。他不愿接见亚瑟王子，大概与王子或英国没有关系，而是因为天皇厌烦了接待外国宾客。在接见宾客之前，他总是情绪低落，常常责备安排接待事宜的工作人员。但是，一旦宾客抵达，天皇不会表现出丝毫的不悦；相反，那些曾获得天皇接见的人都对天皇的真诚和蔼留下了深刻印象。[15]

即便天皇勉强同意接见亚瑟王子和接受嘉德勋章，但这项殊荣对天皇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当西园寺公望（1906年接替桂太郎担任总理大臣）请求天皇前往横滨迎接王子的船舰时，天皇拒绝，并说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他最多只同意到新桥车站迎接使团。虽然后一举动的殷勤程度远不及西园寺所提议的那样，但却被雷德斯戴尔视为“日本以最礼貌周全的方式准备的、以最彬彬有礼的态度执行的尊贵殷勤的举动。”

天皇的抗拒情绪一直持续到了最后。礼宾官员告诉他说，在接受嘉德勋章的仪式上不得佩戴任何其他勋章，但天皇坚持佩戴多个日本勋章。最后，他摘下了大勋位菊花章，但仍在胸口别上了勋八等桐叶章等其他勋章，仿佛是在维护日本勋章的威信。

雷德斯戴尔没有提到违反嘉德勋章授勋礼节的行为，也没有提到授勋时发生的尴尬事情。当王子将嘉德勋章中的带子系在天皇的膝盖下方时，针扎到了手指，带子上沾上了鲜血。亚瑟王子当时年仅二十三岁，显然很紧张，但天皇看到血痕似乎很镇定。侍从日野西资博描述了在仪式结束后，仍戴着礼帽并佩戴着在仪式上获得的徽章的天皇是怎样离开仪式大厅、回到私人宫室的。在脱掉礼帽并将其递给一位宫女时，他发出一声大笑，好像在说“为什么朕非得干这些事”。[16]当天在和末松谦澄（枢密院的一名顾问）及其他人共进午餐时，天皇讲述了发生的事情，并对亚瑟王子的沉着表示赞赏。之后，他将带有血迹的勋章展示给末松和另外几个人看。[17]

当晚，天皇礼节性地回访了亚瑟王子。据雷德斯戴尔勋爵回忆，天皇对仪式的举办和顺利举行表示高度赞赏，巧妙地避免提到仪式上的晦气事情。接着，他拿出一个漆盒，从里面取出大勋位菊花章的绶带和星章，并亲手将绶带系在亲王的肩膀上，将星章别在亲王的胸前。雷德斯戴尔勋爵再次难抑激动的心情：“在此之前，即使接受勋章的是皇太子，也从来没有天皇屈尊授勋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将用于盛放勋章的、没有打开的盒子递给对方。个别时候，他最多也就是打开盒子。但是，除了亚瑟王子外，还没有一个人敢吹嘘说天皇为自己系上了绶带、别上了星章。”[18]

那天晚上，天皇举办国宴款待亚瑟王子和嘉德授勋团。亚瑟王子与有栖川宫亲王一道引领着众人走向宴会厅。随后，戴着嘉德勋章的佩星和领环的天皇走了进来，跟在他后面的是东伏见宫亲王；在他们后面的是其他亲王和内亲王。据雷德斯戴尔勋爵回忆，晚宴很棒，并且时间不是很长：

甜点刚上，天皇便站起身，举杯向英国国王祝酒，并且郑重庄严地一饮而尽，乐队演奏起《天佑国王》。没过多久，亚瑟王子起立，并祝愿“日本天皇陛下健康、长寿、富足”，此刻，乐队奏响庄严的日本国歌。值得一提的是，这大概是日本天皇第一次举杯祝酒。[19]

雷德斯戴尔用兴奋的腔调结束了对那天的描述：

令人难忘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这是史无前例并开创了许多先河的一天，是带着愉快征兆的一天，它标志着两国关系步入了一个新时代。大约在四十年前，我和一位日本绅士观看一幅使用墨卡托投影[20]绘制的世界地图。他指着西边的英国和东边的日本说道，“看看这两个岛国！您不觉得它们就像一张脸上的两只眼睛吗？如果它们能像人的眼睛一样，朝着一个方向眺望的话就好了！”这位绅士已经逝世多年，如今，他的虔诚愿望实现了——或许至少可以期望在确保远东和平方面得以实现。[21]

2月24日，天皇在歌舞伎剧院举办了戏剧表演以款待亚瑟王子。戏剧以益田太郎专门为这一场合编写的歌舞伎剧目作为开场，以英国人三浦按针[22]与一名叫做阿通的日本女子结婚作为收场。整个庆典在歌舞伎的舞蹈和为年轻王子演唱的欢迎之歌中落下了帷幕。据雷德斯戴尔所说，庆典的结束语是：

现在，英日两国团结携手，友爱长存。

若宫合唱团唱起了欢迎歌

妙！妙！妙！[23]

2月26日，天皇亲临霞关离宫，向亚瑟王子道别，正式结束了授勋庆祝活动。不过为了参观京都、奈良、九州和日光，王子在日本一直待到了3月16日。

与英国续签盟约改变了日本与韩国的关系。日本一直担心，如果在韩国采取的战时措施演变成永久占领政策，会遭到各个大国的反对，但英国明确表态说其不会给日本制造任何困难。即使是最同情韩国的美国也表示，美国乐意支持日本在韩国享有占优势的影响力。[24]11月2日，天皇派人请来伊藤博文，命令他作为特使前往韩国。伊藤将向高宗皇帝递交明治天皇的亲笔信：

大日本帝国天皇敬亲爱之大韩国皇帝陛下白：

为全帝国之自卫，维持东亚全局之康宁，朕前不得已，同邻邦开战端，而来结兵祸二十月，遂能克复和平。思其间陛下长同朕分休戚，两国臣民亦共安危，兹特派朕信任之枢密院议长正二位侯爵伊藤博文，奏报陛下光荣和平之恢复。贵我两国将来安定之诚意得陈于陛下，则为朕之最幸喜之所在也。期贵我两国之关系此际进一层亲密。盖贵国之不幸在国防未备、自卫之基础未固，向来常不足确保东亚全局之和平。朕同陛下共遗憾。故去岁定两国间之协约，以至帝国担任贵国防卫之责务。今虽幸克服和平，然为恒久维持，杜绝东亚将来之滋端，两帝国之结合益加巩固极为紧要。其方法朕命政府确立之。盖贵皇室之安宁无有损伤，乃朕之先确保之所在。冀陛下深察宇内之趋势，顾国家民人之利害，听朕至诚之忠言。兹祈陛下之圣德及贵皇室之康宁。[25]

伊藤的使命就是告诉韩国人，在朴次茅斯签署的议和条约中，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享有政治、军事和经济特权，并且承诺不会干涉日本为引导和保护韩国可能采取的任何措施。伊藤获得授权，与韩国签订一份保护韩国领土完整和维护东亚日后和平的新条约。

11月15日，伊藤觐见了高宗皇帝，但还没等他透露关于使命的一个字，皇帝便大吐苦水，对日本在韩国的行动抱怨不已。一开始，他对最开明的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他总是乐意遵循井上的意见）被召回从而导致发生无法理喻的事件（谋杀闵妃）感到痛惜。如果井上能在韩国再待久一点儿，这场灾难可能就不会发生了。这场密谋的元凶虽然是韩国人，但他们无疑借助了日本人的力量。

然而，皇帝继续说道，再提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他想谈论的是自去年3月伊藤首次访问韩国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建立了一个本应只让韩国人控制的银行系统，但事实上，日本的银行——第一银行——控制着各项交易，导致韩国人民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日本甚至插手干涉皇室的私有财产。当皇帝向陆军大将、韩国驻扎军司令官长谷川控诉时，长谷川宣称那是必需的措施，皇室只能默默接受。

财政事宜并非仅有的问题。毫无警惕的韩国人在欣然接受日本人提出的“改良措施”后，邮政和电报通信——任何一个社会的命脉——便完全掌握在了日本人的手里。明治在亲笔信中提到，韩国没有充分的能力进行防卫，但这是由日本干涉造成的。根据日本下达的命令，韩国的武装部队急剧减少，甚至无力镇压匪帮贼党，更别提抵御外国侵袭了。此外，日本军队还颁布了保护铁路和电报通讯的命令，但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韩国人无法看懂随处张贴的通知，而那些违反了日本命令的韩国人被依照军事法判处枪决。

皇帝接着说，起初，韩国人欢迎日本人的到来，但最后韩国人民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最近有谣言说，今后外交事务将由日本人负责，导致民众产生了更大的恐慌。这些事态的发展已经促使韩国人（无论高低贵贱）对日本用意的真诚度产生了怀疑。皇帝力劝伊藤设身处地地为韩国民众目前所面临的危机着想。

伊藤大概没有料到会听到这番控诉，他回答说，他很理解皇帝的不满。不过，他有一个问题要问：韩国依靠谁才能残存至今？多亏了谁韩国才能独立？如果陛下了解这些情况的话还会抱怨吗？

皇帝打断他，说道：“其事朕知悉。明治十八年（1885）之《天津条约》，二十八年（1895）之《马关条约》共明确我国之独立。一由日本之力，又卿折冲之力甚多。”

接着，皇帝继续长篇大论地对自己在1896年做出去俄国公使馆避难的决定进行辩解。还没有汇报使命的伊藤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悦，在皇帝的一席话被翻译成日语时，伊藤强行打断道：“外臣奉我至尊之大命，来谒陛下，然未了其事，拜听陛下言往事。事虽有枝叶之嫌，然外臣不敢厌之，他日得闲另拜听之。外臣今陈奏使命之大体。”[26]

尽管伊藤急不可耐，不太想提过去的事情，但他还是从1885年在天津与李鸿章的会晤开始讲起。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坚持要维护韩国的独立，并且阻止了李鸿章实施将会威胁韩国独立的计划。1894年，清朝企图利用东学党起义对韩国进行统治，但日本在继而发生的战争中打败了清朝。之后，俄国成为了韩国独立的最大威胁，在陆地和海上对韩国形成包围之势，似乎准备吞并韩国。日本宁愿牺牲自己国民的性命和国家财富，也要救东亚于水火。战争的结果就是保全了韩国的领土完整，这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伊藤清楚地知道，韩国所遭受的一些苦难是由日本采取的措施造成的，但这是无法避免的，他确信让韩国人忍受这些苦难并不过分。因为多亏了日本的政策，韩国的领土完整才得以维护，东亚的和平才得以实现。

最后，伊藤将话题转到了当前的问题上来：日本天皇希望永久维持和平，防止将来给东亚造成威胁，于是派他前往韩国谒见陛下，他还将天皇希望日韩两国结成更稳固联盟的意愿传达给皇帝。韩国与外国的对外关系将由日本政府负责管理，但内部事务将继续交由韩国皇帝定夺。这一变化将会结束东亚的纷争，维护韩国皇室的安宁与尊严，并将有利于韩国人民的福祉。[27]

皇帝回答说，他很感谢明治的关心，也并非不愿意让日本来管理韩国的外交事务。但他请求在委任外交权时，由其保存外交的形式，即希望继续以他的名义与外国列强进行谈判，即便事实上是由日本做出决定。伊藤拒绝了这一请求，表示外交事务的形式和内容不得分离。如果韩国坚持自行管理外交事务，必定会导致东亚发生事端，对此日本无法接受，而这就是日本希望代韩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因。日本是在考虑了各种可行的方案和结合了以往的经验后才出台这一政策的，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伊藤带来了一份协约的副本，并请求皇帝阅览。

在阅读了协约后，皇帝对伊藤的工作表示赞赏，并说较之于自己的大臣，他更信赖伊藤。然而，对于委任外交权一事，如果连形式也不予保存，岂不是使韩国处于奥地利之于匈牙利，或者非洲国家之于欧洲征服者的相同地位吗？

伊藤坚称，协约事实上是为了韩国君主和韩国的利益着想。他否认日本企图欺骗皇帝或意图为自己谋利。拿匈牙利作类比并不合适，因为匈牙利没有自己的君主，但日本和韩国都有，并且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至于非洲，古往今来还从来没有一个非洲国家获得了独立。将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与这些例子做类比是具有误导性的。为了消除可能发生灾难的源头，日本所要求的只是管理外交事务，其他事情均不会干涉。

皇帝再三恳请给他一丁点儿的权力，但伊藤每次都答复说毫无变通的余地。他所需要知道的只是皇帝的决定。皇帝有接受或者拒绝的自由，但他应当很清楚，如果拒绝协约，日本政府将决定采取哪些行动。

高宗皇帝辩解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无法当场做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需要咨询大臣并了解民众的意愿。他请求给他一点时间。伊藤同意皇帝咨询内阁，但他对探明民意的方案产生了怀疑。他说：“贵国尚未建立立宪政府，岂非万机悉由陛下亲裁之君主专制之国？”伊藤担心，探明民意的真正用意是为了煽动民众反对日本。韩国民众容易被左右，因为他们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而这也是日本觉得有必要代韩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因。皇帝解释说，他不是指进行民意调查，而是指咨询枢密院。伊藤同意让皇帝咨询枢密院，但警告说日本无法容忍拖延时间的行为。

皇帝请求通过外交渠道向各国发送协约，但伊藤拒绝。他命令皇帝连夜召集内阁，令他们商议协约一事。皇帝承诺照伊藤的指示去做。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请求伊藤向天皇和日本政府传达他希望在外交事务中保存象征性的认可。伊藤劝他不要抱有任何类似的希望。

高宗皇帝和伊藤博文之间的对话持续了四个小时。[28]皇帝一定觉得受到了屈辱，但他没有办法，只能屈服：伊藤已经很明确地表明，如果皇帝拒绝，日本将进行军事干预，并推翻李氏王朝。在其他情况下，伊藤通常被描述成一个温文尔雅的文明人，但现在，伊藤证明自己是绵里藏针，软中带硬。虽然他使用贴切、礼貌的措辞来回绝皇帝，但高宗仍感受到了其中带有的严重威胁。他没有同意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日本人的命令，不给高宗留一点自尊。迄今为止的大多数史料都将高宗描述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尤其是在拿他与其正室闵妃做比较的情况下，但这一次，在他的统治面临着重大危机的时刻，他展现出了尊严和强硬。

11月16日，伊藤邀请韩国内阁成员和政界元老光临他下榻的酒店，与他们进行了一番友好的交谈。这次交谈最后演变成一场激烈的争论，并且持续到了午夜。[29]一名韩国人描述说：“阁僚来酒店前互相发誓，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屈从于日本的要求。日本使用了种种手段，向他们提供巨额贿赂，以甜言蜜语哄骗他们，最后还威胁说如果拒绝妥协，便要了他们的命。”[30]

第二天，日本代表（伊藤、公使林权助和陆军大将长谷川好道）与韩国内阁在日本公使馆召开会议。内阁成员继续反对缔约一事，因而这次会议没能做出任何决定。皇帝恳请伊藤暂缓时日，以免这个问题演变成一场动乱，但伊藤拒绝了。相反，日本召集了陆军和军警。这名韩国人描述道：“街道上处处都有机关枪，甚至野战炮也被调来控制汉城的各个战略要点。他们伪装成要发动攻击，并占领宫门，持枪备战，采取了除暴力以外的所有手段，以此向韩国人证明，为了让韩国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31]

当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是在宫中举行。伊藤要求谒见皇帝，但高宗以喉咙痛为由拒绝接见。伊藤无视皇帝的意愿，强行来到高宗的面前。皇帝拒绝与伊藤商谈协约的事情，而是让伊藤与其内阁成员交涉。回到会议室后，伊藤宣称，“贵国陛下令诸位与我进行商议，以便解决缔约事宜”。[32]他命令参政大臣韩圭卨轮番要求各个大臣表态是否同意缔约，如果不同意告知反对的原因。最后，除了三个人（其中一个立场不明）外，其余人在劝服或恐吓之下赞成缔约。[33]

伊藤宣布，仅有两名内阁成员坚决反对缔约，因此应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他召来议政大臣，以便按照既定程序签署协约。他知道参政大臣（即两名坚决反对者中的其中一名）不愿批准协约，但是伊藤威胁说作为天皇的代表，如果有人敢轻视他，他是不会保持沉默的。[34]

参政大臣向伊藤保证自己绝不是反日派。他很清楚，要是没有日本的帮助，韩国无法维护独立。但对于缔约，他无法改变想法。也许这正像俗语所说的那样，“匹夫不可夺志”，才疏学浅导致了他无法顺应时代的发展，由此造成罔顾君主的意愿，持有与内阁其他成员不同的观点,只能等着接受惩罚。他叫喊着“推察吾心！”，然后控制不住地痛哭起来。伊藤劝他擦干眼泪，拿出更大的勇气来。[35]

高宗皇帝愿意批准协约，但他想在协约中加一句话：一旦韩国变得富足强大，足以维护自身独立的时候，现行协约不再有效。为取悦皇帝（也许伊藤私下里认为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伊藤在条款中亲笔写下了皇帝的这一要求。[36]

1905年11月18日，日韩签订了保护协约[37]。协约[38]有五条：

一、日本政府今后管理韩国的对外关系，通过外交大使和领事保护国外的韩国臣民及其利益。

二、日本政府将执行韩国与他国已缔结的现存条约的规定。韩国政府承诺，未经日本政府的事先同意，今后不得缔结具有国际性质的任何条约。

三、日本政府设置统监一名，作为日本的代表驻留韩国。统监专为管理外交相关事务，具有亲自谒见韩国皇帝陛下的权利。在韩国各开放口岸以及日本政府视为必要的其他地方，日本政府拥有设置理事官的权利。

四、日本与韩国缔结的所有现存条约，除与本协约条款相抵触者外，继续有效。

五、日本政府保证维护韩国皇室的安宁与尊严。[39]

日本强加的协约自然激起了韩国民众的悲痛愤慨之声。大臣们如何迅速地投票赞成缔约的消息被泄露给了媒体，报纸勇敢地发表社论，对协约以及背叛国家、屈从于日本要求的大臣们予以谴责。随后几日，韩国都笼罩在“恸哭”之中，民众在王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以此抗议协约，基督教堂充满了哀恸之声。[40]

1905年12月21日，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韩国统监。[41]虽然向高宗皇帝做出了保证，但他在韩国的活动绝非仅限于外交事务。例如，他决心让宫廷摆脱腐败，以便结束宫廷对全国各地的盗匪行为和起义活动给予的保护。经韩国皇帝同意，伊藤亲自指挥宫廷侍卫队。[42]

表面上高宗皇帝对与日本建立的新关系表示欢迎，但在一封悄悄偷带出去的、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皇帝宣称，他从来都没有批准新的协约，这是日本人把刀架在韩国人的脖子上迫使韩国人答应的，是无效的。[43]这封信并没有引起罗斯福的重视，大概是因为他已经将韩国看成是一个由日本统治的地区。

高宗皇帝别无选择，只好继续扮演日本忠实盟友的角色。1906年4月，日本为庆祝战胜俄国举行军事庆典和检阅，[44]高宗派遣陆军中将义亲王前去参加。义亲王带来了皇帝的祝贺以及祈求两国友谊长存的信件。高宗尤其提到，他对任命伊藤博文担任韩国统监感到高兴。这个称赞与他时常表现出来的对伊藤的极端厌恶（尤其是在得知伊藤被任命为第一任韩国统监时）相矛盾，[45]但是，明治可能不太了解韩国皇帝的真实感受，他非常高兴高宗对伊藤的治理感到满意。

日本和韩国的君主之间不时互通书信，双方总是对两国的友谊不断加深感到高兴。[46]得知韩国皇太子将举行大婚时，明治派宫内大臣带着送给每个人的礼物前去参加婚礼。也许明治的确相信他和高宗彼此所做出的友谊承诺，但伊藤于1907年4月向天皇进行的奏报却描绘出了一幅动荡不安的黯淡景象。他提到了韩国对支持缔约的内阁大臣进行暗杀的阴谋，并暗示韩国皇帝可能深涉其中。日本逮捕和询问了有嫌疑的人士，很多人都供认不讳，但调查仍在继续进行。[47]

身着日本礼服的纯宗

为反抗日本，高宗做出了最后一次尝试，派遣由三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前去参加1907年6月在海牙召开的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这三名人士是前议政府参赞李相卨、李儁和李玮钟，都因抗议《乙巳条约》而辞职。他们从汉城秘密前往海参崴，在那里会见了传教士胡默·赫伯特（Homer Hulbert）。之后一同经由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圣彼得堡，并从那里前往海牙。尽管李玮钟应邀在同时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演讲，但这几位韩国人在试图争取会议的列席权时屡遭拒绝。李玮钟控诉了以下三点：（1）韩国皇帝从未批准1905年11月15日的协约，因此协约无效；（2）日本无权监理韩国的外交关系；（3）韩国有权派代表参加国际会议。

李玮钟获准于7月5日向会议提交韩国的控告词。他的演讲让代表们深受感动，他们决定向汉城发电报，核实这个代表团是否真的代表韩国政府的意见，但电报业务被日本人控制，于是电报落到了伊藤博文的手里。他来到王宫，就电报一事与皇帝当面对质。伊藤斥道：“陛下怎能以如此阴险的手段违背协约。要是陛下拒绝日本的保护，倒不如对日本发布堂堂正正的宣战文告更为便捷。”懊恼的皇帝小声回答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伊藤要的就是这句话：他就此答复各国代表说，韩国政府并没有委派代表团。在英国代表（这些代表忠于英日同盟）的提议下，韩国的控告词被驳回。[48]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让皇帝的这一行为逃脱惩罚。伊藤在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的陪同下，于7月18日谒见高宗皇帝，要求他退位。高宗拒绝，但迫于巨大压力，于当天深夜同意让皇太子以“摄政王”的名义接管政务。高宗拒绝退位，然而日本无视这一意愿，宣称愚钝低能的纯宗已经继承了王位。[49]7月21日，明治天皇发来贺电，尽管他承诺维护韩国皇室的安宁和尊严，但李氏王朝已经岌岌可危。

[1] 井口和起，《日露戦争の時代》，第127—128页。井口称，要是没有英国的支持，日本缺乏战斗力来与俄国开战。日本目前还无法铸造出战舰和装甲巡洋舰所需的主炮和副炮，不仅在大炮上依赖英国，就连发射炮弹的火药也依靠英国。此外，英国每个月向日本海军提供两万吨煤。

[2] 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p. 289. 英国认为，其不“允许目前有任何船只在黑海参与作战行动”，按照英国的要求，土耳其拒绝让俄国黑海舰队的军舰通过其海峡。

[3] 奈斯写道，“英国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像一个中立国，而非一个盟友”（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p. 292）。

[4] 来自于克劳德·麦克唐纳于1904年12月23日向英国驻俄大使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的汇报，引自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p. 299。

[5] 在20世纪以前，欧洲国家一般只在大国或盟国之间或向教皇国才派驻大使，向其他二等及以下国家一般只派公使做为最高外交使节，等级森严。这是欧洲借外交使节把国家划分为三六九等。——译注

[6] 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p. 303.

[7] 来自于日本驻英公使林董向日本政府发送的电报，见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第309页。

[8] 条约的英文文本，见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p. 331-333。

[9] 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p. 346。亚瑟王子的父亲也叫“康诺特公爵亚瑟王子”，曾于1890年对日本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他将那次访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观光和购买古玩上。让人吃惊的是，英国政府向儿子（而非父亲）委派授予嘉德勋章这样重要的任务，而父亲却一直忙于印度的事情。

[10] Redesdale, 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pp. 1-2.

[11] Redesdale, 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pp. 5-6。

[12] Redesdale, 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pp. 7-8。

[13] Redesdale, 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p.8。

[14] Redesdale, 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p. 16-20。

[1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92页。

[16]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84页。

[1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93页。

[18] Redesdale, 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pp. 22, 23.

[19] Redesdale, 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p. 25。

[20] 一种“等角正切圆柱投影”，由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Mercator，1512—1594）在1569年拟创。这是地图投影方法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广泛用于编制航海图和航空图等。——译注

[21] Redesdale, 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p. 29.

[22] 原名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1564-1620），决定永久定居日本后改名叫做三浦按针。

[23] Redesdale, The Garter Mission to Japan, pp. 76-81. “よいよい　よいやさ”（妙！妙！妙！）作为这首歌曲收尾的合唱叠句，隐约表达了幸福美好的含义。

[24] 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pp. 350-351.

[2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74—375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76—379页。

[2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80—381页。另请参阅金膺龙，《外交文書で語る日韓併合》，第187—188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381—384页。金膺龙进行了简短但类似的描述，见《外交文書で語る日韓併合》，第183—191页。根据崔文衡的描述，高宗皇帝的最后一句话是“若同意你的提议，无异于亡我国家，朕宁死不从”（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46）。

[29] 如需了解所发表的意见，请参阅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17—218页。韩国人注意到了这一似是而非的现象：日本表面上捍卫韩国独立，实际上是为了剥夺这个国家的独立。

[30]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47.

[31]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47。

[32]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48。

[33] 片野生动地描述道，伊藤轮番询问各个内阁成员是否同意缔约（《李朝滅亡》，第221—222页）。措辞含糊的回答被记为“不反对”，并标示成“O”，只有坚决反对才标示成“X”。不过片野没有提供史料来源。另请参阅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p. 190-192。

[34] 金膺龙，《外交文書で語る日韓併合》，第195页。崔文衡对日本士官如何将参政大臣拖进一间别室的情形进行了描述，其他内阁大臣都以为韩圭卨很可能被杀害了（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48-49）。日本的这一举动诱使了多名内阁大臣同意缔约。对于会议的不同描述，崔文衡说道，“所有作者对会议现场的描述大同小异，即都承认会议具有胁迫性”（p. 54）。但是，杜斯说道，参政大臣异常激动地离开会议室，以致他不小心走进了宫女的宫室（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 191，引自日本官方资料）。韩圭卨被自己的错误吓呆了（并且宫女们发出了尖叫），立刻昏死过去。会议在没有韩圭卨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这两个描述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表明任何一方的记载均非完全可信。

[35] 金膺龙，《外交文書で語る日韓併合》，第195页。

[36] 金膺龙，《外交文書で語る日韓併合》，第196页。

[37] 对于皇帝是否签署了该条约，历史学家意见不一。如需了解历史学家的争议，请参阅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p. 193-194。

[38] 史称《乙已条约》。——译注

[39]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08页。

[40]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25—226页。投票支持缔约的五名大臣被韩国民众称为“乙巳五贼”。

[41]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35页。山县有朋接替他担任枢密院议长。他于2月2日向明治天皇告别，在抵达韩国后，于3月3日正式就任第一任韩国统监。

[42]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96—598页。伊藤尤其关注叛乱，这些叛乱似乎获得了宫中有影响人士的支持。大多数叛乱都将矛头指向协约，但也有一些叛乱没有针对性。

[43]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228页。这封信由密使送到清朝的芝罘，并从那里电传至华盛顿。在华盛顿，一名深得高宗皇帝信任的美国传教士胡默·赫伯特将信交给了国务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鲁特将信转交给罗斯福。但这封信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大概是因为美国驻韩公使警告国务卿，说赫伯特的判断常常因为“受到偏见的影响”而支持韩国（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 206）。

[44]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36—537页。军事检阅于4月30日在青山阅兵场举行。值得注意的是，明治第一次穿上了成为日本陆军标准着装的卡其制服。

[45] 据片野描述，当伊藤于3月9日递交委任状时，皇帝没有说一句话（《李朝滅亡》，第238页）。

[46] 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642—644页。

[4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661页、第724页。

[48]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61-63.另请参阅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42—245页；《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65—666页。

[49] 纯宗之前叫做李坧，是高宗和闵妃的儿子。他于1898年遭到投毒，虽然医生救回了他的命，但毒药对他的大脑造成了影响（《李朝滅亡》，第254—255页）。

第五十七章
庆子去世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是近代史上亚洲国家第一次在军事上打败欧洲强国，因而让生活在欧洲殖民者统治之下的亚非人民为之神往。[1]然而，在日本国内，击败强敌而产生的喜悦和成就感很快就消退了。在战争期间，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与俄国开战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1904年8月，有岛武郎在日记中写道，尽管日本军队攻下了旅顺，但是，“彼等一日所用军费平均五十万美元，岂不令人惊讶？节彼等两日之战费，可建一雄伟大学。余不知此度战争是否必要，然战争并不必要”。[2]

敌视俄国并对战争燃起激情的石川啄木在1906年12月的日记中写道：“当余对学生说，比起战胜的日本，战败的俄国更伟大时，余究竟想塑造什么样的人类 ？”[3]啄木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对学生说俄国优于日本；也许他只是想间接表达他的觉悟：他和其他日本知识分子意识到，众人欢呼喝彩的战争胜利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日本为获得那少得可怜的领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来自俄国的威胁绝对没有结束。因获胜而被认可为强国的满足感，没能弥补日本在旅顺和奉天战役中所遭受的惨重的人员伤亡。

明治天皇在战争期间做了几首诗，但大多数都没有欧洲战争诗歌中的那种典型的狂热。他最负盛名的一首短歌（据说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赞赏），[4]甚至对为什么会有战争这样的事情感到困惑（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五湖和为贵

四海之内皆兄弟

缘何风波起

百思不解战争义

茫茫人间争何必[5]

另一首诗描述了战争对家中留守人员造成的影响：

战场把兵点

壮士离家远从戎

城凉家屋空

纵横白骨竞折腰

独留老父守田垄[6]

即使是在对马海战和奉天之战取得胜利后，明治的诗也丝毫没有表现出欢欣之情。外国君主称赞此类胜利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明治只是冷静严肃地说道：

今番激战起

攻城夺险炮火轰

罕见战事宏

自古征战几人回

硝烟亡骸悲长恸[7]

几年后，在明治天皇驾崩后，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殉死。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他是对在旅顺战役的数次全面进攻中阵亡数万将士感到自责。[8]1906年1月，在东京庆祝胜利时，乃木写了一首汉诗，其中表达的并非是获胜的喜悦，而是自己的羞愧：

王师百万征骄虏，

攻城野战尸做山。

愧我何颜看父老，

凯歌今日几人还。[9]

与谢野晶子的著名诗歌《弟弟啊，你不能死去》通常被认为是在表达反战情绪，也正因如此在当时饱受攻击。事实上，晶子不仅不是一名反战主义者，反而很重视忠于君王的家族传统。她在诗歌中要传达的并非和平主义的信念，而是担心即将离家奔赴中国战场的弟弟的安危。不过，就算这首诗不具有政治色彩，人们也很难想象它能发表在清日战争（阵亡人数较少的相对容易的战争）或者太平洋战争（媒体被极权主义操控，不允许发布违背国策的任何内容）期间。

日俄战争后，作为幻灭文学的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迅速发展。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例子是田山花袋的《一兵卒》。这部小说部分根据他在中国担任随军记者的经历写成，被视为具有反军国主义思想，多年来只能在删除某些段落后才能刊印。

在日俄战争后的几年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似乎感觉到了一种疏离感。大多数疏离感都是从对战时伤亡的震惊和对战争结果的失望中生出，但之后在政治上便以社会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又导致老一辈对年轻一辈丢掉传统感到悲观失望，即造成老一辈陷入忧郁的情绪。山崎正和将这个时期称为“苦闷的时代”。

冈义武将这一时期描述成，“一些年轻人在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中陷入了怀疑和烦闷。事实上，这种趋势在日俄战争之前就已经展露苗头，但在战争结束后特别显著。”[10]

人们可能会认为战争获胜和外国的赞赏就算不会使日本人感到骄傲，也会使日本人变得自信，但当时的批评家烦恼的是年轻男女之间盛行的“烦闷的厌世主义”。[11]讽刺的是，这种厌世主义可能造就了日俄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涌现出来的文学上的异常繁荣。夏目漱石在这一时期写出他最优秀也最沉郁的作品。森鸥外、石川啄木、岛崎藤村的代表作大多也是这一时期完成。此外，永井荷风、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也是在这时发表了成名作。

对已经五十五岁的天皇来说，1906年大体上是平安无事的一年。1月，在桂太郎辞职后，他命令西园寺公望组建内阁。贵族成员担任了总理大臣，大概会让天皇感到高兴，因为近年来贵族在政府中所扮演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1月底，由清朝宗室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赴东京考察。他们谒见了天皇，代表团团长贝子载泽告诉天皇说，清朝皇帝派他们来研习日本的政治制度。他说，天皇取得的军事荣耀和开展的公民道德教育享誉五大洲；日本的政治和教育日臻完善，给他和同行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载泽希望天皇能了解他们的真诚，能怜悯他们，以便他们能够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和值得称赞的其他特色。他们打算以日本为楷模在清朝推行文明开化，希望由此确保东亚的日后安宁和增进民众的福祉。[12]

诚然，这些赞美之词不过是一种奉承，但贝子确实使用了某些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中不太可能出现的措辞来称呼日本天皇。这似乎让明治感到很高兴：他向贝子赐座，这是很少向宾客采取的举动。[13]他还邀请清朝代表团共进午餐，之后，派遣侍从长带着向宾客授予的勋章和其他礼物前往芝离宫（清朝代表团下榻的地方）。[14]这个小规模的清朝代表团效仿岩仓使团，在考察了日本的设施和研究了日本的宪法后，于2月13日前往美国（和欧洲）。清政府似乎真心渴望实现现代化，尽管也对其他国家进行了考察，但日本为清朝树立了一个最易于借鉴的榜样。

当月晚些时候，韩国代表团在高层官员李载完的带领下抵达日本。李载完带来了高宗皇帝感谢明治天皇派伊藤博文赴韩的信，以及敬献给天皇、皇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的贵重礼物。翌日，天皇根据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向他们授予了不同等级的勋章。[15]

如上一章所述，2月，英国嘉德授勋代表团抵达日本。外国政府对日本的关注无疑让天皇感到很高兴。日本国内的情况则与这些形成鲜明对比。3月，外务大臣加藤高明（1860—1926）因铁路国有化议案与其他内阁成员产生分歧而辞职。加藤反对这一议案，认为该议案侵犯了私人权利，但议案仍获得了通过，于是他向总理大臣西园寺提交了辞呈。政府成员在辞职时总是以健康不佳作为理由，但加藤却说明了辞职的真正原因。

一直以来都恪守先例的天皇询问西园寺为什么加藤不按照惯例提出辞职。西园寺解释说，当请求辞职的人以健康不佳作为理由时，他说的也许是实话，也许不是。他暗示说，加藤是少有的诚实人；无论如何，他请求天皇原谅加藤的做法，并接受加藤的辞呈。天皇被说服了，结果西园寺除了担任总理大臣和兼任文部大臣外，还临时兼任外务大臣。[16]

1906年，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自然灾害。3月27日，台湾发生大地震，造成逾一千一百人丧生；4月11日，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导致多人丧命；4月21日，旧金山发生震惊全球的大地震。日本皇室像发生重大灾害时所做的那样捐钱救助灾民——他们向台湾灾民捐赠了一万日元，向旧金山灾民捐献了二十万日元。[17]向后者捐赠的数额较大，大概是为了对美国在日俄战争后的议和谈判中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7月，天皇需要对一件不怎么重要的事情做出决定。当时，日本对在库页岛的日俄界碑应该刻旭日图案还是菊花图案展开了激烈争论。7月5日，天皇做出决定：采用菊花图案。[18]

这一年一直到12月11日都没有什么大事。那天，天皇同意接见韩国代表团。代表团带来了韩国皇帝的书信，并传达了韩国皇帝希望两国维持永恒友谊的口谕。韩国皇帝还表示完全信任伊藤博文，并对将由其他人来接替伊藤担任统监一职的谣言感到担忧。他觉得更换统监不仅不合时宜，还会导致政府和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因此请求天皇不要更换伊藤。[19]从这些事情来看，我们只能惊叹于讨厌伊藤的韩国皇帝竟能说出这样的政治谎言。

12月28日，天皇正式召开议会。当天，一名美国访问者——耶鲁大学的乔治·特朗布尔·拉德（George Trumbull Ladd）教授——参加了议会，并记录下了他对议会的印象：

天皇亲自召开议会……众人都在10点前进入贵族院。陛下在10点半才离开皇宫。

陛下一到达贵族院，所有等待的人都被领进贵族院议事厅的相应席位……不到五分钟，陛下也进入了议事厅，他走向御座，坐了一会儿。但他随即起身，从总理大臣西园寺侯爵的手中接过印在卷纸上的敕谕。然后，他开始宣读，或者说是以一种非常清晰但柔和而带有乐感的声音进行诵读。整个敕谕的宣读时间不到三分钟。宣读结束后，贵族院议长德川公爵从贵族院的议员席上走向讲台，而后走到御座前面。他从天皇手中接过敕谕。随后，他回到议员席，在正对着天皇的位置鞠了一个躬。天皇随即走下御座，离开讲台，从进入的门走出去，后面跟着众侍从。[20]

拉德也对自己进行了描述：

我只是一名教师。我不奢望获得比“教师”更高的头衔，也不渴望获得让人觉得更体面的官职。然而，对于我为日本国民的“道德教育”所做出的贡献，天皇煞费苦心地在全体国民的面前予以承认、给予支持并表达了他的感激。毫无疑问，他的煞费苦心是真心实意的，也是独特难得的。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为道德教育和民众福祉所付出的努力，贯穿于整个统治时期。他没有想过要靠此来制定外交政策、赢得显赫名声或者获得回报式的支持。在当今世界的统治者中，很难找到像睦仁那样在涉及国民利益时能如此感情深厚、如此热心周到、如此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21]

1907年（明治四十年）在没有举办任何年度特殊庆典的情况下拉开序幕。多年来天皇不再操持规定的四方拜仪式，都是让代行官操办这些传统的敬拜活动。

1月8日，天皇前往青山阅兵场检阅军队。他向来都是骑在马背上进行检阅，但这一次，他下令打开车篷，坐在马车上检阅军队。按照惯例，他通常都会接见前来观看阅兵的资深政治家、大臣和外国使节，但今年他中断了这一做法，交由陆军省负责。有人指出，这种变化是因为今年仅有很少的外国来宾参加检阅仪式，[22]不过，也可能是天皇年龄增大或疾病发端而感到疲劳的缘故。因为他不喜欢接受医生的检查，健康状况一直都不被人所知。

也有其他迹象表明天皇的健康每况愈下：因天气恶劣，他决定不按照原计划出席陆军户山学校的毕业典礼。[23]过去天皇总是对天气毫不在意，哪怕是暴风雨。

5月3日，在天皇前往靖国神社进行临时祭之前，发生了一件奇怪而类似的事情。这天天气晴朗，天皇为这一场合穿上了盛装。宫内大臣田中光显希望天皇的马车在往返靖国神社的沿途，能让阵亡将士的遗族（和其他观看者）一睹龙颜。出于这种考虑，在没有征得天皇事先同意的情况下，田中命令掌马官打开马车的车篷。虽然这天的天气又热又潮，但天皇并没有下令打开马车的车窗，更不用说车篷了。近年来，当天皇经过外国人居留区时或者在前往博览会的途中，曾有过那么两三次恩准了官员打开车篷的请求，以便让民众一睹龙颜；但这一次，当准备离开皇宫时，他注意到车篷打开了。他召来侍从长德大寺，令他关上车篷。天皇就站在马车旁，直到车篷被关上为止。[24]

不用说，一想到自己违背了天皇的旨意行事，官员们都吓呆了。也许天皇恼火的，只是因为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而打开车篷，但事实却是，尽管天气炎热，他仍不想打开车窗。这表明他并不是仅仅因为恼火才坚持关上车篷，还有可能是因为他像老年人怕冷一样，不愿接触外界。

1907年2月初，为答复天皇的询问，陆军和海军的总参谋长撰写了一份关于国防的计划书。其中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向要侵犯日本权利的国家发动攻击。计划书上说，撇开遵循倒退政策的德川时期不说，一直以来，前瞻性的政策——即采取攻势并取得胜利——都是具有日本典型特征的政策，它体现了日本人的特性。

在起草国防计划时，总参谋长们仔细考虑了哪些国家可能成为日本的敌人。自日俄战争败北以来，俄国一直在远东稳步开展军事建设。他们还制定了重建海军的计划，似乎在等待时机以报仇雪恨。因此，俄国可以被列为主要的假想敌。

接下来是美国。尽管美国似乎希望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但日本不敢保证，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美国不会因地理、经济、种族和宗教因素而与日本发生激烈冲突。再次是英国。与英国结盟是日本国防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根据续订的盟约，如果俄国侵略印度，日本仍有义务派遣军队援助英国。

总参谋长得出结论认为，日本陆军必须能够阻击其假想敌俄国，日本海军必须能够抵御其假想敌美国。为此，必须在来年初落实国防计划，将陆军扩建成十九个师团，为海军建造八艘两万吨级的战列舰和九艘一万八千吨级的装甲巡洋舰。[25]天皇对此有何反应并没有记载，但在日本经济正处于从日俄战争中恢复过来的时期，他很可能会仔细考虑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所需要的巨大资金。

在收到这份奏折后的一个星期，天皇听说栃木县足尾铜矿的矿工发生暴动，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应栃木县知事的要求，第十五连队的士兵镇压了此次暴乱。这不是天皇第一次听说有关足尾铜矿的事情。早在1897年3月，日本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内阁委员会，对由足尾铜矿的运营所造成的土地铜污染事件进行调查。[26]当时，天皇命令改善矿山的条件，并警告经营者说，如果违抗命令，从今以后他将被禁止从事进一步的开采作业。但是，这些命令并没有得到严格实施。污染在继续，矿工对工作条件愈发不满。

这也使天皇回想起了矿山糟糕透顶的情况。1901年12月，已从众议院辞职的田中正造为抗议政府对结束铜污染的请愿漠不关心，在天皇从议会返回皇宫的途中，不顾一切地试图将请愿书扔进天皇的马车里。警卫队制止了田中的行为，并逮捕了他，但这没能结束对污染发起的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合情合理，但由于时机尚早而徒劳无功：那是一个日本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成为先进工业大国的时代。对天皇和政府其他成员来说，足尾地区的矿工和农民所遭受的伤害，从国家角度来看似乎不值一提。在1907年镇压暴乱的过程中，有八十二名矿工因犯有煽动暴乱罪和破坏矿山财产罪被送进了监狱。同年6月，爱媛县一个铜矿的矿工因薪资减少发生暴乱，但也被军队镇压了下去。7月，福冈县的一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四百二十多人丧生。天皇和皇后向福冈县拨款一千二百日元，用于救助遭受不幸的灾民，天皇还派遣侍从视察情况。[27]这些相继发生的事件都使那个时代笼罩在了阴郁的情绪之下。

嘉仁皇太子在朝鲜

不过，日本与外国的关系总体上是良好的。3月，日本与俄国签署了一份通商条约，这是两国走向和解的第一步。8月，在视察枢密院时，天皇颁布诏书，称他期待消除与俄国产生冲突的根源，希望两国恢复和平关系。与俄国签订的新的通商条约包含一个秘密协议，协议规定：日本尊重俄国在满洲北部的权利，俄国尊重日本在满洲南部的权利。[28]紧接着，天皇颁布敕谕，宣布与俄国恢复友谊。

8月，伊藤博文暂时从韩国返回日本，收到了天皇称赞他签署日韩新条约这一功绩的诏书。天皇说，伊藤“鞠躬尽瘁”，成功并完美地实现了他希望维持远东和平以及援助韩国的愿望。9月，伊藤被升为公爵。[29]

8月27日，大韩帝国的新皇帝纯宗正式即位。其弟亲王李堈（日本称其为“义亲王”）英俊潇洒、放浪不羁，本应被册封为皇太子，但他的行为过于离谱，以致由他的弟弟李垠（英亲王）于8月7日取代他成为皇太子。在李垠被册封为皇太子后，伊藤博文提议将这个十岁大的男孩送去日本留学。尽管伊藤从来没有明说，但韩国皇帝意识到此举是要将皇太子作为人质。[30]为了推动两国的友好关系，伊藤还恳请日本皇太子访问韩国。尽管明治很热情地欢迎李垠来日留学，但刚开始出于安全隐患的考虑，他反对送嘉仁去国外，然而，伊藤用性命起誓说，他将会为皇太子保驾护航。最后天皇答应，但前提是由威仁亲王陪同皇太子前去。

伊藤匆匆赶回汉城觐见纯宗皇帝，他将日本皇太子即将进行的访问告诉了纯宗，并讲述了送韩国皇太子赴日留学的具体计划。10月16日，皇太子嘉仁在威仁亲王、前总理大臣桂太郎、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和其他高层政要的陪同下抵达汉城。这次访问虽被解释为向韩国表示友谊，但实际上是为了让韩国皇帝无法拒绝让李垠赴日留学。[31]当年晚些时候，经纯宗要求，在获得明治天皇的恩准后，伊藤成为了韩国皇太子的太子太师，也正是由伊藤于1907年12月护送李垠前往日本。[32]

在1907年，也许对明治造成最直接、最强烈影响的事件，是10月他的生母中山庆子过世。这不是她第一次患病。欧文·贝尔茨医生在1893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他曾给天皇的生母进行检查，当时她患有胃病。1900年1月20日，他描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疾病：

祈祷天皇的生母好运。这个年迈的女人目前陷入了最坏的境况，发着高烧，出现肺炎，宫中侍从问我，她是否还有好过来的机会。我说，如果她能挺过两天以上，那么她有希望渡过难关。很显然，他们向天皇误传了我的话。两天后，当御医冈玄卿露面，提交检查报告时，他发现天皇守候在旁。天皇向他点头，说道：“朕知道，太好了，她得救了。”冈玄卿哑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但他很高兴地告诉陛下，说她肺部的阴影确实变小了。天皇回答说：“贝尔茨说如果她能挺过四十八个小时以上，她就会康复。他是这么说的！”冈玄卿说，或许侍从误传了贝尔茨的话。但天皇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事实上，他生母的情况正在好转。[33]

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庆子

虽然贝尔茨医生用幽默的语气讲述这个轶事，但它很令人感动，因为天皇很少表露自己的情绪。显而易见，他非常关心生母的病情，当贝尔茨说，如果她能熬过两天以上，那么就有可能康复时，天皇的挂虑使得他将这句话理解成如果他的生母能挺过两天以上就一定会康复。御医冈玄卿描述了明治等待着四十八小时过去、默默守候在旁的情景。这段描写很吸引人，因为在那一刻，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天皇，仅仅表现得像一个儿子。

1907年10月4日，天皇从冈玄卿那里知道，中山庆子的肺炎很严重。皇后当下决定前去探望庆子，但她先派典侍柳原爱子前去服侍这个深受疾病折磨的女人。为什么选择爱子，皇后没有说明原因，但也许是因为和庆子一样，将来有一天爱子也会是一名天皇的母亲。

皇后迫不及待地前往庆子的府邸，甚至都没有等到召集好侍卫。天皇在得知庆子的病情后，也立刻命令军医总监、子爵桥本纲常尽一切手段，专心救治他的生母。但是，庆子已经年过七十，而且病情非常严重，桥本医生用尽平生所学救治，但她的病情还是每况愈下，已然没有了康复的希望。最后，医生向天皇奏报说他们回天无力。天皇忧心如焚，那些服侍在天皇身边的人只能用担心的目光陪着他。

某天早晨，天皇正坐在早餐桌前时，得知了生母病重的消息。他指着每天早餐都要喝的牛奶对皇后说：“人言一位（中山庆子的头衔）今饮食不通咽喉，然若此物或可咽下。”他从桌上的三瓶牛奶（每瓶都装有二百五十毫升左右）中拿起一瓶，递给皇后。皇后一抵达病房，便拿出牛奶，递给庆子，并重复了天皇的话。庆子极力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将牛奶喝得一滴不剩。

这个轶事（甚至在关键细节上）听起来似乎是真的。虽然没有明确写出，但我们知道即便在生母的弥留之际，天皇也不能自由地前去探视。他曾在嫡母（皇太后）临终前前去探望，并表达了内心的深厚感情，但天皇却不能去探视自己的生母，因为中山的地位不够高。诚然，如果他非要去探视的话，没有人可以阻止，也不太可能有人会说出劝诫的话。然而，明治无法违背他所信奉的天皇必须行为举止得体的准则。结果，他让自己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几年前，贝尔茨医生在日记中写道，尽管天皇每年都会郑重其事地多次去探望他的嫡母，但他却不能自由地看望自己的生母，因为她只是一个臣民。他评论道：“多么奇怪的礼仪规矩啊！”[34]天皇不能违背礼制规范，但在生母的临终之际他应该特别想见一面吧。

10月5日凌晨，中山庆子过世，享年七十三岁。20日，天皇和皇后为葬礼资助三万日元，为承认庆子的功劳，他们还补赠了一万五千日元。皇太子和皇太子妃捐赠了一万日元，四位内亲王捐助了五千日元。

葬礼于10月14日举行。天皇派遣侍从北条氏恭代他前去中山庆子的灵柩前哀悼。当天晚些时候，氏恭来到护国寺（一个与皇室关系密切的真言宗寺庙）进行祷告。天皇还向护国寺赠送了杨桐树枝，放置在佛坛前。前一天，天皇已经送来了七个供品，即向神道教的神灵祭拜用的食物和水酒。神道教供品和佛教圣坛相结合，表明天皇在统治初期颁布的“神佛分离令”结束。也许两种宗教相结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神道教的葬礼不太受欢迎。[35]

虽然皇室和佛教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岌岌可危，但还不能完全切断二者的关系，因为皇室的陵墓（包括孝明天皇陵）均位于京都的泉涌寺，曾为明治天皇生下儿女的两位过世的典侍葬在了护国寺，天皇的所有其他侧室最终都将葬在佛教的寺庙里。中山庆子的葬礼还出现了一个非宗教元素：按照天皇的命令，送葬队伍包括一个大队的仪仗兵。

中山庆子留存的信件表明，尽管出生在一个有名的贵族家庭，但她并没有受过教育。她大概没法弄明白她的儿子成为天皇后日本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从所有的描述来看，如果她不同意天皇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天皇。天皇按照她的意见去做或许是害怕遭到她的斥责，不过这种态度不仅仅停留在尊重这种程度，在孩提时与庆子建立起来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在垂暮之年，为了见到儿子，庆子常常参内。尽管天皇不太喜欢会见任何人，但见到庆子时他总是很开心。[36]

伊藤与韩国皇太子李垠

1907年11月，在中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天皇恢复了他的一个爱好——观看陆军演习。该年的演习在栃木县举行。天皇乘坐火车前往演习地点，在沿途的各个停靠站点（通过火车车厢的窗户）接见了前来欢迎他的当地官员。对于在天皇统治的四十年间因为生活发生变化而感到欣喜的所有民众来说，这是一个喜庆的场合。每一个村庄都悬挂着纸灯笼、旗帜、红白彩旗，铺上了供天皇行走的白沙，架起了用绿叶搭成的拱门。

此次演习在天皇的命令声中结束，随后举办了包括贵族、大臣和军事人员在内的四千八百人参加的宴会。天皇心情大好，赐给其中的六十人清酒。[37]

12月7日，在伊藤博文的护送下，韩国皇太子李垠抵达下关。宫内大臣岩仓具定前去迎接，并陪同皇太子前往东京。在京都停留片刻后，他们于12月15日抵达东京。威仁亲王和年幼的韩国皇太子同乘一辆马车，一同抵达他将下榻的芝离宫。当天下午，李垠进宫谒见。天皇甚至走到凤凰之间的门口欢迎李垠。与天皇和皇后交谈中，李垠说他遵照韩国皇帝和皇后的旨意前来日本留学，恳请天皇万事多多指教。

午餐后，李垠向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献上了从韩国带来的礼物，包括一支玉笛、一张虎皮和一个绘有云鹤图案的瓷瓶。12月20日，天皇进行了回访，去芝离宫看望李垠。他对李垠说，李垠在日本停留的时间如此短暂，让人感到遗憾，[38]但他希望李垠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时间。他一面说，一面亲自向李垠赠送了一块刻有皇室的菊花纹样的金表。他说李垠应该用这只表来记录下在日本的学习时间。李垠看起来十分高兴。

12月19日，韩国皇帝派遣的使者抵达日本。这是为了对天皇派遣陆军大将长谷川好道代表天皇参加他的即位仪式表示感谢。这名使者是韩国皇帝的伯父，他带来了韩国皇帝的一封信，这封信以晦涩难懂的语言向明治天皇表达了钦佩之情，并表明了希望继续维持两国友谊的愿望。很显然，韩国皇帝没有意识到，不出数年，他的王位将会断送在这位他用过分恭维的语言称赞的君王手上。

[1] 当我于1963年访问马达加斯加时，得知日本被誉为“自由之邦”。当时马达加斯加虽然已正式宣布独立，但法国人仍控制着无线电。他们很想播放我的讲座，但在获悉它与日本有关（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之后就取消了。

[2] 《有島武郎全集》，第475页。

[3] 《石川啄木全集》第五卷，第118页。

[4] 这首诗由早稻田大学的教授阿瑟·劳埃德（Arthur Lloyd）翻译后，呈递给总统看（千叶胤明，《明治天皇御製謹話》，第203页）。

[5]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638页。

[6]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613页。详细描述见《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56—457页。

[7] 《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二卷，第732页。

[8]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78页。

[9] 松下芳男，《乃木希典》，第188页。

[10] Oka Yoshitake, “Generational Conflict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Conflict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The Neglected Tradition, ed. Tetsuo Najita and J. Victor Koschmann, p. 199.

[11] Oka Yoshitake, “Generational Conflict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Conflict i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The Neglected Tradition, ed. Tetsuo Najita and J. Victor Koschmann, p. 207。

[12]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68页。

[13] 根据侍从坊城俊良的描述，天皇仅向三个日本人赐过座：炽仁亲王、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宮中五十年》，第17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69页。载泽获得的是勋一等桐叶章,其他清朝代表获得的是较低等级的勋章。

[1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472—474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01—502页。3月27日，天皇令牧野伸显接替西园寺担任文部大臣。5月19日，林董接替西园寺担任外务大臣。

[1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35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86页。

[19]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643页。

[20] George Trumbull Ladd, Rare Days in Japan, pp. 18-22.

[21] George Trumbull Ladd, Rare Days in Japan, pp. 339-340。如需了解对拉德为日本教育做出的贡献所进行的估算，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96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661页。

[23]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54页。

[24]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26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671—678页。

[26] 请参阅本书第四十八章。

[2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49页、第778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73—776页。

[29]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777—778页。“kōshaku”是华族中的最高爵位，译成“公爵”。

[30]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55—256页。

[31] 11月19日，韩国皇帝向其国民颁布诏书，解释为什么送皇太子赴日留学。他列举了欧洲将年幼的皇储送到国外学习的做法，并提到有时候会让这些王子加入其他国家的军队。他说，他把李垠的教育托付给明治天皇（《英親王李垠伝》，第70页；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56—257页）。

[32] 《英親王李垠伝》第7页转载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显示伊藤身穿海军制服，李垠穿着日本的羽褂和袴。同一页还刊载了李垠穿着韩国陆军军官的制服，但佩戴着日本勋章的照片。

[33]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117.

[34] 请参阅本书第四章。

[35] 关于神道教的葬礼，请参阅Helen Hardacre, Shinto and the State, pp. 34, 47。她写道，“对于神道教的神职人员来说，葬礼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死亡是不净之物，但是，从举办葬礼和祭祖仪式中获得的收入极大地推动了他们打破这一禁忌”（p. 47）。

[36]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803—805页。

[37] 《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835页。

[38] 最初可能打算让李垠在日本待较短时间，但事实上，李垠和一名日本公主结婚，直到1963年才回到韩国并定居。他于1970年在韩国逝世。

第五十八章
伊藤遇刺

1908年在传统仪式中拉开了帷幕，但天皇只是最低限度地参与了这些仪式。1月6日，为天皇举办了三场讲座，第一个关于《汉谟拉比法典》（西学），第二个讲授的是朱熹的《中庸集注》（汉学），第三个讲解了《古事记》中的文章（国学）。无论这些讲座是否引人入胜，天皇应该都会听得聚精会神，但他可能会认为第二天的活动更加合意。

这一天从韩国皇太子李垠（与各类韩国和日本政要）进宫朝贺新年开始。天皇向李垠赠送了玩具马样式和船锚样式的置物架各一个，皇后向他赠送了一个法国产的带有人物雕像的镀金钟。[1]与天皇和皇后平常向忠贞的臣民（无论其年纪多大，有何爱好）赏赐的鲜鱼或清酒不同，这些礼物显然是为了让这个十一岁的男孩开心。天皇对待这个外国皇太子要比对待自己的子女更上心，因为他认为这是国际礼节所要求的。但是，或许他的仁慈间接说明了他对自己的儿子与李垠不太一样而感到遗憾。

1月20日，为躲避东京的寒冬，天皇的儿子——皇太子嘉仁——离开东京，前往气候温和的叶山海岸。身体虚弱的皇后也因为相同的理由前往沼津，从1月12日一直待到4月14日。李垠仍留在东京，尽管天气寒冷，他仍然勤勉用功地专心于学业，天皇为此感到高兴。1月29日，当李垠进宫谒见时，天皇对他说：

闻殿下滞在东京以来，不拘气候风土殊异，身体极健全，朕甚欢喜。日本语之习得日日进步，映眼事物与自国之异同，必辩知许多，望将来更益勉励，学业通达。[2]

天皇还向纯宗皇帝修书一封，告知他正竭尽全力确保韩国皇太子在学业上有卓越表现。[3]2月9日，李垠从芝离宫搬进了位于鸟居坂的府邸。趁此机会，天皇、皇后和皇太子赠送了一些礼物。5月，天皇向李垠赠送了一套板球用具和一个书柜。[4]

日本和韩国宫廷互通书信，交流李垠在学业上所取得的进步，偶尔也会有韩国官员访问日本，核实皇太子的教育是否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日本尽一切努力让韩国人相信自客居东京时起，李垠过得很开心，受益颇丰。这是他们意图使日本和韩国走得更近的远景计划的一部分。

天皇不断收到热情洋溢的奏报，盛赞两国合作体制成功，但他似乎并没有完全相信。当伊藤博文于3月底返回韩国时，天皇派了一名官员与伊藤一同前往，命令这名官员为他提出的下列问题找到答案：

一、在伊藤回到日本期间，副统监曾祢荒助所治理的韩国是否出现了停滞？

二、韩国皇帝和太上皇对曾祢的信任达到何种程度？

三、韩国内阁的亲日派势力如何？

四、内阁中的部长均为韩国人，所有副部长和局长都为日本人。这是否意味着部长只是有名无实？副部长是否以强制专横的手段行事？部长和副部长是否协调地开展合作？

五、一般韩国人对曾祢有多少信任？

六、各级韩国民众对皇太子李垠长留日本有何反应？

这名官员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在韩国调查这些事情，5月初，他回到日本向天皇进行了汇报。[5]

当然，天皇不太可能被告知韩国与日本的关系正在恶化、曾祢没能赢得韩国人的信任。但事实上，天皇提出这些问题，表明他不愿意轻易相信幕僚们向他提交的乐观报告。

天皇的质疑无疑是对的。韩国不断爆发反对日本统治的暴力活动，日本军队不断镇压。5月，伊藤博文给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发电报，请他派遣更多日军到韩国。这一事件引起了天皇的重视，他告诉伊藤自己同意向韩国再派遣军队，并希望伊藤能利用这些军队尽快平息骚乱。[6]

10月13日，天皇颁布诏书，对日俄战争后国民精神逐渐松弛，尤其是风俗习惯中表现出的轻佻浮薄倾向表示担忧。在诏书的开篇，他十分肯定地说道，东西方文明日趋相依对双方都有利，并期待通过和外国修好国交，构建友好关系来享受这一益处。不过，他指出，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短暂期间出现了国民精神松弛的现象。他力劝所有日本人忠实勤俭，奋起图新，上下一心，不懈努力。[7]

我们已经提过日俄战争后日本人流露出苦闷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似乎已经引起了天皇的重视，尽管他并没有将此解释为对现状感到沮丧或幻想破灭，而是将此视为一种被肤浅的享乐行为所吸引的精神萎靡。他似乎在问，为什么日本民众不（通过更加勤奋的工作）对他们目前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共同沐浴的恩泽表示感激。

11月，天皇前往将举行陆军和海军演习的奈良县和兵库县。在奈良，军演的大本营位于奈良俱乐部，这里的条件与早前进行军演的简朴条件大不相同。演习持续了四天时间，十八个国家的武官出席。这次演习的一个特征是可以在《万叶集》中闻名遐迩的大和三山上观摩。天皇在耳成山的观察哨观看了军事演习。身处历史古迹之中，他并没有公开表现出喜悦之情，倒是他的那些随从人员认为耳成山距离神武天皇陵（该陵墓坐落在大和三山中的亩傍山西北）不太远，揣摩着天皇可能想去陵前祭拜，因此，提前做了准备。但是，当天皇并没有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下令前去陵前祭拜时，一名随从明确询问天皇的意愿。天皇回答说，仅仅因为皇陵恰巧在附近就前去祭拜，这是大不敬：“以事之序而拜皇陵，非礼恭之所为。朕今次为大演习统监来此地，参拜之事他日驾幸。”据说，这名随从因为自己严重误解了天皇的意愿而十分不安。[8]

大概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天皇不打算参观法隆寺或该地区的其他著名寺庙（也可能是他对佛教漠不关心），但他派了一名武官前往谈山神社，并派另一名武官去著名的忠臣北畠亲房的陵前敬拜。他从奈良前往神户，并在那里观摩了海军演习。尽管这场演习无疑比他前日观摩的那场更有趣、更赏心悦目，但他偏爱陆军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演习结束时，他大概松了一口气。[9]

1908年不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一年，但也不乏一些私人事件。4月30日，天皇的长女昌子与恒久亲王结婚。天皇在宫中接见了多位著名的外国人士，包括伟大的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画家桥本雅邦、法官儿岛惟谦和创建过虾夷共和国的榎本武扬都在该年过世。日本政府也收到了外国君主逝世的消息，例如葡萄牙国王卡洛斯（死于暗杀）、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在经历了长久的和平统治后）、清朝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经历了特别灾难性的统治后）。7月，总理大臣西园寺辞职，桂太郎再次接任这一职务。在向天皇提交的政治观点声明中，桂太郎警告说要提防社会主义的蔓延。[10]不过对于天皇来说，这一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他的替身儿子李垠的出现。

翌年，也就是1909年，在按照惯例举行的仪式中拉开了帷幕。韩国皇太子李垠在凤凰之间和日本皇室成员一同参加了新年庆贺仪式，为这一年带来新的色彩。这可能表明日本政府进一步打算合并韩国，不过也可能只是天皇颇为喜欢韩国皇太子罢了。

2月22日，韩国宫内府大臣闵丙奭抵达东京，下榻在都会大酒店。25日，他和另外四名韩国官员在伊藤博文的陪同下参观了皇宫，并在凤凰之间觐见了天皇。闵丙奭带来了韩国皇帝的一封信，信中皇帝对自己在巡幸韩国边远地区时收到天皇的鼓励信表示感谢。这次巡幸是模仿明治在统治早期进行的巡幸，主要目的是让皇帝了解民众的生活情况。明治命令日本舰队的船舰起航驶往釜山，以便韩国皇帝巡游到韩国南部时能够视察这些船舰。[11]韩国皇帝对这个深深打动他的举动表达了感激之情。因此，他特意向明治天皇写了这封信，希望两国能维持长久的关系，能够更加亲密。

韩国皇帝还在书信中说了很多关于伊藤博文的溢美之词，他说，伊藤完全了解韩国的情况。从担任统监时起，已经对韩国政府进行了改革，在众多方面向皇帝提供帮助。例如，伊藤虽年事已高，但不顾旅途疲劳和寒冷，陪同皇帝巡幸韩国边远地区，竭尽所能地尽职效劳。他耐心地询问两国的官员和民众，由此消除了无知的韩国民众的误解，这无疑对韩国的日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韩国皇帝指示闵丙奭对天皇派遣伊藤常驻韩国、高度关注韩国表达无尽的感激之情。[12]

纯宗皇帝向天皇、皇后、皇太子和皇太子妃赠送了贵重礼物。但是，尽管皇帝说了一堆的赞美之词、送了一堆的礼物，仍难以想象他会因为伊藤在外交政策和内政方针上提供指导而真的对伊藤心怀感激。他不可能忘记伊藤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的残忍行为。伊藤的一些改革或许真的有益，但纯宗也巧妙地避免提到韩国各地不断爆发的抗议日本统治的暴力活动。

相比之下，天皇和韩国皇太子的关系极为友好。4月30日，李垠进宫谒见，明治天皇同意接见。这一次，天皇向他赠送了一只银花瓶和一个望远镜。银花瓶是一个符合传统习俗的礼物，不过赠送望远镜却是为了取悦这个十二岁的男孩。李垠有事拜托天皇。他说，有八名韩国高层政要前来日本参观，请求天皇予以接见。这不是那种天皇会欣然同意的请求，但天皇还是立刻答应了。他对这组参观人员说：“朕依贵国皇太子之希望，今日引见卿等。闻卿等为观光来游，望充分视察。”[13]天皇的话并不是很客气。他没有按照惯常做法说他很高兴见到这些参观者，而是说明了接见他们的原因：韩国皇太子有此愿望。

在治理韩国时，伊藤一定觉得压力倍增，因为在那里他不仅遭人厌恶，而且还经常处于危险之中。在5月25日向天皇提交的奏折中，他自豪地提到自己在韩国取得的成就，但称自己任职三年半，感到疲惫不堪，并请求辞职。刚开始天皇没有答应，但6月14日，天皇接受了辞呈，任命之前担任副统监的曾祢荒助接替伊藤。伊藤恢复了枢密院议长一职。天皇向伊藤颁布诏书，赞扬他忠心耿耿以及在担任统监时取得的丰功伟绩，还赏赐给伊藤十万日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巨款。皇后向伊藤赠送了两个银碗。[14]

7月6日，天皇接见桂太郎，同意了桂太郎就眼前的事情——吞并韩国——所提出的政策。在过去的几个月，越来越多的日本和韩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日韩合并无法避免了。3月，在对日本将韩国置于保护之下而获得的好处进行评估时，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说，为使日本在朝鲜半岛建立牢固的势力，以及为确保成功实现日本的对韩国策，有必要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将韩国纳入日本的版图。他提议说，政府已考虑将吞并韩国作为最终目标，在此之前，与韩国有关的各项政策都应始终与这个目标相契合。桂太郎接受了这一提议，向伊藤征询意见。众人普遍认为伊藤反对吞并韩国，但是，当伊藤回答说他没有异议时，桂太郎便决定要获得全体内阁的同意。现在，他又获得了天皇的恩准。[15]

7月，为与曾祢荒助进行职务交接，伊藤在韩国待了一小段时间。20日，他回到日本。天皇向新桥站派了一辆马车，迎接伊藤的归来。伊藤所获得的接待级别仅次于送迎元帅的标准。一个由近卫步兵连队和骑兵连队组成的仪仗队护送伊藤来到皇宫。

7月26日，伊藤被任命为韩国皇太子的太师，明确表明了韩国皇太子对日本的重要性。同一天，曾祢荒助向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韩国中央银行的备忘录。这份关于建立一个中央货币机构（即韩国银行）的协议规定，韩国银行的所有活动都交由日本政府负责。[16]

10月2日夜晚，伊势神宫举行了二十年一次的迁宫仪式[17]。天皇派官员代他参加，自己仍留在东京，在皇宫里遥拜。这一次，天皇与往日不同，穿上了传统服装，所有侍从和文武百官都穿上了祭服。[18]尽管多年来天皇一直拒绝参加大多数的传统仪式，但在神道教的重要仪式上，他觉得有必要表明他虔诚地信奉着神灵。

10月9日，在准备动身前往满洲之前，伊藤觐见了天皇。16日，他从门司出发前往大连。在大连，他参观了旅顺战役的遗址。之后他乘坐火车前往哈尔滨。在抵达大连时，伊藤说，此番远行是为了去之前从未到过的满洲散心。[19]不过，真正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就日本吞并韩国与俄国财政部长科科夫切夫（V. N. Kokovtsev）进行商谈。

10月26日上午9点，伊藤乘坐的列车抵达了哈尔滨。科科夫切夫登上火车欢迎伊藤的到来。俄国警卫队沿着车站月台列队等候，但从当时拍摄的照片来看，实际上并没有采取特别的安保措施。[20]俄国铁路警卫队的荣誉司令官科科夫切夫请伊藤对警卫队进行检阅，伊藤答应了。伊藤、科科夫切夫和其他官员一同走下火车，踏上月台。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伊藤（从他的白色胡须中可以辨认出来）举起帽子，向东清铁路的长官致意。[21]

检阅完毕，伊藤折返回身，开始和前来欢迎他的、居住在哈尔滨的日本侨民致意。他朝着这些侨民的方向走了几步，突然，一个身穿西装的年轻男子从警卫后面蹿出来，将手枪对准伊藤，[22]开了六枪，前三枪打中了伊藤的要害。[23]伊藤被随行人员抬进火车，医生进行了急救，然而半小时后，伊藤死亡。在气绝身亡之前，伊藤得知暗杀者是个韩国人。据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该死的蠢货！”。[24]

俄国警卫队很快逮捕了暗杀者安重根，但在被抓获前，他拼尽全力高呼了三声“韩国万岁！”后[25]，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个韩国人。不能责怪俄国人没能一眼就区分出他的国籍。他的身高和普通日本人没什么差别（一米六三），他的相貌让人很容易地就把他当做一个日本人。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前来欢迎伊藤来到哈尔滨的生活富裕的日本侨民，他还采取了非常保险的措施：穿上他可以负担得起的最好的西装。[26]

安重根于1879年生于朝鲜的一个先祖可以追溯到第二十六代世祖的两班（贵族）家庭。[27]他经常使用的别名安应七，得名于他的胸部和腹部有七颗痣。[28]家人希望他能遵循家庭传统成为一名学者。他的祖父生了六个儿子，全都擅长舞文弄墨，其中，安重根的父亲最有才气。安重根在八九岁时便能阅读四书和三经，被誉为天才。然而，他并没有成为一名文人（尽管他在书法方面颇有成就），而是成为了一个活动家。甚至在孩提时，他就被看做神射手。比起书本，他更喜欢射箭狩猎。被捕后，在对他进行第一次审讯时，他说自己的职业是“猎人”。[29]

在等待死刑判决的过程中，安重根在狱中写下了自己的自传《安应七历史》，其中讲述了是什么导致他皈依天主教。他的父亲对反对知识分子的暴戾的东学党起义感到愤怒，成立了一支由大约七十名士兵组成的“义兵”，负责保护他们的村庄免遭反叛者的侵袭。[30]安重根加入了这支队伍，然而，他们在人数上与东学党有天壤之别。他写道，跟他们作战，就好比“以卵击石”。不过，这支“义兵”不屈不挠，逐渐在对抗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学党时赢得了几场胜利，不料最后却遭到了新成立的亲俄政府的攻击。[31]

逃离这场混战后，安重根在一个叫威尔海姆（Wilhelm）的神父那里避难。威尔海姆的韩国名字叫做洪锡九。他在威尔海姆的教堂里躲了几个月。这位神父鼓励安重根利用这段不得不空闲出来的时间学习天主教教义，安重根听从了他的提议，将大量时间用来阅读《圣经》以及和威尔海姆讨论天主教的教义。神父最终让安重根相信了天主教的真理，1897年1月，安重根受洗入教，教名多默（Thomas）。[32]几年后，他和父亲积极传播天主教信仰，直到逝世时，他都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他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要求让他们的长子成为一名神父。[33]

在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回忆道，他曾跟从神父威尔海姆学习了大概三个月的法语。[34]这是他学过的唯一一门外语。当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停止学习法语时，他回答说：“学日语者，沦为了倭国的奴隶；学英语者，沦为了英国的奴隶。若我学习法语，也无法逃脱沦为法国奴隶的命运。这就是我放弃法语的原因。一旦韩国享威望于世界，世人都将学习韩语。”[35]安重根的这番话或许并非是字面上的意思，或许他与威尔海姆之间有了某些分歧。即使安重根未曾动摇过对天主教的信仰，但他不再相信外国人了。[36]

虽然安重根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但他也曾提出过东亚三国（中国、韩国和日本）结盟的构想。或许这一构想是受“黄祸”论（德皇的邪恶构想）影响而设想出来的相反的观点。安重根警告要提防“白祸”，指出掠夺成性的欧洲国家突然扑向茫然无助的亚洲国家就是“白祸”的一个例证。如果东亚国家想要结束西方列强的侵略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尤其是饱受欧洲列强侵略的中国和韩国，必须携起手来抗击欧洲列强。如果这两国携手，那么欧洲列强将望而却步，东亚将恢复和平。[37]

安重根并不反日。毫无疑问，他最崇敬的人就是明治天皇。他对伊藤博文进行了言辞激昂的指控，其中之一是控诉伊藤博文故意欺骗天皇。安重根说天皇想要的不是征服韩国，而是东亚和平及韩国独立。[38]他从1904年日本向俄国发布的宣战公告中清楚知道了天皇的意愿。[39]在得知日本战胜俄国后，安重根非常高兴，高呼着要和同胞们一起分享代表“白祸”之一的俄国被打败的喜悦之情。[40]但遗憾的是，日本在俄国全面投降之前就匆匆结束了战争。

安重根确信，很多日本人都和他一样憎恨伊藤博文的政策。他描述了自己与各类日本战俘进行的交谈。其中一位是驻韩士兵，他一边哭泣，一边向安重根讲述他思念仍在日本的家人。安重根说道，如果东亚恢复和平，韩国就不需要日本的卫队了。这名士兵表示赞成，认为都是那帮奸诈卑鄙的老臣扰乱了和平，迫使他非常不情愿地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度。他还说，尽管自己一个人根本没法完成，但还是希望能杀掉伊藤。

安重根与农民、商人、天主教神父等日本人进行了类似交谈。他们都对日本的现状悲叹万分。和之前的那名士兵一样，商人也希望自己能干掉伊藤。安重根从这些人的身上获悉了他们对伊藤所怀有的强烈仇恨，认为这些人可以代表全体日本民众。[41]如果连日本人都想杀掉伊藤，那么很轻易就能想象出因为伊藤的命令而失去家人朋友的韩国人是多么痛恨他了。安重根声称要以“大韩义军参谋中将”的身份暗杀伊藤，因为伊藤破坏了东亚和平，使日韩两国日渐疏远。[42]

安重根仍然希望两国的关系能更加亲密，树立一个供全世界效仿的榜样。他劝说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日本检察官不要担心他是否会被判处死刑。他的全部要求就是想让日本天皇知道他为什么要犯下这样的罪行。[43]他确信，如果天皇意识到伊藤的政策错得有多离谱，就会了解自己的行动，并会为之欣喜。安重根期望，如果将来按照日本天皇的意愿改善对韩治理方针，那么日韩之间可保万年太平。

安重根书法

安重根将日本人在韩国犯下的所有罪状都归于伊藤身上，因此不仅宽恕了天皇（很多罪行都是以天皇的名义实施的），也宽恕了所有日本民众。一旦日本摆脱了这个使两国关系恶化的毒瘤，那么有着众多共同传统而注定要成为朋友的日韩两国就没有理由不会安享永世太平了。在这些论述中，安重根似乎一直沉迷于他所构想的“撒旦伊藤”的画面之中，他将伊藤视为在《圣经》中读到的现实版的撒旦。

安重根控诉了伊藤的十五项罪状，包括谋杀闵妃。其中，最令人惊讶的一项指控是，伊藤在四十二年前弑杀了孝明天皇。他说这在韩国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就算这个传闻是真的，也很难弄明白为什么安重根会认为弑杀孝明天皇是一项侵犯韩国民众的罪行。[44]安重根的其他指控描述了日本在强迫韩国缔结不平等条约后给韩国造成的难以言表的后果。控诉伊藤的这十五项罪状的最后一项是：伊藤佯称韩国安宁、繁盛，欺骗日本天皇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45]

安重根向韩国人民的最大敌人开了枪，内心无疑很爽快。他刚开完六枪，就被俄国警卫队制伏并送进了监狱。11月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引述了安重根在狱中的话，“我是冒着触犯重罪的危险，为国献身。这是高尚的爱国志士所具有的行为。但是，你们所呈上的却是难以下咽的食物，这并非爱国志士应获得的待遇。我坚决拒绝食用。”[46]据这篇文章描述，他连续两天拒绝吃任何东西。

在俄国人把他交给日本人后，安重根的待遇得到了极大改善。检察官沟渊孝雄在审讯结束后向他递金纸嘴香烟，并在随后的闲聊中表现出了同情。安重根在自传中记录道，在他揭露伊藤博文的十五项罪状时，沟渊大呼：“按照你刚才所说的话，显而易见，你是东亚义士。我相信，不会对义士判死刑的。你无需担忧。”[47]

监狱中的其他日本官员也对安重根留下了深刻印象。安重根的态度和行为大多表现出了日本英雄所具有的气概，似乎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在新年之际，典狱向安重根和另外两名被捕的韩国人（其同谋）提供了日本新年的传统美食。他的书法刚劲豪放，非常受这些看守的欢迎。安重根为他们书写了五十多张，所有的落款都是“于旅顺狱中大韩国人　安重根书”。

12月13日，安重根开始写自传，在1910年2月7日开始的审判期间继续写。审判时，根据日韩签署的协约（协约规定自此以后，日本对在国外的韩国民众进行保护），安重根不得聘请韩国律师辩护。参与审判的所有人——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和翻译——都是日本人。这对不懂日语的安重根来说特别困难。翻译员非常谨慎地翻译，[48]安重根的律师诚恳地希望能被判无罪，[49]但他感到孤掌难鸣。

尽管沟渊再三让安重根放心，但判决已经事先定好了。2月14日，安重根被判处死刑。[50]这个判决不是由法庭上的工作人员做出的，而是来自外务省。12月2日，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发了一封电报，“此事关于政府，安重根之罪行极重大，由惩恶之精神，应施以极刑”。[51]

虽然安重根已经预料到了会有这样的判决结果，但在宣布时，他极为恼怒。他曾希望自己不被认为是暗杀者，而是一个为国除敌的战俘、义士，但这个请求被置之不理。法官平石之前曾向安重根承诺说，即使他被判有罪，但政府也一定会同意缓期几个月执行，然而，东京方面要求立即行刑。执行死刑的日期定在了3月26日。考虑到上诉没有用，安重根没有对判决提起上诉。他所要求的只是希望推迟两周再执行，那样他可以完成著作《东洋和平论》。他请典狱栗原贞吉帮忙，虽然栗原对他深表同情，但也无力更改行刑日期。于是，安重根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他请求穿上洁白的韩服奔赴刑场。栗原答应了这一请求。[52]不久后，栗原对未能挽救安重根的性命感到沮丧，辞去了典狱一职，并回到了日本。

3月9日和10日，神父威尔海姆聆听了安重根的告解，为安重根做弥撒、举行圣礼。[53]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安重根继续写作。在行刑的当天早晨，他穿上了白色的韩服。当时拍的一张照片显示他平静地看向远方。在白色衣服的衬托下，他那有着一头茂密黑发的脑袋、眼睛和胡须清晰可见，他的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安重根于3月26日上午的晚些时候被绞死。当天上午10点，一名日本医生宣布他死亡，遗体被安葬在大概三公里外的一个公共墓地里。

明治天皇对安重根的死有何反应，我们尚不清楚，不过，或许他认为对谋杀他最重视的顾问——伊藤博文——的人处以死刑是适当之举。尽管安重根提出了恳切的请求，但天皇不太可能得知他暗杀伊藤的原因。无论如何，伊藤的死对天皇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没有公开表露自己的感情，行动也和伊藤死前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给天皇当了多年侍从的日野西资博回忆道，天皇在得知伊藤的死讯时极为震惊，好像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老人。伊藤的葬礼在东京举行，有四十万名民众前来哀悼。

安重根被视为爱国志士和英雄，尤其是在戏剧作品中。在中国的众多戏剧中，就有一部由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编写的《安重根》。在韩国，安重根被誉为民族英雄。哈尔滨成为了韩国人凭吊英雄人物的神圣场所，是重振民族精神的地方。[54]

很快，伊藤被暗杀的消息便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二天，石川啄木在《岩手日报》发表了一篇以下文开头的文章：

10月26日。天阴。午后3点刚过，飞报至天外到，东京之一隅顷刻陷入惊愕之中。疑惑之声，惊悼之语，刻刻蔓延。微雨一过，暮色渐起。“号外”之呼声带异常之响，充斥都城。人心忽骚然，如百潮一时涌来。不论老幼贵贱，皆齐为此国民之凶报丧心。此实为惊杀日本国民之凶报，又同时为世界之一大事变。而本日此报道自帝国领土之一隅传至另一隅，随处皆听哀恸之声。

噫，伊藤公逝矣！[55]

啄木继续回忆伊藤近期访问东北地区的情景：

余略可想象接此悲报时盛冈人之颜色，彼等迎送公北游未出百日。公辞统监归故国，尚无席暖之暇，遂同韩太子共巡游东北、北海道，归来又匆忙就北满之旅。

啄木在文章结尾写道：“（公）受数位批评家之非难，然谁可否认明治日本之今日，负生涯一贯为温厚进步主义者之伊藤公最多！”

[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3页。

[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3页。皇太子李垠于1908年11月7日用日语写的一篇文章的照片，表明他的日语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进步（《英親王李垠伝》，第8页）。

[3]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3—14页。

[4]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7页。9月4日，李垠访问关西地区后回到东京，天皇向他赠送了一台幻灯机和一套板球装备（第102页）。我们尚不清楚韩国皇太子是否打过板球。

[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36页。

[6]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4—55页。

[7]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21页。

[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38页。另请参阅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53页。

[9]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49页。书中并没有说明天皇在这一场合穿的是哪套制服。他通常都是穿那套独一无二的陆军制服，但有时候会在劝说下穿上海军制服。例如，5月15日，他出席海军大学校的毕业典礼，穿上了海军制服（第229页）。

[10]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5页。

[1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73页。

[1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89页。

[13]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221—222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231—233页、第242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255页。另请参阅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62—63页；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67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263页。

[17] 伊势神宫依照造替制度，每隔二十年年就会搬迁一次，届时重建内宫（皇大神宫）、外宫（丰受大神宫）及所有宫，称为“神宫式年迁宫”。——译注

[1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283—284页。

[19] 10月22日的《东京朝日新闻》摘录了这番话，见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68页。

[20] 照片见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9页。照片中位于前景部分的是闲聊的俄国军官，一些人背对着火车，警卫队的主力距离月台有一段距离。《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记者提到俄国警卫队有些松懈，认为这些士兵来自于以暗杀闻名的国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警惕，令人吃惊（第10页）。

[21] 照片见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8页。

[22] 安重根不确定哪一个日本人是伊藤，因为他甚至连伊藤的照片都没有见过。他将这个“黄脸白须”、似乎率领着其他人的老者作为目标（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45页、第192页）。他在距离大约五米的地方朝伊藤开枪。在暗杀伊藤后，他认为其他人也有可能是伊藤，于是朝另外两名日本人开了枪，但大概是因为一名俄国警卫干扰到了他的目标，他的子弹射偏了（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35页）。

[23] 安重根使用的是一把装有七发子弹的勃朗宁自动手枪。在朝伊藤开了三枪后，他对着另外两名日本人开了三枪。在审判时，他被问及是否将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安否认自己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45—46页）。

[24] 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84页。这句话的真实性让人产生怀疑。如果伊藤真的说了这句话，他可能是想说，安重根认为谋杀他就可以阻止日本合并韩国的想法是十分愚蠢的。但是，根据其他史料，伊藤的最后一句话是问谁向他开枪，是否还有其他人被击中。

[25]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4页。目击者是这样说的，但安重根在法庭作证时说，他不是用英语或俄语高喊，而是用韩语高喊“大韩万岁”。“韩”就是指韩国（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0页）。

[26]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91页；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23页。11月3日版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说，安重根的大衣和西装是法国制造的（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46页）。为装扮得像个日本人，安重根还戴了一顶布帽。

[27]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03页。如需了解关于安氏家族的详细描述，请参阅Norbert Weber, Im Lande der Morgenstille, p. 331-349。

[28] 安重根在法庭上解释说，三年前，在他成为一名义士时，曾使用“安应七”这个名字（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39页）。在古代中国，身上有七颗痣被视为伟大人物的标志，大概是因为它们与北斗七星有关。

[29] 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34页。

[30] 如需对义士有更多的了解，请参阅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p. 117, 224-227。

[31] 如需了解关于当时战斗的描述，请参阅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08—110页。

[32]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18—119页；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63页。中野没做任何解释地说道，安重根和他的父亲安泰勋在通过教义问答的考试后都受洗入教（《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18页），但是，他之前说安泰勋曾在之前的某个日子受洗入教，教名为“皮特鲁斯”（Petrus）（第108页）。“Thomas”这个名字是用汉字书写的，这表明这个名字的发音应为“多默”（和法语一样）。

[33] 实施暗杀后，安重根的全家逃到了海参崴。长子于1916年12岁的时候死于海参崴（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225—256页；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21页）。

[34]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39页。尽管神父威尔海姆的名字表明他是一个德国人，而非法国人，但他可能曾教过安重根法语，因为在韩国传播天主教的活动中，法国传教士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35]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27页。

[36] 也许这个人不是威尔海姆，而是威尔海姆的上级——汉城主教，他很烦安重根。当安重根向主教提交在韩国创建一所大学的计划时，主教没有批准，说创办教育对韩国民众信仰天主教是有害的（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27页）。当威尔海姆（安重根认为威尔海姆是站在他那一边的）同意了主教的看法时，安重根大概感到很失望。如需了解安重根和威尔海姆疏远的另一种说法，请参阅第144—145页。安重根非常恼怒，决定直接上诉教皇。但是，在他死前不久，当威尔海姆来看望他时，他感到很高兴。一张照片显示这两人在一张桌子上交谈（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10页）。

[37] 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14页。这些评论请参阅安重根在死时尚未完成的论文《东洋和平论》。

[38] 请参阅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84页。

[39] 不过，斋藤指出，安重根一定联想到了天皇在清日战争时颁布的宣战诏敕（《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90页）。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存在着显著差异，它所呼吁的不是维护东亚和平，而是“维护和平和恢复秩序”；不是维护韩国独立，而是保持“韩国完整”。

[40] 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78页。另请参阅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209—210页。尽管安重根之前将总理大臣李完用在日俄战争期间帮助俄国抗击日本的行为斥责为“忤逆上天的罪行”，但他在后来发生的事情中表示，如果李完用召集一支“义兵”来抗击日本的话，将是顺应天意。然而伊藤的无耻行为截然不同（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60页）。

[41] 安重根释放了所有没有受伤的战俘，甚至还送还了他们的步枪（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71页）。

[42] 安重根没有解释为什么他成为参谋中将，也没有说明是否还有头衔比他高的大将。“Uibyong”（日语“ぎへい”），译为“义军”或“义兵”，在英语中没有确切对等的词语。它指被正义打动的士兵，相对于只是服从命令的普通士兵。

[43]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4页。

[44] 1867年，伊藤的职位还没有高到能够面见天皇。此外，在孝明天皇驾崩时，伊藤在长州身患重病，而非身在京都。

[45] 斋藤充功对这十五项指控都进行了简短描述，见《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72—175页。

[46] 《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46页。

[47]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17页、第13页。

[48] 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00页。

[49] 他们列举了曾因政治理想而实施暗杀但被判处较轻刑罚的人士，但没有提到最近发生的类似例子：1907年，一个叫做达勒姆·史蒂文斯（Durham W. Stevens）的美国人曾被日本人聘请在韩国任职，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先抵达旧金山，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伊藤博文做了很多有利于韩国民众的事情。第二天，他遭到了两名愤怒的韩国人的暗杀。其中一位叫常义汗（Chang In—hwan），因为这一罪行被判入狱十五年。如需了解日本报纸报道的谋杀史蒂文斯的文章，请参阅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66—267页。另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1页；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78。

[50] 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03页。

[51] 中野泰雄，《安重根——日韓関係の原像》，第29—30页。斋藤提到了法官平石与外务省仓知铁吉之间的对话，仓知奉小村之命前来旅顺（《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01页）。仓知传达了政府的意见：判处死刑是明智之举。

[52] 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24页。

[53]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84页。

[54] 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31页、第32页。

[55] 引自《百回通信》，《石川啄木全集》第四卷，第192页。一名韩国学者指出，通常认为啄木的诗《一握砂》所提到的是被执行死刑的幸德秋水，但实际上它抒发感情的对象可能是安重根（斋藤充功，《伊藤博文を撃った男》，第150—151页）。但是，在《百回通信》中，啄木的评论语气充满了震惊，而非对政党成员表示同情。

第五十九章
吞并韩国

1910年8月22日，日本和韩国签订协约，正式宣告吞并韩国。十个月前伊藤博文遇刺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韩国人刺杀最受尊敬的日本政治家，无疑加深了日本国内已经存在的一种认识：韩国人目无法纪，无法自治。此外，如果伊藤没有被暗杀，他也许会制止日韩合并的主张，尽管日韩合并的决定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尽管日本政府只是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实施这一计划。

日本以维护韩国独立为借口打了两场仗。但是，较之大多数日本人不感兴趣的韩国独立，日本更在乎的是要阻止清朝和俄国干涉其开发韩国资源的计划。一些韩国人（如安重根）将天皇在向中国和俄国发布的宣战诏敕中声称的战争目标，视为维护韩国独立。比安重根更受到日本感化的个别韩国人，开始公开拥护日韩合并。

1904年，在日俄战争期间为日本人担任翻译的宋秉畯成立了一个致力于与日本合作的团体——一进会。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吸纳了与东学党有关联的李容九，并与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头山满、杉山茂丸和内田良平这些臭名昭著的黑龙会的创始人）合作。[1]1906年10月，统监府兼职雇员内田成为了一进会的顾问，此后便开始担任伊藤博文和韩国亲日派的中间人。1906年底，伊藤决定利用一进会，于是从次年1月起，统监府每月向该团体提供大约两千日元的资助金。[2]

在统监府设置后成立的第一届韩国内阁由朴齐纯担任领导。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朴齐纯支持伊藤提出的改革，并且和伊藤相处融洽，但在得知自己成为了反日活动的主要目标后，他情绪低落。此外，“义军”的反抗活动日益增加。尽管伊藤请求朴齐纯留任，但他仍坚持辞职。伊藤不得不在1907年5月组建了一个新内阁，推选李完用[3]担任总理大臣，推举宋秉畯担任农商工部大臣。

伊藤向新内阁发表的“鼓舞士气的讲话”包含以下内容：

如今日之发展，夫韩国之灭亡非因他国，在于韩国自身也……余助诸君，尽力得韩国之自立，然韩人……尚未觉醒……为获韩国之存在，最适切紧要方针在于与日本诚实亲睦，决心与日本共存在。[4]

这些话表明伊藤确信与日本合作对于韩国日后的繁荣而言必不可少，但他并不建议立刻合并两国。不过，他含蓄地警告说，如果对于他为韩国人所做的一切，韩国人未能心怀感激，那么他可能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

“义兵”在朝鲜半岛各个地方发起的反日活动明确表明全体韩国民众都痛恨日本统治韩国。不过也有一些韩国人认可伊藤的改革，认为与日本合作能给韩国带来实质性好处。

李完用的内阁成员都是坚定的亲日派，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比如说，李完用仇视一进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是贵族，而一进会是由出生卑微的人领导。然而，伊藤主要关心的问题似乎不是韩国人之间的争吵或反日活动，而是俄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1906年，当俄国向汉城任命新的总领事时，理应按照《乙巳条约》（该条约规定由日本管理韩国的外交事务）向日本外务省递交国书。但是，他们却把它交给了韩国皇帝，表明其仍然视韩国为独立国家。[5]伊藤担心，这可能意味着俄国并没有放弃干涉韩国的野心。实际上，伊藤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黄泉路，大概也是希望能够改善与俄国的关系。

宋秉畯公开拥护日本吞并韩国，认为与不彻底的被保护国状态相比，合邦可能是一项更加成功的治理韩国的政策。[6]1906年11月，得知伊藤小心翼翼地观望当前局势的发展，而不愿立即采取行动逼迫韩国皇帝退位，他感到很沮丧。[7]内田良平认为伊藤无意吞并韩国，于是于1908年加入到了一进会要求日本政府罢黜伊藤的倡议之中。1909年，宋秉畯辞去内阁职务前往日本，力劝总理大臣桂太郎抓紧时间吞并韩国。[8]伊藤担心宋秉畯的辞职可能会导致韩国内阁垮台，于是升任宋秉畯为内部大臣。

总之，在日本作为韩国保护国的三年半中，伊藤对没能赢得韩国民众的拥护感到失望，决定辞职。显而易见，他的渐进政策失败了。“义兵”的反抗活动日益加剧，加上日本政客的攻击愈演愈烈（这些政客声称伊藤的怀柔政策削弱了日本的威望），使他觉得没有必要继续在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上浪费时间。然而，即使在1909年6月辞去统监一职后，他对日本政府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而他的死则意味着吞并之路的最大障碍被扫除了。

伊藤死后，一进会（此刻由李容九领导）加快了践行合邦主张的步伐。1909年12月5日，日本媒体报道说，一进会于前日发表了《合邦声明书》。一进会向统监府和总理大臣李完用提交了建言书，要求他们将建言书转交给日本天皇和韩国皇帝。[9]此举并非仅仅是跟风的机会主义：李容九确信韩国已陷入垂死状态，命若悬丝，保全韩国的唯一希望在于与日本合并，日韩合邦将造福韩日民众。他向韩国皇帝的上疏似乎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

一进会长李容九等代表百万会员二千万臣民，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百拜，上言大皇帝陛下……今我大韩国，拟之如病人，命脉已绝久矣。臣等呼号之，徒为抱死尸而恸哭……幸我与日本源自同族，枳橘之迥异未生[10]，今相阋未甚，廊然撤其疆域，划除两邻之藩篱，两民自由于一政教下嬉游，均享同居同治之福利，谁敢辩此为兄、此为弟？即日本天皇陛下之至仁，必给同等之民，化育我二千万同胞……吾蝉脱保护劣等国民之名实，列于新大合众、世界一等民族之上，则可谓云华始开，景星凤凰相见之时也。[11] [12]

12月4日，李容九递交了自己和“一百万民众”署名的建言书，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他们痛斥一进会成员为卖国贼。[13]韩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统监曾祢荒助告诉日本记者，对于日韩合并，他仍没有任何明确的话语。他强调，一进会发表声明一事，日本政府绝对没有牵涉其中。日本政府认为合邦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只有等到恰当时机，并在做好适当准备后才可以行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进会并没有耐心等待，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14]

李容九声称的韩日民众基本上属于同一人种、有着相同传统的主张，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屡屡被日本人重提，来证明征服韩国是正当行为。[15]两国的正式国界线被取消后，一些日本人甚至称韩国人为“半岛人”。这是一个让韩国人觉得极具冒犯性的叫法，因为它否认了韩国的存在，认为其只是一块土地的投射而已。也许李容九所表达的无非是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即从小接受儒家四书教育的韩国绅士和接受了同样教育的日本绅士可以毫不费力地“笔谈”，而且两国宫廷遵从的复杂礼节基本上都是以中国的礼节作为蓝本。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前东学党仇外主义的倡导者竟会安之若素地盘算着让外国人来统治韩国，而这个外国人不仅说着不同的语言，还拥有一个与韩国不同的彻底西化的政府。

对于占领一个和自己一样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日本似乎没有丝毫怀疑这一行为的正当性。现在，韩国的军事力量弱小，在东亚国家的现代化竞赛中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对于韩国抗拒日本送来的现代文明的大礼，日本政府感到很不解，只能将此视为无知。日本领导人中最不同情韩国的山县有朋称：“朝鲜未有如我国足以吸收新文明之素养及力量，其国民上下姑息，苟且偷安……”[16]

无疑，吞并韩国是统监府的目标，但其官员决定在日韩合并之前对“义兵”的抵抗进行镇压。1909年9月，日本开始在韩国南部进行镇压反抗的军事行动。这场行动采用残酷的肃清法，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一方法此后被全国各地的类似行动采纳。很多韩国人直至今日仍抱有的对日本的仇恨之情，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17]

1910年5月，寺内正毅接替患病的曾祢担任统监，同时继续担任陆军大臣。7月，就在寺内乘船驶往韩国前不久，总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向天皇奏报了韩国的情况。听了奏报后，天皇令寺内携带一封私信和各种礼物送交给韩国皇帝。[18]让人惊讶的是，就在日本政府要夺去韩国皇帝的帝位之前，天皇还在遵循着东方社会自古与其他君主礼尚往来的做法。也许他还不清楚合邦将给韩国君主造成多么巨大的影响。

甚至在抵达韩国之前，寺内便为就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一项是将韩国的警察活动全部纳入日本的指挥之下。在被问及为什么日本宪兵数量大大增加时，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比起普通警察，使用宪兵来管制未开化的民众更容易些。”[19]

从担任统监起，寺内便耐心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便启动日韩合并机制。8月，这一刻似乎来临了。寺内收到越来越多的关于韩国各界人士同意日韩合并的报告。但是，仍有一个主要的关注事项有待澄清，即民众担心韩国皇室的待遇以及内阁总理大臣和其他高官政要的将来地位。寺内向韩国内阁成员悄悄传话，解释说日本天皇宽宏大量，日本政府公正合理，他们不会让韩国人——无论是皇室成员还是谦卑的农民——陷入困境。内阁成员即便全体辞职，也不会对日本政府的决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他们的逃避行为，反而会伤害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20]总理大臣李完用被说动，决定面对危机，而不是逃避。寺内猜测李完用的态度已经改变，于是于8月16日派人去请李完用到统监官邸。

李完用一抵达统监府，寺内便递给他一份与合并条约有关的备忘录。备忘录以我们熟悉的概括性话语作为开篇：日韩两国国土相连，文化相似，自古以来凶吉利害与共，最终形成不可分离的关系。正因如此，日本敢于冒两次大战的风险，牺牲数万生命和数亿财富来保护韩国。自那以后，日本政府虽热心投入精力帮助韩国，但由于现行保护国的制度过于复杂，无法永久、充分地保护韩国皇室的安全与日韩全体人民的福祉。因此，日本认为两国应联合起来，合为一体。

备忘录继续说，毋庸讳言，两国合并不应被视为是战争或敌视的结果。相反，这份条约将是双方带着友好的感情签订的。考虑到目前形势，韩国皇帝自愿将统治权让与日本；韩国皇帝将退位让贤，日后将居闲职；为保护韩国皇帝、太上皇、皇太子和其他皇室成员的安宁，以及为确保所有阶层的韩国民众的福祉，日本认为有必要缔结合并条约。[21]

最终向韩国政府递交的合并条约由八条规定组成，主要是向韩国皇帝和贵族做出了确保他们在合并后得到善待的保证。[22]总的来说，日本兑现了这一承诺。韩国皇室成员和其他高层贵族获封日本的爵位，并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按照习以为常的方式继续生活。[23]退位后，纯宗和太上皇高宗继续住在汉城的德寿宫。1920年，在日本接受优质教育的韩国皇太子李垠与梨本宫亲王的长女方子结婚。在他担任日本军官的卓越的职业生涯中，李垠最终晋升到第一航空军司令。

寺内给李完用看的备忘录包含有较早版条约的条款。例如，备忘录提议说，从今以后称韩国皇帝为大公殿下、称皇太子为公爵殿下，这些爵位可以世袭。备忘录承认，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此举将降低韩国皇帝和皇太子的目前地位而提出反对，但是，这些爵位并非韩国的爵位，而是日本的。此外，如果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回顾这一事件，将会发现从日本对韩国提供保护和宣布韩国独立的时候开始，韩国的国王才当上了皇帝。那些说韩国皇帝的称号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纯粹是臆造；事实上，认为韩国皇帝的地位比十三四年前有所降低未必正确。无论如何，日本向韩国宫廷提供的经费丝毫没有减少。更重要的是，由于获得了日本皇室成员所享有的特权，韩国皇帝将拥有永久、稳定的地位，并且这一地位永远不会改变。[24]

备忘录承诺，韩国贵族成员将享有日本贵族的同等爵位，并且由于日本天皇宽宏大量，每年增加向他们提供的岁费。韩国的现任内阁成员将继续留任，直到任期届满为止，之后将获得足以使他们舒舒服服地度过余生的养老金。普通国民将获得资助金，以便他们继续维持生计。[25]

在听取了长篇累牍地讲述日本承诺给所有人提供好处的将来政策后，李完用只向寺内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个是合并后保留韩国的国号，第二个是允许韩国皇帝保留国王的称号。尽管李完用支持合并，但他明显担心若废除国号和国王的称号，韩国的身份将丧失殆尽。寺内回答说，保留国号和国王的称号与合并韩国后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如果两国合并为一国，那么使用一个表明该国是完全独立国家的称号是不恰当的，并且当日本天皇对合并的国家进行统治时，国王行使不了任何职能。李完用请求与他的顾问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进行商议，寺内同意了。

当晚，赵重应（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拜访了寺内，并对寺内说，除非保留韩国的国号和国王的称号，否则他和李完用拒绝签约。很明显，在他们的印象中合并就是两国合邦，各自保留主权地位，而不是采用像奥匈帝国或瑞典—挪威联盟那样的方式。寺内对他们这么不了解日本的用意感到很惊讶，但他最后同意使用原来的国号“朝鲜”。在回答有关保留国王称号的请求时，寺内让步，同意称韩国皇帝为“李王殿下”。“王”这一称号与“国王”并不一样。在日本，“王”指的仅仅是亲王，但这个让步似乎满足了韩国人受损的自尊心。[26]太上皇高宗称被为“太王殿下”，皇太子李垠被称为“王世子殿下”。赵重应同意了这些变更，并告诉了李完用。李完用对寺内说，他确信能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说服内阁接受寺内的让步。

8月18日，桂太郎向天皇奏报了寺内与韩国内阁的谈判。寺内请求政府批准这两个让步，承诺一旦得到批准，将在几天内签订条约。[27]天皇恩准了寺内的请求，桂太郎将此电传给寺内，寺内立刻通知了李完用。他建议李完用采取措施以便正式签署条约。同一天，李完用召集了内阁，请求他们支持合并。8月22日，内阁召开了韩国皇帝亲临的御前会议。

韩国皇帝、总理大臣、皇室成员代表和其他高层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皇帝宣布将把韩国的统治权让与日本天皇，在全权委任状上亲自签了名并加盖了御玺。他将委任状递给李完用，随后李完用向皇帝呈递了合并条约，供皇帝御览，并对条文进行了解释。皇帝很高兴地批准了条约。

会议一结束，李完用便来到统监府，将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寺内，并向寺内出示了全权委任状。他请求寺内签署条约。在查看了委任状后，寺内断定这份委任状完整、准确。他评论说，对政治局势采用如此内敛、友好的解决方案，对日本和韩国来说都是一件幸事，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场合。他和李完用在条约的日本文本和韩文文本上签了名。[28]

8月29日，日本公布了合并条约的全文。天皇发布诏书：

朕念永远维持东洋之和平、保障帝国安全为必要之事，又常思韩国为祸乱之渊源。前朕之政府同韩国政府协定，置韩国于帝国保护之下，杜绝祸源，以期确保和平。

而来经时四年有余，其间朕之政府锐意改善韩国施政，虽见成绩，然韩国之现制尚未足以完全保持治安，疑俱之念每充溢国内，民难安堵。为维持安宁、增进民众之福利，加革新现制已瞭然不可避。

朕与韩国皇帝陛下共鉴此事态，念举韩国与日本帝国合并以应时势要求之外，别无他法，兹决定韩国与帝国永久合并。

合并后，韩国皇帝陛下及其皇室各员受相当之优遇，民众直接立于朕之绥抚之下，增进其福祉；产业及贸易于治平之下，亦见显著发达。而东洋之和平，依此愈见巩固基础，此为朕所确信无疑之所也。

朕特置朝鲜总督，以承朕命，统率陆海军，总辖诸般政务，百官有司详体朕意行事，施设之缓急得其宜，以使百姓永享治平之庆。[29]

和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的其他诏书一样，我们不清楚诏书的哪一部分（如果有的话）是天皇的意思表示。但是，诏书的内容与他对韩国的切身命运所持有的观点相吻合。置身事外的我们看来，那些决心将韩国合并到日本的人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鉴于与外国打交道的经验，那些认为合邦将带来共同繁荣的韩国人理应预见到，外国总是把为自己谋利放在了给韩国民众带来昌盛之前；即便是傀儡领袖（如韩国皇帝）能过着舒适的退位生活，但韩国民众仍是被剥削的命运。在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都领先于韩国人的日本人，必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优势地位。

那些真心相信日本公开宣称的目标的日本人应当意识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担任总督统治韩国的军人将会对韩国真正感兴趣。他们只不过是将韩国作为日本在亚洲大陆上进行进一步扩张的跳板。尽管很容易就可以预料到合邦的最坏之处，但似乎没有人担忧那些方面：在韩国的日本人将在行为举止中表现出主宰种族的傲慢姿态，而韩国人为了能在日本的统治下求生存，将学会如何取悦日本人。这对当时的韩国来说，是一种羞辱体验。

即便韩国政府已经预料到了日本人的统治将会给韩国民众造成怎样的影响，但在现阶段也无力抵抗。合并条约强调给国王和贵族相应的善待，大概反映了日本人的信念：只要满足了上层阶级，即使无知的民众出现不满也无关紧要。

不久后，只是作为王的韩国皇帝，就像他在8月29日颁布的诏书中明确表示的那样，已经无法成为韩国独立的象征性存在。诏书中说，为实现改革，他竭尽所能却徒劳无功。由于十二年前饮用毒咖啡，积弱成痼，已经疲惫到了极限，无望恢复元气。他日夜忧虑，虽力图为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寻思善策，但无法收拾时局。他认为托大任于他人为上策，于是决定将韩国的统治权让与一直以来亲信依仰的邻国的大日本皇帝陛下（天皇），借此对外巩固东洋之和平，对内保全八域之民生。他敦促韩国民众深察国势、顺应时宜，无须为国家状况担忧，只需各安其业，服从日本帝国这一新政权的文明统治，共享福泽。最后他说，今日之举并非忘却了韩国民众，而是出于救活韩国民众之恳愿。

这封诏书不太可能是纯宗皇帝亲笔书写的，但所传达的强烈感情表明作者非常了解皇帝的感受，甚至一些话也许真的是皇帝自己写的。纯宗身体虚弱、未老先衰、牙齿掉光，但他想让韩国民众知道他并非是屈从于日本。他耗尽了有限的精力，为韩国所面临的危机寻找其他救国方法，然而徒劳无功。[30]

就在同一天，也就是8月29日，日本天皇颁布了一系列的诏书，宣称从此以后韩国的国号为“朝鲜”，在朝鲜设置总督，对朝鲜实行大赦，向朝鲜皇室赐予大量赏金。其他诏书涉及对日本进口的朝鲜货物征收关税，以及与专利、设计、著作权和通商有关的事宜。[31]在经历了统治者多年松散的统治后，朝鲜民众开始亲身感受到了日本的效率。

明治天皇对桂太郎巧妙高明地处理合并条约一事表示感谢。9月1日，日本采用宗教仪式的形式在皇宫举办了合并韩国的庆典活动，岩仓具定代表天皇主持仪式。就在同一天，天皇派遣九条道实前往伊势神宫汇报合邦一事。第三天，他派遣九条到神武天皇陵汇报；第四天向孝明天皇陵汇报了此事。[32]从奉告消息的场所数量来看，合邦比清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还要重要。

8月29日，《万朝报》刊载了一首民间歌谣，歌词包括“似有相似处，众人可见乎？西乡阁下（ Saigō Don）者，正与阎王饮。”[33]大约三十年前，西乡曾倡议征服朝鲜，而如今无需打仗，朝鲜便成为了日本的属地。因而，想必此刻西乡正在和阎王爷举杯畅饮。

日朝关系发生的改变，没有给天皇对李垠的喜爱之情造成影响，他时不时地向王世子赠送一盒蛋糕或水果。既然王世子不再被称为“皇太子”，天皇便决定称其为“昌德若宫”。[34]

10月，寺内递交了一份正式奏折，描述了自他担任统监到合并韩国期间的各个事件。他对行政机关进行了重组，并简化了流程。他大幅削减开支，推动区域化管理。采取这些措施使得“朝鲜上下士民皆浴皇化之德泽，感激优待宠裕”。[35]

在奏折中，寺内没有提到朝鲜年号的使用情况，他禁止使用这一年号；此后，所有官方文件都按照明治的统治年份来记录日期。朝鲜的首都汉城——这个自李氏家族建都时起使用了五百多年的称呼——被禁止使用，改称“京城”。[36]即使是在合邦的早期阶段，寺内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摧毁朝鲜人的国民意识。

一些朝鲜人，尤其是上层阶级人士，很可能会对日本统治下的政府效率更高和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心怀感激，但是，绝大多数朝鲜人对听命于外国人感到非常不满。这些外国人将他们视为下等国民，试图最终剥夺他们的语言和姓名。令大多数日本人感到高兴和自豪的是，如今日本天皇不仅统治着日本列岛，还统治着台湾岛、库页岛，现在又统治着朝鲜半岛。在远东，日本所做的一切要胜过英国、法国和美国：英国只拥有香港和清朝的几个口岸；法国的步履还没有超出过中南半岛；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饱受动乱的困扰。当时，鲜有日本人意识到了殖民主义是一种毒药，它所毒害的不仅是被殖民者，也毒害了殖民者。

[1] 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4页。另请参阅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8—129页。

[2]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9页。

[3] 李完用的职业生涯充满波折。1896年，他是亲俄派领导人中的一员，力劝国王高宗到俄国公使馆避难。那一年稍晚时候，他被推选为独立协会副会长。独立协会是一个亲俄组织，反对外国干涉朝鲜事务。1905年，他担任学部大臣，是“乙巳五贼”中第一个签署《乙巳条约》（该条约规定将韩国的外交权让给日本）的人。1906年，高宗拒绝与新政府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他极其生气，建议日本废黜皇帝（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5页）。此举使得李完用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当伊藤于1907年成立新的内阁时，李完用被推选为总理大臣。

[4]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30页。

[5]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31页。

[6]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70.

[7]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29页。

[8] 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4页。

[9] 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6页。

[10] 枳和橘属于同一科系，这一科系还包括柑橘。枳也称为“唐橘”，或简称为“橘”。这两种植物容易被混淆。

[11] 日文原文最初登载于1909年12月8日的《东京朝日新闻》，转引自阅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6页。

[12] 根据传说，优昙华（婆罗花）三千年才开一次花，景星（一颗福星）和凤凰都预示着未来的好运。

[13] 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p. 239-240.

[14] 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77页。

[15] 如需了解当时日本人如何论证日本人和韩国人有着“共同文化”和“共同祖先”，请参阅Peter Duus的绝妙分析，见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p. 413-423。

[16] 大山梓，《山県有朋意見書》，第284页。相比之下，伊藤对韩国接受现代文明的可能性表现得更加乐观。他认为，韩国人之所以落后于日本人，并非因为他们天生懒惰，而是因为上层阶级腐败和抗拒变化（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 p. 199）。

[17]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178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30页。

[19] 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74. 崔文衡的资料出自福田东作，《韓国併合記念史》，第597页。

[20]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5—456页。

[2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1—452页。

[2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61—462页；译文见Woonsang Choi, The Fall of the Hermit Kingdom, p. 136-138。统监寺内向李完用提交的版本只有五条。序言部分只有两条（韩国皇帝愿意将其统治权让与日本；日本天皇愿意接受合并韩国），第八条（条约颁布）被遗漏掉了，但余下条款大体相同。

[23] 1910年10月向76名韩国贵族授予了日本的爵位：6名侯爵，3名伯爵，22名子爵和45名男爵（《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88页）。同年12月，前韩国皇帝被封为日本陆军大将；韩国皇太子被封为步兵中尉；放荡不羁的哥哥李堈和其他贵族被封为中将。也许皇太子是这些军官中唯一一个真正履行军事职责的人。至于其他人，均根据级别获得了良好待遇并配置了武官（第535页）。

[24]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2—453页。

[2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3—454页。

[26]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93页。

[27]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57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60页。

[29]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64—465页。

[30] 8月，李完用告知纯宗日本决定与韩国合邦，刚开始，纯宗没有任何反映。他似乎无法对情况做出正确判断，但是，当李完用说完，纯宗张着掉光牙齿的嘴，脸上是苦涩的表情（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89页）。

[3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67—468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469—470页。

[33] 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明治の新聞にみる併合の軌跡》，第289页。“Enma”是阎罗王。“Don Saigō”是模仿鹿儿岛的用法，“don”也是“dono”（殿下）的缩写，相当于西班牙语的“don”（先生）。

[34]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03页。昌德宫是前纯宗皇帝在汉城居住的宫殿。

[3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00页。

[36] 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294页。

第六十章
“大逆”阴谋

1911年悄然拉开帷幕。今年天皇六十岁了，有进一步的迹象表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原定于1月7日前往青山阅兵场观摩本年度的第一次阅兵，但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以健康为由取消了。

1月10日，他和皇后前往凤凰之间听了本年度的第一次讲座。和往常一样，讲座的内容分别与西方、中国和日本的学说有关。[1]18日，宫中按照惯例举办了本年度的第一次诗会。天皇以“寒月照梅花”为主题作了如下诗歌：

月光柔如水

凌空抚梅疏影朦

虽春寒依旧

皎月高悬梅枝舞

点点花开谧清香[2]

这首诗很优美，但并不出众。有太多诗人描绘过初春的梅香。

就在举办这次文雅诗会的同一天，大审院对二十四名企图暗杀天皇的嫌疑犯做出了死刑判决，另有两名嫌疑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下午，总理大臣桂太郎携带判决副本来到皇宫，向天皇汇报了案件的情况。天皇带着显而易见的悲痛情绪听取了桂太郎的奏报，并指示桂太郎考虑给予大赦和减免刑期。[3]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天皇这个时候才初次听说关于幸德秋水和其他被告的审判。从12月10日开始审判后，这件事便成为了日本全国饶有兴趣的话题。对此只可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宫中的人了解到天皇不读报，于是故意没有向天皇禀报审判的情况。[4]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天皇应该不知道策划刺杀他的事情。要是得知有日本人想要他的命，他一定会非常震惊。明治时不时地听到有关外国国家元首被暗杀的消息。在最近几年中，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意大利国王翁贝尔托一世和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都遭袭身亡；[5]法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以及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和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都遭到了暗杀；朝鲜闵妃惨遭日本浪人杀害；此外，还有刺杀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未遂，甚至刺杀维多利亚女王未遂的事件。[6]就拿更贴近日本的事情来说，1891年，一名日本警察企图在大津刺杀俄国皇太子尼古拉。

听到暗杀的消息时，天皇通常会致电吊唁；当他得知暗杀事件的预定目标逃过一劫时，通常会发送慰问电报。但他大概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被暗杀的目标。

这次密谋暗杀天皇的事件被称为“大逆事件”，是由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他们的精神导师是记者兼翻译家幸德秋水（1871—1911）。[7]幸德在四国地区的土佐县中村町长大，很早就展示出不同寻常的学识才华，他在七岁时用汉文作的一首诗被保存至今。[8]

他在自传《为何我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中，暗示了少年时代那些可能导致日后自己被社会主义吸引的理由。他带着怨恨之情回忆了一个不幸事件：明治维新后家道衰落，自己无法继续学业。[9]他没有提到另外两个不幸事件——幸德一岁时父亲过世，从此失去父亲的保护；他并非武士阶层，因此在学校一定会受歧视。

孩提时，幸德就不安分于待在中村町的封闭世界之中。因为没有钱，幸德在高知中学中村分校撤校后中断了学业。家人意识到他具有不同寻常的才华，做出牺牲送他去高知县的私塾就读，但他讨厌私塾的严格教育，感觉自己像个“囚犯”一样。[10]据说，焦躁（和粗劣的食物）让他患上了肋膜炎，而这是困扰他的众多疾病中的第一个。在身体恢复后，他回到了高知中学本部，但长期缺课对他的学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他决定辍学前往东京。幸德卖书筹集到了远行所需的路费。1887年9月，他抵达东京，那时刚满十六岁。

幸德成为寄食学生，并利用空余时间在英语学校学习。三个月后，他和土佐自由党（一个由具有先进政治主张的高知县人士成立的协会）的其他成员因违反《保安条例》而被责令离开东京。他们的主要罪行是抗议政府在处理修约事宜时表现得太软弱。持各种政治信仰的人犯有的这一“罪行”，倘若并非发生在新宪法即将成立之际，或许能够逃脱惩罚。政府（尤其是伊藤博文）担心这类抗议可能会威胁到宪法的成功出台，因此以维护公共秩序的名义颁布了《保安条例》。幸德是被勒令离开东京三年的五百七十名人士之一。[11]

幸德是走着回到土佐中村町的。在路上遭受的寒冷和饥饿，使他对伊藤产生了无法平息的仇恨。一回到家，他就遭到了家人抱怨，说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缓解家里的经济困境。于是，他再次决定出走，这一次是去中国。但途中路费花尽，于是幸德放弃中国而是前往大阪。结果，大阪成为了一个对幸德至关重要的城市，他在大阪结识了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民权倡导者中江兆民（1847—1901）。根据幸德的证词，中江是他唯一的老师。十八岁的幸德开始在中江门下当了两年半的寄食学生。

中江（也来自于高知县）之所以生活在大阪，是因为他也被责令离开东京。大阪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被驱逐出东京的大多数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思想家在此定居，他们讨论政治问题、召开集会、出版刊物。

从这时起，幸德开始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想法。1889年2月11日，就在宪法颁布的当天，文部大臣森有礼被一个叫西野文太郎的年轻人刺死。幸德在日记中对宪法只字未提，但他用汉文写了一段悼词，对西野表示同情和钦佩，将自己和一名选择了危险事业（即采用直接行动来完成自己的信念）的暗杀者重合在一起。[12]幸德对西野的钦佩之情在他日后的政治活动中有所体现，尽管此时他甚至还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更别提无政府主义者了。

虽然大多数日本人都欣喜地欢迎宪法的颁布，但幸德的沉默大概反映出了中江对他的影响，中江对天皇赐予的这份“大礼”的价值提出了质疑，并对那些对宪法可能起到的作用毫无概念，却对“宪法”这个词大声欢呼的日本人的愚蠢嗤之以鼻。[13]

为谋生，幸德曾一度为一名受欢迎的演员写剧本，其中一部与刺杀森有礼有关。这部戏将内阁大臣的傲慢自大与日本普通民众的无能为力进行了对比。幸德还开始为政治刊物写文章。当庆祝宪法颁布的活动在平安无事中结束后，政府解除了将激进分子驱逐出东京的禁令，于是首都又成为了政治活动中心。中江带着幸德回到了东京。

1890年，幸德年满十九岁，因没能通过征兵检查而无法入伍，这也许是纠缠于身的疾病给他带来的一个令人庆幸的结果。他在一所政府创办的英语学校里学习，并于1893年毕业。与此同时，他沉迷上了在吉原寻欢作乐。中江预料幸德将成为一名作家，而非政治人物，但幸德坚称他打算当一名内阁大臣。[14]

1893年9月，幸德在《自由新闻》谋得一份差事。《自由新闻》是一份沿袭板垣退助的传统、支持自由主义的报纸，但它被政府买下，成为了政府的机关报。幸德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刊载在英语出版物上的文章。尽管他曾在英语学校阅读过麦考利、狄更斯和卡莱尔的著作，但翻译政治急件却是另一回事。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生动地描述了这份工作有多难。

随着幸德渐渐地能够更加熟练地阅读英文政治著作，他受到了那些作家的影响。在个人回忆录中他提到自己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读过阿尔伯特·斯卡夫尔（Albert Schäffle）和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作品，但他那时还远非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1897年，幸德写的一篇关于皇太后葬礼的文章首次引起了关注。文章抒发了忠于君王的虔诚感情，使得编辑认为幸德是一位模范的日本年轻人，于是提拔幸德写社论。[15]

第二年，幸德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组织。他加入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每月听取并讨论与社会主义有关的演讲。刚开始，大概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有限，幸德是这个研究会的一个不起眼的成员，但在1899年6月25日，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今的政治社会与社会主义》的演讲，引起了关注。不同于与其他演讲人以外国社会主义者[如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路易·布朗（Louis Blanc）、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亨利·乔治]的论文为题，幸德研究的是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16]

1898年，幸德（作为一名社论作家）跳槽到了东京一家大型的进步报刊《万朝报》，并为该报写了五年的社论。他的第一篇社论（发表于1898年2月）采用了一个激进的标题“哀纪元节”。文章开头写道：

我国民为宪法发布之音响兴奋，忽幻想黄金世界，欣喜雀跃几近发狂，此实十年以前之近日也。而后岁月虽未久，然专制压抑之政治依然未变。宪法履遭萨阀之为侮辱，议会履为长阀之为蹂躏，政党瘫痪，社会日向腐败堕落。[17]

虽然幸德对政府（尤其是萨摩—长州派系的垄断）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他并没有抛却加入政党的希望。11月，他写了一篇欢迎新的山县内阁的社论，不是因为他欣赏这个内阁的政策，而是因为隈板内阁的垮台证实了目前的政党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他认为，让不以“政党内阁”的虚名欺骗大众的人来担任总理大臣是更加可取的做法。幸德继续呼吁在实现贫富阶层收入均等化、普及教育、公平选举、结束贵族制度、设置遗产税、贫民救济法、制定工厂法、垄断商品和土地国有化等方面进行改革。[18]他似乎仍希望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给广大的日本民众带来裨益。

幸德打算从政、做官。他参加了“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希望建立一个任何人都能够参与竞选的体制。此时，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但是，由于参加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他的作品开始更加公开地探讨社会主义。在1899年9月撰写的一篇社论中，他承认日本尚未准备好实行社会主义，但力劝读者在拒绝或排斥社会主义之前先进行认真研究。

社会主义研究会的中心人物片山潜（1859—1933）是日本社会主义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片山曾受过良好教育，但他对传统的东西感到不满，认为“汉学已是过去之物”、“学汉书亦愚蠢，以诗文不能立生活之道”。[19]1884年，片山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前往美国，并在那里待了十一年。他一边在各种学府学习，一边尽其所能地维持生计。[20]1886年，在加利福尼亚，他“发现了上帝”，并成为阿拉梅达第一公理会教堂的成员。几年之后，他自嘲自己只是因为日本的神灵相距遥远而转为信仰美国的神灵耶稣，但信仰基督教对他的发展至关重要。片山以神学学士和文学硕士的身份离开美国。不过，比这些学位更有价值的是，他接触到了先进的新教教会领导人的社会思想，加深了对工人和其他被剥削的社会成员的关注。[21]片山写道，社会主义是拯救二十世纪社会的“新福音”。

片山于1895年回到日本，开设了日本第一个邻保馆[22]。对穷苦人民的了解无疑加深了他的社会主义信念。清日战争结束后的时代特征是工业化飞速发展、工薪阶层数量增多、物价上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 。但是，无论承受多么沉重的压迫，工人都没有途径来反抗剥削和压迫。1897年，片山积极创建工会，并成为第一个工会期刊的编辑。1898年铁路罢工取得胜利，片山声名鹊起，这也证明了罢工是工人行使权利的有效武器。然而，片山确信，改善工人处境的各项工作应始终遵守法律。他不赞同无政府主义者。

1900年，山县内阁推动通过了《治安警察法》，其中包含直接影响工会活动的条款。虽然这部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罢工，但它规定将对煽动罢工的人和使用暴力结束罢工的双方进行惩处。看起来这部法律似乎不偏不倚，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和新法类似条款的意图都是为了控制工会和防止工会举行罢工。幸德在《万朝报》上写了一篇关于新法的社论，认为尽管“暴力、诽谤、强迫、引诱和煽动”都是不可取的，但它们应该被用于工人运动，因为工人“缺乏教育、资金、写作能力、演讲能力、选举权”。他认为，在与资本家斗争时，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将会被视为犯有轻罪的其他手段。

左翼领导人幸德是片山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于1901年发表了一部著作《廿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在序言他谦逊地否定该著的独创性，声称自己所做的只不过是复制了欧美学者已经写过的内容，但该著作仍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作品。[23]他对帝国主义的探讨即便不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切实有效的。他对天皇的评论是独到的：

与德国的年轻皇帝不同，日本天皇不喜欢战争，高度重视和平。对于采用野蛮的无益行为战胜另一个国家，他并不感到高兴，所期望的是造福全世界的文化繁荣……他绝对不是所谓的“爱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24]

幸德认为明治天皇只是为了和平、人道和正义才使用军队。他确信，较之为了天皇或出于忠诚而开战，他更赞同士兵为这三个理想而战。在生涯的这个阶段，幸德崇敬天皇。在回应山川均写的一篇谴责皇太子包办婚姻的文章时，幸德对有两三“如此狂暴不敬”之徒感到极其遗憾。他希望民众和皇室能够团结起来。[25]

当时，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活动引起了幸德和其他进步作家的关注，他们认为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干预是帝国主义粗鄙行为的实证。幸德深受触动，写了四十篇谴责帝国主义和倡导和平主义的社论，这两大议题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1901年5月，幸德、片山和其他被称作“社会主义者”人士决定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在之前的一年，自由党垮台，部分前成员放弃了自由党的理想，加入了伊藤博文新成立的政友会，从而使得有必要成立一个代表弱势群体权利的党派。经中江兆民要求，幸德写了一篇哀悼自由党的社论。这篇文章采用民众广为接受的精练语言写成，让幸德赢得了文学家的美誉。

前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安部矶雄（1865—1949）为新党起草了宣言。不久后，宣言的大多数主张都得以实现，但在当时，这些主张似乎给政府带来了危险的革命冲击。这些主张包括对铁路实行公有制、开展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禁止妇女儿童在夜间工作、废除死刑等。[26]宣言一公布，政府便决定取缔这一党派，并查抄了宣言。

据安部称，警察向他透露说，政府不会禁止成立这个党派，但前提是要废除其中的三个主张：呼吁削减或废除军备、倡导公民对重大决定进行公投、废除贵族院。但安部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坚决反对更改任何一个字。

内务大臣末松谦澄下达了取缔该党派的命令。[27]与幸德的《万朝报》关系密切并且熟识末松的堺利彦前去询问为什么取缔该党派。末松的回答很简单：“其他国家都被社会党搞得焦头烂额，正在尽全力镇压。日本也必须全力以赴予以镇压。”得知末松的态度，幸德在《万朝报》上写了一封讽刺的文章说，如果末松真的想禁止社会主义，他应该将所有社会主义者驱逐出境，烧毁所有相关文件，禁止进口外国书籍。如果他有勇气、有毅力、有能力这样做，那或许可以在这一代人中成功镇压社会主义。[28]

不久后（1901年5月30日），幸德写了一篇文章叫《日本的民主主义》。在引言中，他引述了明治天皇的两首短歌：“文于早前著／今朝展卷细品读／疑从心中来／举目山川万民泰／似有惠泽我国哉”和“遍身绫罗缎／为暖我身层覆层／羡煞褴褛衫／试问露臂怯衣单／怎在严冬抵风寒”。[29]幸德指出，这两首诗所要传达的主旨就是民主主义；没有力图按照天皇旨意行事的任何人都是“陛下的罪人”；天皇作为民主主义的化身，十分希望国民幸福，但政府中的一些人只为自己牟私利，断送了民众的福祉。他呼吁采用新的原则和新的理念，以适应新的时代。

1901年9月，幸德会见了田中正造——一个反对足尾铜矿污染的勇敢斗士。1900年2月，来自群马县和栃木县的约三千名农民前往东京进行和平示威，但政府命令武装警察驱散了示威游行，并逮捕了领导者。田中由此认为向政府进行呼吁已是无望，于是决定直接向天皇请愿，希望天皇直接处置。他认为自己无法写出一篇语言华丽的请愿书，于是向当时的名作家幸德求助。1901年12月10日，田中试图将请愿书扔进天皇的马车，但天皇并没有看到这封请愿书。田中被逮捕，幸德作为共犯也遭到了逮捕。政府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两人，最后他们被当成疯子无罪释放。[30]

这一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中江兆民死于癌症。当医生告诉他只能活一年半的时间时，他决定把余下的时间都用于写回忆录。他的书《一年有半》在三天内售出一万册，并再版二十二次，可见虽然遭到了政府的镇压，但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将中江视为自己唯一恩师的幸德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于翌年发表。

1903年，幸德写了一部名为《社会主义神髓》的著作，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理。在序言部分他承认自己的著作受惠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其结论认为，一旦社会主义得到贯彻执行，那么自由、友爱、进步和幸福才能坚定地确立。他恳切地希望有良识的志士仁人能够挺身而出，帮助实现社会主义。[31]到1905年，该著作已经再版七次。

1903年10月，幸德辞去了在《万朝报》的工作，因为该报的编辑方针从一个允许在版面上发表尖锐观点的自由论坛，转变成了支持对俄国采取战争政策的政府喉舌。[32]幸德和堺利彦决定出版一个他们可以发表观点而不必听从于任何人的刊物。1903年11月，周刊《平民新闻》第一期由平民社出版。[33]《平民新闻》头版刊载了一条公告，说明了周刊的未来方针：《平民新闻》以促进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及和平主义，希望在合法范围内取得众多民众的积极配合，承诺在开展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对放弃使用武力。

即使与俄国开战似乎已不可避免，但《平民新闻》继续刊登谴责好战行径的社论。幸德在一篇文章中质问谁有权宣战。根据宪法，宣战是天皇的特权，但在行使这项特权之前，其他人做出了决定——做出决定的并非公众、议会的当选议员或行政官员，而是“以银行家为名的高利贷者”。[34]

即使自己的文章无法阻止与俄国发生战争，但他继续通过不懈的努力来扑灭愚蠢的战争热。1904年3月，他发表了《与俄国社会党书》，将俄国社会党的成员称为“同志”，并痛斥了两个交战国的帝国主义的贪婪行径。他对俄国社会党的“兄弟姐妹”说，两国民众有着共同的敌人——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这篇文章的译文也被刊登在了英文版的《平民新闻》中，对迅速转载或翻译这篇文章的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称赞幸德的文章是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文书，并加入到了“打倒军国主义！”的呼声之中。[35]

虽然获得了俄国的鼓励，但幸德和平民社的其他成员无法对抗席卷整个日本的战争热。3月，幸德发表了一篇题为《呜呼增税！》的文章，痛斥为支付战争费用而增加赋税。政府认为这篇文章损害了国家利益、破坏了社会秩序，于是判处《平民新闻》的发行人兼编辑堺利彦两个月的拘役。这是第一个因开展社会主义活动而被判处拘役的例子。[36]

1904年11月13日，为庆祝创刊一周年，《平民新闻》打算出版周年纪念特刊，并决定在纪念特刊上刊载《共产党宣言》的译文。但在特刊面世之前，同属平民社的幸德秋水、西川光二郎、石川三四郎被诉“紊乱朝宪”。幸德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五十日元。刊载了幸德和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平民新闻》纪念特刊被查抄，幸德和堺利彦为此另外支付了八十日元的罚金。

1905年7月，幸德入狱服刑。他将狱中的五个月用于学习政治学说著作和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Joseph-Ernest Renan）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能有这么一段不被打断的学习时间，对幸德来说是因祸得福，但他向来身体虚弱，监狱的生活进一步损害他的健康。出狱后的幸德无法像前同事所希望的那样重振平民社。在一封于8月10日（日本与俄国在该日签订了议和条约）写给美国无政府主义者阿尔伯特·约翰逊（Albert Johnson）的信中，他透露说，尽管他入狱时是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但出狱时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37]他还列出了自己应该出国的原因。首先，他想掌握外语，以便了解国际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他还希望拜访外国的革命领袖，直接从他们的活动中学习。最后，他希望逃到天皇的魔掌触及不到的、能够自由地谈论天皇的地位以及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地方。[38]

幸德对天皇的态度发生了令人吃惊的转变，对此他并没有进行解释。同样是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朋友木下尚江，过去曾批评幸德的做法（即坚持只采用法律手段和对天皇毕恭毕敬）和他的不一致。但现在，由于五个月的狱中生活，幸德的想法已经和他的观念完全、极其一致。[39]

当幸德还在狱中时，平民社因战事发展被迫转变其和平主义的立场。在旅顺和奉天战役获胜后，日本民众确信胜利结束战争已经近在眼前，因此抨击战争无法引起日本民众的兴趣。日本民众仍对社会主义充满热情，这可以从他们踊跃参加日本的第一个五一庆祝活动看出来，但平民社的财务资助者开始撤资，并且各阶层也出现了分歧，尤其是在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唯物社会主义者之间。甚至堺利彦也决定离开平民社，决定办一份家庭杂志来谋生。8月27日，幸德向他的同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他打算前往美国。9月26日，在庆祝西川光二郎出狱而举办了一场宴会后，平民社的所有成员决定解散该社。

1905年11月，幸德动身前往美国。此次旅途的经费和在美期间的生活费用都由朋友和家人提供。在离开日本时，幸德在日记中写道：

呜呼，余何故去日本？无他，只无可奈何也。政府之迫害使平民社倒溃后，余之病与贫使余不能为任何事。去八日夜，于同志送别会，木下君送余，有送负伤勇士之感。余非勇士，但确然为败军之亡命者，求隐于世间，寻可生活之地。[40]

在抵达美国时，幸德发现自己的名声已经先行传开了。他在西雅图和旧金山受到了曾读过他的作品，尤其是《与俄国社会党书》的日本侨民的热烈欢迎。他频繁地做演讲，据他说，来听演讲的人络绎不绝。在旧金山，他被介绍给一名俄国妇女。她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在这名妇女的家中租了一个房间。在给约翰逊写信时，他说，在狱中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但只有在接触了女房东后，[41]他才意识到，选举通常都无用以及有必要暗杀统治者。[42]他开始相信，为了推翻残酷压迫的政府，为了让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和睦工作）诞生，暴力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国的六个月，幸德并没有遵循他最初向约翰逊寄送的学习方案，但他结识了很多人，并积极参与了美国社会革命党的创建工作。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发现，甚至在美国，言论自由也是有限制的，他对将日本移民者当做学童或家务工这一种族偏见予以严厉谴责。[43]当著名的旧金山大地震发生时，幸德正在那里。他在火灾中欣喜地说道：“呜呼，火！热情地烧吧！在它所到之处，没有神，没有财富，没有权力。众多雄伟壮观的教堂、高耸的市政楼宇、众多的银行、众多的财富，无一例外地被蹿起的火苗吞噬。”[44]

在返回日本的船上，平民社旧金山分社的成员冈繁树告诉幸德，在日本发动革命必须要先推翻天皇的统治。他建议幸德自愿担任贵族院的警卫，由此伺机接近天皇。

幸德在美国时，日本政坛发生了诸多变化。对社会主义者而言尤为重要的变化是，1905年12月极端保守的桂太郎内阁辞职，在随后的一个月西园寺组阁。新内阁透露，其承认社会主义是全世界的一股主要潮流，并且不会动用警察力量不分青红皂白地镇压社会主义。这促使一些社会主义者于1906年1月请求政府同意创建日本平民党，政府认可。另一组人员（以堺利彦为首）请求成立日本社会党也得到了批准。此时，社会主义政党在日本合法成立。

然而，幸德对议会社会主义不再有兴趣，而是提倡与其相对的“纯粹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他沉醉于如旧金山火灾一样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火焰之中。在回到日本后，幸德发表的第一次演讲让社会主义追随者感到震惊和困惑。他力劝采取直接行动，组织工人总罢工，而非采用合法、和平的议会策略。他的强硬态度不免与其他人产生了分歧，尤其是与那些渴望获得法律认可的社会主义者。

1907年1月，继承前名的《平民新闻》发刊，印数一万三千份，定价一钱。该报主张言论自由，并宣称“不接受对所发表的内容进行干涉、限制或约束”。虽然幸德声称他不会试图迫使任何人接受他的信条，然而不久后，赞成直接行动的“强硬”派明显占了上风。幸德坚称，革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如同在证实他的论点一样，此时日本发生了一系列自发性的罢工，包括足尾铜矿的大罢工。在内务大臣原敬的要求下，矿山的罢工遭到了军队的镇压。

1907年2月17日，日本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东京召开。崇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与支持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幸德）之间的严重分歧很快就显露出来。社会革命党——一个由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创建的组织——领导无政府主义者发起抨击。该党于1906年12月底出版的一份期刊，对不同国家的统治者进行了猛烈抨击，其中包括要求迅速推翻代表资产阶级的日本天皇的统治。1907年11月，该党发表了一篇无政府主义政党成员给日本天皇的公开信《与日本皇帝睦仁君足下》。[45]这件事情的发展与幸德不无关系，他在美国时组建了该党，并且每个月给该党的期刊撰写文章。

政府对社会主义者施加了更大的压力。1907年4月，就在这篇文章出版后的三个月，日报《平民新闻》被迫关闭。直接的原因是山口孤剑发表了一篇名为《踢父母一脚》的文章，激烈地批判父权，呼吁读者反抗体制。除了政府给社会主义者施加压力外，幸德与片山之间的对抗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幸德的派别称为“强硬派”，片山的称为“缓进派”，凡是无政府主义派别提出的主张，幸德都拒绝向片山的派别做出让步。幸德为无政府主义进行辩护，认为那不是一个由暗杀者组成的组织，他们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压迫的根基，在懦夫心中燃起反抗的灵火”。[46]

1908年6月，幸德在土佐中村町养病，“强硬派”的成员在东京举行了示威游行，举着印有“无政府”和“无政府共产”等字样的红色旗帜。[47]这只是一个相当小的事件，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的领导者遭到逮捕，并受到了严厉惩罚。这一事件预示着无政府主义者越来越强硬，警察越来越严苛。最强烈反对社会主义的山县认为西园寺在对待激进分子上过于温和，于是他密谋让天皇用桂太郎来取代西园寺。山县的策略成功了：1908年7月，桂太郎受命组建内阁，很快，桂太郎便采取了高压措施压制社会主义者。

与此同时，日本到处涌现出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政府活动。日报《平民新闻》将许多人转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工人或失业者，而非受过教育的理论家。尽管警察对疑似激进分子进行了监控，但他们还是成立了小团体，如“纪州帮”、“箱根帮”、“信州帮”等。例如，在箱根，佛教僧侣内山愚童私下出版了一个叫做《入狱纪念无政府共产》的小册子，其中包括以下段落：

政府现在的头目，就是人们称为“天子”的那一位。他其实并不是你们小学老师灌输的那样，是神的子嗣或之类的人……甚至是佃农也必须起来抗争，以便每天能有充足的食物填饱肚子。你不用对日本是神国或随便什么叫法心怀感激……因为你一直都被灌输着要为一个戴着神的面具的强盗后代工作一生，要被他利用，那样一来，你将永远都无法摆脱贫苦。[48]

在无政府主义者发表的作品中（无论是在日本发表的。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发表的），被确立为“敌人”的不是腐败的政治家或贪婪的资本家，而是天皇。为进行有效变革而使用的武器也从组织工人总罢工转变成了使用炸药。幸德认为，成功的暗杀并不需要太多的参与者。他赞同成立一支由五十人组成的敢死队。

刚开始，不同帮派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络，它们都是按照各自的行动纲领分头行事。内山愚童携带有能使用的炸药，但他认为暗杀皇太子要比暗杀天皇更加容易。信州帮的宫下太吉制定了最具体的计划：他提议自制炸弹，并用炸弹炸死天皇。但是，当1909年2月宫下拜访幸德时，幸德虽然欣赏宫下的勇气，但对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幸德身体状况不佳，他希望在死前能完成其他计划，除了刚出版的彼得·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以外，还想完成诸如《基督何许人也》等 。尽管他一再重申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但是，或许长期以来他对天皇存有的崇敬之情使得他难以加入到投弹手的队伍当中。[49]

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概是一个叫做管野须贺的女人。在被家人强迫缔结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后，她逃跑并与作家荒畑寒村生活了一段时间，荒畑使她转变成左翼观点的支持者。在赤旗事件中，他们都遭到了逮捕，但因证据不足须贺被释放。当荒畑仍在狱中时，须贺转而爱上了幸德，并最终成为了幸德的恋人。幸德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梦想中的妻子，然而，须贺狂热地决心执行暗杀计划，而幸德对此反应冷淡，最后他们分手了。

即使在幸德明确表明自己不会参与暗杀后，宫下仍决定实施他的计划。他另外招募了三个人——管野须贺、新村忠雄和古河力作。1909年11月3日，[50]他制作的一枚炸弹成功引爆。1910年5月17日，这四人抽签决定11月3日（也就是天皇的生日）当天皇乘坐马车从阅兵返程时各人的任务。须贺抽中了幸运数字：她将扔第一枚炸弹。

5月20日，对宫下起疑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警察[51]搜查了他的房间，发现了两个锡罐。之后，他们搜查了宫下工作的木材厂，找到了化学品和其他罐子。25日，警察递交了起诉书，信州帮的五名成员遭到逮捕。随后，警察在6月1日逮捕了其他人，包括幸德秋水。逮捕活动从一个帮派扩展到另一个帮派，10月18日，警察逮捕了最后一批人。

12月10日大审院开始进行审判，12月29日审判结束。二十六名被告被控违反了刑法第七十三条：伤害或企图伤害天皇或皇室者，处死刑。在审判中，管野须贺坚称只有他们四人参与了密谋；即便没有她的证词，幸德也显然没有牵扯到这一事件中。然而，他却因煽动其他人信奉无政府主义学说而遭到指控。[52]警察决定不让他逃脱。

1911年1月18日，法院宣读了判决结果。二十六名被告中有二十四名被判死刑，另外两名被判监禁。1月19日，按照天皇的旨意，有关法官和官员召开了会议，商议给予大赦。他们建议将十二名被告的死刑判决减为无期徒刑。这一提议获得批准，但另外十二名被告（包括幸德）分别于1月24日和25日被处以绞刑。[53]

对只是略微涉及了大逆事件的人做出如此严厉的判决，让日本文学界的一些人感到震惊，也在海外引发了抗议活动。但是，也许当时的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密谋是一种令人憎恶的谋反行为，处以死刑是完全合乎情理的。[54]对二十六名被告进行的审讯和做出的判决，让迫切希望扑灭社会主义的日本当局感到满意。社会主义者要想从这个令人不快的冬天复苏，可能需要再花费十年时间。

从远离此事的今天来看，人们倾向于同情这些被处决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受理想的推动，而非权力欲望的驱使。谋杀天皇的计划失败，使得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原谅那些谋杀未遂者，并痛斥对他们做出的判决。不幸的是，这并非是在日本策划或实施的最后一起暗杀阴谋，不过下一个三十年的暗杀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极右翼的狂热分子。

[1] 第一个讲座与希腊和罗马敬拜祖先的经典文本有关，第二个讲述的是《易经》中的文章，第三个关于《出云风土记》中的国引神话[日本古代神话，相传出云国有一位叫做“八束水臣津野命”的神，有一天，他决定要扩大狭小的出云国。于是，他以平锄勾住土地，佐以三股扭在一起的绳将志罗纪（新罗）拉过来，接着从北门佐岐（隐岐道前）拉来了狭田国，由北门良波（隐岐道后）拉来了暗见国，自高志（越国）都都三埼拉来了三穗之埼，之后绳形成夜见岛，固定绳的地方为伯耆国火神岳（今鸟取县大山）。——译注]。

[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44页。

[3]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45—546页。

[4] 在1886到1912年期间担任天皇侍从的日野西资博说道，在1895年后的“七八年中，他完全停止了读报”（《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3页）。

[5] 1881年3月13日，亚历山大遭到谋杀；1900年7月29日，翁贝尔托遇刺身亡；1908年2月1日，卡洛斯遭到枪杀。尽管各个案例中的暗杀者都声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其实都是国王的政敌所雇佣的杀手（《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15页）。

[6] 1906年5月30日，阿方索十三世在从刚为其举办婚礼的教堂返回皇宫的途中遭遇炸弹袭击，他没有受伤（《明治天皇紀》第十一卷，第565页）。
维多利亚女王至少遇到过七次行刺。第一次发生于1840年6月10日，当她和丈夫阿尔伯特（Albert）亲王驾着敞篷车外出时，“突然，她听到爆炸声，阿尔伯特伸开双臂抱住她……她对阿尔伯特的兴奋举动投以微微一笑，但下一刻，她看见‘一个小个子男人站在小路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每只手上举着一把手枪……’他对准她，又开了一枪，她猛地伏下身”（Elizabeth Longford, Queen Victoria, p. 151）。这名暗杀未遂者被判犯有叛国罪，本可处死，但他最后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1850年7月27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头部遭到一名退伍中尉的猛烈袭击，她被击昏，失去了知觉。袭击者被叛流放海外七年。1872年2月28日，维多利亚女王遭到了第六次暗杀，这是最具有现代色彩的一次：刺客的目的并不是要谋杀女王，而是吓唬她签署一份下令释放某些政治犯的文书（pp. 390-391）。最后一次行刺发生于1882年3月2日。这名举着一把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瞄准目标的暗杀未遂者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所有暗杀未遂者的动机都很模糊、混乱，这也是他们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原因。

[7] 就在他被执行死刑前不久，他翻译完成了一部重要著作——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王子的《面包与自由》（La Conquēte du pain）。他是根据英语译文将该著作翻译成日语的。

[8] 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9页。该书的扉页翻拍了幸德的原文。如果这真的是他在七岁的时候作的诗文和写的书法，那他的确异常早慧。幸德一生都写汉诗。如需了解关于幸德早年生活的英文描述，请参阅F. G. Notehelfer, Kotoku Shusui, pp. 8-20。

[9]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78页。另请参阅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8页。

[10] 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20页。

[11] 《保安条例》对来自土佐（高知县）的人士尤其严苛，因为他们领导开展反抗萨摩—长州政府的活动。

[12]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50—51页；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27—28页。

[13] 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28页。

[14]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55页。毕业后，幸德告别在中江家的学生生活。中江给了他“秋水”这一名号，这个名字富有诗意而非政治色彩。

[15]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60页。另请参阅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46页。此时，由于对为政府的喉舌工作感到不满，幸德已经离开了《自由新闻》。他在《中央新闻》的主要任务也是翻译。

[16]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02—104页。在第102页中，作者列举了幸德向社会发表的所有演讲。

[17]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99页。

[18] 这是坂本的看法，但西尾认为幸德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生涯开始于1897年（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48页）。

[19] 大原慧，《片山潜の思想と大逆事件》，第15页。

[20] 他在奥克兰的霍普金斯学院、麦利维尔大学、哥林奈尔大学、安多弗神学院和耶鲁大学就读。

[21] 大原慧，《片山潜の思想と大逆事件》，第16页。如需了解对片山很大影响的理查德·伊利（R. Ely）的《基督教的社会功能》（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等书，请参阅第18—19页。

[22] 贫民、游民收容所，一种社会福利机构。——译注

[23] 坂本指出，在幸德的书出版后一年，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才发表其有关帝国主义的作品；在幸德的书出版后十五年，列宁才发表其著作（《幸德秋水》，第125页）。

[24]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27页。另请参阅F. G. Notehelfer, Kotoku Shusui, pp. 85-87。

[25] 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69页。山川的文章使他以冒犯君主罪被判入狱四年。

[26] 如需了解安部矶雄提出的28条主张，请参阅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74—75页。

[27] 末松曾在英国留学，并发表了《源氏物语》的部分译文。

[28]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34页、第135页。

[29]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34页、第135页。第一首诗的原文“古のふみ見るたびに/思ふかな己の治むる国は如何にと”（《新輯明治天皇御集》第一卷，第50页），该诗作于1878年。第二首诗的原文“綾錦とに重ねても/思ふかな寒さ掩はん袖もなき身を”，该诗并没有收录到这一著作中。

[30]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40页；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82页。

[31] 如需了解这本书的内容汇总，请参阅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86页。

[32]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52—153页。在此之前，三名有才华的作家——幸德、内村鉴三和堺利彦——定期发表反战社论。虽然其他报纸支持战争有一段时间了，但在清楚地认识到俄国不会履行从满洲撤军的承诺之前，《万朝报》是反对战争的。《万朝报》的创办人兼编辑黑岩泪香决定，为了团结国民，他将支持政府的主战政策。这个决定促使幸德、堺利彦和内村从该报辞职。

[33] 总共出版了64期，最后一期于1905年1月29日出版。第一期售出8000份，之后各期的平均销售量大约为4000份（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96—97页）。

[34]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60页。

[35]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63页。

[36]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64页。

[37] 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135页。

[38]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68—169页。

[39] 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136页。

[40] 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70页、第171页。

[41] 她叫弗里茨（Fritz）夫人。如需了解关于她的一些情况，请参阅F. G. Notehelfer, Kotoku Shusui, pp. 124-127。

[42]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173页。

[43] 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153页。

[44]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p. 444. 资料来源于盐田庄兵卫编，《幸德秋水の日記と書簡》，第235页。

[45] 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177页。

[46] 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189—194页、第202—203页、第204页。

[47] 关于“赤旗事件”的生动描述，请参阅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202—206页。

[48] 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220页。

[49] 坂本武人，《幸德秋水》，第215页。

[50] 宫下之所以选择在天皇的生日这天对自己制造的炸弹进行试验，是因为他希望在庆贺时燃放烟火的声音可以掩盖住爆炸声（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245页）。

[51] 有传闻说，一个心怀不满的丈夫（其妻与宫下有染）或参与这次行动的警方密探向警察告了密。

[52] 如需了解对幸德提出的控告，请参阅西尾阳太郎，《幸德秋水》，第276—277页。

[53] 监狱当局对涉事的唯一一名女子颇为体贴，他们在处决这些男子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25日）处决了管野须贺。

[54] 吉田精一引述正宗白鸟的话说：“如果有人就这一事件的严重性问我是否觉得自己的内心深处感到愤慨、是否对政府和法官感到厌恶、是否诅咒生活、是否对所有食物都失去了兴趣以及是否在晚上无法睡个安稳觉，我必须回答说，我没有一点点类似这样的情绪”（《近代文芸評論史：大正編》，第48—49页）。
然而，几年后永井荷风写道，“在世间的所有事件中，我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过这样的事情，也从来没有燃起过像这件这样让我无法言说的厌恶之情。作为一名作家，我不应当对意识形态的问题保持沉默……但是，和当时的其他作家一样，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对自己作为一名作家感到非常羞愧。我备受难以忍受的良心不安的煎熬”（《永井荷風集》，第319页）。
片山潜声称，“对幸德和其他人做出的判决很公正，没什么可指责的地方。但遗憾的是，没有向公众公开审理这一案件。各国社会党的成员都在他们党派的机关报对这一案件大肆批评；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辩称日本政府拒绝进行公开审理，而这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趋势背道而驰，此举是为了消灭社会党。这表明他们对我国的法律和该案件的真实情况全然无知”（引自于大原慧《片山潜の思想と大逆事件》第68页）。还有，“日本政府绝对不是在迫害社会主义；死在绞刑架上的那些人都是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第69页）。

第六十一章
天皇驾崩

大逆事件的骚动情绪平息下来后，明治四十四年几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事情发生。值得关注的大事包括与美国、法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签署了新的通商条约，废除了大多数之前条约中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对日本的歧视规定。但是，日本移民问题破坏了与美国一贯保持的友好关系，此后多年仍然是日本人感到苦恼的源头之一。

1911年7月，英日两国第三次缔结了同盟，不过因为对最初的规定进行了修改，此时的同盟关系遭到削弱。美国对日本的海军建设以及在朝鲜半岛和满洲的势力扩张感到不安，谴责这些不受欢迎的事态是同盟导致的。毫无疑问，美国希望终止这个同盟。[1]英国不能完全忽略美国的反对意见，因为英国希望与美国签订条约，规定如果英日两国发生分歧，美国须进行强制性仲裁。然而，强制性仲裁与英日同盟的条款相抵触。如果日本和美国开战，英国受该同盟的束缚，必须加入日本一方对抗美国；但是，假如英国受强制性仲裁条约的束缚，则仲裁人可以反对英国参战。出于自身考虑，日本拒绝将本国与别国之间的分歧提请仲裁。经验告诉他们，每当白种人国家与黄种人国家发生冲突并提请仲裁时，赢的总是白种人国家。[2]

但是，为了保全英日同盟，日本最终同意：如果日本同曾与英国签订了仲裁条约的国家（如美国）开战，英国没有义务支持日本。[3]之所以做出这一让步，是因为日本仍相信该同盟有助于维护远东和平，但事实上，该同盟已经丧失了最初之于日本的重要性：作为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象征，以及作为防御俄国侵略的屏障。

有迹象表明，在第一次宣布签订同盟时席卷英国的强烈的亲日情绪已经冷却下来，尤其是在日俄战争后。英国人厌恶日本，其根源大概是潜藏的民族和宗教偏见，而表现形式则是对日本的工商业发展的忧虑。他们担心日本正在将这个同盟用于满足自身利益，并且越来越确信日本侵犯了清朝的领土完整，垄断了满洲的重大利益（尽管日本声称其遵守“门户开放”政策）。[4]一些英国人要求结束同盟，但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支持续订同盟，因为他觉得需要利用日本海军来对抗日益强大的德国海军。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1911年7月），山县有朋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奏折，感叹日俄战争后笼罩日本人的松懈放纵氛围，力劝重整军备。他指出俄国已经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清朝陆军比过去更有战斗力，（尽管难以想象，但是）日美迟早必有一战，因为美国的太平洋政策经常与日本的利益相冲突。[5]

尽管前景不容乐观，但在日本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和平的气氛。人们甚至还有余暇来关注迄今为止被忽略了的那部分人群。天皇第一次表露出他已经意识到在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被落在后面的人群的困境。2月11日，他向再次担任总理大臣的桂太郎颁布了一道敕语，其中一节如下：

若夫有无告之穷民，医药难获，天寿难终，为朕最轸念之所在也。为以施药救疗广济生之道，兹出内币（天皇的个人财产）之金，以充其资。卿可体朕意，宜随之行举措，以期创永久众庶可赖之所。[6]

当天，天皇告知大藏大臣他打算提供一百五十万日元，用于穷人的医疗保健。这不是天皇第一次向需要医疗护理的穷人慷慨解囊。1878年，沙眼在新潟横行，苦恼万分的天皇就曾捐赠资金用于治疗。[7]日本的任何一个地方（以及有时候国外）发生火灾、洪水或地震，他都会向灾民捐款。但是，这一次的捐赠数额比以前大得多，好像这是一个新涌现出来的需要关注的问题。也许天皇开始感受到了衰老和疾病这些心头重压，于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和他承受着相同重压的人群。

这一年，天皇开始取消可能对健康造成损害的露面活动。例如，4月20日，他和皇后原计划参加浜离宫的赏樱会，但那天风很大，扬尘弥漫，于是他决定不去了。[8]天皇向来都不喜欢花园宴会，因为在宴会上必须对出席的所有人表现得亲切热忱，他也可能觉得自己与外国外交官的握手次数已经够多了，然而，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履行这些令人厌烦的职责。而现在，即使是他的儒家训诫也无法使他克服身体上的疲劳。

这一年的稍晚时候，天皇出席了福冈县的陆军特别大演习，这是对其忍耐力的最后一次考验。他于11月7日搭乘火车离开东京，在沿途的静冈和姬路停靠，于9日抵达长州藩的三田尻，毛利元昭接待，长州藩的一些杰出人士（包括山县有朋、桂太郎和原敬）也加入其中。那晚，为取悦天皇，毛利特意准备了娱乐活动——用萨摩琵琶和筑前琵琶演奏纪念过去英雄事迹的音乐民谣，之后播放活动写真[9]。这大概是天皇第一次观赏这些早期电影。毛利播放了一部记录青森县海岸捕鲸活动的短片，一部讲述一只獾变成人的滑稽短剧，还有一部在非洲深处漂流的旅行记录。天皇一行中的一名成员对这些电影进行了解说。[10]

第二天，天皇动身前往下关，在那里登上了一艘海军舰艇前往门司，并从门司搭乘火车前往大本营所在地的久留米。11月11日，天皇离开久留米，搭乘火车和马车前往军演所在地。为了方便天皇行走，通往山上的路被专门修建了六十级木台阶，多亏这些他才能够爬到山顶的观察哨。沿着台阶建有竹栏杆，他可以一边爬一边倚靠。所有人都能明显地看出来，爬山让他筋疲力尽，但他仍爬到了山顶，并观摩了大概两个小时的军演。

当时，一名随军摄影师拍了一张天皇附身看地图的照片。[11]在天皇驾崩后，这张侧面照和签名副本一同被公开，但为了使天皇看起来像是站直了，摄影师将底片旋转了九十度。这大概是自1873年天皇摆好姿势让内田九一拍摄后的三十九年来，为天皇拍摄的第一张照片。[12]

在回程的途中，天皇在三田尻再次受到了毛利元昭的殷勤款待，并观看了音乐以及一些既增长见闻又幽默有趣的活动写真。在回到东京后，天皇得知，11月10日负责天皇专车的操作员失误，造成火车出轨，出发也延误了一个小时。第二天事故责任人为赎罪躺在另一辆火车的车轮之下自杀。天皇向他的家属捐赠了三百日元。[13]

1912年2月，参谋本部向天皇提交了年度秋季大演习的方案，供天皇审批。方案中天皇只在川越町度过军演的第二个晚上，余下的三个晚上将返回东京。很明显，这个规定是为了天皇日益衰弱的身体状况着想。

然而，天皇恩准这个方案的过程异常缓慢。当参谋本部再也等不下去时，总务部部长进宫（通过侍从长）打探天皇的意思。天皇回答说：“见今次演习计划，朕仅一夜驻泊川越行所。军队不拘风雨，露营演练实战，朕岂能忍安眠于宫城内乎？如斯计划不可也。”因此，参谋本部对方案进行了相应修改，安排天皇在军演的整个期间都将在川越町度过。在提交新方案时，天皇于提交当日批准。[14]天皇坚持（和他在清日战争期间一样）要与士兵共患难，并且不愿意承认观摩军演可能会有损他的健康。

明治天皇观摩军演

天皇从福冈回到东京后不久，就获悉了清朝发生大动乱的消息。日本政府倾向于静观事态发展，而非贸然采取行动。然而，清廷近年来明显软弱无力，在没有外国干预的情况下恢复秩序的希望或多或少落了空。奏报中说，力图推翻清政权的革命势力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但缺乏统一性；起义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内部纷争；仓促召集的军队缺乏训练，力量非常薄弱；他们能否在所占领的地区维持秩序也令人怀疑；如果骚乱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会影响到通商，并可能再次出现义和团起义时的仇外情绪。考虑到这一紧张态势，日本政府得出结论认为，那些高度关注清朝局势的国家不会袖手旁观。

日本政府令驻伦敦大使探明英国在面临这轮危机时打算采取哪些措施，并且还指示如果被问起日本的立场，则回答说日本无法接受那些要在清朝建立共和国的人的空论，更期待清朝建立一个名义上是由满族人组成的清朝朝廷统治，但实际事务则交由汉族人管理的国家体制。[15]

日本国内对清朝局势的担忧情绪持续增长。日本人所熟识的军机大臣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总理大臣，这是清廷以一种绝望的姿态来维持其存续。清日战争前，袁世凯曾在朝鲜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日战争后，他通过重建军队树立起了声望。现在，他似乎成为了清朝君主的最后一丝希望，但事实上，袁所看到的是成为中国第一任总统的千载良机。英国赞成清帝退位，甚至清政府中一些身居要职的人也倾向于接受建立共和国。

尽管日本人不会改变君主立宪制才是最适合清朝的政体这一看法，但他们也意识到了日本不能成为唯一一个坚持让清朝保留君主制的国家，也不可能继续无休无止地为清朝的未来操心。11月27日，天皇召开了第二十届议会。在诏敕中提到了清朝的动乱：“朕甚忧之，望速复秩序，得见和平。”[16]他多次提到希望维持东亚和平（这与德皇威廉坚称要维护德国荣誉的说法截然相反），无疑反映了他的真实感受。这就是像安重根和幸德秋水这样的人物虽然憎恨日本政府，但仍然尊敬天皇的原因。

1911年12月28日，清政府发表声明，呼吁结束敌对行动，并公平选举组建临时议会，以便确定民众是希望建立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第二天，无视这个声明的革命势力在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选举活动，孙中山当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总统。

在此期间，日本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1864—1923）和儒学学者康有为（其领导了建立效仿明治政府的戊戌变法）拜访了袁世凯。他们说已经得知政府和革命党之间的谈判毫无进展，还有谣言说皇帝将退位，但实情到底是什么。袁世凯回答说，与革命军的谈判确实陷入了僵局，双方甚至无法就召开议会的地点达成一致：政府提议在北京召开，但革命党强烈反对；无论如何，政府军的财务状况日益令人绝望，没有办法补足经费以用于军事开支；上海和香港的民间组织和地方官员都要求皇帝尽快退位，并建立共和政体。

面对国内外的反对意见，内阁放弃了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希望。贵族中的意见也不一，局面一片混乱。话末，袁世凯请伊集院提供建议。[17]

伊集院回答说，日本没有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可以提供，但他表示日本希望清朝建立君主立宪制，即使这会使皇帝降尊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人物。他补充说，日本政府不太可能承认某个政府，除非它能证实自己能够镇压动乱。在那之前，日本别无选择，只能将清朝视为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这个回答让袁世凯大为烦心。[18]

几个星期后，统治中国三百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1912年2月12日，六岁的皇帝溥仪宣布退位。袁世凯成立了临时共和政府，并全权负责与革命军谈判统一的事情。13日，承认袁世凯具有军事才能的孙中山向南京议会提出辞去总统一职，并推荐袁世凯担任新总统。议会同意了这一请求，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举行就任，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

明治天皇对清帝退位有何反应尚无史料记载，但比起葡萄牙国王被赶下王位，这一事件给他造成的触动无疑更大。这不仅仅是因为清朝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靠近日本，还因为他长久以来都尊敬清朝，即便它在清日战争中惨败。清朝可能已经失去了在东亚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但清朝皇帝和日本天皇在互通书信时都采用汉文书写，明治的诏书中也随处可见儒家经典中的典故。

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说，日本人（而非该时期的中国人）才是中华文明古老荣耀的真正继承人。中国帝制的终结，打破了自秦始皇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这种终结绝非可以与一部分日本人所认为的琉球王国或者朝鲜王室在近代化中无可避免的弱国命运同日而语。在未来的四十年中，虽然受到日本军队的羞辱、遭到战争的蹂躏，但对那些认为中国的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的过去的日本知识分子而言，中国仍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天皇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但他仍积极关注国家事务。1911年10月，患上了耳聋的总参谋长奥保巩准备退休，山县有朋向天皇提议让乃木希典接替。第二天，天皇向山县传话说，他担心可能难以找到接任人来接替乃木的学习院院长一职。这也许确实是天皇的真实想法，他可能希望自己的三个孙子能在学习院接受乃木的悉心教诲。[19]但是，天皇也一定意识到，比起学习院的院长，乃木可能更乐于担任军人所追求的最高职位的总参谋长。拒绝让乃木升任这一职位有些不近人情。也许对于在旅顺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天皇仍然没有原谅乃木。尽管乃木被日本民众尊奉为日俄战争的英雄，并且外国政府也向他授予了勋章，但是，他却被排挤到一个教育类的职位，除了卓越的品质外，并没有其他资质来胜任这一职位。[20]最后，天皇当然拒绝任命乃木担任总参谋长，山县撤回了提议，请求允许陆军大将奥保巩留任这一职位。[21]

新的一年（1912年）正好是明治四十五年。这一年，明治将庆祝六十大寿。[22]但考虑到他的病痛，不太可能举办庆祝活动。

宫中举办了传统新年仪式，讲座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开始。由于天皇不喜欢高崎正风推荐的两个主题“海边鹤”和“社头杉”，使得本年度首次诗会的安排工作变得复杂起来。高崎又提交了两个主题，但天皇还是不喜欢。他按照自己选定的主题“松上鹤”做了一首短歌。[23]

本年的诗会不同寻常的是，权典侍园祥子也参与其中。权典侍是宫中最不起眼的人物，通常不参与宫中仪式，但也许天皇为了向园祥子表达特别的好感，因为园祥子为他生了四个平安成长的女儿。或许还因为他感觉到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诗会，希望能留下难忘的回忆。三天后，御医冈玄卿建议说，天皇暂时不要吃肉、家禽、贝类、蘑菇类、鳗鱼或西餐，并将这一命令传达给大膳寮。[24]

天皇继续履行接见内阁成员和外国来访者的日常职责，尽管虚弱的身体状况让这一切变得很费力。他还向需要帮助和受苦受难的民众捐钱，并出席陆军学校的毕业典礼等公众活动。4月，他（和被招待的两千四十四人）参加了浜离宫的赏樱会。

5月，天皇出席了多个海军和陆军院校的毕业典礼；7月10日，他参加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典礼。爬楼梯似乎让他精疲力竭，他需要借助佩剑来支撑。[25]14日的早上，当御医来给天皇例行问诊时，天皇说他清早的时候感到有些疼痛，并且觉得胃部沉重。他还抱怨说时常觉得四肢无力，疲乏犯困。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忘记派遣一名宫中官员向王世子李垠传话，赞扬李垠学习勤奋，并敦促李垠在暑假时也要保持这样良好的状态。

7月15日，日本和俄国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秘密协约，划定了两国在满洲和内蒙古的势力界线。在枢密院召开讨论协约的会议之前，天皇召见了山县有朋，向他颁布了诏书，对消除日俄冲突的根源并由此确保了东亚和平感到高兴。尽管身体不适，天皇仍出席了枢密院的会议。通常情况下，天皇都是神态庄严、平静，并且在就座后很长时间都保持不动。但在那天，令大臣和顾问们惊愕的是，他坐姿懒散，时而打盹。在回宫后，他对身边的人说，他已经尽力去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会议的讨论主题具有特殊的紧迫性，但他太困了，以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睡着了两三次。[26]

从这一天起，天皇的脉搏出现了跳动不规律和漏跳的现象，但尽管感到不舒服，他仍像往常那样继续去办公。然而，他嗜睡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下午向他侍奉点心，或者在留声机上播放他最喜欢的音乐，也不能让他像以往那样乐在其中。他看起来非常疲惫。[27]

7月17日，御医冈玄卿为天皇检查，发现天皇出现了脉搏漏跳、肝硬化以及膝盖以下部位疼痛等症状。天皇走得极为缓慢，但他仍像往常那样前去办公室。

7月18日，天皇食欲不振。他没有试图前去办公室，整天都感到头晕目眩。晚上，他令人播放留声机，好像是在欣赏音乐，但实际上仍在打盹。那天夜里他睡得很不踏实。

异常炎热的夏天加剧了天皇的痛苦。连日来，气温都没有低于三十二摄氏度；19日，温度甚至蹿到了三十四点五度。天皇坐在餐桌前喝了两杯酒，之后感觉眼睛有些疼。他起身离开凳子，不料身体摇摇晃晃，摔倒在地板上。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并在天皇倒地的地方迅速铺了一张临时的床。天皇发起了高烧，并陷入了昏迷状态。凌晨2点，皇后召见德大寺实则等四人。

第二天早上，皇后建议召之前替天皇检查的两名医生（他们都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他们诊断天皇患上了尿毒症。这两名医生和宫中医务局的局长向聚集的元老、大臣、枢密院议员、陆军和海军上将等告知了天皇的病情。当天下午，他们发布了一份声明，第一次向全国披露了天皇病危的消息。报告中提到，天皇从1904年起患上了糖尿病，1906年又患上了慢性肝炎。这两个疾病一直折磨着他，时轻时重。7月14日起，他患上了肠胃炎；15日起出现了嗜睡的症状，并越来越明显。天皇食欲减退，19日起因脑膜炎陷入了昏迷状态。这份报告对天皇的体温、脉搏和呼吸都做了详细记录。

从那天起，他的四个女儿和皇太子妃轮流在床边照看他。皇太子缺席，因为他在出水痘。皇后派宫中式部长官宫地严夫前往伊势神宫祈祷天皇康复，然而，天皇的病情继续恶化。来看望天皇的人络绎不绝，但他无法和他们说话。所有人都责怪医生在1904年发现天皇的病情后没有制订治疗方案。医生们为自己辩解道，他们每天早上都进宫打算给天皇做检查，但天皇总是拒绝，称自己不需要检查。他们不敢违抗天皇的命令。[28]

即使在意识到自己肯定患上了某些疾病而同意让医生检查时，天皇也总是摆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侍从日野西资博回忆说，在清日战争期间，天皇身居广岛时曾经突然生病。“我们认为那只是感冒，但不久后发现是肺炎。”日野西继续说道，“他的眼睛和牙齿出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诉过苦。他看远处的东西时有困难……在吃东西时，他总是对放进嘴里的食物很小心，绝对不碰硬的东西。但是，他从来都不做牙齿护理。他都是忍住疼痛……他尽量避免去看医生。”[29]

那些服侍天皇的人都恳求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在久留米观摩大演习时，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极度劳累。从三田尻返回名古屋，火车的摇摇晃晃让他感到很不舒服。他责备笨拙的工程师让火车开得太快，命令“让火车开慢点”！同行的侍从坊城俊良说，火车是按照正常速度行驶的，天皇对此严厉地驳斥，“你是站在铁路那边的”。最终，火车的速度慢了下来，到达名古屋时晚了一个小时。[30]

天皇像这样的情绪爆发的记载极其罕见。无论身体遭受着怎样的疼痛，他都忍耐着，尽量不让其他人看出来。就像无视夏日的炎热或冬日的严寒一样，他坚忍地承受痛苦，认为作为天皇就应该这样。此外，他觉得自己不仅要承受苦难，还要拒绝享乐。他曾对西园寺公望说：“朕喜京都，故不能访京都。”[31]但是，他免不了也会有疲惫的时候。从九州回来后，曾有人听到他在内宫中私下说道，“若是我死了，世界会怎样？真想死。”[32]

明治对儒家统治者的言行举止的诠释，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某些时候表现出令人费解的行为。他感到四肢沉重无力行走，更别说爬楼梯时，仍决定在久留米观摩军演。这个决定让人难以理解，然而，他却心甘情愿地忍受身体的疼痛，因为这是他职责的一部分。他不会怜惜自己，在拒绝接受为川越町军演拟定的轻松方案时，也并不觉得这是在自讨苦吃。相反，他确信和士兵们共患难是他的义务。九州的漫长旅途，从演习期间天皇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几乎没有意义。虽然天皇是最高统帅，但他没有发布一个命令，也没有试图通过任何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军事知识。天皇之所以去观摩军演，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份要求这样做。天皇知道自己的出席会对演习产生怎样的影响。士兵们在得知天皇正在观摩军演后，将会竭尽全力，下定决心不让自己在天皇面前丢脸。他知道自己可以鼓舞士气，那无需费唇舌或者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义务，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并不渴望荣耀，也完全不担心历史会怎样评判他。

1912年7月30日凌晨，就在午夜刚过不久，天皇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心脏衰竭。宫内大臣和总理大臣共同宣布了这一消息。凌晨1点，内务大臣捧着剑、玉、玉玺和国玺去正殿。之后举行了授予剑和玉的仪式，新天皇发布诏书，定年号为“大正”。[33]

第二天早上，坊城俊良伺候大正天皇穿上登基大典的装束。一直以来，大正天皇都穿着陆军中将的制服，但现在改成了最高统帅的制服。在仪式结束后，新天皇走近内室，对先皇的遗体行拜礼。昭宪皇后（现为皇太后）认为大正天皇的头衔在她之上，要把房间中的主位交给儿子。大正坚持让她坐在原位，但她用温柔而坚定的语气说：“你已经继承了皇室的君主之位，必须坐在主位上。”虽然大正想向母后充分表达他的尊重之情，但他还是默默地鞠了一个躬，坐上了主位，发表了即位的致辞。[34]

在明治死后不久，那些最熟悉他的人被请来讲述以往的事情。[35]所有人都评论说，明治坚持过着简朴的生活，拥有过人的记忆力，关心他人，但他们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勾勒出明治的全貌。这大概可以在政治家兼外交家牧野伸显在当时说的话中找到原因：

天皇几乎没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也没有什么特殊偏好。他的住处与贵族的宅邸毫无区别，反而更加简朴，里面的东西只不过是些需用之物。他的每一次旅行都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这个国家。他开展公共工程，但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而是出于这个国家的需要，或为接待外宾，或为处理国事。天皇从不允许建造非必要的公共建筑物。他购买任何东西，并不是因为想要得到它们，而是为了鼓励工业或保护艺术。除了工作外，他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生活。[36]

[1] 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p.377.

[2] 黑羽茂，《日英同盟の軌跡》上卷，第207页。

[3] 如需了解该条约的条款，请参阅《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628—630页。日本在第四条做出了让步。

[4]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84页。

[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637—638页。

[6]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55页。5月30日，总理大臣桂太郎宣布成立一个叫做“恩赐财团济生会”的基金会。除了天皇捐赠的资金外，还有来自全国的志愿者捐献的金钱。当天皇获悉这个组织的名称时，他表示反对，因为除他以外，还有许多其他人提供资金。在他的提议下，这个名称的前四个字（恩赐财团）总是用小字印刷（第612页）。

[7] 请参阅第三十章。

[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593页。

[9] 电影的最早形式。这一时期播放的主要是记录的时代剧、演剧，时间较短。——编注

[10]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689页。

[11] 《明治天皇の御肖像》第20—21页转载了当时拍的照片以及在奈良、栃木和冈山县拍摄的三张类似照片。

[12] 按日本立法算是60岁，但按西方立法算是59岁。在日本和中国，满60岁被视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该人已经度过了一个完整的甲子。

[13]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02—703页。

[14]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44—745页。

[1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05—706页。

[16]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18页、第719页。

[17]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30页。

[1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31页。

[19] 源了圆，《乃木大将の自殺とその精神指摘背景》，《心》1963年12月号，第17页。这三个孙子是后来的昭和天皇、秩父宫亲王和高松宫亲王。

[20] 为乃木写传记的早期传记作家对他在学习院的工作大加赞赏，称他是“佩带宝剑的裴斯泰洛齐*”（源了圆，《乃木大将の自殺とその精神指摘背景》，第17页）。不过，如需了解更加近代的传记作家的不同观点，请参阅松下芳男，《乃木希典》，第193页、第197页。松下还提请关注发生在1908年大演习期间的一件事（第195页）。在演习的最后一天，担任“南军”指挥官的乃木突然被另一名将军替换，因为乃木无视演习监军（陆军大将奥保巩）下达的撤军命令。乃木认为南军没有遭受损失，没有理由撤军。他的这种独立精神并没有受到褒奖。[*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译注]

[21]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673页。随后，乃木获得了一个更低的职位，即担任演习（在第四师团和第十六师团之间开展）监军。（第683页）

[22] 天皇的两三张快照从这时候起被保存了下来，但这些快照是在很远的距离拍摄的，因而没能清楚地展现天皇的容貌特征。

[23]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33页。不久后，高崎正风于1912年2月28日逝世。

[24]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734—735页。

[25] 坊城俊良，《宮中五十年》，第23页。

[26]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03—804页。

[27]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05页。

[2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13页。另请参阅坊城俊良，《宮中五十年》，第23页。

[29]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71—72页。

[30]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60页。

[31] 末松谦澄，《御自制力のお強かりし先帝陛下》，《太阳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25页。

[32]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75页。

[33]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19页。新天皇的即位和年号的公布都是匆忙地进行，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明治在将年号从“庆应”改为“明治”等待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久米邦武对匆忙更改年号这一不当做法予以批评（《先帝崩御に際して余の感想》，《太阳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317页）。

[34] 坊城俊良，《宮中五十年》，第49—50页。

[35] 1912年9月，《太阳》杂志出版了一期临时增刊，所有版面都用来追忆先皇。

[36] 牧野伸显，《御亲政初期の追憶》，《太阳增刊 明治圣太子》，第48页。

第六十二章
乃木徇死

明治天皇驾崩当日没有举办任何宗教或其他仪式，但是，子爵藤波言忠在获得皇太后的恩准后，对天皇的身高进行了测量。天皇总是拒绝测量他的身高，即使是在为他缝制新衣服的时候。裁缝只能裁剪出一套尺寸差不多的衣服，天皇会试穿一下，然后告知裁缝哪个地方太紧、哪个地方太松，裁缝在没有进行实际测量的情况下做些改动。[1]藤波测量得出天皇的身高为五尺五寸四分，约合一百六十七厘米。[2]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藤波要求测量天皇的身高。飞鸟井雅道认为藤波可能是天皇唯一的朋友。他写道，多亏了藤波，在其他文件上查找不到的天皇的准确身高，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了。[3]在描写天皇时，通常都会说他个头高，[4]但他的身高是相对的；伊藤博文、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等杰出人物按照现在日本的标准来看，大概非常矮小。虽然当时并没有对天皇的体重进行测量，但我们从各种描述中得知，他体重超标已经很多年，并且他对这一话题很敏感。

7月31日，新天皇、皇后和皇太后走近放置明治天皇遗体的宫室，明治躺在一个铺着纯白色纺绸的平台上。他身穿一套用这种纺绸制成的葬服。皇室成员（包括大正天皇的三个年幼儿子）向先皇的遗体告别，在他们身后的是一百七十一名侍奉过先皇的高官、贵族成员等其他哀悼者。当晚8点举行了入殓仪式。大正天皇颁布诏书，下令暂停朝事五天；在此期间，犯人免服役，死刑和笞刑延期执行；禁止歌舞和音乐演奏。

8月1日，对先皇的灵柩进行了封棺。即使禁止歌舞奏乐的五天禁令解除后，东京市的居民仍然避免演奏音乐或参与其他娱乐活动。街道安静，路上行人稀少。

8月6日，大正天皇宣布葬礼定在9月13日到15日举行。这次的大丧仪打破了天皇驾崩时举办佛教葬礼的悠久传统，而仅用神道教的方式举行。这一方式缺乏先例，因此必须创造一些适当的“依照古代传统”的仪式。[5]

大正天皇还宣布，先皇将被安葬在位于京都城南的古城山。选择这个地点作为先皇的陵墓，据说是遵照先皇的意愿。显而易见，明治是在1903年4月为观摩海军大演习和出席第五届国内产业博览会而身居京都时做出了这个决定。某个晚上，他和皇后共进晚餐、讨论旧都时，突然说道，他已经决定在“百年之后”将自己安葬在桃山。当时正在服侍天皇的权典侍千种任子被这些话吓到，并在日记中记录了下来。当天皇的病情严重恶化时，皇后显然回想起了天皇的心愿，于是将陵寝的选址定在桃山。[6]

丰臣秀吉的伏见城就位于桃山。这是一个风景异常美丽的地方，但在德川时代，这里被遗弃，城堡成了废墟，杂草丛生。能够说明这里曾经建有一个城堡的事物，就只有“古城山”这个名字了。之后，人们在这个旧址上种植桃树，于是这座山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桃山”。这个名字虽然悦耳动听，但对于天皇的山陵来说相当平凡，因此，人们把和歌中经常提到的一个附近村庄名“伏见”，加在这个名字的前面，这座山也就被称为“伏见桃山”。

得知天皇病情严重，东京的很多民众请求政府将东京附近一些特别清净的地方作为天皇的山陵，但是，他们的恳请没有得到回应。天皇希望葬在京都，这个意愿所具有的效力和诏书相同。[7]政府在东京建造了明治神宫，大概就是为了安抚东京居民受伤的感情。[8]

8月13日，先皇的灵柩被移到殡宫，暂时停放在那里。天皇、皇后和皇太后以及众多官员每天都来叩拜，一直持续到了9月13日将灵柩移到专车上。8月27日，政府正式向先皇赐谥号“明治”。天皇的谥号取自其年号，是日本及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确实，年号“明治”与他在位期间的非凡事件如此密切相关，因而没有比这个再适合的谥号了。[9]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报纸纷纷向已故的天皇发表悼词。日本将这些悼词翻译，合成厚厚的两本，在天皇逝世一年后出版。不用说，无论是哪个国家发表的悼词，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地进行赞扬。报纸主要描述了在明治统治期间日本发生的惊人变化，但也对天皇为此做出的个人贡献大加赞赏。英国的社论最独具慧眼，这可从下文（摘自《泰晤士报》）看出来：

外界普遍存在着一种观点：日本宫廷仍守着旧时的传统，天皇并没有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这是一种无知的看法。那些了解实情的人可以一致证明天皇热忱地履行议政职责。他拥有了不起的判断能力，一旦信任某人则终身不变。他还拥有罕见的特质，绝对乐意让其他人戴上成功的桂冠，因为对于国民他只有一点要求，那就是皇位是一种荣耀和崇敬、国民应当尊敬和信任君王的臣仆。因此，他的工作从来都不明显，但仍然真诚恳切。[10]

《环球报》（Globe）赞同这些观点。

日本取得了如此令人惊叹的进步。这在多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先皇的个人能力，在多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早年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对此，一知半解的西方人没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可能正确的观点是，如果天皇不具备这样的品格，那么政治家们能够取得的成就要少得多，进展也要慢得多。他具有的品质包括做出判断的能力——这大概是君王能够拥有的最宝贵的品质；对国事兢兢业业，这可从他在宪法颁布之前雷打不动地参加会议中看出来；过人的记忆力，能记住所有细节；具备极大的勇气，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道义上的；完全不贪图个人享受。[11]

我们不清楚写这些悼词的记者是如何获悉天皇的性格的。也许是由天皇身边的人向外国媒体“透露”的。

比起关注明治本人，法国的社论关注更多的是明治统治期间发生的事件，但《通讯者报》（Le Correspondant）不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还引述了日本政治家的言论。第一段言论引自于伊藤博文：

无论是什么原因帮助日本取得了进步，也无论这些年我们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如果与对天皇陛下应尽的义务相比，这些都将变得微不足道。一直以来，陛下都是引领着这个国家的明灯。像我这样竭力帮他建立开明政府的人即便做出了再多贡献，但如果在每一个新的改革措施的背后，没有他一贯给予的大力、明智和渐进式的支持，也不可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12]

第二段言论引自于末松谦澄：

陛下始终如一地关注国家事务的各个细枝末节。每天他都把自己沉浸在办公室内，从清晨到深夜一直埋头于政治事务当中。他了解各个部门的重要事项，尤其是对陆军和海军造成影响的事项……有时候，他了解民众之间发生的种种事件，这让（我们）感到吃惊。他最感兴趣的是世界各主要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唯一的愿望就是向这些国家学习。[13]

法国社论作者的洞察能力更强：

在某些时候，天皇对大臣的政策产生影响，因为他的作用、他的智慧都不容置疑。但是，他以了不起的智慧来完成的主要工作，是担任这个国家的元首、作为民众生活和国民感情的象征……那些伟大的君主都不是希望仅凭一己之力来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如菲利普二世），而是那些深信他的大臣、能借助有声望的贵族来支持他们治理国家的人。[14]

一份比利时的报纸称赞明治天皇仿佛用一根魔杖将日本民众从长久的沉睡中唤醒，并将他和古希腊的英雄进行了比较。[15]一份俄国的报纸在指出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相似之处后，认为这两人根本不同。彼得像战士一样战斗过，他懂得航海，并且当过木匠；但天皇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战斗过，从来没有造过船舰，也从来没有爬过桅杆。彼得需要具备这些才能，是为了能够单枪匹马地建造一个全新的俄国；而天皇没有这些才能也能够做到。日本拥有众多有才干的人，天皇只需挑选出最有能力的人来辅佐他。[16]

中国的报纸对明治天皇的驾崩表达了悲伤之情。一份中国的报纸用以下话语来哀悼天皇：

呜呼，富士山头，云阴黯帝王之气，琵琶湖畔，波声泣考妣之丧，而此一世之雄手、携三岛国家于世界第一等舞台之日本天皇，竟舍蜻蜓般之国土、龙虎般之国运，并五千万大和民族，脱然撒手而去。[17]

该文的作者无法抑制充溢内心的痛苦之情，代表中国民众说了这些哀悼的言辞。在将明治的成就与世界历史上其他杰出人物的成就进行比较时，他认为，尽管明治无法与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相提并论，但明治胜过阿提拉[18]、窝阔台（元朝的创建者）和穆罕默德，因为他们本质上都是游牧民族的首领，都是野蛮人，缺乏皇帝应具备的资质。多亏了天皇，日本才在战争中打败了俄国，才与英国建立了同盟。作者为天皇哀悼，其中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天皇为“黄种人”带来了光明。他指的无疑是日本在引领东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所发挥的领导作用。[19]

这大概是中国人第一次认为自己与日本人属于同一种族。在过去，中国人习惯认为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因为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虽然国民的长相与日本人很相似，但他们认为这不值得一提。日本在明治天皇的领导下取得了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尤其是日本在战争中打败了俄国，似乎促使中国人认为他们与日本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同为黄种人的纽带。然而，即便在此时，仍有一名中国记者写道，“（日本）人民勇毅，富模拟性，无本国固有文化”。[20]一些作家通过间接批评中国人的自满——这些中国人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优于所有其他文化，因而拒绝采纳西方的新学说——来称赞明治天皇的成就：“亚洲东西称国者，大小计十数。其能保存固有文化，吸收欧美新文明，卓然称为立宪国者，仅日本而已。”[21]

在天皇驾崩后不久，这些外国报纸继发表评论之后，刊登了葬礼的描述。《评述报》（La Revue）的通讯员德·班泽蒙特（G. de Banzemont）在文章开篇中描述了日本民众在得知天皇驾崩时的悲痛心情：

睦仁不仅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天皇之一，也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为证实这一点，人们只需要回想一下在第一次获悉天皇病情时，日本民众心中所充满的痛苦即可。一连好几天，泪流满面的人群不顾酷热高温，朝着皇宫的窗户不停地磕头，异口同声地向神灵祈祷。病房的微弱灯光，宣布天皇在承受临终的痛苦，群众悲痛恸哭的声音难以想象。[22]

很多日本人留下了他们在闻悉天皇死讯时的震惊与茫然。甚至是生于明治元年、与明治在位时间同龄的德富芦花——一位经常批评政府并且抗议对牵涉大逆事件的人士执行死刑的小说家——想到这个统治时期已经结束，也感到十分震惊。他回忆道：

陛下驾崩，则年号将要更改。我并非不知，但总觉得“明治”这一年号会永不更替。明治元年十月，即明治天皇陛下举行即位仪式的那年，首次从京都行幸东京的那月，我出生于东京西南三百里，靠近萨摩的肥后县芦北郡的一个叫做水俣的村子里。我已习惯将明治之龄视为我的年龄。与明治同龄，既骄傲又羞愧。

陛下驾崩，明治史之卷便合上了。当“明治”变成“大正”时，我有一种自己生涯中断之感，觉得明治天皇带着我的余生而去了。

这是万物悲泣的一天。水田对面的糖果店飘来的笛声，如一声声长叹，令人肝肠寸断。[23]

夏目漱石在7月20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对取消花火大会——每年在位于两国[24]的隅田川举行的传统节日——感到困惑：

天皇尚未驾崩，没有必要禁办花火大会。细民多为此困惑。当局者缺乏常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当局似乎在为是否要停止戏剧及其他娱乐活动展开激烈争论。天皇的病情值得全体民众同情，然而，要是没有对天皇的健康造成直接损害，应当允许民众像往常那样生活……如果民众被迫中断正常事务，无论他们表面上对皇室多么虔诚深情，内心也一定积蓄着愤恨和不平。[25]

不过，即使是漱石，在得知天皇驾崩时也写了一篇悼词。[26]和几乎所有日本人一样，他对天皇——这位对统治期间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给予坚定支持的君王——进行了哀悼。尽管漱石不赞成很多此类变革，但他也意识到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做法，只要能够在一个日益狂妄、日益不容东亚传统的世界中维护日本的独立和威望，那么必须忍受现代化丑陋的一面。

9月13日，在青山阅兵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丧仪。晚上7点，灵柩离开殡宫，并被抬到了灵车上。车顶为中国古代风格，与英照皇太后的葬礼所采用的风格相同。灵车的全部车身都漆成了黑色，上面装饰有三千多种金属饰物，总重量将近三吨。灵车由精挑细选出来的五头牛来拉动。8点，天已经很黑了，庄严的送葬队伍点着灯笼，开始从宫门缓缓移动。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前侍从长德大寺实则、侍从北条氏康和大丧使事务官藤波言忠。他们身穿正式的丧服，并佩带宝剑，和其他华族拉着灵车的绳子。曾亲自侍奉过先皇的两名贵族走在灵车的两边，高举火把照亮道路。提前抵达二重桥的天皇、皇后和皇太后正在等待着送葬队伍。队伍经过二重桥时，他们向明治天皇做了最后的道别。那一刻，陆军开始鸣放志哀礼炮，远处的海军在位于品川的战舰上鸣炮回应。城内外寺庙的钟声同时敲响。[27]

8点20分，灵车经过了皇宫正门，十二名骑兵加入进来，并在队伍前面开路。近卫骑兵团走在这十二名骑兵的后面，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演奏着《哀之极》的近卫军乐队。被派来报道葬礼的记者生方敏郎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这些细软、冗长、哽咽的乐声更加悲凉了；“几万群众瞬间吞声正容，任这悲哀的音符笼罩。”[28]

举着火把的两名官员带领着送葬队伍，跟在他们后面的人携带着火把、鼓、钟、白幡、黄幡、箭袋、弓、盾、戟、饰有太阳和月亮图案的帝国三角旗、武器和装有神道教用的驱邪幡的箱子。这支人群分成两列或三列，作为灵车的先头部队。其他官员跟在后面，排在灵车前面的是站成两列的五十名八濑童子。[29]曾经亲自效劳过先皇的官员（包括侍从）走在灵车的旁边，直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其他侍从。之后跟着的是二十八名陆军上将、海军上将、校级军官、舰长和司令官，他们保护着队伍的两侧；在他们后面的是以作为大正天皇代表的载仁亲王为首的贵族成员、大丧使祭官长贞爱亲王以及其他亲王、王以及韩国皇帝的弟弟李堈。紧随其后的是贵族成员、总理大臣、内阁大臣、朝鲜总督、高层海陆军官以及其他文武官员，所有人都穿着正装。

东京都当局对灵车将通过的街道进行了紧急维修，并铺上了白沙。街道两侧挂满了杨桐树枝、织锦三角旗、煤气灯和弧光灯，其间悬挂着黑布和白布扭成的绳。在队伍经过的各个建筑物的前面都挂着一个白色的灯笼，象征着哀悼奉送。殡仪区虽然被送葬者挤得水泄不通，但却浸没在一片充满敬畏的沉默当中。

晚上10点56分，灵车抵达了青山殡仪馆。代表天皇、皇后和皇太后的官员出来迎接灵车。灵车通过第一个和第二个鸟居[30]，进入殡仪馆前面挂着的帘子之中。众人在此处将牛从灵车上解下来，并将灵柩抬进殡仪馆。此后帘子被拉开，天皇和皇后进入这个临时的祭场，后面跟着一位代表皇太后的官员、亚瑟王子（代表英国国王）、大使和特派代表。所有人就座后，仪式开始。

首先，神道教的神官朗读祭文。之后，新天皇离席走到灵柩面前鞠躬，并宣读了桂太郎准备的悼词。天皇的声音低沉，充满了哀伤。在场的人一边听一边伤心地呜咽。礼炮的轰鸣声在东京都回荡，表明这个城市进入默哀时刻。六千万民众在远处鞠躬致意。9月14日中午12点45分，大丧仪结束。[31]

就在御灵车离开皇宫的那个晚上，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和他的妻子静子在其府邸殉死。乃木在面朝皇宫的窗户旁摆放了一张小桌子，桌面铺着白布，并在上面放着一幅先皇的遗像和杨桐树枝。他还留下了绝命诗：

明君神化身

功盖天下万世久

悲痛泣难休

皇恩沐浴数春秋

愿了此生君侧留[32]

乃木先用军刀剖开腹部，然后用刀刺喉，接着将身体向前压下去。他的妻子用匕首直扎心脏。

乃木在遗书中解释说，在西南战争期间自己丢失军旗，希望对这一耻辱以死谢罪，但一直没有机会。[33]在清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他再次想要自杀，但这个机会又被剥夺了。日俄战争期间，数万将士（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他指挥夺取旅顺的战役中丧生。让陛下失去了这么多的“赤子”使他深感羞愧，但天皇并没有责备他，而是在战后任命他担任学习院的院长。

乃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天皇的关怀之情，他遗憾自己年事已高，回报皇恩的时间所剩不多。在天皇病重的最后时刻，他每天都进宫请安，并祈祷天皇康复，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天皇驾崩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他决定了却余生，以示效忠于天皇的圣灵。

几年前，日俄战争结束，在凯旋东京的当天，乃木向天皇表达了想要切腹自杀的意愿，以便向旅顺战役中丧命的众多官兵谢罪。刚开始天皇什么也没有说，但当乃木离开时，天皇叫住他，并说道：“卿欲以切腹谢朕，朕能知之。然今非卿死之秋。卿若强死，宜于朕去世后。”[34]

据说，当乃木自杀的消息传到青山殡仪馆时，每一个人都为乃木如此高洁忠烈的行为肃然正襟。[35]刚开始，森鸥外怀疑乃木是否真的自杀，但在得知传闻属实后，他在随后四天写了《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这个短篇小说的主题讲的是一个武士在主人死后殉死的故事。森鸥外对弥五右卫门决定以自杀来证明其悲痛之深的做法给予无条件的赞美，但在其后的作品《阿部一家》中，森鸥外对殉死的可取性似乎不那么确定。他在故事中说，很多人只是因为与死去的大名有着间接的关系，或者甚至没有丝毫的关系便自杀，好像他们只是在做人们期望他们去做的事情那样。

武士决心用无法反驳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对过世主人的忠诚之深，通常都受到赞赏。但是，如果已故大名的所有最有能力、最可信的家臣都自杀，那么大名的继承人就会丧失他们的指导。即使是出于高贵的动机，自杀也是不负责任的。殉死的做法在17世纪非常流行，导致日本明确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未经授权而自杀的人是“犬死”，即死得没有意义。这条禁令被纳入了1782年修订的《武家诸法度》。[36]

乃木的自杀违反了该法度，但这并不是此举受到批评的原因。明六社——在明治时代早期由倡导“启蒙”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团体——仅存的一名成员加藤弘之评论说，尽管过去的人可能钦佩这位陆军大将的做法，但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他问道，为什么这位狂热的忠诚之士没有考虑过要向新天皇表示效忠之心呢？也许是担心其他军官可能会效仿乃木的殉死，军队隐瞒了他的动机，将他的自杀行为归结为精神错乱。[37]对乃木的自杀批评最多的一点是，此举让明治的继承人失去了乃木的指点。尽管没有人如此直白地说出来，但大正的教育受到阻碍不仅是因为他身体上的疾病，也因为他的老师无力向一个令人头疼的学生提供充分的指导。天皇希望大正的儿子们能有一位绝对正直的人士来指点，而这正是他为什么选中乃木担任学习院院长的原因。但现在乃木死了，三位王子无法再从他的教诲中受益。

身着礼服的乃木希典

乃木给出的自杀理由也许很真诚，但它们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丢失军旗的其他军官不认为他们需要用自杀来为过失赎罪，也不认为必须采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对先皇的仁慈表达感激之情。尽管如此，乃木的死使大多数日本人联想到旧式的武士美德。不过，也有人对此持有怀疑甚至是敌视态度。曾在学习院上过学的白桦派[38]作家尤其如此。武者小路实笃发表了一篇文章，将乃木的自杀斥责为“一种只有在滥用这一行为的扭曲时代形成扭曲思想的智力扭曲的人才会赞赏的行为”。[39]他将乃木的自杀与凡·高的自杀进行比较，认为前者是完全缺乏人性，而后者则揭示了人性的本质。

志贺直哉在9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下了他对乃木自杀的第一反应：“真是个蠢蛋！”“就好像下人什么都不想而做了某件事情时的感觉”。第二天，他将自杀的乃木描述成“愚念的臣服者”。[40]

批评乃木行为的人绝非仅仅局限于学习院的学生。汉诗诗人长井郁斋的讽刺诗《忠义》就包含有以下诗句：

乃木将军忠义规，

明治圣帝圣天资。

将军知礼谁非礼，

为惜朝廷疏旧仪。

（中略）

武门中世喜为之，

询葬固非皇旧仪。

谁料堂堂军上将，

却为寺妇宦官为。[41]

甚至是报纸，在刚开始的时候也并非一致赞扬乃木的自杀行为。一些报纸批评乃木未能履行接待亚瑟王子等国宾的职责，另一些则指责乃木未能服侍新天皇。但两天后，媒体的基调变了。9月16日，记者黑岩泪香（1862—1920）写了一篇关于乃木的文章，“民众是否应当奉乃木为神？是的。如果他不受此殊荣，还有谁能受此殊荣……实际上乃木大将就是神”。9月19日，《东京日日新闻》对乃木的死表示遗憾，问道未来的民众应当将谁作为理想日本人的楷模，并在将乃木和楠木正成[42]进行比较后，自答道这个人就是乃木希典。从这时起，乃木便成为了忠君之士的化身，一个不可能受到批评的传奇英雄。[43]乃木被尊奉为军人忠心和效忠于皇室的完美典范。

9月14日凌晨1点40分，就在乃木自杀后的几个小时，装有天皇遗体的灵柩被运上了开往京都的专列。专列有七节车厢。中间的车厢放灵柩，以载仁亲王和贞爱亲王为首的送葬者坐在其他车厢。专列在从东京到京都的各个主要站台停靠了几分钟。在站台上（甚至是站台之间的铁轨上），民众都在毕恭毕敬地鞠躬。当天下午5点10分，专列抵达桃山。灵柩接近目的地时，第二十二连队野战炮兵鸣放礼炮志哀，沿途列队的海陆军乐队演奏起《哀之极》。

站成两排的一百零五名八濑童子担任抬棺人，走在他们旁边的是曾亲自效劳过先皇的高层陆海军军官和侍从。当天晚上7点35分，送葬队伍抵达葬场。此时，下了有一段时间的雨停住了，清辉的月光洒下来。八濑童子将灵柩从所盛放的肩舆架上抬下来，移到了陵墓旁，并放置在石棺内。在将先皇的私人物品放进石棺后，进行了封棺。雕刻有四方神将的埴轮[44]被放置在陵墓的角落，并树立起了一块刻有“伏见桃山陵”字样（出自于贞爱亲王之手）的石碑。贞爱亲王走向陵墓，鞠了三次躬，并在石棺上放置了一抔洁净的泥土。最后，用纯砂覆盖在石棺的顶部。

送葬的队伍到达桃山

9月15日上午7点，葬礼完毕。9点55分，整个仪式结束。[45]

[1] 日野西资博写道，尽管天皇的衣服从来都不合身，但他丝毫没有受此困扰（《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89页）。这种说法遭到了《明治天皇紀》的编纂者的质疑，他们记录下了1872年春一位欧洲裁缝从横滨来给天皇进行量身的情景（第二卷，第666页）。当时对天皇进行了量身，但即使那一数据准确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天皇后来变胖了，裁缝大概需要猜测哪些数据发生了变化。

[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28页。

[3]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9页。在《明治天皇紀》或与天皇生活有关的其他记载中，藤波并不是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也许是因为他与天皇之间的关系比较随意、比较私人。

[4] 欧文·贝尔茨写道，“对于日本人来说，睦仁天皇高大威严”（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395）。

[5]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33页。

[6]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30—831页。亦见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48—49页。飞鸟井雅道指出，千种任子似乎没有留下日记，因此无法确定这是否真的是天皇的意愿。

[7] 飞鸟井雅道指出，尽管日本的首都从来都没有正式地从京都迁到东京，但当天皇访问京都时，描述的是“行幸”，而非“还幸”（《明治大帝》，第46—47页）。根据1889年在颁布宪法时发布的《皇室典范》，即位式和大尝祭都在京都举行。但事实上，1871年的大尝祭在东京举行。尽管天皇喜欢京都，但仍接受了将东京作为首都这一事实。然而，他可能觉得当他在世间的职责完成时，他有权被埋葬在他所选定的地方。

[8]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31页。

[9]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33页。

[10]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1页；1912年7月30日的《泰晤士报》（伦敦版）。

[11]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37页。

[12]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18—119页；日语原文请参阅上卷，第228—289页。尚不清楚伊藤是否发表了这番言论。

[13]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19页；日语原文请参阅上卷，第229页。

[14]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19页。

[15]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上卷，第687页。

[16]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上卷，第599—600页。

[17]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205页；1912年8月2日的《国光新闻》（北京版）。

[18] 古代欧亚大陆匈人的领袖，后代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译注

[19]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206页。

[20]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233页。译注（从中文翻译成日文）添加了一个注释，大意是说这名记者仍然充满了作为中国人的优越感。

[21]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211页。

[22] 望月小太郎编，《世界に於ける明治天皇》下卷，第175页。

[23]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31—32页。另请参阅Carol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p. 220。德富芦花的《明治天皇の崩御の善後》收录在《明治文学全集》第四十二卷第338页的《みみずのたはこと》一文中。格卢克（Gluck）对天皇葬礼所弥漫的气氛进行了很好的描述。另请参阅报道了葬礼的记者生方敏郎在《明治大正見聞史》第189—211页中的描绘。

[24] 地名，位于东京都中央区和墨田区的两国桥的周边一带。——译注

[25] 《漱石全集》第二十卷，第398页。一份第一次披露天皇病重的报纸特刊促使夏目漱石写了这篇日记。

[26] 《明治天皇ほうとうの時》，见《漱石全集》第二十六卷，第312页。漱石尤其称赞天皇重视教育，在小说《心》中对天皇的驾崩和乃木的殉死进行了着重塑造。

[27] 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给葬礼拨款154.5389万日元（《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32页）。关于葬礼的详细描述请参阅第838—843页。

[28] 生方敏郎，《明治大正見聞史》，第207页。

[29] 来自八濑（位于比叡山附近的京都的一个地区）的人从古时起被称作“八濑童子”。之所以被称为“童子”，是因为他们不梳发髻。按照传统习俗，他们负责抬延历寺（位于比叡山的一个天台宗寺院）住持和皇室的肩舆。

[30] 一种类似于中国牌坊的日式建筑。日本人认为，鸟是人类灵魂的化身，其中有好的灵魂，也不乏肮脏的灵魂，不能让鸟接近神社，故而在各个神社的正门前二百米左右处建“开”字形牌坊，名为鸟居。鸟在此居住，就不会飞入神社。——译注

[31] 这个描述对《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38—843页的大葬仪的描绘进行了汇总。漱石为送葬队伍作了一首俳句：肃穆送行人／火把高举悲中行／烁如夜空星（《漱石全集》第二十四卷，第84页）。

[32]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44页。

[33] 乃木于西南战争期间写的日记中，并没有提到丢失军旗一事。也许在那时此事对他而言并不重要（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54页）。如需了解乃木遗书的部分内容，请参阅第248页。

[34] 山路爱山，《乃木大将》，第305—306页，转引自源了圆，《乃木大将の自殺とその精神指摘背景》，第15页。只有少数人（包括侍从长德大寺和侍从武官冈见）目睹了这一时刻。他们都对此保密，但在乃木死后，冈见才披露天皇说了什么。源了圆的文章对乃木自杀的背景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心》，1963年12月）。

[3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45页。但是，一些人在最初听到乃木自杀的消息时不太相信。刚开始，生方认为这个消息只不过是一个拙劣的玩笑（《明治大正見聞史》，第214—215页）。森鸥外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47页）。

[36] 松下芳男，《乃木希典》，第213页。

[37] 源了圆，《乃木大将の自殺とその精神指摘背景》，第16页、第17页。

[38]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之一，由创刊于1910年的文艺刊物《白桦》为中心的作家与美术家组成，包括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该派反对自然主义文学，主张新理想主义为文艺思想的主流，也称为新理想派。——译注

[39] 《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一卷，第495页。在他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中，武者小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乃木的自杀这一话题，总是将这一行为视为不合时宜的。

[40] 《志賀直哉全集》第十卷，第636页。另请参阅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77页。三天后，志贺在日记中写道，诗人吉井勇将乃木的自杀称为“最近几天来最不愉快的事件之一”。

[41] 原田宪雄，《日本漢詩選》，第246—247页。在师从副岛种臣学习汉诗后，长井郁斋曾在清朝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清朝的名气要比在日本大。

[42] 楠木正成是镰仓幕府末期到南北朝时期著名武将，一生竭力效忠后醍醐天皇，在凑川之战阵殁。后世称其为忠臣和军人之典范，将其视为武神。——译注。

[43]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79页。

[44] 日本用于陪葬的陶器，形状多样，放于古坟顶部和坟丘四周。——译注。

[45] 《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846—847页。

终章

与过去五百年统治日本的天皇不同，明治天皇即使在死后也没有被人遗忘。“明治”这一称呼来自于年号，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以始于明治维新的明治历史研究的标题当中，而如“明治的文化”、“明治的思想”之类的概念，在没有提及明治天皇的书籍中也频繁出现。

日本在1860年代打开国门后的半个世纪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受吸引的学者从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角度对明治时期的事件进行研究，就算天皇本人也常常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天皇一生中受到广大民众的崇拜，较之独特个性，更多的是因为他是将日本从昏暗的东方君主国转变成位列强国之一的现代国家的推动力量。死后他被尊为神，受到了高度崇拜，这可以从在东京修建的“明治神宫”中看出来。他的生日（11月3日）成为了全国性的假日，被认为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庆典。[1]

随着曾在明治时代生活和工作过的日本人渐渐减少，人们逐渐将“明治”当成一个名字，也常常将他的成就与效劳他的文武百官的成就相混淆。人们一般记住，例如，他在领导日本战胜清朝和俄国时所扮演的英雄角色。事实上他在这两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他虽没有被人遗忘，但是，要是让说出一个无可置疑地应归功于他的功绩，大多数日本人都会感到比较困难。

不仅仅是与他有关的记忆渐渐淡化，就连作为他在位期间实体标志的许多建筑物也消失了。一些消失在1923年的大地震或1945年的东京轰炸，更多的毁于较之保留历史更在意商业利润的后世日本人手中。明治时代的标志性建筑物——鹿鸣馆——于1941年被拆毁。位于东京站前面的一排排红砖建筑，似乎代表着明治时代后期的日本人所怀有的希望，即终有一天日本也能取得像伦敦那样的商业成就。这些建筑虽然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在战后只因被认为是低效能建筑而拆毁。明治时代的其他遗迹被迁移到了明治村[2]，在那里，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建筑物被别有风味地规划到树木成荫的环境中。

每年新年，明治神宫都是参拜者人数最多的神社。但是，大概只有极少的人才会在鞠躬时回忆起神龛内的天皇，乞求他为来年赐福。大部分拼命挤向祭坛的参拜者或许只是希望今年人数也能破纪录吧。明治位于京都的陵墓几乎不见人影。明治和他的时代，就像常常被引用的中村草田男的俳句那样，越来越遥远。

雪落，而明治渐远

传记作家的任务就是让他们的对象再次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作传的著名传记作家里昂·埃德尔（Leon Edel）曾经说，传记作家必须“爱上”他的写作对象。不过，“爱上”明治——这个即使在最不正式的时刻也从来没有忘记身份或皇祖皇宗，并且很少流露自己感情的人物——很困难。很多轶事讲述了天皇在宴会上的情形。只要桌上有酒，他就不停地喝，然后步履不稳地离开。这类佚事记录了天皇私人的一面，但最后，它们也只是证实了一个很无趣的事实：和数百万其他日本人一样，天皇喜欢喝清酒。它们并没有拉近我们与天皇的距离。天皇和无名女子（包括据说是在旅行期间由地方人士献上的女子）发生绯闻的小道传言同样没能说明任何问题。

明治似乎总是排斥传记作家为进一步接近他所做出的尝试。如果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乐意写回忆录的话，那我们对他的认识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很显然，昭宪皇后永远不会透露她婚姻生活的细节（比如，她对天皇拥有众多典侍有何感受），我们也不要指望之后的大正天皇会对他和父亲关系紧张的原因进行解释；不过，如果藤波言忠能够讲述和天皇做朋友是怎样一番情形，或者如果园祥子（天皇最后八个孩子的生母）说这个冷酷、疏远的男人也有温情的一面，那我们将会对明治有个更好的了解。

除了在公共场合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外，也许明治并没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是一个很少表露个人喜好、不以苦乐为意的人，几乎从来都不抱怨自己遭受到的炎热、寒冷、疲劳、饥饿或其他普通民众遇到的苦难。他总是摆出一副夸张的漠然置之的表情。一名侍从写道，在军演期间鸣炮时，他拒绝将棉布塞进耳朵里，即使随行的所有人都采取这一防范措施。[3]

明治不讲究生活舒适，大概可以归因于他所受到的儒学教诲。但这种教诲与他的父亲以及宫中其他成员所接受的教诲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然而，他们都不像明治那样恬淡寡欲。和他的父亲不同，明治很少发怒，也很少有任性随意或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似乎拥有一些内在力量，使得他极少背离自己定下的行为准则。直到生命的最后，就在他非常费力地挣扎着出席东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以及参加枢密院的会议时，他都在遵循着这套准则。他不愿意向任何人（甚至向自己）承认他在承受痛苦。

侍从日野西资博回忆，天皇很少流露出自己的情感：“我服侍天皇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天皇有过异常开心或极度悲痛的表情。”有两三天的时间，日野西都无法鼓起勇气将伊藤博文被暗杀的消息告诉天皇，但是，在得知他最信任的大臣被暗杀时，天皇所说的只有“嗯”。在宪法会议上，当天皇获悉彰仁亲王的死讯时，他只是“嗯嗯”地点头会意，而后，会议继续进行。[4]

在统治初期，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在全国不同地方进行的繁重辛劳的巡幸，即便他在各个目的地的住宿都很简陋。遵循着自己的那套行为准则，他可以忍受一整天挺直背坐在闷热的轿子里的折磨。在到达后，他也不能独处放松一下。一到达目的地，他就被絮叨地表达喜悦和感激的当地官员团团围住，天皇需要专心地听他们所有人说话，仿佛很感激他们能说出这番话一样，从来没有表现出厌烦。这种责任感也迫使他对当地的特产和遗迹进行了仔细视察，即使他已经感到筋疲力尽。

当坐在轿子里颠簸好几个小时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呢？大多数的时间，尤其是在道路难行的时候，他可能在提醒自己，“这是朕的国土”。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后代，他们曾经统治自己正在巡幸的这个国家。他有义务遵循“国见”的古老传统，视察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皇祖皇宗建立的先例，坚决不做可能让皇祖皇宗不光彩的事情。

同样，天皇还将他在旅途中遇到的人视为臣民。在进行第一次江户之旅前，他大概从来都没有见过正在劳作的农民或渔民，但是，当看见他们时，他知道那些人就是他的臣民。他没有像平安时期的贵族那样，几乎将他们视为非人的卑贱者，也不讨厌和百姓一起观看马戏表演、赛马或烟花表演这些平民的娱乐活动；在旅行中，他有时候也会和百姓们一起吃简单食物。

天皇对岩仓具视有特别的亲近感。岩仓长年负责天皇的教育，是天皇童年就认识的贵族。不过天皇晚年身边都是出生卑微的人，比如他最信任的伊藤博文，可天皇没有因为他们的出生而看不起他们。就像伊藤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有才能的人可以进入新贵族的行列，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出生。

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明治总是彬彬有礼，甚至是诚恳亲切。无论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谁，他总是面带微笑，并与他们握手。他与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会见尤其令人难忘。大概他在一生中所获得的建议都无法比特兰特的建议更让人印象深刻。天皇对夏威夷国王很友好，尽管他对国王提出的建立由天皇领导的亚洲国家联盟计划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大津受伤后，他关怀备至，不仅是因为担心俄国攻打日本，而且还因为其对在遥远的异国遭到袭击的皇太子怀有同情之心。每一个觐见过天皇的外国皇室成员都受到天皇非常亲切的接待，因此私下或许会觉得自己是第一个感受到如此友好态度的人。

明治所接见的外国人不限于国家首脑。他几乎每天都会接见一些准备回国的外国技术专家或教师。不计其数的外国政要（主要是军人和政治家，但也有救世军[5]领导这样的人）会求见明治，对客居日本期间的生活表达赞美之情，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得到了天皇的接见。很多外国人获得了日本皇室授予的高级别勋章。鲜有国家像明治天皇统治时的日本那样如此慷慨地授予勋章。

很难说清天皇对他统治期间日本所发生的变化有何反应。尽管和很多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一样，天皇通常会遵循古制，但他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在新年时操持传统仪式（如四方拜）。他无疑信奉神道教，但却很少参拜神社。回到京都时，他会去先皇的陵墓祭拜，而不是去神社；他认为信奉神道教要次于敬拜祖先。[6]虽然很多皇祖皇宗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他并没有为此感到烦恼。他自己对佛教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

有时候，善意的传教士向天皇赠送《圣经》，但是，这并不表明天皇曾读过。就算他勤奋研读《圣经》的日译本，也不太可能动摇他的信念：他是神的后代，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后裔。当时很多年轻知识分子都成为了基督教徒，但对明治来说，基督教是一个外来宗教，他不会考虑基督教的教义。

尽管明治天皇对基督教没有兴趣，但他似乎对在治世期间涌入日本的西方事物并不排斥。在日常生活中，他经常穿军装或双排扣长礼服，很少见他在公共场合穿日式服装。此外，他也不反对皇后偏爱欧洲式样服装的喜好。他最喜欢的似乎是日本料理，但对于正式的宴会中提供的西餐也会毫无怨言地享用，甚至还吃得津津有味。白天，他就坐在书房桌子前的椅子上；宫中的公务房间都采用西式风格。明治不喜欢电灯，不是因为这是外国的东西，而是因为他担心错搭电线可能会引发火灾。

在一场大火烧毁了旧的宫殿后，因为不愿意把钱花在这方面，他尽可能推迟建造新宫殿。最终，他意识到，为了给外国宾客留下深刻印象以及维护国家声望，他需要将宫殿建造得富丽堂皇。但是，宫殿中不允许宾客进入的地方仍然很简陋。一直以来，明治似乎都不愿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他对制服缝缝补补的故事就能证明这一点。

明治的消遣活动包括听留声机，并跟着一起哼唱，尤其是在播放军乐的时候。[7]他在晚年时有了一个新的娱乐活动，就是看活动写真。他喜欢舶来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日本的传统艺术，而只是表明他接受最新发明。另一方面，他喜欢的体育运动——蹴鞠和射箭——就很传统，而且他常常对日本艺术品表现出偏爱之情。

天皇也有一些小怪癖。欧文·贝尔茨回忆道：

他无法忍受皇后的座椅和他的一样高。他想要御座更高些，但井上反对。某天，在进宫谒见时，井上发现天皇的御座下面偷偷地放了一个很厚的丝制垫子，他将垫子扯出来，扔到宫室的一个角落，这自然导致了天皇和他“大吵”。[8]

他似乎还有施虐倾向。例如，他故意把芦笋掉在满是灰尘的餐厅地板上，让侍从捡来吃。也许这种施虐行为对于具有绝对权力的人来说（至少在理论上）是无法避免的。他大概想知道举止滑稽的忠实侍从对他的顺从达到了哪种程度。

天皇的施虐行为（如果这个词语适当的话）与他的幽默感密切相关。每一个了解并撰写过回忆天皇的文章的人，都提到这位令人敬畏的天皇的幽默感。如果被举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说明他的幽默是阳刚热情式的，而非机智风趣型。侍从日野西回忆了这个佚事：

某天，当我出现在他的面前时，我发现他在笑。他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问他是什么，他说：“昨晚，山口和绫小路睡在隔壁。山口鼾声如雷，绫小路磨牙霍霍。睡在二人的居室之间，朕享受了一场最不同寻常的音乐会。”站在近旁的山口说道：“不，臣认为陛下的鼾声更大。”陛下对此哈哈大笑起来。[9]

天皇还被誉为具有过人的记忆力，但所列举的这个例子表明他的记忆力一点也不超群。侍从日野西写道：

每个人都认为天皇拥有惊人的记忆力，但我却回想不起有哪些具体例子。不过，我陪他在京都时，他详细地告诉我某个房间在过去的使用情况。他回忆起当他仍是小男孩时，皇太子宫殿房檐下有一个沟渠，他常常在那里捉鳉鱼。[10]

天皇没有什么需要消耗脑力的爱好。日野西写道：

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他读任何东西。他只在年初听讲座时看书。也许当他还住在赤坂行宫的时候，有更多的空闲时间看书；然而，当处理国事的压力日益增大，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占用他的时间时，这种事情想必就没有了。在我服侍他的所有时刻，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读书。[11]

即使明治不读书、不看报，他也会设法从每日回答咨询的官员那里获得有关世界局势的大量信息。毫无疑问，在会见外国宾客之前，他会大概了解他们国家的情况。他在这方面的见解给宾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天皇每年年初听取的讲座，激发了他对历史或哲学的兴趣，但从来没能促使他对这些话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似乎没有读过那时期的文学作品或短歌诗集，更别提学术专著了。

天皇真正学习过的学问主要是元田永孚阐释的儒家传统，这些讲座持续到他三十岁的时候，无疑帮助他形成一种严于律己的责任感。他极少拒绝做别人期望他去做的事情，在熊本的军演结束时他固执地不参加宴会就是一例。天皇似乎特别讨厌大臣们（或其他人）迫使其适应他们的计划。他拒绝利用身在奈良的机会去祭拜神武天皇的山陵一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并非不乐意祭拜先祖的山陵，而是不喜欢让其他人来决定应该做什么。不过，最后天皇通常都会被说服，如果没有，他之后也会道歉。在他的统治期间，曾有一段时期似乎不愿意履行作为统治者应当履行的日常事务，也许这是因为他厌倦了文书工作，或者厌烦了那些顾问。但是，总的来说，他责任心强，很少不顾及大臣的意见。

天皇信赖他的大臣，这使得我们难以确定那些以天皇名义做出的决定中，哪些是他做出的，哪些是由他的大臣们做出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诏书一定是那些文言文素养比他好的人士写的。不过，我们无法知道，诏书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他的个人意见。也许可以比较稳妥地说，诏书并没有违背他的意愿。

他的诏书中常常出现一个主题，以至于人们不禁会将这个主体看成是天皇最深刻信念的表示：他反复强调希望和平。这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惯例的表达，或者可能是一个用来粉碎成为“和平障碍”的敌人的借口，但从天皇对治世期间发生的战争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来看，虽然他喜欢穿制服，喜欢观摩陆军演习，但真的不喜欢战争。

在西南战争期间，他如此漠不关心，以致拒绝履行担任国家元首的义务，甚至拒绝完成学业。在1894年向清朝宣战时，他表示反对。在日俄战争期间，得知旅顺大捷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喜极而泣，而是下令妥善对待敌军将领。天皇坚持强调他对和平的渴望，甚至给暗杀伊藤博文（天皇最信任的顾问）的安重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许天皇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位时间比较长久。就这一点而言，他与几乎同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相似。媒体曾抨击维多利亚女王因多年沉湎于悲伤之中而忽略了职守，但最后，靠着统治时间长久，她获得了伟大君主的美誉。[12]如果明治和他的父亲一样在三十六岁的时候英年早逝，那么会是什么情况？大概人们最多也就能记住，在日本发生种种大变革的时代，刚好有一个年轻人继位。但是，他在位时间长，以及给人留下的坚定不移的印象，都使他获得了令人敬畏的、甚至是神圣的权威。就在他驾崩后不久，《太阳》杂志出版了一期临时增刊，标题是《明治圣天子》。在他驾崩当日，《大阪每日新闻》的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逝世的天皇为“大帝”，这个和彼得大帝一样的称呼之后频繁使用，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对为什么给自己的书命名为“明治大帝”，飞鸟井雅道解释说：“这是因为在日本近代史——不，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中——除了明治以外，再无其他大帝。明治天皇无疑留下了一代圣君的足迹。”[13]

[1] 1927年，日本正式宣布将他的生日作为全国假日，但在1948年（美国占领期间），这个节日被改称为“文化节”。

[2] 日本人将明治时代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集中移建在名古屋郊外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取名“明治村”。——译注

[3]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09页。

[4]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25页、第151页。

[5] 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由牧师卜维廉（William Booth)和卜凯瑟琳（Catherine Booth）创立于伦敦。该组织以救济贫困为主旨，广泛进行宗教宣传，招收教徒，并举办慈善事业。1878年起仿效军队形式进行编制，教徒称“军兵”，教士称“军官”。1880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后发展到欧美各国。——编注

[6] 关于祭拜祖先，请参阅坊城俊良，《宮中五十年》，第34—35页。

[7] 侍从日野西回忆道，在日俄战争期间，天皇失去了对娱乐活动的全部兴趣，完全埋头于国家事务。他的唯一消遣就是听留声机（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124页）。根据侍从坊城回忆，天皇的留声机是一台老式的机器，有一个喇叭来播放蜡筒唱片（《宮中五十年》，第40页）。唱片为“健康曲子”，由此推测它们可能不是流行歌曲，而是激动人心的歌谣。

[8] Erwin Baelz, Awakening Japan, trans. Eden Paul and Cedar Paul, p. 97. 此处提到的“井上”指的是提倡现代生活方式的井上馨。

[9]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46页。

[10]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2页。

[11] 日野西资博，《明治天皇の御日常》，第53页。

[12] 在深爱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过世后，维多利亚女王沉湎于悲伤之中，有五年时间拒绝召开国会。《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力劝她“听一听臣民的呼声，想一想自己身居高位的职责，不要因为沉湎于徒劳的悲伤之中而再拖延下去了”（Giles St. Aubin, Queen Victoria, p. 344）。

[13] 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第2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月炮火 /（美）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 著 ; 张岱云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8

（理想国译丛）

ISBN 978-7-5426-6376-4

Ⅰ. ①八… Ⅱ. ①巴… ②张… Ⅲ.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史 Ⅳ. ①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1624号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责任编辑：殷亚平　

特约编辑：黄　燕　王家胜

封面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我是个作家，只是以历史为题材而已”

自序

作者的话

引子 葬礼

第一部分 计划

第1章 “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

第2章 色当的阴影

第3章 “只需英国大兵一人……”

第4章 俄国压路机

第二部分 爆发

第5章 8月1日：柏林

第6章 8月1日：巴黎和伦敦

第7章 布鲁塞尔：德国的最后通牒

第8章 “叶落之前凯旋”

第三部分 激战

第9章 “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

第10章 列日和阿尔萨斯

第11章 英国远征军开往大陆

第12章 桑布尔河和默兹河

第13章 在洛林、阿登、沙勒鲁瓦、蒙斯等地的溃退

第14章 “哥萨克来啦！”

第15章 坦嫩贝格战役

第16章 火烧卢万

第17章 大海、封锁、强大的中立国

第18章 撤退

第19章 巴黎是前线

第20章 冯·克卢克的转向

第21章 “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

后记

资料来源

译名对照表

译者说明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凡与战争有关的一切事物，莫不源出于人心。”

——德·萨克斯元帅《兵法随想录》（序言），1732年

“一个个可怕的假设，全都凑到一起来了。”

——温斯顿·丘吉尔《世界危机》，第一卷第十一章

导读
“我是个作家，只是以历史为题材而已”

罗伯特·马西（Robert K. Massie）

1962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约翰·格伦（John Glenn）在三次延期后终于乘着火箭一举冲上外层空间，成为美国环绕地球轨道的第一人；纽约扬基队老练的一垒手比尔·“穆斯”·斯考伦（Bill “Moose” Skowren）因前一年表现杰出（创下打数561、全垒打28支以及打点89分的佳绩），风光获得3000美元加薪，年薪涨到35000美元；《弗兰妮与祖伊》（Franny ＆ Zooey）一书雄踞畅销小说类排行榜的榜首，第二名是《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非虚构类的畅销冠军是路易斯·奈泽（Louis Nizer）的《我的法庭生涯》（My Life in Court）；就在同一个星期，一个生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美国人撰写的最好的历史作品也在此时印行上市。

《八月炮火》推出后立即洛阳纸贵，空前成功，书评争相推介，口碑迅速传开，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一睹为快。肯尼迪（Kennedy）总统特别订了一本送给当时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Macmillan），他的阅读心得是：当代政治家必须尽可能避免陷入1914年8月大战的陷阱。普利策奖捐款人已立下规章禁止颁发历史类奖项给主题与美国无关的著作，但是委员会还是找到名目，颁给作者塔奇曼“非虚构类奖”。《八月炮火》让作者一举成名，她的作品深入人心且文笔流畅优雅，但是大部分的读者只需要知道这本新书的作者是“巴巴拉·塔奇曼”这块金字招牌。

这部本质上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头一个月战况的军事历史研究作品，究竟好在什么地方，竟能享有如此盛誉？本书有四个突出的特点：细节丰富，描述生动，读者有如亲临事件现场见证历史；以散文叙事风格写作，文字剔透、清晰、慧黠、练达且诙谐；冷静地跳过道德判断——塔奇曼从不说教或使用苛责的语调，她为文保持开放怀疑态度却不带愤世嫉俗的嘲讽，读者在读到人类所犯错误而感到荒唐悲哀的同时，也不致因人类的卑劣行为而太过激愤。这三个特点在塔奇曼的所有著作中处处可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八月炮火》一书让读者一旦捧读后便几乎再难释手的第四个特点，在于塔奇曼说服读者先吊吊自己的胃口，不先设想有什么大事即将发生。她先以叙述包括3个集团军、16个军、37个师的70万德国大军浩浩荡荡越过比利时直捣巴黎的场景拉开全书序幕。成千上万的人车马炮如潮水般一波波涌现在法国北部尘土飞扬的路上，挟着毫无妥协、锐不可当的气势，德军朝着占领巴黎城，依德皇诸将领们计划的在六周内结束西线战事的目标勇猛迈进。看到德国大军挺进这部分地区时，读者可能已经知道这批人马最后并没有如愿攻进巴黎；克卢克将军率部闪开以避战，且在马恩河一役后，双方的百万大军跌跌撞撞退入战壕，开始打起四年杀戮惨烈的持久战。但是，塔奇曼就有本事让读者忘了他们已知道的史实。读者浸淫在书中枪声如雷四起、刺刀攻闪交错的氛围中，俨然成为置身战场的参与者，也跟着关心起兵困马乏的德军会不会再回击？被逼入绝境的英法两国能否撑得住？巴黎会不会失陷？塔奇曼书中描述1914年8月战事的手法悬疑性十足，让读者一如亲历其中的人对后来战情发展无比好奇，是她引人入胜之处。

《八月炮火》问世之初，媒体如此形容巴巴拉·塔奇曼：一个50岁的家庭主妇、三个女孩的母亲，以及纽约一个著名医生的太太。但事实更为复杂有趣。她出身于纽约城两个书香门第的犹太商人世家，外祖父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在一次大战时出使土耳其，舅舅小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出任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的财政部长逾12年，塔奇曼的父亲沃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创建了一个投资银行集团。她童年的住所是位于上东区的一栋五层楼棕石洋房，家里为她聘请的一个法文女家教就在这栋房子内每天给她朗诵法语作品，从拉辛（Racine）到高乃依（Corneille）的剧本，她无一不读。在康涅狄格州，她的家族还有一栋附设谷仓和马厩的乡间大屋。在用晚餐时，她的父亲常常禁止家人提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名字。有一天，正值青春期的女儿言谈误涉禁区，父亲不悦命她离席，巴巴拉坐在椅上腰杆挺得笔直说：“我已经够大了，不要随意叫我离开餐桌！”父亲不可置信地瞪着她，但巴巴拉则兀自留在原位不动。

自哈佛大学女子学院毕业时，刚巧外祖父代表美国率团赴伦敦参加世界货币经济会议，她放弃毕业典礼陪伴外祖父前往。后来她被聘为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研究助理，在东京住了一年，接着成为《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新进记者。该报一度濒临破产，多亏她父亲花钱买下。二十四岁时，她便被派往西班牙采访内战新闻。

1940年希特勒挥军攻进巴黎那天，她下嫁纽约城的莱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医生。临将远赴欧陆战场的塔奇曼医生相信在当时那样的世道下，实在不适合生养小孩，巴巴拉则回道：“如果我们只是坐等情况改善，可能要永远等下去。但假使我们真想要一个小孩，不要管希特勒，现在就应该生！”九个月后他们的长女出世。在1940年代、1950年代期间，塔奇曼忙着养育女儿的同时，也巧心挪出时间撰写她的第一本书Bible and Sword，这本关于以色列建国的著作在1954年付梓发行。接着《齐默尔曼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也在1958年出炉。后者主要描写德国外相在1917年以收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等土地为诱饵，企图说动墨西哥对美宣战，全文风格高雅、幽默，趣味横生，确是引领风潮的高品位之作。

《八月炮火》以及《骄傲之塔》（The Proud Tower）、《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远方之镜》（A Distant Mirror）、《愚政进行曲》（The March of Folly）、《第一声礼炮》（The First Salute）等著作相继问世，塔奇曼声誉日隆，几乎被当成国宝。大家心里都纳闷她怎么那么厉害？塔奇曼在无数的演讲和文章［后来结集编印成名为《历史的技艺》（Practicing History）一书］中透露，写史第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必须“深爱你所要撰写的主题”。她忆起她在哈佛的一个教授对13世纪英国颁订的《大宪章》（Magna Carta）痴迷不已，一讨论到它时，教授的蓝眼珠就闪闪发亮，连坐在椅子边的她也感染了他那股热力。塔奇曼提到多年后她遇到一个学生在撰写论文时被迫选择一个他完全不感兴趣的题目，只因他的系所认定这是一个缺乏研究的题目，她为他感到不平：“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感兴趣，又如何能吸引其他人呢？”她写的都是她觉得很有意思的人或事，一开始是有些好玩的东西吸引住她的目光，接着她探究这个题材是冷僻还是为人熟知，如果她发现自己在这上面的好奇心一天天增长，便继续走下去，每个题材最后总是能带出新的事实、新的观点、新的生命和新的意义。她从这个特别的8月发现，“1914年有种不寻常的气氛，能让感受到这段史实可能对人类带来的意义的人心悸颤”。她的作品散发着一股魅力，读者一旦被她笔下的热情和技巧吸住，最后绝难逃出她文字的魔掌。

她通常是先着手作研究，亦即搜集史实。她毕生博览群籍，但一旦开始她就把自己丢进那个时空和历史事件当中，埋首投身其中各种人物的生活。举凡信件、电报、日记、回忆录、内阁档案文件、战争令、密码甚至情书，她无一不读。她以图书馆为家，经常流连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图书馆、英国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耶鲁大学的斯特林图书馆（Sterling Library）、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她自述当学生的时候，怀德纳图书馆的书架简直是她的“阿基米德浴缸”、“摩西面前的燃烧的荆棘”、“发现自己的青霉菌的培养皿”……沉溺在成堆的典籍中，她乐而忘我，像一头放养在遍地苜蓿田野的乳牛，即便被整晚关在里面也毫不介意。）

动手写《八月炮火》之前，她找了一个夏天，开着租来的雷诺小车跑遍比利时和法国古战场。“我看到了被昔日装甲部队铁蹄蹂躏的田野，如今谷穗成熟累累，我在列日（Liège）丈量默兹河（Meuse）宽度，遥想当年法军是以何种心情站在孚日（Vosges）高地往下眺望他们的阿尔萨斯（Alsace）失土。”无论在图书馆、书桌前，或踏足古战场，她一心追求的是活生生的具体史实，希望笔下呈现的人或事的特质能深印在读者心中。

以下是几个例子：

——德皇：“全欧洲最口无遮拦的人”。

——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他高大肥硕，身着紧身胸衣，头盔上绿色羽翎招展，是未来悲剧的根源”。

——施利芬（von Schlieffen）：德国战争计划的军师。“普鲁士军官有两类——颈粗如牛和腰细若蜂，而他属于后者”。

——霞飞（Joffre）：法国元帅。“身躯魁伟，大腹便便，穿着宽肥的军服；面容丰腴，点缀着已近霜白的浓浓髭须和天生匹配的两道粗眉；肤色白嫩，两眼碧蓝安详，目光诚挚恬静；霞飞的模样活像个圣诞老人，叫人一见便有慈祥朴直之感——这两个品质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觉的。”

——苏霍姆利诺夫（Sukhomlinov）：俄国陆军大臣。“因其轻浮佻而显得狡黠机灵，也就失去了他的混沌纯朴的本色。他身材不高，细皮白肉，生就一张猫儿脸，蓄着一把整齐雪白的胡须，全身媚态十足，近乎奸诈”，“迷上了一个外省省长的23岁夫人。他千方百计栽赃诬陷，策划离婚，甩掉那个丈夫，娶了这个绝色尤物做他的第四任夫人”。

巴巴拉·塔奇曼研究的更大的目的是要挖掘历史真相，她也尽其所能去探讨当时的人对那些事件的真实感受。她鲜少采用历史的体系和分类。我在这里套用《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一个书评家的话：“一个史家如果将体系列为第一优先，他就很难挣脱只筛选最合于自己架构的史实的窠臼。”塔奇曼建议以事实作前导，她说：“发现历史真相在起始阶段已经足够。”“不要太急着去发掘历史发生的原因，我相信这部分留到你不仅搜集了全部的史料，且把它们依序编成系列，正确地说是落笔写成文句、段落和章节之后，再来单独处理会比较安全。在将搜集到的人物性格、日期、枪弹口径、演讲稿等材料转化成文字的过程中，事件发生的原因最终自然会浮出水面。”

知道何时住手当然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她的忠告是：“你必须在完成之前停下，否则你将永远不会罢手，也不可能完成。”她解释说：“历史研究是没完没了的诱惑，但是写作却是一件苦差事。走到一个阶段，终究要开始进行挑选、精炼并结合史实所谓剪刀糨糊的工作，并且梳理出一套模式，进而建立叙事形式，简言之，就是开始撰写。”“撰写是一个劳心费时且痛苦不堪的过程，有时会令人不禁气馁。过程中可能需要重整、修改、增订、删减或重写。但是也会给你带来激动、狂喜的快感，好像站上奥林波斯山峰的那一刹那。”令人讶异的是，塔奇曼自己是经过多年磨炼才发展出她著名的叙事风格。她在哈佛的毕业论文只得到“了无特色”的评价。她的第一本书Bible and Sword遭到退稿30次后才有出版公司愿意帮她出书。她一路走来努力不懈，最后终于得出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公式：“下苦功，多听多想，持续不断地实践。”

塔奇曼特别看重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掌控运用的伟大的工具力量，亦即英文这种语言。的确，这个信念使她经常在历史研究题材以及应以何种工具适切表达之间徘徊挣扎。“重要的是，我是个作家，只是以历史为题材而已。”她说道，“我对写作艺术的兴趣与对历史的兴趣不相上下……文字发出的声息以及文字声息与其代表的意义之间的互动深深令我着迷。”觉得自己想出了绝妙好辞或琢磨出佳句时，她忍不住立即想与别人分享，于是拿起电话一字一句念给她的编辑听。她觉得精准、典雅的文字是赋予历史美妙声音的乐器。读者打开书后会一页页翻下去，是她写作的最大目标。

在一个大众文化普及化以及庸俗化的时代，她无疑是个精英主义者。对她来说，高质量有两个基本标准：下的功夫要深，以及目的要纯正。其间的差别不仅只是艺术技巧而已，也在于意念。“你要做到别人都说好；要不然就只有流于半吊子。”

塔奇曼与学术界和评论家维持戒慎恐惧的关系。她没有博士学位，“我想这反而救了我！”她相信传统学术生涯的要求会让想象力失去空间，窒息写作热情并扼杀文体风格。她说：“学院派的史学家始终有被迫的读者，先是论文指导教授，再者是教室里的听众，让读者看得下去并非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有人建议她或许可以去教书，“我为什么该去教书？”她如此强烈地回应，“我是一个作家，不想误人子弟！我即使想教，也做不来。”对她来说，作家就应该驻足图书馆或在田野实地调查，或埋首案前写作。她强调，希罗多德、吉本、修昔底德、麦考莱和帕克曼不也都没有博士学位？

有些评论家，尤其是学院派评论家，将塔奇曼的作品列为通俗历史而嗤之以鼻，隐含只因作品太过畅销，一定达不到他们自己所设标准的意味。这种贬抑的评论刺伤了她。大部分作家对负面评价采取默不作声政策，因为若作出回应只会激怒对方，给自己带来更多伤害。然而，塔奇曼却正面回击。她写信给《纽约时报》说：我注意到那些迫不及待指出作者漏东漏西的评论家，自己反而没有全部看完他所评论的作品。而且“非虚构类的作者都了解那些评论家非得要挑出一些毛病才能凸显他们的博学多闻，我们也等着看他们到底能从鸡蛋里挑出什么骨头”。塔奇曼最后多能打败那些评论家，至少他们不敢再与她正面冲突。这些年来她陆续应邀到很多名校演讲、获颁荣誉学位，并两次赢得普利策奖，她也当选为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成立80年来的首位女性院长。

尽管她具有好战的职业性格，但她作品中却有一种罕见的容忍。她用极为人性的笔法描述笔下虚荣、自大、贪婪、愚蠢和懦弱的人物，也尽量假设他们并非生来如此。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分析脾气火爆的前驻法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不愿派军队上战场的原因时，她写道：这是基钦纳强调保持实力，嘱咐不要冒“死亡和损耗”风险的指示所致？还是因为他顿然察觉到英国远征军没有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为继？还是因为登上大陆以后，强敌当前，近在咫尺，势在必战，因而感到责任重大？还是因为豪言壮语后面的那种胆识，已失其元气于无形？还是因为抱有作战异国，为人作嫁，责任有限的想法？凡此等等，不是身历其境、身当其职的人是不能判断的。

塔奇曼写历史目的是要呈现人类的挣扎、成功、挫折和失败的全貌，但她并不作道德判断。尽管如此，《八月炮火》一书仍含有历史的教训。愚不可及的帝王、政客和将领错误地踏进一场没有人希望发生的战争，这场大决战如同一出典型的希腊悲剧般，一步步冷酷地迈向毁灭却无可挽回。塔奇曼在书中写道：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完美的计划和易犯错的人之间的可怕矛盾直让人战栗，仿佛嗅到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味道。塔奇曼希望读她书的人能从中记取警示，避免重蹈覆辙且日有所进。正是作者的这份诚心和书中隐含的教训，使上至总统首相、下至上百万的普通读者都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家庭和工作占据了塔奇曼的生活，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桌前写作，工作时她绝不容许自己分心。成名之后，有一次女儿阿尔玛（Alma）对她说，简·方达（Jane Fonda）和巴巴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想请她写电影剧本。她摇手表示不要，阿尔玛不死心地问：“但是，妈，难道你不想见见简·方达本人吗？”塔奇曼仍回说：“不想，我正在工作，没有时间！”她的第一份原稿是先手写在黄色拍纸簿上，“满是修改涂抹的痕迹”，然后再照手稿打字，每一行间固定空三行，方便日后重整文句时剪贴之用。她通常一口气工作四五个钟头，中间不打岔。她的另一个女儿杰西卡（Jessica）回忆说：“《八月炮火》完稿的那个夏天，有一天我母亲进度落后急着想要赶上，为了远离电话的干扰，她在一间老旧的挤奶棚内架了一张牌桌和椅子——那里即便夏天也寒气逼人，而隔壁就连着马厩。她早上7点半就起床工作，我的任务是在12点半时为她送午餐，午餐托盘上通常就是一个三明治、一瓶V-8牌瓶装果汁和一份水果。我每天悄然无声地走近，踏着马厩外的一地松针，发现她总是同一个坐姿，那么的全神贯注。5点或稍晚她才收工。”

塔奇曼那年夏天为了一段文字，反复推敲了八个小时。后来那段文字成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经典佳句，这就是《八月炮火》的开场白：“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还没有与这本书相会的幸运儿现在可以开始翻开下页展读了。

自 序

本书的缘起可溯至我早先写的两部主题皆为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第一部是Bible and Sword，内容描述英军在中东与土耳其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在1917年开进耶路撒冷前夕，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来龙去脉。耶路撒冷是犹太——基督教，也刚巧是伊斯兰教（虽然当时这一点没有今天那么受到重视）的发源地和宗教中心，夺取圣城因而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举动，需伴以重要的宣示动作，并赋予其合适的道德正当性。一份承认巴勒斯坦是原住民族祖国的官方声明，正合乎这个需求。这并非一个亲犹太主义思维下的产物，而是基于两个其他因素：《圣经》，尤其是《旧约》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以及《曼彻斯特卫报》所说的“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形势的迫切逻辑”。简言之，就是“圣经与利剑”。

在《八月炮火》前的第二本书是《齐默尔曼电报》，这本书写的是当时德国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企图说服墨西哥和日本加入德国同盟，在美洲向美国宣战的计划，并以收复墨西哥原有的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等土地作为报酬。齐默尔曼这个聪明的构想旨在把美军困在自己的本土战场，使其无暇顾及欧洲战事。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记载计划详情的无线电文在传给墨西哥总统途中，被英军拦截解码，立即转交给美国政府，华盛顿随后公布电报内容。齐默尔曼的计划在美国国内引起公愤，反而推动了美国加入欧洲战场。

在与历史打交道这么多年后，我一直认为时钟在1914那年卡住不动了，也就是说，就在那一年，19世纪才真正结束，开始迈入我们的年代——丘吉尔所宣称的“可怕的20世纪”。在寻找写书题材的过程中，我感觉1914年绝对是个好题目。但是，我并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或采用什么架构。当我还在踉踉跄跄寻找正确的切入点的当口，一个小小的奇迹出现了。我的经纪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编辑想请我写一本关于1914年的书，问我要不要与他谈谈。我当场愣住了，但还没有到说不出话来的地步。我当然一口应允。尽管我很高兴这个编辑慧眼独具找到我这个正确人选，但想到原来其他人也有类似我的构想，不免令我有些怅然不安。

他是麦克米伦（Macmillan）公司的出版商，名叫塞西尔·斯科特（Cecil Scott），很不幸他今天已不在人世。我们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一本探讨英国远征军在蒙斯（Mons）一役中发生的真实故事。这是英国远征军1914年在海外首次遭遇的战事。英军在这场战役中有点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并对德军产生牵制作用，但英军获得神助的传说也闹得满天飞。与斯科特见完面之后的那个星期，我正好要去滑雪，于是雪橇装备之外，我还带了一箱子的书去了佛蒙特。

滑完雪回到家时，我已有一个以德国战舰“格本”（Goeben）号海上逃亡为主题的写作计划。“格本”号不仅逃过英军巡洋舰在地中海的追捕，并且在安然驶抵君士坦丁堡后，将土耳其连同雄霸中东的整个奥斯曼帝国卷入大战。这个事件决定了那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影响直至今日。选择“格本”号下手对我来说似乎再自然也不过了，因为它已成为我们家人，包括当时只有两岁的我亲眼见证的一部家族史。事件发生时，我们也正搭船横渡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探望时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外祖父。当时我们如何从邮轮看到急于追捕敌船的英国巡洋舰上开炮射击，“格本”号如何加速逃走，以及一抵达君士坦丁堡，我们如何成为第一批向土耳其首都的官员和外交官报告这场海上追逐战的人士等等，都是我们家族圈事后常津津乐道的故事。我母亲事后描述她当时如何在来不及上岸与她父亲打招呼之前，就被德国大使详细盘问，形成我对德国人办事风格的第一印象，这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

事发将近30年后，我从佛蒙特滑雪回来告诉斯科特先生这就是我要写的故事，但他说那不是他要的，他还是锁定蒙斯战役：英国远征军如何击退德军，是否英军真的看到幻象或有一个天使飞在战场上空？蒙斯一役固然后来对西线战事十分重要，但天使传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坦白说，我还是对“格本”号比较感兴趣，但是一个出版商准备要出一本有关1914年的书，比我俩观点互有出入来得重要。

整个战争对我来说是太大块的文章，远非我能力所及。但斯科特先生不断地说我写这本书没有问题。后来我缩小范围拟订了一个集中探讨战争第一个月的写作计划，这一个月份涵盖了所有大战的根源，包括“格本”号和蒙斯战役。如此一来双方皆大欢喜，而此书也开始看起来有些眉目了。

深陷在以罗马数字编号的各军种以及左、右翼等复杂用语的泥淖，我很快发现自己所学的不足，觉得在动手写这类著作之前，应该先去参谋指挥学院念个十年。尤其是在尝试说明处在防守地位的法军最初如何收复阿尔萨斯时，我因无法真正理解而备感吃力，但后来我还是成功地迂回交织讲出一套故事。这是撰写历史过程中学到的技巧——即当你无法知道全貌时，只好以稍为模糊的手法来描述事实，吉本也曾使用漂亮相称的词句如法炮制，但认真分析起来却没有多少意义，而你可能因惊叹它们结构的完美而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吉本的功力，但是我学到深入尚未开发的领域探险的价值，我并没有走回对素材来源以及所有人物、情况已有充分掌握的研究老路线。后者做起来当然容易多了，可是毕竟少了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惊奇感，这也就是我喜欢在写书时另辟新题材的原因。尽管评论家可能对此无法赞同，我却乐此不疲。《八月炮火》发行之初，书评界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自然也没有什么名气让他们任意糟蹋，结果我的作品反而得到热烈回响。克利夫顿·法迪曼（Clifton Fadiman）在“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刊中写道：“大话不能随便说，但是我认为《八月炮火》还是有相当机会可以成为一部历史经典。它的优点几乎是修昔底德派标榜的知性、简洁、轻巧不沉重。一如修昔底德史书的题材，处理一次大战爆发前后这段时间历史这样的题材，其层次远超过单以文字叙事的有限境界。这本字字珠玑的著作记录了塑成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历史时刻，它提供了一个长远的观点来为我们所处令人忧心的时代加以定位。假设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很快就要被烧化成原子，那么从长远视角来看，这可以被看作是由1914年8月打响的炮火开启的。这个说法也许有过分简化之嫌，但它贴切地说明作者默默提出的理论。她深信这个可怕8月的僵局，决定了其后战争的进程和达成和平的条件，并推动后来两次大战间情势的演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接着法迪曼特别挑出我书中几个比较突出的角色，包括德皇、比利时国王阿尔贝（Albert）、霞飞、福煦（Foch）将军，对他们描述了一番。他说，优秀史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能预测人类的行为和事件的演变。这些人物在我笔下表现出来的性格正是我原先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我感觉自己在这方面算是成功的。法迪曼能体会我下的苦功令我感动万分，更甭提他把我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了。听到他的赞美，我发现自己竟然热泪盈眶，这是我过去不曾有过的反应，毕竟能获此完美的知音，一生也许只有一次。

有关是否要推出本书的周年版一事，我想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仍保有原先的意义和价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书中的每一个段落章节，我都不想更动。

开篇对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丧礼场景的描述可能是书中最为人熟知的情节，而后记中的最后一段替本书或应该说本书的主题，阐明了大战对我们历史的意义。虽然这么讲可能不够谦虚，但是这段文字足以媲美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概要。

除了法迪曼的赞赏，有“出版界《圣经》”之称的《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也作出大胆惊人的预测，宣称《八月炮火》将稳居整个冬季非虚构类畅销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出版人周刊》夸张得有点冲过头，竟然下了这么奇怪的评语：“这本书将会让庞大的美国读者群对那属于历史忽略的一章的激情时刻产生一种狂热……”我不会选择“激情时刻”或“狂热”这种字眼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我也认为没有理由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历史忽略的一章”，因为你可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书架上找到一长串与这个战争有关的书名。尽管如此，对于该刊由衷的欢迎，我还是觉得很高兴。在写作过程中我曾有过沮丧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对斯科特抱怨说：“有谁会看这本书啊？”他回答说：“至少有两个人，你跟我。”这样的回答实在说不上鼓励，唯其如此，《出版人周刊》的评语更加让我讶异，后来结果证明该刊的预测完全正确。《八月炮火》上市以来气势如虹，有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我把版税收入和国外版权指定给我的三个女儿，她们已陆续收到不少支票。虽然她们三人平分下来可能金额不多，但是知道在出版26年后，本书还能吸引新的读者的感觉真的很好。

现在新版本发行上市，我很高兴这本书能被介绍给新的一代读者，希望这本书在走到其生命中年期时不会失去它原有的魅力，或者应该说是趣味吧！

巴巴拉·W. 塔奇曼

作者的话

本书之成，主要得感谢麦克米伦公司的塞西尔·斯科特先生。其忠告，其勉励，其有关知识，对本书克底于成，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和坚实可靠的支持。我还有幸取得丹宁·米勒（Denning Miller）先生的协作，他以推究入微的高见，为我澄清了写作上、阐述上的许多问题，使本书得以改进良多。他的惠助，我将永志不忘。

我要感激纽约公共图书馆提供的非富资源；同时希望我出生的城市有朝一日能设法使图书馆给学者的方便，堪与它无比丰富的资料媲美。我也感谢纽约社会图书馆，殷勤备至，始终如一，为我看书大开方便之门，为我写作提供安静的环境；感谢斯坦福的胡佛图书馆的阿格尼丝·F. 彼得森（Agnes F. Peterson）夫人，惠借有关布里埃一地失守的《调查录》，并应询查明了许多疑点；感谢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R. E. B. 库姆（R. E. B. Coombe）小姐，承她提供许多图片说明；感谢巴黎当代国际文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承他们供给原始资料；还感谢美国军械协会的亨利·萨克斯（Henry Sachs）先生，给我以技术指导并弥补了我德语的不足。

必须向读者说明，奥匈、塞尔维亚、俄奥以及塞奥战线，本书均略而未谈，这并非完全出于主观武断。巴尔干半岛问题了无穷尽，它自然而然地有别于这次大战的其他问题。此外，奥地利战线的行动在战争的第一个月中纯属准备性工作，其发展以及对整个战事的影响直到对俄的伦贝格（Lemberg）战役和对塞的德里纳（Drina）战役才达到高潮。而这两役发生在9月8日至17日之间，超出了本书覆盖的时间范围。不把它们列入其中，我看倒也完整统一，包括进来反而会冗长生厌。

在终日埋首战争回忆录一段时间后，我曾想摒弃不用罗马数字番号，但结果是习惯势力强大，胜过善良的意图。这种数字，像同陆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分割不得，我只好徒唤奈何。[1]然而，可以奉献读者一个有用的判别左右的法则：江河以面对下游的方向为准；军队，即使中途改换方向乃至向后撤退，仍视为面向其出发的方向，也就是其左其右始终不变。

本书的叙事所本和引文出处，都列于书末注释。我竭力避免牵强附会以及历史著作中像“拿破仑眺望着法国海岸线消失天际之时，他必然想起很久以前……”的那种“他必然如何如何”的文风。书中有关气候状况、思想感情，以及公众舆情、个人见解，都有所本，凡属必要之处，注释中均有依据可循。

注释

[1] 译文中一概未用罗马数字番号。——译注

引子　葬礼

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位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穿着丧服，肃穆伫候的人群，都不禁惊叹不已。这些君主，服色斑斓，嫣红姹紫，宝蓝翠绿，三骑一排联辔出了重重宫门，在阳光照耀下，羽翎头盔，金丝衣镶，绯色绶带，嵌着珠宝的勋章闪闪发光。他们后面是五位王储，四十多位皇室贵胄，七位皇后——未亡人四，执政者三——以及为数不多的来自非帝制国家的特派大使。他们总共代表70个国家。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在类似场合云集一起，这是盛况空前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灵柩离开王宫时，议会塔尖沉闷的钟声报时九下，但在历史的时钟上则是日薄西山的时刻。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

前排居中一骑，是新登基的英王乔治五世，他左侧是康诺特公爵（Duke of Connaught），故王唯一的在世兄弟，右面的一位人物，是《泰晤士报》认为“属于所有前来吊唁的外国人士中的翘楚”，是一位“甚至在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也从没有失掉他在我们中间的声望”的人物，他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liam Ⅱ）。这位皇帝，骑着青灰马，穿着嫣红的英国陆军元帅服，手执元帅杖，在他举世闻名的翘胡子的脸上，显现着一种“严肃甚至严酷”的神色。他百感丛生，心绪激动，思潮澎湃，波痕浪迹，在他的信中斑斑可见。在母后故居温莎堡的寓所度过一夜之后，他写信回去说：“这个地方，称它为家，这个皇室，以它为族，我引以为荣。”他悲喜交集：和英国亲戚在一起的这些黯然神伤的丧礼时日，使他不禁情意缠绵、怀旧思故；冠盖云集，唯他独尊，他又不禁倨傲自得，他舅父从欧洲舞台上消失殒没了，他更是感到个中的不尽滋味。他是前来埋葬他的心头祸患爱德华的；威廉认为爱德华是策划包围德国的元凶；爱德华，他的这位舅父，是他既不能吓倒，也无法讨好的；他这位舅父的肥硕身躯，在德国和太阳之间投下了阴影。“他是个魔王，你们想象不到他是怎样的一个魔王！”

对爱德华的这个论断，是德皇1907年在柏林招待300名宾客的午宴上宣布的，是爱德华怀着昭然若揭的包围德国的恶毒阴谋的一次大陆之行惹起的。爱德华在巴黎花了一周时间，从事煽动挑拨，并且莫名其妙地访问了（同他侄女结婚不久的）西班牙国王；最后还访问了意大利国王，显然是想诱使他脱离跟德、奥的三国同盟。而这位德皇是全欧洲最口无遮拦的人，他登基以来的二十年间，每过一些时候总要发表一通议论，叫那些外交家们极度神经衰弱；这次，他越说越激动，收尾时又疯狂地发表了这样一通议论。

所幸，主张包围他的这个人现在溘然长逝了，而接位的乔治（George），按德皇在葬礼前几天对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说法，则是“一个听话的小伙子”（四十五岁，比德皇小六岁）。“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英国人，他恨所有的外国人，不过这在我倒并不介意，只要他对德国人不比对其他外国人更恨些就行。”威廉正踌躇满志地同乔治并骑而行，经过他任名誉上校团长的第一皇家龙骑兵团的时候向团旗行着军礼。有一次，他曾分送穿着龙骑兵军服的本人照片，在他的签名上面写了一句诡秘莫测的话：“吾守吾时。”（I bide my time.）今天，他的时机到来了；他成了欧洲的至尊。

策马跟在他后面的是寡后亚历山德拉（Queen Alexandra）的两个兄弟——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King Frederic of Denmark）和希腊国王乔治（King George of the Hellenes），她的侄儿挪威国王哈康（King Haakon of Norway），以及三位后来逊位的国王：西班牙的阿方索（Alfonso of Spain），葡萄牙的曼努埃尔（Manuel of Portugal）和缠着穆斯林丝头巾的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King Ferdinand of Bulgaria）。费迪南德此人，自称沙皇，并且在箱子里藏着从戏装商人那里弄来的拜占庭大帝的全副王权标帜，以备有朝一日把拜占庭的版图重集在他御杖之下的时候穿戴。这就使得和他同为九五之尊的其他君主不免耿耿于怀。

给那些为《泰晤士报》称作“御辔执鞭，英姿飒爽的王孙公子”弄得眼花缭乱的观众，很少有人注意第九位国王，而他却是他们中间后来立下丰功伟绩，不失为顶天立地大丈夫的唯一王孙。虽然他极其魁伟轩昂，并且善于骑术，但是这位并不喜爱这种皇家礼仪浮华排场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Albert），在这行列里，总是显得局促不安又心不在焉。这时候，他才三十五岁，登基仅一年。日后，他的容貌成了英雄主义和悲剧的象征而闻名于世，可仍然还是那副茫然若失的样子，似若另有所思。

阿尔贝右侧一骑，是老奥皇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的继承人——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他高大肥硕，身着紧身胸衣，头盔上绿色羽翎招展，是未来悲剧的根源。阿尔贝左侧是永远登不上王位的另一个王裔——优素福（Yussuf）王子，土耳其苏丹的继承人。继帝王之后是皇室贵胄：日本天皇的兄弟伏见（Fushimi）亲王；俄国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Michael）大公；意大利国王的兄弟，穿着天蓝衣裳、戴着翠绿羽翎头盔的奥斯塔（Aosta）公爵；瑞典国王的兄弟卡尔（Carl）亲王；荷兰女皇的丈夫亨利（Henry）亲王；再就是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的王储们。最后一名是达尼洛（Danilo）亲王，“一个和蔼可亲、俊秀非凡、举止悦人的翩翩公子”，他并非徒有“风流寡妇情侣”之名，而是确实如是。他上一夜到达时伴同他一齐来的竟是一个“姿色倾城、艳丽妩媚的妙龄淑女”，他向人介绍说是他夫人的一个侍女，到伦敦来采购一些东西的。英国官吏无不为之目瞪口呆。

再后面是一队德国的次等皇族：梅克伦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erin）、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瓦尔代克―皮尔蒙特（Waldeck-Pyrmont）、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 Gotha）的大公们，萨克森（Saxony）、黑森（Hesse）、符腾堡（Württemberg）、巴登（Baden）和巴伐利亚（Bavaria）的大公们。最后的这位大公——鲁普雷希特（Rupprecht）王储，不久就将率领一支德军转战沙场。此外有暹罗的一个亲王，波斯的一个亲王，前法国奥尔良皇族的五个亲王，戴着金流苏土耳其帽的埃及总督的兄弟，穿着浅蓝绣花长袍、其古老王朝只剩两年寿命的中国载涛亲王，还有代表德国海军的海军总司令、德皇兄弟、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在这绚丽壮观的行列中有三个穿着便装的人士：瑞士的加斯东―卡兰（Gaston-Carlin）先生，法国外交部长毕盛（Pichon）先生，以及美国的特使、前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爱德华，这个各国首脑盛况空前地为之云集的人物，素有“欧洲之伯”的尊称。从欧洲统治家族这方面来说，这个头衔可说是名副其实的。他不仅是德皇威廉的舅父，而且由于其妻的姊妹俄国玛丽皇太后的关系，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姨父。他的侄女亚历山德拉是沙皇的皇后；他女儿莫德是挪威的王后；另一个侄女埃纳是西班牙的王后；第三个侄女玛丽，也即将成为罗马尼亚的王后。他妻后的王族，除据有丹麦王位外，还为俄国生养了沙皇，为希腊和挪威提供了国王。其他的亲戚，维多利亚女王子女九人各支的后裔，则充斥欧洲宫廷。

他驾崩后，前来哀悼吊唁者势如潮涌，非始料所及。这不仅出于家族之情，也不在于他的突然逝世，噩耗顿传——公众知道他只病了一天，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事实上，这反映了他的善于结交。他纵横捭阖，对国家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在位短短九年期间，英国的“光荣孤立”，在压力之下业已放弃，让位于同两个宿敌法国和俄国以及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强国日本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和友好关系；虽然英国不喜欢对事情过于肯定，同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结盟，但结果是均势为之改变，波及整个世界，且影响了各国之间的关系。爱德华既不创立也不左右英国的政策，但政策之得以改变，他个人的外交手腕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童年被带往法国访问时，曾对拿破仑三世说：“您有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愿做您的儿子。”他的偏爱法国事物，同他母后的偏爱德国事物显然是志趣殊异，但也可能是对她的分庭抗礼。他的这种偏爱，历久不变，在他母后崩殂后且付诸行动。德国1900年的海军计划，对英国包藏挑衅之心，英国日益惴惴不安，于是决心弥合跟法国的旧隙，爱德华的魅力为此铺平了道路。1903年，他不顾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将会遭到冷遇的忠告，径往巴黎。到达时，群众面带愠色，默不作声，有人还奚落性地叫喊了几声“布尔人万岁！”和“法绍达[1]万岁！”但这位国王毫不介意。忧心忡忡的副官嘟囔着说：“法国人不喜欢我们。”他回答说：“凭什么他们该喜欢我们？”他继续从马车上向群众点头微笑。

他抛头露面四天。在万森检阅了军队，在隆尚观看了赛马，参加了歌剧院的特别演出盛会，出席了爱丽舍宫的国宴和外交部的午餐会。他在剧院幕间休息时间同观众打成一片，并在休息室里向一位著名的女演员用法语表示祝贺，使冷漠的气氛化为笑脸相迎。他所到之处都发表演说，讲得谦和有礼，机智圆通。他谈论着对法国人，对他们的“光荣传统”，对他们的“美丽城市”的情谊和仰慕。他表白说“很多愉快的记忆加深了”他对这些方面的眷恋之情，而他对这次访问的“由衷喜悦”，他对旧隙的“欣然冰释，不复介怀”，对法英的彼此繁荣、唇齿相依的深信不疑，以及对两国的友好在他的心目中“常居首要地位”的信心，也无不增强了他的这种眷恋之情。他离开巴黎时，群众山呼“吾王万岁！”。一个比利时外交官报告说：“这个国家所出现的这种180度的态度转变是少见的。他赢得了所有法国人的心。”德国大使认为英王的访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认为英法的言归于好是出于一种“对德国的普遍反感”。不出一年，经过排难解纷的大臣、部长们的艰苦努力，重新和好终于变成了《英法协约》，并于1904年4月签字生效。

倘不是德国领导人怀疑英国动机不正，先于1899年，继之又于1901年断然拒绝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的建议，德国本也可以跟英国缔结一份协约的。至于他们怀疑英国什么，这不论是幕后操纵德国对外事务的影子人物荷尔斯泰因（Holstein），或是风度翩翩、博学宏通的首相比洛（Bülow）亲王，或是德皇本人，都头绪不清；但是，他们都肯定其中必有奸诈。德皇又总是希望在既能到手而看来又似无心于此的情况下同英国达成协议。一次，在参加维多利亚女王葬礼时，在英国环境和家族情谊的感召之下，他曾情不自禁地向爱德华倾吐了他的这种心愿。“没有我们的首肯，在欧洲一只耗子也不能乱动一下”，他就是这样设想英德同盟的。可是，英国人一表示有意的时候，他和大臣们又立即改变主意，怀疑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他们担心在会议桌上为人所乘，宁愿干脆避而远之，而凭借日益强大的海军来吓唬英国人就范。

俾斯麦（Bismarck）曾告诫德国要以陆上力量为满足，但是他的那些继承人，不论就他们个人或是就整体而言，都不能与俾斯麦相提并论。俾斯麦所追求的目标，看得清楚，且志在必得；而他们则海阔天空到处伸手，究竟想要什么又无定见。荷尔斯泰因是个马基雅维里[2]式的人物，没有一定的政策，赖以行事的唯一原则是怀疑一切。比洛则根本没有什么原则；他非常油滑，他的同僚蒂尔皮茨（Tirpitz）海军上将曾为他哀叹，说泥鳅比起他来还不过是条水蛭。而锋芒毕露、反复无常、一贯见异思迁的德皇，则是一时一个目标，玩弄外交手腕，犹如搞永恒运动的练习。

他们谁都不信英国会和法国和解，所有有关的警告，荷尔斯泰因全都置之不理，斥之为“幼稚”，甚至对于他派驻伦敦的使节埃克哈德斯泰因（Eckhardstein）男爵明确不过的警告也是如此。1902年，在莫尔伯勒大厦的一次宴会上，埃克哈德斯泰因曾注意到法国大使保罗·康邦（Paul Cambon）和约瑟夫·张伯伦消失在弹子房里，他们在里面兴致勃勃地交谈了28分钟之久。他所能偶尔听到的只是“埃及”和“摩洛哥”这几个词（这位男爵的回忆录中没有说明弹子房的门是开着的，还是他从钥匙孔里窃听到的）。后来，他奉召去英王书斋，爱德华敬他一支1888年的厄普曼雪茄，告诉他英国即将同法国达成一项解决所有殖民地争端的协约。

协约成了事实，威廉怒不可遏。这里面，使他更为撕心裂肺的是爱德华在巴黎的胜利的旧痛。这位向以出行频繁著称的“旅游皇帝”，对仪式隆重地进入外国首都，常甘之如饴，可是他最向往的巴黎却可望而不可即。他走遍各地，甚至去过耶路撒冷，在那里，为了让他骑马入城，曾不得不砍削雅法城门；然而巴黎，这个无美不备，无不令人神往，柏林无一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中心，他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他想享受巴黎人的欢呼，他想获得法国荣誉勋章，他曾两次让法国知道他的这个心愿，但邀请久盼不至。他可以到阿尔萨斯发表演说，颂扬1870年的胜利；他可以率领游行队伍穿过洛林（Lorraine）的梅斯（Metz）；可是这位德皇活了八十二岁，至死也没有看到巴黎，这也许是帝王命运中最为辛酸的一个史话。

对于立国较久的国家怀有嫉妒，这种心情咬啮着他。他向西奥多·罗斯福埋怨英国的达官显贵，说他们访问欧陆时从不光临柏林，而老是前往巴黎。他感到不为人所赏识。“我在位多少年以来，”他对意大利国王说，“我的同仁们，欧洲的那些君主，总是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要不了多久，有我伟大的海军做后盾，我的话就会有人洗耳恭听了。”这样的情绪，遍及他的整个国家。他们同他们的皇上一样，全都迫切需要得到认可。他们血气方刚，野心勃勃，他们意识到自己实力的强大，他们是尼采和特赖奇克[3]之道哺育起来的。因而，他们认为理应称王称霸，他们感到为人所负，世界没有承认他们为盟主。军国主义的发言人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写道：“我们必须在整个地球上为德国的民族性和德国的精神赢得崇敬，这是我们应得的……可是迄今未给我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直言不讳，只容许采用一种办法；从德皇以降的一些小伯恩哈迪们，于是力图使用威胁和显示力量的办法来取得他们梦寐以求的尊敬。他们挥着“包着铁甲的拳头”，要求获得“日光下的地盘”，他们歌颂“铁与血”和“闪闪发光的甲胄”，宣扬刀剑的功德。罗斯福先生当时关于跟邻国和谐相处的格言已被条顿化为“提高嗓门，挥舞大枪”。当德国人挥舞大枪，当德皇吩咐军队为义和团之乱开往中国像阿提拉率领的匈人（Huns of Attila）那样行事（把匈人作为德国人的榜样是他自己选择的），当泛德意志同盟和海军联盟纷纷建立，集会要求别国承认它们扩张的“合理诉求”时，别的国家便以结盟相报了；而当这些国家结成同盟的时候，德国便嚎叫“这是包围”！“全德国被包围啦”这句副歌给咬牙切齿地唱了整整十年。

爱德华的出国访问照常行事，去罗马，去维也纳，去里斯本，去马德里，且不仅限于拜访王室。他每年都去马林巴德（Marienbad）温泉疗养，并在那里与“法国之虎”[4]交谈，互抒己见。此人与他同庚，在他在位期间任总理四年。爱德华生平有两个癖好，一尚衣着得体，一爱与异端为伍。但他不计较前一个癖好而敬仰克列孟梭（Clemenceau）先生。这位“老虎”跟拿破仑所见略同，认为普鲁士是“炮弹里孵出来的”，并且看到这个炮弹正迎面飞来。“德国贪求权力……已把消灭法国作为定策”是他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笼罩下，他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他对爱德华说，有朝一日法国需要帮助的时候，靠英国的海上力量是不够的，他提请爱德华注意，拿破仑是在滑铁卢被打败的，而不是在特拉法尔加角（Trafalgar）受挫。

1908年，爱德华乘御用游艇去雷维尔[5]作国事访问，会见沙皇，英国臣民不以为然。英国的帝国派认为俄国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宿敌，新近又是虎视印度的觊觎者；而在自由党和工党看来，俄国是鞭笞苛刑、屠杀犹太人和1905年大批残杀革命党人之乡。至于沙皇，按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先生的说法，则是个“杀人犯”。这种厌恶是相互的。俄国人痛恶英国同日本结盟，憎恨它是使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历史性的觊觎不能得逞的列强。尼古拉二世一次曾把他最乐道的两个偏见并为简单的一句话：“英国人是犹太人。”

但是，旧的敌对情绪毕竟没有新的压力那么强烈。同时法国人也殷切希望他们的两个盟国能言归于好，就在法国的敦促下，双方于1907年缔结了《英俄协定》。爱德华认为，为了去除可能还萦回脑际的疑念，进行王室的个人友好接触事属必要，于是登舟前往雷维尔。他同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利斯基（Isvolsky）进行了长谈，同皇后在《风流寡妇》（Merry Widow）的舞曲旋律中跳起了华尔兹舞，收效之大，居然使她嫣然一笑。自这位郁郁寡欢的妇人戴上罗曼诺夫王朝的王冠以来，完成这一成就的，他还是第一人。这个成就，看起来仿佛微不足道，其实不然。沙皇治理俄国，虽很难说是名实相符，但他毕竟一面统治国家，俨然是一个专制君主，一面却受制于他那才识浅薄但意志坚强的老婆。她美丽，她歇斯底里，她病态性地多疑，她憎恶每个人，只有直系亲属和一群癫狂怪诞的江湖骗子除外，这些骗子抚慰着她绝望的心灵。而这位沙皇既天禀不厚，又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德皇看来，他“只配住在乡下草房子里种种萝卜”。

德皇认为这位沙皇属于他的影响范围，企图施用妙计，诱使他脱离与法国的同盟。这个同盟原是威廉自己的不智造成的。威廉把俾斯麦的准则“与俄国为友”以及贯彻这个准则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连同俾斯麦一并抛到九霄云外，铸成了他在位期间第一个也是最糟糕的大错。昔日的那个魁伟而严峻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立即改弦易辙，于1892年同共和政体的法国结成了同盟，甚至不惜对《马赛曲》肃立致敬。而且，他很瞧不起威廉，认为他是个“没有教养的家伙”，同他谈话时也总是把脸别向一旁。自尼古拉登基以来，威廉一直想设法弥补他所铸成的大错，他给这位年轻的沙皇（用英文）写了许多封长信，有忠告，有闲谈，有政治性的长篇大论，称他为“最亲爱的尼基”，自己则署名“你亲爱的朋友威利”。他对沙皇说，一个玷污着几位君主鲜血的、漠视宗教的共和国不适合做他的伙伴。“尼基，请您相信我，上帝的诅咒已叫那个民族万世遭劫。”威利还对他说，尼基您的真正的利害关系在于缔结三皇同盟，即俄、奥、德三国皇帝的同盟。老沙皇冷淡轻蔑的态度他记忆犹新，然而，他又不禁居高临下地关怀老沙皇的儿子。他会拍拍尼古拉的肩膀对他说：“我对您的忠告是多发表演说，多举行阅兵，多多演说，多多阅兵。”他表示愿意派遣德国军队去保护他，防范乱臣贼子。可是他的这个建议却激怒了沙皇皇后。她憎恨威廉，每互访一次，她就多恨他三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皇没有得逞，没有能使俄国断绝同法国的关系。他于是拟了一个巧妙的条约，约定俄德双方在一方受到攻击时有义务相互支持。这项条约在沙皇签字以后要通知法国，并邀请法国参加。德皇是在俄国同日本作战惨败（他曾竭力怂恿俄国与日本开战），继而革命兴起，沙皇政权处于最低潮之时，邀请尼古拉在芬兰湾的比约克岛（Björkö），在没有大臣随从之下进行秘密会谈的。德皇非常清楚，俄国不可能接受他的条约而不背盟失信于法国；但是，他认为，只消双方君主签字，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尼古拉签了字。

威廉欣喜若狂。他弥补了致命的失误，使德国的后门安全牢靠了，包围圈打破了。他写信给比洛说，“我热泪盈眶”，他深信他的祖父（威廉一世，临终时犹嘀咕着两线作战问题）正从天国注视着他。他认为他的这份条约是德国外交上的一个杰作。要不是存在权限问题的缺陷，这倒确实是或者本可以成为一个杰作的。沙皇将条约带回俄国，大臣们一看之下惊恐万状，向他剖析指出，在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事中承诺参加德方，那他就抛弃了与法国的同盟，这个细节，“无疑是在威廉皇帝口若悬河、巧舌如簧的情形下，逃过了陛下的注意”。于是这份《比约克条约》只不过昙花一现，就寿终正寝了。

现在是爱德华到雷维尔来同沙皇亲切交谈了。关于他们会晤的情况，德国大使报称爱德华真正有心和平。德皇阅后，不禁怒气冲冲地在页边挥笔批道：“这是谎言，他要的是战争。但是我得发动战争，好让他不致沾有臭名。”

这一年终了时，德皇发表了他生平最具有爆炸性、最为失检的谈话。他接见了《每日电讯报》记者，谈了他当时对于谁将同谁打仗的见解。这一次可不仅使得他的一些邻国神经紧张，也弄得他自己的国人坐立不安。公众的非难直言不讳，以致德皇卧床不起，一病三个星期，而且在以后一段时间里也比较寡言慎行了。

此后没有爆发什么新的惊人事件。那十年中的最后两年是最太平的两年。欧洲享受着午后的悠闲，富足安乐。1910年是平静的，繁荣的。摩洛哥的第二轮危机和巴尔干战争还没有到来。诺曼·安吉尔[6]的一本新著《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刚刚出版，它力图证明战争已经变得徒劳。他以令人信服的例证和颠扑不破的立论，说明在当时各国财政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胜者和败者都将同样遭殃，所以，战争已无利可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发动一场战争。这本书经译成十一国文字，成了崇拜的偶像。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的一些大学，忠实信徒组织了四十多个研究小组，致力于宣传该书的教义。安吉尔的一位最热忱的门徒是伊舍（Esher）子爵，一个对军事政策颇具影响的人物，英王的朋友和顾问，陆军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受命对布尔战争中作战受挫后的英国陆军进行改造。这位勋爵在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讲授《大幻想》，他在那里阐明“新的经济因素一清二楚地证明侵略战争是荒唐愚蠢的”。他说，一场20世纪的战争，其规模之大当使“商业遭劫，财政崩溃，人民遭殃”。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将“包含着克制力量”，使战争毫无可能。他在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任主席的三军俱乐部里，向听讲的军官们说，由于各国利害关系相互交织，战争“已成为日益困难和不可能的了”。

至于德国，伊舍勋爵很有把握地说，“是和大不列颠同样接受诺曼·安吉尔的学说的”。他曾奉赠给德皇和王储几本《大幻想》，或者是他设法给他们的，但不论怎样，他们对学说的接受程度如何，则无报道。也没有证据可资说明他也曾赠送冯·伯恩哈迪将军一本。这位将军在1910年正埋首写作《德国与下一次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该书于第二年出版，和安吉尔的书具有同样巨大的影响，不过是出自相反的观点。“发动战争的权利”、“发动战争的义务”和“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这三章的标题概括了全书的论点。

伯恩哈迪，1870年是个年方二十一岁的骑兵军官，是德军进入巴黎时第一个乘骑突入凯旋门的德国人。自此以后，军旗和荣誉，已不再像他在另一章“德国的历史使命”中所运用的有关战争的理论、哲学和科学那样使他感兴趣了。他曾任总参谋部军事史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苦思苦干的组织中的智囊之一，是一部关于骑兵的经典著作的作者。尔后，他集毕生精力从事研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特赖奇克和达尔文，并将研究所得倾注到后来使他的名字等同战神的这本书里。

他说，战争“是生物的需要”，战争是“自然界一切法则所依存的自然法则亦即生存竞争法则”在人类社会的体现。他说，各个国家，不是发展就是衰退，“不可能有静止状态”。德国必须选择，“或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在各国之中，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居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是，它却“被挤压在狭窄的、非自然的境域之内”。没有日益强大的政治权力，没有一个扩大的势力范围，没有新的领土，它就不可能达到它的“伟大的道义目的”。这种权力的增强“是同我们的重要性相称的”，“是我们有权要求的”，是一种“政治需要”和“国家的首要任务”。他宣称，“凡我们现在所希望达到的，均必须力争”，他自己把“力争”二字写成斜体字。由此，他驰笔归结：“征服遂成为一条必要的法则（a law of necessity）。”

既证明了“必要”（这是德国军事思想家爱用的词儿），伯恩哈迪便进而谈论手段问题。发动战争的义务一经确认下来，使战争胜利这第二项义务便随之而来了。而要取得胜利，一个国家必须在它自己选择的“最有利时刻”发动战争；它有“公认的权利……掌握发挥这种主动性的可贵特权”。进攻战于是成了另一个“必要”，再一个结论也就免不了是：“采取攻势和打出第一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德皇对于附在侵略者身上的“臭名”还有所顾忌，伯恩哈迪则毫无此感，并且在这一枪将打向何处的问题上，也毫不闪烁其词。他写道，以为德、法总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它们的问题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我雷池一步”；“必须予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爱德华国王未能看到伯恩哈迪的这本书就逝世了。1910年1月，在前往马林巴德温泉和比亚里茨（Biarritz）以前，他向德皇致以一年一度的生日祝贺，并送了他一根手杖作为贺仪。几个月后他逝世了。

伊兹沃利斯基得此噩耗，便说：“我们失去了我们外交政策的支柱。”这可说得过分了些。对于形成新的联盟格局，爱德华不过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建筑师。在法国，据《费加罗报》的报道，英王逝世引起了“深切的哀痛”和“真心的惶恐不安”。该报说，巴黎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像伦敦一样感到深切悲痛。和平大街的灯柱和店家的橱窗，同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一样披着黑纱；马车夫在鞭子上都系着黑绉纱蝴蝶结；甚至在外省城镇，也像悼念法国的伟大公民逝世一样，可以看到挂着黑纱的英国故王相片。在东京，不忘英日同盟之功，家家户户挂着两国国旗，在旗杆上缠着黑纱。在德国，不论感情如何，是按常规办事的。陆、海军全体军官奉命服丧八天，在领海内的舰队鸣炮致哀并下半旗，帝国国会全体肃立谛听议长宣读唁电，德皇亲自去英国大使馆吊唁，拜会了大使，历时一小时又半。

在伦敦，王室在英王逝世后的整个一周里都忙着在维多利亚车站迎接前来的王公贵族。德皇是乘坐“霍亨索伦”号（Hohenzollern）游艇，在四艘英国驱逐舰护送下前来的。他将船停泊在泰晤士河口，到伦敦的最后一段路程改乘了火车，同一般的王公贵族一样来到维多利亚车站。月台上铺着紫红地毯，在停放他乘坐的马车的地方还放着紫红地毯覆盖的踏脚。钟报正午，火车入站，德皇为人熟悉的身躯走下车来，受到他表弟英王乔治的欢迎，他吻了乔治的双颊。午饭后，他们一齐来到停放爱德华遗体供人瞻仰的威斯敏斯特大厅。上一夜的雷暴雨和整个早晨的倾盆大雨，没有阻碍得了爱德华的子民们成群结队肃穆耐心地等待着穿过大厅。这一天是5月19日，星期四，队伍绵延，长达五英里。这一天，地球合该通过哈雷彗星的尾部。彗星的出现，总叫人想起历来是灾难的预兆——它不是曾预兆过诺曼人的征服吗——并使报界感慨系之，文艺栏的编辑们刊印了《尤利乌斯·恺撒》中的诗句：

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

君主们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

宽敞的大厅里，停放着灵床，一片庄严肃穆。灵床周围摆着王冠、王徽和御杖。灵床四角由四个军官守护着，他们来自帝国不同的部队，按传统致哀仪态站在那里，低着头，戴着白手套，两手相交按在剑柄上。德皇以同是帝王的切身兴趣注意着帝王殡殓的全部礼仪。他印象深刻，多少年后，对这“令人叹为观止的中世纪情景”的场面，犹能一一道其细节。他看到狭长的哥特式的窗户透进来的一道道阳光使王冠上的珠宝光芒四射；他观察着灵床四角警卫的换岗仪式，四个新警卫举着剑正步走来，到达岗位的时候将剑头掉转向下，换岗下来的警卫则缓慢而又悄悄地从隐在暗处看不见的出口处消失了。他将紫白两色的花圈放在灵柩上，随即同英王乔治跪下默默祈祷。他站起身来，紧紧抓住这位表弟的手，有力而深表同情地握着。这个姿态，得到广泛的报道，博得了很好的评价。

他在公开场合，举止得体，无懈可击；但在私下，见到玩弄新阴谋有机可乘时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当英王在白金汉宫设宴招待前来吊唁的70位王公贵族和特使时，他在宴会上老是缠着法国的毕盛先生谈个不休，并向他提出一旦德国在一场冲突中处于同英国对立的地位，法国就该支持德国。鉴于当时的场合和地点，这位皇上新发作的这次心血来潮，引起了和以往同样无谓的纷扰。前此，英国那位被同样纠缠过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曾一度深有感触地说过：“别的君主们要安静得多。”德皇后来矢口否认，说他根本没有讲过这类话。他声称只谈了摩洛哥问题和“其他一些政治问题”。毕盛先生也小心策略地说德皇当时的言语是“友善的、温和的”。

第二天上午，在置身送葬行列不能开口的当儿，威廉的举止堪为楷模。他紧勒缰绳，走在乔治国王一肩之后。他在这次葬礼的专访记者柯南·道尔眼中，显得“如此崇高，要是英国今天再不把他搂回自己的怀抱，就不免有损于它固有的仁慈之心”。送葬队伍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厅，他第一个跳下马来，在亚历山德拉王后的马车走近的时刻，“他奔向车门，敏捷非常，赶在王室侍从前面到了”，不过看到王后正准备从另一边下车。威廉又矫捷如燕，转奔过去，仍然赶在侍从前面第一个到达车门，伸手把这位寡后搀扶下来。他吻着她，充满着外甥痛伤舅父的悲痛激情。幸好乔治国王这时赶来为他母后解围，亲自护送了她。她之嫌恶德皇，既出于对他本人的憎恨，也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缘故。尽管德国夺取丹麦那些公国的时候，德皇年仅八岁，但她从没有饶恕过他和他的国家。当她的儿子1890年访问柏林被授予普鲁士某团名誉上校团长的时候，她写信给他说：“这样吾儿乔治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穿着令人作呕的蓝军服，戴着尖顶头盔的德国兵了！！！唉！我从没有想到我活着的时候竟看到这个！但是，不要介意……这是你的不幸，而不是你的过错。”

鼓声低沉，笛声泣诉，灵柩裹着王旗，由二十名身穿蓝衫、头戴草帽的水兵抬出大厅。阳光下突然闪烁着一片剑光，骑兵在立正致敬。四声刺耳的哨音信号一发，水兵将灵柩抬上紫、红、白间饰的炮车。两面是密层层黑压压的人群，鸦雀无声；阻拦人群的掷弹兵禁卫团警戒线，纹丝未动。送葬的行列就在这两堵红墙似的警戒线之间徐徐前移。伦敦从没有这样倾城倾巷，从没有这样万籁俱寂。灵车由皇家马拉炮兵曳着，伴随灵车和在车后走着的是已故陛下的六十三名侍从副官，不是陆军上校就是海军上校，并且全部都是贵族，其中有五位公爵、四位侯爵和十三位伯爵。英国的三位陆军元帅——基钦纳（Kitchener）勋爵、罗伯茨（Roberts）勋爵和伊夫林·伍德（Evelyn Wood）爵士并骑前行。他们后面是六位海军元帅，再后是独自一人行走着的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爵士——前任第一海务大臣，爱德华的挚友，此人不仅脾气急躁，性情怪僻，而且有着一副非英国人所有的那种官气十足而古怪的面孔。来自各方面的著名部队的特遣队，云集一起，有科尔德斯特里姆禁卫团、戈登高地人团、王室骑兵团和一般骑兵团、禁卫骑兵团、枪骑兵和皇家燧发枪团，有爱德华曾任名誉官长的德国、俄国、奥国显赫的轻骑兵和龙骑兵及其他国家的骑兵部队，还有德国海军的将军们——这个军事场面，在一些不以为然的观众看来，对于一个有“和平缔造者”之称的人的葬礼来说，未免过于庞大了。

故王的坐骑，由两个马夫牵着，鞍在人不在，马镫上马靴倒置；故王的鬃毛猎犬恺撒踯躅在后面，更增添了睹物思人的伤感。后面走来的是英国的盛大队伍：穿着中世纪纹章战袍的传令官们，银杖侍从，白官仗侍从队，王室侍从武官，苏格兰弓箭卫队，假发黑袍的法官们，深红法衣的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紫色长袍的主教们，黑丝绒礼帽和伊丽莎白式饰边衣领的王室卫队，以及一队随行的号手。接着就是帝王的队伍。他们后面是一辆玻璃车厢的马车，载着新寡的王后和她的姊妹俄国皇太后，再后是十二辆马车，载着各国的王后、贵妇以及东方各国的王公显贵。

沿着白厅、林荫大街、皮卡迪利大街和海德公园一直到帕丁顿火车站——遗体要从那里用火车送往温莎安葬——长长的出殡队伍缓缓而行。皇家禁卫骑兵的乐队奏着《扫罗王》清唱剧中的送葬曲。人们在哀乐声中缓慢前进，感到曲终永诀的肃穆。葬礼之后，伊舍勋爵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烟消云散，前所未有，所有指示我们生活航向的老航标似乎都被席卷而去了。”

注释

[1] 法绍达（Fashoda），苏丹地名，位于白尼罗河左岸，现名科多克（Kodok），1898年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此发生冲突。——译注

[2]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兼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式是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译注

[3] 特赖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学派著名成员之一，曾任柏林大学等校教授，著有《19世纪德国史》等。1886年起成为普鲁士史官。反对社会主义，鼓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力主对外扩张。——译注

[4] 指外号“老虎”的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译注

[5] 雷维尔（Reval），现名塔林，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译注

[6] 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1872—1967），英国人，经济学家、和平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曾任伦敦《每日邮报》巴黎版总编辑（1905—1912）、《外交事务》编辑（1928—1931）、工党议员（1929—1931），193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Accounts of the funeral, besides those in the daily press and in memoirs of the period, appear in The Queen, The Sphere, and The Graphic for May 21, 1910; “The Meeting of Nine Kings” by William Bayard Hale in World's Work for July 1910; “An Impression of the King's Funeral” by Mary King Waddington in Scribner's for October 1910; Theodore Roosevelt to David Grey, October 5, 1911, Letters, ed. E. E. Morison (Harvard U.P., 1951–54), VII, 409–13.

“严肃甚至严酷”：The Times, May 21, 1910.

“这个地方，称它为家”：to Bülow, qtd. Ludwig, 427.

“他是个魔王”：Zedlitz-Trützschler, 177–8. The German press also represented Edward's tour as “having the sole object of forming an alliance against Germany.” Lascelles to Grey, April 19, 1907, BD, VI, No. 15.

“一个听话的小伙子”：Roosevelt to Trevelyan, October 1, 1911, Letters, VII, 397.

“吾守吾时”：Lee, I, 477–8.

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引起其他君主耿耿于怀：Roosevelt to Grey, op. cit., 409–10. His Byzantine regalia: Sazonov, 230.

达尼洛亲王和他的女伴：Cust, 111, 249.

“您有一个美丽的国家”：qtd. Maurois, 44.

英王爱德华的巴黎之行及比利时和德国外交官的报告：Lee, II, 241–2.

“一只耗子也不能乱动一下”：Lee, II, 11.

泥鳅比起比洛来还不过是条水蛭：qtd. Maurois, 177.

荷尔斯泰因将警告斥为“幼稚”：Eckhardstein, 249.

埃克哈德斯泰因偶然听到的对话：ibid., 230.

德皇渴望受邀访问巴黎：Paléologue, Un Prélude, 494–5.

德皇向西奥多·罗斯福埋怨英国的达官显贵：Roosevelt to Trevelyan, Letters, VII, 396.

对意大利国王：Bülow, II, 355; Benson, 248.

伯恩哈迪：“我们必须……”：Bernhardi, 81.

阿提拉率领的匈人：Bülow, I, 418.

“合理诉求”：Hans Delbruck,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niversity of Berlin and Germany's leading military historian, qtd. Wile, Men Around the Kaiser, 119–22.

“全德国被包围啦”：Neue Freie Presse, April 15, 1907, qtd. Lee, II, 542.

克列孟梭称“德国贪求权力”：qtd. Bruun, 116.

克列孟梭与爱德华的交谈：Goschen to Grey, August 29, 1908, BD, VI, No. 100; Steed, I, 287.

沙皇是个“杀人犯”：Lee, II, 587.

“英国人是犹太人”：Witte, 189.

爱德华与俄国皇后跳华尔兹：Fisher, Memories, 234.

沙皇“只配住在乡下草房子里种种萝卜”：The Kaiser expressed this opinion to the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Lord Lansdowne, at Queen Victoria's funeral, qtd. Newton, 199.

“没有教养的家伙”：Benson, 45.

“尼基，请您相信我”：October 25, 1895, Willy-Nicky Letters, 23.

“多多演说，多多阅兵”：Botkin, 103.

这个细节“逃过了陛下的注意”：qtd. Ludwig, 263.

“这是谎言，他要的是战争”：qtd. Maurois, 256.

德皇卧床不起：Crown Prince, 98–100.

伊舍子爵讲授《大幻想》：“Modern War and Peace” and “La guerre et la paix” in Esher, Essays, 211–28 and 229–61.

德国“同样接受”《大幻想》的学说：bid., 224. Esher gave copies to the Kaiser, ibid., 55.

伯恩哈迪第一个突入凯旋门：Hindenburg, 59. Quotations for Bernhardi's book are from Chapters I, II, IV, V, IX, and X.

爱德华国王逝世：quotations from Isvolsky and Le Figaro and details of mourning in Paris, Tokyo, and Berlin are from The Times, May 8, 1910.

德皇到达维多利亚车站：The Times, May 20, 1910.

德皇对爱德华的殡殓礼仪印象深刻：Kaiser's Memoirs, 129.

德皇向毕盛提出法国应支持德国：Arthur, George V, 125.

“别的君主们要安静得多”：Trevelyan, 172.

德皇否认与毕盛的谈话：Kaiser's Memoirs, 131.

“友善的、温和的”：The Times, May 21, 1910.

柯南·道尔的记述：ibid.

亚历山德拉王后嫌恶德皇：Arthur, George V, 126. Her letter to George: Nicolson, George V, 40.

“如此烟消云散，前所未有”：Esher, Journals, III, 4.

第一部分　计划

第1章　“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

1891年至1906年期间的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跟所有的德国军官一样，是深受克劳塞维茨“法国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这一训示熏陶的。但这句名言令人扫兴。它指引的那条路，由于比利时的中立，是条涉足不得的禁途。何况比利时的中立，又是德国同另外四个欧洲大国所永远保证的。既深信战争必不可免，又认为德国必须在最有利的情形下开战，施利芬于是决心不容这个比利时的难题成为德国的路障。普鲁士军官有两类——颈粗如牛和腰细若蜂，而他属于后者。戴着单片眼镜，老态龙钟，冷漠难近。他专心致志于职务，唯工作之需要是想，甚至在东普鲁士一次通宵野外参谋见习结束后，旭日东升，朝阳下普雷格尔河波光闪耀，景色绚丽，一个副官指给他看的时候，他注目一瞥便回答说：“一个不足道的障碍。”比利时的中立，他认定，也是这么一回事。

一个中立的、独立的比利时，是英国的杰作，或者可说是它那个雄才大略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Palmerston）勋爵一手创建的。比利时的海岸是英国的边境；在比利时平原上，威灵顿[1]曾挫败自有无敌舰队以来英国遇到的最大威胁。嗣后，英国便决心把这块敞开无阻、容易跨越的弹丸之地变成一个中立地带，并且根据维也纳会议解决拿破仑战后问题的决定，征得其他列强的同意，将比利时划归了尼德兰王国。比利时人满腔愤怒，反对跟一个新教统治的国家合并，他们群情激昂，充满着炽烈的19世纪的民族主义狂热，在1830年初起而反抗，并就此引起一场国际争夺。荷兰人力争保持他们的属地；法国人急于重新吞并他们一度统治过的地方，也插手进来；至于俄、普、奥这些一心想把欧洲始终置于维也纳会议钳制下的专制君主制国家，则是磨刀霍霍，准备哪里有反抗迹象初露就杀向哪里。

帕默斯顿勋爵运筹帷幄，智胜了各国。他懂得，一块属地总是这个、那个邻国垂涎的目标；他懂得，只有成为一个坚决维护其完整的独立国家，才能生存，才能成为一个安全地区。经过九年刚柔相济和矢志不渝的努力，以及必要时的不惜动用海军，他终于摆布了逐鹿比利时的各国，并促成一份国际条约，保证比利时成为一个“独立和永远中立的国家”。这项条约由英、法、俄、普、奥五国于1839年签字生效。

1892年，法俄结成军事同盟。此后的局面显然将是上述五国中的四个自然而然地以二对二的形式参加施利芬为之策划的战争。欧洲成了好似撤棒游戏中叠得盘根错节的木棒，抽动一根就不能不牵动其余。根据德奥同盟的条款，在奥俄的任何冲突中，德国负有支持奥国的义务；按照法俄同盟的条款，任何一方卷入对德“防御战争”时，双方均有义务对德采取行动。这些规定将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在它从事的任何战争中不得不同法俄两面作战。

英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并无定准。它可能保持中立；如果师出有名，它也可能参与对德作战。比利时有可能成为事因，已不是什么秘密。1870年普法战争时，德国还是个崛起中的国家，所以俾斯麦一得到英国的示意，便欣然重申比利时的不可侵犯。格莱斯顿（Gladstone）曾从交战国双方争取到一项条约，规定倘若交战国任何一方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英国就将与另一方合作，及至协同保卫比利时，不过，将不参与全面作战。这条格莱斯顿公式最后拖的这句尾巴虽不无不切实际之处，但德国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制定这个公式的动机，在1914年不如在1870年那么起作用。然而施利芬却作出决定，一旦发生战争，将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

他的理由是“军事需要”。他写道，在两面作战的战争中，“整个德国必须扑在一个敌人身上，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身上，而这个敌人只能是法国”。施利芬在1906年他退休之年完成的那份计划中，分配八分之七的兵力以六周时间击溃法国，而以八分之一兵力守卫东部国境抗击俄国，直至大部分军队可以调过来迎击这个居于第二位的敌人。他之选择法国作为打击的第一个敌人，是由于俄国有广无穷尽的纵深，只要不断后撤，让德国人像拿破仑那样陷入一个漫无止境的战役，就可使德国的速战速决之计不能得逞。何况法国近在咫尺，动员起来又较为迅速。德国和法国都只需两周时间就可动员完毕，在第十五天就可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俄国，按德国的算术，它四面八方相距甚远，军队众多，铁道窳陋，得要六周时间才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到那时法国大概已被打败了。

让东普鲁士这个容克（Junker）地主邦国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老家只用九个师来守卫，是个难于承受的风险。但是，腓特烈大帝曾说过：“宁失一省之地，而不分散赖以取胜之兵。”所以，没有什么能像这位伟大的、已经物故的将军的箴言能如此宽慰军心。只有在西线投入最大的兵力，才能使法国迅速完蛋。按施利芬的意见，只有采用包抄战略，利用比利时作为过道，德国才能攻略法国。他的论证，从纯军事观点来看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德国准备用以进攻法国的军队达150万之众，六倍于1870年，在行动上需要纵深。1870年以后法国沿阿尔萨斯和洛林边境构筑的要塞，使德国无法越过共同边境作正面进攻。只要法军通向后方的道路畅通无阻，长期围攻就提供不了将敌人迅速网入歼灭战的战机。只有采用包抄战略，才能从背面袭取法军，一举歼灭。可是法国防线不论哪端都是中立国家的地界，一是比利时地界，一是瑞士地界。既要绕到法军背后，又要不出法国国境，这对为数巨大的德军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德国人在1870年确曾绕到法军背后而又未越出法境一步，但当时双方军队都为数很少，而今则是调动一支成百万的军队包抄另一支成百万的军队的战争。地盘、公路和铁路都必不可少，而平坦的佛兰德（Flanders）平原则无一不备。比利时既有施利芬克敌制胜方案（侧翼包抄运动）所需的空间，也有规避他视为自取灭亡方案（正面进攻）的途径。

德国军事思想的先知克劳塞维茨曾规定，以“决战”迅速取胜是进攻战的要旨。占领敌人领土和掌握敌人资源均属次要，尽快早日决战定局事属至要。时间重于一切，拖延战争的任何情事，均遭克劳塞维茨的谴责。“逐步削弱”敌人和消耗战，他都畏如地狱。这是他在滑铁卢之战那个十年里的论述，其著作自此被奉为兵法上的“圣经”。

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施利芬决定采用得自汉尼拔坎尼之战的战略。这位使他入迷的将军早已是一抔黄土。自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采取著名的两面包抄战略以来，已时过两千年。野战炮、机关枪已替代了弓箭和投石器，但施利芬写道：“可是战略原则不变。敌人的正面不是目标所在。至要的是粉碎敌人的侧翼……以攻其后方完成消灭敌人。”在施利芬的思想指导下，包抄成了德国总参谋部崇拜的神术，正面进攻沦为可鄙的邪道。

施利芬侵犯比利时的第一个计划制订于1899年。该计划要求横切默兹河以东的比利时一角。这个面积以后逐年扩大，及至1905年，已扩展成很大一片右翼包抄区域，德军将经此穿越比利时，从列日奔向布鲁塞尔，然后挥戈南下，利用佛兰德旷野直捣法国。一切决定于同法国的速战速决，虽经佛兰德作长途绕道，但毕竟较包围共同边界对面的要塞为快。

施利芬没有足够兵力可资用以对法国采取坎尼式的两面包抄。为此，他改用右翼重兵包抄的方式，从默兹河两岸铺天盖地越过整个比利时，像一把可怕的大草耙那样横耙全境，而后沿整个比法交界线进入法国，再循瓦兹（Oise）河谷直下巴黎。德国大军将插入首都与调回应战的法军之间。这些法军离开它们的防御工事，就会在决定性的歼灭战中被吃掉。特意在左翼阿尔萨斯―洛林一线部署较弱兵力，在施利芬计划中是个要着，这会诱使该地区的法军进入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口袋”。法国人一心想收复失地，预料他们会在这里发动进攻；要是他们果真进攻，德国人认为，对于他们的计划的大功告成，是再好不过的，因为可由左翼把他们捆在口袋里，而由右翼从他们背后取得决定性胜利。施利芬的思想深处，总是隐隐约约地希望在战役展开以后，也可以由左翼发动反攻，实现一个地道的两面包抄——他梦寐以求的“庞大的坎尼之战”。但他为右翼保留最大实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因而他在计划中没有迁就这跃跃欲试的野心。可是左翼这方面的引诱却依然吸引着他的那些继任者。

就这样，德国人来到了比利时。决战决定了采用包抄战略，包抄决定了使用比利时国土。德国总参谋部声称这是军事需要；德皇和首相也或多或少地安然接受了下来。至于它是否可取，就其对世界舆论，特别是对中立舆论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论又是否得计，都被视为不相干的问题。判断的唯一标准在于看上去是否为德军的克敌制胜所需。德国人从1870年普法战争中取得经验，认为德国之伟大，武力和战争是其唯一源泉。他们从陆军元帅戈尔茨（von der Goltz）的著作《武装的国家》（The Nation in Arms）一书中得到的教诲是：“我们是以刀剑的锐利，而不是以思想的锐利赢得我们的地位的。”破坏比利时中立的决定遂不难随之产生了。

希腊人认为性格决定命运。破坏比利时中立的这个决定，孕育着自我毁灭的种子；而作出这一决定，则是百年来的德国哲学造成的。这个决定，言出施利芬之口，但事出费希特（Fichte）之手，他认为德国人是苍天选来在宇宙史上居于最高地位的骄子；也是事出黑格尔之手，他认为他们是领导世界走向德国文明势必普及的光辉前程的使者；也是事出尼采之手，他告诉他们超人不受制于常人；也是事出特赖奇克之手，他将扩大权力作为国家最高道义责任；还事出整个德国人民之手，他们把自己的世俗君主称为“至尊”。促成施利芬计划的不是克劳塞维茨，不是坎尼之战，而是日积月累起来的唯我主义的整体，它哺育了德国人民，创建了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由“自诩是绝对意志的极端幻觉”喂养成长的民族国家。

决战这个目标，是1866年和1870年战胜奥、法的产物。这些已成史迹的战役，像已逝的将军一样，死死地缠住军人的头脑。德国人，也同其他民族一样，准备作一决雌雄的一战。他们仿效汉尼拔那样将一切赌注都押在决战上。可是，甚至汉尼拔的幽灵可能也会提醒施利芬，迦太基虽赢得了坎尼之战，但是罗马却赢得了整个战争。

陆军元帅老毛奇在1890年曾预见下次战争有可能得打七年乃至三十年之久，因为现代国家资源巨大，绝不会由于仅仅一次军事失利而认输罢休。他的同名侄儿，接替施利芬任总参谋长的小毛奇也曾有见于此。小毛奇在1906年，在他对克劳塞维茨离经叛道的那个片刻，曾向德皇陈言：“这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是跟一个国家通过一场决战可以解决的，必须同它进行长期艰苦地搏斗，而这个国家在其举国力量崩溃之前是征服不了的。这场战争且将是纵然胜利也将耗尽我国人民全部精力的一场战争。”然而，要将自己预言的哲理贯彻下去，那是违背人类本性的，而且有违总参谋部的本性。长期战争，在概念上，既难以名状又漫无边际，既不像正统的、可预卜的、简单的一战定局的那种结束战争的办法，也不像短期战争，它是无法预为科学计划的。小毛奇发表他的预见时已身为总参谋长，可是无论是他或是他的参谋部，还是其他国家的参谋部，都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来计划一次长期战争。除了一个已经物故、一个意志不坚的这两位毛奇以外，别的国家的某些战略家也曾预感到长期战争的可能。但是他们跟银行家、实业家们如出一辙，全都偏于相信一场欧洲大战会由于经济生活的失调而不可能支持三四个月以上。1914年各种因素中的那个不变因素，同任何时代一样，是所有人都不倾向于为更其棘手的可能预为绸缪，都不倾向于按他们疑为真实的情况行事。

施利芬既抱定“决战”战略，遂将德国的命运拴在这个战略上面。他预料德国一经陈兵比境暴露了战略意图，法国就会立即入侵比利时，因此他策划德国应抢先下手。他的立论是：“比利时的中立必将为这方或那方所破坏，谁先到那里，占领布鲁塞尔和征收十亿法郎左右的军费，谁就居于上风”。

赔款是克劳塞维茨订下的第二个目标。这可使一个国家不用自己解囊而由敌人承担战费进行战争。他的第三个目标是争取公众舆论，通过“取得巨大胜利和占领敌人首都”以竟其成。争取到公众舆论就会有助于结束抵抗。他懂得物质上的胜利将会如何赢得公众舆论，但他却忘了道义上的失败将会怎样失去公众舆论，而这也可能成为从事战争的一种风险。

这种风险法国人可从没有忽视。正鉴于此，他们作出了同施利芬的预料相反的结论。比利时也是他们进攻的过道，纵不是路经佛兰德平原也是借道阿登（Ardennes）山区的通途；可是他们的作战计划禁止他们的军队在德国侵犯比利时之先使用比境。问题的逻辑在他们是清楚的：比利时不论朝哪一方向都是敞开的通途；是德国利用它还是法国利用它，取决于两者之中谁更需要战争。一位法国将军说得好：“谁更决心要战争，谁就势必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

施利芬及其参谋部认为比利时不会作战，不会以它的六个师为法军增添力量。1904年，比洛首相同施利芬讨论问题时曾提醒他注意俾斯麦的警告：为反德力量添上又一个与我为敌的对手，那是违反“简单的普通常识的”。施利芬习惯性地把单片眼镜在眼圈上转动了几下说：“当然，从那时以来，我们并没有变得更蠢些。”接着他又说，不过比利时是不会用武力相抗的，它只会抗议了事。

德国人之深信这一点，是由于他们过分地看重了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施利芬在世时的比利时国王——臭名昭著的贪得无厌。他身材高大，长着一把黑黑的铁锹似的大胡子，满身一股由情妇、金钱、在刚果的暴戾恣睢以及其他种种可耻行为交织成的歪风邪气，在奥皇弗朗茨·约瑟夫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奥皇说，可以这样形容的人不多，比王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利奥波德的贪婪成性是他的种种罪恶之尤，而德皇又认为贪婪会使人利令智昏，所以他设想了一条妙计——给他一份法国领土，诱他结盟。德皇每当对一个方案入迷的时候，总想把它立即付诸实施，要是行不通，则又往往愕然失色，懊伤不已。1904年，他请利奥波德前来柏林，他以“世界上最温存的方式”同他谈论他尊贵的祖先勃艮第公爵，并表示愿意为他在阿图瓦（Artois）和法国的佛兰德与阿登山区这些土地上重建老勃艮第原有的公爵领地。利奥波德听了不禁“张大着嘴”，两眼直瞪。他企图一笑了之，提醒德皇说，15世纪以来已情况大变，他的大臣和国会无论怎样也不会考虑这种建议的。

这下可说错了，德皇大发了有数的一次雷霆，痛斥比王尊重国会和大臣胜过尊重上帝的意志（威廉往往把自己与上帝混为一谈）。“我告诉他，”威廉后来对比洛首相说，“我不是好欺的，谁要是在欧战里不站在我一边，谁就是反对我。”他声称他是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学校里的丘八，他们都是抢在敌人前面发动战争的，“所以，如果比利时不站到我这边来，我只好唯战略考虑是从了”。

这个说出了口的意图，这个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撕毁中立协定的威胁，把利奥波德国王吓得目瞪口呆。他乘车去火车站时遮阳帽竟前后错戴，他直瞪着他的随行副官，“好像受了一场什么惊吓似的”。

德皇的计谋虽告失败，但他仍然认为利奥波德会接受一笔交易，以比利时的中立来换取200万英镑。战后，一个德国军官把这个数目告诉了一个法国情报官，后者对出手如此大方大为吃惊，不过德国军官提醒他说：“这笔钱原本是要法国人付的。”施利芬的后继人，甚至在利奥波德于1909年被和他品质截然不同的侄儿阿尔贝接替之后，依然预料比利时的抵抗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一个德国外交人员在1911年就曾认为比利时的抵抗也许会以“将它的军队在德军借道之处沿途列队”的方式出现。

施利芬指派34个师借道比利时。比利时的6个师要是决意抵抗，就在进军途中把它们干掉，不过在德国人看来它们是不会抵抗的。德国人也确实急切希望比军不抵抗，因为抵抗意味着破坏铁路、桥梁，意味着最终打乱德国参谋部所热衷的时间表。反之，倘若比利时能默然置之，不仅会使德国避免将几个师的兵力拴在围攻比利时的要塞上，而且会消除公众对德国行径不满的舆论。为了劝说比利时不作无谓的抵抗，施利芬部署在入侵之前，让比利时面对一份最后通牒，责令它交出“所有要塞、铁路和部队”，否则就要它眼看着自己的设防城市遭到炮击。重炮已准备就绪，必要时就将炮击的威胁变为现实。施利芬在1912年写道，这些大炮日后在这场战役中不论怎样都是需要的，“例如，里尔（Lille）这个工业大城市就是可供炮击的一个极好目标”。

施利芬为了完成对法国的包围，要他的右翼向西延伸远及里尔。“你向法国进军时，”他说，“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而且，由于估计到英国的参战，他想广张罗网，好将英国远征军和法军一网打尽。他对英国海上封锁的潜在力量要比对英国陆军更为重视。所以，他决心迅速战胜法、英地面部队，赶在英国敌对行动还未产生经济方面的后果之前就使战争早日定局。为此，一切力量都必须投入右翼，壮大右翼。他一定得使右翼人众势大，因为每一英里的士兵密度决定着所能控制的领土幅度。

仅仅使用现役部队，他不可能有足够兵力既防御俄国人突破东部国境，又达到他迅速取胜所必需的超过法军的优势。但他的解决办法很简单，也许还是个创新。他决定在前线使用后备军。按照当时的军事学说，只有最年轻而刚经过营房和练兵场艰苦生活与严格训练的人才适合作战；后备役军人，已结束他们的义务兵役回到了平民生活，被认为是软弱的，战场上用不上的。除了那些二十六岁以下的将编入现役部队以外，所有后备役军人将被组成他们自己的师旅，用以作为占领军和承担其他的后方任务。施利芬改变了这一切。他将二十个左右的后备师（这个数目随着每年计划的改变而有不同）加入到五十或五十多个现役师进军的行列。数字上有了这一增加，他萦绕于怀的包抄战略便成为可能了。

他于1906年退休。以后在其有生之年，他依然致力于坎尼之战的著述，改进他的计划，编写指导他的后来人的备忘录。他死于1913年，终年八十岁，临终时犹喃喃地念叨着：“必有一战，务使右翼强大。”

他的继承人，忧郁怏悒的毛奇将军，多少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没有施利芬集中全力于一役的果断精神。如果说施利芬的座右铭是“要胆大，要胆大”，那他的则是“可别过于胆大”。他既担心他的左翼力量软弱不能抗击法国人，又唯恐剩下来防守东普鲁士的兵力单薄，不能抵御俄国人。他甚至跟他的参谋人员辩论了同法国打一场防御战是否可取的问题，只是由于这种主张排除了“在敌人国土上打敌人”的一切可能才作罢论。在入侵比利时问题上，参谋部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因为这场战事将是“保卫德国和为了德国生存”的一战。施利芬计划于是保存下来了。毛奇在1913年曾说：“我们必须撇开关于侵略者责任问题的一切庸人之见。……只要胜利就师出有名。”这也正是他聊以自慰的想法。但是为了万无一失起见，他每年都要向施利芬的临终嘱咐开刀，从右翼借兵增强左翼。

毛奇计划在左翼安排8个军，约32万人，守卫梅斯以南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阵地；中路安排11个军，约40万人，借道卢森堡和阿登山区入侵法国；右翼安排16个军，约70万人，借道比利时进攻，先粉碎扼守默兹河通道的著名的列日和那慕尔（Namur）要塞，然后飞渡默兹河进入旷野地区，直抵河另一边的直线公路。进军的日程已预作安排。预料比利时人不会抵抗，如果抵抗，德军突击猛攻的威力可望慑服他们很快投降。日程表要求动员第12日前打开列日通道，第19日拿下布鲁塞尔，第22日进入法境，第31日到达蒂永维尔（Thionville）至圣康坦（St. Quentin）一线，第39日攻克巴黎，取得决定性胜利。

这一战争计划，其严格，其完整，犹如战舰的一纸蓝图。克劳塞维茨曾告诫说，军事计划倘不留有余地以防不测，将会导致灾难。因而德国人谨慎备至，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项，均一一作了准备。他们的参谋人员，在野外演习中，在军校课桌上，受过对特定情况作出正确决策的训练，料定他们对任何不测均可应付裕如。对各种难以捉摸而又充满危机的复杂情况，都已一一采取了万全措施；可是全则全矣，唯独缺一，即缺少灵活性。

尽最大力量打击法国的计划确定下来了，这时候毛奇对俄国的担心也已逐渐减少，因为他的总参谋部在仔细计算俄国铁路里程之后，得出一个信条，认为俄国不会在1916年以前备战“就绪”。德国间谍关于俄国人有“1916年将有大事肇始”之说的情报，使德国人在思想深处肯定了这个信条。

1914年，两件大事使德国人的作战意愿到了摩拳擦掌一触即发的程度。一是4月份英国开始了跟俄国人的海军谈判，一是6月份德国完成了基尔运河（Kiel Canal）的加宽工程，它新造的无畏级战舰就此可以从北海通过该运河直接开往波罗的海。毛奇在5月间访问奥国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期间，得悉英俄谈判消息后曾对他说：“任何延迟都会造成我们胜利机会的减少。”两星期后的6月1日，他对埃克哈德斯泰因男爵说：“我们已准备就绪，在我们是越快越好。”

注释

[1] 威灵顿（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统帅和政治家。在1815年滑铁卢会战中曾同普鲁士的布吕歇尔一起击败拿破仑。——译注

“法国的心窝”：qtd. Buchan, I, 118.

“一个不足道的障碍”：Goerlitz, 129.

“整个德国必须扑在一个敌人身上”：Schlieffen's Memorandum of 1912, Ritter, 172.

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s Memoranda for 1892 and 1912 in Ritter; Schlieffen's Cannae, Kuhl's Generalstab, Förster.

“宁失一省之地”：qtd. by Schlieffen, Ritter, 172.

“战略原则不变”：Schlieffen, Cannae, 4.

戈尔茨：“我们是以刀剑的锐利”：qtd. Wile, Men Around the Kaiser, 222.

“绝对意志的极端幻觉”：Santayana, 69.

老毛奇预见到长期战争：Foerster, 21.

小毛奇：“这将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Erinnerungen.

“比利时的中立必将为这方或那方所破坏”：General von Hahnke's notes on Schlieffen's Memorandum of 1912, Ritter, 186.

“取得巨大胜利”：Clausewitz, III, 209–10.

“谁更决心要战争”：General Percin in article in Ere Nouvelle, January 1925, qtd. Ponsonby, 55–6.

比洛同施利芬的讨论：Bülow, II, 88.

利奥波德二世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Roosevelt to Trevelyan, October 1, 1911, Letters, VII, 369.

德皇向利奥波德二世提出的方案及利奥波德的反应：Bülow, II, 82–85; Cammaerts, 108–9.

200万英镑：J. V. Bredt, Die Belgische Neutralität und der Schlieffensche Feldzugsplan, qtd. AQ, July, 1929, 289.

“这笔钱原本是要法国人付的”：Dupont, 23.

“将它的军队在德军借道之处沿途列队”：the diplomat was Richard von Kuhlmann, then counselor of the German Embassy in London, later, in 1917, Foreign Secretary, qtd. Cammaerts, 134.

“所有要塞、铁路和部队”：Memorandum of 1912, Ritter, 175.

“里尔是可供炮击的一个极好目标”：ibid.

“让右翼末梢袖拂海峡”：qtd. Rosinsky, 137.

施利芬估计到英国参战：Ritter, 161–4.

在前线使用后备军：Isaac, Reserves, 335; Foerster, 71.

“务使右翼强大”：Foerster, 70.

“在敌人国土上打敌人”：Erinnerungen.

“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Tappen, 92.

“我们必须撇开关于侵略者责任问题的一切庸人之见”：Cambon (French ambassador in Berlin) to Foreign Minister Pichon, May 6, 1913, French Yellow Book No. 3.

德国间谍关于俄国的情报：Tirpitz, I, 343.

毛奇对奥国总参谋长康拉德说的话：Conrad, III, 670.

“我们已准备就绪，在我们是越快越好”：Eckhardstein, Lebenserinnerungen, Vol. III, Die Isolierung Deutschlands, Leipzig, 1921, 184.

第2章　色当的阴影

1913年的一天，里尔市军事长官勒巴（Lebas）将军来到陆军部求见法国副总参谋长德卡斯泰尔诺（de Castelnau）将军，对总参谋部所作的不拟在里尔设防固守的决定提出异议。里尔距比利时边界10英里，离海峡40英里，如果入侵军队取道佛兰德来犯，它便紧挨在进军路线的一侧。德卡斯泰尔诺将军在听了勒巴将军请求设防的理由后，摊开地图，用尺量了从德国边界穿越比利时国境直抵里尔的距离。他提请这位来访者注意，要发动一场强有力攻势的话，标准的兵员密度是每米五至六人。他指出，如果德国人把战线向西一直拉到里尔，他们的力量就会分散到每米只有两人。

“我们会把他们拦腰切断！”他说道。然后又解释说，德国的现役军队，可用于西线的兵力是25个军，约100万人。“这儿，你自己来算一下吧。”他一面说，一面把尺递给勒巴。“如果他们真到得了里尔，”他语含讥讽而洋洋自得地重复了一遍，“对我方更有利。”

法国的战略并不曾把德军实行右翼包抄的威胁置之度外。相反，法国总参谋部认为，德国人在他们的右翼投入的兵力越大，他们在左翼和中路的兵力就要相应地减弱，法军就可以计划在这一带突破。法国的战略是背靠比利时边界面对莱茵河。只要德国人远道迂回包抄法军翼侧，法国就计划发动钳形攻势，在德军设防的梅斯地区的两侧突破德军中路和左翼，并乘胜切断德军右翼和它的基地的联系，使其无法出击。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其源盖出于一个意愿——这一意愿是因法国从色当（Sedan）之败的奇耻大辱中恢复元气而产生出来的。

1871年，法国在凡尔赛唯德国之命是从订立了城下之盟，备受国土肢解、赔偿军费以及敌军占领的苦楚。在被迫接受的条款中，甚至还规定了德军要举行胜利阅兵仪式，在香榭丽舍大街雄视阔步，耀武扬威。仪式进行之际，大街上观者绝迹，阒无声息，黑纱低垂。在波尔多（Bordeaux），当法国国民议会批准和约之际，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议员们泪流满面，步出大厅，留下了他们强有力的声明：“我们宣告，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千秋万代都要保留作为法兰西民族一分子的权利。我们为我们自己发誓，为我们的选民发誓，为我们的儿女发誓，也为我们的子子孙孙发誓，要采取一切手段在篡夺者面前永远坚持这一权利。”

并吞这块领土，是出于老毛奇和他的总参谋部的要求，而为俾斯麦所反对，他说，这会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致命隐患。老毛奇和总参谋部坚决主张，并且也使皇帝陛下相信，这两个边境省份，连同梅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以及孚日山脉的崇山峻岭，都必须从法国一刀砍掉，使法国在地理上永远只能处于守势。他们还进而要法国偿付一笔五十亿法郎的不堪负荷的赔款，其用心是要在一代人的年头里捆住法国的手脚，同时还要在法国驻扎一支占领军，直至赔款偿清为止。法国人作出惊人的努力，在三年内筹足款子付清了赔款，于是便开始恢复元气。

色当之败萦绕脑际，在法国人的意识中，它是一个历久恒在的黑影。“你们不要放在嘴边，而要铭记心间。”这是甘必大（Gambetta）的一句忠告。四十多年来，防止“往事重演”是法国政策中独一无二的最根本的因素。1870年以后的初期阶段，战败者的本能和孱弱的军力迫使它执行筑垒防御的战略。法兰西倚为屏障的是一个壕堑纵横、深沟壁垒的防御系统。从贝尔福到埃皮纳勒（Belfort-Epinal）和从图勒到凡尔登（Toul-Verdun）的两条防线卫护着东部边界，还有一条从莫伯日经瓦朗谢讷到里尔（MaubeugeValenciennes-Lille）的防线保卫着比利时边界的西半段；这两条防线之间的缺口便是故意留给入侵部队的通道。

维克托·雨果写出了他最为慷慨激昂的心声，主张借助这一道屏障：“法兰西将万众一心：重建力量，养精蓄锐，毋忘国耻，唤起青年一代组成一支全民的军队，发愤图强，永不懈怠，研究敌国的方略和技术，以便重整旗鼓，再成为伟大的法兰西，即1792年的法兰西，亦即胸怀理想、利剑在握的法兰西。到那时，它定会所向无敌，定会光复阿尔萨斯和洛林。”

经历了繁荣的再现和帝国的扩张，经历了年复一年的内部纷争——保皇派、布朗热[1]派、教权派、工人罢工，以及空前激烈、创巨痛深的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民族仇恨依然在心头燃烧，特别是在军队里面。不论是保守派还是共和派，不论是耶稣会会士还是共济会成员，把他们团结起来的，便是那阿尔萨斯的奥秘。人人都凝视着孚日山脉的那一片苍翠。一位步兵上尉在1912年便已直认不讳，他常把他的一连人分成三两人的秘密巡逻队，带领他们穿过幽深的松林，潜上山顶，凝神遥望科尔马尔（Colmar）。“经过这种私下的出巡，归来之后，我们的队伍便与以前完全两样，全连都心潮激荡，哽咽无语。”

阿尔萨斯原先既非德国属地，亦非法国所有，德法两家你争我夺，反复易手，直到路易十四当朝，才由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确定归属法国。1870年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以及洛林的一部分后，俾斯麦便建议尽可能给当地居民以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并对他们的地方主义进行鼓励。他说，他们多想到自己是阿尔萨斯人，就会少想到自己是法国人。他的后继诸公却见不及此，未把这批新添的黎民的愿望放在心上，不去争取他们，而把这两个省份当作“帝国领土”（Reichsland）来治理。派去的德国官员，其施政方针几乎跟对待非洲的殖民地无异，他们唯一的政绩是激起了这两处人民的愤怒，离心离德，直到1911年才恩赐给他们一纸宪法，但已为时过晚。德国的统治在1913年的扎本（Zabern）事件中原形毕露。事件的起因是市民和驻军之间的口角，一个德国军官用军刀刺伤一个跛脚的鞋匠。这场风波的结果是：彻底暴露了德国对这块帝国领土的政策，世界舆论掀起一阵反德浪潮，同时军国主义也在柏林高奏凯歌，扎本的军官成了誉满京华的英雄，受到王储的嘉奖祝贺。

对德国来说，1870年的胜利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解决。德国人认为，当他们在凡尔赛宫镜厅里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之际，德国主宰欧洲的日子已开始出现，可是，这一日子却始终未到。法兰西并未成为齑粉，法兰西帝国实际上还在北非和印度支那开疆拓土；世界上崇尚艺术和美感的人们，追求奢华时尚的人们，仍然拜倒在巴黎脚下。德国人对这个已经被他们征服了的国家依然是妒意难消，隐痛在胸。“法兰西的富贵豪华有如仙境”，是德国人的一句俗话。同时他们又认为法兰西的文化已经腐朽，民主政治已经使它软弱无力。“一个在四十三年中任命过四十二任陆军部长的国家，是不可能有效地作战的。”德国的史学泰斗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教授曾如此声言。德国人深信，他们自己的心灵、实力、能量、勤劳，以及民族品德，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们感到欧洲的盟主非我莫属，色当大业必须事竟其成。

生存在德国人这项未竟大业的阴影下的法兰西，随着精神和实力的恢复，对于年复一年的保持防备警戒，对于领袖们年复一年关于自救图存的告诫，也就滋长了厌倦情绪。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法兰西精神便针对三十年来的困处守势，以及这种守势所隐含的自卑，起而造反了。法国自知体质不及德国。它人口较少，出生率较低。它需要有一种德国所缺少的武器，使自己有信心发奋图存。“胸怀理想，利剑在握”，满足了这一需要。用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话来说，这便叫做“生命的冲动”（élan vital），也就是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意志。法兰西笃信这种意志法力无边，从而也就深信不疑，人的精神毕竟无须对天意所归的进化势力俯首帖耳，虽然叔本华和黑格尔都曾声称进化的势力是不可抗拒的。法兰西的精神可以成为制胜因素。它的必胜的意志，它的冲动，足以使法兰西挫败强敌。它特异的禀赋在于它的精神——崇尚荣耀的精神，1792年的精神，无与伦比的《马赛曲》的精神，马格里特（Margueritte）将军在色当战役中率领的骑兵部队英勇冲锋的精神，这种精神，甚至连当时亲临观战的威廉一世也不禁为之高呼：“啊，多勇敢的人们！”

相信法兰西的热血沸腾，相信高卢人的同仇敌忾，这就在1870年以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复活了法兰西对它自己的信心。就是这股激情，使它的军旗高高飘扬，它的军号激越嘹亮，它的战士斗志高昂；如果“往事重演”的日子一旦来临，这股激情便会指引法兰西走向胜利。

柏格森的“生命的冲动”经转译成军事术语，便成了进攻的理论。随着防御战略让位给攻势战略，对于比利时边界的注意也就相应地日趋淡薄，取代它的则是重心步步东移，一直移到法国人可以发动进攻，实行突破，直趋莱茵河的地点为止。对德国人说来，取道佛兰德的迂回路线可以通向巴黎；对法国人说来，这条路线却哪儿也到达不了，他们只能选一条最短的路线前往柏林。法国总参谋部的思路越是向进攻战靠拢，它集中在出击点的兵力就越大，留下来防守比利时边界一线的兵力就越少。

进攻派的学说源出陆军大学。这一学府乃是法国军界的英彦骏骥荟萃之所，校长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将军是法国军事理论的一代宗师。他的头脑仿佛是一颗心脏，有着两幅瓣膜：其一专供把精神注入战略之用；另一则司常人识见的流通出入。一方面，福煦传布一种关于意志的奥秘的说教，这可见于他的两句名言：一是“克敌制胜的意志是胜利的首要条件”，或者说得言简意赅一点，“胜利即意志”；一是“一场胜仗就是一次绝不服输的战斗”。

在实际运用中，这就成了他日后那道蜚声一时的马恩河（Marne）的进攻令，而当时的形势要求则是撤退。当年在他身旁的军官们都还记得，他一面勃然作色，攘臂奋拳，咆哮如雷地吼叫：“进攻！进攻！”一面像通了电似的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冲来冲去。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在按照陈规说来已吃败仗的时候还要在马恩河战线上向前进攻？“为什么？我不清楚。为的是我部下的士兵，为了我有一个意志。再加上——还有一个上帝。”

尽管福煦对于克劳塞维茨的学说造诣很深，但他却不像克劳塞维茨的德国后辈那样崇信一份事先制订的万无一失的作战时间表。他倒是谆谆教导人家，必须不断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当机立断。他常说：“操典条令在操练时确是再好不过的，但在危急关头就没有多大用处……你们必须学会思索。”思索的意思是要让主观能动性有纵横驰骋的天地，要让那些不可捉摸的因素去制服物质的因素，要让意志有用武之地，去制服环境条件。

但是福煦也提出警告，认为那种光凭士气便能克敌制胜的想法乃是一种“幼稚的见解”。在他的讲演里，以及在他的战前的《战争原理》和《作战指导》这两本著作中，他都会从玄学的凌空翱翔中急转直下，降落到战术的地面上来，细叙前卫部队的布置，安全措施或警戒部署之必要，火力诸要素，服从与纪律之必需，等等。他所传授的军事学中有关现实情况的那一半，可以用战争期间传诵一时的他的一句名言予以概括：“问题的实质何在？”

尽管福煦讲起战术问题来也是娓娓动听，但是最使门墙桃李醉心倾慕的却是他所启示的意志的奥秘。早在1908年福煦还在担任教授的时期，克列孟梭有意要他出长陆军大学，曾经派了一个私人代表前去听课，此人听后大惑不解，汇报说：“这位军官讲授的抽象空论，真是叫人如堕五里雾中，简直要把学生变成白痴。”克列孟梭听了这样的报告还是起用了福煦，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报告倒也是言之不妄。福煦所宣讲的原理，不是由于它过于玄妙深奥，而是由于它过于引人入胜，便使法兰西入其彀中。身任第三处即作战处处长的格朗迈松（Grandmaison）上校，“一位心肠火热、才华出众的军官”，则尤其如痴似狂地信奉他的那些原理。1911年，他在陆军大学所作的两次讲演起了使其奥秘具体化的作用。

然而，格朗迈松上校所掌握的只是福煦的军事原理的顶巅而不是基础。他所大谈特谈的是冲动，而对安全却只字未提；他所阐述的军事哲学，好似电流，触动了听众的心弦，使之激动，使之倾倒。他在眼花缭乱的听众面前祭起了“胸怀理想，利剑在握”的法宝，向他们指明法兰西的制胜之道。它的精义在于“殊死进攻”（offensive à outrance）。唯有这样的攻势才能成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决战，把决战“进行到底便是战争的根本任务”，这样的决战“一经交火，就不容三心二意，而必须全力以赴，死拼到底，把人的耐力发挥到极限”。夺取主动乃是必要条件。对敌人的意向武断地作出判断，并据此预作战略安排，实属冒失。要取得行动自由，全靠强使敌人接受我方意图。“一切指挥上的决断都必须来自夺取主动和掌握主动的意志。”防御战略已被忘怀，已被放弃，已被扔到九霄云外；唯一可能容它立足之处，是有时“要在某些地点节省兵力以供增强进攻力量之用”。

这套理论在总参谋部产生的作用果然非同凡响，不出两年，便体现在用作指导实战的新颁《野战条例》之内，体现在1913年5月通过的名为“第十七号计划”的新的作战计划之内。格朗迈松讲演后没有几个月，共和国总统法利埃（Fallières）先生便宣布：“唯有进攻才与法国将士的气质相称。……我们的决心已定，要一往直前，迎战敌军，毫不犹豫。”

法国政府在1913年10月颁布的新《野战条例》，是法国陆军训练和指挥的圭臬。这部条例一开头便是豪言壮语，气概不凡：“法国陆军，现已恢复其传统，自今而后，除进攻外，不知其他律令。”然后开列八条军令，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决战”，“锐意进攻，毫不犹豫”，“勇猛凶狠，坚忍不拔”，“摧垮敌方斗志”，“无情追击，不顾疲劳”。条例把防御战踩在脚下，不屑一顾，其热切的心情实不亚于正教会之要把异端邪说一举除尽。它宣布：“唯有进攻战才能达到积极的战果。”条例的执笔人还给第七条军令用上了斜体字以便醒目，条文说：“军心士气重于一切，一切战争都是军心士气的较量。一旦失去征服敌人的希望，失败便不可免。胜利并不归于蒙受伤亡最少的一方，而是归于意志最坚强、士气最旺盛的一方。”

全部八条军令，没有一处述及物资、火力，也没有一处述及福煦所说的安全。整个条例的要旨可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法国军官们所津津乐道的一词——勇敢，或者说得不那么文雅——有种。青年人出发攀登山顶，都是高擎一面大旗，上写：“更上一层！”1914年的法国军队则是在“勇敢”的大旗下开赴战场。

这数年间，尽管法国的军事哲学已经改弦易辙，法国的地理却依然如故。国境线上的地理态势仍旧维持着1870年德国一手安排的原状。威廉一世向对他提出抗议的欧仁妮（Eugénie）皇后[2]解释说，德国的领土要求，“只不过是把法国军队今后可以用来进攻我们的出发点向后推移而已，别无其他目的”。不过这样也就同时把德国可以用来进攻法国的出发点向前推进了。尽管进入本世纪以来，法国的历史和法国的发展都使它全神贯注于打进攻战，其地理形势却仍然需要采取防御战略。

1911年，也就是格朗迈松上校发表讲演的那一年，有人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上作过一次最后的努力，要使法国遵循一条防御的战略。力主此议者是身居要职、内定要出任总司令的米歇尔（Michel）将军。他是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如果发生战争，也就是总司令的当然人选，因而在那时，他是陆军中地位最高的一人。他在一篇把施利芬意图反映得一清二楚的报告中，提出他对德军可能采取的进攻路线的估计，并且提出他的反击方案。由于德法共同边界的地形陡峭，加之法国在边界沿线布有防御工事，他坚决认为，德国人如在洛林作战，无法取得速战速决的胜利。取道卢森堡和默兹河以东贴近卢森堡的一小块比利时领土，也不能给他们所偏爱的包抄战略提供充分空间。他说，唯有借助“比利时全境”，德国人才能搞成那么一场“即刻的、无情的、决定性的”进攻战，德国人必须赶在法国的盟军开始行动之前就发动那样一场攻势。他指出，德国人对比利时的大港口安特卫普早已垂涎欲滴，这就使他们取道佛兰德的进攻又多了一条理由。他建议要在凡尔登―那慕尔―安特卫普一线布列百万法军迎击德国人，法军的左翼——跟施利芬的右翼一样——必须把衣袖拂及海峡。

米歇尔将军的计划不仅属于防御性质，而且取决于一项他的袍泽强烈谴责的建议之能否实现。米歇尔将军为了对应他所估计的德国人将要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的兵力，要给每个现役团配备一个后备团，从而把法国第一线的有生力量增加一倍。如果他要建议把名噪一时的女艺人米斯坦格特推举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也不见得会比这个配备后备团的建议惹起更大的风波和受到更多的唾骂。

“后备役不顶用！”这是法国军官们的传统见解。凡是根据义务兵役制受毕军训而年在二十三岁到三十四岁之间的男子，都被列为后备役。动员令颁布后，最年轻的几届便被编入正规陆军部队，使之达到战时编制的实力；其余人员一律根据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组成后备团、后备旅乃至后备师。这些后备部队都被视为只宜担负后方勤务，或者充任要塞守备，而没有资格配属作战部队，因为他们缺少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士官。正规军蔑视后备部队是右翼政党所同声附和的，而对于“全民皆兵”原则的憎恶又助长了这种看法。把后备部队和现役师混合编组，那就不啻是给陆军的战斗锐气泼冷水。他们相信，保卫国土只能依仗现役陆军。

另一方面，对于那位昂首马背的布朗热将军仍然心有余悸的左翼各党，头脑里都把陆军和政变牵连在一起，并且认为唯有“全民皆兵”的原则才是共和国的安全保障。他们都主张，短短数月的训练就足够使任何一个公民成为合格的战士，他们也都死命地反对把服役期延长到三年。延长服役期是军方要求在1913年实行的改革，这不仅是为了要和德国陆军的延长服役期相颉颃，也是为了随时有更多的服役受训兵员，可以减少对于后备部队的倚重。经过一场大动肝火的辩论——这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裂痕——三年兵役法于1913年8月生效。

关于进攻战的新理论使后备兵员受到的鄙夷有增无已。这种进攻战的思想，被认为是只能正规地灌输给现役部队。打好以白刃战为象征的使敌人无法抵御的猛烈的短促突击，基本的素质乃是冲动，而冲动是不能求之于已经过上平民生活而有家室之累的那些男子的。后备兵员和现役部队混在一起只会搞成“士气低落的队伍”，不可能有征服敌人的意志。

听说在莱茵河彼岸有人也有同感。“有家室的男子不上前线”，众口一词都把这句话说成是德皇陛下的上谕。德国人不会把后备部队和现役部队混在一起，这是法国总参谋部的一个信条，这一信条又导致他们相信，德国人在前线要同时顾两头，即既要在右翼派出一支大军取道比利时向默兹河以西大举进攻，又要在他们的中路和左翼保持充分兵力，以阻止法军向莱茵河突破，它的兵力是不足的。

米歇尔将军呈交这份计划之后，陆军部长梅西米（Messimy）把它当作“有如痴人说梦”。身为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不但准备扼杀它，并且马上找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其他大员商议，罢免米歇尔是否适宜。

梅西米是个生气勃勃、精力过人而近乎粗野的汉子。他长得脖粗脑圆，一双农民的眼睛虽戴着眼镜而依然炯炯有神，说话声如洪钟，原先也是一名职业军官。1899年他是轻骑兵里的一名三十岁的上尉，为了陆军拒绝重新审判德雷福斯一案，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在那个群情激昂的年代，军官团作为一个整体，坚决主张德雷福斯既已被定罪，再承认他有无罪的可能，就会使陆军的崇高威望和一贯正确的名声毁于一旦。梅西米既不能把他对陆军的一片赤胆忠心凌驾于公正原则之上，便决心改行从政，并且公开宣布，他的目的是要“使陆军和国民消除嫌隙，言归于好”。他扶摇直上，怀着一腔要补偏救弊、除旧布新的热忱进入陆军部。他发觉有一些将军，“别说率领不了他们的部队，就连跟也跟不上”。于是效法西奥多·罗斯福的故伎，下令所有将军都得骑马指挥军事演习。此举招来了各方非议，说这样老将势必被迫引退。梅西米答道，这正是他的目的。他被任命为陆军部长是在1911年6月30日，在此以前的四个月中，这个部长职位已经四易其人。他上任第二天便碰到阿加迪尔港（Agadir）跳出一艘德国“豹”号炮舰的事件，酿成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值此动员令随时都会颁发的关头，梅西米发现即将肩负总司令重任的米歇尔将军竟然是个“踟蹰不前，优柔寡断，不堪胜任那顷刻间就要加委给他的重任之辈”。梅西米认为，这么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乃是“国家的危险”。米歇尔的这份“痴人说梦”的计划，正好提供了一个除掉他的口实。

可是，米歇尔却不肯马上就走，他要先向最高军事委员会提出他的计划。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有着法兰西的第一流将领：加利埃尼（Gallieni），是位在殖民地功勋卓著的将军；波（Pau），是个亲身经历1870年之战的独臂老将；霞飞，是个沉默寡言的工程兵宿将；迪巴伊（Dubail），豪侠的典型，歪戴的陆军平顶帽遮没一只眼睛，不减第二帝国时代的“俊俏”模样。这几位将军，1914年时都统率重兵，效命疆场，其中两位还成为法兰西的元帅。他们谁都没有支持米歇尔的计划。有一位出席会议的陆军部军官说道：“讨论这份计划是毫无意义的。米歇尔将军神志不清。”

且不说这一裁决是否代表全体与会者的看法——米歇尔后来声称，本来是有人跟他看法相同的，迪巴伊将军就是一个——梅西米却是毫不掩饰他的敌意，并且一手左右了整个会议。命运的捉弄安排了性格倔强的是梅西米而不是米歇尔。正确的东西被否决掉，这对那些处于决策地位的人来说是不能原谅的，米歇尔为了他的洞察力付出了十足的代价。他被解除职务以后，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在行将到来的大考验的关键时刻，他又被证实了果真是“踟蹰不前，优柔寡断”。

梅西米狂热地扼杀了米歇尔主张打防御战的“异端邪说”之后，便运用他陆军部长的职权为打赢进攻战尽力装备陆军。但是这一回却轮到他碰壁了，他未能使他最殷切盼望的事情——改革法国军装——得到实现。英国人在布尔战争（Boer War）过后便已采用黄卡其军服，德国人正在打算把普鲁士蓝改成土灰色。但是1912年的法国兵却仍然是1830年的穿戴——蓝色军上装、红军帽、红军裤，1830年的步枪火力只有200步射程，军队都在近距离交战，根本用不着隐蔽。梅西米曾在1912年前往巴尔干前线观战，看到保加利亚人因为他们的军装颜色暗淡而获益匪浅，所以他回国后便决心要使法国兵不再穿戴得那么显眼。他提出一个方案，要把军服改成蓝灰色或青灰色，但立即惹起了一阵来势汹汹的抗议。事关陆军荣誉，他们在换下红军裤这件事上寸步不让，就跟要他们采用重炮一样。陆军的威望看来又一次岌岌可危了。陆军的捍卫者们宣布，给法国兵穿上不光彩的泥巴一样颜色的军装，那就实现了德雷福斯分子和共济会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巴黎回声报》写文章说，取消掉“一切鲜明的色彩，一切使士兵仪容生气勃勃的条件，是违背法国人的审美和军队职能的”。梅西米指出，这两者未必具有同等意义，但是他的反对派表明绝不动摇。一位前任陆军部长艾蒂安（Etienne）先生在议会听证会上便以法兰西的名义说话。

“取消红裤子？”他大声疾呼，“绝对不行。红裤子便是法兰西！”

梅西米后来写道：“那么盲目、那么愚蠢地死抱住一种颜色，又是所有颜色中最显眼的一种，这自当招来惨痛的后果。”

此时，阿加迪尔危机尚未过去，他需要物色一位可以接替米歇尔出任未来总司令的人选。他打算使这一职位具有更大的权力，把它跟总参谋长的职务合并起来，同时还撤销陆军部的参谋长编制，当时任此职务的是迪巴伊将军。这样，米歇尔的继任者将是个大权集于一身的人物。

梅西米首先选中的是戴一副夹鼻眼镜、老成持重、勋业彪炳的老将加利埃尼，可是他辞谢了这一重任，因为他参与罢免了米歇尔，再要由他取而代之，不免有所顾虑。况且，到他六十四岁退休的年龄，也只有两年好干了。此外他还认为，任命一个“殖民地”将军将会招来法国本土陆军的反感——“有个徽章问题”，他拍拍他的军徽说道。接下来第二个人选是波将军，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凡是担任较高级指挥职务的将军都要由他本人遴选提名。由于他的观点反动是人所共知的，这样一来，刚刚平静下来的右派军队和共和主义的国民之间的长期不和就有重被挑起的危险。政府敬佩他的开诚布公，但是碍难接受他的条件。梅西米再向加利埃尼就教，后者推荐了他从前在马达加斯加岛的一个部下，说此人“处事冷静，有条不紊，头脑清晰，准确不误”。因此，这一重任便托付给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将军（GeneralJoseph-Jacques-Césaire Joffre）了，这时他五十九岁，曾经做过工程兵总司令，此时的职务是后方勤务总司令。

身躯魁伟，大腹便便，穿着宽肥的军服；面容丰腴，点缀着已近霜白的浓浓髭须和天生匹配的两道粗眉；肤色白嫩，两眼碧蓝安详，目光诚挚恬静；霞飞的模样活像个圣诞老人，叫人一见便有慈祥朴直之感——这两个品质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觉的。他并非出身于缙绅之家，也不是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而是不那么贵族化，然而却更富有科学精神的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并且也不曾受过更高一级的陆军大学的训练。他的身份是工程兵军官，军界中的这一行不过是搞搞防御工事和修筑铁路之类毫无浪漫色彩的事情，他所从属的兵种不是产生将帅之才的地方。他的父亲是法国比利牛斯山区（Pyrénées）的一个薄有资财的酒桶制造商，共有子女十一人，以他居长。他以往的军事生涯的特色便是他在每一岗位上都是不声不响地恪尽职守，干练有为；他在中国台湾和印度支那当连长，在苏丹和廷巴克图（Timbuktu）当少校，在陆军部的铁道处当参谋，在炮兵学校当教官，1900年到1905年间在加利埃尼的部下担任马达加斯加岛上的构筑防御工事的军官，1905年当师长，1908年当军长，以及在1910年以来当后方勤务总司令和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时，都是如此。

在他的交往中，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教权主义分子、君权主义分子，或者别的令人不能放心的人物；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他不在国内；他有一个优秀的共和派分子的好名声，就跟他的精心修剪的指甲一样，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他为人稳重沉着，丝毫不动感情。他的性格的突出之处是习惯成自然的木讷少言，换在他人身上，这样的性格不免会显得妄自菲薄，然而它却像是霞飞庞大安详的躯体上散发出来的灵气一样，令人一见便会信心倍增。他还得再过五年才到退休年龄。

霞飞自知有一条短处：他未受过参谋业务这门深奥学问的训练。7月里的一个大热天，圣多米尼克街的陆军部里，各处房门洞开，官员们瞥见门外波将军拉住霞飞军服上的一粒纽子。“听我的话，亲爱的朋友，”他说，“我们会把德卡斯泰尔诺给你。他对参谋工作无所不知，万事不用你操心。”

德卡斯泰尔诺是从圣西尔军校到陆军大学的正途出身，他跟达达尼昂[3]一样，也是加斯科涅（Gascony）人，据说那一带地方是火热心肠又兼冰冷头脑的智勇双全的人物辈出之处。他的家族与一位侯爵有瓜葛，他自己则跟耶稣会教士相往来，并且笃信天主教教义，身体力行，以至于在战争期间为他赢来了穿马靴的托钵僧的雅号，这一切都使他受累不浅。他在总参谋部里却是一个老手。霞飞倒本想选任福煦的，但是他知道梅西米对福煦抱有原因不明的偏见。因此他便一本故习，倾听了波将军的进言而不吭一声，并当即采纳了。

霞飞提出要德卡斯泰尔诺出任他的副手。“哎呀！”梅西米抱怨说，“你会掀起左翼各党的一场风暴，还要给你自己结下一批政敌。”总统同意了，总理也同意了。总理对此是“面有难色”的，不过还是同意了，两起任命便同时通过。一位袍泽，为了个人目的而钩心斗角，向霞飞提出警告，说德卡斯泰尔诺会撵他下台。“把我撵走！德卡斯泰尔诺绝不会。”霞飞如此作答，心中毫不介意，“我要用他六个月；然后派他去当军长。”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认为德卡斯泰尔诺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因而战争爆发后他就任他为集团军司令，而不是一个军长。

霞飞有着无比的自信心，第二年的一件事情表明了这一点，他的副官亚历山大少校问他，据他看来战争的爆发是否近在咫尺。

“我认为这毫无疑问，”霞飞回答说，“我一向是这样看的。战争是要来的。我要指挥作战，我要取得胜利。不论干什么，我都克竟其成，就像我在苏丹那样。这一次也会如此。”

“要是那样，你就会有一支元帅杖了。”副官说，同时，对此前景有些肃然起敬。

“对！”霞飞承认前景确是如此，措辞简洁，语气沉着。

总参谋部托庇于这位巍然屹立、不怕风吹浪打的人物，从1911年以后便全力修订《野战条例》，用新条例的精神重新训练部队，并制订新的作战计划，以取代现已陈旧过时的第十六号计划。参谋人员奉为导师的福煦已离开陆军大学，晋级升迁，在野战部队任职，现在坐镇南锡（Nancy）。如他所说，南锡，这段1870年的国境线，“宛如划在我国胸膛上的一道刀疤”。他统率第二十军守卫着这一带国界，不久，他就使该军名声大著。不过，他也给总参谋部留下一批“门徒”——法国陆军是如此称呼派系的，这批人便构成了霞飞的左右亲信；他还留下一份战略方案，这份方案也成了第十七号计划的轮廓。计划于1913年4月制订完成，未经讨论，也未经征求意见，最高军事委员会便于5月份把它和新的《野战条例》一并通过。接下来的八个月便是用来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改编陆军，用来准备与动员、运输、补给，以及部署集结地区与时间表有关的全部指示和命令。到1914年2月，这计划便已安排就绪，可以按不同情况分别下达给组成法国全部陆军的五个集团军的司令，每个集团军的司令拿到的只是和他本人有关的部分。

计划的主旨，如福煦所说，在于“我们必须通过美因茨（Mainz）到达柏林”，也就是说，必须经由南锡东北130英里的美因茨渡过莱茵河。这一目标只不过是个设想。第十七号计划跟施利芬计划不同，它没有一个见之于文字的总目标，也没有一个作战时间表。它不是一个作战计划，而是一个兵力部署计划，指示每一个集团军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哪几条进攻路线，但是并没有提出确定的目标。因为它实质上是一个对德国的进攻作出反应，实行迅速回击的计划。德国的进攻路线法国人是无法事先确知的，所以它不得不如霞飞所说的那样，是个“后发制人，相机行事”的应变计划。它的意图是坚定不移的：进攻。除此以外，一切安排都是机动灵活的。

有一份简单的、只有五句话的总指示，列为机密文件，这是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各位将军所仅能共同见到的，并且是不得相互议论的文件。事实上，指示本身也没有多少可供议论之处。它跟《野战条例》一样，开头是一句铿锵有力、鼓舞人心的话：“在任何情况下，总司令都要求我全军将士奋勇前进，齐心协力，对德军发动攻击。”总指示的其余部分，仅说明法国的行动由两方面的重大攻势组成，即由对梅斯至蒂永维尔一线德军筑垒地区的左侧和右侧的攻势组成。右翼，即梅斯以南地带的攻势，要直接向东进击，越过旧日的洛林边界，同时在阿尔萨斯发动辅攻，以便使法军右翼立足莱茵河畔。梅斯左面的攻势，也就是其北面的攻势，或向北进攻，或在敌人侵犯中立国领土的情况下，向东北方进攻，穿越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山区，但这一行动“只能由总司令发出命令”方可实施。其总的意图，虽然未见载明，但显然是要向莱茵河挺进，同时把进犯的德军右翼从后方予以切断，使之孤立。

为此目的，第十七号计划把法国的五个集团军部署在从阿尔萨斯旧省的贝尔福直到伊尔松（Hirson）一带的国境线上，法比边界的三分之一是在这道防线内。其余三分之二，从伊尔松到海边一段，则不予设防。米歇尔将军原来的计划是要在这一地带捍卫法兰西。这份计划，霞飞是在接米歇尔任之后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发现的。它把法军的重心集结在整个防线的外左翼，而霞飞在这里却没有布下一兵一卒。这纯粹是一份防御计划，它根本不想夺取主动，霞飞细心研究之后，认定这份计划“愚不可及”。

法国总参谋部虽然收到所属第二处——又称军事情报处——搜集的许多情况，表明德国人要用强大的兵力实行右翼包抄，但是该部仍然深信，否定如此用兵的论据要比证实如此用兵的证据有力得多。他们对于德军行将横扫佛兰德的情报未予置信，虽然早在1904年就有过一个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将施利芬计划的初期样本泄露给他们。说起这番经过，还很有点戏剧味道。此人和一个法国情报军官先后在布鲁塞尔、巴黎和尼斯秘密会面三次，他出现的时候头部完全用绷带包扎起来，只露出一撮灰色的髭须和一双犀利的眼睛。他索取了一笔相当大的代价才交出的这份文件表明，德国人计划取道列日、那慕尔和沙勒鲁瓦（Charleroi）一线穿过比利时的国土，经由瓦兹河流域的吉斯（Guise）、努瓦永（Noyon）和贡比涅（Compiegne）一线侵入法国。这条路线果真便是1914年作战时的入侵路线，文件完全真实可靠。当时的法国总参谋长庞德扎克（Pendezac）将军认为这份情报“完全符合主张必须采取大规模包抄战的德国战略的当前趋势”，但是他的许多袍泽都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动员足够的兵力来策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疑心这份情报是一个疑兵之计，为的是把法军从他们要真正进攻的地区调开。种种无法确定的因素使法国的计划工作受到阻碍，其中最大的一个便是比利时。法国人的头脑是讲究逻辑的，在他们看来，如果德国人侵犯比利时，向安特卫普发动进攻，那就显然要把英国卷进来反对他们。德国人有可能会自找麻烦吗？或者，他们宁愿让比利时不受侵犯，而重新采用老毛奇的计划，在动作迟缓的俄国人完成他们的动员之前首先进攻俄国，这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呢？

对于德国战略，有着若干种假设，为了要使第十七号计划与其中一种假设相吻合，霞飞和德卡斯泰尔诺都认为，最为接近真实的一种假设便是敌军向洛林高原大举进犯。他们预计敌人会侵犯比利时的默兹河以东一角。他们估计敌人在无须动员后备役兵员的情况下可以投入西线的兵力为26个军。以这一点兵力而要把战线延伸到默兹河的彼岸去，德卡斯泰尔诺断定是“不可能的”。“我也是同样看法”，霞飞表示赞同。

大名鼎鼎的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却另有见解。他领导了反对三年兵役法的斗争，他在演讲中和在他的《新军队》（L’Armée nouvelle）一书中都坚信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动员每一个公民参加的投入大批部队的战争，他坚信德国人正在准备的便是这样一场战争。他还认为，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岁的后备役人员在体力上正处于顶峰状态，他们比起没有家庭负担的年纪小些的人更肯打仗，他还说法兰西若不把全体后备役人员送上前线，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在赞同第十七号计划的那帮人之外，仍然有一些军事评论家为防御战略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格鲁阿尔（Grouard）上校在他1913年出版的《可能的战争》（La Guerre éventuelle）一书中写道：“我们首先要集中注意的是德国发动借道比利时的攻势。我方的战役发动之后，必然的后果将会如何？就我们的预见所及而言，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我们在开始时即取攻势则我们必败无疑。”但是如果法国做好准备，对德军的右翼迅予回击，“我方当可稳操胜券”。

第二处在1913年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充分证实了德方将使用后备役兵员充当作战部队，这就使法国总参谋部对于这一重大因素不能再予忽视。毛奇为1913年的德国大演习写的一篇述评落入了法国人手中，这份文件表明后备役兵员将被如此使用。比利时驻柏林武官梅洛特（Melotte）少校注意到德国人在1913年异乎寻常地征召了大量后备役兵员，并据此断言他们将为每个现役军征编一个后备军，少校为此写了报告。但是制定第十七号计划的那些人还是不肯听信。虽有证据表明他们仍以采取守势为宜，但是，他们对此一概置之不顾，因为他们的全副心思和全部希望，如同他们的训练和战略一样，都是定在打进攻战上。他们深信，德国人动用后备部队只是为了守卫交通线和“战场中处于守势的几条战线”，以及充当守军和占领军。他们断然决定不防守法比边界，他们坚决认为，如果德国人把他们的右翼延伸到佛兰德，他们中路的兵力就会异常单薄，用德卡斯泰尔诺的话说，法国人就可以“把他们拦腰切断”。德军如果在右翼投入大量兵力，法国对德军的中路和左翼就会具有优势兵力，并会因此得益。德卡斯泰尔诺的名言，“对我方更有利！”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当勒巴将军离开圣多米尼克街时，他对陪同他前去的里尔市的议会代表说：“我的袖子上是两颗星，而他有三颗。我怎能和他辩呢？”

注释

[1] 布朗热（Georges Ernest Boulanger，1837—1891），法国政治冒险家。1856年参加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1886—1887年任陆军部长。曾周旋于激进派、保皇党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之间，提出修改宪法、解散议会和对德复仇等煽惑性纲领，旨在争取实力，发动政变，推翻共和，建立波拿巴式的军事独裁。一度取得大量民众的支持，造成共和制度的严重危机。1889年，阴谋被揭穿后，逃亡比利时，后自杀。他所鼓吹的沙文主义运动，通称布朗热主义。——译注

[2] 法皇拿破仑三世之后。——译注

[3] 达达尼昂（Charles de Baatz，seigneur d'Artagnan，约1611—1673），路易十四的火枪手队的军官，因大仲马所写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以他为主角而出名。——译注

Official sources for Plan 17 and its predecessors are AF, Tome I, Vol. I, Chaps. 1 and 2 and Joffre, 45–112. Text of the general directive and of the deployment orders to the several armies is No. 8 in Annexes to AF, I, I. The leading critics of the Plan are Engerand, General Grouard, and General Percin; the last, being blamed for the evacuation of Lille in August 1914, had a personal ax to grind.

勒巴将军与德卡斯泰尔诺的会面：Briey, session of May 23, evidence of M. Vendame, deputy of Lille, who accompanied Lebas; session of July 4, evidence of General Lebas.

发动有效攻势的标准兵员密度：Col. Grandmaison had worked it out at 6 to 8 km. per army corps. Engerand, 431.

“我们宣告，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千秋万代都要保留作为法兰西民族一分子的权利”：Alexandre Zevaes, Histoire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1926, 41.

甘必大：“你们不要放在嘴边，而要铭记心间。”：Huddleston, 36.

雨果：“法兰西将万众一心”：Zevaes, op. cit., 41.

秘密巡逻队遥望科尔马尔：Monteil, 38.

“四十三年中任命过四十二任陆军部长”：qtd. Craig, in Earle's Modern Strategy, 276.

“啊，多勇敢的人们！”：Pierre de la Gorce, Histoire du Second Empire, VII, 343.

福煦的进攻战略：the quotations and episode of Clemenceau and Foch are from “Du Picq and Foch” by Stefan T. Possony and Etienne Manteux, Chap. 9 in Earle's Modern Strategy.

格朗迈松的讲演：Lanrezac, 138, n. 1; Messimy, 72; John Bowditch, “The Concept of Elan Vital,” in Earle's Modern France, 39–43.

法利埃：“唯有进攻才与法国将士的气质相称”：Joffre, 30.

1913年颁布的新《野战条例》：Drafted by a committee of which General Pau was chairman and which included Hély d'Oissel, later Chief of Staff of the Fifth Army, and Berthelot, later deputy chief of staff under Joffre at GQG. Published as a decree signed by Poincaré on October 28, 1913. Text in Engerand, 445–7.

威廉一世对欧仁妮皇后的回应：Engerand, 592.

米歇尔将军在1911年提出的计划：AF, I, I, 13–14; text of his report is in Annexes to this volume, No. 3, 7–11. Discussion of use of reserves in the front line from Proceedings of the Supreme War Council, July 19, 1911, is Annexe No. 4, 12–17.

“后备役不顶用！”：Spears, 218.

“有家室的男子不上前线”被认为是德皇上谕：Joffre, 61.

“有如痴人说梦”：Percin, 206.

“使陆军和国民消除嫌隙，言归于好”：Messimy, 15. “Incapable of leading their troops”: ibid., 93. “Hesitant, indecisive”: ibid., 75.

米歇尔的计划和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回应：Briey, May 13, 23, and 30, evidence of Michel, Percin, and Messimy; Messimy, Souvenirs, 76–8; AF, I, I, 13–14.

第二帝国时代的“俊俏”模样：In 1870 the Turco regiments under the command of General Charles Bourbaki inspired a marching song with these words:

Le chic exquis

Dont les cœurs sont conquis

Ils le doivent à qui?

A Charles Bourbaki.

　qtd. De Gaulle, 162.

“米歇尔将军神志不清”：Briey, May 13, evidence of General Michel.

对更换鲜艳军装的反对言论：qtd. Messimy, 118–20.

“有个徽章问题”：Percin, 208.

“处事冷静，有条不紊”：Messimy, 77.

“听我的话，亲爱的朋友”：Briey, May 23, evidence of Percin.

霞飞本想选任福煦：Joffre, 12.

“你会掀起左翼各党的一场风暴”：Messimy, 78.

“把我撵走！”：Briey, May 23, evidence of Percin.

霞飞与副官亚历山大少校的对话：Demazes, 65.

“宛如划在我国胸膛上的一道刀疤”：Foch, Memoirs, lxii.

“我们必须通过美因茨到达柏林”：qtd. Grouard, 5, n. 2.

“后发制人，相机行事”：Joffre, 69.

“愚不可及”：Joffre, 17.

1904年施利芬计划的泄露：Paléologue, Un Prélude, 486–88.

庞德扎克将军：ibid., 514.

“完全不可能”：Joffre, 63.

霞飞和德卡斯泰尔诺对德军进军路线的猜测：Giraud, 25–29.

德卡斯泰尔诺断定是“不可能的”，霞飞表示赞同：Joffre, 64.

法军总参谋部知晓德方将使用后备役兵员充当作战部队：“It was known that the German plan of mobilization predicated that ‘troops of the reserve will be used as active troops,' ” AF, I, I, 39. The critique by Moltke is from Isaac, Reserves, 335, who also states that a French analysis made in May 1914 of the German mobilization plan for that year showed the role of reserves as identical with that of the active units. This is confirmed by Joffre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145–7. Major Melotte's report is from Galet, 22. Joffre (61) is the authority for the belief that the Germans would use reserves only as second-line troops.

“我的袖子上是两颗星”：Briey, May 23, evidence of Vendame.

第3章　“只需英国大兵一人……”

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军事计划是1905年诞生的，那一年俄国在遥远的战场上败于日本人之手，它在军事上的积弱无能已公诸天下，欧洲因之失去平衡。所有各国政府都在同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不论哪一国政府，如果有心要趁此时机开启战端，法国势必要在一无盟国的情况下单独作战。德国政府立即抓住这一时机检验一番。1905年俄国兵败盛京（今沈阳）之后只过了三个星期，德皇即于3月31日御驾亲临丹吉尔（Tangier），举世为之轰动，此行不啻是给法国下了一纸战书。在法国人看来，这等于说德国在窥测时机，以便“旧事重演”，而且它是会找到时机的，即使现在尚非其时，为时当也不远。“我跟大家一样，是那天上午9时来到巴黎的。”夏尔·贝玑（Charles Péguy）如此写道。他是诗人、编辑、神秘论者和反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者和反天主教会的天主教徒，他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法兰西的心声。“我跟大家一样，在11时30分知道了就在那两小时中间，我个人的一生，我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就他自己的生平而言，贝玑的这些话确是言之不虚。1914年8月，他以四十又一之年志愿从军，并于9月7日在马恩河战役阵亡。

英国也同样对丹吉尔的挑战作出反应。它的军事体制当时正由伊舍勋爵主持的委员会进行全面刷新。这个委员会除他本人外，还有那位生性暴躁的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他已经接二连三地大发雷霆，对海军进行整顿；此外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爵士，因对帝国战略见解新颖而著名。“伊舍三巨头”建立了一个帝国国防委员会，其职责是主管有关军事政策，伊舍担任常务委员，克拉克任秘书，并给陆军新设了一个总参谋部。正当德皇提心吊胆地骑着一匹白色悍马在丹吉尔的大街上走过的时候，英国总参谋部正在地图上研究一场假想性的模拟战争，它设想德军借道比利时在马恩河以西和以北进行大幅度的翼侧行动。这一图上战术作业，向作战处长格里尔森（Grierson）将军和他的副手罗伯逊（Robertson）将军表明，如果英军不能“迅速到达战场并具有充分实力”的话，就难有堵截德国人的机会。

那时候，英国人所考虑的是独自在比利时作战。保守党首相贝尔福当即吩咐给他提交一份报告，说明德国一旦入侵比利时，英方至少要多少时间才能动员起四个师的兵力并在比利时登陆。但就在此次摩洛哥危机声中，格里尔森和罗伯逊这两位将军还在大陆上沿法比边界观察地形之时，贝尔福的政府便告倒台了。

各方面人士神经都极度紧张，担心德国会利用俄国正经历着一场大难的时机，而在当年夏天挑起战端。这时英法两国还未订出一份共同作战计划。英国的局面因为大选而动荡不定，各部大臣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奔走竞选，法国人只得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他们驻伦敦的武官于盖（Huguet）少校接触了一位积极主动而求成心切的中间人雷平顿（Repington）上校。上校是《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他经伊舍和克拉克首肯之后，便开始谈判。雷平顿上校在递给法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问道：“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条原则：除非在德国首先侵犯了比利时领土而迫不得已时，法国将不会侵犯比利时领土？”

“当然是这样。”法国人答复说。

“法国方面是否知道，”上校问道，“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动都要自动地招致我方参战以捍卫我们的条约义务？”上校此问，既意在警告，又是为了预先表明态度。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一届英国政府自行承担责任要对某一事件“自动地”采取行动，但是这位上校却置一切约束于不顾，任性驰骋，远远越出了雷池。

“法国一向是这样看的，”对方深感愕然地答复说，“但是从未得到一个正式的保证。”

上校在作了一些诱导性的提问之后，便证实法国并不认为英国在比利时独力作战是上策，他还相信统一指挥——法国负陆上指挥之责，英国负海上指挥之责——乃属“绝对必要”。

与此同时，自由党人当选执政。他们历来反对战争，反对在国外冒险，他们也有信心可以用他们的一片善心去维护和平。新政府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上任一月便遭丧偶之痛。新任陆军大臣是个律师，名叫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此人狂热崇拜德国哲学，防务委员会里的一些军人问他打算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时，他答称：“一支黑格尔式的军队”。“交谈就此中止”，他在记录中这样写道。

法国人小心谨慎地与格雷接触。格雷表示凡是他的前任已经向法国作出的保证，他都无意“收回”。他就职后的第一个星期就碰上一次重大危机，于是问霍尔丹是否有过什么安排，要求英国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跟法国人并肩作战。霍尔丹查阅了档案，没有找到这样的文件。但是通过他的这番查询，发现要把四个师送到大陆得要两个月时间。

格雷提出，两国总参谋部之间现在是否可以举行会谈，作为“军事上未雨绸缪之计”，而同时又无须使英国承担责任。霍尔丹请示了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首相虽然是个自由党人，但就本人爱好而言，对于法国的事物却是无不衷心喜爱，他有时还会搭乘渡轮往返海峡作一日之游，为的是在加来（Calais）吃一顿午饭。他同意两国总参谋部举行会谈，但是对以“联合准备工作”作为会谈重点则不免有所顾虑。他觉得那样一来就“非常接近于一项需要尊重的谅解”——而事实也确是如此——使协约国之间不即不离的美好现状有遭受破坏之虞。为了避免造成这种不愉快的后果，霍尔丹作了布置，由格里尔森将军和于盖少校会同签署一封信，言明双方的会谈不代表英国作出任何承诺。他安排妥帖这么一个格局之后便授权开始会谈。他和格雷以及首相本人，都未将此事告知内阁其他大臣，而让它作为一桩“部内事务”交由军方掌握其今后的发展。

从此总参谋部就接管了这项工作。英国军官参观了那一年夏天的法国军事演习，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一位骑兵将军，曾在布尔战争中一鸣惊人。格里尔森和罗伯逊在于盖少校陪同下，重访了法比边界。他们征求了法国总参谋部的意见，选定了几处登陆基地，并在沿沙勒鲁瓦到那慕尔一带的正面以及进入阿登山区的地方选定了几处中间整备区域，因为他们估计德军会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

然而，“伊舍三巨头”根本不赞同把英国陆军只作为法军的一支偏师使用，所以，在摩洛哥危机的紧张局面趋于缓和之后，1905年开始的联合计划的制订工作也就没有进展。格里尔森将军的职务已由他人接替。以伊舍勋爵为代表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见，主张在比利时采取独立行动，不受法军总部的节制，认为掌握安特卫普及其附近一带海岸乃是英国的直接利益所在。而约翰·费希尔爵士则强烈主张英国必须以海军作战为主。他信不过法国的军事能力，算准了德国人将在陆战中打败他们，所以认为把英国陆军送过海峡去一同吃败仗是无谓之举。他所赞成的唯一的陆上行动是在德国的背后来一次大胆的强攻，他还选定了一个精确的地点——东普鲁士沿波罗的海海岸的一段“沙土坚实的十英里长滩”。这地方离柏林不过90英里，是从海路抵达德国首都的最近地点，由海军送去登陆的英军部队可以夺取这块地方并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使百万德军无暇他顾”。此外，陆军的作战必须“绝对限于……对沿海一带的突然袭击，收复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并驻守安特卫普”。费希尔认为，陆军在法国作战的计划是“自取灭亡的愚蠢行动”，陆军部的不知战争为何物是出奇的，陆军应当作为“海军的配属部队”来支配。1910年初，费希尔于六十九岁时被授予爵位，同时被解除了海军部的职务，但是他对国家的作用却远未告终。

1905—1906年的紧急状态过去后，和法国的联合军事计划在此后数年间进展甚微。但在这段间歇期中，有两位人士缔结了跨越海峡的友谊，这一友谊后来成了缔造友谊之桥的第一条铁索。

当时的英国参谋学院院长是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准将，他是个身材瘦长、热情奔放的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他的一副尊容，据他自己认为，堪与马面媲美。他敏捷而缺乏耐心，所以经常处于思潮澎湃、谈吐幽默、热情奔放、想象丰富的状态中，特别是精力尤其旺盛。他早年在陆军部供职时，惯常在早餐前去海德公园跑步锻炼身体，随身带去晨报，只要减速到慢步的时候，便边走边看。把他带大的几个保姆都是法国人，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于德语，则不那么感兴趣。1909年1月，施利芬在《德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对他的继任者毛奇给他的计划所作的某些改动表示异议。他为包抄法国和英国陆军所准备的“庞大的坎尼之战”，在文章中虽未露细节，但基本轮廓已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文章的作者是谁也不言而喻。参谋学院的一名学员将这篇文章送给院长过目，威尔逊在归还的时候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

1909年12月，威尔逊将军心血来潮，要去拜访他的法国同仁——法国陆军大学校长福煦将军。他旁听了四节讲授课和一节讨论课，福煦将军优礼相待，请他吃了茶点。主人虽然因为每有贵宾来访就得中断工作而感到不胜其烦，不过还是认为对这位英国同行应该待之以礼。威尔逊将军对此间所见所闻兴致勃勃，坐下来一谈便是三小时。当福煦终于能够把客人送到门口，以为这下子总算可以最后道别的时候，谁知威尔逊意兴仍浓，当下宣布他第二天还要再来叙谈，并要再看看这里的课程。福煦不能不由衷地钦佩英国客人的这种勇气，并为他的关切感到高兴。两人再度晤谈时便肝胆相见了。不出一月，威尔逊又重临巴黎再次聚首商谈。福煦还接受了他的邀请，来春去伦敦访问，威尔逊也同意夏天再来，观摩法国的参谋野战实习。

福煦来到伦敦，威尔逊介绍他与霍尔丹和陆军部的其他人员相见。威尔逊一头撞进一位袍泽的房间，张口就说：“我请来了一位法国将军，就在外面，是福煦将军。你听着，大战到来的时候，这家伙就会是盟国联军的司令。”此时此地的威尔逊，不仅已经接受了统一指挥的原则，并且定下了司令的人选，不过他的预言要见诸事实还得再经过四年苦战，经过战局濒临败北的危境之后。

由于1909年以后的频繁往还，两位院校首长结成莫逆之交，威尔逊甚至成了福煦将军家庭的座上客，还被邀请参加他爱女的婚礼。福煦跟他的朋友“亨利”一碰面就是几小时，据一位目击者说，所谈的都是“耸人听闻”的闲话。他们经常换戴军帽，一高一矮，并肩散步，有时热烈争论，有时谐谑谈笑。在威尔逊印象之中，最为深刻难忘的是陆军大学的学习方式，既紧张活跃，又大胆果敢。教官不断地要求当学员的军官“快，快！”或者“干，干！”。这种紧张快速的方法一经英国参谋学院采用，便立即被命名为威尔逊氏的“‘干’的行动”（allez operation）。

威尔逊在1910年1月第二次访法期间，曾向福煦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得的回答只是一句话，但它充分表达了法国人对于跟英国结盟的看法。

“英国至少要派出多少兵力才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威尔逊问道。

福煦的答复好像是利剑射出的一道寒光——“只需英国大兵一人——不过我们一定要看到他战死沙场”。

威尔逊也一心要使英国作出承诺。他深信对德战争迫在眉睫，不可避免，他也竭力把自己心头的迫切之感灌注给他的袍泽和学员，而他自己，对于这件大事则是全神贯注。1910年8月，他的机会来了。他被任命为作战处处长，格里尔森将军先前就是以这个身份同法国方面开始两国总参谋部的会谈的。于盖少校立即前来拜见新任处长，当他叹息英法军事合作这一重大问题自1906年以来毫无进展时，威尔逊回答说：“重大问题！而且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再也没有别的问题比得上它了。”

联合计划的工作当即有了起色。除了法兰西和比利时，威尔逊什么都不想去看，哪里都不想去。1909年首次访法期间，他就曾坐火车、骑自行车，走访了从瓦朗谢讷到贝尔福之间的法比边界和法德边界。他那时就觉察到，福煦“对于德国通过比利时进军的重视跟我的看法一模一样，从凡尔登到那慕尔之间是重要的一线”，换句话说，也就是默兹河以东的一线。此后四年间，他每年都要去三四次，每次都要骑自行车或驾驶汽车遍游1870年的战场旧地，以及预计会成为未来战场的洛林和阿登山区。每次来访，他都要和福煦会商，在福煦调离以后，便和霞飞、德卡斯泰尔诺、迪巴伊，以及法国总参谋部的其他人员会商。

陆军部的威尔逊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的大幅比利时地图，图上每一条他认为德军有可能通过的道路都用浓墨涂得黑黑的。威尔逊到陆军部履新之后就觉察到，经过素有“将军中的叔本华”之称的霍尔丹的一番整顿，正规陆军在新体制下业已进行了周详严密的训练、准备和组织工作，一旦有事，立即可以成为一支远征劲旅，并且已经做好一切安排，动员令下之日，即可达到战时定员。但是有关横渡海峡的运输问题、宿营问题、给养问题、到达法国后的集结地区问题，以及和法国军队共同建立防线问题的计划，却还一个都没有。

威尔逊觉得总参谋部在这些问题上显得颟顸因循，他也因此陷于周期性发作的愤懑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令人很不满意……没有铁路方面的安排……没有马匹供应方面的安排……情况糟不可言！……没有安排通往港口的火车，没有安排港口工作人员，没有安排海军……压根儿未作医疗救护方面的安排……马匹的困难尚未解决……万事未备，真是糟不可言！……这样毫无准备真是丢脸……马匹问题处于叫人丢脸的状态！”然而，到了1911年3月，他便在这样毫无安排——以及毫无马匹——的情况下拿出了一份动员时间表，规定好“全部六个步兵师在动员的第四天上船，骑兵在第七天上船，炮兵在第九天上船”。

时间表来得正是时候。1911年7月1日，德国“豹”号炮舰驶抵阿加迪尔。全欧洲各国的首相府或总理署，窃窃私议的都是一个词：“战争”。威尔逊急忙赶往巴黎，也就在这个月里，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撤掉了米歇尔将军的职务，从此将防御战略抛到九霄云外。威尔逊和迪巴伊将军共同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写明英国一旦出兵介入，出动的兵力将为六个正规师和一个骑兵师。威尔逊和迪巴伊于7月20日签署的文件，明确规定从动员第四天至第十二天，总数为15万人和6.7万匹马的兵力将在勒阿弗尔（Havre）、布洛涅（Boulogne）以及溯河而上在鲁昂（Rouen）登陆，改乘火车开赴莫伯日地区的指定地点集结，而在第十三日即可投入战斗。

迪巴伊——威尔逊协议，就其实效而言，已将英国陆军在战争到来和英国参战之时配属于法国陆军，那时英国军队部署的地区将是法军防线的延伸地区，担负警戒法军翼侧的任务，防范敌方的包抄。这就等于说——于盖少校也是如此欣然记载的——法国人已经说服威尔逊和英国总参谋部不要去另搞一个“次要战场”，而应在“主要战场，也就是在法国战场”上共同作战。事实上，对于这个决定，英国海军所要负的责任并不比法国人小，因为它对能否在多佛尔——加来（Dover-Calais）一线以北的港口登陆不肯担保，因此排除了在距离比利时更近的或在比利时境内的港口登陆的可能性。

威尔逊返抵伦敦时，据他在日记里所写，面临的突出问题乃是德国是否会向“法国和我国”开战。所以，当格雷和霍尔丹两人在午餐桌上征询他的意见时，他便提出了一个加强语气的三点计划：“第一，我们必须和法国联合；第二，我们必须和法国人在同一天动员；第三，我们必须把六个师全部派去。”

这两位文官对局势的理解使他“深感失望”，不过他立即得到一个天赐良机，给政府上了一堂有关战争真情实况的讲解课。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他自1908年起接替坎贝尔―班纳曼担任首相）于8月23日召开了一次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密特别会议，确定战争爆发时的英国战略问题。会议开了一整天，上午由威尔逊将军阐述陆军的意见，下午则由费希尔的后任、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Arthur Wilson）爵士提出海军的意见。出席会议的除阿斯奎斯、格雷和霍尔丹外，还有三位内阁成员：财政大臣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海军大臣麦克纳（Mckenna），还有一位是内政大臣。这位大臣年纪不大，才三十七岁，却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他在危机期间便已越俎代庖，曾就海军和军事战略问题接连不断地向首相提出许多意见。他的陈言全是真知灼见，对未来的战争进程所作预断准确无误，令人惊服，对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毫不含糊。这位内政大臣便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威尔逊在这批被他称为“无知的人们”面前，在他的一位袍泽和日后的首长，“对所谈问题一窍不通”的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帮助下，将他那幅比利时大地图在墙上钉好，然后作了两小时的讲解。他对德国将如何利用俄国的动员迟缓而将它的主力派去对付法国人，而在兵力上取得对法军的优势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这一讲驱散了许多幻想。他正确地陈述了德国将实行右翼包抄的进攻计划，但是由于他深受法国理论的熏陶，把德军直下默兹河以西的兵力估计为不会超过四个师。他声言，如果在战争爆发时将英军六个师全部派到法军战线左翼，则顶住德军的攻势便大有希望。

等到下午由海军上将发言时，那几位听得出神的文官们不禁大吃一惊。他们发现海军的计划和陆军的计划竟无共同之处。他所建议的远征军登陆地点不在法国，而在普鲁士北方海边的一段“沙土坚实的十英里长滩”上，在那里登陆的英军将会把“比它自身大几十倍的德军调离其正面作战的前线”。他的论据受到两位陆军将军的猛烈攻击。费希尔勋爵未在场，这就给阿斯奎斯以勇气来拒绝它，陆军成了这次交锋的胜利者。从此以后，费希尔的厌恶之情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咆哮发作一次。“英国海军，所向无敌……乃是牵制德军不使其攻进巴黎的唯一依靠。”他在数月后给友人的信中说，“咱们的士兵对于战争有着莫名其妙的想法，真是荒诞不经，不过，幸好他们都是无权之辈。我们将要夺取的是安特卫普，而不是在孚日山脉边境上去做傻事。”在夺取安特卫普的想法中，有着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性，直至1914年战争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分钟，甚至在那以后，这种逻辑性还在不断地给英国的军事计划拖后腿。

1911年的8月会议，跟数周前清除米歇尔将军的那次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一样，既对英国的战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副产品。发布命令，对制定海军政策的人选进行调整，报国心切的内政大臣欣然奉调担任海军大臣，到1914年，他将被证明是担负这一重任的不可缺少的人才。

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引起的反响，激怒了那些被关在门外的内阁大臣和党内主张恪守和平的那一派。亨利·威尔逊听说他本人已被看作这次会上的大坏蛋，听说人家“都要我的脑袋”。以此为开端的内阁分裂行将在关键性的最后时日里演变成为异常危急的局面。政府始终保持着一种言不由衷的态度，声言有关军事问题的“谈话”，用霍尔丹的话来说，“不过是我们与法国亲密友谊的一种自然而非正式的结果”。说是自然的结果，也许是对的；说是非正式的，却不见得。伊舍勋爵对首相说过的话并非空谈，他说两国总参谋部共同作出的计划“不论内阁欢喜与否，显然已使我们承担了参战责任”。

阿斯奎斯是怎样答复的，或者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他的内心深处究竟有何看法，现在都无记录可查，何况内心深处的事情，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是难以探索的。

下一年，1912年，英国跟法国缔结了一项海军协定，这是一个负有重大使命的代表团——但不是前往法国而是前往柏林——所取得的结果。为了尽力劝阻德国人不要通过新的海军法案去扩充舰队，霍尔丹衔命前去和德皇、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Hollweg）、蒂尔皮茨海军上将以及其他领导人会谈。这是英德双方谋求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达成谅解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但这次努力同样失败了。德国人对于要他们的舰队继续屈居英国之后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要求英国答应在德法一旦开战时保持中立。英国人拒不答应这一要求。霍尔丹此行归来，便已深信德国野心勃勃，觊觎欧洲霸主地位，迟早非要抵抗不可：“我对德国总参谋部作了一番研究，我认为，一旦德国的主战派掌权，这场大战就不仅仅是要打倒法国和俄国而已，而且是要主宰世界。”这一结论既然出自霍尔丹之口，对于自由党的思想和计划的影响也就非同小可。它的第一个结果是和法国订立海军协定，规定在出现战争威胁时由英国人保护海峡和法国海岸的安全，防范敌舰攻击，使法国舰队得以不受牵制而专注于地中海方面。法国舰队所作的安排是出于协定的规定，否则它绝不会如此安排的，因而这一协定也就给英国定下了一个明确的义务。

协定的内容没有让内阁全体知道，尽管如此，不安之感却已不胫而走，普遍认为事情搞过了头。反战派不以“不承担责任”的说法为满足，坚决要求把它见之于书面。爱德华·格雷爵士采取了给法国大使康邦先生去一封信的形式以满足它的要求。此信由内阁起草并予通过，算得上是一篇故弄玄虚的杰作。信中说：两国的军事谈判容许双方可以在今后任何时间自行决定“是否用武力相互支援”；海军协定“并非以约定战时进行合作为基础”；在遇到战争威胁时，双方将对两国总参谋部的计划“给予考虑”，“然后作出决定，应该赋予该计划以怎样的效力”。

这份古怪的文件使大家都感满意：法国人满意，因为整个英国内阁政府现在算是正式承认联合计划的存在了；反战派满意，因为文件上说了，英国并未“做出承诺”；格雷感到满意，那是因为他的一番苦心推敲出来的一套说法，既保全了计划，又使反对者无话可说。他说，如果当初听从了某些方面对他的敦劝，用明白宣布跟法国结盟来代替这套说法，那就会使“内阁解散”。

阿加迪尔事件之后，每年夏天要闹一场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日趋紧迫，两国总参谋部的协同工作也更形紧张。亨利·威尔逊爵士的出国旅行愈益频繁。他已经看出，新任法国总参谋长霞飞将军是一位“品质超群、器宇轩昂、冷静沉着的军人，有着坚强的性格和坚定的意志”，而德卡斯泰尔诺则是“非常聪明，富有才智”。他继续对比利时边界进行实地观察，骑了车子往返于那一带的大小道路，经常来到梅斯附近的马斯拉图尔（Mars-la-Tour），凭吊他具有特别爱好的1870年的战场。他每次看见那座纪念当年鏖战的“法兰西”雕像，心头便是一阵痛楚。据他自己的记载，有一次去看望雕像的时候，“我把随身带着的一小张地图摊在她的脚下，地图上标明了英国军队在她土地上的集结地区”。

1912年，他对德国新建的铁路作了一番研究，所有这些线路都汇集到亚琛（Aachen）和比利时的边界。那一年2月，英法联合计划的进展程度已经可以使霞飞告诉最高军事委员会，他有把握指望英国人派来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外加两个骑兵旅，总数达14500人。这位法国将军把这支英国部队称为“W”部队，以示对威尔逊的崇敬。该部队将在布洛涅、勒阿弗尔和鲁昂登陆，在伊尔松―莫伯日地区集结，动员第十五天即可投入战斗。后来，威尔逊又和霞飞、德卡斯泰尔诺以及俄国的尼古拉大公一起观看了1912年的法军秋季演习，然后前往俄国，同俄国总参谋部会谈。1913年，他每隔一月总要去巴黎同法国总参谋部首脑人士会商，并参加防守边界的福煦的第二十军的演习。

正当威尔逊在步步加紧和日益完善他跟法国人的安排时，英国的新任帝国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却是时至1912年还在想重弹在比利时独立作战的旧调。只是事经驻布鲁塞尔的英国武官谨慎小心地作了几次探询，方才不了了之。他们发现，比利时人态度坚如铁石，恪守中立地位。英国武官问起，在德国侵犯在先的前提下，是否可以作出联合安排，让英军在比登陆。他得到的回答是，英国还是必须等到向它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时方可安排登陆。英国公使本人也作了探询，而告诉他的结果是，如果英国部队在德国入侵之前或未经比利时提出正式要求即行登陆，比利时人便要开火。

比利时的守身如玉，证实了英国人所不厌其烦向法国人反复申说的一点——一切都取决于德国人首先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伊舍勋爵在1911年就已郑重告诫于盖少校：“不论你们有怎样的口实，都绝对不要让法国的将军们首先越过比利时的边界！”如果法国首先越过边界，英国就绝不和它站在一边；如果德国人首先越过边界，那就要挑起英国去与他们为敌。法国驻伦敦大使康邦先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这一条件；他发回了许多函电，一个中心主题便是唯有德国侵犯了比利时，法国才有把握得到英国的支持。

到了1914年春天，法英两国总参谋部的联合计划大功告成，每一个营最后的宿营地，甚至每一个营要上哪儿去喝咖啡都已计划停当。需要调拨的法国火车车厢的数目，口译人员的指派，密码的准备，军马饲料的征集，这些事项或者已经安排妥当，或者可望于7月底前完成。威尔逊和他的参谋人员不断和法国人互通消息一事，是必须严格保密的。一切有关两国总参谋部称之为“W计划”的工作，即关于远征军行动计划的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接触这一机密的仅限于六名军官，甚至连打字、归档以及一般文书工作都由他们承担。就在军事人员预先部署战线时，英国的政治领袖们却还在用“不做承诺”的毯子蒙住自己的脑袋，坚决采取眼不见为净的态度。

贝玑：“我跟大家一样”：from his Cahiers de la quinzaine, October 22, 1905, reprinted in his Notre Patrie, Paris, 1915, 117–18.

英国总参谋部1905年的模拟战争：Robertson, Private to Field Marshal, 140; Soldiers and Statesmen, I, 24.

于盖—雷平顿备忘录：Repington, 6–10.

“一支黑格尔式的军队”：Haldane, 198.

格雷、霍尔丹与1906年危机：Grey, I, 72–88; Haldane, 203–04; Before the War, 186; BD, III, 212.

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去加来吃午饭：Maurois, 129.

“一项需要尊重的谅解”：Grey, I, 85.

霍尔丹批准会谈：Grey, I, 76.

“部内事务”：Campbell-Bannerman's phrase, qtd. Repington, 10.

格里尔森和罗伯逊的方案：Tyler, John E.,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Continent, 1904–14, London, 1938, 46.

伊舍勋爵主张在比利时采取独立行动：Esher, Journals, I, 375–6.

费希尔爵士，在东普鲁士海岸登陆：Letters, III, 47; opinions of army strategy: Bacon, II, 182–3.

威尔逊去海德公园跑步：Wilson, 51; spoke French: ibid., 2.

“很有意思”：qtd. AQ, July 1929, 287.

威尔逊拜访福煦：Wilson, 78.

“我请来了一位法国将军”：ibid., 79–80.

“耸人听闻”的闲话：Aston, Foch, 129.

威尔逊式的“‘干’的行动”：Wilson, 79.

“只需英国大兵一人”：ibid., 78.

“重大问题！”：Huguet, 21.

福煦“跟我的看法一模一样”：Liddell Hart, Foch, 51: in a letter to the British military attaché, Colonel Fairholme, Foch stated his belief that the principal front would be Epinal to Namur, BD, VI, No. 460.

威尔逊在日记中的评论：Wilson, 97–8.

威尔逊和迪巴伊的备忘录：AF, I, I, 17–18; BD, VII, No. 640.

“次要战场”，“主要战场”：Huguet, 8.

威尔逊与格雷、霍尔丹的会谈：Wilson, 99.

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密会议：Wilson, 99–102; Churchill, 55–9; Haldane, 226.

“英国海军，所向无敌”：letter of April 28, 1912, Letters, II, 456.

“都要我的脑袋”：Wilson, 106.

“自然而非正式的结果”：Haldane, Before the War, 183.

“显然已使我们承担了参战责任”：Esher, Journals, III, 61.

霍尔丹代表团访问柏林：254–262, 292; Before the War, 72–86.

和法国订立海军协定：Churchill, 115–16.

格雷爵士给康邦的信：Grey, I, 97–8.

“内阁解散”：Wilson, 113.

威尔逊对霞飞和德卡斯泰尔诺的评价：ibid., 105; Wilson laid a piece of map: ibid.

霞飞指望英国人派来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Joffre, 50. Haldane put the total number at 160,000: Before the War, 189.

英国军方与比利时的会谈：BD, III, No. 217ff; Bridges (then military attaché in Brussels), 62–63.

伊舍勋爵告诫于盖少校：Huguet, 18; Joffre, 54. Cambon's condition: Dupont, 25.

“W计划”秘密进行：Wilson, 149.

第4章　俄国压路机

俄国巨人像具有魔力似的迷惑着欧洲。在军事计划的棋盘上面，俄国以其地大人多而被视为庞然大物。尽管它在对日一战中丢脸出丑，但是只要想起俄国“压路机”，法国和英国就感到心宽胆壮；而德国人因害怕在他们背后的斯拉夫人而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虽然俄国陆军积弊甚多，声名狼藉；虽然把拿破仑赶出莫斯科的是俄国的严冬而不是俄国的陆军；虽然在克里米亚之战中，俄国陆军曾在自家土地上吃了法、英两国的败仗；虽然土耳其在1877年的普列文防御战（Siege of Plevna）中已经挫败俄军，只是后来因为众寡悬殊而告失利；虽然日本已在满洲打败了俄军；但是俄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仍然流传一时。哥萨克骑兵冲锋，杀声震天，凶悍残忍，在欧洲已深入人心，所以报刊的艺术家们在1914年8月能够置身俄国战线千里之外而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工细笔刻画出这样的画面。人们对俄国军队已形成一个概念，那就是哥萨克加上不虞耗尽的数以百万计的身强力壮、驯服听命、视死如归的庄稼汉（mujiks）。俄国陆军为数之大，令人咋舌：平时兵力为142.3万人；一经动员征召，便可再增加311.5万人；此外还有一支200万人的地方军和可以征召入伍的后备力量；因此可供使用的兵员总额达650万人。

在人们的脑海中，俄国军队是个庞然大物，开始时不免臃肿迟钝，但是一旦充分动员起来投入行动，它一浪接一浪永无穷尽的人海波涛，不论伤亡多大，都会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滚滚向前。自从对日作战以来，军队里便开始进行整顿，肃清其颟顸无能、营私舞弊的现象，并且据信业已取得成效。法国政界，“对俄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惊人的资源、潜力和财富，具有非同寻常的印象”。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14年4月前往巴黎和俄国人谈判海军协定时，便注意到这一点并抱有同感。他对普恩加莱（Poincaré）总统说：“俄国的资源非常富足，就是我们不去支援俄国，时间一长，德国人也要山穷水尽的。”

在法国人看来，第十七号计划能否胜利，向莱茵河进军能否所向披靡，将是他们民族存亡所系的大事，也是欧洲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为了保证他们能突破德军中路，他们的既定目标是要俄国人牵制住一部分同他们对垒的德军。问题在于要使俄国人在德、法两国各自在西线发动攻势的同时，在德军后方发动攻势，也就是说，尽可能在接近动员第十五天行动。法国人跟别人一样深知要俄国在十五天之内完成动员和集结部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要求它于动员第十五天以手头已有的力量开始作战。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叫德国人从一开头就得两面作战，以削弱他们所面临的德军优势兵力。

1911年，当时身任陆军部参谋长的迪巴伊将军奉派前往俄国，去给俄国的总参谋部灌输必须夺取主动的作战思想。在一场欧洲大战中，一半的俄国军队得集中用于对付奥地利，而用于对德作战的部队，在动员第十五天也只有半数可以准备就绪，尽管如此，圣彼得堡在精神上却是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俄国人正因他们的军队蒙垢而急于重振军威，同时对计划的全部细节又抱着一种船到桥头自会直的态度，所以便同意跟法国人同时发动攻势，这自然是大胆有余而细心不足。迪巴伊得到了俄国人的承诺，一俟俄国的前线部队进入阵地，不等全军集结完毕，就在动员第十六天发动进攻，越过东普鲁士的边界。“我们应该对准德国的心脏打击，”沙皇在双方签字的协议上声言，“我们两国的共同目标必须是柏林。”

要求俄国尽早发动攻势的协议经过两国总参谋部之间一年一度的会谈而愈形牢固加强，这种总参谋部之间的会谈正是法俄同盟的一个特色。1912年，俄国总参谋长日林斯基（Jilinsky）来到巴黎；1913年，霞飞将军前往俄国。到这时，俄国人已经完全受制于冲动的魔力。自从兵败满洲以来，他们确也需要一雪出师败绩的耻辱，因军力孱弱而自惭形秽的心情当然也需要谋求振作之道。格朗迈松上校的演讲集译成了俄文，备受欢迎。俄国总参谋部因为领受了光华熠熠的“殊死进攻”的理论而神采飞扬，所以其诺言也就一再加码。1912年，日林斯基将军承诺将用于德国前线的80万人在动员第十五天全部送达，而不顾俄国的铁路与此项任务显然不相适应。1913年，他又把进攻的日子提前两天，不顾俄国兵工厂的炮弹生产能力不到估计需求量的三分之二，而步枪子弹生产能力还不到一半。

盟国并不因俄国军事上的弱点而牵肠挂肚，虽然英国派到日本军中的军事观察员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早在满洲时就曾对这些弱点写过不留情面的报告。这些弱点表现为：情报工作很差，部队不知隐蔽，不知保密，也不讲求行动的敏捷，缺少斗志和主动性，缺少良好的将才。每周为《泰晤士报》撰文评论日俄战局的雷平顿上校，由于他在评论中所形成的看法，把他的专栏文章汇编成书献给了日本天皇。尽管如此，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却仍然认为，它们需要关心的只是促使俄罗斯巨人行动起来，而无须考虑他如何发挥作用。但这谈何容易。在动员期间平均每一个俄国兵的输送里程是700英里，为德国兵的4倍，而当时俄国每平方公里的铁路只及德国的十分之一。作为防范入侵的国防措施，俄国的铁路轨距有心造得比德国为宽，法国人提供巨额贷款资助增建的铁路又未告成，所以要俄国人达到同样的动员速度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俄国人答应派往德国前线的80万人在动员第十五天只有半数能进入阵地向东普鲁士猛扑过去，不论其军事组织如何之糟，预计都会对战局造成极大的影响。

派出大军在敌国境内打一场现代战争，乃是一种充满危险而又万分复杂的行动，需要作一番呕心沥血的精心组织，在铁路轨距宽窄互异的不利条件下，尤其如此。但在俄国陆军的特点中，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并不显著。

由于耆龄老将过多，军官团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他们最锻炼脑力的工作是斗纸牌。不顾体力条件而让他们忝居现役军职，为的是要保全他们在宫廷里的恩宠和权势。军官的任命和擢升，主要依仗有社会地位或是有钱的靠山。他们当中固然不乏英勇干练的军人，但是那个制度却不利于把最优秀的人才推上最高层。他们对于户外运动的“怠惰和不感兴趣”使得一位英国武官为之愕然。他访问过阿富汗边境附近的一处俄国边防军的驻地，使他大惑不解的是那里居然连“一个网球场也没有”。经过日俄战争以后的大清洗，大批将校不是呈请辞职便是被迫离职，清洗的目的是为了拂除凝聚在上层的陈年积垢。一年之间，因为不称职而退役的将官达341人，这个数目接近法国陆军的将官总额，而作同样处理的上校也有400人。尽管在俸金和晋升方面有所改进，但1913年军官缺员仍达3000名之多。日俄战争以后，虽然在清除陆军中的积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无奈俄国的政体还是那个政体。

“这是个愚不可及的政体，”其最精明能干的捍卫者，1903年至1906年间出任首相的维特（Witte）伯爵便是这样称呼它的，“它是集怯懦、盲目、狡诈、愚蠢于一体的大杂烩。”这个政体的统治者是个高高在上的君主，他在施政用人上只存一个念头，即把他的父皇传给他的专制皇权妥加维护，勿使缺损。此人一无才智，精力也不充沛，又未受过负此重任的训练，他依靠的是一批朝贵幸臣，他心血来潮，执拗成性，还有那轻率浮躁的专制君主的奇思异想。他的父皇亚历山大三世别出心裁地故意让这个儿子在三十岁以前得不到一点亲政治民的教育，不幸的是老皇未能算准他自身的阳寿，死的那年尼古拉才二十六岁。新沙皇如今四十六岁了，这段时间里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手，他给人的那种冷静沉着的印象，究其实不过是麻木不仁的表现——头脑过于浅薄，思维毫无深度。报告俄国舰队在对马（Tsushima）海峡全军覆没的急电送到他的手中，他看过后便往口袋里一塞，继续打他的网球。1913年11月，首相科科夫佐夫（Kokovtsov）访问柏林归来，前来觐见报告德国的备战情况，尼古拉跟往常一样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直视我的两眼”。首相报告完毕，相对无语好久，“他才如梦方醒，神情严肃地说了句，‘愿神的旨意能完成！’”。科科夫佐夫终于晓得，其实他是听得不耐烦了。

这个政体赖以支撑的底部乃是一支遍布国内的秘密警察，京城的各部局，外省的大小衙门，他们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弄得连维特伯爵也不得不把他自己写回忆录所需的笔记和记录逐年寄存在法国一家银行的保管库里，以策万全。还有一位首相斯托雷平（Stolypin）在1911年遇刺身死，后来查出，凶犯竟是秘密警察，他们故意下此毒手，制造事端，好嫁祸于革命派。

在沙皇与秘密警察之间，充当这个政权的支柱的是一大批文官（Tchinovniki），他们是一个出身于贵族世家的官僚与官员的阶级，实际上行使政府职权的便是这批人。他们无须向宪政机构负责，只有沙皇的独断独行可以撤换他们，宫廷里钩心斗角成风，皇后又猜忌多疑，沙皇听从谗言，也就动辄罢官削职。大局如此，英彦俊硕都难以久安于位，有一个托词“体弱多病”而辞官不就的人引起了他的同僚喟然兴叹，“在这年头，人人都体弱多病”。

民怨接近沸点，终尼古拉二世一朝的俄罗斯，国无宁日：灾祸频仍，屠戮不绝，出师屡败，民不聊生而相继举义，终致酿成1905年的革命。维特伯爵当时曾向沙皇进谏，若不俯顺民心，畀予宪法，就须厉行军事专政，以恢复秩序。沙皇迫不得已而忍气吞声，采纳了前者，这纯粹是因为担任圣彼得堡军区司令的先皇的堂兄弟尼古拉大公拒不承担军事专政的责任的缘故。大公这一次坐失机宜，从此便永远得不到那些极端保守的皇权主义分子的宽宥，同样得不到那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具有德国血统和倾心德国的王公大人，那些黑色百人团——“右翼无政府主义分子”——以及作为专制政权顽固堡垒中坚的其他反动集团的宽宥。他们觉得，曾经一度结成三皇同盟的三个帝制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比起西欧的民主国家来，德国更其是俄国的当然盟国。许多德国人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德皇本人有时也是这样想的。俄国的反动派别把国内的自由派看成他们的头号敌人，他们宁要德皇而不要杜马，这种态度跟日后的法国右派如出一辙，他们宁要希特勒而不要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只是由于战前二十年间德国自身咄咄逼人的气焰愈演愈烈，这才促使沙皇俄国一反初衷去跟共和政体的法兰西结盟。到了最后关头，德国的威胁甚至还把它跟英国结成一伙，但就是这个英国，使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可望而不可即已达一个世纪之久。当今沙皇的一位皇叔——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Vladimir Alexandrovich）大公曾于1898年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活到能听见英国临终时的咽气声。我每天向上帝热切祷告祈求的就是这个！”

弗拉基米尔一流人物主宰了这个完全保留着尼禄[1]遗风的宫廷，朝廷命妇都从一个无知的拉斯普京[2]主持的午后降神会（séances）的刺激中恣意作乐。但是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杜马中的民主派和自由派；自有其虚无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自有其皈依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王子；自有其“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关于这个阶层，沙皇曾经说过，“我最讨厌这个词！我但愿下一道诏令，让科学院把这个词从俄语词典里删掉”；俄罗斯也自有其一批列文[3]，为自己的灵魂，为社会主义，并且也为俄罗斯的土地，内心备受煎熬，此恨绵绵无尽期；自有其一批绝望的万尼亚舅舅[4]；自有其独特气质，促使一位英国外交官得出结论，认为“在俄罗斯，人人都有点儿疯疯癫癫”的，就是这气质，一种叫做“斯拉夫魅力”（le charme slav）的气质，半是无所用心，半是无所事事，一种19世纪末的颓废气氛（fin de siècle），这种气氛有如一片薄雾笼罩着涅瓦河畔的那座城市，世人只知它是圣彼得堡，而不知它是“樱桃园”[5]。

就备战的情况而言，只消举出一个人来便可以代表这个政权的全貌了，此人乃是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将军。他是一个年逾六旬的矮胖子，诡计多端，游手好闲，寻欢作乐，他的同僚、外交大臣萨佐诺夫（Sazonov）对他有个评语：“要他干工作固然很不容易，可是要他说句老实话那就简直难如上青天。”1877年对土耳其的一仗中，苏霍姆利诺夫是一员骁勇的年轻骑兵军官，荣获圣乔治十字勋章，所以他深信不疑，那次战役中学到的军事知识都是永恒真理。他曾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出席一次参谋学院教官的集会，会上居然有人对诸如火力要素对马刀、长矛、刺刀冲锋的不利影响之类的“新花样”有兴趣，他对此斥责了一通。他毫不在意地说道，他听不得“现代战争”这个词儿。“过去的战争是这样，现在的战争也还是这样……这种种玩意儿都不过是邪门歪道的新花样。拿我本人来说，二十五年来我就没有看过一本军事手册。”1913年，他把参谋学院的五名教官撤职，为的是他们都坚持宣扬什么“射击的组织与实施”的异端邪说。

苏霍姆利诺夫的智慧，因其轻浮佻而显得狡黠机灵，也就失去了他的混沌纯朴的本色。他身材不高，细皮白肉，生就一张猫儿脸，蓄着一把整齐雪白的胡须，全身媚态十足，近乎奸诈，他既要存心巴结沙皇那样的人物，这些人也就无不入其彀中。在旁人眼中，例如在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Paléologue）眼中，他的形象“使人一见便会产生不可信任的感觉”。内阁大臣的任免，全凭沙皇的一时兴致，苏霍姆利诺夫之所以能得宠而不衰，靠的是一套谄媚迎合和曲意承欢的功夫，说点儿凑趣讨好的故事，来几下滑稽逗趣的动作，小心不去议论正经大事或不快意的话题，再加上小心侍候那位当时的“御友”拉斯普京。因此缘故，事实表明，什么营私舞弊和尸位素餐的罪名，什么闹得满城风雨的离婚丑闻，甚至连轰动一时的间谍丑闻，也都对他的地位毫无影响，他仍好官我自为之。

1906年，苏霍姆利诺夫迷上了一个外省省长的二十三岁夫人。他千方百计栽赃诬陷，策划离婚，甩掉那个丈夫，娶了这个绝色尤物做他的第四任夫人。他生来是个懒坯，从此以后便越来越把公事推给下属去办，用那位法国大使的话来说，“把他自己的全部精力专门用来跟一位比他年轻三十二岁的夫人尽享鱼水之欢”。苏霍姆利诺夫夫人喜欢向巴黎定购时装，出入豪华的酒楼饭馆，举行盛大的筵宴舞会。为了满足她挥霍浪费之需，苏霍姆利诺夫及早施展了虚报开支之术而财运亨通。他按每天24俄里骑马视察的费用向公家报销旅费，实际上他的出巡都是乘坐火车。他的贪污所得，数字已属不小，加上他对股票市场的行情又能得到幕后消息而增辟了一个财源，六年之间他在银行里存入了702737卢布，而他这六年的俸金一共是270000卢布。他的生财之道还包括他的左右亲信给他的孝敬，只要他签发几张军事通行证，送几张参观演习的请柬，或者其他形式的材料，那些人便会借给他款予以报答他的盛情。其中有一个奥地利人，名叫阿尔特席勒（Altschiller），苏霍姆利诺夫夫人离婚所需的证据便是此人供给的，他以挚友的身份出入陆军大臣的府邸和办公室，在这两处地方，文件都是四下乱摊的。1914年1月，此人离境之后，真相暴露，他原来是奥地利派来俄国的间谍头子。还有一个更为声名狼藉的米亚索耶捷夫（Myasoedev）上校，盛传他是苏霍姆利诺夫夫人的情夫，此人不过是边境上一个铁路警务处长，居然拥有五枚德国勋章，并蒙德皇邀往离边界不远的罗明滕森林（Rominten）皇帝行猎别馆赴宴。毫不足奇，米亚索耶捷夫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他在1912年被捕受审，但是由于苏霍姆利诺夫亲自干预而宣布无罪并得官复原职，直至战争开始后一年。1915年，由于他的庇护人终于因俄国的屡战屡败而被罢官，他又再次被捕定罪，以间谍罪被处绞刑。

苏霍姆利诺夫在1914年以后的运道颇不平常。他先前之所以能够与米亚索耶捷夫上校同时幸免被起诉判刑，纯系沙皇和皇后的庇护；最后，到了1917年8月，沙皇业已逊位，临时政府沦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他也堕入法网。在当时千疮百孔、一片混乱的局面下，他的案子名义上虽是叛国罪，而审讯的内容却大都是旧政权的种种罪恶。检察官概述案由，把这种种罪恶归纳成为一条：俄国老百姓被迫作战，既无枪炮又无弹药，对政府完全丧失信心，这种绝望心情散布蔓延，无异瘟疫，“后果极为严重”。经过一个月轰动一时的听证，他贪赃舞弊、荒淫纵欲的具体情节都真相大白，苏霍姆利诺夫的叛国罪是洗刷掉了，但是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无可逭。他被判处终身苦役，只过了几个月就被布尔什维克党人释放，随即前往柏林定居，直至1926年病故。1924年他在柏林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并题字献给德国的废帝。他在序言里声称，俄国和德国这两大君主政体由于在战争中互为仇敌而同归于尽，只有两国言归于好才能使两国的君主复位亲政。这个见解使那个流亡在外的霍亨索伦皇室的废帝感触至深，他便写了一个题献，把他自己的回忆录回敬给苏霍姆利诺夫，显然是由于受到劝阻，这个题献在公开出版的本子上并未刊用。

从1908年到1914年担任俄国陆军大臣的便是这么一个人物。他代表了反动派别的意见，并得到反动派别的拥护，对德备战工作该是陆军部的主要任务，但在他主持下并不是那么一心一意搞的。日俄战争的奇耻大辱之后开始的陆军改革运动，已经取得进展，他却立即把它草草收场。总参谋部本来已被授予独立建制，以开展现代军事科学研究，可是1908年以后又重新隶属于陆军大臣的管辖，而且只有大臣一人能觐见沙皇。总参谋部被削去了自主的权力，从此便得不到一个能有作为的领导人，甚至也没有一个第二流角色能有始有终地领导下去。1914年以前的六年间，一共换了六个总参谋长，影响所及，作战计划也就休想是系统周密的了。

苏霍姆利诺夫虽说把工作全部推诿给属下去办，却容不得别人有什么主张。死抱住那一套陈腐过时的理论，忘不掉年代久远的战功荣誉，他一口咬定俄国过去的失败，只是由于司令官的错误，而不是由于训练、准备和供应各方面的不足。他顽固不化，坚信刺刀胜过子弹，所以根本不肯花费气力去兴建工厂，增产炮弹、步枪和子弹。没有一个国家在军需品上是准备充分的，这是各国军事批评家们毫无例外地事后得出的结论。如英国的缺少炮弹后来竟成了一桩有损国家声誉的丑闻；法国从重炮直到军靴的不足，在战争开始前就已是丑闻。但是，在俄国，苏霍姆利诺夫甚至连政府专供生产军火的拨款也没有用完。俄国在开战时每门大炮只摊到850发炮弹，对比起来，西方国家每门大炮则有2000到3000发炮弹的储备，而苏霍姆利诺夫本人也曾在1912年同意过一个折中办法，给每门大炮储备1500发炮弹。俄国的一个步兵师有7个野战炮连，德国的步兵师却有14个。整个俄国陆军有60个重炮连，而德国陆军则有381个。战争主要取决于双方火力的较量，而苏霍姆利诺夫对于这类告诫则一概嗤之以鼻。

他厌恶“射击的组织与实施”，但他更为反感的，就是那位比他年轻八岁，又是代表军队中革新倾向的尼古拉大公了。大公身长1米98，体态挺秀，相貌英俊，山羊胡子，穿的一双靴子高及马的下腹，算得上是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对日战争以后，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负责改组陆军。该委员会的宗旨和布尔战争之后的伊舍委员会一样，不过跟它的英国样板有不同之处，它问世不久便落入了官老爷们的手中，沦于死气沉沉的境地。反动派别对这位大公又恨又怕，恨的是他插手了那篇宪政宣言，怕的是他深得人心，所以到1908年便把国防委员会撤销了事。他是一个职业军官，在日俄战争中曾任骑兵总监，全军现职军官，他几乎无不熟识，因为他身为圣彼得堡军区司令，他们奉命履新时都例须向他报到，他便成了军中最受钦佩的人。他之受钦佩，主要倒不是出于他的特殊勋绩，而是由于他的身材、仪表和风度，是这些唤起了士兵的信仰和敬畏，是这些在他的袍泽中赢得了倾心敬慕，但也引起了嫉妒憎恨。

他对待部下，不假辞色，甚至粗暴，不论军官小兵，他都是这样，宫廷圈子外面的人都把他看作皇族宗室里唯一的“男子汉”。从未见过他的农家出身的士兵，都津津乐道关于他的传闻轶事，把他说得神乎其神，成了一个专与“德国帮”和朝廷里的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神圣俄罗斯的捍卫者。这种舆情，此响彼应，但丝毫无补于他在宫廷内的人缘，尤其是在皇后面前，她本来就因为他鄙视拉斯普京而恨透了“那个尼古拉”。“我对他绝不信任，”她写给沙皇的信中说，“我看穿了他根本不是聪明人，他连侍奉上帝的人都要反对，可见他做的事情得不到上天的保佑，他出的主意也好不了。”她还无休无止地数说他搞阴谋诡计，要迫使沙皇逊位，并且凭借他在军队方面的深得人心，由他自己登上皇位。

沙皇对他心怀疑惧，使他在对日作战期间未能成为总司令，因此也成全了他事后没有遭受谴责。今后再有战争，势必非要让他出马不可，战前制订的计划中就已内定由他出任对德作战的前线司令，沙皇本人预期将亲自担任总司令，而由一位总参谋长指挥作战。大公曾经数次前往法国参观演习，并且深受福煦的影响，他也跟福煦一样怀有必胜信念；他还受到盛宴款待，究其原因，除了人所共知的他的仇德情绪之外，同样也是由于他的雍容豪迈的风度，使人一见就有此人是俄国威力的象征之感。法国人都津津乐道大公的随从科茨布（Kotzebue）伯爵的一番议论，这位伯爵说过，他的首长认为，只有把德国彻底粉碎，并把它重新分割为一个个小邦国，让它们各有一个小朝廷去快快活活过日子，才能使全世界有希望在和平中生活。大公的夫人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和嫁给大公的弟弟彼得的她的妹妹米莉姹（Militza），对法国的热忱也是毫不逊色。她们两位同是黑山国王尼基塔（Nikita）的公主，她们对法国的爱慕是和她们天生的对奥地利的仇恨成正比例的。1914年7月下旬，在一次皇室的野餐会上，帕莱奥洛格称之为“黑山的夜莺”的这两位大公夫人，过来与帕莱奥洛格聚在一起，絮叨起这场危机。“战争要打起来了……奥地利要输个精光……你们将收复阿尔萨斯―洛林……我们两国的军队要在柏林会师。”姊妹俩一个给大使看了一只镶宝石的小匣，里面盛的是洛林的泥土，另一个告诉大使她在自己的花园里种上了洛林的大蓟花。

俄国总参谋部未雨绸缪，制订了两份作战计划，待最后视德国如何行动而择定使用。如果德国以主力攻打法国，俄国就要用主力攻打奥地利。在这种情况下，用四个集团军投入奥地利战场，用两个集团军投入德国战场。

对德作战计划规定了以俄国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向东普鲁士发动钳形攻势，第一集团军向北路进军，第二集团军向南路进军，从南面绕过马祖里湖泊地带（Masurian Lakes）的天然障碍。第一集团军的集结地区在维尔纽斯（Vilna），所以又名维尔纽斯军，它有一条直达的铁路线可通，可以首先出发。它将比第二集团军即华沙军先两天向德军前进，“其任务为尽可能把最大量的德军兵力吸引过来”。与此同时，第二集团军将从南面绕过湖泊地带的障碍，插入德军背后，切断其向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的退路。钳形运动的成功取决于时间配合的准确，不使德军与任何一翼单独交锋。务必使敌军“不论何时何地，一经遭遇，就要受到有力的、坚决的打击”。一俟德军被围歼之后，第二步就是向距离维斯瓦河150英里的柏林进军。

德国的作战计划并不打算把东普鲁士拱手让人。在这片国土上，农庄富庶，牧场广阔，荷尔斯泰因种的牛群随处放牧，猪群和鸡群在石头围墙的场院里东奔西突，著名的特拉克嫩（Trakehnen）种马为德国陆军繁育着源源不断的战马。那儿的大庄园都归容克贵族所有，一个容克老爷雇用的一个英国女管家曾经大惊失色地目睹他们骑在马背上胡乱射杀狐狸，而不是正正经经地打猎。再朝东去，接近俄国，那儿便是“水波不兴、林木茂密”之乡，湖泊四布，水边菰蒲丛生，森林遍野，松树白桦相间，一处处沼泽，一道道溪流。这里最知名的胜地便是贴近俄国边界的罗明滕森林，它是霍亨索伦皇室的禁苑，方圆9万英亩。德皇每年都来行猎，他下身穿一条长到膝盖的灯笼裤，头戴一顶有羽饰的帽子，捕猎野猪和鹿，有时也会有一只俄国麋鹿天真烂漫地踱过国界送上门来做皇帝陛下的枪靶子。虽然他的百姓都不是条顿族，而是斯拉夫族，但这个地区自从条顿骑士团于1225年盘踞以来，七百年间除了波兰人的几度统治以外，一直是德国人管辖的。尽管条顿骑士团于1410年在一处名叫坦嫩贝格[6]的村子与波兰人、立陶宛人大战一场吃了败仗，但他们依然在这一带安居乐业，并且演变——也许是衰落——成为容克地主贵族。1701年，霍亨索伦皇室的第一位君主便是在这一区域的首府柯尼斯堡（Königsberg）加冕登上普鲁士王位的。

在东普鲁士，波罗的海的水波拍打着它的岸边，普鲁士的历代君主加冕登基之地的“国王城”便在它的境内，德国人岂肯轻易将它放弃。沿安格拉普河（Angerapp River），一直穿过因斯特堡峡口（Insterburg Gap），都已精心修筑了防御工事；在东部沼泽地区，道路都建成高出地面的堤道，因此可以将敌人约束在高于平地的狭窄堤上。此外，整个东普鲁士铁路网纵横交错，守军便于运动，可以从一条战线迅速转移到另一条战线，迎击敌军的任何一翼。

当初通过施利芬计划的时候，对于东普鲁士还无须如此担心，因为当时估计，俄国势须在远东保持巨大兵力以防日本。德国的外交虽说有过失败的记录，但还是被寄予克服英日条约的障碍，使日本保持中立，叫俄国无法摆脱后顾之忧的希望，因为在德国看来，英日结盟是反常的。

德国总参谋部里的俄国事务专家是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中校，他的工作是研究俄国在对德作战时会采用怎样的作战计划。霍夫曼年方四十开外，身材魁梧粗壮，脑袋又大又圆，普鲁士式短头发，短得快要露出头皮，使他显得像是秃头。他神态随和，但绝非苟且。他戴一副黑边眼镜，两道乌黑的眉毛捻得左右卷翘。对于小巧的双手和裤子上无瑕可击的熨烫折痕，他都同样地细心护持而引以自豪。他虽好逸恶劳，但却善于随机应变；他虽拙于骑术，击剑更其糟糕，外加贪吃爱喝，但却多谋善断。他禀性和顺，遇事都能天从人愿，却敏锐精明，谁都不放在眼里。战前他在团部执行带兵任务期间，常去军官俱乐部通宵饮酒、大吃香肠，直至清晨7时带队出操，收操后回到俱乐部还得再来点香肠之类的小吃，喝上两夸脱无果味的摩泽尔白酒，然后才吃早饭。

1898年霍夫曼从参谋学院毕业后，曾奉派到俄国担任译员六个月，接着在施利芬任内的总参谋部的俄国科干了五年，然后在日俄战争中出任德国的军事观察员。一位日本将军不准他登上一座小山就近观战，这时，军人的礼貌便被德国人的天性冲垮了，而这种天性的流露往往使他们难以和别人亲近。“你这个黄皮家伙；要是不让我上那山头去，你就不是个文明人！”霍夫曼冲着那位将军咆哮，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外国武官，以及至少一名记者。这位将军所属的种族，其妄自尊大比起德国人来毫不逊色，他也大声回敬：“这儿的军事情报是我们日本人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不打算跟别人分享！”出现了这么一个场面，那就什么礼节都谈不上了。

霍夫曼回到毛奇掌管的总参谋部后，重理旧业，研究俄国的作战计划。俄国总参谋部的一个上校曾于1902年以高价卖出了一份本国的作战计划，那是个早先的文本，据霍夫曼所写的并非全都认真可信的回忆录所说，从那以后，价格扶摇直上，不是德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分摊到的微薄的经费所能问津的了。东普鲁士的地形既然如此，俄国攻势的大致模样也就不问可知：它势必沿着马祖里湖泊地带两侧发动钳形攻势。霍夫曼研究了俄国陆军，研究了制约着它动员和运输的各种因素，德国人也就得以判断俄国发动攻势的时间。这样，德国军队在兵力上虽处于劣势，但就此可以在下列两种办法中择其一，以对付一支分成两路向它进逼的优势兵力：它可以后撤，也可以首先攻其一路，两路中哪一路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就先攻哪一路。施利芬定下了一条严格的军令，“投入全部兵力，对首先进入我军射程的一路俄军”予以痛歼。

注释

[1] 尼禄（Nero，37—68），古罗马帝王，该王朝以暴虐、挥霍、放荡出名。——译注

[2] 拉斯普京（Rasputin，1872—1916），活跃于俄皇尼古拉二世宫廷中，曾自诩为“预言家”和“神医”而进入宫廷，并对国家大事起很大影响。拉斯普京于1916年12月为保皇党集团所杀。——译注

[3] 列文（Levin），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所写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人公之一。他是贵族地主，想在宗法制社会基础上改善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结果幻想破灭。——译注

[4] 万尼亚舅舅（Uncle Vanya），系俄国契诃夫所写剧本《万尼亚舅舅》的主人公之一。他没有理想，没有远大的目的，却把理想寄托在别人身上。为了那个人，他忘我地劳动，浪费了自己的青春，结果发觉那个人原来是个庸俗、渺小、毫无远大理想的人。他绝望，想服毒自杀，最后还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安下心来仍旧为偶像劳动，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死后的天堂。——译注

[5] 《樱桃园》（CherryOrchard），契诃夫所写的剧本名。通过没落地主朗涅夫斯卡娅把樱桃园拍卖给商人陆伯兴以及他的女儿安妮亚开始独立生活等情节，展示了俄国1905年革命前夕社会情况和思想意识的变化。作者在剧本中嘲笑没落贵族寄生生活的空虚，并对未来寄予希望。——译注

[6] 坦嫩贝格（Tannenberg），一译坦能堡；现属波兰，名“斯泰巴尔克”（Stebark）。——译注

德国人害怕斯拉夫人：When a German regiment in 1914 learned it was going to the western not the eastern front, there was “general rejoicing. For some indefinable reason the very thought of Russia gave one a shudder.” Bloem, 20. The same thought moved a German army doctor to complain to 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 (49) how wicked it was of England to join the alliance against Germany “and leave us to those devilish Russians.”

俄军人数：these and other figures about men and matériel in this chapter are from Golovin's Army unless otherwise noted.

格雷评论俄国实力：Grey to Sir F. Bertie, May 1, 1914, BD, X, Part 2, No. 541.

俄法参谋部的会谈及俄军的动员：Messimy, 179–81; Kokovtsov, 370–72; Joffre, 55–60; Golovin, Campaign, Chapter III, 45–73.

“我们应该对准德国的心脏打击”：Joffre, 23.

格朗迈松在俄国备受欢迎：Golovin, Campaign, 61.

1912—1913年日林斯基将军的承诺：Agourtine, 25.

伊恩·汉密尔顿的报告：Hamilton, General Sir Ian, A Staff Officer's Scrap Book, London, 1907, II, 381.

“一个网球场也没有”：Knox, xxvii.

“这是个愚不可及的政体”：Witte, 270, 247.

尼古拉二世未受到执政培训：A few days before his 22nd birthday, on April 28, 1890, Nicholas wrote in his diary, “Today I finished definitely and forever my education.” qtd. Radziwill, Nicholas II, 210.

科科夫佐夫向沙皇报告德国的备战情况：Kokovtsov, 456.

斯托雷平被秘密警察刺杀：Wrangel, 208.

“在这年头，人人都体弱多病”：Witte, 319.

“我希望活到能听见英国临终时的咽气声”：Paléologue, Intimate Journal of the Dreyfus Case, New York, 1957, 180.

“我最讨厌这个词！”：Witte, 190.

英国外交官：Sir Arthur Nicolson, British ambassador to Russia, 1906–10. Nicolson, Diplomatist, 180.

“要他干工作固然很不容易”：Sazonov, 286.

“邪门歪道的新花样”：Golovin, Campaign, 31, 34.

苏霍姆利诺夫“使人一见便会产生不可信任的感觉”：Paléologue, 83; Poincaré (III, 163) had the same reaction.

苏霍姆利诺夫的妻子、花销和朋党：Agourtine, 18–22; Vladimir Gurko, 552–3; Knox, 222; Sir Bernard Pares,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1953, 472–77.

苏霍姆利诺夫被定罪：Agourtine, 56–9.

“后果极为严重”：qtd. Agourtine, 59.

德皇给苏霍姆利诺夫的题献：a facsimile of the autograph of the Kaiser is reproduced in Ludwig, 508.

苏霍姆利诺夫应为俄国缺少炮弹承担的责任：Knox, obituary of Sukhomlinov in Slavonic Review, 1926, Vol. 5, 148; also Golovin, Army, 12, 32, 43.

苏霍姆利诺夫厌恶尼古拉大公：Danilov, 150; Golovin, Campaign, 35.

尼古拉大公被看作皇族宗室里唯一的“男子汉”：Introduction to Letters of Tsaritsa, xxi.

“我对他绝不信任”：Letters to Tsar, June 16, 1915, 97.

大公深受福煦的影响：Esher, Tragedy, 19.

科茨布伯爵的一番议论：Danilov, 43.

“黑山的夜莺”：Paléologue, 22–23.

俄国的两份作战计划：Ironside, 31–6.

向柏林进军：according to Danilov, Deputy Chief of Staff (130), this was the fundamental idea and goal of the Russian High Command throughout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war.

容克贵族胡乱射杀狐狸：Ellen M. Pain. My Impressions of East Prussia, London, 1915.

德皇射杀俄国麋鹿：Topham, 254. Her Chapter XIII, “Rominten,” is brilliant reporting of the Imperial habits.

德国希望日本保持中立：Hoffmann, War of Lost Opportunities, 5.

霍夫曼的性格和习惯：K. F. Nowak, Introduction to Hoffmann's War Diaries, I, 10, 18.

“你这个黄皮家伙”：recorded by the American correspondent Frederick Palmer, qtd. De Weerd, 71.

俄国上校出售本国作战计划：Hoffmann, War of Lost Opportunities, 4.

“投入全部兵力”：qtd. Hoffmann, Diaries, II, 241.

第二部分　爆发

“巴尔干地区的蠢事儿”，会点燃下次的战火，俾斯麦早已言之在先。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的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刺杀，正符合了他所预言的条件。奥匈帝国出于老迈帝国的轻率好斗，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吞并塞尔维亚，就跟它在1909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样。但1909年的俄国，经过对日战争元气已经大伤，面对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加上德皇身穿“闪闪发光的甲胄”——如他自己所说——支持他的盟邦奥地利，也就只好忍气吞声地默许了。为了一雪前耻，为了保持其作为斯拉夫大国的体面，俄国现在打算自己穿上闪闪发光的甲胄了。7月5日，德国向奥地利保证，如果奥地利因对塞尔维亚采取惩罚行动而使它卷入跟俄国冲突的话，它可以指望得到德国的“忠实支持”。这是一个释放了事态发展的洪流的信号。奥地利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7月26日拒绝了塞尔维亚的复文（尽管当时紧张不安的德皇也承认这篇复文“把发动战争的每一条理由都消除”），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29日炮轰了贝尔格莱德。那一天，俄国在它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一线实行动员，7月30日，奥、俄两国都颁布了总动员令。7月31日，德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它十二小时内撤销动员并“向我们明白宣布业已照办”。

边界上战云压境。各国政府惊恐不已，挣扎着力求避免战争。但一切都是枉然。国境线上的情报人员把每一支骑兵巡逻小队都当作抢在动员令前布防的队伍进行上报。各国总参谋部都为它们无情的时间表所驱使，拍着桌子要求及早发出开拔的命令，生怕对手取得一小时的先机。各国首脑面对承担国家命运的责任，都试图退缩规避，但是军事行动的时间表还是把他们推向前去。

注释

“巴尔干地区的蠢事儿”：recalled by Albert Ballin, who quoted it to Churchill (207) in July 1914 when Ballin was sent to London by the Kaiser to persuade the British to stay neutral.

德皇身穿“闪闪发光的甲胄”所做的演说：in the Vienna Town Hall, September 21, 1910, qtd. Stanley Shaw, William of Germany, New York, Macmillan, 1913, 329.

德国的“忠实支持”：Bethmann-Hollweg to von Tschirschky (German ambassador in Vienna), Kautsky, No. 15; Kaiser to Emperor Franz Joseph, Kautsky, No. 26.

“把发动战争的每一条理由都消除”：Kaiser's marginal note on copy of Austria's ultimatum to Serbia, Kautsky, No. 271.

“向我们明白宣布业已照办”：Bethmann-Hollweg to Pourtales, Kautsky, No. 490.

第5章　8月1日：柏林

8月1日星期六正午，德国给俄国的最后通牒限期截止，俄国没有答复。不出一小时，一份电报发给了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令他于当天下午5时宣战。5时整，德皇颁发了总动员令，但一些先遣部队在前一天根据“面临战争危险”公告已提前动员。5时30分，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整个心思沉浸在这份文件上，在矮小的外交大臣雅戈（Jagow）陪同下，急急忙忙地走下外交部的台阶，招呼了一辆普通出租汽车，向皇宫疾驶而去。不多久，忧郁怏悒的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口袋里带着德皇签署的动员令，在返回总参谋部途中，座车突然被拦住，乘着另一辆车子带着皇宫紧急命令的信使赶上了他。他又回到皇宫，聆听德皇作最后一分钟铤而走险的建议。这个建议弄得毛奇潸然泪下，这个建议也几乎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

尽管参谋部保证在俄国完成全面动员之前，尚有六周时间的回旋余地，可是德皇不可避免地要冒可能丢失东普鲁士的风险的时刻现已到来。他曾向一位奥地利军官承认：“我憎恨斯拉夫人，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罪恶，我们不应憎恨任何人。但我免不了还是要恨他们。”不管怎样，圣彼得堡的罢工、骚动，暴徒捣毁窗户以及“警察和革命党人之间的激烈巷战”等等令人想起1905年情景的消息，都使他感到慰藉。他那驻俄七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莱斯（Pourtalès）伯爵断定，并一再向政府保证：俄国畏惧革命，不会打仗。武官埃格林上尉也一再重复要到1916年才会备战就绪之说的信条，及至俄国已经开始动员，他还报称俄国计划的“不是采取顽强攻势，而是像1812年[1]那样逐步退却”。在德国外交官爱犯错误的问题上，这些判断开创了纪录。这些判断鼓舞了德皇，所以时至7月31日，根据使节们提供的迹象，他还写了一份“指导”参谋部的手谕，犹得意洋洋地嘲笑笼罩着俄国宫廷和军队的情绪，有如“患病的雄猫”。

8月1日，柏林街头人群扰攘，皇宫前哄聚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焦虑不安，情绪紧张，心境沉重。柏林多数工人承认，社会主义在他们思想上，还比不上他们对那些斯拉夫游牧民族的出于本能的恐惧和仇恨那样深刻。前一天晚上德皇在阳台上宣布进入“面临战争危险”状态的演说中已晓谕他们“我们已被迫拿起武器”，不过他们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俄国答复。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过去了。人群中一位新闻记者感到气氛紧张，“谣传四起。人们奔走相告，说俄国已要求延长时间。证券交易所则惊恐万状，人心惶惶。整个下午是在差不多令人无法忍受的忧虑焦急中度过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表的一项声明结尾说：“如果铁骰子滚动了，愿上帝保佑我们。”5时整，一名警察出现在皇宫门口，向人群宣读了动员令，人们便开始恭敬地唱起了国歌：“让我们大家感谢上帝吧！”站满着军官的车辆沿着椴树下街飞驰而去，他们挥舞着手帕，高呼着“动员起来！”。人们顿时从马克思变成了马尔斯[2]，他们欢欣若狂，并且一哄而散，冲向那些有俄国间谍嫌疑的人去泄愤去了。之后的几天中，有数名嫌疑分子痛遭拳打脚踢，死于非命。

动员的电钮一经按动，征召、装备和运送200万人员的庞大机器便整个自动地运转起来了。后备役军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领取制服、装备和武器，先编成连，再编成营，然后加上骑兵、自行车兵、炮兵、医疗队、炊事车、修理车以及邮车，按预定的铁路时刻表，被送到邻近国境的集结地点。在那里，他们再编成师，再由师编成军，由军而集团军，待命出征。单是调运一个军——德军共有40个军——军官就需要火车车厢170节，步兵965节，骑兵2960节，炮兵和给养车1915节，总共需要6010节，分别组成140列列车，同时还需要同等数量的列车运送军需品。从命令下达那一时刻起，一切都在按预定时间表规定的时间运行，时间表订得非常精细，甚至对于多少对火车轮子将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桥梁，都作了具体规定。

副总参谋长瓦德西（Waldersee）将军对他这宏伟不凡的组织系统满怀信心，很有把握，甚至在危机开始时也没有返回柏林，只是写了一封信给雅戈说：“我将留此准备猛攻，我们的总参谋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现时我们在那里将无所事事。”这是从老毛奇或“大”毛奇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1870年动员那天，老毛奇还躺在沙发上阅读《奥德利夫人的秘密》（LadyAudley’s Secret）呢。

但老毛奇的这种令人景仰的镇定自若，今天并不见之于皇宫。两面作战已不再是幽灵般使人忧惧，而已成为现实。面对这种情况，德皇也同样接近陷入他认为俄国人已接近陷入的那种“病猫”情绪。他比起地道的普鲁士人，更见识广博也更胆怯。他从不曾真心想打大仗，他要的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声望，尤其是要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多的权威，而且只想用恐吓别国而不是攻略别国的手段以遂其图。他想不战斗而获得斗士的奖赏。所以每当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就像阿耳赫西拉斯（Algeciras）和阿加迪尔事件爆发时那样，他就畏缩不前了。

当危机终于到达沸点时刻，他在电文上的批语愈来愈激动：“哈！恬不知耻的欺骗！”“胡说！”“他撒谎！”“格雷先生是条骗人的狗！”“废话！”“这个无赖不是疯子就是白痴！”俄国动员了，他突然间冲口发表了预感大难临头的激动的长篇大论，他不是针对那些斯拉夫叛徒，而是遗恨于他念念不忘的那个人物——他的狡黠的舅父。他说：“全世界将卷入极为可怕的战争漩涡，这些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想毁灭德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狼狈为奸，图谋消灭我们……这就是爱德华七世慢条斯理、踏踏实实一手造成的局面的真相……包围德国终于成为事实。我们已把脑袋伸进绞索……爱德华已死，但比我这个活人还强！”

一想到死去的爱德华的影子，任何可以摆脱要与俄、法两国，以及与在法国背后至今尚未公开露面然而已隐约可见的英国交战的出路，德皇总是欢迎的。

就在最后时刻，一条计策献上来了。贝特曼的一个同僚，前来恳请他尽可能设法使德国不致陷于两线作战境地，并向他提出一个办法。几年来，对于是否可按照自治方式将阿尔萨斯作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联邦国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讨论。这个办法如果提出来并为阿尔萨斯人民所接受，就可使法国收复失地的任何理由站不住脚。近在7月16日，法国社会党大会还公开宣布赞成这一办法。但德国军方始终坚持这些省份必须驻防，其政治权利必须服从“军事需要”，所以，直到1911年，既未准予制定宪法，自治更无从谈起。贝特曼的同僚现在敦请他立即公开正式建议召开会议讨论阿尔萨斯自治问题。这种会议可以让它一无结果地拖延下去，但在道义上它的影响将可迫使法国不得进攻阿尔萨斯，至少使它在考虑这一建议期间有所克制。德国就此可以在西线保持平静无事，并使英国置身局外，从而赢得时间将兵力调过去对付俄国。

提这一建议的人，至今姓名不详，也许是个伪托，但这无关紧要。这种机会本来是存在的，首相本人也是可以设想到的。但要抓住这个时机得要有胆略，而贝特曼，尽管器宇轩昂、目光深沉、髭须整洁，但如西奥多·罗斯福对塔夫脱（Taft）的看法那样，“是个软弱的好人”。德国政府非但不向法国投之以饵，诱它中立，反而在向俄国递交最后通牒的同时也向它递交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法国在十八小时内答复它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并说如果法国保持中立的话，德国“要求将图勒和凡尔登两地要塞交由我方占领作为保持中立的保证，待战争结束后归还”。——换句话说，就是要法国把大门的钥匙交出来。

德国驻巴黎大使冯·舍恩（von Schoen）男爵感到难以递交这份“蛮横”的要求。在他看来，此时此刻的法国如果保持中立，对德国具有莫大好处，本国政府大可以为此主动付出酬谢而不应采取惩罚手段。他递交了要法国声明中立的要求，而没有提出对要塞的要挟。但法国人截获并破译了给他的指示，对实情还是清楚的。所以当舍恩于8月1日上午11时要求法国答复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法国“将按自身利益行事”。

在柏林，5时刚过，外交部的电话铃响了，副外交大臣齐默尔曼（Zimmermann）接了电话，随即转身对坐在他办公桌旁的《柏林日报》编辑说：“毛奇想知道可否开始行动。”可在这时，刚译好的一份伦敦来电，一下子打乱了计划部署。它带来了希望，如能立即停止对法国的行动，德国就可以安全地一面作战。贝特曼和雅戈就是带着这份电报乘上出租汽车奔向皇宫的。

这份电报是由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Lichnowsky）亲王发来的，汇报英国的一份提议。据利希诺夫斯基的理解，这个提议是说“如果我们不进攻法国，英国将保持中立，并保证法国也保持中立”。

这位大使，在德国属于讲英语，模仿英国人的举止、消遣方式、服饰，千方百计要成为英国式绅士的那类人物。与他同侪的贵族，如普莱斯亲王（Prince of Pless）、布吕歇尔（Blücher）亲王和明斯特尔（Münster）亲王，都娶了英国夫人。1911年，一位英国将军在柏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现在座的四十位德国人，包括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在内，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感到惊讶。利希诺夫斯基还跟他的那类人物不同，他不仅在举止上，而且在内心世界也是一个诚挚的亲英派。他是决心到伦敦来使自己、使祖国都博得英国人的欢心的。英国社会是个恣情乡间欢度周末的社会。对这位大使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生我育我之邦和我所钟爱之邦发生战争，所以他抓住一切时机避免两国兵戎相见。

因此，那天上午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内阁会议休息时间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出于自己的迫切愿望，将格雷的话理解为英国的提议，即如果德国答应不进攻法国的话，英国愿在俄德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使法国也保持中立。

事实上，格雷根本没有那么说。他说话一向简略而含糊，他所表示的不过是：如果德国答应对法国和俄国保持中立，就是说对两国都不发动战争，静待各方为解决塞尔维亚事件努力的结果，英国将答应使法国保持中立。格雷在比洛称之为慢性病的“波斯尼亚问题”时期做了八年外交大臣之后，已把他那种极尽迂回模糊的说话方式锤炼得炉火纯青；据他的一位同僚说，他那种回避直截了当的说话方式，几乎已成为一种方法。那天被即将来临的悲剧弄得晕头转向的利希诺夫斯基，在电话中也就不难误解他的话了。

德皇紧紧抓住利希诺夫斯基的这个通向一面作战的通行证。现在是分秒必争的时候。已经大军辐辏，在无情地开赴法国边境。卢森堡的中立是由德国在内的五大国保证的，而第一个敌对行动就是夺取它的一个铁路枢纽站，并将按照预定时间表于一小时内开始行动。这必须停止，必须立即停止。但如何着手？毛奇又在哪里？毛奇已离开皇宫。于是派了一名副官，乘着汽车一路上响着刺耳的报警器，将他半途找回来。毛奇被找回来了。

德皇恢复了常态，这个尘世的至尊、军阀又心花怒放，有了一个新的设想，又筹划，又拟议，又安排。他给毛奇念了电报，并且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只同俄国作战了。我们干脆全军挥戈东进！”

毛奇想到他神奇的动员机器将要倒车逆转，不禁愕然失色，他断然抗旨。毛奇这十年来，先是施利芬的助手，随后又是施利芬的继承人，他的工作一直就是计划这一天的到来，为这一天，已把德国的全部力量集中起来了，在这一天，要开始向最终主宰欧洲进军。这是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几乎难以肩负的重任。

他身材高大，魁伟，秃顶，现年六十六岁。他常常愁眉苦脸，使得德皇总是称他为“忧郁的恺撒”（der traurige Julius，也可称为“忧郁的古斯”，实际上他的名字是赫尔穆特，Helmuth）。他健康状况不佳，每年都得去卡尔斯巴德（Carlsbad）治疗，以及他伟大的伯父的影子，也许是他忧郁的原因。从坐落在国王广场上的总参谋部红砖大楼——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的窗外望去，他每天可以看到1870年的英雄，与俾斯麦同是德意志帝国奠基人的与他同名的老毛奇的跃马塑像。而他这个侄儿，则是个不高明的骑手，在参谋人员乘骑进行战术作业时，常从马背上摔下来。更糟的是，他是个主张信仰疗法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此外，对于人智主义和其他一些迷信也感有兴趣。身为一个普鲁士军人，有了这些不相称的弱点，也就被认为是“软弱的人”，更有甚者，他绘画，拉大提琴，口袋里常带着歌德的《浮士德》，而且还在着手翻译梅特林克[3]的《卑丽亚与梅丽桑德》。

他善于反省，又是个生性多疑的人。1906年就任时，他曾禀告德皇：“一旦发生战争，我不知道将如何是好。我对自己很不满意。”不过不论在个性上或在政治上，他都不是个懦夫。

1911年，他深恶德国在阿加迪尔危机时的退缩，写信给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说，如果事态恶化的话，他就辞职，建议解散军队，“并把我们置身于日本保护之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太平无事地去挣钱，索性做无能之辈”。他曾毫不犹豫地犯颜极谏，1900年他曾“相当蛮横地”对德皇说，他的远征北京之举是个“疯狂的冒险”。当被提名为总参谋长时，他问德皇是否奢望“一张彩票中两次头奖”——这种想法肯定影响了德皇的选择。他拒不任职，除非德皇丢弃凡进行军事演习都想得胜使演习成为儿戏的恶习。出乎意外，德皇竟顺从了。

现在在这8月1日深夜，毛奇不愿再让德皇干预重大军务和任何既定安排。把部署到西线的百万大军，在开拔的关键时刻一百八十度地转过头来调运到东线，需要更大的、远非毛奇力所能及的铁的毅力。他脑海中浮起一个幻影——整个部署垮了，一片混乱：这里是军需给养，那里是士兵，中间是丢失的弹药，连队没有军官，师部没有参谋，那些都作了精确安排的每隔十分钟将通过某条指定轨道的11000列火车，则是紊乱不堪；有史以来计划得最完善的军事行动就此荒谬地毁于一旦。

“皇帝陛下，”毛奇这时进谏说，“这不可能办到。成百万大军的调动部署是不可能临时急就的。如果陛下坚持要把全军带往东线，那这支军队将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军队，而将是一群带枪而没有给养供应的乌合之众。单单安排他们的那些给养，就花了整整一年艰巨复杂的劳动才完成的。”毛奇的最后一句话则更为僵硬：“凡事一经决定，就不能变动。”这句话是德国每次犯大错误的根源。正是由于这句话，发动了对比利时的入侵，发动了对美国的潜艇战，这句话在军事计划支配政策的时代，是必不可免的。

其实是可以变动的。德国总参谋部虽自1905年以来就在从事拟订首先攻打法国的计划，但在它的档案里却另有一份所有列车东进攻打俄国的计划。这份计划在1913年以前还年年修订。

“不要再筑要塞了，要多铺设铁路。”老毛奇下令说。他把战略部署放在铁路分布图上，并为后人留下了铁道是战争胜负关键的教条。德国的铁路系统是军方控制的，每条线路都派有一名参谋；不经总参谋部许可，不得铺设或改变任何线路。每年的战事动员演习，使铁路官员经常受到训练，并考验了他们根据线路被切断、桥梁被毁坏的电报随机应变，更动运输线路的能力。据说军事学院培养出来的脑子最灵的人，都被送到铁路部门工作，最后在疯人院归天。

毛奇“这不可能办到”的话，在战后见载于他的回忆录之后，铁道部门负责人冯·施塔布（von Staab）将军认为这是对他主管的路局的谴责，非常气愤，特为此写了一本书，证明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他以大量篇幅的图表和图解，说明他如果在8月1日得到通知，可以在七个集团军中留下三个集团军守卫西线，把余下的四个集团军于8月15日前调运到东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这位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和天主教中央党领袖，提出了另一个证明。他说，在事发后半年里，毛奇本人曾向他承认，一开始就袭击法国是个错误，“应该先将我军大部分兵力派到东线粉碎那部俄国压路机，而把西线的军事行动限于击退向我国境进犯的敌人”。

8月1日夜，毛奇缺乏必要的勇气，死死抱住既定计划不放。“你的伯父肯定会给我一个不同的回答。”德皇无可奈何地对他说。这一谴责“深深地刺伤了我”，毛奇后来这样写道：“我从没有自命可同这位老元帅相提并论。”但他当时还是继续抗命。“我坚决认为德法两国既然都已动员，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我这异议没有收到效果。大家愈来愈激动，只有我孑然一人坚持己见。”

最后，毛奇终于说服了德皇，动员计划不能变动，由贝特曼和雅戈参加的小组起草了一份给英国的电报，表示了歉意，说德军开向法国边境的行动已“无法改变”，但提出一个保证，在8月3日下午7时前将不越过边境线。这对德国是毫无损失的，因为时间表上并未安排在这时间以前越境。雅戈还赶紧给驻巴黎大使发了一份电报——巴黎已在4时颁发了动员令——指示他助一臂之力，请他“务必暂时稳住法国不动”。德皇还加发了一封给英王乔治的私人电报，对他说，因“技术原因”，要撤回动员令已为时过晚，但“如法国向我表示保持中立，我自当勒马不进攻法国，而将军队用于别处，但英国必须以海陆军为它担保。深望法国不必紧张”。

现在离第十六师向卢森堡挺进的规定时间7时只有几分钟了。贝特曼很激动，坚持在等候英国答复时，不管怎样都不得进入卢森堡。德皇没有征询毛奇意见，也立即命令副官用电话和电报通知设在特里尔（Trier）的第十六师司令部取消这一行动。毛奇又一次看到计划破产。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卢森堡的铁路事关至要。“那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我将五内俱裂。”

德皇对他的请求无动于衷，寸步不让，反而在给英王乔治的电报末尾加了一句“正在用电报电话命令我国境线上的部队停止行动，不使越境进入法国”。这里，对事实真相玩了一个微小但重要的手法，这是因为德皇不能向英王承认他所企图的和正在阻止的是侵犯一个中立国的行为。而且那也会流露他侵犯比利时的企图，而这会成为英国参战的原因，何况英国当时尚未打定主意。

“完啦！”毛奇在该是他的事业登峰造极的这一天，不禁自我哀叹，并在回到总参谋部后，“凄惨失望之泪夺眶而出”。当他的副官将取消卢森堡行动的命令拿来要他签署的时候，“我把钢笔扔到桌上，拒绝签字”。这是动员令后的第一道命令，他知道一旦签署了这道会使精心准备的一切工作化为乌有的命令，将被认作“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证据。“这份电报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罢，”他对副官说，“我是不会签字的。”

晚上11时了，他还在苦苦思索，这时皇宫又来召见。德皇在宫中的卧室接见了他。皇帝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军大衣，是特地为这次接见穿的。原来是利希诺夫斯基的电报来了。他和格雷进一步交谈之后，发现自己错了，现在伤心地来电说，“英国的积极建议已基本无望”。

“现在你可以为所欲为啦。”德皇说完就去睡了。毛奇，这位现时势必要指挥一场决定德国命运的战争的总司令，从此就永远心绪不宁。“这是我对战争的第一个感受，”他事后写道，“我一直没有从这次事件的震动中恢复过来。我的机体一定有所失灵，从此以后与过去就判若两人。”

他还可以加上这么一句——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德皇给特里尔的电话命令还未及时到达。7时正，部队按预定时间在这次战争中首次越过国境，这个荣誉属于一个叫费尔德曼（Feldmann）的中尉所率领的六十九团的一个步兵连。在卢森堡境内不远，离比利时的巴斯托涅（Bastogne）仅约12英里的阿登山脉的山坡上，有一个德国人称为乌尔弗林根（Ulflingen）的小镇。它周围的山坡草地，是奶牛牧场；斜坡上的鹅卵石小街，即使在8月的收获季节，也不容许有一小捆干草失落在地，否则就有违这个大公国严格的市政清洁条例。小镇下面是个车站和一个与德国、比利时电报线路衔接的电报局。这就是德国的目标，费尔德曼中尉的那个连驾着摩托车按时占领了这个地方。

德国人对付不圆通的人有着毫不留情的才能，他们选中了一个当地名称和正式名称都叫做“三贞女”（Trois Vierges）的地方入侵卢森堡。“三贞女”实际上代表着忠信、希望和仁爱，但是历史以其切合实际的联系，为这时机作了安排，使这“三贞女”在人们心目中代表了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

7时30分，第二批士兵乘着摩托车来了——他们也许是接到德皇的通知而来的——他们命令第一批人撤走，他们说：“犯了一个错误。”在这期间，卢森堡的国务大臣艾申（Eyschen）已将消息电告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并向柏林提出了抗议。“三贞女”已经表明了她们的立场。午夜以前，毛奇纠正了撤出的命令，及至第二天即8月2日终了时，按照德国动员第一天的预定计划，占领了这个大公国的全境。

倘若德国人在1914年出击东线，而对法国采取守势，那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从那时起，史学年刊上对这一问题总是纠缠不休。冯·斯塔布将军表示，掉转头来攻打俄国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至于在“那一天”已经到来的时刻，德国人能否在精神上克制自己而不进攻法国，则是另一回事了。

7时整，就在德国人进入卢森堡的同时，在圣彼得堡，普塔莱斯大使水汪汪的蓝眼睛眼眶发红，花白的山羊胡子颤动着，两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递交了德国的宣战书。

“全世界将咒骂你们！”萨佐诺夫大声嚷着。

“我们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德国大使回答说。

“这与你们的荣誉无关。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莱斯喃喃自语，“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他蹒跚走向窗口，倚着窗，不禁潸然泪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结束了。”说到这里，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萨佐诺夫拍着他的肩膀，相互拥抱。普塔莱斯踉跄地走向门边，颤抖着的手好容易才把门拉开，出去的时候，低声地道着：“再见，再见。”

这一幕动人的场面是萨佐诺夫的记录留给我们的，但有着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的艺术加工之处，那很可能是萨佐诺夫告诉他的。因为普塔莱斯的报告只是说，他曾三次要求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在三次遭到萨佐诺夫否定的回答之后，“我就按指示递交了照会”。

为何一定得要递交宣战书呢？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在前夜起草宣战书的时候就曾忧心忡忡地问起这个问题。他想知道，如果德国不打算入侵俄国，是不是有必要宣战和担当战争发动者的恶名？他说，这些话他是“从直觉而不是从理智出发的”。这个问题是极其中肯的，因为德国的目的就是想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加在俄国人身上，好使德国人民相信他们确实是在为自卫而战，而且这样做更可以使意大利同其在三国同盟中应承担的义务紧密地联系起来。

意大利只是在防卫战争中才有参与其盟国作战的义务，并且早已动摇，存有离心，一般都认为它一有空子可钻，就会溜之大吉。贝特曼颇为这个问题所苦。他警告说，如果奥地利在塞尔维亚问题上拒不让步，“那就难以把引起欧洲大战的罪责加在俄国人身上”，而且会“使我们在本国人心目中处于无法立足的境地”。可是，没有人听从他的警告。动员令下达那天，按德国外事工作规定，需要正式宣战。据蒂尔皮茨说，外交部的法学家们坚称：这样做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在德国之外，”他黯然神伤地说，“绝不会有人欣赏这种想法。”

然而在法国，对这种想法的欣赏却比他所知道的要强烈得多。

注释

[1] 指1812年拿破仑率军50万攻入俄境的战争。

[2] 马尔斯（Mars），即战神。——译注

[3] 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代表作家，1911年诺贝尔奖得主。写过诗，主要成就在戏剧方面。前期作品如《玛兰公主》、《盲人》、《卑丽亚与梅丽桑德》，充满宿命论思想。后期作品如《青鸟》等，虽出现乐观的因素，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译注

The central episode in this chapter, General Moltke's traumatic experience with the Kaiser on the night of August 1, is based on Moltke's memoirs, 19–23. All quotations from the Kaiser and Moltke himself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incident are from this source. An English version was published by Living Age, January 20, 1923, 131–34.

德驻俄大使得到命令向俄宣战：Kautsky, No. 542.

5时30分，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和外交大臣雅戈：The American correspondent, Frederic William Wile, on his way to the Foreign Office, saw the two ministers as they came out: Assault, 82.

“我憎恨斯拉夫人”：Sturgkh, 232.

普塔莱斯和埃格林的报告：Kautsky, Nos. 474 and 521. Eggeling's insistence up to the last moment that Russia could not fight because of artillery and transport deficiencies is reported by Kuhl, 31.

“患病的雄猫”：Kautsky, No. 474.

人群中的新闻记者：Wile, Assault, 81–2; the Belgian ambassador also describes the scene: Beyens, II, 266.

“如果铁骰子滚动了”：Kautsky, No. 553.

军官挥舞手帕：Wolff, 504.

有俄国间谍嫌疑的人被打：Hanssen, 22–23.

运送一个军所需的火车数量：Reichsarchiv, Das Deutsche Feldeisenbahnwesen, Band I, Die Eisenbahnen zu Kriegsbeginn, qtd. AQ, April 1928, 96–101.

老毛奇躺在沙发上：Fisher, Memories, 230.

德皇在电文上的批语愈来愈激动：Kautsky, Nos. 368 and 596.

“爱德华已死”：Written on margin of Pourtales's dispatch, received July 30 at 7:00 A.M. reporting that Russian mobilization could not be canceled, Kautsky, No. 401, English version, Ludwig, 448.

阿尔萨斯自治：The alleged proposal by an anonymous “close associate” of Bethmann's is reported by Radziwill, Sovereigns, 70, a not too reliable source.

德国给法国的最后通牒：Schoen, 192, 197; Messimy, 149.

法国破译德国政府与德驻法大使的电报：Poincaré, III, 251.

“毛奇想知道”：Wolff, 504.

利希诺夫斯基的电报：Kautsky, No. 562.

1911年在柏林举行的宴会：Given by Sir E. Goschen, the British ambassador, in honor of Major-General Wilson, Wilson, 94.

格雷对利希诺夫斯基的提议：Lichnowsky, 73–74; Grey to Goschen, British Blue Book, No. 123; Grey, II, Appendix F, “The Suggestions of August 1, 1914.”

“忧郁的恺撒”：Sturgkh, 24.

毛奇的性格和习惯：Freytag-Loringhoven, 135–7; Bauer, 33; Goerlitz, 143; General Sir Edmund Ironside, “Two Chiefs of General Staff,”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February 1926; Wile, NYT, October 6, 1914, 2:6.

“我对自己很不满意”：Erinnerungen, 307; “Place ourselves under Japan”: qtd. Ironside, op. cit., 229; “Quite brutally” about Peking: Eninnerungen, 308; “Win the big prize twice”: ibid.

“要多铺设铁路”：Neame, 2. Elder Moltke's use of railroads, Rosinski, 129.

脑子最灵的人都在疯人院归天：AQ, April 1928, 96.

冯·施塔布将军：His book, Aufmarsch nach zwei Fronten, is analyzed by Commandant Koeltz, “La Concentration allemande et l'incident du premier Août, 1914,” Revue d'Histoire de la Guerre, 1926, 117–130.

埃茨贝格尔的证明：Erzberger's Erlebnisse, qtd. AQ, April, 1922, 80.

发给英国的电报：Kautsky, Nos. 578 and 579; to Paris: No. 587; to King George: No. 575.

利希诺夫斯基的第二份电报：Kautsky, No. 603. King George's reply to the Kaiser saying “There must be some mistake,” No. 612.

入侵“三贞女”：Luxembourg Minister of State Eyschen to Jagow, Kautsky, No. 602; Buch, German minister to Luxembourg, to Foreign Office, No. 619; Bethmann-Hollweg to Government of Luxembourg, No. 640.

普塔莱斯与萨佐诺夫的会面：Sazonov, 213; Paléologue, 48; Pourtalès's report, Kautsky, No. 588.

蒂尔皮茨关于宣战的看法：Tirpitz, I, 363–5. The scene is also described by Bülow (III, 187) as told him by Albert Ballin, who was present. Bethmann was pacing up and down while Geheimrat Kriege, a conscientious jurist of the Foreign Office, was searching through all the lawbooks for a model. “From time to time the agitated Bethmann would ask him, ‘Is that declaration of war on Russia ready yet? I must have my declaration at once!’ Ballin asked, ‘Why such haste to declare war on Russia, Your Excellency?’ and Bethmann answered, ‘If I don't, we shan't get the Socialists to fight.' ”

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加在俄国人身上：Bethmann to Tschirschky, marked “Urgent,” Kautsky, No. 441.

第6章　8月1日：巴黎和伦敦

主宰法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打仗要有英国作盟邦。要保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它的英国朋友能够克服他们内阁和国内的不肯打仗和因循苟安的习性，法国务必要把谁是被进攻者、谁是进攻者弄得一清二楚，叫人没有任何怀疑。侵略的实际行动，侵略所招致的义愤，都必须让德国去做，去承担。法国政府期望德国会履行它的职责，而又唯恐法国的巡逻队或边境部队会过分情急而踩过界线，于是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异乎寻常的步骤。7月30日，法国政府下令在瑞士和卢森堡之间沿德国边境的所有部队后撤十公里。

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总理是一位口若悬河的社会党雄辩家。他过去关心的主要是福利和劳工，而这次后撤便是他的主张。他是法国政界一位少见的人物，一位从未做过总理的总理，此刻还兼代外交部长的职务。他上任只不过六个星期，在下令前一天，7月29日，他和普恩加莱总统刚从俄国进行国事访问归来。奥地利是等到他们两人行舟海上后才发出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取消了预定对哥本哈根的访问，匆匆回国。

在巴黎，他们获悉德国边防部队已在离边境几百米处布防，但对俄国和奥地利的动员还一无所闻。通过谈判谋求解决办法仍属大有希望。维维亚尼“则是惊魂未定，生怕一簇树丛、两队巡逻兵的相遇、一个威胁姿态……一个不友好的眼神、一句粗话、一声枪响，都可能爆发成为战争”。由于还有不动干戈而和平解决危机的一线希望，同时也为了万一战争爆发可以完全免沾侵略之嫌，法国内阁同意后撤十公里。命令用电报发给了各军司令，告诉他们此举的用意是为了“保证取得英国邻邦的合作”。电告英国和实行撤退，是在同时进行的。就在敌军入侵的大门口实行撤兵，这是故意在军事上走的一着险棋，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效果。维维亚尼声称，如此冒险是“史无前例的”，也许他还应该加上一句，像西拉诺[1]说的那样：“啊，这是何等气概！”

法军总司令是一位深受进攻理论熏陶的将军，他除了进攻不知其他。现在要他撤退，诚是痛心之举。这件事何尝不可以使霞飞将军从此一蹶不振，就像毛奇在战争中的第一个遭遇就使他一蹶不振那样，然而霞飞将军却不曾因此心灰意懒。

从总统和总理返抵国门时起，霞飞将军便催政府下令动员，要不然至少也得采取一些准备措施：召回休假军人——许多人被准假回去收割庄稼——以及在边境一带部署掩护部队。他把纷至沓来的有关德国已经采取动员前措施的情报一件件地全都转报给政府。他在这届新内阁面前，俨然是个权威人物。这次组阁是五年内的第十次，上届内阁的寿命只有三天。眼下的内阁之所以令人瞩目，主要是它把法国大多数的强有力的人物都摒于内阁之外，白里安（Briand）、克列孟梭、卡约（Caillaux）这三位前任总理现在都是反对派。维维亚尼，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时处于“惶恐不安，紧张异常”的状态。据再次出长陆军部的梅西米说，这种状态“在整个8月份一直如此”。那位海军部长戈捷（Gauthier）博士是位医学博士，他是因为前任部长被一场政治丑闻撵下台去才给推上这个海军职位的。他被接踵而来的事件压得透不过气来，连下令舰队驶进海峡都“忘了”，因此也就不得不当下让位由教育部长来接替。

然而，总统身上倒是具备着智谋、经验和坚强的意志，虽然根据宪法他未必具有权力。普恩加莱是一位律师、经济学家，又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担任过财政部长，1912年曾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3年1月被选为总统。性格产生权力，危急关头尤其如此，所以这个没有经过风雨的内阁便甘心情愿地仰赖这位在宪法上无足轻重的人物的才干和坚强意志了。普恩加莱生于洛林，他还记得他在十岁那年，戴着尖顶头盔的长长的德军行列经过他的故乡巴勒迪克（Bar-le-Duc）市镇的情景。德国人说他最为好战，这是因为他在阿加迪尔事件期间担任总理时态度强硬，也因为他在1913年以总统身份施加影响，不顾社会党的猛烈反对通过了三年兵役法。这种情况，再加上他举止淡漠，不知哗众取宠，不会见风使舵，使他在国内也难以博取人心。选举的进程对政府不利，三年兵役法几乎遭到否决，劳工事件此起彼伏，农民的不满情绪比比皆是，7月的天气酷热多雨，风暴屡作，夏雷震耳，令人心悸。卡约夫人因枪杀《费加罗报》的主编在因谋杀罪受审[2]。每天的审讯，对财界、新闻界、法庭和政府种种不体面的弊端都有新的披露。

法国人一日清晨醒来，不期而然地发现有关卡约夫人的审讯报道退到了第二版，而突如其来的则是法国正面临战争的噩耗。于是乎在那政治上易动感情又好吵吵嚷嚷的国家里，顿时便为一种感情所主宰了。访俄归来的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驱车进入巴黎时，一片经久不息的呼喊声，反复地呼喊着“法兰西万岁！”。

霞飞告诉政府，若不授命他集结五个军的陆军和骑兵的掩护部队运往边境，德国人便会“不费一弹进入法国”。他之同意把已驻守在边界的部队后撤十公里，倒不是出于他对文官政府的顺从——霞飞与恺撒一样，都是天生不甘心顺从的人——而是由于他另有打算，想在掩护部队问题上全力相争。此时，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还在电报往来，和平解决危机还有一线希望，所以政府只同意给霞飞一个“打了折扣”的方案，也就是说，不征召后备役兵员。

第二天，7月31日凌晨4时30分，梅西米的一位阿姆斯特丹的银行界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德国发布了“面临战争危险”公告的消息。一小时后，来自柏林的报告正式证实了这一消息。梅西米气冲冲地告诉内阁，这是“变相的动员令”。他那位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说，仗是必打无疑的了，“整个德国，上自皇帝下到每个百姓”，全已做好准备。接踵而来的是驻伦敦的法国大使保罗·康邦的来电，报称英国的态度“半冷不热”。康邦担任此职十六年来，每天为之操心的目的便是要保证到时候英国会积极支持，然而，此时此刻他却不得不来电说明英国政府似乎尚有所待，还在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发展。此次争端到目前为止“尚未为英国关注”。

霞飞一到，带来一份关于德军行动的新备忘录，坚持要实行动员。他奉准可以发出全面的“布防命令”，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时候已得到沙皇向德皇发出最后呼吁的消息。内阁继续开会，按照“绿台毯程序”（green baize routine）的规定，每位部长必须依次发言。梅西米焦急异常，已经不耐烦了。

当晚7时，冯·舍恩男爵来到外交部，这是他七天里的第十一次来访。他提出德国想知道法国意欲采取何种方针的要求，并声言次日1时再来听取答复。内阁会议仍然在对财政措施、议会复会、宣布戒严等等问题争论不休，而整个巴黎都已在惴惴不安地伫候消息。一个狂热的青年忍受不了这样的煎熬，失去了控制，朝一家咖啡馆的玻璃窗开枪，射杀了让·饶勒斯。由于饶勒斯在国际社会主义的领袖地位以及在反对三年兵役法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在那些过分爱国的人们心目中，他成了和平主义的象征。

9时，一个脸色吓得发白的副官闯进内阁，报告了这个消息。让·饶勒斯遇刺殒命！这是一桩可能酿成内乱的事故，内阁为之大惊失色。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此刻又将出现内乱的景象：街垒，骚动，甚至暴动。部长们重新展开唇枪舌剑，是否要请出“另册”。所谓“另册”，乃是一份名册，上面开列的全是政府掌握的煽动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平主义分子，以及间谍嫌疑分子，这些人都得在动员那天逮捕。巴黎警察厅长和前总理克列孟梭都建议内务部长马尔维（Malvy）先生把这份“另册”付诸实施。维维亚尼和另外几位同僚希望维持国家的团结，反对付诸行动。他们态度坚决，寸步不让。最终只逮捕了若干有间谍嫌疑的外国人，而没有一个法国人被捕。为了防范骚动，那天晚上军队作了严密戒备，但第二天早晨却只见一片深切的忧伤和深沉的寂静。“另册”上开列的2501人中，最后有80%都志愿参军服役去了。

那天深夜2时，普恩加莱被按捺不住的俄国大使从床上唤醒，来者便是先前做过外交大臣的过度活跃的伊兹沃利斯基。他“非常伤心，非常焦虑”，要求知道“法国作何打算”。

伊兹沃利斯基对普恩加莱的态度毫不担心，他本人和俄国的其他政治家们所害怕而日夜不安的是：俄法军事同盟，以其条款从未向法国议会透露过，到时候议会可能不予批准。条文中言明：“德国或在德国支持下的奥地利进攻俄国时，法国将竭尽全力进攻德国。”不论德国或奥地利，一经动员，“法国和俄国，无须事先有任何协议，应立即同时动员它们的全部军队，并将各自的军队调往尽可能靠近边界之处……两国军队应火速开始全力作战，迫使德国在东线和西线同时应战”。

这些条款看来是一清二楚、毫不含糊的，然而，正如伊兹沃利斯基1912年所焦急不安地询问普恩加莱那样，法国议会会承认此项义务吗？在俄国，沙皇拥有绝对权力，所以法国“对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在法国，没有议会的支持，政府便无能为力。议会对于1892年文本[3]又毫不知情……我们凭什么可以相信你们的议会会跟着政府走呢？”

就在先前的那次谈话中，普恩加莱回答说，“如果德国进攻的话”，议会“无疑”是会听从政府的。

现在普恩加莱又在这深更半夜当面向伊兹沃利斯基保证：几小时内就会召集内阁会议，给他一个答复。在同一时刻，身着外交礼服的俄国武官也出现在梅西米的卧室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梅西米打电话给总理维维亚尼。维维亚尼虽然夜间政务繁忙，已精疲力尽，却尚未就寝。“天哪！”他一听之下，大为发作，“这些俄国佬不但是些酒鬼，而且是严重失眠的人。”他激动地劝告对方：“镇定，镇定，再镇定！”

俄国人逼着他们表态，霞飞逼着他们动员，然而为了向英国表明法国只是出于自卫才采取行动，而又不能有所动作，法国政府感到要保持镇定真是谈何容易。翌日，8月1日早晨8时，霞飞来到圣多米尼克大街陆军部向梅西米乞援，“一反其镇定的常态，言辞哀婉动人”，恳求梅西米迫使政府应允动员。他指出最迟不得晚于4时，这样命令就可以送往邮政总局，及时用电报发往全国各地而于午夜开始动员。上午9时，他和梅西米一起来到内阁，提出他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是再耽误总动员，那么每耽搁二十四小时就等于失去15到20公里的国土，他作为总司令，将拒绝承担这个责任。他走了，把问题留给了内阁。普恩加莱主张行动起来；维维亚尼代表着反战的传统，仍然希望时间会提供一个解决办法。11时，他到外交部去会见冯·舍恩，后者迫不及待地已经提早两小时到达外交部，听取法国对德国前一天所提法国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问题的答复。“我的问题未免过于天真，”这位怏怏不乐的大使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已有一个同盟条约。”

“不消说，”维维亚尼应声说道，便搬出了他和普恩加莱事先商量好的答复，“法国将按它的利益行事。”冯·舍恩刚走，伊兹沃利斯基就奔了进来，带来了德国给俄国最后通牒的消息。维维亚尼回到内阁，内阁终于同意动员。命令签署好后交给梅西米，但是维维亚尼仍然希望在剩下的几小时内能出现扭转局势的变化，执意要梅西米将命令放在口袋里等到3时30分再掏出来。同时，他又重申了撤兵十公里的命令。当晚，梅西米亲自打电话给各军司令，“奉共和国总统令，各部队、巡逻队、侦察队、各种分遣小队，都不得向东越过规定的国界。违者一律军法论处。”此外，出于关怀，还特地给福煦将军率领的第二十军下了一道禁令，因据可靠报告，有人看见该军的一个胸甲骑兵中队曾跟德国一个枪骑兵中队处于“剑拔弩张”状态。

3时30分，霞飞部下的埃伯内（Ebener）将军由两名军官陪同按约来到陆军部领取动员令。梅西米默不作声，把动员令递给了他们。“我们四个人都意识到，这张小小的纸片将产生何等巨大、何等不可估量的后果，因而我们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梅西米和三位军官一一握手，他们举手敬礼，走出陆军部，将命令送往邮局。

4时，第一张布告出现在巴黎的墙头（在协和广场和皇家路的转角，至今还被保存在玻璃框里）。在阿默农维尔，在布洛涅公园这个上流社会的宴游之所，茶舞突然停止，经理走上前，招呼乐队停止演奏，并向大家宣布：“动员令已经颁布，午夜开始动员。奏《马赛曲》。”市内街上，车辆已经绝迹，都被陆军部征用去了。一队队的后备役军人，带着包裹和送别的花束前往东站，市民们沿途挥手欢呼。一群人在协和广场停了下来，把他们的花束放在披着黑纱的斯特拉斯堡雕像脚下。人群一片啜泣，高呼“阿尔萨斯万岁！”，并且拉下了从1870年以来一直披在它身上的丧装。在所有的饭店，乐队都高奏着法国、俄国、英国国歌。“想不到演奏这些曲子的全是匈牙利人”，有人发过这样的议论。演奏这些国歌，仿佛是在表示一种希望，但这弄得人群中的英国人很不自在，最不自在的莫过于肤色红润、身躯肥硕的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爵士了。他身穿灰色礼服，头戴灰色高顶礼帽，撑着一把绿色遮阳伞，走进法国外交部。弗朗西斯爵士感到“恶心而且可耻”。他命令使馆把大门关上，据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今天是‘英国万岁’，也许明天便是‘英国背信弃义’。”

在伦敦，在一间充塞着沉闷空气的房间里，身材矮小、留有白胡子的康邦先生正在跟爱德华·格雷爵士相对而谈。格雷告诉他，必须等待局势出现某种“新的发展”，因为俄、奥、德三国的争执所涉及的问题与英国“无关”。康邦在他无懈可击的口才和彬彬有礼的庄重仪态中也微露了一点怒火。英国是否“要等到法国的领土受到侵犯之后才出面干预”？他问道，并且示意对方，要是那样，它的援助就不免“失之过晚”。

格雷尽管守口如瓶，鼻如鹰爪，内心里却同样忧心如焚。他热切相信，出于英国的自身利益，也需要援助法国；事实上，他已拿定主意，如果英国不予援助，他便辞职；他相信未来的事态发展会迫使英国表态。但是，目前他既无法以官方地位对康邦作何表示，而又没有那么高明的本事非正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的态度，在英国公众看来是令人宽慰的，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坚强有力、沉默寡言的形象；而在他的外国同僚看来则是“冷酷无情”。他力所能及的只是直言道出人人心中的一句话：“比利时的中立也许会成为一个因素。”格雷——并且不仅是他——所要等待的局势发展正是这个因素。

英国的困境源出一种人物性格的分裂对立，这在内阁之中和政党之间都是显而易见的。布尔战争遗留下来的裂痕造成了内阁中的派别——以阿斯奎斯、格雷、霍尔丹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自由党的帝国派，和除此以外的人所代表的“小英格兰派”。格莱斯顿的后辈，跟他们已故的领袖一样，对于在国外的纠葛都疑虑重重，他们认为，给被压迫民族提供援助乃是外交事务中唯一的正业，要不然，外交事务就会被视为对于改革、对于自由贸易、对于国内管理，以及对于上院否决权的恼人的干扰。他们倾向于把法国视为颓废、轻佻的蚱蜢，并乐于把德国看作勤劳而值得尊敬的蚂蚁，可惜德皇和泛日耳曼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咆哮如雷，不免给这种看法浇了冷水。他们本来是绝不会站在法国一边支援一场战争的，不过比利时这个“小小的”国家如果发出正义的呼声，要求英国给它保护，可能使情况有所变化。

另一方面，内阁里的格雷派则是和保守党同持一个基本前提：英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法国的生存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格雷有一句语似平淡但内容精彩的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德国主宰欧洲大陆，是我们和别的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势必会被孤立起来。”这个史诗般的句子包含了英国的全部政策，据此也就可以看出，假如英国果真受到挑战，它就非打不可，以防出现那个“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但是，如果格雷口吐真言，则又势必引起内阁和全国的分裂，从而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使任何从事战争的努力都要遭到致命打击。

在欧洲唯独英国不实行义务兵役制。战时，它得依靠自愿应募。如果在战争问题上有人退出政府，那就意味着退出政府的那批人将领导成立一个反战组织，募兵工作就会因此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如果法国的首要目标是要与英国结盟开战，那么英国参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联合一致的政府。

这便是问题的试金石。内阁会议上，反对干预的那一派力量雄厚。他们的领袖莫利勋爵是格莱斯顿的老朋友和传记作家，他相信可以指望有“八九个人可能赞同我们”，反对丘吉尔以“超凡的精力”和格雷以“狂热的直率态度”所公然为之奋斗的解决办法。从内阁的讨论来看，莫利觉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比利时的中立“比起我们在德法争斗中的中立来是处于第二位的”。在格雷眼中，同样清楚的是，只有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才会使主和派相信德国的威胁，相信需要进行战争以保卫国家的利益。

8月1日，内阁里和议会里的裂痕已现，并且在扩大中。那天，十八个内阁阁员中，有十二个人声明他们反对英国保证在战争中给予法国支持。下午，在下议院会客厅里，自由党议员决策委员会以十九票对四票（虽然有许多人弃权）通过一项动议：“不论比利时或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英国都应保持中立。那个星期的《笨拙》（Punch）周刊发表了《表达一个普通的英国爱国者意见的诗》：

凭什么我要奉行你们的打仗路线，

就为了一桩与我无关的事件？……

到时候我将被征召作战，

全欧洲烽火遍地，

卷进了一场别人的战争，

为的是要履行两家协约的规定。

普通爱国者在当时的爱尔兰危机中，已经泄尽他们那份正常的激情和愤怒。“克拉兵变”（Curragh Mutiny）便是英国的卡约夫人事件。《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影响所及，北爱尔兰要以武装叛乱相威胁，反对爱尔兰自治，而驻扎在克拉军营的英军则拒绝向北爱尔兰亲英分子开火。克拉的驻军司令高夫（Gough）将军和他部下的军官全体辞职，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随后辞职，继霍尔丹之后任陆军大臣的约翰·西利（John Seely）上校也接着辞职。陆军情绪激愤，全国鼎沸，国家陷于分裂状态，国王和各党领袖举行了御前会议，但也无济于事。劳合·乔治不祥地谈到这是“斯图亚特王朝以来我们国家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内战”和“叛乱”这些字眼也被用上了，还有一家德国军火公司满怀希望地把4万支步枪和100万发子弹运进北爱尔兰。在此期间，陆军大臣的职务继任无人，而由首相阿斯奎斯兼代，他既无时间，更无兴致过问及此。

可是，阿斯奎斯却有一位特别活跃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闻到远方战争的火药味，就像《旧约·约伯记》里的那匹战马，不因刀剑退回，而是“一听角声就不耐站立，角每发声，它说，呵哈”。在英国大臣中，只有他对于国家应该如何行事成竹在胸，并能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7月26日，也就是奥地利拒不接受塞尔维亚复照内容的那天，同时也是英国政府下定决心前的十天，他发布了一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命令。

7月26日，英国舰队正在完成一场动员和作战演习。这次演习，参加的舰艇一律按战时定员配足，但与当前的危机无关。各中队定于翌晨7时解散，有些将去公海进行各种训练项目，有些将返回港口基地，把部分人员遣回训练学校，有些将进坞修理。7月26日，星期天，据海军大臣日后的回忆，是“风和日丽的一天”。他获悉来自奥地利的消息后，便拿定主意，决心“使海军的形势不落后于外交的形势，所以大舰队必须在德国人能够知道我们是否参战前，因而如有可能的话，也必须在我们自己作出决定之前，保持在它的战位上”。他与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磋商后，便命令舰队不得解散。

接着，他把采取的措施告诉了格雷。经格雷同意后，他向报界发布了海军部的命令，希望这个消息会对柏林和维也纳产生“一种清醒剂的作用”。

单把舰队集结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之处于“战位”，这两个字丘吉尔都是用大写字母写的。舰队的首要职责，根据海军上将马汉（Mahan，他是海战理论方面的克劳塞维茨）的规定，是保持“舰队的存在”。在战时，英国作为一个岛国所仰仗的舰队，必须确立和保持对海上贸易航线的控制权；必须保护不列颠诸岛不受侵略；必须保护海峡和法国海岸，以履行英法协约；必须集中足够的实力，在德国舰队讨战时能每战必胜；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必须防范自身不致受到其潜在威胁力量尚未为人所知的新式武器——鱼雷——的袭击。海军部缠绕于怀的，是生怕突然遭到一场不宣而战的鱼雷攻击。

7月28日，丘吉尔下令舰队开赴远在北海浓雾弥漫的奥克尼群岛（Orkney）尖端的斯卡帕湾（Scapa Flow）的作战基地。29日，舰队驶出波特兰（Portland）港，夜幕降临时，长达18英里的战舰行列便已向北驶过多佛尔海峡。此行与其说是为了寻求战功的光荣，还不如说是为了寻求审慎的安全。海军大臣写道：“无论如何，突如其来的鱼雷袭击已成为一场噩梦，一去不复返了。”

舰队的临战准备布置完毕，丘吉尔便将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巨变临头的直觉转到为整个国家做好战前准备。7月29日，他说服阿斯奎斯授予拍发报警电报的权限，这是预先安排好由陆军部和海军部发出宣布进入预警阶段的信号。英国没有德国的面临战争危险的公告或法国的戒严令可以作为实施戒严的根据，因此这一预警阶段的设定便被说成是“天才的发明……在时间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时……可以让陆军大臣无须通过内阁而径自采取一定的措施”。

生龙活虎的丘吉尔深感时机紧迫，他认为自由党会分裂，于是便去找他昔日曾经投身过的保守党接触。联合政府根本不合首相的胃口，首相一心只想维持政府的团结一致。谁都不会认为七十六岁高龄的莫利勋爵能在战时政府留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不是莫利，而是精力更为充沛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这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所展露的才能，以及他对选民具有影响的缘故。劳合·乔治精明干练，雄心勃勃，又有威尔士人令人着迷的口才，他倾向主和派，但是也可以跨向任何一边。他的盛誉新近遭到几次挫折。他看出一个人已成为和他争夺党魁的新对手，那就是莫利勋爵所说的“海军部的那个杰出的雇佣兵队长”；他的一些同僚认为，“打和平牌”来对付丘吉尔也许会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劳合·乔治完全是个难以捉摸的危险人物。

阿斯奎斯无意领导一个分裂的国家投入战争，他以煎熬难忍的耐心继续等待，以便让事态的发展使主和派认识错误。他在7月31日的日记中，以丝毫不动感情的笔调写道，当前的问题是“我们要投身其中还是袖手旁观。当然，人人都渴望袖手旁观”。在7月31日内阁会议上，格雷的态度倒并不这么消极，而近乎开门见山。他说，德国的政策“是跟拿破仑一样凶恶的欧洲侵略者的政策”（拿破仑的名字在英国只有一个意思），他告诉内阁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是支持协约国，还是保持中立，不容再事拖延了。他说，倘内阁选择中立，他绝不是执行这种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就相争，其影响几乎跟明言直说一样。

一个在场的人写道，“内阁好像发出了一声浩叹”，好长一阵子，举座“鸦雀无声”。大臣们面面相觑，顿感他们这个政府的继续存在现在已成问题。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休会了。

那个星期五，正值8月份银行假日周末的前夕，证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风潮中于午前10时宣告停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首先在纽约掀起了这场风潮，全欧洲的交易所也都相继关闭。伦敦城人心惶惶，预示着末日将临，外汇暴跌。劳合·乔治说，银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战争就“大惊失色”，战争将“使以伦敦为中心的整个信贷体系陷于崩溃”。英格兰银行总裁于星期六晋见劳合·乔治，告诉他整个伦敦城“全都反对我国插手”战争。

就在这个星期五，保守党的领袖人物全都从他们的乡间别墅被召回到伦敦会商这一危机。亨利·威尔逊，一会儿冲到这个人面前，一会儿冲到那个人面前，又是申述理由，又是劝告，又是大发议论，说明如果犹豫不决的自由党在这当口退缩不前将会使英国蒙受怎样的耻辱。威尔逊此刻正是英法军事会谈的心脏、灵魂、精神、脊梁和支柱。两国总参谋部给他们的联合计划商定了一个委婉的用词，称之为“会谈”。霍尔丹首先确定了“不承担义务”的措辞。这一措辞，曾引起坎贝尔―班纳曼的忧虑不安，曾为伊舍勋爵所摒弃，但为格雷在1912年致康邦的信中所采用，如今仍然代表着官方立场，虽然它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如果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续，那么，军事计划也同样如此。英法联合计划是花了九年时间才把全部细节拟订完毕的，它不是逢场作戏，不是幻想的驰骋，也不是为避免军事人员惹是生非的纸上游戏。这些军事计划如不是政策的继续，那就什么都不是。它和法俄之间的安排或德奥之间的安排丝毫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它在最后还有明知不符事实而仍按习惯采用的法律上的假设，说什么英国无须因此“承担义务”，采取行动。不喜欢这个政策的政府大臣和议员，只是闭上双眼，自行催眠，而对这样的假设深信不疑。

康邦先生在与格雷进行了痛苦的会见之后，再去拜访反对党领袖时，连外交辞令也弃置不顾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双方共同拟定的。我们两国的总参谋部都曾进行过磋商。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全部计划和准备工作。请看我们的舰队！由于我们和你们所作的安排，我们的整个舰队都在地中海，因而我们的海岸对敌人敞开着。你们把我们搞得门户洞开！”他告诉他们，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法国是永远不会原谅它的，他最后满含悲愤，厉声责问：“那么荣誉呢？英国知道什么是荣誉吗？”

在不同人的眼中，荣誉有着不同的外衣。格雷知道，必须使荣誉穿上一件比利时的外衣，才能说服主和派考虑它。就在同一天下午，他给法德两国政府分别去电，要求它们正式保证：“在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未受到其他国家破坏时”，它们准备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在7月31日深夜接到电报一小时内，就回电表示同意；德国则未作答。

第二天，8月1日，内阁讨论了这个问题。劳合·乔治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条他认为德国人会经过比利时的进军路线，这条路线正好穿过靠近法比边境的一个小角落，是直达巴黎的最短直线路径；他说，这不过是对中立的“小小的破坏”。丘吉尔要求授权他进行舰队动员，就是说，征召海军的后备力量，内阁在经过一番“激烈交锋”后拒绝了。格雷要求授权他履行对法国海军承诺的义务，莫利勋爵、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约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和刘易斯·哈考特（Lewis Harcourt）便要求辞职。内阁外边，谣传四起，都在议论德皇与俄国沙皇之间最后一分钟的较量和德国的最后通牒。格雷走出房间去和利希诺夫斯基通电话——他的话被后者误解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还引起了毛奇将军一场虚惊。他还会见了康邦，告诉他“此时此刻法国必须独自作出决定，不要指望我们眼下所无法提供的援助”。格雷回内阁会议室去了，康邦则是脸色发白，浑身哆嗦，瘫倒在他的老朋友常务次官阿瑟·尼科尔森（Arthur Nicolson）爵士办公室的椅子上。“他们要抛下我们不管了。”他说。一位《泰晤士报》编辑问他作何打算，他回答说：“我要等着瞧，‘荣誉’这个词是不是会从英语词典里删去。”

内阁里谁也不想破釜沉舟，虽然有辞职的传闻，却还没有人正式提出。阿斯奎斯继续稳坐不动，绝少开口，等待局势的发展，好让这种电报往来频繁、如痴似狂的日子快告结束。那天夜间，毛奇拒绝东进，费尔德曼中尉的连队占领了卢森堡名叫“三贞女”的地方，梅西米在电话中重申了后撤十公里的命令；海军大臣在海军部殷勤款待反对党的朋友们，其中两位是未来的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和伯肯黑德（Birkenhead）勋爵。他们吃罢了晚饭便打桥牌，消磨焦急等待的时光。就在打牌的当儿，一员信使送来一只红色公文递送箱——恰巧还是最大号的。丘吉尔从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里面只是一纸公文，上面只是一行字：“德国已向俄国宣战。”他告诉了在座的人，便换下晚餐礼服，“径自走出去，就像是去处理习以为常的事务一样”。

丘吉尔穿过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来到唐宁街，从花园门进去，上楼见到格雷、现已出任大法官的霍尔丹以及印度事务大臣克鲁（Crewe）勋爵都在首相这儿。他告诉他们，“不管内阁如何决定，必须立即进行舰队动员”。阿斯奎斯一言不发，但是丘吉尔认为他似乎“十分满意”。格雷陪同丘吉尔出来时对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对康邦讲了，我们绝不允许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者这是丘吉尔在与格雷交谈中感到难于捉摸他说话的要领的情况下，对他的话的理解。这话意味着现在舰队已承担了保卫海峡的义务。到底格雷是怎么说的，他是已经作了保证，还是如学者们后来所肯定的那样准备翌日作出保证，其实都无关系，不论何者属实，都不过是对丘吉尔已作的决定加以肯定而已。丘吉尔回到海军部后，便“立即发出了动员令”。

丘吉尔的命令，以及格雷要信守同法国的海军协议的保证，都是与内阁的多数意见背道而驰的。第二天，内阁势须批准这些行动，否则就得解散，格雷则预计到那时比利时会出现某种“发展”。他跟法国人一样，认为这个“发展”会由德国作出。

注释

[1] 西拉诺（Cyrano de Bergerac），同名戏剧的主角，该剧是一出歌颂英雄的喜剧，系法国剧作家罗斯唐（Edmond Rostand，1868—1918）所作。——译注

[2] 《费加罗报》的主编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在报上发动了一场对当时任财长的卡约的人身攻击，1914年3月16日被卡约夫人枪杀；17日卡约辞职。——译注

[3] 指俄法两国秘密军事同盟的文本。——译注

让德国承担发动侵略的恶名：Joffre, 133.

边境部队后撤十公里：Orders of the War Ministry for the withdrawal are Nos. 22, 25, 26, and 27 in Annexes to AF, I, I.

维维亚尼“惊魂未定”：Viviani, 194–5.

“保证取得英国邻邦的合作”：Annexe No. 25.

霞飞将军催政府下令动员：Joffre, 123–5; Messimy, 139–50.

“惶恐不安”：Viviani, 195.

“在整个8月份一直如此”：Messimy, 183. The premier's nerves were also remarked on by Bertie, 5.

戈捷博士“忘了”：Messimy, 156.

普恩加莱还记得他在十岁那年：Poincaré, III, 1.

反复地呼喊着“法兰西万岁！”：Messimy, 138.

“不费一弹进入法国”：ibid., 140.

“变相的动员令”：Messimy, 144.

康邦报称英国的态度“半冷不热”：Poincaré, II, 242. “No interest to Great Britain”: ibid., 264.

“另册”：Messimy, 147–8; de Gaulle, 237; Renouvin, 13, 27–8.

伊兹沃利斯基“非常伤心”：Poincaré, II, 272.

俄法军事同盟的条款：text in Livre Jaune, l'Alliance Franco-Russ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aris, 1918, 92; also in Joffre, 102. Over the years from 1892 to 1914 the Alliance was the subject of continuing discussion between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especially as to the exact interpretation of its casus foederis, and it became gradually encrusted with layers of aides-mémoires. According to various English translations, France was obligated to “attack,” to “oppose,” or to “fight” Germany. In the French text the word is “attaquer.” For Poincaré's interpretation, see II, 289.

“镇定，镇定，再镇定！”：Messimy, 183–4.

霞飞乞援“言辞哀婉动人”：ibid., 149.

冯·舍恩与维维亚尼的会谈：Poincaré, II, 265; Schoen's report of Viviani's reply, Kautsky, No. 571.

重申撤兵十公里的命令原文：AF, Annexe No. 26.

枪骑兵中队处于“剑拔弩张”状态：Joffre, 129, n. 3.

埃伯内将军领取动员令：Joffre, 128; Messimy, 150.

动员令颁布后巴黎街头的景象：Adam, 20; Gibbons, 73; Guard, 9; Wharton, 14.

“演奏这些曲子的全是匈牙利人”：Wharton, 10.

“恶心而且可耻”：Bertie, I, 6–7.

康邦与格雷的会谈：Poincaré, II, 264.

格雷准备辞职：“Throughout the whole of this week I had in view the probable contingency that we should not decide at the critical moment to support France. In that event I should have to resign.” Grey, II, 312.

格雷“冷酷无情”：Lichnowsky to Jagow, April 13, 1913, qtd. Halévy, 627.

“德国主宰欧洲大陆”：Grey, I, 299.

莫利勋爵对内阁分歧的看法：Morley, 4, 5, 10.

自由党议员：Addison, 32.

《笨拙》周刊中的诗：by Owen Seaman, Punch, August 5, 122.

劳合·乔治谈到这是“斯图亚特王朝以来我们国家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qtd. Halévy, 547.

德国军火公司把军火运进北爱尔兰：ibid., 548.

丘吉尔和海军：Corbett, 25–30; Churchill, 230ff. Subsequent material on Churchill's role in the crisis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Fleet is from his Chapter IX, “The Crisis,” and Chapter X, “Mobilization of the Navy.”

“天才的发明”：L. J. Maxse, “Retrospect and Reminiscence,” National Review, Vol. LXXI, 746.

“杰出的雇佣兵队长”和“打和平牌”：Morley, 24.

“我们要投身其中还是袖手旁观”：Asquith, II, 7.

7月31日内阁会议上的格雷：Morley, 2.

“内阁好像发出了一声浩叹”：ibid., 3.

银行家和商人“大惊失色”，整个伦敦城“全都反对我国插手”战争：Morley, 5; Lloyd George, 61.

保守党领袖：Chamberlain, 94–101; Wilson, 154.

康邦责问：“那么荣誉呢？英国知道什么是荣誉吗？”：Chamberlain, 101.

格雷关于比利时中立的电报和法国的回电：British Blue Book, Nos. 114, 124, 125.

“小小的破坏”：Beaverbrook, 15–16.

劳合·乔治告诉康邦“法国必须独自作出决定”：Nicolson, Diplomatist, 304.

“他们要抛下我们不管了”：ibid., 304–5.

丘吉尔参加晚宴：Beaverbrook, 22–3.

第7章　布鲁塞尔：德国的最后通牒

德国驻布鲁塞尔公使赫尔·冯·贝洛―扎莱斯克（Herr von Below-Saleske）的保险箱里锁着一封由特别信使于7月29日从柏林送来的密封信件，随附的命令责成：“未奉此处电令，不得拆阅。”8月2日，星期天，电令到达，指示他立即拆封，将封内照会于当晚8时递交比利时政府，并注意务使对方“感到有关此事的全部指示均系今天首次向你下达”。他务必要求比利时人在十二小时内作出答复，然后“尽速”电告柏林，同时立即用汽车将答复送达正在亚琛联盟旅馆内的冯·埃米希（von Emmich）将军。亚琛，亦名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是德国离比利时东大门列日最近的一个城市。

赫尔·冯·贝洛是个独身汉，身材高大挺拔，蓄着黑黑的八字胡子，一只碧玉烟嘴时刻不离手，1914年初开始担任驻比利时公使之职。他的办公桌上有只银烟缸，烟缸上有个子弹洞眼。每逢来访德国使馆的客人问及这个洞眼的来历时，他总是放声大笑，告诉客人说：“我是一只不祥之鸟。我被派驻土耳其，土耳其闹了场革命；我到中国，又碰上义和团。这个洞眼就是他们的一颗子弹从窗外飞来打穿的。”然后就是落落大方、姿态雅致地把香烟慢悠悠地送到唇边，再补上一句：“不过现在，我是悠哉游哉了。布鲁塞尔真是一派升平啊。”

自从那封密封信到达以后，他就不再悠哉游哉了。8月1日中午，比利时外交部次官巴松皮埃尔（de Bassompierre）男爵来访，告诉他晚报准备刊登法国给格雷的复信，在这封复信里法国保证尊重比利时中立。巴松皮埃尔婉转表示，鉴于德国尚未作出类似答复，赫尔·冯·贝洛或许愿意发表一项声明。但是他未经柏林授权这样做，所以也就只能借助外交手腕来回避。他仰靠椅背，两眼盯住天花板，透过缭绕的烟雾，把巴松皮埃尔刚刚对他说的话留声机似的逐字重复了一遍。然后一面站起来，一面宽慰他的客人说：“比利时对于德国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就此结束了这次会见。

第二天上午，当达维尼翁（Davignon）先生——这位比利时外交大臣是在清晨6时被德国入侵卢森堡的消息从睡梦中惊醒的——召他进行解释的时候，赫尔·冯·贝洛又对他照样宽慰了一通。返回使馆之后，为了安抚哗然的新闻界，他使用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绝妙譬喻。他说：“你邻居的屋顶可能失火，但你自己的房子将安全无恙。”

不少比利时人，不论是官方人士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士，都倾向于相信他的话。有些是出于亲德情绪，有些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些则是因为对比利时中立的国际保证的真诚可靠，天真地笃信不疑。比利时的独立经有关国家保证已经有七十五年之久，他们由此享受了有史以来持续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自从恺撒攻打比尔盖人[1]以来，比利时这块土地就一向是穷兵黩武者的必经之地。勃艮第勇士查尔斯[2]和法兰西的路易十一这两个不共戴天的宿敌曾在这里一决雌雄；西班牙的铁蹄曾在这里蹂躏过低地三国；英国名将莫尔伯勒[3]曾在这里同法国进行了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的“浴血战”；拿破仑曾在这里的滑铁卢迎战威灵顿；这里的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反抗一个又一个统治者——勃艮第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荷兰人——直至1830年最后推翻奥兰治王朝（House of Orange），拥戴维多利亚女王的母舅，即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大公为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从此，比利时逐步走向繁荣昌盛，并致力于解决佛兰芒人（Flemings）同瓦隆人（Walloons），天主教徒同新教徒的兄弟阋墙，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以及法语和佛兰芒语并用的争论。他们强烈希望邻国能让这种安乐境况长此下去，不受干扰。

如今，国王、首相和总参谋长虽然都已不再有此奢望，但是中立的义务和对于中立的信念却使他们裹足不前，未能制订计划，抵御外敌进犯。直到最后时刻，他们依然难以相信，保证他们中立的国家之一竟会果真入侵。得知德国7月31日发布“面临战争危险”公告之后，他们立即下令于午夜开始动员军队。当天夜间和第二天，警察挨家挨户拉响门铃，传达命令，男人们或从床上爬起，或是离开工作岗位，打好背包，告别亲人，走向营地。比利时一向恪守中立，直到此时此刻并没有确定任何作战方案，所以动员并无某一具体敌国为其目标，也不是向某一具体方向挥戈，所谓动员，只是征召入伍而已，并无任何部署可言。比利时和它的保证国一样，负有维护中立的义务，因此未见公开入侵行动之前，不能采取公开行动。

8月1日晚，德国对格雷的要求默不作答已满二十四小时，阿尔贝国王决定以个人名义向德皇作最后一次呼吁。他和他的妻子——一位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儿，德国血统的伊丽莎白王后——共同商讨拟就了文稿，并由她逐句译成德文。她与国王字斟句酌，推敲了每个词的含义。他们在信中承认，一些“政治上的障碍”可能有碍发表一项公开声明，但是希望“亲缘和友谊的纽带”会使德皇向阿尔贝国王作出个人的私下保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但是亲缘关系也没能打动德皇，使他作出回答。这里所说的亲缘关系，源出阿尔贝国王的母亲——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gen）的玛丽公主；这个家族是普鲁士皇室的一支信仰天主教的远族。

相反，送来的却是在贝洛的保险箱里等了四天的那道最后通牒；送来的时间是8月2日晚上7时。外交部的一名侍役推开次官的房门，探进头来，以激动的声调轻轻地报告说：“德国公使刚刚来了，去见达维尼翁先生了！”十五分钟后，贝洛驱车驶返法律大街，只见他双手拎着帽子，满额汗珠，一口接一口地抽烟，那急促的动作活像一只机械玩具。一等他那“趾高气扬的身影”离开了外交部，两位次官便立即奔到大臣的房间。他们发现，往日总是镇定乐观的达维尼翁先生此时看上去面无人色。“坏消息，坏消息！”他一面说，一面把刚刚收到的德国照会递给他们。政务秘书德盖菲耶（de Gaiffier）男爵一面念着，一面慢慢翻译；巴松皮埃尔坐在大臣办公桌旁，一面记录，一面推敲着每一个模棱含混的用词，确定其正确的译法。而达维尼翁先生和常任次官范德埃尔斯特（van der Elst）男爵则坐在火炉两边的座椅上谛听着。以往不论遇到什么问题，达维尼翁先生最后一句口头禅总是：“我相信，最后总会万事如意。”范德埃尔斯特因为对德国人怀有一片尊崇之情，所以过去一直宽慰政府，说德国军备不断增长旨在东进，唯此而已，对比利时绝非不祥之兆。

翻译工作刚刚完成，身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的德布罗克维尔（de Broqueville）男爵走了进来。他身材高大，肤色黧黑，修饰考究，是位绅士气派十足的大人先生，两撇坚挺有力的黑八字胡子，加上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更为他的神态增添了几分坚毅。在向他宣读那份最后通牒的时候，室内每个人对每个字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如这份通牒作者拟稿时的全神贯注。德国人拟就这份最后通牒，确实颇费一番心力，可能当时就已意料到，它必是本世纪的关键性文件之一。

这份最后通牒，在7月26日——也就是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前两天，奥地利和俄国开始动员前四天，德奥两国拒绝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的关于召开五强会议的建议的同一天——已由毛奇将军亲笔拟就了底稿。毛奇将底稿送交外交部后，经由副外交大臣齐默尔曼和政务秘书施图姆（Stumm）修改，复经外交部大臣雅戈和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润色订正，最后才将定稿密封，于29日送达布鲁塞尔。德国人为此不遗余力，说明了他们对于这份文件的重视。

照会一开始说，德国收到“可靠情报”，法军拟将沿着日韦（Givet）至那慕尔一线推进，所以“法国拟欲通过比利时国境进犯德国的意图已不容置疑”。（因为比利时人并未发现法军向那慕尔移动的任何迹象，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种移动，所以这一指控未能对比利时发生作用。）照会继而又称，不能指望比利时军队可以阻止法军推进，因此根据“自卫之需”，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阻止这种敌对性的进攻”。如果比利时人把德国进入比利时国土的行为视为“针对它本身的一种敌对行动”，德国将“深感遗憾”。不过，如果比利时能够保持“善意的中立”，则德国将保证“一俟缔结和约当即撤出其领土”，保证赔偿德军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并“在和约缔结时，保证其主权和独立”。在原稿中，这一句还接着说：“并保证以最大的善意支持比利时可能向法国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不过在最后一刻，贝洛按指示删去了这个贿赂。

照会最后说，如果比利时反对德国通过其领土，则将被视作敌国，今后与它的关系则将听由“枪炮决定”。照会要求比利时十二小时之内必须作出“明确无误的答复”。

据巴松皮埃尔后来的回忆，照会念完之后，接着是“一阵长达数分钟之久的忧郁的沉默”，室内每个人都在思考国家面临的抉择。比利时疆域狭小，独立不久，唯其如此，确保独立的决心益发坚决。至于决定捍卫独立的后果如何，室内每个人都是无须明言的。他们的国家将受攻击，他们的家园将遭毁灭，他们的人民将遭遇十倍于他们的一支武装力量的报复，不论战争结局如何，直接处于德国人进军途中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后果是不存怀疑的。反之，如果他们屈服于德国的要求，那将等于听任德国占领比利时，而一个战胜了的德国，只有很低的可能性会把撤退放在心上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使比利时成为进攻法国的帮凶，成为自身中立的破坏者。不论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要被德国占领；但如屈服，还得丧尽荣誉。

“如果我们必然要被化为齑粉，”巴松皮埃尔这样记述着他们当时的情绪，“就让我们光荣地化为齑粉吧。”在1914年，说到“光荣”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可羞惭难堪的，“荣誉”是为人们所笃信的一个熟悉的概念。

范德埃尔斯特打破了室内的沉寂，向首相问道：“那么，阁下，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准备好了，”德布罗克维尔答道，“是的，”他重复了一遍，好像尽力要使自己相信似的，“不过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重型炮。”政府还只是在上一年才由墨守中立的国会勉强准予增加军事拨款，重型炮是向德国克虏伯（Krupp）公司订购的，交货也就无怪乎要受拖延。

十二小时限期中的一小时已经过去。在其他同僚开始召集全体大臣准备于9时召开国务会议时，巴松皮埃尔和德盖菲耶便着手草拟复照。应该如何答复，他们已无须商讨。首相德布罗克维尔将此事交由他们办理之后，便去王宫禀告国王。

国王阿尔贝感到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责任重大，因此对于外界的压力也就感觉非常敏锐。他并非生下来就注定日后南面为王的。他是国王利奥波德的弟弟的次子，是在王宫偏僻的一角，在一个极平庸的瑞士教师的教诲下长大的。科堡家族的生活并非愉快。利奥波德的亲生子夭亡之后，1891年，他的侄子博杜安（Baudouin），也就是阿尔贝的哥哥，又去世，因此阿尔贝在十六岁时便成了王位继承人。老国王痛丧嫡嗣之后，又失去了他以父情相爱的博杜安，悲切之余，对于阿尔贝最初并未寄予厚望，只管他叫作“封了口的信封”。

可在这“信封”之内，却蕴藏着惊人的体力和智力，可以与他同时代的西奥多·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这两位伟人相媲美。而在其他方面，又与他们迥然不同。他沉默寡言，而他们则是性格外向；不过，他虽与罗斯福气质互异，却也有许多相同的爱好：他喜欢户外活动、体育锻炼、骑马爬山，爱好自然科学，关心保护自然环境，并酷爱书本。同罗斯福一样，他每天必读两本书，内容包罗万象——文学、军事科学、殖民主义、医学、犹太教义、航空学，等等。他有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专由自己驾驶。他最最热衷的是登山运动，曾经隐姓化名觅遍欧洲诸峰。身为确定的嗣位人后，他曾旅游非洲，实地研究殖民问题；作为国王，他又曾亲临现场，研究军队，考察博里纳日（Borinage）的煤矿和瓦隆人的“红色乡村”。他的一位大臣曾说：“国王每次开口，都好像要有所建树。”

1900年，他和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的伊丽莎白结婚。新娘的父亲是位公爵，在慕尼黑一家医院做眼科医生。这对夫妇显然相亲相爱，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家庭生活堪称楷模，与旧王朝那种有失体统的生活方式适成对照，这使阿尔贝即位之初便大得人心。1909年，他继承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登基为王，国人普遍感到如释重负，为之庆幸。新国王和新王后一如既往，不讲虚饰豪华。合意的人，他们盛情款待；中意的地方，他们就前往舒展猎奇探险之心。危险、礼仪、非议等等，他们始终漠视不计。他们这个帝王之家的生活与其说有布尔乔亚的气派，不如说是波希米亚的气质。

阿尔贝在军事学校做士官生时曾与后来任总参谋长的埃米尔·加莱（Emile Galet）同学。加莱是鞋匠的儿子，是全村人共同捐款送去上学的。他后来当过军事学院教官，不过当他再也不能同意比利时参谋部无视情况不同生搬硬套法国人那套殊死进攻理论的时候，便辞职引退。加莱还曾脱离天主教会成为一名严格的福音派信徒。他悲观厌世，苛严刻板，忠贞耿直，对于自己的职业以及其他一切事物都一概严肃认真——据说他每天必读《圣经》，一向不苟言笑。国王听过他讲课，在演习中和他会过面，并对他的教诲印象深刻。他教导说：不顾客观情况为进攻而进攻是危险的；“只有在具有重大胜利的前景时”，军队才应求战；而且，“进攻必须具备优势手段”。虽然他还只是一名上尉，虽然他是个平民的儿子，虽然他是在一个天主教国家而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但是却被国王选任为私人军事顾问，这是个特地为他设立的职务。

根据比利时宪法，阿尔贝国王只有在战争爆发后才能成为总司令，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和加莱不能将自己的忧虑和战略主张强加于总参谋部。而总参谋部则是死死抱住1870年的先例不放，认为尽管当时法军若是进入比境就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以撤退，可是那时不论是普鲁士军队或是法国军队，都未有一兵一卒踏上过比利时领土。然而，阿尔贝国王和加莱认为，自那时以来，军队数量已有巨大增长，因此情况已愈发明显：如果这两个国家再度大举进军，必将涌向旧日征途，必将再度兵戎相见于旧日疆场。

利奥波德二世1904年与德皇会晤时，德皇曾向他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一点，当时他曾为之吃惊不已。但他回国之后，这种震惊之感却逐渐消逝。因为，对于威廉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人，谁能信以为真？国王曾把此次会见情况告诉范德埃尔斯特，范德埃尔斯特也与国王有同感。1910年德皇回访布鲁塞尔时，其表现确实使人疑虑顿释。他对范德埃尔斯特说，比利时根本没有什么可害怕德国的，“你们将不会有任何理由对德国不满……我完全理解你们国家的处境……我绝不会使它为难。”

总的说来，比利时人相信了他。他们对于自己的中立保证是认真从事的。比利时忽略了自己的军队、边防、工事，凡属意味着对那项保护性条约缺乏信心的事情，他们一概置之不办。社会主义才是风靡一时的论题。公众对于国外发生的情况无动于衷，国会则被经济问题所缠，结果是军队状况任其恶化，而与土耳其人的情况毫无二致。部队纪律松弛，懒散拖沓，军容不整，士气低沉，军礼不行，步调不一。

军官队伍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在人们思想上，军队是多余的，甚至还有点荒唐可笑，既吸引不了才智之士，也吸引不了有才干、有抱负的青年。而那些确以行伍为业并由军事学校科班出身的人，则深受法国鼓吹冲动和殊死进攻那套学说的感染。他们得出的一条惊人的公式是：“要使我们不受忽视，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进攻。”

不论这种精神多么威武雄壮，这一公式则是与比利时的实际状况格格不入的。一个受中立义务约束而只能制订防御计划的参谋部竟然尊崇这种进攻理论，诚然是件咄咄怪事。中立禁止他们与任何其他国家协同制订计划，并规定他们必须把踏上其国土的第一步视作敌对行动，而不论这一行动是来自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于制订出一项协同作战计划。

比利时军队包括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而他们所要应付的却是拟将越过比利时的34个德国师，同时装备不足，缺乏训练，军费微薄，所能提供的弹药有限，每人每周只能进行两次实弹射击，每次又只有一发子弹，因而射击技术低劣。1913年才实行义务兵役制，而其结果只是使部队更加不得人心。那年，国境之外已是战车隆隆，征兆不祥，国会才勉强将每年服役人数从13000人增至33000人，而且，批准安特卫普防御工事现代化的拨款时，是以此项开支必须通过缩短义务兵役期所节省的开支覆盖为条件的。以前根本没有总参谋部，直到1910年，由于新国王的坚持才设立。

总参谋部由于成员意见分歧很大，成效有限。一派主张制订进攻计划，遇到战争威胁时将部队集结于边界前沿。另一派主张防御，将部队集结在内地纵深。而主要由阿尔贝国王和加莱上尉组成的第三派，则主张御敌于尽可能接近受威胁的边界，而又不危及通向安特卫普筑垒基地的交通线。

欧洲上空，乌云密布，比利时的参谋们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未能完成集结计划。由于他们不得指明谁是敌人，不同意见也就取得了妥协。一项折中计划总算获得通过，不过也仅仅是个大纲而已，铁路时刻表、补给兵站、部队宿营等等都没有作出安排。

1913年11月，阿尔贝国王同他伯父九年前一样，应邀访问柏林。德皇盛宴招待，宴席上摆满紫罗兰，宾客五十五人，其中有陆军大臣法尔肯海因（Falkenhayn）将军，帝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总参谋长毛奇将军，以及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比利时大使拜恩斯（Beyens）男爵也出席，他注意到，国王在席间自始至终神态严峻异常。席散后，拜恩斯又在旁注意着他与毛奇交谈，只见国王一面听，一面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忧郁。国王临走时对拜恩斯说：“明天9时来见我，我必须和你谈谈。”

次日上午，国王和拜恩斯穿过勃兰登堡门，经过一排排在柔和的晨雾披裹中闪闪耀目、英姿勃勃的霍亨索伦家族历代君王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步行来到蒂尔加滕（Tiergarten）。在这里，他们可以静静交谈，“不受打扰”。阿尔贝说，他第一次受到震动是在他来访不久举行的那次宫廷舞会上，当时德皇指着一位将军对他说，这个人就是受命“率师向巴黎进军”的人——那就是冯·克卢克（von Kluck）。后来，也就是在上一天晚宴之前，德皇又把他带到一边个别交谈，对法国歇斯底里、滔滔不绝地发作了一通。德皇说，法国从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挑衅，法国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与法国开战也就势不可免，而且已是迫在眉睫。法国报界对德国恶言中伤，“三年兵役法”是蓄谋的敌对行动，法国渴望复仇之心难以遏止，现已举国蠢动。阿尔贝试图劝他息怒，于是说道，他比较了解法国，他每年都访问法国，因而可以向德皇保证，他们不是好事侵略的人，他们真诚渴望和平。然而只是徒劳，德皇依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

晚宴之后，毛奇又捡起这个话题。对法国的战争即将爆发，“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彻底结束战争。战争到来的那一天，不可抗拒的激昂情绪定将弥漫整个德国”。德国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愤怒的条顿人是不可阻挡的；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留下的将是一片废墟；他们必胜无疑。

谈话的内容使阿尔贝惴惴不安，而他们如此意外地吐露秘密，其动机何在，同样使他忧心忡忡，他不能不得出结论，他们意在恫吓比利时就范。德国人显然决心已定，他感到应该向法国发出警告。他指示拜恩斯如实一一转告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尔·康邦（Jules Cambon），并敦促大使以最有力的措辞向普恩加莱总统汇报。

他们后来知道，就在同一次宴会上，毛奇将军也对比利时武官梅洛特少校发泄了一通，语气更为激烈。梅洛特也听到他说，对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要比你们想象的早得多”。毛奇对于外国使馆官员向来交谈不多，可是这次却是“开怀畅谈”。他说，德国不希望战争，但是总参谋部已经“万事皆备”。他说：“法国必须停止对我们的挑衅和攻讦，否则我们就不得不以兵戎相见，而且越早越好，我们早已不耐烦长此保持戒备。”毛奇列举了一些法国挑衅的事例，除了“大事”之外，他还谈了德国飞行员在巴黎所受的冷遇，谈了德国驻法武官温特费尔德（Winterfeld）少校受到巴黎社交界的抵制；温特费尔德的母亲——阿尔文斯勒本（d’Alvensleben）伯爵夫人，对此曾颇有怨言。至于英国，他说，要知道，德国的海军可不是为了躲在海港里而建立的。它会出击，也有可能吃败仗，德国会损失舰只，但是英国将失去海上霸权，海上霸权将落到美国手中，美国将成为一场欧洲战争的唯一受益者。英国懂得这一点，将军如此说道，并且话锋一转得出结论：英国因此可能保持中立。

他的话还远没有完。他问梅洛特，如果一支外国大军入侵比利时国土，比利时将何以自处？梅洛特回答说，它将捍卫其中立。毛奇力图弄清比利时是将如德国人所想那样仅是抗议一下了事还是将奋起抗击，于是逼他说得明确一些。梅洛特答道：“不论哪个大国进犯我们的边界，我们都将全力抗击。”毛奇以平淡的口吻指出，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行，“你们还必须有一支能够履行中立责任的军队”。

回到布鲁塞尔后，阿尔贝国王立即索取了一份有关动员计划进展情况的报告。他发现毫无进展可言。根据在柏林听到的情况，他征得德布罗克维尔的同意，准备以德国进犯这一假设为基础，制订一项作战方案。他任命他本人和加莱提名的一个叫作里克尔（Ryckel）的能干的上校执行此项任务，预定4月份完成。但到4月份，仍未完成。在此期间，德布罗克维尔已任命另一军官——塞利耶·德莫朗维尔（de Selliers de Moranville）将军为总参谋长，位居里克尔之上。到了7月份，还在审议四份不同的集结方案。

挫折并未改变国王的决心。紧接柏林归来之后，由加莱上尉草拟的一份备忘录就具体体现了他的方针政策。“我们决心向蓄意侵犯我们领土的任何大国宣战；决心竭尽全部力量和全部军事资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甚至越过疆界，进行战争；并且决心一直打下去，即使在进犯之敌败退之后，仍将继续打下去，直至实现全面和平。”

8月2日上午9时，阿尔贝国王于王宫主持国务会议，他在开幕词中说道：“不论后果如何，我们的回答必须是‘不’。我们的责任是捍卫我们的领土完整。对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不过，他也坚决要求每一位与会者都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后果必将是严重的、可怕的；敌人必将是残酷无情的。首相德布罗克维尔也警告一些动摇不定的人切莫相信德国保证在战后恢复比利时主权的诺言。“德国一旦战胜，”他说，“比利时不论持何种态度，都将被并入德意志帝国。”

一位年事已高、不平则鸣的大臣，最近还曾把德皇内弟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奉为上宾招待，此时对那位公爵的虚情假意怒不可遏，整个会议期间，他咕哝着骂个不停，犹如会议合唱声。在总参谋长塞利耶将军起身说明所采用的防御战略时，他的副参谋长里克尔上校低声喝道：“我们一定要狠揍他们的要害。”用他们一位同僚的话来说，他和总参谋长的关系是“绝无温良恭俭让可言”。当他发言时，他建议先发制人，在侵略者越过比利时边界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打击他们。听者俱感诧异愕然。

午夜休会后，一个由首相、外交大臣和司法大臣组成的委员会重返外交部草拟复照。正当工作进行之际，一辆汽车驶进了黑暗的庭院，停在此时唯一灯火通明的一排窗口下面。听说是德国公使来访，几位大臣惊异不已。此时已是深夜1时30分，他来有何贵干？

赫尔·冯·贝洛夙夜奔波，说明他的政府越来越感不安，急欲知道他们那道最后通牒效果如何；那道通牒，白纸黑字，已是无可挽回，它对比利时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也已无可挽回。几年来，德国人一直彼此相互告慰：比利时不会反抗。但是现在事到临头，他们开始深为焦虑不安，虽然这种不安为时已晚。比利时气壮山河、响彻云霄的一个“不”字，定将有如雷鸣，震荡全球，对其他中立国家的影响势将不利于德国。但是德国最担忧的倒不在于中立国家的态度，而是比利时的武装抵抗将会耽误它的时间表。如果比利时军队决心抵抗，而不是“拱手让路”，德国就必须从进军巴黎所需要的兵士中留下若干师来。比军破坏铁路和桥梁，就可以切断德军的进军路线和给养供应，从而造成极大的麻烦。

德国政府苦思再三之后，不得不遣赫尔·冯·贝洛深夜造访，进一步指控法国罪行，企图借此影响比利时对最后通牒的答复。贝洛对接见他的范德埃尔斯特说，法国飞机投了炸弹，法国巡逻队越过了边界。

“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范德埃尔斯特问道。

回答是：“在德国。”

“既然如此，我看不出这些消息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德国公使赶忙解释说，法国对国际法缺乏尊重，因此可以逆料它会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这种别出心裁的逻辑推理并未奏效。范德埃尔斯特出门送客，请走了客人。

半夜2时30分，国务会议在王宫复会，通过大臣们提交的对德复照。复照申言，比利时政府倘若接受德国建议，它“将牺牲其民族尊严，背叛其对欧洲的义务”。政府宣布，它“坚决以其权力范围以内的一切手段抵抗对其权利的每一进犯”。

在未加任何改动通过复照以后，会议对国王坚持的主张进行了辩论。国王坚持认为，在德军实际进入比利时之前，不应向保证其中立的国家发出求援呼吁。尽管争执激烈，他的主张还是通过了。凌晨4时，会议结束。最后离开的一位大臣转过身来，只见国王手持复照副本，背对房间，凝望窗外，曙光已经开始照亮天空。

在柏林，8月2日深夜也在进行着一个会议。在首相官邸，贝特曼―霍尔韦格、冯·毛奇将军和蒂尔皮茨海军上将，像上一夜讨论对俄宣战问题一样，在商讨对法国的宣战书。蒂尔皮茨“一遍又一遍”地埋怨说，他不懂为什么非得搞这些宣战书不可；他说，这些东西总带有“侵略味道”，“没有这些玩意儿”，军队照样可以进攻。可是贝特曼―霍尔韦格指出，对法宣战是必要的，因为德军要借道比利时。蒂尔皮茨则是重复着利希诺夫斯基大使发自伦敦的警告：进犯比利时势必要把英国卷进来；他建议暂缓入侵比利时。毛奇感到这对他的时间表又增加了一个威胁，为此很是担忧，于是立即宣称这是“不可能的”，运输时间表“绝不容许受到阻挠”。

他说他本人也不认为一纸宣战书具有什么价值。当天日间法国的敌对行动已使战争成为事实。他指的是所谓法国轰炸纽伦堡地区的报道，德国报纸当日散发号外，大肆宣传，弄得柏林居民惶惶不安，老是抬头张望天空。其实根本没有轰炸。可是现在，根据德国人的逻辑，鉴于这种意想中的轰炸，宣战已被认为势所必须。

蒂尔皮茨仍旧不以为然。他说，全世界都不会有任何怀疑，法国人“按理说至少是个侵略者”；但是，德国政治家们却过于粗心大意，没有阐明这一点，以致本来是件“纯属应急措施”的入侵比利时行动，竟会毫无道理地给蒙上“野蛮的暴力行动的不祥色彩”。

在布鲁塞尔，国务会议于8月3日清晨4时散会之后，达维尼翁回到外交部，指示政务秘书德盖菲耶男爵向德国公使递交复照。上午7时正，正是十二小时限期的最后一刻，德盖菲耶按响了德国使馆的门铃，将复照递交给了赫尔·冯·贝洛。回家途中，他听到报童的叫卖声，晨报宣布了最后通牒的全文和比利时的答复。他听到人们阅读这些新闻，听到激动地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发出刺耳的惊叹声。比利时无所畏惧的一声“不！”振奋了人心。许多人认为，这一来，德国可要绕过他们的国土而不致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德国人是危险的，但还不是疯子”，人们如此相互告慰。

甚至在王宫，在内阁各部，也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很难想象德国人竟会明知错误，还要自绝于人，蓄意发动战争。但到8月3日晚，当收到德皇对阿尔贝国王两天前发出的个人呼吁姗姗来迟的答复时，最后一线希望也随之消失。德皇的复电不过是再次试图劝诱比利时不战而降。德皇复电说道，“正由于怀着对比利时的最友好的愿望”，他才提出了他的严肃的要求。“正如所提条件已经阐明的那样，能否维持我们以前和目前的关系，依然取决于陛下。”

“他把我当作什么啦？”阿尔贝国王大声叫道。自从危机开始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失却控制，流露出他的愤慨。就任最高统帅之后，他立即下令炸毁列日附近默兹河上的桥梁，以及与卢森堡交界处的铁路隧道和桥梁。他依然未向英、法两国发出呼吁，要求军事援助和结盟。比利时的中立是欧洲列强一项差不多可说是成功的集体行动。在公开入侵行动实际发生之前，阿尔贝国王还不能使自己为比利时的中立签署死亡证书。

注释

[1] 比尔盖人（Belgae），罗马帝国时期凯尔特民族的一部分，聚居在莱茵河下游西南部。译注

[2] 勃艮第勇士查尔斯（Charles the Bold of Burgundy，1433—1477），勃艮第大公，曾想联合勃艮第、卢森堡、荷兰，自立为王，后遭法兰西皇帝路易十一挫败。——译注

[3] 莫尔伯勒（Marlborough，1650—1722），英国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人，原名约翰·丘吉尔，因于1702年对法作战有功，获授莫尔伯勒公爵衔，后曾于1709年于马尔普拉凯再次大败法军。——译注

贝洛―扎莱斯克得到的命令：Jagow to Below, July 29 and August 2, marked “Urgent and Secret,” Kautsky, Nos. 375 and 648.

“我是一只不祥之鸟”：Whitlock, 3.

巴松皮埃尔与贝洛的会面：Bassompierre, 15–16.

“你邻居的屋顶可能失火”：ibid.

伊丽莎白王后为比利时国王翻译向德皇的最后一次呼吁：Cammaerts, 405; text of the letter: Galet, 31.

递交宣战书：Bassompierre, 17; remainder of paragraph and further account of government discussions of ultimatum are from Bassompierre unless otherwise noted.

贝洛驱车返回：Gibson, 9–10.

达维尼翁和范德埃尔斯特对德国人的尊崇：Klobukowski, 34–5.

毛奇起草最后通牒：Kautsky, No. 376, n. 1.

最后通牒文本：Belgian Grey Book, No. 20.

“封了口的信封”：Cammaerts, 39.

“国王每次开口，都好像要有所建树”：ibid., 67.

加莱的教诲、职业生涯和性格：D'Ydewalle, 94.

德皇向范德埃尔斯特做出的保证：Cammaerts, 108–9, 115.

“要使我们不受忽视”：Galet, 8.

阿尔贝国王1913年访问柏林：Beyens, II, 38–43; Jules Cambon to Pichon, November 22, 1913, French Yellow Book, No. 6; Poincaré, II, 86; Galet, 23.

毛奇对梅洛特说的话：Beyens, II, 47–53.

加莱上尉草拟的备忘录：Galet, 23.

8月2日阿尔贝国王主持国务会议：Carton de Wiart, 207–9: Galet, 46–50.

“德国一旦战胜……比利时……将被并入德意志帝国”：qtd. Poincaré, II, 281.

德国担心比利时抵抗：see notes on Moltke and Jagow for Chapter 8, p. 145.

贝洛与范德埃尔斯特说的话：Belgian Grey Book, No. 21; Cammaerts, 13.

国王凝望窗外：Carton de Wiart, 210.

在贝特曼―霍尔韦格官邸的会谈：Tirpitz, I, 366–70.

柏林居民惶惶不安地抬头望天：Hanssen, 14. More sophisticated Germans were skeptical of the reports. Conrad Haussmann (16), noting the lack of precise details, found them “not very convincing.”

德盖菲耶递交复照：Bassompierre, 31, 37; text of the reply, Belgian Grey Book, No. 22.

德皇给比利时国王的复电：Galet, 58–9.

“他把我当作什么啦？”：Cammaerts, 19.

第8章　“叶落之前凯旋”

8月2日，星期天，这天下午，在德国的最后通牒在布鲁塞尔递交之前几小时，格雷要求英国内阁授权履行英国海军保卫海峡一侧法国海岸的诺言。但是英国政府最为头痛的时刻，莫过于要它作出斩钉截铁的具体决定。整个下午，内阁局促不安，举棋不定，不愿毅然承担义务。

在法国，尽管有些人衷心盼望能够避免这场战争，但是战争既已临头，他们也就把它作为民族劫数接受下来。过去曾有种种说法，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已经败坏了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并且预料，一旦发生战争，这种影响将会带来亡国之祸。而今，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几乎近于肃敬的报道，法国人民“民族忠义”勃发，而又“全无骚动不安情事”。在比利时，则出现了一位历史上罕见的英雄，这位心地纯正的国王使比利时声誉大振，使其在这或降或战必择其一的关头，不出三小时就作出了决定，尽管明知其后果可能就是灭亡。

英国没有阿尔贝，也没有阿尔萨斯，虽然武器齐备，但却斗志阙如。过去十年间，它已为如今临头的这场战争作了研究和准备；1905年以来，它还搞了一套名为“兵书”的体系，一扫英国人历来苟且从事的旧习。战争时要发的命令全已准备就绪，只待签署；信封已经写好；通告和声明或已印就或已排版；国王每次离开伦敦，凡需他立即签署的文件，均随带在身。办法可谓条理分明，但英国人的思想却苟且如故。

德国舰队如在海峡出现，对于英国的直接挑衅将不亚于当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因此，星期天这天的内阁会议终于勉强同意了格雷的要求。格雷当天下午向康邦递交了一份书面保证，声称：“如果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是通过北海对法国海岸或海上运输采取敌对行动，英国舰队将全力给予保护。”不过格雷又加上一句，该项保证“并不约束我们必须与德国作战，除非德国舰队采取上述行动”。他还一言道出了内阁的内心恐惧，他说，因为英国不能确保本国海岸，“所以不可能安全地派遣武装部队出国”。

康邦先生问，这是否意味着英国将永远不采取这一行动。格雷答道，他是“仅就当前情况”而言的。康邦建议派遣两个师，以收“道义上的效果”。格雷说，派遣这样小的一支部队或者甚至派遣四个师，“都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危险，而效果又将是微乎其微”。他继而还说，在次日通知议会之前，英国海军承担的义务千万不得公开。

康邦既感失望而犹抱着希望，以“绝密”电报向本国政府报告了这一保证，电报于当晚8时30分到达巴黎。虽然这只能算半个承诺，远非法国所望，但他依然相信这会导致全面参战，因为，如他后来所说，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半半拉拉”地打仗。

但是，这项海军方面的保证，是强内阁之所难作出的。这使阿斯奎斯一向竭力防止其分裂的内阁终于分崩瓦解。莫利勋爵和约翰·伯恩斯两位大臣辞职；权势显赫的劳合·乔治依然“态度不明”。莫利认为，内阁的瓦解，“那天下午已完全在预料之中”。阿斯奎斯不得不承认，“我们处在决裂的边缘”。

惯于未雨绸缪的丘吉尔，自行担当起密使角色，准备将他以前所属的保守党引入一个联合政府。内阁一散会，他就赶忙去见前首相——保守党的贝尔福，这位贝尔福和该党其他领袖一样，认为英国应该将导致三国协约的政策贯彻始终，纵然结果辛酸，也是理所当然。丘吉尔对他说，如果宣战，他预计自由党内阁的一半成员将会辞职。贝尔福回答说，他的党准备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不过，即使到了那个地步，他预料退出政府的那些自由党人领导的反战运动仍会造成国家的分裂。

这时候，英国对于德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尚无所闻。丘吉尔和贝尔福，霍尔丹和格雷，这些人思想深处所考虑的是，如果法国覆灭，则有德国称霸欧洲之虞。但是，必须援助法国这一政策是关起门来搞的，从未公之于众，没有充分得到举国上下的认可。自由党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政府内部还是全国人民，都不可能意见一致地去参加战争。这次危机，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只不过是德法之间历史纠纷的又一插曲，与英国毫不相干，纵然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有很多人如此认为。要使这个危机在公众心目中成为切肤之痛，只有待到比利时遭到入侵之时。因为中立的比利时是英国政策的产儿，在那里，入侵之寇的每一步都将是对英国设计和签字的条约的践踏。于是格雷决定于次日上午要求内阁将这种入侵视作正式的宣战理由。

那天晚上，他和霍尔丹共进晚餐的时候，外交部一名信差送来一个公文递送箱，里面有一份电报。据霍尔丹说，电报的内容是嘱请注意“德国即将入侵比利时”。那是份什么性质的电报，是谁发来的，都不得而知，不过格雷肯定其言可信。他将电报递给霍尔丹，问他有何想法。霍尔丹回答：“立即动员。”

他们立即离开餐桌，驱车唐宁街。他们到达之时，首相正在接待客人，于是他们将他请到一个幽静的房间，给他看了电报，要求他批准动员。阿斯奎斯首肯同意。霍尔丹自荐暂时重返陆军部任职，以资应急，因为首相第二天势必繁忙，无暇顾及陆军大臣职务。阿斯奎斯也表示同意，而且求之不得，因为早就有人敦促他委派陆军元帅、喀土穆勋爵基钦纳补缺，而他每想到这个独断独行的人，心头就感不安。

第二天星期一是公假日，天气晴朗，是个和丽的夏日。上半天，大批度假人群并没有去海滨，而是被危机所吸引，蜂拥到首都伦敦。中午时分，白厅门前人群拥塞，车辆难以通行；熙攘之声，内阁会议室内清晰可闻。室内几乎连续不断地在开会，大臣们正在力图拿定主意，决定是否要为比利时问题开战。

陆军部那边，霍尔丹已经发出动员的电令，召集后备役士兵和本土军。11时，内阁得到消息，比利时已经决定将其六个师投入战斗，抗击德意志帝国。半小时后，他们又收到保守党领袖们在获悉德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之前所拟就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对法国和俄国的援助如果犹豫不决，就会“使联合王国的信誉和安全化为泡影”。俄国成为盟国，对大多数自由党大臣来说已是难于接受。约翰·西蒙爵士和比彻姆（Beauchamp）勋爵两位大臣因此辞职，不过比利时的事态则决定了中枢人物劳合·乔治的留守。

8月3日下午3时，格雷预定要就这次危机向议会宣布政府的首次正式公开声明。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引领以待。格雷的使命是要使国家投入战争，而且要朝野一致，举国团结。他必须得到向以和平主义为其传统的本党的支持。他必须向世界上历史最久而又最讲实际的议会说明，为什么英国并非由于承担义务而要援助法国。他必须说明比利时是缘由而又不隐瞒法国才是根本缘由；他必须唤起英国的荣誉感，同时又要直言不讳地指出英国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他必须面对的乃是一个就外交问题进行辩论的传统已发扬了三百年之久的场所，而他既无伯克（Burke）的才气又无皮特（Pitt）的威力，既无坎宁（Canning）的练达又无帕默斯顿自信的勇气，既无格莱斯顿的辩才又无迪斯累里（Disraeli）的机敏，可却必须证明在他掌管下的英国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他必须使同代人心悦诚服，必须无愧于前人，同时又必须为后人所理解。

他没有时间准备讲稿。临到最后一小时，正当构思几个要点的时候，有人通报德国大使来访。利希诺夫斯基焦虑不安地走了进来，打听内阁决定如何，格雷将对议会说些什么。是宣战吗？格雷回答说：不是宣战，而是“说明条件”。利希诺夫斯基问道：“比利时的中立是否条件之一？”他“恳请”格雷不要将此提作条件。他对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毫不知情，但他并不认为计划之中要“严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虽然德国军队有可能越过比利时领土的一个小角。利希诺夫斯基这时用了人在无可奈何时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既已如此，那也无可挽回了。”

他们是站在门口谈的，各自心急如焚，格雷急于离开，争取最后几分钟的清静，准备一下他的演说，利希诺夫斯基则是竭力想要推迟公布这一挑战的时间。他们终于分手，从此再也没有作过官方会晤。

下院开会时，议员无一缺席。自从1893年格莱斯顿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为了容纳全体议员，过道上安排了加座。外交使团席上除德、奥大使缺席留有两个空位外，座无虚席。上院客人挤满了旁听席，长期主张义务兵役制而不见采用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也在其中。会场一片紧张的沉寂，没有人走动，没有人传递纸条，也没有人在座位上俯身探头窃窃私语。可是就在此刻，突然咔嗒声响，议院牧师从议长身边后退的时候在通道上加座的椅子上绊了一脚。全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内阁大臣席上，阿斯奎斯温文尔雅的脸上毫无表情，劳合·乔治蓬头散发、面无血色，像是突然老了几年。他们两人之间，坐着一身浅色夏季西装的格雷。

显得“苍白憔悴、心力衰竭”的格雷，此时站立起来。他虽任下院议员已经二十九年，跻身大臣席上也已八载之久，可大体说来，他指导外交政策的方针，议员所知不多，而国人则是知之更少。这位外交大臣，不论向他提出什么问题，都很难使他落入圈套，作出明确或肯定的回答。若是换了一个冒冒失失的政治家，这种闪烁其词的作风是会引起责难的，可是对他，却无人疑忌相视。他毫无世界主义倾向，而是坚守英国本色；他乡土气息如此之浓，一言一行又如此谨慎，因而无人认为他会惹是生非，卷入其他国家的纷争之中。他对外交业务并不爱好，对于自己的职务也无乐趣可言，只是无可奈何地把它作为应尽之责而已。逢到周末，他从不跑到彼岸大陆度假，而是隐身本国乡村。他的法语仅及学童水平，除此之外，他不会任何外语。他五十二岁，是个鳏夫，无子无女，不好交际，人常有之的情欲爱好，在他也像对他所任公职一样，感到索然无味。他的性情，厚墙四堵，如果还有什么爱好能够突破这堵围墙使他动心，那就是鳟鱼戏游的溪流，还有百鸟的啾鸣。

格雷讲得从容不迫，但却富有感情，他要求下院能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荣誉和英国的责任”出发来看待这次危机。他叙述了与法国军事“会谈”的经过，说明没有任何“秘密协定”束缚议院或限制英国决定其行动方针的自由。他说，法国卷入战争是出于它对俄国所负“荣誉上的义务”，但是“我们不是法俄联盟的成员；我们甚至对于这一联盟的条款也不清楚”。为了说明英国并未承担义务，他似乎有些过于推托其词。一个保守党人，德比（Derby）勋爵，不禁愤愤然对他邻座低声说道：“天哪，他们要抛弃比利时啦！”

格雷接着透露了与法国的海军安排。他告诉下院，根据与英国的协议，法国舰队都集结在地中海，以致法国北海岸和西海岸“毫无防御”。他说他“感到”：“如果德国舰队开进海峡，轰击法国未加防御的海岸地区，我们不能视若无睹，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不采取任何行动！”反对党议席上爆发出一阵喝彩声，而自由党议员则是听着，“垂头丧气，不吱一声，默然认可”。

为了说明他何以会使英国早就承担了保卫法国西北部海岸的义务，格雷谈起了“英国的利益”和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通道。这是个复杂的论题，好比一团乱麻，于是他匆匆略过，转到比利时中立的问题，“一个更为严重，并且每时每刻愈趋严重而必须考虑的问题”。

为了充分阐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格雷颇为明智，他不是凭借自己的辩才，而是借助格莱斯顿1870年的如同棒喝之言：“我们能够袖手旁观，熟视这史上最严重的罪行玷污历史的篇章，从而成为这一罪行的帮凶吗？”他还援引格莱斯顿的另一句话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英国必须“反对任何大国的无度扩张”。

他接着用自己的话说：“我要求下院能从英国利益出发，考虑这个存亡攸关的问题。如果法国战败投降……如果比利时落入同一统治势力之下，继而荷兰，继而丹麦……如果在这样一场危机之中，我们逃避根据比利时条约所应承担的事关荣誉和利益的义务……我完全不相信，在战争结束时，即使我们持旁观态度，能够把战争中所已经发生的情况改变过来，防止我们对面的整个西欧陷于一个独大的大国统治之下……我相信，我们也将在全世界面前丧失尊敬，丧失我们的名誉和声望，我们将无法逃脱最严重和最严酷的经济后果。”

他把“问题和抉择”摊在下院面前。下院“沉痛而专心地”听了一小时又一刻钟，最后爆发出一片掌声，表示响应。一个人能够驾驭整个国家的时刻是令人难忘的，事实证明，格雷的演说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时刻，以后被人们奉为重大事件。但是依然有人发表了不同意见，下院不同于大陆国家的国会，不会全体心悦诚服，完全一致。拉姆齐·麦克唐纳代表工党议员发言说，英国应保持中立；基尔·哈迪（Keir Hardie）扬言他将唤起工人阶级反对战争；后来一群没有诚服的自由党议员在下院会客厅里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格雷没有道出参战的理由。但是阿斯奎斯深信，总的说来“我们那些极端的和平爱好者已经哑口无言，虽然他们不久之后还会说话的”。上午辞职的两位大臣晚上被劝了回来。普遍的看法是，格雷获得了举国支持。

“现在怎么办？”丘吉尔在和格雷一道离开下院时问他。“现在嘛，”格雷说道，“我们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停止对比利时的侵犯。”几小时之后，他又对康邦说：“如果他们拒绝，那就是战争。”虽然他差不多又等了二十四小时才发出最后通牒，但利希诺夫斯基担心的事情已成事实：比利时果真成了条件。

德国人之所以冒此风险，是因为他们以为这将是一场速决战，尽管那些文官领袖们到最后一刻还在唉声叹气，担心英国会采取什么行动，而德军总参谋部则已考虑了英国的参战问题，并且对此毫不介意。他们认为，这对一场他们相信四个月就会结束的战争不会有什么影响，或是根本没有影响。

克劳塞维茨，一位已经过世的普鲁士人，还有诺曼·安吉尔，这位虽然在世却为人所误解的教授，已不约而同地用速决战观念束缚了欧洲人的思想。速决取胜，这是德国的传统观念；一场持久战在经济上不可能也不胜负荷，这是人人皆有的传统观念。“你们在叶落之前就会凯旋回家。”德皇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对出征将士这么说。德国宫廷社交活动的一个记事人员8月9日有这么一段记载：那天下午，奥佩尔斯多夫（Oppersdorf）伯爵走进来说，战争不会打上十周之久；而霍赫贝格（Hochberg）伯爵认为只需八周，尔后还说：“你我将在英国聚首。”

一名即将开赴西线的德国军官说，他预期可于色当日（9月2日）[1]在巴黎和平咖啡馆享用早餐。俄国军官也预期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进入柏林；一般都认为六周时间足矣。一名御前近卫军军官征求沙皇御医的意见时，就曾问他是把大礼服随身带上以便开进柏林时穿着，还是留待下一班信使带往前线？一名曾任驻布鲁塞尔武官并被认为是一名知情人士的英国军官，在重返他的团队时，有人问他对战争可能打多久的看法。这位军官回答说，他可不知道，但他知道存在着“财政上的原因，大国因此不可能把战争拖长下去”。这是从首相那儿听来的，“首相对我说，霍尔丹勋爵是这么对他说的”。

在圣彼得堡，问题不是俄军能否取胜，而是需要打两个月还是打三个月；态度悲观认为需要打六个月的人就被视为失败主义者。“瓦西里·费多罗维奇（Vasilii Fedorovitch，弗雷德里克的儿子威廉，亦即德皇）盘算错了；他是坚持不了的。”俄国司法大臣就是这么一本正经地预料的。这倒也不是什么谬误之见。德国没有作需要长期打下去的打算，所以在进入战争时，制造火药的硝酸盐储存仅敷六个月之用。只是后来发明了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方法，才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法国人则是孤注一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速战速决上，竟然出此险着，不派军队驻守难以守卫的洛林铁矿区，听任德军占领。他们的理论是：胜利之时，这个地方也就会自然收复。结果他们在战争期间失去了80%的铁矿，险些因此战败。英国人则以含糊其词的作风，笼统地认为胜利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情，至于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取胜，则没有言明。

不知是出于本能还是归功于才智，三个有头脑的人曾预见到黑暗的阴影将漫长数年而不是数月。这三个人都是军人。毛奇是其一，他曾预言这将是一场“漫长的疲劳战”。霞飞是其二，1912年，他在回答部长们的问题时曾指出，法国初战告捷之时，将是德国举国抗战开始之日，反之亦然。且不论出现哪种情况，其他国家都将被卷入，结果会是一场“漫无限期”的战争。然而，不论霞飞还是毛奇，虽然他们自1911年和1906年以来就各是本国的军事首脑，但在他们的计划中都没有为他们预见到的一场消耗战留有余地。

第三位——也是唯一按其预见行事的人——是基钦纳勋爵，但他没有参与制订最初的计划。8月4日，他正准备乘上一艘轮船前往埃及的时候，仓促奉召就任了陆军大臣。由于内心深处受到奥妙的灵感的启示，他在赴任时就预言战争将延续三年。他对一个不敢苟同轻信的同僚说，时间甚至可能更长些，不过，“暂且说它三年是不会错的，像德国这样一个国家，既已逼得人家和它交手，那只有把它彻底打垮，它才会甘心认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但究竟要多久，只有鬼知道。”

基钦纳自从就任之日起，就坚决主张筹建一支数百万人的大军，准备打上几年。但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订过三至六个月以上的计划。至于德国人，短期战争已成定见，既然有了这种想法，也就必然认为，在一场短期战争中，英国的参战将无关大局。

“怎么就没人事先告诉我英国将会出兵反对我们！”战争发生后，德皇一天在最高统帅部午餐桌上曾如此慨叹。此时有人诚惶诚恐地小声说：“梅特涅（Metternich）事先说过。”他在这里指的是德国前驻伦敦大使。这位大使1912年被解职，正是因为他老是喋喋不休地预言德国海军的不断增长必然会导致与英国发生战争，并且至迟不会晚于1915年。1912年，霍尔丹也曾向德皇陈言，英国绝不会容许德国占有法国的海峡沿岸港口，并且也曾提醒他对比利时的条约义务。1912年，普鲁士亨利亲王也曾直截了当地问过他表兄英王乔治：“一旦德奥同俄法作战，英国会不会援助后两个国家？”乔治回答说：“在一定情况下，毫无疑问会援助。”

可是德皇不顾这些警告，明知事必如此，却仍拒不置信。根据他身边一个随员看到的情况，7月5日，他在同意奥地利可以相机行事之后回到他的游艇时，依然“深信”英国将保持中立。而他在波恩学生时代的两个同会兄弟贝特曼和雅戈，则颇像虔诚的天主教徒手捻念珠、口中念念有词那般，不时以英国定会保持中立相慰藉。这两个戴着黑白缎带相互以“你”（du）相称[2]的兄弟会成员，主要是靠与德皇的个人友谊，才得以踏上仕途的。

毛奇和总参谋部都不需要格雷或其他什么人向他们说明英国要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早就料到它的参战是必然无疑的。“英国人来得越多越好。”这是毛奇对海军上将蒂尔皮茨说的。他的意思是说，在欧洲大陆登陆的英国人越多，在一场决定性的败绩之中落网的也就越多。毛奇天性悲观，使他不作一厢情愿的非非之想。1913年，他草就的一份备忘录，对形势阐述之精确，远非英国人所及。他写道，如果德军没有比利时的同意而竟借道比利时，“那么，英国将会而且必然会参加我们敌人的行列”，英国既然在1870年就公开表示了这个意图，当今就更会如此了。他认为没有哪个英国人会相信德国人所作的诺言，即在打败法国之后便撤出比利时；他深信，在德法战争中，不论德军是否借道比利时，英国都会参战，“因为它害怕德国称霸，而且，为了切实贯彻保持均势的政策，它将竭其所能制止德国势力的增长”。

“战前那几年里，我们就毫不怀疑英国远征军是会迅速开到法国沿岸的。”这是总参谋部最高将领之一冯·库尔（von Kuhl）将军的证词。参谋部估计，英国远征军将于（战争爆发后）第十天动员，第十一天在港口集结准备，第十二天开始起航，第十四天向法国运送完毕。这个估计后来证明几乎丝毫不差。

德国海军参谋部也没有抱任何幻想。“一旦开战，英国可能为敌”，海军司令部早在7月11日就如此电告了当时在太平洋“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战舰上的舰队司令冯·施佩（von Spee）。

格雷在下院演说结束后两小时，1870年以来莱茵河两岸人人忧于内心，1905年以来大多数人料于眼前的事终于发生。德国向法国宣战了。德国王储说，这在德国人，是对日益紧张的局势的“军事解决办法”，是四面被围这一梦魇的终结。一家德国报纸那天在以《枪炮的福祉》（The Blessing of Arms）为大字标题的特刊中欣然写着：“行动起来，才是乐趣所在。”它还说，德国人“欣喜若狂……这个时刻我们盼望已久……目的未达，疆土未扩展到必须扩及之处，强要我们拿起的刀剑绝不入鞘”。但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欣喜若狂。左派议员被召到国会时，发现彼此都很“沮丧”，都很“紧张”。一个议员在表示愿意投票赞成全部军事拨款时曾嘀咕说：“我们不能听任他们把帝国毁掉。”另一个则嘟哝不已：“真是无能的外交，真是无能的外交。”

法国是在6时15分得到开战信号的。那时总理维维亚尼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听到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Myron Herrick）抽噎着对他说，他刚刚接受委托，要他代管德国大使馆，并在旗杆上升起美国国旗。他说他已接受代管使馆的委托，但没有同意升旗。

维维亚尼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所以等待着德国大使立即来访，不一会，通报他来了。冯·舍恩——他的妻子是比利时人——进门时显然心绪不宁。他一开始就抱怨说，在他到这里来的路上，一位太太把头伸进他汽车的窗口侮辱了“我和我的皇帝”。维维亚尼这几天痛苦已极，神经已紧如弓弦，不禁问道，大使此来是不是就为了抱怨这事。舍恩方说他还另有任务，于是打开手中文件，宣读了内容；他深为文件内容感到羞愧不安，因为按照普恩加莱的说法，他是个“重视荣誉的人”。文件说，鉴于法国“有组织的敌对”行动和对纽伦堡及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空袭，鉴于法国飞行员飞越比利时国境从而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德意志帝国认为自己已处于与法国交战状态”。

维维亚尼正式否认了这些指控。法国政府十分清楚这些事情并未发生，因此德方文件列数这些罪责与其说是说给法国政府听的，不如说是说给德国国内公众听的，为的是要他们相信自己是法国侵略的受害者。维维亚尼把冯·舍恩送到门口，然后不愿分手似的，又陪他走出大楼，步下台阶，直到等在那里的车子门口。这两位“世代宿敌”的代表伫立了片刻，怏怏相对无言，尔后躬身告别，冯·舍恩乘车消失在暮霭之中。

当晚在白厅，爱德华·格雷和一位朋友站在窗口，正值窗下路灯华光初放，他一声感怀，后来成了那个年代的写照：“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此生不会看到它们重放光明了。”

8月4日清晨6时，赫尔·冯·贝洛最后一次拜访了布鲁塞尔的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说，鉴于他的政府的“善意的建议”遭到拒绝，为了自身安全，德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并“于必要时以兵戎相见”。这个“必要时”是有意为比利时改变主意留下的余地。

那天下午，应邀前往代管德国使馆的美国大使布兰德·惠特洛克（Brand Whitlock）到达时，看到冯·贝洛和他的一等秘书冯·施图姆根本没有收拾行装，而是倒在两张椅子上，“差不多垮了似的”。贝洛一手吸烟，一手抹着额头，除此之外，不见他有其他动作。两个年老的官员拿着蜡烛、封蜡和纸条，慢条斯理、郑重其事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给存放档案的几张橡木橱贴封条。“唉，可怜的笨蛋！”冯·施图姆喋喋不休地说着，一半也是自言自语，“他们干吗不避开压路机呢？我们并不想伤害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挡路，那就得给碾成齑粉。咳，可怜的笨蛋！”

只是后来，德国那一方才有人反躬自问，这一天到底是谁做了笨蛋。奥地利外交大臣切尔宁（Czernin）伯爵后来终于发觉这一天正是“我们招致最大灾难的一天”；甚至德国王储在此后很久沮丧地承认这一天是“我们德国人在全世界人心目中输掉第一个大回合的一天”。

那天上午8时刚过两分，第一阵土灰色的浪涛在离列日30英里的盖默尼希（Gemmenich）冲过了比利时边境。比利时宪兵从哨所里开了火。这支由德国主力部队派出来攻打列日的先遣部队，是由冯·埃米希将军率领的，计六个步兵旅和三个骑兵师，各步兵旅都配备了大炮和其他武器。该部日暮前就到达了默兹河畔的维塞（Visé），这座城市成了后来一系列废墟中首当其冲的一个。

直到入侵那一时刻，许多人依然认为德军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也会绕过比利时边界线。他们为何一定要增加两个敌人，把他们拉入战场与自己作对呢？没有人把德国人当作蠢人，所以出现在法国人头脑中的答案，也就理所当然是：德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不过是个花招而已。通牒的用意并不真想随即入侵，只不过企图“诱使我们首先进入比利时罢了”——梅西米在一道命令中就是这么说的。他在这道命令中禁止法国部队，甚至“一个巡逻兵，一个骑兵”越过边界线。

不知是否出于这个原因，格雷直到德国入侵时还没有发出英国的最后通牒。阿尔贝国王也没有向保证比利时中立的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军事援助。他也担心德国的最后通牒是个“大骗局”。如果他过早地招来法国人和英国人，那他们的出现就会把比利时身不由己地拖入战争；同时，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隐忧，担心这些邻居们一旦在比利时国土上立足下来，说不定就会不急于离开。只是在德军纵队向列日进军的脚步声打消了他的一切疑虑，使他不再有任何选择余地以后，他才于8月4日中午呼吁各保证国采取“协同一致”的军事行动。

在柏林，毛奇依然希望比利时人在为了面子起见开了几枪之后，或许仍会接受劝告，“达成谅解”。唯其如此，德国最后一份照会只是说“以兵戎相见”，暂时还避不宣战。当比利时大使拜恩斯在遭到入侵那天上午前来索取护照时，雅戈赶忙迎上前去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似乎在等待着某种建议。他再次申明德国愿意尊重比利时的独立，并说，如果比利时能不毁坏铁路、桥梁和隧道，在列日不事防御抵抗而是让德军自由通过，德国愿意赔偿一切损失。拜恩斯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又跟在后面怀着希望地对他说：“或许我们仍有一些话可以谈谈。”

在布鲁塞尔，德国入侵开始后一小时，阿尔贝国王身穿军服，未作任何佩戴，骑马走向国会。一辆敞篷马车上坐着王后和她的三个孩子，后面跟着两辆马车，国王独自一人在马背上殿后，这个小小的行列沿着皇家大道碎步小跑而来。一路上家家户户挂着国旗，拿着鲜花；街头巷尾满是兴奋激昂的人群；素不相识的人们相互握手，欢笑与呼号交杂一片，每个人的感情，正如有人后来回忆所说，“都被他和他同胞之间的共同的爱和共同的恨的纽带联结在一起”。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朝着国王而来，仿佛人们怀着共同的感情，试图向他表明，他是他们国家的象征，是他们坚持独立的意志的象征。甚至不知怎么竟忘了不该出场，也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一起在国会窗口观看着这个小小行列的奥地利大使，也在揩拭眼泪了。

在大厅里，在议员、来宾以及王后和朝臣就座之后，国王一个人走了进来，将帽子和手套庄重地放在讲台上，便开始演说，只是声音稍有颤抖。他回顾到创建独立的比利时的1830年国会会议时问道：“先生们，你们是否矢志维护我们先辈留下的这份神圣礼物，使其不受侵犯？”议员们难以抑制自己，起立高呼：“是的，是的，是的！”

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这个场面。他描写了他如何注视这位国王的十二岁的嗣位人在当时的情形：他身着一套水手服，两眼凝视着父王，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演说；描写了他又如何好奇地想着：“这个男孩的脑子里现在在想什么呢？”惠特洛克先生似乎侥天之幸，对未来稍有微感，不禁暗自问道：“年长日久之后，他还会想起这个场面吗？又是怎样想起，何时想起，在什么情况下想起呢？”但这个身着水手服的男孩，在他登基做了利奥波德三世之后，在1940年却向德国的又一次侵略屈膝投降了。

演说结束后，街头巷尾激情高涨，如痴似狂。一向为人瞧不起的军队现在成了英雄。人们高呼：“打倒德国佬！处死杀人犯！比利时独立万岁！”国王离去之后，群众又欢呼求见陆军大臣。在政府中，陆军大臣不论由谁担任，由于职务关系，平时总是最最不得人心的一个人。德布罗克维尔先生虽然是个温文尔雅、老于世故的人，但是当他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也为那天布鲁塞尔每个人同仇敌忾的激昂情绪所感动，不禁流下了眼泪。

同一天在巴黎，穿着红裤子和宽下摆、纽扣在两边的深蓝色上装的法国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街道，引吭高歌着：

这是阿尔萨斯，这是洛林，

这是我们的阿尔萨斯，

啊，啊，啊，啊！

唱到最后一个“啊”字，歌声化成一片胜利的欢呼。失去了一只手臂，因而赢得更多欢呼声的独臂波将军，佩戴着1870年沙场老将的青黑绶带，骑马走在前列。胸甲骑兵团的士兵，身披闪光耀眼的护胸铁甲，头盔上垂下长长的黑色马尾，他们并不感到这有什么不合时代。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装着飞机的大木条箱和平板拖车，车上放着细长的75毫米口径的野战炮，这种大炮是法国的骄傲。人马辎重整天川流不息，穿过北站和东站的拱形大门。

车辆绝迹的林荫大道上，走过一队又一队的志愿兵，扛着旗帜和横幅，横幅上写着表示决心的口号：“卢森堡人绝不做德国人！”“罗马尼亚忠于自己的拉丁族母亲！”“意大利的自由是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西班牙和法国亲如姊妹！”“英国人愿为法兰西而战！”“希腊人热爱法兰西！”“巴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民族和法兰西站在一起！”“拉丁美洲人誓死捍卫拉丁美洲文化的母亲！”一条横幅上写着“阿尔萨斯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受到人群表示敬意的欢呼喝彩。

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维维亚尼的面色死一般苍白，看上去已是心力交瘁。但他演说时，仍能胜其力之所不能，热情洋溢，辩才雄健；这篇演说和这天每个人的一样，被誉为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一次演说。他的公事包里带着法俄条约的文本，但并没有人对这份条约提出质询。当他说到意大利已“以其拉丁民族的理智所独具的洞察力”宣布中立时，响起了如痴似狂的欢呼声。三国同盟中的这第三个成员，在考验来临的时刻，果如所料，拔脚走开了。其理由是：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是一种侵略行为，从而解除了它对条约所负的义务。意大利的中立使法国无须在南部边界布防，也就等于腾出了四个师即八万人的兵力。

普恩加莱总统因公未能亲莅议会，在维维亚尼演说完毕之后，由人代读了他的演说词。宣读时，全体听众均离座肃立。他说，法国在全人类面前代表着自由、正义和理智，表示同情和善意的函电，已从“文明”世界（“文明”两字，他是有所指而特作此称的）的各个角落纷至沓来。他特意改动了法国传统的三个座右铭。[3]就在宣读总统演说词的时候，霞飞将军“镇定自若、信心十足”地来到总统那里，向他辞行，奔赴前线。

当帝国国会议员们聚集一堂，准备去聆听德皇圣谕的时候，柏林正大雨滂沱。他们先到国会大厦来和首相见面。此时大厦窗下的人行道上，马蹄声嗒嗒不绝，清晰可闻，一队队骑兵正轻捷地驰过水光闪耀的街道。大厦里面有个房间，饰有一幅大型绘画，画的是德皇威廉一世趾高气扬地骑马践踏一面法国国旗的不胜得意的场面：德皇和俾斯麦及陆军元帅毛奇一起在色当战场上昂首跃马，前面一名德国士兵在皇帝的马蹄下铺着一面法国国旗。各党派的领袖就在这个房间里同贝特曼会晤。贝特曼表示他很关心团结，他规劝议员们在作出决定时要做到“一致”。“我们一定会一致的，阁下。”自由党一个发言人恭顺地回答说。这个无所不知的埃茨贝格尔，不仅是军事委员会的发言人，还是首相的心腹亲信，人家都说他的耳朵能够通天。他这时候正奔走在他的同僚议员之间，要他们放心：“下星期一这个时候”，塞尔维亚人肯定已被打败，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议员们在大教堂做过礼拜之后便集体列队进入皇宫。入口处戒备森严，绳栅隔道，这些人民代表经过四道检查证件之后，才终于在白厅坐下。德皇在几位将军陪同之下静悄悄地走了进来，登上御座。穿着龙骑兵制服的贝特曼从御用公文包里取出演说词呈给德皇，德皇离座起立，开始宣读。他头戴盔帽，一手按住剑柄，站在首相旁边显得身材矮小。他宣称“我们拔剑出鞘，问心无愧，双手清白”，但对比利时问题却只字不提。他说，战争是由塞尔维亚在俄国支持之下挑起的。他历数了俄国的罪行，激起一片“可耻！”的嘘叫声。预先准备好的演说念完后，他提高嗓门宣布：“从今日起，我不承认党派，只承认德国人！”然后要求各党派领袖，如果同意他的意见，就上前握他的手。在“狂热的激动”中，所有领袖都从命不误，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人员爆发出一阵欣喜若狂的欢呼声。

3时整，国会议员又在国会大厦续会，先是聆听首相讲话，接着履行余下的职责，首先是投票通过战争拨款，然后是通过国会的休会。社会民主党同意使投票结果一致，并且紧张地商讨了是否要和其他议员一起向德皇“致敬”，他们为此花了身负国会议员职责的最后几个小时，最后决定改为向“德皇、人民和祖国”致敬，从而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贝特曼起立讲话时，每个人都忧虑地期待着，看他怎样谈比利时问题。一年以前，外交大臣雅戈在国会指导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曾保证德国绝不侵犯比利时；当时的陆军大臣冯·黑林根（von Heeringen）将军也曾保证，如果发生战争，只要德国的敌人对比利时的中立尊重一天，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将尊重一天。8月4日这天，议员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军队已经在早晨入侵比利时。他们只知道那份最后通牒，至于比利时的答复，则一无所知。政府从没有公开这个答复，它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比利时已经默许，它的武力抵抗因而是非法的。

“我们的军队，”贝特曼通知屏气凝神的听众说，“已经占领卢森堡，并且或许”——这个“或许”已是事后八小时了——“已经在比利时境内。”（一阵巨大的骚动）确实，法国曾向比利时保证尊重它的中立，但是“我们知道，法国是时刻准备入侵比利时的”，所以“我们不能等待”。他又少不了地说道，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需要是不懂得法律的”。

这时候他总算把他的听众，不论是瞧不起他的右派还是不信任他的左派，都俘虏过来了。但他下一句话却引起了一阵喧哗。他说：“我们对比利时的侵犯是违背国际法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犯的——我公开这么说——过错，在我们的军事目标一经达成之后，我们是会弥补的。”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认为这是有史以来一个德国政治家最严重的失言；自由党的一位领袖康拉德·豪斯曼（Conrad Haussmann），则认为这是通篇演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入侵行为既已有人公开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他和他的左派同僚议员也就觉得自己身上的罪愆被洗刷干净了，于是不禁对首相致敬，高呼“非常正确！”。这一天贝特曼虽然已有不少令人难忘的至理名言，可他还要补充一句，好使他青史留名；他最后一句惊人妙语说道：不论是谁，若是也像德国人这样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他所考虑的也只能是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一笔50亿马克的战争拨款获得一致通过，尔后是表决通过国会休会四个月，或者说，在普遍所预料的战争所需时间一直休会。贝特曼在宣布结束议程时满怀信心地说道：“不论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1914年8月4日将永远成为德意志最伟大的日子之一！”他的话博得了英勇斗士们的喝彩致敬。

同一天晚上7时，英国终于作出了多少人在焦虑久候的明确答复。英国政府在上午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发出最后通牒。不过这份通牒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格雷要求德国保证“不执行”它对比利时的最后通牒，并要求对此“立即回答”，但他并未附加时间限制，也没有提到如果得不到回答将如何制裁，所以这份照会从技术上说并不是一份最后通牒。他一直等到获悉德军已经入侵比利时之后才发出第二份照会，宣布英国感到有义务“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和坚持遵守德国与我们同样是缔约国的条约”。照会要求午夜之前必须作出“满意的答复”，不然英国大使就将索取护照。

为什么上一夜在国会明确表示同意格雷演说之后，没有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这只能以政府的犹豫不决加以解释。除了德国人俯首听命，从他们那天上午蓄意而无可挽回地越过的那条边界撤退回来之外，不知英国政府在指望什么样的“满意答复”，为什么英国竟又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期待出现什么奇迹而且一直要等到午夜？这些问题都是难以解释的。在地中海，那晚午夜之前失去的几小时可关系重大。

在柏林，英国大使爱德华·戈申（Edward Goschen）爵士在和首相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时，向首相递交了最后通牒。他发现贝特曼“非常激动”。据贝特曼本人说：“促使英国参战的并不是比利时问题，可却伪善地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诚使我热血沸腾。”贝特曼盛怒之下，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英国竟对一个“联姻的国家”宣战，这种作为简直“不可思议”，这“等于在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命而与两个来犯的人搏斗时，从他背后猛击一下”。他说，英国要对“这一致命的严重步骤”可能产生的所有可怕事件负责，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一个词——‘中立’——仅仅是为了一纸文件……”

戈申当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后来竟响彻全球。不过他后来还是把这句话写进了他的一份汇报之中。他当时的答对是：如果鉴于战略原因，借道比利时事关德国生死存亡，那么履行庄严盟约说来也事关英国的生死存亡。“首相阁下是如此激动，得悉我们的行动之后是如此怒形于色，而且又是如此不可理喻”，他只好避而不再作进一步争论。

当他离开的时候，有两个人乘着一辆《柏林日报》的送报车正穿过街道，散发传单，宣布——做得未免过早，因为最后通牒的限期要到午夜截止——英国已经宣战。继意大利变节之后，这个最新的“背叛”行为，这个最新的背信弃义行为，这个又给德国增添一个新的敌人的行为，使得德国人怒不可遏，许多人立即成了一群狂吼的暴徒，在随后的一小时中将英国使馆的窗户用石头全部砸碎。一夜之间，英国成了最最可恨的敌人，“种族背叛”成了大家最喜欢用的泄恨口号。德皇不胜悲伤：“想不到乔治和尼基竟会背叛我！我外祖母如果健在是绝不会容许的！”在他有关此次战争的所有肤浅之见中，可说以此为最。

德国人对于这一背信行为怎么也想不通。已经软弱到这种地步——要求参政的妇女竟敢诘问首相，并且公然抗拒警察——的英国人，竟想要打仗，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英国的势力虽然广泛而强大，但已日薄西山，德国人对它就像西哥特人对后期的罗马人一样，既轻蔑，同时又带有一种后来者的自卑感。英国人以为他们能“像对待葡萄牙人那样来对待我们”，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愤愤不平地说。

英国的背叛加深了德国人缺少朋友之感。他们自知是个不为人爱的国家。尼斯于1860年被法国并吞，何以尼斯人竟能安之若素，不出几年就能忘记他们原是意大利人，而50万阿尔萨斯人，却为何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生活在德国统治之下？“我们的国家在哪儿都不受人爱戴，而且经常遭人怨恨。”王储在旅途之中对此深有感触。

当人群在威廉大街大喊大叫复仇的时候，垂头丧气的左派议员则聚集在咖啡馆里同声哀叹。“全世界都起而反对我们，”一个说，“日耳曼主义在世界上有三个敌人——拉丁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而现在他们已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我们的外交已使我们只剩下奥地利这一个朋友，我们必须支持她。”另一个说。

“至少还有一件好事，那就是不会打得很久，”第三个这么安慰着他们，“四个月内我们就会有和平。经济上、财政上我们都不能支撑更久。”

“大家指望着土耳其人和日本人。”又一位提醒说。

事实上，前一天晚上，当咖啡馆里的顾客听到远处街上阵阵欢呼的时候，一个谣言就已传遍各个咖啡馆。有人在日记里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欢呼声越来越近。人们听着听着，就都跳了起来。欢呼声越来越大，回荡在波茨坦广场上空，势如狂风骤雨。顾客们放下饭菜，奔出饭馆。我随着人流向前。发生什么事啦？‘日本对俄国宣战啦！’他们狂叫着。好哇！好哇！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们相互拥抱着。‘日本万岁！好哇！好哇！’一片欢乐情景。这时候，有人叫道：‘到日本大使馆去！’于是人群一哄而去，每个人都被席卷到这人流之中，使馆给围得水泄不通。‘日本万岁！日本万岁！’人们激动地呼喊着，直到日本大使最后不得不出来。他惶然不知所以，支支吾吾对这突如其来的并且看来也是受之不当的敬意表示了感谢。”虽然第二天真相已白，这个谣言全属子虚，但是这种敬意不当到何种程度，那是两个星期之后才见分晓的。

当利希诺夫斯基大使及其使馆人员终于离开伦敦的时候，一个前往维多利亚车站送行的朋友看到这一行人“忧伤和愤懑的情状”，深有感触。他们责怪国内的官员把他们拖进一场除奥地利外别无其他盟国的战争。

“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我们得胜的机会能有几何？有谁是对德国友好的呢？”一个军官凄然问道。

“据说暹罗是友好的。”一个同僚回答了他。

英国刚刚发出最后通牒，内阁又发生了新的争执：是否派远征军到法国去呢？既已宣布参战，他们便争论起应该走多远的问题了。根据与法国的联合作战计划，一支由六个师组成的远征军应于动员第四天到动员第十二天之间到达法国，并应于动员第十五天之前在法国战线左翼末端做好作战准备。但是这份时间表已被打乱，因为英国动员的第一天（8月5日），根据原计划应仅迟于法国两天，可是现在已迟了三天，而且跟着还会进一步有所拖延。

阿斯奎斯先生的内阁唯恐遭到入侵，吓得不知所措。1909年，帝国国防委员会在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研究后曾宣称，只要国内驻军保持足够的实力，使德国入侵的兵力必须多到无法逃过英国海军，大规模入侵就“行不通”。尽管委员会断言英伦三岛的防务足可由海军充分保证，而英国领导人在8月4日依然不能鼓起勇气将常备军派出英伦三岛。有人主张派出的部队要少于六个师，有人主张不是尽快派出而是迟一些派出，有人甚至主张根本不派。海军上将杰利科（Jellicoe）接到通知，“目前”暂不需要他按原计划派舰护送远征军渡过海峡。陆军部里没有一个电钮能自动将英国远征军投入行动，因为英国政府还不能下定决心去按这个电钮。陆军部本身也已四个月没有部长，苦于群龙无首，无所适从。而阿斯奎斯虽然已经邀请基钦纳到伦敦来，但却还不敢毅然请他就任。性情暴躁的亨利·威尔逊，“对于这种状况深为反感”，他毫无忌讳的日记在战后问世的时候还使人感到同样痛苦难堪。可怜的康邦也是这样，他带着一份地图来见格雷，向他指出英国的六个师对于法军左翼是多么事关重大。格雷答应提请内阁注意。

威尔逊将军对于这种拖延大为震怒，认为原因在于格雷的“罪恶的”游移不决，他气愤地向反对党内的朋友出示了一份动员令，这份动员令不是下令“动员和出发”，而仅仅是下令“动员”。他说，仅此一项就要使时间表顺延四天。贝尔福应承敦促政府。他在给霍尔丹的一封信中向政府提出，协约的整个宗旨以及根据协约所作军事安排的整个宗旨就在于保全法国，因为一旦法国被击溃，“整个欧洲前途就可能朝着我们视为灾难性的方向发展”。他进言道，既然方针已定，该做的事情就是“迅速进行打击，并且要用你们的全部力量进行打击”。当霍尔丹前来向他说明内阁游移不决的原委时，贝尔福不禁感到他们“有些思路不清，意志不决”。

8月4日下午，大约在贝特曼向德国国会、维维亚尼向法国众议院发表讲话的同时，阿斯奎斯向下院宣读了一份“由陛下钦签的上谕”。议长先生离座起立，议员脱帽恭听“动员公告”。接着，阿斯奎斯照着他拿在手里微微抖动着的一份打字副本，宣读了刚向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当他念到需在“午夜之前得到满意答复”这几个字时，台下响起了一阵庄重的欢呼。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午夜了（英国时间11点整）。9时，政府从一份截获到的柏林发出的明码电报中获悉，德国政府认为自英国大使索取护照之时起，它已与英国处于交战状态。内阁于是赶忙开会，讨论是否把那个时间算作宣战时间，抑或等到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他们决定等待。内阁会议室里灯光惨淡，他们围坐在绿色会议桌旁，一片沉寂，各人沉浸在自己的思虑之中。在命运所系的以往时刻曾围坐在这张桌旁的那些人的幽灵，此时在他们面前宛然若现。每双眼睛都凝视着时钟，最后通牒规定时限在它的嘀嗒声中慢慢消逝。大本钟响起了11时的第一下沉重的报时声，劳合·乔治有着一副对传奇剧颇为敏感的凯尔特人的耳朵，此时“铛——铛——”（boom）的钟声在他听来宛若在说：“完蛋！完蛋！完蛋！”（doom）

二十分钟之后开战电令被发出：“战争，德国，行动。”至于何时何地行动，仍然未定，留待第二天召开的战时委员会解决。英国政府并不好战，但在各位阁员就寝时，英国已是一个参战国了。

第二天，随着列日受到袭击，大战的第一个战役打响了。那天毛奇在给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信中写道：欧洲在进入“一场将要决定今后百年历史进程的战斗”。

注释

[1] 色当日是纪念普法战争中法皇拿破仑三世率师在色当投降的日子（时在1870年9月2日）。——译注

[2] 德语中第二人称有“Sie”和“du”两种，前者表示客气或尊敬，后者表示亲昵或蔑视，此处表示亲昵。——译注

[3] 法国传统的三个座右铭，即自由、平等、博爱。——译注

8月2日格雷要求英国内阁授权：Grey, II, 12.

法国人民“民族忠义”勃发：Report by British Consul in Dunkirk, BD, XI, 508.

“兵书”：Corbett, 20–21.

格雷向康邦递交书面保证：Grey, II, Appendix D, 301.

格雷与康邦的谈话：Grey to Bertie, BD, XI, 487.

康邦的“绝密”电报：oincaré, II, 278.

国家不会“半半拉拉”地打仗：article by Cambon, Revue de France, July 1, 1921.

内阁的瓦解：Morley, 4, 17; Asquith, II, 8.

丘吉尔赶忙去见贝尔福：Dugdale, II, 78.

霍尔丹和格雷收到比利时的电报，并要求阿斯奎斯批准动员：Haldane, 294–5.

保守党领袖要求对法、俄施援：Dugdale, II, 79–80; Chamberlain, 99–100.

自由党大臣不愿接受俄国成为盟国：Morley, 6.

利希诺夫斯基与格雷的最后一次会面：Grey, II, 13.

下院听取格雷的演说：MacDonagh, 3; Punch, August 12, 153.

“垂头丧气，不吱一声，默然认可”：Grenfell, Field Marshall Lord, Memoirs, London, 1925, 204.

格雷的演说：full text, Grey, II, Appendix D.

德比勋爵的议论：Grenfell, op. cit., 204.

拉姆齐·麦克唐纳、基尔·哈迪和不同意宣战的自由党议员：NYT, August 4.

“现在怎么办？”：Churchill, 235.

“如果他们拒绝，那就是战争”：Poincaré, IV, 519 (French ed.).

“叶落之前凯旋”：Blücher, 137.

德国记事人员的记录：ibid., 12, 16.

色当日在巴黎享用早餐：Count Häseler, qtd. Grelling, 30.

英国军官被问及对战争可能打多久的看法：Bridges, 74.

俄国预期可以取得速胜：Vladimir Gurko, 542; Botkin, 112.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Vladimir Gurko, 542.

德国储存硝酸盐的总量：Erzberger, 15.

霞飞预言“漫长的疲劳战”：Joffre, 53.

基钦纳的预测：Birkenhead, 22.

“怎么就没人事先告诉我英国将会出兵反对我们！”：qtd. Bernhard Huldermann, Albert Ballin, London, 1922, 212.

普鲁士亨利亲王与英王乔治：King George to Grey, December 8, 1912, BD, X, part 2, No. 452. On July 26, 1914, Prince Henry, who was again in England, was told by King George, “I hope we shall remain neutral.… But if Germany declares war on Russia and France joins Russia, then I am afraid we shall be dragged into it.” Nicolson, George V, 245–6.

德皇“深信”英国将保持中立：Freytag-Loringhoven, qtd. AQ, April 1924, 153.

德皇的同会兄弟：Wile, 212.

“英国人来得越多越好”：Kuhl, 34.

毛奇1913年的备忘录：Ritter, 68–9. Even in 1906 Schlieffen envisaged Britain as an enemy with an expeditionary force of 100,000 in Belgium, ibid., 161–4.

“我们就毫不怀疑英国远征军是会迅速开到法国沿岸”：Kuhl, qtd. AQ, April 1922, 166.

“英国可能为敌”：qtd. Frothingham, 60. The German Navy, like the Army, expected Britain to be an enemy: “There was scarcely any possible doubt that England would never countenance a military weakening of France by us,” Tirpitz, I, 334.

德国王储谈“军事解决办法”：My War Experiences, 5.

《枪炮的福祉》：Alldeutscher Blätter, August 3, qtd. Hallays, 27.

左派议员都很“沮丧”：Hanssen, 13, 19.

赫里克给维维亚尼打电话：Poincaré, II, 284.

冯·舍恩递交宣战书：ibid., 285–8.

“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Grey, II, 20.

贝洛：“于必要时以兵戎相见”：Bassompierre, 37.

惠特洛克见贝洛：Whitlock, 64; Gibson, 22.

“我们招致最大灾难的一天”：Czernin, In the World War, New York, 1920, 16.

“我们德国人在全世界人心目中输掉第一个大回合的一天”：Crown Prince, Memoirs, 180.

很多人怀疑德国的最后通牒是个花招：Galet, 51; Joffre, 135.

梅西米的命令：Messimy, 289.

阿尔贝国王向保证比利时中立的国家发出呼吁：Galet, 63.

毛奇希望与比利时“达成谅解”：Moltke to Jagow, Kautsky, No. 788.

拜恩斯与雅戈的对话：Beyens, II, 269–72.

“共同的爱和共同的恨的纽带”：Millard, 35.

奥地利大使揩拭眼泪：Bassompierre, 41.

阿尔贝国王在议会：Galet, 62; Gibson, 13–19; Whitlock, 60.

议员们难以抑制自己：Bassompierre, 40; Millard, 35–7.

巴黎的外国志愿兵：Gibbons, 27.

维维亚尼和普恩加莱的演说：French Yellow Book, Nos. 158 and 159; Poincaré, II, 296–7.

霞飞将军“镇定自若”：Poincaré, ibid.

柏林的情况：Hanssen, 25.

色当一幅绘有德皇威廉一世的绘画：Wetterlé, 29.

贝特曼和埃茨贝格尔会见议员：Haussmann, 16–20.

德皇在皇宫中的讲话：ibid., 21; Hanssen, 25; text of speech is in Ralph H. Lutz, Fall of the German Empire, Documents, 1914–18, Stanford, 1932, Vol. I.

社会民主党商讨是否要向德皇“致敬”：Haussmann, 23.

雅戈和冯·黑林根的保证：Erzberger, 231.

贝特曼的讲话：NYT, August 5, 2:6; full text in Lutz, op. cit.

英国的最后通牒：British Blue Book, Nos. 153 and 159.

戈申与贝特曼的会谈：Bethmann, 159, note; Goschen to Grey, British Blue Book, No. 160.

英国驻德国使馆的窗户被德国民众用石头全部砸碎：Gerard, 137; Beyens, I, 273.

“想不到乔治和尼基竟会背叛我！”：qtd. Blücher, 14.

“像对待葡萄牙人那样来对待我们”：Tirpitz, I, 307.

“我们的国家在哪儿都不受人爱戴”：Crown Prince, Memoirs, 81–2.

垂头丧气的左派议员的哀叹：Haussmann, 25, 27; Hanssen, 32.

涉及日本的谣言：Hanssen, 14.

“据说暹罗是友好的”：Blücher, 6.

康邦会见格雷：Poincaré, II, 293.

威尔逊对动员令的拖延大为震怒：Wilson, 147, 156; Chamberlain, 103–4.

贝尔福给霍尔丹的信：Dugdale, II, 81.

阿斯奎斯在议会宣读对德最后通牒：Punch, August 12, 154; MacDonagh, 78. Punch's correspondent, who was present, says Asquith's statement was received with “a deep-throated cheer … fierce in its intensity.” The Times correspondent (MacDonagh), who was also present, says it was received in “complete silence.” This illustrates one of the perils of writing history.

内阁等待午夜：Lloyd George, 69–71.

毛奇：“一场将要决定今后百年历史进程的战斗”：Conrad, IV, 194.

第三部分　激战

第9章　“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

早在陆战开始之前，8月4日临近拂晓时分，德国海军部给地中海德军舰队司令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海军上将的一份无线电报的电波掠空而过。电文说：“8月3日已与土耳其结盟。立即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尽管电报预期的事情后来表明还言之过早，而且这份电报几乎随即被撤销了，苏雄海军上将仍然决定按照指示前进。归他统率的有两艘高速新战舰，一艘是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另一艘是轻型巡洋舰“布雷斯劳”号（Breslau）。这两艘巡洋舰的司令在此后七天中完成的航程，在全世界人心头留下的阴影，是这场大战中任何一次大胆行径所不及的。

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土耳其有着许多敌人，而无一个盟友，因为谁都认为不值得和它结盟。一百年来，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一直被窥视左右的欧洲列强看作已奄奄一息，它们只等它死后下手。可是年复一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病夫却不甘死亡，衰弱的双手依然牢牢抓住巨大家当的钥匙不放。实际上，自从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推翻老苏丹“该死的阿卜杜勒”，建立了以他的比较通情达理的弟弟为首而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主持的政府以来，在最近六年中，土耳其确实已经开始重获新生。

这个“委员会”，或者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他们的“小拿破仑”恩维尔贝伊（Enver Bey）领导下，决心重建祖国，锤炼出必要的力量，扣紧日趋松弛的权力纽带，驱走待机而动的鹰隼，恢复奥斯曼极盛时期的泛伊斯兰统治。这一进程很不合俄、法、英三国的脾胃，它们在这个地区都有争雄的野心。德国是登上这个帝国舞台的后来者，带着它自己的从柏林通至巴格达的梦想，决定充当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保护者。1913年德国派去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整编土耳其军队，激起了俄国人的强烈不满，最后只得由列强共同努力提出了保全脸面的办法，才使之没有先萨拉热窝事件一年酿成俾斯麦警告的“巴尔干地区的蠢事儿”。

此后，土耳其人不得不选边站队的日子悄然迫近，好似幽灵，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既怕俄国，又恨英国，也不信任德国，弄得无所适从。年轻英俊的“革命英雄”恩维尔，双颊红润，黑胡子留得就像德皇那样朝上尖尖地翘着，是仅有的一心一意热烈主张和德国结盟的人。他和稍后的某些思想家一样，相信德国是未来的浪涛。而塔拉特贝伊（Talaat Bey）就不那么深信无疑。此人是“委员会”的政治领袖、实际的掌权者。他是个黎凡特冒险家，长得强壮结实，一磅鱼子酱用两杯白兰地和两瓶香槟酒一灌，就能一口气吞下去。他认为土耳其从德国人那里可以捞到的好处，要比协约国的出手为高。对于土耳其在一场列强大战中保持中立而幸存下去的机会，他毫无信心。如果协约国得胜，奥斯曼的一家一当就会在它们的压力下化为乌有；如果同盟国得胜，土耳其就将成为德国的仆从。至于土耳其政府中别的一些派系，只要办得到的话，则宁愿和协约国结成同盟，心存笼络俄国之望。俄国是土耳其的世仇，觊觎君士坦丁堡已达千年之久，还把这座位于黑海口的城市干脆称为“沙皇格勒”。那条叫作达达尼尔（Dardanelles）的狭小的著名出海通道，长仅50英里，最宽处不过3英里，是俄国唯一的终年可用以通向世界各地的出口。

土耳其有一个无价之宝——它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各条权力之路的会合处。正因为这个缘故，一百年来英国充当了土耳其的传统保护人，但如今英国已经不再把土耳其当作一回事了。英国为了让一个软弱无能，因而也乖乖听话的专制君主横踞在它通往印度的道路上，才支持苏丹抵抗一切外来者；经过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终于开始感到厌倦，不想再和被温斯顿·丘吉尔客气地称为“声名狼藉、衰老垂危、不名一文的土耳其”束缚在一起了。很久以来，对土耳其人苛政、腐败和残暴的恶名，欧洲人一直感到臭气冲鼻。格莱斯顿曾呼吁把土耳其人这个“人类社会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逐出欧洲。1906年起执政的英国自由党人则是这一著名呼吁的继承人，他们的政策是根据土耳其人半为病夫半为恶棍这一形象制定的。克里米亚战争后，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拿赛马作譬喻说，“我们押错了马”，这话竟成了谶语。英国左右土耳其政府的权势，刚好在它可能成为无价之宝的时候，竟然任其消失了。

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曾访问君士坦丁堡，跟恩维尔和青年土耳其党的大臣们建立了在他看来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要和英国缔结永久同盟的请求，也是通过丘吉尔于1911年作为中介拒绝的，他以英帝国对东方国家常用的口吻建议说，虽然英国不能同意结盟，土耳其还是不要“回到旧政权那种暴虐手法，或者尝试扰乱英国目前的现状”来疏远同英国的友谊为好。他以海军大臣的地位，从世界全局出发，提醒土耳其说，只要英国仍然是“欧洲唯一保持制海权的国家”，那么英国的友谊还会有很大用处。可是，土耳其的友谊，甚至它的中立，对英国也许同样有用这一点，不论是丘吉尔还是别的大臣，都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

1914年7月，德国人鉴于两线作战的局面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下子急如星火起来，想争取这个可以封锁黑海出口的盟国，以切断俄国和其盟友的联系以及从盟友得到补给的线路。土耳其早先的结盟建议，过去一直挂在那里，这下子突然显得非常可取了。德皇惊恐之余坚称：“现在该做的事是要让巴尔干各国的枪炮全都做好准备对准斯拉夫人。”土耳其人一开始在条款上讨价还价，并且装出倒向协约国的模样，德皇更加惊慌，指示大使在答复土耳其的建议时“要毫不含糊、直截了当地顺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发他们走”。

7月28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那天，土耳其正式要求德国缔结秘密攻守同盟，于任何一方和俄国交战时生效。就在当天，柏林收到这项建议，当即接受，并用电报发回一份由首相签署的草约。但是在最后关头，土耳其人还是无法下定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德国人的拴在一起。要是他们拿得准德国人会胜利……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英国没收了他们两艘根据合同正在英国船坞里建造的军舰，这就起了促使他们作出决定的作用。这两艘都是第一流的主力舰，和英国最好的军舰不相上下，其中一艘配备有13.5英寸口径的大炮。7月28日，那位生气勃勃的海军大臣，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征用了”土耳其的军舰。其中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已于5月间完工，第一期款子也已付清。可是当土耳其人想把船接回国去的时候，英国人多方奸诈地暗示说，希腊人图谋用潜水艇攻击它，并以此劝说他们把船留在英国，等另一艘姊妹舰“列沙吉耶”号（Reshadieh）造好后一同回国。7月初，“列沙吉耶”号完工后，英国又制造借口不让离开。航速和火力的试验无缘无故推迟了。率领500名土耳其水兵在泰恩河（Tyne）一艘运输舰上待命的土耳其指挥官，一听说丘吉尔的命令，就威胁着要登上他那两艘军舰并升起土耳其国旗。海军部的发言人颇感兴味地下令，“必要时以武力”制止这种企图。

这两艘军舰花了土耳其3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这笔钱是土耳其在巴尔干战争的败北唤醒了国内公众，深知必须使自己的武装部队重整旗鼓之后，由民众捐款筹措起来的。安纳托利亚的农民人人都捐了几文。没收这两艘军舰的消息，虽然公众尚未得悉，却引起政府“精神上极度的痛苦”——这是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Djemal Pasha）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

英国不屑花费任何力气来安抚土耳其人。格雷在正式通知土耳其有关泰恩河上这桩地道的海盗行径时，还蛮有把握地认为，土耳其人会理解英国出于“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需要”而没收这两艘军舰的原委的。至于土耳其的财政和其他损失——英王陛下政府“真诚感到遗憾”的事情——格雷干巴巴地说，将会受到“适当考虑”。“赔偿”两字他根本不提。在“病夫”和“错马”两种想法结合一起所产生的影响下，英国终于认为整个奥斯曼帝国还不如两艘额外的军舰来得重要。格雷表示遗憾的电报是在8月3日发出的。同一天，土耳其和德国签署了盟约。

然而土耳其并不践约向俄国宣战，也没封锁黑海，也没公开采取任何违反严格中立的行动。在按照自己的条件同一个大国结盟以后，土耳其的种种表现说明它并不急于帮助新盟友。土耳其举棋不定的大臣们宁愿再观望一下，等看清战争的最初几仗趋向如何再说。德国远处天涯，而俄国人和英国人却是近在咫尺且经常存在的威胁。如今，英国参战已成定局，这就需要认真重加考虑了。德国政府就怕事态这样发展下去，于是下令给大使旺根海姆（Wangenhaim）男爵，“如果可能”，争取使土耳其“就在今天”对俄宣战，因为“防止奥斯曼帝国在英国行动影响下脱离我们，事属至关重要”。可是，奥斯曼帝国并未照办。除恩维尔外，人人都想推迟公开对抗俄国的行动，等到战争进程出现了某些端倪，可以看出可能的结局时再说。

地中海上，各种灰蒙蒙的形影，都在为即将来临的战斗进行活动。无线电收发报员在紧张地倾听着耳机里的声音，记录下遥远的海军部发来的作战命令。英法舰队的当务之急是保卫法国殖民军从北非到法国的通道。该军不是正常编制的两个师而有三个师之多，连同辅助部队共有8万余人。整个军能否在战线的指定地点出现，对于法国的作战计划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作战双方都认为，法国在跟德国最初冲突中的命运如何又将决定着整个战局。

法英两国的海军部都把眼睛盯在“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上，认为这两艘德舰是对法国运兵船的主要威胁。法国人拥有地中海上最大的舰队，可以用来保护运输船只的计有1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24艘驱逐舰。以马耳他为基地的英国地中海舰队，虽然没有无畏级舰只，而为首的三艘战列巡洋舰——“不屈”号、“无敌”号和“不倦”号（Inflexible, Indomitable, and Indefatigable）却都是18000吨，备有8门12英寸口径大炮，时速二十七八海里。这三艘军舰都可以追击和消灭无畏级战舰以外的一切船只。此外，英国舰队还有4艘14000吨的装甲巡洋舰、4艘5000吨以下的轻型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意大利舰队是中立的。以亚得里亚海顶端的普拉（Pola）为基地的奥地利舰队，有着八艘现役主力舰，其中包括配备12英寸口径大炮的新造无畏舰两艘，还有相当数量的其他船只。但却是一只纸老虎，全无作战准备，后来表明也无活动能力。

德国舰队的规模虽居世界第二位，但在地中海上只有两艘战舰。一艘是23000吨的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和无畏舰一般大，记录的试航速度为27.8海里，和英国的“不屈”号级相同，火力也相仿。另一艘是4500吨的“布雷斯劳”号，和英国的轻型巡洋舰不相上下。“格本”号由于速度比任何法国战舰或巡洋舰都快，按照英国海军大臣的可怕预测，“可以毫不费力地躲过法国的战列舰队，撇开或越过其巡洋舰而袭击其运输舰，把这些满载士兵的船只一一击沉”。如果战争爆发前英国海军的军事思想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倾向于过高估计德国海军在不利情况下甘冒风险的勇气和决心，既高于英国人自己的可能表现，也高于德国人面临考验时的实际表现。

随时准备攻击法国运输舰，确实是“格本”号及其僚舰自从1912年下水以来一直被派在地中海上游弋的一个理由。但到最后时刻，德国人发现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有待它们去完成。8月3日，当德国人看到有必要对不愿宣战的土耳其人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时，蒂尔皮茨海军上将便令苏雄海军上将驶向君士坦丁堡。

苏雄是个肤色黝黑、身体结实、年已五十的机灵水兵。1913年，他在“格本”号上升起他的司令旗。此后他一直在自己的新防区内的各个内陆海和海峡上航行，往来游遍各海岸和岬角，绕行各岛，参观港口，使自己熟悉战争一旦爆发他可能要应付的那些人物和地方。他到过君士坦丁堡，会见了土耳其人；也曾和意大利人、希腊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总之除了英国人以外，和所有国家互相致敬。他向德皇禀报说，英国人绝不让他们的船只和德国人的船只同时泊在同一港口。英国人一向习惯于在德舰走后立即出现，以便消除德国人可能留下的影响，或者照德皇的文雅说法，以便“向汤里吐唾沫”。

苏雄在海法（Haifa）听到萨拉热窝的消息后立即感到这是战争的一个预兆，同时也为自己的锅炉着急。一段时间来，这些锅炉一直漏气。“格本”号原定于10月份由“毛奇”号前来接替，自己开回基尔修理的。这时苏雄决定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立即出发去普拉，并事先打电报给海军部，要求运送给他一批新的锅炉管子和熟练的修理工到普拉等他。整个7月份，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船员中挥得动榔头的人个个都被征集来帮忙。在18天内，找出了4000根坏管子，并作了更换。可是修理工作还没结束，苏雄就接到报警电报，他随即离开了普拉，以免被困在亚得里亚海。

8月1日，他开到意大利这个靴形半岛鞋跟部的布林迪西（Brindisi），那儿的意大利人借口海上浪大、补给船无法行驶，不给他供应用煤。显然，意料中的意大利对三国同盟的背叛即将成为事实，使苏雄无法加煤。他召集手下的军官，商量行动方针。他们想突破协约国的警戒线开往大西洋，并在一路上尽力给法国运输船以打击，但是否有此可能全在于他们的速度如何，而速度则又取决于锅炉。

“有多少锅炉漏气？”苏雄问随从参谋。

“过去四个小时内有两只漏气。”

“该死！”海军上将大发雷霆，在这样的时刻，命运竟使他这条了不起的军舰瘸了腿。他决定驶往墨西拿（Messina），好和德国商船会合，向它们征煤。德国为防备战事发生，早已将全世界的海洋划分成一系列的区域，每个区域由一位德国军需官主管，这位官员有权命令本区所有的船只开赴德国军舰可能要和它们会合的任何地方，有权征用德国银行和商行的资财以应军舰之需。

“格本”号在沿着意大利这块靴形地带绕行的时候，船上的无线电报机一整天都在给德国商船发命令，召集它们到墨西拿去。在塔兰托（Taranto），“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会合了。

8月2日，英国领事发出电报说：“紧急。德舰‘格本’号抵塔兰托。”这一发现敌踪的呼号，在海军部里激起了英国海军的强烈作战欲望：找出敌人的位置等于一场战斗完成了一半。但英国尚未宣战，猎杀还不能开始。一直跃跃欲试的丘吉尔，在7月31日就已指示地中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伯克利·米尔恩（Berkeley Milne）爵士，他的第一个任务将是“把枪炮对准个别德国快速舰只，特别是‘格本’号，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迫使它应战”，以协助保护法国运兵船只。他还提醒米尔恩说：“你所辖各舰速度足可以使你从容选择战机。”但是，出于某种矛盾心理，他同时告诉米尔恩，“开始时要尽量保存你的实力”，并且“避免在现阶段卷入对优势兵力作战”。后一条命令在此后几天的事态发展中，将像浮标上抑郁的钟声那样回响着。

丘吉尔心目中的“优势兵力”，按他事后的解释，指的是奥地利舰队。奥国舰队的战舰和英国“不屈”号级的对比关系犹如法国战舰和“格本”号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的装甲和火力配备都更好，但速度较慢。后来丘吉尔还解释说，他的命令本意并不是指“任何时候不管情况如何必要，都禁止英国军舰和优势兵力交战”。如果说这道命令原意并不是禁令，那么其本意势必是让司令官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理解了，这种做法往往把事情引向战争的“熔点”——司令官的气质。

一旦真枪实弹的时刻，也就是一个司令官的全部职业训练所指向的那一时刻来临的时候，一旦他部下士兵的生死、一场战斗的结局，乃至一次战役的命运，都可能取决于他在特定时刻所作的决定的时候，一个司令官的内心深处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样的时刻会使有些司令官大胆勇敢，有些变得犹豫不决，有些审慎而明智，而另一些则会陷入瘫痪。

米尔恩海军上将则是变得谨慎小心。这位五十九岁的单身汉，在社交场中仍属一表人才，原先是爱德华七世的侍从官，至今还是宫廷里的亲信。他是海军元帅的儿子，祖父和教父也都是海军高级将领。他还是个钓鱼能手，潜行捕鹿的好手，而且枪法高明。这位阿奇博尔德·伯克利·米尔恩爵士，在1911年成了地中海司令的当然人选。这个职务即使不再是英国海军中的主要职务，也还是最出风头的。他是由新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先生任命担当此职的。但这一任命却立即被海军上将费希尔勋爵私下斥为“出卖海军的行为”。费希尔勋爵是前海军大臣，无畏舰队的创建人，同代人中最易冲动、讲话最不简洁的英国人。他一心向往的计划就是当他预言的战争在1914年10月爆发时，要确保海军炮术专家杰利科海军上将当上总司令。

丘吉尔一任命米尔恩为地中海司令，费希尔就认为这会使米尔恩有望得到他想留给杰利科的职务，因而勃然大怒。他痛骂丘吉尔“屈从宫廷权势”；他暴跳如雷，像火山爆发那样大发怨言，骂米尔恩是个“毫无半点用处的司令”，“根本不适合当海上的高级司令，更不适合你实际让他当上的最高司令”。他一会儿说他是个“搞阴谋的小人”，一会儿说他是“最低级的一类毒蛇”，乃至称他是“花一个小钱买旧《泰晤士报》看的B. ‘米恩’爵士[1]”。费希尔的书信——每一封都少不了“阅后付丙”（编按：意即焚毁）的告诫，幸而收信人都没理会——所讲的一切都显得大过实际情况十倍，因此，如果要作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解，那就得按比例加以缩小。米尔恩上将既不是“最低级的一类毒蛇”，也不是纳尔逊（Nelson）一样的人物，而是海军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毫不出众的点缀品。当费希尔发觉事实上并没有人考虑让米尔恩当总司令以后，他冒火的两眼才转到别的事情上，而让B. “米恩”爵士太太平平地去领略地中海的风光了。

1914年6月，米尔恩也访问了君士坦丁堡，和苏丹及其大臣们一同进餐，还在自己的旗舰上款待他们；但对土耳其在地中海战略中的可能地位，他并不比别的英国人更为关心。

他收到丘吉尔的第一次警告以后，于8月1日，就已在马耳他集结了自己一队的三艘战列巡洋舰以及由海军中将欧内斯特·特鲁布里奇（Ernest Troubridge）爵士指挥的另一队装甲巡洋舰、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8月2日一早，他接到丘吉尔的第二道命令：“务必用两艘战列巡洋舰紧紧跟踪‘格本’号”；还说亚得里亚海“必须受到监视”，这大概是为了防范奥地利舰队的出现。派出两艘战列巡洋舰尾随“格本”号这道明确的命令，显然是因预见到战斗将临而发的，但是米尔恩并没有遵办。相反，他派了“无敌”号和“不倦”号随同特鲁布里奇的一队前去监视亚得里亚海。得悉那天早晨发现“格本”号在塔兰托海面向西南方向行驶后，他派出轻型巡洋舰“查塔姆”号（Chatham）去搜索墨西拿海峡。据他推断，“格本”号可能到了那儿，事实上也确实在那里。“查塔姆”号于下午5时离开马耳他，次日早晨7时穿过墨西拿海峡，但发回的报告说，“格本”号不在那里。这次搜索晚了六个小时，苏雄海军上将早就离开了。

苏雄将军是在前一天下午到达墨西拿的，正好碰上意大利宣布中立。意大利人再次拒绝供煤给他，尽管如此，他还是装了2000吨，是由一家德国轮船公司供应的。他征用了德国东非轮船公司的一艘商船“将军”号，在把乘客卸下，付给他们每人一张最远可到那不勒斯的火车票款后，用它作了供应船。苏雄直至此时还未接到海军部的任何命令，他决定占据一个战位，万一敌对行动开始，可以在优势兵力阻挡他之前，第一时间领略一下战斗的滋味。8月3日午夜1时，他在一片漆黑中离开墨西拿，朝西驶往阿尔及利亚的海岸，打算炮轰波尼（Bône）和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这两个法国人登轮的港口。

就在同一个小时，丘吉尔给米尔恩发来了第三道命令：“亚得里亚海口应继续监视，但你的目标是‘格本’号，不论它驶往何处，尾随不放。宣战看来大有可能，而且迫在眉睫，做好准备，一旦宣战，随即投入战斗。”米尔恩海军上将收到这道命令时根本不知道“格本”号在哪里，因为“查塔姆”号丢失了目标。但他相信，它正在西去攻击法国运输舰；根据他收到的情报，一艘德国运煤船正在马略卡岛（Majorca）待命，他断定，“格本”号接着会驶往直布罗陀和公海。于是，他把“无敌”号和“不倦”号撤出对亚得里亚海的监视，派它们西去搜索“格本”号。8月3日一整天，从墨西拿西行的“格本”号一直在被它的猎者以相距一天的航程尾随着。

这时，法国舰队正从土伦（Toulon）跨海驶向北非。这支舰队本该早一天出发，无奈8月2日在巴黎发生了海军部长戈捷博士不幸垮台的事件，因为发现他竟忘记把鱼雷艇派进海峡。在紧接着的吵闹中，发给地中海的命令被拖了下来。陆军部长梅西米一心要让殖民军尽快到达。处境狼狈的戈捷博士企图掩盖他在海峡的疏忽，便一下子跳到了好战的极端，建议在宣战前攻击“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普恩加莱总统这样认为。接着海军部长提出要和陆军部长决斗，但经过同僚们的竭力劝解，两个对手终于冷静下来，戈捷含泪拥抱了梅西米，并经人说服以健康为由辞职了。

究竟英国人要扮演什么角色，至今还没有表态，弄得法国人毫无把握，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下午4时，内阁总算拼凑了一份多少还算有条理的电报，发给法国总司令布韦·德拉佩雷尔（Boué de Lapeyrère）海军上将，通知他，曾在布林迪西发现过“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两舰，要他一收到敌对行动开始的信号就“拦住它们”，还要他不要使用护航队，而采取火力控制两艘敌舰的办法来保护运输舰。

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使法国海军摆脱陈旧过时的状态，主要是他的功劳。这时他当机立断，决定无论怎样也得组织护航队，因为照他看来，英国扮演什么角色尚属“可疑”，因此他别无其他选择。他立即生火，次日凌晨4时就出发了，这时苏雄离开墨西拿也才几小时。此后二十四小时中，法国海军的三支舰队朝南开往奥兰（Oran）、阿尔及尔和菲利普维尔，而“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也正在朝西驶向同一目的地。

8月3日下午6时，苏雄海军上将从自己的无线电中得到对法宣战的消息。他和法国人一样快速前进，但他的速度更快。8月4日半夜2时，他接到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要他“立即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的命令，这时他正在接近目的地，也愈来愈接近交火的高潮时刻。他不愿就此掉头，而“不品味一下我们人人热切想望的那个交火时刻”——这是他后来写下的话。他按原来航线继续前进，直到阿尔及利亚的海岸在晨曦中出现。他升起了俄国旗号，一进入射程就开了火，“散播死亡和恐怖”。后来出版这次航程纪事的一个船员情绪激动地写道：“我们的诈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按照德国总参谋部发布的《作战守则》，“为蒙骗计，穿着敌军军装，使用敌国或中立国旗帜或徽志，现宣布均可容许”。对于这类情事，《作战守则》体现了德国官方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本手册可以抹掉海牙公约上德国的签字；该约第二十三条禁止使用敌国旗号进行伪装。

在炮击菲利普维尔以及“布雷斯劳”号炮击波尼以后，德国的苏雄海军上将沿着来的路线折回墨西拿。他计划先在那儿装好从德国商船上要来的煤，然后出发去1200英里外的君士坦丁堡。

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几乎在炮击发生的时刻就从无线电里得到消息。他猜测“格本”号会继续西驶，也许还会在逃往大西洋的路上炮击阿尔及尔。他加快速度，以期截住敌舰，“如果它出现的话”。他没有派遣船只去侦察“格本”号，因为据他推测，如果敌舰出现，少不了有仗给它打的；如果不出现，那么眼前就无须再去操心它了。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和协约国方面的任何人一样，是单纯从海军战略角度来考虑“格本”号的。对于它可能去执行一项政治使命，从而深刻影响并延长战争进程这一点，不仅是他，就是别人也都从未想到过。此后，“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再也没有在法国人的航线上出现过，德拉佩雷尔海军上将也就再没有去搜索它们。就这样在8月4日早晨，丢失了第一个机会。可是又一个机会随即送上来了。

那天早晨9时半，通宵在向西行驶的“无敌”号和“不倦”号在波尼海面遭遇了“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两艘德舰正在朝东回墨西拿去。要是前一天晚上格雷在议会发言以后立即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的话，那么英国和德国这时候就已经处于交战状态，巡洋舰的大炮也就不会沉默。事实却是，就在相隔7000多米，完全在射程之内的情况下，双方的军舰默默地交臂而过，既未宣战，也只得满足于瞄准一下大炮和免去相互致敬的例行礼节。

苏雄海军上将决心在敌对行动开始前尽可能远离英国人，因此，竭锅炉之所能拼命加速。“无敌”号和“不倦”号掉转船头追赶，决心把德舰保持在射程内，以待宣战。两舰的无线电，就像猎人发现猎物后吹起的号角那样，向米尔恩海军上将报告了船位。米尔恩立即转告海军部：“‘无敌’和‘不倦’在东经7.56˚、北纬37.44˚处跟踪上‘格本’和‘布雷斯劳’。”

海军部因不能行动而极为沮丧。就在与特拉法尔加角同一片水域的海面上，英国军舰置敌舰于射程之内，却不能开火。丘吉尔发出电报，“好极，不要让它逃跑，战争在即”。还赶发了一份“最急件”备忘录给首相和格雷，建议说，如果“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舰，应授权米尔恩的舰队“立即与之交战”。不幸，米尔恩海军上将在报告船位时没有说明“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驶向何方，以致丘吉尔设想它们正在西去，打算再次在法国人身上打坏主意。

照阿斯奎斯的说法，“温斯顿已经披挂好准备上阵，渴望一场海战来击沉‘格本’号”。阿斯奎斯是乐意让他满足愿望的，可是不幸他向内阁报告了这件事，而内阁又拒绝在最后通牒时限届满之前下令采取战争行动。这样，第二次机会又丢失了。不过，这次机会说什么也会丢掉的，因为丘吉尔的命令是以“格本”号攻击法国运输舰为前提的，而“格本”号早已放弃了这个目标。

于是在夏季宁静的海面上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追逐，苏雄海军上将力图把他的追踪者远远撂在后面，而英国人则竭力要在午夜之前把他保持在射程之内。苏雄竭尽军舰之所能，把时速提高到24海里。通常在高温和煤灰飞扬的情况下一班至多工作两小时的司炉，不得不以高速连续铲煤；管子开裂了，他们还受着蒸汽的炙烫。从早到晚保持这样的速度，四个人死去了。然而，可以觉察出猎物和追猎者之间的距离在慢慢地拉大。“无敌”号和“不倦”号的锅炉也有毛病，炉前人员又不够，愈来愈难以支持。到了下午，约翰·凯利（John Kelly）海军上校指挥的轻型巡洋舰“都柏林”号参加了这两舰的静悄悄的长途追逐。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距离愈拉愈大；到5时，“无敌”号和“不倦”号落到射程以外。只有“都柏林”号还跟着，把“格本”号保持在视线以内。7时起了一场浓雾。9时，“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就消失在西西里海面上一片愈来愈浓的烟雾朦胧中。

那天，丘吉尔和他的幕僚在海军部整整一天“受着坦塔罗斯[2]那样的折磨”。下午5时，第一海务大臣、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说在天亮前还来得及击沉“格本”号。丘吉尔在内阁的决定牵制下，无法下达这道命令。就在英国人等待午夜信号的时候，“格本”号到了墨西拿，煤也到手了。

拂晓时候，英国人虽已处于交战状态，可以放手开火了，可是已经找不到“格本”号的影踪。根据“都柏林”号在失去联系前的最后一份报告，他们断定它在墨西拿，但在这时候，又插进来一个新障碍。海军部发来了一道命令，通知米尔恩说意大利已宣布中立，并指示他“严格尊重中立，船只不得进入意大利海岸六英里以内”。这道禁令意在避免由于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和意大利发生麻烦。这也许小心过分了。

米尔恩海军上将被这六英里的限度所阻，进不了墨西拿海峡，只好在两个出口处布置警戒。他相信“格本”号会再次西去，于是亲自坐镇在旗舰“不屈”号上，和“不倦”号一起警戒着通向西地中海的出口，而在通向东地中海的出口处[3]，只派了由“都柏林”号舰长的兄弟霍华德·凯利（Howard Kelly）海军上校指挥的轻巡洋舰“格洛斯特”号（Gloucester）去那里巡逻。同时，也由于想把兵力集结在西面，米尔恩海军上将下令“无敌”号就近在比塞大（Bizerte）而不到东面的马耳他去加煤。因此，如果“格本”号东去，那么三艘“不屈”号级的军舰就没有一艘位于可以截击它的地点。

8月5日和6日连续两天，米尔恩在西西里以西的海面上巡逻，一心认为“格本”号企图西逃。同样，海军部也想不出，“格本”号除了从直布罗陀突破或者躲在普拉外，还有别的什么路线好走，因此对米尔恩的安排也没表示异议。

在这两天里，直到8月6日黄昏，苏雄海军上将一直顶着重重困难在墨西拿加煤。意大利人始终坚持执行中立法，要求他在到达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而煤又只能直接从德国商船上装，只好劈开商船的甲板，拆掉栏杆，才能搬运过来，费的时间是平常的三倍。海军上将一面和港口当局争论中立法的条文，一面强令每个船员参加铲煤。尽管用了额外配给的啤酒、军乐队的演奏和军官们的爱国演讲来打气，水兵们在8月的高温下由于劳累过度而一个接一个地昏了过去，最后船上到处躺着浑身污黑、浸透汗水的人，就像无数具尸体。到8月6日中午，装好的1500吨煤，还不够用来开到达达尼尔海峡，可是能继续干下去的人一个也不剩了。苏雄海军上将“心情沉重”，下令停装，并令全体人员休息，准备5时启碇。

在墨西拿，他收到两份电报，加剧了他的危急感，迫使他面临一项紧急的决定。一份电报说，“由于政治原因，目前不宜进入君士坦丁堡”。蒂尔皮茨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的命令一下子就被撤销了。这次变更是因土耳其人意见不一而造成的。恩维尔曾通知德国大使，准许“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通过警卫达达尼尔海峡的布雷区；而首相和其他大臣却因两舰的通过显然违反土耳其仍然公开保持的中立，坚持必须撤回许可。

蒂尔皮茨的第二份电报通知苏雄说，奥地利在地中海无法给德国提供海军支持，让苏雄自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去路。

苏雄深知，他的锅炉不能为他提供必要的速度以突破敌人的重重屏障而冲向直布罗陀。可是，要自己蜷缩在普拉，依靠奥地利人，这事他也不干。他决定无视命令，前往君士坦丁堡。他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很明确的：“迫使土耳其人，即使违反他们的意愿也要迫使土耳其把战火扩大到黑海，对抗他们的宿敌俄国。”

他下令生火待发，5点钟启碇。船上所有的人以及岸上的人，都知道“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正准备在极不利的情况下去经受一场严峻考验。一整天，兴奋的西西里人挤在码头上，向“那些马上要去送死的人”兜售明信片之类的最蹩脚的纪念品，还叫卖着大标题为《在死亡的魔爪之中》、《不是耻辱就是败北》、《此行不是驶向死亡，就是驶向光荣》的号外。

苏雄海军上将预料到要受追击，故意决定趁天还亮的时候离开，好让人看到他在朝北行驶，仿佛是在去亚得里亚海。夜晚来临时，他打算改变航向，朝东南方向开去，在夜色掩护下溜走。由于煤不够整个航程用，万事都决定于他能否不被发觉而和奉命在希腊东南角上的马莱阿角（Cape Malea）接应他的一艘运煤船会合。

“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一开出墨西拿海峡的东口，就立即被正在口外巡逻的“格洛斯特”号发现而跟上。“格洛斯特”号虽然和“布雷斯劳”号势均力敌，可是“格本”号的重炮在16000米远处就能揍得它无法在海上存身；因此，它只好监视住敌人以待增援，别无其他作为。凯利海军上校一面打电报给率领着所有三艘战列巡洋舰还在西西里西面巡逻的米尔恩海军上将，报告船位和航线，一面在“格本”号外侧尾随。夜幕降临，快到8点时，他把航线转到“格本”号的内侧，因为月亮升起在他的右面，这样可以把“格本”号置于月光之下。这一移动使它进入了射程，但并没惹得“格本”号开火。在晶莹的夜色中，两舰隐隐约约的船体向北行驶，后面另一个黑影紧随。由于在墨西拿加的煤质量低劣，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污染了月光皎洁的天际，老远的地方也可以根据黑烟看到两条军舰的所在。

米尔恩海军上将得悉“格本”号已从东口离开墨西拿，就留在原地未动。据他推想，如果“格本”号按目前的航线继续前进，它会受到正在监视亚得里亚海的特鲁布里奇舰队的截击。但他又倾向于认为，它的航线是个假象，它终究会转向西行，那时他自己的战列巡洋舰舰队就可以截击。他觉得不存在别的可能，因而只派一艘轻型巡洋舰——“都柏林”号——东去和特鲁布里奇的舰队会合。

这时，摆脱不了“格洛斯特”号的苏雄，要想靠他手头现有的煤开赴爱琴海，就无法再按假装的航向继续前进。不管有没有人尾随，他必须改变航向东去。到晚上10时，他掉了头，同时干扰“格洛斯特”号的波长，以免自己的转向被报告出去。但他干扰未成。凯利海军上校通知转向的无线电讯在午夜光景传到米尔恩和特鲁布里奇那儿，米尔恩就此出发去马耳他，打算在那儿加煤并“继续追逐”。既然敌人冲着特鲁布里奇开来，这下该由他来拦截了。

特鲁布里奇奉命“防止奥地利人出来、德国人进去”，早就停在亚得里亚海的口子上。从“格本”号的航向看来，它显然是在驶离亚得里亚海，但他认为，如果他立即南下，有可能截住它。然而，他能指望在真正有胜利希望的条件下和它交战吗？他的舰队是由“防卫”号、“黑王子”号、“武士”号和“爱丁堡公爵”号四艘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各舰都是14000吨，配备的都是9.2英寸口径的大炮，射程要比“格本”号的11英寸口径大炮近得多。海军部那道最初的命令，显然是作为他的上司米尔恩海军上将的指示转发下来的，命令制止“对优势兵力”作战。此后又未接到米尔恩的任何命令，特鲁布里奇于是决定一试，希望能在凌晨6时前东方曙光初露，使能见度有利于他而足以弥补射程不足的时候去拦截敌人。一过午夜不久，他全速南下。但是四小时后，他改变了主意。

特鲁布里奇在日俄战争期间担任过驻日海军武官，因此懂得不能小看长射程炮火的效能。他既系出名门，曾祖父曾经和纳尔逊一起在尼罗河上作过战，又享有“青年时代一度是海军中最最优秀的军官”的盛名，他“对航海技术的信仰就像克伦威尔手下的士兵对《圣经》的信仰一样”。丘吉尔很器重他，于1912年任命他进入新成立的海军作战参谋部工作。但是，在面临危急的殊死一战的时刻，航海技术和参谋工作方面的卓越才干并不一定有助于一个指挥官。

到凌晨4时，特鲁布里奇还没找到“格本”号，他断定自己不再有任何希望可以在有利条件下和它交战了。他相信，在大白天“格本”号即使被截住，也能躲出他的大炮射程，并把他的四艘巡洋舰一一击沉。他显然明白，一旦和它进行这场射击和厮杀的技艺较量，他的四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中任何一艘用炮火或者鱼雷去击中它的机会是极少的。他断定，它就是海军部告诉他不要与之交火的“优势兵力”。于是他停止追逐，并把这情况用无线电报通知了米尔恩，然后在扎金索斯岛（Zante）外游弋到上午10时，仍然盼望着米尔恩的战列巡洋舰会有一艘出现。最后他驶进扎金索斯港，准备重新监视亚得里亚海上的奥地利人。就这样，第三次机会丢失了，而“格本”号载着命运的重负，沿着自己的航线驶去。

米尔恩仍然相信“格本”号存有掉头朝西的意图，于是在早晨5时30分发信号给“格洛斯特”号，要它“逐步落向后面，免遭俘获”。他也好，海军部也好，都还不认为“格本”号是艘正在逃窜中的船只，不是在寻求战机，而是在避免战斗，是在使出浑身解数全速驶向它遥远的目的地。可以说，英国人由于菲利普维尔遭受袭击留下的印象，以及多年来对德国海军愈来愈大的恐惧，把“格本”号看作一艘横行海上袭击商船的海盗船，随时会掉头扑将过来。他们盼望无论如何总得把它围困起来，可是他们在追赶它的时候却缺乏紧急迫切之情，因为他们始终在等它掉转头来，根本没有看出它是在竭力想脱身东逃，具体地说，也就是逃往达达尼尔海峡。这与其说是海军的过错，毋宁说是政治上的失算。很久以后，丘吉尔悔恨交加地承认：“我想不起英国政府在作重大决策时，还有哪次比土耳其人的消息还要闭塞。”这一情况的根子在于自由党人对土耳其根深蒂固的厌憎。

时至8月7日天全亮时，只有“格洛斯特”号不理米尔恩的信号，还在跟踪“格本”号。这时“格本”号已再次和“布雷斯劳”号会合，在向希腊海岸驶去。苏雄海军上将不便在敌人视线下和他的运煤船碰头，拼命要甩掉他的尾巴。他下令“布雷斯劳”号落向后去，在“格洛斯特”号前面来回穿梭，装成布雷的样子，同时采用其他扰乱视听的战术，想把“格洛斯特”号引开。

还在指望援兵的凯利海军上校，急于拖住“格本”号，已不顾一切。当“布雷斯劳”号落到后面来恫吓他时，他不考虑它是不是一支“优势兵力”，决心对它进行攻击，以迫使“格本”号掉回头来保护它。他不顾鱼雷的威胁开了火。“布雷斯劳”号回击。“格本”号不出所料果然掉过头来助战。谁也没有击中谁。一艘从威尼斯驶往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小客轮刚好路过，目击了这场战斗。凯利海军上校撤出和“布雷斯劳”号的战斗，退下阵来。苏雄海军上将经不起把珍贵的煤用在追逐上，重新上路。凯利海军上校再次开始跟踪。

他不让“格本”号溜出视野，又追了三个小时，直到米尔恩发来信号，严令禁止他追过希腊岛顶端的马塔潘角（Cape Matapan）。下午4时30分，当“格本”号绕过马塔潘角驶进爱琴海时，“格洛斯特”号终于放弃追逐。苏雄海军上将摆脱了监视，隐没在希腊的小岛之间，去和运煤船会合了。

大约八个小时以后，午夜刚过，米尔恩海军上将装好煤，进行了检修，率领“不屈”、“无敌”、“不倦”和轻型巡洋舰“韦茅斯”号（Weymouth）离开马耳他向东行驶。也许因为他觉得目前这一阶段加速只是浪费煤而已，他以12海里的速度前进，从容不迫地追赶着。到第二天，8月8日下午2时，他约莫在马耳他和希腊之间的半路上，从海军部传来消息说奥地利已经对英宣战，这使他立即停了下来。很遗憾，这个消息是误传，一个文书错发了这个事前约定表示与奥地利作战的代号电报。可是这已足以使米尔恩放弃追逐，于是他占定一个位置，以便奥地利舰队一旦出现时，不致和马耳他隔绝。就在那儿，他命令特鲁布里奇的舰队和“格洛斯特”号前来和他会师。又一个机会丢失了。

这些军舰在那里集结，停留了差不多二十四小时之久，直到次日中午，米尔恩听到尴尬不堪的海军部说奥地利根本没有宣战，于是再次重新开始追捕。到这时，离8月7日下午看到“格本”号驶进爱琴海的最后踪迹，已经过去四十多个小时。按照米尔恩海军上将后来的叙述，他在考虑朝哪个方向去找它的时候，认为“格本”号可能采取的航线有四条。他仍然认为它可能企图西去逃往大西洋，也可能南去攻打苏伊士运河，也可能找个希腊港口避一避，甚至也可能去攻打萨洛尼卡（Salonika）——后两种假想，从希腊还是个中立国这点来看，不啻海外奇谈。出于某种原因，他不信苏雄海军上将有破坏土耳其中立的意图；达达尼尔海峡这个目的地，在他脑子里跟在国内的海军部一样，连想也没有想过。他所设想的战略是，把它“朝北”困在爱琴海这只瓮中。

“朝北”确实是苏雄的去向，可是土耳其人已经在海峡入口布了雷，不经他们准许，他的军舰不能进入。在装好煤并和君士坦丁堡联系上之前，它们是无法前进的。他的运煤船“博加迪尔”号（Bogadir）正按照命令伪装成希腊船在马莱阿角等着。由于担心会被发现，他命令它向爱琴海上更靠里面的一个岛屿提诺斯岛（Denusa）驶去。因为没觉察到英国人已经中止追逐，8月8日一整天他的军舰潜伏不动，直到9日早晨才偷偷溜向荒无人烟的提诺斯岛海岸。在那儿，“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整天加煤，同时锅炉里烧足蒸汽，以便一接到通知半小时内就能出发。他还在一处山顶上设了一个瞭望哨，监视英国人；其实英国人当时远在500英里外监视着奥地利人。

苏雄海军上将不敢和君士坦丁堡通电报，因为可以传那么远距离的强力信号有可能同时把自己的位置泄露给敌人。他命令从墨西拿沿着一条更加偏南的航线跟着他来的“将军”号，驶往士麦那（Smyrna），并从那里打电报给驻君士坦丁堡的德国海军武官：“由于无法规避的军事需要，必须攻击黑海的敌人。尽一切努力替我安排，立即让我穿过海峡，如果可能则取得土耳其政府的准许，必要时可不经其正式同意。”

9日一整天苏雄等着回音。他的无线电收发报员曾经意外地收到一份含义不清的电文，但无法破译出来。夜幕来临，仍无答复。这时米尔恩已经得知有关奥地利的消息系出误传，他的舰队再次向爱琴海进发。苏雄决定，如果没有回音，必要时强行闯入达达尼尔海峡。8月10日凌晨3时，他收听到英国舰队进入爱琴海时拍发的无线电信号。他不能再事等待。就在这时，耳机里传来另外一阵断断续续的嗡嗡声。这是“将军”号，它终于发来了暧昧难解的讯息：“进去！勒令要塞投降，逮捕引水员。”

弄不清这是要他炫示一下实力，以保全土耳其人的脸面，还是真的要他强行进入，苏雄就这么在拂晓时离开了提诺斯岛。一整天他以18海里的时速北上，而米尔恩海军上将则整天在爱琴海出口处来回巡行，不让它出来。当天下午4时，苏雄已经看到了特内多斯（Tenedos）和特洛伊平原；5时，他在查纳克（Chanak）大要塞的炮口下到达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坚不可摧的通道入口处。全体船员进入战位，每个人的心都悬着，根根神经绷得紧紧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慢悠悠地驶近前去。“派个引水员来”的信号旗飘拂着升上了桅杆顶。

那天上午，曾经目击“格洛斯特”号与“格本”号、“布雷斯劳”号两舰战斗的那艘意大利小客轮到达君士坦丁堡。乘客中有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先生的女儿、女婿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带来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远处几艘兵舰，炮声隆隆，白烟滚滚，龙蜿蛇行，各施方略。他们听意大利船长说，其中两艘就是鼎鼎有名的才从墨西拿逃出来的“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几小时后，摩根索先生因事碰到旺根海姆大使，提到他女儿讲的故事，旺根海姆听了之后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的关注心情”。他吃好午饭，马上由奥地利大使陪同来到了美国大使馆。两位大使面对那位美国太太“郑重其事地在椅子上坐定下来”，“对她进行了非常仔细但却十分客气的盘问……他们连一个细节也没让她漏掉；他们想要知道打了多少发炮弹，德国船是朝哪个方向开走的，客轮上所有的人讲了些什么，等等，等等……他们离开使馆的时候，可说是心花怒放、得意洋洋”。

这下，他们得知“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已经躲过英国舰队脱身了。剩下来要做的就是取得土耳其人的同意，让它们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身为国防大臣，控制着布雷区的恩维尔帕夏真是求之不得，但是他得玩一套复杂的把戏，才好对付那些神经更加紧张的同僚。那天下午，当他正跟德国军事代表团的一个团员在一起的时候，通报说又有一个团员冯·克雷斯（von Kress）中校紧急求见。克雷斯说，查纳克要塞司令报称“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要求准许进入海峡，并请立即指示。恩维尔回答说，不跟首相商量他无法决定。克雷斯坚持说，要塞需要立即答复。恩维尔一言不发，坐了好几分钟，然后突然说：“让要塞准许它们进来吧。”

一直不自觉地屏住呼吸的克雷斯和另外那位军官，这下才发觉自己松了口气。

接着，克雷斯问：“假如英国军舰跟着它们进来，要不要对英国人开火？”恩维尔又一次拒绝答复，借口必须和内阁商量。可是克雷斯坚决主张要塞不能没有明确的指示。

“要不要对英国人开火？”随后冷场了很久。最后恩维尔回答说：“要。”

在150英里外的海峡入口处，一艘土耳其驱逐舰离岸开出来，驶近“格本”号，甲板上所有的眼睛都极其担心地盯着它。一面信号旗飘扬了一会儿，经认出是“跟着我”的意思。8月10日晚上9时，“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驶进达达尼尔海峡，照事后很久丘吉尔凄然承认的说法，它所带来的“屠杀、痛苦和毁灭，其程度之烈，就一只船来说，是空前的”。

这一新闻立即经电报传遍全球，当晚就传到马耳他。仍然在爱琴海各岛之间搜索的米尔恩海军上将到第二天中午也得悉了。他的上司对“格本”号的任务了解得太少了，竟命令他布置一条封锁线来堵住达达尼尔海峡，“以防德国军舰出来”。

阿斯奎斯首相对这个消息的评论是：它是“令人关切的”。可是他在日记里却写道：“它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我们将坚持”“格本”号的船员应由土耳其人接替，而他们是没有能力驾驶这条船的。在阿斯奎斯看来，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坚持”而已。

协约国的大使们立即怒气冲冲地一再坚持这个主张。土耳其人仍然抱住中立不放，把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决定要求德国人解除“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武装。这虽“只是暂时做个样子”，可是遭到应邀前来听取这一建议的旺根海姆的断然拒绝。经过进一步激烈讨论之后，有一个大臣忽然提出：“难道德国人不可以把这两条船卖给我们吗？难道我们不可以把它们的到来看作根据合同前来交货吗？”

这诚是个高见，皆大欢喜，既打开了进退维谷的局面，又给了英国人没收两艘土耳其军舰以理想的报应。在德国的同意下，这笔买卖向外交使团宣布了。此后不久，“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经重新命名为“雅武斯”号（Jawus）和“米迪利”号（Midilli），升起了土耳其旗号，船员戴上土耳其帽，在土耳其人一片狂热声中，接受了苏丹的检阅。这两艘德国军舰真像是鬼使神差特意送来代替他们那两艘被抢走的军舰似的，既使老百姓欣喜若狂，又给德国人抹上一层深得人心的光辉。

德国一直催逼宣战，土耳其人则是一直拖延，不但如此，他们还为自己的中立开始向协约国索取越来越高的代价。俄国因为“格本”号来到黑海大门口，给吓坏了，愿意照付。就像处在绝境中的无赖汉发誓抛弃终身恶习那样，俄国甚至愿意不再染指君士坦丁堡。8月13日，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向法国建议，可向土耳其提出，如它保持中立，愿对它的领土完整给予庄严的保证，并且给它“巨大的财政好处，由德国人负担”。他甚至愿意加上这样一个保证：“即使我们胜利了”，俄国人也将履行诺言。

法国人同意，并且，用普恩加莱总统的话说，“竭尽全力”一方面使土耳其保持镇静和中立，一方面劝说英国参加对土耳其领土的联合保证。但是英国人绝不能屈尊去对一度受他们保护的国家的中立进行讨价还价或支付任何代价。丘吉尔在他“非常好斗”和“强烈反土”的情绪下，向内阁建议派一小队鱼雷艇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去击沉“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也许是对动摇不定的土耳其人能施加影响的唯一姿态，也许是能防止最终发生的一切的唯一姿态。早在达达尼尔海峡遭到侵犯那天，法国一个最为敏锐、最有勇气的有识之士就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们应该跟着它们进去，”加利埃尼将军说，“否则土耳其会加入敌对阵营。”在英国内阁中，丘吉尔的想法被基钦纳勋爵否定了。他说英国人对土耳其采取攻势，就会疏远全体伊斯兰教徒，那是英国受不了的。应该让土耳其“先出手打第一拳”。

土耳其政府内部各派系争吵不已，摇摆不定，差不多有三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协约国时而威胁，时而磋商，德国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影响则与日俱增。到10月底，德国人打定主意不能再让他们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为了从南面封锁俄国，土耳其的实际参战已属绝对必要。

10月28日，原“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苏雄海军上将指挥下，带着几艘土耳其的鱼雷艇，驶进黑海，炮轰了敖德萨（Odessa）、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和费奥多西亚（Feodosia），造成一些老百姓丧生，击沉了一艘俄国炮艇。

土耳其政府中的大多数人，被德国海军上将在自家门口干下的既成事实吓呆了，而想推卸责任，但被有力地阻止了。起作用的因素是，“格本”号就停在金角湾（Golden Horn）里，由它自己的军官指挥，配备着它自己的船员，而他们又是无视管束的。塔拉特贝伊指出，政府、王宫、首都、他们这些人本身、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权力，以及哈里发，都处在德国炮口之下。赶走德国的军事代表团和海军代表团，他们又办不到，而这一点却是协约国一直要求土耳其作为它保持中立的证明。既然战端已经以土耳其人的名义挑起，俄国便于11月4日向土耳其宣战，英国和法国接着在11月5日也宣战了。

这下子战争的血刃便伸展到另半个世界的头上。土耳其的邻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希腊，最终也都卷了进去。此后，通向地中海的出口被堵死，俄国只好依靠一年中有半年冰封的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和远离前线8000英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Vladivostok）了。黑海被封闭以后，俄国的出口降低了98%，进口降低了95%。俄国被隔绝以及隔绝造成的种种后果，加利波利（Gallipoli）的一场徒然的血腥悲剧[4]，协约国不得不分兵于美索不达米亚、苏伊士和巴勒斯坦等战役，奥斯曼帝国的最后瓦解，中东往后的历史，都是“格本”号这次航程造成的结果。

别的余波即使不那么重要，也同样辛酸。特鲁布里奇海军上将遭到同僚们的指摘后，要求成立调查法庭；1914年11月，调查法庭下令把他交军事法庭审判，罪名是“他放过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而不加追击”。在他是否有理由把“格本”号看作“优势兵力”这个根本问题上，海军为了自身的缘故，宣判他无罪。虽然他在大战中还继续服役，但由于海军的反感，从此不再让他担任海上指挥。为了把地中海交由法国人控制，米尔恩海军上将于8月18日被召回国退休。8月30日，海军部宣布，在对付“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问题上，他的指挥和部署，业经“仔细审查”，结果是“各位大臣对于他所采取的步骤的任何方面，都表示赞同”。各位大臣先前看不到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现在也不找替罪羊。

注释

[1] 费希尔故意把米尔恩（Milne）读作“米恩”（Mean，意即“平庸的、下作的、小气的”），以示鄙视。B为米尔恩的名字伯克利的缩写。——译注

[2] 坦塔罗斯（Tantalus），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译注

[3] 墨西拿海峡是南北向的，北面的出口通西地中海，南面的出口通东地中海。为了讲清楚地形，这两个出口分别称为西、东出口。

[4] 指1916年英国为强渡达达尼尔海峡远征加利波利，结果伤亡惨重，战果全无。——译注

Sources for all action by, and events aboard, the Goeben and Breslau,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re Souchon, Kopp, and Krieg zur See, the official German naval history. Likewise, for action of the British ships, the sources are the official history, Corbett, 56–73 (with two magnificent maps, unfortunately too large to reproduce in these less expansive days), Milne, and Churchill 236–43 and 265–75. Corbett's account was published first; Milne's was written to dispute Corbett who, he felt, had done him injustice, Churchill's to compose a narrative that, while not too obviously blaming the naval commanders, would show the Admiralty to have been blameless and still claim to be history, not special pleading. This delicate feat of balancing was accomplished by placing the blame for failure to arrest the Goeben on accidents of fate; on “the terrible Ifs,” in his words. The account is one to be read with caution not incompatible with admiration.

德国海军部给苏雄将军的电报：Krieg zur See, 2. Tirpitz's idea was that Souchon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disposal of the Turkish Government “to command the Turkish fleet.” Tirpitz to Jagow, Kautsky, No. 775.

恩维尔贝伊主张与德国结盟：Emin, 68–69; Nogales, 26, Morgenthau, 30–34.

塔拉特贝伊的饮食和观点：Steed, I, 377; Morgenthau, 20–24; Nogales, 26–28.

丘吉尔对土耳其的看法：Aftermath, 374.

丘吉尔拒绝土耳其结盟的信件：Churchill, 524.

德皇的指示：These took the form of marginal notes on telegrams from Wangenheim, German ambassador in Constantinople, Kautsky, Nos. 141 and 149. The Kaiser was on his yacht at this time, mid-July, and his marginalia were telegraphed to the Foreign Office as instructions.

德国与土耳其的谈判：Emin, 66–8; Djemal, 107–14;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angenheim and Jagow; Kautsky Nos. 45, 71, 117, 141, 144, 183, 285. Draft of the Treaty, signed Bethmann-Hollweg, is No. 320; final text is No. 733; further discussion of terms and implementation, Nos. 398, 411, 508, 517, 726, 836.

英国“征用了”土耳其的军舰：Churchill, Aftermath, 377–8; Djemal, 96, 104, 116; Grey, II, 165–66; Grey's “regrets”: British Blue Book, II, Nos. 1, 2, 3, and 4.

军舰耗费3000万美元：Allen, Whitehead and Chadwick, The Great War, Philadelphia, 1916, II, 374.

土耳其举棋不定：On August 3 Wangenheim reported that Enver would like “to declare war immediately” but the other ministers were against it; Kautsky, No. 795.

“向汤里吐唾沫”：Souchon, 33.

“有多少锅炉漏气？”：Souchon gives the conversation verbatim, 37.

英国领事的电报：BD, XI, 480.

丘吉尔7月31日给米尔恩的命令：Churchill, 237–8.

并不是禁令：ibid., 272.

“出卖海军的行为”：Fisher, Letters, II, 451, April 22, 1912.

费希尔勋爵的易怒：ibid.; “succumbing to court influence,” 458; “Utterly useless,” ibid.; “unfitted,” 451; “backstairs cad,” 360; “serpent,” 418; “Sir B. Mean,” 447.

丘吉尔8月2日的命令：Churchill, 239; third order to Milne, ibid.

戈捷要跟梅西米决斗：Poincaré, II, 279–80.

德拉佩雷尔收到的命令及他的行动：Capt. Voitoux, “l'Evasion du Goeben et Breslau,”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March and May, 1919. The French role in the failure to arrest the Goeben, like the British, became a cause of extreme embarrassment to the government and was investigated in 1916 by a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f Inquiry under Admiral Amadée Bienaimé. Its report, implying blame of Admiral Lapeyrère, which he refused to answer, was never published but was analyzed in Admiral Bienaimé's book, which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making Admiral Lapeyrère the scapegoat for a general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navy.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were deposited in 1919 with the Ministry of Marine.

“交火时刻”和“散播死亡和恐怖”：Souchon, 40.

“格本”号升起俄国旗号及“我们的诈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Kopp, 23–4.

米尔恩报告船位：Churchill, 239.

“好极，不要让它逃跑”：ibid.

丘吉尔给阿斯奎斯的紧急电报：ibid., 240.

“温斯顿已经披挂好准备上阵”：Asquith, II, 21.

司炉员的死亡：Kopp, 28–31, 53; Souchon, 42.

“受着坦塔罗斯那样的折磨”：Churchill, 242.

指示米尔恩严守意大利中立和避免“无关紧要的小事”的命令：ibid., 241.

蒂尔皮茨的两份电报：Krieg zur See, 13; Souchon, 47. Turkish hesitations which caused the cancellation are reported by Wangenheim, Kautsky, Nos. 852 and 854.

“迫使土耳其人”：Souchon, 47.

西西里报章的头条：Souchon, 45.

“防止奥地利人出来”：Corbett, 62.

特鲁布里奇是“最最优秀的军官”、“对航海技术的信仰”：Kenworthy, 32.

命令“格洛斯特”号“免遭俘获”：Milne, 104.

文书错发奥地利对英宣战的电报：Churchill, 275.

“无法规避的军事需要”：Krieg zur See, 20.

“进去！勒令要塞投降，逮捕引水员”：ibid.

旺根海姆表现出“焦虑不安的关注心情”：Morgenthau, 70–71.

恩维尔与冯·克雷斯的交涉：Kannengiesser, 25–26.

“屠杀、痛苦和毁灭”：Churchill, 271.

海军部命令封锁达达尼尔海峡：Corbett, 73.

阿斯奎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将坚持”：Asquith, II, 26.

将“格本”号“卖给”土耳其：Djemal, 119–20; Morgenthau, 76–78. The “sale” and the diplomatic furor aroused by the arrival of the German warships is documented in the reports of the various ambassadors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ir governments, especially Giers to the Russian Foreign Office and Sir Louis Mallet to the British, contained in the Russian Orange Book, II, and the British Blue Book, II, respectively.

萨佐诺夫：“即使我们胜利了”：Paléologue, 84–85.

“非常好斗”，“强烈反土”：Asquith, II, 26, 28.

加利埃尼的话：Gallieni parle, 78.

基钦纳说应该让土耳其“先出手打第一拳”：ibid., 26.

苏雄驶进黑海攻击俄国：Emin, 75–76; Giers to Foreign Office, Russian Orange Book, II, No. 98; Roberts to Grey, British Blue Book, II, No. 178; Memorandum by Sir Louis Mallet, November 20, ibid.

“他放过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而不加追击”：article on Troubridge, DNB. On the ground that the House of Commons ha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review courts-martial, Commander Bellairs, an M.P., made several attempts to force the Admiralty to release the report of the Court, without success. As the finding was acquittal, the Commander said he could see no reason for the Admiralty to keep the report secret, “except to prevent the public from knowing the bad arrangements they made at the outset of the war.” April 15, 1919, Parliamentary Debates, 5th series, Vol. 114, 2863–71.

“各位大臣对于他所采取的步骤的任何方面，都表示赞同”：article on Milne, DNB.

第10章　列日和阿尔萨斯

德法两国，当它们的大军尚在集结之际，各自的先遣部队便已经像走马灯似的在向前推进，准备发动进攻。德军来自东方，法军则从西方来。对峙的两方都在从地处走马灯外缘的各自阵地的右翼一端率先行动。两军相距300英里。不管法军采取什么行动，德军将袭击列日，并摧毁其周围十二座护城堡垒，为其右路大军打通横贯比利时的道路。法军亦将不顾敌方作何行动，准备一举突入上阿尔萨斯，这样用兵是感情因素大于战略因素，用心在于趁爱国热情高涨之际开战，以鼓动当地居民揭竿而起反抗德国。在战略上，它的目的是把法军推进到莱茵河右岸固守。

列日就像是一座城堡的吊闸，守卫着从德国进入比利时的大门。它雄踞在默兹河左岸高达150米的陡坡上。这一带的河道，宽近200米，是它的天然城壕，方圆30英里，都有堡垒卫护。它是一座有口皆碑的、全欧洲最固若金汤的城池。十年前，旅顺港是在抵挡了九个月的围城后才投降的。全世界的舆论都寄希望于列日，即使它不能无限期地坚守不屈，也肯定能和旅顺港的纪录并驾齐驱。

全部兵力超过150万人的德国七个集团军，在沿着比法两国边境集结。按番号顺序，从部署在与列日对峙的德军阵线的右翼顶端的第一集团军，直至部署在阿尔萨斯的左翼末端的第七集团军。第六、七两集团军组成德军左翼，计16个师；第四、五两集团军组成中路，计20个师；而第一、二、三集团军组成右翼，计34个师，按计划将穿越比利时的便是右翼。另有一支由三个骑兵师组成的独立军配属于右翼。右翼的三个集团军分别由冯·克卢克将军、冯·比洛将军和冯·豪森（von Hausen）将军指挥。三位将军都是六十八岁，前面两位是1870年的沙场老将，骑兵军的军长是冯·马维茨（von Marwitz）将军。

由于冯·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进军路线最长，全线推进的速度必须根据它的进展予以调节。第一集团军在亚琛以北集结，准备取道列日市默兹河上五座桥梁渡河，因此攻占列日便是决定一切的首要目标。列日周围堡垒的炮群控制着介于荷兰边境和树木茏葱、丘陵起伏的阿登山区之间的孔道。列日的几座桥梁是渡过默兹河的仅有的几条通道。列日又是把比利时、德国与法国北部连接起来的四条铁路线的枢纽，因此它是向前方的德国部队运输给养的必经之地。所以，在占领列日并将其周围的堡垒打哑以前，德军右翼部队将无法前进。

为了打通经过列日的这条道路，特别从第二集团军抽调了六个旅编成一支“默兹河部队”，由冯·埃米希将军指挥，如果比利时人不坚决抵抗，这支部队可望在主力集结之际便可完成这一任务。德皇战前多次失言事件之一，便是在观看演习时对一个英国军官伸出巴掌凌空一翻，说：“我将这样通过比利时！”德国人认为，比利时人所谓不惜一战的说法，不过是——用一个普鲁士政治家对他国内政敌的用语说——“绵羊的梦呓”。列日拿下了，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在列日两旁大路上开到了与该城齐平的地点，这时候大进军便可开始了。

亨利·布里阿尔蒙（Henri Brialmont）是他那时代里举世无双的防御工程大师，19世纪80年代，他在利奥波德二世的坚决敦促下，构筑了列日和那慕尔两地的堡垒群。堡垒群分别环列在两城四周高地上，意图是扼守默兹河的通道，抵御不论来自何方的入侵。列日的堡垒群构筑在河的两岸，距列日一般是四至五英里，堡垒之间各相距约两三英里。东岸的六座全部面对德国，西岸的六座环列在列日的周围和背后。这些堡垒好像是在地底下构筑的中世纪城堡，地面上只露出一块三角形的顶部，顶上伸出一些拱形罩盖，隐蔽着所有的炮塔。其他一切设施全部在地下，有倾斜的隧道通往地下室，并沟通炮塔与弹药库和火力控制室的联系。六座大堡垒和分布其间的六座小堡垒共拥有大炮400门，其中最大的是口径8英寸（210毫米）的榴弹炮。三角形顶部边角处有小型炮塔，塔中的速射炮和机关枪控制着堡垒前方的斜坡。每座堡垒四周都围有一道9米深的壕堑，并各有一座像它的大炮一样能降落至地面以下的钢制瞭望塔，塔上装有一台探照灯。每座大型堡垒由两连炮兵和一连步兵共计400名士兵驻守。修筑这些堡垒群的原来意图是作为捍卫边疆的前哨，而不是作为抵挡敌军围攻背城借一的阵地，因此必须倚仗野战军守住各堡垒之间的空地。

比利时人过分信赖布里阿尔蒙精心设计的这些防御工事，因而忽略了使堡垒现代化的工作。守军人数不足，而且都是来自预备役中年纪最大的一届，每连仅有军官一名。比利时人唯恐德国人找到借口，指责比利时违犯中立，因此迟至8月2日才下令挖掘战壕和架设有刺铁丝网的路障，以保卫堡垒之间的空隙地带，并清除有碍大炮火力的树木和房屋。德军发动攻击时，这些措施才刚开始。

就德国人而言，他们相信比利时人将屈服于最后通牒，或最多只是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因此没有把他们已准备好的秘密武器运到前线。这种巨型攻城加农炮，其体积与破坏力之大一直被认为是无法移动的。一种攻城加农炮是由奥地利斯科达兵工厂制造的12英寸（305毫米）的迫击炮；另一种是由在埃森（Essen）的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16.5英寸（420毫米）的庞然大物，连同炮架在内长逾7米，重98吨，其炮弹重1800磅，长约0.9米，射程达9英里，需要炮手达200名之多。在以前，已知的各种大炮中以英国13.5英寸口径的海军炮和海岸炮兵的11英寸固定榴弹炮为最大。当年围攻旅顺达六月之久才拿下该地的日军，曾不得不将自己海岸上的这种大炮全部拆下来供攻城之用，不过，也是轰了三个月方才迫使俄国要塞投降的。

德国人的时间表却容不得花这样长的时间去收拾比利时的堡垒。毛奇对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说过，他预期到动员第39天西线便已决定胜负，因此答应从动员第40天开始派遣德国部队到东线支援奥地利。尽管德国人估计比利时人不敢应战，但是德国人的缜密周全要求做到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有所准备。问题就在于要设计一种用于攻克堡垒的能在陆上运输的最重型大炮。它要么是一种迫击炮，要么是一种短炮管的榴弹炮，能以高仰角发射，使炮弹落在堡垒的顶部，同时又可以无须长炮管的来复线而能相当准确地击中特定目标。

1909年，克虏伯工厂在绝密的情况下试制成功420毫米口径的大炮。这种短炮管的庞然大物，虽然能够成功地发射炮弹，但也确实过于笨重，难以搬动。搬运时必须把它拆成两段，各由一辆火车头拖运，还必须敷设支轨，才能把它运到炮座。由于发射时下冲的后坐力巨大，底座必须挖至几米的深度，注满水泥，把炮架固定在水泥座体中；如要拆运，还须用炸药炸毁水泥。炮位装置过程需要六小时。在以后四年中，克虏伯继续研制一种可以分成几部分因而适宜于公路运输的大炮。1914年2月，样炮试制成功，并在库默斯道夫（Kummersdorf）试验场试射，应邀专程莅临现场观看的德皇感到非常满意。不过，在公路上用蒸汽机、汽油马达甚至用马队牵引的进一步试验，都证明仍需继续改进。预定在1914年10月1日改进完毕。

奥地利斯科达厂在1910年制成的305毫米大炮具有优越的机动性。它可以拆为三部分：即炮身、炮架和可以搬动的底座。用马达牵引，每天可行15至20英里。这种大炮不用软胎，而是在轮子上装上当时被人们敬畏地称之为“铁脚”的履带。到达炮位后，首先安置好可搬动的钢铸底座，用螺栓把炮架紧固在底座上，然后架上炮身。整个操作过程需时40分钟。拆卸过程能以同样速度完成，这样就能保证不致被敌人缴获。它能向左右作60度旋转，射程7英里。和420毫米口径的大炮一样，它能发射装有延发引信的穿甲炮弹，让炮弹在穿入目标内部后爆炸。

8月战争爆发时，德国有几门奥地利的305毫米大炮，是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在德国人自己的同类型火炮能够使用前借给他们的。这时候，克虏伯已生产了五门420毫米口径铁路大炮和两门公路大炮。但这些大炮在运输方面仍需改进。8月2日发出紧急命令，要求把这些大炮准备就绪。入侵比利时开始后，克虏伯拼命加紧生产，夜以继日，装配炮身、炮架、马达、设备，配备应急的马队、机修工、卡车司机以及在出发前必须进行一次最后训练的炮兵人员等。

毛奇仍然希望不必动用这些大炮而能顺利通过。可是，如果比利时人执迷不悟，真的不惜一战，德国人指望一举攻克这些堡垒。有关这次进攻的一切细节都经周密考虑，由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他是施利芬的最忠诚的门徒——负责研究行动计划。

对工作不嫌其多和花岗石一般的性格，帮助这位埃里克·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上尉克服了姓氏不属名门望族的缺陷，在1895年，也就是他三十岁那年，成为总参谋部的一员，赢得了人所渴望的带红色条纹的军服。粗壮的身躯，淡黄色小胡子下面有着一张叫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唇角下垂的嘴巴，圆圆的双下巴，加上颈背上隆起的那块埃默森称之为兽印记的横肉，这一切都突出地表明鲁登道夫属于与施利芬那种贵族风度完全相反的体形。尽管如此，鲁登道夫却刻意仿效施利芬的那种不苟言笑、隐而不露的性格。这样一个存心要落落寡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物，尽管不出两年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所行使的权力如此之大是腓特烈大帝以来没有人能及得上的，但直到此时此刻，他还是一个不为人知、未受赞赏的人物。通常，大人物都有亲友家属撰写对他的回忆，积累些有关他的故事和言论，可是他却没有；甚至在他享有盛名之后，也都不曾留下什么传闻轶事，他是个没有影子的人。

鲁登道夫把施利芬看作“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人之一”。1904年至1913年，他任职总参谋部动员科并最后主管该科，不遗余力地要使他的恩师的计划能保证成功。关于这个计划的正确性，他说，总参谋部全体成员都深信不疑，因为“没有人相信比利时的中立”。一旦战争爆发，鲁登道夫期望出任作战处长。但在1913年，他与当时的陆军大臣冯·黑林根将军意见相左，因此被撵出总参谋部，外调担任团长。1914年4月，他被提升为将军，并有命令给他，要他在动员的时候出任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1]。8月2日，他作为副参谋长被派到担任进攻列日的埃米希的默兹河部队，任务是负责突击部队与军部的联络。

8月3日，阿尔贝国王出任比利时军队的总司令，他已不存任何幻想。他和加莱根据德军可能发动入侵的设想而制订的计划受到了阻挠。他们本来打算把比利时部队的六个师全部布防在默兹河一线，利用这道天然屏障加强列日和那慕尔两地的筑垒阵地。可是总参谋部和新上任的参谋长塞利耶·德莫朗维尔将军不愿让年轻的国王和官卑职小的加莱上尉在战略上发号施令，总参谋部本身又因进攻与防御两派意见之争而莫衷一是，没有作出安排把部队调至默兹河沿岸。在战前，为了严守中立的原则，六个师分别部署在各个方面以应付一切来犯之敌：第一师在面对英国的根特（Ghent）；第二师在安特卫普；第三师在面对德国的列日；第四、第五两师在面临法国的那慕尔、沙勒鲁瓦和蒙斯；第六师和骑兵师在中央，即布鲁塞尔。塞利耶将军的计划是，一旦判明敌人来自何方，部队即在国家中心地带集中，迎击入侵者，而听任安特卫普、列日和那慕尔的城防守军各自为战。一般来说，推行既定计划的力量总是大于改变这些计划的力量。德皇无法改变毛奇的计划，基钦纳也改变不了亨利·威尔逊的计划；同样，朗勒扎克（Lanrezac）也改变不了霞飞将军的计划。到8月3日，阿尔贝国王正式就任总司令，因而权力已在塞利耶将军之上，但再要把全军部署在默兹河一线已为时过晚。此时采取的战略是把比利时部队集结在热特河（Gette）畔的卢万（Louvain，又译为鲁汶）前方，亦即布鲁塞尔东约40英里处，决定在这里打一场防御战。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最多只能坚决要求留驻列日的第三师以及留驻那慕尔的第四师增援边防守军而不开往国家的中心地带去和野战集团军会师。

国王于1914年1月亲自提名六十三岁的陆军大学校长勒芒（Leman）将军担任第三师师长兼列日军事长官，并使这一任命获得通过。勒芒和霞飞一样，原来也是一位工兵军官，除了在工兵部队任职的六年外，三十年来一直都在陆军大学工作。阿尔贝曾在该校求学，亲聆过他的教诲。勒芒有七个月的时间在未取得总参谋部支持的情况下整顿了列日堡垒群的防务。危机到来之际，他的两位上司之间爆发了一场各自发布命令的冲突。8月1日，塞利耶将军发出命令，要调走第三师的一个旅，也就是说要调走该师三分之一的兵力。根据勒芒的要求，国王撤销了这道命令。8月3日，塞利耶将军转过来也撤销了国王关于破坏列日上游几座桥梁的命令，理由是这些桥梁是比利时部队行动所需。这一次又是因为勒芒的要求，国王支持这位将军抵制了总参谋部。国王并给勒芒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坚守托付给你的阵地，死战到底”。

然而，保卫祖国的意志超越了保卫祖国的手段。以机枪为例，它是防御的主要武器，但按人数比例计算，比军拥有的机枪只及德军一半。至于保卫堡垒之间的阵地所需的重型野炮，比军一门也没有。原来打算在1926年以前把野战集团军的名额增加至15万人，外加后备兵员7万，并把堡垒部队增加至13万，但这一扩军计划，几乎没有付诸实施。1914年8月，野战集团军凑集了11.7万人，没有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员也凑在内，剩下来的后备兵员全都被用来守卫堡垒了。民防人员也被强行编入现役，这些民防人员原来是头戴高顶军帽、身穿鲜绿制服、绅士气派十足的宪兵队。现在，民防的职务有许多改由童子军来执行了。现役部队对挖掘战壕没有实际经验，同时也缺乏必需的工具。运输设备不足，帐篷与野战炊事房尚付阙如，炊具必须到乡村和农庄里去征集，电话设备少得可怜。大军出发，一片嘈杂喧闹，犹如乌合之众。

这支大军也是乘激情之浪、驾幻想之雾进军的。一夜之间，丘八都成为英雄，老百姓纷纷飨之以食物、热吻和啤酒。不久，他们就解散队列，漫步街头，炫耀他们的军服，或向友好致意。有些士兵的双亲随军出发，想看看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玩意儿。被征用的上等小轿车作为运输工具，满载面包和肉块在路上飞驰。汽车过处，行人报以一片欢呼之声。像佛兰德的牛奶车一样用狗拉的机枪，也受到人们的欢呼。

8月4日清晨，晴空万里，静谧宁安。布鲁塞尔以东70英里的地方，第一批入侵者冯·马维茨的骑兵部队越过边境进入比利时。蹄声嗒嗒，沉着坚定，他们手持12英尺长的钢头旗杆矛，或在身上挂着军刀、手枪和来复枪。公路两旁的田野里正在收割的庄稼汉抬头张望，在家里的村民从窗子后窥视。他们压低嗓门说：“枪骑兵！”（Uhlans）这个奇怪的名字源于剽悍的鞑靼骑手，念起来不禁使人想起发生在古代欧洲的蛮族入侵。德国人自命肩负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即为其邻邦传播德国文化。然而，他们在执行这项使命的时候，往往热衷使用恐吓手段，正如德皇在使用“匈人”[2]这个词时一样。

作为入侵的前卫，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比军和法军的阵地，密切注视英军的登陆行动，并掩护德国部队的展开以防敌人进行相似的侦察。在第一天，那些打头阵的骑兵中队在汽车运来的步兵的支援下，打算在默兹河上各桥梁被毁之前攻占所有的渡河通道，同时夺取一些农庄和村落，以保证粮食与饲料的来源。瓦萨格（Warsage）是位于边境上比利时一侧的小城市。那天，当骑兵部队在比利时的鹅卵石公路上策马前进的时候，七十二岁的市长弗莱歇先生（M.Flechet）披上他的公职绶带，站立在村前的广场上。骑兵中队长在市长跟前勒住坐骑，面带笑容，有礼地递上一份铅印的宣言书，声称德国因为“迫不得已”而进入比利时，兹表示“遗憾”。尽管希望避免战斗，宣言还是说“我们必须有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任何破坏桥梁、隧道和铁路的行动将被视作敌对行为”。从荷兰到卢森堡之间的比利时边境沿线各个乡村的广场上，枪骑兵都散发了这份宣言，并扯下村公所的比利时国旗，升起德意志帝国的黑鹰旗。他们满怀信心地向前进军，因为他们的司令曾向他们保证，比利时不会进行抵抗。

在他们后头，通向列日的各条公路上挤满一队队埃米希麾下的突击部队的步兵。在一片单调的土灰色之中，只有漆在钢盔前面的各团的红色番号鲜艳夺目。再后头就是用马挽的野战炮。皮靴以及马具上的新皮革嘎嘎作响。一批批骑自行车的士兵抢在前头夺取十字路口和田庄，并架设电话线。一辆辆载着戴上单片眼镜的参谋部官员的小轿车穿越人群，不断地揿着喇叭。勤务兵坐在前头，握枪在手，车尾捆扎着一些皮箱。每一个团配备有野战炊事车，据说是模仿德皇在一次俄军演习时看见过的一辆战地厨房车制成的。行军时炊事兵站在车上，在熊熊的炉火上不断搅拌炖锅。入侵者的配备如此尽善尽美，进军步伐又如此整齐划一，人们还以为他们是在阅兵行进。

每个士兵负重65磅：来复枪和弹药、背包、水壶、备用皮靴、挖壕沟工具、小刀以及用皮带束在外套上的各式各样的器具和个人装备。口袋里放着他本人的“应急口粮”——两罐肉、两罐蔬菜、两包硬饼干、一包咖啡粉和一瓶威士忌。这瓶酒只有在得到上级批准后才能开封，而且每天检查一次，看这瓶酒的所有者是否老实。另一个口袋里装有针线、绷带和橡皮膏；还有一个口袋装有火柴、巧克力和烟草。军官们的颈脖上都挂着望远镜和标明该团行军路线的皮面地图。这些地图保证了德国军官不致像有些英国军官那样抱怨战斗总是发生在两幅地图交接的地方而使他们处于困境。德军行军时纵情高唱。他们高唱《德国至上》、《莱茵河的守卫》和《国王胜利万岁》。他们在停止前进时，在宿营或狂饮时也是歌声不绝。在经历过此后三十天激烈战斗而痛苦和恐惧的人们当中，许多人将记得这些无休止的、一再重复的男声歌唱，是这次入侵中给人们带来的最可怕的折磨。

冯·埃米希指挥的各旅德军从东、南、北三个方面向列日进迫，它们到达默兹河时发觉该市上下游的桥梁已被破坏。它们试图架设浮桥渡河时，比利时步兵便开火，德国人想不到竟真的打起来了，在真枪实弹中他们开始伤的伤，死的死。德军数达六万，比军只有两万五千。黄昏降临时，德军在列日北面的维塞渡河成功。从南方发动攻击的各旅被阻，中路突破默兹河向内弯曲处的各旅，已进抵筑垒地带，还没有到达河畔。

这一天，当德军的皮靴、车轮和马蹄蹂躏比利时农村，践踏已成熟的庄稼时，狙击越来越剧烈，德国士兵的苦恼也随之加深，因为原来告诉他们的是比利时人不过是“巧克力士兵”而已。德军遇到抵抗后，既弄得措手不及又感到气恼万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使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以至于一听到有人发出“狙击手！”的叫声就紧张万分。他们马上疑神疑鬼，以为每一栋房屋和每一道树篱后面都有愤怒的老百姓在向他们射击。他们马上呼喊“有人开枪！”，这句话成了以后德军从维塞打到巴黎城门，一路上对各地老百姓恣意进行报复的信号。从战争的第一天起，记忆中1870年的可怕的“自由射手”的形象，经过他们的渲染夸张，开始具体化了。

著名的地下报纸《自由比利时人》（Le Libre Belge）随后唤起的边境城镇居民的反抗精神，在战争打响的第一天早上尚未萌芽。他们的政府深知敌人的本性，业已把布告散发各地广为张贴，命令居民将武器上缴各城镇当局，并提出警告，一旦为德国人发现持有武器就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布告告诫群众，切勿攻击或侮辱敌人，并应待在屋内，关上窗子，以免提供“任何引起流血、掠夺或屠杀无辜居民的镇压措施的口实”。受到如此严厉的告诫，在入侵者面前惶恐莫名的老百姓当然不敢妄图以打兔子的猎枪来阻挡全副武装的大军。

不过，在入侵的第一天，德国人不仅枪杀平民，甚至枪杀比利时教士，这是蓄意制造的事端。8月6日，德国前首相的兄弟，担任参与进攻列日之役的某骑兵师师长卡尔·乌尔里希·冯·比洛（Karl Ulrich von Bülow）少将[3]告诉一名袍泽说，他不赞成“前一天对一些比利时教士的处决”。所谓比利时教士参与密谋煽起游击战——这是在战事发生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无视文官政府的告诫组织起来的——之说，完全是个借口，是说给德国人听的。这一批处决又是做给比利时人看的，就是要开杀戒，震慑人心，他们根据的便是卡利古拉[4]皇帝提出的理论：“Oderint dum metuant”（“不怕他们恨我，只要他们怕我”）。

也是在头一天，德国人枪决了六名在瓦萨格抓的人质，并焚毁了巴蒂斯（Battice）这个村子，以示儆戒。“村子被付之一炬，只剩下一片断垣残壁，”几天以后行军路过该村的一名德国军官这样写道，“通过没有框架的窗户可以看到室内烧剩的铁床架和家具的残骸。马路上到处是家用器皿的碎片。除了在废墟中觅食的猫犬之外，大火过后没有留下任何生命的痕迹。市集广场上有一座教堂，屋顶和塔尖都已不知去向。”他听说在另外一处曾有三个德国轻骑兵遭到射击，于是“整个村子成了一片火海，牲口棚里的牛群厉声嘶叫，被烧得半死的小鸡狂奔乱窜，一堵墙前躺着两具身穿农民长罩衫的尸体”。

“我们在比利时的进军肯定是残酷的，”8月5日毛奇在致康拉德的信中这样写道，“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求生存的搏斗，任何妨碍我们前进的人必须承担一切由此产生的后果。”他没有考虑到德国对此必须承担的后果。但是德国要在比利时遭受当头一棒的过程已经开始。

8月5日，埃米希的各旅兵力开始攻击列日东端的四座堡垒。德军先以野战炮进行连续轰击，接着是步兵冲击。落在堡垒上的轻磅炮弹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比利时人对德军倾泻的炮弹却消灭了他们位于前列的士兵。一连一连的德军继续投入战斗，冲向各堡垒之间比军壕沟尚未竣工的那些空隙地带。在一些地点，德军突破比军阵地后强行爬上比军大炮无法俯射的斜坡，但被堡垒的机枪火力扫倒，尸体山积，高近一米。在巴尔雄堡垒（Fort Barchon），比军看到德军阵线开始动摇，便趁机出击，以刺刀击退了敌人。德军一再强攻，不惜伤亡，因为他们知道，有大量后备人员足以补充损失。“他们并不试图展开队形，”一名比利时军官写道，“而是一排排地并且几乎是肩并肩地冲过来，直到中弹倒地。倒下去的伤亡人员堆叠成一堵可怕的街垒，快要遮住我们的枪口，为我们带来麻烦。街垒越来越高，我们实在不知道究竟是隔着它射击好，还是走出去用双手开拓出一些通道……可是你相信吗？——这堵用尸体和伤员砌成的名副其实的墙垛却帮助了那些令人惊叹的德国人，使他们得以越爬越近，终于爬上碉堡前的斜坡。但是他们最多只能走到一半，因为我们的机枪和步枪的火力把他们击退了。当然，我们也有损失，但和敌人蒙受的大量伤亡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列日之战爆发后第二天，交战国不计伤亡的情况就开始了。这种情况在以后时日里越来越严重，直至把士兵的生命视若草芥。索姆河（Somme）一战，双方伤亡多达数十万，而凡尔登一役伤亡竟在百万人以上。德军遭受第一次挫折后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投入大量兵力以对付堡垒，需要多少就投入多少，以便按期攻克目标。

8月5日夜间，埃米希指挥的各旅德军分别在他们进军的各条公路上再度集结，准备在午夜时分发动一次新的攻势。随军出发的鲁登道夫将军发觉他所在的部队，即位于德军中路的第十四旅的士兵情绪沮丧，“紧张不安”。前头便是堡垒的炮群，令人望而生畏。不少军官表示怀疑，步兵冲击是否敌得过这些大炮的火力。谣传那天更早一些时候所派出的一支执行侦察任务的自行车连队已被“全歼”。一支在黑夜中迷途的纵队碰上了另一支纵队，两队人马纠缠在一起，不得不在一片混乱之中停止前进。鲁登道夫策马前去查明引起麻烦的原因，他发觉第十四旅旅长冯·武索（von Wussow）将军的勤务兵牵着将军的坐骑，马鞍空着，原来冯·武索已被机枪击毙于前面路上。鲁登道夫当机立断，接管了该旅的指挥，并命令发动攻击，以期突破弗勒龙（Fleron）与埃弗涅（d’Evegenée）两堡垒之间的空隙地带。在前进时，有的士兵中弹倒地，这是鲁登道夫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击中人体的子弹发出的那种奇特的砰砰声”。

由于战火中的机缘凑巧，不到两英里以外的弗勒龙堡垒突然停止炮击。在发生逐屋战斗的那个村子里，鲁登道夫调来一门野战榴弹炮，“向房屋”频频炮击，不久就打开一条通道。到了6日下午2时，第十四旅已经突破堡垒圈，进抵默兹河右岸一些制高点。从那里，他们可以遥望对岸的列日及其城堡。城堡是座威严但已废弃不用的堡垒。在这里，他们与冯·埃米希将军会师，并等候其他各旅部队的到来。他们在那儿等候多时，眺望通向南北的几条公路，不见友军影踪，越来越感到心焦。第十四旅发觉自己是突入堡垒圈内的一支孤军。它的野战炮都对准城堡，开始射击，既作为发向其他各旅的信号，也用以“恫吓要塞司令和当地居民”。

德国人因为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去和比利时人作战而感到恼火，他们认为，如果比利时人具有一般常识，就早该让他们通过。所以，德国人在整个8月份始终摆脱不了“威吓”比利时人使他们放弃愚蠢而无益的抵抗的想法。前一天，德军派出前驻布鲁塞尔武官打着一面休战旗帜去跟他原来相识的勒芒将军接触，试图说服他放下武器，如果不成的话，就威胁他投降。使者告诉勒芒，如果他不让德军通过，齐柏林飞艇（Zeppelins）便将毁掉列日。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8月6日，齐柏林L-Z飞艇按时从科隆起飞，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轰炸，一共投下了13颗炸弹，炸死9名市民，给20世纪的这一做法开了头。

轰炸过后，鲁登道夫派出另一名使者，打着另一面休战旗帜来劝降。同样，这个使者也未能说服勒芒。接着，德国人还耍了个阴谋诡计。为了绑架或杀害这个比军司令，德军派出由6名军官和30名士兵组成的一支分遣队，穿上没有标志的像英军穿的那种制服，乘坐几辆汽车，开到勒芒在圣福瓦路（Rue Sainte-Foi）的司令部，要求会见将军。将军的副官马尔尚（Marchand）上校走到门口，大声叫喊：“他们不是英国人！是德国佬！”他当即中弹倒地。上校的袍泽们立即为他报了仇。根据1914年那种生动而如实的报道，这些袍泽“为这种公然破坏战争文明准则的卑怯行径气得发狂，没有饶恕敌人，把他们全都杀了”。在一片混乱之中，勒芒将军逃到城西的隆森堡垒（Fort Loncin），在那里继续指挥防守。

勒芒认识到，既然德军一个旅已经插入堡垒之间的空隙地带，他已没有希望坚守列日市。如果从南北两方面攻来的各旅德军也取得突破，列日势将陷入包围，第三师将被孤立，不能动弹，最终难逃陷于绝境而被歼灭的厄运。勒芒的情报处已经辨认出进攻的部队隶属于四个不同的军，据此看来，埃米希的总兵力相当于八个师，而勒芒仅有一个师。事实上，埃米希的部队并非按军编制组成，而是一些互不关联的独立旅，当时的实力，加上临时凑合的援军，共约五个师。孤立无援的第三师，力不足以保存自己或守住列日。勒芒将军知道国王坚定不移的宗旨在于保存野战集团军的建制和实力并使之与安特卫普保持联系，而不管其他地区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他于8月6日晨命令第三师撤出列日，与其余部队在卢万前沿会合。这个行动意味着列日市，尽管不包括它的堡垒群，势将陷落。但即使是为了列日，也不能牺牲一个师，因为比利时的独立比列日更重要。除非国王仍然统率一支部队继续留守在他自己国土上的某个角落，否则他就不仅要任凭敌人的摆布，而且要任凭盟友的摆布。

8月6日，比军在前一天击退德军的消息传来，布鲁塞尔一片欢腾，如醉似痴。报纸号外欢呼“比利时人的伟大胜利！”。心头充满喜悦的人们涌进咖啡馆，互相祝贺，声称要报仇雪耻，整夜狂欢。次日早晨，他们争相传诵比利时的公报。公报说，12.5万德军“完全不起任何作用，发动攻击的三个军被切成数块，已成强弩之末”。盟邦各报也感染了这种欢乐情绪，此唱彼和，纷纷报道“德军全线溃退”，若干团已放下武器，大批被俘，伤亡两万，守军在各处战果辉煌，“入寇已被有效遏制”，他们的进军已是“寸步不前”。对于比利时第三师的撤退只是一笔带过，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为何撤出列日，则未见有任何解释。

设在卢万老市政厅的比军司令部里，信心之高，就好像比利时拥有34个师、德军只有6个师而不是恰恰相反似的。总参谋部里的急进派“正忙于提出各种异想天开的计划，要立即发动一次攻势”。

国王立即否决了这个攻势。他从敌军攻击列日使用的实力，以及新近收到的一些有关入寇德军现经查明的五个军的报告中，已看出施利芬包抄战略的轮廓。如果法英援军能及时到达，他仍然有机会在安特卫普和那慕尔之间的热特河畔挡住德军。他已两次向普恩加莱总统发出紧急呼吁。即使在目前这个阶段，他和比利时的每个人一样，仍然期望他的盟友会出兵比利时和他会师。“法国人在哪儿？英国人在哪儿？”人们到处都在相互打听。在一个村子里，一个比利时妇女向一个身穿外国军服的士兵献了一束以英国国旗包扎的鲜花。她以为那个人穿着的便是英国的卡其军装。这个士兵感到有点困窘，当即声明他是德国兵。

在法国，普恩加莱和那个出于一时冲动，曾冲口建议派五个军去援助比利时人的梅西米都无能为力，因为霞飞一声不吭，顽固地拒绝改变他的部署计划，即使动用一个旅也不同意。由索尔代（Sordet）将军指挥的三个法国骑兵师将于8月6日进入比利时，侦察默兹河东岸的德军兵力，但霞飞声称，只有在英国部队不来的情况下他才愿意考虑延伸他的左翼。8月5日深夜，伦敦传来消息，说作战委员会在举行了一整天会议后决定派遣远征军，由四个师加上骑兵组成，而不是原定的六个师。尽管这个决定使人失望，但霞飞还是不愿抽调任何兵力去左翼补充英国兵力的不足。他要把一切能抓到手的力量都抓在手里，以便法军在中路发动攻势，实行突破。他派往比利时的，除骑兵外，只有一名参谋布雷卡尔（Brécard）上校。他随身带了致阿尔贝国王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比军推迟决战，并退至那慕尔与法军会合，一俟法军集结完毕，即发动联合攻势。霞飞说，法军将派四个师去那慕尔，但要在8月15日才能到达。

按照霞飞的想法，为了一条共同战线，比军应把纯属比利时一国的利益搁置一边，而作为法军的一翼采取符合法国战略的行动。至于阿尔贝国王，由于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右翼的威胁，则认为如果他让比军在那慕尔一线进行抵抗，比军就有可能被前来的德军切断它与安特卫普基地之间的联系而陷于孤立，最终被迫退出比利时而进入法境。阿尔贝国王一心一意要让比军留在比利时领土上，而将共同战略置于次要地位。因此，他决心要守住比军退往安特卫普的通道。从纯军事观点出发，应在那慕尔一线组织抵抗；但从历史和民族的观点出发，则应退往安特卫普，即使存在着部队被围困在那儿，以后无法对整个战争施加直接影响的风险，也应如此。

如果万不得已，比军应退往的是安特卫普，而非那慕尔，国王是这样告诉布雷卡尔上校的。布雷卡尔深感失望，他通知霞飞，不能指望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一起发动联合攻势。

8月7日，对第十七号计划向不知情，而此刻又碍于计划规定的要求而未能驰援比利时的法国政府，将法国荣誉军团的一级勋章授予列日市，并将军功勋章授予阿尔贝国王。这种姿态，在当时的情况下已不适当，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世人对比利时奋起抗击入侵之敌的敬佩。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宣称，比利时不仅是在“保卫欧洲的独立；它是为荣誉而战的战士”。伦敦《泰晤士报》宣称，它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因而“流芳百世”。

正当称颂之词纷至沓来的时刻，列日市人民在地下室度过了第一个夜晚，这也是20世纪的欧洲人将要在地下室里度过无数个漫长黑夜的第一夜。经历了齐柏林飞艇空袭恐怖的一天之后，列日城彻夜受到炮轰，炮弹爆炸声不绝，鲁登道夫的野战炮企图一举慑服该城，使之屈膝投降。这个方法，正如1918年德国大贝尔塔大炮（Big Berthas）对巴黎进行长距离炮击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和V-2飞弹轰炸伦敦那样，毫无效果。

在稠密的炮火初步削弱守军抵抗力之后，埃米希和鲁登道夫不待其他各旅到来，便决定进入列日。由于比军第三师业已撤退，第十四旅没有遇到抵抗就越过了两座尚未被破坏的桥梁。鲁登道夫以为奉命夺取城堡的前卫部队已完成任务，于是带领一名副官乘坐一辆参谋部的汽车驶上那条陡峭迂回的公路。汽车到达城堡的场院后，他发觉前卫部队尚未来到，城堡尚未为德军占领。不管怎样，他毫不犹豫地“猛敲大门”。大门开启后，他从留驻城堡里的比利时士兵手中把城堡接收过来。鲁登道夫那年四十九岁，比起1793年的拿破仑年长一倍，列日成为他的土伦。

与此同时，在市区里，埃米希将军找不到勒芒，便把市长逮捕了，并且通知他说，除非各堡垒的守军放下武器，否则德军将炮轰列日，并付之一炬；同时表示将给他一张通行证，让他去找勒芒将军或国王，劝他们投降。他拒不从命，于是成了一名阶下囚。黄昏时分，另外三个旅德军突破堡垒圈，与第十四旅在市内会师。

那天傍晚6时，一名摩托运输兵的军官驾车飞驰，闯过亚琛的街道，把惊人的消息送到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埃米希将军已进入列日，正与该市市长进行谈判。在一片欢呼和“万岁”声中，司令部收听到埃米希发给他妻子的电报说：“好哇！已进入列日！”晚上8时，一名联络官带来了埃米希的口信，他说尽管没有俘获勒芒，主教和市长已成阶下囚，城堡已投降，比军已撤出列日市，但关于各个堡垒的情况，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在柏林——部队集结时期结束以前，是德军统帅部的所在地——德皇欣喜若狂。起初，当比军显得大有不惜一战的气概时，德皇曾痛责过毛奇：“瞧你怎么搞的，无缘无故把英国人惹来打我！”可是，列日陷落的消息传来后，他把毛奇称为他的“最亲爱的恺撒大将”，而且，毛奇还写道，“他把我狂吻了一阵”。可是，英国人还是使德皇提心吊胆。8月10日，美国大使杰勒德（Gerard）先生前来转达威尔逊总统愿意进行调解的建议时，发现德皇“神情沮丧”。他坐在御苑里一顶阳伞下，绿色的铁桌上凌乱地放着一些报纸和电报，两条德国种小猎狗睡在他脚旁。皇帝哀叹道：“英国人使整个局势改变了——一个固执的民族——他们要把战争打下去。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的。”

占领列日后的第二天，鲁登道夫离开该市报告战况。市郊各堡垒尚在比军手中，一个也未攻克的严酷事实，到此时方才为人所知。鲁登道夫坚决要求马上把攻城大炮调来投入战斗；看来比利时人还无意投降。按预定计划，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原定于10日首先出发，向前推进，现在不得不延迟至13日。

与此同时，那些形状骇人、颜色乌黑、笨头笨脑的巨型攻城迫击炮仍在埃森不能动弹。在它们四周，还正在忙于调集摩托运输车辆和受过训练的炮兵。到8月9日，两门公路型攻城迫击炮已准备完毕，当天晚上装上货车，用铁路尽可能运送到接近目的地的地点，以减少它们的轮胎磨损。火车于10日离开埃森，黄昏时到达比利时；可是，在晚上11时到达列日以东20英里的黑尔贝斯塔尔（Herbesthal）后便停了下来，因为铁路隧道被比利时人炸毁，道路被阻。费尽了气力还是无法打通，结果只好把巨炮从火车上卸下，取道公路，继续前进。虽然只要再走11英里便可把堡垒地带置于射程之内，可是一再发生的故障使它无法前进。马达失灵，马具折断，道路阻塞，于是不得不硬把路过的部队拉来拖曳这两尊巨炮。跟这两个不声不响的怪物进行的进展迟缓的搏斗持续了整整一天。

当攻城炮尚在途中，德国政府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说服比利时人，在他们国土上让出一条通道，以便过境。8月9日，杰勒德先生受托向他在布鲁塞尔的同僚转送一份递交给比利时政府的备忘录。“既然比利时部队不顾力量悬殊，对优势兵力进行了英勇抗击，从而保持了它的荣誉”，备忘录写道，德国政府“恳求”比利时国王陛下和他的政府别让比利时“继续忍受战争的恐怖”。如果德国部队能获得一条自由通过比利时的走廊，德国准备与比利时缔结任何有关协定，并“庄严保证”它绝无意侵占比利时领土，一俟战争形势发展许可，德国部队将撤出该国领土。美国驻布鲁塞尔和海牙的两位公使都婉拒转达这个建议，最终通过荷兰政府的协助，该份备忘录在8月12日送达阿尔贝国王手中。国王表示拒绝。

鉴于他的国家面临如此严重威胁，他的临危不惧，即使在他的盟国眼中，也是难以完全相信的。没有人想到比利时竟会表现得如此英勇不屈。战后，比王在答谢一位法国政治家对他的行动的赞扬时说：“是的，我们那时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1914年，法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顾虑的。8月8日，法国政府派遣外交部副部长贝特洛（Berthelot）先生就有关比利时国王即将与德国人安排停火的传闻会见国王。贝特洛的差使是不愉快的。他必须向国王解释清楚，法国将不遗余力协助比利时，但只能以不打乱法国自己的行动计划为限。阿尔贝再一次力图向法国人表明德军强大的右翼有可能通过佛兰德进逼，并再次提出警告，比军可能被迫撤至安特卫普。一俟“盟军足够接近”的时候，他巧妙地补充说，比军将重启攻势。

对外部世界来说，攻击列日的德国部队似乎“已遭到痛击”，高踞权威顶峰的《泰晤士报》军事记者就是那么宣称的。征诸当时情况，此说与事实相去不远。自吹自擂的德军曾认为它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在做梦的绵羊”，而事实上却未能一举攻下比利时人的堡垒群。德军在8月9日以后就停止前进，等候增援——不过它等待的不是援军而是攻城炮。

在法国，霞飞将军和他的幕僚仍旧跟往常一样坚决不考虑佛兰德，而把思想狂热地集中在莱茵河。法国五个集团军的实力和德国部署在西线的70个师相仿。它们的部署按番号顺序，由第一集团军居右依次到第五集团军居左，并以凡尔登到图勒的防线为界分别集结成两支大军，在人数上和德军以梅斯至蒂永维尔一线为分界线的两个集团的比例相埒。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第一、第二集团军面对德国的第七、第六集团军，组成法军右翼，其任务为发动强力攻势，把与之对峙的德军赶回莱茵河一线，同时在德军左翼与中路之间打入一枚坚实的楔子。

驻守在右翼末端的是一支特种攻击部队，其任务与埃米希部队在列日的任务相似，要首先突入阿尔萨斯。它由第七军和第八骑兵师组成，不受第一集团军的节制，其任务是解放米卢斯（Mulhouse）和科尔马尔，并据守德国、阿尔萨斯、瑞士交界处的莱茵河沿岸。

与这支部队为邻的是由一表人才的迪巴伊将军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据说这位将军心目中不存在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他有着与无限精力相结合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出于某种难以捉摸的军中政治原因，他和据守在他左侧的德卡斯泰尔诺将军的关系并不太好。这时德卡斯泰尔诺已离开总参谋部，任第二集团军司令，率军据守南锡周围至关重要的防线。

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集结在凡尔登的另一面，准备按照第十七号计划的部署，发动突破德军中路的大攻势。他们的兵力从凡尔登展开至伊尔松。据守开口的第五集团军面向东北方，准备发动通过阿登山区的攻势，而不是向北迎击南下的德军右翼。在第五集团军左方的阵地，以莫伯日要塞为中心，指望由英军驻守。该要塞一度曾坚实牢固，以后却未被好好照管；而即将到达的英军，现在获悉其人数将低于原定计划。霞飞和他的总参谋部正全神贯注于其他战场，因此对这里的缺陷和兵力不足情况并不过分担心。但第五集团军司令朗勒扎克将军却为之深感不安。

在德军右翼的攻击面前，朗勒扎克势将首当其冲，因此对他眼前所处地位的危险最为敏感。他的前任，即第五集团军的前司令加利埃尼，曾多次巡视过这里的地形，并曾向总参谋部建议把莫伯日要塞现代化起来，但未被采纳，对此他早已闷闷不乐。加利埃尼在1914年2月到达服役年限时，霞飞任命“真正的雄狮”朗勒扎克接任他的职务。他在智力方面的天赋得到霞飞的青睐，因而在1911年他便是霞飞属意的副总参谋长的三个候选人之一。朗勒扎克具有“敏锐的智力”，因而被认为是总参谋部的一员将星。正因为如此，他好挖苦人的脾气以及在讲演中为追求清晰、鲜明和逻辑性而容易出现暴躁态度和出言不逊的情形也就得到了原谅。年纪六十又二，他和霞飞、德卡斯泰尔诺和波将军一样，完全符合那种大胡子和大腹便便的法国将领的模样。

1914年5月，五个集团军的将领分别收到第十七号计划中与自己有关的部分。朗勒扎克随即指出了如果德军在默兹河西岸大举南下，他暴露的翼侧将面临险境。他的反对意见被置之不顾。总参谋部的基本看法是，德军右翼越强，“对我方就越是有利”。动员前夕，朗勒扎克致函霞飞将军，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第十七号计划在大战结束后引起了大量的批评和争论，有关文件多如山积，这封信给拿了出来，成了主要文件。朗勒扎克的一个袍泽指出，他这封信的笔调之大胆，不像是在对一份权威性的计划提出异议，而像是一个教授在评论其学生的论文。信中指出，为第五集团军计划的攻势，其前提依据是德国人将通过色当前来。而事实上，更可能的是他们将取道更北一些的那慕尔、迪南（Dinant）和日韦。“很显然，”这位教授解释道，“一旦第五集团军投入指向讷沙托（Neufchâteau，在阿登山区）的攻势后，它将无法回避德军在更北一些地方发动的攻击。”

实际上，这是个关键问题。然而，朗勒扎克却好像要为自己留有余地，而在信中加了一句“这不过是作为一个建议而提出的”，以免自己的论点显得过于锋芒毕露。信在8月1日即动员日送到霞飞手中。霞飞认为这封信“完全不合时宜”；由于“整天忙于处理要公”，他没有作复。与此同时，他对第三集团军司令吕夫（Ruffey）将军前来表示的他对德军可能“长驱直入穿过比利时”的忧虑，也置若罔闻。霞飞只以其特有的简洁的语言回答了一声：“你错了。”在他心目中，总司令只要发布命令，不必进行解释；将军只要执行命令，不必思考。将军在收到命令后应该心无旁骛地执行，要知道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8月3日，即德国宣战之日，将军们应霞飞之召前来参加会议，他们希望最终将能聆听霞飞对第十七号计划以及他们受命要付诸实施的战略作一通盘的说明。他们的希望落空了。霞飞沉默不语，只是慈祥地静待别人发言。最后，迪巴伊打破沉默，他说计划中他的部队要执行的进攻任务需要增援，但增援至今尚无着落。霞飞以一句他所常用的含义隐晦的字句作答：“那可能是你的计划，而不是我的。”没有人听懂这句话，迪巴伊也以为自己的话被误解了，因此再说了一遍。霞飞“露出他那惯常的天使般的笑容”，逐字重复了一遍：“那可能是你的计划，而不是我的。”事实是，对霞飞来说，在大军鏖战的一片混沌之中，起作用的不是什么计划，而是用以执行这个计划的干劲和激情。他深信，胜利并非来自最理想的计划，而是来自最坚强的意志和最坚定的信心；这两个条件，他毫不怀疑，他都具备无缺。

8月4日，他设立了名为法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地点在马恩河畔的维特里——勒弗朗索瓦（Vitry-le-François），约处巴黎和南锡的正中。在那里，他和五个集团军的司令部的距离大致相等，即相距80到90英里。毛奇任总司令的时间不长，也从未亲临前线和视察过各个野战集团军的司令部。霞飞则不同，他和他的司令官之间经常见面，保持接触。他总是安详地坐在汽车的后座上，由专任的私人司机、汽车大奖赛三界冠军乔治·布约（Georges Bouillot）驾驶，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行驶。人们认为，如果是德国将领，他们拿到一份完善的计划后，在执行时是不需要上级经常指点的。而法国将领，如福煦所说那样，则是要思考的。但霞飞总是怀疑他的下级神经不健全或有其他缺陷，因而热衷于把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1913年的演习结束后，他命令五名将军退出现役。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使法国每一支驻军都不寒而栗。这个行动是史无前例的。8月份，在真刀真枪的可怕的考验下，霞飞一看到那些将军表现出他认为是无能或“冲动”不足的迹象，便会像扬谷那样把他们抛弃掉。

在马恩河畔的维特里（Vitry），斗志昂扬。8月的骄阳照耀着静静的、两旁绿树成荫的马恩河。阳光中的河水碧波粼粼，金光闪闪。在总司令部接管的校园里，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两个部门分隔开来：一个是第三处（作战），它占用了教室；另一个是第二处（情报），它占用了体育馆，馆内原有设备靠墙堆放，吊环则系在天花板上。第二处整天搜集情报，审讯战俘，破译文件，拼集成深有见地的推测并制成报告分送各兄弟单位。这些报告都一贯指出，德军在默兹河西岸活动频繁。从早到晚，第三处忙于审阅、传阅报告，提出批评，展开争论。如果这些报告的内容所得结论是要修改法国的攻势计划的话，那么第三处就干脆不予置信。

每天上午8时，霞飞主持部门首脑工作会议。他以主宰者的身份出现，正襟危坐，威严庄重。局外人看见他默不作声，而且桌上空无一物，不免会以为他不过是个傀儡，实权操在他的亲信手中。事实绝非如此。他桌上不放纸张文件，墙上不挂地图。他从不动笔，绝少开口，一切计划都是别人制订的。福煦说：“他权衡得失，然后决定取舍。”站在他面前而不打哆嗦的人是少见的。和他一起进餐的人如果迟到五分钟，就要碰上犹如雷霆万钧的两道紧蹙的眉头，并受到冷落，直至用餐完毕。霞飞用膳时一言不发，像美食家那样全神贯注于菜肴。他一直抱怨，说他的幕僚把他蒙在鼓中。有位军官提起最新出版的《画报》（l’Illustration）上登载的一篇文章，霞飞因为还没有看到就怒冲冲地说道：“你瞧，他们隐瞒一切，不让我知道。”他惯常边揉额角，边喃喃自语：“可怜的霞飞啊！”他的幕僚渐渐懂得，这个动作就是表示他要拒绝别人向他提出的请求。如果别人直截了当地要求他改变主意，他就生气。和塔列朗（Talleyrand）一样，他不赞成过分的热情。他缺乏朗勒扎克那种追根求源的智力，也缺少福煦那种创新求是的智力；由于气质使然，他倾向于依仗他亲手选拔的幕僚。他始终是主宰一切的首脑，几乎是个暴君。他珍惜自己的权威，哪怕是小小的有损于他的权威的事情，都会惹他发火。那时，普恩加莱已经指定，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加利埃尼将为霞飞的接班人。当有人建议，应把加利埃尼安顿在总司令部时，霞飞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因为他担心跟他的老上司在一起会有失体面。“他很难安置，”霞飞私下告诉梅西米，“我一直在他指挥下工作，他总是惹我生气。”考虑到日后在马恩河战役前夕左右法国命运的重要关头，霞飞和加利埃尼之间的私人关系所起的作用，这个表白多少有点耐人寻味。由于霞飞拒绝让他在总司令部占一席之地，加利埃尼便一直待在巴黎，无所事事。

法国的三色旗将在阿尔萨斯重新飘扬的那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担任掩护的部队，隐蔽在孚日山脉茂密的松树丛中，因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而焦急。人们都还记得这里起伏的山峦以及群山中的湖泊和瀑布，松树丛中芳香的蕨类植物散发出阵阵潮湿的沁人心脾的气息。山巅上放牧牛群的草地与片片森林互相交错，远处是阿尔萨斯的圆形山峰——孚日山脉的最高峰，它那暗淡的紫色的轮廓隐没在云雾之中。冒险攀登顶峰的巡逻队可以俯视失地，红瓦村舍与灰色的教堂尖顶尽收眼底。一衣带水的摩泽尔河（Moselle）在闪闪发光，近水源处，侵蚀尚少的河床相当狭窄，人们可以涉水而过。长着马铃薯白花的方块田与长着红花菜豆以及一行行灰、青、紫三色甘蓝的狭长菜畦相间。田野里，矮胖的金字塔似的干草堆星罗棋布，像是画家的丹青点化。大地正处在它最丰腴的时刻。阳光普照，江山如此多娇，前所未有，确实值得人们为之战斗。难怪《画报》在战时出版的第一期中把法兰西表现为一个英俊的法国兵，他把象征着阿尔萨斯的年轻貌美的姑娘抱了起来，狂热地搂在怀中。

陆军部已印好一份告市民书，准备在收复的各市镇张贴。空中侦察表明，该地区的防务薄弱。在第七军司令博诺（Bonneau）将军眼中似乎是太薄弱了，他担心他正在“落入圈套”。8月6日傍晚，他派了一名副官去向迪巴伊将军报告说，他认为米卢斯行动“既脆弱又危险”，并对他的右翼和后方感到忧虑。在8月3日的将军会议上，迪巴伊将军表达了同样的关心，并曾就此问题与总司令部磋商，总司令部认为各种疑虑都反映了进攻精神的衰退。一个司令官在作战行动开始时表现出来的疑虑，不论它是多么的健全合理，往往会成为进行退却的一条理由。在法国军事学说中，争取主动要比对敌军实力进行慎重估计更为重要。成功取决于司令的战斗素质，在霞飞和他的幕僚眼中，如果在行动伊始就允许部属小心翼翼或举棋不定，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总司令部坚持尽早在阿尔萨斯发动攻势。迪巴伊接受命令，给博诺将军挂了电话，问他是否“已准备好了”，对方作了肯定回答，他便下令翌晨开始攻击。

8月7日凌晨5时，亦即鲁登道夫带领他的一旅德军开进列日前几小时，博诺的第七军从孚日山峰上倾泻而下，越过边界时举枪致敬，突然猛袭阿尔特基什（Altkirch），进行传统的白刃战。这个城镇位于通向米卢斯的大道上，居民约4000人。该军奋战6小时，以伤亡100人的代价，攻占了阿尔特基什。在这次大战中，这虽非最后一次白刃战，但如此出色的白刃战以后就不多见了。不久以后，泥泞的壕沟成了这次大战的象征。这次拼刺刀完全符合1913年操典所规定的最优良的风格和精神，看来它体现了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达到了光荣的顶峰。

据法方公报报道，“这是个难以描述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狂欢的人们把边界上的一些界柱拔出，扛在肩上，穿过市镇，欢庆胜利。然而，博诺将军还是放心不下，他没有乘胜追击直取米卢斯。对这种迟疑不决停滞不前的情况，总司令部失去了耐心，它在次日早晨发出一道紧急命令，饬令攻占米卢斯，并在当天破坏莱茵河上的全部桥梁。8月8日，第七军在德军最后一批撤出米卢斯前往保卫更北面的边境后约一小时，兵不血刃地进驻了该地。

街道上法军骑兵疾驰而过。他们头戴黑色马鬃羽饰，护胸铁甲闪闪发光。这支从天而降的骑兵几乎把老百姓吓呆了。他们起先呆若木鸡，站立在路边，低声啜泣，然后才逐渐破涕为笑。法军在大广场上举行了历时两小时的盛大阅兵典礼。军乐队高奏《马赛曲》和《桑布尔河和默兹河进行曲》。大炮上挂满红、白、蓝三色的花朵，墙上张贴了霞飞将军发布的公告，把他的士兵吹嘘为“完成复仇雪耻大业的先驱……他们的旗帜上闪耀着‘权利和自由’的富有魅力的字眼”。人们争先恐后把巧克力、糕点和装满烟丝的烟斗塞给士兵。家家户户窗口都有人朝外挥动旗帜和手帕，甚至屋顶上也站满了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表示欢迎。居民中有许多德国人，他们自1870年以来就在这里定居。一名军官策骑通过人群时看见其中有人“咬着烟斗，面色阴沉，好像在点我们的人数”——他们的确在点人数，天黑以后，他们便赶紧出去汇报法军师旅的实力。

正当法军忙于占领该市时，从斯特拉斯堡仓促调来的德军增援部队已在该市四周展开。博诺将军一开始就缺乏取胜决心，为了避免陷入包围，他竭尽所能进行了相应部署。8月9日晨战斗打响后，他在塞尔奈（Cernay）的左翼整日顽强奋战，而他的右翼却固守在一段未受威胁的战线上，没有及时抽调过来。最后，总司令部终于认识到有必要派出援军，而这正是迪巴伊一开始所坚决要求的。一个后备师奉命开赴前线，但在这个阶段，如果要巩固前方阵地则需要两个师的兵力。战斗持续了二十四小时，双方互有进退，到8月10日晨7时，法军受挫后退，为了免遭包围，最后撤出了阵地。

对法国部队来说，在各种公报和公告相继使用了如此振奋人心的措辞之后，在复仇雪耻的宿愿被压抑了四十四年之后，米卢斯的丧失，无疑是丢脸的；而对该地居民来说，则更是残酷不过的，他们现在只能听凭德国人恣意报复了。对法军表示过热忱欢迎的法国人现在受到同市镇的德裔居民的密告，遭到不幸的下场。第七军现在退至距贝尔福不到十英里的地方。在总司令部里，参谋官员对战地将领怀有的自然而永恒的敌意爆发了。霞飞原来就认为博诺缺乏勇气，现在更深信不疑。他开始清洗，一个个不得力的将领相继被革，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霞飞的治军方式。博诺将军成为第一个被调充闲职的人（limogés），那时被解除指挥权的将领都被调至利摩日（Limoges）担任后方职务。以“有失职守”为理由，霞飞在三天之内又免去第八骑兵师师长和另一个师长的职务。

霞飞热衷于执行原来的计划：解放阿尔萨斯并将德军牵制在那条战线上。他不顾来自比利时的报告，动用了一个正规师和三个后备师，将它们并入第七军，专门组成一个阿尔萨斯集团军，以便在他的右翼末端重新采取行动。原已退休的波将军应召重新服役，受命指挥这支部队。在该部队集结的四天时间里，其他地区的压力亦逐渐增强。8月14日，即波将军按计划向前推进的那天，人们看见30只白鹳飞越贝尔福上空向南方飞去，比它们通常离开阿尔萨斯的时间提前两个月。

法国人民对所发生的事情简直一无所知。总司令部的新闻简报极尽遮掩蒙蔽之能事。霞飞行事有一条固定不变的原则：不该让非军事人员知道任何事情。新闻记者均不得访问前线，将领姓名、伤亡人员的名字以及部队番号一律不得见报。为了不让敌人搜集到任何可资利用的情报，总司令部采用了一条日本人信守的原则——“不声不响，隐姓埋名”，进行战争。法国被划分为后方地区和军事地区两大部分。在军事地区，霞飞是个专制的独裁者，非经他本人批准，任何非军事人员，即使是总统，都不得进入军事地区。那些受到轻视的下院议员就更不用说了。在向阿尔萨斯人民发布的公告上，署名的是他，而不是总统。

部长们都有怨言，说他们对德国军队的行动要比对法国军队的行动知道得更多一些。霞飞认为他不受陆军部长的约束，因此他直接向普恩加莱汇报，而普恩加莱也抱怨他从来听不到战事失利的报告。有一次安排了总统亲自视察第三集团军，而霞飞则为此向第三集团军司令发出“严格的命令”，饬令“不得与总统讨论任何有关战略或外交政策的问题，且必须书面报告这次谈话的情况”。他手下的将领都受到告诫，不得向政府任何成员解释军事行动。“在我发出的报告里，”霞飞告诉他们，“我从不透露当前军事行动的目的，也不谈我的意图。”

不多久，在公众压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霞飞的这种方式终于失灵。在8月份一条条国境线被突破，一个个国家遭到入侵，战争还处于运动战阶段，大军转战东西，从塞尔维亚到比利时的战事震撼了整个世界的这些日子里，来自前线的确切消息却少得可怜。发生在这个月份的史实，哪怕有成千个热心的编年史作者，也难以作出翔实的记载。8月9日，加利埃尼将军身穿便服，在巴黎一家小咖啡馆用餐。他听到邻座一位《时报》（Le Temps）的编辑向一个友人说：“我告诉你，加利埃尼将军率领三万大军刚刚开进科尔马尔。”加利埃尼把身子向前一靠，对他的朋友轻声地说：“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正当列日的德军耐心等待攻城炮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对固守堡垒的比军能坚持抵抗表示惊奇和伦敦《每日邮报》（Daily Mail）引述舆论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些堡垒“绝不会陷落”的时候，正当部队在继续集结的时候，有人则在以极度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德国攻势的明朗化。加利埃尼将军便是其中之一。使他苦恼的是：“德军战线后面的情况怎样？”“列日后面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大规模集结？我们必须始终估计到，德国人必定会排山倒海而来。”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索尔代将军所部的一支骑兵奉派进行侦察。可是，急如星火的骑士们策马驰骋，一下子跑得太远，也跑得太快。他们在8月6日越境进入比利时，沿默兹河疾驰，侦察德军集结的实力和方向。这支骑兵部队在三天之内走了110英里，平均每天差不多前进40英里。他们经过讷沙托，进抵离列日9英里处。每到一地，这些骑兵既不下马，又不卸鞍，以致马匹经过一路来的急行军后都已精疲力尽。休息了一日，他们继续在阿登山区和默兹河以西地区进行侦察，远达沙勒鲁瓦。但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来得过早，无法看到大批德军渡过默兹河的迹象，活跃的德军骑兵到处掩蔽在德境后面集结的部队。法国人发现，他们未能得遂所愿，亲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骑兵冲锋，而这正是传统的开战方式。尽管德国骑兵在更北一些的地方朝卢万和布鲁塞尔方向发动攻势时使用了冲锋的突击战术；但在这里，他们却回避直接交锋，而是以若干自行车营和摩托化步兵在法军面前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步兵的机枪使法军无法逼近。

真叫人泄气。尽管美国内战中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南部邦联的摩根（Morgan）将军让他的骑兵部队使用步枪作战，在指挥时他高喊着：“小伙子们，那些带马刀的笨蛋又来了，给他们点厉害尝尝！”可是到现在双方的骑兵们仍然深信马刀出鞘见分晓的方式。日俄战争期间，一位英国观察员，即后来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曾报道说，骑兵要是碰上架设在战壕里的机枪，他们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为步兵烧饭。这种言论使陆军部的人怀疑他在东方度过了几个月，是否变得神志不清了。同一次战争中的一位德国观察员，即后来的马克斯·霍夫曼将军对于架设在战壕里的机枪的防御威力问题，在他的报告中得出同样的结论，毛奇看了不禁慨然浩叹：“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疯狂的作战方法！”

1914年，德国人避免骑兵作战而使用机枪，取得了有效的掩护作用。索尔代的报告说，没有发现大部队的德军向法军左翼移动，这正好符合总司令部原先的想法。然而，对阿尔贝国王和朗勒扎克将军来说，德军右翼包抄行动的轮廓已越来越明显。他们两人都处在这个行动的必经之路上，因此更加倾向于这样估计问题。另外一个是富尼耶（Fournier）将军，他是法国莫伯日要塞司令。他向总司令部反映，德国骑兵已于8月7日进入默兹河畔的于伊（Huy），他所收到的报告都表明，这支骑兵正在掩护着五六个军的德军向前推进。鉴于列日与那慕尔之间唯一的桥梁就在于伊，这支敌军显然是想要渡过默兹河。莫伯日的这位要塞司令告诫说，他的要塞没有能力抗击如此庞大的敌军。在总司令部看来，关于五个或六个军的报告似乎是失败主义者的杯弓蛇影之谈。对霞飞而言，在8月份，肃清那些优柔寡断的懦夫成为他取胜的当务之急，于是他立即解除了富尼耶将军的指挥权。后来，经过调查又取消了这道命令。与此同时，也弄清了情况，要使莫伯日具有有效的防御能力，最少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

朗勒扎克将军也收到了关于于伊的报告，忧虑有增无已。8月8日，他派参谋长埃利·杜瓦塞尔（Hély d’Oissel）将军前往总司令部，促使总司令部确实感到德军右翼部队包抄行动的威胁。但总司令部的答复是，朗勒扎克将军的顾虑是“不成熟的”，因为这样的行动与“敌人手头可资动用的手段全不相称”。从比利时方面不断传来进一步的证据，但对每一份这样的报告，信奉第十七号计划的“门徒”总是能找到一个解释，不是说在于伊出现的部队是在执行“某种特殊任务”，就是说情报来源“不可靠”，并认为进攻列日不过是为了占领该地的桥头堡“而已”。8月10日，总司令部认为“它的印象已得到证实，即德军不会在比利时采取重大行动”。

法军总参谋部决心发动自己的攻势，因此要求比军在第五集团军和英军前往会师之前能支持下去。霞飞派了又一个使者阿德尔贝（Adelbert）上校带去普恩加莱致阿尔贝国王的一封私人信件，希望双方部队能采取“一致行动”。这位军官8月11日到达布鲁塞尔，他和以前几位使者一样，得到同样的答复：倘德军如国王所预见的那样，采取横越比利时的行动，国王将不会允许他的部队陷于被切断后路而无法退往安特卫普的险境。阿德尔贝上校是个冲动论的狂热信徒，他感到无法把国王的悲观情绪带回总司令部。幸而第二天就发生了战斗，比军取得惊人的胜利，他也再没有必要执行这个不愉快的任务了。

德国枪骑兵朝卢万方向突破，但在哈伦（Haelen）被德维特（de Witte）将军麾下的比利时骑兵的密集火力阻于桥堍。德维特命令他的士兵翻身下马，拿起步枪，在步兵的支持下投入战斗，重演了摩根将军在田纳西取得的胜利。从早晨8时直到傍晚6时，沉着的排枪射击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手执旗杆矛和马刀的德军的进攻。冯·马维茨的最优秀的枪骑兵中队遗尸遍野，最后剩下的一点人马向后撤退，比军得以逞雄于战场之上。这场辉煌的胜利被布鲁塞尔兴高采烈的记者们宣布为这次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比利时参谋部的官员以及他们的法国朋友因此欣喜若狂；他们恍若已置身柏林。阿德尔贝上校报告总司令部，认为“德国骑兵的退却是决定性的，德国打算发动借道比利时中部的攻势已被推迟，甚至已被放弃”。

列日堡垒群在敌前仍然屹立不动，看来为这种乐观情绪提供了根据。每日早晨，比利时各报都以大字标题报捷：《堡垒群固若金汤！》。8月12日，即哈伦之役的同一天，德军盼望前来结束这种自夸言论的攻城巨炮终于运到阵地。

列日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这几门黑色的庞然大物运抵郊区，把堡垒群置于射程之内时，只有当地的居民看见这些怪物。有一个目击者说，它们看起来像“吃得太饱的鼻涕虫”。矮胖的炮管，再加上像巨瘤般的制退机筒，便显得加倍的肥大，张开着洞穴似的炮口，对着天空。8月12日傍晚，其中一门炮架设完毕，炮口对准蓬蒂斯堡垒（Fort Pontisse）。炮手们以垫料护卫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嘴。他们俯伏在地上，在离炮位近300米远的地方准备发射这门电控大炮。6时30分，第一发炮弹的巨响震撼列日。炮弹的弧形弹道高达4000英尺，60秒钟后命中目标。炮弹爆炸时尘土、碎片和硝烟形成巨大的圆锥形，升入1000英尺的高空。与此同时，斯科达305毫米大炮也运抵前线，开始轰击其他堡垒。炮兵观察员从教堂尖顶或气球上进行校正，使炮弹“逐步接近”目标。比利时守军听到炮弹降落时发出的呼啸声，并且感到爆炸声越来越近，像在自己头上爆炸似的。弹着点在不断地得到校正，他们的恐惧也一阵高过一阵，炮弹终于在他们头顶上爆炸了，震耳欲聋，钢弹头击穿工事。弹雨阵阵，把人炸得段段块块，强烈炸药的浓烟使人窒息，天花板坍塌，坑道阻塞，地下室内到处是火焰和瓦斯，喊声一片。人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在担心下一发炮弹击中的高度紧张状态中，甚至发疯了”。

在这些大炮开始轰击之前，只有一座堡垒在敌军的冲击下失守。炮击持续了二十四小时，蓬蒂斯堡垒中了45发炮弹，坍毁不堪，于8月13日为德军步兵攻陷。同一天，另有两座堡垒也告陷落。至14日，城东和城北两面的堡垒全部失守。堡垒的大炮全部被毁，城北的道路被打通了。冯·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开始向前推进。

攻城迫击炮接着前移，把炮口对准城西的堡垒。一门420毫米的大炮被拖过市区去攻打隆森堡垒。列日的下院议员塞勒斯坦·当布隆（Célestin Demblon）先生这时恰巧在圣皮埃尔广场，看到广场拐角处出现“一门大炮，大得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怪物分成两部分，三十六匹马拖着，人行道都给震动了。群众看见这件非凡的怪家伙，个个目瞪口呆，异常惊愕。巨炮慢吞吞地穿过圣朗贝尔广场，转入剧院广场，然后沿着苏弗尼埃尔大街和阿夫鲁瓦大街去了，在它慢吞吞地吃力地行进时，吸引了一批批好奇的人。当年罗马人看见汉尼拔的大象部队也不至于惊奇到这个地步。跟着巨炮的士兵，脚步挺直，气氛肃穆，像在举行庄重的宗教仪式。这炮真是炮中的邪魔啊！……到达阿夫鲁瓦公园之后，德国炮兵小心翼翼地把炮架起来，并审慎地作了瞄准，接着传来可怕的爆炸声。人群前倒后仰，地动山摇，宛如发生了地震，附近的玻璃窗全部震碎……”

到8月16日，十二个堡垒中已有十一个失守；只有隆森堡垒尚未陷落，在炮击暂停的间歇，德方派出使者，手持停火旗帜，要求勒芒将军放下武器。他拒绝了。16日，一枚炮弹命中隆森，在弹药库内爆炸，从内部把整个堡垒炸毁。德军进入时，在一堆破碎的装甲炮塔和冒烟的水泥工事中，发现勒芒将军压在一大块砖石下面，看来已经气绝身死。一名满脸污垢的副官守卫在侧，他说：“请对将军尊重一点，他已经死了。”其实勒芒还活着，只是失去了知觉。他被救活之后送到冯·埃米希将军面前，他交出指挥刀说：“我是在昏迷中被俘的。请你务必在战报中说明这一点。”

“你的指挥刀并没有玷污军人的荣誉，”埃米希答道，同时把指挥刀还给将军，“留着吧。”

后来，在德国过着战俘生活的勒芒将军写信给阿尔贝国王：“当时我是乐于献出自己的生命，无奈死神不要我。”他的两个对手，冯·埃米希和鲁登道夫颈上则都挂上了蓝、白、金三色的功勋十字章——德国的最高军事勋章。

隆森堡垒陷落的次日，第二、第三集团军便立即向前推进，这就把德军右翼的全部兵力投入行动，开始其横越比利时的进军。按照时间表，这次进军应在8月15日开始；因此，列日之役把德军的攻势拖迟了两天，而不是当时世人以为的两个星期。事实上，比利时给予协约国的既不是两天也不是两个星期，而是一个战斗的理由和榜样。

注释

[1] 这个职称与所指的职务是相称的，采用这个职称而不用德语原文Quartiermeister（军需官），是因为后者对英语读者来说会引起混淆。

[2] “匈人”（Huns），公元4世纪至6世纪生活在中亚、东欧地区的民族，德皇威廉二世曾以其作为德国军人的榜样。——译注

[3] 并非指挥第二集团军的卡尔·冯·比洛上将。

[4] 卡利古拉（Caligula），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7—41年在位），嗜杀成性，曾处死许多无罪的人。公元41年，被近卫军将领保民官卡西乌斯·凯列亚杀死。——译注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e operations of the Belgian Army in this chapter are based chiefly on Galet, van der Essen, and Cammaerts; of the German Army on Ludendorff's chapter “Liège,” 28–46, and on Reichsarchiv, Weltkrieg, Vol. I, 108–20, which, rather disproportionately, gives twelve pages to the infantry assault and only one to the work of the siege guns. The assembly, transport, and operations of the guns are taken chiefly from Schindler. Operations of the Army of Alsace are from Dubail and AF, I, I, Chapters 4 and 5, 90–154.

鼓动阿尔萨斯居民反抗德国：Joffre, 136; Engerand, Bataille, 193.

“我将这样通过比利时！”：qtd. J. M. Kennedy, The Campaign Round Liège, London, 1915.

“绵羊的梦呓”：a remark applied by Baron von Stein to the Tugenbund, qtd. Buchan, 129.

毛奇预期到动员第39天西线便已决定胜负：In correspondence with Conrad in 1909 Moltke at first said h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transfer troops to help Austria, after defeating France, “between the 36th and 40th day of mobilization.” Conrad, I, 369. Later he thought he could defeat France by the 21st day if she took the offensive and by the 28th day if she fought behind her frontiers. Ibid., 374. Five years later, on May 12, 1914, when Conrad visited Moltke at Karlsbad, Moltke said, “We hope to be finished with France in six weeks from the start of operations or at least to be so far forward that we can turn our main forces to the East.” Ibid., III, 669. On this occasion, he specified achieving a decision in the west “on the 39th or 40th day after mobilization.” Karl Friedrich Nowak, Les Dessous de la défaite, Paris, Payot, 1925, 53.

重型大炮：In addition to Schindler, whose account is largely concerned with the transport and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guns, the technical facts are taken from Army War College, Study on Development of Large Calibre Mobile Artillery in the European War, Washington, GPO, 1916, p. 8; U.S. Field Artillery Journal, October 1914, p. 591 and January 1915, p. 35; “Austria's Famous ‘Skoda’ Mortars,”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3, 1915.

埃默森称之为兽印记的横肉：qtd. Whitlock, 126.

“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人之一”：Ludendorff, 28.

“没有人相信比利时的中立”：ibid., 29.

“死战到底”：Galet, 56.

瓦萨格市长弗莱歇先生：Hanotaux, III, 84.

德国的宣言书：van der Essen, 52.

“巧克力士兵”：Schryver, qtd. AQ, October 1922, 157.

比利时政府的布告：Gibson, 31; Cobb, 90.

“前一天对一些比利时教士的处决”：Bülow, III, 160. General von Bülow was killed the same day. According to rumor at the time, he committed suicide; according to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Prince Bülow, he was shot by a franc-tireur.

德国枪决六名在瓦萨格抓的人质：Hanotaux, III, 125.

焚毁巴蒂斯村：Bloem, 27, 29.

“我们在比利时的进军肯定是残酷的”：Conrad, IV, 193.

比利时军官的记录：qtd. Times History of the War, I, 336.

“恫吓要塞司令和当地居民”：Ludendorff, 41.

齐柏林飞艇将毁掉列日：Weltkrieg, I, 115.

给勒芒的最后通牒：Schryver, 103.

德军试图绑架或杀害勒芒：van der Essen, 62.

“没有饶恕敌人，把他们全都杀了”：Martin H. Donohue in NYT, August 10.

“提出各种异想天开的计划”：Cammaerts, 147.

比利时妇女错向德国士兵献花：Bloem, 48.

霞飞拒绝向比利时增兵：Poincaré, III, 7.

霞飞给比利时国王阿尔贝的信及国王的回复：Galet, 83–4.

比利时正在“保卫欧洲的独立”：M. Deschanel, qtd. Times, August 7. So great was the moral effect of Belgium's resistance that even the Irish Nationalist leader, John Redmond, said there was no sacrifice he would not make on behalf of Belgium, Times History of the War, I, 357.

“好哇！已进入列日！”：Bülow, 22.

德皇痛责和亲吻毛奇：Moltke, Erinnerungen, 24.

德皇“神情沮丧”：Gerard, 198, 206.

德国8月9日递交比利时的备忘录：Gibson, 44.

“我们那时走投无路”：Cammaerts, 20.

贝特洛与比利时国王的会面：Galet, 93–5.

迪巴伊将军：Engerand, 456–7.

“真正的雄狮”朗勒扎克：Spears, 345. One of Joffre's choices: Joffre, 12, 236.

朗勒扎克批评作战计划的信函：AF, I, I, Annexe 19, 59–60; Lanrezac, 54–56; Engerand, 412–15.

霞飞没有作复：Joffre, 130–31.

霞飞对吕夫的回答：Briey, April 15, 1919, evidence of Ruffey.

“那可能是你的计划，而不是我的”：ibid., also Dubail, 12, and Lanrezac, 60–61.

司机乔治·布约：NYT, September 20, I V, 3.

霞飞的习惯和性格：Mayer, 40; Pierrefeu, GQG, 96–99.

“他总是惹我生气”：Gallieni parle, 69.

博诺的担心：Dubail, 14–20.

法军攻入阿尔特基什及在米卢斯的阅兵式：Hanotaux, III, 179, 185–92.

“有失职守”：qtd. Mayer, 35; Joffre, 152, 156.

白鹳离开阿尔萨斯：Poincaré III, 51.

“不声不响，隐姓埋名”及霞飞禁止将领与总统讨论战略问题：Gallieni, Mémoires, 172; Corday, 138; Poincaré, III, 92. Messimy, 243–52, gives a heart-rending account of the Government's “anguish” at being kept uninformed by GQG of events at the front and of its persistent efforts to force Joffre out of his “obstinate mutism.” Although his exasperation nerved Messimy at one point to inform his liaison officer with GQG that “this intolerable and even ridiculous situation” could not continue, and to appoint André Tardieu as his own representative at GQG, Joffre calmly continued in his “systematic defia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managed to “seduce” Tardieu to his views.

霞飞禁止将领与总统讨论战略问题：Gallieni, Mémoires, 172; Corday, 138.

“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Gallieni, Carnets, 33, n. 1.

加利埃尼的苦恼：ibid., 32, n. 2.

法国骑兵的行进：Maurice, 30; Spears, 100. The French cavalry's habits were severely disapproved by British cavalrymen. “They never got off,” says Major Bridges, 81.

汉密尔顿、霍夫曼和毛奇“疯狂的作战方法”：qtd. De Weerd, 72.

富尼耶的报告和被免职：Poincaré, III, 19; Engerand, 422.

朗勒扎克将军的顾虑“不成熟”：Joffre, 159.

总司令部认为“德军不会在比利时采取重大行动”：Joffre, 141, 147–8, 150.

阿德尔贝上校的使命：Galet, 96.

比利时和法国参谋部恍若已置身柏林，认为“德国骑兵的退却是决定性的”：ibid., 100.

攻城巨炮运抵阵地：Schindler, 119; Mühlon, 92; Essen, 77–79; Sutherland, 34, 83, who was in Namur when the same guns shelled those forts ten days later.

当布隆目睹大炮被拖过市区：Demblon, 110–11.

勒芒将军被俘：Hanotaux, III, 254.

“死神不要我”：Cammaerts, 151.

第11章　英国远征军开往大陆

由于英国人发生了一场争执和意见分歧，英军没有及时前来掩护朗勒扎克将军暴露的左翼，彼处战线原定是由英方防守的。8月5日，英方宣战后的第一天，因亨利·威尔逊详细制订的总参谋部计划，必须首先得到不列颠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批准，而不是像大陆国家的作战计划那样能自动生效，该委员会于这天下午4时召集了一次作战会议，与会者照常是那几位文职和军方领袖，另外还有一位既是文官又是军人的显赫人物第一次参加这次会议。

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就任了陆军大臣。他本人对于这一任命不感愉快，同僚们对于由他出长陆军部所感到的不愉快也不相上下。政府也为自效忠于查理二世的蒙克（Monk）将军以来，基钦纳作为第一个现役军人进入内阁而忐忑不安。使将军们担心的是，他有可能利用他的地位或者为政府所利用，来干扰派遣赴法远征军的决定。他们的担心确非杞人忧天。基钦纳不久就对英法计划指定英军所必须执行的战略、方针和任务等等表现了极端的轻视。

由于他处于双重地位，他的具体的职权范围是不完全清楚的。英国参战之初，人们模模糊糊地认为最高权力在首相手中，至于首相应听从什么人的建议或者以谁的建议为准，则缺乏明确的安排。在军内，战地军官轻视参谋人员，认为他们“既无头脑，又要故作姿态”。而这两种人又都同样厌恶那些被称为“大礼服”的文官大臣的干扰。文官反过来也把军人称为“笨蛋”。出席8月5日举行的作战委员会的文官是阿斯奎斯、格雷、丘吉尔与霍尔丹，陆军方面是十一名将级军官：内定出任远征军总司令的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远征军的两位军长，即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爵士和詹姆斯·格里尔森爵士，远征军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Archibald Murray）爵士，他们都是中将；其次还有副参谋长亨利·威尔逊少将，他的个性易树政敌，在克拉危机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以致栽了跟斗，失去了一个更高的职位。在文武官员之间，基钦纳勋爵究竟代表何方，谁都不十分清楚。他对远征军的目的非常怀疑，对其总司令很不赏识。如果说基钦纳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不如海军上将费希尔那样来得暴烈，至少他对总参谋部的计划把英国军队“钉在”法国战略的尾巴上的做法，则已开始流露出同样的蔑视。

基钦纳没有亲自参与制订大陆作战计划，因而能够正确地评估远征军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在70个德国师与70个法国师之间迫在眉睫的冲突中，远征军的6个师能对战局产生多大影响。基钦纳在出任喀土穆战役的指挥官时，克罗默（Cromer）勋爵曾说过，“他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有能力的人”。他虽然是个职业军人，近几年来处理的事务却都在宏观层面。他所关注的只以印度、埃及、帝国等大事为限。人们从未见他与士兵交谈过，或注意过他们。与克劳塞维茨一样，他把战争看作政策的延续，并在这个意义上看待战争。他与亨利·威尔逊以及总参谋部不同，不埋首于制订登陆日期、铁路时刻表、马匹及营房等计划表。他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地位观察战争，因此能够从各个强国之间的关系出发纵观战争的全貌。同时他能够看到，为扩充国家军事实力，应付即将开始的长期抗衡，该作出多么巨大的努力。

他宣称：“我们必须准备好把数以百万计的军人投入战场并维持数年。”他的听众大吃一惊，觉得难以置信，基钦纳却是铁石心肠。为了参与并赢得一场欧战，英国必须拥有一支与大陆国家旗鼓相当的70个师的兵力。他估计过，这样一支军队要到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才能配备足额，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中得出一种令人震惊的推论，即这场战争就将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他还认为，现有的正规军及其职业军官，特别是士官，是培训他心目中那支大军的一批可贵的必不可少的核心力量。如果把这支常规部队投入到他认为处于不利形势下的眼前的战役中，或把它部署在从长远角度考虑是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他都认为是犯罪的愚蠢行为。在他看来，一旦这支部队完蛋，就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来代替它了。

英国不实行征兵制是英国与大陆国家的军队之间一切差别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常规部队的建立旨在执行海外任务，而不是保卫本土的安全；保卫本土的职责由本土军承担。威灵顿公爵当年说过，派赴海外服役的新兵“必须是志愿兵”，从此以后这就成了一条不可更易的金科玉律，英国也就全靠志愿部队进行战争，因此也就弄得其他国家无法肯定究竟英国已承担或愿意承担多大的义务。已过七十高龄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多年来一直力主实行征兵制，他在内阁中唯一的支持者不用说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可是工人阶级强烈反对，同时也没有一届政府甘冒倒台的风险去支持征兵法案。英国的军事建制，其本土诸岛的正规军（Regular Army）为6个师和一个骑兵师，另有派驻海外的4个正规师（6万人）和14个本土师（Territorials）。后备役约30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别后备役（Special Reserve），这一部分仅够勉强补充正规部队，使之达到作战实力，能在战场上支持得住最初几个星期的作战；另一类是为本土军提供补充的国民后备役（National Reserve）。按基钦纳的标准，本土军是一批未经训练、无用的“业余军人”。对于本土军的看法，他跟法国人对他们的后备军一样，是完全蔑视的，是不公正的，认为它们的作用等于零。

基钦纳二十岁时，曾在法国军队中充当志愿兵参与1870年的战争，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无论他是否因此而对法国特别同情，他绝非法国军事战略的最狂热的支持者。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曾告诉帝国国防委员会，他预期德国人将会“像鹧鸪一样”穿越法国；他拒绝邀请，不愿插手作出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任何决定。据伊舍记载，他曾捎信给委员会，表示“如果委员们设想他将指挥在法国的部队，他就要他们自己先见鬼去吧”。

英国政府1914年让他主管陆军部，从而任命了唯一的一个准备坚持组织长期作战的人，倒不是出于他的见解，而是因为他有声望。他不擅长主管一个政府部门所需的官僚手腕，内阁会议的那套“议事程序”又不配他的胃口，他做惯了殖民地总督，一向只知道简简单单地叫人“照我说的办”。基钦纳尽他力之所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他的超人的洞察力，并不如他性格上的缺点那样为英国政府和将军们所了解，因此他们都巴不得让他回埃及去，无奈他们又少不了他。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这不是因为考虑到他的高见为他人所望尘莫及，而是因为他的名声乃是“安定民心”之所需。

喀土穆战役以后，举国上下都对基钦纳怀有一种近乎宗教徒的虔诚。在他和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后来在法国人民和“霞飞老爹”之间或在德国人民和兴登堡（Hindenburg）之间发展起来的不可思议的内心的息息相通。“喀土穆的基钦纳”，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K of K）成为具有魔力的徽号，他的一把宽阔而威武庄严的胡子也成了英国的民族象征，犹如红裤子是法国的象征一样。基钦纳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浓浓的胡须，一副大权在握的神态，乍看起来俨然是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ed）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形象，所不同的只是在他严肃的、炯炯的目光背后，隐藏着一种令人莫测高深的神情。从8月7日起，一份著名的征兵招贴出现在街头，画中的那髭须、那眼睛以及那手指“祖国需要你”的形象，都深深射进每个英国公民的心灵。英国要是在没有基钦纳的情况下参战，就会像礼拜天没有教堂一样不可思议。

可是这时候，人人所想的都是把六个师派往法国这个眼前的问题，作战委员会也不把他的先见之明当作一回事。格雷在很久以后带着也许大可不必如此迷惑不解的语调写道，“从未透露过他是怎样或是根据什么推理过程而对战争的长期性作出这一预测的。”是不是因为基钦纳是对的而别人都错了，或者是因为老百姓难以相信军人也具有思维，还是因为基钦纳从来未能或从来不屑于阐明自己的理由，但不管怎样，正如格雷所说那样，他的同僚和同辈人无不认为“他不是凭推理，而是凭直觉中一闪而过的灵机”作出他的结论的。

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基钦纳还预言了德国即将在默兹河西岸所采取的进攻模式。据一位总参谋部的官员说，人们后来同样认为，他之能一语中的，应归功于他的“某种料事如神的天才”而不是出于他“对时间和距离的了解”。实际上，基钦纳与阿尔贝国王一样，已看出对列日的袭击预示着施利芬右翼的包抄行动。他认为，德国侵犯比利时和把英国卷入对德作战，并非像劳合·乔治所说那样，是为了通过阿登山区而对比利时的中立进行“小小的侵犯”。基钦纳拒绝对战前的计划承担责任，可是，他现在也不能建议扣下这六个师。不过，他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让这六个师去莫伯日那样远在前方的地点面临覆灭的风险，他预料它们在莫伯日将承受德国侵略军的全部压力。他建议把它们集结的地点改为亚眠（Amiens），也就是退后70英里。

计划的急剧改变激怒了众将军。在他们眼中，这显得是临阵畏怯，从而证实了他们原来的最坏估计。即将上阵挂帅的，身材矮胖、面色红润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正处于骁勇好斗状态的高峰。他平时那种中了风似的呆滞神色，加上系得紧紧的用以代替衣领及领带的骑兵硬领巾，始终给人一种濒于窒息的印象。而事实上，他的确是经常感到窒息，如果不是肉体上，至少在情绪上是如此。1912年，他被任命为帝国总参谋长后，就立即通知亨利·威尔逊，说他打算使军队作好对德作战的准备，因为他认为这是“势所必然”，自此以后，在名义上他负责与法国共同制订联合作战计划，尽管事实上他对法国的作战计划就像他对德国的作战计划那样一无所知。跟霞飞一样，在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他既没有任何参谋阅历，又没有参谋学院的学历。

他的中选，跟基钦纳的出长陆军部一样，主要是由于他的军阶和声誉，而他的内在素质倒在其次。在几次给英国建树了军事声誉的殖民地战争中，约翰爵士表现得勇敢而机智，并像一位权威人士所称誉的那样“切实掌握中小局面的战术”。在布尔战争中，作为一名骑兵将领，他的功绩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急驰穿过布尔人的防线，援救被围的金伯利城（Kimberley）这一传奇式的行动。这些功绩为他赢得乐于担当风险的勇敢的指挥官的声誉，并在大众中为他博得了几乎与罗伯茨和基钦纳相埒的美名。由于英国在与既未经训练又缺乏现代武器装备的对手的较量中未能取得怎样辉煌的成就，此时出了一位英雄，部队高兴，国家感激。弗伦奇的英勇善战，加上他在社交界的赫赫名声，使他扶摇直上。跟海军上将米尔恩一样，他也是爱德华七世治下的显贵人物。身为骑兵军官，他知道自己是陆军中的精英。他与伊舍勋爵之间的友谊更对他有益无害；同时，在政治上，他与自由党人结好，该党于1906年执政。1907年，他任本土防卫军总监（Inspector General）；1908年，他代表陆军，陪同国王爱德华到雷维尔对沙皇进行国事访问；1912年就任英帝国参谋长；1913年被提升为陆军元帅；到六十二岁时，他是级别仅次于基钦纳的现役军官。他比基钦纳小两岁，虽然外表显得比基钦纳老些。普遍认为，如果战争爆发，他将指挥远征军。

1914年3月克拉兵变发生后，军队首脑受到冲击之猛烈，犹如参孙倾覆神室[1]一般，弗伦奇引咎辞职，看上去像堂吉诃德一样突然中断了他的职业生涯。然而，政府对他的宠爱反而加深，因为在政府的心目中，这次兵变是反对党策划的。“弗伦奇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喜欢他。”格雷不胜惋惜地写道。四个月后，当危急关头到来时，他又再度受到重用。7月30日被指定在英国参战时出任总司令。

由于缺乏学习方面的训练，又因天性不喜读书，弗伦奇之所以成名，与其说是由于他智力过人，不如说是由于他急躁易怒，至少在他早期立下汗马功劳之后是如此。“我并不认为他特别聪明，”国王乔治五世向其叔父透露过，“而且他的脾气坏得惊人。”就像在海峡彼岸的法军司令一样，弗伦奇也不是一个凭理智行事的军人。但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霞飞的突出品质是坚定不移，而弗伦奇则是极易受压力、人和他人成见影响。有人说过，他具有“爱尔兰人和骑兵普遍具有的那种反复无常的气质”。霞飞在各种处境下都很沉着；而约翰爵士却是顺利时盛气凌人，不顺利时垂头丧气。他容易感情冲动并易为流言蜚语所左右；在伊舍勋爵看来，他有“一颗爱作奇想的稚子之心”。有一次，他赠给他以前在布尔战争中的参谋长一只刻有“我们的友谊久经考验，同甘共苦永不变”字样的金瓶作为纪念。这位久经考验的朋友就是那位不像他那样易动感情的道格拉斯·黑格。也就是这位黑格，1914年8月在日记中写道：“从内心来说，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上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让弗伦奇担任这个举足轻重的职务是不太适宜的。”黑格内心的这种看法跟他的某种意识不是没有联系的，那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本人。他这个人是指挥权不到手绝不肯罢休的。

基钦纳重新开启了关于英国远征军的目的地——因此也牵涉其目标——等问题的讨论。按照亨利·威尔逊的看法，委员会里“大多数人对问题一窍不通……他们犹如白痴一样讨论着战略问题”。这时，约翰·弗伦奇爵士突然“插进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把部队开往安特卫普”，说什么英国的动员既然落后于预定的时间，那就得考虑与比军合作的可能。黑格也像威尔逊那样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对他上司改变计划的“那种不顾后果的方式感到震惊”。新上任的英帝国总参谋长查尔斯·道格拉斯（Charles Douglas）爵士也同样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鉴于在法国登陆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同时法国已拨出运输车辆准备往前方输送军队，因此，在这最后时刻，任何改变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最使总参谋部感到烦恼的莫如法英两国火车车厢容载人数不同这个不幸的问题。要把载运的部队从一种车厢转到另一种车厢，牵涉到一个极其复杂的数学上的排列问题。难怪负责运输的官员听到计划行将改变时会感到担忧。

幸而丘吉尔否决了把部队转向安特卫普的决定，使得负责运输的官员们得以放下心来。两个月之后，丘吉尔亲自到安特卫普去了一趟，计划派两旅海军陆战队和一师本土军去那里作一次大胆的、孤注一掷的登陆，为拯救这个重要的比利时港口作一番最后而又徒劳的努力。不过在8月5日，他说海军不可能保护运兵船队作横跨北海到比境内的斯海尔德河（Scheldt）这样长途的航行，但可绝对保证船队安全通过多佛尔海峡。由于海军已有充分时间作了横渡海峡的准备，他声称时机业已成熟，并主张立即将六个师全部派遣过去。霍尔丹支持，罗伯茨勋爵也支持。接着又产生了究应派几个师去的问题，争论着在本土军有更多时间进行训练或从印度调回接替部队之前，是否得留下一个或几个师。

基钦纳又提出了他那个在亚眠集结的想法，并得到他的朋友、未来的加利波利战役的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支持。后者感到不管怎样，应让英国远征军尽快到达那里。格里尔森发言支持“在要害地点部署优势兵力”这一观点。走在激进派最前列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提出了“我们应该立即渡过海峡，随后再决定目的地”的建议。最后，一致同意马上调集运输舰船把六个师全部运过去，目的地待法国参谋部的代表到达后再协商决定。在基钦纳的坚持下，已向法国参谋部提出紧急要求，请派一名代表前来就法国战略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由于一夜之间出现的入侵恐慌闹得人心惶惶，委员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把六个师减为四个师。由于讨论远征军人数的消息有所外传，自由党的喉舌、有影响的《威斯敏斯特报》谴责了这种削弱本土防务的“鲁莽”行为。对立阵营的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勋爵也来反对派遣一兵一卒。虽然海军部重申了帝国国防委员会1909年所作的不可能有严重入侵的结论，但仍不能消除人们头脑中敌人会在东海岸登陆的想法。亨利·威尔逊感到极端厌恶的是，这位目前对英国安危负有重任的基钦纳，竟把原来安排好直接从爱尔兰开往法国的一个师抽调回国，并且从别的师中又抽调了两旅兵力去守卫东海岸，从而“把我们的计划搞得一塌糊涂”。因为最后的决定是：立即派遣四个师和骑兵部队——8月9日起开始上船——然后再派遣第四师而将第六师留在国内。休会时，基钦纳以为大家都已同意把亚眠作为集结地，但是别的将军却没有这样的想法。

法国总参谋部火速派来了陆军上校于盖。他一到达，威尔逊就将出发的时间告诉了他。虽然这不是一件需要对远征军的法国东道主保密的事情，但威尔逊却惹怒了基钦纳，他指责威尔逊泄密。威尔逊“顶了嘴”，他写道，他“不想受基钦纳的气”，“尤其在今天像他这样胡说八道的时候”。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也可说加深了对远征军毫无益处的敌对情绪。在所有的英国军官中，威尔逊与法国人民的关系最为密切，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最能听取他的意见。然而，基钦纳却认为他傲慢放肆，就此不理睬他。而威尔逊也宣称，他认为基钦纳是个“疯子”，并且认为他“对英国的危害不亚于毛奇”，他还把他的偏见灌输到那位生性好疑、易于激动的总司令的头脑中去。

8月6日到10日期间，正当列日的德军在等待攻城炮和法国得而复失米卢斯的时候，配备有军马3万匹、野战炮315门和机枪125挺的8万名英国远征军在南安普敦和朴次茅斯集结。军官们的指挥刀都是刚磨过的，闪闪发光，这是他们奉命一律在动员的第三天送修械所磨的。但这些军刀除在检阅时用以致敬外，别无其他用场。不过，据这支部队的军史纂修人所述，这支部队，除了这种偶见的骑士遗风的举止外，确是“历来踏上征途的英军中训练、组织和装配得最好的”。

8月9日，部队开始登舰，运输船每隔十分钟开出一艘。每艘船离开码头时，港内其他船只汽笛和喇叭齐鸣，甲板上人人欢呼致意。喧闹声震耳欲聋，在一位军官看来，远在列日城外的冯·克卢克将军也不可能听不到。不管怎样，海军深信他们已把海峡封锁起来，可以安全横渡海峡，而无遭受袭击之虞。运输船队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在夜间渡海。一个在凌晨4时30分醒来的士兵感到大吃一惊，他发现整个运输船队漂浮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发动机全都停了，附近看不见一艘驱逐舰；原来是在等候其他港口开出的船队前来在海峡中途会合。

第一批部队在鲁昂登岸，受到狂热的欢迎，一位在场的法国人说，仿佛他们是来为圣女贞德举行赎罪仪式似的。在布洛涅，另几批在高耸的拿破仑纪念碑脚下登陆，拿破仑当年便是计划从这座圆柱形纪念碑坐落所在誓师出发入侵英国的。其他运输船只进入勒阿弗尔时，当地的法国驻军爬上营房屋顶，为在强烈的阳光下走下舷梯的盟军狂热欢呼。当晚，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残阳如血，冉冉西下。

第二天，在布鲁塞尔，人们终于看见了英国同盟者，尽管仅仅是一瞥而已。美国公使馆秘书休·吉布森（Hugh Gibson）带着一项使命去找英国武官，他未经通报就步入武官的房间。吉布森发现一个脏乎乎、胡子满面、身穿野战军服的英国军官在伏案书写。武官连忙把他推出室外，后者则不客气地问其余的英国部队是否都藏在这座大楼内。事实上，英军登陆地点的机密保护得如此之好，德军在蒙斯第一次碰上他们前，完全不知道英国远征军已开抵何处和在何时到达。

与此同时，在英国，各指挥官之间的互不相容日益表面化。国王在巡视时向与宫廷关系密切的黑格询及他对约翰·弗伦奇爵士任总司令有何看法。黑格认为他有责任这样回答：“我非常怀疑，他是否具有足够平和的性情和足够高深的军事学识，使他能够胜任指挥官的职责。”国王离去后，黑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约翰爵士在布尔战争期间的军事思想“常常使我震惊”；接着他又写下了他对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的“看法”：默里是个“老太婆”，为了避免跟约翰爵士发生争执，他总是“姑息迁就”，明知命令谬误，还是执行不违。黑格认为两人“全都不适宜于担任他们现在的职务”。他告诉另一位军官说，约翰爵士将不愿倾听默里的意见而“宁愿信任威尔逊，这反而更为坏事”。威尔逊不是一位军人，而是一个“政客”；对于“政客”一词，黑格解释说，与“不正当的交易和错误的生活准则同义”。

黑格这个人态度温和，举止文雅，看不出有什么缺点，凡是可能于他有帮助的地方，他都有朋友。行年五十又三，生平事业一向无往不利，如今他倾吐这一番衷曲，是要为更上一层楼创造条件。在苏丹战役中，身为一名军官，他就已惯于养尊处优，在跟随他一起穿越沙漠的私人包裹驮载队中就有“一只满驮着红葡萄酒的骆驼”。

8月11日，在启程赴法的前三天，约翰·弗伦奇爵士第一次获悉一些使他感兴趣的有关德国部队的实情。他和作战处副处长卡尔韦尔（Callwell）将军一起拜访了情报处。情报处长开始告诉他们一些有关德国运用后备兵役制的情况。卡尔韦尔写道：“他不断搞出一批批新的后备师和额外后备师，就像一个魔术师从口袋里掏出一缸又一缸金鱼那样。而且，他似乎是故意为之，让人感到恼火。”这些情况，法国情报部门的第二处于1914年春获悉，为时太晚，已来不及说服总参谋部改变它对德军右翼的判断。要改变英国人的想法也为时过晚。一种新的想法，如要深入人心并从根本上改变既定的战略以及更动部署上无穷的具体细节，就得需要时间，而余下的时间却远远不够。

在下一天举行的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基钦纳和将领们为了战略问题展开了一场激战。到会的除基钦纳外，还有约翰·弗伦奇、默里、威尔逊、于盖和另两名法国军官。基钦纳除非凭着心灵的耳朵，他当然听不到打通穿过列日的道路的420毫米大炮炮弹的爆炸声。虽然如此，他断言德国的“强大兵力”将从默兹河彼岸过来，他并挥动手臂，在墙头的大地图上比划了德军的包围阵势。他振振有词地说，倘若远征军集结在莫伯日，在做好战斗准备之前就有陷于重围被迫后撤之虞，这次作战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第一次与一个欧洲国家的交锋，被迫后撤会给远征军的士气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取得回旋余地，他坚持要以亚眠这个更后一些的地方作为基地。

他的六个对手，三名英国军官及三名法国军官，都同样毫不动摇地坚持原来的方案。约翰·弗伦奇爵士本人原来建议向安特卫普转移，而今在威尔逊的授意下，则坚决表示任何变化都将“打乱”法国的作战计划，仍旧主张向莫伯日进军。法国军官强调了填补其战线左翼末端空白地区的必要。威尔逊对于把部队集中在亚眠的这种“懦夫之见”则是五内俱焚。基钦纳说，法国的作战计划是危险的；他说，他们不应采取攻势，他“完全反对”这样做，而应等到德军发动进攻时予以反击。争吵持续三个小时，最后基钦纳被迫逐步作出让步，尽管他还没有被说服。作战计划早已存在，五年来，他一直知道这个计划，而且根本不赞成。如今，部队已经上船出海，他只能接受这个计划，因为已没有时间再拟定新计划了。

最后，基钦纳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态——或者是一种旨在开脱自己责任的姿态——他带领约翰·弗伦奇爵士一起去向首相汇报争论情况。正如威尔逊在其日记中所吐露的那样，阿斯奎斯“对这事根本不懂”。他所作的决定，不出人们所料。他在听取基钦纳陈述他跟联合总参谋部的专家们一致意见相左的看法后，表示同意总参谋部的意见。远征军由六个师减为四个师，按原计划行动。这种按既定计划办事的势头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然而，与法德两国的陆军大臣不同，基钦纳仍保留有指挥本国军务的大权。他现在给约翰·弗伦奇爵士发出的有关远征军在法国行动的命令，反映了他意图限制远征军在战争初期所应承担的责任。丘吉尔预见到英国海军行将担负的重任，因而命令地中海舰队既要同“格本”号交战又要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跟丘吉尔一样，基钦纳现在预见到他必须建立起一支数百万人的大军，因而给远征军规定了不相协调的方针和任务。

他写道：“你所统率的部队，其主要目的是支持和配合法国陆军……并协助法军阻止或击退德军入侵法国或比利时领土。”他带着某种乐观情绪继续写道：“并最终恢复比利时的中立”——这个计划好比要为姑娘恢复童贞。鉴于“英军及其配属的增援部队的兵力非常有限”，必须“经常牢记”，“尽最大努力把死亡和损耗减到最低限度”乃属必要。基钦纳的命令反映了他不赞成法国的进攻战略。命令指出，在被要求参加任何“前方调动”时，如果在此调动中，法军并未投入大量兵力，或有使英军“过分暴露易受敌军攻击”之虞，约翰爵士应当首先请示本国政府，同时还必须“清楚地了解，你的指挥权是完全独立的，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意义上，你都不受任何盟军将领的节制”。

这番话毫无模棱两可之处。基钦纳已经一笔勾销了统一指挥的原则。他的动机是把英军作为未来的核心力量来保存。而这样做的后果，对一个具有约翰爵士那样气质的指挥官来说，实际上是取消“支持与配合”法军的命令。这种思想，即使是在约翰爵士去职和基钦纳本人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时露头，影响盟国在战事上作出努力。

8月14日，约翰·弗伦奇爵士、默里、威尔逊以及一位取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的陆军少校参谋赫里沃德·韦克（Hereward Wake）爵士，一起到达亚眠。英军在这儿下火车，然后继续前往勒卡托（Le Cateau）和莫伯日周围的集结地区。英军开始出发那天，克卢克的部队也开始从列日向南移动。英国远征军高高兴兴地朝着通往勒卡托和蒙斯的道路前进，沿途人群不断报以“英国人万岁！”的热烈欢呼声。这种欢乐气氛，使基钦纳勋爵向全军发布的使人扫兴的通告增添了说服力，通告指出他的军队可能会“遇到美酒和女色的诱惑”，全军必须“一律抵制”。英国军队越往北走，欢迎的热情越高涨。人们纷纷飨以热吻，赠以鲜花。摆设盛放食物和饮料的台子，招待英军，分文不收。有一处栏杆上挂了一块红台布，上面缝着一些白布条，权代英国国旗上的圣安德鲁十字的图案。士兵们把部队臂章、帽子和皮带抛给那些索取纪念物的笑容满面的姑娘及其他景慕他们的人。不久，英国部队便只好头戴农民的花呢帽子，用绳子束住裤子开向前方。一个骑兵军官后来写道，一路上“我们受到人们的盛宴款待和热烈欢呼，但不消多久，他们便要看见我们向后败退了”。如今回顾当时的情景，他记忆中的英国远征军进军蒙斯，真是“一路春风得意”。

注释

[1] 参孙倾覆神室（Samson's temple），系基督教《圣经》故事，见《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参孙，以身强力大著称，为了报非利士人剜他双眼的仇，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译注

Unless otherwise noted, facts about the BEF are from Edmonds, and all quotations from Sir Henry Wilson and Haig are from their diaries, edited by Callwell and Blake, respectively.

“既无头脑，又要故作姿态”：Philip Gibbs, Now It Can Be Told.

“大礼服”、“笨蛋”：Childs, 134.

基钦纳蔑视把英国军队“钉在”法国战略尾巴上的计划：qtd. F. Maurice, Life of General Rawlinson, 95.

“我们必须准备好”：qtd. Magnus, 284. On Kitchener's views, see also Esher, Tragedy, 31, 38–9.

威灵顿公爵：qtd. Hurd, British Fleet, 29.

“像鹧鸪一样”：qtd. Magnus, 279.

“他们自己先见鬼去吧”：Esher, Journals, III, 58.

“安定民心”：Arthur, 13.

“他不是凭推理，而是凭直觉中一闪而过的灵机”：Grey, II, 69.

对德作战“势所必然”：Wilson, 112.

“切实掌握中小局面的战术”：article on French, DNB.

“弗伦奇是一个勇敢的人”：qtd. Trevelyan, 198.

“我并不认为他特别聪明”：to the Duke of Connaught, May 23, 1915, qtd. Nicolson, George V, 266.

“反复无常的气质”：qtd. Cruttwell, 23.

“一颗爱作奇想的稚子之心”：Esher, Tragedy, 43.

8月5日的作战委员会会议：Churchill, 248–55; Haldane, 296; Wilson, 158–9; Blake, 68–9; Esher, Tragedy, 24.

“对英国的危害不亚于毛奇”：td. Magnus, 302.

军官们的指挥刀都是刚磨过的：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Montgomery of Alamein, New York, 1958, 30.

“历来踏上征途的英军中训练、组织和装配得最好的”：Edmonds, 11.

在一位军官看来，远在列日城外的冯·克卢克将军都能听到英国的欢呼声：Childs, 115.

鲁昂的目击者：qtd. Poincaré, III, 31.

隆隆的雷声和如血的残阳：Childs, 117.

黑格告诉另一位军官：Charteris, 11.

弗伦奇爵士和卡尔韦尔将军拜访情报处：Callwell, Dug-Out, 17.

8月12日的作战委员会会议：Huguet, 41–2; Wilson, 162–3; Arthur, Kitchener, 22.

基钦纳的指令：Edmonds, Appendix 8.

“美酒和女色的诱惑”：text in Spears, Appendix XIII.

沿途的法国民众招待英军：Corbett-Smith, 32.

“一路春风得意”：Bridges, 75.

第12章　桑布尔河和默兹河

西线战场上，调集军队和前哨战阶段在第十五日结束，进攻战阶段开始。法军右翼向德国占领的洛林地区发动进攻，他们抄袭一条古老的深沟壁垒的蹊径，这样的小道，在法国和比利时为数很多。世世代代以来，不论哪个兵家都率师蹈常袭故走这样的小道，夷平那些反复遭到夷平的村庄。在东去南锡的道路上，法军走过一块纪念碑，上面铭刻着“362年，约维努斯（Jovinus）于此击败条顿游牧部落”。

正当波将军所部在法军右翼边缘，在阿尔萨斯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迪巴伊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德卡斯泰尔诺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正在分别穿越洛林地区的两条天然通道。这是法军进攻的必经之路。这两条天然通道，一条通往迪巴伊部队出击的目标萨尔堡（Sarrebourg）；一条从环绕南锡的大库罗讷（Grand Couronné）山区迂回而下，经过萨兰堡（Château Salins）进入一个山谷，山谷尽头就是德卡斯泰尔诺部队出击的目标莫朗日（Morhange）天然要塞。德国人已估计到法国的进攻，早就在这一带设置了铁丝网，挖掘了战壕，建筑了炮台，严阵以待。他们在萨尔堡和莫朗日都筑有坚固的工事，要击退他们，只有进行锐不可当的冲锋或用重炮轰击。法国人向来依靠前者，蔑视后者。

1909年，总参谋部的一个炮兵军官，在征求他有关105毫米重型野炮的意见时，他回答说：“感谢上帝，幸好我们一尊也没有！”“法军的威力全靠加农炮的轻便。”1911年，作战委员会建议为法国陆军配备105毫米重炮，但炮兵部门人员却矢忠于驰名的法国75毫米大炮，而始终执拗反对。他们鄙视重型野炮的作用，认为只会影响法军进攻的机动性，是个累赘，只能像机枪一样作为防御武器。陆军部长梅西米和当时供职总参谋部的迪巴伊将军，力排众议，争得拨款，拟创建若干105毫米重炮炮兵连，但因政府屡经更迭和炮兵部队的鄙视，及至1914年，编入法国陆军的重炮兵部队寥若晨星。

德方洛林阵地的守军，是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团军，以及8月9日起归他指挥的冯·黑林根将军的第七集团军。鲁普雷希特的任务，是把尽量多的法军牵制在他的战线上，使他们去不了面对德军右翼的主力阵地。按照施利芬计划，他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先行退却，将法军引入“口袋”，拉长法军的交通线，然后把法军咬住，而这时候，决战就在别处开打了。这项计划的精髓所在，就是让这个战区的敌人在他们迹象毕露意欲进犯的当口，遂其意图，任其前来，诱之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使之遭受战略上的失败。

这一战略，与对东普鲁士的计划无异，有其心理方面的问题。军号响了，担任司令的那些袍泽在奋勇直前走向胜利，而这时候，鲁普雷希特却得服从往后退却的需要。这对一个向往荣誉、雄心勃勃的司令员，特别是对一个储贰身份的人来说，是个很不愉快的情景。

鲁普雷希特，不失军人严谨本色，挺直，英俊，目不斜视，有两撇得体的髭须。他毫无以前两位任性的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国王的那种气息。那两个国王生性放荡，一个迷恋洛拉·蒙特兹[1]，一个沉溺于里夏德·瓦格纳[2]，结果一个遭到废黜，一个被宣布为疯子。其实，鲁普雷希特出身的门第并不那么怪僻，这一房曾出过为疯子国王担任过摄政王之人。鲁普雷希特本人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女儿亨丽埃塔（Henrietta）的直系后裔，所以也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为纪念查理国王，每年逢到他被处决的这一天，巴伐利亚王宫总披上白玫瑰素装。鲁普雷希特与协约国方面还有一层新的私人关系——他妻子的胞妹伊丽莎白嫁给了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尽管如此，巴伐利亚的部队却是地道的德国军队。开战几天以后，迪巴伊将军就曾报告说，他们尽是“野蛮人”。这些人在撤出城镇之前，总是将宿营的住房洗劫一空，桌椅家具、床垫、装饰品、一切器皿，砸的砸，踏的踏，窗帘给撕了下来，橱柜里的东西给撒了一地。然而这一切，尚且只是悻然撤退的军队习以为常的行为。洛林更惨的遭遇还在后头哩。

在迪巴伊和德卡斯泰尔诺进攻的头四天，德军按照计划往后徐徐退却，仅与法军作后卫战。蓝衣红裤的法国军队从梧桐夹道的宽阔笔直的公路上源源而来。在沿路每一高坡上，他们可以看到一望无际、阡陌纵横的田野，这一片是翠绿的苜蓿，那一片是金黄的谷物，另一片是耕耘待种的褐色的田地，再就是星罗棋布、成排整齐的草堆。在这田野上空发出了刺耳的尖啸声，75毫米大炮响了，法军开进了他们曾经的国土。最初的几次战斗，尽管德军一使用重炮就把法军战线打得七零八落，可是法军却未遇到德军的坚决抵抗就胜利了。8月15日，迪巴伊遇到运回伤兵的车辆，那些伤兵面色苍白，血肉模糊，有的四肢被炸得残缺不全。他还看到上一天的战场，仍然尸横遍野未及收埋。17日，德卡斯泰尔诺的第二十军在福煦将军的指挥下，占领了萨兰堡，且已迫近莫朗日，莫朗日已在其射程之内了。18日，迪巴伊部队攻占了萨尔堡，军心大振，“殊死进攻”看来已奏肤功。士兵们欣喜若狂，甚至看到了攻至莱茵河的那一天。殊不知就在此时此刻，第十七号计划已开始破产，事实上，这个计划早已破产好多天了。

在比利时境北的战线上，朗勒扎克将军一再强烈要求总司令部，让他北上狙击正在南下的德军右翼，而不是开往东北攻入阿登山区打击德军中路。他看到自己正在为来自默兹河西岸的德军所包围，并猜想这支德军具有相当的实力，因此执意要求让他把部分军队调往默兹河左岸，进入默兹河与桑布尔河汇合的三角地带，以便堵截德军去路。在这里，他可以固守沿桑布尔河的防线。桑布尔河发源于法国北部，朝东北流入比利时，经过博里纳日山麓矿区而下，在那慕尔与默兹河汇合。沿河两岸，矿渣堆积如山，矗然林立，从沙勒鲁瓦起航的运煤船只络绎不绝。沙勒鲁瓦这座以王名命名的城市[3]，1914年以后将使法国人听来像色当一样地感到哀痛。

朗勒扎克的报告连珠炮似的发到总司令部，这些报告说，根据他自己侦察到的德国部队及其调动情况，德国大军在从列日两侧蜂拥而来，为数不下几十万，也许有70万，“甚至上200万人”。但法军总司令部坚决认为这些数字肯定错了。朗勒扎克力争说，倘他的第五集团军进入阿登山区，强大的德军会在这时兵分三路从那慕尔、迪南和日韦向其翼侧扑来。他那位素来意气消沉，而今更是日益忧心忡忡的参谋长埃利·杜瓦塞尔，前往总司令部为朗勒扎克申述情由，接待他的那位军官大发雷霆说：“怎么，又来了！你们的朗勒扎克还在担心左翼被围吗？那不会的！”他还用总司令部的基调说：“要是真的被围了，那就太好了！”

可是，尽管法军总司令部决心不许干扰它预定在8月15日发动的主力进攻，但它对德军右翼在策动包抄的越来越多的证据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8月12日，霞飞答应朗勒扎克把他左翼的军移到迪南。“该是时候了。”朗勒扎克带着讥讽的口吻轻声低语，但他坚决认为这样做已无济于事，而必须把他的整个部队西调才行。霞飞拒不答应，执意第五集团军必须继续东进，在阿登山区执行其指定的任务。霞飞一向唯恐有损自己的权威，这时，便对朗勒扎克说：“阻挡包围战的事儿，责不在你。”朗勒扎克就像所有敏于思考的人看到盲人骑瞎马那样愤慨，何况他又是一个惯于被人奉为战略家的人，因此，他继续对总司令部进行要挟。霞飞对他的不断批评和无休止的争论越来越恼火。霞飞认为，将领的整个职责就是战斗似雄狮，服从如忠犬；但是，素有自己的见解，而今又感到局势危急的朗勒扎克，则认为这种观念是无法顺从的。事后他写道：“我内心的焦虑，与时俱增。”8月14日，亦即发动进攻的前夕，他亲自赶到维特里。

在办公室里，他见到霞飞和他的两位左右手——参谋长贝兰（Belin）和助理参谋长贝特洛。贝兰一度以富有生气著称，而今却因过度操劳显得心力交瘁。贝特洛敏捷、机智，像英军中他的对等人物亨利·威尔逊一样，是个根深蒂固的乐观派，要他感到会有什么麻烦事儿是生就的难事。他体重230磅，那是正值8月盛暑季节，他早就顾不得军人的尊严，穿着开领短上衣，拖着凉鞋上班了。而朗勒扎克黝黑的克里奥尔人（Creole）的面孔，则已忧愁得两颊深陷。他坚决认为，一旦他深入阿登山区，德国人将会出现在他左面，而阿登山区艰难险阻的不利地形既使他未必能速决速胜，又使他无法掉头后撤，到那时将束手听任敌人完成其包抄了。

霞飞用普恩加莱称之为“奶油般的语调”对朗勒扎克说，他的担心“为时过早”。霞飞还说：“我们认为德国人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部署。”他说的“那里”指的是默兹河西侧。贝兰和贝特洛也都一再保证“那里并没有什么部署”，并努力一面安慰他，一面鼓励他。他们力促他将被围的想法置之脑后，只想进攻的事儿。朗勒扎克离开总司令部时，如他所说：“我的灵魂死了！”

他回到设在阿登山区边缘的勒泰勒（Rethel）的第五集团军司令部，看到案桌上放着一份总司令部情报处的一份报告，又顿增了末日来临之感。该情报估计，敌军在默兹河彼岸约有八个军和四到六个骑兵师的兵力——事实上这还是低估的数字。朗勒扎克立即派副官带了一封信去见霞飞，请他注意“来自你自己司令部”的情报，而且坚持第五集团军调赴桑布尔河和默兹河战区的事宜，应“立即着手研究和从事准备”。

与此同时，又有一个来访的人忧心忡忡地来到维特里，试图说服总司令部相信左翼处境危殆。当年霞飞不让加利埃尼在总部任职时，梅西米把他安置在陆军部负责处理各类报告。纵然那里面没有霞飞存心不送给政府的那些来自总司令部情报处的报告，但加利埃尼从搜集的情报中已足以判定，大批德军将如滔滔洪水向法兰西奔腾而下。而这正是饶勒斯在谈到有朝一日前线将调用全部后备力量时所曾预言的“可怕的没顶之灾”。加利埃尼对梅西米说，他必须去维特里敦促霞飞改弦易辙。但是梅西米就其资历而论，与霞飞相差将近二十年，并且一向敬畏霞飞。他说，还是加利埃尼自己去好，作为霞飞在他事业上的一位感恩戴德的人物，霞飞不会不理他的。这是对霞飞的估计不足，霞飞此人是爱不理谁就不理谁的。加利埃尼来到之后，霞飞只会见他几分钟就把他交给了贝兰和贝特洛。这两位又把他们向朗勒扎克的保证对他重复了一遍。总司令部已决心“不理会证据”，并且拒不认为德军在默兹河西岸的挺进是个严重威胁。加利埃尼回去后立刻向梅西米作了汇报。

然而，当天傍晚，法军总司令部在情况越来越确凿的压力下开始动摇了。霞飞在答复朗勒扎克最后一份急电时表示同意“研究”调遣第五集团军的建议，并准许作调动的“初步部署”，尽管他对朗勒扎克翼侧的威胁仍然坚持“远非迫在眉睫，远非肯定无疑”的看法。及至第二天8月15日晨，威胁已越来越逼近。此时一心一意要大举进攻的法军总司令部忐忑不安地注意起左翼来了。上午9时许，给朗勒扎克挂了电话，授权他作部队调动的准备，但在总司令亲自下达命令之前，不得行动。整整这一天，总司令部收到了许多报告，都说一万名德国骑兵已在于伊渡过默兹河；接着又收到一份报告说，敌军正在进攻迪南，且已占领了右岸高冈上俯瞰城区的堡垒；其后又有报告前来说，敌军已强渡过河，但遭到从左岸猛冲而下的朗勒扎克第一军的回击，经过一场鏖战，敌军已被赶过桥退回对岸去了［在这次战斗的第一批伤员当中有一位二十四岁的中尉，此人就是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第一军正就是8月12日批准过河的那支部队。

对左翼的威胁，不能再低估缩小了。下午7时，霞飞亲自下达了调遣第五集团军进入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三角地带的命令。他先用电话通知朗勒扎克，一小时后送去了手谕。法军总司令部就此屈服了吗？并不尽然。因为这道命令——第十号特别指令——对计划的更动，给人的印象只是应付敌人包抄的威胁，而远没有到达放弃第十七号计划的地步。命令承认，敌军“似乎在日韦北面用其右翼准备大干一场”——好像朗勒扎克还要他告诉似的——并命令第五集团军的主力开往西北，“会同英、比部队作战，狙击北方来犯之敌”。但第五集团军的一个军则仍然要面向东北，支援第四集团军，因为攻入阿登山区的主要任务而今已交由第四集团军执行。这道命令的结果是把第五集团军的战线向西展开得更为宽广，但没有为此给它增加一兵一卒。

第十号命令指示新任先头突击部队的第四集团军司令德朗格勒·德卡里（de Langle de Cary）将军做好进攻准备，“总方向是讷沙托”，亦即攻入阿登山区腹地。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霞飞在德卡斯泰尔诺、朗勒扎克和德朗格勒三个集团军之间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调动。结果，朗勒扎克统率训练的两个军从他手下调开了，而调来的则是原不属他指挥的别的部队。尽管新来的部队中有两个师是从北非调来，德舰“格本”号曾企图中途截击的精锐部队，但这种节外生枝的调动和临阵时的突然改变，陡然增加了朗勒扎克的苦恼和失望。

法军的其他部队向东冲杀去了，朗勒扎克感到这是要让他来防守法国这条毫无掩护的翼侧，以对付他所认为是想置法国于死地的那一击。他还感到给他的是最艰巨的任务——尽管总司令部拒不承认这点——而拥有的却是最微薄的兵力。他想到与英、比两军协同作战的前景，鉴于它们既是独立的部队，而两军司令的军阶都比他高，又素不相识，因此心境并不感到舒畅些。在赤日炎炎的8月里，他的部队必须行军80英里，这得要五天时间，而且即使能在德国人之前赶到桑布尔河战线，他也担心可能为时已晚。那时，德军来势之大，恐阻挡不了。

理应在他左侧的英国人究在何处？时至今日，谁也没有见过他们。纵然朗勒扎克能从总司令部探悉到英军的确实下落，可是他对总司令部已不再信任。他忧心忡忡地怀疑法国已成了英国人背信弃义、耍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英国远征军要么是一句骗人的鬼话，要么还在作参战前最后一场板球赛。除非他部下有军官能亲眼看到远征军，否则他就不能相信有英国军队的存在。每天他派出侦察班，包括驻在第五集团军的英国联络员斯皮尔斯（Spears）中尉在内，去野外侦察，但从未发现有穿黄卡其军装的部队。斯皮尔斯执行的诚是一项奇怪的联络任务，连他本人在他一本闻名的著作中也未作解释。找不到英国人的行踪，又使朗勒扎克增加了岌岌可危之感。重重焦虑煎熬着他，他写道：“我的苦恼，达到了五内俱焚的地步。”

在发布第十号命令的同时，霞飞要求梅西米从海岸防线调派三师本土军去充实海峡和莫伯日之间的空白地带。他宁愿挖尽老底来权宜应付德军右翼的进攻，而不愿他念念不忘的中路进攻减少一兵一卒。他还不愿承认他在给敌人牵着鼻子跑。不论普天下有多少个朗勒扎克和加利埃尼，以及多少件侦察来的情报，都丝毫不能动摇法军总司令部关于德军右翼的力量越大，法军从中路突破进而夺取主动权的前景越好这一坚定不移的主要信念。

德国人在比利时，犹如南美丛林中定期出现捕食其他动物的群蚁。群蚁所到之处都造成一条死亡线，德军则是夺路前进，直穿田野、公路、村庄和城镇，像群蚁那样，不为河川或其他障碍物所阻。冯·克卢克的部队从列日北面，冯·比洛的部队从列日南面，沿着默兹河流域向那慕尔蜂拥而来。“默兹河是一条宝贵的项链，”阿尔贝国王曾说道，“而那慕尔又是项链上的一颗明珠”。默兹河流经两边是高冈的一个宽阔的峡谷，河的两岸有着大块空地。这里是一处度假胜地，每年的8月，是传统的度假季节。家家户户在这里郊游野餐，孩子们在河边嬉水，男人们坐在河岸太阳伞下垂钓，母亲们坐在折椅上编织，白色扁舟扬帆轻飘而过，游览船艇往返于那慕尔和迪南之间。这时，冯·比洛的一部分部队正在列日和那慕尔之间的于伊渡河，沿着两岸向比利时著名的第二个要塞挺进。那慕尔四周的堡垒圈，造得与列日一样，它是进入法国前的最后一关。德国人完全相信他们的攻城大炮的铁拳威力。在进攻列日时，这些大炮打得很出色，发挥了威力，现在正由冯·比洛的辎重车拖来完成第二项任务，他们指望三天内就可拿下那慕尔。而冯·比洛左边的由冯·豪森将军统率的第三集团军，这时也正在向迪南挺进。这样，朗勒扎克部队在进入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三角地带时，这两支军队也将在那里会师。但是也就在施利芬的战略在战场上如期一一实现的时刻，孰料在后方他们的计划却出现了毛病。

8月16日，在军队集结时期结束之前一直待在柏林的德军统帅部，迁到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Coblenz）来了，这里距德军前线的中心约80英里。施利芬曾设想此时此地的总司令绝不应该做拿破仑，在高地上骑着白色骏马观察战斗，而应做一个“现代的亚历山大”，“在一所有很多宽畅的办公室的房屋里”指挥战争，“在这里，手边备有电报、电话和众多无线电通讯设备，同时还有一支随时待命出发的汽车和摩托车队。在这里，这位现代的总司令坐在大桌旁的一只舒适的靠背椅上从地图上综观着战场全局。在这里，他用电话颁发激励士气的训示，他批阅集团军司令和军长的报告以及来自侦察敌人动向的气球和飞艇的情报”。

现实可破坏了这幅美景。这个现代的亚历山大轮到毛奇担当。毛奇自己也承认，他始终没有从战争开始第一夜经受德皇折磨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他理应用电话发给各司令“激励士气的训示”，可他从没有接触过那些设备，即使接触了，也会打不通。德军在敌境作战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于通讯方面的阻碍。比利时人切断了电话、电报线路；埃菲尔铁塔无线电台强烈电波的干扰，搅得德方电讯必须重复三四遍始能把电文意思弄清楚。德军统帅部唯一的一座收报台因电路拥塞，电报得要八至十二小时才能通达。这是德国总参谋部所没有预料到的“摩擦”之一，军事演习时畅通的通讯误导了他们。

比利时人毫不客气的抵抗，俄国“压路机”突破东普鲁士的幻景，更使德军统帅心烦意乱。参谋部内部产生摩擦了。深受普鲁士军官高傲自恃风尚影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盟者。副参谋长冯·施泰因（von Stein）将军，是众所公认的一位足智多谋、心地善良、刻苦勤奋的人，不过德军统帅部的奥国联络官却说他粗鲁暴躁、不够圆通、好争不让，并且沾染了冷嘲热讽和盛气凌人的所谓“柏林卫士的风气”。作战处的鲍尔（Bauer）上校就痛恨他的首长塔彭（Tappen）上校对部下的那种“尖刻口吻”和“恶劣态度”。军官们也牢骚满腹，一则毛奇不许吃饭的时候喝香槟酒，再则德皇供给的伙食太差，饭后还得自己掏腰包买三明治充饥。

自法军在洛林发动进攻的那时起，毛奇执行施利芬完全依靠右翼这一计划的决心就开始动摇了。他和他的参谋人员指望法军会调集其左翼主力前来迎击德军右翼的威胁。朗勒扎克焦急不安地派了侦察班去寻找英国人的下落，德军统帅部也同样在焦急不安地寻找法军大部队在默兹河西侧活动的迹象，但到8月17日什么也没发现。战争中出现敌人不如所望、不按照对己方最有利的方式行事这种问题，是够恼人的，而今这个问题缠得德军统帅部忐忑不安。他们从法军在洛林地区活动频繁而在默兹河西却一无动静的情况断定，法军正在集结主力准备通过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洛林地区大举进攻。他们考虑着有无重新调整整个战略的必要。如果那是法军主攻目标，那么德军能否在其右翼进行包抄打一场决战之前，把部队调往左翼，在洛林地区先打一场决战？能否真正打一场施利芬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两面包抄的名副其实的坎尼战役？从8月14日到17日，德军统帅部紧张地讨论了这一诱人的前景，甚至还研究了将重心往左翼作某些初步转移的问题。只是到了17日那天，他们判定法军在洛林并不如所想象的那样在集结部队，遂又回到施利芬原来的计划。

可是，一种主义的神明一旦遭到怀疑，就无法返回对它的绝对信仰。从那时起，德军统帅部一见左翼有机可乘时，就为之心动。毛奇在思想上已不反对根据敌人动向改变作战计划。这样，施利芬执意倾注全力于一翼，不问敌人行动如何必须严格执行的孤心苦诣的计划被打破了。原来在纸面上显得那么天衣无缝的计划，现在在战争中，在情况变幻莫测的压力下，特别是在感情冲动的压力下破碎了。毛奇既然不让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上，由此每当要他作出决定时，便苦于拿不定主意了。8月16日，鲁普雷希特王储又要求作出一项紧急决定。

鲁普雷希特要求允许反攻。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设在圣阿沃尔德（Saint-Avold），这是一座冷落的默默无闻的小镇，坐落在肮脏不堪的萨尔矿区旁边的一个深山幽谷里，那里没有王孙公子的豪华生活可言，也没有他可住的别墅，甚至连一家大旅馆都没有。他向西望去，广阔的长空下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一直延伸到摩泽尔河畔，没有什么大的障碍物，在天际闪闪发光的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洛林的明珠：南锡。

鲁普雷希特据理力争，认为要在他的战线上完成尽可能多地牵制法军这一任务，最好的办法是进攻，然而这一理论是和“口袋”战略背道而驰的。从8月16日到18日，鲁普雷希特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用电话激烈讨论了整整三天，好在这段电话线路是在德国境内。当前法军的进攻是不是它的主要攻势？法军在阿尔萨斯和默兹河西岸似乎没有“认真其事地”干些什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如果法军不向前推进并陷入“口袋”，那将怎么办？如果鲁普雷希特继续后撤，那他与他的右邻第五集团军之间会不会敞开一个缺口，法军会不会乘虚而入？这是否会招致右翼的失败？鲁普雷希特和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Krafft von Dellmensingen）将军都坚决认为这是可能的。他们说，他们的军队等候进攻的命令已等得不耐烦了，已难以管束他们了，迫使“急于前进”的部队后撤也是可耻的；而且，开战伊始就放弃洛林国土，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绝非明智，除非事出万不得已。

德军统帅部对此既是神魂颠倒，又是胆战心惊，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派了少校参谋措尔纳（Zollner）前往圣阿沃尔德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作进一步面商。他说，统帅部对有计划后撤正在考虑作些变动，但是还不能完全弃口袋策略于不顾。他没有解决问题就回去了。他刚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就收到一份飞机侦察情报，说当地法军正在往后向大库罗讷移动；第六集团军参谋处“当即解释”这是敌军毕竟不在向前进入口袋的佐证，并且认为尽速向敌进攻乃是上策。

情况异常紧急。以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为一方跟冯·施泰因和塔彭上校为另一方之间的电话不绝。统帅部又派了一个信使多梅斯（Dommes）少校来到这里——这是8月17日——带来的消息表明，现在发动反攻看来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他说统帅部现在很有把握，法军正在往其西翼调动，而并不是“束缚”在洛林上。他还谈了攻城大炮在列日的威力，从这些威力看来，法国的堡垒阵线并不那么坚不可摧。他还说，统帅部相信英国人还没有在欧洲大陆登岸，如果此时此地在洛林迅速打一场决战，他们也许就永远不会前来了。多梅斯少校又说：当然，根据毛奇的指示，他不得不提请注意这场反攻战将冒种种危险，其中最主要的和压倒一切的危险，将是一场正面攻击——这在德国军事学中是最忌讳的——因为那里山峦起伏，加上法军堡垒林立，要进行包抄是不可能的。

鲁普雷希特反驳道，进攻的危险并不大，危险大的倒是继续后退。他说，他将出敌不意，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并说，他和参谋已考虑了种种风险，并能设法战而胜之。鲁普雷希特为他英勇的军队的进攻精神再一次大唱赞歌，而且越唱越响。他说这样的军队绝不应再叫它后撤，同时声称，他已决心进攻，除非统帅部给他明确的禁令。“要么让我进攻，”他声嘶力竭地说，“要么就下一道明确禁止进攻的命令吧！”

多梅斯为王储的“强硬口气”所窘，便匆匆回到统帅部作进一步的请示。而在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里，则是“我们等着，担心会不会来一纸禁令”。18日，他们整整等了一个上午。到下午，仍然音讯杳然，冯·克拉夫特于是挂电话给冯·施泰因要求告诉他是否会下达命令。他们两人对一切有利的方面和疑虑不定之处又翻来覆去地争论起来了。最后，冯·克拉夫特按捺不住，要求冯·施泰因直截了当地答复究竟是“行”还是“不行”。“噢，不，我们不会束缚你们的手脚不准你们进攻的，”冯·施泰因用一种不像是一位现代亚历山大权威的口吻回答说，“你必须担当起责任，本着良知作出你的决定。”

“早就决定了，我们进攻！”

冯·施泰因回答时“呐”了一声，这是方言中一个说明无可奈何的表示，随着又说：“那么，打吧，愿上帝保佑你！”

就这样，口袋战略被放弃了，命令下达给第六、第七两集团军掉转身来准备反攻。

就在这期间，德国人认为尚未登陆的英国军队正在向法军左翼末端的指定阵地移动。法国老百姓相继报以欣喜若狂的欢迎，这与其说是对他们世代宿仇的英国人发自内心的热爱，不如说是对一个同盟者在法国进行存亡攸关的战斗时刻挺身而出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感激。他们吻着英国兵，送他们食物，给他们戴上鲜花。在英国兵看来，宛如一个盛大的庆功会，而他们是受之有愧的英雄。

他们的总司令——嗜斗好争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是8月14日登岸的，同来的有默里、威尔逊和当时派到英国司令部任联络官的于盖。他们在亚眠过宿，第二天来巴黎会见总统、总理和陆军部长。簇拥在北火车站前面广场上和街道两旁欢迎的两万群众欣喜若狂地高呼着：“弗伦奇将军万岁！”“好！好！好啊！英吉利万岁！法兰西万岁！”通往英国大使馆的大道上人山人海，人们挥手欢呼，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据说，这次欢迎群众之多甚于欢迎飞越海峡的布莱里奥[4]。

普恩加莱见到这位客人不禁一惊，他原来是一个“举止文质彬彬……外表很少军人气派”的人。他嘴唇上留着一撮长长的胡须，看上去倒像个埋头苦干的工程师，而不像一位享有盛名的冲锋陷阵的骑兵司令。他看来慢条斯理而不怎么冲动。他有一个法国籍的女婿，在诺曼底（Normandy）还有一所避暑别墅，但说不了几句过得去的法语。他从容不迫地向普恩加莱宣布，他的军队要十天时间，也就是要到8月24日才能作好作战准备，这可使普恩加莱吃惊不已，因为这时候朗勒扎克已经担心8月20日都可能为时过晚。“我们真是受骗上当了！”普恩加莱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以为他们早已准备就绪，而现今他们却不能如期会合！”

确实，此公起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变化。他之能够获得指挥权，除了资历深和有得力的朋友外，一向是由于他的军事热忱。可是从他踏上法兰西那时起，就开始表现出一种“等一等的态度”，表现了出奇的对把英国远征军投入战斗的不情愿和斗志的消沉。这是基钦纳强调保持实力，嘱咐不要冒“死亡和损耗”风险的指示所致？还是因为他顿然察觉到英国远征军没有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为继？还是因为登上大陆以后，强敌当前，近在咫尺，势在必战，因而感到责任重大？还是因为豪言壮语后面的那种胆识，已失其元气于无形？还是因为抱有作战异国，为人作嫁，责任有限的想法？凡此等等，不是身历其境、身当其职的人是不能判断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与盟友的会晤，从一开始就使他们感到不同程度的失望、惊愕和气愤。英国远征军开来法国的直接目的——防范法国为德国所灭——他似乎已置之度外，或者至少说，他对此反应似乎没有迫切之感。他仿佛认为，基钦纳一再强调要他独立指挥，意思是他可以“爱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爱什么时候休整就什么时候休整”，像普恩加莱所说那样，可以不顾这时候德军有无蹂躏法国的可能，叫人明日黄花话战机。洞察一切的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在作战中切忌盟军独立指挥，如不可避免，则起码要求其司令官“绝不应是个最谨小慎微的人，而该是个最有胆识气魄的人”。在此后三周战争的关键时刻，克劳塞维茨的至理名言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天，8月16日，约翰·弗伦奇爵士走访了维特里法军总司令部，霞飞发觉此人“固执己见”而且“急于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利益”。而约翰·弗伦奇爵士，也许出于英国军官的过分讲究个人社会背景，对霞飞也没有好感。在英国人眼中，法军在民主化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种不幸的后果，大部分军官出身于非“绅士阶级”。“归根结蒂，他们是一批微贱的家伙，”几个月以后，约翰爵士在给基钦纳的信中写道，“人们要永远牢记大多数法军将领的阶级出身。”毫无疑问，法军的总司令是一个商人的儿子。

在这次会见中，霞飞很有礼貌但又很迫切地表示希望英国远征军能于8月21日在桑布尔河战线会同朗勒扎克出师作战。约翰·弗伦奇爵士一反他对普恩加莱的表示，说他将尽量如期赶上。他还要求霞飞调遣索尔代的骑兵队和两个后备师“直接由我指挥”，因为他将坚守法军战线末端无所掩护的阵地。这不用说，给霞飞一口拒绝了。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基钦纳汇报了出访情况，他说贝特洛将军和法军参谋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谋远虑，从容不迫，充满信心”，而且“毫无忙乱”现象。他对霞飞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说他看来似乎理解“等一等的态度”的好处，这可是一个不可思议、不言而喻的错误判断。

接着，他走访了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当时的情绪非常紧张，这从于盖8月17日晨与久寻未获的英国军官同车到达时，埃利·杜瓦塞尔招呼他的第一句话中可窥见一斑。他说：“你们终于来了。但来得可一点儿都不算早，我们如果被打败了，可要你们负责的。”

朗勒扎克将军来到台阶上迎接客人。尽管这些客人亲自光临，仍未能消除他的疑心，他认为他为光杆儿司令们所骗。在随后半小时的会谈中，也没有谈出什么可使他放心的东西。这两位将军，一个不会说英语，一个几乎不会说法语，可是接着就不带译员避入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这种方式作用何在，实在令人费解，即使像斯皮尔斯中尉所说这是出于他们的保密狂，恐也难说明一二。不久，他们走出密室，来到作战室和他们的参谋在一起。参谋中有些人通谙两国语言。约翰·弗伦奇爵士戴上眼镜，靠近作战地图看着。他指着默兹河畔一个地方——于伊，这个地名确实是很难读的——想用法语问朗勒扎克是否认为德军会在那里渡河。于伊的桥梁是列日到那慕尔之间唯一的桥梁，约翰·弗伦奇爵士提这问题时，冯·比洛的军队正在越桥过河，所以说他的发问，纵然是多余的，却是正确的。他用法语先是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渡河”两字，而由亨利·威尔逊接口用法语解决了，但到了要说“于伊”的时候，可又支支吾吾的了。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朗勒扎克急切地问道。

“……于伊，”约翰·弗伦奇爵士终于勉强说出来了，发音好像在招呼一条船过来似的（编按：英语中招船用语ahoy，与于伊，à Huy，发音近似）。

有人向朗勒扎克作了解释，说英国总司令想知道他是否认为德国人会在于伊渡过默兹河。“告诉元帅，”朗勒扎克回答说，“我认为德国人是到默兹河钓鱼来的。”他的这种语气，用于回应在他的著名讲座中提出愚蠢问题的人本无不可，但绝不是通常对待一位友军陆军元帅所应有的。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约翰·弗伦奇爵士虽不明白他说的内容，但对语气则有所察觉，因此反问了两声。

“他说，德国人就要渡河了，先生。”威尔逊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在这次交谈产生的对立情绪下，误解自然而生。在友军之间容易发生摩擦的宿营地和交通线的问题上，首先出现了这种情形；而在使用骑兵的问题上，误解又更为严重，两方的司令都想用对方的骑兵进行战略侦察。霞飞调给朗勒扎克的精疲力尽、鞋袜不全的索尔代军，又刚被拉往桑布尔河北部去和比利时人取得联系，以冀稳定他们不向安特卫普退却。朗勒扎克和英国人一样，迫切需要敌军及其行军路线的情报。他想使用英国骑兵师这支生力军，但遭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拒绝。约翰·弗伦奇爵士带来法国的部队只有四个师，而不是原定的六个师，因此他想把骑兵留作后备力量，暂不动用。朗勒扎克听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口气是说，他想把骑兵在战场上用作骑马的步兵，这是一种不光彩的用兵之计，而这位援救金伯利城的英雄是会像一个使用假饵钓鱼的人乐于使用活饵一样采取这种用兵之计的。

最严重的争执是关于英国远征军何日能参战的问题。前一天约翰·弗伦奇爵士还曾对霞飞说，他可以在21日准备就绪，但如今不知是纯粹为了怄气，还是出于三心二意，他竟又出尔反尔回到他原来对普恩加莱的说法，不到24日准备不好。这对朗勒扎克是个致命的打击。难道这位英国将军以为敌人会等着他吗？他实在不能理解，不过没有说出口来。很明显，一开始他心中早就有底，英国人是靠不住的。会晤以“面红耳赤”而告终。此后，朗勒扎克向霞飞汇报说，英国人“最早要到24日”才会准备就绪，他们的骑兵将作为骑马的步兵使用，因此“休想派别的用场”，并且提出了“一旦退却”，很可能在途中和英国人发生混乱的问题。这话使总司令部大吃一惊，这位众所钦佩、敢作敢为的“真正雄狮”——朗勒扎克，竟然在考虑退兵了。

约翰·弗伦奇爵士回到临时驻扎在勒卡托的司令部时也吃了一惊，听说第二军军长、他的挚友格里尔森将军当天早上在距亚眠不远的火车上猝然逝世。弗伦奇点名提请基钦纳派某一位将军前来接替格里尔森——“此事务望如余所请”，他写道——结果被拒绝了。基钦纳派来了霍勒斯·史密斯―多林（Horace Smith-Dorrien）爵士将军。此人与弗伦奇从未融洽相处过，他们两个都是固执己见的人。像黑格一样，史密斯―多林不大尊重这位总司令，喜欢自作主张、自行其是。约翰·弗伦奇爵士对基钦纳的遴选表示不满，这使他对史密斯―多林更加憎恨，并在事过境迁之后在他《1914年》一书中发泄出来了。这是一本可悲的、歪曲事实真相的文献，一位著名的书评家曾说它是“历来最使人遗憾的著作之一”。

8月17日，正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会见朗勒扎克的那天，也正是鲁普雷希特要求下令反攻的那天。也就在这天，德布罗克维尔首相来到卢万的比利时总司令部谒见阿尔贝国王商讨关于将政府从布鲁塞尔迁往安特卫普的问题。据报道，四五倍于比军且具有各个兵种的冯·克卢克的一些分遣队，正在进攻15英里外的热特河的比军防线；冯·比洛所部一支8000人的部队正在越过30英里外的于伊的桥梁，朝那慕尔挺进。列日一旦沦陷，那慕尔又将如何？德军的集结期已告结束，其主力部队正在进军，而比利时的那些中立保证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我们孤立了。”国王对德布罗克维尔说。他判定德军或许会窜犯比利时中部，进而占领布鲁塞尔，而“结局如何，尚难逆料”。他们确实指望法国骑兵会于是日来到那慕尔地区，霞飞在把骑兵的任务知照阿尔贝时也曾向他保证说，根据法国总司令部最可靠的判断，德军在默兹河西侧的部队只是一支“掩护部队”。他并且答应将很快加派若干师前来与比军协同对敌作战，但阿尔贝国王认为集结在热特河和于伊的德军并不是一支掩护部队，因此作出了将政府撤离首都的悲伤决定。8月18日，国王又下令将军队从热特河全面撤往安特卫普防御阵地，将总司令部从卢万向后迁到15英里外的梅赫伦（Malines）。

这道命令在比利时总参谋部激进派中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沮丧情绪”，而在普恩加莱总统的特使阿德尔贝上校心中更是如此。法国驻比利时公使后来懊恼地承认，这位特使精力充沛，才气横溢，冲锋陷阵有余，执行外交使命“不足”。

“难道你们在仅仅一支骑兵掩护部队的面前就要退却吗？”阿德尔贝勃然大怒地说。他惊诧不置，怒气冲冲，责骂比利时人“恰恰在法国骑兵部队到达桑布尔河和默兹河北部的时刻”，竟不向法国人打声招呼就“抛弃”他们走了。他说，这在军事上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在精神上将给德国人带来巨大的胜利；这将使布鲁塞尔失却掩护，拱手“让德国骑兵袭击”。这些是他对敌人力量的估计，实际上两天以后敌人以25万以上的兵力占领了布鲁塞尔。不论他的判断多么错误，他的出言多么粗鲁，从法国人的观点说来，阿德尔贝上校的苦恼是可以理解的。比利时人向安特卫普的后撤，意味着在法军大举进攻的前夜，他们把军队从协约国防线的翼侧上撤走并割断了和法军的联系。

8月18日这一天，国王一方面想拯救比军，使之免遭覆灭之灾，一方面又不愿在法国援军可能到达的时刻放弃有利阵地，因此举棋不定，苦恼万分，几经改变决定。但在这一天即将过去的时候，霞飞当天发布的第十三号命令给他解决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命令明确了法军主力将致力于另一方向，而将默兹河西部交由比军防守，由法军第五集团军和英国部队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国王遂此不再犹豫，他重申前令向安特卫普退却。当夜，比利时的五个师脱离了热特河阵地，向安特卫普撤退，8月20日抵达目的地。

霞飞的第十三号命令是大举进攻突破德军中路的“准备”信号，而一举突破德军中路则是法国人全部希望所系。此项命令是发给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的，同时知照了比、英两军。命令指示吕夫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和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的第四集团军准备进攻阿登山区，同时饬令第五集团军根据对默兹河西侧德军力量的最后估计，从下述两个作战方案中进行抉择。第一个方案是由朗勒扎克“与比、英两军通力配合”，向桑布尔河北面进攻；第二个方案是，倘敌人“仅将其右翼的一部分力量”用于默兹河西侧，即由朗勒扎克回渡默兹河，支援向阿登山区进攻的主力部队，“由比、英两军负起对付桑布尔河和默兹河北部的德军的任务”。

这是一道行不通的命令。当时朗勒扎克统率的部队，不是一支统一的部队，而是一支左右展开长达30英里宽、拥有三个军和七个独立师的庞大的混合部队，并正在向桑布尔河挺进。而命令却要他面对两个方向，并且在第二个方案中还要他折返他仅三天前好容易才把部队调离的阵地。这道命令本可以使朗勒扎克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而听由霞飞来抉择。但朗勒扎克却不然，那句倘敌人动用的仅是“其右翼的一部分力量”的话，使他决定不再相信总司令部了。他对第二个方案置之不理，继续向桑布尔河挺进。他向霞飞报告说，他将于8月20日进入阵地，反击企图在那慕尔和沙勒鲁瓦之间渡河的任何敌军，“把他们撵回去，叫他们葬身桑布尔河”。

朗勒扎克的部队向集结地迈步前进，高唱着法军心爱的《桑布尔河和默兹河进行曲》，此乃纪念1870年之战的一支进行曲：

自由在呼唤，为了自由

桑布尔、默兹大军踏上征途！

寻求通往人类永生的光辉道路。

自由在呼唤，为了自由

桑布尔、默兹大军战死沙场！

写下他们永垂不朽的光辉篇章。

第十三号命令之所以发布，是出于法军总司令部执行第十七号计划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把速战制胜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计划上。8月间，战争刚爆发时期，速战速决的思潮仍然居于上风。法军总司令部坚信，无论德军右翼多么强大，法军如果发动进攻，破其中路，就可使之陷于孤立，一举歼灭之。当天夜晚，梅西米对桑布尔河下游国境线的防御薄弱感到“忧心”，于是打电话给霞飞；可是对方回答说，总司令已就寝。梅西米对他的敬畏胜过对防线的“忧心”，便同意不要去惊醒他。贝特洛将军安慰梅西米说：“如果德国人胆敢轻举妄动从比利时北部策划包抄，那就太好了！他们在右翼的人马越多，我们从他们中路突破就越加容易。”

那天，德军右翼正通过比利时兜过来，冯·克卢克、冯·比洛和冯·豪森所部，正从外、中、内三路分别向布鲁塞尔、那慕尔和迪南挺进。由比利时第四师和卫戍部队守卫的那慕尔已陷于孤立，尽管列日已遭不幸，但人们仍普遍认为那慕尔是个坚不可摧的堡垒。那些曾留心列日战役的人，也认为那慕尔能坚守的时间，至少足以让朗勒扎克渡过桑布尔河前来与守军会师，把部队部署于那慕尔四周的堡垒圈。但是原任法国驻布鲁塞尔的陆军武官、现任驻那慕尔联络官迪律伊（Duruy）少校于8月19日曾消极悲观地向朗勒扎克报告说，他认为这个要塞不能坚守多久，因为那里的守军与其他部队的联系已被切断，弹药匮乏，士气低落。尽管他的判断在很多人中是有异议的，但他仍然坚持他那悲观的看法。

8月18日，冯·克卢克的先头部队到达热特河，发现比军的行动使他们的计划不能得逞。冯·克卢克的任务就是消灭这支比军。他本想插入这支比军和安特卫普之间，赶在它撤往安全基地之前将它围歼，可是为时太晚了。阿尔贝国王的后撤命令挽救了军队，保存了实力，并使这支部队日后在冯·克卢克转向南下进攻巴黎时成了他的后方的一个威胁。“他们老是有办法逃脱我们的手掌，所以他们的军队既没遭到决定性的打击，也没有被迫退出安特卫普。”这就是冯·克卢克送向统帅部的无可奈何的汇报。

冯·克卢克必须立刻转而向南推进，因为他不但后有比军，而且前有英国部队这个新的敌人。德国人推测，英国人合理的登陆地点该是靠近比利时前线的几个口岸，而且冯·克卢克的骑兵侦察队具有人类非凡的才能，可以看到人们主观愿望想看到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该队报称英国人于8月13日分别在奥斯坦德（Ostend）、加来和敦刻尔克（Dunkirk）登岸。这样这些英国人几乎随时都会穿过冯·克卢克的战线。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在这些地方，而是在还要往西南一些的布洛涅、鲁昂和勒阿弗尔等港口登陆的。可是英国人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报告却使德军统帅部忧心忡忡，担心冯·克卢克挥戈南下时，其右翼会受到他们的袭击，如果冯·克卢克将左翼调过来迎战，则他和冯·比洛两军之间又可能造成缺口。为了防范这种危险，统帅部于8月17日命令冯·克卢克听从冯·比洛指挥。克卢克为之怒不可遏。但奇怪的是，德军统帅部竟在同一天一面根据英国人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报告采取了行动，一面却又通知鲁普雷希特说，英军还没有登陆，也许永远不会来了。这真是一件战地奇闻，我们只能猜测个中原因：也许是德军统帅部内负责左翼的参谋官员和负责右翼的参谋官员不属一个部门而又互不通气的缘故。

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两位司令都是再过两年即达七旬高龄的人了。冯·克卢克其貌不扬，黑色皮肤，一副可怕相，看上去不像年近七十的人。冯·比洛就不同了，须发霜白，面孔虚肿，显得苍老得多。冯·克卢克在1870年的战争中负过伤，五十岁时荣获象征贵族的“冯”的名号，在发动战争以前就被遴选为向巴黎进军的主要角色。他的部队被视为右翼的主力，是锤子的头部，制约着全线的步伐，且备有最雄厚的打击力量，每英里战线的兵士密度为18000人（约为每米10人）。相比之下，冯·比洛每英里仅为13000人，而鲁普雷希特就更少了，为3300人。统帅部提心吊胆，唯恐出现缺口，因此认为冯·比洛地处右翼中坚的有利地位，最宜于担当协调三军并驾齐驱之责。冯·克卢克对这种安排极其不满，于是对冯·比洛的每日行军进程的命令百般刁难，再加上通讯遭到破坏，因而造成极大的混乱，使得统帅部十天以后不得不撤销这道命令——于是，一个缺口果真无可挽救地出现了。

比利时人比冯·比洛更使冯·克卢克恼火。比利时军队迫使德军每前进一步得作战一步，从而推迟了德军前进的时间表；同时，他们炸毁铁路、桥梁，切断德军军火、粮食、药品、邮件以及其他补给品的运输供应，迫使德军不得不经常抽调力量来维持后方运输的畅通。老百姓堵塞了公路，更糟的是他们切断电话和电报线，使德军不但各集团军与统帅部之间难以沟通，而且集团军与集团军之间、军与军之间的电讯联系都遭到破坏。这种被冯·克卢克称为“极端挑衅性的游击战争”，特别是自由射手对德国兵的狙击，触怒了他和他的那些袍泽司令。从他的部队进入比利时之时起，他就认为要对付老百姓的这种“叛逆性”的袭击，必须采取他所说的如“射杀个人、焚毁房屋”等方式的“严厉而无情的报复”。因此，第一集团军所到之处，焚毁的村庄、打死的人质，比比皆是。8月19日，德军渡过热特河，发现比利时军队已于夜间撤离之后，便对热特河和布鲁塞尔之间的一个小镇阿尔斯霍特（Aerschot）大肆泄愤，使该镇成为大屠杀的第一个受害者。在阿尔斯霍特，被枪决的平民有150人。此后，冯·比洛所部在阿登山区和塔明（Tamines）的屠杀，其杀人之多，愈演愈烈，而冯·豪森所部在迪南更是杀人如麻，多达664人。他们把居民集中在大广场上，通常将男女各分站一边，任凭个别军官的心血来潮，从中挑选逢十或逢双的人，或是将所有的人押到附近的田野或火车站后面的空地上枪决。如今在比利时，许多城镇的公墓里，墓碑林立，上面刻着姓名、1914年的日期和一致的铭文——“为德军枪杀”。公墓中还有很多更新更长的墓碑行列，碑上是同样的铭文，但日期则是1944年。

第三集团军司令冯·豪森将军如同冯·克卢克一样，认为比利时人在其进军的道路上给他们的“重重障碍”是“叛逆性”的行为，应该“毫不犹豫地给以极为严厉的”报复。这些报复手段包括“逮捕庄园主、市长、神父等显要人物作为人质，烧毁房屋和农庄以及枪杀现行敌对分子”。豪森的军队尽是萨克森人；“萨克森”这个名字在比利时人心目中已成为“野蛮人”的同义词。豪森本人对“比利时人的这些敌视行为”始终不能理解，每当发现“我们是多么遭人怨恨”的时候，总是惊讶不已。他曾在德格雷蒙（D’Eggremont）伯爵家里住过一夜。这个拥有40个房间，有许多温室和花园，还有能容纳50匹马的马房的豪华庄园的主人一家，对他的冷遇使他深为抱怨。这位年迈的伯爵，“手插在口袋里，捏紧着拳头”在那里徘徊；两个儿子则决计不到餐桌旁去，这位父亲就餐时也是姗姗来迟，缄口不言，甚至问他什么话都拒不作答。尽管豪森态度宽容，命令宪兵不要没收他在东方任外交职务期间收集的中国和日本武器，而此公态度仍然惹人讨厌。这是一个非常苦恼的经历。

然而，德军对比利时的报复行动，除个别情况外，并不是对比利时人的挑衅行为一时自发的反应，而是德国人事事未雨绸缪的一个预先谋划，他们企图以此尽快地吓倒比利时人，好节省时间、节省人力。速度是至要的。把每一支可动用的部队都开入法国同样是至要的；如果比利时抵抗，那就需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就会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通告已预先印好，只要德军一进城，就像发生了《圣经》中所说的那种瘟疫一样，全城的墙壁骤然变成一片白色，挨家挨户顷刻之间都被贴上了通告，警告老百姓不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老百姓凡向德军士兵开枪的，一律处以死刑，其他种种微不足道的行为也同样处以极刑：“任何人走近飞机或气球场地200米以内的，当场格杀勿论。”凡屋内发现有隐藏武器的，其屋主一概枪决。凡户内发现有比利时士兵躲藏的，其户主一概解送德国服“终身”劳役。凡村里对德军犯有“敌对”行动的，全村一概“烧毁”。倘“敌对”行动发生在“两村之间的道路上，此类办法同时适用于两村居民”。

通告最后总括说：“对于一切敌对行动，均采用下列原则：严惩不贷，集体负责，大量扣押人质。”这种连带责任制，海牙公约早已明文列为非法，所以在1914年，对人类进步曾抱有信心的世界舆论大为震惊。

冯·克卢克抱怨说，不知怎的，方法用尽，而“去邪除恶，总迟迟不见成效”。比利时老百姓仍然视之为不共戴天之仇。“平民百姓的那些罪恶行径啮噬着我军的生机。”于是，德军的报复日益频繁，日趋残酷。大批协约国、美国以及中立国家的记者纷纷向全世界报道火烧农庄、硝烟弥漫的情景，难民成群、途为之塞的情况，市长、镇长作为人质被处决的惨状。这些记者由于霞飞和基钦纳的禁止不得去前线采访，因此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便蜂拥来到比利时。一批美国记者是笔下栩栩如生的写作大师，他们当中有报业辛迪加（Syndicate）的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柯里尔》（Collier’s）杂志的威尔·欧文（Will Irwin）、《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欧文·科布（Irwin Cobb）、《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的哈里·汉森（Harry Hansen）、《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约翰·T. 麦卡琴（John T.McCutcheon），等等。他们获有德军颁发的证件，一直在随军采访。他们写了种种惨象：劫后的房屋狼藉遍地，火后的农村空无一人，只是在毁坏的台阶上有一只不声不响的猫儿蜷伏在那里；街道上尽是破瓶子和碎玻璃；母牛带着干瘪的乳房在痛苦地哞哞叫着；难民队伍络绎不绝，背着包袱，赶着马车，推着小车，带着雨夜在路边过夜用的雨伞；田野里，成熟了的谷穗儿低垂着头无人收割，等等。他们还报道了反复被问及的一连串问题：“你们看见法国人了吗？法国人在哪里？英国人在哪里？”路上躺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头已给炮车轮子压扁了，这在一个美国记者的心目中，似乎象征着比利时在这场战争中的厄运。

8月19日，正当25英里外的阿尔斯霍特炮火连天的时候，布鲁塞尔是一片叫人感到大难将临的沉寂。政府已于上一天撤走。街道上仍挂满国旗，阳光下国旗招展，红、黄辉映。首都在最后时刻似乎格外妖娆，但是越来越沉寂，已是一座愁城。就在日落西山前，第一批法军出现了，一队骑兵慢吞吞地沿着图瓦松多尔（Toison d’Or）大街蹀躞而来，士兵没精打采，马头低垂。几小时后，四辆汽车满载着身穿从未见过的那种卡其制服的军官疾驶而过。人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有气无力地欢呼着：“英国人！”比利时的盟军终于来到了，可是为时过晚，已挽救不了它的首都。19日这天，难民源源不断地从东面涌进城来。国旗纷纷下降，居民已受到警告，气氛中蕴藏着危在旦夕的恶兆。

8月20日，布鲁塞尔被占领了。一队队手持旗杆矛、戒备森严的德国枪骑兵骤然出现在街头。但他们只是可怖的军事示威游行的先遣部队而已，后面接踵而来的队伍，其兵力之强、威势之盛，几乎难以置信。队伍是1点钟开始通过的，首先是一队队身穿土灰色军服的步兵，修饰得很整洁，胡子刮得光光的，皮靴擦得亮亮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队伍严肃紧凑，一有掉队，一出现空档，后面就迅捷赶上。接着骑兵来了，也是土灰色的军服，旗杆矛上飘着黑白色的三角旗，俨然是中世纪的骑士。密集而无数的马蹄，一片整齐划一的蹄声，征途上的任何东西都会被踩得稀烂似的。炮兵队的重炮轮子在圆石子路上滚滚向前，声如雷鸣。鼓声隆隆，士兵们拉开嘶哑的嗓门齐声高唱着用《上帝保佑国王》的曲子谱成的《祝你永戴胜利花冠》的凯歌。前进又前进，队复一队，越来越多。观看行军的人群，默默无言，对这支队伍的浩浩荡荡、绵延不绝、精良绝伦，不禁茫然咋舌。显示装备力量，使人肃然敬畏的目的达到了。设有补鞋作坊的卡车车队固然使人惊奇，而由四匹马拖曳的炊事车车队同样令人惊讶。补鞋作坊车上，鞋匠们站在工作台旁打掌子，修鞋子的士兵们站在踏脚板上等候。炊事车上，则是炉火熊熊，炊烟袅袅。

队伍靠着大道的一边行走着，好让参谋的汽车和通讯员的自行车沿途往返通行无阻。骑兵军官，有的叼着香烟，傲然目空一切，有的戴上单片眼镜，有的脖颈子上道道横肉，有的拿着英式马鞭，形态不一，但全都是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征服者的行军走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走了整个下午、整个晚上，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就这样，冯·克卢克的32万大军整整三昼三夜川流不息地开进了布鲁塞尔。一个德国总督接管了这座城市，市政大厅上升起了德国国旗，时钟都改为德国标准时间。同时，规定首都十天内须偿付5000万比利时法郎（等于1000万美元）赔款，布拉邦特省偿付4.5亿比利时法郎（等于9000万美元）赔款。

在柏林，攻占布鲁塞尔的消息传来，钟声齐鸣，街头巷尾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人们欣喜若狂，互不相识的人也紧相拥抱，到处是“狂欢”景象。

也就在这一天，8月20日，法国的进攻计划并未却步。朗勒扎克业已到达桑布尔河，英军也已赶到同一条线上。约翰·弗伦奇爵士一再摇摆不定之后，此刻向霞飞保证说，他准定于次日投入战斗。岂料，洛林传来了噩耗，鲁普雷希特已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始反攻。德卡斯泰尔诺的第二集团军，由于霞飞把他的几个军调往比利时前线而力量悬殊，正在退却之中。据报告，迪巴伊正遭到猛烈的攻击。在阿尔萨斯，在德军兵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波将军已夺回米卢斯及其周围地区。而今，由于朗勒扎克所部已开往桑布尔河，调走了中路进攻的力量，波将军所部势需前去接替空下的阵地。但是霞飞出于急需，甚至不惜把阿尔萨斯作为第十七号计划祭坛上的最大的祭品，毅然作出了撤出波将军所部的决定。虽然像布里埃（Briey）铁矿一样，阿尔萨斯是可望随胜利而收复的，但是波将军在给刚解放的人民的最后一份公告中，字里行间流露了他内心的悲观失望。他写道：“在北方，大战开始了。这一仗将决定法国的命运，同时也将决定阿尔萨斯的命运。为了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攻，总司令在那里集中了全国的兵力。而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为确保阿尔萨斯的最后解放，我们不得不暂时撤离阿尔萨斯。这是出于委曲求全的需要，是阿尔萨斯部队及其司令所不得不服从的，是他们非到最后万不得已绝不会这样做的。”自此以后，留在法国人手中的只不过是环绕坦恩（Thann）周围的一块小小的楔形领土而已。11月，霞飞来到这里，对默默无语的群众只是说了声“给你们带来了法兰西的慰问”。在场的群众无不泪流满颊，泣不成声。阿尔萨斯其他地区的最后解放得等待足足四年之久。

在桑布尔河战线上，朗勒扎克定于第二天发动进攻。这里，依照斯皮尔斯中尉的话说：“20日这天，对部队是个激动的日子。气氛紧张，有一发千钧之感，人人感到一场大战迫在眉睫。第五集团军的士气极为旺盛……他们都深信必胜无疑。”他们的司令却并不如此。霞飞最后时刻派往英军左翼的那三个本土师的司令达马德（d’Amade）将军，也坐立不安。贝特洛将军在答复他向总司令部提出的问题时说：“有关德军在比利时的种种情报，都言过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大惊小怪的。按我的命令部署，眼下足可应付。”

当天下午3时许，第四集团军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向总司令部报告了他的防线对面敌人的调动情况，他问霞飞要否立刻开始进攻。总司令部仍然坚信德军调往右翼越多，其中路就越弱。“我晓得你已按捺不住了，”霞飞回答道，“可是依我看，进攻的时刻还未到来……在我们转入进攻的时候，那地区（阿登山区）的敌军越是空虚，我们第四集团军在第三集团军支援下进攻的效果，可以预料，就会越好。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必须让敌人在我们的鼻子下涌往西北，而不要过早地进攻他们。”

当夜9时，霞飞判断时间来到了，于是下令第四集团军立刻开始进攻。这是一个多么激动的时刻！8月20日，夜幕降临时，霞飞向梅西米报告说：“现在有理由信心百倍地期待战局的发展。”

注释

[1] 洛拉·蒙特兹（Lola Montez，1818—1861），英国女演员。——译注

[2] 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译注

[3] 沙勒鲁瓦，原文为Charleroi，意为查理王。——译注

[4] 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1872—1936），法国飞行家，1909年第一次驾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译注

Spears’ narrative, Chapters IV through VIII, is the most vivid and valuable in English for the Sambre and Meuse front if its strong anti-Lanrezac bias and other prejudices are skirted and Lanrezac, Engerand, and other French accounts are read to balance it. All French orders cited are in the Annexes to AF, I, I.

“感谢上帝，幸好我们一尊也没有！”：qtd. Monteil, 34; also on the artillery, Dubail, 44; Messimy, 86–87.

鲁普雷希特集团军的“口袋”战术：Rupprecht, 12, 15.

巴伐利亚王宫在英王查理被处决的纪念日披白玫瑰素装：NYT, Obituary of Rupprecht, August 9, 1955.

“野蛮人”：Dubail, 39.

朗勒扎克将军对左翼的担心及其请求将第五集团军向左移动的努力：Lanrezac, 67–77.

“甚至上200万人”：Percin, 105.

“怎么，又来了！”：Lanrezac, 73.

“阻挡包围战的事儿，责不在你”：Pierrefeu, Plutarque, 69.

“我们认为德国人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部署”：Lanrezac, 78.

“我的灵魂死了！”：ibid.

朗勒扎克就情报处报告写给霞飞的信：ibid., 79; Annexe No. 283; Joffre, 159.

加利埃尼来到维特里：Joffre, 158; Messimy, “Comment j'ai nommé Gallieni,” Revue de Paris, September 15, 1921, 247–61.

霞飞准许作调动的“初步部署”：Annexe No. 270.

第十号特别指令：Annexe No. 307.

错综复杂的调动：Joffre, 164; Engerand, 523–4.

朗勒扎克怀疑英国人背信弃义：Spears, 89.

“现代的亚历山大”：Schlieffen's Cannae, qtd. Earle, Modern Strategy, 194.

德军电话、电报线路拥塞，电波信号受到干扰：Bauer, 47; Kuhl, qtd. AQ, January 1921, 346.

冯·施泰因粗鲁暴躁、不够圆通、好争不让，有“柏林卫士的风气”：Sturgkh, 24.

塔彭上校对部下的“恶劣态度”：Bauer, 34.

毛奇不许吃饭的时候喝香槟酒，及德皇供给的伙食差：ibid., 46.

德军统帅部权衡是否把部队调往左翼：Tappen, 103–4.

鲁普雷希特和克拉夫特主张进攻的理由：Rupprecht, 13–21; these and the following account of events at Sixth Army Hq., visits of Zollner and Dommes,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and OHL are from Krafft, 12–22.

弗伦奇到达法国时得到民众的欢迎及普恩加莱的反应：Guard, 23; Poincaré, III, 51.

“等一等的态度”：French, 39.

“爱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Poincaré, III, 225.

克劳塞维茨：“最有胆识气魄的人”：qtd. Poincaré, III, 169.

弗伦奇拜访霞飞：Joffre, 161; French, 34–5.

“归根结蒂，他们是一批微贱的家伙”：qtd. Magnus, 302.

法军参谋部给弗伦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to Kitchener, August 17, French, 39–40.

“你们终于来了”：Huguet, 51.

朗勒扎克与弗伦奇的会面以及关于于伊的讨论：Besides the accounts of the two principals, which are of little interest, there are four eyewitness reports of this encounter: Wilson's in Callwell, 164; Spears, 72–82; Huguet, 51; and a postwar speech by Captain Fagalde, Intelligence officer of Lanrezac's staff, to the Forum Club, London, qtd. AQ, April 1925, 35.

在骑兵使用和英军参战日期等问题上的误解，以及朗勒扎克向霞飞的汇报：Spears, 80–81; Annexe No. 430.

“此事务望如余所请”：French, 40.

史密斯―多林与弗伦奇从未融洽相处过：Bridges, 80.

“历来最使人遗憾的著作之一”：J. W. Fortescue, Quarterly Review, October 1919, 363.

比利时首相德布罗克维尔与国王阿尔贝的会谈：Galet, 103, 116–19.

德军在默兹河西侧的部队只是一支“掩护部队”：Galet, 106.

“难以置信的沮丧情绪”：Galet, 122.

阿德尔贝勃然大怒：Klobukowski, Résistance belge; D'Ydyewalle, 109; Galet, 122.

第十三号命令：Annexe No. 430.

“把他们撵回去，叫他们葬身桑布尔河”：Spears, 92.

贝特洛将军安慰梅西米：“如果德国人胆敢轻举妄动从比利时北部策划包抄，那就太好了！”：Briey, March 28, evidence of Messimy.

迪律伊少校：Spears, 87–8, 94.

“他们老是有办法逃脱我们的手掌”：Kluck, 32.

冯·克卢克的骑兵侦察队在奥斯坦德发现英军：Kluck, 18.

克卢克怒不可遏：Kluck, 22; Bülow, 37.

德军兵士密度：Edmonds, 44.

冯·克卢克对冯·比洛的每日行军进程的命令百般刁难：Kluck, 29–30.

“严厉而无情的报复”：ibid., 25–6.

在阿尔斯霍特，被枪决的平民有150人：Whitlock, 209; Dinant: Gibson, 326–29. Method of procedure: Gibson, 151; Whitlock, Cobb, et al, see Notes to Chap. 16.

豪森语：Hausen, 25, 135, 141, 152–3.

德军在占领区内的通告：Whitlock, 70–71; 162.

“去邪除恶，总迟迟不见成效”：Kluck, 26.

地上破旧的布娃娃在一个美国记者心中似乎象征着比利时在这场战争中的厄运：Cobb, 79.

德军进入布鲁塞尔：Gibson, 115; Whitlock, 113, 124–6, 138.

柏林的“狂欢”景象：Blücher, 20.

波将军撤出前给民众的公告：La France héroïque et ses alliés, Paris, Larousse, 1916, I, 44. Joffre's speech at Thann: Hinzelen, Emile, Notre Joffre, Paris, Delagrave, 1919, 39.

贝特洛将军：“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大惊小怪的”：Annexe No. 587.

“我晓得你已按捺不住了”：Annexe No. 589.

“现在有理由信心百倍地期待战局的发展”：Annexe No. 585.

第13章　在洛林、阿登、沙勒鲁瓦、蒙斯等地的溃退

“一想起世上前所未闻的最大的一场大战，不出这星期就要打起来了，”亨利·威尔逊8月21日在日记中写道，“真叫人感到既光荣又可怕。”其实，他写这篇日记时战争已经开始。整个西线，自8月20日至24日就已炮火连天，打了四个战役，历史上统称之为边境战役（Battle of the Frontiers）。胜负初见于8月14日起就一直在打的右翼的洛林，并波及整个边境战线。就这样，洛林战役影响着阿登战役，阿登战役影响着桑布尔河―默兹河战役（习称“沙勒鲁瓦战役”），而沙勒鲁瓦战役又影响了蒙斯战役。

在洛林，到8月20日上午，迪巴伊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德卡斯泰尔诺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在进攻萨尔堡和莫朗日两地德军严阵以待的防线时，已被打得焦头烂额，头破血流，吃了苦头。对配有重炮、铁丝网以及隐蔽在掩体中的机枪的防御阵地，“殊死进攻”的局限性立即暴露无遗。法军野战条例的突击战术，是依据步兵部队向前冲刺20秒钟，推进50米，而敌人来不及端枪、瞄准、射击这一估计制定的。正如后来一个法国士兵痛心疾首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些“在演习时那样苦苦操练的科目”在战场上都被证明是愚不可及的蠢事。敌军机枪只需8秒钟而不是20秒钟就可以射击。野战条例也还核定：用75毫米口径的大炮发射的榴霰弹会迫使敌人抬不起头来而只能“朝天开火”，从而“压制”防御一方。然而，正如伊恩·汉密尔顿据日俄战争经验提出的告诫那样，敌人在榴霰弹轰击下如有壕沟上的胸墙掩护，是可以继续从枪眼里向进攻者直接射击的。

这两位法国将军，尽管受挫，仍命令于8月20日前进。没有密集炮火的掩护，他们的部队就这么扑向德军巩固的防线。德军统帅部没有勇气拒绝鲁普雷希特的反攻要求，反攻也就在同一天上午开始了，炮火凌厉，打得法军队伍支离破碎。德卡斯泰尔诺属下福煦的第二十军组成了突击的先头部队，前进至莫朗日德军防线前受阻却步。鲁普雷希特所部巴伐利亚士兵，士气高昂，跃跃欲试，他何甘压抑。他们转而进入反攻，一举冲进法国国土。在法境，一有人叫喊“自由射手”，他们便狼奔豕突，大肆烧杀掳掠。梅斯和南锡之间的摩泽尔河峡谷中，有一老镇诺梅尼（Nomeny），在8月20日这一天，就有50名黎民丧命于枪口和刺刀之下。炮击之后剩余下来的一半房屋，经巴伐利亚第八团冯·汉纳佩尔（von Hannapel）上校一声令下，也被付之一炬。

全线陷于苦战的德卡斯泰尔诺所部，这时左翼正遭到梅斯的德国驻军分遣队的猛攻。左翼垮了，后备队业已全部投入作战，德卡斯泰尔诺意识到进攻的全部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停止战斗。这时候不得不承认，采取守势——禁忌的字眼、禁忌的念头——是他唯一的选择。第十七号计划最激昂慷慨的批评家们，认为德卡斯泰尔诺理应认识到法军的职责是守卫国土而不是进攻。至于他当时是否出于这一认识则殊难肯定，但他终于命令全线撤退到大库罗讷防线，因为非如此不可。他右面的迪巴伊的第一集团军，尽管伤亡惨重，仍坚守阵地，并有所前进。但德卡斯泰尔诺的撤退使它的右翼失却掩护，有鉴于此，霞飞命令第一集团军跟友邻军一致行动，一并撤退。好容易打了七天才拿下的地方，如今被迫放弃，迪巴伊非常“反感”。他认为这场撤退，按“我军情况，绝不需要”。为此，他对德卡斯泰尔诺的厌恶有增无减。

虽然法国人当时还不理解，但事实上莫朗日这场大屠杀已扑灭了进攻主义灿烂的火焰。进攻主义在洛林战场已宣告寿终正寝。日暮时分，只见尸横遍野，一排排一行行，四肢伸开，脸面贴地，暴死的景状惨不忍睹，与狂飙施虐后的灾区何异。一个幸存者后来恍然大悟，这原是“上帝用以训示帝王们律法”的教训之一。防御战使战争初期的运动战变为以后四年的阵地战，并吞噬了欧洲一代人的生命，它的巨大威力在莫朗日战役中就已显示出来了。第十七号计划战略思想的奠定人，那位教导“保卫自己只有一途——一经准备就绪就发动进攻”的福煦，在莫朗日亲眼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这个威力。在四年多残酷无情、毫无裨益的杀戮中，交战国都在这威力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最后，还是这位福煦，领导有方，赢得了胜利。不过，当时汲取的教训，在下次大战中却又证明是错误的。

8月21日，德卡斯泰尔诺得到儿子战死沙场的消息。部下前来慰问，他沉默片刻之后对他们说道：“先生们，我们要继续下去。”这句话后来在法国几乎成为一句口号。

次日，鲁普雷希特的重炮轰鸣，犹如万马奔腾，越来越近，日夜不停。炮击长达75小时，4000发炮弹倾泻到诺梅尼附近的圣热纳维埃夫（Ste. Geneviève）。德卡斯泰尔诺认为情况严重，可能得放弃南锡，撤到大库罗讷后面。福煦后来写道：“我21日去南锡，他们想撤出那里。我说敌人到南锡还有五天路程，而且有第二十军在那儿，他们休想不遭抵抗就可通过第二十军！”课堂上的理论，现在变成了战场上的“进攻！”。福煦力争，他们后有坚固防线可恃，最好的防御是反攻；他的意见得胜。8月22日，福煦看到一个机会。在法国图勒防区和埃皮纳勒防区之间有个叫沙尔姆峡口（Trouée de Charmes）的天然峡谷，法军原希望把德军的进攻引向那里，而今侦察表明，鲁普雷希特正在向沙尔姆进攻，把他的翼侧暴露给了南锡守军。

鲁普雷希特的行动，是在和德军统帅部又一次重要的通话中决定的。德军左翼在萨尔堡和莫朗日击退法军，其后果有二：一是给鲁普雷希特带来了一、二级铁十字勋章，比较起来，这倒还不是一个有害的结果；一是德军统帅部在洛林决战的念头就此死灰复燃。也许正面攻击终究是强大的德军可以掌握运用自如的；也许埃皮纳勒、图勒同列日一样是可以攻克的，摩泽尔河跟默兹河一样也并不是个障碍；也许左翼的两个集团军终究可以突破法国的筑垒防线，可会同右翼来一个真正的坎尼之战——两面包抄。这正如塔彭上校所述，是德军统帅部憧憬的前景。它像妖妇的微笑，夺取了多年来对右翼的不二钟情。

毛奇和顾问们正屏息紧张讨论这一想法的时候，鲁普雷希特的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将军打来了电话，他想知道是继续进攻还是就此停止。原来总认为鲁普雷希特所部只要遏制住法军的初攻，稳定了阵地，就会停止下来，组织防御，腾出一切可以腾出的兵力增援右翼。不过，原先也曾慎重拟订了一个备用的名为三号的作战方案，规定可以越过摩泽尔河发动进攻，但必须有统帅部的明令方能行动。

“一定得让我们明确知道仗究竟将怎样打下去，”克拉夫特要求说，“我认为该实行三号方案了。”

“不，不！”作战处长塔彭上校回答说，“毛奇还没作出决定。你如果在电话里等五分钟，我也许能给你想要的那个命令。”不到五分钟，他回来作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复：“向埃皮纳勒方向追击。”

克拉夫特“愣住了”，“我感到这次战争中对战局最有影响的一项决定就在这几分钟里定下来了”。

“向埃皮纳勒方向追击”意味着取道沙尔姆峡口进攻，意味着要第六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正面攻击法国要塞阵地，而不再留作增援右翼之用。第二天，8月23日，鲁普雷希特气势磅礴地发起进攻不误。福煦也同时反攻。以后几天里，德国第六、第七集团军陷入了同贝尔福、埃皮纳勒和图勒等地大炮支持下的法国第一、第二集团军的鏖战中。就在他们苦战时，别的战役也打响了。

在洛林进攻的失利并没使霞飞气馁。相反，他看到鲁普雷希特的猛烈反攻已使德军这一左翼深陷鏖战难以脱身，因此此刻正是他放手进攻德国中路的大好时机。霞飞是在获悉德卡斯泰尔诺已撤出莫朗日的消息之后，于8月20日夜发出在阿登山区进攻的号令的。从这里进攻是第十七号计划的核心策略和基本策略。在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进入山区的同时，他又令第五集团军越过桑布尔河进攻敌人的“北方集团军”——这是法军总司令部称呼德军右翼的专用语。尽管刚从阿德尔贝上校和约翰·弗伦奇爵士那里分别了解到比军和英军对这场进攻不能如望前来支持，霞飞还是下达了这道命令。比利时军队，除驻扎在那慕尔的一个师外，其余均已失去联系。而英国军队，据其司令称，在三四日内不能准备就绪。除了这些情况变化以外，洛林战场业已暴露打法上危险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是霞飞早在8月16日就已觉察到的，那天他曾指示各集团军司令必须学会“等待炮兵的支援火力”和防止部队“匆匆地暴露在敌人火力前面”。

然而，法国信奉第十七号计划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唯一法宝。第十七号计划要求进攻——立时立刻，不容稍候。当前唯一抉择该是立即改弦易辙，转入边境防御；可是就法国军事组织的训练、思想、精神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

此外，法军总司令部还深信法军中路人数会占优势，关于德军中路兵力势必薄弱的理论曾支配了法军参谋部的所有计划工作，参谋部摆脱不了这一理论的束缚。霞飞就是出于这种想法，发出了于8月21日在阿登山区和桑布尔河发起总攻的命令。

阿登山区的地形不宜于进攻——树林茂密，丘陵起伏，地形复杂。坡势从法国方面起全面逐渐升高，山与山之间，溪涧纵横，自成峡谷。恺撒用了十天时间才行军通过了这个山区，他把这里隐秘、幽暗的森林描绘为“恐怖之乡”，此处道路泥泞，泥炭地上冒起的雾霭终年不散。以后，很多地方开拓耕种了，公路、村庄以及两三个大城镇替代了恺撒的“恐怖之乡”；然而，大多数地方仍然林木茂密、道路稀少，容易伏击。法国的参谋们1914年以前曾多次察看过这里的地形，深知其中的艰难险阻，并多次提出警告。尽管如此，阿登山区还是被选作突破点，因为这里地处中段，德军部署的兵力据信将最为薄弱。这块地方，法国人思之再三终于认为可取的理由，正如霞飞所说，就在于它的艰难险阻使它对“我们这样重炮处下风而野战炮占优势的一方有利”。霞飞的回忆录，尽管经常用第一人称“我”字，而事实上是由一批军事人员协作编写的，所以它反映了1914年以前和1914年期间总参谋部的指导思想，是官方审慎的实际看法。

8月20日，法国总司令部认为所报战线对面敌军调动的情况，是德军开往默兹河，因此阿登山区的敌军在他们估计是相对“空虚”的。霞飞想使其进攻出敌不意，便禁止步兵侦察，唯恐他们和敌军发生接触而在主要的遭遇战前引起小规模战斗。奇袭的目的确实达到了，可是法军也同样尝到了它的滋味。

阿登山区南端和法国洛林北端接壤，布里埃铁矿区就在洛林北端地区。1870年，这个矿区曾被普鲁士军队占领，当时矿藏尚未发现，因而未包括在洛林被德国吞并的那部分地区里面。铁矿的中心是希耶（Chiers）河畔的隆维（Longwy），占领隆维的荣誉留给了担任德国第五集团军司令的王储。

王储三十二岁，是个生得一副狐狸面孔，没有胸脯，瘦得像柳条似的家伙，一点不像母后每隔一年所生的五个身体健壮的兄弟。这位威廉王储，给人的印象是弱不禁风，而且用一个美国观察家的话说，“智力平庸”，不像他父亲。可是装腔作势倒和他父亲一样，很喜欢作惊人之态，他有着太子们惯有的一种为人子之身不由自主的对立情绪，其通常表现是政治上的钩心斗角与生活上的放荡不羁。他甘当最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主张的庇护人和支持者。柏林的商店所出售的他的题字相片，上面写着：“只有依靠剑，才能得到阳光底下的地盘，那该是我们的，但它不会自愿地给我们。”尽管想培养他成为司令官，但他的锻炼并不十分够格。他只担任过骷髅头轻骑兵（the Death’s Head Hussars）的上校，在总参谋部工作过一年，而没有担任过师长或军长。然而王储却认为他过去几年在参谋部的工作以及在参谋野外见习的经验已“为我统率大部队打下了理论基础”。他的这种自信，施利芬可不以为然，他认为任命年轻而缺乏经验的指挥官是不幸的。施利芬唯恐这些指挥官“疯狂地猎取最高荣誉”时劲道十足，而对执行战略计划却不感兴趣。

王储率领的第五集团军和符腾堡公爵率领的第四集团军的任务是担任右翼的支点，在右翼以巨大包抄合围之势展开时，从中路缓慢地向前推进。第四集团军将通过阿登山区北部进攻讷沙托，第五集团军将通过山区南部进攻维尔通（Virton）以及法国的两个要塞隆维和蒙梅迪（Montmédy）。王储的司令部设在蒂永维尔（德国人称为迪登霍芬，Diedenhofen）。他在那儿吃的是大老粗士兵们的伙食——卷心菜汤、土豆和辣根煮牛肉。不过他贵为王子，有野鸭、色拉、水果、酒、咖啡和雪茄可以补充。王储和他的参谋们，既困陷在当地居民一张张“严肃、阴郁”的面孔之中，又羡慕友军在列日的荣誉和右翼的进展，于是求战心切，迫不及待。最后，于8月19日进军的命令终于来了。

与王储部队对峙的是吕夫将军统率的法国第三集团军。吕夫是唯一鼓吹使用重炮的人，由于为巨炮陈词如悬河泻水，以“加农诗人”闻名。吕夫不仅敢于怀疑75毫米大炮的万能作用，而且敢于建议使用飞机作为一种进攻武器和成立一支拥有3000架飞机的空军。这个主意并没有得到青睐。福煦将军于1910年叫嚷道：“这些尽是些玩意儿！”他还说，要是用于军队，“飞机是个废物”！可是第二年，加利埃尼将军在演习中使用飞机侦察，从而俘虏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上校及其部属。到1914年，法军使用了飞机，而吕夫将军仍被认为“太富于想象”。不仅如此，由于他讨厌参谋部军官对他指手画脚，在开入阿登山区前已在总司令部里结了一些冤家。吕夫的司令部设在凡尔登，任务是把敌人赶回梅斯至蒂永维尔一带，并把他们包围在那里，同时在前进过程中收复布里埃地区。在他包围住德军中路的右翼的时候，他的友邻部队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率领的第四集团军将包围中路的左翼敌军。这两支法国军队将从中路杀出，将德军右翼的这支臂膀从肩部砍掉。

德朗格勒将军是1870年的宿将，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虽然年纪已达法军服役年限的六十四岁，但还是被留了下来担任指挥。他短小精悍，机警灵活，精力充沛，貌似福煦，人也像福煦，在照片上看上去有着“摩厉以须，吾刃将斩”之势。现在，德朗格勒将军已枕戈待旦，确实是跃跃欲试，那些叫人不安的消息并没有使他气馁。他的骑兵在讷沙托附近战斗中已遭到猛烈反击，被迫后撤。一位参谋乘汽车出去侦察，带回了进一步的警告。这位参谋在阿尔隆曾同一位忧心忡忡的卢森堡政府官员谈了话，那位官员说，德军就在附近的森林中，“兵力很强”。参谋在归途中所坐汽车也遭到射击。可是他向第四集团军司令部所作的这些报告却被认为是“悲观的”。斗志可谓高昂，但是谨慎不足。要求迅速行动而不是踌躇不决的时刻已经到来。德朗格勒将军只是在战斗过后才想起，他曾表示不赞成霞飞“不许我先行试探”就发起进攻的那道命令。他只是在后来才写道：“法国总司令部要突然袭击，可是，正是我们自己遭到了突然袭击。”

吕夫将军比德朗格勒将军更为不安。比利时农民送来关于德军驻扎在森林和玉米地的报告，他是比较认真看待的。可是他对与他对阵的敌军力量的估计，法国总司令部却未加注意，甚至如他后来所说，连看都没看。

8月21日晨，阿登山区从平地起到处浓雾弥漫。德国第四、第五集团军在19日、20日一直是一面挺进，一面在所到之处构筑阵地。他们在期待着法军的进攻，虽然他们不知道法军将在何时何地发动进攻。派往前面侦察地形的法国巡逻骑兵，在浓雾中“等于蒙住了眼睛”。敌对的两军，都在穿越树林，通过山间夹道向前推进，几步以外什么都看不清，要不是互相撞上了，还不知道前面是些什么。当第一批部队一接触开了火，指挥官们意识到战斗已在周围爆发之后，德军便立即掘壕固守。而法国军队，由于军官在战前唯恐把士兵“粘住”，轻视壕沟作战训练，又由于他们尽可能少带铲镐，这时候只好进行刺刀突击，结果纷纷被机枪一扫而倒。但在有些遭遇战中，法军75毫米的大炮重创德军，使它们同样遭到突然袭击。

第一天的遭遇战是分散的、序幕性的。22日，阿登山区南部就硝烟弥漫全面打开了。在维尔通和坦蒂尼（Tintigny），在罗西尼奥尔（Rossignol）和讷沙托，在各个战场上，炮声隆隆，炮火熊熊，双方士兵互相猛扑，负伤了，倒下来了，尸体枕藉。在罗西尼奥尔，法国第三殖民师的阿尔及利亚人被王储所部第六军包围，打了六小时，直到残存无几。师长拉费纳尔（Raffenel）将军、旅长龙多内（Rondoney）将军俱阵亡。1914年8月，将领们像普通士兵一样伤亡众多。

在维尔通，萨拉伊（Sarrail）将军统率的法国第六军用75毫米大炮袭击了德军一个军的翼侧。“过后的战场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景象，”一个被吓得不知所措的法国军官说，“成千上万的死人还是站着，靠在像是由成批成批尸体垒成的60度斜坡的飞扶壁上。”从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出来的军官们上阵时还戴着白羽毛装饰的圆筒军帽和白手套。戴白手套阵亡被认为是“漂亮的”。一位姓名不详的法国士官的日记写道：“大炮每发射一次就要后坐一下。夜幕降临，它们看来就像是老年人在伸着舌头喷火。到处尸体枕藉，有法国兵，也有德国兵，枪还在手里。雨下着，炮弹在呼啸、在爆炸，炮弹横飞，无时或息。大炮的火力是最可怕的。我整夜躺着，听着伤员——有些是德国兵——的呻吟。炮击连续不断，但只要一停，我们就听到森林里伤员的一片哀嚎，每天总有两三个人发疯。”

在坦蒂尼的一个德国军官也记了日记。“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了，”他写道，“我们前进得太快——一个老百姓向我们射击——他马上给打死了——我们奉命进攻桦树林中敌人的翼侧——我们迷失了方向——士兵们完蛋了——敌人开火了——炮弹冰雹似的落在我们头上。”

王储这时候得到鲁普雷希特已在萨尔堡和莫朗日打了胜仗的消息。他不甘落后，督促所部创造堪与他们的战友们相匹敌的“勇于牺牲的奇迹”。他已将司令部搬到隆维对岸的卢森堡的埃施（Esch），他从四面墙上钉着的大地图上察看着战斗进程。战局未卜，真折磨人；同科布伦茨的电话通讯糟糕透顶；统帅部又“在后方过远”；仗打得惊心动魄，损失太大；隆维还未拿下，他说，不过“我们觉得已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据报告，法军并不是在有计划地撤退，而是在溃退。

情况确是如此。吕夫将军在临战之前的最后时刻，发现原来归属于他的约五万之众的三个后备师已不属于他了，他为之暴跳如雷。为了对付鲁普雷希特可能的进攻，霞飞抽走了这三个师，把它们和从其他方面凑拢来的四个后备师一起专门组成一个洛林军。这支部队是8月21日开始建立的，由莫努里（Maunoury）将军统率，驻扎在凡尔登和南锡之间，用以支持德卡斯泰尔诺集团军和掩护右翼冲过阿登山区。这是最后时刻重新作的部署之一。这说明法军还有可取之处，还有灵活性，不过在当时却产生了相反的后果。这一部署削弱了吕夫的兵力，使七个师在关键时刻动弹不得。吕夫后来一直说，这五万人，他已作了部署，维尔通一战，要是这些兵力在手边，他是可以打赢的。他当时的怒气冲冲说明了他有些不够老练。总司令部的一个参谋在作战时来到他的司令部，吕夫大发雷霆，他说：“你们总司令部的人从来不看我们送去的报告。你们像敌人袋子里的牡蛎一样愚昧无知。……告诉总司令，他指挥作战，比起1870年来还要差——他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什么地方都不行。”这些话绝不是住在奥林匹斯山的众神所欢迎的，霞飞和随从们这些天神总是喜欢把责任归咎于指挥官和士兵的无能，吕夫就是被归咎者之一。

也就在8月22日这天，德朗格勒将军经受了一个指挥官最痛苦的时刻——等待前线的消息。他“如坐针毡”，硬是把自己约束在默兹河畔离色当20英里的斯特奈（Stenay）的司令部里，失利的报告一个紧跟一个而来。按他的性子真想奔赴战场，但他提醒自己，一个将军不应淹没在部队之中，而只能在远处指挥，这样一想他才克制下来。可是要在部下面前保持镇定自若和做到“一个首长在关键时候必不可少的自持”是同样困难的。

日暮时分，殖民军伤亡惨重的情况分明了。另一军，德朗格勒认为由于司令指挥不当，也正在撤退之中，且危及了友邻军。他因此不得不向霞飞报告：“在坦蒂尼遭严重挫败，所有部队的战果都不令人满意。”并称，由于所部损失巨大且已被打乱，要在8月23日完成任务的命令已无法遵办。但霞飞就是不信，甚至在收到德朗格勒的报告之后，还泰然自若并怡然自得地向梅西米报告说，各路部队都部署在“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区，以确保我方兵力优势”。总司令部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得看“有兵力优势之利”的部队和司令们了，于是霞飞几次三番要德朗格勒放心，并一再坚称在他面前的敌军只不过三个军，因此他必须重新进攻。

事实上，法军在阿登山区并不占据优势，而是恰恰相反。王储的部队除了法军已查明的三个军外，还有与现役军等同兵力的两个后备军，而符腾堡公爵的部队也是如此。这两个集团军所集结的兵力和大炮要比法军第三、第四集团军多得多。

8月23日继续打了一天。但不待日落，法军射不中的、箭断矢折的局面已明，阿登山区的敌军毕竟不是“一攻即破的”。尽管德军在右翼集结了雄厚的兵力，但在中路并不薄弱，法军没有“把它们劈成两半”。鼓足法军引以自豪的勇气，挥舞着军刀，高喊着“前进！”，军官们率领着各个连队攻向据壕坚守和使用着野战炮的敌人。融入苍茫暮色和迷雾中的土灰色击败了显眼的红色，扎实的、按部就班的训练战胜了勇气。法国在阿登山区的两支部队都在撤退，第三集团军在向凡尔登退却，第四集团军在撤往斯特奈和色当。布里埃的铁矿没有夺回来，它在以后四年里将给德军用来铸造军火弹药，服务于长期战争。德国没有这些矿石是无法长期打下去的。

霞飞到8月23日夜晚，还不了解阿登山区的败绩全况。他打电报给梅西米说：攻势“暂时受挫”，“我将尽一切努力再一次发动进攻”。

那天，王储军队从隆维经过，留下攻城部队攻打隆维要塞，其余所部按令继续前进，去凡尔登拦截法国第三集团军。这位王储，在不到一个月以前，其父王曾告诫他要事事服从总参谋长，要“按他的吩咐行事”，今天在这胜利之日，他又接到“威廉爸爸”的电报，向他和向鲁普雷希特一样，奖授一枚一、二级铁十字勋章。他“深为感动”，电报给所有的参谋人员传阅了。不久，王储自己也授发勋章，据战争后期一个崇拜者的描写，他身穿“炫目的紧身白外衣”，在两列士兵中间走着，从副官捧着的篮筐里分发着铁十字勋章。当时一个奥地利盟友报道说，只有自杀才能避而不受二级铁十字勋章。此时，这位不久将被人赞扬为“隆维英雄”的人，已获得与鲁普雷希特同等荣誉。在这种阿谀奉承声中，如果施利芬的幽灵对这既没有包抄又没有歼灭敌人的“普通的正面进攻的胜利”发了些牢骚，或是对“疯狂地猎取勋章”的行径有所微词，那么没有人听到。

在这期间，在桑布尔河畔的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已奉命过河进攻，“以那慕尔要塞为砥柱”，由其左翼绕过沙勒鲁瓦前进，而以敌人的“北方集团军”为目标。同时，第五集团军的一个军将驻守两河之间的夹角地带，保卫默兹河防线，防范德军从东面进攻。霞飞无权指挥英军，但在命令中要求约翰·弗伦奇爵士“配合这次行动”，“向苏瓦尼（Soignies）总方向”前进，也就是要他渡过蒙斯运河。蒙斯运河是桑布尔河的一条支流，连通斯海尔德河，使航运从那慕尔经桑布尔河而下，在沙勒鲁瓦转入运河，东与斯海尔德河相接，直通海峡。因此蒙斯运河是这一连续航道的组成部分，它横切着德军右翼的通道。

根据德军的时间表，冯·克卢克集团军应于8月23日到达这条天堑，比洛集团军应在途中攻陷那慕尔后先期到达，和克卢克部大致同时越过运河。

根据约翰·弗伦奇进军命令规定的英军时间表，英国远征军也应于23日，也就是和德军同一天到达运河。这两方面的部队当时都不知道这个巧合。英军的先头部队按时间表要早到一些，应在22日晚到达。在21日朗勒扎克奉命渡过桑布尔河这天，原来期待能前来“配合行动”的这支英国远征军落在法军后面整整一天的路程。由于英军出发迟缓，加上两军指挥官之间关系不睦造成了联络不好，这两支军队，尽管双方司令部相距只35英里，终未能如计划协同作战，而是各管各地打了两个战役——沙勒鲁瓦战役和蒙斯战役。

在朗勒扎克心里，进攻主义已告寿终正寝。当时他虽不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德国三路大军压境的全貌，但已能感到这些压力。豪森的第三集团军从东杀来，比洛的第二集团军从北杀来，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正在奔向他左侧兵力不到其一半的英军。朗勒扎克不了解这些部队的番号和人数，但知道这些部队就在跟前。他也知道——或许是通过侦察推算出来的——奔向他来的敌军，兵力要比他所能对付的大得多。对敌军实力的估计不是绝对的，而是由零星的侦察材料和情报拼凑而成的一幅图景，并尽可能使之合乎预先的设想，或是合乎战略的要求。一个参谋机构从现有的材料中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取决于其人员乐观或悲观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想相信些什么或怕相信些什么，有时还取决于个人的敏感性或直觉。

同样一份有关默兹河西岸德军实力的报告，在朗勒扎克和法军总司令部眼中，所表达的图景不同。总司令部认为阿登山区德军中路兵力薄弱，而朗勒扎克则认为一股巨浪在向第五集团军滚滚而来。总司令部估计默兹河西岸的德军兵力为十七八个师，同时估计迎击德军的兵力，有朗勒扎克的13个师，两个后备师组成的一支独立部队，英军5个师和比利时驻扎在那慕尔的一个师，总共21个师。总司令部因此认为人数上占到绰绰有余的优势。霞飞的计划，就是用这支大军将德军阻挡在桑布尔河彼岸，待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在阿登山区突破德军中路后，两路大军合兵一起向北挺进，将德军撵出比利时。

在职份上不是由亨利·威尔逊主管而实际上却由他主宰的英国参谋部，同意法军总司令部的这一估计。威尔逊在8月20日的日记中所写的默兹河西岸德军数目也是十七八个师，并且还下了个“越多越好，那就会削弱他们中路兵力”的结论。而返回到英国、远离了前线的基钦纳勋爵，则是惴惴不安，预感不妙。他曾告诫过约翰·弗伦奇爵士，要他提防德军席卷默兹河西岸和北岸。8月19日，他又电告爵士：德军席卷之势，“看来肯定会有发展”。他责成所有的报告都要让他知道；第二天，他重申了这个要求。的确，此时此刻在默兹河西岸的德军不是十七八个师，而是30个师：7个现役军、5个后备军、5个骑兵师和其他部队。冯·豪森集团军，当时还没有渡过默兹河，但已是右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还得加上这4个军的8个师。就整个边境战役来说，德军在人数上的优势是1.5：1，而右翼的优势则近乎2：1。

这支兵力进攻的焦点是朗勒扎克集团军，朗勒扎克也知道这一点。他在和英军司令非常不愉快的会晤之后，就认为英国人既不会及时准备好，也不可靠。他也知道比利时的防线将在那慕尔崩溃。新近在部队对调中派给他去沙勒鲁瓦西面担任左翼的一个新编军，到8月21日还未进入阵地。所以他认为如果按照命令渡过桑布尔河发起进攻，向他的左翼潮涌而来的德军就会对他形成翼侧包围，德军也就会如入无人之境直捣巴黎。“在哪里遇到敌人就在哪里进攻”，是他在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教授的指导原则，也是训练法国军队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他现在看来，所见的只是一副骷髅罢了。

朗勒扎克踌躇了。他写信给霞飞说：他如在桑布尔河北岸发动进攻，由于英国人不可能准备就绪配合行动，第五集团军“会陷于孤军作战境地”；如要双方协同作战，则第五集团军必须等到23日或24日。霞飞回答说：“由你全权决定发动进攻的时刻。”但敌人可不是这么随便答应的。

比洛集团军的主力在攻打那慕尔，而其分遣队于8月21日就冲到桑布尔河，并在那慕尔和沙勒鲁瓦之间两处地方进行了强渡。朗勒扎克曾叮嘱第五集团军各部须待“友邻军”到达才发动进攻，但在此期间必须打击德军渡河的任何企图。法国军事词汇中是没有“防御准备”这个词的，驻守该地区的第十军在南岸既没有挖掘战壕，也没架设铁丝网或构筑别的防御工事，只是等着用肉体去猛冲敌人。“军号嘹亮，战鼓隆隆，旗帜飘扬”，至于大炮则一无准备，法军就这样冲向前去，袭击敌人，打得非常猛烈，但终于被赶了回来。夜幕降临，敌人仍占据着塔明和桑布尔河南岸的另一个村庄。

步枪声和炮弹爆炸声之外，还可以听到远处更深沉的响声，如巨鼓擂动。德军攻城大炮已开始轰击那慕尔要塞。420毫米和305毫米的攻城炮，从列日拖来后在轰击那慕尔的射程内构筑了火炮阵地，这时正在向比利时这座第二要塞倾泻着两吨重的炮弹。曾率领志愿救护队去那慕尔的一名英国妇女写道，这种炮弹“带着经久不息的刺耳啸声”，不论你站在哪里，总像是在向你飞来，不论它实际击中何处，总像是在你周围咫尺之内爆炸。破坏之神从天空雷鸣而降，扑向那慕尔四周堡垒。这座城市在两整天可怕的雷鸣声中坍缩了。结果是列日的惨剧重演：四处爆炸，钢筋水泥碎如泥灰，藏身地下室的人们给吓疯了。卫戍部队和第四师跟比军其他部队的联系已被切断，他们感到被抛弃了。朗勒扎克驻那慕尔的联络官迪律伊少校回到第五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说，在他看来，法军如不拿出一些援助行动，这座要塞连一天也顶不住。他为守军请命：“他们必须看到法军浩浩荡荡开来，旗帜飘扬，军乐响亮。必须有个军乐队。”法军三个营——约3000人的一个团——当夜出发，于次日上午参加了那慕尔的保卫战。守军仅3.7万人，而8月21日至24日几天里投入进攻的德军，为数在10.7万到15.3万人之间，大炮计400到500门。

8月21日夜，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基钦纳报称，他不认为24日前会有大战。他在报告中写道：“我想我对战局了如指掌，我认为战局对我方有利。”可是他对战局并不如他所想那样了如指掌。第二天，当英军朝“苏瓦尼总方向”在去蒙斯的路上前进时，骑兵巡逻队报告说，德军的一个军在从布鲁塞尔至蒙斯的公路上开来，也是在向苏瓦尼进军。从这支德军的位置判断，他们当晚可以到达这个村子。看来敌人是不会等到约翰·弗伦奇爵士所预定的24日这个日期的。一个英国飞行员又带来更为叫人惊恐的消息：德国另一个军正沿着一条公路开来，并已经逼近到可从西边对英军左翼进行翼侧包抄。包抄！顿然间，英国军队，至少是情报部门，清晰而可怕地看到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基钦纳一贯说的“席卷”已不再是个概念，而是一队队活生生的人了。可是那些参谋长官们在威尔逊的影响下不以为然。由于威尔逊的关系，他们墨守法军战略，同法军总司令部一样不愿接受关于德军右翼的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你们得到的并转给总司令的那个情报，看来有点夸大”，他们就这样作了决定并保持进军命令不变。

他们知道他们正踏在过去曾打过胜仗的土地上。他们在蒙斯南面十英里的地方走过了法比边界上的马尔普拉凯，在路旁看到一块标明莫尔伯勒在此打败路易十四的石碑，莫尔伯勒曾为此赢得了一首法国民歌对他永世不忘的传诵。滑铁卢也就在他们前面，在蒙斯和布鲁塞尔之间。如今他们在滑铁卢战役将近一百周年之际来到这个英国人曾高奏凯歌的战场，能不信心十足！

当先头部队于22日接近蒙斯的时候，在运河北面公路上侦察的一部分骑兵中队的人，看到一队四骑人马向他们驰来。这些人看上去很陌生。就在同时，这些陌生人也看见了英军，勒住了马，双方屏息相视片刻之后才意识到碰到了敌人。这些德国枪骑兵掉转马头与中队的其余人员汇合疾驰而去。英军急起直追，在苏瓦尼的大街上赶上了他们。在小规模的激战中，枪骑兵的“长旗杆矛碍手碍脚，很多人把它扔掉了”。英军杀死了三四名德军，从这个小战场胜利而归。骑兵中队长霍恩比（Hornby）上尉，作为第一个用新式骑兵刺刀杀死德军的英国军官，被授予杰出战功勋章。战争以正确的方式开始，战果非常鼓舞人心。

首次接触，既然如所预期是在去苏瓦尼的路上发生的，也就没有理由使参谋长官们改变他们对敌人实力和位置的估计。威尔逊认为，和英军对阵的德军兵力只有一个或两个军加上一个骑兵师，同英国远征军的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相比处于劣势，至多也不相上下。威尔逊性格刚强，情绪高昂，对这里地形和对法国人的熟悉了解又是众所公认的，这一切都比情报官的报告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尤其是作战处的军官们向来认为情报处总是从最坏处着想，对情报处的估计历来不以为然，因而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英国对德国军事理论和德国军事实践研究得最细致入微的詹姆斯·格里尔森爵士的逝世，又使得威尔逊的那些理论——它们是全盘抄袭法军总司令部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参谋和军长们，对第二天的战斗都满怀信心，虽然约翰·弗伦奇爵士未必如此。

弗伦奇的情绪仍然阴沉忧郁，其犹豫不决与朗勒扎克几不分轩轾。21日，刚到达法国前来代替格里尔森的史密斯―多林将军来请示时，得到的吩咐是“在孔代运河（Condé Canal）防线作战”。史密斯―多林将军问，这是说进攻还是防守？吩咐是“听从命令”。弗伦奇焦虑的一个因素，是他不了解朗勒扎克在他右翼的作战计划，担心他们两军之间会形成缺口。22日上午，他乘汽车出发去和这位令人不愉快的邻居商量，但在途中得悉朗勒扎克已前往设在梅泰（Mettet）的军司令部，第十军正在梅泰激战。他没有会面朗勒扎克就这么回来了。在司令部里迎接他的是一条好消息。起初留在英国的第四师已经到达法国，现正在前来途中。德军在比利时向前推进以及比军的撤往安特卫普，促使基钦纳下决心把第四师派来。

冯·克卢克将军对苏瓦尼公路上的骑兵冲突比英军更为吃惊。直到此刻，他还不知道英军已在他面前，英法的保密措施何其得力！克卢克知道英军业已登陆，因为他从一份比利时报纸上看到有关消息，该报登有基钦纳宣布英国远征军已平安到达“法国国土”的官方公报。英国、全世界以及敌人知道英军登陆的第一个消息，就是8月20日发布的这项公报。不过，克卢克仍然认为英军是在奥斯坦德、敦刻尔克、加来登陆的。这主要是出于他的主观愿望，他打算在跟法军交锋之前将英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一并“击溃”。

现在，他从布鲁塞尔挥师南下，不得不担心比军会在他后方从安特卫普突然出击，不得不担心英军可能会对他的翼侧猛扑过来。他总认为英军神秘地部署在他右面的比利时境内的什么地方，因此他一直设法让部队朝西徐徐前进，好寻找英军进攻，然而比洛则是始终害怕产生缺口，不断令他靠拢。克卢克反对，比洛坚持。“不这样，第一集团军就会走得过远而不能支援第二集团军。”克卢克发现英军在苏瓦尼，正在他前面，又想往西转移，寻找敌人翼侧。可他再次为比洛所阻，他怒不可遏，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抗议。然而，统帅部对英军的行踪比协约国对德军右翼的了解更为模糊。“本部看来，并没有发生意义重大的登陆行动。”统帅部说，因此否定了他的意见。克卢克给夺去了包抄敌人的机会而被迫作正面攻击，只好怒气冲冲地向蒙斯前进。命令要求他在8月23日渡过运河，占领河南阵地，迫使敌军退往莫伯日，同时从西面切断其退路。

8月22日那天，比洛跟左侧的豪森之间和跟右侧的克卢克一样，矛盾很大。克卢克倾向于赶在前面，而豪森则倾向于拖后。鉴于先头部队已渡过桑布尔河在同朗勒扎克的第十军作战，比洛计划由他的部队和豪森的部队联合大举进攻，打一场歼灭战，可是豪森在22日还未准备就绪。比洛苦苦埋怨友邻军的“不够合作”，而豪森则不堪忍受比洛再三要求帮助，同样怨气冲天。比洛决定不再等待，对桑布尔河一线投入三个军，发动了猛烈进攻。

这一天以及第二天，比洛和朗勒扎克两军在这场沙勒鲁瓦战役中鏖战不舍，第一天日暮时，豪森部队加入战斗。而这两天，也正是法国第三、第四集团军在阿登山区大雾弥漫的森林中与覆灭之灾进行搏斗的两天。朗勒扎克坐镇在梅泰指挥作战，但主要是痛苦地等待师长和军长们送来他们那里的战况报告。而这些师长和军长要了解他们部队里的情况，也是相当难的。这些部队，不是处于密集炮火之下，就是在村子里巷战肉搏，即使有一个军官精疲力尽、负伤淌血、跌跌撞撞地回来了，也已支持不住不能向上司报告了。活生生的人证比报告先到梅泰，一辆汽车载着一名受伤的军官开进广场。朗勒扎克和参谋们由于烦躁不安在屋子里待不下去，这时正在广场上焦急地来回踱着。这个伤员经认出来是第十军的一位师长博埃（Boë）将军。他脸色灰白，目光凄惨，其声微微，痛苦地、断断续续地向奔到汽车旁边来的埃利·杜瓦塞尔说道：“告诉他……告诉将军……我们在尽力……坚持。”

在沙勒鲁瓦北面，在第十军左方的第三军报告损失“惨重”。沙勒鲁瓦这座乱七八糟地延伸在河流两岸的工业城镇，已在白天被德军突破，法军还在猛烈战斗，想击退他们。当德军在未得到教训以前按老规矩以密集队形进攻的时候，就成了75毫米大炮的极好目标。可是这些每分钟原可打15发的75毫米大炮，所供应的炮弹却只够它每分钟打2.25发。在沙勒鲁瓦，志愿应募入伍的两个阿尔及利亚师的步兵们（Turcos），像他们父辈当年在色当一样勇敢。一个营冲向德军一个炮兵阵地，用刺刀刺死了炮手，归来时全营1030人只有两名没有挂彩。法军到处遭到炮击，而敌人的炮兵阵地通常不是看不见就是打不着。他们在不同战区不同的情况下，有的人被打得怒火中烧，有的被打得意志消沉。他们对在头顶上空充当炮兵弹着观察员的德军隼式飞机，既火冒三丈而又无可奈何。这些飞机在他们阵地上空飞过之后必然跟来又一阵炮弹。

及至黄昏，朗勒扎克不得不报告：第十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却”；第三军在“苦战”；军官“伤亡巨大”；左面的第十八军虽完整无损，可是左端的索尔代将军的骑兵军已“精疲力尽”，也已被迫退却，使第五集团军和英军之间造成了缺口。这个缺口确有十英里之宽，足可容敌人一个军。朗勒扎克焦急得只好传言给约翰·弗伦奇爵士，请他进攻比洛的右翼，借以减轻法军的压力。约翰爵士的回答是不能照办，不过答应将坚守蒙斯运河防线二十四小时。

夜间，朗勒扎克的处境更岌岌可危。豪森带来四个生力军和340门大炮攻打默兹河防线。他在夜间发动了进攻，占领了河对岸的桥头堡。弗朗谢·德斯佩雷（Franchet d’Esperey）的第一军进行了反攻。第一军的任务是守卫沿朗勒扎克阵地右面的一段默兹河，它是第五集团军唯一掘壕坚守的军。

豪森的意图是，根据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挥戈西南，进攻日韦，希望由此直扑朗勒扎克军的后方，陷该军于他和比洛所部夹攻之中而歼灭之。而比洛——他在这战区虽已重创敌军而所部同样遭到重创——则决心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最终解决战斗的攻势。他命令豪森西指梅泰直接攻击第五集团军的主力，而不是进军西南，切断第五集团军退路。豪森照办了。这是一个错误。它使豪森在8月23日整天缠于正面进攻弗朗谢·德斯佩雷一军防守严密的阵地，对付这位将才横溢的军长，听任朗勒扎克的退路敞开无阻，打一场歼灭战的机会就此错过在这条敞开的通道上了。

8月23日，晴朗酷热，夏日的天空终日密布着炮弹的团团黑色烟雾。法军立即把它比作法国家家户户火炉上的铸铁锅，给这些炮弹起了个“煲汤锅”（marmites）的绰号。倦乏不堪的法国兵所能记起的那天情景就是“炮弹如雨”。有些地方，法军还在进攻，想把德军赶回桑布尔河另一侧；有些地方，法军还在固守；有些地方，法军已在踉跄溃退。公路上都是一长列一长列的比利时难民，途为之塞。他们满身尘土，给婴儿和大包小裹压得弯腰曲背，推着手推车，毫无生气，疲惫不堪，漫无止境、漫无目标地流浪着，无家可归，无藏身之所，只求躲开北面可怕的隆隆炮声。

难民队伍走过离沙勒鲁瓦20英里的菲利普维尔，朗勒扎克的司令部那天正设在那里。朗勒扎克穿着红裤子的两腿叉开，双手反剪，站在广场上看着他们，忧郁凄恻，默默无言，黝黑的面孔在黑色紧身军装上衣上头显得近乎苍白，丰满的双颊业已下陷。他“为极度忧虑所困”。敌人从四面八方向他压来。总司令部除询问对形势的看法以外一无指示。他很敏锐地意识到索尔代骑兵军撤退造成的缺口的后果。正午时分消息来了，比利时的第四师正从那慕尔撤出。这个消息是预料得到的，但仍然是难以置信的。这座控制着桑布尔河和默兹河汇合处的城市及市区外围高地上的堡垒群，即将落入比洛手中。那天早晨，他曾给第四集团军的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去信，要求他调兵加强两军衔接的那部分地区。然而，德朗格勒杳无回音。

朗勒扎克的参谋力劝他同意弗朗谢·德斯佩雷的反攻要求。据德斯佩雷报告，一支追击第十军的德军已将其翼侧暴露给他，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机会。也有一些热心为人说项的人则敦促他让第十八军从左端发起反攻，减轻英军的压力，英军这天正在蒙斯同冯·克卢克的整个集团军作战。朗勒扎克厌恶这种头脑发热的做法，拒不应声。他始终不置一词，不发一令，只是等着。后来他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就沙勒鲁瓦战役进行了纠缠多年的争论，对朗勒扎克这天下午的灵魂深处发生了什么各有各的看法。在有些人看来，他不是临阵怯战就是惊恐瘫痪。有些人则认为他是在情况不明、形势危殆的局面下冷静衡量各种可能。既然总司令部对他不置可否，不作指示，朗勒扎克只有自行决定。

傍晚时，一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豪森所部扩大了默兹河对岸迪南南面翁埃耶（Onhaye）的桥头堡。这是个大威胁，有从第五集团军后方进行袭击的危险。弗朗谢·德斯佩雷立即派出一个旅，由芒让（Mangin）将军率领去处理这个危局。也就在这时，朗勒扎克终于收到德朗格勒的消息。这是个不能再坏的消息。第四集团军在阿登山区不仅没有像总司令部先前在公报中所暗示的那样打了胜仗，而且正在被迫退却之中，这将使色当和朗勒扎克右翼之间的这段默兹河无人防守。豪森的萨克森部队在翁埃耶的出现顿时成了严重的威胁。朗勒扎克认为——他说，“我确实认为”——这是支先头部队，由于德朗格勒的撤退，它就可以恣意行动，如果不立即把它击退，它还会得到增援。这时候他当然不会知道——因为事情还没发生——芒让将军率领的那个旅会在一场漂亮的刺刀冲锋中把萨克森人赶出翁埃耶。

紧接着又传来消息，沙勒鲁瓦北面的第三军在遭受攻击之后未能守住阵地，正在退却。迪律伊少校又带来消息说德军已占领那慕尔北面的堡垒群，并且已经入城。朗勒扎克回到希迈（Chimay），在军部里，“收到证实第四集团军受挫的消息，该集团军自早晨起一直在退却，使第五集团军的右翼完全失去掩护”。

在朗勒扎克看来，他右翼的危险“似乎很严重”。他一直惴惴不安，担心在德朗格勒将军撤出的地方会发生另一场灾难，“四十四年前，我军曾在这里遭到德军的包围而被迫投降——那场可恨的灾难使我国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多么不能忘怀的一页！”

要使法国不出现第二次色当战役，就必须使第五集团军免遭覆灭之灾。朗勒扎克此刻很清楚，法军从孚日山脉到桑布尔河在全线撤退。只要军队还在，就不会出现像色当战役那样不可挽回的失败，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假使第五集团军被歼灭，整个战线就会动摇，接着就是彻底失败。不论打得如何英勇，也不论如何迫切需要，反攻已不能挽救整个局势。

朗勒扎克最后开口了，下令全面撤退。他知道他会被作为“闯下大祸的人”撤职——他后来确实被撤掉了。据他自己说，他曾和一位军官讲过：“我们打败了，但这个不幸是可以补救的。只要第五集团军存在，法国就不会灭亡。”这些话尽管有着事后着笔的回忆录的味道，但他很可能是这样说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特别是在法国，往往会激起豪言壮语。

朗勒扎克自行作出了决定，他认为霞飞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未征求总司令部的意见。“敌军威胁我默兹河右翼，”他报告说，“翁埃耶已被占领，日韦受到威胁，那慕尔已被攻下。”由于这种形势以及“第四集团军行动阻滞”，他已令第五集团军撤退。随着这份电报的发出，法国想在一场短期战争中打败这个宿敌的最后希望全都化为乌有。法军最后一次进攻已告失败。霞飞果真不同意这个决定——不过不是当晚。8月23日（星期日）夜晚，是一个浓雾迷漫而难熬的夜晚，此刻，法国的整个计划正在土崩瓦解，谁也不能肯定各战区的目前情况如何，色当战役的幽灵徘徊不去，除朗勒扎克以外人人忧心忡忡，总司令部对第五集团军的撤退，既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撤销该令。霞飞默不作声，算是批准了这个决定；然而对此他是不会饶恕的。

关于沙勒鲁瓦战役，官方后来的说法竟然是，朗勒扎克将军“自认为他右翼受到威胁便命令撤退而没有反攻”。这是法军总司令部要为第十七号计划的失败找替罪羊而强加在这位第五集团军司令身上的不实之词。朗勒扎克作出决定的那个时刻，总司令部里谁也没有像战后通报所说的那样，向他提出过：他完全是“自认为”右翼受到威胁，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远在左翼，英军和冯·克卢克所部自清晨起就在18米宽的蒙斯运河展开了争夺战，打得难解难分。8月的朝阳冲破了清晨的迷雾细雨，预示着这天是个大热天。礼拜天的教堂同往常一样敲起了钟声，矿区的村民也同往常一样穿着礼拜天的黑色服装去做弥撒。运河两边是些铁路支线和工厂堆货场。煤泥以及工厂和炉子里的化学废渣、废水把运河污染成一股黑水，臭气四溢。菜地里、牧场和果园里的灰色煤渣堆，像是女巫戴的尖帽子似的，给原来的景色添上了一种古怪异常的样子。战争在这里看来没那么不协调。

英军在蒙斯两边都建立了阵地。史密斯―多林将军率领的第二军在蒙斯西面沿着蒙斯到孔代计15英里长的一段运河布下了防线，而且进驻了紧挨在蒙斯东面运河向北拐弯形成的一块大约两英里宽、一英里半长的突出地区；黑格将军的第一军守着第二军右翼从蒙斯到朗勒扎克左翼之间的一条斜形阵地；而未来的耶路撒冷征服者艾伦比（Allenby）将军指挥的骑兵师则留作后备部队。黑格对面是克卢克和比洛两集团军的衔接地区。由于克卢克部在尽可能向西推进，黑格一军在后来被称为蒙斯战役的8月23日的著名战斗中没有遭到攻击。

约翰·弗伦奇爵士将司令部设在蒙斯以南30英里的勒卡托。他在一条25英里长的战线上指挥着5个师，同朗勒扎克在50英里长的战线上指挥13个师的情况相比，他是完全没有必要离开前线那么远的。他之作出这种抉择可能是犹豫不决所致。弗伦奇既给空军和骑兵的侦察报告弄得惴惴不安，又苦于对友邻军捉摸不透，而对和友邻军共同守卫的这段于敌人有机可乘的弯弯曲曲的防线也很不自在，所以，他对进攻并不比朗勒扎克感到高兴。

在战斗前夜，他将两个军和骑兵师的高级参谋召到勒卡托，对他们说，“由于法国第五集团军的撤退”，英军将不进攻了。其实这时候的第五集团军，除了第十军外都未撤退，而第十军又不和英军相邻，但约翰·弗伦奇爵士是必须归罪于人的。朗勒扎克前一天在这种同志式的精神的驱使下，也曾把自己的未能进攻归咎于英军的没有到场。那时朗勒扎克给各军的命令是固守桑布尔河防线而不是渡河进攻，如今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命令同样是固守运河防线。尽管威尔逊仍然在按向北大举进攻把德军撵出比利时的路子着想，但指挥官们得到的是采取全属另一套行动的可能。有鉴于此，史密斯―多林将军便于凌晨2时30分下令做好炸毁运河桥梁的准备。这是个切合实际的预防措施，但这类措施是法军所不取的。正由于此，1914年8月的法军伤亡率达到惊人的程度。战斗开始前五分钟，史密斯―多林进一步下令，指示“一旦必须撤退”，要按师部命令破坏一切桥梁。

清晨6时，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各军长发布最后一道指令时，他——或许是他的参谋们——对于将与之交锋的敌方兵力的估计仍然同前不变，仍是一个或至多两个军加上骑兵。事实上，那时在英国远征军攻击距离内的克卢克集团军拥有四个军和三个骑兵师，计16万人和600门大炮。而英国远征军的兵力则仅为7万人，300门大炮。至于克卢克的两个后备军，一个还差两天路程，尚未赶到，一个留在后方防范安特卫普的敌军。

上午9时，德军向英军阵地发射第一批炮弹，这次攻击首先是指向运河拐弯形成的那块突出地区，其北端的尼米桥（bridge at Nimy）是攻击的焦点。德军以密集队形冲将过来，给掘壕坚守有方、专门训练有素的英国步兵提供了“再好不过的目标”，他们打得又快又准，德军以为碰上了机枪。德军在一浪接一浪的冲杀遭到击退以后，调来更多兵力，并改用了疏开队形。英军在“顽强抵抗”的命令下，尽管伤亡逐渐增大，而在突出地区的火力仍然不衰。10时30分起，德军的炮队，起先是第三军的，接着是第四军的，相继投入战斗，战火便沿着运河的平直地段蔓延到西面。

及至下午3时，守卫突出地区的英军各团已饱受了六小时的炮击和步兵的进攻，鉴于人员越来越少，压力过大，便炸毁尼米桥，逐连逐连地撤到两三英里后面准备好的第二道防线。由于突出地区的放弃危及守卫运河河道平直地段的两支友邻部队，后者也当即奉令于傍晚5时开始撤退。地处运河弯道和平直河道交接点的热马普（Jemappes）及其西面两英里的马里埃特（Mariette），因缺少雷管无法炸毁桥梁，顿时陷入千钧一发。值此撤退之际，倘德军冲过运河，不仅会使有秩序的撤退变成一场溃退，甚至会就此突破整个防线。一个霍雷修斯[1]是绝不能守住桥梁的。然而英国陆军工兵的赖特（Wright）上尉则在马里埃特的桥下一只手转一只手地悬着身子荡过去，想给炸药接上引线。在热马普，一名下士和一名士兵在不停的炮火下，也为接上引线努力了一个半小时。他们两人事竟其成，并且荣膺了维多利亚勋章和杰出战功勋章；赖特上尉尽管不顾身负重伤，作了第二次努力，但终未能成功。他也得到维多利亚勋章，不过，三星期后即捐躯埃纳（Aisne）河畔。

傍晚时分，在零星炮火下脱离战斗的微妙过程告成。一团一团依次掩护友邻部队撤退，直到全部到达第二道防线的村子和宿营地为止。看来德国人在白天战斗中也同样伤亡重大，他们既没有认真地强攻未遭破坏的桥梁，也没有追击敌人的任何兴趣。相反，撤退的英军在暮色苍茫中可以听到他们“停止射击”的军号和尔后免不了的歌声。最后，运河对岸一片寂静。

英军是何等幸运，冯·克卢克竟没有利用他两倍多的兵力优势。由于比洛命令的掣肘，他不能寻找敌人翼侧兜而围之。他只有用他中路第三、第四两个军和英军迎面交锋作正面攻击，结果损失惨重。第三军的一个后备役上尉发觉他是全连中唯一幸存的军官，也是全营中唯一幸存的连长。“你是我唯一的支持人了，”少校嚎啕大哭着说，“这个营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我那引以自豪的、美好的营啊……”这个团也“被击败了，打垮了，只剩下少数人”。这个团的上校，像战争中的任何人一样，只能根据自己队伍发生的情况来判断战斗的过程，他整夜焦虑不安，因为如他所说，“英国人要是对我们的情况稍有怀疑并发动反攻的话，那他们简直会把我们踏扁”。

冯·克卢克军的两翼，右面的第二军和左面的第九军都没有投入战斗。他们和第一集团军的其他部队一样，11天行军150英里，这时候长长的队伍正在沿着公路前进，距中路两个军的后方还有几小时的路程。各个军如果在8月23日都参加了进攻，历史也许会改观。冯·克卢克在下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命令中路两个军牵制英军，等待翼侧的军调集上来进行包抄，打一场歼灭战。可就在这之前，英军已被迫果断地改变了计划。

亨利·威尔逊对第十七号计划仍然怀着中世纪骑士般的热情，一心想冲锋陷阵，而不了解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执行这计划跟使用中世纪的长弓几无不同。威尔逊和霞飞不分轩轾。霞飞在接到德朗格勒关于阿登山区惨遭灾难的报告后六小时仍然坚持发动攻势，而威尔逊，甚至在运河战线已被迫放弃之后，仍然热衷于第二天发起进攻。他作了“仔细核计”，得出了“我们对面只有一个军和一个骑兵师（也可能两个军）”的结论。他要约翰·弗伦奇爵士和默里“相信”，情况就是这样，“结果我被允许草拟明天进攻的命令”。晚上8时，正当命令草拟完毕的时候，霞飞发来电报通知英军说，各方面汇集的证据表明英军现在面对的敌军为三个军和两个骑兵师，命令就此作废。霞飞的电报比威尔逊更具有说服力，从而一下子结束了任何进攻的念头。接着是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

晚上11时，斯皮尔斯中尉慌忙乘车从第五集团军司令部赶来，带来了令人难受的消息：朗勒扎克将军已停止战斗，正在将第五集团军撤往设在英军后方的防线。斯皮尔斯对这种既不和英军商量，又不通知英军的做法，就像阿德尔贝上校听到国王阿尔贝将部队撤往安特卫普的决定时那样既忿懑又沮丧。十七年后，他写这件事时仍然耿耿于怀。

朗勒扎克的撤退使英国远征军失去掩护，顿时处境危殆。经过紧张讨论，决定一俟命令拟就并送达前线，就立即撤出部队。但由于史密斯―多林军部的地点选择得离奇，以致耽误了时间，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史密斯―多林的司令部设在萨尔拉布律耶尔（Sarsla-Bruyère）的一幢普通的私人乡村住宅里，不过名字倒很有气派，叫做“岩石堡”。这个住宅坐落在偏僻的村道旁边，既不通电报也没有电话，白天已经难找，深更半夜就更困难了。即使是莫尔伯勒和威灵顿，他们选择司令部的地点，也比较注重便利，要设在大道旁边，纵然房子不太体面也无妨，他们的司令部，一个设在修道院，一个设在小旅馆里。给史密斯―多林的命令只得用汽车送去，直到凌晨3时才送到，而还未投入战斗的黑格第一军早一小时就接到电报命令，从容做好了撤退准备，天不亮就开拔了。

但在这时，德军已将两个翼侧军调集前来，重新开始进攻。整天挨到炮击的第二军只得在炮火下开始撤退。混乱之中，有一个营始终没接到命令，一直打到四面被围，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只有两名军官和200名士兵逃了出来。

第一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这是英国士兵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首次和欧洲敌人作战，也是滑铁卢战役以来在欧洲大陆上的第一仗。但多么令人失望！冒着酷暑，仆仆风尘兼程前来的第一军，几乎一枪未发，现在就不得不掉过头来往回走了；尤其是对那个以与有名的劲敌较量为荣的第二军来说，失望更甚。他们既对敌人的人多势众和对第五集团军的撤退一无所知，因而对撤退的命令也就无法理解了。

这在亨利·威尔逊是个“极大的”失望，他把一切都归咎于基钦纳和内阁没有派六个师而只派了四个师来法国。他使出了不承认错误的惊人本领，他说：如果六个师都在那里，“这就不会是撤退而是前进，不会是败绩而是胜利”。他这种本领使他后来成为陆军元帅。

威尔逊的自信和兴致勃勃的劲头开始消失，而那个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喜怒无常的约翰·弗伦奇爵士则是沉陷在沮丧之中。他到法国只一个多星期，可是紧张、焦虑、职责，加上朗勒扎克的不义行径，战幕初启时已使他心灰意懒，对指挥作战感到失望。第二天，他在给基钦纳的报告的结尾就提出了一个灰溜溜的建议，“我认为应立即将注意力转到勒阿弗尔的防御方面”，这说明他已开始从撤离法国来考虑问题了。勒阿弗尔位于塞纳河口，在英军原先登陆的基地布洛涅以南约100英里。

这就是蒙斯战役。英国的这首次出战，既是大战的序幕，在追溯的时候，也就变得意义重大，被推崇备至，它跟黑斯廷斯（Hastings）战役和阿让库尔（Agincourt）战役一样，在英国众神殿中也要同占一席。这场战役还被安上了蒙斯天使那样的传说。战士个个英勇，亡者都是英雄。凡经命名的每个团的事迹，都写到最后一分钟，写到最后一枪一弹，直写得蒙斯一战在这种英勇壮烈的烟雾中若隐若现地好似一场胜利。毫无疑问，英军在蒙斯一战中确实打得很勇敢，打得很出色，打得比法军某些部队要好，但是并不比很多其他部队更好；不比哈伦之战的比军，或沙勒鲁瓦之战的阿尔及利亚步兵，或翁埃耶之战中芒让将军的那个旅以及各个战场的敌军为好。这场战役，到开始撤退前历时九小时，投入作战的英军计两个师，35000人，总共伤亡1600人，把冯·克卢克集团军的前进拖住了一天。它是边境战役的一部分。而在整个边境战役中，法军有70个师，约125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四天。法军这四天的伤亡达14万多人，也就是当时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总数的两倍。

紧接在沙勒鲁瓦战役和蒙斯战役之后，比利时尽是残垣断壁，遍地垩灰，满目战争疮痍，一片废墟。街头巷尾到处散落着士兵做垫褥用的满是污泥的干草、丢弃的背包和血迹斑斑的绷带。正如威尔·欧文[2]所写的那样，“到处臭气冲天。我从未听说在描写战争的任何书本中提到过这种情况，这是50万没有洗澡的士兵散发出的汗酸臭……在德国人经过的每一个城镇里，这种臭气多日不散”。混杂一起的，还有血腥气、药品气、马粪和尸体的臭气。人的尸体理应由他们所属的部队在午夜前掩埋掉，但往往是尸体太多，时间太少，至于掩埋死马就更没有时间了。那些死马久未掩埋，都已腐烂膨胀。军队开拔之后，可以见到比利时农民拿着铁铲、弯着腰在田野里清理尸体，这种景象宛如一幅米勒的杰作。

在尸体中间，零落可见弃掷下来的第十七号计划片纸只字，以及印有“……法军今后应以进攻为唯一法则……只有进攻才能产生积极结果……”字样的耀眼的法军野战条例残篇。

边境已被突破，各部队不是在退却就是在作死守的困兽之斗，对这场灾难应负最终责任的霞飞，在法国的所有希望彻底破灭的这个时刻，竟不可思议地依然泰然自若，毫不内疚。他立即把过失推卸到计划执行人身上，为计划制订者开脱责任。这样，他就可以保持对自己、对法国的信心白玉无瑕。这样，也就为他提供了置身今后灾难深重的日子里所必不可少的和唯一的条件。

24日上午，在像他所说“事实证据俱在，回避不了”的这个时候，他向梅西米作了汇报。他说，部队“已被迫不得不采取守势”，必须靠其筑垒的防线支持下去，一方面消耗敌军，一方面等候有利时机，重新展开攻势。他立即着手部署退守的防线，并着手变更部队部署，编成密集队形，在他所希望建立的索姆河防线上恢复攻势。帕莱奥洛格最近自圣彼得堡的来电使他深受鼓舞，德军为了对付俄国的威胁随时都会被迫从西线撤军东去，对此，他抱了很大希望。他在自身遭到灾难之后，便引领等待俄国这部压路机的响声。可是传来的只是一份晦涩不明的电报，说对东普鲁士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同时答应“进一步采取进攻性行动”。

查明战败原因是霞飞仅次于重组战线的当务之急。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原因在于“指挥官的严重缺陷”。有些指挥官确实为肩负的可怕责任压垮。炮兵部队的一名将军不得不上去替代沙勒鲁瓦北面第三军军长的职务，因为那位军长在战斗最关紧要的阶段竟然哪里也找不到他。第五军的一名师长在阿登战役中竟然自杀了。人，就像计划一样，在面对演习中所没有的危险、死亡和真枪实弹时，难免会出现问题。可是，霞飞这位不承认计划会有问题的人，是不允许任何人犯错误的。他查问那些表现得软弱无能的将领们的名字，无情地扩大了免职、降职的人员名单。

跟亨利·威尔逊一样，霞飞不承认理论上和战略上的错误，因此他只好说：“尽管我认为已为我军准备了优势兵力”，但由于“缺乏进攻精神”以致进攻失败了。其实，他与其说“缺乏”，倒不如说“太过”。在洛林的莫朗日，在阿登山区的罗西尼奥尔，以及在桑布尔河畔的塔明等地，导致法国败北的不是胆量太小，而是胆量太大。法军总司令部在大溃败后的当天发出的《给各军的通知》中，曾把“缺乏”进攻精神改为“错误理解”进攻精神。通知上说：各军对野战条例“理解不透，应用不当”。步兵发动进攻的地点太远，又无大炮支持，因而受到机枪射击，遭到本可以避免的损失。今后，占领阵地之后，“必须立即从事防御的编成，务必挖掘堑壕”。步兵与炮兵之间缺乏配合协作是“主要错误”，纠正这一错误事属“绝对必要”。75毫米大炮务必以最大射程射击。“最后，我军一定得仿效敌人，使用飞机作为炮兵耳目”。可见不论法军还有其他什么缺点，不愿吸取经验教训则不在所谈缺点之列，至少在战术方面是如此。

至于寻找自身在战略方面的疏忽，法军总司令部则没那么敏锐，甚至在8月24日第二处揭露了一个惊人的情况，发现敌军现役军后面跟随着使用同样番号的后备军之后，还是如此。这是在前线使用后备部队的第一个证据，它说明了德军如何使右翼和中路同时都具有同样强大的兵力。但是，霞飞却没有因此怀疑第十七号计划的制订依据可能有问题。他仍然认为计划是正确的，其失败是执行不当所致。对于导致法国敞开大门遭受入侵的这场大灾难，议会在战后调查原委要他作证时，曾问及他对战前总参谋部关于德军右翼越强对法国越有利这个理论的看法。

“我仍然是这样看的，”霞飞回答说，“事实说明我们的边境战役计划正是为此制订的，如果这一仗打赢，我们的出路就打通了。……再说，如果第四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打得好，这一仗就胜利了。打得好，那就意味着整个德军先遣部队的歼灭。”

在1914年8月开始撤退那天的阴暗早晨，霞飞责怪的主要对象是第五集团军及其司令，而不是第四集团军。尽管英军也把怨恨一股脑儿地发泄在朗勒扎克身上，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军发言人终究说，朗勒扎克8月23日命令撤退而不作反攻的决定，避免了“又一次的色当大败”。在朗勒扎克早前坚持将默兹河西岸的第五集团军转移到沙勒鲁瓦的问题上，这位发言人也说：“毫无疑问，计划的这一改变挽救了英国远征军，也可能挽救了法国军队，使他们没有遭到覆灭之灾。”

8月24日，整个战局已经明朗，法军各路都在撤退，敌军则在以长驱直入之势向前推进。然而法军溃败到怎样的境地，公众直到8月25日德国宣布攻下那慕尔、俘虏5000人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使人难以置信。伦敦《泰晤士报》曾说那慕尔可以经得起六个月的围攻；可是如今四天就陷落了。在英国，据惊慌失措而又克制的说法，那慕尔的失陷“普遍认为是个明显的不利……迅速结束战争的可能已大为减少”。

结束的可能究竟减少到什么程度，又究竟多么遥远，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意识到，就相同作战时间的参战人数、伤亡人数以及伤亡率而言，这场大战中最大的一个战役已经打过了。也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次战役的后果：德国最后占领整个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之后，将如何拥有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列日的制造工业、博里纳日的煤、洛林的铁、里尔的工厂，以及河流、铁路和农业之利；将如何助长德国的野心，将如何迫使法国下定决心打到每寸失地都收复、每分钱都得到赔偿，从而堵塞了后来所有谋求妥协性和平或“没有胜利的和平”之路，使战争延长达四年之久。

所有这些都是事后的认识。8月24日，德国人心潮澎湃，无限自信。他们看见前面只不过是些残兵败将；施利芬的才华业已得到证实；德国人看来已稳操胜券。在法国，普恩加莱总统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既要后撤也要进袭。过去两星期的梦幻结束了。现在，法国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抵抗能力。”

光有冲动是不够的。

注释

[1] 霍雷修斯（Horatius），罗马传说中一位守桥抗敌的英雄。——译注

[2] 威尔·欧文（1873—1948），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1914—1915年作为随军记者发表过一些作品，1916—1918年为《星期六晚邮报》记者。——译注

“真叫人感到既光荣又可怕”：Wilson, 165.

法军野战条例及“在演习时那样苦苦操练的科目”：qtd. Lt.-Col. Fliecx, Les Quatre Batailles de la France, Paris, 1958, 12–13.

第十七号计划最激昂慷慨的批评家们：Engerand, 473.

迪巴伊非常“反感”：Dubail, 57. Battles of Morhange-Sarrebourg: AF, I, I, 176–265, passim.

莫朗日尸横遍野，“上帝用以训示帝王们律法”的教训：Engerand, 473.

“一经准备就绪就发动进攻”：qtd. Edmonds, 507.

“先生们，我们要继续下去”：Giraud, 535.

“我21日去南锡”：Aston, Foch, 115.

德军统帅部被引向左翼：Tappen, 15 (German ed.).

三号方案及克拉夫特与塔彭的通话：Rupprecht, 37, n.; Krafft, 47.

霞飞发出在阿登山区进攻的号令：Annexes Nos. 592 and 593. Battle of Ardennes: AF, I, I, 351–432, passim.

“等待炮兵的支援火力”：Annexe No. 352.

阿登山区的地形对“重炮处下风而野战炮占优势的一方有利”：Joffre, 66.

霞飞的回忆录：Messimy (88) says they were written by “a group of faithful and devoted officers.”

“智力平庸”：Wile, Men Around the Kaiser, 69.

“只有依靠剑，才能得到阳光底下的地盘”：Grelling, 46.

“为我统率大部队打下了理论基础”：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3.

“疯狂地猎取最高荣誉”：qtd. Goerlitz, 158.

“严肃、阴郁”的面孔：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12.

“加农诗人”、“太富于想象”：Engerand, 483, 488–9.

“这些尽是些玩意儿！”：qtd. Monteil, 34.

第四集团军侦查后的报告被认为是“悲观的”：Engerand, 491.

“正是我们自己遭到了突然袭击”：Langle, 137.

法国总司令部对吕夫将军的报告未加注意：Briey, April 15, evidence of Ruffey.

“等于蒙住了眼睛”：Commandant A. Grasset, Un Combat de rencontre, Neufchâteau, 22 Août, 1914, qtd. AQ, January 1924, 390.

“过后的战场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景象”：qtd. Engerand, 499, 504.

法国士官的日记：qtd. W. E. Grey, With the French Eastern Army, London, 1915, 49.

德国军官的日记：Charbonneau, 54.

“勇于牺牲的奇迹”及本段余下部分：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26, 29–37.

吕夫的三个后备师被抽走：Joffre, 166; Briey, April 15, evidence of Ruffey.

“你们总司令部的人……像敌人袋子里的牡蛎一样愚昧无知”：Briey, ibid.

德朗格勒将军“如坐针毡”：Langle, 137. “Serious check at Tintigny”: Annexe No. 1098.

“有兵力优势之利”：Annexe No. 1044.

德国没有布里埃的铁矿无法长期打下去：A memorandum addressed to the German Supreme Command by Dr. Reichert of the Iron and Steel Association in December 1917 supported a plea for annexation of Briey with the argument that without the ores of this regi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war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f we had not possessed Briey we would have been defeated long ago.” Wirtschaftzeitung der Zentralmaechte, December 17, 1917, qtd. Engerand, 486. The subject is fully discussed in Engerand's Rapport on Briey, première partie.

“我将尽一切努力再一次发动进攻”：qtd. Isaac, Joffre at Lanrezac, 87.

“按他的吩咐行事”：qtd. AQ, April 1923, 37.

“威廉爸爸”的电报：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37.

“炫目的紧身白外衣”：Sven Hedin, qtd. Gardiner, 223.

只有自杀才能避而不受二级铁十字勋章：Sturgkh.

霞飞命令朗勒扎克进攻，要求约翰·弗伦奇爵士“配合这次行动”：Annexe No. 695. Battle of Charleroi: AF, I, I, 433–480, passim.

基钦纳的8月19日电报：Arthur, 29.

“会陷于孤军作战境地”：Spears, 127. “I leave you absolute judge”: Annexe, No. 705.

法军既没有挖掘战壕，也没架设铁丝网或构筑别的防御工事：Spears, 105; Engerand, 530–31.

“军号嘹亮，战鼓隆隆，旗帜飘扬”：Spears, 132.

“带着经久不息的刺耳啸声”：Sutherland, 36–9.

“必须有个军乐队”：Spears, 128.

“我想我对战局了如指掌”：Arthur, 30.

“你们得到的并转给总司令的那个情报，看来有点夸大”：Spears, 137, n.

英、德骑兵在苏瓦尼的遭遇战：Bridges, 77.

史密斯―多林将军得到的命令：Edmonds, preface to Bloem, viii.

克卢克将军打算在跟法军交锋之前将英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一并“击溃”：Kluck, 33.

克卢克反对，比洛坚持：Kluck, 37–8, 41–2.

“并没有发生意义重大的登陆行动”：Bülow, 50.

比洛与豪森的抱怨：Bülow, 58; Hausen, 165–6, 191–3.

博埃将军：Spears, 144.

第三军报告损失“惨重”：Annexe No. 894.

每分钟打2.25发：Lanrezac, 135.

第十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却”等：Annexe No. 876.

朗勒扎克请弗伦奇协助，及弗伦奇的回答：Spears, 149–50; Edmonds, 92, n. 2.

“煲汤锅”：Engerand, 537.

“为极度忧虑所困”，及其他引言：Lanrezac, 181, 183–4, 196. General Spears has stated (173) that the retreat of the Fourth Army “was not the reason” for Lanrezac's decision because, according to Spears, Lanrezac did not know of it until next morning, a direct contradiction of Lanrezac's own statement that he had “received confirmation” of it before he made his decision. Writing after Lanrezac was dead, Spears states (173 n.), “There is not the least trace of such a communication.”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as Messimy testified at the Briey hearings, the archives contained 45,000 to 50,000 files of 500 to 1,000 documents each, a probable total of 25 to 30 million pieces, Spears’ negative is hardly proof. His verdict was conditioned less by the evidence than by his feeling that Lanrezac's retreat “left the British in the lurch” (176).

“自认为他右翼受到威胁便命令撤退而没有反攻”：Lanrezac, 185; Pierrefeu, Plutarque, 74.

“由于法国第五集团军的撤退”：Edmonds, 68, 72. For the battle of Mons, see also Maurice, 58–76.

史密斯―多林关于破坏桥梁的命令：Edmonds, 72, n. 1.

“再好不过的目标”：Smith-Dorrien, 386.

“顽强抵抗”：Edmonds, 77.

炸毁桥梁的努力：Hamilton, 28; Edmonds, 86.

“你是我唯一的支持人了”等语：Bloem, 72–73.

威尔逊作了“仔细核计”，并要弗伦奇和默里“相信”情况就是这样：Wilson, 165.

霞飞的电报：French, 64; Wilson, 167.

萨尔拉布律耶尔难找：Smith-Dorrien, 388; and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 in 1959.

威尔逊将不利战局归咎于基钦纳和内阁没有派六个师而只派了四个师来法国：Wilson, 167.

“勒阿弗尔的防御方面”：Arthur, 36.

“到处臭气冲天”：qtd. Mark Sullivan, Our Times, V, 26.

霞飞把过失推卸到计划执行人身上，及随后四段的引言：Joffre, 178, 181, 183–5, 187.

法军第二处发现德军后备军的情况：Joffre, 187.

霞飞在战后的证词：Briey, July 4, evidence of Joffre.

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军发言人：editor of Army Quarterly, April, 1925, 35.

那慕尔的失陷“普遍认为是个明显的不利”：NYT from London, August 26, 1:3.

“我们必须下定决心”：Poincaré, III, 88.

第14章　“哥萨克来啦！”

8月5日，在圣彼得堡，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驱车在路上遇到一团哥萨克骑兵开往前线。统领部队的将军看到大使车上的法国国旗，便勒马侧身与大使拥抱并恳请大使惠允检阅他的部队。在帕莱奥洛格从汽车上庄重地检阅他的部队时，这位将军在发号施令之间，还慷慨陈词，振臂高呼：“我们要消灭那些卑鄙的普鲁士人！……普鲁士必亡，德国必亡！……把德皇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岛（St.Helena）去！”检阅结束后，将军跃马在队伍后面疾驰而去，挥动着马刀，呐喊着战斗口号：“把德皇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去！”

俄国人同奥地利的争执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俄国人感激法国人信守协约，并很想通过支持法国的计划来表示他们对协约的同样忠诚不贰。沙皇为了克尽厥责，只好言过其实，俨然很有信心和勇气地宣称：“我们原来的目标，就是要歼灭德国军队”；他向法国保证，他认为对奥作战是“次要的”，他且已命令大公“不惜任何代价，尽快打开通往柏林的道路”。

总司令一职，尽管向往此职的苏霍姆利诺夫曾为自己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但在危机最后几天，终于任命大公担任。俄国政权，虽说已经到了罗曼诺夫王朝末期，可还没有愚蠢到这种地步——在他们两人当中竟会选择倾向德国的苏霍姆利诺夫来领导对德战争。不过，他仍留任陆军大臣。

大战一爆发，法国人由于不能肯定俄国是否确实愿意和能否履行其诺言，便开始规劝这个盟国赶紧行动。8月5日，帕莱奥洛格大使在谒见沙皇时恳求说：“请求陛下命令麾下军队立即采取攻势，否则法军有遭覆没之虞。”帕莱奥洛格不以谒见沙皇为足，还拜访了大公。大公向大使保证，为了遵守动员第十五天行动的诺言，他拟不待部队全部集结完毕，于8月14日就开始大力进攻。大公的出言吐语，向以不妥协著称，有时甚至唐突得不堪入耳，可是，他却立即拟了一份富有中世纪骑士精神的文稿，致电霞飞：“坚信必胜”，他还将高高并举他自己的旗帜和1912年演习时霞飞赠送给他的那面法兰西共和国国旗，向敌人进军。

可是，向法国许下的诺言跟履行这些诺言的准备工作之间，差距委实非常明显，这也许就是大公流泪的原因。据说，大公被任命为总司令时曾泪落如珠。根据他的一位袍泽所述，他“对这项任务，看来毫无准备，用他自己的话说，接到上谕之后哭了很久，因为不知道如何着手是好”。俄国的一位著名的军事史家认为他是“非常胜任”此职的，大公的哭泣，也许不是为了本人，而是为了俄国，为了整个世界。1914年笼罩着一种气氛，使感受到的人都为人类前途不寒而栗，即使最有胆识、最为果敢的人，也会为之泪下。8月5日，梅西米在内阁会议上的开场演说，充满勇气和自信，但讲到一半，突然中断，掩面而泣，难以为继。温斯顿·丘吉尔在送别亨利·威尔逊，祝上帝保佑英国远征军一路平安和胜利时，曾“控制不住，泣不成声，不能终句”。在圣彼得堡也多少可以感受到大致相同的情绪。

大公的袍泽并不是一些最得力的台柱。他1914年的参谋长是亚努什克维奇（Yanushkevich），是个四十四岁的年轻人，唇上一撮黑髭须，头上一把黑鬈发，而他最引人注意的是颔下没有胡子，因此，陆军大臣说他“仍旧是个娃娃”。他与其说是个军人，不如说是个朝臣。他没有参加过对日战争，但他跟尼古拉二世同在禁卫军的一个团服过役。这就是他迅速高升的原因。他是参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成为该院的院长，担任过陆军部的参谋，战争爆发时任参谋长才三个月。他同德国王储相似，完全是在副参谋长指引之下工作的；严肃、寡言的副参谋长丹尼洛夫（Danilov）将军是位工作勤奋、纪律严明的人，是参谋部的智囊。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的前任日林斯基将军是宁愿免去本职、说服苏霍姆利诺夫任命他为华沙军区司令的。如今他在大公手下，在前方全面负责指挥西北集团军对德作战。在日俄战争中，他任总司令库罗帕特金（Kuropatkin）将军的参谋长，没有什么功绩，也无大错；在幸免那场身败名裂的厄运之后，这位既无个人声望也无军事才干的将军仍旧在军队的上层应付着。

俄国答应法国提前进攻，但未作任何准备，直到最后时刻才不得不临渴掘井。有关“提前动员”计划的命令下达了。为了赢得几天的时间，计划中略去了一定的预备阶段。巴黎的电报源源而来，加上帕莱奥洛格大使转递时的口若悬河，压力持续不断。8月6日，俄国总参谋部的命令说，必须准备“尽快对德发动一场有力的进攻以缓和法国面临的局势。当然，这只有具备足够力量时才能进行”。可是，到8月10日，“具备足够力量”的这条但书，则避而不谈。那天的命令写道：“鉴于德国准备对法国突然给一猛击，支持法国自属我们的义务所在。而这一支持，又必须以尽快的方式进攻德国，攻打其留在东普鲁士的部队。”第一、第二集团军已奉命“整装待发”，于动员第十四日（8月13日）出发，不过他们势必在没有后勤部队的情况下开拔，后勤部队要到动员第二十日（8月19日）才能完全集中起来。

组织工作困难很大：正如大公一次向普恩加莱所承认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俄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命令发出了，但是谁也不能肯定是否送达了。缺乏电话线，缺乏电报设备，缺乏受过训练的通讯兵，在在都使得通讯无法做到迅速可靠。机动运输工具的缺乏也使俄国人迈不快脚步。1914年，陆军只拥有418辆机动运输车，259辆客车，两辆救护车（不过，却有320架飞机）。因此，补给品在离开铁路末站以后就得依靠马匹输送。

补给充其量也得碰运气。对日战争后，据审讯证词透露，陆军暗地里的贪污贿赂，像是密如蛛网的鼹鼠穴道，比比皆是。甚至莫斯科总督赖因博特（Reinbot）将军也曾因办理陆军承包工程受贿，被判刑入狱，不过他终究长袖善舞，不仅获得赦免，而且重又得到一个新的职位。大公身为总司令后第一次接见其军粮部门人员时，就对他们说：“先生们，不许盗窃。”

战争的另一个传统伴侣，即伏特加酒，被禁止了。在上次（1904年）动员的日子里，士兵们来的时候个个都是摇摇晃晃的，团队的兵站里乱糟糟地尽是些醉汉和破酒瓶，整顿这种混乱状态，曾多花了一周时间。现在，由于法国人把每延迟一天都说成事关生死存亡，俄国颁布了这道作为动员期间临时措施的禁令。这除了体现罗曼诺夫王朝末期典型的轻率作风以外，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确切说明俄国人是在真心诚意地满足法国人要他们赶速行动的恳求了。俄国政府又于8月22日下令将禁令延长到整个战争期间。出售伏特加是政府的一项专卖事业，这道禁令就此一刀砍掉了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一位惶惑不解的杜马议员议论说：众所周知，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无不想方设法课征各种捐税以增加收入，“而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竟放弃岁入的主要来源，则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

一个迷人的夏夜，大公在第十五天的最后时刻晚上11时离开首都，前往设在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的战地司令部。巴拉诺维奇是莫斯科——华沙铁路线的枢纽，地处德国与奥地利战线的中点。他和幕僚以及他们的家属，一群一群拘谨地聚集在圣彼得堡车站的月台上，恭候沙皇驾临为总司令送行。可是，皇后猜忌，无视礼仪，尼古拉没有露面。人们低声告别、祝福；大公及其幕僚默不作声地上了火车，启程了。

在后方，调集军队的工作还在努力进行。而俄国的骑兵侦察部队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深入德国国境进行刺探。他们的这种侵袭，功不在于侵入了德国的警戒线，这算不了什么，倒是为德国报纸上惊人的大标题以及关于哥萨克暴行的种种荒诞故事的出笼，提供了口实。早在8月4日，德国西部边境城市法兰克福（Frankfurt）的一位官员就听到谣传，说城里将要收容来自东普鲁士的三万名难民。不过，保全东普鲁士，不让它受到斯拉夫游牧民族入侵的要求，则开始分散了德国总参谋部的注意力，使其不能专心致志于集中全部军力对付法国的工作。

8月12日拂晓，莱宁坎普（Rennenkampf）将军的第一集团军的一支先遣部队，由戈尔科（Gourko）将军率领的一个骑兵师和一个起支援作用的步兵师组成，在主力推进之前，拉开了入侵东普鲁士的战幕，占领了德境内五英里的马格拉博瓦镇（Marggrabowa）。俄国人跃马鸣枪，穿过郊区和进入空旷的集市广场时，发现该镇没有设防，德军已经撤走。商店关门闭户，只是些居民在窗内张望。在农村，居民们在先遣骑兵队到达和战斗打响之前，仿佛经过事先安排似的，都已仓促逃走一空。在向前推进的第一个早晨，俄国人看到沿着他们前进路线升起了柱柱黑烟，走到临近一看，并不是逃走的物主在焚毁庄园和房舍，而是一堆堆的草料在燃烧，作为信号，标明入侵者前进方向。德国人曾作过系统准备的迹象在在可见。山顶上有木料搭建的瞭望塔；当地农村十二岁到十四岁担任通讯员的男孩子都发有自行车；派作密探的德国兵都伪装成农民，有的甚至打扮成农村妇女。后者大概是在非军事行动中因他们所穿的政府发给的内裤被发现的；但是，很可能有许多这样的人始终没有被逮住。戈尔科将军遗憾地承认说，要在东普鲁士撩起每个妇女的裙子来看看是不可能的。

莱宁坎普将军在接到戈尔科将军关于市镇撤空、居民逃走以及据他推断德国人在维斯瓦河基地以东地区不打算进行认真抵抗的报告后，更是热衷于勇往直前，更少关心他不完善的补给勤务。他是一位年已六十一岁的军官，整洁、挺拔，目光射人，留着两撇挺劲的翘髭须。他在镇压义和团期间，在日俄战争中身为骑兵师师长期间，以及后来作为讨伐军首领，远征赤塔，残酷歼灭1905年革命余部期间，都以勇敢果断、胸怀韬略而享有盛誉。但他这位杰出的将才，却蒙有一层薄薄的阴影，一是因为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再是事出某种未经说明的纠葛，而这些纠葛，据戈尔科将军所说，“使他的道德名誉遭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在以后几周中，他的不可思议的行动，令人又想起这些因素，可是，他的袍泽们还是深信他是忠于俄国的。

莱宁坎普不顾西北集团军群司令日林斯基将军——这位司令从一开始就是悲观的——的告诫，赶紧集中了三个军和五个半骑兵师，于8月17日展开攻势。他的20万人的第一集团军沿着35英里长、间有罗明滕森林的战线，越过了边界。它的目标是距边界37英里的因斯特堡峡口，按照俄军行军速度约计三天行程。峡口是一片约30英里宽的开阔地，北至柯尼斯堡要塞区，南至马祖里湖区。这是一个分布着小村庄和田地未作圈栏的大农场的地区，从间或隆起的高地眺望，视野广阔。在这里，第一集团军将可以如愿与德军主力作战，直至萨姆索诺夫（Samsonov）的第二集团军由南边绕过湖的障碍，从翼侧和后方给德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俄国这两支集团军预期将在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地区会师后并肩作战。

萨姆索诺夫将军要到达的战线跟阿伦施泰因平行，距边界43英里，如果一切顺利，约三天半到四天时间可达。可是，在他的出发地点和目的地之间，有很多机会会碰上料想不到的战争风险——即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由于俄属波兰和东普鲁士之间没有横贯东西的铁路，萨姆索诺夫要比莱宁坎普军晚两天才能越过边界，而且在到达边界以前，得行军一周，路线是沿着沙砾路，穿过一片未开发的荒原。荒原上，森林、沼泽遍布，居民寥寥，只有零星贫苦的波兰农民，而且一进入敌人地区，粮秣来源就很少了。

萨姆索诺夫将军跟莱宁坎普将军不同，对这个地区较为生疏，对他的部队和幕僚也不熟悉。1877年，他十八岁时，同土耳其人打过仗：四十三岁时，当上了将军；在日俄战争中，他也是一位骑兵师长；1909年以后，任土耳其斯坦（Turkestan）总督，从事半军事性的工作。战争爆发时，他五十五岁，在高加索休病假，直到8月12日，才到达华沙第二集团军司令部。他的部队和莱宁坎普部队之间，以及与设在后方协调他们两支部队行动的日林斯基司令部之间，通讯联系都很不稳定。讲究时间的精确性，完全不是俄国人的长处。战争爆发前，在4月份曾举行一次军事演习，其司令和参谋人员大部分就是这次战争披挂上阵的那些司令和参谋，总参谋部在这次演习之后曾忧郁悲观地感到问题不少。由苏霍姆利诺夫担任总司令的这次军事演习，已经表明第一集团军出动过早，可是战争发生时，这张时间表却未变更，仍遵行不误。莱宁坎普先出发两天，而萨姆索诺夫所部还有四天的路程要走，这样，德军就会有六天时间只消对付一支俄国军队。

8月17日，警卫莱宁坎普左右两翼的两个骑兵军，奉命不仅要掩护部队前进，而且要切断铁路两侧的支线，阻止德国火车撤退。俄国既已蓄意使用了不同于德国的铁路轨距作为防止入侵的一项措施，现在也就无法将自己的车辆调集过来，也不能利用这些宝贵的东普鲁士铁路网，除非缴获了德国的列车，而德国人当然不会留下许多车辆拱手送给俄国人的。俄军从基地向敌国推进，越走越远，几乎立即就超出了依靠马匹拖拉而又没有完全组织好的补给车队所及了。至于通讯，由于缺乏电线架设自己的线路，俄国人只好依靠德国的电报线路和电报局，当发现这些设施已被破坏时，就使用无线电明码发送电讯，因为他们各部门的参谋部、处都没有密码和密码员。

他们很少进行空中侦察，也很少使用飞机指点大炮射击。大多数空军已派往奥地利前线。俄国兵一见到飞机——在他们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不问国籍，就用步枪连续射击；他们深信像飞行机器这种聪明的发明，只有德国人才可能有。士兵吃喝着大量的黑面包和茶，据说这会使他们身上发出一种特有的味道，至于道理何在就不得而知了。这种味道很有点像马的臭味。他们备有四棱刺刀，装在步枪上，整个武器就和人一样高，在白刃战中，使他们比德国兵有利。可是，就火力和战斗力而言，德军在大炮方面的优势，可使两个德国师抵得上三个俄国师。身为陆军大臣的苏霍姆利诺夫和身为总司令的大公之间的相互怀恨，当然无助于改善这种不利条件，前后方联系糟糕透顶的情况和还要糟糕的补给问题，则更是帮了倒忙。作战还不满一个月，弹药短缺的情况已非常严重，而陆军部则漠不关心，也可说是怠惰懒政。这种态度益发使人灰心失望，因此，大公于9月8日被迫径向沙皇呼吁。他报称，在奥地利前线，如炮弹储存达不到每门炮100发，将势必被迫停止作战。“目前，我们每门炮只有25发炮弹，我感到有必要请求陛下催促速运弹药。”

“哥萨克来啦！”响遍东普鲁士的惊叫声，动摇了德国只准备给这个省留下最低限度防御的决心。驻东普鲁士的第八集团军，计有四个半军、一个骑兵师、柯尼斯堡的卫戍部队以及一些地方部队，人数相当于俄军两个集团军中的任何一个集团军。毛奇给第八集团军的命令是保卫东、西普鲁士，不得让自己为优势兵力所压服或被赶进柯尼斯堡要塞区。如果发觉受到非常强大的部队的威胁，就撤到维斯瓦河西面，将东普鲁士放弃给敌人。按照当时任第八集团军作战处副处长的马克斯·霍夫曼上校的看法，这些命令会“对意志薄弱者的心理形成危险”。

在霍夫曼心目中，这位意志薄弱的人就是第八集团军司令冯·普里特维茨·加夫龙（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中将。作为朝廷的宠臣，普里特维茨的戎马生涯是飞黄腾达的。据一位和他同事的军官说：他“懂得在餐桌上如何以滑稽可笑的故事和淫秽的闲话来博得德皇好感”。他现年六十六岁，向以大腹便便著称，是一个德国式的福斯泰夫[1]，“仪表堂堂，妄自尊大，冷酷无情，甚至粗鄙下流，恣意放纵”。他的诨名叫“胖子”，没有动脑筋或搞军事的兴趣，是能不动就不动的人。毛奇认为他力不胜任，多年来一直力图撤掉他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但都枉费心机；普里特维茨的一些人事关系使毛奇的种种努力水泼不进，针插不入。毛奇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委派了他自己的副手冯·瓦德西伯爵担任普里特维茨的参谋长。时至8月，身患手术后遗症的瓦德西，按霍夫曼的意见“是不能胜任的”，而普里特维茨也从未胜任过，霍夫曼因此便乐滋滋地确信指挥第八集团军的实权将操在最合适的人手中，而此人就是他自己。

8月15日，日本宣布参加协约国，使大量俄国部队得以脱身出来；德国人因而对东普鲁士的安危更为焦虑。结交和保持友谊一向是德国外交深感困难的一项任务，而今又告失败。在一场欧洲战争中，自身的最高利益何在，日本有它自己的打算，受日本蓄意侵害的国家是洞察其奸的。袁世凯总统就说过：日本将从这场战争中渔利，主宰中国。事实证明，确如所述，日本趁战时欧洲列强无暇他顾而制止它不得的时机，将“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搅动了20世纪的历史。但日本参加协约国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是使俄军从远东脱身出来。想象到斯拉夫大军增加后的情景，德国人对于把东普鲁士交由第八集团军单独守卫的问题，现在又有了新的理由感到紧张不安。

从一开始，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就感到难以驾驭其第一军军长冯·弗朗索瓦（von François）将军，那是一位五十八岁的军官，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晶莹的眼睛给人一种坦率、天真、入世未深的印象，看来很像是个德国的福煦。第一军的士兵都是从东普鲁士招募来的，它的司令是决意不让一个斯拉夫人践踏普鲁士领土的人，他向前推进很远，大有打乱第八集团军战略之势。

第八集团军根据霍夫曼的分析，认为莱宁坎普所部会先进军，预料8月19日或20日，可于该部到达因斯特堡峡口以前，在距俄国边境25英里的贡宾嫩[2]地区迎击该军。因此，派三个半军与一个骑兵师，其中包括弗朗索瓦的第一军，去迎战莱宁坎普，派第四军去东南与正在逼近的萨姆索诺夫所部接触。8月16日，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向前移到接近因斯特堡前线的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发现弗朗索瓦业已到达贡宾嫩并在继续前进。弗朗索瓦认为应立即采取攻势，而霍夫曼的战略则是让莱宁坎普所部在头两天尽可能向西推进，他的理论是，莱宁坎普推进得离基地愈远就愈易被击溃。霍夫曼并不要莱宁坎普的前进受到阻挡，恰恰相反，他要让莱宁坎普尽快到达贡宾嫩地区，以便德军在必须转而对付萨姆索诺夫以前，好有时间同莱宁坎普单独作战。

弗朗索瓦于8月16日在贡宾嫩设下司令部，并继续前进。这个架势，是要把第八集团军其余的部队拖在他后面支援他的翼侧，这样就要把第八集团军展开到原非它力所能及之处。16日，普里特维茨断然命令他停止前进。弗朗索瓦在电话中愤然不服，坚决主张在愈近俄国的地方作战，德国领土损失的风险愈少。普里特维茨回答说，牺牲东普鲁士的部分领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发了一道书面命令，提醒弗朗索瓦，他是“唯一的司令”，并再次禁止继续前进。弗朗索瓦置之不理；8月17日下午1时，普里特维茨收到弗朗索瓦的一封电报，“大为惊愕”，电报说，他已在贡宾嫩前面20英里、距俄国边境仅5英里的施塔卢珀楠（Stalluponen）投入战斗。

17日这天上午，当莱宁坎普所部大举越境时，由于协调不够而不是出于有意安排，居中的第三军比其他两个军早出发了几小时。俄军侦察队探明弗朗索瓦的部队在施塔卢珀楠后，遂下令进攻，在镇东数英里处投入战斗。冯·弗朗索瓦将军及其参谋在施塔卢珀楠教堂尖顶上观察战况，“就在这使人心烦的紧张气氛中”，教堂里忽然响起了吓人的钟声，声震耳鼓，尖顶为之摇晃，望远镜也在三脚架上颠动。原来是镇议会负责人以为预先通知人们俄军已经逼近是他的职责所在；可是，却激怒了军官们，他们信口对这位倒霉的镇议会负责人进行了一通条顿式的咒骂。

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收到弗朗索瓦的电报时，同样怒不可遏。用电话、电报命令他立即停止战斗，并派了一个少将赶往当面落实这一命令。他登上钟楼，那里已是怒气冲天，而他也毫不逊色地吼道：“主帅命你立即停止战斗，向贡宾嫩撤退！”弗朗索瓦对他这种语气和神态不禁火冒三丈，便放肆反唇回敬说：“告诉冯·普里特维茨将军，冯·弗朗索瓦将军击败俄国人后会停止战斗的！”

在这期间，德军已自右翼派了一个带着五个炮兵连的旅，从后方攻打俄军。由于俄第三军，特别是俄军目前正在施塔卢珀楠作战的第二十七师开拔过早，因此在该军和其左翼友邻军之间敞开了一个缺口，以致对德军的攻击毫无防御。遭受德军攻击的一个团被打得溃不成军，四散逃窜，不仅连累了第二十七师全师退却，而且为德军留下了三千俘虏。虽然莱宁坎普所部其余的部队到达了规定当天应到的战线，但由于第二十七师不得不退回边境重组，原定第二天进军的时间表也就不能执行了。弗朗索瓦满怀胜利的喜悦撤出施塔卢珀楠，并于当夜退回贡宾嫩。他深信不疑，拒不从命是有好处的。

莱宁坎普的部队不顾挫折，重新前进。不过，到8月19日，才这么几天时间，就开始感到原不完善的后勤补给已捉襟见肘。距国境才15英里，各军军长就报称补给供应不上以及各军之间、军与集团军司令部之间的电讯不通。前面的道路，被逃难的人群和他们赶着的大批乱窜的牛、羊阻塞住了。不过居民的逃跑和弗朗索瓦军的后退，使莱宁坎普及其上级西北战线司令日林斯基将军，都认为德国在撤出东普鲁士。但这并不符合俄军的意图，如果德军退得过快，就会逃脱俄军的钳形夹击。莱宁坎普遂此下令20日停止前进，这主要倒不是因为他本身的困难，而是要诱敌前来作战，并留出更多时间好让萨姆索诺夫的第二集团军赶来，从德军后方给它以决定性的打击。

冯·弗朗索瓦将军正是求之不得。19日，他再次嗅到战斗将临，便打电话给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普里特维茨将军，吵吵嚷嚷地要求准予反攻而不再继续后撤。他断言，这是一个绝好机会，因为俄国人的推进松松垮垮、零零落落。他深有情感地描绘居民们离乡背井的情况，慷慨激昂地力陈拱手让普鲁士国土遭斯拉夫人践踏的可耻。普里特维茨被弄得心神不定。由于打算在贡宾嫩后面打一仗，第八集团军已在安格拉普河沿岸据有准备停当的阵地。但是，冯·弗朗索瓦过早挺进，打乱了这个方案。他现时在贡宾嫩以东约十英里的地方。要是让他在那里进攻，那就是说要在远离安格拉普防线的地方应战；另外两个半军就得跟着他走，就会和派往监视南下的萨姆索诺夫部队的第二十军分开得更远，而该军又是可能随时需要支援的。

另一方面，德军没有经过认真作战就自行退却的情景，即使仅退20英里，也令人反感，特别是在丧魂落魄的居民面前退却，就尤其令人反感了。德军截获了莱宁坎普停止前进的命令之后，更难以作出决定。莱宁坎普的命令是以简单的密码用无线电发给俄军各军的，密码被一位派来第八集团军任密码员的德国数学教授轻松破译。

现在的问题是莱宁坎普会停多久？德军可以放手打一支俄军而不受另一支俄军牵制的时间已为时不多；到那天晚上，六天就只剩下三天。要是德国人在安格拉普等莱宁坎普来犯，他们就会立即陷在两支俄军的夹击之中。也就在这时，第二十军发来消息：萨姆索诺夫所部已在那天上午越过国境。钳子的另一翼在前进中。德军必须要么抛开它在安格拉普准备好的阵地，立即攻打莱宁坎普，要么脱出身来对付萨姆索诺夫。普里特维茨及其参谋选定前一方案，命令弗朗索瓦于次日（8月20日）晨发动进攻。唯一的困难是，在安格拉普河谨候命令的另两个半军，不能及时赶来同弗朗索瓦并肩作战。

黎明以前，冯·弗朗索瓦的重炮开火了，给了俄国人一个突然袭击；炮击继续了半个小时。凌晨4时，他的步兵在莫辨东西的黑暗中，越过收割后的田野向前推进，直抵俄军步枪射程以内。拂晓，战斗遍及全线，势如烈火燎原。俄军野战炮也炮弹如雨，向前进中的那些灰色的队伍倾注而来，前面白色的大路眼看突然变成了灰色，尽是德军的尸体。接着第二个灰色浪潮又冲了过来，而且越来越近。俄国人已经可以看出尖顶钢盔。炮兵连再次开火。这一浪退了，另一浪又涌上来了。俄军大炮的炮弹是以每天244发的发射率供应的，而现时的发射率则为440发。一架具有黑十字标志的飞机掠过上空，轰炸了俄军炮兵阵地。灰色浪潮滚滚而来。就在浪头到达450米内的时候，俄军大炮结结巴巴地终于沉静下来，弹药已经用尽。弗朗索瓦的两个师重创了俄军第二十八师，使它伤亡60%，基本上把它歼灭了。弗朗索瓦的骑兵同三连骑炮兵横扫了俄军毫无掩护的末端阵地，没有大炮的俄国骑兵不事抵抗就撤走了，听由德军进攻俄军后方的运输队。这是莱宁坎普最右翼几个军的遭遇；至于其中路和左翼情况则迥然不同。

这些地方的俄军在弗朗索瓦黎明前的炮声警告下，已作好迎战准备。这时候，35英里宽的战线上，德军只是在零星地进攻。在中路，德军第十七军直至上午8时才到达前线，比弗朗索瓦晚四小时；在德军的右翼，第一后备军也直到中午才抵达。第十七军的军长是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将军，他也是参加过1870年战争的那批六十五岁及以上的宿将之一。第一后备军是由奥托·冯·贝洛（Otto von Below）将军统率的。19日晚，接到次日晨参加弗朗索瓦在贡宾嫩以东进攻的意外命令时，他们都一直驻扎在安格拉普河西岸。马肯森赶紧集中部队，星夜过河，但在河对岸的路上，队伍就困陷在难民、车辆和牲口群里，前进不得。等到他清理好队伍，推进到可与敌军接触的时候，已失去奇袭的有利时机，俄国人首先开火了。不管谁受到炮击，重炮的杀伤力都是很大的；在这次炮击中挨揍的却是德军，这是1914年罕有的情况之一。步兵俯伏在地，不敢抬起头来，弹药车爆炸了；无人驾驭的战马在乱奔。到下午，马肯森的第三十五师在炮击下溃散了。一连人扔下武器逃之夭夭，另一连人陷于惊慌失措；然后是整个团，再后是它两侧的部队。很快，成营成营的人，铺天盖地从路上、从田野里向后方涌退。参谋人员、师部将领以及马肯森本人，乘车冲到前面，企图制止溃散；可是在他们止住以前，部队已陆续后撤了15英里。

马肯森右面的冯·贝洛的第一后备军，也无法给他以任何帮助，因为他们出发得更晚，而且在他们到达罗明滕森林边缘的戈乌达普（Goldap）这个指定地区时，就立即被俄军咬住，鏖战一场。中路马肯森军的溃败，使冯·贝洛的左翼失却掩护，迫得他也不得不后撤，既借以掩护马肯森的退却，也保护他自己。冯·贝洛的右面，由冯·莫根（von Morgen）将军统率的第三后备师是最后一个从安格拉普河出发，直到晚上一切都已结束时才到达的，因此没有经历战斗。尽管德军退却成功，尽管俄军在同弗朗索瓦的战斗中也遭到重创，但是，总的来说，贡宾嫩战役是俄国人胜利了。

普里特维茨认为整个战役失败。倘俄国人穿过崩溃的德军中路，进行强有力的追击，就有可能冲过因斯特堡峡口，把第八集团军割裂开来，逼迫北面的弗朗索瓦军藏身于柯尼斯堡要塞区，而这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明白告诫绝不容许发生的。要挽救第八集团军并使它保持衔接一气，普里特维茨认为唯一的办法是退到维斯瓦河。毛奇最后给他的有关命令是：“保全部队。不要被赶出维斯瓦河地区，但在绝对必要时，可放弃维斯瓦河以东地区。”普里特维茨认为现在是绝对必要的时候，特别是在和马肯森通过电话，听马肯森生动地描绘了所部惊恐的状况之后，更感到事属绝对必要。

8月20日当天傍晚6时，普里特维茨打电话给弗朗索瓦，告诉他尽管他的战区获胜，但是部队还必须退到维斯瓦河。弗朗索瓦感到是个晴天霹雳，激烈反对，申述了各种理由，力劝普里特维茨重新考虑。他坚决认为，俄军由于本身的损失，不可能再发动一场有力的追击，他恳求普里特维茨改变主张。他挂断电话时的印象是，普里特维茨并不完全固执己见，已同意考虑他的意见。

在指挥部，人们来往频繁，情绪激动，报告互不一致，经过这一阵混乱之后，一种令人心惊胆寒的情况开始明朗了：并无追兵在后。在俄军指挥部，莱宁坎普原已下令在那天下午3点至4点之间进行追击，嗣因据报德军掩护马肯森退却的炮火猛烈，遂于4时30分撤销该令。由于弄不清德军中路溃败到什么地步，莱宁坎普选择等待。一个精疲力尽的参谋请求让他去睡一会，莱宁坎普对他说：可以躺下，但不要脱掉衣服。他睡了一个小时，被莱宁坎普叫醒。莱宁坎普站在他床边，笑着对他说：“现在可以脱去衣服了，德国人正在退却。”

对于莱宁坎普的这句话，那些在一场战役过后总是趋之若鹜的军事史家，作了大肆渲染，尤其是霍夫曼，更是心怀叵测而乐滋滋地作了可说是歪曲事实的详述。他们指出敌人退却之际正是追击时机，而不是就寝的时候，这当然无可厚非。可是，由于贡宾嫩战役是更重大的坦嫩贝格战役的序幕，莱宁坎普停步不前的这段情节便引起了团团疑云，对此不乏胡乱的解释和指责，而且忘不了提及他的德国家世并明确地指控他是一个卖国贼。其实，克劳塞维茨远在这事发生之前一百年的一番话也许倒是比较可行的解释。他在论述追击问题时写道：“在一支部队里，感受到的整个压力是迫切需要休息和恢复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要求指挥官有非凡的魄力，要高瞻远瞩而不要只看当前，要立即采取行动，夺取那些在当时看来仅不过是胜利的锦上添花——胜利的豪华点缀——的成果。”

无论莱宁坎普有没有看到那些最后的结局，事实是，他不可能一鼓作气，追击逃窜的敌人，夺取最后的胜利，也许他自己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他的补给线运转得很差，要是向前推进得超过铁路终点更远一些，那就会把补给线整个儿抛在后面；而且当他的补给线在敌国境内越拉越长的时候，德军的补给线，随着他们向基地撤退，将是越缩越短。没有掳获到德国的车辆，因此不能利用德国的铁路，而他手头又没有铁路工人来改变轨距。何况在遭到德军骑兵的攻击后，他的运输工作已陷于混乱状态；而他右翼的骑兵表现糟糕，他又损失了几乎一整个师。于是他就地停下来了。

傍晚天气炎热。霍夫曼上校站在司令部室外，在和顶头上司格吕纳特（Grünert）少将讨论作战情况和明天的形势，他期望少将能和他一起左右懦弱的普里特维茨以及瓦德西。就在这时，给他们送来了一份电报。这是第二十军朔尔茨（Scholtz）将军发来的，报告南线俄军有四五个军正在越过边境，在五六十英里宽的战线上全面挺进。霍夫曼以他特有的那种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当真的捣蛋方式，建议把报告“压下来”，不让普里特维茨和瓦德西知道，据他判断，“现时他们的神经已经失却控制”。在关于这场战争的回忆录里，描述一位袍泽所常用的措辞中，再没有像“他的神经已经失却控制”一语用得这样广泛的了。这次无疑用得是对的。可是，霍夫曼的这个短命的密谋落空了，就在那时，普里特维茨和瓦德西走出屋来，从神情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收到了这份报告。普里特维茨请他们都到室内去，然后对他们说：“先生们，假如我们继续对维尔纽斯军作战，华沙军将会向我们背后挺进，切断我们通向维斯瓦河的去路。我们必须停止对维尔纽斯军的作战，撤过维斯瓦河。”他已经不再谈撤“到”而是说撤“过”维斯瓦河了。

霍夫曼和格吕纳特对这样做的必要性立即表示怀疑，而且断言他们能在两三天内“结束”与维尔纽斯军的战斗，并且还可以赶得上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而朔尔茨军，在他们赶到之前，是可以“自行设法对付的”。

普里特维茨粗暴地打断了他们的话。这该由他和瓦德西来作决定。他坚决认为南路俄军的威胁太大，霍夫曼必须为撤过维斯瓦河进行必要的部署。霍夫曼指出，南路俄军的左翼已比德军更靠近维斯瓦河，他用圆规作了一个测比，表明撤退已不可能。他要求“指示”如何进行部署。普里特维茨粗鲁地打发他和室内的人走开后，打电话给科布伦茨的德军最高统帅部汇报了他的打算：即使不撤过维斯瓦河也要撤到维斯瓦河。他还说，炎夏的维斯瓦河水位不高，要是没有增援，他甚至疑虑能否守住这条河。

毛奇吓呆了。这就是让这个胖子白痴指挥第八集团军的结果，也是他本人给这个白痴的最后一道命令考虑欠周的结果。放弃东普鲁士会严重挫折士气，也会损失最宝贵的粮食和乳制品产区。更糟的是，倘若俄国人越过维斯瓦河，他们不仅会威胁柏林，而且会威胁奥地利的翼侧，乃至维也纳。增援！除了从西线以外他能从哪里抽调增援？而在西线，连最后一个营都投入了战斗。现在从西线抽调部队会意味着对法作战的失败。毛奇由于吃惊过度，或许由于距离现场太远，以致没有考虑下达一道否定的命令，而是暂且满足于责成其参谋跟弗朗索瓦、马肯森以及别的军长直接通话，查明事实。

而在这时，在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里，霍夫曼和格吕纳特正在努力说服瓦德西，退却不是唯一的途径——实际是个行不通的途径。霍夫曼献计，利用内部线路和铁路的有利条件，第八集团军可以部署得足以对付两路俄军的威胁，要是情况的发展又不出他所料，那他们还可以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两路俄军之一。

霍夫曼建议，如果莱宁坎普所部翌日还不追击——他相信莱宁坎普是不会追击的——就让弗朗索瓦的第一军脱离接触，乘火车长途绕道增援南线朔尔茨的第二十军。弗朗索瓦将在朔尔茨的右翼建立阵地，面对萨姆索诺夫军的左翼，因它距维斯瓦河最近，对德军的威胁最大。在贡宾嫩没有参加战斗的冯·莫根将军统率的那个师，也可经由不同的铁路线前往援助朔尔茨。部队及其补给、装备、马匹、枪炮弹药的调动，车辆的集中，在挤满难民的车站上的登车，车辆从这一线到另一线的调度，所有这些虽都是复杂的问题，但是霍夫曼深信德国的铁路系统是能胜任的，因为在铁路上已经费了不知多少心血。

当进行这些调动时，马肯森和冯·贝洛两军的撤退将向南行军两天，这样在成功地脱离接触的时候，他们离南线的距离可缩短30英里左右。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他们将从这里穿过内线捷径去朔尔茨左翼建立阵地，但他们应在弗朗索瓦开到朔尔茨右翼后不久到达。这样，整个四个半军就可以在恰当的位置跟南线敌军作战。骑兵和柯尼斯堡的后备部队将留在莱宁坎普部队的正面作为掩护。

这个策略的成败将完全取决于一个条件，即莱宁坎普按兵不动。霍夫曼认为，莱宁坎普为了休整并修补其补给线，会再按兵不动一两天。霍夫曼的坚信不疑，不是根据任何神秘的启示，也不是出于其他什么超自然的才智或歪才，而只是根据他的信念，他认为莱宁坎普由于种种惯常的原因势需停顿下来。不管怎样，这两三天，马肯森和冯·贝洛两军的战线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到那时，在进一步截获密电码的帮助下，莱宁坎普的意图是会有某些迹象可寻的。

这就是霍夫曼的论点，他说服了冯·瓦德西。不知怎么地，在当晚，瓦德西也竟说服了普里特维茨，让霍夫曼去准备必要的命令，也可能是他未经普里特维茨同意而擅自做主，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记载得不清楚。由于参谋部不知道普里特维茨当时已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他拟撤到维斯瓦河的意图，谁也没有操心去向最高统帅部报告已经打消了这个主意。

第二天早晨，毛奇的两个参谋，由于战地电话屡打不通，经过几个小时才分别同东线各军长通了话。从他们的谈话中，这两位参谋得到的印象是，情况是严重的，但是退却是过于轻率的办法。既然普里特维茨看来决意要退却，因此毛奇决定撤换他。也就在毛奇和他的副手冯·施泰因商量的时候，霍夫曼正怡然自得，感到至少到目前还是他正确。侦察结果表明，莱宁坎普所部并无动静；“他们根本不在追击我们”。于是立即下令调弗朗索瓦的第一军去南线。据弗朗索瓦本人的说法，那天下午他离开贡宾嫩时，曾激动得流下泪来。普里特维茨显然已同意霍夫曼的论点，但立刻又后悔起来。那天傍晚，他再次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向冯·施泰因和毛奇报告说，他的参谋进攻华沙军的建议是“行不通的，太冒失了”。在回答一个问题时，他说，以他“这么少的人马”，他甚至不能保证能否守住维斯瓦河，他必须得到增援。这就决定了他的解职。

东线既有崩溃之虞，也就急需一位勇敢、坚强并且果断的人来接替指挥职务。在实战中，一个指挥官面对危机是否能指挥得当总是没有把握的。可是，德军统帅部却有幸了解到一位参谋官，他仅是在一周以前刚在作战中大显身手的——他就是鲁登道夫，列日的英雄。他堪任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按照德军共同负责的指挥体制，参谋长跟司令同样重要，有时，凭其能力和气质还显得更为重要些。鲁登道夫那时正随比洛的第二集团军在那慕尔郊外，继他在列日大奏肤功之后，在猛攻比利时的第二大要塞。这正是他接近法国国门的关键时刻——但是东线需要急切。毛奇和冯·施泰因一致认为必须召他来。于是，立即派了一个上尉参谋，乘车于第二天（8月22日）上午9时将信送达鲁登道夫将军。

“你也许能挽救东线的局势，”冯·施泰因写道，“我可以这样绝对信赖的别无他人了。”他为把鲁登道夫在决战前夕调走表示歉意，“这场决战，请上帝保佑，将是最后一仗”，不过，牺牲是“必不可免的”。“当然，你无须对东线已经发生的情况负责，而且以你的能力，你足可防止最糟的情况发生。”

鲁登道夫在十五分钟之内乘坐上尉参谋的车子走了。他的车子曾经过距那慕尔十英里的瓦弗（Wavre），这地方“就在我前天路过时，还是一座平静的城镇，现在则是一片火海。这里的老百姓也在向我军开火”。

傍晚6时，鲁登道夫到达科布伦茨。三小时内，听了有关东线局势的战报，受到了“显得疲劳”的毛奇和“非常镇静”的德皇的接见，不过德皇在情绪上深受敌军侵犯东普鲁士的影响。鲁登道夫给第八集团军发了一些命令，晚上9时乘专车前往东线。他的命令，除嘱咐霍夫曼和格吕纳特在马林堡（Marienburg）见他以外，是调弗朗索瓦的第一军乘火车去南线支援朔尔茨的第二十军。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军到8月23日这天要完全脱离接触并休整好。这些命令和霍夫曼的命令相同，体现了德国军事学院要求所有学员对一个命题作出同样答案的要求。不过也有可能鲁登道夫已看过霍夫曼命令的电报副本。

在鲁登道夫乘汽车穿过比利时的时候，上尉参谋曾告诉他，最高统帅部已选中一位退休的将军担任第八集团军的司令，但是还不知道他是否接受这项任命，他的名字是保罗·冯·贝内肯多夫·兴登堡（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Hindenburg）。鲁登道夫不认识他。在当天夜晚离开科布伦茨以前，他获悉已找到冯·兴登堡将军，兴登堡也已接受了任命，并将于次晨4时在汉诺威（Hanover）登车前往履新。

德军最高统帅部原来在选定参谋长之后，便着手解决物色一位司令官的问题。大家都认为鲁登道夫无疑是一位具有真才的人，但要配成一对，最好还得选一位名副其实的“冯”。许多退休的军长都被考虑了。冯·施泰因忽然想起战争爆发时收到的一位老同事的来信，信上说：“如果情况的发展需要一个指挥官的话，不论哪里，请不要忘掉我。”信上并且保证说写信人“还很健壮”。恰好的人选！他出生于一个在普鲁士定居了几个世纪的容克世家。1911年，六十五岁时退休，曾在施利芬的总参谋部工作过，他是经过逐级提升而成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并于后来担任军长的。再过两个月他就年满六十八岁了，但他并不比右翼的克卢克、比洛和豪森这三位将军年老。东线所需要的，特别是在普里特维茨表现得惊慌失措之后，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而兴登堡以往行事，一向稳如磐石，可资信托，以沉着镇定闻名。毛奇批准了；德皇也首肯了。于是，给这位退休的将军发了一份电报。

下午3时，兴登堡在汉诺威家中收到电报，问他是否愿意接受“紧急任命”。他复称：“乐于接受。”第二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前往东线就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最高统帅部没有费神请他来科布伦茨谈话，而是命令他在汉诺威上车，并通知他，他的参谋长将是鲁登道夫将军，将在去东线的火车上和他会面。因时间紧迫，几套土灰色新军装兴登堡只来得及试穿了一套，他不得不窘迫地穿了一套普鲁士将军的旧蓝军装就出发了。

几天后普里特维茨撤职的消息发表时，那位难能可贵的日记作者布吕歇尔公主记道：“一个叫作兴登堡的将军，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接替了他的职位。”报纸编辑们赶忙搜集有关新司令的材料，但很不容易找，因为他在军人名册中列在“贝内肯多夫”这个姓氏下。不过编辑们很高兴，终于查到他曾在色当作战，并荣获过二级铁十字勋章，而且他也是1866年对奥地利战争中的一位宿将。他的贝内肯多夫祖先是定居在东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的成员；“兴登堡”这个姓是在18世纪因婚姻关系而来的。他是西普鲁士波森[3]人，在他早期的经历中，在任驻柯尼斯堡第一军参谋时，曾研究过马祖里湖区的军事问题。这件事不久就成了描绘兴登堡如何早在三十年前就规划了坦嫩贝格战役的传说的由来。他是在他祖父位于西普鲁士诺伊德克（Neudeck）的庄园中长大的，他还记得童年时曾和一个替腓特烈大帝干过两星期活儿的老花匠交谈过。

兴登堡在汉诺威车站上等着，火车于清晨4时进站。他从未见过的鲁登道夫将军，以“轻捷的步伐”走上月台，向他报到。在东去途中，鲁登道夫对当前的局势和他已发布的命令作了说明，兴登堡听了表示赞同。他们就这样在前往日后使他们驰名于世的疆场途中结合起来了。以具有神秘气息的花押“”[4]表示的这一“结合”行将统治德意志帝国直到帝国的末日。后来兴登堡成了陆军元帅，但同时也博得了一个“‘你说呢’元帅”的诨名，因为每当有人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总是转问鲁登道夫：“你说呢？”

关于第八集团军司令的人事更迭，德军最高统帅部考虑通知的第一个人是东线的铁道总监克斯滕（Kersten）少将。8月22日下午，还在专车首途以前，这位少将就来到霍夫曼的办公室，带着“一副非常吃惊的表情”，给霍夫曼看了一封电报。电报通知说，一位新司令和一位新参谋长的专车将于明天到达马林堡。这就是普里特维茨和瓦德西怎样知道自己被免职的经过。一小时后，普里特维茨收到一封给他本人的电报，把他和瓦德西列入“待分配的名单”中了。霍夫曼说：“他向我们告别时，对于这样的处理毫无怨言。”

鲁登道夫的做法也并不委婉。尽管他很了解霍夫曼，和他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曾在柏林和他同住一屋达四年之久；可是，他还是分别发电报给各军长下达命令而未通过第八集团军参谋部。这并不是故意要得罪人；总参谋部的军官得罪人是常情。霍夫曼和格吕纳特都立刻认为受了侮辱。在马林堡与新任指挥官们的会面，按鲁登道夫的说法，“并不愉快”。

现在必须面对这场战役命运所系的关键问题了。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军究竟是应该停在原地以防莱宁坎普的进一步前进呢，还是按照霍夫曼的计划，把他们调往南线抵抗萨姆索诺夫的右翼？除非用上第八集团军的全部力量，否则没有希望打败萨姆索诺夫所部。8月23日那天，弗朗索瓦军在因斯特堡和柯尼斯堡之间五个车站分别登车的复杂过程刚刚完成，正在前往南线途中；还要有两天时间的换线转轨和进行同样复杂的下车工作，才能进入阵地作战。冯·莫根的师也在从另一条铁路向南线进军途中。马肯森和冯·贝洛两个军这天未动。骑兵侦察队报告莱宁坎普所部仍“无动静”。他与马肯森和贝洛两个军相隔大约只有三四十英里，如果他们两军向南移动攻打另一支俄军，他仍可——要是他推进的话——追击他们，从后面猛攻。而霍夫曼要马肯森和冯·贝洛立即启程。鲁登道夫离开那慕尔只三十六个小时，是新来到这里，而在当前形势下，无论作出哪种决定都是命运攸关的，而且要对局势负责，所以把握不定。兴登堡从解除退休复出仅二十四小时，全依仗鲁登道夫。

在俄军方面，高级指挥部伤透脑筋的是怎样选择时机，使钳形攻势的两翼一起夹击敌军。障碍如此之多，如此五花八门，如此难以处理，又如此明显，弄得军事长官们一开始就充满悲观情绪。西北战线司令日林斯基的职责是协调莱宁坎普和萨姆索诺夫两支部队的行动，可是如何完成这一职责，他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是一味地下令催促赶紧行动。莱宁坎普已首先出动而且已首先投入战斗，于是日林斯基要求尽快行动的命令全都发给萨姆索诺夫。与此同时，法国人一连串的空前紧急的请求又都冲向日林斯基本人而来。法国人为了减轻他们在西线的压力，指示他们的大使“坚持”要求“俄军必须对柏林开展殊死进攻”。这些要求，从霞飞送到巴黎，从巴黎送到圣彼得堡，从圣彼得堡送到“斯塔夫卡”［Stavka，设在巴拉诺维奇的俄军总司令部］，从“斯塔夫卡”送到日林斯基，日林斯基又把这些要求全部转送给了萨姆索诺夫将军，而萨姆索诺夫将军这时正在沙砾路上一步一步地奋力前进着。

自从在日俄战争中指挥一个骑兵师以来，这位正如英国驻第二集团军联络官所称的“朴实厚道的人”还从未有过指挥拥有十三个师的一支集团军的经验。他通过并不为他所熟悉的参谋们和师长们进行工作。俄军不是按地区编制的，报到的后备役军人——有时占到一个团的人数的三分之二——对他们的军官和士官来说，都是陌生的。军官短缺，士兵文化水平甚低，乃至往往目不识丁，这些情形，使命令不易逐级下达到前线。管理电讯的通信部队几乎是混乱的。在华沙电报局，一个参谋大吃一惊，发现一大堆给第二集团军的电报搁着未拆也未递送，因为和战地司令部之间没有建立起通讯联系。这位军官于是把电报收集起来用汽车去分送。军部只是同师部联系的线路是够用的，而同集团军司令部或友邻军联系的线路就不足了，因此只得借助于无线电报。

由于硬要赶紧行动，把集结时间缩短了四天，以致后勤的组织工作未能臻于完善。一个军由于另一个军的补给车辆没有开到，就得分一些炮弹给它，这样也就搅乱了自身的打算。面包运输车也不见影踪，要从敌境征集给养，就需派遣征集队在骑兵护卫下先行出发，而在这方面又未作什么安排。仅靠一匹马在沙砾路上拖动货车和炮架，事实证明是不够有力的。在有些地方，不得不把一半货车的马匹卸下来，加套到另一半的车辆上，用两匹马来拉一辆车子。向前走一段以后，再把马都卸下来，套到后面的车子上，然后再如此往返一段一段地前进。

“第二集团军要赶紧推进，你们要尽量加速行动，”日林斯基8月19日来电说，“第二集团军的推进迟缓正在使第一集团军处于困境。”事情并非如此。19日，萨姆索诺夫正在按原定日程越过边境，不过，日林斯基深信情况将会如此，所以言之在先。

萨姆索诺夫回答说：“正在按时间表前进，每日行军12英里以上的沙砾路，不事休息。已无法再快。”他报告说，他的士兵每天要脚不停步地走十到十二小时。三天后，日林斯基电告：“我坚持要立即投入决战。”萨姆索诺夫回答，士兵们“疲惫不堪”，要以更快的速度前进是不可能的。“乡村毁坏，马已久无草料，人也无粮食。”

就在那天，萨姆索诺夫所部由马尔托斯（Martos）将军指挥的第十五军碰上了德国朔尔茨将军的第二十军。战斗打响了。德军还未得到增援，于是后撤。马尔托斯将军占领了德国境内约十英里的佐尔道（Soldau）和几小时前还是朔尔茨的司令部所在地的奈登堡（Neidenburg）。开进奈登堡的哥萨克侦察队报告说，德国居民从窗口向他们开火，马尔托斯将军下令炮击，摧毁了该城主要市区的大部分房屋。马尔托斯，一位“矮小的老年人”，当晚感到很不自在。他发现他住的那座房子的德国主人已经走了，留下的全家合影在从壁炉架上凝视着他。这是市长的住宅，他吃的是为市长准备的晚饭，侍候他的是市长的女仆。

8月23日，也就是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到达东线的那天，在马尔托斯将军右侧的俄国第六和第十三军还占领了许多村庄；朔尔茨将军除得到维斯瓦河守备队从后方给他的一些支援外，仍在孤军作战，进一步后撤。日林斯基不顾莱宁坎普在北线按兵不动，对萨姆索诺夫依然令如雨注。他吩咐萨姆索诺夫，在他这一线的德军正在仓促退却，“仅仅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部队在对付你。因此你必须按计划发动一场极为有力的攻势……必须进攻并拦截在莱宁坎普前面退却之敌，断其去维斯瓦河的退路”。

当然这是原先所计划的，但当时是根据莱宁坎普牵制住北面德军的部署制订的。事实上，那天，莱宁坎普同德军已无接触。他虽于8月23日又开始前进，但方向错了。不是插向南方和萨姆索诺夫在湖滨地区前会师，而是径直向西挺进，意图阻止柯尼斯堡敌军出击，他唯恐一旦南下，弗朗索瓦会攻其翼侧。这是与原计划截然不同的行动，可是日林斯基并未纠正。日林斯基就像莱宁坎普一样，是在对德军动向如堕五里雾中的情况下行事的，他以为德军正在按俄国人的打算行动——撤至维斯瓦河。因此，他继续催促萨姆索诺夫前进。

8月23日晚，马尔托斯将军的第十五军觉察到敌军正在退却，深受鼓舞，便从奈登堡挺进到距德军前线约600米的阵地。朔尔茨军在奥尔劳（Orlau）和弗兰克瑙（Frankenau）之间筑壕固守。俄国人奉命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这些堑壕。他们在阵地上埋伏了一夜，黎明前又匍匐前进了近100米。进攻的信号发出后，他们通过三次冲锋拿下了最后的500米。德军机枪开火了，他们就趴倒在地，然后再蜂拥而上。他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起伏前进的。当白军装上衣的人群，挥舞着明晃晃的刺刀，浪潮一般冲过来时，德军从堑壕里爬了出来，丢下机枪逃了。在前线其他地方，德军则以优势的大炮惩罚了进攻的敌人。在马尔托斯右面的俄国第十三军，或由于通讯联络的错误，或由于指挥无能，或兼而有之，未能赶来支援，因此，这一仗俄军没有得到多大好处。到这天结束时，德军是撤退了，但并没有被打垮。俄国人虽然缴获了两门野战炮，俘获了一些俘虏，但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计达4000人。有一个团16个连长有9名阵亡。190人的一个连，120人和全部军官都阵亡了。

尽管德军牺牲较少，但是朔尔茨在面对绝对优势的兵力下，还是后退了10英里左右，在坦嫩贝格村庄设下司令部过夜。日林斯基仍然催赶着萨姆索诺夫，坚持要他继续推进到约定的战线，截断敌军的“退路”，因此，萨姆索诺夫对所属各军——左翼第二十三军，中路第十五和第十三两军，右翼第六军——发布命令，对他们第二天进军的路线和部署作了安排。同远于奈登堡的通讯联系，越来越困难。有一个军的电线已全部用完，在依靠传令兵骑马传送。第六军没有第十三军用的密电码。因此，萨姆索诺夫只好用无线电明码发布命令。

到这时，鲁登道夫和兴登堡虽说已到达二十四小时光景，第八集团军可还没有决定是否把马肯森和冯·贝洛的军调往抵挡萨姆索诺夫的右翼。兴登堡和他的参谋来到坦嫩贝格同朔尔茨商量，朔尔茨表现得“沉重，但颇有信心”。他们返回司令部。霍夫曼后来写道，那晚“是整个战役最困难的时候”。当参谋们正在辩论时，通信部队的一个军官送来一份截获到的电报，是萨姆索诺夫关于第二天（8月25日）的作战命令。来自敌人的这个帮助，虽没有透露莱宁坎普的意图（一个关键问题），可确实向德国人指明了他们可望在哪里迎战萨姆索诺夫所部。这就解决了问题。第八集团军决心把全部力量投入对萨姆索诺夫的战斗。司令部向马肯森和冯·贝洛发布了命令，叫他们把莱宁坎普置于脑后，立即挥戈南进。

注释

[1] 福斯泰夫（Falstaff），莎士比亚戏剧中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译注

[2] 贡宾嫩（Gumbinnen），现名古谢夫（Gusev），属俄罗斯。——译注

[3] 波森（Posen），即波兹南。——译注

[4]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姓氏的第一字母分别为H和L。——译注

Chief sources for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is chapter are Golovin (all references are to his Campaign of 1914), Gourko who was with Rennenkampf's Army, Knox who was with Samsonov's Army, Hoffmann and François who were with the Eighth Army, Danilov and Bauer who were at Russian and German Headquarters, respectively, and finally, Ironside who assembled material from both sides. (Hoffmann's two books are referred to in the Notes as WLO and TaT.)

“把德皇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去！”：Paléologue, 65.

沙皇：“我们原来的目标”：Golovin, 89.

“请求陛下”：Paléologue, 61.

大公给霞飞的电报：Joffre, 140.

大公被任命为总司令时曾泪落如珠：The colleague who reported them was General Polivanov, War Minister in 1915–16, qtd. Florinsky, Russia, New York, 1958, II, 1320.

梅西米和丘吉尔的流泪：Poincaré, III, 3 and Wilson, 163.

俄国动员令：Ironside, 39–50.

赖因博特将军：Gardiner, 132.

“先生们，不许盗窃”：ibid., 133.

“而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竟放弃岁入的主要来源”：qtd. Florinsky, End of the Empire, 38.

法兰克福官员听到有三万名难民的谣言：Bloem, 13.

俄军在军事演习中被证明有问题的时间表在战争中被沿用：Golovin, 38–9.

俄军用无线电明码发送电讯：Danilov, 203; Hoffmann, TaT, 265.

马的臭味：Julius West, Soldiers of the Tsar, London, 1915, 8.

两个德国师抵得上三个俄国师：McEntee, 90.

“每门炮只有25发炮弹”：Golovin, Army, 144.

“哥萨克来啦！”：Gourko, 33.

“对意志薄弱者的心理形成危险”：Hoffmann, WLO, 17.

“懂得在餐桌上如何……博得德皇好感”：Lt.-Gen. Kabisch, Streitfragen des Weltkrieges, qtd. AQ, July 1925, 414.

日本将从这场战争中渔利：qtd. Stephen King-Hall,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Far East, London, 1924, 160.

普里特维茨的命令及弗朗索瓦的反对：François, 156; Hoffmann, WLO, 17.

弗朗索瓦将军及其参谋在教堂尖顶上观察战况的情况：François, 170–76.

莱宁坎普部队停止前进的原因：Danilov, 192–3; Golovin, 155.

德国数学教授：François, 276.

毛奇给普里特维茨的最后命令：François, Tannenberg, Das Cannae des Weltkrieges, qtd. AQ, January 1927, 411–13.

普里特维茨命弗朗索瓦退回维斯瓦河：François, 190.

“现在可以脱去衣服了”：Knox, 88.

“感受到的整个压力”：Clausewitz, I, 224.

“他的神经已经失却控制”：Hoffmann, WLO, 20–22.

霍夫曼与普里特维茨关于撤至维斯瓦河的分歧：Hoffman, TaT, 248.

普里特维茨打给最高统帅部的电话：from Prittwitz's papers, found after his death and published in Militär Wochenblatt, April 22 and May 7, 1921, qtd. AQ, October 1921, 88–92.

毛奇吓呆了，及他的命令：Bauer, 45.

霍夫曼建议将军队调往萨姆索诺夫方向：Hoffmann, WLO, 23.

“他们根本不在追击我们”：Hoffmann, TaT, 250.

“行不通的，太冒失了”：Lt.-Gen. Kabisch, qtd. AQ, July 1925, 416.

关于鲁登道夫的任命：Ludendorff, 49–55.

关于兴登堡的任命：Hindenburg, 100–03; John Wheeler-Bennett, Wooden Titan, New York, 1936, 14–16; Ludwig, Hindenburg, Philadelphia, 1935, 83.

替腓特烈大帝干过两星期活儿的老花匠：Hindenburg, 8.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会面：Ludendorff, 55; Hindenburg, 103.

“‘你说呢’元帅”：Capt. Henri Carré, The Real Master of Germany, qtd. NYT, May 19, 1918.

“一副非常吃惊的表情”：Hoffmann, TaT, 253.

法国“坚持”要求“俄军必须对柏林开展殊死进攻”：Paléologue, 102.

“朴实厚道的人”：Knox, 60.

用两匹马来拉一辆车子：Golovin, 183.

日林斯基的命令及萨姆索诺夫的抗议：Ironside, 126–9.

“矮小的老年人”：Knox, 62.

马尔托斯吃了为市长准备的晚饭：Martos Ms. qtd. Golovin, 188.

日林斯基对萨姆索诺夫下达的后续命令：Ironside, 134–5.

第六军和第十三军使用了不同的密电码：Golovin, 171.

朔尔茨表现得“沉重，但颇有信心”：Hoffmann, TaT, 261.

萨姆索诺夫关于第二天的作战命令的电报被截获：ibid., 265; Ludendorff, 59.

第15章　坦嫩贝格战役

鲁登道夫知道莱宁坎普所部在他后方，惴惴不安，急于先同萨姆索诺夫决一死战。他命令第一阶段的战斗于8月25日打响。冯·弗朗索瓦将军的第一军将进攻乌斯道（Usdau），包围萨姆索诺夫的左翼。但弗朗索瓦拒不从命。他的重炮部队和一部分步兵，辗转从贡宾嫩长途运来，还在卸车之中，没有进入阵地。没有足够的大炮支持，没有充分的弹药供应，他说，发动进攻就会冒失败的危险；而萨姆索诺夫的退路如果任其畅通，他就会逃脱为他安排下的灭亡命运。霍夫曼和第二十军的朔尔茨将军私下都支持弗朗索瓦。朔尔茨将军前一天曾同俄国人交锋，但在战地电话里他还是要弗朗索瓦放心，即使不能立即得到支援，他也保证可以扼守阵地。

新任指挥第二天就遇到抗命的情形，鲁登道夫盛怒之下便带着兴登堡和霍夫曼乘车来到弗朗索瓦的司令部。他坚持前令，弗朗索瓦的回答是：“如果命令下定了，我当进攻，但我军将不得不以军刀肉搏。”为了表示谁是指挥，鲁登道夫根本不听弗朗索瓦的理由，重申前令不变。他们交谈时，兴登堡未置一词，交谈结束后，他顺从鲁登道夫一齐乘车走了。霍夫曼坐在另一辆汽车上，开到蒙托福（Montovo）的火车站时停了下来，这里是跟司令部通电话电报最近的地方。一个通讯主任前来交给他两份截获俄国人的明码无线电报。一份是莱宁坎普当天清晨5时30分发出的，一份是萨姆索诺夫当天清晨6时发出的。莱宁坎普的命令下达了第一集团军的进军路程，表明他第二天的目的地并不远，不足以威胁德军于后方。萨姆索诺夫的命令是责成继续前一天的对朔尔茨将军的追击，表明他将朔尔茨的转辙回马误认为是全面撤退；且命令追击他视为败北之敌的具体路线和时间。

自从一个希腊叛徒为波斯人带路绕过塞莫皮莱使波斯人大胜[1]以来，还没有谁给一个指挥官送上过这样好的礼物。这两份电报未免太完整了，霍夫曼的顶头上司格吕纳特少将反而给弄得疑惑不决。正如霍夫曼所说：“他焦急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是不是应该相信这些电报？为什么不该相信？……原则上我本人是相信它们的每一个字的。”霍夫曼自称，他本人对莱宁坎普和萨姆索诺夫之间自日俄战争以来的个人争执有所了解，因他在日俄战争中曾任德国的观察员。他说，萨姆索诺夫的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由于莱宁坎普的骑兵师不顾一再命令始终按兵不动，以致在英勇作战后不得不放弃烟台煤矿[2]。他说，萨姆索诺夫后来曾在奉天车站月台上同莱宁坎普发生剧烈争吵，把他打倒在地。霍夫曼得意洋洋地指出，这回莱宁坎普将显然不会急于前来支援萨姆索诺夫。但这不是支援不支援萨姆索诺夫的问题，而是事关这一战胜负的问题，不知霍夫曼究竟是真正相信还是装作相信他自己的这篇故事，不过他总是爱把这个轶事挂在嘴上。

霍夫曼和格吕纳特抓着这两份电报赶紧乘上汽车去追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不几英里就赶上了。霍夫曼叫司机把车子靠拢过去，边开边把电报递给他们。两部汽车一下子都停了下来，四个将领研究了情况。看来第二天由马肯森军和贝洛军进攻萨姆索诺夫右翼的计划可以照旧进行而不致受到莱宁坎普的干扰。但按照争执双方不同的解释，情况并不足以说明弗朗索瓦是否可以把进攻推迟到他全部人马和辎重到齐之后。为了维护威信，鲁登道夫寸步不让，一回到司令部就重申了前令。

同时下达的，还有第二天即8月26日要按两面包抄的总计划行事的命令。德军左路马肯森军，将在贝洛军支持下，进攻萨姆索诺夫的右翼末端。这时，萨姆索诺夫右翼末端的部队业已到达湖泊地带前方的阵地比绍夫斯堡（Bischofsburg），而将骑兵驻扎在森斯堡（Sensburg）。如果莱宁坎普所部也及时到达湖泊前方地区，则两军阵地就可衔接一气。但莱宁坎普所部未来，德国人打算包抄的萨姆索诺夫的这一翼因此没有掩护。德军中路，将由朔尔茨的第二十军继续上一天的战斗，这时它已得到兰德韦尔师（Landwehr division）和冯·莫根将军第三后备师的支援。德军右路，将由弗朗索瓦按命令发动进攻，包抄萨姆索诺夫的左翼。

全部命令于8月25日午夜前发毕。但次日晨，即全线作战开始那天早晨，鲁登道夫却给侦察飞行员提供的关于莱宁坎普正在朝着他的方向进军的报告弄得心神不定。虽然兴登堡很有把握，认为第八集团军“用不着有丝毫的迟疑”，只需留下一支掩护部队来对付莱宁坎普即可，但是鲁登道夫的忧虑又全部回潮。他写道，莱宁坎普“千军万马，声势浩大，像一片雷雨欲来的乌云密布在东北方”，“他只要逼近我们，我们就会失败”。他开始感到那种曾经侵扰过普里特维茨的恐惧，于是举棋不定，不知是将全部兵力投入打击萨姆索诺夫为好，还是放弃进攻俄国的第二集团军而掉转头来打它的第一集团军为好。这位列日战役的英雄，“似乎有点失去勇气了”，这固然是霍夫曼幸灾乐祸的记载，是出自这位最不惜把这种弱点加在袍泽身上的军事作家的大笔。不过，连兴登堡也承认他的同伴为“严重的疑虑”所苦；兴登堡声称，在这时刻，是他使他的参谋长坚定下来的，用他的话说，“我们克服了内心的危机”。

可是一个不同的危机又冒出来了，司令部发现弗朗索瓦依然在等待他的炮兵部队而没有按令发动进攻拉开战幕。鲁登道夫责令进攻必须于正午开始。弗朗索瓦回答说，司令部认为应在上午首先拿下的阵地还没有拿下来。这可激起鲁登道夫大发雷霆，招致了霍夫曼所谓的“或许是不友好的”回话。弗朗索瓦这一天就是设法按兵不动，拖延时间，等候他的时机到来。

突然间，远道来自科布伦茨德军统帅部的一个意外的电话打断了同弗朗索瓦的争吵。即使统帅部不找什么麻烦，鲁登道夫也已够烦心的了。他拿起电话，同时命令霍夫曼也拿起另一只听筒听听“他们想干些什么”。使他惊异的是他听到统帅部作战处长塔彭上校提出要给他增援三个军和一个骑兵师。他刚从西线来，参与过动员计划的修订，对于进攻中每一英里需要的兵力密度，他清楚到最后一位小数。所以，塔彭的话使他简直无法置信。施利芬计划依靠把最后一兵一卒都用来加强右翼，而今正是右翼攻势高峰时刻，是什么原因使统帅部决定抽出三个完整的军来削弱这一线力量的呢？他感到惶惑，他对塔彭说，这些援军，东线并不“确实”需要，即使来，对目前这一战也为时过晚，因战斗已经打响。塔彭说，这些部队是可以抽出来的。

这个关系重大的决定，原来是出于统帅部的惊慌失措。俄国人在动员之后，不是如德国计划所料的六个星期，而是两个星期就发动了攻势。之所以能抽出三个完整的军，据塔彭说，是由于在法国边境上的“大捷”，“使统帅部深信西线的决战已经打响，而且已经打胜”。在这种印象下，毛奇于是“不顾向他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而于8月25日决定派遣援军，使东普鲁士不致落入俄国人之手。难民的疾苦，放弃的领土上容克产业听任掠夺成性的哥萨克人的宰割，以及名门贵妇向德皇、皇后恳求拯救她们家族的园地和财产的哭诉，都有其影响。为了激起反俄情绪，德国政府曾有心将难民分散到各个城市，但结果是吓坏了自己。东普鲁士联邦政府委员会主席曾前来统帅部为家乡乞援。克虏伯的一个董事在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各方面的人都说：‘嘿！俄国人嘛，他们的动员绝不会有完成的时候。……我们大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守势。’但是今天，每个人的想法全都不同了，都在谈放弃东普鲁士了。”德皇深受影响。毛奇本人本来就一直担心东线防御薄弱，他在战前曾写道：“要是俄国人开进柏林，西线的一切胜利都将付诸东流。”

毛奇这时从西线撤走的军，其中两个曾攻打地处德国第二和第三集团军连接地带的那慕尔。比利时这个要塞打下之后，比洛将军就宣布这两个军可以听便调动。这两个军于是于8月26日与第八骑兵师一并调出，开赴国内车站——因比利时的铁路已遭破坏——以便“尽速”运往东线。另一个军在远程来到蒂永维尔车站时，统帅部里主张慎重的意见终于说服毛奇撤销了前令。

东去800英里，萨姆索诺夫正准备于8月26日重启战幕。在他右翼末端，勃拉戈维斯钦斯基（Blagovestchensky）将军的第六军已如期到达湖泊地区前面的指定会合地点，但是萨姆索诺夫让这支部队成了离群孤雁，因他这时把主力朝过于偏西的方向推进了。但是萨姆索诺夫认为，主力虽然拉开了同莱宁坎普所在或是莱宁坎普应到达的地点的距离，方向还是正确的，可以使他插到维斯瓦河和他认为正在向西退却的德军之间。他的目标是阿伦施泰因至奥斯特鲁达（Osterode）一线，在那里他可以脚跨德国铁路干线两边；从那里出发，正如他8月23日报告日林斯基所说，“直捣德国心脏就容易多了”。

但情况很清楚，他这些精疲力尽、半饥不饱、跌跌撞撞勉强行至边境的部队，已不堪一战，更谈不上直捣德国心脏。军粮不济，士兵已吃尽预备粮，村庄空无一人，牧草和燕麦在田里都没有收割，为人为马都从地里刮不出什么东西。所有的军长都要求停止前进。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向日林斯基司令部报告了部队供应的“悲惨”情况。他说：“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士兵怎么能再忍受下去。必须组织一支正规的军需征集部队。”日林斯基远在战线东面的沃尔科维斯克（Volkovisk），直线距离有180英里，乘火车绕道还要远一些。隔山隔水，这些报告在他完全没有切身感觉。他坚持要萨姆索诺夫继续进攻，“迎头痛击正在莱宁坎普前面退却之敌，并截断其向维斯瓦河的退路”。

对敌人动向的这种看法，是根据莱宁坎普的报告得来的。而莱宁坎普在贡宾嫩战役以后再没有同德军接触过，他有关德军动向的报告是自己的幻想。不过，萨姆索诺夫这时已从铁路运输情况和其他片断的情报看到，他面对的并不是一支在全面退却的军队，这支军队已经重振旗鼓，正在向他挺进。同时，又不断有报告前来，说有一支新的敌军——弗朗索瓦军——正在他左翼对面集结。看到他左翼的危险，他派了一个军官向日林斯基力陈将部队由继续北上改为向西推进的必要。日林斯基抱着后方司令对前方司令的小心谨慎所惯有的那种轻蔑态度，认为这是想采取守势，因而“粗暴地”答复那个军官说：“在没有敌人的地方寻找敌人，那是懦夫。我不让萨姆索诺夫当懦夫，一定要他继续进攻。”他的战略，按他的一个袍泽的说法，像在下俄国跳棋，就是要使自己的棋子全部被吃掉才算胜。

8月25日夜，也就在鲁登道夫发布命令的时候，萨姆索诺夫作了部署。中路由马尔托斯将军和克廖耶夫（Kliouev）将军的第十五和第十三两军，加上康德拉托维奇（Kondratovitch）将军第二十三军的一个师作为主力，向阿伦施泰因至奥斯特鲁达一线挺进。这路大军的左翼由阿尔托莫诺夫（Artomonov）将军的第一军扼守，由第二十三军的另一个师支援。50英里之外，由孤军第六军扼守右翼。俄国骑兵侦察技术不太高明，萨姆索诺夫不知道最后看到的那支从贡宾嫩战场溃败的马肯森军，业已重振旗鼓，经过急行军已同贝洛军会合，到了他的前面，在向他右翼挺进。起初，他命令第六军坚守阵地，“任务是掩护全军的右翼”；接着，他改变主意，叫它“全速”前来支援中路向阿伦施泰因挺进。到了26日晨，他在最后一分钟又将命令改为留守原地不动，执行原来的任务，掩护右翼。但这时，第六军业已向中路进发。

远在后方的俄国高级指挥部，则有一片大难临头之感。早在8月24日，苏霍姆利诺夫，这位不相信火力、不屑建造军工厂的陆军大臣，就曾写信给嘴上没有胡须的参谋长亚努什克维奇将军，要求“看在上帝分上，下令收集步枪。我们已把15万支枪送给塞尔维亚，我们的储备已接近用完，而工厂的生产力又很薄弱”。尽管勇敢的军官们，像那位高喊着“把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去！”策马上战场的将军那样热血沸腾，可是那些陆军首脑的情绪，从一开始就是灰溜溜的。他们投入战争时没有信心，在战争中也一直没有信心。司令部里窃窃私语的悲观论调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圣彼得堡法国大使的长耳朵里。8月26日，萨佐诺夫对他说，日林斯基“认为在东普鲁士发动攻势注定要失败”。据说亚努什克维奇同意此见，并激烈反对这一攻势。不过，副参谋长丹尼洛夫将军则坚持俄国不能使法国失望，尽管有着“不容置疑的风险”，也势必进攻。

丹尼洛夫同大公一道驻扎在巴拉诺维奇的“斯塔夫卡”，即总司令部。这是树林深处的一个幽境，总司令部后来在这里待了一年。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是南北铁路线同莫斯科——华沙干线的交叉点，由此可以督导德、奥两线作战。大公同他的私人随从、总参谋部的负责军官，以及盟国的武官们，食宿在火车车厢里，因为原来准备给总司令居住的房子，发现距离作战处人员和情报处人员占用的站长的房子过远。这些车厢上面都造了顶盖，以避日晒雨淋，车厢外铺设了木板走道。车站花园里搭了大帐篷，夏天就在里面用膳。谈不上富丽堂皇，物质条件的短缺也不在乎，只是门矮了些，使大公往往不幸头撞门楣。于是所有的出入口处不得不贴上白纸条，使他注目，提醒他进出时得低头弯腰。

丹尼洛夫深感不安，一是莱宁坎普显然失去了同敌人的接触，一是通讯联系失灵，结果是日林斯基茫茫然不知各部队所在，各部队之间也互不知所在。萨姆索诺夫已于8月24日至25日进攻敌军并将继续进攻的消息传到总司令部后，担心莱宁坎普未能把钳子的另一翼配合夹攻的焦急情绪就尖锐化了。8月26日，大公视察了设在沃尔科维斯克的日林斯基司令部，坚持要他催促莱宁坎普前进。莱宁坎普自8月23日开始追赶敌人以来，一直从容不迫，毫不着急。途中，他曾穿过德国第八集团军向南大转移时在安格拉普河一带弃下的阵地，匆匆撤退的种种迹象证实了他对一支溃败敌军的设想。根据他的一个参谋的笔记，他认为追逼德国人过急将是一个失着，因为敌人可能因此在萨姆索诺夫截断他们的退路以前退到维斯瓦河后面。莱宁坎普从不努力设法尾追敌人到近处，以目睹的事实来证实其想象，而他的这种失职看来也没有使日林斯基有所不安，这位司令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的看法。

日林斯基在大公视察后于当天给莱宁坎普下了一道命令，要他追击他仍然认为正在退却的一支敌军，并要他防范柯尼斯堡要塞德军对他侧翼可能的突然袭击。原来的设想是用六个后备师狙击柯尼斯堡的敌人，但他们都还没有到达。现在日林斯基指示莱宁坎普用两个军封锁柯尼斯堡以待后备师到达，同时用两个军追赶“未躲进柯尼斯堡而可以认定在退向维斯瓦河的那些敌人”。既“料想”敌人在退却，他就不会想到敌人是在威胁萨姆索诺夫，也不督促莱宁坎普按原计划迅速朝着跟萨姆索诺夫右翼衔接的地点靠拢。他只是告诉他，第一、第二集团军的“联合行动”，必须以迫使正在退却的德军退向海边从而远离维斯瓦河为目标。但这两支俄国军队，既互不联系，也互不靠拢，“联合”显然无从谈起。

8月26日破晓，萨姆索诺夫的第六军，遵照他们还不知道业已撤销的前令，开始向中路进发。一个师已经在途，另一个师得到消息，敌人已出现在它后方偏北约6英里的地方。该师师长认为这是从莱宁坎普那里败退下来的德军，便决定迂回过去袭击。事实上这支德军是马肯森军，是前来进攻的。它向这些俄国人猛扑过来，后者一面奋战图命，一面向这时已出发8英里的友师死命呼救，要它回来。友师于是再回头走，往返经过19英里跋涉后在日暮时分碰上了第二支敌军贝洛军。俄军这两个师之间已失却联系。军长勃拉戈维斯钦斯基将军则是“昏了头，不知所措”（这种说法在此是一个英国军事评论家用上去的）；打了一整天的那个师，伤亡5000人，损失野战炮16门，师长有鉴于此，便自作主张命令撤退。夜间，反复无常的命令更增加了混乱，各个队伍在公路上混在一起；到了第二天早晨，整个第六军已溃不成军，节节后退。萨姆索诺夫的右翼给打垮了。

在这一情况发生的时候，萨姆索诺夫中路两个半军发动了攻势。马尔托斯将军居中，战斗非常激烈。他左邻第二十三军一个师被击退，使他左侧失去了掩护。他右侧的克廖耶夫将军的第十三军，攻下了阿伦施泰因，但得悉马尔托斯处境困难，便前来支援，留下阿伦施泰因由第六军前来占领，克廖耶夫认为该军正在前来途中。第六军当然是永不会前来了，在阿伦施泰因就此留下一个缺口。

距前线几英里，在奈登堡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里，萨姆索诺夫正在同参谋长波托夫斯基（Potovsky）将军和英国武官诺克斯（Knox）少校吃饭的时候，第二十三军的那个被打败的师涌到街上来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士兵一听到响声就疑为追兵。一辆救护马车辘辘而来，便引起了一阵呼叫“德国枪骑兵来啦！”。听到这种乱哄哄的情况，萨姆索诺夫同波托夫斯基——一位戴着夹鼻眼镜，现在已不知出自何因而有“疯子毛拉”（Mad Mullah）之称的神经质的人物——便挂上军刀，赶了出来。他们亲眼看到部队的情况。这些士兵“精疲力尽……已有三天没有面包和糖下肚”。一个团长告诉他们：“我的部下已有两天没有拿到军粮，一点供给也没有送来。”

当天晚上，萨姆索诺夫还没有得到第六军遭难的全部消息，但是他已意识到当时已不是包围敌人而是自己如何免遭包围的问题了。虽然如此，他仍然决定不退出战场，第二天继续作战，由他中路的军努力缠住德国人，直到莱宁坎普前来给他们以致命一击。他命令第一军军长阿尔托莫诺夫将军守住俄军左翼末端面对弗朗索瓦的阵地，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全军翼侧”。他深信，“即使一支颇具优势的敌军也不能突破赫赫有名的第一军的抗击”。他还说，这场战斗的胜利将有赖于它的坚守。

第二天27日清晨，弗朗索瓦焦急等待的进攻时刻到来了。炮兵部队已全部到达。4时，天尚未亮，一阵威力巨大、势如飓风的炮击，在乌斯道俄国第一军阵地上炸开了。德国统帅部的领导人物走出临时设在勒包（Löbau）的司令部，兴登堡古井无波，非常沉着，鲁登道夫杀气腾腾而又紧张，霍夫曼跟在他们后面——一个亦步亦趋的影子。他们是在前往20英里外的一座小山，鲁登道夫想在那里找块地方，“现场监督”弗朗索瓦和朔尔茨两军的协同作战。他们还没有走到山脚，消息来了，说已拿下乌斯道。可是就在他们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差不多紧接着又来了一份报告，说前一份报告消息不确。猛烈的炮声隆隆不绝。俄国人的战壕里，“赫赫有名的第一军”的士兵，跟他们第二十三军的战友一样，早已饥肠辘辘，丧失了斗志，在倾注如雨的炮弹下狼狈逃走了，留下的尸体同逃脱的人一样多。不到上午11时，俄国第一军就放弃了整个阵地。这一战是单靠大炮赢得的。要是按照鲁登道夫过早行动的那些命令行事，这一战也许会输掉。鲁登道夫认为俄国第二集团军眼下已被“彻底打垮”。

但是，俄国第二集团军并没有被打垮。鲁登道夫发现这一仗“跟其他战役不同”，未在一天之内赢到手。弗朗索瓦仍然被阻在乌斯道东面，未能前进；中路的两个俄国军——很难对付的一支人马，仍然在进攻；莱宁坎普的威胁仍然笼罩在他后方。公路上塞满了难民和牲口；整村整村的人在逃亡。德国士兵也已精疲力尽，马蹄声、脚步声，也都疑为追兵，士兵闻声就大叫“他们来了！”。这种叫喊传到队伍后面就成了“哥萨克来了！”。统帅们回到勒包后，就听到一个叫人不寒而栗和难以置信的消息说，弗朗索瓦军正在撤退，“残部”正在退入蒙托福。一个惊慌失措的电话还证实在车站前面的确可以看到第一军退下来的三五成群、垂头丧气的士兵。弗朗索瓦这一翼要是真的垮了，这一仗就可能败北。在这可怕的一瞬间，打败仗、退到维斯瓦河后面和放弃东普鲁士这些曾经出现在普里特维茨面前的情景，又都再现了。不过当即查明，在蒙托福的只是在乌斯道外面作战退下来的那一营的士兵。

那天晚些时候，实际情况终于传到日林斯基的司令部，德国人根本不是在“向维斯瓦河退却”，而是在向萨姆索诺夫进逼。最后，他打电报给莱宁坎普说，第二集团军正遭到猛烈攻击，他应该配合行动，“把你的左翼尽可能向前推进”。但他指定的目的地过于偏西，向前推进的路程也不够远，并且没有谈到要莱宁坎普赶速前进或是作急行军。

战斗进入第三天。双方军队都已全部投入战斗。40英里的战线上，两军蜂拥而上，鏖战一场，队伍被打散了，分开了，再混战一团、各自为战。一个团前进了，而友邻军则被击退下来，于是出现了缺口，敌人插进来了，或是不知何故竟没有乘虚而入。大炮轰鸣着，骑兵、步兵、马曳重型野战炮的炮兵，过村庄，穿森林，走过湖泊相间的地带，越田野，跨公路，他们移动着，踉跄地前进着。炮弹击中了农舍，摧毁了村庄街道。一个营在大炮掩护下冲了过去，在烟雾后面消失了，不知凶吉。一队队被赶往后方的俘虏，堵塞了前进队伍的道路。几旅几旅地在进入阵地，几旅几旅地在退出阵地，互相穿过交通线，杂乱无章，归错了队伍，弄错了番号。野战指挥官们不知部下所在，参谋人员的车辆到处飞驰，德国侦察机在头顶上盘旋搜集情况，集团军司令千方百计地想弄清究竟，发布着命令。这些命令，前线也许收不到，也许不会执行，也可能在到达前已时过境迁，不符合实际情况。30万人马，互相践踏着，前进着，又疲乏不堪地退了回来，打着打着，要是走运占领了一座村庄就可酩酊大醉一番，或是夜幕降临，就和几个同伴坐在森林的空地上；第二天又继续作战，东线大战正酣。

冯·弗朗索瓦将军28日黎明再一次以猛烈炮火开路，打响了战斗。鲁登道夫令他转向左侧，以减轻朔尔茨军所受的压力，他认为该军已“疲乏不堪”。弗朗索瓦置之不理，坚持向东笔直挺进，决心整个包围萨姆索诺夫的翼侧并截断他的退路。他上一天以不服从命令而竟得到胜利，所以鲁登道夫现在几乎是恳求他服从命令，他说第一军“执行这些指示将为全军立下最大的功劳”。弗朗索瓦仍然置若罔闻，挥戈东进，并沿途布置分遣队，以防敌人突围。

朔尔茨的战地司令部设在战场外的弗勒根瑙村（Frögenau），距一个更小的村子坦嫩贝格约两英里。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对中路情况非常焦虑，便来此等待消息。从弗勒根瑙发出的命令都标明日期和地点。鲁登道夫再一次为莱宁坎普所苦，对他放心不下。既为朔尔茨军担心，又对弗朗索瓦生气，复困于和这位好犯上的司令之间“战地电话根本失灵”，加上同左翼马肯森和贝洛之间根本没有电话通讯设施，所以鲁登道夫“十分不满意”。马肯森和贝洛由于命令前后矛盾，一时要朝这个方向，一时又要朝那个方向，因而被搞得不知所措，他们派了一个参谋乘飞机来到司令部弄清究竟。这位参谋受到的则是“十分不友好的接待”，因为他们两个军都不在应处的战位上。不过，接近下午时分，这两个军都已按要求行动了，马肯森军在向溃败的俄军右翼紧逼，贝洛在向阿伦施泰因的缺口挺进，准备攻打俄军中路。这时，弗朗索瓦的进军路线便显得很有道理了。鲁登道夫于是向他发出纠正前令的命令，要他继续向他已经进军的方向推进。

正当深信胜利在即的想法在德军司令部开始欣然成为定论的时候，消息来了，说莱宁坎普所部确实在前进。不过，按照这天迄至当时为止的进展情况来看，可以肯定他为时已晚。事实上，当夜露营时，莱宁坎普的走在最前面的军，距两天前萨姆索诺夫的第六军被打败的地方比绍夫斯堡还有20英里。他们在敌区牛步前进，到第二天8月29日结束时，最远也只向西前进了10英里左右，且没有向南一步，也没有同萨姆索诺夫取得联系，以后也再没有取得联系。

萨姆索诺夫将军的右翼第六军的瓦解，加上被寄予厚望的“赫赫有名的第一军”的崩溃，向他预示了末日的来临。他的两翼已折；他的骑兵，唯一一支在人数上超过德军的武装力量，由于向两侧拉得过远，在战斗中不能发挥有力的作用，这时且已处于孤军境地；供给和通讯已整个陷于混乱状态；只有坚韧不拔的第十五和第十三两个军仍在奋战。在奈登堡的司令部里，他可以听到弗朗索瓦部队越来越近的炮声。在他似乎只有一件事可做了。他打电报给日林斯基说，他将离开这里去前线。接着他命令将行李和无线电通讯工具送回俄国，就此割断了他同后方的通讯联系。他作此决定的理由，“被他带进了坟墓”。不过还是不难理解其原委的：交由他指挥的这支军队在他的率领下已在土崩瓦解。他重又成了一名骑兵军官和师长，做了他最熟悉的事情。带着七名参谋人员，骑着从哥萨克骑兵那里征来的马匹，他驰赴火线亲自指挥作战。在马鞍上他感到很自在。

8月28日，他在奈登堡城外同诺克斯少校告别。他坐在地上，在查看地图，四周围着参谋人员。他站起身来，把诺克斯带到一边，告诉他情况“严重”。他说他的职责是和部队共存亡。既然诺克斯的任务是向本国政府汇报，萨姆索诺夫于是劝他“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就回国去，然后骑上马，回过头来怅然微笑着说：“敌人有走运的一天，我们也会有走运的一天。”

嗣后，正在一座小山顶上指挥他那段战线的马尔托斯将军，刚下令将一队德国俘虏带出火线的时候，不觉大吃一惊——集团军司令竟带着七名参谋人员骑马来了。萨姆索诺夫询问了撤走的那一队人是怎么一回事，在听说是俘虏之后便策马走近马尔托斯，欠身过去拥抱了他，伤心地说道：“只有你能救我们了。”但是，他心里更明白，所以当夜便命令第二集团军剩下的部队全部撤退。

以后两天，8月29日和30日，继续撤退。这是一场越来越无情的灾难。这两个奋战最久、打得最好、前进最远、撤退最迟的中路军，鲜有脱身的机会，已兜底落在德军包围圈的罗网里了。克廖耶夫将军的军，当贝洛在阿伦施泰因突破其右侧缺口从而将俄军中路整个包围起来的时候，仍然在进攻。他和马尔托斯两个军，在沼泽地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晕头转向，前进不得，重新集结队伍，站定下来进行抵抗，也不得逞；而敌人的包围圈则越缩越紧。沼泽地区的堤道上，每个路口都派有德国兵架着机枪警戒着。马尔托斯的士兵这四天都在饥饿线上；克廖耶夫军在最后的40小时中走了42英里，什么军粮都没有，马匹也没有喂料、没有饮水。

8月29日，马尔托斯将军和他的几个参谋人员，企图在五个哥萨克士兵的护送下找条穿过森林的出路。敌人在四面射击。他的参谋长马恰戈夫斯基（Machagovsky）少将，在机枪扫射下丧生，其余的人也逐个地遭到狙击，饮弹毙命，最后跟着这位将军的只剩下一个参谋和两个护送的哥萨克士兵。马尔托斯的军粮袋是由一个副官保管的，但这个副官失踪了，所以从一早到现在，他没吃没喝，也没有烟抽。一匹马力竭而死，人都下鞍牵着余下的马走着。夜幕降临，他们想靠星星辨认方向，可是偏偏满天乌云。忽听到有部队在走过来，他们以为是友军，因为马拖着他们朝那方向走。突然间，德国人的一架探照灯在树林里闪耀起来了，照来照去在找他们。马尔托斯跨上马想奔驰脱身，可是马中了弹，他跌了下来，为德国兵所俘。

后来，马尔托斯身为俘虏被禁锢在奥斯特鲁达一家“肮脏的小旅店”时，鲁登道夫曾到他房间里来，用一口流利的俄语，奚落他的失败，并夸口俄国国境对德国的长驱直入现已大门敞开。兴登堡跟着进来，“看到我不安的样子，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恳切地要我务必镇定”。他用讲得很别扭、口音很重的俄语答应把军刀还给马尔托斯，告别时还点头致意，并说“祝你过得愉快些”。

在奈登堡北面森林里的马尔托斯军的残部，或遭到杀戮，或是投降。第十五军只有一个军官逃回俄国。在奈登堡东约十英里的第十三军，军长克廖耶夫将军也被俘，最后剩下的一些人，坚守在一个圆形的战壕里。他们用从森林里的德国炮兵那里缴来的四门大炮在8月30日苦战了一整夜，抵挡着敌人，直到弹尽和大部分人殒命为止。余下的均成了阶下囚。

俄国人的最后一次进攻，是在阿尔托莫诺夫将军被革职后接任第一军军长的西列柳斯（Sirelius）将军以伟大的气概在8月30日发动的。他将散在四处没有投入作战的各步兵团和炮兵部队聚集成约计一个师，发动了一次进攻，突破了弗朗索瓦的防线，重又攻克了奈登堡。但这已为时太晚，独木难支。俄国第二集团军的这次最后一击，并不是出自萨姆索诺夫的命令，他已经死了。

8月29日夜，萨姆索诺夫同马尔托斯将军一样，陷入了罗网，不过他是在森林的另一个地方。驰过铁路两边的森林后，他和几个同伴到了维伦贝格（Willenburg），距祖国国境只七英里了，可是德国人已先到一步。这位将军和他的一队人马在森林里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才继续徒步前进，因为沼泽地黑夜骑马难行。火柴用尽，已无法再看清指南针。为了避免在黑暗里走散，他们手拉着手跌跌撞撞地走着。萨姆索诺夫犯了气喘病，显然越来越虚弱。他一遍又一遍地跟参谋长波托夫斯基说：“沙皇信任我。但这样惨败之后，有何面目去见他？”走了六英里，他们停下来休息。那是半夜1时，萨姆索诺夫离开同伴，走进一片松树下更浓深的黑暗处。一声枪响打破了黑夜的沉寂，波托夫斯基立即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前些时候，萨姆索诺夫曾向他吐露过自杀的意图，不过他认为已经说服他打消此念。这时，他肯定这位将军已告别人间。参谋人员力图在黑暗里找到他的遗体，但没有找到。他们决定等到黎明，但天刚亮就听到德国人走近了。这些俄国人只好放弃这一任务继续向国境前进，并在国境上遇到一支哥萨克巡逻队而终于脱险。萨姆索诺夫的遗体为德国人发现，并由他们埋在维伦贝格。1916年，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他的遗孀方能取回尸体，带到俄国安葬。

第二集团军已无声无息。日林斯基司令部同它的无线电联系已断。两天来萨姆索诺夫那里已一无音讯。日林斯基令莱宁坎普的骑兵突破阿伦施泰因的德军战线，查明第二集团军的究竟，但已为时过晚。这个任务是永远完不成了，德国第八集团军在消灭了原来准备粉碎德军的钳形攻势的一翼之后，正在转而收拾另一翼了。

德国人看到自己战绩之大也几乎惊叹不已。敌尸、敌俘以及缴获的大炮，为数惊人：俘虏计92000名——不过按某些说法，这数字偏高。在这一仗结束后的一个星期，用了60列火车才把他们送到后方。第二集团军约有600门大炮，德国人缴获的数量，据不同的估计，在300到500门之间。至于掳获的马匹，则是成群成群地被赶到匆忙搭起来的畜栏。死亡和失踪人数，说法不一，但估计超过3万名。第十五军和第十三军，或被俘或阵亡，已被歼灭而不复存在；这两个军中能够逃生的一共不过50名军官和2100百名士兵。两翼的两个军，即最先退却的第六军和第一军，各自的幸存者，也都不过一个师而已；至于第二十三军，则仅剩下一个旅左右。

高唱凯歌的人，也损失惨重。在困倦不堪、提心吊胆地打了六天之后，他们也已神经紧张、心惊肉跳。8月31日，再次拿下四经易手的奈登堡那天，一辆汽车疾驶开过广场时，一个神经紧张的宪兵吆喝它：“停车！”里面坐着冯·莫根将军的这辆汽车，没有理睬他的命令，他便大叫：“俄国佬，停下来！”并随即开了枪。一排子弹打中了汽车，司机身亡，坐在将军旁边的一个军官受伤。也就在当夜，这位在手下人枪口下死里逃生的将军，又给他的侍从叫醒。这个侍从一面嚷着“俄国佬回来啦！”，一面抓起将军的衣服就跑。他不得不穿着内衣带上左轮手枪跑上街，这令他“十分生气”。

除了少数几个军官曾身经沙场外，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经历炮火，加以这场大战的猛烈及其带来的恐惧、疲惫、痛苦所激起的想象，一种荒诞的传说产生了，说有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淹没在沼泽里，或是陷在泥塘和流沙里一直陷到脖子那么深，德国兵不得不用机枪把他们打死。一个军官对国内一群听得心惊肉跳的朋友说：“他们的惨叫声，直到我死的一天都还会在我耳边响着。”“那个广泛流传的关于俄国人被赶进沼泽和死在那里的传说是个神话，”鲁登道夫写道，“那附近根本没有沼泽地。”

敌人的败绩已经一清二楚，德国的司令们便开始认为他们已赢得如霍夫曼在日记中所写的“历史上的一大胜仗”。于是决定——按霍夫曼的说法是根据他的建议，而按鲁登道夫的说法，则是应“我的建议”——将这一战役命名为坦嫩贝格战役，以雪历史上条顿骑士团在那里败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手下之耻。尽管这第二个胜利比列日的胜利更大，但是鲁登道夫还不能兴高采烈，“因为莱宁坎普所部动向不明，使我的神经过度紧张”。不过这时候，加上毛奇正从西线调来的两个军，他完全可以以更大的信心掉过头来攻打莱宁坎普。

他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别人：得归功于霍夫曼，虽然他的正确判断系出自错误的理由，但毕竟是他坚持莱宁坎普不会追赶，是他设想的计划和草拟的命令将第八集团军调往迎击萨姆索诺夫的；得归功于弗朗索瓦，是他反抗了鲁登道夫的命令，从而保证了对萨姆索诺夫左翼的包围；得归功于兴登堡，是他在关键时刻使鲁登道夫沉着镇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得归功于德国计划工作中从没有想到的一个因素——俄国的无线电讯。鲁登道夫后来十分依赖截获的电讯。他手下的人员白天按时收集电讯，进行破译或翻译，每夜11时呈送给他，倘偶尔迟送，他就会不安，亲自到通信兵的房间来查明原因。霍夫曼承认，真正使坦嫩贝格战役胜利的是截获的电讯。“我们有一个盟军，”他说，“那就是敌人。我们知道敌人的全部计划。”

在公众心目中，东普鲁士的救星是名义上的司令兴登堡。这场胜仗，使这位从退休中被拖出来的年迈的、穿着旧蓝色军服的将军成了一个伟人。在东普鲁士赢得的这一胜利，在渲染过头的歌颂和传播之下，使有关兴登堡的神话在德国扎下了根，甚至连霍夫曼的恶意中伤也不能把它削减分毫。霍夫曼后来身为东线参谋长时，会带领参观访问的人走访坦嫩贝格战场，并且会这样告诉他们：“这是战役开始前元帅睡觉的地方；这是战役结束后他睡觉的地方；这是战役进行中他睡觉的地方。”

在俄国，惨败的消息并没有立即震动人心，它给同一时期在加利西亚（Galicia）战线击败奥军的巨大胜利冲淡了。加利西亚战线的胜利，从数字上看，甚至超过德国人在坦嫩贝格赢得的战果，使敌人遭到同样重大的打击。在从8月26日到9月10日以伦贝格[3]一战为高峰的一系列战斗中，俄国人打死打伤敌人25万，俘虏10万，迫使敌人在18天中连续后退150英里，完全肢解了奥匈联军，特别是把它训练有素的军官打得残缺不全，使奥匈联军从此一蹶不振。那一战使奥地利折了腿，但不能弥补坦嫩贝格战役对俄国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医治坦嫩贝格的创伤。俄国第二集团军不复存在了。萨姆索诺夫已僵卧沙场，他麾下五个军长中两个成了阶下囚，三个因无能而被撤职。莱宁坎普将军在随后进行的马祖里湖一战中被撵出了东普鲁士，他“发了昏”——在此，这个习惯说法是日林斯基用上去的——弃下所部驾着一辆摩托车回到俄国，从而彻底身败名裂，被开除军籍，并给日林斯基带来了同样的下场。在给大公的一份电报中，日林斯基指控莱宁坎普仓皇脱逃，这使大公很为恼火，他认为这次失败主要是日林斯基的失职。他因此呈报沙皇，说日林斯基“昏了头，不能控制战局”，结果，坦嫩贝格战役的又一个角色就此成了牺牲品。

训练不足，物资匮乏，将军不称职，组织工作不力，这一切在战争中都暴露无遗。后任陆军大臣古奇科夫（Guchkov）将军曾作证说，他在坦嫩贝格之战以后“深信战争已输”。败绩给那些亲德集团带来了新的力量，他们开始公然煽动退出战争。维特公爵深信战争将毁灭俄国；拉斯普京深信战争将摧毁沙皇政权。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为沙皇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力主尽快与德国媾和，理由是继续与民主国家为盟必将头破血流。机会送上来了，不久，德国便提出了跟俄国单独媾和的建议，以后在1915年和1916年又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出于对盟国和《伦敦条约》的忠诚，抑或害怕同德国人谈和，抑或对革命浪潮不察，或纯粹是出于政府的迟滞，不管怎样，俄国人始终没有接受这些建议。混乱日增，军火日竭，他们就这么对付着继续作战。

惨败之时，法国武官马尔基·德拉吉什（Marquis de Laguiche）将军曾向总司令致以慰问。大公豪迈地回答说：“能为我们的盟国作出这样的牺牲，我们很高兴。”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是他的准则，而俄国人，深知他们有无穷的人力资源，多大的灾难他们都惯于泰然处之。俄国这部压路机，西方盟国均曾寄予莫大希望，在它们于西线受挫之后，对这部压路机则更是引领以待，可是它却像是用大头针钉起来的船在路上崩解了。夭折于过早出动，确如大公所说，是为盟国作出了牺牲。这个牺牲，不论它使俄国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却成全了法国之所望：德国从西线削减兵力。那两个没有赶上坦嫩贝格战役的军，将不能参加西线的马恩河战役了。

注释

[1] 塞莫皮莱（Thermopylae，一译温泉关）是希腊北部和中部交界处的隘口，形势险要，便于扼守。公元前480年希腊各城邦在此抵御波斯的侵略，波斯王多次进攻，没有得逞。因希军出了叛徒，把抄希军后路的山径告诉敌人，以致波斯军队开到塞莫皮莱守军的后方，守关的斯巴达王和300名战士全部战死。这就是世界古代史上希波战争中的塞莫皮莱战役。——译注

[2] 烟台煤矿，在我国辽宁省辽阳。——译注

[3] 伦贝格（Lemberg），现名利沃夫（Lviv），属乌克兰。——译注

弗朗索瓦拒绝在重炮到达之前投入战斗：Hoffmann, 273–5; all references in this chapter to Hoffmann are to his Truth About Tannenberg.

“如果命令下定了”：François, 228.

截获两份俄军明码无线电报：Ludendorff, 59; Hoffmann, 265–68. “He kept asking me anxiously”: qtd. Nowak, Introduction to Hoffmann's Diaries, I, 18. Hoffmann's account of Rennenkampf-Samsonov quarrel, 314; his handing over the messages while cars in motion, 268.

鲁登道夫寸步不让：Ludendorff, 58; Hindenburg, 115, 118; Hoffmann, 282.

塔彭的电话：Hoffmann, 315–16. OHL's reasons: Tappen, 16–19, 110–111. President of the Prussian Bundesrat: Ludwig, 456. Director of Krupp: Mühlon, 113. Kaiser deeply affected: François, 51. Moltke quoted: Memorandum of 1913, Ritter, 68–9.

德军从比利时抽出三个军支援东线：Bülow, 64–5; Hansen, 179.

“直捣德国心脏”：Ironside, 133.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士兵怎么能再忍受下去”：ibid., 130.

日林斯基命令“迎头痛击正在莱宁坎普前面退却之敌”：ibid., 134.

“在没有敌人的地方寻找敌人”：Golovin, 205; Poddavki: ibid., 217.

萨姆索诺夫给第六军的命令：Ironside, 155–7.

“看在上帝分上”：Agourtine, 34.

萨佐诺夫转述的俄军司令部的悲观论调：Paléologue, 104.

“斯塔夫卡”的情况：Danilov, 44–46.

莱宁坎普的一个参谋的笔记：Ironside, 198.

“未躲进柯尼斯堡而可以认定在退向维斯瓦河的那些敌人”：ibid., 200.

勃拉戈维斯钦斯基将军“昏了头，不知所措”：ibid., 157.

萨姆索诺夫和波托夫斯基亲眼看到败军撤退的情况：Knox, 68–9; “Terribly exhausted”: Ironside, 176.

萨姆索诺夫给阿尔托莫诺夫下达的命令：ibid., 164.

乌斯道战役：Ludendorff, 62–3; Hoffmann, 285–89.

弗朗索瓦军败退的传言：Ludendorff, 62.

日林斯基命令莱宁坎普“把你的左翼尽可能向前推进”：Ironside, 207.

鲁登道夫恳求弗朗索瓦“执行这些指示将为全军立下最大的功劳”：Hoffmann, 305.

鲁登道夫“十分不满意”：Ludendorff, 64.

马肯森的参谋受到“十分不友好的接待”：Hoffmann, 310.

“被他带进了坟墓”：Golovin, 254.

萨姆索诺夫同诺克斯少校告别：Knox, 73–4.

“只有你能救我们了”：Martos Ms., qtd. Golovin, 263.

马尔托斯和克廖耶夫的部队缺粮：Kliouev, 245; Knox, 80.

马尔托斯被俘及他与鲁登道夫和兴登堡的会面：Martos Ms., qtd. Golovin, 294, 327.

“沙皇信任我”和萨姆索诺夫的自杀：Potovsky Ms., qtd. Golovin, 301; Knox, 82, 88.

德军的战绩：François, 243–45.

莫根将军在奈登堡遇险：François, 240.

“他们的惨叫声，直到我死的一天都还会在我耳边响着”：Blücher, 37.

俄国人被赶进沼泽的传说是个神话：Ludendorff, 68; François (245) also calls it a “legend.”

“历史上的一大胜仗”：Hoffmann, Diaries, I, 41. Naming the battle Tannenberg: Hoffman, 312; Ludendorff, 68. “Strain on my nerves”: ibid.

鲁登道夫亲自到通信兵的房间询问截获的电报：Dupont, 9.

“我们有一个盟军”：Hoffmann, Diaries, I, 41. Tappen (108) also acknowledges that the detailed knowledge of Russian movements obtained from the intercepts “greatly facilitated” German command decisions in East Prussia.

“这是战役开始前元帅睡觉的地方”：qtd. De Weerd, 80. Hoffmann remained on the Eastern Front throughout the war, eventually succeeding Ludendorff as Chief of Staff on that front and conducting the German side of the negotiations at Brest-Litovsk. He appears as General Wilhelm Clauss, the central character of Arnold Zweig's novel The Crowning of a King, N.Y., 1938.

日林斯基和莱宁坎普身败名裂：Gurko, 83; Golovin, 386.

“深信战争已输”：Golovin, Army, 24.

俄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草拟的求和备忘录：Richard Charques, The Twilight of Imperial Russia, New York, 1959, 216.

“能为我们的盟国作出这样的牺牲，我们很高兴”：Knox, 90; Paléologue, 106.

第16章　火烧卢万

1915年，比利时当代诗杰埃米尔·凡尔哈伦（Emile Verhaeren）所写关于他的祖国被侵略一书，在他流亡中出版了。1914年以前，他曾火热地献身于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这些理想在当时认为是可以消除民族界限的。他作为序言的一段献辞写道：“本书作者原是个和平主义者，而在此书中，则仇恨跃然纸上……在他，幻想的破灭莫甚于此，其突如其来亦莫过于此，给他的打击之大，使他感到和过去已判若两人。然而，尽管此恨绵绵，使他有良知消失之感，但还是激情满怀地将这些篇章献给故我。”

战争和侵略对他那时代的人的思想究竟起到怎样的影响，在所有有关的著作中，凡尔哈伦一书的陈词，最为深刻痛切。边境战役结束时，战争已进行了二十天。在这期间，交战国和作壁上观的中立国，都产生了种种激情、看法、想法和论点，也正是这一切，决定了战争的前途和此后的历史进程。过去的世界和塑造这世界的种种观念，如同凡尔哈伦故我的灵魂一样，也在8月和以后岁月的长廊里消失了。过去人们曾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四海一家的思想以及财政、贸易和其他经济因素交织成的种种遏止力量，会使战争欲爆发而不能，但事到临头它们却没有起到作用。国家观念犹如狂飙突起，把它们横扫在一边。

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和各种各样的想法投入战争。交战国中有些人，如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从心底里反对战争；但有一些人，像鲁伯特·布鲁克[1]，则是欢迎战争。他不感到有渎上帝，而在《1914年》的诗里写道：“现在该感谢上帝，他赐我们以天时。”对于布鲁克，时代似乎——

转变了，好似游泳人，跃身入清澈，

欣然离开这已老朽、冷酷和萎靡的世界……

荣誉已归来……

高尚的风格又阔步在我们的大道上，

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的传统。

德国人有着类似的情感。托马斯·曼（Thomas Mann）写道，战争是“一种纯化，一种解放，一个巨大的希望。德国的胜利将是精神战胜数量的胜利”。他解释说：“日耳曼精神是同和平主义者的文明理想对立的，难道和平不是社会腐化的一个因素吗？”这个概念，是德国军国主义的基本理论——战争使人高尚说——的写照，跟鲁伯特·布鲁克的战争狂热几乎不分轩轾，且在当时为众多的知名人士所信奉，西奥多·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到1914年，除边缘地区的几次巴尔干战争外，欧洲大陆已有一代人以上的时间不以兵戎相见了。一个观察家认为，对战争持欢迎态度是由于有些“不知不觉地厌倦和平”。

布鲁克崇尚清澈和高尚风格，而曼则注目于一个更明确的目标。他说：德国人是全世界最有教养、最守法律、最爱和平的民族，理应成为最有权势的民族，理应统治世界，理应通过“这场不论怎么说都有理由称之为德国的战争”建立一个“德意志和平”。这虽写于1917年，但他所反映的则是1914年。1914年该是德国的1789年[2]，该在历史上确立德意志意识的地位，使德国文化登上宝座，完成德国使命的一年。8月，在亚琛的一个咖啡馆里，一个德国科学家跟美国记者欧文·科布说：“我们德国人是欧洲最勤劳、最诚挚、最有教养的民族。俄国代表反动，英国代表自私和背信弃义，法国代表堕落，只有德国代表进步。德国文化将照耀全球，战后不会再有其他文化了。”

同桌的一个德国商人则有更为明确的目标：应叫俄国丧尽权势，使斯拉夫人再也不能成为威胁欧洲的危险；英国应化为齑粉，应使它丧失海军和印度、埃及；法国应缴付一笔使它永远恢复不了元气的战争赔款；应迫使比利时放弃其沿海地区，因为德国需要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日本也应在适当时候受到惩罚。“欧洲所有的条顿民族、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连同保加利亚人”结成的联盟，“将握有从北海到黑海的绝对统治权。欧洲将有一幅新地图，德国将处于这幅地图的中心”。

这种论调，在战前谈了多少年，没有为德国增加分毫好感。贝特曼―霍尔韦格承认，由于经常公开声言德国领导世界的权利，“我们就常常搞得天下六神不安”。这是因为，他解释说，被人说成是醉心于统治世界，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种“孩子气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感情冲动”。

然而，世界并未如此看待它。德国人的调子里有着刺耳之声，流露的是威胁而不是感情冲动。对于德国的刀光剑影，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先生在1914年写道：整个世界“又头痛又厌烦”。“我们给普鲁士军国主义及其对我们的蔑视，对人类幸福和常识的蔑视，折磨得忍无可忍，我们只好群起而攻之。”

有些人起来反抗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对问题具有明确的认识，至少他们自信是这样的；而有些人，对于他们之所以反对只有极其模糊的概念；还有一些人则是完全不知所以。赫伯特·乔治·威尔斯[3]先生属于第一种类型。他在8月4日的报刊上宣称：敌人是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是“1870年产生的可怕的虚荣、自负”。德国的“铁血政策，耀武扬威的条顿式的吉卜林[4]主义”的胜利，将意味着“战神将永远主宰着人类的一切事务”。德国的失败“也许”能——威尔斯先生没有说“必将”——“为全世界的裁军与和平开辟道路”。一个英国后备役军人对问题就不那么清楚了。在去兵站的火车上，他对一个旅伴说：“我是去打该死的比利时人的，我现在就是到那里去的。”在通往苏瓦尼的那条路上打死第一批德国人的那个骑兵中队队长、陆军少校汤姆·布里奇斯（Tom Bridges）爵士，就是第三种类型的人了，只是打仗手痒而根本不问战争目的。“对德国没有什么仇恨，”他说，“我们本来是准备打任何人的……而且本来也会同样毫不迟疑地去打法国人的。我们的格言是‘我们一定要干。干什么，不管它’。”

法国既有老账要算，也就无须作自我辩解，何况德国人兵临城下已足以说明问题。不过，这里也有人抱有“巨大希望”。柏格森就认为，虽然协约国的最后胜利需要作出“可怕的牺牲”，但是通过这些牺牲，随同“法国的复兴和扩大，将出现欧洲道德的新生。那时真正的和平降临了，法国和全人类就可以重新迈步前进，勇往直前，走向真理和正义”。

这些并不是政治家们公开表示的观点，也不是群众的集体意见，而只是某些人的个人见解，而且这些个人见解也还没有像日后那样成为定见。对德国的民族仇恨还没有扎根。见于《笨拙》周刊8月12日一期关于战争的第一批而且是最令人难忘的漫画中，有一幅题为《禁止通行》的漫画，画的是英勇的小小的比利时——一个穿着木屐的男孩子，铁板着面孔，挡住德国侵略者的去路。德国被画成一个乐队指挥，一个胖胖的老头儿，口袋外挂着一串香肠。他看上去很滑稽，但不可恶。另一方面，在前些日子，漫画家们笔下的宠儿是王储，他们总爱把他画成一个浮夸的花花公子，紧身背心，又高又紧的硬领，不同一般的帽子，一副傻里傻气的蠢相。但他好景不长，战争局势严重了，他被德国最出名的人物代替了。此人是最高统帅，统帅部的每份命令都要署他的名字，所以看来他像是德国一切行动的主宰——他，就是德皇。他现在也不再被画成战前那个惹是生非的黩武主义者了，而被画成一个阴森森的、魔鬼似的暴君，散发着残酷恶毒的气息，每一线条都显示了他的残忍。这种变化始于8月，从布里奇斯的那种“对德国没有仇恨”的冷静说法以后，逐步地发展到斯蒂芬·麦克纳[5]的另一种说法。后者在1921年写道：“对那些记忆犹新的人，德国人的名字叫人恶心。德国人的出现叫人愤恨。”麦克纳不是冒充英雄的超级爱国主义者，而是一位清醒的、有头脑的教师。他的回忆录是那时代的一部社会文献。他记载了当时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这种变化终于堵塞了任何和谈的道路，把战争一直进行到全面胜利为止。而造成这种情绪变化的正是比利时的遭遇。

比利时事态的演变是德国恐怖论的产物，克劳塞维茨曾把恐怖规定为缩短战争的正当手段。他的整个战争理论的基础是必须快打、猛打和决战。不让平民百姓感受到战争影响是不行的，一定要使他们感到战争压力，并且要以最严厉的措施，迫使他们强迫他们的领导人媾和。战争的目的既然是解除敌人的武装，“我们就必须置敌人于继续打下去要比投降更难以忍受的境地”。这个似乎言之成理之谈，完全适合德军总参谋部的杰出的人才在整个19世纪所呕心构思的那种科学的军事理论。这在1870年法国人在色当之战以后奋起抵抗的时候，就已付诸实践。当时德国以法国人进行“自由射手”战的罪名杀害俘虏和百姓的残酷报复行为，曾使全世界在钦佩普鲁士为时六周就已取得胜利的奇迹的同时，为之震惊，为之目瞪口呆。全世界就此认识了德国人的人面兽心。虽然1870年已经证实恐怖理论及其实践所造成的后果，即加深对立、激发抵抗，最后是延长战争，但是德国人对此仍然抱住不放。正如萧伯纳所说，他们是无视常识的民族。

8月23日，列日贴出了由冯·比洛将军签署的告示，宣称：默兹河畔靠近那慕尔的昂代讷（Andenne）小镇，其居民以极其“阴险”的方式袭击他的部队，“经我同意，统率该部的将领已将该镇化为灰烬，并枪决了110人”。这就是告诉列日居民，让他们懂得如果按他们的邻居那样行事，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昂代讷的焚毁和大屠杀——据比利时估计被害221人——是在8月20日和21日沙勒鲁瓦战役期间发生的。比洛手下的司令们，既要遵守时间表，而又受到比利时人炸毁桥梁和铁路的骚扰，于是就对他们所到的村庄进行无情的报复。跟昂代讷镇隔河相望的塞耶（Seilles），有50名百姓被杀，许多住家遭到恣意抢劫和烧毁。塔明是在8月21日被攻陷的，当晚，战斗一结束，洗劫便开始了，抢了整整一夜和整个第二天。通常在准许抢劫任其恣意妄为的情况下，随同发生的是酗酒，约束松弛，并把士兵引导到所希望于他们的那种野性发作的地步，以遂其增加恐怖效果的意图。塔明镇沦陷第二天，约400名公民在士兵监视下被赶到教堂前的大广场，行刑队先是有计划地向这群人开枪，枪声停后，便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塔明公墓中384个墓碑上刻着：“1914年被德国人枪杀”的墓志。

比洛的军队拿下3.2万人口的城市那慕尔后，便张贴通告，宣布：已从每条街取得10名人质，倘有人向德国人开枪，就将枪毙这些人质。人质的取得和杀害，像征收食品那样在有计划地进行。德国人越向前推进，逮捕的人质就越多。最初，冯·克卢克的部队每到一城镇，便立即贴出布告，警告居民说，市长、首席法官和地区参议员均已被扣作人质，并照例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如何。

不久，三个有名望的人作为人质不够了；每条街一个人，甚至每条街10个人也都不够了。在冯·克卢克军队任后备军官的小说家瓦尔特·布勒姆（Walter Bloem）——他写的有关进军巴黎的报道是非常有价值的——告诉我们，在他的连队住宿的那些村庄里，“冯·克莱斯特少校”每夜都要“下令按户取一人质，没有男的，就要女的”。这种办法有其特有的致命伤，所以越是恐怖，似乎就越需要恐怖。

每当镇上一有狙击的报告，这些人质就立即被处决。冯·克卢克部队的欧文·科布曾从窗口看到两个平民押在两排上了刺刀的德国兵中间，被带到火车站后面。一阵枪声后，两副担架抬着一动不动的人体出来了，上面盖着毯子，只有他们硬直的靴尖露在外面。科布还看到了两次同样的情况。

维塞是德国入侵第一天在去列日的路上打第一仗的地方。它被摧毁了，但不是被刚从火线上下来的部队摧毁的，而是在战争向前推进好多时以后被占领军摧毁的。8月23日，德军一个团从列日调到维塞来了，这是对一份狙击报告作出的反应。当夜，在荷兰境内五英里的埃斯登（Eysden）都可以听到枪声。第二天，埃斯登就被4000名难民的洪流淹没，维塞的居民，除了被枪杀的和被送到德国去为他们收割农作物的700名男人和男孩外，全部涌来了。放逐是从8月开始的，这在道义上，尤其在美国，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公使布兰德·惠特洛克后来在访问维塞时，见到的只是被烧黑了的断壁残垣，“一片废墟，可能就是当年庞贝的景象”。不见人影，不见有生命之物，不见屋顶。

8月23日，在默兹河畔的迪南，冯·豪森将军的萨克森士兵正在同法军作沙勒鲁瓦战役的最后一战。冯·豪森亲眼看到了比利时居民阻碍修建桥梁的“不顾信义”的行为“是严重违犯国际法的”。他的部队于是开始行动，捉了“几百”名人质，男女老少都有。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有50人是从教堂里抓走的。这位将军看见“这些人在掷弹兵的监视下，挤作一团，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上，脸上流露着恐惧和难以言状的痛苦，并显示了强烈的愤怒和为遭受的灾难激起的复仇心情”。冯·豪森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感到他们在发泄着一股“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而他正是曾在比利时一个绅士家里给弄得很不愉快的那个将军，吃饭的时候，那个绅士就是两手捏着拳头插在口袋里拒不同他交谈。而今在迪南的人群中，他又看到一个负伤的法国士兵，头上在淌血，躺在那里快死了，一声不响，很是哀痛，可就是拒绝任何治疗。冯·豪森到此结束了他的叙述。他很敏感，没法谈迪南公民的下场。事实上，这些公民一直被困在大广场上，傍晚之后被排成两队，女人在一边，男人在她们对面分成两行，前一行的人跪着。两个行刑队开到广场中间，各向一方射击，直到没有一个站立的目标为止。经验明埋葬的尸体计612具，其中包括出生才三个星期的费利克斯·菲韦（Felix Fivet）。

接着便纵使萨克森兵大肆骚扰、抢劫、放火。曾经保卫过这个城市的中世纪城堡，像鹰巢似的耸立在河右岸的高地上，俯视着中世纪的破坏掠夺的重演。萨克森兵留下的迪南，一片焦土，瓦砾遍布，坑坑洼洼，灰烬满地，了无生意。冯·豪森将军对部下造成的这种惨无人烟的情景“深为触动”。他撤出迪南这堆废墟时则确信责任在于比利时政府，是“它同意这种违背国际法的不顾信义的街道狙击战的”。

德国人对违反国际法的关注囿于谬见。他们完全无视他们在比利时的存在的非法性，而着眼于把比利时人反抗他们的存在视为违法行为。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阿尔萨斯议员——韦特莱神父，一次曾以长期隐忍的痛苦心情感慨系之地承认说：“在拉丁语学校养成的头脑，是很难理解德国人的心理的。”

德国人的囿于谬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比利时人的反抗是非法的；一是认为他们的反抗是由“上层”组织起来的，是由比利时政府或是市长、神父以及其他可列为“上层”的人物组织起来的。把这两个方面归结到一起，也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德国人的报复行为，不论程度如何，都是正当的、合法的。枪杀一名人质，或是屠杀612人，或是把一个城镇夷为平地，都得一律归罪于比利时政府——这就是从迪南事件以后的豪森到卢万事件以后的德皇，每个德国人都是这么说的。豪森一贯声称：责任必须“由那些煽动居民起来反抗德国人的人承担”。他还坚持说：毫无疑问，迪南和其他地区的全体居民“是由阻止德国人前进的愿望所驱使的——那又是谁下的命令？”；没有“上层”命令的驱使，人民竟会去阻止入侵者，那是难以想象的。

德国人到处看到这些命令。冯·克卢克声称，比利时政府警告其公民不要采取敌对行为的公告，实际上是“煽动平民百姓向敌人开火”。鲁登道夫谴责比利时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平民战争”。王储对法国老百姓的抵抗也用了同样的理论。他指责隆维地区“狂热”的人民用着“巴黎特地送来的”猎枪“奸诈而不顾信义地”从门窗里向他们射击。在法国农村，星期日打野兔的猎枪，就像穿的裤子那样，是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如果这位殿下的旅行也包括了解法国农村的话，那他就会知道是用不着巴黎送枪来武装自由射手的。

德国人在谈论他们在敌人境内的经历的时候，一谈到游击战问题，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出言刺耳了。鲁登道夫说游击战是“可憎的”。这个时过不久其大名就成了欺诈、暴行、狡狯的别称的鲁登道夫，自称他是“带着骑士的、人道的战争观念”上阵的，可是自由射手的手法“使我本人的幻想痛遭破灭”。布勒姆上尉两周以前自己还是个平民，可是却为一种“可怕的想法”弄得终日惶惶不安，他想他可能会被一个平民一枪击中或是打死。他报道说，在一天28英里的精疲力尽的行军中，没有一个士兵掉队，因为他们“认为落到瓦隆人手中要比脚痛更糟糕”——脚痛是向巴黎进军的另一个极大的痛苦。

对自由射手的害怕和恐惧，是出自德国人认为平民百姓的反抗基本上是目无法纪的想法。歌德曾说，假如在不讲正义和目无法纪两者之间可以选择的话，德国人宁愿选择前者。一个在臣民对君主的关系以服从为唯一基础的国家训导出来的人，对一个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国家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当他来到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感到很不自在。只有在权威面前才感到舒服的人，是会把平民狙击手视为祸害之尤。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由射手是英雄；而在德国人，则视为威胁国家生存的异端。在苏瓦松（Soissons），有一座纪念1870年唤起学生和平民起来反抗普鲁士人的三位教师的青铜和大理石的纪念碑。1914年，一个德国军官惊奇地凝视着这块纪念碑，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你瞧，法国人就是这样，竟为自由射手树碑立传。在德国，是不允许人民干这种事的，也不能想象他们想干这样的事。”

为了使德国士兵处于适宜的精神状态，据布勒姆上尉的记载，从第一周起，德国报纸就充满了关于比利时人“反抗的残酷行为”的种种故事，“……武装的教士带领着一帮一帮抢劫掠夺的市民，无恶不作……奸诈阴险地伏击巡逻兵，哨兵的眼睛被挖，舌头被割”。类似的“恐怖传闻”早已传到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已在8月11日写进了日记。她向一个德国军官核实情况时，那个军官对她说，当时亚琛就有30个德国军官被比利时妇女和儿童挖掉了眼睛，躺在医院里。

被这种种故事激起的情绪，是很容易使德国士兵猖狂的，只要大叫一声“狙击手！”，他们便会大肆抢劫掠夺，杀人放火，而军官们则毫不加以管束。施行暴虐，其意图就在于不派驻占领军而能起到与占领军同样的作用。最高统帅部要从进军巴黎的部队中抽调部队担任占领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8月25日，火烧卢万开始。卢万坐落在列日到布鲁塞尔的公路上，以其大学和无与伦比的图书馆著称于世，是座中世纪城市，建于1426年，那时，柏林还只是一片木棚。设在14世纪织布工人大厅里的图书馆，藏书23万卷，其中有世所罕见的收藏品——750份中世纪的手稿和1000多册古版书。称为“哥特式艺术珍宝”的市政厅的门墙上的一组石刻骑士、圣人、贵妇人的图案，即使在同类的雕刻中，也堪称精彩。圣伯多禄教堂（Church of St. Pierre）祭坛镶板上的绘画系出自迪里克·布茨[6]及其他佛兰德大师之手。卢万的火烧、抢劫，连同对平民的枪杀持续了六天，其后就与开始时一样突然停止了。

卢万刚被占领时，一切都很平静。商店生意兴隆。德国士兵的举止行动堪称模范，买明信片，买纪念品，买什么都付钱，并且在理发店和普通顾客一起排队理发。第二天，情况比较紧张了，一个德国兵腿上中了一枪，据说是狙击手干的。市长赶紧再次号召市民缴出武器。他和另两名官员被捕作为人质。在火车站后面杀人成了常事。冯·克卢克的小分队沉重的脚步声日复一日地在市内不停地响着。

8月25日，驻在安特卫普壁垒森严的防地边缘的梅赫伦比军，对冯·克卢克军的后卫部队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突然袭击，把他们冲得溃不成军，退回了卢万。天黑以后，就在退却的混乱之中，一匹无骑士的战马，闯过几道门跑掉了。另一匹马受惊，欲脱缰而不得，带着挽具摔倒下来，拖着的车子也翻了。枪声响了，引起了“法国人来啦！英国人来啦！”的叫喊声。后来，德国人声称是比利时平民向他们开火，又说是平民在屋顶上开枪向比军发信号。但比利时人声称是德国兵在黑暗中自己打自己。在这震惊全球的事件发生之后，特种法庭对肇事的原因进行了经年累月的调查，德国的控诉遭到比利时反诉的驳斥。究竟是谁打谁的问题始终没有定案。这反正与后来发生的事件无关，因为德国人火烧卢万，不是作为对所谓比利时人的不轨行为的惩罚，而是作为对他们所有的敌人的一种威慑和警告——一种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德国威力的姿态。

布鲁塞尔新市长冯·吕特维茨（von Luttwitz）将军在第二天上午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在美国和西班牙公使前来公务访问时，他对他们说：“卢万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们在那里的一位将军被市长的儿子开枪射中了。居民向我们的部队开了火。”他停了一停，看了看来访的人们，最后说：“现在，我们当然也就不得不毁灭这座城市了。”惠特洛克先生后来经常听到这个或那个德国将军被市长的儿子——有时被市长的女儿——开枪射中的故事；所以在他看来，比利时人肯定把市长的孩子培育成一批像中世纪在叙利亚专事暗杀的秘密教派那样的特殊人物。

卢万被焚的消息早已传开。逃出来的那些吓得不知所措、哭哭啼啼的难民，向人们诉说了德军逐条街纵火和野蛮地抢劫、不断抓人杀人的暴行。8月27日，当时正在比利时的美国记者之星——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乘军用火车来到卢万。德国人把他锁在车厢里，但那时，大火已烧到车站对面的蒂勒蒙（Tirlemont）大街，他可以看到一排排房子上升起的“笔直的火柱”。德国兵喝得酩酊大醉，胡作非为。一个士兵从关着另一个记者阿诺·多施（Arno Dosch）的车厢里把头伸出窗口大叫着：“三个城市夷为平地啦！三个！还会有更多的！”

8月28日，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休·吉布森在瑞典和墨西哥的同僚们的陪同下，去卢万亲自察看了情况。墙黑木焦的房屋还在燃烧，路面发热，灰烬遍地；到处躺着死马死人。一个白胡子平民老头儿就这么脸朝天地躺在太阳里。许多尸体已经发肿，显然已死了好多天。各种毁坏了的东西以及家具、瓶子和撕破了的衣服，还有一只木屐，扔在灰烬里。德国第九后备军的士兵，有的喝醉了，有的紧张不安、愁眉苦脸、满眼血丝，在把居民从残存的屋子里赶出来，正如他们告诉吉布森的那样，这样就可以彻底毁灭这座城市。他们从一幢房子跑到另一幢房子，破门而入，抢着贵重的东西，口袋里塞满了雪茄烟，然后挥舞火把。房屋主要是砖石结构，火蔓延不开来。一个主管军官在街上看得发愁，抽着雪茄烟。他恨透比利时人，反复对吉布森说：“我们一定要把它毁掉，绝不会有一块砖石还砌在另一块砖石上！——你听着，一块也不会。我们要教导他们尊重德国。人们将世世代代到这里来看看我们干了些什么！”这就是德国人让人永世不忘他们的方式。

在布鲁塞尔，由美国人设法营救出来的大学校长德贝克尔（de Becker）主教，叙述了图书馆被烧的情景。图书馆被烧得荡然无存，全部化为灰烬。当他要说“图书馆”这个词时，已不能出声。他停了一下，想再说时，刚说到前两个音就说不下去，扑在桌上哭了。

这一损失，成了比利时政府公开抗议的主题，美国公使馆也作了官方报道，当烈火还在熊熊燃烧的时候，就已引起整个世界的愤怒声讨。外国报刊以大量篇幅登载着难民亲眼目睹的种种事实和记者们所作的报道。除了大学和图书馆外，“所有宏伟壮丽的公共建筑”，包括市政厅以及圣伯多禄教堂及其所有绘画，据说也已全部被破坏无遗；只是到后来才发现，市政厅和教堂虽已损坏，但还屹立着。《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在戴维斯的报道上面列了一条醒目的大标题：《德国人洗劫卢万；妇女、教士遭枪杀》，在“柏林证实在卢万的恐怖行为”的副标题下，刊登了德国驻美使馆散发的一份柏林广播声明，说是由于比利时平民“不顾信义”的袭击，“卢万才受到全城毁灭的惩罚”。这跟冯·吕特维茨将军的说法完全一样，表示柏林不希望世界各国误解他们在卢万的举动的性质。毁灭城市，蓄意并直认不讳地向平民发动战争，对于1914年的世界来说是骇人听闻的观念。在英国，一些社论宣称，这是“匈人的进军”，是“对文明的背叛”。《纪事日报》（Daily Chronicle）说，火烧图书馆不仅是对平民的战争，“而且是对子孙万代”的战争。甚至连惯常保持沉默、小心保持中立的荷兰报纸也奋起仗义执言。鹿特丹《新闻报》（Courant）说，不论肇事原因为何，但“全城被毁事实俱在”，而且是个“可怕的”事实，“全世界闻此消息定必毛骨悚然”。

这些报道见于8月29日外国报刊之后，卢万的焚毁于8月30日告终。8月30日这天，德国外交部还发出了一份正式公报，一口咬定，“事件的全部责任在于比利时政府”，并且没有忘记那种惯常的说法：“妇女和女孩都参加了战斗，挖了我们伤兵的眼珠，使他们成为瞎子。”

为什么德国人要这样干？全世界人们都在提这个问题。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在给他从前的朋友、德国文豪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一封公开信中责问道：“你们是歌德的后代还是匈人王阿提拉的后代？”比王阿尔贝在同法国公使的交谈中认为，德国人这样干主要是出于他们的自卑感和嫉妒心。他说：“这些人心怀妒忌，精神失常，脾气急躁。他们焚毁卢万的图书馆，只是因为它是举世无双和举世称道的。”——换句话说，这是野蛮人对文明事物泄愤的一种表示。这个解释，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忽视了德国人《作战守则》中有关蓄意使用恐怖手段的规定。该守则写道：“进行战争，不能仅针对敌国的战斗人员，还必须设法摧毁敌方的全部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这对全世界永远是一种野蛮人的姿态。德国人原来意图以此恐吓世界，诱使其屈服，结果却反而使很多人深信他们有一个不能与之和解、与之妥协的敌人。

比利时的遭遇使问题清晰化了，对许多人来说，比利时也成了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在美国，据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回顾说，比利时问题是各种观点的“沉淀剂”，而火烧卢万则又是比利时问题的顶峰。在德国不得不开始政治宣传工作之后，不久就要负责这一工作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曾感到比利时“几乎唤起了整个世界来反对德国”。他的反驳论点——从军事需要和自卫出发论证德国举动的正当性，正如他勉强带着几分遗憾所承认的那样，说服力是“不够充分的”。

卢万事件后十天，德皇在致威尔逊总统的电报中声称，对于“比利时人的野蛮罪行所造成的”比利时的灾难，“我感到痛心”。他还解释说，比利时人的反抗是由他们的政府“公开煽动”和“周密组织起来的”，这就迫使他的将军们不得不采取最强硬的措施来对付这批“嗜血成性的居民”。可是德皇采取的这个攻势，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好处。

德国93名教授和其他知识界人士的《致文明世界》（To the Civilized World）的声明也帮不了什么忙。声明宣扬了德国文化对文明所起的作用，并声称：“说我们违法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是不正确的。……说我们的军队野蛮地毁坏了卢万也是不正确的。”不管这些签名的人——哈纳克（Harnack）、苏德曼（Sudermann）、洪佩尔丁克（Humperdinck）、伦琴（Roentgen）、霍普特曼——是多么显赫，但图书馆沉默的灰烬则作了更响亮的回答。到8月底，协约国的人们已经相信，他们面临的是个必须被打垮的敌人，必须被摧毁的政权，必须要血战到底的战争。9月4日，英、法、俄三国政府签订了《伦敦条约》，三国承诺“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不单独媾和”。

此后，问题就僵化了。协约国越是公开声明它们的目的是要摧毁德国军国主义和霍亨索伦皇族，德国便越是公然宣扬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誓言。对于威尔逊总统愿意从中斡旋的提议，贝特曼―霍尔韦格复称，《伦敦条约》已迫使德国不得不战斗到它能忍受的限度，所以德国不会提出任何作为和谈基础的建议。而协约国也持同样立场。因此，在此情况下，双方只好继续鏖战到底。交战国双方陷入战争越深，它们付出的生命和财富越多，它们想在打出头的日子谋取补偿的决心也越坚定。

德国所期望的胜利果实，在战争开始后三十天中，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拟就的于9月2日交给政府的一份备忘录里就已作了规定。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身为天主教中央党领导人和军事委员会的起草报告人，是首相的左右手和首相在帝国国会中最亲密的朋友。他是个机灵、能干、善于投机取巧的人物，什么观点占优势，他就是什么观点的代表。他之善于把才干和智慧同政治灵活性结合运用，在欧洲是塔列朗[7]之后所未见的。据说他“没有定见，只有贪心”，既然有朝一日会使自己成为德国请求停战的使者，并为魏玛共和国第一届内阁效劳，现在他也就可以开列一张会使最极端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得意洋洋的战争目标清单。信赖他的贝特曼一直感到惊奇，不知埃茨贝格尔的所有妙想从何而来，而贝特曼本人则似乎从来没有想出个什么门道来。

按埃茨贝格尔的妙想，德国必须利用胜利，“永远”控制欧洲大陆。和谈桌上的所有要求，必须从这个前提出发，要实现这个前提，后列三个条件——废除德国毗邻国家的中立，结束英国在世界事务中“令人难以容忍的霸权”，肢解俄国巨人——是必不可少的。埃茨贝格尔设想了一个跟后来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相似的欧洲联邦。一些国家将由德国“指导”；其他国家，诸如波兰以及从俄国兼并过来的波罗的海诸国，将“永远”置于德国君权之下，它们在帝国国会中可有其议员，但没有表决权。至于比利时，把它放在哪一类为宜，埃茨贝格尔还没有拿定主意，但不论怎样，德国将保持对整个比利时的军事控制，而且还将保持对敦刻尔克直到包括布洛涅和加来在内的法国沿海地区的军事控制。德国还将获取它在1870年没有得到的布里埃―隆维铁矿和上阿尔萨斯的贝尔福。它还将取得法国、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不过摩洛哥，说也奇怪，竟不在其列，可能是因为那儿将消耗德国过多的力量的缘故。关于英国的殖民地，则没有提及，这使人感到埃茨贝格尔当时可能是在考虑同英国进行谈判解决问题。在赔款方面，战败国必须至少偿付10万亿马克的直接战争费用，另加上足敷退伍军人基金、公共住房建筑、给将领和政治家们的馈赠，以及清偿德国全部国债之用的款项，从而豁免以后多年德国人民的税款。

在8月征战胜利得意忘形的日子里拟订的这些战争目标，表明德国的战争目标非常宏大，已大到以后无法降低水平去进行任何可行的妥协。协约国方面最初的战争目标，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曾于8月20日在圣彼得堡与帕莱奥洛格秘密会晤时向他作了说明。他说：“我的方案很简单，我们一定得摧毁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同意这次战争是一场谋求生存的战争，而且只有取得彻底胜利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作为沙皇专制政体的一个大臣未免有嫌鲁莽的萨佐诺夫还同意，如想不使德皇主义死灰复燃，就必须对德国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波兰必须复国，比利时必须扩大，阿尔萨斯―洛林必须归还法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必须归还丹麦，汉诺威必须重建，波希米亚必须从奥匈帝国手中解放出来，德国所有的殖民地必须交给法国、比利时和英国。

这些是职业政治家们刻画的地图。而对分不清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波希米亚的平民，则在战争进行了二十天的时候，内心深处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意识：世界给“法国革命以来最大的人间事件”缠住了。虽然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在8月里，在这场灾难还刚开始的时候，它似乎已蕴藏着“巨大的希望”——一个以后情况会有所好转的希望，一个战争会从此消失、世界会有机会得到改造的希望。威尔斯小说里的布里特林（Britling）先生，虽是个虚构的人物，但颇有代表性。这位先生认为，战争可能被证明是“人类生活向前大大迈进的一步。它是四十年悬而不决的罪恶局面的结束。它既是危机，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位先生看到了“一个极大的机会。……我们能够修订世界地图……世界是可塑的，人们想把它搞成什么样子就成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端……”。

注释

[1] 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所著十四行诗集《1914年》闻名于世。——译注

[2]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王朝，从而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译注

[3]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早期写的科学幻想小说（如《隐身人》等）主张依靠技术力量逐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如《巴海姆先生的独裁政治》等）反映出作者对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忧虑。——译注

[4] 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生于印度。他的创作描述英国殖民地生活，宣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鼓吹种族主义思想。——译注

[5] 斯蒂芬·麦克纳（Stephen McKenna，1888—1967），英国小说家。——译注

[6] 迪里克·布茨（Dierik Bouts），荷兰古代的画家，约生于1410—1420年间，1475年死于卢万。——译注

[7] 塔列朗（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国外交家，以权诈多变闻名。——译注

The quotations on these pages, with three exceptions, are taken from the books by the persons quoted, listed under SOURCES, as follows: Verhaeren, Dédicace, unpaged; Cobb, 176–7; Bethmann-Hollweg, 95; Shaw, 37; Bridges, 73; Bergson (Chevalier), 24; McKenna, 158; Clausewitz, I, 5. The statement by Thomas Mann is from his “Reflections of a Nonpolitical Man,” 1917, qtd. Hans Kohn, The Mind of Germany, New York, 1960, 253–5. H. G. Wells is quoted from NYT, August 5, 3:1. “I'm a'goin’ to fight the bloody Belgiums” is from Peel, 21.

比洛将军签署的告示：facsimile in Gibson, 324.

昂代讷、塞耶和塔明的大屠杀：Apart from Belgian sources, the most complete firsthand record of these events is that of the American Minister, Mr. Whitlock, in his chapters xxx, “Dinant”; xxxi, “Namur, Andenne and Elsewhere”; xxxii, “Tamines”; and xxxiii, “Man Hat Geschossen.” For estimated total of civilians shot in August, see Encyc. Brit., 14th ed., article “Belgium.”

在那慕尔从每条街取得10名人质：Sutherland, 45.

布勒姆关于人质的记述：34.

科布从窗口看到的情况：104.

维塞：NYT from Maestricht, August 25, 2:2; Whitlock, 198.

豪森对迪南情况的记述：167–70. 612 dead: Gibson, 329. For description of Dinant after the destruction, Cobb, 409–10.

本页所引用的话来自以下资料：Wetterlé, 231; Kluck, 29; Ludendorff, 37; 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41–2, 50; Bloem, 28, 32, 20, Blücher, 16, 26.

歌德：qtd. Arnold Zweig, Crowning of a King, N.Y, 1938, 306.

“你瞧，法国人就是这样”：Cobb, 269.

一匹无骑士的战马引起恐慌：Whitlock, 152.

吕特维茨：“卢万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ibid.

理查德·哈丁·戴维斯：qtd. Mark Sullivan, Our Times, V, 29; Arno Dosch in World's Work, Oct. and Nov, 1914.

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休·吉布森去卢万察看情况：154–172.

德贝克尔主教：Whitlock, 160.

鹿特丹《新闻报》及其他报章的报道：NYT, August 30.

德国外交部的正式公报：ibid., August 31.

比王阿尔贝语：Poincaré, III, 166.

德国《作战守则》：52.

比利时成为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Wile, Assault, 115. “Precipitant”: Mark Sullivan, loc. cit.

埃茨贝格尔语：23.

德皇的电报：NYT, Sept. 11.

德国93名教授和其他知识界人士的《致文明世界》的声明：text in Literary Digest, Oct. 24, 1914.

贝特曼―霍尔韦格给威尔逊总统的回复：NYT, September 18, 1:4.

“没有定见，只有贪心”：Wetterlé, 144.

贝特曼―霍尔韦格对埃茨贝格尔一番妙想的反应：Bülow, III, 235.

埃茨贝格尔的备忘录：Among others to whom Erzberger sent it was Grand Admiral von Tirpitz, who published it after the war in his Politische Dokumente, Hamburg, 1926, III, 68–73. See also Karl Epstein, Matthias Erzberger, Princeton, 1959, chap. v.

“法国革命以来最大的人间事件”：Frank H. Simonds in “1914—the End of an Era,” New Republic, Jan. 2, 1915.

第17章　大海、封锁、强大的中立国

冒风险的念头，1914年在英国海军部里是最不得人心的。英国的舰队是英国最珍贵的财物。丘吉尔在1912年曾存心挖苦德国海军，说它是一支“奢侈品舰队”，而英国舰队，则不是如此。它是生存的必需，“生存”一词确是言之不虚的。海军打了败仗，或是甚至由于舰只的损失而失去海军优势，英国便活不下去。海军负有重任，它必须捍卫不列颠诸岛免受入侵；它必须护送英国远征军平安抵达欧洲大陆；它必须把军队从印度运回本国以充实正规军，再把本土军送去接替海外驻军；更重要的是，它必须确保海上贸易在全世界各大洋上通行无阻。

英帝国国防委员会业已宣布，入侵英国是“办不到的”，海军部也认为入侵并不是主要危险，“贸易被迫中断，航运濒于毁灭”才是主要危险。英国有三分之二的粮食是进口的。它的生计依靠由英国货船所承运的对外贸易。英国商船在世界总吨位中占到43%，而且承运了世界海运贸易总额半数以上的商品，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承运量的总和。战前，英国老是为德国的快速商船有朝一日可以改装为袭击商船的驱逐舰而寝食不安。预计德国至少可以拿出40艘这样的商船来协助它的巡洋舰，损害英国珍贵的海上贸易。英国舰队不得不四面八方铺开，保卫通向波斯、印度以及远东的苏伊士航线，保卫围绕非洲的好望角航线，保卫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北大西洋航线，保卫通向西印度群岛的加勒比海航线以及到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航线。海洋上的交叉路口，海运航线汇集，最易遭受敌舰攻击，是需要控制的枢纽所在。

“海上作战的全部要旨，就是要使海军所拥有的一切大小舰艇能够不受约束地到处活动。”出自费希尔之口的这句话等于是海军中的一道教皇通谕。用一句日常通用的话来说，这就等于说，海军必须同时在一切地方都占优势，或者是在任何有可能与敌舰交战的地方都占优势。英国海军负有莫大的重任，它必须竭尽全力在本国领海内集结优势力量，千方百计避免在本国领海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人之常情都是期望用主力舰去进行一次大会战，一举而决定海上的盟主地位属于谁家，如同日俄两国的对马海峡之战那样。英国担负不起冒丧失海上优势的风险而去进行这样的一次战斗；而德国海军则不然，不惜冒险取胜。1914年的德国是张牙舞爪的德国。德皇业已公开宣布，“德国的未来是在海上”。海军同盟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大张旗鼓地为购买战列舰募款，提出的口号是：“英国是仇敌！”“英国背信弃义！”“大战即将爆发！”“英国危险！”“英国在1911年便计划袭击我们！”德国这时已被认为是富有侵略性的，是准备好以寡敌众诉之一战的，而这种情况将会使它进行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

敌人的意图虽尚莫明究竟，但志在必打则已令人生畏，尤其是害怕来去无踪的潜艇，它致命的潜在力量显得一年比一年更令人惊恐，英国海军因此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斯卡帕湾，几乎是大舰队能够航行抵达的最远一点，也算得上是英国领土上最荒凉冷落的天涯一角，是不列颠诸岛一处最边远的戍守之所，比主岛的最北端还要向北，它是奥克尼群岛（Orkney Islands）中一处天生的隐蔽所，它被选中作为英国舰队的战时基地，可惜的是被选定得过晚了。斯卡帕湾地处北纬59度，与挪威隔海遥遥相望，位于北海顶端，比德国舰队出航的出发地点黑尔戈兰还要朝北350英里，南距英国远征军从朴次茅斯到勒阿弗尔横渡海峡的航线550英里。所以这里和德国出击点的距离要比德国人和英国运输线的距离远得多，要是他们袭击的话。英国大舰队可以从这个阵地保卫本国通过北海的海运贸易航线，封锁德国经过北海的海运贸易航线，而且还可依仗它所处的地位把敌舰围困在港口之内，在敌舰离港出海的时候，还可以插入敌舰与其基地之间，迫使敌舰应战。然而这里还未准备就绪，不能进驻。

船体每增大一次，船坞和港口也就需要加宽一次，而建造无畏战舰的计划，因自由党政府的意见不一已受到损害。费希尔的热忱和丘吉尔的积极主张，不由得政府不被说服，从而通过了造舰计划，然而自由党人为了补偿他们的反战感情所遭受的这一损害，便在支付费用方面予以刁难。结果是时至1914年8月，斯卡帕湾的干船坞和固定的防御设施还没有造好。

正当政府还在辩论是否参战的时候，丘吉尔已机警地作了动员，舰队于8月1日安抵那里。用这位海军大臣的话来说，宣战以后的日子，是一段“心理上极度紧张”的时期。由于满载部队的船舰启程时刻即将到来，敌人每小时都有可能袭击沿海地区以牵制英国舰队，或者进行别的军事挑衅活动，因此丘吉尔认为“一场海上大战随时可能发生”。

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的心情和丘吉尔完全一样，他在8月4日乘火车北上前往斯卡帕湾的途中，拆开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电报，得悉他已被任命为大舰队的总司令。使杰利科感到心情沉重的，并不是这个他所期望已久的任命，也不是他对自己能否胜任有所顾虑。他在1872年进入海军时，年仅十二岁半，身高只有四英尺半。他早已习惯于自己的才能受到广泛的赏识。不论是在舰队的职务上还是在海军部的各种官职上，他所表现的才能都博得了费希尔勋爵一贯的、热诚的、共鸣的赞赏。费希尔勋爵看准杰利科“……在大决战来临时，将是个纳尔逊……”这个日子已经到来了，但是费希尔所看中的这位纳尔逊的接班人，从他到达的时刻起，就一直对斯卡帕湾基地毫无防御的状况感到“焦急万分”。没有岸基大炮，没有水下栅栏网，也没有固定水雷阵地，这个基地“对于潜水艇和驱逐舰的攻击毫无防御”。

杰利科在8月5日捕获了几艘德国拖网渔船，发现船上有几只信鸽之后，深感不安，他怀疑信鸽是给潜水艇通风报信用的。德国曾声言将不受协议规定的限制进行布雷，因此对水雷的恐惧更增加了他的忧虑。8月9日，英国的一艘轻型巡洋舰撞沉了德国潜水艇U-15，他忧多于喜，赶紧命令他所有的主力舰驶出这个“已受影响的水域”。有一回，在斯卡帕湾港内，一名炮手突然开火，据说目标是一个在移动的潜望镜，一炮既鸣，顿时便众炮齐应，驱逐舰也如临大敌，四处搜索，他还命令舰队所辖的三个战斗中队全部驶往外海整夜守候。造成这场虚惊的，就连官方的海军史学家也承认“可能是一只海豹”。英国舰队曾经两次转移到较安全的基地，一次到苏格兰西岸的埃韦湾（Loch Ewe），一次到爱尔兰北岸的斯威利湾（Loch Swilly），而任德国人在北海自由活动（如果德国人知道这种情况的话），而后，又两次返回原地。在这期间，如果德国人真的发动海军攻势，他们是可以获得辉煌战果的。

像一匹马听到嗖嗖蛇爬而惊恐莫名突然脱缰一样，英国海军立即着手封锁港口，在北海上巡逻警戒，日日夜夜监视着有无敌人出没的动静。由于自己具有24艘无畏战舰的战斗实力，也知道德国的实力在16到19艘之间，英国大可依仗它扎实的优势，而且在次一级的战列舰中，英国人相信自己的实力“也显然超过德国的8艘”。但是英国人还是觉得胜败尚未分晓，心情异常沉重。

丘吉尔在8月8日警告杰利科，在运兵船只通过海峡的一周间，“德国人有着采取行动的最强烈的动力”。但海面上连一艘鱼雷艇也看不见。敌人没有动静，反而使紧张气氛愈加紧张。分散活动的敌方战列舰依然在辽阔的海洋上自由出没，地中海上有“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大西洋上有“德累斯顿”号和“卡尔斯鲁厄”号，太平洋上有属冯·施佩统率的舰队的“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泽瑙”号（Gneisenau）以及“埃姆登”号（Emden），都在进行大胆的袭击，或作更大胆的逃逸。但潜伏在黑尔戈兰后面的公海舰队却是毫无动静，似乎预示着还有更为凶险的图谋。

“敌人显得出奇的安静，没有动静，这可能是重大行动的前奏……说不定在本星期就要大举登陆”，这是丘吉尔在8月12日向各舰队司令发出的警告。他建议英国大舰队向南移动，以便更加靠近“决战地区”。杰利科却是远在苏格兰北端与挪威之间一片灰暗的海洋上继续巡逻，仅有一次，就是在8月16日，在英国远征军渡海处于高潮时，他的舰艇曾冒险南下到北纬56度以南。从8月14日到18日，运输船共进行了137船次横渡海峡的航行。这时期，整个英国大舰队及其所属的中小舰队也都严阵以待地在海上巡逻，监视着鱼雷的白浪航迹，监听着报道德舰出海的无线电信号。

德国海军大元帅冯·蒂尔皮茨，是德国的费希尔，德国海军之父，海军的缔造者，也是德国海军的灵魂。“名垂史册的蒂尔皮茨”，有着像海神尼普顿（Neptune）那样钢叉似的白胡须，年纪六十五岁，从1897年以来便一直是海军大臣，自俾斯麦以后，他是在同一个职位上连任时间最长的一人，海军是他一手缔造的，可是人家偏偏不许他知道海军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海军参谋部甚至对我也保密”。7月30日，给他看了作战令，他才发现秘密：根本没有计划。德国海军的存在是导致这场战争的一大因素，而当战争到来之时竟未给它安排一个用武之地。

德皇读的书，如果只限于那本放在他的游艇的床头小柜上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的话，那么，世界大战可能不会发生。这本书是肯尼思·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所写的梦境一般的故事，讲的是处身在冷冰冰的成人世界中的英国少年。然而德皇却不拘于一家之言，他阅读了一本1890年问世的美国书，此书在它自己的领域中，就像《物种起源》或《资本论》在它们各自的领域中那样有着巨大影响。海军上将马汉，在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History）一书中阐明了他的论点，即谁控制海上交通，谁就掌握他自己的命运；控制海洋就等于主宰形势。一幅宏伟的远景于是立即展现在敏感的威廉面前：德国在海上必须和在陆上一样成为一个主要强国。兴建海军的计划着手进行了，德国虽然不能立刻超过英国，但是用德国人那种全力以赴的精神去干，最后是会超过的。这样德国就对英国所赖以生存的海上优势形成了挑战，明知这可能引起英国在战时与德国为敌，从而使用它的主要武器——封锁——来对抗德国。

只要拥有世界上最多商船的英国能保持中立，那么身为大陆强国的德国，就可以跟欧洲大陆上可能联合起来的任何几个强国作战，而无海上运输供应中断之虞。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没有海军的德国，将会比有海军的德国更为强大。俾斯麦早已反对进行海上冒险多树一个海上敌人，从而削弱陆上威力。可是威廉听不入耳，他被马汉所惑，被他内心的妒火所缠。他对独步海上的英国又倾慕又怀恨的妒火，在英国考斯港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游艇竞赛周中达到了高峰。他把海军看作突破包围的一把利刃。他时而坚决认为他绝不想与英国为敌，时而又坚决认为“一支较强大的舰队会使英国人大惊失色，从而使他们清醒过来”。那时候他们就会“屈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派去英国的大使们，对于这种政策的令人怀疑的逻辑性提出告诫，可是都未生效。霍尔丹的柏林之行也没有成功，丘吉尔关于舰队就是英德关系中的阿尔萨斯―洛林的一番警告，也是徒费口舌。按一定比例建造海军的建议，或由各国共商海军裁军的建议都被拒绝了。

向英国海上优势的挑战一旦形成，英国人的敌对情绪就难以避免了。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德国得付出更大的代价，它得从陆军中抽调大批人员和大量资金——这些人员和资金足够建立两个军。如果德国建立海军不是无的放矢，那这支海军就必须起到一定的战略作用，不是阻止敌人增援部队的到来，就是阻止封锁。正如在《1900年德国海军法案》序言中所承认的那样：“一场海军封锁战……即使仅仅延续一年，也将使德国的贸易遭到破坏，给德国带来灾难。”

正因为德国海军在实力和效能上，在训练有素的官兵数字上，都已有所增长，正因为德国海军的技术设计人员改善了海军的射击技术、炮弹穿甲能力、光学仪器和测距仪的装置，以及军舰装甲的抗弹性能，所以德国海军已是一笔珍贵的财富而不容轻易丧失。虽然以一对一的实力来说，德国海军已接近于英国海军，而且在大炮的威力上超过英国，但德皇举不出历史上有过像德雷克[1]或纳尔逊一类的海军将领，所以他始终不能真正相信德国海军能击败英国海军。他不忍想象他的“心肝宝贝”（比洛是这样称呼他的战列舰的）被炮火打得粉身碎骨，血迹斑斑，或终于受到重创，失掉舰舵，沉没海底。蒂尔皮茨虽曾一度蒙德皇封以“冯”的贵族称号，但由于他的海军学说立足于海军用于作战的理论，他开始显得是个危险人物，甚至几乎成了一个敌人，并渐渐地被摈于核心班子之外。他那种出自他这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之口，而又尖细得像出自孩童或太监之口从而不免使人感到意外的刺耳声音，从此便再也听不到了。尽管他仍担任行政首脑，而海军决策，却已让由海军参谋长冯·波尔（von Pohl）上将和德皇的海运内阁大臣、海军上将冯·米勒（von Müller）组成的一个小组，以及海军总司令冯·英格诺尔（von Ingenohl）上将，在德皇领导下掌握决定。波尔虽支持以作战为本的战略，但他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却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其默默无闻可能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连集流言蜚语之大成的比洛都没有提到过他。米勒是那些作为国王顾问，而实际是朝廷装饰品的性喜男色的马屁精之流。英格诺尔是个“坚主防御战略”的军官。“我不需要总长，”德皇说，“我自己能担当这个职务。”

当包围德国的这个时刻、威胁着德皇统治的这个时刻、死了的英王爱德华赫然“比我这个活人还强”的这个时刻来到的时候，德皇谕示：“我命令公海舰队现时采取守势。”德国对他手中这一锐利武器采取的战略，是通过保存实力而发挥其作用。让它待在固若金汤的筑垒阵地内，它对敌人就会成为一个经常存在的潜在危险，迫使敌人得时刻保持警戒，不使它有出击的可能，从而消耗敌人的海军资源，并使敌人的部分兵力不能从事其他活动。两支舰队，处于劣势的一方如此行事，是普遍认可的，也是马汉所赞成的。不过，马汉后来的结论是：一支“存在的舰队”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因为一支甘心雌伏、不去作战的海军，其影响力是势必日趋削弱的。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没有坚强的支持，那么就是德皇也不会强行实施这样一项政策的，而他两者都有。许多德国人，尤其是贝特曼和较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文官集团，一开始就不相信英国是一个真正想认真打一仗的对手。他们一直认为英国是可以被收买而单独媾和的，尤其是在法国被击败以后。埃茨贝格尔对英国殖民地采取谨慎小心避不攫取的政策，就是这种想法的部分表现。德皇的母系亲族，德国王公贵胄的英籍夫人以及古老的条顿人的血缘关系，都足以产生一种亲属感。英德两国之间有可能进行调解，因而两国之间的战争和流血伤亡，虽非不可能，据认为也是难以发生的（不知何故，在他们的思想上，对于把英国远征军和法国军队同时一举围歼的流洒鲜血，居然不当作一回事儿）。此外，德国还希望把它的舰队保持完整无损，作为迫使英国就范的讨价还价的条件。这种理论，贝特曼坚决支持，德皇也乐意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的希望日趋暗淡，使德国舰队安然度过战争，以供和平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之用的愿望也就更加巩固。

8月份，德国的主要敌人似乎不是英国而是俄国，因而德国舰队的首要任务被认为是控制波罗的海——至少那些想要延迟和英国较量的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德国舰队应防范俄国干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海上供应，应防范俄国可能袭击德国的海岸。他们担心对英国采取行动会削弱德国舰队对波罗的海的控制，从而让俄国登陆，导致德国在陆上战败。

要把愿望变成政策，总是可以找到论据的。别的不谈，8月份，德国海军之所以被置之脑后，主要是由于相信陆军可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普遍认为战争不会打得很久，封锁不致成为需要多加操心的问题。有“先见之明”的蒂尔皮茨，早在7月29日丘吉尔动员舰队的那天，便已请求德皇把海军控制权置于一人手中。因为他觉得“我的一只小指头要比波尔的全身都强”（这种思想情绪是他私下对他夫人透露的，而不是对德皇表示的），所以他只能建议把所提的这个职位“托付给我本人”。他的建议遭到拒绝。虽然他考虑过辞职，然而考虑到德皇“不见得会接受我的辞呈”，没有提出来。他和其他几位大臣一起被拉到科布伦茨，不得不在陆军统帅部的胜利气氛中忍受痛苦，当时“陆军在各方面都得到胜利而海军却一无所获。积二十年之努力，而今我的处境如此糟糕，谁也不会理解”。

他的公海舰队计有16艘无畏战舰，12艘较老式的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17艘其他巡洋舰，140艘驱逐舰和27艘潜水艇，仍然都停泊在港内和波罗的海，同时对英国的进攻也只限于潜水艇在第一周的一次海上搜索和布置水雷。德国的商船也已撤回。7月31日，德国政府命令各轮船公司取消一切商船出航。到8月底，计有275万吨，数占德国商船总吨位一半以上的670艘德国商船，躲藏在中立国港口，其余的除了那些往返于波罗的海的商船以外，都停留在国内港口。德国40艘可怕的伪装成商船的袭击舰，只出动了5艘，所以英国海军部环顾四方惊讶不已之余得以在8月14日报称：“横渡大西洋的航道安全无阻。英国海运商务照常进行。”除了袭击快舰“埃姆登”号和“柯尼斯堡”号在印度洋上，以及海军上将冯·施佩所率领的舰队在太平洋上外，其余所有德国海军和德国商船在8月底前都已从各大洋的水面上引退。

另一场战役——英国和强大的中立国美国之间的战役已开始了。引起1812年战争的那些老争端，那几句老话——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国旗掩护商品——以及中立国的通商权和交战国的限制权之间不可避免的那些老冲突，又都重新出现了。1914年的所有交战国，加上美、荷、意及西班牙，曾在1908年举行会议，试图制订一套有关的规章。这次会议是第二次海牙会议的继续。东道国是世界上海运业务最大和对中立国家的贸易畅通无阻最感兴趣的英国，爱德华·格雷爵士虽不是出席会议的代表，但却是这个会议的推动者和发起人。尽管海军上将马汉作为美国的首席代表精力充沛地出席了会议，但会议产生的《伦敦宣言》中，中立国的贸易权比起交战国的封锁权来还是占了上风。甚至连马汉这位海上的克劳塞维茨和施利芬，也奈何不得英国影响所起的温和作用。与会者全都支持中立国照常进行商务，马汉的反对意见遭到他的文官同事们的否决。

货物被分为三类：绝对禁运品，这包括只供军用的物品；有条件的禁运品，即既可供军用也可供民用的物品；非禁运品，包括食品在内。只有第一类货物在交战国宣布封锁后才可以由交战国没收；第二类货物则必须证实目的地是敌对国家方可予以没收；第三类货物则根本不能没收。但当各国代表签署宣言回国后，英国的另一种利益——制海权——抬头了。海军上将马汉的旗号又在桅杆上飘扬了。他的一些英国门徒一见到保障英国生存的海上优势遭到出卖，便发出惊恐的呼号。他们问道，如果允许中立国供应敌人需要的一切，则阻塞敌人的海上通道又有何用？他们使《伦敦宣言》成为巨大的争议，在报刊上和议会中发动了一场反对它的运动。《伦敦宣言》将使英国舰队失去作用；它是德国的阴谋；贝尔福反对它。《伦敦宣言》虽在下院通过，但上院却一鼓作气根本没有让它付诸表决，这也许是他们在20世纪中最有声色的一个行动。这时政府已经另有考虑，所以欣然任其夭折。《伦敦宣言》遂此始终未获批准。

同时，海上力量的新的现实情况已使英国传统的近距离封锁敌国港口的政策过时。直到当时，英国海军部的打算是，在与大陆强国作战时，由驱逐舰队在巡洋舰乃至战列舰的支持下，实行近距离封锁。但是潜水艇、浮动水雷的发展，线膛炮的改进，形势逼人，势需改弦易辙，采取远距离封锁的政策。海军部在1919年的作战令中采用了这项政策，但又波澜四起，将整个问题重又投入了混乱的深渊。当一艘轮船企图通过近距离的封锁线时，它所驶向的目的港是明显的，因此根本不存在目的地问题。但当轮船在远离目的地几英里以外，譬如说在北海之端被拦截时，按照封锁条例的规定，必须有目的地是敌国或货物属于禁运品的证据证明确实后才可扣留。于是问题就像一个带有许多铁刺的浮动水雷似的，十分棘手。

战争爆发之际，《伦敦宣言》仍然是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集中的一份宣言书。美国在8月6日，即战争爆发后第二天，正式要求交战国公开承诺遵循该项宣言。德奥两国积极地表示在敌对国家同样赞同的条件下，支持该项宣言。英国，作为协约国在海军政策上的发言人，作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同时声言保留对“有效地进行海战所必不可少的”某些权利。因此这个答复说是同意，实际上是不同意。英国对于禁运品迄无定策，只是凭经验觉得《伦敦宣言》的条款需要略加引申。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在1911—1912年的报告中曾建议应将货物的最终目的地，而不是船舶的目的地，作为衡量有关货物是否属于有条件的禁运品的标准，因此制作马鞍的皮革、制作轮胎的橡胶、铜、棉、纺织品原料、纸张等都可以转为军用物品，不得仅仅因为它是运给中立国的收货人就可以自由通行。倘这些物品可由陆路转运到德国，则封锁云云，就不值得。该委员会于是建议“连续航行”（continuous voyage）的原则应予“严格执行”。

“连续航行”是那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用语之一，它在历史上时见时隐，它的出现使历史为之改变。“连续航行”这个概念，是18世纪英法战争中英国人的一大发明。它的意思是说，决定的因素是货物的最终目的地，而不是先到的目的地。这个用语还没有完全断气就被《伦敦宣言》埋葬了，而现在却像爱伦·坡的那只已被送入墓穴的猫一样，又被挖了出来，还有着惹起麻烦的能耐。陆军部接到通知说，中立国运往荷兰的粮食是准备供应在比利时的德军的。8月20日，英内阁会议颁发了一道枢密院令，宣称有条件的禁运品，今后如系运往敌国或“敌国的代理人”或其最终目的地为敌对国家，均一体视为拿获对象。至于目的地的证明，从此将不复以提货单为凭，而将依据——用了一句其伸缩性之大无与伦比的措辞——“任何充分的证据”。

这就是“连续航行”的理论，好不张牙舞爪、气势逼人。其实际效果，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Cecil SpringRice）爵士承认，是把每样货物都视为绝对禁运品。

枢密院令的起草人当时想都没有想到“继续航行”原则复活后会导致一系列的重大后果和执行决定时的巨大困难，如命令船舶停驶和登船检查，X光查验货物，设立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和法律上的复杂事务，以及德国最终诉诸无限制潜艇战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等等。亨利八世决心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时，没有想到要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大臣们于8月20日在内阁会议桌上聚首时，所关心的是在军事上有必要制止物资源源不绝地从鹿特丹运到比利时供应德军。枢密院令是根据军方意见提出、经大臣们讨论后批准的。有关这次讨论的仅有记录，是阿斯奎斯日记中的轻飘飘的一句话：“长时间的内阁会议——关于煤炭和禁运品等各种各样的零碎事项。”

不只是首相对这类零碎事项漠不关心。当德国政府的某一高级官员预见到战争将转为长期消耗战，因而向毛奇提出需要建立一个经济总参谋部的备忘录时，毛奇回答说：“不要用经济问题来打扰我——我正忙于指挥一场战争。”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道使人想起1812年战端的枢密院令，恰恰出笼在英国人把华盛顿市付之一炬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幸好这一奇怪的巧合，以及命令本身都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重视。他们这时都全神贯注于报章上的通栏大标题，有关布鲁塞尔的陷落、美国人在巴黎的困境、德皇和俄国沙皇、舰队、哥萨克骑兵、陆军元帅、齐柏林飞艇、西线和东线战事等等的报道。然而美国政府是感到震惊的。英国这道枢密院令尽管其序言部分措辞温和婉转，在提出微妙的保留意见之前也申明了信守《伦敦宣言》的态度，但其用心却瞒不过国务院法律顾问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的律师眼光。于是他草拟了一份坚定而直截了当的抗议书。也就是这份抗议书引起了一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争斗，一次次的信件往来，一篇篇的诉讼摘要，一桩桩的判案实例，一轮轮的大使会谈，一本本的文件汇集。

8月27日这一天，伦敦的《每日记事报》认为“确实存在危险”，在禁运品和搜查权问题上，英国将卷入和美国的争执，该报知道搜查权是美国所“坚决反对的”。这个问题，爱德华·格雷爵士也曾认为需要小心处理的。一开始，总认为战争可望在短时期内结束，认为至要的问题是以最有力的方法迅速赢得胜利，所以，从时间上看，似乎没有可能会和美国发生一场严重的争端。在蒙斯战役和沙勒鲁瓦战役的尸横遍野后，长期战争的前景不可避免地摆在协约国面前。在长期战争中，它们就势需依靠美国获得粮食、武器和金钱（但尚无人想到在人力上也要依靠美国），势需切断德国获得这些补给的来源。加强对敌人的封锁和保持与这个强大的中立国的友谊这两者同时都成为必要——然而又互不相容。在中立国跟德国的贸易上，每加上一道限制，在公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就引起美国国务院又一阵声色俱厉的咆哮。因此情况显然是令人不快的，英国最终也许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权衡轻重作一选择。在眼前，出于英国人不尚极端的本性，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于一桩桩事件还能审慎处理，像舵手避开暗礁一样回避了大的原则问题，小心地不让双方的讨论发展成一场针锋相对的争端，使任何一方都不致摆出一副使自己无法下台的架势。他说，他日复一日的目的就是“在不与美国决裂的情况下，保证实施最大限度的封锁”。

爱德华·格雷爵士碰到了一个难应付的对手，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刻板而拘谨地恪守中立，他力求采取并保持中立国的传统权利。他与其说是为了这些权利本身，还不如说是因为中立国的权利乃是中立国的职责所在，而这个职责是威尔逊在一开始就狠狠抓住不放的。威尔逊上任伊始，就致力于罢黜那些在塔夫脱（Taft）总统巨大影响庇护下地位牢固的“利益集团”和金元外交官们，并致力于在国内和拉丁美洲事务中争取“新自由”。有鉴于战争会扼杀革新事业，他遂决心不使美国卷入一场会影响其改革计划的国外冒险。此外，他还有一个更重要和宏大的理由。在这次战争中，他看到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可以取得伟大地位的机会。8月3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发表了有关战争的谈话，他说，他想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自豪感：美国“可以随时援助世界其他国家”，并说他相信美国“这样做”可以“获得不朽的崇高荣誉”。所以他在很早，甚至在炮声未响之前，便已设想好了美国要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随着事态的演变，他的控制力一次次受到冲击而有所削弱，他破釜沉舟扮演这个角色的决心于是越来越大，甚至在美国终于卷进了这场战争漩涡之后，也从未死心。

对威尔逊来说，严守中立与孤立主义是对立的。他要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目的是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大地发挥作用，而不是少发挥作用。他要的是“不朽的崇高荣誉”，这既是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的国家。他深知只有使美国在这场争端中置身事外，他才能充当公正的仲裁人，才能赢得这种荣誉。8月18日，他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责成他的同胞们要“保持中立，名副其实；公正不阿，言行一致”，并阐明中立的最终目的是使美国能“提出和平的忠言”，“起到公正调停者的作用”。正如他在以后一篇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他希望在欧洲冲突中，行使“道义上的仲裁”职责。他想“为人类服务”，想运用新世界的道义力量把旧世界从愚昧中拯救出来，并运用“正义和仁慈的准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人类的旗帜下”，通过调停使和平得以实现。

及至8月底，英国海军已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西洋上的控制权，它跟美国在禁运品方面的争执，不论是如何认真、如何旷日持久，又往往如何激烈，但还一直是幕后的争执。对威尔逊来说，公海航行自由并不是压倒一切的争端，虽然在问题的争执变得特别严重的时候，他曾一度忐忑不安，认为他可能继麦迪逊[2]之后，成为第二个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但是他绝不希望把争端推到1812年那样的结局。总之，对协约国贸易的飞跃上升，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德贸易下降的损失，从而缓和了势必执行国家原则的逼人之势。只要美国商品有人买进，美国便在8月20日枢密院令的肇始过程中逐渐地趋于沉默了。

自那时以后，由于公海被英国舰队所控制，美国的贸易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转向协约国。美国和同盟国的贸易额从1914年的1.69亿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100万美元，而在同时期内美国和协约国的贸易额，则从8.24亿美元上升到30亿美元。为了满足协约国的需要，美国的厂商生产了它们所需的商品。为了使协约国能偿付美国供应的商品，还为它们安排了信贷。最后美国成为协约国的粮库、军火库和银行，并和协约国的胜利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使战后的经济决定论的鼓吹者们久久感到茫然。

哪里有长期建立起来的文化关系的基础，哪里就有经济关系的发展；哪里有天然的利益，哪里就有经济的利益。美国对英法两国的贸易一直大于对德奥两国的贸易，封锁的作用只是扩大了原有条件而不是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条件。贸易不仅随着国旗走，还随着人心所向走。

“一个政府能恪守中立，”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说，“但人却不能恪守中立。”他是一个全心全意拥护协约国的人，在他看来中立的概念是可鄙的，他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谈了，也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写去了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信。佩奇完全站在协约国一边的直率讲话，使威尔逊产生反感，乃至抛弃了这位最早支持他的人，然而就在威尔逊本人的思想深处，也不能像他要求别人那样恪守中立。格雷于8月6日致函威尔逊，吊唁威尔逊夫人的逝世。威尔逊对格雷是钦佩的，并因格雷自己也已丧偶而对他尤感亲切，所以在复函中写道：“希望你把我看作你的朋友。我觉得共同的原则和目的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德国政府中，威尔逊不会对任何一个人这样说的。

威尔逊的文化根源和他的政治哲学，跟美国生活中大多数有影响的人士一样，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经验和法国的革命。但他出于做世界和平缔造者的雄心壮志，总是力图抑制这些。威尔逊奋斗了三年，使用了一切他所能使用的说服手段，促使交战国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威尔逊的努力有赖于他的严守中立，而这种中立态度是得到强有力的爱尔兰人思潮或所谓反乔治三世的思潮的支持的，也得到上至哈佛大学的胡戈·明斯特贝格[3]教授，下至密尔沃基城的酒吧间里大叫大嚷的亲德团体的支持的。如果不是出于一个连威尔逊也为之无可奈何的因素，中立本来是可以成功的。这个因素，决定着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是协约国最大的本钱——不是英国的舰队，而是德国的愚蠢。

8月4日战争爆发时，这位美国总统在给朋友的信中，对于远隔重洋的冲突只表示了“全然谴责”，而根本不想在交战国之间区分是非。8月30日，战争在比利时进行一个月之后，豪斯上校写下这样一段记载：总统“对卢万的毁灭心情沉重……他对德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谴责甚至较我为甚，他竟允许他的反感广及全体德国人民，而不仅限于德国领导人。……他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德国获胜，那就会改变我们的文明进程，使美国成为一个军人国家”。几天以后，斯普林―赖斯报道说，威尔逊曾向他“神情非常严肃地”指出：“如果德国的事业在目前的斗争中获得成功，美国就势必要放弃它现在的理想而尽其全力于防务，这将意味着美国现行政体的结束。”

威尔逊总统虽持有这些观点，然而他还是坚持到最后，直到中立政策犹如一艘在熊熊烈焰中燃烧的战舰，而他便是站在一片火海的甲板上的那个卡萨比安卡[4]。但这是在法律基础上的中立，而不是感情上的中立。他绝不会把协约国胜利的前景视为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威胁，而德国胜利的前景，特别是比利时的遭遇澄清了这个问题后，就不可能有别的看法了。威尔逊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更感到中立政策关系至大，如果连他都对德国的行为感到反感，那普通的美国人就更不用说了。美国人因火烧卢万所激起的情绪抑制了英国海上封锁所引起的愤懑。英国对禁运品每搜查一次、没收一次，或在禁运物品表上增添一个项目，都会激起美国一阵新的愤怒，而很快德国的一次恐怖行动便会轻而易举地把注意力转移开。正当蓝辛对枢密院令的强烈指责即将酿成一场大论战的时候，德国的齐柏林飞艇于8月25日轰炸了安特卫普居民区，杀伤了平民，王宫也险遭命中，比利时王后及其子女刚迁到那里。结果蓝辛只得起草一篇对“这种为害人类的暴行”的抗议，而不是对“连续航行”的抗议了。

在一个痛感前景不妙的时刻，据威尔逊的姻亲阿克森博士回忆，约在8月12日威尔逊夫人的葬礼举行后不久的一天，威尔逊曾向他吐露，“我担心在公海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使我们无法置身于战争之外”。然而成为决定因素的并不是公海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公海上没有发生事情。福尔摩斯要警官格雷戈里注意“狗在夜间发生的怪事”，不知所以的警官答道：“狗在夜间没有干什么。”

福尔摩斯说：“这就是怪事。”

德国海军就是夜间的那只狗。它没有作战，被保存实力的理论和德国会在陆上迅速取得胜利的信念锁住而没有让它去冒险执行海军的职责——保持本国海上贸易航路的畅通。虽然德国的工业依靠进口原料，德国的农业依靠进口饲料，而德国海军并不企图保护这些供应的源源而来。8月份仅有的一次海战也是出于无心，其作用也只不过使德皇更加不愿让他的“心肝宝贝”去冒险。

这是8月28日在黑尔戈兰湾的战役。英吉利海峡舰队的潜水艇和驱逐舰队，在战列巡洋舰的支持下，驶入了黑尔戈兰湾德国海军的基地，其用意是想通过突然袭击来转移德国人对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注意力。德国猝不及防，只下令出动几艘轻巡洋舰应战，也没有较重型的战舰支援。这几艘轻巡洋舰，用蒂尔皮茨的话说，“以初次上阵时的全部热忱”，在一片迷雾和混乱中猛冲猛杀。在持续了一整天难解难分、东奔西逐、各自为战的一连串的战斗中，英国舰队陷入了分不清敌我的混战，只是叨天之幸才从丘吉尔委婉称之为“难堪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德国人未能下令出动整个舰队应战，所以在战舰的数量和火力上都是以寡敌众。这天是英国人占了便宜。德国三艘轻巡洋舰——“科隆”号，“美因茨”号和“阿里亚德纳”号以及一艘驱逐舰被打得粉身碎骨，沉入海底，另有三艘受到重创，一千余名人员，包括一名海军上将和一名海军准将，在炮火下丧命或落水溺毙，另有二百余人，包括海军大元帅的儿子沃尔夫·蒂尔皮茨，被从海上救起后成为俘虏。英国战舰无损失，伤亡约75人。

如此巨创，使德皇丧胆，死心塌地不敢再跟英国较量了，于是下令不得再冒险行事，“务使军舰免遭损失”，德国北海舰队司令的主动权也就此进一步受到限制，事先如无德皇陛下批准，不得进行重大调动。

此后，当英国海军在德国周围筑起封锁围墙时，德国海军只是消极地看着。竭力想摆脱束缚他手脚的锁链的不幸的蒂尔皮茨，在9月中旬写道：“我们可以取胜的最好战机是在宣战后的头两三个星期。”他预料“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胜利的机会将是更少而不是更多”。是英国舰队“发挥了‘存在的舰队’的全部作用：对中立国施加了日益增加的巨大压力，完全摧毁了德国的海运贸易，实行了最彻底的封锁。”

德国海军最后在不得不同它所听任形成的局面较量的时候，采取了水下活动的政策，在突破封锁的姗姗来迟的努力中使用了潜艇。在水面舰艇见缺的情况下大量出现的潜艇，终于在公海上造成了威尔逊在8月份战争头几天所曾瞥见的可怕情景。

注释

[1] 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约1540—1596），英国海军军官，在对西班牙作战中取得胜利。——译注

[2] 麦迪逊（James Madison，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在他任内对英宣战，爆发了美英战争（1812—1814）。——译注

[3] 胡戈·明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1892年，他应哈佛大学的邀请来到美国，从此终身任该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和心理学实验室主任。在美国，他可能是德国政策的最明显的支持者，因此遭到协约国及其朋友们的猛烈谴责；另一方面，对亲德分子来说，他几乎成了一尊偶像。——译注

[4] 卡萨比安卡（Casabianca），其父是法舰“东方”号的舰长。在1798年的阿布吉尔对英一战中，舰只被击中起火，年仅十岁的卡萨比安卡拒绝离舰，随战舰爆炸而丧生。——译注

仅本章使用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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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tt, Rear-Admiral Montagu, The Triumph of the Unarmed Forces, 1914–18,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23.

Guichard, Lieut. Louis, The Naval Blockade, 1914–18, tr. N.Y, Appleton, 1930.

House, Edward M., The Intimate Papers, ed. Charles Seymour, Vol. I,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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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melee, Maurice, Blockade and Sea Power, N.Y., Crowell, 1924.

Puleston, Captain William (USN), High Command in the World War, N.Y., Scribner's,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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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ey, Marion C., The Allied Blockade of Germany, 1914–16,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57.

Spring-Rice, Sir Cecil,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ed. Stephen Gwyn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9.

“奢侈品舰队”：Churchill, 103.

入侵英国是“办不到的”：Fisher, Letters, II, 504. Report of the “Invasion Committee” of the CID in 1912: Churchill, 158.

“贸易被迫中断”：qtd. Custance, 104. Trade and tonnage figures: Fayle, 6, 15.

“海上作战的全部要旨”：Fisher, Memories, 197.

“德国的未来是在海上”：Kurenberg, 129.

海军同盟会的口号：Wile, Men Around the Kaiser, 145–6.

“心理上极度紧张”等引文：Churchill, 276.

杰利科拆开标有“机密”字样的电报：DNB, Jellicoe.

杰利科“将是个纳尔逊”：Fisher, Letters, II, 416; III, 33.

“焦急万分”：Jellicoe, 92. His chaps. IV and V; “Declaration of War” and “Submarine and Mine Menace in the North Sea” describe this anxiety feelingly on every page.

“已受影响的水域”：Corbett, 79.

“可能是一只海豹”：ibid., 67.

“也显然超过德国的8艘”：Churchill, 261.

“德国人有着采取行动的最强烈的动力”：ibid., 276.

“敌人显得出奇的安静”：ibid., 278.

“海军参谋部甚至对我也保密”：Tirpitz, II, 87.

德皇游艇的床头小柜上放有《黄金时代》：Peter Green, Kenneth Grahame, N.Y., 1959, 291.

德皇阅读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Kurenberg, 126.

“一支较强大的舰队会使英国人大惊失色，从而使他们清醒过来”等语：Ludwig, 423.

《1900年德国海军法案》序言中的话：Hurd, German Fleet, 183–4.

德皇的“心肝宝贝”：Bülow, I, 198.

蒂尔皮茨尖细的嗓音：Wetterlé, 218. Müller's characteristics: Ludwig, 465.

英格诺尔“坚主防御战略”：Tirpitz, II, 91.

“我不需要总长”：Ludwig, 466.

“我命令公海舰队现时采取守势”：Ludwig, 465.

蒂尔皮茨请德皇将海军控制权置于他一人手中、未提出辞职的理由、“我的处境如此糟糕”：Tirpitz, II, 118–20, 219–20, 223.

“横渡大西洋的航道安全无阻”：Corbett, 54.

伦敦会议、马汉和《伦敦宣言》：Halévy, 223; Puleston, 130; Siney, 11; Salter, 98–99.

美国要求各方遵守《伦敦宣言》及英方的答复：Secretary Bryan to Ambassador Page, U.S. For. Rel, 1914, 215–16, 218–20.

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建议“连续航行”原则应予“严格执行”：Siney, 12.

8月20日英内阁会议颁发的枢密院令：ibid., ff; Parmelee, 37; Guichard, 17.

斯普林―赖斯语：U.S. For Rel, 1914, 234.

“各种各样的零碎事项”：Asquith, II, 33.

“不要用经济问题来打扰我”：qtd. L. Farago, ed. Axis Grand Strategy, N.Y., 1942, 499.

“保证实施最大限度的封锁”：Grey, II, 103.

美国“可以随时援助世界其他国家”，“获得不朽的崇高荣誉”：Baker, 2–3.

“保持中立，名副其实”及本段中的其他引语：ibid., 18, 24–5, 73.

美国贸易数据：Arthur S. Link, American Epoch, N.Y., 1955, 177. Footnote on hidden trade: Consett, passim, and figures in Encyc. Brit., 14th ed., article “Blockade.”

“一个政府能恪守中立”：Page, 361.

威尔逊给格雷的复函：Baker, 55–6.

“全然谴责”：ibid., 62; “Felt deeply the destruction of Louvain”: House, 293; “In the most solemn way”: Spring-Rice, 223.

“这种为害人类的暴行”：Lansing Papers, I, 29–30.

“我担心在公海上会发生什么事情”：Baker, 74.

“以初次上阵时的全部热忱”：Tirpitz, II, 91.

“难堪的困境”：Churchill, 331–35.

黑尔戈兰湾战役后德皇的命令：Tirpitz, II, 93.

蒂尔皮茨事后的记述：to Admiral von Pohl, Sept. 16 and Oct. 1, Tirpitz, II, 95–7.

第18章　撤退

边境战役之后，德军右翼和中路的五个集团军像一把挥舞着的镰刀，从比利时割到法国。这支德国侵略军，拥有百万人马，先头部队一路上杀人放火，于8月24日进入法境。至于洛林战线，并没有被突破，德军左翼由鲁普雷希特亲王率领的两个集团军在那里继续与顽强抵抗的德卡斯泰尔诺和迪巴伊的两个集团军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斗。

德军的右翼沿着法国北部那些漫长的白色公路，左右杀开了一条75英里宽的地带，在浩浩荡荡地向巴黎进军；走在最右面的是克卢克集团军，它企图包围协约国的战线。霞飞的当务之急是使所部停止退却，同时，把力量转移到左翼，使那里具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制止敌军的包抄活动，并“能重新展开攻势”，而后者是法军总司令部惨遭失败之后的主导思想。边境战役溃败，霞飞既没有拿出时间来研究法军所受的官方所谓的这个“挫折”，也没有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重新考虑作战方略，而竟在败北后不出二十四小时于8月25日颁布了一道新通令，即这次战争中的第二号通令。通令提出要在德军右翼进军的路上新建一个第六集团军，兵员将从未被突破的洛林战线调集，用火车运往英军左方的亚眠，在那里同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第四、第五两集团军组成一支日后重新展开攻势的大军；在组织第六集团军的同时，正在退却之中的三支法国集团军应尽力设法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由后卫部队进行“短促而猛烈的反击，阻挡或者至少阻滞敌人前进”。正如第二号通令所述，霞飞希望第六集团军在9月2日——色当纪念日——之前进入阵地，并做好参加重新展开攻势的准备。

9月2日，也是正在迫近的德军所瞩目的一天。德军希望届时能完成施利芬计划的目标：在巴黎前面一举围歼法军主力。在未来的十二天里，德法双方心中都有着又一个色当战役的念头和影子。这十二天是世界历史摇摆于两种进程之间的十二天，是德军胜利在望，可以在埃纳河与马恩河之间染指胜利果实的十二天。

在这些日子里，法军各团耳际响彻的是“边退边战，边退边战”的三令五申。他们必须挡住敌人的追击，争取时间，以便重整队伍，重建一条坚强的战线。这给战斗带来了进攻战中从未见有的紧迫感。这需要后卫战，尽管这样的后卫战几乎是飞蛾扑火，而德国军队之不能让法军赢得时间重新组织力量，也有同样的紧迫感。

在撤退中，这些法军打出了水平，并采用了在危难中吃一堑长一智得来的应急技能，而这在比利时的最初几场战役中是少见的。他们不再是在外国土地上神秘的丛林中进行范围广大而目的模糊的进攻战了。他们已经回到本国国土在为保卫祖国而战；他们经过的是他们所熟悉的土地，见到的是他们本国居民，那些田野、谷仓，那些村庄小道，无一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现在的战斗同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保卫摩泽尔河和大库罗讷的战斗是一样的。他们在进攻中虽告失败，但他们还没有溃不成军；他们的战线虽被突破，但还没有崩溃。左翼，在德军主力前进的路上，从沙勒鲁瓦和桑布尔河的惨败中脱逃出来的第五集团军，在撤退中还在努力将溃败的兵力重新聚集起来。在中路，第三、第四集团军背默兹河为阵，仍在色当到凡尔登一线上殊死作战，抗击德军中路的两个集团军，使敌人的围歼不能得逞，并像王储怏然承认的那样，“恢复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尽管德军人多势众，后卫战终难阻止他们的挺进，但法军虽退犹战，虽节节败退，但能守则守，能拖则拖。

德朗格勒将军的第四集团军的一营轻步兵渡过默兹河后，奉命于黄昏时分坚守某地一座未能炸毁的桥梁。他们度过了“痛苦而又恐惧”的一夜，眼看着对岸冯·豪森集团军的萨克森士兵“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杀人放火。到了早晨，村上火焰四起。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街上奔跑，敌兵在后面追击，还不时听到枪声……远处，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骑兵，好像在寻找我们的阵地；在平原的更远处，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在前进”。这些人渐渐迫近了；不一会，顺着蜿蜒的大道，一营德国步兵排成五路纵队“昂首阔步地朝着我们开来。大道的那头，直到目力所及之处，只见密密麻麻的部队——有骑着马的军官作前导的步兵纵队，有炮车队，有运输队，有骑兵队——将近一个师的人马在秩序井然地前进”。

“瞄准！”狙击兵队伍在低声地向后传递命令。士兵各就各位，鸦雀无声。“齐射，先瞄准步兵，各自选定目标！”连长随即指定了射程。“开火！”一声令下，沿河一片枪声。德军队伍顿时惊惶失措，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士兵四逃，战马挣扎着，带着挽具跃起前腿，车子翻倒了，路上尸横遍地，数以百计。到8时45分，法军弹药消耗殆尽。突然间，从左后方射来一阵步枪子弹。原来敌人已经包围了他们的翼侧。“对准后方，上刺刀。”就在刺刀的冲杀下，德军败退，法军夺路而出。

在法军后撤中，后卫部队打了几百次这样的战斗，目的是在各集团军之间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和退到一道可以重新展开攻势的战线。老百姓跟着士兵一起走着，汇入南下的人流中；他们中间有步行的，也有乘坐车辆的；从阖家乘坐六匹马拉的货车到老年人乘坐的手推小车乃至婴儿乘坐的童车，各式俱全。条条路上给挤得水泄不通，更增加了混乱。参谋人员的汽车无法通行，军官们不时咒骂，信息传递不了。挤在行军队伍中的商用卡车和市内公共汽车在缓慢地开着。这些车辆是征用来的，常见的那些商业标志上面已漆上了军队标号，车上载着满身血污、寂然无声的伤员。他们中弹受伤，四肢残缺，两眼充满痛楚和对死神来临的恐惧。

每后撤一步，都充满着进一步将法国国土拱手送给敌人的莫大痛苦。在有些地方，法国士兵走过自己的家门，他们明白，再过一天，德国人就要闯进去了。“我们是8月27日离开布洛姆贝（Blombay）的，”第五集团军的一个骑兵上尉写道，“十分钟后，那地方就被德国枪骑兵占领了。”那些身经苦战的部队，步伐凌乱，无心唱歌，默默地走着。士兵们形容憔悴，既渴又饿，有的心怀怨恨；他们或喃喃不已，埋怨军官，或窃窃私议，谈着卖国贼的行径。朗勒扎克的第十军在桑布尔河折损5000人之众，军中传说，法军的各个阵地都被出卖给了德军炮兵弹着观察员。“士兵们吃力地走着，神色显得疲惫不堪，”朗勒扎克部队的一个步兵上尉写道，“他们在一场猛烈的后卫战之后，已走完了两天的行程，62公里。”但他们在那天晚上睡了一觉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又“成了新人。几小时的睡眠竟使他们的精力恢复过来，这真使人惊奇”。他们责问为什么要撤退，上尉以“冷静而信心十足的语气”作了一番严肃的讲话，告诉他们还要继续战斗，“并且要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那些骑兵，原来是靴子锃亮照人，军服光彩夺目，而今则是泥泞满身，血污斑斑，在马鞍上摇摇晃晃，疲倦得头昏目眩。“士兵们困乏得头也抬不起来，”第九骑兵师的一个轻骑兵军官写道，“走向何处，他们似解非解，心中无数，他们茫茫然如在梦中。每当部队停下，饥饿虚弱已极的马匹甚至不等卸鞍就奔向草堆，贪婪地吞嚼起来。我们也不再睡觉了；黑夜行军，白天杀敌。”他们知道德国人已在他们背后渡过默兹河，并在步步前进和放火焚烧沿途的村庄。“罗克鲁瓦（Rocroi）是一片火海，附近烧着的谷仓又点燃了左近的森林。”黎明时，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轰鸣，“德国人以实弹向日出鸣了礼炮”。在连续不断的隆隆炮声和炮弹爆炸声中，法国人听到他们自己的75毫米重炮雄壮的呼啸。他们坚守着阵地，等待炮战结束。一个通信员骑马送来司令部的命令：撤退。他们又开拔了。“我凝视着绿色的田野和在吃草的羊群，心潮澎湃，不禁沉思：‘我们正在放弃的是多么巨大的财富啊！’我军士兵已振作起来。他们发现了步兵挖掘的一个壕沟系统，大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仔细地揣摩着，好像这些壕沟是供游客们欣赏的名胜。”

8月25日，符腾堡公爵部下的德军进入色当，炮击巴泽耶（Bazeilles），1870年著名的弹尽援绝的一仗就是在这儿打的。法军德朗格勒的第四集团军进行了反击，不让德军渡过默兹河。“一场激烈的炮战打响了，”德国第八后备军的一个军官写道，“这是一场可怕的大搏斗，打得地动山摇。所有年老的本土胡子兵都嚎叫着。”后来，他又参加了“在陡如屋脊、满是树木的斜坡上的一场可怕的战斗，还进行了四次刺刀冲锋。我们不得不跳过一堆堆我方战士的尸体。我们向色当败退了，伤亡惨重，并丢失了三面旗帜”。

那天晚上，法军炸毁了附近地区所有的铁路桥梁。要拖延敌人就必须炸毁铁路桥梁，但一想到来日自己回过头来反攻时，也许需要这些桥梁、铁路，又不免感到棘手，不能兼顾，往往要挨到最后一刻才破坏；因此有时不免失之过晚。

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各个部队的调度问题，因为自各军而下直到各团都有自己的补给车队、骑兵和炮兵的辅助队，以及各自行驶的道路和交通线。一个军需官就曾埋怨说：“步兵不仅不给运输车辆让路，还停在十字路口裹足不前。”当各队败退时，他们得按自己的番号把人员重新聚集起来编组，汇报伤亡情况，并领收从后方后备役兵站派来的补充官兵。单单为吕夫的第四集团军一个军，就派了8000名后备役兵员，为它逐连进行了补充，这个数字等于它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热衷于冲动主义的军官们，自将级以下的伤亡都很严重。根据第三集团军参谋塔南（Tanant）上校的看法，溃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将领们不愿在后方应有的岗位上指挥战斗，而是跑到前线带头冲锋陷阵，结果，“他们只起了班长的作用，而未尽其指挥官的职责”。

不过，现在他们从惨痛的经验中得到教训，改进了战术。他们开始挖掘战壕了。有一个团的士兵，只穿着衬衫，整天在烈日底下铲土，把壕沟挖得深深的，足可以站在里面射击。另一个团则奉命进入战壕，组织防守一块树林地带。一夜过去，平静无事，第二天清晨4时，继续行军，“没有战斗就走了，简直叫人难受……因为这时候，我们对节节后退已经满腔怒火”。

为了尽量少丢失土地，霞飞想在尽可能靠近濒临被突破的地方立足拒守。他在第二号通令中规定的战线是在索姆河畔，在蒙斯运河和桑布尔河下游约50英里的地方。普恩加莱怀疑霞飞的乐观主义中是不是隐藏着自欺欺人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把战线向后再退一些，好有时间巩固防线。自从大败之日起，巴黎的人们就认为巴黎将是前线，但霞飞的思想却还没有转到首都上来，而国内也没有一个人对霞飞提出异议。

政府中一片混乱。部长们，据普恩加莱的说法是“惊恐万状”，议员们，据梅西米说法，也是“惊慌失措，吓得脸色铁青”。与前线失却直接联系，又缺乏亲眼目睹的真情实况，战略措施更一无所知，所以只有依靠总司令部“寥寥数语、高深莫测”的公报以及谣传、推测和相互矛盾的报道，他们在无权过问战时军事指挥问题的情况下，是最终需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人。不过，从霞飞精心修饰的报告的字里行间，普恩加莱还是可以琢磨出真实情况的明显轮廓，看出是“一份招认遭到入侵、失败和丢失阿尔萨斯的三重奏”。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将事实真相公诸全国人民，让他们对即将面临的“严峻考验”有所准备。可是，他没有意识到更为急迫的是必须为巴黎被围做好准备。

那天一早，身为陆军部长的梅西米知道了首都处于毫无防备的情况。早晨6时，工兵部队的伊尔斯肖埃（Hirschauer）将军前来拜访，伊尔斯肖埃将军负责防御工程并兼任巴黎军事长官米歇尔将军的参谋长。霞飞的电报虽是几小时之后才到的，但是伊尔斯肖埃将军已经私下得到在沙勒鲁瓦惨败的消息，他的注意力已经从边境一步跨到首都。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梅西米，外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做好，还不能使用。虽然经过细致的研究并注意到一切必须注意之处，可是“防御工事还是一纸具文，从未动工”。防御工事交付使用的日期原订为8月25日，但由于对攻势满怀信心，被推迟到9月15日。扫除火力障碍，挖掘战壕，得砍伐树木和拆除房屋，由于不愿损坏财产，政府对这些重要措施从未下达过明确的命令。火炮掩体和步兵哨所的构筑，铁丝网的安置，以及建筑胸墙所需木料和军火贮藏隐蔽所的建造准备工作，甚至连一半都还没有完成。至于粮食等必需品的供应工作，则几乎尚未着手进行。身为军事长官并负责防御工作的米歇尔将军，也许由于1911年他的防御计划未被采纳，心灰意懒，一蹶不振，缺乏热忱，工作毫无成效。在他掌权期间，正值大战爆发，他的工作很快就陷入了混乱和犹疑不决的状态。梅西米在1911年对米歇尔就评价不高，而今则更是如此，所以在8月13日找来伊尔斯肖埃将军，令他抓紧被耽误下来的防御工事，并责成他在三星期内完成。伊尔斯肖埃将军当场表示办不到。

“废话空话已成了家常便饭，”伊尔斯肖埃将军说，“每天上午，我得浪费三个钟头在毫无结果的汇报和讨论上。每决定一个问题都得付诸公断，我虽说是军事长官的参谋长，但简直和旅长一样，不能向负责各战区的师长发布命令。”

梅西米像往常一样，马上召见加利埃尼；两人正在商议时，霞飞的电报来了。电报的第一句就是把战事失利归咎于“我军在战场上没有表现出期望于它的进攻素质”，梅西米一看之下，顿时沮丧万分；而加利埃尼则希望能得到具体的事实、地名、和战场究竟距巴黎多远。

“一句话，”加利埃尼不动声色地说，“你可以看到，不出十二天，德军就会兵临巴黎城下，巴黎有抵抗围攻的准备吗？”

梅西米不得不承认没有；他随即请加利埃尼过一会儿再来，他想在这时间内征得政府同意任命加利埃尼取代米歇尔任军事长官。也就在这时，他从另一个来访者，即总司令部驻陆军部代表埃伯内将军那里得到原来派定保卫巴黎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两个后备师将被调走的消息，使他“茫然不知所措”。霞飞已令这两个师北上增援三个本土师；这三个师是地处英军和海峡之间仅有的法军；而这时，克卢克的右翼正在向海边席卷而来。梅西米大发雷霆，坚决表示巴黎属于后方地区而不是作战地区；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属他而不属霞飞指挥，没有他本人和总理或共和国总统的同意，不能任意调离巴黎卫戍区。但埃伯内答称命令已经“执行”，接着又很尴尬地补充了一句，说他本人就将北上统率这两个师。

梅西米立即赶往爱丽舍宫去见普恩加莱。普恩加莱听了这消息也“暴跳如雷”，但同样束手无策。他问梅西米还留下些什么部队，梅西米只好回答说，有一个骑兵后备师、三个本土师，现役部队除了军区兵站的一些人员外，一支也没有。在他们两人看来，法国政府和首都已没有任何守卫手段，并且也无法调动任何兵力。只有一条路可走——去找加利埃尼。

加利埃尼现在是再次被要求出来取代米歇尔了；在1911年，取代米歇尔当时职务的原本是他，而不是霞飞。加利埃尼二十一岁那年，在他从圣西尔军官学校毕业后不久，曾以少尉军阶参加过色当战役。被俘后，在德国待了一些时候，他的德语就是在那里学的。加利埃尼继而选定到殖民地去继续从事军旅生涯，因为法国正在那里“培植军人”。尽管参谋学院派认为在殖民地服役只不过是一种“旅游”，可是，加利埃尼征服马达加斯加岛的名声，使他像在摩洛哥的利奥泰（Lyautey）一样，得到最高军阶。他用德、英和意大利文写了一本札记《我童年生活的回忆》。他好学不倦，不管是俄语，是重炮发展史，或是关于殖民主义国家的施政比较，他都学习。他戴着夹鼻眼镜，留着浓浓的灰色须髭；这跟他文雅而高傲果断的形象似乎不太相称。他的举止活像一个阅兵行进中的军官。他那高瘦的个子，冷漠、不可捉摸而带有几分严肃的神态，使他跟当时的军官完全没有相似之处。普恩加莱形容加利埃尼给他的印象是：“瘦长、挺拔、昂首，镜片后的两眼犀利有光；他在我们眼里是仪表堂堂的伟人典范。”

他在六十五岁那年患了前列腺炎；经过两次手术后，他在两年后去世。就在上一个月，他因老妻过世，悲恸万分，又因早在三年前就已辞去他在法军中的最高职位，个人抱负已经置之度外，自忖行将就木，所以对军中的政治活动，对政客们的钩心斗角，感到厌烦。在战前几个月，在他4月份退休之前，军队中各个派系的明争暗斗，在他周围形成一股漩涡。有的要提名他为陆军部长或是指派他代替霞飞担任总司令；有的则要削减他的养老金或调走他的朋友。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对生活，对“卑鄙的政治行为”，对“野心勃勃的小集团”，对军中一片松懈状态的厌恶，以及对霞飞并不十分钦佩的心情。“今天我在树林里骑马经过他身旁，他像往日一样在步行……他是多么肥胖而又笨重！看来三年也难挨过。”现在是法国自1870年以来最艰难的时刻，要他出来接这副烂摊子，手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去保卫巴黎。他认为为了精神上的影响，为了铁路运输、供应和工业生产能力，坚守巴黎是必要的。他很清楚，巴黎不同于要塞，不能从内部进行防御，而必须用一支军队作战于环形防线之外；但这支军队得来自霞飞属下，而霞飞则另有打算。

“他们并不想保卫巴黎，”加利埃尼在正式受邀出任军事长官的那晚对梅西米说，“在我们的战略家眼里，巴黎不过是个地理名称——同其他任何城市并无不同。你叫我拿什么来保卫法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所在的这个广大区域？就这么几个本土师和一师从非洲来的精锐部队。那仅不过是沧海一粟。倘要巴黎不遭受列日和那慕尔的命运，就得控制住周围100公里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个集团军的兵力。给我一支有三个现役军的集团军，我就答应担任巴黎军事长官；这个条件是正式的，是毫不含糊的。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你就可以相信我能守住巴黎。”

梅西米一再向他道谢，“连连跟我握手，甚至还吻了我”，这使加利埃尼深信，“从这种热忱感激的表示可以想见，我将接手的工作肯定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差使”。

梅西米连怎样能从霞飞手中抽调一个现役军也心中无数，更不用说抽调三个军了。他唯一可以动用的现役部队就是加利埃尼所提及的那个非洲师。这支来自阿尔及尔的第四十五步兵师，不是按照正式动员令建成的，而是由陆军部直接建立的，它刚在南方登陆。总司令部曾一再打电话来要这个师，可是，梅西米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这个“新到的、赫赫有名”的师抓在手里。他还需要五个师。但是，为满足加利埃尼的条件而强求霞飞调来五个师，那就意味着政府将和总司令之间在权限上发生直接冲突。梅西米感到焦虑。在那庄严而难忘的动员日，他曾暗自发誓，“绝不重蹈1870年陆军部的覆辙”。那时的陆军部奉皇后欧仁妮命令曾插手派麦克马洪（MacMahon）将军向色当进军。梅西米过去曾经和普恩加莱仔细研究过划定战时权限的1913年法令；而后他十分热情地主动告诉霞飞，他对法令的理解是战时的政治指导工作交由政府负责，军事指挥交由总司令负责，这是总司令“绝对和全面负责的范围”。而且，这一法令，在他看来，还授予总司令在整个国家享有“广泛的权力”；在军区，不论在民政还是军事方面，都享有“绝对”权力。最后他说，“你是东家，我们是为你办伙食跑腿的。”霞飞一点也没有感到惊奇，“未作任何商讨”就表示同意了。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的新内阁也二话没说地表示了同意。

而今，梅西米将从哪里找到自己已断然放弃了的权限呢？为了寻找合法根据，他重新翻遍了法令，差不多一直查到深夜，他总算抓住了责成政府“对国家最大利益负责”这句话。不使首都落入敌人之手确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但是，给霞飞的命令将采取什么方式？陆军部长在痛苦万分、未曾合眼的下半夜，鼓足勇气草拟给总司令的命令。从凌晨2时到6时，他苦思冥想了四小时，得出了名为“命令”的两句话。“命令”指示霞飞，若“我军不能获胜而被迫退却，则至少要派遣三个情况良好的现役军前来巴黎筑垒营地。接到本令后请即见告”。命令用电报发出之后，于第二天，8月25日上午11时，又派专人送去一份，并随同送去一封“以个人名义写的友好的”信件。梅西米在信中还写了一句：“这份命令的重要性，你是不会不了解的。”

这时，边境战事失利和继续退却的消息已经传遍巴黎。部长们和议员们吵吵嚷嚷地要追究“责任”；他们还说公众也会提出这个要求的。在爱丽舍宫的接待室里，可以听到抱怨霞飞的窃窃私语：“……一个傻瓜……无能……当场开了他。”作为陆军部长的梅西米也同样被他们看中了；他的副官低声说：“一些院外活动集团要剥你的皮。”在此危急关头，成立所有政党的“神圣同盟”并加强维维亚尼新组成的软弱无力的内阁是必要的。于是，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邀请了法国政界的头面人物参加政府。年事最高、最受人敬畏的“法国老虎”克列孟梭，尽管是普恩加莱的劲敌，显然还是首选人物。维维亚尼发觉他“大为光火”，无意参加政府，他预料这个政府不出两星期就将垮台。

“不，不，别打我的主意，”克列孟梭说，“不出两个星期，你就要垮了，我一点儿也不想插手。”这“一阵感情冲动”之后，他痛哭起来，并拥抱了维维亚尼；但还是一再拒绝加入政府。后来，由前总理白里安、战前最卓越而经验丰富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Delcassé）及前陆军部长米勒兰（Millerand）三巨头结成一体，表示愿意作为一个集团参加政府，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让德尔卡塞和米勒兰担任原职，解除现任外交部长杜梅格（Doumergue）和陆军部长梅西米的职务。内阁于当天上午10时举行会议，这时候这个令人不快的交易还只有普恩加莱知道，还悬而未决。部长们的脑海里响彻的是枪炮声，隐现的是溃退的军队，是一群群头戴尖顶帽盔的德军在挺进南下；然而，他们为了力图保持尊严和表示镇静，仍然照会议的常规程序就各部事务依次发言。在他们汇报关于银行不能兑现、基层法院的法官应征服役是对司法活动的干扰，以及关于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目的企图等问题的时候，梅西米是越来越感到心焦。他原先是热情到极点，现在则是接近绝望的深渊。伊尔斯肖埃披露的情况，耳边不断响着的加利埃尼关于德军十二天就要迫近巴黎的警告，使他产生了“几个小时等于几个世纪，几分钟等于几年”的迫切感。当讨论转到涉及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外交问题和普恩加莱提出的阿尔巴尼亚问题时，他怎么也抑制不住而发作了。

“让阿尔巴尼亚见鬼去吧！”他边嚷边狠命地拍了一下桌子。他指责佯作镇静是“不体面的蠢事”。普恩加莱力劝他控制住自己，他拒不听从，并且说：“我不知道你对时间的看法；在我，时间太宝贵了，浪费不得。”说着，就怒冲冲地向他的同僚们宣布了加利埃尼预料德国人在9月5日前将到达巴黎城外的说法。顿时，议论纷纷，有人要求免去霞飞的职务，有人谴责梅西米由“一贯的乐观主义一变而为危险的悲观主义”。会议所取得的唯一积极成果是一致同意委派加利埃尼取代米歇尔。

可是就在梅西米回到圣多米尼克街第二次撤销米歇尔职务的时候，他自己的职位也被米勒兰、德尔卡塞和白里安搞掉了。他们声称他应对公报中虚假的乐观主义负全部责任；而且，他“太紧张和神经质”，再说，他的位置得让给米勒兰。米勒兰体格结实，习性沉默，态度辛辣，一度曾是社会党人，确实是智勇双全，而他的“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以及镇定自若、临危不乱”，普恩加莱认为正是当前所迫切需要的。普恩加莱并且认为梅西米“越来越悲观”。鉴于“预期必将惨败”的陆军部长不是最理想的共事人，总统也就同意牺牲他了。不过，要部长一级下台得搞得体面些：将请梅西米和杜梅格自行辞职，改任无实责的部长；至于米歇尔，将派他出使沙皇俄国。尽管如此，这些安慰性的安排，并没有为他们企图作为牺牲品的这些人所接受。

米歇尔在梅西米要他辞职的时候，大发雷霆、怒不可遏。他大声抗议，拒不离职。梅西米也激动得火冒三丈了；朝着米歇尔叫嚷着，如果他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他就得离开这间房间，但不是回到巴黎残老军人院中他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将被押送到谢什―米迪（Cherche-Midi）的军事监狱。就在他们大叫大喊的时候，维维亚尼来了。他劝阻了争吵，并最后说服米歇尔让步。

可是在第二天委派加利埃尼为“巴黎军事长官兼巴黎部队司令”的正式命令刚签署不久，就轮到梅西米对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要他辞职而大发雷霆了。“我拒绝将职位让给米勒兰。我拒绝为讨好你们而辞职。我拒绝当无实责的部长。”如果他们要在梅西米历尽最近一个月的“繁重工作”之后，将他一脚踢开，整个政府就必须辞职；而且这样，梅西米说：“在军队中，我有军衔；在口袋中，我有动员令；我将上前线去。”一切说服工作都告无效。政府被迫辞职，第二天进行了改组。米勒兰、德尔卡塞、白里安、亚历山大·里博（Alexandre Ribot）以及另两位新任部长的社会党人接替了包括梅西米在内的前政府五位成员的职务。梅西米作为陆军少校加入了迪巴伊的集团军。他在前线服役一直到1918年升为师长。

他在任内留给法国的遗产——加利埃尼，是手无一个集团军的“巴黎部队司令”。在以后十二天黯然无光、错综复杂、混乱不堪的日子里，三个现役军好似一根红线贯串其间，但它们不是从霞飞那儿唾手可得的。从梅西米的电报中，总司令立即觉察到“政府干预作战指挥的威胁”。他正忙于抓住可能挖掘出来的每个旅去索姆河畔重启战幕，因此，要他为首都抽出三个“情况良好”的现役军的意见，如同要他屈服于部长的命令一样，对他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既然不想照办，他对陆军部长的命令也就置之不理。

第二天，当加利埃尼派伊尔斯肖埃将军前来听取回音时，总司令的副手贝兰将军敲着保险箱说：“对，命令在里面，政府要求派三个军去保卫巴黎是作茧自缚。这可能闯下大祸。巴黎有什么要紧？”这时，米勒兰也来了。霞飞告诉他要保住巴黎，非野战军不行，而这些部队目前连一兵一卒都是事关国家存亡的战略和战役所需。政府的忧心、巴黎所受的威胁，他完全无动于衷。他说，首都就是失守了，也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

为了堵塞德军右翼前面的旷地，霞飞的当务之急是调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进入阵地。该集团军的核心是洛林军，是几天以前才匆忙凑集起来的，并随即在莫努里将军统率下投入了边境战役。莫努里已退休，他是应召出任指挥的。他是一位身材修长、体弱而骨骼很小的六十七岁的老将，1870年身为中尉时曾负过伤，担任过巴黎军事长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成员。霞飞对他的评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军人”。洛林军是由第七军和第五十五、第五十六两个后备师组成的。第七军就是那支在不幸的博诺将军率领下第一个冲进阿尔萨斯的部队。第五十五和第五十六两个后备师是从吕夫军调来的；他们就像后备军所一再表现的那样发挥了可资倚重的英勇气概。法国之所以能支持下去，这种气概是因素之一。这两个后备师接到霞飞命令往西转移的那一天，还在英勇作战，力阻王储部队向凡尔登和图勒之间推进。这一战证明他们在法军撤退中立了一大功。正当他们的坚决抵抗支持着在重要的布里埃矿区进行反攻的吕夫部队的翼侧时，他们就被从战场上抽出来了，去支持左翼节节败退的阵线。

第六集团军乘火车经巴黎去亚眠转北上的铁路，那里因英国远征军的军运需要，已经拥挤不堪。法国的铁路运输，虽然没有像德国参谋部的智囊搞得那样臻于完善，但由于采取了可与德国的精确性媲美的D体制，调度上即使称不上顺当，也还非常迅速。D体制中的“D”代表“se débrouiller”，意思是“设法摆脱困境”或是“设法应付”。莫努里的军队已于8月26日在亚眠下车，但还不够及时。前线的败退后撤，快过这支新军进入阵地；战线的那一端，冯·克卢克的追击部队已经赶上了英军。

如果那时候能有个观察员从高空气球上俯视从孚日山脉到里尔的法国整个边界，他将会看到70个法国师的红裤子构成的一道红色边缘，和在他们左端近处由四个英国师构成的一个小小的黄色楔子。8月24日，刚从英国来的第四师和第十九旅也到达这里，使英军的总数达到五个半师。这时候，德军右翼的包抄计谋已是明摆着的了。英国人发觉他们自己在这条战线上所守的阵地要比第十七号计划为他们所安排的更为险要。不过，他们所守的战线这端并不是孤立无援的。霞飞已赶派索尔代的精疲力尽的骑兵军去英军和海峡之间的空隙地带，增援这里的达马德将军率领的三个法国本土师。后来，他们又得到里尔的一师卫戍部队的增援；里尔是8月24日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并撤出驻军的。（“如果他们远及里尔，”德卡斯泰尔诺将军在不久前说过，“对我方就越是有利。”）霞飞的计划如想成功，英国远征军就必须守住朗勒扎克部队和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地带。根据第二号通令，霞飞的意图是要英国远征军服从撤退的统一部署，并在到达圣康坦的索姆河之后坚守不退。

然而，这并不是英国人目前的打算。约翰·弗伦奇爵士、默里和甚至曾一度热情支持第十七号计划的威尔逊，面对着这个没有估计到的危急处境，都非常惊恐。奔向他们而来的德国军队，不是一个、两个军，而是四个军；朗勒扎克集团军在全线退却，使他们的右翼失去掩护；法国的整个攻势已告失败。在同敌人初次交锋之后，紧接着就遇到这些使人心惊胆战的情况，约翰·弗伦奇爵士顿失信心，认定战败已成定局。那时，他的唯一念头就是保全这支远征军，它几乎是英国经过训练的士兵和军事人员的全部。他担心远征军即将受到包围，不是从它的左面，就是从它的右面，从它和朗勒扎克所部之间的那道缺口。于是他便以基钦纳不让军队作无谓牺牲的命令为由，不再考虑他之所以被派来法国的目的，一心只想使他的部队脱离险境。就在他的部队退向勒卡托时，这位总司令和他的司令部于8月25日又后撤26英里，退到索姆河畔的圣康坦。

对蒙斯一战感到自豪的英国士兵，如今痛苦万分，看到自己已经陷入不断退却的境地。他们的司令急于使他们脱离被冯·克卢克包围的危险，不让他们有片刻休息。士兵们没吃好、没睡好，在烈日下迷迷糊糊地拖着脚步走着，只要一停下来，马上就站在那里睡着了。自从蒙斯撤退开始以来，史密斯―多林军一直在打后卫战；克卢克的追击部队虽一直把它置于猛烈炮火之下，但德国人终未能阻止英军的行动。

德国士兵认为英国人“因有小型战争的经验”而特别善战，因此感到自己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国兵在同伊桑·艾伦（Ethan Allen）率领的格林山兄弟会（Green Mountain Men）战斗那样，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拼命埋怨英国人“诡计多端”。第二天，他们就像在蒙斯那样，“又不见了，无影无踪”。

迫于形势，有些英国士兵不能按原定的路线撤退。军需司令“伍莱”·罗伯逊（“Wully” Robertson，即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将军——一个从士兵步步上升而非科班出身的人物——为了让他们弄到吃的，命令将物品卸在十字路口。有些东西没有被他们拣到，德军对这些食物的有关报道也就加深了统帅部关于敌人在溃退的看法。

8月25日傍晚英军到达勒卡托时，朗勒扎克紧邻英军的那个军，虽已退到同英军平行的阵地，但并不比英军退得更南一些。可是，约翰爵士认为自己被朗勒扎克“轻率”撤退所出卖，心情沉重，感到不能再和他同进退。在他看来，一切不顺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朗勒扎克，而不在于敌人。所以他向基钦纳汇报部下不愿撤退的情况时说：“我将对士兵们说明，我们的撤退是我们盟军的行动造成的。”他下令第二天继续后撤，退到圣康坦和努瓦永。在圣康坦，开始标有前往巴黎的路标，距首都70英里。

8月25日下午，史密斯―多林先于所部几小时到达勒卡托。他去找约翰爵士时，这位总司令已经走了，只找到他的勤勉的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默里总是那么沉着、四平八稳、深思熟虑，和他的司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他本该是约翰爵士肆无忌惮、不顾一切时的一个最好不过的辅佐，可以补其不足，但由于他生性谨慎悲观，对约翰爵士的意气消沉反而起了催化作用。如今，他焦虑、烦恼、劳累过度，预计黑格军当夜将在勒卡托东12英里的朗德勒西（Landrecies）安营，但目前其情况不明，他也无法向史密斯―多林提供任何有关它的消息。

黑格部队在进入朗德勒西途中遇到一支穿着法国军装的队伍。查问口令时，这支队伍的军官也是口操法语回答的。可是，突然间这支刚刚来到的队伍连“一声招呼也不打，就放平刺刀，冲了过来”。原来这部分士兵是冯·克卢克第四军的，他们跟英国人一样，也定于那晚到朗德勒西安营。在接着发生的小冲突中，双方都投入了约两个团和一个炮兵连的兵力。黑格由于形势紧张，又是黑夜漫漫，情况捉摸不定，遂认为自己遭到“严重袭击”，于是打电话给司令部要求“派兵增援……”，并说“形势十分危急”。

黑格一向冷静沉着，因此，约翰·弗伦奇爵士和他的参谋人员从他那里听到这消息，当然不会有别的想法，便相信第一军处境极为危险。这时，也已经来到圣康坦英军司令部的默里，一惊之下，垮下来了。在副官送电报来时，他还坐在桌旁察看地图；但一会儿，另一个军官发现他已经昏厥倒下。约翰爵士也同样受到很大打击。他这个很容易受人感染的摇摆不定的性格，是深受这位统率第一军的颇能自持的模范军官的影响的，而且由来已久。1899年，要不是黑格借给他2000英镑让他还了债，他早就离开了军队。如今，一收到黑格求援的电报，他立即想到被包围了，甚至想到敌人已经深入第一军和第二军之间更糟的情况。英军司令部作了从最坏处着想的打算，下令变更黑格第二天退却的路线，不再往东南，而径直朝南。结果，黑格军便与史密斯―多林军在瓦兹河不同岸行军了。直接联系就此中断，一连七天没有接上。

黑格关于在朗德勒西受到袭击的这个一时冲动而又言过其实的估计，除使英国远征军分成两部分之外，还造成了一个全不应有的后果：使他这位老朋友和易为人左右的司令更为惊惶失措，使他怎么都得把远征军解脱出来的想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决，并使他对又一次灾难的来临更为敏感。因为，此刻正值恼人的8月25日之夜已告鱼白、行将破晓的时候，他又收到一个叫他心惊胆战的消息。史密斯―多林送来消息说，第二军被敌紧困，无法解脱，势必在勒卡托停下来作战。司令部人员大为吃惊，认为史密斯―多林大概完蛋了。

实际情况是，史密斯―多林翼侧的骑兵师师长艾伦比将军，晚上发现他准备占领来掩护第二天退却的高地和山脊已被敌人捷足先登，因无法跟英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便在凌晨2时去同史密斯―多林商量。艾伦比要史密斯―多林注意敌人已摆好天一亮就进攻的架势，并说如果第二军不能“乘黑夜马上撤出”，那在白天出发之前将势必被迫作战。史密斯―多林把师长们叫来了，据他们报告，还有些士兵在陆续归队，很多人还在转来转去寻找自己的队伍，士兵都疲乏已极，天亮以前无法转移。他们还报告说，道路已为运输车辆和难民阻塞，而且有些地方被暴雨冲垮了。小屋内顿时寂静无声；马上撤走事不可能，留在原地作战又有违命令。野战司令部同总司令部没有电话联系设备，第二军军长只好自行决定了。史密斯―多林问艾伦比是否愿意服从他的命令，艾伦比答称愿意。

“很好，各位，我们就打吧！”史密斯―多林宣布之后，又说还要请新开到的第四师斯诺（Snow）将军也在他指挥下一同战斗。作战决定的报告是用摩托车送往英军总司令部的。早晨5时，司令部里为之一片惊慌。

亨利·威尔逊，像易于激动的梅西米一样，从满腔热情一下子跌到失败主义的深渊。进攻计划一失败，他这位计划的英方主要出谋者，也随之泄了气，至少在那一时刻是如此；并且对他的那位反应迟缓而在很大程度上能为他所左右的上司还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他乐观、机智和谈笑风生的本性是压抑不了多久的，而且是日后几天维持士气的唯一因素，但此时此刻，他已深信不疑大难即将临头，而且对于这个大难或许也已感有责任。

通信员奉命乘摩托车去请史密斯―多林到他就近的地方听电话。“如果你停在那里作战，”威尔逊对史密斯―多林说，“就会重演色当之战。”他在26英里以外的阵地上坚决认为情况还不至于危急到需要停下来作战的地步。因为“攻打黑格的军队是不可能再打你的”。史密斯―多林再次耐心解释了情况，并且告诉他，现在怎么也无法脱身，战斗已经打响，而且在他说话的时候已能听到枪炮声。“那就祝你顺利吧，”威尔逊回答说，“三天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像你这样轻松愉快的声音。”

8月26日，第二军和斯诺将军的一个半师在勒卡托一连打了十一个小时的后卫战，法国军队这天也一样在打后卫战，他们在撤退中，每天都得打后卫战。冯·克卢克已下令要在8月26日这天继续“追击溃败之敌”。作为施利芬“袖拂海峡”箴言的最忠实的信徒，他继续向西推进；同时，为了包抄英军，他已命令他两个右翼军往西南方向强行军。结果，这两个军这天根本没有跟英军接触，倒是碰上了“强大的法敌部队”，这就是达马德的几个本土师和索尔代的骑兵军。史密斯―多林曾将他预料的情况通知他们，所以，他们在英军翼侧周围摆开架势，以佯动拦阻了德军。这一行动对德军所起的阻滞作用，史密斯―多林后来承认说，“还有那些本土军所表现的英勇气概，都极为重要，关系到我们的存亡；要不然，可以肯定在26日那天，还会另有一个军前来攻打我们”。

在冯·克卢克左方，由于情报错误，或是由于调度不当，他的另一个军未能赶上。因此，尽管他部署了一支优势兵力，而在勒卡托一战中，他实际上只是以三个步兵师对付史密斯―多林三个师的。不过，他还是调集了五个师的炮兵在黎明时进行炮击。英国士兵从法国的老百姓——妇女也参加了——匆匆忙忙挖得不够好的狭窄的战壕中用来复枪急速而准确的射击击退了德国步兵的袭击。然而，德国兵还是一浪接一浪地向他们猛扑过来，并且终于前进了。在一个地段，德国步兵围住了一连阿盖尔[1]团士兵。他们“不断向这些英国兵发出‘停止射击’的警告，并且用动作示意劝士兵投降，但是均归无效”，这些人一直用步枪连续射击，“打死了一个又一个的德国兵，还数着命中的数字”，直到最后，全连被冲垮覆灭。战线上的其他地方也被打开了很多大缺口。脱离战斗——这在战场上是最困难的——一时还办不到；不过到了清晨5时，史密斯―多林认为时机已到，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时刻。但由于防线上的缺口、士兵的伤亡以及敌军在某些地方已经渗透进来，脱离战线进行退却的命令已无法同时送达各个队伍。有的队伍在阵地上又坚持了好几小时，继续沉着应战，直到被俘或在黑夜逃脱。戈登高地人团的一个营则始终没有接到命令。结果，这个营除少数几个人得以逃生外，不复存在了。在勒卡托作战的这三个半师，仅仅这一天就损失了8000多人和38门大炮，比在蒙斯战役的损失多一倍以上，相当于法军8月份伤亡率的20%。在失踪的人中，有些人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度过了以后四年的岁月。

由于黑夜，由于急行军的疲劳，由于自身伤亡严重以及英国人具有在黑暗中“溜之大吉”的惯技，德国人并没有随即跟踪追击。克卢克下令停止前进，他预期右翼军的包抄行动第二天就会奏效。但到了第二天，史密斯―多林毅然决定掉转头来同优势敌人进行激战，成功地阻止了敌人所计划的包抄行动，并使英国远征军未遭覆灭之灾。

史密斯―多林到达圣康坦时，发现英军总司令部已在中午正当远征军还在进行生死存亡斗争之际撤走，后退20英里迁到努瓦永。在圣康坦市里的部队，看到首长们在北方还炮火连天的时候竟乘坐汽车向南扬长而去，不禁感到泄气。一个老百姓提出了必然会有的那种看法：“26日那天，弗伦奇勋爵和他的参谋完全昏了头，事实就是如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时已经镇静下来。他问道：“除了从勒卡托方向传来的枪炮声之外，关于第二军，我一无消息。第一军能够给它些什么帮助？”英军总司令部已经惊呆，无法给他任何答复。黑格得不到司令部的回音，就设法跟史密斯―多林取得直接联系。他说可以听到战场的声音，但由于两个军分开了，“我们拿不定主意应该怎样相助”。可是，他发这份电讯时，战斗已告结束。这期间，英军总司令部对第二军已不存希望，认为已经完结。仍然担任联络官的于盖上校在晚上8时发给霞飞的电报中反映了英军总司令部的这种情绪，他说：“英军已败，看来它已失去凝聚力。”

半夜1时，来到法国只六天而后四天一直在作战的史密斯―多林到了努瓦永；看到英军总司令部人人都已入睡。约翰·弗伦奇被从床上唤了起来，穿着睡衣出来相见。看到史密斯―多林来了，还活着，而且说第二军并没有完结而是保全了下来，他就申斥了一番，说史密斯―多林对形势过于乐观。约翰爵士对史密斯―多林的任命，从一开始就很为不满，因他挤掉了他自己的人选；而今在饱受惊骇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加按捺不住，大发雷霆。他认为此人甚至还不是一个骑兵，但竟自以为是地在勒卡托无视参谋部的命令。尽管约翰爵士不得不在公文[2]中承认史密斯―多林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拯救了左翼”，但他还是心有余悸，而没有很快地平静下来。在几千名失踪的士兵中，有的混在步履艰难的法国难民队伍里跟着撤退了，有的通过德国防线跑到安特卫普转到英国后又回到法国来了。在这些士兵最后重又归队之前，勒卡托一战的损失看来似乎要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英国远征军在战争头五天中的伤亡，经查明总数接近15000名；这个数字增加了总司令的焦急不安，使他更急于把军队撤出战线，摆脱危险，离开法国。

当勒卡托之役鏖战正酣之际，霞飞在圣康坦召集了由约翰·弗伦奇爵士、朗勒扎克以及他们的参谋们参加的会议，解释第二号通令的各项指示。他一开始，彬彬有礼地询问了英国远征军的情况，不料这下子可引起了约翰爵士的长篇牢骚。他说，他一直在遭受着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猛烈攻击，他的左翼正面临被包抄的威胁，他的右翼由于朗勒扎克的轻率撤退已失却掩护；并说他的部队疲乏已极，不堪重展攻势。霞飞一向认为在参谋面前保持镇静是首要的，这时也不禁为这位陆军元帅的“激动声调”震惊不已。而朗勒扎克听了亨利·威尔逊语气比他的司令的谈话较为缓和的翻译之后，只是耸了耸肩。霞飞不能对英军发布命令，只好表示希望英军司令能按前天的新通令中的计划行动。

约翰爵士一听，神色惊讶，说他从没有听说有这样一道通令；默里因上一夜吓垮了，没有出席讨论会。这时，法国人感到惊奇、表示疑问的各种目光，都一齐投向威尔逊。威尔逊解释说，命令是在夜间收到的，尚未进行“研究”。霞飞随即说明了通令的各项规定，不过，他显然已失却信心。讨论进行得断断续续，冷场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种场面叫人局促不安，以至难以忍受。会议只好就此结束，在联合作战问题上没有得到英国人的同意。霞飞带着左翼力量“薄弱”的印象回到法军总司令部，但在那里等候他的又是各条战线都告薄弱的消息，以及包括参谋人员在内的各级军官的沮丧情绪；及至夜间，最后还来了于盖那份说英军已经“失去凝聚力”的灰溜溜的电报。

冯·克卢克对英军也持同样看法。他下令于27日“切断在全面西逃的英军”，并向德军统帅部汇报说他即将全部围住“所有的六个”英国师（事实上，只有五个在法国），“如果英军在27日停下来抵抗，那么，两面包抄也许还可以获得巨大胜利”。德国统帅部鉴于在攻克那慕尔之后第二天送来的这个光辉灿烂的前景，跟比洛声称他的对手法军第五集团军已成“溃军”的报告是吻合的，由此坚定了胜利在即的看法。8月27日，德军统帅部正式公报宣布说：“德军在连告大捷之后，已从康布雷（Cambrai）到孚日山脉一带进入法国。”“敌军已全线溃败，在全面撤退……对于德军的挺进已无法做任何有力的抵抗。”

在群情欢腾的气氛中，冯·克卢克也如愿以偿。正当他强烈反对冯·比洛要他围攻莫伯日的命令，认为这是比洛的职责所在，并且要求告诉他是否仍然要听命于比洛的时候，德军统帅部于8月27日恢复了他的独立自主权。统帅部将右翼三个集团军置于一人领导下的尝试，既已引起了不少摩擦，也就把它放弃了。在奔向胜利的道路上，余下的道路看来已是坦途的时刻，这个问题也就显得不重要了。

冯·比洛却非常恼火。他身居右翼中路，总是为两支友邻部队拒绝跟他步调一致所苦。比洛早已警告过统帅部，说豪森的延误已使第二集团军与第三集团军之间形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口”。至于豪森，也同样非常恼火；此公除了顶礼膜拜官衔之外，最热衷的便是每天晚上要住得舒舒服服。8月27日是他进入法国的第一天；可是这一夜，他竟没有找到一个可供他和陪同他前来的萨克森王储住宿的大别墅。他们只好睡在一个专区区长家里，屋里凌乱不堪，“甚至连床都没有铺好”。第二夜情况更糟，他得忍气吞声住在一个肖邦先生家里，一个农民的家里！那儿，饭菜既差，住房又“不宽敞”，参谋机构得设在附近教区长的住宅里，教士已经上战场去了，教士的老娘看起来活像个巫婆，转来转去“巴望我们都倒大霉”。这时候，天空中的道道红光说明他的部队刚路过的罗克鲁瓦在遭受火劫。之后的一个夜晚总算幸运，他们是在一个富有的法国实业家布置得很讲究的屋子里度过的。那晚，主人“不在家”。在这里，豪森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倚墙而长的梨树虽然果实累累，但“很遗憾，梨儿还没有熟透”。尽管如此，他还是很高兴，能和明斯特尔伯爵、少校基尔曼塞格（Kilmansegg）伯爵、轻骑兵部队的舍恩贝格―瓦尔登贝格（Schoenburg-Waldenburg）亲王以及充当天主教教士的萨克森公爵马克斯欢聚一堂，并向他们传达了他刚在电话中接到他的姊妹马蒂尔德（Mathilda）公主祝愿第三集团军胜利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豪森抱怨说，他的萨克森兵在敌国行军已经十天，天又热，还得不时作战。供应总是赶不上，缺少面包肉食，部队得靠当地的家畜过活，马匹的饲料又不足；然而，他还是设法做到平均每天行军23公里。事实上，这是对德军最起码的要求。在这车轮形包围圈外缘的克卢克军，每天行军30公里，甚至还多一些，而在强行军时，每天达40公里。他之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只让士兵沿路就宿，而不让他们散到路两边的地方去宿营。这样，一天就可多跑六七公里。但由于德军运输线拉得很长，部队的前进又远远超过了运送军用物资的铁路线终点，食物往往供应不上。马匹只好到田里去吃还未成熟的庄稼。士兵整天行军也只吃些生胡萝卜和卷心菜，别的什么也没有。他们既热又累，两脚跟他们的敌人一样疼痛难熬。他们越来越饥饿难忍，然而还是按日程表行军不误。

8月28日，冯·克卢克非常高兴，在布鲁塞尔去巴黎的半途上，接到德皇来电，对第一集团军的“决定性胜利”“朕甚感激”，并对第一集团军已经迫近“法国心脏”表示祝贺。当夜，借着野营的火光，军乐队奏起了《万岁胜利者的桂冠》的凯旋曲。克卢克的一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乐声被成千人的歌声淹没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继续行军，希望在巴黎庆祝色当战役纪念日。”

同一天，冯·克卢克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新主意；这个主意不出一个星期就将在历史上留下它的痕迹。侦察到的情况说明，在比洛面前退却的法国第五集团军，现正在向西南方向移动，而且将穿过他的行军路线。克卢克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抓住该军翼侧……迫使该军离开巴黎，然后对它翼侧包围”。攻击这个目标，目前在他看来比切断英军去海滨的退路更为重要。他向比洛建议，他们两军应向“内线转动”。但在还未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德国统帅部的一个军官带来了一份致所有七个集团军的新通令。

据王储的看法，德国统帅部深受“一片胜利感”的鼓舞，不过它还是注意到法军从洛林转移的情况，因而这时通令要求“迅速前进，防止敌军有生力量的集结，并尽可能多地削弱法国可用以继续战斗的一切手段”。克卢克集团军应向巴黎西南的塞纳河推进；比洛集团军应径向巴黎移动；豪森、符腾堡公爵和王储应率领他们各集团军分别南下巴黎以东的马恩河、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埃佩尔奈（Epernay）和维特里——勒弗朗索瓦。虽然命令对鲁普雷希特亲王统率的第六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突破法国堡垒线这一方面有点含糊，但“如果敌人退却”，要他们越过图勒和埃皮纳勒之间的摩泽尔河则是肯定的。不让法国有时间重新集结力量组织抵抗，“急需”的是速度。1870年的往事记忆犹新，德军统帅部于是命令“对群众采取严厉措施，尽快粉碎自由射手的任何抵抗”，并防止法国“全民性暴动”。预料敌人将先在埃纳河进行顽抗，然后退向马恩河，德国统帅部于是在此附和了克卢克的新主意，最后提出“这可能需要将进军方向从西南转向正南”。

除了这一建议外，8月28日的这道命令是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行事的。不过执行这道命令的德军已不复是原计划的数目。它们减少了五个军，等于减少了整整一个野战集团军。克卢克留下两个后备军包围安特卫普和守卫布鲁塞尔以及比境的其他地方；比洛和豪森各少了一个军，调到俄国战线去了；还有相当于一个军的几个旅和师被留下来包围日韦和莫伯日。为了能按照原计划控制地盘和让第一集团军从巴黎西面通过，右翼军力就势必拉开得更为稀疏，要不就得让所属各部队之间出现缺口。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8月28日，豪森部队由于正在色当南面激战的符腾堡公爵呼吁“立即援助”，已被拉向左面，因此右面不能接上比洛所部，反而要比洛掩护他的右侧。本应该在这两军衔接处的那两个军，已首途去坦嫩贝格了。

德国统帅部于8月28日第一次感到放心不下的苦楚。毛奇、施泰因和塔彭焦虑地讨论了是否要从鲁普雷希特集团军中抽调援军去右翼的问题，但又不愿放弃一举突破法国堡垒线的企图。施利芬曾梦寐以求但终于放弃了的，以左翼突破洛林同时以右翼包围巴黎的道地的坎尼战役式的两面包抄，眼前看来颇有成功可能。鲁普雷希特在猛扑埃皮纳勒；他的部队已兵临南锡城下，并在猛攻图勒。自攻陷列日以后，正如塔彭上校所说，其他筑垒地带已“威风扫地”，似乎每天都有可能为鲁普雷希特所突破。比利时铁路被破坏，一下子要调动几师兵力是怎么也办不到的，所以，德军统帅部深信夺取图勒和埃皮纳勒之间的沙尔姆峡口是可取的；而且，用塔彭的话说，“可以大规模地包围敌军，若能获胜，可以就此结束战争”。结果是鲁普雷希特率领的左翼仍然全部保存了26个师的实力，而与右翼三个集团军经削弱后的实力相仿。这绝不是施利芬心目中的比例，施利芬在临终前犹喃喃叨念着“务使右翼强大”。

继比利时的剧变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布鲁塞尔和巴黎之间的战事；殊不知这些时日以来，洛林在进行着一场打得更猛、为期更长的争夺法国东边门户的持久战。沿着埃皮纳勒到南锡长达80英里的战线上，两支德军在大举进攻德卡斯泰尔诺和迪巴伊的法军。战争处于难分难解、势均力敌状态。

8月24日，鲁普雷希特集结了400门大炮，还从梅斯兵工厂运来一些大炮，发动了一系列的凶猛攻势。法军这时将全部技能用在防御上了，他们挖了战壕，并准备了多种多样临时性的、巧妙的防弹掩蔽体。鲁普雷希特的进攻未能把福煦的第二十军从南锡前面的阵地逐出去；不过，在更南面却夺下了莫尔塔涅河（Mortagne）对岸的一块突出阵地。莫尔塔涅河是沙尔姆峡口前的最后一条河流。法国人立即看到翼侧攻击的机会来了。这次他们准备了大炮，野战炮连夜运来了。25日上午，在德卡斯泰尔诺“前进！全线出击！拼啊！”的命令下，部队发动了攻势。第二十军从大库罗讷城内的小山顶上猛冲而下，一举收复三个城镇和十英里的国土。在右侧，迪巴伊所部经过一天激战，取得了同样的进展。阿尔卑斯山地师师长莫迪伊将军在作战前检阅部队时让士兵们合唱了勇敢无畏的《西迪卜拉欣》[3]之歌。

前进，前进，向前进！

打击法国的敌人！

战斗一天下来，许多零零落落失却战斗力的队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攻下了既定目标克莱藏坦（Clezentaine）。莫迪伊将军在马背上看到一连面容憔悴、汗流浃背的士兵在寻找宿营地，就一面挥臂指着前面，一面向他们叫喊着：“骑兵们，就在你们占领的村子里睡吧！”

争夺沙尔姆峡口和大库罗讷的战役激烈进行了三天，而于8月27日达到最高潮。那天，霞飞困于别处叫人忧郁和沮丧的情况，苦于没有什么可资表扬的战绩，便向第一和第二两集团军“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表示了敬意。洛林战役开始以来，他们已打了两个星期而未曾稍事休息，他们抱定“必胜之心”，竭尽全力坚守着国门，抵住敌人攻城锤的猛撞猛打。他们懂得，如果这里让敌人突破了，战争就完啦。他们不知道什么坎尼之战，但却深深懂得色当战役和包围是怎么一回事。

坚守堡垒线是势在必行，是存亡所系，但霞飞左翼的情况则更危如累卵，使得他不得不从东面的军队中调来他们的砥柱——“必胜意志”的象征——福煦。霞飞现在需要他来稳定节节败退的左翼。

第四、第五集团军之间危险的缺口越来越大，这时已经扩大到30英里。这是在第四集团军德朗格勒将军不愿让德军不战而越过默兹河，牢守色当南面的高岸，而于8月26日至8月28日激战三天堵住符腾堡公爵所部时造成的。德朗格勒认为，他的部队在默兹河一战中建立的功绩洗雪了在阿登山区败北之耻；但第四集团军之能坚守则是以失掉跟朗勒扎克部队的联系为代价换来的。朗勒扎克所部在继续退却，使自己靠第四集团军一边的翼侧失去了掩护。霞飞就是为了要控制住这个空白地带而召福煦来的。他命令福煦统率由他从第三、第四集团军中抽调出来的三个军组成的一支特种部队[4]。福煦也就在接到命令那天得到噩耗：他的独子热尔曼·福煦（Germain Foch）中尉和女婿贝古（Bécourt）上尉都已在默兹河阵亡。

在再西面朗勒扎克所部和英军所在地区，霞飞仍然希望能在索姆河畔稳下阵来，但是他们的阵地犹如沙滩上的城堡，一垮再垮。英军总司令绝不会同意在这条战线上坚持到底，他和朗勒扎克的合作已到了最低限度；至于朗勒扎克，霞飞对他已逐渐失去信心，看来也不复可以信赖。8月份霞飞虽然撤掉了一些将军，但要下手免去朗勒扎克这样有声誉的人的职务，还是有所顾虑。参谋部继续在寻找进攻失利的替罪羊。“已有三个将军的乌纱在我公事包里。”一个参谋人员从前线出差回来汇报说。不过，对朗勒扎克绝不能草率从事。霞飞认为第五集团军需要有一位更有自信心的领导，然而在撤退当中撤换司令可能会影响该军士气。他对一个副官说，这个问题已使他失眠两夜——就所知情况来看，这是战争中仅有的一次把他搞得如此心神不宁。

在这期间，从巴黎前来应该参加新成立的第六集团军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后备师忽告失踪。司令埃伯内将军整日寻找，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霞飞担心第六集团军下车地区很快会被敌军窜犯；因此，为了争取时间让他们进入阵地，遂不顾一切，命令第五集团军掉转头来反攻。这就需要第五集团军向西在圣康坦和吉斯之间发动攻势。分工与第五集团军联系的霞飞的联络官亚历山大上校口头向朗勒扎克的司令部传达了这道命令。那时，司令部已迁至圣康坦东约25英里的马尔勒（Marle）。与此同时，为了尽力抚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不满情绪并鼓舞他的斗志，霞飞也向他发了电报，对英国战友给法军的英勇援助表示了深挚感谢。不过电报刚发出，霞飞就得到消息说，英军已经撤出圣康坦，从而使朗勒扎克的左侧失却掩护，而这时算来正是朗勒扎克发动进攻的时刻。根据于盖的另一份“丧报”，英国远征军“已经溃败，无能为力”，五个师中有三个师不经充分休整，也就是说不“休息数天甚至数星期”，就不能重上战场。鉴于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基钦纳的汇报不仅情况和于盖的“丧报”相同，而且措辞也几乎一样，所以，于盖的反映虽只是英国将领们的心情而不是部队的情绪或事实真相，对他也就不能有所责难了。至于他报告中最关紧要的一条消息，则是亚历山大上校说朗勒扎克在阻挠进攻命令的执行。

这道命令，朗勒扎克的很多军官是热情支持的，但朗勒扎克本人不仅认为“简直是愚蠢之极”，并且还这么说了。要第五集团军转而向西进攻，无异于引敌上门前来进攻其没有掩护的右翼。他认为，必须整个脱离接触，进一步退到拉昂（Laon），才能建立一条牢固的阵线和发动可操胜算的进攻。如今倘按霞飞命令的方向进攻，他就得做一次复杂艰难的调度，须将处于半打乱状态的部队在半路上掉转头来，而这从他当时的处境和他右翼所受的威胁看来是危险之举。他的作战处长施奈德（Schneider）少校企图向亚历山大上校说明这些困难，而亚历山大则表示惊讶不解。

“什么！”亚历山大说，“哎，还有什么比这再简单的！你现在面朝北方，我们只是要你面向西从圣康坦发动进攻。”他张开五个手指作为五个军，在空中做了一个直角转弯的手势。

“别胡说啦，我的上校！”施奈德嚷着，非常气愤。

“也罢，如果你什么也不愿干……”亚历山大上校说，最后还蔑视地耸了耸肩膀，这下子可使在场的朗勒扎克忍不住发火了。他详详细细但不太策略地谈了他对总司令部战略的看法。事到如今，他对霞飞和总司令部的信心和他们对他的信心，已到了半斤八两的地步。他的一侧是一个拒绝联合行动的独立行事的外国将军，另一侧则是一无掩护（福煦特遣队是过了两天，到8月29日才开始组织的），而今却要他反攻，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按他的性格，这是他受不了的。给他的任务，事关法国存亡，而他对霞飞的见解又毫无信心；他只好以发脾气和冷嘲热讽来消愁泄愤。大家也都了解，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也是这种脾气。他还详细解释了他对他称之为“坑道工兵”的霞飞其人所以不尊重的原委。

“我见到许多军官围着朗勒扎克，”前来看他的某军的一个参谋说，“他看来非常不高兴，粗声粗气地在发表意见；批评总司令部和我们协约国的时候，也没有琢磨字眼，而是直着喉咙说的；对总司令部和英国人，他尤其气愤。他谈的主要意见只是希望别人不要干预他，需要后撤多远，他就后撤多远，他会掌握时机的，到时候，他会把敌人一脚踢回到他们老家去的。”用朗勒扎克自己的话来说，“我忧虑已极，甚至对参谋部，我也不想掩饰”。在下级面前显示出焦虑不安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当众指责总司令部和总司令，更是错上加错，因此朗勒扎克当司令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第二天，8月28日一早，霞飞亲临马尔勒。他看到朗勒扎克形容枯槁，两眼布满血丝，反对反攻计划，情态紧张。朗勒扎克再次坚决认为他全军西去必将遇到敌人攻其右侧的危险，霞飞勃然大怒，叫嚷着：“你难道不想当司令啦？必须出发！没有商量余地。这一战的成败全在于你。”这个突然爆发的惊人怒吼，如雷轰鸣，响声远达巴黎，而且是越来越响，所以，第二天传到普恩加莱总统时，在他日记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霞飞威胁朗勒扎克，如果他再踌躇不决，或是违抗进攻命令，就把他枪毙。

朗勒扎克深信这份作战计划是错误的，表示没有一纸书面命令就拒不行动。霞飞终于冷静下来，同意了朗勒扎克的要求，向朗勒扎克的参谋长口授了命令，并签了名。在霞飞看来，一个司令官只要懂得给他的命令、任务，就不会再有什么理由烦恼不安；而且，他还可能向朗勒扎克说了后来他命令贝当（Pétain）在有史以来最猛烈的弹雨之中坚守凡尔登时所说的那句话：“好，朋友，你现在很平静了。”

说平静，还差几分；朗勒扎克接受了任务，但是坚称不到第二天上午他不能准备就绪。整整一天，当第五集团军各军越过各自的阵线，进行错综复杂的转向调动时，法军总司令部接二连三地用电话催着“快点！快点！”，直到朗勒扎克盛怒之下命令部下不接电话为止。

同一天，英国的首长们也一直在催赶远征军向南转移。他们急得甚至不让士兵休息；拉开同敌人的距离固属需要，但这些士兵更需要的则是休息。8月28日整整一天，冯·克卢克的各路纵队并没有骚扰他们；可是，约翰·弗伦奇爵士和威尔逊的急于赶快撤退，竟到了下令将运输车辆上“所有军火弹药及其他凡属非必需的辎重统统丢掉”以装载士兵的地步。扔掉军火弹药就是说不想再打了。既然英国远征军不是在英国土地上作战，其司令也就准备将部队拉出战线，而不顾撤走对盟军的后果。法国军队已初战失利，而今情况严重，甚至已陷入绝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失败，每个师都肩负着重任。但是，法国既没有被敌人冲垮，也没有被敌人包围，它在继续奋战。霞飞的意图也无不表示要继续战斗下去。然而约翰·弗伦奇爵士困于当前的危险是致命的危险的想法，决心保存英国远征军，使其不为法国的失败所殃及。

战地的司令们并不赞同司令部的这种悲观主义。在接到实质上是拒绝再作任何作战打算的命令时，他们都吃了一惊。黑格的参谋长高夫将军一怒之下，把命令撕了。一直认为自己的形势“极好”，敌人“仅仅是小股小股的，而且还很有礼貌地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的史密斯―多林，把发给他的第三师和第五师的这道命令撤销了。不过，他给第四师斯诺将军的电讯到达时，已为时太迟。斯诺在接到“亨利给斯诺鲍尔（Snowball）”的直接命令要他“把你的跛脚鸭子装起来快走”之后，已经遵办，并对士兵造成了“大泼冷水的作用”，使他们认为自己的处境已危险到极点，把替换的衣服和靴子都丢了。

英军在难以言状的尘土飞扬、酷热难当、沮丧和困乏之中继续退却。两个营疲倦不堪的残部拖着步子走过圣康坦市区，就停下来不走了。他们把武器堆在火车站上，人坐在车站广场上，拒绝再走。他们告诉布里奇斯少校（布里奇斯少校的骑兵奉命负有在部队全面撤离该城以前堵住德军之责）说，他们的指挥官们为了不让圣康坦再遭炮击，已书面答应市长投降。布里奇斯不愿触犯既是他的熟人、级别又高于他的那些营长，他竭力想搞一个乐队来鼓舞那两三百名乱躺在广场上萎靡不振的士兵。“为啥不能这样做呢？附近有一家玩具店可供应我和号手们一只蹩脚的笛子和一面鼓，于是我们就环绕着像死人一样躺在喷泉四周的士兵们齐步前进，吹奏着英国掷弹兵进行曲和提珀雷里（Tipperary）进行曲，同时死命地打着鼓。”结果，那些士兵坐了起来，开始笑了，高兴起来了；接着就一个一个站了起来，列成队伍，“最后，我们在我们临时凑成的乐队的乐声中从容开拔，进入夜幕。这时，我们的乐队又增加了两只口琴”。

约翰·弗伦奇爵士并没有因短笛战鼓而高兴起来，他只看到自己的战区；他认为德皇“在怨恨交加之中，确已不顾其他战场虚弱的危险”，集中了庞大兵力来“消灭我们”。他要求基钦纳将第六师给他派来，基钦纳告诉他，第六师要等来自印度的部队到英国接防之后，才能脱身。他认为这个拒绝“太令人失望且大为有害”。事实上，在蒙斯之惊后，基钦纳曾一度考虑过派第六师在比利时德军的翼侧登陆。费希尔和伊舍一直鼓吹的要让英国远征军在比利时独立行事而不做法国战线附属品的那个老主意，英国人是始终萦绕于怀的。这个主意如今小规模地试了一试，两个月后在安特卫普又试了一次，但都没有得逞。一支英军于8月27日和28日在奥斯坦德登陆，但不是第六师，而是三营英国海军陆战队。此来的企图是想引开克卢克部队。六千比利时士兵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六千人是在那慕尔沦陷时随法军撤退，用英国船从海路运到奥斯坦德的；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堪再战。这时候，法军的节节败退已把战线撤得远远的了，英军登陆吸引敌人的行动已失去意义，陆战队只好于8月31日重新上船回国。

在陆战队重新上船之前，约翰·弗伦奇爵士于8月28日撤走了他在亚眠的前进基地；因为，这地方已经受到冯·克卢克向西扫荡的大军的威胁。第二天，他又下令将英军的主要基地由勒阿弗尔后移到诺曼底半岛南面的圣纳泽尔（St. Nazaire）。这一行动，跟抛弃军火的那道命令系出自同一精神，是盘踞约翰·弗伦奇爵士心头唯一的迫切愿望——离开法国——的反映。对于离开法国，亨利·威尔逊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有些羞于承认。他的一位袍泽描述：“（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满面孔是他那种惯有的滑稽怪诞的神气；一边轻轻地拍手打着拍子，一边哼着：‘我们永远到不了那儿了，我们永远到不了那儿了。’当他走过我身旁时，我说：‘哪儿呀，亨利？’他继续哼着：‘海上，海上，海上。’”

注释

[1] 阿盖尔（Argyll），英国苏格兰地区的一个郡的名字。——译注

[2] 公文报称，“8月26日上午一战，倘不是一位罕见的、冷静异常的、坚韧不拔而富有毅力的指挥官亲自指挥，是不可能拯救我所率领的部队的左翼于危亡的”。这一报告显然是约翰爵士在他那反复无常的性格极不稳定的时候写的或签署的。事后，他又像过去那样厌恶他，而且不肯罢休，直到1915年把史密斯——多林召回国内，甚至在他战后出版的著作中，还公开对史密斯——多林继续进行恶意攻击。

[3] 西迪卜拉欣（Sidi Brahim），阿尔及利亚地名，法国侵略阿尔及利亚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战斗在此附近发生。1845年9月23日，79名法国轻骑兵在奈穆尔（Nemours）去乌杰达（Oudjda）途中，即在易卜拉欣小清真寺附近，以寡敌众，与阿尔及利亚反法斗争领袖阿卜杜卡迪尔所部近3000名骑兵作战了三天。此后，法国轻骑兵即以这几天为传统节日。——译注

[4] 这支部队在9月5日成为第九集团军以前，一直被称作福煦特遣队。

第二号通令：AF, I, II, 21; Joffre, 189–90.

“痛苦而又恐惧”的一夜：Libermann, 37–50.

“我们是8月27日离开布洛姆贝的”及法军后撤中其他士兵的日记：Hanotaux, V, 221–22; VII, 212, 268; VIII, 76–8.

“他们只起了班长的作用”：Tanant.

“没有战斗就走了，简直叫人难受”：Hanotaux, VIII, 76.

部长们“惊恐万状”：Poincaré, III, 92; Messimy, 364. Events and discussions in Paris during August 25–27 and all direct quotations,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re from the following sources: Poincaré, III, 89–99 and 118; Gallieni's Mémoires, 20–21, supplemented by his Carnets, 17–22, 39–46; Hirschauer, 59–63; and above all from Messimy's helpfully outspoken if confusingly arranged Souvenirs, Part Three, Chap. IV, “Nomination de Gallieni comme Gouverneur Militaire de Paris,” 206–228; Chap. V, “Le Gouvernement et le G.Q.G.,” 229–265 and the last part of Chap. VII, “Le Ministère de la Guerre en Août 1914,” the paragraphs entitled, “La panique parlementaire,” “la journée du 25 Août” and “la journée du 26 Août,” pp. 364–375.

“培植军人”：Hanotaux, IX, 41. “Le tourisme”: Monteil, 37.

“你是东家，我们是为你办伙食跑腿的”：qtd. Renouvin, 83.

霞飞感到“政府干预作战指挥的威胁”：Joffre, 193.

“诡计多端”等语：qtd. Edmonds, 115.

罗伯逊将军将食品卸在十字路口，及德军就此得出英军溃退的判断：Spears, 221.

朗勒扎克的“轻率”撤退及弗伦奇向基钦纳的汇报：French, 84; Arthur, 38.

在朗德勒西发生的交火：Maurice, 101–02; Hamilton, 52–3.

“一声招呼也不打”：Edmonds, 134.

“派兵增援……形势十分危急”：Edmonds, 135.

默里昏厥倒下：Childs, 124; Macready, 206; Wilson, 169.

黑格借给弗伦奇2000英镑：Blake, 37.

艾伦比的警告及在勒卡托作战的决定：Smith-Dorrien, 400–01.

威尔逊与史密斯―多林的通话：ibid., 405; Wilson, 168–9.

克卢克下令“追击溃败之敌”：qtd. Edmonds, 169–70.

“强大的法敌部队”：ibid., 211.

“那些本土军所表现的英勇气概”：Smith-Dorrien, 409.

勒卡托之战：Edmonds’ account, which occupies three chapters and sixty pages, 152–211, has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but is too detailed to give a very clear impression. Smith-Dorrien, 400–410, Hamilton, 59–79, and Maurice, 113–14, are more readable.

勒卡托之战的伤亡数据：Edmonds, 238.

“弗伦奇勋爵和他的参谋完全昏了头”：J. W. Fortescue, Quarterly Review, October 1919, 356.

黑格试图驰援第一军：Edmonds, 291, n. 2.

于盖的电报：Joffre, 197.

约翰·弗伦奇穿着睡衣出来相见：Smith-Dorrien, 411.

“拯救了左翼”：ibid., 412.

圣康坦的会议：Joffre, 195–97; Lanrezac, 209; Huguet, 67; Spears, 233–37.

克卢克和比洛报告敌人被击溃：Bülow, 64.

德军统帅部正式公报：qtd. Edmonds, 204.

德军统帅间的摩擦：Bülow, 68–9, 78; Kluck, 51, 63.

豪森的住宿情况和他的抱怨：182, 197–99, 204–5, 215.

克卢克军沿路就宿：Briey, evidence of Messimy, March 28.

德皇的来电：Kluck, 75.

“希望在巴黎庆祝色当战役纪念日”：qtd. Maurice, 126–7.

克卢克建议“内线转动”：Kluck, 76.

“一片胜利感”：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59. OHL General Order of August 28: qtd. Edmonds, 235.

德国统帅部的商议，及“结束战争”：Tappen, 105.

莫尔塔涅河战役：Giraud, 538; AF, I, II, 305ff.

莫迪伊将军：Hanotaux, VI, 274.

“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精神”：Joffre, 203.

德朗格勒的默兹河一战：De Langle, 20–21, 139; AF, I, II, 184–201.

福煦的特种部队：Foch, 41–47.

“已有三个将军的乌纱在我公事包里”：Percin, 131.

霞飞对一个副官说他已失眠两夜：Mayer, 194.

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后备师忽告失踪：Joffre, 209, 212; Spears, 270, n.

于盖报告英国远征军“已经溃败，无能为力”：Joffre, 203–4.

“简直是愚蠢之极”：Spears, 256.

施奈德少校和亚历山大上校：Lanrezac, 218–19; Spears, 256–7.

朗勒扎克称霞飞为“坑道工兵”：Mayer, 176.

“我忧虑已极”：Lanrezac, 282.

霞飞在马尔勒大怒：Lanrezac, 225–6; Joffre, 207.

霞飞命令贝当坚守凡尔登：qtd. Pierrefeu, GQG, 132.

下令将运输车辆上“所有军火弹药及其他凡属非必需的辎重统统丢掉”：text, Edmonds, Appendix 17; Wilson's version: Spears, 254; Gough tore it up: Charteris, 21; Smith-Dorrien countermanded it: Smith-Dorrien, 416–17; “Very damping effect”: ibid.

玩具笛子和鼓：Bridges, 87–8.

约翰·弗伦奇关于德皇的言论：Arthur, 37, 43. On Kitchener's refusal: ibid., 39.

在奥斯坦德的行动：Corbett, 99–100, Churchill, 334–35. Asquith in his diary for August 26 (II, 28–9) records a discussion with Kitchener, Churchill, and Grey about “an idea of Hankey's” (Sir Maurice Hankey, Secretary of the CID) to send 3,000 marines to Ostend which would “please the Belgians and annoy and harass the Germans who would certainly take it to be the pioneer of a larger force.” Winston was “full of ardour” about the plan. It was conceived in response to the shock of the news from Mons and the Allied debacle which Churchill received at 7:00 A.M. on August 24 when Kitchener appeared in his bedroom looking “distorted and discolored” as if his face “had been punched with a fist.” Saying “Bad news” in a hoarse voice, he handed Churchill Sir John French's telegram reporting the debacle and ending with the ominous proposal to defend Havre. It was hoped by the Ostend operation to draw back some of Kluck's forces to the coast, a move in which it only partially succeeded; but German nervousness about this threat, combined with rumors of Russian landings, contributed to the German decision to retreat at the Marne.

“海上，海上，海上”：MacReady, 206.

第19章　巴黎是前线

大马路上空荡荡，商店门窗紧闭；公共汽车、电车、小汽车、出租马车，不见踪影，但见羊群被驱赶着通过协和广场去东站运往前线。广场和街道的景象，一扫车水马龙的纷扰，显示出当初设计的清净本色。报纸大多已告停刊，报摊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份还在出版的单张报纸。各国旅客都已远走高飞，丽思酒店阒无一人，默里斯酒店已改为医院。在这8月里，巴黎有史以来第一次恢复了法兰西的风貌，而且悄无声息。阳光照耀，圆形广场[1]中的喷泉闪闪发光，树木葱郁，静静的塞纳河像往日一样流逝。簇簇鲜艳的协约国国旗，把这座淡灰色的、人间最美的城市装点得格外绚丽。

在巴黎残老军人退休院的宽敞的屋子里，加利埃尼跟那些妨碍议事进行、遇事犹豫不决的官员们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他力争采取必要的果断措施，务使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筑垒的兵营”。他设想的这个兵营，不是一个困守待围的特洛伊城，而是个作战基地。根据列日和那慕尔的经验，他深知巴黎顶不住敌军新型攻城重炮的轰击，不过，他的战略不是消极待围，而是主动出击——运用其尚未到手的部队——作战于环形防御工事之外。他研究了巴尔干战争和日俄战争，深信深而窄的壕沟——上面护以垒土圆木、两侧密布铁丝网，和洞口宽广、洞底竖有尖桩的“狼阱”这样的系列工事，由训练有素、坚韧不拔、配备机枪的军队据守，定将坚不可摧。这就是他试图在炮兵阵地之间各个地段修筑的防御工事，不过他还没有取得扼守这些工事的军队。

每天，他都给总司令部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三次，声嘶力竭地要求给他增援三个现役军。他给霞飞打报告，或派专人前往，或向陆军部长和总统大声疾呼，一再提请他们注意：巴黎一无准备。几经敦促，到8月29日，总算迎来了一旅海军。当这支身穿白色制服、高奏尖音号笛的队伍在街上整队走过时，纵然加利埃尼并不为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而老百姓却为之欢欣鼓舞。

加利埃尼认为，当前任务有三：军事防卫、精神准备和军需给养。要完成其中无论哪项任务，都必须对民众开诚布公。他对巴黎人民的崇敬，深如他对政客的鄙视。他认为人民是可以指望在危难时刻不致头脑发昏、手足无措的。他认为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不愿将事实真相让全国知道，怀疑他们在排演“哑剧”，愚弄人民。他竭力要求准予拆毁挡住炮台射向的建筑，但官方因不愿惊动百姓而屡加阻挠。每破坏一处建筑，都必须由区长和工兵总监联合签署一纸公文，规定给业主的赔偿金额，这是一种既引起无限麻烦又拖延时日的手续。每做一项决定，总要陷入更多的空洞无用的争论中。这些人坚决主张，作为政府所在地，巴黎不能成为军事上可保卫的“筑垒的兵营”。伊尔斯肖埃将军厌恶地说，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争论不休的大好园地”。他担心，那些主张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的辩者们，不久还会振振有词地证明，即便是军事长官这个职位也是非法的。他说：“拿不出明文规定，你就不能说服这些法学家。”

加利埃尼毕竟拿出了一条明文规定。8月28日，军区扩大，巴黎及其两侧直到塞纳河一带的地区都被包括在内，巴黎市政府已置于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当天上午10时，加利埃尼召集他的军事和民政的领导班子，开了一个防务会议，这次会议是站着开的，到10点15分就告结束。加利埃尼要求与会者不必讨论巴黎应否设防的问题，而只需确认一点：大敌当前，非建立一种“防御状态”的体制不可。提供此项法律根据的文件早已拟就并摆在桌上，加利埃尼请他们各自签上名字以后便宣布休会。这是他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

他毫不留情地执行修筑防御工事的任务；对那些持有异议或动摇不定的人，软弱无能或办事不力的人，他从不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或给以怜悯。像霞飞一样，他清除一切不称职的人员。上任第一天就撤了一名工兵部队的将军，两天以后又撤了一名将军。郊区的所有居民，“即便是最老迈无能的”，都被强迫拿起镐锹参加劳动。他下令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征集一万把铲镐，傍晚时分便全部送到。他同时还曾下令采购一万把长猎刀作为工具，军需官提出异议，说是难以办到，因为采购猎刀是不合法的。加利埃尼两眼通过夹鼻眼镜狠狠地盯着他答道：“那就越发有理由了。”于是，这些刀子也如数办齐不误。

8月29日，巴黎周围方圆约20英里的一个地区，南到默伦（Melun），北至达马尔坦（Dammartin）和蓬图瓦兹（Pontoise），都划归加利埃尼管辖。炸毁这地区所有桥梁的各项工作均已准备就绪。对那些列为“艺术作品”或属于“民族遗产”的桥梁，则部署了专门岗哨，确保这些桥梁不到最后关头不得炸毁。所有通往市区的入口，即便是下水道，都设置了障碍。面包师傅、屠户和菜农都已经组织起来，牲口则被赶入市区，在布洛涅森林中放牧。为了加速调集弹药贮存，加利埃尼征用了“一切可资利用的”运输工具，包括巴黎的出租汽车，这些汽车不久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命担任这块筑垒兵营的炮兵参谋的，是一位已属历史知名人物的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2]，他在五十五岁时重服兵役，现在是少校。

前方，洛林地区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在鲁普雷希特的炮火猛攻之下仍在殊死战斗，坚守摩泽尔河防线。他们的阵脚已乱，防线凹凸不齐，有些地方甚至已被德军楔入突破。但由于德军两侧受到法军反攻的牵制，这些楔子未能扩展成为大的缺口。战斗在继续进行，鲁普雷希特的军队在试探法军阵地的最薄弱地段；而迪巴伊和德卡斯泰尔诺，由于霞飞的要求向西抽调了部队，兵力削弱，不知自己还能坚守多久，也不知能否守住。在德军攻占的村子里，见之于比利时的事件又在重演。驻梅斯的德军总督张贴告示宣称，在南锡城外的诺梅尼村，“居民向我军开枪，因此已饬令将该村全部焚毁以示惩罚。诺梅尼村现已成为一片焦土”。

在德卡斯泰尔诺左面，法军战线折向西方，吕夫的第三集团军，由于莫努里的几个师给调走了，已失去平衡，正在退向默兹河后面凡尔登的南方。紧靠它的第四集团军，为了表示这次撤退不是溃败而是出于“战略”需要，8月28日在阵地上止步不动。使德朗格勒将军恼火的是，又接到命令，要第四集团军在8月29日继续撤退。再往左，是法军战线最吃紧的地带，朗勒扎克将军正在调动他的第五集团军转向，为反攻圣康坦做好准备，这本非他所愿，而是出自霞飞的命令。在战线左端，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正在进入阵地。约翰·弗伦奇爵士明知第二天即将进行一场战斗，却把位于莫努里和朗勒扎克之间的英国远征军撤走。

远征军的这次撤退，差点儿为一次迫切需要的英法合作行动所阻。黑格通知朗勒扎克说，他的部队“已完全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出击。他希望与第五集团军取得直接联系，在其计划发动的圣康坦战斗中配合行动”。朗勒扎克的一名参谋立即赶去与黑格会晤，只见黑格宛如画中人物，站在一座小山上，一名勤务兵为他牵着马，一支旗杆矛竖立在他身旁，上面的白十字三角旗在迎风招展。黑格说，据他的空中侦察报告，敌军正在圣康坦西南移动，“在前进中暴露了它的翼侧”。

“赶快回去将这个情况报告你们将军。……让他立即行动。我很愿意在这次进攻中与他协力合作。”这一慨然相助的诺言，使朗勒扎克“兴高采烈，心满意足”，感动得“讲起赞扬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好话来了”。为第二天早晨联合作战所做的部署已经同意，只待英军总司令的最后批准。凌晨2点，英军总司令部传下话来，说是约翰·弗伦奇爵士拒不同意，理由是远征军已“不胜疲惫，至少必须休息一天”。事实上，即使第二军确实有此需要，第一军却并非如此，其司令自称可以配合，正在待命出击。朗勒扎克不禁勃然大怒。“这是背叛！”他大声嚷道，还加上了一位在场的人后来称之为“对约翰·弗伦奇爵士和英国军队不堪入耳和不能宽恕的痛骂”。

尽管如此，到了第二天早晨，前有冯·比洛步步进逼，后有霞飞亲临督战，夹在中间的朗勒扎克再也没有别路可走，只得发动进攻。可是，冯·比洛从俘获的一名法国军官身上缴获的文件中，已得悉这次进攻，因此早已严阵以待，没有为法国人所乘。霞飞对朗勒扎克的情绪不大放心，一早来到现为朗勒扎克司令部所在地的拉昂，以他自己那种临危不惧、无限镇定的精神给予支持。拉昂修筑在一块高地上，俯瞰着广及数十英里、绵延起伏犹如碧波海洋的一片田野。北面20英里外，第五集团军朝着西北方向，以吉斯和圣康坦为目标，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阵式。在那矗立在拉昂城最高地点的教堂尖塔上，石刻的牛头——不是通常所见的怪兽状滴水嘴——以迟钝呆涩的目光凝视着下面的景色。就在这些牛头雕像之下，端坐着霞飞，以同样肃穆安详的神情观察着朗勒扎克发号施令，指挥作战。他足足待了三个小时，一言未发。对于朗勒扎克显示的“权威和方略”感到满意，于是放心离开这里前往驻地饭店好好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乘上那辆由他的赛车司机驾驶的汽车办下一项任务去了。

这一任务是去找约翰·弗伦奇爵士。霞飞疑心，此公双眼盯着海峡沿岸，“也许要撤出我方战线好长一段时间”。约翰爵士防守的那段战线，地处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和正在集结的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之间，是当前的要冲，但却非霞飞管辖所及。对待陆军元帅弗伦奇，他不能像对待朗勒扎克那样发号施令，也不能坐在他背后默默监视，强他作战。不管怎样，他如能说服英国人固守原地就好了，他希望在亚眠―兰斯（Rheims）―凡尔登一线稳住埃纳河上的一段阵地，以便由此重新发动进攻。英军总司令部在前一天又后撤一步，而今约翰爵士已在贡比涅安营驻扎，那里离巴黎40英里，对于疲惫的军队来说，约为三天路程。就在这天，正当紧靠它的法国第五集团军在吉斯奋战终日以解除敌军压力的时候，这支军队却按兵不动，安然歇息。英军是在前一天未经追击而自行撤退的。他们经过八天酷热中的行军、掘壕和大大小小的交锋，现在终于站定下来。英军的第二军在傍晚时分短途行军，越过了瓦兹河；第一军则在距朗勒扎克左翼只有五英里的圣戈班森林（Forest of St. Gobain）里享受了一整天的休息；而经过艰苦跋涉，连续战斗了十四天的朗勒扎克部队，虽然同样困乏，却还在继续奋战。

霞飞到达贡比涅后，恳切要求英军司令坚守阵地，直到有可以重新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为止。他的说服工作看来是徒费唇舌。他“看得一清二楚”，默里在暗中拉扯这位陆军元帅的衣服，像是要阻止他听从劝说。其实这种力气是多花的，因为约翰·弗伦奇爵士本来就在接二连三地对霞飞说“不行，不行”。他坚称自己的军队遭受重创，不宜作战，必须有两天休整。霞飞不能像对待法军将领那样把他当场撤职，甚至不能像他在马尔勒对待朗勒扎克那样发一通脾气来达到目的。如果英国人从朗勒扎克和莫努里之间的那块地方撤走，这两支法军就无一能守住现有防线，执行第二号通令的一切希望就势必落空。霞飞离开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心情很不好”。

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意图甚至比他向霞飞透露的还要极端。他毫不考虑战斗于失败边缘的盟军，命令交通监察罗布（Robb）少将部署“经由巴黎东西两侧，朝正南方向，做明确的进一步的退却”。如此部署，甚至有违基钦纳指令的精神，不能由基钦纳的指令来为它负责。基钦纳的指令，表达他对亨利·威尔逊支持第十七号计划的深为不满，其用意所在，是约束过于肆无忌惮的约翰爵士，约束过于亲法的威尔逊，以免使英军在法国人所倡导的、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或束手就擒的“殊死进攻”的计划中遭受风险。指令的本意绝没有要他们谨慎小心到如今那种临阵脱逃的地步。然而一害怕就会冷汗直冒，控制不了，弗伦奇爵士现在是惶惶不可终日，害怕丧失他的军队，害怕自己的声名随之付诸东流。

实际上，他的军队并不像他所借口的那样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不堪再战。根据远征军将士们自己所讲，他们毫无气馁怯战之意。第三师参谋部的弗雷德里克·莫里斯（Frederick Maurice）中校说，尽管精疲力尽，两脚酸痛，没有时间举炊进餐，但是，“一顿热饭，一宿休息，再洗上一个澡，对于恢复精力，立见神效；要使我军再次挥戈上阵……首先需要的就是这些”。第十一轻骑兵团的欧内斯特·汉密尔顿（Ernest Hamilton）上尉说，8月29日休息了一天以后，远征军“现在已经精神抖擞，随时可以掉头作战”。远征军副总长麦克里迪（Macready）将军声称：“他们所需要的是休息和食品，有了这些，他们就愿意并且切望”向德国人一显身手。

尽管如此，约翰·弗伦奇爵士第二天给霞飞的最后正式通知却说“再等十天”英军也无法进入它在这条战线上的阵地。如果他是在伦敦城下与敌人决一死战时要求休息十天的话，他早就当不成司令了。事实是，约翰·弗伦奇爵士还继续当了一年半的总司令。

那天下午，他急不可待地要将自己的军队从靠近敌人的地区撤走，同时也迫切希望朗勒扎克也停止战斗，随同他一并撤退。这并不是出于对朗勒扎克的关怀，要掩护他的翼侧，而更多的是为了保全自己。为了取得一道叫第五集团军停止战斗向后撤退的命令，亨利·威尔逊打电话给法军总司令部。他发现霞飞还没有回来，便向贝特洛将军汇报情况，但后者不愿承担责任，而是安排他在晚上7时30分到兰斯的金狮饭店去找霞飞，因为到了吃饭的时候霞飞的行踪总是可以知道的。威尔逊找到霞飞后，进行了一番争辩，但是徒劳无益。霞飞的回答就是这么一句话：“朗勒扎克必须坚持到实现最后目标。”至于他心目中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却未作具体说明。威尔逊把这个消息带了回来，约翰爵士决定不再等待，随即下令远征军第二天继续撤退。

与此同时，朗勒扎克向圣康坦的进军正面临着困难。第十八军的一个团奉命攻取途中的一个村子，士兵们冒着冰雹般迅猛袭来的弹片前进。一名幸存的中士写道，炮弹“把道路炸得千疮百孔，把树枝削得大片横飞”。

“卧倒是愚蠢的；还是继续前进的好。……遍地都是倒下的人，有扑在地上的，有脸朝天的，都已一命呜呼。倒在苹果树下的那一个，整个面孔已被削掉，头部血肉模糊。在右方，战鼓擂起了冲锋令，接着是号角声响。蓝色的天空映衬出寒光闪烁的刺刀，我们的队伍在前进。鼓声咚咚，愈擂愈急。‘冲啊！’士兵们齐声呐喊着，‘冲啊！’这是个惊心动魄的时刻。我的头皮像触了电似的，头发根根直竖。战鼓在怒吼，炽热的风传来号角声声，士兵们呼喊着——如痴似狂！……突然间，我们给止住了。要突破敌人坚固的防御，夺取800米外的一个村子，是荒唐的。命令下来了：‘卧倒，隐蔽！’”

对圣康坦的进攻已被击退，不出朗勒扎克所料，敌人的强大压力开始向他的右翼扑来。冯·比洛全力出击，不让法军朝他推进，以便克卢克和豪森的军队袭击其后方。比洛认为法军这次行动只是败军的垂死挣扎，因而“对战果满怀信心”。在一段战线上，法军被逐回瓦兹河对岸，桥梁和小路一时挤塞不通，引起一片恐慌。此时的朗勒扎克，用一位对他最少好感的观察者的话说，显示了“最大的机智和敏慧”，他当机立断，下令放弃圣康坦的战斗，重新集结力量，挽救其右翼在吉斯的战局。

第一军军长弗朗谢·德斯佩雷奉命将第三军和第十军调集到他左右两侧。这位曾在印度支那的北部湾（Tonkin）地区和摩洛哥受过烈日烤灼的个子矮小的将军，是个热心奋发、刚毅坚强，被普恩加莱称为“不知沮丧为何物的人”。军官们纵马往返前线，军乐又一次奏起快速明朗的《桑布尔河和默兹河进行曲》，就这样，德斯佩雷到下午5时30分便重新部署了战线。经过周密准备，炮兵部队首先开火，法军再次前进，大举进攻。吉斯桥上，敌人尸体纵横，堆砌成高高的人墙。在桥的那边，抵抗已见凌乱；法国人可以觉察到，敌人的力量已在逐渐减弱。“德国人在逃跑了，”一个观察者写道，法国人“为这一新出现的、渴望已久的激动场面而精神振奋，欣喜若狂，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浪涛，乘胜前进！”

这天终了时，一个曾经参加进攻圣康坦一役的中士，回到他当天早晨离开的那个村子，遇到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他说，这是了不起的一天。我们的挫折算不了什么，敌人被赶回去了，我们是胜利者。上校被一枚炮弹击中，在被人抬走时咽了气。泰隆（Theron）少校胸部受伤。吉尔贝蒂（Gilberti）上尉身负重伤，恐怕活不成了。很多士兵，不死即伤。但是他重复说，这是美好的一天，因为全团将士可以在一个地方连睡两夜了。”

比洛的精锐部队禁卫军的退却，使它的友邻部队也都跟着后撤，因而给朗勒扎克赢得了一个战术上的胜利，虽然这未在圣康坦赢得而是在吉斯赢得的。可是他现在是孤军作战，一无掩蔽，面对着北方。在他左右两侧的第四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本来都已比他先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现在还在继续后撤，而每后撤一步，都进一步暴露了他的两侧。第五集团军若要保全下来，就必须立即停止战斗，赶上去同伙伴们会合。但是朗勒扎克无法取得霞飞的指示，因为他给总司令部打电话时，霞飞不在。

朗勒扎克向霞飞的副职贝兰将军请示：“第五集团军是否该留在吉斯―圣康坦地区，冒束手就擒的危险？”

“让你的军队束手就擒！这是什么意思？简直荒谬！”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奉总司令的明确命令来到这里的。……我不能擅自把部队撤回拉昂。得由总司令给我下退却令。”这一回，朗勒扎克可不愿像他在沙勒鲁瓦那样代人受过了。

贝兰不肯承担责任，说是等霞飞一回来就向他汇报请示。霞飞终于回来了，尽管表面上依然从容不迫，信心十足，但是他的希望又一次遭到冲击，甚至比边境战役溃败时还要沉重，因为敌人现在已经如此深入到法国腹地。他也无从得知朗勒扎克的一仗已给比洛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一仗的战果当时还没有显示出来。他只是认识到第五集团军确实已被弃于危险的境地，英国远征军正在退出战斗，他“不再指望我们的盟军留在预期它守住的那条战线上了”。还在集结之中的第六集团军受到克卢克右翼两个军的猛攻；霞飞希望扼守的战线已经分崩离析；势必还会丢失更多的国土，也许一直要到马恩河，甚至到塞纳河。

正如后来一位负责调查工作的官员所说，这个时期是“整个法国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但在这段时期，霞飞不像约翰·弗伦奇那样惊惶失措，不像毛奇那样动摇不定，不像黑格或鲁登道夫那样顿时气馁，也不像普里特维茨那样陷于悲观失望。他毫无表情，不露声色。如果说他的镇定沉着是由于缺乏想象力，那倒是法国的幸运。克劳塞维茨写过，普通人感到形势危殆和责任重大时往往意气消沉；倘若这种形势能“促使人迅速增强判断力，则此人必须具有不同寻常的伟大气魄”。当前的危急情势纵然未能使霞飞增强判断能力，可确实唤起了他的气魄或性格中的某种力量。在此四面被困、岌岌可危的时刻，他依然泰然自若，不动声色，保持着福煦在8月29日见到他后所称道的“惊人的沉着”，这种沉着使法军在亟须坚定信心的时刻保持了万众一心。就在这些日子里，一天，亚历山大上校从第五集团军执行任务回来，神情忧郁，他表示歉意地说，这是因为“我带来了坏消息”的缘故。

“怎么啦？”霞飞说，“难道你对法国丧失信心啦？去休息一下吧。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8月29日夜晚10时，他令朗勒扎克撤退并炸毁他后面瓦兹河上的桥梁。达马德将军则奉命在亚眠炸毁索姆河上的桥梁，然后随同莫努里所部一并撤退。右翼的第四集团军奉命向兰斯撤退，德朗格勒将军曾要求让他的部队稍事休息，得到的回答是：能否休息取决于敌人。8月29日夜晚，霞飞采取的最后一项痛苦的措施是，下令做好将“希望已经粉碎、幻想已经破灭的这个司令部”撤离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的准备。法军总司令部将后撤至塞纳河东支流上的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霞飞不满地注意到，这个消息在参谋部传开时，加深了“普遍的紧张与不安”。

由于参谋部的失职，霞飞给第五集团军的命令直到翌日清晨才送达朗勒扎克，害得他白白担忧了一整夜。幸而冯·比洛没有再次出击，也没有在朗勒扎克撤退时跟踪追击。这一仗结果如何，德国人和法国人都不清楚。冯·比洛的看法似乎混乱得出奇，他一面向德军统帅部汇报说打了胜仗，同时又派一名上尉参谋去对冯·克卢克说，他的军队“给吉斯一仗搞得精疲力尽，已无力追击”。可是法国人——霞飞也好，朗勒扎克也好——都不了解这一情况，他们一心只想使第五集团军脱离接触，在德国人从它左侧进行包抄之前，使它脱离险境，从而跟法军其他部队会合。

其时，德军右翼日益迫近，显然构成对巴黎的威胁。霞飞打电报给加利埃尼，要他在巴黎东西两侧的马恩河和塞纳河的各座桥梁底下放置炸药，并分别派驻工兵排，确保炸毁桥梁的命令得以切实执行。莫努里的军队退却下来可以掩护巴黎，并就此作为加利埃尼所要的三个军。不过，在霞飞和总司令部看来，巴黎仍然是个“地理概念”而已。为巴黎而保卫巴黎，以及为此而将莫努里的部队拨归加利埃尼调遣并听从他的命令，并非霞飞的本意。在他眼里，巴黎的存亡安危，将取决于他打算进行的、由他亲自指挥并出动全部野战集团军的这一仗的胜负。然而，对于巴黎市内的人们说来，首都的命运对他们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圣康坦和吉斯一仗的表面结果，加深了笼罩人们心头的愁云惨雾。就在这一战的上午，参议院副议长、北方的一名工业巨头图隆先生（M. Touron），“一阵旋风似的”冲进了普恩加莱的办公室，叫嚷着政府“为总司令部所蒙骗”，我们的左翼已“被击退，德国人已到了拉费尔（La Fère）”。普恩加莱把霞飞的坚决保证向他讲了一遍：左翼将坚守阵地，一俟第六集团军准备就绪，即将重新发动进攻；可是他内心深处却在担心图隆先生或许言之有理。来路不明的消息不断传来，表明激战正在进行。每小时他都接到互相矛盾的报告。傍晚时分，图隆先生又闯了进来，情绪之激动为前所未有。他刚和他的同僚、埃纳省的参议员塞利纳先生（M. Seline）通过电话，这位参议员在圣康坦附近拥有一处房产，他曾在自己宅邸的屋顶上观看这场战斗。塞利纳先生看到法军朝前挺进，空中浓烟翻滚，炮弹呼啸横飞，接着他又看到德军增援部队来了，密密麻麻像灰蚂蚁似的蜂拥而上。他眼看到法军被杀退了。进攻未成，这一仗打输了。说到这里，图隆先生恸哭而去。

战役的第二阶段——吉斯一役——没有为这位高踞屋顶的参议员所目睹。政府方面对此甚至比总司令部更是不甚了了。看来似乎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霞飞为阻遏德军右翼所作的努力已告失败，巴黎已面临围困的危险，也许又要像它在四十年前那样靠吃老鼠为生。首都会不会沦陷？政府要不要撤离？自边境战役以来一直隐藏在部长们心头的这些问题，现在已公开而紧张地讨论开了。总司令部和总统之间的联络官佩内隆（Penelon）上校，第二天一清早就来到巴黎。他那通常是喜笑颜开的脸色这回可显得忧虑重重。他承认形势“非常严重”。身为陆军部长的米勒兰立即提议撤离，以免政府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切断。加利埃尼也被匆匆召来征询意见，他建议与霞飞电话联系。霞飞也承认情势不佳；第五集团军虽然奋力作战，但未能达到他的期望；英国人“一动也不动”；无法阻滞敌军前进，因而巴黎“受到严重威胁”。他建议政府撤离，以免因为它继续留在巴黎而吸引敌军进攻首都。霞飞很清楚，德国人的目标是法国军队，而不是政府，但是由于战场已接近巴黎，政府留在军区势必造成职权界限不清。一旦政府撤离，可以排除干扰的根源，从而使总司令部具有更大的权力。加利埃尼在电话中力图使霞飞相信：巴黎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是作战力量的中枢，保卫巴黎是必要的；同时，他再次要求给他一支军队，不待兵临城下就主动出击敌军阵地。霞飞含糊其词地答应派遣给他三个军，不过兵员不足额，而且大都是由后备师组成的。他给加利埃尼的印象是，巴黎在他心目中是可以牺牲的，因此迄今不愿为它消耗自己的兵力。

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虽然“冷静沉着”如常，但却显得“心事重重，甚至垂头丧气”。他问加利埃尼：巴黎能守多久？政府是否应该撤离？加利埃尼的回答是：“巴黎无法坚守，你应尽快做好撤离的准备。”他想甩掉政府这个包袱的心情，并不亚于霞飞，因此对做出这样的建议毫不内疚。普恩加莱请他过些时候再来向内阁阐明看法。在此期间，内阁召集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这在十天以前法军发动进攻时，似乎是个不可想象的问题。

普恩加莱、里博和两名社会党人盖德（Guesde）和桑巴（Sembat），都主张留在巴黎，至少也要等这场即将来临的战斗见个分晓。他们认为，如果政府撤离，在精神方面会产生绝望甚至引起革命的后果。米勒兰力主撤离，他担心会有一股德国枪骑兵窜入巴黎南面，切断南去的铁路，政府不能冒此风险，像1870年那样被围困在首都之内。这次法国是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作战的，政府的职责是既要同本国各地保持联系，又要同它的盟国、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杜梅格的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说：“被人看作懦夫而受众人唾骂，比之冒生命危险需要更大的勇气。”众、参两院的议长，曾多次感情激动地前来要求重新召集议会，于是，当前的紧急形势是否有必要召集议会的问题便成了进一步激烈争辩的课题。

在部长们争论不休时，加利埃尼则在门外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忧心如焚，急于回去执行自己的任务。终于他被叫了进去，他直接告诉他们：“留在首都已不能确保安全。”他那严峻的军人仪态以及直抒己见时的“明确有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说明，如果没有一支军队在外围作战，他就无法防御敌人攻城炮的袭击。他警告他们：巴黎并不处于防御状态，而且“无法使它处于防御状态。……如果几天内敌人就出现在我们外围堡垒防线前，还认为这个筑垒营地能进行有效的抵抗，那是幻想”。组织一支拥有四个或至少三个军的军队，在他指挥之下转战于巴黎城外，作为法军战线最左面的一翼，乃是“势所必须”。至于在他被任命为军事长官之前造成的防务工作的延误情况，他认为应由那些主张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以免遭受摧毁的势力集团负责。他们这样做是得到总司令部的鼓励的。

“不错，”米勒兰打断了他的话说，“巴黎不设防，正是总司令部的意见。”

社会党人盖德，当了一辈子反对派之后第一次以部长身份发言，他激动地插话说：“你们以为向敌人敞开大门巴黎就不会遭劫了。可是，就在德国人打从我们街上走过的这一天，工人住宅区的任何一扇窗子里都可能射出一发子弹来。那么让我奉告诸位，接着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巴黎将被付之一炬，化为焦土！”

经过一场七嘴八舌的辩论之后，一致同意巴黎必须设防保卫，霞飞务必遵照办理，否则不惜予以撤职处分。加利埃尼竭力反对在当前这个时期轻率撤换总司令的任何做法。至于政府究竟该迁该留，在这个问题上，内阁依然意见纷纭，争执不下。

这些部长们，“感情冲动，犹豫不决，已弄得精疲力尽”。在加利埃尼心目中，这些人“永远也做不出什么果断的决策”，于是他便径自走了。他穿过那些簇拥在巴黎残老军人院门口的人群，回到院里。这些焦虑不安的公民到这里来是为了申请离开这座城市的许可，带走他们的汽车，关闭一些必要的企业，或是为了千百条其他原因。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甚于往日。那天下午，一架德国“鸽式”飞机首次轰炸巴黎。有三枚炸弹落在瓦尔米码头（Quai de Valmy），死两人，伤数人；此外，这架飞机还散发了传单，告诉巴黎人：德国人已兵临城下，像1870年那样，“你们已无路可走，只有投降！”

此后，每天总有一架或几架敌机于傍晚6时准时前来骚扰，掷下两三枚炸弹，偶或炸死个把行人，其目的也许是吓唬吓唬巴黎居民。胆怯的人逃往南方去了，至于那些在这个时期还留在巴黎的人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一早醒来，会不会看到头戴尖顶帽盔的敌人在长驱直入。“鸽式”飞机总是在饮开胃酒的时刻飞来，为人们提供和补偿了政府禁饮艾酒所失去的刺激。它首次光临的那晚，巴黎破题儿第一遭灯火熄灭。普恩加莱在日记中写道，突破这一片黑暗的唯一的“一线微光”，来自东方。根据法国武官的电报，俄国军队正在“以柏林为目标展开攻势”。事实上，俄国人已在坦嫩贝格一仗败北，陷入重围，也就在那天晚上，萨姆索诺夫将军在森林中自杀了。

霞飞从在贝尔福截获的一份德军无线电报中获得了更为准确的情报。这份电报述及歼灭俄国三个军，俘获两个军长和七万名其他人员；电报还宣称“俄国第二集团军已不复存在”。在法国人的希望一再破灭的时刻传来这一惊人噩耗，要不是接着又传来另外一些表明俄国人并不是白白牺牲的消息，那么，即便是霞飞也不免会为之灰心丧气。情报处的报告表明，至少有两个德国军已从西线调往东线。这个消息在第二天得到证实，据报道有32列军用火车经由柏林东去。这就是霞飞的“一线微光”，也是法国对俄国施加全部压力之后所得到的支援。即令如此，仍不足以抵消失去英军可能造成的损失；英军司令拒不与敌军保持接触，为后者包围第五集团军敞开了通道，何况第五集团军还面临着敌人通过福煦特遣队驻守的兵力薄弱的地区，包抄其右翼的危险。

每当一个力量薄弱的战区需要增援，另一个战区就势必遭到严重削弱。在8月30日这天，霞飞亲自视察了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的阵地，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军队可调去支援福煦。途中，他碰上几支在阿登山区和默兹省高地艰苦作战后撤退下来的纵队。红色的裤子已变成了土灰色，上衣被扯得破破烂烂，鞋子粘满了泥块，士兵们形容枯槁，神色疲惫，两眼深凹，胡须满腮。二十天的战斗似乎使他们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他们拖曳着沉重的双腿，步履维艰，每行一步都可能跌倒似的。瘦得皮包骨头的马匹，给挽具磨破了的创口鲜血直流，往往挽着车辕就倒了下来。炮兵们赶忙卸下马具，把它们拖到路边以免妨碍通行。大炮看上去已陈旧不堪，创痕累累，积盖着的尘土下面只露出几块一度是簇新的灰漆。

相形之下，其他部队却依然是生气勃勃；二十天来的战斗，使他们成了信心十足的战士，为自己的能征善战而自豪，并且殷切希望停止撤退。吕夫集团军辖下的第四十二师赢得了最高的表彰。这支军队一直坚持后卫，并成功地脱离了战斗。军长萨拉伊将军表扬将士们说：“你们确实勇敢。”霞飞命令将该师调拨给福煦时，吕夫将军极力反对，理由是他预期敌人即将发动一场进攻。吕夫与第四集团军的德朗格勒将军不同，霞飞刚才看到后者镇定自若，充满信心，“完全能够控制自己”，而这正是霞飞心目中一个司令所必具的素质；至于吕夫，则显得神经质，易于激动，而且“想象力过于丰富”。正如他的作战处长塔南上校所说，他非常聪明，想得出千百条主意，其中必有一条是了不起的，问题就在于不知道是哪一条。跟留在巴黎的那些议员一样，霞飞需要为这次进攻的失败找一替罪羊，吕夫的行为使他做出了决定；吕夫当天就被削去了第三集团军的指挥权，由萨拉伊将军接替。第二天，吕夫应邀与霞飞共进午餐，他把他在阿登一役的失败归咎于霞飞在最后关头将两个后备师抽调给了驻守洛林的军队。他说，要是那时这四万名生力军和第七骑兵师还在他手里，他本可以席卷敌军的左翼，“我们的军队就会赢得多大的胜利啊！”霞飞用他特有的那种简洁而又晦涩的语言答道：“嘘，不要这样说。”他说话时的语调如何已不复能闻，因此，也永远没法知道他的原意究竟是“你错了，你不能这么说”，还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们不能承认这一点”。

就在8月30日这个星期天，即坦嫩贝格之战的这一天，也就是法国政府接到警告，要它撤离巴黎的这一天，英国接到一则后来称之为《亚眠通讯》的消息，大为震惊。这篇通讯出现在《泰晤士报》星期日特刊的第一版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渲染逾实的标题《历史上最激烈的战斗》，这可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一版，通常是刊登刻意安排的与新闻报道争夺读者注意力的分栏广告的。大标题下面的副标题是：英军损失惨重——蒙斯和康布雷之战——战局不利——亟须增援。最后这句是关键所在。虽然这篇通讯引起了官场风波，挑起了议会的激烈争论，还挨了首相的一顿批评，指责它是报界保持的“出于爱国心的沉默”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外”。然而，发表这样一篇通讯，实际上是有其官方目的的。这篇稿子，新闻检查官F. E. 史密斯（F. E. Smith，后被授予伯肯黑德勋爵）一看就认为它能起到宣传征兵的作用，便立即通过，并敦促《泰晤士报》予以发表。该报作为一项爱国任务发表了这篇通讯，并且加了按语，述及“我们当前任务的极端严重性”。通讯是由记者阿瑟·穆尔（Arthur Moore）执笔的，他到达前线的时刻，正逢部队从勒卡托撤退，英军总司令部陷于一片混乱绝望之中。

他描述了“可称为蒙斯之战”的几次交锋之后的“一支撤退中的败军”；描述了法军在翼侧撤退，德军“紧跟不舍，穷追猛赶”，而且是“势不可当”；英军各团“损失惨重”，但是“并无军纪松弛，惊慌失措，或气馁怯战的迹象”。尽管历尽千辛万苦，士兵们依然“坚定乐观”；然而迫于形势，不得不“后退又后退”。他述及了“极其巨大的损失”，各团已溃不成军，某些师的“军官几全部损折”。他显然受到英军总司令部情绪的影响，颇加渲染地描绘了德军的右翼。他写道：“据估计，他们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我军，势如潮涌，无法阻遏。”他在文章结束时写道，英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德军的首次大举进攻业已得手”，因而“已不能排除巴黎受围的可能”。

他在概括增援的必要性时，谈到英国远征军“首当其冲，顶住德军攻势”，为虚构的一套荒诞说法打下了基础。在他笔下，法军只是在周围起个配角作用而已。事实上，德军拥有三十多个军之众，而在第一个月里，英国远征军与之交锋的，从未超过十分之一。然而，“首当其冲，顶住德军攻势”的说法，在以后迭次出现的英国人关于蒙斯之战以及这次“光荣撤退”的报道中，则是一脉相承。其成功地在英国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根，使他们相信，英国远征军在其英勇奋战、喋血沙场的第一个月里，拯救了法国，拯救了欧洲，拯救了西方文明，或者像一名英国作家面无赧色地吹嘘的那样：“蒙斯，这个名词可以概括为全世界的解放。”

在交战国中，英国的参战，既没有举国努力的事先规划，又没有做到人人口袋里都有一份动员令。除了正规军外，一切都是临时凑合的。而且在头几个星期中，在《亚眠通讯》发表之前，举国上下几乎都沉浸在一片安度假日的气氛之中。在那以前，德军进犯的真相，用阿斯奎斯先生微妙的措辞来说，给一片“出于爱国心的沉默”掩盖了。对于英国公众——对于法国人也是如此——战斗一直被描绘成德军的不断败北。然而，无法解释的是，敌人在败退中却从比利时向法国推进，而且，从地图上看，一天一天地在前进。在整个英国，在8月30日这个星期天，人们在早餐桌上读到《泰晤士报》时，全都不胜惊讶，为之目瞪口呆。布里特林先生认为：“这就像大卫向歌利亚甩出了石子——却没有打中！”

敌人正在节节胜利的消息来得如此突兀，人们在惊骇之余，在寻求希望之中，抓住了最近几天偶然出现的一个传说，而且绘影绘声，使它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幻觉。8月27日，利物浦至伦敦一线的火车晚点十七小时，从而引起了谣传，说什么这次晚点是由于输送俄国军队所致。据说这些军队在苏格兰上岸，路过这里前往增援西线。这些俄国人被说成是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发，横渡北冰洋到挪威，然后乘普通轮船来到阿伯丁（Aberdeen）的，现在正用军用火车把他们从那儿送往海峡港口。此后，谁乘坐的火车中途受阻晚点，谁就会自作聪明地说成是“俄国人”造成的。自从《亚眠通讯》大谈德军人数众多，“势如潮涌”，并大声疾呼“士兵，士兵，更多的士兵”以来，人们陷于一片悲观绝望之中，不知不觉地都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拥有的无穷无尽的人力上去了。谣言越传越开，而且有声有色，言之凿凿，见之于苏格兰的俄军幽灵逐渐形成了一支血肉之躯的部队。

他们在月台上跺着脚，抖掉靴子上的积雪——时在8月啊！一个爱丁堡的铁路清洁工因清扫过这些残雪而出了名。有人从开过的军用列车里瞥见过“异国的军服”。有的说他们将取道哈里奇（Harwich）去救援安特卫普，有的说他们将经由多佛尔去救援巴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有人深更半夜在伦敦看到一万名俄国人在沿着泰晤士河的堤岸前往维多利亚车站。黑尔戈兰这场海战也被聪明人说成是牵制敌人，给运往比利时去的俄国人打掩护的。连最可信的人士也看到了这些俄国人——或者听说有朋友看到过他们。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就知道一位同事曾被召去给他们当翻译。一位苏格兰军官在爱丁堡就曾看到他们“身穿色彩鲜艳的长大衣，头戴大皮帽”，手里拿的是弓箭而不是步枪。他们自备的马匹，“跟苏格兰的矮种马一个样，就是骨骼稍大些”——这种描绘，活像一百年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金属版印刷品中所出现的那种哥萨克骑兵的模样。居住在阿伯丁的斯图尔特·科茨（Stuart Coats）爵士给他在美国的一位姻兄写信说，有12.5万名哥萨克在行军途中曾穿过他在珀斯郡（Perthshire）的庄园。一位英国军官对他的朋友言之凿凿地说，有7万名俄国人已“极端秘密地”取道英格兰前往西线。关于人数，起初说有50万之众，后来说是25万，再后来又说是12.5万，经逐次递减，最后确定在7万与8万之间——正好与已开拔的英国远征军的人数相等。这种传说完全是口头辗转相告的；由于新闻发布要经过官方检查，报纸上并无只字提及。然而在美国就不是这样了。那些回国的美国人，大多是在利物浦上船的，那里正沉浸于一片俄国热之中，他们的报道，把这种狂热的现象给子孙后代保留了下来。

其他一些中立国家也捡起了这些传说。阿姆斯特丹的通讯报道说，一支庞大的俄国军队正在开往巴黎，加强防御。在巴黎，人们簇拥在火车站附近，盼望看到哥萨克的到来。这些俄国人的幽灵来到欧洲大陆后，成了一种军事因素，因为德国人也风闻了这种谣传。他们担心7万名俄国人可能在他们背后出现；这种担心，在随后的马恩河战役中，就像他们把7万名士兵调往东线而未能临阵一样，对军事造成了实际影响。直到9月15日马恩河战役之后，官方才在英国报上辟谣。

就在《亚眠通讯》把公众吓得丧魂落魄的这个星期天，约翰·弗伦奇爵士撰写的一份报告，使基钦纳勋爵更为震惊。当时的英军总司令部设在巴黎以北40英里的贡比涅，英军在前一天就摆脱了追击，在法军与敌人周旋的时刻得以安然休息。那天给远征军下达的作战命令也是由约翰·弗伦奇爵士签署的，命令说，敌军压力“已因法军在我右翼大举进攻而获解除，法军的进攻在吉斯附近已告大捷，德国禁卫军和第十军已被击退至瓦兹河一线”。这份直截了当地承认事实的命令，跟约翰爵士给基钦纳的那份报告的内容，互相矛盾，大有出入。我们只能设想，他是未加审阅就签署命令的。

他在报告中告诉基钦纳说，霞飞要求他坚守贡比涅以北地区，与敌人保持接触；但是他声称自己“绝对不能留在前线”，打算撤退到“塞纳河后面”，保持“与敌军相当距离”。这次撤退约需八天行军，“但不致使部队疲劳”，撤退时将取道巴黎以西地区，以便接近自己的基地。“我不喜欢霞飞将军的计划，”约翰爵士继续写道，“我宁愿采取一种凌厉的攻势。”——他所宁愿采取的，恰恰是前不久他在圣康坦所拒绝执行的，那时他不准黑格与朗勒扎克配合作战。

接着，笔锋一转，约翰爵士在下一句话中立即推翻了自己的说法。他明确表示，经过十天战斗，他认为法国人已一蹶不振，他准备弃之不管，径自回国。他对法国人的信心，对他们是否有能力“将这场战役进行到圆满结束的信心，正在迅速消逝”。他接着又写道：“我把英军后撤到那么远，其真实原因即在于此。”尽管他们“竭力要求我军即便是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亦须固守前线”，但他根据基钦纳指令的“文字和精神”已“断然拒绝”，并且坚决要求保留必要时“退守我军基地”的独立行动。

这份报告于8月31日到达，基钦纳阅后不胜震惊，为之愕然。约翰·弗伦奇爵士拟撤离协约国的战线，使英国人与法国人分离的这种意图，看来就是要在紧急关头抛弃法国人，基钦纳认为，这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看来都是“灾难性的”。这样做会破坏协约国的精神，成为一个政策问题。于是，基钦纳要求首相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开会之前，他给约翰爵士发了一封措辞委婉的电报，对他退至塞纳河后面的决定表示“意外”，并且巧妙地以提问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惊恐不安：“这样做，对于你和法军的关系，对于整个军事形势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军主动退却，会不会在法军战线上造成缺口？会不会挫伤他们的士气，从而使德军有机可乘？”最后，他提示说，经过柏林开出的32列军用火车，表明德国人正在从西线撤走军队。

基钦纳向内阁宣读了约翰爵士的信件，并做了说明。他说，向塞纳河后面撤退可能意味着战争的失败。顿时，整个内阁，就像阿斯奎斯先生惯有的含糊其词的说法那样，“为之惶惶不安”。基钦纳受命通知约翰爵士，政府对他的撤退计划感到不安，政府希望“你将尽力配合霞飞将军的作战计划”。他还补充说，政府考虑到法国人的自尊心，“对你的军队和你本人抱有一切应有的信心”。

当初，德军统帅部得知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企图退至维斯瓦河后面以后，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而今约翰·弗伦奇爵士所拟放弃的不是一个省而是一个盟国，他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处理。追溯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和军方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争吵留下了创伤，对由谁接替总司令的问题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政府方面可能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撤换总司令，会在公众中引起过分巨大的震动。不管怎样，慑于约翰爵士那种碰不得的神气，任何人——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与他周旋时总跟往常一样非常注意策略，而实际上对他已几乎不复有丝毫的信任。“霞飞跟他从来不是心连心的，”一年以后英国陆军军需司令威廉·罗伯逊爵士在给英王秘书的信中写道，“他从来没有真心诚意、老老实实地跟法国人协力合作过。他们认为他绝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因此对他并不信任。”这种情况对协约国的共同作战是不利的。至于基钦纳本人，自布尔战争以来，与约翰爵士的关系也从不是特别友好的，8月31日以后，也不再信任他了。可是，直到1915年12月，在约翰爵士本人图谋反对基钦纳，而其方式又正如伯肯黑德勋爵后来所说“不正派，不谨慎，不忠诚”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才终于下决心把他黜免。

就在基钦纳在伦敦焦急等待约翰爵士的回音时，霞飞在巴黎正致力于动员政府给予支持，设法叫英军留在前线。霞飞此时已知道朗勒扎克至少有半仗——在吉斯的半仗——是打胜了。据报告，德国禁卫军和第十军已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比洛的军队也不追击。再加上德军撤向东线的消息，使他感到大为鼓舞。他对普恩加莱说，或许政府可以不必迁移了；他现在感到，在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重振旗鼓、奋起作战的情况下，可望阻遏德军前进。他写信给英军司令说，他已令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非在重大压力之下不得放弃阵地。但是，如果两军之间出现缺口，那就无法指望它们继续扼守，因此，他“恳切”要求陆军元帅弗伦奇不要撤退，“至少留下若干后卫部队，以免敌人清楚地看出是在撤退以及在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之间有着缺口”。

为了争取一个有利的答复，霞飞要求普恩加莱以法国总统的身份施加影响。普恩加莱给英国大使打了电话，大使又给英军总司令部打了电话，但是，所有这些电话联系以及联络官员的登门求见，都无结果。事后，约翰爵士把他当时的回答简括为一句话：“我拒绝了。”于是，霞飞那个短暂的，纵然是虚幻的希望，一下子全告破灭。

约翰爵士给本国政府的回音，是基钦纳所迫切等待的。那天深夜，复电一到，他便立即叫译电员每收到一个字即逐字念给他听。电报说，他的主动退却，“无疑地”会使法军战线出现一个缺口，但是，“法国人目前的战略，实际上是在我左右两侧撤退，而且通常并不通知我方，同时又放弃采取进攻战的一切想法……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一切后果自应由他们自己负责。……我不了解为什么要我为了再次救援他们而不顾明摆着的灾难去冒险”。这种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的报告，正是在霞飞把与此相反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之后作出的，这就无怪乎在他的《1914年》一书问世后，他的同胞们除了用“谎言”这个词外竟然找不到一个体面的词儿来代替它，甚至连阿斯奎斯先生也有所感触地用了“对事实的嘲弄”这样的词句。即使考虑到约翰爵士性格上的种种局限性，但是，这位英军总司令，有着亨利·威尔逊这样精通法语而又熟悉包括霞飞本人在内的法国高级将领的人才作为参谋，竟然会把法国人描绘成失败主义者，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基钦纳在深夜1时看完电报之后，立即决定，眼前只有一件事可做，而且必须在破晓前行动。他必须亲自前往法国。作为资历最高的陆军元帅，他是陆军之首；既然如此，他认为自己有权给约翰·弗伦奇爵士就军事问题发布命令；同时，以陆军大臣的身份，他也有权就政策问题做出指示。他急忙赶到唐宁街，同阿斯奎斯以及大臣们交换意见，海军大臣丘吉尔立即下令派一艘快速巡洋舰供他乘用，两小时内在多佛尔待命出发。基钦纳先发了一份电报，通知约翰爵士他即将前来。为了怕自己突然出现在司令部时会使这位总司令神经过敏，感到窘迫，所以还请他选择会晤地点。半夜2时，爱德华·格雷爵士从睡梦中被基钦纳的突然来临所惊醒，基钦纳走进他的卧室告诉他即将前往法国。2时30分，他从查令十字火车站乘专车出发，9月1日上午到达巴黎。

陆军元帅弗伦奇显得“情绪激动，气势汹汹，面红耳赤，怒形于色”，在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陪同下，来到了他选定的会晤地点——英国大使馆。他选择这个地方，意在表示这次会谈并非军事性质，他坚决认为基钦纳只是军队的政治领导，其身份无非是一名文职的陆军大臣而已。见到基钦纳身穿军服，他不禁怒火难遏，认为这是故意用军阶压他。事实上，基钦纳自从在陆军部上任那天穿戴文官礼服礼帽以后，便已脱掉文官服装，改穿起陆军元帅的蓝色军便服了。约翰爵士却一心以为这是有意使他难堪。对他说来，衣着是首要的，他一向喜欢用服饰来增添威仪；这种作风，他的袍泽们都觉得乖谬反常。他那“卡其军装上佩戴着星章”以及“浑身挂满外国小玩意儿”的习惯，曾使英王乔治产生反感。亨利·威尔逊也常常这样议论他：“在澡盆子里他还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一穿上衣服，你就不放心他了；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会穿戴些什么。”

英国大使馆里的这场会谈有弗朗西斯·伯蒂爵士、维维亚尼、米勒兰以及代表霞飞的几位法国官员在场。当会谈发展到唇枪舌剑相持不下的时候，基钦纳只好请约翰爵士同他退入另室密谈。至于在那里究竟谈了些什么，约翰爵士在基钦纳死后发表的记述是不可信的，只有会谈的结果才是公认属实的。它体现在基钦纳给政府的一份电报之中。电报说，“弗伦奇的部队现在已部署在作战线上，英军将留在那里与法军配合行动”，这就是说，应该向巴黎东面，而不是向巴黎西面退却。基钦纳在他给约翰爵士的电文副本上写道，他确信这是他们两人达成的协议，但无论如何，“请把它视为一项指令”。至于所谓“在作战线上”，他说他的意思是指英军的部署应跟法军衔接一气。接着，他又重回策略性语言，模棱两可地加了一句：“当然，你将根据情况，对他们所处的位置做出判断。”于是，这位总司令，丝毫没有得到抚慰，离去时比早先更加悻悻不平。

也就在这一天和前一天，克卢克所部，为了要赶在法军站稳脚跟之前予以围歼，兼程进军，越过了贡比涅，渡过了瓦兹河，迫使协约国军队节节后退。9月1日，该部在离巴黎30英里的地方，与法国第六集团军的后卫部队以及英国远征军进行了交锋。为了给条顿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做准备，德国人已经以他们令人敬佩的效率制作了铜制奖章，并分发给参谋部军官，预备最终分发给各部士兵。奖章上自信地刻着“德国军队进入巴黎”的铭文，其下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的图案，以及集合了骄傲的回忆和期盼的日期：1871—1914。

注释

[1] 圆形广场（Rond Point），位于香榭丽舍大道上。——译注

[2] 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即法国政治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案”的被告。1899年法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将其赦免；1906年，克列孟梭内阁重新审理此案，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得以复职。——译注

羊群被驱赶着通过协和广场：Guard, 17.

加利埃尼保卫巴黎的计划：Carnets, 46; Gallieni parle, 36–42; Hirschauer, 59–63, 93–4, 101, 129. “Byzantine” arguments: ibid., 176.

巴黎市政府被置于军事长官管辖之下：AF, I, II, 585.

加利埃尼的15分钟防务会议：Hirschauer, 98–99.

防御工事、桥梁、路障，征用出租车：Gallieni, Mémoires, 33–36 and Gallieni parle, 52; Hirschauer, passim.

德雷福斯重新任职：Paléologue, Intimate Journal of the Dreyfus Case, 309.

“诺梅尼村现已成为一片焦土”：qtd. Poincaré, III, 108.

黑格通知朗勒扎克愿意配合，弗伦奇拒绝：Lanrezac, 229–31; Spears, 264–67. “Terrible, unpardonable” things: ibid., 266. “C'est une félonie!”: qtd. Lyon, Laurence, The Pomp of Power, N.Y., 1922, 37, n. 22.

霞飞在拉昂观察朗勒扎克发号施令：Joffre, 212; Lanrezac, 239. Battle of St. Quentin-Guise: AG, I, II, 67–81.

“也许要撤出我方战线好长一段时间”：Joffre, 213. Conference at Compiègne: ibid., 214; Edmonds, 241.

“做明确的进一步的退却”：Edmonds, 241. Maurice quoted, 129; Hamilton quoted, 82–3; Macready quoted, 105. “Another ten days”: Edmonds, 245; Joffre, 217.

威尔逊在兰斯与霞飞会面：Huguet, 75; Wilson, 172.

圣康坦战役，法国中士的记叙：Sergeant André Vienot, qtd. Hanotaux, VIII, 111–12; Bülow “felt confident”: Bülow, 85; captured French orders: McEntee, 65. Lanrezac showed “greatest quickness and comprehension”: Spears, 276; Germans were “running away”: ibid., 279; Lanrezac-Belin conversation: Lanrezac, 241; Spears, 281–2.

“不再指望我们的盟军留在预期它守住的那条战线上了”：Joffre, 217.

“整个法国史上最悲惨的”时期：Engerand, Briey, Rapport. Clausewitz quoted: III, 89. “Wonderful calm”: Foch, 42. What Joffre said to Alexandre: Demazes, 65.

准备撤离维特里：Joffre, 217. “Broken hopes”: Muller, 27.

比洛的混乱报告：qtd. Edmonds, 251, n. 4; Kühl, qtd. AQ, April 1927, 157.

霞飞不想为巴黎而保卫巴黎：According to a lecture given at the Sorbonne in 1927 by Commandant Demazes, a member of Joffre's staff and his biographer, qtd. Messimy, 264.

图隆先生：Poincaré, III, 111–12.

内阁讨论撤离巴黎，佩内隆来到巴黎，霞飞的建议，霞飞与加利埃尼、加利埃尼与普恩加莱在电话中的讨论，米勒兰、杜梅格和加利埃尼给内阁的建议：Poincaré, III, 115–122; Joffre, 122; Gallieni, Mémoires, 37–39; Carnets, 48–49.

盖德激动地插话：interview with Briand, Revue de Paris, Oct. 1, 1930, qtd. Carnets, 128, n. 1.

霞飞务必遵照办理，否则不惜予以撤职处分：ibid. The phrase used by Briand was, “de lui fendre l'oreille.”

这些部长们“永远也做不出什么果断的决策”：Gallieni, Carnets, 49.

“鸽式”飞机的袭扰：Poincaré, III, 120; Gallieni, Mémoires, 40, and Carnets, 50; Gibbons, 159. Text of the German proclamation: AF, I, II, Annexe No. 1634.

法国截获德军关于坦嫩贝格战况的电报，及32列军用火车的情报：Joffre, 222.

“你们确实勇敢”：Hanotaux, VII, 250.

霞飞看到德朗格勒将军镇定自若，而吕夫显得神经质：Joffre, 216, 221. Col. Tanant quoted: 22; Ruffey's conversation with Joffre: Engerand, Bataille, xv.

《亚眠通讯》：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New York, Macmillan, 1952, IV, Part 1, 222–27. “Patriotic reticence”: in Parliament, August 31, qtd. Times, Sept. 1, p. 10. “Liberation of the world”: Corbett-Smith, 237.

俄军幽灵：D. C. Somervell, Reign of George V, London, 1935, 106, 117–18, and R. H. Gretton,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80–1922, New York, 1930, 924–25, contain many of the stories current at the time. Other references in MacDonagh, 24, Gardiner, 99, Carton de Wiart, 226. Stories told by returning Americans: NYT, Sept. 4 (front page), 5 and 6. Sir Stuart Coats’ letter: NYT, Sept. 20, II, 6:3.

给远征军下达的作战命令：Edmonds, Appendix 20.

弗伦奇给基钦纳的报告：Arthur, 46–7.

基钦纳阅后不胜震惊，及其复电：ibid., 50; Edmonds, 249.

内阁“为之惶惶不安”：Asquith, II, 30. “You will conform”: Arthur, 51–52. Robertson's letter: to Lord Stamfordham, June 23, 1915, Nicolson, George V, 266. This was at a time when Sir John French was supplying Northcliffe with information for a campaign to blame Kitchener for the munitions shortage. King George went to France to talk to army commanders whom he found, as he wrote to Stamfordham, Oct. 25, 1915, to have “entirely lost confidence” in Sir John French and who assured him the feeling “was universal that he must go.” Ibid., 267.

基钦纳不再信任弗伦奇：Magnus, 292. Birkenhead quoted: 29.

霞飞“恳切”要求弗伦奇不要撤退，要求普恩加莱以法国总统的身份施加影响，弗伦奇：“我拒绝了”：Joffre, 223; Poincaré, III, 121–22; Edmonds, 249; French, 97.

弗伦奇给基钦纳的复电：Arthur, 52–4. “A travesty of the facts”: Asquith qtd. in Living Age, July 12, 1919, 67.

基钦纳认为自己有权给弗伦奇发布命令：Blake, 34.

基钦纳同阿斯奎斯以及大臣们交换意见，惊醒格雷：Arthur, 54; Asquith, II, 30.

“情绪激动，气势汹汹”：Huguet, 84.

弗伦奇见到基钦纳身穿军服，不禁怒火难遏：French, 101. Kitchener wore it customarily: Esher, Tragedy, 66; Magnus, 281–2.

“卡其军装上佩戴着星章”、“在澡盆子里他还是个不错的小伙子”：Sir Frederick Ponsonby, Recollections of Three Reigns, New York, 1952, 443–4.

英国大使馆里的会谈：Huguet, 84; French, 101–02.

基钦纳给政府的电报及给弗伦奇的电文副本：Edmonds, 264. One of these medals, found by a French infantry officer in the captured luggage of a German staff officer at the Marne, is 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author through the courtesy of the nephew of the finder.

第20章　冯·克卢克的转向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阿尔贝·法布尔（Albert Fabre）先生这样写道。他那幢坐落在贡比涅北面12英里的拉西尼（Lassigny）的别墅在8月30日被德国人征用了。“车上走下一个趾高气扬、神态威严的军官。他独自傲然阔步地向前走去，伫立在别墅前面三五成群的军官们为他让路。此人身材魁梧，威风凛凛，脸上带有伤疤，胡须剃得精光，容貌严峻，目光可畏，右手拿着一支士兵用的步枪，左手按在一把左轮手枪的枪柄上。他频频环顾左右，用步枪的枪托敲击着地面，然后，以舞台上亮相的姿态站停下来。看样子谁也不敢走近他，他确实有一种令人竦然的气派。”法布尔先生敬畏地注视着这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全副武装的人物，不禁想起了入侵罗马的匈人王阿提拉，他打听到这位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早已赫赫有名的冯·克卢克”。

冯·克卢克将军是施利芬计划中部署在“右翼末梢的人”，当时他正在考虑一个成败攸关的决策。他感到自己在8月30日已接近关键时刻。他右翼边缘的部队已击退莫努里的几支分队；这次胜利，他认为是决定性的。在中路，部队的追击虽未赶上英军，但是沿途发现英军仓皇撤退中丢弃的一堆堆军装、靴子和弹药，使他更加深信对手确实已被击败。在他左方，是他在吉斯战役中为了支援比洛借调给他的一个师，据该师报告，法国人已被打得抱头鼠窜。克卢克于是狠下决心，不让他们有丝毫的喘息机会。

从有关朗勒扎克撤退方向的那些报告看来，法军战线向西延伸得并不像预料的那么远。克卢克认为，在巴黎北面就能席卷法军，毋须向巴黎西面和南面延伸。这一改变，势需变更他的进军方向，必须从正南转向东南，这样做也有利于填补他与比洛之间的缺口。像别人一样，他在开始这场战役时，认为增援会从左翼源源而来。他此刻亟须增援部队前来接替他必须留在安特卫普前面的一军，接替他驻在布鲁塞尔的那个旅，以及留守那条越拉越长的交通线的各支部队，至于需要他们来补充他在战斗中的伤亡损失，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增援部队并未到来。毛奇至今没有从左翼派出一兵一卒。

毛奇顾虑重重。这位“忧郁的恺撒”，不以胜利之师的前进为喜，而以征途上的困难为忧，这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按计划，要求在第三十六天至第四十天之间战胜法国，而今已是第三十天了。尽管他的右翼各集团军司令不断报称法军和英军“已被打得一蹶不振”，并且对他们的退却用上了“溃败”、“逃窜”等字眼，毛奇仍感到忐忑不安。他注意到一种可疑的情况，那就是没有出现通常所见的溃逃或无组织撤退的迹象：俘虏为何如此之少？他的老上司施利芬经常说：“如果战场上的胜利未能取得突贯或合围敌军的战果，那么这一胜利也就算不了什么。敌人虽然被打退，他们仍会在别处出现，重新开始他们暂时放弃的抗击。战斗将继续下去……”

尽管忧心忡忡，毛奇却没有去亲自调查研究，而是一直待在统帅部里发愁，依靠派遣人员的汇报。“令人痛心的是，”他在8月29日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形势如此严重，德皇却毫不担心。他已陶醉于一种胜利的欢呼声中！这种情绪是我所深恶痛绝的。”

8月30日，当德军接近战役的高峰时，统帅部从科布伦茨向前移到距法国国境十英里的卢森堡市。他们现在已进入了抱有敌意的国土，这种敌意纵然不是出于官方的态度，也是发自老百姓的真实感情。由于地理和感情上接近法国，这里成了协约国各种谣言的中心。人们窃窃私语，纷纷传说有8万名俄国人正在前来支援法国人和英国人。统帅部忙于综合有关在海峡沿岸某处登陆的种种迹象。确实曾有30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这个消息传到卢森堡时已被渲染成一支具有威慑力量的俄国大军，使德国人的忧惧更其显得有凭有据。

毛奇深感不安，除了可能出现在他背后的俄国人的幽灵外，还担心德军战线上的几处缺口，特别是右翼各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克卢克与比洛之间有一道宽达20英里的缺口，比洛与豪森之间又另有一道20英里宽的缺口，第三处缺口在豪森与符腾堡公爵之间，也有那么宽。毛奇不安地意识到，这些越来越薄弱的地区原应从左翼抽调力量予以填补，可是他已将左翼兵力全部投入摩泽尔河的战斗。一想到施利芬的主张，他不免感到内疚。施利芬坚决主张，正确的方针该是以最少的兵力在左翼保持守势，而将可供抽调的各个师全部派去支援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可是，突破法军堡垒战线的幻影仍然吸引着统帅部。毛奇举棋不定，便在8月30日派炮兵专家鲍尔少校亲自去鲁普雷希特的阵地视察。

在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里，鲍尔发现“根本没有一致行动的计划”。他驱车来到各条前线时，司令们和军官们又都各执一词，看法互异。一些人认为敌军各师撤离阵地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胜利在即满怀信心。其余的人则抱怨图勒以南摩泽尔河沿岸一带“丛山密林，障碍重重”，而在那里展开的进攻又正陷于困境。他们认为，即使进攻获胜，也将受到来自图勒的翼侧攻击，供应线也将难以为继，因为所有公路和铁路都必须经过这个设防城市。因此，必须首先拿下图勒。在后方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鲁普雷希特亲王一度高涨的好战热情已冷却下来，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一项“艰巨而又不愉快的任务”。

在代表统帅部的鲍尔看来，法军从这条战线上撤走的消息是个不祥之兆，因为它意味着敌人正在把部队撤出去增援他们面对德军右翼的阵地。他回到统帅部后向毛奇汇报他所得出的结论时说：进攻南锡至图勒一线以及摩泽尔防线“不是没有获胜希望”，但是这样做需要持久的努力，就现时来看，这是“没有理由的”。毛奇同意这个看法，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没有勇气取消这个已经付出偌大代价的进攻，何况德皇陛下一心想以胜利者的姿态策马通过南锡。第六集团军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战略的命令，仍然全力以赴，以求突破摩泽尔防线。

在此关键时刻，正在向前推进的翼侧竟没有得到增援，克卢克很为不满。但是，促使他采取内圈包抄行动的原因，与其说是出于缩短战线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确信法军已被打败，可以一举歼灭。他不想袖拂海峡从外线包围，而拟从内侧掠过巴黎，直追朗勒扎克。在追击时，他的翼侧可能暴露而受到巴黎卫戍部队的袭击，也可能受到正在他前面朝巴黎退却的莫努里部队的袭击；这种危险，他不是没有想到，只是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莫努里目前所集结的部队无足轻重，他们获得增援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因为法国人惨遭失败，踉跄逃跑，必然溃不成军，无法调遣增援。而且，他料想法国人所有可供调遣的有生力量，或被王储的集团军围困在凡尔登周围，或为鲁普雷希特的各集团军牵制在摩泽尔河一带，在此巨大压力之下，俱已动弹不得。当他的大军在巴黎前面向东进军时，只消在这个首都前面部署他自己的一个军——那个掉在后面的第四后备军——就足以掩护他的翼侧。何况，德军的历次军事演习都已证明，防御阵地内的卫戍部队，不到遭受攻打时是不会冒险出击的；所以他确信第四后备军能够牵制莫努里凑合起来的残余部队。在他从一封缴获的信件中得知约翰·弗伦奇爵士打算撤出战线退到塞纳河后面之后，他便再也不把迄今为止一直是他直接对手的英国远征军放在心上了。

按照德国的军事体制——它与法国的不同——作为战地司令的克卢克，有权在最大的可能范围内自行决策。一个德国将军，他所接受的思想理论教育、图上战术作业以及军事演习方面的训练，都是为了使他能对任何特定的军事问题得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因此，在情况需要时，就要求他能够自行拿出一个正确的办法来。当前的情况，在克卢克看来，既然有可能在战场上歼灭法军而无须包围巴黎，那么，撇开巴黎、紧追逃敌的计划，虽然背离原定战略，却是一个“正确的”办法。按照德国人的军事理论，只有打垮敌人的机动部队，才能攻其筑垒的兵营。机动部队一经歼灭，其他胜利果实便唾手可得。巴黎的吸引力虽大，但克卢克决计不为它所惑，而放弃恰当的军事行动的途径。

8月30日晚6时30分，冯·比洛的来电更使他定下决心。电报要求他采取内圈包抄行动，助以一臂之力，打击法国第五集团军，“战而胜之，夺取最大战果”。至于比洛究竟是要求帮助他扩大圣康坦一役的战果，还是挽回他在吉斯一仗的失败，从他的措辞看来，并不明确。但不论是何情况，他的要求跟克卢克的意图是合拍的。于是，克卢克毅然做出决定。第二天的进军不复以正南方向为目标，而是径趋东南，直指努瓦永和贡比涅，切断法国第五集团军的退路。他的这支部队从列日出发以来，连续行军十六天，从未歇息，士兵们艰苦跋涉，啧有烦言，而他在8月31日下达的命令是：“我们必须再一次号召部队兼程行军。”

德军统帅部得知第一集团军将于翌日早晨开始采取内圈包抄行动后，立即表示同意。毛奇本来就为战线上的几处缺口感到不安，他担心发动决定性进攻时，右翼的三个集团军不能相互呼应支援。而且，兵员已减少到低于进攻所需要的密度。如果克卢克真要按席卷巴黎的原定计划行事，战线势必还要再拉长50英里，甚至更长一些。因此，毛奇抓住克卢克的建议，认为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当夜就电复批准。

目标在望，将在第三十九天按计划如期击败法国，转而抗击俄国；德军的训练、计划和组织工作将得到全面的检验；赢得胜利和主宰欧洲的目标将功成其半。余下的任务就是乘胜围歼败退的法军，不让他们重新集结力量，再事抵抗。任何情况，无论是战线上的缺口、比洛大军在吉斯的挫折、士兵的极度疲乏，或是临阵的畏缩或差错，绝不容许发生，以免妨碍夺取胜利的最后冲刺。克卢克急如星火地驱使着他的部队前进。军官们一路纵马挥鞭来回逡巡，军曹们粗声粗气地发号施令，那些饱经战争创伤的部队，在8月31日早晨困乏不堪地组成纵队，拖着沉重的脚步，开始了又一天没有尽头的艰难跋涉。由于对地图或地名一无所知，士兵们没有觉察到进军的方向已经改变。巴黎这个具有魔力的名词吸引着他们继续前进，没有人告诉他们：巴黎已不再是他们的目的地了。

饥饿使他们的处境更为悲惨。他们已超越了供应线所能及的范围，由于比利时境内的桥梁和铁路隧道遭到破坏，那些供应线已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修复工程又未能使供应军需的铁路线跟上军队的前进。举例来说，那慕尔的中心桥梁直到9月30日才告修复。经过一天漫长的艰苦行军而疲惫不堪的步兵，往往发现他们预期宿营的一些村子已为自己的骑兵部队占据。骑兵按理应该驻在村外，可是他们总是非常关心自己的军需列车和马匹的饲料，为了获得这些，据这位早先也是骑兵的王储说，他们“经常把自己驻扎在”原来准备安顿步兵的地方。他还说：“每当前面开始出现险恶的情况时，他们总是止步不前，成为步兵的障碍。”王储的这些话构成了一份意想不到的证词。

9月1日，克卢克的军队在穷追猛赶英国人时，遭到一次难对付的突然袭击。克卢克曾在他的公报中声称，英国人撤退时“旗靡辙乱，溃不成军”，而今他们居然能够掉头反扑，给德国人以迎头痛击，诚属不可思议。在贡比涅和维莱科特雷（Villers-Cotterets）的森林里及森林四周，经过一天殊死战斗，英国远征军的后卫部队顶住了敌军，使主力部队得以再次远遁，因此克卢克大为恼火。他推迟了部队“迫切需要的”休整，下令第二天继续进军，并把进军方向重又略为西移，企图包围英军。但是，英军又一次成功地“及时”摆脱了他的追击，并在9月3日渡过马恩河。克卢克消灭他们的时机已失之交臂；既丧失了时间，增加了伤亡，又拉长了行军路线，克卢克在绝非愉快的心情下重新开始他的内圈包抄行动，继续跟踪追击法军。

“我们的士兵已经精疲力尽，”克卢克的一名军官在9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们踉踉跄跄，满面尘土，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活像一具具会行走的稻草人。”在那弹坑累累，遍地都给炸倒的树干阻塞得难以通行的道路上，以平均一天24英里的速度连续行军了四天之后，“他们索性闭上眼睛，边走边唱着歌，这样才可以不至于睡着。……使他们继续前进的唯一动力是早日胜利和进入巴黎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他们就会瘫倒下来，就地入睡”。这篇日记还证实了德军在行军途中出现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在更东面，在比洛和豪森的部队行经香槟（Champagne）的途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他们纵酒无度，但酩酊的状态使他们得以继续前进。今天，将军在视察之后，大发雷霆。他要制止这一普遍酗酒的现象，不过我们设法劝阻他不要发布严厉的命令。如果我们执法过严，军队就不能行军了。必须有异乎寻常的兴奋剂才能克服异乎寻常的疲劳。”这位军官最后满怀希望地写道：“到了巴黎，这一切就会好了。”显然，他也不知道这次行军已变换方向。

德国人经过法国时，就像经过比利时一样，沿途留下一片焦土废墟。村子被焚毁，平民遭枪杀，住宅被洗劫糟蹋，战马闯过内室，炮车曳过庭园，普恩加莱在尼贝库尔（Nubécourt）的家族墓地也被挖成厕所。9月2日，克卢克的第二军经过距巴黎25英里的桑利斯（Senlis）时，枪杀了市长和六名平民人质。就在这个市镇的郊外，在埋葬这些人的墓地边上，一块石碑上刻着他们的姓名：

欧仁·奥代纳（Eugène Odène）市长

埃米尔·奥贝尔 （Emile Aubert）硝皮匠

让·巴比埃（Jean Barbier）马车夫

吕西安·科特罗（Lucien Cottreau）餐馆侍者

皮埃尔·德韦尔特（Pierre Dewerdt）司机

J-B.埃利泽·波米埃（J-B. ElyséePommier） 面包师傅的助手

阿尔蒂尔·雷冈（Arthur Régant）石匠

对冯·豪森将军来说，9月2日是个幸运的日子，他发现自己在埃纳河畔的蒂尼（Thugny）宿营的地方原来是夏布里隆（Chabrillon）伯爵的一幢别墅。这位将军占用着伯爵夫人的闺闼，他查看了她的名片，发现她本人是莱维―米尔普瓦（Lévy-Mirepois）女伯爵，满心喜悦，睡在她的床上也感到格外心荡神驰。他在晚餐时吃了一顿野鸡，那是他的军需官在别墅花园里打猎弄来的。饭后，豪森清点了伯爵夫人的银餐具，并且开列了一份清单，交由村里的一个老人保管。

也就在这天晚上，毛奇经再次考虑，对于克卢克的内圈包抄行动使其翼侧暴露于巴黎之前的情况，越来越感到不安，于是下了一道新的通令。如同他在处理左翼问题时一样，这道通令显示了他的举棋不定。通令叫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偏离巴黎朝东南方向追逐法军”，就此批准了克卢克的转向。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可能遭受袭击的危险，通令又要求克卢克的军队“列成梯队，尾随第二集团军之后”，并“负责掩护两军的翼侧”。

好一个列成梯队！这对克卢克说来，是个莫大凌辱，比之统帅部早先要他听命于比洛，更使他受不了。这位一手挎着步枪、一手握着左轮手枪，面容严峻的阿提拉王，德军右翼的带步人，是不会甘居人后的。他自己给第一集团军发出了一道命令：“第二天（9月2日）继续前进，跨过马恩河，以便向东南方向追赶法军。”至于掩护暴露于巴黎面前的翼侧的任务，他认为只消留下他两支最弱的部队就足够应付。这两支部队是第四后备师和第四骑兵师；前者实力不足，有一个旅留驻布鲁塞尔，后者在9月1日与英国人的一仗中曾受重创。

8月31日，即克卢克转变方向后的第一天，索尔代骑兵军的一名军官勒皮克（Lepic）上尉上午在贡比涅西北侦察时，发现不远处有一支德军骑兵纵队，计有九个中队；十五分钟以后，跟着又来了一支步兵纵队，其中有炮兵连、弹药车队和一个自行车连。他注意到他们不是朝南直趋巴黎，而是在沿着去贡比涅的道路前进。勒皮克上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是目击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然转向的第一个见证人。他津津有味地报告了德国枪骑兵如何丢掉他们与众不同的钢盔，换上布军帽，以及“他们如何用拙劣的法语向当地居民问路，用德语连声说着‘英国人、英国人’”。他的这份有关德国人进军路线的情报，当时并没有引起法军总司令部的任何重视。人们认为，可能是贡比涅这个城市和城堡吸引着这些德国人，而且他们仍然可以取道贡比涅前往巴黎。况且，勒皮克上尉所看到的两个纵队，也不一定表明克卢克全军的动向。

8月31日，法国人也注意到战役正在进入高峰。他们的第二个计划——拟将重心移至左翼以阻遏德军右翼前进的8月25日的计划——已告失败。第六集团军原应同英军和第五集团军一起在索姆河畔稳住阵脚，组织反击，但这一使命也未能完成。霞飞承认，第六集团军眼下的任务该是“掩护巴黎”。至于英军，正如他私下所说那样，“不愿前进”，而第五集团军则由于克卢克正在从其侧面进行追击，仍然没有摆脱被包围的危险。果然，令人惊骇的消息传来了，克卢克骑兵的先头突击部队已突破第五集团军与巴黎之间英军撤退后留下的那道缺口。现在已很清楚，正如霞飞的作战处长蓬（Pont）上校对他所说那样，“要以足够的兵力挡住德军右翼，遏制它的包围，看来已不复可能”。

势必制订一项新的计划。保存实力是当务之急。在法军总司令部里，霞飞和他的两位副职——贝兰和贝特洛，以及作战处的高级军官一起讨论了对策。战局急转直下，迫使进攻派学说的“门徒”采取一个新的主张——“坚持抵抗”，直至法军能够稳住一条战线，然后从那里重新发动攻势。当时，大家都认识到，德军由于前进将沿着一条从凡尔登到巴黎的巨大弧线疏开。这次计划，不是阻击德军正在进犯的一翼，而是通过袭击德军的中路，切断这一翼，也就是仍旧按照第十七号计划的战略行事。只不过这一回战场是在法国的心脏。法军一旦败北，将不像当初在边境那样只是一时的挫折，而是定局了。

问题在于应在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前进行动”。最早的时机是不是在与巴黎成一直线的时候，从马恩河流域开始？还是应该继续后退40英里，一直退到塞纳河后面的防线？继续后退意味着把更多的国土拱手送给德国人；但是塞纳河的天然屏障可给法军提供一个喘息时机，使他们在没有敌军直接压力的情况下得以重新集结力量。德国人的主要目标既然是摧毁法国的军队，因此我们的“主要目标”，按贝兰的主张，就必须是“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采取“谨慎的”态度，在塞纳河后面整编队伍，这在当前既是国家的职责所在，也是挫败敌人目标的上策。贝兰力主此议，贝特洛则铿锵有力地予以支持，霞飞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第二天就发出了第四号通令。

9月1日，色当战役纪念日的前夕，法国的前景看来像当年一样暗淡悲惨。来自法国武官的消息，正式证实了俄国人在坦嫩贝格的败绩。第四号通令与边境溃败后那号语气坚定的通令显然不同，它反映了总司令部在敌骑纵横一周后乐观心情的动摇。它饬令第三、第四、第五各集团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撤退，以撤至塞纳河和奥布河为限，“但并不是说必须撤退到这个限度”。“一旦第五集团军摆脱被围的威胁”，各集团军“当即重新发动攻势”；但不像前令，它没有指定具体时间或地点。虽然如此，在这号通令里，人们可以看到未来战役的发轫，因为它谈到要从南锡和埃皮纳勒抽调增援部队前来参与这次攻势，并称“巴黎筑垒兵营的机动部队也可参加这次全面行动”。

支持霞飞的一派和支持加利埃尼的一派，后来在他们就马恩河战役的发端问题所展开的痛苦而长期的论战中，对第四号通令，以及对该令下达后四天中的每一行动、每项命令，都有大量争议。毫无疑问，霞飞虽然对交锋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并不确定，但对总的战役有个大体轮廓。他预见到这个战役将发生在德军五支追兵来到“巴黎与凡尔登两犄角之间”，法军在法国中部形成一个浅弧形或网状阵线的时候。霞飞认为他有一周时间可以用来部署，所以当梅西米9月1日前来向他告别时，他说，他预期在9月8日重新发动攻势，并预言这一战将被称为“布列讷堡之战”（the battle of Brienne-leChâteau）。布列讷堡是马恩河后面25英里的一个市镇，到马恩河和到塞纳河的距离相仿。它曾是拿破仑战胜普鲁士的布吕歇尔元帅的战场。这对霞飞说来，或许是个吉兆。在继续强制退却的一片愁云之中，在敌军日益逼近的阴影笼罩之下，霞飞临危不惧、泰然自若和满怀信心的神态，再一次给梅西米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巴黎眼看塞纳河各军后撤，使自己失却掩护，感到不是滋味。霞飞打电话给米勒兰，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当前战局概况。他谈了英军“使劲的”撤退已使朗勒扎克的左翼暴露，以致各军必须继续撤退，直到朗勒扎克脱离战斗为止。他已令莫努里朝巴黎方向撤退并与加利埃尼“保持联系”，但他没有提到将第六集团军置于加利埃尼指挥之下。他说，敌军各纵队正在朝稍微偏离巴黎的方向前进，这可能提供一段“稍事喘息”的时间；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政府应该“立即”离开巴黎，不在当晚，就在明天，事属“至要，刻不容缓”。

加利埃尼得到惊惶失措的政府关于情况发展的通知之后，立即打电话给霞飞。霞飞避不与他说话，加利埃尼请人转告：“我们无法抵抗。……霞飞将军必须知道，如果莫努里不能坚守阵地，巴黎就无法抵御敌人。必须给这个筑垒的兵营增拨三个现役军。”当天下午较晚时分，霞飞给加利埃尼回了电话，通知他说，正在把莫努里的军队调归他指挥。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这个筑垒兵营的机动部队。按照惯例，机动部队不受野战集团军指挥，并且可由卫戍司令做主不参加一般的战役。事实上，霞飞并无意放弃这支部队。就在这一天，他以巧妙的手法要求陆军部长将巴黎这个筑垒兵营及其所有军队全部归他这位总司令统辖，“以便在情况需要时我能动用这支机动卫戍部队作战”。米勒兰像梅西米一样对霞飞衷心折服，9月2日便照此下了命令。

此时，加利埃尼终于有了一支集团军。现在可由他调遣的莫努里的这支部队，是由第七军的一个现役师、一个摩洛哥旅，以及四个后备师组成。这四个后备师即：埃伯内将军率领的，原来从巴黎抽调出去的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以及曾在洛林英勇奋战的第五十五师和第五十六师。霞飞还同意再增派精锐的阿尔及利亚轻步兵第四十五师；这支部队反正不在他管辖之下，当时正在巴黎下火车。此外，他还同意增派野战集团军中的一个现役军。像克卢克一样，他挑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军，即曾在阿登山区遭受惨重损失的第三集团军的第四军。不过，这个军正在得到补充，而且，把它从第三集团军防守的凡尔登前线调来增援巴黎，在克卢克看来，这是法国人所做不到的。加利埃尼接到通知，第四军将在9月3日和4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加利埃尼一接到霞飞将第六集团军调拨给他的口头通知之后，立即驱车北上跟他的新部队联系。沿途尽是从四面八方朝巴黎涌来的难民。他们竞相逃离步步紧逼的德国人，满脸“惊恐绝望之色”，看到这幅景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为时已晚。在巴黎西北不远，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二师正在开进蓬图瓦兹；那里是一片惊惶混乱。部队在撤退途中曾被迫苦战，人困马乏，血污斑斑。当地居民听到轰鸣的炮声和德国枪骑兵已在左近的消息，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加利埃尼同埃伯内将军交谈之后，又赶到巴黎以北30英里瓦兹河畔的克雷伊（Creil）去找莫努里。他命令莫努里在退向巴黎时炸毁瓦兹河上的所有桥梁并设法阻滞敌军前进，无论如何在他与首都之间不能让德军揳入。

在匆忙赶回巴黎途中，加利埃尼看到威武雄壮的阿尔及利亚轻步兵第四十五师列队经过大街，前往他们的驻防地区。这一景象比他看到难民的情景时要宽慰得多。士兵们身穿鲜艳的上衣和肥大的灯笼裤，动人心弦，多少使巴黎人再次精神振奋起来。

然而，政府各部情绪低落。米勒兰已把“令人痛心的”情况向总统做了汇报，他说：“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我军在前线全面撤退；莫努里的军队正在退向巴黎。……”作为陆军部长，米勒兰拒绝承担让政府于第二天（9月2日）傍晚以后在巴黎多逗留一个小时的责任。普恩加莱面临着“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变”。于是经决定，全部政府机构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迁往波尔多，一个也不留在巴黎，以免公众对部长们作出容易引起恶感的比较。

那天傍晚，加利埃尼一回到城里便从米勒兰那里得到消息，欧洲这个最重要的城市，在它受围期间的一切军政大权全都由他一手掌管。如果没有塞纳省的省长和巴黎警察总监，“我将是光杆一个”。他发现他不得不倚为股肱的这位警察总监上任还只刚刚一小时。原来的警察总监埃尼翁先生（M. Hennion），一听到政府将要迁移，便断然拒绝留下。当接到命令要他留守岗位时，就以“健康为由”辞职不干了。对加利埃尼说来，政府迁离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此可以使主张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的人哑口无言；他们的法律根据已不复存在，加利埃尼从此可以放手把巴黎作为一个筑垒的兵营来保卫了。尽管他“宁愿没有部长们在场”，不过他认为，“要是有一两个留下来装点一下门面也是好的”。这种看法，对于那些本来愿意留下来的部长们来说，是不太公平的，可是加利埃尼对政客的蔑视，一无例外。

加利埃尼预料两天之内德军可能兵临城下，他和他的参谋彻夜不眠，进行“我的整个部署，准备在巴黎以北即蓬图瓦兹至乌尔克河（Ourcg）一带出击”，也就是说，将在宽约45英里的一个地区作战。乌尔克河是一条小河，在巴黎东面注入马恩河。

那天深夜，总司令部得到一份大可以叫政府不必逃跑的情报。白天，一只手提包送到了第五集团军的情报官法加尔德（Fagalde）上尉手中。这只手提包是在一名隶属克卢克的骑兵军官的尸体上发现的，这位军官在乘坐汽车外出时被法国巡逻兵击毙。包里的文件中有一张沾满血迹的地图，上面标明了克卢克各个军进军的路线以及这天各应到达的地点。全军的进军路线都标向东南，从瓦兹河出发直指乌尔克河。

总司令部对法加尔德上尉的发现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克卢克意图悄悄地穿过第六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之间地带，绕过巴黎，席卷法军主力阵地的左翼。即使他们也认识到这意味着克卢克将放弃进攻巴黎，他们却没有尽其最大努力使政府相信这种看法。当总司令部与总统之间的联络官佩内隆上校翌日上午前来向普恩加莱报告克卢克改变进军方向的消息时，并没有从霞飞那儿带来政府可以不必迁移的任何建议。相反，霞飞却要联络官告诉总统：政府必须迁离，克卢克的意图无法捉摸，他的纵队现已到达20英里外的桑利斯和尚蒂伊（Chantilly），巴黎可能很快就要遭到炮轰。至于普恩加莱和米勒兰对于克卢克转向的重大意义究竟有多少认识，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在战争时期和紧急关头，任何事情都不能像事后那样看得清楚或确有把握。当时是一片紧张气氛，甚至是恐慌气氛。既然经历了一番痛苦做出了决定，政府觉得很难再贸然改变。不论情况如何，米勒兰仍然坚持撤离，毫不动摇。

9月2日，色当纪念日那天，“令人痛恨的时刻终于来到”。当普恩加莱知道安排政府在半夜三更，而不是在白天众所得见的情况下撤离时，更加感到“悲痛和羞辱”。内阁坚持，按照法律，总统必须坐镇政府所在地。即便是普恩加莱夫人要求让她留在巴黎继续她的医院工作，以安定人心，也未获准。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前来送别时，则是“愁容”满面，热泪盈眶。

对于局势，赫里克跟当时留在法国首都的人都持有同样看法。他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德国人攻势凶猛，看来是抵抗不住的了。”他曾从德国人那儿接到警告，劝他离开首都避往外省，因为巴黎的“整个市区”可能被彻底摧毁。然而，他决心留下，并且答允普恩加莱，他将“代表全人类执行保管任务”，把巴黎的博物馆和纪念碑置于美国国旗保护之下。他已胸有成竹，打算采取与此时此地所需的奋不顾身、仗义执言的崇高境界相称的做法：“如果德国人来到城外并勒令巴黎投降，就挺身而出，找他们军队司令谈判，如有可能，就找德皇本人。”赫里克既已应德方请求代为照管德国大使馆，也就可以凭此要求他们会见。后来，每当那些曾在巴黎度过9月份头几个星期的朋友们夸耀自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了不起的人物时，加利埃尼总是提醒他们：“别忘了，还有赫里克呢！”

7时，加利埃尼前来给米勒兰送行。圣多米尼克街的陆军部里是“一片悲伤、阴郁、凄寂”，院子里停满了巨大的搬运篷车，正在装载准备运往波尔多的卷宗档案。留下的部分全都焚毁了。收拾包装的过程产生了一股“阴郁”的气氛。加利埃尼沿着没有灯光的楼梯攀登而上，发现陆军部长独自一人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既然政府正在撤离，米勒兰也就毫不迟疑地容许巴黎以及这里的每一个人进入炮火之下了。他给加利埃尼的命令是：“殊死”保卫巴黎。对加利埃尼来说，这根本是无须别人关照的。

“部长先生，你懂得‘殊死’这个词的意义吗？”加利埃尼问道，“这意味着破坏、毁灭、炸掉市中心的所有桥梁。”

“殊死，”米勒兰重复了一遍。告别时，他注视着加利埃尼，似乎此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加利埃尼感到“自己也几乎相信留下来是等死”。

几小时后，部长们和国会议员们，在黑夜间，在使他们很多人感到羞愧的鬼鬼祟祟的气氛中乘上了开往波尔多的火车，而以翌晨向公众发表的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来掩饰这个不光彩的时刻。声明说，当前的任务必须是“坚持到底，决一死战”。法国将坚持到底，决一死战；英国将在海上切断敌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俄国人将“继续前进，直捣德意志帝国的心脏”！（这个时刻，透露俄国人战败的消息看来是不合时宜的。）为了使法国的抵抗具有最大的“冲劲和力量”，政府应军方要求，已“暂时”迁移到一个它能与全国经常不断保持联系的地方。“同胞们，让我们在当前这样悲惨的情况下不愧为法国人。我们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持久的耐力、顽强的精神，总之，我们有不甘灭亡的决心。”

加利埃尼搞了一份言简意赅的公告，颇为踌躇满志。措辞是经过一番精心推敲的，意在消除关于巴黎已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谣言，让人民对事态发展有所准备。他的公告第二天早晨出现在巴黎各处墙上：

巴黎守军、巴黎市民：

为进一步推动全国防务，共和国政府人员已撤离巴黎。本长官兼司令业经受命负责抗击入侵之敌，保卫巴黎。此项命令本长官兼司令将贯彻执行不渝。

1914年9月3日，巴黎

巴黎军事长官、巴黎守军司令

加利埃尼

这份公告在公众中引起的震惊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总司令部发布的公报在此以前都是采取措辞极其含糊的方针，不使老百姓了解军事情况的严重性。政府看来是毫无理由地逃亡了。它的宵遁留下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印象，尽管法国人民对波尔多抱有历久弥坚的感情，但他们还是耿耿于怀。人们用双关谐语来嘲弄政府，把政府官员们称为“tournedos à la bordelaise”[1]，那些跟着他们逃难涌向火车站的人群即兴作了一首模仿《马赛曲》的打油诗：

到火车站去，公民们！

登上车厢！

这对巴黎军政府来说，是“极其痛苦的日子”。随着各军不断向巴黎北面和东面撤退，巴黎要坚守多久以及何时炸毁巴黎大区内80座桥梁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紧张和不安。各支军队的司令，在确保自己的队伍安全通过后，都迫不及待地要炸毁他们后面的桥梁以切断敌人的追击。总司令部的命令是“不让任何一座桥梁完好无损地落入敌人手中”，但这些桥梁却又是反攻时所需要的。同时，在这个地区内，又有三个各自为政的司令部在发号施令：加利埃尼的、霞飞的，以及地点上处于他们两者之间的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而这位爵士在基钦纳前来视察以后主要关心的是显示他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独立性。于是，巴黎阵地上守卫桥梁的工兵部队给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命令搞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一名工兵军官向伊尔斯肖埃将军报告说：“大难即将临头。”

英国人在9月2日夜幕降临前到达马恩河，第二天就过了河。走到贡比涅南面之后，士兵们发现行军方向偏离了他们的地图，才恍然醒悟这根本不是军官们所说的一次“战略撤退”。他们在布洛涅和勒阿弗尔的基地业已疏散一空，所有物资和人员都已迁往卢瓦尔河（Loire）河口的圣纳泽尔。

第五集团军落在英国人后面约一天的行军路程，还没有脱离被包围的危险。在持续酷热的天气里，撤退与追击继续进行着，逃跑的和追逐的同样疲惫不堪。自吉斯战役以来，第五集团军每天行军18至20英里。撤退途中，三五成群的逃兵打家劫舍，使关于德军暴行的种种故事在居民中传播，制造了恐慌，于是枪决了一些逃兵。朗勒扎克认为，从来没有一支军队经历过像他的军队正在经历的这种严峻考验。这时，一名英国军官在谈到英国远征军时说道：“我绝难相信，士兵们在如此疲乏而又如此饥饿的情况下，居然能够活下去。”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亨利·威尔逊想方设法找一些话来激励人心，他向于盖上校说：“德国人操之过急。他们这次追击进行得太快了。一切都做过了头。他们必然会铸成大错，到那时，你们的时机就来到了。”

直到这时，在法军总司令部里，霞飞和他的顾问们对克卢克采取的内圈包抄行动虽然已有所觉察，但是并未从中看出这是攻其翼侧的一个重要而又及早的机会。克卢克在9月2日转向追击英军后，霞飞和他的顾问们吃不准他是否会掉转头来进攻巴黎。不论怎样，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巴黎，而是在他们重新建立起一条巩固的防线之后准备在塞纳河沿岸发动的一场会战。在总司令部里经过进一步的紧张磋商之后，霞飞最后决定继续撤退，退至各军当时驻地后面“数天行程的地方”，以便争取时间从他的右翼调集增援部队。尽管存在着可能削弱原来已是勉强守住的摩泽尔防线的危险，他还是毅然决定从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分别抽调一个军前来支援。

9月2日下达给各集团军司令的机密指令，体现了霞飞的这一决定，指令中明确规定塞纳河到奥布河一线是各集团军撤退的极限。这样部署的目的，霞飞解释道，是要“把各集团军从敌人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并使它们能够重行编组”。在完成此项任务并将援军从东面调来之后，“便是转入攻势的时刻”。英国军队将“被要求参加这次战略行动”，巴黎卫戍部队“将向莫城（Meaux）方向采取行动”，也就是说，攻打克卢克的翼侧。不过霞飞还是没有定出一个具体的日子，只是说他将“在数天之内”发出信号。司令们奉命对逃兵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以确保有秩序的撤退。霞飞要求每个人都要了解当前的形势并尽其最大的努力，他明确指出，这将是“国家安危所系的”一场战役。

加利埃尼在巴黎接到命令后，对霞飞的战略大为不满，因为它抛弃了巴黎，而且“脱离实际”。他认为德军追击的速度不可能容许法军有时间到达塞纳河或在那里重行编组。他也接到关于克卢克朝东南方向进军的一些片断报道，但是没有人告诉他法加尔德上尉发现的极其重要的证据。9月2日晚，他估计第二天就会遭到进攻，于是睡在司令部里。这时候他的司令部设在巴黎残老军人院马路对面的维克托―迪律伊女子中学（the Lycée Victor-Duruy）里。这是一幢巨大的建筑，隐蔽在树木的后面，与外界隔绝，出入口都较那座军人院少一些，因此也比较容易守卫。各道门口都布置了岗哨，有军用电话同这个筑垒兵营内所有师部保持联系，为作战参谋和情报参谋留出了办公室，还安排了食堂和宿舍。于是，加利埃尼大为欣慰，他终于能够搬进“一个正规的战地司令部，就像在前线一样”。

第二天，9月3日上午，他得到关于克卢克在绕过巴黎朝马恩河方向移动的确切消息。巴黎卫戍部队的飞行员瓦托（Watteau）中尉，在飞行侦察中发现敌军纵队在“从西向东”朝着乌尔克河流域移动。接着，从巴黎营地起飞的第二架飞机证实了这个报告。

在加利埃尼的第二处的参谋室中，激动紧张的心情在军官们中间默默无语地交流着。前线负伤下来的吉罗东（Girodon）上校“认为自己还能做些参谋工作”，他躺在一架有轮子的躺椅上，两眼盯着墙上的地图，彩色大头针在上面标出了德军前进的方向。加利埃尼的参谋长克莱热里（Clergerie）将军走进来的时候，正好又送来一份英国飞行员的空中侦察报告。这些大头针经再次移动之后，克卢克转向的路线赫然无误地在地图上显示出来，克莱热里和吉罗东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他们把翼侧送上门来了！他们把翼侧送上门来了！”

注释

[1] 意即“波尔多式的牛排”。但牛排一词（tournedos）与逃跑（tourner le dos）发音近似，因此亦可作“逃往波尔多的家伙”的意思。——译注

法布尔先生对克卢克的描述：Hanotaux, VIII, 158.

克卢克转向东南的理由：Kluck, 77, 82–84.

毛奇的顾虑：Bauer, 52.

施利芬：“如果战场上的胜利……”：qtd. Hanotaux, VII, 197.

“他已陶醉于一种胜利的欢呼声中”：Moltke, Erinnerungen, 382.

在卢森堡流传的俄军在奥斯坦德登陆的谣言：Tappen, 115.

毛奇担心右翼各集团军之间的缺口：Tappen, 106.

鲍尔少校亲自去鲁普雷希特的阵地视察：Bauer, 53ff.; Rupprecht, 77–79.

克卢克估计的敌军力量：Kluck, 91; captured British letter: Edmonds, 244.

比洛来电要求克卢克采取内圈包抄行动：Kluck, 83; Kluck's order of August 31 for forced march: Bloem, 112; Moltke's approval of inward wheel: Kluck, 83–4; Hausen, 195.

骑兵“总是止步不前”：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64.

“迫切需要的”休整及英军“及时”摆脱追击：Kluck, 90.

“我们的士兵已经精疲力尽”：qtd. Maurice, 150–51. General Maurice adds (152) that after the Battle of the Marne when the Germans were in retreat to the Aisne, “Whole parties of officers were captured because they were too intoxicated to move.”

普恩加莱的家族墓地被挖成厕所：Poincaré, III, 204.

克卢克的第二军经过桑利斯时，枪杀了市长和六名平民人质：ibid.; Gallieni, Mémoires, 120. Names on the memorial stone were copied by the author on the site.

豪森将军愉快的一晚：Hausen, 208–10.

毛奇9月2日下达的新通令：Kluck, 94.

克卢克下令跨过马恩河：Kluck, 100.

勒皮克上尉关于德军进军路线的报告：AF, I, II, Annexe No. 1772.

第六集团军“掩护巴黎”：ibid., Annexe No. 1783; Joffre, 225.

英军“不愿前进”：Gallieni, Mémoires, 52.

蓬上校：“看来已不复可能”：Joffre, 218–19.

霞飞与贝兰和贝特洛等高级军官讨论对策：ibid., 230–33.

第四号通令：AF, I, II, Annexe No. 1792.

“布列讷堡之战”：Messimy, 379.

霞飞打电话给米勒兰，“至要，刻不容缓”：Poincaré, III, 126; Joffre, 232.

加利埃尼给霞飞打电话：Gallieni, Carnets, 53.

莫努里的军队被调归加利埃尼指挥，巴黎被划归霞飞管辖：Because these events were taking place at a time of great tension and also because of later efforts during the quarrel over credit for the Marne, to obscure the question of who was under whose orders, this issue is still not entirely clear. The relevant sources are Joffre, 226, 234–5, 239–42; Gallieni, Mémoires, 43, and Carnets, 53; Joffre's request to have Paris put under his command is Annexe No. 1785; the order putting Maunoury under Gallieni is Annexe No. 1806; Millerand's order complying with Joffre's request is Annexe No. 1958.

巴黎守军的构成：AF, I, II, 772–4. The 55th and 56th Reserve Divisions who were now to fight for the capital had been withdrawn from Lorraine on August 25, causing General Ruffey, whose flank they were supporting in a counteroffensive in the Briey basin, to break off action. Briey, as Ruffey said in his postwar testimony, was thus “the ransom of Paris.” Fighting as a reserve officer with one of these divisions, the 55th, Charles Péguy was killed on September 7.

加利埃尼拜访埃伯内和莫努里：Mémoires, 42, 48–9.

米勒兰向总统汇报“令人痛心的”情况，政府决定撤出巴黎：Poincaré, III, 125–27.

加利埃尼和巴黎警察总监：Mémoires, 51–52; “preferred to be without ministers”: Parle, 38; “Made all my dispositions”: Mémoires, 57.

法加尔德上尉发现的德军军官的手提包：Spears, 331–32; his report: AF, I, II, Annexe No. 1848.

霞飞仍建议政府迁出巴黎：Poincaré, III, 131.

“令人痛恨的时刻终于来到”：ibid., 134.

美国大使赫里克的计划：ibid., 131; Mott, 155–7, 160–63; Carnets, 61.

加利埃尼给米勒兰送行：Mémoires, 59–64; Parle, 49.

加利埃尼的公告：Hanotaux, IX, 39; Carnets, 55.

模仿《马赛曲》的打油诗：Marcellin, 41.

“极其痛苦的日子”：Hirschauer, 142.

第五集团军处决逃兵：Lanrezac, 254–56.

“我绝难相信”：qtd. Edmonds, 283; Germans are “over-hasty”: Huguet, 70.

霞飞9月2日下达给各集团军司令的机密指令：AF, I, II, 829 and Annexes Nos. 1967 and 1993. Order for reinforcements to be taken from Ist and IInd Armies is Annexe No. 1975.

加利埃尼认为这项密令“脱离实际”：Mémoires, 79; Parle, 50.

加利埃尼将司令部迁往维克托―迪律伊女子中学：Mémoires, 60–61.

瓦托中尉的报告：Pierrefeu, Plutarque, 102–3.

“他们把翼侧送上门来了！”：Hirschauer, 180.

第21章　“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

加利埃尼当即看出巴黎守军的机会来了。他毫不踌躇，便决定尽速对德军右翼进行侧击，并说服霞飞停止向塞纳河后撤，立即在全线恢复攻势，支持他这一战略行动。虽然以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为核心的巴黎守军是由加利埃尼指挥的，但从前一天起，整个巴黎营地及其所有部队均已划归霞飞统一指挥。因此，要第六集团军发动进攻，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即霞飞的同意和第六集团军的近邻英国远征军的支持。这两支军队当时都驻在巴黎和克卢克的翼侧之间：莫努里在马恩河北岸，英国远征军在马恩河南岸。

加利埃尼召来参谋长克莱热里将军，举行了一次克莱热里称之为“他为重大问题而召开的长时间会议之一——这些会议一般约开两分钟到五分钟之久”。这时是9月3日下午8时30分。他们一致同意，如果次晨克卢克的前进路线不变，他们就使用一切压力，促使霞飞立即发动一次联合进攻。他们命令巴黎营地的飞行员一早就起飞侦察，并于上午10时前汇报情况，以便“据以做出重大决策”。

但侧翼攻击的成败，正如伊尔斯肖埃将军所告诫的那样，“取决于先头突击部队的突破能力”，而第六集团军却并不是加利埃尼所希望的那种强有力的精锐部队。它在开到指定阵地时，已全都疲惫不堪，有的分队在9月2日一昼夜就兼程行军37英里。疲惫影响了士气。加利埃尼和他的袍泽们一样，认为后备师“作用平平”，而莫努里第六集团军的大部分恰恰又是由后备师组成的。其第六十二后备师在节节退却中，既无一日休整，也无一日停止过战斗，军官丧失了三分之二，现在只有中尉级后备军官可资补充。第四军则尚未到达。唯一差强人意的是巴黎居民——那些尚未南逃的居民——的“沉着和决心”。

9月3日傍晚，冯·克卢克抵达马恩河，而他所追赶的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和在他外侧的英国远征军已在当天早些时候渡过马恩河。这两支在仓促退却、陷入疲惫和混乱之中的军队，虽曾一再接到炸毁桥梁的电令，或许正因为电令纷至沓来，但都未炸毁，或只是炸毁了桥的部分结构。克卢克占领了这些桥头堡以后，不顾最高统帅部要他与比洛将军保持齐头并进的命令，准备立即于次晨渡河，继续他追逐第五集团军的内圈行动。他曾三次向最高统帅部电告他即将横渡马恩河的意图，但与卢森堡的无线电通讯比与科布伦茨的通讯还要困难，这三份电报直到次日方才到达。德军最高统帅部由于两天来失去了与第一集团军的联系，对克卢克拒不执行9月2日命令一无所知，待至他们发觉时，克卢克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马恩河。

9月3日那天，德军行军25到28英里。据一位法国目击者说，士兵们到达宿营地时，“倒在地上，疲惫不堪，只是迷迷糊糊地嘀咕着：‘40公里！40公里！’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随后的战斗中，不少德军就由于累得寸步难行，在睡梦中被俘。当时酷暑可畏，这些德国兵，只凭“明天或后天”可到达巴黎的希望勉力前进。而军官们也不敢拆穿对他们的蒙骗。在企图一举消灭法军的狂热中，克卢克既累垮了他的士兵，也远远地超越了他的给养车队和重炮队。在东普鲁士作战的他的同胞冯·弗朗索瓦将军，作风就迥然不同了。弗朗索瓦将军在全部大炮和弹药车队到达以前，绝不轻举妄动。不过弗朗索瓦是在面对战斗，而他只认为是在追击、扫荡残敌，就此疏忽大意了。在他看来，法军在十天节节败退以后，绝无在一声军号之下，便可掉转头来进行反击的士气和能力。他也从不担心他的翼侧。“将军对巴黎方面毫无顾虑，”一位军官在9月4日写道，“在我们摧毁法英联军残部以后，他就可回师巴黎，让第四后备军享受领队开进法国首都的荣誉。”

9月4日，克卢克一面向前挺进，一面直言不讳地告诉最高统帅部，他无法执行要他留在后面作为德军先遣部队的侧卫的命令。要让比洛赶上来，势必停止进军两天，他认为这将削弱德军的整个攻势，给敌人以重振旗鼓、自由行动的时间。事实上，确实是由于他的部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马恩河才为其他德军开放了渡口，所以，“现在所期望的是要尽量利用这一胜利带来的有利条件”。克卢克越说越气，要求了解究竟为何“其他”部队——指比洛而言——在得到“决定性胜利”以后，总是要“吁求支援”。

比洛获悉友邻军变“统帅部指定作为第二集团军的后方梯队为其前方梯队”时，怒不可遏。像大多数德军到达马恩河时一样，比洛所部也已疲惫不堪。第十后备军的一个军官写道：“我们毫无办法。士兵摔倒在沟渠里，躺在那儿喘息不止。……上马命令来了，我就伏在马背上，头靠在马颈上。我们又饥又渴。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支配着我们，这样活着并没有什么意思，死了也算不了什么。”豪森的部队抱怨他们已经“连续五天没有吃到过煮熟的东西”。在邻近的第四集团军里，一个军官写道：“我们整天在火辣辣的酷暑中行军。士兵满脸胡子，浑身尘土，活像是一群行走的面粉袋。”但是这种不惜士兵极端疲劳，不顾他们情绪低落的进军情形，未能引起野战指挥官们的警觉。他们都和克卢克一样，深信法军已无恢复战斗的能力。9月3日，比洛报称法国第五集团军已被“决定性地击败”——这样的报告在他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了——并且已经“溃不成军，逃往马恩河南岸去了”。

法国第五集团军，尽管并未“溃不成军”，但情况显然不妙。朗勒扎克毫不掩饰他对霞飞已经失去信心，并和总司令部派来的联络官争吵不休，对发来的命令挑剔不已，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他的参谋人员，而这些人员又是一半对一半地在相互闹意见。上上下下都感到心烦意乱，忧心忡忡，加上在法军节节退却中长期作为殿后，更是积愤已久，神经紧张。离敌最近的第十八军军长马斯·德拉特里（Mas de Latrie）将军对所部的情况显得“焦虑不安”。但是不管如何焦头烂额，第五集团军还是渡过了马恩河，和敌人拉开了相当的距离，足可以说得上已和敌人脱离接触，从而实现了霞飞重新发动攻势的条件。

霞飞虽然想在“数日之内”发动反攻，并已向政府做了汇报，但是究竟如何反攻他说得并不具体，而法军总司令部则更是沮丧，情绪沉重。每天从各军返回的联络官，都是意气消沉，有一个说，军中在“吹着一股失败主义之风”。总司令部又要后撤了，经安排再撤30英里，迁往塞纳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Sèine），并于两天以后即9月5日搬了家。十天以来，法国丧失了里尔、瓦朗谢讷、康布雷、阿拉斯（Arras）、亚眠、莫伯日、梅济耶尔（Mézières）、圣康坦、拉昂、苏瓦松等十个城市，丧失了一些煤矿、铁矿、麦区和甜菜区，还丧失了六分之一的人口。9月3日，从克洛维（Clovis）到路易十六每个法国国王都在那里的大教堂举行加冕典礼的兰斯，作为不设防城市放弃给比洛的军队了，整个法国笼罩着一片乌云。两星期后，德军在从马恩河败退的余怒中，炮轰了这个不设防城市，终于使这里的大教堂，同遭到浩劫的卢万图书馆一样，对全世界来说，都成了德国人所作所为的象征。

霞飞仍是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一日三餐，照进不误，夜晚10时就寝，从不破例。但在9月3日，他面临着必须执行这个时期以来一直使他显然不安的那个任务。他下定决心，朗勒扎克必须离开。他提出来的理由是朗勒扎克“体力衰退且精神不振”，以及现已众所周知的与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愉快的个人关系”。由于即将反攻，而在这次反攻中，第五集团军将起关键作用，英军的参加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朗勒扎克必须撤换。尽管朗勒扎克坚定地指挥了吉斯战役，但霞飞坚信在那次战役以后，他“在精神上垮下来了”。此外，朗勒扎克对命令从没有停止过批评和挑剔。这虽不足以证明精神状态的低落，却触怒了这位总司令。

霞飞极少个人主见，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因此，他或多或少自觉地听从了作战处一伙教条主义权威们的意见。一位法国军事评论家曾把这一伙描绘为“一所教堂，在它之外，人们是得不到拯救的，谁敢揭露它教义上的谬误，谁就永世得不到它的宽恕”。朗勒扎克的罪孽就在于他是正确的，而且还大声嚷嚷。战争一开始，朗勒扎克曾正确地指出，低估德军右翼力量将是一个致命伤，结果正是由于犯了这个错误，大片法国领土沦于德军铁蹄之下。在沙勒鲁瓦战役中，当受到比洛和豪森两军两面包抄的威胁时，朗勒扎克撤出战斗的决定，拯救了法军左翼，使它免于覆灭。正如冯·豪森将军在战后承认的那样，朗勒扎克此举打乱了以包抄法军左翼为出发点的德军全部作战计划，最后迫使克卢克不得不采取内圈行动，以图席卷第五集团军。至于朗勒扎克的决定撤离，是出于恐惧抑是出于明智，无关紧要，因为恐惧有时就是明智，而且这次的撤离实为今天霞飞所准备的反攻创造了条件。但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时隔很久，法国政府作出为时已晚的抱歉姿态，授予朗勒扎克荣誉勋位勋章以后，才被人们所认识的。但在战争爆发一个月的惨败中，朗勒扎克大不敬的行径使自己成了法军总司令部难以容忍的人物。因此，他率军南渡马恩河之日，就成为他被送往泰皮恩悬崖[1]之时。

朗勒扎克的情绪，在那次撤退以后，也确实并不十分稳定可靠。毫无疑问，他跟总司令部之间的互不信任（不管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以及他跟约翰·弗伦奇爵士之间的互不信任，都使人感到让他在紧急关头担任集团军司令，是个风险。霞飞认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防即将到来的进攻失败于万一，是必要的。因此，他在后两天中又撤换了一些人，使他在战争开始后的五周内共撤掉了两个集团军司令、10个军长和38个即占半数的师长。接替他们的是一批新的、大部分也是更优秀的人物，内中包括三位未来的元帅：福煦、贝当和弗朗谢·德斯佩雷。即使说在撤换中不乏有失公允之处，整个军队却得到了改善。

霞飞乘车前往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那一天的所在地塞扎讷（Sézanne）。在约定地点，他会晤了第一军军长弗朗谢·德斯佩雷。天气酷热，这位军长见霞飞时，头上裹着浴巾。

“你觉得自己能统率一个集团军吗？”霞飞问道。

“不比谁差。”弗朗谢·德斯佩雷回答说。霞飞只是两眼盯着他，他耸耸肩解释说：“越是往上，越是容易干。幕僚多了，帮手也多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霞飞继续前进。

到了塞扎讷，霞飞单独同朗勒扎克退入一间房间，对他说：“我的朋友，你已精疲力尽，而又下不了决心，你得放弃第五集团军的司令职务了。我不愿意告诉你这个，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当时的情况，照霞飞的说法，朗勒扎克思考了一下回答说：“将军，你说得对。”然后他就像如释重负一般。但照朗勒扎克自己的说法，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霞飞提供证据，而霞飞只是一再重复“犹疑不决，下不了决心”，并抱怨他经常对他的命令提“意见”。朗勒扎克反驳说，这不能用来作为反对他的理由，因为事实证明，他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当然正因为它们是正确的，所以才招致了麻烦。但是显而易见，霞飞听也不听，“面部露出对我极不耐烦的样子，两眼回避我的目光”。朗勒扎克终于放弃了抗争。霞飞走出来的时候，据他的副官说，面露“极度紧张之色”，这在霞飞是罕见的。

这时，弗朗谢·德斯佩雷接到调令。他正在吃饭，刚喝上一大口汤，就站起身来，又喝了一杯酒，披上上衣，赶往塞扎讷。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批军用物资正在不慌不忙地进行交接，他无法通过，于是跳下车来。他那壮健结实的体格、榴弹炮弹般的脑袋、平顶式的头发、炯炯有光的黑眼珠和偏高而富有权威的嗓音，在部队中是尽人皆知的，所以他一出现，所有的人马车辆就像着了魔似的给他让路。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形势和他个人情绪的日趋紧张，他在各军之间来回奔波，碰到道路阻塞时，他的办法就是掏出左轮手枪从汽车里向窗外开枪。在英国部队中，他后来以“拼命的弗朗谢”闻名。在他的袍泽们看来，他已从他们所熟知的一位兴高采烈、友好却也严格的司令变成了一个暴君。他变得凶残、专横、冷酷，对幕僚如同对士兵一样，进行恐怖统治。当朗勒扎克在塞扎讷刚把机密卷宗移交给他从而交卸了集团军司令职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只听见接电话的埃利·杜瓦塞尔在反复地说着“是，将军；不，将军，”并且越说越激动。

“是谁啊？”弗朗谢·德斯佩雷厉声问道。回答说是第十八军的马斯·德拉特里将军，他坚持他无法执行次日的任务，因为士兵太疲劳了。

“让我来接。”这位新上任的司令说，“喂，我是德斯佩雷将军。我已接任第五集团军的司令。你得进军；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去死掉；这没有什么可以多讨论的。”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9月4日来临了，各地尽管相隔遥远，但都有着高潮即将来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大事临头的前夕有时会出现的一种超感官的预兆。在巴黎，加利埃尼感到这将是“决定性”的一天。在柏林，布吕歇尔公主在日记中写道：“人们议论的尽是有关预料中的进占巴黎问题。”在布鲁塞尔，已是叶黄枯落的时候，阵阵疾风把落叶吹满街头。人们感到秋意萧索、寒气袭人，如果战火持续一冬，真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公使馆里，休·吉布森发觉德军司令部里“气氛越来越紧张”，已有四天没有捷报了。“我肯定今天一定会发生大事。”

在卢森堡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里，人们的紧张情绪，随着德国历史性的胜利时刻即将来到而达到了顶点。疲惫得不堪忍受的德军将在马恩河完成在萨多瓦[2]和色当开始的事业。德皇以胜利者的口吻向一位从柏林来的大臣说：“今天是战争的第35天，我们包围了兰斯，离巴黎只有30英里了……”

在前线，各路德军并不把这场决战看作一场战斗，认为只不过是围歼而已。“重要消息，”第五集团军的一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已向我们提出停战要求，并愿偿付170亿的赔款。”不过，他还是冷冷地加上了一句：“我们拒绝了停战。”

他们认为敌人已被击败，任何与此相反的迹象都是不受欢迎的。当克卢克的参谋长冯·库尔将军接到报告说，在蒂耶里堡附近有一支法军队伍在边撤退边引吭高歌时，他顿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虑，但他却忍住不言，“因为一切有关新行动的命令已经下达了”。除了极少数类此的事例外，德方从未警惕过敌人在准备反攻，或者说在其指挥决策中丝毫感知不到对此有何戒心。不过，事实上是有迹象可寻的，只是活动在敌区的德国情报机关未能搜集上报而已。9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情报员来到王储司令部说，整个前沿阵地形势很好，并且说：“我军各路在乘胜前进。”

但有一个人不以为然。毛奇和霞飞不同，他对自己的命运毫无信心，因此他也不会被自信蒙住眼睛，所以他看事物是看实质而不是看假象。在这点上，他跟朗勒扎克相似。9月4日那天，他显得“严肃持重，闷闷不乐”。他对那位刚才与德皇谈话的大臣黑尔费里希（Helfferich）说：“我们军队里的马几乎没有一匹能再向前迈进一步了。”他沉思片刻后接着说：“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获得了成功，但不是胜利。胜利意味着消灭敌人的抵抗力量。当成百万军队在战场上厮杀，胜利者必然有掳获，但我们的俘虏在哪儿呢？在洛林有两万，其他地方合计起来，或许也只不过一两万人而已，再从缴获的大炮数量较少的情况看来，我认为法军正在做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毛奇道出了一般人所讳言的看法。

是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终于接到克卢克要横渡马恩河的电报，可是为时过晚，已无法制止。克卢克就这样把侧翼暴露在巴黎袭击之下，使毛奇焦虑不安。报告相继而来，说开往巴黎方向的火车络绎不绝，这“显然是军队的调动”。同一天，鲁普雷希特又报称，法军从他的战线上撤走了两个军。至此，敌人抵抗力量尚存的事实是再也不能回避的了。

正如塔彭上校指出的那样，法军的调动可能意味着要“从巴黎向我们右翼发动进攻，而我们的右翼却无后备力量可资补充”。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令毛奇和野战指挥官们头疼不已。德军在法军后撤期间与其后卫部队连续作战所受的损失，不能像法军那样得到后备力量的补充。德军的战线始终存在着缺口，令大家惋惜那两个军要是不调往东普鲁士就好了。毛奇现在打算从左翼调军增援，尽管在那里的鲁普雷希特刚于9月3日向摩泽尔河再次发动了进攻。但事有凑巧，就在毛奇这一建议送达鲁普雷希特总部时，德皇刚好亲临该部视察。他深信最后这一击定可摧毁南锡防线，因此对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的反对调走一兵一卒极力支持。其他将领或许会力争不让，但毛奇并没有。自从8月1日那晚在精神上受到打击以后，战局的变幻莫测和艰难困苦不是增强而是减弱了他的意志。既然不能增援右翼，毛奇决定暂停右翼的前进。

他当晚草拟了命令，并于次日一早发给各集团军。这道新令实际上公开承认了右翼的失败，承认德国为取得胜利而不惜牺牲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计划宣告失败。这道日期为9月4日，也即入侵比利时一月整的命令，对形势做了正确的估计。它指出：“敌军已摆脱我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包抄进攻，一部分已与巴黎守军会合。”敌军正从摩泽尔河战线撤走，朝西移动，“很可能是要在巴黎战区集中优势兵力，威胁我军右翼”。因此，“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必须继续面对巴黎东线……抗击巴黎敌军的一切行动”。第三集团军应继续朝南向塞纳河挺进，其余各军则按照9月2日前令行事。

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忽然停止右翼的进攻，这在不出两周就将继毛奇担任德军总司令的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将军看来，简直是神经错乱。他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的总参谋部已完全昏了头。施利芬的指示再也不管用了，毛奇智穷才尽了。”这倒不是毛奇的智穷才尽，而是德国人的时机不多了。毛奇从法军的行动中，已正确地看到它们对德军侧翼构成的威胁，并采取了恰当和明智的对策。他的命令的唯一缺陷是为时太晚。虽然如此，如果不是加利埃尼加紧行动，他的命令可能还可以及时挽回危局。

9月4日拂晓，巴黎飞行员的侦察报告使加利埃尼看到“必须立即行动”的时机。克卢克向东南方向的迂回进军，已使他的殿后部队成了莫努里所部和英军进攻的明显目标，只需两军及时发动进攻。上午9时，在还未取得霞飞同意的情况下，加利埃尼就向莫努里发布预令：“我的意图是派你军会同英军进攻德军侧翼。你必须立刻做好部署，准备今天下午出发，作为巴黎守军向东全面运动的先驱。”莫努里本人则必须尽速亲自来巴黎会商。

随后，加利埃尼竭力设法从霞飞那里取得一项“迅速而果断”的决定。他们两人之间昔日曾是司令与部下的关系，其影响依然存在。两人也都清楚，如果霞飞发生不测，加利埃尼将接任总司令之职。由于加利埃尼深知霞飞对他的影响力心怀不满和抵制，因此对说服霞飞并不寄予期望，而是想迫他就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先与转移至波尔多的普恩加莱通了电话，说他认为现在有一个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的“好机会”。

9时45分，加利埃尼与法军总司令部接通了电话，这是一系列电话交锋的开端，所以他后来说：“真正的马恩河战役是在电话里打的。”这次是由克莱热里将军跟作战处处长蓬上校通话的，因为加利埃尼不愿跟职位低于霞飞的官员通话，而霞飞又是一向不愿接电话的，他对电话素有反感，他总是推托说，他“不会使用电话”。其实，他的真正理由，像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样是着眼于历史记载，唯恐在电话中说的话给别人记下来，而他本人又无法控制这种记录。

克莱热里把发动第六集团军和巴黎营地所有可投入作战的部队进攻克卢克翼侧的计划做了一番解释；他说，最好是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这样，9月6日就能交锋；不然就在南岸进攻，但这需要推迟一天时间，好让莫努里渡过马恩河。但不论在哪边进攻，克莱热里要求总司令部都得发布一项命令，着第六集团军当夜进军。他强调了加利埃尼的信心，他说，加利埃尼认为全军停止后撤，结合巴黎方面的行动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刻已经到来。总司令部必须做出决定了。

总司令部是宁愿放弃首都的，加利埃尼则截然不同，他一开始就是从巴黎必须设防固守这一信念出发的。他是从巴黎的立场来观察全线的，他并不直接了解野战军的情况。他决心要抓住克卢克迂回行军给他提供的机会，他深信他的行动必然会促使发动全面反攻。这是一个大胆甚至是鲁莽的计划，因为在对其他部队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正确判断究有多大的胜利机会。加利埃尼认为他已无选择余地。这也许是他具有一种伟大司令官对于时机到来的直觉，更大的可能是他感到法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上午11时，莫努里赶到巴黎听取指示，但霞飞那里仍无回话。中午，克莱热里再次打电话请示。

在这期间，设在巴尔一所学校里的法军总司令部里，作战处的军官们正聚集在作战挂图前面，热烈议论着加利埃尼的联合进攻计划。一个月来，法国军事方面的种种希望的惨遭破灭，虽使一些人产生了谨慎从事的心理，但另一些人，则始终是主张进攻的狂热信徒，他们回击了主张小心谨慎的每一意见。霞飞在旁倾听了他们的争论，并由他的副官米勒（Muller）上尉记录。“部队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吗？这不成问题，他们是法兰西人，对节节退却已经受够了，只要听到一声进军号，他们就会忘掉疲劳的。福煦和德朗格勒两集团军之间有缺口吗？这可由迪巴伊集团军的第二十一军前来填补。各集团军还未做好进攻的准备吗？这可以问一问各野战指挥官，看他们怎么回答。至于英军的配合嘛……啊，这倒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谁也不能给它的司令下命令，只能同他协商，而且时间又不多了。但是，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抓住这个时机，否则稍纵即逝。克卢克如今还能补救他的错误，第六集团军的行动势必会引起他的注意，使他看到他所面临的危险。”

霞飞没有提供任何意见就走了，他跑到贝特洛将军的办公室去同他计议。贝特洛反对这个计划，他的论点是，各集团军不能贸然掉过头来，它们必须按原定计划撤到强有力的防线，并让德军更深入地投进罗网。而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在来自洛林阵地的两个军进入阵地以后，才能取得必要的数量上的优势。

霞飞一言不发地两脚分开跨坐在有草垫子的椅子上，面对着贝特洛的作战挂图，考虑着问题。他的最后的反攻计划，本来就包括使用第六集团军进攻敌人右翼这个打算在内的。可是，加利埃尼现时却逼他立即行事。霞飞希望再有一天时间，好让增援部队赶到，让第五集团军做好部署，让他有较充裕的时间争取英军的配合作战。所以克莱热里第二次打电话来时，给他的答复是：总司令择定在马恩河南岸进攻；克莱热里对拖延表示异议，给他的答复是：“推迟一天意味着可投入更多的兵力。”

此时此刻，霞飞必须做出一个更为重大的决策：是执行原定计划向塞纳河后撤，抑或现在就抓住时机冒险与敌决一胜败。酷暑逼人，霞飞走出门外，坐在学校运动场上一棵垂柳的树荫里。他生就是个裁决者，他首先汇集各人的意见，加以分析整理，然后权衡这些人的个人权重，酌予调整，最后宣布他的决定。这些决定始终是他的决定，成功了，荣誉是他的；失败了，责任也由他承担。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法兰西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过去三十天中，法军为此做了三十年的准备，却在过去三十天中接连失败。现在是拯救法兰西，再次考验它不愧为1792年的法兰西的最后时机。入侵者距霞飞仅40英里，而离最近的法军还不到20英里。桑利斯和克雷伊这两个城市在克卢克部队过后一片火海，桑利斯的市长且已丧生。此刻，要是法兰西在各集团军尚未准备就绪就转入反攻而失败了的话，又将怎样呢？

因此，必须立即查明各集团军能否及时准备就绪。由于第五集团军处于关键地位，霞飞发了一封电报给弗朗谢·德斯佩雷：“明日或后日由第五集团军全军会同英军和巴黎的机动部队攻打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似属有利。请告知你集团军能否照此执行并有把握取胜，速复。”同样的电报发给了福煦；福煦此时正与弗朗谢·德斯佩雷相邻，面对着比洛所部。

霞飞依然坐在树下思考着。大半个下午，这位身体臃肿的人物，穿着黑色的军上装、宽松下垂的红裤子，和一双不装马刺、不摆架势、副官为之遗憾的军靴，就这样默默无言，岿然不动。

也就在这天下午，加利埃尼同莫努里于1时驱车离开巴黎前往英军司令部，该部当时设在南面25英里位于塞纳河畔的默伦。关于他请英军给予支援的要求，于盖上校已给了他否定的答复。于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已“采纳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慎重从事的意见”，将不参加进攻，除非法国人保证守住从英军阵地到海边这段塞纳河下游的防线。这两位法国将军的车子从逃离巴黎南下的车队旁开过，于3时到达英军司令部。穿着苏格兰短裙的岗哨挺拔地行了举枪礼；屋子里面的一些军人正在忙于打字；而他们的元帅和他的要员却连影子也找不到，看起来参谋部已被局势“搞得晕头转向了”。找了很久，总算找到了默里。他说，约翰·弗伦奇爵士出去视察部队了，何时可望回来，他说不上来。

加利埃尼力图向这位参谋长说明他的进攻计划，并说明为什么英军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他始终感到这位英国人“极不愿赞同我们的看法”。默里反复解释说，英国远征军现时正在按照总司令的正式命令进行休整和等候援军的到来，在总司令未回来之前，他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在约翰·弗伦奇爵士依然未见出现的两个多小时内，经过一番口舌，加利埃尼好容易说服了默里将进攻计划和要求英军参加的建议扼要地记录下来；但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他并不甚了了”。告别时，他得到了默里的许诺，元帅一回来便通知他。

与此同时，在塞纳河上游35英里的布赖（Bray）举行了另一个英、法两军会议，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未出席。弗朗谢·德斯佩雷力求修好朗勒扎克留下的紧张关系，跟这位元帅约定3时在布赖举行会谈。为此，他还佩戴了维多利亚高级爵士勋章的绶带。他的汽车到达布赖时，给一名法国哨兵拦住。哨兵向他报告说，电报局里有一份紧急电报在等他启阅。这就是霞飞询问他关于发动进攻意见的电报。弗朗谢·德斯佩雷一面盘算着这份电报，一面在街上大踏步地走来走去，越来越焦急地盼望那位英国人的到来。一刻钟后，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疾驶而来，坐在司机旁的是一个“体格魁伟的苏格兰高地军人”，而从车子后座走出来的并不是那位面色红润、身材短小的元帅，却是一个“其貌不扬，但有一副机智相的个子高大的家伙”。此人就是威尔逊，陪同他来的是英军情报处长麦克多诺（Macdonogh）上校。他们在路上被耽误了，因为遇见一位巴黎妇女在路旁遇到困难，威尔逊不惜花费时间，殷勤相助，给她的汽车加了油，并给她的司机送了几张路线图。

他们一伙走进市政厅三楼一个房间，那个苏格兰高地军人留在室外警戒。麦克多诺揭开厚厚的台布看看台底下，打开通向隔壁卧室的一扇门，张望床底下，拍拍被褥子，又打开壁橱，并用拳头敲了敲墙壁。随后，他在回答弗朗谢·德斯佩雷有关英军部署的问题时，摊开一幅作战图，图上用蓝色箭头标明他那条战线上的敌人的确切位置。他还精辟地分析了德国第一、第二两集团军的动向，给弗朗谢·德斯佩雷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们是我们的盟军，我不对你们保密。”弗朗谢·德斯佩雷说道，随即大声宣读了霞飞的计划。对此计划，“我将立即电复我部已做好进攻准备”，他用钢铁般的目光凝视着客人说道：“我希望你们是绝不会迫使我们单独作战的，你们将填补第五、第六两集团军之间的空隙，这是十分重要的。”接着，他把接到霞飞来电后短短一刻钟内脑海里酝酿的确切作战计划，提纲挈领地说了一遍。这个作战计划，是根据他个人的设想，从莫努里部队将于9月6日在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出发的。威尔逊就像他那次对待福煦一样，又一次和一位精力充沛的法国将军商议，满口表示同意。两军的部署，两军各自于9月6日黎明必须到达的阵地，以及两军攻击的方向，就此决定下来了。但威尔逊警告此事要得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赞同，特别是默里的赞同，是不容易的；不过他答应尽力争取。他动身前往默伦去了，弗朗谢·德斯佩雷则把双方商定的一致意见上报给霞飞。

在巴尔，霞飞从树荫下站了起来。他没有等弗朗谢·德斯佩雷和福煦的回电，便打定了主意。他走进作战处，要求立即草拟一道命令，“将巴黎守军设想的局部行动扩大到协约国军左翼的全面反攻”。战斗决定于9月7日开始。激烈的讨论停止了，作战处顿时寂静无声。退却终于结束，掉转身来的时刻到来了。人人投入了草拟详细作战命令的工作。为了避免泄露风声给敌人的危险，决定非到最后时刻，不发布命令。

其时正6时。6时30分，霞飞进入餐室，宴请两位日本军官。席间，有人轻声低语对霞飞说：弗朗谢·德斯佩雷已说服英军参与进攻；第五集团军有重要文件送来。一日三餐，神圣不可侵犯，国际交往方面的礼节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何况现时协约国正在满怀希望地进行磋商，争取日本在欧洲方面提供军事援助。霞飞不能中途离席，只好失礼地“匆匆用完”这顿饭。霞飞在看弗朗谢·德斯佩雷干脆的回电时，就像被推入水中非游不可似的。弗朗谢·德斯佩雷以并不比“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死掉”婉转多少的口吻定下了第五、第六两集团军和英军三方面确切的作战时间、地点和条件。战斗可于9月6日开始；英军愿“改变它的作战方向”，但要以第六集团军支援它的左翼为条件，所以第六集团军必须于某时某刻开到乌尔克河的某线，“否则英军将拒绝进军”；第五集团军将于次日继续后撤到大莫兰河（Grand Morin）南岸，并于后天进入阵地，从正面袭击克卢克部队，与此同时，英军和莫努里则进攻其翼侧。福煦部队“大力参加”对德国第二集团军的攻势，是个必要条件。

弗朗谢·德斯佩雷最后说：“我部能于9月6日作战，不过，部队的情况并不十分良好。”这是一句不加掩饰的真话。随后，当弗朗谢·德斯佩雷告诉第三军阿什（Hache）将军已决定于次晨开始进攻时，阿什“宛如挨了当头一棒”。

“这太疯狂啦！”阿什竭力反对，“全军已经精疲力尽，睡不上，吃不上——已连续行军和战斗两星期啦！我们缺少武器、弹药和装备。情况很糟。士气低落。有两名师长我不得不换掉。参谋处一文不值，毫无作用。要是我们有时间在塞纳河后方休整一下……”

同加利埃尼一样，德斯佩雷认为法国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也同加利埃尼一样，德斯佩雷直接而大胆的反应后来证明是个决定性因素，而这是他的前任未必能做到的。其他不可靠的司令也一概被清除掉了。那天，马斯·德拉特里被撤职，由德卡斯泰尔诺部队的冲劲十足的莫迪伊将军接替。至此，第五集团军已经完成了撤换司令的工作，五个军长撤换了三个，十三个师长撤换了七个，并撤换了相当一部分的旅长。

在德斯佩雷“机智大胆”的答复的鼓舞下，霞飞通知作战处改按德斯佩雷部署的地点草拟作战命令，但9月7日的进攻日期保持不变。他从福煦那里接到了同样肯定的答复。不过福煦只是简练地说了一句他“准备出击”。

可是，亨利·威尔逊回到英军总司令部后，得到的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默里甚至没有等约翰·弗伦奇爵士回来，就发命令要英军于当晚开始再向西南方向后撤10到15英里——“这简直叫人痛心”。威尔逊也看到默里记录的加利埃尼的作战计划，于是他立即致电巴黎，说明“元帅尚未回来”，同时也谈了英军的后撤计划。不过，威尔逊当时似乎并没有把后撤计划通知德斯佩雷，这也许是他存有说服约翰·弗伦奇爵士撤销这一计划的希望的缘故。

约翰·弗伦奇一回来，就陷入了各种混乱的计划和建议之中：有霞飞写于那天所有事情发生以前建议英军在塞纳河作战的来信，有加利埃尼向默里提出的计划，有威尔逊与弗朗谢·德斯佩雷达成的协议，而默里本人又在他身旁窃语不休，竭力主张后撤。在这众说纷纭之中，约翰·弗伦奇爵士茫然不知所措，孰是孰非，决断不了，因此索性避不采取任何行动。对默里已经发出的后撤命令，他听之任之；关于法国人提出的种种要求，他通知于盖说：“鉴于情况不断变化”，他要“对局势再做一番研究，才能决定行动”。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刻，加利埃尼从默伦回到巴黎。他看到威尔逊的电报，也看到霞飞下午12时20分发来的电报。霞飞的电报重申了中午电话中所表示的意图，即莫努里应于9月7日在马恩河南岸发动进攻。这本不是什么新消息，但联系到威尔逊的电报，看来它对加利埃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时间在消逝，克卢克在前进，加利埃尼眼看他的时机正在消失，于是下定决心，采取强制手段。这次，他亲自挂电话给法军总司令部。霞飞起初还想回避，想让贝兰接听，但加利埃尼坚持非亲自与总司令通话不可。根据霞飞的副官当时的电话记录，加利埃尼说：“第六集团军已做好准备在马恩河北岸进攻，现在要改变既定的进军方向，在他看来已不可能，他坚持应照原定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不做任何改变。”

霞飞在同他的老上司的通话中，也许是又一次受到加利埃尼这样富有权威性格的人带来的精神压力，也许如他后来所说，由于担心加利埃尼仓促促成的莫努里的行动会把法军的整个策略暴露在敌人面前，他不得不“违背他的心愿”，把总攻的日期提前一天。这时候，他已从福煦和德斯佩雷得到保证，他们两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并认为后者以其魔力已从英军那里获得了同样的保证，当然他不知道这个保证已经变卦。不管怎样，他“已如加利埃尼所愿”，批准或默认了让第六集团军从马恩河北岸发动进攻，并且同意9月6日开始全面进攻。加利埃尼立即于傍晚8时30分向已在行动的莫努里重申了他早先给他的进军令。在法军总司令部里，参谋们根据提前作战的需要，调整了进攻阵地。晚上10时，也就在毛奇签署了要德军右翼停止前进的命令后两小时，霞飞签署了第六号通令。

通令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机，它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指出：“利用德国第一集团军的冒进，集中协约国左翼的全部兵力进攻该军的时刻已经来到。”接着，通令按照弗朗谢·德斯佩雷答复的内容，规定了第五集团军、第六集团军和英军的行动计划。参加总攻的命令也分别发给了第三、第四两集团军。

夜尚未阑。霞飞刚签署通令，于盖送来了消息，说约翰·弗伦奇爵士拒绝批准任何联合作战计划并表示要对局势“再作一番研究”。霞飞大吃一惊。重大决策业已定下，命令已在途中，拯救法兰西的战斗在三十六小时内就将打响。而这支盟军的参战计划正如福煦所曾说过的，原来是以英军的配合为基础的，而它据守的阵地诚是命运作祟，正是整个战线命运攸关的要冲，可如今它又要再次临阵撤退了。由于电文译成密码和拍发都需要一定时间，各项命令按原来的打算要于次晨才能到达各集团军。霞飞于是将第六号通令特制了一份副本，派专使送往英军司令部，这是他所能想到的说服英军的唯一办法。可是当专使于凌晨3时抵达默伦时，英国远征军的三个军业已遵照默里当天下午的命令，开始星夜撤军了。

在敌人方面，也过早地于9月5日破晓就进军了。克卢克在竭尽全力向前推进，企图席卷法军翼侧。待到上午7时，他接到毛奇的无线电令，要他掉转头来对付其翼侧将遭袭击的危险时，他的部队早已在途。队伍展开长达三十多英里的四个军，正在向大莫兰河挺进。克卢克并未让他们停止前进。对法军在其翼侧集结的警告，他并不置信，或者是并不重视。他不相信当各路德军“正在整个前线全面乘胜前进”之际——德国人向有完全信任自己公报的习惯——敌人能有余力威胁其翼侧。他也已开始注意到法军的后撤也许并不是完全溃败的种种迹象，但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就更不该放松压力，给敌人以喘息机会，让他们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扑”。因此，克卢克对毛奇的命令不屑一顾，率领全军继续前进，并把他的司令部前移25英里，驻在大、小莫兰河之间的勒贝（Rebais）。傍晚，德国第一集团军的各路部队开到距英国远征军和弗朗谢·德斯佩雷部队10英里到15英里的一条战线，前哨相距不到5英里。这将是他们向前挺进的最后一天。

那天夜晚，德军最高统帅部委派的一个全权代表来到克卢克的司令部。鉴于电讯联系困难，加上克卢克生性暴躁，毛奇特地派了他的情报处长亨奇（Hentsch）上校从卢森堡驱车175英里，亲自前来说明发布新命令的原委，并督促贯彻执行。克卢克及其参谋人员得悉鲁普雷希特所部在法军堡垒阵线前，就像王储所部在凡尔登外围一样，已陷于僵局，“不禁大吃一惊”。亨奇上校叙述了法军调动的种种迹象，以及最高统帅部根据这些迹象做出的“敌人的强大部队”正在往西移动，威胁德军翼侧的推测。最高统帅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做绝非得已的后撤。因此第一集团军务须折回到马恩河北岸。为了聊表慰藉，亨奇上校说：“后撤可以从容从事，没有仓促的必要。”

同时，留在马恩河北岸作为德军翼侧后卫的第四后备军发来了令人不安的证实法军行动的消息。消息说，它与一支配有重炮的至少有两个半师的敌军发生了遭遇战。这里所说的敌军当然就是正在向乌尔克河前进的莫努里部队的一部分。尽管法军的进攻已被“顺利地击退”，但第四后备军军长已下令一俟夜幕降临就后撤。

克卢克屈服了。他在越过马恩河之后两天来驱军前进的路程是多余的，现在不得不原路折返。他当即草拟了命令，规定于次日，即9月6日晨，首批撤回两个军，其余各军将随后撤退。在他从列日出发已经前进到巴黎一线以后，再要他后撤，在他确是个痛苦的时刻。如果他遵照统帅部的命令，始终作为比洛后方的梯队，或者甚至在那天上午7时就停止前进，他现在是可以率领整个集团军对付敌人对他翼侧的威胁的。按照他的参谋长库尔将军的说法：“德军最高统帅部和第一集团军参谋部丝毫没有料到法国全军的一场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没有一点儿迹象，没有从俘虏口中供出一言一语，报纸上也没有哪段消息提供过任何警告。”如果说克卢克在当时对前途还茫然无知，但有一点他是不可能不明白的，那就是在德国时间表上只剩下四天的时间，中止追击，立即撤回，绝不是胜利的预兆。

9月5日，对协约国来说，看来是更为暗淡的一天。那天上午，它们的代表在节节败退、迄未取胜的情况下在伦敦开会，签订一项相互约束的条约，“在这场战争过程中，不得单独媾和”。

在巴黎，莫努里问加利埃尼：“万一挫败，我们的撤退路线是……？”加利埃尼两眼不禁黯然，答道：“无路可撤。”作为万一大难临头的打算，加利埃尼给巴黎守军各区司令发布了一道密令，饬令他们上报本地区宁予破坏而不使落入敌手的一切资财，甚至像位于市中心的新桥（Pont Neuf）和亚历山大桥（Pont Alexandre）也需炸毁。他对伊尔斯肖埃将军说，万一敌人突破，留给他们的只能是“一座空城”。

在法军总司令部里，德卡斯泰尔诺发来的一份报告，似乎使人感到甚至在发动总攻以前就有遭到极大不幸的危险。德卡斯泰尔诺报告说，他感到压力很大，也许要被迫撤离南锡。霞飞命令他再坚守二十四小时，以待做出决定；如果届时情况不可避免，他同意撤退到德卡斯泰尔诺信中提出的第二道防线。

为了在这次进攻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数量上的优势，霞飞冒着极大的风险从第三集团军调出一个军，从摩泽尔河前线调出两个军，但这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前线。因此，在必须将发动进攻的决定上报政府时，霞飞小心地为自己安上了万一失败时的遁词。他电告总统和总理说：“由于加利埃尼过早地发动了进攻，我已下令停止退却，接着我也转入了进攻。”后来，在霞飞有计划地企图贬低加利埃尼在马恩河一战中的作用，甚至想把某些事实从记录中抹掉时，这份电报被白里安发现了，并出示给加利埃尼看。他说：“这‘过早’二字值千金。”

9月5日上午，霞飞对英军意图仍捉摸不定，“极度焦虑”。他电恳米勒兰以政府名义施加影响。他说迫在眉睫的战斗，“会带来决定性成果，如失败，也会为国家带来极严重的后果……我特请你提请元帅注意这次进攻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不要再另有盘算。倘我对那里的英军能像对法军那样发布命令，我就可立即转入进攻”。

是日凌晨3时，亨利·威尔逊接到于盖交来的霞飞第六号通令，但于盖不准携带该令前来的德加尔贝（de Galbert）上尉会见任何英军高级将领。在此期间，每发生一桩争执，于盖总是心怀恶意得出奇，一贯以中心人物出现。德加尔贝上尉眼看此事非由较高级的将领出面解决不可，于是立刻赶回法军总司令部。上午7时，威尔逊将第六号通令交给了约翰·弗伦奇爵士，并在整个上午劝他与法军合作。再说，德加尔贝上午9时30分回到法军总司令部，什么确实消息也没有带来，只是说英国人对待进攻的态度“冷淡”。默伦市长告诉他，约翰·弗伦奇爵士的行李正在运回枫丹白露。

霞飞感到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要让英军参加战斗，就是驱车115英里前往默伦也在所不计。他先用电话通知对方说他就来，随即带领一名副官和两名参谋出发了。尽管途中遇到不少路障，还要为进餐而不可避免地停车，他的赛车司机终于在下午2时把他送到约翰·弗伦奇爵士驻节的城堡。

元帅站在桌旁等候霞飞到来，在他的两边是默里、威尔逊、于盖以及参谋部的其他一些官员，于盖“和往常一样，看起来仿佛失去了最后一个朋友似的”。霞飞走上前去，这一次他与往常不同，首先发言，说话时也不像平常那样简练扼要，而是感情激动，滔滔不绝，且不时地助以手势，“好像要把他的心掏出来，放到桌上似的”。他说，“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的命令已经发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为了拯救法国，就是剩下最后一连法军也要投入战斗。“法国全体人民的生命，法国的国土，欧洲的未来”，全靠这次进攻了。“我不能相信英军在此紧急关头会推卸它的责任……对你们的不参加战斗，历史将做出严厉的审判。”

霞飞用拳猛击了一下桌子：“元帅先生，英国的荣誉处在危急存亡之中！”

约翰·弗伦奇爵士一直在“心情激动地专心聆听”，待听到最后一句时，顿时面红耳赤。在场的人陷入一片沉寂。这位英国元帅的泪水渐渐地涌上两眼，流下双颊。他竭力想用法语说些什么，但怎么也说不出来：“该死！我讲不清楚。告诉他，我们愿意竭尽全力。”

霞飞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威尔逊，后者翻译说：“元帅说，‘同意’。”其实这是用不着说的，约翰·弗伦奇爵士的眼泪和语气已说明问题。默里急忙插嘴说，英军此刻已撤到通令指定阵地后面十英里的地方，因此要到上午9时才能发动进攻，而不能如霞飞的要求于上午6时出动。这话反映出来的小心谨慎，在尔后的日子里是能时时感到的。霞飞耸了耸肩说：“那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得到了元帅的诺言已足够了。”接着，一齐吃了茶点。

就在霞飞离开期间，法军总司令部按计划在进攻前迁到塞纳河畔沙蒂永。是日傍晚，约在亨奇上校警告冯·克卢克的同时，霞飞回到了司令部。他走进作战室重申了早先的决定之后，对聚集在那里的军官们说：“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

他签署了准备翌晨军号一响就向部队宣读的命令。在通常情况下使用法语，尤其是在公告上的时候，需要花上一定的气力，才能使人听起来不那么华丽。但是这一次的措辞则很平淡，而且近乎陈腐，然而传达的信息却严肃坚定，毫不妥协：“现在，战斗已经打响，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人人必须牢记，不能再后退了。必须全力进攻，击退敌人。部队如感到不能前进，则必须不惜代价坚守阵地，宁死不退。在当前形势下，绝不容许失败。”

仅此而已，华丽辞藻的日子已成过去。它没有叫喊“前进！”或号召战士们为荣耀而战。1914年头三十天的战斗预示，前程绝少荣耀可言。

注释

[1] 泰皮恩悬崖（Tarpeian Rock），古罗马抛掷死刑犯人之处，这里指朗勒扎克将被撤职。——译注

[2] 萨多瓦（Sadowa），村庄名，现属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州。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普军在此击溃奥军主力。——译注

加利埃尼毫不踌躇，决定尽速出击：Mémoires, 95–96; Clergerie, 6–7.

“他为重大问题而召开的长时间会议之一”：Clergerie, 127.

第六集团军“作用平平”，巴黎居民的“沉着和决心”：Mémoires, 75, 76.

“40公里！”：qtd. Hanotaux, VIII, 222; German prisoners taken asleep: Briey, March 28, evidence of Messimy; “tomorrow or the day after”: qtd. Maurice, 152.

“将军对巴黎方面毫无顾虑”：ibid., 153.

克卢克对统帅部直言不讳他无法执行命令：Kluck, 102.

比洛获悉友邻军变“统帅部指定作为第二集团军的后方梯队为其前方梯队”时，怒不可遏：Bülow, 103.

“我们毫无办法”：qtd. Hanotaux, VIII, 223; “No cooked food”: ibid., 276; “Broiling heat”: ibid., 279.

“决定性地击败”、“溃不成军”：Kuhl, 29; Kluck, 102.

霞飞想在“数日之内”发动反攻：Annexe No. 2152.

“吹着一股失败主义之风”：Muller, 80.

霞飞认为朗勒扎克“体力衰退且精神不振”，及其他评价：Joffre, 236–7.

“一所教堂……”：Grouard, 114. As Hausen acknowledged: in Revue Militaire Suisse, Nov. 11, 1919, qtd. Engerand, Bataille, xxi.

霞飞在战争开始后的五周内撤换的高级将领：Allard, 15.

霞飞会晤弗朗谢·德斯佩雷：Grasset, 41; Joffre, 237.

霞飞在塞扎讷会见朗勒扎克：Lanrezac, 276–7; Joffre, 237–8; Muller, 104–5; Spears, 377–78. In his lively account Spears says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two generals took place outdoors as they walked “up and down the courtyard whilst I watched with fascinated interest.” Although this obliging arrangement allowed Spears to write as an eyewitness, it does not fit with the probabilities, for Joffre would hardly have chosen to conduct what was to him the most distressing operation of the war so far, in full view of spectators. In fact he did not. “Lanrezac was in his office. I went in there and remained alone with him,” he says specifically.

弗朗谢·德斯佩雷：Grasset, passim; Spears, 398.

“要么进军，要么就倒下去死掉”：Grasset, 45. The phrase he used was “Marcher ou crever.”

9月4日各地都有着高潮即将来到的感觉：Gallieni Parle, 53; Blücher, 23; in Brussels people felt a chill: Gibson, 191.

德皇：“今天是战争的第35天”：Helfferich, Der Weltkrieg, Berlin, 1919, Vol. II. 279.

“法国人已向我们提出停战要求”：qtd. Hanotaux, VIII, 279.

库尔将军的疑虑：Kuhl, 19.

“我军各路在乘胜前进”：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69.

毛奇与黑尔费里希的对话：Helfferich, op. cit., 17–18.

德军最高统帅部接到法军调动的情报：Tappen, 115.

“从巴黎向我们右翼发动进攻”：ibid.

毛奇9月4日的命令：full text, Edmonds, 290–91.

法尔肯海因的日记：from Zwehl's life of Falkenhayn, qtd. AQ, April 1926, 148.

加利埃尼9月4日向莫努里发布的预令：Mémoires, 112.

“迅速而果断”的决定：ibid., 107.

加利埃尼告诉普恩加莱现在有一个发动攻势的“好机会”：The fact of this call was disclosed by Poincaré after the war in an interview with Le Matin, Sept. 6, 1920.

“真正的马恩河战役是在电话里打的”：Gallieni Parle, 53.

霞飞一向不愿接电话：Muller. “I have always disliked using the telephone myself,” Joffre, 250.

克莱热里将军与作战处处长蓬上校的通话：Mémoires, 119; Joffre, 245.

法军总司令部的讨论：Muller, 85–6; Joffre, 243–4; Mayer, 41.

霞飞坐在一棵垂柳的树荫里：Muller, 87.

霞飞给福煦和弗朗谢·德斯佩雷的电报：ibid., 91–2; AF, I, II, Annexe No. 2327.

加利埃尼拜访英军司令部：Mémoires, 121–4; Parle, 55; Clergerie, 16.

德斯佩雷与威尔逊的会面：Grasset, 51–53; Spears, 400–01; Wilson, 174.

霞飞宴请两位日本军官：Joffre, 249.

德斯佩雷的回复：full text in Edmonds, 279.

阿什竭力反对：Grasset, 74.

“机智大胆”，福煦的回复：Joffre, 250.

默里的命令“简直叫人痛心”：Wilson, 174.

“元帅尚未回来”：Gallieni, Mémoires, 128.

弗伦奇决定“对局势再做一番研究”：Joffre, 252.

加利埃尼与霞飞的通话：Mémoires, 130; Joffre agreed “unwillingly” and “as Gallieni desired”: Joffre, 251.

第六号通令：AF, I, II, Annexe No. 2332.

霞飞收到于盖送来的消息：Joffre, 252.

克卢克认为德军“正在整个前线全面乘胜前进”：Kluck, 106. “Regain freedom of maneuver”: ibid.

亨奇上校拜访克卢克司令部：Kluck, 107; report of Commander of IVth Reserve: ibid., 108; Kuhl, “Neither OHL nor the First Army”: qtd. Edmonds, 292, n. 2.

加利埃尼：“无路可撤”：Gallieni Parle, 57, n 1. His orders for destruction: AF, I, II, Annexe No. 2494; “A void”: Hirschauer, 228.

“加利埃尼过早地发动了进攻”：Gallieni Parle, 64; “That is worth gold”: Carnets, 78, n. 3. (To the present author it seems unnecessary to ascribe all credit for the Marne either to Gallieni as, for example, Captain Liddell-Hart does in Reputations Ten Years After, at the cost of making Joffre out a fool, or to Joffre as General Spears does at the cost of making Gallieni out a liar. As Poincaré said long ago, there was credit enough for both.)

霞飞对英军意图仍捉摸不定，“极度焦虑”：Joffre, 252; his telegram to Millerand: AF, I, II, Annexe No. 2468.

威尔逊接到霞飞的第六号通令：Wilson, 174. Huguet, de Galbert and British “lukewarm”: Joffre, 253; Mayor of Melun: Hirschauer, 179.

“不惜任何代价”：Joffre, 252.

英法两军将领在默伦的会谈：Joffre, 254; Muller, 106; Wilson, 174; Spears, 415–18. The phrase “Threw his heart on the table” is Muller's, as is the description of Huguet which reads in the original, “qui semble, à son habitude, porter le diable en terre.” (Unfamiliar to most French friends queried, this phrase was variously translated for me as meaning that Huguet looked satanic, bored, or gloomy. I have adopted the last as proposed by the only person who seemed certain.)

Spears, in his vivid and dramatic account of the meeting, performs another historical sleight of hand. Unwilling to give the reader an impression of British reluctance to fight, he claims that Joffre made the trip to Melun—a six-to-seven-hour round trip by car just before the crucial battle—in order to “thank” Sir John French for his cooperation. Inexplicably, Spears then quotes Joffre as saying, “with an appeal so intense as to be irresistible, ‘Monsieur le Maréchal, c'est la France qui vous supplie.’” This does not sound compatible with thanks.

“先生们，让我们在马恩河战斗吧。”：Poincaré, III, 136.

霞飞9月6日发出的命令：AF, I, II, Annexe No. 2641.

后记

全世界都知道，马恩河战役以德军撤退而告终。在乌尔克河和大莫兰河之间，德国人在他们的时间表剩下的四天时间里，失去了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从而也失去了赢得这场战争的机会。对法国，对协约国，以及最终对于整个世界，马恩河的悲剧在于没有获得本来可以获得的最大胜利。

莫努里对德军翼侧的进攻和冯·克卢克的转身迎战，使德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之间敞开了一个缺口。因此这一战役的关键，在于德军能否在弗朗谢·德斯佩雷和英军利用这一缺口突破德军中路之前，击溃法军两翼——莫努里和福煦。莫努里在行将被克卢克击败的时候，得到第四军的增援，6000名士兵在巴黎一下火车，就由加利埃尼征用的市内出租汽车急速送到前线，从而守住了阵地。福煦在圣贡（St. Gond）的沼泽地区，在豪森的集团军和比洛集团军一部的强大压力下，右翼节节败退，左翼步步后撤。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发出了著名的命令：“勇往直前，进攻！德军已成强弩之末……能坚持到底者胜！”弗朗谢·德斯佩雷击退了比洛的右翼；英军开进了缺口，但行动过于迟缓，过于踌躇；亨奇上校再度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出场，建议后撤，因而德军能及时撤退，避免了被突破的厄运。

当德国人的胜利唾手可得，法国人的灾难迫在眉睫之际，全世界这些天来眼看德军步步进逼，气势汹汹，协约国军节节败退，溃向巴黎，人人为之惶恐不安，不可终日。这一战力挽狂澜，转败为胜，因而被称为“马恩河的奇迹”。曾为法国提出“意志”的奥秘的亨利·柏格森，从中看到曾经拯救过法国的奇迹重又出现于眼前，他断言“是圣女贞德赢得了马恩河战役”。仿佛突然被一堵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石墙阻挡住，敌人也抱有同感。战斗正酣的时候，毛奇曾伤心地写信给妻子说：“法国的‘冲动’眼看行将消失，但顿又熊熊燃烧起来。”克卢克事后追述德国在马恩河失败的根本原因时也说道：“压倒一切的原因在于法国士兵具有神速恢复元气的非凡特质。士兵宁死不屈的精神是人所熟知的，是每一作战计划所依赖的；但已连续后撤十天，风餐露宿、疲惫不堪、徒具形骸的士兵竟能在一声军号下拿起武器，冲锋陷阵，则是我们从未估计到的，这在我们的军事学上也可能是从未研究过的。”

不管柏格森是怎么说的，决定马恩河战果的绝不是什么奇迹，而是最初一个月中固有的各种设想、错误和行动。也不管克卢克是怎么说的，德军司令部在作战中所犯的错误对于最终结局则和法国士兵的气势磅礴起了同样的作用。如果德军不抽调两个军东去抵御俄军，那么其中一个就可部署在比洛右翼，填补他与克卢克之间的缺口；另一个就可与豪森共同作战，可为他额外提供一支力量，挫败福煦。俄国人忠于诺言发动的一场准备不周的进攻，将这两支部队拖走了。法国情报处长杜邦（Dupont）上校曾对此赞扬备至。他说：“让我们向盟军致敬，他们是受之无愧的，他们的失败是我们得以取胜的一个因素。”

凡此种种“如果”，不胜枚举。如果德军未对它的左翼投入过多兵力，企图进行两面包抄，如果它的右翼未超越补给线过远，也未使士兵过于疲乏，如果克卢克能跟比洛保持齐头并进，甚至在最后一天，能挥师回到马恩河北岸，而不是向大莫兰河继续挺进，那么，马恩河一战的结局也许会迥然不同，六个星期战胜法国的时间表也许会如期完成。但是要有这样的可能，必须具备一个首要的、决定性的条件，那就是六个星期的时间表绝不可建立在借道比利时的基础上。把比利时增列为敌人，姑且不谈引起英国参战后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不谈对世界舆论的最终影响，就马恩河一战而言，这不仅减少了德军到达马恩河的兵力，同时却又为协约国方面增加了英军五个师的力量。

在马恩河，协约国军获得了他们在边境战役中任何一处所未能获得的数量上的优势。这种优势，部分是由于德军调走了几个师的兵力所致，但主要是由于法军从第三集团军和坚守阵地、毫不畏缩的德卡斯泰尔诺和迪巴伊两集团军中调来了几个师的缘故。在整个后撤期间，当其他各集团军弃阵而退的时候，这两个集团军始终坚守着法国的东大门。他们几乎连续不停地作战十八天，直到9月8日毛奇最后迟迟承认失败，下令停止进攻法国堡垒防线时为止。如果法国的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在任何时候稍有退却，如果他们在鲁普雷希特9月3日最后一次大举进攻时有所示弱，德国人就会赢得他们的坎尼之战，法国人就不会有在马恩河、塞纳河或其他地区反攻的机会。如果说马恩河之战是个奇迹，那是由摩泽尔河之战促成的。

要是没有霞飞的挂帅，就不会有阻挡德军进攻的协约国军阵线。在十二天灾难性的后撤期间，是霞飞坚定不移的信念挽救了法军惨遭土崩瓦解的危险。一位比霞飞更具有卓见、英明果断的司令，也许会避免战争初期所犯的根本性错误，但在节节败退以后，法国所需要的正是霞飞所具有的那种气质。很难想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把法军从一系列的后撤中挽救出来，并保持它的战斗力。不过在反攻时机到来的时刻，仅霞飞一人是不够的，他原来拟订在塞纳河停止撤退转为反攻的计划也许为时太晚。是加利埃尼看准时机，并在弗朗谢·德斯佩雷强有力的配合下，促成了提前反攻。是那个未被允许参加马恩河战役的朗勒扎克，把法国从那份愚蠢的第十七号计划中拯救出来，从而使尔后的恢复成为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沙勒鲁瓦做出的撤出战斗的决定，和后来由弗朗谢·德斯佩雷接替他的职位，对反攻来说都是必要的。虽然如此，提供一支反攻的军队的，还是那位临危不惧的霞飞。“1914年，如果我们没有他，”霞飞的继任者福煦说道，“我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将会是什么样子。”

全世界将永远不会忘记出租车在这次战役中的业绩。当时，已有百把辆出租汽车在巴黎军政府服役。克莱热里将军估计，如果再有500辆，每辆载5名士兵，到乌尔克河行程60公里，往返行驶两次，就可运6000人到情况危急的前线。下午1时发布了征用命令，定于下午6时出发。警察通知了街上的出租车。司机们情绪激昂，立刻卸下乘客，并自豪地向乘客们做了解释，说他们要去“打仗了”。他们把车子开回车站加好油，便按照命令开往指定地点；到规定时间，600辆汽车已整整齐齐地排成队伍，集合好了。加利埃尼应邀到场检阅。他平时是极少流露感情的，但此时此刻，则非常激动。他大声说：“这是件多么不平凡的事啊！”夜幕降临，这些出租汽车满载着士兵，会同卡车、公共汽车和其他各种类型的机动车辆，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是1914年的最后一次英勇进军，旧世界的最后一次圣战。

在马恩河战役未能取得全胜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德军向埃纳河后撤，双方为争夺海峡港口向海岸的急进，安特卫普的陷落和伊普尔（Ypres）战役。在伊普尔战役中，英国远征军的全体官兵名副其实地发挥了一息尚存战斗到底的精神，坚守了阵地，在佛兰德地区击败德军。英国人英勇战斗的丰碑，不是建立在蒙斯或马恩河，而是在伊普尔，最初一批英国远征军中有五分之四的官兵在这里牺牲。此后，随着寒冬的来临，战争逐步陷入残酷的堑壕战的对峙阶段。这些战壕，像一道满生坏疽的伤口，从瑞士边境横贯法兰西和比利时，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使战争演变为阵地战和消耗战，成为残酷的、泥泞的、疯狂的大屠杀。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历时四年之久的西线战事。

施利芬计划失败了，但它却成功地使德国人占领了整个比利时和法兰西北部直到埃纳河为止的整片土地，正如克列孟梭执政时期的报刊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不知疲倦地提醒读者所说的那样：“德国人仍然在努瓦永”。他们得以深入到法兰西腹地，是第十七号计划的过错造成的。它让敌人过于深入了，以致法军后来在马恩河重振旗鼓进行反攻时，欲赶走他们而不能。它使敌人得以突破，以致后来不得不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才把他们堵住和牵制住，而这种牺牲恰恰使1914—1918年的战争种下了1940年西线战事的祸根。[1]这是一个永远弥补不了的错误。第十七号计划的失败与施利芬计划的破产同样是致命的，两者合在一起导致了西线的僵持局面。西线的战事，每天吞噬着5000人，有时甚至多达5万人的生命，消耗着大量的军火、能源、金钱、脑力以及许多训练有素的人才，从而吸尽了协约国的战争资源，并使在敌后开辟新战场，如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这类本来可以缩短战争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由于第一个月的错误而造成的相持战局，决定了以后战争的进程，因此也决定了和约的条款和两次大战间歇时期的世界形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

人们如果不怀有某种希望，就不能忍受这样一场规模巨大而痛苦的战争——他们希望这场战争的浩劫将保证这样的战争今后永不再发生，他们希望在战争无论以何种方式结束的时候，它将为未来更美好的世界奠定基础。犹如进入巴黎的诱人幻想，能使克卢克的士兵继续前进一样，在曾经郁郁葱葱的田野和随风飘舞的白杨变为的弹痕累累的荒原和断枝残干之上，隐现着人们憧憬的美好世界的幻影。如果没有这个美好的幻影，那么付出成千上万的生命来夺取十米阵地或夺回一个潮湿的战壕将显得毫无意义。每当秋天来临，人们总是说战争不会再打过冬天，到了春天仍看不到战争的结束。这时使士兵和各个国家继续战斗下去的，只是通过这场战争人类社会能得到某种改善的希望。

当战争终于结束时，它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结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幻想的破灭。D. H. 劳伦斯[2]为他的同代人写了个言简意赅的总结：“对这一代人说来，以前的一切豪言壮语都一笔勾销了。”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像埃米尔·凡尔哈伦那样，怀着痛惜的心情回忆着“我过去是个怎么样的人”，那是因为他知道1914年以前的豪言壮语和伟大信念，都一去不复返了。

马恩河战役之后，战争不断扩大和发展，直到把东西半球的国家都卷了进去，并使各国陷入任何一种和约都无法解决的世界冲突之中。马恩河战役之成为影响全世界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并不是因为它决定了德国的最终失败或协约国的最后胜利，而是因为它决定了战争还需继续。霞飞在战役打响前夕对战士们说过，不能后退。后来，也确实没有后退。各国被困在一个陷阱里，这是一个因战争头三十天没能决出胜负而形成的陷阱，这个陷阱过去没有出路，现在仍然没有出路。

注释

[1] 在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毁坏以前的圣西尔军官学校教堂里，有一块为一战中阵亡将士建立的纪念碑，上面只铭刻着一句话“1914届学员”。内阁成员马塞尔·桑巴（Marcel Sembat）的外甥安德列·瓦拉尼亚克（André Varagnac），以他的亲身经历对死亡率做了进一步的印证。他于1914年到达服役年龄，8月大战爆发时因病免征入伍，到同年圣诞节时，他发现和他在公立中学同班的27个男同学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根据《法国军队》的记载，仅仅8月份一个月，160万名在战场上作战的士兵中，包括死亡、受伤和失踪在内的总伤亡，共达206515人。这一数字不包括军官、卫戍部队和本土军的伤亡在内，因此伤亡总数估计接近3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边境战役的四天里伤亡的。马恩河战役的伤亡数字没有单独发表过，但如把迄至9月11日的估计数字和8月份的数字加在一起，则战争头30天全部伤亡人数，相当于30个苏瓦松或贡比涅规模的城市的全部人口。确切数字无从获悉，按照法军最高司令部严格规定的政策，不得发表任何可能对敌有用的消息，因而伤亡名单也未发表。和其他参战国的比较也付阙如，因为各参战国的伤亡数字的统计，所包括的时期和统计口径都不相同。但在大战结束以后，我们知道各国伤亡数字占其人口的比例是：法国1:28，德国1:32，英国1:57，俄国1:107。

[2]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小说家，颓废派文学的重要代表。——译注

福煦的著名命令：Aston, Foch, 124.

“是圣女贞德赢得了马恩河战役”：Bergson said this on several occasions; Chevalier, 25, 135, 191, 249.

毛奇写给妻子的信：Erinnerungen, 385–6.

克卢克事后追述德国在马恩河失败的原因：Interview given to a Swedish journalist in 1918, qtd. Hanotaux, IX, 103.

杜邦赞扬俄军：Danilov, Grand Duke, 57; Dupont, 2.

数量上的优势：In five armies present at the Marne, the Germans had about 900,000 men in 44 infantry and 7 cavalry divisions. In six armies the Allies had about 1,082,000 men in 56 infantry and 9 cavalry divisions. AF, I, III, 17–19.

“1914年，如果我们没有他”：Aston, Foch, 125.

巴黎的出租车：Clergerie, 134–45; Gallieni parle, 56.

脚注：experience of André Varagnac from private information; casualty figures from AF, I, II, 825; AQ, October 1927, 58–63; Samuel Dumas and K. D. Vedel-Petersen, Losses of Life Caused by War, Oxford, 1923, Chap. 1.

“以前的一切豪言壮语都一笔勾销了”：in Lady Chatte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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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对照表

A

阿伯丁 Aberdeen

阿德尔贝 Adelbert

阿登山区 Ardennes

阿尔贝·法布尔 Albert Fabre

阿尔贝国王 Albert

阿尔蒂尔·雷冈 Arthur Régant

阿尔汉格尔斯克 Archangel

阿尔玛 Alma

阿尔萨斯 Alsace

阿尔斯霍特小镇 Aerschot

阿尔特基什 Altkirch

阿尔特席勒 Altschiller

阿尔托莫诺夫 Artomonov

阿尔文斯勒本 d'Alvensleben

阿耳赫西拉斯 Algeciras

阿方索，西班牙国王 Alfonso of Spain

阿盖尔郡 Argyll

阿格尼丝·F. 彼得森 Agnes F. Peterson

阿加迪尔港 Agadir

阿拉斯 Arras

阿伦施泰因 Allenstein

阿纳斯塔西娅 Anastasia

阿诺·多施 Arno Dosch

阿奇博尔德·默里 Archibald Murray

阿让库尔 Agincourt

阿瑟·穆尔 Arthur Moore

阿瑟·尼科尔森 Arthur Nicolson

阿瑟·齐默尔曼 Arthur Zimmermann

阿瑟·威尔逊 Arthur Wilson

阿什 Hache

阿斯奎斯 Asquith

阿提拉 Attila

阿图瓦 Artois

埃伯内 Ebener

埃弗涅堡垒 d'Evegenée

埃克哈德斯泰因 Eckhardstein

埃里克·鲁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

埃利·杜瓦塞尔 Hély d'Oissel

埃米尔·奥贝尔 Emile Aubert

埃米尔·凡尔哈伦 Emile Verhaeren

埃米尔·加莱 Emile Galet

“埃姆登”号 Emden

埃纳河 Aisne

埃尼翁先生 M. Hennion

埃佩尔奈 Epernay

埃皮纳勒 Epinal

埃森 Essen

埃施 Esch

埃斯登 Eysden

埃韦湾 Loch Ewe

艾蒂安 Etienne

艾克斯拉沙佩勒 Aix-la-Chapelle

艾伦比 Allenby

艾申 Eyschen

爱德华·戈申 Edward Goschen

爱德华·格雷 Edward Grey

爱德华七世 Edward VII

安德列·瓦拉尼亚克 André Varagnac

安格拉普河 Angerapp River

昂代讷小镇 Andenne

敖德萨 Odessa

奥布河畔巴尔 Bar-sur-Aube

奥尔劳 Orlau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 August von Mackensen

奥克尼群岛 Orkney Islands

奥兰 Oran

奥兰治王朝 House of Orange

奥佩尔斯多夫 Oppersdorf

奥斯塔公爵 Aosta

奥斯坦德 Ostend

奥斯特鲁达 Osterode

奥托·冯·贝洛 Otto von Below

B

巴巴拉·史翠珊 Barbra Streisand

巴登 Baden

巴蒂斯村 Battice

巴尔雄堡垒 Fort Barchon

巴伐利亚 Bavaria

巴枯宁 Bakunin

巴拉诺维奇 Baranovichi

巴勒迪克 Bar-le-Duc

巴斯托涅 Bastogne

巴松皮埃尔 de Bassompierre

巴滕施泰因 Bartenstein

巴泽耶 Bazeilles

白里安 Briand

柏格森 Bergson

拜恩斯 Beyens

保罗·康邦 Paul Cambon

鲍尔 Bauer

北部湾地区 Tonkin

贝当 Pétain

贝尔福 Belfort

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贝古 Bécourt

贝兰 Belin

贝特洛 Berthelot

贝特曼―霍尔韦格 Bethmann-Hollweg

本土师 Territorials

比彻姆 Beauchamp

比尔·“穆斯”·斯考伦 Bill “Moose” Skowren

比尔盖人 Belgae

比弗布鲁克 Beaverbrook

比利牛斯山区 Pyrénées

比洛 Karl Ulrich von Bülow，卡尔·乌尔里希·冯·比洛

比塞大 Bizerte

比绍夫斯堡 Bischofsburg

比亚里茨 Biarritz

比约克岛 Björkö

俾斯麦 Bismarck

毕盛 Pichon

边境战役 Battle of the Frontiers

波 Pau

波尔多 Bordeaux

波尼港 Bône

波森 Posen，即波兹南

波特兰港 Portland

波托夫斯基 Potovsky

伯克 Burke

伯克利·米尔恩 Berkeley Milne

伯肯黑德 Birkenhead

勃艮第勇士查尔斯 Charles the Bold of Burgundy

勃拉戈维斯钦斯基 Blagovestchensky

博埃 Boë

博杜安 Baudouin

“博加迪尔”号 Bogadir

博里纳日 Borinage

博诺 Bonneau

“不倦”号 Indefatigable

“不屈”号 Inflexible

布尔战争 Boer War

布莱里奥 Louis Blériot

“布雷斯劳”号 Breslau

布兰德·惠特洛克 Brand Whitlock

布朗热 Georges Ernest Boulanger

布赖 Bray

布雷卡尔 Brécard

布里埃 Briey

布列讷堡 Brienne-le-Château

布里特林 Britling

布林迪西 Brindisi

布洛姆贝 Blombay

布洛涅 Boulogne

布吕歇尔 Blücher

布韦·德拉佩雷尔 Boué de Lapeyrère

C

参孙倾覆神室 Samson's temple

查尔斯·道格拉斯 Charles Douglas

查纳克要塞 Chanak

“查塔姆”号 Chatham

措尔纳 Zollner

D

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

达马德 d'Amade

达马尔坦 Dammartin

达尼洛亲王 Danilo

达维尼翁 Davignon

大贝尔塔大炮 Big Berthas

大库罗讷 Grand Couronné

大莫兰河 Grand Morin

丹吉尔 Tangier

丹尼洛夫 Danilov

丹宁·米勒 Denning Miller

道格拉斯·黑格 Douglas Haig

德贝克尔 de Becker

德比 Derby

德尔卡塞 Delcassé

德盖菲耶 de Gaiffier

德格雷蒙 D'Eggremont

德加尔贝 de Galbert

德卡斯泰尔诺 de Castelnau

德朗格勒·德卡里 de Langle de Cary

德雷福斯 Alfred Dreyfus

德雷克 Sir Francis Drake

德里纳 Drina

德维特 de Witte

迪巴伊 Dubail

迪登霍芬 Diedenhofen，即蒂永维尔（Thionville）

迪里克·布茨 Dierik Bouts

迪律伊 Duruy

迪南 Dinant

迪斯累里 Disraeli

“帝国领土” Reichsland

蒂尔加滕 Tiergarten

蒂尔皮茨 Tirpitz

蒂勒蒙大街 Tirlemont

蒂尼 Thugny

蒂耶里堡 Château-Thierry

杜邦 Dupont

杜梅格 Doumergue

对马海峡 Tsushima

敦刻尔克 Dunkirk

多佛尔 Dover

多梅斯 Dommes

E

恩维尔贝伊 Enver Bey

F

F. E. 史密斯 F. E. Smith

法尔肯海因 Falkenhayn

法加尔德 Fagalde

法兰克福 Frankfurt

法利埃 Fallières

法绍达 Fashoda，现名科多克（Kodok）

凡尔登 Verdun

菲利普维尔港 Philippeville

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费奥多西亚 Feodosia

费迪南·福煦 Ferdinand Foch

费迪南德，保加利亚国王 King Ferdinand of Bulgaria

费尔德曼 Feldmann

费利克斯·菲韦 Felix Fivet

费希特 Fichte

冯·埃米希 von Emmich

冯·波尔 von Pohl

冯·弗朗索瓦 von François

冯·汉纳佩尔 von Hannapel

冯·豪森 von Hausen

冯·黑林根 von Heeringen

冯·克雷斯 von Kress

冯·克卢克 von Kluck

冯·库尔 von Kuhl

冯·吕特维茨 von Luttwitz

冯·马维茨 von Marwitz

冯·米勒 von Müller

冯·莫根 von Morgen

冯·普里特维茨·加夫龙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

冯·舍恩 von Schoen

冯·施佩 von Spee

冯·施塔布 von Staab

冯·施泰因 von Stein

冯·武索 von Wussow

冯·英格诺尔 von Ingenohl

“疯子毛拉” Mad Mullah

佛兰德平原 Flanders

佛兰芒人 Flemings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Vladimir Alexandrovich

弗莱歇先生 M. Flechet

弗兰克瑙 Frankenau

弗朗茨·约瑟夫 Franz Josef

弗朗西斯·伯蒂 Francis Bertie

弗朗谢·德斯佩雷 Franchet d'Esperey

弗勒根瑙村 Frögenau

弗勒龙堡垒 Fleron

弗雷德里克·莫里斯 Frederick Maurice

弗雷德里克，丹麦国王 King Frederic of Denmark

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 Friedrich von Bernhardi

伏见亲王 Fushimi

孚日高地 Vosges

符拉迪沃斯托克 Vladivostok，海参崴

符腾堡 Württemberg

福斯泰夫 Falstaff

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富尼耶 Fournier

G

盖德 Guesde

盖默尼希 Gemmenich

甘必大 Gambetta

高夫 Gough

高乃依 Corneille

戈尔茨 von der Goltz

戈尔科 Gourko

戈捷 Gauthier

戈乌达普 Goldap

“格本”号 Goeben

格哈特·霍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格莱斯顿 Gladstone

格朗迈松 Grandmaison

格里尔森 Grierson

格林山兄弟会 Green Mountain Men

格鲁阿尔 Grouard

“格洛斯特”号 Gloucester

格吕纳特 Grünert

“格奈泽瑙”号 Gneisenau

根特 Ghent

贡比涅 Compiegne

贡宾嫩 Gumbinnen，现名古谢夫（Gusev）

古奇科夫 Guchkov

国民后备役 National Reserve

H

哈康，挪威国王 King Haakon of Norway

哈里·汉森 Harry Hansen

哈里奇 Harwich

哈伦 Haelen

哈纳克 Harnack

海法 Haifa

海神尼普顿 Neptune

汉诺威 Hanover

汉斯·德尔布吕克 Hans Delbrück

荷尔斯泰因 Holstein

赫尔·冯·贝洛―扎莱斯克 Herr von Below-Saleske

赫尔穆特 Helmuth

赫里沃德·韦克 Hereward Wake

黑尔贝斯塔尔 Herbesthal

黑尔费里希 Helfferich

黑尔戈兰岛 Heligoland

黑森 Hesse

黑斯廷斯 Hastings

亨丽埃塔 Henrietta

亨利·布里阿尔蒙 Henri Brialmont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 Henry Campbell-Bannerman

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亨利·萨克斯 Henry Sachs

亨利·威尔逊 Henry Wilson

亨利亲王 Henry

亨奇 Hentsch

洪佩尔丁克 Humperdinck

胡戈·明斯特贝格 Hugo Münsterberg

怀德纳图书馆 Widener Library

霍恩比 Hornby

霍赫贝格 Hochberg

霍亨索伦 Hohenzollern

霍华德·凯利 Howard Kelly

霍勒斯·史密斯―多林 Horace Smith-Dorrien

霍雷修斯 Horatius

J

J-B. 埃利泽·波米埃 J-B. Elysée Pommier

基尔·哈迪 Keir Hardie

基尔曼塞格 Kilmansegg

基尔运河 Kiel Canal

基钦纳 Kitchener

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

吉尔贝蒂 Gilberti

吉罗东 Girodon

吉斯 Guise

加来 Calais

加利埃尼 Gallieni

加利波利 Gallipoli

加利西亚 Galicia

加斯东·卡尔梅特 Gaston Calmette

加斯东―卡兰 Gaston-Carlin

加斯科涅 Gascony

简·方达 Jane Fonda

降神会 séances

杰勒德 Gerard

杰利科 Jellicoe

杰马勒帕夏 Djemal Pasha

杰西卡 Jessica

金伯利城 Kimberley

金角湾 Golden Horn

K

卡尔亲王 Carl

卡尔斯巴德 Carlsbad

卡尔斯鲁厄 Karlsruhe

卡尔韦尔 Callwell

卡利古拉 Caligula

卡萨比安卡 Casabianca

卡约 Caillaux

坎宁 Canning

康布雷 Cambrai

康德拉托维奇 Kondratovitch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 Conrad von Hötzendorf

康拉德·豪斯曼 Conrad Haussmann

康诺特公爵 Duke of Connaught

柯尼斯堡 Königsberg，今加里宁格勒

科布伦茨 Coblenz

科茨布 Kotzebue

科尔马尔 Colmar

科科夫佐夫 Kokovtsov

克拉兵变 Curragh Mutiny

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 Krafft von Dellmensingen

克莱藏坦 Clezentaine

克莱热里 Clergerie

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

克雷伊 Creil

克里奥尔人 Creole

克利夫顿·法迪曼 Clifton Fadiman

克列孟梭 Clemenceau

克虏伯公司 Krupp

克鲁 Crewe

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

克罗默 Cromer

克洛维 Clovis

克斯滕 Kersten

肯尼迪总统 Kennedy

肯尼思·格雷厄姆 Kenneth Grahame

孔代运河 Condé Canal

骷髅头轻骑兵 the Death's Head Hussars

库罗帕特金 Kuropatkin

库默斯道夫 Kummersdorf

L

拉昂 Laon

拉费尔 La Fère

拉费纳尔 Raffenel

拉姆齐·麦克唐纳 Ramsay MacDonald

拉斯普京 Rasputin

拉西尼 Lassigny

拉辛 Racine

莱昂·布卢姆 Léon Blum

莱宁坎普 Rennenkampf

莱斯特·塔奇曼 Lester Tuchman

莱维―米尔普瓦 Lévy-Mirepois

赖特 Wright

赖因博特 Reinbot

兰德韦尔师 Landwehr division

兰斯 Rheims

朗德勒西 Landrecies

朗勒扎克 Lanrezac

劳合·乔治 Lloyd George

劳伦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勒阿弗尔 Le Havre

勒巴 Lebas

勒包 Löbau

勒贝 Rebais

勒卡托 Le Cateau

勒芒 Leman

勒内·维维亚尼总理 René Viviani

勒泰勒 Rethel

雷平顿 Repington

雷维尔 Reval，现名塔林

里尔 Lille

里克尔 Ryckel

里夏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理查德·哈丁·戴维斯 Richard Harding Davis

理查德·霍尔丹 Richard Haldane

利奥波德二世 Leopold Ⅱ

利奥泰 Lyautey

利摩日 Limoges

利希诺夫斯基亲王 Lichnowsky

列日 Liège

列文 Levin

“列沙吉耶”号 Reshadieh

刘易斯·哈考特 Lewis Harcourt

龙多内 Rondoney

隆森堡垒 Fort Loncin

隆维 Longwy

卢瓦尔河 Loire

卢万 Louvain，又译鲁汶

鲁昂 Rouen

鲁伯特·布鲁克 Rupert Brooke

鲁普雷希特王储 Rupprecht

路易斯·奈泽 Louis Nizer

路易斯亲王 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

伦贝格 Lemberg，现名利沃夫（Lviv）

伦琴 Roentgen

罗伯茨 Roberts

罗伯特·蓝辛 Robert Lansing

罗伯特·马西 Robert K. Massie

罗伯逊 Robertson

罗布 Robb

罗克鲁瓦 Rocroi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罗明滕森林 Rominten

罗斯唐 Edmond Rostand

罗西尼奥尔 Rossignol

洛拉·蒙特兹 Lola Montez

洛林 Lorraine

吕夫 Ruffey

吕西安·科特罗 Lucien Cottreau

绿台毯程序 green baize routine

M

马蒂尔德公主 Mathilda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 Matthias Erzberger

马恩河 Marne

马尔基·德拉吉什 Marquis de Laguiche

马尔勒 Marle

马尔普拉凯 Malplaquet

马尔尚 Marchand

马尔斯 Mars，战神

马尔托斯 Martos

马尔维 Malvy

马格拉博瓦镇 Marggrabowa

马格里特 Margueritte

马汉 Mahan

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马克斯·霍夫曼 Max Hoffmann

马莱阿角 Cape Malea

马里埃特 Mariette

马林巴德 Marienbad

马林堡 Marienburg

马略卡岛 Majorca

马恰戈夫斯基 Machagovsky

马塞尔·桑巴 Marcel Sembat

马斯·德拉特里 Mas de Latrie

马斯拉图尔 Mars-la-Tour

马塔潘角 Cape Matapan

马祖里湖泊地带 Masurian Lakes

迈伦·赫里克 Myron Herrick

麦迪逊总统 James Madison

麦克多诺 Macdonogh

麦克里迪 Macready

麦克马洪 MacMahon

麦克米伦 Macmillan

麦克纳 Mckenna

曼努埃尔 Manuel of Portugal

芒让 Mangin

梅赫伦 Malines

梅济耶尔 Mézières

梅克伦堡―什未林 Mecklenburg-Schwerin

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 Mecklenburg-Strelitz

梅洛特 Melotte

梅斯 Metz

梅泰 Mettet

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梅特涅 Metternich

梅西米 Messimy

美因茨 Mainz

蒙克 Monk

蒙梅迪 Montmédy

蒙斯 Mons

蒙托福 Montovo

“米迪利”号 Midilli

米哈伊尔大公 Michael

米勒 Muller

米勒兰 Millerand

米莉姹 Militza

米卢斯 Mulhouse

米歇尔 Michel

米亚索耶捷夫 Myasoedev

明斯特尔亲王 Münster

摩根 Morgan

摩泽尔河 Moselle

莫伯日 Maubeuge

莫城 Meaux

莫尔伯勒 Marlborough

莫尔塔涅河 Mortagne

莫朗日 Morhange

莫努里 Maunoury

墨西拿 Messina

默伦 Melun

默兹河 Meuse

N

那慕尔 Namur

纳尔逊 Nelson

奈登堡 Neidenburg

奈穆尔 Nemours

南锡 Nancy

讷沙托 Neufchâteau

尼贝库尔 Nubécourt

尼基塔 Nikita

尼禄 Nero

尼米桥 bridge at Nimy

努瓦永 Noyon

诺克斯 Knox

诺曼·安吉尔 Norman Angell

诺曼底 Normandy

诺梅尼镇 Nomeny

诺思克利夫 Northcliffe

诺伊德克 Neudeck

O

欧内斯特·汉密尔顿 Ernest Hamilton

欧内斯特·特鲁布里奇 Ernest Troubridge

欧仁·奥代纳 Eugène Odène

欧仁妮皇后 Eugénie

欧文·科布 Irwin Cobb

P

帕莱奥洛格 Paléologue

帕默斯顿 Palmerston

庞德扎克 Pendezac

佩内隆 Penelon

蓬 Pont

蓬蒂斯堡垒 Fort Pontisse

蓬图瓦兹 Pontoise

皮埃尔·德韦尔特 Pierre Dewerdt

皮尔斯 Spears

皮克 Lepic

皮特 Pitt

珀斯郡 Perthshire

普恩加莱总统 Poincaré

普拉 Pola

普莱斯亲王 Prince of Pless

普列文防御战 Siege of Plevna

普塔莱斯 Pourtalès

Q

齐柏林飞艇 Zeppelins

枪骑兵 Uhlans

乔治 George

乔治·布约 Georges Bouillot

乔治·克拉克 George Clarke

乔治国王 King George of the Hellenes

切尔宁 Czernin

R

R. E. B. 库姆 R. E. B. Coombe

让·巴比埃 Jean Barbier

让·饶勒斯 Jean Jaurès

热尔曼·福煦 Germain Foch

热马普 Jemappes

热特河 Gette

日林斯基 Jilinsky

日韦 Givet

容克 Junker

S

萨多瓦村 Sadowa

萨尔堡 Sarrebourg

萨尔拉布律耶尔 Sars-la-Bruyère

萨克森 Saxony

萨拉伊 Sarrail

萨兰堡 Château Salins

萨洛尼卡 Salonika

萨姆索诺夫 Samsonov

萨佐诺夫 Sazonov

塞尔奈 Cernay

塞勒斯坦·当布隆 Célestin Demblon

塞利纳先生 M. Seline

塞利耶·德莫朗维尔 de Selliers de Moranville

塞莫皮莱 Thermopylae，一译温泉关

塞纳河畔沙蒂永 Châtillon-sur-Sèine

塞瓦斯托波尔 Sevastopol

塞西尔·斯科特 Cecil Scott

塞西尔·斯普林―赖斯 Cecil Spring-Rice

塞耶 Seilles

塞扎讷 Sézanne

三贞女 Trois Vierges

桑巴 Sembat

桑利斯 Senlis

色当 Sedan

森斯堡 Sensburg

“沙恩霍斯特”号战舰 Scharnhorst

沙尔姆峡口 Trouée de Charmes

沙勒鲁瓦 Charleroi

尚蒂伊 Chantilly

舍恩贝格―瓦尔登贝格亲王 Schoenburg-Waldenburg

“生命的冲动” élan vital

圣阿沃尔德 Saint-Avold

圣伯多禄教堂 Church of St. Pierre

圣福瓦路 Rue Sainte-Foi

圣戈班森林 Forest of St. Gobain

圣贡 St. Gond

圣赫勒拿岛 St. Helena

圣康坦 St. Quentin

圣纳泽尔 St. Nazaire

圣热纳维埃夫 Ste. Geneviève

狮心王理查 Richard the Lionhearted

施利芬 von Schlieffen

施奈德 Schneider

施塔卢珀楠 Stalluponen

施图姆 Stumm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Schleswig-Holstein

士麦那 Smyrna

“殊死进攻” offensive à outrance

朔尔茨 Scholtz

斯蒂芬·麦克纳 Stephen McKenna

斯海尔德河 Scheldt

斯卡帕湾 Scapa Flow

斯拉夫魅力 le charme slav

斯诺 Snow

斯诺鲍尔 Snowball

斯泰巴尔克 Stebark

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斯特林图书馆 Sterling Library

斯特奈 Stenay

斯图尔特·科茨 Stuart Coats

斯托雷平 Stolypin

斯威利湾 Loch Swilly

苏德曼 Sudermann

苏霍姆利诺夫 Sukhomlinov

苏瓦尼 Soignies

苏瓦松 Soissons

索尔代 Sordet

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

索姆河 Somme

T

塔夫脱总统 Taft

塔拉特贝伊 Talaat Bey

塔兰托 Taranto

塔列朗 Talleyrand-Périgord

塔明 Tamines

塔南 Tanant

塔彭 Tappen

泰恩河 Tyne

泰隆 Theron

泰皮恩悬崖 Tarpeian Rock

坦蒂尼 Tintigny

坦恩 Thann

坦嫩贝格 Tannenberg

坦塔罗斯 Tantalus

汤姆·布里奇斯 Tom Bridges

特别后备役 Special Reserve

特拉法尔加角 Trafalgar

特拉克嫩 Trakehnen

特赖奇克 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

特里尔 Trier

特内多斯 Tenedos

提诺斯岛 Denusa

提珀雷里 Tipperary

廷巴克图 Timbuktu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图勒 Toul

图隆先生 M. Touron

图瓦松多尔大街 Toison d'Or

颓废气氛 fin de siècle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W

瓦德西 Waldersee

瓦尔代克―皮尔蒙特 Waldeck-Pyrmont

瓦尔米码头 Quai de Valmy

瓦尔特·布勒姆 Walter Bloem

瓦弗 Wavre

瓦朗谢讷 Valenciennes

瓦隆人 Walloons

瓦萨格 Warsage

瓦托 Watteau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 Vasilii Fedorovitch，即德皇

瓦兹河 Oise

万尼亚舅舅 Uncle Vanya

旺根海姆 Wangenhaim

“韦茅斯”号 Weymouth

威尔·欧文 Will Irwin

威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威廉·L. 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威廉·罗伯逊 William Robertson，即“伍莱”·罗伯逊（“Wully” Robertson）

威廉·苏雄 Wilhelm Souchon

威廉二世 William Ⅱ

威灵顿 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

维尔纽斯 Vilna

维尔通 Virton

维克托―迪律伊女子中学 the Lycée Victor-Duruy

维莱科特雷 Villers-Cotterets

维伦贝格 Willenburg

维塞 Visé

维斯瓦河 Vistula River

维特 Witte

维特尔斯巴赫 Wittelsbach

维特里 Vitry

维特里―勒弗朗索瓦 Vitry-le-François

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

温特费尔德 Winterfeld

翁埃耶 Onhaye

沃尔科维斯克 Volkovisk

沃尔特·海因斯·佩奇 Walter Hines Page

沃特海姆 Maurice Wertheim

“无敌”号 Indomitable

乌尔弗林根小镇 Ulflingen

乌尔克河 Ourcg

乌杰达 Oudjda

乌斯道 Usdau

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X

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西迪卜拉欣 Sidi Brahim

西拉诺 Cyrano de Bergerac

西列柳斯 Sirelius

希迈 Chimay

希耶河 Chiers

锡格马林根 Sigmaringen

霞飞 Joseph-Jacques-Césaire Joffre，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

夏布里隆 Chabrillon

夏尔·贝玑 Charles Péguy

夏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香槟 Champagne

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

谢什―米迪 Cherche-Midi

新桥 Pont Neuf

兴登堡 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Hindenburg，保罗·冯·贝内肯多夫·兴登堡

匈人 Huns

休·吉布森 Hugh Gibson

Y

“雅武斯”号 Jawus

雅戈 Jagow

亚琛 Aachen

亚历山大·里博 Alexandre Ribot

亚历山大桥 Pont Alexandre

亚历山大三世沙皇 Alexander Ⅲ

亚历山德拉王后 Queen Alexandra

亚眠 Amiens

亚努什克维奇 Yanushkevich

伊恩·汉密尔顿 Ian Hamilton

伊尔斯肖埃 Hirschauer

伊尔松 Hirson

伊夫林·伍德 Evelyn Wood

伊普尔 Ypres

伊桑·艾伦 Ethan Allen

伊舍 Esher

伊兹沃利斯基 Isvolsky

因斯特堡峡口 Insterburg Gap

优素福王子 Yussuf

忧郁的恺撒 der traurige Julius

于盖 Huguet

于伊 Huy

圆形广场 Rond Point

约翰·T. 麦卡琴 John T. McCutcheon

约翰·伯恩斯 John Burns

约翰·费希尔 John Fisher

约翰·弗伦奇 John French

约翰·格伦 John Glenn

约翰·凯利 John Kelly

约翰·西利 John Seely

约翰·西蒙 John Simon

约瑟夫·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

约维努斯 Jovinus

Z

扎本 Zabern

扎金索斯岛 Zante

詹姆斯·M. 加文 James M. Gavin

正规军 Regular Army

知识阶层 intelligentsia

朱尔·康邦 Jules Cambon

佐尔道 Soldau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巴巴拉·W. 塔奇曼，美国人，1933年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学习，得文学博士学位，系美国有名的作家之一。她的著述颇多，其中本书（1962年）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1971年）两书，曾分别于1963年和1972年获“普利策奖”。

《八月炮火》是一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4年8月开战的，本书就是叙述大战危机的形成、爆发以及大战初期的战役。它以1910年英王爱德华的葬礼为引子，叙述了德皇威廉的野心，以及和英法等国的矛盾。接着分“计划”、“爆发”和“激战”三部分，生动地展开了对这场大战的描画。由于作者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对英、法、俄、比等国的历史、民族性和当时的社会情况又有较深刻的了解，在写作时又参考了大量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文献和著作，并实地访问了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因而文笔生动，所述事件、人物栩栩如生，对事实的分析、人物的刻画和评价也较客观。据作者自述，“书中有关气候状况、思想感情，以及公众舆情、个人见解，都有所本”。作者运用了夹叙夹议的笔法，在叙述分析初期战役交战双方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错误，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德军的残暴、人心的向背等等时，必然引申出这些情况对战争的进程所起的深远影响，预示了大战的结局。因而本书虽非一部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它通过这段历史时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以及一些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互为因果，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概貌，使人读后并无片断、孤立的感觉。

原书于1962年出版后，在美国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界的重视。《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一书的作者威廉·L. 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誉之为“当代最佳书籍之一……全书从头到尾都吸引着我”。美国总统肯尼迪，曾以此书赠给来美访问的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回国述职的美国驻法大使詹姆斯·M. 加文（James M. Gavin），并曾向多人推荐。

由于本书史料丰富、文笔生动，并反映了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情况，特译出供我国学术界参考。

本书原书在书末有各章注释1050多条，均为书中所写某事或所引某文的出处，考虑到它们对中文读者的参考作用不大，故未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 【英】拉纳·达斯古普塔著；林盼秋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3052-0499-9

Ⅰ. ①资… Ⅱ. ①拉…②林 Ⅲ. ①中等资产阶级－研究－印度－现代 Ⅳ. ①D735.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50097号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政编码： 210093

　　网址：www.njupco.com

责任编辑：卢文婷

特邀编辑：梅心怡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作者说明

风景画

一 “从围城到世界之城”

二 1991——拥抱自由开放

三 印度式全球主义

四 离乡背井的波西米亚

五 时髦的私立医院

六 婚姻的分崩离析

七 男性的焦虑和女性的挣扎

八 1857——消逝的沙贾汉纳巴德

九 1911——英国人的新德里

十 1947——迈向独立

十一 旁遮普的商业帝国

十二 巴尔斯瓦的垃圾山

十三 经济难民的痛苦深渊

缩影

十四 1984——甘地之死

十五 印度精英的新帝国主义

十六 上师与富人

十七 中产阶级的焦虑

抽象画

致谢

许可声明

索引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为了未生者

作者说明

本书得以写成，完全有赖于几位德里（Delhi）居民愿意大方地和我谈他们的生活、想法和经历。由于我们讨论的内容往往非常私密，所以除了公众人物以外，所有人的名字都做了更改，好几处细节也有变更，避免他们被认出来。我希望大家尊重他们的坦诚，不要尝试寻找他们的身份。如果有知情人士，请不要透露他们的身份信息，因为有时他们和我谈话是冒着风险的。

德里是这样一个世界，人们很大程度上根据一个人掌握英语的水平来判别他的智力。我选择让这本书里所有的人物都讲一样的“标准”英语，这样他们参差不齐的英语水平就不至于成为问题。现实中，英语是很多人的第二甚至第三语言，而且他们的英语并不标准。还有一些人根本不会说英语，我们的采访都是在翻译的协助下以印地语进行的。

按照印度人的说法，大额货币以lakhs（10万）和crores（1000万）计量。一个lakh是10万卢比（Rupee），约2000美元[1]。一个crore是一百个lakhs，或者1000万卢比，约20万美元[2]。我保留了这些用语，以便保存印度人谈钱时候的那种独特味道[3]。

在世界上的有些地方，“小屋”（bungalow）就是一栋普通甚至很小的平房。但在曾经的英殖民地印度，英国人用这个词来指殖民地官员的独栋别墅，所以多数情况下，这些房子反而又大又宽敞。这种用法在现代德里很盛行，这个过去英国统治的中心到处是这样的房子。本书也遵循了这样的用法。

《资本之都》讲的是印度城市人口中正在崛起的富人，他们把自己视作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现在这些人通常被叫作“印度新中产阶级”，我也会用这个词。然而，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很接近欧美的“中产阶级”，但这个词用在印度的国情下却有点别扭。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些年收入超过50万卢比（大约是1万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还不到10%，这意味着在印度，所谓“中产”无论在物质还是理念层面，其实指的都是精英群体。印度的经济结构调整以这个新兴阶层的购买力为中心，这种调整引起了对土地和资源的争夺，而受害者多为农村地区的穷人，这些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中产阶级，其中很多人的年收入不过500美元左右。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很重要的意识，即印度中产的利益并不是低调或无害的。“资产阶级”或“布尔乔亚”才能更精确地描述他们的状况，而实际上我有时也使用这些词。与此同时，许多人之所以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词带着“努力工作”、“对社会有建设性”的意味，也因为他们希望把自己与另外一个更小的精英团体区别开来，那个团体远比他们更富有、更有权力。中产阶级认为这些政要和商界大亨自私、鲁莽，并且从根本上对社会是有破坏性的。这两种团体间的区别也很大，所以我基本上以常用的“中产阶级”和“精英”来指称他们，即使这些“中产阶级”根本不是真正处于社会的“中层”。

注释

[1]全书作者使用的卢比对美元汇率为1卢比约2美分，这是2012年初的汇率。同时期1卢比约人民币1角2分，即10万卢比约人民币1.2万元。因汇率随时变动，本书未保留原书的美元参照。——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皆为编注

[2]依2012年的汇率，1000万卢比约人民币120万元。

[3]本书中，由于lakh和crore在中文中没有约定俗成的译法，难以保留印度用法，所以本书中lakh将直接计算为“10万”，crore将直接计算为“1000万”。——译注

哦，阿拉巴马的月亮

该告别了

亲爱的老妈妈已经走了

路上钱可不能少，啊，你知道为什么。

出自《蒙哥马利城兴衰记》（1930）

作者：库尔特·魏尔/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风景画

3月是最美的月份，生命力顽强的鸡蛋花完美无瑕地盛开着，巧妙地点缀在院子里，和站岗的保安颇为合拍。我向着房子驶去，保安挥手示意我继续往前。

一天已经结束，只有夜里开的花儿在空气中摇曳着香气。丝绒样的天空下，我眼前的这栋玻璃大楼就像一个巨大的黄色水族馆般熠熠发光。

我按保安的指挥停好车，沿着灯光昏暗的小道走去。每个转角都有保安等着，把我指向下一个转角。这些保安接力一样地把我往下传，在我身后，对讲机不断传出确认的声音。我到了。

这个建筑好像是两个空间站，一个玻璃的和一个石头的，相互交错。其中一个不着地悬浮着，一座闪闪发光的桥不知道通向哪里，它下面闪烁着好似降落信号灯的光芒。

这里每一样东西都古朴得令人难以置信。转角的地方笔直而锐利，小路两边围着装饰性凹槽，里面整齐地铺着碎石子儿。

保安让我穿过房子去后面的游泳池，他们指向一条有地灯的走道。走道前的滑门拉到一半，遮住了入口的一边。我往另外开着的那边走，就在一瞬间，我听到保安大喊不要过去，但我已经直接撞上了一块玻璃。这玻璃门太干净了，一点反光也没有。就算我被撞得跌跌撞撞，整个人弯下腰捂着自己的鼻子，我还是没觉得面前有门。

保安们哈哈大笑起来。有一个跑来帮助我这个笨客人，他让我不要从玻璃进去，而是从门进去——正常的那种门，不是滑门。他示范了怎么开门，好让我不至于再一次弄伤自己。

穿过房子，豁然开朗。我面前是一个大厅，装修得像一个设计师酒店。颜色鲜艳的丝绒灯罩从高高的天花板垂下来，好几个水晶桌旁围放着许多设计师沙发。墙上挂着巨幅的帆布画，是类似“DJ跳舞之夜”那种活动海报上能看到的荷尔蒙爆棚又有点隐晦的色情画。整栋建筑的墙壁里都藏着喇叭，放着沙发音乐。

我出来，走到房子的另一边。这里的私人泳池泛着幽幽蓝光，把所有东西都照得神秘又色情。我被带到泳池边的一个位子，侍者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玻璃杯和一瓶没开封的水。

“先生马上就来。”

在这个充满委婉语的城市，这种地方被称为“农舍”。

不过，这里当然没有什么农作物。在20世纪70年代，根据规定，这里整个土地带是作为农业用途保留的，但当时德里的精英开始夺取城市南边的大片土地来建造私人房产。为了在名义上符合规定（哪怕事实上不符合），他们把自己的新房子叫作“农舍”。这很重要，因为最早的很多“农舍”恰恰就是那些制定法规的官僚和政治家建的。他们行事必须非常正确，对他们来说，名字不合法就是对其机构的冒犯。

那以后的几十年里，德里南边的“农舍”数量大增，往往几经易手，时间足够长以后，之前抢占来的土地都获得了合法性。不但如此，这些“农舍”还变成了来自城市、拥有广阔人脉的富豪们的生活象征。只有在这样高级的地产上，令人咋舌的派对、汽车收藏、雕塑花园和大摇大摆的澳洲野生动物才可能实现。印度其他城市的都市精英都不像德里的精英这样，如此沉浸在田园牧歌式的安宁里——这便是德里的首都气质。德里的富人实际上是一群典型的大都会气质的人，他们永无休止地在数量众多的俱乐部和各种走廊里社交，钱也都是这么挣来的。所以他们居然选择远离都市的生活，让人很惊讶。不像孟买或纽约的富人，梦寐以求的是坐拥璀璨城市景观的公寓，俯瞰自己的财富之源，德里的富人反而对街上、人行道上的熙攘喧嚣都不感兴趣，尽管这些东西是令19、20世纪的大城市非常骄傲的部分。不，他们喜欢醒来时看着空荡荡、修剪过的草坪，一路延伸到顶着铁丝网的围墙。

现代德里诞生于印度灾难性的分治，这场灾难使德里的文化变得倾向安全和自给自足。最富有的市民从社会躲避进自家的庭院，而这些庭院仅仅是更普遍的孤立主义精神最奢侈的体现。毕竟，德里是印度私人城镇的先锋，这里的生活由各种公司管理，被栅栏围绕。因此，这里的人与整个国家更大的潮流分隔了开来。古尔冈（Gurgaon）是房地产巨头DLF（全名为“德里土地与金融”，Delhi Land ＆ Finance）在20世纪90年代建造起来的德里郊区，是亚洲最大的私有镇，而且现在全印度都有模仿它而建的镇。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农地，古尔冈令人压抑的公寓街区和各种钢塔现在看着好像是从一个以未来为场景、背景颜色过度饱和的电子游戏里冒出来的。它完全不把自己伪装成“公共”空间，大量穷人在这里的住宅或办公室里做清洁工和保安，但无法住在这里。住在古尔冈意味着住在一个规划小区里，外面由安保摄像头和武装保安保卫，居民付钱给各种公司以获得基本需求的服务，比如收集垃圾、供水，甚至当国家电网断电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私人公司会负责发电。因此，这个地方吸引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寻求高效、后公共生活的飞地，对他们来说企业似乎已变成比国家更高产的社会组织。

我现在慢悠悠地喝着瓶装水的地方是一个庄严的所在。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在我脚下的土地上生活。从池边我坐的位置，抬头就可以看到冲天的顾特卜塔（Qutab Minar）塔身。某位古代中亚侵略者征服德里之后，建起了这座胜利纪念碑。巨大的塔呈锯齿状，已经在这样的夜晚伫立了八个世纪，即使到了现在，也是这慵懒静谧的天空中唯一的人造物。

这个经过造景设计的院子里，所有的美化都是为了遮住土地，但是在附近的丛林和荒地里，在路的两边，华丽的陵墓、宫殿和清真寺仍冲破往昔，倔强伫立。在四周渐渐涌来的黑暗中等待时，我甚至能透过21世纪坚硬的水泥地感受到大地所释放的灵魂。数百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放牧、种粮、拜神、建屋、作曲、请愿、埋葬亡者。而现在这里只是条寂静的小道，平坦而完美，土地被封存在翠绿色的草坪下。

从漂白粉消毒过的泳池深处，涌起了一些别的东西——关于一个梦的回忆。八个世纪前，离这里几步之遥的地方，苏丹伊勒杜密什（sultan Iltutmish）[1]正睡着。突然，他的沉睡之门猛地打开，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骑在天堂飞马巴拉克（Buraq）上的先知穆罕默德。巴拉克望着苏丹，脸忽而是男人，忽而是女人，忽而又变成了马；它强健的翅膀上下拍动，扇出猛烈的风。苏丹感觉受到召唤，当马和骑手离开时，他便追随他们而去。到了某个地方，飞马用蹄子敲打大地，地面随之喷射出了一个水柱。

梦之柜的门再一次关上了。

早上，苏丹前往梦中他被带去的地方。到了那里，他看到地上有一个标记，正是巴拉克的蹄印，于是下令挖一个新的蓄水池。之前，那里就已经建了一个壮丽的人工湖，湖的中心有一座清真寺，能坐船到达。湖岸边围绕着许多豪华别墅，还有一个很大的营地，拥有音乐家集会演出所需的一切。人们都感谢统治者的智慧及其辉煌的杰作。

伊勒杜密什也在附近建造了一座五层深的阶梯井，周围环绕着有列柱的阳台，大家可以在水边见面聊天。数世纪后，旁边挖了第二座阶梯井，构造的规模甚至更宏大。所以，这个夏天异常炎热的地方，却因为丰富的水而在旅行者中闻名。

这些水井之所以这么宏大和它们的位置有关。它们位于一条长长的石头斜坡末端，斜坡把水从阿拉瓦利山脉（Aravalli）上引下来，这条古老的山脉纵贯印度，几乎从古吉拉特邦（Gujarat）一路延伸到德里。在这烟雾缭绕、灌木丛生的山区，阶梯井都建造在森林中，土壤被树根紧紧地固定住，没有被吹走或堵塞水系，而是像海绵一样把水储存起来，甚至还起到了过滤的作用。因此，超过六个世纪的时间里，村庄里的水井都满满是水。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水井都还是村里男孩子们的运动场，他们会以惊人的灵巧潜入水底，打捞硬币。

而现在这些井只不过是干涸的环形山，井底都是塑料袋或死鸽子这样的垃圾。

经过数世纪愈发密集的抽水，这里的地下水水位急剧下降。不仅如此，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烤炉一样的地方聚集的人口已经升至近两千万。与此同时，这些井本来依靠广阔土地精妙的毛细作用，但这块土地现在已经被现代建筑瓜分了。大面积的水泥表面阻碍了土地对水的吸收，而土地里毛细血管般的水道本来就因为森林的消失已大幅退化。工业排水系统把水从古老的水道带走，而柏油路面阻断了古老的泉水。

现代人的耳朵很少听到这些断裂声。这些后来的强加之物已经成为我们自身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让我们很难欣赏其他做法的伟大之处。那些不同的做法已经消失了。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现代之前的工程是幼稚的，并对中世纪帝王们的梦充满怀疑，但当你看到现代城市的妇女从滴滴答答的水管或者积水的水坑里汲取家庭用水，那些梦的宏伟和以那些梦为名的伟大工程会再度让你印象深刻。

此刻坐在泳池边，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恰如其分。是因为这些历史吗？毕竟，水池是德里几个世纪以来的救赎。在迷信的时代，水是信仰，不是科技。现在旧水池干涸，建造它们的记忆被遗忘；居民几乎不知道自己用的水来自哪里，每个人都拼命地从土地里抽取任何还能抽得出来的东西——这个平静而丰饶的泳池散发着某种颓靡的优雅气息。

拉凯什（Rakesh）小跑着出来。我们之前从没见过，但我立刻感受到他的魅力。这种魅力部分来自于他和你说话的方式。他毫无保留，说话的时候直视我的眼睛，频繁地直呼我的名字。他为我点红酒，并确保我喜欢。这种风度对德里的商界人士来说是礼节上所必需的，他们都是说服别人的大师，但就算如此我也相当受用。

“坦白说，我之前一段时间都在回避你，”他向我微笑，“我从来不谈自己或者自己做的事。我做事不是为了让世界知道。如果我做了什么事，那是为了自己、家人和朋友，不是为了别人。别人怎么想都不关我的事。”

这时两盘丰盛的开胃菜拼盘被端了上来。我们每人一盘。

“但后来我和米奇（Mickey）聊了聊，讨论了你。他说你挺好的。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你。”

正式和非正式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这是德里的商界家庭让我惊讶的地方。他们的大门安全地牢牢紧闭，但一旦打开，所有的一切都向你开放。如果你是获得了一个朋友的认可而来，你就自动成了“哥们儿”。这种氏族做派有时候可爱，有时候也让人很不爽。德里的很多地方都是按照这种做派来运作的。

而在这个包容一切的时代，即便是名女性也能被称为“哥们儿”。

“我从来没喜欢过美国，”拉凯什说，“我在英国念完书，不在美国。另外，英国有我的家人，而美国离家太远了。总体上来说，我从来没喜欢过美国文化，太机会主义了，太缺乏文化气息了。”

“本科念完商科后，我本来应该从英国回来，跟着我父亲干。但我不想回来。幸好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德里人，在阿姆斯特丹开了家服装公司，和我父亲的生意还有我现在的生意都很不同，他让我在那里实习两年。”

他带着一种温柔怜爱的语气讲述着自己的过去。远处，他的妻子牵着还在学走路的儿子，在大理石步道上绕着院子散步。

“后来我父亲来阿姆斯特丹，让我回去。那时我在阿姆斯特丹过得很开心，但是他勉强说服了我。好吧，也不算勉强。所以我加入了他的公司，做起了汽车生意。我当时想着，‘我一点汽车也不懂。’然后我告诉自己，最好的学习方法实际上就是用自己的双手制造产品。所以我就在车间做操作工，干了一年四个月。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完完全全自己的决定。因为这是我能学到东西的唯一方法。

“我在日本呆了九个月，在一个叫作浜松的地方，离东京大概一个半小时车程，是铃木的总部。我跟你说，没有那种学习我永远没办法搞懂一切。我是说如果我没去过那里，现在坐在这儿的我会是一个不同的人。我那时常常5点就起床，房间小到连个熨衣板都放不下，你知道的，日本人对纪律非常严格。兄弟，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不真实。

“我工作的公司刚开始和我父亲合作。我们的关系非常好，通常日本人是很保守的，所有的事都很保守，但我一到那里公司主席就把我认作儿子。我的办公桌就在他的旁边。他们的办公室是开放式的，没有小隔间。那家公司当时市值3亿美元，我说的是1990年。但我只有晚上才会用到办公桌来写报告，整个白天我都在车间、经销店和其他地方。”

拉凯什的家族过去一百二十多年来一直做着北印度的珠宝生意。对过去的那个商人群体来说，生意的意义远不只是谋生：生意是一种气质、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社会身份。他家祖先的生意网络不仅跨越印度次大陆，还沿着贸易路线西至阿拉伯半岛，东到中国。这些网络由单线交易构成，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克服因信任产生的障碍，因为整个网络涉及许多不同的社区、宗教和语言。障碍也来自珠宝交易本身的性质。由于货物价值非常高，珠宝供应链的每一环都存在信用问题：商人通常不可能在收到货物前先付款。整个跨国交易系统由各个交易人交付价值连城的货物，收到的只是将来会付款的承诺。问题很明显：大家怎么确定一个被如此信任的人不会一走了之？

毫无疑问，违规者会受罚。整个交易团体会联合起来，确保违规者支付违规的款项。或者再不济，大家会不再和违规者交易。商人们大力打造自己的声誉，而这种声誉会直接转化成生意机会。他们生活奢侈，出手阔绰，这样别人就会知道他们的财务状况良好。他们向清真寺、庙宇和穷人捐款，雇诗人来颂扬自己的财富和正直。在生意场上谈判时，他们会夸张地表现出骄傲受到了伤害：“我？你这样看我？你可把我看错了。”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用各种方法把纯粹的商业关系发展成各种形式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尽量杜绝欺骗。为了拴住合作伙伴，他们会送礼、帮忙、热情招待，甚至联姻。他们相互之间会变得非常亲密，平常说话都像朋友甚至兄弟一般，除非他们的生意出了问题，否则这种亲密确确实实在感情的深度和质量上都相当于友谊或者兄弟情。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生意”以外的东西——日常生活和家人都是用来支持和增进业务的，同时还提供可信的伙伴和继承人，他们对于友谊和社会生活的追求与建立生意人脉从来都不分开。

现在德里的商人家庭里，这种精神有所改变，但没有被完全取代。让人震惊的是他们中有很多人的灵感来自于日本企业，这点对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发展影响巨大。因为对于大量印度商人来说，日本人的工作原则是对小圈子里的人非常好客忠诚，这是德里的商人能够理解和尊重的。而在美国的企业里，为了实现企业活力，似乎在个人层面有一种吝啬的感觉，人和人之间保持着不愉快的距离。如果说当代印度企业看上去像是一张令人困惑的网，联结着各种个人和裙带关系的话，这其中部分是曾经重要的跨国商业传统遗留下来的产物，虽然这些传统可能被世界通行的公司文化蒙上阴影，却仍塑造了印度企业文化的根本形式。

“我父亲退出了珠宝生意，和兄弟一起开了一家成功的纺织品公司。到1993年，他们友好地分了家：‘你有个儿子，我有个儿子，我们分开走自己的路吧。’很得体对不对？所以父亲新开了家公司，生产汽车座椅系统，后来又制造汽车镜。1999年我们设立了塑料制品部门，我就是那时候去日本当学徒的。他让我全权负责建立塑料制品部门和顶篷部门。”

“顶篷是什么？”

“就是车顶的内饰。有点像纺织品，但不是纺织品。是一整块很厚的合成材料，是聚氨酯，不是编织物，包含有很多东西。有一个流程会把它们叠在一起，然后压合，用水射流切割机切割，最后做表面处理。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们的转折点是2005年。之前我们只有一个客户——马鲁蒂铃木（Maruti Suzuki）[2]。当时我们在制定战略，研究如何扩张。我们有机会收购了一个金属零部件公司，是铃木的合资企业之一。你知道，铃木进入印度的时候，没有供应链，他们得自己开发。要开发一条供应链，他们就得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为了激励大家，他们就开设合资公司，其中一家就是我父亲的。我们收购的是另一家合资公司，生产燃油箱、排气系统、悬挂系统和车轴。那次收购拓展了我们的客户群。现在我们是五六家大型汽车企业的供应商。”

这时候夜幕开始降临，透过房子的全景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灯光璀璨。拉凯什指给我看他的父亲，他正走过休息室，看上去体魄强健，正当壮年。这家三代人一起住在这栋房子里——商业世家强烈坚持这样的传统。

“目前我们是一家市值260亿卢比的公司，并且我的目标是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把我们的市值翻一倍，也就是超过10亿美元。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我们花了十六年获得今天的成绩，而我要在四年内完成同样的事。有些会通过战略性收购来完成，其余的将会来自我们自身的有机增长——这些都在我的中长期规划里。

“我希望，两年以后我们30%的收入来自印度以外。现在这个数字大概是5%。现在印度市场的增长太快了，让你不需要寻求在海外市场发展。走向世界需要坚实的基础，我们还在做准备。进入全球市场并不简单，每天我都有一些收购机会，但你知道，最简单的无非是上去抓住这些机会，然后就死翘翘了。我们准备好了以后，就会进行收购。目前我们正在准备中东和欧洲地区的收购，但只有知道这个收购真的行得通时，我们才会去做。”

“你的公司归谁所有？”

“公司完全专业化运营已经有段时间了。我们有管理董事会、监事会，所有这些东西。但公司的所有权很清楚。金属部门是我的，百分之百。内饰部门是我父亲的。我们计划两年内，由我接管整个内饰部门。我和父亲说得很清楚，不希望有任何权属不明确或混乱，肯定不能有别人干涉我的生意。除此之外，他想做什么都行。”

这时候有个男人步态悠闲地走过来。拉凯什把他介绍给我，这是他的姐夫。他穿着尖头鞋，一件崭新的T恤，戴着很多金首饰，正准备出门。他身上的香水味浓过了周围的花香。透过窗子我能看见穿着制服的侍者们正在布置晚餐餐桌，他们在白色的长桌上准备了十二人份的餐具，其他已经到了的客人在房间里喝酒，感觉像一个夜间仪式。我产生了一种印象，很多人习惯在这里结束他们的一天。

“在印度，好的一面是我们的经济基本面很强劲。唯一会拖后腿的是基础设施和教育。要不是这些当权者，孩子的教育不会有问题，路也不会还没造好。还有腐败！你知道这些污染检查员吗？他们勒索你。我有十九个制造部门，就算每个部门都百分之百符合环境法规，他们还是能把你搞死。这不是开玩笑的，真的不开玩笑。他们能查封你的公司，然后你就完蛋了。

“因为我每个小时都得向客户提供产品，从不停顿。我只保留三到四个小时的库存。你知道我平均每天向多少汽车供应零部件？猜猜看，大胆地猜。好吧，我告诉你。每天五千五百辆车。你能想象中间涉及的东西吗？供应链、保底利润、原材料……汽车这行让你要用最高标准的精确度来工作。你不能乱来，生产质量不好的零部件，有人为因此没命的。你得非常精确。我不能告诉客户我做到了他们要求的99.9%，如果质量差的零部件出去，导致汽车召回，我整个集团都会垮。”

“你是怎么学会这些东西的？”我问。

“几乎每样都是从铃木学来的。对我来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毫无疑问。看看他们的系统、他们的流程、他们的员工，还有他们管理供应链的协作方法。不是那种‘你搞砸了，滚’。如果你搞砸了，如果你好学，如果能虚心接受自己犯了个错，而且心态开放，他们会说：‘我们会教你的，我们会和你一辈子在一起。’这就是那些人的做法，日本式的做法。”

拉凯什注意着屋里陆续到来的朋友们，有些走出来用印度口音的英语和他打招呼。他的下属不时过来就各种安排询问他的意见，之后，他都顺着刚才被打断的地方继续讲下去。我想象着他工作时的高效率，迅速专心地一件一件处理事情。

但他要去派对了。我们站了起来。整个房子像一个实景剧场：透过玻璃是被照亮的舞台，各种角色穿着各式各样的戏服。舞台的一头，朋友们靠在深深的沙发里，穿着意大利皮鞋的脚伸出来抖动着。另一头，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侍者在往大理石喷泉里放鲜花，让它们在里面漂浮，头顶上是亮蓝色的穆拉诺玻璃制造的巨大水晶灯。

“我过着两套生活，”拉凯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我一边做汽车生意，同时还做房地产生意。白天我穿着该死的工作服，而且我执行的管理政策是办公室的大门对任何人敞开，你能想象对于260亿的生意这意味着什么吗？但现在你面前的一切是我的房地产生意赚来的，不是汽车生意。我们已经投资房地产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有些是继承得来的财产，有些大的投资是我父亲已经做了一段时间，这些都赚翻了。两套生活。我绝不会混在一起。”

他对自己的房子很自豪，想在我走之前展示一些最精华的部分。很明显，这房子的灵感来自各种五星级酒店。有一个按摩房，还有一个用于按摩后放松的房间、一间美丽的客厅和一个铁板烧餐厅。

他很快地到处走，指给我看各种细节：“一开始我就想在餐桌旁边有点水的装饰，所以就有了这个喷泉。”他纠结于各种小瑕疵，谈起建筑师，越说越尖刻（显然因为建筑师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你要的就是对方能明白你脑袋里想的是什么，然后做出来。”为防我低估他的远见，他迅速向我解释我现在看到的不是房子的最终版本——雪茄室还要再装一套通风系统，水疗设施也还没完成。

房间里坐着的男人中，有一个看到拉凯什马上站起来。他们握了握手。

“这是我的艺术家，”拉凯什对我说，“他给我搞了很多麻烦，但他还行。”

这个“艺术家”给拉凯什送来他设计的派对邀请样张，拉凯什递给我看。这是一张大大的卡片，手感柔软，上面有烫银的框纹。“这是为我的一个大型派对做的。我每年都会办一次。”

“在这儿吗？”

“我家？绝对不行。他们会把这儿拆了的。派对在马路对面另一栋‘农舍’里。我们会玩到疯。”

说到派对，拉凯什兴奋起来，他已经喝了好几杯红酒，送我出去的时候，还想着欲念那档子事。他在手机里找了一会儿，然后递给我，屏幕上是一张照片。

“这是我在伦敦的样子。看看，蓝色的隐形眼镜。看那时候我有多少头发。”

这是一张很诱人的照片，十五年前拍的。我把手机还给他的时候，他盯着屏幕，眼里充满了渴望。

“你知道，现在我结婚了，要出差，要吃饭……生活压力很大。压力有很多，我经常把自己和生意往最坏的地方想。你可能觉得我们已经有所成就，但我的野心远远比这些大。我没办法放松。兄弟，这就是个要命的事。多数时间我每天工作十二或十三个小时，一周六天。唯一放松的时候是做按摩。有的周末我也去度假，但哪怕是在海滩上我也放松不了。”

我们到了前门。如果我之前撞到玻璃留下了任何痕迹，现在都已经被擦掉了。

“说到底，拉纳（Rana），唯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现在，做父母的没时间管孩子，他们做的就是给孩子很多钱。所以孩子们没有任何价值观，把钱大把大把地花在乱七八糟的东西上，却没有任何进步。他们只知道钱，但钱不会把你变成一个胸怀宽广的大人物。钱只是意味着神之前对你还算偏爱。”

“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每个人。你看那个赶牛车的人，他很努力。那为什么我在这儿他在那儿？都是因为神。所以你要尊重这点。你是被选中的那个。神对你很仁慈，如果你不分享这些财富，这些财富有什么好处？我爱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我会为他们做任何事。我也会为米奇做任何事。如果他过来说，‘滚出这房子，我想搬进来’，我会为了他搬出去。”

米奇就是我们的介绍人，一个非常优秀的房地产大亨，比拉凯什更年轻、更富有。我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知道，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们除了做汽车座椅，也做礼堂座椅和娱乐场所的座椅，用各种多重纹理材料。那时候他正在建他的第一个购物商场，我为商场里的电影院供应座椅，所以我去他的办公室和他的下属见面。我下楼梯要走的时候，他正走上来。他问我是谁，然后就在这楼梯上的三十秒里，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那年，我给他寄请柬，请他来参加我的派对。结果我们家那些混蛋保安忘记把他的名字放到放行名单上，他在门口被赶走了。他甚至提都没提这件事。哥们儿，他的优雅和谦逊太让人赞赏了。第二年，我再一次邀请他。那个派对真正巩固了我们的关系。那天晚上，我们走得非常近，而且之后一直如此。”

我站在外面的夜色里。拉凯什说：“但事实是在这个坏人当道的世界，你有可能会对别人太好了。他们把你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我对别人很好，我不是那种无情的人，真的，我不是无情的人。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缺点。我应该无情无义一点。”

然后，他解释性地补了一句：“我们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再赤条条地回去。”

我穿过停车场，里面停满了拉凯什朋友们的跑车。月色明亮。我坐进自己的车里，开上车道，保安为我示意指路。我一路上经过几台为这里供电的巨大发电机，接着是保安室。最后，大门打开，我开上了外面的马路。这条路两边竖着高墙，有点荒凉，沿路蜿蜒穿过各种“农舍”之后，我开上了嘈杂的主路，往城里的方向驶去。

在德里，道路是人们对整个城市的视觉感知的来源。这是一个有种族隔离的城市，一个有阶层和氏族忠诚的城市，几乎没人愿意看到社会区别的消失，无论他们来自何种社会阶层或群体，这里没有真正的民主空间。德里住宅区的名字都很奇怪，因为很多来自于英殖民时期，这些住宅区与人们对社会阶层和安全的偏执联系在一起，很能说明这座城市的人对家有什么样的期望。他们住在以街区划分的小区和房产里，这些街区本身也是社会阶层、群体以及殖民地的再次分割。在富人居住区，大门和保安把任何不速之客挡在分隔线以外。社会生活也是一样。德里和孟买不同，孟买的居民在酒吧和餐馆里随便就会和陌生人聊起来，但在德里，介绍是必须的。人们在接纳你之前想要了解你是谁，所以在社交场合的谈话中，很多内容都是谈论自己认识某位名人或者住在某个区域。如果希望能享受恰当的社会地位，人们就必须宣传自己的关系网和靠山。在高端人群中，社会空间通过价格标签来迎合人们把自己和别的社会阶层隔离开来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普普通通的夜总会门口会大排长队，而人们会等着支付2万卢比的门票入场。

即使是德里曲折蜿蜒的地铁也无法消除这种隔离。虽然每天有两百三十万人搭乘地铁，但这种交通工具却被最贫穷和最富有的人忽略。德里的主干道就像我现在开的这条，高低起伏，到处都是喇叭声，烟雾腾腾——差不多每个人都被迫和我一起移动——而德里的居民可能会从这样的道路获得城市给他们的启示：整个城市，是安排好的。

也许，人们在德里首先会发现的一件事是：这里不怎么适合步行。过去的十五年里，像高速公路一样的道路越来越多，所以德里有时候被拿来和洛杉矶作比较。这些道路都是为了汽车而造，毫不考虑其他所有的交通需求，因此出行如果靠走路会出奇艰难。来自其他城市的中产“新”德里人有时候会试着在这里步行，但甚至不用等热心的老德里人冲过来告诉他们这有多不合身份，他们自己就会发现，人行道就是个骗局。这些摇摇晃晃的人行道走着走着就断了，若人们还是坚持走下去，他们会发现自己爬过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碎石头，遇到了一大摊一大摊的污水塘，要往里面扔砖头才能踩着过去，然后还得像疯了一样穿过八车道的公路。最后他们很快决定，还是买辆车吧。这就是德里在印度火爆的汽车市场中不成比例地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也正是这蓬勃的汽车销售为拉凯什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添了一把火。在街道狭窄的孟买，有很好的火车服务作为城市交通的延伸，让开车的好处越来越少。而在德里，路都是宽阔、放射状的大街，只有自己开车才是最方便的。所以在这个首都，1980年时汽车牌照号码只是四位数，但现在整个城市都因为堵在路上的车子的重量而沉降了。

因此，中产们是透过车窗玻璃来观看德里这座城市的景象的。如果一个画家要画这种中产视角，就像许多19世纪的画家试着从全新的、有都会感的林荫大道的视角来描绘巴黎一样，那么相应地，德里不会有柔和或亲密的感觉。正如印象派画家们不会仔细描绘人物服装和姿态的细节，画德里的画家也不会耐心地表现投在路人脸上的咖啡店的灯光，不会捕捉公共空间中陌生人之间很难察觉的互动。这些都不会出现，有的只是许多闪光灯照亮的毫不相关的瞬间：《名利场》（Vogue）或《汽车》（Autocar）杂志的封面在窗前一闪而过，因为卖杂志的小贩们在等红灯的车辆之间穿梭；被风吹得头发乱飞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坐在飞驰而过的摩托车后面；流浪狗被车头灯照亮的一只眼睛；婚庆乐队里金光灿灿的乐器和舞蹈队伍的旋转，还有新郎不可思议的白色高头大马；一群变性人把脸贴上车窗时留下的口红；公路中心分隔带上盖着毯子的模糊人形；另一辆车里的人脸上来自拐弯时后视镜的反射而略过的条形光斑……还有很多其他不成型的印象和难以分辨的动物和人。

以下是我开车时的视野。每个方向上都交织着车灯，都是能把人照得什么也看不见的大灯。眼前飞快地闪过各种昏暗的人影，在夜色里无从辨别。车喇叭不断地响着，因为车流不是让你随波前进的顺流，而是需要劈出一条路来的丛林。人们开车的方式好像别人都是敌人，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凡是没有开足马力抢占的空间或机会，都会立刻被其他人抢走。你在这里会看到，红灯时，每个人都在到处张望，以确保别人不能耍滑头抢占自己的先机。

有些在前面的车就这样直接开过路口，穿过对向的车流——这些人希望在诸如交通信号灯这种对老百姓的限制中维护自己的自由。其他车也都一心一意地往前挪，占领每一寸能占领的路面，努力挡住旁边的车，不让别人在红灯灭了的时候超到他们前面去。一堆车就这样挤着往前，慢慢涌向路口。

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不是休闲时间。恰恰相反，战场的焦虑正是在这段“停火”中爆发的。司机们饱受焦虑的折磨。他们点烟、骂娘、拍打方向盘，徒劳地按喇叭。这种紧张的等待让人无法忍受。

灯终于变绿了。就在这一刻，前面车的发动机开始酝酿，眼看就要起步了，却失去控制熄火了。

这时候身后响起一片愤怒的喇叭声，好像哀嚎着：灯绿了，绿灯的承诺却没有兑现，太糟糕了，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世界会变成一个骗局……然后熄火的发动机踉踉跄跄地起死回生，这一大堆车开走了。

这是种奇怪的“行为焦虑”。

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旁边坐着位以色列的心理学家，这种情况令他很困扰。“以色列有过大屠杀，”他说，“但我们没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把那些经历放在身后。我在这里看到的是奴隶的行为。这是一种求生模式。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印度其他城市的人不是这样开车的。但德里是这样一个地方，当地人普遍认为（甚于班加罗尔［Bangalore］或孟买），整个世界都在全盘否定他们，所以如果要过好日子，就需要不断争抢、篡改规则。每个人，包括我自己，用行贿和个人关系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签证、驾驶证、快速了结官司、上学、邀请函。如果一座城市的生活看上去完全要靠社会地位，那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权力、财富和关系网能让生活轻松美好很多。学校和医院的管理者很多时间都不是花在管理上，而是用来关照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和他们的依附者，那些叫嚣着要获得优先对待的人。在学校和医院这样的地方，整个系统都变得和道路交通一样混乱不堪，但没人想做一无所得的无名大众。可能有人认为，像德里这样一个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地方，会孕育出对民主的渴望，但事实不是这样。德里人的幻想是封建式的。即使是那些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权利的人，也非常尊重有权阶级的特权。他们或许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同样享受那凌驾于法律和习俗之上的特权吧。看看我们周围所有的广告，这些广告把大众文化和贵族派头乱七八糟地搅在一起——一件轻易可得的消费品能把你变成所向披靡的人，而其他人则被挡在身后。

特权也控制着道路。对行驶机会的争夺并不是平等的。染色玻璃车窗后的人，其地位和身份或许难以精确辨别，但这个新时代用“价格”这一单一且四海通用的标准，把在过去相对难以解释的身份和地位形式重写了一遍。现在一切变得很简单，优势属于最贵的车。梅赛德斯们狂闪马鲁蒂，示意它们让路，好让自己开过去，马鲁蒂们则顺从地开到一边。宝马车的隔音效果太好了，好到乘客们甚至听不见司机蛮横地按喇叭，赶走一切挡在他们面前的东西。浅黄色的悍马冲破堵得一塌糊涂的车流，越过水泥路肩，开到空着的公共汽车专用道上，然后加速超过旁边的车。这当然是违法的，但交警扭过头看也不看，他们凭什么拿自己的生活来冒险，挑战这些富家子弟的特权？没错，如果需要，这些按照品牌排名的特权会以暴力实现：现代车的司机从车里出来，踢着马鲁蒂的车门，因为他被一直挡在后面。同时，梅赛德斯里的年轻人追着一个开塔塔（Tata）[3]的司机，他居然敢隔着车窗骂他们。他们追上他，扇他的耳光，仿佛他是个不听话的孩子。所以，很容易就看出来为什么大多数人只要买得起就不会开一辆便宜的车。在能力范围内买辆最好的车，这种投资带来的好处实实在在。

可以想象，这一切把所有其他人置于什么境地。汽车霸道地在路上占了主导，却只承担不到两成的道路运输。大多数人出门是坐机动黄包车、公共汽车和小型摩托车，还有为数众多的市民在这些拥挤的道路上骑自行车或者步行。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经济底层，机动车很少在意他们。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在德里高得吓人，这些人就是其中的主要群体。因为当车子一天到晚撞在一起，车速倒很少高到使自己的乘客受伤，但这个速度足以对这些在钢筋铁骨前毫无防护的血肉之躯造成严重伤害。

对无数德里居民来说，街道并不只是通道，而是家。他们的血肉之躯从来不会离路上的车很远。

现在这个时间，我已经能看到他们在晚上的休息地安顿下来。很多人是因为“开发”或“房地产”而成为难民。他们过去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后来在印度的经济繁荣中出现的新工厂和私人城镇把他们从自己的家园赶走。还有一些是劳工和宗教朝圣者，他们来到这座城市做完自己的事，然后离开。他们背井离乡，穷到甚至没法儿给自己搞个帐篷，所以他们就睡在这里，在车灯强光的流转中把头埋在毯子里。

这条繁忙道路中央高起的隔离带大约是两个成年人能躺下的宽度。也许看上去不像一张舒适的床，但两边的车流挡住了野狗和其他动物的干扰。当然这个地方不能抵御炎热、寒冷或蚊虫，而且对于那些清醒的人来说，晚上只能半睡半醒着。半睡半醒是因为永远不能放松警惕，毕竟穷人也会被抢劫，而且即使再有经验的露宿者也可能滚到路上去。即便她没有滚到路上，那么她的孩子也有可能，孩子们在梦里更多动。

人力车夫和他们的车睡在一起。车子提供了些隔离，但带来另外的问题。脚踏人力车的座椅虽然比人行道要软，却只够半身大小。司机们因此以各种奇怪的、体操般的睡姿扭曲在一起。现在你能看到他们的脚和腿要么伸出车子的栏杆外，要么勾在树上垂挂下来的绳子里。

这些流动人群把自己的财物用品存放在城市的“家具”里。晚上，你会看到人们爬上屋顶，把早晨扔上去的铺盖拿下来。几乎每根树杈、每个水泥壁龛里都塞满了街头生活者的衣服和塑料瓶。每堵墙上只要有凸起的地方，都挂着布袋子。从已拆的帐篷中留下来的防水布和竹竿被捆扎在树冠上，准备成为另一个建筑。

对成千上万居无定所的人来说，这个城市的外在功能是他们巨大的卧室、浴室和橱柜，这赋予公路和街道一种破败的气息。但这些磨损的边缘角落却是这条热闹的路上最有画面感的景象——有人靠墙而睡，磨蚀了墙上的卡通画，钉子上绕着绳子，栏杆上晒着被子。让这座城市运转起来的那些人的建筑同样破败，甚至更惨。比方说我现在开的这条路，最近拓宽了，两旁一排排房屋的前立面都在拓宽的过程中被拆掉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这段路看着就像是战区。冲击力更强的是，每个开车经过的人都能看到：在被挖断的房间里，生活照旧。即使在较高的楼层，上面的人可能从地板断裂的边缘掉下来摔死，但房间里仍然亮着灯，桌子靠墙放着，职员们打电话的时候，捂起耳朵隔离街上的噪音。卡车开过的风把墙上的日历吹得翻起来，天花板上的电扇则搅动着汽车尾气的烟雾。

外面，枯萎的树杵在碎石堆里，像烧过的火柴棍。

我从一座斑驳的立交桥下开过。德里这些用立交桥连接的道路，像过山车轨道一样上升下降。这些巨大的石头工程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感觉不像是一个系统，它们每一座都宣告着不同的交通规则，而且和下一个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它们是由好几个不同的建设公司所造，每座设计都不一样：用的砖头不同，街灯也不同，装饰风格各成一派。从一座开到另一座，你会发现路一会儿变宽，一会儿莫名地变窄，让人一会儿往前冲刺，一会儿又只能慢慢挪，德里交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节奏。有两座立交桥的下匝道出口在同一个地方，好像根本没有通知对方，于是快速行进的车流变成了一摊参差交错的大堵车，要二十分钟才能从里面挣脱出来。

像这个城市里很多其他基础设施一样，这些露天的立交桥尽管刚刚建成，但看上去已经很老旧了。德里最近耗费几十亿美元进行城市美化，这些工程在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s）举办前刚好及时完工，可现在已几乎看不出来了。在主要路段中间，大量新建的隔离墙已经破损，倒在路面上。体育馆生锈的屋顶也在往下掉，停车场破破烂烂、空空荡荡。为了调和大量新水泥建筑硬邦邦的感觉，当时种了几千棵树，可这些树枯萎已久，好像本来就没打算用到运动会以后。在德里，时间令人毛骨悚然。这里的时间是一种强力溶剂，使公车站和公寓甚至在完工之前就开始漏水掉砖，让新建好的道路凹陷出水坑（这些路只在通车剪彩的那一刻是完好的）。这里的时间能使刚建成的大路变得多余，这些路蛮横地穿过贫民窟，通向顶级的体育场馆设施，但这些设施早已关闭荒废。存在于在德里，就是存在于这种时间里，每一样东西都未老先衰，每一样东西都已经向腐朽和荒芜低头。

没有什么是持久的，每件东西都在人们眼前逝去。在这种大趋势下，任何东西的灵魂都很难保存。也许这就是拉凯什古色古香的私人花园那么夺人眼球的原因。以德里的情形，它的力量几乎是存在主义的。拉凯什似乎寄希望于每一块被园丁们扫回原处的碎石，试图让自己摆脱这普遍的无常。

我拐弯穿过旧时英殖民德里的中心，这里仍被保留为城市的行政中心，所以基本不受这个城市其他地方拆除和重建工程的影响。在这里，头顶上的树木郁郁葱葱，交通畅行无阻。我经过了两头大象，它们稳稳地沿路漫步，这里停停那里停停，把树枝拽下来，一面放到嘴里安安静静地嚼着，一面跋涉回家。汽车的头灯照到它们膝盖的位置，被照亮的只有它们弯曲的腿。又圆又大的象背上坐着昏昏欲睡的驯象人，象背上升，高过一切，遁入黑暗。

每次看到这些动物，我心里瞬间就会涌起对德里满满的爱。就算在这样一个大都市，这些象看起来还是大得惊人——大得足以成为城市冲突的洗涤槽，如雨林一般驱散空气里的毒气。

就在大象上方，看上去有个东西在缓慢地移动。那是一个巨大的水箱。德里有一大片区域（不只是贫穷的区域）没有自来水，所以必须用卡车灌满住家的水箱。这种方法又贵又费人工，而且这些水箱都漏得一塌糊涂。这好像是这个城市冷幽默的一部分——在这里，水是如此珍贵，甚至有专门的水资源委员会来管控，但是这些水却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洒掉了一半。

这辆又锈又破的卡车下面有好几个地方不时地会有水漏出来。仿佛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操作人员未关上车顶的灌水口，所以一刹车就会有很多水晃出来。

这辆车在交通信号灯前停了下来，我也和它一起停下来。

交通信号灯是红灯，黄灯也在闪。在德里，我还看到过黄灯亮着绿灯在闪、红灯和绿灯同时亮着，或者所有方向的黄灯都在闪。你可以把这种拓展开来的交通信号灯语言视为欢快喜庆的，但它的出现确实源自政府的无奈和忧虑，因为他们无法阻止司机晚上经过这样的路口时，不管信号灯是什么颜色都高速冲过去，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想要阻止金钱、酒精和当代的匆促，传统的红灯太静态，或许太过时了，所以要用一些更新鲜带劲的东西。同时闪烁不同颜色的信号灯可能只是给人们一个刺激，就算他们不停下，至少得犹豫一下。

另一些情况下，威力渐弱的信号灯会加上文字来助阵——“红灯不准动，绿灯才能走”。

堆在人行道上的是大批上一代信号灯生锈的尸体。

一个断臂男人到停下来的车窗前乞讨。很明显，他没办法接钱，但他把裤子口袋伸给任何想表现一下大方的人。我想的是，一个没有手臂的人怎么吃饭，怎么解开裤子的纽扣？

这是一个很大的路口，周围闪烁着光线强烈的霓虹灯。道路被突起的三角形路岛分隔，上面都是在睡觉的人。一辆空调大巴从我面前横穿而过，上面坐满了退休的欧洲游客，有的在读旅游手册，有的也在睡觉。

路口周围全是大幅广告牌。有一块是个新的商用房产开发项目，叫“好望角”，上面是电脑画的效果图，有光线通透的公寓、停得整整齐齐的宝马车、漂亮的花床，还有浅色皮肤的富豪们在泳池边欢笑。十年前，这样的项目会取个美国地名，但那段时间德里的消费者变得越来越世故，他们意识到对自己的品味来说，美国郊区太民主、太开放了。他们追求的是华丽魅惑，于是就转向了南非、俄罗斯和迪拜，在那里控制的力量更强些。

另一块牌子是个大商场的广告，上面有一个因为能试穿很多不同衣服而心情大好的男人。广告语是“变化把无聊赶走”。我看了一会儿才看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刚刚开了四十分钟车，穿过一座千疮百孔的城市，现在立刻被带进了一场脑力训练，被带进转变期的德里在意识层面上打开的巨大裂口。但我接着意识到，这个广告说的是一个新词——无聊。在这个充斥着暴发户和帝国野心的忙碌都市，十五年前还没见过微波炉的人们现在开着兰博基尼——显然，最大的威胁是倦怠。

广告牌旁边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猪在塑料袋和腐败的食物中拱来拱去。我看了下垃圾堆上那块脏兮兮的牌子，上面写着“大便不限”。我吃了一惊，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上面的字变成了“优秀无限”。

我一定是累了。

信号灯变了。水箱颠了一下，又一波水从后面翻出来打湿了路面。我在一个洞穴般的立交桥下拐弯，这里晾着一排排衣服，大人在睡觉，小孩拿着棍子玩。我马上就能到家了。

忽然间，周围的车子都在刹车或绕行。面前的车都分流了，我看见我所在的车道上站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年轻人。我把车速慢下来，期望他能让开。但他站着，傲慢地看着我，向我举起手掌，我只能停车。我停在离他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互相瞪着对方。他大概十六岁，头发乱糟糟的，脖子上带着好多串亮闪闪的花环，上面装饰着神力元素图案，有迦梨女神（Kali）、杜尔嘎女神（Durga）和湿婆（Shiva）[4]。真的有很多串，整捆东西从脖子一直堆到耳朵，遮住了他半张脸。

在这些花环上面，他戴着差不多数量的公司门禁卡，这些磁卡穿着编织带，上面印着数码照片，是许多企业员工挂在脖子上用来进出办公室的。他戴着三十到四十张卡——这些是通往新全球网络的钥匙。

这是一种技能，对长久以来生活在这个被严重掠夺的地方的人而言，这是有利的。这个技能就是：挂着你信仰的旧神，但也别忘了新神。

我看着他，他抓起一张卡片，大摇大摆地举到我面前，“我说你能走，你才能走”。他瞪着我的眼睛，容光焕发的样子。我们互相瞪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毫不躲避我的目光，直到满意地认为我已经接受了他的权威。然后，他慢慢走开，走到了车流的快车道里。我看着他走掉，把脚从刹车上拿开，再一次启程往家开去。

注释

[1]伊勒杜密什（Shams-ud-Din Iltutmish，1211—1236年在位）是德里苏丹国（Delhi Sultanate）库特布·沙希王朝（又称奴隶王朝［Mamluk Dynasty］）的第三任苏丹，任内大幅扩张领土。

[2]马鲁蒂铃木（又作“风神铃木”）是印度国有企业马鲁蒂·乌德西葛（Maruti Udyog Limited）和日本铃木合资的汽车公司，为印度家用车市占率第一的品牌。

[3]印度的塔塔汽车公司（Tata Motors），为当地商用车市占率第一的品牌，曾推出全世界最便宜的汽车Tata Nao。2017年位列《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五百强企业的第二百四十七名。

[4]三者皆为印度教的神。湿婆为三大神之一，为毁天之神，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之双重性格，形象为三眼四手。湿婆之妻为雪山神女（Parvat），有两个凶相化身，分别为迦梨（又作“时母”）及杜尔嘎（又作“难近母”）。前者有四只手臂，全身黑色，脖子上挂一串人头；后者有十手三眼，手持多种武器、法器，职掌降魔。

一　“从围城到世界之城”

有人说，印度城市中，加尔各答（Kolkata）是英殖民时期的首都，拥有19世纪；孟买是电影和商业中心，掌握着20世纪；而德里，作为政治活动的所在地，是21世纪的主人。

在1911年英国人把行政机构全搬到德里前，印度的首都是孟加拉邦（Bengal）东部的加尔各答。当地人和英国人在那里交流互动了几十年，创造了一个英国化的中产阶级，为英属印度提供了大量官员和专业人员。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会计，为北印度的很多英国公司工作过。

1947年的印巴分治将英属印度领土分为了两个新的国家，即印度和（东、西）巴基斯坦。那时，祖父生活在拉合尔（Lahore）[1]，是商业联合保险公司首席会计。我父亲的记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有的记忆都很美好：家庭富裕、城市和谐。回忆往昔，父亲满是深情。他记得学校里不同种族的同学相处愉快，有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还有亲切的穆斯林校长。但很明显，从他十岁起，宁静的生活就被政治打破了。随着印巴分治的到来，拉合尔的警察总长（也是祖父的桥牌搭档）阿拉丁·汗（Allauddin Khan）开始担心他这位印度教朋友的安全。他用自己的车把父亲全家送到火车站，然后派警卫陪他们一路到了分治后属于另一边的阿姆利则（Amritsar）。阿拉丁·汗或许真的救了他们的命，因为在随后的暴力骚乱中，父亲家住过的房子被烧毁，印度教房东全家也遭到杀害。

父亲一家回到孟加拉——孟加拉东部当时也在闹分治，发现自己来到了游戏的另一边。他记得被屠杀的穆斯林像战利品一样被排列在加尔各答街道的两旁，那种场面不像是真实世界的人能做得出来的。

经历了这些剧变，祖父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断了一样，变得喜怒无常、沉默寡言。他顺利获得了另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却因为坚持原则而离职，这个有九个孩子的家庭忽然间没了收入。家里被断电，也买不起食物和蜡烛。祖父从放债人那里借钱付账单，债主派流氓来讨债的时候，十三岁的父亲不得不在街上替祖父恳求他们。不想面对这一切的祖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读英语间谍小说。

朋友和亲戚都躲着他们。后来父亲找了一份工作，挨家挨户卖食用油，使全家不至于挨饿。

他先是卖给认识的人。一天，他敲开一个亲戚阿姨的门，阿姨看他那么瘦，就拿了午饭给他吃。接着他把货又拿到了另一个阿姨家，她也给他吃的。父亲接受了，坐下来吃饭，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有下一顿，但刚吃到一半时，第一个阿姨正好过来看到他又在吃东西，嘴里塞得满满的。即使是六十年后说起这个故事，父亲依然因为羞愧而颤抖，因为他当时的境地是如此绝望，无处隐藏。

后来情况好些了。祖父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在一家英国拖拉机公司做首席会计。因为职位在德里，所以全家就搬去了首都，住在一个叫卡罗尔花园（Karol Bagh）[2]的区。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以前这里是一个莫卧儿花园。20世纪初，因为要建英式城市而被拆迁的村民们到这里住下，后来很多因为分治成为难民的人也来到了这里。但到20世纪50年代，这个地方依然绿意盎然。父亲记得上学的时候会走过公园和慵懒的街道。“德里那时候很美，”父亲说，“我经常借辆自行车，骑在宽阔空旷的路上，跑遍整个城市。”

那个年代，每个印度中产家庭所认为的理想状态就是家里有人有一份终生的工作，但祖父的这个差事只干了一年。他嫉妒自己的苏格兰上司麦克弗森（McPherson）先生，决定向在加尔各答的总经理投诉他。他利用自己是高级会计的机会，胁迫出纳从备用金里拿出钱来买了一张到加尔各答的头等火车票，去寻求满意的结果，但他立刻就被解雇了。

祖父是个亲英派。他最著名的育儿理论就是：“他们必须说英语。”他要求晚饭时必须说英语；出门时，他会用优雅讲究的英语给孩子们写信。但离开拉合尔失去所有根基之后，他在英国公司里的状况似乎暗暗地、深深地折磨着他。他陷入沮丧，由于觉得受到侮辱，时不时爆发，而这些侮辱有时候是真实的，有时候是他想象出来的。整个家庭再度陷入贫困，搬回了加尔各答。祖父后来又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有个英国上司要求祖父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被他看作反印度人的蔑视，于是甩手走人。

我的祖母出身于富裕家庭，那几年快被逼疯了：因为恐惧和饥饿，因为社会耻辱，也因为孩子们只能在楼梯间学习——孩子们学习的时候，有个好心的锡克看门人会特地为他们把灯留着。她不停地回忆拉合尔，那里现在属于巴基斯坦。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曾经富足快乐。

这种情况下，父亲想了个计划来挽救家庭的危机。当时德国为愿意去做外籍劳工的人提供廉价交通，而且保证就业。父亲决定以此作为跳板去英国学习。他觉得，等他回来就不会再有失业或饥饿的问题了。

父亲出发前的几个礼拜，亲英的祖父坐在阳台上，朝着来往行人骄傲地大喊：“我儿子要去英格兰了！”

父亲在孟买上船，那是他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两个礼拜。船航行穿越了阿拉伯海，经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最终在热那亚靠岸。父亲从那里坐火车到斯图加特（Stuttgart），作为无技能劳工在一家造纸场干了一年。1962年，他到了伦敦，开始学习会计，为英国铁路公司工作。他用第一份工资为祖父买了一支派克笔。祖父写信感谢他说：“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你送我的钢笔是印度最著名的钢笔。至少在加尔各答，没有一个长眼睛的人没看到过它。”

父亲去东伦敦一对年轻的犹太人夫妇家看房子。这家的妻子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的难民，是全家唯一从纳粹集中营里活着逃出来的。父亲喜欢这对夫妇，他们也喜欢他。但另一间房间已经租给了一个南非来的白人，他发现父亲想要搬进来之后很警觉，慌忙把女主人拉到一边说：“我不能和有色人种住在一起！”

女主人回答他说：“那你今天就可以走了。”她把南非人赶了出去，而后父亲在那栋房子住了很多年。

他原来的打算只是在伦敦暂住。他的家在加尔各答，那是他会回去的地方。他想念深爱的印度斯坦尼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那时候这种音乐正在加尔各答风行，他青春期的很多时光都是整晚流连在音乐会场地的窗口外，不买票听音乐度过的。而且，他也不反对家里在出发之前为他安排的婚约。大人们希望他在离家期间不要受到西方女孩儿的关注，他们觉得这会害了他。

但20世纪60年代初的伦敦让父亲兴奋不已。他一直都想要摆脱束缚，现在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世界——可以认识各种人、体验各种经历。他阅读欧洲史，喜欢上了爵士乐，去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听艾拉（Ella）[3]和路易斯（Louis）[4]。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很专业的体制中，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升职，一切都简单得让人开心。很快他就能给家里寄钱了。他周围也都是和他一样新来的人，都是忽然之间摆脱了所有羁绊准备好要努力生活。他交了女朋友，也去看了电影和西区的表演。

1965年11月12日，父亲午休时买了一份报纸，读到罗德西亚（Rhodesia）[5]宣布从英国独立的消息。新闻是前一天通过电报传回伦敦的。经历了之前印度从英国的突然独立，又一个国家大胆独立的消息让他非常震惊。他走进一家餐馆，被领到唯一的空位上，对面坐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父亲一直沉浸在报纸上的新闻里，直到发现服务生把他和姑娘点的餐弄混了。两个人大笑起来，换回了盘子，开始聊天，约定第二天再见面。

其实，这段关系开始时，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母亲。父亲二十七岁，远离家乡，而且已经有了些见识。母亲当时才十八岁，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仍然和工薪阶层的父母一起住在埃塞克斯（Essex）的一个小镇，生活里就是宗教节日、邻里八卦和只有鱼吃的星期五餐点[6]。1965年遇见父亲的那天前，严格地说她只见过一个印度人。她身边的很多人都被这段新的友谊吓到了。她的父母很生气，朋友们不再和她说话，但这段罗曼史坚持了下来。他们去意大利度假，父亲给加尔各答的家里寄照片，展示他现在有能力过欧洲的田园生活。他把照片剪掉一半，这样家里就看不见和他一起旅行的西方女孩儿了。

父亲仍然抱着玩乐的态度，觉得一切都是暂时的，自己终将回家。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发现自己陷了进去。不久他就结婚了，住在肯特（Kent），在村里的板球队打球。又不久，他有了孩子，在一个跨国公司里获得了很好的职位。他很快安顿了下来。

父亲的事业很成功。他把两个孩子送去牛津念书，还因为对国家的服务受到认可获得了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emb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在很多方面，他堪称成功移民的楷模。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这一切无法解释他退休后的无精打采。他总有一种感觉，觉得从来没有真正“到达”。这也不能解释他依然矍铄的外表下隐藏的早年的苦痛——一种甚至都无法真正说清的苦痛，只有在他关上门躺在浴缸里听印度斯坦尼音乐的时候，它才出来肆意游荡。这是一种放逐的苦痛，虽然并不是强加于他的，甚至是无意识的，但却和真正的放逐一样。这种放逐是来自生活于某地，而那里的人完全不明白那些塑造他的强大经验——那些折磨人的经验。这还是一种“再也回不去”的放逐——因为对加尔各答的家人来说，他慢慢变成了一个难以理解的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无法沟通。在他身边，他们变得手足无措、谨小慎微。祖父和祖母很早都过世了，一些兄弟姐妹去过他在剑桥的家，但他们的到来从来没有真的为父亲带来他渴望的完满。生活的物质面——房子、照片、各种物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能表达生活本身，甚至在他自己家也会发生不理解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加尔各答之旅，在那个他仍称为“家”的地方，更让人失望。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他长大的地方已经了无痕迹，在那里他找不到任何自己。这些日子里，连名字都变了的加尔各答[7]眼看着父亲长久地徘徊在愤怒的边缘：这不是它应有的样子，大家都变了，他无法告诉兄弟姐妹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甚至在这座房子里，墙上颇有仪式感地挂着父母照片的地方，也没有一个人懂他。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回到1963年，父亲最开始到伦敦的那段时间。那时候，他还没认识母亲，事业也尚未成功。有一天，他在伦敦坐地铁，从面前黑黑的车窗上看到自己的样子。同时在余光里，他看到了别的东西：在加尔各答，去世的祖父被放进一辆灵车。一切生动得好像就发生在地铁车厢里一样，他甚至能看到车子侧面殡仪公司的名字。到了朋友家，他告诉他们刚才的事情，然后失控地大哭起来。他的朋友们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告诉他刚刚收到的电报，一直到那天深夜，他才知道祖父真的去世了。

那时，父亲离开加尔各答才十八个月。这是他觉得自己的成功并不完满的另一个理由：为了那个人，那个他反抗的人，他一心逼自己有所成就，而那个人却没能活到他功成名就之日。

本世纪伊始，我在纽约的一家营销咨询公司工作，渐渐地，工作成了负担。我越来越沉迷于自己晚上写的小说，还爱上了一个女人，她住在地球的另一端——德里。所以，2000年底，我向着反方向，走上了与父亲相仿的旅程。

我带着一个行李箱到了德里，还有一盒为写作收集的笔记和文章。所有其他东西都寄放在新泽西一个叔叔那里。我觉得自己不会待很久。我不知道写一本小说要花多长时间，但肯定不会超过六个月。我没有想待在德里，小时候去加尔各答的路上经过德里好几次，记忆里这是一个污染严重、毫无吸引力的大城市。我一点也不怀疑能说服我的爱人放弃这个地方，和我一起回到璀璨的曼哈顿。

但到德里以后，这种想法很快就变了。不能简单地说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因为同时我也深深地憎恨它。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完全沦陷在这里。德里有一种吸引力，仿佛它的魅力超越了单纯的让人喜欢或不喜欢。2000年，我所有安住于过去的舒适和安稳将被打乱。这座城市是一个关乎预言和可能性的漩涡。纯粹是碰巧，我被卷入了这个时代最汹涌的洪流之一。完全出乎计划地，我留了下来。

现在我还在德里，在这里。十多年过去了，新泽西的叔叔每次搬家都得把地下室里我的那些落满灰尘的东西搬到下一个家的地下室。

我到德里的时候，这里已经历了十年由1991年“自由化”带来的变化。也就是说，自印度独立起，打破封闭的措施和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改革打开了印度的国门，把这个国家开放给全世界的产品、媒体和资本。

我来之前的十年，这个城市的生活里发生的主要是所谓“软件”的变化，而它的“硬件”相对来说变化不大。中产阶级的房子里回响着新的广告和外国电视节目，陌生的梦想在白色的房间里展开，但原来的建筑——分别为夏天和冬天修建的背阴房间和阳台——仍然原封不动。以前只有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才能买到的进口牛仔裤现在在商店里随处可见，但这些牛仔裤仍然要么放在康诺特广场（Connaught Place）老旧狭窄的屋子里（那是英殖民时期的商业街），要么放在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已经摇摇欲坠的本地集市中。一场大规模的拆除和重建运动还未发生，它即将主宰我熟悉的德里，以追求全球主义之名，大肆拆除这个城市的硬件设施。一家主流报刊给这场运动起了个口号——“从围城到世界之城”。

那场拆迁将使很多已经在德里沉淀下来的东西消失殆尽。几十万穷人被迫搬家，空出来的地方则用于建造商厦和公寓——大量财富和资源从城市最贫困的人那里转移到最富有的市民手里，很多穷人在自己的城市里成了难民，工薪阶层的生活总体上更边缘化和动荡。21世纪初，以美化市容之名，很多小本生意被毁掉了。比如那些非正规的茶摊儿，在那儿你能花2卢比点一杯甜甜的热茶，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感觉自己与周围的人和车流神秘地隔绝开来。拆除的大潮中，大量富人房主的房子也被拆掉了。他们的情况是，在那十年的房地产繁荣期里，他们拆掉自己原来的房子，建造公寓出售，从中套现获利。这些新公寓为了获得最大的建筑面积并提升售价，不像以前的建筑那样会建阳台。住客的生活退回到有空调的室内，从前各家在午后的阳台上聊着家长里短的场景不再有了。

但在2000年，这些都还没发生。这座城市的很多地方，人们继续生活在一种老式的时光里。分治难民从自己的家乡小镇把这种无精打采的状态带到这里，坚持在自己多年前建立起来的生活氛围里度日。我发现，那年冬天自己占据的这间小小公寓位于一个原本分配给这些难民的街区。从公寓望出去，我能看见他们——现在都是老人了，裹在披肩里，坐在室外，在屋顶上、阳台上，一动不动。印度北部的冬天很冷，为夏天设计的屋子有石头台阶，却没有暖气，屋里的温度和外面一样。所以我的邻居们和他们农村里的祖辈一样，同样珍惜冬天的慰藉品——手里冒着热气的姜茶，还有下午照在脸上的浅黄色阳光。他们的子女们外出工作，孙子辈在学校上学，这些散发着庄重气质的邻居给我周围带来了另一个时代的宁静：收购废纸和玻璃的人骑着自行车，不紧不慢地穿梭在房子之间；卖蔬菜的小贩推着推车在阳光斑驳的街道上叫卖，耐心而平静。有时候，一个老年妇女会叫住他，要一点菜，谈一个价钱。她会把钱放在一个篮子里，从自家楼顶放下去，小贩拿了钱，把菜放进篮子里，她再慢慢把篮子拉上去。

过去的德里休息得也很早。现在已经难以记起那时的情况，因为来这里之后的几年里，我的记忆里都是这座城市各种灯光闪耀的咖啡店、餐馆、酒吧和俱乐部。现在周末的晚上，城里街上挤满了泡吧的人，寸步难行。但2000年的时候，这些都还不存在。那时候，以往的保守氛围统治了这个城市的夜晚。很多地方的商店9点左右就关门了，之后街上空空荡荡。我的邻居们绝对是相信家庭美德和早起早睡的人，晚上几乎不会出去干什么。分治带来的恐怖和损失深刻地塑造了德里这一代的中产阶级，他们生活节约，对外出疑心重重，觉得在餐馆吃陌生人做的菜是一种诅咒。这就是我到达时候的德里，一个和我刚刚离开的纽约非常不同的城市——这座城市很少企图引诱或娱乐你，每天一结束就送你回家。

即使是现在我身边的这些波西米亚分子，那时候的夜生活就是待在家里，和过去几十年没什么两样。我们晚上不出去，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大家在各种公寓里聚会，这些公寓又小又简陋，而且很便宜。房间里因为抽烟而烟雾腾腾，我们垫着垫子坐在地板上，围着一堆朗姆或者威士忌酒瓶谈话。

所有的谈话都被其所在的时刻充满。正是通过那些聊天的夜晚，我意识到自己在一个非凡的时期来到了一个非凡的地方。

我发现自己身处德里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之中，他们说话的那种感觉我之前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碰到过。实际上，在那之后，就算在同一个地方，那种感觉也再没出现过。当然，他们是一群才华和创意都无与伦比的人，但他们谈话中那种热烈的能量也来自外面的这座城市。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正在酝酿，我们生活在这之间，没有什么已然决断，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试着吸收、想象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他们饿着肚子，用书本和谈话果腹——因为当所有边界和约束都不复存在时，那些来自稳定时代、被看作正式而遥远的思想形式会变得切题而有必要。人们需要哲学，因为他们迷失，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身上发生的剧变。他们需要更多创意、更多词汇、更多语言。他们投入到谈话中，丝毫不在乎睡眠。

其中有些是来自本地的奇妙能量。这座城市正在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改变，有一种感觉是这里的生活会变得奇妙，它将摆脱过去的束缚获得解放，很多未知的美好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有一位新人作家写了一首诗叫作《德里地铁的最初岁月》（“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Delhi Metro”）[8]，这个题目抓住了那些年里那种划时代的感觉以及新的地铁系统带来的巨大的理想主义。就在我刚到德里之后，这里就开通了第一条地铁。在没有出现任何这种项目通常会有的扯淡和腐败的情况下，高科技的列车和车站似乎开创了一个高品质公共基础设施的新纪元——没错，印度也能做到！不仅如此，地铁轻快地在城市地面下滑行，绕过德里道路上你争我夺的喧闹，飞速穿过那些或富有或贫穷的区域，似乎预示着一种新的流动性，也是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因为这座城市传统上对于界限和层级有着深深的迷恋。

但那些年里的期待超出了这个城市本身的范围。它来自一种普遍的感觉：这里将要发生的事会改变整个世界。

我遇见的人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乐于见到围着印度的墙倒下。他们蔑视民族主义，并且热爱那些通过网络结识的新兴富人。但他们忠于自己的怀疑主义，忠实于这片土地上的反帝国思想传统，所以他们同样批判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他们最不希望从此刻印度的开放中产生的，就是建立起一个和西方相似的社会。他们很多智识上的灵感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批判者——从美国的免费软件理论家到荷兰的寮屋居民运动，从英国艺术家对大众食品系统和财产权文化的挑战，到哈佛和牛津的法学学者对于种子、图像和创意所有权的其他可能的想象。对于后自由化的印度来说，没有什么比在这些领域的探索更相关的了。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正是“所有权”。印度生活的许多领域里，最基本的资源比如特定类型的土地、知识和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没有所有权的。但是当印度签署了国际贸易协定，私有化这些曾经是“公共的”东西成了趋势。在我的德里朋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虽然公司文化标榜自己是创造丰足的秘方，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根据印度的情况进行调整，这将预示着一种新型的稀缺。

而且大家有一种感觉，通过这种调整适应，也许能想象出一种新的混合制的资本主义，不只在这里为印度提供灵感，而是在所有地方都能变成一种激励。毕竟，正是在这个时期，纽约遭受了“9·11”事件重创，西方社会开始感觉到对伊斯兰焦虑的压力，而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是他们的优越感）似乎脆弱不堪。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可能已经接纳了许多来自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但也期望他们能接受一种深层次的同质性，即每个人都应该遵守一个单一的法律系统，比如摒弃一切与国家高效、节制的社会氛围不符的行为。在德里，这里的一千五百万人已经习惯了和其他那些与自己的生活毫无交集的人生活在一起。这里的生活景象比西方社会更多样、更矛盾，甚至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然而德里依旧让人觉得运作顺畅。这座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拥有一种无条件拥抱模糊和晦涩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让我理解你，然后我们可能共存”，而是“我会无条件和你共存，因为我永远理解不了你”。这种能力似乎不仅仅在深层意义上更人道，而且作为一种全球化下的普遍风气也更有前途。因为它很清晰，在全世界互相联结的时代，我们全都和不相识或不理解的人纠缠在各种关系里。也许，这座长久以来被视作荒芜和绝望之地的第三世界的城市，实际上暗藏着会让所有地方都受益的知识形式。

这不只是说说而已。德里的新文化也在崛起。我意识到对写作来说，德里是一个比纽约能提供更多灵感的地方。因此当我坐下来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做相似的事。有一个德里作家叫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是其中第一个获得国际关注的，她最近赢得了布克奖。仿佛忽然之间，在这座一点儿也不文学的城市里，所有年轻人都在写书拍电影，其他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的人开始成立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而咖啡店和酒吧则决定用诗歌朗诵活动和电影放映来吸引更多顾客。

其中最有活力的是萌发中的艺术圈。各式各样的人被德里高质量的大学和租金便宜的工作室吸引到这里。有些人也许只是单纯地听到这座城市耳语般的承诺，说它会让你看到一个新的自己。但在那些日子里，这个承诺十分切实。我记得早年在一栋废弃的房子里有一场实验表演，房子的地板上有水塘，昏暗的照明让人在走廊里只能摸索前进。大家在浴缸里聊天，艺术作品画在浴室墙上或藏在厨房的抽屉里。表演抓住了这座城市在那些日子里的分崩离析，以及即将涌现的神秘而美妙的新现实。那场表演酷得不容置疑，看到碧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在场也一点不觉得怪，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衣服，穿过那些潮湿的房间。大家现在依然会谈起那个晚上，那天我们见证了一些即将到来的东西——之后的几年内，当时在场的艺术家中有几个成为了国际艺术界的宠儿。全世界的艺术品藏家都期望拥有一件代表印度崛起的作品——一件能把东方崛起的传言和孟买股票市场飙升的吸引力变得更有形的东西。藏家们购买钢和大理石的雕塑，这些雕塑尺寸巨大，似乎诉说着它们诞生于史诗般的大环境。艺术家们搬去像飞机仓库一样的工作室，凭着自己的实力跨越国境：像所有21世纪优秀的公司那样，在中国制造作品，然后以一次1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们迅速从社会边缘的顽主变成了精力旺盛的有钱人，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看不起艺术的社会里，这整个过程也不可能不引起关注。很快，艺术家们在印度名流中受到欢迎。由于他们已经是有钱人了，人们想当然地觉得他们从来没想过别的事情。但我以前就见过他们，那时候财富还没一点儿影儿，他们唯一想的就是如何将形式赋予一个伟大的声音——在这里，早年德里的地铁里，那个声音咆哮着，我们那么多人都听见了。

十年以后，当时这些乌托邦似的喧嚣不复存在。

惊人的早年岁月似乎已经很遥远。未来已经到来，而且没什么可惊艳的。这个城市四处都显得无精打采，德里似乎再一次成了无关紧要的外围城市。如果我们曾经认为这座城市可以教给世界其他地方如何在21世纪生活的话，现在我们要失望了。土地抢夺和习以为常的腐败后来变得明目张胆；精英的权力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肆意扩张；所有曾经的缓慢、私密和独特都变成了快速、巨大和同质——已经很难再梦想一个能给人惊喜的未来了。金钱统治着这个地方，我们周围所见的新兴生活方式是一种对于西方社会生活方式无聊而拙劣的复制：办公街区、公寓街区、商厦，还有所有周围的建筑，数以百万计的人从未进去过，也许除了作为清洁工进去拖地。

城市里暴力激增，而且表现形式非常骇人。情节恶劣的性犯罪一再发生，让人难受，并且在大范围里引起了对这个飞速变化的大都会里正在成型的社会的惊慌失措。数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受害者的同情，愤慨于现在每个人在自己城市马路上的不安全感，德里变成了一个充满自省迷思的地方。有些人希望在现在这个印度经济崛起的时期，能永远埋葬那些来自殖民时期影响印度人和外国人的态度；这些态度认为印度文化是低劣、返祖的。德里报纸上的残忍报道使他们对这种希望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现在这座城市不再是正建造一个能鼓舞世界的天堂，而是努力把自己从地狱的边缘拉回来。

在那个十年结束之际，我决定写一本书，写这座我选定的城市，部分原因是为了理解它转变的本质，因为我和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一起在生活中经历了这种转变。我的感受是，作用于其中的是非常狂乱的人类能量，这些能量不仅关乎金钱、改变和野心，还关乎焦虑、苦行和历史创伤——只有询问住在这里的人实际上如何生活、做何感受才能发现这座城市的现实。人们喜欢用统计数据来讨论印度的改变，否则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表现如此迥然不同的10亿人的存在？但印度繁荣时期平滑向上的图表曲线，根本没有表达出每个新的一天到来带给这座城市居民的紧张。这种紧张来自深深扭曲的日常生活，存在于愉快和恐怖之间、旧的和新的价值体系之间、自我实现和自我消灭之间。没有图表能总结一个正在全球化的社会所经历的痛苦，而对于统计数据的热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矛盾、梦想和怀疑的忽略，正是部分问题所在。人们总是假定：一个明显正在致富的群体，其内心生活应该和外部的经济指标一样一帆风顺，但在这个新兴世界的大都市，加速的变化经常成为一场让人混乱的狂风暴雨。人们赚的钱越多，事情越不可理喻。

但问题并不必然出在现实里，同样关乎想象。德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没有被赋予想象。不像那些住在巴黎、纽约、孟买等地已经对城市拥有丰富概念的居民，在德里的我们就像还没有写出代码的程序员，无法整理周围乱糟糟的数据。这座“城”还没有存在：现在的它只是一个力场，充满原始暴力的刺激源——这也是它让我们所有人如此暴躁疲惫的原因之一。“毫无意义！”当地报纸每每要表达对新事物的厌恶，就列出这样一个大大的标题，重申在德里流传了几千年的一种古老智慧：每件事从根本上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很想知道是否能为历史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尽管我们正遭遇变化的漩涡，但意义似乎无所不在，哪怕是“恐惧”都好像有东西要表达。个人，即使对他人绝望，也必然对自身的重要性深信不疑。我决定从个体开始，从德里内部生活的洪流开始，寻找那里的节奏、历史和关联，从这些东西里可能会浮现出一座城市的轮廓。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其意义的，确实有一座“城”是可以被描写塑造的。

但我开始写的那本书只有部分是关于德里的，整本书有一大半写的是全球系统本身。我不觉得对于周遭的所见所闻仅仅关乎此地，也不觉得这些见闻是全球系统里“原始”的那部分，正在挣扎着要“赶上”先进的西方。这里更多让人觉得是超现代的场景附带着些变体，被复制到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表面世界的别处。确实，开始时我写的东西感觉像是一份来自未来世界的报告：这些“新兴的”中心错过了对国际资本主义最具包容和希望的20世纪中期，而似乎只有在这些中心，人们才能更好地观察全球最新的脉动。我觉得，不再是在西方，而是在这样的地方，来自全世界的人才能找到对自己命运最清晰的书写。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仍然忠实于自己早年在德里奉行的普世主义。但这是普世主义里较黑暗的一种，它必须更努力才能揭示其内在的理想主义。

我搬去德里的时候父亲很紧张。他一辈子花了太多时间来逃离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看到自己的儿子淡定地搬回去。但随着时间过去，他开始从这意料之外的情况中看到可能性。我成了一条通向过往的道路，成了他青年生活和成年生活之间的使者。当他和母亲来德里和我住的时候，表现出了我从没看到过的轻松愉快。他少年时期的自己又跑出来了：他开始说印地语，离开德里后他几乎再也没说过这种语言；他逛音乐商店，浏览自己喜欢的印度斯坦尼音乐CD。有一天他情绪很好，叫我带他去20世纪50年代全家在德里住过的房子。

父亲、母亲和我，我们一起出发去卡罗尔花园。“15/64西延伸区，阿吉马汗路。”他坐在后座郑重地说出地址。我们开过政府办公区域宽阔流畅的街道，然后向卡罗尔花园方向拐弯。已经是傍晚时分，路上都是卡车，为卡罗尔花园数不清的商店装货卸货。1947年搬来的旁遮普（Punjabi）商人生意越做越大，现在整片区域拥挤不堪：商店和仓库扩建到外面的路上，公寓能利用到每一处空隙，要么往上盖，要么往外面盖，剩下的地方都停满了车。我们错过了应该拐弯的地方，要掉个头，为了这个错误我们多花了半个钟头。我们坐在车流中，看着人力车在前方穿行，在纱丽店门口把女乘客放下。在德里烟雾缭绕的市场里，汽车是最不合适的工具，而且没有一个市场比卡罗尔花园更烟雾腾腾。

我们在市场收市的喧闹里越陷越深，父亲越来越气愤。“卡罗尔花园以前真的是座花园，”他说，“一座花园。我以前在这些路上骑自行车。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地址。“15/64西延伸区？”没人知道。母亲读着路边的门牌号码，眼看就要到了，号码却跳掉了，又从一个新的数字序列开始。那个门牌号码好像已经不在了，应该是房子旧址的地方现在是一排钢门面的仓库。一次又一次掉头让人很累。“我们回家，”父亲激动地说，“在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根本没法开车。走吧。”

回去的路上，父亲一路沉默，这是又一次令他失望的回乡之旅。当时我想，他的震惊其实并不必然是因为六十年没有回来过。哪怕那些从没离开过卡罗尔花园的人，那些过去六十年来见证了这里每个变迁的男男女女，现在回想起过去也会出现片刻的犹疑。实际上，你会常常听见一些老人试图告诉那些没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以前这里是什么样的，但他们往往也说不清楚。语言和回忆交织，乱成一团，因为人体组织有很强的适应性，会用一种神秘的能力重新调整自己来适应已改变的环境。于是，要记起以前的样子，或者过去自己的样子就变得难了。这个调整适应的过程在21世纪初的德里飞快加速。变化发生的速度让人目瞪口呆，以至于不管是哪个年纪的人都和自己最近的经验发生了断裂。现在，他们看着各种大得让人不适甚至有点害怕的巨型商场，甚至想不起来以前这里是什么，或者为什么自己那么强烈地抗拒这些商场。父亲失败的重访故居之旅只是普遍情况中的一个例子：没有人，哪怕是年轻人，能重访塑造了自己过去的德里，因为那个德里已经消失了。

我们倾向于把人口迁徙看作空间中的活动，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时间上的迁徙是一种更宏大的、向前出走的侧向步伐，这种更宏大的出走是“在时间平原上的迁徙”，每个生活在资本主义洪流中的人都涉入其中。

因此，我觉得父亲上了年纪之后喜欢收集钟这件事很有意思。他没有收集其他东西，比如能代表对于失去之地的执着的地图。像很多移民一样，他一直都着迷于“传家宝”这种概念。因为公司的成功，他进入了英国资产阶级家庭的圈子，那些人的家里摆满了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柜子、装饰品、画和花瓶。相比之下，他没有一件能展示自己根基和传承的东西。所以，素来简朴的父亲近几年开始大把花钱，收集法国19世纪的旅行钟。他不是狂热的亲法派，这个爱好对他来说也并不浪漫。（浪漫之处只有一个，就是根据钟表制造史，这些钟是在巴黎制造的。）重要的是，这些钟从他出生甚至更早之前就在走，悠长的历史使它们不仅曾在整个独立印度的历史时期中报时，还曾在之前的英国统治时期报时。所以，当高低参差的钟声在剑桥的家中响起时，所有缺席的过往得以重现。这些古老庄重的钟让时间沉静而完整，它们收集起所有历史并保存起来，永不消散。

注释

[1]位于巴基斯坦，曾是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1526—1857）首都。——译注

[2]Bagh在印地语中是花园的意思。——译注

[3]指艾拉·菲茲杰拉德（Ella Fitzgerald），20世纪最重要的爵士乐歌手之一。——译注

[4]指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爵士音乐的灵魂人物。——译注

[5]后来的津巴布韦（Zimbabwe）。——译注

[6]依据天主教传统，星期五是不食肉的斋戒日，故常以鱼代替肉。

[7]加尔各答现名Kolkata，旧名Calcutta。——译注

[8]Vivek Narayan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Delhi Metro’, 2005, in Sudeep Sen (ed), The HarperCollins Book of English Poetry (HarperCollins India, 2012), p. 528.

二　1991——拥抱自由开放

我现在对自己是印度人感到很骄傲。小时候，别人问我从哪儿来，我说是印度的时候会很尴尬。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些东西变了。现在我会非常骄傲地说我来自印度。你知道，以前这里什么都没有，而且这个地方很脏。现在我们的路上有宝马车。到我五十岁的时候，印度的时代会真正来临。我们的下一代会见证一切。现在到处欣欣向荣，一派活力。

这一切正在这里发生。

——英迪拉（Indira），珠宝设计师

1991年7月24日，印度的新财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发布预算时宣布——他的祖国将接受开放市场和自由企业的经济原则。生活一下子改变了，甚至连最基本的元素都发生了变化，新的景观出现了，正如有人告诉我，“之前，我从来都没见过粉红色”。

可以说，印度放弃自独立以来一直施行的正统中央计划式封闭经济，这一步来得很慢。毕竟，印度的传统榜样苏联早已成为历史。自由市场的信条“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上一个十年已经掌控了世界权力的中心，导致很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体制接二连三地被迫转变。而在印度国内，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推动放松国家的管控，比如曼莫汉·辛格（他自己就是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但这些诉求被认为是“利商”和“反平民”的，缺乏政治可行性。即便是1991年前推行的亲市场优惠政策，也经常会因为选举需要而被撤销。事实上，任何政治家如果站出来说所谓的“社会主义”系统不起作用，就暗示着他或她背叛了国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留下的神圣财富。

像半个世纪后的曼莫汉·辛格一样，尼赫鲁在剑桥上学。他在印度独立过程中的对手英国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以及印度总督蒙巴顿公爵（Lord Mountbatten）也在剑桥读书（尼赫鲁是三人中唯一完成学业的）。去剑桥之前，他念的是哈罗公学，1905年到1912年本科毕业期间都住在英国。比起之后由他统治的三亿五千万印度人民，他在任何方面都和被自己赶出去的英国统治者更接近，但他自己要在印度建设的社会愿景和离开的英国统治者完全不同。在剑桥，启发他的不是大英帝国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是费边社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t）知识分子的社会工程。他不喜欢英国大地主贵族、实业家和银行家的过分奢华，认为他们在现代共和国里没有立足之地。他希望印度不仅摆脱英国的统治，也摆脱英国用来剥削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1757年到1947年，印度的人均收入一点都没有增长过。[1]

尼赫鲁的个人观点并不缺少赞同者。印度独立运动部分源于1901年出版的《印度的贫困和去英国统治》（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一书，书里对印度的经济流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当代印度贫困的主因是英国统治时期对其财富穷凶极恶的榨取。无论是17世纪还是当时，这些财富都相当于全球GDP的四分之一，数量惊人。作者达达艾·纳奥罗吉（Dadabhai Naoroji）不是个头脑发热的外行，他是一位作家、出版商，同时也是孟买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纳奥罗吉还是一个成功而富有的棉商，并成为第一个在英国设立子公司的印度巨头。除此之外，他还成立了一个协会，是最早致力于提高印度人民地位和利益的几个协会之一。随着越来越多地涉足政治，他成了巴罗达市（Baroda）的市长，之后又成为芬斯伯里中央选区（Finsbury Central）的自由党（Liberal Party）国会议员。作为第一个被选入英国国会的印度人，他在伦敦的权力机构中阐述了自己对大英帝国在印度和爱尔兰不公正统治的分析。尼赫鲁从剑桥回国时，纳奥罗吉也回到印度，第三次担任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主席，该组织最后成了独立运动的政治马车，也是后独立时代国大党（Congress Party）的前身。国大党主导印度民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尼赫鲁自己后来也成为其领导人。

尼赫鲁在回到印度十年后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后，他欣喜若狂。在整个独立运动中，他是支持中央计划经济的最响亮有力的声音。尼赫鲁是一个现代派，满心现代梦，梦想着整个社会中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所有人类的低劣本性都将被完美的国家体制击败。1927年，他到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这次访问让他充满希望和激动。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那次苏联之行的书，里面洋溢着对苏联成就的敬畏——工业、艺术、品格高尚的官员，这个国家太伟大了，以至于难以对其败缺做出太严苛的评价。在俄国，尼赫鲁没有或者说没能见到奢靡的少数凌驾于悲惨的多数之上，留在他印象里的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作为一国之首，穿着农民服装，领着和工人差不多的薪水。“所以我们对俄国感兴趣，”他写道，“他们也许能帮我们找到某些方法，应对如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感兴趣，尤其是因为两国的国情一直以来都没什么特别的不同。两个国家都是农业大国，刚刚开始工业革命，都要面对贫穷和文盲。如果俄国能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法，我们在印度的工作就更容易了。”[2]

于是，作为印度总理，尼赫鲁开始着手一项大胆的实验，其中的不协调之处只有他和自己独特的光环还在的时候才能确保不会坏事。一方面，他令人不可思议地在这个大部分还是封建制的国家迅速地、无一例外地推行民主化。宪法不理会反对者的意见，赋予成年公民普选权，虽然全国只有12%的人识字。反对者认为，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些完全不了解民主的人是危险而且不必要的，因为这些人甚至永远都不会主动要求民主。尼赫鲁和制宪会议的同僚，也就是宪法的起草者、令人尊敬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心怀动人的信念，毫不犹豫地给予所有公民公正、公平和自由的保证，同时给予媒体自由。事实是，这场关于民主和稳定的自由主义体制的冒险取得了成功，并延续下来，被理所当然地看作印度政治奠基人的非凡遗产，使清廉和远见成为尼赫鲁身后近乎神化的光环。

另一方面，尼赫鲁学习了在日本和苏联发生的高速工业发展，觉得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高速推动经济扩张到足够的程度，为雏鹰初啼的祖国实现恢弘的梦想。受苏联经济体制启发，他制定了一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计划通过一系列“五年规划”来实现印度的增长和现代化。这些规划会驾驭国家资源，形成协调向前的推力。其中“第二个五年规划”在学术严谨性方面达到了顶峰。这个计划由一个名叫普拉桑塔·钱德拉·马哈拉诺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的人构思，他是印度统计所（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的创始人，拥有众多尼赫鲁必然喜欢的背景，包括对大型体系的欣赏、剑桥物理学学位以及对古代印度哲学的热爱。他在规划委员会的任期内访问了英格兰、美国、法国和苏联，与世界一流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讨论国家投资怎样才能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量，最优地进入需要的行业和部门来确保整体经济长期的增长。

在马哈拉诺比斯的概念中，基本的战略产业，如：石油和天然气、核能、防务、航空、钢铁、发电输电、重型电机、电信、煤炭和战略矿产由国家专属专管。在第二类行业中，国家和私人企业都可以运营，包括化学、医药、化肥、纸浆和纸张、公路运输。剩下的行业——例如消费品，则向私企开放，但私企应受到严格管控。没有政府的特定执照，企业不能引进新产品、设立新工厂、开除员工或进行大笔投资。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体制，却对现有利益集团回报颇丰，因此印度的大企业普遍都不反对。国大党严密地关注着那些从国有化中逃脱的大企业，为回报他们的顺从，便以宽松的条件向他们发放商业牌照，消除市场竞争，保障他们即使在实际产品质量极差的情况下也能获得高额利润，而且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那些年印度在物质生活方面的缺陷反而成了之后为这个体制进一步辩护的理由，因为如果开放市场，外国公司就会涌入印度，带来几乎完美的产品，那么本土公司在印度的土地上也将不复存在。）

但尼赫鲁并不特别在意消费品的质量。他深深沉醉于纪念碑式的感受。他喜欢和大坝一起拍照。大坝带来了两种对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电力和灌溉，因此他对宏伟的巴克拉大坝（Bhakra dam）满怀激动之情，认为它将自己奉献给了国家，把它称为“印度复兴的新神庙”——因为尼赫鲁不仅笃信现代化，还是一个世俗主义者。那几年里建造的三座大钢厂也同样深得其心，因为它们展示了印度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利用自身矿产资源生产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能力。他渴望让印度拥有令人骄傲的优秀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因此拨了一大笔钱给在剑桥受过教育的理论物理学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后者设立了两所高阶研究机构——印度塔塔基础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和特朗贝原子能研究所（Atomic Energy Establishment, Trombay）。他自己则建立了奢华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等学术体系，为未来实现技术专家治国而培养有本国教育背景的领导者。

事实上，直到这个世纪，这些机构都还持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里面出来的很多人不仅成就了印度的技术繁荣，实际上还成就了美国的技术繁荣，因为很多人最终去了硅谷。但总的来说，尼赫鲁关于如何繁荣经济的愿景不如他在政治方面的愿景持久。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即使对于他那些如此天才的规划者来说，实际的经济过程还是太复杂了。第二个五年规划被废弃了，因为其理论在未预料到的现实世界发展面前一败涂地（比如当时出现的外汇短缺和通胀）。到1964年尼赫鲁去世的时候，也就是第三个五年规划的末期，早年的承诺看上去已经很遥远了。经济体系里的很多行业由于法规制约和缺乏资金而停滞不前，同时国家遭受着严重的农产品短缺问题。尼赫鲁留下了失败的经济，经济复苏成为接下去近三十年间被激烈争论的话题。

然而，争论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部分原因是尼赫鲁设想中的印度继续在理论层面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基于此理论的经济体系已经萎缩了。这是一个崇高的婆罗门式的构想，鄙视追求金钱和世俗虚荣，将私人企业、买卖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视作俗物，在这些方面人们甚少有自由，也鲜有尊重。这个国家自身是愿望的一个适当载体，封闭的经济是某种禁令，也反对过多的人居住在外面的世界。随着尼赫鲁的世界主义在他死后逐渐消散，即使对于受过教育的人和富人来说，更广阔的世界也正变得更遥远和禁闭。一种特定的、以自身为中心的结构进入了印度生活。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个人因私出国虽然在技术上没有问题，但即使是买得起机票的少数人也很难成行，因为换汇的控制太严格了；打国际长途要提前一天预约；只有极少数的外国公司能投资印度企业或在印度设立运营机构；进口外国货物普遍遭到禁止。

随着时间过去，在这种压抑中升起了对外面世界的奇思异想，就像囚犯的美梦，模糊而萎靡。一方面，任何和国外有关的事都会让人激动异常：比如那时候出国的人变得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全镇人都会戴着花环到机场欢迎他们回家，去看他们从外国带回来的收音机和香水。但同时，人们也从心底里害怕外国会对他们使坏，那些保护印度纯真的屏障看上去让人相当安心。回想过去长期处于其他国家阴险的统治中，印度对外国的渗透和腐化保持着一种偏执——比如巴基斯坦和美国中情局就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被刻画为会带来霉运的扫把星。

也许这一切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即使经济已经明显失调了几十年，即使周边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印度仍然不考虑取消国家管控并接纳全球资本，直到它别无选择——仅仅是因为这种想法太渎神了。可是到了1991年7月，现行体制已经支离破碎，确确实实没有其他选择了。国大党因丑闻声誉扫地，党首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尼赫鲁的孙子，也是前总理）刚刚被暗杀，党内动荡，经济也正遭遇致命危机。官方一方面用陈词滥调说能自给自足，但另一方面，出口额永远不够支付进口费用。年中，印度的外汇储备跌至5亿美元多一点，只够支付大约三周的进口必需品货款。为了渡过难关，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判，获得了2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贷款是有代价的——首先的代价就是纯金。为了获得贷款，印度政府被迫将六十七吨黄金储备作为担保抵押，其中四十七吨立刻由飞机运往英格兰银行，另外二十吨运往瑞士银行。另外一个获得贷款的条件就是马上进行自由市场改革。

曼莫汉·辛格被指派为财政部长，正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呼吁进行这样的改革，甚至是在这些改革被视作反印度禁忌的时期。而且，他似乎是最有能力实施这些改革的人。他在1991年宣布的改革对当时的危机来说，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必要的程度。改革包括构建一整套体系，一套他自60年代起就在心里设想的体系，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对外贸易的。这套体系预示着一个经济新纪元的到来。正如他在其划时代的预算案演讲中明确表示的：这套体系不能实施得过快——“政府和经济都不能年复一年地超出自己的能力运作；借贷或拖延时间这样的操作空间都不再有了；任何对于宏观经济调整的进一步拖延和逾期，都将意味着现在已经相当艰难的收支平衡会变得更难以处理，同时已经很高的通胀水平会超出可容忍的限度”。

自这个讲话以来，印度经济年增长率达到10%，超越加拿大和俄罗斯，跻身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所以回想起来，辛格推行他的改革体系时的谨慎和谦逊很异乎寻常。以我们的事后之见，这个体系的出现是必然的，但他做出了最奇怪的表现，把自己的观点放到了很低的姿态。尽管给出了清楚的计划，要深思熟虑地全面瓦解旧的经济制度，他却用各种对社会主义和尼赫鲁的赞颂作为铺垫，就好像要展示出这种分道扬镳的唯一可行方法就是把它表述成一种“延续传承”，甚至是既有成就的顶峰。他似乎非常迫切地想要表达他的计划有很深的印度根基，而且印度对外部世界的“传统”态度会被保留下来——比如他反复强调大家熟悉的对于“我们从西方富裕社会借来的盲目无情的消费主义”之厌恶。最终，在宣布印度将加入全球化经济后，他发布了自己的战斗号召：“我们要战胜一切。”这句话来自一首著名的抗议老歌，尽管他或许是用这句话向他的听众再次保证过去的价值观不会改变，却和当时的情形完全不协调——现在指的是要反抗哪个压迫者？但这个演讲中的混乱使其愈发具有启发性，因为如果辛格的隐喻在当时的情境中让人困惑的话，那是由于这些隐喻是从尼赫鲁那儿穿越而来的。辛格自己并不擅长演说，从他的抑扬顿挫里可以看出，这位财政部长很明显地试图向这个国家伟大的演说家尼赫鲁坚定地表示忠心：

……正如维克多·雨果曾说的，“当一种想法的时机已到，这个世界上便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它”。我向庄严的议会建议，印度作为世界主要经济力量的崛起就是这样一种想法，要让全世界听到它的响亮和清晰。印度现在已经觉醒。我们将压倒一切，我们将战胜一切。

辛格使用了一种不太合理的表达——他引用了尼赫鲁在红堡的城垛上宣布印度独立时的讲话。1947年8月15日就要到来的时刻，尼赫鲁慷慨激昂地说道：“当午夜钟声敲响，当世界还在沉睡，印度将觉醒于生命和自由。”由于印度在1947年的觉醒异常瞩目，1991年当然也是有些略为平淡的东西可以宣布——那就是这个国家仍然是觉醒着的，但是你可以看出辛格想要做什么。

辛格有充分的理由为要如何解释清楚这场革命而焦虑。已经有人对这个国家的黄金流向前殖民者的金库感到非常愤怒，而且现在对于新的经济战略和外国人（IMF）在战略制定中的角色也弥漫着不安的情绪，如《纽约时报》写道：“在印度，这个仍自视为不结盟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国家眼里，经济改革被视为是痛苦的，甚至是难堪的……它将会被看作对印度自治的一种干涉。”[3]

在这个时代，我们忘记了曾由苏联发起的世界体系的强权，也忘记了尼赫鲁倡导的“不结盟运动”，我们只认可一种“全球化”。因此，对我们来说，很难再去更多地想象一个大国本来可以选择把自己从这个特定的全球主义形式中抹去，也很难再想起仅仅是二十年前，拥抱这种全球主义的前景也许会显得多么危险和不守信。印度进入全球化体系，就像同一时期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并不如我们现在在无缝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想象的那样，是顺畅地回归一个自然状态（现在的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失去了太多对于多样化和非主流的理解和同情）。在许多方面，进入全球化体系的过程对于这个国家所有伟大的根基来说是一场耻辱的溃败，并且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后遗症。印度“继承了”全球化，就如同某人“继承了”一项遗产——既充满了新的经济可能性，又满是撕裂的丧亲之痛。金钱会到来，但一切高贵和滋养都不在了，替代它们的是如洪水般涌来的卑劣。

注释

[1]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Verso, 2002), pp. 9–21.

[2]Jawaharlal Nehru, Soviet Russia: Some Random Sketches and Impressions (1928), p. 3.

[3]New York Times, 29 June 1991.

三　印度式全球主义

我开车路过一块广告牌，上面是一个商业电视频道的广告，广告画面上是一个女商人容光焕发的脸，广告词是这么写的：“观看一小时，臀线有改变。”

照片里只到女人的脖子，看不见她的“臀线”，我估计这句话其实想说的是“底线”[1]。但这个女人看上去确实对某些事很得意。

“我们面试的第一批人没有接受我们的工作邀请。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一定是疯了，居然幻想能为在外国的国际企业工作。他们都觉得印度的标准太低了。”

我坐在Quatrro公司的CEO拉曼·罗伊（Raman Roy）[2]的办公室里，这是一家做业务流程外包的公司。拉曼戴着小圆眼镜，穿着休闲格子衬衫，五十岁出头，整个人有着一种长辈式的慈爱，待人的态度异常平等。

“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继续说，“他们不相信我们能达到那种质量。他们从根本上就有问题，不能想象印度人能做白人的工作。在这个国家，我们还是把白皮肤的人看得高人一等。”

但是结果恰恰相反。

“有时候，我们的员工不得不道歉，就因为他们比教自己的人表现得更出色。这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意识到不需要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尼赫鲁关于印度独立讲话的开头是21世纪演讲中被引用最多的段落之一，但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

印度的午夜时分，“世界”并非在沉睡[3]。印度的午夜是伦敦的下午茶时间，是洛杉矶早上的咖啡时间，而且1991年之后将有数百亿美元的生意建立在这个最基本的地理事实之上。

如果说有一种商业项目成了印度全球化的新标志，那就是“业务流程外包”（BPO）。其背后的想法是：基于现代通信，一个公司的不同职能不需要全都在一个地方执行。这些职能现在可以被分配到全球各地，运作顺利，丝毫不受影响。这样公司就能把非核心业务转移到薪酬较低的地方，节省大量成本。尽管这种职能的重新分配已经在别的国家开始出现，但却是市场自由化之后的印度企业家们首先把这种理论变成了改变世界的现实。拉曼·罗伊就是其中之一。

印度市场自由化时期，拉曼在美国运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是自英殖民时期以来一直留在印度的外国企业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环境下，拉曼协助说服了他的美国上司们，加强公司在亚太地区的会计工作，因为这里的成本更低，而且有很多受过教育且能说英语的人。

也许现在很难回忆起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当时是多不可能。印度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既遥远又原始，而且退一步说，把一个美国金融巨头的一大块业务搬到那里也不合传统。但就像很多古怪的点子一样，这个想法让那些对此有所担心的人们用一种不同的方法看世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运通公司把越来越多的“后勤”业务转移到了德里——于是拉曼意识到，这里面有一种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挖掘的价值。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企业集中进行这项小小的实验。由于印度持续快速地解除各种对商业和资本的限制，大量投资掀起了一股创业浪潮，有一类公司异常迅速地崛起，它们就是新兴的IT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创立于印度南部，其中最耀眼的就是总部位于班加罗尔（Bangalore）的印孚瑟斯（Infosys）。这家公司199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一年后估值达到了3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他们能以美国同行一半的价格向跨国企业交付软件系统，不——他们的所在地印度不仅能让他们压缩成本，同样重要的是，还能压缩时间。印度籍的顾问和美国客户一起在美国白天的工作时间里工作，然后把简报发给印度，印度的软件团队在自己的白天（美国的晚上）工作，这样美国客户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可以看到结果。于是，一个工作日就变成了两个。到了拉曼·罗伊想到把美国企业的职能分割并放到不同地方的时候，他知道印度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在用差不多的方法试图改变世界。

在一个过去由国家控制的封闭经济体里，这种想法的出现并非偶然。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企业家充满改革热情，非常乐于抹去他们童年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国界。实际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很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后来发现自己生活中的很多事务是由地球另一端在处理时，他们觉得很焦躁。这些印度企业家非常聪明，善于打破成规，相信科技和企业，希望用这些力量颠覆几乎所有1991年前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是印度人，看待美国商业世界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一种奇怪的外国观点——“他们怎么会从来没想到要这么干？”他们喃喃自语，然后就着手去创造改变了。

也许，他们的灵感来自自己的家乡，那里做贸易的家庭数世纪以来都把家庭成员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打拼自己的商业天地。当你和这些家庭的成员谈话时，即使那个人在个人习惯方面非常狭隘（比如为自己的孩子安排种姓内的婚姻），你也会常常发现他们对地点和距离出人意料地不在乎。实际上，正是家庭结构的管制性使他们不受地点约束，并与其保持一种灵活且不掺杂感情的关系。只有成本和收入才是他们关心的事实，如果后者超过前者，那就是一笔好买卖，无论地理上看有多奇怪。

这种印度式全球主义释放的时刻使它正好可以和全球经济的另一次重大转型相融合，这并不完全是巧合。过去十年，美国企业一直在把需要人工的工作转移到海外，既作为一种降低成本的做法，也作为对美国工人的政治攻击。美国本土的工人比那些远在印度的工人享受着更多讨价还价的权利，而后者正越来越多地取代他们。当时，这种分散在全球的低损耗企业形式对美国以及很多欧洲公司的董事会有着极强的吸引力。随着新通讯科技开始缩短不同地点间的信息距离，他们很自然会问，是否有其他不需要人工操作的职能可以转移到海外，以在财务和政治方面获得类似的利益呢？由于这些职能很多都需要大量能说英语的人，印度——鉴于其大大低于其他地方的成本基础，成了显而易见的选择。用印度人而不是美国人——软件开发公司展示了这个想法的巨大潜力，条件已经为美国企业创造好，他们开始剥离自己内部运营的各种部分，向印度转移。

外包业务在印度兴起的另一个要素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高科技不动产区。这个区域就在首都德里的外围，所有从美国剥离的职能都可以在这里落地。这便是古尔冈新区。20世纪80年代早期，房地产开发商DLF就开始在德里的西南边缓慢而持续地购入农田。外国公司进入印度的限制取消后，这片地区释放出了惊人的价值。古尔冈为在印度的主要全球企业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这里位于和德里相邻的哈里亚纳邦（Haryana），离首都国际机场很近很方便，对于企业来说远远优于德里的另一个邻邦北方邦（Uttar Pradesh），那里以犯罪活动高发闻名。到了90年代末，各种企业陆陆续续进驻，很多都是从拥挤的商业之都孟买搬来的。

引领这场向哈利亚纳邦灌木丛搬迁的惊人大潮的是通用电气（GE）。这家世界第七的企业宣布它将在古尔冈设立一个新的运营公司，名字叫作通用电气金融国际服务集团（GE Capital International Services，简称GECIS）。这个新的实体将为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GE Capital，通用旗下的金融公司，后简称GE金融）运营全球的后勤业务。1996年，拉曼·罗伊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在GECIS进一步发展他在美国运通的实验。他去了德里的欧贝罗伊酒店（Oberoi Hotel）和GE金融CEO加里·温特（Gary Wendt）讨论这项业务的前景。

在一个企业能量熠熠发光的时代，温特是一个推动者，他深知全球放松管制带来的全新机遇。在他任期之初，GE金融在美国以外没有运营机构，而到他来德里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进入了四十五个国家。在他的带领下，金融服务成为通用电气集团最大且最赚钱的部分，超过了这家以制造业起家的公司的其他所有部门。温特的成就部分归功于在运营方面的天才，他了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该如何彻底重组成本和营收。

“那是个特立独行的家伙，”拉曼说，“他太快就意识到了我们在美国运通做的事的潜力。他问我，‘你觉得如果这事儿没成，我们会损失多少？’我在原来已经谈过的数字上加了300万，说‘1000万’。‘好的，’他说，‘这就是点小钱。我会把钱打到一个账户给你，没人会过问你怎么用这笔钱。你就弄一个和你给美国运通做的差不多的东西。’如果不是他，一切永远不会发生。我永远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来买卫星天线和其他的东西。”[4]

拉曼进入GECIS的时候，他已经在外包业务的最前线干了十年，对外包的未来发展比他的美国上司们有着更具体的概念。1998年，他在古尔冈办公室进行了一个临时实验。那是印度的第一家国际电话中心，在那个办公室里，员工们负责接听信用卡客户从美国打来的电话。通用电气驻印度的董事会成员已经明确表示禁止他的这个实验，所以他瞒着他们进行，并邀请加里·温特过来看看。

“我把那地方弄得像那种老式理发店。我在员工之间装上帘子，把他们隔开。如果有同事看到这些，我肯定就被炒了。屏幕上会有敏感信息，而且整件事非常不牢靠。我没有预算，开始的时候只有二十个人。

“加里·温特来了，他看了看这个理发店，惊呆了。我看到他一边下楼一边摇头。他说：‘我觉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开始了怎样的一场革命。’他走后就开始在通用电气大力推广这一实验。我们的单位成本比当时原有成本的一半还低，而且质量更高。在美国，他们雇的是辍学者，而我们雇的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很快我们就不只服务于GE金融，而是为整个通用电气集团服务。

“做到那种程度需要大量的游说工作。国际电信业务仍然由政府垄断，他们的疑心很重。我第一次去给那个理发店申请国际宽带的时候，他们觉得我肯定是在搞间谍活动，因为之前从来没人申请过那样的高速带宽。而且，尽管可以租用一条私人国际线路，但把它和任何公共网络连接起来都是违法的，因为绕开了政府的垄断，罚款是大概每天15万美元。我们花了八个月拿到了罚款豁免，而且那个许可只能用于试点。他们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得不从网上找了‘话务中心’的定义，打印出来给政府官员看，然后他们才理解了我们要做的事。”

拉曼是那些满足于看着自己安安静静的成就变成全球革命的人之一。他说：“开始时，我们的雄心是最终实现大概一千人的话务中心。但公司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这个设想，变成了几十万人，并改变了整个社会。”很快，这里的职位热门到每次公司开招聘会都被迫要通知警方的程度。人们带着全家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他们会在办公室门外坐好几天，公司只好给他们发放食物和水。

GECIS为通用电气的下属公司提供一系列范围很广的服务。顾客服务电话只是被转到印度的很小一部分企业职能。这部分业务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更复杂、更专业化。系统和培训都发展到了一个高效的水平，并且印度雇员并不只是做简单重复的工作，很多人去了美国述职，然后成了受这家跨国公司重视的员工。

过了一阵，拉曼开始觉得正在错过一个更大的机会。“在企业里待着很不错，能开豪车、去俱乐部，还有各种各样别的好处，但我看到了能做一番大事业的机遇。我告诉通用电气，真正的机会是为其他公司提供外包服务，但他们希望独享这项业务。所以我在2000年成立了Spectramind（印度最大的后勤服务外包公司），为所有大企业提供这类外包服务，其中包括微软、戴尔、惠普、思科、美国在线、美国运通和花旗银行。几年后，通用电气也跟着学样，他们卖掉了GECIS，它于是变成了一家叫简柏特（Genpact）的独立公司，对外提供外包服务。”

简柏特的总部仍然在古尔冈，现在它的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和客户中一些财富一千强的公司相当。它收购了其他一些外包公司，这些公司远在危地马拉、中国、波兰、南非和菲律宾，并在全世界雇佣了超过五万人，以差不多三十种语言提供外包服务。简柏特在外包方面的能力太强了，甚至开始在美国进行大型并购。公司的专长使其在运营非核心企业职能时，比大部分企业自己做的效率和质量都更高。它还接手了实体业务，比如沃尔格林（Walgreens）的会计部门，把其作为美国的外包职能运营。

Spectramind被印度计算机巨头威普罗公司（Wipro）收购后，拉曼依旧不安分于大公司文化，他离开公司创立了Quatrro公司。随着印度的工资上涨，同时一些更基础的外包工作被转移到其他国家，Quatrro公司在价值链上的探索愈行愈远。公司雇佣了数千人，有医生、律师、工程师和记者，用自己的专长为全世界的公司服务。Quatrro公司的目标是另一个不同的市场。“那时候没人为美国的中小企业服务，”拉曼说，“这些企业需要各种服务，但他们不想自己做，原因各种各样——从风险管理到报税。这样的公司非常多，他们付的费用很少，平均我的每个客户每月只付5000美元。但是我有一万个客户。”

拉曼估计已经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但这似乎不是他最在意的事。令他激动的是“改变”。他从自己的财产里拿出钱来投资更年轻的创业者，因为他觉得企业家精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救赎力量。

“外包行业是催化剂。现在在印度，这个行业大概赚了150亿美元，雇佣了八十万人，间接创造了四百万个就业岗位。人们开始写关于这些人的小说，拍摄有关电影，这都不是偶然。因为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新印度的开路先锋。他们工作努力，精通技术，而且他们身处全球环境，是巨大变革的一部分。

“直到20世纪90年代，工作机会都太少了，所以很多人一直在学校里学习。学一个文科硕士就为了面子，掩盖他们找不到工作的事实。所以GECIS成立的时候，我们发现德里有一个很大的受过教育的群体在等着我们去吸收。但我们很快就招完了德里本地的人，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招人。那时候，古尔冈超过一半的公寓里都住着从别的小镇搬来的人，他们都在我们行业做事。

“这些人想过不一样的生活。那时候，年轻人受电视节目影响，有了新的抱负，我们正是得益于此：忽然之间，年轻人开始想要工作，有自己的钱。在外包行业，大家能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实现财务独立，这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女性。对于年轻的单身人群来说，这里是印度第一个有热闹夜生活的地方。这里的夜生活很棒，和德里的很不一样，那里都是由官员和富人家庭主导的。但如果去古尔冈的派对，你会遇到更多聪明和谦逊的人。这里是未来开始的地方。”

在我们那个世纪之初，有一个年轻人来到了德里。这里有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人，所以他可能来自任何地方，但是他来自加尔各答。他的名字叫悉达多（Siddhartha）。

那时候印度大量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很多城市里晃荡失意，悉达多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家里呵护着长大，那几年曾经试着投身于贸易大潮，但失败了。他的个性非常适合收入丰厚的公务员铁饭碗，但那个年代很早之前就结束了。腼腆的个性和普通的成绩让他完全无缘进入企业高层，而那些人正是中产阶级成就的新代表形象。

“我们来的时候对德里一无所知，就带了一包衣服，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公寓是我们一个朋友的，那里是穆斯林区，而我们是印度教徒，碰到任何出乎意料的事都吓得要命。那里的街道很脏，到处都是牛。我并不是找了工作而来，而是我们在加尔各答活得很累，觉得这里的前景可能会更好。在加尔各答，人们常说一个人在德里和孟买会发展得更好。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德里比孟买更吸引人。上班族更喜欢德里，演员则更偏爱孟买。”

悉达多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并不容易，但弟弟的经历鼓舞了他。弟弟仅仅是在外面闲逛，到各个店里去询问，就在一个星期里找到了工作。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但是要找到一份符合你期望的工作并不容易，之前我没意识到这点。那时候，我母亲是加尔各答一家服装店的助理，弟弟在德里的一个书店找到了工作。当时我觉得，如果我也在一家商店工作，我们全家就不会有任何出息，所以我想试着进入企业。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告招聘销售人员，就去面试。我坐着公交车，一路穿过德里，然后就彻底迷路了。最后我到的时候，满身是汗，当场就被拒绝了。其他所有来面试的人都是骑着摩托车来的，而且带着所有应该有的东西。我什么都没有。

“过了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而且花光了积蓄。于是我去了欧贝罗伊酒店，那里在招门童，薪水是一晚上200卢比，从晚上11点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7点。

“第一天晚上，我到了那里，他们让我穿上制服。我穿了，但觉得非常别扭。干了三四个小时以后，我想，‘这不是我’。于是我把制服脱下挂起来，凌晨3点离开了酒店，一路走了十五公里回到家。一路上，我都在想，我要怎么办。如果我的自我这样重要，我要如何生存下来？”

绝望中，悉达多有机会拜访了家里的一个熟人，在他的装修公司里获得了一份工作，工作内容是到各个工地上去检查油漆和木工的工作进度，工资是每月2500卢比。

悉达多讨厌这份工作，但工作很清闲，空下来的时间多到足够让他听说了一个以前从来没听过的词——“业务流程外包”。

“我理解的‘外包’就是‘呼叫中心’——我不知道公司还把很多除了客户服务以外的职能也外包出去。所以我想去呼叫中心工作。我英语说得很流利，但是去那些国际呼叫中心面试的时候，他们说，‘你的口音太重了’。所以我就去印度客服中心，在塔塔公司（Tata Indicom）找了份工作。我上班的时间是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会有一辆巴士把我们送到呼叫中心。顾客们遇到了问题就会打电话来，比如他们的短信功能不好用了，他们的电话断了，等等，我们会帮他们解决。我主动申请晚班是因为白天的来电量太大了，而且如果我晚上上班，白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来找其他工作。有好几个月我几乎都没怎么见到弟弟，因为我回家的时候他正要出门上班，而他回家的时候我就要走了。

“上晚班很好玩。我们上晚班的都是男的，打电话来的顾客中一半是想要聊天的女性，大家会发展出固定的关系：慢慢地我们能认得出对方的声音，会把电话转给她们想要聊天的人。你会听到房间里有人大喊：‘卡西克（Karthik），桑托希（Santoshi）女士要你打回去。’‘哦，对。今天是她生日，我答应过要打给她的。’这些电话不会很长，因为一切都在监控中。但是这些调情中有一些变成了真正的恋爱关系。

“晚班也有不好的地方，主要就是经理从来都见不到你，你就是一个人头数目。所有上白班的人都升职了，所以我决定要去面对面地见一下经理。在企业里，如果不要求，你就得不到想要的。

“一开始，他们让我过几天再来。我过几天再去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会给你升职的’。我说，‘为什么？你们提出的要求我都满足了。’不知道那天怎么搞的，反正我非常坚持。最后他说：‘你要么干要么走，总之没有升职。’所以我说：‘那我不干了。’就走了出来。”

此刻我们正坐在悉达多的公寓里。他住的小区是德里开发局（Delhi Development Authority, DDA）造的，被叫作“DDA公寓”。这种公寓的构思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集团的公寓复合建筑群为样板。新的DDA公寓小区遍布德里，其设计一直到80年代都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但随着DDA的理想主义逐渐消失，后几年建造的建筑质量大大下降。早期的开发项目，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公寓，宁静的氛围和施工质量依然让人惊艳，但后期建的房子已然在颓败。

对于那些在60年代到80年代间搬到首都的中产家庭，也就是那些在德里新兴的大机构里工作的人，比如老师、医生和学者，DDA公寓提供了家庭景观的完美典范。公寓有长长的黄色点画墙、一排排的信箱；院子里的草坪郁郁葱葱，上面开着花，还有小孩子的秋千；迷宫般的楼梯上经常标着批量刷上去的相同的数字，其中许多数字的油漆现在只剩了一半——这一切是许多德里人童年生活的背景。

一个周末的午后，我们坐在可以俯瞰花园的客厅窗户前。花园里，有个园丁正在给一排排盆栽植物浇水。悉达多的母亲在厨房里准备午餐，他弟弟在看板球。

“事后，我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么大一个错误。我又回到了起点，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不能回去说，‘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开始试着找另一份工作。工作真的很难找，我整天坐在家里，对在加尔各答的母亲撒谎，对她说我要去上班了，因为我还没把发生的事告诉她。”

最后，悉达多在报纸上看到一场招聘会，他一个人去了，获得了去古尔冈参加GECIS面试的机会。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古尔冈。为了能在9点准时到，我早上6点就出发了。我得到了那份工作。我的当班时间是美国的白天，也就是说我从德里晚上8点开始工作，一直到早上4点，处理所有的保险理赔电话。

“我非常快乐，我是说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得意洋洋。我在外企工作了，拿的还是月薪。之前，我是外包员工，工资不是由塔塔公司而是它的服务商呼叫中心发的。所以面试的时候我问通用电气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工资是不是由他们发？那就是一切的开始。

“我开始在GECIS工作后不久，通用电气就卖掉了它的股份，公司换了名字叫作简帕特。公司不再是通用的一部分，也可以为其他公司提供服务了。我开始在业务开发团队工作，接触诸如辉瑞、美联银行和吉百利这样的公司。由于我们已经为通用电气服务了很多年，很容易就说服了其他跨国企业把后端流程转到古尔冈处理。”

悉达多的机会来了。他管理简帕特为辉瑞公司提供的服务，获得了体面的收入。他的弟弟那时候也在一家呼叫中心工作，两个人每月一共能赚大约1500美元，他们把其中的一半存了起来。

“我的母亲辞掉了加尔各答的工作，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之前，我们两个单身汉很多事情都是将就一下，但家里有女性了就不能这样。我们搬到一个更好的公寓。我会去欧洲和美国出差。后来，我进了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我们在加尔各答买了块地，造了一栋房子，搬了进去，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悉达多并非对自己的好运气没有概念。

“由于全球化，对中产阶层来说每件事都变了。加尔各答更早的一代人，也就是我还是少年时三十多岁的那代人，他们从来没找到过工作，大学毕业以后都成了私人家庭教师，那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工作。偶尔有人在公司里找了份工作，从加尔各答搬走，大家都会把他们当作谈资——他们是特例。但现在，因为这个‘外包’世界，找工作很容易。这样来说，年轻人的生活变得非常好。”

悉达多的妈妈叫我们去吃午饭。我们走到餐厅，桌上已经放好了三份餐具，是给我们三个男人的。他妈妈会先照顾我们吃饭，自己之后才吃。我们坐下来，面前放着米饭、鸡肉和扁豆汤。

“我跟他说，”他母亲一边往我们每个人的盘子里盛饭，堆得像小山一样，一边说，“该结婚了。现在我们过得很好，该想想找个老婆了。十年了，他们两个除了工作，其他什么事都没做，自己什么都还没有享受过。”

悉达多什么都没说。他等着他妈妈离开房间。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想过结婚，因为不希望任何人打扰我工作和存钱。现在我想结婚，但结不了。包办婚姻对我来说不可能，因为我不能和一个女性聊一小时就做出关乎一辈子的决定。而且所有和我同龄的女孩子都已经结婚了，更何况我不是那种很会和女孩子相处的人，不知道要怎样出去和年轻的女孩子聊天。

“现在二十多岁的那些人不知道真实的印度曾经是什么样的。他们生活浮夸，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现实，也从来没见过生活的艰辛。大家已经不再严肃地对待生活，因为他们知道找个工作很容易。我不喜欢和这代人讲话，我觉得和年纪更大的人讲话更愉快，他们经历过艰苦的日子，他们说的话更有意义。”

悉达多心里对这个为他提供物质基础的世界怀着巨大的矛盾情绪。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好像充满了道德威胁，他没结婚这件事只是他在工作之外维持的一般性的、近乎修道士般隐居的一部分。尽管在过去十年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从新的商业机器中获取回报，但同时，他也一直渴望能把这个商业机器的社会和精神影响拒之门外。年轻的同事们组织了很多派对和郊游活动，他从不参加。在首都待了十年的悉达多对这里文化的不信任一点都没有变。他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加尔各答，再一次和那些有相同价值观的人生活在一起。

“在德里，我没有发现那些价值观。我绝不会和一个穿着露肩装来上班的女人结婚。一个女人不必暴露自己也可以非常有魅力。在加尔各答，你几乎很少看见女人穿着暴露。穿这样的衣服到底是为了什么？印度是有文化的国家，我们不是美国。印度有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正在失去它。我们不再重视任何事。现在一切都来得太简单了，大家想的全都是花钱和找乐子。”

也许这就是在德里住了十年之后，悉达多和他的弟弟几乎没买什么贵重东西的理由。这间公寓空得引人注目。除了房主提供的基本家具以外，几把折椅、一个小电视机、一个空调几乎就是兄弟俩添置的所有东西。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有电子钟，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母亲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神龛和她过世丈夫的照片。衣服和个人物品锁在钢制的衣橱里。客厅角落有个嵌入式书架，上面只有很少几样东西，好像只为了显示这个客厅有多大多空。书架上有个埃菲尔铁塔的小模型，一套从来没从包装盒子里拿出来过的杯垫，上面画着巴黎的地标和大道，还有一尊象头神甘尼许的雕像，一盆塑料盆栽和五本孟加拉语小说。

一切都让人觉得他们好像一直都住在“暂时”里，不想要任何可能阻碍他们回归的东西——从这个没有文化的地方最终回归。

“印度得有一些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文化。拿这些酒吧来说，印度文化从来就不习惯这些。现在的年轻人去酒吧，而且还变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如果以前他们一个月2万卢比就够花了，现在他们需要3万。不是说不应该去酒吧，而是你不能迷失自己，丢掉自己的文化。否则这就会变成一个狗咬狗的世界。”

最近悉达多在家里的安排下结婚了。参加他婚礼的时候，我想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显然他保留了先辈的文化。悉达多其实是我的表亲，我们的祖父是同一个，很久之前就过世了。祖父几乎神经质一般地崇拜英语，以至于我们整个家庭的英语能力传承至今，且在很多年以后这种能力还帮助悉达多在德里的呼叫中心找到了工作。

注释

[1]英语中“底线”（bottom line）的拼写比“臀线”（bottomline）多一个空格。——译注

[2]此为真名。——原注

[3]尼赫鲁讲话原文：“当午夜钟声敲响，当世界还在沉睡，印度将觉醒于生命和自由。”——译注

[4]1000万美元对加里·温特来说确实不算什么钱，他当时是美国收入最高的经理人之一。认识拉曼·罗伊的后一年，他向前妻劳纳支付了2000万美元作为离婚费。2000年，他成为金融服务巨头Conseco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成为全美为数不多的年薪过亿的高管。加入这家公司后，他首先做的几件事中，就包括将Conseco所有的后台运营工作全都外包给了印度。

四　离乡背井的波西米亚

第一次去德里的派对，我看到一对情侣在接吻。我问自己，怎么会有人公开干这种事？我很震惊，但又觉得不错。我明白了这里会有什么样的机会等着我。我将拥有打破陈规的青年时代和事业。

——拉梅什（Ramesh）

企业的出现解除了封印，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中注入了强大的新能量。1991年后，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础都需要建设，每个行业都有激动人心的工作。作为印度新闻业的中心，德里成为报纸、杂志、电视台和广告公司爆发的主场。年轻人学的一些专业，比如英国文学或历史，以前被认为是没用的，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在管理公司可以得到高收入，于是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很多人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个小时，对自己的孩子晚上11点才从办公室回家，只是为了接不睡觉的老板的电话而感到困惑。这些家长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孩子能不以为意地每年都跳槽，而且每次收入都会更高。他们成长中的信仰是：避险是最重要的准则，如果找了一个好工作就干一辈子。但这些年轻人似乎受到某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就是要亵渎现状，好像只有依靠这样，才能得到资本主义的真正保佑。

很多年轻人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不是因为必须，只是因为喜欢。这个年代，公司似乎常常能用一种家庭做不到的方式赋予人生命的活力，所以很多年轻人转而向公司寻求和工作完全无关的需求，包括（很简单的）一个逃避回家的地方。企业的使命是全新的、英雄主义般的，而且能提供看上去无畏而深刻的同僚关系。年轻人常常会说他们的父母或配偶不理解他们是谁，在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在企业热潮兴起的最初几年，公司本身常常变成了家庭，年轻的主管们开始发展出一种做作的企业说辞，意在把自己同血亲的气质区分开来。他们有的不再是声誉，而是一个品牌。他们做得好的事叫核心竞争力。他们不再思考，而是进行头脑风暴。他们的DNA来自公司，他们试图越来越多地把公司的特质化为自己的。

人们通过这种来自公司的能量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制度里寻找目标感，而这种能量和过去理想的凋败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人们观察到受这种对企业的狂热影响最大的，正是那些之前最全心全意拥抱节俭、服务和国家思想的家庭。当原来的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失去了遮掩的帷幕，许多那样的家庭最终感到失望，似乎帷幕下没有任何东西能拯救以权力和金钱为追求的挣扎，而且也不再能轻易地蔑视那些看重权和钱的人。许多失望的中产阶级从高尚的尼赫鲁愿景中醒来，后遗症之一就是怀疑理想典范本身。很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年的人嘲笑上一辈对抽象概念的信仰，而自己则放心地投身于利益至上原则。这是一个新的现实原则，他们重塑自己，急切地集结在这个原则周围。

拉梅什的父亲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一个小镇的政府部门工作。拉梅什对童年那个保守狭隘的世界感到非常压抑，所以他离家去德里念MBA的时候怀着一种特殊而郑重的心情。之后他留在德里，在几家报社做行政工作，完全没有什么目的性。直到进入广告业工作的时候，他才好像被打了一针兴奋剂。

“我开始做广告的时候才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之前，我的工作朝十晚五，而且5点一到你就收东西回家，和家人坐在一起度过一整个晚上。做广告的时候，我凌晨1点才回家，有时候两三天都不回去。我在车里放着毛巾和牙刷。因为我的工作太刺激了。”

拉梅什看上去快乐得不得了，几乎到了荒唐的程度。我几乎从来没见过任何人能这样完全正面地看待世界。而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工作，他说起工作来好像在说一种关乎灵魂的学科。

“唯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你把那些品牌当作生活，把它们当作自己。这就像佛教。它进入你的每个部分，也接管你的个人生活。我把自己负责的品牌解释给父母听，解释给妻子和朋友听。这些几乎是从我身体里涌出来的，因为我把这些品牌装在心里。”

拉梅什的妻子怀孕时，希望他俩能离开德里回老家。但他做不到。

“在那里我很受打扰，我找不到任何内心的平静。所以我说服妻子留在德里，否则我会憋屈死的。对她来说是很艰难，她希望我在身边，可我每天半夜才回家。她花了很长时间适应这种情况。我用类比法一点一点让她理解，就像是做广告活动。她怀孕的时候常常抱怨我的工作时间，我说，‘你看，你身体里面有一个生命，我也有，而且是每天都有。我每天都能感觉到我的广告活动带来的痛，所以我了解你看见生命在自己体内成长的那种幸福。’然后她就理解了，现在她很为我做的事感到高兴。”

毫无疑问，拉梅什工作很努力，但他也有很多时间花在同事关系上。

“我们是个十二人的团队，而且非常亲密。我们互相支持，如果任何一个人在生活里遇到什么事，我们全体都会支持他。我们工作都很努力，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工作中有好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作为一个团队去喝酒庆祝。”

拉梅什这样的年轻人很快就转向两样世界性的企业资本主义毒药——咖啡因和酒精。

21世纪初最显眼的新消费设施或许就是连锁咖啡店了，因为购物中心建造的速度根本来不及消化那些四处找去处的年轻人。人们在咖啡店里谈论各种话题：家里的、办公室里的；到了周末，里面坐满了欢快聊天的人。和暗示着酒精和深夜活动的酒吧相比，咖啡店对保守家庭的年轻人来说是背弃家庭边界的一个相对无害的理由。家的边界，对于很多这样的保守家庭来说，代表着一种分隔线，线里面是健康和积极向上，外面是有毒腐化；而新的咖啡店交际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感觉。像其他印度大都市一样，位于印度北部的德里在历史上和咖啡没有任何特别关系，却突然之间到处都是咖啡。每座商厦和办公楼都充斥着咖啡香，这种棕色的液体涌入缺乏睡眠的新一代人的血管里，他们往往和自己的美国同事一样，不是从一个杯子里“喝”咖啡，而是从一个密封的无臭容器里“吸”，仿佛依偎在资本主义的塑料胸脯里。

但下班以后，许多年轻人确实需要些更让人陶醉的东西。这十年里，对于酒精的犹疑烟消云散，尽管很多年轻人还是选择不告诉父母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20世纪初，一帮年轻人一起在酒吧里公然喝酒仍然会感觉不自然，而且很奇怪——女孩子们坐在桌子一边，互相嬉笑，男孩子们努力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紧张，每人手里都拿着啤酒瓶，不太自在的样子。但这很快就过去了，新的工作和社交文化带来了自己的麻醉节奏。女性也开始直接跳过酒单上原本为她们准备的“无酒精鸡尾酒”。对很多人来说，无论男女，酒精成了帮助他们应对工作和家庭压力的必需品。那段时间酒吧遍地开花，每天晚上里面都坐满了上班族，这些在21世纪被再造的印度人正在大肆发泄。

在波西米亚圈子里，年轻人正经历着一场对既有价值观和社会结构更大规模的质疑。我到德里时，认识的大部分人十七八岁就离开父母独自生活，这在印度北部的中产家庭里并不常见。多数情况下，迈出这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即使过了好多年，这种做法还是不被接受：那些父母从来不去子女的公寓，那里的生活得不到认可，他们甚至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住在哪儿，和谁住在一起。而在自己的圈子里，父母觉得有义务为孩子不在家编造种种借口。只有结婚能挽回这种情况，可这些年轻人似乎少有结婚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初就是因为讨厌结婚压力而被迫离家。他们渴望做有创意的工作，往往很少获得父母的赞同和理解，而这样的渴望只是更广义抱负的一部分——他们渴望的是重塑生活本身。创造力即是全部，创造力不仅仅是生产出创意产品的职业才能，还是生活的指导原则，指向对伦理、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大规模再想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父母并不幸福的婚姻，有些人在家里见过虐待儿童和其他暴力行为，而这些暗地里的行为却不受责罚——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北印度社会的外在体面已经变得伪善，正崩溃瓦解。这些年轻人选择从事艺术工作，以藐视崇尚规避风险的家庭文化，并潜在地放弃了本可在1991年后的经济发展中凭自身天赋获得的物质回报。选择非传统的生活方式，背井离乡并将情感信念置于自己选择的新家庭——显然，他们试图尽可能少地复制上一代的社会风气。他们实践种种随性的浪漫关系，着手建立一个有同性恋的社会场景，探讨“友谊”并向这个问题注入丰富的想法。家庭才是一切，友谊只是暂时、投机的事件——有着如此观念背景的许多德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寻求将友谊作为一种更绝对和原生的羁绊进行重新想象。

这些人中有些在德里长大，另外一些则不是。但是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那些年德里提供了轻松的赚钱机会和便宜的生活成本，这对任何地方的艺术家群体来说都是必要条件。能写作的人从全国甚至很多其他国家来到这里，在新的杂志社和报社工作赚钱，这样他们下班以后就可以做别的项目。艺术家们给迅速壮大的广告业做平面设计，以获得收入保障；做电影的在做电视新闻，那时候新的电视频道要填满二十四小时，却很缺哪怕只懂一点点怎么用摄像机的人。有些人为了支持自己的简朴生活和另类性取向，借用自己的创造力为城里的富人们操办奢靡的婚礼派对。德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另一块吸引这些聪明年轻人的巨大磁石，也能为这些非主流人群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其他能提供就业的还有首都的外国大使馆和文化中心。

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开销很低。在城市最安静的区域，很多房子的屋顶上都建有小公寓留给家里的佣人。这种安排反映了早期富人家庭和家里员工之间的家长制关系。但现在情况变了，这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单纯。现在德里有很多农村来的移民，他们方便地住在离富人区很近的贫民窟，这样富人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获得需要的服务，而犯不着给佣人提供住宿或承担照顾他们整个家庭的责任。（富人们还常常要求拆掉自己附近的贫民窟；有时候，有些贫民窟真的被拆掉了，他们却又惊又气地发现家里的阿姨不来上班了。）作为替代，他们把这些留给佣人的公寓出租。这些顶楼公寓对一个家庭来说太小太不方便，但很多都带有梦幻般的阳台，是冬天在阳光里抽烟的最完美空间。那时候，这些公寓每个月的租金约五十美元，这个价格对于很多有技能的人来说很容易挣到，同时还能留下多余的时间给自己。所以，这些房子里住满了想要独立地过一种创意生活的年轻男女。

按照定义，这些人属于亚文化群体，并不能代表整个城市。这个群体能在德里壮大起来的部分原因，实际上是因为没人对他们有兴趣。这个中产阶级城市漠然、冷淡，只顾自己的文化，让那些过去一直生活在过度监视和议论中的人在其热衷于自己想法的飞地里发现了一种珍贵的自由——匿名。

但是这些人很多精力旺盛、天赋非凡。当名气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时，他们的举足轻重在这个城市的文化中显得不成比例。如其中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所说，他们是德里的“杂种”，没有立场或传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押在一种不同的未来上，而且确有很多人出人头地了。年轻一点的人尊敬并仰慕他们，因为他们为这座刻板城市的生活增添了一系列新感受和可能性，把荒瘠的官员和移民之城变成了21世纪印度的文化中心。

曼尼什·阿若拉（Manish Arora）[1]现在是一位成功的时尚设计师，但1991年来德里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当时他一心想离开父母在孟买的房子，独自生活。

“在我们家，自己住并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你会和父母一直住到结婚。哪怕表达一下我可能想去德里学习的想法都是件很大的事。”

“那性呢？”

“我从十三四岁起就有性经验。那不是个问题。我猜想来德里的话性会更容易。但这不是我来的理由。那时候我十七岁，在孟买学商业，我不太擅长学那个，过得并不开心。当时正好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学校的广告——国家时尚技术学院，然后我想，‘为什么不申请呢？’我有表亲在德里，他们把申请表格寄给我，然后我来参加入学考试，根本没多想自己在做什么。我去了，发现有上千个申请人，他们都带了很多绘画工具，而我口袋里全部的东西就只是一支笔，我甚至不知道考试要七个小时。我记得中途休息的时候，我跑到一个公用电话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我还活着。

“后来他们邀请我去德里面试，即使是那个时候我都没多想。我父母也没多想，他们觉得‘这是他去找表兄弟们玩的借口’。甚至面试结束了，我都没有想过自己会被选上。但是当我回到孟买，已经有一封信在等我了，上面说我被录取了。那时候，学校只有一个校区，每年在整个印度只招三十名学生。我非常非常开心。但哪怕到了开学的时候，我都没怎么把学习当回事儿。第一个学期我没及格。但到了学制中间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忽然觉得找到了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一切就开始了。”

从曼尼什设计的服装，就能看出它们出自一颗异常自由的心。这些衣服灵动而不拘一格——有一种马戏团的感觉，融合了孟买的媚俗和波普艺术，同时让你觉得乐趣无穷。但服装的剪裁、刺绣和缝制都如微缩画一般精致——曼尼什也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对于悠久的印度技术的绝妙运用展示了他是多么深刻地吸收了这些技术的要点。这种自由和约束之间的平衡，在他身上激发出喷薄的生产力。除了自己的品牌“曼尼什·阿若拉”，他还设计了一个叫作“鱼苗”（Fish Fry）的运动服装品牌，由锐步生产，同时他还为其他公司做过数不清的一次性设计。

最近，他应邀到巴黎担任帕科·拉巴纳（Paco Rabanne）的创意总监，他的事业又更上了一层楼。这是法国时尚品牌第一次把创意控制权交给亚洲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品牌选中曼尼什来复兴其衰落已久的时尚财富，不仅很能说明他的原创性，也说明了法国时尚和世界之间正在变化的关系。曼尼什现在在巴黎和德里两头生活。

“虽然说我父母现在在孟买，但他们其实来自旁遮普。他们的家庭都经历过分治。我父亲已经在孟买工作了四十年，但他们完全没有受到这个城市一点点的影响，他们仍然和旁遮普小镇上任何人的父母一样。我的母亲从未出过国。他们非常淳朴。

“我是独生子，对他们来说我的成功非常重要。现在他们不太介意我没结婚，所有结婚的事一下子都被忘掉了。这也是我必须保持事业顺利的一个原因，这样他们就会对我非常满意。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只是很开心看到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比如说，他们不知道我和帕科·拉巴纳一起工作，他们只知道儿子在巴黎工作，对他们来说这已经足够了。现在你懂了，他们就是这种类型的家长，他们甚至不知道帕科·拉巴纳是谁。这样很好，我也很开心。

“但我小时候有过很糟糕的经历。我父母关系不合，而在我们家根本不会有离婚这种事。就算现在，像我老家那样的地方也不会有人离婚，夫妻吵吵闹闹，但还是和对方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当然，现在他们年纪都大了，所以没什么事了，但我的童年毁了。这也是我离开孟买的一个原因，因为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的心理就已失常。我爱德里，因为它使我摆脱那段经历，给我自由，给我友谊，还给我独处的空间。”

曼尼什带着讽刺的意味笑了笑，来缓和这段严肃的对话。他是个小个子，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他的长相让人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下巴略尖，收窄的地方有一簇山羊胡，眉毛挑得神气活现，眼睛深陷，隐约显得有点凶相。你会有一种感觉，他的自信来自于生命的某个时刻，他用了很大的自给自足的力量来度过一切。

“但我觉得今天我能说，那就是我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原因。如果童年时代我的家庭一切顺利，或许现在我会成为一个最无聊的人。我可能就在做些蠢兮兮的生意，和一个女人结婚，掩盖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但是不，我想离开，而且我把今天的自己获得的很多荣誉归功于离开这件事。因为我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我想摆脱这一切，为自己感到骄傲。或许，我不太受父母关注这件事让我去寻求其他人的关注，也就是说，在你自己的领域做出成就，并获得赞赏。你可能就会像这样贪心。有时候，你努力工作仅仅是为了被欣赏。也许那就是我从来都对钱不感兴趣的原因。我对于生活的需要是：人们不断地告诉我，我在工作方面很厉害。并且我已经真正地获得了这种欣赏，而不是因为我在一个电影里演了个角色接着就一夜爆红。我猜这就是我的追求。因为我没能在孩童时代获得很多赞赏。

“我在德里另一段非常极端的经历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好几年，我完完全全地迷恋着一个人。为了他，我什么都可以做，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那不是小打小闹，而是持续了五六年。朋友们说我瞎了、着魔了，但是事情就这么继续下去。很可怕。然后五年之后的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忽然摆脱了出来，我想着以后的生活，说，‘哇哦。现在……’你懂吗，那种时刻？你需要拯救自己。这些事逼我成功，并追求远远不止是金钱的东西。

“我并不需要很多钱。我没有孩子要养。只要能见到朋友我就很开心。我不是那种想要买豪车的人。典型的德里男人，无论直男还是同性恋，想要的都是开着豪车到酒店，停在门廊，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出来，他们买保时捷就为了这一刻。也许我在法国待得太久了，我不在乎这些。在巴黎，你去一个著名艺术家的派对，最有钱的人和最穷的人都会有，都在同一个水平。没人关心这些。或者你很有钱，但还是骑着最老式的小型摩托车，因为你就喜欢它。这里不是这样。在这里，如果你有钱，即使不喜欢车，你还是会买，因为你就该买最好的车。我喜欢法国的那一面。他们不会只根据你有多少钱来评价你。而在这里，大家都是直接问你：‘你做什么工作？’这经常是别人会问你的第一个问题。”

意料之中，曼尼什是个工作狂。

“我为工作而生。我相信这点，没有别的事能插得进来。我完全专注在工作上，这使我有机会涉入时尚的整体业务，而不只是设计。我有时间做所有的事。在巴黎，设计师是一个工作。这是个工作，就像律师也是个工作一样。在巴黎，我早上6点半起床，从8点半开始工作。我自己拿自己的服装，我带着好几箱衣服去坐地铁。你能想象这里的设计师自己拿服装吗？这里的设计师都觉得自己是大明星。他们忘了自己的工作是每一季做出更好的衣服。这是份工作，非常难的工作。即使你天天上报纸，你也不能忘记，你也不能像个明星一样。你看到报纸上有多少关于时尚设计师的报道吗？他们没别的更好的事可以做吗？

“印度的艺术气息还不浓。没人了解时尚。没人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现在的情况是大家有钱了，开始对品牌有了概念。你在德里遇见那些所谓的时尚达人或者时尚女神，他们手里拿着正确的产品，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像日本，即使那边的时尚历史并不长，但是人们了解时尚。在德里问一个拿着LV包的女生，她会告诉你这是应该背的包。而如果是问一个日本女生，她会告诉你LV的整个历史。

“但我在德里起步的时候，这些无知很有用。现在我在巴黎，我太觉得自己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起步的。那时我在德里给印度的著名设计师们当助理，每个人都很天真。我边干边学会了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比如说（这很傻但这是真的），在我的衣服上《访问》（Interview）杂志之前，我从未看过这杂志。我没有被杂志吓倒是因为我从来没看过。我的天真烂漫对我很有利，因为我总是有太多要学的东西。如果是一个伦敦的设计师，他起步的时候已经了解所有的事了，对他来说就更难做出自己的东西，并且要一再证明自己。如果我是在伦敦的话，现在大概早就精疲力尽了。”

他拿出手提电脑，给我看他最新一场在巴黎的秀，这场秀做成了魔术的形式。他给我讲解怎么办秀，怎样构思一个能同时兼顾欧洲、美国、亚洲和中东买家的系列。他一上来就说，“我知道你不感兴趣，但是……”然后他就继续讲材料和质地，讲怎样缝，怎样在电脑上进行设计然后用激光剪裁。他还讲了他给Lady Gaga做的衣服。

“我希望父母能了解我做的事，但这是我和很多人之间都有的问题。因为经历的关系，我成长得太快了，没有人能理解这些。每天获得的知识让我的内心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敏锐，让我能够处理所有的情况、应对各种各样的人。我给Nespresso设计了两百家店铺——想象一下和一家咖啡公司打了八个月交道。我也看过他们参与制造奔驰车。学到这么多东西太神奇了。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有惊喜。每一天。帕科·拉巴纳觉得我的热情难以置信。我让他们惊喜，因为在印度长大，你对什么情况都习惯了。你知道吗，没有什么事会成问题。我可以听十个人讲他们的观点，然后说服他们，最后还是做我想做的。两年前，我做不到这样。这来自和像Nespresso这样的品牌的合作。他们有各种限制、制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些都让我学会了圆滑处事，现在我什么都能搞定。

“我仍然对自己说：‘天！我是帕科·拉巴纳的设计师！’我就是这么觉得——为什么我不应该分享这种感觉？这感觉很棒的。能有这种感觉是很爽的一件事。没错，我是得像个婊子那样地工作。但是我准备好了。”

他的朋友在别的地方等他，已经给他打了一阵电话。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德里了，”他说，“十年前，我真的很爱德里。或许那时候我不太知道周围都发生些什么事。但现在，你打开报纸，这里发生的事情太可怕了。我明天晚上就要飞回巴黎，我都迫不及待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现在这里的同性恋场所非常赞。整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派对，有时候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去参加。我刚来德里的时候，没有这些。男同性恋唯一能发生关系的对象就是那些饥渴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他们把老婆留在老家的村子里没有带来。没有可以找到其他男同的渠道，能找到的只有那些性压抑的异性恋男人。男同会去康诺特广场的公园，那里有压抑的卡车司机等着别人给他们口活。现在要遇到同性恋就很容易了。没有其他的印度城市在这方面能和德里媲美，而且我会说，这里比很多西方城市都更好。我男朋友是博洛尼亚人，现在如果是要去同性恋派对或者同性恋酒吧，德里的选择比博洛尼亚更多。而且现在这是合法的，大家都更有自信。那些酒吧里会有一些年轻人其实是去不起那种地方的，但他们存下所有的钱就为了去那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去。这太棒了。”

曼尼什准备走了，作为结束语，他告诉我，我穿得很糟糕，并且建议我从头到脚换个新形象。我有点受伤，因为来见这位时尚设计师之前，我还花心思打扮了一番。

我们结账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找到了自己在寻求的那种欣赏。

“我在东京有个粉丝。我爱东京，那里的人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不一样。我的头号粉丝就来自东京。她太疯狂了，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她连呼吸都是为了我。一知道我生病了，她就开始哭。无论我在哪里表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她都会从东京飞来，只待一天就为了看这场秀。去年她生日，我给了她一个惊喜，他们安排我特地飞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她是一个真正的粉丝。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爱我，那就是她。”

有一种说法，有的人只需要一个人爱他，有的人需要很多人的爱，还有的人需要被整个世界爱。但即使是最后那类人，似乎也只有拥有了某个人的单独关注，才看得到其他多数人的爱。[2]

注释

[1]此为真名。——原注

[2]采访过后几个月，曼尼什·阿若拉和帕科·拉巴纳因未公布的原因分道扬镳。

五　时髦的私立医院

过去七个月来，两姐妹把自己关在诺伊达的住所，生活在一种非人道的环境里,于周二被当地警方救出。这对姐妹都四十多岁，据悉她们被紧急送往医院时，其中一人已因严重营养不良和脱水导致病情危重。

两姐妹都有博士学位，而且之前都事业有成。据说，她们的父亲是一名军官，一年前过世，她们因此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她们还有一个久未联系的兄弟，独居在德里。据报道，在过去四年里，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和她们联络过。据说两姐妹家里的一只宠物狗几个月前去世了，这也因此加重了她们的抑郁。此外，她们的母亲也在更早之前就去世了。

医院的一位医生说：“这对姐妹被送来的时候极度消瘦。姐姐没有意识，体内和口腔都在流血。妹妹对时间和空间都严重丧失了辨知力。”

——新闻，2011年4月[1]

在全球市场的老牌中心里，观察家们觉得他们完全了解遥远印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科技公司、咖啡店、下班后一起喝酒的男男女女、非主流的生活方式——美国人一眼就认出来，这些都是美国的东西。熟悉印度的出版物，如《纽约时报》，通过卡布奇诺咖啡饮品的盛行，向读者“解释”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巨人是什么样的：卡布奇诺越来越流行，这个国家正以飞快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像美国。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印度是如何变成美国的”[2]，文章里这样写道：

最近，星巴克和亚马逊都宣布将进入印度市场……如一家印度报纸所写，这将是“全球化的最终标志”。对我来说，尽管这两家公司的到来不仅象征着美国的消费主义，也象征着美国西海岸科技文化已经渗透进印度自身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之中，它们的到来其实标志着一件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即印度超凡的美国化进程的最新篇章。

2000年3月，印美两国间的冷战猜忌归于平息。彼时，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访问印度，这是自1978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正值纳斯达克科技股一派繁荣的巅峰之时，克林顿迅速认可了印度人对于美国资本主义这个非凡时期的贡献。他说：“现在，仅仅在硅谷，印度裔美国人负责运营的公司就超过七百五十家。”他还特别提到并赞赏了印度的科技教父们，其中包括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他从德里的印度理工学院毕业后就去了斯坦福，然后和别人共同创立了Sun Microsystems[3]；还有维诺德·达姆（Vinod Dham），之前就读于德里工程学院，后来移民美国，是英特尔奔腾芯片背后的开发主力。但是这位总统又补充说：“印度正从人才流失转向人才回流，因为很多人正在回国发展。”他引用成功公司的例子比如印孚瑟斯，认为印度“正在飞速成为计算机软件世界超级大国之一，这证明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不仅能成功，还能领先”。[4]

克林顿的祝福不像是来自一个冷淡的置身事外的超级大国，更像是来自一个情绪激动的老大哥。毕竟，美国和印度的DNA有很多相似之处，美国也是从英国赢得独立（虽然比印度早一百七十年）；而且事实上现在两国间非常紧密的商业联系也部分源于这段殖民历史留下的共同语言。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都极度多元化，其统一都基于一部自由宪法，而且两个国家似乎都同样表现出对自由企业的先天倾向。在一份声明中（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不可或缺的兄弟情的宣言），克林顿总结道：“我们未来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是否和印度建立了正确的合作关系。”

这是一个印度理论家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精心发展的主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和伊斯兰的战争使美国涉入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事务，印度的精英们热忱地为自己的国家和这个超级大国间的“天然”伙伴关系做出证明。“在政治实验的规模和雄心方面，只有我们是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的。”印度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对《时代》杂志如是说。[5]当然，这个论点可能完全服务于自私的目的，其最引人关注的结果——2008年的印美核协议就是一个证明。由于印度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印美核协议实际上与美国现行法律是相冲突的，但在那段亚洲局势动荡的日子里，印度很有技巧地把游说的基础建立在印度的利益即是美国自身利益的前提上。“核协定被印度视作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著名的印美关系促进者法里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如是说，而且即使协定打破了全球核平衡，也不需要因此焦虑，因为“印度的目标和美国是完全一致的”。[6]

随着美国的全球优势受到越来越多方位的挑战，美国也发现把印度想象成“美国第二”能有所安慰。如果全球力量的中心要转移到亚洲，如果美国的霸权将要衰落，也许印度能保证美国的价值观可以继续盛行。未来，管理世界的经理人可能看起来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内在是完全一样的。换句话说，将来的世界不会有不愉快的惊喜，将来的世界会和现在一模一样。

但美国报纸田园牧歌式地描写商场里的情侣，还有企业高管喝着波旁威士忌听着爵士乐，这些描写的重点似乎对于真正身处印度转型中的人来说，完全是外国人的视角。“全球化”不是同质化，更不是美国化。事实上，印度是一个远比美国贫穷的国家，它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充满了和历史相关的矛盾情绪，美国品牌的出现不会对这一事实有任何改变，而且现在印度正在萌发的东西是从来没有在美国出现过的。那些在商场里喝咖啡的印度人获得的满足感和地球另一边在商场里喝咖啡的人的满足感，是非常不同的。商场只是印度割裂景观的一部分，这种割裂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因为商场里面的世界和它墙外的世界没有连续性。顾客们走出商场，等着他们的是小贩、棚户区和堵塞的交通。此外，商场本身就是作为贪婪的经济洪流的一部分出现的。这条洪流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摧毁了人性和神性，把各种东西和能量搞得散乱不堪，在一片残垣断壁中放下了舶来品和外来仪式。全球资本主义也许在其古老的中心地带显得宁静而文明，但这与它在某个新的地方突然壮大的感觉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体系没能在其边缘造就出平和温良的公民——西方人往往假设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的一部分。

对于印度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来说，简单生硬的唯物主义叙事认为他们现在的收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很多倍，他们的快乐也一定会增加很多倍。但很多把生活里的快乐夺走的东西也在那段时间里相应膨胀，实际上，很多人在精神层面并没有任何获益。人们确实能愉快自由地赚钱和花钱，但相应的保障却很少——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只能自己应对。从新的自由市场获益的中产阶级往往太晚才意识到，尽管收入可能很高，但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生活比社会中最穷的人都更脆弱。

我把车停在德里一家新商业医院的停车场，然后朝医院大楼走去。在大楼前，我被吓到了。在大门口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妇女，脸朝下躺在担架上。门被她堵住了，我只能绕过她进去。她身材敦实，是个中年人。我在候诊室坐下，等着见几个人。他们还没来，我透过玻璃看着担架，一直很担心，于是决定出去看看情况。

站在死者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男人——她的儿子。

“她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他们让她出院后，我们就把她带回家了，但她的病情恶化，今天早上过世了。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把她带到这里来了。”

他一直在哭。他摆弄她身上盖着的围巾，帮她把脸遮起来。

“我们要了一个担架把她从车里抬了出来，但我们要把她抬进去的时候他们不让。他们说她已经和医院没关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们两个都为她担心，因为她正躺在早晨炙热的太阳下。

一辆车在入口前停了下来，下来了一个人，是这个男人的兄弟。他下了车，两人一起把母亲从担架上抬起，试着把她放进车子的后座。她块头很大，这辆车却很小。这两个苦恼的男人没办法弯曲她的腿，他们不能硬把她塞进去。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承受的场面。

就在这时，他们家另一个亲戚开车过来了。他匆忙拥抱了这两个男人，然后思考着眼前的场面，感到非常愤怒！他冲进医院，接着和医院的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出来。他们大吵起来，期间医院的代表一再重复：“她不是医院的病人。我们没办法为她负责。”

“他们的母亲刚刚去世了！”那个亲戚大喊着。“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你要他们怎么搬得动她？”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形势变得对医院工作人员很不利，他们只好认输让步。几分钟后，开来了一辆救护车，死去的女人被装了进去，一小群人离开前往火葬场。人群散了，我继续回到候诊室坐着。

房间里人很多，就像全世界很多这样的候诊室一样，这里有精良的设备，但挂着很糟糕的画。入口的地方有一幅标语（每个印度医院都有这条标语），告诉病人“产前胎儿性别检测”是违法的。尽管并不是完全管用，但这是反对妇女堕胎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这里是一家私立医院，所以房间里还有各种各样有用的企业风格的东西，比如有一个意见箱，还有一个信息咨询台，上面放着一个友好的标志写着“我能为您效劳吗？”，有个显示屏上滚动着能在这里购买的医疗服务。海报上的广告有关于激光矫正视力的，还有各种对疤痕、妊娠纹和皱纹的治疗；海报上的照片里是快乐健康的家庭，就像许许多多当代印度广告那样，是个白人家庭。

像这样的私立医院在印度是一个很显眼的新事物。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医院都由国家运营。印度的医疗普惠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好几家优秀的公立医院，比如德里的全印医学科学学院（All-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简称AIIMS）。这家医院由尼赫鲁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作为国家的旗舰研究机构，在全世界以极高的医疗水平闻名。这些相对较老的机构仍然为大部分人提供医疗服务，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无法提供中产阶级从医疗主题的美剧里所了解和熟悉的尖端医疗仪器。为了获得这种“一流的”医疗服务，富人们转向新的私立医院，这些医院几乎都由那些商界的亿万富翁家庭所有。这些家庭都是权力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在政府有关系，能够获得在城市建造不动产的必要土地。三个这样的医疗大亨住在德里，而且属于同一个旁遮普家庭。这个家庭就像德里大多数最富有的商人家庭一样，因为分治而变成难民来到德里。他们同时拥有金融公司、保险公司、临床研究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和航空公司，还有数以百计的医院，不仅仅是在印度，而是在全世界。在印度，这些私立医院为印度的中产阶级创造了焕然一新的医疗健康体验——时髦、设备齐全，当然价格也很昂贵。不仅如此，这些医院还通过巡诊和远程医疗，成为全球医疗健康市场上的先锋。

候诊室里挤满了人，到处都能看见虚弱的登革热病人，身旁陪着一脸焦急的家人。现在雨季刚刚过去，正是蚊虫高峰期。我对面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他的太太正拿着手机打电话，儿子轻抚着他的手，在耳边安慰他。我旁边是三个澳大利亚妇女，穿着印度服装，脚上的脚环叮当作响。她们在争论应该什么时候到机场。

有个样子很显眼的女人从前门进来，向我招手。她穿着一件纱丽，戴着很大的眼镜。我只在一个派对上见过她一次，她叫阿尔蒂（Aarti）。她带着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大声地为我介绍：

“这是阿米特（Amit），我和你说过的，”她说，“这是他的表妹希巴尼（Shibani）。”

我们互相问好。希巴尼礼貌地微笑，阿米特好像不太自在。我提议一起去医院的咖啡店，于是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我们经过所有等在门诊室外面的人时，阿尔蒂一直在和我聊天。我看到一个穿着长袍的阿拉伯家庭，心想总是在医院里才会让人意识到，这座城市里住着多少外国人。我们去了一间知名的连锁咖啡店，弥漫着和其他分店一样恶心的味道——这是麦芬的味道，他们会用微波炉把它加热到发烫，然后配上刀叉端来。

电视静音了，放着MTV台。每个人都点了卡布奇诺。

“你们都是在这个医院认识的，对吗？”一边问，我们一边坐下。

“我们是在重症监护病房认识的，”阿尔蒂说，“那时候我们天天都在那里，分享彼此的故事。”

我觉得她快六十岁了。她是德里有钱的旁遮普精英，说话声音很大，而且很自信。和她相比，阿米特讲话的声音就和老鼠一样。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再到这里来。”他说。

我问他，他的母亲怎么了，他让表妹来回答。

“他母亲去世以后，他受了很大的打击，”她说，“好几个月不能工作。现在他工作很努力，因为他不想再待在家里了。”

她开始讲述细节。几年前，阿米特四十四岁的母亲开始觉得吞咽困难，他就带她去了德里一家大型私立医院。他们在那里的两个月做了各种检查，还是查不出问题。医生建议带她去看全印医学科学学院的专家，但那里没有病房了，而且专科医生也没有时间，因为一半的专科医生都辞职去一家私立医院了（也就是我们现在坐着的这家）。有一位专科医生让阿米特来这家医院挂他的号，阿米特照做了。医生花了三天时间做各种检查，做出诊断说他母亲得的是多发性肌炎，一种肌肉炎症疾病。

希巴尼和阿米特大约二十四五岁。希巴尼安静严肃，穿着修身的“莎瓦尔克米兹”（salwar kameez）[7]。阿米特穿着衬衫和牛仔裤。希巴尼说话的时候，他默默地给我看手机上一张他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穿着纱丽，胖胖的，在微笑。

“那是她生病之前，”希巴尼继续之前的故事，“医生马上告诉我们他要给她做注射，要花40万卢比。阿米特没那么多钱，所以他给他叔叔打电话，问能不能借钱。医生告诉我们注射这种药物能恢复他母亲的肌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只能同意了。”

他建议的是静脉免疫球蛋白注射，这种注射有助于多发性肌炎的恢复，但医学界对其原理所知不多，而且很少在使用类固醇药物之前就做这种治疗。注射后，医生让阿米特的母亲回家，并告诉阿米特和希巴尼通过鼻胃管喂她蛋白粉。但回到家以后，她的肺里都是唾液，既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他们害怕她会噎死，半夜马上把她送回医院。医生给她戴了氧气面罩，并且诊断是肺炎。第二天，更多化验表明她的肾脏也感染了。她马上被转到重症监护病房。

“那个医生一直很镇定。他说：‘我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免疫球蛋白的所有副作用，你们就不会做了。’”

他给阿米特的母亲做肾脏透析治疗。最后她手臂上一根临时的管子被胸腔一根永久性的管子代替。然后医生开始处理她呼吸系统里的唾液。他又给她注射了一剂免疫球蛋白，增强她肺部的免疫功能，然后切开气管把唾液从气管里吸出来。

“他们说只需要治疗十五天，”希巴尼说，“但是十五天以后，他们说她需要装一根永久性的管子，现在只是临时性的。永久性的还要再出7.5万卢比。

“我们花了很多钱。重症病房每天收费是1.6万卢比，氧气和透析每天4.5万卢比。每天晚上，阿米特只能去德里所有亲戚家借钱。有亲戚把准备用来结婚的钱都借给我们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当那个抚养你长大的亲人躺在病床上，你会非常激动，没办法思考。他们就是这么得逞的。

“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每天都说，‘你母亲正在好转。’我们就会燃起希望。然后他们又说，‘她没有好转。’”

我们几个很安静。希巴尼的声音很软，我们都围着凑近听她说。阿米特一边看着喝了一半的咖啡一边听，阿尔蒂则注视着外面这个炎热的清晨和修剪过的花园。

“同时她的血小板水平降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唾液还没有控制住，所以她都不能再说话了，更不用说自己吃东西。医生建议用另一种药，要17万卢比，号称能恢复她的身体系统，控制唾液分泌。但结果还是没用。医生说，‘当然没用。所有的药都被透析冲走了。’

“那里像地狱一样。重症病房里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时时刻刻都很慌乱，没人照顾阿米特的母亲。医生从不去看她，他们和病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不能进去看她，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任何事，只会说‘她需要用更多药’。我们除了付账单以外，什么都做不了。每天晚上，我们会收到白天的账单，然后用从亲戚那里借来的现金付清。你去会计部的时候，能看到大把大把1000和500卢比的钞票被送去银行。”

阿尔蒂一脸挖苦地大笑起来。希巴尼继续说，“我们要求带她离开重症病房，那里太贵了，所以他们就把她安排进普通病房，我们总算可以和她在一起。但她的情况非常差，得了褥疮。她一直在哭，说的话只有一句，‘带我走！’

“我们问医生要怎么办。他们说，‘她不吃东西，我们要在她胃上开一个洞，这样就能喂她了。’就在我们和医生讨论的时候，一个护士进来，告诉我们阿米特的妈妈走了。”

希巴尼回忆这段的时候，阿米特泪如泉涌。

她说：“然后你知道那个医生说什么吗？他说，‘也许如果我们把她送回重症病房，给她用呼吸机，她就会活过来。我们可以试试。’然后我说，‘有个条件，我要一直在她旁边看着。’医生说，‘家人是不能进重症病房的。’于是我们说，‘那我们不做了。’医生说，‘没问题，如果你们不希望你们的母亲活过来……我是说她有1%的希望可以活过来。你们是什么人，能决定她不应该活下来？但是如果你们没钱了……’

“但我们不干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这么告诉医生，他就走了。

“我们进去看阿米特的母亲，马上有人来收剩下的治疗费。他们隔着她的尸体对我们说，‘你还有20万卢比没有付，请先付清。’没有表现出一点尊重，他们在她的尸体前就这样说。在印度，我们尊重死者。你知道吗，他们很无礼。”

阿米特插进来说：“火葬我母亲的时候，祭司告诉我们，她的骨头都变成粉末了。”

随着这些回忆的涌现，希巴尼开始变得非常愤怒。

“人们无缘无故地死去，”她说，“至少我们还有点钱。我们遇到过有些人保险金用完了就被赶出医院，医生连刀口都懒得给他们缝上。当然，一点钱都没有的人连一点机会也没有。”

“这些医院完全就是腐败，”阿尔蒂说，“病人只是他们获取利润的工具，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任何诊断不了的病，他们都说是癌症，因为这样就可以给你用最贵的药。人性正在从这个崇尚宗教和灵性的国家消逝。现在这里行善少，作恶多。”

“你丈夫怎么了？”我问她。

“他也是在这里去世的，在阿米特母亲去世之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三年，非常美好。现在很少有人能这么说了。我嫁给了一个一直都为我着想，而且照顾着我的男人。”

我意识到阿尔蒂的年纪肯定比她看上去的要大。

“他的家族很有名望。他家有著名的记者和学者，还有电影明星。他事业很成功，我们也进入了很好的社交圈，德里的权贵我都认识。”

阿尔蒂得花一分钟来讲清楚自己的阶级地位。她的故事格外有分量，因为她是有来头的人。

“我家这边也很有名望，”她说，“我外公和祖父都是有爵位的。祖父来自贾郎达尔（Jalandhar），后来成了国家铁路的首席工程师，被封为爵士，还获得了大英帝国官员勋章。他们家族在德里很有名，以前和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8]很熟。我母亲的家庭来自拉合尔，1974年他们失去了一切，随后搬到了德里。我外公在商界非常成功，在使馆区买了一栋很气派的房子。”

她太德里了。我都快疯了。

“我丈夫从来没生过病。他身高约一米八五，很魁梧。他从来不戴眼镜，这辈子没看过牙医，所有牙齿都是自己的，没一颗义齿。他打羽毛球，七十岁的时候，连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都经常不是他的对手。他从来不午睡。我们结婚的四十三年里，除了几次感冒，还有一次严重受伤，我不记得他生过什么病。

“2009年10月，所有的事都乱套了。11月4日，他开始住院，第二年的2月5日，他就走了。

“到底他是什么问题，一直都没弄清楚。我把他的报告给很多医生看过。一开始说是病毒性发烧，后来他变得很虚弱，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低热。我们做了很多检查。他们让我们去看内分泌科，医生开了很贵的药。他吃了药以后一开始是出冷汗，然后就中风了。

“你看，他这辈子从来没吃过什么药。以前如果一定要吃阿司匹林，他会切一半吃。他不能吃那么多药。他们开始往他身体里注射抗生素，一天四次，就因为每次要5000卢比。我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只知道用药赚钱，但是我爱他，我能看到这些东西在他身上起什么作用。’

“他们没做诊断就开始化疗！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医生们都很有名，我觉得他们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但是每次听他们的话，我丈夫的情况就更差了。只有我不听他们的时候，他才好一点。

“我把他从那家医院接出来，去了另一家医院。我把他所有的报告都带过去了，但他们仍想把每个指标都重测一遍，绝对是很夸张的过度化验。他们说想给他做淋巴结活检，结果因为用了太多药，他的淋巴肿起来了。这个检查应该就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简单操作。

“做那个检查的前一天晚上，我睡在病房里。中间我忽然醒了，病房里很暗，肯定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看到房间里站了一个很美的护士。如果你看见她，你会说，‘多美的一个女人！’我睁开眼睛，看见这个美丽至极的女人站在我丈夫床边。她拿了一张表格给他签字，让他同意医院用全身麻醉做一个贵得多的检查。你能想象吗？我丈夫因为那些药几乎都神经错乱了，他难道能在半夜醒过来看见房间里这位天使并在一张纸上签字？我让她走，我对她说医生不是这样说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我丈夫离开那家医院了。”

印度医疗体系阴险地结合了价格高昂和信息透明度低的特点，导致病人们极度恐慌，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病人们会去看二十个医生，因为他们哪个都不值得信任。于是他们中断治疗，更换医院，结果就是无法获得持续的治疗。

“我们去了另一家医院，我丈夫开始好转。他们开的药少一些。我们来这里之前，他的血小板降到了每微升四万五，正常值应该高于十五万，但是他的血小板又开始上升了。过了几天，他可以出院了，可他们想从他身上赚更多钱，于是就在验血结果上造假。

“他已经准备要出院了，他在戴围巾。他讨厌在医院里，很高兴可以走了。往常，验血结果会自动显示在房间的显示器上，那天早上却没有。他已经穿好外套，化验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不能走。没理由担心——在那家医院，他的血小板已经从四万五升到了九万。

“我去问结果为什么没出来，没人能回答我。医生说：‘我来给化验室打电话。’他看着我，完全没有听电话那头在讲什么，然后就告诉我，我丈夫的血小板降到四万三了，他需要紧急输血。

“我一下子就慌了。如果他的血小板在十小时里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还会降多少？如果回家的话，他肯定会昏迷的。‘对不起亲爱的，’我说，‘但你要输血。’我很慌乱，完全没想到可能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我得马上找一个献血的人。我侄子从古尔冈赶过来献血小板。他太贴心了，尽全力赶过来。知道要献五升血的时候，他脸都白了，但他还是献了。现在他就像我的第三个儿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做的这件事。

“到了晚上，所有献血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开始前，他们按照流程又验了一次血。这次我坚持要看结果，结果我丈夫的血小板是九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的血小板就没有降过！那天早上他们不给我们看化验结果，这样他们就能卖掉一次要5万卢比的输血疗程。

“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在德克萨斯的锡克教医生一直在监控我们的情况。他是一个癌症专家，给我的一个朋友看过病。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把我送去的报告放在心上的医生。每天晚上，他会自己花钱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情况。他的声音非常善良。他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给我建议。他说：‘他可能会开始肺部积液，你们要当心一点。’于是我告诉这里的医生们，但他们一点也不在意我们说的，这群混蛋——后来他的肺部就积液了。德克萨斯的医生告诉我一定不能给他用类固醇药物，但这家医院给他用了很多，造成他整个生理系统衰竭。

“是这家医院杀了他。他们太喜欢乱开药了，就这么杀了他。之前，他已经开始好转。他来这里的重症病房之后，这个病房（也就是我认识阿米特和希巴尼的地方）了结了他。我就离开了几分钟，回来的时候他浑身都是管子。他大声呻吟，喘得很厉害，脖子两边都有烧伤的痕迹，这些我从来都没得到过解释。我把他从重症病房带出去，我说他会死在我的怀里，而不是在这些盯着他的陌生面孔前。他们给他做中心静脉置管，因为他们没有耐心处理输液造成的水肿。我查了病历，发现管子放进去两分钟后，他的心脏就停止跳动了。

“他走了以后我自己展开调查。开始的时候，每次只能做一点，因为会痛苦得要崩溃，但现在我开始更加严肃地做这件事，我研究每样东西。知识是从来不会被浪费掉的。钱会被浪费，派对狂欢会被浪费，但知识从来不会。

“二十年前，我丈夫的姐姐说服他们的父亲签字把家里的房子过户给她，这样她不用我丈夫同意就能把房子卖给开发商。当时我就进入了战备状态。那时候我自己的生意经营得很好，但我把工作都放在一边，投入到这场法律纠纷中。我丈夫没办法做这件事，看到姐姐和父亲背叛他，他已经准备放弃。整整两年，我别的事都没做。我看教科书，自学法律，学会了整个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学会了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入手。我自己打了那场官司，对方是一大帮建筑商和地产商，但是不到两年我就赢了。那段时间，我把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弄得一团糟，最后他们一起求我放过他们。没人相信这种官司能在两年内结束，一般都需要二十年。没人相信我拿得出那些很久以前在旧德里就已遗失的产权文件。

“那时候我学会了法律，现在我也能学会医学的。我自己的官司之后，我已经帮助了至少二十个人打官司，一旦弄清楚我丈夫的事以后，我会帮助更多的人。我渴求知识，崇拜知识。对我来说，只要能回答困扰我的问题，不管是谁，他都是一个优秀的人。

“我们没有医疗保险，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的。医院想让他用一个月呼吸机，这样他们就能收费300万卢比。他们还想让他做透析，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透析机——但他的肾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我遇到一个妇女，她来看心脏病。由于做了各种化验测试，她的两条手臂从手腕到肩都发青。一个心脏病人需要做多少化验？但你不能问这种问题，法律上医生完全可以不回答。他们让你在每个阶段签各种表格，好让自己免责。他们经常给你开些奇贵无比的特效药或者其他什么万能药，你花了四五百万卢比倾尽所有之后，他们交给你一个死人，让你滚出去。”

我们的咖啡凉了。

希巴尼和阿米特在一旁点头。这对表兄妹的默契里有些特别的东西很引人注意。希巴尼外表很温顺，给人感觉很有力量，印象深刻。

“你们已经为母亲、为阿姨做了一切能做的，”我对他们说，“这些对她来说一定很有意义。”

希巴尼看了阿米特一眼。

“实际上我们不是表兄妹，”她说，“我们在恋爱。但因为还没结婚，没人觉得我在阿米特母亲的事情上能扮演合法角色，所以我们说自己是表亲。一开始那些医生和我说，‘她不是你妈，你们也没结婚，所以你是什么人要这样照顾她？’但是我得照顾阿米特的妈妈，因为他要工作。”

听到他们故事里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阿尔蒂很惊讶，但她没说什么。背后咖啡研磨机轰鸣了几秒钟。我们的对话沉默了，大家都耐心地等着，没人愿意先开口。

阿尔蒂说：“我丈夫以前跳探戈、跳华尔兹，还是个运动员。他是一个非常健壮的人，热爱生活。刚开始生病的时候，他对我说，‘如果我的腿没有了，我就不想再活了。’我对他说，‘我会照顾你的，我们一起过了四十三年的健康生活，如果现在我们其中一个生病了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能在一起过很多年，我会放下一切来照顾你。’

“我们那样过了三个月，我从来不留他单独一个人。我从来不让他们把他的病床停在走廊里，他们经常那样做。我说，‘他不会睡在床上在走廊里排队，让每个人都能盯着他看的。他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医生准备好了才会下来。’

“但最后，当我在这里的重症病房看到他浑身都是管子时，我的精神垮了。我说：‘走吧，走吧，亲爱的，不要再多留在这个世界了。这不是你要的生活。’我把他带回自己的房间，放着我们锡克教优美的传统祷告音乐，整晚为他按摩头部。他很安详，没有喃喃自语也没吵闹，他只是静静地走了。我一整晚都在他旁边，但那个时候他还没走。他知道，如果他走的话，就只剩我一个人了。他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所有的人都来了，围着我们的时候，他知道可以把我交给这些爱我的人。甚至连死亡他都那么周到。

“我给了他一个美好的离去。所有这一切里，这是我唯一满意的一件事。”

阿尔蒂说这些的时候态度非常实事求是。没有外露的情绪，除了（也许）某种热忱，因为她是一个在逆境中反而被激起能量的女人。

“这四十三年里，”她说，“每年情人节他都送我玫瑰。有一年我们在孟买，买不起十二支，他就买六支。其他的时候他都会买十二支甚至二十四支。

“今年，有一次我和在伦敦的姐妹聊天。我说，‘我得要习惯情人节没有玫瑰了。’但是14日那天，我晚上到家的时候收到了她送来的很大一束玫瑰。她在卡片上写道：‘阿尔蒂，他从来没有离开你。他会永远爱你。这些是他送你的。’”

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大病医疗是财务危机最大的原因，印度也不例外。但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医疗成本相对低了好几个数量级，不仅因为医生收费较低，还因为整个医疗体系相对地不那么依赖于科技。比如说核磁共振造影设备非常少，大部分医生在没有这种昂贵检验的情况下做出诊断。药品也是相似的情况。在经济自由化允许世界各大制药公司进入印度前，药物只有基本的品种，价格也更便宜。所以如果有人得了重病，有段时间免不了遇到财务压力，但对于中产人群来说，开销水平基本上是能在家人和朋友的财力范围内解决的。

那时候医疗体系运转顺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医生们有很高的声望和信誉。尽管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通过晚到病人家私人出诊来赚外快，但他们在医院的工资是固定的，收入不会和诊断治疗挂钩。在病人眼里，他们的医疗判断是毋庸置疑的。病人看病时有充分的理由觉得有安全感，相信医生和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

自由化以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公立医院那时的资源已经变得非常匮乏，中产阶级全都涌进了新的私立医院。但在私立医院，如果病情非常严重或者耗时很长，其收费水平可能让一些人倾家荡产。尽管在同一个时期中产阶级开始投资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新型健康保险产品，但这些保险通常只能覆盖范围相对较小的治疗项目。即使最全的保险也不涵盖几种慢性病，包括某些癌症、所有HIV引起的疾病以及被保人六十五岁以后发生的疾病。而且单一病人一年内的最高理赔额度也很低，通常在5000到2万美元之间，完全无法保障最具摧毁性的那部分支出。

这种情况已经相当危险，而私立医院明显的盈利动机带来了新的疑心，使情况更加严重。毫无疑问，这些医院是企业，它们看上去像企业，以企业的速度扩张，互相收购卖出，而且还由这个国家的一些主要金融寡头管理经营。这些医院里的病人完全能感受到大型印度企业运营时的侵略性。他们也知道公司类似于封地，其所作所为基本上不受任何独立机构的审查，因此自身遭遇中的不确定性令他们深受折磨。花的钱是治疗必要的吗？还是说这个企业就是想榨干他们的钱？

众所周知，搬到另一个国家生活的时候，新的医疗体系往往是最后才能习惯的事。在印度，医疗体制的转变本来就可能会引发疑虑，即使其正当性无可挑剔。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新体制确实引起质疑。医疗机构内部也有很多不安，许多医生也承认了病人心里所担忧的并不是无端臆测。一家一流公立医院的外科医生认为，自己的职业完全受到新的私立医院的威胁。

“它们都是赚钱机器，”他说，“它们追求的是收入最大化，简单纯粹，而这已经导致了医疗判断和伦理的危险沦丧。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工作的公立医院有个主任外科医生离职去了一家大型私立医院，给他的年薪是2400万卢比，是他之前薪水的十倍。但他要负责为医院每年赚取1.2亿卢比的收入。现在，即使他把一年的手术量做满，也还是没办法达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所以其他业绩要由诊断化验来贡献。这就是化验数量大大增加的原因。病人被要求反复做核磁共振，这样医生才能完成指标。有些病人因此受到了极大剂量的辐射。

“有些病例根本没有需要手术的迹象。但是任何人如果上腹疼痛，就会被做胆囊切除手术。这些手术中的四成是不必要的，但病人不知道。基本上，病人不可能发现任何不当治疗的迹象。

“看看剖宫产手术率吧，有些著名产科医生接诊量的七到八成会采用剖宫产。这座城市几乎很少有医院提供顺产服务了。为什么？因为剖宫产比正常生产赚的钱要多。更重要的是，这样医生就能安排日程给更多妇女接生，这样更有效率。

“医药器材行业在选择治疗方案的决定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因为很多医生直接为这些公司工作，而病人们并不知道。医药公司会给肿瘤科医生10%的化疗费用回扣，一个月疗程的常见回扣金额是1000万卢比。胰腺癌是医生最喜欢的，因为如果是已经到了需要化疗的地步，无论如何你都只有六个月可活了，那医生爱怎么给你治就怎么给你治。

“这些医院很黑，甚至在商业层面也是如此。政府为这些医院征地，付出极高的征地补助，通常还为医院的建立捐款，条件是医院要为穷人保留三分之一的床位。但医院从来不会兑现承诺，他们肯定会把这些好处一笔勾销。随后，他们把公司股票卖给公众，获得数亿美元，于是报纸歌颂他们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公共财富之上的。”

他说话的时候很平静，但充满了愤怒。

“你应该整本书都写这个，”他对我说，“这件事我不能做，因为这些人都是我同事，但得有人把这些写出来。你假装成病人，看看会怎么样；去告诉别人你要买个肾，看你会被带去哪里。在我工作的医院里，有个麻醉师和德里一个很大的肾移植黑市有牵连。肾移植很简单，在普通公寓里就可以做了。而且印度是世界糖尿病之都，很多人不可逆转地向晚期肾病发展，非常悲惨。同时有很多穷人希望卖掉一个肾，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整个行业已经变得非常邪恶。比方说，到哪里去找医用尸体？有了这些新的制药公司和研究实验室，对尸体的需求大幅增长。组织库需要尸体，移植公司也需要在尸体上做测试。根据1958年迈索尔解剖法（Mysore Anatomy Act）的规定，只有无人认领的尸体才能被用作医学实验。但大规模商业制药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合法尸体的数量，所以现在到处都有尸体被偷。尸体从办葬礼的人家消失，最后出现在外科医学院和公司。”

我告诉他，最近我遇到一个人，他给口腔医学院提供尸体。我问他是从哪里获得的尸体，他告诉我，是从亚穆纳河（Yamuna）的一条叫欣登河（Hindon）的支流钓上来的。他每天就坐在河边，等着尸体从上游漂下来。

医生笑了。

“那条河流经加济阿巴德（Ghaziabad），那里有很多人在财产争夺战里被对手杀掉，尸体最终被先进的牙科行业所用。这也是对如今医药行业的恰当描写——利用我们社会的混乱，把它们变成利润。”

注释

[1]The Hindu, 12 April 2011.

[2]Akash Kapur,‘How India Became America’, New York Times, 9 March 2012.

[3]原中文名为“太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现已被甲骨文公司收购。——译注

[4]引自 ‘Clinton Urges Indian High-Tech Leaders to Help Poor’, Washington Post, 25 March 2000.

[5]‘Obama’s Passage to India: What He Needs to Do’, Time, 2 November 2010.

[6]‘The Prize is India’, Newsweek, 20 November 2009.

[7]印度传统的三件式的日常服装。上衣“克米兹”（kameez）是及膝的宽松长衫，下身“莎瓦尔”（salwar）是上宽下窄的裤子，另配一条披巾。因源自旁遮普一带，故也称为“旁遮普服”。

[8]尼赫鲁的女儿，1966年成为印度史上首位女总理。

六　婚姻的分崩离析

一个男人向我讲述他婚姻的分崩离析。故事的一部分是他妻子在办公室有了外遇。从他讲述的方式，我不太相信有这回事，所以我故意说得很直白，看他会不会坚持自己的说法。

“所以她出轨了，”我说，“那一定……”

“至少我觉得她在出轨……”

“你觉得她出轨？”

“她觉得我在出轨。所以我觉得她在出轨。”

我意识到他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妻子并没有出轨。但他还是这么觉得，这是一种报复。

这个时期，不满是德里城中挥之不去的刺激物，就像寄居在城市肚子里的坏香料。

通常，这种不满是一种非常实在而且明显的不满。占少数的富人群体觉得广告里描述的那种宁静、有产的生活方式是为他们准备的，但大多数人开始意识到在新印度的生活并不会自动变成那样。无忧无虑的大人、宽敞的厨房、有钱的年轻人——没有一样看上去会如他们被引导相信的那样来得容易。实际上，这些东西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速度甚至比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速度还快。

这种特定群体感到不满的问题是尖锐的。那些年里，中产阶级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财富是他们应得的——因为那是之前承诺要给他们的。而现在的承诺是：这是印度的时刻，而且这样的时刻可能不会再来。这就解释了那段时间报纸上记录的中产阶级“非常规”的赚钱方式：学生通过偷窃或者卖淫来赚外快，更普遍的是创业公司的员工用巧妙的方法将公款中饱私囊。

但也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不满，这些不满更神秘莫测，对于人们的生活或许有着更深刻而苦痛的影响。比方说，很明显，家庭就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家庭是印度社会象征性的支柱，许多人以家庭之名，把家作为累积狂怒的首要之地。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仿佛是这个新系统的扭矩在不对称地运行着：家庭中的不同单位被朝不同方向扭动，牢固的联系变形并被打破。这种情况明显地体现在中产阶级的婚姻中，那些年婚姻破裂犹如结婚时候放的许许多多喜炮爆炸一样。

“我觉得如果我们夫妻和他母亲分开住会更好，”萨克温德（Sukhvinder）说，“至少不会经常吵架。而且分开住的话，我丈夫对新想法的态度会更开放一点。在这个家里他好像被困住了，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不存在‘改变’这种事。”

我们坐在德里一家高端商场的楼顶，头上顶着地中海风格的阳伞。别桌的人有的在用手机打电话，有的在啜饮颜色鲜艳的饮料。

楼下的商场外围是一个舒服的天井，开着各种咖啡店和餐厅。有块广告牌，一面是一张大过真车尺寸的奔驰S系的照片，另一面是放着时尚广告的屏幕墙。整栋建筑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体现出的完美几何学的城市——有古典的圆柱和柱廊，还有方形的广场，人们很惬意。广场中间有喷泉，隔段时间会有表演，伴奏着约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音量很大。这时候人们会中断谈话，看喷泉的水柱起伏流转，像合唱队女孩子那样互相追逐——他们也没别的可看。华尔兹最后在一堆激昂的和弦中结束，所有的喷泉同时喷射，感觉这个时候好像每个人都应该结婚，或者接吻，诸如此类。但大家继续刚才的谈话，广场也回到了之前的样子。

德里很晚才有商场，而且最初的商场规模都很小。21世纪初，商场吸取了这座城市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注意力。大片公共土地被放给私人开发商，后者疯狂建房，飞快地掩埋（比方说）所到之处的古代遗迹。到本世纪初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这片平原上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宫殿目录里，已经增加了好几个有空调的大型消费者据点。

我们现在所在的新商场就建在机场旁边，所以头顶不断有低飞的飞机轰鸣而过。从很多方面来说，这座商场吸收了所在之地的精气神。地下停车场的指挥人员好像是从隔壁的飞机跑道上借来的，他们挥舞手臂给你的信号让你感觉自己像是坐在飞机的驾驶舱里。商场就像机场一样，与周围的空间完全隔绝。如果我们往阳台另一边看，越过沿墙的那排树，就能看到丰饶的外围景观，和商场又是草坪又是喷泉的景象相比，外面就像CNN里常出现的那种残垣断壁的镜头。现在，有一辆卡车正过来给下面的大型贫民窟送水，妇女和儿童从家里跑出来，手里拿了尽可能多的塑料容器。

商场里有许多戴着飞行员墨镜的男男女女，延续着这种机场的感觉，仿佛购买法国时尚产品或者美国科技产品需要的勇气仅次于驾驶战斗机。每样东西都有种航空的意味，就好像能在这里购物的少数群体，他们的会员身份自带一种愿望，希望从当代印度城市的混乱中起飞，飞到空中某种与外界隔绝良好的免税店里。这座商场折射出欧洲大都市成就的记忆——意大利的广场、维也纳的舞厅，商场似乎把自己作为理想城市悠长历史中的一部分来呈现。但这座完美的城市当然根本不是城市，它甚至没有真的“在城里”，因为这里只通高速公路，所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来这里。入口处要安检，所有的交易似乎只为了一个同样的目的。正如对许多德里的富人来说，理想的家就得像五星级酒店，而理想的城市似乎就是一座机场。

“硕士一毕业父母就开始为我物色丈夫，”身材高挑、机灵搞笑的萨克温德说，“我是锡克教徒，所以我们结婚一般不会拖到很晚。”

不要把家里安排的婚姻想象成守旧的父母把“传统”强加给不情愿的“摩登”子女，因为事情往往比这复杂得多。很多情况下，现在为子女安排婚姻的那些父母自己却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而且他们也没有强迫子女。因此，很多包办婚姻的出现不是来自传统，而是来自于当代环境的匆促。在这些充满不确定和变化的日子里，选择单打独斗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太孤立、太危险的前景。远离父母的孩子们觉得应该有某种事物把自己牵绊住。包办婚姻在一个非常缺乏保障的时代提供了很多保障——在这样的联姻里，夫妻对于财产和幸福的责任不只属于自己，还属于两家的结合体。

但对于萨克温德来说，还有额外压力。她有腭裂，所以她的父母觉得给她找个丈夫会更难。德里有数以千计的家庭团体，随时都坐在德里的餐厅或酒店里和另一个家庭面对面，尝试搭讪攀谈，萨克温德也加入了他们。

“每个周末我都要去相亲，每次坐在那里我都完全提不起兴趣。因为你知道，你心里对想要嫁给什么样的人有概念，但我见过的所有对象都傻不拉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表面上都装得很现代，但是内在都是些白痴。他们会出去派对，打扮入时，戴很贵的墨镜，诸如此类。但他们一开口讲话，你心里的独白就会是‘我的天。’”

家长们会用很多办法给子女找未来的配偶。职业媒人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种姓群体或社会阶层：他们来回传递相簿，里面满是单身男女的简历和照片；特别是女孩子的照片，本身简直就是小小的杰作——照片上的妆容由专业化妆师完成，精心造型的发型由美发沙龙的风筒吹出。但这些媒人只能为少数特定人群服务。长期以来，报纸上的“婚姻”版是大范围昭告整个城市的主要方式，而且对于守旧的人来说，这仍然是唯一可以信赖的方式。但过去几年中，网络婚姻中介横扫了市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也提供额外的服务，比如侦探调查和占星。侦探会调查一个人的婚姻和性方面的历史，并且核实对方提供的信息，比如说他们是不是真的HIV阴性、是不是真的吃素或者视力良好。占星家则确保未来要成家的两人的生辰星象不会太犯冲。

“我想和一个能聊得来的人结婚。很多男生说完‘嗨’以后就没话可说了。‘不要把真正的自己展示出来，’我父母一直这么和我说，‘不要把嘴张得太大。’所以我努力闭着嘴，坐在那里听这些男的说话，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么你会做饭吗？’我就说，‘做饭？不会。我一直上班的。’‘哦。’”

萨克温德模仿那些男生和她对话，那种迟钝的语调很难用文字表现，但她的表演让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然后他们会说，‘你愿意辞职吗？’‘不。’‘哦。因为我们家的女人都不工作的。’我说，‘我觉得这事现在和我没关系。’‘哦。你很有主见。’我就说，‘是啊。’然后对话基本上就结束了。”

萨克温德和她的姐姐在她们父亲的公司担任总监，公司为印刷行业制造设备，她负责运营，这意味着下班时间经常很晚。她反应很快，而且很有决断力，很容易就看出为什么她做什么都做得很好。

“所以最后我认识了德鲁夫（Dhruv），我现在的丈夫。第一次和他见面，我说不出他有什么真的不好的地方，而且他家也不太愿意我们多见面。因为我很爱说话，所以没意识到他不怎么说话。他就是问什么答什么，但他自己真的没什么可说的。我父母希望我尽快结婚，因为我姐姐当时婚姻不顺利，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我就更难嫁出去了。所以事情进展得很快。我父母看了他们家的房子，觉得挺好。父亲还去看了他们家的工厂，看上去也不错，尽管后来发现根本就经营得不好。

“事情一开始就往坏的方向发展了。我们是非常不同的人，结婚前我就告诉他，‘我抽烟喝酒，而且没打算戒。我了解你的家庭背景，如果你觉得这是个问题，现在可以告诉我，那我们就不结婚了。我们还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爱上你，而且我敢说你也不爱我，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没问题，这方面我绝对没意见’，他说。我说，‘那好。’

“我们去度蜜月的时候，我带了五盒烟。我们在新加坡中转，我很想去抽烟，但他更想购物，所以我就没抽。然后我们到了巴厘岛，入住酒店之后的第一件事，我就点了一支烟，走到阳台上，一边看风景一边想着这个美丽的假期。他看着我，吓了一跳。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我抽烟。他说，‘你就不能把烟放下吗？你不想休息会儿吗？你不想躺下看看电视吗？’

“我说，‘我知道蜜月是会做很多爱的，但不只有做爱。我们要计划下在这里干些什么，因为我们以后大概不会再来了。’我从机场拿了很多小册子，希望他和我一起看看，然后决定想要干什么。

“他这个人非常没意思。我不得不拖他去潜水。这家伙不会游泳而且很紧张，所以当我发现他需要准备很久，我就自己跳进水里，开心地玩了二十分钟。上来的时候他还坐在船上，他说，‘我正要下去。’于是我又下水了，回来的时候他不在了，我知道他肯定下水了。我累了，就上了船，船上有个男的在抽卷烟，我问他还有没有。

“所以我丈夫浮上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那里抽烟。他看着我说，‘这烟哪里来的？你没带自己的烟来啊。’我说，‘没有啊，烟是他的。’他真的惊到了。他说，‘但是你不认识他！’我说，‘好吧，对不起。’然后就把烟灭了。

“其实烟已经抽完了。我不浪费烟的，不会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浪费烟。

“我说，‘我们别纠结这事了。’

“然后我们就去购物。你知道的，通常新婚夫妇第一次去旅行，会给对方家里带礼物，所以我就把他家和我家所有的亲戚都列了一张表。他自己想买一个木刻雕像，就在那儿看雕像看了四十五分钟。我都疯了。他说，‘别不耐烦。’不耐烦？我想拽他头发！我说，‘你选你的雕像吧，我去买礼物。’我去买了二十五件礼物，回来的时候，他还在看他的雕像。

“他说，‘我只是不像你那么乱花钱，我对钱很谨慎。’我说，‘对钱谨慎是一回事，我也对钱谨慎，但是浪费神赐给你的时间是另一回事。’

“那天我意识到，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他一起去买东西了。我们回到德里以后，我量了他所有的尺寸，以后他需要任何东西，我就自己去给他买回来。因为我不能忍受浪费时间在购物上。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财务状况并不好，所以花钱的时候才那么别扭。他的生意经营情况不佳，我发现之后，在两个人出门的时候，我会故意把他的钱包留在家里。这样，如果他看上了什么东西，我们就能直接买了，他也不用犹豫太久。再后来，我开始不在他面前买东西，这让我有一点负罪感，因为多半我得偷偷地把东西拿回家，还要对买东西的时间撒谎。但他在钱方面渐渐产生了一种真正的自卑感，这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问题。

“有一次，我正好撞见他叔叔对他说，‘你可以去接手她们家的生意，然后一切都是你的了。她们家有那么多财产，最后都会是你的，你真的能从你老婆身上赚一大笔钱。’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段对话，因为在我们家，比起钱，我们更重视彼此的关系。哪怕当爸爸的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我们过得很难，钱也从来都不是问题。我们有过父母为了省钱每天只吃一顿的经历，但这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钱对我们来说，真的从来不是件事。有就有，没就没。但在他家，钱就真的是一件大事，大过人和人之间的情谊。我真的觉得这样很奇怪。为什么有人会优先考虑某些明天可能就没有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可能在你老了会帮你或为你做其他事的人？但他就是那样的，所以他的自卑就冒出来了。因为这个，我们开始常常吵架，而且说的话都很难听。”

太阳正在下沉，夜晚的感觉落在阳台上。白天的暑气蒸发了，于是高速公路上的轰鸣在某种程度上更响了。头顶上很多乌鸦叫着，服务生过来在桌子上放上了蜡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成群结队，下班了过来小酌一杯——就像这座商场里其他人一样（除了那些清洁工和保安），他们都是高种姓、浅肤色的。

有个女人在用手机给她的同事拍照，每次闪光灯都亮得不可思议。她背对着我们，我能看到她米色西服里黑色皮带的精致轮廓。

“搬进丈夫家不久以后，”萨克温德继续说，“我发现他和他母亲对彼此的依赖感很强，这让我非常不舒服。特别是因为他父亲很多年前就过世了，对他妈妈而言，他又像丈夫又像儿子。我绝对不反对母子之间关系好，但他母亲会干涉我们关系的方方面面。有些事应该是保留在夫妻之间的。每次我和德鲁夫说了什么，他妈总会在第二天来奚落我。我经常很惊讶，‘你也知道那件事！你还知道什么？’于是我就和我丈夫谈，但他完全不愿意听我说关于他母亲的任何事。

“我以前常和她一起坐下来——我是一个开放的人，相信谈话能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经常坐在旁边和她讲话，觉得自己能成为她的朋友，因为她没有人陪。但这完全是打自己耳光。每次我和她聊完，她就会到我丈夫面前说，‘她说你坏话。’

“她觉得我要把她儿子从她身边带走。她认为我家更有钱，所以某天我会收买她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让他彻底把她忘掉。这真的很怪。我经常都说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搬出去，因为那样他母亲会很孤单。她另外一个儿子从来不和她说话，对她很差。所以我对我先生说，‘我们对她有责任，我们会照顾她的。’

“但她会对德鲁夫说，‘你不知道她在搞什么鬼，我听到她打电话了，她坏透了。’这太荒唐了。那之后我从来不在家打电话，因为我知道在家打电话的后果。

“我常和德鲁夫说：‘她并不相信她自己，也不相信她给你的价值观，也不相信被她塑造的那个你。否则她为什么这么没有安全感？你照顾她，她知道你关心她，她到底害怕什么？一个进了你家门的女孩子？我不是来破坏你家庭的。’

“他们觉得我应该每天早上起床后做饭，准备每个人的午餐盒，开车一个小时去上班，管理工厂，然后准时下班，为晚饭买菜，然后在7点前到家做晚饭。开始的时候，我不会做饭，她教我，我仍然感谢她这件事。但是如果我7点01分才到家，她就会在厨房里不让我进去，然后就会闹成一件大事。我只能在7点前到厨房，这样德鲁夫回来的时候就不用面对某种可怕的场面——没人希望下班回到家里发现吵成一团。我意识到，我唯一能帮到德鲁夫的就是准时回家。有段时间我下午4点半就从办公室走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是自己的生意，我能有一定的自由。但是这成了个大问题：你不能太过分了。

“后来，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妈妈不喜欢我去上班。我对他说，‘我以前就告诉过你，我不会放弃工作的。’但这就把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毁了，整整一个月我都没去上班。

“他们不允许我有社交生活。我唯一的社交是有时候回我父母家住两天，或者是下班回家的路上，给朋友打打电话。在家里，他们讨厌任何打给我的电话。有时候设备发货后中间耽搁了，我是负责人，我不能说‘我在家不能打电话’。所以我就会接电话，处理事情。然后我婆婆就会说，‘她就是在炫耀自己比我儿子的工作多。就因为她管着那么多人，并不代表我儿子不好。’这样的事情会让德鲁夫心里有疙瘩。要不是她这么说，他不会真的那样想。

“我还不能拥抱男孩子，就算是自己的兄弟也不行。我就是不能拥抱任何人。在我家里，我们非常喜欢肢体表达。你知道吗，如果我父亲要出门，我们会拥抱还会亲吻。有一次德鲁夫出门上班，我拥抱了他。结果他说，‘不要这样，妈妈在那儿站着呢！’我说，‘该死的，我们是夫妻好吗？’然后他说，‘不，等会儿她会和我说，你不应该在外面做这些事。’

“她完全是另一路的想法。就像有一次我下班回来，把车停在外面，然后街上有孩子在打羽毛球，我就拿了一个球拍和他们一起打。她打开门直接就朝我喊，“快滚回来！”进门之后我们大吵了一架，她说，‘这个家的媳妇儿不会做这种事！真不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教你的。’

“另一件事是性。其实他这方面挺开放的，比我开放。我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尽管我必须装作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要进的是什么样的家庭。但一开始，他母亲不让我们关卧室的门。从第一天起，她就希望我们有孩子，旁遮普家庭想要的就是这个。于是我对她说，‘你都不让我们关门，我怎么给你们生孩子？’如果我们把门关上，她会捶门，用‘敲门’这个词来形容她就太礼貌了。

“她会说，‘干什么你们要关门？如果你们不是在做坏事，就不应该关门。’我们就是在里面睡觉，或者很难得的情况下我们在那儿聊会儿天，她也会过来大喊：‘请把灯开一下，我不喜欢你们关着灯在里面。’

“德鲁夫倒完全不觉得有什么。‘这有什么问题吗？’他会说。‘我们会开门的。’有几次，我对他说，‘你什么事都告诉你妈，为什么不告诉她你和我试了什么体位？’我常拿这个开他玩笑。”

她说话的时候有个男人走到我们这桌，一句话也没说就在她旁边坐下来。她没怎么在意这个男的，所以我推测她知道他会来，但我还是稍微有点惊讶，对任何人来说，这都算是缺少反应。我们决定来这家咖啡店之后，萨克温德就没碰过手机，所以她不可能告诉他，而他还是能找到这里，一句话都没有就在旁边坐下来。我很喜欢他们两个对对方在哪儿表示出的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肯定是她非常熟的人，因为她继续在他面前讲很私密的事。

“德鲁夫家不信锡克教。他们是西旁遮普来的印度教徒，属于婆罗门种姓，喜欢去见祭司和占星人。我们结婚四个月后，我婆婆开始对德鲁夫说她的祭司觉得我是股邪恶力量，有我在家里会不顺利，他的生意是因为我才失败的，诸如此类。

“她开始对他说我在用黑巫术，我就大笑，因为我甚至都不相信这些。但是他们开始用各种仪式来保护他们家。我到家的时候，门口经常会有奇怪的用来阻止恶灵进门的东西。但因为我们家是锡克教，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我会把它们捡起来扔掉，这更使得他们相信我是邪恶的了。我婆婆非常害怕会有外面的坏东西进来，除了到街上一个小贩那里去买蔬菜，她从来不出家门。出门的时候，她要准备三双鞋，会从一双换到另一双，保证家里面的东西和外面的没有接触。

“有天她翻我的东西，找到一个穆斯林朋友给我的护身符，上面有伊斯兰符号。我觉得挺有意思，挺喜欢的。她把护身符拿去给她的祭司看，祭司说，‘这就是你所有问题的根源。’然后他们就作法要净化这个护身符。她把这件事告诉家里的每个人，于是所有人都开始避开我，整个家都看不起我。他们是一个‘分治’的家庭，这就像分治一样，我就是分治里的巴基斯坦。让我伤心的并不是其他人都相信这种疯事，而是德鲁夫相信了。他不会质疑他母亲说的一切。

“我真的不希望自己的婚姻失败，所以任何能做的事我都尝试了。我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一切，让每个人开心。我婆婆从十五年前她丈夫过世起，就一直很伤心。你不会相信的，我搬进他们家的时候发现整栋房子里一张他父亲的照片也没有。这让我觉得，他们还没有接受他已经不在世的现实，而且我认为这就是他们这么不正常的原因。所以有天我们出去买东西，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相框，冲洗了一张照片，然后把照片放在客厅。她看见的时候整个人都歇斯底里了。她尖叫着，‘把它拿走！’我说，‘看，这个相框很漂亮，他的这张照片也很美。我觉得这会让你高兴的。’结果她朝着德鲁夫大喊，‘这女孩子就希望我一直哭不停。’

“她睡觉的时候会把房产证压在屁股下面，因为觉得我想偷。我不喜欢这么说话，但私下里，我对她说：‘你见过我家的房产吗？我自己已经有好几栋房子了。你的房子会平分给五个孙辈，你觉得我会在意偷这个破房子的五分之一？’不过我觉得，既然她这么在乎钱，也许可以用钱让她开心。于是我开了个户头，根据自己当月的收入情况，每个月存5000到1万卢比进去。我把提款卡给她，对她说，‘你要用钱的时候不需要找德鲁夫，这些钱给你，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分子。’但是我猜我从来都不属于这个家。她天天都不高兴，而且对我很恶劣，只有到我要打钱的那天，她会突然对我非常非常好。你知道，这很明显，那种好是让人感到恶心的那种。但我无所谓。我觉得，‘如果这样能在这个家买到太平，你可以拿走我所有的薪水。’

“家里关系恶化的时候，我常对婆婆和我丈夫说：‘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你们希望我怎么待人处世？给我列张表，我照着做好吗？因为无论我做什么你们都不高兴，而我要是不做了，你们还是不高兴。’一年以后我对她说，‘每个星期我都坐下来和你一起，问你希望我做什么，每个星期你都会告诉我某件特定的事。我其实把每件事都记下来了，但每次你让我做的事和前一个星期都是矛盾的，好像你就是故意不想让我做好。’

“德鲁夫有个弟弟嗓门很大，他对他母亲非常粗鲁，吵架的时候还会打她。这真的让我很震惊，因为第一次看到他打她的时候，我就想，如果他连自己的母亲都这么不尊重，有一天他也会杀了我。那天我完全吓到了，他一直在踢她打她，我上去护住她不让她受伤，因为她有急性关节炎。但在她心里，她儿子是完美的，第二天早上她给一个亲戚打电话说，‘萨克温德昨天要打我。’我心里当场骂娘了。你个婊子！她永远看不到儿子做错了什么，如果他们做了坏事，她马上就忘了。

“我无法理解这些，而且我总是错在太诚实了。如果我丈夫和婆婆在吵，德鲁夫就会把我叫过去问，‘你觉得我们谁对谁错？’那我觉得你既然问我了，肯定对我的回答是有准备的。所以我会说，‘我觉得她这里错了，你那里错了……’然后他们两个就都怒了。他们会同时忘记在吵架这件事，简直要把我生吞活剥。他会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妈？’然后他妈会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儿子？’

“总之，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真的很晚了。每年我们都会参加一个贸易展会展示我们的产品，我得一直在那儿工作，所以我从展会回来时已经非常晚了。我真的很想上卫生间，于是我进门的时候，完全忘了要换鞋这件事，直接跑进了卫生间。我婆婆非常生气，和我说了各种奇怪的话。我说，‘对不起，我真的忘记了。我只是想去上厕所。’‘不是的，’她说，‘你是想使坏。’我说，‘不要这样想，你说的完全没道理。’于是我就去洗澡了。

“洗澡的时候，我听到婆婆和我丈夫在外面很大声地说话。出来的时候德鲁夫说，‘你不应该和妈妈吵架。’我和他解释了整件事。他说，‘不，你打了她耳光。’我说，‘我打你妈耳光？’他说，‘是的。’他又说，‘好吧，你没打她。但是你要打她。’我说，‘我们结婚一年半了，如果你觉得我能打你妈，那神保佑你。’然后我就去厨房做饭了。

“他跟着我进了厨房，抓住我的手，把我拖到餐厅。他说，‘我们现在就得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知道自己比你年轻，但我懂得一件事，就是生气的时候不应该讲话，因为这样只会吵翻。你会说出并不是真心想说的话，事后又觉得抱歉。我也会回敬你，事情就会变成比赛看谁伤害谁更多。’‘不，我们现在就得解决。’‘好吧’，我说。然后我们就开始谈，我们只是谈话，然后他直接朝我脸上挥了一拳。

“他真的很高，约一米八八，很壮。他打了我，我昏倒在地上。

“事后我完全懵了。我打电话给两个女性朋友并去和她们见面。我不停地号啕大哭，我问她们：‘这正常吗，这样正常吗？这是大家庭里普遍会有的情况吗？’因为我朋友都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而我们家是核心家庭。然后她们说，‘没关系，他就是真的很生气。’她们只是想让我镇静下来，因为我真的失去理智了。但她们很愤怒，你知道，我能从她们脸上的表情看出来。我没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任何人，甚至没告诉父母，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件大事。我完全迷失了。

“我想我就试着忘记整件事吧，把这一页翻过去重新开始。但每次我们再吵架，我都真的很害怕，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再动手。有时候确实又发生了，有时候没有。但时间一长，他打我的频率越来越高，让我非常恐慌。后来我得了抑郁症。然后有一天，大概是我们结婚四年后，我离开了，再也没回去。

“那时候我还没告诉父母他打我的事，还有所有这些，所以我花了大概三个月说服他们。除了德鲁夫和我自己，还有他的一个阿姨，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以前常和那个阿姨说心里话。我觉得和父母说他们家发生的事不合适，所以我说，‘有的事情你们不知道，我能保证这不是我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但最后，我试着说服他们几个月未果，我告诉他们经常被打的事。他们非常愤怒地去和德鲁夫家讨说法，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有段时间我很愤怒，我真的很想让他和他母亲坐牢。但最后我冷静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希望能狠狠地扇他们两个耳光，哪怕就一次。但现在我甚至都不想这么做了。那是他的生活。我相信神和公正。我知道在我的婚姻里，自己没有做任何坏事导致他们那样对我。所以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

“我已经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了，甚至超出了我对自己的认识。但我对他的尊重没有了。我不信任他，之后事情就结束了。在培养出爱情之前，就已经结出了苦果。所以我们之间绝对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是从哪次开始我真的不再尊重他，而且知道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不是他打我的时候，奇怪吧？是另一件事。

“我总是喜欢打开所有窗户，但他家喜欢把所有窗都关死。我常常觉得很闷。我有哮喘，有时候真的很严重。有一天晚上，我醒过来，发现不能呼吸了。我很慌张，于是把德鲁夫摇醒，让他把吸入器递给我，因为吸入器在他那边的床头。但他不肯去拿，我就昏过去了。那之后，事情再也无法回头了。”

她讲了很久，天已经黑了，人们进来又离开。我们隔壁桌是一个非常胖的扎着马尾辫的男人，他和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坐在一起，女人比他高一个头，腿上趴着一只吉娃娃。

我们结了账，走回商场里。我和萨克温德道别，并和陪她的男子握了手，尽管我还是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思考着她的故事，走进电梯去停车场。有个男人和我一起进了电梯，手里拿着一个古驰的袋子，袋子非常大，使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炫耀劲。这是个奇怪的现象：德里这些商界家庭的男人们，总是喜欢用手袋来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灯光黯淡的地下车库，这里又热又臭。空调把商场里变得凉爽适意，而北印度平原的热度仿佛被存在这地下了。很快我就开始冒汗。

我上车开到出口的收费亭，一边把停车卡交给亭子里的男人，一边想他每天得在这个地下烤炉待多少时间。“50卢比。”他对我说。我开始在钱包里摸零钱。

正摸着，他从窗口伸出手，在我的挡风玻璃上捡起个东西：一朵巨大的红色花朵，是从我屋外的一棵木棉树上掉下来的，它卡在雨刷里，和我一路从郁郁葱葱的城市来到这城外的不毛之地。

男人翻来覆去地仔细看它，好像这花是刚刚从外太空来的一样。

“能给我吗？”他问。

“当然。”

他把花放在亭子里面的架子上，着了魔般地凝视着它，仿佛树早已灭绝，只存在于儿童书里。

七　男性的焦虑和女性的挣扎

穿着库尔塔[1]戴着头巾，那个政治家微笑着站在台上。“这里有人能告诉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女儿的名字吗？”会场里每个人都举起了手。“英迪拉·甘地!”他们喊道。“对！”政治家满脸笑容。

“那现在谁能叫出圣雄甘地的儿子的名字？”

台下一片难堪的沉默。没人举手。政治家装作很惊奇，“多有意思！”他说，“每个人都记得一个女儿的名字，却没人记得一个儿子的名字。”

他走到台边，向观众提问。

“那为什么我们要杀死我们还没出生的女儿，我的朋友？为什么我们的男孩子长大了找不到女孩子可以结婚？”

当广告希望向你展示某些新鲜、当代的东西时，总会借助一个穿着西装的女性形象。

年轻的职业女性是新印度的代表性标志。女性的工作通常在经济体的最底层，虽然也有不少在最顶层，但这些在印度市场自由化后就职的中产阶级女性，许多人从事的工作和以往全然不同。很多人不得不和自己的家庭做斗争，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总的来说，这场革命很快就胜利了。部分原因在于，即使是那些不喜欢这场革命的人，也能看到所有的变化与其所想背道而驰。

印度市场自由化之后的几年里，中产阶级的总体自尊大大提升。自尊来自工作和收入，也相应地削弱了家庭主妇和妈妈这种没有报酬的角色的力量，而在20世纪的神话里，这些角色是显得非常崇高的。年轻女性满腔热情地追随时代潮流，因为对她们来说，从家里搬出去利远远大于弊。因此在很多方面，她们是新印度最决绝的拥护者，这就是她们的心意那么坚定的原因，也是她们在职场那么成功的原因。企业的世界比设想中的更平等，印度的性别平等和西方的性别平等的结构从来都不一样，企业办公室里的情况和家庭里的情况也不相同——女性很快就升到了印度企业中的最高层级。她们在很多方面都是企业里的模范员工，因为她们和老一套体系没有牵扯，能冷静客观地分析情况，并且对于变化无所畏惧。

男性就不一样了。男性确实和过去的体系有更深的纠缠。他们内在的平静来自这样一个想法，即女性在家主持家务，这种关系的深刻程度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忽然之间，女性整天都在外面，还和他们挣的钱一样多，而且从这个重要的意义上来说，她们不再需要男性的支持。因此对男性来说，印度社会的变革附带着威胁。如果在这本书里，男性比女性出现得更频繁，只是因为印度变革中巨大的矛盾心理常常在前者身上更直接可见罢了。女性不得不忍受这些备受困扰的男人们的爆发，其遭遇常常是非常痛苦的，但她们的心却更忠于自己。萨克温德在自己的故事里是有自制力的“现代”女英雄，所以我们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能认同她。但如果真希望弄懂21世纪早期的德里在价值观和情感上的痛苦乱流，我们就必须试着了解她周围的那些人都在想什么。

萨克温德是“现代的”，并不意味着她丈夫和婆婆是“传统的”。年轻女性和婆婆之间的摩擦在妻子和丈夫家庭同住的家庭体制里肯定是根深蒂固的。毕竟，很多婆婆自己也是在某个时刻被带到一个不熟悉的家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惩罚和羞辱——这样的循环常常悲剧性地重演。更早些时候，当年纪大些的妇女自己的地位更安全一些，她们可以扮演导师的角色，指导向她们求教的媳妇。[2]

但在21世纪初，像萨克温德的婆婆这样年长的中产阶级妇女，她们自己的地位可能远远谈不上“安全”。她们时常觉得自己的知识在这个新世界里没什么价值，现在所有的价值似乎都消失并且让位于单一的价值观：金钱。年轻女性拼命工作，频繁社交，穿着大胆，对家里所有的礼仪和家务都不感兴趣，而这些却是让婆婆一直以来受到尊敬的缘由。这些女性似乎代表着一种暗暗的诋毁，诋毁婆婆的地位所倚仗的一切。而婆婆们会觉得（有时候这种感觉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自己在为生存而和这些年轻的女性作战：“如果我儿子学会了爱这样一个女人，他就永远不会再爱我了。”终极噩梦就是：这个没什么价值的媳妇儿，受到新的毫无根基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过度影响——这种生活方式中，自由自在的双收入夫妇不顾所有其他羁绊——媳妇可能因此坚持和丈夫搬出去住，抛弃丈夫那对没用又惹人生气的父母，甚至切断对他们的财务支持。而很多情况下，这些父母退休后除了依靠儿子外，确实收入微薄。诸如萨克温德婆婆那样的女性，她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被剥夺的自由现在由活跃在职场上的“新”女性所享受，而这些女性进入了她们的家庭，这一事实只会使她们感到更强烈的不安。作为职业女性的儿媳就像一个活生生的提醒，提醒着她们自己不能自由去做的事。还有，儿媳面对自己拥有的自由表现出的不以为意，看上去纯粹是一种傲慢。

年轻的已婚男性自然常常和自己的妻子（而不是母亲）有更多的共同点。通常，妻子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和他们相似，而且能和他们讨论许多母亲完全不了解的日常事物，比如出去玩、各种产品以及工作上的事。但恰恰是这种世俗生活让男性非常矛盾。即便在享受着由两份工资带来的生活方式时，他们也经常为自己的妻子涉足外部世界的程度而感到烦恼不安。这些男人往往已经从自己母亲那里形成了对家庭女性那种单一的印象。他们的母亲从来没和外界有什么接触，她们寻求的是：为在男性世界中竞争和挣扎的男人们提供慰藉的家庭港湾。因此，在年轻职业女性身上，男性可能会感到一种令他们不安的误识。这些年轻的女性甚至连外表都不像上一代的女性了。消费主义和与之相伴随的节食、健身以及纤瘦的模特，带来的不仅是不同的服装，还有截然不同的身材。这样的外表充满诱惑，但也可能引起和堕落有关的感受。年轻男性经常困惑地发现，他们无法在女性伴侣身上感受到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有的感受。

这种母性精神的至高无上看上去可能有些奇怪，但它确实拥有最高的权威。印度教中，宇宙中活力和生产力的能量是女性的而非男性的，而在生殖活动中，每一个母亲个体都引导着整体的宇宙力量。她们的母性来自一种原始能量，正是这一神力给予了印度的“政治之母”——英迪拉·甘地和她之后其他有纪念碑式意义的女性政治家如此令人敬畏的高度。母亲们或许只不过是待在家里，但在儿子们心中，她们是温顺谦恭的代名词。是她们为儿子的成就提供了所有的原动力，还保护他们不会受到外面无处不在的邪恶力量的伤害。北印度的男性很喜欢引用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话：“神不能无处不在，所以他创造了母亲。”这样看来，母性精神绝对不是虚无的。

因此，妻子和母亲间的矛盾让男人们害怕。实际上，很多男人最重要的择偶标准，就是未来的妻子要像自己那样尊重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她们争斗起来，自己会被这两股女性力量从中间撕成两半。男人对这两个女人都有同情和共鸣，但就像流行的视觉游戏一样，给你一张图让你分辨是兔子还是鸭子——男人可以理解另一方的观点，但没办法让两个观点共存，他们通常没能力把两个观点综合起来。他们可能赞同妻子的话，说房子里的老鼠有时候会在衣服上咬洞，但当母亲给他们看T恤上的洞就在心脏位置的时候，他们无法否认这就是邪恶黑巫术的证据。在母亲面前做儿子和在妻子面前做丈夫，是两件无法共存的事，他们也在巨大的压力下必须做出选择。这两个位置间的断层线分裂了他们最原始且不可言说的部分。很多情况下，他们迅速站到母亲那边，因为对母亲的背叛是更不能想象的。而且，不管是温和还是蛮横的男性都常常会对妻子诉诸暴力，因为他们无法用语言来反驳头脑更清醒、表达更清晰的妻子。

这种新爆发的情况，即在家庭内部惩罚女性，只是对女性更广泛的厌恶逐渐加剧现象的一部分。这在印度北部，尤其是德里最为严重。如果有一种犯罪能为这座21世纪的首都代言，那就是强奸。报纸把德里称为印度的“强奸之都”，由于以性侵闻名，其他城市的女性都害怕到德里去。

当然，强奸并不新鲜，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强奸案一直都在发生。然而在德里，历史上的强奸案主要都发生在家里，因此强奸的程度和事实有很大一部分被掩盖了。21世纪早期的强奸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发生的场所是公共场所，并和虐待结合在一起，相当可怕。每桩强奸案似乎都在竭力挖掘残忍的可能性，同时耸人听闻的性暴力越来越多地占据了这座城市的媒体和居民的谈话内容。妇女遭到绑架，并以半仪式的方式被强奸。有一些被丢在街上的受害者受了重伤，样貌悲惨，让人更多想到的是报复、灭绝和战争，而不是性犯罪。

这就是重点。发生在德里的是一种层次低、传播广的针对女性的战争。女性新近拥有的行动自由不仅使她们成为印度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偶像，更成了其替罪羊。

强奸是攻击女性最戏剧化的表现，但在一些很平常的场合，也能看到相似的报复性恐吓。女性独自在街上走的时候畏畏缩缩，低头看地，避免受到众多男性的直视，因为直视也被视作一种威胁。电影明星和模特在网上的性感照片经常受到评论，比如，“告诉我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强奸穿成你这样的女人？你父母把你养大是为了让你穿成这样吗？”评论的男性都留了名字，他们显然不认为在网上浏览这些内容并留下这样的评论是对别人的侮辱。女性晚上独自在城里走路，或者一个人坐在酒吧，经常会有男性过来问“多少钱？”在这些场合或者太多其他情况下，会有很多男性努力去提醒女性，家才是她们应该待的地方，即使这种斗争在他们现在生活的社会里已经显得很奇怪了。

但是女性应该在家的这种想法，在印度有一种特别而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殖民历史。19世纪时，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开始分化。商业和政治受到殖民控制，意味着男性为了从事自己的事务不得不妥协并改变印度式生活——在外屈服于英国的法律、语言、着装、技术和社会习俗。于是，民族主义的责任落到了女性身上，她们要代表其他人来保持印度的纯正存在，这意味着要置身于已经腐化的公共领域之外。女性要留在家里，把家维护成一个精神纯净的堡垒，能够抵御对灵魂的殖民，成为已婚男性获得重生的庇护所。在殖民时代的背景下，女性这样的角色未必是消极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我们想要把这称为“保守主义”，仅仅视其为一种对于“传统”规范的防卫。但这是错的。殖民时期的情况以及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回应，赋予这些指称全新的本质……世界是欧洲权力挑战非欧洲人民的地方，并且欧洲凭借优越的物质文化征服了非欧洲人民。但是它没能侵入东方内在和本质的身份人格，这种身份人格来自东方独特而出众的精神文化。这是东方未被统治的部分，这部分的东方独立并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国家挣扎的整个阶段，最重要的需求是保护、保存和巩固国家文化的内在核心，即它的精神实质。不能容许殖民者对此内在圣所的任何侵犯。在外面的世界，对于西方规范的模仿和适应都是必需的；但在家里这等同于毁灭一个人真正的人格和身份。[3]

于是，“精神纯净”的概念撑起了一张情绪和历史的大网，并将印度女性禁闭在其中。这就是女性形象在印度整个20世纪的大众文化中被神圣化的原因。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印度本身的基石。如果女性放弃了她们在家里的角色，那么印度文化将无法与世界上其他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文化相区别，相当于“毁灭一个人真正的人格和身份”。而且最重要的是，男性自身无法维持这种区别，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自我意识并非来自自己所掌控的东西，而是来自母亲和妻子为他们保管的东西，而她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让这些东西土崩瓦解。

就此而言，也许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大量中产阶级女性对于家庭的理性放弃会引起混乱的反响。毕竟在21世纪初，印度中产阶级的生活已经因更一般的身份认同问题而受到抨击，因为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节奏已经和国外没什么两样，而传统上印度正是通过这种节奏上的区别来定义自己的。而且人们觉得，在某些领域，如果不努力维护印度本身的传统的话，整个秩序将化为乌有。也是在那个时期，很多年纪较大的男性，其拥有的权利被和风险、竞争有关的新社会精神所剥夺，因此很多男性失去了地位和确定性，感到困惑。然后，每件事都动荡不定，甚至是在其他领域情况不错的男性，也常常感到身边的社会正向某种灾难走去。他们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价值观的丧失，并且无休无止地骂骂咧咧。女性，尤其是公共视野中的女性，就成了这种抵触情绪的目标。发生在家里的报复只是这种普遍情况的一部分，即男性把焦虑发泄在年轻女性身上，因为后者的独立和行动自由被视作造成不稳定的原因。

政治家和记者经常声称首都强奸案数量的飙升是由于数量庞大的穷困移民——在中产阶级乏善可陈的想象中，那些人完全没有文化或者价值观。印度文化尊敬母亲、妻子和姐妹，这样想来，没有一个“正常长大的”印度男人会对她们行为不端。但问题恰恰相反，而且远让人更沮丧。问题恰恰是出自“印度文化”对于完美家庭妇女形象的崇拜，因为这种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着对“公共”女性的憎恶，并且当“公共”的两种含义（在公共场所的和公有的）被运用到女性身上时，会不可避免地被混为一谈。暴力的出现并非来自没有文化或价值观的男性，而恰恰来自最在意这些事情的男人。比方说，很显然，警察、法官和政客们即使被要求对此类罪行表达愤怒，他们的言论中也几乎很少压抑自己的感觉，认为走夜路的妇女受到任何对待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大量强奸案的记录中，犯案者都是这些政客自己。而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承诺过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价值观”的。不幸的是，在21世纪的德里，这些男性并不必然会为女性所受到的粗暴对待而感到愤怒。

德里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时刻之一。换句话说，在施暴者的想象中，这些恶劣的暴力行径是有建设性的、有原则的。在印度市场自由化后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女性的暴力不仅仅来自没有教养的少数边缘群体，也来自主流社会以及任何社会阶层，其出现根本不是因为价值观的缺失，而是因为过度的疯癫。

“我来自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阿尼尔（Anil）说，“我叔叔是一家大型茶叶公司的老板。我们在阿萨姆（Assam）有茶场，有几个叔叔在自己的茶场发现了石油，他们现在是亿万富翁。他们住在伦敦的一栋大房子里，有二十四个佣人。我们家的姓很少见，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肯定和他们有关系。”

阿尼尔是马尔瓦尔人（Marwari），这个社群源于拉贾斯坦邦，出了名的有商业头脑。印度最富有的女性萨维特里·金达尔（Savitri Jindal）就是马尔瓦尔人，她继承了丈夫的钢铁王国。另一个钢铁大亨——英国最富有的人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也是马尔瓦尔人。马尔瓦尔人之所以出名还在于其严格保持饮食和家庭生活的传统。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实际上部分也是源自每一代人的忠诚传承，他们传承的不仅仅是家族生意，还有背后禁欲、勤奋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阿尼尔三十五岁左右，胖得要命，就像大胃王一样，走路的步态都变形了。他说话的时候把话都含在嘴里，像个大舌头，似乎所有的辅音都受到了影响。

“我母亲决定让我结婚的时候，我正在亚特兰大工作。我要管理自己的生意，所以不能来德里，我是通过报纸结婚的。母亲希望确保有人照顾我。广告一放出去，就收到了很多应征——因为我的名字。所以我们选了个女孩，我回德里结了婚，然后去毛里求斯（Mauritius）度蜜月。

“蜜月非常完美。那时候我没现在这么胖，实际上，我那时候是跆拳道黑带。我们两个跳舞都跳得很好，所以常常一起跳舞，其他人都会停下来看我们。我太太唱歌也很厉害，所以每次有卡拉OK环节她都会唱歌，大家都爱听。她长得并不美，但我不介意。蜜月的时候她是完美的——每天晚上她会帮我按摩头和脚，还帮我洗衣服、擦鞋子。”

我们坐在德里高尔夫俱乐部的吧台边。

沿着德里市中心尘土飞扬的拥堵道路开车，你不会觉察到道路两旁高墙背后郁郁葱葱的景观：只有当你站在高处，比如泰姬酒店（Taj Hotel）的屋顶往下看时，才会看到这些带状的贫瘠道路穿过了一片广阔的绿地。政客们的“小屋”的草坪有数英亩之大，一起形成了巨大的花园地带。洛迪路两头的莫卧儿王朝陵墓群有面积巨大的草坪和喷泉，蔓延其间的是洛迪花园（Lodhi Gardens）美丽的植物，这个花园是喜欢慢跑的外交官和未婚情侣的乐园，情侣们在树丛里牵手接吻。

这个区域的绿化最好，面积最大的是高尔夫俱乐部，由英国人在1931年建成，在市中心占地约90公顷，是只有德里的精英才会了解的地方。俱乐部极尽奢华，与世隔绝，甚至拥有一套自己的生态系统。进门的时候你会经过一堆闪闪发光的豪华奔驰车，它们都是俱乐部的招牌。外面街道上的喧嚣消逝在缓冲树林背后，里面遍地飞舞着一对对纠缠在一起的黄色蝴蝶，这个品种我从来没在别的地方见过。三百种不同的鸟让整个地区充满了鸟鸣，孔雀在草坪上懒散地走来走去，人少的时候还能看到黑鹿。还有完美的树篱和莫卧儿陵墓群，这是城里保存得最好的陵墓群——红色的砂岩和高尔夫绿相映，美极了。

在高尔夫俱乐部的酒吧里，坐着德里的地主、律师和商人。他们友好地握手，谈笑风生。“我们从蜜月回来，她以为自己的生活会像我叔叔那样，有二十四个佣人，住在伦敦的豪宅里。但我们不是那么生活的。我们不是家族里有钱的那一边。我给她买了辆丰田SUV，她很失望。她以为自己会有辆奔驰。

“我们又在一起过了仅仅十二天。那几天她说服了我妈妈带她去放珠宝的银行保险箱。她说，‘妈妈，我能跟你借你在婚礼上戴的那条项链吗？它好漂亮！’于是我妈妈带她去保险柜，她借了三条项链，每条价值1000万卢比。我妈对她说，‘好吧，你要当心一点，因为这些值很多钱。’‘我肯定会的。’

“之后，她说要回老家和她母亲住几天。我说，好——我以为也许第一次做爱以后，女人会想要和她的母亲谈谈。但她再也没有回来。她一直找各种借口，然后她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好像不怎么爱她。’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二十八天！’

“她对我父母说，‘你儿子不爱我女儿。他只想着工作，在毛里求斯度蜜月的时候还在查邮件。’我说，我该怎么做？邮件都不能查了？事实上，她一天想做五六次爱，这不正常，我做不到。

“最后我们协议离婚了，我们付了她100万卢比，她把项链还了回来。她不得不还，因为我们有所有的收据和照片。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因为离婚对马尔瓦尔人而言是很不好的。关起门来你做什么都可以，你甚至可以打你的妻子，但是不应该离婚。

“她走之后，我迷失了。我喝很多酒，开始吃肉，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肉。我胖了很多。也是那时候我开始和妓女有瓜葛。我想要羞辱女孩子，因为我的妻子喜欢性，我就专门对付喜欢性的女孩子。

“我不和这些女孩子睡，只是羞辱她们。如果我的任何一个朋友想叫小姐，我会帮他们安排。我会和男方说好，不管有多少人在场，我们要能对女孩子做任何事，要不然就拉倒。我会去挑选女孩子，然后让她在车里免费给我口活，不是为了快感，只为了羞辱她。把她送到朋友那里之后，我们会坐在一起喝威士忌，然后我让她在所有人面前脱衣服，做各种各样丢脸的事，比如把钱放进她的私处。

“因为我为我妻子做了一切。我给了她她想要的一切，我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意和她在一起，我给她一辆丰田SUV只因为我希望她拥有这车。我让她获得了社会的尊重，因为她是印度这么有钱人家的媳妇。我给了她一切，她却耍了我。我该怎么做？”

我问阿尼尔婚前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我不能说我结婚的时候是处男。但是我只在国外有过女朋友，在印度从来没有过。婚前我从来没碰过印度女孩儿。”

“那些妓女，她们是印度人吗？”

“是的。”

阿尼尔固守着界限与界限中的纯粹。对他来说，在国外有婚前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能和印度女性乱来。和美国企业以及超级保守的穆斯林做生意都可以——有些钱他是从阿富汗塔利班那儿赚来的，但他得保持身体的纯洁，不吃肉不沾酒。然而，结婚使他放松了自己的界限。他把自己的私密世界开放给一个外人，获得的回报却是彻底的幻灭。他发现自己想象中纯洁的孔雀之国女人不仅在性方面的胃口大过他，还会背信弃义。结果，他在由此产生的情感混乱中开始玷污自己的身体，还发展出对女性仪式般的虐待狂行为。

他讲述这一切的时候颇为自然，一点歉意都没有，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有所妥协。事实上，他还会长篇大论甚至沉闷地发表道德观点。

“你不应该有欲望，”他说，“你应该让自己对生活给予你的东西感到喜悦。我每天都通过静坐来控制自己的欲望。比如说，我可以抱怨自己在德里，并且希望能在别的地方，但那样只会让我不快乐。我厌恶在德里女性不受尊重的事实，但是你得安于自己的所在。人都充满了欲望，尤其是女人。女人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欲望。

“真正的快乐是和牺牲有关的。爱是牺牲。当你爱上某人，你只想为那个人牺牲，就像拉达（Radha）为克利希那（Krishna）、悉多（Sita）为罗摩（Rama）所做的那样[4]。如果有人要你的命，就把命给他。如果要血，就给他血。就像圣雄甘地说的，如果有人打了你脸的一边，那么把另一边脸也给他。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没那些耐心。

“现在我在试着改善我的业力。我已经不再找妓女了，也放弃了吃肉。当你的业是善的，自然就会遇到对你有益的人。但如果业是恶的，就会遇见对你不利的人。所以我在做一个好人，尽我所能地帮助别人。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按摩师来家里，他想要袜子，我就把自己的袜子给他。他很穷，他每天都来为我做全身按摩。明天，如果他想要一件衬衫，我就会给他一件。尽力做你能做的一切。善是流转的，就像钱一样。世界上好事和坏事的数量一直是一样的，不增不减，只是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不会永远属于你——你只是保管人。如果你不用，其他人就会拿走。如果我做了什么好事，我就从你这里拿走了福报，你的部分就减少了，而我的部分增多了，就像双倍积分，取决于你尽可能多地从别人那里拿走福报。因为这就像钱，在不同的人之间流转，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从别人那里拿。我给按摩师袜子的时候，我就拿走了他的福报。”

现在还比较早，吧台没什么人，所以很难不注意到有个男人朝着对面角落里的一个人大喊，问他晚上去不去一个工业大亨的晚宴。他故意把晚宴主人的名字大声说了两次，于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锡克教男人站起来抗议。

“安静点！”他的语气里带着威严，“我们都被邀请去同一个晚宴，不需要从你这里听说。如果你想来这里，就去学学应有的举止！”

注释

[1]kurta，印度无领长袖衬衫。——译注

[2]例如克利希那·索布蒂（Krishna Sobti）1966年的小说《可恶！米洛》（Mitro Marjani，自印地语译成的英译本名为To Hell With You Mitro）。书中刻画了一名颇有感官欲望的女性，其对于性的贪婪给丈夫家造成了许多破坏。正是她的婆婆站在了她的一边，面对家中男性成员（包括她儿子）的攻击，以女性的团结维护她。

[3]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alist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 in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 (eds), Recasting Women: Essays in Indian Colonial Histor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37–9.

[4]在印度史诗中，拉达和克利希那（又称“黑天”）是甜蜜的爱侣，拉达唯一的欲望就是满足克利希那的愿望。悉多和罗摩则是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角，悉多一路陪伴被流放的丈夫罗摩，被丈夫质疑时选择走入火堆，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被视为贞洁的象征。悉多和罗摩的故事可见本书第十章。

八　1857——消逝的沙贾汉纳巴德

我心不住于这被毁坏之地，

谁能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欢愉？

……

告诉这些遗憾去安住他方，

这颗烧焦的心哪里还有空间？

——出自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扎法尔[1]在最后一次流放中写的一首诗[2]

如果说德里特别恐惧价值观的失落，那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所在地区的价值观被摧毁了很多次。数世纪以来，来自北方和西方的侵略者一直被印度次大陆的富足所吸引，而德里正位于侵略者的必经之路上。这一事实使一切都变得脆弱，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东西。至今，一些旁遮普家庭中还保留着一句谚语：“吃下去的才是你的，别的都是（阿富汗）侵略者艾哈迈德沙汗[3]的。”这样的想法来自最坏的打算，即更好地生存下来——财富总会被偷走的，所以要用尽手上的东西，至少保证这部分不会失掉。对很多人来说，甚至对那些从中获利的人来说，全球资本主义是另一种外国侵略。尽管它让人们疯狂消费，却平息不了对于失去的焦虑。

通常，人们把德里视作一个古老的城市，认为最开始它的前身是《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描写的印德拉普拉沙（Indraprastha），但是严格来说德里并不是印德拉普拉沙。很多被认为是德里前身的城市在物理空间上并没有连续性，没有一个城市有机地并入下一个。这些城市被入侵者洗劫一空，无法居住，然后被遗弃。或者有的城市建设一完成，就因为缺水而不得不被废弃，然后这些居住点的石头就被运走用来建造下一个城市。每当一个新的政权来到这里，就换一个地方从头再造一座新城，把之前的所有消耗殆尽，任其溃朽。这种对现有存在的不满并没有终结于现代——英国人在一片荒野中建造了“新德里”，而全球资本从无到有建成了古尔冈。这个地方的精神一直是不连贯的，充满了断裂。

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是这里最稳定的时期。这个王朝源于中亚，传奇的财富和辉煌在17世纪到达巅峰，也是在这个时期，皇帝沙贾汗（Shah Jahan）[4]把首都从阿格拉（Agra）搬到了德里，在亚穆纳河（Yamuna river）岸边建起了一座新的都会。新城建立在一座14世纪被洗劫过的城市废墟上，那是一个到处都是穹顶建筑和花园的灿烂天堂，并且令人惊讶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壮大。当时的城市叫作沙贾汉纳巴德（Shahjahanabad）[5]，现在称为“旧德里”，这样叫是为了区别于“新德里”，后者是英国人1911年迁都到这里之后建的。但是那些辉煌岁月里所建的带露台的凉亭、无节制的显赫、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道，还有大道旁散发着玫瑰香的喷泉、精品商铺和皇家队列，这一切似乎都是不朽的。

但是莫卧儿帝国衰亡了，衰落的速度和其崛起时一样快。18世纪，帝国的皇权在宫廷暗斗、腐败和军力衰退中渐渐瓦解；帝国一些重要的部分，例如海得拉巴（Hyderabad）和孟加拉分裂并独立了出去，其余的部分被新的次大陆帝国马拉地（Maratha）的国王们匆匆吞并。德里不断遭受袭击，最具破坏性的一次是1739年，波斯帝国的军队在纳迪尔沙汗（Nadir Shah）的带领下，洗劫了整座城市，屠杀了两万居民。这场溃败证明了莫卧儿帝国势力的终结——纳迪尔沙汗带着孔雀王座回到了波斯，这个王座是为沙贾汗打造的，用了超过一吨的纯金，上面镶嵌了230公斤重的珠宝，其中包括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光之山钻石。

距那次袭击一个世纪后，一个名叫艾玛·罗伯茨（Emma Roberts）的英国旅行者站在顾特卜塔的塔顶，眺望远处沙贾汉纳巴德晦暗的光辉。她书中的“旧德里”是那些中世纪王朝（被她统称为帕坦人［Pathans］的王朝）和前莫卧儿帝国崩塌了的城市，即使与旧德里曾经的恢宏相比，她眼前的景象仍然让人敬畏：

莫卧儿帝国的首都……现代城市，或者按照当地人的叫法，叫沙贾汉纳巴德。这些人还没有习惯和欧洲人一样叫它新德里……伫立在一片沙土平原中心，四周被旧德里的废墟围绕，和它形成奇异对比的是一个新的郊区、居民区里欧洲人的别墅和新近为三个兵团的印度兵建起的兵营……在（顾特卜塔的）顶上，眼前是最让人敬畏的景象。一片沙漠，上面到处是美丽异常的废墟，包围着这座城的每一面。这里由蛇形的亚穆纳河哺育，它银色的宽阔水面蜿蜒着，流经宫殿和陵墓的残碎遗迹。背景里是一座古堡高高耸起的暗色围墙和层层叠叠的塔，这座古堡是帕坦首领们的要塞。这些曾经宏伟的建筑体量巨大且依然美丽，视线在其中游走，最后落在现代城市里熠熠发光的白色清真寺和尖塔上，其郁郁葱葱的树林和繁花似锦的花园与视线下方的孤单和荒芜形成了精致的对比。

在穆斯林入侵前，（这塌陷了的城市）已经是非常著名的地方，许多残存的印度教建筑与穆斯林征服者的建筑瓜分着这座城市——据说，在所有的寺庙和宫殿塌成无法辨认的荒地之前，人们还能在残垣断壁中找到属于忠诚的十八万名圣人和殉道者的坟墓，但现在这片荒野只显得整个景象更为荒芜……

从外面看（沙贾汉纳巴德的）景色非常壮丽。穹顶和清真寺，塔楼和尖塔，伴随着层层叠叠的帝国宫殿，如一座红色花岗岩的山在树林中若隐若现。树林非常茂密，以至这些建筑在东方意象中被比作从翡翠海洋中升起的珍珠和红宝石。从亚穆纳河东岸往这座城市靠近，所有关于东方的壮丽想象都在此成真——清真寺和尖塔在阳光里闪耀，有些被野生藤蔓缠绕，有些装饰着华丽的金饰，塔楼的外墙覆盖着闪亮的金属；从麦仑山（Mount Mejnoon）上看去（山上现在通了一条很好的路），亚穆纳河的河水在远处闪闪发光，隔开了萨林加尔（Salimgarh）古堡，然后在放着孔雀王座的厅堂和帝王们的宫殿背后消失，为整个场面增添了另一道美丽的风景……（然而）莫卧儿帝国的荣光已逐渐暗淡，他们的伟大也消逝了……夏利马尔（Shalimar）最负盛名的花园，连同那栽着柏树的大道、绚烂的喷泉、玫瑰色的凉亭，还有雪松的黝黑而宜人的树荫（据说全世界最有品位的君主沙贾汗为这些雪松豪掷了1000万卢比［100万英镑］）——所有这些几乎完全坍圮，成为一片荒芜的废墟。[6]

和周期性发作的、笼罩着整个城市的乡愁相比，这种触动外来者的伤感根本不算什么。艾玛·罗伯茨到来的数年前的秋天，沙贾汉纳巴德的贵族们在写作和欣赏某首诗歌时找到了乡愁的残余功用：这首诗歌以比其他诗歌更夸张的方式，表达出他们对于逝去的甜蜜痛楚。诗歌由两种语言写成，一种是莫卧儿的宫廷语言波斯语，还有一种是乌尔都语（Urdu），后者是印度的一种土著语言，在过去的近千年间兴起，是梵语中德里方言与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这些来自西方侵略者的语言杂糅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诗与来自侵略者土地的诗歌一脉相承，在那些诗歌里，俗世转瞬即逝的本性（关于爱、美和欢愉）是数个世纪以来不变的主题。归根结底，这个主题诉说的是一种全情投入的痛苦——因为虔诚的诗人必定生活在凡尘世界暂时的奇迹中，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最终是要离开这些奇迹退入不朽的。不过，18世纪印度的艰辛生活为这种哲学气质增添了一种特别的经验性的东西。在这首米尔·塔基·米尔（Mir Taqi Mir）所写的诗中，“荒凉”完全不是隐喻。1756年，波斯人又一次袭击了这座城市，米尔被迫逃离，来到了辉煌的勒克瑙（Lucknow），在那里迎接他的是穿着长袍的诗人，后者鄙夷地看着他的破衣烂衫：

何处是我之所属？你，东方之人，问道，

还嘲弄取笑一个可怜人。

德里，曾为这世上独一无二之城：

神的选民和天才能人之家，

现在已被命运之锤夷为平地，沦为废墟。

我便来自那片荒芜。[7]

这首诗很能说明德里的精神——直到现在，这种心情、这种生活在创伤中的感觉仍旧主导着这座城市的文学作品。这座城市或许是一个高速发展、人口密集到令人眩晕的国家的首都，但德里的作家始终将其视为一座废墟之城。他们用自己的创造力来表达那种精神上的憔悴，这种憔悴来自与自己过往的隔绝。这既是德里的现实，也是德里的幻梦——这座城市总是处于一种已经被毁的状态。大多数远道而来的人似乎体会到一种奇怪的绝望感，而这种感觉正源于此——似乎每个人都由于在德里而变成了一个幸存者，一个失去了所有珍爱之物后仍活下来的人。尽管这本书明显写的是当代的内容，但或许只不过是重复这古代文学中的心绪，因为在这座没有任何东西能长久的城市，我最根本的经历也是恍然若失。也许，我父亲也会说同样的话。

在艾玛·罗伯茨造访德里约二十年后，对18世纪夸张的遗憾被强化成了世界末日，罗伯茨曾经热切描写的城市严重衰败，而且正是被她的同胞所捣毁的。

到那时，在这片次大陆上的主要力量是英属东印度公司，那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垄断企业，业务涉及丝绸、棉花、靛蓝燃料、硝石和鸦片等商品的生产和贸易。这样一家企业需要大范围地控制印度的土地、劳动力和法律。整个18世纪，这家公司以野心勃勃的军事行动达成此目的，征服这片次大陆的许多地方，并且镇压了马拉地人。莫卧儿的皇帝成了空架子，他的军队被解散，自己则住在红堡（Red Fort）里，由东印度公司保护。

1857年，德里的“西帕依”（sepoys），也就是为东印度公司效力的印度士兵（罗伯茨曾从顾特卜塔看见他们的军营），参加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对公司的暴动。德里的西帕依杀死了英国士兵，随后官方接管了这座由城墙围起来的城市。英国人在震惊和恐惧之下重整军队，用炸药开道入城，在一场毁灭性的战役后，叛军被镇压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洗劫和报复，其失控程度让肇事者自己都觉得恐怖。城里数以万计的居民被吊死或开枪打死，更多人逃走了。尽管之前参与暴动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比例相当，英国人的严苛报复却大多针对后者，因为他们控制着政治机构，也因为英国人害怕他们会以穆斯林君主的名义发动圣战。那位君主被审判后流放到仰光（Rangoon），好几个家族成员遭处决。大多数穆斯林难民被永远禁止回到德里；多年后，他们仍然偷偷住在南边莫卧儿陵墓的废墟里，财产被剥夺，受着风吹日晒。他们中有些是最有修养的人，还有一些直到最近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沙贾汉纳巴德的莫卧儿文化——花园、后宫、商人和诗歌，终结于一夜之间。

米尔扎·迦利布（Mirza Ghalib），一位穆斯林贵族，也是沙贾汉纳巴德的许多乌尔都和波斯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在信中描写了1857年的惨景。由于他和英国人的关系很好，所以被允许留在城里，但他大部分朋友都逃走了：

……身后留下的是满是家具和无价之宝的房子。这些……血统高贵的人拥有好多栋房子、礼堂还有宫殿，全都毗邻彼此。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有人丈量他们所占的土地，即使没有一个镇那么大，也有一个村那么大。这些伟大的宫殿被抛在身后，无人照看，被彻底洗劫一空，弃为荒芜，尽管有些价值较低、更重一点的东西，比如说大厅的窗帘、亭子、天棚以及……地毯，被留在那儿没有动。突然有一天晚上……这些东西着火了。火焰蹿得很高，石头、木材、门和墙全都被火焰吞噬。这些建筑就在我家的西边，离我家非常近，半夜我能从屋顶看见跳跃火光里的一切，我的脸能感受火的热度，眼睛能感到浓烟，还有灰飘到我身上，因为那个时候吹的是西风。邻居家的歌声如昔日所说，是一件礼物；那么为什么邻居家的火不能送来灰烬作礼物？

关于王子们，能说的就是有些成了来复枪子弹的受害者，被送进死亡之龙的嘴里，有些人的魂魄则冻在绞刑吏的绳子套索里，有些人在监狱里，还有一些流浪在这地球上。[8]

对迦利布来说，这座城死了，陪葬的是它的文化和语言。英国人为了给自己的林荫大道、兵营和军事训练场腾出空地，不仅摧毁了房屋和清真寺，还摧毁了无价的图书馆。因此，很多乌尔都文学的实体记录都不复存在。很多践行和保护乌尔都语文化的穆斯林贵族也消失了，而那些取代他们的人，在迦利布看来，是一伙粗野的乌合之众。他引用一个朋友来信中赞美乌尔都语的句子——“我的朋友，这是德里人民说的语言”，最后这样写道：

朋友，“德里人”现在指的是或是印度教徒，或是工匠，或是士兵、旁遮普人、英国人。他们谁说的语言是你赞美的语言？……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片沙漠。既然井都没了，水也成了稀有而珍贵的东西，那么这里将会变成一片像卡尔巴拉一样的沙漠。我的神！德里人还在因为德里的语言而为自己骄傲！多可悲的信仰！我的朋友，乌尔都市场都没了，哪儿来的乌尔都语？感谢老天，德里不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兵营。没有城堡，没有城市，没有集市，没有河道。[9]

“很难再理解德里这座城市，”萨迪亚·德维（Sadia Dehlvi）[10]说，“尤其是很难再理解德里的人。”

作为德里最古老显赫的穆斯林家族之一的成员，萨迪亚仍然会回顾迦利布在1857年后的日子里所悼念的文化，并把这种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

她已经写了好几本有关苏菲派（Sufism）的书，这是伊斯兰神秘主义的一个分支，在1200年左右从波斯传入印度次大陆，并且在印度北部创造出一种特别有生机的知识、精神和美学文化。它吸收了印度教、锡克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反过来也影响了它们。苏菲派的泛神论倾向推动了这种融合，认为区别和差异的表象是错误的，并宣称至善是唯一的，没有标签或者偏好。苏菲神秘主义者还喜欢避开教士的权威，发展出一种拒绝外部法则和准则的道德语言，主张正确的行为来源于内在的智慧和良知。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年纪较大的精英们怀念苏菲派，将它作为北印度不复存在的催情剂而铭记在心，它曾经使不相干的团体聚在一起，并从中孵化出一种拥有丰富音乐、哲学和寓言的共有文明。

“唯一一个我真正理解的地方，以及我从心底里爱的地方，是尼札姆丁·欧里亚（Nizamuddin Auliya）的神像。它代表了这座城市的连续性，至少是过去七百年的连续性，包括它的文化、灵魂、语言和诗歌。现在，如果你去那里，你会看到富人和穷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印度人和外国人——因为哈兹拉特·尼札姆丁（Hazrat Nizamuddin）[11]继续鼓励一种平等的文化，正如他在世时所做的那样。”

14世纪的圣人尼札姆丁·欧里亚是德里历史上一位形象崇高的人物，也是少数几个能为德里散乱零落的历史提供真正一致性的人物之一。每年尼札姆丁逝世的纪念日，仍旧会有朝拜的信徒从北印度四处赶来，在附近的街上睡一个礼拜。他们在人行道上煮饭，并为了安全，睡在载他们前来的近百辆公共汽车下方。

尼札姆丁布道克己，满怀爱意，宣扬一切形式的精神生活的统一，他避开那些当权者，并建议他的追随者也这么做。但他是一名直率的政治评论者，不只斥责政府的不公，也会表扬他们的明智。比如，他说苏丹伊勒杜密什，“是因为他为德里人民建造的供水设施，而不是他的战争或者他的胜利为他在天堂里赢得了自己的位置。”

尼札姆丁·欧里亚最显著的成就是通过他的弟子阿米尔·胡斯劳（Amir Khusrau）的帮助，扶植了一种被称为“卡瓦里”（qawwali）的狂喜音乐形式，这种音乐将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为尼札姆丁在其收容所举办的音乐集会带来了新意。卡瓦里成为苏菲派表达虔诚的特色形式，这让正统的穆斯林惊慌，因为苏菲派是自觉的多元论，吸收了更加古老的印度教风格音乐和诗歌，因此建立起一个跨越宗教分歧的灵修社群。到今天，人们仍旧每周四晚上在尼札姆丁神像前唱卡瓦里，唱歌的是不变的几个家庭，他们的祖先七百年前从阿米尔·胡斯劳那里学习了这门艺术。

萨迪亚的家在尼札姆丁东部附近，是以这个圣人命名的居民区的一部分。这一区有很多公园和鲜花，还有莫卧儿陵墓梦幻般的景色和散发着贵族气质的低调店铺，这些都让它受到外国新闻记者的喜爱。

“我的家族自沙贾汗皇帝时代起就生活在德里。我们是成功的商人，几乎拥有整个萨达尔集市（Sadar Bazaar），控制着大量批发交易。我们有自己的法庭，不去英国人的法庭。即使到现在，我的家族仍然会避免在官方的法律系统打官司。”

萨迪亚对于法律程序的评论很能说明她所承袭的流派。英国法律被引进后，就被莫卧儿政权视作一种来自外国的、不敬神且不合法的强加，所以苏菲神秘主义者教导他们的信众，说他们并没有向英国法律陈述事实的道德责任。萨迪亚的家族似乎从那时起，就一直沿袭着这种历史上的反叛。

英国法律体系被强烈地反对，以及这个体系从未在北印度获得广泛认可的事实，其实和它未能承认诸如苏菲派这样的当地道德权威有关。苏菲派在莫卧儿时期的部分社会力量源于其充当了一种平民的政治力量：苏菲派圣贤的威望之高，使其能够对莫卧儿王权不受约束的权力进行约束。皇帝会就伦理和政治事务征询他们的意见，并且不愿违背他们的话语，因为这些话语承载着宇宙的力量，这样就在王权中为公正规则建立了一种双方达成一致的公认机制，否则王权就是独裁。

但自英国法律体系以降，近代的法制系统给这样的中间人提供的空间更少。而如今，当政治和法律机构常常被视作腐败、谋私并远离普通人的需要时，仍旧有一种普遍的渴望，渴望有无所畏惧的圣人或许能带着宇宙性的权威和统治者对话，并且只用一句话就将一切改变。

“我成长的过程中，家里总是充满了音乐和诗歌。我们家族有个出版社，出版很多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杂志，包括著名的叫Shama的乌尔都语文化杂志；它的发行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很有名。我们还有一栋很美的小木屋，从前所有的诗人和电影明星经常造访。任何稍微有点重要的文化人物都来过我们家，包括作家和艺术家，比如伊斯马特·秋泰（Ismat Chughtai）、柯莱特林·海德尔（Qurratulain Haider）、 艾力达·普利特姆（Amrita Pritam）、 费兹·艾哈迈德·费兹（Faiz Ahmed Faiz）、古泽尔（Gulzar）、M. F.侯赛因（M. F. Hussain）、 萨迪什·古宙（Satish Gujral），等等；电影明星中的纳尔吉丝·达特（Nargis Dutt）、拉杰·卡普尔（Raj Kapoor）、 米娜·库玛里（Meena Kumari）、狄力普·库玛（Dilip Kumar）、达尔门德拉（Dharmendra）……

“随着乌尔都语的衰落，我们的杂志也一本接一本停刊。几年前，我们卖掉了祖传的房子，那栋房子是我的家族从老城搬来时住的地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房子的买主是玛雅瓦蒂（Mayawati），北方邦的邦长。

“我对复兴家族生意不感兴趣。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对自己的时代很满意。我很高兴专注于自己内心的东西，并以灵性为主题来写作。我们的城市精彩、现代。我不想消极，但我们的灵魂受到了影响。某些东西断裂了。我说不出是什么。”

确实，也许这个已经断裂的东西难以辨认。也许它不是源于一个事件，而是源于这座城市的某些状态，这种每一件有意义的东西都已经被摧毁的感觉——萨迪亚悲叹的内容几乎与一个半世纪前迦利布的悲叹滑稽地相似。

“如果没人能读懂记载历史的语言，你怎么能期望德里在乎自己的历史？这座城市的整个历史都是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写的。政府在1947年以后刻意消灭了乌尔都语，因为它被当作一种穆斯林语言。但是乌尔都语和宗教一点关系也没有——它是德里的语言，是德里每个人的语言。巴基斯坦把乌尔都语作为其官方语言，但乌尔都语并非起源于巴基斯坦的任何地区。失去这种语言，我比任何人都更哀伤。当你想要毁掉一个民族，你只需夺走他们的语言。

“德里人过去很讲究语言的优美。他们热爱诗歌，拥有真正的诗人。以前，说起德里，想到的是美味佳肴、温柔和优美的生活。下雨的时候，店主会关了店，到梅劳里（Mehrauli）的空地上去享受这样的天气。他们花时间准备精美的食物，热爱赛鸽子，也爱在贾玛清真寺（Jama Masjid）的台阶上听说书人讲故事。他们没什么营销技能，所以被淘汰了。他们信仰精致，他们制造毯子和家具，装订书籍。在乌尔都语里，我们把这叫作‘saleeqa’，一种高雅的敏感。”

和迦利布一样，萨迪亚非常纠结于未开化的外来者——那些对这样的敏感毫不关心的人。

“对德里文化的第一个打击来自英国人，然后是分治后涌进来的旁遮普人。德里的原住民不知道1947年以后重创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完全被旁遮普移民的吵闹、好斗和企业家精神弄得惊慌失措。我父母那时候很震惊：‘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这么吵？他们都吃什么东西？’他们试图保留1947年之前的文化。他们不断地纠正我们说话的语言。‘我们有一门语言，’他们常这么说，‘我们拥有一门优雅的语言。我们要用它。’旁遮普人夺走了这座城市所有的土地，他们消灭了它的语言和礼仪。他们吃烤鸡和黄油鸡。黄油鸡！这些东西我只在外面看到过，从不会出现在家里。

“当然，后来我变得更愿意接受其他文化。但是我很高兴自己是在旧德里的文化里长大，因为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文化，一个热情友好的文化。任何人到你家门口，你都会给他水；家里来了客人，你会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住，让他们吃好，给他们披肩。

“分治彻底摧毁了这座城市，永远地破坏了它的气质。看看我们那些雄伟的纪念碑，除了五六个被当作旅游景点，剩下的都逐渐倒塌倾颓。它们现在是垃圾场。自分治以来，几乎没有创造过什么美的东西。看看这些五星级酒店。要创造美，你自己必须是美的，我不认为现在的人还拥有那种内在美。现在和我们的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是侵略性、愤怒、不平等、腐败和个人利益，当然还有消费主义和商场。几乎没有空间让人反思和雕琢心灵。我们没有美能留给我们的孩子。”

这间房间的墙上挂满了乌尔都语书法作品。萨迪亚十几岁的儿子在另一个房间练习演奏音乐——他在用吉他弹奏中世纪的苏菲派音乐。萨迪亚说话很快，在乌尔都语和英语之间转换，她的句子一个紧接一个，因为她已经在头脑里把这些话预演了很多遍。

“我以前很喜欢去派对，因为以前的人待人更诚恳。现在，你遇到的人一边和你讲话，一边东张西望，心里则盘算着要给谁递名片。我和社交文化没有关连。“9·11”事件以后，真正的歧视开始出现。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太敏感了，但其实不是。我看到自己的朋友圈内有一部分人流露出歧视。现在我很难再和他们碰面打交道，因为他们内心有对穆斯林深刻的偏见。这些日子里，他们会说出真的很异想天开的话。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不做那么穆斯林的事。”

和我们在一起的有萨迪亚的两个朋友，一对巴基斯坦夫妇。男的开了一家公司，制作莫卧儿珠宝的仿制品，在巴基斯坦很受欢迎。但现在还有手艺能制作这些珠宝的工匠不在巴基斯坦而在印度，所以他经常过来和他们一起工作。

“我朋友昨晚去了一个派对，”萨迪亚说，“遇到个旁遮普女人——她是旁遮普人对不对？——嗯，然后她说她害怕巴基斯坦人。他们就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去巴基斯坦看看？’她说，‘不不，我们太害怕了。那里的人可能会在你房子里放炸弹。’然后她大笑起来。‘而且我们的丈夫永远不会让我们和巴基斯坦男人待在一起！’我说怎么会有人允许别人这样和客人说话？我是说，这样太粗鲁了！如果有人在我家这么说话，我肯定会说，‘对不起，但是你不能和我的客人这样讲话！’”

她的朋友补充说：“她丈夫还去过巴基斯坦！而且回来以后还说了好多你能在巴基斯坦体会到的美好事情！”

“任何从巴基斯坦来这儿的人都得听这些话，”萨迪亚说，“以前，那些人至少还把这些想法放在心里，但是现在他们会公开这么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出去了。我没办法听那些人那样讲话。

“看看穆斯林怎样在这座城市生活。看看那些年轻的穆斯林，无论什么时候想要去租房子，都会被拒绝。你知道披萨外送不送穆斯林区域吗？那天，我在一个朋友家，打电话叫披萨。对方说，‘女士，我们不送那几区。’‘那几区是什么意思？’我在电话里朝他大喊。”

她转向那位来自拉合尔的朋友。

“昨晚派对上那个女的对你说什么来着？她问要不要送你回家，然后你告诉她你住在尼拉穆丁。然后这个女的——她还是他们的朋友！——这个女的说，‘你疯了吗？我不能晚上11点到一个穆斯林区去！’你能相信吗？这些人都在最好的地方上过学。他们觉得去尼拉穆丁不安全。这些人都住在乔巴格（Jor Bagh），穿着高级时装、喝红酒，还送孩子去美国读大学。他们想要相信自己是非宗教的、世俗的，但他们不是。他们不停地这么说，因为这是他们对自己的幻想。”

萨迪亚对她的巴基斯坦朋友体贴关怀备至，向他们展示至少在她家里古老的文化依然存在。他们也谈起以前一起吃过的盛宴。过几天，她要在家里办一个苏菲音乐之夜。她邀请我也来参加。她儿子会演奏，还会有一个她支持的年轻卡瓦里歌手以及伊朗来的音乐家。

“我最近很累，”她说，“我想要一个夜晚来充盈我的灵魂，和我爱的人在一起，有诗和音乐。”

注释

[1]巴哈杜尔沙·扎法尔（Bahadur Shah Zafar，1775—1862）于1858年被英国殖民政府流放至缅甸。

[2]感谢阿南德·维韦·坦哈（Anand Vivek Taneja）翻译此段。

[3]指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创建者艾哈迈德沙·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1722—1772）。他曾攻打波斯、印度，征服旁遮普，洗劫德里、马什哈德等城。民间流传除了已被旁遮普人民放入嘴里的食物，艾哈迈德沙吞下剩下的所有食物，丝毫不留给当地人。

[4]沙贾汗（1592—1666）为莫卧儿帝国第五任皇帝（在位：1628—1658），他为第二任妻子慕塔芝·玛哈（Mumtaz Mahal）修建了泰姬陵（Taj Mahal）。

[5]意指“沙贾汗的居所”。

[6]迭辑自艾玛·罗伯茨两本书中对德里的描写，见 Scen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ndostan with Sketches of Anglo-Indian Society (1835) 和 Views in India, China and on the Shores of the Red Sea (1835); 拼写已改为现代英语。

[7]感谢巴沙拉特·皮尔（Basharat Peer）推荐并翻译这首诗。

[8]1857年的信件引自 Ralph Russell and Khurshidul Islam (eds), Ghalib 1797–1869: Life and Le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dia, 1997), p. 148.

[9]1861年的信件引自 Russell ＆ Islam, Ghalib, p. 252.

[10]此为真实姓名。——原注

[11]尼札姆丁·欧里亚的全名是Hazrat Shaikh Khwaja Syed Muhammad Nizamuddin Auliya，因此两种叫法皆可。

九　1911——英国人的新德里

我不否认德里这个名字的魔力，也不否认那些附着在它身上、已经死亡且被遗忘的城市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我冒险说一句，如果我们希望为将来画下幸福的预兆，那么越少谈德里的历史越好。现代德里只有两百五十年的历史。它只是莫卧儿统治苟延残喘时期的首都，它作为他们集体统治的首都只有一百多年。当然，在德里之前，那个地方也是首都，但一切都已经一一逝去了。我们知道德里的整体环境是一个巨大的荒地，满是被遗弃的废墟和坟墓。我认为，这些呈现给来访者的，是你所能设想到的关于人类伟大无常的最庄严的场景……如果试着去创造一个生气勃勃的未来首都，而不是谈论这些已经死去的首都之过往，那么国王陛下的政府统治将更有保障。

——柯曾（Curzon）爵士，印度前总督，1912年2月

在英国上议院发言，反对英国政府当时要把印度

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的决定。[1]

随着1857年的骚乱，似乎又一座大都市加入了德里土地上城市相似而反复的命运。在之后的岁月里，德里对于欧洲旅行者来说变成了一幅描绘关于无常和人类野心的愚蠢的肖像。1912年，一位意大利诗人来到那儿，希望通过炎热来减轻他的肺结核。他从沙贾汉纳巴德往南，穿过通往顾特卜塔的平原，展现在他眼前的是这样一幅景象：

……从生机勃勃的城市转换到这座死城。最终，房子里不再有人类居住，而逐渐被猴子占领……废墟无穷无尽地延伸；整个大草原，举目所及和所不及之处，都是一座巨大的墓场，在它之上，四千年间，一座城市被摧毁和重建了十次以上……在这里，在这垃圾的荒漠中，横行着一种忽视和遗忘的混乱，使得研究者必定一阵头晕，因为他们被抛回了五百年、一千年甚至三万年的时间深渊——从伟大莫卧儿帝国最后的伊斯兰辉煌，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耆那和巴利结构中黑暗的婆罗门，再到已经黯淡的吠陀原型。

我发现本地和欧洲的学者在这里工作：考古学家、专家、建筑师在制作模型，测量尺寸。英格兰已经准备好要大干一番：进入埋藏着这些死城的藏骨洞穴，修复遗迹，然后在白天的日光下恭敬地把它们重新排序。这是一项值得做的事业，尽管我怀疑这么做是否有利于书写承载这些记忆的诗歌。我真心感谢上天让我能够在今日造访，在其还是荒凉和被忽略的时候。[2]

但是这位诗人是透过肺结核的阴霾观看这一切的[3]。英国人准备好的“大干一番”不是要整修。他们的项目，就像他们之前许多德里的统治者一样，是要平整好土地再建一座新城。从那年起，这些“无尽废墟”中的大部分被夷为平地，而下一个“新德里”展开了，就像在昨天的隔夜饭上铺了一块崭新的桌布。

1911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宣布英属印度的首都将从加尔各答搬往德里。加尔各答对英国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中心。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越来越因为自己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而灰心丧气，他们已经把这个英属领地的首都变成了反帝国思想的主实验室。通过“分治”这样的政策笨拙地尝试控制孟加拉人的骚乱效果适得其反。英国人决定逃往别处，而德里是个明显的选择。总督哈丁（Hardinge）爵士在1911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德里仍然是一个重要且有巨大影响力的城市。它在印度教徒的心里和神圣的传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传说甚至可以追溯到有历史记载以前……旧堡（Purana Kila）仍然是他们曾经创立的城市印德拉普拉沙所在之地的标记，距离现代德里的南城门仅仅三英里。对于穆斯林来说，看见莫卧儿的古都在其骄傲的位置被修缮并作为大英帝国的王座，将是无穷满足感的来源。印度全境，往南一直到被穆斯林征服的地方，每一座有城墙的镇都有自己的“德里门”……这种改变将前所未有地冲击印度人民的想象力，并向整个国家送出一波热忱，使英国在印度维持统治的坚定主张被所有人接受。它将受到印度北部统治长官和各个种族满怀喜悦的赞颂，而且将受到大多数印度人民的热烈欢迎。[4]

但英国人不顾这些来自德里过去荣光的吸引力，决意在那里建一座将否定它自身所有过往的城市。帝国主义者将设计一座在几何学上非常欧洲的城市，这座城将用自己的规划布局击败所有过往岁月中落后的东方主义，并为一个启蒙的新未来搭起舞台。

在这座英国人的城市，不会有那些狭窄的街道，沙贾汉纳巴德和无数其他气候相似的地方（从托莱多到威尼斯到巴格达）用这种狭窄的街道来使行人免受太阳的直射。这些小巷，兜兜转转让人猜不透方向，两边的围墙也没有窗户，这些都让英国人不舒服。英国的城市理论依旧由19世纪的“毒气”病理学神话所控制，认为疾病来源于有害或者不新鲜的空气，而且在英国人看来，沙贾汉纳巴德是一片温床，不仅潜伏着咒语和东方共谋者——这些共谋者是白人在如此蜿蜒曲折的巷子里永远追不上的；这里还滋生着肮脏的蒸汽、疯癫和疾病。而英国人的城市构想是引入光线和空气来驱散污浊难闻的空气：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钟情于英国的乡村风格，并且受到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理论启发。那时，霍华德在他的书中提出了花园城市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优势，并在大西洋两岸都引起了一场思想运动。路特恩斯决定将德里建设成城市和乡村的结合体，就像霍华德的乌托邦那样：低层建筑物间隔疏松，之间有广阔的花园；宽阔的道路和公园会令城市保持新鲜和通风；通过在亚穆纳河上建起大坝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湖泊，而这个湖能为城市居住者提供水源和开阔的天空（尽管计划的这部分从来没实现过）。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逆转：沙贾汉纳巴德的街道狭窄，如迷宫一般，而新德里会有宽阔的几何形大道；老城的商业在众多熙熙攘攘的市场，而在新城，商业会被限制在一个有立柱的圆形区域，最终被叫作康诺特广场。沙贾汉纳巴德是一座城市，新德里则可以说是一座官僚的村庄——因为尽管它有着极其宏伟壮丽的行政大楼，但是分散的田园式规划和宏大而空旷的开放空间，几乎没有给城市留下任何喧嚣吵闹的空间。规划里几乎没有为娱乐活动或宗教集会提供空间，也没给商人和他们的交易提供空间，当然更没给穷人的住宅提供空间——所有这一切都曾经是旧城显而易见的特色。

就像之前在这亚穆纳河左岸的建筑项目，新德里是一个项目，一个史诗般的事业。三万劳工用镐和炸药平整土地，同时火车沿着专门铺设的铁路源源不断地运来一车又一车石头和钢材。令人窒息的灰尘云团笼罩着约90平方米大的工地，伴随着巨大的噪音，在那儿石头被切割凿磨成形，同时还有几十个烧砖的砖窑冒着滚滚浓烟。从那位意大利诗人所谓的“巨大公墓”中浮现出了一座城市的轮廓，一座大得不可思议的六边形广场在其中心摊开，向外朝着德里的古城辐射出六条大道，宽得惊人。观察者们一定会觉得这样很傻，因为尽管这些建筑第一层的体量大得让人神魂颠倒，风格让人眼花缭乱，但是这座城市本身仍然是极度概念性的，没有居民，也没有文化。它正如所有新的开始一样激进——它根本不管要怎样运作起来，或者能不能运作起来。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耗尽了建造者的金钱和精力，因此有很多声音要求放弃；但是建造工作仍然坚持推进——这座英属印度的新首都在二十年内建成了。

这是一座充满惊艳建筑的城市——这样的建筑比同期在伦敦建成的还要多——这座城市有意识地让人想起雅典和华盛顿的超凡壮丽。当这座外国的城市从草图变为现实，两边种着树的大道最终消失在尘土缭绕的树林中，这座城市也为这里带来了全然不同的氛围。

为了把这座巨大的空城变为一座真正的城市，英国人需要人们住进来，但几乎没有人愿意。大部分管理建筑项目的人，无论英国人还是印度人都把家人安顿在老城，或是城墙外的公民路（Civil Lines），那里有商业、社会生活和娱乐活动。为了能让这些人（他们提供劳力、石材、家居、酒精、食品等）搬到新城里，城市管理者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向他们提供大面积的土地。所以承包商来了，将市中心的土地一抢而空，纷纷建起自己的大厦，并囤积了大量城市土地作为投资。在建设德里的阶段，这些承包商用公平或不公平手段赚来的钱已经使他们富有起来，而现在在这个将来的首都市中心拥有的房产，确保了其家庭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的财富和声望。这些承包商，实际上成了德里的新贵。

他们是和沙贾汉纳巴德衰颓的贵族非常不同的一个群体，大多数是来自旁遮普的锡克教商人。在他们的世界中，赚钱的方式各种各样，封建地主、贸易商、土匪，都可以。如果说他们完全成功地挤进了英国人的财库，那是因为他们是拿下合同的大师，而且从那时起“拿下合同”就成了定义德里商业精英的标准。这些锡克教商人身材魁梧，给人印象很深，他们热爱政治喧嚣，当后代谈起他们无畏的创业精神时仍然带着敬畏。而正是通过这种创业精神，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王朝。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是市政厅（现在叫作国会大厦）的建造者，还是德里豪华酒店——帝国酒店（Imperial Hotel）的拥有人，在他孙子的回忆里，他的创业精神就和英国人完全一样。

“我祖父在柯曾路（Curzon Road）的隔壁邻居是拉拉·史瑞·热姆（Lala Shri Ram）爵士，德里纺织公司（Delhi Cloth ＆ General Mills）的所有者。他们两人都习惯早上6点半在自家的草坪上喝茶。1932年的一天早晨，拉拉爵士在早茶时间匆匆来到兰吉特家，态度里有一种不同往常的焦急。他穿着三件套西服，戴着帽子，拿着手杖，身后还跟着带着一本分类账簿的助理。‘你看新闻了吗，辛格？’他大喊。

“那时候，英国人正试着从荷兰人手里夺走亚洲的糖贸易，印度大部分地区供应的荷兰糖都来自爪哇（Java），那里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1932年，英国人对荷兰糖发动了一轮攻击，对进口到大英帝国的糖收取高额关税。这个举动马上给能在印度生产糖的人带来了机遇。而且，由于爪哇的糖业马上就会被毁掉，他们就能以很低的价格收购爪哇制糖厂。

“拉拉爵士告诉我祖父这一切的时候，我的祖父飞快地把这些记录下来。爵士走后，祖父自己把数字算了一遍，意识到拉拉爵士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机遇。当天他就写了封信给他的姐夫，这位姐夫在昌巴（Chamba）的一片封地上过着悠闲的生活。祖父随信还附上了一张40万卢比的信用证。

“他姐夫坐火车去了加尔各答，再从那儿搭蒸汽船到爪哇。他看了四座制糖厂，选了其中最好的一座，把它拆光，然后将所有设备运回印度，并在英属印度联合省的卢克索（Laksar）把糖厂建了起来。他监督了整个过程，直到制糖厂完全重新装配好，然后他就回自己的封地读小说去了。他对制糖一点兴趣也没有，纯粹是找点乐子。

“兰吉特让他的兄弟负责糖的生意。这家厂今天还在运转，我还是它的股东。

“我多希望自己能用摄像机把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录下来。因为对他来说，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就是去爪哇，把厂买下来再带回来。他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他总是维持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他只有一辆捷豹车。他从来没给自己买架飞机或者类似的东西。他有萨维尔街（Savile Row）[5]最好的西装，但他待人处事非常脚踏实地。他抛弃了封建生活，而且他知道倒退到那种环境里有多容易。他的一个表兄弟在旁遮普有近4900公顷的土地和一整个车队的劳斯莱斯；他看着所有的财富在几代人手里就消失殆尽。那些封建地主们活在一个泡沫里：他们关心的只有金钱、汽车、香槟和打猎。我能和那些男人聊四小时武器。

“那是兰吉特的噩梦。他总是告诉家里的每个人，让他们学习和工作：‘如果你没有正经手艺，你就会变得封建，失去一切。’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家里有人卖掉了价值连城的财产，把钱全花在派对上。有个表亲连续开了三十年的派对。”

从这最后的回忆里，我们很好地理解了德里最早的承包商们的财富多年来是如何被稀释的。他们后代中的一些人仍然住在市中心的房产里，统治着德里的生活，但其他人已经没了声息。财产被分了卖掉，很多力气都用来打官司，争夺剩下的部分。土地就那么消失了，年复一年，大片土地被其他人占用，并在上面修起建筑，随着时间过去，地契也搞不清了，大家也渐渐没精力再去争论。这些人中，很多人现在住在经过财产分割的豪宅裙楼里艰难过活，维持自己地位的方法是偶尔去很贵的地方喝茶，傲慢地蔑视那些代替了他们的新贵。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家庭成员的自杀、癫狂和酗酒。他们对过去有着古怪的妄想，会把威士忌藏到挂在墙上的曾祖父威严的肖像画看不到的地方，他们的曾祖父是个爵士或者别的什么，建造了这座他们现在深居简出的房子。

有法律争议的房屋不能出售，而且维护成本太高。康诺特广场周围的豪宅里空空荡荡，电力已经被切断了很久，里面只有些做清洁工作和守卫这疲倦庭院的人。远离这座城市奔腾的脉搏（尽管一切只是在墙的另一边），这些人在价值3000万美元的房产里过着杂乱无章的生活，偶尔清扫草坪上的落叶，用木头生火煮饭。他们撬开生锈大门的门栏，走到外面的街上，但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在阳光下睡觉，有时候抬起头，徒劳地向一只入侵的狗扔石头，而狗和他们一样昏昏欲睡。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杂乱又破败的院子里玩耍，又睡了过去，接着，他们看着自己孩子的孩子在那里玩。

如果说新贵是对于老一代贵族的背离，那么他们来到英属德里也代表了对他们自己生活的一次重大背离。他们继续获得合同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成功地融入这个英式社会的新世界，他们确实做到了，并把自己曾经拥有的留在了身后。

比如说，他们曾经在庭院风格的房子里长大，这种风格是从中亚来到印度北部的。在这种风格里，空地不是在边缘而是在中心——那里有一个露天的庭院，多数有树木和喷泉，为整个大家庭提供了一个公共区域。院子周围是房子，家族的各个分支拥有自己的私人房间，有的还有供家里的妇女在日间活动的独立场所。这种风格有很大的吸引力，至今仍是一些德里老年人的梦想。他们出生在这样的房子里，但几乎之后所有的日子都生活在风格完全相反的住宅里。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迎合英国人，德里的承包商无情地抛弃了这种亚洲风格的住所，转而建造被草坪围绕、有大客厅的豪宅，在那些客厅里，男人和女人可以进行“英国式”的、没有隔阂的交往。

英国化的回报是巨大的。英国人关心这些新贵族的培养，不仅奖励他们商业合同，还奖励他们骑士称号和其他国家荣誉。英国人让他们成为自己俱乐部的会员，帮助他们把儿子们送到牛津和剑桥。于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崛起时迅速地接受了英式作风。他们将英国人的穿衣风格消化成自己的。他们打网球和高尔夫球，周末时去狩猎，他们在毯子上野餐，用闪亮的银器喝下午茶。

但他们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他们重新创造自己语言的能力。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儿子这样写道：

我的父亲，索伯哈·辛格（Sobha Singh）……非常超前于自己的时代。他意识到，如果要和英国人相处，就必须懂得他们的语言。他登广告找了一个辅导老师……三四年内，他就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他试着让我母亲也学说英语。他请了一个印度裔的英国人赖特（Wright）夫人教她。苦苦学了好几个月之后，我母亲只学会了几个词：早上好，晚上好，晚安和谢谢。她常常自嘲，还会把谢谢转换成‘非常感谢（thankus very muchus）’。训练她使用英语几乎就是一场灾难……父亲放弃了把她英国化的战斗。

我父亲身高一米八，体型苗条。我母亲身高还不到一米五。父亲对自己的穿着特别讲究。他穿着英国西装：外套和条纹长裤，戴领结或丝绸领带，还有晚礼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传统的印度服装，他唯一的印度服装是晚上在家休息时穿的。他对饮食的要求很高——早饭分量很大，有玉米片、鸡蛋、烤面包片和水果；午餐前喝几杯金汤力也很重要；喝茶的时候要有蛋糕或酥皮点心；他喜欢在晚餐前喝几杯苏格兰威士忌，晚餐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要有好几道菜，随后是一两杯干邑白兰地。[6]

这些人在印度北部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共同文化中长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地方以其优美精巧的语言而自豪。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使用好几种这个地区的亲属语言，包括用阿拉伯字母写成的乌尔都语、印度斯坦语（和乌尔都语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文字用天城体）、旁遮普语（文字为与天城体相近的古尔穆奇字母）以及可能还有其他一两种方言。语言不仅仅是一件用来做事的工具，即使对于他们这样的商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爱好诗和歌曲，许多人自己写诗，通常用的是乌尔都语——虽然可能不是他们的母语，但被普遍认为是最适合写诗的语言。然而突然之间，他们用自己最弱的一门语言来生活，或者说一门他们甚至都不会说的语言——英语。他们用英国官僚和军人之间的黑话互相咆哮，他们与那些人（“六尺大汉”）过从甚密，而从前的文化在他们身上萎缩了。英语成了他们的语言，虽然他们给后代留下了梦幻般的财产，却没能让他们继承自己的语言。

当你看着新完成的英国行政综合大楼的照片——巨大的、完全现代的建筑，周围方圆几公里一片空无，你不禁感觉到有一些妄想的东西在里面——因为有许多城市曾经建在这个地方。确实，从这个意义来说，英国人完全是“传统的”德里统治者。在他们的故事中，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首都，使用的时间比建造它的时间更短。1947年，他们匆忙离开，随后，独立印度的管理者就搬进来了。

这些管理者有意无意地完成了英国人起头的事——破坏北印度古老的印度教和穆斯林共有的文化。分治的毁损过去后，在极度痛苦中，新的国家决心抹去所有会让他们想起这道伤痕的存在。那种共有文化将被遗忘，其中伊斯兰的痕迹被消灭了。语言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1950年的宪法为一种新语言——“印地语”——规定了明确的传播目标。印地语是对传统印度斯坦语的重新发明。传统印度斯坦语是一种北印度语言，其中乌尔都语被用来进行最高水平的文学和哲学研究，是最复杂的一门。现在，印度斯坦语将被重新组织，尽最大可能去掉其中所有波斯语、阿拉伯语和突厥语带来的影响，并用从梵语中找回或创造的词语来取代它们。从今以后，印度人的舌头不会再发出穆斯林的声音。 

印度人的手也不会再写下穆斯林字母，这种语言已经不再用阿拉伯文字书写，印地语只用印度本土的天城体（Devanagari）书写。中央印地语管理局成立了，职责是在这种语言的街头巷尾巡逻，同时保卫它的边界。官方通讯比如学校教科书或者全印度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都被制作成这种新语言的展示样品。这是一种糟糕的学术展示，因为里面梵文过多，完全不像真人在说话。

也许有人会想象，一个独立的国家会比殖民地发出更多的声音。也许有人把独立想象成为这样一个时刻——从前沉默的声音以谈话和歌曲的形式爆发。但在印度北部，真相更为复杂。人们不再阅读印度斯坦尼最伟大作家的作品，因为里面包含了太多不被许可的元素，并且他们很快就将无法读懂这些作品使用的文字了。从前以文学素养自豪的旁遮普人家庭，自己也开始不喜欢书籍。大多数书籍，尤其是那些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没有直接促进效用的书籍，成了没有回报的支出。事实上，这些书代表着对生活在分治后的家庭的威胁，在这些家庭中，重建物质基础是唯一正当的关切——对深奥幽微世界的关注现在被视为是危险的，父母应该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其影响。此外，在充满恐惧的新家庭气氛中，父母对孩子拿着一本书自得其乐感到不安，他们希望孩子需要他们，正如自己需要孩子一样。他们堵住了通往孤独和遐想的道路。

德里这座城市延续着自己久已有之的名声——语言的死亡之所。分治的难民不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遗忘了乌尔都语，他们甚至难以把自己的旁遮普母语传承下去，他们的孙辈中很少有人了解这种语言，除了只字片语。这里许多中产阶级的成员最终哪一门语言也说不好。他们说不好英语，尽管在职场里英语用得越来越多；他们也说不好印地语，虽然在家里说，但除了日常词汇以外也知之甚少。关心语言被看作是毫无价值和娘娘腔的，而且口语特有的模糊性和对语法的故意忽略成了一般的风格。书本和报纸上到处都是拼写和语法错误，更不用提广告和街道标志了。很难找到能在印度诸语言间进行翻译的人，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同时掌握高水平的书面印地语和书面英语。以往的宽阔视野逐渐消失。人们对于和自己不相像的人的了解越来越少，阶级和种姓变得更加孤立而可疑。

倒是来自小镇的贫困移民往往保留了关于优美语言的观念。登陆的分治难民计算着自己的房子和存款，面对后来到达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他们陶醉在自己的优越感中。但有时他们听到来自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说的话——在那些地方印度斯坦尼诗意和狂喜的元素还没有变得陌生——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多不善表达。

对诗歌和精致语言的挚爱现在失去了表达的对象，也许这些爱被转移到了孟买的电影艺术那里，使其在分治后的几十年里享受着偶像式的崇拜。孟买的电影制片厂，成了许多乌尔都语诗人和剧作家迁徙向往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创造了一种蕴含着精致感觉的电影艺术。在这些电影中，英雄说的是讲究的波斯印地语，情歌里的隐喻让人回忆起乌尔都语诗歌的艺术高度。那个时代的三个超级男星，拉杰·卡普尔（Raj Kapoor）、狄力普·库玛（Dilip Kumar）和戴夫·安南（Dev Anand）都是从现在的巴基斯坦来孟买的。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印地语电影甚至在晚于那个年代很久出生的人之中仍然带有这种情感力量，那是因为它成了印度斯坦尼文化中浪漫和诗意最后的避难所，而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被独立国家更加严酷的氛围赶到了地下。有一点也许意义重大，那就是孟买的电影艺术是印度公共生活中极少数穆斯林男子能享受毫无顾忌爱慕的领域之一，尽管他们起了印度艺名。

富有启发意义的是，这种电影艺术在整个苏联集团里产生了狂热的吸引力，那里的观众经历过严厉的肃治，并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生活里饱受沧桑。因为这是一种与日常世界有一定距离的电影，其中的生活就像以前那些更美好的事情一直都在（比如，电影故事几乎完全不提分治，好像它并非生于那场阵痛）。对于那些失去了自己东西的人来说，这无比辛酸，不管他们在哪里。

国防区（Defence Colony）是德里南部绿化最好、最让人喜爱的街区之一。在印度独立之后，这里宽阔的地块被分给了军官。最初的居民们现在已经老了，他们以一种古老的节奏生活着：早上6点在国防区的许多公园里快步散步，有时伴随着一阵阵充满活力的拍手声，或者一群人不约而同的大笑声；接着，7点在阳台上吃早餐看报纸。午餐和遛狗由在家里工作的“男孩们”安排，这些男孩通常是他们在军队时就认识和信任的仆人的儿子和孙子。下午，茶和饼干如同军事纪律般雷打不动地被送到露台。那些5点就起床的人早早吃过晚餐上床睡觉，但晚上也有可能到当地俱乐部喝一杯，在那里分享关于往昔的回忆。他们会聊20世纪40年代的军事学院，那时分治还没有将军队分裂成两半。分治时，一半的军校同学成了敌人，并和他们在三场大战中作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老交情（有时甚至包括越界的暗中合作：“老伙计，别打那个目标，我侄子躲在那儿。”），现在他们仍然与边界另一边的前同事保持着友谊。他们聊过世已久的上司们，那些被取了伍德豪森式（Wodehousian）笑话里的绰号，并能一口干掉威士忌的人。

他们是彪悍的男人和女人，同时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对乐趣的追求。“不打仗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年纪虽大却整洁美丽的军人妻子对我说，“那是你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我们所有人一起在一个军事基地，晚上喝酒、打台球，还有许多穿制服的高个子男人……”她说话带着桑赫斯特（Sandhurst）[7]口音，面前是满满一杯金汤力。

他们是俭朴的人，有舒适的住宅和不错的养老金，生活里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他们享有社会声望和关系，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婚姻和职业都很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他们的老年时光里，他们的生活超过了普通的富足，变得非常富有。

在21世纪初的房地产热潮中，他们生活的地块价值达到了200万美元，然后是300万美元、400万美元。社区里流传着数字。他们中很少有人真的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他们面临着释放其中价值的压力，这些压力常常来自他们正处于职业生涯鼎盛时期的孩子。于是，老人们搬出去到别的地方租房子住，一个接一个，房子破败下来。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房子，大多由房主自己设计，但都有一种优雅和匀称：房间宽敞，天花板很高，有屋顶露台可以在冬天晒太阳，底层房间在夏季通风很好，花园由恰到好处的树荫遮蔽。在很短的时间里，大部分房子只剩下了瓦砾，国防区也变得走风漏气的。坑洞里出现了棚屋，里面住着建筑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深色皮肤的农村孩子白天在街上玩，女人们晚上用木头升起火烤烙饼，这时你会听到忧郁的歌声。随着建筑的升高，劳动者的住宿条件也迅速提高。很快，他们住到了五星级公寓里，洗好的衣物被高挂在大理石大厅，他们的歌声也都变得更快乐了。然后工作完成了，这些家庭去了别的地方，再次住在帐篷里。

这些新建筑与旧的非常不同，它们是国际风格公寓的伟大堡垒。不再有花园了，因为这对房地产来说是不可能的牺牲；不再有露天阳台了，也没有阳光照耀下的白墙，没有遮阴的树木，没有任何古老建筑智慧的迹象，这些智慧可是在这个气候严苛的地方经过多个世纪积累下来的。这些新的庞然大物高耸入云，比树顶还高；石头材质的大楼冷冰冰地面对太阳；因为落地窗而产生的温室效应被空调的强大力量所抵消。高墙、安全门禁和闭路电视摄像头完成了“国际生活”的承诺。

原来的业主在这些街区为自己和孩子们保留了几栋公寓，其他的以每栋1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所有这一切解释了当我快到欧贝罗伊上校（Colonel Oberoi）的房子时，马路就像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原因。拆除和施工造成的粉尘扑面而来。空气与切割意大利大理石的巨大噪音一起尖叫（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必要的——这里所有的大理石都叫意大利大理石，不管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其中一栋房子前，有一队人在操作一个专业电钻，要把一口非法的私人水井挖得更深一些，这些房子都有这种井，好绕过市政供水的配给。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这些井不久之前还只需要深入地下十五米，现在却必须得深入六十米了。拥有钻探专业知识和设备的公司现在业务多得处理不过来。

我去见欧贝罗伊上校的时候迟到了，而且我从车里给他打电话道歉并没有让他感到一点安慰。“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到这里。”他在电话里大声咆哮道，然后就挂了。

欧贝罗伊上校的房子没有被拆掉，是极少数仍矗立在这里的原有房屋之一。欧贝罗伊上校自己设计了这座房子，现在这座房子显得非常古怪——在一片满是新德里规划排屋的土地上，非要应用旧式庭院的设计。

“我母亲坚持要有一个院子，”他说，“在50年代我们造这个房子的时候。”

对于一栋已经有人居住超过五十年的房子来说，里面的设施少得惊人。墙是裸露的，灯泡也一样。餐具柜上有几张孙辈的照片和军队授奖仪式的照片。

上校九十多岁了，已经退休好几十年。他有点聋，所以他军人式的嘶吼显得更加响亮。他穿着一套皱皱的猎装——以前印度公务员的制服。他坐下来，坐在一张写字台前。写字台上有用乌尔都语写着笔记的笔记本，本子是他自己用使用过的A4打印纸做的，每张纸被裁成四小张，钉在一起。他示意我坐在桌子对面。

“在我长大的村子里，”他说，“房子都有院子。你从街上走进院子里，那里会有家畜和干草，还有床可以让你露天睡在外面。房间在院子的尽头排成一排：它们都在一楼，由泥土和木梁建成。屋顶伸出屋子的墙壁很多，所以房间总在阴影里。所有这些房间都是卧室：起居活动区域就是院子。如果有客人来，院子里就会摆上一张桌子，倒上茶。我们不在家里办大型活动——婚礼和宗教活动会在社区中心，那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帮着建起来并维护的。”

欧贝罗伊上校在西北边境省（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的一个部落地区长大，那里的自然美景令人叹为观止，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喜马拉雅山，同时也是印度河河水最澎湃、水量最丰沛的河段。1947年8月，那个地区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欧贝罗伊上校一家成了印巴分治区的难民。

“当时我受命在孟买参加军事训练。我的家人滞留在马尔丹（Mardan），靠近希贝尔关卡（Khyber Pass）。他们无法动身去印度，因为我妻子怀孕了。我的一个穆斯林同事照顾着他们，他叫贾巴尔（Jabbar）上尉，他让他们住在他的军方住所以确保安全，其中有我的姐姐和姐夫、两个表亲和他们的孩子，还有我阿姨和母亲。那些地方传来的消息非常吓人，我很担心。独立后两周，我去了阿姆利则（Amritsar）的避难者组织。我的朋友在拉合尔有家人，他们由军队护送越过边境去接家人，但是马尔丹太远了，没办法这样做。我非常担心，不知道要怎么办。最后他们答应用飞机把我家人接出来。我还记得扩音器里播出公告的那个时刻：‘欧贝罗伊中尉的家人将会被空运出来。’

“但是我的家人还没准备好接受空运。我的妻子不能移动，所以她不得不一直等到10月我们最大的儿子出生。那时候空运已经太晚了。于是贾巴尔上尉亲自把他们护送到了白沙瓦（Peshawar），把他们交给了一个来自哈里亚纳（Haryana）的将军照顾。那位将军把我的家人带过边境，送上一辆军列。那时候的德里一片混乱——所有的火车都停了。我和他们都去不了德里。一个月以后我们才最终团聚。”

欧贝罗伊上校一边说一边画了很多画，有房屋的设计图，也有家人活动的地图。

“那些年我并没有驻扎在德里：我随着军队到处移动。1949年，我被送到英格兰参加长期炮术训练。之后，我被派到印度各地。但是我没有自己的住所，这是个大问题。我的大家庭仍然和一个亲戚一起，住在德里一栋只有一个房间的房子里。德里全是难民：有几十万人仍然挤在数个难民营中，住在帐篷和茅草屋顶下，政府在努力为他们安家。我的一个同事让我去问问避难者的房产。他们给我看了一个被穆斯林家庭遗弃的房子。我到负责安置的主管那里去问是不是能把那个房子分给我。他说我不符合条件，因为我不在德里服役。‘但是我们在建一个防卫定居点，’他说，‘在那里你可能符合条件，分下一块地。’”

政府为军人提供分期付款计划，让他们很容易就能买这些地。独立后，在德里人的概念里，这个城市是属于品格高尚、忠于国家的人的。当局使军队男子很容易购买这些地块，提供多年分期付款计划。埃德温·勒琴斯设计的这座英国行政城市中，新的“殖民区”迅速萌芽，遍布全城，其中比较好的区域被分给了工作对国家至关重要的非政府人员。除了国防区，还有为记者、律师等保留的街区。相比之下，商人的行当被认为更加庸俗和自私，因此被安置在德里西部相对偏远的街区。

“我坐下来写了一封申请书。第二天他们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申请成功了。我买下了地。等我回到德里的时候，我们建了这栋房子。”

我来见欧贝罗伊上校是为了参观他的这座庭院式住宅，房子建在新城，仿佛有些与时代脱节。他希望按照原定时间结束会面，但因为我迟到了，损失了一半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没时间参观房子。现在到他去市场的时间了。我们站了起来。

我问他，他在笔记本上写的是什么。“这是我的诗”，他说。“你用乌尔都语写吗？”“我用很多语言写。我的母语是西莱基语[8]，属于旁遮普的一种方言，是我出生地那里的语言。我以前常常和说普什图语的部落的男孩子一起玩。作为20世纪20年代的孩子，我每天要说六种语言：西莱基语、旁遮普语、印地语、普什图语[9]、英语和乌尔都语。我以前写信会用三种语言写三份，印地语的写给母亲和姐妹，英语的写给朋友，乌尔都语写给我叔叔。我也写英语诗歌。但是写诗最好的语言是乌尔都语。”

提起诗歌，欧贝罗伊上校忘记自己急着要走了。他想读给我听。他到书架上拿了一堆写满诗歌的笔记本。

“我写诗已经写了七年了。”他说。

大部分诗写在没用过的旧日记本里。他翻着本子，寻找他想念的诗。这些本子有些令人触动的东西，上面从左到右用灰色印着英语的日期和月份，这个字序对于拉丁文字的读者来说是从前到后，然而本子里却以反过来的方向写满了诗歌——诗歌让时光倒流。他用一种深沉而带着音乐性的声音朗读，读完每一首诗都稍作停顿。这些是古怪的韵文，给人一种带有不同寻常的好奇心的印象。“我们感觉到的对其他人类的所有情感，在天堂里有任何位置吗？因为如果没有东西把我们绑在一起，那就不是我的天堂。”

Jaise nadee ke bahaav main ek pathroon ka jaloos hai

Bahe jaa rahe hain ludak ludak

Wajood use na thahraav hai

Na lagaav hai na dosti hai

Na hai dushmanee

Chaahat nahin, nafrat nahin

Jannat hai uska naam agar jannat hamein nahin chahiye.

如石块行进

在一条河流中翻滚跌落

没有身份或根

没有对友情的依恋

或是对仇恨的

没有欲望，没有憎恶

如果你把那叫作天堂

我一点也不想要。[10]

欧贝罗伊上校的态度总的来说严格而死板，但我们谈论诗歌时，他身上流露出了一些温柔和甜美的东西。这部分来自这个人心中对于宏大自然的记忆，他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中已经生活得太久了，但他的乌尔都语诗歌还坚定地维护着对一种已经失去的文化的忠诚——一种像他这样的印度教徒曾经与穆斯林共享的文化、一种多语言的大都会文化，在那种文化中，诗歌和精神的生活曾经有过更充分的表达。

朗诵完了之后，我问他：“你怎么看印巴分治？”

“最开始，我非常恨。我是说，我们期望的是独立，得到的是什么？国家一分为二。”

然后他用了一个印度的隐喻来详细解释，这个隐喻之后会一再出现。

“两个亲兄弟最后斗起来，然后分了地。”

他把怨恨的矛头指向了那些推行英属印度分治的政治家。

“我们服役的时候有行为准则。人民和国家的福祉优先，个人利益最后。这个誓言是写在我们军校墙壁上的。但是政治家不是那样的。他们考虑自己的利益，吊死了国家。”

“你仇恨穆斯林吗？”

“我为什么要恨穆斯林？我和这些人一起长大，他们遭遇的是和我们一样的情况。年轻的一代被教着去恨穆斯林。过去我们和穆斯林之间亲人般的关系现在没有了：年轻人听着恐怖的故事长大。但是我们爱那些人。”

他摸着自己浓密的白胡须说：“我给你倒点茶好吗？”

注释

[1]引自Malvika Singh and Rudrangshu Mukherjee, New Delhi: Making of a Capital (Lustre Press, 2009), p.22.

[2]Guido Gozzano, Journey Toward the Cradle of Mankind, translated by David Uarinelli, 1913 (reprinted Marlboro Press, 1996).

[3]诗人圭多·戈扎诺（Guido Gozzano，1883—1916）三十二岁时死于肺结核。

[4]引自Singh ＆ Mukherjee, New Delhi, p. 22.

[5]伦敦的一个购物街区，以高级定制男士服装行业闻名，被称为“西装裁缝业的黄金道”，包括丘吉尔、拿破仑三世、纳尔逊子爵、查尔斯王子皆曾光顾。

[6]Khushwant Singh, ‘My Father the Builder’ in Maya Dayal (ed), Celebrating Delhi (Penguin, 2010), pp. 2–11.

[7]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是英国的陆军军官学校。——译注

[8]西莱基语（Saraiki）属印度-雅利安语支，主要流通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西南部，常被视为旁遮普语的方言。

[9]普什图语（Pashto）为中亚和南亚普什图族的语言，与达利语（Dari）同为阿富汗的官方语言。

[10]感谢巴沙拉特·皮尔英译了欧贝罗伊上校的诗歌。

十　1947——迈向独立

汽车驶近主路口的时候欢快地鸣笛，就好像街上只有十辆车一样，就好像这些喇叭声丝毫没有淹没在街上的喧闹声中。在发出了自己的警告以后，这辆车子看也不看，就从容地驶入了属于一千六百万人的狂暴街道和车流人流之中。

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点都市感都没有。没有哪的大都市精神是从那么多如此生活在一起的人里冒出来的。那么多创造这座现代城市的人是作为难民从小村镇来到这里，在德里待了几十年以后，他们还是住在小城镇里。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起成为自治领（Dominion of India），当时还有几百个土邦散布全国，独立于中央。新国家的领土看起来就像被蛾子啃过的衣服。它曾经是英属印度帝国的一部分，大得多，而且连成一片。然而在20世纪中叶陆续出现了四个新的国家：缅甸（1938）、印度（1947）、巴基斯坦（1947）和后来从巴基斯坦中分裂出去的孟加拉国（1971）。

之所以叫作英属印度帝国并不是因为它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虽说它曾经是——而是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极大，又包含了数量众多的国家和文化。其人口大致与全欧洲相当，语言的种类也和欧洲差不多。在其他情况下，这里完全可以出现很多国家，就像欧洲那样，甚至比欧洲更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旧帝国提出的概念上的挑战要比成立新国家少得多。帝国是多个民族的人造产物，这个事实不需要隐藏。相比之下，一个“国家”必须依赖于某些自然逻辑，这就成了反复出现的问题。就像20世纪数百个新国家中的大多数一样，南亚的新生国家除了曾被同一个帝国征服外，其存在并无其他历史依据，这些国家也不具有能给予其一致性的单一语言、文化或者种族。它们太大，也太小，无法与任何经验范畴对应——而且这些国家的新管理者，一门心思寻找象征和口号，把这种不自然的结合重新定义为不言自明的家园。

“巴基斯坦”这个名字就是这样一个尝试，尝试从差异中像变戏法一样地变出一致来。这个名字是由数个不同区域的首字母缩写拼写而成的，由一位名叫乔杜里·拉赫马特·阿里（Choudhary Rahmat Ali）的剑桥学生发明。1933年，他写下了一个梦想，就是为“三千万住在PAKSTAN的穆斯林兄弟——PAKSTAN在这里指的是印度的五个北方行政单位，即Punjab（旁遮普）、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Afghan Province）（西北边境省，即阿富汗省）、Kashmir（克什米尔）、Sind（信德）和Baluchistan（俾路支）”——提供一个共同的家园。选定了这个新词后，巴基斯坦首任总统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ad Ali Jinnah）发现，边界另一边的新国家准备把自己叫作“印度”，这令他非常愤怒。他曾想象他的邻居们会抛弃这个英国人的词汇以及一切会与殖民时代产生关联的东西，为将要到来的新时代创造一个纯洁无垢的名字。它把自己叫作“印度”，是把一个新生的国家冒充成那个古老的存在，假装所有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历史都是他们的，假装数千年来整个地区所有的伟大文明、对于印度河（一条在巴基斯坦的河！）对岸土地的争夺——无论过去是否存在于现在这个新印度的领土内，都唯独属于他们那片缩水了的土地。

印度不仅拿走了这个名字，还得到了德里。过去的两个帝国都曾将首都搬到德里，而且这两个帝国都是伟大的建造者，他们在德里建成了那些不朽的建筑和景观，让人能够直接感受到国家的威严。就在巴基斯坦政府在卡拉奇（Karachi）暂居了超过十年，等待新首都建成时，用来彰显英国在印度权力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议会建筑全都归印度官员享用。在这些设施上，大英帝国用上了多名国内最优秀的设计师，花费了数百万英镑。当英国管理者收拾完行李登船之后，印度的新部长们就搬进了他们留下的种着三角梅的小木屋。

但是这座城市永远不会再像英国人过去熟悉的那个行政中心一样了。当独立印度的旗帜飘扬在他们这座花园城市的上方，这座城市很快就被数以百万逃离帝国分治恐怖的人淹没了。而当代德里不是诞生于别的，正是诞生于此。

这片英属次大陆的领土分治为新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后，就导致了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人类动荡之一”的浩劫。[1]数月的时间里，一千四百万人跨过西北和东边的新边界，从一边到另一边。多达一千两百万难民穿过西北边的边界，这条离德里不到四百公里的边界把旁遮普邦一分为二：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主要搬往印度这一边，穆斯林则搬往巴基斯坦那一边。很多人搬离的原因是害怕身为宗教少数派的自己，将在把他们团团围住的新国家中遭到暴力对待。而事实上，这些宗教信徒本来融合得很好，其分解的过程却伴随着惊人的暴力。约一百万人在印巴分治过程中死亡——有些是因为饥饿和疾病，但是大多数是死于大规模的屠杀，这痛苦的回忆至今依然深藏在旁遮普的家庭里——不仅仅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而是在全世界。生活在成为印度的穆斯林和生活在成为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在自己的家里和街上被砍倒，或是从要出发的轿车和巴士里被拖出来杀死。在一个后来被说烂了的关于分治的故事里，载满难民的火车遭遇猛烈袭击，车上所有的人都被杀死，然后火车仍然行驶到分治的另一边，就像来自地狱的预兆。七万五千名妇女在这场大混战中被强奸或被绑架，在次大陆的这个地区，这件事依然影响着两性关系的结构。简短来说，印巴分治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是20世纪中由于官僚主义的草率导致难以想象的大规模苦难和死亡的例子之一。在这个例子中，英国政府和等待接管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都是极其草率的，但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为其在这么多人被赶出家园、被杀死这件事中承担过责任。

是什么造成了如此放纵的暴力？很难有令人完全满意的方法来弄清楚这些事件的核心。回顾过去的时候，甚至施暴者自己都难以理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那个时刻，他们是被愤怒操纵的工具，而不是愤怒的主人；自那时起，愤怒把他们从自己紧握的手里放开，让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只剩下困惑。显然，没有任何实际的解释——比如自我防卫或者为财产抗争——能给予分治过程中异乎寻常的强烈暴力公正的评判。阿姆利则和拉合尔等城市之前是如此惬意平和，但分治期间却完全变了样子，这是完全不遵循常理的那种自发的大众狂想的结果。看上去，这种狂想的目标是要完全消灭其他宗教社群。过去，社会生活一直以来都是和这些社群亲密分享的，但是现在一切都被一条“国界”动摇，突然之间这些社群似乎变得让人厌恶。（德语中有一个词“unheimlich”，通常译作“离奇的”，但其字面意思是“不像家的”，用在这里很适合。）这就是人们从暴力的灭绝行为中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就像之前各个社群几乎无法区分，然后在政治分离中爆发骚乱的地区——比如前南斯拉夫——一样，这里发生的不是无形的疯狂。它具有特定的结构，不仅针对人群，而且严重地针对其生殖潜力：不仅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还有重复暴露未出生的胎儿、展示阉割的仪式，以及大规模的强奸，其目的是基因征服：他们的孩子不会是自己的。

这些社群就只是互相憎恨吗？仅仅是文明状态的中止就让一直存在的凶残激情涌现出来了吗？当然，冲突和紧张一直都有。人们通过加入不同的宗教和种姓社群了解自己，所造成的分歧和怀疑被所有统治政权利用（不仅是莫卧儿人和英国人，还有后来独立印度的各个邦政府和联邦政府），并具有可预测的腐蚀性结果。也许并不奇怪的是，“社群”这个词在英语世界的其他地方指的都是和谐和共享的东西，而在印度却被用来谈论社会的崩溃——因为“社群”被认为必须是局部的、沙文主义的，它的利益总是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抵触。

但是这些日常冲突在宗教团体内部也一样激烈——比如不同种姓的印度教徒经常被卷入冲突。而且奇怪的是，分治前，北印度文化中的主流记忆里并不包含敌意，反而是不同宗教间的尊敬与和谐：像欧贝罗伊上校还有我父亲这样的人，生活在英属印度教派杂处的环境中，反而胸襟开阔，感觉充实。当他们忆起往昔，总是快乐和懊悔交织。那时候的文化是由所有的宗教共同创造的，而且，几个世纪以来，无论他们之间有何种历史矛盾，他们共有的那个世界都比随之而来分裂的世界更加丰富。关键就在于此。

很难向不了解它的人们表达，一种文化的死亡是怎样一种巨大打击——那就像是一个社会的所有根基都灰飞烟灭了，由此其成员的自我也不复存在了。1947年的分治消灭了一种文化——一种古老的共有文化，于是物质生活中的暴力作为疯狂热潮中的一部分让人在这种心灵的死亡中生存下来。独立国家的新政权比旧文化更狭隘，为了使人民能够挤进来，需要有巨大的牺牲——净化和根除的进程基本上是无止境的，因为它真正的舞台不在外部，而是在自我之中。不仅是穆斯林害怕在新印度没有一席之地，有些印度教徒已经太“穆斯林”了，也会因此无法生活在新印度。在暴怒的狂潮中，他们杀死的不是穆斯林，而是伊斯兰教——作为他们自我一部分的伊斯兰教，他们自己内在的伊斯兰教——如果他们曾经属于过它，那么现在就必须消灭它。

人们通常认为仇恨是导致暴力的一大原因，但或许连仇恨也没有这样大的力量。爱和生存的力量更强。分治的暴力是想要活下来的人的暴力，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而他们的生存取决于牺牲掉一种爱，一种在现代世界中已被禁止的爱。

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恐惧和暴力是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根本没有时间计划如何逃跑——他们锁上屋子，开车、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出发，但大部分人是随着成千上万的人的队伍步行。穆斯林往一个方向走，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往另一个方向走，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回来。除了某些例外，这次可怕出走中的幸存者将失去所有没能带走的东西——房子、财产、土地、生意，他们1947年以后的生活要从零开始。

在印度这边，难民只要有地方就安顿下来。有些人和自己大家族的成员住在一起。许多人被安排住在难民营，有的在里面住了长达五年之久。在旁遮普古鲁格舍德拉（Kurukshetra）一个迅速聚集起来的营地里住了二十万人，这些居民很快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城市，热热闹闹地搞起学校、医院、市场和宗教节日，其中一些节日是为了纪念《摩诃婆罗多》中的事件，这部古代史诗描绘了在古鲁格舍德拉发生的一场两个家族间的毁灭性战争。所有人都一定很清楚这个故事在当代的回响。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数量庞大的难民在德里定居下来。相比到其他地方去，进入德里要更简单些——作为新国家的首都，德里在为分治难民提供住所、福利和商业贷款方面显示出了最大的决心，同时作为在一片广阔空地的中心新建起的城市，德里在为人们提供长期居住地方面的灵活性也很大。在20世纪的上半叶，也就是这座英属首都建立的时期，德里的人口从大约十五万攀升至近一百万；分治后，这里一夜之间多了一百万新居民，而更多的分治难民在随后的许多年中不断到来。1947年后，这座城市的一项伟大工作，就是为这些新来者分配之前属于地主（多数是1911年时的贵族）而现在属于国家的土地。

然而在所有这些巨大的混乱和破裂中，并非全是输家。逃走的穆斯林留下的房产被早有准备的印度教邻居抢占，特别是在旧德里。德里有很多拥有地产的家庭无法解释清楚财富来源。国家也从离开的难民那里获得了数量巨大的财产，包括曾属于老穆斯林贵族的无价财富。然而，大体而言，精英比其他人过得更好，原因不仅仅是他们有逃离的钱，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情报来源。大多数人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只能相信流言，但是那些和政治机构有联系的人能更清晰地了解到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以及自己怎样在其中拔得头筹。拥有重要房产和生意的人总是特别积极地去获取关于收购分区言论的最新情报，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早就出手变卖手中的产业，只为安妥。这样的精英也能将国家资源为个人目的所用——很多情况下，是军队帮助他们将家庭成员和财产向南边和东边转移至分治后属于“印度”的领土。许多人赶在分治冲击前就在德里购买了房产，并建立了生意，他们的后代现在仍旧属于这座城市里最富有的人群。

通过它的赢家和输家，通过那些到来者的文化和离去者的缺席，正是分治而不是别的成为了当代德里文化诞生的标记。这座当代城市诞生于一场规模宏大的创伤，而它的文化正是一种创伤文化。即使是那些分治后出生的人，即使是那些从其他地方和历史背景中来到德里的人，比如我自己，也很快就染上了这座城市的许多很突出、来自创伤后的“抽搐”。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从别的印度城市来的人来说，这座城市在情感层面似乎非常支离破碎，同时也非常骇人。

和通过政治、法律、纪录片等多种手段广为传播的犹太人大屠杀不同，英属印度分治过程中的多数事件仍旧尘封在沉默中。大屠杀为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带来了巨大的凝聚力，但是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来说，分治中的暴力是污染其独立的耻辱，他们不会将其广而告之。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关于分治的官方档案，也没有国家纪念碑或纪念仪式。在个人生活中，经历过那些事件的人民通常不曾告诉任何人他们当时的所见所为。到现在，虚假的记忆已取代真实的回忆，因为能回到那些事件中的一连串经验被切断了。每个经历了印巴分治的家庭都讲述着同样的故事：武装的穆斯林成群结队地从天而降，家家户户惊恐万分，妇女为了避免受辱跳到井里，到处血流成河，婴儿在屠杀中奇迹般得以脱逃，在某些村子“他们没放过一个女孩儿”——这些委婉的说法比直接说出来听上去更恐怖。“他们挥舞着明晃晃的弯刀。”那些人说。这里提到的弯刀，是指和中世纪穆斯林统治者有关的华丽弯刀，显示出1947年的恐怖是如何在述说中崩解成一个关于永恒而神秘的脆弱性的故事。对于从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锡克教和印度教家庭来说，他们有一种超验的恐怖感，并且这种恐怖感等同于伊斯兰本身。分治发生时已经成年的人，有和穆斯林一起生活的真实经验，这为他们的臆想设定了界限。但他们的孩子没有这些经验，这些孩子和最可怕最猥琐的怪物一起，住在成人沉默的真空里。他们在自己孩子的周围复制那些沉默，以至于当所有的事实都渐行渐远的时候，残余的创伤像食物链里的毒素般随着时间逐渐浓缩。折磨德里的，是一场无论多少年过去都不会离开的灾难。

从伊斯兰教的手中逃到德里，这些家庭对于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是非常介意的，而且即使他们将过往尘封并与自己隔绝，恶魔还是不断地从地下出来。20世纪50年代居住的新居民区建于过去穆斯林墓地之上（还记得艾玛·罗伯茨俯视“属于忠诚的十八万名圣人和殉道者的坟墓”吧？），伊斯兰鬼魂飘入他们的噩梦中。尽管他们叫来祭司驱魔，在门楣贴上咒语和护符，恶魔的攻击还是轻而易举地让他们无法轻松度日。他们通过佩戴戒指和护身符保护自己，但是低头看地的时候仍然心生恐怖。他们不会挖这片地，满园子的花都种在盆里，树则种在水泥槽中。因为他们不愿意想象如果挖开地来种花草，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冒出来。父亲们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捡任何石头，因为可能有穆斯林用这块石头做过“istibra”——一种小便后清洁阴茎的仪式。这片土地是腐坏的。

分治难民带到德里的“旁遮普文化”常常被讽刺为只关心金钱、财产和外在炫耀。这是旁遮普文化，也是一种“创伤后的”文化。事实上，这种文化和苏菲派的观点完全相反，后者在之前对于旁遮普的文化影响很大。苏菲派认为，只有内在的精神生活才是真实的，而对其他的东西——权力、金钱、财产的态度应该是超脱的。一切都天翻地覆了。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受过创伤的患者，为了不再轻易受到相同的伤害，转变成和原来相反的个性。过去的个性，所有的容忍和言语都是柔弱的，他们好像是说，这些只是让我们受欺负。现在我们不会再在乎摸不到的东西，不会让任何东西阻挡我们获得更多。

德里的司机花很多时间凝视前面车子静止的后车窗，凝视的角度能完美地观察沉静的天空：在那些车窗上，孤独的云朵飘浮着，燕尾风筝打着转儿。但也是在这些后车窗上，人们写上各种文字，仿佛是为了与车海中的匿名性战斗。有些内容很有风度，比如：“桑妮塔和拉凯什”。有些内容又长又挑衅：“你开这么快超过我就为了能多等一会儿红灯？”男孩子喜欢看上去很坏：“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或“我这么开就为了气！死！你！”更聪明一点的车主会列出全球通吃的大牌：“杜克大学”或者“我的孩子在西北大学”。美国大学实际上会制作这样的贴纸。很多情况下，进口车上的字关乎灵性方面居多：有时候是“基督爱你”，还有很多贴着赛巴巴（Sai Baba）大师的照片。刀表示的是锡克教的尚武勇气。一次，我看见一轮新月和一柄弯刀——在一个很早以前（远早于“9·11”事件）就确信了伊斯兰内在好斗天性的地方，这样自找麻烦让我震惊，而且我意识到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然而，所有这些内容中最常见的是“罗摩”——一个单独的词语，有时候伴随着一把满上了锋利箭头的弓。

罗摩是守护神毗湿奴（Vishnu）的化身，他化作人形从恶魔拉瓦纳（Ravana）手里拯救世界，后者从自己几千年的冥想、克己和对身体的自律中，获得了无边的力量。最终，罗摩摧毁了拉瓦纳，并被加冕为世界之王，净化和统治了世界一万一千年。罗摩打败拉瓦纳后回到阿约提亚（Ayodhya），每年的排灯节就是对此的纪念，这个节日可能是所有印度教主流节日中最重要和最受喜爱的节日，而他统治的那几千年则是地球上的极乐时光，那时美德遍生大地，君主关心所有人的疾苦，所有人都享受着和平与公正。

在几个世纪非印度教侵略者的统治下，这种关于印度力量和美德的想法显然获得了一层额外的意义。在罗摩身上，有一种印度教式的忧郁得到了体现——如果上一个千年不是那样，这里的生活本可以是什么样的？把罗摩的名字放在车后面，部分是为了抗议这一千年里的一切错误，包括今天腐败和反应迟钝的政府。受过创伤的地方梦想着出现可以扭转历史磨难的超凡英雄。

但也有可能，罗摩对德里司机的吸引不仅是因为力量和他身上关于复兴印度教的幻想，而是他拥有一种更亲和的吸引力。

关于罗摩广为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所有美德的化身，以至于怀孕的妇女会大声朗读关于他生平的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把他的完美教给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希望是男孩）。这种智慧让人奇怪的地方是，初看上去，好像和我们实际知道的关于罗摩的故事很不相符，在我们知道的故事里，他似乎是个有很多缺点且很脆弱的人。

罗摩是一个伟大的勇士，也是国王第一任妻子的儿子，他是作为阿约提亚王位的继承人长大的。然而，国王的第二任妻子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一个可以无条件兑现的请求，于是她要求让罗摩流亡，从而让她自己的儿子巴拉塔（Bharata）继承王位。国王的承诺不能撤回，而罗摩也没有提出异议，他和妻子悉多、弟弟拉希玛纳（Lakshmana）一起离开，在森林里挨过了多年痛苦而艰辛的生活。那期间，罗摩遇见了一个流浪的寡妇苏里帕那卡（Surpanakha），她爱上了罗摩的美貌，拼命对他献殷勤。但是罗摩告诉她自己已经和悉多结婚并拒绝了她，后来还和拉希玛纳一起取笑她丑陋的外貌。出于嫉妒，苏里帕那卡攻击了悉多，而拉希玛纳割掉了她的鼻子。

然而，苏里帕那卡是大魔王拉瓦纳的妹妹，魔王因为自己的妹妹被毁容而愤怒无比。他劫走悉多，把她带到自己在楞伽（Lanka）的华丽宫殿。拉瓦纳通过学识和对毁灭之神湿婆的奉献获得了力量，他向悉多承诺财富和奢华，想要引诱她，但是她拒绝了他的求爱。最终罗摩和拉希玛纳在猴神哈奴曼（Hanuman）的帮助下攻入楞伽，杀死拉瓦纳并救出悉多。

但是罗摩深受折磨，他怀疑悉多被掠走后和拉瓦纳之间可能发生了什么，所以拒绝带她回去。悉多伤心落泪，她决定冲入火中以示清白。之后，她从火里现身，毫发无损。罗摩欣喜若狂，他带着悉多回到阿约提亚，获得了应得的王位。随后，美德的新纪元就开始了。

然而阿约提亚的人民却为罗摩树立的榜样而紧张：他们觉得如果这个王国的妇女看到国王欢迎曾和恶魔住在一起的妻子回来，她们会受到腐化。罗摩对自己的独立判断没有信心，于是把悉多流放到丛林里，她在那里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儿，并被一位圣人收留。罗摩后来遇到了这位圣人，听说了悉多和孩子们的事。他想起了和妻子在一起的过往，有所触动，他让妻子来找他，并再一次证明自己的贞洁。圣人发誓说她对他绝对忠诚，所有从天而降的神灵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是罗摩依然要求更多保证。悉多说：“我真的从来没有，连一个念头都没有想过除了罗摩以外的别的男人，愿大地之神向我张开她的双臂！”话音刚落，大地就裂开了，她被裂缝吞噬了。显然，悉多的死使罗摩彻底相信了她的纯洁。现在他心中的爱汹涌喷薄，他祈祷她能回到自己身边，但是已经太迟了。

毫无疑问，罗摩是一个拥有非凡行动力的人——他愿意放弃政治野心在森林中生活，展示出他对父亲诺言的惊人遵守。但即使这样，依然能感觉到罗摩少了些什么东西：他的服从不是偏执的吗？他仿佛缺乏远见，为了不迷失方向而正在寻找理由，甚至是一个负面的理由。他难道不像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并因此变得脆弱和无情，最后成为极端的规则遵守者？罗摩个性严肃，抛弃别人的时候相当冷酷。他的话很少，几乎从不鼓舞或温暖他人。他沉溺于自我否定中——他开始崩溃的时候不是在森林的逆境中，而恰恰是在一切都回到他身边时——他的妻子、他的城市和他的宝座。虽然他会为了找回妻子而疯狂地战斗——因为他明白被打破的规则意味着冒犯，但当她回到家他却讨厌她，不是因为她的作为，而是因为别人对她的作为。被这样的男人爱着是危险的：当你被夺走时，他也许会为你率军作战，但当你在他身边时，他就会被怀疑和怨恨所困扰。不断纠缠他的，是其他人可能不会有像他那样否认自己的念头以及他们可能享受奢侈乐趣的愿景。

有趣的是，几乎看不到有人把克利希那神的名字贴在车子的后窗上，因为似乎在表面上，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相比他的第七个化身拥有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理想自我。根据习俗，罗摩虽完美但仍有不足，克利希那却是理论和神学上的完美——他是“完美化身”，体现人类完美的十六个属性。罗摩只拥有十三个，缺少举世无双的风流浪漫、无可匹敌的音乐造诣、甜蜜感性的个人脾性。[2]和罗摩一样，克利希那也是一名战士、一个在智慧和道德方面非常严肃的人，但他还拥有罗摩所缺乏的幽默、口才和精神的广度。他对自己的感性和欲望毫不羞涩——他对女人的爱是富有爱欲和强烈的，他了解爱慕远方心上人时那种诗意的痛苦。像罗摩一样，克利希那很美，但爱慕他的女人的结局不会是被割掉鼻子，而是被他用长笛吹奏的小夜曲萦绕并爱着。

不过，除了俘获众多追求者之外，他大量多愁善感的情绪和他在林中的长笛演奏，是他没能成为我们这个野心勃勃的年代里令人满意的吉祥物的原因吗？或者，至少对男人来说是这样？在克利希那主要节日的庆祝活动上，你会发现周围都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注视着一个顽皮的婴儿和一个演奏着长笛的敏感男人的形象。在罗摩的节日里，你会发现男人们是带头的，比如说为十胜节夜晚的拉瓦纳肖像燃起火焰。我发现，如果德里这么多车窗后面都写着“罗摩”，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遥远而难以企及的英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让人感觉很亲密的人，一个有令人感动的缺陷的人，同时间歇性爆发的暴力恰恰让他成为令人心安而熟悉的榜样。

殖民地国家常常用“萎而复勃”想象自己的解放。英国统治时期，被政府排除在外的印度自治运动者抱怨印度男性遭到了政治阉割和婴儿化，并且渴望总有一天，他们的男性特征能够再次完整。然而，在梦想治愈到来的那一刻，当印度人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之时，实际上在这个国家的北方，他们已经被更邪恶和难忘的方式永远地阉割了。有些人在分治的暴力中真实地被阉割了，更多人的男性权威感遭到了狠狠地嘲笑，因为他们的女人被强奸、被谋杀、被毁容，甚至被带走。殖民主义令人痛苦的去势已被证明是暂时的，但它终结于一场暴力屠杀，其中发生的真实和隐喻性的生殖器切断则不可逆转。正是这些伤口的记忆为我们看到的一切关于北印度男性的脆弱性提供了历史深度，使他们的女人渴望孟买或其他更遥远地方的男人更完整的情感结构。

对于许多北印度的家庭来说，尤其是对被绑架的妇女来说，这些不仅仅是神话故事。分治期间有成千上万名妇女被抓走，她们的家人到了新边界的另一边，而她们被留下来和绑架者在一起。

如果说印度这个新国家如此关心从巴基斯坦接回被绑架的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妇女的话，那是因为印度的男子气概取决于此：正如神话所清楚表明的，对于男性的责任来说，没有什么比救回被夺走的女人更重要的了。正如每件绑架都是对父亲或丈夫的侮辱，绑架从整体上也被视为对国家权威的践踏；对于这个新民族的气概来说，必须把失去的妇女带回家。印度国大党于1947年11月宣布：

……在这些骚乱期间，任意一边都有大量妇女被绑架，并且大规模地被强迫改变宗教。没有一个文明开化的人能认可这种转变，没有什么比劫持妇女更令人发指。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有关政府的合作下，将妇女带回原来的家园。[3]

随后，经过双方大规模的调查，数以千计的妇女被找到，并被送回其父母家中。然而，这一行动并没有考虑到妇女自身的愿望，许多人并不想被送回去。毕竟很多年过去了，不少人已经过上新的生活。当国家派人来带走她们的时候，她们经常说自己对新的宗教感到满意，和新丈夫在一起也很开心，现在还有了孩子，不想再一次失去一切——但她们还是被强行带走送到了边界的另一边。除此之外，许多妇女认为返回“家园”才是真正的恐怖。如社会工作者与被绑架的妇女互动后向政府报告的：

长官，我们这些与（解救）工作密切相关的社工接近妇女时遇到了很多问题。她们说：“你们来救我们；你说来带我们回亲戚那里。你们告诉我们，亲戚们急切地等着我们回去。你们不了解我们的社会。那是个地狱。他们会杀了我们。所以，不要送我们回去。”[4]

这些妇女完全有理由担心。在印度教家庭中，在人们讲述的“分治”的恐怖故事里，“贞洁的”妇女跳入水井，不让异教人羞辱她们——她们像悉多一样，让大地将她们吞噬，用死亡来表明自己的贞操。这就是史诗应该结束的方式。这故事在这些已经在恶魔宫殿里生活多年、之后又在自己的家庭中寻找安身之地的妇女之间，引起了巨大的惊恐。许多人已经接受了穆斯林男人的爱，但因为他们的性能力在印度教徒眼中有如梦魇，她们已经无法再被认可为合法的印度妇女。她们面临着比死亡更糟的处境——她们活着，提醒着自己的父亲、兄弟和丈夫作为男性的失败，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有些妇女仍然没有回来，但更多的人被赶出家门，而有些人则确实遭到了谋杀。几乎所有人都从记忆中被删除了。从那时起，无数女性从家庭故事中消失了，孩子们长大的过程中，对阿姨和姐姐们的印象稍纵即逝，之后再也没见过或者听说过她们。

关于历史阉割的意识并没有从北印度社会消失。情况恰恰相反。搬到德里的人最先学习的规则之一是：不要在公共场合侮辱一个人，或提醒他的缺点，因为后果可能难以置信地严重。这座城市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因此死去，就因为他们说别人开车开得不好或声音太响，或对一个女性说下流话。正如《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2010年初回顾前一年的谋杀案时所评论的：

德里外围的冉豪拉（Ranhola）村，一个男人谋杀了他的邻居，因为他踢了他的狗。还有一个人因为在北部德里的公民路一个公厕插队而被杀。德里南部的新朋友商业区（New Friends Colony），有一个男人因为拒绝另一个人用他的手机打电话而被杀。

德里警察局去年记录在案的杀人案有五百二十三起，2008年有五百二十八起。其中，15%的都是出于“突然挑衅”，这是描述德里声名狼藉的坏脾气的法律措辞。还有17%是冲动杀人。只有16%的案件有明确的犯罪意图。

“去年，我们遇见了一些至今为止见过的动机最奇怪的谋杀案。”警察局局长Y. S. 德瓦尔（Y.S. Dadwal）在1月2日的警察年会上说。

精神病医生认为，缺乏适当的出口释放愤怒以及关于管理愤怒情绪的基本信息的缺失是这些案件背后的原因。“很多事，从大男子主义到冲动是每个大都市文化中都有的，都是这些案件背后的原因。”AIIMS的高级精神医师拉杰什·萨加博士（Dr Rajesh Sagar）说。

“城市里的人随着城市改变。他们发现很难控制情绪。”拉雅·米特拉博士（Dr Rajat Mitra）说。他所在的非政府组织正在与德里警察局合作。[5]

这座首都越来越被一种具有高度侵略性的男性气质所定义，而这种气质似乎在1991年以后就失去了一切约束。你是什么人，可以对我指指点点？当一个男人扇别人耳光时，他会这么喊——因为在这个全球市场的时代中，对行为的所有限制都终结了，现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该做什么，尤其是一个陌生人。人们很喜欢用“奴隶”这个词来描述已经过去的历史：“我们已经做了太久奴隶了；现在没人可以对我们发号施令。”在德里，正在崛起的“政客商人”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新印度力量。这座城市成了一种新的、精神异常的男性气质典范的舞台，在其对阳性崇拜的关注中，这种气质抛弃了所有社会的甚至是法律的约束。2000年前后，德里报纸中充斥着一类权势家庭孩子的故事，他们似乎认为，社会地位的主要好处就是可以无限度地表现自己的男性权力。例如，1999年，一个名叫马努·沙玛（Manu Sharma）的国大党议员之子开枪打死了名模杰西卡·拉尔（Jessica Lal），因为她在一个酒吧里的名流派对服务时拒绝给他一杯酒。沙玛的父亲靠着政治地位建立了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帝国，包括娱乐业、糖厂和农业。当时沙玛和一群朋友在一起，其中包括另一位政客富翁的儿子维卡斯·亚达夫（Vikas Yadav）。这位富翁不断成功地逃脱别人对他强盗行径的起诉，这一定也是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可以胡作非为的大部分原因。拉尔告诉年轻人他们来得太晚了，酒吧关了。沙玛要给她1000卢比，她表示还是一口酒都不能给。“我可以用1000卢比喝一口你。”沙玛回应，并拿出一把枪威胁她。他朝空中开了一枪，然后朝她的头开了一枪，接着和朋友们离开了酒吧。

餐厅里满满都是证人，而且沙玛自己对着镜头也说他朝她开了枪：“即使1000块钱也喝不了一口酒，这让我很丢脸。”但在随后的审判中，他被判谋杀罪不成立，主要是因为有三十二名证人撤回了他们最初的证词。审判后来被重启，部分原因是一家批评性报纸《热门新闻报》（Tehelka）下了个套，拿到了马努·沙玛家人的证词，包括他的政客父亲胁迫和贿赂证人的证据，于是沙玛被判处无期徒刑。

后来，轮到马努的朋友维卡斯·亚达夫出现在新闻头条里。2002年，维卡斯和他的弟弟维沙（Vishal），公然从一个婚礼上把妹妹二十四岁的男友带走，他们把他带进了一辆塔塔SUV并杀了他。他们不喜欢妹妹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我们所知，失去对家中女人的控制是最可能激起北印度男性愤怒的事情之一。

在聚会上看到尼蒂什（Nitish）的时候，维沙和我认定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大好机会，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了……我让维沙把他带出来。那时候是半夜。我们让尼蒂什坐在我们塔塔Safari的前座。维沙和苏克戴夫·波哈文（Sukhdev Pehalwan）坐在后排。我开车。我们凌晨1点30分左右到了巴尔文·拉伊梅塔巷，并停了车。我们让尼蒂什换去后座，这时维沙和波哈文紧紧地抓住他。我再次开车，把车停在了布兰德萨和库里亚之间的某个地方。然后我用尽全力用一把锤子砸了尼蒂什的头。他晕了过去，过不一会儿就死了。我们又开了一公里，然后把他的尸体扔在路上。维沙从尼蒂什的库尔塔衫口袋里拿走了他的手机，他还拿走了尼蒂什的手表，把这些都藏在附近的灌木丛里。我把杀尼蒂什的锤子也藏在灌木丛里。然后，我们把车子油箱里的柴油倒在尼蒂什的尸体上，点了火。然后开车返回德里。[6]

维卡斯·亚达夫以前曾从谋杀案的定罪中逃脱过，但这一次，即使他的家人在这个领域有高超造诣也不够帮他脱罪。两兄弟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尽管上诉仍在进行中）。然而，在德里权力青年周围发生的许多其他暴力死亡，不知何故突然从报纸上消失了，或者被私下解决了。

这座城市灵魂的核心是黑暗而致命的。然而，如同所有黑暗的东西，德里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它向人们承诺可怕的、禁绝的欢愉。表现出这座城市疯狂和无常个性的，不仅仅是1947年到来的难民家庭，新的到来者也感受到了暗中的暴力，并迅速采纳了这种方式。德里的影响力令人恶心，也令人暗暗觉得美味——你把自己交给它，直到和外人说话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那么腐败。人们涌向这里，不是因为它拥有某种纽约风格的壮丽承诺：比如“如果我能在那里成功，我就能在任何地方成功”——尽管“成功”从财务意义上说当然非常关键；而是因为德里即使向最纯净的灵魂也轻声承诺着暴力和恶魔般的乐趣。到我这里来，你们这些一直被欺侮的人，它说，我会告诉你们如何欺侮别人。

一天晚上，我去印度国际中心（India Internationl Centre）的花园里参加一个卡瓦里音乐会，印度国际中心是德里市中心一个著名的文化机构。傍晚的时候，一群巴基斯坦音乐家上台了。遥远的天空中，一群群长尾小鹦鹉尖声鸣叫着，在太阳触及地平线时重新找到方向感，排成一排穿过天空回家。最早出来的一些蝙蝠在树林中振翅飞翔。

这天是工作日，观众都是下了班过来的。嘴唇紧闭的印度官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成排的塑料椅子中间乱走、争吵，并不关注音乐。

音乐家们不为周围的混乱所动。音乐直接以一种充满狂喜和渴望的非凡调子开场，歌声越发高昂地冲向疲惫的天空，鼓点让安静的花园里充满了跳舞和高举双手打节拍的人。领唱歌手是一个散发着世俗吸引力的男人，身材肥胖，有双下巴。他的手指在空气中轻盈地绘出音乐，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所有种类的欲望，精神的、肉体的。他穿着一件领子周围有刺绣的亮白色库尔塔衫，戴着一条围巾。他把围巾甩来甩去，就像在甩着金色的鬃毛。

在第一个四十分钟左右，观众中发生了惊人的事。男人们因为快乐而摇动起身体——但一开始他们觉得尴尬，每次做了一个完全张开手臂的动作后，他们都要快速环顾四周，害怕受到非议。但愉悦的精神蔓延开来，很快人人都被感动了——自我约束消失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椅子上跳起来，全心全意地鼓掌、摇摆和哭泣。某些东西从外面进入了他们——他们的身体正做着不熟悉的动作，他们正因来自别处的歌词呜咽。他们去舞台上给钱！而印度教的妇女在这些外国人面前戴起了头巾，还低下头行了额手礼！伊斯兰正在从这些人身上涌出来——这些人因为害怕自己的女儿可能嫁给穆斯林而夜不能寐。这些人甚至不是出生在把这种手势当作见面礼节的年代，但他们也知道这种手势。

看看观众中的男人。这些人缺乏想象力，每个星期二斋戒，他们相信自己品德高尚，因为他们拒绝享乐；这些人满腹疑心，婆罗门种姓的忧虑使他们不能在外面吃饭，与陌生人混在一起，或在大街上走；这些尽职的人努力工作，但不太会说话。看看这些男人，他们如此受情况所迫，要将自己内在的女性气质杀死，以至于面对女性时只能一直拒绝。现在，看看他们对舞台上这个苏菲教徒有着怎样的渴望——哭泣着歌唱的美丽穆斯林，激情四溢。他是诗人和雄辩家，带着普世的欲望，没有牺牲自己的感觉，从来不认为狂喜和歌谣是一种娘娘腔。看看这些男人是如何把他带进自己的内在，并试用他把自己填满。他的手势如何感染他们，他的激情如何照亮他们的脸庞。看看这个穆斯林如何在这些印度教徒心中升起了一团火，并使他们得以自由——看看他如何让他们重新回到他们曾经的模样。

注释

[1]Urvashi Butalia,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Penguin, 1998), p. 3; 后文中的历史性概括同样参考自此书。

[2]见Pavan K. Varma, Krishna: The Playful Divine (Penguin India, 1995), pp. 61, 206 and note 19.

[3]Veena Das, 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23.

[4]Das, Life and Words, p. 29.

[5]‘What Makes Delhiites Kill?’, Hindustan Times, 10 January 2010.

[6]‘Confession of Vikas Before Cops’, Times of India, 29 May 2008.

十一　旁遮普的商业帝国

一个有钱的珠宝商给自己买了辆兰博基尼，价值3500万卢比。然后他发现不可能在德里这么挤的路上开这辆车，希望把车降价卖掉。一个买家花2200万卢比买下了这辆车，他是一名房地产商的儿子，二十七岁。这个年轻人正值新婚，他没把买车的事告诉家里，而是把车藏起来晚上才开。有一天凌晨5点半，时速两百公里的车子失去了控制，撞上了路边的栅栏，年轻人当场死亡，一名骑自行车的路人重伤。

受伤的男人五十五岁，是一所学校的看门人，他每天早上骑一小时自行车去上班，因为他觉得这样比坐公共汽车更健康。他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二十年，因为要开门，他每天早上要在所有人来之前赶到学校。

出事那天早上，他受伤很严重，被立刻送到医院。学校为紧急手术提供了资金支持，但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手术，以避免瘫痪。看门人的儿子说他不知道家里要怎么负担治疗，让人害怕的是：手术可能要花15万卢比。

几年前，我在找新公寓的时候被带到一个很美的地方，那里靠近德里的一座古城。房子的租金大大超过我的预算，但那个地方太完美了，我不知怎地就向房东交了押金支票。房东是一名旁遮普商人，八十岁了，仍然在经营自己创办的企业，制造大型电子设备，产品销往全世界。他很成功，在德里拥有很多房产。他的太太端出茶和甜点，庆祝我们达成交易。他给我讲1947年的时候，作为年轻的海军官员，他是如何从巴基斯坦逃出来，在德里做起生意，并把弟弟一个一个带来这个城市，给他们找活干。

“现在我们互相之间不说话，”他说。“旁遮普家庭在逆境里疯狂地互相扶持，但富有了之后，一切就支离破碎了。这就是为什么马尔瓦尔人建成了最大的商业地产。他们把生意放在第一位。”

晚上躺在床上，我完全不相信自己白天的所作所为。我租不起这个地方。第二天早上，我给房东打电话，告诉他我很抱歉，但我不能租他的房子了。他说他也很遗憾，尤其是因为他拒绝了其他有意向的租客。他问我是否能补偿他半个月的房租。我答应去他家给他送一张半个月房租的支票，他说到时候会把我前一天给他的押金支票退还给我。打完电话，我就把前一天的那张支票止付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打电话给我。“违约金涨了。今天早上10点04分你止付了你的支票。”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你认为我会不知道这些事？”

然后他继续罗列我所有银行账户的号码和金额，这时候我才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情况。

“你侮辱了我，”他说，“现在我要你给我一张两个月房租的支票。”

那是很大一笔钱。我争辩说这和他可能受到的损失不匹配。

“这和损失没关系，这是因为侮辱。”

我说很抱歉让他觉得受辱，但是能不能商量一个其他的补偿方法。

“达斯古普塔先生，你会发现，在未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止付支票是违反印度法律的。当然，你要付我多少钱由你自己决定。我只告诉你，我每天早晨在德里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和我在一起的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律师和法官。我能让你没法儿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毕竟，你是个外国人。”

然后他补充说，

“我不是在威胁你。我只是让你知道。”

我去寻求法律建议，律师建议我付给他他要求的金额。在这种情况下止付支票确实是被禁止的。“而且那样的人能把你的生活毁掉。”

那天，房东给我打了大概十次电话。他因为受到轻视而发狂了，抓着这件事不肯放。他吓我、哄我，还让我要知道廉耻。

我带着支票本到他家时，他突然就放松下来了，甚至可以说兴高采烈。我把支票给他，他花了很长时间写收据给我，这样就可以教育我该怎么生活。

“要记得，有两件事很重要。要爱国，这是我从海军那里学到的，还有诚实，这是我从做生意里学到的。如果不诚实，什么也干不成。”

他把我原来给他的那张支票还给我。

“我会关注你的银行户头。以后你在这座城市做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

在德里，有些巨额财富是小心谨慎地建立在声誉和人脉上的，这位房东的财富也是如此。维持这种事的一个方法就是声誉一旦出了问题，哪怕是最轻微的问题，也马上会被处理掉，并且受到惩罚，绝不容忍。

当代风尚里，有一种对稳定心境的赞赏，赞赏“无烦恼”、“自在自得”的心态。真正的力量被认为源自这样的心灵。因此，一个人要变得更强，要做的事里就包括对自己心理上的平整，也就是所谓的心灵治疗。

由此说来，有着曲折历史和持续伤痛的德里应该是一个脆弱的地方。然而，在21世纪早期造访过这里的人，都会对完全相反的状况感到震惊——德里人个个雄心勃勃、自信满满。这是因为“抚平”创伤并不是唯一防止创伤使你无能的方法。你也可以利用它的能量来为一个完全不同、更加充满活力的反应提供燃料。你可以成为一个战士——既然所有历史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战场。

这就是很多人，尤其是商人在分治以后选择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且完全放开的市场自由化更深化了对于好战决心的需要。当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商人把自己视作平民，和其他相似地方的商人一起进入全球化体系的时候，德里人把自己看作战士。对于其他人，他们有时候似乎不讲道德，也不讲原则——不怎么在乎整个社会的规则，比如说，不怎么关心那些比他们处境更脆弱的人——那不是他们自己对于事物的概念。他们当然不关心平民所想，因为战士这个职业要求他们高居平民之上。但就像所有的战士一样，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基于一种强大的道德规范。他们的行动单位是家庭，若想让它维持强大的武力，是需要智慧、正直和牺牲的。

这里的人们，正如我们所见，总是很坚忍不拔、独立自主，对逆境随时做好准备。分治没有摧毁这种精神，只是确认了它的前提：一切都可能被带走。财产和金钱消失了——财富的命运一贯如此，所以旁遮普人拿起武器反抗厄运，开始把一切再创造起来。分治之后，德里马上多出了一百万新公民，商业机会比比皆是。

企业家在刚刚独立的印度并不起眼。国家的“好公民”是农民、士兵和工人，以及为国家服务的专业人员，比如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官员。但对于未来的全球经济，也许正是那些永远在规则以外工作的人（印度的创业斗士们）的活动才是意义最重大的。

我去见拉胡尔·卡普尔（Rahul Kapoor）的时候[1]，他不在，去健身房了。但他的祖父在家，老爷子很高兴能向别人炫耀一下他刚刚装修好的浴室。浴室一直扩建到花园，所以现在三面都有阳光，而且房间很长。他用指节敲着墙壁原来的部分。“看到了吗？意大利大理石。”然后他走到扩建的地方又敲了敲，声音是空心的。“这个新建的部分只是石膏板，漆成像意大利大理石的样子。你能看出区别吗？”

他笑得开心极了。

“来我书房瞧瞧吧。”他说。

他大约八十岁，体格惊人地结实，步伐矫健。他把我带到一个洒满阳光的小房间，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了下来，坐进一张皮革扶手椅里，戴上眼镜，开始按手机按钮。我环顾四周，看到一些银质镜框，里面的照片上是他已经成年了的孙辈们——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一副魅力十足的样子。房间中央有一张样式奇特的桌子，桌子的一条腿是一本巨大的石头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大尺寸油画，画上是几个农村妇女，另一面墙上有一尊象头神迦尼萨（Ganesh）的塑像。我们的头顶上是一盏装饰着玻璃玫瑰的水晶灯。

“喂？亲爱的，”他对电话里说道，“我在和一位非常好的先生聊天，他来找拉胡尔。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他没带手机。是吗？太好了。谢谢你，亲爱的，待会儿见。很快见。”

他转向我。

“他随时会回来。现在给你来点儿茶或者咖啡好吗？”

他按了一个按钮，出现了一个侍者，他非常仔细地把我点的说了一遍。

“你一定要见见我太太。她是德里最美的女性之一。我追了她很多年，因为我长得并不帅。甚至到现在她都是非常美的。”

于是我开始思考，就像我以前就想过的那样，这代男性——在印巴分治以前就成年的男性，似乎比他们的儿子和孙辈更能够充分地去爱一个女人。

“她也是最棒的女主人。当我和别人讨论事情的时候，她会送来五十盘不一样的点心。最棒的是，她还会给司机也送去。我们装修这栋房子的时候，她总是确保工人们有饭吃，有冰镇饮料喝。”

卡普尔先生全心爱着他太太，也全心爱着所有事。事实上，他很开心能活着。

他给我介绍照片上的年轻人：有些在伦敦，有些在加利福尼亚，有些在德里的家族企业里工作。

“我的孙辈们仍然想和我一起度假，”他笑着说，“这让我很自豪。爱是最重要的事。无论我工作多努力，晚上我总是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问他想把什么东西传给孙辈。

“我教他们什么是美德,如何对待别人。我认识这里最有钱的人,但我会照顾每个人。而且有一件事是我自豪的，就是走进来向我求助的人，没有一个会失望地离开。这些福气会给你回报的。”

茶送来了，托盘里还有饼干和一个盛着糖的碗。我问卡普尔先生他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分治之前我们住在锡亚尔科特（Sialkot），”他说，“我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1947年逃跑的时候，我们只带了一身换洗衣服，大家跳进车，然后就来到了德里。”

1947年，卡普尔二十岁出头。他告诉我自己是如何在新家重振家族已经失去的医疗器械生意。一切发生得很快，速度让人惊异。很清楚的一点是，即使他所在的阶层中，许多人在1947年失去了自己的有形资产，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却几乎完整无缺地跟随他们迁徙，并且他们仍然能够像以往那样，在关系网中获得同样的帮助和引荐。在对向德里扩展的新住房供给的设想中，之前的等级、种姓、民族和职业划分实际上保留了下来，同时能轻易地重新培育起社会关系网。在一个新的首都城市，新的人口族群需要各种商品。对于那些有良好关系网和创业动力的人来说，几乎在找到住房前就发现自己的生意已经一派繁荣。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卡普尔先生就已经在北印度建立了垄断企业，在致富的路上一帆风顺了。

“坦白说，我做的事没什么特别难的，”他说，“我就是工作非常努力，一路学习。你得喜欢自己做的事，要不然，你就应该去做别的。”

到20世纪60年代，卡普尔先生赚足了钱。他建了一座大酒店，随后又做了多项房地产投资。分治难民失去了所有资产，不动产对他们来说有着磁石一般的吸引力，带给他们安慰，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去获取不动产，越多越好。长远看来，这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他们的想象——随着最近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他们发现自己的财富数量变得惊人。卡普尔在德里最好的街区有房产，在城外还有一栋“农舍”，这种类型的房产目前价值确定在5000万到1亿美元之间。过去的数年内，正是这轮房地产行情使这座城市的有产阶级变得极度自信。现在这些人发现，他们在全球范围里都算是富有的，而且还不用做什么事。因为自己的“非工资收入”让他们和这座城市里的其他人区别开来——如果德里的高级餐厅在工作日的下午奇怪地坐满了正值劳动年龄、无忧无虑的男男女女，那就是因为他们的“非工资收入”太多了。

我听到走廊里传来拉胡尔的声音，然后就看到他冲进了房间。

“对不起，”他说，“我迟到了。”

“别担心，”他爷爷心平气和他说，“我们聊得正高兴。”

拉胡尔刚从健身房回来，满身是汗。今天天气不错，他想坐在外面。我拿起自己的茶杯跟他出去。

“放着吧，”他说，“我让人帮你拿出来。”

我们走出去坐在阳台上，阳台下面是一个围起来的花园，花园四周都是参天大树。一个巨大空旷的会客室，全部以米白色皮革和大理石装饰着，朝着阳台敞开。

“你觉得我爷爷怎么样？”拉胡尔问。

我说了点好话。

“那家伙很有种，”他由衷地说，“他一手打造了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那代人用整个生命创造这些东西，累积成了不起的故事。年轻人只是挥霍，做的事算不上什么。”

拉胡尔二十五岁，身材纤瘦，为人热情。他穿着健身的运动服，外表考究时髦。我们的饮料放在托盘上送来了，他吸着鲜柠檬苏打水。

“那代人很强。我爷爷快九十了，但和他喝威士忌的时候，都是我先不行。”

附近有一幢房子在施工，拉胡尔受电钻噪音干扰很大（甚至都有点过分了）。他等电钻停了才开始讲他的故事，让人感觉他是一个有些挑剔的人。

“我们家来自锡亚尔科特，现在属于巴基斯坦。英殖民时期的锡亚尔科特是制造手术器械的中心，我们家控制着这个行业。1947年我们家族离开锡亚尔科特，分散到印度各地，然后重新白手起家。

“我的外祖父也是个传奇人物。他去了印度南部，因为知道那里不会有什么竞争。最开始，他骑着车在各个医院周围卖产品，产品就装在一个大箱子里。现在，他的公司是印度南部最大的医药器械供应商。对一个旁遮普人来说，去印度南部是很精明的一步，那里的人不擅长做生意。他们是学者型的，不是很强硬。如果有医院招标，外祖父和他的兄弟们就会挡在收标书的房间外面，有竞争对手想要来递标书，就会被打。他的对手们对此束手无策。但是有一次，他们聚到一起，伏击了外祖父，打了他一顿作为报复。

“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是个大慈善家，在马德拉斯（Madras）建了好几所最好的学校。但他有一个缺点——他跟穆斯林有仇。在分治过境的过程中，他的儿子被穆斯林杀害了。之后他试了很多次，想再要一个儿子，但只是成功地生了五个女儿。所以一直到去世，他都痛恨穆斯林。只要提起穆斯林，他就会勃然大怒。对旁遮普人来说，必须要有一个继承人来继承你的产业。他去世之后，生意就停掉了。他的女儿们都是被宠坏的富家女孩儿，什么也不想干。而且男人涉足妻子家里的生意也不好，这样就好像他们自己的生意失败了一样。”

和德里大多数商业精英一样，拉胡尔的家族来自旁遮普的卡特里（khatri）子种姓，这个种姓中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数量相当。卡特里很可能是从事贸易的种姓里地位较低的成员，但他们喜欢号称自己来自更高贵的血统，说“卡特里”一词源于“刹帝利”（kshatriya）——高级战士种姓的名字。他们说自己在数千年穆斯林统治期间受到了压迫，过程富有英雄色彩，但他们的精神从未被征服。通过获得的财富和教育，他们从莫卧儿军政府中崛起，开始担任重要职位。他们说，是沙文主义的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把他们从官僚体系中赶了出去，强迫他们开店营商。然而，即使是扮演商人角色，他们也保留着自己尚武的身份特征。

拉胡尔回忆外祖父的方式正是这种身份特征在今天运作的典型方式。由于家族因财富和舒适的生活变得松懈下来，许多年轻的旁遮普邦企业家对这种变化方式感到失意沮丧，他们一再讲述祖父母的故事——从一贫如洗到千金复来。为了保留尚武品格，他们将这种历史的痛苦和其祖父母应对这种痛苦的好斗劲头抓住不放。

然而，如拉胡尔的故事所表明，并不是每个人都为旁遮普商人建立其商业帝国所用的策略感到高兴。这些策略的受害者也把其看作是好战的，而且不是那种好的好战。印度的许多地区都对旁遮普人企图垄断商业的凶残意图感到愤怒，西部和南部的本土主义运动就是专门为保护当地经济免受北方商人的冲击而发起的。

“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们是富人。我们家的价值观是非常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祖父经常让我们不要忘记关灯。我母亲如果看到我们浪费食物，会非常生气。他们在金钱上非常保守，所有钱都存了定期，然后就把钱放在那里。他们从来不贷款，也不花什么钱。

“我小时候到家里的工厂去，会有上千个人排好队来看我们，所以我觉得自己像个王子。但是一直到上大学我才意识到我们很富有。当时我成了家族企业的股东，看了资产负债表，看到父亲的收入和我们拥有的所有，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但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已经完全停产了。父亲停掉了生产线，我们现在只卖别人的产品：德国货、美国货和中国货。祖父还保留了一家听诊器厂，因为他喜欢，虽然说这家厂在亏钱。尽管他年纪大了，并不需要每天去厂里，他还是每天都去，因为他对制造东西很有热情。我从来没在父亲那一辈人身上见过这种‘激情’。他们快乐但没有野心。他们开派对，让孩子和家世好的人结婚——他们所有人都很快乐，太快乐了。每个人都有个大公司，卖的东西别家都比不过，也不需要营销。我有个阿姨是尼康相机在印度的独家代理，钱就这么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进来。”

拉胡尔曾在美国一所常春藤名校念书，他觉得美国很多地方都比这里更让他自在，有段时间还考虑要不要回去。但他的父亲希望他负责公司的一大块业务，最后他决定投入一试。

“当然我也想过是否应该做别的事。有时候，管理这家公司让我觉得我要死了。但是每种生活都有妥协。而且我想，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本可以在美国找个工作，现在或许就是一个分析员，在努力帮一家超市节约1%的成本。那样，我就只是一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但是我希望成为那架机器。或者说我想控制那架机器。

“我大学时代的朋友大部分都倾向于搞艺术。到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做的事会比他们多得多。生意、金钱——都只是达成结果的手段。我希望留下点什么。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不想死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谈商业战略。他正在对公司进行全面改革，拓展业务范围和下游。现在，他正要开连锁医院，用的是家族几十年前取得的土地。最终，这项连锁业务将成为跨国企业。在那之后，他希望投资药物研发，也许会收购一家外国医疗器械制造商，这样公司就可以生产自己的产品，而不是只卖别人的。他甚至当场就开始预测新的投资。

“也许这样做并不正确，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我经常超越自己。除非你用最先进的方式来做事，否则就没必要做。”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抖腿——让人感觉他内心充满了紧张，部分原因是他这么做即使在家族里也是冒着巨大风险的。

“在旁遮普商人家族里，要改变生意的方向非常难，因为家族想规避风险。你就老老实实做自己知道的事，做融在你血液里的事。以前业务这块，我可以向三十个人去寻求建议，但是这些新的投资，我得从零做起。但这就是我和他们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中的大部分永远不会有任何重大成就，因为个人得失对他们来说意味太多。他们并不愿意长远考虑。当然印度商人必须要继续自己的商业传统，而且毫无疑问，十个商人里有三到四个肯定会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或者欧洲同行走得更远，这是我们的家族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但如果他们要做真正伟大的事，那就必须打破陈规。”

为了这些，拉胡尔再次大大背离传统的家族伦理，向外寻求金融支持。这方面，他是新一代的典型，经历了市场自由化的这代人对于金钱的观念已经深刻改变。以前，金钱——“dhan”，或财富，是静态的，其象征是黄金，需要被锁起来保存。金钱不是用来赌博、挥霍或是投资不确定计划的。金钱不会增长，却很容易缩水，所以每一笔花费，无论多小，都是潜在的损失。不管是挣1卢比还是100万卢比，旁遮普人的热情是一样的，因为别人的利润就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但到了市场经济时代，金钱不再是有形和静态的，而是变得抽象和动态。把钱拿出来不再自动指向损失，实际上，不这么做反而会在不断扩张的金钱世界里吃亏。一夜之间，钱生出更多钱，这也是北印度更年轻的一代人突然对买东西不再焦虑的原因之一。来钱的地方总会生出更多钱。

“最终，我会拆分这些公司，并且像一个风险投资者一样运营，根据需要为公司注资。最后，我会让一些公司上市。牢牢掌握一个集团公司确实不错，但我宁愿拥有1000亿卢比的40%，而不是50亿卢比的100%。

“跟你说，这件事并不容易。我刚刚从伦敦的财务会议上回来。我没有什么经验，要从那些五十几岁的家伙手里拿到投资是很有挑战性的。为了这个项目我头发都白了，这项目简直催人老。”

“你看着像个孩子。”

“我看上去多大？”

“大概二十一。”

“哦，谢谢你！我觉得自己看上去有五十岁。我觉得自己已经五十岁了。今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开始秃顶了。”

拉胡尔仿佛觉得自己和家族企业做了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这场交易将吸尽他所有的青春和精力，判决他照镜子的时候一辈子带着恐惧。然后他飞快地说了一段话，仿佛直接来自这部哥特歌剧的台词，他的意思是，这场交易将为他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

“当我去到那里，看到一个个巨大的土堆，看到他们在巨大的挖掘现场建造新医院，我兴奋地发抖。如果我能做成这件事，满足感会是无与伦比的。”

那些巨大的泥土堆、挖掘场——都是杂志上经常使用的图片，用来讲述残酷无情的资本的恐怖。资本不断拆毁现有的东西，是为了积聚新的——更多、更大、更远、更快的东西。但拉胡尔望着这片被凿开的土地，觉得自己完满了、扩展了、成长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溺水。我在下沉，就快要被淹死了。但有时候，我的感觉是，哇哦。”

我问他为什么要过这样危险的生活，他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开始谈家族企业的历史。公司被分给了他父亲那代的好几个男性，他认为分家的方式不公正。

“我本来应该管理一个更大的集团，想到这件事就让我如鲠在喉。所以我的一部分动机来自想要补偿以往的损失。我们损失了很重要的几块（业务），这让我们损失惨重。”

“同性恋的身份大概也影响了你的观点吧？”

“噢，那是另一个让我希望比其他人更出色的动机。我的确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出色。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自负。部分原因是我必须表现优秀，以此来挑战所有的成见，然后他们就永远不能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不是那种身材魁梧的旁遮普人，所以我得证明自己。”

实际上，拉胡尔拥有所有旁遮普商人的典型品质——轻视历史、面对现今世界挣扎逆反以及无穷尽的追赶心理。这些使得他精神紧张、缺乏耐心、雄心勃勃。

“你刚才说想留下些什么，是指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建一所学校，让一百个孩子受教育。你也可以捐款给慈善机构。这些可能都是好事，但不能算作留下的东西。从更广的角度看，这些事都太小了，完全无关紧要。你看见洛克菲勒家族做的事情了吗？那才算留下了东西。美国的每个大学和学院都有洛克菲勒家族捐赠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受到他们家族作为的影响。那才算是留下了东西。

“看看我们身边的商人。这儿的（商人）。他们造些面目可憎的房子，自己的小孩都胖得要命，能一口气吃到死。还有无尽的财产纠纷。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他们对生活的愿景是什么？你赚钱，然后死了。你只是积累了一大笔财富，然后你继续不停赚钱，永远不做其他的事。然后怎么样？我是说我需要多少钱？我在纽约有了公寓，坐飞机到任何地方都是头等舱，之后我真的还要多少钱？我要用我的钱改变这个世界，这就是我要赚那么多钱的原因。”

“所以你是为了帮助那些不如你富有的人而做事？”

“我不会这么说。我的意思是，我确实曾经在宣扬自由主义的美国大学念书，那是我心底里的自己。但我管理公司的时候，是典型的邪恶资本家。我就像《艰难时世》（Hard Times）里面的人物。我使唤别人，让他们擦亮我的鞋子，确保佣人们不会忘乎所以。”

实际上，来拉胡尔家之前，我刚刚去了一个工地宿舍。这是为来德里建设英联邦运动会基础设施的工人而造的数个工地宿舍之一。我还没从刚刚的经历里缓过来，忍不住用我所见到的景象回应拉胡尔的话。那个地方太拥挤了，拥挤到让人觉得可悲。工人们和家人睡在没有窗户的瓦楞铁皮棚屋里，约三千个人，但大概只有十个厕所。季风季节下雨的时候，整个地方都泡在水里——有游荡的孩子掉进地上看不见的洞里，淹死了；蚊虫大量滋生，在整个营地传播疟疾。我整个下午都在和那些病得无法工作的人聊天。他们生病时拿不到工资，也不能看医生。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遥远的家乡。

“那里并不一定只能那么差，”我说，“是设计的问题，硬生生弄得那么差，绝对会让人觉得这种设计是故意虐待人。”

“如果我看到那个场景肯定会有同感。”拉胡尔说。他停顿了一下，思考着自己的感觉，又加了一句，“但如果我看见那些人，同时肯定也会有看不起他们的感觉。”

拉胡尔的祖父走出来到了车道上，朝我们高兴地挥挥手，然后钻进了一辆奔驰车的后座。车子发动了，保安打开大门，车开走了。拉胡尔和我看着他离开。

“他真是个不同寻常的非凡人物。”我说。

“没错，”拉胡尔说，“他是我最敬仰的人。但别以为他一直是这样的，过去管事的时候，他就是个混蛋，像个暴君一样统治着这个家。”

与人情味更少的公司相比，家族企业有好几项明显的优势，这些优势尤其来自他们尚武的家族文化，这样的文化培养出的不是员工而是信徒——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赚钱，还要赢得荣耀。家庭成员会接受公司员工不会接受的专制。儿子们一夜之间被派去世界的另一头，一去就是好几年。妻子们管理着富豪商人的大量社会和家庭责任，这样他们自己就不需要操心了。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结构，用远比普通公司更原始的方法剥削自己的人力资源。通常，公司完全由家族自己拥有，没有其他人妨碍商业战略，重大决策可能在晚饭桌上就决定了。

所以家族确实需要“经营”。养育孩子是极其重要的商业技能。父亲的权威是必要的，但当整个家族的产业要依靠儿子从父亲那里接手，就不能随便使用这种权威。父亲们知道，如果儿子只看到权威和专制而不知道其他，那么他们要么会逃跑，要么就会变成傻瓜。他们精心谋划，仿佛为自己的青少年儿女设计了一场优雅的共舞，允许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大量自由，甚至当这些年轻人最终回来加入家族企业的时候，还让他们觉得这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母亲们常常拥有非凡的个性，利用庞大的资源惊人地管理着人与人之间复杂而不断变动的关系，并确保家庭结构尽管缺乏灵活性，却有丰富的灵性意义和骑士般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的好处之一是，即使在市场自由化后的白热经济环境下，商业家族的目标仍然具有很大的连续性。他们不必应对同一时期更自由的“中产阶级”家庭遭受的存在危机。对那些家庭来说，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在从商的家庭中，儿子的工作和父亲的一样，同时婚姻也是令人放心的父权制的，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在印度社会的其余部分迷失蹒跚时冷静旁观，并从混乱中获利。如我们所见，北印度的商业家族一直认为自己处于战争中，看到灾难和毁灭反而使他们的精神复甦。21世纪早期的动荡使得这些家庭更具前瞻性的思考大大增加了其经济影响力。他们明白，无尽的积累需要的是不断生产新的东西，而这只有在反复的破坏中才会实现，很多中产阶级不明白这点。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所说的，他于1862年在伦敦看到“那表面上的混乱实际上是最高程度的资产阶级秩序”。[2]商业家族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结构，能镇定地通过无序的暴风雨，并从中获利。

但其中的风险也很高。关于完美战士的传奇如此激动人心的一个原因是，他或她，是一种极端罕见的存在。骑士们远不完美，他们脆弱，还经常因为难以理解的冲动偏离自己的使命。

父亲们短暂地赞助孩子摄影或音乐爱好，给他们买最贵的相机或架子鼓，给他们交女朋友的自由，允许他们连续几个月在外面旅游。而那些年轻人们纵情享乐，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乐趣终会有结束的一天。当结婚和回到家族企业的时间一到，他们会顺从地执行，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就不是关于“个人满足”，或是任何这种平民阶级的蠢话——战士精神建诸牺牲之上，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最终会献身于自己的使命。离开自己爱的女朋友和生活方式是痛苦的，但恰恰是这种痛苦让他们的战斗更有决心。他们投入工作，怀着一股不前进毋宁死的热情。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这样顺利。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错。如果说父亲过于关注自己儿子的性格和生活选择，那是因为战士精神的代际传承是非常困难的。有时，那些年轻人所有的梦想都被酒精和其他上瘾物取代了。他们殴打被塞给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则沉溺于一种把生孩子当成自己主要意义的生活中。

在某些例子中，情况甚至会变得致命。我听说有个企业家没有继承人，因此从一个有好几个儿子的兄弟那里收养了一个儿子。男孩子现在已经十几岁了，擅长运动，对商业没有兴趣。他的亲生父母认为，如果不见他，他会在新环境里更好地适应。而他的新父母开始培养他去接管一摊子规模巨大的业务。他们给他娶了另一个有钱商人家的女孩。他告诉家人他不快乐，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知道自己对有些事无能为力，最终这种负担变得太大，让他无法承受，于是他自杀了。

商业家庭在21世纪初经历了权力的巨大扩张，这也使得权力转移给年轻一代的时候更加让人担心。这些年轻人的力量更强大，更不稳定，德里充满了大量落败而风流的武士。

希姆兰（Simran）说：“我确实发现我丈夫喝很多酒。每个人时不时都会喝多一点，那没关系，但他喝得太多了，开始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他家是一个旁遮普家族，家里分了一部分生意让他管，而他应付不了。他喝很多酒，从来没有酒后暴力，他就只是醉倒了。因为宿醉，他从来不去上班。家里人追着我打电话，问我‘他在哪儿？为什么不接电话？’我总是撒谎说‘他身体不舒服，他胃疼，他在床上躺着’。我应付不了这些。

“我没有马上要孩子，因为不太肯定是不是希望自己的婚姻里有孩子。因为我丈夫是酒鬼。但我爱他。

“家里人试着想办法让普莱尚特（Prashant）心情好点，这样他就会停止喝酒，做自己该做的事。他们去找我公公，说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很安定，还负责部分生意，应该给他一些家族企业的股份，这样他会更负责任。于是我公公第一次给了他一批股份作为礼物。你知道拿到股份的第一件事他做了什么？买了一台兰博基尼蝙蝠（Murciélago）跑车。这样很好，他也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且很开心。但我只是一直有种感觉，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

“普莱尚特酗酒的情况没有改善，最后因为这个被家族企业赶了出去。他做了些很蠢的事。于是他离开公司，不知道要做什么。公婆家还把我们从他们的房子里也赶了出去，我们搬到一套租来的公寓里。他没事可做，就是喝酒睡觉。我们的生活开始崩溃。

“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突然陷入昏迷，要动脑部手术，并且两年内不能要孩子。这件事以后，他很受震动，决定要洗心革面。他去了英国的戒酒所。

“他回来的时候，我的治疗也结束了，医生告诉我们可以要孩子了，他也完全把酒戒了。那样很棒，也是在那时候我们决定开始组建一个真正的家庭。然后我儿子出生了，普莱尚特是个很好的父亲，他的生意也开始顺风顺水，做出了在任何人想象中都是最棒的产品。我很为他骄傲。

“但我和他之间又开始出现问题。他渐渐对生意没了兴趣，每天很晚才去上班，这让我很生气。因为他会一觉睡到中午，房间都没办法打扫。到他起床的时候，他的早饭已经被清走了，因为已经是午饭时间了，还有……但我试着应对。有时候，我对他说：‘普莱尚特，你想要公司的股份，希望父亲尊重你，你的行为就要负责任。你不能饭来张口，没有东西会自己送上门来的。每天去上班吧，这不难，对吗？你一直在网上，在Skype上和随便认识的陌生女人聊天，或者看电影看到凌晨4点，那你肯定白天一整天要睡觉。所以，从现在开始，负起责任来，你的孩子们需要这些——纪律和有规律的生活。’

“我们还在钱方面起了很多冲突。普莱尚特小时候是被俭朴地养大的。我的意思是，他拥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旅行、教育等，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有一种匮乏感。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他会这么荒唐地去买兰博基尼。我常对他说，‘钱不是从树上长的’或者‘钱买不来爱’，他就会爆发。他觉得我在管他。我们走到哪儿，他都会‘哦，这个表好漂亮，我们买吧！’我会说，‘哦天哪，这个表的价格都能买一栋房子了！你到底哪里不对劲？’于是他很生气，我就说，‘我考虑几天好吗？’这是在花6万美元买一块表之前！他会因为这个恨我。我穿着很自然，不穿戴那些超级华丽的东西，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但他恨我这一点。他所有的朋友都真的很喜欢我，他父母也是。他对这点很恐惧，因为在他自己的整个生活里，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别人接受的，这就是他要这样招摇的原因。他看见我穿着普通的衣服，打扮就是自己原本的样子，这就像一个伤口一样会激怒他。他说我穿得像个乞丐，不能穿成那样坐在他的兰博基尼里。我有一块宝玑和一块劳力士，但我就戴一个大大的斯沃琪，我喜欢它的大表盘。我是个斯沃琪女孩儿，就像我这条围巾，只要400卢比。

“所以我已经对他很生气了，而且我会表现出来。那时候我刚生完孩子，很胖，这点让他受不了。之后，我们之间又因为一个祭司出了问题。当时我兄弟的工厂着火烧掉了，他的工厂制造的是出口金属手工艺品。所以有朋友介绍了这位祭司给我兄弟，说肯定是我们家布局有问题。你知道‘风水’[3]吧，就是房子和家居的朝向会影响好运或噩运什么的。所以我想，既然我们的生活也不顺利，为什么不让这个祭司也来我们家看看风水呢？于是我就让他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他很高兴能结识我们这样的大家族，随后他逐渐发现，我们这对‘外表光鲜而且脑袋不知道是不是从屁股里长出来的’夫妇很有钱，所以就想利用我们。他开始做的事情让我真的很气愤。”

希姆兰的茶里飞进了一只苍蝇，她有点分心。她叫服务生再给她拿一杯茶来。

“我刚说到哪儿了？”她问。“对不起，我记性有点问题。我一共做了十个半小时脑部手术，说话说到一半总会忘记。”

“你在说那个祭司。”

“对。后来，我发现这个风水先生，这个每个人都说他好的祭司，实际上在用很多黑巫术。我和普莱尚特之间越来越差，他决定要离开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和他对峙，事情更糟了，他走掉了。祭司问我怎么了，我说，‘你知道怎么了，普莱尚特和那个捷克女人在一起，现在他搬去和她住了。你应该知道，你们两个每天都说话的。’于是他让我去做一件荒唐的事，我觉得这完全是错的。他让我用黑巫术。他说，‘如果你做了，这女人就会从你生活里消失。’他说会做一个金属的东西，上面有她名字，我每天要往上面浇沸水。听上去就很吓人，对吧！我说，‘我做不了那种事。我是个单纯的人。让她活着吧！让她活着和我丈夫在一起，花光他的钱。我无所谓。我不想杀掉任何人。我丈夫已经把自己搞得一团糟，我不会阻止他。如果他什么时候想明白回头了，我再决定要不要和他在一起。眼下我有自己的职责——保持清醒，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把孩子养大成人，让他们成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好公民——这就是我关注的，他做什么都没关系。’所以我没有用黑巫术。

“普莱尚特之前已经有一段时间行事古怪。他不再把自己去海外旅行的行程报告给家里。之前他们全家人都会为旅行做一个行程留在家里，上面有备用电话号码还有所有其他交代事项。普莱尚特就不这么做。所以我公公问我他在哪儿的时候，我会说‘上次我听说他在法兰克福’。我公公说，‘你们不是每天打电话吗？’我说，‘他从来不接电话。’我公公开始明白过来。我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他，他说，‘有些事情不太对，因为普莱尚特刚刚从银行取了很大一笔钱，本来准备要带走。我不得不从我们的一个助理那里没收了一箱子钱。他本来是要拿去给普莱尚特。这样是不行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去追他，包括税务人员。’

“于是我公公没收了他所有的钱，两人大吵了一架。我公公说，‘我不会把这些钱还给你的。’因为他能看出来普莱尚特在做错的事。普莱尚特直接上飞机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他迷失了自己，这是肯定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过比现在更高端的生活，还是他最终想要弃绝一切。不对，我觉得他只是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这就是他想要的一切。

“我公公知道发生的事情后，非常生气。他照顾我和孩子们，每个月给我生活费，还帮助我对他儿子采取法律行动来保护财产。

“他在伦敦每个月要花10万美元，所以很需要钱，而且因为他不在，他的公司一直在亏损。所以他需要把财产变现。但这很难，因为所有东西同时也在我名下。一次他来找我，像拿着匕首一样拿着一支钢笔戳着我的脸，威胁我说，‘现在就签字！’我说，‘我能抽支烟然后想一想吗？’他说，‘现在就签！’于是我就签了，因为孩子们在隔壁，我怕他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公公问我，‘你为什么要签字？’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他，他就理解了。所以后来我们为其他财产申请了禁止令，普莱尚特气疯了。有一处很值钱的财产，他本来想卖掉，好在英国买栋美丽的‘农舍’，再买三十辆车，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能怎么办？他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然后干什么？把他所有的钱丢进马桶里冲走。我要教育孩子，要维持家庭，为了自尊，我还需要钱投资生意，因为从公公那里拿钱让我觉得很难堪。

“钢笔那件事发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进出都带着保镖，因为我很害怕普莱尚特会为了财产对我做出什么事。我把孩子们的护照藏起来，因为怕他会让他母亲来把孩子们带走。他母亲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一米五高，一头金发，手很漂亮，五官无可挑剔——她是个尤物，你知道吗，她皮肤非常细，因为她家来自巴基斯坦西北部。她出身很低微，因为长得美而嫁给了我公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相爱过。所以她住在伦敦，她说自己在皇家阿尔伯特厅（Royal Albert Hall）唱歌剧（她以前唱过歌剧），但那纯粹是个幻想。她喝酒喝得很凶，除了喝酒几乎不做别的事。

“但普莱尚特和他母亲关系很好，我能想象她会来带走孩子。她会说‘跟我去伦敦吧，你们可以坐在我粉红色的捷豹里到处兜风，我会带你们去哈罗斯百货商店（Harrods）买东西，带你们去迪士尼’，孩子们当然会跟她走。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我只是尽力照顾一切。我的孩子们很可爱，仅仅是做一名母亲就让我心情很好。只是我始终很害怕。我怕他会说我因为脑部手术变疯了，然后把孩子们带走。

“我告诉过你我的脑部手术吗？和他也有关系。事情发生在他买了兰博基尼以后。”

“我得了一种病叫AVM，”希姆兰说，“也就是脑动静脉畸形，这种病很常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大脑部分动脉比较薄。你就算一辈子都有这个病也没问题，不会对生活有任何妨碍。

“我记得那是我公公生日，我们在家喝了酒，之后和客人告完别，我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普莱尚特要去参加一个高尔夫球赛，所以他很早就起床了。事实上他一整晚都在喝酒——我去睡觉了，他还熬夜喝酒看电视什么的，自己一个人。第二天早上，他很早就走了，而且明显在高尔夫包里带了一瓶伏特加。他把手机忘在家里了，所以我联系不到他。我给他的朋友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安全到达，他们说，‘没有，但是我们看见他开着兰博基尼，拿着一瓶伏特加——他太酷了，太有种了，简直就是摇滚明星，一边喝着伏特加，一边开车。’我说，‘你们觉得这样好玩吗？’他们说，‘他是个疯子，你丈夫，但我们爱他！’——你知道，对那些人来说这是个玩笑，但这种压力让我承受不住了。他一整晚都在喝酒，他一边开车还一边喝酒，他开车到离德里一小时以外的地方。我焦虑得心力交瘁了。于是我的血压上升，涨破了脑子里的血管。我跑去睡觉，二十二个小时没醒。我婆婆一直对我的女佣说，‘她只是喝得太多了，多让她喝点水，她会好的。’然后我母亲打电话来，很是担心。随后她打给医生，医生说，‘马上送她去医院。’我婆婆说，‘不用，我了解希姆兰（说得好像她真的了解我一样），她只是喝太多了，就让她睡吧。’然后医生又打来，她说，‘哦，她还在睡觉。’医生说，‘我告诉你，她非常不对劲，需要去医院。’然后我母亲又打来，‘我不管你，我要带我女儿去医院。’她来了，把我裹在一条毯子里，我没有醒。直到那时候，我才被带出去。医生没办法和我说话。他们把我放进核磁共振机，说，‘如果你再晚五分钟带她来，她就救不过来了。’那是救命的关键时刻。

“我昏迷了九天。当时脱离昏迷的机会很小。由于破了的血管在语言和记忆的区域，医生说，‘如果她能醒过来，要么失忆，要么再也不会说话了。她可能只能发出像布谷鸟那样的声音，你们得要面对那样的情况。她痊愈的机率只有一成。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剩下的就只能靠祈祷和祝福了。’所以真正救了我的是祈祷。有一百零一名祭司为我诵经。普莱尚特的祖母和我的祖母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因为每个人的好意、大家希望我活着的愿望，还有所有这些积极的能量，我活下来了，完好无损，成了那一成完全康复的人。”

注释

[1]为保护隐私，此处由两段独立的采访改编而成。

[2]引自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Verso, 1983), p. 88.

[3]原文为vastu，是一种印度风水学。

十二　巴尔斯瓦的垃圾山

一名年轻女性准备在一个电影节上致开幕词，她发现把讲稿落在家里了，于是让男朋友赶回家拿。他骑了辆自行车冲回去。家很近，他十分钟就拿回来了。

但保安把他拦在文化中心门口，说自行车不能骑进去。他和他们争，说自己要送的东西很紧急。就在他飞快地要闯过去的时候，保安们用棍子袭击他，打中了他的头和身体。

等他爬起来，已经来不及送那份讲稿了。他走进礼堂，坐在我旁边，他女朋友正在台上临场发挥。他大声喘着气。我转头看他，发现他的头在流血。我们走出去，找到了文化中心总监的办公室。

“很抱歉你受了伤，”听完整件事后他说，“但我想说，如果你当时说的是英语，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他们看见你骑着自行车，又和他们说印地语，他们怎么知道你是中产阶级？”

巴尔斯瓦定居点（Bhalswa Colony）的垃圾山令人惊叹，人们可能会想，只有大自然才能造出如此庞大的东西。它从平地拔地而起，粗糙的陡坡上有一条歪歪扭扭的路，一辆接一辆的卡车轰鸣着慢慢开上坡顶。从下面，你能看见这些卡车沿着坡的平顶卸货，为这座山添上更多垃圾。卡车周围有些人，从山下看只是一个个小点儿，他们的工作是从这堆大都市的弃绝之物中，挑出仍然能用的东西。

我四周是一片用于垃圾分类的空地。装满塑料瓶的麻袋每个都有一辆汽车那么大。有一块区域是成堆的靠垫、床垫和沙发，男孩子们把这些东西划开，拿走塞在里面的棉花。还有一个区域，震天响的锤子以不均匀的节奏敲打着钢质的垃圾桶和旧空调的外壳，要把它们敲平。还有成堆扭曲的轮胎，数量惊人。

最近一直在下雨，地上到处都是积水。猪和狗在散发着化学品臭味的水里洗澡。

我们在离市中心很远的城市北部。经历过市区的交通堵塞后，走在这里有一种古怪的感受，因为这里空间太大了。头顶上的天空一望无际，地形几乎是田园式的开阔。地势缓缓向下，下面是一个水库，里面有水牛和一直看着岸边的鹳鸟。大家把牛粪收集起来做燃料（村庄的风格）——这些牛粪被堆成锥形，大小如同身材魁梧的成年男人，为了防雨还在上面罩了油布，随处可见。

巴尔斯瓦定居点被挤进这大片土地的一个小区域，一堆厚厚的砖块堆积在彼此顶部，像森林里的树苗一样，向着任何还没被占用的空间伸展。房子上都是柠檬绿色的斑驳——这些砖块来自以前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上过色的墙壁变成了碎片在这里又被用上了。从外面看，整个镇子似乎是瞎的——墙上没有窗户，所以从这些房子里看不到四面围绕着它们的巨大垃圾袋。

我们朝定居点走，路上冒出来的每个人好像都穿着制服。先是一群大笑着的女学生，穿着蓝色连衣裙，晃着辫子，辫子上系着缎带。然后是一个乐队，每个人都戴着军队式样的帽子和肩章，拿着小号和鼓，出发去参加某个远处的婚礼。

和我在一起的是米纳克什（Meenakshi），她不住在这个定居点，但自发地保卫着这里。她三十出头，语速很快，神情严肃。

“他们想要创造一座城市的时候，得请其他地方的人来让城市运作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劳动力。住豪宅的人是不可能让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城市的运作靠的是那些住在棚屋和贫民窟里的人——人力车夫、卖菜小贩、皮匠、建筑工人，等等，这些才是让任何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人。

“所以比哈尔邦（Bihar）、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便从自己的村子搬来德里。在德里，他们发现自己能找到工作，但没地方住，所以他们开始在城市边缘的空地上造一些小房子。对政府来说，他们代表了一个可以争取的选民群体，所以政府决定把他们注册成德里的选民，并为他们提供水电和配给卡。后来他们的家人也搬来了，并一起在这里正常生活了三十年。

“人们不断来到德里，这里有很多工作机会。德里地铁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在政府眼皮底下造了很多棚屋，政府什么都没说。但后来政府觉得‘这些人很脏，影响了市容’。加上城市扩张后，他们住的地区已经不再是城市边缘，政府想要从这块土地中获利，所以就对这些人说，住在这里是非法的，让他们走。

“其中一个定居点在亚穆纳河的岸边，有大约三万户人家。2000年，政府为了美化城市，决定把这些居民赶走。他们在那块地上建起了德里政府的新办公楼，那栋楼是世界上最难看的楼之一。

“那三万户家庭里，两万户被认定是非法定居，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就直接被赶走了，没人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其他人被重新安置到城市外围的数个地点。1990年之前来德里的人获得了18平方米的土地，1990年到1998年之间来的人则获得了12平方米的土地。每户人家要付7000卢比（相当于那时候的160美元）。

“有些被安置的家庭到了巴尔斯瓦这里。但是搬迁计划很狡猾——三万户家庭里，只有五百二十九户被安置在巴尔斯瓦，其他人被搬到了别的地方。他们要确保同一个镇子的人被分散到不同地方，这样人们就没法儿联合起来了。

“政府同时也在拆除其他定居点，所以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也来了巴尔斯瓦。从尼札姆丁来的是穆斯林，从亚穆纳河岸来的是印度教徒，还有从贱民（dalit）社区来的人。所有人的文化和宗教都不一样，政府知道如果把他们都放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他们彼此肯定会起冲突。这样做非常聪明。

“‘安置’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我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安置的意思是把人民完完全全安顿好，是说在新的地方为他们提供原来有的设施。

“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人们被从自己花了四十多年建起的镇子里赶出来，丢到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设施都没有的地方。没有商店，没有配给品店，没有学校，没有公车。更别提水和电了。那地方完全是一片荒芜，什么都没有。第一批来的人只能从头开始。政府什么都没提供。

“孩子们不得不辍学，因为那里没有学校。大部分男性丢了工作。人力车夫被抛到离家三十五公里以外的荒野里，那里从来没人去，当然也没有乘客。同样情况的还有商店店主，他们再也进不到蔬菜了，也没有顾客。一切都完蛋了。

“那个贫民窟的妇女过去大多在德里南部的中产家庭里当女佣。她们不能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丈夫已经没有收入了。所以她们常常早上5点就出发，一路赶到工作的地方，然后晚上6点才回家。她们没办法照顾孩子，孩子们都在家里，因为没有学校可上。”

我们走进了定居点，和德里南部高尚社区的街道相比，这里的街道造得惊人地好。街道表面铺着砖，微微带着弧度。洗过的明黄色和蓝色衣物挂在街对面；房子前面停着自行车。屋子里，人们正在做家用扫帚——一间房子有人在切割鬃毛，另一间房里的人在做手柄。空气里有炸大蒜的味道。

米纳克什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朝着里面喊，“你好！你收到配给卡了吗？”

“收到了。到了一阵儿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有些生气。“这些事你得告诉我！”

米纳克什给自己安排的任务（因为没人让她做这个）是做这个社区的政治代表。她为大家整理官方文件（很多人是文盲），代表他们游说市政当局，还在必要的时候组织政治行动。我能看出来，她非常在意这个角色。

“就像我告诉过你的，这些社区居民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政府计划为他们建造公寓街区，在社区中央规划了公共空间。我们说这种布局会出问题，每个人都会和其他人争那些公共空间。穆斯林想要在那里屠宰牲畜，但这会冒犯婆罗门，因为婆罗门想在同一个地方祈祷和敬拜。绝对会起冲突的。

“居民说他们希望有独立的房屋，并且拒绝接受政府的规划。政府说房子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建筑师设计的，所以不能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个规划，我们会把你留在那片荒地里。’于是居民说，‘我们已经在荒地里生活了六个月了，没理由住不下去。’所以有一整年他们都住在露天的小帐篷里。他们抗议、上法庭、找媒体、游行，最后迫使政府放弃了原来的设计，重新规划了成排的房子，把土地分配给各家各户，让他们各管各的。”

我们在一栋房子前停下，并走了进去。房主是一位叫贾哈娜拉（Jahanara）的妇女，正和她的朋友萨茹阿斯瓦蒂（Saraswati）坐在一张垫子上。两个人都代表这个定居点参与了很多米纳克什组织的政治运动。

已经近中午了，光线穿过敞开的门照进来，屋子很亮。房间看上去很大，因为里面除了一台冰箱和一个炉子，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了。墙壁被漆成奶油色，在地板反射的阳光中幽幽发亮。房间里侧有楼梯通到上面的楼层。

贾哈娜拉要给我们泡茶，所以起身去准备。米纳克什继续她的话题。

“你可以看到这地方有多糟。土地湿软，很容易就被淹掉。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人在建造前，不得不挖排水沟。即使是这样，这里在雨季也经常被淹。今年有个孩子在洪水里淹死了，因为水位高过了房子。即便如此，这里也没有水可以饮用。蓄水池里的水是咸的，而这里的地下水尝起来有酸味，因为垃圾堆里的化学品渗进了土地深层。这些东西太毒了，连蚊子都活不下去。那是纯酸，有腐蚀性。孩子们因为在水里玩，全都得了皮疹，妇女也都得了很严重的阴道炎。

“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这座镇子。他们不能年复一年地等着政府来铺路、铺下水道，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动手。他们不得不为了每块砖和每袋水泥去游说，供电也得去游说。已经十年了，他们还在游说。这里还是连座中学都没有。最近的一所学校不收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是‘贫民窟的孩子’。所以孩子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另一所学校，那里每个班有一百个孩子，没地方可坐，没水也没厕所。这对那些要去上学的孩子来说非常艰难。你看到通到这里的路了吗？一下雨就完全没法走。”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贾哈娜拉插话说。“首先是为了工作，因为我们在北方邦的村子里什么都没有。我们认识一些人，他们被包工头带到德里，收入不错，所以后来我们很多人都跟着来了。还有一个理由是因为学校。我们自己是文盲，所以希望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村子里的学校很远，你没办法检查孩子有没有真的去上学。而且女孩子要走那么远的路很危险，这就是我们觉得和丈夫一起生活在城市里会更好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为了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特别是女儿们。

“我们刚来的时候，想办法让两个孩子进了一所德里的学校。但学校很远，而且老师不了解孩子的情况。他们给孩子们不及格，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学校里有贫民窟的小孩。孩子们觉得很灰心，半途就辍学了，现在他们在当工人。这是这里发生的一切当中最坏的事，我们的孩子失学了。”

对面的一栋房子里，有一个年轻的女性刚刚从浴室出来，穿着一件桃红色的纱丽，头发还是湿的。她站在一面镜子前梳头，往脸上抹面霜。她花了很久化一整套妆，然后拿了一把扫帚扫地。在这里，因为巷子很狭窄，没有窗户的屋子要靠从门口照进来的阳光采光，一切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我们在房间里喝着茶。萨茹阿斯瓦蒂默不作声地玩着贾哈娜拉的脚趾头。两个女人都穿着棉布的纱丽克米兹，萨茹阿斯瓦蒂手臂上戴着一排金属和塑料的手镯，一直戴到手肘。她说：

“我丈夫的姐姐和姐夫离开村子去了德里，之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我婆婆很担心，每天为女儿以泪洗面，因为她已经两年没有她的消息了。她不停地让我丈夫去德里找她，于是他就去了。他找遍了这座巨大的城市，到每个定居点去问有没有人听说过这对夫妇。过了很多个星期，他到了亚穆纳河另一边的一个地方。他问是不是有人知道他俩，结果有人说，‘他们住在这儿。’他们让我丈夫去井旁边等着。到了那儿，他看见有几个妇女在打水。他朝她们大声问，‘姐妹们，有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住在这里？’他的姐妹正好在其中，听到他提她的名字，马上向他跑过去，一看到他就开始哭。‘弟弟，你怎么会在这里？’她问。我丈夫说，‘你为什么两年没有和我们有任何联系？妈妈担心得都病了。’她说，‘我丈夫没有假期，所以我们回不来。但我给你们写了很多信，从来都没收到过回信。’我丈夫也哭了，‘我们从来都没收到过任何信！’

“之后，我姐夫帮我丈夫在德里找了份工作。他开始时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建造横跨亚穆纳河的新桥。但五个月后，他丢了工作，没事干了。有一天，他发现了把椅子，于是决定在河岸上摆个理发摊。那时候，那地方还没有镇子，除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坑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丈夫在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做了一名理发师。他整天和自己的椅子一起，在一片巨大的荒地中等待。那地方完全是一片荒芜，晚上一片漆黑。

“白天他几乎挣不到钱，所以只能晚上也工作。他得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把亚穆纳桥建筑工地周围堆起来的垃圾搬走。他要在一片漆黑里从河里游到工地，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在无尽的黑暗里游。他一整个晚上都在工作，把卡在河里的尸体拖走，弄走各种各样的垃圾。这份活的工资是每月500卢比。

“最后，政府把亚穆纳岸边的垃圾坑用土填起来，平整了整块地方，我丈夫和他的姐夫在那儿建了个小屋，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搬到那里去住了。但我丈夫觉得很孤独，他开始吃不下饭。他无法停止想念他的孩子们，只有孩子让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完全孤单的。所以他叫我来德里陪他。

“我们在那儿住了快二十五年，一点点把那个地方弄得能住，靠自己一砖一瓦地建起了每样东西。我们在那里建了一栋两层楼的家，最终那个地方什么都有了——电、自来水、一座公立学校，旁边还有一座公立医院。但是随后，我们建造的所有东西都被拆掉了，说是为了给邦长盖办公室。

“他们承诺说会给我们真正的房子，有厕所和浴室，让我们不再是贫民窟居民。大家都讨厌住在贫民窟的人，所以我们很开心。他们说‘贫民窟’这个词会从你们的生命里被抹掉。他们说会带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有好的学校、公园和供水供电。孩子们也很高兴。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一切都是骗人的。

“他们向我们收了7000卢比作为造新房子的钱。我们很多人的钱都是借来的，或是卖掉珠宝换来的。但他们拒绝事先给我们看这个地方。他们把我们全都装上一辆卡车。路上，我们问卡车司机，‘我们要去的是哪里？那个地方好吗？那里的人好吗？’他什么都没和我们说。他怎么能这样？但毕竟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沼泽地，他们承诺我们的房子根本不存在。卡车司机自己都说，‘这地方不好，你们怎么能住在这里？’我们有些人把之前房子的砖头带来了，但大多数人连砖头都没有。这里整个地方都泡在水里，到处都是蛇和老鼠，最后用了六卡车泥和五千多块砖才把整个地方垫起来。”

她们说关于建筑施工的事时，有大量非常精确的细节。她们知道怎么造下水道和门廊，知道要用多少水泥和砖头。实际上，这些妇女让人如此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她们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是让别人代办的。她们不只专长于一件事，她们自己既是建筑工人，也是镇子的规划师，还是政治家。她们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近距离地全面了解，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些事都是模糊而遥远的。她们拥有自己的方式和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人都不一样。

贾哈娜拉的故事也差不多。她刚来德里的时候住在尼札姆丁附近的穆斯林贫民窟。

“那里有一口很大的井，我们就住在它附近。那时候，那里有片空地，当地的头头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造了一个贫民窟。一开始，我们有个茶摊，很快那片地区变得热闹起来，我们就建了一栋临时旅馆。我们有水电，而且因为尼札姆丁火车站离得很近，所以很多人到我们旅馆来吃饭。

“随后他们来了，对我们说，不管你过得多好，不管你在这里挣多少钱，别人会一直叫你贫民窟里的人。他们说要把我们带去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有好的学校、公园和水电。还说我们在那里会有自己的房子，带卫生间和浴室。孩子们很高兴。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

“他们让我们把自己亲手造的房子拆掉。我们中有些人说不相信这个头头的承诺。但是有天大概凌晨3点，他亲手把自己家的三层楼房拆了。人们开始恐慌。他们说，‘如果政府官员来拆我们的房子，会是一团糟，我们会失去所有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己拆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拆了。之后他们就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装上一辆卡车，并把我们扔在这里。”

我们谈话的气氛莫名其妙地平静。那是一个很美的早晨，她们说话的时候都很镇定，时不时互相肯定，就像每个人都是在替另一个人说话一样。我能感受到她们在一起的方式是中产阶级人群里少有的。她们生活中不确定的地方太多了，互相依存是活下来的唯一形式，甚至在她们的语法中，多数用“我们”，很少用到“我”。

米纳克什给我看各种信和照片，她们把这些文件寄给各种政府部门，试图把巴尔斯瓦变得适宜居住。

“十年了，我们还在做这些事。我们还是连一些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还在游说，要求发放配给卡，这是任何人过日子都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有配给卡，至少能吃得上饼，即使只是就着盐一起吃。没有配给卡，人们生存不下来。你知道现在的通货膨胀率吧？在公开市场上，大家是买不起任何东西的。

“事实上，这些事情让人很愤怒。每次我们去市政公司，那里的官僚会满脸厌恶地说，‘为什么这些垃圾一直来找我？’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继续斗争多久？这里的人能做的，要么是把时间用在为供水做斗争上，要么用在日常工作上，为自己家挣点钱。

“我发现政府每个月花5.6万卢比为我们提供水罐车，每年将近70万卢比。建一条水管通到这个定居点只要花一半的钱，但他们不愿意。他们知道，没有供水的话，这里永远不会是个适宜的住处，这样他们就能再把人赶出去。”

对多数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里从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大规模退出，达到了这些家庭几乎再也看不到政府角色的程度。他们喜欢这种状况——他们将政府的退出和“放松管制”理想化。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市政府做了多少工作来保护他们的阶级，将他们与包围着他们的大范围的赤贫隔离开来，不让这些贫困人口占用任何城市的空间或资源。恰恰是穷人才理解城市的真实管理方式。比起中产阶级，他们和政府打交道的距离近得多，并且背负着大得多的官僚负担。如我所理解，翻看这些文件——米纳克什挑起的担子是意义重大的。

对面的房子里，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是穿桃红色纱丽女子的丈夫。他裹着一条毛巾，光着上身，肌肉很发达，体毛浓密，胸前一条银色的项链在黝黑皮肤的衬托下发着光。他出来坐在外面的台阶上，手指上的戒指在阳光里闪烁。

“对男人们来说，情况很艰难，”米纳克什说，“到了这里，他们全都丢了工作。没人雇男人做家务活。现在有些男人做的日常工作，比如给豆子剥壳，做一天那活儿能挣30卢比，而且常常还需要全家的帮助。有些男人做扫帚拿到附近的居住区去卖，有些开始在建筑工地干活儿，但那都是少数。

“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坐在家里，变得意志消沉，整个人封闭起来。他们气自己的妻子总是不在家里而是在外面工作，于是打她们。他们不喜欢妻子涉足政治，会跑来我们的会议，满身酒气地胡乱骂人。他们朝我们喊：‘你们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你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而且这个社区受毒品和药物的影响很严重。我不是说一两个家庭，我说的是整个社区。甚至孩子都受到了影响。因为没有学校，所以他们没事可做，慢慢地就被影响了。他们会去闻做鞋子用的胶水。还有一种1卢比的药片，可以让孩子们忘记正在发生的一切。最便宜的药给了他们最大的快乐。

“男人们喝酒，抽黄糖[1]。他们一看见妻子身上有钱，就拿去买酒，把瓶子藏在衣服里回家。我问他们，‘你们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你们真的想要买那瓶酒吗？’”

萨茹阿斯瓦蒂挖苦说，“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好极了。他们还没开始盖医院和学校，就开了一家卖酒的商店，甚至还派了个警察看店。造学校花钱，卖酒的店则会为政府挣钱。

“人们说我们总是在责备政府。为什么不怪他们？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而那些能杀死我们的东西，能让我们的家庭破产的东西，政府却在开新店供应，而且非常大方。”

对面房子里，穿桃红色纱丽的女孩子从送货员那里接收了上百把新做的塑料扫帚，现在正给每把扫帚单独包上塑料套。她丈夫坐在外面的台阶上抽烟。

米纳克什说：“所以这就是问题。你能看到人们在这里造的房子和街道。十年了，现在他们有了点值价的东西，政府却宣布这个地方是非法的，让他们离开。这块之前政府给的地现在变成非法的，因为他们只给了十年用地许可。他们不会在这个城市里给穷人一个永久的栖身之地。”

“你来的时候肯定经过那块空地了，”萨茹阿斯瓦蒂说，“现在政府想在那块地上造公寓，并且想把我们赶走。他们为什么想在那里造公寓？因为我们花了十年让这个地方变得适合居住。是我们给土地排水，铺好了街道，安排了供电，还让公交车开进来。是我们使这块土地有足够的价值让政府能把它卖出去。我们不会离开的。我们这辈子已经建了两座城市，我们不会再建另一座。”

“我们不会走的，”贾哈娜拉也说，“他们已经骗了我们一次，骗不了我们第二次。”

米纳克什说：“他们说要让所有人走的时候，巴尔斯瓦来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反抗就什么都守不住。为了这个，大家做好了被警察殴打的准备。我们决定在英联邦运动会的时候去游行抗议，给政府施压让他们寻找别的解决办法。他们花数以百万计的卢比在一个对谁都没好处的大型体育赛事上，但真正需要钱的人却什么也得不到，实际上，政府还要从他们手里拿走钱，拆掉他们的房子。所以我们决定走上街头——整个社区的人堵住了附近的主要高速公路。德里大学的师生和我们一起组织了游行，他们中很多人对我们的处境感兴趣，除此以外没有人在意我们。

“那段时间巴尔斯瓦受洪水影响很厉害，但每个人都认为参加这次抗议很重要。大约有五千名妇女走出家门，堵住了道路，高速公路堵塞了四十五分钟。一开始，有个警察局的警察来了，随后他们叫来了其他分局的警察。警察局局长助理下令用警棍袭击我们。妇女们被打得很厉害，有个人被打骨折了需要去医院，我们叫了一辆救护车，但是他们拒绝帮助我们。德里大学的一些学生也被捕了。

“我要说，我们妇女也反击了警察。她们抢了警棍，回击他们。让我们很震惊的是，警察认出了其中一个人，并且开始威胁她。他们抓住了她儿子，问出了她工作的地方。之后，警察去了那里，告诫她以后不准再做这样的事。他们喜欢单独针对个人，因为一个人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的。”

“他们让我们给他们投票的时候，不会坐汽车来，”贾哈娜拉说，“他们走着来，对我们说，‘姐妹，拜托了。’是我们让他们赢得选举，让他们称王称霸，但他们却强取豪夺我们的钱。所以，和政府斗争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我们都受到过很多威胁。有几个男人来我家，带着很粗的棍子威胁我丈夫。他们说，‘管好你老婆，否则后果很严重。’从那以后，我丈夫开始和我吵架。我让他不要管这些，是我在照顾这个家。

“他们是政府，可以编造事由随时把我们关进牢里。他们控制着一切。如果他们拨给我们1亿卢比，最后只有2000万能到我们手里。我唯一害怕的就是政府，他们会拿走我们所有的东西。”

萨茹阿斯瓦蒂很愤怒。

“如果让我见到德里的首席部长，我会把她揍得找不着北。他们靠撒谎把我们骗到这里来。如果事先让我们看过这片地，我们是绝对不会来的。这是整个德里倒垃圾的地方，她觉得我们也能被倒在这里。让她住在这里看看，她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感觉。现在他们又想赶我们走！如果他们要强迫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会打破他们的脑袋！当年我们不得不把自己在村子里的房子卖了来买这里的地。十年了，我们当中很多人还在向债主还债，还什么都没买到的7000卢比。我们是不会走的。”

邮递员来放下了一封信，他的一只手臂在手肘那儿断了。

米纳克什说：“大多数人，那些真正让这座城市运作起来的人被这座城市排除在外。这里不再欢迎他们。这座城市正在为富人重建。只有有车的人才能住在这里。看看城市的基础设施结构——立交桥、商场、酒店还有其他奢华的地方，都是为有钱人造的。看看他们在立交桥上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是谁在使用这些立交桥？只有那些有钱人。这些桥对走路的人有什么用？你不能在上面走。走路的人在这座城市没法儿行动——没有让他们走路的地方。

“地铁只连接那些有写字楼或高端居民区的地方，没有通到任何劳工阶层或者穷人住的地方，所以地铁只服务于有钱人。穷人也买不起地铁票。而且有很多行李的穷人不能把行李带进地铁，他们只能乘公交车。

“但是现在他们引进了新的公交车，但这些公交车也不服务穷人。车子是些漂亮的环保公交车，让这座城市在英联邦运动会的时候面子上好看。车子的底盘特别低，让人们很容易上车，甚至坐轮椅的人也能上去。但是这些公交车只能在平整的路面上行驶，所以他们取消了所有过去通到这个地区的公交车。交通部门的人只是说这里没有路，所以车子不能来。

“每件事都在往坏的方向发展。每件事。最终不仅仅是穷人会受苦。我来自一个中产家庭，我能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告诉你，在德里，很快会发展到连中产阶级家庭都会养不起孩子。巴尔斯瓦的人为自己的将来担心，我也在内心深处觉得恐惧。因为我不知道将来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不只是穷人。”

萨茹阿斯瓦蒂说：“有时候我们会想是不是不应该离开之前的村子。很多留下来的人情况比我们好。很多男人去沙特阿拉伯或迪拜的建筑工地做工，在那儿挣的钱更多。我们却什么都没有。我们之前拥有的一切都已经卖掉了，只是为了在德里买一块更好的地方。我们以为，有一天我们会在德里拥有自己的公寓。”

贾哈娜拉说：“我们离开以后，村子也发生了变化。学校变得更好了。我们留在那儿的亲戚养孩子养得比我们好。过去几年村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我们永远回不去了。我们把自己在村子里的财产卖掉了，剩下的也被亲戚拿走了。和家里人争不如和政府争，和家里人争的话，你会死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待在这里。”

我走的时候，米纳克什来送我。“你是怎么到这儿的？”她问。“我在地铁站坐了辆三轮车过来。”“你很幸运，”她说，“大多数三轮车都不肯来这儿。”我们穿过镇子，我发现来时的路是最好的，其他路的路况则差很多。有些路面被雨水冲走了，居民们正在往上铺新水泥修补。拾荒人住的街道到处是垃圾，而这些垃圾的分类都在家里进行。

镇子尽头是一个吸毒窝点，男人们在一块油布后面吸食快克可卡因，他们的孩子在外面坐着。一个女孩子用碎了的花盆碎片拼了一个图案。其他孩子在给垃圾分类或把从树上摘的果子放进盒子里。鸡在一旁觅食。水塘上成团的小苍蝇以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奇怪方式飞舞：整团苍蝇以最轻盈的动作起飞，但一直像一团云一样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然后一下子再全部降落在水塘上。

要从这个地方出去，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社区公共汽车。我们坐了上去。车子以一种慢得不可思议的速度绕着地上的坑洼前进，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让人们上下。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开出巴尔斯瓦，部分原因是有人没付钱，引起了一场争吵。司机停车抗议，让三名男乘客要么下车要么付钱，然而他们都不肯。米纳克什出来调解，说她可以替他们付车钱。但是他们宁愿下车也不愿意付钱，于是就下车了。

要说清楚这个地方有多远和多难以到达是不可能的，尽管它就位于全球最大的都市之一。我们很容易理解国家的边境线对人群的分隔使他们和全球经济联结时呈现出巨大差异，但若要想象一个城市内部竟然也有这样的分化，那可就要难得多了。然而在这个都市里，许多人正在用他们的资本、观念和劳动力彻底重构全球经济，因此在这里你有时候能感觉到身处全球所有力量的聚合处，但也正是这个地方有一群人和这个体系完全无关。巴尔斯瓦不是一个存在资本主义压迫的地方——实际上，许多这里的居民会希望多一点资本主义压迫。这是个多余人之地，这里的人几乎找不到和身边的经济繁荣之间的联系。他们是一个“剩余”的群体，他们无处可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从一个垃圾堆到下一个垃圾堆的流离之间求得生存。

米纳克什和我坐地铁到了康诺特广场。我们坐在印度咖啡屋（India Coffee House）里——这是一个尼赫鲁时代建立的机构，由一家咖啡工人组成的全国合作社运营，在这里，你仍然可以只花五卢比就买到一杯热饮。[2]然而米纳克什没点任何东西，她包里带着一瓶水。

“我父亲来自北阿肯德邦（Uttarakhand）的一个村子。我们的情况就像你今天见到的：种地在我们村子里非常不稳定。我们是梯田耕种，产量不太高，而且非常依赖于雨水。我爷爷在父亲两岁时就去世了，所以父亲和叔叔干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来谋生——他们给别人放牧，在别人的田里干活，生活很困苦，也吃不饱。父亲七岁的时候，和叔叔一起跑到了德里。

“那时候，城市里的人更真诚。有个男人看到我父亲和叔叔的困境，把他们带到一个耆那教的修行处，于是他们在那儿住下，并在那里学习。我父亲十五岁的时候，中断了学业，开始做工。他的工作是修剪古堡周围的灌木，所以他的手每天都流血流得厉害。后来，他到一个在阿里格尔（Aligarh）的穆斯林家里工作，再后来，他被选去为情报局工作。

“他从来没有真正告诉过我们到底为他们做什么工作。他说一开始他的工作是洗碗。村子里的人常说，‘对于一个洗碗工来说，他太清高了！’但是在做这么枯燥工作的同时，他想办法获得了培训资格，最终被指派了正式职位，并作为督查从情报局退休。

“那时候的机会更多。现在的人得不到我父亲当时有的那些选择。

“我成长的过程中，他被派到德里以外的地方。他被派到边境地区的一个村子，负责逮捕非法移民。他对他们穷追猛打。他有间谍和线人，会为他提供非法越境人员的信息。

“我在村子里不是很开心。我不得不去一所破破烂烂的学校，在一块很小的板上写字。这是附近八个村子里唯一一所学校，即使这样，学校里也只有四十个孩子。从城里的学校转到乡村学校很不顺，我的成绩落后了。而且等我回到德里时，我的英语成绩不及格了。甚至到今天，我都没有足够的自信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英语。

“高中毕业以后，父亲说我不能再念书了，于是我就进了一家工厂工作。那时候我十六岁。那是家纺织厂，我的工作里有一些设计的成分。我以为自己想做时尚设计，但后来发现时尚设计对我完全没有吸引力。我脑子里想的全是在那里工作的女工，她们全都生活在地狱里，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却什么回报都得不到。我为工人争取到了合适的衣服，还组织活动为她们争取到了最低工资。我和公司老板斗争了三年，最终我们赢了，公司为她们发放固定薪水，每年还有几天假期。当然，公司把我开除了，还扣了我的薪水。但是这让我更自信了，之后我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后来，我去德里大学读了本科学位，又读了硕士。但是当我回头看时，我发现自己没能跟上这个世界。我觉得自己落后它很多。如果我上了一所好学校，而且没有浪费生活中最重要的那几年，现在我会是一个更好的人。我作为旁观者看着这个世界上的自己时，觉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

“有些事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有我的，你有你的。我的情况是我总是独自一人。我没有遇到其他和我想法相似的人。我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坐，独自思考。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开始写诗。当你孤身一人，并且认为没人理解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很沉重。但是当你把想法写到纸上，你就会觉得身上似乎轻了些。”

米纳克什拿出了一本笔记本，读了一些她写的诗。这些诗写的是可怕的、破坏性的力量。隔壁桌的一个男人专心地听着，深深地被她打动了。米纳克什的外表和举止有些男性化，但这无法掩盖她很美丽这一事实。那个男人站起来向她表示祝贺，并且询问她的情况，他想坐到我们这一桌和她讲话。但她的沉默令人生畏，于是他只好默默退回到自己的位置。

她谈起自己的童年。

“那时候村子里有权势的人常常会殴打比他们地位低的人，还有很多和种姓有关的限制。我是婆罗门，有很多事都不能做。如果一个婆罗门做了手工活儿，另一个婆罗门就不能吃饭。这些事常常让我觉得有点受伤。我看见女孩儿的遭遇从来不会发生在她们兄弟身上。到城里来之后，我和班上的一个穆斯林女孩儿成了朋友，我们会互相吃对方带的午饭。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的时候，他说我变得什么都不是了，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穆斯林。之后，我决定再也不和他们说任何事。慢慢地，反抗的念头在我心里点燃了。我会整夜整夜地想这些事。过去我常常问：‘谁发明了这些界限？为什么会有这些界限存在？’但是没人回答我这些问题。所以这就是给予我新想法的源头。”

我怀疑，要想彻底了解米纳克什是很难的，她异乎寻常地独立。从她做事时流露出来的那股愤怒的能量，你能感觉到她在内心的探索，那初具雏形而激烈的探索。听她说话让我耳目一新。她也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让我想起这里的朋友身上让我喜爱的东西——狂热地在智识方面寻求对这个世界更好的安排。这也是德里的文化，但这是少数族群的文化，很少浮上水面。

“硕士毕业以后，我开始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并被派到巴尔斯瓦，这改变了我的生活。”

米纳克什的父亲努力工作，使家庭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她自己却从亲近穷人中获得终极满足。她谈自己在社群的工作时，我很想知道这种依赖关系是怎样的：是他们需要她还是她需要他们？

米纳克什发现自己和所在的非政府组织产生了分歧。“他们关心的实际上并不是人，”她说，“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项目。因为是项目给他们钱，而不是人。”最后，她对那个组织的反对意见太多了，于是被解雇了。出乎意料的是，她继续为巴尔斯瓦做同样的事情，没有职位也没有薪水。

“我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了这个工作。我单身，所以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事业。我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回家也要干，因为事情是做不完的。我有钱的时候，也把钱用在这份工作上。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什么花钱的需要。早年我做的是纺织进出口，我离开了那个行业，因为不喜欢。我不想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只是挣钱，然后把生活看作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我热爱为人工作，我喜欢工作能帮到某人或者真正地影响他或她的生活。

“如果今天我去参加巴尔斯瓦的议会选举，我肯定会赢的。甚至连我的兄弟都说我应该去参加选举，这样就能赚很多钱，改变我的生活。但我不想去。我兄弟说企图理解我就像拿头往石头上撞。

“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但是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过‘正常’的生活。我知道明天会和今天一样，这是一场持久战。所以我已经为未来做好了准备，准备好一无所有地生活。我现在拥有很多东西，因为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是我试着不买牛奶，不买水果，因为将来我自己可能没能力买这些东西。我试着看自己如果独自生活或者没有食物的话，是否能生存下来。

“我的父亲很不喜欢我整天待在贫民窟里。他不信任移民和穷人。在他以前工作的地方，如果他看见四个人聚在一起说话，他会琢磨他们在讲什么，是不是在批评国家？他的思考方式是情报部门式的。如果他听见别人讲孟加拉语，他就会认为他们是孟加拉的非法移民，因为他受的训练就是那样。

“他的思维方式是中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不和他讨论问题，和他吵他无法理解的事是没有用的。他说我变成了贫民窟女孩儿。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自己没有钱，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比另外的那个世界优秀。

“小时候，母亲常常对我说，‘你死的时候，没人会想起你。’我常回答她说，‘妈妈，我死的时候，会有一千个人在我身后哭泣。’”

注释

[1]黑话，指海洛因。

[2]随着商业连锁咖啡店的出现，印度咖啡屋的收入减少。2011年，该店宣布无法支付房租，并将歇业。《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中，该店的历史被少算了十多年：“四十二年后，太阳终将于印度咖啡屋落下。”Hindustan Times, 14 July 2011.

十三　经济难民的痛苦深渊

［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48年

战士精神里没有太多空间用来关心弱者，这没什么好惊讶的。生活就是战争，这对那些不能战斗的人来说真是太糟糕了。

正在蓬勃壮大的布尔乔亚群体是构建这本书的主题。尽管他们只是德里一个小小的少数群体，但他们的很多财富实际上来自他们身处在一片贫穷海洋之中这一事实。从德里东南边界延伸出去的是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大片土地，那里有三亿人口年平均收入为500美元。这些人不仅贫穷，而且在政治上还处于弱势，生活越来越糟糕。因此，他们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诸如建筑、采矿和制造）廉价和几乎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印度的财富。

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差这一事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赶上印度经济的繁荣，而正是因为印度的繁荣。印度经济繁荣的部分推动力来自企业对农村的占领，大量的投资与穷困的农业和部落社群的利益相背，把印度农村变成了一片动荡混乱的战场。商业扩张需要土地，而印度大多数土地在小农手里，其对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在尼赫鲁时代十分稳固。由于多数农民每人只拥有一两公顷土地，而且大多数人不愿意出卖，既要合法又要达到企业创办要求获得成百上千公顷的连片土地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市场自由化后，人们见证了各种形式的巧取豪夺，其中涉及数百万公顷的农村土地。

有时候，获取土地的任务是由所谓的土地黑手党完成的。那些年里，许多巨大的财富由“土地整合人”取得。这些人中，有些使用黑社会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有些利用政治机构的人脉，不仅专横地重新分配土地，还非法使用国家资源（比如警察）来执行这些命令。但在很多情况下，对土地的夺取是由国家根据1894年的《土地征收法》（Land Acquisition Act）中的条款来实施的，这部法令由大英帝国颁布，目的是将殖民者从土地的历史所有者那里征用土地的行为合法化。印度本土精英在自己国家里引发的暴怒和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者在其他国家引发的暴怒极其相似。土地根据专制法律规定被收回，之前土地的赖以生存者只得到很少的补偿，有些甚至没有补偿。随后，土地被出售给企业，价格往往是原来的十倍，这些企业使用土地的方式显然摧毁了当地的生计。他们能很方便地雇佣土地原来的所有者作为建筑工人、矿工和工厂工人，因为这些人现在一贫如洗。

抗议自己的土地被强行征用以建造特别经济开发区或汽车工厂的农民们有时会被关进监狱，甚至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会直接被开枪射杀。但是如此大规模且具有破坏性的巨变不可能不遭遇抵抗。全国随时随地都有上百起抗议游行，都是针对征地的。最让政治集团头疼的是，一支毛派武装团体横扫了这个国家受破坏最严重的农村地区，而且在很多地方夺取了控制权。到2006年，武装团体在东部比哈尔邦、恰尔肯德邦（Jharkhand）、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和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到处组织起来，据说占领了印度五分之一的森林。总理曼莫汉·辛格当年宣布这些组织是“我们国家从未面临过的最大安全挑战”[2]，这一说法让城市精英们感到震惊，因为即使到那个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想象自己是和数亿身处困境的农民、猎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神话中才有的生物分享着这个国家。

他们没有卷入这场战争，大部分人依然保持着幸福的无知状态，但这场战争却是暴力而影响重大的。在矿产丰富的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政府出售土地的矿产租赁权，在这些土地上，有大量人口以打猎和采集为生。为了把这些人赶走，邦政府动用了民兵组织“和平行动”（Salwa Judum，意为“净化狩猎”）。和平行动是一个由主流政党扶植的武装运动，政府期望其能够消耗并击败在那几年绝望的日子里威胁国家的叛乱团体。在新政治任务的促动下，这个组织行为狂暴，掠夺焚烧村庄，强奸屠杀，并把部落人口赶进监狱。有几十万村民为了躲避袭击而逃走，因此把矛盾和对资源的竞争带到了别的地方。

然而，那些从土地斗争中成功逃走的农村社区也发现，靠以前的谋生手段越来越难以生存下去。由于他们依赖降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雨量，很多农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努力平衡盈亏。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使天平不可逆地偏向了亏损的那一边。

其中部分原因是生态条件的改变，尤其是水。不断扩张的城市发现自身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这就不得不从越来越远的地方取水，逐渐抽干了方圆数百公里村庄和农业的用水。在农村建起的新工厂需要大量可预知的供水——毕竟有些工厂生产的是汽水，甚至瓶装水——只有当国家能够确保无论雨季还是旱季都能供水时，有投资意向的企业才会进行投资。在水源不稳定的地方，情况已经岌岌可危。

但市场自由化也改变了农业经济，为农民带来了新的收入选择，虽然这也使他们承担了更高的风险。总之，许多农民向前迈入了这样的新选择，因为20世纪60年代引入的高强度农业，即“绿色革命”已经耗尽了土地肥力，迫使他们去探索新作物和新化肥。与此同时，进入印度的跨国公司希望印度农民为加工食品提供原材料，这给他们带来了新收入和新生活方式的机遇。许多农民因此选择不再种植粮食，而是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如甘蔗、咖啡、棉花、香料或鲜花，来追求更高的回报。但这使他们成了一个在财务上非常脆弱的群体，严重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例如，食品成了他们不得不购买的东西，而食品价格在那些年里一路飙升——这种赌博有时会在一无所有中收场。

另外，1991年后印度历届政府签署了各种国际贸易协定，承诺接受和执行外国公司对使用其产品的要求，其中包括保护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发布的新一代专利种子。农民大量定购这些产品的原因，是因为农业条件太差，而这些种子被视作解决方案。但根据许可证的规定，农民每个季节都必须从生产商那里购买这些种子，但其中许多种子被设计成无法繁殖的，使农民不能按照传统做法为下一个季节的种植留种。这些种子还常常被设计成要配合特定的化肥和杀虫剂产品一起使用，这样不仅需要大量的现金支出，还需要许多培训，而培训却经常是缺失的。在环境背景已经变得更加严峻的情况下，许多农民使用新型化学品耗尽他们的土地，并进入了一种很难应对的债务螺旋。他们往往和当地放高利贷的人牵扯在一起（这种情况正如在许多其他事情上，穷人要付出更多才能获得和富人同样的资源）。

所有这些，对农民来说是致命的。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每年约有一万五千名印度农民自杀。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鉴于受印度农村危机影响的人数众多，情况的轻微恶化就足以释放出大量的难民潮，而这些难民自然而然地涌向城市。1991年和2011年的人口普查之间，德里人口增加了七百万，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贫困移民。他们是已经备受推崇的现代化戏码中的定型角色：因为土地被开挖采矿而支离破碎的部落，无法再用自己的土地喂饱自己的绝望农民，以及因为新工厂的出现而被淘汰的刺绣师、窑匠和木雕师——而他们正是古老传承的最后一代。

这些人中，有的最终成为破坏他们生活的那些富人的保护者和生活保障者——因为德里的富裕家庭非常需要仆人。事实上，对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能够轻易买到廉价劳动力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是小康家庭也经常雇用司机，而一个女佣大清早到家里来打扫地板上前一天积累的灰尘也是必备的。富裕一些的家庭永远有保安坐在家门外的塑料椅子上。对于这种不用做事的工作，主要的资质要求就是他们还活着，还没死掉。

劳工的前呼后拥让富人们觉得自己更加尊贵，而且这也为他们的“得体”标示出绝对的界限。对于富人来说，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是不正常或不恰当的，这种想法影响了整个城市的构造。比如说，没地方停车对他们来说不是困扰，因为他们不是自己开车——司机把他们放到餐厅门口，然后去兜圈，直到他们出来。每件普通的任务——从寄一封信到买一张火车票，都需要在人群中经历冗长的推挤，这样的事实没有受到中产阶级的谴责，因为他们几乎从来没做过这些事。一般来说，这个城市的富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们会按铃叫一个佣人来找车钥匙，或是叫一个服务生端起就在面前的红酒瓶，为他们把酒倒进杯子里。

雇佣劳动力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许多欧洲和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洗盘子、洗衣服、给孩子做饭——对印度的中产阶级来说是陌生的，其结果就是印度的中产阶级常常能在其他方面更有生产力。然而他们和家里佣人的关系却往往离奇地充满戾气。如果你听到中产阶级抱怨他们的女佣，你会产生体谅他们的感觉，因为你觉得这些妇女的作用不是在房子里进行必要的劳动，而是弄丢钥匙、偷窃珠宝、打破碟子、浪费电、弄坏衣服、把东西放在错误的地方、教孩子坏习惯、让水果腐烂，而且最主要的是，她们会一整天不来工作，从而摧毁其他每个人的生活。原因是（按照她们的说法）：她们病了，或者孩子被野狗咬了，或者因为碰到积水里带电的电线触电了，或者她们的贫民窟正在被拆毁，或者丈夫死了，或者姐妹要在某个很远的村庄结婚，或者某些其他同等荒谬的故事。这一类由女佣造成的痛苦是中产阶级谈话的主要内容，其程度会让人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有特权的人似乎为穷人的背信弃义投入了那么多东西。这些中产阶级把他们生活中的每件错误都归咎于他们的女佣，似乎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程度。毕竟几代人以前，很多德里的有产阶级自己本身就是难民。现在，他们看着这些新移民的眼睛，这些为他们做饭、替他们照看孩子的人，似乎会让他们想起那些宁愿不再记得的暴力和不愉快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的推论是：在中产阶级心里，佣人们配不上他们的薪水。佣人的薪水不是他们对中产阶级家庭贡献的回报，而是对无能者的慈善捐赠。中产阶级喜欢把自己看成不被重视的恩人，他们并非把穷人看作生产引擎，而是当成一群仰赖他们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而活的寄生虫。正是他们——中产阶级，为经济贡献了真正的价值，他们决心要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仅限于自己和同类人群享受。即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了很多，他们仍然会愤怒地反对给为他们服务的人加薪。当你搬到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社群，老居民们（其中一些是百万富翁）会告诉你，收垃圾的人每月会问你要100卢比，但你只能给他50卢比。“否则对我们所有人的收费都会上涨。”在要花费3000卢比的晚餐上，人们不断讨论着一个女佣的闲话，因为她要求把2000卢比的月工资提高到3000卢比。

抱怨这些事情的人应该知道工薪阶层的房租上涨速度和其他人一样快，他们肯定知道食物价格每年上涨幅度高达12%，但工人阶级的这些要求仍然被视为纯粹的机会主义。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近乎偏执地认为自己在被穷人“掠夺”。他们把上门卖蔬菜的小贩描述为“小偷”，而众所周知，人力车夫们全力以赴就是为了“载你一程”。印度的繁荣属于中产阶级——这是他们的时刻，他们会为之疯狂战斗。在一个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400美元的国家，平均收入的轻微变动对于极少数（比如年收入为6万美元）的家庭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所以九成的人从印度崛起的中产阶级中被逐出，他们对于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要求是非法的。经济自由化后的一段时期内，有一条反复出现的口号——“记住穷人！”仿佛是为了回应这条口号，现在似乎是时候要忘记它了。

然而，穷人对中产阶级财富的新积累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印度农村的灾难不仅创造出了唾手可得的家庭佣人，也为建筑公司和工厂主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为工厂主创造了财富，同时这些人也为有专业人才工作的管理咨询公司和广告公司提供了劳动力。他们通过对采矿和建筑公司的投资创造出可喜的股票市场回报，还为有车阶级建造了道路和住宅。但是，再一次，天平牢牢地掌握在精英手中。因为愿意劳动的人绝对数量庞大，雇主从来不必担心上哪儿找下一批工人，所以他们几乎不用付钱就能要求工人进行任何强度的劳动。工厂工人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全年无休的情况很常见。大部分人的收入都不到每天4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几乎没有人有养老金或保险。印度工厂现在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增加了工人劳动的强度，但对他们的工资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自由化给整个体系带来了额外收入，那么这些收入通常是被承包商而不是被工人拿走了。

事实上，经济自由化后的十年里，厂主对工人的谈判力量发起了侵略性攻击。最初，德里工厂约九成的工人都是永久雇工，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享有更高的工资，还有养老金和健康保险，并受到各种法律保护。许多工人一辈子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但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新压力，这种情况对工厂所有者来说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他们找借口开除工人，而且常常是大批量开除。到了2000年，七到八成的工人是临时工，相应地，他们的法律和经济状况也更加不稳定。工人个体无法对自己的情况提出申诉，因为有一大堆人等着取代他们的位置，而大规模抗议会遭到严厉的处置，经常伴随着警棍和催泪瓦斯。警察似乎总是毫无疑义地站在工厂那边，哪怕抗议的起因是由于工人死亡或管理层离奇和带有虐待性质的暴力。

与中国不同（那里很多工人吃住在宿舍，然后由班车送到工厂），印度雇主对工人在工作以外的生活设施投资很少。工人只有临时工棚，而且往往没有活水可用，因此工人很难实现对自身最低限度的保护——包括维持健康，以及在几小时后回到工作岗位之前能获得足够的休息。不用说，工厂生产出了大量的“人类边角料”——生病了不再能工作的人；年满三十五岁，年纪太大的人；那些在机器上失去了手指和手，因此除了在街上乞求，别的什么都干不了的人。

但这种不受控制的情况对雇主来说也不方便，因为他们的工人和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不打招呼，说走就走。他们会突然就回比哈尔邦去了，因为有传闻说当地的就业前景有所改善；他们会请一个星期的假去参加某个宗教节日；或者他们只是换到隔壁的工厂，因为那家厂主为完成紧急订单，临时开出更高的工资。为西方大连锁店供货的纺织品制造商通常有六十至九十天的生产和交付时间，否则会面临严厉的惩罚。在之前提到的劳动条件下，要确保一切都按时完成，这才是个大问题。但雇主似乎认为他们的工人是外星人，是不服从到骨子里的生命，不相信与他们之间有达成任何和解的可能性。他们与神秘莫测的工人心灵的唯一接合点就是金钱，所以这是他们施加压力的地方。在一些工厂中，工人每月拿的是最低工资，约6000卢比，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全勤奖”——如果他们有一天没有上工，甚至哪怕是因为得病，这笔钱也会被扣掉。但即使是这样的措施也无法完全保障工厂这个机械化、可预测的空间里不会出现人力资源的剧烈动荡。这些工人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边缘，受各种紧急情况所困扰——这牵涉到他们在这个国家偏远地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和中国不同，这里工厂的大多数工人是男性）。即使财务上的损失和这些紧急情况一样严重，通常他们也不可能在所有醒着的时间里每天都来上班。

21世纪印度穷人的情况当然和当地动态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传统的种姓等级制度以及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缺乏同情心。但从许多方面来说，在这里工作的穷人不仅仅是“印度的”穷人，他们还属于世界。到21世纪初，事实上，可以说全球经济的很大部分正在亚洲农村的绝望中运行。在20世纪90年代，那么多制造业转移到了像印度这样的地方，原因正在于这些地方运作的制度（尽管运作方式不同）。“正常的”资产阶级生活，无论在德里还是纽约，都需要大量参与其中的劳动，而这只有当劳动力保持在非常廉价的水平时才有可能。最终作用于印度劳动力身上的力量不是印度富人的阶级藐视，而是全球消费主义的逻辑：新、快、廉价。这种逻辑是无情的，并对人类劳动充满了无限渴求。亚洲农村生活的死亡影响了上亿人，并成为一个绝望的水库，供这个逻辑取水。

一位具有不同寻常自我批判精神的纺织厂主对此有自己的观察，她思考了这个自己在其中扮演节点角色的系统：“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你可以做一个有个性的资本家。你可以自己决定想要创造怎样的风气。现在，你是不是个‘好人’没关系。完全无所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恶心，但仍然照做不误。整个系统以绝望为食，而我们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当被问及如何解决农村问题时，一名国大党财政部长说，他要让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消失。他说，现在八成五的印度人需要住到城市里。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七成也就是超过七亿的人口还住在农村——仿佛他金口一开，百分比就会神话般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剧变。这些数字反映的事实是，城市精英已经丢掉了想象农村的能力，并由此丢弃了自己绝大多数的同胞，他们只是希望这些人消失掉。一派田园风情的广告牌为叫“普罗旺斯”的地产项目和类似的印度乡村做广告，就像有这么多空着的“生存空间”[3]等待着中产阶级搬入似的。但城市居民不再理解的是，农业可以支持的人远远多于工业，而且如果农业遭到破坏，印度将面临暴力危机。21世纪早期印度劳动力的廉价源于一个事实，即巨大的过剩，这意味着劳动力不仅易于获取，同时根据“过剩”的定义，也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劳动力都能被使用。大量印度穷人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中，他们只是被剩下了。就像巴尔斯瓦的居民，他们和主流经济的狂热只维持着最微弱的联系，并被抛到了一个充满倦怠和衰败的荒谬的平行宇宙中。

“我们正在为自己累积巨大的问题，”一名大型私募股票基金的所有者说，“人们谈论印度的‘人口红利’，指的是最近的高出生率可能带来的年轻而精力充沛的人口的优势。但我无法这样看问题。我们每年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市场上没有可以给他们做的工作。唯一能吸收这个量级劳动力的是电子和纺织品制造行业，但是所需的行业规模和我们现有的规模不相称。

“我们的IT行业很发达，但印度的IT和BPO行业一共只雇佣了两百万人。零售和餐馆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那只能再增加四百万到五百万个岗位。相比之下，中国的电子和纺织制造业能为一亿人提供岗位。印度没有完全掌握这样的行业，而且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为年轻人提供工作。这是个巨大的失败。”

这样的失败对印度这类社会的未来提出了深刻的问题。更多具有历史意识的观察者回想起欧洲工业革命期间遭到破坏的农村生活，当时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新贫困人口浪潮。同样，这些人口也远远超过了监狱、救济所或基础设施项目用工需求所能容纳的数量。对传统农业生活方式的切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之后历经数个世代才能愈合，而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他们是大量剩余的“下层”，无望获得更好的命运。但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欧洲拥有一种21世纪亚洲所没有的惊人可能性，那就是“新世界”。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尤其是北美对欧洲的工业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业化造成了大量人口无家可归和失业，而这些国家扮演了安全阀的角色。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约七千万人离开欧洲前往“新世界”，这个数字是工业化初期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大约一亿三千万欧洲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当然，在同一时期，数以千万计的“新世界”原住民被同时发生的战争和疾病消灭了。）

21世纪的情况则不同。印度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是接近四亿人了，很显然，地球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这么多的多余人口。要如何使他们融入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且不用涉及种族灭绝或世界大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是因为没有投入大量的智力和物质资源；对于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辩论、冲突或突破。恰恰相反，21世纪初的印度还是一个巨型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室，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参与其中。农民（有时在政府或在印度农村工作的无数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在发展新经济和农业战略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聪明才智，这些战略是为了降低其处境的不稳定性，让他们不会放弃土地而去加入大规模的出走。工厂工人抗争对其权利逐渐侵蚀的方式，变得更有创造力和组织性——到21世纪头十年结束时，古尔冈汽车制造商无法再指望工人自己的内耗，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坐下来进行认真的谈判。政府也是如此，尽管无能和腐败的名声在外，它还是有能力进行一些有远见的创新。这些年来，政府为农村社区引入了首个金融安全网，为成年人提供每年一百天、每天100卢比的就业保险，这项措施对于那些受金融不可预测性影响的社区而言至关重要。这段时间里还出现了开创性的《信息权利法》（Right to Information Act)，这部关于信息透明的法律在为贫困社区赋权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我们所见，这些社区的命运以往被政府的诡计玩弄于股掌之中，有了这部法律，他们现在能发现自己什么时候正在遭到欺骗，或者到他们手里的钱比已拨付的款项少了多少。

在印度经济转型的风格和人道成本这些问题上，富人们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电视上，农民抗议国家征用肥沃的农业土地，并将其转换成工厂用地，与代表国家的武装力量进行血腥对决。这让所有各种各样的人都开始沉思自己与这个“新印度”的关系。一些感到失望的城市富裕阶层成员已经开始行动，以减轻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于非政府组织，其中一些对于“现代生活该是什么样子，其收益该如何更好地分配”这样的问题怀着非凡的、创造性的愿景，并将受过教育的人派到国家最偏远的角落。另外一些则由外国政府和基金会资助，这些资助方在这一时期向印度投入了几十亿美元的发展援助。新闻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自由的，媒体对当代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也会给予大力曝光和尖锐评论。

该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见证了这座城市向腐败和残酷发出抗议的浪潮。城市被十几万人集会占领的情况越来越常见，人们在对社会弊病或统治者诡计的愤慨中联合起来。虽然有些不满可以被归为利己主义的盛行，例如中产阶级对腐败政客财富的不满就是这样，但从这样的集会所展示的悲痛和兴奋中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些集会关乎的利害远超过以上这些。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还有更谦卑的雄心，即：对生活在一个更温柔的社会的渴望，对一种更崇高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对利己主义以外的东西的真诚渴望，还有，从这个世界的公然残酷中获得喘息空间的渴望。残酷的社会往往是最有活力和生产力的。19世纪的欧洲是历史上最富创造力的社会之一，但哪怕你是拥有这种活力的人，与残酷共同生活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只有最铁石心肠的战士才承担得起残酷的全部成本和全然无情的资本主义。印度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并不比加拿大或瑞典的中产阶级更愿意为残酷负责。在我们“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中，有观点认为只有自我伸张对人类来说才是“自然的”驱动力，但实际上，对他人的同情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难击败。

比如在德里，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很多最富有家庭的女性在对待自己的下人时虽带着存心的恐惧和轻蔑，却用空余时间来照顾流浪狗——给它们拿食物和毯子，受伤的时候带它们看兽医，生病的时候带它们回家。

但是，在印度经济难民这个巨大群体身上会发生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让人异常伤脑筋，而且善良心软是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事实上，这是一个破坏印度新经济乃至全球资本主义本身全部逻辑的问题。然而，似乎无法想象可能有另一种组织方式，因为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以那种方式运作。因此，问题最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不管它，而这差不多就是印度中产阶级的作为。国家数亿的贫困人口在他们的世界里醒目地缺席，不仅是在个人层面漠视的问题，还有政策上的遗忘。德里的官方战略是无视那上亿人，把他们当作幽灵：他们定期为宴会贡献劳力，本身却不需要食物、住所或任何东西。

工人宿舍——这种对工人身体存在的简单承认，是没有的。工业城市法里达巴德（Faridabad）建于1947年，但没有建工人宿舍，工人要自己找到或建一个住所——随便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能找得到。这成了德里地区所有“规划过”的城市如欧克拉（Okhla）、诺伊达（Noida）和古尔冈的标准做法。这些城市有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但明显而固执地没有安排任何工人们生活的地方，就好像劳动力是一种非物质的力量，能神奇地操作机器、建造房屋，但并没有物理存在或需求一样。大量工人在德里和自己的村庄之间往返。尤其是男人，他们把家人留在乡下，到德里来几个月，在建筑工地干活或驾驶机动三轮车，尽力赚钱，同时在住宿或者其他事情上尽可能少花钱。他们租15卢比一天的地下室，睡在建筑工地的帐篷里、三轮车或人行道上。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人，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一整年都要待在城市里，他们得想办法在其中生存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德里除了房地产以外，还有另一种巨大的繁荣，即非正式住房。据估计，20世纪70年代末，德里总的贫民窟人口是两万。到21世纪初，数以百万计的人（也许是城市人口的一半）生活在某种未经批准的住房里——贫民窟、棚户区、披屋，等等，同时还有成千上万人没有任何住所。[4]

穷人聚集的地方经常受到当局的攻击，他们想要不惜一切代价，以保证穷人永远不会开始想象自己能拥有对于城市空间的物权。20世纪70年代，尼赫鲁的孙子桑贾伊·甘地（Sanjay Gandhi)对贫民窟进行了一系列毁灭性的拆除，之后许多在德里工作的穷人在新的贫民区买了地皮，以求保障自己在一个突然变得更不适宜居住的城市里生活。贫民窟拥有繁荣的房地产市场，经营购买和租赁业务，而且实际上和城市其他地方的房地产交易没什么太大不同，除了整个经营都是未经官方认可之外——土地理论上属于政府，后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取缔整个系统，夺走人们一辈子的投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印度政府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行使了这些权利。对贫民窟的大规模拆除，使得那些即使早在70年代和80年代就已经来到德里的工薪阶层也常常突然发现自己无家可归。那段时期，每年有数十万或更多的贫困移民从农村来到德里，农村的情况变得非常绝望，使他们无法在那里生存下去。而在德里，穷人可以建造半永久的家的地方正系统性地减少。“剩余”人口达到了数百万，人们回不去，也留不下来。

一些贫民窟被官方以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的名义下令拆除，法源依据就是《土地征收法》。当时，有一系列来得正好的可疑的火灾烧毁了贫民窟，并驱散了居民，其中一些征地正是在那之后进行的。许多这样的贫民窟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拆除活动后不久建起来的，现在每个贫民窟大约住着十万人，这些人在那段时间里已经建造了砖房、供水和下水系统、学校、印度教神庙和清真寺。这些地方都是充满活力的镇子，是整个城市的一项重要资源，因为这里住着这个城市那么多工人、家庭佣工、保安，等等。当推土机被派到这些地方，让人想到的是这一切就像一场毁灭性的军事打击。成年男女坐在堆成山的砖头上哭泣，被毁掉的很多房子是他们亲手搭建的；其中一些人与前来监督的警察和官员们理论。孩子们在曾经是街道的地方游荡，看到房子和学校不可思议地被夷为平地，瞪大了眼睛。很多孩子已经领了任务，要收集没坏的砖给新的造房人用——他们把砖堆成巨大的墙，堆在拆迁工地边，每拣一百块砖两卢比。在主路上，浩浩荡荡的难民排成队，带着锅碗瓢盆和成捆的衣服，寻找落脚的地方。

尽管过程非常曲折，但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在这些地方住了很多年的人获得了土地作为补偿。由于补偿地块数量有限，每当政府发现符合要求的人太多的时候，就不得不提高要求。“我们之前说你要能证明自己从2000年起就住在这里。唔，现在你要证明1998年起就住在这里……”当有人去看新的定居点时，比如巴尔斯瓦，他会发现土地条件和那里到工作地点的距离都让人难以接受。但大多数人什么也没得到。有些人回到农村去看那里还剩下些什么能为自己所用；有些去康诺特广场周围的地下通道和流浪者生活在一起，裹着破烂的毛毯发抖，任凭噪音炸裂自己的脑袋；有些人加入了工厂及建筑工地周围的施工大队，生活在蓝黄相间的油布下。

以下我们还会看到，他们受到的惩罚将进一步加剧。否定工人的物理空间还不够，实际上，还要证明他们只是从印度无穷大众中脱落出来的完全可有可无的部分，他们不应该得到任何东西。通常，建造德里备受吹捧的房地产的建筑工人无法分到鞋子或手套，因为提供这些装备可能让人误以为工人的身体健康是重要的。建筑工人经常受伤，甚至死亡——因为他们没有头盔或安全带，而且对自己在做的工作只有最基本的了解。在英联邦运动会之前的城市“美化行动”期间，到处都能看到男人、妇女和儿童赤着手为路缘和栏杆上漆，他们的手臂到手肘上沾满了油漆。整件事就好像拿下层人民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不断提醒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这一纯粹事实之外，他们的存在什么都不是，永远不会被承认。建筑承包商想尽办法克扣工人的工资，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则在房地产的繁荣期赚到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不仅不付最低工资（更不用说支付强制社保了），还向在工地支帐篷的工人收取租金，并扣掉发放的靴子和手套的钱。这些细微小事简直像是在强调一种观点，让人觉得甚至远远不是钱的问题。它似乎不太像一种财务策略，而是作为一种阶级训导——像你这样的人没有要求舒适和安全的权力，你和我们这样的人不一样，你不属于这个故事，而且可能永远和这个故事无关。

这种策略——选择不去考虑哺育着印度繁荣的巨大人身痛苦——大体上是成功的。印度的富人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穷困工人的苦难，他们在这方面花的时间并不比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富人多，因为这些事对他们来说，遥远程度是一样的。但有些时候，“大鱼吃小鱼”的原则还是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还施彼身。

20世纪70年代的贫民窟拆除工程期间，诺伊达的郊区被构想为首都的一处现代化延伸区，用来吸收其增长的人口和扩张的工业。它位于北方邦亚穆纳河对岸，该邦的首席部长们逐渐获得了该项目的土地，并设计了网格式的结构布局，以适应这个得到理性规划的新镇。到了90年代末，诺伊达已经完全实现其城市规划，新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公寓、办公室以及商场让它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

2005年，住在诺伊达的尼萨里（Nithari）贫民窟的移民劳工开始向警方报案说，他们的孩子在不断失踪。警方没有立案——这些是没有影响力的穷人，全国有数十万或数百万这样的儿童失踪，没有人会花时间尝试追查这些报告。然而，在尼萨里的社群中，有人怀疑某个有计划有预谋的拐骗犯正在肆意行动，这些怀疑开始指向一个商人和其佣人居住的房子。这栋房子后面有一个巨大的排水沟，有些人相信失踪儿童的遗体被丢弃在那里。

2006年12月，两名一直无法让警察对其女儿的失踪案感兴趣的男子找到了当地居民协会的负责人，他同意陪他们检查那个排水沟。当开始清空堆积的垃圾时，他们发现了一只断手，于是报了警。接下来的日子里，警方从这个沟里取回了一系列可怕的谋杀案证据——四名妇女、十一名女孩和四名男孩的全部或部分遗骸，大多集中装在约四十个塑料袋中。而在这栋房子里，警察找到了手术刀、手套、沾了血迹的衣服和几个孩子的书包。那名商人和他的佣人立即被捕了。

事件发生时，另一位警方领导已经开始带领警方审讯这位住在房子里的五十二岁商人，莫宁德·辛·潘德赫尔（Moninder Singh Pandher）。潘德赫尔来自旁遮普一个颇有社会关系的家庭，毕业于德里著名的圣斯蒂芬学院（St Stephens’s College)，北印度精英团体中的许多成员都可以算作他的朋友。多数认识他的人对他的评价都不错。他们说，他热爱生活，并且是个“正常”人，虽然家庭关系紧张。他与妻子分居了，和兄弟发生了激烈的土地纠纷，并卷入了六起法律诉讼案。兄弟的家人由于害怕潘德赫尔的政治影响，已经向警方提出控告，说他们怀疑潘德赫尔可能有滥用司法的行为。

潘德赫尔在诺伊达过着单身汉的生活，他的家是各种政治家、官僚和警察深夜喝酒休息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经常邀请应召女郎到他家，进行之后被记者称为“狂欢”的活动。一个叫为帕雅（Payal）的女子在应召去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她的父亲从一位知道她动向的当地老鸨那里直接收到了她的报酬，这名担心的父亲提醒警察潘德赫尔可能和她的失踪有关。警察已经知道，直到帕雅失踪之前，潘德赫尔每天要和她打数次电话。并且在过去六个月中，警察曾三次问他关于帕雅的事，甚至最近还搜查过他的房子。后来，有人质疑潘德赫尔是怎么摆脱这项调查的——是因为警察从中获利，还是本身就参与嫖娼？

由于DNA测试将发现的人类遗骸与尼萨里的失踪儿童联系起来，当地居民聚集在潘德赫尔的房子外面。父母带着自己死去孩子的照片。人群朝警察大喊虐待，用花盆和砖块攻击潘德赫尔的住所，砸破了门和窗户。警察意识到情况极度敏感，立即试图弥补过去的失职——好几名警察因未对报案做出响应而被停职，同时根据居民的要求将排水沟彻底挖开一遍。

调查由北方邦官员移交给了印度中央调查局，后者可以在各个邦收集线索。他们搜查了潘德赫尔在卢迪亚纳（Ludhiana）和昌迪加尔（Chandigarh）的房产，并在昌迪加尔重新开始调查一系列儿童绑架事件——这里是潘德赫尔的家乡。有确凿证据表明，潘德赫尔是嫖客，一些人认为他可能施行变态行为，也有人猜测，那些残缺的尸体可能是因为拍摄某种特别可怕的色情作品而留下的。警察公布说他们已经复原了一些照片，上面潘德赫尔被裸体的儿童包围，这个消息更加强了之前的猜测。但照片上那些完全无辜的孩子们随后被发现是潘德赫尔的孙子，使这一条线索的调查无法进行下去。

但数量庞大的尸体使得人们普遍怀疑，这件事情的中心不是变态欲望的发作，而是涉及某些更系统性甚至工业性的产业。对许多人来说，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看出，排水沟里的尸体是一家大规模器官偷窃组织丢弃的废料。据调查发现，潘德赫尔的一个邻居是医生，几年前他被指控涉及这种交易（虽然从未被定罪），而对尼萨里的村民来说，器官偷窃是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包围了医生的家，并向其投石块。

器官偷窃的传闻弥漫在当时的空气中。尼萨里案案发后的一年，案件审判仍在进行中的时候，古尔冈发现了一个数百万美元的肾脏盗窃计划。来自北方邦的贫穷移民被以提供工作为借口，诱骗到一栋私人住宅。等他们到了那里，对方开价要买他们的肾脏，价格据说是3万卢比。那些拒绝卖肾的人被下了药，肾脏被强行摘除。然后，这些肾脏被移植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有钱病患身上，费用约5万美元。后来，据估计，这个买卖已经进行了六年，在此期间进行了大约六百次移植手术。主犯医生阿米特·库玛尔（Amit Kumar）在多伦多郊区拥有一座大房子，在那里他的家庭获得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梦想——SUV、游泳池、孩子在私立学校上学。2008年，他在藏身之地尼泊尔被捕。

印度报纸铺天盖地地报道这一桩事件时，尼萨里的居民开始认为这件事和他们自己的悲剧有关联。他们说曾多次看到库玛尔来拜访潘德赫尔。他们还说看到过救护车停在后者的房子外面，还有护士从里面出来。据观察说，在沟渠中发现的遗体缺少许多身体部位。正如一位父亲提到八岁女儿的遗骸时所说：“他们只发现了我女儿的手、腿和头骨。那躯干呢？”[5]

不过，警察很快就不再认为这个案子是器官偷窃手术。他们发现了足够多的完好器官，所以不可能是器官偷窃，而且他们觉得这种有风险和低效率的手术和潘德赫尔在重型机械生意上的巨大成功并不相符。但关于器官偷窃的怀疑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故事符合很多人对其所生活的社会的想象：一个富人对穷人的残酷冷漠，把他们的器官偷给自己阶级的人，并从中牟利。印度记者和他们的读者都习惯于寻找和金钱有关的动机，他们认为这是大多数神秘事件的原动力。他们通常不相信神秘的解释，比如精神病理学，这对他们来说似乎太“美国”了。然而，事情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有了进展。

潘德赫尔和他的管家兼厨师苏伦德·科利（Surender Koli）都在一种叫作“吐真剂”的麻醉药物作用下接受了审讯。由于这些供述不是法庭可接受的证据，因此没有公开。但似乎两人和谋杀案都有牵连，都受到了指控。媒体对两人关系的性质进行了无尽的猜测。两个连环杀手这样找到了彼此，多不同寻常！一位来自金奈的精神科医生评论道：“这个案件中，一段普通的雇佣关系发展成一种互利关系，可能是巧合。富有的那个人拥有肆无忌惮表达自己力量的信心，而另一个，也少有顾忌，并用自己黑暗的一面和主人配合，碰巧找到了一个危险的出口。”[6]故事是这样的：科利被赋予责任，要满足潘德赫尔对贫穷软弱的妇女和女孩永无止境的性需求。他出去找能找到的任何人，把她们带回家。潘德赫尔和她们发生关系之后，库利再强奸她们，然后把她们杀掉。有时科利错带了男孩回来，他们就只是把他杀掉了事。

法医司编写的心理概况将他们描述为“情感方面匮乏，同时性方面偏离正常的男人，与妻子和家庭分居，生活在一栋单独的房子里，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自己，而并不担心或在意彼此”。[7]

2009年2月，潘德赫尔和科利被判有罪，罪名是谋杀一名名叫琳帕·哈尔达（Rimpa Haldar）的十四岁女孩，两人都被判处死刑。科利后来还被判犯有其他谋杀罪，并再一次被判处死刑。

雇主潘德赫尔最初被认为是这个阴暗马戏团的邪恶领袖，但后来，人们对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起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虽然，如之后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提到的，31区D-5号“……几乎成了屠宰场，无辜的孩子定期遭到屠杀”[8]，我们不可能相信潘德赫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尽管他有证据证明某几次谋杀发生的时候自己人在国外），但是科利的供述一直如此肮脏，以至于让人觉得不需要有第二个人的参与。

科利自愿在法庭上进行陈述，他说，是因为他需要“为自己减负”。科利描述自己如何利用工作机会或糖果把孩子（通常是女孩）引诱到家里去。（该社群有两个女孩作证说，科利试图诱骗自己进屋，但她们没有同意。）一旦她们进了屋子，他就会勒死她们。他还经常试图奸尸，但承认自己没能成功。然后他会把尸体切开，有时还煮了吃。他第一次尝某个受害者（一个年轻女孩子）时，他说自己吐了，但他还是继续……

陈述中，他说自己可以为警察带路，去能找到藏有更多刀、个人物品和身体部位的地方；后来他这样做了，而他所说的也被证明是真的。

科利来自喜马拉雅北阿肯德邦的一个小镇，他为潘德赫尔担任管家和仆人时，他的妻子和年轻的女儿都留在了镇上——案发时他的妻子正怀孕八个月。潘德赫尔不在的时候，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而潘德赫尔在的时候，他经常能目睹荒淫的聚会以及妓女的来来往往。他为潘德赫尔的客人做饭，并且十分清楚房子里发生的事。他说，有时候潘德赫尔在自己的床上和两三个女孩儿一起过夜。他声称这一切都使他累积了因激情和欲望产生的巨大压力。正如他在口供中所说：“潘德赫尔的妻子一搬到昌迪加尔，他就开始每天把应召女郎带到家里。我会为那些女孩子做饭，并为她们服务。我会看到她们，然后非常渴望性。后来，我脑子里出现了不好的想法——杀死她们，吃掉她们。”大多数情况下，科利杀死的不是这些女孩，而是其他人。然而，遇到帕雅时，科利满足了自己杀害和“消费”潘德赫尔本人性伴侣的冲动。

有段时间，有一名房客在他们家呆了六个月，使潘德赫尔不能在家里和妓女玩乐。科利说那时候他觉得平静，没有要杀人的冲动。

科利还告诉警察，他经常梦到一个穿着飘逸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嘲笑他、奚落他。每次梦见她，他就会发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直到找到一个受害者才能解脱。

尽管如此，2009年底，当潘德赫尔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高等法院被判定谋杀罪不成立时，人们普遍持怀疑态度。有一本杂志写道：“尽管诺伊达警察的办案方式搞砸了这个案子，但毫无疑问，潘德赫尔与实际犯下连环杀人案的人——他的同伙科利，一样有罪。”[9]记者们有自己的阶级偏见，在这种偏见下，穷人没有自己的见识，只能服从上司的命令——对这种观念来说，潘德赫尔必然在其中居于领导地位。仆人最终会同时承担两个人的惩罚，这与被印度社会广泛接受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一旦出事，精英们总是设法把过失推给替罪羊。

潘德赫尔与旁遮普和德里的政治和商业精英之间有许多被记录在案的来往，加上他派对上经常出现的高级警官，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切很容易让人想象他是如何为自己争取到无罪释放的。

苏伦德·科利的罪责是无可置疑的，而如果要说莫宁德·辛·潘德赫尔在这些谋杀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那么还有待证明。也许他与这些毫无干系。也许真相就是看上去的样子。也许潘德赫尔对下属的生活太不在意，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对的地方，即使这个在家里和自己一起生活的佣人从附近的街道上诱骗了至少十七个年轻人到他家，谋杀了他们，切块，并丢在房子后面。

但也许这个故事中还有隐藏的意义。也许这是个寓言，也许故事的可怕之处甚至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潘德赫尔是JCB在诺伊达的一个经销商，为德里地区提供当时需求很旺盛的掘土设备——正是这种机器被用来摧毁德里的贫民窟，平整好土地，并为建造精英的住房和购物新景象做好了准备。据称，他从这个生意里每月赚约300万卢比。用这笔钱，他和权势小圈子成员夜夜笙歌，随心所欲地享受着许多穷苦女性的性服务以及科利的劳动。

面对这一切，科利的内在爆发和反应并不是某种希望废除富人特权的民粹情绪，恰恰相反，科利想要的正是潘德赫尔拥有的——啃噬穷人的权利。如果他无法用和潘德赫尔一样抽象的胃口来啃噬他们，他就在实质意义上把他们“吃掉”。

潘德赫尔的儿子在科利实施罪行的几个月里拜访过他的父亲，他观察到父亲的佣人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雇苏伦德的时候，他很温顺听话。但最近他的行为有些不太对。11月去诺伊达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大而粗鲁，我以前认识的他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顶上打电话。我曾把他的自大行为告诉过我母亲。”[10]也许科利已经摄取了说这番话的人的阶级精神，也许他希望自己和这些人一样自大——那些只占社会很少比例的、得意洋洋且不断消费的有钱精英。也许他想要模仿这些精英的“胃口”，正是这“胃口”定义了这些精英，并把他们稳稳地置于所有人之上。

我和一位参与尼萨里案受害者父母心理辅导的心理学家见了面。

“怎么会有那样一个地方存在？”他说，“很多警官去那里参加派对。那个地方就是警察和腐败企业家串通的最恶劣表现。那里有放荡的狂欢和应召女郎，但当有人失踪的时候却无人质疑。这些人完全没受到惩罚。像那样的商人把贿赂警察和为他们安排女孩子作为正常业务运作的一部分。

“这样的人为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他们把每个人都当作卑贱的来对待，而人们也因此变得卑贱。

“有一次，我正在为尼萨里案的受害者父母做哀伤治疗。有人进来说外面来了个政客。除了一位家长，其他人都跑出了房间，因为有人谣传说会发赔偿金。但传言不是真的，所以过了一会儿大家就又回来了。房间里，大家开始讨论传闻中的赔偿金金额——50万卢比。家长们说：‘如果我们知道死一个孩子会有50万卢比，我们会送两个孩子去。’

“我坐在那儿想，为什么我要花力气来，我为什么在这儿。

“你认为有些原始的东西是超越一切的。你认为，比方说，没有比父母失去孩子更大的痛苦了。但有些事情甚至更糟糕，痛苦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无情地对待自己孩子的死亡。你可以看到这些事在这个国家无处不在。”

注释

[1]译文引自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出版的《共产党宣言》1997年8月第三版。——译注

[2]Philip Bowring, ‘Maoists Who Menace India’, New York Times, 17 April 2006.

[3]原文为德语lebensraum，指通过种族清洗而为纯种日耳曼民族创造出的生存空间。

[4]Delhi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Delhi, 2006.

[5]‘Parents of Nithari Kids Claim to Have Seen Dr Amit Kumar at the Infamous D-5 House of Pandher’, Midday, 11 February 2008.

[6]引自N. 兰加拉哈恩医生（Dr N. Rangarajan）, teesutalk.blogspot.in.

[7]引自‘Inside Nithari Killer’s Mind:“Would Watch Girls Come In, Even I Felt the Urge”’, The Indian Express, 12 October 2009.

[8]引自‘Nithari Murder: SC Upholds Death Sentence for Koli’, The Indian Express, 16 February 2011.

[9]‘Portrait of Evil’, India Today, 22 January 2007; 关于尼萨里案的大部分细节都出自这篇文章。

[10]引自‘Portrait of Evil’, India Today, 22 January 2007.

缩影

芒果肯定是最具文学性的水果。有数不清的故事讲述芒果的神奇力量，更多故事关心的是可爱的盗贼（孩子或是猴子）从吝啬的芒果园主人那里成功偷到芒果的狡猾计谋。芒果在涉及性欲的文学中也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尽管它的短绒毛叶子不像人类的任何器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但它仍然能成功地挑逗起神秘的情色想法。

在德里炽热的5月，小贩的手推车上开始堆起芒果，这时候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些芒果是从一个童话故事里掉出来的。想象一下：四十五摄氏度的下午，天空都凋萎成了白色，来自苦涩平原的风吹进来，如同从烤炉扑面而来的一阵热气，没有任何水分能幸免于蒸发。洗好的衣物挂在外面，五分钟内就被干燥的空气吸干了。这空气也吸着人的身体，吸人的眼睛和舌头，让内脏脱水。

在这样漫天的干燥里，突然有许多种芒果涌入这个城市——它们毫不羞涩、令人垂涎欲滴的湿润质感是一个奇迹。这无情的自然为自己造成的破坏提供慰藉，在同一时刻展现出残酷的冲击和微妙的抚慰，这本身就是文学了。就像破烂变成财富、傻瓜欺蒙国王——芒果会吸引故事，是因为它们推翻了世界通常的逻辑。

切成小块，如阳光般的橙色是其对这个季节的妥协，这就是现在出现在桌子上的芒果。我的朋友高塔姆（Gautam）和我各自拿了一碗，带着一种解脱感吃着。水果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在我们刚刚经历了某种气候上的紧急状态之后，这些芒果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了某种平衡。

我们坐在半明半暗中，为了遮挡外面毒辣的阳光，把所有的百叶窗都合上了。房间的角落里有一束安静的光射出来——有个玻璃盒子里装着一个塑料的泰姬陵模型，交替闪着不同颜色的荧光。风扇像直升机的旋翼一样转动着。

高塔姆和我路过这里是来接一个朋友——兰吉特（Ranjit），但他还没下班，于是我们坐在前厅和他的父亲巴捷特（Baljeet）聊天，他母亲则从厨房拿来更多点心。我们坐在铺着白色沙发巾的沙发上。因为我们的到来，兰吉特的母亲打开了荧光灯，于是整个房间沉浸在一片绿光里。

巴捷特身材矮胖，整个人的重量都靠一把旧扶手椅支撑着。他告诉我们他最新的计划，且这个计划最近有了些乐观的发展。他从身上的白色库尔塔衫口袋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然后带着一股得意的神情鬼鬼祟祟地笑起来。这是一张2000卢比的收据，上面的日期是1980年4月。

“这是一张DDA彩票的收据。”

德里开发局（DDA）是尼赫鲁政府设立的，合并自德里的各个规划和开发部门，全权负责首都的开发。为了实现开发目的，该局有权强制征收土地或大幅压低征地的价格。这是一家垄断的开发机构，其排他性由法律保障，使私人个体或者企业不可能在德里界内拥有多于数公顷的土地。但时不时地，开发局会通过抽奖把土地发放给个人。参与抽奖的人要支付一笔不退还的费用，然后就等着，有时候要等上好几年才能知道是否抽中了一块土地。如果被抽中的话，他们就能以一个之前说好的价格把地买下来。

“这位女士1980年参与了抽奖，现在她还没得到任何消息。但是今年，她可能会获得一块土地。我是说，她将得到一块土地。当然，她不知道自己能拿到地。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在DDA有人。所以我试着从她那里把抽奖收据买下来。已经三十年了，她不会再在意这个，她会很高兴放弃的。其实她已经说了她想把收据卖掉，所以那块地会被分给我。那地应该值150万卢比。”

他紧紧地抓着扶手椅，就像这椅子是个宝座一样，然后坐起来盯着我，在我脸上寻找赞许。

“要做这种生意，你得认识DDA里的人。为了防止腐败，DDA的官员每两到三年都会换岗，所以你得不断建立关系，带他们出去，给他们送礼。

“等最后我拿到了地，我会付钱给我所有的关系。这里给两万，那里给两万。”

在巴捷特的世界里，这就叫作生意。生意是由作弊操控的抽奖，任何涉入其中的人最好对结果有所准备。这一轮，你可能够幸运，骗赢了别人，下一次可能就不一定了。

“我已经赚了上千万卢比，也损失了上千万。因为遇到诈骗，我大约已经损失了600万卢比。有个人卖给我一处根本不存在的房产。我付了400万，大部分是现金。但这房产的账面价值只有60万，所以340万就这么没了，但我为了另外的60万提起了上诉。DDA回复我说，我没办法打官司。因为是DDA里有个人用一处房产同时骗了两个人，从两个人那里都收了钱。”

巴捷特已经退休一阵子了，之前他为马哈拉施特拉邦银行（Bank of Maharashtra）工作了很久。这家银行是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总理任期内国有化的数家银行之一，所以巴捷特实际上是印度政府的雇员。他工作的很多内容都是为实现甘地夫人对国有银行的民粹主义承诺——他在印度最偏远的一些地方工作，开设支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支行是那些地区里最早提供正规银行业务的网点。1976年，在为银行服务的同时，巴捷特开始投机房地产，这也是他现在花时间和特别花精力做的事情。

“还有一次我在这附近的市场里买了一家店铺。我开始经营这家店铺，而且生意很好。但我不知道的是（卖给我的人知道），这个铺位很快就要被拆掉了，因为一个很有权势的房地产开发商想开发那里。他有政治支持。而且我的店铺不在获批准的集市界内，是违法建筑，所以在官方意义上，店铺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也没有得到补偿金。我损失了230万卢比。”

一阵阴郁的沉默。

高塔姆颇有哲学意味地说：“但你情况还可以。你还是有两栋房子。你给两个儿子都供了房子。”

巴捷特闷闷不乐地咕哝了两声作为回应，然后开始讲另一桩失败的生意。

“1976年，桑贾伊·甘地想整顿德里，他把城里的乳制品厂都关掉了。DDA占用了城市外围一些村庄的土地，并把这些地给了奶农作为补偿。但是那些地方，部分地区现在根本不再是在城市外围了，并且自那以后变得非常时髦。所以现在那些乳制品厂的老板试图获得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产的许可。

“获得大块土地的标准方法，”他说，“是以某些公共用途为目的，用包含高额补贴的价格把地买下来——比如用作学校、寺庙、体育设施等，然后你再付钱给某个官员，将土地的用途做变更。但这是一场赌博，因为土地用途可能无法变更，然后你手里就只剩一座破庙了。

“三四年前，有些人想把他们的奶牛场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卖掉，他们说，以后土地用途可以变更，可以被开发成房地产。他们已经把奶牛场分成了一块块的土地，每块卖120万卢比。”

高塔姆说：“我们所有人都对他说，‘别买！别买！那不是个好投资。’但是他们真的更改了土地用途！”

“现在那些土地上的房子售价7000万卢比。”巴捷特说。

他大声苦笑起来。

“如果你每桩交易都赚钱，那每个人都会来做这生意。这生意风险很高，每次投资你都得当作钱已经没了。你要对自己说：‘钱已经没了。’然后钱可能会被成倍成倍地赚回来。”

他突然咳嗽起来，他的健康状况不太好。

“过去，他总是手里拿杯酒，”高塔姆说，“他每天晚上都喝酒，每天要抽两到三包烟。去年，他的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不得不去医院，差一点死掉。现在他戒烟了。”

巴捷特不好意思地笑笑，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他把话题转回到生意，向我们传授他的经验——如何区分好的交易和坏的交易，如何携带大量现金。

“同一条路线我从来不走两次，每次我都变换路线。而且我不把现金带到家里，而是放进手提箱留在汽车里。别人永远想不到会有人疯到把300万留在车里。”

我们正聊着，巴捷特的另一个儿子吉米（Jimmy）来了。他在遛狗——他就住在附近另一栋家族房产里。他穿着水洗风的牛仔裤，戴着墨镜，满头大汗。他妈妈拿了杯水给他，他一口气喝完了，把杯子放回托盘，她一直耐心地捧着那个托盘站在他面前。吉米满身是金饰，金项链、金手镯、金表。他也在做房地产生意，他和高塔姆开始说到一处刚开建的新公寓，他觉得会赚很多钱。

巴捷特插进来，表示不同意儿子的观点。他对我说：“他不是他老爸那样的专家，他跟我比还差得远呢。”

似乎为了回应父亲，吉米开始吹嘘自己在国外旅游的事。他父亲从来没离开过印度，所以这是吉米唯一能够胜他一筹的地方。他一有机会就去迪拜和曼谷。他给我们讲迪拜能买到的东西，还有黄金市场。

“旅游的时候你带太太去吗？”我问。

“我带她去迪拜，去买东西。不带她去曼谷，谁会带老婆去曼谷？”

大家龌龊地笑起来。

“反正我也不让她喝酒，”吉米说，“所以她去也没什么意义。”

他开始说起最近痴迷的网络扑克，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板。他是个吹牛大王，不过是特别容易紧张的那种。他的内在是分裂的，他的一部分人格压倒了另一部分。

“吉米不肯去欧洲，”高塔姆说，“因为他对自己的英语不够自信。我告诉他，在欧洲有很多地方都不说英语，但没用。对他来说，白人就是说英语的。”

巴捷特的太太拿来了茶和炸蔬菜。房间里很安静，因为父子俩成功地让对方闭了嘴。他们很高兴听高塔姆说话。高塔姆很健谈，说话的时候很放松。他最近买了辆新车，大家都喜欢听新车的故事。

“帮我买车的那家伙，就是帮我买第一辆车的那个人。那时候，我有辆摩托车，但那车让我的背出了严重的问题。我就和那家伙提了一下，他说：‘买辆车啊！’他说如果我有7.5万卢比的话，他就能帮我安排其余部分。我说：‘让我想想。’

“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你还想买吗？’我说，‘好啊。’他说，‘那你想买什么车？什么颜色？’等等。然后他打电话给车库，五分钟后再打给我说，‘再过四十五分钟车会停在你家外面。’我们连一张书面的东西都没弄，过了几分钟，一辆崭新的车就出现在我家门口了。

“所以我想买这辆车的时候，又打给他了。这辆车的价格是60万卢比。我给了他一张10万卢比的支票，他就把车给我了。‘我会安排剩下的事。’他说。又一次，我们没有签任何纸质协议，一拿到车我就开去山里了。在山里的时候，这位朋友打给我说，我的支票跳票了。我觉得很抱歉，因为感觉就像我故意给了他一张空头支票，然后拿了车逃跑似的。但是他一点儿也没烦心。‘别担心。’他在电话里一直说，好像是他在安抚我。”

这时候兰吉特出现了，并为自己的迟到向我们道歉。他很快喝光了一杯他妈妈为他准备的茶。

“我们走吧。”他说。

我们和他父母告别。吉米跟着我们出了门，这样他可以查看下拴在楼下的狗。他的狗是一条年轻的獒，体型很大、精力旺盛，看到我们下楼简直激动得歇斯底里。我们冒险跑到了外面。吉米把狗放了，即使在这种让人窒息的热浪里，它还是威风凛凛地跑远了。我们到了德里北郊的夏利马尔花园（Shalimar Bagh），那是个已经被遗忘很久的沙贾汗皇帝建造的花园旧址。这里的空间很宽阔，就像在巴尔斯瓦一样。虽然巴尔斯瓦似乎是另一个世界，但离这里只有二十分钟步行的距离。公寓楼前面是一大片下坡空地，坡下是一条闪闪发光的运河，这条河本身就是莫卧儿水系的一处遗迹。虽然建筑物有些衰败，但这里有一种安逸的感觉——四处懒散地停着汽车，树木自由生长。

我们一路走着，吉米问我是否认识谁可能有兴趣买房。他说了一串房子的特点：意大利大理石地板、组装式厨房，还问我要了邮件地址，这样就能发楼层平面图给我。我们到了高塔姆的车跟前，车子新得连座椅上的塑料套都还没拆掉。坐进去以后，我从摇下的车窗里把自己的邮件地址拼给吉米。等我一关上车窗，空调马上就呼呼地运行起来，吹干了我们的汗水。我们开走了，运河上方的太阳慢慢下沉，那只獒在后面欢快地追着我们。

“吉米很厉害，”高塔姆说，“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那家伙和每个人都有生意做。你想借50万卢比？他当天就能给你办好。你要两万个卫生棉条？他直接送到你店里。他能帮你伪造任何你想要的文件。任何你想在夏利马尔花园做的事情，他都能帮你牵线搭桥，比如找谁，出多少钱啥的。”

兰吉特在车上打电话。他开了一家小旅行社。他在试着帮一个客户解决问题，这个客户被加拿大拒签了。“那家伙，”兰吉特在打电话的间隙说，“每年付700万所得税。他是个生意人，有妻子和两个小孩，但他的旅行纪录太单薄了。问题就出在这里。”

夜晚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去接高塔姆的另一个朋友，他在沙德集市（Sadar Bataar）自己的店里。那个市场是火车站附近一个巨大的批发市场，那附近的路很热闹，很快我们就被一堆商贩和人群堵住了。我们前面的司机趁机打开车门，往街上啐了一口槟榔。人力脚踏车从我们旁边绕过，车上堆满了装着化学品的桶和一袋袋包装盒。我看着几个妇女坐在人行道上做扫帚。远一点的地方，机械师正在为一辆加长的“悍马”豪华轿车做涂饰。他们完全是用一辆吉普的部件，然后把它们焊接在一起成了这个东西。但它看起来很像一辆悍马，车前还放了一个悍马标志。现在他们正在把它喷成金色。

我们一点点往前挪。一辆人力脚踏车凑到我们旁边，司机是个脸色明亮的少年，滴着汗，大声尖叫着，完美地模仿着汽车喇叭。他穿着一件T恤，上面写着“我可以治愈你的童贞”。旁边和我们平齐的是一间纺织品作坊，老板坐在外面的一张长凳上，把剪下来的报纸粘在一起做成纸袋子。我能看得出来他为什么不待在作坊里——他把正常高度的房间分成了两层，这样就可以装下两倍数量的裁缝和机器。但是，在那里面是不可能站直的。

这些作坊的屋顶上建了宿舍，人们用梯子爬上去。工人的内衣像许多灰色的旗帜，飘在头顶上。每个房间里，你都可以看到大量用于储水的容器——收集和储存水是这附近一项庞大的业务。路边的水泵永远在运行。人们带着桶和瓶子成群结队地涌向它。水泵旁是一棵巨大而茂盛的菩提树，被撑起来的湿婆和杜尔迦女神的雕像围绕着树干，一个身材魁梧且暴露着胸部的女人坐在那里喃喃自语。

我们到了普拉塔普（Pratap）的金属店。他不在。我们在热浪里等着。店的前门正对马路开着，大小不够一辆小汽车开进去。普拉塔普的儿子阿米特巴（Amitabh）正站在一堆巨大的一公斤重镍板上打电话。店门口正在卸更多的板，这些板被放下来的时候发出了很大的乒乒乓乓的声音，但对于汽车喇叭和电动三轮车发动机的喧嚣背景来说，这些声音完全不算什么。阿米特巴必须大喊才能让对方听见他要的交易。

普拉塔普将金属批发卖给大客户，比如汽车零件、自行车、卫浴产品，等等。整个生意依赖于不停波动的金属材料价格。阿米特巴把手机挂在墙上，这样他就可以时刻盯着伦敦金属交易所不断变化的行情。

“做这门生意很紧张，”阿米特巴过来加入了我们，“你把钱投资在一定量的金属上，然后你得把钱挣回来，但是价格随时会跌。当然，我们也读报告，关注金属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但价格基本上是无法预测的。现在，除了从经销商那里买，我们也开始自己进口金属。从签单开始要整整一个月才能到货，期间价格可能会发生任何变化。价格就是一切。你比别人贵1卢比，就没人从你这里买了。

“心理压力会很大。有时候，几分钟里就赚了1000万，有时候损失也是那么多。有时候你得卖掉房产来填补亏空。做这一行的，有人因为压力每天晚上得喝一整瓶威士忌，而且还会发泄到妻子和孩子身上。我父亲从来不那样，即使他损失了很多钱，他每天回家也从来不谈这些。他知道怎么释放压力，周末他带我们去香港或者曼谷，这样我们大家都能放松。”

“你们的生意赚多少？”

“我们每年的营业额是10亿卢比。”

“只有你和你父亲？”

“还有我表兄弟，父亲让姑妈的儿子也来做了。”

普拉塔普1980年从北方邦的一个小镇来到德里。和他同村的一个朋友几年前搬来了沙德集市，在一个叫“金属大王”的成功金属贸易商手下找了一份经纪人的工作。这个朋友安排普拉塔普在同一个贸易商这里当学徒。由于经纪人要经手很多现金，他向老板保证，如果普拉塔普消失了，他自己会赔偿损失。普拉塔普的月收入是600卢比（当时等于75美元）。

“他工作很努力，而且学会了很多东西。他有一个梦想。他把钱存起来——他常常走三公里路去上班，只是为了节省50派萨（当时值6美分）。他想摆脱‘经纪人’的头衔。经纪人什么都不是，没人在意。他们有些人赚很多钱，但也只是中间人。他们进到房间里，没人会抬一抬眼。企业家则是另一回事，企业家受别人重视。”

学习和存了十五年钱之后，普拉塔普闯出了自己的公司。他买了自己的库存，开了这家店。他做事很有条理，从来不冒太大风险，而且总是清楚自己的局限。

“我父亲满足于一般的风险和一般的利润，不喜欢做太让人睡不着觉的生意，也不愿承担太多风险。他总是说：‘记住金属大王！’”

几年前，金属大王倒了。他买了太多镍，后来镍的价格一下子崩盘，使他欠了上千万美元的债。他卖掉了自己的房产来还债，然后从金属市场退出了。他几个儿子之前在做地毯制造的生意，他投奔他们去了。

“想想看，你在那个市场呼风唤雨了二十年，然后失去了一切。他已经做地毯生意好几年了，但是大家还是叫他金属大王。”

我们站在店门口抽烟。旁边有个男人在炸萨莫萨三角饺，香得要命。人行道和店墙之间的缝隙里长出了一簇草，有一头山羊在咀嚼那草，它尾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瘤垂下来，这让我们讨论了一会儿。这羊散发着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吸引力。

一台大丰田车开了进来，普拉塔普的工人跑上去把自己的自行车挪开，这些自行车之前都堆在普拉塔普的车位上，这样别人就不能占他的车位了。普拉塔普从车里出来，西装像个斗篷一样披在肩上。他一直在和其他金属贸易商交换信息，就像他每晚都做的那样，任何错过这个部分的人都会在第二天的交易日处于不利位置。他站了一会儿，像家长一样朝我们挥手，然后缩回车里躲避热浪。高塔姆去找他的车，并停到店外让兰吉特和我上去。

“你来吗？”我问阿米特巴。

“我得留下来关店。”他推脱说。让他和父亲一起去喝酒显然有点尴尬。

我坐进车里，跟在普拉塔普后面出发了。

“看到他开的那辆丰田了吗？”高塔姆说，“他买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他每天赚100万到150万卢比，但是这些钱都是不进银行的。他几乎不交税，他挣的钱没有任何记录，所以没人会给他贷款来买车，而买车是不能用现金的。最后，他不得不抵押了自己的财产来贷款，就为了买辆车。”

天色暗了下来。高塔姆用音响放着印度老电影里的歌。

“不要觉得他不诚实，恰恰相反。他有一套很严格的道德准则。对他来说，国家才是腐败的。他欺骗警察和税务官员，是为了不放弃自己的原则。这种非官方的经济（基本上是这里的整个经济）以一套不同的道德准则运行着。

“但是现在，他每年要付更多的税，”他继续说，“因为如果你不能出示应纳税所得额，办事就越来越难。政府知道有很多像普拉塔普那样的人，挣10亿卢比，但是只向税务机关报150万。但他们一步一步在行动——现在他们只想让这些人进入税务系统，这样就能知道这些人是谁。十年前，这些人完全是隐形的。现在他们都有纳税识别号码，都交报税表。这是个很大的改变。”

兰吉特在打另一个电话。他在改一班去内罗毕（Nairobi）航班的时间。一辆破旧不堪的大巴超过了我们，车子侧面全是吵吵闹闹的乘客的呕吐物痕迹。

路上的车流包围了一个婚礼游行队伍，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被婚礼乐队堵住了。三十支喇叭整齐地回应着大鼓的节拍，每个节拍的敲击同时带着激情和无聊。街上到处都是跳来跳去穿着西装的男人，他们肩并肩，举着有茧子的手指。高高骑在白马上的新郎看上去带着一种好奇的孤独。黑暗的街道上，游行队伍成了一座耀眼的岛屿：穿制服的男人们肩上扛着明亮的灯，一个个用电线串起。游行队伍的后部，有个人推着一辆载有一台颤抖着的柴油发电机的推车，竭力为所有的照明供电。

我面前另一侧的玻璃窗外有个人在跳舞，他的肚子裸露在外面，衬衫被举起的手臂高高吊起，跳动的拳击短裤裤腰上印着一个没有元音的品牌：MYYTPPPS。

我们强行从街上开过去，最终到达了一家顶着红色霓虹灯、看上去颇豪华的餐馆。普拉塔普的车开到我们前面停下，服务生们认出了他，冲过来为我们两辆车服务。我们一下去，两辆车就迅速被侍者开走了。现在，我们在夜色里，在一种微微发红的光芒中。餐厅入口上方有一尊壮观的哈奴曼神雕像。月亮从他的猴头后面升起，今晚是一轮四分之一的月亮。我经常反复想着，无论在这个地方住多少年，我永远不会习惯那个月亮。我长大的地方，月亮都是活泼地以四十五度角挂在天上，而这里的月相是平躺的。地球是圆的，我们在其之上以不同的角度朝向天空。

我们走进餐厅。欢迎我们的是另一尊哈奴曼神雕像，雕像上装饰着金盏花，但除此之外，整个餐厅给人一种脱衣舞俱乐部的感觉：只有少量的局部照明，天花板上铺满镜子。餐厅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洞穴，里面的桌子一望无垠——因为墙壁是黑色的反光玻璃。这里只有男人，是商人们常出没的地方。

我们在一张巨大的圆桌边坐下，等会儿会有更多人来。我坐在兰吉特和普拉塔普中间。侍者弯腰把耳朵凑近普拉塔普，他给每个人点了威士忌。已经有人告诉我这顿饭是普拉塔普的局，这是个传统，他点菜，他付账。

兰吉特对我讲起他的第一份工作。

“那时候我做的是彩票诈骗，那是个很粗放的工作。我为两个兄弟工作，他们在那加兰邦（Nagaland）国家彩票部门里有认识的人。那是20世纪90年代。每天，他们会给那些人150万（那时候值5万美元），在开奖前拿到中奖彩票的最后一位数字。然后，他们会把所有那个数字结尾的彩票都买回来。我们那时候会跑遍整个印度买彩票。我负责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我会坐早上6点25分的火车到贾朗达尔（Jalandhar）。到了那里，我会给老板打电话：‘我应该买哪个号码？’‘7。’然后我就去市场，买下所有7结尾的彩票。接着再坐上另一趟火车，去阿姆利则做同样的事，然后再去其他城市如法炮制。彩票的价格是10卢比，最后一位数字中奖的彩票能赢70卢比，所以我买的每张彩票都能赚60卢比。最后2位和三位数字中奖的分别能赢5万和10万卢比，全部数字都一致的赢100万。所以，除掉贿赂、工资和支出，我老板每天能赚大概200万（那时候大约等于7万美元）。那很疯狂。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办公，一直都有免费的酒喝，大家整天都在打电话。最后，一个兄弟在那加兰邦去交一手提箱现金的时候被杀了。一个恐怖组织要他的钱，他不给，他们就开枪杀了他。我们整个彩票业务马上就关停了。但是想象一下那三年他们赚了多少钱。活下来的那个兄弟现在在德里开了很多家餐厅。”

“你应该看看那时候的兰吉特，”高塔姆说，“他那时候赚很多钱，穿很贵的衣服，开一辆豪车。他经常有满满一箱油，你可以对他说，‘我们开去喜马拉雅山吧’，然后我们就去了。但那个家伙被枪杀以后，他感到很忧心。”

来了一托盘威士忌。兰吉特不满意这顿饭安排在星期二，这天是他不喝酒的日子。酒被分给了除他之外在座的每个人——现在我们桌上有七八个人。工作了一天，第一轮酒他们个个都喝得很豪爽。他们表扬兰吉特能守戒，然后说道：“很高兴知道你可以不喝酒。”他们聊起各种关于酒精成瘾的吓人故事，恐慌笼罩着所有人，对话自然而然转移到心脏病、糖尿病和肾衰竭上。

普拉塔普完全没参与这些对话。“我今天输了600万，”他说，“你们能都别唠唠叨叨了吗？”但没人在意他。这里的音乐太响了，坐在桌子对面的人都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所以他们就和旁边的人聊。兰吉特继续说他的故事。

“我决定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我之前一直都赚很多钱，但我知道那工作没有未来。你做那种事情的时候，不能对任何人说‘我是干这个的’。所以我开始考虑学做一门真正的生意。”

“但你还是先为那个做有线电视的家伙做事了，”高塔姆大笑起来，“兰吉特被雇去做打手。”

兰吉特也哈哈大笑起来。

“那时候德里刚刚有了有线电视，每个居民小区里的竞争都很激烈。有个有线电视运营商雇了我，让我确保没有竞争对手进入他的区域，如果有人来，我就揍他们。做那个工作的时候，我打了很多架。有一次我在一个槟榔店，一个男的过来说：‘你为什么站在这里？’我说，‘你是谁，凭什么问我为什么站在这儿？’然后我们三个人就把他打了一顿。随后，我们才发现他是警察。后来突然之间，整个小区都是警察，他们到处打人，要找出肇事者。我们不得不逃出城。”

兰吉特是个安静的人，很难想象他并不魁梧的体格能胜任这种工作。

“我有个朋友，以前在一家旅行社工作，他告诉我旅游这一行的前景不错。于是我就在一家旅行社找了份工作，工资是每月1300卢比（当时值42美元）。那之前做彩票的时候，我每个月赚3万卢比（当时值1000美元）。但我想学一些体面的事。头六个月，我做办公室助理，端茶送水、做咖啡、洗盘子。然后我又做了六个月跑腿的，为顾客送票。然后我又转到物流部门，跟着大宗货物到巴林、迪拜或莫斯科。去巴林的时候，我周六晚上出发，公司给我1000卢比津贴和50美元用来办巴林的签证。但是我不想把50美元花在签证上，所以我会在机场待两天，等星期一晚上的回程航班。我就会睡两天觉。

“后来我开始管理大企业客户的行程。那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和重要的人说话，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这些客户一次旅行会花120万（当时值3万美元），我要监控整个行程，如果有一班航班延误了，我会给身在美国的客户打电话，把问题告诉他们，然后他们会说：‘给我订另一个航班。’这份工作很刺激。”

兰吉特现在开了自己的旅游公司。公司是两年前成立的，他投资了10万卢比，现在公司的资产是400万。

“我提供优质的服务。我工作非常努力，我的钱是有意义的。”

普拉塔普点了很多菜，现在菜突然之间都上来了，有扁豆汤、黄油鸡、烤肉、烙饼，都装在锃亮的铜碗里。每个人都埋头开吃——这些食物摆在你面前，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流口水。

威士忌不断送上来，我不太习惯，但也开怀畅饮。

兰吉特说：“我看着父亲和兄弟在房地产行业工作，我知道自己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没有标准，没有固定收入。每天晚上都得陪警察喝酒——我父亲一天要喝两到三瓶，回家的时候常常醉得不省人事。如果你想做房地产这行，你就得那样工作。然后到了晚上你还得说：‘神，我今天做了这个。请原谅我。’

“我不喜欢那个世界，不喜欢那些人对钱那么不尊重——钱来得很容易，消失得也很容易，很快就变成了衣服、酒和旅游。如果你的钱是努力工作挣来的，你就会好好地存起来。

“不仅如此，做房地产的人对社会也不尊重。你只需要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和一个电话就能做那生意。大家都说：‘如果你做不了别的，就去做房产。’我兄弟没办法一整天坐在椅子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他整天得走来走去，还一直在打电话。

“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只要活着，我就会工作，因为我喜爱这份工作。我希望靠自己做起来。我想照顾自己的孩子，给他们更好的教育。唯一还要解决的是我妻子的事。我不喜欢她在离我太远的地方上班，我正计划就旅行社的业务对她进行培训，这样她就能和我一起工作了。”

“每天，”高塔姆说，“他自己上班前多开两个小时车把她送到办公室，然后再去接她。他不会让她独自一人在街上。”

“但是和我最亲近的人是朋友，”兰吉特说，“不是我的家庭，甚至不是我的妻子。如果需要帮忙，我首先会打电话给朋友。有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是，现在我工作太努力了，不像以前那样经常见朋友。我一直问高塔姆想不想一起去旅游，但他没时间陪我。”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有些尖锐。实际上这触及了他们关系里的一个矛盾。高塔姆最近和一个美国白人女性结了婚，兰吉特不完全赞同这桩婚姻，所以他俩在一起有时候有点尴尬。

“兰吉特从来没和我提过，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高塔姆说，“但他内心深处还是很在意这些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他不能忍受我有穆斯林朋友。”

我有点糊涂了。“但是你妻子不是穆斯林。”我说。

“穆斯林、天主教徒，反正都一样，都不是印度教徒，都不属于印度教文化。兰吉特讨厌一切扰乱印度教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没和父母住在一起，兰吉特总是对我说这不是我们的文化，我说，‘但是我姐妹和他们住！’他说，‘不要逃避你的责任，应该是儿子来照顾父母。这是你的责任。’”

我吃完了，离席去洗手。吃这样的东西，整个过程就是迅速地从纯粹强烈地想吃肉，到吃不下，再到后悔。之后你会极度想喝水，因为这些东西里面都是大量的油。你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但没有什么用，因为这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脂肪，这些水永远滋润不了你。

这时候话题转到了板球，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到了板球运动员的私生活上。坐在我另一边的普拉塔普插不进这些体育界的八卦，愣愣地瞪着远处。我试着让他从沉默中活跃起来。他给我讲他的工作。

“现在生意变得很难做，”他说，“已经变成了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规模小一点的人情况越来越差，而行业顶端的争斗非常残酷。”

“你能怎么办？”

“超出了某个点，你就做不了计划了。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们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收入来源多样化。我们从金属贸易起家，后来开始做金属进口，然后还在德里外围买地，用作开发。我们在德里也买了一处房产，现在用来开健身房。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一直会经营好几门生意。如果某门生意行不通，还有其他的。”

我问普拉塔普觉不觉得自己是富人。

“我在自己的家族里很受尊敬，”他说，“我给过很多亲戚钱，还给了我外甥工作。但我不是富人。按照沙德集市里的说法，我是最小的贸易商之一。很多人已经在这里一个世纪了，他们控制着大得多的市场。”

“《福布斯》（Forbes）杂志的亿万富翁排行榜当然只包括公开身家的亿万富翁，”我说，“那些企业家富翁的财产受到公开审计，但肯定有很多其他的亿万富翁永远不会受到《福布斯》的关注。那些拿着现金的亿万富翁。”

“10亿美元是多少钱？”普拉塔普问。“500亿卢比。”“哦，沙德集市里能找出好几个人有那么多钱。如果降到100亿，那就更多了。但你永远看不出来。”

这个话题吸引了所有人，大家纷纷开始讲他们知道的超级富豪的故事。有人说，读到过纯金浴缸的故事。

我问：“谁是德里最富有的人？”

好几个人都说：“马杜·柯达（Madhu Koda）!”——这是个玩笑。马杜·柯达是当时的新闻头条——关于一个穷苦农民的孩子如何变成了亿万富翁政治家。报纸上充斥着他的生平故事。他最早是个矿工和电焊工，20世纪90年代早期进入比哈尔邦政坛，恰尔肯德邦从前一个邦分出来的时候，他成了恰尔肯德邦的一个部长。他实际上是负责矿业的部长，那个邦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并且刚刚进入市场自由化初期，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采矿公司蜂拥而至。后来，在他作为首席部长的任期内，马杜·柯达因为侵占了近10亿美元的资产和投资而被逮捕。据说，他在利比里亚拥有矿场，在迪拜有价值2亿美元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在瑞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有商业投资，还在印度拥有很多度假屋和房产，其中两处在德里最高端的住宅区。这些钱部分来自给企业出售开矿许可换取来的现金。新闻报道说，这是一项庞大商业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原本意在以体面的方式结尾，并在纳斯达克上市，但是以那种方式隐瞒一切是不可能的。

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个肮脏的故事，但它也具有那些从赤贫到巨富的所有故事中都有的令人兴奋的闪光之处。对印度的穷人来说，政治是最快、最便捷的致富路线，这个故事正是这一真理的绝妙证据。穷人通过商业创造财富的故事很受欢迎，但现实中这样的故事几乎从未发生。然而，政治为那些来自最边缘群体的人提供了许多配额和机会，使许多印度最贫穷的人变成了富人。如果你没有钱、地位或关系，而你想要在这辈子变富，政治是绝对理性的职业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腐败的政治是对社会其余部分残酷惯性的纠正，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是绝望的理由，而成了希望的主要来源。

把柯达称为德里最富有的人之所以滑稽，是因为他刚来德里不久。事实上，他已经从恰尔肯德邦的一所监狱搬到了德里的提哈监狱（Tihar Jail），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出席议会，而且还有人陪。从提哈监狱到议会大厦的巴士路线可一点都不冷清。

大家还在聊天，但为了赶上最后一班地铁，我不得不中途退席。我和大家告别，这些人现在都已经醉了。高塔姆和我一起走，把我放到地铁站，这个地铁站很空旷。我走进一节空荡荡的车厢，车厢里空调很强劲，一路都很顺畅。我昏昏欲睡。到了地铁线另一端的站点，我取了车往家开。

快到家的时候我看到一幅奇怪的景象。一个穿着亮闪闪夜店装的女人在漆黑的路上走着，步子非常不稳，看上去像是随时会摔倒的样子。她身后有两个男人骑在摩托车上，以步行的速度跟着她。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办。已经是凌晨了，那女人看上去对周围的一切东西浑然不觉——不是喝醉了，而是嗑了别的药在飞的样子。我把车开上去，摇下乘客边座位的车窗。

“你还好吗？”我问。她从窗子看进来，无法完全聚焦在我脸上。

“你说什么？”

“我问你还好吗。”

“我？我很好！”

我看她走开了，摇上车窗，看了下前方，正准备继续开走。这时候我看到摩托车上两人中的一个跑到了车子前面，开始用两只手掌拼命拍我的车，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人猛地拉开车门，抓住我的胳膊。

“出来！”

“为什么？”

“她是个妓女，你被逮捕了。”

“因为什么？”

“你对她说什么了？”

“我问她还好吗。”

“你怎么认识她的？”

“我不认识她。”

“从车里出来。”

“你们是谁？”

“我们是警察。”

我走出车子，环顾四周，那个女人好像彻底消失了。

“驾照？”

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身处这种情况。我拿出驾照，看着他检查。

“这是哪个国家的驾照？”

“英国。”我说。

“你是英国人？”

“是的。”我说。他用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我，开始把我的驾照号码抄下来。这时候，我听到自己车的引擎发动了，转身看到另一个人把车开走了。

“他去哪儿？”我大叫。

“警察局。”他泰然自若。我目瞪口呆。他继续默默地做记录，然后把驾照还给了我。

“上摩托车。”

我爬上摩托车后座，他飞快地朝着我车刚刚开走的方向开去。我们呼啸着拐过一个又一个暗影婆娑的街角，扎进了主干道的霓虹海洋里。接着掉头，开上一条岔道，拐了更多的弯，最后到了警察局。我的车温顺地停在外面，车顶上方有一块牌子，写着一条对造访德里警察局的人很有用的建议：“没有意见的人很少会错。”

这句话似乎能引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老实说，我不知道放这句话的人本意是哪一种。我被带到一间破败不堪的办公室，里面散发着灰尘、汗水和印台的气味。有个警察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他似乎很高兴看到我落在他的网里，抓我的警察向他报告了情况。

“你今晚干什么了？”那位老大问我。“我和朋友吃饭。”“女朋友？”他笑了。“就是朋友。”我能看出来他希望我会表现出在道德上处于劣势。我决定表现得冷淡一点。我身上没带多少钱。

“所以你从一个女朋友那里离开以后，觉得能再搭上另一个女朋友？”

我没回答。

“为什么你在街上和一个妇女说了话又不说了呢？大半夜的。”

我们又把事情的细节说了一遍。他问我住在哪儿，想估摸一下我在德里的地位。外国人的底细你是永远也摸不清楚的。

“你喝酒了吗？”他问。“没有。”我撒谎了。“我们要不要去医院检查？”“好啊。”这话激怒了他。

“你什么意思，‘好啊’？”他气得喊起来。“把你的驾照给我。”

我把驾照递给他，他演了一场把每个细节都检查了一遍的大戏。我不准备让他从坚持自己的意见里获得满足。我环顾四周。实际上，我有点被这个地方迷住了，这里是你能想象到的国家权力中最残破的一个席位。空的电灯插座里有电线露出来，天花板是纸板搭的，上面粗暴地开了洞，让旋转着的风扇能伸出来。墙上写满了电话号码，书写角度古怪错乱，每把椅子后面的墙壁上都是一团团脏兮兮的棕色，因为大家的头一直靠在上面。有人在桌上贴了一张贴纸，上面用拼错了的英语写着“性感火热男孩”。房间角落里是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各种神明的雕像。

这间办公室实际上只是一间巨大储藏室里清理出来的一个角落，被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警用装备包围着。路标、交通锥、架子上一排排的扩音喇叭、成堆的鞋子和靴子。还有床和一堆堆的旧文件。

房间里响起了鸟鸣，我意识到是那个警察的手机铃声。他接起电话。“是的。”他严肃地说。然后又一遍，“是的，长官。”我能听到电话另一头的人提高了声音，我意识到他正在被责备。我知道，如果就站在这儿看着他受辱，自己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我从开着的后门踱出去，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另一个警察正在往外面停着的许多老式小型摩托车把手上挂洗好的湿衣服。事实上，当我的眼睛适应了外面的光线，能够看清整个院子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停着一大片腐朽的车辆。废弃的小型摩托车、汽车和机动三轮车，全都又破又扭曲地卡在一起。我游荡进黑暗里，走到楼的一角。这里的树木古老而高大，有蝙蝠从头顶掠过。这片机动车废墟漫无止境，五六十台警车肯定有，还有生锈的交通灯和路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废墟的尽头还有两架小型飞机，上面一半长满了草。

我走回楼里。回到房间时，那个警察没理我，他正用一根手指在电脑键盘上打字。我坐下来，另一个人进来坐在我旁边，对讲机里不断冒出夜晚的声音。他无精打采地从地板上捡起一张破报纸，试图搞清楚被撕破的那篇文章讲的是什么。

最后，桌子后面的人承认了我的存在。他说：“如果我的人没有从你手上救下那妇女，会出什么事？”

我觉得他已经词穷了。他说：“你希望让每个人都知道你晚上做了什么吗？”我努力顺从他。我叫他“长官”，又给他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他举起我的驾照，叫了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警察。“复印一下。”那人拿了我的驾照，走向房间角落的复印机。那台机器散发着崭新的光芒，和整个房间的破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按了下复印按键，但是那机器一动不动。他转身朝向桌子后面的人。

“没纸了。”

桌子后面的人面前有一整包复印纸。他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一张，递给他的同事，那个警察打开了复印机的纸盒，把纸放进去，关上盒子，按了按钮，印出了一张我驾照的复印件。

老大给了我一支笔。

“签字。”他说。

我在驾照复印件上签了字，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他把原件扔在桌子上。

“再也不要回这地方了。”他说。

我拿回自己的驾照，走出房间，然后开了车回家。这一次，我终于顺利地到家了。

家里一整天都没人，房间里很闷。每年的这个时候，房子的砖头吸收了太多热量，到了晚上房间都还被烤着一样。我打开了所有的风扇。

然后我从冰箱里拿出了两个熟芒果。

十四　1984——甘地之死

一个新的商厦里，有个女人拿着麦克风滔滔不绝，声音让人无处躲避：“……七十八个甘地，七十九个甘地，八十个甘地，八十一个甘地……”

你逛进一个店，再走出来，吵闹声还在继续。现在的声音更兴奋，语速也更快了。她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喊着：“一百四十个甘地，一百四十一个甘地，一百四十二个甘地……”

你好奇，这是在干什么呢？你寻找那个声音。在商场中庭，她站在一个公共讲台上，手臂环绕着一对兴高采烈的夫妇，她数数的声音近乎歇斯底里的激动。

“二百二十七个甘地，二百二十八个甘地，二百二十九个！甘！地！——这就是我们的获胜者！”

那对夫妇两个胖墩墩的孩子因为胜利而开心得满地乱跑。主持人举着一叠纸币给观众看。“大家看看这些甘地！”

原来比赛是这样的，他们要送出一块价值2500卢比的锐步手表给今晚这个商厦里带着最多1000卢比面值纸币的人——这个面值的纸币上印着圣雄甘地的头像。得奖的夫妇从一个手提包里拿出了二百二十九张纸币（22.9万卢比），由此展示了对这个国家和其隐士国父的高于所有人的忠诚。[1]

不必有任何惊讶，这是个高度腐败的地方。

腐败的主要来源并非是邪恶或贪婪的个人，而是被毁坏的社会关系。并且，正如我们所见，历史给德里的社会关系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其最惨淡的岁月里，德里已经成了一个不再相信社会理念的社会，这就是国家、宗教身份和其他替代“社会”的概念会在这里受到如此崇拜的原因。当没有社会意识的时候，你不妨就肆意掠夺，因为你无法危害一个不存在的社会。而且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理由是一样的。

人们常常认为，制止腐败的是有效执法，当然部分情况下是这样的。但能防止腐败的还有内部约束。在德里，这些内部制约已经被严重摧毁。你经常会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官员，看到你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从来没从任何人那里拿过任何东西，我本来可以赚个几百万，但我从来没拿过一个卢比。”你看到，需要怎样强迫性的热情，才能守住这一原则。你会好奇他们是否仍在试图说服自己，让自己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德里的玩世不恭源于它的历史，还有它散发着的一种古老的感觉——让你觉得人类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偷窃、毁灭和亵渎所拥有的东西。无论如何，德里都注定是腐败的，只不过到了21世纪初，它的腐败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其原因在于它是首都和联邦政治的所在地。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1964年去世，随后他的位置被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继任，那是国大党又一位品格高尚的成员，从自由斗争时期就是尼赫鲁的亲密同事。但夏斯特里仅仅将尼赫鲁的政策坚持了两年，1966年国大党又面临着继任问题。

印度自开国起就是一党统治，但此时到处都出现了裂痕。独立运动高昂的势头已经耗尽，而且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的现实开始陷入失调。尽管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这个国家还是陷入了农业危机，严重依赖从美国（其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进口食品。即使这样，也没能防止同年（1966）在东部比哈尔邦出现的饥荒。物质匮乏的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的迅速增长——1947年，印度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每年1%（也就是说七十年后人口会翻倍），到了1966年，人口增长速度接近每年2.5%（三十年后人口就会翻倍）——当时，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恐惧再次兴起，印度成了国际管理阶层偏爱的研究案例。与此同时，与中国（1962）和巴基斯坦（1965）的战争迫使印度从国外购买武器，这进一步减少了印度本已岌岌可危的外汇储备；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15%。部分是由于这些问题，许多地区和社区对统一印度的观念不再抱有幻想：国家在南部安得拉邦和东北地区面临分离主义斗争，与克什米尔地区的关系越来越军事化和无望。在印度南部，到处是示威，甚至自焚，为了抗议政府把对当地来说是外语的北印地语强行规定为官方语言（该政策的目的是逐步淘汰另一种通用语言，即英语，这对不说印地语的南部非常不利）。在《印度斯坦时报》的一篇题为“十九年中最严峻的形势”的文章中，一位高级记者写道：“这个国家的未来是黑暗的，原因有很多，而所有这些原因都可以直接归咎于国大党十九年的统治。”[2]

对于国大党和要求灵活务实的人来说，那是一段危险而不稳定的时期。在手握大权的国大党领导层和被对手称为“辛迪加”（Syndicate）的首席部长们看来，接下去最好的方式是有一个可以从幕后轻易控制的懦弱领导人。这就是1966年他们支持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作为国大党候选人的原因。她是个女人，而且年轻（四十八岁），他们以为她会有点儿不愿意，但他们大错特错了。英迪拉·甘地，帕西（Parsi）[3]政治家和官员费罗兹·甘地（Feroze Gandhi）的寡妇，后来成了20世纪最无情的政治斗士之一。

英迪拉之前在父亲的总理任期内与其密切合作过，但没有迹象表明尼赫鲁曾有任何让她继任的打算——这种王朝式统治的想法会令他的民主和反封建观点显得尴尬。而且他可能根本没考虑过英迪拉会是个可取的候选人——的确，她与自己异常理智、甚至理智到有些拘谨的父亲相比，有着非常不同的特质。比如，她没能在牛津拿到自己的学位。她的政治演讲是实用主义的，充满了口号，而且不曾表现出任何她父亲对宏大理念的关注。实际上，她长期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84年被刺杀），使印度的政治变成了赤裸和残酷的权力斗争，以至于后独立时期的乌托邦主义完全不见踪影。对于大多数观察者来说，自她执政以来，很难相信政治行动中有任何理由不是出于对权力和金钱的单纯欲望。事实上，在对于一个事件的可能解释中，最怯懦的解释往往会获得最广泛的信任。

新上任的英迪拉·甘地对于印度货币危机的回应是同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卢比贬值的要求。卢比对美元汇率原先一直固定在4.76左右，但1966年3月贬值了近60个百分点，变成了7.5。

对很多人，尤其是对那些极左翼人士来说，如此顺从于资本帝国主义是一种冒犯。这种做法似乎使总理发出了与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同样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当时越来越清晰——一个新兴政党——自由党（Swatantra Party）已经成立。作为对1959年尼赫鲁管控政策的回应，该党旨在推动自由市场。国大党本身在“辛迪加”的影响下也在进一步向自由市场的方向前进。而路人皆知的是，辛迪加和大企业走得很近。

在1967年的选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自由市场的热烈追求在选民中间没有什么吸引力。尤其是对执政党不满的年轻人和穷人，纷纷转向了左派（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和优先本地区事务的政党（比如旁遮普的阿卡利党［Akali Dal］）。国大党遭遇了惨败。

选举过后，英迪拉·甘地的总理位置虽然勉强保住了，却仍摇摇欲坠。她突然惊人而激进地转向了左派。她决心粉碎党内以商业为导向的右翼——不仅包括辛迪加，也包括其党内的对手莫拉尔吉·德赛（Morarji Desai），并决心向选民发出一项新的民粹主义呼吁。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后，她解除了德赛财政部长的职务，将银行国有化，禁止政党接受献金——该政策是对辛迪加的直接攻击，因为他们的收入正来自企业捐赠。她还对大企业和外国资本提出了更大的限制。

在一场又一场的演讲中，英迪拉·甘地发誓要根除那些在暗中剥削不幸大多数的少数人。她的语言是民粹式的，尽管从她的行动来看，也只停留在言论层面，但却极其有效。她有着与人群沟通的非凡天赋，并且能充分运用那种特殊力量，只有那些在真实生活中见过煽动者的人才会鄙视这种力量。她把之前横在政治家和群众之间的企业主、工会领袖和封建地主从政治中赶了出去，从而改变了印度政治关系的结构。在1971年的竞选活动中，她站在“Garibi Hatao！”（意为“终止贫困”）的标语下，直接对群众演讲。她的形象获得了某种光环，原始而令人振奋。她在1971年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她乘胜追击，对巴基斯坦东西两翼之间的战争进行了判断准确的军事干预，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这次干预是作为东巴或“孟加拉国”分裂主义运动的开始，导致了来自西巴基斯坦的可怕报复——可怕的种族灭绝和成千上万起掠夺，再次展示了南亚这些恩断义绝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残暴能量。印巴边界两侧的军事行动升级几个月后，巴基斯坦轰炸了印度北部。战争在北部和东部的前线开始了。

大量国际利益也牵涉其中。苏联向印度提供支持，而美国则支持巴基斯坦，因为美国担心印度的胜利可能令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扩大。但战争几天内就结束了。对印度来说，这是一场具有强大象征意味的决定性胜利。印度从巴基斯坦带走了约九万名战俘。

英迪拉·甘地春风得意，她的风格受到膜拜。她的形象无处不在，仿佛她是女神，带来了创造和毁灭的双重爆发，在那些年里为印度的想象注入了巨大的象征性能量，其中一项便是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始于她的前任，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对粮食生产水平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基于新的肥料和高产作物，绿色革命改变了在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的德里腹地的小麦产量，乃至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整个经济走向。另一项成就是1974年成功的核试验爆炸，虽然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核弹头导弹才成为现实的军事武力，但这次核爆将尼赫鲁在40年代提出的一系列研究带向最高潮，并使印度成为唯一一个在核五国（中美苏英法）之外拥有这项技术的国家。

那是一段离奇的岁月，庞大的象征符号欢快地漂浮在僵化的现实之上。今天，当人们轻蔑地谈起国家控制和“尼赫鲁印度”被扼杀的能量时，他们回忆起的通常不是尼赫鲁而是她女儿的执政时期。在英迪拉·甘地时期，企业受到限制。经过二十年的一党统治，本已盛行的腐败四处蔓延，成了一种流行病。彼时，“官方”腐败，也就是尼赫鲁时期企业向政党捐款换取影响力的普遍模式遭到禁止，企业转而依靠收买个人，“公文包政治”的时代开始了。政治成了一门生意，而官僚体制为一种特别强烈而原始的企业家精神提供了结构。

颇具讽刺意味但不难预料的是，那段时间是德里在意识形态上最反对大企业的时期，但也正是那段时间，大企业开始被德里吸引，从而为这座首都作为21世纪初商业中心的崛起做好了准备。尼赫鲁时期的德里是一个行政中心，由于之前它处于英国的统治下，没有什么进行商业活动的空间，企业的规模很小，大公司都避开这里。然而，在甘地夫人执政期间，情况变了——大公司无法避开德里，因为所有的事都需要政府批准。而英迪拉拉拢了大批地方邦政府来削弱对手，同时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那些远离德里的人开始觉得被排斥在外。那段时间，数家英殖民时期的商行从加尔各答搬到了德里，以逃离西孟加拉邦的罢工和商业封锁。国大党于1967年在该邦败给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盟。许多来自其他印度北方邦的公司也迁至德里，以便建立自己的政治关系，从而使公司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数家在今天具有全球规模的公司都是在英迪拉·甘地时代于德里起步的。即便留在其他几个商业中心的商人也开始在首都保留住房和公寓，使得后来德里房地产出现了惊人的过高估值。德里的公共生活中充斥着新热情，大家热衷于建立人际关系网和拉生意。

总的来说，德里对有惊人商业想法的人没有吸引力。如我们所见，最好的软件公司都在班加罗尔，也是在英迪拉·甘地时代起步。那些年被德里拉来的人都是因为需要进入政治机构以便开展自己的业务，包括那些寻求控制基本资源（比如房地产、矿产、石油化工）的人、在高度管制领域（如电信或媒体）经营业务的人或主要客户是国家（比如建筑业、重工业）的人。要想获得土地、资源和批准，要想避免关键环节的推迟、各种能想象得到的骚扰甚至是整个生意因为某些子虚乌有的理由被关停的话，这些人需要在政治和官僚体制中拥有强大的庇护人。

大多数人是看不见那些为德里高层官僚所建的飞地的。这些地方都是漂亮的小村庄，街道安静，绿树环绕，远离道路，由警卫岗亭把守。飞地内部，司机们为官员的汽车掸灰，园丁们为植物修剪枝叶和浇水。房子都设计精致，维护良好。不同级别的人住在不同等级的住所里——最壮观的住宅非常大，甚至还用树篱和私人车道把自己和本已与世隔离的其余部分再隔开。

我来拜访的这家人的房子不是这样的。房子在一条街道上，位于一排相似的房子中间。但它是个舒适的地方，车道尽头有个篮球架，让人隐隐想起美国的郊区。米努（Meenu）来开门，对我的迷路表示歉意。其实她没什么可道歉的，这些飞地本来就设计得让第一次来的人根本找不到地方。

我们落座的大客厅里没什么东西，空荡得惊人。你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家庭已经搬了很多次家，而且准备好一旦接到通知，就可以立刻再次搬走。

米努的儿子跑出来看是谁来了。他很开心家里来了个陌生人，特别是一个对现在十岁男孩子的文化一无所知的人。他一样样地拿出一堆他觉得我需要知道的东西：书、玩具和游戏。他躺在沙发上，脚举到墙上，给我讲学校里的故事。米努给他穿上鞋，把他从房间赶走，说：“现在我可以谈谈吗？”他消失了一会儿，但在晚上余下的时间里，他还会继续对我开展这场不太正当的教学活动。

“我上的是德里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米努说，“之后我参加了一堆公务员考试。我父亲在体制内做事，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不完全陌生。我一次就通过了考试，从二十三岁起就开始做公务员。”

米努现在快四十岁了，她有一张优雅而充满思索的脸，很随意地穿着牛仔裤和白T恤，剪了一头短发。

“这是唯一会让我有满足感的工作。”她说。

“公务员对于普通人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包括很远地方的人们。”

她的丈夫阿米特（Amit）走进房间。他身材高瘦，一进来，我就感觉到他和妻子关系很亲密。他们都在铁路部门工作，所以就认识了。和妻子不一样，他来自比哈尔邦，他的父亲在那里的政府部门里工作。

1947年以后，在德里日益庞大的移民群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根本不是这样。德里有两所规模庞大的顶尖大学，数家科研型医院，还有舞蹈、戏剧和音乐的国家中心。数不清的研究机构和NGO的总部也在德里。它还是印度新闻业的中心，以及政治和政府机构的中心枢纽。尽管这些对于这座城市的组成非常重要，但它们完全属于都会区，占本地人口多数的旁遮普人完全没有份。

“政府机构非常腐败，这是真的，”米努说，“可以说80%的官员都是腐败的。在体制内干了十五年之后，我很多同僚有十栋房子和很多车子。”

不用说，这些财产不是用公务员的工资买的，因为公务员的年薪很少有超过1.5万美元的。

阿米特也加入谈话。

“那些不去弄钱的人会受到恐吓，特别是在像海关这种高度腐败的部门，我以前就在那儿工作。如果你做的是个肥差，但你不谋私，也不塞钱给周围的人，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威胁。铁路系统没那么糟，他们骚扰你的方法就是给你调岗。”

“成功”，在印度的公务员体系中基本上意味着你所在的位置能为有权势的人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或者，更好的是你有能力制约他们。所以，海关和税务部门是最积极创收的地方。这些部门的高官能大肆敛财上千万美元。然而，这里的竞争也非常激烈，需要非常敏锐。印度的官僚机构一直被列为是亚洲最腐败的,这实在有点太轻描淡写了。由于关乎大量金钱，并有异常复杂、互相竞争的利益需要交涉，腐败的印度官僚绝不是废物。他们拥有的技能和动力成了其在21世纪生活的优良素质。

“当然，有不同层次的赚钱方式，”米努说，“最底层的是‘快钱’，基本上就是受贿做本来就该你做的事。你实际上没有做错任何事，你只是收了两次钱。比方说，如果是你在决定货运列车的发车顺序（这些火车载的是钱，因为有人在等上面的货物），你可以把本来就是第一位发车的火车排在第一，你还是会拿到5000卢比快钱。因为人们太习惯付钱了。大家已经陷入了一种心态，就是你付了钱车才会开。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会有前辈告诉你，‘你就干你的事，钱怎么都会来的。’当然，如果你让另一列车先发了，你会拿到20万卢比。”

人们能够欣赏这种对于市场力量信念的运用。为什么不让市场来决定列车的运行顺序呢？第一发车位是个能被拍卖的商品，让最想要的人得到它，这就是市场资本主义最纯粹的形式。从一片空虚中创造出市场，有能力看出每件东西都有经济价值——这让印度官僚脱颖而出，他们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不停转动的车轮上的轮毂（这是他们通常被刻画成的形象），他们还是一个有天赋的创业阶层，具有深刻的资本主义本能。

“有一次我们被调到费罗兹普（Ferozepur），”阿米特说，“那是北方铁路系统最腐败的地方。我们对上司说:‘我们不想去，那里非常腐败。’上司很惊讶。‘在费罗兹普，’他说，‘你只需要打开你的抽屉，就会有成捆的钱进来。’那是真的。过节的时候，你收到的糖果礼盒里都塞满了现金，所以那是全国最热门的岗位。为了得到这些位置，人们会出很多钱，他们知道自己通过受贿能挣到薪水的十或二十倍。”

“还有一次，我们被调到比卡内尔（Bikaner），”米努说，“我有自由的人事权，也就是说权力非常大。”

“米努是那个地方第一位女性官员，”阿米特补充道，“男人们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他们叫她先生（Sir）。”

“我们到的时候，所有做小买卖的店主都排着队来献殷勤。干洗店老板说:‘请用我们家的服务吧。’于是我就问他要价目表。他觉得很受侮辱:‘免费的，夫人。’因为这些人希望结识高级官员，他们会为这个出钱。回报就是他们会在你的私人时间里，带人去你家让你帮忙。‘请不要把我妹夫派去那个不太好的职位。’

“比方说，在开往德里的火车站台工作的人能挣到很多钱，都是来自想要上车的乘客的小费和贿赂。而往其他方向站台上工作的人就挣得少得多。大多数官员做的就是让大家在这些岗位之间流转。这样，为了保住位置，那些在油水足的岗位上的人就不得不走动游说。

“还有一次，我负责新德里火车站。每天会有10万卢比从售票窗口进来，然后在官员之间分掉。”

“你在那些窗口买过票吗？”阿米特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买票成了这样的噩梦？都是故意的。印度一半的混乱都是官僚系统故意的策略。因为如果事情都很有效率，就没理由要付钱贿赂了。车站的售票柜台是非正式收入的重要来源。”

“这门生意的关键是车票预定窗口后面的那个人，”米努解释说，“我刚到德里的时候，接到一个内阁部长的电话，希望把这个位置安排给某个特定的人。我非常震惊，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会亲自打电话来，就为了新德里车站售票员这个职位，而这个位置月收入可能就只有6000卢比。

“我希望改善车站的工作条件。我觉得工作人员没有获得良好的休息。我把英国人写的火车站规章找出来，看员工休息是什么规定，然后我发现员工每天应该有两次十五分钟的休息。于是我取消了一个男孩子在工作时间为大家送茶水的项目，设了专门的茶室，让大家可以在休息的时候放松。

“但我不知道的是，这样做引起了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送茶水的男孩子真正的工作并不是送茶水，而是拿走所有预售票窗口积累的现金。任何时间都可能有突击检查，如果被抓住有那么多现金，你根本无法解释。所以那个送茶水的男孩子会拿走现金，并且一直保管到当天下班。他是他们生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把他的差事取消的时候，他们都气死了。他现在肯定已经回来了。

“这样的事让我很不得人心。我扰乱了车站的整个经济秩序，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有一次警戒调查员来检查。他们的工作是调查腐败，但很明显他们自己非常腐败。他们受贿，还满嘴不干不净，羞辱每个人。工会希望我不让他们进来，被我拒绝了——实际上，看见他们来我很开心。

“火车站的工会规模很大。他们和上层有联系，而且很有权势。他们组织了五百个人包围我，齐声大喊，‘Meenu Sharma murdabad!’（米努·夏尔马去死吧！）就因为我让警戒调查员进来了。

“现在，我上任新职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办公室所有的椅子都弄走，这样就不会有很多人能坐下来。他们喜欢用那种方法恐吓你。一旦有人坐下来，就很难把他们赶走。

“大家还经常打种姓牌。我在车站工作的时候，有个男的曾经每天都来找我，对我说，‘我名字叫夏尔马（Sharma）。’我之前以为他是个傻子，每天来告诉我他的名字。对这些事情我是很天真的。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他是来告诉我，他和我来自同一种姓，所以期望从我这里得到特殊待遇。

“但我最终在那儿获得了尊重。因为我一视同仁，没有例外。如果你开了特例，你就能挣到钱，但也会引起怨恨。我根据规定调换大家的岗位，没人能通过付钱来躲过换岗。

“在进铁路系统的最初几年，我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老板。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真的会教我怎么做事。他给我上的一课，就是所有文件必须有很好的论证。你不能就简单地写‘驳回申请’几个字。这些都关系着大量的钱，别人随后可以一直回头找事情指责你，质问你为什么拒绝那个申请。对我而言，他是一个很棒的导师，不但工作很勤奋，做的文档也是最优秀的。

“但后来，我发现他极度腐败。他可以为任何事情做很精密的论证，而这些论证永远能为他挣到最多的钱。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他在为印度的火车站寻找清洁设备。他让我整理出一份市场上所有产品的详细对比。但之后，我只知道有家跨国公司为了拿到合同付了他一大笔钱。他做了大量调研，然后写了一份只有这家客户的设备才符合要求的招标书。当然，这看上去像是公开招标，但只有一家公司和这些条件准则相符。

“他非常聪明，永远不可能被抓住。他工作时间非常长，那时候经常早上6点从办公室打电话给我。”

“大家都赚很多钱，”阿米特说，“他们和罪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要把现金藏在哪儿？几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个高级别的同事被发现在马桶水箱里藏了100万卢比。”

官僚机构是一台巨大的印钞机，这就是德里的经济体里有那么多现金的原因。在德里市中心的市场里，你看见顾客的钱包里有数千张纸币。大型珠宝店感觉就像银行，而从某方面来说，他们确实就是银行——人们在这里把现金换成黄金，一次上万美元。收银员的桌子很吵，都是点钞机哗啦哗啦不停地点钱的声音。

然而，所有这些现金的最终目的地是房产。比方说，在德里，人们买一处400万美元的房产会付六成的现金，这种情况仍然很常见。但同样的行为，比方说孟买，被取缔的速度远远更快。在德里，数十亿美元的蓬勃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需要不断消化大量的现金，所以事情的变化不快。在任何一桩交易中，有两项信息是关键的，一是房产的价格，二是“白钱”和“黑钱”的比例，前者是指公开申报的钱，由支票或银行转账支付，后者就是指现金。

阿米特说：“我父母在巴特那（Patna）的朋友对他们说，‘你们家不止有一个公务员，而是有两个！很快，你们就会有数不清的车子和房子！’可惜他们不了解我们。”

他咧开嘴笑了。

“他们在警戒调查部门给了我一个职位，”米努说，“工作是调查腐败。我对好几个高官提出了控告，这可是巨大的侮辱。所以他们很快就把我调走了。他们从来没想到我会那么做。

“被别人看作一个很难搞的低级别官员是件很严重的事。如果前辈讲了笑话你不笑，如果不够腐败，如果你让你的上级在他的老板面前不好看，你就会被看作是难搞，就不会获得升职。

“同时，你还需要很多技巧来玩这个游戏，而且实话说，我没那种技巧。如果别人帮了你一个忙——比方说一个上级官员给了你想要的职位，你要怎样报答？我上司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带家人去你那区的一个度假村旅游。我需要住宿、交通等等。’我甚至没意识到他在要什么。我只是说：‘谢谢你告诉我。’但是他期望的是我帮他安排免费的门票和酒店。之后，他为了惩罚我，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我调了五次岗位，把我的生活弄得非常苦。但问题是，即使我意识到了他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他指望我在邦里有一整个关系网络，认识这些做小生意的人——旅行社、酒店，从那些人那里我可以要求帮忙。但这是一件维护起来非常复杂的事。一旦你接受了那些人的好处，他们来找你做事时你就很难推脱。

“有个生意人一直提出要为我安排一次豪华旅游，”阿米特说，“他会打电话给我说，‘让我赞助你们家去一趟果阿吧。还是说你更想去意大利？’如果我接受的话，他会用这个做一辈子的把柄。他希望我推动建一条新铁路到阿萨姆邦的方案。

“这对官员来说是常见的问题。理想的官员能避免和某个特定的商人关系太近，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就意味着他无法为其他人提供方便，看上去就排斥了其他人。”

我问他们，他们认为为什么事情会这样运作。阿米特说：“这些年，政客们在脆弱的联合政府中变得更安全。政府太需要它的联合执政伙伴了，所以会保护他们不受任何伤害。他们或许是些软弱可悲的部长，但对执政联盟来说，他们太重要了，不能让他们倒掉。”

米努继续说：“我认为应该怪商界，他们总是愿意付钱来获得晋升。每个人都想在快车道上。如果你去负责收入所得税的人办的派对，就会看到，好像德里的整个商业界都出来讨好他们，带他们出去，要什么给什么。”

“派对文化非常重要，”阿米特说，“这些派对给你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在德里经商和从政，发展关系网络都至关重要。高尔夫——你和谁打高尔夫非常重要。你是和某部的部长打高尔夫还是只是某个下级官员？这决定了你的地位。如今，官员不能像以前一样，只坐在那里做自己的事，再摆摆架子。你得去参加派对和社交。然后你就能为权贵帮忙，这就是最终目的。这种做法太盛行了，很多人去派对甚至都不是为了钱。他们只是希望能待在这个关系网络的中心。”

时不时地，你会觉得这个城市的座右铭是：我社交，故我在。大家走到哪儿都带着自己的关系网，会说某某怎样，自己认识某某——仿佛没有这些，自我的存在就会停止一样。脸书（Facebook）完美地进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仿佛只不过是已存在之物在技术上的表现。有时候，你去德里社交界的派对，会觉得自己在玩真人版的脸书。人们朝你走过来，而你几乎没留意到，他们看上去奇怪地甚至过分开心地表示能再次见到你，并且热情地问候你。你甚至没觉得你们是朋友，但对方这样一表示以后，你觉得需要表现出一点好奇心。“你最近怎么样？”你问。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继续往前走了，他们惊讶地看着你，好像在说：“你？你还在这儿？”他们已经在扫视寻找下一个邂逅，然后你意识到，刚刚发生的好像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空间里用真实的身体进行的社交对话，而是某种属于网络上的东西：你被“戳”[4]了一下。

“德里正在被接管，”米努说，“被懂得如何操纵这一切的承包商接管。官员愿意出卖他们自己，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人来自经济条件不太好的背景。他们确实有问题。他们觉得过去受了苦，认为从每个人那里拿回点什么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你和他们聊天，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做这些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他们希望改善整个族群的命运。而且这样的人对于地位的标志非常重视——司机、关系网、联络人、邀请函。”

“没人害怕被发现吗？”我问。

“当然有。他们非常担心会被发现。被发现了是很丢脸的。但最近我注意到，这种担心已经不再有威慑力。会不会被发现越来越和你实际做的事情没有关系。这里面有一种宿命论。最近有一名高级官员过来给大家做培训，他问参加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可能会让他们被抓住。‘接受贿赂’，学生们说。‘不对。’‘违反规程。’‘不对。’‘接受好处。’‘不对’，讲师说。‘你走霉运的时候，会被抓住。’你越来越常听到那种话。还有人最近说，‘做错事被抓住就像被车撞了，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被你碰到了，完全是随机的。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事先知道。’

“除了厄运，再也没有别的约束了。总之，你对此无能为力。所以你也就继续做下去了。”

英迪拉·甘地的个人崇拜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愤怒和不满。1975年，她来到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为自己在1971年选举中受到的渎职指控进行辩护。法院裁定对她的两项指控成立，选举结果无效，她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然而，在裁决出来之前，甘地夫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她在国家广播电台中解释了这个极端的做法。她说，“这没什么可恐慌的。我肯定，你们都意识到存在着一股深流广传的阴谋。自我开始实行某些进步措施来造福普通的印度人民起，这个阴谋就一直在酝酿中。”

作为一个天生的专制者，英迪拉·甘地的势力在紧急状态的专制条件下壮大起来。她把反对者关进监狱，包括两名未来的首相和一名未来的副首相，即莫拉尔吉·德赛、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ul Bihari Vajpayee）和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Lal Kishanchand Advani），还有非常杰出的贾耶普拉卡希·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他长期以来一直通过被自己称为非暴力的全面革命来推动印度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规模革新。纳拉扬的入狱尤其引发了众怒，其中也包括国际媒体。他是一个强有力且原则坚定的领导人，一度和尼赫鲁家族走得很近，所以看起来好像甘地夫人把自己的叔叔关进了监狱。但这位总理的狂怒才刚刚开始。她一直不喜欢印度联邦制结构固有的权力分散，当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和古吉拉特邦的政府任期结束时，她取消了邦政府的选举，直接由德里来管理这两个邦。新闻自由也被废除，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删除了对总理权力的约束。据国际特赦组织估计，在实行紧急状态的二十个月期间，有十四万人未经审判就被监禁，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遭受了酷刑。紧急状态重创了那些直言不讳反对意见的大学。紧急状态还给锡克教徒和激进的印度教团体机会以树立自身崇高的道德地位，许多人在面对英迪拉·甘地的攻击时坚持出于原则的批评。

对于有些人来说，紧急状态似乎并没那么糟。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新建立的紧张秩序，与过去几年的政治分裂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商业获得了相对规律的劳动力和资源供给，官僚颁发许可执照的效率也不同寻常地高。很多人认为，印度民主的实验已经结束了，有些人开始歌颂新的独裁统治。比如有个擅长双关语的人，发明了叠句“英迪拉就是印度，印度就是英迪拉”[5]。

但英迪拉喜爱的长子桑贾伊在紧急状态中的上位是出乎意料的，这也使得这段时期为德里留下了一个尤为暴力的印记。桑贾伊是德里政治坏男孩中的第一人，他是那些热爱“祖国”这一概念却痛恨其现实的危险爱国主义者之一。以指数级增长的大量民众被他视作肮脏和噩梦，让他深受困扰。他渴望的是摧毁和根除，然后强制推行卫生和秩序。1975年，桑贾伊二十九岁，秃头，微翘的嘴角似乎显示着某种黑暗和令人不安的淫荡。他突然变成了和母亲关系最亲近的顾问，并且确实开始根据个人意志制定主要的社会政策。这是一个信号，表明英迪拉·甘地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何等炫目而非凡的权力，以至于她的儿子，一个本身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人，得以依靠和利用一个非常有权势的小团体对其献媚和依顺。

在德里，他开展了大规模的贫民窟拆除项目，这让德里开发局副局长——满怀雄心壮志的贾格莫汉·马霍特拉（Jagmohan Malhotra）十分高兴。马霍特拉派出推土机拆毁旧德里的贫民窟，造成七十万难民流落到城市的南部和东部（在那个地方，他们将于21世纪初遇到另一波无情的拆迁大潮）。但这轮动荡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创伤——因为这些人也是桑贾伊在另一个大型男性结扎手术计划中专门针对的对象。这个计划通过公务员系统来执行，比如警察和学校教师，他们不仅自己被要求去做手术，每天还要把规定数量的男性送去做这种手术，否则就会丢掉工作和薪水。这个计划立刻变成了一个残酷和专横的过程，其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了最贫穷和最弱势的人身上。

这两个计划使得旧德里贫穷的穆斯林回到了持续的恐惧中，他们开始觉得1947年的清洗总有一天会被完成。同时，紧张的局势升级为社区居民、警察、拆迁车辆和结扎手术小队之间最可怕的战斗。印度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出现，部分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英国过分残酷对待平民的愤怒，现在它似乎也扔掉了自己的外衣，展现出了自身种族灭绝的成分——而且从此以后，其病态和残酷的水平冲破了想象力的局限，特别是对穷人。

但桑贾伊·甘地的绝育计划瞄准的绝不仅仅是穷人。这个计划是一个普适计划，对所有已经有三个或以上孩子的男性来说都是强制性的，而且第一批计划对象中就包括那些政府最容易找到的人——自己的雇员。公务员、警察、教师都被迫就范，其方式往往非常粗暴，使得国家和其所有关于私人事务（如生育）的主张全都失去了公信力。

对许多已经接受尼赫鲁理想、并努力去担任国家公仆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男性结扎计划的实施代表了另一种对整个国家事业的失望。在印度北部，特别是在那些男人仍然试图从三十年前分治的（真正和比喻的）阉割中逃离的地方，这种象征性的阉割激起了深深的怨恨，因为这种阉割来自他们避难的国家，他们为之投入生命和力量的国家。

1984年10月31日，英迪拉·甘地总理被她的锡克保镖刺杀，当时她正在政府大厦的私人花园内散步。几名保镖一共对她开了三十枪。保镖随即投降并被捕——一人当场被开枪打死，还有两人被关到提哈监狱，之后被绞死。

在1977年的选举中，甘地夫人已经在选举中下台，新总理是人民党（Janata Party）的莫拉尔吉·德赛。该党当时成立不久，是一个反对紧急状态的联盟。但印度的首个非国大党政府在内讧中迅速崩溃。1980年的选举中，英迪拉·甘地重掌政权，其政治目标不再是帮助穷人，除了自己的权力，她不再有任何宏大设想。然而，维持权力需要一些积极的政治表现。英迪拉需要实现经济增长以维持执政的合理性，于是她的经济政策明显地右转了。她找来了几位企业界的新顾问，解除了对水泥和糖等关键大宗商品的管制，并从世界银行那里获得大笔贷款以提高生产力。

但她自己却屡遭逆境。英迪拉个人力量的主要来源——她的儿子桑贾伊已是议会的一员，但他在选举后不久，因驾驶私人飞机在德里上空盘旋时失事而遇难。她发现自己在各邦四面楚歌，各种迎合种族认同、宗教理想和区域自治希望的政党正到处兴起。印度独立已经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其政治已经从一党联邦制朝着有些人说的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真正民主制度的方向成长，而英迪拉·甘地却采取强硬策略来维持中央政权。

在所有战场中，没有比旁遮普情况更严重的了。在激进、有组织的阿卡利党领导下，当地对领土和自治的要求一直在增长。为了分化阿卡利党的支持者，英迪拉·甘地支持极端正统派领袖贾奈尔·辛格·宾德兰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煽动民众。但很快，她就无法控制宾德兰瓦勒的崛起了。他越来越常公开呼吁用武力将旁遮普从印度教徒和德里解放出来，而不久国大党就遭遇了一个重大问题。1981年，一位一直批评宾德兰瓦勒的资深记者遭到暗杀。宾德兰瓦勒被捕，但代价是几个想要保护他的平民的死亡。三个星期后，因缺乏证据，宾德兰瓦勒被释放，整个旁遮普邦一片欢腾。中央政府已经变得令人厌恶而不值得信任。在20世纪80年代的野蛮政治中，政客们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政治暗杀。

恐怖主义行为越来越坚持不懈。于是在1984年，甘地夫人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宾德兰瓦勒和他的战士们在锡克教的至圣所——阿姆利则的金庙（Golden Temple）避难。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和防御工事。1984年6月5日晚上，印度军队的几个团突袭了这座寺庙。随后一场大规模战役爆发，导致宾德兰瓦勒和其数百名手下死亡。

拉马钱德拉·古哈写道：

金庙离札连瓦拉园（Jallianwala Bagh）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1919年4月，一名英国准将下令自己的部队向一群没有武装的印度人开火。……该事件[6]在印度的民族主义神话和记忆中占据了一处神圣的位置；其所激起的集体义愤被圣雄甘地巧妙利用，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反殖民统治运动。蓝星行动的意图则不同，它针对的是武装叛乱分子而不是和平集会，后果却是相似的。它在锡克教徒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集体创伤，使其对印度政府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德里政权被比作过去的压迫者和亵渎者（如莫卧儿帝国），以及18世纪的阿富汗掠夺者艾哈迈德沙·阿卜达利（Ahmad Shah Abdali）。一名前往旁遮普邦乡村的记者发现了一个“阴沉而疏离的社群”。正如一位上了年纪的锡克教徒所说：“我们内在的自我受到了伤害。我们信仰的基础遭到了攻击，整个传统已经被摧毁了。”现在，甚至那些曾经反对宾德兰瓦勒的锡克教徒都开始重新看待他。因为，无论他过去犯了怎样的错误和罪行，是他和他的追随者面对破坏者并以死捍卫了圣洁的神殿。[7]

数周以后，德里就发生了总理遇刺案。

刺杀事件后，整个城市掀起了反锡克的愤怒狂潮，谋杀和破坏击碎了本来就不安的城市心脏。相比伊斯兰教，锡克教在更大程度上是印度教徒的同胞——它的创始人那纳格上师（Guru Nanak）是16世纪印度教内部改革和复兴运动的一分子。直到最近，许多旁遮普的印度教家庭都还会让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入锡克教，通常是为了还求子的愿。与1947年的事件类似，1984年爆发的暴力对“家庭”的本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点燃锡克教徒战斗精神的，是他们感到印度教徒将锡克教徒视为印度的私生子；反过来，锡克教徒也拒斥被他们描述为“阴柔”的印度国，并大声宣示了自己的原则：男子气概、尚武勇猛。

在一次演讲中，宾德兰瓦勒提出，锡克教徒被归入一个将圣雄甘地视为国父的国家是一种侮辱，因为他的战斗技巧是典型的女性化技巧。他（甘地）的符号是一架旋转的纺车，这是妇女的象征。“那些英勇上师的子孙们，那些以刀为象征的人，能接受一个像圣雄那样的女人做他们的国父吗？”这位好战的领袖问道。“那些是弱者的技巧，不属于一个从未向任何不公低头的民族——这个民族的历史是用烈士的鲜血写成的。”……为了能够称得上骄傲的上师（锡克教的十个公认创始人）的真正后裔，有人认为，所有由于亲近印度教而渗入锡克教特征的腐败，都要被驱除。“印度教”历史的危险不仅仅在于锡克教徒被剥夺了在其中的正当地位，还在于尚武的锡克教徒被改造成了一个软弱的民族：“锡克教徒在过去五十年里被软化和训练得能够承受和容忍对其宗教的侮辱和一切形式的压迫，而且在阴险说教和非暴力崇拜的咒语下，变得颇为有耐心、无异议。但这些说教和咒语与他们的上师和先知们清晰的教导背道而驰，上师和先知的教导是——不要在暴君面前任他欺凌，不要接受任何对宗教、自尊和人性尊严的侮辱。”[8]

锡克教男性的特征，包括蓄胡子和佩剑（或者AK-47），自然为他们带来了与印度国的冲突，并最终导致对其女性领导人的刺杀。但对许多印度教徒来说，至高无上的母亲这一观念是不能被逾越的。英迪拉·甘地的死立刻被视为对他们关于印度“家庭”观念的下流攻击。作为愤怒的儿子，跳脚报复是再明白不过的责任。“英迪拉·甘地是我们的母亲，而这些人杀了她。”印度教的人群大喊道。

显然，对于双方来说，1984年的这场危机与未完成的分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分治对印度教和锡克教这对兄弟的男子汉气概提出了很多质疑。那是分治后的第三十七年，许多参与当时暴行的人一生中已是第二次看到这些场景，双方都是如此。用过去这段时间重建生活的锡克教徒发现自己正再次经历掠夺和谋杀。再一次，他们失去了家园和生计。而印度教徒不断想起几十年前从西旁遮普逃离的耻辱，此刻发现自己正在丧心病狂地报复着曾经的难民同胞。1984年11月1日开始的暴力是由偏执的谣言推动的，其中一些显然来自1947年未解决的噩梦——据说，一车又一车死去的印度教徒被从旁遮普运来，在那里，锡克教徒发动了灭绝运动。还有谣言说，锡克武装分子在德里的供水系统里下了毒，城市发生了饮用水危机，人们纷纷到他们认为不受影响的很远的地方去接水。

整整四天时间，暴力肆虐。暴徒在城市里游荡，带着刀枪和一桶桶的煤油，焚烧人、住宅和商店。死亡数目无人知晓，估计在三千到一万之间。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国家机关在试图平息报复方面明显很松懈。事实上，国大党的成员肯定促成了整个事件，他们为印度教复仇者提供武器和酒，并承诺会奖赏他们的杀戮。拥有加油站的国大党议员为行动提供煤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派装有煤油的车辆一起参与突袭。国大党官员拿出锡克家庭的地址清单，有组织地实施袭击。警察非但没有采取行动来遏止印度教暴徒，还进一步散布谣言，煽动他们，说锡克人正企图秘密推翻国家。医院拒绝治疗锡克教徒受害者，警察局也拒绝为针对锡克教徒的犯罪立案。

英迪拉幸存的儿子拉吉夫（Rajiv），在她去世的当晚宣誓就职成为总理，对暴力现象发表了恶名昭彰的冷漠评论：“大树倒下，大地震动。”

对德里来说，“锡克暴乱”将“法律”变成了下流的胡言乱语。一位评论员指出在德里西部一个叫作萨特普利（Sultanpuri）的社区，是暴力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在那里一名锡克社区领导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被点火焚烧。这三个人叫喊着让人拿水来。一名警察一直在旁观，大声着制止任何人去帮忙，而他用的字句是：“如果任何人敢出来干涉法律（kanoon ke khilaf kisi ne hath uthaya，字面意思是‘举手违反法律’），他［会］被开枪打死。”印度教暴民已成为法律，煤油的火焰已成为法律。另一个警察用扩音器宣布，任何印度教徒如果被发现窝藏锡克教徒，他们的房子就会被烧掉，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9]

法律就这样被践踏了。对于德里人来说，日后不管出于何种理由让他们继续遵守法律，法律都不再是道德的，因为法律不再有任何道德内涵了。这种印象在之后又获得了强化——对大屠杀的连续调查未能找到国大党不法行为的重量级证据。到今天，没有人因当年的事情被问责。三十年来，官方一直不以为意。法律没有给出评论。

德里无论如何都是腐败的。但现在，暴乱发出了一条确定的信息，即法律是印度社会生活的堕落成分，人们只能对自己的道德负责任。人必须照顾好自己，因为没有人会照顾你，而且现在没有法律来约束一个人该如何照顾自己。德里住宅区“封闭的院落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过去的那些温柔不再有了——过去，中产阶级的男孩子会把床拿到街上，在炎热的夜晚里就这么随随便便地睡在露天。这种对外人和街道的信任不复存在了。中产阶级家庭用三公尺高、钉着钢钉的门取代了原来只有大腿那么高的围墙。随后，私人发电机的风靡不仅与德里供电的不稳定有关系，还和一种自力更生的心态相关：一个人干扰另一个人用电的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私人水井也是如此。市政供水中的毒药谣言只流传了一时，但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暴动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许多锡克家族1984年后永远地离开了德里。但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印度教徒来说，德里给人的感觉再也不是原来那样了。我这一代人中有许多在1984年的时候还是小孩或者青少年，对他们来说，锡克暴乱是一个根本性的成长经验，揭示了（如看上去的那样）德里社会关系的深刻真相。流血和杀戮似乎没有随着印度的独立而结束。这一次不能归咎于英国或巴基斯坦，或内部的任何人，这是这座城市永恒的内在本质。

贾斯万特（Jaswant）是德里锡克贵族中的一员，是1911年德里建设工程承包商的后裔。他七十出头，给人一种怒气冲冲的感觉——他戴着一顶软帽子，衬衫口袋里放着墨镜。

“20世纪70年代，一股暗潮涌动，认为精英可以为所欲为的意识变成了一种病症。人们被权力弄得头晕目眩。他们向英迪拉·甘地献媚，而国大党确保他们只要献媚就能成功。有太多德里的大企业家是从‘紧急状态’起家的，那时候支持英迪拉的人获得了巨大的机遇和偏袒。”

贾斯万特被德里的精英吓坏了，而他自己也是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他谨慎地算计着自己的行为，部分原因是为了激怒和冒犯这个阶层。他圈子里的其他人十分厌恶他。“他是个疯子，”他们说，“他做各种疯事。有个派对上，他就那样拉开了裤子，在众人面前往灌木丛里小便。他打扮得很疯，讲话更疯。他还办一些疯狂的派对。”

贾斯万特确实很古怪。他的生活充满了动荡、模糊的关系和巨大的私人悲剧。经历过这一切后，他却比以往更加顽固逆反。但在所有和我聊过德里的人中，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愿意谈论暴力和驱逐，而许多人则因为自身阶级而对此讳莫如深。在这方面，他的古怪似乎很有针对性。

“看看德里的这种文化。来自西旁遮普的难民来到德里，成了推手推车的工人。他们展示了惊人的事业心，他们有很棒的故事。但现在他们富得不干不净，根本没有社会意识。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完全忘了本。他们曾经是难民，但他们对德里今天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毫不关心。我们从东北部来德里工作的人每天都遭到骚扰和掠夺。这太恐怖了。我的意思是，我热血沸腾，我不知道要如何阻止自己，不让自己到外面去扔石头。

“如果你想知道德里这座城市的性格，去克什米尔或东北地区吧，看看那里在德里的指令下都发生着什么。印度占领那些领土只是靠军事暴行、恐吓和强奸。如果那里有任何法制的话，那么整个监狱就会装满了犯强奸和伤害罪的印度士兵，包括下这些命令的我自己的家庭成员。但他们受到《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Armed Forces［Special Powers］Act）的保护。当然，这和保障生命权的宪法是对立的，但这些都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已经没有法治了。这是个彻底无法无天的社会。没人对任何人负责。治理这个国家的人都是违法者。”

通过1984年针对锡克教徒的袭击，贾斯万特对周围的恐惧被具体化了，那次攻击连像他这样的人都没能幸免。德里人一直都在找职位，找关系，让自己和这些残暴的事情绝缘，但1984年的暴徒把所有锡克教徒都当作目标，无论对方多有权势。

“英迪拉·甘地遇刺后，在媒体和政客们的鼓励下，至少有一万五千名锡克教徒在德里被杀。官方数字是三千，但实际被害者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且都是用极尽残忍的方式。

“我们家在帝国酒店旁边拥有的加油站被包围了，他们威胁要烧掉它。经理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情况，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给警察？’经理说：‘那些人就是警察！’最后，有人在帝国酒店开枪，这才把人群驱散。

“我和我的孩子独自在家。印度教的朋友为了帮我，来我家陪我住。他们知道我处于什么状态，希望确保我不会做出任何蠢事。我放弃了自残行为。我决定把头发剪掉，而不是等国家养的那伙暴徒来剪。我把我父母的水晶打碎，用碎片割断了头发。那些头发我现在还保留着。

“我对所有人都失去了信心，包括那些试图帮助我的人。我觉得他们的行为太自以为是了。我是德里人，而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他们要保护我，他们以为自己是谁？我的家族建造了这座该死的城市，本应该由我来保护他们。

“两年后，我的车在一个交通灯前熄火了，因为天很冷。我后面有一辆摩托车，司机很不高兴。他靠过来把头伸进我开着的车窗说：‘你们锡克教徒从来不吸取教训吗？’印度教徒没有一丝悔恨，他们很高兴‘给我们上了一课’，然后继续表现出最恐吓人、最残忍的样子。

“还有一次，我走在康诺特广场上，有个女孩子看见我，问能不能和我说句话。我以为她要侮辱我。但她却说：‘我能说你戴着包头巾有多帅吗？’她的赞美使我非常感动，你无法想象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但总体上，我对没人真正站出来反对种族屠杀而感到愤怒。我周围的人都在努力讨好国大党，拒绝对已经发生的事发表任何反对意见，甚至锡克教徒也是如此。我兄弟是个名流，也是个商人，但他不愿意受这些事影响，他只是和这个城市的肮脏同流合污。

“有一次，在一个前军官家举行的派对上（这个军官后来因为怀疑有个人和他妻子有染而杀了对方），我正在和别人争论，说媒体本来不应该说那个谋杀英迪拉的人是锡克教徒。然后那个军官非常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应该小心自己说的话。你清楚像你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遭遇。’

“我很了解那些人——前陆军、前海军、部长们和地主们。他们都很暴力，都不是什么正派人，他们把自己受到的良好教育变成了笑话。军火商、承包商、大人物的皮条客，这些人互相贿赂，从别人的血肉里赚钱。军火交易在这个圈子里很受尊敬，因为它能让你致富，还能让你说自己很爱国，在为军队提供供给。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他们的妻子也是如此。如果不得不和一个将军或者别的什么人上床，她们会去的。

“但他们也非常紧张。他们一直都在逃跑，逃到高尔夫球场或者大桥上。他们逃去伦敦过周末，把钱转移到海峡群岛、瑞士或巴拿马。他们是一群老朽疲弱的精英，所有人都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每个人都装着心脏起搏器，还患有糖尿病和关节炎。他们的腐败不仅仅是在赚钱的时候，也深深埋藏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里。他们非常迷信，手指上戴着各种被认为能够保护自己不受邪恶力量骚扰的宝石。他们还在房间的每个角落里放上小神像。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内在的混乱和困惑只能化作偏见和暴力表达出来。”

贾斯万特对印度边缘化群体的浪漫主义情绪激怒了许多同辈，他们觉得他做作、乖张。但是经历过1984年之后，贾斯万特在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群中，找到了和同类在一起时感受不到的自在。实际上，他的同类让他充满了最深的绝望。只有在穷人和被压迫的人中间，他才能找到些许对人性乐观的理由。

“1984年发生在德里的是有组织的屠杀，而且我认为这座城市没有能力吸收掉发生过的一切。伤疤并没有愈合。在我心里，就个人来说，伤疤还没有愈合。唯一能让我松一口气的，是我发现那些暴力受害者，尽管他们仍持续遭遇暴力，仍然生活在印度境内。几乎每一个那加兰邦的村庄都遭到过印度军队的掠夺，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掠夺。他们的村庄被烧毁，于是被重新安置到其他地区，这样一来，他们就被迫侵占别人的领地，于是制造出更多暴力。随后，国家介入，以暴制暴。所以东北部就是一口水深火热的大锅。

“当我遇到那些人，我意识到自己受的苦和他们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他们遭受的苦难无法估量，但那是他们的力量、他们的韧性。他们的手被砍断了，村庄被毁了，但他们仍然令高种姓的压迫者蒙羞，因为他们有尊严。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他们才华横溢。他们是幸存者。即使所有的一切都爆炸了，他们也会活下来，而那些精英们不会。因为当一切都被摧毁，除了尊严和品格，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而这两样东西精英们都没有。

“在东北地区，人们了解自己周围的每样东西，而且什么都吃，不存在食物短缺。他们知道如何在饥荒中活下来，他们了解哪些叶子和水果可以吃。他们能吃狗、吃老鼠，而且他们做的饭菜很美味。他们不会过度烹饪任何东西。而这里的这些印度教风格的人，他们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如果你问我，我会说他们才是真正生活在饥荒里的人。

“如果这个城市发生了自然灾害，这里很容易变成人间地狱。我知道那样的事会发生。我知道这座城市会变成废墟，倒塌为尘土。当地震来临，水源枯竭，德里人不会互相帮助。他们会互相残杀。”

说这些的时候，贾斯万特相当愉快。

“有一天我坐在自己的车里，在集市上，听着音乐。旁边停着两辆警车，警察们在玩牌。我下车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自己在保卫一个内阁部长的儿子。‘他来买点东西，他是个不负责任、一无是处的家伙，只知道追女人和喝酒。我们是他的安保团队，三辆警车。’

“那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我们的警察不是在为社会做事，而是保护贪婪的精英，把他们和社会分隔开来。但是保护他们的这些人对他们是完全鄙视的。如果事情一直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保护他们的人会开枪把他们打死。”

注释

[1]感谢拉古·卡纳德（Raghu Karnad）提供这段轶事。

[2]S. Mulgaokar, ‘The Grimmest Situation in 19 Years’, Hindustan Times, 3 November 1966, quoted in Ramachandr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Pan Macmillan Delhi, 2008), p. 415.

[3]帕西人是过去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不愿改信伊斯兰教的波斯人，约公元8至10世纪迁移到印度。

[4]原文为Poke，是脸书上的一个功能。

[5]“英迪拉”（Indira）和“印度”（India）在读音上非常近似。

[6]该事件被称为“阿姆利则惨案”，又称“札连瓦拉园屠杀”。

[7]Guha, India After Gandhi, p. 569.

[8]Das, Life and Words, pp. 113–4.

[9]Das, Life and Words, p. 168.

十五　印度精英的新帝国主义

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房子装修成俄罗斯寡头的风格。

——德里富豪的室内设计师

1991年，拉吉夫·甘地遭到暗杀。据报道，暗杀是旨在民族解放的反政府组织泰米尔之虎（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所为。拉吉夫·甘地之前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该组织在斯里兰卡的恐怖主义行动。他被暗杀之时正值印度爆发最大的金融丑闻期间。“博福斯丑闻”（Bofors Scandal）是指有谣言说瑞典博福斯公司通过向国大党的数名成员，包括总理拉吉夫·甘地本人支付大笔回扣，获得了一份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合同。丑闻触及了印度政治的核心，不仅因为它涉及的贿赂规模空前——据估计约为4000万美元[1]，还因为它触及了政府的最高层——尼赫鲁王朝。

这些指控的真相从未被确切证实，但回想起来，其引发的震动始终让人觉得离奇。因为拉吉夫·甘地去世几个月后发生的经济自由化大大提高了这种“高价”交易决策的规模和频率。它确实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资金流动系统，把巨额资金集中在来自政治和商业世界的一小伙互相有联系的交易者手里，为印度创造了一个新的寡头群体。

只要公共行政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么短期来看，经济自由化一定会是灾难。许可证发放制度的结束意味着，公务员失去了对企业的传统制约力。商人希望扩建工厂或者发布新产品的时候，不需要再找他们申请许可证，这对政客和官员来说，意味着大笔收入来源消失了。

公共行政之前本来就是一门生意，就像别的生意一样，而现在，面对困境它找到了创新的方法。若想获得新的收入来源，政客和官员们不再从大量申请人那里收些小钱，而是从少数人那里收取大笔金额。他们不再通过为商人消除障碍来赚钱，取而代之的“挣”钱方法是，他们变成企业家的合作伙伴，接管企业运营的整个职能部门，也就是需要国家权力的部门。

这正是大企业迫切需要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经济自由化之后的几年里，基础资源的所有权经历了大规模转移：尼赫鲁为国家保留的所谓经济“制高点”转移到了私人手中，包括采矿、石油、天然气以及新经济的燃料——移动电话频段，当然还有最好的基本资源——土地。谁能确保控制这些资源，谁就必将获得无穷的收益。但这个转移的过程没有先例——在印度（就如同时期苏联的东方集团［Soviet Bloc］）这是一场临时的争夺，其结局最终握在政治机构手中。因此，站上顶峰的商人都是那些在政治界有很硬关系的人，这些关系往往在甘地夫人主政时期就开始培育了。由于手中利益已经无法更高——任何能掌握印度新经济的人终将获得全球影响力，政治家们也可以通过大手笔的收费来帮他们实现愿望。突然之间，有些交易的金额水平让“博福斯丑闻”都显得微不足道。21世纪早期的丑闻都是关于企业以低于正常的价格购买上述提及的移动电信频段和矿场，所涉及的金额累计达到了几十甚至几百亿美元。印度的亿万富翁人数迅速增长，其财富从1996年的不到国民收入的1%，增长到了2008年的占国民收入的22%。这些亿万富翁六成的财富来自由政府严格控制的行业——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筑、采矿、电信、水泥和媒体。[2]

难怪大多数德里人认为，在这座进行着不少全球最大金额交易的城市中，最富有的人并不是那些通过公司账户公开其财富的人，而是那些坐着白色古董大使车并拿着1000美元月薪的人。政客避免以自己的名义获得贵重资产，但不知何故，他们的兄弟和儿子似乎突然拥有了绝好的土地和房产，并在数家优质企业里都有投资。在印度板球超级联赛的拍卖中，有那么多政治家族竞拍板球队，这不可疑吗？每次大选的竞选开支都翻倍（反过来又给政治家施加了更多将职位变现的压力），这难道不是标志着政治地位对现任者来说是多么有价值吗？[3]有关政治家个人身价的传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媒体试图通过追踪他们的消费嗜好（房子、汽车、在昂贵的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来猜测其富裕水平。那些年里，到处都存在着对所谓“公务员”看似光鲜的生活方式的不满。但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对个人财产和生活方式的兴趣并没有抓住重点。因为这个游戏顶端的人早就超越了以个人致富为目标的层次，他们参与的是比这更宏大的事情，这些事情使他们的企业家合作伙伴比他们自己获益更多。然而，重点也不在于此。这些人是新印度的权力经纪人，他们正在经营的是一个以私有化商业发展为目的和回报的系统，一个拥有与“正常”经济完全不同结构的系统——在那个“正常”经济中，中产阶级靠赚钱购物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来自北方邦的政治家马亚瓦提（Mayawati）说自己是出身贱民的胜利者，她基本上把自己说成是从被压迫者中走出来的胜利者，在该邦担任了四届首席部长。她无疑是所有印度政治家中敛财手段最无情的。马亚瓦提积累了巨大的个人财富——我们之前遇到的萨迪亚·德维，正是在她购买的德里豪宅里度过了童年。但马亚瓦提事业的悖论不仅仅在于“粗鲁的百万富翁政治家说自己是穷人的朋友”。在印度政治中，“赚钱”不再是不诚实的证明，特别是自马亚瓦提这样一名女性开始——她来自被压迫阶级，管理着一个充斥犯罪的国家，树敌众多，如果没有巨额资金的赞助，她不可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并获得连任。马亚瓦提确实向北方邦的受压迫阶层展示了一种古怪的、狂欢式的奉献方式。她不仅给他们发宣传册和好东西，还为他们的地位塑造尊严。她发起了一个建造象征性建筑和公共雕塑的活动，让自己成为印度政治家中一个罕见的类别——也许在尼赫鲁之后，再没有一个政治家曾表现出对建筑之政治使命的兴趣。诺伊达是一个大型郊区，位于德里与北方邦交界处一条公路的北方邦一侧，在这里她设计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精致公园，里面有二十四头巨大的砂岩大象（她所在党的象征），还有十五位贱民名人的雕像，其中就包括她自己。事实上，和许多女性政治家一样，她也为自己精心设计了女神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她的低种姓和巨大财富成为一个新秩序的积极形象：她的生日成了重大仪式，活动上她把自己展示给手握成千上万钞票的追随者。

但是，除了这种贱民的自豪感和对财富的象征性展示，她还开始对自己的邦进行激进的重建。这场重建的活力不仅取决于她自己的资金有多少，还取决于她与富商们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一名从工程师转行经商的婆罗门商人。在这段伙伴关系中，她的角色是利用国家机器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并提供土地开发所需的政治支持。而作为回报，这名商人提供金融投资和商业知识，向国家交付执行良好、信誉优秀的项目，并且很可能还与她分享利润。如果没有对方，这两位伙伴是不可能实现今天这样的成就的。事实上，他们一起打造了一条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个系统异常专制，因为和国家的支持一同到来的是一整套武装支持，但特别的是，这个系统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内运行的。民主背景肯定给企业增加了许多层次的冲突和不确定性，比如马亚瓦提一直以来的赞助人就极度依赖她在选举中的胜利。2012年她选举落败那天，该公司的股票立刻暴跌。这个系统尽管动荡频仍，但却是印度对公然的专制体制的回应。在经济自由化后的印度，只有资本是不够的，因为资本流动处处受到法律和官僚限制的阻碍——只有当大企业与强大且有远见的政治参与者建立伙伴关系时，它才能为投资开放足够的出口。

所以，从德里穿越北方邦的边界，给你带来视觉冲击的不只是偶像化的首席部长形象，还有无处不在的建筑公司伙伴的标志。尽管它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多数股份仍然掌握在家族手中。这家公司在马亚瓦提上台前就已经是地位稳固的巨头，拥有印度最大的私营电厂和第三大水泥集团。2000年，公司将业务拓展至房地产领域，并在德里周围建造了众多高尔夫球场和以公寓为主的复合建筑。公司拥有资金和专业知识，在马亚瓦提上台时正处于和她合作的高潮阶段。该公司从她那里赢得的第一个合同是建造一条从诺伊达到阿格拉的八车道公路，阿格拉是北方邦最著名景点泰姬陵的所在地。合同要求公司为高速公路投资，但允许其收取三十五年过路费，之后收费权将重归国家。为了提高这笔交易的吸引力，马亚瓦提还把高速公路两边的土地“给”了该公司，将约2400万平方米的土地以每平方米580卢比的价格从农民处强制征收。公司决定在这些土地上发展数个企业，包括私营乡镇企业和一个估计未来二十年将创造270亿美元总收入的私营国际机场。除了以上好处，马亚瓦提还从农民处购得约1000万平方米土地，让这家公司建造了一座私营“运动城”，其中包括印度的F1赛道。由于巨额的税收减免，这些交易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好看了许多。

事后农民才意识到，自己向邦政府上交、用以建造必要基础设施的土地最终落到了大企业手中，他们开始抗议，堵住道路，焚烧公司办公室，并试图破坏一级方程式赛事的开幕。抗议遭到了残酷镇压——警察向一群抗议者开枪并杀死了三人，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这家公司毫不在意地继续扩张，并在矿业、化学品、酒店、水电和食品行业都成立了新企业。

作为法人单位，像这家公司一样的机构都是多变而不透明的。隶属于其他集团的子集团拥有数十家或数百家公司，有些公司为私人所有，另一些则公开上市，创始家庭的控股权通常分配给许多家庭成员。掩护大量资金免受公众监督对他们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缴税（虽然这是部分原因），还因为他们的业务需要有大量黑钱用于贿赂、购买土地，等等。许多人要扩张企业的时候不是从银行筹集资金，而是按照在这个“企业纪元”前使用的一种俱乐部式的名誉准则——非正式地相互借款——来筹集资金。在所有这一切背景下，能搞定所有事情的通常是某种金融天才。因为这不仅仅涉及某人知道如何通过复杂的庞大企业系统有效转移数十亿美元的黑钱和来路正当的钱，同时还得使公司不会受到怀疑和调查。

政治和大企业之间的勾结系统蓬勃发展，因为它允许内部人员以极快的速度运作，但它只为少数人留下了空间。实际上，其成功的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它消除了竞争——特别是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几乎无法与根基稳固的地头蛇竞争，后者只要有意地利用政治手段就能把自己排除在外。这个制度由少数政治和商业人士控制，他们把巨大的资本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对整个印度进行了一场可怕的动态变革。在新闻媒体对于“腐败”新精英的想象中，他们是冷漠、自我放纵的人，但他们并非如此。炫耀性消费是他们风格的一部分，但这不应该使他们野心的严肃性遭到贬低。他们将自己运作至这个位置的原因是，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令人目眩的规模和极危险的速度来经营自己的业务。他们是印度经济的大投资人，并制造出巨大的经济影响。有些政治家曾把从腐败中获得的大笔收益放到在瑞士的银行账户中，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印度经济增长缓慢，这些钱无处投资。而现在这些人也把这些资金带回来，投资印度的繁荣。进入印度的大部分国外直接投资根本不是“国外的”，而是非法流入毛里求斯或开曼群岛公司的印度资产，随后又反过来投资印度而已。据估计，2010年，自印度独立以来流出国外的非法资金现值接近5000亿美元[4]。但在2000年之后的十年内，小国毛里求斯引人注目地占据了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的41%以上。正如印度财政部长在一份2012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的，“毛里求斯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型经济体不可能是这种巨额投资的来源，显然投资是通过这些地区来躲避税收和/或向税务局隐瞒实际投资人的身份，这些人中很多人实际上很可能是印度居民。”[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腐败的精英在经济中成为了高生产力的行动者。政客及其商业伙伴就好像封建式的风险投资人，在特定领域强制收税，再将其快速注入新的商业企业。

即使是对从外部观察着这一切的人来说，他也会感到充满热血，原因就在这里：政治阶级的成员通过这种密室中的发展路径获得了大量资本，然后高效投入到发展迅猛的商业项目中，并绕过政治审批和官方财政程序的所有障碍，而这条路径似乎可能是将印度的混乱能量引导至有意义行动的唯一途径。当我问本书开篇时遇到的拉曼·罗伊——品行无可指摘的印度商业流程外包之父——对印度经济有什么样的预测时，他声称在这个政治和商业的灰色地带发现了巨大的希望，他几乎带着爱国之情对其独特性给予了赞赏。

“在印度，我们很幸运有政治资金这样的意外所得，使得巨额资本得以进入经济体系。这样的资金还蕴含着巨大的能力和前景。公司运营以季度为单位，而政治家拥有五到十年的眼光，这就是两者结合效果那么好的原因。看看这些新的豪华酒店——政治家收购土地，并与企业合作创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这是一个经过检验的模式。现在这个愿景所针对的对象是精英，但之后它将服务大众，因为现在所有的黑钱都回到了企业活动中。我们的官员行政能力超强，所以当政治财富、官僚技能和企业管理能力结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神奇的效果。”

应该清楚的一点是，那些从这个系统中获得回报的人拥有在传统中被认为是“狡诈”的技能，而且他们经常引起“老于世故者”的强烈鄙视。新的亿万富翁中，几乎没有人来自传统的英国化精英团体，对后者来说，这些年来必要的喧嚣已经变得陌生。事实上，新富翁中的很多人是从周边的邦（如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搬到德里来的。在那里，他们甚至在1991年前就运作着一种政商紧密结合的关系。英语往往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他们也缺乏高雅的品味。他们在家里装自动扶梯，因为他们在五星级酒店里看到过；他们像封建领主一样在自己周围撒钞票；他们付钱给孟买的演员和洛杉矶的说唱歌手，让他们在婚礼上表演。但现在，也许这些才是“品味”。看起来，老一辈精英对这些人的鄙视也成了他们已经过气的另一标志。赤裸裸地拥抱金钱成为新兴阶层的原则与风格，为他们带来走向成功的能力。这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不仅仅是在新印度。

在本书的前几章，我们看到印度常常被天真地拿来和美国做比较。但多数情况下，这种比较只是纯粹意识形态层面的。印度明显是美国的反面——倒是与俄罗斯有更多相似之处。两国都拥有20世纪80年代之前创立的国营资本体系，创造出了精明的新地下企业家阶层，而这些人都是在两国的旧体制（几乎同时）崩溃之后出现的。之后，在两个国家建立的制度中，民主选举的存在并未妨碍寡头阶层的出现，而他们利用政治制度来控制关键资源。在两国的首都——莫斯科和德里，多数人带着愤怒旁观少数人把大国力量用作自己的商业优势。

然而，也许这些地方之间的所有区别，甚至与美国之间的区别，都在逐渐消失中。21世纪早期，商业精英过于强大的问题似乎出现在所有地方的本地新闻里。全球文化正在走向同一，但并没有汇集向我们本该期待的方向。事实上，也许一切都趋向俄罗斯。在我们的想象中，俄罗斯一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过去，也许它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

米奇·乔普拉（Mickey Chopra）带着羞怯走进酒店安静的酒廊，这里是他约我见面的地点。他戴着黑色头巾，穿着西装，身材结实，肌肉发达，说话有些口齿不清。他只有二十八岁。

他不怎么说话。为了打破冷场，我试着提起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朋友。聊了一会儿那位朋友后，他终于放松下来。

我问他关于他的生活。

“一直到十几岁，”他说，“我都以为我父亲是在为政府工作。我以前总是问，‘为什么我们有这间大房子？’他们告诉我说，‘房子是你爷爷造的，后来我们亏了钱，现在你父亲在政府里工作。’”

而真相是，米奇的父亲在整个北方邦、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经营着业务范围庞大的企业。这个企业帝国主营酒类零售，在北方邦这样的强盗邦，这种业务只有精明、有魅力、性格暴烈的人才能做得好。

“当然，我们也雇了打手。经营这种类型的生意，你不可能没有厉害的左膀右臂——但我父亲总是不让我们见到那些人。他相信纪律。他说，‘如果你做坏事，比如酒驾被抓住，我是没办法把你弄出来的。’而很多有权势的人对他们的儿子说，不管什么麻烦，老子都给你搞定。这让我养成了一种不同的心态。当然，后来我发现，不管我做了什么，父亲都能帮我擦屁股。”

米奇的父亲在他的讲述里一直出现，就像某种精神上的试金石。

“公司是我曾祖父1952年建立的。我们家本来是西旁遮普的牧农，他们1947年的时候失去了一切。然后他们在北方邦建立了生意，在那个地方他们得拼命奋斗才能做成大事。

“20世纪80年代我父亲接手的时候，家族负债累累。现在集团的年度营业额是10亿卢比。我父亲拥有渴望成功的惊人意愿，如果他着手做什么事，他就会把事情做成。如果说我希望自己能变成某人的话，那就是他。”

米奇谈起家族生意的时候用的是“我们”。他从小到大都在吸收商业构想和技能，这些是他讲话中很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的酒类业务达到顶峰的时候，控制了印度19%的酒类零售。那时候，政府把酒类专营店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之后为了防止垄断，政府引入了一套抽签系统。但我们的业务还是在增长，因为我们有许多雇员。如果在我们的地区抽签，一百个抽中的人当中会有八十个是我们的人。”

米奇被送去好几所很贵的学校，但他不断被开除。十六岁的时候，他彻底退学了。他去伦敦呆了一两年，寻欢作乐——俱乐部、派对以及任何年轻富二代能想得到的玩法。

回去以后，他被安排负责家里的糖厂。他的心不在此，但紧接着房地产开始繁荣起来。2001年，家里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仅仅二十一岁、完全没受过培训的米奇被指派去建造北印度最大的商场。

“在英国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逛商店，学习那些商场是怎么造的。完全没必要浪费时间重学。我比印度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要怎么开一个商场，怎么布置你的品牌。在专业方面，我父亲没有经验，所以所有专业方面的事我都是自学的。因为专业的承包商做得不好，我把计算机系统引进公司，还自学了Oracle编程。随后我自学了所有最新的建造技术。我的第一个商场是用预制构件的钢柱造的，之前从来没有一家印度商场用过这种技术。最近，我自学了财务。我在网上阅读财务方面的内容，每次遇到不知道的词，我就去查。六个月前，我什么都不懂，而现在我能和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开财务会议了。”

米奇的商场以拥有德里最奢华和高科技的夜总会闻名。那是米奇最得意的项目，是他的私人派对区。那里为他和他的朋友准备了喝不尽的香槟，而且他每晚来的时候身边都围绕着保镖，始终是全场的焦点。

“有段时间，我就是德里第一人。有数不清的人要和我做朋友。女人想要和我睡觉。我对我太太说，‘如果我还没结婚，事情会很不一样。’很多人都非常假。”

像德里很多的富家子弟一样，家里为米奇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婚礼，以此结束他疯狂的生活。他二十二岁时和青梅竹马的女孩子结了婚，婚礼上有六千位宾客，还有招牌式的宝莱坞明星献舞。米奇仍然热爱派对，在谈话过程中，他随着酒精变得放松风趣，但毫无疑问现在他已经成长为他父亲羽翼丰满的合伙人。他已经准备关掉俱乐部，因为他不再有时间去玩了，而且也不想让别人来管理。他在印度一共运营着五个商场，还有近570公顷的土地正在开发。而这仅仅是开始。他正朝着更大的计划前进。

“我们刚刚租下了28万公顷大的土地，租期是七十五年；我们要开食品加工厂、制糖厂和鲜花种植园。”

他把事实细节说得太清楚，我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们已经讨论过在印度拿地有多费力，每次从农民那里买地只有两公顷或四公顷。我想象不出他能从哪里获得那样大规模的土地。

“在哪儿？”我问。

“埃塞俄比亚。我父亲有个朋友从埃塞俄比亚总统那儿买了土地做牧场。总统告诉他，还有另一块地出售。我父亲说，‘就是它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我们买下来。’我们和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6]一起去的。非洲太棒了。就是这儿了。你嘴上说的数字甚至在你心里都觉得不可思议。信实集团（Reliance）、塔塔集团，所有的印度大公司都在那里设厂，但我们仍然走在前面。我已经决定接下来八年我会亲自管这件事。在符合我的愿景之前，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一个CEO。那里会变得不可思议。你应该看看那片地——草木繁茂，一片碧绿，有黑土地，还有河流。”

米奇告诉我，他有一百个从旁遮普来的带着护照的农民，一旦所有的文件签好，就可以马上出发去埃塞俄比亚。

“非洲人做不了这工作。旁遮普农民很好，因为他们习惯种植大面积的土地。他们不怕种两千公顷的地。同时我也会去那里开设技术学院，培训非洲人，这样制糖厂开张的时候他们就能做好准备。”

把旁遮普的农民运到非洲种植园工作是一个“帝国”般的计划，而他说“非洲人”的方式里也带着一些“帝国”意味。我很震惊。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谢谢。”他说。

“现在那块地上有什么？”我问，并且已经知道他的回答同样会很“帝国主义”。

“什么都没有。”

谈起这些米奇很兴奋，好像完全没有受到最近充斥着头条新闻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尽管约定的时间已经超了，他还是又要了杯啤酒。忽然之间，我觉得他感召力非凡。我能看出来为什么他能把事做成——他已经让我相信，就像他肯定也让其他人相信一样，相信他能做成任何事。我问他是怎么学会像这样思考的。

“我只有二十八岁，”他说，“为什么不呢？”

他变得浮夸起来。

“我们会成为世界排名前五的食品加工商。你知道我要买的第一个公司是哪家吗？亨氏。”

我对他的“为什么不呢？”很感兴趣。28万公顷的埃塞俄比亚土地将被清理，上百名农民将被送到世界的另一端，就是因为这脱口而出的原因？我想知道对他来说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似乎在某个地方，这一切都有点儿像是闹着玩。

“有时候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要工作，”他说，“我确实问过这个问题。我不需要工作。但我要做什么呢？你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坐在海边的度假村里。所以我会想些疯狂的事。我喜欢想出一些事情，然后觉得太疯狂，脑子一热，想着‘我要怎么才能做到？’——再然后，想法又成了‘为什么不呢？’”

我想要指出，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生活里有比只是坐在沙滩上更多的可能性。“脑子一热”听上去像他从前那些狂野的时光里留下来的语言，仿佛整件事情就是为了寻求刺激。我问他想怎样花钱。

“现在我开的是一台宝马750i，很适合开长途去我正在卢迪亚纳造的商场。我真正想要的车是阿斯顿马丁DBS，但我以后才会买，等到我更配拥有它的时候。三年前，我父亲想给我买一台好的跑车，但我说‘等等’。我给自己定了特定的目标。到四十岁，我想要一艘长五十米的船，还想要一架很好的湾流飞机。我希望自己开它们的时候不会为钱感到心疼。”

米奇说得好像他在存钱想买台摩托车或者冰箱一样，而且显得出奇平淡。这是个想得出用“运土术”来赚钱的人，但他在花钱方面的想法却是最寻常的那种。他的中产阶级词汇似乎和他数十亿美元的资产规模不相称，我好奇他是不是在故意延后买跑车，这样就不至于太快没有东西可买。我好奇他的整个企业是否并不是在无知觉的边缘摇晃，是否他事实上并不是在等待某人告诉他钱的意义，因为他的生活正是围绕着这些钱组织起来的。

他突然变得哲学了起来。

“我不是宗教信徒。我相信精神和灵性。我的基本原则是：离开的总会回来。它会回来，绝对肯定。我的生活方式是吠陀式的。自律。没有偶像崇拜，没有愚蠢的无条件接受。还有，你不能只让别人欺负你，从他们那里受到伤害。你要加倍还回去。”

我不确定最后这一点是不是从基本原则里衍生出来的，但我没有质疑。米奇十分严肃，现在他向我分享他对世界的认识。他给我讲了个故事。

“我最近去一个派对，服务生在拿饮料给大家，他把托盘拿走的时候拿得快了些，所以有个人没拿到饮料。然后那个家伙摇了一瓶苏打水，直接喷在服务生脸上。我去找了派对主人，直接把那人赶出了派对。你得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举止是正确的。有些人觉得自己有钱就能欺负别人。你必须得知道如何对待正常人。你看，有两种有钱人。一种是已经有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他们不在乎你是谁，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对你态度很好。就像我对别人就很亲切。和他们在一起你也许会觉得无聊，因为他们聊的都是自己刚刚从戛纳或者圣特罗佩回来，但他们永远都很和气。但是，那些最近五年才发迹的人，他们跑来一个派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车钥匙放在桌子上，显示自己有台宾利。他们不知道如何举止得体。”

米奇有点醉了，他在维护对他来说比对我来说更清晰的边界。这不是他第一次说，“人们得知道怎么守规矩”。我再一次觉得他越发热切地反对德里富人的虚无主义，因为他自己也受到了这种虚无主义的攻击。

他和那些恶劣的坏男孩过从甚密，正是那些人使像他这样的人背上了坏名声，而他却对关于约束的寓言故事印象深刻。

“我有个朋友是亿万富翁，”他说，“我问他买车给孩子的话什么车最好，因为我刚有孩子。他建议买丰田Innova。他能买得起喷气式飞机给孩子，但是他没有。他的孩子得自己赚钱买。他只给他们买了台Innova。你看，大家说的那些坏孩子，其实都是他们父母的错。完全是父母。他们毁了自己的孩子，而且一旦孩子变坏了，就永远回不了头了。有个家伙今天开辆马鲁蒂800，明天开辆奔驰S；他的孩子们才十岁，他就给他们买宝马，孩子们都疯了。这些孩子被毁了。”

米奇这样的人说起德里的时候就像在说某个黄金国，整晚都会有财富涌来，几乎不用你去要。大家说，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时刻，只有傻到透顶才会出错。所有讨论都是关于“新钱”，但严格来说，德里大多数的财富都不是新的。财富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爆炸式增长，小城镇中的力量确实变成了大都市甚至是全球的财富发电站。但这些财富依赖于几十年来建立的影响力、资产和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完全是传统的。一个新的外邦精英暴富不应该使人们认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民主。像米奇这样的人一直是有钱的，而他们从来都是从他们的那个角度看世界。他们并不知道，在许许多多人的经验中，德里是一座枯燥难熬的城市。

“你把自己放在德里富豪金字塔的什么位置？”我问，“不会有很多人一年的营业额达到10亿美元吧？”

他谦虚地笑笑，“大多数人不公开他们的财产，因为他们不想被审计。我永远不会让我的公司上市。”

“谁是德里最有权势的人？”

“这都取决于政治。你可以有10亿，但如果你没有关系网，这就没有任何意义。我的家族已经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打造和经营关系网，我们认识每个人。我们认识每个政党里的人，政府换届的时候从来不会遭殃。”

“那你出门为什么带着保镖？”

“北方邦的警察截获了一些通讯，是关于一个绑架我的计划。他们告诉了我父亲。人们想要钱，他们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有钱的人那里拿。他们自己做不了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所以思考方式很短浅。在印度，我们需要更多专业素养，更多企业治理，然后我们会展示给整个世界看。”

米奇有很好的理由感谢印度。

“十四岁起，我就已经意识到印度就是我要待的地方。我热爱这个地方，这就是印度。在其他地方，你也许像钢铁大亨拉克希米·米塔尔那样有钱，但你仍然是个二等公民。这是你的国家。你应该在这里做事。”

米奇告诉我他对美国的厌恶。

“为什么沃尔玛应该进入印度？我无所谓古驰和路易威登——它们没有扰乱任何社会结构，但是别让沃尔玛来。我们已经被奴役了七百年，才刚自由了六十年。再给我们三十年时间，我们会买下沃尔玛。跟你说，有天我在一个派对上，胳膊搂着两个白人，我突然间把他们推开，说：‘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不再需要你们这些家伙了。’”

二十八岁，去过很多地方，比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人都富有，米奇对白人的愤恨出人意料地强烈。我问他如果这个世界由印度人统治会有怎样的不同。

“这个世界会更在乎精神和灵性。”他说。但他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

“不对。这个世界会和现在完全一样。”

我结束了我们的谈话。米奇付了账，我们出去走到了安静的停车场。

“谢谢。”他说，和我握了手。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谢我。

他的司机打开了宝马车的后门，米奇坐了进去。大门开了，宝马绝尘而去，后面跟着一辆坐满了保镖的SUV。

米奇住的地方离这里两百米远。

我开车回家，想着我们的对话。我思考着一个很小的细节：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他趁我不在发了一条短信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只为查一下我是否真的认识她。米奇对某些东西很警惕，这一点让人生畏。

我还在开车的时候，收到了一条他的短信，让我不要引用他说的某些内容。我回复说：

“好的，只要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马上就回复了：

“是我辛勤工作的最终产物之一，钱确实意味着很多，我很尊敬它，它为我带来更多艰难的工作，顺带一点点奢侈的享受：)”

如其他政治强人对卫生和生育的关心，桑贾伊·甘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梦想之中——为他的国家开发一款“人民之车”。

桑贾伊热爱汽车和飞机。他对学问没兴趣，没有上过大学。不过，他在英国的劳斯莱斯汽车公司当了三年学徒。1967年，当时二十一岁的他回到印度，把自己想成立一个新汽车公司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印度的新总理。他把这个公司叫作马鲁蒂汽车有限公司，“马鲁蒂”是日行千里的猴神哈奴曼的绰号。动用了国会政治机器的力量后，他还在临近的哈里亚纳邦获得了120公顷的土地用来建设工厂。名称和土地是他去世前对公司的两大重要贡献，之后与铃木合作还有让印度中产普及了汽车的马鲁蒂革命就是其他人的工作了。

但从长期来看，桑贾伊·甘地将马鲁蒂放在古尔冈的这一决定非常重要。当时德里的商业房地产已经达到饱和。英国人和尼赫鲁都没有在城市中为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大量企业分配空间，许多企业是在住宅和酒店内经营的。城市开发的垄断机构——德里开发局，为这种需要做出了一个让步，开发了城市东南部的尼赫鲁广场——一个现在充满了正走向腐朽的商业建筑的大杂院。但对于任何能够从二十年的角度来看待这座城市的人来说，这里必将走向繁荣。

K. P. 辛格（Kushal Pal Singh）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古尔冈非凡崛起的幕后人物。他的父亲是旁遮普的一名军人，在分治时期建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在为到达的难民潮而进行的新街区开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德里开发局成立后，公司的业务大受打击。K. P. 辛格被指派去复兴公司的业务，这家公司后来被称为DLF。1979年，由于无法在德里继续经营下去，他开始在城市南部购买农村土地，位置就在桑贾伊·甘地当时还不存在的工厂附近。他这样描述其中的过程：

为了说服这些农民相信我，我什么都做。我花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和这些家庭在一起。我穿着库尔塔，坐在轻便床上，喝着肮脏玻璃杯里被苍蝇叮过的牛奶。我还参加婚礼，探望病人。要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你有必要了解土地的持有模式。古尔冈的平均地块面积为两公顷，大部分由从不分家的印度教家庭持有。在法律上，为了获得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我需要这些家庭的每个成年成员同意。这样的话，一笔交易可能要涉及三十个人。让已婚的女儿们签名往往很棘手，因为男性户主会拒绝和她们分享卖地的收益。所以我会去她们家，秘密付钱给女儿们。意外的是，古尔冈的农民让我以信用销售买地。我会付款给一个农民，然后迅速把这笔钱作为贷款拿回来，并用它来购买更多的土地。公司的良好意图使他们愿意为DLF提供资金。但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在支付利息方面特别小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每月3号早上10点整，利息会被当面交给每个农民。我们在古尔冈买了1400公顷土地，超过一半是利用这种赊销购买的，而DLF连一次都没被起诉过。[7]

就算这种说法有点过分浪漫化了，辛格的企业仍然非常了不起。哪怕事情进展顺利，他的投资也需要几十年才能收回成本。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拥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才能窥见未来的回报。古尔冈是一个干燥、交通不便的地方，除了有一些牧民在被炙烤着的土地上游荡，几乎什么都没有。整个村庄大约有八辆汽车，要打电话到德里需要提前一个小时预约。那里有一家小商店，店主就在人行道上晒他的谷子；唯一能吃饭的地方是当地的小饭馆。辛格第一次打电话给德里建筑公司，让他们跋涉到这片偏远的丛林来讨论为富人和成功人士建设公寓楼群的时候，承包商都认为他疯了。直到1994年，那里才开了一家有迪斯科和保龄球馆的娱乐中心。但德里的消费者害怕去古尔冈的荒野，为了让访客觉得安全，娱乐中心的老板只好在小道上沿路安装了私人照明，并提供安全巡视车。然而随着90年代末大量公司的涌入，一切都改变了。我2001年第一次去古尔冈时，这里到处是奇形怪状、令人兴奋的摩天大厦，这些闪闪发光的大厦带着一种不真实感从哈里亚纳乡村的尘土中升起，最终入驻了很多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微软、IBM、爱立信，等等。

古尔冈不只有公司。DLF在那里提出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的新加坡”，包括封闭社区、高尔夫球场和购物中心。很快，企业的员工也从德里运转不灵的基础设施和政治文化中逃离，把家安在了古尔冈。由于有充裕的现金，印度银行会给任何前来申请贷款的人放款，房价上涨如此之快，使得人人都把储蓄投入房产这一行为显得很合理。古尔冈迅速成为亚洲最大的私营乡镇。这里，规模庞大、戒备森严的公寓大楼蓬勃崛起，在尘土飞扬中俯瞰着一片纯粹的商业地产景观。2007年，K. P. 辛格将其公司在印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08年《福布斯》全球财富榜上他排名第八，拥有300亿美元来源清白的资产。

当然，到了那时，首都还有数家其他的房地产巨头。德里周边的土地成为绝佳的商品，其价值每三到四年就会翻一倍，而在这些土地上简单地加上砖块、混凝土和一点点廉价劳动，其价值就会翻六十倍。因此21世纪初发生了一场绝望的夺地热潮，数十万公顷的农业用地被卖给了开发商。以前通过汽车零件或化学品赚钱的公司现在的大部分利润来自房地产，而德意志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等大银行排着队为他们提供资金。来自加济阿巴德（Ghaziabad）这样了无生气的小镇的小开发商成了重要的房产巨头，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的商学院去学习如何管理数十亿美元的生意。

德里被房地产这种很特别的财富所主宰。房地产是一场争夺，如果没有在政治家、官僚和警察之间用有偿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广泛的网络，几乎是不可能大规模经营的。暴力往往必不可少。房地产黑手党夺走哈里亚纳邦的乡间别墅，并雇用警察对业主提出伪造的刑事指控，以此来压制他们。在北方邦，他们用暴力威胁强迫农民和部落社区出售土地，雇用当地警察把当地人从土地上赶走，并以极高的利润出售土地。犯罪和暴力行为普遍升级，而历经这一切并获得了新财富的人强大而可怕。他们知道如何挟持国家权力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有警察和可怕的勒索帮派支持。这样的人打破了当代印度的力量平衡，他们唾弃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认为这些不过是一大堆伪善的空话。

土地在他们身上引起了显著且近乎宗教般的热情，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东西能做到。我们已经说过，几个世纪的不稳定性导致这里的人认为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高于一切——甚至往往高于家庭关系，这就是有这么多家庭因为房产斗争而四分五裂的原因。K. P. 辛格和米奇·乔普拉都来自曾在历史上遭受过损失和打击的旁遮普族，而在他们对土地的极度野心中，有些非常“旁遮普”式的东西。K. P. 辛格二十多年来一点点地建立起了他的古尔冈帝国，其痴迷程度超越了单纯的商业野心。这是一场个人的远征，一辈子的事业。初看上去，他做的可能像是纯粹的收购，但只有回顾时才能发现，工作完成的时候土地已经变成了金钱。其行为本身带着某些荣耀乃至无私的东西，使我们回想起之前在北印度商界中观察到的战士气质。在米奇·乔普拉的计划中也是如此，他计划在非洲购买28万公顷土地，并由旁遮普农民来种植——尽管计划有其商业逻辑，但不该因此被忽视的事实是，这也是一种宏大的战士壮举。21世纪初，来自印度北部的战士驰骋在国外，其狂暴在国外造成的影响和在国内一样的混乱动荡。事实上，非洲对印度土地投机者如此有吸引力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非洲农村社区对自己居住的土地的主张往往比印度农民更弱，从他们那里更容易夺得土地的完整所有权。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加纳、苏丹和纳米比亚等地，印度商人在这些国家的政客帮助下，争相收购矿山和（特别是）农业用地。政客们会安排去这些地方的商务旅行，并通知自己的同胞，只有印度能够凭借其绿色革命的经验为自己的国家带来稀缺的技能和知识。虽然有些以前在这些土地上耕种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了新种植园里的工人，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进入种植园。这些土地中有许多是极其肥沃的，并在过去养育了非常密集的人口，而现在，这些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在同一片土地上还留有一席之地。因此，印度的金钱在非洲农村也加速了农民从乡村的撤离，导致难民涌入城市，贫民窟扩张。

由战士商人出口的技术不仅仅扩展到土地使用，事实证明，他们在家乡获得的政治技能——将政治机构收买为自己商业基础的延伸——在非洲的新战场上也极其有用。印度的“强盗爵士”绝非原始落后而濒临绝种的一类人，他们在21世纪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在非洲、中亚和其他当代资源战争的主战场上，他们比美国企业更具竞争优势。他们拥有大量不受监管的资金，可以变现用以行贿或私下采购。他们远比美国的首席执行官更知道如何在后殖民国家的政治海洋中游弋。而且，他们有一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遏制的战争使命感。

因此，毫不奇怪的，在印度以外的一些国家，当地人害怕好斗的新印度精英，而且他们经常被视为新帝国主义者。一个例子是有关古普塔（Gupta）兄弟的，他们1994年离开了米奇·乔普拉的家乡——北方邦，到南非探索商业机遇。他们的父亲是小镇上的一名商人，他让儿子在武装保镖的护送下上了高中。他在德里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20世纪80年代起公司由三个儿子继续经营，在印度开始经济自由化的那两年，他们的公司在首都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商业成功。那段时间里，他们听说如果是在种族隔离时期就生活在南非的印度人，有可能像黑人一样获得特殊的商业特权。他们从未在南非的种族隔离下生活过，因此也没有参与“黑人经济赋权”项目的身份资格，但他们设法获得了同样的资格。在谈到像古普塔兄弟这样咄咄逼人的商人以这种方式赢得商业优势时，一家报纸评论道：“对于黑人经济赋权立法的批评认为，它已经越来越服务于一个小精英团体，创造了享受着巨大财富的俄罗斯式寡头，却几乎没有为数百万穷人的困境提供任何帮助。”[8]

三兄弟的父亲从德里给他们汇钱，为业务的早期发展提供资金。一到南非，他们就

迅速与新黑人精英中的新秀进行接触。如今，古普塔家族因其亿万富翁的生活方式和可以随意进出最高级别官员——包括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的家而闻名。古普塔兄弟生活在撒克逊沃德（Saxonwold）一栋价值5200万兰特（约650万美元）的豪宅里，这里位于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郊区，到处是百年老橡树。（三兄弟在约翰内斯堡还有一栋价值300万美元的房子，曾经是马克·撒切尔［Mark Thatcher］的家。）据称，古普塔家族利用和政治的紧密联系，参与了本来是为黑人而设的契约立法工作……

人们仍然不清楚三兄弟是如何创造了自己所有的财富，尽管他们确实是南非最大的个人电脑分销商之一。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古普塔家族与总统二十八岁的儿子杜杜扎内·祖马（Duduzane Zuma）一起，与很多利润丰厚的交易有紧密联系。

三兄弟还是一家财团的成员，该公司持有全球钢铁巨头阿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Arcelor Mittal）超过30亿兰特（约3.8亿美元）[9]的股份。三人还和一项建造高铁系统的计划有关，该计划的高铁造价为3500亿兰特（约450亿美元），将使用南非国家资金和中国资金。

据说，他们还通过一家包括迪拜世界集团（Dubai World）在内的财团，以97亿兰特参与收购了开普敦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码头广场（V＆A Waterfront, Cape Town），这是该国最有价值的一处地产。广场的买家是一家本地集团，该集团拥有一支国有养老基金。不知何故，古普塔兄弟和杜杜扎内·祖马得以作为黑人合作伙伴加入，因为根据法律要求，涉及国有实体的任何交易都必须有黑人参与。三兄弟否认在这场交易中有任何不当行为……

古普塔兄弟的生活方式与大多数南非人太不一样了，这对他们没有帮助。去年，他们申请在自己的院子里建造直升机升降坪的新闻被媒体广泛报道。他们成立了一份日报，用以反驳对他们及其与执政党关系持续的负面宣传，但也没起到多大作用。

现在，似乎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中有一些人已经受够了。据称，古普塔家族已经发展到非常强大，甚至可以把内阁部长召集到自己家并授权任命国有企业的高级官员，这让一些人忍无可忍。该党强大的青年联盟本周表示，这三兄弟在“对这个国家进行殖民”。南非的工会联合会（Cosatu）是非国大控制联盟的成员，该组织也表示将因古普塔家族对经济有“掠夺”嫌疑而发起调查。[10]

古普塔帝国由三兄弟通过一系列家族拥有的投资公司直接控制。这个帝国或许是以电脑业务起家，但很快就转而进入了其他部门，特别是那些最受政治控制和约束的部门——铀和煤炭开采、媒体、航空，等等。其业务虽然备受丑闻困扰，但却设法通过一个商业网络维持自己的地位，这个网络里不仅包括南非商人和政治家，还有全世界的印度商业精英，比如钢铁大亨拉克希米·米塔尔（他本人那段时间也不得不面对关于对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英国政府有不当政治影响的指控。在米塔尔的“政治献金”丑闻曝光一年后，布莱尔政府不得不就另一系列问题进行回答，内容是关于政府与亿万富翁亨度嘉［Hinduja］兄弟的关系，因为这对兄弟英国入籍申请的处理速度似乎加快了许多）。古普塔家族2013年夏天使用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供婚礼宾客的喷气式飞机降落，而且还免除了对宾客的签证要求。该事件经公开披露后引起了恐慌，表明民众对该家族对于国家体系和设施的控制程度有诸多忧虑。

虽然古普塔家族的财富确实来自他们在非洲的利益，但他们的家庭风格——提及素食主义和人数众多的大家庭时的虔诚话语，公开赞扬其父的虔诚和其母的单纯，与印度电影明星的友谊，以及在个人和财务方面对板球的投资——都有着北印度的根基。他们公司最初的名字也是如此——撒哈拉控股（Sahara Holdings），以北方邦的萨哈兰普尔（Saharanpur）命名的，但在非洲背景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兄弟们喜欢开玩笑说，为了竞争，他们将一切都变成了沙漠。[11]

初见米奇一年多后，我又见了他一次，那天我们一起喝酒。他和一个朋友在一个五星级酒店预定了按摩，按摩之前他和我在酒店见面。

下车之前他似乎刚刚喷了香水，我们握手的时候香水味扑鼻而来。现在他三十岁，看上去比我记忆中更精致优雅。他的西装很漂亮。除了一台iPad和一只iPhone，他什么都没带。

他的朋友和他一起坐下，自顾自地在一个大触摸屏上专心干着什么。米奇点了一瓶库克香槟。服务生招待他的方式很用心，我想这座城市的任何五星级酒店对他都是一样的吧。

我们开始聊非洲。

“埃塞俄比亚的事失败了，”他说，“那边换了政府，新政府的要价是原来的十倍。我们损失了300万美元，不得不把整个项目转到了几内亚。这次我们采取了更多预防措施——现在我们有主权担保。我们已经把设备运出去了，这很重要。我们在南非的炼糖厂是安全的。

“非洲有很多印度人。有些人种玫瑰，有些人种稻子。中国人不如我们了解种植，所以我们有优势。我感觉他们不怎么受欢迎，因为他们保证说会给当地很多就业机会，但最后带了很多自己的人。

“我们的房地产业务在这里增长非常快。我们正在诺伊达建造两处很大的开发项目。其中一处有一座两百四十米高的楼，六层上有一个泳池和餐厅。我们已经在跨过北方邦边界买下了3200公顷的土地，将用来建一座完全私有的城镇。我们获得了市政设施授权，我们会自己建所有的基础设施——垃圾处理和下水道。它将会是一座现代城市，我们会训练人们如何住在一个现代城市，如何给垃圾分类，而不是扔到街上。我们有一个系统，从所有居民那里收费，来支付所有这些服务的费用。”

我之前就知道这个新开发项目，因为米奇的公司似乎把德里所有的广告牌都买下来做广告。电脑生成的图像展示着一个光彩夺目的大都会，到处都是摩天大楼和玻璃幕墙。有传闻说，米奇豪掷了不止10亿美元为他的新城市买地。算上开发成本和其他现在正在投资的项目，你大概就能对他背后有多少资金支持有个概念了。

“我们把建筑设计外包给美国。在印度，我们找不到能做这个工作的人，现在我们在北卡罗来纳有个建筑设计师，他的事务所承担我们项目在这里的一切工作。”

米奇一边说话，一边偷偷地拨了坐在他旁边的朋友的电话。那位朋友的平板手机响了，他把手机放到耳朵旁。那手机的尺寸大概有一本精装书那么大。米奇哈哈大笑起来。

“我就是喜欢看他把那东西放到耳朵旁的样子。那东西太大了，他甚至一只手都拿不了。”

我们聊了些其他事。我问他怎么看德里其他商人的水平。

“大多数人不是很出挑。他们没有大的思考格局。你应该见见我一个制造汽车零部件的朋友，拉凯什。他在往中东和欧洲扩张，他知道如何同中国竞争——我很仰慕他。我最常听说的故事就是人们把产业卖掉，去欧洲生活。他们应付不了这里的生活，太难了，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并且要深深地卷入政治。他们只想卖掉父辈的产业然后去欧洲。我说，‘你在那里要干什么呢？你要拿这些现金怎么办？’

“人们放弃家族产业，从父母的房子里搬出去，丢掉了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可耻的。你为什么要从家里搬出去？你还是不是印度人？”

我上次见米奇的时候他已经和父母一起搬进了一座巨大的农庄，房子是他花了两年建成的。我从来没见过那房子，但是它的规模和豪华引起了各种传闻，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在里面走动要乘高尔夫车，地下游泳池周围是装在钢辊上的防弹玻璃。房间内部的装潢有贴金、红丝绒和水晶，由一名英国的夜总会设计师设计。

“那些人都是白痴，”他继续说，“因为机会就在现在。现在正是你家族上一代积累的财富能真正爆发的时机。我们正离一场全球食品危机越来越近。气候在变化，很多现有的食品市场正遭遇重大问题。看看澳大利亚，许多食物短缺。下一个能像石油一样让人大赚一笔的东西就是食物。”

他说这些的时候很兴奋，我从上次和他的对话时就有这种感觉：他是为这个灾难纪元而生的商人，他会因为粮食短缺、气候紊乱和各种动荡而高兴。米奇不像美国的精英，那些人长大的时候，还不太相信未来世界将遭受重大灾难；而米奇成熟的年纪使他相信灾难才刚刚开始。

“我们在印度的下一家大企业是家禽企业。我们希望每天能交付五十万只鸡。这些鸡都经过了妥善的包装，而且很卫生。现在的养鸡场非常脏。他们用的刀和案板都很脏。我们只需要告诉大家，他们用的刀比你家马桶的坐垫还脏，人们就会抛弃旧的供应商。这会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他似乎比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更精力旺盛了。他管理的众多项目中的任何一个，其规模都胜过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所管理项目的规模。他工作一定非常努力。

“当然，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我没时间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我太太一直和我提这事。我每天早上看到他们半小时，然后可能每周和他们一起呆两个晚上。但是我对她说，等他们十九岁了，至少他们会有钱。想想看，如果我们没有钱，而他们在抱怨不能上好的学校或者其他任何事时，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唔，至少我花时间陪你们了？’”

米奇要去按摩了。

“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边说边站起来，“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到处都能看到稀缺。腐败很严重——你得非常努力地工作——但是这是一派伟大的景象。”

“你希望腐败更少一些吗？”我问。“不希望！”他大笑了很久，愉快地转向他的朋友。我们走出酒店。他和朋友朝休闲中心走去。我们道了别，我就走了。他突然喊我。“对了！”我转过身。“我还是想买亨氏！”

我开车经过德里唯一的宾利和兰博基尼经销商时，突发奇想，停下来走进去要求见一见经理。他不在，于是我被安排去和做公关的女孩子喝咖啡。她们的魅力恰到好处，并且从戴的钻石可以判断出来，她们家境不错。（“我开过无数保时捷和法拉利，”一个女孩子说，“都是好车，但当你坐进兰博基尼时，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对她们来说，德里是一个赚钱无止境的地方，她们自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表现这里神奇的财富增值能力。

“有人来这里想买一辆宾利的时候，我们不问他现在开什么车。他开宝马并不代表他买得起一辆宾利。我们会问他有没有喷气式飞机或游艇，或者问他是不是拥有一个岛。”

“德里有飞机的人多吗？”我问。女孩子们似乎很生气：“每个人都有一架。而且不只一架——他们有两架、三架、四架。”我们聊着好车和昂贵的生活。有辆兰博基尼被开进了展厅，噪音震耳欲聋，我们不得不停下谈话，直到它停好。我问了一个很无知的问题：在一座交通堵得动也不动的城市，花3000万卢比买一辆时速超过三百公里的车到底有什么意义？她们告诉我，晚上在使馆区会有汽车俱乐部的活动，那里的道路又直又宽，而且很空旷。

“你至少得有，比方说，一辆宝马或者奔驰才能加入。他们半夜碰头赛车。总理办公室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投诉。”

“为什么？”

“因为总理没法儿睡觉。引擎的噪音太大了，吵得他睡不着。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们投诉，但很明显，我们也爱莫能助。”

我开车离开的时候，忍不住想着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样子，他的头巾已经解掉，白发落在枕头上，而外面路上富家男孩子开着法拉利的喧叫扰乱了他的梦乡。很久以前，正是时任财政部长的曼莫奴·辛格向全球资本主义的风暴打开了窗户，为新寡头精英们奠定了方向。

注释

[1]‘Key Players in Bofors Scandal’, India Today, 28 April 2009.

[2]Michael Walton and Aditi Gandhi, ‘Where Do India’s Billionaires Get Their Weal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6 October 2012, pp. 10–14.

[3]‘Lok Sabha Polls to Cost More than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Mint, 1 March 2009.

[4]Dev Kar,‘The Drivers and Dynamics of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from India: 1948–2008’(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Washington DC, 2010).

[5]Pranab Mukherjee, ‘Black Money: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Finance, New Delhi, 2012).

[6]谈话发生于2010年，当时俄罗斯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正流亡于英格兰。2013年3月，他被发现死于英国伯克郡（Berkshire）的家中，死因可能为自杀。

[7]摘自DLF企业网站（2010）。

[8]‘Guptas in Spotlight over South African Dealings’, The National, 19 March 2011.

[9]原书误植为2.8亿美元，但依此报导（2011）当时的汇率，30亿兰特约3.8亿美元。

[10]‘Guptas’, The National.

[11]‘The Gupta Interview: A Peek Behind the Sahara Curtain into the “Gupta Desert”’, Business Day, 4 March 2011.

十六　上师与富人

你喜欢这张桌子吗？是我自己设计的。白得发亮。如果有人意外地走进这个房间，他们永远不会看见桌子上的可卡因。

——一位德里百万富翁

“德里的派对不好玩，兄弟！在孟买，就算大家都吸可卡因，和那些人在一起也很好玩。这里不是那样的。德里的人是疯子，他们去派对只为了自我逃避，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都太混蛋了。当你进入那种心态，你就会变成一坨闷闷不乐的屎。你去德里的派对，看到这个角落里坐着两个人，那个角落里坐着三个人，外面有四个人在抽烟。没人说话。这里就是这个样子。”

和我聊天的是克里什（Krish），一个退休的毒品贩子，这方面的事他什么都知道。

“我的生意是从果阿（Goa）和默纳利（Manali）开始的，但我很快就进入了这些城市的关系网。不管德里哪里有派对，我一般都在。在德里，没有毒品什么都干不成，所以如果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派对。没有我，就没有‘时尚周’。时尚周的时候，他们会给我打电话，确保我会来，然后他们就给我在办活动的酒店订一间房。任何要办秀的设计师都会事先给我打电话说，‘兄弟，你那天一定要到。’为了时尚周，你在一两天内轻轻松松就需要一两百克。以前我什么东西都弄得到。我很完美。大家都信任我，因为我从来没有搞砸过。我会干完自己的事，然后走开。

“每个人都用，老板！大政治家、大企业家、时尚界、媒体——所有人。但是在德里，你在外面看不到太多，都是在‘农舍’里。那些吸很多可卡因的人不出来的。‘农舍’地区就是个毒窝。现在我根本不喜欢去那里。德里以前很好玩。2001年以前，我们常常在‘农舍’里开锐舞派对。那很好玩，大家想听音乐，派对都是在室外的。没错，各种毒品都有，但是没人抽可卡因。会有摇头丸，但是没有可卡因。大家互相都很友爱，派对上人不会很多，大家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们只是想跳舞。现在这些派对都停了，没人在乎音乐。大家都穿上自己昂贵的衣服，所以他们需要空调。你不能在封闭的房间里抽摇头丸，知道吗，你得在外面跳舞。你不能在房间里抽，然后就坐在那里。所以可卡因对现在的人来说更方便。

“可卡因已经取代了所有的东西。人们想要可卡因带给他们的那种感觉。为了追到女孩子，为了让别人崇拜，在自己‘农舍’开派对的富人们不能开一个没有那种感觉的派对。他们很有钱，但没有可卡因他们感觉不到自己有钱。如果有人要办一个‘农舍’派对，他们会花50万卢比在可卡因上。

“而且可卡因对那些要工作的人来说很好。如果你一整个晚上都在抽摇头丸或致幻剂，那么第二天你什么事都做不了。换成可卡因的话，第二天你照常工作。我知道有很多人过着二十四小时不停的日子。就像有个政治家，他两三天不睡觉。他就是过完夜生活，往脸上拍点水，穿上西装，然后在各种会议上精神好得要命的那种人，你能看得出来的。可卡因对那种生活很好。如果是其他毒品，你没办法那样，第二天你浑身都瘫了。所以现在没有周末——每天都是周末。会有人打电话给我，‘兄弟，你能给我搞点儿吗？’我心想，‘今天是星期一啊！’

“去五星级酒店，厕所总是人很多的，朋友！甚至在酒吧也一样，大家都知道。他们知道如果对一个人说不能在那儿抽，其他十个人也就不来了。他们不想丢掉生意，所以他们容忍这种事。你得让你的酒吧热闹，所以你不能惹那些毒虫，否则下次他们就不来了，还会告诉其他人都不要来。

“你可能会被抓，但并不是真的被抓。警察拿了钱就会走人。一般只有那些黑人被抓的时候，才是真倒霉了。大多数吸可卡因的人都是互相有关系的。所以就算警察抓了某人，他们也会接到另一个人的电话，说‘兄弟，那是我朋友，帮个忙吧’。然后警察就对被抓的人说：‘给我们钱，给完就滚吧。’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是某种生意。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抓到一个政客的儿子，那就是中了大奖。

“德里吸毒的情况比其他城市更严重，因为在德里做事的是那些已经有了钱的人。他们有产业和生意，并靠那些生活，所以他们工不工作都没关系。在孟买，没人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因为你身边不会有其他人。每个人都在上班。即使是富人，他们仍旧要上班。他们这样那样地乱来，但是第二天早上，你会看到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在德里这儿，有一种皇宫的感觉。德里人会下午给别人打电话说：‘哦，你干嘛呢？’‘没干嘛。’‘好啊，来喝一杯吧亲爱的。’然后你就去了。你去他们家里，每天晚上你都会看到十个或者十五个人。在孟买没时间做那种事。

“这里的富人是真的操蛋。这些人甚至根本就不付钱给佣人和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但是他们能够随随便便一晚上在毒品上面就花掉5万卢比。特别是男孩子，德里的男孩子花太多钱了——他们去俱乐部、找女人、喝酒、买可卡因。部分原因是德里公共场所的女孩子比孟买的少，男人们疯了似地竞争。德里的女孩子则更受保护，大多数都和父母住。而在孟买，她们像男孩子一样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我认识一个家伙，住在一栋‘农舍’里。我昨天还在他家。他不工作，就自己一个人。进了他家大门以后，你得开一公里才能到他的宫殿。他把自己的房子弄得像伦敦的那种老房子，车子在房子前面排成扇形。他每次买车，花在改装上的钱比车本身还要贵。不管买了什么车，他都会打电话给改装的人，让装上这个那个的。于是他就有了这排兰博基尼、法拉利、玛莎拉蒂和路虎。他还有老爷车。这家伙脑子里想的尽是：‘好吧，哪个家伙能给我弄到最好的可卡因？城里有哪些新的女孩子？’他尽做这些事。他的朋友也和他一样。他们所有人都那个样子。他们不需要工作个一百年，就能花那么多钱，而且这些钱仍然花不完。他有一间很大很大的公司，钱都已经赚好了。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像他这样的人了。他们都足够聪明，哥们儿！有些人上过牛津，做过超级厉害的事。但一旦这些东西进了你的脑子，事情就完了，每件事。

“我见过人们失去一切。失掉朋友、家人。失掉自己。他们变得疯癫，疯得一塌糊涂。人们毁掉一切，也不工作，彻底迷失了。这些哥们儿抽得太多了，一天到晚都处于兴奋状态。他们没办法和人交际，抖得跟傻帽一样，然后就开始喊。就像《猜火车》（Trainspotting）里一样，他们都崩溃了。”

这种寡头快乐吗？奇怪的是，快乐并不是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特质。为了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可能会问另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自己拥有所拥有的东西？”

在西方社会有一种长期且普遍的资本主义共识，因此这个问题引起的困难较少。与金钱和财产相关的精神问题很久以前就已经解决了——文艺复兴的先辈们在思考利润累积时的那种恐惧精神状态，当代欧洲人已经完全无法与其产生共鸣了。而在现代民主时代，对于有些人有而有些人没有某些东西的原因，出现了受到一致认同的解释——努力工作。比方说，上个世纪美国精英的财富越来越少地来自继承，而越来越多地来自公司薪水和奖金。富人因此可以将自己的特权解释为通过自己的优异表现得来：他们在大学里学习出色，在工作场所表现出才智和创意，他们发挥出了全部潜能，而他们的升职是因为自己的技能。对他们来说，获得财产、奢华和行动自由的奖赏是恰如其分的。他们不需要在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问自己，他们的豪宅是否真的是“他们的”，自己实际上是不是“盘踞”在财富里的骗子、二道贩子或罪犯。他们对财产的所有权不仅仅是法律上和理论上的，这种财产权也符合他们自己的内在意识以及社会的一般观点。一切都被正当化了。它们“真的”是他们的。

这太荒唐了。如果辛苦工作就会得到财产补偿，那全世界的许多穷人都应当拥有连绵不绝的房子。如果人才总是能得志，那这个星球上就不会震耳欲聋地回响着对于空有一身好本领却壮志难酬的抱怨了。但这不是重点。对于社会的运作来说，在什么是财产的合法基础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整个都只是妄想。

在经历过像印度市场自由化这样的经济动荡之后，当巨额财富在一片混乱中落到了富人手里，富人无法轻易解释财富是如何或为何到了他们那儿的，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整件事情是多么专横。他们获得财富靠的是几种要素的结合：运气、关系、暴力和诡计，这些都和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其他人也都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财富仍然是外在的，并没有一种“我的”财富的感觉。看看他们的房子和喷气式飞机，他们遭受着一种深刻错觉的折磨，就像一个心理阳痿的男人，哪怕能够看到自己双腿之间的那个东西，也觉得自己没有阴茎一样。他们发现很难“感觉到”富有。他们喜欢对资产进行实物上和法律上的控制，但这并没有转化为一种对所有权的内在安全感。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这个穷困的国家缺乏代表性，而且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他们应得的。他们经常被称为盗贼和强盗，而对此的激烈否认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相信这种说法。“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他们问自己。由于答案并不是他们愿意听到的，他们便沉迷于能让自己分心的东西。但即使是德里无穷无尽的毒品和派对也无法斩断他们的焦虑——他们害怕这些东西可能轻易而迅速地从自己手里被拿走。这也是印度教对于财富的看法：代表金币的女神拉克希米（Lakshmi）一直只是一位访客。人们得在排灯节的时候把她哄骗到家里，而根据印度教宇宙观的伟大奇想，她随时可以离开。每天早上，印度教的商店店主都要向她祈祷：不是今天，拉克希米母亲，今天请不要离开我。

这就是精神导师在商业世界中的地位会像会计和律师一样崇高的原因。富人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政治机器获得自己的财富，为了保证自己不会失去这些财富，他们向那些能非法进入宇宙机器的人花钱购买服务。上师告诉商人，要做什么来让宇宙中的能量流持续朝他们的方向流动——吃这些食物、开这种颜色的车、选择这个数字结尾的电话号码、和叫这个名字的女人结婚、戴这种宝石的戒指。有擅长财产管理的上师、法律纠纷专家上师，还有在专注和能量方面提供帮助的上师。尽管所有迹象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但这个商业阶层仍然深深地恐惧自己会垮台，他们会找上师来帮忙维持自己的地位。上师为这个阶层驱逐了许多妖魔鬼怪——他们试图从印度商业的方程式中抽走积累起来的巨大负面感受。

但在德里商人身上，我们也能瞥见一些别的东西，一些比简单的绝望更自相矛盾的东西，而这些附着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上。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于获得和积累的冲动总是伴随着另一种恰恰相反的冲动——一种使他们希望摆脱一切的纯洁、禁欲和不堕落的冲动。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资本家之间的共同点其实比和当代西方资本家更多。

消费主义世界提供了许多种“选择”，但它并不允许富人不选择任何东西——然而，在人类历史上，这种不拥有任何东西的愿望实际上比我们这些消费主义者普遍记得的还要更强大。尤其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放弃物质生活并徘徊着找寻其他东西的冲动非常显著；同样显著的还有权利与金钱、灵性与贫穷之间的有趣关系。当代商业战士通过金钱和财产的积累来记录自己的胜利，但在某些方面，这使整个经营活动变得沉闷。因为战士一直高度重视禁欲，即精神经济，这种活动使从业者能超越凡俗，实现真正崇高的壮举。有时，这些人（特别是男性）强烈地感受到禁欲主义的驱动力，他们所信仰的印度教不断就精神腐败向他们发出警告。因此，德里的商人们转向上师，不仅是为了帮助自己保住财富，还要帮助自己忍受财富。

“1999年，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和一个漂亮且有两个孩子的女人开始了一段婚外情。她和丈夫分居了，而我真的很喜欢她。我就是那一年开始做贸易的。

“我和印度最大的小麦出口商一起进入商界。我们开始交易很多不同的商品，回报非常好，好到每个人都愿意往我们的生意里投钱。全世界最有钱的印度人都投钱给我们，他们会给我们1000万卢比，过六个星期，我们还给他们3000万。我们从所有能拿到资金的人和地方那里获得资金。我把自己的财产和投资变现，然后把钱投进去；我所有的朋友都在做同样的事。

“市场自由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1999年，逐步放宽对进口贸易的限制仍在进行。我和合伙人在政府里认识人，所以我们知道内部消息，知道下一步会放宽哪些限制。那种内部消息和其他内部消息一样，比如所有那些做房地产的家伙都知道新高架的规划地点，然后他们就在那里买土地，而我们会在别人知道某种商品的进口限制将被取消以前就采购该商品。只要限制一解除，我们就卖掉货物，于是很快赚了一大堆钱。等那些大公司开始进口那些商品时，我们已经转向别的东西了。我们赚的钱太多了，多到让人觉得不好意思。

“随后这一切都结束了。因为在印度，有一样东西叫作‘嫉妒’。我的合伙人有另一个商业伙伴，他向警察举报了我们。这个国家所有的调查机构马上开始追着我们，问我们是怎样快速赚到那么多钱的。我们还存着大量黑钱，因为我们得行贿。一船小麦价值4亿卢比，而通关需要付的贿赂是500万卢比。所以他们觉得可疑。

“之后，我所有的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所有的钱都不能动了。我在银行里有50亿卢比，但是我不能用。所以，在经济蓬勃发展时其他人都把钱投到房地产里，我却什么钱也没赚到。整整四年的审讯。我很受挫败——我工作赚了钱，却不能享受自己的工作成果。

“与此同时，我女朋友离开了我，和德里最疯狂的人之一开始交往，那人是内阁部长的儿子。她知道他很暴力，但她也知道他将变得非常富有，因为她的兄弟也在做同一种交易。所以她就去和他在一起了。”

普尼特（Puneet）现在三十四岁，已经十多年没有工作过了。他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因为他的朋友都很有钱，而他没有收入。今天知道我要来，他穿了件衬衫和新熨过的裤子，还穿了一双皮鞋。我们一起坐在宽敞的客厅里，客厅的墙上挂着狩猎画和古董版画，上面画着19世纪英国旅行者眼中的印度城市。

普尼特能获得不可思议的意外之财，实际上是因为他上的学校是德里最负盛名的学校之一，这所学校是政治和商业精英的首选。他在学校的朋友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的儿女，他们陶醉在别人不能拿他们怎么样的感觉中。这所学校基本就是权力大鳄的实习所。

“有个人和一个军队家庭联姻，成了一名成功的军火商。他的两个儿子和我在同一所学校。有一天，我们在凯悦的酒吧玩，他的两个儿子和别人打架，而且打得很厉害，于是酒店的保安就和他们打了起来。他们叫来自己的父亲。他冲到酒店（他自己很高大）把保安打了一顿，拿起大花盆往他们身上砸，然后就把自己的儿子带走了。之后，为博得同情，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张他的儿子们在医院里缠着绷带的假照片，还对凯悦酒店提起诉讼。

“那种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每次出了事，男孩们就会互相攀比，看谁的父亲更有权势来进行干预：‘我来打给我爸。’‘不，我来打给我爸。’

“有个家伙是外交部长的儿子，他爸能管护照。有一天，我朋友下了飞机要入关，到了入境处。他的护照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折成了两半。他把护照放在桌子上，移民官说，‘你不能像这样对待你的护照。你在破坏政府财产。’我朋友回答说，‘你想看看我怎么对待我的护照吗？’然后他就把护照页撕下来，一页一页地扔在桌子后面那家伙的脸上。

“另一个朋友想要驾驶执照。到了十八岁，每个人都想要驾照。于是他走进了交通局，报了他当警察局局长的叔叔的名字，然后在交通局办公室到处走，从最低级别的人一直找到最高级别的人，最后他遇到了交通局局长，局长立即为他办好了正式驾照。这是一桩不可思议的壮举。通常你得先有临时驾照，之后才会发正式驾照，而正式驾驶执照是十八岁时你能拿到的最酷的东西。但有人当场给警察局局长打了电话，发现这个家伙是瞎说的，于是当着他的面就把驾照给剪了。

“我的朋友们做所有事都是靠关系。要不然你在这个地方还能怎么做事？之前，我遇到一起交通事故，驾照被没收了。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的父亲，他派警察来把事情解决了，还把对方几个人打了一顿。然后我给另外一个在内阁的朋友打了电话，他父亲有个很了不起的助理，当天就把我的驾照拿回来了。否则，我得要上法庭，还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精英如此疯狂的原因。他们的快感来自他们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事，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之战斗，捍卫特权。还有一个原因是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这些父母们崇拜权力，所以孩子们也这样。这就是在我的生活中，失去和失败是重要教训的部分原因。只有当你失去一切，你才开始看到自己曾经干的事有多么疯狂。”

这就是2000年普尼特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而且他觉得这并非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条精神信息。“有些负能量在攻击我，我无法应对。我觉得自己在被告知‘你不能再按照过去的方向前进。至少，在继续老路之前，你必须走另一条路’。为了让我的钱解冻，我越来越深入灵性生活。我开始去拜访上师，请他们帮忙寻找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让我无法得到这笔钱。

“我找了一名上师，他是一家大型卫浴设施公司的老板。我有过很多上师，但当我遇到这个家伙时，发生了疯狂的能量交换，现在我已经和他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当时他听了我的故事。我向他解释女朋友离开我的原因，当她要我娶她时，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在精神道路上分心。他告诉我，我不应该拒绝她。当一个女人要求一个男人与她结婚，随之而来的是宇宙中的女性能量，不应该被拒绝。他告诉我，我的钱只有在我结婚以后才会被解冻。所以，基本上在我拒绝这个女人婚姻请求的那一天，有人给我的生活按下了暂停按钮。

“他催我结婚。在某种程度上，一个长得不错，而且有50亿卢比在银行里很快就要解冻的家伙要结婚很容易。我本来可以有那么多漂亮的女人。但像我这样有深度的人的一个问题是，我可以看到一个女人心里的东西，如果我发现她没有正确的态度，我是不会和她上床的。德里社会的一大问题是，如果你和任何一个在这个社交网络里的女人上床，你可能就像有了一个网络摄像头，并开始在网上播放你的性生活，因为一切差不多都是公开的。哥们儿啊，你必须有像色情明星一样的自信。

“这对我和我的兄弟来说很难。他也没有结婚，虽说他上了耶鲁，现在在伦敦，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他在性方面的胃口很贪婪，那方面他也无所畏惧。有时候我会被他吓到。他会在任何地方任何女人那里碰运气。现在他一点也不好看，秃头而且身材很矮。但他对人很好。我们的母亲个性霸道，这是我们难以结婚的原因之一。然后我们的钱被冻结了，不过反正在父亲去世以后，我们的财务状况就不怎么好了。父亲健在的正常家庭所获得的财富增值也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你必须理解，当你生活在德里，无论喜欢与否，你都处于一场激烈的竞争之中，而我们未能参与过去十年里其他所有人都搭上的财富增值浪潮。和其他人相比，我们穷得一塌糊涂。我们之前有另一栋房子和租金收入，还有一处商业房产，现在这两处房产都卖掉了，所以现在我没有任何非劳动所得。这是德里的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非劳动所得。但我们一点都没有。所以对未来的新娘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时候，普尼特和我正在外面的花园里边谈话边抽烟。他母亲从车道上走过来——她在隔壁参加婚礼，为了这个婚礼，似乎整座城市的宝马和奔驰都出动了。普尼特匆忙把手里的香烟扔到花园墙外。但他的动作不够快。他的母亲朝他大喊；他否认了，但有些漫不经心。

他继续回到见上师的话题。

“上师告诉我，我犯的另一个错误和我叔叔有关。我曾把叔叔告上法庭，而我的上师说，既然我父亲去世了，叔叔就是家庭的首领，而你应该永远和一家之长保持和平的关系。

“这栋房子分给了我父亲和我叔叔。叔叔拥有房子的后面一半，但自从我父亲去世，他就一直想得到整栋房子。他那部分的房子漆成了和我们不一样的颜色，有天晚上，他把整个屋顶都漆上了他的颜色，试图表明我奶奶希望把整栋房子给他。然后他还用自己在警察系统的关系恐吓我，威胁说如果我们不搬出去，就要逮捕我。后来他又对我母亲发出了死亡威胁。你想想，什么人会下作到给我母亲发死亡威胁，而那时候我才十六岁。对一个寡妇，你是在对一个寡妇做这些事。我甚至无法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叔叔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他的家庭很疯狂。他的大女儿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又妖媚又火辣，身材高挑，皮肤很好，非常苗条，但也非常高傲。她有很多追求者，所以更加自我膨胀。最大工业家族之一向她提亲，要让儿子娶她——如果她够明智和谦卑的话，本来应该接受这门亲事。结果她和一个来头很大的名媛之子订了婚，随即毁掉了原来的婚约。之前的那家伙疯了，再也没恢复过来。后来她和一个皮革出口商结了婚，那家伙个性很好。她搬进了他在尼札姆丁的房子，过了一年，她带着所有的家具和他家所有的钻石离开了，并和他离了婚。

“她曾经和一个女人是好朋友。那个女人有一家公司，因为大型诈骗和各种破事儿而臭名远扬。有一次，那女人和她全家都因为诈骗进了监狱，余下的人也跑路了。那个女人赚了很多钱，所以过去爱住在喜来登酒店。她曾经有一辆劳斯莱斯停在酒店外面，成了我们男孩子的地标。后来她去坐牢的时候，劳斯莱斯就停在我们家外面，因为我表姐是她最好的朋友，并负责那家公司所有的文书工作。她为那个女人工作时，遇到了她侄子，并爱上了那个混蛋。有一天我们回家，发现他俩正要结婚。这段婚姻持续了一段时间，她让那家伙像是生活在地狱里。我记得一个仆人告诉我们（他后来离开了他们），有一天她在仆人面前踢了她丈夫。之后她又离婚了。现在她住在我们房子的另一半里。我有了个很讨人喜欢的伴儿。

“她父亲，也就是我叔叔，在没有告诉我或我母亲的情况下，卖了我父亲的一个工厂，而我们家是拥有一半股权的股东。我把他告上法庭，最终用强硬手段拿回了属于我们的那份钱。但当我去见我的上师时，他说我的有些问题就是源于这件事。他说，传统上，在印度教中，任何把家庭首领告上法庭的人都不会受到精神祖先的优待。

“在印度教历法中，有一段时间叫‘sharadh’。这段时间里，所有你祖先的灵魂都应该从天上回到凡间，而你应该赢得他们的祝福。有祖先在身边的人会获得惊人的财富。而当你没得到他们的祝福，或惹恼了他们，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你试图做的每件事都会遇到障碍。所以我相信，在我父亲和祖父去世以后，我遇到这么多阻碍的原因是我受到了精神术语中所谓的‘祖先的诅咒’，或者叫‘pitra dosh’。

“道理是这样的。他们死后，即使是活着的时候爱你的父亲或祖父，如果他们的灵魂没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他们就会不断来骚扰你、打搅你，逼你去做任何能让他们获得解脱的事。在印度，我们有两三个圣地，在那里，你可以让你的祖先获得解脱，不管他们是被凡间的什么挡住了。但只有儿子可以做这个仪式。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人那么疯狂地要有儿子，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自己的儿子为他们进行火葬，并且完成了这个仪式，自己才能获得救赎或转到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所以我今年终于办了这个仪式，来清除我受到的诅咒。我祖父和父亲已经去世大概二十二年了，办完仪式以后，我确实感觉到明显的不同。然后，我去了上师那里，他说，“现在事情已经完成一半了。”我实际上能感觉到我的一条脉完全通了，这种情况很特别。我的意思是，基本上当你正在成为一个（印度教）导师时，你所有的三条脉必须是绝对通畅的——这意味着你没有受到“祖先的诅咒”，你没有祖先方面的问题，或者祖先累积到你身上的罪过，你都已经还清了。在印度教中，“最后一个儿子”（ultimate son）应该是非常吉祥的，他实际上从某个空间释放了自己二十一代的祖先，并使他们获得救赎。那就是一个家庭能拥有的“最后一个儿子”。

“那位做卫浴设施的上师把旧我完全打破，并重塑了我，这是我唯一可以得救的方式。现在情况正在好转。我的诉讼已接近结案，政府免除了我的税款——这是一种认可，表明那笔钱将会返回。但我在这个过程中已完全改变了。有些经验我甚至不能说出来，因为人们会认为我疯了。我的自我已经被打破。我过着禁欲的独身生活。我的富人朋友到我这里来寻求平静。哥们儿，他们崇拜我，他们在某部分想像我一样，过精神和灵性的生活。有钱人很容易被我吸引。有时，他们在商业生活中遇到问题——比如他们从两笔交易中挣了大钱，然后就没有别的进展了——我就会给他们一句名言或一堂课，让他们茅塞顿开。

“老兄你看，在那段创造财富的日子里，德里的每个人都迷失了。我最好的朋友成了一个可卡因瘾君子，整天和妓女在一起。他刚刚给我发了张照片，是他和两个妓女在新加坡的丽思酒店。我所有的朋友都正在经历疯狂的离婚，金钱就是他们所在意的一切。而现在他们意识到，除了钱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来找我。”

我请普尼特今晚带我去见他的上师，现在该出门了。我们上了车，出发去旁遮普花园（Punjabi Bagh），那里是西德里的商业飞地之一，也是上师住的地方。路上，普尼特心情很愉快。他观察着我们周围汽车里的人。我们超过了一辆坐着两个警察的摩托车，男警察坐在前面，女警察坐在后面。

“兄弟，那个女警正朝我使眼色！”普尼特说，“她对我有意思。”

一辆白色的宾利豪华轿车加速超过了我们，我们看着它分开了前面的车流。它压低自己，伏在巨大的轮胎上；车尾翅膀形状的“B”看上去像一枚说唱歌手的奖章。宾利和劳斯莱斯过去像是带立柱的乡村豪宅，但那是富人渴望英国贵族风格的年代。现在宾利和劳斯莱斯被弄得像是罪犯开的车，因为21世纪财富的美学是不同的。什么是“品味”已经不再清楚——全世界的富人采用的都是罪犯风。

到了隐修所，那里已挤满等待的人。我们被告知上师睡着了。我们决定排队等待，队伍在偌大的地下室蜿蜒，从楼梯一直排到房子外面。志愿者们给大家发放盛在不锈钢盘子里的米饭和扁豆汤。我们等着。

“他睡觉的时候，”普尼特说，“不能打扰他，因为他实际上处于某种有意识的状态，并且正在处理某人的问题。”

我们坐的地方很热，这个精神避难所吸引了很多蚊子。普尼特开始变得有些沮丧。

“神一直对我很好，”他说，“我的上师一直对我很好。他们把我从很多危险中救了出来。也许过去十年我的生活里没发生什么好事，但我已经被救了出来，而且摆脱了很多危险。很多！我的意思是，你甚至可能都不会理解有多少。我非常感激。但我已经很久没能碰我的钱了。曾经的好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

“等你把钱拿回来，你会做什么？”我问。

“我只想和女人睡觉，兄弟。只想把这一切抛到脑后。我做了太久隐士了。你以为我不想要别人想要的东西吗？我仍然喜欢住在豪华的房子里，然后开一辆大车。我喜欢漂亮的女人和她们丰满的臀部。我喜欢有家庭有孩子有各种东西。我已经花了十年来清理我的精神账户，而我的钱还没回来。这让人很累。”

我相信每个经历过清修生活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不完全相信这种想法是真实的。他生命的过去十年是一个“例外状态”吗？或者这也许就是他真正的自己？如果他最深的冲动是“和女人睡觉”，难道他不会为此投入比这十年更多的时间吗？——他并非真的缺少时间。如果他愿意，这些年他可以找到其他方式赚钱，而不是选择从德里的繁华中抽离出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想要回自己的钱；或者，是否这些钱只是一个大大的借口；或者他每五分钟提到的这些在银行里的钱，并不只是让他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的借口。他未来的自由故事——当他拿回了钱，就会有女人、派对和享乐——也许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并不真正喜欢金钱世界的人在这个迷恋积累的时代，挣扎着表现出“正常”反应的故事。

他仿佛能听到这些想法，他说，

“但我不希望物质的东西扼杀我与神之间的联系。我两个都想要，所以我现在有点困惑。因为也许神只是把这些钱放在这里，作为我和他之间的一个障碍。如果你那么大胆地认为自己希望一直在神的身边——那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在地球上的七十亿人里，只有少数人有这样的志向——我想与神同在。很少有人早上醒来说，这是我今天要实现的，对吧？所以我的上师对我说，在那种情况下，那样想的人（也就是你的情况），他说，神会用他的力量尽一切所能来让你气馁，考验你。因为他不希望自己身边有低层次的人。所以如果我走错了路，他会把我踢出去的。”

周围有人小声说上师醒了。盘着腿的人们开始非常缓慢地移动。几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上师房间外台阶的最高处，然后被带了进去。

房间很大，我们前面还有很多人。如果说我本期待看到上师的时候会有任何伟大汹涌的感觉，那么我失望了。他看上去确实像是房间里唯一正常的人——其他人都有点奇怪，但我不觉得除此之外他有什么特别的。他卖了一天浴室配件，刚刚回来，还穿着西装和袜子，盘腿坐在一张床上。

人们跪在他面前，每个人都能听到别人正在说的话：“我女儿在学校表现不好，而我承受着膝盖疼痛的折磨。”一个女人给上师读一封信，她在哭。对大多数求助者，上师会给他们一个盛着饮用水的不锈钢杯子，这个杯子是他事先放在额头上加持过的。对其他人，他给的是豆蔻种子。

德里商人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恶有恶报。”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你必须行贿，从体制中偷窃、恐吓别人、制造敌人，并且基本上忘记一切不能帮你累积财富的事情。如果你赚了很多钱，那就“证明”你受到世界的偏爱——世界是站在你这边的，不需要感觉有什么不对。但是有时候，即使是非常大的财富，与这个过程中积累的负面性相比，都可能看起来相形见绌。因此，消除这个负盈余成了商业阶级永恒的焦虑。你必须找到其他东西来把你消极的一面带走，你必须找到可以倾倒这些消极面并且永远不会让它们回来的方法。像慈善捐款就不错——它把你的一些消极面转移给了受你捐赠的人。朝圣为你赚得信用，用来抵消这种消极面。但人们所梦想的当然是一种可以让消极面简单消失的机制。

“那些人身上出现的，是消极面针对他们的表现所做的报应。身体又开始疼痛、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好——都是因为消极面。豆蔻的种子能把消极面带走。上师祝福这个人，于是消极面就转移到豆蔻种子上。然后种子被投进到亚穆纳河，里面的鱼会把它们吃掉。”

前提是亚穆纳河里还有鱼。

“因为鱼生活在水里，所以受到土星的保护，于是消极面的循环就在那里终止了。”

但是有许许多多的消极面是世界上所有的豆蔻种子和所有的鱼都吸收不了的，和它们的斗争是一项全职工作。

普尼特问我：“你见到他的时候要问他什么事？”

我感到一阵不安。

“你的意思是？”

“你看，你等了这么些时间来看他。你准备问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

普尼特不是这位上师的普通追随者。上师给他特殊待遇，因为他说普尼特拥有大多数人没有的精神品质。这和普尼特银行账户里的1亿美元可能也有关系。我不知道。关键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普尼特与我会和上师进行一次私人会面，互相之间平等舒服地聊天。现在我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作为众多崇拜者之一来向他下跪的。

这种情况触发了我个性中一种深刻的脆弱。我的想法变得混乱，开始头晕。我不知道该如何在这个人面前为自己说话，尤其是在所有这些人面前。每个人都听得出来我说的话是编出来的。我开始出汗，却不是因为热。

先轮到的是普尼特。床上的人把手放在他头上。虽然他们两个周末一起看了足球，但上师的眼睛里没有一丝认出他来的意思，他问他为什么而来。普尼特告诉他，自己最近经常觉得眼睛刺痛。上师向助手要了一杯装在不锈钢杯子里的水，用杯子碰了碰自己的额头，递给了普尼特。

我觉得自己内心崩溃了。我选择的角色是观察者，而不是被观察者。我陷入了恐慌，发现自己很卑微。我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懂。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懂得一些关于生活非常基本的事，而我不懂。他们生活着，而我只是一个偷听者。我窥探生活，这样我就不必真正地去过生活。一阵并不存在的风吹进了我的耳朵，在那一刻，我确信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年龄，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任何事。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和这个上师说话。也许这就是整件事的意义。我需要他说一句话，把我从外面舒适的虚空中带走，进入他的世界。我意识到，我会对他绝对真诚的。

普尼特被上师的一个助手带走了。上师把他的手放在我头上，那种感觉很好。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力量。他看着我的眼睛。

“我能为你做什么？”他温柔地说。

我谦卑地看着他。

“请告诉我，”我说，“我还应该学什么。”

他愣了一秒钟。

“你说什么？”

我觉得重复这个问题很尴尬，但我重复了一遍。他笑了。他说，“你在拿我开玩笑吗？”

“不是！”我说的是真话。

他好奇地看着我。然后他咧开嘴笑了。

“你不应该在这里。”他说。

我不敢相信。他说：“走吧，去过你的生活。别再拿我开玩笑。”

他现在大笑起来。

就这样结束了。他看着队伍里的下一个人。我站起来走开了。

我备受打击。

我做错了什么？他是怎么看穿我的？

我恍恍惚惚地出了门，走进外面黑暗的夜色里。我看到了普尼特，他弯着腰，拼命流眼泪。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这样的见面会带出人内心的软弱。我同情地把手放在他肩上。

“你还好吗？”我问。

“嗯，”他说，“他们把柠檬汁溅到我眼睛里了，哥们儿。”

我忘了自己的事，大笑起来。他对自己的眼睛太认真了。我们走回车子。他点了两支烟，我们站在树下抽了起来。

我问他，我和上师之间到底哪里不对？

“他看穿我了吗？”我问，“他发现我是个假信徒了吗？”

“这很难，”他说，“第一次见面一般不会问那样的问题。得做很多事才能到那种程度。”

除了上师家外面的人群，这条街道很宁静。我们旁边的电动大门开了，一辆宝马敞篷车开了出去。

普尼特说：“不管怎么样，从某个层面上来说还是挺吓人的。你必须习惯。这很容易搞砸，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你知道他在看你，你知道如果他想，他可以让你眩晕。你可不想有那种经历。甚至我都把视线转开，只是因为我今天不想被那种能量搞糟。你可能发现我比大多数人眨眼的次数少，那是因为我精神上很干净。但今天我不想进入那种状态。

“通常我是少数几个能做到在精神上完全干净的时候可以盯着他，直到他低下头的人。我是他知道的很少几个能做到这一点的家伙之一。通常，当他看着一个人的眼睛，他可以完全击败他们，让他们不得不转开视线。但在我身上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对看着交换能量有五分钟，大家会想：“这是在干什么？”然后他不得不对我说：‘普尼特。往下看。’”

十七　中产阶级的焦虑

现在我们转向这种躁动的节奏

很多人因为开车鲁莽而横死街头

8%的增长让一些人开雷克萨斯窜来窜去

在South Ex买劳力士和钻石项链

土地开发商努力打造权力关系

他们造更多的购物中心

国家民兵清空村庄——下一轮出埃及记

所以你可以从孟买指数里套现

——德里·苏丹，说唱艺人

“普通”中产阶级这些年里有什么感觉？

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所说的，在德里的语境中，中产阶级并非真是“普通”的，但他们人数很多。在德里，他们的数量有几百万。他们正如任何其他人数相当的群体，本质上存在着无限的经验——快乐的，不快乐的；非凡的，普通的。

但这座城市自身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确实为中产阶级的情绪提供了某种类型的一致性。它拥有巨大的能量，无论其效果是什么，这种能量都仿佛具有磁性，所以人们的活力和勤奋都达到了不寻常的程度，直到他们被疲劳压倒——疲劳也是这座城市的显著特点。在其千变万化的转变和转型中，德里也有趣得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对自己城市的状况极其关注，无论好坏，总是喋喋不休地反复讨论城市的情绪、发展和事件。但德里对于更无忧无虑的心情不是特别友好。除了在老人身上，人们很少能看到满足自得。除了在小孩身上，纯粹的快乐也很罕见。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自然的处事态度也在减少，随着时间推移，更轻快的心情变得越发少有。

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级在他们的生活中看到了许多直接的变化，其中大部分都令人满意。他们中的许多人看到国家控制的结束，因而松了一口气。他们受到了一系列激励，包括新工作、电视频道、大批商品和旅行机会，并且带着一种不断扩大的视野迈入了2000年。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时刻，不仅是在本地，而且还是在全球意义上。世界长久以来由西方主导的情况正在终结，同时终结的还有他们国家的耻辱。他们带着帝国式的野心朝外面的世界看去，对每一起印度企业收购西方公司的案例都津津乐道。

但这种节日气氛在这十年的后半段里变得更加阴郁而愤世嫉俗。中产阶级仍然在赚钱，他们是这个国家将穷人手中的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受益者。但他们的生活也变得风险更高，成本也更高，他们不断增加的资本收入能买到的东西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健康和机遇似乎是以这座城市里同步升级的野蛮为代价。他们还发现，即使拥有更好的车，自己也还是变得更加恐惧和焦虑。他们想知道自己正在创造什么样的社会，于是开始怀念起那些曾经厌恶的东西——街道上的牛以及人行道上卖奇怪商品的小贩。他们的“快速致富”精神反过来刺痛了自己，因为在这个惊人的财富创造阶段，几乎无人在意过未来。在这十年中，GDP增长率多次接近两位数，而当新经济“唾手可得的果实”全都被采光了之后，比方说2012年GDP增长率放缓至5%左右时，大家才开始想要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其原因之一是，繁荣仍然局限于那些受过教育的少数群体，对大量无一技之长的人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机会。而且令人沮丧的是，大多数印度人口的处境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改善。整个国家的发展指标比更加贫困的邻国孟加拉国还要低：每千名新生儿中，仍有六十一名儿童会在五岁前死亡（即使在德里也有二十八名儿童会死亡，而中国全国范围内的数字是十五[1][2]）——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抵消印度经济成就中过分的自豪感。而且，中产阶级在生活中发现，基础设施仍然很糟糕，自己的孩子几乎不可能获得世界级的教育，官僚制度阻碍了所有的创业冲动——中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持续崛起比自己曾经相信的更不可靠。

这十年中，他们还很不愉快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那个能做主的人。德里的中产阶级渐渐明白，他们新兴的城市社会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隐蔽的阴谋集团在管理的，而这个集团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非常不同，甚至是敌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幕后的精英似乎垄断了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机会和资源，因为即使是非常小的创业契机，例如开一家咖啡馆或书店，其需要的政治关系对于普通人来说都很难，甚至不可能有的。设计师酒吧和时装精品店这样的新消费景观，本来或许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和异质性，然而却让人有一种奇怪的统一感，实际上是统一的堕落感，因为这些只不过是为同一个腐败圈子获取更多利润的工具。这个十年结束时，尽管有财富流入德里，但这座城市仍然如此破旧、资源不足，许多中产阶级人士为此指责非经选举产生的管理者。他们开始觉得，德里现在就是一个收取私人勒索的地方，对长远发展的关心稀缺到令人阴郁。他们觉得自己的感觉与意见和德里的演变完全不相关，并且他们关于自己城市的许多梦想永远都不会实现。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种幻想里，而现实是另一种——就连报纸也很少提及经济中比例巨大，但却能隐身在国家和金融机构视线范围外运作的那一部分，因为媒体没有可以独立验证的信息。因此，人们从印度新闻里获得的关于印度商业的图景完全是关于企业的，但这张图景并未提及印度新生力量和新金钱的大爆发，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生活是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社会里充斥着谣言和阴谋论的原因，这似乎是对现实这部小说表示怀疑的最好表达。

中产阶级对未来社会的希望是随着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之前的丑闻破灭的。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丑闻揭露了一套通常被隐藏起来的机制，解释了他们所见到的景观为什么是现在这种特定形式。运动会约有六十个国家参加，本来是一个能够提高国际声誉的盛会。富裕阶层普遍认同德里的政治管理者信誓旦旦的雄心，政客们把运动会看作是可以获得巨额预算和巨大权力的机会，从而对城市进行深刻变革——建立急需的新交通基础设施，复兴和清理城市，将贫困者从非正式定居点驱逐出去，因为这些定居点所在的土地现在已非常珍贵。对于许多穷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但对中产阶级来说，如果收获一定需要牺牲，那买单的最好还是那些本来就很悲惨的人。

但是随着2010年的临近，很明显，许多这些所谓的好处将永远不会实现了。即使是通常情况下对权力和金钱非常迷恋的主流媒体，也每天都在对权力关系进行猛烈抨击，指责其卷入对运动会预算的争夺。运动会的预算非常高，而且如事实证明，这一预算具有很大的弹性。因为既然已经同意主办一个大型活动，关键承包商如果在开幕式前几个月突然涨价，那管理者是几乎无法拒绝付款的。据估计，运动会的筹备，包括随之而来的开发项目，最终花掉了公共财政7000亿卢比[3]，是最初预算的四十倍——显然，大部分涨价可以归咎于官僚和他们朋友的大笔勒索。这些朋友从事建筑和贸易，收取了高价，交付的产品却达不到标准（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为组委会提供的卫生纸每卷要80美元）。中产阶级所梦想的稳定坚实、设施齐全的城市从未出现，相反地，最终出现的是一个临时的石膏复制品，而且这复制品和被努力兜售了整整十年的电脑效果图没有丝毫相似处。

“雅典奥运会的时候，”一位参加奥运会的外国官员说，“也曾出现很多腐败，但目的没变，每个人都一心要办一届符合必要要求的奥运会。但在德里，管理者完全愿意牺牲运动会。事实上，目的完全不是运动会本身。

“看看餐饮合同。招标放出后，一家美国公司赢得了标的。这家公司差不多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在德里每天生产八千份膳食，同时还能满足运动员所需品质的公司。但他们拒绝向组委会主席交10%的贿赂。

“主席拖了一会儿。当他们还没有付清款项时，他威胁要重新进行投标。他的顾问说，这会是毁灭性的，因为会损失好几个月的时间，还可能威胁到整个运动会。没有餐饮承办商就没有运动会。他们还警告他说，标的将不可避免地落到同一家公司手里，而那家公司随后会开出更高的价格。但他还是这么做了。他再次发出招标，并对这家公司设置了一些技术性的阻碍。

“七个月过去了。最终，合同又回到了同一家公司。此外，本来提供厨房设备租赁的英国公司现在收回了他们的租赁合约，并说一切都必须购买。不仅如此，由于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海运运输设备，所以他们不得不用航空运输。他们试了一架747，但飞机太小，所以他们不得不租了一架安——225——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你自己想想这样要多花多少钱。

“人们有四种主要方式从英联邦运动会的合同中赚钱。第一种是把合同给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成员。就算这样了，他们也不会在这些合同的合法利润面前止步。他们会哄抬价格，不按规定交货，而且交上来的也是最简单、最粗制滥造的东西——这就是那么多道路和建筑物在运动会刚要举行时就倒塌的原因。

“这些场地的建造标准差得可悲，这些标准全都是垃圾。通常办这些活动会有直接利益，比如旅游和国际声望。然后会有长期利益，主要是留下来的建筑物。而德里运动会不会有长期利益，因为建筑质量大打折扣。例如，因为从中抽成的关系，他们为建筑物框架提供的钢材质量非常差，所以建筑物很快就会开始弯曲变形。于是就要花巨款聘请外国工程顾问对建筑物进行加固。

“赚钱的第二种方式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一切东西进行抽成。这就是组委会会议总是感觉像一群匪徒聚在一起的原因：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夺势力范围。许多对外人来说不能理解的停工就是因为势力范围的冲突。比如，一个人拿走所有酒店预订的10%，另一个人则设法确保为访问官员建造的宿舍永远不被批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一直住在酒店里。事实上，整个运动会的形式就是由内部的赚钱结构决定的。

“第三种方式是在给合同的时候受贿。监管单位用这种方式赚了很多钱，于是商人们为了把钱赚回来，不得不虚抬成本或者提供低于标准的商品。

“从运动会中获利的第四种方式很简单，就是偷走所有这些用虚高价格买来的设备。运动会后大部分设备消失了。有些是被德里的警察拿走的，他们把这些家具和电脑放在办公室里。其他情况下，警察可能收了别人的钱，让人把东西拿走。平板电视消失了，世界一流的健身器材也不见了。根本没有物品清单，这也帮了大忙，因为事后没人可以证明有东西不见了。整个英联邦运动会的运营用的都是个人计算机和私人电子邮件地址，没有中央服务器。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有意采取的策略，以确保没有系统化的信息。另一种被偷走的东西是硬盘。人们早上来上班，然后发现他们所有的数据都没了。我相信这是在故意清除数据痕迹。例如，组委会的预算完全消失了，而这种事发生的原因可能是管理系统中有意设置的缺陷。决策完全是捏造的，钱在缺口消失了。”

关于这些钱去了哪里有无数种传言，但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这些钱被腐败的精英用来加强对社会和资源的掌控。毫无疑问，有些人将之用于资助政治家的竞选活动，有些则将之用于投资新的商业企业。但中产阶级自己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个主要迹象：每次英联邦运动会发布一部分新预算，德里房价就会进一步超出他们的购买能力。实际上，德里的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地方不同。德里的房产是数十亿美元腐败资金的出口，这些钱不能存在银行，这就是房价的浮动和价格与建筑的性质或“普通”人的购买力几乎没什么关系的原因。媒体报道说，那些赚钱的人在英联邦运动会筹备期间购买了800万美元的房产，但这只是耸人听闻的冰山一角；大多数资金被投资在更谨慎的交易里——在这里买几处50万美元的公寓，在那里再买几处50万美元的公寓。这种情况带来了金融精英与中产阶级面对面的交锋，并且情况对后者越来越不利。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产阶级仍然有可能想象自己在德里购置房产。但到了十年结束的时候，即使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员工也无法做到了。别说是三四千万美元的豪宅，在德里南部新建的三居室公寓，即使是相对普通的也要50万美元，除了拿着最高工资的人以外，房价与所有人的薪水都是不成比例的。此外，考虑到这些物业遭受着所有在德里常见的问题——建设质量差、断电和缺水，和用同样的钱能在伦敦或是纽约买到的房产相比，这似乎大大不值。然而事实还不止如此，为了在德里购买房产，现金首付必须达到五成以上。现在，能拿出100万美元现金的显然不是光鲜企业的公关领导或者电视新闻主播。不是他们！拎着一手提箱钱的人很可能是黑钱商人、罪犯或腐败的公务员。21世纪的头十年中，正是这些人实质性地扩展了他们对印度首都房地产的掌控。如果说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发生了转变——变得更黑暗、更无法无天的话，部分原因正在于此。通常，问餐馆老板谁是他们的房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这简直就是在询问印度黑钱精英名人录，答案可能会从孟买黑手党的杀手直到在公众面前非常虔诚的政客。从事专业工作的阶层除了搬到古尔冈和诺伊达的新兴郊区外，别无选择。那里的企业氛围意味着房产的报价非常接近实际价格，工薪阶层能通过贷款买房。于是实际上，21世纪初，人们见证了印度的资本从那些1947年以后获得房产的人手里大量转移到了一个新黑钱精英群体手里，而正是这个群体越来越多地在美学、商业、社会和道德方面为其他人定下了调子。

那些年中，中产阶级的金钱收益分散了评论家的注意力，令他们不再关注自己感受到的逐渐增加的错位、社会的控制机制，以及即使是生活优裕的人中也存在的不满。他们住在一个由寡头控制的社会里，这件事本身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个事实困扰他们和削弱他们能量的程度出人意料。关于自己住的这个地方，他们不知道该再相信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个地方已经变得令人迷惑、富有威胁性。一切似乎都是梅菲斯特般的魔术师用以掩饰自己黑暗目的而创造的视觉错觉——但这些目的是什么却完全不可捉摸。德里成为一个超现实的所在，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失去了信念，不再相信任何东西所声称的本质是真实的。他们并不是通过自己看到和读到的来了解自己的社会，而是通过兴奋的夜晚里自己推测和梦到的东西。中产阶级通过工作让这个社会繁荣了起来，但他们看不到关于这个社会的图景——一幅描绘这个社会是什么样、有什么样的人、如何变成这样、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图景。这让他们烦躁，并且让他们感觉自己和社会脱了钩。到这十年结束时，开始出现了大规模抗议和请愿的运动，旨在打破精英在暗处对社会的束缚。腐败势力成为中产阶级怨恨的头号对象，不仅因为它吸走了经济中的金钱和资源（当然确实如此），也因为它否定了他们自己对现实的所有感觉——他们行动的世界似乎不是真实的世界，所有人只是在一片空荡荡的地方矩阵式地乱打一气。

但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这种对寡头的怨恨与他们自己对财富和权力的幻想交替出现，因为他们很难相信还有其他能够实现自由的路线。中产阶级一般并不怀有温和而民主的情绪。“中产阶级的满足感”对他们来说也非常可恶。他们是一个贪婪的阶级，他们在报纸上看到邻居亿万美元财富的故事时，不仅怨恨，而且嫉妒。他们带着一种好奇的乐趣重复着关于天文数字金钱的传奇，在他们的想象中，腐败政治家的力量达到了不同凡响的邪恶程度。他们不相信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中会公平分配。他们认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总是奴役和幻觉，只有超级富豪才能真正看到整个故事。但是由于财富的浮动不需要智慧和努力工作，也由于人们普遍不相信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资格获得它，因此也有可能相信，有一天财富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来到自己的生活中。许多人从社会财富分配中得出的结论是，财富这个词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完全随机的，这个结论使辛苦工作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并使人们对于小概率、高价值的意外之财充满期望。每个月赚400美元的人认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财富真的来了，他们要买哪款奔驰车。

我第一次和阿努拉格（Anurag）对话是在一个酒吧里。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我没办法在酒吧里讲话。如果你想听听我的感受，你得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我们安排再见面。他让我在一条主干道一侧接他。尽管晚上霓虹迷蒙，车子开近时我还是很容易就认出了他，高一米八的他漫无目的地踢着路缘。我停了车，他坐进来。他为我指路。但是才几分钟，他就改变主意了。

“停车，”他说，“我来开。”

我们换了位置，他把司机位置的座椅往后调来适应自己的长腿，然后起步了，车速快得要命。

“照你这么开，我们得开一个晚上。”他说。

他把车停在一个破旧的水泥市场外面，我们进去买酒。大概有二十个男人一起挤在柜台上，在空中挥舞着破烂的纸币。已经很晚了，商店要关门了，更多的男人正在匆匆跑下台阶。现在是冬天，所以大多数人戴着羊毛帽。卖酒的店是唯一一家仍然开着的店铺——肮脏的走道两旁都是关了的店铺，朝各个方向延伸出去。

四周，用过的避孕套被丢得满地都是。这个城市有无数没有家的人和很多不能在自己的家里过性生活的人。我从来没在其他地方的街道上见过有那么多性交后的垃圾。

我们带着一瓶朗姆酒和一瓶伏特加从店里出来，然后又在外面停了一下买可乐。阿努拉格随后开着车去了尼赫鲁公园（Nehru Park），这里是使馆区的一大片空地，这时候已经关了。我们爬过栏杆，沿着小道走，头顶上是树和满月，路显得幽暗而神秘。

“在我改吃素以前，”阿努拉格说，“我常常买了烤鸡串，半夜带到这里来吃。就着我的伏特加。”

“自己一个人？”

“对。有时候警察会来，搞些事。但是看门人喜欢我，他会把他们弄走。”

他带我到了他最喜欢的长凳那里。我们把酒瓶和塑料杯子放在上面。天气冷得要命，我坐下的时候抱紧了胳膊。

看门人听到动静，从他的小屋里出来。他看起来大概七十岁，拄着根棍子走路。他醉得已经懵了。他很高兴看到阿努拉格，问我们要不要再拿一把椅子来。我们说不用了。

“我晚点过来喝一杯，”看门人口齿不清地说。他拖着步子回到小屋。阿努拉格倒上了朗姆酒。

“我过去会带威士忌给他。他需要喝酒。他得整夜巡逻公园，如果不喝酒，他会生病的。以前有人殴打他，但我认识这里的警察，并且报了案，现在一切都好了。”

看门人再次出现了，费力地拿着一把椅子，坐到我们旁边。

“我对餐厅不太感兴趣，”阿努拉格说，“在这里更舒服。这里有一条很漂亮的狗会来看我。黑白相间的。我不知道它今晚在哪里。我以前有钱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喂鸡肉给他。我有太多麻烦的时候——家庭、钱、女朋友，它会让我感觉好点儿。”

阿努拉格已经没多少钱了。他在生活上几乎已从他父亲那里独立了。他的父亲靠出租他们楼的几个楼层挣钱。他自己过去经营一家小型制衣厂，但他的合伙人走了，事业也失败了。他对那种沉闷的生意不再感兴趣了。他不想找稳定工作，也不想创业，只想一夜暴富。他已经成为德里许多想在政治资金里分一杯羹的年轻人之一。

“你必须把高价值的黑钱持有人——比如有5000亿卢比黑钱的政客和拥有印度储备银行授权、能够吸收大量现金的合法企业匹配起来。大型房地产公司、度假村开发商、钻石商。交易完成后，政客把他的钱转移到那些公司。有些交付给银行，有些投到房地产。他们往银行存款不能超过现金限额，对于大公司来说是每天70亿卢比。

“他们收到现金以后，要花六个小时点钞。然后他们把来源干净的钱转给拿黑钱的那一方。他们把这笔钱做成无担保贷款。每当报纸调查政治家的账户时，你会看到账户里满是从房地产公司那里来的无担保贷款。

“转移这么多现金可是个大活。钱放在仓库里，要转移的话你需要一辆卡车。当这些卡车中的一辆开始穿越德里时，每个人都知道。警察从中收了钱，会一路上守卫。他们给卡车司机一个号码，他可以把这个号码给任何警察看，他们会让他通过。德里并不安全，因为总有反对派政治家试图曝光这些钱。孟买更安全些。我不会再做这种事了。但那是一个可以一次赚到很多钱的机会，我必须试试。

“现在，所有政客都把他们的黑钱带回来了，因此存在着很大规模的洗钱活动。对印度来说，这将是件美妙的事情，因为所有的钱都将投资在这里，并将改变一切。接下来的十年，印度将无往不胜。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用自己的钱资助瑞士老年人，现在这些钱要回家了。数十亿美元将流入印度，我们将从我们腐败的政治家那里收获利益。你可以说这是神的旨意。神正在回收这笔钱。人们总是在谈论中国，但它永远无法击败孔雀之国，因为我们的政治家已经腐败了好多年。他们的钱正在建立一个将统治世界的帝国。

“运作黑钱不是我唯一的业务。我还有另一个业务：我在一家某甘地家族成员拥有的公司工作，他为公司提供大笔贷款，这样就可以把放在瑞士账户里的钱拿回来。现在我正在做一项贷款，对象是一名古吉拉特商人，是个很有来头的人。他需要15万亿卢比来进行业务扩张，我在试着为他安排。”

他从包里翻出一个文件夹，里面都是他和古吉拉特邦一个企业集团之间的信件。他把信给我看。

“我很快会和他们见面签署文件。”

我喜欢阿努拉格，但他并不怎么文雅，思路也不清楚，我很难想象他竟然被允许进入印度的内部交易圈子。这些信看起来是官方文件，但我看不太懂。

“你确定你是说15万亿卢比？”我问。

“看看这些人，”他说，向我展示写着集团子公司名字的信头。采矿、基础设施、大众传媒、航空公司、保险、农业。“看看他们有多大。”

“你是说甘地家族是借出这笔钱的人吗？”

“很明显。”

我试图在脑子里算出这笔钱总数是多少。

阿努拉格拿出他的手机，但上面不够空间输入那么多零。我们终于算出来了——3000亿美元。

“别闹了，阿努拉格。”

他稍微退了一步。

“不是一下子交易。会在很多年里进行，有很多不同的项目。电力、农业。”

“3000亿美元。得了吧！”

“这是甘地家族！你不能想象他们有多大。想想看：北方邦任何一个首席部长五年任期结束以后口袋里都会有5000亿卢比。现在想想国大党。这是国大党党魁！他们从1947年以来就一直在执政！你知道有多少印度企业属于他们吗？你根本不懂。对他们来说，这钱根本不算什么。”

“印度的GDP不过是这个数字的五倍。”

“黑钱比GDP多得多！我告诉过你的。政客们正在把他们的钱带回印度。他们想在印度投资，需要好的合作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黑钱以大额贷款的形式提供给那些正在搞国家建设的公司，并收取每年24%的利息。”

这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他，谈话内容是关于提供几亿美元的贷款。阿努拉格信心满满地说他将如何把印度领先的房地产公司之一带进来，为这笔贷款提供一部分融资。他的佣金是1.5%。

这感觉像是一个安排好的电话。我觉得自己在他编造的一个虚构世界里。

阿努拉格的电话打完了。他说：

“原理是这样的。最大的商人不去银行融资。这古吉拉特人的公司有很多项目，他们需要15万亿卢比，也知道唯一能拿到这笔钱的地方就是国大党。他们去找了阿姆巴尼（穆凯什·阿姆巴尼［Mukesh Ambani］，印度商界首富），但阿姆巴尼给不了那么多钱。所以他们来找我们。

“国大党钱太多了，他们必须投资。这对国家来说好极了。这些钱正在帮助印度成长。很快我会为自己赚到钱，也能为国家做点什么。如果我能从我经手的所有交易里赚1%或2%的佣金，我就真发了。我自己需要100亿卢比，如果我做成了交易，赚到这数字不会很难。我有个朋友最近在一笔黑钱交易里就赚了32亿。他给自己买了辆布加迪。我不会那样做的。我会把我的房子装修得非常好。但我需要钱做其他事情。”

在阿努拉格的故事里，将现实和幻想区分开来的那层薄膜微妙而透明，让人永远不知道该如何把两者区分开来，也不清楚他是不是知道。事实上，我发现他的有趣之处在于，他认为社会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几乎没什么是不能被确凿断言的。他心中的德里是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充斥巨大的怪物，而他们的物种和大小在精神的长夜里已经难以辨别。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不知所措，为什么只能用想象自己赚很多很多钱这一种方式来重新找到自我。

“我想让一切变得更好。如果我只有5000万卢比，我会就过着好日子，然后开一辆宝马。但那样的话，我只是为自己而活，而不能为国家做任何事情。我想让事情有所改变。我想向人们展示应该如何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100亿。

“德里是个好地方，但这里的人都是混蛋。他们都是炫耀狂。他们不了解生活。他们心灵很肮脏，只想着钱。我希望让他们有‘感觉’。金钱已经杀死了他们的‘感觉’。这不是神干的，是我们干的，而我们可以改变。如果我有钱，我会去改变人们的灵魂。”

德里痴迷于金钱，金钱是这座城市唯一理解的语言，要让自己脱离其庸俗和对金钱的执着，就需要花很多钱。这是一个自我挫败的奇怪逻辑，显然把众所憎恨之物的扩增普遍化了。

“我住的街上有一场婚礼，他们在我家外面搭了一顶大帐篷。有棵树挡住了路，他们就把它砍了，只为了搭起他们的帐篷。他们砍了一棵长了四十年的树，就为了一个派对。他们什么都不懂。我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搞这棵树？’但他们不在乎我的想法。我现在不能和他们斗。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钱。我想变得强大，这样当我再遇到那样的人，我就能搞砸他们的幸福！你可以说，我心里现在燃烧着怒火。”

看上去的确如此。因为阿努拉格穿着衬衫坐在那里，显然没有受到这个寒冷2月夜晚的影响，而我裹在一件外套里抖得厉害。

看门人回来了，要求喝一杯。阿努拉格给他倒了些朗姆酒。

“所有的乖狗都到哪儿去了？”他问他。

守望者一无所知地摊开双手。

“那条黑白相间的狗非常聪明。”阿努拉格说。

看门人走掉了，消失在公园的黑暗中。

“动物那么纯洁，”阿努拉格说，“那么忠于自己的本性。它们不会变。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动物。我过去一直给那只黑白的狗带食物来。过去，如果我晚上醒来发现在下雨，就会开车到这里来，在树上挂上油布，这样它就不会淋湿了。以前冬天我还给它带过外套。

“人类都是混蛋。我已经放弃人类了。每个我信任过的人都伤害了我。我不再有朋友。我女朋友不在乎我。我的父亲是个好人，工作很努力，但他从来不相信我。他从来没有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我理解你。唯一忠诚的是动物，不是人类。是动物的单纯让我一直往前走。动物要的东西很少。它们只是想要钱——”他嘲笑了自己的口误：“我的意思是，它们只要食物。没有别的。”

他给我看他的手机上动物被致残和杀害的照片。有数百张。有一只威武强壮的蜥蜴，它的脚断了，所以不能动了。

“找到那个弄残这只蜥蜴的家伙之后，我打断了他的肋骨和下巴。人们不知道要怎么做人。我知道有户人家的博美把家里人惹生气了，他们就把它从七楼阳台扔了出去。我会设立一个单独的动物警察部门来处理那样的人。我将引入严格的法律，开展宣传活动，教育人们了解动物权利。我会把税收的1%用来照顾动物。”

看门人转回我们身边，醉醺醺地巡视着公园，夸张地用自己的拐杖敲着地面。

“看见他了吗？”阿努拉格说，“他是农村来的，已经照看这个地方二十五年了。他是个真正的人类。不像其他人。”

月亮现在升得很高了。公园一片寂静，城市似乎离我们很远。猫头鹰不时地叫着。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阿努拉格在思考。

“我有个关于房子的想法，”他说，“房子前面是花园和游泳池，后面是停车场。前面和后面都有遥控门，两扇门之间有一条宽阔的通道，这样你就可以开车直接穿过房子。所以，晚上走出去开着法拉利，直接开到房子里，停在卧室前面，接上你的姑娘，然后开去派对。”

他停下来，我想了想这个画面。“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他问。

“我不确定，”我说，“你有几个实际的问题。你需要处理尾气的问题。而且法拉利在房子里面会有很大的噪音。”

“并不一定需要是辆法拉利。兰博基尼也可以。”

“也是。”

阿努拉格往我们的塑料杯里又倒了些朗姆酒，然后加上可乐。他继续回到对“德里人”的痛骂里——同样的行为也占据了许多被骂的那些德里人的生活。

“德里的人心灵不美。看看他们如何对待妇女就知道了。在孟买，他们不骚扰妇女，但在这里，一个女人十步以内肯定会受虐待。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在公共场合虐待一个女孩。我和那个男人有点认识，我说：‘你为什么虐待她，哥们儿？你在这么多人面前虐待她，她在哭。就这样算了吧。’然后我就走了。回来的时候他还在虐待她。一上来我就扇了他耳光。然后他说：‘你不知道我爸是谁。’于是我说，‘这一拳是给你爸的。’接着我就把他的肋骨打断了。之后一桩大诉讼就来了。”

阿努拉格深吸了一口气。

“我只是作为一个人帮助了她。我是一个人，如果我看到无辜的人受苦，我必须帮助他们。

“另一次，我和我的表兄弟在曼谷。他们非常有钱，但如果我要求借个10万卢比，他们会让我永远滚蛋。有一天我在外面海滩上骑自行车，回到酒店的时候，我的表弟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她没穿衣服，而他正在拍她的视频。女孩子在哭。她说她本来应该要结婚了，但现在他说要把她的这个视频发到世界各地。我对她说，‘他不会这样做，不要担心。’我表弟笑了。他说，‘我肯定会的。我会确保每个人都看到。’我说，‘搞什么，兄弟？你和她的事结束了，现在给她钱，让她走。你想证明什么东西？’然后他开始向她扔钱。1000泰铢，又扔了1000。她只是把钱扔在地板上。我说，‘不是每个人都为钱而生，兄弟。’我从他那里抢过来电话，然后把电话语言改成了泰语，让她把视频删了。然后我握了握她的手，她抱了我，哭了。事实上，这是这个故事里最好的部分。”

我觉得阿努拉格似乎是倒拿着望远镜来看待亲密关系的。亲密关系很诱人，但是离他很远，轮廓难以辨别。其他人类只是偶尔路过这个灵魂附近，就如这在曼谷酒店里的女人与他的意外接近，但多数情况下，这些路过的人对他带着敌意，距离遥远。事实上，人类的关系世界对他来说似乎完全被破坏了。它陷入了金钱的泥潭，对待它的最好方式就是根据它所要求的——把它仅仅作为一个关系、晋升和金钱的来源。要寻找纯洁与真正的依恋，你必须到其他物种里找。

他的电话响个不停。

“是我女朋友，”他说，“我不接是因为她以为我在孟买。”

“但是你已经不在孟买好几个星期了。”

“我知道。这就是接电话很尴尬的原因。但她是个婊子。她只想着钱。她不在乎我是什么样的人。她认为我是个失败者。她认为她比我地位高，因为她的家庭很有钱。所以如果她比我更是回事儿，她为什么还要打给我？”

她发来一条短信。

“热烈恭喜你的新恋情。”

他读给我听。

“你有别人了？”我问。

“不是，”他说，“她试图激怒我。”

他回复：“是的，我和动物在一起很开心。它们不在乎我口袋里有多少钱。”

她马上打了过来。他接了，开了免提。我好奇如果我不在旁边的话，还会不会发生这些。她说：

“你能不能放下这些态度，像个正常人一样和我说话？”

“你想从我这里要什么？”阿努拉格问，一边转着眼珠看着我。“你想不想和我在一起？”

“我只想好好说话。我不能说我想和你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一点也不了解你。”

“看，你混乱了对吧？”

“我不是混乱。我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发生的事就是你把我说得很负面。”

“我对你的负面看法就是刚刚你自己造成的，这是你自找的。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我认为你才是对自己有负面看法的人。”

“你去参加婚礼那件事怎么说？你甚至不让我和你一起进去。这就是你对我正面看法的表达？我开车送你去，因为我在乎你。我在外面坐在车里，从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等你，因为我不想让你自己回家。你一次都没有出来看看我。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外面？我不够好？不能让别人看见我和你在一起吗？你为什么不带我进去？”

“因为我对你不确定。”

“你好像在床上对我很确定，但在别人面前你就对我不确定了？”

“你太恶心了。”她说，挂断了电话。

阿努拉格很沮丧，喝了一大口酒。

“她觉得对于她的世界来说，我不够好。她认为她的世界比我的好。所以我对她说，‘那你走吧，去和那个世界在一起。你为什么要缠在我身边？’但现在她听说我在和甘地家族合作，她担心我可能会成为有钱人。这就是她打电话给我的原因。她来自德里西部的商人家庭，只知道钱。她爸爸有十七辆奔驰，但她母亲还是离开了他，因为她受不了这些痴迷钱的人。”

她又发来一条信息。

“明天一起吃午饭好吗？”

他叹了口气，努力地勉强同意。“好。”他回信说。

“但是你明天不在孟买。”我说。

“我知道，”他说，“明天早上我会取消的。”

一阵长长的沉默。公园里很舒服。城市的窒息感减少了一些。

“你生活里最美的时刻是什么？”我问他。

“我十七岁的时候，放弃了学业去孟买，想做电影明星。我有一个完美的穆斯林女朋友。她每天都给我做早餐。但后来我们遇到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问题，现在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那些日子很美好，我当时在当模特，每天都健身、练武术，看上去很不错。有一天，我在街上走，一辆大雷克萨斯SUV停在我旁边。车子的后窗摇了下来，里面是桑杰·达特（Sanjay Dutt）。电影明星。他看着我，什么话都没说就向我敬礼。因为我的体格。

“我还是想成为一个演员，但做这个需要钱。你需要很多钱才能进入这个行业。”

的确，阿努拉格的体格令人印象深刻。他还不到三十，高大而强壮。他有一头很厚的黑发。如果不是有些轻微的不自在，他会是一个惊人的美男子，但他的神情里有些苦涩的东西，意味着他有些伤心。他看起来躲躲闪闪而且局促不安。

我们喝了几个小时，可乐喝完了。我们把瓶子集中起来，把剩下的朗姆酒留给了看门人。我们穿过公园往回走，爬过栏杆，这栏杆比我们来的时候更不稳。找到我的车后，阿努拉格自己开了锁，就像这车是他的一样，然后我们就开走了。几分钟后，阿努拉格把车停在路边，让我把乘客边的窗户放下。他吹声口哨，两只狗立刻从树丛里蹦了出来。它们把爪子搭在窗框上，把头伸到车里。阿努拉格向它们伸出手。狗带着兴奋努力表达着感情。他抚摸着它们，它们舔他的手。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只。”他说。

他对它们说，他要走了，很快会再来看它们的。我们一边开，他一边在拨一个号码。

“我想打电话给我公司的一个家伙。他四十二岁，为很多国大党政治家管理财产。你可以和他说话。他在印度工作，但他有一个美国电话号码。想象一下。”

他听着电话，但是没有人接。

“他经常不接电话，他有一点糖尿病。”他解释道。

事实是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可能这也有关系。

他在一个还开着的路边烤肉摊停下车。人行道上放了几把塑料椅子，但阿努拉格不想离开车，因为我们不能在那里喝酒。他闪烁着车灯把服务员叫来——我车上的喇叭坏了。服务员从很多深夜还坐在这里的人手里拿来一张破破烂烂的菜单。阿努拉格为我们点了手抓饼，为他的狗朋友点了烤肉串。

“不要加香料。”他说。

他把窗户摇上去，把两个塑料杯放进车子的杯托儿里，为我们两个倒上了纯的伏特加。他的电话响了，是他的同事回的电话。

“我想介绍一个朋友给你，”阿努拉格对着电话说，“他是英国人。他需要一笔大笔贷款来做生意。”

他把手机塞到我手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话又清楚又快。他什么也没问我，就好像交易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在英国为你提供优厚的条款，”他说，“通过另一家公司，我们也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给你提供资金。所以，只要告诉阿努拉格你需要多少钱，我们就会去办。”

“好的。”我说。

阿努拉格拿回了电话，继续说。

“我有好消息，”他说，“我谈成了一家加尔各答的公司。他们做粮食的，需要100亿。是的，已经签了。”

电话结束的时候，服务员过来了，阿努拉格放下了窗户。热乎乎的食物被递进来。我们开始吃。

“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把电话给你吗？”阿努拉格说，“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在伦敦有联系人。等我开始赚大钱的时候，我需要到海外扩张。我需要你帮忙跟那些人谈。我们要把印度的这些钱借给全世界。”

我告诉他，我希望他变富了的时候也带我出去。我想看看那会是什么样子。我感觉他以后的日子有一半可能都会被用来想象自己未来的暴利，同时却靠越来越少的租金为生。但另一半我相信他可能是那种不可思议的家伙，打破了一切最小的概率，获得了某种惊人的成就。这种事情在这里是可能发生的。

我们付了钱，出发往阿努拉格家走。当我们在他家外面停车的时候，六只狗跑出来迎接他。他拿出打包的肉，打开铝箔，把肉放在地上。狗开始吃起来，他抚摸着它们。

“看看它们，”他说，“多天真。”

我向他道别。他张开手臂拥抱了我。我回到车里，把司机座椅往前拉，这样我才能够着踏板，然后发动回家。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梦，在古尔冈一间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大堆死狗在被焚烧。

第二天早上，阿努拉格打电话给我。

“你是真的喜欢我关于那栋房子的想法吗？”他问，“还是你那么说只是不想伤害我？”

“我觉得肯定行不通。”我说。

“行不通，”他说，“大概不行吧。”

注释

[1]数据来源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1年的估计，同年孟加拉的数字是五十四；2016年印度每千名新生儿中，仍有四十八位儿童会在五岁前死亡，孟加拉的数字是三十八，中国则是十一。

[2]‘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2013); ‘Delhi Development Report’ (Planning Commission, Government of India, 2013).

[3]‘Sprinting to Disaster’, India Today, 25 September 2010.

抽象画

德里接受的养育从来不完整，同时又用炙烤的土地养育着自己的孤儿。

这座城市被从历史和传统带来的母性安慰中连根拔起，并随着成长逐渐憎恶起自己父亲的形象——政治家、官僚还有那些主宰金钱和市场的犬儒家长，甚至由于危险的改变带来震动和断裂，现实生活中的父母也渐行渐远。

这座城市就像一所孤儿院，在根源和方向的问题上备受困扰。它因痉挛和暴怒而摇晃不止。它哭喊着要宽慰，希望父母温柔地把手放在自己的肩上。

但是，孤儿院偶尔也能培养出异常自由的生命。这样的个体从来没有经受过来自父母权威和期望的腐蚀，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宇宙，用自己的独创性、好奇心和智慧让人目眩神迷。他们不接受他人的定见，并为最死板的体系带来奇妙的各种可能性。

在这个方面，德里也像一座孤儿院。它可以孕育一种人，过去的问题和答案似乎完全约束不了他们；他们能想象出无数种将世界组织起来的方式；他们能超越自己的庸常生活，将目光从身边的具体事物延伸到远方的星辰。正是在这些人中，我发现了德里的乌托邦潜力。

这些璀璨个体的其中之一就是阿努帕姆·密斯拉[1]（Anupam Mishra），现在我正和他站在一起，看着外面的亚穆纳河。

天很热，我们都带着水。我有一瓶一升装的可口可乐牌的水，是刚刚在一个路边摊买的。阿努帕姆从家里带了一个瓶子，用带子挂在脖子上。他七十岁，一头灰白的头发，穿着一件棕色的库尔塔衫，整件衣服松垮地挂在他瘦长的轮廓上，脚上穿了一双凉皮鞋。

在因为英联邦运动会被拆迁前，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型乡镇，有几十万人在这里安家，其中包括我们先前遇到的巴尔斯瓦区的居民。现在盘踞在这里的是两座巨大的体育场和新的德里秘书处大楼，即德里市政府所在地。这座建筑由两个呈一定角度的楔形组成，发光的表面像两个玻璃眼珠一样俯瞰着河流。事实上，整个建筑群完全对对面的河口视而不见。几米开外就是一片亚穆纳河的漫滩，暗示着德里的原始景观：一簇簇草长在水面上，差不多有三米高，鸬鹚在阳光中展开濡湿的翅膀——但对那些占领了这片土地并为自己建造现代堡垒的人来说，这种对自然的联想仿佛是令人厌恶的。每栋建筑物都被高墙环绕，大面积区域被铺上了混凝土铺路砖，就好像有人担心会有植物入侵一样。在这样的天气里，砖块存储了许多热量，露宿街头的人要往地上倒一瓶水才能坐下。

这些建筑和滨水区之间的土地是一个神秘的死亡地带，城市的管理者似乎已经将其指定为垃圾倾倒处。秘书处大楼后面是一个放着退役救护车的垃圾场，这些车被杂乱地堆在路边。还有大量的砖石垃圾——没用过的铺路砖、水泥管段以及从被毁掉的镇子搬来的整堵整堵的墙壁，这些墙互相靠在一起，就像放在架子上的文件一样。几百张生锈的钢椅堆在一块地上，有几层楼高。

我们离城市中心非常近，但这座城市的意识仿佛还没到河边就终止了。德里背对着水，似乎只有漂泊的底层人民才会来到这里。他们生活的迹象无处不在——灌木丛里的寝具、被丢弃的塑料瓶、人类排泄物，还有生火做饭留下的圆形焦痕。

“以前的德里被建造成统治者可以看见河流的样式，”阿努帕姆说，“莫卧儿人热爱亚穆纳河，在岸边建起了红堡。在下游几百公里的地方，他们建造了更多俯视这条河流的宏伟建筑——泰姬陵和阿格拉堡。但英国人不喜欢看这条河，他们来了之后就避开它。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发现它让人很不安。欧洲的河流来自平缓的冰川融水，四季恒常。你可以建造墙壁来挡住河水，然后把建筑物建在岸边。但这是一条雨季河。你必须在两侧留出一个巨大的漫滩，以适应雨季期间河水的暴涨，然后每年余下的时间里，这个漫滩都会泥泞而空旷。我猜英国人觉得它很丑。他们觉得这样一条不稳定的河流很吓人。”

我告诉阿努帕姆，我在公民路遇到了一名老妇人，她还记得在20世纪20年代时河水是如何流过她家花园尽头的。当时有座泥墙把河水拦在外面，每个月，园丁都会在墙上挖一个洞，让水流进来灌溉花园，孩子们会在草坪上追逐翻腾跳跃的银色大鱼。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从草坪的尽头跳进河里，就这样学会了游泳。

“公民路是英国人在现存莫卧儿城墙外的第一个营地，”阿努帕姆说，“但当他们来建造自己的城市时，他们从河边搬走了，于是这座城市第一次与亚穆纳河没有审美上的联结。这件事比听起来更重要。看着一条河，在河里游泳——这是珍惜它的第一步。塞纳河永远不会像亚穆纳河一样被毁掉，因为整个巴黎的建造就是为了人们能看着塞纳河。德里过去有大量的生活是围绕着河展开的——游泳、宗教节日、水上游戏，但这些都没了。想想宗教沐浴吧，这不只是迷信，而是一种保护水的做法。如果我们的总理每年必须在亚穆纳河沐浴一次，这条河会比现在干净得多。但现在，为了服从现代城市，每个人都对河背过身去，所以它是肮脏和被遗忘的。”

我们走到河边。黑色的河水有一种化学物质带来的活力——从深处爆出的泡沫随着浑浊的河水翻腾。然而，穿越河水的浩瀚能看到的只有镜子般的天空，这个地方有一种河流带来的宁静感，让人感到心满意足。离岸边约二十米的地方有一座湿婆的大型雕像，河水淹到了他的肩膀。白鹭在水面上飞过。

我们头顶上是河的路桥之一。一对年轻夫妇把车停在桥上，现在正朝着河面往下爬。这很不容易。水泥斜坡很陡，有十五米高。丈夫带着一个包裹样子的东西，妻子穿着纱丽和凉鞋。最终，他们爬下来，到了我们站的地方。原来，这个包是一位过世男性祖先的照片，可能是他父亲。照片放在相框里，用花装饰着。他们把照片扔进浑浊的河水里，看着它沉下去，然后开始爬回上面的高速公路。

河边堵塞着其他类似的供品。花环、破了的椰子、赛巴巴上师的照片，一撮撮剃下来的婴儿头发，还有所有用来装这些东西的塑料袋——这些东西像一张漂浮的毯子，拥抱着被河水拍打着的河沿。

“我觉得我不会把自己父亲的照片放在这水里。”我说。

“没人看水，”阿努帕姆说，“他们都是自然而然地做着这一切，看也不看。”

我们朝上游走去。我们经过了一个穆斯林圣徒的坟墓，周围干净得一尘不染，还有用长长的河草束搭的优雅庇荫处。我们穿过流入河里的散发着恶臭的运河。周围没有人，你会以为自己离任何城市都很远，哪怕我们现在走的路与沿原来河岸新建的高架路相平行。

我们为自己计划了一次距离很长的散步，但出发时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很快我们就撤到这条高架的阴影下面。高架路就像头顶上的一个巨大遮阳篷，这里很凉爽，且出奇地安静。上百辆人力三轮车一排排停着，男孩子们正忙着修理。男人们则到河边洗手，然后回到我们旁边吃午饭。洗过的衣物挂在车上。鸟儿在唱歌。塔架上的电缆来自稍微上游一点的横跨过河流的电站。

“你觉得人们为什么总是在这个地方建造城市？”阿努帕姆说。我们注视着流动的河水。“因为这块亚穆纳河西岸边的土地下，有数百公里最丰富的地下水。德里位于亚穆纳河最接近阿拉瓦利山的地方，阿拉瓦利山脚就在我们的西南边。过去，有十七条来自阿拉瓦利的溪流经过这片平原流入亚穆纳河，使这片土地拥有充沛干净的水源。德里历史上第一个千年里的那些城市都从这里取水。每栋大房子的院子里都有一口井，每个地区有五十口左右的井，还有大型的公共井，人们在水边生活，也在水边社交。

“总是有新的入侵和新的城市。但那些王朝都来自平原，而且尽管他们对宗教和政府有不同的观点，对水的渴望却是同样的。每个征服者都继承了上一任的基础设施，并为其添砖加瓦。于是，德里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发展出了一套持续而复杂的用水系统。这套系统的哲学很简单——如果你用水，你就必须把水还回来。每次他们挖新井的时候，也会建造新的水槽。这些水槽将雨季的雨水收集起来，不让水逃逸到河里，而是慢慢往地下渗透，为水网补水。”

到了莫卧儿帝国时期，德里有八百个这样的水体。有些很小，有些像湖一样大，其中许多和宗教与灵性有联系，因为人是和神一起来保护自己的用水系统的。今天，人们把这些系统称为“传统的”，但这个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也意味着它们已经过时。但它们并没有过时。在整个技术史上，没有任何技术对其有所改进，但当电泵和水坝干涸时，这些系统会在许多世纪里依然存在。

“第一个利用河流补充地下水供应的是莫卧儿人。他们大都市的用水需求比以前这里建造的任何城市都更多，所以他们需要从亚穆纳河取水。但河流的水位低于他们的城墙，无法把它抬到和城市一样的高度。因此，他们来到上游一百二十五公里处，那里河流的海拔高于他们城市的海拔，于是他们从那里建造了一条运河，利用重力把水带到了沙贾汉纳巴德。”

这就是我们在前几章看到过的同一条运河。在夏利马尔花园，吉米的獒沿着它的河岸浑身是劲地奔跑。 

“那个系统的优雅之处在于，运河从西边进入被城墙围住的城市，穿过它一直到东边的红堡。因此普通市民先从这条运河中获得了水，而最后取水的是皇帝。即使是在民主社会中，总统通常不会是最后一个获得必要资源的人。但这些人理解水的政治。他们的系统要保证水一路都是干净的，因为皇帝是最终的用户，没人可以污染他要喝的水。这不是民主，但没有关系：他们根据对水的认识建造了他们的系统，而对水的需要是民主的需要。只有心中有民主，你才能认可这种用水系统，否则你会拒绝它。”

我们又出发了。河流蜿蜒着，离我们远去。在我们和河流之间是漫滩的平地，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上面种着庄稼。地面很难走，所以我们决定走到路上。我们手脚并用地爬上通往高速公路的陡坡，互相搀扶着保持稳定。水泥斜坡烫得要命。最终，我们爬到了高架上，这里黑色的路面就像一个散热器。我们翻过屏障，面对着飞快的车流穿越了八个车道。

另一边是一条宽度较适合人类，还配有人行道的道路。这条路穿过另一个工业垃圾区，到处是窗户破损的废弃建筑物。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拾荒者，捡些塑料和纸板出售。一大堆鞋子缠绕在扭曲带刺的铁丝网上。一座老旧的水塔上长满藤蔓，曾经围着它回旋而上的楼梯栏杆都已经掉光了，台阶像烂掉的牙齿一样向外突着。我们经过一间水厂，外面挂着一条横幅写着“水是生命”。沿路的树木都已经干枯死亡。不时地出现一些生锈的瞭望塔，上面的聚光灯早已破损。它们看起来好像是从劳改营里放出来的——我想不出它们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

“英国人最终与德里千年来对水的理解决裂了。他们的统治不同于以前的王国，以前王国的统治不干预人们如何生活。英国人想要完全的统治，把统治延伸到教育、道德等一切东西。当然还有水。但他们对这里的地貌没有经验，无法理解这里的用水系统。所以，虽然他们并没有准备要摧毁这个系统，却确实毁掉了它。

“英国人没有注意到地下水，但正是地下水的存在让这个地方一千多年来一直有城市。他们只对河流感兴趣。他们从欧洲引进现代方法，用水坝将亚穆纳河拦在了城市北边一个名叫瓦吉拉巴德（Wazirabad）的地方，并将管道接入城市，以此直接将水送到房屋里。然后污水由排水渠收集，排入河流下游。因此，英国人选择不看河流是一件很讽刺的事。过去的王国并不使用河流，但他们喜欢看它。英国人住在河边，却不能忍受看它。

“英国人习惯从水龙头取水，这就是他们希望在这里实施的系统。他们也很喜欢这个垄断系统加强了他们的帝国对这个地方的控制——他们可以让人们依赖他们，他们可以选择给某个社区供水，却不给另一个。但这种做法完全打破了本地的用水习惯，这个城市里许多人抵制水龙头里出来的水，因为这一直被认为是不吉祥的。有一首老歌里唱道：‘随便对待我们，随便伤害我们，但不要在我们的房子里放水龙头。把它留在你们的小木屋里，不要带到我们住的地方。’德里人不喜欢管道水的味道，他们习惯了从井里直接取水。打水前，他们会洗干净自己的器皿和绳子，然后把容器直接放到水源里——他们自己可以看到和维护的水源。管道水的水源他们看不到。水源很遥远，他们不知道供应者是谁，水有多干净，或者那些人往里面放了什么化学品。即使是今天，你也会听到水系统里有毒的谣言——人们还没有忘掉英国人带来管道水时引起的无端恐惧。

“但逐渐地，英国人的系统扩展到了所有地方。人们只要打开水龙头，里面自动流出水，于是水的问题似乎‘解决了’。德里居民不再需要考虑用水‘系统’。渐渐地，那套古老的系统分崩离析了。水道和水库不再需要维护。人们拆毁它们，因为现在这座城市的人口正在增长，而水槽占用了可以被用作开发房地产的土地。人们拆毁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觉得伤心，因为人们已经忘记了它们的功能，所以并不尊重它们。出于对一个系统的尊重，你会保存它，以它为荣。如果这种尊重消失了，人们就不会再关心它。英国人来的时候我们有十七条河流和八百个水体，现在几乎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走过一片奇怪的田园风光，两侧有树木和耕地。在这个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我们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此刻太阳在我们头顶上，热得我们不停喝水。

“我们仍然使用英国的系统，这套系统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灾难。它是一场灾难，因为它不再由人们亲手掌握，于是人们失去了把水当作一个‘系统’的感觉。现在，人们认为水就只是从水龙头里出来的一种湿的物质，如果你需要更多水，你就打开更多的水龙头。这就是我们现在有那么大问题的原因。德里有水，有很多水。这就是这座城市一开始就建在这里的原因。但水需要一个系统。尽管德里曾经有一个智能科学的系统，但现在这里根本没有。

“我们认为‘民主’就是投票，这很滑稽。在投票的意义上，我们是个民主国家，但其他的一切——构成我们实际生活的一切，都在往相反的方向走。用水系统以前完全是民主的，每个人都了解这个系统，每个人也都在维护这个系统。现在则是集中供水，只有少数人知道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其他人只是对阀门和管道有一个模糊的感觉。甚至管理这个系统的人对于水在这座城市是怎么运作的也没有深入了解。

“失去水槽以后，德里开始遭受严重的洪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曾经能够吸收雨季雨水的一切都消失了。水槽没了，德里所有的农田也没了。但雨季还在。整个城市现在有一块坚硬的表层，所以这种突如其来的水流无处可去。德里每年都被洪水淹没。这完全是个现代现象。

“但是我们也开始出现严重缺水的问题。这个曾因丰富的水资源而吸引了来自整个大陆的征服者的地方，现在出现了水危机。河水很快就无法满足城市的用水需求了——德里现在的人口是英国人建造这个系统时的五十倍，而亚穆纳河的流量没有变。所以德里开始从其他地方取水。现在我们的管道从恒河（Ganges River）、帕吉拉蒂河（Bhagirathi River）和雷努卡湖（Renuka Lake）取水。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和先辈相比，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技术力量。但这完全是一个不成熟的解决方案。首先，因为我们快要耗尽这些资源了，而且已经没有其他可以用重力原理引入德里的水资源了。你能想象我们不得不用电来把水抬高然后供给城市吗？第二，因为这种办法根本没有注意到和水有关的更广泛的经济体。数以千计的农民已经在抗议德里夺走了他们的水，他们试图破坏阻挡河流传统流向的水坝——但又怎么样呢？德里想要水，德里是强大的。德里正在使其周围数百公里变得干旱，也制造了更多的难民。他们离开那些土地来到德里，来到这里以后，他们需要更多水，于是德里夺走的水就更多，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不仅如此，我们还没有能力处理这么大量的污水。我们的污水系统是为了处理一条河的水量而建的。现在进入这个系统的水量是以前的三倍之多。这就是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每年处理的污水比例越来越小的原因。大多数污水现在直接排入河道。这是一种有毒的混合，污水里都是工业废水，而德里的污水规模巨大。当你把这一切都倒入一个流域会发生什么？看看亚穆纳河现在的水位有多高。现在是夏天，我们离雨季还有一个月。亚穆纳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以前每年的这个时候，它只是一条涓涓细流。但现在你看到在那儿流动的不仅有亚穆纳河，还有恒河、巴吉拉蒂河和雷努卡湖。我们从这些地方取水，但是用完之后却把水都倒进一个流域。这就是河的水位之所以这么高的原因，这就是很快我们就会有一场灾难性洪水的原因。河水将冲破它的堤岸。”

我们不再向北走，而是停下来吃午饭。阿努帕姆带了一些扁豆汤、烙饼和煮熟的蔬菜，我们坐在一棵树下吃了起来。周围的景色令人振奋，到处都有鸟儿在唱歌。阿努帕姆继续说道：

“你认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愿意为目前缺水的情况付出代价吗？当然不。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和任何环境情况都无关。这就是他们期望从资本主义中获得的奖励！他们希望随时打开水龙头都有水。然而，市政供水是配给的，每天只供应几小时。那中产阶级怎么办呢？他们记得自己脚下就有丰富的水——需要的时候，他们的历史学得很好！过去三十年，他们都挖了私人水井，这样就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尽可能多地抽水。每个中产阶级的家里都有这样一口井，虽然说这么做是违法的。这些水完全不在监控中，所以城市的水务管理局当然不知道他们需要建设多少污水处理设施。所有这些额外的水也都流入了亚穆纳河，又进一步提高了水位。

“但是，现在当然没有人记得支配了德里水管理一千年的基本知识——如果从地上取水，就必须再补回去。人们正在把水从地下抽出来，用在浴室、洗衣机和游泳池，但他们连一个用来补充地下水的水槽都没造。所以德里的地下水正在干涸。但他们想都不想这些！只要水龙头里还有水，就继续抽！

“这样的结果是，德里的许多地区现在完全干涸了。城市的许多部分已经彻底用完了地下水，用水只能靠水车。有一个新的五星级酒店没有水，它的用水需求——浴室、洗衣房、游泳池、桑拿——全都是由卡车供应，超过上百辆的卡车晚上排着队来送水。虽然有一种方法能摆脱困难，但奇怪的是这个城市对此无动于衷。即使在没有水的地区，房地产价格还在上涨。

“这些由卡车送来的水从哪里来？它来自经营水的企业家，这些人买一块土地，从地下抽水然后送到城市各处。根据法律，拥有一块土地也意味着拥有下面的水。但水是液体！如果你用一台泵在一块土地上开始抽水，你并不是简单地从你自己的土地抽水。你抽的是所有地方的水。哪怕你的地只有手帕大小，你也可以抽出几公里范围内的水，每个人的地下水位都在下降。这些卡车并不是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甚至那些卖水的商人都越来越缺水，所以他们得到离城市越来越远的地方去找水。人们愿意为水付多少钱？如果没有了油，我们可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如果我们用完了水，那就没有生命了。

“你看到他们在古尔冈和诺伊达造的这些新水上公园吗？几千升水从岩石里泵出来，就是让人们可以在游泳池和水滑梯里到处玩水？ 我喜欢这个词，‘水上公园’，但我用的是它的另一个意思[2]——‘停车场’里‘停放’的意思。每次见到一个政客，我就说：‘你可以分配土地让人们停放车。如果你想让你的城市有未来，你还需要分配土地给我们停放水。德里那些伟大的统治者被记住是因为他们建造的水槽和湖泊，这些工程收集雨水并补充地下水。你也可以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但他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德里的水来自哪里。他们已经忘记了，在德里的历史里，有许多因为用完了水而撤空的城市。

“我们经常认为，最近几个世纪出现了很多新知识，但这是因为我们不再承认过去的知识。我把现代时光看作是一段关于遗忘的悠久历史。即使是国王也不知道过去住在这个地方的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可能看起来令人吃惊，在这个非常关心人身安全和生存的地方，水作为最重要的物质资源会被如此忽视。阿努帕姆的看法是，一个失败的政府系统被中产阶级绕了过去，这个阶级自己建立了微型系统，并因此将政府的系统更快地推向崩溃。这似乎是关于世界末日的启示——这的确是启示。它产生了一种致命的、短视的掠夺心态：当水正在枯竭，而没有人做任何事来补充，理性的策略就是抢在所有人前面尽可能多地把水拿走。

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会引出一个问题：德里何时会“长大”？政治何时会最终制服这些反社会、不顺从的能量，并将其引向一个符合所有人长远利益的客观体系？

这个问题被看作是一个游客的问题，在德里很少有人会问——这说明西方城市的历史和像德里这样“新兴”城市的未来之间有某些差异。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来自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任何了解，而是来自一种输入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关于其他城市的演变史。然而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记忆正在飞速变化，从普遍变得狭隘。

最好的例子是纽约——过去一个世纪的代表性标志。不知怎的，我们仍然记得，那座城市是在秩序和混乱的宏大斗争中崛起的。我们的头脑里闪烁着各种图像——崛起的年代里那些诡计多端的敛财大亨、帮派和腐败的政治家，满是瘦骨嶙峋的无依无靠者的贫民窟。重拳从天而降——顽强的市长们与这些流氓力量展开较量，遏制匪帮，打破政治家和商业大亨之间的舒适联盟，确保穷人的生活条件，建立起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基础设施。当权力集中的当局一眼望去看到的是一座被征服的城市，当它掌握住城市的各种能量并将其引导至无人不知、独一无二的光荣城市成就（因为这是我们共享的全球神话），此时的主题就不再是战斗，而是抒情与讴歌。

我们也没有忘记这一路上发生的大规模破坏。我们知道“成就”下面是什么——为了建造高速公路和公园，社区是如何被毁掉的；语言如何消失得了无痕迹；这么多的生活又是如何被埋葬的：街道上自发的能量、动物、各种民俗、倦怠与恶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纽约在某种意义上变少了，总有纽约人哀悼神秘感的逝去、视野的萎缩和生活的理性化。伟大的电影诗人如斯科塞斯（Scorsese）和科波拉（Coppola），为那座更古老、更阴郁的大都市创作了挽歌，那是一座在聚光灯下被遗忘的城市。通过他们，这个世界上许多从来没有去过纽约的人成了纽约公民。比如说，“教父”系列电影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典型的纽约氛围——来回往复：是逝去世界那种黑暗的宏伟缔造了现代城市，但这种黑暗的宏伟同样从本质上注定了，逝去的世界必将逝去。这些电影表达了21世纪进程的冷酷无情——以宁静而富有生产力的大都市之名，丢掉了人类的伟大和多样性。在现代城市的传说中，统一、集中的行政权力具有战胜所有其他事物的绝对必然性。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恐惧，恐惧人类最终将失去所有活力，并且除了自己的控制机制之外，不再了解或爱任何东西——然而这些从来不足以制止这种单向的扩张。

这样的历史让很多西方人（而且不仅仅是西方人）明白，今天“不成熟的”城市的未来将追随西方过去的路线而发展。其中的逻辑是：在变成现在这样之前，我们曾和他们一样，因为现代性无情且不可避免地朝着一个明显的方向移动，他们也会变得像我们一样。这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正如投资顾问乐于指出的，过去并非未来的指南。并且，有很多理由怀疑德里将走上另一条路线，一条由其他遥远的城市在不一样的年代里画出的路线。世界上的新兴之处更有可能走上的是不同的道路，创造出不同的现实。在这样的地方，“正规”将很可能永远无法打败“非正规”，甚至无法与之对抗。那些城市在很大比例上将继续由不为城市当局所了解，或互相之间也不了解的社群自行管理。他们将继续建设既巧妙又不为人知的建筑和社会系统。在“全球化”的控制下，他们将继续保持陌生和野性。

在我描写的这个地方，连想象集权管理这样的概念都很难，然而创造了巴黎和纽约的正是这一概念。我们必须记住，早在集权成为政治原则之前的几个世纪，西方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关于它的所有想象都来自犹太——基督教对神的看法：善良、全能、全知，还有最重要的——独一。因此，这种政府的模式在出现前已经为基督教社会所熟悉——它是对普遍存在的灵性假定的一种世俗阐释，接受这样的权威并不需要任何形而上意义上的转向。我所在的地方却并非如此，甚至很多最西方化的市民都认为，西方国家单一的视角过于迂腐而令人疲惫，他们在印度大量更加矛盾的当权机构中得到了解脱。

但也许，这些神学考量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另一项更加基本的事实，即新德里进入西方全球化地带的时刻，正值国家权力普遍式微之时，甚至在西方也是如此。纽约的崛起恰逢中央集权在所有富裕国家中日益盛行，但现在，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已经结束了。穷困的西方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无法从企业和金融精英们那里获得收入，在这个跨国时代，这些人轻易地就在策略上比他们更胜一筹。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多地交出早先的职能，并与他们在拥有更大权力和盈余的年代里的投资日益背离。这是这个时代的要旨。在德里事情似乎确实在朝反方向发展。当代德里的故事中，各个群体逐渐背离其与中央集权的传统关系。无论在哪个社会阶层，几乎没有人相信政府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穷人与国家之间有着最直接和必然的关系，但在城市中，很多人已经与行政管理者对抗了多年，并且对管理者的期待只是“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自己建设自己的街道、房屋和社群。中产阶级和国家所做的事情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他们不希望为国家付出，也不期待从国家那里得到什么。理想情况下，他们会把自己与这个国家的宽阔洪流隔绝开来，并以尽可能私有化的方式存在。于是，他们跑去各种“公司城市”，付钱给公司让其提供道路、公园和人身安全。同时，许多非常富有的人控制了政治家和政治程序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反过来。他们已经设计了一套商业系统，其速度和效率源于其绕过并制服了国家的掌控权和独立性。

有些人会问，这些富人是怎么了？难道他们不能用自己非凡的影响力建立机构和基础设施，将德里动荡的能量组织起来，从而更好地滋养未来吗？事实上，在寡头时代很多人觉得只有超级富豪才拥有建造持久而重要之物所需的权力和活力。但这个问题的背后同样是20世纪的纽约。人们记得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公共住房和其他所有由纽约“镀金时代”精英建造的东西，他们想知道德里的新贵什么时候会担当起这样的角色。但那些不顾一切的资本家对扶持自己城市和社会的惊人冲动不可能再次出现在德里富人身上。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富人是由一群去地域化的精英组成的——就像当今所有地方的富人一样。

如果说20世纪早期的纽约贵族用自己的金钱建造了图书馆和歌剧院，那是因为他们对于“成功”的概念里有一点至关重要，即他们的城市要和欧洲最伟大的城市相媲美，甚至超过它们。纽约不仅是他们获得收入的地方，还是他们生活的剧场，是他们到来的签名。他们将创造一个“新世界”，超越旧世界。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世界的另一头，在发霉的牛津或剑桥学习，他们会建起崭新的、更优越的美国学府。他们全神贯注于弥补自己在基础设施和人口水平上的“落后”，因为这是他们对自己的怠慢。

但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精英相比，今天的全球精英对所在地区乃至所在国家的投资都要小得多。德里之于它的超级富豪，不像纽约之于其早年的主人，并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它只是他们积累收入的地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意愿要把它变成一件城市杰作。他们没有这样的需求，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把全世界现有的资源当作自己的。他们并不需要为自己建造伟大的大学，因为这些大学已经为他们建好了——在美国。

这样的感觉并不局限于德里，它适用于所有地方的精英。德里的精英和巴黎、莫斯科、圣保罗的精英一样，他们都在伦敦有房子，孩子在美国受教育，到圣特罗佩度假，在洛桑就医，并把钱放在海外。大量私人财富回头投入一个地方（“我们的地方”）的需求和关注的情况，不再有了。这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有。

或许，我们也可以不仅在空间的意义上，还可以在时间的意义上谈论变化。建设伟大的工程需要对未来有极大的信心，而信心在任何地方都在减少。虽然资本主义的投资和回报周期一直都压制着所谓的永恒，但不知何故，其最残酷的阶段（比如美国奴隶制时期或者欧洲帝国主义时期）反而对未来保持了更慷慨的态度，为世界提供了学校、医院、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公园、公共场所，并持续塑造着今天仍然存在的重要系统。但在欧洲和美国现在所建立的文化机构或学府中，很少在建立时便会考虑和想象其能持续（比方说）两千五百年。在这方面，当代德里再次符合了一般情况。

有些地方的历史断裂的程度较轻，而若是这些地方的某些机构得以蓬勃发展几百年，则它们往往能够逐渐获得全球性的重要意义，部分原因是其包含的时间幅度罕见地广阔。即使在德里这种具有侵略性的现代城市，有资源和野心的人还是会把孩子送到往往已经发展了四个世纪（哈佛），甚至八个世纪（牛津和剑桥）的大学。这种做法不只是为了“品牌”，而是出于一种认识，认为个体发展的一些方面需要沉浸到比大多数现代生活还要宏大得多的时间流里。学习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在直觉上就知道，古老的学术机构所拥有的东西不是一夜间就能获得的。但对自己的时代，我们也知道，运用前人成果所得到的成就，远胜于自己去为未来奠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里的短视行为及其不断加速的发展——每个人都试图在整个资源耗尽前拿走任何拿得走的东西，不只是德里的问题。确实，这个问题的后果在德里这样的地方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里，前现代的机构被暴露无遗，于是无法阻挡21世纪景观的视野。但这是一个全球体系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恢复对于“永恒”的感觉，并不再受制于已被所有人接受的当代思想和情感进程，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被避免。

如果从全球角度看，德里是个有意思的城市，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正在迈向成熟的城市案例。它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已经成熟了，不过它的成熟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我们在过去被引导、期待的成熟全球城市的样子。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破碎不堪，穷人们密集地住在全世界最宽阔而人口最稀疏的区域旁，那些区域里的阶层奋力想把自己从这个城市的可悲状况里拉出来，进入一个更加可靠并自给自足的世界，那里有私人电力供应和私人安保——这不是世界历史的倒退，而是世界的未来。

看着当代德里就是在看全球21世纪症状最显眼、最前卫的形式。19世纪和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中心仍将在一段时间里继续其势头，但从这些中心本身，我们无法理解从德里那儿了解到的东西——21世纪是一种多么奇怪和令人不安的现实，而我们都朝着这种现实迈进。

阿努帕姆和我，沿着其河岸行走的河流是极其宏大的。这条河源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它向着东南奔腾了一千多公里，经过德里和阿格拉，汇入和它并行的姐妹河，即另一条源于喜马拉雅的伟大河流——恒河。在剩下的路程里，恒河带着它穿越印度次大陆，最终流入孟加拉湾。

这两条河流之间肥沃的冲积平原孕育了古老的吠陀文化，产生了《摩诃婆罗多》这样的成就。据说，处于这首史诗中心地位的古鲁格舍德拉战役就发生在德里北部几百公里处的亚穆纳河岸边。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就在阿拉哈巴德外，那里有壮丽动人的自然景色：亚穆纳河的黑色河水与恒河明亮的河水奔跑着互相追逐，两股独立的水流并行地在盆地流过几公里后，其色调终于融合到一起。每十二年，数以千万计的人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参加大壶节（Kumbh Mela），全世界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其核心活动就包括在这两条神圣河流的交汇处进行浸入仪式，从而使灵魂获得净化。

两者之中，亚穆纳河拥有更细腻美丽的传说。“亚穆纳河”这个名字与“Yami”同源。根据《梨俱吠陀》记载，亚马（Yama）和亚米（Yami）是太阳神生下的双胞胎，也是第一批凡人。亚米对她的哥哥充满了欲望，并试图说服他一起生孩子来繁衍地球的人口。亚马非常恐惧，他宁愿选择死也不愿意乱伦。由于他没有后代，所以无法从死者的世界中被解放出来。他成了死神，管理着所有凡人的寿命。在某些描写中，他是一个可怕的、报复心强的人物；在另一些描写中，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永远哭泣着执行自己痛苦的任务——将生者的性命夺走。

亚米也哭泣——为了曾唾弃她，并且现在再也见不到的哥哥——这些充满了兄妹情的眼泪就变成了流淌的亚穆纳河。这条河的河水生于悲伤，拥有吸收世界上罪恶和悲伤的力量，神和凡人在河水里游泳洁净自己的厄运，于是河水变得比欢快的恒河更暗沉。亚米的悲伤仍在继续，因为她爱上了克利希那神。他在她身边出生，儿童时代在她的河水里玩耍，在她树木繁茂的岸边谈情说爱，在她身边宣讲其伟大的哲学论述（《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重述了这些论述）。但最终，克利希那神抛下了她，继续往别处舞蹈。因此，亚穆纳河讲述的是女性的哀愁——关于对爱情、满足和完美男性的未获满足的欲望。

阿努帕姆和我已经走了很长的路，白天的暑气已经消退。我们沿着高架的路线，视线里常常很久都看不见河流。我们头顶上正在建造一座天桥：起重机将巨大的混凝土段举起放入位。

“我们现在在城市北部，”阿努帕姆说，“你会看到瓦吉拉巴德，英国人在那里用水坝拦住了河流。”

我们翻越了路边的障碍，朝着河走去。岸边有一座都是棚屋的镇子，还有几块农田。我们来到一条又宽又臭的水渠边。

“这是流入这条河的最大一根污水排水管。所有德里北部的污水都从这里来。这条水渠的承载量非常大。要我说这有六七米深。”

这条水渠里的水都像奔腾的焦油，接触河岸的地方，植被都枯萎了。阿努帕姆和我都因为烟雾咳嗽起来。这种气味很特别，不是单纯的人类排泄物，虽说这是它的底色。里面还有一股浓重的蔬菜味和冲鼻的化学品味道。

“你想听一些关于这个排水渠的事吗？莫卧儿人建的运河现在汇到这条排水渠中。那条运河从一百多公里的地方带来水晶般清澈的水，也是莫卧儿皇帝曾经在他的宫殿喝的水。而现代水务管理人员想不出该拿这些水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把这水排到这个水渠里，这样水就可以流回亚穆纳河。最近我和水务委员会开会，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委员会的负责人说‘这不可能’。我坚持说是这样的，他让工作人员去查，结果他们回来对他说，‘这是真的，长官’。这太疯狂了，因为我们在这里迫切需要的不是水，而是干净的水。然而有了干净的水，我们却在没有任何人使用之前就把它和污水混到了一起。”

我想起18世纪诗人米尔的一句诗：“我哭泣的眼睛像一条运河，我被毁坏的心脏像这座城市德里。”

我们爬上一堵墙，低头看着污水流入河水，两条水流的大小相当。在下游，黑色的亚穆纳河与浅色的恒河交汇处，两条河流会互相提防地纠缠一段；而这里的亚穆纳河是浅色的，城市的污水是黑色的——这两种颜色在我们脚下并行流过。

“那边，另一边，你可以看到大坝。从这里的上游，你可以看到所有输送干净水进入城市的管道，水会在城市里进行处理并分配出去。来自城市的污水回到河水中，大多未经处理。这是第一条污水渠——如你所见，离大坝的南面只有几百米。朝南走，还有更多这样的水渠把污水送入河流。污水里有许多固体废物，这就是水位不断上升的另一个原因。这条河越来越淤塞了。”

人在这里呼吸很困难，我们走回路上。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河是这样的了吧。”他说，又爬回去翻过了栏杆。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他还是像出发时那样灵活有力气。“这就是德里送到河里的破烂，这就是从这里开始向南所有城市看到的河的样子。马图拉（Mathura）的河水被污染了，那里是克利希那神的出生地，每个人都像他那样去河里洗澡。阿格拉的河水也被污染了，那里的泰姬陵建在这条河的河岸上。只有阿格拉再向南，在昌巴尔河（Chambal River）汇入亚穆纳河的地方，河水才又变得干净。昌巴尔河是另一条巨大的河流，冲走了所有从德里来的污水。”

阿努帕姆能看出，我被刚才的景象惊呆了，他笑起来。

“你不用觉得沮丧，”他说，“人类在地球上的时间很短，不到十万年。而他们在这个地方只有几千年。他们自己的生命非常短。确实，我们通过技术聚集了力量，非常迅速地破坏了这条河。这样的事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生了，这让人很难过。这本不应该发生。但这种破坏不会持续很久。这座城市在和这条河流作战，但这条河流已经在这里几百万年了，德里不可能赢得这场战斗。当德里不复存在时，亚穆纳河仍会流淌，而且它会再一次变得清澈。看到这种破坏确实心痛，但从来没有让我沮丧。这条河以后会受到照顾的。当然这不会发生在我有生之年，但我没有自大到去想象一切都必须在我还活着的这么短时间内发生。会发生的，那就够了。历史很长，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对于世界的大部分人口来说，21世纪是一个越发贫困和迷失的时期，几乎没有为他们的境况提供任何力量和灵感来源。许多人用如此惊人的力量抓住21世纪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们被自己在20世纪的悲惨遭遇用导弹般的力量射入了21世纪。他们在20世纪的经历不同于欧美人，制造的并不是乡愁。今天全球资本主义被来自许多地方的战士攻占，对这些人来说，过去已被切断，因此，为了找到一个家，他们就必须征服未来。

本书讲述的故事中，一个拥有炫目财富和复杂文化的地方被殖民政权接管，财富和文化遭到动摇并被推翻，巨大的权力斗争导致了一场种族灭绝的灾难。还有一个后殖民政府着手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工程项目，却最终让自己疲惫不堪，并让路给了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反弹力量。这个故事只要稍加变化，正是这个世界的近代史。今天，在两百多个独立国家中，大约有一百四十个是1900年后成立的，多数是从二战后的西欧帝国中独立出来的——比如印度，或者是1989年之后从苏联集团中独立出来的。这些国家大多会在本书的篇章中找到某些属于自己的历史。我的故事是德里的故事，也是全球大多数人的故事。这并不是一个非凡的故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普通的故事。

直到最近，完全成熟的市场社会仍然主要存在于美国和西欧这些地区，这些地区一开始就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明中发挥了最大作用。而在过去几个世纪，这些地区已经能够在社会和其动荡的后裔之间达成某种和解。他们克服了推广唯物主义和贪婪时的道德反感，发展出一套哲学基础，让人感到市场社会是一种正确而有意义的存在。

他们建立了超市场的社会机制来缓解市场本身造成的某些对人类更可怕的摧残。例如他们对市场支配设置了限制，以确保穷人和病人的福祉，或是保留了闲暇时间和文化的完整性。虽然当资本主义发展的波涛横扫他们的人民时，他们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暴力和痛苦（维克多·雨果和查尔斯·狄更斯为这些尝试提供了不朽的寓言故事），但这些社会继续“拥抱”资本主义，继续相信其良性的潜力，继续觉得它总是会朝向新的和更好的结局。

20世纪末突然被领进全球资本主义的亿万富翁们从来没有达到过上述历史情况。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被告知，全球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他们永远不应该屈从于它。这不是他们要塑造或管理的系统——这个系统是外国人创造的，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无情、没有灵性的帝国主义者。而20世纪末的富翁们对于这个系统是什么，要怎么用，能为他们做什么，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们往往带着巨大的兴奋和热情进入这个系统，同时也带着极大的忧虑担心这个系统只会带来不幸，担心它会破坏太多东西，担心它会让他们像那些西方人——那些人的贪婪和缺乏价值曾是这个系统如此重要的道德保证。事实是，在资本主义面前，他们选择了比西方人更完全地投入和否定自己；事实是，他们带着非常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历史来到了资本主义面前。这一系列事实使得用西方的过去来解读他们的未来不再可能。很明显，他们会找到非常不同的方式将资本主义容纳到他们的社会结构中，这样他们就将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性质。

除了这一切以外，许多地方将其社会中还未被很好处理的巨大历史创伤遗产带到了全球面前。许多创伤已经对经济身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影响着对陌生人和合同的信任和怀疑，影响着对于财富和贫穷、私人和公共财产的概念。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遗产将大量涌入全球系统的运行中。

我们已经习惯于承担犹太大屠杀的全球性力量，在大屠杀发生的那一刻，这种力量就开始塑造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许多其他事件，比如印巴分治，也是“全球性的”事件，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大多局限于其发生的地方，并且其内部轮廓对于世界的其他地方来说依然是模糊晦涩的。除了印巴分治……还有如巴西军事独裁统治这类事件对农村生活造成破坏，并带来城市化冲击。……许多最基本的事实仍然含糊不清，所以不可能说清它会对那些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些人现在正与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经济稀缺性和丰富性发生密切的互动。随着这些旧日的事件在全球空间里姗姗来迟地引爆，它们将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像犹太大屠杀一样，到处都有学校把这些作为“我们的”历史来教授。整个世界将继承它们所带来的震撼。

全球资本主义范围的急剧扩张会深刻地将其改变。很显然，事情会变得疯狂得多。许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中心已经准备好了战争，而不是和平参与，其中许多中心对“社会”概念的信仰严重受损。并且，当世界上许多最紧迫的问题需要全球社会集体行动的时候，这些战士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完全不确定的。很明显，这个“全球社会”的建立，将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和不同文化之间有巨大的共情。只有这样，大批的新来者才能感受到是在投资这个系统本身，才能感受到这不是一场赢家通吃的骗局（其中唯一合理的目标就是加入剥削者的小团体，而不是成为被剥削的大众）。

但同样明显的是，这个系统的经验和哲学基础将随着这些新成员的到来被大大拓宽，这些新成员还没有失去其对资本主义的陌生感。单单这一点就一定会产生出激进的新见解和远见。这确实可能引起世界文明一次划时代的繁荣——无论如何，文明的创新和精致化是系统实现其乌托邦潜力，而非带来末日灾难的前提。

还剩最后一处阿努帕姆想带我去看的地方。我们继续从瓦吉拉巴德大坝的位置往上游走，视野里看不见水了。阿努帕姆问人们怎么去他正在寻找的地方，每个人都指向不同的方向。要找到这条大河竟然这么难，实在是很奇怪。

“我已经二十年没来这里了，”他说，“每样东西都变了。上一次我来的时候，这些都不存在。”我们走到一条繁忙的路上，这条路应该会通往他要去的地方。坑坑洼洼的道路正在重铺。一辆水车在往一台水泥搅拌机里注水——像所有运水的卡车那样，这辆车也是每一个角落都在漏水，搞得路面都被淹了。我们到了路的尽头，翻过一堵墙。一个男孩子正在焚烧一个泡沫床垫，好从里面的弹簧回收钢丝。泡沫的火焰烧得很旺，使整个地方都弥漫着有毒的黑色烟雾。阿努帕姆用手帕捂住了嘴。

我们站在一块类似荒地的地方，这里正在建一排砖瓦房。建设工作似乎已经被遗弃了几个月，金色的草有三米高，兴高采烈地从未完成的长方形结构里冒出来。晾衣绳挂在树木之间，地上都是没用过的砖块。

“这里整个区域都是漫滩，”阿努帕姆，“所有这些房子到了雨季都会被洪水淹掉。这就是在此之前没有人在这里建房子的原因。但土地已经变得太有价值了，人们甚至在这种一年中有部分时间不适合住人的地方造房子。”

我们能看到远处的河。我们穿过坚硬的土地。几段古老的石柱躺在那里，一半埋在地下。又经过了几座小型寺庙，然后，亚穆纳河出现在我们面前——蔚蓝、宁静、气势恢宏。

看着它，我惊讶地喘不过气来。

“是的，”阿努帕姆带着理解说，“谁都无法相信这条河能是这样的。”

这不是我们溯流而上一整天看到的那条浑浊的黑色沟渠，这是那条原始的河流，清澈而丰饶。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我们都站在德里“之前”，在这条河流与城市相遇“之前”，在这座城市还没有出现“之前”。

男孩子们在水中开心地扑腾，成群结队的黑水鸡滑过水面，划艇泊在河岸边，那里你能看到往下两米深的水。河的中间有一片金色的芦苇。对岸肯定有几公里之遥。亮蓝色的翠鸟在树上尖着嗓子叽叽喳喳地叫着，树木带着一股渴望倾俯在水面上。一名妇女在用一个塑料筒打水。

我们在台阶上坐下来，看着河水。附近有一群男人在一棵菩提树下玩牌。其中有一位是裸体的娑度（sadhu）[3]。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些寺庙，”阿努帕姆，“这是纯粹的侵略：某些商人认为自己需要在亚穆纳河旁边有一个神龛，于是给了某个官员一点钱，获得许可在这里建庙。如果神会喜欢来逛这种丑陋的东西，我会很惊讶的。”

他接着补充说，“不过这些庙也会不复存在的。河水会做这件事的。”

我们所在之处是一个河口，由于水面的关系，这里的声音听上去很清晰。鸟儿的叫声传到很远的地方。

视野是开阔的，令人有一种解脱感。我意识到，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其内在的情感和故事让我自己有多疲累。我已经忘记了“广阔”的感觉。在这个大都市里，每件东西都是巨大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使得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超越街对面范围以外的东西。一切都被挡住了。你的眼睛忘记了要怎样聚焦于“无穷”。

“我很高兴你能看到这个地方，”阿努帕姆说，“现在你明白德里为什么要建在这儿了。这是地球上一处美丽的地方。”

注释

[1]真名。——原注

[2]英语中的“公园”（park）还有“停车场”和“停放”的意思。——译注

[3]印度教圣人，尤指离群索居的苦行僧。

致谢

与出现在本书中的人谈话是我生命中最棒的经历之一。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隐去了他们的真名，因此我的致谢词也必须保持匿名；尽管如此，我真诚地感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感谢他们讲述自己经历时的坦率和热情。

我也感谢我的父母，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与我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不如说是为了他们当初生活的勇气。

《资本之都》的成书归功于与许多朋友和熟人进行的讨论，他们给了我灵感。以下是一份必定不完整的名单：

Moushmi Basu, Gautam Bhan, Gautam Bhatia, Shalini Bhutani, Arani Bose, Eisha Chopra, Taru Dalmia, William Dalrymple, Puru Das, Veena Das, Sapna Desai, Ashish Dhawan, Raseel Gujral, Satish Gujral, Pankaj Vir Gupta, Deepti Kapoor, Raghu Karnad, Bharti Kher, Martand Khosla, Romi Khosla, Nadine Kreisberger, Siddhartha Lokanandi, Diya Mehra, Pratap Bhanu Mehta, Anurag Mishra, Rajat Mitra, Geetika Narang, Reena Nath, Nandan Nilekani, Ritesh Pandey, Basharat Peer, Gary Reid, Pradip Saha, Vivek Sahni, Aditi Saraf, Chiki Sarkar, Jonathan Shainin, Abhishek Sharan, Sher Singh, Ayesha Sood, Jyoti Thottam, Madhu Trehan和Ashutosh Varshney。

在用印地语进行采访时，米合尔·潘迪亚（Mihir Pandya）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一名称职口译的范畴。

迪帕克·梅塔（Deepak Mehta）和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是我的导师，他们用智慧启迪了我的灵感。我还从以下几位有远见的建议和慷慨的贡献中获益匪浅：阿西什·马哈金（Ashish Mahajan）、坎塔·穆塔里（Kanta Murali）、阿伊莎·普努瓦伊（Ayesha Punvani）和阿南德·维韦克·塔内加（Anand Vivek Taneja）。我尤其感谢最后一位。

感谢布里戈帕迪·辛格（Bhrigupati Singh）和普雷纳·辛格（Prerna Singh）在智识或其他方面的陪伴，一如既往地，他们是一切的基础。

没有我了不起的女儿阿玛莉娅（Amália），我根本无法写出《资本之都》。谢谢你，谢谢你，我的爱。

许可声明

我们已经尽可能地找到了版权持有者，并获得了使用版权资料的许可。出版社对任何错误或遗漏表示歉意，并会对告知在新版中应该进行的修正之处表示感谢。

题记出自《蒙哥马利城兴衰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ity of Mahagonny），作者为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hold Brecht），© Kurt Weill ＆ Berthold Brecht, Bloomsbury Methuen Drama。

库什万特·辛格（Khushwant Singh）撰写的《我的建筑师父亲》（“My Father the Builder”），摘引自《赞颂德里》（Celebrating Delhi）一书，已获得出版方企鹅印度（Penguin Books India）和编者马拉·达亚尔（Mala Dayal）的许可。

对瓦什·布塔利雅（Urvashi Butalia）著的《沉默的彼面：印度分裂的呼号》（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 Voices from the Partition of India）一书之引用，同样获得了出版社企鹅印度与编者马拉·达亚尔的许可。

引自微依那·达斯（Veena Das）的《生命与言辞：暴力与坠入其中的日常》（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由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 2007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引用的《甘地之后的印度: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历史》（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一书，作者为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由Pan Macmillan于2007年出版。

第十七章题记引用并改编自说唱艺人德里·苏丹，并得到其善意的许可。

印度和德里的地图为原书插图，获得了绘制者杰米·惠特（Jamie Whyte）的许可。

索引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A

阿尔蒂［假名］（Aarti）99-110

阿卡利党（Akali Dal party）332-33

阿拉丁·汗（Allauddin Khan）29-30

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42

阿米尔·胡斯劳（Amir Khusrau）158

阿米特［假名］（Amit）99-110, 320-28

阿米特·库玛尔（Amit Kumar）280

阿尼尔［假名］（Anil）143-48

阿努拉格［假名］（Anurag）407-20

阿努帕姆·密斯拉（Anupam Mishra）422-33, 441-43, 446-48

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ul Bihari Vajpayee）329

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67

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167

艾玛·罗伯茨（Emma Roberts）151-54, 195

B

巴尔斯瓦定居点（Bhalswa Colony）236-52

安置工人（resettlement of workers to）237-39, 243-45

布局设计（layout of）239-40

毒品和酒（drugs and alcohol in）247

交通不便（inaccessibility of）251-52

垃圾包围（trash surrounding）236

缺少饮用水（lack of drinking water）240

失业的男性（unemployed males in）246-47

学校不足（lack of schooling）241

淹水（flooding in）240

政府宣布其非法（declared illegal by government）247-50

巴哈杜尔沙·扎法尔（Bahadur Shah Zafar）149

巴基斯坦（Pakistan）186-88, 313, 316

巴捷特［假名］（Baljeet）288-92

波西米亚和亚文化（bohemian and alternative culture）39-43, 81-84

博福斯丑闻（Bofors scandal）344

《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441

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s）118-19

暴力（violence）：

城市暴力和全球化（urban, and globalisation）43-44

性暴力（sexual） 43-44, 138-40, 142-48, 189-90

印巴分治期间（during Partition）189-91, 194

英迪拉·甘地遭暗杀后出现的反锡克的暴力行为（anti-Sikh violence following Gandhi’s assassination）334-42

在德里极度激进的男子气概和暴力（hyper-aggressive masculinity and violence in Delhi）202-6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356

班加罗尔（Bangalore）318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93-94

碧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4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94

C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444

城市暴力（urban violence）43-4

城市抗议（urban protests）272

传家宝（heirlooms）48

创意（creativity）82

重置工人（resettlement of working people）237-39

D

DLF集团（DLF）3,64, 362, 364

达达艾·纳奥罗吉（Dadabhai Naoroji）51

大壶节（Kumbh Mela）440

大屠杀（holocaust）193-94, 445

戴夫·安南（Dev Anand）177

德里（Delhi）：

1857年的暴动和英国的报复（rebellion against and reprisal by Britain, 1857）154-56

1991年的自由化（liberalisation of 1991 and）36-37

暴力行为（violence in），见“暴力”

波西米亚和亚文化（bohemian and alternative culture in）39-43, 81-84

法律制度（legal system in）158-59

房地产财富（real estate wealth in）364-73，另见“房地产市场”

德里家庭承受的压力（families, stresses on）115-33

道路与要道（roads and thoroughfares of）17-27

同性恋景象（gay scene）82, 90

隔离的城市（as segregated city）16-17

甘地时期商人迁至德里（business migration to, during Gandhi’s time）317-18

国防区（Defence Colony）177-85

官僚（bureaucracy of）319-28

供水系统（water system of）426-33

咖啡馆（cafés in）80-81

加速的变化（accelerated change in）47-48

精英在德里的“农舍”（“farmhouse” estates of elites in）1-16

开车进城（driving in）17-21

历史（history of）149-56

漫步（walking in）17-18

莫卧儿帝国（Mughal dynasty and）150-51

穆斯林的经历（Muslims’ experience in）157-63

强奸和性暴力（rape and sexual violence in）43-44, 138-40, 142-48

企业资本主义对德里的影响（corporate capitalism, impact of）77-81

全球化（globalisation and）37, 39-46, 436, 443-46

全球化以前的生活（pre-globalisation life in）37-39

新德里（New Delhi）150, 165-74

新德里的房地产开发商（building contractors as aristocracy of New Delhi）168-72

新德里的建筑（architecture of New Delhi）167-68

沙贾汗纳巴德［旧德里］ （Shahjahanabad [Old Delhi]）150-53, 155, 167-68

社交生活（social life of）16-17

商场（malls in）117-18

印巴分治的难民（Partition refugees in）192-95

印度神话（Hindu mythology in）195-200

医疗体系（hospital care in）96-114

英国决定迁都至德里（British decision to move capital to）165-67

污水系统（sewage system of）430-31, 441-42

与纽约发展的比较（New York’s development compared）434-37

亚穆纳河（Yamuna River and）423-31, 439-43, 446-48

纳迪尔沙汗的洗劫（Nadir Shah’s sacking of）151

诗歌和文学中的德里（in poetry and literature）151-54

语言（languages in）173-77

作为一个成熟的城市，世界未来的模范（as mature city, exemplifying world’s future）433-39

德里开发局（Delhi Development Authority [DDA]）72, 288-89, 362

德里地铁（Delhi Metro）40

《德里地铁的最初岁月》［诗］（“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Delhi Metro”）40

地下水（groundwater）5-6, 425-26, 428, 431-32

电影（cinema）176-77

独立运动（independence movement）52

毒品（drugs）：

巴尔斯瓦定居点的毒品（in Bhalswa Colony）247

精英和毒品（elites and）375-78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41

E

俄国（Russia）316, 353, 445

尼赫鲁的访问（Nehru visit to）51-52

F

《访问》杂志（Interview）89

法里达巴德（Faridabad）273

法里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94-95

法律制度（legal system）158-59

房地产市场（property market/ real estate market）362-73

2000年代后期德里房价的高涨（price increases in Delhi properties in late 2000s）404-5

K. P. 辛格的房地产公司（of K. P. Singh）362-66

德里开发局（Delhi Development Authority [DDA]）72, 288-89, 362

对巴捷特［假名］的访谈（Baljeet interviews）288-91, 302-3

黑钱（black money）325

乔普拉［假名］的房地产事业（of Chopra）353-61, 365-66, 370-73

在非洲和中亚的帝国主义式的扩张（imperialist expansion in Africa and Central Asia）367-68

战士精神（warrior ethos and）366-67

非洲（Africa）366-67

费边社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s）5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rich Engels）258

《福布斯》杂志（Forbes）364

富人（rich）344-96，另见“精英／贵族”

G

工厂工人（factory workers）265-66, 271

工人宿舍缺乏（lack of worker housing）273

工业化，欧洲19世纪（industrialisation, European in 19th century）270

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345-47

公文包政治（briefcase politics）317

《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258

古尔冈（Gurgaon）3-4

缺乏工人宿舍（lack of worker housing）273

肾脏偷窃（kidney-stealing scheme）280

K. P. 辛格／DLF对古尔冈的开发（Singh/DLF’s development of）362-64

业务流程外包公司（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 firms）64,68-69

古普塔兄弟（Gupta brothers）367-70

关系网（networking）327

光之山钻石（Koh-i-Noor diamond）151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399

国民大会党［国大党］（Congress Party）56, 313-15, 318, 336-37

国防区（Defence Colony）177-8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56, 58, 315

官僚（bureaucracy）319-28

顾特卜塔（Qutab Minar）4

寡头（oligarchy），见“精英／贵族”

H

哈丁爵士（Lord Hardinge）166

海关（customs services）320-21

和平行动（Salwa Judum）260

黑钱（black money）：

德里房地产市场和黑钱（property market in Delhi and）325

对阿努拉格［假名］所做的采访（Anurag interview）408-11

商人和政客的黑钱（of businessmen and politicians）350-52, 405

亨度嘉兄弟（Hinduja brothers）369

恒河（Ganges River）430, 440

婚姻（marriage）118-20

包办婚姻（arranged）118-19

媒人和网络婚姻中介（matchmakers and online agencies）119-20

婆媳冲突（conflicts between wives and mother-in-laws）136-38

萨克温德［假名］的婚姻（of Sukhvinder）116-32

霍米·巴巴（Homi Bhabha）54

I

IT／信息技术产业（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firms）62

J

“9·11”恐怖袭击事件（9/11 terrorist attack）41, 162

饥荒（famine）313

加尔各答（Calcutta/ Kolkata）29, 166

加里·韦特（Gary Wendt）64-66

驾驶（driving）17-21

公车、摩托车、三轮车（by buses, scooters and rickshaws）21

汽车（by car）17-21

交通事故死亡（road deaths and）21

特权（privilege and）20-21

家庭承受的压力（families, stresses on）115-33

基础设施的无常（impermanence of infrastructure）23-24

杰西卡·拉尔（Jessica Lal）204

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road deaths）21

《教父》电影（Godfather）434

酒（alcohol）81, 247

酒吧（bars）81

建筑工人（construction workers）265-66, 276

金庙遭印度军队突袭（Golden Temple, Indian army storming of）333-34

金属生意（metal business）295-98

金钱（money）221

精神／灵性（spiritualism）：

精神导师／上师（advisers/ gurus）380-81

女性历史性的精神纯净（women’s historical spiritual purity）140-41

普尼特［假名］（Puneet）381-96

全球资本主义对中产阶级造成的精神影响（spiritual impacts of global capitalism on middle classes） 95-96

西方社会中与金钱和财产相关的精神问题（Western societies reconciliation of spiritual problems with money and property）379

精英／贵族（elite/ aristocracy）344-96

“农舍”资产（“farmhouse” estate of）1-16

仆人（servants of）263

房地产财富（real estate wealth）362-73

毒品和派对（drugs and party of）375-78

对乔普拉［假名］的采访（Chopra interview）353-61

金钱财富上的精神问题（spiritual problems with money and wealth）378-96

私人城镇（private township of）3-4

新德里的房地产开发商（building contractors of New Delhi as）168-72

政商关系（business-politician partnership and）347-53

中产阶级对精英的不满（middle class resentment of）399-407

英国化（Anglicisation of）172-74

与中央政权的关系（centralised authority, relation to）436-38

简柏特（Genpact）67

紧急状态（Emergency/ national emergency）328-30

经济自由化，1991年（liberalisation of 1991）36-37

比较自由化前后的医疗（health care before and after, compared）110-14

对农民的冲击（farmers, impact on）261

工人的谈判力量遭厂主攻击（workers’ bargaining power, assault by industrialists on）266

曼莫汉·辛格宣告自由化（Singh’s announcement of）49-50

战士精神（warrior ethos and）212

自由化产生的新印度寡头（new Indian oligarchy generated by）344-45

自由化以后基本资源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basic resources after）345

贾奈尔·辛格·宾德兰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332-34

贾格莫汉·马霍特拉（Jagmohan Malhotra）330

贾哈娜拉［假名］（Jahanara）240-41, 244-45, 248-51

贾斯万特［假名］（Jaswant）338-43

贾耶普拉卡希·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329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50-55, 58-59, 98, 313, 317

独立演说（Independence speech of）58, 61

教育背景（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50

经济计划（economic programs of）52-55

访问苏联（visit to USSR of）51-52

K

K. P. 辛格（Kushal Pal Singh）362-66

咖啡／咖啡因（coffee/ caffeine）80-81

咖啡馆（cafés）80-81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258

卡拉奇（Karachi）188

卡瓦里（qawwali）158, 206-8

柯曾爵士（Curzon）164

克里什［假名］（Krish [fictitious name]）378-78

克里希那（Krishna）199-200, 440-40

孔雀宝座（Peacock throne）151

L

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38

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313

拉尔·克里希纳·阿德瓦尼（Lal Kishanchand Advani）329

拉胡尔·卡普尔［假名］（Rahul Kapoor）212-13

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56, 336, 344-45

拉杰·卡普尔［假名］（Raj Kapoor）177

拉凯什［假名］（Rakesh）6-16

拉克什米女神（Lakshmi）380

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143, 369

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94, 333-34

拉曼·罗伊（Raman Roy）60-62, 64-69, 351-52

创立Quatrro公司（Quatrro founded by）67-68

创立Spectramind公司（Spectramind founded by）67

就职GECIS（at GECIS）64-67

就职美国运通（at American Express）61-62

拉梅什［假名］（Ramesh）79-80

拉纳·达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

搬至德里（moves to Delhi）35-36

家族历史（family history of）29-35

警察嫖娼（police prostitution sting and）307-10

试图拜访父亲的故乡（attempts to visit father’s home）46-48

拉瓦纳（Ravana）196-98

兰吉特［假名］（Ranjit）294, 299-304

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169-71

劳动力（labor force）268-77

劳工阶级（working classes）236-86，另见“穷人和劳工阶级”

雷努卡湖（Renuka lake）430

《梨俱吠陀》（Rig Veda）440

立交桥（flyovers）23

脸书（Facebook）327

粮食短缺（food deficits）313

琳帕·哈尔达（Rimpa Haldar）282

铃木（Suzuki）10-13, 362

卢比贬值（devaluation, rupee of）315

罗摩（Rama）196-200

《罗摩衍那》（Ramayana）197

旅游业（travel business）302

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261，317

宿街头者（street dwellers）21-22

M

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434

马杜·柯达（Madhu Koda）305-6

马鲁蒂铃木（Maruti Suziki）10

马鲁蒂汽车有限公司（Maruti Motors, Ltd.）362

马努·沙玛（Manu Sharma）204

玛雅瓦蒂（Mayawati）347-49

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49-50, 57-59, 260, 374

曼尼什·阿若拉（Manish Arora）84-90

媒人（matchmakers）119

美国（United States）316, 353

从美国进口食物（food imports from）313

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61-67

印美伙伴关系（Indo-U.S. partnership）93-95

美国化（Americanization）93-96

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61-62

蒙巴顿公爵（Lord Mountbatten）50

孟加拉（Bangladesh）186-87, 316, 399

孟买（Mumbai/ Bombay）16-17

孟买电影（Bombay cinema）176-77

米尔·塔基·米尔（Mir Taqi Mir）153, 442

米尔扎·迦利布（Mirza Ghalib）155-57, 160-61

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52

米纳克什［假名］（Meenakshi）237-57

米努［假名］（Meenu）319-28

米奇·乔普拉（Mickey Chopra）7, 15, 353-61, 365-366, 370-73

缅甸（Burma）186-87

名声（reputation）210-12

《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150, 192, 440

莫拉尔吉·德赛（Morarji Desai）315, 329, 331-32

莫宁德·辛·潘德赫尔（Moninder Singh Pandher）278-85

莫臥兒（Mughals）151-51

穆罕默德，先知（Mohammad, Prophet）4-5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187-88

穆斯林（Muslims）29, 155, 157-63, 184-85, 188-95

N

那纳格上师（Guru Nanak）334

纳迪尔沙汗（Nadir Shah）151

男性的阉割和激进的行为（emasculation of men, and hyper-aggressive behavior）200-206

男性结扎手术计划（male vasectomy program in）330-31

南非（South Africa）367

尼赫鲁的独立演说（Independence speech of Nehru）58, 61

尼赫鲁广场（Nehru Place）362

尼萨里谋杀案（Nithari murders）277-86

尼扎姆丁·欧里亚（Nizamuddin Auliya）157-58

纽约（New York）41, 434-37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58-59, 93

农村社区的金融安全网（security net for rural communities）271

农业（agriculture）260-62，271

1960年代的粮食短缺和饥荒（food deficits and famine in 1960s）313

改良种子（patented seeds）261-62

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261，317

自由化的影响（impact of liberalisation）261

诺伊达（Noida）273, 277

女性（women）：

传统角色（traditional role of）140-42

婆媳冲突（conflicts between wives and mother-in-laws）136-38

强奸和性攻击（rape and sexual aggression against）43-44, 138-40, 142-48, 189-90

印巴分治与女性遭绑架和遣返（Partition, and abduction and return of）200-202

职业女性（professional）134-36

O

欧克拉（Okhla）273

欧贝罗伊上校［假名］（Colobel Oberoi）179-85

P

帕吉勒提河（Bhagirathi River）430

帕科·拉巴纳（Paco Rabanne）86

排灯节（Diwali festival）196

旁遮普语（Punjabi）174, 176

毗湿奴（Vishnu）196, 199

贫民窟（slums）：

巴尔斯瓦定居点（Bhalswa Colony）236-52

扩张增加（growth of）274

拆除（demolitions of）274-76, 330

婆媳冲突（conflicts between wives and mother-in-laws）136-38

仆人（servants）262-65

普拉桑塔·钱德拉·马哈拉诺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53

普拉塔普［假名］（Pratap）295-98

普尼特［假名］（Puneet）381-96

Q

Quatrro公司（Quatrro）60, 67-68

企业／公司（corporations）：

日本企业和印度产业的发展（Japanese, and development of Indian industry）10

企业文化的影响（corporate culture, impact of）41, 77-81

私人城镇（private townships and）3-4, 436

医院（hospital）96-114

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60-69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 and）62-64

战士精神（warrior ethos）212-13

器官偷窃（organ stealing）279-81

强奸（rape）：

印巴分治期间（during Partition）189-190

在德里（in Delhi）43-44, 138-40, 142-48

乔杜里·拉赫马特·阿里（Choudhary Rahmat Ali）187

乔治六世国王（George VI, King）50

乔治五世国王（George V, King）166

穷人和劳工阶级（poor and working class）236-86

2000年以来的全球化中，从穷人和劳工阶级手中转移的财富和资源（transfer of wealth and resources from, in globalization of 2000s）37-38

巴尔斯瓦定居点的穷人（in Bhalswa Colony）236-52

城市的抗议（urban protests）272

结扎手术计划（vasectomy program and）330-31

露宿街头者（street dwellers）21-22

尼萨里谋杀案（Nithari murders and）277-86

农村社区的金融安全网（security net for rural communities）271

农业经济（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260-62, 271

贫民窟的增加和拆除（growth and demolition of slum and squatter settlements）274-76, 330

平均年收入（average annual salary of）258

欠缺谈判力量（lack of bargaining power）266-67

缺少住房（lack of housing）273-74

与中央集权的关系（relation to centralized authority）436

征收农地（rural land seizures and）259-60

作为工厂工人（as factory workers）265-66, 271

作为建筑工人（as construction workers）265-66, 276

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as cheap labour source）262-68

作为仆人（as servants）262-65

全球资本主义／全球化（global capitalism/ globalisation）37, 39-46, 59, 95-96, 150, 436, 443-46

剥削廉价劳工（cheap labour exploitation and）267-68

城市暴力（urban violence and）43-44

对工厂工人的冲击（factory workers, impact on）266

对中产阶级的精神影响（spiritual impact on middle class of）95-96

美国化（Americanization）93-96

日常生活的紧绷（intensity of daily life and）44-45

早年的能量和乌托邦理想（energy and utopianism in early years of）39-43

全印医学科学学院（All-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98

R

《热门新闻报》（Tehelka）204

人民党（Janata Party）332

S

Spectramind公司（Spectramind）67

撒哈拉控股（Sahara holdings）370

萨迪亚·维（Sadia Dehlvi）157, 158-63

萨克温德［假名］（Sukhvinder）116-32

萨茹阿斯瓦蒂［假名］（Saraswati）240, 242-44

萨维特里·金达尔（Savitri Jindal）143

桑贾伊·甘地（Sanjay Gandhi）274, 330-32, 361-62

沙贾汗（Shah Jahan）150-51

沙贾汉纳巴德［旧德里］（Shahjahanabad
[Old Delhi]） 150-53, 155, 167-68

商场（malls）95, 117-18

商业家族／商业家庭（business families）：

案例（examples of）6-16, 213-24, 227-34

家族的利益（advantages of）224-27

目标的连续性（continuity if purpose in）225-26

为了商业及家族发展所需的关系（relationships necessary for commerce, development of）9-11

战士精神（warrior ethos）212-13, 224-27

上师（guru） 380-81

《十九年中最严峻的形势》［马尔高卡］
（“Grimmest Situation in 19 Years”[Mulgaokar]）314

《时代》周刊（Time）94

世界银行（World Bank）315

水（water）260-61

德里的水系统（Delhi water system）426-33

非法的井（illegal well）180, 431

伊勒杜密什建造水井和水槽（Iltutmish’s construction of wells and tanks）5

水箱的运送（tanker deliveries of）24-25, 432

地下水（groundwater）5-6, 425-56, 428, 431-32

水槽（water tanks）5, 426, 431-33

水上公园（water parks）432

税务（tax services）320-21

私人城镇（private townships）3-4

私有化基本资源（privatization of basic resources）345-46

苏丹伊勒杜密什（Sultan Iltutmish）4-5, 158

苏菲派（Sufism）157-59

苏联（Soviet Union） 51-52, 316, 353, 445

苏伦德·库利（Surender Koli）281-85

贪污腐败（corruption）312-13, 317-18

博福斯丑闻（Bofors scandal）344

官员的贪腐（bureaucratic）320-28

政商关系和贪腐（business-politician partnerships and）347-53

中产阶级对贪腐的不满（middle-class resentment of）406

T

《土地征收法》, 1894年（Land Acquisition Act of 1984）259, 275

土地侵占（land appropriation）259-60

土地黑手党（land mafias）259

同性恋景象（gay scene）82, 90

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225-26

泰米尔伊拉姆猛虎，简称“泰米尔之虎”（Liberation Tigers of Talem Eelam）344

特权（privilege）20-21

特朗贝原子能研究所（Atomic Energy Establishment, Trombay）54

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GE]）82, 90

通用电气金融国际服务集团（GE Capital International Services [GECIS]）64-68

塔塔基础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54

W

乌尔都语（Urdu）153, 156, 159-60, 174, 176-77

五年计划（Five-year Plans in）53-55

文化（culture）：

与印巴分治（Partition and）191-95

与英国化（Anglicisation and）172-74

与语言（language and）

污水系统（sewage system）403-31, 441-42

网络婚姻中介（matchmakers and online agencies）119-20

沃尔格林公司（Walgreens）67

威普罗公司（Wipro）67

维卡斯·亚达夫（Vikas Yadav）204-5

维沙·亚达夫（Vishal Yadav）204

维诺德·达姆（Vinod Dham）93

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93

X

希巴尼［假名］（Shibani）99-110

希姆兰［假名］（Simran）227-64

悉达多［假名］（Siddhartha）99-110

悉多（Sita）197-98

锡克人／锡克教徒（Sikhs）29, 157, 188-89, 192, 194-95, 201-2, 332-38, 340

宾德兰瓦勒领导的暴动和英迪拉·甘地的回应（Bhindranwale-led uprising and Ghandi response）332-34

贾斯万特［假名］的访谈（Jaswant [fictitious name] interviews）338-43

英迪拉·甘地遭刺杀后反锡克的暴力（anti-Sikh violence following Gandhi’s assassination）334-42

辛迪加（Syndicate）314-16

新德里（New Delhi）150, 165-74

房地产开发商成为新贵族（building contractors as new aristocracy of）168-72

建筑（architecture of） 167-68

英国决定建造新德里（British decision to build） 165-61

信息权力法（Right of Information Act）271

信用（credit）9

性犯罪（sexual crimes）：

在德里（in Delhi）43-44, 138-40, 142-48

印巴分治期间（during Partition）189-90

Y

亿万富翁（billionaires）304-5

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60-69

GECIS公司（GECIS and）64-67

Quatrro公司（Quatrro and）67-68

古尔冈作为外包业务的总部（Gurgaon as home of）64, 68-69

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and）62-64

拉曼·罗伊（Raman Roy and）60-62, 64-69

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 and）61-62

提供中产阶级机会（opportunities for middle classes offered by）72-74

亚马（Yama）440

亚米（Yami）440

亚穆纳河（Yamuna River and）423-31, 439-43, 446-48

伊斯兰（Islam）191, 194

印巴分治，1947年（Partition of 1947）3, 29-30, 186-208, 335, 445

伴随的暴力（violence accompanying）189-91

男性的阉割（emasculation of men and）200-206

欧贝罗伊上校［假名］的访谈（Colobel Oberoiinterview）181-82, 184-85

难民（refugees）192-95

被绑架的妇女及其遣返（abduction and return of women）200-202

印地语（Hindi）175-76, 313-14

印孚瑟斯（Infosys）62, 94

印度（India）：

1960年代失能的政府（dysfunctional government in, 1960s）313-14

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孤立主义（isolationism of, in 1970s and 1980s）55-56

1991年的自由化（liberalisation of 1991 and），见“经济自由化，1991年”

GDP增长速度减缓（GDP growth in, slowing of）

宾德兰瓦勒领导的暴动和英迪拉·甘地的回应（Bhindranwale-led uprising and Ghandi response）332-34

发展指标（development indicators）399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借款（IMF loan to）56-57

核试验（nuclear test of）317

经济自由化后的农业（agriculture, post-liberalisation）260-62

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 in）261, 317

毛派武装团体与“和平行动”的回应（Maoist insurgency and Salwa Judum response）260

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93-96

男性结扎手术计划（male vasectomy program in）330-31

尼赫鲁统治期间（under Nehru）50-55

侵占农村土地（rural land appropriation in）259-60

人口增长（population growth in）313

五年计划（Five-year Plans in）53-55

乡下的问题（problems of countryside）258-71

曼莫汉·辛格的经济改革（Singh’s economic reforms）49-50, 57-59

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60-69

印度的组成（constitution of）52

印度掀起的战争（wars fought by）313, 316

英迪拉·甘地的统治（under Indira Gandhi）137-38, 290, 314-18, 328-34

英迪拉·甘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national emergency declared by Gandhi in）328-30

英迪拉·甘地遭刺杀后反锡克的暴力（anti-Sikh violence following Gandhi’s assassination）334-42

英属印度帝国（British Indian Empire and）186-87

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of）49-50, 53

印度人（Hindus）29-30, 155, 157, 184-85, 188-95, 201-2, 303-4, 334-38, 340

印度乡下的问题（countryside/ rural India, problems of）258-71

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51

《印度的贫困和去英国统治》［达达艾·纳奥罗吉］（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 [Dadabhai Naoroji]）51

《印度是如何变成美国的》［卡普尔］（“How India Became America” [Kapur]）93

印度教（Hinduism）137, 334-35, 381, 388-89

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54

《印度斯坦时报》（Hindustan Times）202-3, 314

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174, 176

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54

印美核协议, 2008年（Indo-US nuclear deal, 2008）94-95

医疗体系：

企业医院（corporate hospitals and）96-114

医疗自由化（liberalisation and）110-14

医院（hospitals）96-114

艺术圈（art scene）42-43

“鱼苗”品牌（Fish Fry）85

英国（England/ Great Britain）：

藐视英国的法律制度（disdain for legal system of）158-59

德里“西帕依”于1857年的叛变和英国的反应（Delhi sepoy rebellion and British response, 1857）154-56

在德里的水系统（water practices of, in Delhi）427-29

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154-55

英语（English language）173-74, 176, 314

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37-38, 290, 314-18, 328-34

1971年的选举（1971 elections）316, 328

1977年大选落败而丧失政权（loos of power, in 1977 election）331-32

1980年重新当选（reelected, in 1980）332

成就（achievements of）316-17

刺杀（assassination of）331, 334

民粹主义（populism of）316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national emergency declared by）328-30

专制统治（autocratic rule of）328-31

转向左派（leftward turn of）315-16

英属印度帝国（British Indian Empire）186-87

英联邦运动会，2010年（Commonwealth Games, 2010）23, 223, 275, 400-404

语言（languages）173-77

旁遮普语（Punjabi）174, 176

乌尔都语（Urdu）153, 156, 159-60, 174, 176-77

印地语（Hindi）175-76, 313-14

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174, 176

英语（English）173-74, 314

银行（banks）289-90

Z

中产阶级（bourgeoisie/ middle class）77-148, 397-420

1990年代至2012年中产阶级的心情（moods of, from 1990s to 2012）397-407

波西米亚文化和年轻人的理想（bohemian culture and ideals of young people of）39-43, 81-84

对阿努拉格［假名］的访谈（Anurag interview）407-20

家庭的压力（families, stress on）115-33

经济自由化以后女性不断变化的角色（women’s evolving role, post-liberalisation）134-48

精英对社会的控制（elite control of society and）399-407

企业文化的影响（impact of corporate culture）77-81

穷人的困境（plight of poor and）272-73

全球化主义之前的社群生活（pre-globalism community life）37-40

全球资本主义的精神影响（spiritual impacts of global capitalism）95-96

业务流程外包提供的机会（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72-74

与中央集权的关系（relation of centralised authority）436

医疗体系（health care system and）96-114

与仆人的关系（relation to servants）262-65

中产阶级的不满（discontent of）115-16, 398-407

中国（China）266, 267, 313, 399

自由党（Swatantra Party）315

战士精神［商人的］（warrior ethos of business people）212-13, 224-27, 366-67

政治／政客（politics/ politicians）305-6, 345-53

个人财富（personal wealth of）346-47

私有化（privatization and）345-46

政商关系（business-politician partnerships）347-53

资本主义（capitalism）：

企业（corporate）77-81

全球（global），见“全球资本主义／全球化”

资源的所有权（ownership of resources）41

殖民主义（colonialism）140, 200, 259

EXIT INTO HISTORY: A JOURNEY THROUGH THE NEW EASTERN EUROPE by EVA HOFFMAN

Copyright © Eva Hoffman 199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访历史 : 新东欧之旅 / (美) 伊娃·霍夫曼 (Eva Hoffman) 著 ; 胡洲贤译.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305-20677-1

Ⅰ. ①回… Ⅱ. ①伊… ②胡… Ⅲ. ①东欧－概况

Ⅳ. ①K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2713号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政编码：210093

　　网址：www.njupco.com

责任编辑：卢文婷

特邀编辑：刘广宇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前言

第一章 波兰（上）

第二章 波兰（下）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

第四章 匈牙利

第五章 罗马尼亚

第六章 保加利亚

后记

致谢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前言

就像一个人生命中所有重要抉择一样，引发这个决定的诱因冥冥中早已天定。当1989年东欧的革命开始如一串强烈拨弹的琴弦回响之时，我就知道这是我想要亲自见证的历史事件。

“东欧”之于我，是有着私人联结的强烈概念。我在波兰（Poland）出生，在那里上小学，并接受密集的政治及情绪的早期教育。尽管甫一成年就移民，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波兰，或者延伸来说，东欧，一直是我心中那片理想大地。因为我爱过它，失去过它，也因为与它草草切割分离，因此无可回避地，它就如同一片牢牢攫住我想象力的大地，承载着童年的欢愉、柔情、活力与人性的温暖。

很大程度上，东欧实际上也始终陪伴在我左右。我在共产主义庇护下的波兰长大，那个系统在四十多年中为世界很大一部分区域提供了，也可说是强加了主导话语。这套既定的“体系”在几代人身上强加了一些不容动摇的限制，把整个社会分成相对极端的“我们”和“他们”。在各式各样的缓和与冷战、自由与钳制之间，这一重要划分的基本元素始终在那里。但在1989年的此刻，这一元叙事戛然而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不怎么清楚，只知道东欧将会改变，且是彻底的改变，而我想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赶到那里去。这是我长途跋涉背后极端私人的渴望：我想要在“我的”东欧消失前看看它。但这一次，不带我童年的梦幻和偏见。我想要努力一下，至少试图了解它原来的风貌，从比较宏观、比较健全，也比较全面的视角来看。弗洛伊德（Freud）说所谓的幸福，就是童年希望的实现；那么有意义的知识，或许就是童年的好奇获得了满足。

但是在我的远征背后，还有个不那么隐私，但毫无疑问比较任性的冲动。我对那种使世界的眼光突然都集中到东欧的魅力无法无动于衷。很显然，随着1989年重要的事件一件件出现，历史正在那里发生——而我认为这是我见证历史的机会。我想要近距离地目睹它一天天地发生，了解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变对特定人群的生活和心灵有何意义；换句话说，撇开我要去那里一趟的极端私人理由不提，我就是想要在历史发生的当下亲眼见证，捉住活生生的它。

不过想去看任何一个地方原来的模样，从来都是出了名的困难任务，或许东欧还是举世最困难之地。我们的精神构造似乎天生就渴望一个想象的“他者”，不管是闪亮亮、精雕细琢和理想化的“他者”，还是一个黑暗、野蛮和骇人的“他者”。东欧在这方面颇符合我们的需要。好几个世纪以来，它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分割、隔离，而且——考虑到那微不足道的地理距离——对我们而言奇怪地陌生。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作为“他者”、“异国”的替身。当莎士比亚（Shakespeare）想要找个地名来表示非真实的梦幻之地时，便称其为伊利里亚（Illyria，对照实地，应位于当今的保加利亚〔Bulgaria〕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或是波希米亚海岸（Seacoast of Bohemia，众所皆知地理上实际是不存在这个地方的）。而当他谈及某个属于我们政治关系外围的幽暗领土时，他选择在《哈姆雷特》（Hamlet）的最后粗略地提及波兰。

真正的东欧地区，其文明和西方世界一样轮廓鲜明而历史悠久。大摩拉维亚帝国（The Greater Moravian Empire），也就是现代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1]的前身，大约建于公元8世纪；第一个保加利亚王国在7世纪就达于巅峰；即使不算政治，波兰和匈牙利也皆可宣称自身的社会和文化有一千多年历史；而罗马尼亚人则声称是达契亚人（Dacian）[2]的后裔——太过难以征服的一个民族，以至于罗马最终胜利后一庆祝就庆祝了三十年。然而尽管文明存活了下来，并且保住其特性，欧洲这一区域的国界在过去十个世纪里却像在一位特别恣意放肆的玩家重新安排的棋盘迷局中，变化无常地漂移。波兰、匈牙利（Hungary）和波希米亚在17世纪之前都有过帝国扩张的阶段；但最近以来，东欧却成了东西方帝国争胜和扩张的竞技场。部分是因为其在贸易通道上的位置，部分是因为地理结构，即几个国家挤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里，于是欧洲这一部分的国家遂成为侵略、殖民、强权谈判、分割和干脆占领的永恒目标。

那也就难怪这一区域甚少获得长期的安定和经济增长，并且在西方世界的想象里，始终都是“另一个欧洲”，相对于我们所认为的那个货真价实的欧洲，发展得比较弱，比较不文明，也比较动荡，更充斥着冲突。即便到了现代，在东欧已经变得比较容易进入，也更为人所知时，人们还是倾向于要么视其为原始野蛮之地，要么视其为轻歌剧娱乐的发源。但是，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那些年，东西欧之间的一些隐形屏障开始倒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再度成为民族国家，出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东欧孕育出来的文明成果作为现代主义的突出部分开始受到赏识；而那些地区的大城市似乎也成了可合理造访之地。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紧随其后的铁幕的降下，都让那段间歇中任何可能的渗透骤然缩减，使得东欧在接下来的四十几年间，隐没得比过去更暗不可见。东西之间的沟通和旅游皆大范围地停顿。讽刺的是，在实质距离变得益发微不足道的同时，文化和生活条件的裂缝却渐次加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西方开始沿着物质发展的道路加速前进时，东欧的经济却接近停滞，甚至倒退。而在西方世界不断经历各式各样的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时，东欧却苦于政治煽动和中央集权而陷于实质的停滞。

这几十年来，东欧再度成为测试西方世界希望、恐惧和误解的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3]。对某些人而言，它是理想有望的乌托邦宝库；对另一些人而言，它是英雄战区，挣扎对抗邪恶的反乌托邦社会；不过对绝大部分的人而言，我会大胆地揣测，“东欧”已经变成死气沉沉的单调领土，那里的人民被压在一个沉重的制度下，弯腰而行。

在那里长大的我知道，实情至少不是后者。我知道在东欧，生活就像其他各处一样充满惊喜与多样化，不可能被简略或缩减成少数几个面向。

尽管如此，在踏上旅途之前，对于要看些什么，我还是做了些假定。我当然理解“东欧”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构的，而我旅行所要经过的那些国家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特性。然而我认为虚构至少是有用的，或许还存有某种程度的史实根据。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真实：那段历史大部分出于毫无选择，结果却不得不大家共同承担。苏联的占领时代创造了东欧，即便这样的实体过去并不存在。尽管我很清楚目前对于恢复中欧、中东欧和中南欧间的差异的争论，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但这对于我的写作目的来说并不重要。因着单纯和方便，大部分时候我都还是将其称为“东欧”，不过显然有时“中欧”似乎才是比较正确的用语；这同样也适用于“巴尔干半岛”这个概念。

我决定走访的五个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可以合理地被说成古代东欧或者战后欧洲的一部分；同时它们也是在我到达之时已经发生“革命”的地方。我决定不去那些退出共产主义阵营之后走上不同寻常道路的地方，即南斯拉夫（Yugoslavia）和阿尔巴尼亚；我也把东德（民主德国）排除在我的行程之外，因为就历史上而言，即便在战后曾是“兄弟”联盟的一员，但它并非东欧的一部分。

不过尽管我认为将其称作“东欧”有充分的理由，但我也知道那其实是一个有其社会和民族多样性的区域。一致性是过去四十五年强加在东欧身上，并且被最近的事件迅速抹去的神话之一。如今东欧诸国再度呈现出多元化的族群、阶层和亚文化，其中许多都熬过了同一性的意识形态而保存下来，且认同——通常还有敌意——依然未变。在探险之旅中，我试着公平对待这些分别和区隔。我既到外围的小村落，也到主要的大城市；既造访工厂，也去编辑办公室；聊天的对象既有农夫、工人和自曝身份的贵族，也接触了波兰的犹太人、匈牙利的吉卜赛人和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

尽管并非原先就做好的计划，但从波罗的海（Baltic）到黑海（Black Sea）的行程我走了两次。1990年夏天走了一次，1991年夏天又走了一次。部分是因为我非得旧地重游不可，因为我觉得眼看两次才为实。除了一些特定的印象必须自己再度确认外，也要加深其他的印象，继续尚未完成的对话，充分感受特定地方的气息；但重返也让我得以瞥见一年后“改变”如何在每个国家发生。两段旅程我都平均分配进每一个章节中。

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途中，我倾听人民日常生活的叙述。东欧人虽没有美膳雅（Cuisinart）料理机，可是他们有故事，他们的故事中嵌着历史，与重复扫荡这些小国家的骚动事件紧紧纠缠。在东欧，历史似乎经常更厚实、更紧凑，也更沉重；少有几人能够与之脱离，或者完全不受影响。这在过去几十年共产主义成为一种主导一切的主题时，或许尤其真实。这个主题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充斥于一切，渗透进所有，既是抽象的想法，也是具体的日常现象。无法逃离，也无法忽略在其庇护下所进行的大规模公共事件，或者这些事件对个人所产生的结果。这套体系非常全面系统，其成就之一就是几乎抹杀了个人和政治之间的区分，而这个结果也绝对会让人怀疑这种等同是否真的可取。

不管如何，这都意味着个人经历在东欧往往要比在其他支离破碎得更严重的社会更容易被理解，也更具代表性。显然个人生活和国家生活在性质上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观察周遭的社会百态，特定模式的贯穿始终还是让我深感惊讶：讶异于特定种类的故事在每个国家重复发生的频率，以及它们反映每个国家的历史和处境的程度。国家、文化和社会毕竟是有机体，就某个程度而言，部分确实反映了整体。

如果说在东欧，故事比较接近历史，那它也就比较接近道德剧——这是体制的另一项成就，强迫人民经常要在相当大的压力下做出困难、冒险和道德上的选择。几乎每个人都曾经面对这样的抉择：他/她是要支持还是反对；在某一场会议中是要举手赞成让某人毁灭，还是袖手旁观以求自保；是要告发邻居，签下危险的请愿书，在一场反犹太人的战役中默立一旁，还是冒着遭到羁押的危险而抗议。

依我之见，人性在东欧似乎显得更加强烈，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下，塑型更强烈，畸形也就更强烈。当然，在我碰到的人当中，有我比较喜欢或比较不喜欢的，有比较认同或者比较不认同的；但更常令我感到悸动的，是东欧人在面对改变时的恢复力、冲劲和清醒的自觉。他们苦苦努力以对的障碍是巨大的，人类精力和创造力中的未知因素几乎让一切都变得可能。

整个社会是如何一下子推翻所有制度安排的？人们如何适应或许自己曾深恶痛绝，但生活却又深深受其支配的世界观的解体？他们如何重置日常和长期的生活方式？在我旅行经过的国家里，改变几乎是大家共同的渴望，而除了罗马尼亚外，也几乎都是在全面非暴力的情况下完成的，鲜少遭到统治力量的反抗。随着历史改变的推演，这是最佳状况的剧本，是披着最柔软光滑外衣的革命。然而在那里发生的更深层的转化，其实是更戏剧化的，也经常是没有方向的。因此我所看到的变化后的场景，就是各种调性和情绪的混合、平静和热情的纷争，既乐观又谨慎；也是不同时代的怪异组合，有点像是新近挖掘和翻转出来的考古遗址，各年代地层的遗骨都在同一场混乱中被翻上表面。如今东欧饱受各式各样的过去的纠缠，记忆、失忆和刻意的删除也在其后紧追不舍。共产时代当然留有大量复杂的遗产，可是早于那个时代的种种也清晰可见。这个系统虚假的统一性一经突破，包纳着种种态度、敌意、习俗，甚至是政党的沉泥便从早前世代整个复活过来——这是“过去”从人为禁锢中挣脱出来后，所做的一种奇妙的重述。

如果说东欧的过去非常活跃，那未来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今天发生在东欧的实验，我们没有已有的词汇来称呼它，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知道其历史的重要性；但一旦靠得更近一些，历史便会分解，粉碎成亿万的日常琐事。除了高潮的时刻外——有时即便高潮也是如此——我们相对于历史，依然是司汤达笔下滑铁卢战役中的法布里奇奥[4]。

在我旅行的时候，东欧虽然身处旋涡的最中心，但从中浮现的模式却还难以探明。而且，任何观察者的经验都会经过他/她自己的视角和偏好的筛选，而所有旅游者也都要仰赖偶然和机遇的垂怜。所以当一本书的主题和范围如这本书这样广泛时，提出的主张就一定要非常谦逊。接下来是对一段特定旅程的记述，也是一个人和一个地区在一个特殊历史交叉点的遇合——一连串的碰面、交谈、反思和印象，如同马赛克碎片一样，我仅希望从中能正确地浮现出更大的轮廓与图景。

[1]世人习于简称捷克的国家，其实有极其繁复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瓦解，素来关系较为密切的捷克与斯洛伐克于1918年10月28日合并为捷克斯洛伐克，即Czechoslovakia；直到1993年1月1日捷克与斯洛伐克才又解体成为两个独立国家。但因本书记录年度为1990—1991年，文中所提及的捷克，仍是两国各自独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只是为顾及阅读方便，此处说明之后，仍统一译为其简称“捷克”。——译注，下同。

[2]达契亚人于公元前约1000年时开始居住在该地区，亦即现在的罗马尼亚民族，所以现在的罗马尼亚人被认为是达契亚人和罗马人混血产生的民族。

[3]罗夏墨迹测验，叫人解释墨水点绘的图形以判断其性格的心理学测验。

[4]法布里奇奥是司汤达所著《帕尔马修道院》的男主人公，误打误撞遇到拿破仑的军队，上了战场，开了枪，受了伤，但直到事后才意识到自己参加的是著名的滑铁卢战役。

第一章 波兰（上）

“意外，令人惊艳的意外，往往在别处发现。”司汤达曾在他的一篇乡间旅游札记中这样写。意外带来的刺激，正是我们旅行的目的。这回我所要旅行到的别处，曾经是我的家乡，但是当波兰航空班机下降至华沙（Warsaw）乳白的晨光中时，我心中仍情不自禁地涌现出一股期盼的雀跃。距离我上次来到波兰其实还不到两年，但是在我心目中，我的故乡已经变得陌生了。波兰在这期间经历了一桩接一桩戏剧化的大事，一再占据新闻大标题：革命，共产主义的结束，一个世代的终结。在我心目中，这些头条新闻已经重叠拓印在我个人成长的故国影像之上。波兰已经从我身边飞跃而去，这种远去不是距离上的，而是时间上的。不知怎么的，我总感觉它的改变将会超出我的想象。

不过当巴士带着我们从停机坪驶向机场时，我立即发现自己置身一种熟悉的氛围中。准备下车时，一个男人以挖苦的口吻炫耀道：“波兰文化的花朵回到了波兰的土地！”每个人都报以会心的一笑。这班飞机的旅客大部分或许都是过去十年里的劳工阶层移民——他们通常以政治为借口离开波兰，其实只是想前往所谓的机会之邦改善他们的命运。他们算不上是高尚的流亡型移民，这也正是这句犀利的自嘲所承认的。这是我所熟识的幽默，俨如当地性格的一个标记，看到它那么自然地融入新的环境，我感受到了一阵小小的熟悉的喜悦。

入关处的女士很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不自然的笑容明显僵硬，她脸部的肌肉并不习惯这种表情，不过我还是对此表示感激。这种假装出来的礼貌至少比我在这里经常受到的怒目而视要好多了。这个狭小、设备原始，且只有单一航站楼的奥肯切（Okęcie）机场还保留着货真价实的搬运工人，他们来往穿梭忙碌的景象是我之前在波兰所未见的。那位搬运我行李的脚夫十分热爱这份工作，他不但朝我一鞠躬，抓着我的行李，兴冲冲地卖力工作，而且在帮我把行李放到人行道后，不待我从皮包掏出赏金，就两脚一并，又匆匆忙忙跑去招呼下一位顾客了。

但是当我和兹比谢克（Zbyszek）驱车穿过这座城市时，它的外观看起来什么也没改变。兹比谢克是我的一位电影导演朋友，特地前来机场接我。在这个5月的清晨，天气异常寒冷，细雨绵绵，灰意朦胧。兹比谢克正为牙疼所苦，牙疼虽然恼人，却再平常不过；华沙也同样再平常不过，毫无亮点。这里绝对反对标新立异，宁愿缩减而绝不逾越，宁愿低调而不求极致。我们行经宁静的小区，两旁是低矮的灰色石砖建筑，沿着维斯图拉河（Vistula）有一条被两排树夹着的人行步道，背着皮质书包的孩子们步行上学。

意识到自己对这宁静的场面有点失望，我立刻谴责自己的古怪反应。我到底在期盼什么？旗帜飞扬宣扬革命的胜利？还是不要这么灰暗，多点明亮？或者因为最近才扬名国际，所以空气污染应该要更严重一点？我猜就某种层面而言，我确实有这种心思，虽然不算太久前我才来过这里，这也正是新闻头条和选择性画面的威力，即新闻界的海森堡效应，我们当下的认知都已受到其强烈的影响。

为了保持客观，我问兹比谢克他对这里所发生的事有什么感觉。

“哦，我一直比较悲观，”他轻快地回答，“我觉得所有事情都在崩溃中。”

“崩溃得比以前还厉害吗？”

“厉不厉害并不重要。以前一切崩溃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崩溃的是‘他们’；但现在，所有事情都离我更近了，虽然不至于说是我的事，但是我会同情那些无法适应的人。”

我知道对波兰人而言，失去悲观就等于丧失了荣誉，所以我进一步探询：“到目前为止，这当中有没有产生什么好事？”

“呃，我最近在外地一个小镇待过，那里讨厌的嘴脸比较少了。你懂我的意思，他们最擅长的那种嘴脸。”

“我很好奇那些嘴脸发生了什么事。”

“哦，那些嘴脸是可以改变的。”兹比谢克坚定地说，“如果开始关心某些事，或停止酗酒，人的样貌就会不一样。那些嘴脸还是可以改造的，你晓得吧。”

我觉得人的面貌可以重新改造这个想法很神奇，不过言谈间我们已经来到我即将居住的地方了。由于一个海外朋友的慷慨邀请，我有了落脚之处，一间位于随处可见、俗称“蚂蚁窝”的建筑群中的公寓。这些建筑群俨如一团垂直叠放、毫无优雅可言的方块盒，突出于光秃秃的地面，没有草坪或树篱柔软地点缀其间，只以一扇扇密密麻麻排列的空洞的窗口冷眼瞅着这个世界。一片泥泞、未经整理的荒地在建筑后方延伸。停车场上有几个孩子在学习溜滑板；水泥小径上，两个粗壮黝黑的男人不怎么清醒地搂肩而行，展现出醺然的同志友谊。

我从来没有过在“蚂蚁窝”停留或居住的经验，不过这里的公寓是我经常造访的一种类型：典型的波兰公寓。公寓面积很小，清一色的浅褐色装潢，而且就西方的眼光看来，建材极其轻薄脆弱。波兰——或者说东欧——的大部分生活就是在这种公寓中展开，而人们也不惜为之等待、贿赂与期盼。在我置身的这间公寓中，每处可使用的空间都摆满了书：包括波兰文学作品、学术性杂志、美国经典的翻译本等。兹比谢克以赞许的眼光来回审视。后来他的牙痛加剧，只见他痛苦地皱着脸，跟我道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个新环境中。我有点紧张地环顾四周，自然而然地接了杯水，然后就只是握在手中，没往嘴边送。有人曾经警告过我不要喝这里的自来水，否则不是中毒，就是拉肚子。幸好一位受托前来帮我熟悉的邻居及时来援，送我一瓶瓶装矿泉水当礼物——虽然在递给我的时候有点舍不得的样子。

我决定在附近走一走，熟悉居住环境，顺便寻找改变的迹象，却看不到什么明显的证据。由于华沙的大部分是在战后最贫瘠的几十年间建造的，因此建筑充斥着有意的社会主义集体意识的平庸风格。这里没有餐厅、海报或霓虹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这附近能一窥都市生活，或有个灯火通明的避风港，得以喝上一杯上好咖啡。这里有的只是宽阔的街道、沉闷的建筑和一片灰色。

我很了解这种灰色，以前甚至还喜爱过这种灰色。对于在这里长大的人来说，那是心情和天气的一部分，沁入骨髓，给人一种舒适的忧郁感。只是为何此刻却让人感到一股更甚于以往的凄凉？我想我是在用不同的天线接收它，此刻已经没有了体制的保护性过滤——这种体制赋予很多内容以正当性和解释，甚至包括这层层灰色。这种单调乏味确实可算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单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是刻意采取的清教徒主义。他们不是傻瓜，深知美学和欲望的关联，比如他们禁止在招牌上使用明亮的色彩，因为这些色彩会唤醒梦想，让人梦想一个更加色彩缤纷的现实。

这里还没有竖起五颜六色的招牌，所以这个小区就是眼前的光景，光秃秃的不具任何特色。不过这里绝对发生过某种大事，因而即便是眼前这般单纯的景观，也能引发我这般不同的看法。

回到公寓后，我泡了杯咖啡，并试图打几通电话，却发现这完全是徒劳。三通中就有两通完全没有任何信号或连线，即使连上线了，也经常出现忙音，事实上是否真的占线也令人存疑。接着我突发奇想，想打电话给纽约的某个人，但在我坚持不懈的拨打后，长途接线员却告诉我打到纽约要四到六个钟头才能接通。

我放弃了跟外界联系的企图，爬上床钻入好几层毯子下。外面的细雨绵绵已经转为滂沱大雨，公寓内寒意刺骨。而这，这就是东欧，不是头条新闻，也不是历史。我怎么能让自己陷在这里好几个月？我伸手拿了一本书，想起何以图书在这里大为畅销。当然，在充斥着新闻扭曲与审查的黑暗年代，书本通常得以比新闻传递更多可靠的消息；同时，书本也是这一切的解毒剂，一个心灵的休憩之所，可以穿透四周摇晃的单薄墙壁，让我们不但可以暂时逃避至幻想之境，也可融入书本中所描绘的另一个世界和真实中。

历史往往过于夸张，沿着华沙街道而行的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这里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过当我接近市中心时，改变的迹象终于出现了。首先，在商店门面和旅馆入口处，竖立有若干不引人注目的招牌，标示外币交换的字样。我走入一家挂有招牌的简陋木屋，它另外还挂有蔬菜贩卖的招牌。店内，一箱箱胡萝卜和马铃薯的旁边摆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各种外币的官方汇率。外币交换在以前是非法的，因此我总心虚地有回头观望的冲动。帮我兑换外币的人现在当然已经习惯这一切了，镇定如常地递换了一堆数目怪异、夸张，宛如回到昔日通货膨胀时代的货币。我的五十美元换得了近五十万元的兹罗提（zloty）[1]，让我刹那间觉得自己有如百万富翁，不过我也可以感到波兰货币的急剧贬值带给百姓的焦虑不安。

“不过货币现在已经稳定了，男人也可以真的拿点钱给他们的女人花花了，”当我就此问兑换外币给我的人时，他这么说，“只要他们别来找麻烦，我们自己一个人过也没问题了。”

“他们？他们是谁？”

“嗯，该怎么跟你说呢，非法组织吧！他们想要控制这个行业，还有枪。我是自己独立的；但他们是黑手党的，全都是。我敢讲他们有一半是以前的当权派，或民兵出身。否则这里谁会有枪？”

靠近市中心新世界大道（New World Street）的一些建筑低矮的街道上，充斥着临时聚集的摊贩，直接就在车顶或在人行道铺的报纸上，陈列贩卖些不起眼的杂物：一双厚裤袜、一件夏威夷裙、一瓶伏特加酒、一些香蕉和草莓等等。这是新经济秩序的萌芽，但整体而言，多么破旧又寒酸！那些拆除了闪亮包装的货品，有种“次级超现实主义”的忧郁色调，随意排列组合，却毫无诗意。

城市的核心部分，是灰尘飞扬、过于宽广的大道，单调无趣的建筑和拥挤的人行道，一群人心情愉悦地从一间阴暗的餐馆走出来。我走过共产党总部大楼，又是一幢乏味的建筑，企图透过冷硬的风格和阴暗的窗户传递威严的气质。有两个男人手提公文包站在建筑前面低声说话。我好奇里面正在发生什么。前面又是些卖水果和蔬菜的摊位，又是些神态疲惫的人细心地检查贩卖的胡萝卜和橙子。我知道我应该将这一切视为企业活力和冒险精神的象征，但是相反地，在快速浏览之后，我还是感到和昨天一样的失望。以往，在剥夺中仍有股虚饰的尊严，空无一物就像是荒诞至极的笑话，令人有种病态的喜悦，甚至邪恶的满足。但现在，正如沉闷阴郁的建筑一般，眼下这些就是全部一切，微不足道的改善只衬托出感伤的气氛。这就是波兰勇敢踏入新世纪的出发点，一切归零，满目疮痍。

我在一间毫不起眼的咖啡店跟我的朋友雷娜塔（Renata）碰面，点了一份三明治和沙拉。有位年长的女士已经研究了半天选择有限的菜单，当看见我点的东西时，她嘟囔了一句：“就是有人口袋够深，能够填饱肚子。”

“你看到这里的情况了吧？”落座以后，雷娜塔开口道，“以前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在那种可悲的水平下，人们不会彼此忌妒。忌妒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谁也不比谁多。这里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

是的，这点毫无疑问，这里会有好长时间同时具有贫穷的症状和资本主义的病态。我向雷娜塔提及我对这里的最初印象和沮丧的心情。“转变所带来的忧郁，你所感到的就是这个，”她告诉我，“你才浅尝一小口，我们可是不打折扣地经历了整个过程，或者应该说，我们都正在经历整个过程。我的意思是，没有人知道前面是什么，我们必须从头挨过。”

“当然，你不会认为以前反而比较好吧。”

“不，当然不是。不是比较好，而是比较单纯。我们，他们，那是一场可以预测的游戏。现在我们处于完全开放的情况，没有人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工作会怎么样，或者明天晚上的新闻主播会是谁，或者当地的托儿所会不会关门。这些事谁都可以凭本事争取，而且没有谁可以怪罪。这种情况真的会让人心情郁闷。”

“不过开放不是比较好吗？”我问道。

“算了吧！别一副美国人的口吻！”雷娜塔嘲讽我道，“对，是比较好，毫无疑问，只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我的薪水大概只有以前的一半。而且买东西要花更多时间，因为我必须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比较价钱。以前是你买一个鸡蛋，就付一个鸡蛋的钱；现在是谁都认为他们可以随意喊价。”

讲到这里，她的声音上扬，有股义愤填膺的味道。雷娜塔在高中教生物，有三个孩子，没有什么时间去货比三家。

在返家的途中，我决定采买些基本的日用品。严重短缺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了，不过食物方面还是远不及西方世界的丰富多样。我买了一种奶酪，一种意大利香肠，从蔬菜店里买了一些西红柿和胡萝卜。这已经够了，我心怀感激。不过就一般波兰人的薪水而言，这些食物的价钱令人咋舌。在我暂时栖身的小区里，光是买这几样东西就要跑几家商店，它们分散在各处，很不方便。加上我忘了这里是不提供提袋的，所以没带当地人采买时都会带的“网兜”，结果就是必须跟几个笨重的、几近松脱且随时可能滑落的包装奋战。回家途中，在一条几乎空荡荡的街道上，一位身穿军装和高筒皮靴的军人从容而行，两手令人嫉妒地提着两个差不多重的提袋，规律地在他双腿两侧晃动。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位弯腰驼背、包着头巾的老妇人，朝我的方向走来，重复着单调的悲叹：“我到处都痛，”她用甜美的声音埋怨着，“我的脖子痛，我的背痛，我的腿也痛……”噢！恒久的东欧，我心想，你毕竟还在啊，虽然也许不会太久了。这老妇人对自己身体的疼痛并不怨天尤人，她直视我眼底的眼神是信赖的，眼睛是湛蓝的，她知道她可以对我诉苦，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一样。

我去参加了“作家联盟”（Writers' Union）的一场会议，做个短暂的访问。会议在旧城举行，位于华沙一处风景优美的区域，那里算是从灰烬中重建的地区。初次漫游其间，宛如来到一座保存良好的典型欧洲都市，蜿蜒狭窄的街道，两旁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连栋建筑，整齐地围绕着一个方形大广场，其间包括不可或缺的教堂，还有一座皇家城堡，宁静地伸展在维斯图拉河畔的悬崖之上。尽管古意盎然，其实除了少数几块古老的石头外，旧城其他部分全是新近所造。

希特勒的野心之一，是让华沙成为“第二个迦太基（Carthage）”。在1944年华沙接近两个月的暴动期间，他几乎如愿以偿，任由德军将华沙炮轰成废墟。当时苏联陆军在维斯图拉河的另一端袖手旁观，因为德国人是在为他们两国征服波兰人。

旧城的重建工作几乎在战后就立即开始。其实在这饱受创伤的城市，华沙居民更需要的是基本住宅和医疗院所。但是这粉碎的砖块瓦砾与顿失的古老历史，必然有让人无可忍受之处，因此奋勇抵抗纳粹、牺牲惨重的波兰人毅然展开重建部分城市的工作，让自然积淀了数世纪的城市风华再现。这项工作的意义，是让这页历史不只活在人们的想象或党派的论战中，而且要用一砖一瓦具体呈现出来。

老实讲，我一开始并没有为旧城的风采所倾倒，也许因为我知道它是新盖的建筑，让我联想到舞台的背景。或许是它的精心保存，以及置于华沙的砂砾和尘垢之中的不协调与优美精致，令我有这种感觉吧。总之，我对于方形广场内的俗丽艺术市场，以及一些观光小店内的仿古装潢并不感兴趣。不过当我开始注意到装潢的细节，像有竖框的窗户、铸铁的门把手、纹章装饰和拱形地窖时，当我开始思索这种种造型所需要耗费的人力与心力时，这座旧城便开始呈现出层次感了，主要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此举所代表的意义。这种对过往的献礼，对被珍惜过也被摧毁过的文明的坚定忠诚，唤起了我的浪漫情怀，一如我在这里成长期间所被反复灌输的有关波兰英雄事迹的民族情怀。

这项工程规模浩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外观和哥特式教堂的重建得根据照片、印刷品和绘画进行。为了准确重现城堡，完成其中的大理石画廊、精致的木质镶嵌地板和挂毯、当代家具和闪耀的水晶吊灯，成群的波兰工匠必须重新学习早已被遗忘的技艺，废弃的采石场也重新开放以采集与原来一样的石头。那些战后建筑师所参照的画家之一是贝尔纳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2]，也就是卡纳莱托（Canaletto）[3]的侄子。贝尔纳多·贝洛托之于华沙相当于卡纳莱托之于威尼斯。他那几幅以18世纪华沙为主题的作品目前就悬挂在皇家城堡内，城堡的重建部分就归功于这些画作。如果历史持续得够长够久，一个文明的生命和其相关的艺术便会开始融合，如同相互滋养的古老堆肥。

这项浩大工程所激荡的情感甚至穿透了所有党派的界限。城堡的重建工作是在战后二十五年才开始的，当时签署合约的是一名共产党官员。对他而言，致力于重建皇家官邸的工程或许有些讽刺；但是大概很少波兰人，即令是国际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徒，会完全抹杀自己体内所残留的爱国情操。他们必然也感到对一个饱受蹂躏的国家来说，能够衔接与延续过去的标志，绝对具有超越象征性的价值。

“文艺俱乐部”（the Literary Club）本身是幢舒适优雅的建筑，对波兰的前瞻者或文人而言，是少数能让生命跳脱凡俗、可以忍受的庇护所之一。像处于这个重要时刻的任何事情一样，这次会议也别具历史意义。这是动荡后第一次会议，就连会议地点都有深层的含义。当1981年戒严令下达时，作家联盟内部分裂，有些决定和政府合作，有些坚决不肯。那些异议分子，当然也就是代表波兰大部分正统文学的成员，被禁止涉足文艺俱乐部的舒适领域。十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重返此间，而且深具历史意义地获得平反。

这些在友善的主席那庄严低调的致辞中都提到了，他是个如橡树般稳重坚毅的人。所有声明、对话和走廊上闲谈的极致谦恭有礼，都标示着这次会议本身的正式程度，完全没有西方开这种会议时唇枪舌剑中通常展现的古灵精怪、淘气顽皮或愉悦快活。波兰作家从来不以任性孩子或反资产阶级恐怖分子的风格出现，或许是因为反资产阶级的立场专属于共产党员，所以在这里它不具有西方世界那种自负的吸引力。或许也因为波兰大量的重要作家都受到同等重视，所以在中产阶级的庸人和精选的少数艺术先锋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差别。作家本来就该为国家讲话，本来就该一本正经，而绝不该是放荡不羁的嬉皮，或是淘气的破坏分子。

但在这非常时期，成为作家的条件却几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室内的派头无可挑剔，却几乎没有提及文学，谈的都是生意经。波兰的文化界差不多要被丢进自由市场这既可怕又可敬的怪物的肚子里了，而会议上作家的议程就是要搞清楚那只野兽是想要喂食他们，还是吞噬他们。

后者似乎更加可能。“你的意思是写同样多的内容，有些人却可以拿到比较高的酬劳？”当讲台上的人说明了资本主义出版业的规则后，有人困惑地问道。“预付款呢？是按页计算吗？不是？那是怎么算？”“然后有时你还可以拿到两次报酬，一次是在书出版前，一次是在出版后？”

一位来自罗兹（Łódź）的年长人士显然刚刚弄清楚了这一切的含义，起身用震惊的声音宣称，在新体制下，言之有物的好书可能会卖得比二流甚至是非常差的作品更不好。

不是“有”可能，而是“很”可能！我真想直接告诉他。因为对此我不但深刻了解，而且饱受其害，所以内心不禁涌现幸灾乐祸的感觉。但我短暂的恶意很快就被同情心取代了。这个会议厅里一些端庄威严、文质彬彬的人，一些比较没有适应力或领悟力的人，那些过分倚重陈旧的固定写作模式的人，还有那些假借政治严肃的罩袍掩饰自己欠缺文才的人，都将经历一段非常严峻的时期。

而且，尽管会像很多波兰人一样深受其苦，他们所失去的将远比他们的同胞更多。因为虽然有审查制度的困扰，但写作在社会主义波兰受到高度尊重，而且实际上享受补贴。当然，为了避免审查制度的干预，作家必须以迂回隐喻的方式写作，那段时期也有可敬的作家拒绝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不过大半时候他们的写作——不管质量如何，是否受欢迎——都会像勤奋的劳工一样得到报酬，方式统一，相当优渥，以页数来计算。而且，为了弥补出书品种的稀少，至少就西方标准而言，波兰书是以大得惊人的规模来发行的。另外还有在西方世界举办的现场活动，像是在德国接受专访，在丹麦演讲等等，所支付的珍贵外币，也可在波兰黑市以优渥的汇率兑换。

所有这些都失去了。会议在一上午的议程后，终于迎来高潮，文化部的副部长，团结工会[4]的成员前来为政府的政策辩护。他的演讲在这场文明的聚会中几乎引发一场动乱。会场内陈述和质询来回飞舞，虽然内容都大同小异：政府怎么可以删减文化方面的津贴呢？当初在一切都崩解的时候，是文化保留了波兰的本质啊！

副部长恳请与会的文化人跟他一起考虑这件事，一起谋求解决之道。政府已经没有钱，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支持文化产业了，这点他们应该了解吧？不过市场机制可以创造出它自己的繁荣景象，重点在此。这的确是重点所在，真正有才情的人总会脱颖而出，而如果畅销书真的畅销，有谁规定不应该如此呢？总之，在一般正常国家，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不是吗？

不过可惜的是，团结工会是无法掌控全局的。这位副部长是个聪明的年轻人，胡须修剪齐整，动作轻快敏捷，俨然不习惯官方角色或西装革履的穿着，倒是长于唇枪舌剑，在此之前或许从没有过什么面向公众的经验，甚至没有正规工作的经验。眼前这批群众中一定有许多是他的好友，不过如今他已经越过了权力的壁垒，而权力的规则及其所带来的分野马上以惊人的速度取代原有的立场。依照文人们非正即邪的逻辑，副部长突然站到了和他们对立的一方。除此之外，尽管双方都没有恶意，但按照这个逻辑，宏观和微观的立场本质上就是互不兼容的，顾及整体利益和维护特定团体的利益之间也有区别。因此尽管副部长恳求大家考虑大局，这群文人的焦虑仍然无法平息。

幸亏午餐时间到了，对许多会议而言，午餐经常扮演及时雨的角色。这次午餐安排在楼下布置典雅的餐厅，几代文学巨擘都曾在此用餐。餐厅的女老板兼服务员是克莉西亚（Krysia），我在波兰许多机构中都见过她的“分身”：面孔姣好严肃，灰发整齐后梳。由于已在文艺俱乐部任职多年，所以她已然成为中流砥柱，对待俱乐部所有知名和半知名的会员都直来直去。

“要有耐心，谦虚一点，”当有人因肚子饿和长久的等待而显得烦躁时，和我同桌的一名女士劝诫道，“最好不要惹恼克莉西亚。”当食物终于被端上桌时，其味道意外地可口，有雅致浓郁的酸黄瓜汤，爽口的奶酪卷，还有软浓美味的苹果甜饼，而且价格极为便宜。这显然是给作家们的优待和特权。

餐后，我上楼在一间舒适的客厅喝茶，里面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只剩下我和一名早先结识的作家。

“他们不会通过尊重波兰价值的决议案，你能想象这种事吗？”他告诉我。

我默默地摇摇头，接下来是一串令我惊愕的长篇大论。这位作家的个子不高，从我的角度只看到了他从深扶手椅中冒出的脑袋，一颗就波兰标准而言蛮漂亮的大头——方正规则又有棱有角，眼睛深邃，胡须修饰齐整。双唇在他慷慨陈词时略微扭曲，给他平添了几分疯狂的意味。不过他的用词精准节制，只是语气有些阴沉强烈。

“我们为什么要自以为耻？我们为什么要觉得这么愧疚？为什么要因为生为波兰人而捶胸顿足？”他发出一连串排比的质疑道，“我们为什么要代替全世界受罚？我们为什么要同意受罚？我们就比别人坏那么多吗？我们做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我们从出生就被谴责为反犹太分子，我们被指控在战争期间表现恶劣。但天晓得，当时我们国家的处境多么恶劣！我是个工程师，也是个作家，数字是我的语言。我做过研究，我知道从统计学上讲，波兰根本没有办法拯救所有犹太人，何况任何藏匿犹太人的人都会被处死。但是拯救犹太人的大有人在，像是我的家人……好吧，我不想谈论自己的故事。我非常难过大多数犹太人都离开了。相信我，当我的一些犹太朋友觉得他们必须移民时，我的心都碎了。我研究过波兰犹太人的历史，那是独特的完美‘结合’（他使用了法语发音），波兰文化精髓和六千年犹太智慧的结合。我最喜爱的文学是波兰的犹太人写的……真的是非常美好的结合！”

“但你必须承认……”我开口道。在言谈间，我曾向他示意我是犹太人，让他有机会停下来或转换话题。不过他太诚实，连暂停一下都不肯。

“对，我知道，有很多是必须承认的，但是为什么所有批评都只是单方面的？如果双方真心想要对话，你必须让我有说话的机会！再说立陶宛（Lithuania），现在我们又被指控给立陶宛带来灾难，因为在开战之初，我们帮助苏俄保卫立陶宛，不让纳粹占领。我们到底给立陶宛带来了什么伤害？我看连指甲刮一下都不曾有！”

我为这场精力充沛、义正词严的论战折服，但还是决定打断他，这回更加坚定些。“如果要维护波兰的名誉，”我问他，“你具体会说什么？”

他的回答令我颇为惊讶。“我会维护我所知道的，”他说，“波兰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工程成就，还有很大程度被误解的1939年9月的抗战。有人说我们的军队表现得像滑稽的小丑，那绝对不是真的。”

然后他又继续说：“对他们来说，我们是个由没有理性的笨蛋组成的国家，我们是肮脏、喧嚣的野蛮人。你在我们街道上看到的是这种情况吗？我最近去新泽西（New Jersey）找我的一个阿姨，她现在可得意得很，因为她觉得自己挤进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但是相信我，许多波兰城市的城市化或漂亮程度都不输给纽瓦克（Newark）！”（这点我相信。）“再说说这个旧城，我们所在的地方。我并不常来这里，我住在罗兹，但是昨天我四处逛了一下，天晓得，它真的能让你感到温暖，包裹你整颗心……不过我该打住了，”他突然说，“我大概让你厌烦了。”

“一点也没有。”我真诚地回答。

“很高兴能跟你聊天。”他毫无笑容地说，只直视着我，行礼如仪地跟我握手，然后就这样离开了。一个受到围剿、饱受折腾、骄傲的波兰爱国主义者，一个致力捍卫国家荣誉的骑士型作家。我环顾四周，客厅依旧空荡无人，不过眼前更添上一层沉沉暮色，不禁纳闷：那人是回到今天的会场，还是回到19世纪波兰史诗或历史长河中。

文艺俱乐部建筑前面的大街上，摆有几张堆满了书本的长桌。这类摊位吸引到的，通常都是些表情坚毅的年轻人，在华沙随处可见。在我看来，他们是这个新鲜资本主义国家唯一真正值得高兴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我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文艺俱乐部里那些文人的担忧。由我在美国扎在书堆里的生活中，我知道书本是最轻便、最容易生产，也最去神秘化的现代商品。就某种程度而言，文学也是一样。在这些摊位上，去神秘化的进程正急速向前跃进。琳琅满目的标题，高雅与通俗杂陈，这都是以前所无法想象的。有刚出道的明星的自传、烹饪书、轻佻的色情作品，还有重口味的惊悚小说。那些惊悚小说多半从美国引进，被统称为“勒德拉姆系列”，显然是对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勒德拉姆（Robert Ludlum）[5]的礼赞。这些书全部由几十个独立出版商发行，他们动作迅速，很快就捕捉到了当下流行的口味。垃圾作品就如垃圾食物，有着迅速的吸引力，只需要最少的心力，便能提供最难以抗拒的满足。由于带着新鲜事物的魅力，西方的垃圾作品此时更令人难以抵挡。在旧有政治社会体制下，或基于上层命令，或为了回应官方立场，委实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胡言乱语，不过那都是热切严肃的谬论，几乎毫无阅读的价值。

这个嘛，对于文学失去原有的崇高位置，我当然也不无遗憾，但同时对于西方饱学之士恣意批评东欧这种迅速吸收西方垃圾的情况，我也觉得不耐烦，仿佛东欧人就应该表现得比我们好，好于我们贫瘠却高尚的良知。

新兴的通俗作品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严肃作品，虽然此刻的严肃作品也呈现出多样的面貌。新的小说作品明显缺乏，而多为传记和其他个人文件：在苏维埃古拉格受苦受难的英雄事迹、前内阁贵族的回忆录和原共产主义时期当权者的告白。比如前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6]写的关于其当权期间事迹的著作便独占畅销榜龙头。在这种新时期，人们的第一需求似乎是追求新潮，第二是还原历史真相。这些纪录性作品是动乱年间的基本写实和记事。在新时代中，叙事型的记录经常比小说先行问世；想象、创新的加工作品，则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出现。

与此同时，基本的事实是书本的多样化和令人困扰的选择。在集体化的年代，一旦有热门书问世，人们都排长队争相购买。每个人都读同样的书，热切讨论书本的内容，如此形成了一个阅读共同体，而且我猜想，可以获得更深的体验。但是现在面对一堆没有区分、五花八门的书，到底要怎么选择才好？要读什么？什么时候读？要怎么读？有那么多书，要买哪本书好？再者，为什么要买书？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好东西可以买啊！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读同样的书？数量——这当代最有渗透性的力量——已经开始展现它的威力了，而阅读也注定成为更消费者导向的、更个人化的投入。

华沙的星期天。新世界大道上的教堂人潮汹涌；有人站在教堂外面，努力聆听布道内容，还有人跪在人行道上祈祷。我搭乘出租车前往华沙城的绿洲之一：瓦津基公园（Łazienki Park）。出租车司机就像这里的大多数司机一样：坐姿端正，说话有礼，开车平稳。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司机收了计价器的金额乘以两百。街道上，一家人走在一起，身上穿着最好的衣服，手上捧着花束。尽管局势不好，出门访客时还是少不了鲜花。瓦津基公园是我所知道的最漂亮的城市公园之一，占地宽广，风格多变：有池塘、图画般的小桥、起伏的山坡和正式的林荫小径，还有可回溯至18世纪的各式皇家建筑，包括凉亭、露台和其他美丽的梦幻式建筑物。在一尊极其戏剧化的肖邦雕像前，孩子们正快乐嬉戏。一片宁静。相对于一般人对波兰人喧闹、无礼的刻板印象，这种安静是华沙令人惊讶的一点，甚至和我所预期的任性易怒的民族大相径庭。事实上，我很少在公共场合听到有人拉高嗓门说话，我也开始留意到波兰人仪态举止中十足冷静的一面，不过这冷静究竟是源于所处环境的压抑，还是通过学习而懂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镇定，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拜访了波兰共产党政权结束后的第一家报社《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这是团结工会在圆桌会议时所创办的报纸，正因为当初圆桌会议的召开，才得以产生今日的过渡政府。[7]报社位于一座宁静的庭院，一个毫不醒目的招牌指向一扇不易发现的门。入门后只见一幕几近杂乱的景象。由于仓促，《选举日报》用的是一间昔日的幼儿园。而那办公室——虽然叫办公室，但正如此间许多用语一样，都只是从比较富裕稳定的地区输入的名词而已——既有儿童用地不成比例的狭小，也带有临时搭台的魅力。人们三两成群地挤在造型小巧、没有涂漆的书桌旁，共享计算机、电话，还分享香烟。当然，墙面上挂着团结工会的海报，但也有教皇的照片等等，其中还有一张列宁的照片，衣领上别着一个团结工会的徽章。这幅图像出现在这个场景，仿佛在狡黠地眨眼，好像在说：记住我，我可是每个人读幼儿园时最熟悉的啊！

我没有惊动任何人地穿梭其间，这本身就值得一书了。我记得以前拜访过一些毫无生气的办公室，其间每个人其实都在进行小规模的罢工。访客的出现，立即成为大伙儿喝咖啡的借口，然后悠闲地怠工老半天。但在这里，年轻人神采奕奕地来来往往，一副严肃的表情，全神贯注于工作中。在举行编辑会议时，人们走进走出，几条看门犬也进进出出。一眼望去，没有人穿西装或其他有点正式的衣服。编辑会议由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8]主持，他是位真正的地下英雄，如今担任《选举日报》主编。在种种贡献之外，他还是个极有魅力的人，在主持会议时也不拘形式，轻松幽默，没有美国类似机构常见的等级焦虑感。会议中笑声不断，日常新闻业务也同时进行：新闻标题该怎么拟，报道的重点在哪里，行文该如何保持客观等等，每件事都按部就班地决定，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吹擂炫耀，只有波兰人所标榜的犀利与睿智。

但这种随意自在的态度其实是骗人的，因为尽管才成立几个月，但《选举日报》已成为一个极为严肃的组织，也是一份极为成功的报纸。报纸有好几页广告——广告这种东西在波兰已经销声匿迹好几十年，此外，报社也正在计划扩大规模，并打算提高薪资，让员工拥有股权。我对这一切进展的速度和老练程度大感惊愕，但或许我根本不该有这种感觉。《选举日报》是由一群与时俱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所经营的，我为什么会认为他们不能适应新的情势呢？西方普遍存在一种想法，认为后共产主义的东欧正处于青少年阶段，必须经过笨拙而漫长的成长，才能融入“我们的制度”。但是西方那一套毕竟没有那么神秘，而东欧也不全是跌跌撞撞的青少年。我凝视周遭急促忙碌的情景，心想：这就是自由，这种繁复琐碎的声音、这种真正在做事的专注力和蓬勃朝气——不是假装工作、被迫工作或抵制式地工作。从这里展现的活力和智慧看来，我觉得早在那愤世嫉俗的年代，每个人就已蓄势待发，只待解放的一刻到来，他们旋即展翅高飞。

在华沙停留几天后，一个导演朋友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9]邀我走访位于华沙北部约一百五十公里的乡下小镇什奇特诺（Szczytno），他打算和一个朋友到那里去完成一桩土地买卖，那块地上盖了他们的乡间宅邸，只是之前一直租给别人。

“你早上五点半就得准备好出门。”当我同意一同前往时，他对我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问。但是他没有，所以此刻我正透过车窗望着笼罩在朦胧晨光中的平坦、沉闷的乡村景致。道路两旁有垂柳，还有白杨环抱的树廊，对我而言这都是“波兰”的象征。偶尔还会出现一辆马拉的犁车，沿着田埂缓步前行。在村庄十字路口经常可以见到路边教堂，那是很漂亮的色彩柔和的民间艺术，中间放置着一尊通常是圣母的木雕圣像，站在一个像巢一样的有顶的小型神龛中，四周装饰有对称的、精细雕刻的图案和花朵。历经战乱和承平，这一部分总算保留了下来。

在这段时期，混乱应该是稀松平常的现象，克日什托夫和他的朋友也同样搞不清楚，各持己见地争论这是否是他们第一次可以合法购买土地，或者早先就可以买了。在克日什托夫的村庄里，我们和他的农夫地主碰面。那农夫身材魁梧，满头金发，还有一双水蓝色的眼睛；他太太则是一身古怪的装扮，紫色花裙搭配蓝色条纹上衣，再加上一件厚重的红毛衣。这显然是她最好的装束，为了来镇上，特意一股脑儿地套在了身上。

在什奇特诺法院里，脸色红润、牙齿缺损的农人正排队坐在长凳上等着办事。助理法官很快就叫到我们了，这毋庸置疑是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优待。这是位亲和、活泼的女法官，她在活力十足、毫不间断地和我们聊天之余，手中不停敲打着一台古老的打字机，填写大量表格，而且每份还附有几页复写纸。

“现在这里完全是一团乱，”她向我们确认，“事情堆积如山，每一天都在变化。人们跑来问我有关卖土地或买东西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你以为华沙的人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自己也一团乱，看看他们每天送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她指给我们一堆传真来的笨拙打字稿，内容都是关于某些法律新规定的指导方针的。

“这些呢？”她指着一个书柜，“他们必须也重写所有这些！”我仔细看了整书柜的法律卷册，光是想想要改写，甚至重新阅读这数以千计、印在薄纸上的法律条文和规章，便令人有置身炼狱之感，宛如清理奥吉厄斯（Augean）国王牛舍[10]的不可能任务。但是我们和蔼可亲的助理法官似乎并没有被这些繁重的工作压垮，她是如此充满活力而健谈。

法官约十岁模样的女儿来到办公室，向她报告早上上学的事。法官妈妈高兴地招呼女儿，然后要她乖乖坐好，好让自己完成手边繁复的填表工作。从法官迅速、坦诚而友善的聊天，小女孩像往常一样做事的这个流畅衔接的过程当中，我开始多少领悟到人们在经历这段重大、根本的改革时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就像这样，一步一步地适应来到眼前的事物，而且一路评论，将现在和过去交织在一起，静待未来展现的更大远景。

我们的任务大功告成，克日什托夫的地主想要前往当地一间酒吧庆祝这桩刚刚完成的新交易。克日什托夫有点不情愿地答应了，直待我们踏入酒吧时，我才了解他兴致不高的缘由。拜毫无人性的出发时间之赐，我们踏入酒吧时才11点，但酒吧内部那肮脏、毫无装潢、裸露的水泥地面上已经挤满了醉醺醺的大男人。他们不是微醺，就像英国酒吧里常见的那样，而是横冲直撞、大声叫嚣，牙齿不全的脸上眼神呆滞，不带表情，相互瞠视。这幕情景令人厌恶，却又带点滑稽，大伙儿好像在表演典型的醉鬼似的。不过克日什托夫认为他们只是季节性的醉鬼：农闲时无事可做，因此前来买醉，让女人们在家煮饭打扫。

把农夫地主留给他的兄弟和伏特加酒，我们自己则前往参观克日什托夫和他的朋友刚刚购入的土地。农舍本身状况不错，当初使用的预制建材，房屋比邻而建；此外还有清新的田野，摇摆行走其间的母鸡，外加附近一条清澈的小溪，现在这些属于他们了，全都是他们的了。

我们回去接农夫地主时，只见他神采奕奕地从酒馆冒出来。到目的地时，他还算清醒地弯腰亲吻我的手，就算历经了共产主义时代，终究还留着永不消弭的骑士精神。这是每个人对共产党同志式平等主义的小小抗衡，而农夫地主也以这种方式表示他和任何有教养的都市佬一样，是有格调的。

在返回华沙的路上，我们开过怡人的乡间，撞见一幕奇特的景象。在一片轻柔、天然的田野旁，一群农夫围在一张架放于草坪上的折叠桌周围，桌上铺的小型红毯上，放着一尊浅灰蓝色的圣母雕像。

“我们正打算圣化我们的田地。”一名面色红润、棱角分明、五官端正的农夫回答了我们的询问。

“是回到原来传统的时候了，你们晓得吧。”

“你还记得以前怎么进行的吗？”我问道。

“呃，不，我不敢说我记得，”他高兴地回答，“不过神父还记得，真的，他懂这一套。”

“神父呢？”我考虑是否该留下来观看他们的仪式。

“喔，他还在忙，他每个村子都要去，帮他们圣化田地，还要收钱。每个人都有他的利益要照顾，你们晓得吧。”他爽朗地大笑。

我心想，这也有一点波兰——尽管尊重传统、笃信宗教，但对两者亦抱有根深蒂固的、无礼的怀疑。

回到华沙后，我依约拜访了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ław Geremek）[11]这位新兴的政治核心分子，他的世界地位犹如物换星移，在极短时间内飞速跃升。盖雷梅克是位广受尊崇的中古史学家，原来是瓦文萨的主要智囊，亦即反政府势力的成员之一；如今身居权力核心，担任“公民国会俱乐部”（Citizens' Parliamentary Club）的领袖。公民国会俱乐部是东欧局势急遽转变期间各地出现的众多政治团体之一。这个身份使他成为议会反对党领袖，而且不仅如此：虽然现有政府保障共产党拥有三分之二议会席次，但那些党员都非常低调，因为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2]将军已经明白表示，他在下次选举前将会辞职。因此事实上，团结工会已经掌握了实权。在这次临时选举中，团结工会的许多候选人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因此政府结构也极为罕见，虽称不上是哲学王[13]，但至少堪称知识分子的结合。

我在波兰国会拜见盖雷梅克。那是一座舒适而不炫耀的现代式建筑，也是战争期间华沙市中心仅有的没有被摧毁的两座建筑之一，另一座是国家博物馆。国会内部充满了忙碌、嘈杂而刻意压低的声音。盖雷梅克办公室的门厅挤满了等着见他的群众，其中一位是我早先认识的由作家转任的议员。以前他早上可不会出现在国会走廊，而只会待在华沙文人经常造访的咖啡屋。体格魁梧、容貌潇洒的他是令人注目的人物，有一头白发和浓密的粗眉。此刻他却是一脸怒色，酝酿着阵阵杀气。但是当我问他是否喜欢他生命中的新角色时，他只发出低沉的抱怨，还带着意义明确的手势。

“我告诉你，如果我早知道这工作是怎么回事，我是绝对不会接下来的。”他说，语气有着令人卸下武装的坦诚，“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结束任期，回去写作了。我筋疲力尽，实在跟不上……啊，事情真的太多了。”

“你办公室没有幕僚帮忙吗？”我问道。

“办公室？什么办公室？”他语气夸张地讽刺道，“我们没有办公室。我所有信件都自己回。你知道我收到多少信吗？当然，你还必须回复地方上领养老金的那些人，他们担心以后领不到钱。幸好我已经请了位很好的女士，到我家里帮我做这些事。我那可怜的太太，她光是接电话就忙不完了。当然啦，有电话已经算我运气好了，不过她并不想把她的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

在激烈陈词之际，他的名字被叫到了，于是他大手一挥，仿佛要抛开一切，然后吻了一下我的手，大步踏入了盖雷梅克的办公室。

轮到我进入办公室时，我还以为会见到一个愁容满面的政治家，但盖雷梅克是那种即使承受巨大压力，也有本事让对方觉得他正将所有时间和注意力都投注在你身上的人。他身材瘦削，动作精准有力，说话条理分明，此刻最关心的是新宪法，目前正监督草拟宪法一事。

他指出宪法委员会需要检视波兰本身悠久的历史。世人一般都将波兰人污名化，视为政治落后愚钝的民族，但事实上波兰人有相当漫长、有时还相当先进的民主传统。在13世纪初始，波兰各地区就已经有名为“瑟姆”（Sejm）[14]或称为议会的组织，运用投票的方式决定重大议题。从16世纪末开始，波兰的君主就是经过选举选出来的，选举权也逐渐从少数权贵团体扩展到所有名为“施拉赤塔”（Szlachta）[15]的阶级，包括低阶贵族和士绅阶级，亦即包括了波兰社会的一大部分成员。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领域宽广的波兰联邦宪法，甚至还包括了值得注意的自由条款，保障宗教自由和个人权利。

“当然，还有我们的五三宪法（Constitution of May 3rd）[16]。”盖雷梅克补充道。那是部令波兰人深感骄傲的文献，起草于1791年，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受到举世称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称之为“伟大的美好”，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8]也宣称该宪法是自由的突破性进展。

盖雷梅克表示，在他们编纂最新宪法的过程中，委员会还要研究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宪法，此外也要考虑保留共产党所遗留的现行宪法的某些部分，例如工作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和接受医疗照顾的权利。

我很佩服他在谈到过去，甚至不久前的过去时，态度始终镇定，没有挑起争议的意思。当然，宪法只是关于最好意图的国家蓝图，这部宪法并不比其他宪法更能保障条文中所允诺的权益；但是能有一位史学家主导宪法的制定，应该也算是一个优势。

在离开盖雷梅克的办公室时，我特别留意了他悬挂在门上的一块有凹痕的匾牌。虽然不大，却蕴含着象征意义。匾牌主体是一只老式的、战前的波兰老鹰纹饰，头上仍戴有皇冠，而且是原来的皇冠戴在原来的老鹰头上[19]——这匾牌一定是藏在某个阁楼的箱子里的。匾牌的底部有个古字“soltys”，意思类似酋长。离开瑟姆时，我只希望这种友善的自嘲心态和参议员的热情坦率能在官方政治的框架中幸存下来。

纽约的朋友们让我带一样礼物给我从未见过的一些人，因此一位友人特地载我到那些人所住的华沙郊区。我们置身的建筑大厅铺着光秃秃的水泥地面，屋顶垂挂着一截截铁丝，空气中还飘散着尿骚味，也没有灯光。这显然是一幢衰败的建筑。“哈林区（Harlem）[20]。”我的朋友言简意赅地评论。尽管周遭气氛沉郁，但我仍不禁对把这个名词荒谬地用在这里感到有点可笑。

我进入一个颠簸运行的电梯，跻身四壁凹凸不平、狭窄的金属空间，幸而抵达的公寓还算整洁，主人还端出了波兰式下午茶，有好几种饼干和蛋糕——在波兰饮食中，糕饼甜点可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被牺牲的。索非娅（Zofia）是位身材丰满的女士，编着一条长发辫，态度有些矫作，显然很想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她丈夫尤雷克（Jurek）则身形憔悴，面容疲惫。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向当下每个人最挂心的事：现在情况如何？局势转变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改变？

噢，当然不可能变好的，绝不可能。这些人的财富急速缩水，相对的，另一批人的财富则急速增加。尤雷克刚刚失业，据他形容，他的工作是保护老旧建筑不受破坏。这也许意味着他是民兵中最低阶层的成员，不过他没有详细解释。

“现在倒好，他们文章写得好像很聪明，什么失业的人很快会变得忧郁，”尤雷克说，“早上越来越晚起床什么的。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做研究，他们可以直接来问我，我就能告诉他们！”

“你为什么会失业？”我问他，虽然我并不指望获得完整的答案，“哦，你以为他们对这种事会公平处理吗？我告诉你，这些新人跟旧人一样坏。全都是关系，他们根本不在乎谁比较有能力。这是一批新的贵族。很好，没关系，我去一些以前参加过团结工会罢工的大楼找工作，我想做我的工作。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吗？但不是的，他们看着我，好像我是什么怪物似的。”

“他们也找我麻烦，”索非娅插口道，“我做得很好，至少比有些人好，但是他们想知道的只是：你是不是团结工会的？只要他们不找我麻烦，我也不想惹他们啊。”

“你是党员吗？”我问尤雷克。“嗯，是的。”他回答，“我是党员。我成长在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我父亲是铁路工人。但我不是什么狂热分子。我参加了一些聚会，就这样而已。他们并没有要我们做什么，过去这些年，这个党根本没有什么了。相对而言，我更信仰天主教，虽然我不上教堂。所以你瞧，我信仰天主教，却不上教堂；我是共产党员，却不相信共产党。我只能告诉你，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你看，我们只想在这里好好过我们的日子。”他愤愤不平地继续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小世界。我们听音乐，我们去看电影。索非娅去过美国一趟，去帮人做事。他们为什么要找我们麻烦？”

“我选举的时候还投票给团结工会，”他继续道，“因为我想有个反对力量是好事，我们不应该只有一个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变得更好，我也要去街头抗议，去打倒他们。”我再度感到惊讶，这次是被他语气的恶意所吓到。

“你准备打倒谁？”我问。

“任何打倒我的人。”他愤怒地回答，我可以感受他苦涩的深切。这是新的底层边缘小人物，原本就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现在又从原来攀附的社会平台往下滑落，正是憎恨、不满与极端主义政治要吸纳的理想人选。

就我而言，我在波兰的娱乐之一，是目睹波兰语言孕育出的新词汇与别有风味的俚语。这是这几天对话中常出现的表达：

比如“迈向欧洲之路”就是个多功能惯用语，比较像口号，而不像俚语，而且就像一般口号一样，带有多种意图。去欧洲无疑是众所想望之事，但是其中真正的含义，就要看你是什么人，还有你想要什么了。对期待及早采纳资本主义的休克疗法改革者而言，它代表全面的自由市场；对希望结合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精髓的“新中间路线”者而言，它代表社会民主；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它代表同种同宗；对革新主义者而言，它代表多元化。我还听到一位主教在电视演说中也提到“迈向欧洲之路”，主张将宗教引入学校。根据他的理论，教会和国家的结合具有普欧洲的价值。

还有“合资企业”一词。啊，形形色色的合资企业！如果“迈向欧洲之路”是意识形态上的必需品，那么“合资企业”便是欲望上的爱慕对象。也许通往欧洲的路上就铺满了这些美丽、耀眼、难以描绘的商业计划书吧。当然，还必须有信誉良好的西方伙伴，不过这里所谓的“西方”其实还包括了日本和中国香港。

“多金男”大概指的就是那些已经在合资企业上获得成功的人。基于波兰词汇的变幻无常，这个名词应该泛指“有钱人”，因为女性也开始创造财富。在这里人们提及“有钱人”时，多出于尊敬庄重，绝无侮辱或嘲讽之意，就像波兰人说“戏剧人”或“制服男”（man of the cloth）[21]一样。

和“有钱人”相对应的，是“美丽的灵魂”，就是那些心灵高贵的穷人，那些依然信仰社会乌托邦、知识分子的生活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人。那些即使昨天还自命为“美丽的灵魂”的人，如今在提及这个短语，或者应该说这个词时，也不再像以往那么心向往之了。在共产主义之后，这里需要的是心智强悍的实用主义者，而不是软弱的超验主义者。

除了上述人物形象外，还有“挥汗追逐权力的人”一词。这个词由一个年轻的政客首创，用以嘲讽那些从政目的与“一般国家”的政客没什么区别的政治人物。我自己认为，这里所谓的流汗的人跟那些手提公文包的美国人构成了很好的对比，那些提公文包的人当然是绝不会挥汗如雨的。

“我们的波兰地狱”这个词一直存在，但也不断融入新义。波兰人所谓的地狱是一个大熔炉，融合了争执与分裂、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与外部生活——这些都多少带有本国的寓意。这是大家早已亲切熟知的，但是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他/她的想法，且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想法时，人们认为它现在还有些其他的意涵。

另一方面，也有毫无戏剧张力的词“生命中的单调”。是我的想象吗？我总觉得这个美丽的词汇出现得更为频繁。当人们解释某项必须做的日常工作时，他们会说：“这就是生命中的单调吧。”或者当面对眼前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时——毕竟，大多数日子都是这样的——他们会说：“好吧，该回到生命中的单调了。”

开往克拉科夫（Cracow）的快车颇为拥挤，但是非常安静。“你一定要搭搭看，太方便了，跟西方的不相上下。”雷娜塔在我离开前怂恿我。这个嘛，其实不太像，这里烟雾弥漫，好像回到了从前，不过列车座位还算舒适，餐车供应的一些法式开胃小点心也颇为可口。人们聚集在通道上，压低声音聊天。

克拉科夫是我长大的地方，因此难免近乡情怯。这里是我对波兰和有关波兰的一切看法的根源与原型所在，因此我并不希望情势的变化打破克拉科夫数世纪来的历久不变。我希望那里只有适度的改变，或甚至毫无改变。虽然我连在脑海中都不愿承认，但是一股遗憾的感觉却逐渐滋生——遗憾即将消逝的波兰，那熟悉而淡去的现实，那时间缓慢流逝所带来的安全感。也许我只是不愿意失去个人的回忆，但我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人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正如失去某些未必喜爱却熟悉的东西，令人有股无法言喻、难以捉摸的惆怅。

距离上次置身此地已有十四年了，可一漫步在克拉科夫，我很快就寻回了小时候这座城市所散发出的奇特隐晦的魅力。克拉科夫那堆叠在一起的年代、鹅卵石铺设的街道和意外的景观，既有令人舒缓的力量，也是一种释放。联排式石砖住宅可以追溯到14、16和18世纪。历史悠久的教堂，挣脱石材束缚的雕刻。这一切皆令人心情舒畅。这种奔放、这种超越功能与需要的存在！“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我一直想着《李尔王》（King Lear）里的这句名言。物质的吝啬会造成心灵的吝啬，让我们缩小自己去适应环境。

回荡着足音的方场和庭院，老先生们沉思着漫步其间；飘着药草香味的老式药房，还有整齐的彩色玻璃和暗色木材；诡谲多变的白云，璀璨的阳光，以上种种似乎再度掳获中欧的心。在这里，即使下雨也令人神清气爽，雨声洋溢着昔日中产阶级的旋律，而没有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冷漠严峻。

当我四处晃荡时，一阵大雨突然倾盆而下，我只好跑向最近的一处栖身所。我好像直接回到了过去。我驻足的门厅是小时经常光顾的一家电影院，但后来就再也没见了。记得当年十岁的我，曾在这里被一个男的花言巧语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那段记忆突然浮现在脑海，清晰一如昨日。我以前的确在这里住过，在许久前的那个世界。

在古老氛围的衬托下，这里的新事物也看上去更好。街上兜售商品的比较少，更多是19世纪风格的可爱商店，装饰着拱形橱窗和铬合金门把。商店里摆满了德国和奥地利化妆品，显示出这里和原加利西亚（Galicia）[22]的关联，这是我在华沙所未曾目睹的。在两条街道间的拱门处有手风琴手和小提琴手合奏着俚俗的曲调。市中心一处人比较多的地方，成排的俄国女人正兜售金戒指——几十个戒指，有的套在手指上，有的串在木条上。这些女人到这里贩卖商品，意在换取行情较高，兑换也比较容易的波兰币。从她们所持的金饰来看，即使经济困顿的俄国也有不少隐秘的资源。

这些都没有干扰到这个城市宁静的延续。古老的克拉科夫足以吸收这些新的景象而不至于被根本改变。当然，影响深远的改变也在酝酿中。我下午见了齐格蒙特·马提尼亚（Zygmunt Matynia），我们俩上次是在纽约碰面的。齐格蒙特五官柔和，声音轻柔，对他而言，秉性正直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不可或缺的特质，因此虚荣或谎言只会对他的感情造成显著的创伤。在一个将谎言制度化的体制下，我想他所承受的痛苦远比别人更多。他曾考虑过移民，但最后仍决定留下，不过已经辞去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法学理论教授一职，只因无法接受该职位所要求的妥协。

如今，当局要求他参与克拉科夫“自治政府”的筹建工作，他也以无比的热诚和丰富的学识拥抱这个愿景。自治政府是波兰的新创机构，齐格蒙特畅谈这个组织可能的设置和可能遇到的问题，既美好又带有坦诚的理性。他已经思考了法国和美国模式各自的优点；思考了中央政府控制太多以及地方政府太过独立的危险；还思考了克拉科夫的哪些历史建筑应属于私人产业，哪些应属于国家资产。此时此刻，克拉科夫地方政府正处于最有希望、最有潜力的阶段，人们可以通过哲学的思考探讨它的前景，内心也因为有所期待而为之颤动。

我们的部分谈话是在克拉科夫的一家著名咖啡店米哈利克（Michalik）进行的。在20世纪初期，这家气氛温馨、山洞一样的咖啡店是克拉科夫浪荡不羁的文人和艺术家的聚会之所。灯光柔和的墙上装饰着以艳红色为基调的壁画，还有心怀感激的艺术家赠给咖啡馆的讽刺漫画，用来代替现金付款。咖啡店后方有一个小型的嵌入式舞台，旁边展示了昔日用于卡巴莱（cabaret）歌舞表演的成人木偶——后者的样子是对不同阶级和类型的人写实而机智的讽刺。在没有政治力量干扰时，卡巴莱歌舞表演和讽刺作品在波兰一向盛行。

齐格蒙特和我选了一间包厢，里面有大理石桌面的小餐桌，以及造型奇怪、风格独特的座椅。那些座椅的椅背不同寻常地高而弯曲，为入座者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夸张轮廓。在周末，克拉科夫人都特别重视下午茶，我们也在那里享受了片刻悠闲。之后，我们漫步到克拉科夫古老而庄严的主广场。这片铺设着鹅卵石的宽阔空地上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型卖场，名叫纺织会馆（Sukiennice）；有13世纪哥特式圣母教堂（Church of St. Mary）；还有一座钟楼，每天都播放一段断断续续的小号曲，纪念鞑靼大军的进犯。这里是我童年生活的重心之一。鸽子在这里聚集，纺织会馆的拱廊阴郁空荡。如今，拱廊上商店小摊云集，兜售木制民俗艺品、俄罗斯套娃和不入流的旅游纪念品。

这个下午，为了庆祝一个宗教节日，广场变成了一个偌大的户外教堂，游行队伍缓步穿过广场。信徒手上捧着圣徒雕像，正循着古老的传统路线，从附近一所教堂穿越广场而来。孩子们穿着五颜六色的传统服饰紧跟雕像，他们后面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年事已高的起义军，穿着挂满勋章的制服，个个弯腰驼背且满面沧桑。战后，他们就被迫从一个地下据点转移到另一个地下据点，这也许是长久以来他们第一次在群众面前露脸。看到这群老战士，我有种奇特，甚至称得上怪异的感觉，因为在我孩童期间，他们只存在于耳语中。如今他们身着制服，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宛如过去和崭新的时代间藕断丝连的传承。波兰保有太多的过去，深锁在门后，靠着对记忆的执着留恋而残存着。毕竟要完全抹杀历史的任何一部分都是非常困难的。

晚间出现的又是另一幅令人瞩目的场景。克拉科夫正大力筹备一场欢迎斯瓦沃米尔·米洛杰克（Sławomir Mrożek）的庆典。米洛杰克是剧作家、卡通画家和讽刺作家，二十年前因政治压力而离开波兰，现在才首度归国。归来者——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庆典包括表演、接待会和记者会。广场中央古老陈旧的市政厅塔楼还扎着一条整洁的大型领带，那是米洛杰克的标志。可惜不到几天，领带便因污染而被熏黑了。人们在街头等候好几个钟头，就为了亲眼目睹那位个性害羞的作家本人。米洛杰克是当地人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典范，而且他的名气在家乡更大。

我来到史塔利剧院（Stary）——也称作老剧院——观赏《屠宰场》（The Slaughterhouse），这部戏是对波兰人崇拜艺术、文化和高尚价值的性格的犀利讽刺。在礼数周全与风度翩翩的外表下，明显隐含着战争的残忍本质——肉块、鲜血、杀戮。这部戏有着优良的制作和精准深刻的表演。波兰人性情中的这一面是我觉得最让人振奋的，这种尖刻、沉郁的怀疑主义，这种穿透虚荣和神秘的力量。

在返回华沙的路上，和我同车厢的一位老先生不停地问他太太，他太太也一直用尖刻嘲讽的口气回应。“我们在哪里？”他问道，“这火车有多快？我们什么时候会到？”而每次他太太都毫不留情地责骂他。

快到终点时，老先生打了个盹，然后突然惊醒。

“起义开始了吗？”他焦急地问，“我们赶得上起义吗？”他指的是华沙起义。[23]这一次，他太太没有回答。

历史，它是怎么发生的？部分是急于回归过去，逆潮流而行。摆脱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倒退的革命。有时候看来，波兰似乎正试图往后倒退一大步，抹杀过去的四十年。数以百万计的皇冠被涂到先前光秃秃的波兰老鹰头上；共产主义时期的街道名称被抹去，换回原来的名称；皇家贵族的官邸也再度被冠以原本屋主的名号。目前对毕苏斯基元帅（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24]的狂热正在升温，他曾在两次世界大战间任波兰国家领袖，在20世纪波兰短暂的独立时期掌权。另外人们对波兰联邦（Polish Commonwealth）[25]的感觉也在增强，在14世纪到18世纪，波兰联邦覆盖广大领域，涵盖多个国家，目前很多人都将那段时期视为波兰的黄金年代。

“他们想回到的波兰，根本是迷思。”我的朋友雷娜塔以轻蔑不耐烦的口气评论道，“他们以为是在回到传统，或者回到历史，其实只不过是迷信神话而已。他们给老鹰戴上皇冠，自己戴着好笑的帽子，以为这些很有意义，其实只是幻想出来的怪物，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但我想他们只是在寻找某种认同，某种象征……”

“你以为在老鹰头上漆上皇冠会给他们认同感吗？”

“呃，不然是什么呢？大家正在竞相探索作为波兰人的真正意义。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四处寻找这种标志。”

“哈，他们在波兰联邦是翻不到什么东西的，”雷娜塔打断我说，“其实波兰联邦并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伟大。他们想回去的那个波兰，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就我而言，作为波兰人此刻意味着回到工作岗位，而不去烦恼老鹰头上的皇冠或对死去英雄的崇拜。专注于当下，这才是意义所在。过去的一切自然会解决。”雷娜塔傲然作结。

不过雷娜塔的见解是少数人的观点。波兰人有一个传统的传统，一种保留历史记忆的天赋——或许因为在太长一段岁月里，他们仅能活在历史记忆中。波兰人是通过对波兰的记忆而保留下他们的认同的。尤其是在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瓜分，真正的波兰已经被从地图上抹去时，他们的认同完全是靠着对波兰的理想才被保留下来的。这是波兰人自我意识强烈的原因之一——源自顽强地保存昔日记忆。在共产主义时期，当官方版本的历史企图扭转人民对波兰的认知时，他们是靠着非官方的历史撑过来的。我还记得在我成长期间，老师如何在令人厌烦的政治必修课中，偷偷掺杂片断的真正历史，而那些冒险获得的片断资讯，日后又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后来我还记起了从夜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讨论会，亦即波兰人所谓的“同胞夜谈”。在那些讨论会中，有关波兰的问题从来没有缺席过。

但是每一个朝代的开始都需要塑造它自己的历史。历经种种变革，所有波兰的过去都被放在一个崭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如同车辆转过弯道，先前经过的景色以完全不同的角度与样态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报纸报道和日常的辩论中，关于波兰的不同观点都被激发出来：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波兰历史有各自的解读，也有新的论点强调波兰的商业史，还有种说法，认为波兰是正常国家，一向属于欧洲民主传统的主流。

不过除了对古老过去的再造、移借和修订外，刚刚发生的过去也有它的问题，这是由对“前”和“后”的最新划分产生的。这正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的核心，亦即将过去四十年直接归入历史范围。这是一段大部分人不想要的历史，因此究竟该对这段历史采取何种立场，也已经掀起了一场论战。

后共产主义时期的第一位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26]要波兰人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画一条“粗线”。后来“粗线”这个词大为盛行，许多文章、对话和图像都重复使用这个表达。这个词本出于好意，目的在于杜绝苦涩的心态，忘记过去，继续前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主张对过去展开报复行动的人，所幸那些声音目前都被压制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显现着将那段不幸时光抹去的明证：比如推倒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Feliks Dzierżyński）[27]雕像，还有极力恢复早期的符号、仪式和想象中的荣光的尝试。事实上，这种回归更早历史的做法，也是一种压制新近历史的表现。

在此同时，关于这段黑暗时期的被埋葬的知识也持续地被挖掘出来。几乎每一天，报纸都会刊登一些基于档案发现的报道：比如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占领东波兰，战后苏联和波兰的关系，以及波兰共产党的历史等。

不过当然，记忆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把过去从人为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固然产生了光荣，但也制造了恶魔：比如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各种令人不待见的社会潮流。至于共产主义本身的遗存——不论是有形的基础建设还是内化的传统，例如日常习惯和思考模式——也不像雕像那么容易被推倒。各方对这些问题多有建设性的讨论，也有很多温和明智的诉求，而在目前，狂热的人似乎还处于边缘地位，处于中心的是几乎令人讶异的平静。

我和一位认识的老太太一起住了几天。由于经济改革的关系，她的收入紧缩，养老金只有原来的一半，不过按照波兰的生活方式，还勉强过得去。海外的亲戚会寄点钱给她，这也是波兰经济的秘密来源之一。她有个帮手每星期匆匆造访一次，送来一些以极低价格购买的奶酪和肉制品——显然，她也有自己的路子，或许有在农场的亲戚之类的吧。不过我的女主人兰妮卡太太（Ranicka）还是非常俭省地享用她的低因咖啡和火腿的。

公寓有位男房客，来去都非常安静，每次出现在我们周围时也非常有礼貌。他是位电影技术人员，而且就像所有人一样很担心失业，没有了津贴的电影业是受创比较严重的行业。他所就职的电影“合资”公司目前还勉强支撑着，可是薪水实在很难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因为只有我的房间有电视，所以某个晚上，他们两人都来到我的房间看电视节目《质询》（Interpellations）。这是一个辩论节目，会邀请一位重要的公众人物，接受反对党和友党人士，以及一般群众的质询。节目现场很快成为大家辩论的场所，套用雷娜塔的话，成为“我们新的大型咖啡店”。每个周四晚上，《质询》几乎将全国的人都吸引到电视机前来。节目中讨论的节奏快速、犀利，而且每个来宾都能言善道，相比之下，美国政治辩论性节目的节奏就显得缓慢许多。到目前为止，辩论都不是毫无成果、陷于两极化的争辩。节目的重点似乎是在思考怎么做对国家最好，而不是煽动群众，或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托神的福，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知道政治正确是什么。

这一次，节目请来了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28]，即当前波兰剧烈而艰苦的经济改革的工程师。讨论主题为：是该进一步加速所谓的“休克疗法”还是减缓速度。这是目前波兰最火热与最重要的议题，因为一旦失败将影响重大。这项改革的目的在于快速朝自由企业发展，展现经济活力，创造财富；可是一旦失败，将导致更严重的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将百废待举的国家推入更加绝望的深渊。我的女主人和她的房客已经深受改革之苦，但他们两人仍以哲学上接纳的态度面对这一情势。

“难道继续加速推进不会让你们感到紧张？”我问道，心想那一定会搞得我很紧张。

“哦，亲爱的，我还记得1920年代的改革，”兰妮卡太太回答，“那才更糟糕呢。”接下来，我惊异地听到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有时对自己昨天所做的事还糊里糊涂——居然能够如数家珍地记起她曾经历过的各次经济改革的细节，还包括通货膨胀的速度和薪水的变化。1920年代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于是每逢发薪日，她一领到父亲的薪水，就立刻去采购，只因吃个午餐的工夫，币值就会下滑很多。当时还在打仗，所以问题更加复杂。“总之，”她收起回忆，“我想他们总不至于让我们饿死。”

“当然，我并不喜欢这样，但是不这样做也没有办法。”年轻的房客坚定地说，“总之，目前情况还不算太糟。资本已经开始流动了。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一点，你晓得的。”

这是我在这里和人交谈时最常感受到的情绪：一种清心寡欲式的冷静节制。当然，其中也不乏悲观的评论、自我批评，或专喜欢泼冷水的人，但是我交谈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是惊慌、愤怒或苦闷的。我们总得想办法撑过去，这是我一再听到的说法，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令人惊讶的是，这里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没有大规模的暴力。更让人意外的是，尽管政府宛如在没有使用麻醉药的情况下替国家进行一项痛苦的手术，却至今仍拥有非常高的支持率。

这种平静虽然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这里不曾发生过任何事，但对我而言，这才是此地发生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毕竟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相当的政治成熟度，才能在恶劣的情况下展现出耐心和节制，才不会为了不可避免的病症责怪自己选出的代表。但这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时刻，这种奇特的安宁或许是动乱不已的波兰历史所孕育出来的。我的女主人一生经历了战争和其他种种大风大浪，因此钞票上多几个零还不至于让她动摇；年轻的房客不但经历了日常生活的艰困，也经历了波兰战后时期有如格外活跃的火山一样一再爆发的动乱：1956年、1970年、1977年、1980年、1981年，当然，还有1989年。

事后回看，我们或可推断那些暴动也许正为目前的境况奠下了绝佳的根基。没有一个国家像波兰一样，反对“体制”的浪潮遍及全境且历久不衰。一种反对文化从草根运动中，从地下刊物、非正式教育和形形色色的地方策略中，从直接的政治教育中滋生出来。这是有功用且可以运用的过去。在波兰群众不一般的耐心等待中，这样的过去得到了回报。

这无疑只是一个暂停和缓冲，不可能持续太久。但是我想说的是：“请注意这个。请注意这里所发生和没有发生的一切。请注意，有这么一次，即使持续的时间很短，这里的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恶劣。”也许我的要求太高了。不过我在想，如果我是女王，可以放下严肃的分析而有一点沉湎于愿望的满足的话，我会让波兰往前推动到某一点，然后停下来。我会让它多一点霓虹灯，但不要像纽约时报广场一样多到俗丽的地步；我会在街道上多放点车辆，但不是多到产生交通阻塞；我会鼓励私人企业，但不至于产生令人瞠目的社会不公；我会在更民主，无疑也更分裂的未来，维持若干此刻的清心寡欲，以及对一般局势的判断能力。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共进晚餐。雅努什·格沃瓦茨基（Janusz Głowacki）是这里的剧作家，过去几年住在纽约。但回到自己故乡的雅努什却显得比平时还不安，站在街上环顾四周，想要找找在晚上9点这种非常规的时间，我们还能去哪里吃晚餐。我们先去了一间外国人经常光顾的饭店：维多利亚（Victoria）。我们明明看到有几张桌子还空着，餐厅侍者却冷漠地说没有座位，我们只好愤愤地前往另一家。小餐厅都客满，我们干脆去了间大的，欧罗普斯基酒店（Europejski）。它不只大，简直堪称巨大。天花板太高，餐桌太大，全餐厅都沐浴在昏黄的灯光下。餐厅前方还设有一个舞台。雅努什和我坐下来，准备好了长久的等待，因为那些侍者好像并没有提供服务的意愿。“他们收外币小费，收入是一般人的十倍，所以干吗理我们？”雅努什告诉我。不过还有一项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只见餐厅前方的灯光突然大亮，电视摄影机也被推了出来，一个民间舞团循序登上舞台。他们艳丽的服装、浓重的妆容、虚伪的笑容和欢快的音乐在在令人不快。雅努什和我互望一眼，随即不约而同地起身往门口走去。

回到街道上的我们再度驻足而立，不知道该转向何方。“我们可以去某某人的家，那里总找得到吃的。”雅努什建议道。波兰的社交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造访别人的家。但是因为我不太愿意，所以两人只好开始在黑暗空荡的街道上漫步。街上没有车子，没有霓虹灯。我们唯一碰到的人醉得东倒西歪。又有两家餐厅已经打烊。最后雅努什终于想到有家餐厅也许还在营业。餐厅确实还开着，当然，菜单上的大部分都已经卖完了，幸而还有烤羊肉串可以点。“请注意这已经很好了。”雅努什似乎真的很满足于这项小小的胜利。我心情不好，所以喝了两杯伏特加。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波兰人会酗酒了。“你瞧，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雅努什说，“这些就是我们的成就和胜利。只要能好好吃上一顿，或者把破的鞋子补好，就感觉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以非常高兴地回家了。不然，你以为自己还能做什么？”

某个晚上，我花了些时间和海伦娜·武奇沃（Helena Łuczywo）交谈。她和亚当·米奇尼克是《选举日报》的共同主编。一名报社“司机”载我们到海伦娜的家，虽然那辆车的凌乱状况实在不符合这个冠冕堂皇的头衔，他和海伦娜的交谈也缺乏老板和职员间的正式态度。不过，尽管享有这种片刻的特权，海伦娜几乎和这里每个人一样过得很朴素，只是她所住的区域算是华沙几个比较好的区域之一，甚至有个小小的庭院。她曾告诉我，人们现在开始指责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知道波兰生活的实际情形。“不过坦白说，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我看来，她的说法应该是对的。逐渐式微的共产主义式平等主义，确实对平等化有真正的贡献。而东欧的知识分子不像西方知识分子，并没有被一般民众排除在外的感受。

刚在她家的小客厅坐定，她女儿立即为我们端来白兰地。海伦娜长舒了一口气，《选举日报》在过去几个月成为波兰最成功的报纸之一。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她负责，因此她每天都得高速运转，忙个不停。

海伦娜是最近从地下组织浮出台面的新知识精英之一，在塑造新近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她和其他一些我认识的人，他们这个大群体或许才是一直吸引我返回波兰和东欧的真正力量所在。每个移民都有另一本想象的自传，在我对自己历史的修改中，我会留在波兰久一点，久到足以参与和我同一代的政治反对势力。波兰战后的知识分子以更丰富的内涵、更强的精神力量应对历史的巨大挑战。他们所体验的种种，是同时代西方知识分子所向往，却无法实现的浪漫传奇。他们塑造了一场革命，或至少成为革命的先锋。他们所发起的社会运动，就我而言，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最鼓舞人心的运动。其后的推动力量，是无数的智慧和创新，还有一群毫不妥协，也绝不狂热的政治精英。

总而言之，他们表达异议的方式，构成了我最喜爱的波兰传统。过去几年间，我跟他们碰面，聆听他们充满活力和机智的谈话，讲述他们共同享有的历史：共同行动、秘密学习团体、策略研究会议，还有不定期的被捕入狱。不过在这些讽刺与活力的背后，可以窥探到只有若干古老名词才能描绘的情操，诸如正直、勇气和道德承诺。

当然，海伦娜自己也冒过极大的风险，做过关键性的决定。她是位个子小巧、五官柔和的女士，脸上经常挂着温暖的笑容，讲话却如同机关枪，态度坚决而毫不浮夸。海伦娜的父亲是共产党核心分子的一员，或至少，作为宣传部副部长，曾处于核心集团的外围。海伦娜说，在成长过程中，她并不太了解父亲工作的特质，父女间对于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也没有过多讨论，部分是由于她父亲是个有原则的国际主义者，对他而言，这些事情并不重要。在她父亲眼中，族群的自我认同是一种倒退的行为。不管怎样，海伦娜认为这些事没有涉及也好。“我不相信美国每件事都要追根究底去分析的那一套，”她轻快地评论道，“毕竟，那不是重点。”但她自认是个坚强的人，并将自己的乐观以及基本的安全感和力量归功于父母对她的爱。

然而海伦娜对一些事毕竟心知肚明。她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对于自己在夏令营企图掩盖这个事实的做法也深感嫌恶。这个插曲是她自我认知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让她下定决心，永远也不要再坠入这种错误的迷思中。

她也很早就感觉到波兰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已经腐蚀。比如她震惊地发觉家里有些情况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一致，因为，不管在家里讨论什么，她受到的教育毕竟还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对一个年轻人而言，她注意到的某些情况总是显得格外刺眼，格外让人难以承受。比如理论上讲，平等应该是普及的，但是她家却住在相较于波兰的标准属于豪华奢侈的、特别保留给要职人员的住宅区。除此之外，他们还享有种种其他特权。另外，一些历史的发现也令她倍觉沮丧。比如她上高中时，曾听到一个崭露头角的异议分子谈到斯大林针对多个民族的政策[29]，对她而言，这根本是一个令人惊恐的真相。还有一次，当她首度踏出国门时，接触到一份由移民所发行的出版物《文化》（Kultura）[30]，其中公然抗议的文字也震撼了她，当时这种评论仍有亵渎圣物般的威力。此外，意识形态偶尔也会在她家里抬头。海伦娜记得她已经很大时，父亲还当街打过她一次，因为他发现女儿在投票亭里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打了叉，以抗议选举的虚伪。“其实他是最疼我的，”海伦娜告诉我，神情间没有一丝对父亲的怨恨，“他只是一时气疯了。”

海伦娜直到1967年她二十二岁的时候，才真正下定决心投身政治。那年发生了两件令人震惊的大事，塑造了她那一代所有人的良知与意识。一是苏联入侵了捷克，二是波兰政府开始展开反犹太人和反知识分子的运动。波兰人习惯于将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的月份作为该事件的名称，所以那次运动便被称为“三月事件”。

“我认为三月事件是一场完全没有意义的表演，”海伦娜尖锐地评论道，“不过也逼得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不投入其中。”也许迫使他们无法置身事外的原因是反犹运动的惨无人道吧。许多犹太人在那时离开了波兰，其中大部分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海伦娜则属于那些未曾考虑过离开的人。这种选择总是部分出于理性考虑，部分源于偶然因素。海伦娜从未亲身经历过反犹主义，加上她后来完婚的丈夫不是犹太人，且定居波兰。就像许多那个年代的波兰犹太人一样，她深受波兰文化的熏陶；而且——或许海伦娜会讨厌我选用的字眼——如果不是受到团结一致和对国家的热爱的激发，没有某种爱国精神的话，她后来的许多行动都是无法真正得到理解的。

不过她的投身政治应该也受到出身背景的影响：海伦娜毕竟成长在社会参与的环境中，对她而言，某些理想虽然不时受到背叛，但仍然是她所认同的。事实上，她首次从事的政治活动，虽然内容不同，形式上却重复了她父亲约四十年前所从事的活动。当年她父亲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因印制和散发非法传单，很快被扔进监狱；同样的，海伦娜也和一个朋友印制传单，呼吁工人和学生的团结，并在乌尔斯（Ursus）的工厂住宅区散发。

海伦娜的小小煽动逃过了法律制裁。在第一次的尝试后，她抛下政治去结婚生子，在银行工作，然后在沉闷的工作之余学习英语。直到波兰再次天摇地动，再度面临道德的转折点。1976年，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ń）[31]这位日后成为极有魅力的反对势力领袖，还出任国会议员的朋友要求海伦娜协助“劳工保护委员会”（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 KOR）。那是个新成立的组织，目的是回应对工人的迫害，日后成为团结工会的萌芽之一。

库隆希望她担任一家瑞典电视台采访团的英文翻译，前往乌尔斯那家她曾散发非法传单的工厂拍摄纪录片。

海伦娜起先拒绝了这项会带来相当程度危险的行动，尤其她很担心“新闻里那些反犹太的屁话”，她不想承受那么丑陋的罪名。后来，她和另一个日后也成为团结工会重要领袖的朋友“仔细商议了”该怎么做。“我考虑了整整三天，”她说，“到第三天，我开始觉得反感透顶，对我自己、对我朋友都是。如果我同意为劳工保护委员会工作，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我失业，然后展开抵制我的行动，不过我已经做了无法拒绝的决定。做人就应该这样。乌尔斯的那些人的确受到不人道的待遇，我知道我不能视若无睹，那不是做人应该有的态度。而一旦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就绝不会回头。”

从那时起，海伦娜和她丈夫维特克（Witek）便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劳工保护委员会。后来雅采克·库隆在他精彩的自传中还曾述及劳工保护委员会时期的积极参与、无畏无惧，以及支持反对阵营的高明策略。劳工保护委员会最大的突破是有效地让案件曝光，以纯粹法律的立场就所有对劳工的迫害提出抗议，因此迫使当局遵守他们自己制订的规章，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击败他们。就是在这期间，数以千计的人都知道库隆的电话号码，一旦在公众场合有逮捕行为，马上就有人打电话给他，而他则可以通知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或其他有用的组织。这段时期有周末四十八小时拘留的规定，后来还形成了惯例，即库隆和其他人会告诉他们的朋友，待星期日晚上他们获释出狱后，记得打电话过来回复。

只要有需要他们的地方，海伦娜和她的丈夫便提供支持，包括整理劳工保护委员会最新资讯或联系西方媒体等。“事实证明，不论做什么我们其实都做得很好。”海伦娜的语气客观，心态持平。她习惯把自己和其他人一样看待，在称赞或批评自己时，没有矫饰的谦逊或浮夸。

波兰的特点在于工人和知识分子神话似的联盟，这是波兰“革命”独一无二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劳工保护委员会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至善竟在此刻真正实现——当然，是站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立场上的。团结工会刚起步时，海伦娜担任《新闻快报》（Information Bulletin）的编辑，维特克则负责生产。海伦娜说，当时她的工作负担“沉重得难以想象”，比她在《选举日报》担任编辑时辛苦得多。“消息大约有两百页，每个星期出版两次，还得毫无差错。”

在1981年的镇压行动中，海伦娜和维特克侥幸逃过逮捕。12月12日晚上宣布戒严令时，他们刚好看完电影，顺便绕道办公室。“这是一年来我们第一次看电影。”他们抵达时，办公室的电话线已被切断，电报传送机也是。往窗口望去，只见一群群民兵正从前后包抄而来，办公室里的一些同事已经准备好要抵抗，但海伦娜认为那只是“没有意义的”英雄主义作祟，逃跑是唯一的出路。海伦娜和维特克即刻逃走，前往附近一栋建筑寻求庇护。门房立即让他们入内，与此同时，军队也闯入了办公室所在的建筑。

随后两年，他们一直生活在逃亡中。那是地下组织活跃的时期，只有透过海伦娜的描述，我才开始了解那种阴暗而辉煌过往的实质含义。海伦娜和维特克不能回家，否则马上就会被民兵带走。他们只能躲在其他人的公寓，而且每两个星期就要换一间，如此才不容易被追捕。当年才七岁的女儿露西（Lucja）被托给海伦娜的母亲照顾，他们每星期探视一次，通常选在一个公园散步。他们的婚姻因为维特克和跟他一起藏匿的女子有了感情，也于这期间破裂。尽管做不成夫妻，他们的政治活动却没有受到影响。两人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仍和几个朋友共同创办了《马佐夫舍报》（Mazowsze）这份主要的地下报刊。海伦娜和两个女性朋友藏匿在一处。三人同睡在一张沙发上，腿就只好伸到椅子上。“我睡中间，因为不管任何情况，我都睡得着。”海伦娜说，“我的适应力在那段时间还真的通过了考验。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却可以。”她可以通宵工作，当其他人在桌上打字时，她也可以在桌子底下呼呼大睡。

对海伦娜而言，东躲西藏的生活最累人的地方，是必须一直扮演客人的角色。他们藏身的公寓很小，公寓主人都是一般民众，很希望和他们聊聊天，了解最新的发展。“他们对我们很好，”她补充道，“我真的觉得欠他们很多。”当我询问他们的短暂居留是否需要负担房租时，海伦娜对于我竟然会有这种想法深感惊讶：“不可能，当然不用。我们根本不会想这种事。”她机关枪似地抗议道，“那是美国人才会问的问题。这里没有人会考虑这种问题。”

显然，也没有人想过能不能信赖收留他们的主人，或者彼此，又或者他们自己。“这是在这里做地下工作的特点之一，”海伦娜说，“在这个国家，我们知道谁可以信赖。我们认为不会有人告密。”

的确，这应该是波兰异议分子的典型处境，和东欧其他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由于反对势力广泛，社会的大部分民众都团结在一起，再加上至少在这方面，人们相互是可以信赖的，许多民众都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

除此之外，勇敢的精神也深植于波兰的传统，形成了一股信念的力量。海伦娜虽然没有被逮捕过，但是她和她的大部分同志一样，也有过公寓被搜查以及被秘密警察审问的经历。海伦娜说，到头来，每个人都发展出一套独具风格的应对技巧。“雅采克·库隆会和警察一直讨论某件事情，让警察觉得无聊之至，不过他本来就觉得我们应该跟每个人沟通。亚当·米奇尼克则会冷嘲热讽，或企图说服警察他们错了。我则什么都不说，因为我根本不想说。我知道他们所有的把戏，又臭又长且毫无戏剧性，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警察知道我们不是重要人物，跟我们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

尽管海伦娜对自己非法行径所冒的危险显得若无其事，但确实有那么几次，她也觉得自己就像置身电影《法国贩毒网》（The French Connection）[32]中一样。比如有几个晚上她去报社上班时，会换乘好几辆车，或绕道而行，或在高架桥下面奔跑，以便摆脱她认为形迹可疑的跟踪者。后来这段秘密岁月终于接近尾声。政治气候开始转变，海伦娜和其他人判断应该可以现身了，不过还是必须聪明机变，以免招来对自己的指控。1980年代末期，团结工会总算恢复实力，又开始和政府展开谈判，只是绝对没料到他们会大获全胜。

“我们完全缺乏想象力。”海伦娜说。因为团结工会当时所要求的不过是作为工会的官方地位，但当局已经看到了墙上的抗议涂鸦，准备交出部分权力了。

尽管事情的发展在意料之外，但他们却很快心领神会。早在1989年讨论过渡政府组成的圆桌会议期间，《选举日报》便开始发行了。亚当·米奇尼克要求海伦娜加入报社。从那时开始，她便担任发行人和副总编一职。对于这个新角色，或者踏入资本社会丛林，海伦娜显得毫无所惧。我看到过她在《选举日报》凌乱的办公室主导全局时的自信，还帮她的职员从一家美国银行取得房屋贷款。在一部关于《选举日报》的纪录片中，她也用她柔和而坚定的声音表示，如果你真的很想做一件事，那么艰困的环境并不是障碍，因为你绝对可以利用你所能掌握的方法和资源找到出路。海伦娜对报纸的规划远大，不过我可以感觉到，她的野心不纯然是自私的，仍是为了理想。对于《选举日报》，她希望能成就和世界上最好的报纸相互抗衡、平分秋色的“甜蜜的小奇迹”。

尽管这种态度好像是标准的美式想法，但在跟她交谈后，我能看出其根源多半还是本土的。就某种意义而言，地下工作为海伦娜此刻所踏入的更开放的世界提供了最好的准备。虽然抱持着高度理想主义，但在历练的过程中，异见分子也训练了承担巨大风险、迅速做出困难决定，以及肩负困难责任的能力。海伦娜是比较幸运的那群人之一，对他们而言，从一个时代到下一个时代几乎做到了无缝衔接，不但工作上如此，在某些更珍贵的方面也是——比如一直未被扰乱的良知。她无需背负自责的包袱或藏匿羞于启齿的秘密，也没有需要放下的遗憾。

处于一个拥有如此巨大权力和责任的位置，她有没有感到作为一位女性有什么特别困难之处？“没有，完全没有问题，”海伦娜回答，“在我旅居美国那年，这也是我无法理解美国女权主义的原因之一。不过你知道，在波兰，女性的情况不一样。一方面，女性处于更恶劣的情况——所有那些下班回家后排队等着你的事；但另一方面，她们的境遇比较好。”她认为波兰女性的境遇比较好，是因为波兰的传统，女性在参加社会运动与参政当权上始终没有缺席，有着悠久的渊源。的确，在波兰面临危难时，许多起义和秘密活动中都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她们加入反抗力量，后来还潜入地下活动。这种为了维护共同的脆弱理想而产生的同志情谊，远比两极化的性别刻板角色更有力量。这也部分揭示了我在海伦娜等人身上所目睹的令人敬佩的女性力量。

天色渐暗，海伦娜的女儿露西原本一直在做功课，此刻进来问母亲一个有关英语文法的小问题。海伦娜告诉我，逃亡藏匿最痛苦的一面，就是“想到露西，担心自己会扭曲了孩子的一生。不过露西成长得很好，那段经历也强化了她的某些个性”。的确，露西不像是个生命被扭曲的年轻人。她是个纤细高挑、非常迷人的十六岁女孩，面容俏丽，动作轻盈。海伦娜对自己女儿的美貌、经历种种困难的适应能力，以及在《选举日报》担任助手时的乖巧能干十分自豪。不过此刻海伦娜却忙着教训露西：“来吧，露西！不要这么懒，你自己想得出来的，请你稍微动点脑筋好吗？”她的语气犀利但充满疼爱，我看得出来露西也并不介意遭到挑战或被布置任务，她们之间并没有敌意或代沟。从这段短短的互动中，我可以想象露西正被导向我童年记忆中那套波兰的人际关系体系。在那套体系下，人们互相喜爱却并不感情用事，因为大家都平等地接受某种共同的期待，对于自己和对方应扮演的角色有着某种共识。或许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和荣誉感才是团结工会和海伦娜力量的核心所在吧！

当海伦娜陪我下楼帮忙叫出租车时，我又问了她一个“美式问题”。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一切，为什么在明知随时可能遭到惩罚，而且几乎无法获得报酬的情况下，还要承担这些沉重的压力和艰险？

“喔！伊娃，饶了我吧！”她回答，正如我所料，“其实，你知道的，”她有些尴尬地停顿片刻，“基于一种责任感吧！为维护我自己的尊严。人是不会自己走进粪坑的。我可以告诉你，”她的语气略有变化，仿佛终于解释到重点，“这里的实际情况就是那么讨厌，让人完全无法接受。是啊，有些人不喜欢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以前干过什么脏事。我不干那种事，我既不想说谎，也不想过双重生活。也许人天生还是有点正义感的，知道自己何时不正确，何时正确。所以有些事是一般人不会做的，仅此而已。”

我在波兰长大期间，在克拉科夫周遭的社交圈中，海伦娜说的“他们”是遥远的一群人，而且人们就希望他们维持那种形象：毕竟“他们”是那个意图掌握我们生命、为所欲为的体制的一部分。后来我阅读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回忆录，看过他们对良心的叙述、对灵魂的探索，以及对上帝失败的分析，但是我并没有真正和“他们”碰过面。在我居住的波兰地区的日常生活中，一般是见不到他们的。除了铁幕以外，波兰内部也有一层屏障。

那当然是个有孔的屏障，在某些圈子中，人们会定期穿梭于屏障两侧，不过他们也会感到自己真的跨越了一层无形的边界，或在一层面纱后面，带着偷窥的刺激心理往外窥探。他们是国家中的国家，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是被隔离的少数分子，是困在自己城堡里的蓝胡子[33]。

不过当我和我那群异议朋友交谈时，却发现这个框架下有个有趣的转变，因为这些异议分子很多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孩子。在这方面，海伦娜也不例外。在波兰异议人士领袖中，父母属于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物者的数目相当惊人。精英中的精英引领某种反精英的风气，或者相反。

我的朋友们对于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通常模糊其词，也许他们宁愿不知道。不过当他们发自内心地厌恶他们年长一代所支持或代表的东西时，就会打趣地谈及自己父母的一些轶事。

比如我的朋友玛尔塔（Marta）提到的1968年她入狱时的一段趣事，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也许因为她是一名重要共产党员的女儿，所以当时波兰总理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说明愿意释放她，不过她得做些让步，并且发表声明。当她正发愁该如何回复总理时，父亲前来探监，告诉了她一个有关他自己父亲的故事。在大战前，玛尔塔的父亲因为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入监服刑，她的祖父前来探视。当时玛尔塔的父亲如果答应类似的条件，也有获得特赦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玛尔塔的祖父告诉她父亲，“你也知道，我不是共产党，我跟你的意见也不一样。不过对于这种恩惠，我们是不会去乞求的。”在知道这个故事后，玛尔塔知道该怎么做了。她拒绝了总理的提议。

当然，这批异议分子的父母都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大多都在理想主义的激发下挺身而出，虽然后来踏上了腐化和滥用权力的不归路。有一天，我终于见到了“他们”中的一分子——海伦娜的父亲。刚见面时，不知为何，他立即让我联想到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一个小人物：一个落后于时代的、过气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者，丝毫不理会外面的世界早已超越他，依旧逗留在他的私人实验室，以极其清晰的理智、乐观健全的心态操作毫无意义的科学实验。

海伦娜的父亲费迪南德·哈博（Ferdynand Chaber）个头矮小，因为年岁已高而身形消瘦，不过以八十四岁高龄而言，他仍旧行动敏捷，声音也很爽朗，对于自己的年纪和活力甚感得意，“我的生活方式很理性，”他愉悦地告诉我，语气明显带有教条主义的意味，“我吃得很健康，每天都运动，早上半个钟头，晚上半个钟头。我管理自己的花园，从来不看电视，因为电视就像心理上的口香糖。我跟别人相处得很好。为了维持健康，一个人必须有思想，也必须有行动。还有，我应该再加一句，我的个性非常乐观。”

讲到兴奋处，哈博的声音会提高到雄辩的分贝，还会规律地用手势加强语气。有时他似乎在对群众演讲，或在对一群需要激励的无形观众演说，而不只是面对一个坐在一旁、接受茶水点心招待的客人。

不过，哈博的眼神始终宁静，无论是谈到理想、人类的本质还是点心和礼物。我们才开始谈不久，他的声调便扬升到雄辩的高度，每讲一句，手指便在桌上敲一下，俨然以救世主的姿态窥探未来。“现在，我们正来到长期革命的转折点。美国已经赢得了冷战，但我们面对的战争将更为严峻——一场对抗霍乱、亚马孙河丛林被毁、饥饿和饥荒的战争。我不想夸大其词，不过这是最后的时刻，我们需要共产党协助我们塑造新的良知。我很希望能活到2000年，届时共产主义会重新获得它的历史使命。”

政党的命运始终塑造着哈博的生命叙述，赋予它意义。他的故事具有全景式共产主义长剧的所有元素，苏联史诗性电影经常从中取材：秘密聚会和慷慨激昂的非法演说、入监服刑后又侥幸脱逃、在战争期间前往苏联朝圣、党内地位提升，以及最终遭到驱逐。和许多过去的活动家一样，他有令人肃然起敬、充满热情的历史记忆，连五十年前的派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都能清楚地回忆，言词间带着澎湃的党派热情。

海伦娜的父亲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原因同战前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一则因为当年和富有的双亲前往乡下度假，深深为他所目睹的穷困景象所震惊；二则因为在动荡、工业化且贫穷的波兰，他认为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和其他社会弊病的答案。他在1928年加入了当时还属于非法组织的政党，不到一年即开始撰写非法的宣传册，正如四十年后他的女儿也撰写宣传册反抗他随后出任要角的政权一样。他很快遭到逮捕，被判刑四年，这是他一生六度被捕中的头一次。

海伦娜怀疑她父亲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做了一些“可怕的”事，而她也用了大半生来抵抗她父亲始终笃信的教条；但是他们父女的境遇，或者命运，仍有着某种延续。费迪南德·哈博认为他之所以被从位高权重的党内职位赶下来，是因为他的子女从事地下活动。在1960年代末期，海伦娜和她的兄弟都参加了一个名叫突击队（The Commandos）的共产党改革派青年组织所领导的学生抗议活动。正如对待家庭异议分子的常用做法，那个组织成为党内宣泄怒气的锁定目标，哈博的上司要求他公开清算突击队。在当时，“清算”是个带有强烈情绪的字眼。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该致力于“自我清算”，然后迅速接受惩罚。他们也必须接受命令去“清算”其他人；如果拒绝“清算”，很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哈博拒绝“清算”，而且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为儿女辩护。他说他就是这样教育自己儿女的，而且为儿女和他们秉持的理想精神而骄傲。“说心里话，”对他而言，内心显然是另一个独立而次要的现实，所以他说，“我很高兴我的孩子能为理想而活。”

为理想而活，这对现今许多重要异议分子而言，显然跟对早年笃信共产主义的人一样重要。只是上一辈将其信仰转化为严格的教条，而他们的孩子则成为有原则的温和主义者，对所有好战的意识形态均抱持怀疑的态度。我曾问过费迪南德·哈博，他认为自己曾经的信仰到底哪里出错了。“我告诉你我从中学到的一件事，”他回答，“我绝不会再用武力强迫任何人快乐了。”

然而，他们两代都牵扯进同一出戏剧里，所卷入的斗争，其本质他们早已熟知。这出剧目前已经步入尾声。不过正如父母传递给子女的通常并非他们原本的面貌，而是经过美化的、想象中的自己，那些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也传递给下一代某种政治道德和社会参与的理想化的社会自我。只是讽刺的是，他们传递下去的理想，却携带着反抗的种子，使得他们终于走向溃亡。不过那理想性和戏剧化，多少可以解释我在许多当地人身上所看到的坚定的个性、挺直的腰杆和沉稳坚强的性格。只是这些特质能否在更为分化和复杂的新时代环境下存活，就不得而知了。

有个下午，我去拜访了一个算命师。这是我平常绝对不会做的事，不过我告诉自己，去看她是反映当前社会现象。在波兰，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去算命、去请教灵魂导师、去尝试另类疗法。最近这方面的需求更有激增的趋势，或许是拜其他的解释方式都彻底失败所赐吧。

我求教的算命师住在人民军街（Avenue of the People's Army）。这位干瘪的老太婆弯腰驼背，没有牙齿，身上裹着围巾和毛衣。她拿出短秃的铅笔、沾有油渍的纸和一打古老的纸牌。“你会发一大笔财，小姐，”她以平稳的声调缓缓说道，“不过首先，你得先撑过这该死的休克疗法才行。”真是个政治消息灵通的占卜者！“你的心脏没有问题，”她说得笃定，“不过去照照心电图也无妨。”我没有透露关于我的任何信息，直到算命结束后才告诉她我是个移民。她愤怒地瞪了我一眼。我骗到她了！出于报复，她狠狠敲了我四倍的费用，不过就国际标准而言，她还算是便宜的。

一进入万豪酒店（Marriott Hotel）我就惊住了，刹那间宛如置身旧金山或康涅狄格州或美国中西部。大理石地面、反光的表面、长形皮质沙发，还有精心设计的插花，在在散发出一种经过仔细琢磨的、不偏不倚的豪华，让人觉得这里不会发生任何不好的事，也没什么可发生的。这家酒店是几年前才建成的，为本地屈指可数的典雅场所之一。

我来这里和一名美国记者小酌。饭店酒吧里全是外国人、自由化之后重新归来的波兰人、高级陪酒小姐，以及新兴的有钱人。一杯伏特加，而且只是波兰的伏特加，我的老天啊，就要花十美金。在光线昏暗的大厅，穿着俗丽西装的男士围坐在小矮桌的四周，讨论着合资企业的问题。其他的则坐待合资企业之类的机会来临。对这种人已经有个特别的称号：万豪酒店坐客。

和我碰面的记者很庆幸来到万豪，对他而言，这里也许是华沙唯一能待的地方。在这里，他的行为举止也宛如在自己家中一般充满自信。他和一位来自加州的女性朋友一起现身，对于波兰人之所以不太聪明，她自有一套理论：因为波兰人的饮食不健康。尽管她并没有和任何波兰人交谈过，却好像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

我自己也会不时来这里，以离开景象破败、气氛尖锐的华沙，暂时沉浸在饭店平淡、单纯的舒适中。不过今天晚上，饭店的气氛却有些诡异，令人窒息，宛如冷不防地甩了外部世界一记耳光。一名女歌手唱着一组国际歌曲，包括几首犹太曲调。今年夏天，犹太歌曲似乎颇为流行。一些打扮过度的波兰人昂首而入，仿佛刻意要吸引旁人的目光，随后又出现了一群穿着邋遢的以色列人。更多美国记者加入我们，抱怨波兰是如此一个难以忍受、乏味沉闷的地方。出乎意料地，我竟然有些抵触，隐然对波兰已有所牵绊。

团结工会的破裂，并非开始于一声巨响或一句抱怨，而是轰动的崩裂。很偶然地，我几乎在事发当时就听说了，当时我正好再度造访《选举日报》，与亚当·米奇尼克见面。

米奇尼克个头矮小，而且意外地，有着温和的面貌。他的头发和衬衫一样凌乱，灰蓝色的眼睛闪烁着警觉与讽刺的光。对我而言，他著名的个人魅力部分是种优雅的谐谑，部分则来自直言不讳的天性，能毫无戒心地叙述简单的事实。或许这也是他借以展现道德权威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迷人轻松的方式传递深刻的道理。米奇尼克的故事已经成为波兰政治神话的一部分。在大约十四岁时，亚当创立了一个名为“矛盾探索俱乐部”（The Club for the Quest of Contradictions）的组织，虽然不过是一个高中生的玩意，但日后却成为波兰成熟反对活动的一粒种子。这个组织探讨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波兰历史与意识形态，让当时的政府有如芒刺在背，因此被时任波兰总理指名谴责；但对十几岁的亚当而言，此举不啻无上光荣。

从那时起，原本只想当一名历史学家的米奇尼克，毅然踏上了激进主义、坐牢和写作之路，而执笔写作主要是拜关在监狱里无所事事所赐。他的许多英勇事迹和言论已经成为传奇。有则米奇尼克的轶事不断被传颂，就是发现自己置身情绪失控的群众中时，米奇尼克如何跳上临时搭建的讲坛，尽管有口吃的毛病，却以言词让骚乱者安静下来，阻止了他们攻击夹在人群中的警察。虽然他本身对警方并无好感，但是他却更加厌恶暴力和报复心理。他曾写到在戒严期间，政府如何准许他前往蔚蓝海岸欢度圣诞节，政府宁愿摆脱他，也不愿面对他的存在所带来的尴尬。他以一连串隽永的语句回绝了政府的好意，其用词遣字在我看来，真是在压力下仍不失优雅。他写道：（1）“如此公开承认自己玩弄法律，只有笨蛋才会这样做。”（2）“向一名入狱两年的囚犯提供前往蔚蓝海岸的机会，以换取他的道德自杀，只有卑贱者才会这样做。”（3）“相信我会接受这种提案，等于相信每个人都是警方的同伙。”

在团结工会成立早期，米奇尼克曾是瓦文萨的主要顾问之一，两人也成为私交甚笃的朋友。那段友谊具有高度的象征意涵，代表了知识分子和劳工阶级间一种格外迷人而纯净的联盟关系，从而使得团结工会在斗争期间成为一股独特的现象。有很多关于米奇尼克和瓦文萨紧急会商、窃窃私语的影像，而总统、总理或其他代表权力的人物则守候在一旁，静待他们的决议。

他们的搭配可谓大团结的最佳代表：两人都精力充沛、个性幽默，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的机敏和魅力各异其趣，那也是传奇的一部分。瓦文萨自称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一口浓重的农民腔波兰话，公开表示自己信仰的虔诚，在面对紧急情况、危机和群众时，经常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和准确无误的直觉。米奇尼克的举止则带有若干古老波兰的拘谨，是个完全的知识分子，有着良好的历史观和大局观。据说他是瓦文萨许多政策后的智囊人物。

米奇尼克和瓦文萨的友情，当然是极为浪漫的；不过正如许多浪漫关系一样，让他俩结合在一起的差异性，此刻也正在打破二人的关系。就在这个下午，米奇尼克收到瓦文萨的一封信，要求他——或者应该说是命令他——要么辞去《选举日报》主编的工作，要么撤下报纸刊头上团结工会的标志。米奇尼克迅速向我解释了这项令人吃惊的举措的背景。导致这次决裂的裂纹早在过去几个月便已逐渐显露。这个决裂部分是私人的，《选举日报》刊载了几篇批评瓦文萨的报道。根据一项舆论调查，有些人对于瓦文萨的行为和他不会讲法文颇有微词，这点让瓦文萨感到十分不满。这是“知识分子”对出身群众之人的毁谤；而瓦文萨的虚荣心很容易受伤，是众人皆知的事。

尽管如此，命令米奇尼克辞职仍是一个相当专横的举动，令人怀疑瓦文萨是否认为他就是团结工会的化身和帝王。他的信函所实际表达的就是“团结工会，c'est moi（即我）”[34]。而这讽刺不单只是可笑而已，更会对波兰产生许多潜在的影响。

我必须承认我实在不想失去瓦文萨在我心目中有如天才的地位，他不仅为自己而战，也为整个波兰而战。我脑海中仍存有种种关于他的鲜明画面：在最混乱的局面中挺身而出，机智地挑衅他的对手，寻求最佳应对方式和最有利的立场，为所有工人阶级而战，汇集群众的愤怒和智慧而发出怒吼——否则他是在为谁而战？在领导方面，瓦文萨似乎从未有过自我主义倾向，不过就像有些人会被权力所腐化，或许有些人也会因为没有权力而腐化吧？在这个过渡时期，瓦文萨已经失去了战斗或表演的舞台。在圆桌会议上分割他曾拥有的权力时，他没有替自己安排任何角色。过去几个月，他过着平民的日子，显然也萌生了怨气。这位终其职业生涯从未在政治上失去平衡的人，竟第一次表现出如此笨拙的姿态，似乎仍无法把自己在波兰生活中所实际具有的莫大重要性与此刻的无能为力联系起来。

米奇尼克把他草拟的回函拿给我看。语气充满尊严，却不过于正式，仿佛想要唤醒他俩之间曾经拥有的情谊。首先他以遗憾而坚定的口吻表明，他——米奇尼克本人，没有意愿，也没有权利达成瓦文萨的两项要求。他提醒瓦文萨，《选举日报》是个合作企业，编辑由他的同事们共同任命，有关标志等重大决定也必须共同决定。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米奇尼克问我。对于自己完成一篇强而有力的文书，米奇尼克带有一丝作家的得意之感。但是对事态的转折，他看来还是相当难过，我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沉重。毕竟，这项争执不单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争论而已。事实上，他们之间的裂痕远比这起事件更加严重，而且在过去几个月不断加深。这是“格但斯克”（Gdańsk）[35]和“华沙”之间的分裂，是团结工会的平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这是相互谴责的开始，是双方角色两极化的起点：在这新的一幕中，格但斯克的人们所代表的是民族主义分子，具有煽动群众的倾向，把教会和国家混为一谈，而且缺乏外交常识。知识分子则受到一贯的指责：自我优越感、和平民百姓脱节，还有想当然的，对共产党过于软弱。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这些发展明显具有某种结构性的逻辑，是一种政治上的必然。如今他们共同的敌人已被击败，所有的意图和目的都已经达成，因此团结工会的走向分裂，几乎可以用数学逻辑推算出来，因为已经没有一个巨大的磁场足以将他们团结为一体。一旦没了统一的力量，人们自然会有不同意见、不同个性和不同意志，这些都是人性的一般特征。

但是不管是否难以避免，我仍可以理解为何这段友情的破裂，亦即团结工会的破裂，对米奇尼克而言特别痛苦。“瓦文萨是我孩子的教父，你知道的。”他说着，神情间再度流露出真切的悲伤。这段历史使他们变得如此亲密，也带来了许多好的方面：彼此并肩作战的能力、勇气和对权力的成熟批判。但是那恐怖、英雄式的章节已经落幕，接下来的是多元的利益和彼此难以避免的争执：竞争、选战、呼喊口号与权力的斗争，亦即民主的写照，生命的写照。

几个月之后，我亲眼见到了瓦文萨，那是在电视台员工的一场聚会上。在这个夏天，他已宣布将角逐总统一职，事实上，他在电视台的出现便是竞选活动的第一炮。聚会厅内人山人海，充满热烈的期盼。当瓦文萨出现时，他一上来就说自己得了感冒，喉咙痛，而且一个钟头内就得离开，以便赶赴另一场预定的活动。他面容苍白、疲倦，人显得矮胖。而他的演说，在没有针对问题表达立场的时候，就是辩解和吹嘘的奇妙组合。还有个人魅力——这最重要的神秘因素。他的魅力体现在他的精力、生活智慧，甚至是吹嘘本身中；而一旦得到回应，他的魅力也展现在与观众的互动中。这是他最机智、最敏锐、最有自信，也最不正经的时刻。这明显是他所热衷的。他表现冲动，甘冒不韪。他不时有意无意地提及他所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接着又自我调侃地加以评论；他言词尖锐地嘲弄听众，还说些不正经的笑话。这是一个还不算谨言慎行的政治人物，在演讲中他指责新的团队对他过于严厉；电台的新首脑则解释他们只是在扮演立场公正的媒体角色，不能区别对待，只把瓦文萨当成宠儿。但是我看得出来，在波兰的环境中，所谓立场公正的概念，也许很难为一般人所接受。毕竟收敛个人的激情、意见和偏好这点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只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激烈战斗和高举党派旗帜之后，对波兰人而言，这种想法是不自然的，还需要时间适应。

在此同时，聚会厅内仍然充斥着激情和投入。一个钟头后，瓦文萨的助理提醒他该离开了，但瓦文萨不予理会，表示还要继续下去。他就爱这一刻。他再次活动起来了。他高谈他将成为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手中握着斧头的总统”，清除前朝的权贵。这项政见完全针对立场温和的对手马佐维耶茨基而发。距离瓦文萨指定马佐维耶茨基为总理还不到一年，此时这两人却极有可能成为竞选对手。新的战斗已经集结，另一个阶段即将展开。

[1]兹罗提，波兰货币名称。

[2]贝尔纳多·贝洛托（1721—1780），意大利城市风景画家、蚀刻版画画家，以创作德累斯顿、维也纳、都灵和华沙等欧洲城市的风景画闻名。

[3]卡纳莱托（1697—1768），意大利画家，以描绘18世纪的威尼斯风光主题知名。

[4]团结工会，原名Solidarność，即波兰工会联盟，创立于1980年，由瓦文萨（Lech Wałęsa）所领导，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1980年代，团结工会结合波兰国内的天主教徒及异议人士组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运动，最终击败当局，成立波兰共和国，瓦文萨亦在1990年成为波兰首位民选总统。团结工会的成功事迹引来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反对团体的仿效，最后导致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并促成了19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

[5]罗伯特·勒德拉姆（1927—2001），美国作家，著有二十九本谍报惊悚小说，有“现代惊悚小说之父”之称，《谍影重重》系列电影即翻拍自他的小说。

[6]爱德华·盖莱克（1913—2001），1956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担任第一书记，和西方政治家关系良好，曾创造出经济奇迹。后因经济恶化，被迫于1980年下台，并曾入狱服刑。

[7]波兰圆桌会议于1989年初在华沙举行，目的在于抑制社会动乱，规划国家未来。会议分为团结工会所领导的反对派和统一工人党所领导的联合政府派。同年6月进行半自由选举，统一工人党被彻底击败；8月底团结工会所领导的联合政府成立；12月波兰结束共产党统治。1990年初，波兰共和国成立；同年底，瓦文萨成为首位民选的波兰总统。

[8]亚当·米奇尼克（1946—），波兰思想家，致力推动民主化进程，其政治代表作是《通往公民社会》。曾担任团结工会顾问，并在瓦文萨执政期间短暂出任议员，1992年起负责主编《选举日报》。

[9]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1996），具有广泛影响的波兰电影导演、剧作家，以作品蓝白红三部曲和《十诫》等闻名于世。

[10]古希腊神话中，奥吉厄斯国王牛舍饲养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来从未清理。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为了赎罪，接受了这项挑战，于一日内引入河水，将牛舍清洗干净。

[11]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1932—2008），波兰社会史学家和政治家，对波兰第三共和国的形成贡献非凡。在欧洲大学长期任教，是欧洲实体的信徒。

[12]雅鲁泽尔斯基（1923—2014），波兰政治和军事人物。1981—1989年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1—1985年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1985—1990年担任波兰国家元首，并在波兰民主化之后将总统职位交给瓦文萨。

[13]哲学王一词源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一书。书中借其师苏格拉底的言论，认为理想国中的国民可分为平民、军人、哲学家三等，其中哲学家必须具有高超的智慧与强健的体魄，是国家的统治者。

[14]20世纪前，这个词指的是由三大议院，即下院、上院以及国王所组成的整个波兰议会。后来直到波兰第二共和国，瑟姆这个词才开始被用于专指下议院。

[15]指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他们在1569年合并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波兰化的地方的贵族。

[16]波兰立陶宛联邦在1791年通过的国家宪法，编纂时间仅次于1788年正式通过的美国宪法。这一宪法的通过，惹恼了强邻俄国，因此在施行一年后，即1792年，于俄波战争时被废除，波兰亦旋即遭到瓜分。五三宪法影响了后来的民主运动，在亡国期间成为复兴波兰的标志。

[17]埃德蒙·伯克（1729—1797），爱尔兰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

[18]托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及激进民主主义者。

[19]波兰老鹰纹饰最早出现于公元10世纪波兰第一王朝，后迭经修改。共产主义时期，皇冠作为反动标志从老鹰头上被移除；民主化之后，才又恢复原有的设计。

[20]位于曼哈顿北部，以混乱的治安、奇异的路人、街头篮球和涂鸦艺术著称。

[21]这个词原本泛指各行业穿着制服的从业人员，后来专指神父。

[22]加利西亚是中欧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名，居民西部为波兰人，东部为乌克兰人。该区长期为俄国和奥匈帝国的争夺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属波兰。

[23]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地下军反抗德国占领军的战役。

[24]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政治家，曾任波兰第二共和国领袖。被普遍视为让波兰在经历了一百二十三年的瓜分后，于1918年重获独立的功臣。

[25]指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nian Commonwealth，1569—1795），在17世纪达到鼎盛，是当时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雏形形成于1386年立陶宛大公国君主约盖拉（Jogaila）迎娶波兰国公主。

[26]马佐维耶茨基（1927—2013），波兰作家、记者、慈善家和政治家，前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二战后中欧和东欧第一位非共产主义政府总理。

[27]捷尔任斯基（1877—1926），波兰裔白俄罗斯贵族，苏联克格勃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创始人。该组织在俄国内战和红色恐怖时期，因拷打及处决大量人员而恶名昭彰。

[28]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1947—），华沙经济学院教授，历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波兰国家银行总裁等，被誉为“波兰自由市场之父”。他以所谓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抢救奄奄一息的波兰经济，借由货币政策及市场改革的强力药方，迅速将波兰经济导入正轨。

[29]斯大林在1940年代集体迁移和流放诸多少数族裔，其中包括波兰人和犹太人等。

[30]1947—2000年由自由协会先后在罗马及巴黎出版的文学政治性杂志，为研究波兰文学的重要文献，出版期间深受波兰境内外知识分子喜爱。

[31]雅采克·库隆（1934—2004），杰出的社会和政治人物，被封为“波兰反抗势力教父”。

[32]警匪剧情片，是好莱坞第一部拍出都市内飞车相互追逐效果的电影，1972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

[33]法国诗人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所创作的童话。故事主角蓝胡子是个有钱却样貌丑陋的贵族，在城堡中独居。

[34]此处用法语表示，显然是对上一段说的瓦文萨不会讲法文的嘲讽。

[35]格但斯克是团结工会的发祥地，德文名为但泽，Danzig。

第二章 波兰（下）

距离我第一次搭机降落于华沙小型机场，已经将近一整年。这又是个五月天，但是这一次华沙给我的感觉却不一样。我感受着它无声魅力所传递的宁静旋律——面积广阔的公园，规律严谨的日常作息，安静的巷弄街道，独行者鞋跟敲击街面的回音。这次来，我不再期待看到什么预示变革的景象。但从上次来过后，我已经遍游东欧各国，大脑的“天线”已经适应了一种不同的城市美学，一种较轻的刺激和视觉噪声。在此长大的经历让我知道，外界的刺激其实很少反映出人间万象的真实趣味，而这并不耀眼的舞台，又激荡出了多少戏剧、变奏和快乐。

不过，舞台本身也有了明显变化。贯穿整个市中心的新世界大道上服装店罗列，其中不乏品味高雅、价格昂贵的店家。几个月前，丰田汽车门市开张，其上万美金的产品竟然供不应求。有人提到最近新开了一家俱乐部，以有钱妇女为服务对象。还有一家包厢众多、布置亮眼的希腊餐馆，楼下挂着一个招牌：只限会员。没有人真的理会那块招牌，但是这种只限权贵的标志，在不久之前绝对无法想象。这里也有日本和中东餐厅。每家餐厅的服务生都变得比较有礼貌，不管什么东西都亲切地加个指小词[1]：“请问女士，您要一小杯咖啡，还是一小杯伏特加酒？”正式的态度显得非常封建，我有时反倒希望（这也是人性无可救药的倒错吧）他们恢复原本桀骜不驯的粗鲁低俗。

当然，这只是表面。虽然表面变得更光鲜亮丽并非没有意义，但在光鲜亮丽的同时，也流于庸俗。新的东欧充斥克朗代克（Klondike）[2]淘金时期的尔虞我诈，以及“狂野东方”不受约束的机会主义。在紧挨着文化宫（Palace of Culture）[3]的地方冒出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其混乱令人难以置信。摇摇晃晃的遮着塑料布的摊位内摆满了草莓、奶油、香烟、电话录音机、童装和计算机组件。去年冷清惨淡的摊位，已经急速发展成这种无政府的活力。

至于文化宫本身——那个羞辱与嘲弄着苏联粗犷与力量的标志——我从它婚礼蛋糕的造型，以及山墙上造作严厉的狮子坐像，窥探到若干后现代主义的玩世不恭。除了它所代表的意义之外，文化宫何罪之有？

共产党总部已经变身为股票市场。本季最卖座的电影是《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波兰电影院没有一家放映波兰电影，一部都没有。

市中心几间货币兑换亭的玻璃上悬挂着新招牌：“武器”，令我瞠目，难以置信。其实亭内玻璃橱柜中陈列的几把逼真的左轮手枪只不过是梅西（Mace）防身喷雾枪，但它们的存在反映出人们最近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犯罪。而各种有关强盗、抢劫和诈骗的故事也解释了为何这类奇特产品会受到大众的欢迎。

失业数据现在得到定期统计。在街上，我经过好几个熟悉的当代悲剧的形象：人们坐在人行道上，摆出凄凉孤单的姿势，旁边放着牌子，说明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染有艾滋病。

一个下午，我正坐在欧罗普斯基酒店的大厅啜饮咖啡，一个年轻男子朝我走来。他英俊潇洒，一身笔挺的西装，却明显怀有欺诈意图。“我的钱被抢了，我女儿生病，肚子又饿，你不给我一点钱吗？我不需要一大笔钱。”他一副专横的口气，眼神也厚颜无耻地显示出他在撒谎。我严肃地摇头拒绝。但是当这名毫无说服力的乞丐前往附近一桌波兰人处乞讨时，那群人却跟他攀谈起来。“让我看看你手臂上的血管，”其中一人要求道。那乞丐故意缓慢地卷起衣袖。“你要钱明明是想买毒品。”问话的人下了结论。“不是的，”那家伙辩道，“我是要给我女儿的。”“那你身上为什么会有针孔？”问话者质问，“你想死，是不是？”“对，我看你想毁掉自己！”另一旁观者愤怒地补上一句。不过，他们终究还是给了那男子一点钱。等他走开后，那桌客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是否有谁能拯救这种人，抑或他只能自救。交谈中这种个人感情的投入在纽约是绝对看不到的，但是那个男子的其他行为似乎却是从其他现代化都市进口的。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是否各种病症都可以模仿，甚至欺诈行为也会随着国际化的电视网络传播到全世界？

一个晚上，我去华沙郊区一所别墅参加某位新贵举办的派对，他以从泰国进口计算机零件发迹。派对在一个植物茂密、景色宜人的花园举行，令我不解的是，布置的主题竟是美国印第安风情。只见到处都是印第安图腾的照片，还有一个纸糊的图腾造型。树上缠绕着成串小灯泡。屋子——或者套用派对主人偏爱的用语，“庄园”——里面有一间间宽敞的房间，搭配着现代化的设备，墙壁上悬挂着至为可观的波兰印象派和浪漫派绘画。派对音乐偏重于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4]的曲风，漂亮的年轻男女随之舞动，活力四射，肢体动作有如芭蕾演员般灵活。对他们而言，此刻是不容许慵懒冷静的。两个男同志现身会场，一身时髦浮华的白色装扮，头戴绅士型草帽。

派对主人是个数学家兼企业家，向我解说了波兰非法计算机贸易的发展史。大约十年前，因为和同事们工作上的需求，他开始从东南亚带计算机零件回来，随后就从计算机零件发展到整台计算机，从一两台计算机发展为每趟带十几二十台计算机。很多波兰人都跟他一样从事这种跑单帮的生意。他记得在飞机上曾遇见一个女的（顺带一提，这整个秘密的私人生意之所以能够活跃至此，是因为从波兰到远东的包机票价出奇便宜），问他什么叫主机，结果一年后他回泰国时，那个女的已经开了一家店，而且计算机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菲律宾有整家旅馆都包给波兰人的，整个成衣市场也由那群波兰人运作。派对主人对于这段过往并不觉得难为情，也不认为这和他目前拥有的受人尊重的上层地位有何冲突之处。他仍在大学教数学，但他认为商业直觉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事实上，非法计算机贸易对共产主义的崩解也有贡献，因为这类贸易创造了另一种商业系统，却是政府无法管控的。基于在此地成长的经历，我知道大多数波兰人都会经营若干小型副业——无疑，这也是波兰人进入初级资本主义如鱼得水的原因之一。

在另一群人中，一位女艺术家想要知道我是如何在美国“混成功”的。我是不是出身有钱有势的家庭？不是的，我回答，差远了。那，她问我，眼睛好奇地睁得老大，我需要往上爬吗？是啊！一层一层往上爬，我告诉她，但是我不确定她有没有听懂我在嘲弄她。这些人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敏锐而含蓄，但一涉及财富、职业、野心时，就总忍不住露出赤裸裸的渴望之情，而且对自己饥渴的欲望并不觉得尴尬。

我很快便感到疲倦，其他人显然有意继续待到朝露沾湿草坪的时刻，我则还在调整时差。我心想这些人真的精力十足，每一方面都如此。波兰式的炫耀或卖弄还没有到颓废的地步，依旧充满着活力与期待，不过我忍不住把这幕情景和我所目睹的街头景象联系在一起。呃，好像没办法，我想那是无法像数学等式一样组合在一起的。我记得有位历史学家朋友曾经说过：历史是借贷平衡的复式簿记过程，有所得就要有所失。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正是后共产主义东欧的写照。派对主人吩咐他的司机送我回去，我也舒适地在安静的华沙夜色中抵达居所。

很快，我再度和《选举日报》的那群人聚首，海伦娜邀请我参加一个餐会。如今来往波兰都变得比较容易：海伦娜最近才造访过纽约；今晚聚会的主人在旅居国外近二十年后，终于返回波兰定居；还有人最近几天才从巴黎飞回国。层层障碍很快便被一一移除，而我对此甚至略感怅然，因为这类聚会在以往是难得又戏剧化的，总是伴随着刺激兴奋和浓郁的特殊情怀。我知道我这样想并不理性，但情势已经如此，我对于这新发展的总体状况，还是感到欣慰的。

幸而这类聚会仍带有以往非正式、即兴的盎然生气。聚会所在的公寓不大也不太整洁，却自有其魅力，椅子是各式各样奇特的组合。聚集在桌边的一小群人是新的精英分子。这群人仍然年轻，他们有优秀的异议分子资质，全都是知识分子。一年前他们是统一团结工会前线的一员，现在——命运的车轮在初期这段日子转动得异常迅速——他们已成了新反对运动的一分子。我去年造访此间时瓦文萨写给米奇尼克的信所开启的裂痕，此刻已经加深。波兰在这期间举行了大选，瓦文萨当选总统，而许多反对他的党派也开始成形。前来聚餐的这批人，就坚定地站在反瓦文萨的立场，把瓦文萨形容成怪物般的人物，不仅超级自负，还有独裁倾向。他们认为，摧毁民主幼苗的很可能正是瓦文萨，而不是他们这些一般人认为的精英分子。

尽管对未来有阴暗不祥的预感，他们仍然兴致高昂，狠狠地取笑对方，语气中难掩喜爱之情，而且每个人都有极大的烟瘾。海伦娜宣称自己又累又饿，谴责主人晚餐拖得太晚。一个来自华沙附近地区的议员开始有声有色地讲述他选区最近经历的一场战斗，他五官端正，浅色金发加上清澈的蓝眼，宛如海报上所描绘的理想型新波兰政治人物。该地区有家成衣工厂，是当地居民的大老板之一，最近必须遣散约一千名员工。有家德国公司正筹划开设一家工厂，刚好可以雇用这一千名，甚至更多的员工。这明显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当地市民却持反对立场。那议员以有点嘲弄的口吻转述他们反对的理由：“我们绝对不许、绝对不能再让德国人高高在上了。”议员本人对外资拥有权是采取赞成的自由派立场的，觉得这种事没有什么不对，因此必须施展所有说服的本事，让当地人接纳这位具有莫大获利潜力的外国雇主。

理所当然地，那家德国公司非常感激这位议员帮了大忙，他则若无其事地说他竞选正需要两千五百美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向他们要。“你开什么玩笑？他们会笑你的！至少跟他们要二十五万美金！”一个在西方待得比较久的人说道，显然了解在西方，只有有野心的人才会获得尊敬。唯有在提及这样一大笔金钱时，有人才突然想到，向明显有利益相关的一方募款，在政治上也许是不正确的。在美国会怎么做呢？有人问。也许非常隐秘吧，我回答，突然感到一阵厌倦。不过在座这些人没有理由会自动遵循美国的惯例，在这个阶段，所有规则都必须自下而上地形成。

晚餐后，话题转到其他事情上。一条新闻快报提到某家新的食品行可以买到诸如卡芒贝尔干酪（Camembert）等稀有商品，接着大家聊起食谱，桌上的男士们也热切地加入讨论。议员先生记起年轻时性趣觉醒的时刻。“你克制一点！”他妻子警告他，不过议员极富诗意地述及他初次感受到熟女诱惑的轶事。接着又有人追忆起老朋友。“他1968年在坐牢吧？”有人询及某先生。“对，不过只待了几个星期，记得吗？但被审问得蛮惨的。”对这间屋里的这些人来说，地下生活是他们共同的冒险，是他们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因此他们的传记永远会详细着墨这一块。不过那段冒险已是往事，属于历史分隔的另一端了。几次偶尔的造访，让我想起以往这里经常进行通宵达旦的会议，因为这里时间太多，可以做的事太少，因此只有不断的讨论、讨论、再讨论。对于大家习称为“同胞夜间会谈”的这类集会，他们非常熟悉且深感亲切。当然，现在每件事都已经不一样了。不过对这屋里的人所展现的处变不惊；对他们面对惊涛骇浪依旧大步而行，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而不是最令人惊叹的壮举；对他们适应新情势、新行业的迅速，我依然觉得惊讶不已。也许要一直活在持续震惊的状态中是不可能的；也许只有在必要的改变根基都已经奠定后，站在一定距离以外回看，才会有这种震惊的感觉吧。

我以朝圣的精神决定前往格但斯克造船厂。那里毕竟是团结工会的诞生地，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新时代的起点。

我在一个灰蒙蒙的日子抵达格但斯克，从机场自行摸索到当地团结工会总部。那是一幢波兰常见的建筑：潮湿、阴暗的走廊，飘散着难以描绘的湿气。在等候的办公室内，一位体型丰腴、精力充沛的女子对所有问题和埋怨都心平气和地幽默以对。“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民主的官僚主义。”她押韵地回答一个对于新规定十分困惑、满腹牢骚的男子。她以浓重的地方口音告诉我她其实已经超过退休年龄，可是她在这个造船厂工作了超过三十年，而且早年是个活跃的团结工会成员，“所以我的好朋友帮我安排来兼差，这样我就可以跟他们做伴了”。

陪伴我参观造船厂的向导是爱德华·史瓦基维兹（Edward Szwajkiewicz）。他短小精悍，蓄着短髭，身穿皮夹克，脸上没有丝毫笑容或社交礼仪。这种不加修饰的严谨部分算是一种地方特征，我注意到其他人也是这样，这种令人舒适的坦率作风还没有沾染到首府优雅或造作的一面。但史瓦基维兹是团结工会的地区领袖，后来我才意识到，他的保留态度其实也来自久经历练的戒心。“有些人我是永远都不会对他们讲任何东西的，”后来谈到他的共产党工作伙伴时，他才就这件事表示道，“我两分钟之内就知道了，就像我两分钟内就知道我能不能跟你谈话。”

史瓦基维兹带我到团结工会和共产党政府第一次签订协议的会议厅。那是间没什么特色的宽敞房间，令人联想到社会写实主义的自大风格，其间摆放着无数长桌和绿背座椅。不过当我站在会议厅里时，仍不禁感受到某种历史的震撼，脑海中浮现出曾在这里举行过的会议，疲倦而激昂的工人对着突然落入守势的政府官员大声叫嚣着反抗与放肆的言词。我站在这个平凡的空间，深受感动，就像面对某种人类成就的里程碑时那种心灵的悸动。

不过如今行走在造船厂的人并没有任何胜利感。如果说这里是起源之地，那么这里也是开始消沉之处。团结工会也许就因为其所赢得的胜利，而终究遭到溃败。史瓦基维兹告诉我这里的经济情况岌岌可危，原本答应支持的外资始终没有进来。“大部分来这里的外国人，都认为这是一趟非洲狩猎旅行。”他告诉我，“这里很有趣，但是我们很另类。他们不把我们的担心当一回事，也没有意愿和我们做生意。”

造船厂占地广阔，却散发着落魄工厂的虚耗气息，虽然工程始终以某种形式进行着，但已经不再呈现活力充沛的繁忙景象。我们走过荒废的建筑、摇晃的小桥，以及庞大吊车的阴影。就经济而言，史瓦基维兹跟我解释，造船厂成了它拼命争取而来的改变的受害者。两年前，这里有两万名员工，现在只剩八千五百人。一个船坞无助地停放着一艘已经完工的船，正是两难处境的受害者：一方面，造船厂不再受到全额补贴，因此必须按照标准资本主义模式，贷款建造这只搁浅的巨兽；另一方面，原本订购这艘船的公司已经无力支付船价，他们也无法逼迫对方履约。就像波兰经济的许多方面，造船厂被困在两种体制中间，即如当地人所形容的“腐烂的共产主义和夹生的资本主义”之间。此外，造船厂也挣扎于社会主义经济浮夸作风的贻害中，那正是导致它今日落入此种衰败、毫无竞争力的地步的元凶。

宽阔的冶金厂房是全球有如炼狱般的工厂之一，但史瓦基维兹却若无其事地领着我穿越恼人的噪音和充斥有毒化学物的厂区。我们快步通过，直到来到面积较小也较安静的电力厂房，我才如释重负。在电力厂房工作的少数员工都身穿深蓝色工作服，造型有如广告中的模范工人：聪明的脸孔、清澈率直的蓝眼，流露出诚实或至少充满决心的眼神。

我们站在凌乱的机器零件间对话，他们很乐意聊天，而且言词犀利，辩才无碍。事情有没有变得更好？我问他们。啊！如果不是他们的话，应该会变得更好，他们回答。不错，仍然是同样的他们，中间阶层的当权人物，他们大部分仍占有跟先前同样的职位。

“他们喜欢旧的规则，”其中一名员工说，“就是这些家伙让这里停滞不前，害得我们哪里都去不成。”

这种说法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了：最高阶层的共产党管理人员相对容易更替；中间阶层，也就是任何官僚体系的主要支柱、行事消极的阶层却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这种人类的基础架构就像过时的工厂和住宅区的硬设备一样，极难移除。

“我们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一名年纪较大的员工说，“他一直在背后打我们的小报告，表面则一直说他希望每件事都能获得最好的结果。你怎么跟他斗？当一个一直诋毁你工作的人就在你身旁的时候，啊，你真会气死。”

“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他现在一定会觉得很不安。”三人当中最年轻的一名员工试探着说。

“什么良心？”另一名员工回应道，“他们全都明目张胆，用从这里偷去的东西去搞合资企业了。而且谁也拿他们没辙，因为现在我们有新的法律了。民主，正好让他们逍遥法外。”

“嘿，你要不要亲自跟他谈？”另一人建议道，显然认为能小小报复一下也大快人心。“你可以当我们的面问他几个问题。”

不过那人并没有出现，这让我松了口气，我对于带有敌意的质询并不拿手。

直到我离开前，最年轻，但也已经在此工作了七年的那名员工才以近乎反抗的语气宣称有些事现在的确更好了。“我们现在能意识到是在为自己工作了。所以午休吃饭，我们只四十五分钟就会回来，这足够了。因为我们现在想要工作了。”

其他人看着他，显然认定这家伙是还没吃过生活真正的苦头。而我在后来跟马里安（Marian）深谈后，才充分体会到这群人挫折感倍增的心态。马里安是冶金工程师，在船厂工作将近四十年了。他矮小灵活，有着精雕细琢的五官，敏捷的动作完全看不出年龄，而且彬彬有礼。对于一个境遇乖蹇，却仍保有如此教养的人，我觉得很感佩。听他讲他的故事，其颠沛流离和历尽沧桑，真可谓一个工人国度里劳工阶级真正的辛酸史。1970年，当军队将矛头转向格但斯克的罢工工人时，马里安被一辆街道上开动的坦克撞伤，一颗肾脏严重受损，有好几个月都血尿不止。1980年，他参加了团结工会的第一波罢工，在戒严法实施之后，仍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结果1982年时，他以微不足道的借口遭到拘留。

“大致来讲，情况就是这样，”他的声音柔和自制，“在拘留营里我变得很强悍，除了背叛耶稣基督外，什么都不怕了。如果有人拿把枪抵着我的太阳穴说，快招，把那些人的名字给我，不然我就开枪；我会说，来啊，你开枪吧。”这个人有过太多经历，考验自己的勇气和反抗的力量。他在拘留营待了近一年，饱受鞭笞，终于获释时已经奄奄一息，以至于他人生中第一次放下工作，暂时休息。

1988年，新一波的罢工展开，马里安再度出现在路障前。“那次是最辛苦的一次。”他说。因为在那段时期，人们已失去希望，而且开始恐惧。只有八百名船厂工人参与罢工。“一边有秘密警察，”马里安追忆往事，“我们内部还有告密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这些人很生气的原因。”

听他讲这段故事时，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会有源源不绝的恢复力和希望，在成功概率这么小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坚持自己的所作所为。

对于我的问题，他笑了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他简单地回答，“因为不公正的情况实在太严重了，就是这样。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剥削。我有七个孩子，有时候我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才能喂饱他们。这样是不对的。我只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而且这种情况还没有结束，”他继续平淡地陈述，“还没有结束。他们还在我们中间，还掌握着船厂的命脉。我们现在要用其他方法，也就是合法的方式跟他们战斗。不过我很乐观，我们总有办法做到的，这样至少我孩子的孩子可以有比较好的生活。总而言之，事情就是这样。”

在我们离开前，史瓦基维兹想帮我和马里安照张相。马里安站得笔直，几乎是立正，就像以前农民或将军照相的姿势。然后他亲吻我的手告别，再小跑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去。我有点遗憾地目送他离开。他身上具有某种令我动容的东西，或许是他人格的尊严，也或许是想到他身处种种绝望之境，却依然能够维系不坠的傲然尊严。

离开造船厂后，史瓦基维兹的态度终于放松下来，变成安静的友善。他提议带我到另一处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即古老的圣布里奇特（St. Brigid's）教堂走走。在最隐秘的时期，团结工会曾在这里举办过许多次战略会议。“不是因为大家都信仰虔诚，”史瓦基维兹告诉我，“我们有些人是不信教的；但是我们知道告密者不会到这里来，这里毕竟是圣殿。”

格但斯克就像其他许多笼罩在历史阴影下的东欧城市，有两个极端不同的性格，因战争而彼此撕裂。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于希特勒向波兰发出最后通牒，要波兰将这个自由港归还德国，而波兰拒绝后，战斗的第一枪就打响了，开启了接下来严重的暴力冲突。

结果就是单调乏味的战后城市特质主导了格但斯克。圣布里奇特教堂位于旧城，又是一座精确复制的杰作。该教堂为双塔式哥特建筑，明显受到德国或汉萨同盟[5]的影响，因为德国和波兰两国的命运曾在此纠缠。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中，格但斯克反复落入波兰人、日耳曼骑士和普鲁士人手中，因此其繁复，甚至是恐怖的历史，便有如贝鲁特（Beirut）[6]绵延数世纪之久的历史故事。

圣布里奇特教堂和谐的建筑无视当地的碰撞与冲突。教堂内部非常漂亮，细致的红砖线条勾勒出天花板上交叉拱顶的边线。在天花板下方，世俗的哀恸也受到了包容，或者该说是受邀刻意留下了它的注记。掌管这座教堂的神父一定具有钢铁般的勇气，在遭到严重镇压的年代，仍公然陈列当年仍属波兰历史禁忌的种种纪念文物。一间礼拜堂中有座雕像纪念卡廷事件（Katyń）[7]，当时有数以千计的波兰官兵遭到苏联的谋害。另外还有一间礼拜堂是纪念国民军的，那些战士后来也参加了抵抗共产党的战争。

1984年，波比耶乌什科神父（Jan Popiełuszko）惨遭谋杀后，圣布里奇特教堂另一名支持团结工会的神父也受到严厉的警告——一种黑手党式的警告：他的司机在一个早上被发现遭人杀害。不过神父拒绝接受恫吓，拒绝柔化布道内容，也依旧为团结工会的人提供庇护。

就是这种行为，使得教会在波兰始终拥有崇高的权威。我虽然对此持有矛盾心态，但仍不得不敬佩这位神父十足的勇气。想起先前马里安以朴实的口吻述说，在1988年罢工的艰困局势下，他们一小群罢工者深感失去精神支持；但是“莱赫·瓦文萨在那里，而且那时我们知道神父也跟我们站在一起，在那样的情势下，当局的势力终于动摇了”。

步行穿过旧城时，我问史瓦基维兹，现在团结工会已经取得了官方地位，那么能为造船厂的工人做些什么。他坦言其实也不能做多少，有些被遣散的工人情况很差，能领到薪水的人，也因为货币贬值的关系而实际收入不佳。不过他很清楚他所能采取的行动其实很有限，并说他们正讨论不同的选择。但是团结工会现在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他们不想削弱瓦文萨的政府。

史瓦基维兹没有不满的情绪，只是抱持着平衡的现实主义心态。马里安似乎也没有不满的情绪。不过当我想到他们所处境况的不公——至少不该受到这种待遇——我对他们的自我约束不禁由衷感到惊异。团结工会对此贡献颇多，不过我在想，新的波兰将为这些人提供怎样的前景？

我只身从格但斯克搭乘区间车，前往附近当地人颇引以为傲的小镇索波特（Sopot）。区间车虽然外形原始，不过功能健全，车厢干净，运行准时，而且仿效巴黎地铁，有个清晰的停靠站名简图。在我坐的车厢中有一群德国观光客在以正常的音量交谈，不过因为其他人都很安静，而且他们说的是德语，自然就显得很突出。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彻全车厢，语气带有侮辱意味：“你们德国人，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她命令着，使用拗口的正式波兰语，“在你们国家，你们可以这样，但这里不行！非常干扰我们一般乘客！”这也许只是反射性的报复行为，对波兰商人在德国所受的不公待遇表达不满，或反映出更早以前的不满。幸而一般乘客似乎都有幽默感，对她的爆发只是稍稍侧目。德国观光客安静了一下，意识到这些话是冲着他们说的，然后又恢复了交谈，声音丝毫没有改变。

经过这番突发的国际紧张后，索波特随之飘散出最为迷人的慵懒气息。火车站内吹拂着新鲜的微风，年轻人背着背包步出车厢。我的小旅店位于肖邦街（Chopin Street），在小镇一道徐缓的斜坡上，树木林立。我在那里和友人阿格涅丝卡·欧谢兹卡（Agnieszka Osiecka）[8]碰面，她正在当地参加她的戏剧的排演活动。她带我到海边散步。阿格涅丝卡有着雕像般的脸孔、宁静的气质以及永不枯竭的话题，是波兰真正的偶像级人物。除了戏剧创作外，她还是个诗人、小说家和作词家，所作的歌词陪伴了一整代人的成长，就像西方的披头士（The Beatles）一样。除此外，再加上她惊涛骇浪般的罗曼史，使她的名气直逼鲍勃·迪伦（Bob Dylan）或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9]。领着我在索波特转悠的她，不断介绍着各种轶事、历史和地标。她对索波特和许多其他小镇非常熟悉，对自己所在的华沙周边也了如指掌。虽然她绝对不会提及爱国主义，但波兰对她而言，是真正熟悉、了解的家园，到处是她喜爱的角落、壁龛、回忆和她所疼惜的珍玩。

我知道索波特为何会成为我所喜爱的景点之一。不错，这里设计得精灵古怪的粉色小别墅都被切割成了社会主义者坚持的小型公寓，波罗的海水域也被附近的工业所污染；但是节奏徐缓、阳光明媚的街道仍保有若干两次大战间招揽国际客人的酒吧的慵懒魅力，是个保守居民和放荡不羁的文人同样可以感到舒适之处。海滨人行道景色优雅，绵延伸展，两旁排列着树顶被修平的工整路树，有法国的风味；木板步道一直延伸到朦胧的大海中，在晚春的日子里散发出老旧木头混合着大海味道的温暖气息。

晚餐我们选在豪华酒店（Grand Hotel），这间英勇挺过风暴、努力维系着昔日奢华的酒店。闪闪发光的高大落地窗面朝大海；内部有个极其壮观的新艺术风格的楼梯，螺旋而上，直达好几层楼；主餐厅的家具以深浅两种绿色呈现，和阳光下的大海相映成趣。

不幸的是，尽管室内装潢是战前风格，服务质量却明显是战后取向。睡眼蒙眬的服务生倚着柜台，越过少数于淡季齐聚此间的顾客，茫然地望向远方。在我们努力忍受时，阿格涅丝卡追忆着昔日被视为波兰中产阶级仪式的漫长、悠闲的家庭度假生活，还有附近一家有名的咖啡馆，以往经常有追寻灵感的人、美貌者以及酗酒者群聚于此。波兰的艺术圈还不大，彼此交往密切，几乎每个人阿格涅丝卡都认识。

晚间，我们出发前往“三联市”（tri-city）[10]地区的海边城市格丁尼亚（Gdynia），也是阿格涅丝卡的戏剧排演地点。剧院由地方性公司经营，拥有一批在波兰流传悠久的剧目，但是由于补助金逐渐削减，目前也处于惨淡经营的阶段。不过尽管经济陷于危机，剧院的气氛却是轻松、平常而友善的，正是剧院应有的氛围。

排演中的休息时间，有人端来一些葡萄酒请大家享用。布景设计师也聊起他认识的一些导演的轶事和见过的小事故供大家开心。他跟我们说，把美国戏剧搬上舞台是最难搞的，因为他们经常需要一些很古怪的道具或配件。记得有个美国导演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由于无知，那个人挑选了一出萨姆·谢泼德（Sam Shepard）[11]的戏剧，剧中需要十二台烤面包机。那位导演显然不谙实际状况。首先，即使搜遍三联市所有地区，也不可能找到十二台烤面包机。导演后来妥协到只需要六台，但到手的六台面包机中有两台不能用，两台被偷走，还有一台被一个脾气暴躁的演员砸得粉碎。结果就是尽管十二台烤面包机非常重要，但在那出戏中，最后还是只有一台上场。“这种事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我们健谈的设计师总结道。

排演进行得很顺利，只有一幕阿格涅丝卡很不满意。她希望舞台上群聚的演员动作像机械式的机器人，结果“他们就只会猛摇屁股，样子真粗俗”。在表达过她的不满后，我们几个人一起前往波兰饭店，那是间散发着浓浓的1950年代怪异及有趣气氛的餐厅。身着黑西装的服务生摇摆着朝我们走来，有如滑稽电影里面的人物。伏特加和可口的奶油鲱鱼源源不绝地送上来。在升高的舞池里，一个着紧身大露背洋装的女人足踏细高跟鞋，和一位身穿大号西服的男士，正随着现场乐队所演奏的《别在星期天》（“Never on Sunday”）[12]徐徐摇摆。啊！从昔日的波兰、在美国的青少年时期，以及那部电影，我唤起了这些回忆。这使我心情大好。也许当我们安全地从过去成长出来，可以用溺爱的眼神正视过往时，都会有这种心情吧！

大家的话题犹如月球牵引的潮汐般，再度转到当前的经济情势。由于预算削减，剧院遭到重击，演员们也都陷入了焦虑。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前景，也许在这一季当中便会遭到解雇。不过跟我们同来的剧院经理倒有几个备案：剧院的宽大门厅可以改建为酒廊和表演秀场，毕竟波兰表演秀历史悠久，足供取材；服装部门可以替当地一家工厂制作制服；木工部门可以制作最近需求最盛的音响柜。最好的消息是，突然冒出一个不愿具名的善心人士，愿意为演出购置一架钢琴。“在美国，这种人会被称为天使。”我说。他们也同意这个说法，这人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使。

我对经理展现的果敢和智慧深感佩服，但阿格涅丝卡则表示她对获利率、纳税率以及突然成为话题中心的资本主义审计感到烦腻之至；取而代之，她开始谈起她正酝酿的一出波兰肥皂剧。这并不算是本土的艺术类型，而制作人热衷于追求积极、乐观和美国化的元素，显然有意在剧集中剔除所有悲伤的成分。我指出，认为这类戏剧的本质就是哭哭啼啼、浮华不实，本来就是一种误解；阿格涅丝卡则指出，积极思考有违波兰人的本性。不过，由于国际性的误解，史上第一部乐观欢乐的肥皂剧也许即将在共产主义后的波兰登场。

此行我带了一系列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说集，在返回华沙的火车上，我决定重新阅读《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我应该是心有同感才会想看这本书。虽然威尼斯是这部中篇小说具有象征意义的合适场景，但是主人公阿申巴赫（Aschenbach）和塔齐奥（Tadzio）的碰面似乎更可能发生在索波特。在一片白色的地中海海滩上，托马斯·曼笔下一个被责任心驱使、自律严谨、刻意升华的文化人，目睹了一名波兰少年高贵而性感的美貌，并为之所征服。不过这类邂逅的寻常版本，这类有如阿申巴赫无所事事，只是好奇地凝视的行为，一定每天都在索波特的波罗的海海滩上上演。波兰人和德国人住得这么近，然而对前来这些海岸度假的德国人而言，波兰人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他者，大多数情况下让人鄙视的他者，到头来，只比犹太人少让人鄙视那么一点点而已。但是在托马斯·曼的小说里，他们是高贵、发光、有着无限魅力的他者。塔齐奥的家庭展现出高度优雅，近乎皇室般的仪态，而且他们拥有某些阿申巴赫所向往的东西，即某种尊严与悠闲所形成的智慧。

当然，托马斯·曼的小说所描述的，无疑在现实中亦然，那种想要跨越至另一境界的内心渴望，无论多么热切，终究都会面临瓦解的风险，失去对自我的坚定信仰。不尽出于偶然地，托马斯·曼的寓言也可被视为对旅行所隐含的危险的告诫：因为旅行者的角色定位模糊，隐晦幽暗，唤醒对原始丛林的想象，使得阿申巴赫终于走向光荣的不幸。或许我也应该以此自我警惕才对；只是，托马斯·曼的另一境界，就某种程度而言，是我所认为的家乡。这趟旅行尽管困难重重，但我所追寻的是熟悉的本质，只不过经过长久的分离，这一点也变得奇怪地难以掌握。

回到华沙，一个朋友带我穿越布拉格区（Praga），那是华沙古老的劳工阶级住宅区，也是当前最贫困的区域之一。这里真的非常破落，建筑水泥剥落、窗户破裂、门面色泽斑驳且阳台坠落，就算还没坠落的那些阳台也摇摇欲坠，好像随时都会掉到行人头上。这是个星期天，四处一片安静。19世纪的工厂林立，人们仍在狄更斯式的环境中工作，市场上贩卖着最廉价的物品，皮条客、妓女、私酒贩、罪犯、骗子群集。一辆车上标志最近才由“民兵”改为“警察”的警车停在一幢建筑前，不久后就从里面拖出个男的，塞入警车，还把一个大桶塞入了车厢。无疑，他们是逮到了一名私酒贩。一群肥胖的妇女倚着矮墙观看这次逮捕行动，几个小孩追逐着警车嬉戏。

兹比谢克对这个地区情有独钟，因为他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他父母开的药房在1949年遭到没收，他对此仍念念难忘。他记得这一区以前都住着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小时候这里有个市场，里面有个他熟悉的怪人，那人名义上是卖鸟的，但是每次有人向他买鸟，他就把那只鸟放出鸟笼，让鸟飞走……我们来到一个院落，里面有几个穿着短裤的小男孩正在踢球玩耍。这个地方落魄的风情令我心有所感。我也是在克拉科夫一个和这里大同小异的环境中长大的。不过兹比谢克说克拉科夫昔日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所以绝不会比波兰的这一区还要穷困——这里可是一直由俄国占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他苦涩地说，被俄国占领的地区永远是最惨的。历史累积的伤害，迄今仍怨气难消。

一面荒废建筑的墙上还残留着俄国招牌的痕迹，是以前贩卖食物和酒的商店所留下来的。再往下几个街口，但见一间简陋木屋上挂着一个还算新的招牌，上面以笨拙的字体写着：“外宿中”（OUT WITH SHACKS）[13]。这种自我解嘲式的涂鸦，让我精神为之一振。

因为一项堕胎非法化法案即将进行投票，最近几个星期报刊上全是相关新闻。很多评论都由神职人员或其他教会的发言人执笔，教会方面显然主导了整个辩论。由于其所代表的道德权威，每个人都噤口不语或表示同意。连我一向爱唱反调的朋友，平常对大小议题都吹毛求疵的人，此时似乎也裹足不前，含糊其词地不敢畅所欲言。

在投票前几天，我驻足在一小群于议会前示威的人当中。这群女人衣着轻便时髦，有些人手持标语牌，上面写着抗议通过法案的口号，还有些人在散发传单。光是看到她们这群人便让人惊愕不已。这种合法抗议，而且针对的是一向习于效忠的政府，在波兰是相当新鲜的；因为波兰的反对一向要么很大规模，要么是在人民议会中进行的。而且，她们当中有些人自称是女权主义团体成员和女权主义者，而女权主义在波兰一直是被人们嘲弄或非难的对象。其中一个原因是，女权主义因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操弄而被标签化及污名化了。无疑，女权主义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从过去脱身，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事后，我和几个女人一起喝咖啡聊天。原来她们属于两个团体，我还察觉出来双方关系有点紧张。其中一人是妇女联盟的主席。妇女联盟是从旧共产党组织中接手的机构，她正在对其进行改革，以便解决劳工妇女的真正问题。她飞快的解释中，俨然带着自我辩护性质。其他同桌的妇女则属于自由游走的女权主义知识分子，其中一位隶属的团体以美国唤醒妇女意识的努力为典范，另几位则是抱持西方女权理论的时代先锋。

她们显然都很担心波兰妇女的境况会逐渐恶化，教会的力量会打击她们。不过她们的对话内容相当有趣地显示出此地妇女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其实和美国并不相同。在某些方面，她们的起点更先进——如果我们将历史视为朝我们所认定的先进方向发展的话，或者更正确地说，身处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她们，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点出发。

其中一个原因是，波兰从未经历过美国1950年代那样热衷家庭生活和隔绝的郊区生活的时期。在共产主义的制度下，妇女理当工作，她们也确实投入职场，几乎和男人平分秋色。高等教育的区别对待主要针对的是阶级——歧视上层阶级，而不是性别，实际上有大量妇女进入职场，掌握较高权位，只是很少执掌最高权位而已。“这方面，共产主义的确有它的贡献。”一名妇女有点不甘愿地承认。

当然，这也意味着，女性经常需要承担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到处大排长龙，家务工作绝不轻松。不过不管她们面临何种问题——而且那些问题真的都不是小问题——和我谈话的那些女权主义者，似乎都不太能够理解女性柔弱的概念。当我谈及1950年代的典型美国妇女是那种消极被动、装扮女性化、半孩子气、像洋娃娃般的女人时，她们一脸茫然。“我见过一个女的，企图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洋娃娃，”一个女的努力从记忆中搜索出一个范例，“不过她一点都不被动。”

确实，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底下，我都经常碰到一些才智、力量和个人权威都相当杰出的女性。总之，在难以理解的文化价值领域，波兰似乎很少以男性和女性价值来做区分，女性的勇气、智慧和力量，皆与男性并驾齐驱。

也许这也和我们先前提过的政治传统有关。在所有起义、叛乱和反抗活动中，女性和男性同样全力以赴，是相互扶持的战友。这种情况持续到战后的地下工作，以及团结工会。“唔，你知道的，我们有太多问题必须彼此商量。”对于我的询问，一个妇女如此回答，“我们一直都在战斗，有些方面必须互相帮忙。”

在座的女性都很担心教会的势力膨胀会使她们的地位倒退。虽然听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显然已经有人提议女性的教育应该和男性不同，也已经有股力量在朝我们所谓的“角色分工”的方向推动。

“如果很多女性停止工作的话，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不能想象在那种设定下，婚姻要如何维持。男人带着一肚子的问题和兴趣回家，女人却出去逛街买东西？他们会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要谈些什么。”这种“设定”，对西方女性而言才刚刚过去，在此却有可能正在来临——有些丈夫赚得够多，可以靠一份收入维持一个家庭。我跟一些年轻女人谈过这个问题，她们认为对她们而言，能够享有不工作的特权，才是自由的本质。不过，我还是很讶异波兰女性到这时才开始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试图从这个问题中脱身。

访问一家出版社时，我向一位从事编辑工作的友人博莱克（Bolek）提及，希望能会晤曾经担任过审查员的人。

我认为这件事对他可能有点为难。“没问题，”博莱克却一口答应，“这里有个人认识不少那样的人，他可以帮忙安排。”几分钟后，一个矮胖的男子手提硬壳公文包走进博莱克的办公室。他在出版社的商务部门工作。

“你想找一个以前担任审查员的人？”在博莱克提出我的要求后，那人问道。“那不必麻烦了，你面前就站着一个。”他边说边躬身行了个礼。

“真对不起，我不知道……”博莱克结结巴巴地说。我始终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省得大家尴尬。

对我而言，人们为何经常会刻意迎合其职业的刻板形象，始终是生命的一个小小的神秘之处。也许我们的工作会改变我们的外貌，就像和另一个人长久在一起也会如此一样吧！不过，米哈乌·马利茨基（Michał Malicki）肯定是根据昔日官方公务员的理想原型塑造出来的：身材健壮，有个大啤酒肚，穿着不合身的西装，动作笨拙。他的头发理得很短，接近平头，藏在厚重镜片后的眼睛几乎让人看不清楚。

那天我们共进晚餐，结果几乎是话匣子一开，我对他的印象便全然改观了。他能言善道，用词精准，诙谐机智，而且逻辑清楚。他讲话声音单调，速度极快，而且带着一种犀利的客观性，不论是对自己、对他的职业，还是对以往和当前不容置疑的信念都一样。我在其他共产党员身上也曾注意到这种腔调。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对人类行为保持“客观”的训练显然是有效的。在我们长时间的对话中，他从未企图博取我的同情，或佯装出任何尴尬或道歉的样子。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担任审查员的工作抱持着完全有意识的讽刺态度。事实上，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完全不知悔改、心存怀疑的审查员。

“也许我这样承认并不好，”他开口道，灰色的眼睛中闪过一丝兴味，“不过，我就是把我在公司的工作看得像是……呃，一个游戏，一场马戏，一出介乎卡夫卡和米洛杰克之间的喜剧。当然，喜剧和悲剧只有一墙之隔，但是首先展开的是喜剧，后来，笑声才从嘴角消失。”

这贴切的文学比喻，还有他所使用的跟英国情报员在提及他们情报单位时完全一样的用词——“公司”，马上逗乐了我。但是当初他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行业呢？“呃，你知道的，”他说，“生命中很多事就是这么发生的。”马利茨基在大学主修地理这个在市场上并不热门的领域，所以当他在大学布告栏看到一个小广告，提供审查局的工作机会时，便去应征了。“半是因为我需要工作，半则因为好奇。”结果获得录用。

我很好奇他接受过何种训练，毕竟这是项非常复杂精细的工作。哪些规则是公开的，又有哪些是潜规则？“喔，我们当然有法典详列了各种规则。一般而言，我们有三大方面的禁制：军事方面，军事隐秘性是完全正当的，只是有些被夸大了；经济方面，如果伤害到国家利益就会被禁——这点倒是造成了一些不幸的后果，比如禁止公布工业污染数据；还有文化方面，标准当然比较政治化。不过这只是基本原则，真正比较细微和隐晦的部分，就只能通过看老审查员工作来学习。”

对于审查员，他将其区分为几种。“有比较老派的忠贞党员，他们就只是为工作而工作；有些是为政治前途而工作的；还有愤世嫉俗的共产党员。比如我们主管，我敢说他就是个‘公然愤世嫉俗的共产党员’。”说到这里，马利茨基比了个引号的手势，“一个真正撒旦型的情报分子。他的专长是教会历史，曾经跟几个神父聊天，负责审查他们的手稿，他的博学令人惊叹，可以轻易驳倒一些还不错的神父。”

“当然啦，也有些审查员是笨蛋，经常沦为大家的笑柄。比如有个女的，硬是拒绝一本研究四万年前地理构造的书使用‘德国’一词，因为根据规则，必须使用民主德国或联邦德国。就有那种拘泥于字面意思的笨蛋。”

我问他，对于比较细微和隐晦的规则，他倾向采取什么态度。他再度毫不犹豫地以波澜不惊的语调回答：“从开始我就尽量不去审查，不去干预。在做决定时也宁愿不去请教我的上司。因为第一，我喜欢权力的感觉；第二，请教上司再做决定太浪费时间。不过基本上，我都是站在作家那边。当然，其中有些作家是我比较尊敬的……有时候，我跟你说，有些手稿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最有名望的作家之手。他们应该自己做点编辑工作才对。”

我追问如果他自认站在作家那一边，那多大程度上他能帮作家侥幸避免删节？他自由裁量的余地有多大？

这一次，马利茨基的回答让我大感意外。“你知道，”他沉默片刻后回答，“这些都是如何诠释的问题，我可以按我想要的方式诠释任何事，可以让某一件事表示某种意思，或完全相反的意思。因为你知道的，在文学领域，每件事都可以被诠释为任何一件事。”

每件事都可以被诠释为任何一件事。这句话有种怪异的熟悉感。不知如何，马利茨基从他公司隐秘办公室内所探索出的结论，竟然和西方最老练的文学评论家所阐释的概念相去不远。没有什么事有意义，或每一件事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或许会使用不同的措辞，不过其实几乎是相同的概念。一个主修地理，先前对文学并无特别喜爱的人，竟然可以达到这种层级的批判性领悟力，真是令人吃惊。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公司显然是应用文学批评的最佳学府。审查员的工作就是操弄文字，而操弄是去神秘化最快速的方式。这种真正的政治游戏和多重诠释的批判性游戏，会在某一点交会；当然，对作者而言，它们会造成不同的结果。审查员没有批判上的优势，但是却有比较具体的权威；透过实际修改，他很快就能体认到其实文学作品并没有绝对的意义。

基于他的有利地位，马利茨基甚至可用诠释不足的方式，故意略过文章明显想要表达的意思。东欧作者经常使用暗讽及寓言式语言，以期“通过审查”，他说这种方式之所以可以规避审查员，也就是绕过他本人，并不是因为审查员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重点是，”马利茨基解释道，“我永远可以跟老板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弦外之音，单纯只是字面的意思。’然后我和老板就都可以假装这里头真的没有什么。毕竟社会主义下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充满阳光和喜悦的大家庭，任何事下面都不应该有阴暗面。所以这是绝对可行，甚至是最好的方式——不要去挖掘外表下面潜藏的东西。”

不错，马利茨基的文学教育是优秀的，而就像任何专职的评论家一样，他和作家越来越相互依赖。他喜欢那些被指派给他审查的作家，对这些作家有着很高的期望，当他们无法达到他的标准时，还会觉得幻灭。因此在某一阶段，他很自然地就开始逐渐往隔开他和其他人——也就是作家们——的界线靠近。脱离公司的举动是从他现身一个学生社团开始的，那个社团邀请他去参加一项有关审查制度的讨论会。他先是请求公司允许他接受邀请，结果公司拒绝了，不过他还是决定去参加。他觉得此举会冒很大的危险吗？“冒险，冒险，人们都夸大了那些危险，”他尖刻地说，“他们能拿我怎么样？把我关进监狱吗？充其量，只是失业而已。”

不过，在社团所见的情况却让他一点儿也不开心。“当然，我了解我们的工作应该受到批判，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批判应该建立在正确的信息上。那里的人对真实不感兴趣，到现在还是这样。他们只想妖魔化。当然，把你的敌人妖魔化，会替你自己增添某种分量。”他耸耸肩，“他们只想分析我这个人。他们很想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做我所做的事。我已经尽量保持礼貌，尽量和善地跟他们交谈，还面带笑容；但是隔天在学生圈里，我的笑容却被描写成虚伪的笑容，那是因为理所当然地，如果你是审查员，你的笑容就一定是虚伪的。”

他的言词中带有一丝苦涩和嘲讽，不过他的声音仍然没有改变。经过这次甘冒不韪之举，他开始不再能适应在公司的工作。有一阵子，他还遐想在机构内部组织一个团结工会小组。不过，为了确定我不至于因而高估他，还仔细地加以补充：“那不是我干得来的事。我的性格并非好战或革命型的。”后来他决定到一家共产党青年杂志社担任编辑。

经过种种变革后，他又朝最接近的行业前进了一小步，开始在一家知名的出版公司工作。跟之前的雇主相比，他并不觉得现在的情况有多好。“公司有公司的问题，”他说，“但是那里更有效率。这里连工作的基本精神都没有，这点很糟糕。我的同事只能完成严格规范好的工作，还要先喝杯茶。连做最小的决定，每个人都怕得不得了。不过我想我本来就不该对此感到惊讶。毕竟存在先于本质，这是他们的存在教导他们的。”

我想我也不应该对他下面所讲的话感到惊讶。“我一直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商业化，必须出版可以卖得出去的书，但是我的意见并不受到认可。我想他们仍受制于共产主义的影响，认为他们的目标是出版好的文学。至于钱从哪里来……他们不会放下身段去担心这种事。沙龙里是不讨论钱的。”

我不应该感到惊讶的，因为不管必须使用哪套游戏规则，马利茨基显然都是个习于操弄的好手，这就只是场游戏。他看透前朝所有信念，包括反制度的信念，包括双方都广为推崇的文学神圣的信念。对于文学创作者，他的评论从来不失犀利。“这些日子有人在玩弄殉道的游戏，”他说，“有个著名的作家，每个人都知道他最大的悲剧是戒严时期从来没有被拘禁过。每个人都被拘禁过，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却逃过了。他当时还真的是到处奔走，乞求有关单位拘禁他。有时候看到有些作家把自己塑造成英雄的行为，我都觉得尴尬，因为他们是怎么来到我们单位，无条件接受我们要求做出的改动的，我都清清楚楚。作家的伟大，实在不应该基于他们曾经是被害者。”

的确，他从围墙两边，从里面、外面，从中间、边缘把每件事都看透了。那么，说到底，现在的他对于自己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有什么想法？“人必须做判断，”他毫不犹豫地以客观的语气回答，“但是应该在时代的标准和氛围下做判断。共产主义因为它的辩证思维，因为它声称社会主义道德观和其他道德观不同而受到批判。但不幸的是，生命本来就是辩证的。”他又加了一句，“你知道，我不是教条主义者，我反对简化论和教条主义。毕竟，绝对价值是不存在的。”

在最后的转折中，我们的对话也接近结束。正准备道别时，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走了进来，跟我打招呼。而在送马利茨基走出餐厅时，他颇有兴味地回头看了克日什托夫一眼。“基耶斯洛夫斯基先生也许不记得我了，”他说，“不过我以前和他共事过。我负责审查他的作品，一个很好的导演，我非常尊敬他。”

“不，我不记得他，”基耶斯洛夫斯基在马利茨基离开后说，“这种人不是一般人想私下交往的对象。”

至少在最近之前是这样没错。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碰面纯属偶然，但是我却有种对称的感觉，因为在共产主义时代，基耶斯洛夫斯基可谓完全是马利茨基的反面。当马利茨基在玩弄他方便诠释的游戏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却在制作纯正道德主题的电影。那些通常都是非常阴暗的影片，探讨现实的堕落、谎言和嘲讽，也描绘人们相互间的责任与不负责任，以及情感、爱，甚至诚信的力量。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是独特的，但其所强调的责任——一种基于具体人际关系，而非抽象价值的道德，却是战后波兰和东欧艺术家与文人思想中一再重现的主题。这或许源于许多知识分子所信仰的天主教，只不过是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应。不过责任伦理也是对规则、游戏与体制的无道德性，甚至是体制本身的一剂强有力的解药，一种无可辩驳的回答。任何事都可以表示任何意思，但不包括我们彼此间的所作所为。

这种道德的转向是对谎言与犬儒主义的反击，可算是一种特殊的东欧人道主义，内部蕴含着非常现代的恐怖、讽刺与复杂性，它源自对人们以意识形态和权力为名可以对彼此做出什么事来的切身体验。问题是，当挑衅变得越来越模糊，因而不再需要强烈的回应时，会产生什么变化？当审查不是来自“另一边”，而是在出版社内部运作，而且无从得知审查员的真正用心是出于对自由市场的嘲讽还是只是比较务实时，又会有什么变化？就根本意义而言，这是东欧“改变”的核心所在。是否要出版比较商业化的劣质书刊以维持企业运作，是有识之士可能会有不同意见的议题；而东欧已然脱离高挂道德旗帜的纪元，进入以议题为主的时代。

要论东欧知识分子面对竞争的现实，以及混沌不清的“正常”生活时会有什么变化，如今还言之过早。不过与此同时我却有些自私地开始盘算，当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其他文人摆脱了审查制度的干扰或它带来的好处，转入这新的混沌道德领域时，会产出多么有趣的艺术创作。

因为觉得安娜·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Anna Branicka-Wolska）的自传非常吸引人，所以我和她聊了大半个下午。出身于波兰最负盛名的贵族世家之一，她的故事也是波兰和东欧所擅长的：饱受一连串惊涛骇浪的考验、折腾与塑造，宛如一出剧情起伏、无所不包的历史大剧。我是在地主协会的会议上初次见到安娜的，这个协会仿佛一个从朦胧深邃的过往中突然冒出波兰地面的崭新实体，几个月前才刚刚成立，成员包括贵族、大地主和曾经拥有至少几亩土地的小乡绅。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计，约有七百名会员。在共产主义终结一年后众人才得悉，波兰原来仍存在成熟的贵族阶级，包括王子、伯爵夫人以及位阶较低的要人等等。

当然，说波兰的贵族曾经消失是不正确的，但试图摧毁他们，或至少抹杀他们身份的企图却未曾停歇。波兰始终有一大群贵族阶级，包括一些大家族和若干小贵族，他们在很早之前便拥有选举权，后来逐渐以无政府主义的分歧而闻名。不过波兰贵族不再是其世界的主人的情势由来已久。在割据期间，波兰为邻近帝国所吞食，原本的贵族也沦为受异族统治，而不再是自己属民的统治者，贵族阶级自此陷入贫穷与崩解之境。在此期间，波兰不再存在于世界地图上，但却继续存在于贵族世家和他们的脑海中，存在于保留着波兰传统的宅邸和庄园中，存在于即使背井离乡也体现着某种“波兰性”的人身上。

大战后，贵族的血统几乎成为贫穷和迫害的一纸保证，但同时也成为高贵的象征。再一次，波兰贵族代表了一个被征服的——但对许多人而言——却是真正的波兰，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成为强权或堕落的反派人物。小时候，我偶尔会听到某人是“望族”之后，虽处困顿的情境，却应对得多么勇敢、多么令人钦佩等等。望族的姓氏从未失去其在波兰所具有的阶级意义。我也曾听说有些农人，从不使用“人民文化中心”的新名称，而始终以庄园贵族的姓氏称呼其村庄，诸如拉齐维乌家族（Radziwiłł）或扎莫伊斯基村（Zamojski）等等。我也曾听说农家子弟归乡寻根，遇到拉齐维乌或扎莫伊斯基等家族的人时，会特别对他们表达敬意，默默致礼。

地主协会今天的会议在华沙理工大学（Politechnika Warszawska）举行。该校有幢建于19世纪、令人印象深刻的白色大理石建筑，中央五角形院落周遭环绕着几层楼高的拱形回廊。波兰共产党曾于此地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以此地又被称为“统一广场”。不过，我听到有人还是使用“救世主广场”的旧名。

群聚在大会议厅的人，很容易被错认为一群强壮结实的英国绅士或农人。他们活力充沛，一点也不优雅。在一个极端重视外表品位的国度，这样的打扮显得十分朴素。不过在他们中间，还是可以看到宛如在羊皮纸上以纤细笔触雕琢出的精致面孔。他们大半上了年纪，但也有年轻的面孔掺杂其间。致开幕词的是一位年纪很大的男性，他虽然声音颤抖，却因为温文尔雅的语调而十分动听。“我们是从半黑暗中浮现出来的，”他开口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首度可以承认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一般人很容易存着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一群刚自曝身份的波兰贵族的聚会，但一如以往，这位老贵族言词中所蕴含的遭到压迫、奋力求生的片段，令我为之动容。会议开始之前，有位老先生告诉我一个他很在乎、一定要我知道的事实，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贵族曾致力于反抗运动，结果他们也成了波兰所有阶层中蒙受最大损失的一群人。

这种种回响，让我格外认真地聆听安娜·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的述说。我们在欧罗普斯基酒店气氛慵懒的咖啡厅碰面，神采奕奕的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大步走入。她是那种会被误认为健康、壮硕的农村中老年女性的人，只是她有着柔和、温暖的声音，如晴天般湛蓝的大眼睛闪烁着乐观、坦诚的光泽。她的祖先来自东北边境地区，我见过布拉尼茨卡家族位于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的美丽的文艺复兴时期宫殿，也就是他们的根基所在。18世纪时，那里曾接待过一群波兰和法国演员以及一个芭蕾舞团。不过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本人是在华沙外围维拉努夫（Wilanów）的一座兴建于17世纪末期、有着三翼厢房的巴洛克风格宫殿中长大的。那宫殿原为皇室离宫，战后改建成了极受欢迎的博物馆和观光景点。“那个地点很好，”安娜回忆幼年时光，“所以每个人都会来，政治官员、国际外交官和艺术家等等。”

这一切都被大战改变了。安娜描绘当时维拉努夫反抗运动的神奇场景，宫殿的一个个大房间被改装成靶场，为从事地下战争的年轻人提供训练。战争开始时安娜才十四岁，而十六岁时她就已经和两个姐姐一起运送武器，担任邮递员以及协助藏匿人犯了。宫殿还曾作为逃匿战犯和农村党人的庇护所。华沙大轰炸开始后，还有成群的年轻人逃到这个安全地点过夜，至今安娜仍记得那些快乐的夜晚，每个房间都铺放着成排的睡垫。

在华沙起义期间，亦即战争迈向高潮及走向结束的阶段，布拉尼茨卡家族最大的劫难也开始了。首先，他们被德国人逮捕拘禁；在德国人之后，俄国人紧接而来，就在俄国大军开入华沙三天后，布拉尼茨卡和其他三个家族再度被逮捕。

他们十六人组成的小组注定在未来三年内相依为命。“当奴隶。”安娜这么形容。一夜之间，他们成为阶级敌人，因为他们对抗纳粹的力量刚好证明他们会成为潜在威胁。这个小组先是被转送到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Lubyanka）[14]。他们以为自己一定会遭到处决，结果只在那里拘禁了两个星期。有时记忆常会凸显出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所以安娜还记得那段时间里陪伴她的一只狮子狗，那也许是唯一能存活于卢比扬卡监狱的动物了。那只狗颇获一名苏联士兵的欢心，但他一直以为它是只宠物猴。后来，他们小组被带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集中营。他们十六个人挤在三个房间，于严格看守下共同生活了两年。第一年不许外出；后来规定放松，他们可以到一个小花园里走走，也可以帮其他受刑人砍柴；两年后因不明原因，他们被转到一个关着各个国家的人的更加严格的劳改营（安娜尤其记得有一大群日本将领也被关在那里）；然后，苏联任性的巨轮再度转动，他们于1948年获释，也被获准返回波兰。

我问安娜被拘禁的那几年是否是很绝望的一段时期，她明确回答不是。虽然他们很怕生病，时有口角，但整体而言，他们都展现出最大的韧性。“这个阶级的人的志向，是向世人展现我们不但能在最好的环境下生存，也能在最坏的情况下存活。”她绽放出愉悦的笑容，“我们很得意自己的烹饪和缝纫技巧得到提高，大人还会给孩子们上课。我父亲能讲全套波兰古典文学，让孩子们的教育不致出现断裂。”

“而我，”她面带愉快的微笑继续说，“我写信给我心爱的人。”那些信从未寄出去，因为她所爱的人是一名反抗军领袖，在变化无常的战争中他的行踪如谜。安娜写信的部分原因，也是想为她非凡的经历留下记录，以便战争结束后和她心爱的人一起分享。

她的期望落空了。“我以为他会等我，”安娜给了简单的解释，“但是当我回来时，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人在伦敦。这是我的一大悲剧，而且就发生在我应该最快乐的时候。”

不过那些信在许多年后获得出版。毕竟是记述一连串恐怖事件的丰富历史，充满鲜明的细节、敏锐的观察以及狱友间的感情，甚至还饱含一种幸福感。安娜写道，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刻，快乐也没有完全遗弃她。不过当时的她可谓身心俱疲。回到波兰，除了失去她心爱的人，还有更多的灾难在等着她。他们十六人才穿过波兰边境不久便再度被捕，这次是被新成立的政府所逮捕。他们大多在几天后获得释放，但包括安娜父亲在内的几个人却被拘禁得比较久，这对她父亲的爱国心和他所捍卫的一切可算是狠狠的一记重击。安娜记得她父亲曾说：“我可以在德国监狱生存，可以忍受苏联的劳改营；但是我不能忍受在波兰被囚禁。”她父亲没有被拘禁太久，但之后不久他便过世了。安娜将父亲的去世归咎于那次囚禁事件。

政府有一些专门针对他们的手段，其中之一是禁止历劫归来的贵族住在老家附近。安娜和她的母亲迁往克拉科夫，尝试展开新生活。那是一段艰困岁月：她们没有钱，而且身份特殊，人们甚至害怕被看到和她们有任何接触。有些贵族被迫更改他们广为人知的姓名。“这样做的人不多，”安娜急急声明，“但我们总得设法适应。”

有段日子，她们母女被迫节衣缩食到赤贫状态，在别人的长沙发上睡觉，在最便宜的自助食堂吃饭，而且经常没有钱买电车票。我听安娜叙述时，深深感觉在一个他们曾拥有那么多的国度被贬抑至此，长期处于这种在当时被认为是正常的悲怜状态，也许比关在监狱内承受明显极度的不公不义，还来得难以忍受吧？但是当我提出这个疑惑时，安娜只是温和地笑说人们把艰难和贫困看得太严重了。“总之，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从来没有被贬抑被排斥的人，对我而言，似乎有些不完整、不成熟。你不觉得吗？”

最后，安娜取得了社会学学位，在被十四个工作机会拒绝后——这可是一个不承认有失业问题的国度啊——终于有个文学研究机构录用了她。她还清楚地记得该机构的主管在面试时对她说：“从十六岁起，我就在跟你们这种人战斗。”但不知道是为了何种理由，那位主管仍旧决定冒险雇用她。

最后，她也结了婚，嫁给了一个没有贵族身份的人——尽管万事历尽，但这种身份的隔阂仍然事关紧要——一位遗传学教授。“就这样，”安娜说，“我们已经结婚三十八年了。他很爱我，我也喜欢他、尊敬他。我们的爱情属于比较温和的感情。世上有很多种爱情，你不觉得吗？”

“而且我想传递这样的信息，”她使用了说教的语词，但语气中却毫无说教的意味，“人绝对不要绝望。冥冥之中，我总算找回自己的生命了。我觉得我很能掌握生命的诀窍。”她的确从未停止参与这个世界。借用她的用词，就像大多数“这种背景”的人，她积极参与团结工会的事务。“喔，我不知道拆过多少你们送来的医药包裹！”她说，意指从美国送来的包裹。她组织了西伯利亚人协会，帮助那些曾在古拉格最恐怖的集中营服过刑的人。她做这项工作带有使命的意味。“我了解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事，”她说，“我对他们最为同情。”

“我觉得目前的我正处于生命的中间，”她以明媚的声音总结，“我觉得被需要。我对人类的事有相当了解，试图从每件事中萃取出精华，就像榨橙汁一样。这是我的生命信仰。重要的是，鞋匠应该制作美丽的鞋子，作家应该好好写文章，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要为其他人着想，这很重要，也是我的工作。你知道，曾经我会觉得我太老、太胖，我的心脏不好……但是现在因为忙于其他人的事，这些就都不再干扰我了。毕竟我是被这样教育成长的，凡事尽力而为。”

这是充满感情的结语，却不见丝毫多愁善感；因为这林林总总已经清楚地在行动中、在生活中获得明证。尽管我民主的偏见让我对贵族的概念有所迟疑，但我仍不禁克服了自己所持的保留态度。我喜欢这位女士，喜欢她真诚的浪漫情怀以及从容不迫的态度，喜欢她所持的古老的理想主义，对世界最恶之处的理解，对自己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普世的人道主义的坚定信仰。在她体内蕴含着太多阶段的历史，太多感性和经验的重要里程碑。

而现在，基于命运再一次毫无预警的转折，冻结于记忆中已久的过去，正在进行一场奇特的复苏。现年六十好几的安娜，正考虑重新收回一部分她在维拉努夫的幼时家园。“只是一小部分，拿回更多是不对的。”她想将外围建筑的一部分改建成为意图归乡的老年人服务的休憩中心，再利用另一部分开设餐厅。她还难得喜形于色，开心到有点脸红地告诉我一个更重要的发展，就是最近她获准进入一个名为“马耳他骑士团勋章”（Order of the Knights of Malta）的组织。这个名词令我愣了一下，因为听起来很像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笔下的虚构组织。不过这古老的骑士团目前在东欧依然非常活跃，而且只允许有几世纪历史的贵族参加，诸如此类历史不协调的喜剧似乎从未停止上演。根据安娜的解释，骑士团有从事慈善事业的悠久传统，他们正打算在波兰开设一家医院，专门诊治艾滋病患，她也很乐于出一份力。

不过，当我回想起地主协会会议中大半是年老的脸孔时，不禁怀疑日后“贵族”在波兰还可能具有什么意义。矛盾的是，这个阶级团体完好地留存至今，实在应该归功而非归咎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系统的运作有如历史的冰库，将贵族的身份保存在固有状态。但我怀疑，一旦冰库开启并与现实发生冲撞，贵族阶级或任何其他人为保存的社会现象是否仍能继续存活。对那些继承了贵族头衔，却从未在自己的家族庄园中生活过，也无力取回自己祖产的中年专业人士；对那个出身大家族，目前以制造女性内衣为业的人；或对地主协会会议中那几个年轻人而言，一旦他们开始自由游走于现代社会，贵族名号不再具有重要性时，贵族的意义又何在？

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对这一点是很清醒的。“在比较老的这一代，不错，贵族阶级是存在的，”她说，“我们彼此都认识，会在婚礼和丧礼中碰面，有时候参加这些场合的还完全是贵族。不过比较年轻的这一代？喔，也许有力量在朝那个方向拉动。也许有感情或势利的因素存在，还有沿袭过去传统的意义。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经常谈到过去，但是这一切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波兰贵族阶级吗？我感到怀疑。”

我也怀疑。我朋友阿格涅丝卡毫不羞赧地承认自己很“崇拜”贵族。她说她喜欢他们一向秉持的怡然态度，以及日常生活的无忧无虑和优雅自持，也因为他们是很好的伙伴。在此之前，他们从不在乎赚钱的事，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安娜·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的确拥有那种迷人的贵族娴雅气质，毕竟早期优游的习惯很难戒除，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也很难抹去。不过即使像她这种性格的人，我都怀疑在面对新世界生存价值的挑衅时，能否坚持不变。从现在开始，将会有不同的“最好的人”出现，会有不同野心的驱策和不同的选择。对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而言，古老维拉努夫的记忆将永远有其意义；但是同时，新的维拉努夫亦将永远无法恢复往日的荣耀或英勇，即使她重新收回当地祖产，其中的一部分也将成为日常商业用地。

除了在文字里，过去是永远无法重新捕捉或再次重复的，这也为波兰当前的情势增添了一抹超现实的意味。这些从共产主义的温克大梦（Rip van Winkle）[15]中重新复苏的事物，虽然具体，却带有幽灵的色彩。这部分是因为个人和社会现象已经互不适应。有关安娜·布拉尼茨卡-沃尔斯卡的一切既没有褪色，也没有过时；但是昔日代表尊贵意义的波兰贵族，却只能换一种形态回归，以一种更模糊的面貌，而且极可能消解于当前多元化的现实洪流中。

在前往位于华沙近郊的肖邦出生地热拉佐瓦·沃拉（Żelazowa Wola）游览的途中，我和打扮费心、十分健谈的年轻出租车司机聊起来，后来不知怎么的，话题转到了犹太人身上。当他确定我是犹太人后，变得更加滔滔不绝，无以遏止。“前两天，我才载过两个美国来的犹太人，”他告诉我，“人很好，非常好。我们开诚布公地聊，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喜欢有话直说。可以说我们后来就像朋友一样，气氛很友善。他们告诉我，他们先前以为波兰是反犹太的，我努力告诉他们实情并非如此。我就没有反犹太。我认为我是个很文明的人，但是我的问题是，你知道，我不认识任何犹太人，我是在他们离开后才长大的……所以我所知道的都是别人告诉我的犹太人的样子。”

那么，别人是怎么跟你说的？我想知道。“喔，你知道的，他们在我们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不幸的角色。他们是大资本家，你知道的，他们拥有罗兹的大部分工厂，那里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地方。我听说他们很小气，替他们工作很糟糕，而且他们连帮自己人的忙都不喜欢。”

我早上还没有喝咖啡，精神不济，昏昏沉沉，而且工业大道上的空气污染已经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了。我真的必须回答这种问题吗？我想我别无选择。对于这类问题，我有我的“历史责任”。所以我从最基本的开始讲起。“你知道当时大部分波兰犹太人住在小城市，而且收入仅够勉强糊口吗？”我问他，“还有，你知道犹太人向来有互相帮忙、从事慈善事业的伟大传统吗？”

“真的吗？”他一脸惊讶，“你看，这是我们的问题。在学校没人教过我们这些，也没有地方可以讨论。”我们又继续聊了一阵，直到抵达终点。

热拉佐瓦·沃拉是个朴素的庄园，四周被一个美丽的公园围绕，有起伏的山坡和垂柳，处处可见亮丽的花圃，还有一条被污染了的蜿蜒小溪。这里风景如画，带着忧郁的气质，每一处都令我心动，而肖邦也是我所崇拜的神一样的人之一；但是和出租车司机的那段对话，多少减损了这地方的魅力。那司机轻易为成见所骗固然让我遗憾，但更让我不舒服的是他跟我对话的奇特方式，俨然把我视为上诉那些成见的法院，似乎在他面前的犹太人与他对犹太人的模糊概念之间，有着认知上的分歧。

不过，报刊上关于新的反犹主义的报道，对我也有同样的冲击。虽然出租车司机是第一个向我转述反犹观点的，但有关犹太的问题却始终充斥在我周遭。对反犹主义的再度出现，不少人表达了不满与愤怒；对波兰被贴上反犹的标签，也有人表达了委屈与愤怒。亚当·米奇尼克具有一半犹太血统，曾以“二度反犹主义”一词形容波兰对这项指控的反应。所以目前有反犹主义、二度反犹主义、反-反犹主义，无疑还有第三代现象存在。

反犹主义的背后指使者从未以真面目示人，似乎没有人见过他们，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存在，因为有人在建筑物的墙壁上写上了“犹太人清除区”（Judenfrei）的字样，有人在标示华沙犹太人街原址的庄严纪念石碑上画上了纳粹的党徽。还有人带着激进的倾向分辨天主教神父和主教是否有犹太血统，连前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都没放过，结果他的天主教背景完全干净。因为新的反犹主义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可将目标锁定在任何人，不管其是否真的具有犹太血统。对他们而言，“犹太”宛如负号，代表他们所不喜欢、怀疑或不赞同的一切。

不过另一方面，对跟犹太相关的一切都感兴趣的人也在逐渐增加，俨然是群具有怀旧情怀的犹太迷。听说有成群的波兰人蜂拥观赏犹太剧团的表演；也有学生学习希伯来语，并前往以色列朝圣；还有一个人自命为管理人和档案保管员，负责照顾华沙一处古老、荒废的犹太墓园。

如果说贵族是被镇压者——在政治上被打压的人——的回归，那么反犹主义就是被抑制的态度——已隐入地下的态度——的回归。不过重新出现的对犹太的痴迷，也有明显的讽刺之处，因为正如每个人口口声声所重复者：“波兰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其实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还有一小部分，估计七千多名犹太人留在波兰。他们留在这里经历风浪，寄居在仅存的战前犹太人社区的残骸中。这群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过去从不看重自己的犹太背景，未来也不会。

还有些人，比如康斯坦丁·格贝特（Konstantin Gebert）——或朋友对他习惯的称呼科斯特克（Kostek）——是战后一代的年轻犹太人，他们成长期间对自己的犹太背景一无所知。他们的父母都伪装或低调处理他们的身份，也许因为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对他们而言太过痛苦，也许不认为犹太背景对他们的子女有任何好处，或者就像科斯特克的父母一样，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因此科斯特克是直到成年后，才得知自己是犹太人的。一旦知道后，他又以几乎滑稽的方式辗转得知，竟然还有其他人跟他的情况一样。1970年代，一位在世界各地举办研讨会的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6]前来华沙举办一场探讨犹太人认同问题的工作坊。科斯特克前往参加，本以为会场一定一片空荡，想不到他的一半友人都群集现场。

在意识到这种情况后，科斯特克创立了一个小组，目的在于为小组成员提供一定程度的犹太教育，以求多少恢复一些犹太的认同感。参加这个小组的年轻人必须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他们没人在家里见过安息日仪式，也没人上过犹太会堂。但是一点一滴地，他们学会了安息日仪式，学会了阅读经文，研究托拉（Torah）[17]，并相互举办研讨会，主题诸如中古世纪普罗旺斯的犹太人，19世纪波兰的哈西德派犹太人（Hasidim）[18]等等。他们有些人学习希伯来语，有些变成虔诚的教徒，还有些移民到了以色列。

科斯特克留了下来，继续他新闻记者和优秀政治评论家的工作，并以笔名达维德·瓦尔沙夫斯基（Dawid Warszawski）发表文章。他在团结工会里非常活跃，经常就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发表评论。

我有时会就犹太性和反犹主义等问题请教科斯特克，因为我发觉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非常客观可靠。而我刚好意识到在这类问题上，我很需要保持客观的心态。当初我来东欧的部分原因，是想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了解这个地方，结果却发现我的个人经历、身份认同和忠诚中的波兰和犹太这两部分既拒绝分开，也拒绝融合。我非常仰慕波兰文化内蕴的力量，可是每每对波兰的情感波涛汹涌之际，我就无法不自责：如此一来，对那些曾在此地受苦受难的人岂不是就不够忠诚？比如我的父母，他们在纳粹大屠杀中饱受折磨，侥幸逃生。但反过来，每每听到波兰被简单地形容为反犹太国家，我又必须克制住心中的反感，因为我知道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就在跟出租车司机聊过后不久，我去拜访科斯特克。他住在市中心一条安静街道上的公寓中，那公寓拥有一座庭院，几乎像个小公园。科斯特克带我走进舒适的书房，只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语言的书。他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翘着腿，口中抽着烟斗。他说出租车司机的观念确实有可能全是道听途说，部分是因为在共产主义下，理论上不存在民族划分，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犹太问题是不公开讨论的。当然，这并不代表共产党人不会故意采取反犹主义，但是有关复杂的波兰犹太人历史的活跃的、被清晰表达出来的知识，绝大部分都尘封于战前状态。

至于目前的反犹浪潮，科斯特克仔细地将其区分为几个层面：标准的宗教反犹太主义，老派的世俗反犹太主义，以及一种新形态的反犹太主义，亦即一种伪装的假象，掩饰了反民主的情感，其实质是对开放、不确定以及多元化的抗拒，害怕改变。引导人们将后共产主义第一任政府的所有成员都贴上“犹太人”标签的，也就是最后这种变种的反犹太主义。科斯特克带着一丝好玩的口吻说，他曾问一些百姓为什么他们认为马佐维耶茨基总理是犹太人，结果得到好些有趣的答案。“因为他很悲伤，而且常常在祷告。”一个老妇人回答，显然具有混合各种刻板印象的创造力。当科斯特克拿出证据，表示马佐维耶茨基不是犹太人时，一个男的抗议道：“这个嘛，但他终究还是当上总理了啊！”

在我们谈话几天后，我正巧看到科斯特克出现在电视节目《质询》上，就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关系进行辩论。科斯特克是主持人，受邀嘉宾是以色列驻波兰大使。在立陶宛长大的大使身材魁梧，态度和蔼，讲一口俄国腔波兰语。对所有问题他都不回避，不管问题多么尖锐，都无损于他彬彬有礼的回应态度。有两名质询者代表右翼民族主义团体，成见甚深，而且见解迂腐得令人难堪。他们俩正好都很瘦，个性激动，其中一位喉结明显突出，随着激烈的言词不断快速移动，他认为犹太人要为波兰土地上的共产主义和秘密警察负责，他们也控制了波兰的海外形象。

大使很有耐心地回答这些问题，但镜头突然转向一个克拉科夫团体，来宾之一是一份知名天主教刊物的作者，他迸发出一段出人意料的话语。“先生们，”他朝先前发言的那两人叫阵，两手愤怒地比画着，“你们的发言简直让人作呕。我真羞于跟你们同上一个电视节目。我必须声明，你们就是纯粹的反犹主义！”他言词的激烈让我印象深刻：在比较冷静的美国电视媒体上，绝对没有人会做出这么失控的行为，或这么赤裸地表露自己的感情。

但是这番热烈的对峙中真正让我有兴趣的，其实是件似乎很小的事情，亦即科斯特克头上戴的圆顶小帽。科斯特克无论到哪里都戴着这顶小帽，但他表示从来没有遭遇过反犹太的言词。这跟我小时候所可能发生的情景大不相同，那时我们绝不会在街上讲意第绪语（Yiddish）[19]，也绝不会有人明确表示自己是犹太人，比如在公共场合戴会挑起反犹主义情绪的圆顶小帽等；但现在，此举却似乎有防堵反犹主义之效。

过去，圆顶小帽明确表示了帽子的主人是犹太人，但现在兴起的反犹太主义，在实质上欠缺具体目标的情况下，似乎是靠着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发展。就像移情性神经症一样，由于无边的焦虑，因此会无助地试图寻找一个目标和原因。一个朋友曾把她从城墙上撕下来的一张犹太人讽刺画拿给我看，那是上次选举时贴在墙上的。那幅画直接抄袭大战前的画作，手法笨拙、丑陋、卑劣。薄薄的纸张上所描绘的犹太人蓄着长胡须，身穿黑长袍，留着侧边发辫（sidelock）[20]。过去几十年间，这样的犹太人其实都不曾出现在波兰。

迄今为止，波兰的反犹主义还不是大众意识形态，也没有产生任何实质的结果。似乎只是个符号问题，借用古老的名词表达无以名状的新问题。也许符号性的“犹太人”已取代了共产主义时期“他们”的部分象征意义。“他们”在波兰人的心理上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所有痛苦和阴暗问题最现成的解释。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但是解释的逻辑却不是一夕可以推翻的；因为阴暗的秘密仍有保留的必要，所以反犹主义的语言就正好派得上用场。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明显的犹太人特征反而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因为一旦主动公开承认了犹太人的特性，便不符合他们所需，不足以掩饰其隐藏在背后的邪恶的神秘性了。

我曾听说在某些村落，农民会在夜间造访古老、荒废的犹太墓园，祈求实现他们的心愿。因为他们听说有些智者或魔法师就安葬在无法辨识的墓碑下，仿佛新近离开的波兰犹太人属于神话的时代。

在此同时，波兰和犹太人关系的真正历史却大半仍停留在缺乏教导和盲目无知的状态。这是一段漫长、复杂的历史，包括长时期硕果丰富的共存共荣，以及不时出现的偏见和迫害，包括曾在这里成长与凋零的丰沛犹太文化，及其与主流波兰文化的有趣融合。对这数世纪的历史——尤其是最近的几个篇章——的重建，注定有复杂难解与令人痛楚之处。但是正如“被压抑的态度的复现”已经一再证明的，只有在完成了历史记忆后，潜意识的作用才会停止，当下的现实才会以其真正的面貌被看待。显然，历史需要被记住，才能继续往前走；同时，波兰的历史也必须开始往前走，才能被正确记住。现在这项行动已经开始，随之而来的是有关波兰——犹太人问题的讨论。这个议题是我无法以旁观者的身份保持距离的，只是在我看来，这波蔓延于波兰的奇特、反复、失真的反犹主义风潮，可能禁不住仔细的检视。它就像从共产主义冰柜里取出的其他现象一样，一旦摊在现实的真实情景下，就将化为无形；这一切，跟“犹太人问题”，或少数留下的波兰犹太人，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蒂科钦（Tykocin）是位于白俄罗斯（Byelorrussian）边境的一个城市，在华沙东北约一百公里处。我决定到那里去看看外围地区的改变情形，也因为刚好能搭阿格涅丝卡的便车——她获邀到当地去朗读她的诗作，谈论文学、歌词创作、戏剧和她擅长的其他许多事情。在路上她也滔滔不绝，告诉我她在丰富的生命中，如何多次调整自己的行为。年轻时她非常投入于一出学生戏剧，会在社交场合谈论剧团所面临的问题，直到一位年长的良师益友告诉她这样做是不对的：在派对上，一个人应该优雅地闲话家常，而不是高谈阔论自己的工作。于是几年后她去纽约时，就照这种方式做，但是人们根本无视于她的优雅。“你是做什么的？”人们一直问她，而且显然要求她反问同样的问题。“他们意识不到我的态度有多么优雅，他们以为我没有脑袋。”她哈哈大笑。

幸好阿格涅丝卡是个有趣的同伴，因为周遭景物几乎是一片平坦与单调，偶尔才会出现我小时候最喜爱的若干忧郁的点缀：成排有如廊柱的白杨木、农场，以及似乎总比西方凌乱的草地。不过我们经过的几个小镇则毫无美感，让人沮丧：几乎不堪使用的建筑，肮脏破旧的车辆，以及穿着破烂的孩童。途中我们停在一个小镇，希望能采购点食物。尽管我们特地选择在名称响亮的罗斯福街（Roosevelt Street）和威尔逊广场（Woodrow Wilson Square）附近下车，但仅有的几家食品店却都因午餐时间而打烊了。即使没有休息，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些欧防风和胡萝卜，以及另一家店里的一些面包。别人指点我们去的小吃店也简陋不堪，只有厨房大小，贩卖一种黏糊糊的橙子味饮料。

然而，蒂科钦是个让人灵魂感到满足的小镇，风格介于不受时间影响的村庄和小型历史城镇之间。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蜿蜒的小径和温暖的鹅卵石地面诱人放缓脚步。小花园里花团锦簇，探出围篱怦然绽放。乡间屋舍有些是木造的，有些是石砌的，全都低矮绵长，覆盖着倾斜的屋顶。蒂科钦北面花园绵延，一直延伸到宁静、宽阔的纳雷夫河（Narew River）河岸，然后再往外展延，直达平坦、慵懒、草叶茂盛的湿地，仿佛从人类文明到大自然的转折就是这般轻松，俨然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此地文明的发展似乎也这般自然。蒂科钦郊区仅余一片丘陵和几块石头的遗址，是第9世纪斯拉夫部落所遗留的早期村落。纳雷夫河彼岸杂草丛生的地基石块，则是16世纪一个皇家别墅的城堡遗址，提醒着人们蒂科钦曾经走过繁华，是独立在外的幼年王子们的栖息之处。根据一本当地导览手册的记载，18世纪中叶，蒂科钦“采纳一项巴洛克空间构图设计”，以“具有纪念性的教堂”为平衡的轴心。教堂和其他几座巴洛克式建筑，以其和缓的曲线造型和米黄与白色的外墙，依旧宁静地主导着整个市镇。

不过蒂科钦还有第二个焦点，即至今仍遗留的古老波兰区和犹太区划分的标记。犹太区的房子一般比较窄也比较高，因为一楼得充作小型店面，使非农业居民能够维持生计。蒂科钦这一区域最主要的建筑为一间犹太会堂，呈现出庄严的文艺复兴时期风格，从1642年屹立至今。

昔日这里不仅住有波兰人和犹太人，有段时期，蒂科钦还是欧洲地区种族多元的典范，遥遥领先其他西方地区。这里曾住有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还有若干撒克逊人和鞑靼人。根据可靠历史学家的记述，这些民族在这里和平共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

经过一连串疆界变更、移民和战争的影响，这种有助发展的民族融合的境况已经不复得见，如今的蒂科钦几乎是单一民族的地区。阿格涅丝卡和我走入已经改建成博物馆的犹太会堂。会堂维护良好，墙上有17世纪的希伯来铭文，感谢当时富商的捐赠。我们进入后，有人开启了犹太经文的录音，冗长幽怨的经文颤抖回荡，让人恍惚感受到会堂的灵异气氛。

一个矮胖、丰满的女人打断了我的沉思，她跑来将我紧紧抱住，两眼还泛着泪光。这可和此地的灵气无关。“你是阿格涅丝卡女士的朋友啊！”她气喘吁吁地说，告诉我们她是会堂的管理员。“我们太荣幸了！”这就是波兰文坛知名度的体现。

博物馆馆长是个面貌平凡、个性可亲的女人，就像许多跟历史关系密切的人一样，她以近乎闲话家常的熟稔口吻谈论着犹太会堂和蒂科钦的历史。她和她的同事都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在变革前极力争取，这才使得这个犹太会堂成为一处犹太地标，并获得适当的维护。他们是安静、友善的一群人，以极其虔敬的精神守护着这个遗失的世界：其中一人曾在海外研读犹太历史；馆长本人则一星期去华沙两次，学习希伯来文。他们今日所创造的这个小世界地处蒂科钦一角，由于他们的投入而整洁有序、生机盎然。在旅行中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令我觉得：那些能认定自己的天职、全心全力为之投入的人，实在幸运。馆长向我们展示一座17世纪蒂科钦的模型：当时巴洛克教堂还未建造，犹太会堂却已经存在了。她告诉我们，模型中对称的农场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连农场主人的姓氏也沿用至今。那些古老家族一直握有权力，经历世代恩仇，甚至延续到共产主义时期。

蒂科钦的改变显然很缓慢，但是市中心一小片长方形的公园已经出现了改变的征象。公园内笔直的小径两旁橡木矗立，林荫蔽天，暗色树叶窸窣作声。一尊17世纪蒂科钦领地贵族后裔斯特凡·恰尔涅茨基（Stefan Czarniecki）[21]的雕像正以优雅之姿傲视天下。恰尔涅茨基身着哥萨克指挥官制服，手持一柄顶端为球状的手杖，球体闪烁着金光，和古老的雕像实在有扞格之感。其实那也真是最近才添加上去的，出自第一次民主选举的某名候选人之手，目的在于赢取蒂科钦居民的欢心。

此举显然奏效，该候选人目前是蒂科钦的市议员，也是蒂科钦的话题人物。我们从博物馆馆长的口中听说过他，还有一位邀请我们到她的小杂货店小坐片刻的妇人，以及当地一名技术学院的老师雅内克（Janek）也谈起过他。“啊！我们这位议员”，他们都这么开始，然后继续说他如何不懂民主的含义：他偷偷贩卖公有财产，完全不征询别人的意见，甚至不雇用会计，因此没有人可以查阅他的账簿。“一个小丑，一个真正的江湖骗子，你看着吧。”雅内克的妻子告诉我，“还有，他也喜欢扮演小丑。”

我在议员的简陋办公室拜访了他。办公室只有一张摇晃不稳的桌子和两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他是个面色红润，身材肥胖的人，粗鲁的仪态中流露出某种男性充满自信的优雅。“啊，这里的人根本不知道时代已经改变了。”我一坐下来，他便告诉我，“他们搞不清楚，现在已经没有人会替他们打算或帮他们付账了。老实讲，你还不能跟他们讲太多你的计划，最好直接去做。”

民主作风对蒂科钦而言还是个非常新的概念，他对自己专断地使用权力的做法也毫无尴尬之意。他以透露机密的口吻告诉我，有一个竞争激烈的建筑，学校老师希望改建为幼儿园，现在已经处置完毕，由一个美国女企业家买走了，将改建成一间小型旅馆。另外，世界银行可能贷款给他改善此间的电话线路，并建立一个防止污染的发电厂。“我们这里需要更好的基础建设，”他说，“这是排在第一位的。”

“不过，我有一个原则，”他补充说，并又给了我一个保密的眼神，“金钱应该流动起来。这点很美国化吧，不是吗？”

我承认他说得不错。其实，这位议员活像当年某个南部小镇的大老板，连讲话声也带着一抹深沉、歌唱般的轻快节奏，一种悠扬的、类似于美国南方口音的波兰口音。

在此之后，阿格涅丝卡和我受邀前往雅内克家吃晚餐，他的妻子特意准备了精彩丰盛的一餐。在一张临时拼凑的餐桌上，阿格涅丝卡和我坐在有椅垫的两个座位上，小房间里还有另一名受邀前来的学校老师。他是白俄罗斯人，阿格涅丝卡私下还替他取了个“拜占庭人”的绰号，因为他有张温和的长脸，一对清澈的暗色眼睛，还蓄着墨黑的胡须，就像古老拜占庭镶嵌画中走出的人物。个性有些内向的雅内克很聪明，在“拜占庭人”的协助下，在蒂科钦开了家书店，虽然他并不指望书店会有什么收益。“只是让这里的人有点事做，”他以近乎辩解的口吻说，“这样应该会让一些有趣的事发生。”然后话题就转到了议员和他可恶的行事方式上。

难道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权力吗？我问。雅内克不耐烦地挥挥手。这里的人不关心，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他们仍然在过时的个人权力和个人恩怨系统中纠缠不休；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有能够匹配新的选举法的比较实际的管理办法与公民参与。

晚餐后，我们开车前往犹太会馆旁的另一家小型博物馆，阿格涅丝卡将在那里跟观众见面。结果直到车子快抵达目的地时，雅内克才通知我说我也是这次见面活动的受邀者！博物馆大门上的海报证实了他的话，我的名字和阿格涅丝卡并列在受邀名单上。“美国贵宾，伊娃·霍夫曼”，仿佛这样便足以证明声望了。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一招的我试图抗议，并且指出我只穿了球鞋和T恤，还都是旧衣旧鞋。但是阿格涅丝卡轻快地丢下一句：“你是美国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这样，我发现自己竟站上了蒂科钦的舞台。

见面会是在一个漂亮的椭圆形房间举行的，地面装饰有拼花地板，还摆有一架钢琴。令人惊讶的是前来参会的听众都衣着正式，毫无乡土之气。幸运的是，阿格涅丝卡如我期盼的一样几乎独撑大局，表现出色。对前来与会的年轻人而言，她是波兰戏剧浪漫史的一部分，他们向她提出有趣的、涉猎广泛的问题，她也用一桩接一桩的轶事，一个接一个的人物梗概来回答。

然后，听众转向我，问了我若干有关美国的问题。他们想知道：美国的种族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毒品问题情况如何？在美国出版一本书有多么困难？还有，我觉得波兰人可以理解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幽默吗？最后一个问题问得我一头雾水，幸而一个晚上很快过去了。阿格涅丝卡和我各收到一束美丽的鲜花，然后被带往博物馆楼上的房间，也是我们的过夜之处。这里显然无法供应热水，但是有两条干净的小毛巾，床铺也很舒服。我已经学会惜福，对这种舒适的待遇心存感恩。

第二天早上，我再度以“美国访客”的身份获邀参加当地小学的年终结业式。我一踏入小巧的礼堂，立即引起了一阵骚动。正在进行的仪式被暂停，学生们起立，异口同声地朗声说“早安”。然后有人又献给我一束鲜花，校长也发表了一小段欢迎词。这种友善的正式礼节一向是波兰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历经冗长沉闷的社会主义仪式，仍侥幸保留下来。

这场小学结业式自有其吸引人之处。毕业生作诗献给不同的老师，并朗读自己的诗作，语气虽有浮华之处，但也不乏幽默；追忆过去一年间所发生的戏剧化事件的小短文，稚嫩的情感和清新的笔触均令人感动；此外还有诗歌朗诵和歌唱表演。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孩子们都依高矮列队聆听，包括最矮小的一年级学生，一式金发，犹如麦田，安安静静，正襟危坐，圆圆的眼睛好奇地观看着讲台上的一举一动。一年级学生那排发出一点小噪音，立即被巡视的老师斥责。

仪式结束后，我被带往校长办公室聊天及享用蛋糕。校长是位迷人的金发女士，身材结实，腰杆挺直，散发出力量和正直的气息。她对波兰目前的情况不太满意。“他们没有发新的教科书，我们没有明年的课表。情况很乱，而且越来越糟糕。民主是很好，但是必须要有目标、有纪律。”

我告诉她美国学校目前所面临的有关种族、宗教等多元化问题，是这个同质化的地方根本无法想象的。她听了以后，露出庆幸自己生在这里的表情。“我们都尽力而为。”她骄傲地说。

我们离开后，“拜占庭人”告诉我，校长是位共产党员，但是每个人都很尊敬她，因为她带来了无穷的活力，而且工作十分尽心尽力。“拜占庭人”提议带我去欣赏蒂科钦的风景，包括他最喜欢的纳雷夫河边的一个景点。观赏之旅需要搭乘他那辆我已经领教过并且担心不已的座驾。那辆车——如果还能称之为车——简直像是个装有马达的摇晃铁箱，好不容易滑入车厢、折起身体、摆正位置后，还要面对启动的问题。“拜占庭人”似乎训练有素，先开启点火开关，跳出车厢，在马达附近扳动了一下曲柄，让车子往下坡滑动，然后追上车子，跳入驾驶座。

我心惊肉跳，唯恐车子在启动途中冲向路旁的树木，但“拜占庭人”在这一连串行动中，还能自如地跟我聊天。他带我去的地方确实也值得我几番惊心动魄。只见湿地愈见宽阔，似乎延伸到永恒，直到草丛、灰雾和河流浑然融合，形成一个无以名状的整体，仿佛童话里从雾气和水中冉冉升起的神秘怪物，无论外形还是本质都难以捉摸。附近一座茅草屋的屋顶上有几只鹳鸟在圆盘状的鸟巢里昂然伫立，而一身灰色防风外套、俨如鹳鸟的“拜占庭人”已融为风景画的一部分。他语气温柔地告诉我，他最爱来这里钓鱼，一个人驾着独木舟。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他是附近唯一的白俄罗斯人，而且有人投以怪异的眼光，他仍选择留在这里的原因。

回到镇上，我独自漫步在一条清静的街道上，一名老妇人跟我攀谈，然后邀请我去附近她家坐坐。她身材精瘦，看来很结实，接连告诉我三个怪诞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始终面露愉悦。先是有几名女子自行前往湿地，结果遭到了攻击。她们知道是什么攻击她们的，那“东西”全身毛茸茸的。然后，有一个匪徒专门强夺女人耳朵上的耳环，有一次还把一个女人的耳垂割掉——当然，那一定很痛，那个女人一直尖叫哀号。最后，一个男的拦住一辆公交车跳了上去，结果一只手掉了下来！那是一只金属做的手，里面都是珠宝黄金……

“所以你看，”她为这些现代狼人和盗匪的故事做结语，“当他们什么事都准许，就像现在这样，人们还会做出更坏的事，一定的。”

我从她阴暗的屋子回到阳光灿烂的街面，安静地坐在犹太会堂附近的一道矮墙上。只见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坐在自己家的凳子上闲话家常；一匹马拖着一辆长板货车，马蹄踏在鹅卵石路面上，发出独特的嗒嗒声；温暖的空气中飘荡着母鸡的咯咯叫声和鹅群抗议的聒噪声。工业革命始终没有真正抵达波兰的乡间，缓慢的发展创造出这幅前现代的混合景观：有晒谷场的嘈杂，有高科技建筑，有农民的迷信，也有彬彬有礼的学校老师。

归途中我们再度穿过忧郁森严的市镇。波兰，或者说东欧的风景在我心目中宛如一幅图画，有社会主义摇摇晃晃建筑所构成的狭窄垂直的前景，以及蒂科钦之类城镇所绵延的深远背景，那里蕴含着不同年代的岁月和美丽，是古老欧洲的一部分，神奇地存活至今。

我在华沙一直住在乌尔斯饭店，几天下来，饭店的职员决定抛下拘谨的礼仪，跟我谈天。有人告诉我，这间普通平价饭店最值得一提的，是团结工会和政府曾在这里举行过多次会议，瓦文萨知名的“小睡”也是在这里。显然，每逢会谈进行到特别难以处理的时刻，瓦文萨便会提出一般人日常需求的特权，宣称自己非常疲倦，然后上楼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当我向职员提起这件事时，他对自己总统的惯用手法竟然不表赞同。“老实跟你说，我已经受够这个瓦文萨了，”他嫌恶地说，“你知道他去拜访英国女王的时候是怎么表现的吗？”我知道，因为那件轶事已经广为流传。大致情况是，在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住了一晚后，瓦文萨通知女王，说她家的电力线路有点问题，而且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女王很可能会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但是瓦文萨的子民却不这么认为。“这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总统应该有的行为吗？”职员反问，“西方人会怎么想我们？一个真正国家的总统应该有礼貌，应该知道怎么说话。他应该是个绅士，是个教授。”

他的言论使我想起熟悉的回应。我早年在这里的时候就知道，在波兰，有关性格的政治是不讲究平等的。礼仪的阶级性，以及何谓“文化人”是每个人共有的信念，不因为一个人的地位高低有别而持不同看法。如今最谨守那些残存的古老封建观念的，或许就是职员这类人，他们还不知道西方的实际情况，偏偏又那么在乎西方人的评断，其实这种阶级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甚至已经反过来了。

“我告诉你，我有时候会对外国人到这里来，看到这里的情况感觉很丢脸，”他放低声音吐露，“我的意思是，就拿这家饭店来说……在一个正常国家，这是可以接受的吗？”其实，我觉得这家饭店还算可以，虽然保守些。不过这位职员有个模糊的感觉，认为西方的标准优越到难以想象，这里的现实情况绝对难以企及。

“我很想过体面的生活，”他坦承，“我保持干净，每天晚上回家一定把自己洗干净。但是我一想到人们在车站看到的脏乱和贫穷……当人们到这里来，我希望他们觉得自己是来到了一个正常的国家，虽然不富有，但至少是个中等的正常国家。”

当然，他的话未免夸张。脏乱和贫穷并不是第一个冲击外国人视线之处，外国人早已习惯了比此刻单调、沉闷的波兰更为夸张的情况。不过这位饭店职员从来没有去过西方，对他，以及对许多人而言，西方依旧是一个想象中的地点，而非实际的实体。直到最近，被视为禁区的西方始终是一处代表欲望的模糊存在，一个闪烁着魔法的地方。如今，西方又转为另一种存在，一个极端的超我，被波兰人用以鞭笞自己、认定自己望尘莫及之处。在这位饭店职员的心中，“通往欧洲之路”是通往“文明”之路，简而言之，便是整齐清洁、更体面的火车站，以及应有的礼貌。但它也通往社会和谐与繁荣的神秘国度，一处令他自惭形秽，必须透过自贬，才足以仰望之处。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处充斥着似是而非和矛盾不一、付出和收益、赞成和反对、评价与批判，足以让人有种道德的隐痛与折磨。目前情况变得更好，但也更糟；事情往前推进，也往后倒退；情势绝望，但也充满希望。各种诊断、分析、预测都持续进行。这里有自由，也有失业；财富逐渐累积，也陷入窘境；有各种选择，也深受其苦。历史是借贷平衡的复式簿记，我一再提醒我自己，但那是一种冷静的观点，是只有从相当的距离外才可能抱持的观点。

在离开波兰之前，我和亚当·米奇尼克短暂见了一面。他很担心瓦文萨潜在的武断倾向，以及针对前朝权贵的追杀心态。米奇尼克一向主张政治和解。他入狱时便曾著文论述，力劝团结工会应该接纳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安安静静、从未采取强烈反对立场的人。他考察俄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元素，认为那些元素也许可以被运用于波兰，并且试图化解左翼和教会之间传统的敌对立场。结果在民主化之后的反转气氛中，他却因主张宽恕以前的敌人和曾囚禁他的人而遭到批评。

米奇尼克对于如今掌权的昔日朋友则没那么宽容，他确信他们也非常讨厌他。不过在目前的冲突中，他是局中人之一，因此必须保持评论的尖锐性。

从比较超然的观点而言，他们在争执些什么，或者他们划分的界线在哪里，有时实在很难分辨。波兰政治局势一直千变万化地不断重组。从去年起，新的政党不断崛起，然后萎缩、分裂、合并，像细胞分裂一样。有人担心波兰的政治会“魏玛化”，亦即因为分裂而侵蚀民主的基础[22]；也担心“伊朗化”，亦即政教分离制度的崩解[23]。

显然，原有左派和右派的划分已经不适用于此刻的情况。比如直到最近，共产主义还被视为波兰的保守势力，因此任何反对共产主义者都是进步者。按照这个逻辑，自由市场是进步力量，最自由的人也最拥护自由市场，而似乎没有人会持反对立场。与此同时，共产党人重新主张若干传统上被视为比较进步的立场——喔，这种矛盾的情况似乎不断上演——诸如一种混合式经济的观念，可靠的社会服务，重新包装为多元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反-反犹主义。另一方面，反共产主义的群体中，新的进步和保守立场也在形成。保守主义者比较主张民族主义思想，尊重教会，激烈谴责共产主义；进步主义者则主张多元主义思想，对国外投资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倾向于在前朝政权和当今时代之间画一条“粗线”。

但是，从本质上看，波兰主要政党和政客间的差异还不是那么大。在主要政客中，每个人都希望踏上通往欧洲之路，每个人都承认合宜的自由价值观，至少在公共场合如此。尽管大家都担心瓦文萨的煽动行为，但在宪法规定的民主框架下，他表现还算良好：虽然经常叫嚣把共产党揪出来，倒是没有采取正式措施具体去做。即便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大表赞誉，却也没有人企图废除现行的免费教育或医疗系统，或迅速将工业巨兽民营化，而造成庞大的失业潮。即使有这些喧嚣与躁动，极端主义者还是没有取得优势，或许这是因为波兰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发挥了现实制衡的作用，适时化解了极端主义的力量。比如经济上的窘迫状况，不论个人意识形态如何，都是一个急切而清晰的任务。另外，在西方警戒的注视下，波兰必须表现出某些良好、温和的行为，才能换取赞赏与波兰迫切需要的现金。不管从过去中浮现出了什么鬼魅与幽灵，现实的力量毕竟还是掌握了支配地位。

与此同时，出现了新的多元主义的巴别塔，各种观点、声音和妥协交织在一起；各党派企图识别出自己的支持者，政治人物企图掌握民众的所好；还有投票和迎合——民主制度特有的谎言。不管怎样，波兰正通过现在这种正常的运作方式走向一个正常的国家。对我而言，那正是此地正在发生的情况，也正是我对这场非毁灭性的困难“革命”所下的温和定义，尽管这里所谓的“正常”能否得到实际经历这一切的人的认同是另外一回事。

在动身前往布拉格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一个朋友的公寓参加聚会。话题包括不断蹿升的房地产价格，南斯拉夫逐渐恶化的情势，一种新潮的观众参与式戏剧，也谈到这里每个人都非常重视的高中毕业会考。“你今年要参加吗？”他们彼此询问，仿佛要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参加考试似的。每天报纸都有专文刊载有关会考的消息，有位父亲还远从国外回来陪女儿撑过这场考验。

有些客人猛灌酒。老天，他们真能喝！毫不间断地足足喝上几个钟头，直到聚会结束。难道波兰人已经发展出特殊的基因，足以适应伏特加的环境了吗？最后，一个女人唱起爱国歌曲的片断，还大声讲述一些轻佻的轶事。我有点尴尬，但其他人都神情自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事，为人们的各种怪异行径留有更大的空间。也许这么做有它的道理，就是不要轻率地把人划为不正常。

有个在某个社会机构工作的人讲起他必须采取的缩减措施，以及，理所当然地，他应该先从那些前朝权贵下手。“该死的是，有些人真的很擅长他们的工作。我要怎么跟他们说呢？我的意思是，我恨他们，我当然恨他们，但是我能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也蛮可怜的。”

“我们就不必自欺欺人了，这种乱象可能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厘清。”有人回答，特意讲给我听，“这种情势还会继续恶化下去，然后才能开始好转。你怎么能认为这是一个正常国家呢？如果是捷克，那情况也许不同。你晓得，他们一直处于文明之地，知道事情该怎么做。何况，他们幸运地有哈维尔（Václav Havel）[24]，他在西方很受欢迎。”

餐会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晚上，那名酒醉的女士从卧室出来，精神奕奕的清醒模样，显然已经睡醒了。

前往布拉格的途中，我在克拉科夫稍作停留。当地电车居然漆成粉红色！有些画有宣传图示，也有些是1960年代的迷幻风格设计。色彩重新回到了东欧。

我在克拉科夫饭店餐厅和齐格蒙特·马提尼亚碰面，一起小酌伏特加酒，品尝奶油鲱鱼。在过去一年间，他数度忍受违背良心之苦。开始在市政府工作后，他便很懊恼地发现，很多事情还是涉及标准的权力斗争，完全没有改革，包括办公室的派系、阴谋和解雇不忠诚的职员，而且全都使用高压手段，因为对于管理的专断行径还没有新的法律或成规足以约束。齐格蒙特对此非常失望。就某方面而言，这些新的肮脏行为比旧有的龌龊行径更令他的理想主义受伤。当初他对新波兰的成立是那么兴奋，但现状绝不符合他对新波兰的期望。因此有段时间他辞职不干；但后来还是回来了，判定终究还是留在市政府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现在让我失望的，”他说，“是最好的人才都不会选择从事公职，而是成为私营企业的生意人。你知道，因为这所有的冲突，还有尖锐，有时候甚至是……咄咄逼人的言词，使得他们不愿意从事政治。”我知道齐格蒙特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但依然对他所持的这种政治生活观念感到有趣，咄咄逼人几乎成了端庄正派令人难以启齿的畸变。

像去年一样，我们穿越中央广场而行，而此地再度变成一座庞大的教堂。一位衣着华丽的主教正站在广场上方的一座阳台上主持弥撒。“为了纪念一位波兰圣人。”齐格蒙特悄悄告诉我。广场人满为患，放眼望去全是安静、虔诚的人。空中飘荡着格里高利圣歌（Gregorian chant）[25]纯净的祈祷声，广场上的群众也跟着祷祝，尽管有上百个声音，但却甜美宁静。接着所有群众都跪了下来，动作齐一，安静地跪在鹅卵石地面上。这是一个充满力量、令人不安的时刻，有这么多的一致，这么多的公开坚持，这么多的肯定。广场全部为信徒所占领，我则尴尬地独自站在一群跪地的信徒中。我看到齐格蒙特犹豫不决该怎么做，最后决定陪我一起站着。

离开克拉科夫前，我在咖啡店碰到一个朋友扬恩（Jan）。扬恩是位作家兼编辑，能言善道，言词生动而幽默，任何人、任何事都可以成为他自由调侃的对象。我们品尝着伏特加酒和奶油鲱鱼，他则如连珠炮似地评论着当前局势，说他有多么厌烦新的文人政治，以及这群新华沙人的阴谋、混战与派系作风。“我们华沙的小地狱。”他做下这样的结论。

然后，当我告诉他我行程的下一站是捷克时，他转移话题，开始滔滔不绝地评论奥匈帝国时期这个地区波兰人和捷克人的关系。那段时期的记忆对他而言绝不抽象，他还清晰记得父母那一代给他讲的故事，显然其中没一个是说捷克人好话的。“捷克人是可怕的官僚主义分子，相信我，”他语气中蕴含着真正的嫌恶，“是帝国中最糟糕的。他们爱发号施令，冷酷无情。他们会索取贿赂，而且永远站在帝国权力那一边，站在奥地利人、俄国人那一边。我们太了解他们了，相信我。”这就是我所听到的波兰人对捷克人的偏见。对我而言，在民族偏见的词典中，这是最令人费解的情感之一。也许是一种地域式的偏见吧，源于克拉科夫曾经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源于似乎没有关联的过去——可当时深植的冲突却依旧不时迸出这些零星的火花。

我就这样带着若干先入之见，启程前往捷克。

[1]指词的一种，通常带有“小”或“微”的意思，口语中常用来表示亲昵。

[2]位于加拿大西北酷寒地区，19世纪末曾引发淘金热，至1910年消退。

[3]即华沙文化科学宫，为华沙最高建筑，1952年兴建，1955年完工。因为是斯大林赠予波兰民族的礼物，所以又有“斯大林的注射器”、“俄国婚礼蛋糕”的戏称。

[4]小理查德，全名为Richard Wayne Penniman（1932—）。美国创作歌手、音乐人，作品主要创作于1950年代中期，曲风充满活力和魅力，奠定了摇滚的根基，也对其他流行音乐类型如灵魂乐和朋克产生了重要影响。

[5]中古世纪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形成的商业和政治联盟。

[6]贝鲁特，黎巴嫩首都，历史上曾屡次被征服。

[7]指卡廷大屠杀。苏联秘密警察机关于1940年4—5月间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有组织的大屠杀，遇害人数高达两万余人。

[8]阿格涅丝卡·欧谢兹卡（1936—1997），波兰文人，曾为两千余首歌曲填词，被视为波兰文化典范。

[9]狄兰·托马斯（1914—1953），英国诗人及作家。

[10]由波兰的三个城市组成的城市区，包括格但斯克、索波特和格丁尼亚。三个城市紧密相邻，都坐落在波罗的海沿岸。

[11]萨姆·谢泼德（1943—），美国音乐人、剧作家、诗人和散文作家。

[12]1960年希腊电影《应召女郎》中的一首插曲。

[13]shack是双关语，可指简陋木屋，或者男女同宿。

[14]苏联时期情报机构的所在。20世纪30年代，卢比扬卡监狱“清洗”了数以千计的人。

[15]19世纪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所写的短篇小说，情节类似中国的黄粱一梦或南柯一梦。

[16]卡尔·罗杰斯（1902—1987），人本主义的创始者之一，首创非指导性治疗，又称案主中心治疗，强调人具备自我调整以恢复心理健康的能力。

[17]广义上指上帝对犹太教徒的指引，包括所有犹太教律法与教导；狭义上指摩西五经。

[18]又称虔敬派信徒，是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受到犹太神秘主义的影响。教徒形貌特殊，除了蓄胡须与边发、戴宽檐帽或毛帽之外，也穿着传统哈西德派的黑衣，波兰的多数教徒在纳粹犹太人大屠杀中惨遭杀害。

[19]中欧和东欧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是德国方言和希伯来语等混合的语言。

[20]在脸两侧垂下一束头发，一些犹太人以此表明自己的犹太身份。

[21]斯特凡·恰尔涅茨基（1599—1665），波兰立陶宛联邦将军和贵族，为波兰有史以来最有能力的指挥官之一，功业彪炳，官至王室陆军指挥官。他被视为波兰民族英雄，波兰国歌亦有提及他的名字。

[22]1918年，德国依据《魏玛宪法》成立共和国，宪法采用半总统制，权力由直选的总统和国会分享，国会选举采取完全比例制。这项设计导致反纳粹主义者无法整合，最终由希特勒掌权。

[23]1979年，伊朗发动革命推翻原有君主政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是政教合一的政体。

[24]哈维尔（1936—2011），捷克作家及剧作家，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之一，知名异议分子。1993—2002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

[25]起源于9—10世纪，为西方基督教单声圣歌的主要传统，是一种单声部、无伴奏的罗马天主教宗教音乐。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

我和一位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的捷克友人马丁（Martin）约在布拉格机场碰面。他和一对情侣同来，那两人都留着略长且看起来相当散乱的头发，身穿T恤搭配牛仔裤。车子一开，马丁作为主人就焦虑地开始问我对所见所闻有何感觉。这是他第一次回来。我们正穿过相当单调的城市周边，但是一开进货真价实的布拉格，我便进入了最原始的兴奋状态，那是种无可抑制的欣赏，是旅人偶尔才能得到的奖赏。

我完全没料到这个散布在七个山丘上的城市，已经为我准备了既富丽堂皇又丰盛无尽的视觉惊喜，仿佛在它的地底某处有个不断重新注满的宝库或喷泉，美丽的景物源源不绝地从中跃然而出。眼见之处，不是令人瞠目结舌的雕像或漆上色彩的装饰品，就是华丽的建筑细节或林立的立体派建筑。这些东西通通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美学上的超载，整体效果比所有构成要件加总起来大了很多。巴洛克式紧贴着哥特式，蜿蜒的新艺术壁画对着细致的铁制格子窗。城市位于伏尔塔瓦河（Vltava River）的一边，仿佛从层层赤褐色砖瓦屋和苍翠繁茂的公园中生长出来，最上面的布拉格城堡安静地矗立。在城市中心将这两部分连接起来的，就是令人屏息的查尔斯桥（Charles Bridge），它有着支撑整座桥梁、比例完美的哥特式拱桥柱，两旁栏杆上还立着整排宏伟庄严、尊贵安详、赐福于人的圣人像。

这桥上所传达出来的慈善与自信的力量，让我感到惊奇，由此生发出的对美、感官享受和愉悦的喜爱，也在布拉格的建筑中随处可见。布拉格的历史并不完全像它的都市样貌所呈现出的那般和谐。以查尔斯桥为例，它原由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Moravia）王国国王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Charles IV）于1357年下令兴建，他统治过最辉煌时期的捷克。但是这些雕像却大部分都是在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增添上去的，在那个王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间，捷克几乎完全失去了原来独有的特性和语言。和教会与皇宫如出一辙的巴洛克式风格，被外国君王和耶稣会人士——他们曾在波希米亚施行暴力的反改革运动——强加在这些雕像上，以此来报复由平民主义者扬·胡斯（Jan Hus）[1]所领导的激烈改革。

然而，即使历经外来政权统治，布拉格的繁荣与发展却从未中断。除了1541年的大火之类的自然灾害，这座城市从未遭受过大规模的破坏。走过它的古城区时，我内心突然浮现出一个奇特的想法：1939年德国入侵时，想要保存华丽首都的愿望，或许对捷克人的反抗构成了一种潜在的约束。我知道这纯属想象，但我能理解，想象布拉格的毁灭，必定如想象巴黎遭到炮轰一样令人难以忍受。

马丁带我逛了这座城市的某些中心部分。“你觉得怎么样？”他一直问我。对于我明显真诚的赞赏，他开心得仿佛我是在赞美他个人似的。在1970年代中期，为了逃离一个已经变得难以忍受的、令人窒息的国家，马丁选择了非法潜逃，而且过程极其戏剧化，包括没有使用护照，却越过了重重关卡的边界。这一极度痛苦的事情，说来已经像是对遥远黑暗时代不尽可信的比喻。和他的大部分同胞一样，当下他的出境限制被解除了，而他回国的情感强度与他先前决裂时的震惊度相当。他经历了一段属于某个特定时期的流亡，就像十四行诗只属于某个特定时期般明确，甚至可说那段流亡创造出了属于它自己的文学，以无法挽回的失落感所孕育的憧憬和抒情诗为标志。

既然放逐已经结束，马丁索性忘我地沉浸在重新发现的愉悦以及看到布拉格仍如他记忆中那般辉煌壮丽的欣喜中。“前几天，我看见一个背着背包的小男孩，”他告诉我，“让我想到那个年纪的自己，在布拉格到处走着，浑然不知自己拥有什么。我想问那孩子，你知道如何看待你周遭的事物吗？你知道这有多特别，有多美吗？”

他带我前往瓦茨拉夫广场（Wenceslas Square），这真是条相当宽敞的大道，曾有大批群众聚集于此聆听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演说，表达他们对旧领导人的轻蔑。天鹅绒革命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就站在哈维尔演讲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前的阶梯上。靠着某种声学上有利的构造，声音可以从这里传到很远的地方；而且这条大道就像戏院一般，往另一边地势渐高，堪称上演政治大戏的天然场所。

距离剧变不过数月，和华沙是多么明显的对照啊！这里涌入人群，大部分是带着背包或吉他漫步而行的年轻人，和所有游客一样，看起来有点无聊、脾气不怎么好。书上有的任何语言都可以在这里听到，不过大部分还是德文。在这个1990年的夏天，这股捷克风潮，或称为捷克时尚，已经席卷了全球的年轻人。东欧的每场革命都被赋予了一个相应的标签，而在这之中，又以天鹅绒革命最具哲学思潮、幽默感和摇滚风，因此被视为最温馨、最温和、最时尚的，正是与暑假相配的完美革命。

附近的那普日科帕大街（Na Příkopě Street）上悬挂着庆祝的旗帜，两侧也有始终在此的餐厅和商店。一整排商店依次而立，展示着珠宝（无可否认是最俗气的那一类，而且一直如此）、迷人的波希米亚玻璃和瓷器。尽管几乎难以置信，但我确实不经意地在某个橱窗里发现了闪闪发亮的白色美膳雅食物调理机。经过波兰后，在我看来这几乎就代表着西方了，尽管马丁跟我打包票说那单纯是我受到剧烈改变的认知在作祟。

另外，这里还有很多间餐厅和咖啡馆，有些有着吸引人的室外阳台。马丁决定中午到一个以挂有穆夏（Alfons Maria Mucha）[2]线条优美的油画而闻名的地方用餐。他几乎将那华丽的室内装潢引为个人的骄傲；但是当他试着要说服我相信餐点和装潢一样好的时候，他的可信度便大打折扣了。鸭子骨头上面几乎没有肉，只有硬邦邦的皮；而捷克几乎每餐都有的著名水饺，则干得令人不解，因为这种通常没什么特色的水饺的唯一优点，就是其饱满湿润的口感，如果连这都没有那就一无是处了。餐点里没有蔬菜，当我要求一份沙拉时，原本就已经愠怒的服务生干脆不耐烦地翻了白眼。马丁告诉我，我必须理解，在过去的制度下，他们没有表现良好的动力；但我想不通，为什么连要让厨艺更好的动力也完全不见了。

至于美感，它又经历了什么？就第一印象来说，当今的布拉格居民整体看起来懒散、臃肿，又没什么时尚感。可是尽管对我而言，捷克人看起来不怎么时髦，但明显他们却觉得彼此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大街上，年轻情侣们磨蹭鼻子、拥抱、凝视对方的眼底；在快速运行的地铁扶梯上，他们紧紧依偎，或者在探寻感官享受中魂游象外。从那么多无忧无虑、弥漫着色情内容的捷克著作看来，我想是否出于某种外国人察觉不到的理由，使得这里真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曾说过的，是个情欲的天堂。

这里的地铁是都市交通的楷模——无可挑剔的整洁，绝对可靠的运行，而且设计优良，一个管状图案反复出现在手扶梯栏杆、天花板和泛光的站台上，车站的墙面都贴着瓷砖。地铁由擅长设计地铁的苏联人所设计。

做了一天观光客的我，满心感激地回到我从一对老夫妇那租来的住处，旅馆房间几乎一室难求。扎孔（Zákon）夫妇完美呈现了我从捷克电影和小说中所获得的典型捷克形象。扎孔先生身材矮胖，有一张海象般的脸，留着小胡子，目光机灵闪亮，让我立刻就觉得好可爱，再没有什么比确认这样一张奇特的脸下藏着一个和你一样的人类更能体现幽默感的了。扎孔太太则庄重丰满，一副不管碰到任何困难都能平静微笑以对的模样。她很关心我早餐要吃什么，看来我们足以跨越波兰与捷克之间的障碍理解彼此的意思，解决一些基本的生活琐事。对于这跨国交流的成就，我们俩都深感满意。

扎孔先生看书自学英文——这个夏天似乎每个人都在学英文，因为他们知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往欧洲的道路要经过美国。虽然他词汇有限，但发音却十分正确，而且所有的简单句都有种好玩的节奏感。

“要看一下您的房间吗，女士？”他模仿正式的腔调问道，“我希望您能觉得它非常……”他停下来，举起手指表示等一下，然后开始相当平静地翻查字典，“舒适，”他清晰地发音，“我希望您能觉得它非常舒适。”

虽然整个装潢几乎是出于刻意的单调，但房间舒适，而且很大。米黄色的地毯、一种难以形容的人造毛褐色床罩、一张类瑞典风格的咖啡桌和淡黄色的微暗灯光。我毕竟是在东欧嘛。但是椅子上摆着新毛巾，床边还有一盆花——这恰到好处的文明迹象实在让人宽慰。当我发现热水的供应不但充足而且规律时，已经可以说是十分满意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发现原来我们以为的跨语言的理解只是个假象。尽管我坚称自己几乎不吃早餐，扎孔太太还是开始在我面前摆上了足以让我的味觉一蹶不振的食物。在小小的厨房餐桌上，有好几种火腿、意大利蒜味香肠、干酪、鸡蛋、腊肠、西红柿，以及两种蛋糕。扎孔太太热心地围着我转，当看到她的客人的食欲如此匮乏时，还紧拧着双手。我可是花了好大力气才没有为了取悦她而愚蠢地把自己撑爆。

扎孔先生从伏尔塔瓦河钓鱼回来。他黎明即起，进行这全国性的休闲活动。想起捷克小说和故事里的钓鱼章节的我，再次有种得到认可的小小雀跃——从小浸泡在书中的人发现小说主题忠实地再现了真实生活时的那种欣喜。

因为发现自己对捷克语的理解实在靠不住，所以我决定到当地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办公室去找个翻译。那里有位秘书说他能提供一位，然后明显面带狡猾地经过一番飞快计算后，说了个对这类服务来说相当高的价码，就算放在曼哈顿或伦敦都算高的了。我有点被冒犯的感觉，不只因为被当成好骗的有钱西方人，还有这个男的那副利用自己国家新近变得流行为自己谋利的模样。因此我直接说：“不用了，谢谢。”或许拒绝得太过简洁有力。

一位在这里上班的说英语的记者邀请我喝杯咖啡，结果很快就演变成对哈维尔长篇大论的激烈抱怨。我看得出这位纤细高挑、蓄长发但前额微秃的记者因为发现了新的批判立场而精力充沛。他嘲讽哈维尔没有经济计划，而围绕在他身边的异议分子同事也都是些对经济改革一无所知的人。此外，内阁里有太多共产党员。好吧，那家伙是写了一些好剧本，我们就暂且不提有多好了，也有些听起来还蛮不错的道德文章，但这是正事！“你怎么会让一个剧作家来当国家领导者？”这记者夸张地做出结论，好像答案不言而喻。

“总比是个政客来得好。”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然而，新批评论似乎已坚固地深植布拉格，或至少在核心集团内是如此。那天稍晚时候，我和一位我称作奥塔（Ota）的人聊天，在过去的异议年代里，他和哈维尔相当亲近。剧变之后的几个月，也曾和哈维尔在公民论坛（Civic Forum）并肩合作，那是个还未形成政党的政治团体，暂时作为非共产党政治的保护伞。因疲劳和不满，如今他已经退出了公民论坛。他说他一直对哈维尔的浮夸、表演倾向和专横保持怀疑。奥塔指责说，当哈维尔还是公认的反对党领袖时，他比较喜欢在餐厅和其他危险的公开场所会面，让别人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中。作为公认地下精神领袖的他，总是用命令的方式做决定，至今依然如此。同时他对经济毫无概念，因而对宣布任何经济改革都犹豫不决。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都已经落后于波兰了！甚至，奥塔继续抱怨，哈维尔只听他那些异议分子哥们儿的话，而他们只会提供差劲的建议和是非不分的赞美——这一点儿也不令人讶异，他下结论说，因为哈维尔从不悦纳任何批评。所有这些都引起公民论坛和布拉格城堡——政府所在地，也就是哈维尔现在的居住地——之间的紧张，导致了这短命联盟的嫌隙。

蜜月期结束得太快了！这可能是因为就某方面来说，这种因为有魅力的人格特质、道德权威和出其不意的决定而产生的异议政治，并没有为讲求实际的、妥协的一般政治做好准备。不过我还是不免思考我们期待政客在多大程度上免于人为错误。哈维尔不是应该从这怀疑中得到更多好处吗？现在我们都乐于认为怀疑是通往真理的大道，但我发现自己对怀疑的冲动本身也存有怀疑。

在街上，理想尚未破灭。在这里被称为瓦谢克（Vašek）的哈维尔的画像到处可见。橱窗里，他的裱框相片也已经取代了无处不在的列宁和东欧共产党人的相片。

穿过瓦茨拉夫广场时，我撞见一幕不协调的景象：一小群年轻人围着一位金发、干净整洁的美国吉他歌手。他放声高歌，唱着令人感动的赞美诗歌，声音优美平缓。表演完后，他和跟他一样干净整洁的助手们露出阳光般的笑容，发放他们所在的浸信会（Baptist Church）分会的宣传单，看来传教士们立刻就觉察到了这心灵上的空窗。

国家剧院的广场上，则是另一种形态的免费音乐会。目前布拉格处处可闻音乐，为这转变过渡期增添了欢庆的美好。傍晚时分，莫扎特和蒙特威尔第（Claudio Giovanni Antonio Monteverdi）[3]的乐声从伏尔塔瓦河上的一个中心小岛流泻而出。在查尔斯桥上，业余乐团试图弹奏出披头士的韵味，而在各式各样的爵士俱乐部里，看似严肃的年轻人穿着沉稳的黑色服装，仿效1960年代早期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波希米亚风味。广场上，受欢迎的演员和音乐剧名人演出轻松的通俗歌曲——淘气而又甜蜜地发现另一个时代。一个铜管乐团演奏《噢，圣人来到》（“Oh When the Saints”），我身边一位身材丰润、心形小嘴涂着大红色口红的女士，神情纯然愉悦地摇摆跳跃着，完全一副沉醉于生活之乐中的喜悦模样。一直以来，布拉格都是音乐家的城市，尽管那可能也会改变。“在此之前，每个人都想要当音乐家，”奥塔对我说，“现在则人人都想成为生意人。”他相当满意且认同地做出这个反映时代状况和需求的结论，但是我个人却希望至少在这方面，改变可以美好且缓慢。

为了休息一下，我走进一间酒吧——又是一个在每部捷克电影和小说中都看得到的主题。虽然现在离傍晚还早，但昏暗的石房子内部就像任何时候的波兰酒吧一样座无虚席，只不过和波兰人不同的是，这里所有的男人——真的全部都是男的——并没有喝醉。他们缓慢地啜饮着大酒杯里的深色液体，看起来好像可以永远如此喝下去，而且或许也真的可以。当然，并没有人来打扰我，不过在我走进去时，他们全都抬起头来，不加掩饰地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对于自己既是女人又是外国人的双重奇特身份，我也就只能忍受这么久而已。点来的啤酒几乎原封不动，我就迅速结束了这次探访。

有位朋友从纽约过来，我和她约在郊区的布拉格饭店碰面。那是个奇特的地方：空荡荡的大厅，庄重的大理石楼梯导向一样空荡荡的酒吧和露台，超大的皮椅——整体风格就是巨大。这是个高层要人饭店，是一个用来接见阿拉法特（Arafat）和卡扎菲（Qaddafi）等人物的场所，是东欧与中东幽暗的联结。为了防御攻击，饭店战略性地建在一个孤绝的山坡突出处。

稍后，在逐渐暗下来的暮色中，我和友人走向布拉格城堡，这座建筑群和庭院的华丽综合体从11世纪起就耸立在布拉格。往上走的是空荡又陡峭的鹅卵石街道，仅由从酒吧散发出来的金黄光线和从城堡安详地流泻而下的苍白灯影提供照明。平常，若是走在这种既长又陡的山路上，我可能不是精疲力竭，就是喘不过气了，但现在的我却像是被施了魔法，仿佛忘了自己是个有形的生物般被牵引而上。想必就是这种敬畏感或对美的感受，让早期那些容易受骗的百姓相信君王就住在超凡入圣的国度里。

如今这座城堡则是那些看来多半难以置信的真实事件的发生地。哈维尔从监狱到布拉格城堡的崛起——当然有虚构的成分在内，可是他已然正在经历世俗政治现实的严苛考验。现在还在接受考验的是他自己的理想主义。在无权无势的时候，他写出论述集体生活里道德的力量、个人真理改变世界之效力等等激励人心的文章。他的纯粹人道主义在务实的政治中能留下多少？这的确是这些动机良好的革命所带来的有趣问题：这些出于好意的良善企图的局限为何？

现在看来，这位作家总统还蛮适合这样排场盛大的华丽舞台。哈维尔似乎很喜欢国家的盛会。他入主办公室的第一个举措，就是让皇宫守卫穿上战前色彩鲜艳的服装，还有开始乘坐那辆原属于两次大战之间广受赞誉的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4]的劳斯莱斯。

城堡的庭院并不规则，以不同时代的印记引人入胜。要不是有位孤独的溜冰者围着一尊扭着身子，组成像花朵绽放一样造型的雕像优雅地绕圈，实在是一片空旷明亮。那身影倏然而下，衬着夜空的轨迹骤降与转圈，看在我眼里，就像是嘲讽布拉格不可见光的魔法的印记。

我所听到的发生在封闭的几十年间的故事，开始为布拉格蒙上不一样的阴影，直到它变得像是黑暗童话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漂亮场景，上演着诅咒降临城市，掳获其市民进入一个长长的奇异噩梦的故事。

比如安娜的故事就是如此。我和安娜·格鲁索娃（Anna Grusova）初识于斯拉维亚（Slavia），那里曾经一度是布拉格文艺人士最喜流连的装饰华丽的大咖啡馆。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5]曾写道，诗人都聚集在这里，向外望可以看到突出于布拉格山丘的迷你版埃菲尔铁塔，以及蜿蜒淌过城市的河流。用诗的语言来说就是：“这是塞纳河，对，这就是那塞纳河”，而诗人们便可想象他们是在巴黎。如今充满斯拉维亚的，尽是观光客，而不是诗人，而且就算是强大的装潢魅力也无法消除板着面孔的服务生们所制造出来的阴郁氛围的影响。

安娜四十多岁，身材结实瘦削，面容憔悴；但是一开口讲话，她就变得异常美丽。我不是说她有张多变的脸，而是她大大的眼睛中充满了感情，好似承载了显而易见的内在压力。她深深被她的国家所发生的事触动。她还记得前朝政权倒台之后的那个星期，走进地铁，看到搭电梯上来的人的脸：“那些脸都不一样了。我每天看着那些封闭、生气、低着头往下看的脸，已经看了二十年，现在它们全都不一样了。人们变得坦率。他们看着对方，有些许的信任，些许的希望。”

但对她而言，安娜带有一丝平静的遗憾说，这一切都发生得太晚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不断地问，因为在我习得的美式思维中，从来没有太迟这回事，这也不是我乐于接受的说辞。安娜娴静端庄地表示，她已经失望了太多次。她说，比她年长的人“过去”已经成功过，可以卷土重来；而年轻人则有机会整个重新来过；但她这一代还没开始就被阻止成功的人，机会就甚少了。她已经经历了幻灭，也经历了惩罚，并且适应妥协了。她不认为自己有精力再重新开启整个过程——她指的不只是新的行动，还有希望。

经过长谈，在得知她的生平后，我才开始了解她身上汇集的环境的重担，也才明白要是她没有感到疲倦和一些谨慎，那才是骇人。

安娜承受的环境的重担几乎是从娘胎开始的，在她成为她父亲的女儿那一刻就注定了，因为支配她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斯大林主义者遵循“麦克白”原则，也就是如果惩罚了父母，那么最好连他们的小孩也一起惩罚，尤其是当正义并不在惩罚者这一边时。安娜的父亲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Eduard Goldstücker）失踪那年她才十岁。她和身为早期共产党员的父母很亲，父母都属于最理想主义的类型。她的父亲是位翻译家和散文家，在英国进行的捷克战时抵抗活动中甚为活跃，战后任职于外交部。1949年他曾短暂担任捷克驻以色列大使，是首位也是1990年以前的最后一位大使。可惜无论是这个职位，还是犹太人的身份，在即将来临的事情上都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回到捷克后，戈尔德施蒂克在布拉格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任教，但这却不是他被从以色列召回的真正原因。然后有一天，他就失踪了。

发现安娜的父亲没有回他们当时住的乡间别墅度周末，她的母亲便到布拉格去找他，完全不晓得他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当她到他所住的旅馆柜台询问时，那急于讨好当权派的柜员马上通知当局，说他们刚刚逮捕的那个人的妻子出现了。当她怀抱着丈夫会出现在那里的希望重回旅社时，却只看到两名警察等在那里。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y）[6]主导的审判已然开始。

捷克的公审文件几乎残酷到让人不忍卒读。就像在苏联和匈牙利一样，捷克的恐怖统治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1948年，即铁托（Josip Broz Tito）被逐出苏联集团后，斯大林下令在东边国家进行一连串的“净化”大清洗。捷克的审判全部由时任党委书记、掌管国家安全的斯兰斯基负责。但实际上这荒诞的行动是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务所主导的，他们全程监督审讯和行刑。以真正的奥威尔主义的语言来说，他们是被称为“老师”的。在这段恐怖时期，几百位非共产党员遭到处决，还有几千名被下狱或被送到劳改营。

一年后，轮到了斯兰斯基。依照另一个不合情理的逻辑，为了给清洗无足轻重的人找到合理的理由，苏联判定他们需要找位于高层的替罪羊来说服平民百姓反党是罪大恶极的危险行为。于是在捷克，斯兰斯基被选为合适的人物，而为了要合理化这项阴谋的指控，其他十三位党政要员也受到牵连，随他一起受审。十四名被告中有十一人是犹太人，后来遭到处决的十一中，也有八位是犹太人。

就像所有被告的家属一样，安娜和她母亲也是透过收音机听到审判的。在受过审问和搜家后，安娜的母亲即被释放。母女俩有长达十个月之久的时间不闻爱德华的任何消息，如今却听着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就像其他听着丈夫用单调的声音背诵冗长枯燥的致命供词的妻子一样，安娜的母亲也知道她的丈夫是在复述一份背下来的稿子。直到很久以后，她们才得知是酷刑和人格的崩溃，导致了这些全然自我背叛的演出。

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相当幸运，他的审判被排在斯大林和顺服的捷克总统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7]过世后的1953年3月，彼时以无期徒刑替代了死刑。

安娜鲜明地记得在父亲失踪一年后，她去利奥波多夫（Leopoldov）堡垒[8]探望他的情景。“那是个周日早晨的平静的小村子，穿着农民服饰的人上教堂；路、水、桥、树，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黑色的土地和破土而出的堡垒。接着是很厚的墙，在一条黑暗的进入通道的中间某处，尽是粗大的栏杆。在粗大栏杆的一边，大约一米外，是囚犯；另一边，是女人和孩子。”

她记得自己努力做出开心的样子，好让父亲相信一切都好；也记得一举一动都在时刻盯牢她的警卫的掌控之下，那种感觉有多恐怖。从那时候开始，她说，她就相信一个人的命运并不总是你自己的，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有人有着绝对的力量，光凭个怪念头，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

这些是影响了安娜少年时期的事件，也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事件，因为即便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也生活在恐怖所释放出来的黑云笼罩之下。唉，对大部分的人而言，公审有说服力地教育了人们投降的必要性。

那个可怕的时期产生了几部回忆录。其中两部：海达·科瓦莉（Heda Magolis Kovaly）的《悲星之下》（Under a Cruel Star）和罗斯玛丽·卡万（Rosemary Kavan）的《爱与自由》（Love and Freedom），是由被告的妻子写的。两本都是关于悲惨事件的出色的书。两位女性的经历中最让人觉得难过的地方之一，是在被烙上叛徒妻子之名后，就被抛进了孤绝之境。很大程度上，捷克社会只想明哲保身。安娜的母亲在她父亲“坦陈罪行”的第二天就被开除工作，因为，请她当会计的小奶酪厂老板解释道：“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对劳工阶层而言是难以忍受的。”而当时读小学的安娜也很自觉地知道，即便她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也没有机会升入中学。

安娜的父亲在牢里待了四年，其中十一个月还是在单独的牢房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读或写。他后来告诉安娜，他保持清醒的方式，就是在脑袋里做数学拼图。被转移到与其他囚犯同住的牢房后，他便开始教那些从来没有上过中学的狱友们绘画和文学。安娜记得有个年轻人后来还来拜访她父亲，感谢她父亲为他提供了一生唯一的一段教育经历。这些在狱中能够利用记忆和知识资源的人是幸运的。

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还能活着看到“去斯大林化”的开始，也算是幸运的。残酷的领导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喜欢做出感性的姿态，在一次这样的姿态中，他于圣诞夜获释。安娜清楚记得当他如四年前突然消失那样毫无预兆地重新出现时，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庞，以及他们全都感受到的幸福。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回避信仰对安娜的双亲最为困难。安娜的父亲是犹太教徒，母亲是天主教徒，安娜说他们俩都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但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非常自觉地脱离了原来的宗教。安娜认为，正是这种反作用的力量，引导他们在下一个信仰中投入了对教义系统的所有需求。和许多在那个阶段信奉共产主义的人一样，他们仍然认为在他们身上真实发生的难以形容的苦难只是原初思想的畸变。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一直要到1968年苏联的侵入，才让他们放弃了理想主义的无望形式，并且从根本上否决了他们的哲学。

不过所有人都曾有过片刻的希望。在1957年获释并得到官方平反后，安娜的父亲回去教授文学、翻译德文并且撰写评论。安娜嫁给了伊日·格鲁沙（Jiří Gruša）——后来他成为知名的捷克小说家——并且很快有了一个孩子。

政治前线也起了莫大的变化。共产主义巨石出现要崩裂的征兆，还有不断高涨的想要把它撬开的大胆企图——大半来自党内——在布拉格之春的大爆发中达到顶峰。安娜的父亲再度置于事件的中心，因为彼时他是政治回暖背后的主要力量之一——作家联盟的主席。那是个作家被视为反对党议员的时代，也就是1968年卢德维克·瓦楚利克（Ludvík Vaculík）[9]1968年在国会发表著名演说，以及米兰·昆德拉等人为这短暂的革命吹响号角的时代。党内自由派的斯洛伐克（Slovak）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成为第一书记。有八个月的时间，街头可见生机勃勃的活动，并试图从顶层施行“人性的社会主义”。

安娜的叙述始终冷静而精准，但在谈到那段时期的重要性，以及随后而来的失败时，她不时停顿，声音也小了下去。前后的不同在于之前有“希望的前景”，而之后只有一片黑暗，希望的地平线已消失不见。“就像有个螺丝钉在慢慢拧紧，”她说，“呼吸的空间越来越小。”

让很多人吃惊的是，苏联的坦克几乎未受抵抗就开进了捷克；另一方面，1956年匈牙利革命遭血腥镇压的教训依然鲜活。为了让我对这些事件的影响有个概念，安娜告诉我，在那之前，她以为文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但在苏联入侵后，现实完全超出了想象，以至于有段时间，她根本什么都没有办法读，所有文学的描述和形式似乎都是恼人而虚伪的，在所发生的吞噬一切的黑暗面前微不足道。

1968年后，要当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几乎已经不可能；在此之后才加入捷克共产党的人全是出于投机和野心。对安娜这代的大部分人而言，只剩下狂怒或者屈服。处境再度变得危险的安娜的父母，想办法移民到了英国。至于安娜自己，作为她父母的女儿，作为布拉格之春重要人物的妻子，她在生活中承受着微小、说不出口、啃噬灵魂的迫害。在工作的科技机构里，她遭到同事的联合抵制，好几个礼拜不给她任何事情做，于是她递出辞呈以维护尊严。在她后来求职的一个地方，那个主管实在太害怕她的出现，竟然私下请求她赶快离开。而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她则被告知如果同意告发同事，就可以得到一份低水平的工作。“从那里走出来时，”她回忆道，“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连狗都不会想要吃她给的面包的人。”

就在那时，安娜开始选择捷克人所谓的“内部移民”，那是种心理上的脱逃策略，是很多人用来维持理智的方式。她开始在一家服装店当助理，一待就是十四年的艰苦岁月。当时安娜已经离婚，带着两个小孩。她一大早就要出门上班，而且要站一整天，还得做情绪上的调整。“在店里头，我得检查自己的用语，”她回忆道，“因为当我试图变得更好时，人们会对我的用词做出反应。有时我回到家会写几行字，不管写什么都好，只为了提醒自己我还有这另外一种语言。可是我知道，从那时开始，我就得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而那两个世界永远都不会融合。”

这些年来，我问她，比如说，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份出版相关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有这样的机会，”安娜安静地回答，“路过的话，我就会去看看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但他们都很紧张。我知道他们是怕我开口要工作。总而言之，在街上遇到人，而他们却都装作不认识我，这还蛮有趣的。过了一阵子，我便形成了一种应对的原则，就是除非人家先跟我打招呼，否则我绝对不先开口问候别人。但是我真正痛恨的是留在官方体制内，且以此为志业的人发出的抱怨，他们一直在说自己妥协和调整得多么辛苦。我觉得那是他们的选择，待在体制外还是有可能的。”

在单身十年后，安娜的再婚几乎是在滑稽的捷克背景下完成的。她会认识她的新丈夫，是因为他是少数几名胆子够大的律师之一，敢为她的前夫伊日·格鲁沙辩护——彼时他正因自己的著名小说《调查表》（The Questionnaire）被指控为色情小说而下狱。格鲁沙在三个月后获释，毕竟囚禁一个有名的作家，在西方世界会产生太不好的影响。

安娜的新丈夫也受到持续的骚扰，因为他接的都是异议分子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的案子，遂成了监狱周末拘留的常客，他们的房子也频繁遭到警察的搜查。这就是“正常化”阶段，也就是压迫的深渊，处处尽是处决和酷刑的威吓。

然而，不论她为自己的处境付出了何种代价，安娜都认为比起与制度妥协的绝大部分人，自己在“内部移民”中过得还好得多。“你看，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强迫我做。如果某件事是出于你自己的决定，就比较好承受。而我始终觉得我们——我指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是比较自由的。我们不需要参加5月1日的游行，或者打同事的小报告。而且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来行事，那已经是莫大的奢侈。”在那个时期，生死大事被谎言、腐败和日常公然的伤害等这类较为琐碎的事情所取代。我试着想象或许她可以习惯那些，可以做出妥协以换得些许的舒适；但是当我想象如果安娜留在体制内则不得不忍受和从事的数以千计微小且毫无价值的行为，便开始明白对她来说，留在体制外的选择不仅仅是道德上的高尚举动，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以维持自己身份鲜活。

我在布拉格和她一起度过了一些时间，在安娜了如指掌，并且以一种在这里常见的依恋所爱着的城市中漫步。在这里，人们一待就是一辈子，或者几个世代。她这边指给我看一座特别漂亮的庭院，那边指一个修道院花园。与她更加熟识后，我会想她带着自己的经历，还有这些经历所给予她的真智慧，活得何等优雅。在她身上有种并没有试图用任何虚伪和快活的愉悦来掩饰的持久的庄严。

我们也聊美国电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这边随处可见，安娜是忠实观众。最近让她大感惊讶的是一对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私生活的人。“我觉得那样谈论你自己，是种自我疏离。”她静静地说，而我也在思考在她所有的苦难中，或者也正是透过这些苦难，自我疏离如何成为她一直所回避的事情。她所有的选择都出于不要背叛自己；而所获得的回报就是让她保有全部的自我，甚至保有她的痛苦。

最后，安娜又生了一个孩子，她现年十岁的女儿；最后，她再度离婚，并且找到了现在住在一起的另一个伴侣。最近这几年，她做着一份比较符合她的资质的工作，为一家医院图书馆翻译英文医学文章。依照“三代连坐”的处罚原则，安娜的女儿无法上大学，而且一直得等到改变来临，她作为不受欢迎之人的身份才得到改变。她的父母在二十年后回来，诉说着和这里辛苦非常的日子比起来，他们在布莱顿（Brighton）的舒服生活。我想起了海丝特·白兰（Hester Prynne）[10]，还有她想在命运安排下忍辱负重活下来的渴望；对于许多东欧人来说，他们的国家就像某种命运的安排。

然而，过度的命运安排会生出宿命论，我因而能够明白对于安娜这种生活环境中有着超乎常人的不幸的人而言，何以在一个新世代的开端，会感觉不到纯粹的喜悦。对于无关的外人而言，依照最近的事件来看她的整个故事然后叫道“好耶！快乐的结局！”是很容易，但安娜根本没有办法使自己从生活的重担，或者生活教给她的那种智慧中脱离出来。在这个层次上，在一个大如国家的有机体和一个独立如人类的个体之间，二者各自的目的有着根本的不协调。当国家需要跃入一个新时代，并且选择性地忘掉旧时代时，安娜仍必须自己带着全部过去向未来前进。

安娜现在的伴侣约瑟夫（Joseph）是一本新杂志《中欧》（Central Europe）的编辑，有一晚我还受邀去参加了他们的编辑会议。开会的公寓是租来的，光线昏暗，充满了豪华的深色家具，受到岁月侵蚀的毯子被丢在桌子和沙发上，还有成堆的书、手稿和纸张。当所有人聚集在那张盖着毛毯的桌旁时，我竟有种置身荷兰同业公会，或者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11]的画里之感，而不是在一场现代的编辑会议中。男人们全是大块头，有一张大脸，留胡子，宽松的衬衫敞着领子，袖管卷起。为了展现他们是20世纪的人，即便像是20世纪前半段，而不是顺应纽约的潮流，他们全都像大烟囱似的抽烟，房间迅速充满朦胧的烟雾，袅袅地漂浮在昏暗的空中。

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一直是秘密团体的一部分，反抗在捷克远没有在波兰广泛，而且要更危险。《七七宪章》（Charter 77）这份捷克反体制运动的奠基性文件签名者还不到两千人，而且许多签名者都为这一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异议分子活在被告发的恐惧中：几个在《中欧》工作的人被放逐去做强迫性劳动，像锅炉工或泥水匠之类的——这是当政者处罚不顺从的捷克知识分子所喜欢的方式。但是他们的真实生活围绕着他们的地下刊物进行，这是1968年后捷克出现的少数几本刊物之一。这里地下出版物的传播不如波兰广泛，手法也比较不成熟。每一期都用多张复写纸打字，大约只有一百份，由几个信任的人亲手分发，然后再由他们传给其他读者。光是这种耗费心力的制作模式，就已经如石头装饰的中世纪盛宴一样遥远及不可靠了。

现在他们是公务人员，而且有计算机，对此他们非常引以为荣；但他们也担心新的东欧问题：资金、买纸、准时发行。

《中欧》的刊名到底蕴含了什么概念和设想？呃，这完全是一个新保守派概念，他们解释，安娜翻译。他们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2]的追随者，也非常仰慕罗纳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他们认为捷克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累积和制造财富的阶级。

这些都没有让我太惊讶。异议的倾向和新保守派信仰的结合正形成一种东欧特性，跟其他很多东西一样，全由当地的共产主义所孕育。在反对中央集权意识形态、体制笼罩一切的现实，还有劳工光荣的情感时，思想最先的转向，就是走向与之对立的另一极，也就是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个人解放和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优点。而且，这些术语在东欧背景里，都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在一个完全不存在自由市场的地方讨论自由市场，与在一个自由市场已经蓬勃发展的国家讨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在这里，市场的概念代表着对一种极端不平衡的补偿。如果东欧人民并不总能看出遵循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的最终影响，我不晓得如何能期待他们看出。当然，我并不想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向他们说教财富的危险或者富裕的弊病。鉴于我对这些问题的个人看法，这样做对我来说似乎过于傲慢；而我肯定，他们也会认为那是纯粹的装模作样。

稍晚的时候，当讨论转到后共产主义的真实情况时，我深感惊讶。我被桌上飞来飞去的激烈观点，以及其中蕴含的苦涩震惊。哈维尔正领导着一个假的“红色”政府，有人这么说，而似乎人人都同意。他周围有几种令人厌烦的共产党人，还有那些左倾分子、他的兄弟，他总是最先就想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去。事情还没有真正产生变化，万事都还有可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他们”没有放弃一丝一毫的力量，而且“他们”还在等待“他们”的时机。

这是前途未卜的过渡时期的早期；而我在这样的看法中感到一种世界观，至少因为熟悉而带来了些许舒适感。安娜以她安静的敏锐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她认为这些看法和意识形态没有多大关系，它们反映了“我们对于接下来要怎么做的焦虑，如今事情真的可以变好了，我们也得真正负起责任。而我们不想怀抱太大的希望，至少目前还不想”。

后来我读到一篇约瑟夫的文章，已翻译成波兰文，论“欧洲概念”，那当然也把中欧的概念包括在内。约瑟夫属于在西方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一类人，但在东欧却经常可以看到，也就是公开的宗教知识分子。那篇文章的大意是欧洲的道德根基要在基督教中找到，而一旦没了基督教信仰，欧洲则注定要从其高度文明和政治力量上坠落。

米兰·昆德拉在某个地方曾写到，现在好的欧洲人，只有中欧人——他们十分痛苦地被从他们自认为合理归属的欧洲放逐，而对于他们来说，“欧洲”因此依然是一个意义深远而未受污染的理想。可是现在我在约瑟夫的文章中既难过又有点惊讶地发现的是，即使是欧洲的理想，也属于相当遥远的过去。欧洲只能被孤绝地书写，既与当代欧洲的现实隔绝，甚至也与欧洲关于其自身的话语隔绝。我问他，在他的框架内，对于现在住在西欧的大批穆斯林要如何处理，他们也该被包含在“欧洲”这个概念里吗？即便不是犹太教或者基督教徒，但他们仍然是欧洲人吗？他说他没有想过这个；不过，这也不是会自然发生在他身上的问题。观点毕竟来自经验，而过去几十年，关于民族和宗教多元化，不论是现实还是观念，在东欧都受到了严厉的压制。

这对于曾经在语言和国别上都是名副其实的大杂烩的这部分欧洲而言，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但是关于原中欧曾经的多元文化的记忆，在过去几十年的捷克已经被有效地抹掉。或许值得注意的是，我唯一一次听到的中欧，来自这个观念所谓的官方代表。弗拉迪米尔·热莱兹尼（Vladimír Železný）本身就是这个观念的一个体现：四十出头的他有着轮廓分明、知性十足的五官，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天体物理学的教育背景。他是公民论坛的新闻发言人，也是最近创立的“卡夫卡社团”（Kafka Society）的负责人，并有计划要建立中欧文化博物馆。

他的“中欧”观念与两次大战间此地迸发的强烈的创造性有关。在世纪交替时，那紧凑、斑斓的中欧地图上产生了一段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繁荣。一种挥之不去的、灿烂的现代主义可以说就是从这个区域产生的，不只卡夫卡，还有弗洛伊德、马勒（Gustav Mahler）[13]、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弗朗茨·韦尔弗（Franz Viktor Werfel）[14]和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15]，都来自布拉格周边。热莱兹尼认为他们感知的复杂性来自“文化三角”，即住在捷克境内的捷克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致命张力”。我想象，在赋予古老中欧其特殊活力的这几个做了数世纪邻居的群体之间，必定有一些差异和相似、相近和相异的交互作用。

但是在战后，同一个地区经历了另一种形式的现代化，即大规模和文化单一的现代化。热莱兹尼认为社会同质化是不健康的，也是无趣的，而犹太人和德国人从捷克的消失，为极权主义铺了路。但是新的现代性有系统地摧毁了早先现代主义的记忆。历史书上不再提及中欧，热莱兹尼说，直到现在，这个主题才首度在课本上出现，标题为：《你课本上所删除的》。

文化的中欧能否如热莱兹尼所希望的那样有机复活，我深感怀疑。背景——富丽堂皇的背景——依然还在，而太多其他的东西已经不见了。但是我看得出来何以卡夫卡一度不被承认的预言式存在可用于解释刚刚过去的事[16]——也就是他的未来，以及重新恢复中欧记忆的痕迹何以能够反击过去几十年完全统一的图像。

同时，约瑟夫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和异质化的当代版本正面相逢：面临着滋生了极端的西方相对主义的那种文化的渗透，并要与之共存，这种相对主义不仅质疑一种反对的信念系统，甚至还怀疑自身。当今东欧人习惯于以怀疑的态度来面对“他们”；但还不适应更激进的怀疑主义，即对于那个“我”的怀疑。他们尚未开始自我解构。其中无疑蕴含着一种力量——他们迫切需要的自我的完整与诚实。不过，随着从孤立的境地走出，他们再次开始航行在更为开阔却更少标示的水面上。

我在温迪（Wendy）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优秀、可亲的翻译员，她以方便西方人的方式称呼自己，并且邀我来一趟乡村之旅，那是她许多同胞每个周末的例行活动。在一个美丽的周日早上，我在城堡区等她和她的丈夫奥塔。有那么一阵子，周围有一种周日的宁静和清新，好像那一周的浮渣全部被一扫而空了一样。那鹅卵石路上游人如织，大部分是德国观光客，有些人身穿阿尔卑斯山地农家少女装和男孩的皮短裤，好像要回到一个时间还停留在战前的地方，回到奥匈帝国的一个别致的前哨站。整点时，教堂钟声优美地响起。

温迪和奥塔开着他们的拉达（Lada）[17]车来了，然后我们出发，进入舒缓起伏的波希米亚乡间。继波兰之后，这里看起来也像是西方：路面都铺着柏油，乡下房子大部分都是石头和砖造的，农场十分干净整齐。

我们的第一站是个乡间宅邸的小村落，温迪和奥塔想拜访几个朋友。这是一个小聚落，规模大小可见：几排几乎一模一样的小木屋样的房子，间隔以蔓生着野花的泥土小径。他们的朋友是对漂亮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小房子和庭院显然很满意，一阵忙碌迎接我们的到来。他们的儿子在一棵树前撒尿，隔壁邻居带来一大篮漂亮的酸梅，整个场景就像捷克电影中的画面似的，只是少了铜管乐队或者室内乐队。

主人向我讲述了搭建这个小房子有多么困难，材料非常难找，但是他们尽量节约、精打细算，一切都自己动手。其他很多人也是如此。这种乡下房子是一种捷克式的迷恋，是想要为苦涩的万事增添一丝甜意的热望。实际上人人皆有一栋房子，包括工人，他们的收入通常比老师、医生或其他专业人员还高。对许多人而言，这些小小的休息所是日常政治污秽的解毒剂，是一个人可以躲进“内部移民”和个人真正生活的恩典的引退。

我们这个小村庄的社交生活中心当然是当地的小酒馆。吃完酸梅后，我们便沿着洒满阳光的、未铺石子的小巷向河边漫步。还不到中午，可是酒吧外的野餐桌上早已经挤满了人，而且那些人显然已经喝了好一会儿的啤酒了。往下看河岸那边，有几个男孩在钓鱼。

小酒馆内部的柜台上有一排非常粗糙的老式招贴海报。在东欧的旅程中，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但我还是被接下来见到的装饰震惊了：几件挂在洗衣绳上的很丑的胸罩。显然，这是某种玩笑。

晚些时候，当我们喝完啤酒，跟大伙儿说了再见以后，我问温迪这种展示会不会让她觉得不快，她却好像反而对我这个问题感到不快。这是一种特定的幽默，她相当粗暴地告诉我，没打算要冒犯任何人，我应该理解。好吧，我确实明白这本意是某种玩笑，可是在我看来，一排泛黄的胸罩实在是粗俗到不好笑。温迪是个自由记者，在许多方面和我都算是志同道合之人，可是在这里，文化鸿沟就产生了。这一定是我在布拉格相互磨蹭鼻子——这也出现在许多捷克文学中——的情侣身上所看到的性感的另一个无法理解的层面。当展现在约瑟夫·什克沃雷茨基（Josef Škvorecký）[18]的小说精心设计的幽默中，或者处于米洛斯·福尔曼（Miloš Forman）[19]的电影才华的支配下时，这种色情可以令人惊叹地狡黠、粗野、幽默；但没了精湛技艺的把控，它也可以公然堕落为酒吧的玩笑。对我来说——这是我感官的极限！——这毫无疑问是令人作呕的粗俗。

我们很快就放下了这个小误会。下午3点多钟，我们到了温迪和奥塔与温迪父母同住的乡村小屋。这是个比较古老和繁华的小区，有宽敞的院子，四周环绕着附近森林的高大松树，不过室内依然没有水管线。温迪的父母身材粗壮，看上去很舒服，他们一整个下午都在花园里闲逛。温迪很快就端出了我在捷克吃到的最可口的料理，有蔬菜汤、沙拉和棒极了的多汁李子蛋糕。她似乎不解我对盘中有蔬菜为何会感恩到那种程度。之前我已经开始怀疑这里是否真的有蔬菜，结果确实有，只不过显然是人们饮食中较不受重视之物——或许适合私自食用，但在餐厅几乎一致被认为不够格上桌。

温迪九岁的女儿带我参观整个院子，带我看她偏爱的地点和躲藏之处，而且全程跟我说捷克语，对我听得懂她有十足的信心。或许是因为她孩子气的词汇和语调，我也真能听懂。她是个认真的小人儿，有着可爱的笑容，一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温迪对待她，和此地父母的习惯做法一样，把她当成大人。被这样对待长大的孩子好像比较快乐，带着比较不害羞的“稚气”，对于成人世界也比较友善。后来温迪的儿子也来了，和几个高中朋友一起，他们试着用英语跟我沟通，只是不太成功。和所有同龄人一样，他们想要迅速学会英语，视其为进入现代世界的敲门砖。然后他们就进到森林里去了，展开一次捷克人热爱的两天长距离徒步。捷克人是厉害的露营和钓鱼好手，并且是自己国家乡村生活的狂热爱好者。手提音响的声音伴随着他们离去，看得温迪一脸不以为然。“看到没？”她说，“很快的，他们就会忘记怎么聊天。”

到了离开的时刻了，我们坐上拉达开进粉红色的夕阳里。乡村一日游，捷克风格。在这日常的小快乐中，有种法国文化的小乐趣，尽管和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20]笔下的并不完全相同。酒吧、乡村小屋，它们是体系的解毒剂，我也可以看到它们合理的吸引力。相较于街垒路障，它们也许代表了一个没那么英勇的模式；但归根到底，所有革命或社会改革的目标都是——或者说都应该是——允许人们享受这样的满足，实现某种事物的秩序，让生活的小乐趣可以有个正常的立足之地。

回到布拉格，我和马丁及他的朋友伊日（Jiří）见面，共乘出租车沿着布拉格青翠的山丘一路向上，来到莱特纳公园（Letenske Gardens）顶上的餐厅。我们坐在一个露天座位上，那是通过伊日和餐厅头号泼辣女的“关系”才赢得的座位。吃着一贯的发胖食物，俯瞰布拉格的红屋顶和金色的塔尖，壮观地一直延伸至河边，还要再越到河对面。这种壮观的美景和历史感，世上少有地方可以与之匹敌。

伊日是个英俊的金发男人。他是个画家，也是简朴的哲学家。在他身上，捷克人个性中的温和已经被打磨成正面的美德。马丁和他缅怀起他们共同接受的共产主义养育，就像是放弃信仰的天主教徒缅怀他们通过修女接受的学校教育一样，带着浓郁的讽刺和伤感。现在这些全部结束了。他们嘲笑记忆中的人民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千上万的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布拉格来，展现集体的体能优势。大队的同志穿上白色运动服，在巨大的运动馆内游行和完成训练来荣耀民众。但是伊日记得他的兄弟一直磕磕绊绊，跟不上拍子；而马丁想起一次下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白色制服在泥地上做完一轮俯卧撑后，便溅上了一身的污泥。人民嘲笑“人民”。在这些官方情景之后，马丁和伊日深情地回想起布拉格的公园成了交际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精力充沛地相互靠在彼此的身上，而警察也因为意识到这是一场阻挡不了的狂欢而放松了警戒。

但是在谈到他目前的处境时，伊日马上变得悲伤起来。就某一方面来说，他很害怕对西方的开放，害怕新开放的世界。次要的艺术，也就是比较不具政治威胁性的，像是插画、海报和印刷品，在捷克蓬勃发展，因为它们几乎被允许自由发挥。但伊日还是怀抱成为画家的野心，而绘画就像所有推动视觉和实验极限的艺术一样，在东欧深受强加的限制之苦。伊日有个漂亮的工作室，几乎不用付租金，是从前政府所提供的那种资源；但是同一政权也坚决主张严格的隔离。而现在，尽管有着好奇和热望，伊日还是不太情愿从他的美学洞穴中出来，看看在这一大段的时间中，更广阔的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一直绝食的人不能一开始就吃得太快一样，他对突然的超载保持警觉。“我们必须慢慢来，”他说，“不能一下子全接受，我一次能够真正了解的东西就那么多。我得有时间思考，消化。”

这不是普罗米修斯式[21]艺术家的英雄姿态，可是我在他的谦逊和自觉当中发现了一些很迷人的东西。他明白吸收知识真正的意义，也知道那需要慢慢来。

伊日静静地生活在布拉格，过着一种几乎让人想起战前世界的生活。他画画、教书、去巴洛克教堂听演奏会、在合唱团中唱歌。他个性中的温和与礼貌，毫无疑问是与这种生活相一致的，也是这种生活所创造的。我也明白，为什么他可能不想被过去几十年艺术令人震惊的失序突然震出他边界清晰的框架。

用完晚餐，我们一边喝着贝赫洛夫卡这种苦酒，一边看着布拉格柔和的灯光。伊日用一种带着嫉妒的口吻聊起一位在美国成功的艺术家同侪：“只是因为他叔叔认识的某个人认识某个人。”然后他又说：“呃，但相反的，我要待在这里。我没有错过布拉格。或许，从各方面说来，这才是我所偏爱的。”

“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之国，”捷克人经常这样自称，“我们有中产阶级的热望。”这种坦承一半是自满，一半是自贬。小资产阶级意味着实际、具体和明智，但同时也行事谨慎、胸无大志。捷克是个平民之国——标准解释是这样的——因为已经好几个世纪没有贵族了。捷克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是1618年，在白山之战（Bílé Hoře）[22]中，彼时捷克的贵族遭到哈布斯堡军队的大规模屠杀而就此消失。这一事件开启了三个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统治与文化德国化，捷克的语言和身份几乎自此消除。在那期间，捷克人被贬为商人、农民和公务员的次要角色，特别是公务员。在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期间，成为职员或者官僚就已经到了捷克人所能到达的顶点。

“我们不是帅克（Švejk）之国”，是捷克人说的另一件事。或者，更少见的是说：“我们就是帅克之国。”

《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Švejka）——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的原创——是庶民感的完美呈现：精明、自我保护、狡诈和世俗。小说描写了同名英雄的多次冒险，排除万难只为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奥匈帝国军队。我承认，即便知道这是部伟大的作品，但事实上我并不喜欢它。主角小气的冷嘲热讽对我完全没有吸引力，他愿意彻底地卖傻并不惜承受任何程度的羞辱来保全他的皮肤。当然，我知道在卖傻之时，他是在揭露战争的愚蠢并衬托出一种荒谬的官僚政治——但我宁可他用更高尚（无疑会适得其反）的方式来与这些邪恶抗争。这是波兰的偏见，毫无疑问，一定是。

哈谢克和卡夫卡：两者都属于捷克文学奠基的一代，好像在安静了几个世纪后，突然不晓得从哪里冒出来，这个群体也包含了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他是虚构机器人和预言极权幻想的创作者。哈谢克和卡夫卡的人生几乎完全重合在一起（他们都生于1883年；哈谢克在1923年过世，卡夫卡逝于1924年），而且他们是捷克人最常引用（至少在跟外国人聊起时如此）的文学参照点，用来解释他们的国家，或者他们的处境，或者他们自己。

哈谢克出身平民，以捷克文书写，过着一种冒险漂泊的生活，曾离开奥地利军队，改投捷克军团，后来又离开捷克军团改投红军，犯下重婚罪，并成为附近酒吧醉酒的常客。当然，卡夫卡是个犹太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德文书写。他们的性情真是相反到极点，但是可以说在不同的脉络里，他们还是写了同样的主题：官僚变得狂暴，官僚机构成了阴暗荒谬——或仅仅是愚蠢荒谬地——进行威胁恐吓的庞然大物。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两位都生活在某个官僚系统和无理性最紧密结合的饱受压抑的时间点上，我不晓得这会不会太富于想象力了。他们风格形成的年代正是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f）[23]帝国的巅峰与衰败时期，当时捷克是卡卡尼亚（Kakania）[24]的邻近省份，也就是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25]重新将其命名为奥匈帝国之地，是个被一群职员、一群热爱阶级制度和崇拜形式主义的人统治的可怕停滞王国。与此同时，捷克又是个主权国家，从来没有完全失去它的渺小感，或至少是消极抵抗的直觉，一种对压迫状况的顽强反对。这个节点一定加深了平常小人物和哈布斯堡王朝系统内志得意满阶层间的不平衡，或者，换个方式说，布拉格必定是个观察官僚人格神经官能症的有利地点。

有位捷克朋友聊起捷克历史的韵律，一种近乎屈从与高度道德性应对的交替。后者体现在扬·胡斯身上，先是试图改革，逐渐发展为对一个本质上是外国的教会统治集团暴行的回应；体现在19世纪末期的文献学者和哲学家身上，他们想要通过翻译莎士比亚和其他古典作品，以及通过对国家权利充满理性的论辩来恢复捷克的身份；也体现在托马斯·马萨里克身上，他显然是所有总统中最仁慈、所受教育也最全面的政客之一。这里有布拉格之春和《七七宪章》，当然还有瓦茨拉夫·哈维尔，即便在执掌权力大位期间，都还有着罕见的勇气，用一种安静、文明的声音，继续书写他自己内在的历史和国家新的道德困境。

对于压制式统治的其他反应，是共产主义阶段调适和撤离特点的混合：以帅克式的回应面对卡夫卡式的情境。哈维尔曾在某处写到，“正常化”期间的麻烦，就是帅克们的接手。他们是那些会把自己的道德调调、他们散发的犬儒主义强加于整个社会的人。

我必须承认，在我每天与服务生、旅行社和邮局的接触中，在和那些表情始终如捷克人所称“马蹄口”般阴郁的职员的接触里，确实感觉到了帅克之类的存在。比如某天早上，我走进一家店问店员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牛皮纸箱，我想用来寄东西。她摆出骄傲的冷漠表情耸了耸肩。这不关我的事，她的动作在说：我连抬根手指头都不愿意。看到附近有一堆盒子，我就指指它们，问是否可以买一个，结果她只是加深了嫌恶的表情，转身离开。

不过帅克的个性也有可爱的一面。我随处感受到的小小的愉悦享受，在伊日和马丁的交谈中听到的成熟讽刺，持续不断的笑话和扎孔先生幽默的眼神，每样都像是在说：“没关系，最终我多少还是可以愚弄一下这个世界，并且从中得到些乐趣。”荒谬感继续存在，或许正是这个时代的可取之处，一如其他各时代都有其可取之处。

扎孔先生在安静的早晨敲响我的门，召唤我到客厅去和他的家人一起通过一台大大的彩色电视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哈维尔当上总统的就职演说。胖胖的扎孔太太，还有他们那特地为这场合而来的儿子，以及他的女友都在。哈维尔喜气洋洋地走在通道上，努力压抑快要压抑不住的笑容，一旦迸发则可能有损这个时刻所需的庄严气氛。扎孔先生指着各个国会议员，说谁跟谁不和，斯洛伐克代表单独站在一堆。可以清楚地看出麻烦即将开始。但是哈维尔不由自主的笑容在他用典礼专用长笔进行就任签署时不断褪去。他看起来好像不只是开心，而是被他所参与的事给逗乐了：或许是因为棒透了的美梦成真太不可思议，也或者是其戏剧性吧。剧作家在现实剧场中变成了主角和制片。

典礼结束了，年长的扎孔先生从沙发上跳起来，跟每个人握手。“恭喜！”他大叫，“我们有总统了！”至少在这一刻，是“我们”。

一年之后，当我轻松地漫步布拉格，更近距离地观察各个细节时，我有了重新发现的喜悦——那是首度前来此地，面对铺天盖地的全面冲击时所未曾察觉的。幸好，布拉格的石砖和历史并没有改变，金色的光泽依然光彩夺目。眺望旧城广场的远景仍令我屏息，仰视镇守桥梁入口处的两座纤长的方尖碑也还是让人震撼，上端两个美丽的天使仿佛即将从水面和石碑上方振翅而飞，直入云霄。

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布拉格在商业方面似乎也没有太大改变。相较于华沙的丰田沙龙和计算机精品店，此处街面的橱窗里依旧展示着国产时尚产品和波希米亚水晶制品。就连其他东欧国家首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书报摊，这里也依然未见踪影。

某个下午，我走进市中心一间标榜专售翻译作品的“国际”书店。我手边已经没有可供阅读的刊物了，对书籍的渴求已经有如对饮食和睡眠般那样急切。旅行显然足以让人重新领悟文学的意涵，而如果我曾经质疑过书本的功能，现在实在深感懊悔，也开始理解旅行作家为何总会将所见所闻联系到他们所阅读过的东西，即使在攀登冰川，或跃入致命的沼泽时亦如此。面对无法捉摸的世界，以及不计其数的地方、人物和偶发事件，我更加渴望书中世界的确实形貌以及既定规则。

因此，我带着高度期盼踏入“国际”书店，但期望很快便落空了。英语区展售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和《小妇人》（Little Women），都是大号字体的儿童精装版，外加三本中国针灸的书。在饥渴状态下，我买了在东欧童年时期所未曾读过的《小妇人》，还买了那时已经看过的《鲁宾逊漂流记》。隔壁的柜台有个中年美国游客正在购买《鲁宾逊漂流记》和《金银岛》，显然和我一样已经饥不择食。

我还拜访了伊万·加巴尔（Iván Gabal），身为总统民意调查办公室负责人的他证实了我对捷克经济早期进展的粗略印象。我以前便见过加巴尔，不过他后来转换工作，现在占了布拉格城堡的第三个院落，这一定是世界最好的办公室之一。我在楼下宽敞的等待区等他，置身各色人等中。有顶着一头蓬乱长发的男子，显然以嬉皮自诩；有年长的绅士，正从一只优雅的银盒中取出一支香烟；接待员身穿一件设计精美的意大利毛衣，完美无缺，却有过度打扮之嫌；足踏塑料长靴、戴着头巾的女子，从纸袋中取出儿童鞋和苹果，拿给旁边的一名男子看。古老中欧的友善氛围，产生于斯拉夫人、奥地利人、犹太人、艺术家、农民和科学家齐聚一堂，不分彼此的生动交流；新兴东欧的友善氛围则源自不同时代的元素轻易地便在同一个房间共存。

一个啃着苹果的年轻女子懒洋洋地带领我上楼到加巴尔的办公室。加巴尔是个面容愉悦的黑发男子，喜欢穿衬衫打领带和质量好的斜纹软呢西装。他态度和蔼，展现出一种见过世面，也知道自己的价值的充分自信与广博见闻。他是新的技术管理核心成员之一，仪表举止有国际作风，其专业技能也在东欧的重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一个年龄都会孕育出自己的主导特质，而他这种年轻人目前在东欧处处可见：头发修饰齐整，洋溢着理性色彩，说话语气带有保守、克制的客观性。我认得出这种人，因为他们非常美国化，似乎在接受了美国的专业知识之余，也吸取了相应的格调和作风。

加巴尔表示他对政治共识的迅速瓦解感到很失望。原本坚守后共产主义政治逻辑的公民论坛已经分化为三个相当敌对的派别。到目前为止，哈维尔还试图维持中立立场，不过众所周知他倾向于“保守”的一派。这里所使用的“保守”，实际相当于西方所说的“进步”，希望能尽快转型为自由市场经济。

这里所采取的官方经济改革计划虽然进展缓慢，但在某些部分比波兰影响更深远。不过加巴尔说，捷克人民对于私有制度的消极态度让政府深感挫败。虽然改革计划已经启动，可是申请经营新公司，以及对旧有工厂进行改革的计划却很少，改变农业集体化进程也受到农民的抵制，他们大部分人似乎已经没有意愿重新回到私有化。“人们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谨慎。”加巴尔说。

其实捷克人过于谨慎的态度，捷克人自己很早就注意到了。托马斯·马萨里克在自传中即指责自己国人本性过于保守的倾向，那是一份带有罕见的、节制的深情的文本（由马萨里克口述，卡雷尔·恰佩克整理完成）。“只想追求物质的稳定，宁愿谋取公职，以确保享有退休金，”他写道，“在所有这些现象当中，我看到的是恐惧：恐惧企业生活，恐惧责任，恐惧自我掌控。不错，我们是缺乏海岸线，我们也不知道对岸还有另一个世界。我们就像池塘里的青蛙，只会互相呱呱叫嚣。”

在和本地民众的对话中，我也感受到若干这种怯于尝试的心态，不愿踏出自我设限的框架。“对我来讲已经太晚了。”人们经常会这么说。或者说：“还不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开始。”

我跟一个年轻人雅恩（Jan）谈过，他是个工程师，担心一旦经济改革启动、他的工厂私有化之后，自己就会失业。他的梦想是开一家从奥地利进口机具的公司。问题是，他解释说，开设公司的相关法规还没有制定，而且没有人有钱，所以即使他开得成公司，又有谁会跟他买东西？再者，共产党人仍潜伏在四周，谁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可不想投资一家公司，然后被没收。不，他的朋友们也都在等，等情势进一步明朗化。

一个住在本地的美国记者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找人清洗公寓窗户的值得玩味的小故事。她打电话问一个朋友该怎么做。“不可能的。”她的朋友疲惫地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她抗议。“他们只接商办大楼的单子，没有人会来私人公寓。”“怎么可能没有办法请人洗窗户？一定有办法的。”她坚称。她朋友的态度很消极。有趣的是，她这个朋友在从事反抗活动期间，经常清洗窗户，那是他所受到的惩罚。最后那个记者被逼得终于直接打电话给她朋友待过的公司，经过冗长的谈判，总算说服他们派人来清洗窗户。她说，尽管能够理解个中缘由，但这种“不可能的事”到现在仍然非常普遍。

不过，捷克人在过去四十年中变得谨慎，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即使就东欧的标准而言，捷克所受的打压也过于沉痛了。这期间，捷克经历了斯大林时期的苛政，经历了东欧最严酷的系列公审，经历了布拉格之春的无情镇压。虽然1970年代和1980年代波兰和匈牙利获得自由，但捷克在最近二十年依然承受着严苛的高压统治。他们没有私人活动的余裕，在整个系统的笼罩下，几乎毫无回转的空间。黑市、第二经济，这些在捷克都是不存在的。在波兰几乎全面保留为私有的农业，在这里则几乎完全是集体化的。

波兰人在从事非法活动的那些年间，变得非常习惯于扭曲规则，或在规则外行事，或根本无视于规则的存在，或理所当然地，故意违反规则。但对捷克人来说，在官僚体制之外从事冒险，发起行动或集会结社，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虽然如今体制的突变已然超越任何人最大胆的预期，但是心怀希望是无法在一夜间便养成的习惯，行事谨慎的习性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改变的。

然而像加巴尔这样的人当然也是有的。对他们而言，改变之风有如旋风，令人目眩神驰。我上次见到他时，他正发起一个独立的社会学研究所，有别于古老的官方组织，他们以经验主义方式收集数据——这在捷克算是创举，因为这个国家的所有数据都明目张胆地为意识形态所扭曲。加巴尔的事业很快便大获成功，因此获得哈维尔的赏识，担任目前的公职，探测民意取向。他表示这项工作很繁重，而且不像他自己研究所的工作那么有趣，那才是“我的挚爱，我的一切”。不过，他发现新工作对他还是有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的妻子是博物馆馆长，目前在美国工作，这使得他们成为最时髦的先驱者，亦即新出现的东西方通勤的夫妻。但加巴尔发现这种外表光鲜的生活套装其实有其毫不炫丽的一面。“我从早工作到晚，从星期一工作到星期六，”他神情有点困惑地说，对这么自律的人而言，甚至有点饱受折磨之感，“然后回到公寓，倒头睡觉。没有家庭背景，实在很糟。”

欢迎加入西方生活方式，我暗自评论。在雀跃拥有新国际地位之际，加巴尔这样的人也同时被卷入一系列他的西方对手早已知之甚详的新问题。他们必须权衡在赢取光辉和声望的同时，要付出多少紧张、压力和始终如一的匆忙；当面临多元选择，而只能凭借自己的好恶取舍时，他们必须考虑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哪种工作会爬到职业的哪一阶层；在一个工作逐渐为野心所驱使，也更价值中立的世界里，有价值有意义的职业生涯首先意味着什么。

再次拜访安娜时，我发现她的心态也已经改变了。一年后，她容许自己对未来抱持适度的乐观，仿佛几经思量，终于体会到自己生命的境况果真改变了。又或许——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几经思量，终于克服了对改变的惶恐：该如何适应新的可能性的那种惶恐。她并不打算此生做何戏剧性的转变。她想一直做原来的工作，直到可以领取养老金。不过后来她考虑也许她终于可以做点从高中开始便想做的文学翻译工作，在正常的情况下，那根本不该是件困难的事。“幸亏我还能做，”她说，“但想象一下歌唱家丧失了最好的岁月，或戏剧导演在想象力最旺盛的时候却不能工作有多惨。有些人真的就这样丧失了人生的精华，就这样被活生生地剥夺掉了。”

同时，她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她的老板原本一直笃定，除了自己，几乎没有人会雇用安娜，不过现在他知道安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他充满亏欠感了。让安娜庆幸的还有，若是见到面貌凶恶的人出现在她的街道，无须再担心那些人是秘密警察，也不必怀疑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了，虽然她早已习惯了这种担心。

安娜的大女儿在几经刁难后，终于获准进入大学。接到消息时，我正好和她在一起。她非常高兴：她女儿还年轻，可以重新开始，弥补失去的岁月。

安娜重申她并不后悔自己的过去，那是她自己选择的生命。这种确证我在其他人那里也听过。我曾经跟一位哲学家聊过，他比别人经历过更多磨难，而他的回答强调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还引用一位拉比[26]的话：如果我们有机会选择再活一次，通常都会选择和前世同样的生命。

我说我并不太相信这个说法。不过……一个人不能不选择自己的生命，一个人无法拒绝生命。现在我可以领会无论是对哲学家，或是对安娜而言，重新掌握自己生命的意义是多么重要。否则又该如何接纳自己这条成为明显的不公正、赤裸裸的谎言以及黑暗荒谬闹剧所戏弄的对象——也就是受害者——的生命？你仅有的选择不是消沉悲观的苦涩一生，就是摆出接纳的姿态，相当于选择了你所遭遇的每件事，甚至别人对你的所作所为。

在此同时，还有日常生活可以倚仗，一种只属于自己、不会被盗取的个人生命。我在安娜家逗留了一阵。她为我做了一道极费工夫、饱含胆固醇的古老鸡肉料理，需要好几道酱汁、牛油和牛奶，可惜我迟钝的味觉实在无法体会其中的微妙差异。她责备约瑟夫不分担家务，怨叹女人的际遇，但她表示自己并非女权主义者，相信女人自有不同的天命，因为女人可以生养孩子。她还为了一点小事责骂自己那有着酒窝、在我眼里简直已是循规蹈矩典范的十岁小女儿。

安娜担心她女儿这样的孩子会变得过于自我和孤立，矛盾的是，原因竟是那些孩子被灌输了太多集体主义思想，而且在儿童看护中心待太久了。她也担心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缺乏任何民主经验和实际记忆，只被灌输了一套其自身历史的虚假版本。

但是以她自己的家庭而言，各代间的联系是牢固的。她告诉我，她和自己父母间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密。在最困顿的那段岁月，她是母亲的知己。现在，她沉思着说，自己虽然已经五十岁了，但是当拜访父母时，仍然会变回女儿的角色。相对地，她自己的大女儿，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也成了她精神上和事实上的帮手。不过安娜说，现在她去看女儿时，发现女儿反而变得令人喜欢地不是那么负责任了。像安娜这种际遇比较极端的家庭，代沟问题不像在一般比较平和或舒适的环境下那么明显。不管他们为被抑制的青春期反叛或过早的成熟付出了什么代价，安娜和她的父母与孩子所收获的奖励是彼此共同的人性意识，那是一种经由时间孕育出的上下一体的团结意识。

另一个周末，另一场会议。在转变之际，东欧似乎正耽溺于各种关于转变议题的会议，仿佛不即刻进行自我分析，当今的历史改变就无法发生。这种种会议有的探讨民主的转型，以及自由、正义、资本主义的转型；有的探讨民主的美德、民主的代价与民主的陷阱；有的探讨通往欧洲之大道，摆脱过往体制之路径；有的探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沙文主义、民族认同与帝国主义；当然，也有理想的会议主题探讨文学现状。一连串的信件、传真、邀请函和书面建议，全都以最新的区域性世界语言英文撰写，不断穿梭于巴尔干半岛和黑海之间，尽管多半都寄往同样的地址。而一群经常搭机奔波于各项会议的人士，也络绎不绝于布加勒斯特（Bucharest）[27]和维尔诺（Vilno）[28]，以及索非亚（Sofia）和马德里（Madrid）之间，成为最新的一个阶级。

这个星期聚会的主题，据我推敲，是捷克在共产主义后的文学情况，只是从令人费解的名称“政治和文学的离异：筹备一个国家的婚礼”开始，整个会议便有点莫名其妙。会议主持人来自一个逐渐壮大的西方群体，他们目前热衷东欧议题，视其为职业上值得开发的有趣机会。会议颁发了一个翻译的奖项。讲台上坐满不计其数的作家，其中有几位还是颇为知名的外国访客，纷纷就所讨论的莫名其妙的主题发表了完全不相干的评论。一位上了年纪却仍毫无顾忌的捷克人就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我也不确定是哪一个——发表了一篇令人激动的、煽动性的演讲，透过耳机里不带感情的实时翻译，令观众猛翻白眼。一位爱尔兰的诗人更了不起，就在讲台上麦克风前醉醺醺地睡着了。一个幽默的英国人先是条理分明地讲了几分钟，随后的论述则令每个人都难以信服。还有名年轻的法国哲学家比其他任何人讲得都更不知所云。

不过，我们所置身的场所倒是值回票价。会议在目前的教育部所在地华伦斯坦宫（Waldstein Palace）举行，这是布拉格的第一批巴洛克式住宅（始建于1624年），至今也被认为是最庄严豪华的地方。这场胡诌瞎扯会议所使用的房间可谓极尽奢华，置身其中，要花上好一阵子时间，才能在视觉上开始接受其细节。只见奢靡的绘画遍布墙壁和天花板的每一角落，那丰盈的红润色泽加上金质镜框和水晶吊灯，绚丽闪耀地反射光华，与色彩晕染的腾腾热气，成功构筑了一种近乎狂欢的富饶效果。通往内部的房门大约有十尺高，门把的位置非常高，听说是因为这个宫殿最早的主人喜欢骑马进入这间大厅，从马鞍上开启房门。巴洛克极尽浮夸的概念在此可谓登峰造极，这个房间的内部真是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的视线徜徉在这片奢华中，直到会议宣布餐会开始。“我们是为了啤酒才来这里的。”那位英国人不断愉快地说。我和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29]聊了一下，虽然他在捷克国内完全是通过秘密出版物而广为人知的，但仍是捷克国内外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他的脸孔兼具了稚气和老成的气质，态度温文尔雅，似乎从来不知道，也没有见识过人类的卑贱和残忍，没有目睹过层出不穷的暴虐。克里玛受够了文学对政治具有天赋义务的说法，或东欧文学因为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创作，所以就特别有意义的论点，那可能是出于西方知识分子最后的情意吧，急于在他们受难的同道间寻求一种特殊的英雄主义。“问一个作家对政治有什么看法，就像问一个木匠对政治有什么看法一样。”克里玛以绝妙的见解评论道。或许也带有一个作家的反省，拒绝被束缚在简单的框架中。

我发现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文学，似乎不像波兰文学那么执着于政治议题和民族认同问题，有更多余裕描绘日常生活和个人关系，也不那么执着于伊索寓言式的风格。克里玛说，这个嘛，波兰是因为有“贵族传统”的关系，捷克的文学则比较庶民化。“在庄园里讨论政治，和在酒吧里谈论政治是不一样的。”波兰虽然有不少酒吧，但基调却是在庄园里定下的。另外，克里玛解释作家和审查者的关系在这两个国家也不一样。在波兰，如果作家愿意玩暗示、隐喻和密码的游戏，那么即便传达了相当具有颠覆性的信息也可以成功脱身，但捷克却没有这种操作空间。作家只要有任何违反官方之处，就必须彻底走入地下，而矛盾的是，如此一来，虽然丧失了个人自由，他们却获得了文字的自由。他们在写作时不抱任何出版的希望，因此反而不受审查制度的限制。这或许也是那几十年间，捷克的文学比东欧其他地区的文学更能表达强烈的情感，而一旦恢复出版自由，也不需要做那么多转型与调整的原因吧。

但是很显然的，捷克文学还是必须经过诊脉、祝贺、同情、检查视力和咽喉等复原阶段，才能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个会议有点奇特，对吧？”克里玛试探性地问道，声音相当温柔。我点点头，悄悄挑了挑眉毛。

我和温迪去布拉格北方约四十公里的米洛维采（Milovice）走了一趟。那是个无关痛痒的乡村城市，其实还更像一个村落，坐落于丘陵的一侧，由一条水平的道路一切为二。不过这并非普通的村落。切分线以下的米洛维采属于捷克，其上方则以俄文为主要语言。

帝国既然不是一天造成的，也就不会在瞬息间解体。尽管已经过去了如此之久，这里却仍然可以目睹苏联遗留的痕迹，犹如一只曾经危险的巨龙，死后仍像鬼魅般逗留不去。残余的苏联陆军预计将在几周内撤离捷克，但是在米洛维采这种城市，陆军基地仍像过去数十年一样继续运作。

明显的分界线几乎是刻意为之，靠近丘陵下方的村落是老式的，相当迷人：石造小屋、蜿蜒的道路、教堂尖塔。丘陵上方的街道则呈格子状，都是战后的平扁式住宅，自有其阶级分级。比较好的一部分是属于军官的，良好的独栋住宅，前方有座花园；另外几条街道上则是统一的公寓住宅，归低阶士兵所有。每幢公寓入口处都装饰着一个军人或工人的浅石雕，属于冷硬的苏联风格：一种近乎令人喜欢的陈腐笔触。那些建筑都已显现年久失修的状态，处处可见破裂的窗户，晒衣绳上悬挂着邋遢的衣物。温迪说，其他姑且不论，捷克人最讨厌俄国入侵者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周遭所造成的乱象。

杂货店里，老板娘用算盘这种古老的俄国工具计算价钱。橱窗内摆放的货物是捷克的，但是曾经在苏联居住过的温迪告诉我，在对角线上摆罐头作为装饰的货品陈列方式，显然也是俄国式的。

该镇的最高点也是重心所在是军事设施。只见一座长形军营前方放置着几辆坦克车作为纪念品，凸出的坦克车车头挑衅地伸向街面。此刻，几个小孩正在坦克车上嬉戏，俨然将它当成了攀爬架。坦克旁边展示有一排大型金属防护物，上面骄傲地写着俄文标语，诸如“让我们赞美伟大的苏联陆军”、“将荣耀献给英勇的坦克部队”等等。在军营尽头有个不显眼的标志，明确警告：“止步。如果越过此点，将遭射杀。”我连忙催促温迪调头。在军营前方的草坪上，有名年轻的父亲正推着婴儿车，除了身穿苏联军服之外，就和其他地方快乐的年轻爸爸一样。在军官住宅区，另一位身穿军装的男人正在修整自家房前的草坪。

一群飞机结队从我们头顶低飞而过，发出刺耳的噪音。这种时候，还在进行军事操演？哦，温迪指出，驻扎在这里的军队总要找点事做，除此以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在街上，我走近两名军人，希望能问他们几个问题，不过他们怀疑地瞅着我，低声咕哝：“她想干什么？”然后快速走开。

这种阴暗邪恶的象征主义与平淡无趣的正常状态的结合，实在有点超现实的感觉。这必定产生某种特定的心理效果，不断提醒捷克人，捷克其实还处于“假设”的状态，即使自认为一个正常自治国家，也只不过是假象而已。在“卫星国”生活最可悲的地方之一，就是被贬抑为这种荒谬的存在，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如果直说这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或许还反而比较好些，至少种种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这样，他们就没了真正的政治存在感，宛如处于一种幽冥境界，一种被公认的假面游戏，一个介于列强之间的支架。哈维尔在其反抗时期最有名的一篇文章中，便曾要求自己的同胞用“假设”自己自由的方式生活，亦即尽管外在受到限制，但还是要表现出内在自由的精神。可是当时的政权所实行的却是一种怪诞的、反其道而行的假设情况：虽然实际上受到奴役，但捷克人民必须相信并假设自己是自由的；易言之，他们必须活在谎言中，而被迫活在谎言中，势必使得所有活动都失去了意义。这是对捷克情况的抽象描绘，然而我相信许多人想逃离东欧，不仅是因为经济因素或“纯粹的”意识形态因素，部分也为了这个缘故，因为即使他们的境况碰巧是舒适的，就某种程度而言，那也始终是荒谬的。

捷克是个小国家，米洛维采这样的城镇有很多，它们不断提醒着这个国家的国民：他们既无法认同目前的情况，也无法试图改变。所以大多数人才会打心底憎恨这些军人：痛恨他们不好好维护自己的房子，痛恨他们的军事废物污染了当地的空气和土地，最主要的，痛恨他们的存在所代表的意涵。

不过，温迪表示，她目前已经心平气和，对俄国人只感到可怜。他们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想回到自己的母国，因为那里没有工作、没有住宅、没有食物，有的只是对动荡和激变令人怀疑的兴趣。相较之下，在这里，他们可以过着和平的生活，也已经习惯了捷克相对富足的食物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有些人实在太希望留下来，因此借助了与移民美国同样的手法：和当地女子结婚，以获取公民身份。

我带着一种明显的压迫感离开了米洛维采。几天后在布拉格，我凑巧到位于美丽的切宁宫（Černín Palace）的外交部和一名助理聊天。就在他领着我参观华丽的房间时，不巧撞见一群手持公文包的男人正在走廊进行紧张的会议。助理连忙小心地将我带开，因为他才入职不久，对相关礼节不太了解，也不知道让别人看见和我这种人一起置身权力的走廊是否妥当。“那些正在和我们的人讲话的是俄国人，”他轻声告诉我，显然对自己能和重要事件如此近距离接触颇为兴奋，“他们在讨论赔偿问题。”

“赔偿？”我问。

“对，我们要求他们赔偿对我们环境所造成的损害，”他低声说，“但是他们不肯，反而要我们偿付他们建造了却不能带走的所有建筑物。”

“但那太过分了吧！”我低声道。有些历史的不公虽然模糊不清，但有些却是铁铮铮的事实。“应该只是他们的谈判策略吧！”

“当然啦，”他说，“他们休想从我们身上捞到任何东西。”然后哈哈大笑，因为苏联巨人此刻已经成为摔下城墙的矮胖子（Humpty Dumpty）[30]，他们的代表正紧张地和昔日的属民谈判，而且所处的地位低下，已经无法再从他们以往不断压榨的对象手中取得任何实质利益。

我和一位在此担任驻地记者的美国友人一起出发，前往捷克三大属地之一的波希米亚走访一些历史城镇；其他两大属地则是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31]。彼得（Peter）驾驶的丰田车外，是一片平缓起伏的乡村景色，宁静的村庄和温和的阳光，没有车辆，一片静谧……直到他开始播放一卷饶舌音乐的录音带。这种自负、强势的声音和我们所处环境的对比，令我震惊得大笑。真是另一个世界。

彼得埋怨这里的景色淡而无味。这个国家小得可怜，缺乏任何戏剧性。但是我觉得这种温婉令人舒缓，小巧的面积对旅人而言值得称庆，对当地居民来说或许也是件幸事。小巧使得东欧国家很容易成为周边帝国的猎物，但也使得这些小国居民迄今仍对本土的景物、地点和习俗具有强烈的情感归属。当面积处于这种友善的大小时，乡土更有家的感觉，每一角落都可以轻易抵达与了解，在每个人的心灵中占据无可撼动的地位。

我们这一天的目标是捷克克鲁姆洛夫（Český Krumlov）[32]，一个以完整保存巴洛克城镇特色为傲的小城，拥有可能是欧洲最古老的剧院。这里也的确是个美丽的市镇，街道上布满了典雅的历史住宅，只是已呈破败之象，如诗如画的景致，生动地展现着崩坏之姿。中央广场周遭的小型建筑已用柔和的色调修复。广场中心优美的喷泉旁围着一群年轻人，他们有着黝黑的光滑面孔，闪着光芒的、丝缎般的黑眼睛，仿佛昨天才从印度归来。他们穿着寻常的现代服装，因此我们用了好一阵子才确定他们是吉卜赛人；不过一旦认出，彼得便不屈不挠地试图寻找一处可以听吉卜赛音乐的地方。起初，我们的搜寻可谓处处碰壁：人们或是不知道，又或是不想告诉我们，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地方。不过，最后我们循着一处巴洛克装潢的低矮建筑内部传来的声音，总算还是找到了渴望的所在。当然，如果我们所追寻的是完全正宗的吉卜赛音乐，那注定会失望，因为那音乐是从一个由大型电子控制面板接出的乐器里传出的。不过，轻快的旋律是古老的吉卜赛节奏，演奏者也狂放地尽情演出。除了演出者外，这间客厅大小、四面刷白的小“俱乐部”里头，只有几名魁梧的黑眼睛男士，且都醉得相当厉害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在跳舞时维持完美的平衡状态——从我们进入开始，他们就都决定要展现不知道是绅士的殷勤还是主人的权利，轮流邀请我回旋于石板地面。虽然他们眼睛迷蒙地洋溢着啤酒的醉意，动作却一派庄重典雅。送我返回桌边的长椅座位时，也行礼如仪地躬身致意，态度始终高贵。

我在波兰长大期间，吉卜赛人偶尔会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使者般出现。他们乘着篷车行驶在克拉科夫的街道，衣着色彩丰富，蓬乱邋遢，近乎鄙俗。我记得自己曾经盯着一名和我年龄相当的吉卜赛女孩，她身上穿着一件半垂落的洋装，我踌躇是否可以跟她讲话，甚至怀疑她是否和我一样只是个孩子。在我们避暑的村庄，他们会来看手相，带着浓重的口音算命。捷克克鲁姆洛夫的捷克吉卜赛人似乎远比波兰的现代化。我们跟其中几个比较清醒的顾客聊天，尤其是其中一位面容严肃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像那群顾客的史官和发言人，我们用我的波兰化捷克语加上我朋友的德语互相沟通。他告诉我们，尽管吉卜赛人以流浪闻名，但这里的吉卜赛社群却是定居的。他说他们大部分是1950年代从斯洛伐克移居而来的，之前在斯洛伐克受到歧视的情况十分严重。这里的人比较有礼貌，比较没有歧见。这些年的改变算是正向的，虽然凶杀案件已经不再隐匿不报，但他们仍会受到小混混的攻击。又比如这家俱乐部，可谓天鹅绒革命的产物，以前一直无法取得营业执照，现在连捷克人也会不时光临。所以，为瓦谢克（哈维尔）干上两杯吧，他总结道。

今天我们没有见到捷克人，但是当天色渐晚，小小俱乐部内的气氛也随着震动的旋律和增加的顾客而热烈起来。一位女子从一个小型吧台后面出来，手上托着摆满小杯伏特加的托盘，穿梭于乐手之间，将酒直接灌入他们口中。那些乐手仰首一饮而尽，乐曲的节奏完全不受干扰。近深夜时分，一群女人走了进来，石板地面随之挤满跳舞的人，男人跟女人，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似乎都无所谓……他们的舞姿没有矜持，不见羞怯，单纯为跳舞而跳舞，体态强壮笔直，带着一抹庄严。

在狂欢中，彼得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他开玩笑地告诉别人说我是一个音乐经理人，可以介绍乐团到百老汇（Broadway）去演出。乐手们立即围到我身旁，眼里闪着光芒，仿佛我是他们真正的希望。“百~老汇。”他们不断说着。虽然我企图解释这只是个误会，但是其中一人坚持在我的笔记簿上写下他的名字和住址。他叫黑色米兰。

第二天早上，一位娇小的吉卜赛女孩在一名年长男子的促使下，在街上朝我们走来，用吉他伴奏着唱了一首哀伤的曲子，声音不同寻常地极为成熟而性感，唱完后她向我们收钱。接着，我们在街上又遇到了黑色米兰，身旁是另一名昨天和我们聊得蛮久的男子，但两人目不斜视地跟我们擦身而过，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显然昨天这些人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醉。

回到布拉格后，我拜见了刚上任的布拉格艺术学院院长米兰·克尼扎克（Milan Knížák）。布拉格的艺术领域相当沉寂，只有少数“特立独行人士”，而克尼扎克经常作为其中之一被提及，仿佛“特立独行人士”已然成为一个公认的专业类别。他的公寓令人叹为观止，尤其相较于我经常光顾的那些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住家，更是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住在布拉格市中心，室内设计美丽典雅，有着拼花地板、法式落地窗和洁净无瑕的白色墙壁。但是家具装潢却又极尽时髦和标新立异之能事，有着纽约曼哈顿经常可见的波希米亚式隔层。起居室的一角有一个迷你动物园，陈列着各种蜷伏、诡异的小型生物，一半是动物，一半是神话中的怪兽，漆着一种奇特混浊的金色涂料，散发出合成皮的温润色泽。墙壁上悬挂的绘画混合了极其细致的线条和后现代厚实的粗犷：有用自行车零件和其他零碎对象组成的雕塑，也有超现实风格家具的雕刻组件。

这些兼容并蓄、随意组合的作品的原创者，身材高大肥胖，有张布满皱纹的宽脸，扎着金色马尾，两耳戴着几只闪闪发光的耳环。我们坐在一张角度奇特的桌子旁，桌子中央隆起一个蛇状向上弯曲的金属线条，顶端是一个米罗（Miró）[33]风的趣味造型。从他所处的“环境”，我以为克尼扎克会是个神经质、爱引起争论的人，不料他的行事作风却与此大相径庭。虽然他的一些观点和新纪元相互辉映，但他本人却十分严谨，甚至称得上非常认真，可说是个实事求是的人。

此处罗列若干他的想法：首先，捷克人应该变得更加商业化。他于1960年代末期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那几年间，他放下了艺术家的身份。在美国，艺术是没有意义的，兴趣都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在街上、在风景上和在学习如何做生意上头。他在纽约开了一间刷房子的公司，从中学到的一件重要的事，即如何估价。在他看来，估价行为隐含着一整套人际关系，彼此间需要直截了当的陈述和直截了当的反对。在捷克，没人学习如何跟彼此直接对话。在任何交流中，每个人都闪烁其词，盯着地板。其实这种躲闪和害怕的习惯，通过简单的商业交易行为就足以克服。

其次，艺术是拐杖，其目标在于最终达到不再需要它的境界。每个人在心里便可以做许多事。他的作品在捷克被禁了二十年，而且被孤立于其他艺术家。捷克当局宣布他为人民公敌，一再囚禁他，原本希望他成为“地下之王”的艺术界同僚，也开始害怕被别人看到和他在一起。在那段时期，他练习了“心灵的历程”，亦即锻炼专注力，以及一种自我发明的“想象”。比如，他会在心中塑造一座石像花园，然后进入冥想。他于是知道即使没有艺术，自己也能够存活。

再次，捷克的艺术很无聊，文学很无聊，音乐很无聊。出任艺术学院新任院长后，他发现学生也很无聊。这是因为在经历了这段漫长岁月后，人们也变了。他们认为自己向往自由，其实内心仍然非常保守。他试图告诉学生，艺术就是要去搅乱和打扰社会。他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思考、界定自己。他让学生练习，比如如何把一个想法和一张椅子结合起来，但是学生们太胆怯了。

艺术家也很无聊。现在终于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了，但是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后，他们首先推出的却是垃圾。你必须先摆脱掉那些垃圾，然后才能生产出任何有趣的作品。就目前而言，艺术家只对赚钱有兴趣。当然，你也必须尊重这一点，因为他们以前根本不能赚钱，只是这样做是绝对无法成功的。总之，艺术不是必要的，而是次要的。

他把自己在柏林展览的作品目录拿给我看，这个展览还曾导致他入狱。作品有油画、雕塑，也有绝佳的时尚设计，比方延伸到脑后数寸、呈尖形树叶状的耳环，如果戴着出席鸡尾酒会势必有相当大的危险性。这种漫不经心、不拘一格的作风似乎让人想起两次大战间捷克的艺术领域，其间展现着机智和趣味，无视高雅和低俗的区分。或许这正是小国的特色：这里的画家并不介意当个画匠，也不追求永恒的极致辉煌。

离开时，我询问一张我颇为中意、风格“特立独行”的咖啡桌的价钱，桌面画上了结构主义的设计图样。克尼扎克所开的价钱显示出对市场——西方市场的充分了解。我直视着他，努力以直截了当的语气告诉他我买不起，然后双方握手言别。

“我是那种对适应社会毫无困难的人，”兹德涅克·苏法（Zdeněk Sofar）说，“像现在，我正在适应我的新环境。1968年后，我一样做了调适。我喜欢大部分人，我追求的是轻松自在。”

苏法在说这句话时，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在吐露什么辛酸的事。他身材高瘦，脸孔红润，看起来比实际的五十几岁年轻许多，就像一个经常从事户外活动或喜欢踢足球的人。如大多数人初次碰面给人的印象一样，他看起来很友善，具有同情心，彼此之间也不存在什么恶意。

直到不久前，苏法都在众所恐惧与嘲弄的马克思-列宁学院担任哲学教授。剧变后一个月，那家学院便关闭了。他随即购置了一家餐厅，现在颇以身为餐厅主人自豪。因为远在布拉格市郊，我颇花了一段时间才找到地方。那家餐厅位于一个无产阶级的运动中心，看不见城市景观，只有大片的杂草地。据我观察，这可不是什么有发展前景的地方。餐厅内有个酒吧，几张桌子，上面铺着皱到不行的红色桌布，飘扬的灰尘中懒散地飞着几只苍蝇，墙壁上悬挂着两大张袒胸露乳的美女照片，餐厅内坐着几个身穿皮夹克、神情木然的年轻人。如果这是以往权贵的销金之处，那么他们的财富显然并不惊人。

不过，这个餐厅代表了苏法在感到十分不安之时对安全的追求。事实上，身为一个共产党员，或前共产党员——我也很难断定他以前，或现在，到底属于哪一种——他真的觉得很紧张。“你知道，我很担心同样的事情还会上演，”他说，“这里经常发生同样的事。他们凡事都怪罪到共产党、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身上。”

苏法毫不掩饰他对自己任职的学院遭到关闭一事的不满。“这样做对我们非常不公平，”他直言，“我们是被教育部长解雇的。其实，我们比教育部长更开放，但是新时代的开始，他们需要表功。”

“在遭到解雇后，我马上和另外两个朋友买下这个地方。我领到六个月的薪水，就把那笔钱全部投在了这里。我们没有什么大利润，但或许能赚到足以独立的钱。我再也不想倚赖旁人了。你知道，”他以苦涩的口气继续说，“1968年时我也碰到过相同的情况。我有能力，但是我变得非常，”他将大拇指和食指合在一起，比了个手势，“渺小。艰困地熬过五年，我再也不想附庸于任何东西了。”

苏法是顺理成章地入党的。“我来自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共产党的家庭。”然后在1960年代早期转向了改革派。他曾属于一个社会学者团体，他们出版了一本有关捷克社会的书，但由于太具有煽动性，因此在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便被禁了。在一连串的迫害中，那套书的大部分作者都被卷入其中；而他，经过左摇右摆，反复计算，居然逃过了报复。

“我那时本来可以移民的，”他说，“我当时人在西方。”（作为党员，他获得了出国留学一年的奖学金。）“但我有妻子，她不懂外文，还有个孩子……所以我留了下来，并且继续往上爬。我很多出国的朋友都相信，1968年的新政权最多只能维持五年。我心底想的是，那就会失去人生最精华的五年。没有人料到它居然维持了二十年。”

他重返共产党高层，而当时共产党也开始变成追求舒适事业之所，不再致力于早期致命的狂热作为。因为受到那本书的牵连，出于政治性的选择，他离开了社会学领域，进入哲学领域。“这不是我想要的，”他说，一样不带有任何自我批判的意味，“但是有时候，最好还是要弯腰屈服。”

我问他在“正常化”时期，他对党的态度如何。“喔，我从来不支持1970年代的政权，”他说，仿佛对自己立场的变化不觉得有任何矛盾之处，“你知道，我在读过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后，就从左派变成极右派了。”

米尔顿·弗里德曼？不过党员确实有比较多的机会接触敌国作品。只是在听到各党各派的政治人物都将弗里德曼视为追求资本主义的指明灯时，我不禁开始认为这位嗜血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真可谓潜伏东欧的秘密情报员。不过弗里德曼究竟哪一点令苏法如此心仪？“喔，从前最糟糕的地方就是经济停滞。在理论上，我支持马克思的经济学，只是过了一阵后，经济便成为一潭死水。人们经常无所事事地闲坐在一个地方，根本懒得装出在工作的样子。我亲眼看着这个制度不断恶化。而在失业和社会公平等问题上，没有人比弗里德曼分析得更好。”

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固然出于外在的反对力量，但或许也出于这种完全内在的自我觉醒。不过这并不代表苏法就完全放弃了他早期接受的训练。“有些马克思的思想，好比说经济决定论，生活经验的影响等，我仍然完全接受。如果我还能回到大学，”他紧抓着衣服，表现出罕有的激情，使其所说的英语都略为扭曲，“他们也不能逼我放弃。这是基本的信念，深植在体内。现在非常流行现象学，但是那个太模糊，对我而言也非常不理性。宗教对我而言什么都不是，我很接近实证主义。”

只是就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而言，苏法的若干结论其实更接近弗里德曼，而非马克思。带着我在他那些前共产党同僚身上所曾目睹过的坚决，他期望这些结论能毫不妥协地彻底实践。对他而言没有折中。“如果补贴健康或教育，”他说，“就会保留旧有制度。我的希望是和旧制度完全切割，创造点别的东西。人们的内心都是保守主义的，大部分人在日常行为中其实并不接受1989年的政权，就像东德的情况一样。如同刚结束了一场革命——失范和异化，非常大的异化。这个地方，”他指指餐厅，“去年发生了四起抢劫案。我们当政的时候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这点让我很担心。”

苏法说，1968年之后，很多他以前的朋友继续反抗运动。我问他如何看待他们？他的回答十分直白。“我完全低估了这场运动，”他说，“1980年代早期我在美国，当我跟朋友谈起这件事时，我认为《七七宪章》没有什么效力，我们认为改变一定会来自党内，没有人料到后来的变化。”

因此，如果有预知能力，他会选择比较有胜算的一边。再一次，我发觉他的说法比他本人透露出更多内容，也更令人感到不安。不过这一点，或许也就是两方无法兼容、格格不入的核心所在：当异议分子以巨大的规模和后果进行一局帕斯卡式赌注（Pascal's Wager）[34]时，苏法却以完全不同的赌金——职位、升迁和小小的权力，押在最稳妥的赌注上。

基于他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一旦墙上出现了嘲弄当局的手写文字，不出意料地，苏法自然就会热切地将自己的姓名签署在新胜利的一方。他参加了瓦茨拉夫广场的示威活动。“对我来讲，这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他简短地说，“我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结束，因此把那一切都抛到脑后。”

如今时间流逝，反观过去，他对“那一切”有什么感想？“呃，”他说，“我有过美好的一生。当我获得奖学金前往西方，那就是对我的一份奖赏。我有一份好薪水，为自己尽力而为，我是个适应社会的人。”

这就是了，他的核心观点、他的权宜与妥协。相当不加掩饰地，他自命是个机会主义者——一类晚期共产党员，和另一种自命的犬儒主义者，例如我曾经遇到过的那位波兰前审查员米哈乌·马利茨基略有不同。犬儒主义者对于其所背离的理想有更敏锐的看法；机会主义者则似乎完全抛弃了理想，即便只是拿来作为参考也没有。犬儒主义者似乎是为个人目的而扭曲既定原则，机会主义者则更多改变自己。

基于方便而行动，这是最常见的冲动，但是听到有人这么轻松地将其视为指导原则侃侃而谈，仍然不禁令人坐立难安。当苏法谈及他的儿子带给他的不便时，我发现自己甚至稍微退开了一些，坐姿也有些僵硬。他的儿子在《七七宪章》上签了名，因此在苏法和他的上司间造成了一些麻烦。“在那之后，我不得不怪他。”他说，仿佛那也是不辩自明的。和他谈话也让我觉得特别累——因为觉得有做出评判的需要，面对兹德涅克·苏法和其他与他类似的人时，有必要摆出一种道德的态度。近来在东欧这种需求格外明显。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罪责？这个人对他/她的朋友造成何种伤害？伤害有多深？他是共谋者、妥协者，还是暗中的反对者？他应该对此负责或只是共谋而已？这些问题似乎无从避免，因为必须先解决它们，上一个时代的压迫才能完全清除。但那段时期令人窒息的压力也就在这里：没有人可以逃脱道德之网；而最普遍的选择，也就是服从体制，却又会被迫卷入这种不寻常的不愉快当中。也许这种日常的个人决定和被迫卷入的体制性罪恶之间的失衡，甚至是不协调，正是东欧此刻混沌、不知该如何正视过去的矛盾情结的罪魁祸首。对兹德涅克·苏法这类其实相当常见的人物该怎么办？他毕竟代表一种常态，而且是几十年的常态。这里每个人都认识一个兹德涅克·苏法，会在当地酒馆和他打招呼，而且很多人也知道自己多么容易就成为另一个兹德涅克。这使得人们很难去评价，也很难不去评价。我可以感受到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巨大、沉闷的倦怠感，希望这整个烦琐的情况能早日结束，早日宣判其无效、失效、被废除或撤回。我想我感觉得到自己也很想遗忘，很想否定这一切。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方面是过去的纠缠。在天鹅绒革命之后的一年半，捷克仍处于这种阵痛期，不是遗忘之苦，反倒比较像是受制于牢记不忘之痛，也就是仍执着于过去的伤害和不公。我在布拉格展开的每次交谈，最终几乎都会碰到“名单”问题，一份据云记录着秘密警察告密者的名单，其中包括多达二十万个人名。大多数人都主张公开名单，坚称“那些人仍藏匿在我们之中，有些人还在工作单位获得升迁。这样不公平，我们需要知道那些人是谁”。其他人——这些人占少数——则指出那份告密者名单毕竟是秘密警察所拟定的，而在此之前，是没有人相信秘密警察的。再者，记有最重要的告密者的名单也许在政权交替之际就被毁了。那份名单上诚然有罪该万死者，但也有一些是受到审讯或拷问而就范的人，在那种情况下被迫签署一份文件，如今因导致他人付出生命而受到谴责。

尽管有这些反对的声浪，一般人仍支持制定相关“清理”法，将名单上的人踢出工作单位。“清理”的意思是净化，这个字眼回荡着纳粹的阴影，尴尬地再度现身新时代，语言本身仿佛就在有意无意地警告这一过程的谬误。在此同时，十名国会议员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秘密警察档案上，暗示他们也是告密者。虽然在法律上不能强制国会议员解职，但那些政客都饱受强烈的请辞压力。

我花了一些时间和其中一名议员聊了一阵，他的情况充满了宿命的讽刺。他名叫扬·卡万（Ján Kavan），他所遭遇的事情真是莫大的讽刺，因为代表反抗的地下组织在国外工作二十年的他，最近才返回捷克。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刚在国会发表完一篇演说，为自己辩护。一开讲，就有三十个人直接走出会场。这场面委实令他有种今昔交错的复杂之感，他说自己马上回想起当年作为被孤立的学生异议者的年代，以及更久远的有关他父亲的事迹。

关于斯兰斯基公审有本很棒的回忆录《爱与自由》，就是扬的母亲罗斯玛丽·卡万撰写的。罗斯玛丽是位活泼迷人，又非常有智慧的英国女性，说来有趣，她不幸地和一名捷克犹太人坠入爱河，并且挑在最错误的时间前来布拉格定居。抵达后不久，斯兰斯基公审便开始了。罗斯玛丽的丈夫帕维尔（Pavel）正好是任职于外交部的热血共产党员，他在一个美好的早上离奇失踪，落入捷克监狱的虎口。

在公审的舞台上，帕维尔·卡万只是个配角，是名所谓的“证人”，其“证词”是支持几名主谋者罪行的证据。也因为如此，他逃过了死刑，在四年多后获释。只是不久后他便离开了人世，死于心脏病。

和安娜的母亲一样，罗斯玛丽在帕维尔被拘禁期间也像是从地狱走了一遭，生活穷困孤立，还有艰辛困苦的体力工作。尽管如此，她仍然坚持留在她所选择的国度，因为尽管备受折磨，她已经爱上了这个国家。直到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她才终于因参与反对运动，很有可能遭到逮捕而被迫离开了捷克。她的两个儿子也差不多在同时离开。

扬和他的父亲并不亲近。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遭到拘禁，出狱后又不久便过世，而且根据罗斯玛丽在回忆录中的叙述，他的父亲其实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但是儿子扬后来对父亲的世界产生了兴趣，大学论文亦探讨他父亲所领导的战前国际学生联盟（International Student Union）。“令人惊讶的是，我当时就已经有种今昔交错的强烈感觉。”扬说，因为在那段时间，他本人也涉足学生政治活动，变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激进分子，亦即自认为改革派的共产党人，希望共产党能从内部进行改造。后来他又和一群被称为布拉格激进派的学生在一起，成为布拉格之春的推手。

其实初次接触时，扬并不符合一般英雄人物的形象——他身材不高，行动有些笨拙，头发逐渐稀疏，皮肤苍白，而且心脏病刚刚才二度发作。他讲话很小心，没有言论过激或言过其实之处，或许是因为不想掉入自我辩护的陷阱。我相信他一直在检视我，看我是否相信他，毕竟他已经非常习惯别人的误解了。

我是在“赫尔辛基人权观察组织”（Helsinki Citizens' Watch）[35]的办公室和扬见面的，那是一个监督人权是否遭到侵害的组织，他在里头负责一些工作。他办公的楼里，还有另外不少于三个致力于人权与和平任务的组织，包括“约翰·列侬和平俱乐部”（John Lennon Peace Club）。赫尔辛基人权观察组织的职员个个都是双目有神，能讲多种语言的年轻人。他们身穿时髦的窄腿长裤和宽大的T恤，来自不同国家，从事属于他们这一代的革命活动，而且幸运地能在这么赏心悦目的环境下工作，还配有计算机和国际电话作为他们的战壕和路障。

在这种环境下，扬·卡万的故事似乎显得格格不入，给人一种时代错误的感觉。他目前的麻烦源自一份秘密警察档案，影射他在旅居英国期间曾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报告指控他在二十岁出头时，曾和一个党部官员见过几次面。卡万承认在布拉格之春结束、他首度前往英国时，仍然希望能返回捷克，因此曾和外交部一名负责教育事务的官员会面。那名官员对他的际遇表示同情，想要提供帮助。卡万说，他跟那名官员曾礼貌地交谈过，但是从未给过对方任何有意义的信息。

那是发生在苏联入侵后不久的事。接下来二十年，卡万在海外像捷克的卡珊德拉[36]一样，毫不厌倦地从事捷克政情分析的工作。在英国，他撰述有关捷克情势的文章，并偷偷夹带出访谈记录和手稿，还创办了一个刊物《东欧通讯员》（The East European Reporter），在东欧专业人士圈内备受推崇。后来他又设立了“帕拉赫出版社”（Palach Press），将包括哈维尔的文章在内的手稿交给西方出版人。他一天工作十八个钟头，开非法会议，并秘密潜入捷克活动。在限制非常严格的当时，他却可以出入捷克，这被视为他与当局勾结的证据。但是卡万拿了几本他得以潜入捷克的英国护照给我看，我发现护照上所使用的照片都经过易容，根本无从辨识，比如蓄有胡须或使用了其他变装手法，另外还搭配使用一连串的化名。在英国，更改姓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奔波海外，直到1989年11月历史再次翻转时才决定返回自己的家乡。虽然在英国居住已长达二十年，但他说短短五分钟内，自己便下定决心，返回国内。归国不久，他便前往新成立的公民论坛工作；几个月后，更以公民论坛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议会选举，不过这一平台即使对于他以前致力异议活动的同事来说，或许也太过激进（在西方的语义上）了。他认为他的政治立场或许再度惹得其他人不快，或许这也是他目前身陷麻烦的部分原因。

“我不在乎继续居于少数，”他说，“但是被贴上这种标签，被指控和我终身为敌的人相互勾结……这个嘛，实在太可怕了。”他在议会走廊对我说，很谨慎地避免流露出怨恨或苦涩的语气。人们经过他时或转过视线，或使用过度热情或欢乐的语气和他讲话，仿佛把他当成少不更事的反对派学生。

卡万在国际上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因此他的案子在海外已经造成轰动。英国和美国的报纸对他的案子的处理均表达了遗憾；但是在捷克，他几乎完全受到孤立。有关他的传言满天飞。比如关于一次他潜入捷克后，有多少异议分子遭到诱捕的谣言；关于他如何密告自己父亲的谣言——虽然报道这个传闻的报纸所宣称的事件发生日期，距离他父亲过世根本已经相差了十年之久。虽然此刻没有人能绝对肯定卡万二十年前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但指控他的意愿依旧非常强烈。拜当时“卡万事件”不断出现在报道中所赐，所有和我聊起他的人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在他的立场认为疑点未经证实便不能加罪。这中间有问题，人们坚定地表示，一定有什么问题。

有关名单的传言也在不断扩散。谁在名单上，谁应该在名单上，谁对谁做了什么事……当然，告密自己的国人是捷克一种非常让人震惊的现象，而这种驱魔似的急切需求也反映出当时告密行为有多么猖狂。但就是因为这种勾结，或说是适应的行为比比皆是，才使得真正缉拿真凶、清理旧账之举极为艰辛。要针对谁进行起诉？会不小心遗漏了谁？哪种程度的共谋关系才构成犯罪？何谓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般公民权？在对这么多人进行“整肃”之余，又该如何避免少数人成为代罪羔羊？

卡万的故事错综复杂，细节很难厘清；但是由于他的家庭历史的转折，使他几乎成为一个极具意义的范例，反映出追求“整肃”的意愿，如何可能只会令捷克坠入怀疑和处罚的旋涡，苦苦纠缠，历久不衰——就像在惊悚的道德故事中，你所获得的正好和你最初希冀者完全相反，揭露出你意愿的黑暗面。

在一个版本的轮回神话中，一个人在穿越到下一个世界时，必须喝下遗忘之水和记忆之水——一方面使其卸下过去的负担，带着希望和纯真来到人间；另一方面又让人们能够带着智慧和知识的记忆重返人世。这种平衡对于一般凡人而言是遥不可及的，但我一直在想这个神话，以及在穿越到一个“新时代”的此刻，东欧人或许也学习到：在他们深刻体会到遗忘太多所带来的危机之后，太多的记忆同样也会带来莫大的危机。

“我们做笔记，我们旅行。空虚啊，空虚。”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在充满异国情调的埃及曾如此感慨。我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亦复如此。

小镇火车站。我提着行李箱，蹒跚地走向闲停在广场另一边的出租车。在前往旅馆的途中，四周沉浸于薄暮时分的宁静，什么都没有。一群年轻人身穿皮夹克，在一家冰淇淋店前喧哗笑闹，然后是更无边无际的宁静。和出租车司机交谈时，我发现斯洛伐克语跟波兰语很接近，很容易理解。他一直称赞布拉迪斯拉发城郊的乡村美景。

这里是斯洛伐克的首府，这个地方最近正酝酿着不满和分离主义的情绪。我看到了关于群众、集会和暴动山雨欲来的报道。在弗拉迪米尔·梅恰尔（Vladimír Mečiar）的领导下，大型运动正蓬勃发展。梅恰尔是共产党转型的民族主义者，正鼓吹附属捷克七十年的斯洛伐克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对这一现象的好奇，是促使我过来一趟的部分原因。不过我是在周末抵达的，而周末是连最迫切的政治热情也会暂时搁置的时候。

我所停留的基辅（Kiev）饭店，采用一种光线朦胧的现代风格，在前共产党官员眼中算是高级典雅的代表，饭店职员的态度不一般地粗鲁。在餐厅里，我勇敢面对观光团体朝我投来的质疑眼光和一群斯堪的纳维亚青少年嬉闹的喧嚣尖叫，因为我非得吃饭不可。如果换个心情，我会惊异地发现自己犹如置身一个轻歌剧的场景：侍者们一副倨傲的神情，富有男性气概地穿着宽松的白衬衫，紧身黑裤；女侍们则穿着贴身的、鞋带紧系的白色长靴。一名身穿长礼服的钢琴手正演奏着各类歌曲，从《彩虹彼端》（‘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到披头士，再到这个夏天流行全东欧的《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的主题曲。但是我心情低落，即使食物也无法让我开心起来，虽然公平地讲，这餐饭已经算是我在捷克境内所品尝过的最好的一餐了。

回到房间，我拨了几通电话给别人引荐给我一见的人，但是每个都不在家。我不想出去到空旷的街道闲逛，也不想到大厅去忍受更多好奇的目光。除了这间枯燥乏味的旅馆房间和我，这里什么都没有。我只好用一杯没加冰块的伏特加酒抚慰自己，沮丧地想自己在地球的这个角落到底在干什么。记得布拉格的某位朋友曾问我奔波在旅途中感觉如何，我回答他，我最大的发现是这个世界是圆的，不管我多么害怕从世界边缘坠落，前面总会出现另一个地方。“啊！不过最大的问题是，”他引用一名波兰作家的话，“这世界的尽头究竟是铁丝网，还是竹篱笆。”现在我觉得自己来到一个世界的尽头，两者皆有，还逐渐退化成陈腐、少有人来的状态。

在晨光的照射下，布拉迪斯拉发显得比较友善，尽管第一眼看上去还称不上迷人。基辅饭店坐落的地区，其外观形成于社会主义时代。这里的许多老式建筑已被刻意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偏远城市特有的俗丽气质，使用便宜的建材，展现“他们”所独具的丑陋天分。不过当在这个清风徐来、阳光普照的早上徜徉其间时，我开始感受到布拉迪斯拉发无拘无束、规模小巧且毫无矫饰所带来的愉悦感。在一家百货公司附近，有成群长着乡村面孔的健壮男子，身穿磨损的宽松上装，意兴盎然地聊着天。女士们身穿1955年流行的洋装样式，脚踏高跟鞋走在街上，面带怡然自得的神情。这一切——过气的时装和慵懒的节奏——莫不令人联想到另一个中欧城市，即我幼年时居住的克拉科夫。我感到一种有时会在这种“落后于时代”之处找到的类似乡愁的满足感，一种混合着怀旧和熟悉的情怀。我们已经走过那段岁月，已经将其抛诸脑后，对于我们可能成为什么，它不构成任何挑战。

在一间规模庞大，几乎空置的民俗艺品行，我发现了一些我在普罗旺斯（Provence）之外看到的最漂亮的陶器，大型摆盘上绘制着蓝红交织的水果和树叶，以及釉彩细致、造型优雅的农人。我曾经跟捷克人交谈过，他们表示斯洛伐克的美感让他们相信斯洛伐克人在精神或自我认同层面上，是有其特殊天分的。这种观察中或许带点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正是让斯洛伐克人不满的优越感，而且刺激了他们饱受批评的民族主义情感。但是这种本土的美感确实强烈而鲜明地展现在这些民俗工艺品中，另外也展现在从雅那切克（Janáček）到巴托克（Bartók）等作曲家所探究的美妙民俗音乐中。就连我在一间图书馆墙壁上所看到的教化性壁画，笔触亦高雅而时尚。

只是斯洛伐克的“自我认同”究竟包含些什么，是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因为斯洛伐克此刻的存在，实属历史上一宗小小的意外——一种小国的意外，而欧洲这一地区的这种小国可谓比比皆是。斯洛伐克有四百万人口，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既接近波兰语，也接近捷克语。再过几个世纪，可能很容易便会和其中一种语言融合为一。再者，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短暂而可悲的那段时期外，斯洛伐克在近代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它短促的辉煌时期是第9世纪，当时斯洛伐克人第一次和摩拉维亚人统一。但是大摩拉维亚帝国非常短命，第10世纪时，斯洛伐克便被匈牙利人所征服，并被统治了接近一千年，后来则受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庇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洛伐克和捷克基于平等的邦联方式，成为统一国家，不过斯洛伐克人始终觉得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

小国经常为大国所争夺、交换、瓜分和背叛，这一地区的历史有太多这种事例。想要维持一个独一无二的斯洛伐克主体意识，势必需要一种独特的韧性。也许当前宛如来自另一时代的激进民族主义，便是那种韧性与褊狭的另一种体现，是自我存续的必要手段和代价。

布拉迪斯拉发的旧城也有种胸无大志的魅力。在这非常炎热的一天，烈阳折射在狭窄的石板街道上，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某个意大利小镇。一间间刷白墙壁的住家，窗台装点着天竺葵，百叶窗内不断传出无拘无束的嘈杂对话声，角落的吧台亦传来男人的对话声，在在给人一种从容却丰富的温馨感觉。

作曲家胡梅尔（J. N. Hummel）[37]的故居，是我见过的最低调的博物馆，一个房间内摆放着一架古钢琴和几件典雅的家具，向后开放进入一座花园，从街上透过店面窗户便可一览无遗。我心想，在这宁静的房间和城镇创作精致的音乐，是件多么愉悦之事。

我在一间气氛优雅的酒吧和约瑟夫（Jozef）碰面，斯洛伐克人自诩和捷克人不同的一点在于，他们是啜饮葡萄酒，而非痛饮啤酒的人。身为作家和翻译家的约瑟夫，这回不知怎么的，竟然忘了像往常一样去度周末了。他正打算前往乡间的别墅，因此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只有时间跟我喝杯酒。可是一旦坐定，他又似乎什么都不急了，兴致盎然地品着酒娓娓道来。他是个圆滚滚的中年男士，有着令人愉悦的眼睛和斯洛伐克人橄榄色的皮肤，言谈举止在在显示出他是个热衷追逐乐趣、个性幽默而喜乐的人。这个周末他打算用自己小果园生产的水果制作果酱。因为从来没学过开车，所以他打算搭公交车去。“我不懂机器，”他声明，“再说，如果我必须开车，就不能在下午小酌一杯了。人必须放松一下，你不觉得吗？”他开心地笑着。

他正在翻译一本关于哲学的书，自己也写点东西。我问他，斯洛伐克作家使用被认为非常小众的斯洛伐克语写作，几乎没有机会被翻译成外文或畅销海外，这样会不会有挫折感。“是否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其实不重要，”他主张，“每个文化都是个自给自足的实体，已经具备它所需要的所有元素了。”

这种说法出乎我的意料，也颇让人欣喜，因为其中蕴含着一个尚未陷入褊狭的局部、小型世界充实及丰沛的远见。不过相对地，这也意味着另一个问题的存在。我问约瑟夫对分离主义运动有什么看法，我以非问不可的态度来问这个问题，并且期待他会给我一个进步的好答案，不料他却突然变得闪烁其词起来。他说这牵涉到复杂的国家认同问题，捷克人始终视斯洛伐克人为次等国民。连蒂索神父（Jozef Tiso）[38]也应被看作支持斯洛伐克独立的人……讲到这里，他突然露出不安的神情，决定说到此为止，没有把话讲完。

这句话开启了一个小分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蒂索神父是斯洛伐克的总统，而近日民族主义分子又重启对他的崇拜。蒂索神父执政期间，是斯洛伐克在现代史上唯一获得民族“独立”的一段时间，而之所以能获得独立，则是拜和德国联盟之赐，蒂索不过是纳粹的傀儡。那一时期斯洛伐克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残暴事迹，可谓罄竹难书。

所以当意识到约瑟夫竟然有为蒂索辩护的意图时，我升起一种怀疑的情绪。我一向认为只有极端分子才会提出这种主张，但像约瑟夫这种善良亲切的“知识分子”，全身上下没有丝毫狂热倾向的人也这么说，委实令我倍感困惑。这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迥异于我从其他地方所感受到的：属于19世纪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由于牵涉到基本的自我问题，便舍弃了其他道德观念。或许是对被压抑的过去所展开的另一种报复——一种因为长久以来屡遭压制、遗忘与贬抑而产生的对“民族认同”的坚持。

后来，我又有了一次会谈，这次比较符合我的期待，但或许并不符合当地的现实情况。交谈的对象是斯洛伐克最古老的文学杂志的编辑。他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整个过程中香烟抽个不停。他认为分离主义运动只是一种少数人的现象，虽然制造出不少噪音，但一旦到了紧要关头，人们便会回归理性了。毕竟，没有捷克属波希米亚和摩那维亚的领土，斯洛伐克在经济上会陷入窘境。再者，一旦东欧脆弱的边界稳定被打破，谁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斯洛伐克境内拥有大群匈牙利少数民族，是历经几世纪匈牙利人统治而遗留下来的，也是此刻斯洛伐克所企图加以控制者。针对斯洛伐克人给予匈牙利人的待遇，他适度表达了自由主义者的愤慨。最近这里才举行过示威活动，反对赋予匈牙利人完全的语言权，甚至婚礼仪式也不能以匈牙利语进行。对于上述这种情况，这位编辑摇了摇头，沉吟地猛吸了一口烟。

他留给我一本他所编辑的杂志，其中有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39]、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40]和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41]的作品——中欧作家群像。还有几篇出自斯洛伐克作家之手，那些人名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不过当我用我足以缓慢了解文章内容的斯洛伐克语阅读其中一篇诗作时，便发现自己踏入了熟悉的领域。那篇诗作是对寂寞和女性痛苦的强烈而深沉的检视，由于内容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感到自己愚蠢地被震惊了。为什么当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有着沛然感情和理智的真诚生命时，总会感到这么惊讶？更进一步，我们所认为的其他地方究竟是什么？波兰对我而言一向代表这里，一个完全现实的地方；斯洛伐克虽然近在咫尺，在我的想象中却属于一个遥远的角落。当我们容许想象中遥远角落的居民忍受残酷或痛苦的现实时，却很少会设想他们同样也拥有复杂、细腻的真实感受能力。或许真实细腻地感受整个地球的脉动根本是不可能的；又或许我们想要有个比较单纯世界的冀望，原本就是根深蒂固无法消除的。其实期盼整个世界能变得跟我们一样，与坚信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跟我们不一样，两种想法同样让人挫败。

第二天，我搭出租车前往距离市中心几里路的杰温城堡（Devin Castle），亦即第9世纪摩拉维亚王国所坐落之处。半路上，出租车司机指着一群行走于乡间小道上的人：“越南人，”他说，“是个问题。”越南人？我有点困惑地反问，因为他们出现在这里有种出现在任何西方国家都不会有的不搭调的感觉。“哦，是啊。他们在战争期间来这里读书，然后就留下来了。他们是个问题。”啊，对了，越战。这些当然是北越人，他们流浪到这里，然后停留下来，因为这里的生活比家乡轻松，不过实在很难想象东欧能够成为任何人的庇护所。

杰温城堡是座雄伟、灰白、破败的塔楼遗址，破落的筑垒城墙从岩石起伏的海角升起，然后消失在海岬一端，俯瞰在这里形成宽广、宁静弯道，并与摩拉瓦河（Morava River）汇流的多瑙河（Danube）。拜占庭僧侣西里尔（Cyril）与美多迪乌斯（Methodius）兄弟在第9世纪旅行到这偏僻之处，甘冒沿途的各种危险，只为完成摩拉维亚的使命，亦即将基督教义和西里尔字母带到这个仍属异教徒的地区。这些早期的多元文化信仰者对西里尔字母势必颇多争议，因为当时大多数的教会人士都认为只有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这三种语言适合被用来书写圣经文字。

从这个战略守望位置，摩拉维亚君王得以一边注视德意志部族的行动，同时另一边监视波希米亚部族的行动。今日在多瑙河的对岸，便可看到奥地利的农业地区，可以见到他们近乎强制性的规律设计，宛如先行清晰画出了固定的区域和方块，闪亮的车辆行驶在极其平整的道路上。与河流这一方杂草丛生和凌乱不堪的对比，更如展示报告般清晰明了。直到最近，奥地利一直这么近，却又那么遥远；现在，终于可以去到彼岸，亲眼目睹了。而这种令人恼怒的近距离存在又似乎在不断提醒这里的人，有些人就是过得那么轻松、那么舒适。

在邻近杰温城堡的某处，有只公鸡正高声啼鸣，一对好看的情侣在此闲逛。这是个温暖、懒散的星期日。沿着一条衰败的古老石阶下行的我，再度往城堡望去，感慨世代交替正如小草的荣枯。也感慨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只不过是经年累月的龌龊事迹，唯有在相当距离之外，当它已成为平铺直叙的故事和少数剥落的石块时，才堪回首。

日暮时分，光线变得诡异而神奇：靠近地面，一座小型公园的树下呈现一片漆黑；然而，天空仍是闪亮的靛蓝色。这个效果可以媲美马格里特（Magritte）[42]的画风，同时呈现出光亮和黑暗。一群乌鸦大声嘎嘎而鸣。一条小巷上有五名壮硕高大的警察，面对一排围栏不疾不徐、不失庄严地同时小解。一群喝醉的青少年全身西方朋克装束，跌跌撞撞地走在街上，不断叫喊。我企图招出租车却始终无法如愿，不得不搭上公交车。在询问这辆车是否前往布拉迪斯拉发时，只得到对方粗鲁地回吼一句。

精疲力竭。一个后战后社会。当你知道这一切的结果，即这种事情永远都不会结束，且总是带来恶果时，你要如何怀抱着热诚前进？

我在永远离开捷克之前，首度发了顿典型的旅人脾气。事情发生在捷克旅行社（Čedok Travel Agency）。我去那里其实是办一件最简单的事：我想买张车票去距离此间不到三个钟头车程的布达佩斯（Budapest），那应该是最繁忙的路线之一。坐在玻璃柜台后的女子看着我，仿佛我让她做的是最不合理的工作。时刻表？她轻蔑地耸耸肩。她不知道。能不能请她查查看？她心不甘情不愿地取下一个厚重、沾满灰尘的表册，似乎以前从来没有查阅过。我赞许自己始终维持镇静的态度。最后，她终于查到相关信息。能不能帮我订一张票？她瞪我一眼，仿佛我让她做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她还是坐了下来，帮我订了一张票。然后，她没好气地告诉我，要分到座位，我必须到车站去。听到这里我终于爆发了。不行，我告诉她，我现在就要分好座位。那女人嚣张地转过身，开始和她的同事聊天。我也嚣张地站在玻璃柜台前，摆出十辆马车都别想把我拖走的气势，相互僵持。几分钟过去了，排在我身后的人开始同情而不耐烦地低声抱怨。终于，那女的没有表现出如点头等等的让步姿势，只是拿起电话，然后写了一张纸条，一语不发地推给我，上面是座位号码。

在整个旅行当中，每次在餐厅、旅馆、旅行社、飞机场等处看到西方旅客气愤地对东欧职员极尽侮辱地斥责，诸如“这里还是一个共产国家！”或“你们活该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时，我都颇不以为然。然而现在，潜藏已久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用词在下意识中全冒了出来，虽然用的是毫无帝国主义气势的波兰语。我大叫：“这里什么都没有变！你们再怎么样都是自己活该！”对我的咆哮，那旅行社职员只是抱以漠然的轻蔑。我大步而去，气得发抖，当真岂有此理！

火车上，我和一个大约十岁的金发女孩同一车厢。她身穿牛仔裤，系着一条米老鼠的皮带。和她同行的祖母有双清澈的蓝眼，如果不是满脸细纹，甚至给人很年轻的感觉。她们说着捷克语，全程都在玩翻绳游戏，或有韵律地拍掌，带着一种小孩嬉戏的感觉。祖孙间流动着一种快乐、充满感情的喜爱，是那种一定要透过这种种动作和笑容来代代传承之物。她们在抵达边界前的某一站下车，我也很高兴在离开捷克前的最后记忆中，能留下这幕美好的画面。

[1]扬·胡斯（1371—1415），捷克宗教思想家、哲学家和改革家，也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认为一切应该以《圣经》为唯一的依归，否定教皇的权威性，故被天主教视为异端，将他处以破门律，又将他诱捕烧死。扬·胡斯因殉道留名于世，也是捷克民族主义的标杆。1999年，天主教会正式为胡斯之死道歉。

[2]穆夏（1860—1939），捷克籍画家与装饰品艺术家。

[3]蒙特威尔第（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

[4]托马斯·马萨里克（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与爱德华·贝奈斯和米兰·什特凡尼克一起被称作“捷克斯洛伐克开国三元勋”。

[5]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01—1986），捷克作家、诗人，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6]鲁道夫·斯兰斯基（1901—1952），捷克共产党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担任党的总书记。于1951年被捕，1952年以犹太复国主义等罪名被判处死刑，1968年被平反。

[7]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1896—1953），捷克共产党领导人。

[8]指利奥波多夫监狱，由一座17世纪为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入侵而建的堡垒改造而成，20世纪时以关押政治犯闻名。

[9]卢德维克·瓦楚利克（1926—2015），捷克籍作家与记者，秘密出版物时期的重要作家，曾起草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的《二千字宣言》。

[10]海丝特·白兰，美国作家霍桑1850年出版的代表作《红字》中的女主角。已婚的海丝特与牧师丁梅斯代尔产生了爱情，被冠上“通奸”的罪名，被迫终身佩戴红字“A”。但她不惧众人的眼光，受尽屈辱却又坚强而有尊严地活着，追求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

[11]弗兰斯·哈尔斯（约1582—1666），荷兰黄金时代肖像画家，以大胆流畅的笔触和打破传统的鲜明画风闻名于世。

[12]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代表人物，以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13]马勒（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及指挥家，是19世纪德奥传统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音乐之间承前启后的桥梁。

[14]弗朗茨·韦尔弗（1890 ——1945），出生于捷克的奥地利作家，活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5]马克斯·勃罗德（1884—1968），捷克犹太作家。

[16]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人区，用德语写作，与捷克文化也有隔阂，一度不被捷克人承认为自己的作家。

[17]俄罗斯知名汽车品牌。

[18]约瑟夫·什克沃雷茨基（1924—2012），捷克作家及出版商。他的作品风格多样，所写侦探小说闻名捷克文坛。

[19]米洛斯·福尔曼（1932—2018），犹太人，捷克裔美国籍电影导演、编剧，曾凭《飞越疯人院》和《莫扎特传》两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20]雷诺阿（1841—1919），著名的法国画家，也是印象派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21]指为了他人而甘愿牺牲自己。

[22]白山之战，发生于1620年11月8日，是三十年战争早期的一场战役，也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的波希米亚阶段。

[23]弗兰茨·约瑟夫（1830—1916），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后成为奥匈帝国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在1850—1866年间，还曾担任德意志邦联总统。

[24]奥匈帝国期间，以这个词称奥地利社会。

[25]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奥地利作家。奥匈帝国瓦解后，自我放逐到德国。他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

[26]拉比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犹太教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

[27]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

[28]维尔诺，维尔纽斯（Vilnius）旧称，立陶宛首都。

[29]伊凡·克里玛（1931—），出身犹太家庭的捷克小说家和剧作家，通过《被审判的法官》等小说反对强权政治，号召民主与正义，其作品被禁止出版达二十年，只能够以秘密出版物的形式流传。

[30]英语童谣中的形象。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矮胖子，坐墙头，栽了一个大跟头。国王呀，齐兵马，破镜难圆没办法。”后被引申比喻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或打破后难以复原的事物。

[31]1993年1月1日，捷克与斯洛伐克正式解体，成为两个独立国家。

[32]捷克克鲁姆洛夫，南波希米亚小镇，保持了中世纪的风貌，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33]米罗（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塑家、陶艺家和版画家，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

[34]帕斯卡（1623—1662），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假定所有人类对上帝存不存在下注，并假设在上帝可能存在的情况下，信者和不信者会分别得到无限的收益或受到无限大的损失。他的结论是一个理性的人应该相信上帝存在，因为上帝存在，则信者受益无穷；反之，若上帝实际上并不存在，信者的损失也有限，顶多失去一些乐趣和享受而已。由此推论，相信上帝存在，方是稳赚少赔的赌注。

[35]1978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以监视苏联对《赫尔辛基协定》的执行情况为宗旨。该协定于1975年由三十五国共同签订，明确将人权引入美国与苏联关系的主流，使得扩张主义受到各国的集体制约。许多专家也认为《赫尔辛基协定》对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确实起了推波助澜之作用。

[36]古希腊神话人物，具有预知未来的禀赋，但因为抗拒阿波罗，说的话不为人所相信。

[37]胡梅尔（1778—1837），出生于斯洛伐克的奥地利作曲家与钢琴家。

[38]蒂索神父（1887—1947），斯洛伐克罗马天主教神父，曾为斯洛伐克人民党领袖之一。1939—1945年为纳粹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傀儡政府首脑，参与迫害犹太人之举，二战后被处死。

[39]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保加利亚出生的犹太裔作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德语写作。

[40]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著名的诗人、翻译家、散文家和外交官，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1]雅恩·帕托什卡（1907—1977），捷克哲学家，《七七宪章》发起人之一。

[42]马格里特（1898—1967），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因其作品中带有些许诙谐以及许多引人深思的符号语言而闻名。

第四章 匈牙利

布达佩斯的火车西站（Nyugati）给人更南方的感觉，此站与埃菲尔铁塔由同一个建筑师设计。美丽的玻璃屋顶下面，有点像巴黎建造于世纪末的豪华火车站，只是气味比较刺鼻，整体外观也比华沙或布拉格还多点橄榄色。只见赤脚的吉卜赛人身上穿着飘逸的多彩服饰，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1]农妇身穿一层又一层僵硬的裙子，有个人把全身赤裸的孩子举在一个造型雅致的小喷泉上方，随处可闻见水果汁和西红柿汁的味道。

我相当紧张地环顾庞大的车站：哪里可以招到出租车？我该如何拖着行李走过去？我一句匈牙利语都不会。不过正当我提起行李时，一个男的朝我走来。“德文？法文？英文？”我们选定使用哪种语言后，他便非常有礼貌地护送我去搭出租车，然后自行返回车站。那人显然是车站向导之类的人员，专门替迷茫的旅人指点迷津。匈牙利的观光旅游业发展得比其他邻近国家都早，他们的准备也更为充分。

我此行居住的街道暗蒙蒙的，一种东欧式的黑暗，没有霓虹灯，没有街灯，但也没有恐惧。几乎是乡村的那种黑暗。“是霍夫曼女士吗？”一个带有曼妙匈牙利口音的声音从一扇窗里传出来。有人照原先所约定的在等我。别人告诉我，我所住的街道名称叫伦巴赫·塞巴斯蒂安（Rumbach Sebastyén），正如纽约的德兰西街（Delancey Street）一样，是有其特殊含义的。昔日这里是犹太区的正中心，如今却只是布达佩斯一个被荒废、遗忘的角落。不过，负责管理我所租公寓的妇人，倒是标准的匈牙利式犹太老妇：头戴假发，身材小巧，貌似温和，但有着舍监果断的声音和举止。她为我买了几种早餐食品，然后在一张纸上写出价格，径自用德文帮我加总。我不懂德文，但是这点并不足以阻止她全程用德文跟我对话。她带我参观我所租的小套房，值得庆幸的是其中备有若干生活设施：一间私人浴室、一部电话和一台大电视。我的房东显然颇以那台电视为傲，特意提高音量试图向我解释些什么，仿佛这样便可以刺破我的愚昧。

等她离开后，我马上浏览各电视频道，好看她究竟在得意什么。当然，有一个是匈牙利频道，不过也有捷克、俄国和德国的，德国频道正在播放隐晦的情色节目；还有些流行频道，循环播放即将来访的摇滚音乐会在欧洲大陆的演出时刻表以填补空白的时段。如果布达佩斯比波兰或捷克更靠近南方，那么它实际上也更西化。

从我房间窗户往外看，可见一个条状的狭窄深幽院落，漆黑如墨，只有几间公寓的灯火点缀其间。窗外传来电视、做饭和聊天的声音。当我逐渐入睡时，一首天籁般的舒伯特奏鸣曲从某处传来，声音出奇地清晰；接着是月色般充满渴念的马扎尔（Magyar）[2]乐曲，仿佛暗示这里文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的混合多少仍系属中欧。如果匈牙利比较靠近南边，接近西方，那么——我应当记得的——这里也就不偏不倚，正好坐落于欧洲中央。

我在布达佩斯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没有下文，这里的通讯情况比华沙还糟糕，四次中有三次没有拨号音，不然就是错误的忙线信号，或是微弱的电话挂断声。然后，比华沙更常见的现象是：没人应答，或接电话的人劝我在早上8点前再打过去。布达佩斯是个早起、工作勤奋的忙碌都市。匈牙利人习惯同时做两份工作，或者到处兼差。目前物价攀升飞快，薪水赶不上物价，有些人逐渐致富，人人都变得更有求胜心，工作也变得比以前更加勤快。

街头到处可见忙碌的景象。布达佩斯的节奏、步调和交通都不亚于东欧其他大都市，此外还拥有东欧令人印象深刻的空气污染。烈日炎炎中被塞在车阵里，对呼吸系统真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即使最油滑的出租车司机也被迫接受长时间的等待，不过他们为摆脱塞车所采用的行车技巧，就算以纽约的标准来看，亦令人叹为观止。

我在凯悦酒店（Hyatt Hotel）的咖啡厅小坐时遇到两名英国妇女，她们埋怨布达佩斯毫无魅力，跟西方都市一样，而且越来越西化。其中一名妇女记得开放前游览时，这里还是一片灰暗与沉郁，对于猎奇的目光也比较有吸引力。我也记得二十多年前还是学生时，曾经短暂来访，见识过布达佩斯沉郁的一面。当时人们都低着头走路，肩上似乎永远扛着沉重的负担。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经历了二十年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3]和其“古拉什共产主义”（goulash Communism）[4]的治理，结合一党专政和若干经济自由政策，使得匈牙利成为东欧集团中发展最快的国家。今日的匈牙利，男人西装笔挺，女人手执公文包，来回穿梭，各个忙于拼搏，面无表情。尽管我也愿意抵制异国情调的诱惑，但是就外表看来，布达佩斯的确太“正常”、太西化了，令我不免有不知身处何方的感觉。在这一切当中，东欧何在？我在看什么，或在搜寻什么？我们需要不同或相反的色调，才能激发不同的感受。但是布达佩斯市中心所展示的，正是现代都会的生活写实：废气、人群、众多商店，外加餐馆林立。虽然大部分仍是低调和实用性的，但是在比较高级的小区，一些精品店几乎像是巴黎或维也纳风格，价格也同样高档。

尽管所有物品都越来越容易取得，但有一样东西在东欧各地却逐渐稀少，那就是时间。昔日这里的时间是不同的，充足而缓慢。有漫长的暑假，有持续到半夜的对话，人们会凝视窗外，看看那个下午他们的街道上会发生什么事……没有需要赶时间的理由，没有远大的志向或财富以追求。而现在东欧各地的时间都加快了脚步，因为可能有什么需要赶着处理，日历上开始布满潦草书写的记事，人们也学会说：“好的，我可以给你十五分钟，我们快速碰个面。”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根本的转变，就像转变为多党制一样，因为时间的分配会影响我们和他人最深层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经历。从现在开始，咖啡闲话的机会减少了，人们不再悠闲地边喝咖啡边闲话家常、观察别人。单纯凝视和缓缓思考的时刻减少了，临时兴起、不必事先约定便突然造访的情况也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忙于生计，忙于重建这个世界。不过这样一来，或许也可以减少反复品味生命不公的时间，持续、刻薄地观察邻居的时间，或因为欠缺希望和目的而虚度的单调乏味、毫无长进的时间。

所有匈牙利人都抱怨匈牙利人的不满实在太多。的确，不太可能找到一个人承认这些变化真的有带来任何好处。“什么事都没有改变，”人们都热切地向我确证，“真的一件都没有。”

由于和波兰一样，这里暗黑的反讽似乎也关乎荣誉，因此对这类话的可信性我应该大为保留。不过这种对改革的无感，或许也反映出若干事实。“革命”在匈牙利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和波兰或捷克不一样，因此匈牙利走向“正常”国家的距离也明显地比较短。在卡达尔统治二十年后，匈牙利已经拥有了私人企业所需要的现成基础建设，1989年来临时，共产主义事实上已经承认放弃意识形态的幽魂。在旧有政治和社会体制垮台之前，新的政治结构已然成形。1980年代中期，异议分子已经分裂为两个敌对团体，亦即日后两个主要政党的雏形。所以在随后相继出现的后共产主义时期的病态和综合征上，匈牙利也表现得更为深远。匈牙利几乎没有欢喜拥抱团结一致的阶段。目前当权的是几个定义非常清晰的政党，外加“匈牙利民主论坛”（Magyar Democratic Forum，MDF）这个从异议团体发展而成的保守政党。这种情况在东欧随处可见，俨然成为后共产主义无法避免的逻辑。进步的异议分子在短暂的发光发热后，便注定走向分裂。

在仓促走过后续阶段的现在，匈牙利甚至已经达到了西方水平的政治冷漠。据我了解，上一次地方选举，大约只有百分之八的人现身投票。

人们谈起政府，仿佛视其为某种轻歌剧，只是不幸多了严肃和令人烦恼的一面。对于象征性事情永无止境的讨论，比如匈牙利国旗上的纹章是否应该采用古老的圣斯蒂芬王冠，人们听了只会翻白眼。我还听说国会经常上演矫作的论战戏码，不过有些人将辩论的激昂归咎于匈牙利语，因为这种语言本身内含炫耀与戏剧化的夸张倾向。

我个人则倾向认为国会大厦建筑本身或许才该为那些夸张的倾向负责。如果语言会影响政治的风格，那么政治操作的舞台自然不遑多让，而匈牙利国会大厦的建筑和装潢可谓招致过度自负的始作俑者。国会大厦建于19世纪末，正值奥匈帝国的辉煌时期，因之彰显出一种宏伟壮阔的气派。国会大厦新哥特式的外观，层叠绵延着拱门、穹顶、钟楼，以及设计精致的入口。主厅并不大，但是金光闪闪的装潢、光彩灿烂的水晶吊灯，以及新哥特式的木雕，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这种内部装潢不啻鼓励最谦卑的政治家也堕入王尔德的名言：“人生的首要任务，是尽其可能地矫揉造作；第二任务为何，则迄今无人知晓。”匈牙利民主论坛党的批评者告诉我，该党自从掌权后，便落入几近专横的姿态。在政治变革后，该党以一纸行政命令规定学校应该加入宗教课程，不过那项命令随后便遭撤回。另一方面，一位知名的政府发言人宣称：“既然我们赢得选举，新闻界现在就是属于我们的。”民主精神中限制自我权力、友善与人分享权力等特性，在刚开始一定显得相当别扭。除了行动引起质疑外，东欧的政客们还没有完全习惯平等主义和权力分享的思维方式。

康拉德·哲尔吉（Konrád György）[5]或许是匈牙利最有名的作家了。他有一张我眼中典型的中欧脸，带着浓厚怀疑色彩的神情，甚至散发出哀伤的感觉。眼神严肃而警戒，似乎有种引人不安的力量。“情况有很戏剧性的变化，却也可以说毫无变化。”他说道，似乎对两者均感不耐。

“我对于戏剧性的变化很有兴趣，”我说，“因为每个人都告诉我毫无变化。”

“语言改变了，”他说，“以前僵化的语言不见了，现在人们可以掌控自己的语言，却很难找到有创意的语言，已经出现了一大堆新的陈腔滥调。”

“哪种陈腔滥调？”

“有关民主的陈腔滥调。”

当然。我在东欧到处都可以听到——高谈阔论包容性、多元主义、个人权利和人权，全是很高贵的理想，但也很快便会令人感到陈腐，就像所有变成官方宣传口号的东西一样。重复性的语言会造成表达与含义的不符，因为容易形成无意识的自动表达。

但是人们的生活情况呢？现在有没有什么改变？

他耸耸肩。“对于根本性的问题，人们可能持有不同的想法。”他一语带过，仿佛不愿刻意强调这句话，“但认为他们在雅鲁泽尔斯基的统治下不快乐，在马佐维耶茨基的统治下就会快乐是错的。不管来的是哪个‘基’，总有幸与不幸，有希望和绝望。”

不错。对我而言，这点似乎终于正确地描绘出改变后此间所发生的情况：一个可以同时概括最近一连串事件所带来的震撼，以及随后笼罩东欧的奇特宁静的注解。我们太了解乌托邦式希望所轻易点燃的革命、历史与进步的循环，以及随之而来的倒退；我们也太了解许多政治体制及其限制，以及政治本身的限制。政治可以让情况变得比较能够容忍或者难以容忍，但是面对人类社会，像是嫉妒、年龄、争权夺利、对爱情失望，甚至是普通小感冒，政治都无能为力。踏入“正常”世界很难让人天真地满腔热血，因为那个“正常”世界的缺点，一样那么显眼。

“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相当戏剧化的故事，”正当我准备舒适地沉浸于这个宿命论的观点时，康拉德却说，“几个月前，一个秘密警察来找我——不错，还是原来的那些秘密警察——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有礼貌。他客客气气地告诉我他们想要移除我家里的监听设备。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移除监听设备是不会让对方知道的，但是其中大概有十七个案子，他们想要公开执行，从而让每个人都知道移除监听设备的行动已经展开。他非常担心我太太，怕她知道我们家有监听设备会昏倒。”康拉德一脸好笑的神情，“我告诉他，我太太不会有问题的。”

我必须承认这段话让我相当惊讶。匈牙利在卡达尔统治的最后几年相当“自由”，以致我还以为监听行为早已落伍。不过，一个政治体制能够实现什么固然有外部的限制，但内部的限制，即使是最开放的政权，显然也是紧缩狭窄的。

我那新近回归祖国的捷克友人马丁前来访问几天，不过马上对每件事抱怨连连。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太宽了，比例不够完美，不如捷克的伏尔塔瓦河。布达佩斯太灰暗，布达山脉（Buda Hills）蔓延太广，不像布拉格的山脉刚劲挺拔。

的确，这一段多瑙河河面宽广，河水汹涌、灰暗，满是垃圾杂物，毫无诗情画意之感。河水一边，较古老的布达爬升好几层山坡；河水另一边，平坦的佩斯则贸易欣欣向荣。设计优美的桥梁，全是纳粹陆军撤退时无端炸毁后重新建造的，绵延跨越两岸，因烟雾和车流，显得隐晦而朦胧。布达佩斯建筑规模之浮夸也令人侧目。就地缘政治而言，匈牙利几乎和波兰一样处于不利之地，但是在帝国掠夺的年代，匈牙利则比较幸运。基于1867年的折中方案，奥匈双帝国成立，匈牙利亦成为罗马尼亚和若干斯拉夫民族的帝国统御者。19世纪末期，匈牙利人甚至会严肃讨论“匈牙利至上”及“天赐大匈牙利”，亦即历史上所有曾隶属于匈牙利的土地，终将整合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梦想。布达佩斯的大部分设计和建筑都是在这段民族优越期完成的，因此反映出当时匈牙利的光荣意识。比如其中心干道有如巴黎的奥斯曼式大道一样宽广，许多年代较久远的公寓建筑也大得离奇。

但是布达佩斯毕竟是一个东欧城市，规模气派的建筑是和煤烟、尘垢与凌乱的外观相互依存的。我逐渐喜欢上这种结合，喜欢布达佩斯的严谨风格，与其径自展现历史创伤的那种落落大方、不卑不亢的态度。有些状似高贵的雄伟建筑，似乎好几个世纪没有整修；许多平常建筑的石墙外壁还遗留有密密麻麻的弹孔，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也有可能是1956年抵抗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6]斯大林政权时所留下的。布达佩斯曾数度遭到包围，并英勇抵抗。

总之，布达佩斯的感觉像是佛罗伦萨，乃至布拉格的小威尼斯，是座严肃的都市，而绝非梦幻之城。对其而言，美丽是镶嵌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不过，就瓦茨街（Váci Utca）而言，其标准和规模又另当别论。这是条迷人的狭窄街道，也是主要的旅游景点，被点缀得光鲜亮丽。瓦茨街是布达佩斯若干中欧韵味达到极致的地方之一，其魅力部分来自昔日的风采。18世纪末时，这条街就已经非常时髦了，有些咖啡店和古书店在此地已存在许久。在其中一个小广场上，有座迷人的女孩手持鱼篓的雕像，优雅地喷着泉水。这些小雕像和喷泉是布达佩斯美丽的特色，一种介于居家和公共艺术之间的艺术形态，是介于宽广的都市景观和亲密凝视之间的存在。

布达佩斯人对于瓦茨街和其上的现代饭店，以及贯穿其间的步行拱廊，感到非常骄傲。“有种置身米兰的感觉。”一个朋友如此形容。比较昂贵的店面闪烁着上好皮革的光泽、珍贵珠宝的璀璨，以及匈牙利刺绣的明亮色彩。有的地方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冲洗出照片，阿迪达斯专卖店前永远有人在排队，还有一家麦当劳，在周遭景观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俗丽而丑陋，不过我的匈牙利朋友们似乎也引以为傲，每次都试图拖我去光顾——虽然一直没有成功。

观光客熙来攘往，奥地利、德国和荷兰的访客面带疑惑地注视着标价；多是阿拉伯人的货币兑换商拉着观光客的袖子，在耳边低声透露兑换汇率；还有个黑人手持海报，为一家脱衣舞夜总会做广告。这就是共产主义结束后的东欧。

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看见成排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站在瓦茨街上。他们从世界上更为贫穷的地区前来此地，贩卖一些小商品。他们的面容和举止反映出都市环境中若干几乎被遗忘的东西，诸如最基本的健康、自尊或单纯。他们皮肤红润，身材结实，目光直接而清澈，笑容坦诚而快乐。以一种农村的文化，他们全都穿着同一样式的衣服，女人一身浆挺的白上衣，宽大的裙子，上面绣着同一款式的精细花样，头上戴着头巾；男人则身穿雪白衬衫，外面套着绣花背心。贩卖的商品也装饰着若干重复的样式和花纹：包括厚亚麻布做的桌布，上面装饰有粗工刺绣的大花；陶器上有漂亮的绿色釉彩；还有绘制了宗教画的玻璃等等。尽管这份生意的收入对他们而言应该相当重要，但是他们绝不推销或乞求，就只是挺直了身体站着，手持一条桌布或女式衬衫，不带任何表情地看着来往的路人。

我有一次靠近他们想要仔细看看商品，结果几个警察朝我们走来，打断了交易。那些特兰西瓦尼亚人身手矫健，连同他们的商品一溜烟似地消失在人群中。我留在原地，惊奇地注视着这迅速的消失，满心好奇那些警察在按什么规矩行事，因为那些特兰西瓦尼亚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街上，连续几个钟头都没有受到干扰。这一定又是一套东欧人最擅长的“你假装来捉，我假装来藏”的游戏，说不定现在还在玩，仅仅出于习惯。

夜幕低垂，即使破旧的市容也变得迷人，浮夸转变为宁静的辉煌。当多瑙河成串珍珠似的街灯在水面投射出倒影时，布达山脉的峰峦也形成一道绵长的漆黑线条，其中只点缀着照明的纪念碑。从佩斯方向看去，布达城堡区以及附近马加什教堂（Matthias Church）的哥特式尖塔成为视线的焦点。从布达往佩斯方向看去，目光的焦点则集中在壮丽辉煌的国会大厦及其在水中缥缈的分身上。沿着多瑙河往远处看，是一连串灯光闪烁的桥梁和荡漾在水中的倒影。

马丁和我坐在佩斯一侧沿着多瑙河开设的一家露天餐厅里。他对食物颇多抱怨，认为不如自己家乡品种多样。就我而言，这家餐厅的食物算是颇差的。不过话说回来，整个匈牙利的烹饪都乏善可陈。昔日出名的匈牙利料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每样食物都泡在油水和一种无色的辣椒酱里。新鲜蔬菜似乎已被排除在餐厅的食材之外，和布拉格的情况不相上下，或许同样基于过度健康的理由。送来的甜点上面涂满鲜奶油。一个吉卜赛乐团震耳欲聋地演奏着过于繁复的曲调：纯粹是对灵魂的震撼。周遭充斥着迷人，也令人迷惑的匈牙利语，带有巴托克式的切分音和愉悦感。即使在说英语时，匈牙利人都会注入他们自己语言特有的韵律和柔软，产生一种奇特、微弱的低回。

布达佩斯的晚间文人聚会，乍看之下，会让人以为是纽约曼哈顿上西区的聚会，只除了这里普遍穿得比较正式，礼貌也比较周全。这个匈牙利的新兴阶级还没有完全习得那种简洁冷漠的矫揉之姿，或故意展现的低调之态。在布置老式而奇特的小客厅里——一个从厨房区隔出来的空间，放置着厚绒豪华型座椅和沙发——人们情绪高涨，对话慧黠犀利。一对公开的同性恋伴侣，几人曾经就职于西方职场，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已经离婚。他们的话题包括新的杂志，以及房地产价格——至少在商用地产方面，这里已经远超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每个人都说得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而且大部分还流利掌握其他数种外语，不过他们在“他”和“她”两字的使用上却奇特地漫不经心。有人告诉我，匈牙利人没有这种性别上的区分用法，虽然我很难想象这样一种语言上的状态，但显然对匈牙利人而言，即便是在其他语言中，女性和男性的区别也无关紧要。

不过，我终究是身在东欧，而不是曼哈顿。一旦开始聊起一些轶事，我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激进派的经济学家告诉我，要让工厂员工放弃原来的社会主义工会而加入新的工会，是件很困难的事，原因很简单，原工会仍掌握着饭店和度假温泉——在意识形态和度假之间，大部分人会毫不犹疑地选择后者。另一个人讲了一个有关匈牙利人经济上急于靠近奥地利的笑话。“你们知道奥匈足球赛谁输了吗？”那笑话是这么说的。“不知道。谁？”“意大利。”

“啊！这个笑话是以前哈布斯堡时期经常讲的。”有个人指出。

当宴会女主人茹饶（Zsuzsa）热切地谈起我在短短数日内所听到的第二个有关窃听的故事时，典型东欧的感觉便更加强烈了。原来在卡达尔时期的匈牙利竟有这么多窃听事件！

宴会男女主人的情况最近大为好转。彼德（Péter）这位活力充沛、非常聪明、双眼永远闪烁着敏锐兴味的男主人，被任命出任一个高级学术职位；而直到不久前，他可还是匈牙利遭到严厉迫害的异议分子之一，没有工作，被不断骚扰长达数年之久。

在那些年间，茹饶和彼德非常清楚他们楼上的邻居就是告密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公寓里有监听设备，楼上的人可以记录他们在公寓中的一言一行，之后再转交给警方。可以想见这两对夫妻平常是不讲话的。彼德性情比较温和，会忍不住在电梯里跟对方点头打招呼；个性比较强硬的茹饶则坚守立场，完全无视对方的存在。然后有一天，楼上的男主人打破沉默，要求彼德跟他聊聊。在小酒馆里，那男的闷闷不乐地喝酒，然后借着酒力承认他已经负责监听彼德好几年了，如今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份肮脏的工作。他喜欢彼德，良心上觉得非常痛苦。总之，他希望彼德知道，他已经打算切断监听系统。

彼德是个仁慈又理性的人，他劝这位邻居不要采取这么激烈的行动。彼德指出，他不做，还会有其他人来做，同时这位邻居还会惹上麻烦，也许会失业。不管怎样，接下来几个星期，他们每次碰面时，邻居男子对彼德和茹饶都显得异常高兴和友善，仿佛卸下了重担。然而之后，他们之间再度恢复阴郁的沉默，彼德和茹饶猜想他们一定又重新展开了监听行动。

那些插曲发生后两年，匈牙利发生了比较重大的改变，这两对夫妻的情况也完全反转。彼德突然被平反，有了名气，还接受访问；邻居夫妻则突然停止了监听游戏。

“从这时开始，故事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转变为巴尔扎克（Balzac）了。”茹饶皱着眉头说。某天，她在公寓前遛狗时，楼上的邻居太太走了过来。这次，邻居太太跟她打了声招呼，然后尴尬地企图跟她谈话。她们逗弄着狗，假装这几年间没有发生任何事。邻居太太表示很高兴见到彼德出现在最近一个电视节目中。（“她当然很高兴，”有人插口道，“她或许还很骄傲，因为她对彼德太了解了。”）

“不过，接下来这部分应该值得分析一下，”茹饶继续道，“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哪根筋不对，竟然邀请她上来喝杯茶。”

来到公寓后，邻居太太很热切地到处参观，兴奋地嚷着这一切有多么时髦，多么美好。“喔！我一直很想看看这里装修的结果怎么样。”她说着，不知道自己的话里泄露了多少秘密。他们显然一直利用监听设备追踪这间公寓的装修工作。

接着，故事转入一个没有文学先例可循的方向，因为这种事只发生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邻居太太热切地转向茹饶。“拜托你，”她说，“你也许可以运用你们的影响力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巴拉顿湖（Lake Balaton）[7]有点家产，但是1948年被那些混蛋夺走了。我们试图拿回来，但有点问题。那些混蛋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不过你们，你们有关系，你们可以帮我们一点忙。”

茹饶说，她惊愕地听着邻居太太的话，勉强含混地回答，她不认为自己有力量可以做什么。故事就此结束，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有人建议，这些素材可以拍一部电视连续剧了，名字就叫《邻居》，两对夫妻的家运盛衰可以延伸到新的时代。东欧形式的邻居，以其特殊的亲密性，可以辗转发展为同心协力或是卑鄙贪婪的关系。这种亲密性凝聚成一道紧密热切的道德古拉什浓汤，东欧民众已经领会了其间的生存之道，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空间和闲情逸致去追求理想中的道德纯净；而在比较富有和自由的国度，我们偶尔会高唱道德纯净的理想，尽管也极少能在生活中具体实践。

权力残酷的亲密性：间谍与被监视对象之间偷窥似的联结，施虐者和被虐者间的残酷联结，导致面对面的接触对双方都极具冲击性。在听说茹饶的故事后几天，有人告诉我更早时期的一段际遇，也是一次有如普通“邻居”间的晤面，却同样荒诞不经。向我讲述的这名妇人说她在1949年的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公审中曾遭受迫害。数年以后，她待在一家剧院的门厅时，有两个男人朝她走来。“你认识我吗？”其中一个男的问道。“不认识。”她先是回答。那男的听了用两手遮住脸部，只从指缝中露出眼睛，正是当年遭迫害时她所见到的模样。

“现在认得了吗？”那人又问。

“喔，对。认出来了。”她回答。

“那我呢？”另一个男的也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更仔细地端详那男子。“你，你是以前经常打我的人。”她回答。

“呃，那你想怎么样？”那男子友善地反问，“我只是奉命行事。”

“对，”她回答，“但你也不需要打那么用力啊！”

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剧院，观赏表演。

芬芳的布达山坡。一条陡直的街道，古树茂密，有如置身公园；恣意蔓延的花园，茂密的枯黄野草；占地宽广的别墅，斑驳褪色，土石塌陷，色彩苍白。正是塔可夫斯基（Tarkovsky）[8]电影里的场景。我来拜访卡塔林（Katalin）这位刚认识的朋友。在她的公寓里，褪色的毯子优雅地垂放在沙发和书桌上，墙壁上悬挂着几幅农村风景画，还有一幅名叫帕恩（Pan）的乡村男孩的画像。从阳台上可以远眺布达山坡蜿蜒直达多瑙河的绝妙景色，以及壮丽的城市远景。我们坐在阳台上啜着饮料。卡塔林身材高挑轻盈，头发盘于颈部，容貌间永远带着抹沉思与忧愁。

她柔声告诉我她的成长情形，以及何以直到此刻才开始借由心理分析，挖掘她的犹太背景。出于某种原因，犹太背景战后在此地比在波兰更是禁忌的话题，她家里对此就从来不提。她知道她的身份背景中掩藏着秘密，问题是一知半解比完全丧失记忆更为令人困扰。她还记得祖父曾带她去过一间犹太会堂，曾在家族聚会中间接听到有关战争的创伤，也感觉到某些事情上蒙着一层迷雾。“这是我这一代人的故事，”她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又该拿新获得的知识怎么办。你知道这种情况有多让人苦恼吗？”所以现在，仿佛对秘密展开驱魔行动，或至少让秘密摊在阳光下，她对犹太教变得非常热衷。身为学校教师，她正考虑前往布达佩斯新开的一家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9]学校任教。

近期在匈牙利有类似复兴犹太意识的风潮，也有对反犹主义复萌的担忧。匈牙利的犹太人数居东欧之冠，有八到十万之多，大部分集中于布达佩斯。在剧变开始之初，有人担心在犹太人居重要职位的行业，尤其是媒体界，可能会发生叛乱。执政党推出一种陈腐的战前式区分，一边是“平民主义者”，即所谓依附于乡村与土地的真正的爱国分子；另一边是“都市主义者”，即代表都市知识分子，并主张犹太人不是真正的匈牙利人的人。不过尽管喧嚣不断，嘈杂中倒是不见真正行动，种种迹象也显示匈牙利并没有真正步上反犹主义之途。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无端遭到开除；主要的反对党自由民主联盟（Free Democrats Union）中，有许多领袖是犹太人和革新的知识分子，尽管选战中其他政党毫不隐讳地用反犹太的战略加以攻击，但他们仍获得选票支持。于是我乐观地期望，或许反犹主义令人反感的言论终会逐渐丧失说服力以及对民众幻想的操控吧。

“精神分裂”一词经常出现在匈牙利人的对话中。人们谈起过去真觉得自己有精神分裂症，觉得自我分裂或有双重人格，那种感觉甚至到现在还在折磨着他们。或许应该说特别是现在，自从——啊！这一点他们还是承认的！——自从整个体系改变以后。

也许这个词就是匈牙利人性格中最自我标榜的特质：忧郁，正如波兰人一样。这种特质部分出于灵魂的抒情风格，出于英雄冲动的对立面，出于宁以辉煌壮烈之姿孤注一掷的性情。我所了解的匈牙利式忧郁英勇、迷人，夹杂着欢乐的多变气质。在精神病症领域里人们原本可能更糟的，这样算是不错的了。

但，不是这样的，这里的“精神分裂”似乎跟我在波兰或捷克所听到的事又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在和社会学者加博尔（Gábor）对谈的下午，这种情况再度发生。而据我所知，加博尔有份虽不太有趣，但十分正当的工作，他应该没有理由有这种感觉——不管“这种”指的是什么，我难以理解其内涵。“是不是大家，比如你，都必须做很大的改变，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当他提到这些日子他奇特地有种“精神分裂”的感觉时，我不禁开口问他。

“不，不是的，”他回答道，“只是我们过去的二十年正面临不同的评价。我必须重新思考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而我不确定……呃，我不确定我的立场在哪里，或者应该采取什么立场。你瞧，我们太常自欺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自责？你是不是觉得有什么事是不该做的？”

“不，也不算是，”他说着，表情丰富的脸上闪过一丝沮丧，“只是如果不思考的话，有上百种存心欺骗的办法，而显然，你就是不会去思考。你没有办法每天都思考你的原始动机何在，否则你永远进不了办公室。但是现在，我晚上总睡不着，一直在想某篇有关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文章是不是完全真实的，或者我是不是并没有说出我应该说的话……呃，我就是不知道。因为我甚至在了解某些事情之前，就已经阻止自己去探究了。”

“这样不是过分谨慎吗？”我问他，“毕竟，如果你决定留在这里，就必须多少演点戏，不需要真的完全妥协啊！”

“啊，这正是问题所在，”他说，“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妥协，什么不是妥协了。”

“我懂了。”我回答，但其实我还是不懂，至少不完全懂。这是不是匈牙利民族太过敏感的一个例子？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偶然读到纳道什·彼得（Nadas Péter）[10]的一篇短篇故事。有人告诉我，他是战后一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过作品极少被翻译为英文。这篇故事名叫《一个有关火和知识的故事》（‘A Tale About Fire and Knowledge’），文章形式介于讽刺性诗文和非常复杂晦涩的哲学论文之间。其迂回与精巧的文章论述的是某一国家人们所使用语言的双重性，以及公共语言如何渗入，成为私人的、内化的语言，结果只余思想上的某种不适，作为记忆的印记，暗示二者曾经的分别。后来某个晚上，这个无名国家火灾四起，电视台亦报道了这次危机。一时激动之际，主播竟然一句话说顺嘴，脱离名实不符的双重语言，传递出真正的危机意识。顿时全国为之震惊，用餐的叉子停顿在半空中，因为人们都认出这几乎被遗忘的真实语气。之后危机解除，主播再度戴上一如往昔的面具，其他人也同样暗自松了口气，恢复原貌。

这个故事让我对“精神分裂”开始有了线索。如果同样的故事写的是波兰，听到新闻的观众会忙着分析主播字谜游戏后面的“真正”意义；在捷克的版本中，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主播将实情掺入报道中的情况，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就只会挑起恐惧的情绪，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主播会为她的失言受到处分。但是在纳道什的故事里，字谜游戏已被每个人内化，乃至收听新闻的人不再知道他们知道些什么，或遗忘了些什么。对照之下，这种更为复杂的双重性，必定反映了卡达尔时期匈牙利的复杂氛围——当时政府所提供的酷似真实和自由的一切，民众有可能信以为真；因此也有可能与之共谋，几乎淡忘掉原有的疑虑。

但这只是几乎，却非完全，因为要完全摒除众人的疑虑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太多人仍然记得，尽管卡达尔政权以为人称道的“古拉什共产主义”收尾，却毕竟开始于恐惧和背叛。卡达尔早期的生涯是恐惧的最佳范例，情节引人入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是拉科西·马加什无情政府中的核心一员；在1948年第一次整肃时期，卡达尔受命逮捕拉科西的头号目标拉伊克·拉斯洛，并负责审讯工作。在党组织中，拉伊克原本是卡达尔的上司，一个忠贞的斯大林主义者，也是秘密警察的创办人，自有其残暴的一面。卡达尔承诺拉伊克，如果他“招供”自己是美国间谍的话，可以免于一死；拉伊克同意了，而不出意料地，下场就是遭到处决。1951年第二次整肃的这一回，轮到卡达尔自己被关，遭到酷刑；直到1955年因另一道司法命令才获释。在悲惨的1956年暴动中，他再度凭借背后插刀展示了他的求生技巧。他先是加入一个革命团体，追随纳吉·伊姆雷（Nagy Imre）[11]；但几天后，他便叛逃到苏联。在起义活动被苏联第二次入侵平定后，卡达尔出现在广播中，宣布成立一个新的亲苏联政府，由他自己担任第一书记。接着又开始背叛曾短暂掌理国务的纳吉，口头答应保障他的安全，实际却逮捕他和他的同志们。两年后，经过秘密审判，纳吉等人均被处决。（这段资料部分取自帕特里克·布罗根〔Patrick Brogan〕所著《被困缚的国家》〔The Captive Nations〕，该书是研究战后欧洲极佳的史料。）

卡达尔刚开始执政时，也曾进行他自己的整肃行动，直到后来国家陷入绝境，他才被迫实验性地增加产业自由化。结果绝大部分匈牙利人都赞许卡达尔的政权，因为相较于其他东欧国家，在私人企业方面，他提供了更多物资、机动性和宽容度。在共产主义末期，前来匈牙利的外国观察家经常无法分辨匈牙利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匈牙利人自己也说，他们是“劳改营当中最快乐的营房”——有趣的是，波兰人也同样这么形容自己。卡达尔政权严酷的开端几乎被完全从众人的意识中抹去，直到最终才重新浮现，也就是直到纳吉·伊姆雷在1989年被象征性地重新安葬，才敲响了匈牙利共产主义终结的钟声。不管如何，人们仍旧无法完全遗忘记忆中那劳改营的起源，或者忘记他们的看守者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交易，让营房内越来越舒服，但外面那爬满十分漂亮的瑞士常春藤的围墙，却永远都无法拆除。

我想这种模糊的状态，这种接近正常的“酷似”状态，便是“精神分裂”的本质所在。在匈牙利应该比在波兰或捷克更难知道一个人内心真正在想什么，或者相信什么，几乎就跟在西方一样困难。对于所处体制的情况，一般人会小小地自欺，或者不把实情全盘托出，以便同时相信两件事。而如果一个人总是坦然地小小自欺，那么现在一定更难跟那段模糊的过去和谐共处：到底是要接受还是拒绝它，是要衷心赞许自己以前的态度，还是真心对那段酷似正常的生命感到痛苦而自责。

我觉得很神奇，在这一切当中，匈牙利微妙的审慎是如何反映人们所生活的复杂环境的？大环境的结构又如何镌刻与交织在内心的小宇宙中，以不规则的碎片形式，层层包裹缠结？

布达佩斯是个到处都是博物馆的城市。我从一家画廊逛到另一家画廊，里头尽是丰富的古老文化的手工艺品。我漫步过一间间庞大的绘画展示厅，那些画作明明和西方绘画息息相关，但对西方世界而言却是个无名的艺术世界；明明属于欧洲的一部分，却又如此被排除在欧洲意识之外。如往常一样，每当想起这点，我心中属于西方的那一边便会升起失落的感觉，而从我心中的另一边，甚至会浮现出一抹愤怒。

布达山脉的城堡区内，坐落着几家博物馆，它本身也是一个博物馆。皇室宫殿及其周边建筑盖好后沦为废墟，又再重盖，就这么毁灭性地周而复始。布达佩斯的居民最早躲入人迹罕至的布达山区避难，是在13世纪中期鞑靼人恐怖来袭时。布达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成为繁荣的都会城市。然而其黄金时期在1541年土耳其开始统治时画下句点。1686年布达试图脱离土耳其统治时，曾导致长达七十五日的围城，结果整个城市变为废墟。继而建立的巴洛克风格城市，再度于1849年遭到围攻——哈布斯堡王朝对当地顽强反抗的镇压行动，在1848年民族之春（Spring of Nations）[12]革命浪潮中写下了惨烈的一页。最近一次令人心碎的攻击，则是1945年1月苏联军队的进攻，扫荡坚守最后据点、负隅顽抗的德国军队。不过这些还只是几次比较重要的战役，根据历史学家的计算，处于战略要害的城堡区，曾遭受过不下三十一次的围攻。

在重建的城堡园区中，有间社会主义者名之为匈牙利劳工阶级博物馆（Museum of the Hungarian Working Class）的场馆，此刻正在展示匈牙利被迫与当代欧洲隔离那个时期的艺术品。刚刚才过去的这段时期突然成为一段可供观看的往事，而就像所有的过往，这段历史很快就成为博物馆馆方和历史学家注意的对象。华沙曾举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展，布拉格也举办过共产主义最后时日的展览。布达的展览则针对斯大林-拉科西统治时代，亦即匈牙利人生活最悲惨的那段岁月。

穿梭于展览厅的我，不禁感慨那段岁月是多么奇特，又是多么地脱离常轨——一半是欧洲，却也有部分是拜占庭帝国的；部分属于20世纪，部分属于早先比较黑暗的时代。就像拜占庭帝国一样，苏联的统御是个象征王国，生动地展现在这些展品身上反复出现、受到限制的象征上。每个物品、姿势和表达方式，都在该象征系统中有固定与明确界定的意义，令人不得不怀疑这个具有高度形式化与神圣感的世界，在某种深层的延续性上，是否正是拜占庭这个以控制圣像和象征意义为权力基础形式的帝国的后裔。

在走入展览会场第一个展厅时，另一种相似感不断萦绕于心。只见伟大领袖的大型海报和巨型雕像，群众踏着整齐步伐、举起手臂致敬的相片，还有对体格健美、英雄式“新人”与干净、快乐的“工人阶级”的膜拜，这所有的一切，都难免令人联想到法西斯的象征手法。

还有艺术！在展示当代绘画作品的整个展览厅，我对那些臣服于恐怖主义美学统御的艺术家不禁心生同情。当然有些艺术家也曾以间接或公开的方式企图反抗。比如无所不在的斯大林像，每个主要城市都必须竖立。在作品竞标时，就有人试图拿出最差的作品，以免承受获胜的屈辱。那些画作令人感伤之处在于，显然有些画家仍企图在作品中维系若干画家的尊严。比如有些作品呈现出奇特的组合，以严谨有力的画风，表现令人作呕的意识形态正确性。有幅气氛忧郁、新印象主义画风的作品，描绘一个女孩惆怅地望着窗外，手中正在绣制一面红色旗帜上的斧头和镰刀。还有一幅画描绘的是一个小男孩，崇拜地注视着一位一身戎装的女兵。展览中最无耻的画作当属一幅巨型油画，但见一个年轻的士兵正朗读着一份明显激动人心的宣言，家人齐聚在破烂的小房间里屏气凝神，仰望着这位少年英雄，就连正在削马铃薯皮的祖母也摆出恭顺专注的神态。

我注视着这幅作品，试图以欣赏一幅维多利亚时代庸俗作品的心态去感受其间的奇趣或兴味。但是这种类比不管用。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我们或许并不喜欢画家的感情，但他们的画作仍是画家本身的反映。然而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只看到画家的虚伪矫饰，甚至是对内心的违背。这类作品太缺乏生趣，连粗俗技法的活力都付之阙如。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学院派艺术，只是它所企图展现的不是高级绘画艺术的惯例，唯见品位庸俗的公式。

在艺术展览之后，文献的展示就显得比较有感染力。有些照片展示1949年的公审，包括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拉伊克·拉斯洛的照片。他是位身材高大、脸孔称得上漂亮的男人，他注视着法庭，脸上同时带着轻蔑，以及对自己命运的心知肚明。这幕影像格外令人颤抖的是，他之所以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是因为他不久前才站在迫害者的一方。

后续的展览还有谦逊的“资产阶级”室内装潢造型的复制品。由于“资产阶级”是窝藏敌人的大本营，因此相关建筑都被摧毁殆尽。放大的照片中展现着荒废的一排排监狱牢房，与带刺铁丝网围起的田野——监狱变得更舒服以前的牢房。1950年代早期的恐怖时期，匈牙利的情况格外惨烈，据云有高达四万名受害者被处决或是遭到虐待与囚禁。展览的最后，是一尊真正的被砍倒的斯大林雕像，鼻孔塌陷，一个大型的放在躯体旁边的金属制下巴被敲下来，已然成为生锈无用的废铁。1956年革命开始，时代巨轮继续转动。

人们凝视着这些阴暗的篇章，气氛凝重沉静。在展览结束处放置的一个本子上，有人写下长篇评论。尽管在匈牙利，如同在波兰一样，如果有心，每个人都可以挖掘到许多历史真相，但如果终于能公开地弥合这种认知上的缺口，能完整而普遍地拥有这方面的信息，必定会产生某种扫除阴郁的功能。也许这会是不受限制的讨论、哀悼和掌握未来的开端。

靠近瓦茨街的一间时髦画廊的橱窗里展示着裸体男子相互拥抱的光面照片。在一个地下通道，杂志上的照片风格有如《阁楼》（Penthouse）[13]，有些也颇为露骨。东欧正处于情色泛滥之际。共产主义永远无法压制的生命领域，便是情色。色情业的流行虽不能解释为对真正清教主义的反抗，但或许可以说是对视觉清教主义、长久禁制色情行业与情色影像的反抗，仍是一种对“他们”的反抗。

有一天，我注意到国会前面摆放了一枚巨大的红气球，上面绑着一条横幅，带有Levi's的标志。这种并置颇为讽刺：从红星标志到带有牛仔裤广告的红气球。不过这或许也是单凭一个对象、一个影像便可以赋予如此象征性意义的最后一刻了。象征王国已经崩溃，很快红气球就会只是红气球，情色也不过就是情色而已。

回到位于伦巴赫·塞巴斯蒂安的公寓后，我打开电视，里面正好在播放一部适合电视播放、描述旧金山单身生活的美国电影，拥有电视不可缺少的愚蠢剧情。接着是一部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Aaron Presley）[14]的老片子。如果在纽约，我大概两部片子都看不下去，但是此刻我却黏在电视机前。我猜我是有点想家了，而且，在东欧待了几个月下来，屏幕上纯粹的美国元素让我全神贯注，无法分心。这些人为什么老是笑得合不拢嘴，展现他们洁白的牙齿？他们为什么这么活力充沛，乐不可支？当男孩和女孩（因为这些电影里似乎每个人都是青少年，不管他们的年龄理应多大）在一起时，为什么那么天真无邪？在遥远的此间看来，这些透过角色所传递的动作、姿势和个性，宛如来自另一个世界——由其怪癖狂妄的活力便可断言，那是个没有什么压力，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世界。从这里来看，显得特别怪异。

我第二次来布达佩斯是搭飞机来的，坐进出租车前先看了一下它的计价器。由于欠缺监管，这里车费的差距颇大。出租车司机有张幽默的长脸，一个匹诺曹一样的鼻子和一枚樱桃小口。虽然致歉的语句使用过度，倒还算是说得一口不错的英语。

“你的英语说得很好。”我赞美他。

“不，没有很好，真的没有。抱歉！”

“你在哪里学的？”我问。

“我老师三十年前就告诉我，我应该学一样有用的语言。不是俄语。不过总之，我结了婚，有了小孩。抱歉！不过八年前我在邮政计划署上英文课。我本来在那边上班。”

“为什么会离开那个工作呢？”

“我以为出租车会是门好营生。毕竟，我没有大老板。这点很好。”

“那出租车真是门好生意吗？”

“对不起，这根本不叫生意。有太多出租车了，政府根本不制止。布达佩斯有一万辆出租车。太多了。像你也许就会叫到另一辆出租车，也许！”

“过去一年，政府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抱歉！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他们工作得很辛苦，结果他们提高了物价，没有提高薪水。真是抱歉！”

我决定纵容我自己一下，因此这次住进优雅的盖莱尔特酒店（Gellért Hotel）。啊！蓬松浴巾的奢华啊！盖莱尔特酒店是栋有点怪异的建筑，完工于1918年，其白色石质外观，搭配拱门与曲线的精致设计，宛如直接由盖莱尔特山（Gellért Hill）的白色石灰岩上生长出来。同时，建筑本身宽广、稳重的蹲踞之姿，正是我在匈牙利建筑中所见的特色。我的一个匈牙利友人称之为“大地的气魄”，而确实，这种饱满、凸起的形态，也真的传达出一种特别的气势。不过内部的一切则尽是平静的优雅，有厚厚的地毯和法式落地窗。主楼层遍布着各式餐厅和咖啡厅，外面还有宽大的阳台，只是其效果多少被布达佩斯可怕的空气污染给破坏了。

我在这里会晤朋友，一起享用美酒、咖啡和特别调制的冰淇淋。当然，每个人都跟我说了去年一年间的政治情况。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逻辑以匈牙利特有的方式展开：进步的自由民主联盟已经丧失了一些支持；保守的匈牙利民主论坛仍企图加强其对各重要部门的控制，以期建立一个“垄断性的多数”——明显重复了一种旧的匈牙利模式。最近爆发了一桩丑闻：最保守、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自有产权党（Freeholders' Party）[15]不顾一切反对，要求检视自身所有成员的秘密警察档案，暗示他们当中不能有不爱国的老鼠屎自有产权坏了这锅粥。检视结果是该党一名主要人物竟为重要告密者。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此事引发了热烈讨论，猜测自有产权党将如何处理这尴尬的情势。结果这件事很快就冷却下来，因为当前有更急迫的事情需要处理，因此人们耸耸肩也就过去了。由此亦可见在现阶段，一般匈牙利民众对于调查、搜证和宿怨方面的兴趣实在有限。

总体而言，匈牙利不比东欧其他国家，政治似乎不那么处于核心地位，尽管它可能产生潜在影响。当然，现在才只是开始，一个崭新的世界才刚刚成型，每一步都在众目睽睽的审视之下；但是政治的脉搏还没有那么紧急，政治事务只是众多事情中的一环。日常生活更为重要，有太多的发展方向和需要关注的内容。

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是盖莱尔特酒店拥有著名的盖莱尔特浴场（Gellért Bath）[16]。布达佩斯的浴场文化就像法国的烹饪文化一样，丰富多样，精致完善。这是在16、17世纪曾经统治匈牙利几乎一百五十年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所留下来的遗产之一。虽然土耳其领主和勒索般征税的希腊法纳尔人（Phanariot）的统治，多半充斥着苦涩的斗争与怨恨，但是诚如一位聪明的匈牙利人所指出的，一段能维持那么久的关系，不可能全部都只是愤恨。不管怎样，她说，土耳其人和苏联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土耳其人至少不会逼迫属民庆祝他们的节日。事实上，尽管在别处展现出高度的掠夺性，但在宗教和意识形态上，土耳其人还是宽容的。

土耳其人留下的这些有关水的习俗，即便经历了所有最恶劣的时代，仍侥幸保存了下来；也幸亏有这类足以令人透气的习俗，才使生命有喘息的空间。布达佩斯有些真正的土耳其浴仍在开放；也有各种各样的户外浴场是在土耳其人离开很久后才兴建的，其中有平价的大众浴场，也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奢华浴场。

盖莱尔特浴场是其中最奢华的一处。在里面消磨了一个早上后，我深感沐浴真是结合了某种形而上学意义与形体愉悦的习俗。浴场门厅宽大无比，回音缭绕，到处可见大理石顶梁柱，还有一个精雕细琢的中央穹顶——这种设计通常都留给重量级的金融或国家事务，而不是逐渐消逝的沐浴仪式。进入女宾区后，情景转为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7]式风情，女人们在储物柜之间的大理石地面上来来去去，或者一丝不挂，或者只系着一条围裙式的白布盖住下半身。四周以白色为主，薄雾弥漫，非常安静。服务人员身穿白制服。经过一番比划和交涉，以及匈牙利福林（forint）[18]的交易，一名导览人员尽管不太情愿，可是终于同意帮我，领着我步上大理石台阶进入更衣室。只见到处一尘不染，地面也没有水渍。褪下衣物后，我那粗鲁无礼、面容不悦的导览又引导我来到一间满是雾气的按摩间。在那里，先是用水管毫不客气地喷湿我全身，再将我放在一张台面上，彻底涂满肥皂。然后我的按摩师就登场了，身穿方形胸罩和短裤的她，身材有如运动员般魁梧，毫不留情地对我的身体施展手指功夫，其间还不时夹杂着大声的拍打，而自始至终，她都跟其他工作人员聊个不停。对她而言，我就像是厨房工作台或传送带上一块没有生命的物体。

接着进入沐浴间。有两个水温不同的半月形水池，中间隔着一条大理石走廊，上面覆盖有圆顶式天花板。淋浴室有如壁龛，全部用温润的碧绿孔雀石建造而成。在这富丽堂皇、圆融调和的室内，女人们泡澡、沐浴、来回走动，有些人身上披着罗马式宽外袍，丝毫不觉难为情。这个早上前来浴场的大半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的肉体呈现出不同形态的衰退样貌：下垂的胸部，皱褶的手臂，松垮的腹部。亲眼目睹我们肉身遭岁月摧毁蹂躏的实例，起先不免令人心情沮丧，但是那些坐在水池台阶和平台上的女人，却宛如置身发廊般闲话家常。她们已经习惯彼此和自己的身体，对她们中的一些人而言，沐浴是每天规律生活的一部分，给予酸痛的肌肉和骨头最实际的抚慰。

逐渐地，我也习惯她们了。她们的安逸有种尊严感，而环绕四周的空间也有种补偿性的高贵。它的美包括人体的脆弱，文明建筑的永恒性抚慰了人类本身的无常。这个圆顶石材建筑内部似乎将时间困在永恒的静止状态，以弥补它在我们生命中的无情流逝。

我在一个温度很高，飘散着迷迭香气息的桑拿间待了一会儿，然后穿着泳装，进入主体的大众游泳池，由玻璃屋顶穿射而入的艳丽阳光将这里照射得格外明亮。这片空间的设计饶富趣味又不失堂皇。泳池周遭环绕着盘旋有黄色花纹的石柱，旁边是附有狮头设计的喷水口，还有个正在喂食鹅群的农家女雕像，作为喷泉矗立在泳池一端。

作为这个仪式的最后一环，我进入一间阳光灿烂的露台餐厅。这里曾是匈牙利好色者展示其挑逗功夫的地方，也不乏为了感情或荣誉的叫阵决斗。他们故作勇敢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世纪。现今是成群的观光客和商人一边享受着精致的冰淇淋，一边在生意上彼此较量。

在这一连串沐浴仪式后，我觉得精神饱满，心宁气静，仿佛寻回了重要的平衡。对我来说，这种以美丽辉煌来颂赞人体的和谐，似乎是文明一种微妙而重大的成就。

波兰有一句古老的话，翻译过来大致是“波兰人和马扎尔人是表兄弟”，意在表达这两国性情上的亲近。这种亲近同彼此都有忧郁与装腔作势的个性有关，也跟两国对抗外来政权所倾向采取之革命、反抗与其他注定失败的对抗手段有关。跟波兰一样，匈牙利也有其一系列浪漫革命的英雄名录，他们在世间燃起一道炽焰，然后年纪轻轻便离世而去。匈牙利的第一任哈布斯堡王朝君主，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9]认为“匈牙利的血液中有革命和不安的倾向”，只能用特别严格的手段才能驯服。他的统御，就像随后的其他统治者一样，都孕育出了异议分子；而东欧典型的反叛模式——秘密会社、阴谋审判与无情镇压，在每一重大历史节点重复上演。1848年革命运动产生了三大领袖：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 Lajos）[20]、戴阿克·费伦茨（Deák Ferencz）[21]和裴多菲·山陀尔（Petőfi Sándor）[22]，这三人全是文人，也是行动家。其中裴多菲和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23]的命运最为相似，也是匈牙利伟大的浪漫诗人，年仅三十六岁便战死沙场。还有一位著名的波兰参与者约瑟夫·贝姆（József Bem）[24]将军，基于革命情感，他率军在特兰西瓦尼亚获得短暂胜利。当哈布斯堡王朝请来“欧洲的宪兵”俄国军队，协助他们镇压民族运动时，这种种的独立企图都以常规的方式终结了。1849年，俄国指挥官略有自夸地向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报告：“匈牙利已经匍匐在陛下脚前。”

尽管经历了数次重大中断，但历史却从未将延续的丝缕完全切断。这些早期的系列起义运动，最终变成了日后民众自发的、导致悲剧性后果的大爆发，亦即著名的1956年革命。讽刺的是，就像波兰一样，匈牙利比较近期的反抗传统，经过早期共产主义者到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异议分子手上——无论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实质意义上，他们都像是当年的反对运动之子。正如波兰的情况一样，从大战开始，匈牙利已可明显地区分出几代异议分子了，他们代代传承，互相教育，如今则在被称为“婚礼蛋糕”的国会大厦里亲近而局促地并肩而坐。我跟其中三个人见了面，试图研究战后匈牙利历史的运转及其负载的不同强度。

米克洛什·瓦沙尔海伊（Miklós Vásárhelyi）属于1956年革命的一代，距今已足够遥远，故得以笼罩上英雄的光环。我深入布达姹紫嫣红的山区，前往他的公寓拜访。他七十多岁了，矮小结实，身穿宽大的牛仔裤和磨旧的毛衣，动作迟缓，有着温和的脸孔和一双洞察世情的疲惫的眼睛。他说话缓慢，言词精简保守，不过我感到那并非出于不情不愿，而是他所经历的惊涛骇浪已经化为清晰单纯的一连串情景，以及几个关键的“是”或“不是”。

在记忆犹新的几次最让人心灰意冷的历史事件中，他都位居暴风眼和中心点；但他似乎已经超脱，而有种不含杂质的平静。年轻时他是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理想型共产主义信徒，因此很自然的，战后便加入了纳吉·伊姆雷阵营，致力于政党内部改革。瓦沙尔海伊在大学时代就已经认识纳吉，随后一起被开除出党。他们的阵营在1955年开始反对拉科西·马加什，1956年更成为那一连串的混乱与悲剧事件——亦即著名的1956年革命——的中心。后来促成了1956年10月23日暴动的学生宣言中的一项，就是要求由纳吉·伊姆雷组织政府。

最初阶段，革命只是自发性的反抗行为，一方是平民大众，以及部分加入群众的士兵，另一方则是秘密警察和奉派前往支持匈牙利当局的苏维埃坦克，结果造成几千人死伤。最后盖勒·埃尔诺（Gerő Ernő）[25]领导的斯大林主义政府总算屈服了。

10月24日，四百辆苏联坦克驶进布达佩斯，不过当天的晚些时候，企图控制局势的苏联同意让纳吉领导政府。他的胜利维系了不到两个星期，不过瓦沙尔海伊有些骄傲地说，当时围绕纳吉的阵营是“匈牙利合法政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战斗持续进行，约两百辆坦克被毁。神奇的是，10月28日，苏联军队竟开始撤离。

11月1日，苏联人再度回来，同行的还有三千辆坦克和几个师的陆军。纳吉阵营求助于联合国，并期待西方能公开表态支持。

他们的期望终究落空了。谈到这里时，我发觉自己再度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内心的东西两阵营横跨大西洋，以怀疑的眼神相互对峙。美国大肆宣传抵制共产主义，解放被奴役的国家，这使得纳吉阵营相信被奴役的国家一旦英勇地致力于解放自己，美国应该就会挺身而出。不料，美国国务院甚至没有将匈牙利局势排入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当时正好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26]，运河危机似乎是更重要的国际事务。

苏联军队一抵达布达佩斯，纳吉阵营就只有逃命一途，因为铁托政权同意提供庇护，他们遂躲进南斯拉夫大使馆。纳吉阵营中包括好几个家庭，有子女和孙子女，总计四十人。

紧接着，11月23日——正好是革命开始后一个月——新成立的卡达尔政府派代表跟他们接触，告诉他们该回家了，保证不会对他们采取报复行动。结果他们一坐上政府提供的大巴，就被载往罗马尼亚一处瓦沙尔海伊形容为集中营的地方。

瓦沙尔海伊最痛苦的时期就在那里展开。1957年的一天，匈牙利的数名官员来到他们被流放的地方。这一次他们用大巴带走所有男性，只留下妇女和小孩。等待他们的是监狱，还有一连串秘密审判，犹如前朝对拉伊克审判的翻版。我问瓦沙尔海伊在法庭上有没有自我辩护。他温和地回答说，很少。他们都知道再怎么辩护也没有用。十名被告中，四名主要分子遭到处决，一名死在狱中，五名获判不同的刑期。瓦沙尔海伊被判刑五年，实际服刑四年，其中一年半的时间还是单独囚禁，没有访客，也不能和其他犯人或外面的世界有任何联系。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听了许多在监狱服刑的叙述，却还是深深受到吸引：是什么让这些人在那种情况下幸存，而且没有崩溃，没有变得充满仇恨？监狱在东欧历史上占了相当重的分量，成为一种规范——实际上是形塑——的经历。不过虽然看似都是折磨，却分成了各种层次。我的一位波兰友人曾认真地告诉我：“有段时期，人们很喜欢被关进监狱。”因为那是道德荣誉的徽章，是对一个人信仰的肯定，也因为在监狱里可以碰到一流的狱友。但瓦沙尔海伊的监狱生涯不在那段时期，也不属于那种类型，而纯粹是道德上压制背叛者的结果，也没有信仰胜利后的荣耀。我问他那么长时间的单独囚禁，如何维持神智健全。他笑了一笑。“我只是抱着希望，”他回答说，“我个性很乐观，而且也算温和。我早先看过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27]的作品，知道唯一的问题在于他们究竟是想要让我活，还是想让我死。如果他们想要让我活，那我终究会有重获自由的一天。”多么奇怪！乐观和温和这两项特质居然会成为力量的来源，而有这种想法的人，又是多么稀罕。但是我可以理解，这两项特质，而不是愤怒与仇恨的苦涩内心挣扎，如何帮助他支撑过来。

一年半后，瓦沙尔海伊终于转到了一个和其他政治犯一起囚禁的牢房，而且获准阅读书报。他爱上了福楼拜，而且看完了一名狱友私人收藏的七星丛书（Pléiade）的全套法国文学作品。监狱中有怀抱各种政治信仰的狱友，在情况恶劣、过分拥挤的牢房中，大伙儿不断讨论。

瓦沙尔海伊出狱后之所以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没有怨恨与退缩，想必也是希望所赋予他的韧性。在他被折磨期间，妻子和孩子的支持当然也发挥了助力。出狱后的十二年里，他被禁止从事脑力工作，因此受雇于一家农业合作社，充当店员和工人。1972年，卡达尔政权放松管制，瓦沙尔海伊终于获得允许，得以从事有兴趣的工作，他也再度开始参与反对活动。尽管骚扰和监视不断，但他始终不为所惧。

他在提到最后一项付出巨大努力完成的事情时，声音中流露出一丝骄傲，即负责安排1989年6月纳吉·伊姆雷的国葬仪式。匈牙利素有举行象征意义丰富、仪式隆重盛大之丧礼的传统，比如在布达佩斯为流亡多年的1848年革命志士科苏特·拉约什举行的丧礼便是其中之一。纳吉迟来的丧礼在英雄广场（Heroes' Square）举行，阿帕德王朝（Árpád dynasty）[28]开国英雄们充满戏剧张力、洋溢着活力的雕像下，吸引了数目庞大的前来致意的人群，此举也使得1989年成为革命性的转折点。这对瓦沙尔海伊而言是充满激情、获得清白的时刻。他轻描淡写地说，在纳吉审判被处决的人当中，有三个是他的大学好友。

局势转变后，瓦沙尔海伊成为反对党自由民主联盟的创党元老之一。他是一名议员，虽然他表示自己年事已高，也已经厌倦了实际性的日常政务，然而，他仍担任历史公正委员会（Committee of Historical Justice）主席，在道义上，有时也在物质上，为在那些年牺牲或受到囚禁的人寻求补偿。

在他的生命中，当然也有充满仇恨的时刻，瓦沙尔海伊安静地说，但现在不是。他不想对以前的共产党人存有积怨，或者“在事情发生三十年后，审判那些七十岁的老人”。他不认为犯下严重错误的人还应该占据最高的职位，但也深知在匈牙利新时代展开之际，还需要共产党员的专业知识，毕竟共产主义社会内的管理者，至少在名义上，是共产党员。“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恨，”他说，“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也无可奈何。只希望剩下的岁月能安静地度过。”

这种和复仇主义完全相反的心态，也许缘于瓦沙尔海伊知道他已尽力而为，或者缘于一种自我接纳的心态。这种恬淡也或许缘于发生在他和他朋友身上的事情的真相已经被披露于世，而且获得了承认。被承认的需求，似乎如任何本能一样基础与有力，促使这方面得到满足和解决的动力是迫切的。

“不管怎么说，你这一生过得非常有意思。”我不恰当地贸然说了这么一句，实在是因为无法充分表达出对他的故事或孕育这故事的大历史的满心敬畏。

“喔，是啊！是很有意思。”他浅浅一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不要那么有意思或许还比较好些。”

从瓦沙尔海伊的住处来到米克洛什·豪劳斯蒂（Miklós Haraszti）的公寓，令人有种跨越年代和美学领域的感觉。如果在美国，会马上认出这是属于1960年代的风格，而在这里，则会令人赞叹一声“哇！你瞧瞧！”豪劳斯蒂住在布达佩斯破旧、沉寂而迷人的市中心地区，但公寓本身被改建为阁楼似的空间——开放、空气流通、光线充足。公寓内装潢着白色橱柜，金色木制家具，以及若干凌乱的杂物。一扇门上贴着一张海报，以粗体字印了一行标语“Igen、Igen、Igen、Igen”。“Igen”是“同意”的意思。这四个“同意”，是导致前政权垮台的公投使用的口号，而豪劳斯蒂的异议团体当年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豪劳斯蒂可以既是异议分子又是某种反主流文化的浪漫主义者，这固然是他年少轻狂时期的特征，也因为匈牙利当时情势比较松缓，使他可以尝试和游走在不同人物性格之间。在谈话当中，他带点困惑意味地拿了张自己1960年代的照片给我看，并且说：“这张照片可以告诉你所有事。”的确，那是一张当时反叛青年的标准照，一身苏联改良版军装，切·格瓦拉的发型和胡须，将原本秀气的脸打造成典型的革命分子样貌。

豪劳斯蒂现在打扮清爽，脸上也不再蓄有胡须，英俊的脸庞颇引人注目。他的朋友康拉德·哲尔吉曾经形容他是一个“瘦削，孩子气的男人，有双暗色的眼睛和黑色头发，脸孔美丽而忧伤”。这也是一张闪烁着智慧的脸，带有戒备的坦然和纯粹的善良。他身上有种轻松的感觉，或许因为他这一代的匈牙利人已经处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中吧——我可不认为自己的这个看法太离谱。他也承受了相当多的骚扰、警方监视以及审查，但是这些都不再攸关生死。他曾在监狱中待过一个月，但是没有受到单独囚禁、刑罚和公开审判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这种威胁已经不再笼罩他这一代的人。他是在卡达尔政权放松了其最恶劣的镇压手段后才接棒主张异议的，因此不会再有眼睁睁看着威胁发生的事了。

和许多同辈人一样，他之所以抱持反对理念，仅是因为他的上一辈以理想主义为名，却明显欺骗了他。不过他和同侪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几乎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得出这个结论。他是共产党人之子，父辈意识形态的忠诚度非常高，因此正如豪劳斯蒂自己所形容的，他没有大多数东欧人从中得益的“双重教育之利”——在学校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家里是完全的怀疑主义。

豪劳斯蒂是个擅长说格言之人，即使用英文也不例外。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从他所尖锐反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中汲取了多少。他说，早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留给他的最大特点，是倾向于理想主义和坚持原则，具有探究事实的基本冲动。还有另外一种倾向，使他凡事参与，涉猎广泛，他笑谑地戏称之为“愚蠢的激进主义”。“所有马克思主义文化都有一个深藏的潜在观念，”他对自己的理论感到好笑地说，“就是社会是知识分子必须改变的一样东西。事实上，社会的定义就是，一样你必须改变的东西。”

除了态度极端和蔼可亲外，豪劳斯蒂的才华与自信，多少跟他在同辈中一向以最优秀、最聪明闻名有关。在调侃了自己的积极作风后，他又很自然地谈起有一次遇见肯尼迪家族一员的小故事，他很惊讶地得知“他们连在家里、在餐桌上，也用那种语言说话——对穷人该怎么做，该怎么帮助改革社会等等。听起来很有趣”。有趣，但是可以理解，因为豪劳斯蒂的家庭背景虽然跟肯尼迪家族几乎完全不同，但是他所属的阶层确实在社会主义之下获得许多权力，这点他自己头一个承认，因此随权力而来的，也有一种责任感，或对下层阶级的体恤：知识分子意识。

1960年代，这位年轻的东欧知识分子所表达的深层政治无意识，是他的西方同时代人非常熟悉的。有一阵子，人们很难分辨他究竟是个嬉皮、摇滚乐手还是个疯狂的诗人。他写诗，将鲍勃·迪伦的歌曲翻译为匈牙利文；广泛阅读，涉猎任何他能到手的匈牙利文读物，或其他三种他熟知的外国语言的作品。直到1977年，豪劳斯蒂都无法离开匈牙利旅行，不过他说：“我们的脸都是朝向西方的。”有一阵子，他甚至成为一个西方形态的毛泽东主义者，但很快受到同伴的谴责，认为他太不服从命令了。

他那帮朋友会和前来布达佩斯的形形色色的西方人——包括学生、学者和其他同情东欧国家的左翼人士——热切交换意见，只不过这些东欧迷全都带着当局者迷的盲点。“我们经常感觉到，”豪劳斯蒂淡淡地说，“被观察者比观察者知道得更多。”因为当西方的新左派还在尝试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理想时，东欧人已经是意识形态实验中的活体了，因此双方确实有认知上的差距。

矛盾的是，就是这种认知，让他们比较不拘泥于教条主义。或者也没有那么矛盾，因为纯粹的教条只适存于纯理论的无人空间，而豪劳斯蒂那帮朋友们所与之缠斗的，是运用到实际情况中的理论，并透过实际行动，设法改善那些情况。到1970年代时，豪劳斯蒂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远抛在后。匈牙利的反对运动已经演变为人权运动，而不再是意识形态运动。“共产主义最主要的影响是，”豪劳斯蒂说，“消灭了左派和右派的概念。”整个东欧国家都得出类似的结论。豪劳斯蒂这一代人有一种身为东欧世代一分子的强烈意识。1970年代，他们从波兰人处学会samizdat[29]的印刷技术，开始同波兰和捷克的同志交换意见，甚至还在波兰和捷克交界的塔特拉山脉（Tatra Mountain）进行有名的秘密会谈。

豪劳斯蒂回忆自己年轻时投身反抗活动的岁月，将其视为自己的全盛时期，这是瓦沙尔海伊绝无可能的。豪劳斯蒂那帮朋友还创办了一份杂志《发言》（Beszèlö），自由运用“真正的政治语言”。他们享有温暖的友情、文学和有意义行动的喜悦。豪劳斯蒂皱眉说，他们甚至可以“自我讽刺”，这是任何政治精英团体很少有的特质。

此外，他们不像西方的反抗活动盟友，一旦步入成年，便陷于一种难以逃避的桎梏：反抗活动的吸引力与金钱和事业的牵引力之间的冲突。匈牙利没有大钱可以赚，而正式工作也声名狼藉：东欧的年轻人不必担心被塑造成大怪兽，变成“资产阶级”，也没有成为大老板、大官员或者工作狂的动机。

豪劳斯蒂的正式工作只是在一家工厂当了一年的工人，即使这样其部分动机也是为了研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撰写了一本书：《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这本书从未在匈牙利出版，但是在被警方没收打字稿后，却成为一场沸沸扬扬的审判中的主角。豪劳斯蒂被判刑八个月，不过在西方声援的舆论压力下，只服刑了一个月。除了这段就业的插曲外，豪劳斯蒂的谋生方式是从事非法的“黑工”，以假名给人代笔，甚至做一些走私的事。《天鹅绒监狱》（The Velvet Prison）是他的第二本书，对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长大的知识分子自动从事自我检查和自我欺骗的微妙与下意识的心态有复杂而深刻的分析。对匈牙利人特殊的精神分裂情况，这本书的细微诠释可谓空前绝后，再无书可出其右。

如今，豪劳斯蒂是自由民主联盟的领导成员。当我问他从异议分子到反对党是否算很大的跃升时，他茫然地笑了一下。“专业主义的挑战和乐趣非常有意思，”他故意不正面回答，“我们都清楚，现在才学习如何当个职业政治家已经太晚了，不过我是以非常实际的方式在工作，我想我不会犯匈牙利政坛人士常犯的一个典型错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下台。”不过从事公职到底有什么是那样困难的？喔，比如行政方面的工作。虽然他不介意跟一批秘书一起工作，完全不介意，但是如此一来，啊，说来真是讽刺中的讽刺！他就得更谨慎，比以前任何时刻都要小心。但对此，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我会辞掉工作，”他说，“如果外交手腕和说真话两者的组合变成外交手腕占主要地位，而说真话变得不可能的话。”

不过目前，他认为他这一代的人置身政坛很重要，他们反国家主义的冲动或许是当前气氛的一剂解药，因为在他看来，目前又开始偏向中央集权了。对于新成长起来的左派主义这一代，东欧和西方并不一样。“在社会主义下成长的人有一种特别的觉悟，”豪劳斯蒂说，“一种反意识形态的觉悟。”他的同侪所追求的政治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对这种标签也不在乎，而是结合，套用豪劳斯蒂的表述，“是美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的混合”。

一定程度的欧洲。豪劳斯蒂说，他同意米兰·昆德拉的看法，如果以前的中欧有任何优点，那是因为中欧对未来的期许比其他欧洲地区更欧洲化。但在某些方面，他说，匈牙利现在更接近美国，早期拓荒时期的那个美国。共产主义试图摧毁所有传统，结果意外地连封建主义也一并摧毁了。就某种程度而言，没收财富使得匈牙利成功成为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所以此刻，豪劳斯蒂说：“我们正准备跳进一个自创的准新世界。”

一个有着旧世界负担的新世界，确实如此，但也有着旧世界的经验。豪劳斯蒂的同侪再度置身一个有趣的境遇。当我想起曾跟我聊过天的那群精力充沛、聪明睿智的人，一群结合了他们那一代特有的坦诚与若干来之不易的历史教训的人，不禁觉得他们不无可能带来一些原创力，为这始终陈腐、乏味的官场政治带来一些有洞见，并有可能有道德的新内容。

若尔特·内梅特（Zsolt Németh）又是完全不同的人，也是比较新一代的人。有心人可以写本娱乐指南——只不过更新速度可能要比米其林指南更快——描绘东欧数目激增、覆盖广泛的政党、协会、论坛、委员会和各种政治团体。在这本指南中，若尔特·内梅特所属的青民盟（Fidesz Party，即“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Young Democrats Union〕的缩写，但带有“信任”或“忠诚”的意味）可以被列为匈牙利政坛中的一大特色，是当地土壤中长出的独一无二的奇葩。青民盟以青年为基础，因此最高年龄限制为三十五岁。当然，联盟成立后第三年，几个元老就开始觉得这个上限低得有些窘迫，而酝酿在自己到岁数前，提高年龄限制。

尽管只针对一个年龄段的观点颇为可笑，青民盟却是极其严肃的政党，很多人也极为严肃地对待它，包括某些知识分子群体。这是最近以来，东欧人所持的标准心态之一：解决过去困境的唯一方式，是让年轻人出头，而这无疑也是青民盟的主要魅力之一。它没有受到污染，没有受到扭曲。在这里，不相信任何超过三十五岁的人有全新的意义。对于这个年轻政党，人们经常使用的三个形容词是：活力、专业、务实——正是许多人对新纪元所期许的价值。

我必须承认，若尔特·内梅特的确具备这三项特质。他看上去淡漠的宽脸，可以绽放出生动智慧的笑容。他靠着椅背抽着烟，一副轻松笃定的神情，宛如早已习惯权力与掌控，而言谈间所展露的成熟、慎重的自信，更令人难以相信他只有二十七岁。当然，这是东欧的二十七岁；不过，我仍然有种难以企及之感。这种最新的政治人种究竟是什么人，又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大剧的最后一章，一方面，主角人物在上场的时候，剧情已经接近终点；另一方面，他们因此可以重新出发，开创新局。若尔特·内梅特毕业于卡尔·马克思大学（Karl Marx University）经济系。不过他接受的真正教育来自一所特别的学院，跟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关系，由学生自行组织，且获得了当局勉为其难的准许。1980年代，匈牙利有几所这样的学院，由学生自己设定课程计划，自己聘请老师。内梅特形容这些机构既不是地下机构，也不是正式机构，它们几乎不被允许，但也没有受到威胁。这是匈牙利的不同之处，也是如今让匈牙利蒙受其利，取得有利地位的特色。

青民盟的人都是这些学院出身的青年才俊，他们每年夏天都会去巴拉顿湖参加特殊夏令营。营队会进行马拉松式的长谈，并举办有关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洛克（John Locke），以及当代美国学者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人的研讨会，就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意义进行探讨。“我们的讨论全都集中于真理、正义和自由的哲学领域。”内梅特说。那些旧领域，已经因为东欧的情势而获得了新生命。不过这些未来的政治家将这些崇高的人性关怀与通常属于西方年轻人的自信合而为一。他们的部分自信，以及绝大部分的知识架构，来自个人跟西方的接触。在“古拉什共产主义”逐渐衰退的年代，他们中的许多人前往牛津和剑桥读书。那里有复印机——它们在东欧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将一本本书完整地印出来。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和内梅特的对话中最发人深省的时刻，是我问他当时仍是学生，后来成为青民盟党员的这些人，是否曾将老一辈的异议分子视为人生导师。毕竟老一辈的反对分子，诸如瓦沙尔海伊或豪劳斯蒂，或其他现在正领导匈牙利国内两个主要党派的人，经常受邀前往这些特殊学院和巴拉顿研习营。“你指什么？”他着实惊讶地反问，“我们才是他们的导师。我们有法律架构。我们可以在他们之间扮演协调者——到1980年代中期，他们就已经开始吵架了。”

不管这是对过去的傲慢，或是一个年轻政治家的语言，都切实表现出这群年轻人的严肃心态，也表现出他们的成长背景所孕育的权利意识——在豪劳斯蒂那一代，即使最有自信的人或许也不可能有这种意识。他们知道，很大程度上，他们可以反抗这个体系，而不致受到惩罚；也意识到不管多么反叛，他们终究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且他们没有过去的负担。我问他，他们思想中可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痕迹。“我们已经受够了，老实讲。”他回答。也许马克思主义唯一残留的影响，是内梅特这代知识分子——诚如他所描述的——“在情感上是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无法将它单纯地看作19世纪的另一种理念。”不过实际上，在他们踏上舞台时，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激情、冲突和幻灭的冗长篇章已经结束，在明显的缺乏兴趣中画上句点。

青民盟大言不惭而机智地描绘他们自己为“不带任何形容词的自由主义分子”，支持所有善良、公正的事物，帮助他们中间的弱势孩童和年轻人。但是内梅特的高谈阔论中所真正弥漫的，是职业政治家的价值取向。他谈了很多策略，要有“效率”以及“政治程序”，仿佛其本身就是一个实体或应该膜拜的偶像。他也谈到意见调查和获得当地的支持等。青民盟在匈牙利主导了几场最聪明的竞选活动，包括创意性的海报和媒体顾问，一应俱全。

权力的施展使得内梅特和若干党内老同志分道扬镳。有时候这种事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了解这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他说——这或许是瓦沙尔海伊和豪劳斯蒂不曾有过的想法。当然，老一辈的人知道友谊会因为政治而破裂，但是这种破裂是一个悲剧，甚至攸关生死，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政治同时具备残忍和神圣的元素。

但是现在的政治已经聪明地去神秘化了。在内梅特的年代，政治已走向实际，所需要的不再是追求神圣的理想，而是对“过程”的热衷，还有对你自己的热情，即你自己独具的个人崇拜。我接触过的东欧人，甚至政治家，几乎都有自我谦抑或自我嘲讽的一面，而这在内梅特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他的举止显示出智慧和魅力，但也有严肃认真的一面，在一个正常、严肃、极端现实的世界中，这正适合一个正常国家羽翼已丰的代表。

正如音乐中会有重复出现的乐章，绘画中会有重复出现的写实主义，政治上也会重复出现自由主义的理念，只是每次都会呈现不同的样貌。不过东欧的自由主义，与其说是重生，不如说是从延续不断的怀疑主义熔炉中精炼而出。它见识过狂热主义、教条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危机，亦即太热衷于信仰或毫无信仰的危机。因此与其说东欧的自由主义是一个信念，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制衡的行为，企图结合希望的力量与合理期待的谦逊。

布达佩斯郊外一小时车程，如果往西南方向旅行的话，整个匈牙利好像就变身为度假胜地。从火车车窗往外看，让我有种置身意大利的感觉。极目所望，皆是风景，加上代表夏日风情的标志和点缀：阳台上朵朵红色遮阳伞、室外咖啡屋、游泳池以及耀眼的花园，完全不像一个欠发达国家。这是前往巴拉顿湖，亦即匈牙利的汉普顿（Hamptons）[30]的必经之路。根据宣传，巴拉顿湖是欧洲最大的湖，因为匈牙利是欧洲的小国之一，因此这个“内陆海”，包括其海滩和周遭的休闲小镇，占据了匈牙利的很大一部分面积。正如汉普顿，诸小镇成了艺人汇集之处，也带着虚荣势利和神秘。

在我落脚的度假小镇的主要街道上，林立着贩卖廉价饰品的商店，还有制作用精致薄饼包着四种甜馅的烤薄饼食品店，风味绝佳。每个人都穿着极为清凉的游泳衣走来走去，既不见羞赧，也不会不自在。这里展露身体的感觉不太一样，比较没有情色的意味，也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反倒显得比较随兴而撩人。这个小镇到处都是奥地利人，他们因为持有西方货币而有汇率优势，还有对度假这事认真且狂热的匈牙利人。四处可见水果摊，贩卖可口多汁的桃子和李子。这里样式一致的方形小屋盖得很密集，是某机构工人们的度假村，算是昔日政权的额外福利之一。

而巴拉顿湖——一个孕育了许多神话的湖，表面平静无波，一片灰绿闪烁着乳白与银色光泽，似乎永远笼罩着一层薄雾；覆盖着芦苇的沙洲延伸至水里，更增添了梦幻的效果。周遭的植物也纤细柔弱，非常浪漫。其中有些状似白色棉絮的花朵，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孤女的头发”，仿佛从湖水柔和的色泽中浮现而出。

我和朋友住的房子是与几个家庭一起共享的。白天，大家聚集在庭院里各忙各的：一个祖母在打毛衣，一个父亲在和儿子玩球，人们吃着野餐，我的三个朋友也在阳光下各自忙着写稿。不知何故，人人互不打扰，早上的时光在友善的安静气氛中度过。在“文明的”社交圈，这里似乎高度发展出一种共存的文化，人们好似已经学会既不过分寡言，也不互相干扰的技巧：这是在拥挤环境中生活所得到的有益经验。

这次招待我的主人伊万·拜伦德（Iván Berend）曾经很接近匈牙利的权力中心，是负责策划匈牙利经济改革的人员之一。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在思考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我们在阳光和煦的花园里聊了些这方面的话题。他告诉我，就某种意义而言，改革这个理念本身便已经埋藏着失败的因素了。改革者认为，他们可以稍微修补一下既有体制，这里加入一些自由企业，那里添一点地方分权，但是体制本身是具有一致性的，拜伦德说，否则就不叫体制了。一个苏维埃式的中央集权体制与自由市场制度是不兼容的，因为前者施加在创新精神和企业上的限制太严格了。

晚餐设在可以俯瞰一片草坪的拥挤餐厅里，包括另一种烤薄饼，里面塞满黑色液状巧克力。为什么超重的匈牙利人没有特别多呢？或许一千多年来的民族饮食已经产生了特别的抗体，可以用最高效率催化巧克力和鲜奶油分解吧。

其后，拜伦德哀伤地谈起像他这种背景的人在新的政治气候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就算心中有任何愤恨，他也通过自律，或者了解游戏规则的礼貌意识控制得很好。匈牙利的情况是，内部的政党改革者和外在的异议分子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在社会交往甚至意识形态上都可以跨越。只不过以前是异议分子处于边缘地位，现在是前改革分子处于边缘地位。拜伦德摆脱这个困境的方式是去西方教书，但是我可以想象他在决定放弃毕生的事业时，那种怅然若失的心情，即便那份事业到头来并没有成功。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湖里长泳。一群天鹅，宛如中高阶级的家庭在周日出游似地从我们旁边傲然前进。湖水闪烁着迷人的色彩，一股奇妙的忧思与游泳激荡的活力相互交织。这种模棱两可和似对似错的感受逐渐消失于无形，转化成恰到好处、理应如此的心境。

波兰人谈论“有钱人”，匈牙利人则谈论雅皮士。也许因为匈牙利人更熟悉美国的潮流吧，也或者——我的分析能力突然停止了——因为匈牙利新贵一般比波兰新贵年轻。不过这也跟态度有关。严肃谈论“有钱人”，表示对这些可靠而有成就的人士毫无讽刺意味的尊敬。匈牙利人则已经走得更往前了，就像在其他各类事务上一样，对于那些成功搭上自由市场快车的人的尊敬或嫉妒，都因一抹嘲讽而淡化了。或许也有些悔恨吧：企业家是真正操纵着国家的人，每个人都这么说，而他们没有社会良知，他们已经舍弃了道德政治。

埃娃·耶莱什（Eva Jeles）是我透过朋友认识的友人，不算是真正的雅皮士，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这里也许没有一个人真的算是。不过，无论以任何标准而言，她都是一位极其成功的企业家。她和丈夫及女儿一起住的公寓是我所见过最豪华的，即使纽约的公园大道（Park Avenue）也不例外。战前式的规模反映出匈牙利人对大的偏好，拼花地板闪闪发光，挑高的天花板有直达天际之感。公寓主人的吸引力也不遑多让。埃娃三十余岁，骨架颇大，有着肤质细腻的美丽脸孔和卷曲丰润的栗色头发。穿着打扮一如她同时代典型的时髦美国女子，带点玩笑式的折中风格，外加一双有趣的粉红色鞋子，以及设计俏丽、和裙子不太搭配的短袜。她的先生安德拉什·特勒克（András Török）是个相貌英俊、货真价实的匈牙利人，有着乌黑的直发、黝黑的眼睛和高耸的颧骨，介乎鞑靼骑兵和20世纪早场电影偶像的外形——虽然两者都不是他所希望的样子。在他文笔极佳的著作《布达佩斯评介导览》（Critical Guide to Budapest）的书封上，他被形容为“一个有家庭有思想的花花公子”。他也是新出刊的文学杂志《2000》的编辑之一。今天他担任我们的翻译，因为尽管埃娃的英语很好，但她更愿意使用匈牙利语。

公寓内的家具还很少，因为他们几个星期之前才搬来此处。很明显，让他们有能力迁居此地的，是埃娃的钱，埃娃赚钱的速度远比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31]还快。战后东欧的一个特殊情况，是所有遗传所得的财富都遭到没收，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从相同的起点出发，而财富在这资本主义草创时期，仍被视为均贫条件下的红利。

埃娃·耶莱什确实是从零出发，白手起家的。她生长在匈牙利东部的一个农家，在前往布达佩斯上大学之前，只到过那里一次。她学的是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经济学，不过还是乖乖参加了大学的研习课程。她住在青年旅社或家庭公寓分租出来的房间，过着仅能糊口的日子。1982年大学毕业后，她获得了经济学会的一份研究工作，这份工作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是薪水很低。她一直认定自己会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位学者，因为那是她那一代聪明人的共同想法。只是在学会上班并不让她觉得快乐。“我在那里就只是不停地修改同一篇论文，一遍又一遍。我都已经二十五岁了，但在布达佩斯没有公寓、没有根、没有钱。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做研究的强烈追求。”

她说话时散发出的那股义正词严的严肃和专注，使她的脸孔在美丽之外，更添一抹引人注目的魅力。谈到生意时，她是绝对严肃的。她发现企业界对她的召唤，就像有些人发现艺术的召唤一样。1985年她找到了一份工作，薪水是在学会收入的五倍。聘用她的芙特斯（Fotex）照相迷你实验室不但具有革命性的经营策略，也是匈牙利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虽然所谓合资只是公司某个人的美国朋友投资了一点钱而已。就技术上而言，在卡达尔的统治下，成立合资企业要比一般私人公司容易多了。不管是不是社会主义，西方货币在这里始终享有崇高的地位。芙特斯在快照发展上具有垄断地位，因此成长速度有如飓风一般，而埃娃也在公司里快速升迁到一个颇高的职位。

然而，当有人找她加入一个刚起步的集团，准备成立一个影视批发公司时，她仍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我参加了一点意见。”她说。有一个商业想法，然后创造现实诉诸实现，这一点正是她觉得深具吸引力之处。真正使她着迷的主要不是金钱，而是“冒险”——她先生在思索片刻后，才仔细选择了这个翻译。埃娃具有典型企业家的性格，对创新、冒险和策略充满了热情。她喜欢研究如何让某件事成功运转，然后又将兴趣转移到新的事物上。

她所提供的想法，以及后来成立的公司，名叫维科（VICO），经营策略大胆而简单：从美国购入录像带，加上匈牙利配音，然后贩卖给录像带出租店。当时大部分匈牙利人都有电视，其中也有足够的人买得起录像机，但关键在于如何劝人们开设录像带出租店。埃娃自己构思出整套运作方式。“我的任务是劝那些有点钱和有点梦想的人投资开店，多半是家庭主妇、服务生或店员，让他们把钱从枕头底下拿出来，开始创业。”

结果两年内，匈牙利有了八百家录像带出租店。埃娃教这些新老板们如何做生意。她知道他们的恐惧和不安是什么，毕竟对于他们的处境，她并不陌生。她从相应的西欧企业主身上吸取如何运营的知识，但是匈牙利的情况跟西欧大不相同，因此大部分还要靠她的直觉。她说她在这方面还不错，善于想象哪里会出现问题，而且善于从别人的角度设想。

那家公司大获成功，一切圆满，只是这也意味着她又要转换跑道了。“录像带方面不再需要革命性的创意了。”她说。因此，1990年年底，她打定主意准备开始自己的事业。这一次，她要自己当老板。

我去拜访过她的办公室，白色、亮眼，装饰着美丽的植物海报，让置身布达佩斯老旧破烂地区的一幢灰色、墙皮剥落的建筑，散发出时髦的加州风格。她的新事业跟图书销售有关，对于一个缺乏战略眼光的人而言，实在看不出其中有多大的商机。国营的图书销售巨人已经解体，图书出版本身也已摇摇欲坠；但是对埃娃这种典型的企业家而言，这正是它的吸引人之处。她说，图书销售目前正处于维科刚起步时录像带市场所处的“发展阶段”，换句话说，她是第一个介入经营者。她言谈间神情十分专注——和作家们谈到他们虚构的人物时所流露出的投入的眼神一模一样——畅谈她正在展开的市场研究，以及期待这一创意取得什么样的成功。

当她描述她那应该会创造出数百万福林收益的计划时，我一直在想，这个成长于社会主义时代匈牙利乡间的女人，是如何找到这样的勇气，更遑论创意，把自己看作商业冒险家的。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人的性格五花八门，无论哪里都一样，但性格是需要某些条件来激发的。

我还是问她，自己的事业是否让她感到惊讶。“我最感到惊讶的，”她沉吟了一会儿才回答，“是居然行得通。”什么行得通？我问她。“生意能做成功，”她说，“所有事都能到位。”

啊，是的。整个东欧都可以听到这种“啊！成了！”的意外欢呼声，至少那些意外发现这一不太可能的规则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在此之前，一般人都习惯性地假定，或应该说知道，没有一件事行得通，尤其是脑袋中的计划。解除这种设定，发现或许有些机制可以将个人的期望转换为行动，一定需要一种根本上的、非常困难的心态转变，就跟目前东欧人所经历的所有事情一样。那些相信进取、计划和事业，眼睛闪闪发光因而有机会成功的人，和完全相反因而没有机会的人之间的区分，也许比保守型民主人士和民主型保守人士之间的区分还要来得根深蒂固。企业家的影响会走向何方？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在复式簿记的历史账簿中，相对于强迫式的指导，这种利己主义的启蒙的得失是无法计算的。埃娃和安德拉什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他们跟一般标准的新贵不一样：他们没有在布达的时髦山区购置公寓，他们的兴趣和社交圈也远远超越金钱的范围。我其实不太懂，但是我必须承认虽然豪门企业向来不是我最能同理的对象，但像埃娃这种凭借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白手起家的壮举，就像一个卓越运动员或天才小提琴手的表演所能让人直观感受到的非凡精力、意志和技巧一样，令人兴味盎然。

后来，我又碰到过埃娃的丈夫安德拉什，这回是在他比较自在的住处“纽约咖啡馆”。相较于克拉科夫或布拉格，布达佩斯以前更是个著名的咖啡馆之都，其中许多都以聚集特别的社交团体和当权人士闻名，性质介乎文艺界半公开的沙龙，以及运气或地位正走下坡的文人的避难所之间。纽约咖啡馆极具文艺气息，为作家们供应纸张、墨水和报纸，外加赊账的优待。有些人还以此处为通讯地址收信。战后这家咖啡馆成为卫道人士的攻击目标，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颓废象征，还因而被迫转为运动品商店。其实颓废一词并不足以形容该咖啡馆重新整修的内部装潢，比较贴切的描述是介于极致与盛大之间的杰作，包括三个绵长无尽的楼层，一个阳台式的回廊，以及极其夸张的闪烁水晶与镀金装潢，即令枫丹白露宫（Fontainebleau）亦望尘莫及。安德拉什在他的布达佩斯导览一书中充满感情地描写纽约咖啡馆，而且，作为对战前传统的恢复，他的杂志编辑们每个星期会在这里聚会一次，讨论内部事务并接待访客。一个下午我来到此间时，他们的聚会才刚刚结束。我们在主回廊里喝咖啡，没想到此举给一名侍者带来不便，他走过来跟安德拉什频频道歉，因为刚刚在安德拉什的固定座位上没有找到他，因而害他错失一通电话。古老的习俗、古老的礼数：对我而言，这类蓄意的复苏倒也不失其魅力和方便性。

安娜和加博尔是六十几岁的文人夫妻，在我心目中，他们是我所珍视也偶尔碰到的典型中欧人士。他们犹太人的身份并无损于这个事实，毕竟许多典型的中欧人都是犹太人。他们经历了生命中的高潮与低谷，因此调整出一种灵活性，俨然是长年动乱历史的产物，这深深触动了我。他们很博学，精通多种语言，洋溢着年轻的活力。他们对每件事都会思考，也都会坦诚以对，具有东欧人令人愉快的坦率个性，似乎比我们少些禁忌，也许只有和共产党相关的事情是例外，不过安娜和加博尔连在这方面都很坦然。

我一年前拜访过他们。他们的公寓虽然称不上豪华，却舒服愉悦，收藏了一些很好的匈牙利画作，包括一个村庄的水彩画，描绘的正是加博尔成长的家乡，他父亲是当地优雅的犹太贵族。书房中摆满了他们两人写的书，内容主要关于戏剧和文学。安娜的书架上还摆了有关女性的书，她在一家女性杂志社担任编辑多年，加博尔则任职于一家文学杂志社。

加博尔的长相就像强壮结实的卡夫卡的翻版，大而突出的棕色眼睛，加上同样突出的耳朵。他的回答迅速且随兴，我有时都怀疑他是否漏听了我讲的话。不过他并没有遗漏任何东西，相反，他迅速领会了每件事，而且在我尚未意识到之前做出了判断和结论。我们聊得很顺畅，从一个主题聊到另一个主题，话题源源不绝。相较于加博尔的跳跃性思考，安娜则以她无碍的辩才，一路活泼畅谈。她并未强调任何鲜明的性格，只维持着一种相当平常友善的态度，委实让人尊敬；而她的智慧洞见使她无论碰触任何话题，都能一针见血。

不过这一次，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两人有些警觉，甚至还有些忧虑。刚开始时，加博尔和安娜对于情势的改变都非常热切，不过他们告诉我，去年会过得那么困难，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讶异。他们不喜欢政府所采取的保守、基督教民族主义的趋向，对文化的价值遭到摒弃觉得很不安，发现自己很难认同采取一种更商业化的文化的急迫性。加博尔对其任职的文学杂志的逐渐萧条，甚至可能歇业感到忧心忡忡，对他的新尝试，即以商业为基础运营巴黎杂志《国际文学》（Lettres Internationales）的匈牙利版，也甚为烦恼。

安娜是和我交谈的匈牙利人中，第一个提到“女性问题”的女性，她对于这方面的若干倒退现象也感到沮丧。事实上，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她知道女性主义的概念已经被前朝的“样板女性”所毁掉了，那些都只是展示给粗心的外国人看的，就像俄国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s）[32]一样。然而，眼下年轻女性间所流传的回归“子女、厨房、教堂”[33]的思潮却让她深感困扰。

我觉得相当古怪，一个年长的女性可以抱持如此充满活力的前瞻观点，年轻一辈的女性却那么不符潮流地自我退缩。不过，加博尔和安娜是战前自由主义所塑造的大都会现代主义分子，经历了战后东欧的种种奇特变迁。他们这类知识分子，起初便视将要到来的为带有獠牙的进步主义，因此他们的浪漫绝不会转为狂热与激情。起居室内悬挂着加博尔父母的画像，美丽的脸庞流露着早期现代主义风格的优雅。加博尔还记得自己在匈牙利北部乡间度过的快乐童年，那时唯一的电动车是他的玩具车，周末通常是在朋友家度过的，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艺术家和作家。安娜的回忆则包括她母亲告诉她的有关外祖父的故事。安娜的外祖父是个画家，他的女儿们刺绣时，他会读海涅（Heine）的诗给她们听。安娜的祖父则像许多匈牙利犹太人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并以东欧贵族后裔的身份成了战俘，在西伯利亚（Siberia）被囚禁了六年之久。

加博尔和安娜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血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匈牙利以德国盟友的身份加入战局，而在那之前，霍尔蒂（Horthy）[34]将军政权便已开始扭转数十年以来的犹太人同化政策。但“伟大的休止”，借用安娜选择的字眼，发生在1944年，希特勒下令占领匈牙利，设立一个亲德政府，由霍尔蒂继续摄政。在那之前，布达佩斯没有德国人，安娜的家人和他们的社交圈也觉得自己跟噩运没有关系。

1944年，针对犹太人的隔离和驱逐政策开始了。安娜的父亲被送往劳工营，安娜和妈妈必须搬到犹太人居住区。接着是熟悉的后续政策：学校关闭，佩戴黄星标志和拥挤的犹太区。不过他们仍然相信这一切很快会结束。安娜的一个阿姨被放逐到乡间，曾写过一张明信片给她们，上面只有一句话：“我们被带到奥斯维辛（Auschwitz）。”没有人知道那代表什么意思。

1944年10月，霍尔蒂透过无线电演讲，要求与同盟国维持特殊的和平。安娜的父亲短暂地从劳工营获释返家，家人们也以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但就在那时，随着霍尔蒂决定完全从轴心国抽身，反犹太人的行动加强了。安娜的母亲被带走；一位有办法的表亲协助安娜，一起短暂藏身在一个画家朋友的画室，正如安妮·弗兰克的情况一样。德国人到过那建筑一次，但没有走过庭院；第二次他们就长驱直入了。

那个晚上，安娜被带到多瑙河沿岸。聊到这里，她顺带一提：“你有没有去过卢卡奇（Lukács）温泉？就在那附近。”我去过。那是布达佩斯美丽的浴场区，有好几层梯台和各种温度的户外温泉。这群人的前四位被编成一组射杀，然后被扔进多瑙河。安娜和她的表亲被编为第二组，受令上前一步，她们知道，这就是生命的终点了。

结果她们又错了。受命执行这项任务的匈牙利人说，他们没有兴趣屠杀无辜的妇孺。他们说，他们会离开五分钟，还给了她们每个人一点钱。

安娜和她的表亲逃到最近的一个藏身处，即温泉厕所，在那里站了一个晚上。安娜当时想的是：“如果这次能够活命，那么在这一生中，我还会害怕数学考试吗？”结果，她还是会怕。熬过了饥饿、更多次的躲藏与布达佩斯围城战，她终于明白，即使有过这些经历，对日常生活的担忧终将接手，学校考试依旧让人紧张。

一切结束后，安娜和父亲团圆，不久后他们即发现母亲没有活下来。然后，她继续生命的下一篇章，就像她无法提前想象过去的篇章一样，也无法预料未来的发展。

比起离开东欧的犹太人，我们对于战后那些留在东欧的犹太人了解很少。他们通常是同化较深的犹太人，而且在共产主义之下，本来就不该有种族区别。那是共产主义许诺的一部分，也是吸引许多犹太人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无需否认，和波兰的情况一样，在匈牙利的党员中，也有许多优秀的犹太人。安娜是1947年加入的，部分出于理想，部分出于现实。一个党内女同志暗示安娜，他们可以帮助她上大学，否则安娜绝对读不起。

此外，战争的深刻经验也让她认为这个世界实在应该进行些改革。“我本来是个很热情的人，直到世界开始翻转，”安娜以她一如既往的平和态度叙述，“而这世界也未免翻转得太快了。”首先，安娜本人很快成为嫌疑犯，因为她的“资产阶级”背景，因为她懂英文，因为她有一次写了“课程”这个词，证明她是个势利的人。

然后她认识了加博尔，这使得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当时加博尔的继父正在监狱。“我们的幻想在1953年破灭了。”安娜说。在所有前共产党员的生命史中，都有个令其意识觉醒的确切日期，就像指弹一下，便从催眠状态中醒来。对安娜和加博尔而言，那震撼倒不是来自斯大林的去世，而是加博尔的母亲终于获准探视遭到囚禁的丈夫，由此得知她的丈夫是莫须有地被囚禁的。在那之前，就像许多这类囚犯的家属一样，她总认为一定是因为某些事，或许是一件小小的违法行为才导致被囚。在我们的世界中，追求合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冲动，我们都很害怕到头来只是纯粹、黑暗的无理性。但情况竟然就是如此。

在这个发现之后，而且知道许多人也有类似经历后，安娜加入了一群内部的反对派改革人士，并参加了一个正酝酿1956年起义的文学杂志。她温柔地回顾那段岁月，包括文人间的友谊和丑闻，对话的生动活泼，特别是那种有着共同目标的感觉。由于不服从中央政策，杂志编辑定期性地遭到撤职，只是换来的人从来不会变得更驯服或少惹是非。有一次，前任警察总长被任命为总编辑，结果令他上司懊恼的是，杂志竟然仍继续原本的改革路线。然后是1956年革命那离奇的两周以及骤然的压制。那次革命的奇特在于，最初几天虽然局势紧张，城市的有些地方战事激烈，但其他部分却不受影响，平静如故。起先，安娜还有种节庆的感受，之后情况急转直下。

当一切结束时，结局对安娜而言是无可避免的。她离开了共产党，结果几乎找不到工作，不过她并不觉得自己有其他选择。“我知道得太多了。”她简单地说。对她而言，从来没有要不要重新加入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反而是她今后的作品，是否还要使用“反革命”这个词——那是官方对1956年革命的欺人之谈，因为一旦使用，便等于屈从于扭曲的事实。“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做的事，”她说，“我也从不使用那个词。”

摒弃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依附更为困难。安娜仍然记得一位朋友在1956年事件后不久所用的一种表述：“你知道，当我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安娜当时非常震惊。“不过我还是共产党员啊，”她心想，“是党本身变了。”

我问她是什么因素导致她幻想的最终破灭的，她拿自己母亲的去世与之比较，而且毫无夸张的不协调感。“她被带走的那天，我便失去她了，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我一直等，也许会有消息，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她。失去政治信仰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对安娜和许多共产党员来说，1956年的革命和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的双重震撼，才完全唤醒他们当时已泰半理解的事。对于弗洛伊德所谓重大创伤需重复发生，才会印刻在潜意识中的理论，此例不啻提供了反证。

加博尔则留在党中，一直到最后，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掌握他们人生的命运本来就无所谓理性可言，也或许因为天性乐观使他不愿面对最严酷的事实。加博尔说，他是一个永远不愿离开童年的人，因此充满热切的玩心，即使谈起战争中比较危险的时刻，也有如一种极度刺激与荒谬的冒险。他在战前便加入了共产党，即使他身边的人开始被逮捕，尽管继父被抓走，他也没有改变。“我完全不懂这整件事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知道那些人跟官方的立场不一样。然后，我了解这整件事就像宗教法庭（Inquisition）[35]一样，他们先决定谁有罪，然后才去证明。但问题是我接受了这一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的心态。在整个共产主义中，始终有些精神分裂的状况存在。”

加博尔唯一一次觉得自己和党有了无法协调的冲突，是党居然要他从事一份朝八晚五的工作。对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中欧知识分子而言，这是一种无可容忍的侮辱，所以他断然拒绝。总之，他留在党内的动机逐渐变得比较务实，虽然在最后阶段时，他觉得党员资格本身“很有意思”。他们的讨论经常很热烈，从内部可以学到和做到的一些事，在党外是无法完成的。“不要把围墙拆掉，你懂吧，但推推围墙则无妨。”

不过，加博尔和安娜都继而成了大众文学家，战后依然在东欧占有一席之地，而最矛盾的是，他们的境遇使他们比较接近两次大战间的巴黎文人，而非战后的纽约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时间，不需要太发愁金钱，对重要性、使命感和文化则具有强烈意识。加博尔成为一名剧评人，对于先锋派情有独钟，任职于一家文学杂志社，写了很多关于戏剧的书。安娜最终在一家女性杂志社找到工作，让她有机会旅行和从事创作。唯一遗憾的是，她不知为何，依然算是边缘的文学人物。但当我问她是否会觉得因为她是女人，所以事业多少受到妨碍时，她说其实不会。而我之所以这样问她，是因为知道她对这种事非常警觉，“其他的歧视现象太多了，”她说，“在战争结束后，我们经常开玩笑，如果德国人征服我们，罪名就出在我们是犹太人；如果英国人征服我们，我们就是匈牙利人；如果俄国人征服我们，我们就是资产阶级分子。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是个女人，就会受到歧视了。”

倒是加博尔表示，目前的改变所给予他们的困难，并不亚于他们之前经历过的一切。在经历了如此惊涛骇浪的人生之后做此回答也许令人费解，但是这些改变确实对他们世界的深层结构产生了重大的撼动。加博尔说，目前不确定的程度比数十年前还来得严重。在卡达尔时代，人们知道游戏规则，也知道有墙壁的存在。你可以去推，但墙壁不会倒塌。可一旦墙壁消失了，虽是良性的改变，却也创造出另一种混乱与迷惘。没了墙壁后，要如何定位你自己？又要去推什么呢？

安娜对于文化价值遭到摒弃特别觉得焦虑，其他时候也就罢了，怎么会是现在，现在是文化终于真正获得自由的时候！她这一生都在避免自我造假欺骗，结果现在却被迫适应全新的折中妥协。当她谈到她的杂志如何试图迁就“大众”口味时，更加义愤填膺。“我不会去写女明星和她们的狗。除了评论，我不会写文章推销书，我拒绝干这种事。”在那段恶劣的旧日子，她曾采访匈牙利作家，并集结成书，结果有人要她拿掉有关康拉德·哲尔吉的那一篇。她拒绝了。后来经过一番讨论，她虽同意删掉几句话，但那个章节至终获得保留。而现在，她不可置信地说，经常合作的出版社竟以商业性不足为由，说无法出版她的新书。

“告诉你实话，”她说，“我们依旧在反对阵营中，也很惊讶自己的处境会这么困难。”经过一生浮沉，他们试图坚持开明、现代主义的文化价值——这种情感再度面临危机，而且不仅是在东欧而已。

“我们太老，不适合做这种事了，”加博尔说，然后又悲伤地加了一句，“下一步该思考的是死亡，那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虽然我并不觉得他们老了，但这也可能是改变所带来的影响。他们是一种标志性人物，代表时间的流逝，个人时代的推移，正需要就生命做一总结，也需要权衡力量重新再起——就像所有决裂和开始的契机，一种生命无常的体现。

* * *

去年在此地时，我曾短暂探访过匈牙利东北部一个小村落克勒姆（Köröm），因为那里深得我心，所以这次决定再去一趟。我和一个年轻的文学讲师和翻译托马斯（Tomás），以及他任职于国立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母亲伊洛娜（Ilona）一同开车前往。那个村落接近米什科尔茨（Miskolc）这个外表恐怖的工业城市，它号称拥有匈牙利最高的“摩天大楼”，据我肉眼观察，大概十六层楼高。不过在接近克勒姆时，我们经过了几处地势平缓、未经修饰的美丽风景，点缀着小型湖泊和池塘。接着我们搭乘渡轮越过慵懒、藏在阴影中的绍约河（Sajó River），渡轮大得可以容纳一部车，灵巧地依靠水流导航。岸边有棵高大的垂柳，牛群在安静地饮水。托马斯从小就经常来这里，对伊洛娜来说，这里则是第二个故乡。我看得出来，这里的田园色彩与轻松温暖对他们具有唤醒记忆的迷人魅力，即便对我也不例外。

我们在克勒姆的歇脚处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教区住宅，主人是位天主教神父，每个人都直接叫他托尼（Tony）。我们抵达时，托尼正在为一张他从附近农舍找到的路易十四时期的精致桌子上亮光漆，那张桌子过去是用来剁猪肉的，刀痕仍历历可见。此外，托尼还是个唯美主义者，一个时髦男子，他所住的古老结实房子中，满是他所找回来的杂七杂八的工艺品与古董家具。

除此之外，他还是个精力无穷的人，在这偏远的村落创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公益之邦：他船运大批书本与衣物给受困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为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举办教育度假营，自己也在当地学校教书；去年夏天，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荷兰青少年前来此间为他的项目提供帮助。

克勒姆本身是个完美的风景如画的村落，有着玲珑的小木屋、清丽的空气和点缀着露珠的花朵。这里的房子色彩明亮，与波兰和捷克以土黄为基调者大相径庭——这里还更靠近南边一点，而且大部分房子都有一个侧廊，竖着一根根方形的白色廊柱。对于这些廊柱，托尼有个理论，或他所谓的资料。他坚称这些廊柱起源于古希腊卫城（Acropolis）[36]，后来经过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建筑流传下来。村民们的廊柱规模虽然小得多，但肯定是在努力模仿。托尼对太阳底下的任何事物，几乎都有一套理论。

当然，托尼之所以在此地落脚，背后也有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故事。不过当我们坐下来共进晚餐，围坐在奇大无比的旧式厨房的大餐桌旁时，他又精神奕奕地聊起手边的各种事情来。他个子很高，身材健壮，满头华发，面色红润，一双蓝眼坦诚而年轻。他说在外出旅行时，别人常误以为他是“美国佬”，也许是他神情间总流露出某种纯真或坦率吧。晚餐由他的管家伊隆卡（Ilonka）准备，貌不惊人的她个头结实，动作笨拙，手忙脚乱，看来个性颇为害羞。但她的料理技术却毫不笨拙或怯生，甚至可说已达艺术极品之境。这顿晚餐她做了一道带点苦味的色拉，里面有十二种绿色原料，包括几种托尼鼓励她使用的当地药草——托尼主张要就地取材；接着是加了鹅肝的清汤，滋味之精致是我从来没有品尝过的；在搭配了包心菜的意大利面中，伊隆卡展现了将完全相左的食材微妙地搭配在一起的本领；那类似海绵蛋糕的甜点卷包着杏仁内馅，质地松软得让人难以想象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我对于每道菜都赞不绝口，使得伊隆卡防卫性地垂下厚镜片后的眼睛，像是怀疑我在讽刺她似的。不过托尼开心地聊起食物，将美食文化衰退和即将复苏的历史叙述一遍，并将之与共产主义以及将来的变化等等联系起来。此外托考伊葡萄酒（Tokay，匈牙利语为Tokaji）也被他颂扬一番，真是人间美味。

接下来他继续解释，当地野生动植物有种特殊的力量和韧性，因为喀尔巴阡（Carpathian）盆地极端善变的气候逼得所有生物都必须不断适应。接着话题又转向匈牙利人的性格，根据托尼的说法，经由不断反抗和调适的平衡过程，匈牙利人也有种特殊的活力。他说马扎尔部落发源于亚洲内部，在大约三千年前从周边的蒙古部落脱离出来，大约两千年前，托尼继续说，开始往西移，最后才落脚于现在的区域。依照他的说法，这个民族的力量在于它有能力整合周遭文明的特质和习俗，同时又能避免被完全同化而丧失自我意识。所以马扎尔人在亚洲和欧洲特质间发展出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弹性使得他们能适应各方影响，而不致丧失核心性格。“法国人，你知道，被他们的荣耀感困住了，”他说，“他们的荣耀成为他们的负担。而对匈牙利人来说，很少有什么事是绝对的。”

在冗长的晚餐后，我很快便入睡了。配给我的房间十分宽敞，有十字造型的拱形天花板和厚厚的墙壁，窗户装在深嵌的壁龛中。第二天，我在村子里绕了一圈，这里的生活真是一目了然，犹如敞开的牡蛎壳。

克勒姆可以分为地理上颇为明确的两部分，一边是匈牙利人，一边是吉卜赛人。我们穿过吉卜赛区，伊隆卡分发衣服给所有前来领取的人。一群孩子聒噪地跟着我们到处走，个个脸孔美丽，配上大大的眼睛，而且很快仿效起我们的动作和他们听到的英语。克勒姆的吉卜赛区很明显也有自己的等级制。在比较“好”的地区，房屋是灰泥粉饰过的，有些还算宽敞，只是没有任何外在装饰；比较贫穷的地区则有如贫民窟，房屋简陋，有些甚至仅仅是用大片硬纸板混合上泥土、稻草和其他杂乱的东西组合而成的。夏天，赤身裸体的孩子和大人懒洋洋地闲晃着，后面跟着一样懒散的狗，给人一种嘉年华的怪诞氛围；不过若换成冬季，住在这里一定很凄惨。听说每到冬天都会有人冻死，尽管说实话，经常都是些喝醉酒，还没到家便在半路睡着的人。

在匈牙利经常可以听到对吉卜赛人严苛的批评，不过在托尼看来，光是吉卜赛人的大量存在，便是匈牙利灵活性的证明。“匈牙利的边境比较宽松，”他说，“所以吉卜赛人才会在这里，而不是在西欧。从某一时期开始，西欧所有土地都被划分为私人财产；但这里每个村庄都有些公共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而且每个村都有条泥巴路贯穿而过，方便他们搭乘篷车旅行。匈牙利是唯一一个可以在泥巴路上行进上百英里的国家。”

好几个世纪以来，吉卜赛人一直是欧洲另一个“异类”。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是恐惧与嘲弄的对象；但除此之外，这两者是既相同，又完全不同的对偶。犹太人靠着书本和圣经延续至今，吉卜赛人则在没有文字文化，也没有复杂信仰体系的情况下繁衍。他们经常依附于所住地区的宗教，所以在克勒姆，他们会来托尼的教堂，只是也会把他们习俗的痕迹带进仪式中。他们会在死者棺木上留些香烟和伏特加酒，有一次甚至还放了一把小提琴，让往生者在前往下一个世界的路途中能获得慰藉；同时他们也经常觉得往生者的鬼魂会缠着他们。总而言之，吉卜赛人对我而言，俨然是生活于上帝律法及日常法理之外、独一无二的奇特实验——那是一种流动、游牧、短暂的存在，既看不出社会规范的制约，也看不到超越当下的欲望。令人惊异的是，这种方式的存在居然一再证明了它的韧性，以及吉卜赛人之不可同化的特质，仿佛没有体制的生活也是人类存在的有力假设，并不亚于坚守体制的生活模式。

所有这一切都在逐渐改变，而且很可能会改变得更多。我心情复杂，被赞成进步的道德正确以及不无遗憾的美学撕扯着。又将消失一些色彩缤纷的差异，但不用说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影视技术公司，不会为了我而制作精彩的影片。不管怎样，当我行走于村落周边时，立刻明显感觉到了吉卜赛人生活方式的危机。我停下脚步和一个年轻家庭聊了一下，他们身旁就是寒碜的居所，院落里满是铁丝、车胎和杂草。那个父亲在一盆泥水中泡脚。他很骄傲地告诉我们，他会看电视上的新闻节目，知道匈牙利各个政党的名称。至于比较大的变化……没有，他看不出他们会为吉卜赛人做些什么。“就像街道的名称一样，”他说，“名字虽然改了，但街道还是一样。”他看上去对自己的比喻感到很满意。那个母亲怀抱着一个小男婴，我问她是否梦想孩子上高中，或哪天能上大学。“他干吗做那些连我都没有做过的事？”她反驳道。

但是一个新成立的吉卜赛政党“弗洛里帕”（Phralipa）在当地的年轻代表却马上宣称，他们人民的新目标之一，便是教育自己。龙托·奥蒂洛（Ronto Attila）是个安静害羞的年轻人，他交叉手臂环在身前，像是在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我们在一间比较富裕的水泥屋内交谈，房间内装饰着各种便宜的布料、成排的酒瓶和极为庸俗的石膏塑像。墙上挂着一张老旧的万宝路（Marlboro）男性香烟广告，天晓得那是如何辗转来到此地的。房内有各种各样的人，各个年龄的人，就站在四周，从敞开的门进进出出，观看房间里的动静。

虽然对生命的政治理解跟吉卜赛人具体实在、近乎异端的、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存在可谓大相径庭，但这个情景和与龙托·奥蒂洛的对话，都显示出一种类似政治自觉的萌芽。对我所问的大部分问题，这位年轻的党代表都以非常精明甚至套路的方式回答，和任何政客没有两样。全世界的答案都一样！但是他所描绘出的问题是严峻的。在过去两年里，百分之五十的吉卜赛人失业，其中大部分都在米什科尔茨的工厂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办法盖新的房子，因此有时一间房子得住上二十到二十五个人。龙托·奥蒂洛正在申请资金，成立他们自己的建筑公司。他花很多时间在填表格上。事实上，吉卜赛人的卫生条件不是很好，经常生病，所以就必须填表申请伤病补助金。他把他正在填写的一些表格拿给我们看，证明他说的是实话，或许也是为了炫耀，因为他是此地少数几个知道怎么做这些事的人。他用充满责任感的柔和语气向我们确保，他愿意为他的同胞做任何事。毕竟，他是他们的代表。

村里还有其他吉卜赛政党吗，我突然心生一念，便随口问了一句。对这个问题，这个新的民主主义者的反应可就本能得多。“我不会让其他任何人进来的！绝不容许！”他宣示着，两眼闪闪发光。嗯，这些才只是开始，等到明年，虽然未必是他所期盼的，但龙托·奥蒂洛一定就会得到答案了。我们又在另一间糟糕的简陋住宅前驻足，一位抽着烟，身形瘦削，神态紧张的女人邀请我们进去。但见屋内是泥巴地面，墙上贴着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非常旧的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37]的照片。“我只有一个人。”她告诉托马斯，表情极其忧伤。她先生去年冬天过世，孩子们也都离开家了。“我没有其他人。”“住在这里一定很辛苦。”我环顾四周。“不是的，”她痛苦地摇摇头，“那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只有一个人。”无论何处，人类的情况都一样。

我们辗转走出吉卜赛村落，后面跟着那群以模仿为乐的孩子。托马斯领我来到当地企业的办公室，这家公司雇用了村内大半的匈牙利人口。我们跟公司的会计员聊天，她是个金发、结实、四十多岁的女子，精力充沛，口齿伶俐。政局的改变为公司带来极其讽刺的转变：1960年，村子经历了强制性的、令人厌恶的集体化政策，现在则面临同样出于被迫、毫无意愿的私营化政策。不错，刚开始时，村民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入公司的，那名会计告诉我们。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一种悲剧。不过后来他们就习惯了，公司也经营得非常成功，收益逐渐增加，共享的农业经营方式变得更容易也更有效。所以现在，每个人反倒都对即将到来的私营化的最后期限心存忧惧。

会计皱着眉头，真心烦恼地谈到分配众多共同财产的实际困难。员工要负责将价值一亿匈牙利福林的财产以代金券的形式分给两百名企业员工。但是要如何比较一块土地和一辆货车的价值？而且如果一块土地小到无法自足地经营农业，被分到的人又该怎么办？何况，大部分农民此刻都已经失去独立务农的本领了。她看不出任何解决方法，同时，公司营运已经出现困难，亦即当前东欧许多大企业所共同面临的恶性循环问题。当国家津贴停止，公司的主顾——比如米什科尔茨的一些从克勒姆购置牛奶的工厂——都开始停止付款，他们该如何支付乳牛所需要的饲料？很快地，公司员工的薪水也将面临危机，不过目前她还没有告诉他们这件事，不想让他们紧张。这是一种出于父性或母性的心理吧，我很能体谅这点，因为我看得出来，她是真心把公司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看待。

我问她新成立的各个政党对她的窘境有没有什么帮助，这激起了她相当激动的厌恶。没有一个政党有任何帮助，他们全都各怀鬼胎，而她自己有两百名员工和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只担心谁可以支持他们的理念——“所以他们才叫政治人物啊”——关心的不是实际的日常难题。

不过我接下来遇到的一个政治人物，似乎对所有问题和访客都有负责的意愿。他是克勒姆的市长，另一个精力旺盛、滔滔不绝的人。我开始相信托尼的理论，所有生长在喀尔巴阡盆地的物种都特别强悍。市长身材矮小，头发艳红，满脸雀斑，非常好客。他亲自来花园迎接我们，还拿自家葡萄园所酿制的托考伊葡萄酒招待我们。那酒滋味独特细致，混合了淡淡的松脂酒[38]和甜甜的波尔多葡萄酒之味。我们一边饮酒，一边听他比手画脚地高谈阔论。他告诉我们，“人们”对于新的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很难适应，仍然等待“上面”的指导。然而他不等待任何人，已经开始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他已开设一间独立的小学，也正在规划许多其他项目。他自己是个老师，也是个足球运动员，喜欢新鲜的事物，喜欢采取行动——这正是他当初决定竞选市长的原因。

公司的事该怎么解决？我问他。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是啊，那的确很棘手。不过他觉得有个解决方法，就是幸好，就在村子外缘有座温泉。他的想法是在公司解散后，立即再重组一家新的，以这座温泉为中心建立一个别致、一流的度假胜地。

当我向托尼提及这件事时，他露出一脸好笑的神情。“啊，对，那座温泉，”他说，“多年来，那已经成为克勒姆的固定观念了。”那座温泉就那么诱人地位于邻近地区，而且未经开发，只要加以适当的支持，应该就会成为村民梦想中会下金鸡蛋的母鸡。这个评论使我对村民生活有了整体的概念：这里的村落和梦想中的温泉，过去几百年都基于相同的计划；在这里住了好几个世纪的吉卜赛人；此处的现代问题；以及回到那座可以像魔术一样解决所有难题的诱人温泉。

不过当然啦，还有另一段历史切入这徐缓漫长的生命周期。我在托尼的房间和他聊了许久关于他遭迫害的那段岁月。托尼也在监狱中待过，前后八年。他是明曾蒂主教（Cardinal József Mindszenty）[39]所领导的激进派教士之一，在“那一小段时间”——他对1956年革命的称呼——之后，是被指定遭受特别报复的一群教士之一。

托尼说，教士比较容易适应监狱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妻儿需要操心，神学院的生活也已经为不论是与他人共享隔间还是更大的孤独都做好了准备。“每间牢房就是一个有四名教士的小修道院。我们可以互相打气。”在这“小修道院”中，他们互相教授语言，在肥皂上刮写单词，还在卫生纸上写祈祷文。有时他们还会为彼此举行弥撒，使用监狱里的面包和他母亲藏在蛋糕里送给他的一颗葡萄籽，把水倒在上面。“一滴就够了。”托尼说。我不禁联想到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40]的《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41]，以及小说中描述的，对一个堕落的教士而言，弥撒所具有的神奇与转变的力量。

后来，教士们被转入其他牢房，和其他囚犯拘禁在一起。托尼说，和他同监的狱友都非常优秀。有一位前朝的部长，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一名宪兵。他们之间产生了非常有趣的对话，从他们的小宇宙中，狱友们试图拼凑出一幅“统治体系的心智图”。在这共同的困境中，虽然有时人们相互斗争，“彼此深恶痛绝”，但他们却发展出了“非常、非常深厚的”友谊。

最后，托尼被狱内一个团体征召，为秘密警察翻译文件；如果不是这样，那些文件将永远不见天日。其中包括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中的论文、丘吉尔的回忆录、有关苏联间谍系统如何运作的书籍，以及训练狗的手册和药品手册等等。毋庸置疑，正是这些阅读强化了托尼天马行空式推测的嗜好，例如他认为整个卡达尔时代是苏联主导的针对匈牙利人精心设计的实验。不过，根据他的经历，也不难理解为何他认定在权力的世界中，怀疑是事实之母。

有没有人陷入绝望？在我试图揣摩这翻转的世界的过程中，这是我的标准提问。托尼的答案和每个人的答案都一样。他不谈论信仰，也许那方面太过敏感吧，只说心理上的存活非常仰赖个人的性格。托尼记得有个运动员拒绝做任何体力锻炼，因为他觉得牢房内的空气太污秽。“对我而言，运动对我帮助很大，”托尼笑着说，“还有瑜伽。但是对他而言，在那种环境下进行体力活动是无法忍受的，因此干脆说空气很糟糕。”

在那段时间里真正始终陪伴他的，他说，是体认到在任何情况下，人们总可以寻找到一小处开口、一个小洞、一粒仅属于自己的东西，人可以在任何状况下都设法过“一种合理的生活”。这小小的体认也已经透过一段段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故事，缓缓地在我心中成型。这些故事是东欧人生命的历程，是他们共同拥有的生命记忆的一部分。我可以想象，他们也共同拥有由此得出的一种认识，就是同时承认权力与不公正，并且明白其实根本不必完全臣服，总有些什么是他们可以在其间运作的。

出狱后，有一阵子托尼不能传教，而在工厂和教区图书馆工作。他利用那段时间学习艺术和大提琴，并组织教会的各项展览和音乐会，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布达佩斯教会事务局最终得出结论，他做这些事惹出的麻烦比三个激进的教士还要多，于是决定让他恢复传教，条件是必须前往偏远的克勒姆，等于遭到放逐。

托尼同意了。过去二十年，他蔑视当局的判决，将他的教区周边转化为一个艺术家、学生和国际天主教青年骨干的小型聚会中心。他的蓬勃活力使其有如一个因为不再恐惧而任由自己精力脱缰狂奔的人。我们的谈话在托尼的房间进行。房内摆放着一台三角钢琴，他正在学习弹琴；另外还有一摞赏心悦目的书，以及几幅现代宗教绘画。他给我看一本他写的书：“出于我私人的热情。”写的是皮林斯基·亚诺什（Pilinszky János）[42]。根据托尼的描述，皮林斯基堪称匈牙利的T. S.艾略特（T. S. Eliot）[43]。最好的报复便是活得精彩，这世俗的观念似乎很适合托尼思虑周详的积极作为。毫不意外，托尼对改变十分乐观，对他的同胞适应改变的能力也抱持着极大的信心，正如他们已经适应了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匈牙利人很有天分，”他说，“他们想要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之后他便披上黑色长袍，主持晚间布道去了。

在我们谈话过后，我在克勒姆安安静静地走了一个钟头。牛群沿着主路默默前进，然后用鼻子顶开栅门，自己进入它们的庭院，有如五点钟离开办公室的人群。村子里干干净净，村民在他们的小阳台上聊天，有个吉卜赛男孩在一小片无人的草地上唱歌。时间慵懒怡人地往前挪移，正如天际的太阳。

在我离开克勒姆之前，另一个精力旺盛的人出现在草原的景致中。她向我介绍自己是玛吉特阿姨（Auntie Margit），这里的人习惯称呼年长的女性为阿姨。玛吉特阿姨有双大大的蓝眼睛，头上戴着头巾，嘴里只有一颗牙。她似乎永远面带笑容，话又多又快，跟我讲话的态度宛如我是她的朋友，尽管她满口匈牙利语。在七十几岁时，玛吉特阿姨成了一位艺术家。这一切起始于一名来自布达佩斯的有名艺术家在当地教会指导的绣帷编织活动。玛吉特阿姨当时便感受到内心的召唤，并在那以后开始创作起自己的绣帷图案来。她把她的作品拿给我们看，其中大部分是在几平方英寸的帆布上编织的小画，包括她的孩子们的婚礼、某个人的丧礼、圣人的肖像画等等。她从一个古老的抽屉中小心翼翼地取出折叠的桌巾和衬垫，上面有她母亲和祖母绣制的花样。她从小就看着女人们制作这种几世纪来都没有改变的红色绣帷，她说这是她最初的灵感。当我告诉她，她正追随着摩西奶奶（Grandma Moses）[44]的脚步时，她开心地握紧双手。在我们准备离开时，她还特地拿出一小片圣安东尼（St. Anthony）的绣帷，一手在她胸前按了一下，然后把绣帷递给我，手劲出奇地有力，表示这小小的作品是她的一片心意。

我心想，管他政不政治，这才是一位改变自己生命的人。不是每件事都恰好符合预定的形态，感谢上苍，这些无以数计的活力元素，或乐观或忧郁的性格，永远可以超越或颠覆更系统化的生命现实。

回到布达佩斯，我参加了两个性质迥异的活动。一个是由桑多尔·费伦齐协会（Sándor Ferenczi Society）主办的国际心理分析会议，名为“走向千年之末：政治更迭与精神分析”，翻译后的译名意思稍有偏差。

这类会议不是第一次在布达佩斯举行，但值此新环境，仍具有关键意义。匈牙利是东欧唯一一个精神分析传统挺过冰河时期而幸存至今的国家；不过即使在这里，精神分析也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只能在地下运作，维系传承于一线之间。其实在20世纪早期，布达佩斯可谓仅次于维也纳，是精神分析这奇特新知识的萌芽与发展之地。费伦齐是弗洛伊德亲近的弟子之一，其他几位精神分析的奠基人，包括巴林特·米歇尔（Balint Michael）[42]和玛格丽·马勒（Margaret S. Mahler）[46]也都是匈牙利人。

这次集会的主题，可以被概括为政治压迫和个人压抑之间的关系。演讲的题目诸如《记忆与责任：政治无意识》（‘Memory and Responsibility: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三代精神症模型》（‘A Three-Generation Neurosis Model’）和《政治社会的性格与变异》（‘Character and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Regime’）等等。从这些演讲简化的英文翻译看来，这些心理学家所关注的内心问题，其实几乎是“外在世界”的复制。他们谈及历史的“累积性创伤”和“生存策略”，对此最重要的是遗忘。有人说：“被要求不要记忆。”还有人则谈及分割与碎片化，这源于经验与知识的分离。“匈牙利人有个大问题，”中场休息时，有人告诉我，“就是他们一直被教导要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公开的，一张是私下的。结果到头来，连他们自己都分不清楚哪些是谎言，哪些是真实了。可以想象，随之而来的就是某种程度的分裂。”

在匈牙利创伤的后续，有人解释道：“历史根本不容许我们坐下来反省，对前一时期的纷乱整理出思绪。”而现在的问题是，在最深的心理层面，也是在国家层面，到底要追溯到多久之前，才能重建一套对生命或对历史的融合一贯的叙述呢？还有人提议“脚本概念”的精神分析疗法，亦即同时检视外在和内在的现实。

这些问题跟一般精神分析师会讨论的寂寞和个人主义等等所引起的精神症迥然不同；不过，就像其他所有一切一样，精神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其赖以实现的文化所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跟组织这场会议的费伦齐协会主席哲尔吉·希道茨（György Hidasz）聊了一下，他是匈牙利精神分析得以存续的主要功臣。我们讨论的话题转向精神分析中的禁忌话题。匈牙利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可以轻松地讨论金钱这个西方人士总是讳莫如深的议题；但另一方面，希道茨说，他知道在某些个案的整个分析过程中，患者的犹太裔身份从头到尾都没有被提起过。对此我感到有些惊愕与神奇，不过或许我不该如此，文化毕竟会真实反映在心理层面上。在精神分析方面，东方和西方虽系属同一传统，但两者迥异的历史经验自然会创造出不同的问题，甚至不同的人的建构。此刻齐聚此地的精神分析学家所最关注的，是东欧在此转变之际最切身的问题，即从其漫长的黑暗中寻回共同的过往，并设法接纳他们经历过的种种令人难堪的真相。

用歌剧之夜作为我匈牙利之旅的最终乐章，可谓完美至极。轻歌剧是在政权更替、革命与反革命中幸存下来的匈牙利传统之一，也许是因为本身过于微不足道，够不上被镇压的资格吧。这出轻歌剧在一家特殊的剧院演出，酒红色厚绒布装饰的楼梯栏杆，外加处处金碧辉煌的过度装潢，提供了最理想的奢华背景。观众的穿着也同样花哨、欢乐而俗丽。我所看的歌剧名叫《维多利亚》（Victoria），是一位名叫亚伯拉罕·保罗（Ábrahám Pál）[47]的剧作家的作品。在没有英文节目单辅助的情况下，我所理解的剧情讲的是同名女主角的感情冲突与纠葛，因为她不知该情定英俊的美国外交官，还是潇洒的匈牙利轻骑兵。剧情中还出现了战鼓，我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单薄的剧情中夹杂了音乐、动作、服装和活力四射的喧闹场面。多种文化的混杂，交织成一个巧妙时尚的夜晚；从中可以窥见好莱坞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48]的歌舞片、哥萨克（Cossack）[49]的杂技表演、维也纳华尔兹、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民谣，以及日本的天晓得什么东西。在这中间，还有一段苦乐参半的美妙曲目，弹奏犹太的曲调，从悠扬到逐渐活泼，用以调侃讽刺，并和一段军队进行曲相互对比。整场表演不断提醒我，好莱坞电影和百老汇音乐剧有多少是中欧的后裔，而美国大众文化又有多少受到这种精致欢乐及喧闹精神的影响。表演不断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欢笑，人们还跟着节奏一起拍手，正符合轻歌剧的轻佻与喧闹。

《维多利亚》这出戏剧的概念可以在共产主义后的现代匈牙利重复上演，只需换上更新版的国际音乐总汇，再把外交官换成美国生意人——不过轻骑兵的角色或许就只能换成一个不那么浪漫的人物，诸如雅皮士之类的了。就某一层面而言，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但我却不再知道，这是一种悲观的，抑或是非常乐观的至理名言。

[1]特兰西瓦尼亚，原为匈牙利王国之领土，在土耳其攻占布达佩斯后，成为匈牙利贵族的避难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1920年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转而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2]马扎尔，匈牙利主要民族。

[3]卡达尔·亚诺什（1912—1989），1956—1988年出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书记，两度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匈牙利人名与中文类似，姓在前，名在后。本书出现的匈牙利人名均按匈牙利姓名顺序。）

[4]古拉什共产主义，又名肉汤共产主义或卡达尔主义，得名于匈牙利菜名“古拉什”，这道菜需要混合各类不同食材。

[5]康拉德·哲尔吉（1933—），匈牙利小说家和散文家，以主张个人自由闻名。

[6]拉科西·马加什（1892—1971），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1945—1956年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7]巴拉顿湖，中欧最大的湖泊，著名度假胜地。由于匈牙利是一个内陆国家，所以巴拉顿湖有时也被戏称为“匈牙利的大海”。

[8]塔可夫斯基（1932—1986），苏联最有影响的电影导演之一，作品有《伊万的童年》、《牺牲》等。

[9]安妮·弗兰克（1929—1945），德籍犹太人，《安妮日记》的作者。

[10]纳道什·彼得（1942—），匈牙利作家，剧作家及散文家。

[11]纳吉·伊姆雷（1896—1958），匈牙利政治家，曾两度出任政府总理。任内试图推动自由化与退出华约的计划，但是苏联迅速调派红军镇压，纳吉与其追随者曾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却在离开大使馆后被捕，随即以叛国之名遭到处决。直到1989年匈牙利民主化后，他才获重新安葬。纳吉在匈牙利得到相当高的评价，被视为自由的先驱与英雄。

[12]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武装革命，虽然大多都迅速以失败告终，却仍造成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

[13]由鲍勃·古乔内（Bob Guccione）创办的男性杂志，内容包括城市生活方式的文章和软色情图片。

[14]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935—1977），昵称猫王，知名美国摇滚歌手与演员。

[15]匈牙利并无自由产权党，此处疑应为独立小农党（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Party）之误。

[16]一座新艺术运动风格的温泉浴场，修建于1912—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

[17]费里尼（1920—1993），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编剧，代表作有《甜蜜的生活》、《八部半》。

[18]福林，匈牙利货币名。

[19]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在位时主张绝对君主制，在统治匈牙利后引起长期的反抗运动，直待1681年取消专制，恢复贵族之特权，放宽信仰权利才渐渐压下反抗势力。

[20]科苏特·拉约什（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及民族英雄。1848年革命领导人，担任革命中独立的匈牙利共和国元首。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

[21]戴阿克·费伦茨（1803—1876），匈牙利政治家，曾任司法部长，因反对以暴力作为政治手段，和拉约什分道扬镳。

[22]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匈牙利爱国诗人和革命志士，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

[23]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及革命家，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曾为希腊革命奔走，病逝于希腊军队的军帐中。

[24]约瑟夫·贝姆（1794—1850），波兰和匈牙利民族英雄。

[25]盖勒·埃尔诺（1898—1980），拉科西·马加什左右手，致力于斯大林主义的匈牙利化。1956年间短暂出任匈牙利第一书记。

[26]1956年10月29日至11月7日，以色列、英国、法国为争取运河控制权，对埃及展开攻击。

[27]阿瑟·凯斯特勒（1905—1983），英籍匈牙利作家、记者和批评家。著有著名政治小说《中午的黑暗》。

[28]9世纪时，东方游牧民族马扎尔人在领袖阿帕德领导之下，西迁多瑙河流域，形成日后的匈牙利。

[29]秘密出版物，即秘密写作、印刷和发行的方式，始于1950年代，一般都是以打字复写稿的方式出版，在读者中间流传。

[30]汉普顿位于纽约长岛东区，为海滨度假胜地，拥有若干美国最昂贵的住宅。

[31]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19世纪一位多产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

[32]1787年，俄皇凯瑟琳大帝出巡克里米亚途中，克里米亚总督波将金为营造繁荣假象，下令在她巡游经过的地方搭建了许多造型悦目的假村庄。

[33]德语Kinder, Küche, Kirche，或称“3K”，是一句传统的德语口号，描述了德国传统价值观中保守的女性社会角色。

[34]霍尔蒂（1868—1957），匈牙利的军人与政治人物。1920—1944年掌握军政实权。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匈牙利后，流亡葡萄牙。

[35]天主教成立的法庭，负责审判和裁决天主教会所认为的异端。

[36]早期人们在山下平原修建城市的同时，也会在附近山区修建军事要塞，称为卫城。

[37]丽塔·海华丝（1918—1987），美国知名女演员，1940年代红极一时的性感偶像。

[38]希腊常见传统酒，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39]明曾蒂主教（1892—1975），匈牙利籍天主教教士。

[40]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恋情的终结》、《命运的内核》等。

[41]以墨西哥为背景的小说，主题在强调世界的权力和荣耀往往是一时的，只有上帝的荣耀是不变的、永恒的，最终的权力也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42]皮林斯基·亚诺什（1921—1981），匈牙利诗人，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俘，诗作风格以并具天主教信仰和思想的觉醒闻名。

[43]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评论家及剧作家，其作品对20世纪，乃至今日的文学影响极为深远。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22年出版的《荒原》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诗作之一。

[44]摩西奶奶（1860—1961），美国女画家。她出身农家，只受过有限的教育，七十多岁时才因关节炎放弃刺绣开始绘画，共作画一千多幅，是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代表人物。

[45]巴林特·米歇尔（1896—1970），匈牙利心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移居英国。

[46]玛格丽·马勒（1897—1985），匈牙利心理学家，早期在奥地利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移居美国。

[47]亚伯拉罕·保罗（1892—1960），匈牙利犹太歌剧作家，1927年任职布达佩斯歌剧院，以轻歌剧逐渐闻名。

[48]巴斯比·伯克利（1895—1976），好莱坞导演和歌舞编导，代表作有《第42衔》、《淘金女郎》等。

[49]生活在东欧大草原，即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游牧民族。

第五章 罗马尼亚

也许每个旅行家的想象中，都有一处心灵的百慕大三角洲，集合了所有对无名危险和未知黑暗的不安。在我的想象中，没有任何创意地，这种莫名危险的代表就是罗马尼亚；而在罗马尼亚旅馆的夜晚，最令我隐隐感觉恐惧的，是特兰西瓦尼亚这个词。

这种不安不仅源于当地嗜血的贵族——尽管光是阅读虚构的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的原型的故事，便足以吓得人血液凝固了。他是弗拉德·德拉库（Vlad Dracul）的儿子，名叫弗拉德·则别斯，或称穿刺弗拉德（Vlad Ţepeş，Vlad the Impaler）[1]。虽然历史上并没有他从少女颈部吸血的记录，但其真实的“丰功伟业”也够骇人听闻的了。弗拉德·则别斯是15世纪中叶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王子，统治手腕极为残酷。如其绰号所示，他特别擅长穿刺之刑，将人钉在尖桩上。有段时期，他的城堡院落中被处以此种极刑的封建领主多达数百名。以当时还不算发达的技术来说，他——尽管还有其他许多人——绝对有资格称得上我们这个时代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之一。

特兰西瓦尼亚在我心中的形象，也因为较近期的暴力事件而显得更加阴暗。罗马尼亚是我访问的国家中，唯一一个在改变的同时伴有武装战斗之处，最惨烈的流血事件有些就发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城市蒂米什瓦拉（Timişoara），亦即罗马尼亚“革命”最先爆发之地。在巡游东欧的过程中，我不断听到有关火车在夜晚遭到抢劫，游客在特兰西瓦尼亚幽暗森林中失踪的故事。匈牙利的朋友们还警告我，不要搭乘挂匈牙利车牌的车子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因为罗马尼亚多数民族和数目庞大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间的关系相当紧张。他们自己通常也会绕道维也纳租车，再穿越罗马尼亚边界办事。

不过，我第一次经由特兰西瓦尼亚进入罗马尼亚，还是搭乘了一辆匈牙利车牌的车子。而即使不考虑外在的危险，只是为了平复我自己的恐惧，这段旅程我也找了美国朋友彼得同行。在我们跨越国界前，罗马尼亚的迹象便开始浮现。彼得曾经到过一些世界上更偏远的地区旅游，养成了让人搭便车的习惯，所以在布达佩斯和德布勒森（Debrecen）之间，我们就停车载了两个走路的人，大家一路相伴直抵特兰西瓦尼亚。

这两个年轻人黑发黑眸，在我们离开匈牙利之前，一直拼命地搜购食品。“罗马尼亚没有东西吃，”他们紧张地说，“那里一团乱，什么都没有。”两人都来自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地区的布科维纳（Bukovina），同为电气工人。他们本想前往奥地利申请工作护照，结果在边境被遣返，无功折回。对此，他们似乎就是一脸的认命。也许正如他们所形容的，眼见一大群人试图跻身神奇的西方，令他们心存羞惭吧。他们当中一人的英语和法语说得还好，因此我们便两种语言掺杂着用，吃力但足以理解地相互沟通。罗马尼亚的情况很糟糕，他一直重复地叨念。伊利埃斯库（Iliescu）[2]总统承诺得太多，结果什么都没做，恐怖的秘密警察仍然到处都是。不错，伊利埃斯库的救国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在选举中赢得了绝大多数，但——那电气工人认为——那是他们控制了电视和广播，占尽所有优势的缘故。他用法文说了一句：“戴菲斯帽的土耳其人！”这应该是土耳其人占领时期流传下来的一句俗语，意思是，人在谋求私利时总是狡猾无情，就像戴菲斯帽的土耳其人。

结果，在匈牙利这一侧我们没有找到一家食品店是开门的，只好在只剩一片残梗的小麦田间拿出随身携带的食物像野餐般分享，然后带着残余的几片西瓜，离开了这富饶之地。到了边境，但见一长排车辆等着入关，旁边竖立着几个令人满头雾水的英文标志：“建筑等城市”，“喂食时请熄火”，第三个标志则是各种大小引擎的不同限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的护照被拿去检查，人则被赶到路边等待。所幸我在布达佩斯的书店买了几本英文诗集，现在就阅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3]的诗打发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倒也蛮合适的，顺带平息内心的焦躁感。大约两个钟头后，他们很有礼貌地把护照还给我们，却没有做任何解释。

一旦进入罗马尼亚境内，我们的乘客便开始道歉。为道路、风景以及贫穷等情况频频致歉。彼得和我都不觉得我们所目睹的情景有任何不同寻常之处，倒是我已经在旅游期间碰到太多这种自贬式的民族习性了。除了被贬抑为二等公民所令人感到的真正的羞辱，仿佛被迫处于此等窘境就已经令他们想要阻止外国人的评论，不愿再当面受到屈辱了。至少，他们希望借此表明，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可悲处境不是全然无知。

不过当我们行驶在乡间道路时，贫穷的状况也确实越来越明显，柏油路面越来越少。这些道路上的行车状况委实令人叹为观止！鹅群在我们车子前面昂首踱步，仿佛我们不过是另一只鹅；健壮的牛拖着车，跟我们分享狭窄的小径；牛群恣意漫步，仿佛这地方是属于它们的。我们经过的每个村落，都见人们三五成群地在昏黄的天色中站着聊天，孩子们朝我们又叫又笑，仿佛我们的车子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快乐。但也难怪，毕竟我们经常开好久都看不到另一辆车。

我们原本预计晚间抵达奥拉迪亚（Oradea），根据我可靠的福多尔（Fodor's）[4]旅行指南，当地应该可以找到旅馆。但是由于距离目的地还很遥远，而天色已暗，时间又不早了，车行速度非常缓慢的我们决定就近落脚于一个我们始终不知其名的山中小镇。结果竟是闯入了一间有如来自地狱的旅店，参观的每个房间都没有灯光，湿气很重，且每样东西都弥漫着一股臭味——据我判断，是一种混杂了变质的油腻和一层层汗臭的气味。无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留宿。我们的乘客则决定继续他们无望的便车之旅。把他们留在半路上的我们，心中不无少许的罪恶感。

那家所谓的旅店外面一片漆黑，只有一盏灯闪烁着光，仿佛是一个高大异常的山怪之家，或者是一间搭建于高架上的狭窄木屋，里面还飘出乐声。我们往人声处走去，爬上摇晃的室外台阶，置身当地的夜生活。在一个大约两个衣物间大小的房间内，有一个吧台和三张桌子，大约坐着六个人，全都一身国际化年轻风格的打扮：皮夹克、细腿裤和长耳环。一台音响播放着美国迪斯科音乐。我一方面觉得有趣，一方面又觉得丧气：世界上再也没有所谓遥不可及的角落了。但是我们所点的饮料却是当地的，一种名叫拉奇亚（rachia）的李子白兰地，味道尝起来好似润口清淡，其实却是我所品尝过的最烈的酒。第一杯下肚后，彼得和我便很容易地被说服用若干美金和一个身穿皮夹克的年轻人换了些列依（lei）[5]。喝了第二杯后，我的视线变得异常清晰，但爬下室外台阶时却出奇地困难。不过鉴于我所要住的房间，我又很高兴有这预料之外的后劲让我沉沉入睡，无法进一步检视我所睡的床铺或周围其他任何东西。

随着旭日东升，我想象中的阴沉也转换为一片明亮。阳光灿烂，小村落依偎在青翠的山谷中。拉奇亚没有留下宿醉的不适反应，这也正是该酒所引以自豪的特点之一。令我们大感惊讶的是旅店居然供应早餐，或者勉强可称之为早餐吧。餐点设在旅店旁边的水泥阳台，食物放在一张卫生堪忧的桌子上：包括差强人意的鸡蛋和一片干面包，可惜的是没有咖啡。我们要了一点冷饮，结果送上来一种黏稠、泛黄，味道完全不能接受的液体，让我们决定放弃。英国广播公司（BBC）曾报道罗马尼亚爆发的霍乱，虽然是在更南部的地方，不过还是近得让人无法放心。

这分明是宁静晴朗的一天，四周风景优美。我到底在怕什么？此时此刻，我无法想象这里会发生任何恐怖的事，尽管这显然也是想象力有未逮之处。我们悠闲地继续上路，前往克卢日—纳波卡（Cluj-Napoca），彼得在那里有约。车行间，周遭景色洋溢着亚热带风情，令人有置身亚洲的感觉。空阔的青翠山丘在烈日下起伏，折射着光线；牛群在慵懒沉寂的池塘中饮水；人们骑着自行车，头上戴着圆锥形宽边草帽。

我们经过的村庄，一幢幢小木屋都涂着薄薄一层向日葵的亮黄、青柠的绿、靛青的蓝，只有这样的艳阳才能容纳并淡化色彩，大大减少了俗丽感。有些低矮的石造教堂，尽管规模不大，却有着哥特式大教堂的繁复精细设计。也有些极简的白色木结构教堂，优雅纤长的银色塔尖闪着微弱的光泽，几乎融化在阳光中。

罗马尼亚的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6]或许曾在这附近漫游过，才会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典型的村落形象，而我也觉得我们所经过的村落满足了我对乡村景致的想象。在更实际的层面，我也可以理解这片美丽富饶的地区为什么会成为各方所觊觎和争夺的目标。特兰西瓦尼亚可谓中欧内的中欧，是混乱甚至黑暗的中心。在14、15世纪享有了一段时间的自治后，特兰西瓦尼亚便迭经易手，更换主人。1600年特兰西瓦尼亚初次和罗马尼亚其他地区组成联盟，却只维持了不到一年，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再度有组织联盟的机会。经土耳其奴役约一个世纪后，特兰西瓦尼亚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禁脔；1867年，基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折中方案”，特兰西瓦尼亚成为匈牙利的一部分。然而1918年，由于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参战，作为对此的回报，特兰西瓦尼亚重新回归罗马尼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兰西瓦尼亚有很大一部分重新为匈牙利取回，但1944年又再度裁定重归罗马尼亚，作为对苏联占领比萨拉比亚（Basarabia）和布科维纳两地区的补偿。这也难怪当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方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心平气和地化解彼此间的芥蒂。

在接近奥拉迪亚时，我们又载了另一个便车客。她是个身材健壮、精力充沛的女子，勉强会说英语和法语。她说她是工程师，不过在东欧，这个名词涵盖了许多罪恶。当我们拒绝接受她塞给我们的列依时，她索性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去坐坐。那个小区杂草丛生，人烟罕至。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栋罗马尼亚公寓，所以颇感好奇。即使以东欧的标准而言，这里也算狭小而贫困，不过都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在小小的客厅里，她貌似吉卜赛人的女儿正在看电视上的美国摇滚乐团表演。书架上，除了摆放有罗马尼亚的书外，还竖立着《浮士德》（Faust）和《群魔》（The Possessed）。女主人告诉我们，她本来打算教文学的，但是“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而不是我们想做的”，她用法语优雅地说着，耸了耸肩表示认命。

当我要求借用洗手间时，她显得有些沮丧。“我们罗马尼亚的工程很好，但就是少个收工。”她解释，在国家忠诚和此时的尴尬间犹豫。我明白她的意思。只见地板是外露的水泥，天花板和墙壁上有松脱突出的铁丝，浴缸内积满污水，还有一截宛如汽车轮胎的东西。无论她所谓的收工是什么意思，这里确实“少得很”。

我暗自希望她能为我们提供点吃的，但是我的愿望落空了。不过我们的女主人用小型咖啡杯请我们喝了浓郁的土耳其咖啡，还告诉我们她非常高兴有机会邀请我们到她家来。直到不久前，和外国人晤面还是一项会遭到惩处的犯罪行为。比如她的工厂里就有个职员因为和一个波兰籍的同事关系友善，结果遭到每个工厂都有的秘密警察的威胁，说会遭到某种处罚。从那以后，那两名同事便相互回避。这名工作伙伴还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兄弟之邦”的！这件奇闻显示了罗马尼亚直到近期所受压迫的程度，以及对私人行为的控制，都超越了我在其他国家之所见。

“那些秘密警察还到处都有吗？”我问。

她又心照不宣地耸耸肩，说了一句：“不然你期待什么呢？”

然后她马上精神奕奕地说：“不过我不怪伊利埃斯库，”她表示，“那是幼稚的做法。我们不可能一天就拥有民主。我们每件事都要学习。我们没有民主的传统。我们其实算是东方国家。”

离开那里之后，饥饿感越来越扰人。我们已经走了一整天，却只见到一小间阴阴暗暗的所谓的“餐厅”，而且只供应一种类似牛肚汤（tripe soup）[7]的食物，散发出难以描绘的油腻味道。尽管饥肠辘辘，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吞咽那道黏腻的黄色汤料。

这一切都意味着在抵达克卢日-纳波卡时，我对当地的魅力完全无动于衷，只管直接开向一家号称当地顶级豪华的饭店。那地方有点古怪，也许是因为那种模糊、无处不在的衰败气息，却突兀地搭配着豪奢等级的壮阔规模吧。人们各自成群地坐在阳台餐厅的木制长桌旁。我们找到一处空位坐下，旁边是一对年轻男女。那男的又是一个“工程师”，不过正在接受训练成为一个哑剧演员。他会说法语，这点实在幸运，因为我们正需要一个人帮我们沟通晚餐。点餐过程显然需要高度耐心的外交技巧。首先，我们被长久的等待磨炼了耐心，终于有个侍者走过来，我们赶紧表达最小的要求：请给我们一点东西吃，任何东西都可以。我甚至不太敢提出我想要喝点冷饮，只要不是黄色的，什么都可以。经过那哑剧男一番冗长的意见交换，侍者离开了。我紧张地询问待会儿会供应什么。我们的中间人比了一个或这样、或那样的手势。“他会去跟某个人讲，”他回答，“他会想办法的。”又经过一阵漫长的等待，那个侍者走回来，又是一番热切的讨论。“他会给你们拿点肉！”哑剧男胜利地宣布。但是冷饮呢？我一定要喝点冷的东西！哑剧男起身，去跟一整群站在门口的侍者积极交涉。大概十分钟之后，奇迹发生了！一瓶冒着晶莹泡沫的矿泉水被送到我们前面。最后，一顿可以下咽的晚餐也终于送到了。

“这里的食物是怎么回事？”我们问那位好心的翻译，“都跑到哪里去了？”

“黑社会，”他说，“中间商。他们从商店收购所有东西，以高价卖给少数人。”他一脸的厌恶，“这里很乱，一片混乱。以前，你至少知道可以喝到啤酒，喔，也不是每天都有，但至少是一周一次，星期二喝得到。但是现在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跟东方国家一样！”

晚餐后，我们四处浏览，发现克卢日-纳波卡其实是个很漂亮的城市，地道的欧洲风貌令我惊艳，如此眼熟、美丽的欧洲啊，竟在这么遥远的世界一角！“纳波卡”一词是古罗马的名字，此间人口众多的匈牙利人仍称呼这里为科洛斯堡（Kolozsvár）。这座城市由文艺复兴时期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Matthias Corvinus）[8]所建造，市镇中央有座令人景仰的哥特式大教堂；围着赏心悦目的广场，店面门面均漆成这一地区巴洛克色系的乳黄色和白色。

不过建筑虽然是欧洲风貌，气氛却是……巴尔干式的。“要买吗？要买吗？”我们走在街上，人们接近我们悄悄询问，虽然我们根本不清楚他们想卖什么。“香烟？巧克力？肥皂？”一群顽童也问我们。我们表示两手空空没有钱，他们表现出来的不是失望，而是厌恶。我们走向车子时，发现两名男子正旁若无人地查看车子门锁，直到我们上前指出我们有车钥匙，他们才佯装无事地离开。那晚稍后，我们看到一队清洁工人，大多是身穿宽裙、头戴围巾的妇女，在几乎全黑的天色中，手执大型扫把在扫街。是谁指派他们这么晚出来扫街的？这种荒谬绝伦的情景几乎出自尤内斯库（Ionesco）[9]之手，或是齐奥塞斯库（Ceauşescu）[10]的杰作，那人素以怪异随兴的作风闻名。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前往马拉穆列什（Maramureş）那处紧邻俄国边境的区域。往东北行驶途中，我们很快发现自己置身于山峦起伏、美丽原始的风景中。我们经过的村落绝不富饶，却展现出丰富的美感，让我们完全浸淫在所见的一切当中。一幢幢屋子漆着明艳亮丽的色彩，阳台装点着精致的铸铁边框。屋顶也经常带有活力洋溢、造型繁复的塔楼、老虎窗和尖塔，宛如童话故事的迷你版本。大部分的木屋前面都有雕工细致、独立的木质门廊，有人告诉我这些门廊代表从生到死的通道——这里的人都以宁静而非恐惧的心态面对这趟人生之旅。此外还有上面带伞状顶棚的石井。

乡村小路上，女人们的穿着和我在布达佩斯瓦茨街上所看到的一模一样，她们手中拿着成卷的蓬松白色羊毛，边走边梳理。在逐渐暗下来的傍晚，她们坐在室外织布机旁，就在路旁树下将羊毛编织成多结的厚实地毯。我们停下来看她们工作，她们也笑眯眯地邀请我们趋近观察，手中的编织节奏不乱。虽然细节不同，但此情此景就像我儿时记忆中波兰乡村古老、质朴的一面，让我深为感动——感激这熟悉的异国风情，这欧洲赖以成长的深耕文化，迄今依然存在。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博尔沙（Borsa），这座城市高踞在马拉穆列什山上，是特兰西瓦尼亚山脉的一部分。只见主广场上都是人，主要是男人，全都无所事事地站着。看到这群人没有假装忙碌，坦然露出毫无罪恶感的懒散状态，虽然怪异，倒也不至于令人不悦。不过，我们的抵达还是引起了一番骚动。人们走向我们，提供一些无法理解的服务。一名出租车司机站在他破旧的车子旁，透过一连串繁复的手势，表示可以卖汽油给我们。由于已经两天没看到任何加油站了，所以我们欣然接受他的提议。“多少钱？”我们问。那人用手势告诉我们一桶十五美金。彼得正准备接受，但一种源自体内深层、属于东欧的原始本能，促使我虚张声势地回口道：“十美金。”那人佯装痛苦地考虑了半天，十二美金，他终于回答，一副做了天大让步的口气。好，我说。那人马上和我击掌为凭，其他人也纷纷发出满意的声音，因为我懂得他们的游戏规则。

随着生意谈成，所有事也回归正常。那出租车司机靠着他的车子，继续和他的同伴聊天，对我挑眉的询问，他只是举起一只手，摆出不要紧张的手势。我耸耸肩。因为没有迹象显示马上会有什么动静，彼得和我就沿着博尔沙的主要街道往下走。我们发现了一家商店，自然而然地进去逛。店里摆放着一些丑陋的塑料夹克，不过也有些色彩鲜艳的当地制手工地毯，让彼得颇感兴趣。又开始了另一场交易。“多少钱？”他询问店里一位略通英语的年轻女子。那女孩咯咯笑着，找一名较年长的店员商议。

“也许三十美金，”她终于回复，“也许五十美金。”凭这种方式也想欺骗没有警觉性的外国人！

回到广场后，那名出租车司机还在聊天，丝毫不受我们返回的打扰。我们站了一会儿。“旅馆？”我们问道，指指对街一栋长相可悲的建筑。“不是，”众人异口同声道，并往东指，“现代旅馆。综合大楼。在那里。”

过了好一阵子，在某种无形力量的推动下，出租车司机终于上车，示意我们跟着他开上一条乡间小路。我们在他家外面停下，这里靠近一条湍急的山间小溪。他从屋内取出几桶汽油，小心翼翼地注入我们的油箱。

值得庆幸的是，“综合大楼”看来还蛮舒适干净的。一名橘红色头发、面色红润的接待员紧张地注视着我们，向我们保证他会尽最大能力说服侍者供应我们晚餐。经过一番幕后交涉，他端来了尚过得去的食物。我一直纳闷，难道侍者真的会拒绝服务？基于什么理由？这一切似乎都令人伤脑筋地取决于个人。

房间还算不错，让我惊艳，只是墙壁管线内不断传来恼人的背景音乐。我要求领我到房间的女服务员把音乐关掉，她虽然照做了，却不可思议且不以为然地瞪我一眼。我显然已经忘记优雅或现代化是什么了。过去几天，我一直梦想能洗个真正的热水澡，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吧！可惜，现代化的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跟其他地方一样冰冷。“八点，我们有热水。”那名红发接待员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不过当我九点回到房间时，水还是一样冰冷。“八点到八点半，我们有热水！”我被如此告知。痛快地洗个热水澡的幻想就此破灭，不过这类欢愉享受——它们已经不再是日常必要之事了——的无限期展延，是身在东欧必须学会的事情之一。

作为补偿，而且是东欧的标准补偿方式，我们可以在阳台上小酌一杯。同时，精力充沛的接待员还提出给我们讲述有关“革命”的小故事解闷。他说，一切爆发时，他人在布加勒斯特。当时他开车进入一栋政府建筑，结果才刚把车开出来，建筑物就陷入火海。他比手画脚地叙述，带有夸张意味。我们很难断定他所说的到底有几分是实话。

第二天早上，我们步入山区，草坪上露珠闪闪，溪水淙淙，微风轻拂。远处不时飘来牛铃清脆的声音。而到了山顶，我们甚至进入了故事书中的情景，我觉得故事书应该就是从这里取景的吧。只见一间长木屋旁，一个老人和一个小男孩正看着几头牛吃草，那老牛郎身材小巧，体型瘦削，皮肤粗糙，“满面风霜”一词立刻进入我的脑海。小男孩则身穿白衬衫，绿色厚羊毛长裤，搭配镶有银钉的黑色背心，外加一条宽边浮雕皮带。他的皮肤是橄榄色的，一双大眼睛充满了智慧，脸上洋溢着我所见过的最清澈、最甜蜜的表情。

那老人邀请我们到他的小木屋内。木屋很矮小，我们几乎无法完全站直身子，且弥漫着苦涩的浓烟，原来是一个木桶内正在熬制奶酪。他舀了几勺牛奶般的甜蜜凝乳奶酪给我们吃，不过浓烟刺鼻，彼得和我都无法在屋内久留。那老人示意想试戴我的太阳眼镜，然后点点头表示赞许，他可以用它来抵挡阳光和浓烟。若那眼镜不是根据医嘱特制的，我一定会送给他。因为如此，我们送了些从旅馆带出来的熏肠给他，然后继续前行。在这逐渐加速的时代，真怀疑这种慢工细活的生产方式要如何存活。（不过后来我们得知，这类牧羊和牧牛人是罗马尼亚少数能赚大钱的，因为他们制作的奶酪可以外销。根据当地传言，有个新贵牧羊人还购置了一架直升机，载着他从一个山头飞到另一个山头。）

在下山途中，我们遇到一群野餐的人，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用铁叉烤肉，还带了一瓶烈酒轮流分享。所以这里还是有食物的，也许当官方系统失灵时，就只能透过私人渠道流通吧。我们也贡献出剩余的香肠。在高亢激昂的兴致中，一个男的开始高歌，同时用力拍打大腿。

“伊利埃斯库，棒！”一个女的高声喊叫，并竖起大拇指。“救国阵线，棒！”她所展现的热情令我不解，因为伊利埃斯库最近才调派戴头盔的矿工前往布加勒斯特，以暴力方式，而且似乎也是非法地驱散一项示威活动。

“你喜欢他什么？”我们问道。

“他像一个好爸爸，”那女的以法文回答，一副肃然起敬的神情，“他会照顾我们，他会为我们着想。”

另一个女的默默注视着这一幕，然后用英文对我们说：“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她说，“我们没有民主传统。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

她自我介绍说名叫科尔内利娅（Cornelia），邀请我们第二天到家里坐坐。她在鸽子笼似的房间里帮我们准备咖啡，同时以一种渴盼、热切的语气跟我们聊天。她长得蛮标致的，橄榄色皮肤，杏仁般的眼睛，衣着轻便优雅，宽松的丝质长裤搭配卡其色长上装，竟能展现出一种都会风情，也许跟她学英语的方式一样吧，也是从电视和电影中学来的。罗马尼亚将法文视为亲近的外语，学校经常会教，或者人们私下传授。他们对法国文化极为仰慕，对系属拉丁语系也颇为骄傲，虽然罗马尼亚语言中，其实有着强烈的斯拉夫元素。但是科尔内利娅从来没有出过国，对所有事都充满了好奇心。她在这里当老师，丈夫在军中，不过她很快向我们保证：“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被蒙在鼓里，也糊里糊涂的。”她指的是罗马尼亚到底如何发生“革命”，甚至有没有发生革命，都折磨人地没有定论。伊利埃斯库毕竟是党内部的人，而且早期是齐奥塞斯库的盟友，只不过近期属于一个“自由派”的支派。尽管如此，尽管有人质疑秘密警察仍在运作，尽管存在那些矿工的暴行，伊利埃斯库仍然在罗马尼亚群众中享有广泛的支持。科尔内利娅无法告诉我其中原委，她似乎自己也十分困惑。“不，我其实不喜欢他，”她说，“但也许我们应该给他时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看起来很沮丧。然后，似乎找到了正确的表达方式，她又用比较活泼的口气继续道：“你看，我们就是这样，非常感性的民族，不怎么理性。我们一部分是希腊人，一部分是达契亚人，一部分是拉丁人。我们是地中海的一个民族。我们其实是东方人。”

她的说法其实前后并不一致，但是我开始能够辨认出罗马尼亚人在转型期所套用的公式了。每个国家都有一套这种公式，像护身咒语一样不断重复，或像在一片混乱中，勉强抓住一根理解的稻草。“我们总有办法熬过这一关的”，波兰人一直这么说。“什么都没有改变”，匈牙利人一致认为。而现在罗马尼亚人的说法也显出一贯性。“情况很乱，”他们都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不懂民主。我们其实是东方人。”当然，套用公式的说法并非解释，却提供了线索理解人们是如何经历他们的境况和世界的。罗马尼亚人在说这些话时，通常都带着认命的口吻，仿佛这场乱局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情况，一切都是命。

科尔内利娅说她不是一个“爱国志士”，但她爱她贫困的国家，尤其马拉穆列什，她对此地的历史文化都有很深的研究。“你也许不知道，”她告诉我们，显然是从我们的名字中判断出我们都是犹太人，“这里以前住了很多犹太人，现在都没有了。我常常想到他们，有时候会去看看他们的房子、墓地。你们在附近看到的最漂亮、最大的房子有些以前就是犹太人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还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不，我不知道，我也没料到在特兰西瓦尼亚这个遥远的角落竟有个一度繁荣的犹太社区随着战争而消失。犹太人在这段时期似乎一直是困扰着东欧地区的幽灵，犹太人在此间无可避免的缺席，本身就是一种出席、一种错误。总之，对于像科尔内利娅这样的人，内心还留存着犹太人的点滴记忆，为当年没有多认识一点镇上的犹太居民所表现出来的真挚遗憾，我还是心存感念。也许我们不会经常表现出良知，但我们心底还是有良知的，对过去错误的记忆不会那么容易被抹去。

在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科尔内利娅的两个朋友始终在看电影《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尽管我们拥挤地坐在一起，他们却始终没有分神多瞄我们一眼，连我们离开时，也只是懒懒地挥挥手。反倒是科尔内利娅在送我们上车之际，展现出几近拉丁族的热情。

* * *

有谁会留意一个名叫萨品塔（Sapinţa）的小村落的存在？不过此刻我们正前往萨品塔发掘“革命”之事。过去几天，我们一直听说萨品塔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包括公路封锁和让布加勒斯特派出陆军直升机。“是真的革命。”有人语气兴奋地强调。或许革命，货真价实的革命，终于来到罗马尼亚了。

萨品塔位于博尔沙西部几小时路程处。我们接近傍晚抵达时，当地看来有如荒废的小镇。灰扑扑的路面上不见人影，连动物的声音也听不见。只有窗帘紧掩的窗户，以及气氛沉滞的静谧。不过，我一直记着一位匈牙利朋友的指示。“去找教士，”他建议，“他们认识所有人，知道所有事。”平矮的小屋上方清晰可见东正教教堂的尖塔，不过教堂空无一人。只是教堂附近有座墓园，引人好奇，所以尽管我们并非为此而来，还是到里面去停留了一阵。那座墓园满布十字架，大小形状一致，但都充满了强烈的色彩。每个十字架上都绘有一个场景，描述了墓里住客生前的职业，画风原始、笔触细密：有坐在织布机旁的妇女，有牧羊人、鞋匠，甚至是出租车司机。经查阅我的福多尔指南，原来这里叫做“快乐墓园”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整座墓园洋溢着近乎恼人的欢乐气氛。这座墓园最早是斯坦·彼得拉什（Stan Pětraş）这位男子的创作，他和死亡之间，必定有种亲密而奇异的关系。不过他在1970年代末期已经离世，所以他那想必是某位不知名门徒所画的画像，此刻正从某个十字架上朝我们猛皱眉头呢。在墓园后方，我们又看到一个男的正在绘制另一个人像，看来快乐的死亡已然成为本地的标准模式。他领着我们前往就在路旁几步远的教士住宅。

那座房子又大又安静，我们穿过敞开的庭院栅门走进去。一个女子默默打量了我们一下，示意我们跟着她。我们被请进一个大房间，中间放着一张书桌，身着黑色长袍的教士就端坐在书桌后面。他年纪很轻，个子很高，面貌英俊且带着稚气。他一样慢条斯理地打量着我们，用罗马尼亚语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摇头表明听不懂，并试图用我们会的语言跟他沟通，但是没有一种奏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彼此相视无言。然后教士下定决心，领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光线没有那么刺眼，而且比第一个房间还大。房间布置得像土耳其的后宫，铺满红色系的地毯，散置着大型靠枕。教士有礼貌地招呼我们坐下，我们便坐了下来默默等待。最后，一个男孩走了进来，乖乖站在他父亲的椅子后面，等待父亲的指示。他们轻声交谈了几句——所有的一切都以诡异、缓慢的方式进行——之后那个男孩就过来试图用英语和我们说话，可惜他的英语词汇量大概只有十个，很快我们便无以为继。他们父子又交谈了片刻，然后那男孩朝我们微微鞠了一个躬，便离开了房间。

我们又继续等，继续默默注视着对方。巴尔干时间。我们就这么坐着，有如禅学大师。其间并没有尴尬，没有手足无措的频频点头或安抚性的笑容。我开始有种奇特的放松感。对事件的认知也开始改变，不再坚持完成某个计划，只是静待其变。反正世事总是如此推演。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们被带到花园，坐在荫凉蔓藤顶棚下的一张长木桌旁。强烈的阳光透过叶缝闪烁摇曳。在蔓藤顶棚外的花园中，几名农妇打扮的女人正在除草，动作流畅稳健。虽然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但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教士的另一个儿子出现了，年纪更小，也更无拘无束。他没有跟我们对话，却抛出一堆不可思议的字汇。“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他询问地望着我们，“亚利桑那（Arizona）、阿根廷（Argentina）、明尼苏达（Minnesota）、波哥大（Bogotá）。”他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我们每点一次头，他便觉得神奇得双眼发光。对他而言，提到的这些地名已经是全世界，实在充满了神秘。

教士的妻子端了一盘食物和饮料走出来。教士喝了几杯当地酿造的饮料，并鼓励我们照做。在过了又是营养缺乏的一天后，我们狼吞虎咽地解决了送上来的鸡蛋和辣味香肠，然后继续坐着。而我开始失去信心，变得有点坐立难安。

不过我错了，有个隐秘的目的其实正在运作中。那个较大的儿子再度现身，后面跟着一个身材不高，步履轻盈的男子。他自我介绍说是一位来自布加勒斯特的记者，已经在这里待了几天，采访有关“革命”的消息。他说法文，且正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他会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果然，教士和记者一开始竞相谈论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整个气氛也随之活跃起来。他们谈得兴高采烈，尽管我们起先只看到热烈，却不解其意。

以下是在他们的热切讲述中浮现的故事：在“后共产主义”统治下，五千名萨品塔居民选出一位新市长。他是个很有原则的人，教士两眼发亮地说，一个好人，道德的典范。萨品塔的民众很爱他，因为他想要将土地发还给原地主。但是原来的市长来了，或者应该说回来了，民众对他的厌恶一如对新市长的喜爱。“那些人干了很多坏事，令人发指的事。”记者激昂地宣称。不过几天之前，被罢黜的市长还在一队武装人员的陪伴下，冲入新市长办公室，用武力将合法的主人逐出，和其党羽夺回权力。就是在这个时候，善良的萨品塔居民挺身而出，群集坐在主要道路上，阻碍罗马尼亚各地来此的交通长达两天。

他们的情绪随着叙述这些事件而逐渐亢奋。教士几乎穿着黑袍满场飞舞，帮我们的杯子斟满酒，还热情地展示他刚生的婴儿，要求我帮他照相。每个人都试图营造出一种印象：这里的人非常特别，人品正直，具有乡土情怀。他们拼命工作，跟布加勒斯特的人不一样，夺走他们深爱的土地绝对不公不义。

一名满脸胡茬的农人在言谈间被带了进来。他身穿工作服，戴着宽边黑帽。他不但亲眼目睹，而且参与了这些事件。在接下来约一个钟头里，他就只是静静地站在蔓藤幕帷下，偶尔喝杯酒。但一谈到事情经过，便不禁激动地两眼噙着泪水。那两天中，人们手牵着手一起唱歌，成年的男男女女都为之哭泣。“这是真正的革命。”他们一直重复，很高兴亲自采取了行动，仿佛首度发现这么做的可能性。

可惜这个故事终究没有得到让人满意的解决。公路被封锁了两天后，国家军队搭乘直升机进入萨品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士兵们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新任市长，他现在正在地方监狱等待审判；共产党市长则掌握了职权，不过他也担心自己激起的反感，因此有好几个晚上都不在当地，而是跑到萨图马雷（Satu Mare）去过夜。

好像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或这种情况的合法性如何，或他们具有什么权利。对自己的反抗感到兴奋的他们，却依旧接受僵硬的权力行使方式，这是此间和东欧其他国家最主要的差异。这里，桥梁尚未建成，还差一步没有到位。

我们坐在树丛中，夜幕安静而徐缓地降临。故事讲完后，我们便到萨品塔阴暗的道路上散步。四周一片宁静，只有附近谷仓中传来马嘶声。幽暗中，白色鹅卵石似乎发出了微光。教士的小儿子低声念着美国篮球选手的名字。彼得像记者那样企图和坏市长的妻子攀谈，对方当然置之不理。我们回到教士宅邸，教士的妻子带我来到内室，她已经帮我准备好了床铺，上面放了许多枕头。我踉跄地摸黑去外面使用厕所，然后到处寻找水源。厨房内有个水龙头，但是没有水。天亮时，他们送来一个金属杯，里面装着冷水供我梳洗。因为身上实在没有更像样的礼物，所以我放了几块美金，但是对方坚决拒收。

我们开车回布达佩斯去还车，天气炎热，路上仿佛在跳炫目的光之舞。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着一则奇怪的新闻，说伊拉克（Iraq）进军科威特（Kuwait）。彼得和我茫然对望一眼，这个世界充满了怪异的骚动。教士推测这趟旅程需要五个钟头，大概是以巴尔干时间计算的吧，因为我们整整耗了十二个钟头。我本来计划下午搭乘飞机前往布加勒斯特，但是当我们抵达目的地时，飞机早已飞走了。

因为误掉飞机的缘故，我决定搭乘东方快车折返罗马尼亚。彼得已经前往布拉格，我再度只身上路。为了搭乘这个传说中的交通工具，首先必须汗流浃背地在购票队伍中遥遥无期地等待，晚间还得如此再来一遍，因为有人跟我说，如果想要卧铺的话，最好早点去车站。我确实需要卧铺、渴望卧铺，因此提早了一个钟头抵达。结果发现我真的太傻了。在接下来的三个钟头里，车站时刻表不断更新东方快车误点的时间。我又累又饿，还无法移动。即便入口处附近的酒吧对我的诱惑力更大，我却无法忍受拖着行李再度长途跋涉，穿越宽广的车站走到那边去，只能意气消沉地默默站着，陷入一种自怜的情绪，心想难怪旅游的书大部分都是男人撰写的。在这趟旅程中，我不只一次有此感慨，当初到底是着了什么魔，非得干这种事不可呢？

当波尔特-东方快车（Balt-Orient Express）驶入车站时，我已经快要达到忍耐的极限，尽管心中也明白，我的忍耐力其实充满了弹性。眼前是一列难掩风霜的火车，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群人蜂拥而上。我跟着人群移动。旁边一个瘦长的男子自告奋勇，愿意帮我提一件行李。我快速打量了他一眼，没有时间深思熟虑，只能反射性动作，便把一个行李箱递给了他。他把我推向卧车车厢的方向，然后祝我好运。我试图向列车长反映我要一张卧铺，但他只是不耐烦地将我推上车，然后车子马上就开动了。

这是我的低潮期，筋疲力尽、精神紧张，也没有任何抗拒能力，实在无法面对站在走道上完成接下来十五个钟头的旅程的可能。所以当列车长经过身边时，我便发出无言的乞求，希望在目光中同时传递一抹威严与绝望；但他此刻已化身为动作不疾不徐的重要人物，只比了个少安毋躁的手势。

我再度有种走投无路之感。然后，事态突变，只见那列车长从他的隔间走出，帮我打开一间卧铺车厢。我没有夸大其词，才往卧铺上一坐，它就塌了。不过这不是问题。列车长苦笑地摇摇头，又领我到另一个车厢。我索性大胆问他有没有餐车，因为从早上开始我便没有进食。然而浮现在我脑中的，是从电影看来的东方快车，这辆车上当然没有餐车。幸而我的新朋友列车长举起了食指，似乎在说：“等一等！”几分钟后，他端了一盘食物过来，显然是分了一半晚餐给我：若干山羊奶酪、一些西红柿和几片非常干的面包，还给了我一把瑞士军刀和一瓶矿泉水。我深受感动。冥冥之中，总是有贵人及时相助。就这样，我吃了一顿晚餐，花了几美金和一包极受欢迎的健牌（Kent）香烟。然后突然间，我的心情奇特地整个翻转过来。就这么简单，毫无道理的，我不再感到害怕。我必须承认，在这几趟旅行中，我经常被一种类似恐惧的心情所干扰。我害怕的不是极端的事，比如遭到抢劫或暴力攻击之类的，因为我身上没有什么好偷的，而暴力行为则属于我根本不愿去想象的另一层次。困扰我的，主要是些低层次的焦虑感，像是担心这趟东欧之行会不会超出我的能力所及：比如没办法处置我的行李，没办法找到食物和饮水，或迷失在一个偏僻小镇的黑暗道路上，语言不通，无法向充满敌意的陌生人解释我的情况。这种不安的感觉也许是因为这种吉卜赛式的漫游，实在不适合一个中产阶级的乖乖女。一个真正的淑女绝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粗糙的窘境。

不过现在，不知为何，那种焦虑感就这么消失了。我不知道我必须在这辆脏乱的火车中待多久，我也不知道答应和我碰面的新朋友会不会在布加勒斯特等我，但突然间，这些都没有关系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接下来总是会有事发生，这个原则已经逐渐深植我心。这个世界还没有走到尽头，人们也还没有陷入绝境。大半时候，大家都会伸出援手，而不是带来威胁。

隔壁车厢的一个旅客敲敲我的门，低声问能不能跟我换点美金。他说他要去土耳其度假，但是没有一点真的钱，怎么能玩得尽兴呢？当然可以，我说。为什么不让他在土耳其痛快地玩一番呢？我注视着车窗外移动的一颗颗硕大明亮的星星，然后沉沉入睡。到了边境时，我被海关官员吵醒。两个体格魁梧、身穿军服的罗马尼亚人在我的卧铺上坐了半个钟头，费力地填写表格。所幸我已然转换新情绪，因此这些显得极其自然，也非常友善。之后我再度陷入熟睡，等再次醒来时，火车已穿越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来到一片干涸的平原。下午一点钟左右，火车驶入布加勒斯特。

幸好我已经调整心态，获得心情的宁静，因为布加勒斯特火车站可是需要坚定的心智才足以应付的。火车站宽敞但混乱，而且非常炎热。来往穿梭、推挤的人打扮破旧，还有几个衣冠不整的男人挨近我，试图帮我提行李。当我看到答应前来接我的帕维尔（Pavel）和斯特凡娜（Stefana）时，实在开心不已。我只在纽约见过他们一次，当时帕维尔在新学院（New School）[11]教书。尽管在年龄上我们差距很大——他们比我年长约二十岁，但我们却一见如故，他们也出于一时慷慨的冲动，提议在布加勒斯特接待我。他们暗示，我在当地绝对需要有人照应。

我们热切地彼此招呼，仿佛认识多年的老友。接着，他们领我走向一辆破铜烂铁一样的古老的伦敦出租车，由一位脖子很粗的人驾驶，斯特凡娜说是他们的“家庭司机”。我跟他们报告我的旅行经历以及那位慷慨的火车列车长。“他是罗马尼亚人还是匈牙利人？”斯特凡娜和帕维尔异口同声地问，然后忍俊不禁——他们身为饱经世故的国际人士，还有这种古怪的爱国本能反应，自己都觉得好笑。

斯特凡娜的公寓小巧玲珑，布置典雅，洋溢着土耳其的风情。虽然和帕维尔是多年的伴侣，他们却分开居住，我住在斯特凡娜这里。袖珍的起居室内摆着缎面扶椅，较大一间房间是斯特凡娜的寝室兼书房，床上铺着一条洋红色丝绒被，上方墙面则挂着一条色调较深的挂毯。高高的窗户上百叶窗紧闭，隔绝热气和阳光，让屋内朦胧怡人。在缺少其他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个善用品位和可爱物件装点的柔美居家。我们的餐饮由“已经在这个家一辈子了”的弗洛丽卡嬷嬷（Domna Florica）负责打点。只见在迷你而原始的厨房内忙碌的她，动作间充满权威与笃定。虽然年纪很大，身材矮胖，满脸皱纹，但是眼神却流露出一抹机敏与睿智。她用茄子蘸酱和不同的蔬菜色拉调制出极为美味的一餐——在接下来几天，我将逐渐体会到要调制出这样一餐多么困难。很早便疲惫入睡的我，对斯特凡娜和帕维尔超乎义务和期待的款待，可谓铭感五内。第二天一早，我被窗外某处庭院中传来的公鸡啼鸣叫醒。

早上，斯特凡娜带我到菜市场散步，来一场当地之旅。第一次行经此间，但觉街道上散发出一种彻底凄凉的气息，那种凄凉，远非常态所及，几乎无以言喻。时间虽然还早，但热浪袭人，沉闷凝滞，空气间弥漫着尘土。宽得离谱的道路空荡而慵懒。我们走过一段情况比较好的街道，有树木、低矮的别墅和一座漂亮的教堂，然后一阵蔬菜腐烂的酸臭气息扑鼻而来，显示市场就在附近。小型广场上搭建着顶棚，下方设了几个小摊位，贩卖一些蔬菜、果实和山羊干酪。顶棚外围的地面上也有人直接铺放报纸来陈设货品，有许多茄子、一些质量不佳的苹果和梨子。到处可见各种垃圾，增加了浓烈的臭气。

斯特凡娜将这个市场视为一种进步和相对富足的象征。但就一般民众的食物供应而言，也就仅止于此了。广场四周有些性质怪异的“食品行”，窗户上是硬化的陈年污垢，室内一副任由衰败的景象，有如洞穴般空荡和潮湿。油漆早已剥落，地面暴露出水泥。架子上几乎空无一物：东欧式的空虚，巴尔干式的空虚。一间食品行展示着几箱玉米粉；另一家则陈列了一排的罐装水果，外面摆放着大牛奶桶。不过斯特凡娜说她绝不会去碰这些牛奶，因为从乡间运抵此地时，经常就已经腐败了。一家店外站着一排人，斯特凡娜说，这代表那家店有新鲜面包。尽管热气扑鼻，我却感到一股类似退化与死亡的寒意。这种情况、这种坠入混乱的景象，人们为什么可以接受？为什么没有人大声抗议？触目所及，女人们走进那些凄惨的店内；街面上则是一群群敞着衬衫的男人，无所事事。这里几乎看不到活动，听不到噪音，仿佛连谈话都已经没了气力。

我们买了些蔬菜，斯特凡娜又带我到当地的主要干道胜利大道（Calea Victoriei），向我展示些那姑且名为“革命”——不论其准确的名称应该为何——的事件的纪念地点。斯特凡娜的容貌和动作都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她的面孔有种脆弱之美，战前成长在克卢日-纳波卡，后来成为共产主义信徒。她形式上仍留在共产党，属于低调的党员，但多年来，她一直参与帕维尔的破坏行动。身为社会学家的她，拥有媒体的专业知识，但是对于“革命”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其他人一样一无所知。像其他人一样，因为她认定有某种因素明显在干扰他们的努力，所以更加执意要探究悬而未决的问题。

近期曾发生暴力事件的痕迹在胜利大道逐渐扩宽为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广场（Piaţa Gh. Gheorghiu-Dej）之处，令人压抑地明显起来。阿西娜宫饭店（The Athènee Palace）内部仍可瞥见昔日的辉煌，但墙壁上布满弹孔。国立图书馆丧失了几千本藏书，搭设的脚手架后方，看得到严重毁坏的痕迹，外交部所在的皇宫也受损严重。不过虽然就在其他建筑附近，共产党总部却毫发无伤。为什么会这样？这也是让民众深感困惑的问题之一。这难道意味着共产党也牵涉在推翻齐奥塞斯库的政变中吗？难道幕后已有协定，在齐奥塞斯库下台后由谁掌权吗？政权更迭已过去了九个月，布加勒斯特的气氛仍充满谣言、各种解读、猜测，没有定论。

大学广场（Piaţa Universităţii）在距离这些地标不远之处，是下一个转折、下一轮暴力事件的纪念场址。1990年6月，学生在此长达数月的静坐，被伊利埃斯库从北方召集而来的矿工暴力驱散。从那时起，这里便逐渐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圣殿。法律与建筑员工大楼外墙上挂着一条布条幅，上书：“新共产主义净化区，这里曾发生过谋杀——行经此间请心存敬重。”在大楼正面一个壁龛内放置着惨遭矿工毒打的学生领袖马里安·蒙泰亚努（Marian Munteanu）的画像，四周装饰着干花和黑布条。散置在街上的黑盖炭盆里面燃烧着炭火和蜡烛。一小群人在此转来转去，每天晚上皆是如此。

新的圣地已然在整个东欧形成，用以纪念革命的主要人物和烈士。但是这处临时的圣地比其他所有圣地更戏剧化、更有活力，就像一处活火山。它的能量尚未耗尽，炽热的余烬暗示着另一次爆发的可能性。

在“事件”后，一群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组成了社会对话团体（Group for Social Dialogue），提供一个独立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平台。刚开始时，大家对此团体皆寄予厚望，或许也激发出些真正的评论。罗马尼亚虽然有组党的意图和目的，但除了政府外，并没有其他重要的政党组织。源于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的两个“历史”党派，既很少发声，也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和东欧北方的三个国家相比，此地存在的这种异议的种子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便已经被完全驱散和压制了，因此这里并没有现成的组织架构得以作为反对党的跳板。尽管被寄予厚望，但据我所知，社会对话团体大部分时间都在斗嘴，迄今并没有什么实质成效。

不过，团体总部是若干有兴趣的外国人交流信息的非正式中心，因此在任何跟信息有关者都很难获得的罗马尼亚自有其价值。该团体所在的建筑兴建于18、19世纪之交，状况不错，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属于他的一个儿子；如今是个有模有样的办公室，也有一些学术人物穿梭其间。

在铺设着大理石地砖的门厅，一个被称为“艺术家”的男士说他可以让我看些关于那些矿工的影像记录，随即又说现在没有办法，也许改天吧。这件事拖延了几天，过程令人尴尬而混乱，不过后来我终于在合适的时候逮住了他。他架设好放映设备，然后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年轻女子和我一起观看，并用非常破碎的英语翻译旁白部分。那些影像虽然是没有经过剪辑的毛片，但大部分却都无需言语即一目了然。画面内容包括在大学广场静坐的学生、知名人物的激情演说，以及人人都在唱即兴改编的歌曲。他们在广场静坐了好几个星期，要求政府清除内部的“新共产主义”。其中有首歌曲声称“我是个小流氓”，却将这侮辱的字眼变为体面的敬语。“伊利埃斯库唯一的贡献，是把这个名词神圣化。”一个人评论道。让我惊讶的是，那位帮我翻译的女子说那些学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分寸，他们唱歌、玩乐，一直持续到深夜，激怒了人们，所以矿工介入时，才会有那么多人乐见其成。但她显然是站在学生这边的，只是似乎不愿意表露激愤或明显的立场。

然后，矿工出现了。影片中记录他们在诡异的宁静中抵达布加勒斯特外围，戴着大型头盔，挥舞着皮棍，一个个长着年轻、热切的脸。镜头转到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矿工们似乎随心所欲地奔跑，追逐人群，包围一个男人，殴打一名女人。“我当时就在那里，”帮我翻译的女子在一旁说，“他们无缘无故地打人。如果你穿牛仔裤，那就代表你有美金，是叛徒。如果你穿短裙，那就是妓女。”那些矿工狂热地攻击。一名年长的绅士向他们喊：“这不是革命，这是国家的胜利。如果我说的不是真话，你们可以打死我。”但是其他人则向矿工们比出胜利的手势，并指指人群，似乎是在说：“去打那个人。”然后矿工们登上火车打道回府。他们冷漠地用皮棍敲打着皮靴，头盔上插着花朵，每个人都可以借用纯真和甜蜜的标志，神情愉悦，对自己的杰作心满意足。一名矿工高兴地说：“为了自由！”有些女人跑上前去，献上更多的花朵。

我心情阴郁地走回斯特凡娜的家，有些事我真的不懂。我不明白那么渴望成为新世纪值得信赖之人的伊利埃斯库，为什么会选择一个那么容易让人联想到法西斯主义的策略；我不懂他为什么还能维系民众对他的普遍支持。这不只是一桩脱离常规的行径，根本就是不同的规范。就像每次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感，这次令人惶惶不安。当天晚上，我们坐在桌旁唯一一圈灯光下，听斯特凡娜细数围绕这些超现实奇特事件的问题。首先，伊利埃斯库为什么非得召集矿工前来？是因为警方和军方不会服从他的命令吗？还有，是谁煽动起不安的气氛，使得恢复秩序似乎成为必要之举？后来关入狱中的群众中，很多根本就是“乌合之众”，仿佛是从其他监狱或疯人院抓过来的，完全不像有能力组织任何事的人。这些难解之谜令斯特凡娜相当沮丧。她已经比大多数罗马尼亚人更清楚自己的立场了，但面对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即使她的风格也未免太过温和了。

不过，在我聊过天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对这件事感到震惊，没有一个人的语气是我所预期甚至期待的强烈谴责。是啊，发生这种事是可怕的，人们都这么说，但是伊利埃斯库并非出于恶意，只是没有那么明智。总之，就我们目前所有的而言，他算是最好的了。矿工的暴力现身，虽然从“正常”观点而言好像根本无法接受，但经由这种冲突的情感或宿命论的看法，将其融入混沌阴郁的猜测、诠释和谣言，也就得到全盘接受了。

我勇敢地只身步行穿越布加勒斯特市中心，但迎接我的是更多美学的挫折感，一种简直和道德的鞭笞不分轩轾的折磨。除了人为的灾难外，布加勒斯特在1977年曾遭到地震的自然灾害，因此市中心地区大部分建筑是地震以后兴建的。但连这些建筑都已经呈现荒废之感，似乎任由其自然退化，走向腐朽。热气逼人，令人无精打采。有些“商店”的橱窗上挂着污垢，后面则陈列着少数凄惨的商品：一些玩具、几箱橘子汽水和几罐刮胡膏，更增添几抹荒谬的感觉，犹如一个虚幻的世界。

我的脚步逐渐放缓。一则因为炎热和周遭环境，一则因为周围的人群。不知名的布加勒斯特群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心神不宁，就像那些怪异的建筑物一样。我知道在齐奥塞斯库手中被毁掉的事物之一，便是由于医药缺乏和居住环境恶劣，摧毁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健康——政权的蹂躏似乎完全彰显在百姓身上。布加勒斯特人的脸孔苍白、黯淡、早衰，身体经常呈现怪异的扭曲，有时甚至已经变形。但还有一件更困扰我的，是他们神情的木然，缺乏敏锐性，缺乏表现力。这也是奥利维娅·曼宁（Olivia Manning）[12]在她的《巴尔干三部曲》（Balkan Trilogy）中所注意到的一件事。历史的长期混乱会表现在人民的脸上吗？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像罗马尼亚这般一团糟的。到处都是漫无目的聚集的男人。这里唯一生动的色彩是几名妇人身上所穿的便宜、刺眼的布料，其所构成的俗丽，或许是为了弥补周遭的一切吧。在回斯特凡娜家的途中，我在一家露天“咖啡店”逗留了片刻，听说那是一个新的时髦地点。但那里却没有咖啡，唯一供应的冷饮是那种我在特兰西瓦尼亚便领教过的黄色饮料。

其他东欧地区的人民都争辩他们如何是“真正”欧洲的一部分，唯有罗马尼亚像是勉强攀附于欧洲，随时都可能坠入另一个时空，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

斯特凡娜带我去拜访她的一位女性朋友，其所任职的新闻界在伊利埃斯库统治下已重新复苏。我们爬上一截黑暗的楼梯，来到一个幽暗的小型公寓。斯特凡娜的朋友安娜（Anna）个子很高，皮肤黝黑，五官分明。在我看来，穿着一件低胸露背长裙的她，有点像土耳其人。

安娜在国家广播电台工作多年，直到该电台受到埃列娜·齐奥塞斯库（Elena Ceauşescu）的青睐。罗马尼亚文化界是埃列娜的统驭范畴，而受到她的青睐绝对不是好事。不知何故，齐奥塞斯库夫人对电台展开清算，一口气开除了大约八十名员工。在执政党反复无常的劣迹中，这类专断的开除也算是罗马尼亚独有的特色，更增添一种残暴任性和荒谬的意味。人们在形容那些年的气氛时，都试图向我传递这种感觉。

我问安娜，她的电台同事有没有表达抗议，联合起来。“你在开玩笑吗？”她发出沙哑的大笑声。“光是送出有一个人以上签名的便条纸便属违法。如果联合起来，你想法律会怎么样？”

但是人们至少会私下表示同情，或商量该怎么做吧？我追问。我把波兰的经验转嫁到这里，但是这里的情况显然不同。安娜意味深长地耸耸肩。“在到处都是告密者的时候？我们当时很害怕，天气也很冷，要熬过冬天已经够我们烦心了，大伙儿全都待在家里。”

被开除后，安娜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在一家电影院担任售票员，直到身居要职的“某人”，跟另一个“某人”交涉，她才被获准在电影院内部工作，担任经理助理。在那些“事件”后，她一个被判二十年不得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受邀经营一家原本属于共产党的报纸，这才邀请安娜来替他工作。

罗马尼亚就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几乎在一夜间便冒出几百家报纸和杂志；但是据我所知，大部分都是谣言制造工厂，粗制滥造些观点不同的错误信息。安娜当然并不相信扭曲的事实，但她也不相信所谓的新闻客观性。在她看来，新闻记者是具有新鲜想法和观点的人。她负责报道有关政府和政治的消息，但是当我询问她从哪里搜集资料时，她告诉我她是从电视看来的——而电视本身是由政府控制的，另外就是出于自己的想法。她说比较具有调查或报道性质的新闻模式，在这边只有丑闻记者才会使用，他们侵犯人们的私生活，揭露他们生活中八卦的细节。她不会给自己找这些麻烦，所谓“事实”、“公正”、“真实性”等存在，在这里根本无从取得。但对她而言，这些似乎并不足以构成重要的标准。不过我想也是，“客观”新闻报道的理念还没有完全传到东欧，这又是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这里却不以为然的观念。

我问她对于她所报道的政府有什么看法，她同意伊利埃斯库的所作所为吗？喔，并不尽然，她回答说。不过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又是那种奇特的模糊其词。安娜显然是个很有活力和智慧的人，但是我在此间经常感到困惑的，是她为何不愿做任何结论，不愿说“是”或“不是”，不愿表达愤怒，不愿明确表达她的观点。

斯特凡娜和我在夜色中走回去，穿过一片漆黑的街道。这种漆黑是乡村森林间的墨黑，绝非属于城市街道的。这分明是布加勒斯特相当市中心的地区啊，但是没有街灯，周围的建筑也没有透出光线。在浓雾中，我几乎看不清脚下的路面。斯特凡娜回想起昔日漫长、寒冷的冬天，为了节省金钱，为了让罗马尼亚免于负债，齐奥塞斯库切断了他的子民家中和大部分公共场所的暖气，又是他的一个残暴手段。虽免于负债，却苦不堪言。有些老人在家中冻死，小孩也因此毙命。斯特凡娜受了很多苦。那种冷是无从化解的：冰冷的剧院里，演员们颤抖着表演，观众们也颤抖着观看。经常不只是街上不供应电力，人们家里也没有电，因此布加勒斯特一时之间便退化进抱团取暖、工业化之前的黑暗时期。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鹅卵石路面上，突然间，面前冒出一个男人，有如幽灵现身。在黑暗中，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朝我们走来。他问我们现在几点。我们回复他没有恶意的问话，又继续前行，脚步有点踉跄。想想数年生活在这种黑暗中，以及绵延数月的天寒地冻，我终于明白人们为何会失去斗志、失去抗拒的力量，甚至失去希望。

但是当我询问斯特凡娜在纽约待了一年后，再回到这里感觉如何时，她说：“喔，我好高兴能回家，我几乎哭出来。”这就是局外人不能理解之处：千丝万缕将我们维系于故土的乡思，即便家乡是这般艰难。有时候，或许正因为故乡是这般艰难。

在罗马尼亚的种种匮乏之中，也许最严重的是可供参照的过去经验的匮乏。最近的过去代表的是一种负资产，几乎是纯粹的赤字；如果想要树立新的目标，比如多元化的民主，较远的过去也缺乏先例，缺乏参考点，因此新的理念无所附庸。罗马尼亚历史的特点是断续多于持续，是压制多于独立，是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多于自由主义。

共同的过去为什么、或者会如何影响现在，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不相信光凭记忆就可以保证学到教训，或者保证从经验中受益。但是今日的东欧却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共同的过去对于现在的确事关重大。如果小时候曾有祖母讲英雄事迹给你听，描述他们如何为众人的自由而奋斗；或在高中的时候，读到相关的文章，描绘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家族传说中有个精力旺盛的叔叔，和两个朋友开了一家小店，后来发展成大企业，生产的帽针都出口到了美国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因为这些故事会引导你朝某个标准或行为迈进。这些故事将理想化为实际，会让你相信为自由而战不是空想，相信冒险开家自己的小店是可行的。

有一天，我跟经济学家达扬·达亚努（Daian Daianu）谈起这件事，他认为甚至经济改革也非常倚赖某种社会传承。“没有人知道罗马尼亚要如何转型，”他说，“因为这里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可以起步的传统。”

达扬本人在罗马尼亚也算异数，年纪轻轻，短袖运动衫塞在长裤里，一身利落打扮，拥有美式作风和技术治国的专业知识。不久之前，他试图分析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何以“在基因序列层面有了瑕疵”。不用说，他的研究计划无法从老师处获得多少帮助，后来研究成果之所以能够出版，原因之一竟然是研究太过复杂，以至于大部分同事都看不懂。他骄傲地告诉我他正在筹划成立一家经济研究机构，而且已获得西方的资金支持。

尽管信心满满，但达扬承认国家的现状令他完全陷入困境。“问题出在缺乏一个活生生的共同经验，”他说，“波兰有团结工会，已经运作了十年，人们学会了如何团结，如何采取行动，所以他们的改革很快就取得进展了。但我们这里不知道如何信任彼此。我们习惯等待官方解决所有事情，或者等待西方伸出援手。等了又等，西方始终没有来。我们必须学习自己做事。”

但是一个处于混乱瘫痪状态的国家要如何振奋起来？罗马尼亚的问题，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是是否有鸡、是否有蛋。没有一个已经存在鸡和蛋的过去，他们要如何凭空生出鸡或蛋来？

在阴暗的邮局里，我买了些明信片，结果到手的是几张泛黄的纸张，上面是几幅影像模糊、丑陋至极的布加勒斯特图片。“垃圾！”一名青少年言简意赅地评论一句，他身穿尺寸过大的夏威夷衫，脸上沾着黑色污渍。接着那无赖模样的青少年坚定地跟着斯特凡娜和我来到街上。“美国都没有这么贵。”他反抗地宣称。“没有吗？”我惊讶地反问。“没有。”他回答，“看吧！那里两百美金就可以买间公寓。”他拿了张皱巴巴的纸给我看。我仔细查看，原来是一张洛杉矶报纸，看来他已经保存了好几年了。我告诉他，现在他不可能用这个价钱买到公寓的。他一脸狐疑，继续跟着我们，不断提问：“每个月买食物要花多少钱？搭地铁要多少钱？”我努力用些数字满足他，他把那些数字全写在掌心里。“你打算去美国做什么？”我问他。“美国有很多有钱人，我要替他们做事。”“那上学呢？你怎么上学？”“很多伟大的商人都没有上过学。我想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就没有上过学。”说完话，他就跑走了。

啊！是了，这正是最纯真的美国梦，不受任何信息的干扰。不过谁知道呢，我对斯特凡娜说，也许他具有真正的企业精神吧。但斯特凡娜一脸沮丧。她听说过和那孩子完全一样的故事，企图进入神话之邦，但是很快便被毒品和色情行业吸收了。当然，那确实是更可能的结果。

刻板印象其实就是事物的典型样貌，这句话再度获得证实。我安排访问的库尔达将军（General Culda）完美符合我想象中的某种典型军人的样子。他的样子很像拉丁美洲军团或菲律宾军团中的一员，个子短小精悍，健壮结实，一直保持抬头挺胸的姿势。穿一件短袖军装的他有双浅蓝色的眼睛，带了一群随员前来，房间内还有另外两名制服人员，其中一名负责帮我们翻译。

库尔达将军在罗马尼亚陆军中位阶很高，是我在此间遇到的第一位乐于清楚表达自己意见的人，同时带有华丽的政治辞令。他毫不犹豫地提到“国家价值”和“崇高爱国价值”，而陆军有保护它们的职责。他不断谈及社会中有某些“成员”没有充分尊重这些价值，以及“尊重游戏规则”的必要性——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个词。他的人物性格的可预测性和语言的重复性让我深感神奇。他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吗？一旦语言充满套话，便失去了说话之人心口一致的可信度；但之后我又转念一想，个人信念的公式化应该也是相信的一个表征或表现。

按照将军的观点，当然，是那些成员拒绝按照游戏规则行事，才造成了最近所有的纷争。不过，我问他，真的有必要召集矿工前来吗？

他斜眼瞥了我一眼。“你当时在我们国家吗？”

我承认当时我不在。

“那容我告诉你一些细节。”他极有礼貌地提议道。

对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而且始终分析不出原委的事件，他给出了他的版本：那些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力量占领大学广场长达几个星期，交通为之阻塞。而且那些人一直试图以非法方式“让人民迷失方向”，即让人们收到错误信息。他们还提出没有根据的主张，尤其是宣称有些人不应该拥有权力。他们说罗马尼亚大多数人不了解情况，因此少数人有权提出解决方式。他们这样根本不民主。

不过，当局自我克制，没有使用武力。“罗马和巴黎的记者们问过我好几次，”将军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引用西方意见说，“这种情势我们还要容忍多久？”

最后，在选举逐渐迫近的6月13日，实在已经是非干预不可了。于是当天早上，“维持秩序的力量”“解放”了大学广场，“布加勒斯特松了一口气”。但是不守规矩的成员再度发起攻击。他们焚烧警车，猛力攻击剩余的警力，逼得警方只好撤退逃走。

幸运的是，就在那时，人民意志的真正代表出于愤怒在北方自发兴起。“我们现在才知道，”将军宣称，“甚至在总统提出请求之前，有好几千人就已经开始往布加勒斯特移动了，绝对不只是矿工而已。你必须了解，住在布加勒斯特外的百姓认为首都的人都腐化了。”

在这种气氛中，将军补充道，可以想见矿工为什么会直接向反对党总部挺进，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违禁品，好多瓶子里装满汽油，准备用来当汽油弹。当时的氛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有时候人们会提供给矿工们一些错误的信息，想借矿工的力量进行私人报复，攻击无辜的人。这可以解释当时为什么有些矿工会反应过度，这点确实很不幸。不过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那些力量拒绝按照游戏规则行事。

这便是他的说法，有条有理的另一个故事，好人和坏人颠倒的版本。其后，我跟朋友聊起时，大伙又开始出现不同的诠释、猜测和评注。将军为什么要编造矿工攻击反对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而且，矿工事先怎么会知道各反对党的地址？有太多细节无法吻合。有权力的一方，先天占有统筹规划的有利位置。比如撰写侦探小说的作者，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知道他们想要传递什么样的印象；但他们的“读者”，不幸地，也就是他们行动的目标，却只有碎片的信息，零星的线索，和一种感觉，意识到这个国家内部有某些地方已经腐化。只是在罗马尼亚，人们仍然无法相信那腐化的源头可以被发现、被审问或被要求承担责任。在东欧其他地方已经逐渐透明化的权力，在这里却仍然是混沌、神秘而难以理解的。

不过让人好奇的是，将军也有他的困惑不解，即他笃信这些事件的背后有股邪恶的势力在操纵。对他而言，那势力便是匈牙利人。在我们的对话中，不管我的问题是什么，或我们所谈的主题是什么，他动辄便提及匈牙利人。对他而言，追根究底，匈牙利人俨然是罗马尼亚大部分灾难的源头。将军相信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挑起了国内的不安；极右翼组织“罗马尼亚家庭联盟”（Vatra Românească）的成立，只是为了回应匈牙利人的挑衅；罗马尼亚在国际上风评不好也是匈牙利人故意散布假消息的结果。“我不是说匈牙利正准备开战，”他说，“但这是种非传统的作战方式，包括操纵舆论和信息。那是现代军队必须有所防备的，我们正在设法应付这种战争。”

将军带有偏见地谈论匈牙利人，而且不时目光狡黠地斜瞄我一眼，希望我明白其实还有很多话是他不愿意说的，有太多事不是一目了然的。显然，即便身居权力中心的人，也在搜索另一股势力，肯定有某个潜藏的原因，某个秘密组织的存在，使得他们始终无法遂行绝对意志。

“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捷克人”，这些名词被一遍遍提及，起初代表着确实的存在，但后来相反的，它们似乎成了某种讽喻的形象，跛行在抽象、疲惫的心灵领域。在当今这个从波兰到匈牙利的时间还来不及看完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斯洛伐克的大部分计算机都和IBM的产品兼容的世界里，这些指称又有什么意义？但问题是，这些称呼背后或里面包含了太多历史。有一天在布加勒斯特，我跟佐娅（Zoia）聊天，她是个温和、有思想的女性，有很好的自由信念。我以为她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关系会表达出比较亲善的观点，结果不然，她反而激动地叙述当年匈牙利人治理特兰西瓦尼亚时的残忍行径。这些虐待和不公不义的故事，全是她从父母那里听来的。“我不是那种有偏见的人，”她说，“但是匈牙利人真的很傲慢。他们认为我们低人一等，对待我们像奴隶一样。我们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奴隶国家，到现在有些人走路还是会习惯性地低着头。”

我问她，现在特兰西瓦尼亚只有两百万匈牙利人，却有八百万罗马尼亚人，这种比例应该无助于匈牙利人的傲慢吧。但是这整个问题显然已经挑动了她敏感的神经，不会因事实已经改变而轻易被抚平。几个世纪的伤害和不公不义，如今已渗透到了抽象层面，而抽象意义的“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此刻仍继续为其所受的伤害互相报复。在旅程中，我经常想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13]里哈克贝利·费恩所描绘的一段远在南美的世仇，双方荒谬而狂烈的争执，其起因早已被遗忘，唯一留下的就是报仇的义务与责任。

至于布加勒斯特本身，则让我不断想起奥利维娅·曼宁的《巴尔干三部曲》这三本笔法艰涩的小说，其中所传达的罗马尼亚氛围迄今仍清晰可见。其第一部设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但她所描绘的情况和今日政局的混浊、流言蜚语、谣言、腐化、官员的无情毫无二致。诚然，曼宁曾在布加勒斯特居住了几年，当时这里粮食丰盛，既有堕落富有的贵族，也有贫困不堪的小农；但除此之外，她仍目睹了同样的漠然、混乱，以及突然的夺权。曼宁所描绘的英国女人对她周遭的情况一则觉得恶心，一则觉得神奇，经常表达出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只是这些对于她周遭既深且广的混浊与非道德终不济事，但那也不算她的错。

但我又想起了保罗·戈马（Paul Goma）这位罗马尼亚作家。他一生饱受政治迫害，但在回忆录里描写他的国家时，却充满了感性的抒情。他在靠近苏俄边境的一个村落长大，仍记得那些蜷缩在茅屋中的农民所承受的非人待遇，瞬息万变的政治不公，以及面对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s）和战争逐步进逼的烦忧。不过他的回忆录中也充分描写了生动的乡间生活、早熟的性启蒙、有趣的当地怪谈，以及亲密而无拘束的人际关系的刺激与趣味。这也许可以提供一条线索，说明东欧、中欧和中南欧的人民为何对自己的国家具有如此强烈的依恋，以及一旦离开后那种难以描述的乡愁。东欧世界的人类行为不像西方，受到清教主义、个人主义或过度的自我意识的限制，需要相称的尊严和距离。从我在波兰度过的童年，我可以体悟：戈马所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比较亲密的近关系，其中有丰沛的爱，以及随之而来的恨，还有维系两者的力量。

从外部获得的对一个地方的感受，经常有别于内部人的观感，这点在罗马尼亚表现得特别明显。只要我仍抱持一向的思考体系，或我的“标准”，或维持一个敏锐观察者所需的距离，这里的生活简直就没法过。但是几天后，也许是因为别无选择吧，我渐渐屈服于一种消极接纳的机制，放松自己，浸淫于周遭含混和倦怠的气氛中。而一旦这么做了，某种有趣的改变就发生了：所有似乎无法忍受的情况都开始变得足以忍受了。我陷入一种无拘无束的奇特情绪，仿佛平常想要好好表现的压力，或内心努力的渴望——即便不知道为了什么目标而努力，全都戛然而止。反正任何努力、伪装和矫揉造作，或在布加勒斯特紧闭双唇、摆出勇敢的模样都毫无意义，不如干脆放松心情。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我失去了对事物做判断的感觉；但也开始理解，这里的人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了。

在布加勒斯特的第十天，我发现商店橱窗内有牛肉，展售的方式是将全牛分成四块，吊挂在屋顶的钩子上，还滴着血水。商店内几个人就坐在那些实在不赏心悦目的肉块下方。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群众前来抢购。我在橱窗前看了好一阵，那牛肉的卖相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但是商店前为什么没有出现排队的人潮？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肉不好吗？我始终不得其解。这幕情景仍然是一张无法解读的快照，算是罗马尼亚超现实主义的另一画面。

* * *

我到新闻之家（Casa Scînteii）去拜访《罗马尼亚文学》（Romania Literara）杂志的编辑尼古拉·马诺列斯库（Nicolae Manolescu）。新闻之家的字面意思是“火花之家”，直到最近，一般人皆称其为“谎言之家”，目前已经重新更名为“新闻自由之家”。新闻之家的建筑是众多婚礼蛋糕式建筑之一。这种结构的建筑由苏联当年或大方捐赠给它的附庸国家，或要求其附庸国家兴建以示效忠。而这栋建筑除了不自然的设计外，还带有罗马尼亚特有的那种难以描绘、处于严重崩解状态的外观和感觉。这种效果最主要来自没有光线的走廊，人们穿梭其间，一副置身香榭丽舍大道（Champs-Élysees）的模样，墙壁和地板还散发出难以辨识的气味。

《罗马尼亚文学》办公室结合了崩解和褪色的优雅，马诺列斯库先生书桌上的玻璃有裂痕，墙壁上也有1977年大地震所造成的龟裂花纹。办公室内有张厚实的长型木会议桌，还有几把磨损的绒布椅。

多年来，《罗马尼亚文学》为罗马尼亚公认的重要文学杂志，而尼古拉·马诺列斯库本人也是国内首屈一指、意志坚定的公众人物，浑身散发出无穷活力，脸上一直带有顽皮的神色而充满生气。他挖苦地评论罗马尼亚可悲的现状（“如果罗马尼亚曾有资本主义的话，我们保准也会把资本主义摧毁的；我们是灭绝大师。”），不过对于未来，却仍抱持着令人惊异的乐观主义。《罗马尼亚文学》员工齐聚于办公室，他们马上让我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就像其他地方文学杂志社的员工一样犀利、神经质、语带讥讽，同时亲切友善。他们拿给我看过去几年在8月23日那周发行的杂志。8月23日是苏联陆军解放罗马尼亚的纪念日，直到目前为止，也是罗马尼亚的国庆节。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当天成为众人向统治者家庭集体致敬的日子。在最近一次8月23日的周刊中，前面几页都是齐奥塞斯库的巨幅照片，标题中尽是对领袖的颂扬之词。整体印象令人震惊，尤其鉴于齐奥塞斯库缺乏任何高贵气质或个人魅力。那些照片显示的，说来毋宁像个三流的暴发户，脸上闪现着精明的狐疑与自满之情，呈现一种令人不悦的组合。“真正的《罗马尼亚文学》从第五页开始，”一名编辑解释道，“那页以后是未受影响的。这是我们做出的妥协。”这项妥协比大多数出版物的情况要好，一般出版物从头到尾都被卑躬屈膝之词渗透了。

一名年轻作者神经紧张地抽着烟告诉我，他们经常被迫写些亲齐奥塞斯库的文章，但其实是有办法抗拒的，虽然一般人都认定你做不到。或许就是因为这种假定，才让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抵抗势力总是被大举摧毁。秘密警察一再制造他们的爪牙遍布每个地方的印象，因此几乎没有人敢测试他们的实力。再加上齐奥塞斯库完全不可预料的善变，他几乎是随自己的兴致在统治国家，没有任何可看出的规律可循。

“齐奥塞斯库只是罗马尼亚一连串掌握实权的跳梁小丑之一，”一名编辑告诉我，同样也猛抽着烟，“你知道，尤内斯库从中蹿起并不是意外。对他而言，荒谬剧就是现实。”

在这个房间内工作的作家所承受的压力也没有完全消除。其中有几人成为中伤性文章的目标，“官方”记者还会打电话来威胁——即便“官方”记者的权力应该已经减弱了，但其实骚扰他们的还是过去那一批人。我问他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在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前“官方”作家大部分都保持低姿态。“他们都跳上了骏马。”马诺列斯库先生如此回答，意指他们把赌注押在政治新贵身上，而且显然狐假虎威，继续耍弄恫吓的伎俩。

晚间，马诺列斯库先生邀请我和几名作家去卡普沙饭店（Capsa）用餐，那里是战前布加勒斯特文人名士惯常的流连之所，经常被视为本地少数“好”饭店之一。果真，餐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木质护墙板上装着幽暗的灯光，相较于当地情况，卡普沙的确富有多了，只是夏夜闷热沉滞的热气和苦等两个钟头才送上食物的服务，还是让体验大打了折扣。

在我们苦候食物之际，唯一的慰藉只是温热的啤酒，那同时也是顾客和侍者之间的笑柄。虽然时有断断续续或以英语翻译的方式进行，但我们之间的对话倒是更为妙趣横生。“我大概认识三千个英文字，”其中一名作家凄惨地说，“但正好都不是霍夫曼女士今天晚上所使用的。”通常，每逢对话难以为继时，都是由玛格达（Magda）填补空白。她是马诺列斯库先生的助理，精力充沛，本身也是位作家。座中个个都幽默风趣，别忘了无论在哪里，作家都是搞怪的一群人，但是这些作家也承认，他们对于新的文字自由感到紧张。“以后再也没有借口了。”罗马尼亚最负盛名的老一辈小说家之一，康斯坦丁·措尤（Constantin Ţoiu）悲伤地说。他的意思是，以后他们再也不能躲在东欧作家惯于使用的象征主义和密码游戏帷幕之后了。原本流行的伊索寓言式风格突然被视为中世纪的过气写作手法，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古典寓言的存在，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圣经体系可以参照。东欧作家们所操弄的典故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存在，每个人只要使个眼色就知道对方的意思，作者和读者也能透过彼此心知肚明的方式串联共谋。但现在作家必须另辟蹊径，直接表达他们想要传达的意思，这也许是最困难的一项技巧。“我不知道已经这把年纪的我，是不是还做得到。”措尤先生坦言。满头白发的他带有古典的迷人风采。“也许到头来，我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

马诺列斯库先生调侃另一个作家奥古斯丁·布祖拉（Augustin Buzura）：“他是——我是说他曾经是——罗马尼亚最好的作家，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他必须重新证明他的实力？”我反问。

“是啊！这是真的，”布祖拉先生说，摆出谦卑的姿态，“我必须等马诺列斯库告诉我，我是不是做到了。”

东欧正在重新评估文学的价值，而且就像所有的重新评估工作一样，这不但会影响未来，也会影响过去。诸如《自由的哭泣》（cris de liberté）等昔日以隐喻方式完成的作品，有可能会变得完全无趣——许多作品已肯定是如此下场，因为现在自由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困于此项理论转折中的作家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快乐。用过晚餐——那送上的餐食倒是很像样——后，布祖拉提议我们去大学广场看看，那里应该正在发生“一些事”。晚餐前，我们曾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比平常人多，也比较骚动。

我们穿过阴暗的街道抵达现场，在阴影中见到一幕怪异的景象。数十名警察正不疾不徐地排成一个整齐的四方形。在夜色中，他们阴暗的身影相衬于成排举在身前的长形白色盾牌，宛如中古骑士。在无形分界线的另一侧，则是密集的人群。一旦队伍就位，警察便一致朝群众挺进；同时，群众也近乎仪式性地往前涌，然后又像浪花一样退去，警察随即跟着后退；然后，他们又往前挺进，日本歌舞伎似地跳着“威胁”，上演一场影子戏。

“即兴表演。”马诺列斯库开心地说。布祖拉聚精会神地看了又看，马诺列斯库则看着他。“啊！作家，”他说，“他下一部小说的场景。”

无疑，东欧作家还是有他们的写作主题的。不过此刻没人了解我们正热切注视的这一幕有什么意义。是抗议吗？是有组织的吗？是谁号召的？第二天，有些人被逮捕，然后就是谣言、阐释和猜测。就目前而言，这只是罗马尼亚政治大剧的一个小插曲，但这是一出随时可能转化成现实的戏剧。没有人知道这次聚会会是一场悲剧，或是一场闹剧；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一年后，当我再次飞抵罗马尼亚机场时，当地气氛如何？在抵达一个新地点，或和一个新朋友见面时，总有一刻直觉地获取整体的印象。之后，确定的感觉会逐渐碎裂，微妙的感受会逐渐囤积为模棱两可，要经过许多次理解的重构，才能将碎片拼成全貌。但是在我第二次抵达布加勒斯特时，有好一阵子，眼前只见到罗马尼亚的碎片。或许是因为有只杂种狗，绝望、饥饿地跛着畸形的腿，尾随着乘客乞讨；也或许是因为一张张风华褪尽、布满皱纹的脸上那种被剥削的怪异神情吧。两个衬衫衣摆飘在长裤外的男人绕着狭小的等候室走了一圈，然后聚在一起，交换着什么秘密——天晓得他们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还有一个男的，在我通过海关后便开始黏着我，低声说着：“出租车”，口气谄媚又坚持。“不用了。”我一直说，因为我在等斯特凡娜。但没有用。他仍然跟着我到电话亭，又跟着我到长椅，而且还多了个同伴，一直轻声耳语：“出租车。”直到我不耐烦地厉声回了一句：“不要！”他们两人才愕然地往后跳开，不再纠缠我，却还是站在安全距离外瞅着我，看我会不会改变心意。

斯特凡娜出现了，后面跟着脖子很粗的格拉迪奇（Gradici）先生。我们搭乘格拉迪奇先生的灵车，以合乎礼仪的缓慢速度驶抵市中心。斯特凡娜的公寓里有热水、伏特加、弗洛丽卡嬷嬷的拿手色拉和帕维尔，还有愉快的对话。

再见布加勒斯特，几乎有种类似愉悦的感觉，或许纯粹是因为熟悉感带来了喜悦，也或许是因为再度浸入那种缓慢、懒散的生活步调。但是市区的主要部分跟我上次来访相比没有多大改变。灰尘飞扬的道路上看不到新商业活动的征象，只有一家落满灰尘的商店在卖洗发精、威士忌和香烟。我很快得悉那家商店的店主以前是秘密警察。

齐奥塞斯库时代最恶名昭彰的暴行之一，是夷平整个村庄和市镇，以进行他自己的建筑工程计划，诸如水坝和“现代化”的住宅工程。幸亏他活得不够久，无法按照他的心愿完成所有计划，不过也有近乎四十个住宅区，包括许多历史建筑成为这项异想天开的奇举的祭品。有几处被铲平的地方就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因此在这个酷热的早上，我便和斯特凡娜搭乘格拉迪奇先生的车子前去一看。这类有代表性的暴行，有种令人着迷的怪异之处。

在格拉迪奇先生庄重的车速下，从布加勒斯特到最近一个村落弗勒迪切斯库（Vladicescu）约十五英里的路程，耗了我们一个钟头。不过映入眼帘的不是一个村落，而是一片空旷。在我们驶入空荡的主路后，绵延不绝的，尽是一片荒凉的平地，连一棵树都没有，延伸直到天际。一无所有，在行驶几公里后，才终于看到一点东西，一片平坦中孤单的点缀。那是三个袒胸露背的男人正在空旷的平原上吃力地搭建一间半完成的屋子。我们趋近观看，见到他们使用的建材是稻草、黏土、若干硬纸板以及几片胶合板。这将是间极为原始的房子，不过却是他们当中的两位，即一位非常年老的男子和他的儿子，在村落被摧毁前原本居住的地方。

他们告诉我，当齐奥塞斯库决定移除他们的村落时，他们奉命在接到通知两个星期之内，就要搬离住了一辈子的地方。于是他们搬到布加勒斯特的亲戚家居住，并在当地寻找卑贱的工作糊口。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在齐奥塞斯库的计划中，并不包括向他们提供替代住宅或生计。“幸亏，”他们中的一人说，“齐奥塞斯库还来不及在这里做什么就死了。”所以此刻他们正在以前旧宅的遗址上重新搭建自己的房子。“不过你也知道，”那儿子告诉我，“我们没有钱，没有建材。这样做是因为父亲老了，他想要找回自己的家。”

街对面，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妇人正痛苦地弯着腰，从路旁水井打水注入水桶。在我们走近时，她沉默不语。对我们这种贸然闯入的陌生人，她当然有不说话的权利。不过当我们走开时，她却在我们身后用几乎是愤怒的口气大叫：“我是回来这里等死的，我想要死在我出生的地方。”

弗勒迪切斯库是遭到纯粹恣意破坏的一个地点，我们来到的下一个村落——盖尔曼尼斯特（Ghermanest）则更为态度不明。齐奥塞斯库在那里还有机会执行他至少部分的计划。只见路的一边，盖尔曼尼斯特一如传统村落，有着色彩缤纷的小屋，种着花朵的小小庭院里养着小鸡；而马路另一边和这质朴聚落面对面的，是三层楼高的楼群，相比之下，显得格外刚硬高耸。让人觉得糟糕的事实是，这些楼房建筑其实没有那么糟糕。因为这是齐奥塞斯库的暴行，所以我很想痛恨它；但是我在东欧看了太多这种结构，因此我知道这些楼房不是最差的。楼房涂着柔和的黄色，每栋楼之间还有些零星菜园。一个女的正从窗口往外看，胖胖的手臂架在窗台上，满怀兴味地观察着我们。但是当斯特凡娜说明我是美国访客，询问可否参观一下她的住处时，她没好气地回答：“我不想和美国沾上任何关系。”然后砰地关上了窗户。这是害怕外国人的旧习惯？还是真心的厌恶？

不过另一个年轻女子则很乐于邀请我们参观她的公寓。踏入公寓的斯特凡娜和我再度有种心情复杂的惊讶感。公寓房间相当宽敞，厨房里具备在罗马尼亚几乎从未曾听闻的东西：一台洗衣机。斯特凡娜和我困惑地对望一眼。那名年轻女子告诉我们，比起以前和公婆同住的老房子，她更喜欢这里。这里有自来水，冷热都有，不需要再去水井打水了。这里“现代化”，对年轻人比较好，只是老人家还是比较喜欢老房子。

回到车上后，斯特凡娜承认这些地方跟她原本想象得不一样。也许即使怪兽也有野心，甚或有类似理想的一面吧。早期时，齐奥塞斯库曾有志成为一个开明的专制者，一个类似罗马尼亚君王的人物，领导国家迈向伟大和现代，即便需要以恐怖和铁腕来成就现代化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大部分西方领袖都喜欢齐奥塞斯库所实行的路线，以及对抗苏联的外交政策，还曾欣然邀请他到各国首府访问。

回到布加勒斯特后，我去参观了著名的国家统一广场（Piaţa Naţiunile Unite），亦即齐奥塞斯库献给自己丰功伟业的最后一个礼物。那是一个疯狂自大者的纪念碑。从广场延伸而出的大道宽阔单调，两侧的人行道是一般人行道的三倍宽，两旁公寓建筑的窗户也比一般窗户所需要的尺寸都大。但即便是这里，也流露出对时尚的野心：建筑由干净的白色石头所建造，屋顶上有精美的小雕像、老虎窗和其他小巧的结构，似乎同时反映出特兰西瓦尼亚村落的美感，以及我在布加勒斯特一些老旧建筑所看到的奇特的后现代混合风格。这只是门面而已，斯特凡娜告诉我。在外墙的后面，许多公寓没有暖气或室内管线设备；而且，就在这些门面建筑的后面，还有许多尚未完工的骨架，或许注定永远没有完工的一天。为了这些建筑，齐奥塞斯库铲平了布加勒斯特一些最有魅力的小区和许多古老的建筑。

当我们走近这大杂烩的主体建筑时，其规模好似更显膨胀。[14]办公大楼内，高大壮观的窗户后面是一片宽阔到夸张的空间，灰尘密布，空无一物，只有一摞摞随意散置的箱子。然后便是登峰之作：齐奥塞斯库的皇宫，就像头阴沉的庞然怪兽，据称有四千个房间，坐落于一片杂草蔓生的空地上。这栋建筑的风格很难描绘，事实上，根本没有风格可言，有的只是失去光辉的矫揉虚饰。这位共产主义君王追求硕大的病态在这里达到了最高峰，而也就是在这里，齐奥塞斯库见证了自己的衰落。当他最后站在阳台对民众讲话时，群众报以嘘声。也许他的坠落在这个场景中便可预见，没有实质内涵的华丽辉煌到达极限，并像过度膨胀的气球一样，终究难逃爆裂的命运。在那之后，不出几天工夫，齐奥塞斯库荒谬地企图逃跑，结果被粗暴地处死，虽然几乎没有人会为他的死亡落泪，但是在一个新的、所谓民主的时代，居然上演这种戏码，也属怪异之举。[15]

去年还在担心如何维持他身为罗马尼亚最佳作家地位的奥古斯丁·布祖拉，此刻已然成为一个叫做文化基金会（Cultural Foundation）的机构的领导人，而我正好要去该基金会处理一些私事。附属于基金会的一家出版公司打算帮我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内容有部分谈到我在战后波兰成长的故事，他们邀请我来讨论有关出版的事宜。

我和马诺列斯库先生的助理玛格达，也是我那本书的译者，一起前往赴约。路上我们在附近地区绕了一下，结果在这里看到了布加勒斯特的另一面。有个街道两旁皆有路树排列，房子皆采奇特混搭风格的单层独栋的小区，混合了东方式盘柱和屋瓦、西班牙式露台和现代化的对称设计。这令我想起加州的融合式的建筑奇幻风格，不过加州的融合是在追求新的境界，所有风格和意义都可随意组合，而这里的融合则是历史运作和各种文化长期混合的结果。在这个小区，布加勒斯特从欧洲的边缘滑落，但不是坠入第三世界，而是掉进古老的东方。我心想我们当中终究不乏有钱人，即使布加勒斯特也不例外。玛格达说，这些房子以前主要属于朝中显贵，如今多半也仍是这些人的。

我们受出版公司会计主管邀请进入的房间，也有一种东方的空间感。房间很大，只有墙边放了几张缎面椅子。我的经纪人在信中只大略提到“买断版权”和“收取版税”的议题，会计主管和玛格达则努力商讨相关事宜。在整个交谈期间，会计主管始终带着一成不变的笑容，露出金牙，我也反射性地效仿他保持微笑，玛格达亦然，我们就在这种紧绷的礼貌气氛中进行了交易。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在罗马尼亚讨价还价；但即使就当地的贫困标准而言，我认为提供给玛格达的条件也太低了。我事后建议她可以尝试谈判，争取比较高的费用，她沉思着回答：“对，好主意。我应该更精明一点。”

不过我看得出来，这个概念对她而言还很新，学起来也困难。

会计主管告诉我，我的书印发多少要由中央办公室评估罗马尼亚民众的需要后决定。看来罗马尼亚的集权主义尚未灭绝。另一方面，他提到去年一年就有近三百家新的出版公司成立和超过六百种杂志和报纸创办，这个数据简直像是一场噩梦。不过，我也自我安慰大部分出版公司甚至还来不及向某个中央办公室正式登记，或许就如昙花一现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谈完生意，我们鞠躬致意，绽开空洞的笑容，然后被护送到门厅，等待会见布祖拉先生。这不是我所经历的第一个罗马尼亚会客室，所以我做好了耐心地漫长等待的准备，我们周围的人也都麻木而认命地等着，一副早已习以为常的模样。一个年长的男性得知我是美国来的，便以谴责的神情瞅着我。“你们在雅尔塔（Yalta）背叛了我们！”他指责我，显然受到的伤害还未愈合。“你们抛弃了我们！”我不是第一次碰上这种突如其来的指责，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发生在这类会客室中。好像对于这位老先生而言，从当初受到不公正待遇使他的生活陷入瘫痪开始，迄今四十五年，不过是段漫长的等待，直到此刻才终于碰到一个可以代表“美国”的对象，让他宣泄出来。“喔！我们不是回来了吗！”我开玩笑道。他则行了个花式鞠躬。

上回我们谈话时，布祖拉先生是众多期待西方王子或权贵资助他完成出版梦想的人士之一。一年以后，他对这类名人已经不再存有幻想。“他们来这里，表达他们的兴趣，不过一旦谈到比较具体的事项，就什么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他语气热烈，肉肉的脸因生气而僵硬，“我受够了这种西方作风的谎言，受够这种原始的欧美作风了。”

我哈哈大笑。所以从他的立场而言，原来我们才是原始的！不过他的意思是什么？

“呃，你知道的，他们来这里，想的都是愚蠢的事情。就因为我负责这个基金会，就因为我想做点事，他们就认为我一定是新的权贵。他们宁可听到有人在街上大叫：‘打倒伊利埃斯库！’因为他们认为那才是反对势力。”

布祖拉没有把我包含在他所指责的西方原始主义中，我当然受宠若惊，虽然我并不确定我是不是够资格。在罗马尼亚这可恼的混乱中，我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什么，或者谁是谁？

“他们只懂得黑和白，”布祖拉继续道，“这是原始的，是齐奥塞斯库式的想法。两者简直没有差别。”

“但是你知道，罗马尼亚的情势对外国人来讲，有时候真的太混乱了，”我试探着说，“充满了模棱两可。”

“我认为文明人应该懂得模棱两可的事情，”他语气厌恶地坚称，“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兴趣，只是用这种美丽的包装表示拒绝而已。”

总之，布祖拉说他是出于一种公共责任来做这项工作的；事实上，他宁愿回到他的写字桌，回到小说安全的复杂中。我觉得他的话中显然对自己居于这种带有政治性的职位保持着一点自卫心理。在其他东欧国家，这是知识分子可以名正言顺介入政治的难得的绝好时机，知识分子也会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在罗马尼亚，权力仍妾身未明，无法拥有清白的美名，而政治性知识分子的选择也依然如故——要么是肮脏的有效行政，要么是纯粹的边缘化。

不过，在我上次来访至今的这一年间，政治气候中有些事情已经改变、推动及透明化了，即使还不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层面，但培养鸡或培养蛋的环境已然浮现。一年前，罗马尼亚匈牙利族民主联盟（USHR）[16]存在的权利还遭到质疑，如今却已经有了比其他任何已经存在的反对党都多的拥护者——从而重复了一个在整个东欧地区都很明显的模式，即实际的倾向和行为掩盖了口头表达的民族偏见。另外还有从“社会对话团体”延伸而出的“公民联盟”（Civic Alliance）这个尚称不上政党的组织。在许多人心目中，它提供了真正能够对抗伊利埃斯库“救国阵线”的希望。马诺列斯库先生凑巧是该联盟的要角之一，也是可能的总统候选人，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

因此，某个下午，我便在永远活力充沛的玛格达的陪伴下，爬上一座办公大楼布满灰尘的宽阔楼梯，来到公民联盟的门口。一个年轻、消瘦、似乎没有吃饱的年轻人出来应门，却立即试图把我们推出去。在玛格达抗议后，他犀利而仔细地盘问我们是谁，想要干什么。最后他终于让我们进门，并小心翼翼地把门锁上。然而我们一入内，他便站到我们面前，开始讲述他最近的政治功勋。他骄傲地告诉我们他是个吊车操作员，罗马尼亚第一位共产党领袖彼得鲁·格罗查（Petru Groza）的雕像就是他摧毁的，完全是自发行动。当我适当地表示敬佩之意时，他又大胆地告诉我们，竖立于布拉索夫（Braşov）的斯大林雕像也是他推倒的。“我从小就反抗共产主义！”他宣称，露出几乎没有牙齿的笑容。玛格达和我决定封他为雕像终结者。

另一个男的踏入宽敞、灯光幽暗的房间，代替雕像终结者陪伴我们。他矮矮胖胖，表情温和，声音柔和，跟先前那位的犀利健谈正好成了对比。不过他一样不假意寒暄、不浪费时间地直接告诉我们他内心的话。他是黑海边造船城市康斯坦察（Constanţa）的工会领袖，正在筹备一项总罢工的行动，预定几天后开始。但是他不知道有谁会参加罢工，又有谁可以依靠。他们中间仍有讨厌的昔日中阶当权者，会吓唬工人，也会在其他工会中离间他们。当然，那些工会中也有些是政府的打手，会宣扬根本没有罢工的必要。不过，他能置身此间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可是一名工人阶级代表踏入了政治过程，他也很高兴能和公民联盟联手，有幸结识“罗马尼亚最伟大的一批人”，这里也没人质疑他不是教授。

在他谈论之际，其他人纷纷来到房间内，会议随即开始。公民联盟或许是罗马尼亚反对势力中最重要的种子，不过目前还只是在灯光阴暗、其貌不扬的房间内，赤手空拳摸索的几名身穿衬衫的成员而已。从讨论中我计算出，他们的预算才一百八十五美元左右。他们认为自己需要募款，也需要一份报纸，不过还不知道该如何为这个想法寻得资助。就在这时，我对数目激增、毫无价值的出版品的惊恐促使我提出我的意见，也算是我唯一一次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他们也许不需要一份报纸，我建议道，必要时发布党讯也一样。他们对我的意见先是抱持怀疑的态度，但是当马诺列斯库先生几乎同时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后，我的意见获得了采用。这让我开心极了。

他们讨论到盛大的发布会要邀请哪些人士参加，在发布会上将宣布成立政党。是不是应该邀请政敌前来参加？这些都是有关民主的尴尬事宜……

同时，他们还要考虑总罢工的事情。马诺列斯库先生希望罢工可以举行，但是如果政府真的垮台了，他们也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事。公民联盟准备介入吗？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总统提名了吗？碰上关键时刻，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组织力量；但是就高层次的政治而言，此举显然不够周全，太过即兴。

事后，马诺列斯库先生、玛格达和我又前往卡普沙饭店继续热烈的讨论。马诺列斯库先生告诉我，他最近被指控从一个美国组织接受了不少于一百万美金，而且中饱私囊。这则构陷的故事被政府控制的电视台报道成仿佛既成事实。事后一名记者还打电话问他怎么处置那笔钱。“我已经喝下肚了。”他回答，但是对方显然没有领会他的幽默。

就像东欧兴起的大部分政治新贵一样，至少以西方的名词而言，马诺列斯库先生是位社会自由主义者和经济保守主义者。然而在他的观点中，还有一丝纯属罗马尼亚人的想法：他也是个保皇者。他说，如果他成为总统，就会试图迎接罗马尼亚最后一位皇族，即米哈伊国王（Mihai I）[17]回国，建立一个以西班牙为范本的君主立宪政体。

对于这个观点，我虽惊讶，却不震惊，因为我已多次听说罗马尼亚最近兴起的新保皇主义，因此知道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主张，其所蕴含的绝望心态，也许比滑稽歌剧的表演还要真切。米哈伊国王在父亲被迫退位后曾短暂登基，于1944年反法西斯起义中扮演了不无贡献的角色[18]，并在1947年共产主义解放后退位。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往后的几十年间，他安静地住在瑞士，成为历史上一个被遗忘的人物。但如今在历史无止境的转折中，他有可能又要扮演重要的角色。许多罗马尼亚人都有这种想法，尤其因为他在战后便没有受到国内情势的牵连，因此可以解决罗马尼亚目前错综复杂的难题。“国王不会成为伊利埃斯库，”玛格达简短地解释道，“他会是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物，跟我们以前所有的都不一样。国王和伊利埃斯库？”她哈哈大笑，“不，完全不可比。”

马诺列斯库先生认同国王会成为一个一统局面的人物，可以超越罗马尼亚政治上的仇恨心理，超越一般人的怀疑，像西班牙国王在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9]下台后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成为民主的仲裁人，每个人都可以对他表示尊敬之意，又无需放弃对党的忠诚。再者，马诺列斯库先生说，国王是个非常好、让人敬重的绅士。然后他忍不住跟我们提到有次在美国碰到国王和他太太的有趣轶事，我们也再度开起玩笑来。看来马诺列斯库先生虽有很多事需要烦恼，却始终无碍于他的幽默感。我告诉他，他也许可以成为第一个把嘲讽风格带到官场的总统。“那是我的梦想！”他大声说，虽然我怀疑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对此做好了准备。

洲际酒店（The Intercontinental）是布加勒斯特最时髦的大饭店，也是深受外国商人和记者青睐的住处。这其实是个可憎之处，大厅毫无优雅可言，聚集着神情可疑的人士，酒廊更有如阿肯色州（Arkansas）乡间的公交总站。不过洲际酒店好歹有两间有桌布和冷气的餐厅，所以我邀请扬安·马诺列斯库（Ion Manolescu）到其中一家餐厅碰面，他是尼古拉·马诺列斯库的远房亲戚，也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作家，不料这邀约提议却换来一阵紧张的沉默。

怎么了？我问。是这样的，扬安紧张地回答，他们并不总是欢迎罗马尼亚人进去，尤其是没有外商同行的罗马尼亚年轻人。

呃，那样不对，我们不应该放任他们这样做，我义愤填膺地说，虽然对他的说法也还半信半疑。我实在不该如此。当心高气傲，不愿让我插手的扬安走向侍者时，只见侍者马上粗鲁地皱起眉头，告诉他没有位子。这显然是个谎言，因为餐厅内几乎没有什么人。这时，我出面介入，据理力争，结果他们告诉我无论如何会为观光客找到位置，他们还有另一间餐厅，价格是这里的五倍。我们退了出来，扬安满脸受了羞辱的表情。

在为他的国家表达歉意后，扬安开始向我吐露他的文学野心。二十三岁的他有双黑色、专注的眼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颇有智慧。我常听人说，年轻这一代没有受到老一辈极度妥协的污染或扭曲，是罗马尼亚真正的希望，或许也是唯一的希望。确实，扬安具有热切、完全觉醒的智慧，只有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使命，而不只是一个职业或事业的年轻人才可能拥有这种特质。他属于一个非常年轻的作家团体，在文学还被视为禁区的年代，便沉迷于他们的文学的理想。在那段黑暗时期，他们阅读每一部可以到手的现代文学作品，比如某个古怪外国人留下的品钦（Pynchon）[20]、巴思（Barth）[21]或巴塞尔姆（Barthelme）[22]的小说，而且彼此传阅，直到纸张褶皱不堪，此外他们还看手抄的诗集。

这个团体最热切的希望，是能和最近的罗马尼亚传统做干净的切割。在他们眼里，所有老一辈的作家即使没有妥协，也不足以作为楷模。“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总是在迁就检查制度写作，”扬安说，“总有一种面纱，一层帷幕，掩盖在他们所写的所有文句之上。”有太多罗马尼亚现实没有被呈现在文字中，其情况比在话语中还要严重。比如，扬安说，在罗马尼亚文学中，没有一个遭到秘密警察痛揍的角色。所以他们团体的一个信条和承诺就是：“拒绝暗示手法。拒绝伪装掩饰。”他们想写的书中会存在被秘密警察痛揍的男子。事实上，扬安即将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里就有一个这样的角色。他说自己和同伴对这本书的价值都很有信心，仿佛这本小说是所有人的财产；他也相信他的同伴告诉他的是真话。他们早前还互相许诺过另一件事：不管真实多么伤人，凡事绝对真实。“我们整个社会都习惯了谎言，”他说，“所以我们希望拥有一个可以绝对真实和真诚的地方。”

他们判定，在他们所处的世界，文学上最能发挥力量的便是政治小说。不过并非传统形式的政治小说，那个就免了。他和他朋友是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者。“现在不能写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23]那样的作品了，”扬安说，“奥威尔（Orwell）还差不多，虽然他们希望能比他再多‘小说’一点。”政治意涵，不错，但也要有想象力和风格。还有思想，绝对要有思想。他们的作风是亲美的，扬安说，部分原因是为了摆脱上一辈的亲法作风，他们想用“正面迎击、直接和犀利的美国手法”写作。不过他们也尽己所能地阅读法国的批评理论，因为他们相信除非完全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否则无法成为一个好的、伟大的作家。

他强烈的严肃态度，精力充沛的企图心和决心，以及令人惊异的知识，在在令我感佩。除了致力于小说创作，扬安也会写些政治评论，但他随即表明这不是因为他喜欢，而是因为：“在这种时刻，我们必须这么做。”我怀疑在西方是否会有任何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不过话说回来，扬安和他同辈的西方人根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尽管扬安期望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时髦男子，但是种种纠缠、纷扰和严酷事实的压力却不是他所能摆脱的。

扬安在谈到他需要阅读、需要了解和需要去做的事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殷切和渴望，令我想到另一位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米尔恰·伊利亚德年轻的时候，至少是他还没有发展出摇摆不定的政治信念，使他太过接近法西斯右派的时候。在他布加勒斯特的小房子里，伊利亚德同样也以或许是许多“乡下的”知识分子都有的一种永不满足的饥渴态度多方涉猎。对他们而言，广大的世界只是内心渴望的遥远目标，而没有对自己“主要传统”的焦虑感或傲慢心态，将自己隔绝在其他文化的多样性之外。过去，这种边缘性经常是一种力量的来源；未来，对扬安和他的朋友而言，这也会成为他们的助力。

帕维尔看起来比七十岁年轻很多，使我很难把他本人和他的年纪联想在一起。他常穿牛仔裤，敞领衬衫，动作也和年轻人一样灵活敏捷，脸上老是带着狐疑困惑的表情，似乎本应一闪而逝的神情却永远停在了脸上。他说一口准确、流利的英语，只是偶尔会被冠词的神秘所难倒；他也偏爱犀利的箴言，经常神来一句，却用得恰到好处。在他身上，我经常感受到的罗马尼亚人的混沌已然被淬炼成了对似非而是的谬论、矛盾、繁复等的洞察能力，清晰易懂且准确细致。

他在谈话间偶尔掺入的奇特字句，让我开始对他的个人经历有了线索。他是我十分熟悉的一种人，却也是我几乎毫无所悉的一种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而且曾经是完全忠贞的信徒。他有点让我想起我的父亲，也许因为他们都有相似的背景。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命运选择了我们，而非我们选择了命运，这是我在这趟旅行中心中经常会升起的感慨。人的命运，其实很轻易便可能完全逆转。就所有悲惨的层面而言，帕维尔的命运几乎可谓我的家庭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帕维尔无法轻易谈论他的过去，而我感觉那并非因为其中蕴藏了太多秘密，而是因为牵涉到某种深沉复杂的情感。待他终于决定跟我谈时，我发觉他的过去其实就是最典型的那种：一个我们这个时代东欧共产党员典型的一生，不同的或许只在结局而已。东欧孕育了这种超越个人的生命模式。

这一切的源起，照帕维尔的说法，是因为当年“存在一股邪恶的危险力量”。尤其在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在两次大战间已经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广受欢迎的势力。对帕维尔这种成长在赤贫、半文盲家庭的年轻犹太人来说，想要对付这种势力，选择其实并不多。出于因缘巧合和个人倾向，帕维尔受到共产党的吸引，十几岁时，便已加入了一个高度秘密的小型行动；但是他没有马上成为运动所想要的服从的战士。1936年，当莫斯科进行公开审判时，他告诉他的组织联络人说他并不认同这种做法。这一年轻时的表态马上便被记录下来，终其一生，帕维尔的政党档案都保留着这“黑暗的一页”。

不过逐渐地，他的信仰和服从能力都加强了。虽然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他属于饱学之士，但他却从未完成高中学业，因为母亲是家里的经济来源，而他上学所造成的经济负担已经超出了母亲的负荷。接着，战争和牢狱又相继介入。不过他贪婪地继续阅读，培养出了对文学的热情。后来在监狱中，他又开始自修外语。他最主要的教育便来自两个地方：政党和监狱。

1940年他第一次遭到逮捕，在狱中待了半年。第二次，他被法西斯警察逮捕，在那个“艰困时刻”，他真正体会到罗马尼亚人行为的奇特与矛盾。指控他的是法西斯主义者，然而，他认识的某个邻居，同时也是半合法的狠毒法西斯组织铁卫团（Iron Guard）[24]成员，不但去探监，还传授帕维尔接受审讯时必要的应对技巧。那一次，帕维尔拘留了三天就被送回家。几天后，他得知那位帮他忙的邻居参加了一次恶名昭彰的行动，屠杀了五十名前朝官员，包括罗马尼亚的政治精英。

“我真的认为罗马尼亚人有种凡事瞬息万变的感受，”帕维尔反思那些事件说，“罗马尼亚的法西斯主义到头来没有那么严重，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到头来也没有那么严重。”

也许这种瞬息万变的感觉，还有一切现象和信仰的虚幻感，可以解释我经常在和罗马尼亚人的对话里感受到的那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对于那么短暂的事物，何必采取什么坚定的立场呢，反正所有事物都会消失在永恒之流中。但这种宿命论本身也许就是从一种无法抗拒的非理性环境，从一连串反复无常的权力统治中孳生出来的，这种权力并非出于民众的选择或偏好，而是直接强加在民众身上的。

帕维尔第三次遭到逮捕是在1941年5月，就在罗马尼亚正式参战之前，这次他被送到劳改营待了三年。那段经历是其性格形成的重要里程碑，这种启蒙仪式是许多未来的权力核心人物所共同拥有的。帕维尔谈起这段往事，称之为他人生中最美好也最悲惨的岁月。最好的是同伴，在专门为共产主义分子而设的监狱和劳改营里，帕维尔得以结识一群未来的国家新领导人。在这段共患难期间，他们达到了帕维尔所形容的一种结合了团结一致和“自然等级制度”的形态，一种理想社会的雏形。“这是社会化的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他说，“一个小社群，面对共同的危险，具有非常精准的角色分工。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段心悦诚服地臣属于他人的时光。有些年长的领导人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十年了，他们当中有些很有人格魅力。我相信他们的操守，相信他们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

然后，他补充道：“不过喜欢等级制度这一点，正是作为狂热的信条主义者、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必要条件。”当年他发现这个事实时，一定很痛苦。

当时，帕维尔并不了解这种理想社会在道德上所蕴藏的危机。在强烈的团体精神驱使下，帕维尔一行人一到监狱，便决定举行苏联革命周年纪念，包括阅读和诠释果戈理（Gogol）的作品《钦差大人》（Inspector General）。

帕维尔的狱友中，其中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他也作为活跃的年轻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就帕维尔而言，他们两人几乎一见面就不投缘。他们在小小的牢房中共处了两个月，牢房里还有其他囚犯，但是相对于其他人的友爱，齐奥塞斯库始终郁郁寡欢。“我们住在一个相当亲密的环境中，甚至不准去庭院散步。我们俩都是年轻的共产党狱友，所以彼此间建立起同志情谊，进一步了解对方，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但，不是的。他跟别人建立关系的基本方式便是鄙视对方。在心理上，他让我想起一个古老的亚洲制度：太监。太监的阉割代表提供具体证据，证明皇帝是至上的。齐奥塞斯库的轻蔑也是依据同样的原理，借由否认别人的美德从而表示自己的至上。我在他身上可以嗅到仇恨的本能。”

帕维尔记得一件事，让他永远对齐奥塞斯库怀有敌意。有段时间，狱友举办了一次下棋比赛，用面包做成的棋子对弈。结果帕维尔赢了。“其实我的棋艺并没有那么厉害，”他说，“但是在那间可怜兮兮的牢房里，我是最厉害的。齐奥塞斯库的棋艺根本还属于初阶。但是我赢了以后，他却向我挑战。我说我们两个比，他和我都不会开心，但他还是坚持要比。我们就对弈了一盘，结果当然就如大家所预料的。想不到那件事还有后续，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从此，他再也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

在齐奥塞斯库出任总书记时，帕维尔便料到他会变得比原先更可怕。“他不是冷漠，而是燃烧着仇恨。我预期他最终会发展成恣意处死别人。也许外在环境不利，使他不能达成所有的心愿。”认为齐奥塞斯库相对内敛，显然源于一种东欧式的对极端的看法。而和他正好相反的情况，则出现在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身上。帕维尔刚认识埃列娜时，她还是个贫穷、安静的年轻女子，没有任何野心，不料后来却成为一个极尽浮夸的怪兽。除了她本人和她丈夫之外，她禁止任何人公开庆祝生日；她也禁止科学院录用新人，因为她本人自认便是所有学识的化身。“有段时期，”帕维尔咯咯笑着说，“我们的院士非常短缺。”

不过这种敌视的情况在监狱中很罕见。真正的困难是体力上的，尤其是饥饿。“我们当时很年轻，因此需要吃是很自然的，”帕维尔说，仿佛连这点脆弱之处也需要证明是合理的，“从这点来看，监狱生活真的很可怕。要解决饥饿，就要工作，那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我负责砍柴，拼命工作。在冬天的时候，我上半身是热的，两脚却冻僵了。饥饿真是一种折磨，因为它把你困在内心的监狱里。有段时间，我连做噩梦也跟食物有关。不过也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之后，我就开始适应了，从那以后，我总算取得优势，失去了胃口。就连现在，如果有好的同伴，我会享受食物，但是除此之外，我并不觉得有需要或有必要吃东西。”我面带询问地看着他，他点点头，就是这个意思。

帕维尔出狱时，他“不但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而且准备好要采取行动了”。在罗马尼亚共产势力强大后，他的狱友事实上成了中央委员会。他那时二十几岁。有一阵子，他跟其他年轻干部一起工作，后来被安置在外交部，“负责希腊内战和南斯拉夫叛逃事宜”，亦即负责组织反铁托势力。后面这项工作是为公开审判和扩大整肃行动做的准备。帕维尔的工作使他必须被牵连到这类可怕的事情中。其实他这两种工作的性质，即便用温和的说法，也都算是有冒险性的。在政治游戏中，你永远不知道忠贞何时会被重新解读为背叛。

从他位于内部的有利位置，帕维尔可以亲眼目睹这样的政治转折，以及他的朋友们逐渐擅长的致命阴谋。他知道战后第一任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如何身在狱中，却仍有办法进行谋杀行动。他见到对势力庞大的安娜·波克尔（Ana Pauker）[25]和其他“右倾分子”的公开审判是如何酝酿的。但话说回来，安娜·波克尔本人的无情也不遑多让，曾让自己的丈夫在1930年代遭到枪决。帕维尔也目睹过那些曾经参加了西班牙战争的人，是如何成为特定的致命报复的靶子，只因一项嫁祸铁托的阴谋，需要他们充作例证，而铁托曾参与组织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s）[26]。

在这期间，最令帕维尔感到不安的，是目睹自己曾经极其敬佩的人物，变成危险的势利小人。“我觉得很失望，”他有所保留地叙述，“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真正的英雄主义转变为懦弱胆怯。斯大林主义最可怕的一项成就，就是这种物质、道德和政治腐化的结合。”也许对他最大的打击来自他的良师益友，一个他在狱中特别尊敬的人。那人调任从事一项最初很神秘的新职务：成立秘密警察。

那位良师益友原本是怎么样的人？我很好奇。我的问题似乎仍然令他痛苦。“他是所有人当中最有人性的，”他终于回答，“即使被关起来，他仍然保留着他的人性。”那位朋友对帕维尔最后的帮助，是没有带着他一起赴任。如果他进入秘密警察体系，帕维尔认为，那么他也会变成“一头怪兽”。我想表示异议，但是他制止了我，语气坚定地说自己一定会的。这正是某些体系的缺陷，它们能够让人有这种转变；而党本身也变成——事实上是早已经成为一部地狱制造机，能够把人变成恶魔。“你不能想象的是，”帕维尔说，仿佛试图让我理解这一切的恐怖，“在这个过程中，那种被绝望击溃的内在的错乱。”

但尽管如此，和党分离的那种痛苦，对帕维尔而言仍有如一种背叛，或有如失去一段深厚的感情。“痛苦的过程，”他说，“从生命中一段快乐的时期，一种深陷在狂热中的生命，转变为批判的立场，明白理想和现实的差异。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一再迟疑。很多时候，你会想要胆怯地认同他们，继续保持沉默，听凭英雄主义蒙羞，或顶着英雄主义的光芒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有时候我非常不快乐，不知道作为有纪律的革命战士，我的责任是什么；或者作为一个人，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问他，他的犹太身份在脱党一事上是否起了作用，但帕维尔认为他自己首先是罗马尼亚人。帕维尔的年轻时代，比起我们来，或许还比较正常，即使最卑微的市民都抱持着普遍主义和理性启蒙的梦想。他的父母是非信教者。“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帕维尔半开玩笑地使用一个早期的字眼，然后又自我更正，“不，其实我是罗马尼亚人，虽然有时候这并不是件好事。”他对自己的保守表述报以微笑，“就理性而言，身为犹太人比罗马尼亚人有趣多了，不过这也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有些人想强迫我承认我是外国人。这是一种反犹太的胁迫形式，逼迫一个或许不是犹太人的人接受犹太人的身份。我从来不会屈服于这种威胁。”

他的个性让他抵抗任何会驱使他背离自己真正信仰的威胁。他的怀疑——他称之为初尝自由的滋味——逐渐加深，于是越来越难以掩饰他的不满，越来越难以接受交给他的命令。“在狂热的时期，我很高兴能执行命令，”他说，“后来，接到命令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已经逐渐变成一个个体，这一点，从党的观点来看……”他停顿下来，搜索适当的字眼，“这么说好了，‘显得可疑’。”那时，他已决定离开他的职位，他说，机构希望他消失，而他也巴不得永远不要回来，于是他们同意分道扬镳。

1956年，他以三十五岁的年纪进入科学院，主修历史和社会学。其中部分原因是作为“自学成才者”的他，想要弥补缺乏正式教育的缺憾。在情感上，这生命的新一页，开始于他近乎绝望，也就是失去信仰的绝望时期，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罪孽感，某种类似宗教性的‘我有罪’的感觉”。

走出绝望的道路，极其矛盾地，竟需要回到源头。就像许多激进分子一样，帕维尔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便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研究列宁。“批判列宁，就像是一种对至亲的异端行为。在感情上，我没有办法这样切割。我需要从理论着手，发展出一套批判的观点，方是对抗我的感情的方法。”

帕维尔从事政治心理分析的一个方式，是埋首写作，向自己解释他和斯大林主义的结缘。他近乎着迷地不断书写。不过在写到两千多页时，他就决定把手稿烧掉——留着这些手稿太危险了。想不到在一个处于全面监视下的社会，就连焚毁自己的手稿也会让人起疑。那些纸张太厚重，燃烧时烟很大，有些忧心的邻居前来拜托帕维尔不要再生火，因为他们担心秘密警察，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会认出燃烧纸张的味道而前来调查。

完成学习后，帕维尔开始在罗马尼亚电台工作。1967年，他意外获得许可成立一家社会学研究机构。从那时起，他的身份即使不算异议分子——因为在罗马尼亚并没有异议分子生存的环境——至少也是个评论家。那个机构展开民意调查和测验。有好些年，帕维尔说，他“很高兴能出版当权者不愿听闻的结果”。他所写的演讲稿和文章，就当时的标准而言，足以被判定为颠覆分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逃过惩处，是因为那些负责审稿的中层当权者担心有目前身处高层的他以前的朋友在包庇他，于是那个体系所制造出来的妄想心理，反过来却成了对抗自身的机制。

他的罪恶感起先是因为脱党，现在却转变成因为曾经身处党内。1980年，他回到一个他认为可以“结清旧账”的计划，就是分析斯大林主义及其遭到扭曲和失败的原因。

书写这种手稿当然极端危险，帕维尔和斯特凡娜他们也确实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1982年6月一个炎热的日子，帕维尔来到斯特凡娜的公寓，结果发现公寓被翻得乱七八糟，斯特凡娜也不见踪影。神奇的是，他的手稿仍安放在桌子下的一个架子上，其实他们是按照爱伦·坡（Allan Poe）[27]失窃的信的原则存放手稿的，就是放在一个一眼就可以看见的地方。这个计谋奏效了。

帕维尔随即拿着手稿跑到一个他认为很可靠的老友那里。大约三十年前，这个友人遇到了麻烦，他是因为参加西班牙内战而失宠的人之一。从那以后，其他党内友人都避之犹恐不及，只有帕维尔仍继续跟他交往。帕维尔说，这并非出于勇气，而是因为他做不出那种事。当时友人对他由衷地表示感激，反而让他吓了一跳，所以他完全没有料到三十年后，当自己恳求朋友帮他暂时保管手稿时，友人竟会断然拒绝。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帕维尔从未原谅他那位朋友，他们也没有再见过面。

在那同时，斯特凡娜受到秘密警察的审讯。她采取装傻对策：对审讯者始终以礼相待，客气对谈，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结果表明，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她无所畏惧，使得秘密警察只好放了她，什么情报都没有打探出来。帕维尔的女儿也遭到审讯，同样毫无所获。

那份手稿最后在美国出版了，帕维尔对此心满意足。那是一本内容非常紧凑，以近乎警句的风格对权力和财产集中化进行的研究。根据帕维尔的观点，这正是导致斯大林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经济衰退和诉诸压制手段的背后机制。

我问他，除了斯特凡娜，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知识分子共同参与。没有，他回答，他“不希望把这件事弄得像在进行什么阴谋似的”。但毫无疑问，这种隔绝也嵌在罗马尼亚的生活逻辑中，嵌在铺天盖地的恐惧与相互猜疑的气氛中。

他现在还保留着这种隔绝感。帕维尔在时局改变后，其实还像之前一样，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深陷共产主义，仍认为自己是“左翼人士”的人；一个背负双重负担，在重新组合的罗马尼亚拼图中找不到任何安身立命之处的人。“对老一辈的人而言，”他说，“我是个变节者；对新的一代而言，我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因为我曾是斯大林主义者。所以我很容易受到指责。”还有，他有种斯多葛哲学默默承受一切的心态，也许来自他深切的罪恶感。他补充一句：“我帮助左翼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直接参与。我曾经试图参与形成的，就是‘原本那个’左派。”

他是否终于在情感上和党完全切割开了？“这种事很慢，非常慢，”帕维尔感伤地说，“不过，呃，我猜想，愈早离开那套信条，脚步就愈不会陷得那么深。”

帕维尔的“脚步”似乎陷得非常深，甚至导致了重组他的内心世界，以及他的信念。不过也许在同那套信条决裂后，他依然能够有所归属。“悲哀的是，”他说，“性格上我并不是一个狂热分子。我之所以变得狂热，是因为我年轻，以及当时的环境。然后我两样动机都失去了：环境和年轻。”

在这方面，他并不特别。他特别的地方在于承认自己应该负责，承认他的过失。成为那段恐怖历史的共犯这件事始终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他。在最近一次会议中，帕维尔遇到一位知名的匈牙利前共产党员，告诉他说她对自己的过去“丝毫没有应该认罪的感觉”，因为她是出于真心信仰，因此所作所为是出于善意，而且一旦不信了，她的行动也随之改变。帕维尔觉得这种自我原谅的行为，是“一种舒适形态的无知。还有一种无知，是拥有钢铁意志的男女，直到终了都坚信不疑，而且相信真正的高贵就在于这种坚定的心志”。

“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他继续说下去，“是想告诉你，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已经加入，而是因为后来我还继续参与其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他继续叙述，表情间仍流露出饱受折磨的痕迹，“要承认你曾经奉献的一切，你生命的本质和核心是一项错误，有多么困难。”

当然，我可以想象犯错后的沮丧，但这远是一种锥心之痛，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用“没有关系，不要紧”来安慰他，毕竟他所牵涉的情况太恐怖，他所参与的共谋也太沉重。然而，在听他述说的时候，我觉得他也已经完成了一项值得称颂的大事。通过与自己心中的天使和魔鬼搏斗，他把自己生命中的可怕事迹转化为觉悟和良知，亦即一种将来会有助于我们思考的经验，进而转化为一段有用的历史。

或许出于某种责任感，我决定去拜访一所孤儿院。孤儿院跟罗马尼亚有很多不愉快的关联，跟其近代的恐怖也有所牵连。我已见识过一些孤儿院令人沮丧的照片，其中收容着因为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婴儿，以及关在兽笼似的栅栏内往外看的肮脏受虐儿童。我并没有兴趣亲眼目睹那些景象，但刻意回避似乎也不应该。玛格达提议陪我去看看，于是我们就搭乘格拉迪奇先生的车子出发前往土伊康（Tuican），我们获准参访当地一家孤儿院。当车行接近目的地时，方向变得很难判断，地貌也没有标示作用。到处都是泥巴地，几乎看不出马路在哪里。经过一个钻油厂，我们被迫在机器间穿梭；油井旁有个可怜的小游泳池，上面漂浮着油光，有孩子在里面泼水嬉戏；接下来又是绵延的泥泞山坡地，格拉迪奇先生的老爷车差点陷在泥淖中，幸而我们想办法把车子推了出来。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家位于主村外一个山丘上的孤儿院，大门处有群孩子，大小都有，两手紧抓着金属栏杆。第一眼见到他们，我承认我很害怕。那些孩子中，有的因为精神疾病和发展迟缓而面孔扭曲；有些动作不协调；有个男孩剃光的头上布满白斑；还有些孩子看来神情正常，我不怕他们，却反过来为他们感到害怕。

一名身穿护士服的女子前来陪同我们，挡开那些一进门便紧紧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孩子。他们立即驯服地退开，反应之利落令我顿感一阵寒意。主楼内只见一个没有人照顾的脏兮兮的小孩正在攀爬一截阴暗的楼梯。我们被带到一间面积很小、气味怪异的厨房，另一名同样穿着护士服的舍监正在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古典音乐。她同意跟我们谈谈，但是她不能带我们去参观其他地方。根据规定，星期日访客不能随意走动，或许这就是我们受邀当天来访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觉得我看得已经够多了。当我在这间怪异的“办公室”落座时，不舒服的感觉立刻上身。那位身形矮胖、面无表情的女舍监在这里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她告诉我们这个孤儿院曾经历的几个不同阶段。孤儿院收容情况最严重的个案，许多孩子是被父母抛弃的，还有许多是有残疾的。在1960年代早期，罗马尼亚情况相对比较好的时候，这里也比较舒适，有足够的员工，孩子们也有玩具和手工艺品。然后在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灾难开始了，先是资金被撤回，接着是员工和水电。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员工必须照顾六十名儿童，经常没有水可以给他们洗澡或洗衣服。许多孩童都难免骚动或焦虑，而应付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昏睡。最近这些日子以来，情况已经好转许多，主要是因为有个瑞士团队对孤儿院感兴趣，因此带来了金钱、药物和专业知识。瑞士人员发现，许多原本以为没有希望的迟缓儿其实只是运动神经的问题，借由适当的训练，可以轻易复原。如今有些孩子甚至已经可以上学了。

那位舍监以平静单调的语气跟我讲述这些，脸上带着空洞的笑容，仿佛在报告公司的季度盈余情况。她还谈到一个女孩，说她离开孤儿院后，不知感恩地告诉别人有关孤儿院的可怕故事，包括挨打和被拴上铁链等等。在我们谈话期间，孩子们几次好奇地探头探脑，结果舍监只瞥上一眼，他们便赶紧退开了。有一阵子房间内充满粪便的臭味，舍监冷静的姿态却丝毫不为所扰。我心想，这冷漠的女人收听贝多芬音乐的房间，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玛格达和我带了几箱饼干给孩子们，在我们离开前，舍监告诉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分下去的。”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他们有可能会不分给孩子们，这句话反而透露出贪赃的痕迹。在走出孤儿院时，孩子们再度围住我们。“我妈妈什么时候会来？你是谁的妈妈？”他们不停地追问。一个孩子勾着我的手臂，陪我走到门口，眼中流露出我所见过的最单纯的悲哀和乞求。

返回布加勒斯特的途中，玛格达反常地感到头痛。“你知道吧，秘密警察从这种地方带走了很多人，”她告诉我，“听说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是最驯服也最残忍的。你也看到了，只要有人给他们食物，给他们关心，即使是残暴的关心，他们就会像狗一样忠心耿耿。”对，我看得出来。但此刻我所感受的，不是完成一项使命的成就感，反倒是目睹了这一切后所浮生的奇特罪恶感，为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目睹一场悲剧而深感罪恶。

布克洛尤（Bucâloiu）一家人，包括莉娜（Lena）、格奥尔基（Gheorghe）和他们十六岁的儿子约努茨（Ionuţ）都是热切的爱国者。出于对祖国的骄傲、宽大慷慨的心胸，以及，有个美国朋友或许也不错的心态，他们提议带我参观罗马尼亚的各个景点。莉娜是个心理学家，格奥尔基在一家工厂担任管理工作，约努茨则是个有思想的少年，具有让人惊艳的英语词汇量，对文学作品广为涉猎，对任何有关美国的事皆抱持着不可遏制的好奇心。

他们的达契亚（Dacia）仿佛是一个手工并不灵巧的青少年用硬纸板组合而成的，坐着那辆车，我们参观了布加勒斯特近郊的村落和古老遗迹。现在，莉娜、约努茨和我又搭飞机前往位于罗马尼亚三大主要区域之一摩尔达维亚（Moldavia）东北角的城市布科维纳，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观当地我慕名已久的著名彩绘修道院。

我们搭乘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抵达苏恰瓦（Suceava）机场，迎面而来的是令人困惑的罗马尼亚乱象——奇特的气味，大厅正中央居然有一些离奇的水坑。机场外，我们见到了莉娜的朋友，也是此行寄宿家庭的主人科卡（Coca）和米哈伊（Mihai）。然后，又是一辆质量低劣的达契亚，载着我们行驶在乡间的道路上。比起南部，这里的景色更苍翠，草坪更绿，树叶更繁茂，光影的嬉戏更生动，微风也更愉悦。在雷佐里（Rezzori）[28]所写的《一名反犹太分子的自传》（Memoirs of an Anti-Semite）中，布科维纳是个古怪的地方：一个同时存在腐化的贵族、无知的农民、博学的犹太人和矛盾的反犹太分子的富饶之地，不同群体共同生活在意识形态的迥异和日常生活的亲密之中。即使现在，我们还是窥见得到现代和工业革命前不同时代的混合。道路上，汽车和马车争道，农民和吉卜赛人同行。马的鬃毛上垂挂着红色绒球和流苏，在鲜艳的色彩中上下晃动。这里的房子不像我在附近的马拉穆列什所见的装潢精致，但也有雕工精美的木质大门，外观体面繁荣。

“齐奥塞斯库的手没有伸到这么远的地方吗？”我对这一切深表赞叹，“还是这个地区的人抵抗不从？”约努茨翻译科卡的回答：“我们不听他的，”她哈哈大笑，“我们不去听，也听不到。”

这便是置身天高皇帝远之处的好处。当皇帝品行邪恶时，他的指令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传到边陲，且沿途已经遗失泰半。我开始思考，我们这个世界重要的区别不是北方和南方，或东方和西方，而是首府和地方。在动乱时期，地方各自成为运作的枢纽。“耕耘你自己的花园。”我半自言自语地评论道。“对对，伏尔泰总是给出金玉良言。”约努茨马上领会了我的意思。

我们的目的地是靠近苏联边境的伐木小镇肯普隆格（Cîmpulung），镇的另一边以前是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在上一次瓜分领土时被切割了出去，迄今分离主义仍闹得沸沸扬扬。

科卡和米哈伊住在肯普隆格外围和喀尔巴阡山脉接壤之处。他们务农，但也在城市工作。科卡是护士，米哈伊是汽车技工。就在他们平凡低矮的农舍旁，竖起了一栋正在兴建的新式钢筋水泥房屋，这种样式我在东欧地区随处可见。因为在美丽的古老房屋中，突兀地夹杂着其貌不扬的新式建筑，所以罗马尼亚的村庄变得像个折叠的屏风。科卡和米哈伊对他们的新家极为骄傲，他们打点这个家已长达十二年了，迫不及待地想搬进去。房子后面有个一亩左右被照看得很好的菜园，一片玉米田和一个可爱的果园。

我们享用的超级美味的大餐中，部分食材就是这里产的。大伙儿在一个怡人的花园凉亭中享用晚餐。首先端上来的是一大杯苦咖啡，以及和咖啡交替啜饮的当地烈酒帕林卡（Pálinka）[29]。“喝啊！”科卡一直怂恿我，因为我是几人中喝得最慢的。“我要你透过帕林卡的眼光来观察布科维纳。”这种可以引发心脏病的饮料组合之后，是一道搭配着蔬菜和酸乳的精致的小牛肉浓汤，以及装饰了蒜蓉的牛排。

“啊！甜蜜的生活。”我用意大利语赞叹着。心想如果罗马尼亚再接近意大利一些，就能理解这句话了。

“《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30]，”米哈伊接口道，“费里尼。”

“你看过那部电影？”我颇为惊讶。

“两次，”米哈伊回答，“很好的电影。”

看来我对此间乡村褊狭落后的先入之见有点大谬不然，不过这些甜蜜，这丰富的滋味，为什么没有传到布加勒斯特去？

“有什么意义？”米哈伊耸耸肩，“他们不给我们足够的钱，只想直接拿走。如果有机会，他们还是会把什么都拿走。”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农民的故事。那个农民只因为杀掉了自己的牛，而没有交给集体农场而被带上了法庭。就连这种事也有其历史渊源。我曾看过相关资料，知道罗马尼亚农民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有时会把自己饲养的牲畜杀掉，以逃避外国领主强制征收的重税。

光听米哈伊和科卡的述说，会觉得政局的转变似乎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波动。“在肯普隆格这里，管事的还是同样那批人，”米哈伊说，“但是他们不会打扰我们，我们也不会打扰他们，我们只想过自己的生活。”

他们憎恨的对象，其实是吉卜赛人。科卡说，他们才是真正从新情势中受惠的一群人。他们有做生意的头脑，又习惯到处流动，现在可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贩卖他们的商品了。科卡在说这些话时，不免流露出轻蔑和愤怒。我也听别人这么评论过。吉卜赛人是公认的可以持偏见立场抨击的对象，就连约努茨这个对自己的意见一向深思熟虑的年轻人，也不免抱持这种态度，尽管他说他对任何“有成就”的吉卜赛人都很尊敬。约努茨认为吉卜赛人主要是依据“丛林法则”生存，这种人必须非常强壮，是“一个真正的人”。随后他又引述了一些吉卜林（Kipling）[31]的相关诗句。

尽管其他人似乎都毫不受我们方才享用的美酒佳肴的影响，我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动作变得非常迟缓，于是决定小睡一下。科卡带我到一间大房子，里面都是被子、枕头和温馨甜蜜的刺绣品。她帮我打开电视，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时尚的好客表现，就像美国郊区家庭所习惯的背景音乐一样。

接下来，米哈伊带我们去登山。由于他们家位于山脚，那山相当于从他家后院开始便笔直上升。我们走了大约两个钟头，大半时间都穿梭在一片茂密阴暗的森林中，里面满是高大的常青树。直到最后一段路，我们才来到一片沐浴在阳光下的青翠山坡。陡坡上有位农夫正在割草，有个小男孩蜷缩着坐在高草中，宛如融入周遭环境的小动物；老鹰翱翔天际，无声无息地在大地上搜寻猎物。这里空气的纯净、掠过山脊的凉风、泉水的冰凉、草坪镀着金光的翠绿，在在令人着迷。米哈伊拔起一株蕨类植物的根，告诉我们这种蕨根具有人参提神的特性，并鼓动我们嚼一嚼。不知道是蕨根的效力还是景色的魔力，我确实开始觉得比较轻松，也没有那么累了。

即使这如诗如画的田园风景，也不是没有历史的。那位收割牧草的农夫前来跟米哈伊打招呼，两人指给我草坪中若干斜坡和小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便是躲在这里，击毙了企图攻上山丘的俄国人。我问当地人支持哪一边？“喔，我们都支持德国人。”农夫骄傲地回答，米哈伊也表示同意。罗马尼亚站在德国一方参战，直到最后时刻才转向；但是对这里的人而言，俄国人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至今依然。

下山途中，约努茨告诉我有关“谜奥理空间”（Mioritic space）的概念，这一概念经常被引述为罗马尼亚神话和精神的重要内容。概念的起源“谜奥理”（Mioriţa），是远古口口相传的一首诗，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而在文字记录的版本中，则是一首简短的叙事诗，描写三位分别来自罗马尼亚三个地区，即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Wallachia）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山中牧羊人，其中两人密谋暗杀另外那个。他们想要暗杀的那位来自瓦拉几亚的牧羊人收到了一只母羊的警告，于是决定安详地把自己献给布满星辰的天空，和死神联姻。由于这是一个典型的背叛和分裂的故事，因此将“谜奥理”视为民族神话对我而言实在是不可思议，然则罗马尼亚人强调的不是谋杀，而是诗里面所描述的平静接受无常和死亡的意念。“谜奥理空间”是一个过渡的空间，是在山中游荡的空间，是变动的空间。以一种爱国的方式，约努茨爱这首诗。他指出这首诗的前几句：“靠近一个低矮的山坡／在天堂的门槛／小径下坡之处／来到旷野与尽头……”正好描绘了我们此刻所行经之处。我的感想是，这则短小精悍的传说中所体现的矛盾——一方面带有温和的宿命论，另一方面诉诸暴力——正是我在罗马尼亚气氛中所感受到的，迄今亦然。

回到农庄，科卡准备了胖乎乎的西红柿煎饼，上面涂着奶油和糖浆，裹着油亮糖衣的李子，当然，还有帕林卡和咖啡。她似乎喝醉了，热情地把我揽在胸前，要我告诉“每个美国人”她的度假地点。同时，米哈伊应该去美国赚大钱，我应该帮他找“第二个老婆”，这样他就不会太郁郁寡欢了。米哈伊抗议他不要一个新老婆，他只想带辆大车子回来，比如一辆凯迪拉克之类。在肯普隆格，美国梦显然生动而美好。

我在黑暗中摸索，绕过铁链拴着、朝我低吼的狗去室外卫生间，然后踉跄地摸回来，精疲力竭地倒在柔软的床铺上，裹在被子里。“我会让你在两根稻草间睡着。”科卡早先曾说，我想她的意思是我会一眨眼的工夫就睡熟。她果真说到做到。

第二天，莉娜、约努茨和我出发去参观修道院。乍看之下，那些修道院在干净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光彩亮丽。我们首先抵达的是沃罗内茨（Voroneţ）修道院，它面积小巧，设计精简，只有木质屋顶往外延伸，像小鸟的羽翼般呵护着砖结构的屋身。塔楼上的屋顶往上收拢，有如一把中国油纸伞。我在农家和水井上都看到过这种设计，已经算是一种标志性样式，不断重复出现在简单的农舍和宗教建筑上。修道院内部，狭窄的空间以一种几乎难以承受的华美，不断扩展与奔放，内侧石壁上的每一寸，包括高耸的圆形大厅、壁龛和墙壁，全都覆盖着壁画，描绘圣经和历史故事。这里甚至有种近乎东方意味的灵性，通过绝对的丰盈挣脱感官的羁绊而达到超然状态。修道院外著名的外墙壁画，也是美到极致。壁画中所描绘的情景经常是阴森的，如天使刺杀小鬼，死者从坟墓里升起等等，但是画风的生动，完美地平衡了民间艺术和高雅艺术，而且画像和细节的丰富也表现出一种丰沛的感情而不显阴沉。外墙壁画的主色调沃罗内茨蓝也有其神秘的一面。调制这种蓝色的技法显然已经失传。这种蓝色具有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32]蓝的纯粹和正统，差别只在于这种色调更为暗沉也更为柔和。

距离沃罗内茨修道院不远处的悠墨（Humor）修道院重复了大致相同的美感体验，不过主色调换成了红色。修道院前出现了一种十分不同的景象：一个皮肤上布满白斑、类似麻风病疤痕的乞丐。我往他的篮子里丢了一点钱，然后转开视线，不忍直视他伸出的两臂。但莉娜却让我出乎意料地扑哧一笑。她以医生的眼光打量那名乞丐，解释说他是特别为我们做出的这种不忍卒睹的效果，也许根本没病。“我喜欢，”她愉快地说，“很精彩，有戏剧性。”我很难理解。即使出于伪装，那乞丐的存在也依然令人沮丧。但是我看得出来，她觉得真正有趣的是那种夸示的恐怖，那种表演，那短暂的单人秀。

莉娜在肯普隆格有位做心理医师的朋友，我们一起去当地精神病院探访他。我武装好自己，准备迎接更多的罗马尼亚式惊悚。结果医院建筑本身至少和我预想的并不一样，是奥匈帝国时期遗留的建筑，虽然外墙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但是医院内部铺设着马赛克地砖，墙壁是悦目的水蓝色。莉娜的朋友彼德雷斯库（Petrescu）医生告诉我们，他是故意保留医院外观，不去修缮的——这样“他们”就不会看中这栋建筑，据为己用了。

彼德雷斯库是个羞怯内敛、神色忧伤的人。在罗马尼亚人的脸上经常可以发现这种模糊的神态：五官温和，蓝色的眼睛因一种不确定而黯淡无光，声音非常安静。他让我们穿上医生大褂，这样比较不会打扰病人，然后带我们参观他引以为傲的医院，尤其是浴室的卫生状况。

当我们来到男病房时，所有病人都从病床上爬起来，立正站在床边以示敬意。撇开这一抹威权感不论，彼德雷斯库以一种熟悉的亲切对待病患，用手轻按病患的肩膀和额头，声音温柔地鼓励他们。一名病患乞求医生让他喝点酒，彼德雷斯库温婉地拒绝了。后来他告诉我们那个病人是名教士，尽管用尽所有医疗手段，仍无法治好他的酗酒问题。有一次，他甚至中断了一个葬礼仪式，只为回到自己屋内解决酒瘾，等教区居民跟过去找他时，他竟然已经呼呼大睡了。不过东正教教徒对于他们精神导师的小缺点似乎非常宽容。这名教士已经入院好几次了，每次都能顺利回归他的宗教工作。

走廊上有个看上去是绝望的化身的男人，头发蓬乱，身上穿着睡衣，外面套着一件敞开的袍子，走来走去，偶尔停下来，凝视着天空。“波兰人，”彼德雷斯库医生说，“抑郁症。”仿佛这两个词就足以解释一切了。

在女病房区，同样是温和的叮咛以及更多的诊断：“神经衰弱”、“性倒错”、“精神分裂加愚蠢”，彼德雷斯库简要地概述，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奇特，立即让我们有置身历史更早阶段的感觉。不晓得与这些医学名词相伴，病人是否也有着比较古老的病征。

回到办公室后，彼德雷斯库告诉我们，他是这座医院七十名病患的唯一心理医生，也是整个地区唯一的一个。他有个柜子，里面堆放着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药品，都是罗马尼亚骇人听闻的健康情况被披露后所陆续获得的医疗救济。由于缺少人员和时间，这所医院主要靠药物治疗，不过彼德雷斯库自己也经常不确定这些外国药品的正确用途和剂量，完全靠临床经验随机应变。他一再重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他和病人间的“情感关系”。“我们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他说，“我们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我知道他们的困难。这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他每周大概花半个钟头和每名病患在一起；十个星期后，大部分病患都会被送回家，由家人接手。他说他的目的不在于分析病人的灵魂，而是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

当我们离开医院时，彼德雷斯库说，医院的真正问题是秘密警察仍然潜伏在四周，这也是他邀请我们晚间来访，而且没有把外面的灯打开的原因。甚至在锁门时，他还神经紧张地四处张望了一下。

“不过，政权已经更替，他们还在做什么？”我问，对这些隐秘兄弟的角色深感困惑。

“占座位和下棋吧。”医生含混地回答。莉娜认为，秘密警察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职能，但是他们正在等待良机，卷土重来。我很难判断真相到底为何，秘密警察到底是真的无所不在，或者只是人们昔日古老的、合乎情理的偏执心理的投射。不过无论孰真孰假，阴影笼罩的恐惧气氛确实迄今仍萦绕不去。

参观完毕，彼德雷斯库邀请我们去他家，他说在那里才能比较自由地谈天。就罗马尼亚的标准而言，他家算是相当富有的：宽大的房间、上好的木雕、一座菜园和一些果树。有个房间里全是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圣像画，从14世纪到19世纪都有，靠墙壁堆放着数十幅。我问他哪里搜集得来这些艺术品，他只含糊地笑了笑。应该还有某种交易在内，或许是用病人给他的小费购买的。在罗马尼亚，如果单看政府薪资，医生属于薪资最低的专业人员；不过每个病人都知道，医疗费用还应该包括某种形式的回馈，像是金钱、食物或礼物等。和莉娜旅行时，我们会顺道拜访她以前的病人，那些人全都盛情款待我们；莉娜也告诉我，她随时都能仰赖这些病患。反过来，在这些访问中，莉娜也经常把病人带到一旁做一些非正式的治疗，没有人认为这种交易不正常。

晚餐期间，彼德雷斯库和莉娜告诉我，他们和医疗领域的最新发展已经脱节，一是无法和西方同仁有任何接触，二是几乎没有接触文献和医药信息的渠道，甚至无法估计他们究竟落后了多远。现在他们则因为经济原因，仍然处于孤立地位：到西方旅行完全超出他们的经济能力，甚至图书和杂志也买不起。

罗马尼亚的精神病院有没有被用作政治目的？我问他们。起先，他们只是空洞地否认；然后才犹豫地承认，或许在某些地方曾被政治利用。不过，他们又赶紧澄清，政府只会利用一些特殊人员做这种事，大部分医生都是诚实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事。在我们共处的这个晚上，电话响了好几次，都是病人有所需求；彼德雷斯库医生似乎都很乐意地提供帮助，以模糊而担心的声音跟病人交谈。他和莉娜都很勤奋工作，比大多数人都辛苦。“这是一种奉献，”莉娜说，“我只是运气不好，才在这场火中燃烧。”以罗马尼亚人戏剧化的夸张倾向，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表达他们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和罗马尼亚人聊天时，我经常有一种感觉，今晚也不例外，就是有一种障眼法，企图掩盖某些无法看透的或半真半假、或谎言、或我无法揣摩或怀疑的迷障。不过即便如此——纵使存在困难和腐败，纵使存在对专业关系的陌生，我还是坚信这里仍普遍存在着希望帮助别人和做好事的愿望，只是对我们而言，以一种特别且闻所未闻的形式出现。

我们在肯普隆格闲逛，约努茨突然冒出一句让我惊讶的话。他说：“我羡慕你，你就像一个自由的人一样行动。”

“你不觉得你是个自由的人吗？”我问。

“你知道，我们还是很害怕，”他回答，“我们仍然会回头张望，我们都有这个习惯。我很痛恨这一点，也企图克服，但这种事需要时间。”

“但是你这一代的人呢？你希望以另一种方式长大吗？你会希望自己在不同的国家长大吗？”

“当然，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都是十几岁的青年。如果连我们都不抱希望，谁还会有希望？不过，在每件事情都在发生变化的这段时期，我们正好进大学……感觉很混乱。我们能信任的老师太少，你知道，”他继续说下去，“我没有方向感，因为我什么都想阅读，什么都想知道，但是我没有系统，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不过你还很年轻，”我插口道，“你可以一步一步来。”

“对，我知道我还有很多年，”他承认，“但是很奇怪，我总有种时间的危机感……每件事都按时发生，问题就在这里。我读过米尔恰·伊利亚德早期的小说，充满象征性，我不懂那些象征，但是一件事导向另一件事，就像在字典里一样。”他用手比了一个编结的手势，表示每件事都交织在一起。

“也许我不够强壮。”他沮丧地说。

“对什么而言不够强壮？”

“拥有目标。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很下流，但是我能找到的表达字眼，是我不想成为一个知识的手淫者，只是求知，求知，求知……总要为了某个目标而求知。”

约努茨认为他想成为一个精神病学家，像他母亲一样，因为精神病领域结合了真知和实践。他想去美国上医学院，却又挂心父母。“我看见他们很……混乱，被这段时期弄得很累。而且不只混乱……还有创伤。比起一年前，我父亲的头发白了很多。他可能会丢掉工作。我母亲工作得比以前还要辛苦，因为他们正在裁员。如果我离开几年……很多事都可能发生。”

“另一方面，我很爱他们，可我不想和他们联结太深……我不认为子女应该参与他们父母的战争。那不是自由。”

“你知道，”他继续说，“我想到一个罗马尼亚的民间故事，那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对老夫妻没有孩子，他们一直祈祷能有个孩子。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当然，那孩子很神奇，才三个月就长到像其他孩子一岁那么大。不过很快地，那个孩子就离开了。我想这个故事有两个意义：生命都有自己的命运，以及万物都各有其自由。”

的确，自由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已，在听约努茨述说间，我不禁震惊于人性的神秘，竟能孕育出自由。他的好奇、他对更广阔视野的需求，都是无法从孕育他的环境获得解释的。偶尔，人的个人特质会超越几乎任何条件的限制，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表达的路径。或许对于变革最根本的希望，是期待那些改变终能创造出足够的空间，让那些道路通畅无阻吧。

到了离开肯普隆格的时候了。我们将搭乘火车返回布加勒斯特。我们一直担心会误点，不过米哈伊开车送我们到车站，他宣称“人绝对不要追着火车或女人跑”。显然，我正好错过了要在今晚举行的一场农民婚礼，还有仪式上许多正宗的当地舞蹈。不过我也开始怀疑这些故事是不是专门编造出来诱惑我的。

我们订的是卧铺，但是有人——那个所谓无所不在的“有人”啊——骗了我们，我们被带到一个只有普通座椅的车厢。莉娜和列车长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谈判，最后列车长终于同意给我们一个卧铺。每个人都坚持我睡卧铺，莉娜和约努茨则去别处碰碰运气。睡在我上铺的是个年轻医生，只会讲少量英语，不过还是设法告诉了我：秘密警察仍然掌控每件事。就这样，脑海里萦绕着那个早已熟稔的概念，我沉沉入睡。

返回布加勒斯特途中，虽然没有见到真人，但是我对秘密警察这个概念有了更切身的体验。玛格达和她的朋友米尔恰（Mircea）与我相约在洲际酒店共进晚餐，充作道别宴。米尔恰是一个身材高大、个性开朗的医生，在6月13日那个重要的凌晨矿工们出现时，正好在救护车上轮班。对于那天凌晨在大学广场所目睹的场景，他仍然有种鲜活的戏剧感。其中最戏剧性的一点是，当时其实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广场的一边聚集了约三千名军人，另一边则是流浪汉和一群乌合之众。群众朝军人胡乱扔些东西，米尔恰一直说，那情景就像在表演，军人一起朝群众逼近，群众往后退，然后军人再像浪花一样往后退。这正和我上回在大学广场所看到的一样。“就只是表演，”米尔恰说，“如果他们真想驱散群众，不到十五分钟就可以办到了，绝对没有问题。”这是罗马尼亚的政治剧。只是在那一次，不论由谁制作，都是刻意想要在现实中引起行动。

玛格达随即谈到另一个“他们还在这里”的轶事。今天她经过护照办公室时，瞥见一个令她记忆深刻的人。她在1970年代曾去申请护照，在等待相关文件期间，负责她的业务的职员故意整她，结果护照一等就是十年。在这期间，那人经常含沙射影地讽刺她、威胁她，让她不必要地跑来跑去，还用性暗示的言语吓唬她。“你当真等了那么久啦？”虽然这几年间他们一直定期见面，可是那人还会这样佯装惊讶地问她。我不由想起卡夫卡《审判》（The Trial）中的门房。不过话说回来，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随随便便就会联想到卡夫卡。

因为我在付账方式上改了主意，所以我们的晚餐以一小段戏剧性事故结束。我先是用美国运通卡付账，但是在玛格达和米尔恰的劝说下，决定改用罗马尼亚币列依支付。此举让侍者大为光火。“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他尖叫着，试图从我手中夺走信用卡，一张脸涨得通红。为了证明我可以，我立刻把他拿给我的信用卡账单撕了，这更让他的怒气上升到最高威胁的等级。“你不能！”他再度咆哮，“我要去找秘密警察！”

“请便。”我说，佯装无所谓地比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这种露骨的不公正行为迫使我冷静以对——当然，我之所以能采取高姿态，也是因为我是外国人的关系。那侍者怒气冲冲地离开，我瞅了瞅玛格达和米尔恰，看这件事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不愉快。“你这样做是对的。”他们说，但是我也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紧张。

那侍者回来，一言不发地扔了张新账单给我。我猜一定有人告诉他要迎合外国人，但是对待罗马尼亚人则不必。“你们以后再也不准踏入这家酒店！”他朝玛格达和米尔恰大叫，而且一副想揍米尔恰的模样。我们走出酒店，一个陌生男子尾随而来，朝米尔恰嘟哝了一句：“我很高兴出席你的葬礼。”

我们心惊胆战地离开酒店，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看是否有人跟来。突然间，街上的气氛似乎朝我而来，我不喜欢士兵身揣自动步枪四处巡视的画面。或许我也体验了一丝罗马尼亚人生活了数十年的恐惧氛围，体验了一抹余韵，而那对于他们而言，就像一贯的天气。“你知道，他们可以轻易找秘密警察来，那家酒店就是秘密警察经营的。”米尔恰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并没有遭到实际的危险，刚刚所发生的不过是个愚蠢的恼人事件。不过这件事让我体会到，被一个人愚蠢的一时兴起所惊吓是多么让人讨厌；而不断发生这种事，不断压抑自己的恼怒和愤恨，又是多么令人懊丧；再者，必须克制和束缚一个人见义勇为的天性，终至被压缩为挫折和苦涩的迷茫，又是多么让人心生怨恨。

在我计划离开的前几天，布加勒斯特发布了大罢工的声明。没有人知道罢工是否真能实现，不过在所宣布日期的前一天，布加勒斯特的气氛开始升温。我当天原本要去访问一家工厂，但一大早，工厂的两位经理却出现在斯特凡娜家，劝阻我前往。工人们情绪不安，我或许无法获准进入，何必自找麻烦呢？

我问，尽管如此，我可以去一趟试试看吗？噢，如果你坚持的话，他们说，随即沉默下来。斯特凡娜告诉我，他们这么说，就是真的不愿意带我去的礼貌讲法。因为我没有其他办法进入工厂，只好做出让步，也让大家都松了口气。

我去旅行社确认预定的火车是否照常运行，出租车司机操弄着他那辆破车，指着窗外一排排站在街上，手持条幅的人，他们就是我想参访的那家工厂的工人。

旅行社内排着一列列没有尽头、也不移动的长队。但现在我是何等能等的人啊！我静静等候，仿佛我在生命里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等待，以不可思议的认命态度等待。一种牛一般温和的耐性已经取代了我一向的焦躁，我对时间和舒适的感受已经在这趟旅行中被彻底改变。当我终于站到柜台前时，柜员告诉我，如果有其他变化，请直接收听广播。

第二天下午，五颜六色的游行队伍大步走在胜利大道上，每面旗帜的中间都有个大洞，戏剧性十足，挖掉的是原来共产党的标志。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兴奋的气氛，人们脚步迅捷地在街道间穿梭。

然后，什么都没发生，草草落幕。长相帅气的总理彼得·罗曼（Petre Român）前去接见工人，向他们解释，政府目前没有钱给他们加薪。他们显然理解了。就这样——又一场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游戏，又一个没有完成的表态，又一次一如以往的和稀泥。

在罗马尼亚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去欣赏了《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这布加勒斯特最热门的话题。首先要说，这出戏是两大著名流亡人士获准归乡后的作品。听说翻译非常精彩，译文出自尼娜·卡西安（Nina Cassian）[33]之手。她是位旅居纽约的诗人，在流亡多年后终于获准自由来去。导演是利维乌·丘莱伊（Liviu Ciulei）[34]，他的才情已经在美国获得认可。

这出戏在一间不透气的小剧院演出——这里没有空调之类的东西，而布加勒斯特的六月有时非常炎热。演出水平一流，而且剧情正微妙地适合罗马尼亚的氛围。在丘莱伊的诠释下，《仲夏夜之梦》摇身一变成为讲述侵犯和人类顺从性的戏。在回家的路上，斯特凡娜、帕维尔和我所谈论的内容，正是过去四十年间所有东欧地区不断重复的情况，亦即试图将戏剧内的象征，对照于罗马尼亚的现实状况。“我想我们还是得这样诠释下去，”帕维尔说，“什么事都关乎我们、我们、我们。”

我一直联想到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35]一出杰出的戏剧《狗姆雷特，唬克白》（Dogg's Hamlet, Cahoot's Macbeth），把语言和艺术在不同背景下所能产生的不同分量，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斯托帕德这出戏的第一幕中，语言只不过是在剧里被扔来扔去、玩弄操作的色块；而在第二幕中，一名捷克作家在自己的公寓里秘密创作《麦克白》，充满了冒险、危机、抗议和一种对自由的大胆欲求。在纽约，制作华美的《仲夏夜之梦》会是一出甜蜜的纯艺术之戏；但在自由与正常都还无法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罗马尼亚，艺术的意涵也只得被迫延伸。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整合了我对罗马尼亚所有印象的梦。梦里我身在一群意大利人当中——可能是因为罗马尼亚人经常视自己为拉丁人吧，而那些人个个都有张令人不安的模糊面孔。其中一人因为心脏病发作跪倒在地，其他人虽然都是医生，却没有一个伸出援手。我费尽力气地想要用一条毛毯盖住他，只见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却奇特地并没有濒临死亡。然后门开了，另一个脸孔模糊的人走进来通知我：“这都是一场实验。一场表演。”斯特凡娜和我对此意见一致，都认为罗马尼亚的气氛已经渗透到我的意识中了。

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晚间，斯特凡娜送我到火车站。不可置信的是火车居然准时到站，而且列车长带我到一间私人卧铺，没有任何刁难之举。我感激莫名，很想把我的健牌香烟全部送给他，但斯特凡娜坚定地按住我的手。给小费是要有技巧且适量的。我们互相道别，然后我很快进入梦乡。当我醒来，火车正停在一处不知名的地方，小鸟轻快地高声啼唱。时间大约是清晨五点，我已经进入保加利亚境内。

[1]弗拉德·则别斯（1431—1476），“则别斯”在罗马尼亚语中的意思即为“穿刺”。

[2]伊利埃斯库（1930—），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成员，曾任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主席，1990年、1992年和2000年三次当选罗马尼亚总统。

[3]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美籍苏联诗人，1972年被迫离开苏联，流亡美国，在大学任教与写作，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世界最大的英文旅游资讯出版公司。

[5]列依，罗马尼亚货币名。

[6]米尔恰·伊利亚德（1907—1986），著名宗教史家，代表作有《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术》等。

[7]一种用动物内脏烹调的汤，据说有缓解宿醉的功效。

[8]马加什一世（1443—1490），文治武功卓绝，其统治下的匈牙利领土达到历史上面积最大，国力也达到最强。从1458年以十四岁之龄登基，至1490年身亡为止一直在统治整个帝国。通过数次军事运动，后又成为波希米亚之王以及奥地利公爵。

[9]尤内斯库（1909—1994），生于罗马尼亚的法国剧作家，荒诞派戏剧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10]齐奥塞斯库（1918—1989），罗马尼亚领导人。在位二十年，1989年被国内革命推翻后遭枪决。

[11]一所位于纽约市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乃世界著名的左派大学。

[12]奥利维娅·曼宁（1908—1980），英国小说家、诗人及评论家。

[13]马克·吐温的儿童文学作品，书名即主人公哈克贝利·费恩，乃《汤姆历险记》的续集。

[14]指1984年动工的“人民宫”，即今日的议会宫，当时为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宏伟建筑，相对的广场和大道等庞大建筑群，则是其配套建设。

[15]齐奥塞斯库夫妻被伊利埃斯库授权成立的特别军事法庭快速审判，遭到枪毙，时称“七日革命”。齐奥塞斯库1989年12月20日结束访问伊朗，21日在今为议会宫的阳台上发表上文提到的那场演说，26日全世界电视新闻中便出现齐奥塞斯库夫妻遭枪决的画面。

[16]罗马尼亚匈牙利族民主联盟，1990年初成立。它声称不从属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代表和捍卫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利益的组织。

[17]米哈伊国王（1921—2017），罗马尼亚王国的最后一任国王。

[18]米哈伊国王曾加入国内支持同盟国的阵营，成功以政变方式推翻当时支持轴心国的内阁，得以和德国脱钩。

[19]佛朗哥（1892—1975），前西班牙国家元首、西班牙首相，西班牙长枪党党魁。1939—1975年独裁统治西班牙。

[20]品钦（1937—），美国作家，以写晦涩复杂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著称。

[21]巴思（1930—），美国小说家，其作品被认为具有后现代主义和超小说性质。

[22]巴塞尔姆（1931—），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

[23]索尔仁尼琴（1918—2008），俄罗斯作家，著名异议人士，1973年著《古拉格群岛》揭露苏联劳改营内幕，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24]铁卫团，1927—1941年间罗马尼亚的一个极右恐怖组织，后因武装暴动而遭歼灭。

[25]安娜·波克尔（1893—1960），罗马尼亚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1952年遭到清算。

[26]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中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志愿兵组成国际纵队，以对抗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势力。纵队成员亦包括诗人、艺术家、医生与记者，如海明威、乔治·奥威尔、毕加索等。

[27]爱伦·坡（1809—1849），19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

[28]雷佐里（1914—1998），罗马尼亚作家及戏剧演员。

[29]喀尔巴阡盆地产的传统水果白兰地。

[30]意大利电影，导演为费里尼，曾获得金棕榈奖。

[31]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及诗人，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32]弗拉·安杰利科（约1395—145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

[33]尼娜·卡西安（1924—2014），罗马尼亚诗人、散文家，在多家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也是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主要成员。1985年赴美国访问，因政治因素不得返国。

[34]利维乌·丘莱伊（1923—2011），罗马尼亚导演、剧作家及演员，《新闻周刊》尊之为“国际影坛上最大胆、最富挑战性的人物之一”。

[35]汤姆·斯托帕德（1937—），英国剧作家，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第六章 保加利亚

来到保加利亚，可说我已经超越了之前的预想和偏见。保加利亚这个名字中就回荡着若干异国情怀，毕竟，这里是莎士比亚笔下伊利里亚[1]的真实地点，也是古希腊神话人物俄耳甫斯（Orpheus）[2]的家乡古色雷斯（Thrace）[3]之所在，还是拜占庭、奥斯曼和斯拉夫（Slav）影响所及之地及古代商路交会之处。而现代的保加利亚，却存在于我的知识范围之外，即使以我在波兰长大的背景而言，这里也属于化外之境，是个遥远国度。

不过在首度踏上索非亚的土地时，我发现这里完全是现代化气氛，充满不安与转变，似乎正酝酿、翻腾或纠结些什么。1990年夏天，共产主义尚未完全退场，舆论基础还没有定向。我离开布加勒斯特时，脑海中残存的影像是无聊闲晃的民众和排列为伍的警力。抵达索非亚后，在乘车离开机场的途中，我发现市中心部分遭到封锁，警察在周遭戒备；某个广场上，但见另一拨无所事事闲晃的群众。

“有问题，很多问题。”当我们确定彼此可以用最基本的俄语沟通时，出租车司机立即告诉我。昨天晚上，他解释道，共产党总部大楼遭到攻击，然后有人威胁要自焚，因为他要共产党退出政坛。

“但那样做也许并不明智吧？”我试探性地询问。我的俄文无法使我委婉其词。“是啊，是的！”他语气强烈地回答。虽然已更名为社会党，但保加利亚仍是东欧集团内唯一一个共产党在最近一次自由选举中赢得多数的国家，此举使得他们成为东欧唯一一个没有借由操弄选举而成就此等功绩的共产党。

不过接着，那出租车司机又表示，其实攻击政党总部并不太聪明。“搞破坏，”他的语气充满厌恶，“流氓手段。”

因为从罗马尼亚打电话几乎完全不可能，因此我并没有预约索非亚的旅馆。在出租车司机的热烈推荐下，我随意挑中了索非亚大饭店（Grand Hotel Sofia）。那家饭店位于市中心，占地甚广，一言概之，就是俗丽。室内装潢主要是塑料材质，颜色是灰暗的橘色、浅褐色和紫色。走道弥漫着洋葱味和浓郁的汗臭味。灯光到处都调得很暗，或许是出于节俭的生活习惯。背景播放的是1955年左右的酒廊音乐，让我的情绪更为消沉。在这不怎么干净的大饭店里，到处可见成群的俄国人和越南人，一副难以遮掩的坚定的党派形象。索非亚大饭店是一个属于权贵的酒店。

因为我无法接受餐厅的模样，便叫了客房服务，包括一份尝起来明显腐烂了的牛排。“我想肉可能不新鲜。”当侍者前来收拾餐具时，我告诉他。“我也不确定。”他严肃地回答，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保加利亚人的坦率。第二天早上，我立即转到另一家设施比较好、价格也比较公道的住处。

虽然第一印象不佳，但索非亚那股松散、中性的特质却马上获得了我的好感。也许因为它的大小规模适中，没有压迫性的关系，也或许是东欧元素和南部强烈的光和热的戏谑组合，使得每件事都呈现出不同的感受吧。第一次细看之下，索非亚就像是横跨在东欧破败不堪的乡间小镇与意大利或希腊同样破败的小镇之间。现代的索非亚大部分兴建于19世纪末期，然后在20世纪逐渐发展。由于没有经历过非常繁盛的阶段，因此形成此刻没有什么特色的特点。这是个建筑矮小的城市，很少有建筑超过三层楼高。无从描绘的灰色石砖建筑社区令我联想起波兰克拉科夫周遭的建筑，不过有几张摇晃的塑料餐桌和橘色座椅的户外“咖啡厅”，却又流露出强烈的南方色彩。街道上和不起眼的小公园里，经常可以见到低声咕咕叫的鸽子。

这里的人们面容也形形色色，颇为美好：高挑精瘦的女子，面孔呈现出显著的斯拉夫族特征和骨感的雅致；黑眼睛黑胡子的男子，宛如拜占庭圣像或禾林（Harlequin）[4]言情小说封面的男模；身着宽大黑袍的东正教教士；以及戴着斗篷样头巾的波马克人，亦即保加利亚的穆斯林。

这里的人种由绵长的历史孕育而出，色彩似乎比较稠密浓烈。保加利亚虽然属于少数文化，却拥有伟大精深的历史厚度。这种厚度令我着迷，仿佛在山岩间遇到一处小水池，结果发现池水的深度竟然深达地心。在国家历史博物馆，我见到了金质手工制品，做工精细，无懈可击，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物。还有祭祀用的碗盆，有着细致的铸铁缘饰；若干金银丝细工项链，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600年，比其他地点发现的类似工艺品早了约一千年。另有后期的色雷斯器皿，形似典雅的酱汁盛器，尖嘴处拉长为美丽的马匹或狮身鹰首兽。色雷斯石雕带上装饰着优美的人物塑像，其优雅的体态仍可在走在大街上的索非亚人身上窥见一二。还有纤小的女神雕像，比其他所有文物都更古老。虽可轻易将它们托于掌心，但那丰满的臀部造型，仍给人一种极有权威与规模的感觉。

从民族认同来说，保加利亚人也拥有悠久的历史。第一个保加利亚王国在第7世纪时即已建立，远在英格兰之为英格兰、法兰西之为法兰西之前。第二个王国更延续到13、14世纪。发明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5]并将其推广到整个地区的僧人西里尔与美多迪乌斯都来自此地。第一部斯拉夫文学作品用保加利亚文撰写，早期俄国文学也从保加利亚丰富的僧侣传统中获得了滋养。

尽管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保加利亚小国寡民，又位居重要贸易枢纽，难免成为各种侵略、掠夺和觊觎行为的目标。索非亚本身便多次遭到摧毁和重建。最初在此定居的是色雷斯部落之一的塞尔迪人（Serdi），其后由罗马人占领，并将其兴建为一个相当繁荣的地方都会。在拜占庭时期，此地以“三地卡”（Triadica）闻名，意思为“在群山中”。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也很喜欢此地高山平原的位置。斯拉夫人在公元4世纪左右来到此地，重新将其命名为“史瑞迪克”（Sredec），亦即“中央”的意思。这座城市所遭受的最大打击，来自447年匈奴人在阿提拉（Attila）[6]率领下的大肆破坏，几乎从地图上消失。其后，拜占庭的一位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us）在第6世纪时又重新兴建，他的一项丰功伟业是兴建圣索非亚教堂，不过要到许久之后的14世纪，这座城市才以索非亚为名。

圣索非亚教堂如今依旧屹立于市中心，以毫不矫饰的娴雅展现着古典气质。教堂附近有些打扮新潮的年轻人正有模有样地表演披头士的歌曲，如孔雀般色彩绚丽的吉卜赛人则提议说要帮你算命。入口旁边有人正在发放免费食物，人们安静地列队领取。在宽大的教堂内部，没有贩卖风景明信片的小店，没有细述教堂历史的海报，也没有其他标示展现教堂的重要性与历史价值。灰暗的石砖上不见任何美化的装饰，没有雕像，也没有高柱或任何神圣的小摆设，有的只是比例完美的低矮圆顶、罗马式拱门和三座中殿，营造出简单、具有智慧的效果。这个教堂内部似乎在说，我们需要的只是这些，这种空灵和完美已经足够。圆顶下方的圆形大厅浸没在舒适的幽暗光线中；鸽子径行飞入，在破旧的地毯上摇摆踱步；人们随兴进出教堂，短暂停留，静思默祷。

在距离这处神圣建筑不远处，是一个外形更为壮观，震撼力却略有不足的地标性建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Aleksandar Nevski Memorial Cathedral）[7]。话说回来，在索非亚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距离遥远的。教堂那金色洋葱球状圆顶以及金碧辉煌的内部，令人联想到俄罗斯风格。这座建筑的兴建缘于特殊的俄罗斯—保加利亚关系，因为这座教堂被视为感激俄罗斯人协助保加利亚人从土耳其手中夺回自治权的一个象征。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控制，亦即此地之“土耳其枷锁”，前后共维持了五百年，且手段无情残暴——或许因为保加利亚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激烈抵抗的缘故。只是面对土耳其帝国，一个小国不论是党派的颠覆活动还是大规模的起义企图都无济于事。直到另一个帝国，即俄罗斯帝国在1887年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保加利亚才终于获得自由。这种种事件，以及语言、字母和宗教上的亲密，都是保加利亚与俄罗斯友好关系的原因。这种友情，在某种程度上，即使在伪善的苏维埃“兄弟”时期也得以存续。

保加利亚的改变比我所造访的其他国家还要慢上几个月，也就是说，我刚好赶上保加利亚转变的当下，而且正好就在急转弯的转角处。这段时期，经济情势介于已经倾覆的中央集权系统和尚无头绪的新秩序之间，所有生产和分配的机制皆告崩溃，在物质上有如遭遇了心跳中止。单纯就消费主义——啊！这个名词距离现实委实遥不可及——而言，索非亚的情势并不亚于布加勒斯特，所能供应者几乎等于零。就我所知，在中央百货公司的一个大型超市内，全部商品只包括几盒可怜的饼干和茶叶包。我看到人们大排长龙等着购买洗衣皂。人们也很担心在油电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将会度过一个黑暗、寒冷的冬天。

抵达几天后，我在保加利亚反对势力创始人之一德扬·丘扬诺夫（Deyan Kiuranov）的陪同下，光顾了市中心附近一处地下通道里的一家“咖啡厅”。侍者端来一道像三明治一样的食物，并告诉我们没有矿泉水，没有糖，没有牛奶，也没有色拉。

“啊，是的，我们的苦日子才正要开始，”德扬·丘扬简短地说，“我们会超越1980年的波兰，大家最好先有心理准备。我们要开始过苦日子了。”

透过一个共同友人的介绍，这是我跟德扬的第一次碰面，但是我们立刻就聊开来，仿佛两人背景、观点和教育的迥异完全无碍于事。我后来才意识到我们之所以没有隔阂，是因为德扬所受的教育差不多是世界性的，但他坦诚的性格也让我俩一拍即合。戴着厚厚眼镜的他，身穿一种白色无袖的尼赫鲁上装，身材有点胖，整个人散发着难以抵挡的聪慧和活力。

德扬提醒了我，在还不算太久的过去，波兰是贫困的代表，而保加利亚则代表了地区性繁荣的标准。如今这两者却突然翻转过来了。不过经济上的黯淡并不足以阻挡保加利亚人对新政治局势的热情，在后共产主义的最初阶段，保加利亚政坛的热闹和罗马尼亚可谓正好相反，各种新兴政治团体风起云涌。我表示自己没太明白，拜托德扬帮我列举几个从左翼到右翼的新政党。

“你是指战前的左翼和右翼，还是战后的？共产主义的？后共产主义的？”德扬问我，厚厚的镜片后闪烁着一抹玩味的笑意。我举双手投降。至少暂时地，东欧已经彻底混淆了这些分野。我们决定不管这种区分了，德扬继而告诉我，在这个人口不到九百万的国家，有十六个政党统一在反对党的旗帜下，名曰“民主力量联盟”，或者简称“民盟”（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8]。还有几个议会外的反对组织，因为票数不足，无法成为这个新立的民主俱乐部的完全成员。另有一个崭新的共产党，迹近极端主义，以及两个以生态为号召的政党。此外还有一个名叫人权运动的组织，完全在常见的分类之外，代表为数众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的利益，不过有些非土耳其民族的保加利亚人也开始加入。

除了民主的百花齐放外，在政治松绑之初，想象力也发挥到近乎神奇之境，这似乎是保加利亚所独有。比如在选举前三个月，索非亚的一个主要广场上神秘地出现了一块帐篷区域，本打算作为一个平等社会的缩影。几百个人住在那个独立的小区，小区为所有人提供自己的市政服务和免费医疗。也许这一乌托邦式的古怪想法可以追溯至保加利亚文化中深植的古老的共产社会习俗。在非常早的时候，外国旅行者就曾经在斯拉夫社会组织中观察到过这种共产与平等的倾向；在10世纪时，保加利亚就曾鼓吹一个名为波格米勒异端教派（Bogomil Heresy）[9]的激进信仰系统，试图废除教会中所有等级制度，包括男女间的不平等现象。保加利亚基本上始终维持农村的生活形态，直到近期才跟上工业化的脚步，而一些古老的习俗，比如分享食物和亲友间相互接送孩子等，一直维系到今日。

德扬在异议活动的早期阶段曾发挥相当作用，并参与了生态开放党（Eco-Glasnost）的创建，目前该党已成为议会反对势力的中心。不过他很快退出官方政治圈，对于权力的运作和阴谋感到灰心，因为一旦拥有了若干权力，他的异议同志便会开始分裂。他很担心他们会自行孕育出新的精英主义，进而晋身新的权贵。

我感到，德扬的不抱幻想源于他的高道德期待。不过事实上，他刚刚获邀担任一个新的职务，而他对于能够出任刚成立的“反党派”报纸《地缘政治报》（Geopolitika）的编辑，显然颇为兴奋。乍听之下，我以为他说的是“反-反党派”，但他说：“不是的。我们还没有到需要一个反-反党派报纸的阶段。也许将来会，但必须等到那时候再说。至于现在，我们的党派性已经达到极限了。”

这项新的职务也带来了新的职业伦理问题。比如德扬正考虑一旦出任新职，是否还应该继续担任保加利亚新总统、他的老朋友热柳·热列夫（Zhelyu Zhelev）[10]的非正式顾问。就当前保加利亚的标准而言，这样的安排完全不成问题；但德扬希望能免除任何怀疑，不仅就保加利亚的标准而言，而且就任何标准而言。

“不过有件事是肯定的，”德扬说，“如果要继续担任他的顾问，我就要拿薪水。”他就这项听似矛盾的说法继续解释：在保加利亚的新局势中，金钱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中立的保证。金钱是美式作风，是反共产主义的；这种经济交易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和过去躲在幕后的耳语成交、私相授受不同。

“我们新近有个俗语，”德扬饶具兴味地说，“金钱是干净的。”

我哈哈大笑。经过多次扭曲辩证才终于得证：支领薪水代表你没有被收买。

吃完点心后，我们在附近散步。德扬领着我看一些当地景观：一座古老的清真寺，管理员正坐在地板上诵念可兰经；土耳其浴场，目前正关门整修中；几个贩卖鲜花和葵瓜子的摊位，里面飘出东方的音乐。我们谈到索尔·贝娄（Saul Bellow），德扬正在重新阅读他的著作；还有我在喜来登酒店（Sheraton Hotel）刚买的海明威的《流动的飨宴》（A Moveable Feast）[11]，那是我在索非亚所能找到的三本英文作品之一，当然，德扬也看过这本书。

在这几趟旅行中，我经常发现自己同时被包围在两个层次的现实中：一个是物质的极度匮乏，餐厅连一块方糖都无法供应；另一个则是德扬这样强烈的快乐、心灵的幸福，以及对新的可能性所展现的兴奋。保加利亚正置身新获得自由的道德事实与物质危机的残酷现实之间。此刻残酷的现实正排山倒海而来，有如背负西西弗斯（Sisyphus）的巨石，攀登民主之陡坡。不过我想，凭借人类的精力和智慧的神秘变量，再大的巨石，仍然可以往上推送。

在索非亚停留数天后，我联络到另一位生态开放党的创始人迪米特里娜·彼得罗娃（Dimitrina Petrova）。我和迪米特里娜曾在纽约有过短暂的会晤，她当时受邀在一群杰出的学者面前发表演讲，当时我即感到好奇，是何种环境孕育出了如此强大的人物，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置身一整屋的陌生人当中，以她竭尽所能习得的语言，面对询问者的提问，用令人惊叹的智慧、自信和魅力对答如流。她的回答和论述，使得复杂的理论逐步阐明，而达完整圆融之境，几乎像交响乐般结束在最明朗的音符中。那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此刻，她刚参加完在南斯拉夫某处举行的一场有关“转变”的会议返回国内，我通过非常有效的索非亚秘密情报网和她取得联络。迪米特里娜三十多岁，面容姣好，有张光滑的椭圆形脸蛋，举止有种动物般的沉稳，在紧张兮兮的纽约，特别令人侧目。但这种泰然自若的沉稳气质在这里处处可见，是一种体态的沉着，一种专注力，也不知是来自穿梭于嶙峋山路的习惯，还是来自自我的坦然态度。

上次晤面至今的数月间，迪米特里娜的发型已经从调皮的短发变为长长的马尾。她已成为议会的一员，因此议会是她带我参观的第一个地方，决定之迅速，正是她的典型作风。抵达议会后，她又为我挑选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位新的技术专家，一位狂热的生态专家，以及一位哲学型的共产党员。她把我介绍给那位共产党员时是这么说的：“我把你介绍给霍夫曼女士，因为我想让她见一下真正的共产党。”

“社会党。”那人纠正道，举起一根手指开玩笑地警告。

“不过是用字而已。”迪米特里娜大笑。

“啊！迪米特里娜，身为政治人物，你必须了解用字的重要性。”那人佯装悲哀地评论道。但他们之间的亲切交谈，仍看得我大感惊讶。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花了相当多时间待在议会轻快愉悦的空间里，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党派代表聊天，而他们相互间也都维持着轻松友善的关系。这是极为罕见的时刻，眼下的政治还不属于职业政治人物，反对党的成员也是专业人士和文艺界的精英分子。他们是一群精力充沛的人，休息厅和走廊上洋溢着活跃的文艺俱乐部的气氛，以及从事革命事业的热忱。

在议会中有一些女性，我特意跟几位女议员聊了一下。其中一位是自由党的创办人埃列娜·康斯坦丁诺娃（Elena Konstantinova），一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士，有张诚实的、不加修饰的美好脸孔，通常很难和从事政治运动的领袖联想在一起。虽然专业是文学评论，在政局变动前，和政治也完全没有任何关联，但她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十分自在。她之前曾在波兰住过一阵，研习波兰文学，对团结工会极为仰慕。在投入政治生活前，这就是她全部的启蒙了。之后改变开始，她觉得恢复父亲曾活跃其中的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自由党派“激进民主党”（Radical Democratic Party）“应该值得一试”。而这个想法一在脑海中生根，她便发现该党一些最早的党员还在人世。于是他们齐聚一堂，认定他们曾经的思想值得复兴。就这样，他们再度成立一个小党，从过去的躯壳中复活。有时候，东欧的回到过去，还真是货真价实地回到过去。

迪米特里娜介绍给我认识的另一位女性是共产党议员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一个几乎和迪米特里娜不相上下的对手。博科娃也很漂亮，黑发随意盘卷，颧骨很高，身着优雅的深蓝外套，围一条爱马仕围巾。这股时尚风来自国外。和许多权贵分子一样，她有机会去西方旅游，有一阵子还被任命为保加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员。她也从事新闻工作，写了许多让党恼火的关于女权的文章。

事实上，伊琳娜自认为女权分子，也试图聚集议会的女性成立一个两党联盟。这项联盟还没有成形，但这个下午，我见到迪米特里娜和伊琳娜在走廊上以同样的立场进行党团对话，因为一名议会议员竟然称呼女议员为话匣子。后来那位倒霉的议员被迫道歉了事，不过迪米特里娜饶有兴味地告诉我，那名议员在道歉时却又干了一件蠢事，说女人是议会的“装饰”。

很奇特的，在我旅游的诸国中，保加利亚是唯一一个以严肃态度讨论女权的国家，这也许和我感受到的本地人某种不设防的坦诚态度有关吧。在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伊琳娜和迪米特里娜似乎很相似，都属于某种不容置疑的后现代典型。我很难将伊琳娜与一个被视为反动势力的团体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是否考虑过跨越那道显然非常模糊的界线，成为反对派的一员。

“我绝不会有这个想法，”她非常热切地回答，“我不会离开党的，尤其现在党的情势比较弱，正在努力地进行改革。”她表示自己最讨厌的就是投机分子，一年前还信誓旦旦地对党效忠，却突然间冒出一堆政治正确的民主口号。你怎么能相信这种人？不，她是跟着党一起成长的，她欠党太多，她会和党在一起，试图从内部进行改革。

毫无疑问，机会主义者和拥有正直信念的人之间的差别，其实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一样深切，这种情况在此刻尤为明显。迪米特里娜曾向我简略介绍过一位杰出的共产党议员，那人的儿子是同样杰出的异议分子。“我喜欢他们俩的地方在于他们强烈的感受，我的意思是真正地感受到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想是从这种感受中孕育出来的。”她欣赏地说。把感受视为诚信的保证，而且应用于政治领域，的确是一种奇特、古老，又深具吸引力的想法。她本人也和几位年长的共产党员颇有交情，比如曾和我在议会休息室聊过一阵的乐天幽默、文质彬彬的鲍里斯·斯帕索夫（Boris Spassov）。除了身为议会议员外，他还是个哲学家，对逻辑和实证主义很有兴趣。他是迪米特里娜在索非亚大学的良师益友，也是对许多她那一代的活跃分子颇具影响力的老师。在那段日子里，他是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今他自命为自由派的共产党员，但肯定是共产党，这一点他毫不避讳。

斯帕索夫很高兴用英语聊天。他几乎完全以自学方式学的英语，而且口语无懈可击。“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希望，但是并不严重。”他热情地谈到他的党，然后又精神奕奕地论述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问题在于共产党没有办法从工业技术模式转换到后工业技术模式。不过他认为共产党不但可以挽救，而且可以改造。他乐观地继续说，自己仍然相信马克思对于社会变革和社会团体行为有最为精准的概念。说到这里，他还特地引述他最近在英文期刊《马克思主义评论》（The Marxist Review）上所看到的一篇文章，并问我有没有看过最新一期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他或许是在党总部看到这些杂志的，但话说回来，这里一向比罗马尼亚和捷克更容易获得西方出版物，而这种易于获取的特性，或许正可以部分解释何以这里的知识分子比较活跃，也比较儒雅。

“重点是，”他透露玄机地靠近说，“重点是，老实讲，相较于反对党，保加利亚的共产党有更好的知识分子。他们会提出更好的理论模型，甚至也是更好的社会民主人士。”他给了我一个聪明的眼神，看我是否能够领会这个转折，然后飘然离去，参加一项重要的投票。

我的确可以领会。我在其他共产党员口中也听说过斯帕索夫对共产党失势的这套分析，就我而言俨然是一种自我脱罪的中立性的论述。不过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今日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会和反对党争夺更好的社会民主人士的殊荣——就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民主而言。也许，对于建构一个好社会的内涵，也即对这场游戏的基本目标，人们已经初步形成了共识，只是对于这场游戏应该如何恰当地操作仍相持不下。

当然，议会毕竟不是文艺俱乐部，也并非所有歧见都是友善的。在会议厅内还是有冲突、有嫌隙、有狂热的叫嚣。比如现在，会议厅内就因为数日前共产党总部遭到攻击的事件而群情高涨。两方都毫不犹疑地指控对方是煽起这次暴动的元凶。在这种政治纷争中，社会党，亦即共产党明显占有优势。不仅因为他们属于多数，而且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还处于少不更事的阶段，对政治程序还怀抱着几乎令人动容的理想情怀。迪米特里娜告诉我，民主力量联盟几乎没办法酝酿任何策略，因为这个联盟的精神要求完全的诚信，不但彼此之间要有诚信，在议会中也要有诚信。

在此同时，共产党总部的攻击事件至少使得一个团体，也就是应该维护党部安全的警察完全陷入混乱。或者他们不该保护党部安全？这天上午，警察展开了一场静坐示威，要求或者说是请求有关单位就他们在新秩序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下达明确的指令。在党部的破坏事件中，他们因为反应缓慢和执行不力而遭到指责。不过他们迟疑踌躇，不知是否应该迅速展开还击，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每个人都突然站在民众的一方，那一旦民众出于貌似自发的共同意志，袭击昔日作为压迫者象征的党部，他们警察又该如何？他们应该接受谁的指令？如果只有一个主子，当警察就容易多了，每个人都知道，人民应该受到坚定、明确的权威当局的约束，不得逾矩。

我和一名议员针对土耳其人权利的谈话几经波折才成事。我们挑在一间私人休息室内进行，因为他意味深长地说：“隔墙有耳。”即便如此，他似乎还是觉得不安，有一次还指了指天花板，让我了解，因为不可见的窃听者，有些话他没有办法直说。

我不确定这种谨慎的态度是有道理的，还是出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偏执，不过这位议员绅士的举止、柔和的声音以及对土耳其人的同情态度，全让我深受感动。保加利亚境内土耳其人的命运，似乎注定要么扮演残暴的压迫者，要么成为受到残暴对待的被压迫者。当保加利亚从“土耳其枷锁”中挣得自由后，有些土耳其人决定留下来，普遍来说是最贫穷和最没有受过教育的一群人，多半务农为生的他们毕竟已经在此繁衍数代了。但是一般人对他们的反感可谓根深蒂固。最近一轮对土耳其人展开的迫害行动是在1985年，为其助燃的与其说是民众的偏见，不如说是当权者对民族意识所存的敌意。土耳其人在某种程度上仍维持着他们的独立性，因此这些土耳其人会受到惩罚。迫害的方式相当怪异，在心理上却颇为无情，即要求土耳其人改用保加利亚的姓名。有谓姓名代表了人的本质，这正是活生生的例子。土耳其人宁愿挨打、入监服刑或被放逐，也不愿做出这种自我背叛的行为。有些人被迫臣服后，却因为丧失自我过于沉痛，最后仍不幸地选择了自杀。还有超过三十万的土耳其人索性逃到了土耳其，面对不可知的命运。

这些迫害所造成的伤害，是保加利亚反对势力得以形成的土壤。自从政局变革后，有二十万以上的土耳其人再度回归，现在他们的命运至少在法律上已经获得改善，虽然许多人回来后才发现自己的家园和工作早已消失。和我讨论的那名议员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土耳其人的待遇，并确保他们的权利获得了恰当的尊重。

那位议员以悲伤的口气讨论这个痛苦的话题，对受害者抱持同情的态度。因此几天后，当我听说这名议员当年竟是迫害土耳其人的积极分子时，简直难以置信。原本认定的事实竟突然被推翻，让我有点混乱。这种心境东欧人必定经历过好几千次，甚至时到今日也依然如此。这种震惊，不但因为发现一个表面极有道德操守的人竟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也因为发现自己竟然遭到本身感知能力的全然背叛。知道自己竟可如此被感动、如此彻底地受到欺骗，感觉实在恶劣至极，因为这足以撼动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信赖。我终于领悟为什么政治上的诚信会成为如此受到强调的操守，当然，能否付诸实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旅行的每个城市，我都会寻访当地的文艺俱乐部或文艺咖啡馆，以获取一点确定的温情和熟悉的小道传闻。但是索非亚作家俱乐部的小咖啡馆里面又热又挤，而且烟味浓到让我难以呼吸，尽管在东欧已经待过太多烟味充斥的房间了，我还是不得不认输。约好和我碰面的诗人鲍里斯·赫里斯托夫（Boris Christov）看出了我的为难，因此和我移步到楼上书店一个比较通风的地方。赫里斯托夫是保加利亚的著名诗人之一，个子很高，有着拜占庭式的长脸、逐渐灰白的胡须，以及深邃、严肃的灰色眼睛。他穿着印度式的衬衫和球鞋，走路如豹子般轻盈。

在这个较为舒爽的空间，布拉加·季米特洛娃（Blaga Dimitrova）亦加入了我们。她也是一名诗人和小说家，或许还算是保加利亚最知名的文坛人物。她不太会说英语，但是个性宽宏和美好的一面却跨越了语言的障碍，自然流露。她的声音低沉，非常放松，带有很多气音，仿佛在吹奏一支音质特别滑顺的牧笛。这种共振经常可以在保加利亚人的声音中听到，难怪很多伟大的歌剧演唱家都来自这个地区。她长相美丽，总是笑意盈盈，神情间没有丝毫做作或自满，只有温暖的热诚。布拉加·季米特洛娃六十岁出头，博学多闻。在东欧地区，这种饱学之士比想象中要多，或许因为这里没有追求专业知识实现职场升迁的压力吧，也或许多少是因为这里的时间比较充裕。我曾经阅读过她的一些英译作品：她的诗结合了感官的享受和很强的思想性；还有她的一部小说，就其出版时间和地点而言，可谓具有大胆的破坏性。在那段时期，自由书写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大量阅读德国、俄罗斯、波兰和古希腊的翻译作品。

鲍里斯·赫里斯托夫则多的是时间，因为他受雇于一家电影公司，条件是别在这份“工作”中做任何事。他对此并没有怨言。他继续写他的诗，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他承认这种情况有种反常的优点。“我们这里的作家不需要为什么事分心，”他说，“写作就是要专心。需要大量的专注和少量的天分。当你被关在一个牢房里，像我们这样，就有机会专心了。”然后他又换了一个比喻以更好地解释，他说写作是一种沉思的方式，而这里的作家就像在“一个火箭里”，他还比了一个窄窄地上升的手势。

不管是在火箭还是在牢房里，他们有时候都会漫游到远古时代。我阅读过一些他的英译诗作，知道鲍里斯自己的诗跃动着超现实与泛神论的想象力，同时拥有自然、宗教和野性的气质；作品里充斥着乡间人物和半人的野兽，以及一种回旋的宇宙意识，其间无垠的空间和渺小的微观事件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些诗篇令我想起保加利亚的民间故事，既世俗，又奇幻。

鲍里斯和布拉加两人都很喜欢保加利亚的民俗传统，他们为我讲述乡间口头传诵的非常繁复而深奥的诗歌。布拉加谈到远古的保加利亚神话，里面的诸神是非常遥远的，比希腊神话还要遥远，因此居间传达遥远神祇和人间世界讯息的大自然就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你能理解那些故事，”鲍里斯非常神秘地说，“你就会理解我们所处的深渊了。”

“深渊？”我问。“对，”他说，“我给你一个隐喻：一个深渊，底部是一个迷宫。”

这种说法已经超出了我所能理解的范畴，我们的语言沟通毕竟并非完美。不过这两位作家对其自身文化的理解与欣赏，让我颇为惊异。在与保加利亚人的对话中，我几乎没有察觉到其他东欧国家人民经常表露的自卑情结。或许因为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自给自足，偏处一角，没有受到当代的诸多拖累；也或许因为其文化的久远和累积了几个世纪的文化“自我意识”。不管原因为何，保加利亚人以别人注视下的轻松和坦荡游走于思想世界。保加利亚的知识分子对于形形色色的西方事物都神奇地相当了解，但他们的接受似乎并非震慑于西方中心的光芒，正好相反，是出于一种他们自身独立的自足性。

我问鲍里斯和布拉加有没有考虑过移民。对于我的问题，鲍里斯告诉我他曾经和艾奥瓦大学的一位男士聊天，那人曾试图提供给他一份工作，而且免费给他一座大房子。鲍里斯说：“一个人需要的是他自己的房子和他的朋友，他自己的水，自己的苹果树。”

“还有他自己的问题。”布拉加补充了一句，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

“还有他自己的敌人，”鲍里斯用总结的口吻说，“我跟艾奥瓦的那个人说，如果你能在我的房子里塞满我的敌人，我就去。一个人如果没有敌人，那要做什么？”

接着，鲍里斯又谈起索非亚处于世界中央的地位，还有我在此间所见到的那些美好的面孔，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文化交融所创造出来的。他谈论如何在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蓝色中，从印度一直追溯文化的延续性到这里；还有如何在人的笑容中追寻文化的变迁，越往西方走，笑容就变得越为开朗。

那通往欧洲之路呢？我问，借用了此刻的比喻。

“通往欧洲之路？”他狐疑地重复道，仿佛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我想通往欧洲之路就在我们中间。”

“也或许在我们周围。”布拉加说。这是我只在这里才听到的概念。

索非亚的出租车是没有计价器的。同样的里程，他们的要价可以从三保加利亚列弗（leva）到三十列弗，按目前的汇率换算，亦即从四十美分到四美元。几乎每个出租车司机的挡风玻璃上都贴着令人嫌恶的色情明信片，连我有次碰到的女司机也是一样，仿佛这种图片是她的职业徽章一样。

不同寻常的是，克拉西（Krassi）的车上没有。他在仪表板上方挂了一个毛茸茸的黄色动物和一张圣像。克拉西是鲍里斯的朋友，正载我去鲍里斯家参加一个聚会，沿途不断以隐喻的方式发表他的观感。

“我们以前就是那副模样，”他指着一个相当奇特的画面，但见一个穿着邋遢的吉卜赛人用绳子牵着一头可怜兮兮的熊，“我们就像那只可怜的动物，被一个佯装主人的乞丐牵着。”

或者，看到一张塌陷歪斜的长椅他又说：“那就是共产主义现在的德性。我们已经弄断了它的一条腿，现在还得弄断它其他的腿。”

终于，他的愤怒让我印象深刻，因此我问他为什么那么恨保加利亚的共产主义。“因为对所有文明的问题，它都限定了答案。”

我又看走眼了，本还以为他是个天真的人。而且，对克拉西而言，“文明的答案”似乎就在这里，在保加利亚。途中，他播放了一盒爵士录音带，当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保加利亚爵士乐时，他骄傲地回答：“哦，是啊！我们这里什么都有。现在全世界都会知道了。”

克拉西刚从瑞典回来，他本来想去那里打工，但是几乎找不到任何工作；而现在除了这个高度不稳定的出租车业外，他在这里也没有工作。他和鲍里斯是索非亚近郊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我们的牢房。”当我们驶抵那个巨大的工程时，他微笑地朝那片小区哈腰致意。确实，这片集体主义的住宅占地广大，绵延不尽，置身其间令人顿生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之感。

不过，鲍里斯却热情豪迈，一副大统领的模样，正式而殷勤地招呼每一个人。“非常欢迎来到我家，保加利亚，只要我活着，永远欢迎你来。”他宣称，举杯敬我和另一位翻译他诗作的美国诗人。

一位朋友在离开三十二年后，终于回到保加利亚。“他是我们最伟大、最真实的作家之一，”鲍里斯宣布，“而这两位，”他指着我和那名翻译，“是美国我最喜爱的散文家和我最喜爱的诗人。”

“保加利亚人只用最隆重的字眼。”那名新来者说。他曾在西方生活过，知道这种夸示的手法在西方是行不通的。

又有人进来，其中之一——也许两位——是保加利亚最伟大、非常伟大的电影导演。这些日子他们本应比较困难，毕竟补助金被中断了，但他们的情绪仍很高亢。其中一位正在拍一部电影，讲的就是他这位去国三十二年后归来的友人。“那只是给我们自己看的，给我们这帮朋友。”他解释道。相应地，那名放逐归来的友人，则表示他和鲍里斯正在努力准备“一个小节目，献给我们的朋友。他演奏小号，我负责唱歌，或许写点新诗，为我们的朋友表演小夜曲”。

“这是我们最喜欢做的，”有人插口道，“为朋友而付出。”他们似乎真的不在意这个世界是否正看着他们。

“我们比较喜欢这种音乐语言，”那名放逐者告诉我，“你知道有百分之九十的对话不是用语言表达的吧？剩下的百分之十也只是在散播虚假信息而已。”

鲍里斯最爱保加利亚文化中的音乐部分，经常和乡村音乐家一起进行即兴演奏，还收藏了很多民谣乐器，其中大部分都有历史渊源：其中一个是平扁的长型木质乐器，内部有两根管子，名叫双笛（dvoyanka），还有一种有三根管子。鲍里斯自己还发明了一种乐器，象征土耳其—保加利亚共存的可能性，用土耳其的唢呐（zurna）和保加利亚的嘟嘟克笛（duduk）组合而成。

这些乐器有些可以吹出巴尔干农人和牧人的特殊音律所需要的双声部和复杂的和弦。这种音乐有狂野奔放的旋律，其复杂性几乎难以掌握，而其音量和所采用的开放式五度和弦则需要很大的肺活量。这种时而穿透，时而纤细的音色，似乎跨越群山，或来自更遥远的地方；而时而跳跃，时而环绕，时而复杂的节奏，先是奔放而出，再逐渐收回，仿佛一遍遍地述说着思慕之情。

“如果你听了这种音乐，你就太了解我们民族了，”鲍里斯说，意指我将了解很多，“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蓝调音乐，这些是我们巴尔干的蓝调音乐。”

在鲍里斯演奏完毕后，我们安静地坐了许久，接着美国诗人开始朗诵一些他记得的保加利亚童诗，然后大家此起彼伏地用华丽的词汇表达高度赞许。在旅行途中，我一直追寻仍然存活的“正宗”民俗文化，却屡屡与之擦身而过。正宗几乎从来就不是刻意追求而能获得的；然而一旦遇到了，你绝对一眼便能认出。

不知疲倦的迪米特里娜帮我介绍了几个大学生，他们都属于一个迄今仍在暗中运作，名叫“实践”（Praxis）的团体。这群活泼、有活力的年轻人的志向，是涉猎并实践所有形态的艺术创作。他们写诗、写小说、作曲和画画，甚至还在1989年之前极度困难的状况下制作电影短片。

为了解释他们创立的初衷，一位实践的成员带我到一个他们名之为“奇幻俱乐部”（Fantasy Club）的地方。如今回想起来，这俱乐部的全名其实也非常保加利亚，叫作“科幻小说、启发和预言综合俱乐部”（Integrative Club of Science Fiction, Heuristics, and Prognostics）。该俱乐部就坐落于官方文化中心内部，但直到最近，那家俱乐部都只是处于夹缝中的机构，所有东欧国家都存在类似的机构，在古怪或边缘化的掩护下，可以讨论些非官方的观点。我见了该俱乐部的创始人，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年男子。他蓄着长发，坐在一间画满神秘野兽和银河太空的旋转图像的阴暗房间里面。他在那群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中间具有类似精神导师的地位。他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高级形式，是思考未来的一种方式，也是探讨道德问题的一种方式。在俱乐部内他们不但讨论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ław Lem）[12]和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3]的作品，也讨论“国家问题和全球问题”、“西方和东方的思考形态”、“次文化和反文化”等问题，更不用说“恋母情结的症状”或“性关系的未来”等了。

从实践团体富有创造力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上述各种论调的影响。我后来又在一间沉闷的方形公寓内跟实践的几个人再度碰面，不过由于聚在此处的人充满活力，整间公寓顿时活跃起来。这群人的领袖，明显是位身材壮硕的长发年轻男子，他对艺术的爱好是全方位的。小客厅内有只阿富汗犬跳来跳去，和女主人一样有着纤细的腿和苗条的身材。男主人是个严肃的年轻人，态度率真，而且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有哲学的背景。在索非亚住过一阵后，我坚信这里哲学家的比例绝对比哈佛大学或索邦大学（Sorbonne）[14]还要高。

房子主人和这个团体领袖的友情，源于双方父母都在石油公司工作，且都离乡背井远赴利比亚（Libya）生活的共同经验。利比亚有如一扇窥探世界的奇特窗口，虽然在那里觉得孤立而不快乐，他们却也发现这世界不只是既存的社会主义；也是在那里，他们的反抗意识开始萌芽。他们的作品应该就是反抗意识的呈现，但是对我而言，却宛如高度智慧和丰富庸俗艺术的奇特组合。他们展示给我看一些英译很糟的冗长诗作，描绘对奇幻世界的追求，以圣杯、僧人和其他寓言化的物品为主体。然后，有人播放了一盒他们歌曲的录音带，立体音效，那是他们非常得意的混音技术，不过坦白说，他们的音乐在我听来有如由新时代神秘主义和即兴的肆意铺陈、粗劣蔓生结合而成。

不过，撇开他们作品的怪异不谈，创造者本身的无穷精力、坦率的态度与舍我其谁的坦荡胸怀，使他们得以完全仰仗自身的资源，创作出这些作品，自始至终不期待任何报酬，甚至任何人的认同，这种种都令人感动。他们似乎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又或者是根本无视困难的存在。他们最新的作品是草拟了一份新的保加利亚宪法。他们把那份厚厚的文件拿给我看，内容已经翻译成英文。草案很详尽，思虑也很周全。他们告诉我，为了草拟宪法，大家都阅读了许多国家的宪法，而且讨论它们的政治哲学，直至深夜。

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认为他们的草案应该由政府接手，直接进行讨论，一旦被迫等待就深感挫折。我再度为他们意愿之认真所感动。他们虽然才二十出头，却显然不认为自己仍是刚体验人生的“年轻人”，而是拥有成熟目标的成年人。这群人的领袖是个非常好，也非常愤怒的年轻人。政府的忽视更使他对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限制感到怒不可遏。他想要打破限制，甚至想要移民。

在移民问题上，我就像哈姆雷特对婚姻一样：希望能到此为止。当然，我知道这件事的讽刺性，但是整个人口有如受到某种向阳弯曲的力量的驱使而向西和向北流动，这种连根拔起的代价与执意迁移的欲望，对我而言，俨然已臻绝望或无望之境。为什么希望总是往一个方向移动？如果我们总是在别处追寻希望，那各处的希望不是都逐渐凋零了吗？基于这种心态，我对这些年轻人展开循循善诱的劝导：如果你想去一个新的国家寻求发展，那么你至少得辛苦十年才能立足；与其如此，为什么不在这里辛苦十年，在这里参与兴建一个新的世界呢？

但是我的说法让那位长发艺术家很生气，语气中也充满不耐烦。他愿意去美国做任何工作，什么工作都可以，情愿去那里面对困难，也不愿在自己国家受到奴隶般的对待。“他们不尊重自己的百姓，”他热切地说，仍指控着昔日的“他们”，“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以前也许如此，但是以后应该会改变了，不是吗？”我问。

“对，不过我只有一条命，”他说，“我不想再成为另一个迷失的一代的一分子了，这种人已经够多了。”

屋主对他的说法表示同意，不过他的妻子没有那么确定。她能在这里完成哲学学位就已经很满足了，而且她认为她先生的一本结合了科幻和政治讽刺的小说不久即将出版。不过，这些年轻人都挣扎着想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在他们心里，“更好”未必是更繁荣，而是更有尊严。他们对尊严的标准很高，而无论他们移民到哪里，正是这种尊严，这种对自己生命价值的骄傲感，必定会受到伤害。不过他们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还年轻，他们想强悍而坚定地面对命运，展开对决，而且就趁现在。

我和一群来自克莱门特奥赫里德大学（Kliment Ohridsky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约好在水晶咖啡馆（Kristal café）碰面。咖啡馆旁边的一座小公园已经成为新兴波希米亚式商业活动的中心，这是政权垮台后冒出的第一类商业活动。就像大多数东欧各地骤然冒出的这类市场一样，陈列出来的商品质量低劣。相较之下，加州伯克利（Berkeley）的电报大街（Telegraph Avenue）俨然就是高级时尚区。手工粗糙至极的圣像复制品是售卖的主要商品，当我在一个摊位前询问价钱时，卖主向我强调：“这个很贵，非常贵。”保加利亚人的坦诚也许不太适合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再往前走，几个年轻人在一处室外舞台上蹦蹦跳跳，绽放着狂野的活力，试图用嘶哑的声音诠释重摇滚乐的唱腔，却无掩其歌声的洪亮美丽。

在闷热、弥漫着烟味的水晶咖啡馆，我和那些刚认识的心理学家一起落座，不抱希望地等待着我们所点的咖啡。我们聊起他们正在进行的计划，和西方签订的契约。我再一次对他们的头脑灵活感到震惊：刚一开放，他们便着手组织会议、国际研究项目以及比较研究，似乎没有什么是他们所触手不及的。言谈间，我随口提及想去城外走走。他们说没问题，小事一桩。他们会帮我筹划一次到保加利亚最富历史性的城市之一普罗夫迪夫（Plovdiv）的旅行。不过怎么筹划？为什么要帮我筹划？我表示抗议。“我们喜欢做这种事，”他们想使我确信，“我们喜欢帮客人的忙。”他们很快决定由一个我还没见过，叫做娜迪亚（Nadja）的人当我的向导。一个人随即起身去打电话，回来立刻宣布娜迪亚很乐意带我去普罗夫迪夫。就这么一眨眼的工夫，诸事已定。保加利亚似乎就是这么办事的，简单迅速，对他们而言，起而行比坐而言简单多了。

第二天，我在指定地点和娜迪亚碰面，她以令我信服的热情向我保证，她也正想去普罗夫迪夫走走。没有问题，她先生可以开车载我们过去，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加油，能不能加到油比较不确定。不过她先生今天晚上会去一家加油站试试看。有时候晚上去排队的话，早上就可以加到油了。排一个晚上？我不敢置信地问。喔，是啊，娜迪亚微笑着说，她先生已经习惯了。

最后，娜迪亚的先生用我的美金在一家使用外币的专门加油站买到了汽油，那里只需要等上三个钟头左右，不像一般加油站要等十二或十五个钟头。就这样，一个晨光微亮的晴天，我们驰骋在前往普罗夫迪夫的高速公路上。开出低矮的柳林山脉（Ljulin Mountains），周遭的景色呈现出干旱与艰苦的样貌，路旁不是一片干燥的绿地，便是黄褐的残茎。今年夏天，全东欧都苦于旱灾和火灾。随着持续南行，树丛渐次繁茂，开始呈现出希腊北部的风情，而此处也确实离希腊很近。不过这里也是通往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路，色雷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十字军和土耳其人的商队和军旅曾络绎不绝地穿梭其间。

只是，这些丰沛的历史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光秃秃的山丘间唯一的路标是一间路边咖啡馆，那是一个一层楼高的水泥方形建筑。因为那家咖啡馆居然开门营业，而且供应味道浓郁的土耳其咖啡，因此对我而言，见到它的兴奋之情实不下于见到任何高贵的纪念碑。过去几个早上旅馆所供应的微温咖啡，让我饱受严重的戒咖啡因之苦。

娜迪亚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可爱女孩，个子很高，橄榄色的皮肤，配上一头浓密时髦的黑发和小鹿般柔和的黑眼，还有开朗、悦耳的笑声。她丈夫德米安（Demian）似乎刚得了热伤风，一直忙着量体温和喝茶，娜迪亚开玩笑地说他太宠爱自己了。“但是我喜欢被宠爱啊！”德米安说。我的手提包里正好带着一些我们皆抱以厚望的阿司匹林，这里阿司匹林很罕见，因此它的药效也就更令人啧啧称奇。

普罗夫迪夫是那种精神分裂式的城市，古老和新潮的分裂倍显刺眼，因为新潮建筑实在很丑陋：市郊地带坐落着一些生产计算机零件的工厂，接近市区的地区则蔓延着极不人性化的方形建筑，以及社会现实主义风格的旅店。

不过普罗夫迪夫的另一部分却展现着一种无法加以分类的陌生魅力。一本普罗夫迪夫指南中是这么写的：“旧城迎向我们的，是罗勒的香气和古老木制品在阳光中烘烤的气息。短而狭窄的弯曲街道上，聚集着一簇簇色彩缤纷的房子，凸窗设计层叠交错，仿佛正相互依偎，在彼此耳边悄声低喃着令人轻松愉悦的沉寂和宁静之美”，意图以诗意的描绘弥补文法的缺失。

旧城的鹅卵石街道不但非常陡峭，还极端狭窄，房屋是所谓民族复兴风格（National Revival）[15]的建筑。其所展现的美感，宛如出于一个18世纪后期或19世纪初期，从长期蛰伏中重新为保加利亚意识所唤醒的害羞孩童。由于保加利亚意识除了艺术以外，少有其他表现方式，因此在艺术方面融合了各种民俗意涵。民族复兴风的房屋，通常为富有的商贾所兴建，试图结合本土艺术和工艺的不同元素，其结果是非常明确的保加利亚风格，十分美丽。旧城区的房子上层比底层宽，因此颠覆了我们对房屋造型的惯常预期，但倒也不至于违背我们的平衡感。在外观上，这些屋子都漆着柔和的色彩，边框则采用深色木板以示强调。在有些已经作为博物馆保存的建筑内侧，则极其迷人地混杂着本土工匠的手艺和大都会的时尚。这些屋子的主人有钱从旅行中带回精致的法式橱柜和丝缎躺椅，不过在建筑活计上，他们都是雇用当地木工，精雕细琢地展现出匠心独运之美。屋子的天花板、门廊和窗板都采用近乎白色的浅色木材为底，雕刻着美丽、简单的图形，将传统民族图案转换为更为优雅的纹理。每个房间的图案都不尽相同，因为这些富商巨贾认为诉诸重复手法是件有失体面的事，会暴露屋主的想象力不足或资金短缺。这些房子中最为奢华的都属客房部分，当时招待客人也是一种炫耀的方式。在主客厅的天花板中央，通常会有一个雕工细致的雕花图案装饰，作为丰饶的象征。

镇上的大房子中，有一间过去为画家兹拉廷·博亚吉耶夫（Zlatin Bojadzev）所有。在踏入屋子的一瞬，我发觉自己再度面对一项极品中的极品，非但超乎我的期待，也超乎我美学范畴的储备。那间屋子目前是座博物馆，用以陈列博亚吉耶夫的作品。就像他的生命有明显的划分一样，展品也被分为两大区块。博亚吉耶夫在艺术史上是少数拥有非凡艺术生命者之一：他前半生用右手作画，后半生，也就是早期中风发作之后，则改用左手作画。两只手画出来的作品都非常好，不过在中风后，他似乎才发掘出自己完整的画风和力量。他早期右手的作品带有浓郁的荷兰暖色调和厚实的块状画风，描绘传统农家生活的情景。后期作品的画幅更大，画风也更松散狂野，大部分仍描绘当地的村庄生活，但当地色彩更浓厚，就像在保加利亚神话故事或诗作中所感受到的那样，同时具有质朴和幻想的元素。他的作品中包括体型宽大的农民和醋商造型，令人联想到博特罗（Botero）[16]的超现实主义；也有类似夏加尔（Chagall）[17]风格的，如在神奇的乡村街道上聚集着做梦的人，一圈圈农民匍匐在地祈求降雨。有张描绘博亚吉耶夫家人的群像，里面画家本人蓄着胡须，身着西装，面带沉思，显然是家族中第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祖母有如邪恶的女巫，即将坐着她宛如飞弹的长鼻子起飞；前排有个男人正在切一头巨大肥猪的脖子，鲜血淋漓。作为第一个知识分子自有其贵重之处，那是一种属于东欧的贵重特性，其间农业文化和现代性相互碰撞，交融出突兀、矛盾与丰饶的亲密结合。

我想多了解一些博亚吉耶夫的生平和影响，但是博物馆的讲解员只有有限的英语能力，或许也只有有限的知识，她的介绍就像一只只会反复背诵导览手册的鹦鹉。“他是个大师。”她一直以紧张的语气重复，仿佛这句话便足以让我满意了。“大师”似乎不只代表伟大，也是一个职业领域，比如“工艺大师”。我喜欢这种对艺术家进行专业分级的概念——为什么他们可以免于这种明显的判别，其他人就不行？但对这位讲解员来说，这似乎在暗示博亚吉耶夫超凡入圣，不是人类所能判断或诠释的。正因为如此，博亚吉耶夫一直像隐士似地被封锁在自己的博物馆内，不被解释，在保加利亚境外不为人所知——但本人已臻完满。

在一整天的起起伏伏中，娜迪亚始终维持着不慌不忙、和颜悦色的态度，轻松指挥着每一步该做的事，因此当她宣布到了午餐时间时，我们都很开心地跟随她进入一家餐厅，在阳光普照的阳台，置身阳伞下，享受了新鲜满意的一餐。

午餐谈话间，我发现娜迪亚和德米安对改变抱持着若干不同的观点。娜迪亚才二十来岁，她的一名心理系同事评价她“是我们最有战斗力的学生之一”。这句评语很难和她温婉的举止联系在一起，但是最近的事件必然是她年轻生命中的主要篇章。她有个招牌动作：摇三下手，姿态优雅且蕴含着叛逆，意思是指某件事“非同寻常”。她在谈起保加利亚国内所发生的情况时，便做出了这个手势。“一听说人们在集结，我们就赶去参加生态开放党的聚会，噢，当时觉得好自由！”她说，“那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公开谈论好多事，其他人都有这种感觉。从那时开始，每件事都改变了。”

并不是每件事都变得更容易了，远非如此。为了买些东西当晚餐，娜迪亚必须花几个小时排队；她担任研究生助教的收入，和德米安担任初级建筑工程师的薪水加起来，才勉强付得起房租。不过我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在一个变动国家的冒险充满了兴奋，她的生命已与其紧密相连。

德米安是个比较愤怒的年轻人，对执政党过去的行径，以及仍在进行的作为生气，也对自己因为缺乏技能和金钱而在工作上受到压制生气。他想离开，前往加拿大或希腊，娜迪亚有亲人在那里。总之任何地方都比这里好。

在此同时，德米安并未止步不前。他正为干涸的保加利亚农田开发新的灌溉技术，也写信给一家专门制造必要设备的美国公司，提议建立某种合作。他谈起这些时，态度轻松自如，我已开始习惯保加利亚人的这种态度了。在他看来，事业好像会自然而然地顺利发展。我不禁觉得，如果能直接把这种精神应用在保加利亚，那这个国家的脱困就指日可待了。

我们正准备离开餐厅时，一个坐在走廊说话轻柔的年长男子以神秘的口吻问我们想不想看些有趣的东西。我们当然想看。随之而来的就是这栋餐厅建筑的参观之旅。原来在19世纪初期，这里曾是一个土耳其商人的住宅，里面有个真正的后宫，是一片美丽的圆形空间，天花板是亮丽的蓝色瓷砖，一张红铜桌面的咖啡桌，旁边摆放着红色厚绒长椅，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观望阳台，让屋主可以观看自己的妻妾们在下面嬉戏的情景。这还不是全部。我们的导游又满怀骄傲地带着我们到下一层参观。那是个土耳其浴场的遗址，建在依稀可见的古罗马地面上。在通往小浴池的台阶上有几个曲线曼妙的大型陶壶，沐浴者便是用这些陶壶淋浴。

导游坚持拒绝收钱，免费就普罗夫迪夫的古典文物为我们做了一次浓缩式的导览。我们徜徉其间，发现到处都展现着古典的遗迹。每当意识到自己行走的地面堆叠着过去的历史，我总是感激莫名——堆叠着成就、冲突和人类一再上演的激情与争执，似乎永远在变，又似乎永远不变。世代交替有如小草。[18]远在色雷斯人统治的时代，这里就有个小镇，叫做普尔普蒂瓦（Pulpudeva）；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ia）重新将其命名为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随后罗马人改名为特里蒙蒂姆（Trimontium）；土耳其人易名为飞利浦（Filipe）。在丘陵起伏的普罗夫迪夫的一个山脚下，这个小镇的罗马剧院仍伫立着，廊柱和座席的遗迹比例匀称，仍闪烁着白色的光泽，很像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的遗迹。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Trajan）在公元114年至117年建了这座剧场，后来几乎毁于阿提拉之手。在这里意外见到这座剧场的感觉是美好的，因为漫步在这半圆形的石椅间，就宛如置身欧洲任何一个地方，保加利亚和法国，或意大利，或英国的距离与界线都消失了，旷古的时间也消融了，只剩下单纯的欧洲和欧洲历史本身，即便只是短暂的瞬间，也成为超然一统的力量。

意外啊，意外！我终于在这个莫名熟悉的伪装下找到了你。

第二天，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路开上普罗夫迪夫附近一个名叫多尔尼维金（Dolny Vidin）的村庄，这里的人口组成一半是保加利亚人，一半是土耳其人。此地丘陵起伏，坎坷地布满石头。到处都是石头，粉碎成尖锐的石块躺在小径上，堆成小丘，充当粗糙的台阶通往两旁状似盒子的丑陋房屋——其中许多也是就地取材，用石头建造的。在小型中央广场上，几个人坐在长椅上，手指间转动着深琥珀色的椭圆形念珠。我们坐下来跟他们聊天。他们的态度顺服，两眼看着地面，一致认为我们该会会学校老师，他会告诉我们想知道的一切。几分钟不到，这个人就出现了，显然是听说村子里来了几个外人。他的态度敏锐且具有权威性，狐疑地质询我们是什么人。负责帮我们翻译的娜迪亚打消了他的疑虑后，那位老师便主张带我们去参观当地的清真寺。由外表看来，那清真寺只是另一间丑陋的水泥房屋，这里的信徒习于聚集起来隐秘地祷告。村子里的土耳其人不被允许建造装饰马赛克和尖塔的真正清真寺，只有寺的内部落寞地复制了寥寥可数的几样真的清真寺的元素：一个正方形房间内，墙被涂上了多种色彩，地板上铺着层层的小地毯，一面墙上有个壁龛，里面堆放着念珠和花朵。不过建筑本身缺乏若干对伊斯兰信仰而言很重要的细节，那位教师说，比如尖塔。现在，多尔尼维金的土耳其人总算有了指望，希望能盖一座真正的清真寺。

有几个人跟着我们一起进来，他们安静地站在旁边，态度拘谨，甚至驯服，和一般典型印象中强悍的土耳其人有天壤之别。他们似乎习于低着头，而且显然并不认为自己有说话的权利，整个人散发着难以言喻的消沉气息。

当学校老师讲起他们的故事时，娜迪亚又露出了她摇三次手的招牌动作。原来疯狂的改名政策就是从多尔尼维金这里开始的，老师本人就是遭到严酷迫害的民众之一。他在附近的战俘营被关了几个月。那座战俘营在斯大林主义盛行的1950年代遭到弃置，但1985年又重新启用，拘禁这批新的囚犯。最后，他和村里大部分人一样逃往土耳其，然后又和许多人一样回到了这里，不过把妻儿留在了土耳其。“我们中的很多人不喜欢土耳其的生活方式，”他说，“而且那里也没有工作。保加利亚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里住了几个世纪了。但还是有些人害怕回来。那些当权人物还在这里，就是殴打我们、把我们赶走的人。”

“对他们来讲真是太沉重、太沉重了！”走出清真寺后，娜迪亚感慨道。的确如此。学校老师带我们到他家。那真是处阴郁的地方，外面长满杂草，台阶是几个摇摇晃晃地堆起来的石块。屋内有个小房间相当整齐，是他真正住的地方，包括一张床和一张光秃秃的桌子。房子的其他地方仿佛昨天才刚被飓风扫荡过，或被军队入侵过。地板上满是碎玻璃，一袋袋散开的洋葱，外加本应待在衣橱和柜子里的可怜物件——鞋子、锅子和衣物等，凌乱地四处散落，反映出我们这个年代的凄凉景象，混乱和逃亡的景象。人们经常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衣物离开，他完整地保留着这个证据，或作为证明，或作为纪念。在邻近的一家公寓中，有张床垫靠在墙上，甚至还没有拆开塑料包装。主人脸上带着一种习惯性的惊惧和沉重。“他们随时准备走人，”老师解释说，“我们还不确定自己安全与否，所以他们连床垫都没有拆封。”

我们受邀到另一户公寓中喝咖啡，妻子忙着招待我们，长相很像西方人的丈夫则和我们聊着村落生活的相关话题，他对当地政治显然颇有野心。那妻子准备退回厨房，但我们鼓励她留下来。她虽同意了，但我仍然看得出来，以这种她并不习惯的方式面对陌生人，对她而言是痛苦的。她两眼低垂地坐着，显然认定她丈夫会为她回答所有问题。长得蛮漂亮的她，衣着就像任何东欧小镇里朴素的年轻妇女一样，而非我在一般年纪大的土耳其女子身上所看到的传统宽松长裤。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保加利亚完全放开、能言善道的活跃女性，以至于这位害羞、怯懦的人物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时代。我也发现自己竟然带着人类学家的好奇心在观察她，毕竟她是我一直觉得有点神秘的那种沉默女性的典型，同时也在想，如果与她易地而处，我会有什么感觉。老实说，她看起来并没有不快乐。娜迪亚试图引她说话，但一旦我们将注意力从她身上移开，她显然便如释重负，接着又趁我们不注意时悄悄溜走。“对，这些都是东方的做法。”她丈夫说，显示他是个现代男子，可以理解我们对他妻子行为的看法。

离开公寓重新走回石头路面，一名有着沙色头发和悲哀蓝眸的年轻男子朝我们走来，自我介绍是本村代表之类的人物，主动提议陪我们在多尔尼维金走走。他名叫艾哈迈德（Ahmed），是人权与自由运动组织（Movement for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的地方秘书，也是位“艺术家”。不过从他暧昧的口气和苍白的笑容来看，实在很难判断是哪种艺术家，或艺术家这个名词对他而言是什么意思。艾哈迈德有张表情丰富的脸孔，尤其是悲哀的表情，说起话来也有种忧伤的哲学意味。他领着我们到他位于村子边缘的“办公室”。那是个空空荡荡、没有粉刷的空间，中央摆着张凹凸不平的书桌；但艾哈迈德颇有架势地坐在书桌后，告诉我们这间办公室已经成为村中重要的所在，人们不时会前来请教一些切身事务。他们很多人对于自己有哪些新权利，或者怎么寻找工作都几乎一无所知——这里还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偏见，就是碰上经济困难时期，首先被请走的，一定是土耳其人。艾哈迈德避谈自己的就业情况，似乎对没有工作感到羞耻；只谈土耳其人在迫害结束后，目前仍持续遭受的伤害。最糟糕的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从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口中得到一句简单的“对不起”。不过，艾哈迈德仍然相信，如果不是为了“政治”，村里的人应该可以友好和睦地相处。今天是节日，他们会宰一只羔羊作为牺牲；但在他心中，那牺牲所奉献的不是伊斯兰教的神明，而是爱，因为人与人之间只有爱是最重要的。他的眼里充满感情。

“也许我是个浪漫主义者。”他说着，悲哀地一笑，俨然是个浪漫主义者。他让我联想到俄罗斯早期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村庄浪漫事迹，这点保加利亚也不遑多让——描绘一些温柔的灵魂，在世界的小小一隅，怀抱远大的理想，做着世界和谐的忧郁之梦。

那天，我们还碰到另一个浪漫人物，是艾哈迈德的一位老农朋友，在被剥夺了三十五年后，刚刚重新取回自己的土地。他的农地沿着山丘向上延伸，种了玉米和洋葱，还有一个美丽的果园。当我们顺道造访时，他正在一棵樱桃树上工作。我跟从梯子爬下来的他说，能拥有这么漂亮的樱桃，可见生命并不全然是坏事。

“啊，但是我们不能光靠樱桃生存。”他悲哀地回应道。他是个真正漂亮的老先生，个子不高，身材精瘦，有张满布细纹、善解人意的面孔，两手染满了樱桃汁。

就像附近所有的农场一样，他的土地在1956年被夺去成为集体农场。但是他不愿为集体农场工作，结果被痛揍一顿，遭到拘禁。对保加利亚的农人而言，接受集体化措施格外痛苦，因为在社会阶层中，他们自认比苏维埃系统中公认的贵族阶级——工人——要高一等，结果现在工人反而跑来管理村庄。除了僧侣精英外，保加利亚从来没有过任何贵族阶级，农民一向是国家的中坚，一种天然的贵族。其他姑且不论，光是被逐出自己的土地，对他们的地位和尊严就是一大打击。

出狱后，这位农夫尝试在集体农场工作了几年，却越待越痛苦。为了取代反抗的农人，农场不得不从外引进的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对待土地——他的土地。发现自己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即便痛恨山下那污染了周遭环境的锡矿工厂，他还是到那里去工作了，但由衷希望工厂会关门大吉。

“现在我终于又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了，”他说，“我想要的就只是这样。”我们直接坐在干透坚硬的地面上，他用两手捧起一些土，让我们看看，这就是他所冀望的一切。然后出乎意料地，他突然哽咽一声，扭曲了表情。

有片刻工夫，他直挺挺地坐着，抽泣着，毫不掩饰他的表情。我想起一些古老的保加利亚故事，其中对土地的感情是支配一切的激情，会将人类的灵魂转化为贪婪与执着，以及致命的冲突。不过，我仍不免为之动容，动容于这种附着于一个地方、地球上某一特定地点的强烈感情，以及到这种年纪还为某项自己所深爱、失去，许久之后又重新取回之物哭泣的能力。虽然过去可以挽回，但毕竟无法全部挽回，至少会残留若干遗憾，遗憾自己所错过的机会，以及永远逝去的那段岁月。

“共产党！”我们往回走时，德米安愤怒地踢了树一脚。艾哈迈德手中提着一桶樱桃，是趁我们谈话时摘的。他告诉我们，那个农夫是他们土耳其人觉得可以信任的。“我们通常知道谁是好人，”他说，“他很孤独，不多话，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他的优点。心地很好。”

土耳其人很少拥有土地，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取回的。他们在锡矿工厂做些技术性不高的工作，有些人还在附近的烟草田当季节工。艾哈迈德有很多时间，因此自愿带我们过去参观。我们沿着一条石头密布、尘土飞扬的道路行驶，来到一片遍布塑料帐篷的农地，帐篷内悬挂着风干的烟草叶。附近不见人烟，无情的烈日和浓郁的烟草叶融合成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我们在里头待上几秒钟就都受不了；但是在这里工作的人，似乎主要是妇女，却能在里面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德米安一副要晕倒的模样，娜迪亚则“非同寻常”地摇着手。

归途中，艾哈迈德带我们参观一间保加利亚豪宅旁的壁画，告诉我们那是屋主委托他画的。我很惊讶该壁画所显示的功力，但艾哈迈德说那幅画让他惹上了麻烦。壁画上是一个非常程式化的、身着长袍的女人，画风比较接近抽象图案而非实际人物，而让艾哈迈德惹上麻烦的是那女人的胸部。如果近看的话，那胸部的图案似乎隐含有土耳其的半月形象征，有些人从中解读出了民族情感。结果，艾哈迈德被要求离职，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实在是因为他的态度略有闪烁，让我不禁有点怀疑他话里的真实性。那壁画真的是他自己画的吗？

多尔尼维金的晚间披上了粉红的色泽。我们正准备离开村庄时，艾哈迈德突然在街上站定脚步，态度变得非常正式，邀请我们“去他家作客”。娜迪亚很快告诉我们，这是有关名誉的事，因此我们也郑重地表示接受。他公寓大楼的入口处有种在村里许多人家门口普遍存在的、让人好奇的凌乱感，一扇门被扯开掉落在一旁，四处散置着玻璃碎片和尖锐的铁丝，仿佛屋外情况跟屋内住户的精神状态没有关系，内外的区分是突然而完全的。

不过屋内是个颇为体面的房间，整齐的上下铺，一张铺着桌巾的长桌。艾哈迈德的室友是个安静的年轻男子，帮我们端来美好的咖啡和质地坚实、味道甚美的辫子面包。艾哈迈德用梦幻的语气谈起加州，他有个叔叔在那里，答应邀请他去，他可以在那里的一间艺术学校修课，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接着他又把希望寄托在祖父身上。他的祖父德高望重，是个受人尊敬的医者，如果他能治好一个患有癫痫的小男孩，就有可能致富。目前他正尝试采用一种特殊的药剂，包括让一条蛇吞食一只青蛙，再拿那条蛇的毒液注射……

言谈间，艾哈迈德取出一张他想为村落设计的清真寺的草图。我为自己先前的怀疑感到惭愧。那张画出奇的好，笔法细腻，有点皮拉内西（Piranesi）[19]的画风。我问他对土耳其或伊斯兰的传统了解多少。似乎不太多。村里的土耳其人庆祝节日，大部分都去隐秘的清真寺进行，有时还会祈雨；但是阅读《可兰经》是受到禁止的，大部分年轻人要想知道经文内容，还得靠年长者的口耳相传。“保加利亚人担心我们会成为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他笑了笑，“但是我们不会的。我们跟其他保加利亚人一样，我们是现代人。”

在我看来，现代和前现代混合成了一种奇特、令人困惑的组合。在我们谈话期间，艾哈迈德用一枝粗铅笔在纸上不断勾画，并在离开前让我看他的画作——又是一张技艺极佳的画，画着一个标准的土耳其人，还附有一段以保加利亚文写的话——因为保加利亚文很像俄文，所以我看得懂——表达了他的兄弟之情，以及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相互理解的企盼。

不过当我们道别时，他的心情变了，变得更为忧郁。“如果你要写本书描述这里的情形，我已经帮你想好一个题目了，”他和我握手时说，“我认为你可以叫它《希望之后的那年》。”接着我们就离开了，他的神情则从忧郁转为消沉、沮丧。他把他的梦想、理念和愿景都告诉了我们，现在他必须回到他的日常生活，和昨天相比一成不变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我们往南进入罗多彼山脉（Rhodope Mountains），在古老的巴奇科沃（Bačkovo）修道院停留。这里的山急剧上升，形成墙面般的石壁，垂直探入深谷，溪水奔腾，泡沫翻搅。修道院伫立在山顶，宛如另一块特别方正的岩石。

保加利亚有许多这类堡垒似的修道院，有些已经超过一千年了，它们对保加利亚文化的存续起了关键作用。当其他所有地方的学问和文献被消灭殆尽时，这里的却得以保留，民族的情感也可以在这里自由表达。事实上，在土耳其入侵时，巴奇科沃修道院也曾被弃守过，直到第7世纪，僧侣才再度回归。许多修道院不只是灵修中心，也是秘密活动的基地，经常庇护法外之徒或农民党人，那些人在山区流窜，企图从土耳其占领者手中夺回自己所有之物，或报复他们加诸保加利亚家庭的勒索性重税和明目张胆的掠夺。农民党内有不少女性，包括游击队小组领袖在内。几个世纪代价惨重、不屈不挠的抵抗——保加利亚人的抵抗，并不亚于波兰人或匈牙利人。

除了为农民党人提供庇护之外，修道院也是保加利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修道士也不像其他天主教修士，很少耽溺于苦行的虔诚修行。在保加利亚传说和民间故事中，修道士经常以有罪的凡人形象出现，趣味成分远多于神圣的意涵。在修道院所保存的文学作品中，也包括淫秽、写实的日常生活描绘。有人曾说过一套修道士的秽言秽语给我听，充分展现了保加利亚语言的丰富性。

前往巴奇科沃修道院必须徒步走一条长长的陡路，经过一个巴尔干市集，两旁摊贩卖着落花生和葡萄干，不配套的弃置衣物，以及一般常见的漆工很差的新做圣像。修道院本身是个美丽的地方，结合了丰富的古老建筑和装饰，以及未经开发的清新自然环境。其基础构造甚至可以远溯到1083年，即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的巅峰时期。[20]整座修道院包括几个礼拜堂、教堂和宿舍，彼此以拱廊和庭园相连。让我颇为自得的是，我现在已经可以从中认出若干民族复兴风格住宅的建筑元素，它们日后不断出现在各种建筑上；每种文化似乎都有这类标志性的形式，可以让人从中窥探到它的世界观。装饰过的木制阳台衔接在石砖建筑上，上层建筑突出出来，还有罗马尼亚修道院常见的美丽的外墙湿壁画。

在一座教堂外面，有一群人正等待着受洗。执事挥手要我们进去，我们就这样一脚踏入了另一种漫无目的的徐缓时空。小礼拜堂内阴暗凉爽，从地面到天花板，乃至圆柱形的穹顶，都布满了12世纪的壁画，给人一种小巧丰盈的感觉。执事和德米安坐在一旁壁龛式的靠背长椅上，隔着高高的隔板低声谈话，无意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构图，宛如柯特兹（Kertész）[21]或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22]所拍摄的影像，让我顿生这样的印象：这位身穿黑色法衣的执事，袖口带有污渍，白色的胡须未经梳理，噘着嘴像带有不满，终其一生都在长椅一角，轻声细语。低语间，只见德米安拿出一个打火机给执事看。那位执事显然没有见过这玩意儿，打了几次都没有点燃。

我们等待着。大约四十五分钟后，执事才勉强起身，点燃几根蜡烛，提起一些靠在远古壁画旁的水桶，装水准备受洗仪式。“开始以后，十五分钟就结束了，”他告诉我们，“神父不会浪费时间在这种事上。”

终于，身穿华丽袍子的神父进来了，系着一条绣有金色花纹的蓝色缎带，身后跟着等待的群众。小小的空间马上充满了欢乐的嘈杂声。婴儿们哭泣，母亲们满面笑容。受洗仪式的确简单迅速，有如在文件上盖章一样。每名婴儿用水浇三次，在额头上比个十字架标志，然后立刻用守候的家属带来的毛巾包好。有两个青年男孩和两个成年男子也以同样的仪式受洗。“共产党”，德米安愤恨地低语。最近这些前朝权贵分子纷纷受洗，表示他们只是平民百姓。不管是不是党员，那两个男子和男孩都笑咧了嘴，对于背上被滴上几滴水似乎很开心。接着，大家手牵手，围成圆圈行进，神父相当敷衍地比着祝福的姿势，然后大家散开，谈笑声四起。在这间小教堂中，没有什么神圣的氛围，动作利落的神父和不耐烦的执事尤其如此。不过，尽管新近流行信教，但据我了解，保加利亚人整体而言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世俗民族，依附于他们所能见到、碰触到、感觉到的一切，而非现实世界之外的信仰。我知道有人对此颇感惋惜，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教会和强烈的宗教情感，比如像波兰那样，是对付共产主义最好的解药。不过保加利亚这种脚踏实地的经验主义，应该跟我在此间所感受到的健全的人格有关，人们不会受制于自我意识、自我扭曲和自我怀疑。娜迪亚曾研究过孤独的主题，那天稍后，我问她保加利亚公认的社会病态是什么。呃，孤独是其中之一。然后，她想了一下，回答我：抽烟。总体而言，这似乎是一种颇为田园牧歌式的状态。

我们从巴奇科沃修道院直接开车前往普罗夫迪夫火车站，接着我再自行乘车前往位于黑海沿岸的城市布尔加斯（Burgas）。保加利亚的交通网络使我得以用这种轻松的方式规划整个行程，因为迪米特里娜是布尔加斯人，而且正好在当地探望她的父母，刚好可以跟我在那里碰面。那天天气酷热，光是站在艳阳高照的普罗夫迪夫火车站便已令人觉得不舒适。德米安抱怨身体不舒服，他和娜迪亚两人都很担心火车上的情况。果不其然，那趟火车之行活像一场噩梦。车厢内的温度一定超过了华氏一百度[23]，而且人满为患，车厢里和走道上全都是人，空气中也缭绕着香烟的烟雾。所幸我瞥见了一个狭窄的位置，赶快比了个想坐下的手势，车厢内的其他人马上彼此挤紧了一些，一个人还坐到了另一个人的膝盖上，让出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我坐定之后才发现，这个车厢里全是一群年轻人，或者应该说是大男孩，说着俄语，全都是从西伯利亚来的。于是我们用我十分基础的俄语和一些泛斯拉夫的语言沟通，在整个一共四小时的旅程中，就我理解，他们不断赞扬西伯利亚文化的优点，还轮流喝一瓶看上去污浊的饮料，玩牌而且不停地抽烟，然后大剌剌地靠在彼此肩头睡觉。他们偶尔会胡闹，对我倒是都维持着良好的礼貌。只有一次，其中一人用挑衅的语气说了一些话，不过其他人很快就让他闭上了嘴巴。然后，在车行了大约三个钟头时，他们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下一把吉他，开始唱歌。

我的天啊，他们真能唱！他们唱的民谣，从节奏性的朗诵开始，然后上升到一种纯粹抒发内心情感的音乐，歌声中有种稳定强烈的力量，足以穿透人类尊严的核心。即使他们当中最令人讨厌的那个小流氓，老是大声侮辱其他人，还差点和人打起来，竟也因为率真、有力的抒情歌声，使得整个人发光发亮。单凭这项俄国人的天赋，我便可以原谅他很多事了。这些人究竟使用了什么办法，竟可以唱出这等歌声啊。

然后他们收起吉他，每个人都将注意力集中于那瓶恐怖的饮料，以及相互喧闹上。他们告诉我，他们从早上开始就没有吃东西，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他们是在保加利亚“打工度假”，不过做些什么则含糊其词。在我下车前，他们告诉我，我应该去拜访他们的国家，我一定会在西伯利亚发现美丽而文明的文化。由于车厢里的热气和烟味，我晕晕乎乎地下了车，笔记本上多了几个西伯利亚的住址。

庆幸的是，布尔加斯的空气凉爽，带有咸味的微风，立即显露出海边都市的特性。迪米特里娜和几个朋友在火车站等我。他们的晚间节目已经开始，而且毫不犹豫就把我拉入了他们的团体。我们沿着一个赏心悦目、树木林立的海滨步道走回他们经常聚会的文化俱乐部，刚刚他们就是从这里到车站去接我的。布尔加斯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城市，就像波兰的扎科帕内（Zakopane）或匈牙利的圣安德烈（Szentendre），波希米亚的传统深植于周遭的一切。俱乐部既是文艺沙龙，也是文艺界人士的庇护所，里面有几个房间，装潢成保加利亚民俗风格，其间洋溢着对话声，人们在桌子间穿梭，和朋友打招呼。

迪米特里娜虽然住在索非亚，但她是从布尔加斯选出的议员，因此前来此间有走访选区的意味；但是对大家而言，她主要仍是个老朋友，因此她这桌的气氛友好欢乐。就像所有这类俱乐部，这里也有它的重要人物，其中之一便是斯多依鸠（Stoicho）。他既是自由投稿哲学家，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学子所推崇的大师。斯多依鸠蓄着胡子，身材肥胖，充满活力，待人友善，在许多方面都极具洞察力——属于东欧盛产的那种同时具有政治参与和旺盛的好奇心，且因观点挑战禁忌而让人激动颤抖的知识分子。

此刻，斯多依鸠正在思考文化差异的本质这个相当当代的话题，不过，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本地性的原创视角，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对话形式，关心的问题和兴趣点也与其他文化中的谈话主题不同。再者，斯多依鸠认为，每个文化的对话都有其独特的韵律，亦即一种文化情感的主要旋律。保加利亚文化的旋律表现在音乐中，每一小节都是三对四的节奏，而每一小节间也是三对四的节奏，这种延移、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性，正是保加利亚性格中一个很根本的东西，亦即对模糊性的接纳，对既定事态的接纳。

对模糊性的接纳，我曾听匈牙利人谈论过这一点，也曾听罗马尼亚人谈论过。也许这种接纳是这些地区的特征，毕竟这些地区都比较接近东方。不过这个理论中关于音乐的部分，我想只能来源于保加利亚，这里的韵律古老而有力，音乐之神俄耳甫斯的七弦琴仍然铿锵有声，余音缭绕。

接着，斯多依鸠又兴致勃勃地告诉了我们一些导致误会的国际会谈。最近在布尔加斯举办了一场哲学会议，会中英美哲学家只想谈论政治，而令他们失望的是，保加利亚学者只想讨论前苏格拉底哲学。斯多依鸠觉得西方人很“荒谬”，这毕竟是一场哲学会议啊。总之，不管多么国际化，他都不希望他的学生们追逐流行，而希望他们能追随自己的信仰。“你必须有自己的脸孔”，他是这么说的。

我再度对保加利亚在这方面所展现的自信以及对自我信念的坚持感到震撼。斯多依鸠随后又谈及另一则有关外国人的轶事：“有些美国顾问来这里，为我们该如何举办选举提供咨询。他们对于事实和公众形象的划分似乎特别注意。所以最后我问他们，我们到底应该强调哪一样？他们居然回答：形象，永远要注意形象。”

“这我不意外。”我自认聪明地回答。

“不错，不过这完全误解了我们这里的人的心态，”斯多依鸠说。

“人们已经厌倦了谎言，他们想要真实的东西。”

我心想，噢，那很好啊——不过很快，保加利亚人追求事实、追求真诚的性格立即报应到我头上。

一个身材高挑的戏剧制作人从桌子另一方倾过身来，热切注视着我问道：“现在，你是在办正事呢？还是纯粹享乐？”

这个问题的威力之大，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旅行途中这个问题始终在我脑海中徘徊不去。每个和我从事类似工作的作家，体内都抱持着这样一种复杂的怀疑或近乎不真实的感觉，以至于时时有种罪恶感。我喜欢围着这张桌子而坐的每一个人，事实上，我也很享受和他们共处；但是无从否认的，我内心一角始终维持着身为一个观察者的距离，观察周遭发生的每件事。

幸亏桌旁有其他人好心地试着请问我话的人打住，别再说了。“不要把我扯进这个问题。”他们一个接一个重复着这显然是选举口号的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何这个真诚的问题会让我觉得尴尬。

“你懂吧，这是对形象的执着，”斯多依鸠说，“他们想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否真实。”

我急切地表明写作这个行业在工作和日常经验之间几乎没什么分别，这已经是我所能做的最贴近事实的表述了。我们又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看得出来桌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短暂关系的复杂性和其所可能造成的误解，也因为有这层理解，我们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访问者和被访问者之间假定的不对等关系，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消散了。我不是冷眼旁观者，他们也不是没有觉察能力的个体。我们一同分享此刻小小的两难之境，当一切终了，我们有了一次普通的、真正的对话。

迪米特里娜邀请我留宿她父母家，我们在其他所有人的陪同下，穿过凉风舒爽的街道，来到一栋标准的东欧式公寓住宅，拜其地方性的小规模所赐，看起来不那么沉闷。迪米特里娜的父母以我逐渐习惯的坦率方式欢迎我。她的父亲热切地跟我握手，母亲则露出热切欢迎的笑容。迪米特里娜的父亲是工厂工人，是一位劳工阶级的老式共产党，也是目前新成立的社会党最忠贞的骨干。他和女儿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但一样互相尊重、感情亲密。一张迪米特里娜的竞选海报骄傲地悬挂在客厅里。她的母亲是希腊裔保加利亚人，当地就有一个很大的希腊社区，她是这里的治疗师。迪米特里娜告诉我，就在当天早上，她母亲还被请到楼下去为一个病情相当严重的邻居看病。她开出的处方是间歇性的饥饿疗法，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治疗方式。迪米特里娜斩钉截铁地说，就算是沉疴重病，这些疗法也一样有神奇的功效。

今年夏天，布尔加斯每天只供应几个钟头的自来水。没有人知道水何时会来，不过一旦水来了，消息马上就会传遍整个市镇，大家赶紧跑回家洗澡，然后用水桶储水备用。传言说那天晚上稍晚些时候会有水。在此同时，迪米特里娜的父亲端出绝佳的晚餐，有保加利亚主食之一的豆子汤、沙丁鱼与西红柿沙拉。迪米特里娜回想起她在这里的成长岁月，渴望求知，想要主宰一切。她仍然有追求自我完美的强烈愿望，在议会工作之余，仍试图抽出时间阅读和写作。她育有两个小女儿，不过当我询问在保加利亚的情况下抚养孩子的困难时，她回答：“喔，并不困难啊！他们就在你身边成长。你只要让他们长大就好。”当她不在家时，她的先生克拉西会照顾孩子。她说其实克拉西比她更有耐心。当他们两个都很忙时，孩子就去跟克拉西的父母小住，他们在乡下有间房子。

那天夜晚，自来水果真来了，我们赶紧把握用水时间轮流使用。在那间小小的公寓中，每个人都极其慷慨地接纳我的存在，而这种情境转变对我而言似乎寻常之至。我似乎再次习惯了幼年时亲友间的热络关系，不然，就是保加利亚人穿透困难屏障的天赋实在具有感染性。

迪米特里娜和她的朋友们喜欢结队旅游，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加入他们随兴的旅游团，游览布尔加斯和周遭地区。冷战期间，保加利亚黑海海岸属于东方集团，而里维埃拉（Riviera）[24]则属于西方集团。对数以千计的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年轻人而言，能到黑海避暑是最浪漫的假期。权贵人士和大学生在此各有其指定的海岸区。此处令人向往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在海边遇到西方游客。许多年轻女性前来这里，其实怀着不只是浪漫，而是实际的期盼，希望能遇见某个人，随后带她们前往“另一边”。她们经常能够如愿，所以这里的海岸便以成就诸多罗曼史和婚姻契约而闻名。最近因占有汇率优势之故，多数是奥地利的游客。至于其他东欧国家，则因为铁幕已经打开，前往西方之路，不管是两厢情愿还是尔虞我诈，都已改为以搭乘夜间火车或颠簸的大巴为主。

我们在阳光海岸一个相当美好的度假村徜徉了一阵。那里的旅馆强势地突出在白色沙滩上，但海滩并不拥挤，民风也不保守：人们穿着泳衣来回其间，态度轻松，不会遮遮掩掩。海水看起来非常清澈，但别人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这里已经今非昔比，因为布尔加斯的工业造成了严重污染。啊，同样的议题遍布全球。

不过，迪米特里娜和她朋友阿内利亚（Anelia）此刻所讨论的是她们的私生活，这个议题永远是最重要的。阿内利亚已经离婚，正在谈一场姐弟恋。提起男友时，她显得非常浪漫，也非常坦白。她想要跟那个男人生个孩子，很担心他会离她而去。一向很有主见的迪米特里娜不理解阿内利亚为何需要那个男人。不过阿内利亚并不打算质疑自己的情感，她是又一个浪漫主义者，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情感。“你对爱情有什么看法？”聊着聊着，她突然问我，一脸的梦幻神情，却非常热切，仿佛这种问题是有答案的，或仿佛有谁可以提供某种终极启示似的。但是我回答她，对于这个问题，我懂得并不比她多……

但是阿内利亚和她的情人在公开场合的言行举止却极其谨慎。当我们一起漫游时，他们表现得好像不太认识对方的样子。这种公开和私下的清楚区分，对他们而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维持自尊的本质，就是绝不让自己的私生活公开化；但在自己可以信赖的小圈子中，却又可以坦诚相见。而我之所以被归入其中，或因我是迪米特里娜的朋友，也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吧。

在阳光海岸之后，我们又前往索佐波尔（Sozopol）这个位于布尔加斯南方一个小海岬上的市镇。继在普罗夫迪夫碰到种种意料之外后，我感觉自己在索佐波尔又撞见了异国风情。这个迷人的小镇曾经是远古的阿波罗尼亚（Apollonia），亦即希腊最古老的一个殖民地。当地还曾矗立一尊巨大的阿波罗雕像，在该城遭洗劫后，雕像被运送到罗马。如今，这里犹如一方小巧独特的宝石，几乎全部是保加利亚文艺复兴阶段的古老房子，浅褐色的木料散发着淡淡的温热海水的气息。整个市镇都浸淫于这种属于更北方土壤的浅褐色泽中，弥漫着芳香的气息以及南方的阳光。索佐波尔已成为行家眼里一处相当时髦的休憩地，许多文化盛会也打响了它的名号。在海岬的一侧，海水拍打嶙峋的岩岸，掀起光亮的水蓝与泡沫的晶白；在另一侧，则有一条蜿蜒的海滨步道，路旁种着无花果树，树干几乎呈直角地伸向海面，仿佛想用宽大叶片的叶尖碰触水面似的。在这美丽蜿蜒的步道，温暖的空气中飘散着树木的幽香，混合了海水与阳光，诉说着一种神秘的南方气息，一种感官上的圆满。

那个晚上，我们小团体中一个为当地报纸撰稿的记者宣称想要采访我。顿时，我们的世界变成一种交互采访的莫比乌斯带[25]，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的角色不断转换，无缝对接。那位记者主要想知道我对他的国家有什么看法，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们无可避免地聊到了东欧反犹主义的话题。那位记者说他无法理解，比如波兰为什么会有反犹主义，“明明那里有那么多犹太人”。

这是一种独特的保加利亚观点，因为保加利亚似乎是在反犹主义上难得清白的一个国家。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保全，是那段黑暗时期一项几乎被埋没的伟大事迹。因为站在德国这方加入的战争，因此保加利亚政府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被要求将住在国内的二十万犹太人驱逐出境，但保加利亚当局力抗这个压力。鲍里斯国王（King Boris）将许多索非亚的犹太人迁移到乡间比较安全的地区；议会中亦有对德国要求的抗议；保加利亚东正教主教甚至热切地宣称，如果他们国内驱逐犹太人的火车开动，他个人将在第一节车厢前卧轨抗议。结果，几乎所有保加利亚的犹太人都得救了。

我告诉他们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些事迹时，心中多么感动，他们也同意，那是他们国家值得骄傲的一项义举。然后他们改变话题，问我之所以能在《纽约时报》工作，是否因为我是个迷人的女性的关系。当然，他们这么说让我受宠若惊，不过我向他们解释，我们是不会因为这个理由而被录用的；即使因此获得录用，对我们也不是一种赞美……

解释，相互解释。有时，当我瞥见一丝细微但明显的差异时，不禁怀疑我们到底能多么完整地阐述自己。

* * *

迪米特里娜、阿内利亚和我再度回到布尔加斯的文化中心，不仅因为那里保证可以喝到咖啡，也因为我们约好和一个据称是许多布尔加斯艺术家的“缪斯”的女子碰面。听说那女子非常优雅迷人，是个“精致的女人”，迪米特里娜这样强调。待我亲眼目睹，发现那位“缪斯”比我在此地所见的任何人都精于化妆，举手投足间不无搔首弄姿之处，还有刻意展现某种风情的意味。她自认是个浪漫的人，有些惺惺作态地告诉我们她目前正在写的诗，以及和某位天天见面的男士之间书信的往来，因为有些事只能用写的方式表达。其他人显然都很崇拜她，认为她非常有女性美；不过对我而言，这些人自身的坦诚，毫不狡诈或矫作之处，好像才展现出更有力的女性美。

最后，话题转向政治，三位在布尔加斯当地都具有一些影响力的女性，开始研究谁应该出来角逐即将来临的地方选举。她们提起几个名字，然后又都否决了，因为那些人太想掌握权力了。

我问，在政坛，就某种程度而言，不是就该想要掌握权力，或至少知道怎么运作权力吗？

对，缪斯回答，不过她看得出来，哪些人追求权力是为了造福人民，哪些人又只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她提到的那个人，呃，他太过于汲汲营营，忙于推销自己，企图讨好每一个人。不，她们想要的人选至少得表现出不是那么想要当选的品位。

我问她：你或阿内利亚不能出来参加什么选举吗？

两个女人都摇摇头。我们都太贵族了，缪斯终于回答，微微嘟着嘴。太贵族，以至于无法出面争取一项我们可能无法争取到，或可能表现不够好的职务。尊严的一部分就是不要强求，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所在。

在我与东欧人的言谈间，这已然成为一个熟悉的论调，即对权力的新清教徒思想，部分源自过去数十年所孕育出的强烈反感，部分源自存在已久的对野心的不信任。从共产党分配权力时期沿袭而来的一项假定是，同意参加权力游戏的人，几乎就自动成为可疑分子。从更稳定的封建社会所传承而来的古老思潮，则认为那些企图攀爬社会阶梯、超越自己或突破限制的人，要么是道德操守有问题，要么就是笨蛋。

就这种逻辑而言，高贵的政客是一个矛盾的词句，而诚实的统治则是无从想象的谬思。虽然大部分时候，政治实务确实符合这个可悲的前提，但是在这几趟旅行中，我经常思考，在我们综观情势时，需要容许可能的政治艺术，亦即政治应被视为一种可能性的艺术，而不是一种理想或妖魔。

事实上，那天晚上稍晚时候，我便见证了一个对我而言的良好政治的可行典范。那天晚餐，一群人快乐地聚集在餐厅，迪米特里娜在离开布尔加斯之前，决定向她的友人说明议会最新情势的进展。她开始说的时候，话声柔和，但随着她继续，声音和神情都越来越有力量。皱着眉头的她，展现出一种极其专注的政治魅力。她不是在为观众而表演，但每个人都极其专心地听她述说。她毕竟是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人，是他们所认识的人，也是一位政坛人物，其中并无冲突之处。“不好意思，我必须用保加利亚语说，”她一度转向我解释，“我想让我的朋友知道现在政坛的情况。”就这样，她想让他们知道现在的情况。然后，她又回到她的话题，继续说。我看得出来，她在架构不同面向，直到每件事都条理分明，清晰呈现。

我在保加利亚时，一直想到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26]和她的杰作《黑羊与灰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那本书讲的是南斯拉夫而非保加利亚，但是在这里，我却可以活生生地见证她所描绘的诸多感受。1936年，韦斯特前往南斯拉夫旅行，原本只是单纯的出于工作所需，但她却爱上了所目睹的一切。1937年她重返南斯拉夫，追逐她当初的迷恋和直觉，探寻她所爱的究竟是什么。她丈夫一直逼问她为什么坚持要回到那里，她的回答几乎难以言喻，或神秘难解。她告诉他，南斯拉夫是“一个每件事都可以理解的地方，生活模式诚实无欺，使得迷惑根本无法立足”。她试图和丈夫沟通，不怎么成功地描绘在当地所感受到的一种难以描绘的圆满、一种充足。她丈夫问她这种感受来自哪里，她回答：“喔，那里有一切，除了我们自己有的。不过我们拥有的似乎太少了。”“你的意思是，英国拥有的很少？”她丈夫追问，“或者整个西方？”她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胆回答：“整个西方。”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南斯拉夫，是近期连串暴行之前的南斯拉夫。不过我一直在想韦斯特在那里究竟找到了什么，因为我在与南斯拉夫相邻的巴尔干国家也感受到了这种难以描绘的完满。我是透过种种不完整、短缺和年轻人的愤怒——丽贝卡·韦斯特之前也在南斯拉夫发现了许多愤怒，以及政治的纷扰和愤慨感受到的；是在人们坦诚的面孔以及不和其他人比较的傲然自信中感受到的；是在每件事的泰然处理与执行，没有小题大做或患得患失中感受到的。他们似乎有本事可以消除许多起心动念和实际行动之间的紧绷关系。

当然，即便是在1930年代，南斯拉夫也不能算是什么人的政治典范，这点丽贝卡·韦斯特是深深了解的；而就任何宽松的标准而言，保加利亚也绝非人间天堂。但是我在这里的许多人身上所见识到的那种人们与自己、与世界直来直去的关系，以及由此释放出的坦率的能量，在我看来，实在是一种重要而深刻的自由形态。

对不知情者而言，1991年夏天的索非亚似乎是一个物资匮乏之地，但是在二度造访时，我却看到了进步的标记。某个晚上走在安静荒僻的街道上时，德扬指着一些新的私人商店要我看，我惊讶地见到一家化妆品店里摆放着成排的洗发精——先前这里根本没有洗发精，洗发精仿佛是样神奇的东西，足以代表最新潮却又相当节制的东欧唯物主义。

“我们很快就进入后现代状况了。”德扬说着，带着我穿过一个室外商场。只见一片歪倒的简陋木屋和临时搭建的柜台上，虽然极其刺眼，却包罗万象地展示着各种种类、样式和地区不同的商品。手工陶器和万宝路香烟争相陈列，一张报纸上散置着向日葵种子，旁边则是精密的电器工具。一个垃圾桶翻过来，成了赌博的场地，随之因为一场短暂的扭打和一名友好的警察的介入戛然而止。赌客纷纷作鸟兽散，不过警察一转身，他们又立即回来。再走几步，一名手提公文包的东正教教士正饶有兴味地看着另一群赌客，几乎完全不在乎自己应该树立什么榜样。

当然，如果被定义为异质元素的杂乱堆栈，那么后现代主义其实一直存在于我们周遭，甚至存在于东欧看上去最单一的时代。这里始终有犹太人、吉卜赛人、土耳其人，以及各种混合的语言与其他时代的蛛丝马迹，甚至在此间的居民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只是现在这些歧异终于获得承认，这种注意到断裂与差别之处，而非盲目追求稳定与同构型的承认，方使东欧正式踏入我们这充分异质性的世界。

德扬过去一年经历了若干失望，至少十年的炽热希望与破灭期待都混乱地压缩在了这一年。编辑的报纸因为没有经费，始终未能发刊，他现在在一个以研究和发展民主习惯为宗旨的新机构“民主中心”上班。某个早上我找到他时，他正在接待一个中国代表团，接着又是另一个从丹麦来的团体。这个世界对于东欧版的民主实验逐渐感到好奇。

在过去一年中，他也曾出外旅游，到美国这后现代之都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对那里无所不在的大众文化，也就是“适用于每个人的文化”，以及一种特殊的、源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无须永远谨守一定的规范而获得的自由皆颇感神奇。“那里给我一种感觉，好像可以随时走出家门，然后消失。”德扬梦呓般地说。我告诉他，就我而言，这种没有规划的自由其实也有潜在的危机。就像我们会苦于过分强调协调和象征主义，可一旦缺乏，又会感受到一种失范。也许有用的自由和良善的社会的意义之一，便是找出一种快乐的象征性平衡吧。

这回遇到迪米特里娜时，我发现她言谈间反常地没有耐性，甚至还有些厌倦。在经历困苦的秋季和冬季后，经济情况终于开始好转。有段时间索非亚粮食缺乏，她还把小女儿送到乡间和祖母生活。她也正在考虑辞去议会的工作，因为议会变得太钩心斗角，无法让她觉得自己正在做些有用之事。反对势力民主力量联盟对于她而言，也变得太过保守。她以一贯的敏锐性分析，民主力量联盟内部已经有了一小群人，目的不在追求任何目标，而只是“维系机构本身的永久性”。她觉得追求共同理想要比维系职业生涯或官僚体系还要重要的那段短暂时光，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从现在开始，政治回归政治，唯一的不同在于对国家事务的高度幻灭感。

不过让迪米特里娜感到最为痛苦的是缺乏时间。她很想多花点时间陪女儿，但是突然间她变得比以前更加忙碌。她想创刊的杂志很难发行，她需要募款，而议会有议会的事，迪米特里娜觉得自己每件事都无法做好，好像，她比了一个姿势——手中抱着一堆西瓜，结果全滚到地上去了。我想保加利亚这句话的意思，就像杂技演员同时把太多的球抛到了空中。“我可以用些精神分析，”她说，“我们很多人都需要。”

“欢迎来到后现代，”我说，“精神病理学家是一定会跟着来的。”

完整听过德扬的故事，我只意外地觉得自己对其梗概有多么熟悉：他这一代东欧人拥有的共同历史特征实在是太强烈了。就像许多东欧异议分子领袖一样，他是那些迭经各种怀疑与幻灭，却仍留在党内的早期理想主义共产党员的儿子。德扬本人则以其特殊的方式，历经信仰、修正、怀疑、绝望与异议等过程，那种种我都相当了解。

但德扬的叙述中有一个保加利亚独具之处，在于他和他父母的故事间的关联性。保加利亚的反对活动迟至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德扬曾积极参与，无役不与。但是这期间最令人惊奇的意外，是在一段痛苦的不和后，尽管只有短短一段时间，他和父母竟然归属于同一方。在双方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父母和他都加入了开放与改革俱乐部（Club for Glasnost and Perestroika），亦即日后反对势力的雏形。他们是在去参加第一次会议的途中，才发现彼此所前往的是同一个地方。对于他那仍在党内的双亲而言，这是相当冒险的一步；但他们党内有好些同志也都去参加了。

另一个重要的保加利亚独具之处是，在改变后，德扬的双亲决定重新加入他们的党。当执政最久的独裁者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27]1989年决定下台时，共产党也表达了改革的意图。德扬的父亲不久前才因为从事异议活动而遭到开除，结果不但受邀恢复党员资格，还被提名为政治局的成员。意外的是，德扬竟然劝他接受。“我们很理智地考虑过这些事，”德扬说，“我告诉他，去吧，你是从那里开始的，尽你的全力去做！”显然，当时连德扬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共产党可以变得更好。

过去一年，德扬对父母党内新角色的态度变得相当复杂。“对我而言，他的最好还是不够好。”他谈起自己的父亲，语气出奇地强硬。不过，自始至终，他从未批判过他父母的信念。当他谈起父母，尤其是谈到母亲时，语气中有坦率的不以为然、诚挚的尊敬和一种对自己倚重最深者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形容自己的母亲是一个“激进的”独立、正直的人。最近，他也据此批判自己的母亲人生中第一次变成了一个“美国妻子”，换言之，一个盲目支持自己丈夫的妻子。不过，从他的批评中，仍可察觉他对自己母亲的期许。“其实她还好，”德扬说，仿佛刻意压抑对自己母亲的极度骄傲，“我想你会发现，她还不错。”

德扬不是唯一一个对他母亲推崇备至的人。始终维持娘家姓的伊斯克拉·帕诺娃（Iskra Panova）在索非亚享有近乎狂热的声誉。人们谈起她，都说她是个极有魅力的老师。她曾经在索非亚大学教授过法国文学，是个具有勇气和同情心的传奇人物，是少数不可企及、不容怀疑的人物之一。

不过在我们见面的前几分钟，帕诺娃和一般和蔼的家庭主妇几乎没有两样，担心自己家里是否整洁。其实，她的公寓一尘不染，摆设着19世纪的木质家具和物件，带有漂亮的本地风格雕工。七十余岁的帕诺娃身材娇小玲珑，面孔美丽温和，一边脸颊上有颗很深的酒窝，镜片后一双大眼睛，眼神仁慈而专注。不过她的声音比想象中还要响亮且低沉，是她个性坚强的第一个线索。她起先不太愿意和我交谈，可一旦获得她的同意，聊起天来后，她就毫无保留地坦率与慷慨。

她言谈中也极具雄辩的威力，我留意到这是她那一代共产党员的共同特点，具有劝服的力量，或许也表达了采取行动、向外在世界发展的心志，而非走向内在和自我怀疑。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她拥有非凡的历史记忆。在她的诠释中，保加利亚共产党过去五十年的兴衰，就像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经历一样历历如绘，彼此交织为一。

她的传记也落入熟悉的动荡模式。到现在，我已经熟悉了其中的大部分元素。诸如她父亲是早期共产党活跃分子，她自己在监狱和劳改营有过一段历练。在战争刚开始时，她曾因参与反法西斯活动而被判处死刑，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等待执行死刑的经验；但在最后一刻，她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直到战争快结束时才获释。在囚禁期间，她归纳出一些比意识形态更基本的结论。“我本身算是个人主义者，”她说，“但是生活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牢房中，你会开始想，到底是在人群间比较好，还是单独一个人比较好？我决定还是在人群中比较好。这些也许是简单的问题，却也是深刻的。监狱就像个教授友情和团结的学校，里头决定了太多人的命运，需要互相帮助。比如，我们知道何时会执行死刑，会看到那些等待处决的人。我们学会如何跟他们相处。不管如何，人都可以获得深刻的结论，会发现价值的所在，而那些价值都会留在你体内。”

有段时期，她从事正式党职，然后怀疑的种子开始侵蚀。战后她担任一家青年杂志的编辑，但是因为某个原则问题而辞职，成为文化部部长，之后嫁给了她的副部长。“我负责理论，他负责组织。”她幽默地叙述。接着她决定转向“真正的科学”，亦即语言学，她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后来，帕诺娃因为偏好俄国早期结构主义[28]而非斯大林主义流派的语言学，以至于惹上麻烦，这也让我得以窥探本地知识界的复杂性。她和先生也于日内瓦为联合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正逢捷克遭到入侵的“黑暗”消息传来，因而决定脱离党内主要活动，而成为文学协会独立的异见者。

保加利亚的转折来自较近期的阶段。保加利亚目前那相对而言比较没有报复性仇恨的政治气候，或多或少是因为自一开始许多改革派的共产党员便和反对运动有关。保加利亚战后第一任总统热柳·热列夫和五名党员创立了开放与改革俱乐部。帕诺娃对此并不表示惊讶。“是党本身让他们改变了意见，”她说，“部分因为党教导他们要从政治的立场考虑事情，部分也因为党本身可恶的作为。”

帕诺娃觉得“比较神奇的”是反叛的党员接到最后通牒，要他们在政党和俱乐部两者之间做选择时，每个人都选择了俱乐部。

接下来的转折来自改变之后，她和其他一群共产党员最终决定脱离新成立的反对联盟，重新回到党内。为什么？

“在第一次圆桌会议讨论中，有些令人困扰的倾向，”她回忆道，“那里有种原始的反共产主义，一种反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反民主主义。我在政治场中太久了，你知道吧，我很清楚这些倾向会如何发展。甚至现在我就可以看出来它们会逐渐开花结果，我可以看到反动倾向正在萌芽。”

就这个观点而言，她的看法和德扬相当接近，他也对同样的倾向深表担心。不过德扬选择退出直接的政治行动，帕诺娃则决定重新介入战斗，在她原有的舞台上打一场新的战争。出于某种原因，保加利亚的共产党已经重新获得了足够的信赖，争取到像帕诺娃这样忠心耿耿的卫士。正如帕诺娃所言，也许是因为这里的共产党“不是进口的”，它有着本土的根源。虽然犯下不少暴行，却没有摧毁国家的经济命脉，保加利亚因而成为共产主义的东欧集团中，唯一经济获得发展的国家。

总之，帕诺娃就像其他采取同样路线的自由派共产党员一样，热切地相信他们的党可以改造，可以成为一个良善的势力。在上次代表大会后，“它已经开始走出过去了”。

她希望她的党能真正摆脱过去，重拾古老的理想主义核心，也就是当初吸引她的那一部分。不过她所忠于的也是真正的过去，尽管有那一切痛苦纠结。“我们的历史，那漫长的历史，”她的声音逐渐扬升，“那是此刻还可以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力量。所谓的我们，包含了那些在劳改营的老共产党员，那些眼睁睁看着别人在监狱里遇害的人。说来辛酸，太多过去的囚犯现在成为彼此的敌人。许多当年我在监狱里认识的女人，现在再也无法和她们说话了。还有许多1940年代被处决的同志，如果能活到今天，也会变成我无法苟同的人。英雄变成杀手，不过那些被杀害的人也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这些是深层的结构，是我们之间深层的关系。”

“几年前，”她追溯道，“德扬告诉我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应该把我的理想传递给他了。这个嘛，我不想传递我的理想。我虽拒绝了旧旗帜，但是旧有运动的观念仍然是我认同的。这是我们必须保留的，不是作为过去的遗物，不是作为旧日的红色女性，而应该将之作为一粒种子，可以继续栽培。”

她信念的强烈令人感动。她虽然没有把“运动”传递给德扬，却传递了某项更为深刻的东西。在言谈间，我告诉她我很敬佩她拥有充沛的希望力量，让她得以有效地重新开始；她闻言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她需要，也期望能拥有这股力量，因为经验告诉她，大部分的希望其实只会导致失望。“我有一种算法，”她说，“要达到你希望的百分之三，你需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力量。但是我也有一个原则，乍听之下也许很荒谬，但是对我却很有帮助，那就是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做些保证可以成功的事情，那对他其实并不好。其中也蕴含了一个道德信条：如果你已经做过分析，那么不管是好是坏，你都必须遵循，即使你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或会把你带向何处。”

依据道德信条采取行动，承受自己分析的结果，是这对母子共有的对于生命的反思。此刻德扬的分析正带领他导向非常不同的结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套信念，”他说，“如果我理智地做事的话，就要阐释另一套新的信念。”

换句话说，他正在进入一个更为个人化、更为多元的世界，这或许是他的母亲永远不愿去做的。在这个跨越中，他希望能跟过去完全切割。“忘掉过去，”他以近乎愤怒的口吻说着，“让我们往前走吧。过去对我们不会有帮助。我不愿我的孙子辈知道那些，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要。往后看只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喔，是的，我们已经用各种方式企图加以分析了，我们有数学模型，我们什么都尝试过了。我们以前有这个时间，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那些一无所助。”

这是对急剧变化的强烈反应，也是一种非常后现代的历史观。有时候，过去不会照着逻辑推展到现在；有时候，经验的“教训”本身就有误导性，因为历史是不会重复的。这种强烈的反应，就某一方面而言，跟他母亲其实是一样的。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十分不同，但是其中强烈的洞察力和正直的信念却是共通的。在保加利亚特殊的政治气候中，这种延续的形态在将来或许会有用，或许可以使继续前行不用背负太多苦涩的心理。

在索非亚诺富特（Sofia Novotel）酒店一间中性格调的整洁房间中，我蜷着身子捧读在布达佩斯书店买的一本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29]的小说。看这本小说纯粹是为了逃避——应该没有比从东欧到艾丽丝·默多克的小说世界更遥远的距离了。不过结果一如以往，一个人阅读的东西要么呈现出心中所求，要么就是这阅读回应了需求。《神圣与世俗的爱情机制》（The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Machine）这本小说，正如其自白中所说，是对“历史人物的沉闷小说”的反制。每个人物都活在一连串无法预期的翻天覆地中，接下来什么都可能发生，事实也正是如此：一场美满的婚姻突然发生令人震惊的外遇事件，分手、重新联系、偶然与意外。正如书中人物都设法从自己的立场取得某种控制与秩序，但层出不穷的事件却仿佛自有其独立的生命般。现在不再是过去之因所结的果，人物不是命运。

的确如此。这是对东欧近代历史最好的说明了。谁会在1979年，甚至1988年猜到1989年是重要的一年？然而，即便只关乎自己，我依然怀疑我们能否活在完全的偶然中，而不涉及一些比较深层的联系。“历史人物的沉闷小说”。是的，如果全部还原成过于武断的推论，那的确是沉闷的：我怕猫，因为我母亲打过我；我喜欢夕阳，只因为那是爸爸回来的时刻。但是生活在一连串不衔接的片段间，会导致另一种宿命论：如果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件接一件该死的事，那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可以理解东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争相攀附某种替代的信仰机制，因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怀抱一点对未来的希望，没有一些或许虚幻但却必要的虚构，人们就很难形塑自己眼前的生命。

一个晚上，我和替代社会主义党（Alternative Socialist Party）这个小型的议会外党派的几名成员聚会，他们的座右铭为“用好心情从事政治”。我想这个座右铭对世界各地的政党应该都派得上用场。聚会的气氛当然相当友善。一名该组织的创始人问我，他们的党可以在美国顺利运作吗。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们肯把社会主义这个词拿掉的话，也许吧！”

达维多夫·阿森（Davidov Assen）是一个爱打趣的幽默的人，最近刚成为克莱门特奥赫里德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他想起自己那位身为共产党官方哲学家的祖父，早年曾卷进麻烦中，只因在文章中言及“仿效”列宁。

“如果不仿效他，那应该拿列宁怎么办呢？”我问，对专政下知识界的规矩中这一新的调整深感困惑。

“当然是研究和尊敬他啦！”阿森回答。

这个话题让另一名成员想起他们那个主要由哲学家组成的“牢房”是如何捍卫热柳·热列夫的。热柳·热列夫目前已是保加利亚总统，但当年他曾写了一本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书，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另一名成员也提及他们当年遭遇的真正麻烦，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赞誉托多尔·日夫科夫女儿写的一本书。就他们看来，那个女儿是个精神分裂者；但是对托多尔·日夫科夫而言，却是“圣人中的圣人”，比马克思主义的十个基本信条更触犯不得。

他们现在可以畅所欲言有关战争的故事，那对他们宛如记忆犹新的一场闹剧。

其后，阿森令人困惑地简短描绘了他本人意识形态的曲折之旅：从一个成长于莫斯科的年轻先锋，变成正统的神学士——即便他是犹太人——然后成为修正主义马克思信徒，最终成为一个怀疑论者，在组织内部进行反组织斗争。

现在呢？“啊！现在更难了，”他承认，“现在有了真正的选择权。以前，你甚至无法选择成为英雄还是牺牲者。像我认识一个人，他写的东西让他惹上很大的麻烦——他曾经一度成为英雄，但后来被党召回并得到晋升，结果却成为一个越来越可怕的人。”

“不过并非无法控制。极权主义是整体性的，所以才叫作极权主义，在内部没有办法拨弄它，你得跟它共存共荣。”

“现在每件事都是一个决定，一个性格的象征。比如现在有可能送我女儿到国外读书。比如在我们系里有这样的问题：是要雇用一个以前的权贵分子，还是雇用一个居心良好，却比较没有能力的人。这些是真正自由的选择。”

无论是大规模的还是小规模的，个人层面的还是政治层面的，这都是缓慢、戏剧化、难以捉摸和史无前例的变化中，最简单的本质。而在种种可能的变量，包括遗憾、怀旧、苦涩、报复、执着的记忆和自我欺骗的遗忘等等当中，达维多夫·阿森找到了一种衔接过去和现在的方式，似乎是真正自由的，也是真正解放的。

我问他，他过去的经验是否有助于应对今日的种种。

“啊，我对过去没有一点遗憾，”他回答，“因为其一，这是政治和人性方面一次鲜活的体验。但这让我想起尼采，”他继续说道，“尼采曾说：‘那是生命吗？是真正的生命吗？那就开始吧！’所以我也这样说，”他以此作为总结，两眼闪闪发光，“我说，就让这一切开始吧！”

[1]伊利里亚，欧洲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伊利里亚被视为遥远、奇异及幻想的国度之名，如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

[2]俄耳甫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音乐家和诗人。

[3]古色雷斯，东欧历史学和地理学上的概念。今天的色雷斯包括了保加利亚南部、希腊北部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

[4]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出版公司，主要出版言情小说及女性小说。

[5]通行于大多数斯拉夫语民族的字母书写系统。必须要说明的是，西里尔字母并不是西里尔发明的。西里尔发明的是格拉哥里字母，西里尔字母是西里尔的学生克莱门特在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奥赫里德人文学院对格拉哥里字母进行简化而产生的。

[6]阿提拉（406—453），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最为人熟知的领袖和皇帝，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并对两国构成极大的威胁。在西欧，他被视为残暴及抢夺的象征，而古北欧的萨迦文献则形容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

[7]一座新拜占庭式的东正教大教堂，是东正教在世界上最大的教堂之一，也是巴尔干半岛最大的教堂。

[8]此处作者似乎搞混了，民主力量联盟的英文应是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缩写为UDF。

[9]波格米勒异端教派，10世纪时成立于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呼吁回到早期基督教，拒绝教会的层级结构，其主要的政治倾向是反对国家和教会当局。

[10]热柳·热列夫（1935—2015），1990—1997年间担任首位民选保加利亚总统。

[11]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回忆录，记述了他在1920年代旅居巴黎的岁月。

[12]斯坦尼斯瓦夫·莱姆（1921—2006），波兰科幻小说作家。他的作品常探讨哲学主题：科技的影响、智慧的本质与外星人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人类能力的限制等等。

[13]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1992），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科普作家，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14]索邦大学，成立于13世纪，为巴黎大学前身。

[15]指保加利亚文艺复兴时期，乃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时期，约1762—1878年。

[16]博特罗（1932—），哥伦比亚画家和雕塑家，以描绘体型肥大夸张的人物闻名。

[17]夏加尔（1887—1985），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后移居法国和美国，超现实主义画家。

[18]这个隐喻出自《圣经·诗篇》103:15-16：“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19]皮拉内西（1720—1778），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师。

[20]此处原书有误。保加利亚第二帝国1185年成立，1083年保加利亚大体上为拜占庭所控制。

[21]柯特兹（1894—1985），匈牙利摄影师，以在摄影构图和专题摄影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著称。生前未获普遍重视，但现今却被认为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摄影记者之一。

[22]卡蒂埃-布列松（1908—2004），法国摄影师，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

[23]接近摄氏三十八度。

[24]意大利地中海岸著名的避寒胜地。

[25]只有一个表面和一个边界的结构，由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莫比乌斯和约翰·李斯丁在1858年独立发现。这个结构可以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之后形成。

[26]丽贝卡·韦斯特（1892—1983），英国女爵士，作家、记者、文学评论家。西塞莉·费尔菲尔德（Cicely Fairfield）的笔名。

[27]托多尔·日夫科夫（1911—1998），于1954—1989年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

[28]社会科学流派，侧重对结构的认识，提倡一种整体的科学，透过表面现象寻求底层的关系，以期获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结构，是20世纪后期分析研究语言、文化与社会的流行方法。

[29]艾丽丝·默多克（1919—1999），出身爱尔兰的作家，受封为女爵士，1978年出版的《大海，大海》曾获得布克奖。

后记

从索非亚出发的回程中，飞机在贝尔格莱德机场降落过境。大家都专心地抬头看头顶上电视里的新闻，我却被大厅的闪亮精品店吸引了注意。干净的铬合金玻璃、闪闪发亮的商品！我并不算是个抗拒不了购物欲望的人，但是在好几个月缺乏这种简单的快乐后，我似乎深深感觉自己运用消费者选择的权利遭到了剥夺，所以才会像个饥渴于糖果的孩子一样，把鼻子挤到玻璃展示橱窗前，根本没试穿就买了件衣服。我的天啊！反正就是要买点什么东西。结果那件衣服根本穿不上。

隔天我就搞清楚了那些人为什么会那样专心地看电视了，原来南斯拉夫暴发了反抗行动。有一瞬，我为当时的轻浮感到愧疚，但是我不太相信那个消息。在我走过的那部分东欧，对经验、战争记忆和欲求常态的控制，在我眼里似乎都已坚定到足以镇压更为愤怒的情绪。不过在南斯拉夫，激情依循着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发展出某种糟糕的可能。

回来后，纽约好像比以往还要极端。浮华和退化，这两者在东欧都极罕见。重返纽约后的几个月里，东欧人的声音总是在夜里叫醒我。一个罗马尼亚经济学家从哈佛打电话过来，用一种满是迫切的声音说他有多想证明自己，想要做好……“这里有这么多伟大的人。”他近乎绝望地说。“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我鼓励道。“噢，谢谢你，谢谢你这么说！”他激动地说，好像我刚丢给了他一条生命线。一位保加利亚籍的年轻女子从艾奥瓦大学打电话给我，用喘不过气来的小声跟我说几天前发生在校园内的谋杀案。“很抱歉打扰你，可是我没有办法直接打电话给保加利亚那边的人，告诉他们当这些人被杀时，我事实上就待在房间里，”她致歉道，“他们不会明白的。”

在纽约街头，波兰语是此间七种左右的常用语之一。他们来了，东欧人来了，近距离地观察我们，如同我们现在可以观察他们一样。世界彻底变得流动，而且互相渗透，不过也变得更加分离。或许正是互相渗透才产生了分离的需求，在让路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混杂现实前，那零散、反复在东欧某些地区上演的超大国主义，可能是民族身份的最后象征。

那些事实依然在东欧存在，在变迁流动中上演。在我旅游过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两个国家，波兰议会通过了一个倒退的反堕胎法案，匈牙利反犹太人的余烬继续搅动着。与此同时，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大部分地区的基本经济趋势无疑是向上的，失业状况也没有预期中的那么普遍；而即便是罗马尼亚——那里的矿工又被政府召唤去帮忙——也不见戏剧性的对民主的滥用。在我走访的大部分国家，社会安全结构——像是免费教育和免费健康医疗等——姑且不论质量，也都还在。换句话说，消息是比希望的更好，也比害怕的更坏。在最初的欢欣鼓舞之后，东欧人本身即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处境的限制：社会改变，还有经考验证明可信的社会体系的有限性。这些限制也源于他们国家的经济崩溃，源于无法光靠好意就摧毁或者重建的物质世界的艰困。如果改变某种程度上是复古的革命，那它们同时也是怀疑的革命，是去除了天启希望的革命。

在乌托邦理想的缺席中，在他们自称的自由规范和保守拉扯力量的混合里，这些更温和的东欧社会正在仿效我们这当代的“正常”世界，而且刚好在一个我们的社会安排的缺点也变得明显的时间点归队。在我们这边，持续把东欧当成我们投射的一个屏幕来观察的诱惑依然强大，那里依然是个广阔的区域，也可视为道德的荒野保留地，应能幸免于西方更深的腐败。铁幕已经升起，可是想象的帘幕得花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升起，而如果我们因此而倾向于对冷战的怀旧，或是为东欧人最终变得和我们太相似而暗自失望，我都不会惊讶。不过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认为东欧应该不算是个投影，而是倒过来，是一种自我反射。只要它不断尝试，想要变得更像我们，东欧在某种意义而言，就是对我们立场的检验。那里的社会目前是个实验室，里面的一切都被从碎片中重新定义，而且是在我们世界的语境下、以我们的术语来重新定义。因此，他们等于是在间接地挑战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还有我们想要世界包含什么；其中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又是该被指责的；什么是我们会建议我们友善以待的人采纳的，什么又是该丢弃的。我们真的要建议某些人希望东欧人采纳的纯粹的唯物主义吗？又或者，对于这个问题，纯粹的非唯物主义？对我来说，变化所带来的一个潜在的振奋人心的影响，是它们显然搅动了经常让人郁闷的过时分类，那是我们在社会辩论中习惯用来自我定位的分类。

确实，如今东欧人所面对的挑战之一，也是能够理解他们的人所面对的挑战之一，是调整分类、滤镜，甚至是情感，透过那些来了解他们的经验，以跟上变动中的经验本身。但是后来者也可能有某些优势。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1]就曾经说美国是这世上最古老的国家，因为论进入现代化，它是第一个，而东欧有可能是某种东西的先锋：是与我们还未信服的某种方式不同的“第三种方式”。就像现实当中的所有实验，那雄伟、复杂的东欧经验既已成定论，也是全然流动的。它的结果只能随着时间渐次呈现，也可能——或许是幸运的——永远都不会有最后的论定。

纽约

1993年4月

[1]格特鲁德·斯坦因（1874—1946），美国作家与诗人，但后来主要在法国生活，并且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艺术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

致谢

对于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各个阶段所受到的殷切关注，我深感荣幸，尤其感谢维京企鹅出版社（Viking Penguin）的帕梅拉·多尔曼（Pamela Dorman）和海尼曼出版社（Heinemann）的汤姆·韦尔登（Tom Weldon），感谢他们在编辑稿件过程中所展现的耐心、理解和机智；还有两家公司编辑部所有善解人意、总是好脾气地与我共事的人，尤其是维京的帕里斯·沃尔德（Paris Wald）与贝恩·坎拉尼（Been Kamlani），以及海尼曼的萨拉·汉尼根（Sarah Hannigan）。真心感谢我的经纪人乔治斯·博哈特（Georges Borchardt）冷静和睿智的引导；他办公室的同仁一贯可靠及友善，尤其是亚历山德拉·哈丁（Alexandra Harding）和丹尼丝·香农（Denise Shannon）。艾尔兹别塔·玛蒂尼亚（Elzbieta Matynia）和伊万·桑德斯（Ivan Sanders）一开始就给予了莫大的协助；琳达·班贝尔（Linda Bamber）、雅努什·格沃瓦茨基（Janusz Głowacki）、彼得·霍金斯（Peter Hawkins）、埃娃·库雷卢克（Ewa Kuryluk）、玛尔塔·彼得斯韦兹（Marta Petrysewicz）和劳里·斯通（Laurie Stone）在本书成形阶段提供了兼具洞见与同理心的反馈；萨拉·贝尔施特尔（Sara Bershtel）敏锐地审视原稿，她和桑迪·麦克拉奇（Sandy McClatchy）的热情鼓励给予了我莫大助力；他们的支持和兴趣对我意义非凡。

此书的撰写获得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慷慨赞助；哥伦比亚大学（Colombia University）东中欧学院（Institute on East Central Europe）邀我担任访问学者，让我得以进入大学图书馆，后来在某种程度上证实这是相当重要的经历；而待在雅朵（Yaddo）和麦克道尔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的几个礼拜，使我的工作有了新的思路。深深感谢所有机构。

我去的这五个国家中有很多人，若无他们的慷慨、开放和殷切招待，我绝对无法进行或者完成这项工作，在此无法一一向他们表示感谢。在一本类似这样的书中，作者只是媒介，而不是演员，而对于所有陪伴着我走过整段旅程的东欧人，例如夏尔巴族（Sherpa）向导、维尔吉尔（Virgil）、各位东道主及朋友，我衷心盼望他们能感到这本书也是为他们而写。

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by ORLANDO FIGES

Copyright © ORLANDO FIGES, 201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里米亚战争 : 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 (英) 奥兰多·费吉斯 (Orlando Figes) 著;吕品, 朱珠译.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0

书名原文: 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ISBN 978-7-305-20791-4

Ⅰ. ①克⋯ Ⅱ. ①奥⋯ ②吕⋯ ③朱⋯ Ⅲ. ①战争史－史料－欧洲－近代Ⅳ. ①E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9944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210093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网　　址　www.njupco.com

责任编辑：卢文婷

特邀编辑：刘广宇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地图列表

日期及专有名词说明

序言

第一章 宗教战争

第二章 东方问题

第三章 俄国威胁

第四章 欧洲和平的终结

第五章 虚张声势

第六章 土耳其人首尝胜果

第七章 阿尔马

第八章 秋天的塞瓦斯托波尔

第九章 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

第十章 炮灰

第十一章 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

第十二章 巴黎与新秩序

结语 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神话与记忆

缩略语说明

致谢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1．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复活节景象（1900年左右）。G.埃里克和伊迪丝·马特森照片收藏（G. Eric and Edith Matson Photograph Collection），国会图书馆印制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2．耶路撒冷为俄罗斯朝圣者准备的营房，由B.W.基尔伯恩（B. W. Kilburn）拍摄（1899年左右）。国会图书馆印制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3．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大炮，背景是努斯瑞蒂耶清真寺（Nusretiye Mosque），摄于1855年，由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拍摄。英国陆军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伦敦。照片：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Bridgeman Art Library）。

4．尼古拉一世，作于1852年，作者弗朗兹·克鲁格（Franz Kruger）。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圣彼得堡。照片：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5．《俄罗斯人向一座雕像开火》（Russians Firing at a Statue，1854年出版），作者古斯塔夫·多雷，出自《神圣俄罗斯珍奇史》（The Rare and Extraordinary History of Holy Russia）。

6．“现在就干！‘唐宁街宠物帕恩*’与‘俄罗斯蜘蛛’间的一场搏击”，出自《笨拙》周刊，1855年2月。

7．“俄罗斯圣徒尼古拉”，作者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出自《笨拙》周刊，1854年3月18日。

8．多瑙河前线的土耳其士兵，摄于1854年，由卡罗·萨斯马利（Carol Szathmari）拍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名下皇家收藏版权所有（The Royal Collection©2010）。

9．在斯库台的一群冷溪近卫团士兵，摄于1854年，由詹姆斯·罗伯逊拍摄。敬谢基思·史密斯（Keith Smith）。

10．巴拉克拉瓦平原上的骑兵营地，摄于1855年，由罗杰·芬顿拍摄。国会图书馆印制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11．巴拉克拉瓦的哥萨克湾（Cossack Bay），摄于1855年，由罗杰·芬顿拍摄。国会图书馆印制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12．卡米什湾的法军营地，摄于1855年，由詹姆斯·罗伯逊拍摄。敬谢国王御用皇家团博物馆（King’s Own Royal Regiment Museum），兰卡斯特，编号Acc. No. KO0438/10。

13．在克里米亚，法国士兵站在一组朱阿夫士兵旁边，摄于1855年，由罗杰·芬顿拍摄。国会图书馆印制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14．鞑靼人正在修理巴拉克拉瓦的一条道路，摄于1855年，由罗杰·芬顿拍摄。国会图书馆印制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15．“在巴拉克拉瓦，杰克是怎么样让土耳其人派上用场的”，1855年出版，作者约翰·利奇（John Leech），出自《笨拙》周刊，1855年。

16．从乳头堡眺望马拉霍夫看到的景象，摄于1855年，由詹姆斯·罗伯逊拍摄。敬谢诺丁汉大学手稿与特别收藏品部（Manuscripts and Special Collec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编号Ref. Ne C 10884/2/19。

17．马拉霍夫内部，摄于1855年，由詹姆斯·罗伯逊拍摄。敬谢诺丁汉大学手稿与特别收藏品部，编号Ref. Ne C 10884/2/16。

18．《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9月》（Sevastopol, September 1855），由莱昂-欧仁·梅海丁（Léon-Eugène Méhédin）拍摄。照片版权由巴黎军事博物馆（Musée de l’Armée）、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Dist. RMN）及克里斯蒂安·穆塔尔德（Christian Moutarde）所有。

19．从马拉霍夫眺望塞瓦斯托波尔，摄于1855年，由詹姆斯·罗伯逊拍摄。敬谢诺丁汉大学手稿与特别收藏品部，编号Ref. Ne C 10884/2/7。

20．从棱尖棱堡远眺塞瓦斯托波尔，摄于1855年，由詹姆斯·罗伯逊拍摄。敬谢诺丁汉大学手稿与特别收藏品部，编号Ref. Ne C 10884/2/7。

21．近卫军（克里米亚）纪念碑，由约翰·贝尔创作，摄于1885年。伦敦交通博物馆（London Transport Museum）。

22．近卫军（克里米亚）纪念碑细节，包括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和悉尼·赫伯特雕像，由约翰·贝尔创作。照片：伦敦科陶尔德艺术学院（The Courauld Institute of Art）版权所有。

23．《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探访伤员》，作者杰里·巴雷特，完成于1856年。1993年在国家遗产纪念基金（National Heritage Memorial Fund）和艺术基金（The Art Fund）资助下购得。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版权所有。

24．《战后点名，克里米亚》，作者伊丽莎白·汤普森，即巴特勒女爵，完成于1874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名下皇家收藏版权所有。

25．《三名克里米亚伤员》，摄于1855年，摄影者为约瑟夫·坎德尔和罗伯特·豪利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名下皇家收藏版权所有。

26．皇家炮兵的克里斯蒂军士长（Company Sergeant Christy）（右）和迈克吉福军士（Sergeant McGifford），摄于1856年，由豪利特奉维多利亚女王旨意拍摄。英国陆军博物馆，伦敦。照片：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27．巴黎的阿尔马桥，摄于1910年洪水期间。照片：罗杰—维奥莱（Roger-Viollet）及Topfoto机构。

28．亚历山大·肖夫洛投资兴建的马拉科夫塔，建于1856年。版画于1860年出版，作者莱维（Lévis）。照片版权由马拉科夫市市政府档案馆（Ville de Malakoff, Archives Municiples）所有。

29．全景画《守卫塞瓦斯托波尔》的一部分，于1905年展出。作者弗朗斯·阿列克谢维奇·鲁博（Franz Alekseevich Roubaud）。1950年代重塑。塞瓦斯托波尔全景博物馆（Panorama Museum）。照片：Jaxpix/Alamy。

30．最后一名曾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俄军战士，摄于1903年的莫斯科，由詹姆斯·扬（James Young）拍摄。英国陆军博物馆，伦敦。照片：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

* 帕默斯顿名字的昵称Pam。——译注

地图列表

（本书地图为原书插图）

地图一　近东问题涉及的冲突区域

地图二　多瑙河冲突地区

地图三　联军向塞瓦斯托波尔进军

地图四　阿尔马战役

地图五　高加索地区

地图六　巴拉克拉瓦战役

地图七　因克尔曼战役

地图八　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

日期及专有名词说明

日期

从1700年到1918年，俄国使用的是罗马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比西欧使用的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即现行公历晚十三天。为避免混淆，本书统一使用格里历日期。

专有名词

本书中的俄语名称统一按照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发布的标准音译法拼写，但是对于一些著名人物，则按惯例拼写，如“沙皇亚历山大”拼写为Tsar Alexander。

序言

在英国多塞特郡（Dorset）一个宁静的小村庄维奇安普敦（Witchampton）的教区教堂里，有一座为本村的五位子弟兵建立的纪念碑，他们都战死在克里米亚战场。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为效忠国家而死

长眠在克里米亚

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公元1854年

在法国西南部埃里库尔（Héricourt）的公墓里，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九名本地士兵的名字，他们都战死在克里米亚战场。墓碑上这样写着：

为祖国战死

朋友们，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见

在这座墓碑下摆放着两个加农炮的炮弹。一个上面刻着“Malakoff”（马拉科夫，俄文拼作Malakhov，发音为马拉霍夫），这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围困俄罗斯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战役中，被法军攻陷的棱堡之一；另一个上面刻着“Sebastopol”（塞巴斯托波尔），也就是塞瓦斯托波尔的旧称。这样的墓碑为数不多，成千上万的英法士兵埋葬在克里米亚，躺在没有标识、无人看管的坟地里。

在塞瓦斯托波尔有几百座纪念碑，许多都矗立在军人公墓里，那是在围困战期间，由俄罗斯人建立的三座巨型墓地之一，有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名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阵亡的军人埋在那里。如果是军官，则还有自己的坟墓，墓碑上刻着姓名和所属部队的名字；普通士兵则被一起埋在大型墓坑里，每个墓坑内有五十到一百具尸体不等。和俄罗斯军人埋在一起的还有来自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东正教军人，他们都是响应沙皇号召，赶来为宗教信仰而战的。

在一个埋葬着十五名水手的坟墓上，一块小小的铭牌几乎完全被长长的野草遮盖。这块铭牌是用来纪念这些“在1854—1855年间为保卫塞瓦斯托波尔而英勇牺牲”的水手的，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

他们为祖国、为沙皇、为上帝而献身

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其他地方，还有为纪念无名士兵、失踪军人而设立的长明灯和墓碑。据估计，在此地的三座军人公墓里，共埋葬着约二十五万俄罗斯士兵、水手和平民。[1]

埃里库尔纪念碑（图片来源：乔治·西蒙及纪念信息网站 www.memorial-genweb.org）

克里米亚战争的规模和人员损失均十分巨大，但其影响却被后来的两场世界大战掩盖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似乎是一场不太重要的战争，与那些墓碑和铭牌一样，几乎已被遗忘。即使是在参加了这场战争的国家和地区：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撒丁尼亚（Piedmont-Sardinia），以及奥斯曼帝国，包括那些后来归属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地区，今天也没有多少人了解克里米亚战争。但是对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人们来说，克里米亚战争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战争，就如同两次世界大战对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一样重要。

克里米亚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至少有七十五万军人阵亡或病死，其中三分之二为俄罗斯军人。法国损失了约十万军人，英国的损失小得多，仅有两万人，原因是参战的英国军队人数少得多（共有九万八千英国军人和水手参战，而法国有三十一万人）。但即使如此，对于像维奇安普敦这样的农村小地方，损失五名壮劳力依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爱尔兰科克郡（County Cork）的怀特盖特（Whitegate）、埃哈达（Aghada）和法西德（Farsid）地区，英军招募了大量兵源，造成这些地方近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战死在克里米亚。[2]

没有人统计过平民的伤亡数字，许多平民死于大炮轰击，或是在围困期间饿死，或是从军人那里染上疾病而死。在高加索（Caucasus）、巴尔干（Balkans）和克里米亚等地，还有许多平民死于集体屠杀和种族清洗。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全面战争”，今天常见的殃及平民、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战争，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使用了最新的工业技术、现代来复枪、蒸汽机船和铁路，还采用了新型的后勤和通讯手段，电报、军事医学上的一些重要发明，以及战地记者和摄影师也出现在了战场上。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战争又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的战争，战场上交战双方靠战场使者（parliamentaries）传信，在战斗间隙，双方会同意停火以便转移尸体、救治伤员。战争早期发生在阿尔马河（River Alma）和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的几场战斗，例如著名的“轻骑兵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一役，与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战斗方式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时间最长也最关键的战役——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却可以说是1914—1918年间工业化战壕战的前身。在长达十一个半月的围困战期间，双方共挖掘了一百二十公里的战壕，发射了一亿五千万发子弹和五百万发各种口径的炮弹。[3]

克里米亚战争这个名字无法反映其跨国规模，也无法反映这场战争对欧洲、俄罗斯，以及从巴尔干到耶路撒冷（Jerusalem）、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高加索等交战地区的重要意义。这一地区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所覆盖的区域，一个由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崩溃而造成的国际难题。也许我们可以采用俄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称呼：东方战争（Eastern War），这样至少可以将其与“东方问题”联系在一起；或是采用在许多土耳其文献中常常见到的名字：土俄战争（Turco-Russian War），将其放置于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漫长冲突这一背景之下。然而，这些名字都无法反映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西方国家干预这一关键因素。

克里米亚战争始于1853年，当时奥斯曼和俄罗斯军队在多瑙河边，今属罗马尼亚（Romania）的摩尔达维亚（Moldavia）*和瓦拉几亚（Wallachia）公国地区发生了交战。战火随后向高加索蔓延，在那里，当地穆斯林部落反抗俄罗斯的活动受到了土耳其和英国的鼓励和支持。随后战火延伸到黑海其他地区。到了1854年，英法两国加入土耳其一方，奥地利也威胁要加入反俄罗斯联盟。在此形势下，沙皇把军队从这两个公国撤出，战场转到了克里米亚。在1854—1855年间，军事冲突还出现在其他几个地方：在波罗的海（Baltic Sea），英国皇家海军计划进攻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在白海（White Sea），皇家海军于1854年7月炮击了索洛韦茨基（Solovetsky）修道院，而索洛韦茨基当时是俄罗斯在白海的政治经济中心；战火甚至延伸到西伯利亚的太平洋沿岸地区。

克里米亚战争不仅卷入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的人员也极为众多。除了军事人员外，本书中还讲述了许多其他人的故事：国王与王后、亲王与王子、宫廷随从、外交官、宗教领袖、波兰和匈牙利革命者、医生、护士、记者、艺术家与摄影师、传单写手和作家。说到作家，当然没有任何其他人比托尔斯泰更能提供俄罗斯人的视角。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作为一名俄罗斯军官在三个战场（高加索、多瑙河和克里米亚）参加了战斗。这样的写作角度，也许正是本书读者所期待的，当然也可能是部分读者所担心的。无论如何，本书参考并引用了大量参战军官与士兵的信件和回忆录，其中既有英国普通大兵、法国—阿尔及利亚轻步兵，也有俄罗斯的农奴战士，读者可以从这些人的视角来了解这场战争。

有关克里米亚战争，已经出版过许多英文书了。但即使与用其他语言写成的著述相比，本书也是第一部资料大量取自俄罗斯、法国、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文献的书，全面反映了地缘政治、文化与宗教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主要参战国介入这场战争的。因为这场战争有着如此深远的历史渊源，急切想看战斗场面的读者在阅读前面几章的时候需要有些耐心（或干脆跳过不读）。我希望本书能让读者对克里米亚战争有一个新的理解，认识到这是欧洲、俄罗斯和中东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影响犹在。许多英国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毫无意义”或是“没有必要”的，我对此完全不赞同。这种观点源自当时公众对英国糟糕的军事行动和有限战果的失望，这种失望情绪对以后英国的历史文献产生了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克里米亚战争一直没有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于是英国的军事历史爱好者们便成为这段历史的讲述者。他们缺乏学术素养，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例如“轻骑兵冲锋”、英国指挥官的无能、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事迹等，却没有能力讨论这场战争爆发的宗教原因、“东方问题”的复杂性、黑海地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以及欧洲人对俄罗斯的敌视等等。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就很难理解这场战争真正的重要性。

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打破了长期以来维持欧洲秩序的俄罗斯—奥地利保守主义联盟，让一些新兴国家，包括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德国得以诞生。这场战争让俄罗斯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怨恨，觉得这些基督教国家竟然会背叛自己，与异教徒土耳其人站在一起；也让巴尔干地区人民的独立期望受到打击。从1870年代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里一直成为破坏列强关系稳定的地区。如果不把土耳其人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的短暂露面计算在内的话，克里米亚战争是他们首次参加的欧洲战争。这场战争打开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门，西方军队和技术的涌入，加快了这一地区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步伐，同时也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持续至今的对立情绪。

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民族主义情绪、帝国间的纷争与宗教势力交织在了一起。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参战是为了保卫他们衰亡中的欧洲帝国。面对俄罗斯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为幌子而发动的侵略，他们必须予以反击，同时还可以借此压制本国境内的伊斯兰和民族主义革命。英国声称其参战的目的是保护土耳其人免受俄罗斯的欺凌，但其实他们更关心的是打击俄罗斯帝国，担心以后双方会在亚洲地区成为竞争对手，同时英国人还希望借助这场战争推动其在奥斯曼帝国内的自由贸易和宗教影响力。对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给了他一个行动的机会，即使不能重拾他伯父拿破仑的辉煌，至少也可以让法国在境外重新得到尊重、提升影响力，或许还能重绘欧洲版图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联盟，实现拿破仑的理想。当然法国境内的天主教势力出于宗教理由，也在鼓动法国与俄罗斯作战。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这是一场保卫欧洲自由与文明的战争。在他们眼中，俄罗斯野蛮残暴、蠢蠢欲动，其扩张野心不仅针对西方，还威胁到整个基督教世界。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要对克里米亚战争负最大责任，而他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登基二十七年给他带来了膨胀的虚荣与傲慢，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套强国应该如何对付弱小邻居的念头，同时他还严重误判了列强对俄罗斯举动的反应；但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他发动的是一场宗教战争，一场圣战，目的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沙皇把扩大俄罗斯版图当作自己的天赋使命，即使要与全世界作战，也要把自己的东正教帝国扩张到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

历史学家们往往低估战争的宗教动机，克里米亚战争的触发点在巴勒斯坦，其争执双方一边是由法国支持的天主教徒或拉丁人†，另一边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希腊人，他们在谁应该控制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和伯利恒（Bethlehem）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对沙皇来说，这场冲突为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是许多历史学著作对此却仅仅用一两段话轻飘飘地一带而过。在过去的许多人看来，应该由谁来掌管几座教堂的大门钥匙这样的小事，实在不可能和列强大战有什么关系。在一些历史观点中，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纷争被用来表明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愚蠢”和“没有必要”的战争。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宗教纷争仅仅是一个契机，真正的原因是欧洲列强为扩大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为占领市场或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而战。这些说法并没有错，却低估了宗教在19世纪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从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到近年来伊斯兰极端武装势力的兴起，在在都明确表明宗教在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的“东方问题”上，各方都把宗教力量纳为己用，政治与信仰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其中的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在走向克里米亚战场时，都坚信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

* 摩尔达维亚公国的西半部领土今属罗马尼亚，东半部则分属摩尔多瓦共和国（Republic of Moldova）和乌克兰。——编注

† 指来自欧洲的天主教徒，与来自东欧、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徒对立。——译注

注释

[1]L. Liashuk, Ofitsery chernomorskogo flota pogubshie pri zashchite Sevastopoliav 1854–1855 gg. (Simferopol, 2005); G. Arnol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2), pp. 38–9.

[2]Losses of Life in Modern Wars: Austria-Hungary; France (Oxford, 1916), p. 142;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France, 4 vols. (Paris, 1992), vol. 2, p. 514; D. Murphy, Ireland and the Crimean War (Dublin, 2002), p. 104. 有关联合军事行动及伤亡问题，近年来研究做得最好的是 T. Margrave, ‘Numbers & Losses in the Crimea: An Introduction’, War Correspondent, 21/1 (2003), pp. 30–32; 21/2 (2003), pp. 32–6; 21/3 (2003), pp. 18–22.

[3]J. Herbe,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e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a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337; 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p. 157–8.

第一章 宗教战争

离复活节还有几个星期，朝圣的人们就陆续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自东欧和中东的许多地方：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Armenia）、安纳托里亚（Anatolia）、希腊半岛等等，但最多的还是来自俄罗斯。这些人先是坐船来到雅法港（Jaffa），再从那里租骆驼或是驴子上路。1846年4月10日耶稣受难日这一天，耶路撒冷聚集了两万名朝圣者。他们把能租的房子都租下了，实在不行就全家露天而睡。为了保证长途朝圣路上有足够的盘缠，他们几乎人人都会随身带上一些货物，比如手工制作的十字架或是装饰品，念珠或是绣品等，在抵达后卖给参观圣殿的欧洲游客。朝圣活动的中心是圣墓教堂，前面的广场也是一个忙碌的市场，售卖色彩鲜艳的水果和蔬菜的摊位与出售货物的朝圣者挤在一起，教堂后面的皮革作坊也把气味难闻的牛羊皮晾晒在那里。广场还是乞丐们讨钱的地方，他们的手看上去像是得了麻风病，就这么伸向陌生人，惊吓之下人们只好散钱消灾。有钱的游客会雇几个土耳其向导，这些人挥舞手中的大棍子把乞丐赶开，保护自己的客人走向教堂大门。

1846年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复活节正好在同一天，于是朝圣地点比往年更加拥挤，气氛也更为紧张。圣墓教堂内，建在耶稣受难处的祭坛是举行复活节祭祀活动的地点，长期以来两个教派的教众一直为耶稣受难日那天谁有优先权争执不下。那时候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之间的矛盾已到白热化程度，以至于奥斯曼帝国驻耶路撒冷的总督穆罕默德帕夏（Mehmet Pasha）*不得不派兵到教堂内外维持秩序，但还是无法阻止冲突的发生。

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拉丁教士带着白色的亚麻祭坛布来到圣墓教堂，却发现希腊教士已经在祭坛上铺上了他们的丝绸绣花坛布。拉丁教士质问希腊教士有何权利占着祭坛，要他们出示苏丹的许可状。希腊教士却反问拉丁教士有何权利要求把丝绸坛布拿下，是不是也有苏丹的许可状。两派教士打了起来，僧侣和朝圣者们立刻加入战团，很快整个教堂变成了战场。两边不仅拳脚相加，还操起各种家伙，十字架、蜡烛台、圣餐杯、灯具、香炉都成了武器，甚至还有人从教堂里拆下了木头。斗殴愈演愈烈，两边都使上了偷偷带进教堂的刀子和手枪。当穆罕默德帕夏手下的士兵终于控制住场面时，教堂地上已经躺了四十多具尸体。[1]

“这就是以宗教之名干的好事！”英国社会评论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46年正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旅行，她继续写道：

耶路撒冷是基督徒和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就像穆斯林的麦加（Mecca）一样。这些人声称有同一个圣父，对他们来说这里都是圣所，那么他们又在这里干了些什么？穆斯林会把任何进入奥马尔清真寺（Mosque of Omar）†的犹太人或基督徒杀掉，而希腊人和拉丁人又相互敌对，会把任何进入圣墓教堂的犹太人或穆斯林杀掉。犹太人向敌人祈求平安，用的却是自己先知留下来的仇恨的语言。[2]

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原因是自19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朝圣者来到巴勒斯坦。铁路和蒸汽机船的出现，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出行的可能，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的旅行团以及欧美各地虔诚的中产阶级教徒纷纷涌向巴勒斯坦。各个教会之间相互竞争，都要扩大影响力。这些教会支持朝圣团体的活动，抢着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资助教区和修道院，建立宗教学校吸收阿拉伯东正教徒（以叙利亚和黎巴嫩人为主），让这些巴勒斯坦人数最多但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民众改信基督教。

1839年英国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事威廉·扬（William Young）在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提交的报告中说：“最近两年内，有大批来自俄罗斯、法国、那不勒斯（Naples）和撒丁岛（Sardinia）的政府官方礼物被送到耶路撒冷，用来装点圣墓教堂。”他继续写道：

不同教派间的嫉妒和敌意不断增加，后果明显。在过去，拉丁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之间的纷争并无大碍，常常以一方给土耳其当局更多贿赂作为解决。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纷争的背后，是欧洲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介入。[3]

在1842年和1847年间，耶路撒冷热闹非凡：圣公会（Anglican）在这里建了一个主教公署；奥地利建立了一个方济会（Franciscan）印刷所；法国建立了一个领事馆并向天主教学校和教会送了很多钱；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重新在此设立了一个常驻大主教的职位，这在12世纪十字军东征后还是第一次；希腊东正教大主教从君士坦丁堡搬回耶路撒冷以加强控制；俄罗斯派来了教会使团，建起了一个俄罗斯大院，包括旅店、医院、祈祷堂、学校和市场等，为人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朝圣者提供协助。

在19世纪早期，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派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比其他基督教派都多。每年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复活节庆典的俄罗斯朝圣者多达一万五千人，有些甚至徒步穿越俄罗斯和高加索，再经过安纳托里亚和叙利亚而来。对俄罗斯人来说，巴勒斯坦的圣所是他们强烈宗教热情的倾注点，到这里朝圣是他们信仰虔诚的最高表达。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人把耶路撒冷看作他们精神家园的延伸。“神圣俄罗斯”这一概念并不受地域限制，而是一个东正教的帝国，供朝拜的圣所遍及基督教东部地区，而圣墓教堂又是所有圣所之母。一位俄罗斯神学家在1840年代写道：“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乡，在那里我们不把自己当作外人。”[4]这种说法是有源头的，几百年来的朝圣活动把俄罗斯教会和圣地（包括通过耶稣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和拿撒勒[Nazareth]）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拥有的政治主权不过是暂时的，而他们自己与圣地之间在精神信仰层面的联系却重要得多。

然而在天主教和新教徒身上却完全没有这种狂热，他们对巴勒斯坦圣地的兴趣不过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和浪漫的想象。19世纪英国旅行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金莱克（Alexander Kinglake）认为“朝圣的拉丁教徒，最多也就是一名身携日记本、对历史有所了解、打算写本书的法国游客而已”。东正教徒的激情狂热，“野蛮”和“低俗迷信”的仪式，往往让欧洲游客退避三舍。马蒂诺就不愿意到圣墓教堂去看耶稣受难日为朝圣者洗脚的仪式，她写道：“我可没法去看这种借宗教名义演出的丑剧，相比之下，在非洲河边举行的最低级的拜物教仪式都没有那么令人受到冒犯。”出于同样的理由，她也不愿意参加复活节星期六举行的圣火仪式。在圣火仪式上，朝拜者纷纷挤入圣墓教堂内，用耶稣坟墓上的长明火点燃自己手中的火把。来自希腊、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地不同东正教派别的教徒争先恐后地挤向耶稣坟墓，斗殴经常发生，有时候一些教徒会被踩死或是被烟呛死。柯曾男爵（Baron Curzon）目睹了1834年的圣火仪式，他将看到的景象描述为“混乱和渎神的场面”，那些朝圣者“几乎全身赤裸，手舞足蹈，狂喊乱叫，仿佛恶魔上身一般”。[5]

马蒂诺是一神论者，柯曾是圣公会教徒，他们对这种宗教仪式的反感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新教中，早就没有了公开展示宗教热情的行为。和许多欧洲游客一样，他们觉得东正教徒狂乱的举动几乎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为，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反而是相对世俗化的穆斯林身上的含蓄和端庄，与自己习惯的安静祈祷有着共通之处。这些作者对东正教徒的态度，影响了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就圣地问题发生争执时采取的外交政策，而这些外交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欧洲的评论家们对圣地在俄罗斯人心中的地位一无所知，也不以为意，他们只会看到俄罗斯对西方教会利益的威胁在日益增长。在1840年代早期，英国领事威廉·扬定期给外交部报告“俄罗斯势力”在耶路撒冷快速增长的情况，在他看来，俄罗斯正在通过资助朝圣者以及为东正教堂和修道院购买土地的方式，准备“对圣地的征服”。有一点他说得没错，俄罗斯宗教使团确实曾通过资助在巴勒斯坦修建教堂、学校和旅店的方式，对当地的希腊、亚美尼亚和阿拉伯东正教团体施加影响。这种做法实际是遭到俄罗斯外交部反对的，因为他们准确地预感到这种做法会让西方列强产生敌意。但是在威廉·扬的报告中，对俄罗斯征服计划的描述越来越夸张，他在1840年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汇报时说：“有人听到俄罗斯朝圣者在那里公开议论，说由俄罗斯政府来管理这块地方的时机已经到了。俄罗斯政府可以在复活节期间，把耶路撒冷的一万名朝圣者武装起来。城里的修道院地方很大，只要稍微改建一下，就可以变成要塞。”英国人对“俄罗斯计划”的担心促使圣公会加快行动，终于在1845年开始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座圣公会教堂。[6]

不过对俄罗斯在圣地的各种行动最警觉的还是法国人，对法国的天主教徒来说，法国和巴勒斯坦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认为作为欧洲“第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国有保护圣地的特殊使命，即使是在近些年来拉丁朝圣者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在那里有我们的遗产，必须捍卫我们的利益，”一份法国天主教地方报纸这么写道，“十字军东征时，法国人在圣地洒下的热血，俄罗斯人永远也比不上。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参加过东征……在东方人心目中，法国是首要的基督教国家，所以土耳其人把基督教欧洲地区全部叫作法兰西国（Frankistan）。”[7]

为了对抗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势力，同时确立自己作为天主教徒首要保护者的地位，法国于1843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领事馆（当地穆斯林对西方列强一向十分仇恨，很快就有愤怒的人群把旗杆上的法国国旗扯了下来）。以后，不论是在圣墓教堂还是伯利恒圣诞教堂举办的拉丁礼拜，法国领事总是带着一批随从盛装出席。在伯利恒举办圣诞午夜弥撒时，法国领事后面还有一群士兵保护，这些士兵虽然是穆罕默德帕夏派来的，但实际上是法国出的钱。[8]

和圣墓教堂一样，拉丁人和东正教徒也经常在圣诞教堂出现纠纷。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拉丁僧侣是否应该配有主教堂大门钥匙而争执不休。希腊教士是主教堂的管理者，但是马槽祈祷堂（Chapel of the Manger）是属于天主教徒的，而要去马槽祈祷堂必须穿过主教堂。双方还一直争论拉丁教士是否应该持有圣诞石窟（Grotto of the Nativity）的钥匙。圣诞石窟位于主教堂底下，被认为是耶稣诞生的地方。还有一个争议是有关石窟内耶稣诞生处大理石地面上镶嵌的一颗银星，这颗银星由拉丁人在18世纪嵌入，上面刻着法国国徽和一句拉丁文“在这里圣母玛利亚诞下耶稣基督”。希腊教士一直对此感到愤怒，认为这是法国人放在这里的“征服的象征”。1847年，这颗银星被人偷走了，挖起银星的工具就随手丢在一边，拉丁人立刻指责这一定是希腊人干的。不久之前，希腊人还在石窟周围建了一堵墙，不让拉丁人进入，于是引发双方一场斗殴。银星被偷走之后，法国人向“高门”（Porte），即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外交抗议，依据是一项1740年签署、早被人遗忘的条约，法国人说这项条约保证了天主教徒有保护石窟中的银星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希腊人也根据高门的惯例和特许权，声称这个权利是他们的。[9]这看上去是一个小小的争执，却引发了一场关于谁能控制圣地的外交危机，继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伯利恒的教堂大门钥匙之外，以天主教代表自居的法国还声称拥有维修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屋顶的权利，依据也是这份1740年的协议。圣墓教堂的屋顶迫切需要维修，因为屋面一侧防漏水的铅质泛水大部分被人拿走了（希腊人和拉丁人相互指责是对方干的），雨水从屋顶缝隙漏下，甚至连鸟儿都能飞到教堂里。根据土耳其法律，谁拥有屋顶谁就拥有整座屋子，于是谁有权维修圣墓教堂的屋顶就关乎了所有权，因此成为拉丁人和希腊人激烈争执的焦点。在这一争论中，俄罗斯人代表东正教徒出面与法国人对峙，他们拿出的文件是1774年签署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ji）‡，这份和约是土耳其在1768—1774年战争失败后与俄罗斯签署的。根据俄罗斯人的说法，该和约赋予了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中代表东正教的权利。这一说法远非实情。该和约用词含糊，很容易在翻译过程中把意思曲解。当时俄罗斯签署的是用俄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和约，而土耳其人签署的是用土耳其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和约，然后俄罗斯人又把和约翻译成法文用于外交。[10]不管怎样，俄罗斯以此来给高门施加压力，不让法国人达到目的。夹在中间的土耳其人只好蒙混拖延，向双方都说些好话。

1851年5月，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eon）§任命好友夏尔·德·拉·瓦莱特（Charles de La Valette）侯爵担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进一步加剧了这场冲突。这一任命是拿破仑向法国天主教势力让步的结果，他在担任总统两年半以来，一直未能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上风，于是为了巩固地位，他做了一系列事情向天主教示好：1849年在法国军队的护送下，逃亡法国的教皇回到了梵蒂冈；1850年通过的《法卢法案》（Falloux Law）为大量增加天主教学校铺平了道路。对瓦莱特的任命也是向教会做出的让步之一，因为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是神秘的“神父党”（clerical party）中的重要人物，许多人认为这个派系在暗中操纵法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针对圣地的政策，要求法国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持强硬态度。瓦莱特担任大使之后的所作所为，超过了他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在上任途中，他改变事先拟定的行程到罗马停留，说服教皇支持法国在圣地代表天主教徒。抵达君士坦丁堡后，他特意在和高门的交谈中使用带有攻击性的言辞。他解释说这是一种策略，在捍卫法国利益时，“让苏丹王和他的大臣们畏缩屈服”。法国的天主教报刊，特别是很有影响力的《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为他提供了舆论支持，而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他的亲密朋友。瓦莱特则给报刊提供各种言论供其引用，进一步火上浇油，这让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恼怒。[11]

1851年8月，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共同商讨宗教权利问题。土耳其人在希腊人和拉丁人的要求之间小心地权衡，因此委员会工作拖沓，迟迟没有得出结论。但是在委员会还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拉瓦莱特就公开宣布拉丁人的权利已经“清楚地确定了”，没有必要继续谈判下去。他还说法国“有权采用极端手段”来维护拉丁人的权利，并吹嘘法国“在地中海拥有极端先进的海军”，可以用来保护法国的利益。

很难说瓦莱特以战争相威胁的言论是获得拿破仑明确批准的。拿破仑对宗教事务不是很感兴趣，对圣地上的纠纷细节也知之甚少，在中东基本采取守势。但可能的情况是，他不介意甚至希望瓦莱特制造一场和俄罗斯之间的危机。他认为欧洲三强（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不仅把法国排挤出欧洲事务圈外，而且自从他伯父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战败后，法国一直屈从于1815年签订的“令人难堪”的条约。因此任何可以打乱这三强鼎立局面的行动，他都乐于尝试一下。路易-拿破仑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如果在圣地上发生冲突，一个新的联盟将会诞生：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也许愿意和法国联合共同对付俄罗斯，而大英帝国也会为了保护自己在近东的利益而与俄罗斯对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瓦莱特的敌对举动让沙皇大怒，向奥斯曼帝国苏丹发出警告，任何承认拉丁人宗教权利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违反了高门与俄罗斯之间的条约，他将不得不中止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一突然的变化让英国警惕起来，英国原来一直鼓励法国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妥协，现在看来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了。[12]

战争真正爆发要在两年之后，但是其火焰却是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宗教纷争中不断酝酿起来的。

* * *

在当时的列强中，以宗教为国家中心的做法，以俄罗斯为甚，整个沙皇体系就建立在全民信奉东正教的基础上。俄罗斯对疆土的概念以及对其国际义务的理解完全基于宗教的考虑。

在沙皇俄国的建国理念中，当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首都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之后，莫斯科就成了东正教的中心，即所谓的“第三个罗马”。凭此逻辑，俄罗斯承担着上天赋予的责任去解救陷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东正教徒，并夺回君士坦丁堡，将它恢复成为东基督教王国的首都，这场圣战就是俄罗斯帝国存在的理由。从16世纪击败喀山（Kazan）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蒙古可汗国，到18至19世纪征服克里米亚、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地区，俄罗斯帝国就是建立于欧亚草原上基督教定居者与鞑靼（Tatar）游牧民族的冲突之上的。在俄罗斯人眼里，国家以宗教责任，而不是以种族来定义，东正教徒即俄罗斯人，异教徒即外国人。在19世纪兴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更是增强了这一意识。

在与土耳其人的冲突中，宗教原因一直是其根本。在19世纪中期，已有一千万东正教徒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疆土上，包括生活在欧洲的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瓦拉几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另有三四百万生活在高加索和安纳托里亚的基督徒（包括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Georgians]和一小部分阿塞拜疆人[Abkhazians]）。[13]

奥斯曼帝国在其北疆修建了一系列要塞，构成一条从巴尔干半岛的贝尔格莱德（Belgrade）到高加索的卡尔斯（Kars）之间的防线。自17世纪后半叶以来，这条防线一直是土耳其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地点（包括1686—1699、1710—1711、1735—1739、1768—1774、1787—1792、1806—1812以及1828—1829年发生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和后来发生在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也不例外。这些边疆地区是宗教战争的战场，东正教与伊斯兰版图之间的裂痕。

在历次俄土战争中，最关键的有两个地区：多瑙河三角洲（包含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个公国）以及黑海北岸地区（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半岛）。这两个地区也是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战区。

多瑙河三角洲水域宽阔、沼泽丛生，是防止俄罗斯军队从地面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关键缓冲区。多瑙河流域的粮食供应，不论是对土耳其要塞，还是对进攻的俄罗斯军队来说都极为重要，所以当地农民对谁效忠一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这些农民是东正教徒，于是俄罗斯就以把他们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作为号召。土耳其人则采用焦土政策。当俄罗斯军队攻入多瑙河地区后，由于农作物已被撤退的土耳其人烧毁，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俄军往往因饥饿和疾病而不得不放弃进攻，这样的失败屡次发生在俄罗斯军队身上。因此如果要对土耳其首都发起进攻，俄罗斯人必须建立一条海上补给线，通过黑海把物资送到前线部队手里。

但是黑海北岸和克里米亚本身也是奥斯曼帝国针对俄罗斯的缓冲区。奥斯曼帝国没有直接占领这些地区，而是采用扶植附庸国家的办法。这里的克里米亚汗国（Crimean khanate）的鞑靼部落同样说突厥语（Turkic），奥斯曼帝国就靠他们保护伊斯兰的北疆，对抗基督教军队的入侵。克里米亚汗国由格来王朝（Giray dynasty）统治，是成吉思汗（Genghiz Khan）的直系后代，金帐汗国（Golden Horde）剩下的最后一块领地。从15世纪到18世纪，金帐汗国的骑兵在俄罗斯与黑海之间的南部大草原上驰骋，闯入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后，这些鞑靼部落经常把斯拉夫（Slavic）奴隶卖给奥斯曼帝国，用作性奴或是划桨手，而俄罗斯和波兰的君主们则向大汗提供贡品，作为互不侵犯的条件。[14]

17世纪末，俄罗斯并吞了乌克兰，在那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俄罗斯一直试图把这些缓冲地带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过来。在这些战争中，夺取黑海沿岸的不冻港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因为这些港口对俄罗斯的贸易和海军意义重大。但是战争背后同时也有宗教动机，例如在1699年，当俄罗斯及其盟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强令土耳其保证希腊人对圣墓教堂的使用权，并允许俄罗斯人进入圣地。俄罗斯人对多瑙河流域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争夺，宗教也是动机之一。在1710—1711年的俄土冲突中，彼得大帝命令俄罗斯军队入侵这两个公国，目的是希望能促使当地的基督徒起义反抗土耳其统治者。这个愿望最后落空了，但是鼓励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起来抗争以削弱土耳其人的统治这一想法，在其后的两百年里，一直是沙皇的中心策略。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统治时期（1762—1796），这一策略成为正式的政策。在1768—1774年间的俄土战争中，俄罗斯军队打败了土耳其人，一度占领了这两个公国。在撤离之前，俄罗斯人并没有要求奥斯曼帝国割让大批土地，《库楚克开纳吉和约》规定俄罗斯取得黑海沿岸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与布格河（Bug River）之间包括赫尔松（Kherson）港的一小块地方，高加索的卡巴尔达（Kabarda）地区，以及克里米亚港口刻赤（Kerch）和艾尼卡勒（Enikale），即黑海与亚速海（Sea of Azov）交汇处。然而和约同时规定奥斯曼帝国必须放弃对克里米亚汗国的控制，让那里的鞑靼人获得独立。和约的另一项规定是准许俄罗斯船只自由通过土耳其境内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虽然俄罗斯没有夺取大量领土，却获得了可观的权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奥斯曼帝国的事务进行干涉，保护生活在土耳其的东正教徒，这一情况后来对该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俄罗斯把多瑙河流域的公国归还给了奥斯曼帝国，但是在这些地方的东正教徒却由俄罗斯负责保护。根据和约，俄罗斯获准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东正教堂，对于俄罗斯来说，这象征着拥有了代表奥斯曼帝国内所有东正教徒的权利。和约还允许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可以在船只上悬挂俄罗斯旗帜，这让俄罗斯能够保护和推动其在贸易和宗教两方面的利益。因为担心欧洲列强的反应，俄罗斯不能直接并吞多瑙河流域的两个公国，所以转而向高门施加压力，让这两个公国能成为在俄罗斯势力影响下的半自治地区。俄罗斯希望这两个公国会因为对东正教的虔诚，越来越向俄罗斯靠拢，以便削弱奥斯曼帝国的管制力，并保证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俄罗斯将在东南欧地区占主导地位。

在对土耳其战争中占了大便宜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又开始与希腊人合作，宣称有条约规定俄罗斯有权利也有义务保护希腊的东正教徒。她向希腊派出军事代表，让希腊人到俄罗斯军事院校接受训练，邀请希腊商人和海员到俄罗斯在黑海沿岸建设的新市镇定居，让希腊人觉得俄罗斯会支持他们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她非常宠信的俄罗斯最高军事首领格里戈里·波将金（Grigory Potemkin）亲王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在他的鼓动下，叶卡捷琳娜二世甚至梦想着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她可以在其废墟之上重建拜占庭帝国。法国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在写给她的信中，尊称她为“希腊帝国女皇陛下”；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格林（Friedrich Grimm）男爵则在信中尊称她为“希腊女皇”。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想象中，这个重建的古希腊帝国将是一个在俄罗斯庇护之下广袤的东正教帝国，其子民说着拜占庭帝国时代的通用语言斯拉夫语。斯拉夫语是拜占庭帝国通用语言的说法是由俄罗斯第一位大历史学家瓦西里·塔季谢夫（Vasily Tatishchev）提出的，但其实他是错的。女皇给她第二个孙子起名为康斯坦丁（Constantine），与拜占庭帝国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君主同名。1779年康斯坦丁出生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发行特制银币庆祝，银币上印着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把这座宏伟的教堂改成了一座清真寺，但是在这枚特制银币上，圣索菲亚大教堂后的尖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其巨型穹顶上的一个东正教十字架。为了让她的孙子将来成为重生的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希腊的纳克索斯（Naxos）请来奶妈教他希腊语，长大之后康斯坦丁的希腊语十分娴熟。[15]

叶卡捷琳娜二世对这个“希腊计划”到底有多认真，这一点从来都不是很清楚。1780年她的私人秘书，实质上的外交大臣别兹博罗德科（Bezborodko）子爵做了一份方案。根据这一宏大的方案，土耳其人将被全部赶出欧洲，空出的巴尔干地区将由俄罗斯和奥地利瓜分，然后“重建古希腊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1781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讨论了这一计划，在第二年的书信来往中，他们同意这一计划值得实施。但实际上，双方是否真的打算付诸行动却不是很明朗。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希腊计划”不过是一种复古的想象，或是一场政治表演，并不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即使俄罗斯并没有打算马上行动，这一计划依然显示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基本目标是让俄罗斯成为黑海强国，通过贸易和宗教的纽带，跟地中海东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东正教地区连接起来。用叶卡捷琳娜二世喜欢的诗人，同时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俄罗斯政治家之一的加甫里尔·杰尔查文（Gavril Derzhavin）的话说，“希腊计划”是为了：

推进圣战，

涤荡约旦河（Jordan River），

解放圣墓教堂，

把雅典归还给雅典人，

把君士坦丁堡交给康斯坦丁

并重建雅弗（Japheth）¶的圣地。**

《占领伊兹梅尔颂歌》（“Ode on the Capture of Izmail”）

叶卡捷琳娜二世和约瑟夫二世在大批随从簇拥下共同巡视黑海港口时，显然双方并没有把“希腊计划”当作一场政治表演。女皇访问了新建的俄罗斯市镇和港口上的建筑工地，波将金还专门建了一座拱门献给她，上面刻着“通往拜占庭之路”。[16]走过这道拱门，对女皇来说，显示的是她的决心。

叶卡捷琳娜二世相信，要成为一个强国，俄罗斯必须转向南方。自从中世纪莫斯科大公国起，俄罗斯就在北方通过波罗的海出口皮毛和木材，但这是不够的。为了与欧洲列强竞争，俄罗斯必须为肥沃的南方出产的农产品找到一个出口途径，这就必须在黑海沿岸的不冻港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保障船只可以从那里出发驶向地中海。在地理位置上，黑海对俄罗斯来说极为关键，不仅因为这里是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南疆，更因为它是保证俄罗斯成为欧洲强国的基础。如果不能控制黑海，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唯一水路就只有波罗的海，而一旦发生冲突，波罗的海很容易被其他北欧强国封锁（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波罗的海确实被英国封锁了）。

把俄罗斯发展成为欧亚大陆南方强国的努力从1776年开始积极进行，那一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派波将金总领“新俄罗斯”（Novorossiia），即刚刚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抢过来的黑海北部沿岸一块人烟稀少的地方，命令他在此殖民。同时她把这里的许多土地分给了俄罗斯贵族，并邀请欧洲的东正教徒（德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还有塞尔维亚人）在大片的草原上定居从事农耕。一个个新的城市在这里建立起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意为“叶卡捷琳娜之荣耀”，今第聂伯罗，Dnipro）、赫尔松、尼古拉耶夫（Nikolaev）、敖德萨（Odessa）等，很多都是按法国和意大利的洛可可风格建造的。波将金亲自监督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兴建，将之建成一个希腊—罗马式的梦想园地，以此来彰显“希腊计划”支持者们想象中的俄罗斯对古希腊的传承。他想象出一批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但其中很多都没有成为现实。例如在写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他设想将店铺建成一个“半圆形，就像雅典的入口卫城山门（Propylaeum）”一般，或是建造一座“希腊和罗马风格”的总督府邸、“古代圣殿”形状的法庭、一座“模仿罗马圣保罗大教堂”的教堂等。他在信中说，这将是“在您的关怀下，这里由一片荒芜变成富足的花园，从野兽横行变成宜居家园的见证”。[17]

敖德萨是俄罗斯南部皇冠上的明珠，其美丽的建筑风格应归功于法国人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他在法国大革命后逃亡海外，在敖德萨做了多年的总督。不过敖德萨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则是希腊人的功劳。他们最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鼓励下在这里定居，因为《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给予了俄罗斯船队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自由航行的权利，敖德萨的重要性很快得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法国人在两地贸易上的统治地位。

在对待克里米亚时，俄罗斯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根据《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克里米亚汗国获得了独立，虽然奥斯曼帝国苏丹以其伊斯兰教宗教和政治最高领袖哈里发的身份，依然在名义上对这一地区拥有宗教权力。尽管在和约上签了字，但奥斯曼帝国并不情愿接受克里米亚独立这一事实，担心它很快会像黑海北岸的其他地区一样，被俄罗斯并吞。他们继续据守第聂伯河口的奥恰科夫（Ochakov）要塞以防俄罗斯派兵干涉克里米亚半岛，但是对于俄罗斯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渗透却束手无策。

在和约签署三年后，沙欣·格来（Şahin Giray）受推选成为克里米亚汗国的可汗。他是俄罗斯偏爱的人选，在威尼斯接受教育，已半西化了。之前带领克里米亚代表团访问圣彼得堡时，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愉悦的性格”和英俊的面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格来拥有克里米亚境内相当数量的基督教人口（包括希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商人等）的支持。同时，生活在草原上的诺盖（Nogai）游牧人口一向独立于受奥斯曼帝国扶植的可汗，于是将沙欣·格来敬为他们的首领。但是奥斯曼帝国却无法接受沙欣·格来，于是派出船队把他们认可的可汗送到克里米亚取而代之，并鼓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暴动反抗沙欣·格来这个“异教徒”。沙欣·格来逃离了克里米亚，但很快就带兵返回，对叛乱的鞑靼人进行疯狂屠杀，其野蛮程度连俄罗斯人都看不下去了。在此之后，鞑靼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鼓励下发动宗教战争，开始对克里米亚地区的基督徒进行报复，导致俄罗斯不得不协助大批基督教难民逃离当地，其中三万人被转移到了黑海沿岸的塔甘罗格（Taganrog）和马里乌波尔（Mariupol），大部人无家可归。

基督徒逃离克里米亚之后，当地经济被严重削弱，沙欣·格来对俄罗斯的依赖更甚，俄罗斯开始施加压力并吞克里米亚。为了赶在其他欧洲列强做出反应之前完成并吞，波将金一方面积极准备与奥斯曼帝国开战，另一方面以优厚的待遇说服沙欣·格来退位。在沙欣·格来退位并移居圣彼得堡之后，波将金说服当地鞑靼人向叶卡捷琳娜二世称臣。他决心要把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演得像是迫于当地人民的意愿一样，于是在克里米亚到处举办仪式，让鞑靼人在毛拉††的带领下手持《古兰经》向远在千里之外的东正教女皇宣誓效忠，俄罗斯于1783年正式并吞了克里米亚。

对土耳其人来说，这是一场羞辱。这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穆斯林的土地第一次被割让给基督徒。高门的首相（Grand Vizier）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这一现实，可是其他人却将这一失败看作对奥斯曼帝国的致命打击。他们指出俄罗斯将以克里米亚为基地攻击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地区，因此这些人鼓动奥斯曼帝国向俄罗斯开战。但靠土耳其人独自参战是不现实的，西方列强介入的可能也不大：奥地利已和俄罗斯达成共识，等着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瓜分土地；法国因为介入美国独立战争而精疲力尽，无力向黑海派出舰队；英国因为失去了美国，自己也伤痕累累，而且对这一事件并不关心，外交大臣格兰瑟姆勋爵（Lord Grantham）的看法是“如果法国都没什么动静，我们为什么要掺和进去？现在不是再打一架的时候”。[18]

四年之后的178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巡视了新近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来的黑海沿岸市镇。当时在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人面临继续被俄罗斯蚕食土地的局面‡‡，她的巡视活动被视为一种挑衅。土耳其人终于无法忍受了，在与普鲁士（Prussia）有结盟可能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内部主战派占了上风，向俄罗斯宣战。战争爆发后，奥地利立刻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两面作战。一开始还取得一些胜利，在多瑙河战线上迫使奥地利撤至巴纳特（Banat）。但是普鲁士迟迟没有给予增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奥恰科夫要塞在经过漫长的围困之后，终于被俄罗斯军队占领。接着贝尔格莱德和多瑙河流域各公国在奥地利军队的反击下失守，同时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多瑙河入海口一带的要塞。在不利的战局面前，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请求停战。到1792年《雅西和约》（Treaty of Iaşi）签署时，奥斯曼帝国名义上重新取得了多瑙河流域各公国的控制权；但是奥恰科夫要塞被割让给了俄罗斯，德涅斯特河（Dniester River）成了俄土边境线，土耳其人还不得不正式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从未完全接受这一损失，一直在等待复仇的机会。

* * *

在俄罗斯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战争中，黑海地区的伊斯兰文化一直被认为是很大的威胁。俄罗斯统治者担心“伊斯兰轴心”，即在土耳其人领导下的泛穆斯林联盟会给俄罗斯南疆带来危险。这一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增长迅速，一方面是由于高出生率，另一方面是因为游牧民族转信伊斯兰教。为了保证俄罗斯帝国对这些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的控制，在19世纪初期，俄罗斯启动了新的南部边疆战略，即驱逐穆斯林人口，鼓励基督徒在这片新占领的土地上殖民定居。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离多瑙河不过几公里远，在1806—1812年间的俄土战争中被俄罗斯占领，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约》（Treaty of Bucharest）正式将其划给了俄罗斯，并声明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对多瑙河流域各公国共同拥有主权。沙皇派到比萨拉比亚的总督将当地穆斯林人口全部赶走，几千名鞑靼农民被当作战俘送往俄罗斯，肥沃的土地则被摩尔达维亚人、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鲁塞尼亚人（Ruthenians）和希腊人占领。为了吸引移民，俄罗斯政府采用了给予税收优惠、免于兵役、给技术工匠贷款等方式。因为急于让更多人口搬到这里，沙皇政府甚至对逃亡而来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农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812年后，逃到这里来的农奴越来越多。兴建教堂的活动十分活跃，在基什尼奥夫（Kishinev）教区建立之后，当地的宗教领袖就被纳入了俄罗斯而不是希腊的东正教体系。[19]

俄罗斯对高加索的征服也是其宗教战争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对车臣人（Chechens）、印古什人（Ingush）、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和达吉斯坦人（Daghestanis）等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山林部落进行基督教化的战争。这些穆斯林部落多为逊尼派（Sunni），他们极其抗拒任何世俗政治势力的控制，但在宗教上认可奥斯曼帝国苏丹为哈里发。1816年俄罗斯任命亚历山大·叶尔莫洛夫（Alexander Ermolov）将军担任格鲁吉亚总督。在他的领导下，俄罗斯军队发动了一场残酷恐怖的战争，袭击村庄、焚烧房屋、毁坏庄稼、铲平森林，试图以此征服山林部落，却并未成功达到目的。俄罗斯军队的烧杀抢掠反而让当地部落组织起来，共同对抗俄军，这些抵抗运动很快形成了独特的宗教特征。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宗教势力是穆里德派（Muridism），来自纳格什班底耶（苏菲）（Naqshbandiya[Sufi]）派别。他们于1810年代开始在达吉斯坦兴起，后传到车臣（Chechnya），在伊玛目加齐·穆罕默德（Imam Ghazi Muhammad）的领导下发起一场“圣战”（jihad）保卫伊斯兰法以及伊斯兰教的纯洁性。穆里德派把针对俄罗斯异教徒的宗教战争和针对王公贵族的社会仇恨结合在一起，号召力非常强。过去山地部落间矛盾冲突重重，在穆里德派的旗帜下，这些部落团结在了一起，伊玛目因此可以开始征税并实行兵役制。伊玛目的指令通过穆里德（意为宗教信徒）执行，后者在由反抗运动控制的山村担任地方官员和法官等。

抵抗运动越是宗教化，俄罗斯入侵高加索的行动也就越具有宗教战争色彩。对高加索地区实行基督教化是俄罗斯打这场战争的首要目的之一，因此俄罗斯拒绝与反抗运动的穆斯林领导层谈判。一份俄罗斯官方文件这样写道：“只有当十字架插遍山峦峡谷，清真寺变成救世主基督的教堂后，我们和对方之间才谈得上全面和解。在那之前，军事力量是我们统治高加索的真正基础。”每到一处，俄罗斯人就摧毁清真寺并严厉限制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引发最强烈抗议的是不允许穆斯林到麦加和麦地那（Medina）朝圣。在许多地方，俄罗斯的政策是拆毁穆斯林定居点，把山地部落赶到别处，再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基督教定居者，这一政策在今天看来就是“种族清洗”。在库班（Kuban）和北高加索地区，穆斯林部落被斯拉夫定居者取而代之，主要是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民以及哥萨克人（Cossacks）。在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信奉基督教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人与入侵的俄罗斯军队站在一边，共同分享胜利果实。例如在征服占贾（Ganja）汗国的战斗中，格鲁吉亚人参加俄罗斯军队做辅助工作。当地穆斯林在宗教迫害下纷纷逃离，俄罗斯就鼓励格鲁吉亚人占据那些被穆斯林抛弃的土地，后来这个地方被改名为伊丽莎白托波尔（Elizavetopol）。又如在埃里温省（Erivan），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亚美尼亚，原来的居民以土耳其穆斯林为主，在1828—1829年间的俄土战争中，俄罗斯从这里驱逐了约两万六千名穆斯林，在以后的十年中，差不多两倍的亚美尼亚人移民到了这里。[20]

然而，在俄罗斯对南部边疆的扩张行动中，宗教色彩最强的还是在克里米亚。这里本身就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宗教历史。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块圣地。根据俄罗斯编年史，公元988年，基辅大公（Grand Prince of Kiev）弗拉基米尔（Vladimir）在克里米亚西南岸一座希腊人建的殖民城市赫尔松涅索斯（Khersonesos），也就是现代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某处接受洗礼，从而把基督教带到了基辅罗斯人中。但是克里米亚又是其他许多人的家园，其中有西徐亚人（Scythians）、罗马人、希腊人、热那亚人（Genoese）、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蒙古人（Mongols）和鞑靼人。克里米亚位于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和说土耳其语的部落之间的历史分界线上，一直是各方争夺之地，经历过无数战争。宗教建筑和神庙等本身都成了战场，因为在把原来的人口赶走之后，新来的居民往往把宗教建筑也占为己有。例如，在海滨城市苏达克（Sudak）有一座圣马太教堂（St Matthew church），最早是一座清真寺；后来被希腊人捣毁，重建为一座东正教堂；13世纪热那亚人来到这里后将其改建成一座天主教堂；再后来又被奥斯曼人重新改回清真寺；而在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又再次被改建成一座东正教堂。[21]

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这里的三十万居民都成了沙皇臣民，他们几乎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和诺盖人。俄罗斯试图收买当地的贝伊（bey）§§和米尔扎（mirza）¶¶等贵族，劝说他们改信基督教并给他们封衔，但无人响应。这些贵族的势力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所属的部落密切相关，帝国官衔或是政府内的一官半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能保住土地的话，他们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地盘去做官的。他们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在宗教、贸易和亲属关系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许多人在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就离开这里去奥斯曼帝国了。

和贵族相比，俄罗斯对鞑靼农民的政策就粗暴得多了。克里米亚本来没有农奴制，鞑靼农民的自由身份被俄罗斯帝国认可，把他们定位为“官定农民”（state peasants），一个有别于农奴的法律类别。但是在宗教上，他们继续将奥斯曼帝国苏丹认作哈里发，作为每周五祈祷的对象。俄罗斯人将此视作一种挑衅，怀疑这些沙皇新臣民的忠实度。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发生过多次战争，俄罗斯人总是很担心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会发生暴动。他们认定鞑靼农民祈祷的是土耳其人的胜利，期望土耳其人来解放自己。然而事实上，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前，这里的穆斯林人口一直是效忠沙皇的。

认定鞑靼人不可信任后，俄罗斯人就想尽办法把这些沙皇的新臣民赶走。鞑靼人第一次大批逃离克里米亚是在1787—1792年的俄土战争期间，大部分人因为担心俄罗斯报复而逃离，同时沙皇的政策，包括夺取土地、高昂税收、强制征用劳力，以及哥萨克骑兵的欺凌，也让他们难以留恋这里。到了1800年，近三分之一的鞑靼人口，约十万人，已经移居奥斯曼帝国，另有一万人在1806—1812年间的俄土战争爆发时离开。填补人口空缺的是来自俄罗斯的定居者，以及从奥斯曼帝国逃出来的基督教难民，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等。鞑靼穆斯林从克里米亚迁出是穆斯林逐渐退出欧洲的开始，在这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奥斯曼和东正教地区之间人口迁徙以及种族冲突频频发生，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巴尔干危机。[22]

克里米亚的基督教化过程同时体现在教堂和宫殿的宏大设计以及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城市上，穆斯林居住过的痕迹则同时被抹去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克里米亚想象成俄罗斯南部的天堂，一座享乐花园，她统治下的开化社会的种种成绩可以在这里向世人展示并发扬光大。克里米亚（Crimea 或Krym）是该半岛的鞑靼名字，但她喜欢用其希腊名字塔夫利（Taurida）来称呼它，因为她认为这块土地将俄罗斯与拜占庭的古希腊文明连接在了一起。她把大批土地送给俄罗斯贵族，让他们在南部边疆的海岸山岭上建起一座又一座壮美的庄园，媲美意大利南部的阿马尔菲（Amalfi）海岸。在她眼中，在这片曾经被异教徒占据的土地上建起的各种古典风格的建筑、地中海式花园和葡萄园，将承载起一个新的基督教文明。

克里米亚的城市规划也加强了俄罗斯人的统治地位。鞑靼人聚居的古镇，例如原来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巴赫奇萨赖（Bakhchiserai），就被降级或者干脆废弃了。在民族混居的市镇，例如锡奥多西亚（Theodosia）***或是俄罗斯行政中心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政府则逐渐重新布局，将市镇中心从鞑靼人聚居的老城转移到建有俄罗斯教堂和政府建筑的新区。在新建的市镇，例如俄罗斯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则整个地区都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23]

建造教堂是相对缓慢的过程，在克里米亚的许多市镇和乡村，清真寺依然在天际线上十分突出。但是在19世纪早期，俄罗斯开始积极寻找古代基督教、拜占庭、苦行僧的洞窟教堂以及修道院遗址等等，试图找到证据证明克里米亚是基督教的圣地、俄罗斯的阿索斯山（Mount Athos）†††、斯拉夫基督教的摇篮、信徒们的朝圣之地。[24]

克里米亚最神圣的地方，当然是赫尔松涅索斯遗址，在1827年通过官方主持的挖掘工作发现。在这个基辅大公带领基辅罗斯人信奉基督教的象征性地点上，俄罗斯人建起了一座圣弗拉基米尔教堂（Church of St. Vladimir）。然而，离这座神殿不过几米远的地方，就是克里米亚战争中法国军队登陆扎营的所在，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嘲弄。

* 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是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编注

† 该清真寺位于圣墓教堂旁边。——译注

‡ 库楚克开纳吉就是今天保加利亚东北部城市凯纳尔贾。——编注

§ 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52年称帝，尊号为拿破仑三世。——编注

¶ 《圣经》中诺亚的第三个儿子。——译注

** 根据中世纪俄罗斯编年史，在《创世纪》中记载的大洪水之后，罗斯（Rus）部落，即俄罗斯人的祖先，是定居在雅弗土地上的部落之一。——原注

†† 毛拉（mullah），穆斯林宗教和圣法的教师。——译注

‡‡ 俄罗斯一直在扩张捷列克河（Terek River）沿岸的要塞系统（称为“高加索防线”），并在刚成为俄罗斯保护地的格鲁吉亚卡特利—卡赫季（Kartli-Kacheti）王国建立针对奥斯曼帝国的行动基地，占领第比利斯（Tbilisi）并为连接俄罗斯和高加索南部的格鲁吉亚军事公路打下了基础。——原注

§§ 部落首领。——译注

¶¶ 高等贵族、亲王等的头衔。——译注

*** 今费奥多西亚（Feodosia）。——编注

††† 古希腊的圣山。——译注

注释

[1]FO 78/446, Finn to Aberdeen, 27 May 1846; 78/705 Finn to Palmerston, 5 Apr. 1847; H. Martineau, Eastern Life: Present and Past, 3 vols. (London, 1848), vol. 3, pp. 162–5.

[2]FO 78/446, Finn to Aberdeen, 27 May 1846; 78/705 Finn to Palmerston, 5 Apr. 1847; H. Martineau, Eastern Life: Present and Past, 3 vols. (London, 1848), vol. 3, pp. 120–21.

[3]FO 78/368, Young to Palmerston, 14 Mar. 1839.

[4]引用参见D. Hopwood, The Russian Presence in Palestine and Syria, 1843–1914: 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Near East (Oxford, 1969), p. 9.

[5]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1, pp. 42–3; N. Shepherd, The Zealous Intruders: The Western Rediscovery of Palestine (London, 1987), p. 23; Martineau, Eastern Life, vol. 3, p. 124; R. Curzon, Visits to Monasteries in the Levant (London, 1849), p. 209.

[6]FO 78/413, Young to Palmerston, 29 Jan. and 28 Apr. 1840; 78/368, Young to Palmerston, 14 Mar. and 21 Oct. 1839.

[7]R. 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devant la guerre de Crimée, Annales Littéraires de l’Universite de Besancon, vol. 17 (Paris, 1957), p. 23.

[8]E. Finn (ed.), Stirring Times, or, Records from Jerusalem Consular Chronicles of 1853 to 1856, 2 vols. (London, 1878), vol. 1, pp. 57–8, 76.

[9]FO 78/705, Finn to Palmerston, 2 Dec. 1847.

[10]关于对条约内容的不同诠释，参见R. H. Davison, Essays in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 1774–1923: The Impact of the West (Austin, Tex., 1990), pp. 29–37.

[11]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aris, 1896), p. 225; L. Thouvenal, Nicolas Ier et Napoléon III: Les preliminaires de la guerre de Crimée 1852–1854 (Paris, 1891), pp. 7–8, 14–16, 59.

[12]A.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ée 1853–1856 (Paris, 1995), p. 69; 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76, 82–3; 496 notes to pp. 10–22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2 vols. (London, 1854–6), vol. 1, pp. 17–18.

[13]A. Ubicini, Letters on Turkey, trans. Lady Easthope,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18–22.

[14]S. Montefiore, Prince of Princes: The Life of Potemkin (London, 2000), pp. 244–5.

[15]W. Reddaway, Document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Cambridge, 1931), p. 147; Correspondence artistique de Grimm avec Catherine II, Archives de l’art francais, nouvelle periode, 17 (Paris, 1932), pp. 61–2; The Life of Catherine II, Empress of Russia, 3 vols. (London, 1798), vol. 3, p. 211; The Memoir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York, 1955), p. 378.

[16]Davison, Essays in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 p. 37; H. Ragsdale, ‘Russian Projects of Conqu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d.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83–5; V.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London, 2007), pp. 160–1.

[17]Montefiore, Prince of Princes, pp. 274–5.

[18]Montefiore, Prince of Princes, pp. 246–8.

[19]G. Jewsbury,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Bessarabia: 1774–1828. A Study of Imperial Expansion (New York, 1976), pp. 66–72, 88.

[20]M. Gammer,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ya and Dagestan (London, 1994), p. 44; J.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 1995), pp. 30–2.

[21]M. Kozelsky, ‘Introduction’, unpublished MS.

[22]K. O’Neill, ‘Between Subversion and Submiss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rimean Khanate into the Russian Empire, 1783–1853’, Ph.D. diss., Harvard, 2006, pp. 39, 52–60, 181; A. Fisher,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the Crimea, 1772–1783 (Cambridge, 1970), pp. 144–6; M. Kozelsky, ‘Forced Migration or Voluntary Exodus? Evolution of State Policy toward Crimean Tatar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unpublished paper; B. Williams, ‘Hijra and Forced Migration from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to the Ottoman Empir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1/1 (2000), pp. 79–108; M. Pinson, ‘Russian Policy and the Emigration of the Crimean Tatars to the Ottoman Empire, 1854–1862’, Guney-Dogu Avrupa Arastirmalari Dergisi, 1 (1972), pp. 38–41.

[23]A. Schonle, ‘Garden of the Empire: Catherine’s Appropriation of the Crimea’, Slavic Review, 60/1 (Spring 2001), pp. 1–23; K. O’Neill, ‘Constructing Russian Identity in the Imperial Borderland: Architecture, Isla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imean Landscape’, Ab Imperio, 2 (2006), pp. 163–91.

[24]M. 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Shaping Sacred Space i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Beyond (De Kalb, Ill., 2010), chap. 3; id., ‘Ruins into Relics: The 497 notes to pp. 23–37 Monument to Saint Vladimir on the Excavations of Chersonesos, 1827–57’, Russian Review, 63/4 (Oct. 2004), pp. 655–72.

第二章 东方问题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骑着一匹白马走在队伍前面，徒步紧随其后的是一队大臣和高官。在轰鸣的礼炮声中，他们穿过托普卡帕皇宫（Topkapi Palace）的帝国门（Imperial Gate），步入君士坦丁堡7月午时的骄阳之中。这一天是1849年7月13日星期五，伊斯兰斋月（Ramadan）的第一天，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ülmecid）正在前往圣索菲亚大清真寺的路上。这座大清真寺多年疏于维护，因此在过去两年间一直闭门进行紧急修复，而这一天正是重开之日。圣索菲亚大清真寺是一座长方形廊柱大厅式建筑，曾为东正教堂。大清真寺北面广场上聚集着大量人群，在那里苏丹的母亲、子女、妃子们坐在镶金的马车里等待他的到来。苏丹骑马穿过人群，来到大清真寺的入口，在此恭候的是伊斯兰教的高级神职人员。根据伊斯兰传统，非穆斯林不能参加这样的庆典，但今天有所例外，在恭候的人群中有两位瑞士建筑师加斯帕雷·福萨蒂（Gaspare Fossati）和朱塞佩·福萨蒂（Giuseppe Fossati），这两兄弟是修复大清真寺的负责人。

福萨蒂兄弟把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请进了大清真寺，在穿过几个私人专用厅堂之后，来到了主祷堂上苏丹的专用包厢里。根据苏丹的指令，福萨蒂兄弟已将主祷堂重建并重新修复成后拜占庭风格，在入口上方刻着苏丹的徽章。当参加庆典的人群全部进入主祷堂之后，伊斯兰教总长老（Sheikh ül-Islam）开始主持祭礼。总长老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最高宗教官员，许多欧洲游客错误地将这一职位等同于天主教教皇。[1]

这一幕非同寻常，世界上最大穆斯林帝国的苏丹哈里发率领宗教领袖们庆祝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重新开放，而这座清真寺原来却是一座东正教大教堂，被土耳其人改成清真寺，现在又由两名西方建筑师按原来的拜占庭风格装修复原。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人把圣索菲亚的大钟取下，在四角上新建了尖塔。他们把教堂内的祭坛和圣像搬走，而且在之后的两百年间，逐渐把内部的拜占庭镶嵌画用石膏抹上盖住。直到1848年福萨蒂兄弟奉命修复圣索菲亚时，才在墙壁的石膏铺面下发现了这些镶嵌画。他们先将北边走廊拱顶处的镶嵌画清理出来一部分，苏丹察看之后对其鲜艳的色彩大为赞赏，下令将所有被石膏抹上的镶嵌画恢复出来，于是这座大清真寺被掩藏的基督教原画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福萨蒂兄弟意识到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他们用素描和水彩画的形式将这些拜占庭式的镶嵌画记录下来，呈给沙皇，希望能得到资助出版这些作品。两人曾在圣彼得堡工作过，哥哥加斯帕雷原来是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修建俄罗斯大使馆的，弟弟朱塞佩后来加入。1845年，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使馆完工了。这一时期许多欧洲建筑设计师在君士坦丁堡工作，大部分负责兴建外国大使馆。当时年轻的苏丹支持一系列西方自由主义改革，对西方的影响敞开大门，希望能借此实现经济现代化。1845—1847年间，苏丹雇用福萨蒂兄弟为君士坦丁堡大学兴建了一座巨大的三层楼建筑。这座典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位于两座大清真寺，即圣索菲亚和苏丹艾哈迈德（Sultan Ahmet）清真寺之间，显得十分别扭。1936年毁于一场大火。[2]

圣索菲亚大清真寺，詹姆斯·罗伯逊摄，1855（图片来源：诺丁汉大学文稿和特色藏品，编号Ne C 10884/2/38）

沙皇尼古拉一世对福萨蒂兄弟的发现一定非常兴奋，因为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沙皇俄国宗教生活的聚焦点，而俄罗斯本身就以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传承者自居。圣索菲亚是俄罗斯教堂之母，也是俄罗斯与东地中海巴勒斯坦圣地的东正教世界之间的纽带。根据公元7世纪僧侣编撰的基辅罗斯人历史《原初编年史》（Primary Chronicle），俄罗斯信奉东正教，正是因为被圣索菲亚的华美所倾倒。当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派出使者前往各国为罗斯人寻找“真正的信仰”。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者汇报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天堂，因为人间不可能有这般绚丽辉煌的景象，语言已无法形容。我们只知道上帝一定住在其中，这里的庆典比其他国家更为华美，我们无法忘怀其美丽。”[3]在整个19世纪，重新夺回圣索菲亚一直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领袖的长期基本目标。他们梦想着征服君士坦丁堡，将其重建为疆土从西伯利亚一直覆盖到巴勒斯坦圣地的俄罗斯帝国的首都“沙皇格勒”（Tsargrad）。用著名俄罗斯传教士、1847年率宗教使团前往耶路撒冷的阿希曼德里特·乌斯片斯基（Archimandrite Uspensky）的话说：“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接受天命，启迪亚洲，联合斯拉夫人。所有的斯拉夫人，不管是来自亚美尼亚、叙利亚还是阿拉伯、埃塞俄比亚，都将团结在一起，在圣索菲亚为上帝高唱赞歌。”[4]

福萨蒂兄弟向尼古拉一世请求资助出版他们的画作，但沙皇没有答应。圣索菲亚大清真寺在奥斯曼帝国——这个建立在原拜占庭帝国疆域之上的帝国——享有极高的宗教和政治地位，尽管沙皇对这些画作非常感兴趣，却认为俄罗斯当时还不宜卷入其中。但是领导和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是俄罗斯自我授予的宗教使命，中心任务之一就是重新夺回圣索菲亚，将其恢复为东正教的教堂之母，同时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一个拥有从莫斯科到耶路撒冷广大土地的东正教帝国的首都。正是这份使命感引发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福萨蒂兄弟的素描和水彩画要在十几年后才得以出版，但是在1854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威廉·扎尔贝格（Wilhelm Salzenberg）临摹的部分镶嵌画在柏林出版了，资助方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他的妹妹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皇后。[5]通过这些临摹的绘画，19世纪的人们才知道在圣索菲亚内原来还藏着这样的基督教宝藏。在苏丹的命令下，纯粹装饰性的镶嵌画得以继续展示，但是那些有人像的镶嵌画则被重新抹上石膏，因为伊斯兰教不允许人像的存在。福萨蒂兄弟甚至还在这些新抹的石膏上作画，保证和其他保留下来的镶嵌画风格一致。

圣索菲亚君王门上方的镶嵌画，P.伊斯坎德尔摄，1932（版权所有：敦巴顿橡树园田野档案和图片收藏，华盛顿特区）

这些拜占庭镶嵌画的命运代表了奥斯曼帝国内穆斯林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交缠与竞争。在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覆盖从巴尔干到波斯湾，从亚丁（Aden）到阿尔及利亚的广大地区，人口达三千五百万。穆斯林是其中的大多数，约占60%，几乎都居住在土耳其的亚洲地区、北非和阿拉伯半岛，但其中土耳其人并不占多数，约为一千万人，集中在安纳托里亚。在奥斯曼人从原拜占庭帝国手中夺下的欧洲疆土上，大部分人口是东正教徒。[6]

自从14世纪奥斯曼帝国建立以来，奥斯曼王朝的统治正当性一直都建立在通过圣战不断扩展伊斯兰疆土上。但是奥斯曼人是现实主义者，并非宗教极端分子。在他们统治下的欧洲地区，是奥斯曼帝国内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宗教上虽然敌视异教徒，但还是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政策，以保证获得最大利益。他们对非穆斯林征收额外的赋税，将其视为下等的“野兽”（rayah），使之蒙受各种羞辱，例如在大马士革（Damascus），基督徒不允许骑任何动物。[7]但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允许异教徒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一般不对他们进行迫害或强制其信奉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还通过“米利特”（millet）制度*进行宗教隔离，让宗教领袖在自己的教会内部行使权力，甚至允许非穆斯林拥有一定的自治权。

这一制度是奥斯曼帝国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对大批非穆斯林人口进行管理的一种办法。只要非穆斯林宗教领袖效忠奥斯曼帝国，他们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保留一定的自主权，包括教育、公共秩序、司法、税收、慈善和宗教事务等，但是需要获得苏丹手下的宗教官员批准（即使是维修教堂屋顶这样的事情）。米利特制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方便了管理，但同时也强化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种族和宗教的等级划分，也就是说穆斯林的位置处于其他所有米利特，包括东正教、亚美尼亚的格雷戈里安教会（Gregorian Armenian）†、天主教和犹太教之上，鼓励穆斯林对基督徒和犹太人进行歧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导致非穆斯林教众通过米利特表达怨恨，组织抗争，成为奥斯曼帝国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源头。

这一问题在东正教徒中最为明显。东正教米利特是奥斯曼帝国中最大的一个米利特，拥有一千万人口。东正教驻君士坦丁堡牧首是他们的最高领袖，代表了安条客（Antioch）、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牧首。在许多世俗事务上，他是“希腊人”（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眼中所有的东正教徒，包括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的真正负责人，在穆斯林和天主教徒面前维护东正教徒的利益。东正教会被势力强大的法纳尔人（Phanariots）控制，法纳尔人由一批希腊（包括希腊化的罗马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商人家族组成，最早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Phanar）地区，因此得名。自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政府内的通事（dragoman），包括外事秘书和翻译等，大部分都是法纳尔人。他们还买来了其他许多高级职位，控制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东正教会并担任都督（hospodar）。法纳尔人自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想要通过控制东正教会来推动并实现其希腊复国的梦想。他们希望能得到俄罗斯的帮助，但是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活动十分戒备。俄罗斯人支持保加利亚教士作为斯拉夫人的代表，对抗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希腊人。俄罗斯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野心也让法纳尔人十分担忧。

在19世纪之初的二十多年里，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本地教会势力慢慢扩大，重要性逐渐提高，在君士坦丁堡取得了与被希腊人把持的东正教会同等的地位。许多斯拉夫人无法接受希腊人控制他们的教育和司法事务，于是越来越期望通过本地教会实现他们的民族身份，抗衡土耳其人。民族主义力量在巴尔干地区各类人群，包括塞尔维亚人、黑山人（Montenegrins）、保加利亚人、摩尔达维亚人、瓦拉几亚人以及希腊人中都非常强大，他们各自通过语言、文化和宗教上的认同团结在一起，试图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塞尔维亚人首先获得解放，1804—1817年间，他们在俄罗斯的资助下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先是不得不让塞尔维亚自治，最终承认塞尔维亚公国，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宪法并建立了由奥布雷诺维奇（Obrenović）家族领导的议会。此时奥斯曼帝国已摇摇欲坠，巴尔干地区其他种族获得类似的自由已是迟早的事。

* * *

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俄国沙皇把奥斯曼帝国称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很早以前就有许多人相信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塞尔维亚大公在1838年曾对英国领事说：“土耳其已支撑不住了，马上就会倒下。其对各个省份管理上的错失所引起的叛乱将导致自己的灭亡。”[8]

奥斯曼帝国在管理上的错失，其根源在于无法适应现代世界。势力强大的宗教领袖如穆夫提（mufti）‡和乌理玛（ulema）§之流让改革停滞不前。伊斯兰宗教机构的格言是“不要搅乱已有的规矩，不要向异教徒借东西，教义不允许这么做”，他们关心的是苏丹颁布的法令是否符合《古兰经》的教义。在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对西方知识和技术的引进十分缓慢：商业贸易由非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控制；直到1720年代才成立第一家土耳其语出版社；一直到1853年，在君士坦丁堡学习传统伊斯兰法和教义的学生人数，依然是在现代学校中学习世俗化课程人数的五倍。[9]

经济停滞不前的同时，官僚腐败也极为盛行。在各个省份，通过买官贪污税收的现象非常普遍，文武官员把自己管理的地区视为封地，极尽盘剥之能事。只要他们能继续向高门进贡，与债主分赃，没人关心他们是用了怎样的残暴手段把钱收上来的。奥斯曼帝国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非穆斯林人口，他们缺乏法律保护，无权在伊斯兰法庭上为自己申诉，也没人会听基督徒的陈词。据估计，在19世纪早期，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农民或商人不得不把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缴给奥斯曼帝国。[10]

不过奥斯曼帝国衰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军事上的落后。在19世纪初，土耳其军队规模庞大，维持这支军队的经费可高达奥斯曼帝国财政支出的70%，但是与欧洲国家以征兵制建立的现代军队相比，它依然十分落后。土耳其军队缺乏中央化管理和指挥架构，也没有军事院校，部队缺乏训练，打仗仍旧依赖雇佣兵、非常规军队和边远地区的部落武装。军事改革迫在眉睫，特别是在土耳其军队多次被俄罗斯军队打败，接着埃及又被拿破仑占据之后，一些苏丹和他们的大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建立一支现代军队，就必须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根本性改革，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控制地方省份，还会触犯四万名禁卫军（janizaries）的利益——这些军人由苏丹出钱供养，代表了整个过时的军事传统，抵触一切改革。[11]

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在位）是第一个意识到必须让陆军和海军实现西方化的苏丹。他的军事改革议程在法国人的指导下进行。在18世纪晚期的几十年中，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很有影响力，主要原因是法国的对手——奥地利和俄罗斯两国都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塞利姆的军队现代化概念与俄罗斯彼得大帝在18世纪早期实行的军队西方化方案相似，土耳其人对此十分明了。他们做的只是引进西方新技术和做事办法，但是绝不会学习任何可能威胁伊斯兰权威的文化理念。土耳其人请法国人来指导军队现代化的部分原因，是想当然地认为法国是欧洲国家中宗教化程度最低的，既然如此，法国对伊斯兰的威胁也就最低了，对法国的这一印象来自雅各宾党人（Jacobins）的反宗教政策。

塞利姆的改革在禁卫军和伊斯兰教士们的联合抵制下失败了，但是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在位）将军事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扩大了军事院校的规模，通过考绩晋升的方式提拔军官，借此抗衡禁卫军独大的局面。他还成功地推动了对军服的改革，引进西方军事器械，废除禁卫军的封地，希望用这些方式建立一支由中央控制的欧式军队，最终与禁卫军融合。1826年，抗拒改革的禁卫军起兵叛乱，被苏丹的新军镇压下去，几千名禁卫军被杀，从此禁卫军被解散。

当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摇摇欲坠之时，列强的干涉也越来越频繁，虽然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基督徒，但实质上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利益。欧洲国家的大使馆不再满足于提供国家之间联络的功能，而是直接插手奥斯曼帝国内政，支持民族和宗教团体、政党和派别，甚至干预苏丹对大臣的任命，以此来维护本国利益。为了加强奥斯曼帝国与本国的贸易，他们和奥斯曼商人以及金融家建立直接联系，在主要的贸易中心建立领事馆。欧洲国家还开始向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发放护照，到19世纪中期，已有高达一百万奥斯曼帝国居民借助外国使团来逃避诉讼和纳税。俄罗斯在这方面最为活跃，为了建立黑海贸易而向大批奥斯曼苏丹治下的希腊人发放护照，并允许他们在船只上悬挂俄罗斯旗帜航行。[12]

对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来说，俄罗斯是他们的保护人。是俄罗斯军队帮助塞尔维亚人取得了独立，是俄罗斯人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是俄罗斯人将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人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解救了出来。但是为了控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欧洲地区，俄罗斯到底愿意付出多大代价呢？这一点可以从俄罗斯对希腊独立的支持上找到答案。

希腊独立运动的真正源头在俄罗斯，独立运动早期的领导人是一些希腊裔俄罗斯政客，他们从未踏足希腊本土，却梦想着团结所有希腊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他们计划从多瑙河的两个公国开始行动，最终完成希腊独立。1814年，一批希腊民族主义者和学生成立了“友谊社”（Society of Friends），这一组织的分会迅速在希腊人聚居的地区，如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伊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君士坦丁堡和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等地，以及一些俄罗斯城市建立起来。1821年，友谊社在摩尔达维亚发动了希腊人起义，领导人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斯（Alexander Ypsilantis）是一名俄罗斯骑兵高级军官，出身摩尔达维亚一个显赫的法纳尔人家族，他的父母在1806年俄土战争爆发时逃到了圣彼得堡。伊普西兰蒂斯和俄罗斯宫廷关系密切，自十五岁起就得到沙皇保罗一世（Paul I）的遗孀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Maria Fedorovna）皇后的宠信，1816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把他任命为自己的副官。

在圣彼得堡的统治集团上层中，希腊人的游说势力很强。俄罗斯外交部里有好几个希腊裔外交官和希腊独立运动的活跃分子，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人：一个是亚历山德鲁·斯图尔扎（Alexandru Sturdza），他的母亲来自法纳尔人家庭，本人来自摩尔达维亚，后来成了比萨拉比亚的第一任俄罗斯总督。另一个是扬尼斯·卡珀蒂斯特里亚斯（Ioannis Kapodistrias），他来自希腊科孚岛（Corfu）的一个贵族家庭，在1815年和卡尔·涅谢尔罗迭（Karl Nesselrode）共同被任命为俄罗斯外交部长。圣彼得堡的“希腊体校”（Greek Gymnasium）从1770年代起就开始训练希腊裔年轻人，培养他们进入俄罗斯军队和外交系统，这里的许多毕业生加入了俄罗斯军队，在1806—1812年间的俄土战争中效力。在这场战争中协助俄罗斯的还有许多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志愿者，战后他们都逃到了俄罗斯。所以1821年伊普西兰蒂斯在摩尔达维亚发动希腊人起义时，他手下已经有了一大批在俄罗斯受过训练、有作战经验的希腊军人。

他的计划是首先在摩尔达维亚发动起义，然后联合瓦拉几亚的希腊游击武装。这支武装的首领图尔多·弗拉迪米雷斯库（Tudor Vladimirescu）也曾参加过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对他手下的农民来说，君士坦丁堡太遥远，他们更憎恨当地的法纳尔人统治者。《布加勒斯特条约》规定，两公国均由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共管，但这里实际上没有土耳其军队驻扎，只是地方官手下有小规模的武装。伊普西兰蒂斯相信，一旦他率领的希腊志愿军跨越普鲁特河（River Pruth），从俄罗斯进入摩尔达维亚，当地军队就会向他投诚，而且一旦起义发生，土耳其人必然派兵前来镇压，引起俄罗斯介入，支持希腊人的抗争。于是当他抵达摩尔达维亚首都雅西（Iaşi）时，身上穿的还是俄罗斯军官制服，并号称自己有“一个强国作为后盾”。确实，在俄罗斯统治阶层、军事和宗教领袖中间有许多希腊人的支持者，俄罗斯设在两公国的领事馆甚至都成了起义者的征兵站。但是卡珀蒂斯特里亚斯和沙皇事先都不知道起义行动，两人在得知消息之后都马上公开谴责其为叛乱。不管他们对希腊的独立运动多么同情，俄罗斯毕竟是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的发起者之一，这一保守同盟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815年缔结，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起义。

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两公国内的希腊人起义很快被三万土耳其军队镇压下去。瓦拉几亚的农民武装撤进了山区，伊普西兰蒂斯逃到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被奥地利当局逮捕。土耳其军队重新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并对当地的基督徒进行报复。士兵们劫掠教堂，屠杀教士和平民，男女老幼均不放过，肢解尸体，割下鼻子、耳朵和头颅，军官们则在一边袖手旁观。几千平民逃到临近的比萨拉比亚，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难民问题。暴力事件甚至波及了君士坦丁堡，1821年复活节时，东正教牧首和几个教区主教被一些禁卫军公开吊死。

随着土耳其军队暴行的消息不断传来，俄罗斯人对希腊起义者的同情越来越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越来越感觉有责任介入，尽管他同时还有遵守神圣同盟原则的义务。他觉得土耳其人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捍卫主权所需，是在针对希腊人进行一场宗教迫害，而按照俄罗斯对《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的诠释，他们有责任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沙皇向土耳其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立刻撤出多瑙河两公国，修复被毁的教堂，并承认俄罗斯对东正教徒的保护权。这是欧洲列强第一次公开出面为希腊人说话。土耳其人的反应却是扣押俄罗斯船只，没收粮食，关押船员。

俄罗斯断绝了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在沙皇的幕僚圈子中，许多人主战。当时希腊起义已经蔓延到希腊中部、伯罗奔尼撒、马其顿（Macedonia）和克里特岛（Crete）。他们担心如果俄罗斯不介入，这些地区的起义将遭受同样的镇压和残酷报复。1822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残暴地镇压了希俄斯岛（Chios）起义，吊死了两万居民，并将剩下的七万希腊人押解出境卖为奴隶。整个欧洲都对这一暴行感到震惊，其恐怖场景在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鲁瓦（Eugène Delacroix）1824年的油画作品《希俄斯大屠杀》（The Massacre of Chios）中得以再现。在俄罗斯外交部，卡珀蒂斯特里亚斯和斯图尔扎力争以宗教为由发动军事介入，理由是俄罗斯保护基督徒不受穆斯林暴力侵犯的责任高于其对奥斯曼帝国主权的考虑，这种说法预演了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前夕俄罗斯所提出的理由。他们指出，如果俄罗斯出面支持发生在西班牙或是奥地利的暴乱，那确实是违反了神圣同盟的原则，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在基督教政权的合法统治下；但是穆斯林政权不能被认作合法的，因此神圣同盟的原则不适用于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神圣俄罗斯”有义务保护东正教徒这一逻辑也同样被沙皇驻法国大使波佐·迪·博尔戈（Pozzo di Borgo）采用，不过他对扩大俄罗斯的战略野心更感兴趣，呼吁发动战争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并在俄罗斯的保护下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

这些观点在俄罗斯政府高层、军官和知识分子间非常流行，在1820年代早期，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东正教事业救世主般的投入让这些人团结起来，一时间有了“越过多瑙河，把希腊人从穆斯林暴行中解救出来”的说法。一名俄罗斯南方部队的领导人呼吁对土耳其人开战，将巴尔干所有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希腊王国”。圣彼得堡宫廷对神圣同盟原则的认同更为坚定，但即使在那里也有主战派的支持者。最热心此事的是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Baroness von Krüdener），她是一名宗教神秘主义者，认为亚历山大有拯救世界的责任，鼓吹发起东正教圣战将穆斯林赶出欧洲，在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升起东正教的十字架等等，后来被沙皇逐出皇宫并勒令离开圣彼得堡。[13]

亚历山大非常看重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不可能真的考虑通过俄罗斯单方介入来解救希腊人。他信守会议制度（Congress System），这一制度在维也纳会议确立，目的是让欧洲列强通过国际谈判解决重大危机。他意识到对希腊问题采取任何单方行动，都会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1821年10月，奥地利外交大臣、欧洲协调首席协调员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已经在主持希腊危机的国际调解政策，参与此事的还有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因此当沙皇在1822年2月向这两个人提议，要求在俄罗斯针对土耳其的行动上获得支持时，各方同意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这一危机。

亚历山大呼吁建立一个在俄罗斯保护下的地域辽阔的希腊自治区，与当时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做法类似。但是英国担心此举将为俄罗斯提供对外扩张、干涉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借口。奥地利则担心一旦希腊人起义成功，在其治下的其他中欧地区都可能出现类似暴动。因为亚历山大十分看重俄罗斯与奥地利的联盟，所以没有对希腊人施以援手，而是继续呼吁欧洲联合行动，然而列强对此均无动于衷。但是在1825年，两件事的发生改变了列强的想法：第一件事是奥斯曼帝国苏丹从埃及召来了著名将领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来镇压希腊起义，引发了更多暴行，激发了更多对希腊人的同情和更高的要求干预的呼声。第二件事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了。

* * *

新登基的沙皇是亚历山大的弟弟、29岁的尼古拉一世。正是这位沙皇，将来会对克里米亚战争负最大的责任。尼古拉一世长得高大轩昂，头顶已开始脱发，脸庞两边有长长的鬓角，留着军官式的胡须。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沙皇，早年就对军事非常入迷，熟记哥哥手下将军的名字，自己设计军装，参加各种军事检阅和战术演练。虽然没能实现少年时期的梦想，即参加抗击拿破仑的战斗，但他一直准备着以后做一名军人。1817年他第一次获得了军事任命，担任工兵总监督，那段经历让他对军事工程和火炮产生了兴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炮兵是俄罗斯军队中最强的部分。他热爱军队生活的井井有条，这正好符合他严格细致的性格、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他一辈子都坚持睡在一张行军床上）。他对圈内人礼貌优雅，对圈外人却冷漠严厉。在人生后期他变得越来越易怒急躁，常会做出莽撞盛怒的举动，这些行为和沙皇家族遗传下来的精神疾病有关，亚历山大一世也有同样的问题。尼古拉一世的另一个哥哥，1825年拒绝登基成为沙皇的康斯坦丁大公（Grand Duke Constantine）也有类似的症状。[14]

和亚历山大一世相比，尼古拉一世对捍卫东正教更为重视，这是他外交政策的中心。他坚信自己的天赋使命是保护东正教徒不受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行动等西方异端邪说的侵扰。在执政的最后几年，他一直梦想着率领俄罗斯发动圣战，将巴尔干的基督徒从土耳其人手下解放出来，把巴尔干与俄罗斯合并，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为精神中心的辽阔的东正教帝国。安娜·丘特切娃（Anna Tiutcheva）¶从1853年起一直生活在宫中，她把尼古拉一世描述为“贵族中的堂·吉诃德，凭借着自己的精神和信念，抛弃一切，与历史打一场无谓的战争”。[15]

莫斯科附近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New Jerusalem Monastery）展现了尼古拉与巴勒斯坦圣地之间的个人纽带。这座修道院由尼康（Nikon）大主教在1650年代负责兴建，选择了一个与圣地地形相似的地方，附近的伊斯特拉河（River Istra）象征着约旦河。修道院拥有好几个教堂，这些教堂的位置布局也依照耶路撒冷的圣所位置而定。尼康还请来外国僧侣入住修道院以体现这里代表了从莫斯科到耶路撒冷的各个民族的东正教徒。尼古拉于1818年访问了这座修道院，这一年他的儿子，也是皇储出生，他把这一巧合看作天意。当修道院由于大火而部分被毁之后，尼古拉亲自指挥，将修道院的中心教堂复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重建成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翻版，为此他还特意派遣画家去圣地朝觐，把圣墓教堂的样子绘制下来，从而使其在俄罗斯的土地上重现。[16]

在1825年登基之时，尼古拉的宗教野心还不是非常明显，他态度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他还拥护神圣同盟的原则，但到了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几年，他就把为东正教徒伸张正义作为俄罗斯在巴尔干和巴勒斯坦的强硬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了。不过自从登基开始，他捍卫东正教徒反抗土耳其人的决心就十分明显，而保护东正教徒必须从希腊开始。

尼古拉登基后恢复了与卡珀蒂斯特里亚斯的关系，这位俄罗斯原外交部长因为积极支持希腊独立运动，不得不在1822年辞去官职并离开俄罗斯流亡海外。尼古拉还向土耳其人发出战争威胁，逼迫他们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并接受了由他的军事顾问们制定的出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以支持希腊的方案。沙皇对外交部长卡尔·涅谢尔罗迭言听计从，而涅谢尔罗迭对欧洲协调已经失去耐心，他加入主战派行列不是因为多么关心希腊起义者，而是认为与土耳其人开战能够推进俄罗斯在近东的战略目标。他的想法是，如果俄罗斯威胁军事介入，至少会让英国人有所动作，只要英国人不想让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独大，他们就会与沙皇合作共同解决希腊问题。[17]

1826年英国政府派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到圣彼得堡与俄罗斯谈判以期签署一份英俄协定。威灵顿公爵是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英军名将，现在已是英国政府内的高级政客。后来法国也加入谈判，三方在1827年签署《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呼吁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建立希腊自治省。在苏丹拒绝了这一提议后，三方决定派出一支联合舰队到附近水域，舰队指挥是英国海军上将、亲希腊的爱德华·科德林顿（Admiral Edward Codrington），他接到的指令是以和平手段胁迫苏丹接受条约，“以火炮”作为最后手段。但是科德林顿可不是什么外交家，1827年10月，他指挥舰队在纳瓦里诺（Navarino）摧毁了整支土耳其埃及联合舰队。苏丹闻讯大怒，拒绝再接受调停，宣布发动圣战，对俄罗斯要求奥斯曼帝国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的最后通牒不作理会。

苏丹的强硬反应正中尼古拉下怀，他一直怀疑英国人不会为希腊而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但是又担心一旦俄罗斯派兵驱逐多瑙河两公国的土耳其军队，英国人会以此为由宣布《伦敦条约》作废。现在既然苏丹对俄罗斯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尼古拉就有正当理由单独向土耳其宣战了。涅谢尔罗迭在1828年1月写给卡珀蒂斯特里亚斯的信中说，俄罗斯将会为建立一个“希腊政府”而战。沙皇向希腊起义军送去经费和武器，卡珀蒂斯特里亚斯则向沙皇承诺未来俄罗斯将对希腊事务拥有“独一无二的影响力”。[18]

1828年4月，六万五千名俄罗斯士兵和哥萨克骑兵渡过多瑙河，分三路向维丁（Vidin）、锡利斯特拉（Silistria）和瓦尔纳（Varna）发起进攻，这三个地方都在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大路上。尼古拉坚持御驾亲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亲自参加战斗。一开始俄罗斯军队推进很快，所到之处马匹饲料丰富；但是不久就在瓦尔纳附近遭到阻滞，许多士兵在多瑙河三角洲的恶劣环境下得了病。在1828—1829年间，俄罗斯士兵中有一半病死，增援部队也同样被疾病困扰。在1828年5月至1829年2月间，俄罗斯士兵中有二十一万人次曾到军队医院中接受治疗，是整个战争期间投入兵力的两倍。[19]这样大规模的兵员流失在沙皇部队中并不罕见，因为军队对农奴战士的健康福利一点都不关心。

俄罗斯在1829年春天重新发起攻势，占领了土耳其要塞锡利斯特拉，随后攻占了埃迪尔内（Edirne），即后来的哈德良堡（也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至此，俄军离君士坦丁堡已经不远了，在君士坦丁堡甚至能听到附近海面上俄罗斯舰队的炮声。俄罗斯海军已控制了黑海和爱琴海（Aegean），陆军则可以从希腊或保加利亚志愿军那里获得兵员补充，而土耳其军队则乱作一团。在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军队也同时发起进攻，占领了土耳其要塞卡尔斯和埃尔祖鲁姆（Erzurum），打开了进攻安纳托里亚的大门。此时俄罗斯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将苏丹赶下台，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日子仿佛不远了，法国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甚至已经提出由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土地。[20]

尼古拉自己也觉得奥斯曼帝国即将垮台，他可以给予最后一击，实现解放巴尔干地区基督徒的目标，但是他需要得到欧洲其他列强，特别是最亲密的盟国奥地利的支持。当俄罗斯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时，尼古拉通知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说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建议奥地利和俄罗斯一起分治奥斯曼帝国领土，“以免其他人来填补权力真空”。但是奥地利人并不信任俄罗斯，不愿与俄罗斯合作，反而宁愿通过欧洲协调解决问题。1829年，在缺乏奥地利支持的情况下，尼古拉停止了对奥斯曼帝国最后的进攻，担心此举会触发欧洲列强联合起来保护土耳其，更担心如果奥斯曼帝国崩溃，欧洲列强会蜂拥而来争夺地盘，这两种情形都对俄罗斯不利。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听从了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的意见：对俄罗斯最有利的情形是保留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但是让其衰弱到不得不依赖俄罗斯生存，这样俄罗斯就可以继续加强自己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的势力。一个病倒的土耳其比一个死去的土耳其对俄罗斯更有利。[21]

正因为如此，《哈德良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对土耳其一点也不苛刻。条约在1829年9月签署，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俄罗斯保护下的自治权，将多瑙河口的一些岛屿、格鲁吉亚的几个要塞割让给了俄罗斯，归俄罗斯所有的还有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以及高加索南部的埃里温汗国和纳希切万（Nakhichevan）汗国，这些是1828年俄罗斯刚从波斯人手里夺过来的。但是所有这些和俄罗斯有可能迫使土耳其人做出的让步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条约中最重要的条款也是《伦敦条约》签字各方希望看到的结果：土耳其承认希腊自治，开放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供所有商船使用。

虽然俄罗斯表现克制，但西方列强并不相信它真的会自动让步。条约中没有提到军舰如何使用海峡，于是他们相信俄罗斯一定逼迫土耳其人签署了秘密条款或给予了口头保证，让俄罗斯舰队可以独家控制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水路要道。自希腊起义以来，西方国家就对俄罗斯势力的扩张感到担心，《哈德良堡条约》增强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敌意。英国人对此特别警觉，威灵顿公爵此时已当上英国首相，他认为这一条约实质上让奥斯曼帝国变成了俄罗斯的保护地，比奥斯曼帝国崩溃、被列强瓜分还糟糕，至少瓜分奥斯曼帝国时列强还能谈判。当时担任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海茨伯里勋爵（Lord Heytesbury）声称苏丹已“向沙皇称臣，就像印度亲王臣服在东印度公司脚下一样”。[22]他似乎对自己这番话中的讽刺意味毫不知觉，英国人自己可以将印度王朝踩在脚下，但是当俄罗斯人采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奥斯曼帝国时，英国却以正义姿态出现，自认为是近东现状的保护人。

由于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英国开始酝酿解决东方问题的政策。为了不让俄罗斯在希腊问题上获得先机，英国开始支持希腊独立，而不是俄罗斯支持的希腊自治。英国人担心希腊名义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自治区，实质上却完全依附于俄罗斯。英国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卡珀蒂斯特里亚斯就一再呼吁沙皇出兵驱逐欧洲地区的土耳其人，成立一个大希腊自治区，一个在俄罗斯保护下的巴尔干邦联，也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倡导过的模式。但是在1831年，卡珀蒂斯特里亚斯遇刺身亡，他代表的亲俄罗斯政党势力随之渐弱，亲西方的自由党派势力渐强，沙皇在希腊问题上的影响力因此大打折扣。在各方势力此消彼长之下，1832年《伦敦公约》（Convention of London）顺利达成，在列强的担保下，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希腊诞生了，国王是英国人的选择——年轻的巴伐利亚王子奥托一世（Otto of Bavaria）。

* * *

从1829年直至克里米亚战争，扶持一个“虚弱的邻居”一直是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政策。在沙皇军队和外交部中，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在巴尔干和高加索采取更为强硬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是沙皇的政策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同时满足野心勃勃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那些担心欧洲大战的人。“虚弱的邻居”政策的核心是在军事威胁的支持下，借助宗教来扩大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基督徒聚居区的影响力。

为了保证《哈德良堡条约》的实行，俄罗斯派兵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1829年至1834年的五年占领期内，俄罗斯制定了一部“宪法”（称为《组织规程》，Règlement Organique）并对两公国的管理进行改革，采用了相对偏向自由主义的原则，比同期俄罗斯国内的管制手段要宽松得多，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奥斯曼帝国的遗留影响。俄罗斯当局尝试减轻农民负担，通过经济让利来赢得当地农民的支持。他们把教堂置于俄罗斯控制之下，征召当地武装，改善军事基建，让两公国能够成为将来与土耳其人交战时的军事基地。有一段时间，俄罗斯曾考虑直接并吞这两个公国，但是在1834年，俄罗斯军队还是撤离了，不过他们留下了相当数量的部队控制军事道路，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当地的王公贵族是谁给了他们权力。摩尔达维亚大公米哈伊·斯图尔扎（Michael Sturdza）和瓦拉几亚大公亚历山大·吉卡（Alexander Ghica）都是由俄罗斯人挑选的。俄罗斯领事不仅密切监视两地当局，还经常介入贵族议会和权力争夺以保证俄罗斯的利益。按照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勋爵（Lord Ponsonby）的说法，斯图尔扎和吉卡“表面是当地最高官员，实质是俄罗斯臣民”，他们“徒有其表，只听命于俄罗斯政府”。[23]

有时候，为了维护这个既虚弱又有依赖性的邻居，俄罗斯不得不替奥斯曼帝国出面维护主权。1833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一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对苏丹的权威提出了挑战，在帮助苏丹镇压希腊反叛之后，他要求获得埃及和叙利亚的世袭继承权，但没有得到苏丹的同意。于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带兵进占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这支军队由法国人按照欧洲军队的模式训练，十分强大，横扫奥斯曼帝国部队，君士坦丁堡顿时成为板上鱼肉。在埃及执政期间，穆罕默德·阿里实现了埃及经济的现代化，融入国际市场，成为棉花出口地，运往英国的棉纺工厂；他还修建工厂，主要用来为埃及军队提供军需品。入侵叙利亚的原因之一其实是为了扩大生产基地，以更好地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但同时穆罕默德·阿里还代表了卷土重来的穆斯林传统势力，与苏丹较为宽松的宗教领导方式很不相同。他把自己的军队称为圣战者（Cihadiye）。根据当时观察家的看法，一旦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他就会建立一个“新穆斯林帝国”，并对中东地区的基督教势力持敌对态度。[24]

苏丹向英国和法国求助无果，情急之下不得不乞求沙皇伸出援手。沙皇立刻派出七艘军舰、四万士兵协同保卫君士坦丁堡。俄罗斯人认为穆罕默德·阿里是法国人的走卒，对俄罗斯在近东的利益威胁极大。从1830年开始，法国人一直在进行征服奥斯曼帝国属下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法国军队是本地区唯一有实力遏制俄罗斯野心的力量。更让俄罗斯人担心的是，从搜集到的情报来看，穆罕默德·阿里誓言“恢复穆斯林曾经拥有的伟大力量”并要为1828—1829年俄土战争复仇。俄罗斯人担心他会征服整个小亚细亚（Asia Minor）地区并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帝国代替奥斯曼帝国。这么一来，“虚弱的邻居”将变成一个南部边疆外威胁很大的伊斯兰势力，而且还和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有着很强的宗教联系。[25]

俄罗斯派兵的举动让英国和法国警觉起来，他们各自派出舰队抵达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克湾（Besika Bay），并在1833年5月调停穆罕默德·阿里和苏丹参加屈塔希亚（Kütahya）会议并达成协议：穆罕默德·阿里以从安纳托里亚撤军换取克里特岛和汉志地区（Hijaz）**，易卜拉欣获任叙利亚终身总督。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没有得到埃及的世袭继承权，为此他十分恼怒，急于卷土重来。英国人加强了他们在黎凡特地区（Levant）††的舰队并进入战备状态，以保护苏丹。在英法两国介入之后，俄罗斯就退出了，但是在撤兵之前，他们还是逼迫苏丹在1833年7月签署了一份《帝国码头条约》（Treaty of Unkiar-Skelessi）。条约主要是再次确认了俄罗斯从1829年《哈德良堡条约》中获得的权利，但是加了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俄罗斯有义务对土耳其提供军事保护，作为条件，俄罗斯可以随时要求土耳其封锁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不让外国军舰通过。这样俄罗斯就可以阻挡英国和法国海军舰船进入黑海，保证自己对黑海的绝对控制权。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对这个条约的理解，俄罗斯拥有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法律权利。[26]

这个秘密条款很快被土耳其官员泄露给了英国和法国，在西方媒体引起一片哗然。西方国家马上怀疑俄罗斯不仅有权要求封锁海峡不让外国军舰通过，而且还有权要求只向俄罗斯军舰开放海峡。如果是这样的话，俄罗斯海军就可以在四天之内从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尔驶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而西方海军根本来不及介入。事实上，这个秘密条款并没有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说明。俄罗斯声称这一条款不过是为了自我保护，防止俄罗斯在黑海的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两地遭受英法这两个海上强国的攻击。地中海通往黑海的海峡是“打开俄罗斯大门的钥匙”，如果俄罗斯不能关上这扇大门，那么其南部虚弱的腹地，即黑海沿岸以及高加索，将会暴露在敌人面前。事实上，克里米亚战争中土耳其和西方军队就是这么干的。

* * *

但此时无论俄罗斯如何辩解，西方都无人理睬，任何良好的意图都会遭到怀疑。俄罗斯在欧洲大陆上的一举一动，都被看作帝国扩张中的反动和侵略性行为。“毫无疑问，目前俄罗斯政府正在执行一套向南部扩张的策略，这一策略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就已经开始，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部分”，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在1833年12月给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勋爵的信中写道：

每次在被问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时，圣彼得堡内阁一般都会说自己丝毫没有兴趣，并且抗议说俄罗斯对自己广袤的疆域已很满意，并无扩大疆土的意愿，绝不承认任何外人强加在俄罗斯身上的扩张计划……

尽管俄罗斯反复强调这一点，但是其向各方扩张的计划其实已显而易见，目标明确，步伐坚定。近些年来俄罗斯所有的重要行动，都是为了有利于进行领土扩张或增强对外影响力。

最近在黎凡特地区发生的各种不幸事件结合在一起，让俄罗斯对土耳其的企图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这对大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非常重要，必须考虑如何阻止俄罗斯进一步推进其目标，以及是否有可能削减它已经取得的优势。

19世纪法国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认为1833年的《帝国码头条约》让俄罗斯把黑海变成了“俄罗斯的内湖”，由其“傀儡政权”土耳其为之把守，“没有什么能阻止俄罗斯穿过海峡，向地中海地区投入舰船和军队”。法国驻圣彼得堡代办向俄罗斯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警告俄罗斯说，一旦俄罗斯凭借这一条约干涉“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法国政府将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在英国方面，庞森比从帕默斯顿那里得到了授权，一旦他认为君士坦丁堡将遭受俄罗斯威胁，可以马上从地中海召集英国海军舰队进行防卫。[27]

1833年是英国对俄罗斯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英国人关心的主要是能否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担心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将导致欧洲势力均衡被打破，甚至引发一场欧洲大战。他们对苏丹的主权状况并不特别关心，这可以从他们的希腊政策上看出来。但是，一旦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有可能被埃及人占领，并由此引发一场气势磅礴的伊斯兰复兴，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有可能变成俄罗斯的保护国时，英国对土耳其的兴趣马上加强了，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奥斯曼帝国事务，鼓励经济政治改革，希望奥斯曼帝国能恢复生机，甚至扩大影响力。

英国的兴趣主要在商贸方面。对英国来说，奥斯曼帝国不仅是一个日益增长的出口市场，还是宝贵的原材料来源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工业强国，英国支持打开全球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同时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海上强国，英国随时准备使用炮舰逼迫外国政府开放市场。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帝国”，或者可以叫“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英国可以凭借军事威胁和政治影响来推动其经济霸权，限制外国政府的独立自主能力，并不需要直接进行统治。

英国的这一战略意图在奥斯曼帝国再明显不过了。庞森比一再强调，扩大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影响力会带来经济上的回报。他在1834年向帕默斯顿汇报说：“保护我们政治利益的措施将会带来商业繁荣的源头活水，这一点是通过与别的地区交往所不可能达到的。”当时已经有一批英国商人在土耳其经商，他们人数众多、势力强大。为了维护在当地的庞大利益，他们不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土耳其进行政治干预。这部分人的观点出现在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如《布莱克伍德》（Blackwood’s）和《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等，这两份刊物均受到这批商人的资助。他们的观点还在一些亲土耳其人士，例如戴维·厄克特（David Urquhart）等人中得到响应。厄克特在1833年率领一个秘密贸易代表团前往土耳其，认识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发展将给英国贸易发展带来很大潜力。他在1835年写道：“土耳其的进步，如果能免受政治事件的干扰，向公平的方向发展，若干年后必将成为英国商品在世界上的最大市场。”[28]

1838年，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威胁和政治承诺，英国向高门强加了一项税收协议，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几乎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港。在失去关税这一财政来源后，高门保护本国尚在襁褓中的民族工业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从此英国向土耳其出口的商品数量大幅提高，在1850年达到了原来的十一倍，使土耳其成为英国最有价值的出口市场，仅次于汉萨同盟地区（Hanseatic towns）和荷兰。1846年英国废除了限制外国谷物进口的《谷物法》（Corn Law），从土耳其，主要是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进口的谷物随之增加。蒸汽海轮、内河蒸汽船以及铁路的出现，让多瑙河第一次成为繁忙的水上高速通道。多瑙河河道贸易被英国商船垄断，英国商人把这里的谷物出口到西欧国家，然后从英国进口商品。与把持多瑙河水道的英国商人竞争的是以敖德萨、塔甘罗格和其他黑海港口为基地的一批商人，他们把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农业区的谷物出口到西欧。这一谷物贸易对俄罗斯越来越重要，因为自蒸汽机出现后，对俄罗斯木材出口的需求下降了。到19世纪中叶，俄罗斯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经由黑海港口运出。为了帮助黑海商人，俄罗斯在1829年占领多瑙河三角洲之后，故意要求外国船只必须经过耗时的隔离控制，甚至不对多瑙河进行清淤，以增加河道航行的困难。

在黑海东岸，英国的商贸利益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土耳其东北部港口特拉布宗（Trebizond）。在这里，希腊和亚美尼亚商人进口大量的英国商品并运到亚洲内陆地区出售。马克思认为这条商路对英国的重要性“可以在曼彻斯特商品交易中心看出来”，他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上写道：“面庞黝黑的希腊买家的数量和重要性与日俱增。在这里，除了德语和英语之外，还能听到希腊以及南部斯拉夫方言。”在1840年代以前，俄罗斯几乎垄断了亚洲这部分地区的商品贸易。俄罗斯产的布匹、绳子和亚麻占据了巴伊布尔特（Bayburt）、巴格达（Baghdad）和巴士拉（Basra）的集市。但是蒸汽机船和铁路的出现，为开辟一条通往印度的距离更近的商路提供了可能：或者是穿过地中海到开罗（Cairo），然后从苏伊士（Suez）到红海；或者是穿过黑海到特拉布宗，然后沿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抵达波斯湾（Persian Gulf）。在那时，帆船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苏伊士湾的强风和雨季，或是幼发拉底河狭窄的水道。英国人倾向开发幼发拉底河商路，主要是因为穿过的是苏丹而不是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下的地区，开发这条商路还被视作在这一地区增加英国影响力，同时钳制俄罗斯势力的办法之一。1834年英国从高门那里获得许可，派弗朗西斯·切斯尼（Francis Chesney）对幼发拉底河商路进行测绘。这次测绘没有成功，英国对这条商路的兴趣也随之降低了。但是在1850年代，修建一条幼发拉底河谷铁路（Euphrates Valley Railway），通过阿勒颇（Aleppo）和巴格达连接地中海和波斯湾的计划又再次被提了出来，原因是英国政府感到俄罗斯对印度的威胁日益增强，于是想办法增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英国人因为缺乏资金保证，从未兴建这条铁路；但是德国人在1903年修建巴格达铁路（Baghdad Railway）时，采用的路线和这一方案有许多相似之处。

俄罗斯对印度的威胁，是英国的恐俄人士最大的担忧。对一些人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征服土耳其，还是为了防止俄罗斯在整个小亚细亚直至阿富汗和印度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俄罗斯是世界上扩张最快的帝国，其野心没有止境。

事实上，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并不存在俄罗斯势力伸向印度的危险。对俄罗斯来说，印度距离太远，将军队派到那里也非常困难。沙皇保罗一世的确考虑过一个疯狂的计划：派遣一支俄法联军袭击印度。1807年拿破仑在与沙皇亚历山大的对话中又提及这一想法，拿破仑解释道：“越是不现实的远征行动，就越能让英国人惊恐。”英国政府其实一直都清楚俄罗斯做这样的远征行动是不现实的，一名英国情报官员认为俄罗斯侵略印度的计划只能是“派辆大篷车过去”。但是，虽然英国官方没人把俄罗斯威胁印度当真，这并不能阻止恐俄的英国报刊大肆渲染对俄罗斯威胁的恐慌，强调俄罗斯征服高加索之后带来的潜在威胁，以及其在波斯和阿富汗施展的种种“见不得人的手腕”。[29]

俄罗斯意图侵略印度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828年出版的一份名为《论俄罗斯的企图》（On the Designs of Russia）的小册子上，作者是乔治·德莱西·埃文斯上校（Colonel George de Lacy Evans），此人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已晋升为将军，担任英军第二步兵师的师长。在对俄土战争的结果进行猜测时，他编织了一个俄罗斯不断侵略和扩张的噩梦般的画面：俄罗斯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切断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他的基本论点，即俄罗斯帝国的急速扩张必须得到遏制，再次出现在1829年出版的第二份小册子《论英属印度被入侵的可能性》（On the Practicality of an Invasion of British India）。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德莱西·埃文斯声称俄罗斯军队可能已在印度西北边境集结。这份小册子在政府官员中流传很广，威灵顿公爵认为这对英国是一个警告，并告诉印度管理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 for India）‡‡主席埃伦伯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如果俄国对印度采取敌对行动”，他准备“在欧洲这边解决这个问题”。1833年之后，看到俄罗斯似乎已把奥斯曼帝国捏在手中，英国人的这些恐惧变成了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1834年阿瑟·康诺利中尉（Lieutenant Arthur Connolly）出版了一部畅销旅行日记《印度北部之旅》（Journey to the North of India）。在书中他指出，如果能得到波斯人和阿富汗人的支持，俄罗斯可以从印度西北边境发起进攻。他是第一个用“大博弈”（the Great Game）来形容英俄两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冲突的。[30]

俄罗斯人确实一直在增强他们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实力，目的是贯彻“衰弱的邻居”政策。俄罗斯派代表为波斯的外交出谋划策，并为沙阿（Shah）§§的军队提供支援。当波斯军队在1837年占领阿富汗城市赫拉特（Herat）时，许多英国人都相信这是俄罗斯为入侵印度而做的准备。“波斯人占领赫拉特，”一位前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写道，“不可能是其他原因，只可能是为了让这个地方成为俄罗斯军队入侵印度时的集结地。”英国恐俄报刊指责政府无所作为，未能识破俄罗斯在波斯的种种阴险邪恶的招数。《先驱报》（Herald）警告说：“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提醒政府，俄罗斯的野心超越了土耳其、切尔克斯和波斯，甚至对我们在东印度的附属地都有所企图。这自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就已经开始，那时她就威胁要派出军队，将印度亲王们团结在大蒙古的旗帜下。”《旗帜报》（Standard）呼吁：“对俄罗斯光是警惕已经不够了，我们已经对俄罗斯保持警惕八年了，在这八年中，它已经向印度推进了两千英里¶¶。”[31]

究其本质而言，俄罗斯对印度是个威胁，这一看法在当时英国的大报读者中十分流行。在1838年一份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印度、英国与俄国》（India,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中，有一段话与20世纪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很相似：

俄罗斯在各个方面的侵略行为完全戳穿了它以渴求和平自居的狡辩，任何有理性推断能力的人都会同意，要阻止它对外征服，就必须遏制它的实力。在俄罗斯西面，波兰已成了它的附庸国。在南面，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如果还没有被俄罗斯夺走，也正在等着被它征服。黑海上，没有莫斯科大公的许可，别国船只无法航行，英格兰的旗帜曾在全世界的海洋上骄傲地飘扬，在这里却被羞辱，大英帝国商人经营的贸易被压制。在东面，俄罗斯同样在进行系统性的扩张侵犯：切尔克斯已被击垮；波斯先是顺从，然后依附俄罗斯，最终被吞并。在波斯之外是阿富汗，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入侵印度的通路。一旦跨过了印度河（Indus），还有什么能阻止俄罗斯之鹰飞向英属印度的心脏？印度是俄罗斯窥伺之处。我们必须认真应对。[32]

为了对抗想象中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开始在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建立缓冲地带。1838年英国占领了阿富汗，名义上是为了帮助国王舒亚·沙阿（Emir Shah Shuja）恢复王位，但是在王位恢复后，英军却继续占领阿富汗，扶持舒亚·沙阿的傀儡政权。英国人的最终目的是在这里实现英国统治，但1842年阿富汗部落反叛，英军遭遇灾难性失败，不得不撤出阿富汗。与此同时，英国增强了在德黑兰的外交力量，试图通过建立防卫同盟、承诺提供军事援助等让波斯人疏远俄罗斯。在英国的压力下，波斯军队撤离了赫拉特，并在1841年和英国签署了贸易协议。英国甚至还曾考虑占领巴格达，以为阿拉伯人会把英国的行动看作把他们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即使这招不灵，阿拉伯人反对英国占领巴格达，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也会削弱他们的反抗力量。用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的话说，总可以想办法“让他们互斗”。罗林森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军官，著名的东方学家，他是第一个翻译出在贝希斯敦（Behistun）发现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的人。他积极鼓吹英国必须遏制俄罗斯对中亚、波斯和阿富汗地区的扩张，是这一派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认为英国应该建立一个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n）帝国并将其置于欧洲列强保护之下，作为对付俄罗斯在高加索扩张行动的缓冲地带，同时还可以防止俄罗斯征服底格里斯（Tigris）和幼发拉底峡谷，这样就可以切断俄罗斯通往印度的道路。他甚至还建议派印度军队进攻格鲁吉亚、埃里温和纳希切万等地，这些地方虽然被俄罗斯通过《哈德良堡条约》占领，但英国从未承认其合法性。[33]

罗林森还积极参与将英国援助送到高加索穆斯林部落手中的行动，这些部落一直在当地抗击俄罗斯人。1834年一位新领袖沙米勒（Shamil）伊玛目出现了，他的个人感召力很强，追随者似乎把他当作一个刀枪不入，从天而降的首领。当地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勇敢作战，击败俄军，神奇地死里逃生等等。在这样一位一呼百应的领袖的率领下，穆斯林部落重拾信心，继续反抗俄罗斯的武装斗争。沙米勒部队的优势是他们与山区部落之间联系密切，借助山区部落的支持，采用游击战术，搞得俄罗斯军队焦头烂额。沙米勒的部队可以说无处不在但又无影无踪，村民随时可以变成战士，战士也能在一瞬间变回村民。山区居民是沙米勒部队的眼线，为他们刺探军情，俄军随时都可能遭遇伏击。沙米勒的部队在俄军外围活动，对暴露在外的俄罗斯部队、要塞和补给线发起突袭，然后消失在大山之中。他们很少与俄军正面交锋，因为知道敌不过俄军人数和炮火上的优势。俄军对这些战术束手无策，许多人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战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军只能通过投入越来越多的部队，试图在沙米勒的根据地车臣地区将其打败，但却毫无建树。到1830年代末期，甚至连俄罗斯人也开始相信他刀枪不入的神话了。一个沙皇部队里的将军哀叹道，沙米勒已成为一个“宗教神话里的军事人物，就像伊斯兰传说中穆罕默德的剑让四分之三的宇宙颤抖一样”。[34]

* * *

但是对英国人来说，土耳其才是对付俄罗斯的最大缓冲区。他们很快明白，当初拒绝帮助苏丹抵抗埃及军队入侵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让英国成为奥斯曼帝国内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势力。帕默斯顿认为这是“英国内阁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误算”。既然这个机会已经错过，英国人决定加倍努力，向高门施加影响，推动一系列改革解决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人口的问题，希望不再给俄罗斯的干涉提供任何借口。

英国人相信政治改革的作用，认为以炮舰为后盾，他们可以将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输出到全球各地。在他们看来，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是解决东方问题的真正办法，因为东方问题的根源是苏丹统治下国家的衰落，治好了这个“病人”，东方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是英国人推动自由主义改革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让奥斯曼帝国不再依赖俄罗斯，同时也是为了扩大英国对土耳其的影响力：让土耳其人依赖英国人的政治指导和金融贷款；将土耳其置于英国的军事保护之下；让土耳其人在英国人的监护下“文明化”，传授给他们英国自由主义原则、宗教宽容以及政府管理方法等优点（不过议会和宪政被认为不适合传授给土耳其人，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欧洲”素质）；倡导英国的自由贸易原则（虽然好听，但实际上可能对奥斯曼帝国有所伤害）；保证印度商路的安全（当然英国人是不会提倡对印度实施自由贸易的）。

英国人注意到，在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执政的最后几年，土耳其文化中出现了一些西化的表现，他们因此很受鼓舞，视之为改革成果。虽然苏丹的军事改革成效不大，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精英在衣着方式和生活习惯上有所变化：现代的束腰衣和毡帽取代了长袍和头巾，男人的大胡子不见了，女性开始进入社会。这些表面的变化体现在一批新兴的土耳其官员或绅士身上，这些所谓的“欧化土耳其人”（European Turk）掌握了外语，学会了西方习惯、做派和脾气，但是在其他方面依然深植于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之中。

欧洲旅行家看到了土耳其人在行为举止上的变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的游记文字开始改变英国人对土耳其的看法。在这些出版物中，最为畅销、影响最大的当属朱莉娅·帕多（Julia Pardoe）的《1836年的苏丹之城与土耳其人的生活习惯》（The City of the Sultan, and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36），从1837年到克里米亚战争开始，这本书共出了四版，卖出超过三万册。帕多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她认为的过去旅行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偏见。她认为，从表面看来，土耳其人似乎符合所有欧洲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奇异、懒惰、感性、迷信、蒙昧、对宗教狂热，但是一旦贴近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他们身上的“高贵气质”为其接受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哪个不带偏见的人会注意不到这里没有严重的犯罪，下层人士身上带着满足感甚至为自己骄傲，上层人士身上则没有自以为是和傲慢之气？”帕多还认为“土耳其文明化”的唯一障碍是俄罗斯，“它已经对土耳其人施加了种种限制，在他们文明化的道路上设置诸多障碍，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踩在脚下”[35]。

到1840年代时，这类观点经常可以在众多旅行笔记和亲土派小册子上看到。查尔斯·怀特（Charles White）在《君士坦丁堡三年》（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又称《1844年土耳其人的生活习惯》（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44）——一书中赞同英国人让“土耳其人文明化”的努力，列举了一些土耳其人习惯和行为获得改善的例子，例如穿上西式服装，拒绝宗教狂热，以及“中间和下层”人士对教育的渴望。他写道，在这两个社会阶层中：

善高于恶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一个地方对社会和道德原则的遵守比这里更加严格，没有一个地方能比这里看到更多正义廉洁、温厚单纯、热爱家庭的例子，没有一个地方侵犯人身财务的犯罪行为比这里更少。其原因一定是内心的诚实，而不是外部的防范措施。[36]

与这个观点紧密相关的是对伊斯兰的浪漫同情，许多英国的亲土派将伊斯兰想象为一个良性的、进步的力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的东正教：极其迷信，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厄克特就认为伊斯兰是一股容忍而温和的力量，保证了奥斯曼帝国内部各个基督教派别之间的和平相处，土耳其人大概也认为自己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厄克特写道：

哪个旅行者没有看到过这些教派的狂热和仇恨，他们相互之间的敌意？但是又有谁把他们之间的和平相处归功于伊斯兰的包容性？伊斯兰是平和、深思的，没有教条，不强迫改教，目前正用自己含蓄静默的特性对待其他教派。如果把这个管理者移走，那么敌意将重新出现在政府和军营里，政治势力和政治对立将与宗教势力和宗教仇恨搅在一起，其结果是帝国变成一片血海，直到俄罗斯采用暴力恢复秩序。[37]

亲土派的一些观点得到了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1786—1880）的认同。在1852年封爵之前，他的名字是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曾经五次出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并直接指导了年轻的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与其改革派大臣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Mustafa Reshid Pasha，1800—1858）1839年之后的改革议程。他和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是堂兄弟，乔治·坎宁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在1827年去世前还曾短暂地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首相。斯特拉特福德性格强势，缺乏耐心，这也许和他家庭背景优越，从不需要担心职位晋升有关。他刚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毕业，年仅二十四岁时，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到君士坦丁堡担任特派全权代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1824年第一次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时，很不喜欢土耳其，声称自己的使命是阻止这个国家“自毁”。在给堂兄乔治·坎宁的信中，他写道，他的“秘密心愿”是让土耳其人“带上所有东西”滚出欧洲，还说他“诅咒欧洲的权力平衡，让可恶的土耳其人因此得到保护”。但是他对俄罗斯的敌意远远超过了他对土耳其的厌恶。1832年，斯特拉特福德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后，了解他恐俄立场的沙皇异乎寻常地拒绝在圣彼得堡接见他。俄罗斯在土耳其日益增长的势力让斯特拉特福德相信，只有自由主义的改革才能拯救奥斯曼帝国。

与厄克特和其他亲土派不同，斯特拉特福德对土耳其了解有限。他不会说土耳其语，在奥斯曼帝国去过的地方也不多，绝大部分时间待在位于佩拉（Pera）的英国大使馆或是位于特拉比亚（Therapia）的避暑地这些与外界隔绝的地方。他不看好土耳其制度的现代化，不同情甚至不了解伊斯兰。在他看来，土耳其的唯一希望是全盘接受欧洲文明，而且必须是基督教文明，只有这样才能从宗教蒙昧中解脱出来，走上理性启蒙的道路。1832年他第二次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时看到的土耳其人在衣着和举止上的西方化，让他感到鼓舞，这些现象让他相信，土耳其人如果不可能变得完美，至少可以改善。“和我上次在这里时相比，土耳其人完成了一场完全的蜕变，至少在衣着上。”他在给帕默斯顿的信中继续写道：

他们现在正处于从头巾到帽子，从衬裙到马裤的转变中。在外表之下有多大的转变我无法了解，但我知道除了基督教文明化之外没有其他替代办法。苏丹的改革会成功吗？我有所保留。不管怎么样，这肯定是一个艰巨缓慢的过程，如果不是不可实现的话。[38]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斯特拉特福德断断续续地向苏丹和他的改革派大臣们讲授了如何以英国的方式让土耳其自由化的策略。

对于斯特拉特福德所希望看到的、在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前沿出现的欧化土耳其人，穆斯塔法·雷希德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在回忆录中，斯特拉特福德写道：“他的出生和所受的教育让他成为绅士，性格善良，崇尚自由。在他的种族和阶层中，雷希德最能得到我的赞同。”雷希德长得矮小粗壮，留着黑色络腮胡，脸上表情丰富。他曾是高门派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英语和法语都说得很好，在法国的戏院和沙龙中颇为引人注目，于1837年升为外交部长。同19世纪土耳其的许多改革派人物一样，他和欧洲共济会（European Freemasons）有联系，在1830年代加入了伦敦的一个共济会会所。在当时，对于雷希德这样倾向西方的土耳其人来说，加入共济会可以让他们既拥抱西方的世俗理念，又不必放弃穆斯林信仰或遭受叛教指控（叛教直到1844年还是死罪）。受到西方的启发，雷希德希望将奥斯曼帝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君主国家，苏丹在位但无权统治，教士的权力受到限制，帝国事务则由一批新型的受到启蒙的官僚主理。[39]

1839年，年仅十六岁、刚成为苏丹的阿卜杜勒-迈吉德发布《玫瑰堂诏书》（Hatt-i Şharif of Gülhane），宣布了一系列改革，其中第一项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阿卜杜勒-迈吉德在位期间（1839—1861），一直在推动坦齐马特，最终在1876年，奥斯曼帝国成立了第一个议会。这份诏书由雷希德帕夏在1838年起草，他当时第二次被派往伦敦担任大使，在伦敦布莱恩斯顿广场（Bryanston Square）的住所完成草稿，交给斯特拉特福德·坎宁获得首肯。诏书的行文很明显地体现了英国《大宪章》（Magna Carta）的价值观，向苏丹的臣民承诺，无论信仰什么，每个人的安全、荣誉和财产都能获得保障；它强调法治、宗教宽容、制度现代化、公平合理的中央税收和征兵系统。在本质上，诏书希望通过给予奥斯曼帝国最活跃的人口——非穆斯林的米利特——个人自由上的保障，来提升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在过去，穆斯林对占人口少数的米利特的不公正对待一直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40]

起草诏书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吸引英国的支持来帮助深陷危机的奥斯曼帝国，这尚有争议。诏书终稿还曾被当时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修改过，有些用自由主义语言装点门面、显示英国特色的痕迹，但这并不能说明诏书是言不由衷的，或是为吸引英国人不得已而为之。这份诏书确实体现了土耳其自由派相信奥斯曼帝国需要改革的真诚心愿，雷希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相信，为了拯救奥斯曼帝国，他们最终必须创建一个将帝国团结在一起的全新的世俗理念，即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这一理念的基础是不论信仰如何，每一个苏丹的臣民都是平等的。改革派对此事的认真，以及他们对保守派可能的反对方面的考虑，还体现在诏书的遣词造句上，他们把诏书中开放的权利描述成是为了保卫伊斯兰传统以及“光辉的《古兰经》”信条。事实上，苏丹和许多著名的改革派人物，包括穆斯塔法·雷希德和1839—1841年间担任首相的穆罕默德·胡斯雷夫（Mehmet Hüsrev）都跟严格强调伊斯兰法教学的纳格什班底耶教团（Naqshbandi lodges）有密切的联系。从许多方面看，坦齐马特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尝试创建一个更加中央集权但同时更有容忍度的伊斯兰国家。[41]

但是奥斯曼政府并没有努力将这些崇高的宣言变成现实，其中最大的障碍，是诏书中提高基督教人口生活条件的条款引发了来自传统穆斯林教士和保守派的反对。基督徒的生活条件只略微获得了改善。1844年苏丹废除了叛教的死罪，但还是有一小部分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和改信伊斯兰的基督徒被地方当局处死。亵渎教义依然是死罪。有些军事院校开始接收基督徒，基督徒也必须开始服兵役，但是因为在军队里升迁的可能性不高，许多基督徒选择缴纳一笔特殊税以避免服役。从1840年代开始，基督徒可以成为地方议会的成员监督地方官的工作，基督徒还可以在自由应用西方法律原则的商业法庭上和穆斯林一起担任陪审员。但除此之外，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奴隶贸易仍在继续，在君士坦丁堡奴隶市场上被贩卖的大部分是从高加索地区抓来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土耳其人依然把基督徒当作下等人，认为不应放弃穆斯林享有的特权。虽然有些法律改了，但是很多明文规定或是不成文的规矩惯例依然把基督徒当作二等公民。然而，在奥斯曼帝国中，基督徒正迅速成为一群经济实力很强的人，有些人还通过取得外国护照、获得外国保护来逃税。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日益成为族群关系紧张和嫉恨的原因。

1842年，斯特拉特福德第三次被任命为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回到君士坦丁堡时，他对坦齐马特改革的前景越来越感到失望。苏丹太年轻、雷希德太弱，两人都无法与枢密院（Divan）内渐占上风的保守派抗衡。改革进程还和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特别是雷希德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ehmet Ali Pasha）‡‡‡之间的个人矛盾。穆罕默德·阿里曾是雷希德的亲信，在1841—1844年间担任驻伦敦大使，1846年升任外交部长，1852年取代雷希德成为首相。雷希德对此万分嫉恨，甚至在1850年代早期加入反对给予基督徒权利的穆斯林反对派阵营，希望借此把穆罕默德·阿里拉下马。苏丹的改革议程还面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奥斯曼帝国没有铁路、邮局、电报和报纸，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往往显得山高皇帝远。

但是改革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传统的精英阶层，不只穆斯林，米利特的宗教领袖也反对改革，他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坦齐马特改革的打击。所有米利特，特别是希腊教会，全都提出了抗议。在亚美尼亚教会，世俗主义者还几乎发动了一场政变。但最抗拒改革的是伊斯兰宗教领袖和精英。在奥斯曼帝国，地方总督和穆斯林教士的利益是建立在传统米利特制度歧视基督徒的基础之上的。高门越是想推动中央集权和改革，伊斯兰宗教领袖和精英就越积极煽动穆斯林的怨气，把政府描绘成被“异教徒”把持、依赖外国势力掌权的地方。在宗教领袖的鼓励下，许多市镇的穆斯林上街示威反对改革，出现了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一些教堂被毁，甚至还有人威胁要烧毁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区。

看到这一景象，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面临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穆斯林政府不能阻止对基督教公民的迫害，那么英国是否应该继续支持它？1850年2月，在听到鲁米利亚（Rumelia，后属保加利亚）的基督徒被“残忍地屠杀”的消息后，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陷入极度沮丧中。在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信中，他用阴郁的语气写道：“改善的努力现已失败。”

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宗教……虽然伊斯兰主义（Islamism）总体上来说给国家带来了力量和生机，但它是建立在获胜种族的霸权以及长期的暴力统治基础上的。可以不过分地说，这个国家能在重新走向繁荣和独立的道路上走多远，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从不公正和软弱的源头挣脱出来。

帕默斯顿同意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不仅招致俄罗斯的干涉，还让俄罗斯人的所作所为合法化了。在他看来，英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撤回对奥斯曼政府的支持。在第二年11月写给雷希德的信中，他预计奥斯曼帝国将“因为其君主和大臣们的胆怯、虚弱和迟疑而垮台，很显然，我们不能再等太长时间，必须开始考虑在这以后应该如何安排”。[42]

与此同时，英国介入土耳其政治事务引发了穆斯林对西方干预的反感。到1850年代早期，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地位已远远不只是英国大使或是高门顾问了，他在君士坦丁堡被称为“特权大使”（Great Elchi），对土耳其政府事务有直接影响力。那个时代，伦敦和君士坦丁堡之间还没有电报，来自白厅（Whitehall）§§§的指示通常需要几个月才能到达，因此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在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上有相当大的灵活处理空间。苏丹手下的高官们对他十分反感，非常害怕这个颐指气使的大使来找自己麻烦。地方贵族和伊斯兰教士对他维护基督徒的努力亦非常敌视，认为他对政府的干涉侵犯了帝国的主权。土耳其人对外国势力——不管是英国、法国还是俄罗斯——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所产生的敌意，将对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土耳其的政策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

* Millet为土耳其语，指土耳其的宗教团体。在米利特制度下，非穆斯林人和穆斯林一样都是帝国的臣民，但不受伊斯兰信仰及法律的约束或管制。——编注

† 正式名称为亚美尼亚使徒教会（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编注

‡ 意为教法阐述人。——译注

§ 伊斯兰国家有名望的神学家和教法学家的统称。——译注

¶ 皇后的伴娘，俄罗斯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Fedor Tiutchev）的女儿。——译注

** 今沙特西部。——译注

†† 指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译注

‡‡ 英国政府1784年根据《东印度公司法案》设立的对印度实施管理的机构。——译注

§§ 波斯国王的头衔。——译注

¶¶ 约三千二百千米。——编注

*** 即一个国家被共产政权统治，一连串国家都会转投共产主义阵营。——译注

††† 意为“革新”。——译注

‡‡‡ 请勿与前文提到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混淆。——原注

§§§ 伦敦的一条街，是英国政府部门所在地。——译注

注释

[1]R. Nelson, Hagia Sophia, 1850–1950: Holy Wisdom Modern Monument (Chicago, 2004), pp. 29–30.

[2]R. Nelson, Hagia Sophia, 1850–1950: Holy Wisdom Modern Monument (Chicago, 2004), p. 30.

[3]N. Teriatnikov, Mosaics of Hagia Sophia, Istanbul: The Fossati Restoration and the Work of the Byzantine Institute (Washington, 1998), p. 3;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trans. S. Cross and O. Sherbowitz-Wetzor (Cambridge, Mass., 1953), p. 111.

[4]T. Stavrou, ‘Russian Policy in Constantinople and Mount Atho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L. Clucas (ed.), The Byzantine Legacy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1988), p. 225.

[5]Nelson, Hagia Sophia, p. 33.

[6]A. Ubicini, Letters on Turkey, trans. Lady Easthope,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18–22.

[7]D. Hopwood, The Russian Presence in Palestine and Syria, 1843–1914: 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Near East (Oxford, 1969), p. 29.

[8]S. Pavlowitch,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Serbia, 1837–39 (Paris, 1961), p. 72; B.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2002), p. 31.

[9]F. Bailey, British Policy and the Turkish Reform Movement, 1826–1853 (London, 1942), pp. 19–22; D. Ralston, Importing the European Army: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Military Techniques and Institutions into the Extra-European World, 1600–1914 (Chicago, 1990), pp. 62–3.

[10]W. Miller, The Ottoman Empire, 1801–1913 (Cambridge, 1913), p. 18.

[11]V.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London, 2007), p. 49.

[12]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41–2.

[13]A. 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Arm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815–1833 (Oxford, 2006), pp. 33–4, 101–4; Aksan, Ottoman Wars, pp. 290–96; T. Prousis,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reek Revolution (De Kalb, Ill., 1994), pp. 31, 50–1.

[14]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1, pp. 8, 19; L. Vyskochkov, Imperator Nikolai I: Chelovek i gosudar′ (St Petersburg, 2001), p. 141; M. Gershenzon, Epokha Nikolaia I (Moscow, 1911), pp. 21–2.

[15]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9), pp. 96–7.

[16]R.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vol. 1: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Death of Nicholas I (Princeton, 1995), p. 382; D. Goldfrank, ‘The Holy Sepulcher and the Origin of the Crimean War’, in E. Lohr and M. Poe (eds.),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Russia:1450–1917 (Leiden, 2002), pp. 502–3.

[17]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pp. 167–76.

[18]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p. 187.

[19]Aksan, Ottoman Wars, pp. 346–52.

[20]P.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1994), pp. 658–660.

[21]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 36.

[22]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pp. 361–2, 366.

[23]FO 97/404, Ponsonby to Palmerston, 7 July 1834; 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pp. 135–60.

[24]F. Laws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Egyptian Expansionism during the Muhammad Ali Period (New York, 1992), chap. 5; Aksan, Ottoman Wars, pp. 363–7; A. Marmont,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Turkish Empire, trans. F. Smith (London, 1839), p. 289.

[25]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pp. 468–69.

[26]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 235.

[27]FO 181/114, Palmerston to Ponsonby, 6 Dec. 1833; P. Mosely, Russian Diplomacy and the Opening of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1838 and 1839 (Cambridge, Mass., 1934), p. 12; Bailey, British Policy, p. 53.

[28]L. Levi, History of British Commerce, 1763–1870 (London, 1870), p. 562; Bailey, British Policy, p. 74; J. Gallagher and R.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6/1 (1953); FO 78/240, Ponsonby to Palmerston, 25 Nov. 1834; D. Urquhart, England and Russia (London, 1835), p. 110.

[29]B. Kingsley Martin, The Triumph of Lord Palmerston: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efore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3), p. 85.

[30]J.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50), p. 103.

[31]J.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50), 211–2, 220.

[32]India,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London, 1838), pp. 1–2.

[33]R. Shukla, Britain, India and the Turkish Empire, 1853–1882 (New Delhi, 1973), p. 27.

[34]M. Gammer,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ya and Dagestan (London, 1994), p. 121.

[35]J. Pardoe, The City of the Sultan; and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36, 2 vols.(London, 1854), vol. 1, p. 32.

[36]C. White, 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or,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44, 3 vols. (London, 1846), p. 363. 也请参见 E. Spencer, Travels in Circassia, Krim-Tartary, &c., including a Steam Voyage down the Danube from Vienna to Constantinople, and round the Black Sea in 1836, 2 vols. (London, 1837).

[37]Urquhart, England and Russia, p. 86.

[38]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 17.

[39]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 104. 有关19世纪土耳其共济会，请参见Paul Dumont的众多著作，包括‘La Turquie dans les archives du Grand Orient de France: Les loges maçnniques d’obédience françise à Istanbul d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à la veill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in J.-L. Bacqué-Grammont and P. Dumont (eds.), économie et société dans l’empire ottoman (fin du XVIIIe siècle–début du XXe siècle) (Paris, 1983), pp. 171–202.

[40]A.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 2 vols. (London, 1993), vol. 2, pp. 118–9.

[41]B. Abu Manneh, ‘The Islamic Roots of the Gulhane Rescript’, in id., Studies on Islam and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tanbul, 2001), pp. 83–4, 89.

[42]FO 97/413, Stratford to Palmerston, 7 Feb. 1850;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vol. 2, p. 215.

第三章 俄国威胁

1844年6月1日星期六晚，一艘荷兰蒸汽机船驶入伦敦东部泰晤士河下游的伍利奇（Woolwich）码头，船上的乘客只有“奥尔洛夫伯爵”（Count Orlov）和他的随从。奥尔洛夫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化名，这次他是从圣彼得堡专程私服访问英国的。自从1831年俄罗斯军队残酷镇压波兰起义之后，尼古拉一直担心被波兰民族主义分子刺杀，所以习惯私服出访。伦敦有许多波兰流亡者，1月份两国政府讨论沙皇访问英国的安排时，沙皇的人身安全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为保障安全，沙皇的行程没有透露给任何人，车队只在柏林稍作停留，就飞快地跨过欧洲大陆。直到5月30日尼古拉在汉堡登船后，英国方面才被通知沙皇即将到访，此时离他抵达伦敦仅有两天时间了。

甚至俄罗斯驻伦敦大使布鲁诺夫男爵（Baron Brunov）也不知道沙皇的具体抵达时间，所以他只好一整天都等在伍利奇码头上，最后在晚上十点，沙皇的蒸汽机船终于驶入码头。尼古拉身穿1828年俄土战争时期穿过的灰色大衣，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上岸后他和随行人马立即入住位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阿什伯纳姆大楼（Ashburnham House）的俄罗斯大使馆。尽管时间已晚，尼古拉还是马上派人给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丈夫传信，要求尽快与女王见面。在圣彼得堡，沙皇习惯于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召见手下，所以不会想到在凌晨时分吵醒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是件很不礼貌的事情。[1]

这不是尼古拉第一次访问伦敦。早在1816年，当时不过二十岁，还是大公爵的尼古拉访问伦敦，深得上流社会女士们的欢迎。当时宫廷内著名美女、威尔士亲王夫人（Princess of Wales）的女侍官夏洛特·坎贝尔夫人（Lady Charlotte Campbell）惊叹道：“多么可爱的人儿！魔鬼般的英俊！他一定是欧洲最英俊的男人！”那次访问让他觉得英国皇室贵族会成为他的盟友。作为世界最大国家的独裁者，他完全无法理解君主立宪制下英国君主权力有限，以为可以来英国与女王和她的高级大臣们直接决定两国外交事务。他对维多利亚女王说：“能够时不时地面谈真是件好事，有时候没法完全相信外交官”，两个君主之间的会面能创造“一种友谊和关怀的感觉”，“如果能在一次会面把感觉、观点和动机解释清楚，那将胜过无数报告和信件”。沙皇觉得俄罗斯和英国之间可以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共同处理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局面。[2]

这已经不是尼古拉第一次试图从其他欧洲列强那里寻求支持，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1829年，当他预见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时，也曾向奥利地建议双方瓜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以避免战后的混乱局面，但是那一次奥地利没有被他说服，而是支持欧洲协调体系。到1843年秋天，他再次向奥地利提议建立一个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即1815年的三国联盟（Triple Alliance）扶持的希腊帝国，以防止奥斯曼帝国垮台后英国和法国插手抢夺地盘。尼古拉坚持俄罗斯没有扩张到巴尔干的野心，为此他建议由奥地利占领从多瑙河到亚得里亚海（Adriatic）所有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一个不设防城市，由奥地利负责守卫。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消除奥地利对俄罗斯的戒备之心。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相信，沙皇企图经营出某种局面，让俄罗斯可以借口保卫土耳其而干涉其事务，从而通过武力推行俄罗斯的瓜分方案。他认为，俄罗斯的真实目的，不是维持一个三国联盟保护下的希腊帝国，而是“一个在经济、理念和宗教上与俄罗斯相联，由俄罗斯派出的亲王统治”的国家，“俄罗斯从未放弃这个目标，这是俄罗斯实现其理想的必由之路……现在的希腊将会成为俄罗斯扩张机会的一部分”。[3]由于对俄罗斯的动机深怀戒心，因此除非取得英法两国的同意，奥地利不想染指俄罗斯的分治方案。于是尼古拉现在就亲自来到伦敦，希望说服英国接受他的想法。

从表面上看，尼古拉想要和英国结成联盟的想法不太现实。英国一直致力于帮助奥斯曼帝国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并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但是，让沙皇感到鼓舞的是，最近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原因是两国都对法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产生了警觉。

1839年，在法国的支持下，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再次在叙利亚发动叛乱，埃及军队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部队。人们开始担心他们会像六年前一样，直逼君士坦丁堡。当奥斯曼帝国海军在亚历山大港附近被埃及海军打败之后，年轻的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已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拒绝穆罕默德·阿里对叙利亚和埃及世袭继承权的要求了，高门只好像六年前那样再次向欧洲列强求援。1833年埃及第一次叛乱时，俄罗斯独自行事替苏丹挽回了局面，这次沙皇希望能与英国合作保护苏丹，目的是避免英法两国在这件事上走到一起。

和俄罗斯一样，英国对法国日益卷入埃及事务感到警觉，埃及是拿破仑在1798年宣称要摧毁大英帝国的地方。在1830年代，法国大量投资埃及的棉花经济作物和工业经济，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埃及训练陆军和海军。在法国的支持下，不仅埃及人成为对土耳其统治的主要威胁，穆罕默德·阿里作为强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领袖，反抗外国干涉奥斯曼帝国内基督教地区事务，也激发了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叛军反沙皇统治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共同呼吁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撤军，接受列强提出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在1840年的伦敦会议（London Convention）上拟定并由四强和奥斯曼帝国共同签署，同意给予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的世袭继承权。为保证叛军撤离，一支英军舰队行驶至亚历山大附近，另一支英国奥地利联军则进驻巴勒斯坦。穆罕默德·阿里先是不愿让步，希望能得到法国的支持；当法国表示拒绝和平条件并声称将会支持穆罕默德·阿里时，人们开始担心一场欧战将会爆发。但是在最后关头，因为不想卷入战争，法国还是同意了和平条件，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从叙利亚撤出。随后法国人很不情愿地在1841年的伦敦会议上签署了和平条件，穆罕默德·阿里获得了埃及的世袭继承权，条件是他承认苏丹对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的主权。

1841年伦敦会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让穆罕默德·阿里撤军，还规定在战争爆发时，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海峡将对除苏丹盟军以外的外国军舰关闭，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因为这样英国军舰就能驶过海峡进入黑海，直接威胁俄罗斯南部边疆的薄弱地带。签署这份条约后，俄罗斯实际上放弃了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主导位置和对海峡的控制权，沙皇希望能以此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孤立法国。

从沙皇的角度来看，扶持苏丹只能是权宜之计。他认为，现在法国因为支持叛军而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俄罗斯与英国又在中东问题上达成一致，伦敦会议的成功，让俄罗斯与英国有了结成同盟的可能。1841年英国政权更迭，由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这给沙皇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因为保守党不像上届由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1835—1841年在任）领导的辉格党（Whig）政府那么敌视俄罗斯。沙皇相信保守党政府会更愿意听取他的建议，让欧洲在英俄两国的领导下共同决定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在1844年亲自前往伦敦时，沙皇对说服英国参与他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充满了信心。

沙皇在6月的突然造访，把英国政府搞得措手不及。英俄双方的确从当年春天起就在商讨沙皇访英一事，但是谈得很随意。3月2日在“伦敦酒馆”（London Tavern）为俄罗斯贸易公司（Russian Trading Company）举行的宴会上，首相皮尔对沙皇访英的建议表示欢迎。三天之后，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通过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布鲁诺夫男爵发出了正式邀请，并向沙皇保证他的造访将“在英国消除任何波兰人宣扬的对俄罗斯的偏见”。布鲁诺夫在给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的信中写道：“阿伯丁是一个含蓄又爱担心的人，连他对这事都这么有信心，那就很说明问题了。”维多利亚女王起先不是很愿意接见尼古拉一世，因为她的舅舅、新近独立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长期和沙皇有纷争。利奥波德在1830年代把许多波兰流亡者吸收到了自己的军队中。作为神圣同盟的支持者，尼古拉打算出手干预，恢复被1830年法国和比利时的革命运动打乱的君主制，但是他的这一计划因为同年11月的华沙革命而未能实现。因为他曾威胁军事干预，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对他很不信任，把他称为“欧洲宪兵”，许多因革命失败而逃亡海外的波兰人则发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都很欢迎他们。这些纷争让维多利亚女王感到担忧，但最终还是她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他是利奥波德国王的侄子）说服了她，认为沙皇访英有助于修复欧洲皇室之间的关系。在她发出的邀请信中，她说希望能在5月底6月初会面，但是具体日期未定。到5月中旬时，英国方面依然不能肯定沙皇是否会到访，当女王得知沙皇终于要来的时候，尼古拉的蒸汽机船还有几个钟头就要抵达伦敦了。这一消息让女王的手下措手不及，乱作一团，而且萨克森王国（Saxony）的国王正好也是同一天到访，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匆匆应急完成。[4]

沙皇这次即兴造访，是他性情变得越来越急躁的表现之一。做了十八年沙皇后，他登基早期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性格：谨慎、保守、含而不露等渐渐消失了。在执政晚期，他日益受到家族遗传精神疾病的困扰，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也有同样的症状。尼古拉变得做事浮躁，缺乏耐心，经常冲动行事，比如贸然前往伦敦，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英国人身上。他的古怪行为被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注意到了，女王在给她舅舅利奥波德的信中写道：“阿尔伯特觉得此人不能很好地控制冲动和情绪，因而会做出不当的举动。”[5]

在沙皇抵达伦敦的第二天，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接见了他。他还与剑桥公爵（Duke of Cambridge）、威灵顿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会面，之后游览了伦敦西区时髦的街道。沙皇视察了因1834年大火而正在重建中的议会大厦，参观了完工不久的摄政公园（Regent’s Park）。晚上宾主一起坐火车前往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之后的五天里，沙皇一直住在那里。沙皇简朴的生活习惯把温莎城堡的仆人惊呆了，他的贴身男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马厩找一些干草，填到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制套子里，放在一张行军床上当作床褥。尼古拉从来就是这么睡的。[6]

当时维多利亚已怀孕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且还在为阿尔伯特亲王的父亲戴孝，因此没有为沙皇举办皇家舞会。但是其他的娱乐活动并不少：狩猎聚会、检阅仪仗队、出席皇家赛马会（Ascot）等等。为了向沙皇致敬，皇家赛马会还把授予获胜者的“金杯”（Gold Cup）改名为“皇帝金盘”（Emperor’s Plate）*，女王还陪同沙皇一起听了一次歌剧。在一场豪华宴会上，六十名宾客享用了五十三道菜，餐具是皇室的“大宴餐具”（Grand Service），可能是世界上最精致的一套银边瓷器了。沙皇在伦敦的最后两次晚餐上，所有男宾都在尼古拉的要求下穿军装出席，因为他不习惯穿晚餐正装，他还向维多利亚女王坦言，如果没有穿军装，自己会觉得很不自在。[7]

从公关的角度来看，沙皇对伦敦的访问非常成功。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为他英俊的相貌和优雅的举止所倾倒。“他依然对女性之美十分欣赏，”斯托克马男爵（Baron Stockmar）写道，“对他的英国旧爱表现得极为关切。”维多利亚女王对他的看法也有所改善，欣赏他“端庄优雅”的风度、对孩子的慈爱和真诚的态度，但是她觉得尼古拉很忧郁。“他留给阿尔伯特和我的印象是他不是很开心，他的地位和权力带来巨大的压力，让他在重压下感到痛苦，”她在6月4日给利奥波德的信中写下了她的观察，“他很少笑，如果笑也不是开心的笑。”一星期后，沙皇访英行程几近结束，这时维多利亚女王又给她舅舅写信，信中她对尼古拉的评价十分深入：

他身上有许多东西我很难不感到喜欢，我觉得他的性格应该被人理解，不要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他既严格又严厉，对“责任”有固执的理解，这一点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觉得他并非“聪明机智”，他的心智也尚未开化，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只关心政治和军事，对艺术和其他软性活动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很肯定他是真诚的，即使他在独断专行的时候，也真的相信那是唯一的统治办法。

墨尔本勋爵是辉格党中的反俄派，但是当他在辉格党腹地奇西克大楼（Chiswick House）与尼古拉共进早餐时，两人却相谈甚欢。即使是辉格党的前外交事务发言人帕默斯顿勋爵这个对俄罗斯政策上的强硬派，也认为让沙皇“对英格兰留下个好印象”很重要：“他手中权力很大，可能做有利于我们的事，也可能伤害我们，取决于他对我们是心怀善意还是敌意。”[8]

在访英期间，沙皇与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还有皮尔和阿伯丁勋爵有过好几次政治会谈。英国人对他的坦诚感到惊讶，女王甚至认为他“过于坦率了，在那么多人面前把话说得那么直白，他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他忍不住”，她在给利奥波德的信中这么写道。沙皇认为坦诚是让英国人克服对俄罗斯的疑心和偏见的唯一办法。“我知道有人认为我在装模作样，”他对皮尔和阿伯丁说道，“但是我没有。我是绝对直截了当的，我只会和你说我真心想的，真心保证会做的事。”[9]

在谈到比利时时，沙皇表示他愿意与利奥波德修复关系，但是“当比利时国王的军队中依然有波兰军官服役时”，恢复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对阿伯丁勋爵“不是以一个皇帝的身份对一个大臣说话，而是以一个绅士的身份对另一个绅士”解释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对西方双重标准的反感：

波兰人依然在反抗我的统治。如果有一批人叛乱反抗一个绅士，另一个绅士却接纳那批人成为自己的手下，这样的行为能让人接受吗？利奥波德收入麾下的正是发动叛乱反抗我的波兰军人。如果我接纳奥康奈尔（O’Connell）†，还想让他担任我手下的部长，你们会怎么想？

谈到法国时，尼古拉希望英国能与俄罗斯联手，共同遏制法国。英国人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一直不信任法国人，尼古拉从这点出发，对皮尔和阿伯丁勋爵表示再不能容忍法国“制造混乱，出兵境外”。他希望英俄两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法国。“通过我们的友好交流，”沙皇带着感情说道，“我希望能消除两国之间的偏见。我对英国朋友的意见高度重视，对法国，我则嗤之以鼻。”[10]

尼古拉与皮尔和阿伯丁勋爵会谈的一个主要议题是法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他特别希望以此来调动英国人的情绪。“土耳其是一个垂死之人，”他说道。

我们也许可以努力让它活着，但是我们不会成功。它会，也应该死去。那将会是一个紧要关头。我预计到时候我必须动员俄罗斯军队准备战斗，奥地利也会做同样的准备。在这一危机中我最担心的是法国。它想要干什么？我预计它会在几个方向同时出击：埃及、地中海，还有近东。还记得[1832年]法国对安科纳（Ancona）的军事行动吗？它为什么不会对克里特岛和士麦那（Smyrna）采取同样的行动呢？如果法国真的动手了，难道英国不会调动军舰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些地区陆地上将是俄罗斯和奥地利的陆军，海上是英国的舰队，一场灾难恐怕难以避免。

沙皇指出，现在时机已到，欧洲列强应该在俄罗斯和英国的领导下协调出一套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方案，这样至少能避免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而引发的列强相互争夺的混乱局面，减少国内革命和欧洲大战的可能。皮尔和阿伯丁勋爵都对沙皇坚信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俄罗斯和英国应该合作应对这一点印象深刻，俄英合作至少能阻止法国侵吞埃及和东地中海，这一点是英国当时最为关心的。尼古拉对皮尔说：

我对土耳其领土没有一寸的野心，但我也不允许法国侵占它一寸的领土……我们不能明文宣示应该如何在土耳其倒下时瓜分其领土，这样做只会加速它的死亡，因此我会尽我所能维持现状。但是我们必须真诚理性地看待它最终会崩溃这一事实，我们应该对此做理性的思考，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直接而真诚的一致意见。[11]

皮尔和阿伯丁勋爵都同意应该为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的局面提前做好准备，但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这样做，他们觉得现在时机还没有到。根据会谈的结论，布鲁诺夫起草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尼古拉和阿伯丁勋爵都对内容表示同意，但未签署。

离开英国时，沙皇坚信他与皮尔和阿伯丁勋爵之间的会谈是对双方共同政策的陈述，现在他可以期待英国与俄罗斯合作，共同制定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方案，以保证双方的利益。他这么想不是没有道理，他手中的秘密备忘录就可以证明。但事实上他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和英国政府在东方问题上达成了“君子协议”，但对英国方面来说，这一次会谈不过是双方相互交换了看法，没有任何约束力。尼古拉一世以为只要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和她手下的高级大臣们就可以了，没有意识到议会、反对党、公共舆论以及媒体可能会影响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这一误判将是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犯下一系列错误的重要原因。

* * *

英国人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沙皇的访问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尽管俄罗斯事实上对英国利益的威胁很小，两国在贸易和外交上的关系一直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都不错，但是恐俄情绪可以说是英国对境外势力看法的最重要成分，比恐法情绪更甚。整个欧洲对俄罗斯的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恐惧和幻想，英国也不例外。俄罗斯在18世纪的迅速扩张，以及它在打败拿破仑时展露的军事力量，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世纪初，以“俄国威逼”欧洲大陆为主题的各类出版物在欧洲各地盛行，包括小册子、旅行笔记和政治论著等。不管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是真是假，这些说法的形成，大都还是基于作者对一个亚洲“异类”威胁欧洲的自由和文明这么一种想象。通过这些荒诞不经的文章，一个对俄罗斯充满偏见的认识渐渐形成了：它本性野蛮强悍，喜欢侵犯扩张，同时又很狡猾，善于欺骗，与其他“无形的势力”联手共同对付西方国家，渗透文明社会。‡

证明“俄国威胁”确实存在的文件是所谓的《彼得大帝遗嘱》（“Testament of Peter the Great”），被持恐俄态度的作家、政客、外交官、军人等视为证明俄罗斯有统治世界野心的最确凿无疑的证据。根据这份文件，彼得大帝的目标极为狂妄：同时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两个方向扩张，与奥地利联手将土耳其人从欧洲大陆赶走，“征服东地中海”并控制通往印度群岛（Indies）的商路，在欧洲播下异议与矛盾的种子，直至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

《彼得大帝遗嘱》是一些波兰、匈牙利和乌克兰人在18世纪时伪造的，他们和法国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势力有联系。《遗嘱》曾几易其稿，最后完成的版本在1760年代收入了法国外交部的档案。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法国人比较愿意相信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法国在欧洲东部的盟友：瑞典、波兰和土耳其等都曾遭受俄罗斯的打击，实力受到削弱。法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制定外交政策时，都假设《遗嘱》反映了俄罗斯的真实意图。[12]

拿破仑一世就特别受《遗嘱》的影响，他手下的高级外交顾问经常引用其中的一些理念和措辞，例如1795—1804年间担任外交部长的夏尔·莫里斯·德·塔利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就曾说：“彼得一世以后的整个［俄罗斯帝国］系统……一直企图如洪水野兽般压垮欧洲。”外交部中另一名重要人物、受拿破仑信任的亚历山大·德奥特里夫（Alexandre d’Hauterive）说得更露骨：

在战争时期俄罗斯会企图征服它的邻居，在和平时期它会设法让它的邻居乃至整个世界陷于猜疑、骚动、不和的混乱中……它在欧亚两地所干的坏事路人皆知。它试图摧毁奥斯曼帝国，它试图摧毁德意志帝国。俄罗斯不会直接去实现它的目标……它会采用卑劣手段来削弱[奥斯曼帝国]；它会煽动阴谋；它会鼓励外省叛乱……与此同时，它却会不断表示对高门的善意；它会不断声称自己是朋友，是奥斯曼帝国的保护者。俄罗斯会用类似手段对付……奥地利……然后维也纳就沦陷了。这样我们西方国家就失去了保护我们免受俄罗斯入侵的最有力屏障。[13]

1812年，法国人公开出版了《彼得大帝遗嘱》，同一年拿破仑率军进攻俄罗斯。从那以后，《遗嘱》多次重印，被广为引用，作为俄罗斯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决定性证据。每次有俄罗斯参与的欧洲战争爆发前：1854、1878、1914、1941年等，这份《遗嘱》都会重新冒出来被人重印。在冷战时期，《遗嘱》还被用来说明苏联的侵略野心。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和《时代》（Time）杂志以及英国下议院还用它来解释莫斯科扩张野心的根源所在。[14]

《遗嘱》产生影响最大的地方是英国，当地媒体都乐于宣扬各种对俄罗斯威胁的荒谬恐惧。《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在1817年宣称：“俄罗斯人长久以来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认为他们最终将成为世界的主宰，这一信念在俄语出版物中不止一次被提到。”即使是严肃刊物也接受了俄罗斯将以打败拿破仑为起点走上统治世界之路这一观点。《爱丁堡评论》在1817年对近几年发生的事件进行回顾之后表示：“预言俄罗斯可能会占领德里（Delhi）甚至加尔各答（Calcutta），似乎一点也不比预言俄罗斯将会占领巴黎夸张。”[15]让英国人一直保持恐俄情绪的，除了业余人士的观点外，还有旅行作家对俄罗斯和东方的各种描述。旅行写作在19世纪早期非常流行，这些游记作品不仅主导了英国公众对俄罗斯的认识，而且还为英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的实用知识。

这些游记作品中，最早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部是《1817年俄罗斯军事与政治速写》（A Sketch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of Russia in the Year 1817），作者罗伯特·威尔逊爵士（Sir Robert Wilson）曾于拿破仑战争期间在俄国军队做过一小段时间的军官。他提出了一系列夸张的观点，声称都是凭他对沙皇政府内部的了解得出的，这些说法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俄罗斯决意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征服波斯，进军印度，进而统治全球云云。威尔逊的观点过于不着边际，引来一些人的嘲笑，比如《泰晤士报》（Times）就讽刺地说俄罗斯其实还将进军南非好望角、南极和月球。但是正因为他的观点极端，反而吸引了大量关注，得到广泛的辩论分析。当时政府内部阅读量最大的《爱丁堡评论》和《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一方面同意威尔逊夸大了俄罗斯带来的直接威胁，但另一方面又称赞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认为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值得以“怀疑的态度进行细致的研究”。[16]换句话说，威尔逊极端看法的基本观点，即俄罗斯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威胁，现在已经被接受了。

从这时起，在英国的政治语境中，原本是凭空想象的俄罗斯威胁成了现实。俄罗斯正在暗中策划如何统治近东进而征服大英帝国这一说法开始经常出现在各种宣传小册子上。到了1830—1840年代，这些传单又被恐俄人士当作真凭实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这些宣传单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本书第二章中提到的《论俄罗斯的企图》，作者乔治·德莱西·埃文斯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成了一名英军指挥，他是第一个详细论述所谓俄罗斯对小亚细亚地区造成威胁的人。不过让这本小册子受到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埃文斯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肢解俄罗斯帝国的详细方案，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国政府内阁采用。他提倡对俄罗斯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以阻止其侵犯意图，建议从波兰、芬兰以及俄罗斯防守最薄弱的黑海和高加索地区发起攻击。他的八点方案看上去就像是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的战略蓝图：

1．切断俄罗斯对外贸易，促使因此遭受损失的俄罗斯贵族起来反对沙皇政府。

2．摧毁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塞瓦斯托波尔等地。

3．在俄罗斯海岸线上，特别是黑海沿线发动一系列破坏性袭击并为军队提供足够后援。在这些海岸沿线上，甚至在俄罗斯军事防线的后方，有许多饱受压迫、不屈不挠的反俄山地部落武装……

4．协助波斯人重新夺回高加索。

5．派出一支实力强大的陆军或海军舰队到芬兰湾（Gulf of Finland），“威胁俄罗斯驻波兰和芬兰的侧后”。

6．资助俄罗斯帝国内的革命力量，“鼓动农奴暴动”。

7．炮击圣彼得堡，“如果可行的话”。

8．向波兰和芬兰派出军队，“将它们从俄罗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7]

著名的恐俄派戴维·厄克特也提倡对俄罗斯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在为英国公众做好发动克里米亚战争的心理准备上，厄克特起了最大的作用。他是苏格兰人，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主义。1827年，他第一次亲身经历了东方问题，那一年他二十二岁，加入一批志愿军为希腊独立而战。他去过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的许多地方，被土耳其人的美德吸引，开始学习土耳其语和现代希腊语，改穿土耳其服装。1831年，他为英国《晨间信使报》（Morning Courier）写了一系列报道，很快在英国被认为是一名土耳其问题专家。同年11月，通过家庭关系，在英国国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的私人秘书赫伯特·泰勒爵士（Sir Herbert Taylor）的介绍下，厄克特加入了由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率领的代表团，赴君士坦丁堡参加谈判，最终确认即将独立的希腊的边境线。在君士坦丁堡期间，他更加坚信俄罗斯干涉土耳其事务给西方带来的威胁。在上层支持者的鼓励下，他撰写了《土耳其及其资源》（Turkey and Its Resources，1833年出版），否认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并指出如果英国给予土耳其援助并保护其免受俄罗斯入侵，将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这本书出版后非常成功，得到了时任格雷勋爵（Lord Grey）政府（1830—1834）外交大臣的帕默斯顿勋爵的赏识，他还得到一项新的任命，参加一个派驻君士坦丁堡的秘密使团，研究英国与巴尔干地区、土耳其、波斯、俄罗斯南部和阿富汗之间发展贸易的可能性。

在君士坦丁堡期间，厄克特很快成了英国大使庞森比勋爵政治上的密切盟友。庞森比是著名的恐俄派，坚信俄罗斯的目标是征服土耳其。他一直呼吁英国政府派遣舰队到黑海并支持高加索地区部落的反俄抗争，在1834年他甚至说服了帕默斯顿给予他“斟酌权”，可以根据需要召集英国军舰到黑海地区。不过这项权力后来被威灵顿公爵收回了，认为把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立场强硬的知名恐俄派不够明智。在庞森比的影响下，厄克特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活动，不再满足于写作，而开始以行动促成英国对俄开战。1834年他访问了切尔克斯人部落，表示英国会支持他们反抗俄罗斯占领的斗争，这一行为具有明显的挑衅性，帕默斯顿不得不将他召回伦敦。

回到伦敦后，厄克特进一步加紧行动呼吁在土耳其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1834年12月，他和庞森比共同发表了名为《英格兰、法国、俄罗斯与土耳其》（England, France, Russia and Turkey）的宣传手册，一年之内就重印五次，并且获得很高评价。在宣传手册成功的鼓励下，他在1835年11月创办了一份期刊《组合》（The Portfolio），发表他的反俄罗斯言论。以下是典型的一段：“俄罗斯人的无知让他们与众不同，不会在意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俄罗斯人会把别人对他们政府非正义行为的谴责当作对自己的攻击，而俄罗斯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它不会接受任何他人的道义标准。”[18]

厄克特还做了另一个挑衅性举动，他在《组合》上发表了一批号称是从伦敦的波兰流亡者那里得到的俄罗斯外交文件，谎称是在1830年华沙暴动期间，在康斯坦丁大公的皇宫中发现的。其实大部分文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厄克特伪造的。其中包括一份所谓“禁止外传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讲话，称俄罗斯将继续其压迫政策直到完全征服波兰，另外一份是高加索部落的所谓“独立宣言”。这些伪造的文件被英国媒体广为接受，认定为真实文件，反映了当时英国恐俄情绪的高涨。[19]

厄克特的名气越来越响，在英国外交和政治圈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迫使帕默斯顿将他召回外交部。1836年厄克特回到君士坦丁堡担任英国使馆秘书，但是权力十分有限。到了君士坦丁堡后，他又开始推动切尔克斯地区的反俄活动，企图挑起一场英俄战争。其中最赤裸裸的一次挑衅行动是指使一艘英国双桅纵帆船“雌狐”（Vixen）号前往切尔克斯地区，故意触犯俄罗斯根据《哈德良堡条约》获得的在黑海东部沿海对外国舰船的禁制令。“雌狐”所属的公司是“格拉斯哥与伦敦乔治和詹姆斯·贝尔”（George and James Bell of Glasgow and London），因为俄罗斯在多瑙河地区借助隔离条例故意拖延外国船只行程，这家公司已经与俄罗斯当局发生过冲突。“雌狐”号名义上是载盐的，但实际上装满了为切尔克斯反叛武装准备的武器。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事先知道“雌狐”号的行程目的，但并未阻止。当轮船公司向他询问英国外交部是否认可俄罗斯的禁制令以及英国当局是否会像厄克特之前承诺的那样保护他们在黑海的航行权时，他故意不作理会。俄罗斯方面对厄克特故意挑起战火的举动有所了解。1836年夏天，得知厄克特的亲信前往切尔克斯并向当地反叛武装承诺英国会向他们提供支持后，沙皇就曾向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提出抗议。1836年10月，“雌狐”号起航了，正如厄克特所料，这艘船被俄罗斯当局在高加索沿岸的苏吉卡莱（Soujouk Kalé）截获。消息传到英国，《泰晤士报》和其他报纸纷纷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举动并呼吁向俄国开战，庞森比也呼吁帕默斯顿向黑海派出英国舰队。帕默斯顿虽然不愿意承认俄罗斯在黑海的禁制令以及对切尔克斯拥有的主权，但是他并不愿意被厄克特、庞森比和英国报纸等拉入战场，于是他公开承认“雌狐”的确违反了俄罗斯的规定，但只认可禁制令在苏吉卡莱区域有效，并不覆盖整个高加索海岸线。

厄克特本人立刻被召回伦敦。1837年，在帕默斯顿的命令下，厄克特被外交部开除，并被指控泄露政府机密。厄克特坚称帕默斯顿事先知道他的“雌狐”计划，对帕默斯顿的“背叛”一直耿耿于怀。随着英国与俄罗斯关系的缓和，厄克特越发沮丧，恐俄观点也越发极端。他呼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手段，不排除发动战争来捍卫英国对外贸易以及在印度的利益。他甚至指控帕默斯顿被俄罗斯政府收买。他在媒体中的支持者们亦纷纷附和，其中包括对英国中产阶级观点有重大影响的《泰晤士报》，也加入了反对帕默斯顿所谓“亲俄”政策的阵营。1839年，《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系列以拉丁语署名“英国人”（Anglicus）的信件，但其实是由厄克特的助手亨利·帕里什（Henry Parish）撰写的。这些几乎成为报纸社论的信件警告大众，若向俄罗斯这个一心征服欧亚的帝国妥协将会带来恶果。

1847年，厄克特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他在竞选时选择了代表切尔克斯的绿黄两色作为自己的官方颜色，当选之后，他继续强烈抨击俄罗斯。一年之前保守党在是否废除对进口谷物征税，即《谷物法》上发生严重分歧，之后辉格党上台，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当选首相，帕默斯顿重新担任外交大臣。此时厄克特再一次指控帕默斯顿被俄罗斯收买，甚至在1848年发起动议弹劾帕默斯顿，理由是作为外交大臣，他未能执行更为激进的对俄政策。厄克特的主力盟友托马斯·安斯蒂（Thomas Anstey）议员在下议院辩论中滔滔不绝，说了五个小时，指责帕默斯顿执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十分丢人，面对气势汹汹的俄罗斯，未能尽责捍卫欧洲的自由，导致英国国家安全受到危及。安斯蒂特别提出英国未能保卫波兰的宪政自由，而这正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决定将波兰王国纳入俄罗斯保护之下时，西方列强提出的条件之一。安斯蒂坚称，1831年华沙起义被俄罗斯残酷镇压后，英国有义务介入波兰事务，支持反叛武装，即使这么做意味着触发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在为自己辩护时，帕默斯顿解释了为什么以军事手段支持波兰叛军是不现实的，同时公开诠释了他的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原则。在克里米亚战争前，他又重申了这些原则：

我坚持认为，除了那些涉及英国自身的政治或商业利益的情况外，英国外交政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成为正义与公道的倡导者，并以谨慎克制的手段行事。在全球舞台上，英国不应该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堂·吉诃德，而应该在它认为正义所在之处，或是不公道行为发生之地，投入力量，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或制裁。[20]

厄克特的恐俄观点虽然与1840年代英国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但是在英国议会中却有相当多的拥护者，有一批势力强大的政客支持他的呼吁，要求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其中包括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和在1842年接替庞森比出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在英国议会外，厄克特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这是1840年代主要的改革议题）为他赢得了一批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商人的支持，这些人都相信他在公共演讲中反复提出的说法，即俄罗斯的关税是英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他还得到一批很有影响力的外交官和文人墨客的支持，其中包括亨利·布尔沃（Henry Bulwer）、詹姆斯·赫德森爵士（Sir James Hudson）以及《英国与外交评论》（British and Foreign Review）的创办人之一托马斯·温特沃思·博蒙特（Thomas Wentworth Beaumont）等，在厄克特的影响下，这些人对俄罗斯的态度日益敌对。

到1840年代后期，甚至在那些最为温和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恐俄情绪都变得越来越严重。高端刊物如《外交评论季刊》（Foreign Quarterly Review）原来并不重视俄罗斯威胁欧洲自由和英国东方利益的论调，视之为“危言耸听”，现在也在恐俄气氛中转向了。与此同时，在各类公众场合，诸如教堂、酒馆、演讲厅和宪章运动分子（Chartist）的集会上，任何与塑造国家身份认同有关的对自由、文明与进步的讨论中，对俄罗斯的敌视都往往成为焦点。

* * *

英国人对土耳其抱有同情，担心失去自己在印度的利益，但是激发英国人恐俄情绪最关键的因素莫过于对波兰前途的忧虑。欧洲各地的自由主义者把波兰起义视为对俄罗斯暴政的反抗，是为自由而战的正义高尚的斗争。和其他因素相比，波兰起义被残酷镇压这一事件对英国人卷入欧洲事务和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影响最大，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

没有几个国家的历史比波兰更加多灾多难。原来的波兰联邦（Polish Commonwealth）是波兰王国（Kingdom of Poland）和立陶宛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ithuania）的联合体，幅员辽阔；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它被瓜分了至少三次，其中两次（分别在1772年和1795年）被三个邻国，即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另一次是被俄罗斯和普鲁士瓜分，借口是波兰日益成为酝酿革命情绪的堡垒。在被多次瓜分后，波兰王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波兰人对重获独立越来越感到绝望，于是在1806年投靠了拿破仑；然而拿破仑战败，于是波兰再次遭到瓜分。1815年欧洲列强通过《维也纳条约》（Treaty of Vienna）建立了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领土大致相当于拿破仑时期的华沙公国（Duchy of Warsaw），并将其置于沙皇俄国的保护之下，条件是俄罗斯必须保障波兰的宪政自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从未认可波兰会议王国的政治自治权，对他来说，在俄罗斯实行独裁的同时，又在波兰保障宪政是不可想象的事。尼古拉一世的镇压行动进一步促使波兰人叛离，1820年代俄罗斯多次违反《维也纳条约》：收回报刊出版自由，没有获得波兰议会同意就宣布加税，迫害反对沙皇的自由主义者等等。导火索终于在1830年11月被点燃，波兰总督、沙皇的哥哥康斯坦丁大公发布命令在波兰强制征兵到法国和比利时镇压革命。

当一批华沙俄罗斯军事学院（Russian Military Academy）的波兰军官抗命反对大公的征兵令时，波兰起义爆发了。这些军官从兵营里夺出武器，冲向大公的官邸贝尔韦德宫（Belvedere Palace），大公不得不男扮女装逃走。起义军占领了华沙军火库，在武装平民的支持下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了华沙。波兰军队随后加入起义军，波兰临时政府成立了，由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Prince Adam Czartoryski）牵头，并召开了全国议会。激进派在全国议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宣布向俄罗斯开战、解放波兰。1831年1月，他们举行典礼宣布沙皇在波兰的统治已被推翻，波兰独立了。没过几天，俄罗斯军队就越过国境线，向波兰首都进发。俄罗斯军队的指挥官是伊万·帕斯克维奇（Ivan Paskevich）将军，他曾参加过对土耳其人和高加索山地部落的作战，镇压手段残酷，在波兰的国家记忆中，他的名字成为残忍的俄罗斯的代名词。1831年2月，四万人的波兰军队在维斯图拉河（Vistula）打退了六万俄军，保住了华沙。但是俄罗斯援军很快赶到，逐渐耗尽了波兰人的抵抗力量。在俄军包围下，饥饿的华沙居民开始打劫求生，城里出现了反对临时政府的暴乱。9月7日，在激烈的巷战之后，华沙陷落了。幸存的波兰军队不愿意落入俄罗斯人手中，有约两万人逃往普鲁士。普鲁士曾经参与瓜分波兰领土，是俄罗斯的盟友，这些波兰军队残部马上被普鲁士政府拘押起来。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流亡到了英国，其他叛军中许多人逃到了法国和比利时，在那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英国公众也一样同情叛军。在波兰起义被镇压后，英国出现了大规模集会、公众会议和请愿活动，抗议俄罗斯的镇压行为，并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许多报刊都呼吁对俄罗斯宣战，其中包括《泰晤士报》。1831年7月，《泰晤士报》写道：“到底要等多久，对波兰大打出手的俄罗斯才会受到惩罚？波兰是法国的盟友、英国的朋友，一个古老而高贵的国家，几个世纪前，欧洲文明正是靠波兰人打退土耳其和莫斯科大公国的野蛮之徒才得以保全。”伦敦、诺丁汉、伯明翰、赫尔（Hull）、利兹（Leeds）、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等地纷纷成立波兰之友协会（Associations of Friends of Poland），组织支持波兰的活动。激进派议员，其中许多是爱尔兰人，呼吁英国政府采取行动保卫“被欺凌的波兰人”。参与宪章运动、伸张民主权利的工人阶层人士宣布他们和为自由而战的波兰人站在一起，有些甚至声言准备参加战斗捍卫自由，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除非英国能挺起腰板，”宪章运动刊物《北方解放者》（Northern Liberator）写道，“否则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可怕景象：武装到了牙齿、载满士兵的俄罗斯舰队大摇大摆闯入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在斯皮特黑得（Spithead）§和普利茅斯湾（Plymouth Sound）下锚！”[21]

为波兰自由而战激发了英国公众的热情，他们将之归因于他们所认同的“英国精神”，即热爱自由、致力于保护弱者对抗欺凌。不管是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爆发时，英国都认为自己是为捍卫这些原则而走向战场的。1830年代初正是英国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中产阶级从中获得了新的自由，因此支持波兰人为自由而战的情绪高涨。在英国议会于1832年通过《改革法案》（Reform Act）后不久，《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主编在波兰之友协会举办的一场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英国和波兰一起在为争取自由而战：

这也是为我们自己而战（观众回应：“是的，是的！”）。我们在境外作战所秉持的原则，和我们在家乡与地主斗争的原则一样。波兰只是我们抗争中的一站。英格兰和整个欧洲所遭受的折磨，寻本溯源，都可以归结到波兰第一次被列强瓜分的那一刻。假如波兰还是自由之地，人民未遭锁链加身，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俄罗斯野蛮之徒蹂躏欧洲大地、卡尔梅克人（Kalmyks）和哥萨克人在巴黎的街道花园安营扎寨……有哪个英国水手、哪个英国水兵不会挺身而出，为自由的事业出力、为遭难的波兰人解困？（观众欢呼）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喀琅施塔得城堡打烂，把俄罗斯暴君的耳朵震聋。（观众欢呼）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海军就可以摧毁世界每一片水面上的俄国商船。（观众欢呼）让我们派遣舰队到波罗的海把俄国港口重重封锁，到时候俄国皇帝会变成什么？不过是一个卡尔梅克野蛮人，加上几个蛮族部落而已。（观众欢呼）面对英格兰和法国海军，俄罗斯的海上力量，比中华帝国强不了多少。（观众欢呼）[22]

波兰临时政府领袖、“波兰无冕之王”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流亡伦敦，加强了英国公众对波兰人事业的同情。而他曾任俄罗斯外交部长这一事实，更让英国人相信他有关俄罗斯威胁的警告。恰尔托雷斯基在1803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加入俄国外交部，当时他才三十三岁。那时候他还相信通过与沙皇建立良好关系，波兰可以恢复其独立地位并收回大部分失去的领土。作为沙皇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曾经写过一份长篇备忘录，在其中他重新设计了欧洲版图。在他的设想中，波兰王国将得以重建，置于俄罗斯的保护之下，成为抵挡奥地利和普鲁士入侵的屏障；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将建成一个由希腊人主导的巴尔干王国，由俄罗斯控制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斯拉夫人将摆脱奥地利人，重获自由，并得到俄罗斯保护；德国和意大利将以美国模式建成独立的联邦国家；英国和俄罗斯将共同维护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这份计划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沙皇会同意重建原来的波兰—立陶宛王国。

当重建波兰的梦想因拿破仑战败而破灭之后，恰尔托雷斯基流亡欧洲，但在1830年11月起义爆发之际及时赶回了波兰。他加入了起义的革命执行委员会，被选为临时政府总统，并召开了全国议会。当波兰起义被镇压之后，他逃亡伦敦，和其他波兰流亡者一起继续从事反抗俄罗斯的活动。恰尔托雷斯基试图说服英国政府介入波兰事务，如果必要的话对俄罗斯宣战。他对帕默斯顿说，一场自由主义的西方与独裁残暴的东方之间的大战是必不可免的了。他的活动得到一些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和恐俄派人士的公开支持，其中包括乔治·德莱西·埃文斯、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和罗伯特·卡特拉尔·弗格森（Robert Cutlar Fergusson）**。这些人都在下议院发言，呼吁对俄罗斯宣战。帕默斯顿同情波兰人的事业，公开对沙皇的镇压行动表示了谴责，但是考虑到奥地利和普鲁士不大可能与俄罗斯对立，因为这两个国家手上也有波兰的领土，帕默斯顿认为“以武力捍卫英国的立场是不慎重的”，并有可能引发“一场欧洲大战”。把恐俄派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派往圣彼得堡担任英国大使（因其恐俄立场强硬，沙皇拒绝接见），以此宣示英国对俄罗斯在波兰行动的反对立场，已是英国政府愿意做的极限。恰尔托雷斯基对英国政府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在1832年秋天离开伦敦前往巴黎。“他们对我们毫不在意，”他写道，“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会为我们做任何事情。”[23]

恰尔托雷斯基在巴黎的朗贝尔旅馆（Hôtel Lambert）住下，这里是波兰流亡者的聚集地，组成了一个朗贝尔集团，差不多可以算是非正式的波兰流亡政府。朗贝尔集团积极开展活动，保持波兰流亡者对国家宪政理想的信心。这里也是波兰文化活动的中心，经常在此出现的包括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和作曲家肖邦（Frédéric Chopin）。恰尔托雷斯基与英国外交官和政客中支持对俄罗斯开战的人士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特别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建立了很深的友谊。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恐俄心态的日益增长，与此不无关系。恰尔托雷斯基在伦敦的代表是瓦迪斯瓦夫·扎莫伊斯基（Władysław Zamoyski），他曾是俄罗斯驻波兰总督康斯坦丁大公的副官，在波兰起义中担任过领导。扎莫伊斯基在伦敦与庞森比和厄克特等人关系密切，甚至还为厄克特的“雌狐”行动出资。毫无疑问的是，以坎宁和扎莫伊斯基等人为渠道，恰尔托雷斯基一直在对帕默斯顿的思想施加较大的影响，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帕默斯顿这位未来将带领英国走向克里米亚战场的领导人逐渐接受了建立一个欧洲联盟反抗俄罗斯的想法。与此同时，恰尔托雷斯基还与法国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的自由派领袖们培养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跟1836年担任首相的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以及1840年代的法国外交部长、七月王朝最后一任首相弗朗索瓦·基佐（1847—1848年在任）联系甚密。两人都意识到，波兰逃亡者可以为法国所用，成为其与英国政府及公众建立友好关系的桥梁，改善双方之间的冷淡不信任状态。在这一点上，恰尔托雷斯基在英法结盟上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1854年，正是这一联盟宣布与俄罗斯开战。

恰尔托雷斯基和朗贝尔集团的波兰流亡者也在推动法国的恐俄风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法国的恐俄情绪一直不断高涨。1830年代之前，法国人对俄罗斯的看法还比较温和，有相当多的法国人曾跟随拿破仑到过俄罗斯，对俄罗斯人的印象比较好，这些良好印象足以抗衡法国恐俄派的宣传。这时候法国恐俄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天主教宣传家、政治家弗朗索瓦-马里耶·德弗罗芒（François-Marie de Froment），他曾在1817年出版的《俄罗斯观察》（Observations sur la Russie）上警告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危险。另一位著名的恐俄派人物是教士和政客多米尼克-乔治-弗雷德里克·德普拉特（Dominique-Georges-Frédéric de Pradt），他在1823年出版的《英俄两强并列对欧洲的影响》（Parallèle de la puissance anglaise et russe relativement à l’europe）中，把俄罗斯描述为“欧洲自由的亚洲之敌”。[24]从1830年代开始，法国人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沙皇对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持反对态度，引起了自由派和左派人士的憎恨，而俄罗斯的传统盟友、波旁王朝（Bourbon dynasty）的支持者又都是观点强硬的天主教徒，波兰问题让他们对俄罗斯日渐疏远。

在1830年代，一系列有关波兰历史与文化的作品在法国很受欢迎，波兰作为一个烈士国家的形象在法国人心中扎下了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无疑是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作品《波兰朝圣者之书》（Book of Polish Pilgrims），被观点极端的天主教宣传家夏尔·蒙塔朗贝尔（Charles Montalembert）翻译成法语并作序，在出版时还附加了教士和作家费利西泰·罗贝尔·德拉梅内（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写的《波兰赞歌》（“Hymn to Poland”）。[25]法国对波兰争取国家解放事业的支持，也得益于两国同属天主教的事实。法国人对波兰天主教徒的同情，还扩大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信奉东仪天主教（Uniate）的鲁塞尼亚人身上。1831年，这些东仪天主教徒被强迫改信俄罗斯东正教，他们所遭受的宗教迫害在1830年代的法国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但是当这些迫害活动在1840年代早期蔓延到波兰会议王国时，法国的天主教舆论震怒了。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些政治宣传手册呼吁发动圣战，解救“五百万”被俄罗斯强迫放弃信仰的波兰天主教徒。1842年罗马教皇发布了针对“在俄罗斯帝国和波兰的土地上天主教徒遭受的迫害”的宣言，受此鼓舞，法国报刊也积极参与对俄罗斯的谴责。“今天波兰唯一剩下的是它的天主教信仰，于是沙皇尼古拉就对此下手了，”1842年10月，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辩论日报》在其社论中这样写道，“他想要摧毁波兰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后、也是最强的信念，夺走苦难的波兰人身上最后一点自由和独立的标志，消灭最后一个障碍，以便建立一个只有一个法律、一种道义、一种思想、一个信仰的庞大帝国。”[26]

1846年，明斯克（Minsk）一批修女被残暴对待的消息传到法国，法国人对沙皇迫害天主教徒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高潮。事情要从1839年说起，当年白俄罗斯波洛茨克（Polotsk）的教区会议（Synod）宣布解散当地的希腊天主教会，并将其名下产业全部转入俄罗斯东正教会。这一教会内部亲法的教士们曾积极支持1831年的波兰起义，但现在教区会议的领袖却是一名亲俄罗斯的主教谢马什科（Semashko）。他过去曾在明斯克一家有两百四十五名修女的修道院担任神父。在当上波洛茨克希腊天主教会主教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这些修女改投俄罗斯东正教会。据后来传到法国的说法，当这些修女拒绝改变信仰时，谢马什科下令把她们抓起来，在她们的手脚上绑上铁链，押送到维捷布斯克（Vitebsk）。在那里，五十名修女被关进监狱，被迫穿戴铁镣做苦工，饱受虐待殴打。四名修女在1845年春逃了出来，其中一名是修道院院长、六十一岁的马克雷娜·米奇斯瓦夫斯卡（Makrena Mieczysławska）嬷嬷。她想办法来到波兰，得到波兹南（Poznan）大主教的协助，并在他助手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在朗贝尔旅馆，她向波兰逃亡者讲述了所遭受的苦难，接着去往罗马并受到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召见，这正好发生在1845年12月沙皇尼古拉一世访问梵蒂冈之前。据说尼古拉在与教皇会面之后，胸中充满羞耻与困惑：与教皇见面时，他矢口否认曾对鲁塞尼亚天主教徒进行迫害，然而教皇却拿出一份文件，上面有沙皇称赞谢马什科完成了他的“神圣使命”的字样。

明斯克“修女烈士”的遭遇最早发表在1846年5月的法国报纸《通讯报》（Le Correspondant）上，接着又在各种宣传手册上转载，在天主教地区广为流传。俄罗斯外交官和政府代表们试图说服公众马克雷娜的故事是编造的，但是梵蒂冈官方对她做了医学检查，确认她确实常年受到殴打。这一事件对法国天主教徒冲击很大、影响深远，坐实了沙皇有“向西方扩张传播东正教”的企图，并“采用武力”逼迫天主教徒改教。[27]当法国与俄罗斯就圣地问题发生争执时，以上的看法对法国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法国人对俄罗斯宗教迫害的恐惧相伴随的是他们对俄罗斯庞大军队扫除欧洲文明的担忧。恰尔托雷斯基的同伴之一，波兰流亡者瓦莱里安·克拉辛斯基伯爵（Count Valerian Krasinski）撰写出版了多份小册子，警告西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声称俄罗斯意图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直至太平洋的帝国。“俄罗斯有很强的侵略性，”克拉辛斯基在其中一份小册子中写道，“只要看一下它在过去一个世纪侵占的土地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指出，自彼得大帝时期以来，俄罗斯已并吞了大半个瑞典，从波兰那里瓜分到的土地与奥地利帝国一样大，从土耳其人那里夺来的地盘比普鲁士王国还大，从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和英国相仿。自第一次瓜分波兰以来，俄罗斯已将其边境线向维也纳、柏林、德累斯顿（Dresden）、慕尼黑和巴黎推进了一千三百七十公里，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了五百二十公里，离瑞典首都不过几公里远，而且还占领了波兰首都。他的结论是,为保护西方不受俄罗斯威胁，唯一的办法是重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波兰。[28]

法国文人德屈斯蒂纳侯爵（Marquis de Custine）的作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帮助法国人形成俄罗斯是一个富有侵略性和攻击性的国家的印象。他的游记《1839年的俄罗斯》（La Russie en 1839）写得很有娱乐性，从影响19世纪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方面来看，没有其他文学作品能出其右。这部游记讲述的是一名法国贵族在俄罗斯旅行期间的印象和反思，1843年首次在巴黎出版，随后多次重印，很快成为国际畅销书。德屈斯蒂纳去俄罗斯的目的，就是为了写一部游记，希望以此造就自己的名声。在这之前他曾写过小说、剧本和故事，但都不太成功，游记文学是他成名的最后机会。

德屈斯蒂纳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朗贝尔集团中有许多人是他的朋友。他一位波兰朋友的同父异母姐妹是俄罗斯宫廷中人，通过这层关系他进入了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圈子，甚至还得到了与沙皇直接会面的机会，从而保证他的游记在西方一定会有市场。德屈斯蒂纳对波兰的同情态度，让他从一开始就对俄罗斯抱有反感。在圣彼得堡期间，他经常与自由派贵族和知识分子在一起，其中一些还改信了天主教，这些人对尼古拉一世反对变革的政策深为失望。1825年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起义被镇压，六年之后波兰起义被镇压，这些自由派期待俄罗斯走上西方宪政道路的幻想破灭了。这种悲观情绪助长了德屈斯蒂纳对当时俄罗斯的阴暗印象，既鄙视又惧怕：沙皇独裁专断，俄罗斯贵族却奴颜婢膝，在沙皇面前不过是一群奴仆，他们以学会欧洲气派为荣，却掩盖不住其亚洲野蛮人的本质。社会上个人自由与尊严缺失，充满着对真相的不屑和伪装。和在他之前的许多西方旅行者一样，德屈斯蒂纳对俄罗斯政府所兴建的任何东西都具有宏大的规模感到震惊，圣彼得堡本身就像“一座纪念碑，宣告俄罗斯的降世”。他认为这种对宏大气派的钟爱，反映了俄罗斯想要超越西方并统治西方的野心，俄罗斯人对欧洲既嫉妒又仇恨，“就像奴隶恨主子一样”，这就是其侵略性的根源。他写道：

酝酿在俄罗斯人心中的野心，是深切而广大的，这种野心只能在饱受压迫的最底层滋生，在无处不在的悲苦中发芽。这是一个因贫困而变得既好斗又贪婪的国家，因为长期在其他国家的荣耀与财富面前感到羞辱屈从，继而对此产生痛恨。就像一个奴隶，自己下跪着，却把公众与个人的自由看作丑恶与亵神的行为，梦想着哪一天由自己来统治世界。

德屈斯蒂纳声称俄罗斯是上天“借用一个入侵者来惩罚欧洲文明”，是给西方的一个警告：“如果我们的奢侈和不公应该得到惩罚”，那么欧洲将会屈服在野蛮人的统治之下。《1839年的俄罗斯》的最后一段十分有名：

一个人如果想感受一下在欧洲国家享受到了什么样的自由，他可以去俄罗斯，去那个没有自由的监狱，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不给他一丁点喘息的机会。如果你的孩子对法国感到不满，试一下我的法子：让他们去俄罗斯。对于任何外国人来说，俄罗斯之旅都很有意义，不论是谁，只要对那个国家做了认真的考察，都会乐于住在俄罗斯之外的任何地方。[29]

《1839年的俄罗斯》出版后，几年内就在法国再版了至少六次，在布鲁塞尔被盗版重印多次，被翻译成德语、丹麦语和英语，还被缩减成小册子以其他欧洲语言出版。总计起来，这本书共卖出了几十万册。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夕外国人写的有关俄罗斯的作品中，这无疑是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的一本。其成功的关键，是明确道出了当时在欧洲广为流行的对俄罗斯的恐惧和偏见。

在当时，对俄罗斯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的担忧已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俄国对波兰和多瑙河公国的入侵，加上其在巴尔干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让许多人担心《1839年的俄罗斯》所描述的斯拉夫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即将成为现实。在德语地区，德屈斯蒂纳的书也非常受欢迎，许多小册子都声称尼古拉一世正在密谋建立一个跨欧洲的斯拉夫帝国。如果要保证德国的统一，就必须发动战争打击俄罗斯的气焰。一本1830年代早期匿名出版、名为《俄罗斯与文明》（Russland und die Zivilisation）的小册子重申了这一观点。这本小册子后来被翻译成法语，以亚当·古罗华斯基伯爵（Count Adam Gurowski）的名义出版，是最早提出“泛斯拉夫”（pan-Slav）概念的作品之一，在欧洲大陆引发了许多讨论。古罗华斯基认为到当时为止，欧洲历史上一直只有两大文明：拉丁文明和德意志文明，但是上天授意俄罗斯给世界带来了第三个文明——斯拉夫文明。当德意志文明占主导地位时，斯拉夫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Slovakia）、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Slovenia）等，都在衰落中。但是这些国家将会在俄罗斯的领导下统一起来获得重生，并进一步统治欧洲大陆。[30]

1840年代，西方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影响力日渐增长的巴尔干地区。奥地利对于俄罗斯对巴尔干和多瑙河公国的企图越发警惕，英国人也一样，他们在贝尔格莱德、布勒伊拉（Braila）、雅西等地设立领事馆，在推动英国贸易的同时监视俄罗斯人。当时最受关注的是俄罗斯对塞尔维亚政治的干预。1830年塞尔维亚获得了在奥斯曼帝国实行自治的权利，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的米洛什亲王（Prince Milos）成为世袭亲王。被称为“俄罗斯人党”（Russian Party）的一批亲俄人士希望俄罗斯能采取更多激进的外交政策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运动，这些人的支持者遍布塞尔维亚贵族、教士、军人甚至宫廷，许多人对米洛什亲王的专断感到不满。英国的对策是支持米洛什政权，理由是一个亲英国的独裁者比一群亲俄罗斯的贵族高官掌权对英国有利，与此同时英国也向米洛什亲王施加压力推动宪政改革。俄罗斯对此的反应是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挑动叛乱威胁米洛什政权，并于1838年迫使奥斯曼帝国当局同意《建制法》（Organic Statute），用以取代英国的宪政模式。《建制法》保证公民自由，但由终身制的贵族理事院而不是选举产生的议会来抗衡亲王的权力。因为大多数贵族理事是亲俄罗斯的，在1840年代，沙皇政府可以通过他们对塞尔维亚政府施加相当大的压力。[31]

很难说沙皇在巴尔干的所作所为，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坚称反对任何泛斯拉夫运动或是任何可能危及欧洲大陆、奥斯曼帝国和米洛什政权主权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对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是为了防止民族主义革命波及俄罗斯统治下的其他斯拉夫国家，特别是波兰。在俄国内部，他公开谴责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者是危险的自由派和革命分子。“以同情在其他国家遭受压迫的斯拉夫人为幌子，”他写道，“掩藏其拉拢斯拉夫人建立联盟的反叛想法，尽管这些斯拉夫人在友好的邻国中都有自己合法的公民身份。他们不遵从天意，而是试图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这样下去将会给俄罗斯带来灭顶之灾。”[32]“俄罗斯人党”被尼古拉视为重大威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政治警察“第三科”（Third Section）密切监视。1847年，基辅的泛斯拉夫运动活动中心、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ts Cyril and Methodius）就曾被警方关闭。[33]

但是，沙皇是否坚持这些原则，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他会在基督教国家坚持这些原则；在伊斯兰国家，如果坚持这些原则便意味着与东正教徒对立，那就不是一回事了，例如他会支持希腊人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古拉越来越把捍卫东正教与俄罗斯的利益（在他看来这是一回事）置于欧洲协调以及神圣同盟的国际原则之上。于是，虽然他在政治理念上与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相似，并愿意支持他们治下的帝国，但这并不妨碍他鼓励奥地利帝国中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这些人是东正教徒。而他对那里的天主教斯拉夫人（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Croats］和波兰人）的态度却没有那么积极。

至于奥斯曼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尼古拉起先不愿意支持他们的解放运动，但慢慢地不再那么反对了，原因是他相信欧洲土耳其的崩溃不可避免、随时可能发生。因此，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必须与这些地方的斯拉夫国家建立联盟，为即将到来的领土重新划分做好准备。沙皇想法的改变只是战略上的变化，而非基本理念上的：如果俄罗斯不对巴尔干进行干预，则西方列强一定会插手，希腊即为一个先例，而且他们一定会将巴尔干国家改造成反俄罗斯、亲西方的政权。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在1840年代，尼古拉开始对斯拉夫派（Slavophiles）‡‡以及泛斯拉夫运动中反映出来的宗教与民族情绪产生了认同。泛斯拉夫运动人士将神圣俄罗斯帝国想象为一个东正教的代表，这一点符合尼古拉对沙皇的国际使命的理解：

莫斯科、彼得大帝之城、康斯坦丁之城——

全都是俄罗斯沙皇治下的神圣之都……

但是，沙皇之土到哪里为止？哪里是俄罗斯的边疆？

向北、向东、向南、向太阳落山的地方？

未来的命运会告诉我们……

七个海洋、七条大河，都属于俄罗斯！

从尼罗河到涅瓦河（Neva），从易北河（Elbe）到阿穆尔河§§——

从伏尔加河（Volga）到幼发拉底河，从恒河（Ganges）到多瑙河……

这些都属于俄罗斯沙皇……即使时光流逝，亦不会消失。

圣灵预知之，达尼尔（Daniel）¶¶预言之。

——费多尔·丘特切夫
《俄罗斯地理》（“Russian Geography”），1849年[34]

泛斯拉夫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米哈伊尔·波戈金（Mikhail Pogodin），他是莫斯科大学（Moscow University）的教授，还是富有影响力的《莫斯科人》（Moskvitianin，即Muscovite）杂志的创办人、主编。通过教育部长谢尔盖·乌瓦罗夫（Sergei Uvarov）的介绍，波戈金进入了宫廷和政府高官的圈子。乌瓦罗夫还是波戈金的保护人，让他免遭警察的骚扰。在乌瓦罗夫的鼓动下，他在政府里的许多同事开始接受波戈金的理念，认同俄罗斯必须从宗教立场出发支持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在沙皇宫廷内，波戈金还有一位积极的支持者：安东宁娜·布卢多娃女爵（Countess Antonina Bludova），一位身居高位的俄罗斯政治家的女儿。俄罗斯王储亚历山大大公（Grand Duke Alexander）也对波戈金抱有同情态度。1838年，波戈金在一份呈送沙皇的备忘录中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历史就是上天选择的子民世世代代的传承，如果俄罗斯能够担当起上天赋予的使命，建立一个斯拉夫帝国，并带领其实现使命，那么未来就是属于斯拉夫人的。1842年他再次向沙皇呈上意见：

这是我们作为俄罗斯人、斯拉夫人、欧洲人、基督徒的使命！作为俄罗斯人，我们必须夺取君士坦丁堡以保障国土安全；作为斯拉夫人，我们必须解放几百万同宗同族、同一信仰的兄弟、施教者和施恩人；作为欧洲人，我们必须驱逐土耳其人；作为东正教徒，我们必须让十字架重新回到圣索菲亚的穹顶之上。[35]

尼古拉表面上依然反对这一理念。外交部长卡尔·涅谢尔罗迭坚称，如果俄罗斯表现出任何支持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迹象，必将疏离与奥地利这个最古老的同盟之间的关系，破坏与西欧各国的良好合作，造成俄罗斯被孤立。但是从沙皇写在波戈金文件页边上的文字上看，至少在私下里他是赞同波戈金的想法的。

* * *

俄罗斯对1848年革命的剧烈反应，加深了西方对它的恐惧。1848年2月，七月王朝被驱逐下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左派们担心俄罗斯会派出军队支援反革命右派恢复巴黎的“秩序”，所有人都认为俄罗斯会在这时入侵法国。“我在学俄语，”剧作家普罗斯珀·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在给意大利友人的信中写道，“这样的话当我在杜伊勒里宫（Tuileries）***遇到哥萨克人时，也许有助于我与他们交谈。”那一年春天，当民主革命的浪潮波及德国和奥地利时，对许多人来说（拿破仑就曾这么说过），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整个欧洲要么变成共和国，要么被哥萨克骑兵征服。欧洲大陆的革命似乎将成为欧洲与俄罗斯和“欧洲宪兵”沙皇尼古拉之间的生死搏斗。德国的第一个议会——法兰克福全国议会新进当选的代表们就公开呼吁和法国建立联盟，创建一支欧洲军队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36]

对德国和法国来说，波兰是抵御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1848年春天，巴黎的全国议会上一直有人支持和呼吁发动战争恢复波兰独立。5月15日，一群愤怒的示威者闯入议会抗议，他们听到谣传（后来证明是真的）说外交部长阿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已和俄罗斯人就波兰问题达成妥协。在示威者“波兰万岁！”的呼喊声中，激进派代表一个接一个地声明他们对发动战争解放波兰的支持，要求将波兰领土恢复到被列强瓜分前的边界，将俄罗斯人从波兰所有的土地上驱逐出去。[37]

接着在7月份，俄罗斯对罗马尼亚人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发动的革命做出反应，更进一步激怒了西方。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反俄的。俄罗斯人结束1829—1834年对这两个公国的占领，将它们归还奥斯曼帝国前，在当地建立了亲俄政权。这些政权一直遭到罗马尼亚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反抗的焦点最早是贵族议会。根据俄罗斯实施的《组织规程》，贵族议会的政治权利非常有限，例如公国总督就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而是由沙皇任命的。1840年代，当温和派领袖扬·克珀尔内亚努（Ion Campineanu）等人流亡海外时，年轻一代的活跃分子接掌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其中许多人是在巴黎受过教育的贵族子弟，他们组成秘密革命社团，模仿意大利烧炭党（Carbonari）和法国的雅各宾党人当年的活动方式。

1848年春天，这些革命社团中最大的一个“兄弟会”（Fratja）的活动公开化了，他们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举行公共聚会，要求恢复被《组织规程》废除的权利。各种革命委员会开始形成。在布加勒斯特，由兄弟会组织的大规模示威迫使格奥尔基·比贝斯库亲王（Prince Gheorghe Bibescu）退位并支持组建临时政府。共和国宣布成立，发布了自由主义宪法，取代《组织规程》。俄罗斯领事逃到了奥地利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三色国旗飘扬在布加勒斯特街头，接受民众欢呼，革命运动领袖呼吁各公国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这些事件让俄罗斯感到焦虑，担心革命会蔓延到俄罗斯领土上，于是在7月份，俄罗斯派出一万四千人的军队占领了摩尔达维亚，防止这里出现像布加勒斯特一样的革命政府，并从比萨拉比亚调动三万军队驻扎在瓦拉几亚边境，准备对临时政府发起攻击。

在此形势下，布加勒斯特的革命者向英国求援。英国领事罗伯特·科洪（Robert Colquhoun）一直在外交部的授意下积极鼓励反抗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运动。英国人并不想支持罗马尼亚独立，而是希望借此打击俄罗斯势力，恢复土耳其主权，建立一个更倾向自由主义的政府，从而更好地保护英国在这里的利益。英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馆是革命者的聚会地点之一。英国人甚至将波兰流亡者偷带进来，以组织一场在英国保护下，团结波兰、匈牙利、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人的反俄罗斯运动。[38]

科洪意识到阻止俄罗斯入侵是保证瓦拉几亚独立的唯一希望，于是在当地革命领袖与奥斯曼当局之间进行斡旋，希望说服土耳其人承认临时政府。他向奥斯曼帝国特使苏莱曼帕夏（Suleiman Pasha）保证布加勒斯特的临时政府将会忠于奥斯曼帝国——这当然是一个精心计算的谎言；他还指出以后一旦土俄间再次开战，有一个仇视俄罗斯的瓦拉几亚政府将对奥斯曼帝国有利。苏莱曼被科洪说服了，在布加勒斯特，他向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讲，为“罗马尼亚国家”举杯庆贺，并声称一个“统一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将会是扎在俄罗斯腹部的一支长枪”。[39]

在这样的举动面前，俄罗斯仿佛是公牛看到了红布。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弗拉基米尔·蒂托夫（Vladimir Titov）要求苏丹立即停止与革命者的谈判并恢复瓦拉几亚的秩序，否则俄罗斯将进行干预。这一威胁足以让土耳其人的态度发生大转变。9月初，新任特使福阿德·埃芬迪（Fuad Efendi）被派往布加勒斯特，并在俄国将军亚历山大·迪阿梅尔（Alexander Duhamel）的帮助下恢复秩序。福阿德带领一支一万两千人的部队进入瓦拉几亚，驻扎在布加勒斯特城外，三万从比萨拉比亚召集来的俄罗斯军队在迪阿梅尔的带领下同时赶到。9月25日，两支军队联合向布加勒斯特进军，只在街道上遭遇小股反叛武装的抵抗，就轻易地占领了布加勒斯特。这场革命就此失败。

俄罗斯军队控制了整座城市，进行大规模搜捕，迫使几千名罗马尼亚人逃到国外，英国公民也被抓捕。被占领军扶持上台的亲俄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公众集会，撰写任何政治议题的文章都构成犯罪行为，要受到惩罚，甚至连私人信件都会被警察细读。“这里有一套侦听系统，”科洪在报告中写道，“任何人都不允许讨论政治，德语和法语报纸都被禁了……土耳其特使觉得有必要禁止所有人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40]

在协助恢复多瑙河公国的秩序之后，作为回报，沙皇要求奥斯曼帝国必须签署新的条约，扩大俄罗斯对这里的控制权。他的要求是敲诈性的：俄罗斯军队驻扎七年，俄土两国共同决定公国总督人选，允许俄罗斯军队通过瓦拉几亚前往特兰西瓦尼亚镇压匈牙利革命。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怀疑俄罗斯不达到完全并吞多瑙河公国的目的不会罢休，因此呼吁土耳其人对沙皇的要求保持强硬态度，但是他却不能向土耳其人保证一旦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开战，英国会出手干预。他请求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向俄罗斯发出威慑，派遣一支舰队宣示对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他相信为了阻止冲突爆发，这是必要之举。如果这次帕默斯顿听从了他的意见，英俄两国也许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六年就已经开战了。但是帕默斯顿还是不愿意付诸行动，尽管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他暂时还是愿意相信俄罗斯声明的军事干预多瑙河公国的动机，认为沙皇确实并不想并吞这些地方。也许帕默斯顿甚至欢迎俄罗斯出手恢复日益动荡的奥斯曼和奥地利帝国土地上的秩序。

没有英国的支持，土耳其政府没有其他退路，只能和俄罗斯进行谈判。根据1849年签署的《巴尔塔—利曼协定》（Convention of Balta Liman），沙皇的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多瑙河公国的总督将由俄罗斯和土耳其人共同任命；贵族议会被取缔，由顾问理事会取而代之，受俄土两国监督；俄罗斯军队将驻守至1851年。这一法案事实上恢复了俄罗斯对这里的控制，公国政府的自治权被大大削减，比原来《组织规程》规定的还少。[41]沙皇认为，从此以后，这些公国将完全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只是在他的酌情处理下土耳其才保留其主权，而且即使俄罗斯在1851年撤军，他依然可以随时派兵入侵，迫使高门做出更多让步。

俄罗斯这次干预多瑙河公国的成功，促使沙皇在1849年6月决定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预。匈牙利革命始于1848年3月，当时匈牙利议会（Hungarian Diet）在法德两国革命运动的激励下，由雄辩家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带领，宣布自治，拒绝继续接受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匈牙利议会宣布了一系列改革行动，包括废除农奴制、控制国家预算、接管奥地利帝国军队中的匈牙利部队等等。当时奥地利政府正忙于应付维也纳革命，无暇他顾，接受了匈牙利的自治要求；但是在镇压了维也纳革命之后，帝国政府立即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对匈牙利宣战。在战斗中，匈牙利人获得了境内少数民族如斯洛伐克、德国和鲁塞尼亚人的支持，同时大批波兰和意大利人也自愿加入匈牙利军队，共同抗击奥地利帝国。双方打成了平手。1849年4月，战事已成胶着状态，这时匈牙利也向奥地利宣战，争取独立。在此情况下，登基不久、年仅十八岁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向沙皇请求干预。

尼古拉立刻答应无条件出兵干预镇压匈牙利革命。对他来说，这是维护神圣同盟的责任。如果奥地利帝国崩溃，将对欧洲力量平衡产生严重影响。但是这一行动也是出于维护俄罗斯的利益，眼看着革命的浪潮从中欧向各处蔓延，特别是波兰也掀起了新的起义浪潮，沙皇觉得不能袖手旁观。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流亡者，最出色的一些将领就是波兰人，其中有约瑟夫·贝姆（Jozef Bem）将军，他是1830年波兰起义时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在1848—1849年间率领匈牙利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对尼古拉来说，除非将匈牙利革命镇压下去，不然革命很可能会蔓延到加利西亚（Galicia）。那里大部分是由奥地利控制的波兰领土，如果革命蔓延至此，波兰将再次成为俄罗斯帝国面临的问题。

1849年6月17日，十九万俄罗斯军队越过匈牙利边境进入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带领俄罗斯军队的是帕斯克维奇将军，1831年曾率俄军对波兰起义进行残酷打击。进入匈牙利后，俄罗斯军队对当地人民发动了一系列猛烈的攻击，俄军本身也因病疫，特别是霍乱而损失惨重。但是匈牙利军队人数远远少于俄军，经过八个星期的抵抗后，大部分人于8月13日在维拉古什（Vilagos）投降，然而有五千名左右的军人，其中包括八百名波兰军人，逃到了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到达瓦拉几亚，在那里有部分土耳其军队依然在和俄罗斯军队作战，拒不接受《巴尔塔—利曼协定》的规定。

沙皇倾向于宽大处理匈牙利革命的领袖，反对奥地利帝国对革命者的疯狂报复。但是他决心一定要抓住逃亡的波兰人，特别是匈牙利军队中的波兰将领，担心这些人会领导下一次波兰起义。8月28日，沙皇向土耳其政府发出要求，强令必须引渡那些逃到奥斯曼帝国的波兰人。奥地利则要求引渡逃到奥斯曼帝国的匈牙利人，其中包括匈牙利议会领袖科苏特。科苏特当时已成为土耳其人的座上宾。虽然根据国际法，奥斯曼帝国应该引渡罪犯，但是土耳其人没把这些流亡者看作罪犯，反而很高兴在自己的土地上款待这些反抗俄罗斯的战士，给予他们政治庇护，就像西方国家在1831年给予波兰流亡者政治庇护一样。土耳其人在英法的鼓励下，拒绝在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压力面前低头，两国因此断绝了与高门的关系。应土耳其人军事援助的请求，英国在10月份派出马耳他中队（Malta Squadron）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克湾，一支法国舰队也被派来会合。各方剑拔弩张，西方列强与俄罗斯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英国公众在匈牙利难民问题上已群情激愤，匈牙利人反抗沙皇军队暴行的英勇斗争再次激发了英国人强烈的反俄情绪。在媒体上，匈牙利革命被美化成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再现。在光荣革命中，英国议会推翻了詹姆斯二世（James II）的统治，创立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人眼中，科苏特是一个非常“英国”的革命者：他是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绅士，支持一个启蒙开智的贵族阶层，为议会民主和宪政原则而战。两年之后，当他到英国做巡回演讲时，受到了大批民众英雄般的欢迎。匈牙利和波兰难民被视作浪漫的自由斗士。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于1849年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伦敦，在这里发起政治运动，视俄罗斯为自由的敌人。俄罗斯军队在匈牙利和多瑙河公国种种镇压与暴行的报道传到英国，让英国人感到非常厌恶。当帕默斯顿下令派出军舰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协助土耳其人对抗俄罗斯时，英国人感到欢欣鼓舞。这种强硬的外交政策，随时准备为维护英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而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干预的立场，正是英国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期待，这在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事件中也体现了出来。†††

英法舰队的到来促使沙皇与奥斯曼帝国当局在难民问题上达成妥协。土耳其人保证采取措施让波兰难民远离俄罗斯边界，这一让步和西方国家认可的政治庇护原则相吻合；作为交换，沙皇不再要求引渡这些难民。

就在双方快要达成协议时，从君士坦丁堡传来消息，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对1841年伦敦协定做了一番非官方的解读，认定驶到达达尼尔海峡的英国舰队如果遭遇大风，可以进入避风港。英国舰队10月底抵达这里时，刚好发生大风，就以此为借口停留在达达尼尔海峡。尼古拉对此非常恼怒，命令俄国大使蒂托夫通知高门，俄罗斯舰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拥有同样的权利。这一应对十分高明，因为如果俄罗斯舰队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君士坦丁堡发起攻击，英国舰队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从达达尼尔海峡赶来。帕默斯顿让步了，他就此事向俄方道歉，并重申英国政府致力遵守1841年伦敦协议。英法撤走舰队，战争威胁再一次被消除。

在帕默斯顿道歉的消息传到之前，沙皇在圣彼得堡向英国特使做了一番讲话。这番话揭示了尼古拉当时的心态，那时候距离他向西方列强开战只有四年的时间了。

我难以理解帕默斯顿勋爵的做法。如果他想向我开战，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宣战。俄英交战，对两国都是不幸之事，但是我已不得不接受现实。然而他没有必要在我身边跳来跳去玩把戏，这不是一个伟大国家应有的做法。今天奥斯曼帝国依然存在，那是因为我的努力。如果哪一天我决定收手不再保护和维系奥斯曼帝国，它马上就会崩溃。

12月17日，沙皇命令普佳京上将（Admiral Putiatin）准备一个突袭达达尼尔海峡的应急方案：当俄罗斯再次卷入多瑙河公国危机时，尼古拉希望确保俄罗斯海军的黑海舰队能阻止英军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他还批准建造四艘昂贵的蒸汽战舰用以实现这一计划，显示了他的决心。[42]

在英国方面，帕默斯顿的让步对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他急切地希望英国打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彻底打消俄罗斯继续干预多瑙河流域公国事务的念头。1849年以后，尽管对土耳其的自由化改革依然存有疑虑，但坎宁越来越坚持通过加速改革来巩固奥斯曼帝国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实力，并通过加强土耳其军队的实力来对抗俄罗斯的威胁。帕默斯顿同样认同多瑙河流域公国的重要性，在1848—1849年的危机之后，他也开始支持采用更激进的措施帮助土耳其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下一次沙皇派兵入侵多瑙河流域公国是为了迫使土耳其在圣地纠纷上让步，但那时的国际局势已大不相同，沙皇的行动终将引发一场大战。

*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又被重新改回“金杯”。——原注

† 奥康奈尔为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全名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译注

‡ 这些看法很明显地和冷战期间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冷战期间的恐俄情绪，部分也受到了19世纪西方对俄罗斯态度的影响。

§ 英格兰南部港口朴次茅斯（Portsmouth）外的海湾。——译注

¶ 英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曾任国会议员。——译注

** 苏格兰律师和政客，曾任国会议员。——译注

†† 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前，这一事件同样影响了英国舆论。1854年5月，《明斯克修女的真实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e Nuns of Minsk”）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主编的周刊《家庭箴言》（Household Words）上发表，作者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南丁格尔曾于1848年在罗马与马克雷娜见面，写下了这位修女遭受的苦难，将材料存放在抽屉里。在锡诺普（Sinope）战役发生后，俄罗斯海军消灭了土耳其的黑海舰队，南丁格尔觉得这个故事能激励英国公众站起来反抗俄罗斯，于是重新取出这篇文字寄给了狄更斯，狄更斯将其改短之后发表在《家庭箴言》上。——原注

‡‡ 指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抵制西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影响。——编注

§§ 原文为China，指阿穆尔河（Amur）的别称China。——译注

¶¶ 13世纪俄罗斯君主。——译注

*** 曾是法国王宫，在1848年革命中遭到抢劫和破坏。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改共和为帝制并自称拿破仑三世后，杜伊勒里宫再度成为皇宫。1871年被焚毁。——编注

††† 1850年，帕默斯顿派出皇家海军舰队封锁雅典港以支持唐·帕西菲科，此举受到了英国公众的赞扬。唐·帕西菲科是一位居住在雅典的英国公民，他的住宅在一次反犹太人的暴乱中被烧毁，他因此向希腊政府提出申诉要求赔偿。唐·帕西菲科是一位葡萄牙犹太人的后裔，案发当时是葡萄牙驻雅典的领事，但是他在直布罗陀出生，因此根据“英国公民”原则（Civis Britannicus Sum）他就是英皇子民。帕默斯顿就是以此为理由，为自己派出舰队的举动辩护的。——原注

注释

[1]S. 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I v Londone v 1844 godu’, Istoricheskii vestnik, 23/3 (Feb. 1886), pp. 602–604.

[2]E.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aus den Papieren des Freiherrn Christian Friedrich V. Stockmar (Brunswick, 1872), p. 98; T. 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the Prince Consort, 5 vols. (London, 1877), vol. 1, p. 215.

[3]G. Bolsover, ‘Nicholas I and the Partition of Turkey’, Slavonic Review, 27 (1948), p. 135.

[4]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p. 355–8.

[5]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vol. 1, p. 224.

[6]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04;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p. 98.

[7]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04.

[8]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3 vols. (London, 1907–8), vol. 2, pp. 16–7; 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vol. 1, p. 219; 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09.

[9]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vol. 1, p. 223;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pp. 397, 400.

[10]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15;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p. 399.

[11]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15;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pp. 396–9.

[12]H. Ragsdale, ‘Russian Projects of Conqu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d.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75–7; O. Subtelnyi, ‘Peter I’s Testament: A Reassessment’, Slavic Review, 33 (1974), pp. 663–78.

[13]Ragsdale, ‘Russian Projects’, pp. 79–80.

[14]Ragsdale, ‘Russian Projects’, p. 81.

[15]J.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50), pp. 39, 43.

[16]R. Wilson, A Sketch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of Russia in the Year 1817 (London, 1817); Gleason, Genesis of Russophobia, p. 56.

[17][Lieut. Col.] Sir George de Lacy Evans, On the Designs of Russia (London, 1828), pp. 191, 199–219.

[18]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etc. etc.,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1 (1836), p. 103.

[19]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etc. etc.,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1 (1836), pp. 187–95. See further, M. Kukiel, Czartoryski and European Unity 1770–1861 (Princeton, 1955), p. 236.

[20]Hansard, HC Deb. 23 Feb. 1848, vol. 96, pp. 1132–1242; HC Deb. 1 Mar. 1848, vol. 47, pp. 66–123 (Palmerston quotation at p. 122).

[21]The Times, 20 July 1831; Northern Liberator, 3 Oct. 1840.

[22]Gleason, Genesis of Russophobia, p. 126.

[23]Kukiel, Czartoryski, p. 205.

[24]R. McNally, ‘The Origins of Russophobia in France: 1812–1830’,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7/2 (Apr. 1958), pp. 179–83.

[25]A. Mickiewicz, Livre des pèlerins polonais, traduit du polonais d’A. M. par le Comte C. de Montalembert; suivi d’un hymne à la Pologne par F. de La Menais (Paris, 1833).

[26]Cinq millions de Polonais forcés par la czarine Catherine, les czars Paul, Alexandre et récemment Nicolas d’abjurer leur foi religieuse. Eclaircissements sur la question des Grecs-Unis sous le rapport statistique, historique et religieux (Paris and Strasburg, 1845); Journal des débats, 23 Oct. 1842.

[27]The Nuns of Minsk: Narrative of Makrena Mieczysławska, Abbess of the Basilian Convent of Minsk; The History of a Seven Years’ Persecution Suffered for the Faith, by Her and Her Nuns (London, 1846), pp. 1–16; Hansard, HL Deb. 9 Mar. 1846, vol. 84, p. 768; M. 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1839–1856 (Paris, 1967), p. 464.

[28][Count] V. Krasinski, Is the Power of Russia to be Reduced or Increased by the Present War? The Polish Question and Panslavism (London, 1855), p. 4.

[29]Marquis de Custine, Russia, 3 vols. (London, 1844), vol. 3, pp. 21, 353; G. Kennan, The Marquis de Custine and His Russia in 1839 (London, 1971).

[30]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p. 471.

[31]S. Pavlowitch,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Serbia, 1837–1839 (Paris, 1961).

[32]N. Tsimbaev, Slavianofil’stvo: Iz istorii russkoi obshchestvenno-politicheskoi mysli XIX veka (Moscow, 1986), p. 36.

[33]A. 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Arm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815–1833 (Oxford, 2006), pp. 93–7.

[34]N.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1959), p. 152.

[35]N.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1959), p. 166.

[36]P. Mérimée, Correspondence générale, 18 vols. (Paris, 1941–1965), vol. 5, p. 420; 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p. 516; L. Namier, 1848: The R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Oxford, 1946), pp. 40–2.

[37]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p. 468.

[38]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chaps. 7 and 8.

[39]FO 195/321, Colquhoun to Palmerston, 16 Aug. 1848.

[40]FO 195/332, Colquhoun to Stratford Canning, 2 July 1849.

[41]Florescu,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pp. 217–218.

[42]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68–71.

第四章 欧洲和平的终结

1851年5月1日，万国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在伦敦海德公园（Hyde Park）开幕。博览会期间，共有六百万人次，相当于当时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前来水晶宫（Crystal Palace）参观。水晶宫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建筑，里面陈列着一万三千件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械产品、手工制品和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之后，万国博览会似乎在向世人展示建立在英国工业化和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的繁荣和平前景。水晶宫本身就是一个建筑上的奇迹，证明了英国在工程制造上的创造力。与此相呼应，水晶宫内部的展品也在向世人呈现：在每一个工业领域，英国都领先世界。水晶宫象征的是“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一个英国希望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广为宣传的形象。

对和平唯一的威胁似乎来自法国。1851年12月2日，在拿破仑1804年登基的纪念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宣布废除宪法，自立为独裁者。次年11月，通过全民公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正式变成第二帝国。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登基，成为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登基的消息让欧洲列强警惕起来。英国人担心拿破仑扩张主义死灰复燃，议员们要求召回里斯本中队（Lisbon Squadron）防卫英吉利海峡。拉格伦勋爵（Lord Raglan）——未来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军首领——在1852年的夏天一直在规划，一旦法国海军发起进攻，应该如何保卫伦敦。在整个1853年，这一任务依然是英国海军计划的重点。奥地利外交部长布奥尔伯爵（Count Buol）强烈要求拿破仑公开声明其和平意向。沙皇的要求则带有羞辱性，要拿破仑宣布没有任何对外扩张的企图；同时还向奥地利保证，一旦法国入侵，俄罗斯将提供六万军队给予支援。为了化解列强的担忧，拿破仑于1852年10月在波尔多（Bordeaux）发布声明：“那些不信任我的人说，皇帝意味着战争；但是我说，皇帝意味着和平。”[1]

事实上，人们对路易-拿破仑抱有疑虑并非没有道理。当时的欧洲格局就是在拿破仑战败之后，为了遏制法国而设置的，很难想象拿破仑三世会对此满意。他确实获得了法国人真诚而广泛的拥戴，但这是因为他善于激发民众对拿破仑时代的美好回忆，虽然从各方面讲他都比不上他伯父。他身躯庞大却不自然、瘸腿、唇上留着小胡子、下巴上一把山羊胡，看上去更像一个银行职员，而不是拿破仑·波拿巴再世。1855年，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见到拿破仑三世后，她在日记中形容他“非常矮小，但是脑袋和胸口很大，仿佛本应该长在一个远比他高大的人身上”。[2]

拿破仑三世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遵循波拿巴主义者（Bonapartist）的传统。他的目标是即使不能恢复他伯父的荣耀，也至少要将法国变为一个广受尊重、有影响力的国家。他希望能改变1815年确定的欧洲格局，将欧洲变成一个自由国家组成的家庭，正如拿破仑一世所展望的那样。他认为可以通过与英国结盟来实现这个目标。他的政治密友、内政部长德佩尔西尼公爵（Duc de Persigny）曾于1852年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他说服拿破仑三世英国已不再由贵族把持，而是受新兴的“布尔乔亚势力”主导，这股势力将来也将主导整个欧洲大陆。通过与英国结盟，法国将可以“发展出一套伟大光荣的外交政策，为过去的失败复仇。与英国结盟比在滑铁卢重打一仗更能让我们得益”。[3]

路易-拿破仑，1854（图片来源：罗杰-维奥莱及Topfoto机构）

而俄罗斯却不一样，法国可以通过和俄罗斯打一仗来恢复国家荣誉。过去与俄罗斯打交道的种种记忆：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随后的军事失败、俄罗斯军队占领巴黎等等，一直让法国人感到悲痛羞辱。俄罗斯还是1815年制定的欧洲格局以及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主要推动者。在法国人看来，沙皇是自由的敌人，是在欧洲版图上发展自由国家的障碍。而且尼古拉还是唯一一个不承认拿破仑三世的欧洲君主。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愿意承认他的君主地位，即使奥地利和普鲁士不太情愿；但是尼古拉却拒绝承认，理由是皇帝是天命的，而不是全民公投选出来的。沙皇在称呼拿破仑三世时，故意用“我的朋友”（mon ami）而不是欧洲君主间互称时惯用的“我的兄弟”（mon frère），以显示他对拿破仑三世的轻蔑。*拿破仑三世身边的一些幕僚，特别是德佩尔西尼，希望他能借这个机会断绝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拿破仑三世不想让私人争吵成为其统治的起点，于是反唇相讥道：“兄弟是天定的，但朋友是可以选择的。”[4]

在拿破仑三世看来，与俄罗斯在圣地问题上的纠纷可以为他所用，把因1848—1849年革命而分裂的法国团结起来。如果法兰西第二帝国能够为了自由而和俄罗斯这个“欧洲宪兵”打一仗的话，左派革命势力就能因其“为自由而战”而支持他，接受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和登基称王的行为；同时天主教右派也会继续支持他，因为他们一直在推动发起圣战，消灭威胁基督教和法国文明的东正教异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拿破仑三世任命了持极端天主教立场的瓦莱特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瓦莱特是“奥赛码头”（Quai d’Orsay），即法国外交部内一个势力很大的教士游说集团的成员。据德佩尔西尼称，这一集团一直在运用其影响力，夸大圣地纠纷的后果。

我们的外交政策经常受到一个教士游说组织的干扰，这个组织已经慢慢渗透到外交部的密室中。12月2日的行动未能将其清除，它反而变得越发大胆，趁着我们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将我国外交政策与圣地复杂的纠纷缠绕在一起，取得的一丁点成功都被自吹自擂为民族的胜利。

在与俄罗斯的争执中，瓦莱特态度咄咄逼人，宣称拉丁人在圣地的权利已“清楚地确定了”，并召来法国舰队为自己撑腰，在法国的极端天主教媒体上赢得一片喝彩。拿破仑三世本人在圣地纠纷上的立场则温和一些，他曾向外交部首席政治顾问爱德华·安托万·德图弗内尔（Édouard Antoine de Thouvenel）坦陈自己对这些纠纷的细节所知甚少，并对宗教冲突“被闹大到不成比例的地步”感到遗憾。圣地纠纷确实被闹得太大，但是拿破仑三世在国内需要取得天主教舆论的支持，在外交事务上需要联合英国对抗俄罗斯，这意味着他并无动力约束瓦莱特的挑衅行为。直到1852年春天，因英国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勋爵（Lord Malmesbury）的抗议，拿破仑三世才将瓦莱特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但即使在召回瓦莱特后，法国依然继续执行炮舰政策迫使苏丹让步，相信会因此激怒沙皇，并希望这样能迫使英国与法国结盟，共同对抗俄罗斯侵略。[5]

法国的炮舰政策起了作用。1852年11月，高门发布一项新的裁决，允许天主教教士持有伯利恒圣诞教堂的大门钥匙，他们可以自由出入马槽祈祷堂和圣诞石窟。当时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正在英国，而留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国代办休·罗斯上校（Colonel Hugh Rose）对高门为什么会发布这项裁决的解读很简单：法国最新的蒸汽炮舰“查理曼大帝号”（Charlemagne）可以以每小时8.5海里的速度从地中海驶来，其姊妹舰“拿破仑号”（Napoleon）时速可达十二海里，这意味着技术落后的土耳其和俄罗斯舰队联起手来都不是法国舰队的对手。[6]

土耳其向法国人做出的让步令沙皇非常恼怒，威胁说自己同样会使用武力。12月27日，他命令从比萨拉比亚的第四、第五军团调动三万七千人，准备对君士坦丁堡发起闪电进攻；另外调动九万一千人，准备对多瑙河流域公国和巴尔干其他地区同样发起进攻。沙皇亲自下了命令，事先没有和外交部长卡尔·涅谢尔罗迭、战争部长多尔戈鲁科夫亲王（Prince Dolgorukov）商量，他甚至都没有和政治警察“第三科”负责人奥尔洛夫伯爵讨论这一决定，而当时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商讨事务。在俄国高层还有传言说沙皇准备肢解奥斯曼帝国，第一件事就是要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在一份写于1852年底的备忘录中，沙皇明言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俄罗斯将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和位于三角洲的多布罗加（Dobrudja）地区；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将成为独立国家；亚得里亚海岸归奥地利所有；塞浦路斯（Cyprus）、罗德岛（Rhodes）和埃及归英国；法国会得到克里特岛；希腊将得到周围的岛屿，成为一个地域更大的国家；君士坦丁堡将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受国际条约保护；而土耳其人则将被从欧洲驱赶出去。[7]

此时沙皇开始了与英国的新一轮谈判，如果俄罗斯与法国在近东地区发生冲突，英国的态度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英国拥有比任何国家都强大的海军舰队。沙皇依然相信在1844年访问期间，他与英国人已达成了谅解，现在他可以请英国人来约束法国，保证俄罗斯凭借条约在奥斯曼帝国拥有的权利。他还希望能说服英国人，让他们相信瓜分土耳其的时候到了。在1853年2、3月间，沙皇与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勋爵（Lord Seymour）举行了多次会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人，”他的话题从土耳其开始，“他已病入膏肓。如果我们让他就此离去，特别是在善后工作还没有做好之前，那将非常不幸。”在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之际，英国与俄罗斯之间达成协议，有计划地瓜分领土将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至少能阻止法国派兵到近东地区，一旦法国派兵，俄罗斯也将不得不派兵进驻奥斯曼帝国领土。“如果英国和俄罗斯达成了协议，”沙皇对西摩说，“那么其他国家怎么想、怎么做都无关紧要了。”沙皇还“以一名绅士的身份”保证俄罗斯已放弃了叶卡捷琳娜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愿意征服君士坦丁堡，而想让其成为一个国际城市；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不能让英国或法国军队控制这个城市。在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混乱中，他将不得不作为托管人（dépositaire）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保证土耳其不会分裂成为许多共和制小国，成为科苏特、马志尼（Mazzini）†这些欧洲革命者的避难所。“我无法放弃我神圣的职责，”沙皇强调，“俄罗斯的宗教来自近东，这些感情、这些责任，我们永远不能抛诸脑后。”[8]

西摩对沙皇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计划并不感到震惊，在发给外交大臣罗素勋爵的第一份报告中，他甚至对此表现出欢迎态度。他写道，如果俄罗斯和英国“这两个最关注土耳其命运的”基督教大国能够占领欧洲原来被穆斯林统治的地区，这将是“19世纪文明世界取得的高贵胜利”。在阿伯丁勋爵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许多人，包括罗素以及财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都对英国眼看着土耳其人迫害基督徒，却继续扶持奥斯曼帝国的做法有所保留。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对坦齐马特改革十分热衷，希望给他们更多时间。拖延当然对英国有利，因为它被夹在俄罗斯和法国中间，而这两个国家它都不信任。“俄罗斯人指责我们太亲法国，”维多利亚女王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彻，“而法国人又指责我们太向俄罗斯人靠拢。”英国政府内阁拒绝接受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的看法，并决定不会为这样的假想局面设计应急措施。他们认为，设计应急措施这一动作本身就可能鼓舞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起义然后遭受镇压，进一步加快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英国政府和议会中，甚至有人对沙皇一再坚持奥斯曼帝国即将崩溃产生疑心，认为沙皇正在密谋操作推翻奥斯曼帝国。正如西摩在2月21日与沙皇会面后的记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位君主如此坚定地认为他的邻国即将灭亡，那么他心中一定知道他能够控制邻国倒下的时间。”[9]

在后来与西摩的谈话中，沙皇对自己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方案越来越有信心，甚至还透露了更多细节。他将会把土耳其变成一个傀儡国家，就像他对待波兰那样；他会给予多瑙河流域公国、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独立地位，但将它们置于俄罗斯保护之下；他还宣称自己已获得奥地利的支持。“你要明白，”他对西摩说，“当我说俄罗斯会如何行动时，我知道奥地利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符合一国的利益的行动，必然也符合另一国的利益。在土耳其问题上，两国的利益完全一致。”西摩对沙皇“鲁莽冲动”的计划日益厌恶，他觉得沙皇似乎打算把宝都押在与土耳其一战获胜之上，他将此归咎于沙皇在位近三十年积累起来的傲慢。[10]

沙皇的信心肯定也缘于他误判了英国政府对他的支持。他觉得在1844年访问伦敦期间，他与阿伯丁勋爵之间建立了某种情感联系。当时阿伯丁勋爵是外交大臣，现在已成为英国首相，是英国领导人中最亲俄的一个。阿伯丁在圣地纠纷上对俄罗斯的支持，被尼古拉解读为英国赞同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方案。俄罗斯大使布鲁诺夫男爵在2月份发回的一份报告中告知沙皇，说阿伯丁在一次随意的对话中谈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恶劣的政府，英国一点都不愿意继续扶持它。1853年春天，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尼古拉相信已不用担心英国会与法国结盟。在与西摩的会谈中，他越来越多地谈到应该对法国和土耳其采取激进立场。[11]然而与此同时，在东方问题上，阿伯丁在英国内阁中日益孤立，沙皇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完全不了解英国政府的政策正在走向反俄的方向。

为逼迫苏丹恢复俄罗斯在圣地上的特权，1853年2月，沙皇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了一位特使。特使人选是沙皇特意选择的，反映了尼古拉采取军事行动的倾向性：担任特使的不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而是一名军人。六十五岁的亚历山大·缅什科夫亲王（Prince Alexander Menshikov）曾参加过1812年的俄法战争，在1828—1829年对土耳其的战争中担任海军将军，被加农炮炮弹打掉了睾丸。他曾作为一名海军官员参与制定封锁土耳其海峡的方案，在1831年担任芬兰总督，还参加了对波斯的谈判。根据西摩的估计，缅什科夫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在沙皇身边的人中，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具独立精神。他的讽刺性观察显露出其思维上奇异的变化，这让他在圣彼得堡颇不得待见”。但是缅什科夫亲王缺乏对土耳其人采取怀柔政策所需的技巧和耐心，这一点在西摩看来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必须派一名军人到君士坦丁堡，那么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沙皇派一名军人担任特使本身就具有某种意义，而且如果与土耳其人的谈判没有进展，谈判者可以立即成为军队指挥官，有权召集并统领十万军人。[12]

缅什科夫的使命是要求苏丹撤销1852年11月份发布的偏向天主教的法令，恢复希腊教士对圣墓教堂的特权；作为赔偿，苏丹还必须发布一项正式公告（sened），保证俄罗斯作为圣地乃至整个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的代表。在俄罗斯人看来，这一权利在1774年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中就已经说明了。缅什科夫还得到授权可以向苏丹建议，一旦法国抗拒希腊教士对圣墓教堂的控制权，俄罗斯将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和四十万士兵支援苏丹对抗西方列强入侵，条件是苏丹在行使主权时倾向东正教。根据缅什科夫在其日记中的记述，他受命统领海军和陆军，同时担任“战争与和平全权特使”之职。他收到的指令是对苏丹好言相劝，但同时亦不妨以武力相逼。沙皇已经批准了一项军事方案，命令十四万俄军集结在俄罗斯与多瑙河流域公国的边境上，一旦土耳其人拒绝缅什科夫的要求，便即刻出兵占领。他同时还准备派出黑海舰队和陆军威胁君士坦丁堡，逼迫苏丹就范。在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之前，缅什科夫于2月28日在塞瓦斯托波尔登上“雷霆号”（Thunderer）蒸汽护卫舰，高调检阅了俄罗斯海军舰队。在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他受到了一大群专程赶来的希腊居民的欢迎。他的一大批随从中有第四军团的参谋长涅波科伊奇茨基将军（General Nepokoichitsky）和黑海舰队参谋长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中将（Vice-Admiral Vladimir Kornilov）。科尔尼洛夫的任务是刺探土耳其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布防，为俄军舰队的闪电进攻做准备。[13]

缅什科夫的要求事实上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沙皇却认为他有可能成功，这说明尼古拉的想法已经多么地脱离现实。公告草稿由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准备，所涉及的范围已完全超出了圣地纠纷。俄罗斯提出的要求相当于签署一份新的条约，将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希腊教堂置于俄罗斯保护之下，每一位东正教牧首均将由俄罗斯终身任命，高门完全没有话语权。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它的欧洲领土不仅将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地，而且将实际上成为俄罗斯的附庸，生活在其军事威胁的阴影之下。

即使沙皇的计划本身还有一点成功的希望，也被缅什科夫在君士坦丁堡的举动给彻底破坏了。抵达两天后，他就打破外交惯例，没有穿军装礼服，而是一身普通装束，套上一件大衣就去参加高门主办的欢迎仪式了，这对主人来说是一种侮辱。在会见首相穆罕默德·阿里时，缅什科夫要求首相立即撤销外交部长福阿德·埃芬迪的职务，因为就是他在1852年11月屈从法国压力授予天主教教士圣墓教堂大门钥匙的。除非埃芬迪被撤换，换上一个亲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否则缅什科夫拒绝与高门谈判。为了羞辱埃芬迪，缅什科夫故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不予理睬，借此向世人宣示任何仇视俄罗斯的高门部长“即使在苏丹的宫殿也会被羞辱和惩罚”。[14]

缅什科夫的行为让土耳其人目瞪口呆，但是俄罗斯在比萨拉比亚的军事集结让他们十分担忧，于是不得不屈从于缅什科夫的要求，不仅撤换了埃芬迪，甚至在任命他的继任者里法特帕夏（Rifaat Pasha）之前还让俄罗斯译员代表缅什科夫对他进行了面试。但是缅什科夫依然仗势欺人，威胁高门说如果俄罗斯的所有要求不能立即得到满足，他将断绝两国关系。他的这一做法却适得其反，土耳其高官此时更倾向于向法国和英国求助，帮助他们抵制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俄罗斯的种种要求已危及土耳其的主权。

缅什科夫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不过一个星期左右，他对高门提出的要求就被土耳其官员泄露或是出卖给了所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穆罕默德·阿里对局势感到十分焦虑，秘密向英法两国全权代办求助，请求两国派出舰队前往爱琴海地区以备君士坦丁堡遭到俄罗斯入侵。英国全权代办罗斯上校对缅什科夫的行为特别警觉，他担心俄罗斯即将把一个新的《帝国码头条约》强加在土耳其人身上，“更糟糕的情况”是俄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这将是对1841《海峡公约》（Straits Convention）的公然违背。他相信自己必须马上采取行动，不能坐等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回到君士坦丁堡才做决定。坎宁在1月份辞职回到伦敦，2月份又被阿伯丁勋爵政府重新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但是当缅什科夫已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坎宁尚未就任。于是在3月8日，罗斯通过蒸汽快船向驻马耳他的海军中将詹姆斯·邓达斯爵士（Sir James Dundas）传递信息，请他率领海军中队前往伊兹密尔（Izmir）附近的乌尔拉（Urla）。邓达斯在没有得到来自英国政府的确认之前不愿意执行这一命令。在伦敦，几个政府大臣于3月20日会面讨论了罗斯的请求，这些人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为“核心内阁”的成员。‡他们对俄罗斯在比萨拉比亚的军事集结、“在塞瓦斯托波尔集结大批舰船”，以及缅什科夫对高门使用的“敌对性语言”感到担忧。罗素勋爵相信俄罗斯正准备摧毁土耳其，因此倾向于同意派出英国舰队前往博斯普鲁斯，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样英法两国能以维护《海峡公约》为由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向俄罗斯海军发起全面进攻。罗素背后有时任内政大臣帕默斯顿的支持，如采取这样的行动，大部分英国公众也会站在他这一边。但是参加讨论的其他几位高官倾向于谨慎行事，他们担忧的是法国，因为当时法国依然被视为英国的军事威胁，他们也不同意罗素提出的建立英法联盟能够压制法国蒸汽舰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看法。他们的观点是，法国这次是在故意挑衅俄罗斯，而俄罗斯确实应该在圣地纠纷上获得对方让步，他们还相信俄罗斯驻伦敦大使布鲁诺夫男爵以“一名绅士”的名义对俄罗斯和平愿望做出的保证。因为这些理由，伦敦方面拒绝了罗斯的请求。这几名内阁大臣指出，作为一名全权代办，罗斯没有权力召集舰队、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问题上做出决策，罗斯擅自请求英军支援的行动属于因“土耳其政府的警报……以及俄罗斯军舰压境的谣传”而贸然行事。他们决定等待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回到君士坦丁堡，并希望达成一个和平解决方案。[15]

3月16日，罗斯试图召集英国海军舰队的消息传到了巴黎。三天之后，法国政府内阁开会讨论土耳其形势，外交部长德鲁安·德吕（Drouyn de Lhuys）发言，将局势描绘得如同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般：“土耳其最后的日子即将到来，双头鹰（沙皇罗曼诺夫［Romanov］家族的徽章）将出现在圣索菲亚的塔楼之上。”然而他拒绝派出法国舰队，至少不允许法国舰队在英国派出舰队之前行动，因为欧洲各国一直担心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复活，贸然行事会让法国受到孤立。内阁成员中，只有内政部长德佩尔西尼和他的意见相左，德佩尔西尼宣称，如果法国挺身而出“阻挡俄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步伐”，英国“将欣喜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在他看来，出兵阻挡俄罗斯进犯土耳其关乎法国的国家荣誉。他指出，发动12月2日政变，将拿破仑三世送上皇位的法国军队是一支有传统荣誉的“禁卫军”。德佩尔西尼警告拿破仑三世，如果他接受内阁的意见，采用拖延行事的办法，那么“当您在士兵面前走过，您会看到他们哀伤的脸庞，沉默的队列，您会感觉脚下的土地开始动摇。您一定知道，要赢回军队的信任必须冒一定的风险。陛下，如果您不惜一切只为求得和平，那么反而会深陷恐怖的火海之中”。到了这一步，本来还犹豫不决的拿破仑三世终于被德佩尔西尼说服，派出了法国舰队，但是并没有让舰队前往达达尼尔海峡，而是让其停留在属于希腊水域的萨拉米斯（Salamis），作为对俄罗斯人的警告，宣示“法国并非对正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16]

拿破仑三世派出法国舰队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正如德佩尔西尼所暗示的，有谣言说法国军队中有人在密谋推翻拿破仑三世，此时摆出一副强硬姿态是将这些企图扼杀在摇篮的最好办法。1852年冬天，拿破仑三世在给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的信中写道：“我必须告诉你，军队中真的有人在密谋。我会紧盯此事，而且我觉得我可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阻止这些阴谋——也许打一仗是个办法。”第二，拿破仑急于恢复法国海军在地中海上的地位。当时对法国海军地位的普遍看法从卢浮宫馆长奥拉斯·德·维耶尔-卡斯特尔（Horace de Viel-Castel）的话中可见一斑：“如果哪一天地中海被英国和俄罗斯瓜分了，那法国就不再是世界强国了。”斯特拉特福德·坎宁途经巴黎前往君士坦丁堡上任时，拿破仑三世接见了他，并向他描述了法国对地中海地区势力的考虑。3月10日，斯特拉特福德在一份备忘录中记录了这段对话：

他说他并没有意愿让地中海成为“法国的内陆湖”——这是一个经常能听到的说法——但是他愿意让地中海成为一个“欧洲”的内陆湖。他没有解释这个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是说地中海所有的海岸线都应该是基督教的领地，那么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我对这段对话的感觉是……路易-拿破仑希望与我们友好相处，至少在目前的局势下如此，因此他愿意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和英格兰在政治上保持步调一致。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希望恢复土耳其的地位，还是希望为土耳其崩溃之后法国的利益做准备。

拿破仑三世调动法国海军舰队的最重要目的，还是为了“和英格兰……保持步调一致”，建立一个英法联盟。“德佩尔西尼说得对，”他在3月19日对手下的大臣们说，“如果我们派出舰队到萨拉米斯，就会迫使英格兰也采取同样举措。如果两支舰队能够联合行动，最终会让两国联盟共同对付俄罗斯。”根据德佩尔西尼的理解，法国皇帝推断如果法国派出舰队，就能够把英国恐俄派争取过来，赢得英国布尔乔亚媒体的支持，迫使在这个问题上持更为谨慎立场的阿伯丁政府加入法国的行动。[17]

然而英国政府的反应与拿破仑三世预期的大相径庭。当法国舰队3月22日驶出土伦港（Toulon）时，英国在马耳他的舰队依然按兵不动。英国政府认为法国人在火上浇油，呼吁法国舰队不要驶进意大利那不勒斯以东水域，让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有足够时间和平解决危机。斯特拉特福德在4月5日抵达土耳其首都，发现土耳其人已经进入了一种不愿意再向缅什科夫让步的情绪状态，民族主义和宗教情绪高昂，土耳其各方的分歧只在于跟俄罗斯对抗应该走多远，以及还应该花多少时间等待西方的军事增援等问题。这些分歧同时还与奥斯曼帝国高层内部长期的个人恩怨纠缠在一起，一方是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另一方是斯特拉特福德的长期盟友、前首相雷希德，现在他在政府中已失去权力了 。听说穆罕默德·阿里打算向缅什科夫让步，斯特拉特福德呼吁他对俄罗斯保持强硬立场，并以个人名义保证，如有需要英国舰队会驰援救助。他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将圣地纠纷与俄罗斯其他方面的要求分开。在圣地纠纷上，俄罗斯确实有权提出要求根据条约恢复特权，但是为了维护土耳其主权，必须拒绝俄罗斯的其他要求。苏丹的臣民应享受什么样的宗教权利，必须由苏丹凭其奥斯曼帝国君主地位授予，而不是通过某种由俄罗斯把持的体系决定。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沙皇把圣地纠纷、保护希腊教会等当作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其真正目的是渗透和肢解奥斯曼帝国。[18]

4月23日，奥斯曼帝国大议会（Grand Council）开会讨论缅什科夫的要求时，决定听从斯特拉特福德的建议，同意与俄罗斯谈判圣地纠纷，但在授予俄罗斯对东正教徒的保护权上不做让步。5月5日，缅什科夫提出了一个修改后的公约草案，不再要求俄罗斯有权决定东正教终身牧首任命权，但同时给出最后通牒，限令五日之内签署，否则他将离开君士坦丁堡，断绝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斯特拉特福德呼吁苏丹坚守立场。5月10日最后通牒到期时，奥斯曼帝国内阁依然拒绝签署。缅什科夫为了能完成沙皇授予的使命，又不至于发起战争，又给了土耳其四天时间。在这期间，在斯特拉特福德和雷希德的操纵下，穆罕默德·阿里被剥夺了首相职位，雷希德当上了外交部长。他听从斯特拉特福德的意见，继续保持强硬立场，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在解决圣地纠纷的同时，不损害奥斯曼帝国的主权。此时奥斯曼帝国驻伦敦大使科斯塔基·穆苏拉斯（Kostaki Musurus）发来消息，称英国将协助保护奥斯曼帝国主权。雷希德需要更多时间赢得内阁的支持，这一消息更是给他壮了胆。

5月15日大议会再次开会，政府部长和穆斯林领袖们反俄情绪十分高昂，这是斯特拉特福德的功劳，他在开会之前亲自拜访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请求他们在俄罗斯人的威逼面前站稳脚跟。终于大议会做出决定，拒绝了缅什科夫的要求。当天晚上收到消息后，缅什科夫回复说俄罗斯现在不得不与奥斯曼帝国断绝外交关系了，但是因为黑海风暴，他会在君士坦丁堡停留数天，当然他其实还是希望能达成某种妥协。但妥协并未到来。最后，在5月21日，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上的俄罗斯国徽被摘了下来，载着缅什科夫的“雷霆号”离开海港，向敖德萨驶去。[19]

* * *

缅什科夫外交使命的失败让沙皇相信，现在他需要采取武力行动了。他在5月29日给帕斯克维奇元帅的信中写道，如果他早就采取强硬手段，也许已经迫使土耳其人让步了。因为担心西方列强的介入，他本不想对土耳其发动战争，但是现在他打算使用武力威胁来撼动土耳其帝国的根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保证在他看来条约赋予俄罗斯的作为东正教保护者的权利。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显示了当时的心理状态：

［缅什科夫使命失败的］后果是战争。不过在开战之前，为了向世界宣示我愿意尽力避免战争的决心，我决定先派军队到［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去，同时给予土耳其人八天时间满足我的要求。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我将对他们开战。我的目标是和平占领公国，如果土耳其人不出现在多瑙河左岸的话……如果他们抵抗，我会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俘虏黑海上所有的土耳其舰船。我会向奥地利提议，让他们占领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和塞尔维亚。如果土耳其人依然不为所动，我会让两公国、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独立——到那时候土耳其帝国将开始崩塌，各地基督徒将群起抗争，奥斯曼帝国最后的日子便会来临。我不打算跨过多瑙河，［土耳其］帝国本来就会崩溃，但是我会为战争做好准备，第十三、十四师将会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备战。坎宁的行为……没有让我泄气：我必须走自己的路，凭着我的信仰，为了俄罗斯的荣耀，担当我的责任。你无法想象这些想法多么令我悲伤。我已渐渐年老，但是我希望我的生命在和平中终结！[20]

沙皇的计划其实是一种妥协，最初他的设想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西方列强能够反应之前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是帕斯克维奇的想法要谨慎一些。帕斯克维奇曾率领俄军对匈牙利和波兰的反叛武装进行惩罚性的袭击，是沙皇最信任的军事顾问。他对沙皇的突然袭击方案抱怀疑态度，担心俄罗斯会因此陷入一场欧洲大战。两人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对奥地利可能采取行动的看法。尼古拉对他与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之间的私交信心十足，而且他在1849年还出手为奥地利解决了匈牙利问题，他相信弗兰茨·约瑟夫会和他一起加入对土耳其的军事威胁，而且有必要的话，还会参与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他相信如果奥地利站在他这一边，就不可能发生欧洲大战，土耳其人将被迫认输。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沙皇才会对土耳其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然而帕斯克维奇对奥地利的支持抱有怀疑，他的看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奥地利不可能欢迎俄罗斯军队进入多瑙河流域公国和巴尔干地区，担心那里的塞尔维亚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会因此发动针对奥地利的暴动。一旦俄罗斯军队跨过多瑙河，如果斯拉夫人中真的出现反奥地利暴动的话，奥地利甚至可能加入西方列强对抗俄罗斯。

为了限制沙皇的进攻计划，帕斯克维奇决定以沙皇的泛斯拉夫幻想来打动他。他说服尼古拉俄罗斯军队只需以防御姿态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就可以鼓励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起来抗争，逼迫土耳其人接受沙皇的要求。他提出如果有必要的话，俄军只需占领两公国几年，凭着俄罗斯的宣传就可以召集当地基督徒加入沙皇的巴尔干军队，人数可达五万之多，足以让西方列强不敢干预，至少能让奥地利保持中立。在4月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帕斯克维奇描述了俄罗斯军队开进之后，巴尔干地区的宗教战争将是怎样的一幅场景：

身处土耳其的基督徒是来自武士部落的后代。如果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人尚未拿起武器，那只是因为土耳其人的统治还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村庄。但是，如果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冲突，当我们的军队发起战争，这些人身上的武士精神就会重新焕发，他们不会忍受土耳其人对自己村庄的蹂躏……没有一座村庄，甚至没有一个家庭，会没有受压迫的基督徒加入我们与土耳其人的战斗。这一点会成为我们的武器，足以摧毁土耳其帝国。[21]

快到6月底时，沙皇下令比萨拉比亚的两支俄军跨过普鲁特河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帕斯克维奇依然希望俄军入侵两公国的行为不会导致一场欧洲大战，但是他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出现，沙皇也不会退让。他在6月24日向这两支军队的俄军统帅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General Mikhail Gorchakov）解释了这一想法。俄军进发到了布加勒斯特，在那里建立了指挥部。每到一处，俄军便张贴沙皇宣言，声称俄罗斯无意侵占领土，占领两公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宗教纠纷，从奥斯曼帝国政府那里取得“担保”。“如果高门能够担保东正教会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愿意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是如果高门依然拒绝，那么在上帝庇佑下，我们将继续前进，为我们的信仰而战。”[22]

俄罗斯占领军对在圣地发生的纠纷一无所知。“我们不做任何思考，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让指挥官替我们思考，我们只按他们的命令行事。”一名参加过多瑙河战事的老兵泰奥菲尔·克莱姆（Teofil Klemm）回忆道。克莱姆当时十八岁，是一个识字的农奴，被选拔到乌克兰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参加培训成为一名军官，1853年从那里被征召入俄罗斯步兵。他对在第五军团广为流传的泛斯拉夫小册子没什么感觉，“我们中没有谁对这些想法感兴趣”，他写道。但是和俄罗斯军队中的每一个士兵一样，他上战场时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相信这是自己的使命，为上帝而战。[23]

俄罗斯军队是一支农民部队，征兵的主要对象是农奴和官定农民（state peasants），这也是它的主要问题。俄罗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共有超过一百万步兵，二十五万非正式部队（以哥萨克骑兵为主），在各地的军事屯田区还有七十五万预备役军人。但即使如此庞大，俄罗斯军队还是不足以防御极为漫长的边境线，存在许多薄弱点，例如波罗的海海岸、波兰、高加索等地；但是如果继续征兵，又将会削弱农奴经济、引发农民起义。俄罗斯在欧洲的领土面积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但人口却只有欧洲国家的五分之一，大部分农奴在俄罗斯中央的农耕地带，离边境距离遥远。一旦开战，边境地区需要很快补充兵员，但是在尚无铁路的情况下，征召农奴士兵并通过步行或是马车把他们送到前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俄罗斯兵力就已经捉襟见肘，几乎所有适合入伍的农奴都已应征。新兵质量也在急剧下降，因为地主和村庄急于留住最后一批能干农活的劳动力，于是把低质量的农奴送去应征。一份1848年的报告显示，在最近的征召中，三分之一的应征者因为身高不合规定（仅要求1.60米）而不合格，另有一半因为身患慢性病或有其他身体缺陷而不宜入伍。解决兵力短缺的唯一办法是扩大征兵范围，向欧洲的全民征兵体系靠拢；但是这么做将会终结农奴制，那可是贵族们坚决维护的俄罗斯社会基础。[24]

尽管经历了二十年的改革，俄罗斯军队的质量仍然比欧洲其他国家差很多。军官教育程度低，士兵几乎都是文盲：1850年代的官方数字显示，在六个师约十二万军人中，仅有二百六十四（0.2%）人能读能写。18世纪盛行的喜好表面功夫、只图阅兵时气派的风气依然在军中占主导地位，提拔仅凭是否服从军纪。马克思曾这样描述：“他们的最主要品质包括无条件服从、卑躬屈膝，加上极佳的眼力，能一眼看出军装上纽扣和纽扣眼上的毛病。”训练中强调的是外表整齐划一，战斗能力其次。即使在战场上，依然还有各种夸张的规矩，对姿态、步长、行军整齐要求仔细，这些全部写在军事手册上，与战场实际状况完全没有关系：

当作战阵形向前行进或向后撤退时，各营之间必须保证每一条队列的整齐以及各营之间距离的一致。在此情况下，仅是各营内队列保持整齐还不够，各营之间还必须保持同一步伐，这样各营的持旗士官可以保持一条直线，并与行军路线垂直。

检阅文化在俄罗斯军队中占主导地位，也和俄军武器的落后有关。当时的军队普遍要求士兵保持密集队形，原因之一是为了确保军队大规模运动时，能够保持军纪，不至于出现混乱。但是对俄罗斯军队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使用的滑膛枪性能太差，不得不依赖刺刀，这一军事缺陷却被美化为“俄罗斯军人的英勇无畏”，所以在拼刺刀时更显雄风。俄军对轻火器忽视的程度，根据一位军官的说法，到了“没几个士兵知道怎么使用滑膛枪”的地步。“对我们来说，战场上的胜利完全依靠行军的艺术和步调的正确。”[25]

但是这种过时的作战方法在19世纪早期为俄罗斯带来了几次重大胜利，对手包括波斯和土耳其军队，当然还有拿破仑。俄法战争是俄罗斯赢得的最重要的战争，让俄罗斯人相信他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正因如此，俄军没有任何压力提升部队战斗力，以适应蒸汽机和电报时代的战争。与新兴的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俄罗斯经济落后、财政虚弱，要在和平时期对人数众多、花费巨大的军队进行现代化，颇受限制，进展缓慢。只有到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的滑膛枪在英法军队的米涅来复枪（Minié rifle）面前显得毫无招架之力时，俄罗斯才开始采购来复枪装备部队。

在八万名跨过普鲁特河，从俄罗斯进入摩尔达维亚的俄军士兵中，只有不到一半能活过一年，沙皇军队兵员损失的速度比其他欧洲国家军队高得多。在战场上，贵族高级军官为了取得一点进展，不惜牺牲大批士兵的生命。这些军官对手下农奴士兵的死活毫不关心，想到的只有如何向上方汇报取得的胜利以利于自己的晋升。绝大部分俄军士兵不是在战斗中阵亡，而是死于伤病。如果有恰当的医疗服务，许多人不至于丧命。俄军每次发动攻势时，都有同样的悲惨故事：在1828—1829年的多瑙河流域公国，一半的士兵死于霍乱和其他疾病；在1830—1831年的波兰战役中，七千名俄军士兵在战斗中身亡，八万五千人因伤病而被抬下战场；在1849年的匈牙利战斗中，只有七百零八名士兵战死，却有五万七千名俄军士兵被送到奥地利医院中。即使在和平时期，俄军都有65%的人处于病中。[26]

在俄军高发病率的背后，是农奴士兵遭受的残酷对待。为维持军纪，鞭笞士兵是家常便饭，每个团中的每个士兵都可能身上带着鞭伤。军队后勤系统腐败充斥，军官们薪酬很低，原因是俄罗斯国库空虚，常年军费不足。军官们于是先从军费中给自己捞足了油水，这样给士兵们留下的军费就很少了。因为后勤不可靠，俄罗斯军队必须靠自己生存。例如政府虽然提供材料，但是每个团都要自己负责制作军服和靴子。团里不仅有裁缝和鞋匠、理发师、面包师、铁匠、木匠，还有金属工、木工、油漆工、歌手和乐队，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乡村手艺带到了军队里。如果没有这些农民的技艺，不要说打仗了，仅仅维持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每个俄军士兵在上战场时都要依靠他作为农民的知识记忆和生存能力而活。他们会在背包里自带绷带，受伤之后可以自救。他们在露天睡觉的能力很强，会找树枝叶片、草垛、农作物为自己遮风挡雨，有时甚至会在地上挖洞把自己埋起来睡觉。这一技巧非常重要，保证了整支部队在行军时可以不用携带帐篷。[27]

当俄罗斯军队跨过普鲁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之后，土耳其政府命令鲁米利亚军指挥官奥马尔帕夏（Omer Pasha）加强多瑙河沿岸土耳其要塞，做好防守准备。同时高门从奥斯曼帝国属地埃及和突尼斯征调部队，到8月中旬，已有两万名埃及士兵、八千名突尼斯士兵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安营扎寨，准备前往多瑙河沿岸要塞增援。一名英国大使馆官员在写给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夫人的信中对此进行了描述：

可惜您看不到特拉比亚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处都是战舰。在海峡对岸的高地上，是埃及军队的绿色帐篷。君士坦丁堡仿佛倒退了五十年，街上挤满了来自边远省份、准备与俄国人一战的奇异人物。头巾、长矛、锤子、战斧，在拥挤的窄巷里叮当作响，他们很快统统被送到舒姆拉（Shumla）的营地，恢复了我们平静的生活。[28]

土耳其军队由来自各个民族的士兵组成，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鞑靼人、埃及人、突尼斯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其中许多人要么对土耳其政府抱有敌意，要么听不懂土耳其人或是欧洲军官的指挥（奥马尔帕夏手下的军官有许多是波兰人或是意大利人）。这些士兵中最奇特的是来自北非、中亚和安纳托里亚，被称为巴什波祖克（Bashi Bazouks）§的黑人骑兵。他们离开自己的部落，二三十人一组，年龄和装束各异，来到土耳其首都参加对抗俄罗斯异教徒的圣战。英国海军军官、曾协助训练土耳其海军的阿道弗斯·斯莱德（Adolphus Slade）在他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一群巴什波祖克士兵在被送往多瑙河前线之前，在君士坦丁堡街头游行的场面。他们大都穿着自己部落的装束，披着“头巾和披肩长袍，身携手枪、土耳其弯刀、佩剑等等奇异的装饰，有些还拿着挂有旗子的长矛。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颜色和军鼓，看上去还是他们的祖先在围困维也纳时用过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士兵所用的语言之多，以至于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军事单位也经常要雇翻译和喊话人负责传呼军官发布的命令。[29]

语言不通只是问题之一，许多穆斯林士兵不愿意听从基督教军官，甚至是奥马尔帕夏的命令。帕夏原名米哈伊洛·拉塔斯（Mihailo Latas），是一名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东正教徒，曾在奥地利军校接受教育，为逃避腐败指控来到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Bosnia）省并改信伊斯兰教。奥马尔帕夏生性诙谐健谈，非常享受作为鲁米利亚军指挥官的豪华生活。他身穿镶着金链和宝石的军装，随军携带一套私房供女眷专用，还配有一套德国交响乐队。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让交响乐队演奏威尔第（Verdi）的歌剧新作《游吟诗人》（Il Trovatore）中的《啊！最后的时刻已到》（“Ah! Che la morte”）。奥马尔帕夏不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据说他被提升的原因是写得一手好字。阿卜杜勒-迈吉德小时候曾请他担任书法教师，1839年登基成为苏丹之后马上将他晋升为上校。在这一点上，尽管是东正教出身，奥马尔帕夏却是一个奥斯曼军官阶层的典型，靠宗派关系而不是作战经验向上爬。苏丹马哈茂德进行的军事改革和坦齐马特改革都没能为一支现代职业军队打下根基。大部分土耳其军官战术素养很差，许多军官依然采用过时的战术，让士兵分散在战场的每一个角落，而不是集中大量士兵组成密集阵形。奥斯曼军队善于打埋伏和骚扰之类的“小仗”，在围困战上十分出色；但是一直纪律不佳、缺乏训练，无法组成让滑膛枪发挥作用所必需的统一号令队形，与俄罗斯军队刚好相反。[30]

在收入和生活条件上，军官与士兵之间差别极大，比俄军更甚。许多高级军官生活奢华，手下的士兵却在打仗期间几个月，有时甚至几年都拿不到军饷。俄罗斯外交官和地质学家彼得·奇哈乔夫（Pyotr Chikhachev）1849年在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工作时分析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计算，土耳其步兵每人每年的总开支（包括军饷、给养和军服）为十八银卢布，俄罗斯步兵为三十二卢布，奥地利五十三卢布，普鲁士六十卢布，法国八十五卢布，而每个英国步兵每年总开支达一百三十四卢布。多瑙河前线土耳其士兵的生活条件让欧洲军人十分震惊。据一名英国军官说，他们“吃得糟糕、穿得破烂，是最倒霉的”。从埃及派来的援军被一名俄罗斯军官形容为“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接受过任何作战训练”。[31]

* * *

英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做出反应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内阁中最主张和平处理的是首相阿伯丁勋爵，他拒绝将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的行为视作侵略，甚至认为俄罗斯人是为了逼迫高门承认他们在圣地应有的权利才做出此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能找到和平途径，让俄军撤出，但又保全沙皇的面子。他最担心的是被土耳其人拖入一场与俄罗斯的战争。他从来就不信任土耳其人，1853年2月，他致信下议院领袖罗素勋爵，反对派遣英国舰队帮助土耳其人：

这些野蛮人仇恨我们所有人，一定会很高兴能找到机会让我们卷入与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纷争。也许我们有必要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并且努力延长他们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为土耳其人而拿起武器，那真是我们最大的不幸。

内阁中主战一方的代表是内政大臣帕默斯顿，他认为俄罗斯占领两公国属于“敌对之举”，英国必须立即做出反应，以“保护土耳其”。他主张派遣英国军舰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给俄罗斯施加压力，逼迫它从两公国撤军。帕默斯顿的支持者中，除了恐俄的英国媒体外，还有反俄的外交官如庞森比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等人，这些人认为俄军占领两公国给了英国一个机会，纠正1848—1849年没有反对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的错误。[32]

伦敦有一个庞大的罗马尼亚流亡者社区，这些人都是俄罗斯上次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时逃亡出来的，他们组成了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试图说服英国政府进行干预。他们的游说活动受到几位内阁大臣的支持，其中包括帕默斯顿、时任财政大臣格拉德斯通和其他许多下议院议员，他们通过在下议院提问有关多瑙河战事问题的方式游说议会。罗马尼亚流亡者的领导人与意大利流亡者关系密切，他们还加入了由马志尼组建的“民主委员会”（Democratic Committee），此时这个委员会中还有流亡伦敦的希腊和波兰革命者。罗马尼亚人很注意与这些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政策保持距离，他们非常明白，为了在英国赢得支持，就必须将自己的诉求表达得符合英国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理念。在几份全国性报纸和期刊的支持下，他们成功地向英国公众解释了对抗俄罗斯入侵、保卫多瑙河流域公国对于保障欧洲大陆的人身与贸易自由如何重要。厄克特几乎每天都在《广告晨报》（Morning Advertiser）上撰写文章，呼吁英国干预多瑙河流域公国事务。不过他更关心的是保卫土耳其主权，以及英国的自由贸易权利。随着俄罗斯继续入侵，罗马尼亚宣传者的行动越来越大胆，开始举办巡回演讲直接向英国公众发出呼吁。演讲的主题都是面对俄罗斯暴君，欧洲必须奋起抗争，例如康斯坦丁·罗塞蒂（Constantine Rosetti）在普利茅斯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对听众说：“在多瑙河边，十万罗马尼亚人已准备好，随时加入民主大军。”[33]

在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公国行为的性质尚不明朗之时，英国政府对将皇家海军舰队派往哪里举棋不定。在内阁中，帕默斯顿和罗素想把舰队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防止俄罗斯舰队进攻君士坦丁堡；但是阿伯丁则倾向让舰队停留在稍靠后的位置，不至于对和谈造成威胁。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英国海军舰队将开往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希克湾备战。这样做的想法是让英军舰队离君士坦丁堡距离足够近，遏制俄罗斯舰队向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但又足够远，不至于引发俄英之间开战。到了7月份，俄罗斯对两公国的占领看来更为认真了，传到欧洲各国首都的消息说俄罗斯已下令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都督们断绝与高门的关系，转而向俄罗斯进贡。这一消息引发了欧洲国家的警觉，因为俄罗斯的企图似乎是永久占领两公国，而不是像沙皇声称的那样只是迫使高门就范。[34]

欧洲列强对此反应很快。奥地利调动了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前往南部边境，主要是为了警告塞尔维亚人和其他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人不要发起暴动，支持俄罗斯对多瑙河流域公国的入侵。法国下令舰队准备作战，随后英国舰队才开始行动。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是第一批收到有关俄罗斯对两公国都督下的命令的人，他迫切希望能弥补1848—1849年间英国未能站出来对抗俄罗斯入侵的过失，呼吁英国政府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保卫两公国。他警告英国外交部说：“整个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从奥地利边境到希腊”，都即将落入俄罗斯手中。如果俄罗斯人跨过多瑙河，巴尔干地区各地的基督徒将纷纷起来暴动；如果能得到英法的支持，奥斯曼帝国苏丹和他手下的穆斯林臣民将与俄罗斯一战。他还说虽然被卷入一场结果难料的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件不幸的事，但是与其等到将来不可收拾，不如现在就处理俄罗斯带来的危险。[35]

俄罗斯占领两公国在欧洲列强中引发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些国家都不能坐视俄罗斯摧毁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奥地利，以及基本上跟随奥地利决定的普鲁士同意共同行动推动和平解决方案。外交行动由奥地利牵头，它本身就是《维也纳条约》的关键担保人和主要受益者。奥地利的对外贸易非常依赖多瑙河，因此不能忍受俄罗斯并吞两公国；但是它又最不能承受与俄罗斯开战带来的负担，因为战争的破坏会最大程度地落在奥地利头上。奥地利的提议大概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希望能达成某种外交方案，让俄罗斯撤销对高门的要求，从两公国撤军，同时还保全沙皇的面子。

和平进程以欧洲各国间高调传送外交文件为手段，各方在遣词造句上进行了无数次修改，以图满足俄罗斯的要求，同时又保障土耳其的独立。最终达成的是一份名为《维也纳说明》（Vienna Note）的文件，在7月28日由四方外交部长代土耳其政府草拟而成，和所有为了终止敌对行动而拟定的外交文件一样，《维也纳说明》故意含糊其词：高门同意保障俄罗斯保护苏丹的东正教臣民的协约权利。沙皇将此视为俄罗斯在外交上的胜利，在8月5日同意立即签署《维也纳说明》而“无需任何修改”。但是四方外长事先并未征得土耳其人同意，当土耳其人要求澄清文件中的一些细节时，问题就出来了。他们担心《维也纳说明》对俄罗斯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未能做出适当的限制。这一担心很快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根据一份被泄露给一家柏林报纸的内部外交文件，俄罗斯人对《维也纳说明》的理解是：他们可以在奥斯曼帝国的任何地方做出干预行动以保护东正教利益，而不仅限于已发生冲突的特定地点如圣地等。苏丹建议对《维也纳说明》在文字上做少量改动，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措辞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为了保住最富庶的两个公国而对俄罗斯人做出的让步。苏丹还要求在与俄罗斯恢复外交关系前，俄罗斯军队必须先撤出两公国，同时四方必须担保俄罗斯不会再次入侵。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但是沙皇拒绝接受土耳其人修改《维也纳说明》的要求，理由是他同意的是修改前的文件。沙皇怀疑土耳其人在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挑动下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因此这份文件也就没有意义了。9月初，《维也纳说明》不得不被放弃，在土耳其即将对俄罗斯宣战的形势下，四方不得不再次开始谈判。[36]

事实上，与沙皇怀疑的情形相反，在土耳其人拒绝《维也纳说明》的过程中，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众所周知，他强烈支持土耳其行使主权，同时对俄罗斯十分仇视，所以当土耳其意外地拒绝西方列强姑息俄罗斯的妥协方案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把这件事算到他头上。后来英国外交部也认为是斯特拉特福德让土耳其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他们的看法是：如果斯特拉特福德态度正确的话，本来是可以说服土耳其人接受《维也纳说明》的，但是因为“他自己也比土耳其人好不了多少，他在那里生活得太久，对［俄罗斯］皇帝充满了仇恨，浑身都是土耳其人的精神，再加上他自己的脾气，采取了与政府指令完全相反的做法”。[37]外交大臣乔治·克拉伦登勋爵在10月1日回顾和平努力失败的原因时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当时由一个比斯特拉特福德立场更为温和的人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情形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俄罗斯人的蒙蔽手法“挑起了他对俄罗斯人的全部反感，让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与俄罗斯开战是土耳其的最佳选择。事实上任何一个能让俄罗斯下得了台的和平方案都不会让他满意”。[38]但是这样的看法对斯特拉特福德是不公平的，英国政府调解失败，却让他承担了责任。事实上，斯特拉特福德已经尽最大努力说服高门接受《维也纳说明》了，但是在1853年的夏天，他的话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因为整个君士坦丁堡已经被游行示威所席卷，游行的人们纷纷要求政府向俄罗斯发动一场“圣战”。

多瑙河流域两公国遭俄罗斯入侵一事，在奥斯曼首都不仅激发了穆斯林的情绪，还刺激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高门一直在鼓励穆斯林人口反抗入侵，此时已无法控制因此产生的宗教情绪。都市里的宗教权威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战争语言，让虔诚的穆斯林相信，侵略者们将会捣毁清真寺并在它们的遗址上建起教堂。与此同时，高门一直对维也纳和谈一事秘而不宣，声称“只有当沙皇被苏丹的威严震慑”，和平才会来临。这一想法无疑继续鼓励了穆斯林至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各种谣言纷纷扬扬：有的说苏丹会花钱请英法舰队为土耳其而战；有的说安拉选择了欧洲来保卫穆斯林；还有的说沙皇已派他的皇后到君士坦丁堡乞求和平，并且将放弃克里米亚，作为对入侵两公国的赔偿。许多谣言都是由最近被撤的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的手下制造和传播的，目的是为了损害雷希德的声望。到8月底，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主战派”领袖，在大议会中势力渐长。除了穆斯林宗教领袖外，他还受到一批年轻军官的追捧。这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宗教情绪高涨，反对西方对奥斯曼帝国事务的干涉；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如果能把英法两国拉到自己这边共同对抗俄罗斯，将对自己十分有利，甚至能够逆转一百多年来奥斯曼军队在俄军面前屡战屡败的局面。为了得到西方舰队的协助，他们愿意向斯特拉特福德这些手伸得很长的欧洲人许诺改善国家治理，但是他们拒绝坦齐马特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给予基督徒更多的民事权利将会对穆斯林统治形成潜在的威胁。[39]

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君士坦丁堡的战争情绪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出现了一系列主战游行，并且有六万人签名请愿，要求政府对俄罗斯发动“圣战”。宗教学校（medrese）和清真寺成为这些游行请愿的组织中心，它们的影响还体现在张贴在大街小巷的海报所使用的语言上：

荣耀的帕迪沙（Padishah）**！为了您的尊严，您所有的臣民都愿意献出生命、财产和孩子。您和您的祖上都曾在阿尤部安萨里（Eyyub-I Ansari）清真寺佩上穆罕默德的宝剑，现在宝剑出鞘的责任落在了您的身上。您的部下对此犹豫不决，那是因为他们沾染上了虚荣的毛病而不能自拔，但是现在的局面有可能（上天保佑不要发生）把我们带向危险的境地。因此，我们的帕迪沙，您勇猛的战士和虔诚的奴仆想要投入一场捍卫自己权利的战斗！

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学校中有四万五千名学生，这是一个心存不满的群体，坦齐马特改革推动新式世俗学校，损害了宗教学校学生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前景，这股怨气让他们的抗议行动更为激进。土耳其政府非常担心，如果他们不向俄罗斯宣战，将会引发一场伊斯兰革命。[40]

9月10日，三十五位宗教领袖向大议会呈交了一份请愿书，大议会在第二天进行了讨论。据《泰晤士报》的报道：

请愿书的内容主要摘自《古兰经》（Koran）上有关向伊斯兰敌人开战的段落，并暗示如果大议会不听从请愿书提出的要求，社会将出现动荡。请愿书的语气极为大胆，近乎张狂。一些高级大臣努力与递交请愿书的人讲道理，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铿锵简短：“这些都是《古兰经》上的话，如果你是穆斯林，就必须遵守。你们现在对外国使馆的异教徒大使言听计从，要知道他们是伊斯兰信仰的敌人。我们是先知的子孙，我们有一支大军在手，急切地想投入战斗。异教徒羞辱我们已久，我们决心复仇。”据说每当政府大臣要与请愿者说理时，得到的回答都是“这些是《古兰经》上的话”。这里的大臣们都处于忧虑焦急中，因为目前的形势在土耳其非常少见。一场革命看来即将爆发，他们担心在这个不适当的时刻被迫发动一场战争。

9月12日，宗教领袖获得了苏丹的召见，他们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开战，要么退位。阿卜杜勒-迈吉德向斯特拉特福德和法国大使埃德蒙·德拉库尔（Edmond de Lacour）求助，两人同意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爆发革命，两国将召集舰队协助镇压。[41]

当晚苏丹召集大臣开会，会上他们同意向俄罗斯宣战，不过要先给予高门足够时间确定西方舰队的支持并压制君士坦丁堡的抗议活动。9月26—27日大议会召开扩大会议，苏丹手下的大臣、穆斯林教士和军队中的高层人物都参加了，决议正式通过。在会上，穆斯林教士们积极主张一战，军官们则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对土耳其军队是否有能力战胜俄罗斯军队没有信心。奥马尔帕夏认为在多瑙河流域需要额外增加四万人的部队，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准备好要塞和桥梁对付俄罗斯军队。新近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的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尽管是“主战派”的领导人，却不愿意表示是否有可能战胜俄军。海军大元帅马哈茂德帕夏（Mahmud Pasha）也不愿意明确表态，他说土耳其海军能够与俄罗斯舰队抗衡，但是如果以后战败的话不要回头找他算账。最后还是雷希德站到了穆斯林领袖这一边，也许是感觉到如果在这时候继续反对开战将会激发一场宗教革命，彻底摧毁坦齐马特改革，而这正是西方列强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的条件。“与其不做抵抗，不如战死疆场，”雷希德宣布，“如果上天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定会大胜而归。”[42]

* 奥地利和普鲁士原来同意效仿俄罗斯，但后来让步了，担心此举会造成与法国关系的破裂。他们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称拿破仑三世为“我的兄弟君”（monsieur mon frère）。——原注

† 19世纪意大利革命者。——译注

‡ 成员包括首相阿伯丁勋爵、下议院院长约翰·罗素勋爵、外交大臣乔治·克拉伦登勋爵 （Lord George Clarendon）、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以及内政大臣帕默斯顿。——原注

§ 意为“没有头脑”或“没有纪律”。——译注

¶ 奥斯曼帝国最后一次围困维亚纳发生在1683年。——译注

** 奥斯曼帝国国民对苏丹的称呼，意为征服者。——译注

注释

[1]有关英国海军抵抗法国的战略，参见 A.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56 (Manchester, 1990), pp. 25–7.

[2]RA VIC/MAIN/QVJ/1855, 16 Apr.

[3]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aris, 1896), p. 212.

[4]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1955), p. 49.

[5]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 225; E. Bapst, Les Origines de la Guerre en Crimée: La France et la Russie de 1848 à 1851 (Paris, 1912), pp. 325–7.

[6]FO 78/895, Rose to Malmesbury, 28 Dec. 1852.

[7]K. Vitzthum von Eckstadt, St Petersburg and London in the Years 1852–1864, 2 vols. (London, 1887), vol. 1, p. 38; 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109–10.

[8]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11 and 22 Jan., 22 Feb. 1853.

[9]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11 Jan., 21 Feb. 1853; A.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 2 vols. (London, 1993), vol. 2, p. 136.

[10]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22 Feb. 1853; FO 65/425, Seymour to Clarendon, 29 Mar. 1853.

[11]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vol. 2, pp. 139–40.

[12]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10 Feb. 1853.

[13]RGAVMF, f. 19, op. 7, d. 135, l. 37; 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7 Jan. 185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2 vols. (London, 1854–6), vol. 1, pp. 121–4.

[14]RGAVMF, f. 19, op. 7, d. 135, l. 43; J. Curtiss, Russia’s Crimean War (Durham, NC, 1979), p. 94.

[15]FO 65/420, Clarendon to Seymour, 23 Mar., 5 Apr. 1853; Goldfrank,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pp. 136–8.

[16]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p. 226–231; Bapst, Origines de la Guerre en Crimée, p. 354.

[17]Mémoires du comte Horace de Viel-Castel sur le regne de Napoléon III, 1851–1864, 2 vols. (Paris, 1979), vol. 1, p. 180; J. Ridley, Napoleon III and Eugenie (London, 1979), p. 365;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 237.

[18]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vol. 1, pp. 256–8;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pp. 159–62; Goldfrank,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pp. 147–8, 156–7; A.Saab,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Charlottesville, Va., 1977), pp. 135–7;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vol. 2, p. 248.

[19]BOA, AMD, 44/81, Musurus to Reshid Pasha, 13 May 1853; RGAVMF, f. 19, op. 7, d. 135, l. 52;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74–6.

[20]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1, pp. 739–40.

[21]Russkii arkhiv, 1891, no. 8, p. 169; ‘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Russkaia starina, 16 (1876), pp. 681–7;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 76.

[22]RGVIA, f. 846, op. 16, d. 5407, ll. 7–11; d. 5451, ll. 13–14;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 74.

[23]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p. 74; RGB OR, f. 743, T. Klemm, ‘Vospominaniia starogo-soldata, rasskazannye synu, kadetu VII klacca Pskovskogo kadetskogo korpusa’, l. 6.

[24]F. Kagan, The Military Reforms of Nicholas I: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ussian Army (London, 1999), p. 221; E. Brooks, ‘Reform in the Russian Army, 1856–1861’, Slavic Review, 43/1 (Spring 1984), p. 64; E. Wirtschafter, From Serf to Russian Soldier (Princeton, 1990), p. 24.

[25]Brooks, ‘Reform’, pp. 70–71; K.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9), pp. 397–398; J. Curtiss, The Russian Army under Nicholas I, 1825–1855 (Durham, NC, 1965), p. 115; P. Alabin, Chetyre voiny: Pokhodnye zapiski v voinu 1853, 1854, 1855 i 1856 godov, 2 vols. (Viatka, 1861), vol. 1, p. 43.

[26]Curtiss, Russian Army, pp. 248–9.

[27]Za mnogo let, pp. 34–35, 45–47; RGB OR, f. 743, T. Klemm, ‘Vospominaniia starogo-soldata’, ll. 4, 7–8; Wirtschafter, From Serf to Russian Soldier, p. 87.

[28]BOA, I, HR, 328/21222; S. Kiziltoprak, ‘Egyptian Troops in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in Vostochnaya (Krymskaya) Voina 1853–1856 godov: Novye materialy i novoe osmyslenie, 2 vols. (Simferopol, 2005), vol. 1, p. 49;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vol. 2, p. 296.

[29]A. 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ents (London, 1867), p. 186; 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86–87.

[30]T. Buzzard, With the Turkish Army in the Crimea and Asia Minor (London, 1915), p. 121; J. Reid, Crisis of the Ottoman Empire: Prelude to Collapse 1839–1878 (Stuttgart, 2000), p. 257.

[31]RGVIA, f. 450, op. 1, d. 33, ll. 4–12; A Visit to Sebastopol a Week after Its Fall: By an Officer of the Anglo-Turkish Contingent (London, 1856), p. 53; Vospominaniia ofitsera o voennyh deistviyah na Dunae v 1853–54 gg.: Iz dnevnika P.B. (St Petersburg, 1887), p. 566.

[32]M. Chamberlain, Lord Aberdee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1983), p. 476; FO 65/421, Palmerston to Seymour, 16 July 185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vol. 1, p. 400.

[33]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pp. 241–6.

[34]FO 65/422, Palmerston to Seymour, 2 Aug. 1853.

[35]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vol. 1, pp. 400–4.

[36]Goldfrank,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pp. 190–213.

[37]The Greville Memoirs 1814–1860, ed. L. Strachey and R. Fulford, 8 vols. (London, 1938),vol. 1, p. 85.

[38]H. Maxwell,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Fourth Earl of Clarendon, 2 vols. (London, 1913), vol. 2, p. 25.

[39]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pp. 101–2, 107; Saab,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p. 64;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pp. 198–9.

[40]Saab,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p. 81;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pp. 80, 90.

[41]The Times, 27 Sept. 185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vol. 1, pp. 562–3.

[42]A. Türkgeldi, Mesail-i Mühimme-i Siyasiyye, 3 vols. (Ankara, 1957–60),vol. 1, pp. 319–21;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p. 93.

第五章 虚张声势

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的消息正式在1853年10月4日的官方报纸《每日事件》（Takvim-i Vekayi）上刊出，“高门宣言”随后发表，声明由于俄罗斯拒绝从多瑙河流域公国撤出，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向其宣战，但是为了显示政府的和平意愿，在发起进攻前，鲁米利亚部队的最高长官奥马尔帕夏会给予俄罗斯军队十五天时间让其撤离。[1]

即使在这个当口，外交解决的希望犹在。土耳其人决定宣战其实是为了争取时间，一方面平息君士坦丁堡宗教人士的抗议，另一方面向西方政府施加压力促其干预。奥斯曼帝国政府并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真正开战，于是采取虚张声势的办法，避免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一场伊斯兰革命，同时迫使西方国家派遣舰队前来逼退俄罗斯军队。

10月19日，土耳其最后通牒日期已到。英法两国的建议都是暂时按兵不动，但是土耳其不顾劝阻，在多瑙河流域公国向俄军发起了进攻，他们的算盘是西方媒体会因此激发民众支持土耳其抗击俄罗斯的举动。土耳其政府意识到英国报刊影响力很大，也许认为报刊代表的就是政府的声音，因此花了很大力气积极争取。1853年秋，高门向其驻伦敦使馆输送了大量资金，用于“资助并秘密组织一系列公众示威和报刊文章”，呼吁英国政府行动起来对抗俄罗斯。[2]

在高门的命令下，奥马尔帕夏于10月23日率军在卡拉法特（Kalafat）跨过多瑙河，从哥萨克骑兵手中夺下了卡拉法特，成为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场小冲突。这里在1848年瓦拉几亚革命中曾是反俄据点，当奥马尔帕夏的军队到来时，村民们拿起猎枪加入土耳其军队与其并肩作战。土耳其军队也在奥尔泰尼察（Oltenitsa）跨过多瑙河，与俄军的冲突比在卡拉法特的战斗更为激烈，但是战果并不明朗，双方都号称自己取得了胜利。[3]

这些最初的小冲突促使沙皇下决心按照他5月29日给帕斯克维奇的信中的计划，发动一场大规模战役。但是作为沙皇的军事首领，帕斯克维奇此时比在同年春天更加反对大规模作战。他认为土耳其军队实力太强，西方舰队距离太近，俄罗斯军队不宜在此时进攻君士坦丁堡。9月24日，他给沙皇呈上备忘录，恳请沙皇采取在多瑙河北岸做守势，在南岸鼓动基督徒起义反抗土耳其的策略。他的目标是胁迫土耳其人做出让步，避免使用武力。“我们拥有对付奥斯曼帝国的最致命武器，”他写道，“连西方列强也无力阻止。我们最让对手胆寒的武器是对土耳其境内基督徒的影响力。”

帕斯克维奇的主要忧虑是，一旦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发起攻势，奥地利因为担心境内临近地区的斯拉夫人会发起暴动，而将站出来反对。他不想把俄军投入与土耳其人的作战中，这样才有实力面对奥地利可能发起的进攻。如果奥地利与俄罗斯交战，最有可能的战场将是波兰，而一旦失去波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将面临崩溃。但是帕斯克维奇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沙皇，所以他采取拖延战术，不理会尽快南进的命令，而是将部队集中在多瑙河沿线。他这样的做法有两重目的：首先将多瑙河巩固为一条从黑海向巴尔干地区的补给线，其次可以在这里组织巴尔干的基督教民间武装，为俄军未来的攻势做好准备，这一攻势也许会发生在1854年春天。“这个想法新颖漂亮，”他写道，“我们可以和土耳其境内最有战斗力的部落：塞尔维亚人、黑山人、保加利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人也许不支持我们，但是他们一定反对土耳其人。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有可能摧毁土耳其帝国……而不需要俄罗斯人洒下一滴血。”[4]帕斯克维奇知道这样做不符合沙皇不在境外煽动暴动的原则，于是他以宗教理由为自己辩护：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东正教徒免受穆斯林迫害。他还认为这样做已有先例，在过去的俄土战争中（1773—1774、1788—1791、1806—1821），俄罗斯军队都曾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内召集基督徒参战。[5]

其实在这一点上说服沙皇是很容易的。1853年11月，沙皇写了一份备忘录，在手下大臣和高级军官之间传阅。这份备忘录显示沙皇的想法很受帕斯克维奇影响，他期待塞尔维亚人会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而保加利亚人也将紧随其后。俄罗斯军队会首先在多瑙河沿岸巩固阵地，一旦南方的基督徒发动起义，俄军将挥师南下解放巴尔干地区。为了这一战略能够成功，俄军必须长期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这样才有足够时间将基督徒整编为武装力量。沙皇这样展望一年之后的景象：

到1855年初我们就能知道可以把多大的希望寄托在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身上，英法两国是否还会继续与我们对抗。只有当那里出现一场最激烈、最广泛的争取独立的起义之时，我们才有取得进展的机会。没有大众的合作，我们发起攻势是不可能的。战斗应该在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展开，我们可以说是一支后援部队。[6]

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对此却较为谨慎，想给沙皇的巴尔干革命战略泼点凉水，而大部分俄罗斯外交官也对此有所保留。11月8日，在呈交沙皇的一份备忘录中，涅谢尔罗迭提出观点，认为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不会发动大规模起义。*他还指出煽动基督徒暴乱将会让欧洲国家怀疑俄罗斯是否对巴尔干地区抱有野心，而且这样的做法具有危险性，因为土耳其也可以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地区煽动沙皇治下的穆斯林起来暴动。[7]

但是尼古拉发动一场宗教战争的目标不容动摇，他把自己视为东正教信仰的守卫者，不会被区区一个外交部长说服改变立场，况且在沙皇眼中，具有新教背景的涅谢尔罗迭本身在宗教事务上就没有多大发言权。尼古拉坚信将斯拉夫人从穆斯林统治下解救出来是他的神圣使命。在针对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所有宣言中，他都明确表示俄罗斯发动的是一场宗教战争，目的是把他们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在他的指令下，俄罗斯指挥官在占领了基督徒村镇之后，会向当地教堂捐献大钟，以此赢得民众支持，同时俄罗斯军队还会把当地清真寺改造成教堂。[8]

沙皇的宗教狂热与更大范围的军事考虑，特别是与帕斯克维奇的战术设想交缠在一起，以至于得出结论认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能够为俄军提供廉价的兵员和足够的物资。到1853年，尼古拉已同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者走得很近，不仅在宫中有好几个这样的人物，而且沙皇的长期情妇巴尔贝·涅利多夫（Barbette Nelidov）也是他们的支持者。根据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的女儿、宫中女侍官安娜·丘特切娃的记载，皇储亚历山大大公和他的夫人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Grand Duchess Maria Alexandrovna）当时已在宫中公开表示赞同泛斯拉夫观点。丘特切娃好几次都听到他们在交谈中说到俄罗斯应该将斯拉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盟友，俄军跨过多瑙河后，应该支持斯拉夫人为独立而进行的战斗。宫中另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布卢多娃女爵甚至呼吁沙皇同时向土耳其和奥地利宣战，解放斯拉夫人。她多次向沙皇转交泛斯拉夫主义领袖波戈金的信件，请求尼古拉出面，在俄罗斯的领导下将斯拉夫人联合起来，缔造一个斯拉夫人基督教帝国，并将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9]

沙皇在一份波戈金呈交的备忘录页边空白处的批注显示了他在1853年12月时的想法，那段时间他几乎接受了泛斯拉夫主义理念。当时尼古拉向波戈金询问他对俄罗斯在俄土战争中的斯拉夫政策有什么看法，波戈金的回答是一份对俄罗斯与欧洲列强关系的详细论述，其中充满了他对西方国家的怨恨。波戈金的观点显然得到了尼古拉的赞同。和波戈金一样，尼古拉认为俄罗斯作为东正教徒保卫者的地位并没有被人认同或理解，俄罗斯没有得到西方的公平对待。尼古拉特别赞同以下一段话，其中波戈金对西方列强的双重标准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自己可以进行领土扩张，却不允许俄罗斯做同样的事情：

法国从土耳其那里夺得了阿尔及利亚，英国几乎每年都在印度并吞一个公国，而这些都不会影响势力平衡；但是当俄罗斯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尽管只是暂时的，却干扰了势力平衡。法国在和平时期占领罗马并驻军了好几年†，但那不算什么；当俄罗斯还只是在考虑占领君士坦丁堡时，欧洲和平就受到了威胁。英国人向中国人宣战‡，仅仅因为中国人似乎冒犯了他们，这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如果俄罗斯与邻居发生争执，却必须获得欧洲许可。为了支持一个可悲的犹太人的谎言，英国向希腊发出威胁，烧毁了它的舰队§，那是合法的行动；但是当俄罗斯要求签署一份条约保护几百万基督徒时，却被看作是在近东扩张势力，牺牲势力平衡。在西方国家身上，除了盲目的仇恨和恶意外，我们不能指望还能得到任何东西。它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想理解我们。（尼古拉在这里的页边空白处批注：“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激发了沙皇内心对西方的怨恨情绪之后，波戈金鼓励他独自行动，凭着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良知行事，捍卫东正教，推动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尼古拉对此表示赞同：

谁是我们在欧洲的盟友？（尼古拉在此批注：“谁也不是，我们也不需要他们，只要我们相信上帝，毫无条件地、自觉自愿地相信上帝。”）我们在欧洲真正的盟友是斯拉夫人，在血缘、语言、历史和信仰上，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在土耳其有一千万，在奥地利有几百万之众……在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支超过二十万人的部队——那将是怎样一支部队啊！这还没有算上克罗地亚人、达尔马提亚人（Dalmatians）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ns）等。（尼古拉在此批注：“夸张了，降低到十分之一还差不多。”）……

土耳其人向我们宣战，这就相当于废除了决定两国关系的所有过去签署的条约，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使用武力解放斯拉夫人了，因为土耳其人自己选择了战争。（尼古拉在此批注：“说得对。”）

如果我们不去解放斯拉夫人，将他们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那么我们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将把他们收入自己囊中。他们已经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这些地方通过西方式的政党活跃于斯拉夫人之中。如果让他们成功，那么我们将何以自处？（尼古拉在此批注：“绝对正确。”）

是的！如果我们没有利用这次有利机会，如果我们这次牺牲了斯拉夫人，背叛了他们对我们的期望，或是把他们的命运留给其他列强，那么我们给自己安排的，就不再是一个疯狂与我们作对的波兰，而是十个这样的国家（正中我们敌人的下怀，而他们正在积极向这个方向努力）……（尼古拉在此批注：“说得对。”）

波戈金指出，如果斯拉夫人成为敌人，俄罗斯将变成一个“二流强国”。尼古拉在最后几句话下面划了三道横线：

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到来了——也许比波尔塔瓦（Poltava）¶和博罗季诺（Borodino）**还要伟大。在这个当口，俄罗斯不进则退——这是历史规律。但是俄罗斯真的可以退却吗？上帝会允许吗？不！他正在引导着俄罗斯伟大的灵魂，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光辉灿烂的俄罗斯历史上看到。他一定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彼得大帝在东方建立了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巩固了俄罗斯，亚历山大扩大了俄罗斯版图，然后尼古拉把俄罗斯丢给了拉丁人。不，这样的事不能发生，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绝不能退缩。[10]

为了让沙皇接受泛斯拉夫主义理念，波戈金很聪明地从两个方面说服沙皇：尼古拉认为自己承担着保卫东正教的天赋使命，同时他也越来越觉得自己遭到西方的排斥。在11月发给手下大臣们的备忘录中，尼古拉声称俄罗斯已别无他路，只有与斯拉夫人携手，因为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已经和土耳其人结盟共同抵制俄罗斯的“神圣使命”了。

我们呼吁所有基督徒加入我们的行列，把他们从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们宣布将支持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和希腊人寻求独立的斗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终止我们与英国之间的对立，因为在我们表明立场之后，英国人不应该再与土耳其人保持联盟，继续迫害基督徒。[11]

但是，尼古拉对泛斯拉夫主义依然有所保留：他并没有波戈金在巴尔干地区动员大批斯拉夫人组成军队的幻想，在政治理念上他不赞同煽动革命起义，而更愿意从宗教立场上对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提供支持。然而，西方国家越是明确表示反对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他就越倾向于把赌注押在建立一个东正教同盟上，威胁说如果奥地利也加入西方列强反对俄罗斯的话，俄罗斯将支持斯拉夫人起义。强烈的宗教信念让年迈的沙皇变得草率鲁莽，不惜牺牲俄罗斯经过几十年的外交和武力才获得的利益，在与斯拉夫人共同一战上孤注一掷。[12]

寄希望于塞尔维亚人将会起义，沙皇希望俄军从布加勒斯特朝西南方向的鲁塞（Rusçuk）行军，这样一旦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俄军可就近协助。帕斯克维奇则倾向于将俄军集中在东部多瑙河边的土耳其要塞锡利斯特拉。尼古拉在写给帕斯克维奇的一封信中解释，军事战略必须为解放斯拉夫人的事业服务，而塞尔维亚人的起义即将发生：

当然锡利斯特拉很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想在基督徒中推进我们的计划并保持预备状态，那么占领鲁塞更有意义，因为从那里我们可以随时向瓦拉几亚中央地区发起进攻，同时留在保加利亚人中间，并与塞尔维亚人保持就近距离，我们肯定是需要他们的。在我们占领鲁塞之后，基督徒们马上会发动起义，这时我们可以决定是否需要从鲁塞继续向前推进。我认为占领锡利斯特拉不会对塞尔维亚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为离他们还太远。[13]

但是帕斯克维奇更为谨慎，他很紧张塞尔维亚人的起义会迫使奥地利发动干预，以防止起义蔓延到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领土。在12月，他向沙皇建议保留在波兰的预备队，以备奥地利从那里发起进攻，同时从布加勒斯特向锡利斯特拉进军，在那里俄军周围将都是保加利亚人，不用担心奥地利的进攻。帕斯克维奇认为三星期内即可拿下锡利斯特拉，这样就可以让沙皇军队在次年春天向哈德良堡发起进攻，在西方列强还没来得及行动之前让土耳其人屈服。尼古拉这次听从了帕斯克维奇的建议。[14]

但是，当俄军向锡利斯特拉推进时，那里的保加利亚人并未发生大规模暴动，其他斯拉夫人也没有什么动静。保加利亚人一般来说是亲俄罗斯的，在近几年中曾在维丁、尼什（Nish）和其他地方参与过反抗穆斯林统治的大规模起义。他们欢迎俄罗斯军队，把他们视作解放者，并与俄军一起向土耳其据点发起进攻，但是没有很多人加入志愿军。保加利亚人的起义都是零星、小规模的，几乎所有起义都被奥马尔帕夏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在起义规模最大的旧扎戈拉（Stara Zagora），几十名妇女和女孩惨遭土耳其军队蹂躏。[15]

1854年1月，驻瓦拉几亚的英国领事写道，俄罗斯占领军“积极招募志愿军，这些人主要包括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们参加的是一个“希腊—斯拉夫军团”（Greek-Slavonic Legion）。领事还写道，到那时为止，俄军只招募到一千名志愿者，他们被征召来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圣战”，“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十字军东征集团，由俄军提供武器和开支”。这些志愿者被称为“戴着十字架的人”，因为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个“白底红字的东正教十字架”。根据一位俄罗斯军官的说法，尽管他们接受了军事训练，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被用来作为辅警在后方维持秩序。俄军的占领行动是压制性的，公开集会被禁止，地方政府被俄军取而代之，言论审查被加强，食物和运输工具被军队征用，这些都造成了广泛的反感。英国领事写道，摩尔达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都瞧不起俄罗斯人，“只要没有什么危险，每个人都会嘲笑俄罗斯人”。在乡村地区，出现了十几起反抗征用的暴动，有些被哥萨克骑兵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他们杀害农民，烧毁村庄。奥马尔帕夏的军队采用同样的恐怖手段对付保加利亚人定居点：捣毁教堂、砍头杀害教士、肢解受害者、强奸女孩，以此防止保加利亚人起义或是参加俄罗斯军队。[16]

奥马尔帕夏更担心的是俄军会从土耳其侧翼攻入塞尔维亚境内，那里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士以及部分农民倾向俄罗斯，强烈支持起来暴动。这说明沙皇向塞尔维亚发起进攻的分析和倾向是对的。土耳其指挥官将部队集中在维丁附近的战略位置，此处是多瑙河地区通往塞尔维亚人聚居区的东线要点，1853年12月下旬，一万八千名土耳其士兵在多瑙河的另一边将四千名俄军从切塔泰（Cetatea）击退。战斗结束后，土耳其人将留在战场上的一千多名俄军伤兵全部杀死，这样的事情后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经常发生。[17]

土耳其人急于保卫塞尔维亚，原因是那里局势很不稳定。受到高门认可的塞尔维亚君主亚历山大亲王（Prince Alexander）已失去管制能力，塞尔维亚教会和宫廷内部亲俄罗斯势力正积极准备在俄军到来之时举行暴动。塞尔维亚军队指挥官已经接受了将被俄军接管的事实，甚至暗中活动与亲俄势力合作。根据英国驻贝尔格莱德领事的记载，在1854年1月，塞尔维亚军队总指挥告诉他：“对抗一支无法战胜的俄罗斯军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会征服整个巴尔干地区，把君士坦丁堡变成东正教斯拉夫王国的首都。”[18]

如果丢掉了塞尔维亚，那么整个巴尔干地区都有可能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如果俄军占领塞尔维亚，那么他们离色萨利（Thessaly）和伊庇鲁斯（Epirus）就不远了，在那里原来已有四万名希腊人组织起来武装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并受到希腊政府的支持。当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时，希腊已抓住时机与土耳其开战，意在夺取这两个地区。虽然英国人警告希腊人不要介入这两个地区的争端，但希腊国王奥托并未理会，他认定俄罗斯将会获胜，或者至少多瑙河流域的战斗将会旷日持久，他可以借此机会扩大希腊版图，巩固自己的君主专制。1853年是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四百周年，希腊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昂，许多希腊人希望借助俄罗斯人的力量，在拜占庭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新的希腊帝国。[19]

* * *

土耳其人担心他们可能会在巴尔干地区全线溃败，于是决定沿着多瑙河建立防线，同时在高加索地区向俄罗斯发起进攻，迫使俄罗斯从多瑙河战线抽调部队。在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人可以依赖当地穆斯林部落的支持。1853年3月，高加索地区穆斯林反抗部落的首领沙米勒伊玛目曾向奥斯曼帝国求助，请求土耳其人支持他反抗俄罗斯人的战斗。“我们是您的子民，”他在给苏丹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精疲力竭……与我们的信仰之敌交战已久。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处于灾难之中。”在与俄军的交战中，沙米勒的部队已被逐渐挤出他们在车臣和达吉斯坦的游击基地。1845年，“新俄罗斯”和克里米亚总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Mikhail Vorontsov）被任命为高加索总督和军事司令，在此之后，俄军在这一地区的人数急剧增长。††沃龙佐夫的战略不是直接攻击反叛武装的据点，而是将其包围，通过烧毁农作物和村庄断绝反叛武装的粮食来源。他的部队还通过砍伐森林等手段把反叛武装从隐藏之处赶出来，同时向反叛地区修建道路，以方便俄军。到1853年，已有迹象表明这一战略确有成功的可能：成百个车臣村落投向俄方，希望能继续耕作，免遭战火蹂躏；反叛武装内部则士气低落。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地遏制了反叛势力，于是把高加索地区的大部分部队调往多瑙河流域战线，切尔克斯海岸上一些规模较小的俄军要塞也随之关闭。[20]

这正是土耳其人希望利用的机会。如果能在高加索地区打败俄军，就能鼓舞黑海地区的波斯人和穆斯林，甚至可能导致这一地区俄罗斯统治的倒台。同时这么做一定能吸引英国人的支持，在过去几年中，英国人一直在秘密地向切尔克斯和格鲁吉亚的反叛武装输送枪支和金钱，并一直想和沙米勒伊玛目建立联系。[21]

在1853年之前，土耳其人一直不敢公开支持沙米勒。根据1829年签署的《哈德良堡条约》，高门同意放弃对高加索俄占地区的领土诉求，在那之后，面对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他和沙米勒关系良好）的干预，俄罗斯成功地保住了高加索。但是当土耳其向俄罗斯宣战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10月9日，苏丹终于答应了沙米勒的请求，命令他发动保卫伊斯兰的“圣战”，配合由阿卜迪帕夏（Abdi Pasha）指挥的安纳托里亚军团攻击高加索地区的俄军。为了等待这一时机的到来，沙米勒已经调动了一万人的部队向第比利斯进发，同时还在切尔克斯和阿布哈兹（Abkhazia）动员志愿者参加。10月17日，英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向外交部汇报说沙米勒已经动员了两万人的部队供阿卜迪帕夏调遣。八天之后，土耳其人发动了高加索战役。在第一场战斗中，阿卜迪帕夏手下的巴什波祖克部队从阿尔达汉（Ardahan）出发，占领了巴统（Batumi）北部的俄军要塞圣尼古拉（St Nicholas），那里被格鲁吉亚人称为沙克维第利（Shekvetili），土耳其军队在这场战斗中杀死了一千多名哥萨克士兵。根据要塞的俄军指挥官缅什科夫亲王的报告，土耳其士兵还对几百名平民用刑、强奸妇女、带走了大批格鲁吉亚男孩女孩送到君士坦丁堡售为奴隶。[22]

为支援高加索地区的攻势，土耳其人必须依靠他们的黑海舰队输送补给。土耳其海军舰队一直没有从1827年纳瓦里诺海战的失败中恢复元气，据派驻高门的英国海军顾问阿道弗斯·斯莱德的说法，在1851年，土耳其海军共有一万五千名水手和六十八艘能在海上航行的舰船，但是缺少高素质的军官，绝大部分水手缺乏训练。虽然不是俄罗斯海军的对手，但到10月底，土耳其海军的信心却高昂起来，因为英法两国的舰队已经抵达君士坦丁堡郊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贝伊科兹（Beykoz）下锚：其中有五艘风帆战列舰（各有两至三层甲板，至少七十门炮），十一艘双层甲板战舰，四艘三帆快速战舰以及十三艘蒸汽机船。所有战舰加起来，火力足以和俄罗斯舰队抗衡。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分为两支中队：一支由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中将指挥，负责黑海西部；另一支由帕维尔·纳希莫夫（Pavel Nakhimov）中将指挥，负责黑海东部。缅什科夫命令两支中队击沉任何向高加索地区输送补给的舰船。土耳其政府部长和高级军官们知道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巡逻，但还是决定派出一支小型舰队进入黑海。俄罗斯海军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支舰队是向高加索输送武器和兵员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土耳其人认为如果他们的舰队遭到俄罗斯海军攻击，英法舰队不会坐视不管。也许这正是土耳其人的本意：挑动俄罗斯舰队开火，迫使西方列强在黑海卷入与俄罗斯的海战。很明显土耳其人对这支小舰队的死活并不关心，命令他们在安纳托里亚海岸的锡诺普下锚，那里很容易成为纳希莫夫中队的目标。俄罗斯舰队的规模和火力比这支小舰队强得多，共有六艘现代战列舰、两艘三帆快速战舰和三艘蒸汽机船。[23]

11月30日，纳希莫夫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俄军舰队重炮发射的爆炸弹摧毁了整个土耳其舰队。这是爆炸弹第一次在海战中被使用。俄军设计了一种先进的炮弹，在穿透土耳其舰船的木壳之后才爆炸，从内部将船只炸得四分五裂。英国海军顾问斯莱德在唯一一艘侥幸逃生的土耳其明轮蒸汽机船“塔伊夫”号（Taif）上，他写道：

在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后，炮击基本停止了，海面上偶尔有一两声炮响。土耳其舰队船员一半阵亡，大部分舰炮被掀翻，完全被数量和火力占优的俄军舰队打败。一些船只还在燃烧……俄罗斯人欢呼雀跃，他们进入海湾的目的达到了，摧毁了土耳其舰队。不管从哪方面考虑，他们都应该停火了。如果他们在这时候停火，没人能指责他们什么，但是他们继续向失去战斗力、漂浮在海面的船只开火。俄军的三帆快速战舰驶入海湾，把仍在海面上的船只全部击沉。许多人或是被炮火击中身亡，或是在向海岸逃生时溺水而亡……除了土耳其舰队外，俄罗斯人还向锡诺普湾的土耳其人聚居区开火。尸横遍地，一片废墟，当地居民在战斗打响时，就跟随当地官员一起逃走了。

根据斯莱德的说法，锡诺普湾的四千二百名土耳其水手中，有两千七百人被俄军炮火所杀。当地饭馆餐厅成为临时医院，几百名伤员却只有三名医生救治。六天之后俄军才停止炮击，伤员得以被送上船只运到君士坦丁堡。[24]

几天之后，斯莱德向高门汇报了这场海战的细节，他奇怪地发现土耳其的大臣们对这一新闻无动于衷，这无疑印证了原先的怀疑：土耳其人本来就想通过挑动俄军开火，将西方列强卷入战争。

他们居室内亮丽的靠垫，身上顺滑的裘皮大衣，与锡诺普破烂餐厅内瑟瑟发抖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听到发生在锡诺普令人伤心的事件时，他们毫不关心；在看到“严惩号”（Retribution）海军上尉奥赖利（O’Reilly）在海战发生几天后拍摄的锡诺普湾全景照片时，他们亦不为所动。换了一个对奥斯曼帝国种种怪相一无所知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些人听到的和看到的是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海面上的一场灾难而已。[25]

事实上，土耳其在海战中的失利为高门的外交努力注入了生机，显示了雷希德的影响力和他阻止战争进一步升级的决心。他认为，土耳其必须通过西方列强最后再做一次和平努力，这样的话，一旦开战，西方列强才会站在土耳其这一边。

12月5日，奥地利外交部长布奥尔伯爵向俄罗斯递交了由高门提出、经四方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法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同意的和平条件：如果沙皇同意立即撤出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土耳其将在国际监督下，派出代表直接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他们承诺继续与俄罗斯的条约，并接受沙皇对圣地的要求。12月18日，奥斯曼帝国大议会同意基于这些条件议和。

消息传开，愤怒的宗教学生涌上君士坦丁堡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大议会的决定。“过去的三天里，土耳其首都处于暴动状态。”斯特拉特福德在12月23日写道。宗教学生举行非法集会，威胁雷希德和其他大臣。有谣传说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区发生了针对基督徒的屠杀事件。斯特拉特福德把西方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请到了英国大使馆暂避。他给雷希德写信，呼吁他对宗教学生采取强硬立场。但是雷希德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已经辞了职躲到他儿子在贝西克塔什（Besiktas）的宅子里。斯特拉特福德没能找到他。因为担心出现宗教革命，斯特拉特福德将停留在贝伊科兹的英国舰队中的几艘蒸汽舰船调到了君士坦丁堡市中心水面，并拜访苏丹，要求他果断采取行动，防止暴乱发生。第二天，土耳其警察逮捕了一百六十名宗教学生，并把他们带到大议会前要他们为暴乱承担责任。学生领袖回答说，大议会的求和行为“违反了《古兰经》所说的打败敌人再谈和平的指示”。大议会向学生们解释说，高门并未向俄罗斯求和，而是提出了谈判的条件。当被问到既然他们求战如此心切，是否愿意上前线时，这些学生回答说他们的责任是布道而不是战斗。在这之后，这些学生都被发配到了克里特岛。[26]

12月11日，锡诺普海战的消息传到了伦敦。照理说，既然俄罗斯与土耳其处于交战状态，那么俄罗斯舰队攻击土耳其军舰的行为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英国媒体立即将其形容为“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和“一场屠杀”，并对平民伤亡大肆夸张，称有四千平民在俄罗斯的炮火中丧生。《泰晤士报》写道：“锡诺普一战，打消了我们平息战火的念头……我们一直认为有责任维护和平，只要因此求得的和平与我们国家的荣誉与尊严保持一致……但是俄国皇帝向海军列强们下了战书……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了。”《纪事报》（Chronicle）宣称：“我们迫不得已，将拔剑出鞘，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卫盟友的独立，还是为了打击一个暴君的意图与伎俩，他的野心已让其成为所有文明国家的公敌。”地方报纸也跟伦敦的主战恐俄立场保持一致。“仅仅和沙皇对话毫无用处，”《谢菲尔德和罗瑟勒姆独立报》（Sheffield and Rotherham Independent）指出，“看来我们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来临，我们必须打消俄罗斯的邪恶意图和用心。”在伦敦、曼彻斯特、罗奇代尔（Rochdale）、谢菲尔德、纽卡斯尔（Newcastle）和其他许多市镇，都出现了支持土耳其的公众集会。在苏格兰佩斯利（Paisley）的公众集会上，反俄鼓动家戴维·厄克特向集会群众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最后他呼吁“英格兰人民……向他们的君主提出请求，要么向俄罗斯宣战，要么将英国舰队撤出土耳其水域”。英国报纸还刊登了各种请愿信，要求英国女王对俄罗斯采取更积极强硬的立场。[27]

此时的英国政府是一个在阿伯丁勋爵领导下的脆弱的联盟，由自由党和支持自由贸易的保守党成员组成。他们的立场因为英国公众对锡诺普事件的反应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开始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冷静的，大部分内阁成员与首相的意见一致，认为需要给由奥地利主导的和平进程更多时间。他们同意英法两国的舰队必须留在黑海，并做出姿态显示两国政府对战事的关切，但目的不是为了真的与俄罗斯开战，而是迫使俄罗斯接受和平谈判。大部分人觉得英国不应该被土耳其拖入一场战争中去，土耳其人基本上属于咎由自取。维多利亚女王自己都曾发出警告：

我们和法国一道承担了打一场欧洲大战的风险，却没有限制土耳其的行动，不让其挑动战事。现在事件的决策权完全被君士坦丁堡枢密院的一百二十名土耳其狂热分子掌握，与此同时，我们却承诺英法会保卫他们的领土主权！这样重大的权力，议会从来都是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的，连英国皇室都不得干涉，现在却这样交给了土耳其人。[28]

此时女王同意阿伯丁勋爵的看法，认为俄罗斯入侵多瑙河两公国的行为不足以成为与其开战的理由。和他一样，女王依然倾向于信任沙皇的动机，十年前她见到沙皇时，对他有喜爱之心，认为他的挑衅行为是可以被约束的。她的个人立场是反土耳其的，这也影响了她对俄罗斯入侵的看法。在锡诺普海战之前，她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土耳其人被狠狠击败的话，将会有利于和平，总的来说有好处。”但在这之后她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转而希望这一事件后，俄罗斯和土耳其人都更愿意在欧洲的支持下接受和平。“俄罗斯在陆地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也许，我也希望，能让各方冷静下来，沙皇能表现出宽宏大量，土耳其人能更为理性。”她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29]

但是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情绪保持冷静是一回事，对抗英国媒体上的种种求战呼声则是另外一回事。12月14日，帕默斯顿辞去了内政大臣的职务，表面上是对议会改革有不同意见。离开内阁后，他马上加入了要求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行列，他的目的是立足于政府之外，凭借公众舆论，向倾向和平的阿伯丁发出挑战。他坚持认为既然西方国家把舰队派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对俄罗斯的警告，那么俄罗斯舰队在锡诺普的举动实际上是对西方列强的间接进攻。“苏丹的舰队是在土耳其港口被消灭的，如果英法舰队在那里的话，将能保护土耳其舰队。”他向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勋爵解释道。俄罗斯舰队袭击锡诺普为英国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理由，现在可以出手摧毁近东的俄罗斯威胁了，这也是帕默斯顿一直在寻找的机会。这是一场“正义和必要的战争”，继续维也纳和谈只会增加西方列强发动这场战争的困难度。在英国内阁中，下议院议长罗素勋爵是帕默斯顿的支持者。非常关键的是，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也站到了帕默斯顿这一边，他是在感觉到英国公众对锡诺普事件的激烈反应之后改变立场的。女王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克拉伦登“比以前更加主战了，因为担心报纸舆论”。“你觉得我太在意公众的观点了，”克拉伦登在12月18日给阿伯丁的信中写道，“但是在得知锡诺普发生的可怕惨剧之后，光是从人道角度出发，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如果无所作为，实在太脸上无光了。”[30]

自从帕默斯顿离开了内阁，克拉伦登就成了内阁主战派的领袖。他试图说服阿伯丁，锡诺普事件证明俄罗斯“没有和平的意图，尽管土耳其人的和平条件是合理的”，所以现在已无必要继续与俄罗斯对话。他敦促首相以锡诺普事件为“道义理由”拒绝奥地利的和平努力，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态度。为了破坏和平谈判，他让斯特拉特福德向土耳其人发出指令采取强硬立场，同时还警告布奥尔伯爵说奥地利对俄罗斯太软了。他对英国驻巴黎大使考利勋爵（Lord Cowley）说，对话已经太迟，现在是西方列强“终结俄罗斯近东海军强国地位的时候了”。[31]

法国方面的支持对帕默斯顿和英国内阁主战派非常关键。拿破仑三世决心以锡诺普事件作为对俄罗斯采取强硬行动的理由，部分原因是考虑可以借此巩固与英国的联盟，另一部分原因是相信如果不对俄国人的行为做出惩罚的话，那将是法国舰队的耻辱，作为法国皇帝，他对此不能容忍。12月19日，他提议英法两国舰队进入黑海，迫使俄罗斯军舰撤回塞瓦斯托波尔港。他甚至威胁说如果英国人拒绝行动的话，法国舰队将单独行动。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是这一威胁足以让阿伯丁妥协：即使俄罗斯得势的可能还不足够让他采取行动，那么对法国重新崛起的担忧就让他不能坐视不管了。12月22日，两国同意组成联合舰队共同保护黑海水域的土耳其舰船。1853年圣诞节前夜，帕默斯顿重回英国内阁，成为内阁主战派的领袖。[32]

* * *

然而，仅仅研究政治领袖和外交官的动机是无法真正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的。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随着铁路的兴起，英国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出现了全国性报纸，公众舆论成为英国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过了议会和内阁的影响力。《泰晤士报》长期以来一直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但是它越来越将自己的地位视为不亚于任何一家国家机构，用该报外交事务主编亨利·里夫（Henry Reeve）的话说就是“第四种力量”（Fourth Estate）。他在1855年是这么描述其职业的：“新闻报道不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同派别的传声筒，而是整个国家智慧的汇总，一个对统治阶层进行批判和控制的工具。它确实是‘第四种力量’，而不是第三种力量在文字和声音上的体现。”‡‡政府别无他法，只能接受这一新的现实。“英国的政府大臣不得不讨好报纸，”阿伯丁哀叹道。他是一名传统的保守党人，向来只在白金汉宫和他所在的蓓尔美尔街（Pall Mall）上的俱乐部之间行走。“报纸总是大喊大叫，横加干涉。他们善于欺凌他人，把政府也变成了恶霸。”[33]

在这一点上，帕默斯顿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他明白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培养与报刊的关系并且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公众传达理念。宣扬与俄罗斯交战是他赢得舆论支持的手段。他的外交政策能够赢得英国人心，因为其所代表的正是英国人自我想象中的英国国家特征和理想：信仰新教、热爱自由、充满活力、勇于冒险、自信大胆，他们不惜为保护弱小者而战，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自豪，蔑视外国人，特别是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帕默斯顿将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与欧洲大陆最糟糕的奢靡丑恶联系在一起。英国公众对他以自由主义理念进行对外干预的言辞非常喜爱，因为约翰牛（John Bull）§§就是这么看英国的：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政府的任务是将英国的生活方式带给那些不幸的外国人。

帕默斯顿，迈耶和皮尔逊摄（图片来源：赫尔顿档案馆及格蒂图片）

帕默斯顿越来越受欢迎，在英国公众心目中，他的外交政策与捍卫“英国价值”连成了一体，以至于不管谁想阻止英国参战，都会被举着爱国大旗的报刊丑化攻击。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就遭到了这样的攻击。他们两人都是和平主义者、激进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拒绝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了英国利益，认为与俄罗斯进行贸易是维护英国利益更好的办法。因为坚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被英国报刊批判为“亲俄”，在这当口等同于“反英”。甚至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都被当作“德国人”或“俄国人”遭到指责，许多人似乎搞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被一些报刊指责“叛国”，其中最起劲的是“红头小报”¶¶《广告晨报》，原因是有谣言说12月帕默斯顿辞去内政大臣一职是一场宫廷阴谋。当帕默斯顿重返内阁时，许多庸俗报纸纷纷报道说阿尔伯特亲王叛国罪已定，将被押送到伦敦塔关押云云，于是就有好事者聚集在伦敦塔外看热闹。《广告晨报》甚至呼吁处死阿尔伯特亲王：“与其在投入战斗时犹豫不决，不如让罪人的鲜血洒在伦敦塔的绞架上！”维多利亚女王对此极为愤怒，以退位相威胁。阿伯丁和罗素代表女王与主要报纸的主编们交涉，得到的结果却是这场攻势不会马上消退，因为这些文章是报纸主编们同意刊登的，有些甚至是主编们自己写的，就是为了可以多卖几份报纸。[34]

在英国公众心目中，与俄罗斯一战涉及“英国原则”：捍卫个人自由、文明与自由贸易。保卫土耳其代表了英国的美德：为弱小无助者伸张正义，反抗暴君和恶霸。因为仇视俄罗斯，土耳其便成了道德楷模，这种对土耳其的浪漫想象源自1849年土耳其为匈牙利和波兰反抗沙皇统治的自由战士提供庇护的举动。1854年初，当亲土耳其的戴维·厄克特成立“保卫土耳其及其他国家反分裂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urkey and Other Countries from Partition）时，很快就有几千名激进分子加入。

对英国圣公会教徒来说，一个重大障碍是支持土耳其就意味着与穆斯林一起共同对抗俄罗斯基督徒，这对身为圣公会保守党人的阿伯丁和格拉德斯通来说是一个困境，对维多利亚女王来说更是一个问题，因为基于宗教信仰，她是仇视土耳其人的，在私底下，她希望建立一个“希腊帝国”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她还希望有一天土耳其人“全都变成基督徒”。[35]可是福音派教徒中的激进派对于支持土耳其反对东正教却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认为坦齐马特的改革代表了土耳其自由主义和宗教宽容。有些教会领袖甚至宣称土耳其人为新教在近东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新教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进行的传教活动。因为高门禁止任何人向穆斯林传教，这些传教士的传教对象是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和天主教徒，每个转投新教的人都会对原来教会里的教士如何邪恶进行一番讨伐。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在上议院一场有关奥斯曼帝国在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两地镇压希腊人起义的辩论中讲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既受土耳其当局的压迫，更是俄罗斯人支持的希腊东正教会的受害者。他的结论是，从转投新教的基督徒的角度说，被土耳其人统治好过生活在沙皇的阴影下。在俄罗斯，沙皇甚至不允许传播俄文版的《圣经》。***一旦俄罗斯人征服了巴尔干，这里也将进入黑暗世纪，新教徒将无处容身。他还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门对圣公会传教士的工作并无敌意，还曾做出干预以保护转投新教的基督徒免受其他东正教或天主教教徒的迫害，甚至在1850年授予了新教米利特的资格。他没有提到的是，根据奥斯曼帝国法律，那些改投新教的穆斯林将会被处以死刑。和许多圣公会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对伊斯兰抱有同情，认为穆斯林静默的宗教仪式与圣公会教徒自己的内省祈祷行为比较相近，而不像东正教仪式那样吵吵闹闹，甚至带有未被基督教转化的异教色彩。这样的想法在福音派中十分流行，例如12月一次讨论俄土冲突的公众集会上，一位演讲者坚称“土耳其人不是异教徒，他们是一神论者”。《纽卡斯尔卫报》（Newcastle Guardian）报道了他的发言：“至于说在希腊的俄罗斯人和希腊的东正教徒，他本人并不反对他们的教义，但他们确实是一群疯疯癫癫、手舞足蹈的人。这是他亲眼看到的。”[36]

在公众集会上，只要提到苏丹的名字，就足以引起观众的一片掌声。例如在切斯特（Chester）某个剧院举办的一场集会中，两千多人以欢呼喝彩的形式通过了一项议案，呼吁政府“以最强的武力行为”协助苏丹，这么做的原因是：

在英国，对苏丹的支持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君主比苏丹为宗教宽容做出更多努力，他在自己的领地上确立了宗教平等。把他与阿尔弗雷德（Alfred）和爱德华这些英国历史上伟大的君主相提并论，对英国人来说并无任何有失体面之处。如果在这场危机中苏丹可以得到西欧真正的支持，那他将会领导他的国家走向幸福昌盛，并与大不列颠建立互惠的贸易往来。

当《泰晤士报》提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更愿意接受沙皇的保护，而不愿意被苏丹统治时，《先驱晨报》（Morning Herald）和《广告晨报》立即以激烈的民族主义语调对其发起攻击，指责《泰晤士报》“非英”：“这些观点是用英语写下来的，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一点是英国的，而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思维。”[37]

在法国，报刊也积极影响着拿破仑三世的外交政策。最大的压力来自地方性的天主教报纸。自从圣地争执开始以来，这些报纸就一直在呼吁与俄罗斯一战，在锡诺普事件之后，这些呼声就更强烈了。1854年元旦，《弗朗什孔特联合报》（Union franc-comtoise）发表社论，称“如果法国与英国不能阻止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威胁，这两个国家今后也会像土耳其那样受俄罗斯奴役”。

反俄宣传的主旨是“反抗野蛮主义的文明圣战”，1854年出版的一本恐俄畅销书、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的《对神圣俄罗斯的讽刺漫画》（Histoire pittoresque, dramatique et caricaturale de la Sainte Russie）也以此为主旨。这本讽刺漫画表达的观点是俄罗斯的侵略性源自其野蛮主义，这在英法两地的战前游说中十分常见。在英国，这一观点被用来反驳科布登和布赖特关于俄罗斯太落后、没有能力入侵英国的看法。有人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试图证明正因为俄罗斯太落后，它必须通过地域扩张来取得更多资源。在法国，这一说法带有更强的文化意味，让人把俄罗斯人与匈奴（Huns）相比。“尼古拉皇帝和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很相似。”法国报纸《公平报》（Impartial）在1854年1月下旬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对此视若无睹将是对所有秩序与公正的颠覆。政治与宗教的谎言正是俄罗斯所代表的。它本身是野蛮的，却想模仿我们的文明，这让我们生疑，其暴政让我们感到恐怖……它的暴力统治也许适用于一个野蛮性与生俱来、与疯狂野兽相差无几的民族，但是肯定不适用于文明人……尼古拉的政策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家中都引发了怒潮，因为他的政策是烧杀抢掠。他们不过是一群规模比较大的土匪。[38]

对持教皇至上主义（Ultramontane）的报刊来说，俄罗斯的宗教是对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胁。他们声称，如果不能阻止沙皇军队西进的话，基督教将被东正教霸占，天主教徒将面临新一轮的宗教迫害。“如果我们让俄罗斯人并吞土耳其，”《弗朗什孔特联合报》主编写道，“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哥萨克军队强迫我们所有人接受希腊邪教。欧洲不但会失去自由，连宗教也会丧失……我们将被迫看着我们的孩子接受希腊教派的教育，那些敢于出声抵抗的天主教徒将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戈壁，在那里默默死去。”《第戎旁观者报》（Spectateur de Dijon）则响应巴黎大主教的呼吁，要求法国的天主教徒们起来参加一场反抗俄罗斯和希腊人的“圣战”，捍卫他们的宗教遗产：

对所有天主教徒来说，俄罗斯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威胁，我们决不能误读这一点。尼古拉皇帝声称希腊教士在圣墓教堂拥有特权，这些特权是靠俄罗斯人的鲜血换来的。法国人在维护圣地的征战中洒下的鲜血，俄罗斯人再过几百年都赶不上一丁点儿……那里有我们的遗产需要保护，有我们的利益需要捍卫。但不仅如此。希腊—俄罗斯教堂要对我们进行改教的企图，是对我们的直接威胁。我们知道，在圣彼得堡，他们一直做梦都希望将宗教专制强加给西方。他们希望通过无休止的军事扩张，迫使我们改信他们的异教。如果俄罗斯占据了博斯普鲁斯，那么他们要征服马赛或是罗马就易如反掌，凭借一次快速袭击就足以在其他力量介入之前废黜教皇和所有大主教。

对地方性天主教报刊来说，这场圣战还是一个在法国重新加强宗教戒律的机会，借以对抗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世俗化影响，并将教会的地位重新恢复到国民生活的中心。他们期望因1848年革命而分裂成不同派别的法国人会因为携手保卫共同的信仰而重新团结起来。[39]

这一想法正中拿破仑三世下怀。无疑，他想象一场光荣的战争会让法国最终接受发动政变送他上台的军队。然而，法国公众其实从未和他一样热衷于和俄罗斯开战，他们对圣地的纠纷并不关心，即使是在锡诺普事件的消息传来之后也是如此。拿破仑三世一直在说走上“光荣之路”抗击俄罗斯侵略，法国报刊一直声称他们表达的是“法国公众的愤怒”，但是根据地方官和检察官们的报告，普通法国人并不为之所动。尽管在之后很快到来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投入战斗和死于战火的法国人比英国人多得多，但他们其实从未像英国人那样急切地想投入这场战争。甚至可以说法国人对与传统对手英国人联合参战的想法抱有反感，许多法国人认为法国被拖入了一场保卫英国利益的战争中，并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正是拿破仑三世的反对派经常提出的观点。法国商界对参战尤为反对，担心因此导致高税收，损害经济。有人预测一旦开战，不到一年这场战争就会变得极为不受欢迎，法国将不得不因此寻求和平。

1854年1月底，反战情绪蔓延到了法国皇帝的幕僚中。1月4日，拿破仑三世召集了一批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应该如何回应俄罗斯对英法联合舰队进入黑海提出的抗议。在这次会议上，拿破仑三世两名关系最密切的盟友——财政大臣让·比诺（Jean Bineau）和议员阿希尔·富尔德（Achille Fould）建议与俄罗斯和解以避免陷入战争。他们担心法国缺乏军事准备：在1851年12月政变上台之后，拿破仑三世为让英国人放心，通过裁军表明法国不会入侵英国，所以在1854年初，法国军队尚未动员起来，也缺乏战争准备。比诺甚至威胁如果战争爆发，他将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原因是为支持战争而提高税收，是不可能不引起社会动荡的（不过后来他并未兑现他的威胁）。这些反对的声音给拿破仑三世泼了足够多的冷水，他决定再考虑一下参战决定，并且重新开始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危机。1月29日，他直接写信给沙皇，提出愿意以奥地利为中介，谈判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并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英法舰队撤出黑海，同时俄罗斯军队撤出多瑙河流域两公国。拿破仑三世的这封信马上被公开了，目的是向焦虑的法国公众表示他正在尽一切努力保证和平，正如他亲口向奥地利驻巴黎大使许布纳男爵（Baron Hübner）表示的。[40]

帕默斯顿和其主战派同僚密切关注着法国局势，他们担心拿破仑三世会在最后关头退出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于是采用各种手段加强他的决心，同时破坏他达成外交妥协的努力。1854年初，最盼望战事爆发、推动战争最积极的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

* * *

英国主战派不需要花什么力气破坏外交妥协，因为沙皇的立场非常强硬。2月16日，俄罗斯正式与英法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从伦敦和巴黎撤回大使。五天之后，沙皇拒绝了拿破仑三世提出的双方同时在黑海和多瑙河流域两公国撤军的提议，抛出了一项反建议：西方国家在黑海的舰队必须阻止土耳其舰船向俄罗斯黑海沿岸运送武器，这显然是在暗示为什么会发生锡诺普事件。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而且只有这一条件得到了满足，沙皇才会在圣彼得堡与高门特使展开谈判。他可能意识到这一立场有可能引起战争，于是向拿破仑三世发出警告说，1854年的俄罗斯和1812年一样，已经准备好击败入侵的法国军队。

沙皇如此直截了当地拒绝法国的提议，是相当令人震惊的，因为这是他避免与英国和土耳其正式开战的最好办法，拿破仑三世的提议是避免俄罗斯在欧洲完全被孤立的最后机会。沙皇在1月底试图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结成联盟，他派出亲信奥尔洛夫伯爵到维也纳，提议如果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各成员国宣布中立的话，俄罗斯会帮助奥地利抵御西方列强。他显然希望以此打动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因为他知道奥地利皇帝一直担心拿破仑三世会在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意大利挑起麻烦。但是奥地利也对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感到担心，虽然沙皇一直建议俄罗斯与奥地利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但奥地利人并不相信他的承诺，并且清楚地表示不会与俄罗斯合作，除非土耳其边境保持不变。他们对塞尔维亚人起义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非常担心，额外调动了两万五千人的部队集结在塞尔维亚边境上。[41]

沙皇在2月9日就已经知道奥尔洛夫的使命失败了，而且还知道奥地利正在准备派出军队到塞尔维亚防止俄军入侵。此时他断然拒绝拿破仑三世提出的最后和平机会，实在是异乎寻常，因为他一定会担心如果连奥地利都成为对手，俄罗斯与西方列强的交战一定会以失败告终。有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时的尼古拉终于失去了对轻重的权衡能力，他身上遗传的精神疾病，包括浮躁鲁莽的行为和阴郁易怒的倾向，与登基近三十年被阿谀奉承者围绕造成的傲慢交织在一起。[42]应该说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在1853—1854年危机时期，他有时候表现得的确像是一个莽撞的赌徒下注过火：在多年耐心经营俄罗斯在近东的地位之后，他愿意在与土耳其开战上冒极大风险，把几十年积累的所有利益一股脑儿都押到赌桌上。

但是，从尼古拉的角度看，他真的是在进行一场赌博吗？从他的私人记录中，我们知道他确实很自信地将局势与1812年相比。他经常提及他哥哥带领俄罗斯抵抗拿破仑的那场战争，并以此作为这次俄罗斯也能独自与世界作战的理由。“如果欧洲迫使我们与之开战，”他在1854年2月写道，“我会像哥哥亚历山大在1812年所做的那样，只要外国军队还在俄罗斯领土上，哪怕敌人把我们逼到乌拉尔山脉（Urals）以东，我们也绝不会放下武器。”[43]

这不是什么理性的想法，并不是基于对手可调动军队的数量，或是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欧洲军队时俄罗斯军队可能遭遇的困难所做出的分析。缅什科夫和其他高级军官曾一再指出可能面临的困难，并多次提醒沙皇不要入侵多瑙河流域两公国，以免挑起与土耳其和西方列强的战争。尼古拉的想法完全是一种情绪，源于他的自负与傲慢，源于他对俄罗斯力量与地位认识的膨胀，最重要的也许是源于他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自己是在为实现俄罗斯的天赋使命而发动一场宗教战争。尼古拉真心相信他是在上帝召唤下，为将东正教徒从穆斯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发动一场圣战，什么也无法阻挡他的“神圣使命”。1854年3月，他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解释道，如果西方列强与土耳其人站在一起，他愿意率领俄罗斯独自与他们一战：

我打这一仗不是为了夺取利益，也不是为了征服领土，捍卫基督教是我唯一的目的。难道真的只有我会在圣十字架的大旗下走向战场，而其他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聚集在新月旗下攻击基督教？……我已别无选择，只有战斗，去夺取胜利，不然就光荣牺牲，加入为我们神圣信仰而死的烈士行列。这是我以俄罗斯之名发出的肺腑之言。[44]

这些话不是出自一个鲁莽的赌徒，而是出自一个经过深思的信徒。

在遭到沙皇拒绝后，拿破仑三世别无选择，只能在英国要求俄罗斯从两公国撤军的最后通牒上加上了自己的签名。对他来说，这事关法国的荣誉和地位。这份最后通牒于2月27日送给沙皇，声称如果俄罗斯不在六天之内回复，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将自动进入战争状态。最后通牒上没有提到和平谈判，不给沙皇任何机会提出和平条件，所以这份通牒的目的就是为了开战。毫无疑问沙皇将拒绝这最后通牒，他认为连回复都是自降身份。所以最后通牒刚刚送出，西方列强就开始行动，仿佛双方已经宣战。2月底，军队已经开始动员起来了。

法军总军需官安托万·塞特（Antoine Cetty）在2月24日给德·卡斯特拉内元帅（Marshal de Castellane）的信中写道：

沙皇［对拿破仑三世的信］反应消极，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准备打仗了。皇帝的想法是尽其所能避免派远征军去近东作战，但是英国急于打仗，把我们也拖下水了。当英国的旗帜插在君士坦丁堡城头时，法国的旗帜也必须一起飘扬。如果任由英国单独行事，它很快就会独霸所得，不会放手。

这番话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局面。在必须做出决策时，拿破仑三世对是否参战曾经犹豫不决，但最终他必须与英国结盟，而且担心法国一旦退缩，到了摘取胜利果实时就没有自己的份了。他在3月2日对法国上下议院发表演说时就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

在阻止俄罗斯永久性扩张至君士坦丁堡这件事上，法国的利益甚至超过英国，因为占领君士坦丁堡就意味着统治地中海。先生们，我想你们中没有谁会说只有英国在地中海的利益至关重要吧？法国的地中海海岸线就有三百里格（leagues）‡‡‡……我们为什么要派兵前往君士坦丁堡？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和英国一起保卫苏丹的事业，也是保护基督徒的权利。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捍卫海洋的自由，捍卫我们在地中海上应有的影响力。[45]

事实上，西方盟军到底为何而战，远不是那么简单明了。和历史上许多战争一样，当联军被派往近东地区时，没有人真的知道到底为何而战。西方列强将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通过与奥地利旷日持久的谈判才得出开战的理由。即使在1854年9月，联军已经在克里米亚登陆后，也还需要很长时间，盟军才就这场战争的目的达成一致。

在开战之初，英法两国的想法就不一样。两国于3月在巴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战争目标和战略。法国提出，除了在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开战外，还要把战争延伸到克里米亚。如果奥地利和普鲁士能被说服加入盟军的话，法国倾向于在两公国和俄罗斯南部地区举行大规模会战，同时由奥普联军在波兰发起战斗配合。但是英国人不相信奥地利人，认为他们对俄罗斯太软弱，不想与之结盟，免得奥地利妨碍英国打击俄罗斯膨胀的野心。

英国内阁内部在战争目标和战略上也有分歧。阿伯丁坚持发动一场有限战争，以恢复土耳其主权为目标；但是帕默斯顿和主战派则建议在作战上更为大胆，趁机削弱俄罗斯在近东的影响力，彻底打败它。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同意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拟定的海战计划。自1853年12月的锡诺普事件后，格雷厄姆就一直在修订这个计划。他的想法是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快速袭击，消灭俄罗斯黑海舰队并占领克里米亚，成功之后在1854年春天从波罗的海发起进攻，兵临圣彼得堡城下。这一想法其实是照搬与法国开战时的战略计划，不过是把法国军港瑟堡（Cherbourg）换成了塞瓦斯托波尔。[46]

1854年初，英国进入备战状态，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战争狂热，把战争控制在有限规模的想法早被抛诸脑后。英国的战争目标不断升级，这不仅仅是出于媒体好战的沙文主义，更是由于许多人相信战争潜在的成本巨大，因此必须有宏大的目标才“配得上英国的荣耀与伟大”。帕默斯顿的言论总是围绕着这一点，他的战争目标在细节上虽有所变化，但一贯以反俄罗斯为中心。在3月19日发给内阁成员的备忘录中，他勾勒了瓦解俄罗斯帝国、重绘欧洲版图的野心：芬兰和奥兰群岛（Aaland Islands）§§§从俄罗斯归入瑞典；沙皇手下的波罗的海省份划给普鲁士；扩大波兰版图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作为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奥地利将得到多瑙河流域公国以及俄罗斯的比萨拉比亚（奥地利同时将被迫退出意大利北部地区）；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送给土耳其；切尔克斯将成为土耳其保护下的独立国家。该计划呼吁进行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在反俄罗斯这一边，不仅有奥地利和普鲁士，最好还有瑞典参与。英国内阁对此番雄心勃勃的规划表示极大保留。阿伯丁的愿望是进行一场短促的战争，以便尽快“全力回到国内改革”中去，他反对的理由是这一规划需要再来一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才可能实现。但是帕默斯顿不顾反对，继续推进自己的方案。事实上，在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之后，战事拖得越长，他就越来越坚定地推行自己的主张，理由是只有实现了“领土上的大变动”，才能为这场战争带来的巨大伤亡做出交代。[47]

到3月底，将这场战争从保卫土耳其变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这一想法在英国政治体系内已获得极大支持。阿尔伯特亲王对是否能够拯救土耳其抱有疑虑，但是他相信可以通过一场战争夺走俄罗斯西部领土来抑制其对欧洲的影响力。他认为可以通过向普鲁士承诺“领土以防卫俄罗斯突袭”来吸引其参战，他还主张采取措施吸引其他德意志国家加入，一起驯服俄国熊，“拔其尖齿，砍其利爪”。他在给比利时国王的信中写道：“对于包括比利时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来说，保障高门有一个完整独立的未来，是其利益之所在，但更为重要的，是击败并惩罚俄罗斯。”著名亚述学家（Assyriologist）****、下议院议员、曾担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亨利·莱亚德爵士（Sir Henry Layard）则呼吁这场战争必须打到俄罗斯“残废”为止。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提议通过战争彻底瓜分俄罗斯帝国，“让波兰和其他被俄罗斯摧毁的邻近国家从它的独裁统治下长久解脱出来”。在写给克拉伦登的信中，斯特拉特福德强调摧毁俄罗斯意志的必要性：不仅要打击其“现时的暴力行为”，而且还要给俄罗斯“内心带来永久的束缚”。任何由欧洲国家发动的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其目的必须是一劳永逸地消灭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让俄罗斯被包围在由独立国家（多瑙河公国、克里米亚、切尔克斯和波兰）组成的缓冲圈内，以保证俄罗斯永远受到束缚。在英国政府准备向俄罗斯宣战之时，罗素向克拉伦登提议，不要在女王的议会宣战发言中加入任何可能导致西方列强承诺维持原有边界的内容。[48]

即使在这一刻，阿伯丁依然不太愿意宣战。3月26日英国宣战前夕，他对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说他是被帕默斯顿“拖入战争”的，因为帕默斯顿拥有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三个月前，女王和阿伯丁一样不愿意投入英国军队以保卫土耳其，但现在她已意识到战争的必要性。她写下了她和阿尔伯特亲王是如何一起向首相解释的：

我们俩再次向他表明，我们坚信战争在目前是必不可免的，他对此无法否认。我还跟他说，我认为即使其中有错误和不幸，现在我们已不能避免这场战争，因为俄罗斯的势力和扩张必须受到抵制。他还是看不到这一点，认为此事“令人生厌”，还认为英国唯一需要担心的外部势力是法国！他还说北部三强必须协同行动，但无法说明此论有何依据。当然我们无法同意他的看法，并且指出德意志各国的卷入是尼古拉皇帝造成的，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观点来判断现在的局势。一切皆已改变。阿伯丁勋爵不想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说他毫不怀疑不久以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变得更愿意实现和平。[49]

女王所说的“一切皆已改变”到底指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也许她想到的是法国已和英国一起向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英法两国士兵已登上了驶向土耳其的战舰。也许她和阿尔伯特亲王一样认为目前是时候让德意志各国加入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了，因为俄罗斯对多瑙河流域公国的入侵对欧洲大陆构成了一种迫在眉睫的新威胁。但也有可能她想到的是排外报刊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攻击，在她的日记中，这一直是她所担心的事情，因此意识到一场短促的胜仗能够确保公众对皇室的支持。

那天晚上女王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家庭舞会庆祝剑桥公爵的生日，剑桥公爵是女王的表亲，即将开赴君士坦丁堡指挥英军第一师。萨克森王国派驻伦敦的大臣菲茨图姆·冯·艾克施泰德伯爵（Count Vitzthum von Eckstädt）受邀参加舞会。他写道：

女王跳舞非常积极，跟汉密尔顿公爵（Duke of Hamilton）和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跳了一曲苏格兰快步舞（Scotch reel），他们两人都穿着苏格兰传统服装。因为我已经不再跳华尔兹，女王就和我跳了一曲四对舞。当晚她和我交谈时态度极为亲切随和，告诉我说虽然充满遗憾，但是她明天一早就不得不向俄罗斯宣战了。

第二天早晨，在法国向俄罗斯宣战前一天，克拉伦登在英国议会宣读了女王的宣战决定。正如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金莱克所述（他的这番言辞适用于任何一场战争）：

将重大决策的理由以书面形式表述清楚，是政治领导人需要掌握的一门学问。即使是在悬而未决之时，主战一方也应将其真实观点公之于众，记录在案，而不是隐藏于含糊其词的言论和私下观点之中，这对全人类都是一件好事。

对于克里米亚战争来说，如果那些主张这场战争的人的想法真能被记录在案，那一定会透露其真实动机是削弱俄罗斯帝国的规模和实力，以利于“欧洲”，特别是西方列强。但是这些动机是不能写进女王的宣战书中去的，宣战书中所写的，是以最含糊的言辞表明英国捍卫土耳其的立场，声称其中并无私利，而只是“为了维护反对不公的权利”。[50]

* * *

英国的宣战书刚一公开，教会领袖们就立即将其称为一场正义的圣战。4月2日星期日，英国各地的教堂都能听到支持战争的布道，其中许多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有些甚至卖出了几万份，因为当时不管是圣公会还是新教的教士都有如社会名流。[51]在伦敦梅费尔（Mayfair）康迪特街（Conduit Street）的三一礼拜堂（Trinity Chapel），亨利·比米什牧师（Reverend Henry Beamish）对教众们说这是英格兰的“基督教义务”：

用自己的力量保护一个弱小的盟友，对抗野心勃勃、不讲信义的独裁者毫无理由的挑衅；并凭借武力惩罚自私与野蛮的压迫行为，这一压迫行为比过去见到的更为令人憎恶和具有破坏性，因为它是以提倡宗教自由、维护基督教最高利益为幌子替自己正名的。

4月26日星期三是一个特别为“纪念国耻以及为宣战祈祷”而设置的斋日，英格兰西北的凯西克（Keswick）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hurch）的T.D.哈福德·巴特斯比牧师（Reverend T.D. Harford Battersby）在他的讲道中宣称：

从一开始直到宣战，我们的大使和政治家们都表现得非常诚实坦率、忍让平和，因此现在没有什么让我们感到羞耻的，反而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正义事业充满信心。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欢庆，说：“我的上帝，我们向您感恩，因为我们和其他不公、贪婪、压迫、残忍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是信仰宗教的民族，我们诵读《圣经》、参加礼拜、派出传教士在世界各地布道。”

同一天，在利兹的布伦瑞克礼拜堂（Brunswick Chapel），约翰·詹姆斯牧师（Reverend John James）声称俄罗斯对土耳其的进攻侵犯了“人类共同的最神圣权利，与贩奴一样令人愤慨，其罪行与之相差无几”。詹姆斯声称基督徒在苏丹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拥有的宗教自由会比在沙皇统治下的更多：

在法国和英国一心向善的部门的协助下，把土耳其交到苏丹手上，这些谦卑的基督徒，在上帝的保佑下，他们的良心将获得完美的安宁……一旦把他们交给俄罗斯管制，这些基督徒的建制将被拆散、学校被关闭、祈祷场所被捣毁，或是被改造成庙堂，被一个像罗马天主教一样不纯洁、道德败坏和不宽容的信仰所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作为基督徒难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我们发动的是一场神圣的战争，将当代阿提拉††††之众逐回，他们不仅对土耳其，而且对整个文明世界的自由和基督教都是一种威胁。[52]

在伦敦瓦尔布鲁克（Walbrook）的圣斯蒂芬教堂（St Stephen’s Church），乔治·克罗利牧师（Reverend George Croly）在庆祝英国“基督教战士”奔赴近东战场的讲道中，坚称英国参加的是一场“捍卫人类”的战争，因为“无望和堕落”的俄罗斯人正在准备征服世界。这是一场反抗希腊教义、保卫真正的西方信仰、“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第一次在近东展开”的“宗教战争”。“如果说在上一次[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英格兰是自由信念的避难所，那么在下一次战争中，她或将成为宗教信念的避难所。会不会是上天的旨意，让英格兰再登高位，在得胜回朝之时，成为人类的良师？”克罗利牧师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也许将推动英格兰在近东的使命：让土耳其人成为基督徒。“这项伟大的工程也许会漫长、艰难、被国家的衰亡或是凡人的情绪所干扰，但终将开花结果。为什么英国教会不协助这一事业？为什么我们不即刻为正义战争的成功、为和平的恢复、为异教徒的感化而祈祷？”[53]

克里米亚战争的主要参战各方：俄罗斯、土耳其、法国和英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把宗教带到了战场上。然而当战争正式打响之时，克里米亚战争的缘由：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在圣地的纠纷，却早已被人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欧洲列强联合对付俄罗斯的战争。在圣墓教堂，1854年的复活节庆典“在平静中过去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如此写道。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来自俄罗斯的朝圣者人数减少，奥斯曼帝国当局对希腊教士主持的仪式进行了严密的监管，担心再次发生教徒之间的斗殴。在几个月之后，世界的注意力将转向克里米亚战场，耶路撒冷将从欧洲的视野中渐行渐远。但是从圣地来看，发生在远方的战事却有不一样的意义。英国驻巴勒斯坦领事这样写道：

在耶路撒冷，人们对这事的看法有所不同。各方的交手似乎只是原有地基上的上层建筑而已，因为虽然在外交上，这一问题（东方问题）从表面上看变成了一个宗教保护问题……但是我们这些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信不疑的共识：问题的根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圣地，圣彼得堡以条约为由宣称拥有对宗教的保护权，但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占领基督教发源地的神圣殿堂——这些殿堂对正在远方交手的列强来说，是它们争夺的战利品。[54]

* 涅谢尔罗迭受到了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迈恩多夫男爵（Baron Meyendorff）的支持。他在11月29日向沙皇报告说，“弱小的基督徒们”不会与俄罗斯共同作战。他们从未获得来自俄罗斯的支持，处于“军事上一无所有”的地位，没有能力抗击土耳其人。(Peter von Meyendorff: Ein russischer Diplomat an den Höfen von Berlin und Wien. Pollitischer und privater Briefwechsel 1826一1863, ed. O. Hoetzsch, 3 vols. ［Berlin and Leipzig, 1923］, vol. 3, pp. 100-104.)

† 指1849—1850年间，乌迪诺(Oudinot)将军的远征军向反对教皇的罗马共和国（Roman Republic）发起进攻，并将庇护九世迎回罗马。在这之后，法国军队留在罗马保护教皇，直到1870年才离开。——原注

‡ 指鸦片战争（1839—1842）。——原注

§ 指唐·帕西菲科事件。——原注

¶ 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之战中，彼得大帝打败瑞典军队，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波罗的海强国。——原注

** 1812年俄罗斯军队与拿破仑军队间的大战。——译注

†† 克里米亚战争中带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是这位俄军将领本人是一个亲英派，他的侄子悉尼·赫伯特(Sidney Hebert)曾在1852年至1855年间担任英国军务大臣（Secretary at War）。米哈伊尔的父亲谢苗·沃龙佐夫伯爵（Count Semyon Vorontsov）曾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退休后继续住在伦敦，在英国度过了四十七年。谢苗的女儿凯瑟琳（Catherine）嫁给了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米哈伊尔作为一名将领曾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在1823年被任命为“新俄罗斯”地区总督。他花了很大力气建立起敖德萨的地位，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宫殿，还积极推动修建蒸汽机船用于黑海航行，并参加了1828—1829 年的俄土战争。遵照家族的亲英传统，他在克里米亚南海岸的阿卢普卡（Alupka）修建了一座漂亮的盎格鲁—摩尔风格（Anglo-Moorish）的宫殿。1945年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期间，英国代表团即在这座宫殿内驻扎。——原注

‡‡ 当时英国一般把下议院、贵族和教士称为“三种力量”。——译注

§§ 约翰牛是18世纪开始出现的漫画人物，经常用来代表英国国民性。——译注

¶¶ 英国的小报大部分将报头以红底白字方式印在头版上方，因此被称为“红头小报”。——译注

*** 在1870年代前，一直都没有俄文版的《圣经》，只有一本赞美诗集（Psalter）和《时辰祈祷书》（Book of Hours）。——原注

††† 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的领袖和皇帝，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并对两国构成极大的威胁。——译注

‡‡‡ 法国当时使用的长度单位，一里格约等于四千米。——译注

§§§ 今属芬兰。——译注

¶¶¶ 三十年战争发生于1618—1648年，是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洲参与的一场大规模国际战争，是当时欧洲历时最长、破坏最大的战争。——译注

**** 亚述学是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语言、文字、社会和历史的学科。——译注

†††† 指匈奴王阿提拉。——译注

注释

[1]BOA, HR, SYS, 907/5.

[2]BOA, HR, SYS, 903/2–26.

[3]RGVIA, f. 846, op. 16, d. 5429, ll. 11–17; ‘Vospominaniia A. A. Genritsi’, Russkaia starina, 20 (1877), p. 313.

[4]‘Vostochnaia voina: Pis’ma kn. I. F. Paskevicha k kn. M. D. Gorchakovu’, Russkaia starina, 15 (1876), pp. 163–91, 659–74 (quotation, p. 182);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1, pp. 216–8.

[5]‘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Russkaia starina, 16 (1876), pp. 700–1; S. Nikitin, ‘Russkaia politika na Balkanakh i nachalo vostochnoi voiny’, Voprosy istorii, 4 (1946),pp. 3–29.

[6]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2, pp. 523–4; ‘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p. 708.

[7]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p. 321–2, 564.

[8]‘Voina s Turtsiei 1854 g.’, Russkaia starina, 18 (1877), p. 14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2 vols. (London, 1854–6), vol. 1, pp. 415–18; RGVIA, f. 846, op. 16, d. 5417, l. 7.

[9]RGIA, f. 711, op. 1, d. 35, ll. 1–3;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p. 129–30, 146–8, 162–3.

[10]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p. 702–8.

[11]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p. 559–61.

[12]L. Vyskochkov, Imperator Nikolai I: chelovek i gosudar ′ (St Petersburg, 2001), pp. 296–297.

[13]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 535.

[14]‘Vostochnaia voina: Pis’ma kn. I. F. Paskevicha k kn. M. D. Gorchakovu’, p. 190.

[15]M. Pinson, ‘Ottoman Bulgaria in the First Tanzimat Period – the Revolts in Nish (1841) and Vidin (1850)’,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1/2 (May 1975), pp. 103–46; H. Inalcik, Tanzimat ve Bulgar Meselesi (Ankara, 1943), pp. 69–71; ‘Vospominaniia o voine na Dunae v 1853 i 1854 gg.’, Voennyi sbornik, 14/8 (1880), p. 420; Rossiia i Balkany: Iz istorii obshchestvennopoliticheskikh i kul’turnykh sviazei (xviii veka–1878 g.) (Moscow, 1995),pp. 180–2.

[16]FO 195/439, Grant to Clarendon, 11 Jan. 1854; FO 78/1014, Grant to Clarendon, 9 Jan. 1854; Vospominaniia ofitsera o voennyh deistviyah na Dunae v 1853–1854 gg.: Iz dnevnika P.B. (St Petersburg, 1887), pp. 531, 535, 543; ‘Vospominaniia A. A. Genritsi’, p. 313; A. Ulupian, ‘Russkaia periodicheskaia pechat’ vremen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o Bolgarii i bolgarakh’, in Rossiia i Balkany, pp. 182–3; A. Rachinskii, Pokhodnye pis’ma opolchentsa iz iuzhnoi Bessarabii 1855–1856 (Moscow, 1858), pp. 8–11.

[17]Vospominaniia ofitsera o voennyh deistviyah na Dunae, pp. 585–9; A. Baumgarten, Dnevniki 1849, 1853, 1854 i 1855 (n.p., 1911), pp. 82–7.

[18]FO 78/1008, Fonblanque (consul in Belgrade) to Stratford Canning, 31 Dec. 1853, 11, 17, 24 and 26 Jan. 1854.

[19]L.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ere guerre de Russie (1853–1856), 2 vols. (Paris, 1858), vol. 1, p. 63; J. Koliopoulos, ‘Brigandage and Insurgency in the Greek Doma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853–1908’, in D. Gondicas and C. Issawi (eds.), Ottoman Greeks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1999), pp. 147–8.

[20]Shamil’ – stavlennik sultanskoi Turtsii i angliiskikh kolonizatorov: Sbornik dokumental’nykh materialov (Tbilisi, 1953), p. 367; ‘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p. 696.

[21]E. Adamov and L. Kutakov, ‘Iz istorii proiskov inostrannoy agentury vo vremya Kavkazskikh voyn’, Voprosy istorii, 11 (Nov. 1950), pp. 101–25.

[22]M. Gammer, ‘Shamil and the Ottomans: A Preliminary Overview’, in V. Milletlerarasi Turkiye Sosyal ve Iktisat Tarihi Kongresi: Tebligler. Istanbul 21–25 Agustos 1989 (Ankara, 1990), pp. 387–394; M. Budak, ‘1853–1856 Kırım Harbi Baslarinda Dogu Anadolu-Kafkas Cephesi ve Seyh Samil’, Kafkas Arastirmalari, 1 (1988), pp. 132–3;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1, p. 294.

[23]B. Lewis, ‘Slade on the Turkish Navy’,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Turkluk Bilgisi Aras，tırmaları, 11 (1987), pp. 6–7;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107–9.

[24]FO 195/309, Slade to Stratford Canning, 7 Dec. 1853.

[25]A. 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ents (London, 1867), p. 152.

[26]BOA, HR, SYS, 1346/38;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p. 333–5;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vol. 1, p. 814.

[27]Morning Post, 16 Dec. 1853; The Times, 13 and 18 Dec. 1853; Sheffield and Rotherham Independent, 17 Dec. 1853; Chronicle, 23 Dec. 1853.

[28]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3 vols. (London, 1907–1908), vol. 2, p. 126.

[29]RA VIC/MAIN/QVJ/1853, 13 Nov. and 15 Dec.

[30]FO 65/423, Palmerston to Seymour, 27 Dec. 1853; RA VIC/MAIN/QVJ/1853, 15 Dec.;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 122.

[31]FO 65/423, Palmerston to Seymour, 27 Dec. 1853; RA VIC/MAIN/QVJ/1853, 15 Dec.;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p. 123–6.

[32]A. Saab,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Charlottesville, Va., 1977), pp. 126–7; A.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1856 (Manchester, 1990), p. 64.

[33]引用参见 S. Brady, Masculinity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Britain, 1861–1913 (London, 2005), p. 81; G. Henderson, Crimean War Diplomacy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Glasgow, 1947), p. 136.

[34]M. Taylor, The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1847–1860 (Oxford, 1995), pp. 230–231; R. Seton Watson, 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A Survey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37), pp. 321–322; RA VIC/MAIN/QVJ/1853, various entries, Nov. and Dec.

[35]RA VIC/MAIN/QVJ/1853, 8 Dec.; RA VIC/MAIN/QVJ/1854, 15 Feb.

[36]Saab,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p. 148; id., Reluctant Icon: Gladstone, Bulgaria,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56–1878 (Cambridge, Mass., 1991), p. 31.

[37]O. Anderson, ‘The Reactions of Church and Dissent towards the Crimean War’,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6 (1965), pp. 211–2; B. Kingsley Martin, The Triumph of Lord Palmerston: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efore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3), pp. 114–5, 164.

[38]R. 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devant la guerre de Crimée, Annales Litteraires de l’Universite de Besancon, vol. 17 (Paris, 1957), pp. 19–20; Taylor,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p. 226.

[39]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pp. 22–3.

[40]L. Case, French Opinion on War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Philadelphia, 1954), pp. 16–24.

[41]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1, pp. 405–28.

[42]参见诸如：V. Vinogradov,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Emperor Nicholas I for the Coming of the Crimean War: An Episode in the Diplomatic Struggle in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H. Ragsdale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159–70.

[43]GARF, f. 678, op. 1, d. 451, l. 306.

[44]T. Schiemann, Geschichte Russlands unter Kaiser Nikolaus I, 4 vols. (Berlin, 1904–1919), vol. 4, p. 430.

[45]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é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p. 75–6; J. Ridley, Napoleon III and Eugenie (London 1979), p. 365.

[46]Lambert, The Crimean War, pp. 64 ff.

[47]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p. 150; Lady F. Balfour, The Life of George, Fourth Earl of Aberdeen, 2 vols. (London, 1922), vol. 2, p. 206.

[48]RA VIC/MAIN/QVJ/1854, 6 Mar.; W.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p. 13; Henderson, Crimean War Diplomacy, p. 72; BLO Clarendon Papers, Stratford Canning to Clarendon, 7 Apr. 1854, c. 22;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vol. 2, pp. 354–8; PRO 30/22/11, Russell to Clarendon, 26 Mar. 1854.

[49]RA VIC/MAIN/QVJ/1854, 26 Mar.

[50]K. Vitzthum von Eckstadt, St Petersburg and London in the Years 1852–1864, 2 vols. (London, 1887), vol. 1, pp. 83–4; 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1, pp. 476–7.

[51]参见 R. Ellison, The Victorian Pulpit: Spoken and Written Serm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Cranbury, NJ, 1998), pp. 43–9.

[52]H. Beamish, War with Russia: God the Arbiter of Battle. A Sermon Preached on Sunday April 2, 1854 (London, 1854), p. 6; T. Harford Battersby, Two First-Day Sermons Preached in the Church of St John, Keswick (London, 1855), p. 5; J. James, The War with Russia Imperative and Righteous: A Sermon Preached in Brunswick Chapel, Leeds, on the Day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London, 1854), pp. 14–5.

[53]G. Croly, England, Turkey, and Russia: A Sermon Preached on the Embarkation of the Guards for the East in the Church of St Stephen, Walbrook, February 26, 1854 (London, 1854), pp. 8, 12–3, 26–7, 30–1. 类似布道参见：H. Bunsen, ‘The War is a Righteous War’: A Sermon Preached in Lilleshall Church on the Day of Humiliation and Prayer (London, 1854); R. Burton, The War of God’s Sending: A Sermon Preached in Willesden Chur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ast,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R. Cadlish, The Sword of the Lord: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Free St George’s Church, Edinburgh on Wednesday,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H. Howarth, Will God Be for Us?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Parish Church of St George’s, Hanover Square, on Wednesday,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A Sermon Preached by the Rev. H. W. Kemp, Incumbent of St John’s Church, Hull, on Wednesday, April 26th: Being the Day Appointed by Her Gracious Majesty the Queen for the Humiliation of the Nation o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with Russia (London, 1854); J. Cumming, The War and Its Issues: Two Sermons (London, 1854); J. Hall, War with Russia Both Just and Expedient: A Discourse Delivered in Union Chapel, Brixton Hill,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John, Bishop of Lincoln, War: Its Evils and Duties: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Lincoln on April 26th, 1854 (London, 1854).

[54]FO 195/445, Finn to Clarendon, 28 Apr. 1854; E. Finn (ed.), Stirring Times, or, Records from Jerusalem Consular Chronicles of 1853 to 1856, 2 vols. (London, 1878), vol. 2, pp. 130–1.

第六章 土耳其人首尝胜果

1854年3月，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来到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将军的总部，他的名字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他在1852年加入军队，那一年他在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学月刊《当代人》（Contemporary）上发表了回忆录《童年》（Childhood），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托尔斯泰对自己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游手好闲的贵族生活感到厌倦，正好大哥尼古拉（Nikolai）休假结束即将返回位于高加索的军营，于是决定与其一同前往。托尔斯泰被派往驻扎在高加索北部哥萨克村庄斯塔罗格拉德斯卡雅（Starogladskaya）的一个炮兵旅，参加了对沙米勒的穆斯林武装的进攻，好几次都差点被叛军抓获。在对土耳其的战争爆发后，他申请转派到多瑙河前线。在1853年11月写给二哥谢尔盖（Sergei）的信中，他解释说他想参加一场真正的战争：“将近一年来，我想的都是怎么放弃武力，然而我却做不到。既然我不得不在这里或那里参加战斗，那么还是在土耳其更好些。”[1]

列夫·托尔斯泰，1854（图片来源：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及Topfoto机构）

在1月份，托尔斯泰通过了沙皇军队中最初级的少尉军官的考试，被派往瓦拉几亚加入第十二炮兵旅。他花了十六天时间，乘坐雪橇穿越俄罗斯南方的雪地，于2月2日来到自己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Yasnaya Polyana）。3月3日，他再次乘坐雪橇离开庄园。当雪地变得泥泞，雪橇无法通行时，又改坐马车穿越乌克兰到基什尼奥夫，于3月12日抵达布加勒斯特。两天之后戈尔恰科夫亲王亲自接见了他，把这位年轻的伯爵当作自家人一样。“他拥抱了我，让我答应以后每天都要和他一起用晚餐，还想让我成为他的幕僚。”托尔斯泰在3月17日写给图瓦内特（Toinette）姨妈的信中写道。

在俄罗斯军队中，贵族之间的关系网非常有用。托尔斯泰很快就加入了布加勒斯特的社交活动，在亲王的官邸与主客共进晚餐、在客厅玩牌参加音乐聚会、晚上去看意大利歌剧和法国戏剧——与不过几英里外的多瑙河前线的景象有着天壤之别。“当您想象我面临战争带来的各种危险时，我其实连土耳其军队的气味都没有闻到，在布加勒斯特过着平静的生活，散散步、写写曲子、享受冰淇淋。”他在5月初给姨妈的信中写道。[2]

托尔斯泰刚好赶上了俄军在多瑙河发动的春季攻势。沙皇决心尽快派兵南下，抢在西方列强军队登陆之前抵达瓦尔纳和黑海海岸。这一计划的关键是占领锡利斯特拉的土耳其要塞，这样就能让俄军在多瑙河地区建立一个据点，将多瑙河变成由黑海通往巴尔干内陆的补给线，还能为招募保加利亚志愿者提供一个基地。这正是帕斯克维奇说服沙皇采取的战略，目的是避免让奥地利人因疑心而反目。在多瑙河地区西部，塞尔维亚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比较支持俄罗斯。帕斯克维奇担心如果俄军西进，塞尔维亚人为迎接俄军到来而起义的消息可能会传到奥地利境内，威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英法军队至少在两个星期内还到不了这里，”沙皇在3月26日给戈尔恰科夫的信中写道，“我相信他们会在瓦尔纳登陆，向锡利斯特拉进发……我们必须在他们到来之前占领要塞……一旦控制了锡利斯特拉，我们就有足够多的时间从保加利亚人中招募更多志愿者。但是我们不能鼓动塞尔维亚人，以免让奥地利人警觉。”[3]

沙皇希望能从保加利亚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中招募到士兵。虽然不愿意鼓动塞尔维亚人反抗奥地利，但是他希望俄军的攻势能引发基督徒起义，最终摧毁奥斯曼帝国，大获全胜的俄罗斯就能够由此确定巴尔干地区的宗教格局。“所有属于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区，”他在1854年春天写道，“都必须独立，恢复成过去的样子：公国、基督教国家，并由此重新加入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大家庭。”他对这一宗教事业如此投入，如果奥地利反对俄罗斯对东方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话，他甚至愿意为此而挑起针对奥地利的革命。“我们的胜利很有可能导致斯拉夫人在匈牙利举行暴动，”他在给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们将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威胁奥地利帝国的心脏，迫使它的政府接受我们的条件。”至此，沙皇已经打算为了他的圣战成功而抛弃几乎所有过去他一直坚持的正统原则。他对欧洲列强的反俄立场感到震怒，开始谈论各种可能性，包括在西班牙挑动革命以打乱法军在东线的部署，甚至想到与马志尼在伦巴第（Lombardy）和威尼斯的解放运动联手，削弱奥地利的力量。不过沙皇的手下劝服了他，让他放弃支持民主派的革命运动。[4]

俄军春季攻势的开始，被斯拉夫派称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新的宗教时代的破晓，是迈向近东基督教帝国复兴的第一步。他们还给这个帝国未来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起了一个新名字：沙皇格勒。在他的《致俄罗斯》（“To Russia”，1854年发表）中，诗人霍米亚科夫（Khomiakov）以“呼唤圣战”欢庆春季攻势的开始：

我的祖国，起来！

为了我们的弟兄！上帝呼唤你

越过多瑙河汹涌的波涛……

在1839年发表的同名诗作中，霍米亚科夫曾经提到俄罗斯肩负将东正教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使命，但是警告俄罗斯不可过于傲慢。而到了1854年，他的新诗就开始呼吁俄罗斯参加“血战”、“挥出利剑——上帝之剑”了。[5]

然而俄军的推进十分缓慢，在多瑙河以北沿途多次遭遇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在伊布莱尔（Ibrail）*，两万名俄军掷弹兵在内河炮舰和蒸汽机船的支援下投入战斗，却无法攻克防备完善的土耳其要塞。在默钦（Mǎcin），六万俄军驻扎在要塞之外，却难以攻入。进攻受阻，俄军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用松树枝搭建木筏和浮桥，3月底在加拉茨（Galaţi）渡过了多瑙河，途中没有遭遇任何抵抗。[6]

渡河之后，俄军继续向锡利斯特拉进发，却陷在了多瑙河三角洲的沼泽地里。1828—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军就是在这里因为霍乱损失惨重。这一地区人口稀少，粮食供应不足，无法支持人数众多的俄军，许多士兵因饥饿与疾病倒下。到了4月，入侵多瑙河公国的二十一万俄军中，有九万人病倒了。1854年夏天俄军撤离久尔久（Giurgevo）†要塞，一位看到丢弃在城内的谷糠的法国军官记载，俄军士兵吃的干面包军粮几乎没有任何营养，连老鼠和野狗都不会吃。一位俄军中的德国军医认为，“俄军士兵长期食用劣质食物”是他们一旦受伤或得病后“像苍蝇般纷纷倒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俄军士兵的神经系统是如此之弱，失血几盎司就会倒地不起。受同样的伤，体质稍好的人一定会挺过去，而这些士兵却常常因此而丧生。”[7]

俄军士兵在家信中描述了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许多人请求家人寄钱过来。有些信件被警察截获，送到了戈尔恰科夫那里，他认为信中内容在政治上有危险，于是这些信件被封存起来，保留至今，成为展示普通俄军士兵生活的一个独特窗口。格里戈里·祖比亚恩卡（Grigory Zubianka）是第八骑兵中队（8th Hussar Squadron）的一名普通士兵，他3月24日在给妻子玛丽亚（Maria）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瓦拉几亚的多瑙河岸边，对面就是我们的敌人……每天河两岸都有交火，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们都可能被子弹打中，但是我们向上帝祈祷。每一天过去，如果我们还健康地活着，我们就感谢天主降福。但是每天每夜我们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因为他们什么吃的都不给我们，我们得自己想办法保护自己，愿上帝保佑我们。

尼基福尔·布拉克（Nikifor Burak）是托博尔斯克步兵团（Tobol’sk Infantry Regiment）二营的一名士兵，他在给住在基辅省锡多罗夫卡村（Sidorovka）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已离开俄罗斯很远了，这里的土地和俄罗斯完全不同，我们几乎已在土耳其了，每一个钟头我们都可能阵亡。说实话我们团几乎全被土耳其人消灭了，但是感谢上帝我还好好地活着……我希望能回到家乡，回到你们身边，亲耳听到你们说话，但是目前我们在最险恶的境地中，我害怕死。[8]

随着俄军损失不断加剧，帕斯克维奇越发不愿意继续保持攻势。虽然他曾经主张向锡利斯特拉进攻，但是此时他开始担心奥地利军队在塞尔维亚边境的集结。当时英法联军随时可能在东部海岸登陆，南方土耳其继续坚守防线，而西边奥地利军队正在集结，多瑙河公国的俄军被敌军包围的危险很大。帕斯克维奇请求沙皇下令撤退，他甚至违反了沙皇加快进攻的指令，推迟了对锡利斯特拉的攻势，担心奥地利会趁俄军后方空虚发起进攻。

帕斯克维奇对奥地利威胁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奥地利因为担心俄罗斯会占领塞尔维亚，已经动员军队在塞尔维亚边境集结，准备镇压塞尔维亚人可能展开的暴动，同时阻挡俄军从东部入侵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聚居区。1854年春，奥地利一直在要求俄罗斯从多瑙河公国撤军，并威胁说如果沙皇不下令撤军的话，奥地利将加入西欧列强的阵营。俄罗斯对塞尔维亚的影响力也同样让英国人感到担心，根据英国驻贝尔格莱德领事的说法，塞尔维亚人“被告知一旦俄军占领锡利斯特拉，就会立刻前往塞尔维亚”，并要他们准备好“加入俄军，一起向奥地利南部的斯拉夫人地区进军”。在帕默斯顿的授意下，这位领事向塞尔维亚人发出警告，声称如果他们拿起武器支持俄军，英法两国将采取武力应对。[9]

在陆地战呈停滞状态的同时，1854年4月22日，东正教的复活节星期六，英法舰队向黑海港口敖德萨开炮，开始了对俄罗斯本土的攻击。英国从抓获的商船水手那里得到情报，称俄罗斯在敖德萨集结了六万名士兵和大量军火，准备送往多瑙河前线。事实上，敖德萨港口没有什么军事价值，能抵御西方舰队的只有几座炮台。他们向敖德萨总督奥斯滕-萨克恩将军（General Osten-Sacken）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投降并交出所有舰船。在未收到任何回复之后，联军的九艘蒸汽机船、六艘火箭船和一艘驱逐舰向港口发起炮击。炮轰持续了十一个小时，严重破坏了港口，摧毁了几条船，炸死了几十个平民。炮弹还击中了克里米亚总督沃龙佐夫建在港口悬崖顶上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宫殿，其中一颗加农炮弹打中了敖德萨第一任总督黎塞留公爵的雕塑。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整个敖德萨受炮击破坏最严重的是普里莫尔斯基大道（Primorsky Boulevard）上的伦敦旅馆（London Hotel）。

联军舰队在5月12日发动了第二轮炮击，英国蒸汽机船“虎号”（Tiger）在浓雾中搁浅，遭到俄军海岸上火炮的猛烈打击。船员们曾试图烧毁搁浅的船只，后来被谢格洛夫（Shchegolov）少尉指挥的一小队哥萨克士兵俘虏，整个过程中敖德萨的妇女们都打着阳伞在岸边观看。英国船员（包括二十四名军官和二百零一名士兵）被哥萨克士兵从岸边押送到镇里关押起来，一路遭到俄罗斯水手和平民的辱骂。俄罗斯人对英国人选择于复活节炮击敖德萨格外愤慨，东正教士也在一边鼓动情绪。不过当地守军仍然为在炮击中受伤而于6月1日因坏疽身亡的“虎号”船长亨利·韦尔斯·吉法德（Henry Wells Giffard）举行了一个完整的军事葬礼。根据老派的骑士传统，吉法德船长的一束头发还被送到了他在英格兰的遗孀手中。“虎号”的一些碎片后来被冲上海岸，其中还包括成箱的英国朗姆酒，船上的加农炮被当作战利品陈列在敖德萨。‡

教士们宣布这场胜利是神的旨意，他们说英法舰队在复活节星期六发动炮击，等于发动了一场宗教战争，因此“虎号”被俘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冲上海岸的酒很快被码头上的水手和工人喝了，酒醉之后发生了斗殴，死了好几个人。另外还有一些船只部件残片被当作纪念品卖掉。俘获了“虎号”船员的谢格洛夫少尉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几乎被当作圣人，刻着他头像的手镯和徽章甚至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买到，还有一种香烟以他命名，烟盒上印着他的画像。[10]

敖德萨遭遇炮击向俄军指挥部敲响了警钟，说明西方舰队已逼近多瑙河前线，现在的问题是，英法联军还需要多久到达，增援锡利斯特拉的土耳其军队。帕斯克维奇担心如果继续在多瑙河流域公国保持攻势，俄军所面临的局面将变得非常糟糕。他在4月23日写给刚被任命为克里米亚俄军总司令的缅什科夫的信中表达了希望撤退的想法：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不仅有海上力量，而且还有奥地利，普鲁士看来也在背后支持。英国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奥地利和她站在一起，因为如果没有德国人的支持，他们不能对我们怎么样……如果欧洲各国都在针对我们，我们就不能把多瑙河作为战场。

整个1854年春天，帕斯克维奇都在拖延执行沙皇围攻锡利斯特拉的命令。到4月中旬，五万名俄军占据了锡利斯特拉对面多瑙河上的岛屿，但是帕斯克维奇仍然迟迟不下令进攻。尼古拉对手下将领缺乏斗志感到十分恼怒，虽然他自己也承认奥地利有可能加入敌对阵营，但是尼古拉依然愤怒地传令帕斯克维奇，勒令他开始攻击。“如果奥地利人背信弃义地攻击我们，”他在4月29日写道，“四个兵团和龙骑兵就足以阻挡他们！我不会再跟你废话，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一直到5月16日，经过三个星期的骚扰战控制了锡利斯特拉西南部的高地之后，俄军才开始对要塞发起炮击。即使如此，帕斯克维奇选择的攻击目标主要还是城外由石堡和土木堡垒组成的一道弧形防线，离锡利斯特拉还有几公里远。帕斯克维奇希望能借此消磨土耳其人的抵抗意志，以在俄军正式发起攻击时减少损失，但是执行围攻任务的军官们知道这是空想。在高门对俄罗斯宣战之后，土耳其人有几个月的时间巩固自己的防线，要塞和堡垒都被大大加固，指挥这项工程的是普鲁士人格拉赫上校（Colonel Grach），一位战壕战和地雷战专家。俄军的炮击对土耳其防线的破坏相对较轻，不过锡利斯特拉城外主要棱堡“阿拉伯的塔比亚”（Arab Tabia）在围攻中遭受严重炮击，土耳其守军不得不多次重建。保卫锡利斯特拉的有一万八千名土耳其军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埃及和阿尔巴尼亚，他们顽强的斗志大出俄罗斯人意料。指挥“阿拉伯的塔比亚”守军的是两名英国炮兵军官：锡兰来复枪团（Ceylon Rifles）的詹姆斯·巴特勒上尉（Captain James Butler）和孟买炮兵团（Bombay Artillery）的查尔斯·内史密斯中尉（Lieutenant Charles Nasmyth）。“不得不对土耳其人临危不惧的精神感到钦佩。”巴特勒如此记下自己的看法。

在修筑一堵防护墙时，为了能得到一点点掩护，只有两人可以同时工作。然而在五分钟之内，就有三名土耳其人中弹身亡。每当有人倒下，在一边待命的土耳其人立刻从他手中拿过铁锹继续工作，神态镇定，仿佛他所做的，不过就是平时在路边挖一条壕沟一般。

帕斯克维奇意识到必须逼近外围堡垒进行轰击才可能对它们真正造成破坏，于是他命令希尔德将军（General Shil’der）展开周密的土工作业，开挖堑壕把俄军大炮送到靠近堡垒的地方。俄军对锡利斯特拉的围困很快成为日复一日的单调动作：从日出到日落不停地炮击，河面上俄军舰队的大炮也加入增援。土耳其士兵这样旷日持久地处于危险之中，在世界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如此，俄军还是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11]

巴特勒在围困期间所写的日记被保存了下来。在日记中，他认为俄军重炮的威力“被大大夸张了”，土耳其的轻型火炮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尽管土耳其人做什么事情都“大大咧咧的”。他还认为宗教对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起了很大作用，每天清早要塞司令穆萨帕夏（Musa Pasha）都在斯坦波尔城门（Stamboul Gate）举行晨祷，号召士兵们誓死保卫锡利斯特拉，“成为先知的传人”。土耳其士兵则以“呼喊‘感赞安拉！’作为回应”§。要塞中没有一栋房子是安全的，城中居民白天都藏在自己挖的地洞里躲避炮击，整个要塞“仿佛被废弃了一般，只能看到野狗和士兵的身影”。傍晚时分，当俄军炮击接近尾声时，巴特勒“看到几个不过九岁、十岁样子的顽童竟然跟着炮弹跑，加农炮弹的弹丸落在城里，还在撞来蹦去的时候，他们就在后面追着，就像是追着板球玩似的，看谁能第一个抓到。上交一个加农炮弹弹丸就可以从帕夏那里得到二十佩拉（peras）的奖赏”。入夜之后，他能听到俄军士兵在战壕里唱歌，“当他们高兴起来时，甚至还有一支乐队演奏波尔卡和华尔兹”。

来自沙皇的压力越来越大，帕斯克维奇不得不在5月20日和6月5日之间下令步兵发动了超过二十次进攻，然而依然未能取得突破。“土耳其人英勇抵抗，像是中了邪似的。”巴特勒在5月30日写道。有时候小股俄军爬上了堡垒顶部，但是在与土耳其人的徒手搏杀中却不敌而退。6月9日，要塞主墙外发生了一场大战，土耳其军队在打退了俄军大规模冲锋之后，向俄军阵地实施了反击。战斗结束后，两千名左右俄军士兵的尸体躺在战场上。巴特勒写道，在第二天，

许多居民走到城外，将战死的俄军士兵的头颅砍下，希望领取奖赏，但是在城门口被挡住，那些野蛮人不允许他们把这些东西带进城里。于是死人的头颅在城门外堆成了一大堆，好长时间没有被埋葬。当我们和穆萨帕夏围坐在一起时，一个混混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向他脚下丢了两只从俄军士兵身上割下的耳朵。另一个混混还炫耀说，一个俄罗斯军官祈求看在先知的份上饶他一命，但是他毫不留情地拔出刀子割断了这个军官的喉咙。

俄军士兵的尸体好几天都没有被埋葬，他们身上几乎所有东西都被当地居民抢光了，阿尔巴尼亚非正规军士兵也参与了碎尸和偷抢。几天之后，巴特勒看到这些情形，形容那景象“令人恶心”。“空中的气味已经非常难闻。那些躺在沟壕里的尸体都已被扒光衣服、姿态怪异，有些尸首分离，另一些喉咙半露，手臂向上伸出保持着他们倒下时的姿势。”[12]

托尔斯泰在这场大战后的第二天抵达锡利斯特拉，他是以军械员的身份随谢日普托夫斯基将军（General Serzhputovsky）的参谋部前来的。参谋部把总部设在位于山顶的穆萨帕夏官邸花园，托尔斯泰得以从这个安全的制高点欣赏战场的景象。在给姨妈的信中，他描述看到的战争景象：

不用说多瑙河、河中的岛屿和河岸（分别由我们和土耳其人占领）了，就连锡利斯特拉城、要塞和城外堡垒都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可触。这里夜以继日都能听到加农炮的炮声和步枪射击的声音，用野战望远镜看还能隐约分辨出土耳其士兵的身影。看着人们相互残杀确实能给人带来异样的快感，这是真的。每天清晨和夜晚我会站在推车上，花好几个钟头观看战事，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干。战场景象真的非常美丽，尤其是在晚上……我们的战士通常在晚上修建战壕工事，土耳其人会向他们发起进攻，阻止他们工作，然后你就能看到弹药的闪光，听到步枪的枪声。头一天晚上……我自娱自乐地对着手表记录我听到的加农炮炮声，在一分钟之内我就数到一百下。然而虽然这些就发生在附近，却一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令人害怕。在夜晚，因为什么都看不到，炮击就成了比赛谁能消耗更多火药，双方发射了几千发炮弹，最多也就能造成三十人阵亡。[13]

帕斯克维奇声称自己在6月10日的战斗中被炮弹弹片击中，其实他没有受伤，但是借此把指挥权交给了戈尔恰科夫将军。他本来就反对发动这场进攻，现在不再承此重担，立刻坐上马车，渡过多瑙河去了雅西。

6月14日，沙皇收到消息说奥地利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在7月底之前参战对抗俄罗斯，同时他还担心英法联军随时可能前来增援。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沙皇还是下令对锡利斯特拉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戈尔恰科夫将这一天定在了6月22日。[14]

* * *

这时候英法两国军队正在瓦尔纳地区集结。从4月初开始，他们先是在加里波利（Gallipoli）登陆，目的是保护君士坦丁堡不受俄军的攻击；但是很快就发现加里波利地方太小，不足以支持一只庞大的军队。他们花了几个星期在附近搜寻物资，在君士坦丁堡周围的其他地方安营扎寨，最后还是决定搬到北部的瓦尔纳港口，在那里他们可以方便地获得由英法舰队运送来的物资。

两国军队在俯视旧港要塞的高地上分别安营扎寨，虽然是盟军，但在观察对方的时候却依然带着迟疑提防，近来的历史让双方都心生警惕。指挥英国陆军的是年迈的拉格伦勋爵，他曾担任过威灵顿公爵的军事秘书，参加过1808—1814年的半岛战争，并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胳膊，这是一件很有名的事。¶他在提到“敌人”时，有时在不经意中，指的不是俄军而是法国军队。

从一开始两国就在战略上有分歧——英国倾向于在加里波利登陆，然后谨慎地向内陆挺进；而法国则希望在瓦尔纳登陆，阻止俄军向君士坦丁堡迈进。法国人还提出由较为先进的英国海军控制海上作战，同时由法军指挥陆地军事，这样他们可以充分利用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得到的经验。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但是任何要接受法国人号令的想法都会让英国人心生厌恶、不寒而栗，而且他们不信任法军指挥圣-阿诺元帅（Marshal Saint-Arnaud）。他是一个追随拿破仑的波拿巴主义者，曾因在巴黎证券交易所（Bourse）投机而颇有恶名，以至于英国统治层中许多人相信他会把个人利益置于联军的战略目标之上，阿尔伯特亲王甚至认为他会做出接受俄罗斯人贿赂这样的事来。这样的想法自上而下传到英军中。“我恨法国人，”奈杰尔·金斯科特上尉（Captain Nigel Kingscote）写道。金斯科特和拉格伦的许多副官一样，是他的侄子。“圣-阿诺的参谋们，除了一两个之外，都和猴子差不多，腰带束得紧紧的，上下都鼓鼓的像是气球一样。”[15]

拉格伦勋爵，罗杰·芬顿摄，1855（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法国人对英军也没有什么好感。“参观英军营地之后，让我为自己是法国人而感到自豪”，让-朱尔·埃尔贝上尉（Captain Jean-Jules Herbé）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英军士兵热情高涨、体格健壮。我欣赏他们雅致的新军装、优雅的举止、精确整齐的操练、漂亮的战马，但是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习惯于舒适的条件实在太久了，一旦开始行军，他们的诸多要求将难以满足。[16]

路易·努瓦尔（Louis Noir）是法国朱阿夫（Zouaves）第一营的士兵，这是一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精锐步兵部队。**他回忆在瓦尔纳见到英军时的可悲印象，特别是英军军官鞭笞醉酒和违反军纪的士兵的行为，让他想起早就在法军中消失的旧时代封建体系：

英国士兵似乎来自社会底层，也许这个阶层的人更容易被军饷所吸引。如果被征召入伍的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们，那么军官鞭笞士兵的现象肯定已经被军令禁止了。我们厌恶军中体罚，这提醒我们1789年的革命确立了全民征兵制，同时废除了军中体罚……法国军队是由一群特殊的公民组成的队伍，军事法律虽然严苛，但是每个人不论军衔高低都必须遵守。在英格兰，士兵其实和农奴差不多——他只是政府的财产。驱使他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棍棒，另一个是物质待遇。英国人已经养成了追求舒适的习惯，他们住在舒适的帐篷里，吃着美味的烤牛肉，就着一壶红酒和源源不断的朗姆酒——这就是英军向往的东西，就是他勇敢作战的必备条件……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未能及时送到，如果他不得不在泥泞中睡觉，如果他只能自己去找树枝生火，如果他没有酒肉下肚，那么英国人就会立刻无心恋战，军中上下马上就会士气低落。[17]

法国军队在许多方面都比英国军队优秀。法国的军官学校培养了一整代新兴职业军人，与英国军人相比，他们技术上更先进，战术上更出色，而且和英国军队中的贵族军官相比，在社会阶层上更接近手下的士兵。法军配备的米涅来复枪发射速度快，在一千六百米射程内依然保持精准，这让法国士兵以攻击时的冲劲闻名。朱阿夫部队更是擅长快速的进攻和有序的撤退，这些特点都是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培养起来的。他们的勇气被所有法国步兵所仰慕，只要朱阿夫部队领头，其他法军士兵都会跟上。朱阿夫部队久经沙场，在最艰难的地形和崎岖的山地中打过仗，多年在阿尔及利亚（还有在1848年面对巴黎起义的街垒）的征战让士兵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保罗·德·莫莱尼（Paul de Molènes）是圣-阿诺在阿尔及利亚征召的西帕希（Spahi）骑兵部队中的一名军官，他认为朱阿夫部队身上散发出一种“特殊的诱惑力”，在1854年吸引了大批巴黎的年轻人应征。“‘朱阿夫们’不拘一格的军装、随心所欲勇往直前的形象、传奇的名声等都让他们有一种骑士般的魅力，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见到。”[18]

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经验使法国军队具备了决定性的优势；相比之下，英国军队自滑铁卢以来从未打过一场大仗，在许多方面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一度有三十五万法军参战，法国人从中认识到小规模作战单位在保持战场纪律和秩序上的关键作用。这个备受20世纪军事理论家推崇的理念，最早是由法国人阿尔当·杜·皮克（Ardant du Picq）推广的。他从巴黎郊外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圣西尔军校（É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毕业，在瓦尔纳作战时是一名上尉，他通过观察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军士兵的表现总结出自己的军事理论。法军还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学会了如何高效地补给军队，当英法联军在加里波利登陆时，法军在这方面的优势立刻显露了出来。据随同英军一起抵达的《泰晤士报》记者威廉·罗素（William Russell）报道，英军在抵达之后，有两天半的时间都无法上岸，“因为什么都没准备好”。而法国军舰后面就跟着一支庞大的补给船队：“他们一靠岸，治疗伤病的医院、提供面包饼干的烤房、装载货物和行李的货车等等，所有的必需品和提供舒适服务的装备就应有尽有。在我们这边，港口里连一面英国三角旗都没有！代表我们这个伟大的海上帝国的，只有一艘私人拥有的蒸汽机船。”[19]

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让英国军队措手不及。在这之前，军事预算被削减多年，只有在1852年拿破仑发动政变在英国造成恐法情绪之后，罗素领导的英国政府才得到议会批准，一定程度地增加了军事开支。在1854年春，英国陆军共有十五万三千人，其中三分之二在大英帝国海外某个遥远的角落服役，因此参加黑海远征的部队不得不仓促征召。英国没有建立法国的全民征兵制，只能以赏金为诱惑招募志愿兵。在1840年代，由于各种工业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加上许多人向美国和加拿大移民，身体条件合适的青壮年男性不多，军方只好在失业人口和其他最穷苦的社会阶层——例如爱尔兰饥荒难民等——中发掘兵源，这些人急于得到赏金偿还债务并让家人免于被送往济贫院（poorhouse）‡‡的命运。募兵的主要场所是酒吧、游乐场和赛马场，这些都是导致穷人酗酒度日、债务缠身的地方。[20]

如果说英军士兵来自社会上最穷苦的阶层，那么军官官衔则是可以花钱购买的，这一制度保证了军官们大都来自贵族阶层。高级军官中，大部分人是有着良好的宫廷关系却缺乏作战经验的年迈绅士，这与法国军队的职业化程度形成天壤之别。拉格伦勋爵六十五岁，工兵司令约翰·伯戈因爵士（Sir John Burgoyne）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拉格伦指挥部中，五名高级军官是他的亲属，其中最年轻的剑桥公爵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表亲。这支军队和俄军一样，军事理念和文化依然停留在18世纪。

拉格伦坚持要英军士兵穿着紧身长袍军装和高顶硬军帽上战场，当在校阅场上以整齐方阵行军的时候，这样的装束确实很威武，但是在战场上却完全不实用。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在5月份致信拉格伦，建议放宽对英军的装束要求，不要强求士兵每天刮胡子，拉格伦回复说：

对你提出的关于军队中胡子的提议，我的看法有所不同，而且目前没有必要采纳这一建议。我的想法是比较老派的，我依然坚持一个英国人必须有英国人的样子，即使法国人正在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像是非洲人、土耳其人和异教徒。我一直认为对英国最底层的人来说，首要的清洁工作是刮胡子。我敢说军中上下大部分人和我想法一致，虽然有些军官可能会羡慕盟军中某些浑身长毛的人。当然，如果我们是在行军中，暴露在高温和尘土中，我认为阳光会晒伤士兵的脸，那时候我们会考虑是否可以放松一下军纪，但是现在让我们有英国人的样子。[21]

当7月热浪袭来之时，对胡子的约束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但是英军士兵依然可笑地穿着正装。与之相比，俄罗斯和法国士兵就穿得轻松简单。第一（皇家）团的（1st ［Royal］ Regiment）¶¶的乔治·贝尔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George Bell）抱怨说：

身上一套衣服，背包里一套换洗的，对一名士兵来说就足够了，但是他不得不像头驴子一样背一大堆东西：大衣和毯子、紧束的……皮带死死扣在他胸前、武器和额外装束、六十发米涅来复枪子弹、背包加上背包里的东西。感谢《笨拙》（Punch）***和《泰晤士报》，我们不用再戴着硬邦邦的皮领子了。军事当局非要士兵在上战场之前就已经被勒得半死、压得动弹不得，凭着从军四十年的经验去和他们理论，却完全不被当一回事，只有公众舆论和新闻报纸才救了士兵。下一个我想丢掉的是那个被叫作阿尔伯特帽（Albert）†††的可恶东西，这里中午的阳光猛烈到能烤熟士兵的配给牛肉，那顶真皮做的高帽子能吸收十倍的阳光，把士兵的脑袋烤昏。[22]

英法联军驻扎在瓦尔纳周围的平原上，等待来自锡利斯特拉的战事消息。因为整天无事可做，两国士兵开始在附近的酒馆和妓院寻乐。天气炎热，加上军中警告士兵不要饮用当地的水，造成了大规模的疯狂饮酒，特别是当地的拉克酒（raki），既便宜酒劲又大。“成千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聚集在简陋的酒馆，”保罗·德·莫莱尼写道，“我们国家所有的葡萄酒和白酒都倒给了这群闹哄哄的醉鬼……土耳其人站在家门口外，面无表情也毫不惊讶地看着这些上天派来保卫他们的怪人。”市镇里醉酒士兵之间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苏格兰燧发枪近卫团（Scots Fusilier Guards）的一位副官休·菲茨哈丁·德拉蒙德（Hugh Fitzhardinge Drummond）在从瓦尔纳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

我在高地团（Highlanders）的朋友们喝起酒来像鱼一样，我们部队的士兵……比他们在斯库台（Scutari）‡‡‡时喝得还要多。朱阿夫们是你可以想象的举止最恶劣、最无法无天的人，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就在前天他们还处决了一名士兵，上个星期一个文森猎兵（Chasseur de Vincennes）差点被一群喝醉的混混用一把短剑砍成两半。法国人喝得厉害，我觉得和我们的士兵们喝得一样多，而且喝醉后更加不听命令。

瓦尔纳居民的抱怨越来越多。这里以保加利亚人为主，土耳其人虽然是少数，但数量也不少。让他们生气的是，英法士兵到穆斯林人开的饭馆要酒喝，一旦被告知饭馆不卖酒马上就诉诸暴力。土耳其人也许会想这些号称来保卫他们的人或许比俄罗斯暴徒更危险，以下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国海军军官阿道弗斯·斯莱德的观察：

法军士兵在祈祷期间闯进清真寺，色迷迷地看着披着面纱的妇女，毒死街头的狗……在港口射杀海鸥，在街道上向鸽子开枪，模仿嘲笑清真寺尖塔里宣礼员的呼唤声，开着玩笑砸倒墓碑用来铺路……土耳其人听说他们来自文明之地，现在真的看到了所谓的文明人，却让他们万分惊愕。抢劫、醉酒、赌博、嫖妓，一切都在东方的艳阳下肆无忌惮地发生着。[23]

在瓦尔纳周围的平原上，还驻扎着土耳其军队，就在英军营地旁边，英国人立刻对他们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我看到的土耳其人还不多，但已让我觉得他们是很糟糕的盟友，”拉格伦的副官金斯科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敢肯定他们是世上最出色的骗子。如果他们告诉你他们有十五万人马，只要调查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不过是三万人。所有的话都这样被夸大了。而且从我所了解到的情况看，我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人不能轻松击垮他们。”法国人也瞧不起土耳其军队，尽管朱阿夫部队里因为有很多阿尔及利亚人，所以和土耳其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路易·努瓦尔认为英军士兵对土耳其人持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态度，使得他们在苏丹的军队中广受仇视。

英军士兵以为他们到土耳其来，不是为了救助，而是来征服的。在加里波利，他们经常为了消遣，在沙滩上找一个土耳其人来逗弄取乐：在他周围的地上划一个圆圈，告诉他这代表了土耳其；然后他们命令土耳其人离开这个圆圈，将它划为两半，一半叫作“英格兰”，另一半叫作“法国”；然后将他推到一个叫作“亚洲”的地方。[24]

殖民者的偏见造成西方列强不愿意充分借助土耳其军队。拿破仑三世认为土耳其人懒惰腐化，英国驻巴黎大使考利勋爵给拉格伦提出的忠告是“没有一个土耳其人值得信任”，可以承担任何关乎国家安全的军事任务。英法军队的指挥们都认为土耳其人只能在要塞堡垒的屏障后面作战，虽然可以做一些类似挖战壕的辅助工作，但是缺乏必要的纪律和勇气，不能和欧洲军队在开放的战场上并肩作战。[25]土耳其人成功地守住了锡利斯特拉（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英国军官的功劳）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这些种族主义态度，当主战场转移到克里米亚之后，这样的倾向变得更为明显。

* * *

事实上，土耳其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守住了锡利斯特拉。在6月22日，俄军发起了最后一次攻势。21日早晨，戈尔恰科夫带领他的参谋们视察了“阿拉伯的塔比亚”棱堡前的俄军战壕，第二天的总攻将从这里开始。托尔斯泰对戈尔恰科夫十分敬佩，后来在创作《战争与和平》时，他把戈尔恰科夫作为库图佐夫将军（General Kutuzov）的原型。“那天早晨，我第一次看到他面对战火，”他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写道，“你能看到他是如此专注于战场大局，完全没有注意到子弹和加农炮弹在周围飞舞。”为了削弱土耳其军队的抵抗，俄军的五百门大炮一整天都在炮击对方的阵地堡垒，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总攻定在凌晨三点开始。“我们都在那里，”托尔斯泰写道，“和每一次大战前夕一样，我们都假装不去考虑第二天将跟其他日子有什么不同，然而我很肯定，在我们的心底深处，想到明天的总攻，每个人都有一点点（不是一点点，而是明显的）焦虑。”

你知道的，尼古拉，开战前的那段时间是最不舒服的，那是唯一一段你有工夫感觉害怕的时间，而恐惧是最令人不快的感觉之一。当清晨来临，离总攻的时刻渐近，恐惧渐消。快到三点，在等待信号火箭升空发起总攻信号的时候，我已处于心情非常好的状态，如果这时候有谁告诉我进攻取消了，我会感到非常难过。

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凌晨两点，戈尔恰科夫的一名副官给他送来一个消息，命令他取消围困。“我很肯定，我敢毫无疑义地说，”托尔斯泰向他哥哥写道，“所有收到这个消息的人，无论士兵还是军官或将军，都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更令人遗憾的是，根据常从锡利斯特拉为我们带回消息的间谍报告（我自己常有机会和他们交谈），一旦我们面前的这座堡垒被攻克——没有人怀疑我们不会成功——锡利斯特拉最多能守两到三天。”[26]

托尔斯泰不知道或不愿意考虑的是此时已有三万法军、两万英军和两万土耳其部队准备好随时增援锡利斯特拉。与此同时，奥地利已在塞尔维亚边境调集了二十万部队并向沙皇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军撤离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奥地利实际采取的是一种倾向西方联盟的武装中立立场，通过动员哈布斯堡的军队来迫使俄罗斯撤离多瑙河。由于俄罗斯占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的举动越来越像是领土并吞，奥地利担心会因此激起本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起义。如果奥地利真的从西部向俄军发动进攻，很有可能会切断俄军的多瑙河补给线路并阻断其主要撤退线路，这样的话，俄军将面对南部联军的进攻而没有退路。为了保住俄军，沙皇别无选择，只能撤退。

奥地利的行动让尼古拉深深地感到背叛。1849年匈牙利人起义时，俄罗斯还曾出兵救助。他对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有一种作为父辈的喜爱，觉得对方应该对他有所感激才对。在收到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时，他的悲哀和震惊之情溢于言表，将一幅弗兰茨·约瑟夫的肖像倒挂在墙上，在后面亲手用德语写：“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他在7月份告诉奥地利大使艾什泰哈齐伯爵（Count Esterhazy），自己为奥地利皇帝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被皇帝忘记了，“因为两国君主之间互以对方帝国福祉为念的信任已不再有，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将不再存在”。[27]

沙皇写信向戈尔恰科夫解释了他下令取消围困的原因。和其他信件不同，在这封信中，尼古拉展露了许多他个人的想法：

我亲爱的戈尔恰科夫，多么让人悲伤痛苦，我被迫同意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帕斯克维奇]亲王一直坚持的看法……在做了这么多努力，失去了这么多勇敢的灵魂之后，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不得不撤军——我不需要告诉你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自己可以判断！！！但是当我查看地图时，我怎么能不同意他的看法呢。现在危险已不再紧迫，你能够给厚颜无耻的奥地利人一个严厉的惩罚。我只是担心撤退会打击我们队伍的士气。你必须鼓舞他们的精神，让他们明白有时候撤退是更好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在未来发起进攻，就像1812年那样。§§§　[28]

俄军开始从多瑙河流域撤退，土耳其军队闻风而动在后面追击，俄军不得不沿途阻挡。俄军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许多士兵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伤病人数巨大，无法全部带回，成千的士兵被丢弃给土耳其人。7月7日，土耳其军队（许多由英国军官指挥）从鲁塞渡过多瑙河，在英国炮舰的支援下，向久尔久要塞发起进攻，俄军损失了三千人。戈尔恰科夫率领从锡利斯特拉撤下的部队前来增援，但很快不得不命令全军撤退。当英国国旗飘扬在久尔久的城墙上时，土耳其士兵开始对残留的俄军士兵进行疯狂报复，杀死了超过一千四百名伤员，砍下他们的脑袋，肢解他们的尸体，奥马尔帕夏和英国军官则在一边袖手旁观。[29]

土耳其人的报复行动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一旦城内的俄军被扫除干净，土耳其士兵（巴什波祖克和阿尔巴尼亚人）就开始洗劫基督教居民区的民宅和教堂。以保加利亚人为主的全部基督教人口都已经随俄军部队一起逃离了久尔久，他们在俄军向北撤离时，匆忙收拾包袱推着小车全家老小跟在后面。一名法国军官描述沦陷几个星期之后的久尔久：

俄军在撤离时，全部一万两千人口中只有二十五个居民留了下来！只有几间屋子还是完好的……盗贼们在洗劫民居之后还不满足，几座教堂都被抢了。我亲眼看到一座希腊教堂内的可怕景象，一名年迈的保加利亚司事正在清理被打破的神像和教堂的窗子，雕塑、灯和其他圣器就这样堆在那里。我打着手势问他这是谁干的，是俄罗斯人还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佬”（Turkos），他紧咬牙关回答。他说话的语气让我明白，如果哪一天有一个巴什波祖克人落在他手上，是不会得到饶恕的。[30]

俄军每经过一个市镇，害怕土耳其人报复的当地人就加入难民行列，一路上都是混乱惊恐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保加利亚人离开村子、赶着牲口加入逃难队伍。由于难民的小车堵了路，俄军不得不放慢撤退的速度。戈尔恰科夫一度考虑派士兵挡住难民，不让他们上路，但是他手下的高级军官说服他不要这么做。最后一共有差不多七千个保加利亚家庭撤离到了俄罗斯境内。托尔斯泰在7月19日抵达布加勒斯特后，给他姨妈写信描述了他在一个村庄看到的景象：

我从营地到一个被[土耳其人]破坏的村庄去找一些牛奶和水果。[戈尔恰科夫]亲王告诉保加利亚人，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和俄军一起渡过多瑙河成为沙皇的臣民。话音刚落，整个村子的人就都行动起来了，每个人都带上他的妻子、孩子和牛马来到桥边准备过河。当然我们不可能把他们都带上，亲王没有办法，只能拒绝后到的人，你应该看一下他是多么伤心。那些可怜的人派出代表来求情，他亲自和每个人交谈，试图向他们解释自己是多么无可奈何，提议他们抛弃小车和牲畜，只身渡河，并向他们担保，他会提供生活费直到他们抵达俄罗斯，他还自掏腰包雇用船只运送这些人。[31]

混乱的景象同样出现在布加勒斯特。许多有叛心的俄军士兵趁乱开了小差躲到城中，为此军事当局发布公告，威胁居民交出逃兵，否则将面临惩罚。原来加入俄军的瓦拉几亚志愿兵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许多人逃到南方加入英法土联军。在撤离布加勒斯特前，俄军发布沙皇公告，警告“背信弃义的瓦拉几亚人”：

沙皇陛下不相信那些声称自己是东正教徒的人会投靠一个非基督教政府。即使瓦拉几亚人因为受欧洲人影响太深，不明白这一点而投靠伪教，沙皇亦不能放弃上天赋予他作为东正教领袖的使命：把那些以基督教作为自己唯一信仰的人，也就是希腊人，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解救出来。自登基以来，沙皇陛下就一直秉持这一信念，现在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沙皇陛下将实现他计划多年的宏图，不管无能的欧洲国家的企图是什么。那些背信弃义的瓦拉几亚人已让沙皇陛下震怒，总有一天，他们将为自己的不忠不义付出极高的代价。

7月26日，戈尔恰科夫向聚集在布加勒斯特的波雅尔（boyar）¶¶¶宣布了沙皇的公告，并加上了自己的告别语：“先生们，我们现在暂时离开布加勒斯特，但我希望很快就会回来——就像1812年那样。”[32]

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斯拉夫派来说，俄罗斯进军巴尔干是一场解放斯拉夫人的战争，他们对俄军的撤离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这是对他们理想的背弃，因此感到十分沮丧。俄罗斯作家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Konstantin Aksakov）梦想着建立一个在俄罗斯领导下的斯拉夫联邦，他曾以为俄土之战的结果将是十字架高悬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顶端。从多瑙河撤军让他感到“厌恶和羞耻”，他在给弟弟伊万（Ivan）的信中解释道：

这让人觉得我们撤离的是东正教信仰。如果这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圣战，或是因为我们从一场圣战中退出，那么这将是俄罗斯建国以来最令人羞耻的时刻——我们打败了敌人，却无法战胜自己的恐惧。现在应该如何是好！……我们正在从保加利亚撤退，但是那些可怜的保加利亚人该怎么办？保加利亚各地教堂上的十字架又会怎么样？……俄罗斯！如果你背离上帝，上帝就会抛弃你！俄罗斯，你放弃了上帝赋予你的保卫神圣信仰、解救受苦兄弟的使命，现在上帝之怒将降临在你头上！

和许多斯拉夫派一样，阿克萨科夫兄弟将撤军的责任归咎于外交部长、“德国人”涅谢尔罗迭。在民族主义者的圈子里，他被看作背叛俄罗斯的卖国分子，而且还是“奥地利代言人”。泛斯拉夫主义者和他们的领袖波戈金一样，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沙龙上活动，希望能劝说沙皇撤销撤军命令，让俄罗斯独自与奥地利和西方列强作战。他们为俄罗斯能够独自对抗欧洲而欣喜不已，相信如果俄罗斯能为斯拉夫人的解放事业与西方打一场圣战，将成功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33]

在俄军撤离的同时，奥地利军队开始进入瓦拉几亚恢复秩序。一支一万两千人的奥地利部队在科罗尼尼将军（General Coronini）的带领下，一直推进到布加勒斯特，但是在那里他们与土耳其军队发生了冲突。土军在俄军撤离后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自称为“收复公国的总督”的奥马尔帕夏不愿交出布加勒斯特。他本人就是一个叛逃到奥斯曼帝国的原奥地利子民，不可能指望他把自己辛苦占领的地盘拱手交给一个奥地利皇室的宫廷幕僚。科罗尼尼是奥地利皇帝的私人教师，代表了奥马尔帕夏所痛恨的哈布斯堡皇室的一切。英法两国也在背后支持奥马尔帕夏，西方联盟花了很大力气终于说服奥地利加入战争，现在却对奥地利的干预喜忧参半。他们很高兴奥地利出手帮助驱逐俄军，但是同时怀疑奥地利人打算长期占据多瑙河两公国，以填补俄罗斯人离开后的政治真空，或者是通过牺牲西方利益来解决俄土冲突。西方国家对奥地利的猜疑变得越来越重，因为奥地利不仅阻止奥马尔帕夏的部队进入比萨拉比亚追击俄军（这是拿破仑三世倾向的方案），还让原来俄罗斯任命的都督官复原职，显然是为了向震怒中的沙皇示好。在英国和法国看来，奥地利出手救助多瑙河两公国的举动，并不是在扮演欧洲协调警察的角色，也不是为了伸张土耳其的主权，而是出于利己的政治动机。[34]

一方面是为了对抗来自奥地利的威胁，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黑海沿岸的安全以备俄罗斯南部以及克里米亚的进攻，法国在7月下旬向多瑙河三角洲的多布罗加地区派出了一支部队。这支派遣军由优素福将军（General Yusuf）指挥，下辖被法国人称为“东方西帕希”（Spahis d’Orient）的巴什波祖克非常规军，以及康罗贝尔将军（General Canrobert）指挥的第一师、博斯凯将军（General Bosquet）指挥的第二师和拿破仑亲王（Prince Napoleon）****指挥的第三师这三个师的步兵。优素福原名朱塞佩·万蒂尼（Giuseppe Vantini），1815年6岁时在意大利厄尔巴岛（Elba）被来自北非的巴巴里（Barbary）海盗抓走，在突尼斯大公（Bey of Tunis）的宫中长大，后来成为西帕希骑兵的创建人和指挥官，被法国人雇佣参加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成功使他成为代表法国指挥巴什波祖克骑兵的理想人选。7月22日，他在瓦尔纳组建了一个骑兵旅，主力为四千名奥斯曼帝国交给法国指挥的巴什波祖克人，以及其他各种非正规军独立连队，包括由法蒂玛·哈努姆（Fatima Khanum）指挥的库尔德（Kurdish）骑兵。被称为“库尔德斯坦圣女”（Virgin of Kurdistan）的哈努姆已经七十岁，她率领部落中的追随者，以刀剑和手枪为武器，举着一面绿色的穆斯林战斗旗帜。优素福喜欢用圣战来鼓舞士气，这样可以给手下的士兵一个战斗的目标，而不只是为了战后的抢劫，法国军事当局已下决心终止这种以掠劫为诱惑的传统。“我们是来保卫苏丹，我们的哈里发的。”一群巴什波祖克人对路易·努瓦尔说，他们所属的朱阿夫部队也加入了优素福派遣军从瓦尔纳向北进发。“如果我们为他战死，而不是为了军饷上前线，我们死后将直接上天堂；如果我们收了钱才打仗，那么我们中谁也没有权利上天堂了，因为我们已经在人间得到了酬劳。”[35]

然而，即使上天堂的许诺也不能保证优素福骑兵的纪律。他们刚收到命令从瓦尔纳出发，就有巴什波祖克人开始脱队，声称他们不会在外国军官的指挥下作战（虽然优素福说阿拉伯语，但是他手下的叙利亚、土耳其和库尔德士兵都听不懂他的突尼斯阿拉伯语）。在图尔恰（Tulcea），先遣队的士兵一看到哥萨克骑兵立刻作鸟兽散，留下法国军官独自应战，结果他们全部阵亡。28日，优素福的部队打败了哥萨克骑兵，迫使对方撤退，但是这些人获胜之后立刻忘了军纪，开始洗劫村庄，残杀基督徒，还把被害者的头颅割下拿回去找优素福将军领赏——这是土耳其军队的传统，在圣战期间，被打败的异教徒包括平民的头颅可以被拿来领赏。有些士兵甚至杀害基督教妇女儿童，肢解尸体来换赏金。[36]

第二天，优素福派遣队中的一批士兵染上了霍乱。多瑙河三角洲的沼泽和湖泊中疾病横行，士兵的死亡率让人担心。因为患上霍乱而脱水，加上多日在烈日下行军，士兵们纷纷在路边倒下身亡。优素福的部队很快瓦解，士兵因担心染上霍乱而逃跑，要不然就是在树荫处躺下然后就再也没起来。优素福下令撤退。当8月7日这支队伍终于回到瓦尔纳时，就只剩下一千五百人了。

瓦尔纳也出现了霍乱，其实所有地方都有霍乱，因为1854年夏天，霍乱席卷了整个东南欧。法军军营首先被感染，然后是英军军营。一阵热风从内陆吹来，整个军营被一层白色的石灰粉和死苍蝇覆盖，士兵中间开始出现恶心腹泻，有了这些症状就只能在帐篷里躺下等死。因为对病因无知，士兵们毫无提防，继续饮用被污染的生水。不过有些人对霍乱有一定了解，比如朱阿夫士兵就在北非遇到过这种病，他们知道应该以酒代水，或是煮开水之后冲咖啡喝（法军每天饮用大量咖啡）。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霍乱经常在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发生，但是直到1880年代人们才把不良的卫生条件和霍乱联系起来。一位名叫约翰·斯诺（John Snow）的伦敦医生发现饮用煮开的水能够防止霍乱，但是他的发现基本上被忽视了。在瓦尔纳，霍乱被认为是附近湖泊的瘴气、过度饮酒或食用软水果导致的。军事当局完全忽略了基本的卫生条件：厕所里粪便四溢，动物尸体在烈日下任由腐烂。得了病的人被送到老鼠横行的军营，照顾他们的勤务兵疲于应对、精疲力竭，后来在8月有一小批法国修女前来照顾病人。死去的人被裹上被单埋在一个大坑里，后来又被土耳其人为了偷裹尸布而挖出来。到8月的第二个星期，已有五百名英军士兵死于霍乱；在法军营地，死亡率一度达到每天六十人。[37]

这时候大火又降临了瓦尔纳。第一场大火发生在8月10日晚上，从老城的商业街区开始，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港口，而那里刚好存放着准备装船的盟军物资。几乎可以肯定，纵火的是同情俄罗斯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在起火点附近抓住了几个身带黄磷火柴的人。当英法两军士兵带着水泵赶来时，半个城市已被大火席卷。满是朗姆酒和葡萄酒的商店和码头在火中爆炸，酒精在街道上四处流淌，应该负责救火的人却在水沟里舀酒喝。当大火终于被控制住时，盟军的物资已经受到严重损坏。“瓦尔纳存放着整个军队的所有弹药、所有物资、所有装备，”埃尔贝在8月16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法国人、英国人和土耳其人的火药库成了一片火海。城镇大部分被夷为平地，士兵们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38]

* * *

大火之后，幸存的物资仅够盟军八天所需。很明显，盟军必须尽快离开瓦尔纳，不然就会被霍乱和饥饿摧毁。

现在既然俄军已经从多瑙河公国撤退，照理说英法联军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打道回府了。战争可以就此告一段落，奥地利和土耳其军队可以作为维和部队占领两公国（8月中时，两国已经划好了各自的占领区，同意共同拥有布加勒斯特的控制权），同时西方列强还可以通过威胁干预迫使俄罗斯承诺不再入侵土耳其领土。那么，既然战争已经打赢了，为什么盟国还要继续入侵俄罗斯呢？克里米亚战争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让盟军指挥官们感到生气的是俄军的主动撤退。当英法两国千里迢迢把军队带到土耳其之后，俄军却放弃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这让英法指挥官们觉得失望，用圣-阿诺的话说是“胜利的果实被抢走了”，他们想达到一个军事目标来说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军事动员以来的六个月时间内，盟军士兵几乎没向敌人开过枪，因此遭到土耳其人的讥讽、本国国民的嘲弄。“在那儿，”马克思在8月17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社论中写道，“八九万英法两国士兵聚集在瓦尔纳。指挥他们的，一个是威灵顿时代的军事秘书，另一个是法国元帅（他的最大战利品是在伦敦的典当行买到的，真的）——在那儿，法国人无所事事，英国人则以最快的速度帮助他们无所事事。”[39]

在伦敦，英国内阁也觉得仅仅迫使俄军撤出多瑙河地区不足以弥补已经做出的牺牲。帕默斯顿和他的“主战派”不愿意在俄军依然保持完整的情况下和俄罗斯谈判。他们想要严重打击俄罗斯的实力，摧毁其在黑海地区的军事能力，从而不仅保障土耳其的安全，也让俄罗斯再也不能威胁英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强烈主战的战争大臣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在4月就已经说过，把俄罗斯赶出多瑙河流域两公国，“但没有让其大伤元气、再也不能凭借武力威胁土耳其，这样的目标根本不值得英法两国去争取”。[40]

但是怎样才能严重打击俄罗斯的实力？英国内阁考虑了多种可能。他们认为进入比萨拉比亚追击俄军没有什么意义，反而会将士兵置于霍乱的威胁下；法国人提出发动一场解放波兰的战争，但是即使英国内阁里的保守派能被说服支持一场革命战争（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奥地利也肯定会反对。英国内阁也不赞同发动一场波罗的海海战就能让俄罗斯屈服这样的说法。战争开始不久，指挥波罗的海盟军舰队的英国将军查尔斯·内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即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没有能够在堡垒附近的浅礁中航行的炮舰和迫击炮舰的话，盟军舰队不可能攻克守卫圣彼得堡的坚固海上要塞喀琅施塔得，甚至连赫尔辛福斯（Helsingfors，赫尔辛基的瑞典语名称）港口外防守较弱的芬兰堡（Sveaborg）都对付不了。††††有一阵子还流传着在高加索地区向俄军发起进攻的说法，一批高加索叛军的代表曾访问驻守在瓦尔纳的盟军，提出如果盟军派出军队和舰船到高加索地区，他们保证动员穆斯林发动一场反抗俄罗斯的战争。奥马尔帕夏支持这个建议。[41]但是英国内阁认为，所有这些行动对俄罗斯造成的打击，都不如失去塞瓦斯托波尔和黑海舰队那么大。所以当俄军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时，英国内阁已做出决定，认为入侵克里米亚是唯一能对俄罗斯做出有效一击的办法。

克里米亚作战计划最初是由英国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在1853年12月提出的，他在锡诺普海战之后，准备了一份海军作战方案，目标是通过快速一击摧毁塞瓦斯托波尔港。“这是我心之所向，”他写道，“俄国熊的犬牙必须拔掉。在它的黑海军舰和武器全部被摧毁之前，君士坦丁堡都不会安全，欧洲和平不会有保障。”[42]格雷厄姆的计划从来没有正式呈送内阁，但是却被内阁接受为其战略的基础。6月29日，纽卡斯尔公爵向拉格伦传达了内阁入侵克里米亚的指示。他的语气十分坚定：进攻克里米亚的远征行动必须马上开始，任何原因，“除非是实在不能克服的障碍”，都不能推迟进攻塞瓦斯托波尔、摧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行动，不过为了协助对克里米亚的进攻，可能有必要对高加索的俄军发起攻击。这份指示给拉格伦的印象是内阁已达成一致意见，而且除了入侵克里米亚没有其他选择。[43]但其实内阁成员间在入侵克里米亚的可行性上看法有冲突，最终接受这一方案是两派之间妥协的结果。其中以阿伯丁勋爵为代表的一派希望发动一场有限的战争恢复土耳其主权，另一派以帕默斯顿为代表，把远征克里米亚作为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起点。与此同时，英国报刊正在向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对俄罗斯做出致命一击，而摧毁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就成了好战的英国公众心目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他们无法想象因为俄军已经从多瑙河撤军，所以没有必要进攻克里米亚。

“这场战争真正的主要目标，”帕默斯顿在1855年承认，“是抑制俄罗斯的侵略野心。我们参加这场战争的目的主要不是保卫苏丹和土耳其的穆斯林，而是不让俄罗斯插手。”在他的设想中，进攻克里米亚是一场长期战争的第一步，意在打击俄罗斯在黑海地区以及高加索、波兰和波罗的海的势力。他在3月19日给内阁的备忘录中就已经陈述了这些想法，其中他勾画了肢解俄罗斯帝国的宏伟计划。到8月底，战争扩大化的想法已在内阁成员中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他还和法国外交部长德鲁安·德吕达成了非正式的一致意见：“小的战果”不足以弥补这场战争必然带来的人员损失，只有在多瑙河地区、高加索、波兰和波罗的海发生“巨大的领土改变”，才会让克里米亚战争值得一战。[44]

但是只要阿伯丁还是首相，帕默斯顿的主张就不可能成为盟军的政策。8月8日，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西方列强和奥地利终于同意了《四点方案》，其中列出了更多有限目标。根据这四点方案，盟国与俄罗斯之间实现和平的条件包括：

1．俄罗斯宣布放弃对塞尔维亚和多瑙河两公国的领土要求，这些地区将被置于欧洲列强和高门的共同保护之下；

2．多瑙河对所有商业航行开放；

3．以“欧洲势力平衡”为目标修改1841年的《海峡公约》（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地区的主导地位将被中止）；

4．俄罗斯放弃对土耳其基督徒的保护权，他们的安全将在五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罗斯）与土耳其政府达成一致后得到保证。

《四点方案》的文字保守（否则奥地利不会满意）但措辞又足够模糊，让英国人可以随着战争的进行添加条件。此时英国虽想削弱俄罗斯的势力，但还不知道应如何制定具体政策。事实上，奥地利不知道还有一个秘密的第五点，已经获得英法两国同意，允许两国根据战争进展追加新的条件。对帕默斯顿来说，《四点方案》是保证奥地利和法国加入欧洲大联盟，共同参与一场针对俄罗斯的开放式战争的办法，即使将来征服克里米亚的目标已经实现，这场战争依然可以继续扩大。[45]

帕默斯顿甚至为克里米亚制定了一个大致的长期计划。他提议把这一地区交给土耳其，这样就能和其他从俄罗斯手中夺回来的领土：亚速海周边地区、切尔克斯、格鲁吉亚和多瑙河三角洲连成一片。但是没有几个人和他有一样的野心。拿破仑三世想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有一个“光荣胜利”的结果，同时对俄罗斯入侵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做出惩罚。他的想法和英国内阁中大部分人相似，基本上假定一旦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俄罗斯就会失去斗志，西方列强可借此宣告获胜，并强迫俄罗斯接受停战条件。但其实这样的想法没有什么道理，喀琅施塔得和其他波罗的海要塞直接守卫圣彼得堡，而塞瓦斯托波尔是沙皇帝国的遥远一站，没有合理的理由可以认为一旦盟军夺取这个港口沙皇就将屈服。正是因为无人质疑这一假设，所以当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没有被很快攻下时，盟军仍然继续以它为主要目标，使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成为截至当时，军事历史上时间最长、代价最大的围困。本来盟军应该积极寻求其他途径削弱俄罗斯陆军，因为陆军而非黑海舰队才是俄罗斯对土耳其的真正优势所在。[46]

发动克里米亚战争不仅在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计划和准备工作也都十分糟糕。做出决定时没有任何情报，盟军指挥官手里连份地图都没有，他们掌握的信息来自已经过时的游记，例如德·罗斯勋爵（Lord de Ros）的克里米亚旅行日记，以及亚历山大·麦金托什少将（Major-General Alexander Macintosh）的《克里米亚日记》（Journal of the Crimea），都在1835年出版。这两本书让他们以为克里米亚的冬天非常温暖，但其实已经有更新的书指出那里冬天其实很冷，例如1853年出版的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的《1852年秋天的俄罗斯黑海沿岸》（The Russian Shores of the Black Sea in the Autumn 1852）。采纳错误信息的后果是盟军没有准备冬天的被服和营房，而部分原因也是他们相信这将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寒霜未至即可得胜回师。盟军对克里米亚到底有多少俄军一无所知（估计从四万五千至八万都有），也不知道俄军的布防情况。盟军舰船只能从瓦尔纳运送六万至九万人到克里米亚，即使采用最乐观的估计，也达不到军事教科书推荐的围困城市应该有三倍兵力要求的一半，这个运兵数字还是在不携带野战医院、军用牲畜以及其他必需装备的情况下算出来的。盟军怀疑从多瑙河地区撤退的俄军将被送往克里米亚，因此决定最好的策略是在撤退的俄军还未抵达之前，全力一击，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消灭黑海舰队、破坏港口军事设施。他们估计如果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突袭不很成功的话，就有可能需要占领克里米亚与大陆之间的地峡彼列科普（Perekop）以阻止俄军输送援兵和物资。在6月29日的命令中，纽卡斯尔公爵要求拉格伦必须“绝不拖延”地执行这项任务，但是拉格伦拒绝执行，声称如果立刻前往，他手下的士兵将遭受克里米亚平原热浪的折磨。[47]

当启程的日子迫近时，将领们开始临阵退缩了，尤其是法军指挥官，他们对这项任务抱有疑虑。纽卡斯尔的命令由法国战争部部长瓦扬元帅（Marshal Vaillant）抄送给了圣-阿诺，但是圣-阿诺对这项任务是否能够成功有所怀疑，他的手下大部分也和他看法一致，都认为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对海军大国英国更有利。但是由于英法两国的政客急切地希望发动一场攻势来迎合公众情绪，他们向军事当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想让军队尽快离开霍乱肆虐的瓦尔纳地带，以上这些疑虑并没有被认真考虑。到8月下旬，奥古斯特·圣-阿诺得出结论，与其让士兵们在瓦尔纳死于霍乱，还不如对塞瓦斯托波尔发起进攻，说不定牺牲的人数还少些。[48]

对许多官兵来说，收到登船的命令是一种解脱，他们“宁愿像一个男人那样战斗，也不愿意被饥饿和疾病打倒”，埃尔贝形容道。“军官和士兵们对他们在这里的命运日益感到厌恶。”一名英国骑兵军官罗伯特·波特尔（Robert Portal）在8月下旬写道。

除了掩埋战友外，他们什么都干不了。他们公开地说，他们被带到这里，没有让他们打仗，却让他们在这个到处是霍乱和发烧的地方病倒、死去……我们听说在法军营地发生了哗变，士兵们发誓说他们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唯独不想在这儿等死。

配属法军参谋部的英军上校罗斯确认了法军营地发生哗变的传闻，他在9月6日向伦敦汇报，法国指挥官“没有认真考虑士兵的情绪波动和反抗意志”。[49]

所以是该把士兵们送到前线去的时候了，否则他们不是被病魔击垮，就是起来造反。8月24日，士兵开始登船。先由小船把步兵摆渡到军舰上，然后是骑兵和他们的军马、弹药车、装物资的马车、军用牲畜，最后是重炮。许多来到码头等待登船的士兵已经病得不轻或是体力不支到扛不动背包和枪支，只好让身体较好的战友帮忙。法军没有足够的运兵船，装不下三万士兵，于是有些人就挤到了战舰上。如果此时遭到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攻击，这些战舰根本无法还手。保护盟军舰队的任务全部落到了英国皇家舰队身上，在航行中，两侧是皇家海军的战舰，中间是运载英国军队的二十九艘蒸汽机船和五十六艘船只。在码头边还出现了一幕让人难过的景象：英军宣布不是所有的随军妻子都能被带上船‡‡‡‡，这些随军妻子悲伤欲绝，为了能登上船避免与丈夫分离而与周围的人扭打起来，有些则被偷偷带上了船。在舰队离岸的最后时刻，当指挥官们得知英军没有给这些留在瓦尔纳的女人提供任何保障时，出于同情，终于让大部分人都上了船。

9月2日，登船完成了，但是由于天气恶劣，舰队到7日才起航。这支有四百条船的船队由蒸汽机船、战舰、运兵船、帆船、军用拖船和其他小一些的船只组成，指挥官是英国海军少将埃德蒙·莱昂斯爵士（Rear Admiral Sir Edmund Lyons），他坐镇的“阿伽门农号”（HMS Agamemnon）§§§§是皇家海军第一艘采用螺旋桨推进的蒸汽机船，配备九十一门大炮，航速达每小时十一海里。“士兵们都记得9月7日这个美丽的早晨，”历史学家金莱克写道，

月光依然在海面上漂浮，但是在无数甲板上，士兵们已能看到东方的黎明。夏日的轻风从岸上飘来。在五点差一刻时，“布里坦尼娅号”（Britannia）一声炮响，发出了起锚的信号。空气中到处都是蒸汽机船烟囱里冒出的烟雾，难以想象如何能够收到信号，信号又会从哪儿来。但是现在能清楚看到“阿伽门农号”起航了，所有桅杆上都挂着信号旗——莱昂斯就在那条船上，指挥着整个船队。法国的蒸汽战舰先行，随后是他们的运输船和大批其他船只。法军舰船出港速度比英军快，秩序也更好。他们的许多运兵船都非常小，不得不挤满了人。我们的运输船排成五列并行，每列只有三十条船。在这之后是保卫整个船队的英军战舰，排成一列，缓缓地驶出海湾。[50]

* 今布勒伊拉（Brăila），属罗马尼亚。——译注

† 今拼写为Giurgiu，属罗马尼亚。——译注

‡ 其中一门现陈列在普里莫尔斯基大道上的杜马（Duma）大楼前。——原注

§ 穆萨帕夏阵亡后，土耳其士兵的抵抗意志就更带有宗教色彩了。当时他正在主持一场晚祷，祈求上天显灵保佑锡利斯特拉，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身亡。——原注

¶ 当时他的手臂在没有施加麻醉的情况下被截，拉格伦还要回了被截掉的胳膊，把手指上他妻子送给他的戒指取了下来。这个故事使他的英勇无畏一时传为美谈。——原注

** 第一批朱阿夫部队的士兵招募自柏柏尔（Berber，译者注：生活在北非的原住民）山地部落之一扎瓦阿（Zouaoua）。后来加入朱阿夫部队的法国士兵沿用了原来的摩尔人风格（Moorish）装束和绿色头巾。——原注

†† 圣西尔军校由拿破仑始创，建于巴黎郊外的圣西尔。后与诸兵种军校和行政技术军校共同组成法国陆军初级军校群，现位于莫尔比昂省。——编注

‡‡ 当时由政府出资收容穷人的场所，一般条件恶劣，被公众视为一种羞辱和惩罚。——译注

§§ 军务大臣负责军队管理，但其职权范围不包括军事政策。此职位通常低于战争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一职，但有时也是英国内阁成员。——译注

¶¶ 即皇家苏格兰人团（Royal Scots）。——译注

*** 一本英国讽刺漫画杂志。——译注

††† 一种高顶硬皮帽，以阿尔伯特亲王的名字命名，据说是由他设计的。——原注

‡‡‡ 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军营，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归英军使用。——译注

§§§ 指1812年俄法战争时俄罗斯先撤退然后反击打败入侵的拿破仑军队。——译注

¶¶¶ 保加利亚最高一级的贵族。——译注

**** 拿破仑三世的堂弟。——译注

†††† 事实证明这是对的。8月8日内皮尔指挥盟军舰队对位于瑞典和芬兰之间奥兰群岛上的博马松德（Bomarsund）要塞发起了进攻，主要目的是希望将瑞典拉入战争，因为一旦进攻俄罗斯首都，瑞典军队的支持将是必需的。盟军舰队的狂轰滥炸把要塞变成了一片废墟，俄军指挥官和手下的两千名士兵投降。但是博马松德不过是小胜，与喀琅施塔得或圣彼得堡无法相比，因此尽管英国人一再逼迫，瑞典人还是不为所动。除非盟军在波罗的海战场投入更多资源，否则他们是不可能说服瑞典参战的，更别说威胁圣彼得堡了。但是对波罗的海的重要性英法之间有分歧，英国人比较起劲，尤其是帕默斯顿，占领芬兰是他肢解俄罗斯帝国的宏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是法国人远远没有那么热心，他们认为波罗的海的战斗主要是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因此不愿意投入更多兵力。对拿破仑三世来说，克里米亚才是法国的作战重心，波罗的海战场并不重要，不过是用来牵制俄军，防止沙皇向克里米亚投入更多兵力的。——原注

‡‡‡‡ 英军准许每个连队带上四个士兵的妻子前往加里波利。这些女人由军队（“出于好意”）配备供给，她们向部队提供烹饪洗衣服务。——原注

§§§§ 阿伽门农是古希腊出征特洛伊的海军舰队指挥。——译注

注释

[1]Tolstoy’s Letters,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2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38.

[2]A. Maude, The Life of Tolstoy: First Fifty Years (London, 1908), pp. 96–97.

[3]‘Voina s Turtsiei 1854 g.’, Russkaia starina, 18 (1877), p. 327.

[4]RGADA, f. 1292, op. 1, d. 6, l. 68;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1, p. 273; ‘Vospominaniia kniazia Emiliia Vitgenshteina’, Russkaia starina, 104 (1900), p. 190.

[5]A. Khomiakov,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8 vols. (Moscow, 1900), vol. 8, p. 350.

[6]FO 78/1014, Cunningham to Stratford Canning, 4, 20, 23 and 30 Mar. 1854.

[7]E. Jouve, Guerre d’Orient: Voyage à la suite des armées alliées en Turquie,en Valachie et en Crimée (Paris, 1855), p. 115; FO 78/1008, Fonblanque to Stratford Canning, 27 Mar. 1854; FO 78/1014, Cunningham to Stratford Canning, 23 Mar. 1854.

[8]RGVIA, f. 9198, op. 6/264, cb. 6, d. 14, ll. 101, 104, 106.

[9]FO 78/1009, Fonblanque to Palmerston, 27 May 1854; Palmerston to Fonblanque, 10 July 1854.

[10]RGVIA, f. 846, op. 16, d. 5417, ll. 41–44; E. Kovalevskii, Voina s Turtsiei i razryv s zapadnymi derzhavami v 1853–1854 (St Petersburg, 1871), pp. 203–15; S. Plaksin, Shchegolovskii al’bom: Sbornik istoricheskikh faktov, vospominanii, zapisok, illiustratsii i.t.d. za vremia bombardirovki Odessy v 1854 (Odessa, 1905), pp. 43–7.

[11]RGVIA, f. 481, op. 1, d. 89, ll. 1–5; M. Bogdanovich,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4 vols. (St Petersburg, 1876), vol. 2, pp. 89–93; L.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guerre de Russie (1853–1856), 2 vols. (Paris, 1858), vol. 1, pp. 111–15; J. Reid, Crisis of the Ottoman Empire: Prelude to Collapse 1839–1878 (Stuttgart, 2000), pp. 255–257; NAM 1968–03–45 (‘Journal of Captain J. A. Butler at the Siege of Silistria’).

[12]NAM 1968–03–45 (‘Journal of Captain J. A. Butler at the Siege of Silistria’); RGVIA, f. 846, op. 16, d. 5520, ch. 2, l. 62.

[13]Tolstoy’s Letters, vol. 1, pp. 39–40.

[14]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1, pp. 445–7.

[15]B. 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in the Crimean War (The Hague, 1959), pp. 82, 109; NAM 1973–11–170 (Kingscote letter, 15 May, p. 2).

[16]J.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30.

[17]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22.

[18]P. de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aris, 1860), pp. 58–9.

[19]The Times, 26 Apr. 1854.

[20]C. Bayley, Mercenaries for the Crimean: The German, Swiss, and Italian Legions in British Service 1854–6 (Montreal, 1977), p. 20. 有关英国军队里的爱尔兰人，参见 D. Murphy, Ireland and the Crimean War (Dublin, 2002), pp. 17–25.

[21]NAM 1968–07–289 (Raglan to Herbert, 15 May 1854).

[22]NAM 1994–01–215 (Bell letter, June 1854).

[23]A. 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ents (London, 1867), p. 355.

[24]NAM 1973–11–170 (Kingscote letter, 29 Apr. 1854, p. 3);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12.

[25]J. Howard Harris, Earl of Malmesbury, Memoirs of an Ex-Minister, 2 vols. (London, 1884), vol. 1, p. 412; The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of Henry Wellesley, First Lord Cowley, 1790–1846 (London, 1930), p. 54.

[26]Tolstoy’s Letters, vol. 1, pp. 40–1.

[27]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9), p. 195;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Osterreichische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ser. 1, vol. 2 (Munich, 1980), p. 248.

[28]Bogdanovich, Vostochnaia voina, vol. 2, pp. 107–8.

[29]Jouve, Guerre d’Orient, p. 121; 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2, p. 56;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ere guerre, vol. 1, pp. 123–5.

[30]Jouve, Guerre d’Orient, pp. 108, 116.

[31]Tolstoy’s Letters, vol. 1, p. 41.

[32]Jouve, Guerre d’Orient, p. 123;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guerre, vol. 1, p. 127; FO 195/439, Colquhoun to Clarendon, 13 Aug. 1854.

[33]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1, pp. 454–5; M. Levin, ‘Krymskaia voina i russkoe obshchestvo’, in id.,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obshchestvennoi mysli, vtoraia polovina XIX veka (Leningrad, 1974), pp. 293–304.

[34]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p. 207–9; 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pp. 284–6.

[35]La Vicomte de Noe, Les Bachi-Bazouks et les Chasseurs d’Afrique (Paris, 1861), pp. 9–11;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15.

[36]Noe, Les Bachi-Bazouks, pp. 34, 38–42, 56–68; J. Reid,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780–1918’, Journal of Modern Hellenism, 10 (1993), pp. 143–52.

[37]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ée de Crimée (Paris, 1887), p. 34;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 30; FO 78/1009, Fonblanque to Palmerston, 10 June 1854; C. Hibbert, The Destruction of Lord Raglan: A Tragedy of the Crimean War, 1854–1855 (London, 1961), p. 164;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26; 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p. 61–2.

[38]M. Thoumas, Mes souvenir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92), pp. 107–9;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55.

[39]K.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9), p. 451.

[40]A.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1856 (Manchester, 1990), p. 106.

[41]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18–9.

[42]Lambert, The Crimean War, p. 84.

[43]WO 28/199, Newcastle to Raglan, 29 June 1854.

[44]W. Mos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 1855–1871: The Story of the Peace Settlement (London, 1963), p. 1; W.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p. 13.

[45]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pp. 193–4.

[46]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p. 204;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pp. 86–7.

[47]S. Harris,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1), p. 37; 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36–7; V.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o Evpatorii v epohu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Evpatoriia, 1904), p. 10; FO 881/550, Raglan to Newcastle, 19 July 1854.

[48]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é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p. 90–1; L. de Saint-Arnaud, Lettres du Marechal Saint-Arnaud, 2 vols. (Paris, 1858), vol. 2, p. 462.

[49]Herbe, Francais et russés en Crimee, p. 59; R. Portal,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1854–1855 (Winchester, 1900), pp. 17, 25; FO 78/1040, Rose to Clarendon, 6 Sept. 1854.

[50]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vol. 2, pp. 148–9.

第七章 阿尔马

很快，盟军的船队变成一长串，在黑海上形成了一片船桅森林，飘扬着黑色的浓烟和蒸汽。“仿佛是飘在水上的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法国军医让·卡布罗尔（Jean Cabrol）如此描述眼前这幅壮观的景象。他是法军总指挥圣-阿诺元帅的军医，当时圣-阿诺在“法国城市号”（Ville de France）上，已进入病危状态。每一名法军士兵都随身携带八天的口粮，其中有米、糖、咖啡、猪油和饼干。在运兵船上，还能领到一条被单，让他能躺在甲板上睡觉。英军士兵的待遇比这差得多。“最糟糕的是，”英军第五十团的一名列兵约翰·罗斯（John Rose）在从瓦尔纳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有钱也买不到酒。我们每天有一磅半褐面包和一磅肉*，但是当兵的没有酒喝。”[1]

船上的士兵并不清楚他们正前往何方。在瓦尔纳时，战争计划是向他们保密的，于是各种谣言满天飞。有些人认为他们正前往切尔克斯，另一些则认为是敖德萨或是克里米亚，但是没有人确信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他们既没有地图，对俄罗斯沿岸地形也没有直接认识，从船上看到的陆地，对他们来说完全可能是非洲海岸，整个旅程让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地理大发现年代欧洲探险船的水手一样。因为无知，他们的想象就更加不着边际，有些人相信他们上岸后，会在俄罗斯“丛林”中遇见熊和狮子。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参战——除了“打败俄罗斯人”和“为上帝的意愿而战”，这是从两名法国士兵的家书中摘录出来的。如果罗斯的家书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那么许多士兵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盟军到底是谁。“我们离思巴斯特波尔（Seebastepol）†还有四十八小时航程，”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们将去的地方离思巴斯特波尔六英里‡远，第一场战斗将会面对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除了英法联军外，还有三万土耳其人和四万哈斯特人（Hasterems）［即奥地利人］，战斗很快就会打响。我们想敌人看到我们强大的火力就会放下武器投降，我希望上帝会很高兴看到我们把一场乱子变成平安，会保住我的性命让我回家，那时候我就能把这场仗的故事都讲给你们听。[2]

船队已经向克里米亚进发了，可指挥官们还不能就登陆地点达成一致。9月8日，蒸汽机船“卡拉多克号”（Caradoc）上的英军总指挥拉格伦与“法国城市号”上的法军总指挥圣-阿诺商议登陆地点，可是拉格伦因为只有一条胳膊，无法登上法国军舰；而圣-阿诺因为胃癌病重已卧床不起，两人只能通过下属传信交流。圣-阿诺最后终于同意拉格伦选择的登陆地点卡拉米塔湾（Kalamita Bay），这是在塞瓦斯托波尔以北四十五公里的一处长沙滩。9月10日，“卡拉多克号”载着一群高级军官，其中包括圣-阿诺的二把手弗朗索瓦·康罗贝尔将军，前往克里米亚西海岸侦察。联军原来打算对塞瓦斯托波尔实行突然袭击，但是选择距离遥远的卡拉米塔湾便使这一计划不再可能。

为保护登陆部队的侧翼免遭俄军攻击，联军指挥官们决定先占领叶夫帕托里亚镇（Evpatoria），这是那一带海岸线上唯一可安全落锚的地点，还能提供淡水和其他物资。从海上望去，叶夫帕托里亚最大的特色是那里大量的风车。该镇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克里米亚草原上收获的谷物在这里进行加工。镇上的九千人口主要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俄罗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卡拉派犹太人（Karait Jews）§，这些犹太人还在镇中心兴建了一座漂亮的犹太教堂。[3]

叶夫帕托里亚是联军占领的第一片俄罗斯土地，整个占领过程直截了当，甚至带点儿喜剧色彩。9月13日盟军舰队逼近港口，镇上的居民聚集在码头两边，在窗口或是屋顶上观看。镇长兼军事指挥官兼防疫官兼海关总长、白发苍苍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卡兹纳切耶夫（Nikolai Ivanovich Kaznacheev）身穿全套礼服，佩戴勋章，与一群俄罗斯官员一起站在主码头的最前方迎接英法联军的战场使者和翻译。联军正式要求叶夫帕托里亚投降，镇上除了几个养伤的士兵外没有俄军驻防，因此卡兹纳切耶夫完全不可能以武力抵抗，只能搬出文件条例来，毫无意义然而却冷静认真地坚持英法联军必须在镇上的传染病院处登陆，以便进行防疫隔离。第二天，一小支联军部队占领了叶夫帕托里亚，向居民保证人身安全，坚持出钱购买他们在镇上需要的东西，还允许居民如果愿意可以放假一天。这一地区的主要官员和地主都是俄罗斯人，在联军舰队刚在海面上出现时，许多居民，特别是俄罗斯人，就把私人财物装上车逃到了彼列科普，希望在克里米亚被敌军切断之前逃回大陆。克里米亚80%的人口是鞑靼人，俄罗斯人对鞑靼人的恐惧不亚于对联军的害怕。在逃往彼列科普的路上，许多俄罗斯人被鞑靼土匪打劫、杀害，后者声称是在代表新成立的叶夫帕托里亚“土耳其政府”没收俄罗斯人的财物。[4]

沿岸的俄罗斯人在恐慌中逃离，希腊人也紧随其后。道路上挤满了向北逃难的平民、车辆和牲畜，迎面而来的是从彼列科普南下的俄军士兵。克里米亚行政中心辛菲罗波尔到处都是从海岸市镇逃来的难民，他们带来了各种夸张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形容西方舰队的样子。“许多人完全失去了主见，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名辛菲罗波尔的居民尼古拉·米赫诺（Nikolai Mikhno）回忆道，“其他一些人则以最快速度收拾行装离开克里米亚……他们言辞中充满恐惧，反复说英法联军将会向无力自保的辛菲罗波尔直逼过来。”[5]

正是这种无助感促使当地居民恐慌逃亡。俄军在克里米亚的总指挥缅什科夫对英法联军的到来措手不及，他没有想到盟军会在冬天即将到来之时发动进攻，因此没有及时动员部队守卫克里米亚。俄军在西南沿海有三万八千名士兵和一万八千名水手，在刻赤和锡奥多西亚有大约一万两千人的部队，在被吓坏的居民的想象中，这点兵力远远比不上侵略者的人数，而辛菲罗波尔只有一个营的部队驻守。[6]

9月14日是1812年法军进入莫斯科的周年日，这一天联军舰队在叶夫帕托里亚以南的卡拉米塔湾落锚。与此同时，在陆地南方的阿尔马高地上，缅什科夫部署了他的主力，在此阻挡联军南下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罗伯特·霍达谢维奇（Robert Chodasiewicz）是哥萨克部队中的一名上尉，他这样描述看到的壮观景象：

抵达我方在高地上的据点时，我们这些人一辈子能看到的最壮观景象便展现在面前。整个联军舰队都停在叶夫帕托里亚南边的咸水湖外，一到晚上各种颜色的灯笼照亮了如同森林一般的桅杆。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被眼前如此众多的船只惊呆了，尤其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从来没见过大海。士兵们说：“看哪！异教徒在海上建起了一座神圣莫斯科！”他们把桅杆比作了莫斯科众多的教堂尖顶。[7]

法军率先登陆，先遣部队抢上滩头后，每隔固定的距离便搭起不同颜色的帐篷，指引康罗贝尔、皮埃尔·博斯凯将军和拿破仑亲王的部队在不同地点登陆。到天黑时，所有法军部队和他们的火炮都已上岸。士兵们升起法国旗帜并外出寻找柴火和食物，有些人带回了鸡和鸭子，水壶里灌满了在临近农庄找到的葡萄酒。保罗·德·莫莱尼和他的西帕希骑兵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吃了第一顿饭，虽然既没有肉也没有面包，“但是我们有一些饼干和一瓶香槟，本来是留作庆祝胜利用的”。[8]

和法军相比，英军的登陆过程一片混乱——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一强烈对比屡见不鲜。因为假设总会在登陆过程中遭遇抵抗，英军没有制定在未受抵抗情况下的登陆方案，于是步兵先行登陆，这时海面还风平浪静，但是轮到骑兵登陆时，风浪已经大了起来，马匹不得不在大浪中挣扎。而此时圣-阿诺已经在沙滩上舒服地坐在椅子上读报纸了。看着英军混乱的登陆过程，他越发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英军的拖延影响了他突袭塞瓦斯托波尔的计划。“英国人有一种令人不悦的习惯，他们总是迟到”，他在给拿破仑三世的信中写道。[9]

英军先后花了五天时间，才终于让所有步兵和骑兵都登上了岸。许多士兵因为身患霍乱不得不被抬下船只。因为没有运送行李和器材的工具，只得派人在当地鞑靼农庄里征缴推车和拉车。士兵身上除了在瓦尔纳派发的只够三天的口粮外，没有任何食物和饮水。又因为帐篷和背包还没有从船上卸下来，在登陆的头几天英军士兵只能无遮无盖地过夜，饱受夜间大雨和第二天炎热天气的折磨。“我们随身带上岸的，除了大衣和一条床单外什么也没有，”一名随军外科医生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在家信中写道，“我们饱受缺水困扰。第一天非常热，我们没有水喝，只能在地上前一天晚上下雨的积水处弄水来喝。即使到现在水还是浑浊得厉害，如果把水倒进玻璃杯子，你都看不到杯底。”[10]

到9月19日，英军终于准备好了，黎明时分，盟军开始向塞瓦斯托波尔进军。法军在右侧、靠近海岸处行军，他们的蓝色制服和英军猩红色的长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海面上，舰队也伴随地面部队同时南下。行军部队正面有六千五百米宽，全长不到五公里，第二十团军乐队指挥弗雷德里克·奥利弗（Frederick Oliver）在日记中将行军队伍形容为“忙碌而喧嚣”。除了密集的士兵行列外，还有应接不暇的“骑兵、大炮、弹药、马匹、驮马、骡子、单峰驼、牛群，以及大群的绵羊、山羊和牯牛，这些都是搜索队在附近农村里搜罗来的”。中午时分，烈日当空，行军队伍开始断开，口渴难耐的士兵要么掉了队，要么被派去附近的鞑靼人定居点找水。下午，当他们抵达距卡拉米塔湾十二公里处的布尔加纳克河（River Bulganak）时，兴奋的英军士兵纷纷跳进“污浊的溪流”，纪律完全被抛诸脑后。[11]

在前方，布尔加纳克河南岸的斜坡上，英军第一次遭遇了俄罗斯军队——两千名哥萨克骑兵向英军第十三轻龙骑兵团（13th Light Dragoons）的侦察分队开火了。第十三轻龙骑兵隶属有“英骑兵骄傲”美誉的轻骑兵旅（Light Brigade）。在遭到俄军袭击之后，轻骑兵旅虽然人数只有哥萨克骑兵的一半，却依然毫无畏惧地准备发起冲锋。此时在远处高地观战的拉格伦发现在哥萨克骑兵后面，还有相当数量的俄军步兵，而英骑兵指挥官卢肯勋爵（Lord Lucan）和卡迪甘勋爵（Lord Cardigan）因为位于山脚，无法看到这些俄军步兵。拉格伦随即命令轻骑兵旅撤退。哥萨克骑兵对不战而退的英军骑兵发出怪叫嘲笑，还开枪打伤了几个人¶，他们随后撤回到南边的阿尔马河边，那里俄军已经在高处布置好了兵力。这场遭遇战对轻骑兵旅来说很丢面子，因为面对衣衫褴褛的哥萨克骑兵，这些平时衣着光鲜合身、趾高气扬的英国骑兵却不敢交战，而且这一切都被英军步兵看在眼里。步兵大都来自贫困或是劳工家庭，看到这些平时高高在上的骑兵遇此尴尬，不免幸灾乐祸。“活该，这些打扮得像孔雀一样的傻蛋。”一名列兵在家信中写道。[12]

当晚英军在布尔加纳克河南岸露营，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五公里开外的阿尔马高地上集结的俄罗斯军队。他们将在第二天向河谷进发，与布置在阿尔马河对岸的俄军交战。

缅什科夫的策略是投入主力防卫阿尔马高地，因为这将是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从9月15日开始，俄军已经在此集结。但是他还担心盟军会在刻赤和锡奥多西亚登陆（沙皇也有此担心），因此手里保留了一支庞大的预备队，在阿尔马高地只布置了三万五千名俄军，比西方盟军的六万部队人数要少，但是占据了制高点，有地形优势，同时还有超过一百门大炮。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在距海岸四公里处跨过阿尔马河，在路边的制高点上，俄军将最重型的大炮布置在一系列炮台上，但是在面海悬崖之上并没有布置大炮，缅什科夫认为这里的悬崖太陡峭，敌人不可能爬得上来。驻守炮台的俄军为了自己舒服，赶走了附近布尔留克（Burliuk）村里的鞑靼居民，把村民家的床、门、木板，加上一些树枝抬回高地，给自己搭了简易木板房，躲在里头把从村子里抢来的葡萄吃个精光。他们还在村民的房子里塞满稻草，准备在敌人到来时付之一炬。俄军指挥官相信他们至少能在这里守住一星期，缅什科夫甚至向沙皇保证能守住六个星期，为加固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守赢得宝贵时间，并将战事拖到冬天，而寒冷的冬天一向是俄军对付入侵者的最好武器。许多军官相信胜利在望，嘲笑英军只会在殖民地的“野蛮人”面前逞强。他们还为1812年的胜利干杯，声称要将法国人赶回大海。缅什科夫的信心膨胀到了极点，甚至邀请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名媛前来阿尔马高地欣赏战事。[13]

但是俄军士兵却没那么自信，一名在俄军阵营的德国军医费迪南德·普夫卢格（Ferdinand Pflug）认为“似乎每个人都相信第二天的战斗将以失败告终”。[14]几乎没有人曾经与欧洲强国的军队交过手，看到敌人的舰队就停泊在附近海面，舰炮随时准备用火力支援陆军，俄军士兵们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支比自己强大的军队。大部分高级军官可以凭借当年抗击拿破仑军队的记忆来为自己鼓气，但是真正要面对敌人的士兵大部分很年轻，根本没有这样的经历。

大战前夜，士兵们都努力掩饰心中的恐惧，不在战友面前表露出来。当夜幕降临，炎热的白天变成寒冷的夜晚，双方军队都在为第二天早晨的战斗而准备。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将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个钟头。他们点起篝火，做上晚饭，然后就是等待。大部分人都没有胃口，有些人再次清理一遍自己的滑膛枪，另一些给家人写信，许多人做了祈祷。第二天是东正教的假日，在俄罗斯是庆祝圣母玛利亚诞生的日子。俄军在营地举行了礼拜，祈求她的保佑。一群群士兵围坐在篝火边，一直聊到深夜。老兵向年轻的战友讲述过去的战斗经历，他们喝酒、抽烟、讲笑话，尽量表现得镇静自如。歌声时不时飘过平原，塔鲁京斯基团（Tarutinsky Regiment）的士兵们用低沉的声音吟唱一首戈尔恰科夫将军写的曲子，一直传到缅什科夫搭建在塞瓦斯托波尔路（Sevastopol Road）的帐篷里：

他的宝贵生命

随时愿意奉献；

俄罗斯东正勇士

杀敌绝无二念。

法国人、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

还有土耳其人的防线？

站出来，你们这些异教徒，

接受我们的挑战！

接受我们的挑战！

渐渐地，当夜空中星斗满天，篝火变得微弱，话语声也越来越轻。士兵们躺在地上，希望能睡一会儿，但是谁也睡不着。阴森的静谧笼罩着峡谷，偶尔能听到的，只有废弃村庄里野狗的叫声。[15]

凌晨三点，天空依然黑漆漆的，霍达谢维奇仍旧无法入睡。在俄军阵地上，士兵们“围拢在巨大的篝火边，烧的是从布尔留克抢来的柴火”。

过了一会儿，我爬上山坡（因为我们营驻扎在山沟里）察看对面联军的露营地。但是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对面只有一堆堆的篝火，以及时而在火堆前闪过的人影。一切似乎都凝固了，看不出一场大战即将到来的样子。两支大军就这样躺着，相隔不远。有多少人，又会是谁，将在这里度过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光，现在不可能知道。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会不会是其中之一呢？[16]

四点钟时，法军营地开始活动起来，士兵们煮上咖啡，相互谈笑如何狠揍俄罗斯人。然后军令下达，士兵们背上背包，排成队列，由军官向他们喊话。“打起精神来！”第二十二团的一名上尉给手下士兵鼓劲：“我们是不是法国男子汉？今天二十二团要是不能功成名就，你们就是一帮混蛋。谁要敢做缩头乌龟，小心我用佩剑勾出你的肠子。向右列阵！”与此同时，在俄军阵地上，士兵们也排好了队列听长官训话：“兄弟们，我们已经等了好多天了，现在大干一场的时候终于到了。我们不会给俄罗斯丢脸，我们会打退敌人，为沙皇主上（Batiushka the Tsar）争光，赢得功勋得胜而回！”七点钟时，军中教士祈求圣母保佑打败敌人，他们举着神像在队伍中走过，士兵们纷纷跪倒在地，在胸口划着十字。[17]

* * *

到了上午中段，盟军已在平原上集结完毕，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路左边，法军和土耳其军在右边，向海岸悬崖方向散布。这是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电报山（Telegraph Hill）上聚集着衣冠楚楚的人群，他们都是受缅什科夫邀请来观战的。从那里远眺，英法两军着装的细节都能分辨清楚，军鼓、军号和风笛声，甚至金属的撞击、军马的嘶鸣都可以听到。[18]

俄军事先在盟军的行军路线上树立了距离标杆，以让炮手知道何时敌军进入了射程范围。当盟军进行到一千八百米处时，俄军大炮开火了，但是英法盟军并不停顿，继续向阿尔马河行进。根据前一天确定的作战计划，英法两军同时向前推进，保持一个宽广的前沿锋线，然后从左侧，即内陆侧，绕到敌军侧翼发起攻击。但是在最后一刻，拉格伦决定推迟英军的进攻，等待法军在右翼取得突破。他命令已经进入俄军大炮射程内的英军就地卧倒待命，等待合适的时机冲向阿尔马河。从一点一刻到两点三刻，英军就地待命了一个半小时，暴露在俄军炮火下，伤亡不断增加。这个让人震惊的例子反映了拉格伦优柔寡断的性格。[19]

当待命的英军在地上挨打之时，法军博斯凯师抵达了阿尔马河岸。在法军面前，河对岸的悬崖非常陡峭，几乎高出河面五十米，因此缅什科夫以为没有必要配备炮火守卫。博斯凯师的前锋是一个朱阿夫团，大部分士兵来自北非，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积累了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他们把背包留在岸上，游过阿尔马河，在树丛的掩护下很快爬上了悬崖。俄军被朱阿夫士兵的灵活惊呆了，眼睁睁看着他们借着树木爬上悬崖，灵活得像猴子一样。朱阿夫士兵一爬到崖顶就马上躲藏在岩石和树丛中，把防守的俄军一个个干掉，等待援军到来。“朱阿夫士兵隐蔽得如此之好，”和第一批士兵一起爬上崖顶的努瓦尔回忆道，“就连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也找不到他们。”在朱阿夫部队的鼓舞下，更多法国士兵爬上了悬崖，他们还把十二门火炮运了上去。如果马匹不愿意在陡峭的山路上往上爬，士兵就用佩剑抽打。法军火炮到达非常及时，正好用来对付缅什科夫刚刚从战线中部调来的火炮和士兵增援，他意识到自己正面临战线被突破的危险，试图保住自己的左翼。[20]

缅什科夫的救急方案落空了，当俄军增援部队抵达左翼时，整个博斯凯师，再加上许多土耳其士兵都已经抵达崖顶。俄军有二十八门大炮，数量上比法军的十二门多，但是法军火炮口径更大、射程更远，法军来复枪的威力让俄军大炮不敢靠近，法军大炮的射程优势马上就显示了出来。意识到俄军炮火打不到他们，一些朱阿夫士兵情绪高涨，干脆在阵地上跳起波尔卡舞来，借此嘲笑激怒敌人。与此同时，附近海面上联军舰队的大炮也开始轰击崖顶上的俄军阵地，打击俄军官兵的士气。当第一批增援俄军的大炮抵达阵地时，他们发现驻守的莫斯科团（Moscow Regiment）残部已经开始撤退了，对面朱阿夫部队的米涅来复枪比起俄军步兵使用的老式旧滑膛枪来，射程更远、准度更高。俄军左翼的指挥官V.I.基里阿科夫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V.I. Kiriakov）是沙皇军队中最无能的将军之一，而且经常酗酒，很少处于清醒状态。基里阿科夫手里拿着一瓶香槟，命令明斯克团（Minsk Regiment）向法军开火，却搞错方向，把火力瞄准了基辅骠骑团（Kiev Hussars）。遭遇友军攻击，基辅骠骑团不得不撤退。明斯克团对醉醺醺的指挥官完全失去了信心，同时对法军来复枪的致命精准感到恐慌，因此也开始撤退。[21]

与此同时，在战线中部，由康罗贝尔和拿破仑亲王率领的两个法国师在横渡阿尔马河时受阻，遭到对面电报山上俄军炮火的猛烈攻击。拿破仑亲王向他左翼的德莱西·埃文斯将军传递命令，要求英军向前移动，以减轻法军面对的压力。此时拉格伦依然在等待法军取得突破，让埃文斯不要理会法军命令。但是经不住埃文斯的一再请求，拉格伦终于让步了。在两点四十五，他命令英军轻步兵师（Light Division）、第一师、第二师向前，却没有说向前干什么。这条命令非常典型，反映出拉格伦的军事思维方式依然停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那时步兵经常需要在没有什么装备的情况下直接向准备就绪的阵地发起进攻。

英军士兵刚从地上爬起来，躲藏在葡萄园里的哥萨克骚扰部队就把布尔留克村点着了。他们这么做本是为了阻碍英军前进，但实际效果却是制造了一堆浓烟，反而让俄军炮火无法瞄准。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来复枪的威力，英军士兵排成一条条窄横队向前进发，这样的阵形在地形崎岖的地方必须有严格的指挥才能保持得住。见到一条细红线从烟雾中冒出来，俄军都惊呆了。“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异乎寻常的事，”霍达谢维奇回忆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士兵排成两列横队作战，我们也从没想到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明，能以这种显然很弱的阵形向我们庞大的集群发起进攻。”

进入正在燃烧的村子和葡萄园时，英军的进行队伍断开了。在田野中，一只灰猎犬正在追逐野兔。英军小队行进，将哥萨克骚扰部队从村子和葡萄园里赶了出去。“我们跑步向前，把前方敌人的骚扰部队赶走了，”德比郡团（Derbyshire Regiment）的一名列兵布卢姆菲尔德（Bloomfield）回忆道，“为了方便向我们开火，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爬到了树上，但是被我们发现，把他们揍了下来。有些人从树上掉下来时……衣服或是脚踝缠在了树上，就这样挂了好几个小时。”当英军行进到阿尔马河边时，进入了俄罗斯枪炮的射程范围，被击中的士兵悄无声息地倒下，但是周围其他人依然继续前进。轻步兵师的布朗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Brown）回忆道：“在我看来，最惊人的景象是死亡的悄然降临。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迹象，一名士兵倒下了，翻倒在一边，或是在队伍中跌落在尘土上。一颗子弹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一切似乎发生在一片神秘的静谧中——这些人消失不见了，被遗弃一边了，而我们仍旧在他们身边走过。”[22]

顶着猛烈的炮火，英军抵达了阿尔马河边，因为不清楚河水的深浅，他们一组组地围在一起，卸下身上装备。有些士兵把来复枪和子弹袋举过头顶，从河中走到对岸，但是其他人就不得不游过河，有些被急流冲走淹死。与此同时，俄军一直在向他们发射霰弹和炮弹。俄军在这里准备充分，土岗上有十四门炮，在公路桥的两边又各布置了二十四门炮。当布卢姆菲尔德抵达河边时，“河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河里布满尸体，许多士兵被吓坏了，缩在河岸上，不敢下水。军官们骑着马来回奔跑，呼喝士兵游泳过河，甚至举起手里的佩剑相威胁。过了阿尔马河的部队则乱作一团，不同连队的士兵混在一起，两列横队的阵形现在变成了一大堆人挤在一起。俄军从“大土岗”（Great Redoubt）两侧居高临下向英军开火，过了河的英军军官骑着马试图重新组织队伍，但是完全没有可能。好不容易过了河的士兵已经精疲力竭，宁愿躲在河岸边俄军火力的盲点。有的干脆坐下喝水，还有一些甚至拿出面包和肉开始吃饭了。

意识到形势危险，轻步兵师第一旅指挥官科德林顿少将（Major-General Codrington）急切地试图重新集结手下的队伍。他骑着一匹白色的阿拉伯马冲上山坡，向乱作一团的步兵喊道：“上刺刀！离开河岸，向前冲锋！”很快整个旅的部队，在各个团的士兵混在一起的情况下，开始一群群地爬向库尔干山（Kurgan Hill）。下级军官放弃了组织阵形的企图，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只是催促士兵们“尽管往上冲”。当他们爬上开阔的山坡时，大部分士兵开始一边狂喊一边向山坡上五百米高处大土岗上的俄军炮台冲去。眼看着两千名敌人向他们冲来，俄军炮手虽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发出的炮弹却也很容易找到目标。轻步兵师的一些尖兵冲到了大土岗的堑壕里，他们翻过胸墙，或是从炮眼钻到土岗里，很多被俄军射杀或砍倒。可是几分钟内大土岗就被大批人马淹没，一些人还在胸墙上搏杀的时候，另一些人就已经在挥舞战旗呼喊喝彩了。俄军匆忙将大炮撤离，在混乱中，两门大炮被英军缴获。

这时弗拉基米尔斯基团（Vladimirsky Regiment）的四个营（约三千人）忽然从高处向大土岗冲了过来，与此同时，库尔干山更高处的俄军火炮也开始向大土岗轰击。俄军步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喊着“乌拉！”冲下来，把英军赶出了大土岗，并继续向下撤的英军开火。轻步兵师重新布置了一条阵线试图反击，但这时英军中的一支军号忽然吹响了停火的号声，其他团的军号也接着重复停火号声。于是在这个战斗的生死关头，英军忽然在迷茫中停火了，原因是一名姓名不详的军官误把俄军当成了法军，命令手下停火。当这个错误的命令被纠正过来时，弗拉基米尔斯基团已经占了上风，迅速朝山坡下进攻，沿途到处都是伤亡的英军。这时军号又发出了真正撤退的号声，轻步兵师残部溃退下来，重新藏身在河岸边。

英军此次冲锋失败，部分原因是没有第二波兵力增援。剑桥公爵没有派他手下的近卫军部队前进增援轻步兵师，因为他没有收到拉格伦的命令（这是拉格伦的又一次失误）。在他右侧的埃文斯后来假冒拉格伦的命令，才让剑桥公爵继续向前推进，而这时候他其实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拉格伦。**

近卫军旅（Guards Brigade）的三个团：掷弹兵团（Grenadiers）、苏格兰燧发枪团和冷溪团（Coldstream）涉过了阿尔马河。他们身穿红色军袍，头戴熊皮帽，看上去非常威武。过河之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集结成队。实在受不了他们的磨蹭，高地旅（Highland Brigade）指挥官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下令立即发起进攻。他坚信端刺刀冲锋的威力，让部下直到“离俄罗斯人只有一码远”的时候才开枪。苏格兰燧发枪团是最先过河的部队，收到命令后立即向坡上发起冲锋，结果重复了轻步兵师的错误。那时刚好是轻步兵师从坡上败退下来，两支部队迎面相撞，苏格兰燧发枪团受损最大，士兵纷纷被撞翻在地，熊皮帽到处飞舞。当他们终于避开迎面而来的友军，继续向大土岗冲锋时，就只剩下一半人马了，而且阵形一片散乱。在这一片乱军中，有一名二十三岁的少尉休·安斯利（Hugh Annesley），他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

忽然间，俄军似乎再次布满了土岗，他们的火力越来越密集。这时候第二十三团一窝蜂地从坡上退下，冲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不断呼喊：“近卫团，向前”，我们冲到了离堑壕不过三四十码的地方。就在这时，一颗滑膛枪弹丸正面打在我的嘴上，我以为这下我玩完了。忽然我们的副官骑马上来，手里还拎着左轮手枪，命令我们撤退。我转身就跑，使出全身力气，一路向坡下河边跑去。这时越来越多的滑膛枪弹丸向我们飞来，我觉得我一定逃不了，会再被击中一次。半路上我绊了一跤摔倒在地，我很肯定我被打中了，但是等我爬起身来，却发现并无大碍，于是继续往下撤。我的剑和熊皮帽都丢了，但是终于逃回河岸边，找到了藏身之地，一大群士兵都躲在那里。

安斯利受伤严重：子弹从他左脸颊进入，从右边嘴角出来，打掉了二十三颗牙齿和部分舌头。在他身边是被打垮的苏格兰燧发枪团士兵，后来在这一战役中，尽管一再被敦促投入战斗，他们却再也没有执行过进攻的命令。[23]

近卫军旅的另两个团（掷弹兵团和冷溪团）填补了苏格兰燧发枪团撤退留出的战线空隙，却拒绝执行向坡上冲锋的命令；相反，他们自己想出了使用米涅来复枪向俄军齐射的办法。约两千名近卫军旅士兵排成横排，向俄军步兵发动了十四次齐射。齐射时火力非常密集，相当于几挺机关枪的威力，俄军步兵彻底被击垮，成片地被击中倒地，不得不撤退到坡上更高处。近卫军旅士兵没有听从指挥官挺刺刀冲锋的命令，却展示了一项关键的战术创新，发挥了现代来复枪远射的威力，这一举措在克里米亚战争早期将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米涅来复枪是当时的一种新式武器，大部分英军是在前往克里米亚途中才得到配发的，只匆忙接受过训练。这种步枪带来的战术优势是，在俄军滑膛枪和大炮的射程之外，依然能保持致命的准确度，而英军士兵事先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在阿尔马战役时才自己发现。俄军工兵爱德华·托特列边（Eduard Totleben）在书写克里米亚战争历史时，对米涅来复枪带来的冲击做了如下思考：

当英军不得不扮演狙击手的角色时，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并无畏惧，也不需要长官下令。当他们发现手中武器精度高射程远之后，马上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敌人离我们三百步远时，我们的滑膛枪就打不着他们了，而敌人却可以在一千两百步远的地方向我们开火。因为相信自己轻武器的优势，敌人避免与我们近战。每次我们发起冲锋时，他们都会后退一定距离，然后开始谋杀般的齐射。我们的纵队发起进攻时，实现不了任何目标，只能给自己造成可怕的损失，我们根本不可能穿过敌人的弹雨，还未冲到敌人阵前就已经被打退了。

在致命的米涅来复枪面前，守在高处的俄军步兵和炮兵没有堑壕的保护，根本守不住阵地。很快英军右翼埃文斯指挥下的第二师也学会了近卫军团的齐射战术，从他们在河岸边的位置，第三十团能够清楚地看到三个俄军炮兵连的位置，当他们用米涅来复枪齐射端掉俄军大炮时，俄军士兵甚至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里飞来的。俄军步兵和炮兵向后撤退，英军慢慢向坡上推进，脚下满是敌军的尸体和伤兵。“大部分伤兵都喊着要水，”列兵布卢姆菲尔德写道，“我们连的一名战士给了一名俄军伤兵一点水喝，当他转身离开时，那名俄军却端起滑膛枪向这名战士开火，子弹从他脑袋边飞过。他立刻转回来，将刺刀扎进这名俄军士兵的身体。”到下午四点，英军从各个方向朝俄军位置逼近——近卫军旅在左翼击退了俄军在库尔干山的最后一支预备队，科德林顿的手下以及其他近卫军旅士兵正逼近大土岗，第二师正沿着塞瓦斯托波尔路向上推进。与此同时，法军已经控制了右侧的崖顶。非常清楚，联军已经打赢了这场战役。[24]

看到火力强大的敌人向自己步步逼近，俄军开始出现恐慌。教士们到队列中为战士们祈福，士兵们的祈祷越来越急切。军官们骑在马上甩着鞭子逼士兵向前，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俄军指挥官在对战事进行控制。“没有人向我们发布命令，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霍达谢维奇回忆道，“在战斗打响的五个小时里，我们既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一位师长、旅长、团长的命令。我们没有从他们那里接到任何命令，不管是前进还是撤退。当我们撤退时，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向左转还是向右。”喝得醉醺醺的基里阿科夫发出了从高地左侧撤退的命令，然后就因为惊慌过度而不见踪影了，几个小时之后有人发现他躲在一个地洞里。下级军官不得不承担起组织撤退的责任，但是“要让手下的士兵保持秩序极为困难”，霍达谢维奇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他不得不威胁“哪个敢不听从命令，就地正法”，有好几次他真的这么做了。

因为不知道该从哪里撤退，俄军开始四处溃散，逃下高地，离敌人越远越好。军官们骑着马甩着鞭子把逃跑的士兵赶来赶去，就像牛仔赶牛一样，但完全不能制止溃逃，士兵们对长官已经失去了耐心。霍达谢维奇听到两名士兵的一段对话：

士兵甲：“是的，开火的时候，哪儿都看不到这些贵人[指军官]，现在他们多得像小鬼一样，向我们咆哮：‘安静！保持步伐！’”

士兵乙：“你总是满腹牢骚，像个波兰佬似的，上天都要被你激怒了。我们现在还活着，得多谢老天。”

士兵甲：“不是你挨鞭子，你当然无所谓。”

霍达谢维奇描述了当时各种混乱无序的景象，还有醉醺醺的军官，“那十分钟是在恐惧和战栗中度过的，在高地第二道防线上，我们亲眼看到敌方骑兵追杀我们撤退时掉队的散兵，其中大部分都是伤兵”。[25]

导致俄军失败的最终原因，不仅仅是敌人手里火力强大的米涅来复枪，还因为士兵中爆发了恐慌。阿尔当·杜·皮克建立自己的军事理论时，曾在参加过阿尔马战役的法军老兵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士气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提出两军对峙很少会真正变成面对面的搏杀，因为几乎总有一方会在交手之前恐慌爆发落荒而逃。在战场上，关键的是军纪——军官能否让手下士兵保持镇定，不因害怕而溃逃——因为当士兵转身逃跑时，最有可能被敌人杀死。所以压制恐惧是军官的主要职责，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威，并让手下士兵团结一致。

能够让士兵在作战中服从命令和指挥的，是军纪。这包括：对指挥官的尊敬和信心；对战友的信任，还有担心如果自己把战友抛弃在危险中，将受到责备和惩罚；怀有与其他人共进退而不显得格外恐慌的愿望。一句话，这就是“团队精神”。只有通过组织才能产生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四名士兵可以抵得上一头雄狮。

这些观点后来成了20世纪军事理论的中心，德·皮克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1869年读了一封阿尔马战役老兵的来信之后。这名老兵回忆在战斗中，他的连长的行动是如何起了关键作用的。当时一名高级军官误以为俄军骑兵即将向他们冲来，下令军号手吹响撤退号：

还好，一名镇定的军官，达盖尔上尉（Captain Daguerre），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错误，以洪亮的声音下令部队“前进”。在他的命令下，我们停止撤退，转而继续进攻。这轮进攻让我们控制了电报山的战线，打赢了这场战斗。面对我们的冲锋，俄军认输逃跑了，我们的刺刀都够不到他们。所以当一名少校擅自吹响撤退号，差点丢掉成功机会时，一名上尉下令“前进”，把我们引向了胜利。[26]

战斗在四点半结束。绝大部分俄军成群结队地向卡恰河（River Kacha）溃退，既没有指挥官，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往哪里去。许多士兵在几天之后才归队。在电报山顶，一群哥萨克兵想把缅什科夫的马车拉走，结果被法军缴获。他们发现马车里还有一个战地厨房，此外还从车里缴获了沙皇的信件、五万法郎现钞、法语色情小说、缅什科夫的靴子，还有几条女人的内裤。在山顶上还有被丢弃的野餐、阳伞和战地望远镜，这些都是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观战者们丢下的。[27]

在战场上，到处横躺着死伤的战士，其中有两千英军，一千六百法军，也许有五千俄军，因为人数太多，确切数字无法统计。英军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把自己的伤兵运走。离开瓦尔纳时，他们忘了带上医疗器材，医疗队的大车和篷车，还有担架手们都还在保加利亚，于是医生们只得求助于运粮车把伤员从战场上运走。运粮队的一名管理员约翰·罗（John Rowe）把他大车上的坐椅空出来帮助运送伤员，在回去取货的路上，他遇到一群受伤的军官，休·安斯利也在其中：

一名第三十团的军官手臂受了伤，但是还搀扶着一位苏格兰燧发枪近卫团的军官。这名近卫团军官身体前倾，嘴里的鲜血不断地滴下来。他没法说话，但是用一支铅笔在一个小本子上写道他是安斯利大人，一颗滑膛枪弹丸打掉了他的牙齿和一部分舌头，现在弹丸还卡在他的喉咙里。他想知道燧发枪团的军医在哪块田野（如果我们能称之为田野的话）里救治伤员，我能不能把他送过去。我不知道军医在哪里……我还告诉他我无权自行使用运粮骡车，我是接受命令来这里行使职责的。

安斯利只好自己想办法找军医。我们不知道他后来得到了什么样的救治，不过当时能做的最多就是取出弹丸而已。取弹丸时很可能没有使用合适的医用敷料，也没有用氯仿减痛。战场救治是简单低级的，轻步兵师的随军外科医生乔治·劳森最先只能在地上做手术，后来终于找到一块旧门板，作为他的临时手术台。[28]

第二天一大早，拉格伦的侄子、他的副官之一萨默塞特·考尔索普（Somerset Calthorpe）给自己的酒壶灌满白兰地，然后“出发巡视战场”。

那些可怜的伤兵比昨天晚上安静多了，毫无疑问许多人没能熬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太虚弱、太疲惫，只剩下呻吟的力气了。有点酒喝，所有人都很高兴……战场景象恐怖，到处是各种姿态的死尸。我特别注意到那些心口或额头中弹身亡的，看上去都面带微笑，大都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四肢伸开……那些看上去在极端痛苦中死去的是腹部中弹的士兵，他们的手脚蜷缩着，脸上带着各种痛楚的表情。[29]

休·安斯利，1854（得到北爱尔兰公共档案馆副馆长许可复制）

俄军无法从战场上运走他们的伤兵。††还能走路的只好自己寻找救治，阿尔马河以南十五公里处的卡恰河边有一个包扎站，许多俄军伤兵挤在那里，另一些在后来的几天里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一名俄军勤务兵回忆起第一天晚上的景象，当时他正在前往卡恰河的车上：

几百名伤兵被部队丢在后面，他们哭喊着、呻吟着，做出各种求助的动作，请求我们的车带他们一程。但是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车辆已经超载，装得满满的了。我只好安慰说他们部队的篷车会回来拉他们的，不过我知道这不可能。一个伤兵几乎走不动路了——他的手臂没有了，肚子被射穿；另一个一条腿被炸飞，下巴被打碎，舌头露在外头，身上全是伤口——他只能用脸上的表情请求我给他一口水。但是又上哪儿去找水呢？

那些无法行走的俄军伤兵，大约有一千六百人左右，被丢在了战场上。他们在那里躺了好几天，直到英法两军把自己的伤员全部运走，开始掩埋死尸之后，才把俄军伤兵送到君士坦丁堡外斯库台的军事医院。[30]

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威廉·罗素描述俄军伤兵“躺在那里呻吟颤抖”：

一些人被堆在一起，方便运走；一些人在树丛后捂着伤口，盯着你，恶狠狠地仿佛野兽一般；另一些向我们发出哀叫，虽然语言不通，但毫无疑问是要水，或是请求施以救助，他们向我们伸出被砍断或打烂的手脚，或是指着身上的弹痕。一些人脸上阴沉愤怒的表情让人害怕，眼中喷射出无尽的狂热与仇恨。一个人如果带着同情与怜悯看这些人，就能（不情愿地）理解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带着野蛮的狂热残杀伤者，而且还向那些好意伸出援手的胜利者开枪。[31]

确实出现过俄军伤兵向给他们送水的英法士兵开枪的事件，也有俄军在战场上杀死伤兵的报告。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对敌人的恐惧和仇恨。法军在对俘获的俄军士兵进行盘问时发现，俄军士兵“被教士们灌输了各种奇异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都是怪物，能够做出最野蛮凶恶的事情，甚至会吃人”。有关这些俄军“野蛮杀戮”的报道激怒了英军士兵和公众舆论，加深了他们认为俄罗斯人“比野蛮人好不了多少”的观念。但是这样的愤怒其实是虚伪的，战场上同样发生过许多英军士兵杀死俄军伤兵的事件，让人感到不安的事情还包括英军士兵射杀“惹麻烦”的俄军俘虏等。还必须指出的是，英军士兵走到俄军伤兵中去，不仅仅是给他们送水，有时候还会偷他们的东西。他们从俄军士兵脖子上取下银十字架，到背包里翻找纪念品，看到什么东西喜欢就随手从伤兵或死尸身上拿走。“我在阿尔马为你找到了一件战利品，一件特别适合你的东西，”苏格兰燧发枪近卫团副官休·德拉蒙德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希腊银十字架，上面还刻着救世主的名字和一些俄罗斯文字。我是从一名被打死的俄军上校的脖子上取下来的，可怜的人，这个十字架是他贴身挂着的。”[32]

* * *

如果此时联军立即长驱直入，直取塞瓦斯托波尔的话，很可能几天之内就会打败猝不及防的守军，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也会相对较小。然而实际情况是，联军犯了种种错误，处处拖延，最后塞瓦斯托波尔的围困战持续了长达三百四十九天，几万人因此丧生。

9月21日，俄军还处于一片混乱中，塞瓦斯托波尔几乎没有防御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缅什科夫认为不值得把他手下士气低落的部队增派到那里。他在卡恰整理了阿尔马战役残部之后，没有去塞瓦斯托波尔，而是让部队向东北方向的巴赫奇萨赖进发，目的是防止联军占领彼列科普，保证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大陆之间的通路不被切断，并在那里等待援军。塞瓦斯托波尔就只剩下五千守军和一万水手，而且从未受过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所需的防御训练。俄军没有想到联军会在第二年春天之前进攻克里米亚，所以也没有加强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工事。城市北部的要塞工事自1818年建成以来就一直没有好好改进过。‡‡“星星要塞”（Star Fort）的墙壁因为失修而坍塌，里面也没有配置足够的大炮，抵挡不了大规模进攻。在城市南边，缅什科夫在1854年1月下令修建了三座新炮台，但是这一带的防御能力只比北边稍好一些而已。面向大海是连绵的城墙，配以火力强大的炮台，在港口入海处有两座火力配置良好的要塞：“隔离炮台”（Quarantine Battery）和“亚历山大要塞”（Alexander Fort），两处火力合在一起足以抗衡联军舰队。但是在陆地上，南线防御相对较弱。这里有一道四米高、两米厚的石墙，上面的最关键位置修建了土岗或是炮台，但是这道石墙只能保护城市的部分区域。不是所有的防御工事都能抵御迫击炮的轰击，石墙只在对付滑膛枪时有效。总而言之，整座城市的防御极其脆弱，许多人认为随时可能陷落。俄军工兵托特列边被派去管理防御工事，据他所说“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可作抵挡，敌人几乎能直接走进来”。[33]

此时，从阿尔马河败退下来的俄军并不急于赶往塞瓦斯托波尔加强防御，反而沿途打劫村庄，那里的住户在得知俄军战败的消息后都已经逃走了。与所属部队和指挥官们失去联系后，俄军士兵完全忘记了纪律是什么。“哥萨克人是最坏的，”一名目击者回忆道，“没有什么东西他们不偷。”

如果看到一座屋子门窗紧锁，他们会砸开大门，打烂窗户，在每个房间里翻箱倒柜，只要是能拿得走的都不会留下。他们相信住户一定在屋子里藏了金钱钻石或其他细软，于是把什么东西都倒腾一番，连沙发和扶手椅上的靠枕都不放过。书房和图书也被捣毁，镜子太大用不了的，就把它打碎，这样就可以拿一块放进自己的袋子里。[34]

联军指挥官对俄军此时的脆弱和混乱一无所知。拉格伦希望能尽快南下，根据事先同意的方案，直取塞瓦斯托波尔；但是这时法军却没有准备就绪，他们在渡过阿尔马河前，把背包留在了北岸，现在需要花时间取回。和英军不同的是，法军没有足够数量的骑兵可以追击溃败的俄军，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冲得太快。失去先机后，联军指挥官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他们雇佣的鞑靼间谍传回了错误的情报，说塞瓦斯托波尔北边的星星要塞如何坚不可摧，缅什科夫决心在此全力防守，同时他们又说城市南边几乎没有防御工事。这些错误信息促使联军指挥官决定放弃原来从北边发起快速攻击的想法，而是将部队从东边绕过城市，从南边开始攻城。英军的工兵指挥约翰·伯戈因爵士一直是这个方案的积极倡导者。§§

联军改变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是俄军果断的沉船行动。黑海舰队的指挥官意识到自己的舰队在速度和火力上都比联军舰队逊色，因此决定将五艘帆船和两艘护卫舰在港口的出海口处炸沉，以此阻止联军军舰进入海港，从北边支援攻城行动。这几条船被拖到沉船地点，降下舰旗，还举行了宗教仪式将船只交给大海，然后在9月22日午夜被炸沉。其中一条护卫舰“三圣徒号”（The Three Saints）没有被一次炸沉，于是第二天早晨一条炮舰在近距离向它开炮，两个小时后才终于将它击沉。炮声一直传到了集结在卡恰河边的联军那里，圣-阿诺在了解到炮声缘由之后感叹道：“真是对1812年莫斯科战役的拙劣模仿啊。”[35]

港口被堵之后，联军失去了舰队火力的支援，指挥官们认为从北边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太危险了，决定改从南边发起攻击，这样的话，英法舰队还可以分别从巴拉克拉瓦和卡米什（Kamiesch）两个港口提供支援。联军改变攻城计划是一个致命的误判，因为不仅城南的防御工事相对牢固，而且一旦联军将主力搬到南边，就很难切断俄军通往北方腹地的补给线，这本来是联军计划中的一个关键考虑。即使如此，如果联军能很快从南边发起攻城行动，问题还不是太大，但是联军放弃了原来的“全力快击”战略后，就立刻陷入了常规的军事思维：自17世纪以来，围城战一直是一个漫长而机械的过程，要先把堑壕一直挖到离城防不远的地方，让大炮可以轰击守军的防御工事，然后才发起步兵冲锋。法军比较喜欢长时间围困的战术，而且说服了英军接受他们的传统思维。长时间围困确实看上去要比快速攻击稳妥一些。英军工兵指挥伯戈因本来是支持快速攻击的，但此时却改变了主意，他的理由很荒诞：如果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快速攻击，将会损失五百人，这样的损失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合情理的”；然而联军在阿尔马已经损失了三千六百人（而且还将在围困战中遭受数以万计的人员损失）。[36]

9月23日，联军开始向南方移动。在头两天里，联军一直沿着卡恰河和贝尔贝克河（Belbek）的河谷行进，这里土壤肥沃，沿途的农庄主人已经逃离，到处都是葡萄、桃子、梨和其他成熟的软水果，联军士兵毫不客气地采摘食用。士兵们疲惫厌战，许多人因为脱水而晕倒，沿途还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掩埋染上霍乱身亡的战友。然后联军部队开始转向南方，目标是绕到塞瓦斯托波尔以南，他们在因克尔曼高地（Inkerman Heights）茂密的橡树森林兜兜转转一番之后，终于抵达了一处叫作麦肯齐农庄（Mackenzie’s Farm）的开阔地，这个地方是以一位18世纪定居这里的苏格兰人的名字命名的。在这里，英军骑兵与俄军遭遇，这批部队是在缅什科夫带领下向东北方向移动、前往巴赫奇萨赖的俄军的后卫部队。第十五国王骠骑兵团的路易·诺兰上尉（Captain Louis Nolan）此时和拉格伦的参谋部一起，在队伍的最前方位置。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骑兵部队一显身手，狠狠打击一下俄军。诺兰认为自从登陆克里米亚以来，好几次英军指挥部都没有发挥骑兵的威力，先是在布尔加纳克河第一次与俄军遭遇时，然后是在阿尔马河战役中俄军开始溃退时，这让他越来越感到愤懑。这次他要求派骠骑兵攻击俄军后卫部队的请求又被卢肯勋爵拒绝了，令他简直愤怒难耐。在战地日记中，他描述了当时在麦肯齐高地（Mackenzie Heights）上看着坡下俄军在眼皮底下溜走的情景：

在下方的道路上，几辆溜走的炮车和马车正在急急逃跑。两边散乱的步兵也在往坡下逃跑，这些步兵既没有头盔也没带武器。我们的大炮向他们开了几炮，他们就跑得更快了，一直往山下跑，那里有一队又一队的俄军。我们有两个骑兵团沿着道路向下追了一段距离，沿途缴获车辆和马匹，一共有二十二辆之多，其中还有戈尔恰科夫将军的马车，由两匹漂亮的黑马拉着。[37]

联军的行军队伍越来越长，掉队者要么过于疲惫赶不上队伍，要么在茂密的森林里迷了路。军纪开始散漫，许多士兵就和俄军中的哥萨克部队一样，开始打劫塞瓦斯托波尔周围因为主人逃亡而被遗弃的农舍和庄园。比比科夫（Bibikov）¶¶的宫殿遭到了法军的破坏和洗劫，士兵们从庄园巨大的酒窖里拿出香槟和勃艮第葡萄酒一边喝一边胡闹，把家具从窗口扔到外面，打烂窗户，还在屋内地板上大便。圣-阿诺元帅就在现场，但完全没有阻止手下士兵抢劫闹事，而把这看作对疲惫士兵的一种奖赏。他甚至还收下了手下送给他的一个抢来的茶几，让人运到君士坦丁堡送给他夫人。朱阿夫士兵本来就爱表演，他们到公主闺房里找来衣服穿上，男扮女装演了一出喜闹剧。有人找到一架大钢琴，于是开始弹奏华尔兹舞曲，让士兵们跳舞。宫殿的主人在法军到达之前几个小时才刚刚逃走，一名法军军官回忆道：

我走进一间小闺房……壁炉台上的花瓶里还插着剪下不久的鲜花。在一张圆桌上摆着几份[法语杂志]《画报》（Illustration），一个写字盒，一些纸和笔，还有一封没有写完的信。这封信是由一个年轻姑娘写给她在阿尔马前线作战的未婚夫的，信中她谈到了胜利和成功，那种自信充满每一个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孩的心。残酷的现实将这一切——信件、幻想、希望——全都生生打断。[38]

在联军部队南下逼近塞瓦斯托波尔之际，恐慌正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中蔓延。阿尔马战败的消息严重打击了士气，戳穿了俄军战无不胜的神话，俄军对法国人战之能胜的神话还是1812年流传下来的。在克里米亚行政首府辛菲罗波尔，俄罗斯居民异常惊慌，总督弗拉基米尔·佩斯捷利（Vladimir Pestel′）下令全城撤离。他们把财物搬上大车，向彼列科普逃去，希望赶在联军切断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大陆之间的通路之前逃离。佩斯捷利声称自己有病在身，第一个弃城而逃。自从恐慌开始蔓延，他就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维持秩序，连鞑靼人从俄罗斯人开的商店中拿走军事物资送到联军那里，他也没有管。在卫队和一大帮随从的簇拥下，佩斯捷利离城而去，沿路一大帮鞑靼人朝着他的马车讥讽嘲笑，大声喊道：“看呐！邪教徒（giaour）***跑了！我们的救星快到了！”[39]

在联军登陆前，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还小心翼翼地向沙皇表忠心，自从联军到来之后，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自多瑙河流域战事打响以来，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当局就对鞑靼人加强了监控，哥萨克骑兵在对乡村进行管制时非常凶恶。但是联军刚一登陆，鞑靼人马上团结起来支持联军，特别是年纪较轻的男子，对俄罗斯统治还不是那么害怕。他们把联军入侵视为对自己的解放，而且土耳其士兵效忠的哈里发，也是鞑靼人在清真寺祈祷的对象。几千名鞑靼人离开村庄前往叶夫帕托里亚，欢迎联军到来。他们认为一个新的“土耳其政府”已经在那里建立，并公开表示忠诚。联军部队很快将当地一名鞑靼商人托帕尔·乌默帕夏（Topal Umer Pasha）任命为叶夫帕托里亚总督。随联军一起抵达克里米亚的还有穆萨德·格来（Mussad Giray），他是克里米亚汗国古老统治王朝的后代，呼吁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起来支持联军。†††

鞑靼人给联军送来牛马和大车，认为可以因此获得奖赏，有些人还为联军充当间谍或探子。另一些人则纠集在一起，组成马队扫荡乡下，挥舞着马刀，头顶反戴羊皮帽以示推翻沙皇统治。他们以烧毁屋子作为威胁，有时还以性命相逼，强迫俄罗斯地主把所有牲畜、食物和马匹交给他们，算是送给“土耳其政府”的。“半岛上所有俄罗斯居民都非常害怕鞑靼马队。”赫尔松—陶利德（Kherson-Tauride）教区的东正教大主教因诺肯季（Innokenty）写道。一名俄罗斯地主在自己的领地被劫之后，认为打劫他的鞑靼马队是被伊玛目煽动起来报复基督徒的，以为克里米亚将重新恢复穆斯林统治。一些叛乱马队不仅残杀俄罗斯人，还对亚美尼亚和希腊人下手，摧毁教堂，甚至杀死教士，这是确有其事的。俄罗斯当局也故意挑动对宗教报复的恐惧，希望借此赢得俄罗斯居民对沙皇部队的支持。因诺肯季在9月巡视克里米亚时，公开宣称联军入侵是一场“宗教战争”，俄罗斯“有伟大而神圣的责任保护东正教信仰以对抗穆斯林的桎梏”。[40]

9月26日，联军抵达了卡迪科伊村（Kadikoi），这里已经能够望见克里米亚南部海岸。同一天，圣-阿诺终于向病魔投降，把指挥权交给了康罗贝尔。他坐上一条蒸汽机船前往君士坦丁堡，但在船上心脏病发作去世，于是这条船将他的尸体送回了法国。这条船同时还带回了一条错误的消息，说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已经打响了。听到这一消息后，英国驻巴黎大使考利通知伦敦，说联军在几天之内“就可能占领那座城市”。[41]

事实上，围困战要等到三个星期后才会开始。此时风中已带着俄罗斯冬季的寒冷，联军慢慢地在可以俯瞰塞瓦斯托波尔的南部高地上安营扎寨。开始几天英法两军的物资都通过巴拉克拉瓦输送，这条狭窄的水道从海面上几乎注意不到，只依稀可见悬崖上由热那亚人修建的古要塞。‡‡‡很快联军就发现这个港口太小了，不可能让所有帆船进来。于是法国人把基地转移到了卡米什湾，将其作为一个补充基地。那里的情况比巴拉克拉瓦好，不仅港口大很多，而且靠近法军在赫尔松涅索斯的营地——这里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带领基辅罗斯人改信基督教的地方。

10月1日，埃尔贝上尉和法国军队一起来到高地，仔细侦察仅仅两公里开外的塞瓦斯托波尔。他们用战地望远镜可以“看到这座著名城市的许多细节来满足好奇心”，埃尔贝在第二天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们可以分辨得出在我们下方的防御堡垒，一大批人正在那里挑着担子，挥舞着铁锹修建工事。你甚至可以在一大堆劳工中分辨出几个女人来。用望远镜我能很清楚地看到港口中有几条看上去有点阴郁的战舰，倒在两侧的白帆，黑色的舷梯，大炮从炮眼伸出来。如果俄军把所有这些大炮都安在堡垒上，那真的会有一场好戏呢！[42]

* 约一斤三两褐面包和九两肉。——编注

† 罗斯信中对塞瓦斯托波尔的错误拼写。——译注

‡ 约九千六百五十六米。——编注

§ 即圣经派犹太人。——译注

¶ 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第一个受伤的是第十三轻龙骑兵团的普里斯特利中士（Sergeant Priestley），他失去了一条腿，被送回英格兰。后来英国女王送给他一条用软木做成的假腿。（A. Mitchell, Recollection of One of the Light Brigade ［London, 1885］, p.50）——原注

** 在发出了进攻命令之后，拉格伦做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带领他的参谋们骑马到战线前方，以便更好地观察战斗。他们跨过阿尔马河，停留在电报山上一处暴露的高地上，远远超过了英军前线的位置，几乎就和俄军骚扰部队比邻。“我是怎么逃过一死的，实在是件神奇的事，”拉格伦的一名参谋盖奇上尉（Captain Gage）第二天在阿尔马写道，“炮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子弹从我两侧和头顶飞过，米涅来复枪和滑膛枪的枪声在我耳边尖叫，拉格伦勋爵参谋部（我所在之处）的马匹和骑手在我身边纷纷中弹倒下，非死即伤，然而我却非常安全，完全没有意识到身处险境。”（NAM 1968-07-484-I, “Alma Heights Battle Field, Sept. 21st 1854”）——原注

†† 一位名叫达里娅·米哈伊洛娃（Daria Mikhailova）的俄罗斯女子，自己花钱买了一辆大车和一些药品救助伤员，成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传奇人物。她的父亲是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名水手，在锡诺普海战中战死，当时她才十八岁。在联军入侵克里米亚时，她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当一名洗衣工。根据民间流传的说法，她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点遗产全部变卖，然后从一个犹太商人那里买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把自己头发剪短，穿上水手装束，随着部队一起去了阿尔马。在那里她向伤兵们分发水、食物和酒，用醋为他们的伤口消毒，甚至撕下自己的衣服为他们包扎。士兵们看出她是女扮男装，但没有阻止她勇敢无私的举动。她先是在卡恰河的包扎站为伤兵服务，当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时，又在医院担任护士。“塞瓦斯托波尔女英雄”的故事传开了。她不仅成了普通俄罗斯人爱国精神的象征，还代表了被普希金等诗人一再浪漫化的俄罗斯女性的“牺牲精神”。因为不知道她的姓氏，塞瓦斯托波尔医院里的伤兵就亲切地把她叫作达莎·塞瓦斯托波尔斯卡娅（Dasha Sevastopolskaia，译者注：“达莎”是“达里娅”的昵称），而这成为她名留青史的名字。1854年12月她被沙皇授予了“热忱金章”（Gold Medal for Zeal），成为唯一一个非贵族出身而获得这项荣誉的俄罗斯妇女。皇后送给她一个银十字架，上面刻着“塞瓦斯托波尔”字样。1855年，达里娅嫁给了一个受伤退伍的战士，在塞瓦斯托波尔开了一家酒馆，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892年去世。（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 77）——原注

‡‡ 俄国战争部下属的工程部未能施行一份1834年的加固防御工事的计划，声称缺乏资金，但与此同时，大笔资金被花在了离边境线有几百公里远的基辅防御工事上。尼古拉一世总是担心奥地利军队会从俄罗斯西南方入侵，于是在基辅地区布置了一支庞大的预备队，却没有想到把塞瓦斯托波尔放到同等重要的高度，因为他不相信土耳其和西方列强会从黑海向这里发动进攻。蒸汽机船出现后，可以通过海路输送大量陆军部队，这一技术革命对战争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尼古拉一世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原注

§§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资料，得知情报错误之后，英军下令枪杀了这些鞑靼间谍。（S. Gershel’man, Nravstvennyi element pod Sevastopolem ［St Petersburg, 1897］, p. 86）——原注

¶¶ 俄罗斯贵族家族。——译注

*** 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地区基督徒的蔑称。——译注

††† 在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之后，格来家族逃到了奥斯曼帝国。19世纪初，格来家族成员曾在巴尔干地区当过官员，有些还参了军。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有各种由克里米亚流亡者组成的军事单位，这些人参加了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在1853—1854年间还加入了多瑙河流域土耳其军队。穆萨德·格来驻守瓦尔纳，在那里，他说服了联军把他带去克里米亚鼓动鞑靼人起来支持联军入侵。9月20日，联军把穆萨德·格来送回了巴尔干，赞扬他的努力，认为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他被法国授予了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译注

‡‡‡ 巴拉克拉瓦，原来被热那亚人叫作贝拉克拉瓦（Bella Clava，意为“美丽港”），港口大部分由他们所建，曾一度十分繁荣。15世纪时，土耳其人驱逐了热那亚人，并将镇子洗劫一空。在19世纪前，这里基本上一直是一片废墟。山坡之上有一个修道院，里面驻守着一些希腊士兵，联军到来之后都被赶走了。——原注

注释

[1]J. Cabrol, Le Marechal de Saint-Arnaud en Crimée (Paris, 1895), p. 312; 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19; M. O. Cullet, Un ré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 68; NAM 2000–02–94 (Rose letter, 28 Aug. 1854).

[2]P. de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aris, 1860), p. 5; E. Vanson, Crimée, Italie, Mexique: Lettres de campagnes 1854–1867 (Paris, 1905), p. 23; NAM 1978–04–39–2 (Hull letter, 12 July 1854); NAM 2000–02–94 (Rose letter, 28 Aug. 1854).

[3]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ée (Paris, 1857), pp. 147–8.

[4]RGVIA, f. 846, op. 16, d. 5492, ll. 50–51; V.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o Evpatorii v epohu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Evpatoriia, 1904), pp. 13–4, 21–2; A. Markevich, Tavricheskaia guberniia vo vremia krymskoi voiny: Po arkhivnym materialam (Simferopol, 1905), pp. 18–23; 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2, p. 166.

[5]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29–32; N. Mikhno, ‘Iz zapisok chinovnika o krymskoi voine’, in N. Dubrovin (ed.), Materialy dlia istorii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Sbornik izdavaemyi komitetom po ustroistvu sevastopol’skogo muzeia, vyp. 3 (St Petersburg, 1872), p. 7.

[6]W. Baumgart,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Oxford, 1999), p. 116.

[7]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 35.

[8]Cullet, Un regiment, p. 68; Mole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 45.

[9]L. de Saint-Arnaud, Lettres du Marechal Saint-Arnaud, 2 vols. (Paris, 1858), vol. 2, p. 490.

[10]V. Bonham-Carter (ed.), Surgeon in the Crimea: The Experiences of George Lawson Recorded in Letters to His Family (London, 1968), p. 70.

[11]NAM 2003–03–634 (‘The Diary of Bandmaster Oliver’, 15, 16, 17 Sept. 1854); J. Hume, Reminiscences of the Crimean Campaign with the 55th Regiment (London, 1894), p. 47.

[12]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 44.

[13]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1, pp. 215–217; Hodasevich, A Voice, pp. 47, 68; Damas, Souvenirs, p. 11; M. Bot’anov, Vospominaniia sevastopoltsa i kavkatsa, 45 let spustia (Vitebsk, 1899), p. 6;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35.

[14]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 103.

[15]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1, p. 222; id.,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 52; 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p. 75–6.

[16]Hodasevich, A Voice, pp. 55–6.

[17]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p. 106; Hodasevich, A Voice, p. 32; 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 21.

[18]R. Egerton, Death or Glory: The Legac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0), p. 82.

[19]Small, The Crimean War, p. 47; N. Dixon, On the Psychology of Military Incompetence (London, 1994), p. 39.

[20]M. Masquelez, Journal d’un officier de zouaves (Paris, 1858), pp. 107–8;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26–8;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p. 232–233; A.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ee 1853–1856 (Paris, 1995), pp. 294–8; RGVIA, f. 846, op. 16, d. 5575, l. 4.

[21]Small, The Crimean War, p. 50;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30–1;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20; Hodasevich, A Voice, pp. 69–70.

[22]Small, The Crimean War, p. 50;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30–1;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20; Hodasevich, A Voice, p. 70;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61; A. Massie,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 Book of the Crimean War: The Untold Stories (London, 2004), p. 36.

[23]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64–5;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vol. 2, pp. 332 ff.; NAM 1976–06–10 (‘Crimean Journal, 1854’, pp. 54–5).

[24]Small, The Crimean War, pp. 51–4;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65–9; E. Totleben, Opisanie oborony g.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863–78), vol. 1, p. 194.

[25]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 13; Hodasevich, A Voice, pp. 73–6;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 20.

[26]A. du Picq, Battle Studies (Charleston, SC, 2006), pp. 112, 223.

[27]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1, pp. 267–8; Baron de Bazancourt, The Crimean Expedition, to the Capture of Sebastopol,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260–262.

[28]NAM 1974–02–22–86–4 (21 Sept. 1872); Bonham-Carter, Surgeon in the Crimea, p. 73.

[29]S. Calthorpe, Letters from Headquarters; or the Realities of the War in the Crimea by an Officer of the Staff (London, 1858), pp. 76–7.

[30]Seaton, The Crimean War, pp. 96–97; Kh. Giubbenet, Slovo ob uchastii narodov v popechenii o ranenyh voinakh i neskol’ko vospominanii iz krymskoi kampanii (Kiev, 1868), p. 15.

[31]The Times, 1 Dec. 1854.

[32]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34; Egerton, Death or Glory, pp. 219–20; H. Drummo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855), pp. 49–50.

[33]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41–2; H. Elphinstone,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s Conducted by the Corps of Royal Engineers (London, 1859), pp. 21–2; J. Curtiss, Russia’s Crimean War (Durham, NC, 1979), pp. 302–5; Totleben, Opisanie, vol. 1, pp. 66 ff.

[34]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1, pp. 268–9.

[35]Den’ i noch’ v Sevastopole: Stseny iz boevoi zhizni (iz zapisok artillerista) (St Petersburg, 1903), pp. 4–5;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ée, p. 305.

[36]Egerton, Death or Glory, p. 92.

[37]NAM 1989–06–41 (Nolan diary, p. 35).

[38]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39;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pp. 119–20.

[39]RGVIA, f. 846, op. 16, d. 5492, ll. 62–3;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1, pp. 293–302;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 23; Hodasevich, A Voice, pp. 119–21.

[40]RGVIA, f. 846, op. 16, d. 5492, ll. 57–8; Markevich, Tavricheskaia guberniia, pp. 9–10; ‘1854 g.’, Russkaia starina, 19 (1877), p. 338;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pp. 16–39;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p. 46, 71–2.

[41]T. Royle, Crimea: The Great Crimean War 1854–1856 (London, 1999), p. 244.

[42]J. Herbe, Francais et russés en Crime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104.

第八章 秋天的塞瓦斯托波尔

如果埃尔贝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在1854年11月进入塞瓦斯托波尔城内，他会看见整座城市都在高度戒备中，到处紧张而匆忙。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Sevastopol Sketches）的宏大开篇中，托尔斯泰用笔让读者身临其境。黎明时分，城市苏醒了，生命跃然纸上：

在北边，白天的活动正逐渐取代夜晚的安宁：看这儿，伴随着滑膛枪的嘭嘭作响，一队哨兵从旁边走过，正在去换哨的路上；看这儿，一名列兵刚刚从战壕里爬出来，用冰凉的水洗了洗古铜色的脸，转向东方，迅速地在胸口划了个十字，开始祈祷；再看这儿，几匹骆驼拖着一辆笨重的大车，吱吱呀呀地驶向墓地，车上满满的都是带血的尸体，将在那里被掩埋。走近码头，你能闻到一种特异的气味，混合着煤炭、牛肉、粪肥和潮湿的味道。成千上万件各色物品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木柴、肉块边角、石笼网*、面粉袋、铁条等等——就这么堆在码头边。来自各个部队的士兵，有些带着滑膛枪和背包，有些没有，在这儿晃荡着，抽着烟，相互吐着脏话，或是正在把沉重的物件从卸货板上拖到锚泊的船上，烟囱里还冒着烟。民用帆船上，各色人等挤在一起——士兵、水手、商人、女人——沿着海滨频频靠岸、驶离……

码头边色彩斑斓：士兵身上的灰色、水手身上的黑色、女人身上各种各样的颜色。农妇在卖面包卷，手持大茶壶的俄罗斯乡民吆喝着“热蜜水”（sbiten）†。就在这儿，在码头台阶的最底下，躺着加农炮弹丸、榴弹炮弹、霰弹、各种口径的铸铁加农炮。稍远处一大块空地上，塞满了大批的方木梁、炮架，还有横七竖八正在睡觉的士兵，周围是马匹、篷车、装着弹药盒的绿色野炮、架在一起的步兵滑膛枪。士兵、水手、军官、商人、女人和孩子来来往往；载满干草、麻袋或是木桶的大车川流不息；时不时会冒出来一个骑着马的哥萨克军官，或者是坐在滑板车上的将军。右边的街道被一道街垒堵住了，炮眼里伸出一门小加农炮的炮管，坐在一边的是一名水手，握着烟斗吞云吐雾。在左边是一栋山形墙上刻着罗马数字的端庄房子，站在墙下的士兵手里提着染着血污的担架——到处都能看到军营里特有的令人不快的景象。[1]

塞瓦斯托波尔是一个军事城市，海军基地有一万八千人的部队，而在这里的约四万人口中，每个人的生活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海军基地的运作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紧密的关联造就了这座军港的顽强。有些水手和他们的家人自从1780年代建港之时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城市的社会生活很单调，在市中心大道上，除了海军制服外，极少能看到穿着正式大衣的人。这里没有出色的博物馆、画廊、音乐厅或是其他知识文化的珍宝，市中心威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全都带着军事色彩：海军部、海军学校、军火库、军营、修船厂、军队商店和仓库、军队医院，这里还有一个军官图书馆，是欧洲最富有的军官图书馆之一。甚至连贵族议事厅（就是托尔斯泰笔下那座“刻着罗马数字的端庄房子”）在围困期间也被改造成了一座医院。

这座城市由两部分组成：北城和南城，中间被港口隔开，船是沟通两边唯一的交通工具。在南城，沿着港口有一片雅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北城则仿佛另一个世界，几乎没有一条道路是两边都盖满房子的，住在这里的渔民和水手的生活方式是半农村式的，在小屋的花园里种植蔬菜饲养牲畜。在南城，与军港西边的行政中心相比，东边的海军码头区还是有细微差别的，在这里水手们或是住在军营里，或是和家人一起住在小木屋里，离防御工事不过几步之遥。女人们晾衣服的晾衣绳就挂在自己的小屋和堡垒或是棱堡外墙之间。[2]

和托尔斯泰一样，来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访客都会对这里“军事营寨与市井生活、秀丽的市镇与肮脏的露营奇异地交缠在一起”的景象留下深刻印象。叶夫根尼·叶尔绍夫（Evgeny Ershov）是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他在1854年秋天来到塞瓦斯托波尔。当地居民在围困期间的纷乱中依然正常地过着日常生活，让他感到佩服。“这里让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写道，“人们继续自己正常的生活——一名年轻女子推着童车走在外面，商人仍在做买卖，孩子在街道上奔跑嬉闹，而在他们周围就是战场，随时可能死于非命。”[3]

在联军入侵克里米亚之前，人们无尽地狂欢、暴饮、豪赌，仿佛没有明天一般，妓女的客人络绎不绝。联军登陆的消息传来，向人们泼了一点凉水，但是下级军官依然信心爆棚，以为俄军一定能打败英法联军，仍在为1812年的胜利而干杯。“我们当时情绪亢奋，”一名年轻的海军学员米哈伊尔·波塔诺夫（Mikhail Botanov）回忆道，“我们一点都不怕敌人。唯一一个不像其余所有人那么自信的是一名蒸汽机船船长。和我们不一样，他经常被派往海外，喜欢说一句谚语‘愤怒不等于力量’。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比我们有远见，对现实状况比我们懂得多。”[4]

俄军在阿尔马的失败让塞瓦斯托波尔的平民恐慌起来，所有人都以为联军随时可能从北边进攻，所以当他们看到联军舰队出现在南边时，都感到不解，误以为城市已经被包围了。“没有人不向上天祈祷，”一名居民回忆道，“我们都以为敌人马上就会冲进城里了。”第四棱堡（Fourth Bastion）的炮台指挥官尼古拉·利普金上尉（Captain Nikolai Lipkin）在9月底给自己在圣彼得堡的兄弟写信说：

许多居民都已经逃离了，但是我们军人会留在这里，准备教训一下那些不速之客。连续三天（9月24、25和26日）都有宗教游行走过镇中心和所有炮台。战士们站在他们的营地边，当举着十字架和神像的妇女在他们面前经过时，他们纷纷鞠躬。看到这一景象实在让人感到谦卑……教堂里的财宝都转移了，我说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是没人听我的，他们都很害怕。所以，我的兄弟，目前局势就是这样，明天会发生什么，只有上天知道。

尽管利普金表现得很有自信，但其实在阿尔马战败后，俄军指挥官认真考虑过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在港口北边有八艘蒸汽机船正在待命，随时准备撤离部队，在南边有十条战舰准备提供保护。当敌人逼近时，城市中的许多居民开始自发地逃离，但是被俄军阻止了。城市供水能力降到了危险的程度，喷泉断了水，居民只能从井里打水，而这个季节井里的水位本来就很低。联军从俄军逃兵那里得知城里的供水来自他们驻扎的高地，于是切断了水源，塞瓦斯托波尔只剩下给海军码头供水的水渠中还有水。[5]

当联军在南边高地上安营扎寨，准备炮击的时候，城内的俄军开始夜以继日地加强城南的防御工事。这时候缅什科夫不见了踪影，指挥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任务主要落在三个人的身上：黑海舰队参谋长科尔尼洛夫中将；工兵托特列边；军港总指挥纳希莫夫，他是锡诺普海战的英雄，很受水手欢迎，被认为是“自己人”。这三个人都是新型的职业军人，与宫廷幕僚缅什科夫大相径庭。他们精神十足，在哪里都能看到科尔尼洛夫，他每天都巡视防御工事的每一个角落，给人们鼓劲，承诺只要能守住城市，每个人都能论功行赏。托尔斯泰是利普金的随从，他在抵达这里的第二天给哥哥写信，描述科尔尼洛夫巡视阵地的情形。见到士兵时，科尔尼洛夫不是用“祝你们健康！”这样传统的问候方式，而是向他们喊：“如果要你拼命，你敢不敢挺身向前？”托尔斯泰写道：“然后，士兵们一起高呼：‘我们敢，大人。万岁！’他们不是装样子的。在每一张脸上，我看到的不是玩笑，而是极度真诚。”[6]

其实对于能否守住，科尔尼洛夫心里远不是那么肯定。他在9月27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只有五千预备队和一万水手，手里的武器五花八门，甚至还有用长矛的，实在称不上是一支称职的守军。我们需要防守的战线很长，而且非常分散，甚至连直接联系都做不到。但是以后要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已下定决心坚守。如果我们能守住，那会是个奇迹；如果我们守不住……

当他得知水手们在码头仓库里找到大批伏特加并痛饮三天后，心里就更没底了。科尔尼洛夫最后只好命令销毁所有的酒，好让水手做好战斗准备。[7]

加强防御工事的工作进行得匆匆忙忙，不得不凑合了事。工程刚开始，守军就发现塞瓦斯托波尔没有铁铲，于是派人去敖德萨紧急采购，三个星期之后派去的人回来了，带回来的却是四百把铁锹。与此同时，城里军民用木板做成木铲开始了工作。全部塞瓦斯托波尔的人口——水手、士兵、战俘、劳工、女人（包括妓女）——都投入了挖战壕、给防御工事送土、修城墙和兵营、建造炮台的工作。炮台是由泥土、柴捆和石笼网建成的，水手们把自己船上的重炮拖到炮台上。所有能担土的工具都用上了，当篮子、包裹、木盆都用完后，挖土的人就用自己的衣服兜土。因为担心敌人马上要发起进攻，每个人都有很强的紧迫感。一年之后，当英法联军检查这些防御工事时，不得不为俄罗斯人的技巧和创造力感到惊叹。[8]

在得知塞瓦斯托波尔人的英勇行为之后，沙皇在9月底给戈尔恰科夫将军写信，提醒他当年在面对拿破仑时，是“俄罗斯人的特殊精神”拯救了国家，呼吁他再次鼓起这种精神对抗英法两国。“我们将向上帝祈祷，祈望你能鼓起这种精神，保住塞瓦斯托波尔、保住黑海舰队、保住俄罗斯的土地。不要向任何人低头，”他亲自在这里加了下划线，“向世界宣告，我们还是1812年的俄罗斯人，坚决不退缩。”沙皇还给当时在塞瓦斯托波尔外东北方向贝尔贝克河边的缅什科夫写信，让他向城里人民传达信息：

告诉我们年轻的水手，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他们身上。告诉他们不要向任何人低头，寄希望于上帝的慈悲，记住自己是俄罗斯人，是在守卫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信仰，将自己托付在上帝手中。愿上帝保佑你们！我的祈祷全都为你们而做，全都为我们的神圣使命而做。[9]

与此同时，联军投入了漫长的围困准备工程。拉格伦曾想立即发动进攻，他看出俄军防守中有弱点。英军第四师的指挥官乔治·卡思卡特爵士（Sir George Cathcart）是一位直截了当、才智高超的军人，他也赞成拉格伦快速突袭的想法。从部队占据的一处高坡上，他能俯视塞瓦斯托波尔全城。他在那里向拉格伦报告：

如果您和约翰·伯戈因爵士能到我这儿来的话，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防御布局，实在是没有多少。他们正在修建两三座土岗，但是整座城市的城墙就和公园的围墙差不多，而且没有妥善维护。如果把我们的部队全部部署在海岸线和我现在的位置之间，我肯定，只要找个天黑的夜晚，或是破晓之前，我可以带人就这么走进城里，而不用担心伤亡损失。即使是大白天，我们都可以轻装上阵、冲进城市，从这些土岗上也就只能朝我们开几炮而已。

英军工兵总指挥伯戈因原来是快速突袭的倡导者，现在却不同意了，担心快速突袭会造成过多人员伤亡。他坚持要先用围困火炮打哑敌人的火力，然后才由步兵发起冲锋。法国人的想法和他一样。于是联军开始了一个将围困火炮运上陆地，再拉到高地的漫长过程。英军在运送火炮时问题重重，不得不把许多大炮拆了，才能从船上运到岸上。“把我们舰上的重炮部署到陆地上，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掷弹兵近卫团的威廉·卡梅伦上尉（Captain William Cameron）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舰炮不得不全部拆散，炮架也一样，因为它们只有小滚轮，没有大轮子，不方便移动。而一般的围困火炮都架在大轮子上，可以直接推到部署位置。我们刚刚给一座炮台部署了五门各九十五英担（cwt）‡重的六十八磅加农炮——全都是舰炮，过去的围困战从来没见过这么重的大炮。地面非常糟糕，全是石头，所以我们还得把修葺护墙的泥土运上去。[10]

英军花了十八天才把所有大炮部署好，在这关键的十八天中，俄军加强了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工事。

当英军还在拉炮到位的时候，法军已经开始挖堑壕了。他们冒着俄军的炮火，慢慢地朝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工事方向修筑锯齿形的堑壕。开挖第一条堑壕是最危险的，因为完全暴露在俄军炮火下，无处躲藏。10月9日晚、10日凌晨，第一批士兵约八百人在夜幕下，携带铲子和鹤嘴锄，借助石块的掩护，悄悄地摸到离塞瓦斯托波尔的“旗杆棱堡”（Flagstaff Bastion）不到一公里远的地方，军官在需要挖堑壕的地方划上线，士兵们就地开挖，把土填到面前的石笼网里用来抵挡俄军炮火。那个晚上天朗月明，但刮的是西北风，把挖堑壕的声音传得很远。黎明时分，当睡眼惺忪的俄军终于醒悟过来时，法军已经挖出了一条一千米长的堑壕。在这之后，三千名法军士兵冒着俄军的猛烈炮火，继续挖掘，每天晚上开挖新堑壕，白天则修补被俄军炮火破坏的部分，爆破弹和迫击炮的炮弹就从他们头顶飞过。到10月16日，法军已经修好了五座炮台，用泥土袋和木头做成栅栏、胸墙和堞墙，超过五十门大炮（包括加农炮、迫击炮和榴弹炮）被安装在高出地面的平台上。[11]

紧随法军之后，英军也开始修筑堑壕。第一批炮台建在绿山（Green Hill）和沃龙佐夫山（Vorontsov Hill）上，分别称为“左翼攻击位”（Left Attack）和“右翼攻击位”（Right Attack），两个位置之间是一条很深的山沟。五百名士兵轮班修筑炮台，另外还有两倍于此的士兵负责守卫炮台，以备俄军夜间发起袭击。“今天早晨四点终于轮到我休息了，之前我已经在堑壕里待了二十四小时。”第二十团的拉德克利夫上尉（Captain Radcliffe）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当我们躲在前晚修好的胸墙背后时，是相当安全的。但是因为堑壕是俄军炮火的目标，我们不得不一直在胸墙背后躺着，因为堑壕还没完工，而俄军的炮火又日夜不断。有几名士兵负责观察，他们只把脑袋伸出堑壕外几英寸，观察俄军炮兵阵地。如果在白天看到烟雾升起，或晚上看到火光，就高喊“炮击来了”—— 那时候堑壕里所有人都立刻躺倒在胸墙背后，直到炮弹飞过才重新开工。这种办法让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只损失了一名士兵，他是被一颗加农炮弹丸击中的。[12]

10月16日晚，尽管英军炮台还没有完全修好，但联军终于决定从第二天早晨开始炮轰塞瓦斯托波尔。阵地上充满了乐观情绪。“所有的炮兵军官——法国、英国和海军——都说在四十八小时的炮轰之后，塞瓦斯托波尔就只会剩下一堆瓦砾了。”轻步兵师的一名参谋亨利·克利福德（Henry Clifford）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伊夫林·伍德（Evelyn Wood）是一名海军学员，在阿尔马战斗期间他曾爬到桅杆顶观战，现在随着海军旅（Naval Brigade）转移到了陆地上，他写道：

10月16日，我们营地开始押注，赌俄军能守多长时间。赌可以守住几个小时的人都很少，因此赔率很高。一些年纪大些、比较谨慎的军官估计俄军也许能守住四十八小时，但这已是极端的看法。一名士兵想把他在阿尔马时从一名俄国军官身上拿到的巴黎造怀表卖给我，要价二十先令。我的一名同伴叫我不要买，他说四十八小时之后，这块表就不再那么值钱了。[13]

10月17日一大早，晨雾刚刚散去，俄军观察哨就发现敌人炮台的炮眼已经打开。未等敌人开火，俄军抢先开炮，接着联军的火炮，包括七十三门英军火炮，五十三门法军火炮，一起轰鸣。几分钟内炮击就达到高潮，开炮时低沉的轰鸣声，炮弹在空中翻滚的尖叫声，还有炮弹落地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完全淹没了军号和军鼓的声音。塞瓦斯托波尔被淹没在一片巨大的黑色浓烟中，浓烟飘浮在战场上空，天色都为之变暗，联军炮兵根本无法瞄准目标。“我们只能坐在那里猜测目标的位置，希望能够击中。”考尔索普写道，当时他正和拉格伦一起，在沃龙佐夫山的采石场观察炮击效果。[14]

几千名平民的家园被炸成了废墟，对许多躲藏在那里的居民来说，这是一生中最恐怖的时刻。“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情景，”一位居民写道，“在长达十二个小时的时间里，炮弹疯狂飞舞的声音从未中断过，根本分不清楚是哪一发炮弹发出的声音，脚下的大地不断颤抖……天空中充满了浓烟，遮住了太阳，如同夜晚一般，连房间里都满是烟雾。”[15]

炮击一开始，科尔尼洛夫就带着他的执旗中尉、V.I.巴里亚京斯基亲王（Prince V.I. Bariatinsky）开始巡视各个防守位置。他们先去了整个塞瓦斯托波尔最危险的地方：第四棱堡，那里同时遭受英军和法军的炮击。“在第四棱堡内，”巴里亚京斯基回忆道，“景象骇人，损坏严重，一整支炮兵队都被榴弹炮火打倒了，担架队正在运走死伤者，但依然有成堆的人躺在那里。”科尔尼洛夫巡视了每一个炮位，为炮兵们鼓劲。接着他来到第五棱堡（Fifth Bastion），这里遭受敌人火力的压力并不比第四棱堡小。在那里，科尔尼洛夫见到了军港总指挥纳希莫夫。和平常一样，他还是穿着一件配有肩章的长大衣。纳希莫夫脸部受了伤，但是巴里亚京斯基觉得他自己并未察觉，在和科尔尼洛夫说话时，他脸上的鲜血一直流到脖子上，染红了他所佩戴的圣乔治十字勋章（St George Cross）的白色缎带。正在交谈时，巴里亚京斯基看到一名军官向他们走来，但是“他没有眼，也没有脸，因为他的五官都被一片模糊的血肉覆盖了”，原来一名水手在附近被炸飞，血肉都溅到了他的脸上。这名军官一边把脸上的血肉抹掉，一边问巴里亚京斯基有没有香烟。科尔尼洛夫的手下劝他不要继续巡视了，因为实在太危险，但是他没有听从，继续来到被称为棱尖（Redan）的第三棱堡（Third Bastion），这里正被英军重炮以致命的密集程度轰击着。当科尔尼洛夫抵达时，棱尖棱堡的指挥官还是波潘多上尉（Captain Popandul），但是很快他就阵亡了，那天接替他的五任指挥官都遭到了同样的厄运。科尔尼洛夫通过堑壕系统来到离英军炮台不远的地方，越过山沟，爬进了马拉科夫棱堡（Malakov Bastion），在那里和受伤的士兵们交谈。就在他即将完成巡视，从山上爬下，走在乌沙科夫山沟（Ushakov Ravine）时，被一发榴弹击中，下身被炸飞，送往军事医院后没多久就死了。[16]

临近中午时分，联军舰队加入了炮击行动，在港口入海口外排成一个弧形，从那里向塞瓦斯托波尔开炮。军舰离海岸约八百至一千五百米远，俄军在入海口的沉船行动让联军舰队无法靠得更近。在长达六小时的炮击中，联军共投入了一千二百四十门大炮，而守军的海岸炮台只有一百五十门炮。“这是我见到的最可怕的炮击景象，”一名在更远处的海面上观战的商船水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日记中写道，“几艘军舰连续不断开炮，听上去就像是抡打一面大鼓一样……我们看到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在要塞脚下的水面上，掀起阵阵巨浪。”开炮产生了巨大的烟雾，让俄军炮手连联军军舰在哪里都看不清楚。有些炮手被吓破了胆子，但也有一些十分勇敢，尽管联军炮弹就在他们头顶附近炸开，还是瞄着笼罩在烟雾中的联军舰队冒出火光的地方开炮。第十棱堡（Tenth Bastion）是法军舰队炮击的重点，这里的一名炮兵军官回忆说，他看到一些在过去曾因作战勇敢而受嘉奖的士兵却在这次炮击开始时就吓得逃跑了。“我被两种情绪交缠着，”他回忆道，“一方面我想跑回家保护家人，但是我的责任心又告诉自己必须坚守。我作为一个男人的情绪战胜了作为一名战士的责任感，于是我丢下炮台，去找家人了。”[17]

但实际上，英法舰队造成的破坏还不如自己遭受的损失大。联军的木壳帆船无法驶到离海岸足够近的距离进行破坏——就凭这一点，俄军沉船行动是有成效的——但是联军舰队自己却处在俄军海岸火炮的火力范围内。俄军海岸火炮虽然数量较少，但因为是架在陆地上，所以射击准确度比联军舰炮高得多。联军舰队一共发射了约五万发炮弹，却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的破坏，只好起锚离去，清点损失：五条船严重损坏，三十名水手阵亡，超过五百人受伤。在缺少蒸汽动力的铁壳船时代，联军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中注定只能扮演配角。

联军第一天的炮击在陆地上取得的成果也不那么令人鼓舞。法军对鲁道夫山（Mount Rodolph）的进攻刚取得一点进展，主军火库就被炸了，于是只能停火。英军对第三棱堡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伤亡的一千一百名俄军中，大部分是那里的；但是英军缺少重型迫击炮，无法让火力优势真正发挥作用。事前备受推崇的六十八磅兰开斯特大炮（68-Pounder Lancaster gun）在发射榴弹时可靠性不够好，炮击距离较远的俄军工事效果不佳，炮弹又较轻，落地时会直接陷在泥土中。“我担心兰开斯特是一个失败，”勒欣顿上尉（Captain Lushington）在第二天给艾雷将军（General Airey）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大炮射程不够远，对自己炮眼造成的破坏比对敌人的还多……我一再要求所有军官在指挥发射时必须稳健缓慢……但是敌人离我们实在太远了……炮弹打在那些土堆上，就像打在软软的布丁上一样。”[18]

第一天炮击的惨痛失败让联军警醒。“这座城市好像是用抗爆炸材料建成的一样。”范妮·杜伯利（Fanny Duberly）写道。她是跟随她的丈夫、第八骠骑兵团（8th Hussars）的主计官亨利·杜伯利（Henry Duberly）来到克里米亚进行战争观光的。“昨天虽然曾出现两次小火，但立即就被扑灭了。”[19]

在俄军方面，第一天的炮击打破了联军在阿尔马胜利中建立起来的神话。忽然之间，敌人不再是不可战胜的，俄罗斯人重新获得了希望和自信。“我们都以为城里的炮台救不了我们，”一名塞瓦斯托波尔居民在第二天寄出的信中写道，“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今天我们发现所有的炮台都还在，所有的大炮也都在时，我们的惊讶之情！……上帝保佑了俄罗斯，我们为信仰而遭受的侮辱，终于得到了补偿！”[20]

* * *

在扛过了第一天的炮击之后，俄军决心打破围困。他们的计划是进攻巴拉克拉瓦，切断英军补给线。阿尔马战败之后，缅什科夫跑去了巴赫奇萨赖，目的是保证克里米亚与大陆的联系不被切断。现在战略改变了，于是他开始在塞瓦斯托波尔东部的乔尔纳亚（Chernaia）谷地集结部队。这时第一批从多瑙河战线赶来增援的部队、帕维尔·利普兰季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Pavel Liprandi）指挥的第十二步兵师已经赶到，加入了队伍。10月24日晚，六万名步兵、三十四个中队的骑兵和七十八门大炮在恰尔根（Chorgun）村附近的菲久克希高地（Fediukhin Heights）安营扎寨，准备第二天早晨向巴拉克拉瓦的驻防英军发起进攻。

俄军的目标选择得很好，英军也知道自己兵力严重分散，如果敌人用大量兵力对他们的供应基地施行突袭，自己毫无还手之力。英军在沃龙佐夫路（Vorontsov Road）两侧、被称为堤道高地（Causeway Heights）的山脊上修建了六座小型土岗。这是一条东西向的道路，将巴拉克拉瓦谷地分为南北两部分，菲久克希高地在路北，而路南的南部谷地中，就是一条通往巴拉克拉瓦港口的道路。联军在其中四座已经完工的土岗上派驻了土耳其守卫部队，大部分由新兵组成，加上两到三门十二磅大炮。在这些土岗后方，也就是谷地的南侧，驻守着英军第九十三高地步兵旅（93rd Highland Infantry Brigade），由科林·坎贝尔爵士指挥，他是负责港口守卫的总司令。在他们的侧翼是卢肯勋爵率领的骑兵师。在更靠后的位置，可以俯视峡谷的高地上，驻守着一千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还有一些野战炮兵。一旦遭受俄军袭击，坎贝尔可以请求英国步兵增援。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由博斯凯将军率领的两个法国师也可以前来增援，但是在援军到达之前，守卫巴拉克拉瓦的只有五千名士兵。[21]

10月25日拂晓，俄军的进攻开始了。在靠近卡马拉（Kamara）村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临时炮台后，俄军开始向临近的一号土岗发动猛烈炮击。一号土岗建在康罗贝尔高地上，英军以法军指挥官的名字为这座山头命名。前一天晚上拉格伦已经收到来自一名俄军逃兵的警告，说进攻即将开始。但是就在三天前，拉格伦曾听信假消息而派出一千名部队前往巴拉克拉瓦增援，所以这次他决定按兵不动（这又是一次记在他头上的失误）。不过在当天早晨，当俄军开始进攻的消息传到指挥部时，他还是及时赶到萨坡恩高地（Sapoune Heights）观察下方谷地展开的一场大战。

就跟在锡利斯特拉的时候一样，一号土岗上的五百名土耳其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坚持了一个多小时，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士兵。但这时，一千二百名上了刺刀的俄军向土岗发起了冲锋，迫使疲惫不堪的守军放弃阵地，七门从英军那里借来的加农炮也丢了三门。“可恶的是，”在萨坡恩高地和拉格伦的参谋部一起观战的考尔索普回忆道，“我们看到一串士兵从土岗的后门跑出来，沿着山坡往下跑，穿过我军的防线继续逃跑。”这时候，其他三个临近的土岗（第二、三、四号土岗）里的土耳其守军看到一号土岗守军已经逃离，也学着他们的样子纷纷放弃阵地，朝着港口方向逃跑，手里还不忘拿着床单瓦罐和锅子。他们穿过英军（第九十三旅）防线时，还喊着“上船！上船！”。考尔索普看着一千名土耳其士兵从他们驻守的山坡上逃下，一大帮哥萨克骑兵在后面追杀他们。“那些狂野骑手的呼喝声一直传到我们这里，他们从山坡上直冲而下，追击那些失魂落魄的土耳其人，其中不少人被哥萨克骑兵手中的长矛刺杀。”

当溃逃的土耳其士兵经过卡迪科伊村时，一群英国军人的妻子在路边向他们起哄嘲笑。其中有一个洗衣女工身形巨大，手臂粗壮，手腕“就像牛角般坚硬”。当一名土耳其士兵撞到她晾晒的衣物时，她一把将他逮住，狠狠地踢了几脚。当她意识到眼前这个土耳其兵抛弃了她丈夫所属的第九十三旅时，马上怒骂起来：“你这个怯懦的异教徒，你逃跑了，却让勇敢的高地基督徒去抵挡！”周围有的土耳其兵试图安抚她，但是有些却叫她“科卡娜”（Kokana）§。这更让她怒火中烧：“科卡娜！好吧！我来把你咔嚓嚓！”她一边吼叫，一边挥舞着棍子把土耳其兵赶下山去。疲惫沮丧的土耳其士兵一直溃逃到通往港口的一个山沟才停下，把随身东西全部往地上一丢，一头倒在路边，想歇一口气。其中一些人把祈祷毯在地上铺开，开始朝麦加方向祈祷。[22]

英国人指责土耳其士兵怯懦，但这并不公平。据拉格伦勋爵的土耳其语翻译约翰·布伦特（John Blunt）的说法，大部分土耳其士兵来自突尼斯，还没有经过正式训练，也没有战斗经验。当他们抵达克里米亚时，已经饿得不行了，自从几天前从瓦尔纳上船起，他们就没有收到过穆斯林可以吃的军粮，以致一下船就做出了抢当地平民东西这样丢脸的事。布伦特骑马追上溃逃的土耳其士兵，向一名军官传达了卢肯要他们在第九十三旅后方重新集结的命令，但却被土耳其士兵恶言相向。他说这些土耳其兵“因饥渴疲惫看上去像是枯萎了一般”。他们质问他为什么英军没有出动支援他们，抱怨说他们被丢弃在土岗里几天没有食物饮水，还声称供应给他们的炮弹与土岗里的大炮配不上。其中一个头上缠着绷带，抽着一杆长烟枪的士兵用土耳其语对他说：“长官，我们能怎么办？这是上天的旨意。”[23]

俄军步兵占领了堤道高地上的第一至第四土岗，在把其中的大炮炮架摧毁之后，丢弃了第四土岗。俄军骑兵在雷若夫将军（General Ryzhov）的指挥下，由东边运动到这几个土岗后方的巴拉克拉瓦北部峡谷（North Valley），然后转过方向，朝着第九十三旅的防线发起了冲锋，当时这道防线是唯一能够阻挡俄军直抵巴拉克拉瓦港口的英军阵地，因为侧翼的英军骑兵已收到命令撤退，等待从塞瓦斯托波尔高地下来的增援部队。雷若夫手下的四支骑兵中队，约四百人，从堤道高地冲下，直扑高地旅而来。¶范妮·杜伯利正在轻骑兵旅营地附近的一个葡萄园观战，看到这一情景，感到十分恐慌。子弹“开始飞舞”，“现在俄军骑兵正从山坡上冲下来，越过峡谷，直奔高地旅的细长防线而来。啊，情况紧急！面对迎面冲来的骑兵，那一细条的士兵怎么能对抗这么多的敌军，这么快的冲锋？然而他们却在那里站着不动”。坎贝尔让手下的士兵排成两行，组成一条细长的防线，而不是组成通常对抗骑兵时排成的方阵，他把希望都寄托在米涅来复枪的威力上了，那是他在阿尔马战役时亲眼目睹的。当俄军骑兵向他们逼近时，坎贝尔骑着战马，沿着防线一边奔跑一边向士兵呼喊，要他们站稳了，“死就死在这里”。据第九十三旅的斯特林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Sterling）的说法，坎贝尔在说这些话时，“看上去像是当真的”。《泰晤士报》记者罗素也正在高地上观战，对他来说，第九十三旅的防线看上去像是“一条钢绳尖头上的红色斑纹”（后来一直被错误地引用为像是一条“细长的红线”）。看到前方红色军服组成的一条防线纹丝不动，俄军骑兵倒开始犹豫了。就在这时候，双方相隔已有一千米左右，坎贝尔发出命令，第一次齐射打响了。当烟雾散去后，第九十三旅的芒罗军士（Sergeant Munro）看到“俄军骑兵依然在向我们直冲而来。第二次齐射打响了。这时我们看到敌人中出现了一点混乱，他们开始转向我们的右方”。第三次齐射在更近的距离打响，击中了已经开始转向的俄军骑兵侧翼，迫使他们急促左转，掉头回去。[24]

雷若夫第一梯队四个中队的骑兵被打退了，但是俄军骑兵主力、两千人的骠骑兵加上外侧的哥萨克骑兵，此时从堤道高地上冲下来，对高地旅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一次，英军步兵得到了及时赶来的英军骑兵的救援。重骑兵旅（Heavy Brigade）的八个中队，约七百人，受命重返南部峡谷（South Valley）支援第九十三旅。这是拉格伦下的命令，从其观战的萨坡恩高地，他能清楚地看到高地旅面临的危险。重骑兵旅慢慢爬上山坡，保持步调一致，队形整齐，然后在离敌人约一百米处，向他们直冲过去，挥舞手中长剑，恶狠狠砍向敌人。英军重骑兵的先锋部队是苏格兰灰骑兵团（Scots Greys）和因尼斯基林斯团（Inniskillings），即第六龙骑兵团（6th Dragoons）。他们完全被俄军骑兵包围，因为俄军骑兵刚好在英军骑兵冲锋前延展了自己的侧翼。但是从后面跟上的英军第四和第五龙骑兵团很快加入了混战，直扑俄军骑兵的侧翼和背后。缠斗中双方骑兵紧紧挤在一起，完全没有空间施展剑术，能做的仅仅是举起长剑，挥起马刀，向任何够得着的地方砍去，就像一场街头斗殴一般。第五龙骑兵团的军士长亨利·弗兰克斯（Sergeant Major Henry Franks）目睹列兵哈里·赫伯特（Private Harry Herbert）同时遭到三名哥萨克骑兵的攻击。

他一刀划过其中一人的脖子后方，使其再无还手之力。第二人见状急忙逃跑了。赫伯特一剑刺向第三人的胸口，但是剑锋在离剑柄三英寸**处折断了……他把沉重的剑柄掷向俄军骑兵，打在他的脸上。哥萨克骑兵立即摔在地上，他没有死，但是被破了相。

第四龙骑兵团的威廉·福里斯特少校（Major William Forrest）回忆起这场疯狂的搏斗以及他的对手时，这样说道：

一个俄军骠骑兵向我的脑袋砍来，但是被我的黄铜头盔挡住，只是轻微擦伤。我向他砍去，但觉得没怎么伤到他，就像他没怎么伤到我一样。我的肩头还被不知道是谁打了一下，但是一定打得不着力，因为只是划破了软甲，造成了肩头上的轻微擦伤。

让人惊讶的是，在这场混战中，伤亡人数很少，双方加起来阵亡的不过十几人，另有三百人左右受伤，大部分在俄军这一方。不过这场战斗持续时间很短，不到十分钟。俄军骑兵厚重的大衣和头盔帮助他们抵挡了军刀的砍杀，而他们自己的剑在英军重骑兵面前又不怎么管用，因为英军的马匹更高大，盔甲保护更好，打击范围也更大。[25]

在这样一场缠斗中，总有一方最终会让步溃退。这场战斗中是俄军心理先崩溃了，调转马头向北部峡谷逃去，英军骑兵在后面追赶，直到遭受俄军在菲久克希高地和堤道高地炮台上火炮的轰击才撤回。

正当俄军骑兵撤退时，从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下来增援的英军步兵也赶到了，增援守在南部峡谷的第九十三旅。第一步兵师先到，随后是第四步兵师，接着法军增援部队也到了，包括法国第一师和两个中队的非洲猎兵（Chasseurs d’Afrique）轻骑兵部队。联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后，俄军骑兵没有胆量重新发起冲锋。巴拉克拉瓦保住了。

当俄军放弃目标，返回营地之时，在萨坡恩高地观战的拉格伦和他的参谋们注意到俄军正在把堤道高地上土岗内的英军大炮牵走。据说威灵顿公爵在战斗中从未丢过一门大炮，这是他在英国军事集团内的崇拜者们一直想保持的一个神话。如果英军大炮被俄军缴获，送到塞瓦斯托波尔街头当作战利品展示，这一景象对拉格伦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他立即向英军的骑兵指挥卢肯勋爵发出命令，让他夺回堤道高地上的土岗，并保证刚刚抵达的步兵会为其提供支援。卢肯在他自己所处的位置看不到联军步兵在哪里，认为自己指挥的骑兵不应单独作战，于是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里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拉格伦越来越担心被俄军俘获的大炮的下落，口头传达了第二道命令给卢肯：“拉格伦勋爵希望骑兵快速向前行进——追击敌人并尽力阻止敌人将大炮带走。骑马炮兵（Troop Horse Artillery）可以随行。法军骑兵在你左翼。立即行动。”

这道命令不仅不清楚，而且很奇怪，卢肯完全不知道应如何理解才对。他所处的位置是堤道高地的西端，从那里他可以看到的是：在他右边，土岗里的英军大炮被俄军从土耳其守军手中截获；在他左边，也就是北部峡谷的最尽头则集结了大批俄军，他能看到在那里有另一批大炮；在更左边，在菲久克希高地的低坡上，他能看到那里的俄军也部署了一个炮台。如果拉格伦的命令能更清楚些，特别指明卢肯必须夺回的是堤道高地上的英军大炮，那么接下来的“轻骑兵冲锋”的结局将会大不一样，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道命令让卢肯不清楚到底骑兵部队要夺取的是哪些大炮。

唯一可以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是传达这道命令的副官，国王御用骠骑兵团（King’s Hussars）的诺兰上尉。和其他许多英军骑兵一样，诺兰对卢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无所作为感到越来越愤懑，觉得他没有好好利用骑兵发动大胆勇猛的冲锋，而骑兵冲锋过去曾为英国在国际上赢得最佳声誉。在布尔加纳克河和阿尔马河战斗中，骑兵被下令停止追击逃跑的俄军；在朝着巴拉克拉瓦行军的路上，骑兵在麦肯齐高地目睹俄军在自己面前向东行进，而卢肯却下令不许骑兵发起攻击；就在这一天早晨，当重骑兵旅面对俄军骑兵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时，英军轻骑兵旅就在不远处，几分钟内就能赶到，但是指挥官卡迪甘勋爵却拒绝调用轻骑兵追击逃跑的敌人。轻骑兵旅的战士们不得不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重骑兵旅的战友与哥萨克骑兵搏杀，而就是这些哥萨克人曾在布尔加纳克对停止作战的轻骑兵各种嘲笑讥讽。一名军官好几次向卡迪甘勋爵请战，都被拒绝，最后这名军官将敬礼用剑在自己的腿上打了一下，以示不敬。队伍中已经开始出现不服从命令的迹象。第八国王御用皇家爱尔兰骠骑兵团（8th King’s Royal Irish Hussars）的列兵约翰·多伊尔（Private John Doyle）回忆道：

轻骑兵旅不得不旁观重骑兵旅与敌作战，自己却不被允许上前协助，这让他们很不高兴。他们踩着马镫站直身体，喊道：“我们为什么待在这儿？”同时还有人冲出队列，然后又跑回来，准备随时出发追击撤退的俄军。但是敌人已经跑得太远，我们追不上了。[26]

所以当卢肯询问诺兰，拉格伦的命令到底是什么意思时，两人之间气氛紧张，有一种以下犯上的感觉。卢肯在后来给拉格伦的信中说，当他询问诺兰哪个是他的攻击目标时，诺兰“以一种最为不敬，又极其肯定的姿势”指着远处的峡谷尽头说：“您的敌人，长官，在那里；您的大炮在那里。”根据卢肯的说法，诺兰指向的，不是堤道高地上的英军大炮，而是集结在北部峡谷最远处的哥萨克骑兵主力。在通往那里的道路两边，在堤道高地和菲久克希高地上，俄军都布置了很多加农炮和来复枪手。卢肯向卡迪甘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卡迪甘指出让轻骑兵冲向一个被敌人火力三面包围的峡谷是疯狂之举，但是卢肯坚持他必须服从命令。卡迪甘和卢肯是连襟，却又相互讨厌对方。这一点通常被历史学家们用来解释为什么两人没有好好商量，找出一个规避拉格伦命令的办法（拉格伦的命令得不到下属的执行，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也有另外的证据显示，卢肯担心如果他违抗拉格伦的命令，再一次不让轻骑兵旅发起冲锋，部队的反抗情绪将会爆发。卢肯自己在后来写给拉格伦的信中说，如果他违抗这道命令的话，将“让我和骑兵部队遭到各种诽谤中伤，而我将无法为自己辩护”——显然当说“诽谤中伤”时，他想到的是自己的手下以及其他英军部队。[27]

轻骑兵旅一共六百六十一名骑兵开始沿着北部峡谷平缓的下坡路向前行进，第十三轻龙骑兵团和第十七枪骑兵团（17th Lancers）组成第一道阵线，由卡迪甘带队，第十一骠骑兵团（11th Hussars）紧随其后，再后面是由第八骠骑兵团和第四（女王御用）轻龙骑兵团（4th ［Queen’s Own］Regiment of Light Dragoons）组成的阵线。他们距离北部峡谷的尽头约两千米远，按标准速度通过需要七分钟时间——在那段时间内他们将面临来自左侧、右侧和前方的敌方炮火和滑膛枪的攻击。当第一行骑兵进入小跑状态时，与第十七枪骑兵团在一起的诺兰独自冲向前方，挥舞着手中的剑，向骑兵们呼喝。描述这一事件的各种版本中，大部分说他要骑兵们尽快加速跟上，不过也有一些版本说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试图引导轻骑兵旅转向堤道高地，也可能是南部峡谷，在那里轻骑兵可免遭俄军炮火的轰击。不论真实情况如何，俄军发射的第一发榴弹在诺兰头顶爆炸，他当即身亡。不知道是因为效仿诺兰的榜样，还是他们自己迫切的求战心情，抑或是为了以最快速度避开来自侧面的火力，反正打头的两个骑兵团在还没有收到冲锋命令的时候，就开始策马向前狂奔了。“加油！”一名第十三轻龙骑兵团的士兵喊道，“别让那些混蛋 （第十七枪骑兵团） 抢先了。”[28]

英军轻骑兵冒着来自周围山坡上的交叉火力全速向前，加农炮弹飞舞而下，炸开地面，滑膛枪子弹如同冰雹一般砸来，击中士兵，射倒战马。“炮声和爆炸声震耳欲聋，”第十一骠骑兵团的邦德军士（Sergeant Bond）回忆道。

烟雾浓得让人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到处都有战马和骑兵倒下，没有受伤的战马都饱受惊吓，我们无法让它们直线奔跑。一个名叫奥尔里德（Allread）的士兵骑在我的左侧，忽然就像块石头一样掉下马去。我回头一看，只见这个可怜的家伙仰面躺在地上，右边太阳穴处被打得稀烂，脑浆流了一地。

第十七枪骑兵团的骑兵怀特曼（Trooper Wightman）目睹了自己的军士被击中：“他的脑袋被一颗加农炮弹打飞，但是无头的身体依然坐在马鞍上，继续向前了约三十码，长矛依然紧紧地夹在他的右臂下。”第一条冲锋阵线上倒下的士兵和战马实在太多，在后方一百米处的第二条线的骑兵不得不绕行或是减速，以避免踩到地上的伤员，或是躲开饱受惊吓、到处乱跑的无人战马。[29]

在几分钟内，第一条冲锋线上幸存的骑兵已经冲到了俄军炮兵阵地上。据说卡迪甘第一个穿过了敌人阵线，他的战马在最后一刻往后缩了一下，躲过了近距离的齐射。“火焰、浓烟、吼叫，迎面直扑而来”，第十七枪骑兵团的托马斯·莫利下士（Corporal Thomas Morley）回忆道，他将之比作“骑马冲进火山口”。用手中长剑砍倒俄军炮手之后，轻骑兵旅挥舞着马刀向哥萨克骑兵冲去。哥萨克骑兵本来是受雷若夫命令向前保护炮兵的，其中一些大炮正被英军骑兵拖走，但是哥萨克骑兵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就已经遭到轻骑兵旅的攻击。“看到一支军纪严明的骑兵部队向他们逼近”，哥萨克骑兵“陷入了一片惊慌混乱中”，一名俄军军官回忆道。当哥萨克骑兵调转马头，想夺路而逃时，却发现逃生之路被后面的骠骑兵堵住了。为了求生，他们拿出滑膛枪在贴身距离内朝友军开枪。俄国骠骑兵遭此意外，也开始恐慌，转身向后逃跑，结果又撞上他们身后的其他骑兵部队。整个俄军骑兵部队开始相互踩踏，朝恰尔根方向狼狈溃逃，有些还不忘拉上大炮。英军轻骑兵旅的尖兵虽然在人数上处于一比五的劣势，却一直追击到了乔尔纳亚河边。

一名下级炮兵军官斯捷潘·科茹霍夫（Stepan Kozhukov）在乔尔纳亚河边的高地上目睹了俄军骑兵的大溃逃。他描述说骑兵们挤在桥梁附近，而俄军乌克兰斯基团（Ukrainsky Regiment）和他所属的炮兵连收到命令，必须堵住他们的退路：

他们一直在那里相互踩踏，混乱程度有增无减。在恰尔根山沟（Chorgun Ravine）的入口处，也就是包扎站所在的地方，四个骠骑兵团和哥萨克骑兵团挤在一起。就在这一大堆混乱的人马中，有孤立的几处，你能凭他们的红色制服分辨出是英国人。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大概和我们一样惊讶……敌人很快得出结论，他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些被吓蒙了的骠骑兵和哥萨克人，在厌倦了砍杀之后，他们竟然决定按原路返回，再次穿过加农炮和来复枪的交叉火力。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这些疯狂的骑兵所取得的战绩。在进攻途中他们损失了至少四分之一的兵力，却似乎对危险和损失完全没有感觉，很快整理队伍返回，重新经过那一片遍地都是死伤战友的空地。怀着令人恐惧的勇气，这些凶猛的疯子又出发了，没有一个活着的、哪怕是受了伤的英军骑兵投降。我们的骠骑兵和哥萨克骑兵花了很长时间才缓过神来，他们一直以为敌人的整个骑兵部队都在追杀他们，当得知击垮他们的不过是一小队不怕死的敌人时，他们恼羞成怒，不愿意承认事实。

哥萨克骑兵最先从惊慌中清醒过来，但是他们不愿意返回战场，而是“为自己找了其他一些事情做——抓战俘，杀害躺倒在地的伤员，把英军战马聚集起来售卖”。[30]

当轻骑兵旅在返回路上重新经过北部峡谷的交叉火力带时，利普兰季下令在堤道高地的波兰枪骑兵（Polish Lancers）对他们进行拦截。但是在目睹了轻骑兵旅冲过俄军火力网、击垮哥萨克骑兵的举动之后，波兰枪骑兵没什么意愿和这些勇猛的轻骑兵作战。他们攻击了一小股英军伤兵，但在大队人马经过时却没有什么动作。第四龙骑兵团的指挥官乔治·佩吉特勋爵（Lord George Paget）将第八骠骑兵团和第四轻龙骑兵团组织在一起撤退，当他们临近波兰枪骑兵时，“[枪骑兵们]小跑着向我们的方向移动”。

然后枪骑兵们停了下来（当然谈不上是“立正”），露出一种困惑的神情（我想不出其他词来形容），而这天在此之前我已经两次使用了这个词。他们先头中队右翼的一些士兵……和我们的右翼有短暂的冲撞，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事实上两军之间只有不到一匹马的距离，但是他们就让我们这样小心翼翼地从面前过去了。当我们通过他们的防线时，我相信，没有损失一个人。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即使那支部队是由英国女士组成的，我觉得我们中都不可能有一个人能逃得出来。[31]

实际上，英国女士们此时正在萨坡恩高地上，和其他观战者一起看着轻骑兵旅的战士们三三两两地往回撤退，许多都受了伤。观战者之一是范妮·杜伯利，她不仅心怀恐惧地观看了战事，那天下午她还和丈夫一起，就近观察了战场上的惨状：

我们慢慢地骑过早晨战斗发生的地点，周围是已经死去的和濒临死亡的战马，不计其数。在我身边背部朝天趴着一名俄军士兵，一动不动。在我右边不远处的一座葡萄园里，一名土耳其士兵四肢张开，已经死了。战马大部分都死去了，全都没有了马鞍，死去时的姿态表明它们经历了极端的痛苦……然后我们还看到受伤的士兵正在向山坡上爬去！[32]

在六百六十一名参加冲锋的轻骑兵中，一百一十三名战死、一百三十四名受伤、四十五名被俘，三百六十二匹战马失踪或被杀，这个数字并不比俄军方面的伤亡人数高出多少（俄军有一百八十人伤亡——几乎所有伤亡都发生在第一和第二条防线），也远远低于英国报刊报道的数字。《泰晤士报》报道说八百名骑兵发起冲锋，只有两百人返回；而《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报道说只有一百六十三人安全返回。根据这些报道，这场战斗很快演变成一个凭借英国将士的英勇牺牲来挽回“失误”的悲剧传说——在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著名诗歌《轻骑兵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出版后，这一神话就在英国文化中永远扎下根来。这首诗发表在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后：

“前进，轻骑兵！”

有没有哪个惊慌失措？

虽然无人退缩，但战士们知道

有人犯了大错。

他们的职责不是抗命，

他们的职责不是辩驳，

他们的职责是行动和付出。

冲进死亡峡谷的

是那六百名骑手。

但是和这一“光荣失败”神话所描述的情况相反，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但轻骑兵冲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成功。骑兵冲锋的目的是打乱敌人防线，把他们从战场上吓跑，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正如俄军所承认的那样，轻骑兵冲锋达到了目的。英军在巴拉克拉瓦战场上的真正失误，不是轻骑兵冲锋，而是当重骑兵打退了俄军骑兵，以及在轻骑兵击溃对方阵线后，没有采取任何后续动作，一举消灭利普兰季的部队。[33]

英国人责怪土耳其人造成了巴拉克拉瓦的失败，指责土耳其人因怯懦而丢掉了土岗。英国人后来还声称土耳其人抢劫财物，不仅偷盗英军骑兵的东西，还去周围村庄打劫，“对巴拉克拉瓦周围不幸的村民施以冷血暴行，割开男人的喉管，把他们柜子里的东西洗劫一空”。卢肯的土耳其语翻译约翰·布伦特认为这一指责是不公平的，而且即使抢劫真的发生了，作孽的也是那些“跟着军队跑的来路不明的人，经常能看到他们游荡……在战场”。在以后的日子里，土耳其人受到了极为恶劣的对待，据布伦特说，他们经常被英军殴打、咒骂、吐口水、讥讽，有时候被迫“替英军扛背包蹚过巴拉克拉瓦道路上的积水和泥沼”。在英军眼里，土耳其士兵和奴隶没什么两样，命令他们挖战壕，或是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高地间运输沉重的物资。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大部分英军配给的口粮土耳其士兵都不能吃，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足够的食品供应。情况严重时，一些土耳其士兵开始偷东西，因此遭受英军指挥官鞭笞，远远超过英军自己最多四十五下的规定。有四千名土耳其士兵参加了10月25日的巴拉克拉瓦战役，到1854年年底，这些人中一半死于营养不良，还有许多因为太虚弱而无法参战。然而，土耳其人依然举止庄重，至少在布伦特看来是这样，“遭遇恶劣的对待和长时间的折磨，他们却表现坚忍，让人感到震惊”。巴拉克拉瓦的土耳其军队指挥官，埃及人吕斯泰姆帕夏（Rustem Pasha）呼吁士兵们“耐心服从，不要忘记英国军队是苏丹的客人，是来捍卫奥斯曼帝国尊严的”。[34]

在俄罗斯方面，巴拉克拉瓦战役被当作一场胜仗来庆祝。占领堤道高地的土岗确实可以说是一场战术胜利，俄军已经占领关键位置，可以随时进攻联军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高地之间的补给线，英军退缩到了卡迪科伊附近的内部防线。第二天，塞瓦斯托波尔举行了东正教游行，缴获的英军大炮被拉到街上，俄军士兵还展示了其他各种战利品：英军大衣、佩剑、军袍、头盔、靴子还有军马。塞瓦斯托波尔城内的士气也因为这场胜利立刻高昂起来。自从阿尔马战败以来，俄军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在开阔地上与联军一争高下了。

10月31日，沙皇正在加特契纳（Gatchina）行宫，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信使一大早就给他带来了胜利的消息。当时安娜·丘特切娃正陪伴皇后在军火库大厅（Arsenal Hall）欣赏贝多芬乐曲的演奏，她在日记中描述了当天的情景：

这条消息让我们所有人的情绪都高涨起来。当沙皇来见皇后，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时，因为实在太激动了，他在我们所有人面前一下跪倒在神像面前，眼泪直流。皇后和她女儿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Maria Nikolaevna）看到沙皇这副吓人的样子，以为塞瓦斯托波尔沦陷了，也双双跪倒在地。但是他终于冷静下来，告诉了她们这一让人高兴的消息，并且马上下令举行感恩祈祷仪式，宫廷里所有人都参加了。[35]

* * *

受到巴拉克拉瓦之战胜利的鼓舞，俄军在第二天向英军右翼的哥萨克山（Cossack Mountain）发起了进攻。这是一座V字形的山梁高地，两千五百米长，由北向南连接塞瓦斯托波尔东部和乔尔纳亚沿岸地区，整个地区被英军称为因克尔曼山（Mount Inkerman）。10月26日，五千名俄军士兵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在费奥多罗夫上校（Colonel Fedorov）的指挥下，向东行军，然后转向南方，爬上了哥萨克山。当时德莱西·埃文斯指挥的英军第二师驻守在山顶高地南部的“故乡山脊”（Home Ridge），从那里再往南是陡峭的下坡路，一直延伸到巴拉克拉瓦平原。此时埃文斯手下只有两千六百名士兵可以调度，其他人都在别处挖堑壕。虽然英军完全没有防备，但是部署在炮弹山（Shell Hill）的外围警戒哨在发现俄军后，成功地用手中的米涅来复枪抵挡了一阵，让埃文斯有时间调来炮火支援，在俄军视野之外布置了十八门大炮。他让手下部队把俄军引诱到大炮射程之内，然后一阵炮轰，把俄军赶了回去，几百名死伤的士兵被丢在故乡山脊前的树丛中。[36]

还有更多的俄军士兵被英军俘虏了，许多人自愿投降或是偷偷逃到了英军这边。他们带来了有关塞瓦斯托波尔的各种可怕故事，说那里水源不足，医院人满为患，到处是在炮击中受伤的人和霍乱患者。一名在俄军中服役的德国军官告诉英国人“他们不得不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因为城内气味实在难闻，街道上躺着死伤者。以他的观点，这座城市很快将落入英国人手中”。据第二十团的主计官戈弗雷·莫斯利（Godfrey Mosley）的说法：

几天前出城袭击我们的部队……全都醉醺醺的。医院里的味道如此难闻，你最多只能在里面待几分钟。一名被俘的军官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先被灌了许多酒，等到情绪激昂的时候，就有人鼓动他们，说谁和我一起去把英国狗赶下大海。结果是他们被我们赶回了老地方，而且在短时间内损失了约七百名士兵。这位军官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刚刚抵达时就发起进攻，很容易就能把城攻下，但是现在会有点困难。[37]

事实上，俄军的这次袭击只是一次试探，目的是为在因克尔曼山对英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做准备。这是沙皇本人的主意。他在得到拿破仑三世准备向克里米亚投入更多兵力的消息后，认为缅什科夫应该利用俄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在增援法军到来之前，尽快打破围困，或者至少将战事拖延到冬天（“我有两个将军，他们从来没让我失望过：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尼古拉说道，用了一句1812年战争后流传下来的俗话）。11月4日，俄军又得到了更多增援：两支从比萨拉比亚赶来的步兵师到达了，分别是隶属第四军的第十师，由索伊莫诺夫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Soimonov）指挥，以及第十一师，由帕夫洛夫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Pavlov）指挥。现在缅什科夫手下已有一支十万七千人的部队可以调动，这还不包括水手。一开始缅什科夫还反对发动新一轮进攻的想法（他依然倾向于放弃塞瓦斯托波尔），但是沙皇态度坚决，甚至派他的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大公（Grand Duke Mikhail）和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前来鼓舞部队并且保证施行他的计划。在这样的压力下，缅什科夫终于同意发起攻势，他相信相对于法军来说，英军比较好对付。一旦俄军攻占因克尔曼山，在上面建立炮台，那么联军围困部队的右翼后方将暴露在俄军炮火之下，这时联军必须得重新夺回因克尔曼高地，否则将不得不放弃围困计划。[38]

俄军10月26日发动的袭击虽然损失惨重，却暴露了因克尔曼山上英军防守的薄弱。德莱西·埃文斯和伯戈因好几次提醒拉格伦这些关键的高地易受攻击，必须加强防守兵力构筑工事。博斯凯指挥的法军步兵师驻守在因克尔曼山南侧的萨坡恩高地，他几乎每天都写信给拉格伦，发出同样的警告，而且法军总指挥康罗贝尔还承诺立即提供协助。但是拉格伦没有采取一点措施加强防守，即使是在遭到俄军袭击之后也不见动静。法军指挥官大为不解，为什么“如此重要、如此暴露的位置”竟然“完全没有防御工事保护”。[39]

拉格伦的无所作为不仅仅是出于疏忽，也是一种对风险的估算：英军人数太少，战线严重拉开，不可能保护所有位置。如果敌人在多个位置同时发起进攻，英军将无力应付。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英军步兵已经精疲力竭。自从在克里米亚登陆以来，他们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就像列兵亨利·史密斯（Private Henry Smith）在1855年2月给父母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在阿尔马和巴拉克拉瓦战役结束后，我们立刻投入了工作。从9月24日起，我们每天的休息时间从未超过四个小时，很多时候，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没来得及煮，就被分派执行其他任务了，这样直到10月14日。虽然炮弹和子弹像冰雹一样在头顶飞过，但是我们已经太疲倦了，这时候你让我们睡在炮口都可以……我们经常必须连续二十四小时待在堑壕里，而且那里没有一个小时是干的，所以当我们回到营地时全身都湿透了，泥巴甚至浸没到肩头。就是这样，我们还得行军前往因克尔曼，饥肠辘辘、口渴难耐，却连一块面包和一口水都没有。[40]

缅什科夫的计划就是10月26日袭击（后来这场演练被称为“小因克尔曼”）的放大版。11月4日，第四军的两个师刚从比萨拉比亚赶到，缅什科夫就下达命令，宣布进攻将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开始。索伊莫诺夫将带领一万九千人的部队和三十八门大炮，沿着与10月26日相同的路线发起攻击，占领炮弹山。帕夫洛夫的部队（一万六千人和九十六门大炮）从东面过来，在越过乔尔纳亚河之后，从因克尔曼桥（Inkerman Bridge）上山。两支部队在炮弹山会合后，由丹嫩贝格将军（General Dannenberg）接替指挥，将英军从因克尔曼山上赶下去。与此同时，利普兰季的部队负责干扰博斯凯在萨坡恩高地上的部队。

这个作战方案要求不同攻击部队之间高度协调行动，在一个无线电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个要求对任何军队来说都太高了，更别说是俄罗斯军队了，他们连高分辨率的地图都没有。††在作战中途还要更换指挥官——这样的安排几乎是在等待灾难发生，特别是接替指挥的还是丹嫩贝格。他是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有一系列失败和迟疑不决的纪录，难以激发士兵的斗志。但是这个作战方案的最大缺陷是以为能将三万五千名士兵和一百三十四门大炮布置在炮弹山狭窄的山脊上，那里是一片崎岖的灌木丛地，只有三百米宽。丹嫩贝格意识到这样的安排不现实，于是在行动开始的最后关头改变计划。11月4日深夜，他命令索伊莫诺夫改变计划，不要从北边爬上因克尔曼山，而是向东行军至因克尔曼桥，掩护帕夫洛夫的部队渡河。然后以这座桥为起点，进攻部队从三个不同方向爬上因克尔曼山，从侧翼包抄英军。这一突然改变令人迷茫，但是更让人迷茫的事情还在后头。凌晨三点钟时，索伊莫诺夫已率领部队从塞瓦斯托波尔向东，朝着因克尔曼山的方向行进，忽然收到另一条丹嫩贝格的命令，让他调转方向，准备从西边发起进攻。索伊莫诺夫认为现在改变行动将危及整个计划的成功机会，于是决定不听从丹嫩贝格的命令，转而采用他本人倾向的方案，从北边发起进攻。就这样，仗还没有开始打，三名指挥官的作战方案就已经不一样了。[41]

凌晨五点钟的时候，索伊莫诺夫部队的尖兵已经悄悄爬上了高地，还运上去了二十二门野炮。过去三天一直在下大雨，陡峭的山坡泥泞湿滑，士兵和马匹艰难地运送野炮上山。那天晚上雨停了，升起一片厚厚的雾，掩护了他们行动。“浓雾保护了我们，”安德里阿诺夫上尉（Captain Andrianov）回忆道，“我们只能看到前方几英尺远的地方。湿气让人感觉寒冷刺骨。”[42]

浓雾对后来的战事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士兵看不到高级指挥官在哪里，命令失去了意义。士兵只能依赖连队指挥官，当连队指挥官也找不到的时候，就必须自己做决定，依靠自己独立作战，或是与那些他们能看得到的战友协同，基本上必须自己想办法。这场战斗将成为一场“士兵的战斗”——这是对现代军队的终极考验。所有进展都依赖小作战单位的内部合作，每一名士兵都成为自己的将军。

在开始的几个钟头内，浓雾对俄军有利，掩护了他们的行动，让他们能摸到离英军位置非常近的地方，滑膛枪和大炮在射程上与米涅来复枪的差距也不重要了。英军设在炮弹山的警戒哨没有察觉到俄军的逼近。为了躲避恶劣的天气，他们转移到了山脚，在那里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他们在晚上稍早时听到了军队行进的声音，却未能触发应有的警觉。列兵布卢姆菲尔德当天晚上在因克尔曼山担任警戒任务，能够感觉到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躁动，整个晚上教堂的钟声都断断续续地响着，但是他什么也看不到。“外面是一片浓雾，浓到我们都看不见在十码以外人，而且几乎整夜都在下小雨，”布卢姆菲尔德回忆道，“直到午夜前，一切还都很正常。午夜时分，一些哨兵报告说听到轮子滚动的声音，还有听上去像是上子弹和炮弹的声音，但是执勤军官没有进一步关注。整个夜晚，从九点钟开始，教堂的钟声一直在敲，乐队在演奏，整个镇子笼罩在一片巨大的噪音中。”

在他们还没醒悟过来时，炮弹山的警戒哨就被索伊莫诺夫的骚扰部队占领了。紧接着，俄军步兵的先头部队在雾中出现，一共有六千人，分别来自科雷万斯基（Kolyvansky）、叶卡捷琳堡（Ekaterinburg）和托姆斯基（Tomsky）三个团。俄军在炮弹山上架好了大炮，开始用火力压制英军防线。“当我们后撤时，俄军正像恶魔般吼叫着向我们冲来。”指挥警戒任务的休·罗兰兹上尉（Captain Hugh Rowlands）回忆道，他带领手下人后撤，沿着山坡往上爬，撤到后方一个制高点后，命令手下开枪还击，结果发现来复枪的火药已经被雨完全淋湿，打不响了。[43]

枪炮声终于惊醒了第二步兵师，士兵们身着内衣东奔西跑，忙着穿上衣服，收起帐篷，然后抓上来复枪加入队伍。“非常匆忙混乱，”德比郡团的乔治·卡迈克尔（George Carmichael）回忆道，“一些拉零散包裹的牲畜被枪声惊吓了，在营地里狂奔，在各处执行不同任务的士兵纷纷赶回来加入队伍。”[44]

当天第二师的指挥官是彭尼法瑟将军（General Pennefather），他是德莱西·埃文斯的二把手，埃文斯早前因为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把指挥权交给了彭尼法瑟，但是他依然留在营地指导工作。彭尼法瑟选择了与10月26日不同的战术，没有像埃文斯那样将敌人引诱到英军部署在故乡山脊背后的大炮射程内，而是不断向警戒哨增兵，尽量阻止俄军靠近，以此争取时间等待援军到来。彭尼法瑟不知道这一天英军面对的是超过六倍人数的俄军，但他的战术靠的是在浓雾掩护下，敌人不知道他缺乏兵力。

英军士兵在彭尼法瑟的指挥下勇敢抵抗俄军的进攻。他们在前方以小组方式作战，相互之间被浓雾和烟尘隔离。因为位置太靠前了，彭尼法瑟根本看不到他们，更别说指挥他们，或是用炮火支援了。故乡山脊上两个野炮连的炮手只能朝着大概是敌人的方向开炮。卡迈克尔和他的部队一起躲在英军大炮后方，他看到炮手们正在尽其所能跟火力猛得多的俄军炮台抗衡：

我想象他们是对着敌人设在炮弹山上的大炮发射时的火光开炮的，每次都吸引更多的炮火到自己身上。一些[炮手]倒下了，我们也被殃及，尽管我们被命令卧倒在地，尽可能利用山脊保护自己。一颗加农炮弹落在我们连队的藏身之处，前排一名士兵的左臂和双腿被打飞，他后面的一名士兵被打死，身上却看不出有什么伤痕。其他连队也有伤亡……大炮……以最快的速度装填、发射，每次成功的发射，后坐力都让大炮朝我们的方向冲来……我们帮助炮手把大炮推回原来位置，有些人还帮着搬运炮弹。[45]

这一阶段英军炮手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大炮高频率发射，让俄军通过英军大炮发射的轰鸣声以为英军的大炮数量比他们实际拥有的多，用炮火换时间，等待援军到来。

如果索伊莫诺夫知道英军防守的弱点，他一定会命令俄军向故乡山脊发动冲锋；但是在浓雾中，他什么也看不到，而敌人的猛烈射击，特别是英军采用米涅来复枪在俄军逼近后才开始射击，致命地精准，因此他决定等待帕夫洛夫的部队上来之后才发动进攻。几分钟之后，索伊莫诺夫被英军来复枪子弹击中身亡，接替指挥的普利斯托夫伊托夫上校（Colonel Pristovoitov）也在几分钟后中弹身亡，继续接替指挥的乌瓦日诺夫-亚历山德罗夫上校（Colonel Uvazhnov-Aleksandrov）也被打死了。在那之后，谁应该接替指挥就不是很清楚了，也没有谁急切地想出面承担责任。安德里阿诺夫上尉被派骑马去与几位将军商量此事，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46]

与此同时，在凌晨五点钟，帕夫洛夫的部队抵达了山脚下的因克尔曼桥，却发现海军分遣队没有遵照丹嫩贝格的命令为他们准备好渡河工具。他们只好等到七点钟桥梁架好之后才渡过乔尔纳亚河。过河之后，他们分三路爬上高地：鄂霍次基（Okhotsky）团、雅库茨基（Yakutsky）团、色楞金斯基（Selenginsky）团和大部分炮兵在右侧，通过萨珀路（Sapper Road）向上攀登，与索伊莫诺夫的部队会合。博罗金斯基（Borodinsky）团在中路，从沃洛维亚山沟（Volovia Ravine）向上。左路的塔鲁京斯基团沿着采石场山沟（Quarry Ravine）陡峭多石的山坡向上攀登，在索伊莫诺夫部队炮火的掩护下向沙袋炮台（Sandbag Battery）进发。[47]

此时在高地上，到处是激烈的枪战。小股武装东奔西走，利用厚密的树丛做掩护，相互射击，就像骚扰部队惯常做的那样，但是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英军防线右翼的沙袋炮台附近。渡过乔尔纳亚河二十分钟之后，塔鲁京斯基团的先头营打退了炮台的英军警戒部队，但立即遭到一支七百人的英军混合部队的攻击，指挥这支部队的是亚当斯准将（Brigadier Adams）。在激烈的徒手搏斗中，沙袋炮台几度易手。到八点钟时，亚当斯部队与俄军人数之比已达一比十，但由于战斗是在一条狭窄的山脊上进行，俄军在每次单独进攻中显现不出人数优势。一旦英军重新控制炮台，俄军立刻对他们发动数次反攻。列兵爱德华·海德（Private Edward Hyde）当时就在炮台内，是亚当斯手下部队中的一员：

俄军步兵直逼上来，从前面和侧面爬上来，我们很艰难地把他们赶出去。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脑袋从堞墙上冒出来，或是从炮眼外看进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开枪或捅刺刀。他们像蚂蚁一样冒出来，一个被我们打倒在地，下一个马上踩着他的尸体冲过来，所有人都呼喝吼叫着。我们在炮台里的也并不示弱，高声欢呼叫喊。击打的砰砰声，刺刀和佩剑相击的声音，子弹声，炮弹呼啸而过的尖叫，加上周围浓雾密布的景象，还有火药和鲜血的气味，我们所处炮台里的情景超过了人类能够想象或是描述的范围。[48]

最终英军再也抵挡不住了——俄军已经挤满了整个炮台——亚当斯和他手下的部队被迫撤向故乡山脊。但是很快增援部队来了，剑桥公爵带着掷弹兵团赶到了这里，向沙袋炮台周围的俄军发起了新的一轮进攻。这时候沙袋炮台对交战双方的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战略意义。掷弹兵端上刺刀向俄军发起冲锋，剑桥公爵向手下士兵呼喊，让他们留在高处，不要因为追击俄军下山坡而分散了队形，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听到他在喊什么，也没有人能在雾中看到他。掷弹兵乔治·希金森（George Higginson）看到冲锋“直朝崎岖的山坡而下，迎面冲向正往上推进的敌军”。

战士们发出狂热的呼喊……这正是我担心之处：我们勇猛的战士很快将失去控制。事实上，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只有在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还试图保持某种队形；其他时间里，作战依靠连队指挥官带领小股部队进行，因为浓雾和步枪射击产生的大量烟雾，这些小股部队之间无法知道相互的位置。

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而混乱，有时候一方发起冲锋把对手赶下山坡，却遭遇另一股部队从更远处山坡上发起的反冲锋。双方士兵都完全丧失军纪，成为一群无秩序的暴徒，不受军官管制，完全被狂怒和恐惧支配，浓雾中无法看到对手更是增加了恐惧感。他们发动冲锋和反冲锋，呼喊尖叫，发射子弹，举剑狂舞，子弹打完之后就捡起石头相互投掷，用枪托砸，甚至用脚踢、用牙咬。[49]

在这样的战斗中，小作战单位内部的协同起了决定性作用。一切都取决于小股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能否保持军纪和团结——这决定了他们是否能自我组织、守望相助地继续作战，而不是被吓破了胆或是逃之夭夭。在这次考验中，塔鲁京斯基团的士兵是不及格的。

霍达谢维奇是塔鲁京斯基团第四营的一名连队指挥官。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因克尔曼山东部，掩护帕夫洛夫手下其他部队把石笼网和木柴捆运到高地，并针对英军位置构筑工事。在浓雾中他们迷了路，偏向了左边，与叶卡捷琳堡团满腹牢骚的士兵混在了一起，作为索伊莫诺夫的部下，这些士兵早已登上高地。霍达谢维奇手下的士兵被带回了采石场，这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和叶卡捷琳堡团的士兵混在一起，无法指挥了。在没有军官带领的情况下，塔鲁京斯基团的一些士兵开始重新爬山，他们能够辨认出在前方有一些友军“站在一座小炮台前，高喊欢呼，摇着军帽示意我们向前”。霍达谢维奇回忆道：“军号一直在吹前进号，我手下的一些士兵脱离了队形，直往前跑！”在沙袋炮台上，他发现手下士兵已完全失去秩序，来自各个团的士兵全部混在一起，军令结构彻底失效。他命令手下上刺刀冲锋，确实也打退了炮台里的英军守军。但是他们没有接着追击英军，而是留在炮台里，“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开始到处乱跑找东西抢”，另一位军官回忆，他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完全是因为没有军官和缺乏领导力”。

因为浓雾以及作战单位被打乱，俄军这边出现了多次友军互射事件。索伊莫诺夫的部队，特别是叶卡捷琳堡团的士兵，开始向沙袋炮台里的俄军开枪。有些人以为自己是在向敌人开枪，另一些人则是收到了指挥官的命令。这些指挥官因为手下抗命而感到害怕，于是让其他人向自己的手下开枪，作为维护军纪的办法。“当时的混乱真是异乎寻常，”霍达谢维奇回忆道，“有些人在抱怨叶卡捷琳堡团，另一些在呼喊让大炮上来，军号继续不停地吹前进号，军鼓敲响让我们进攻，但是没有人往前动，他们就像一群绵羊似的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声命令向左转的军号在塔鲁京斯基团里造成了突然的恐慌，他们觉得听到了远处法军的战鼓声。“到处都有人在喊：‘预备队在哪儿？’”一名军官回忆道。士兵们害怕没有人来支援他们，开始往坡下逃跑，相互踩踏。据霍达谢维奇说：“军官向士兵们叫喊，让他们停下，但是无人理会，没人想停下来。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想象和恐惧乱跑。”没有任何军官，不管职位多么高，能够阻止士兵们惊慌后撤。他们一路溃逃，直到采石场山沟最底下，聚集在塞瓦斯托波尔引水渠周围，这条引水渠成为唯一能挡住俄军士兵溃逃的屏障。当第十七步兵师的指挥官基里阿科夫中将，就是在阿尔马战斗中途不见踪影的那位，出现在引水渠附近时，他骑着一匹白色军马，手里举起马鞭抽打士兵，呼喝着要他们爬回山上，但是没有一个士兵听他的，而且还有人顶撞道：“你自己上去！”霍达谢维奇收到命令，要他重新集结手下，但这时他连队原来的一百二十人就只剩下四十五人了。[50]

当塔鲁京斯基团的士兵说他们听到了法军战鼓时，他们并没有弄错。早晨七点，拉格伦在抵达故乡山脊视察战斗情况时，就向位于萨坡恩高地的博斯凯发出了救援信息，他还下令将两门十八磅大炮从围困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台处运上来，对抗俄军的加农炮，但是他的命令被传错了。博斯凯的部队其实在听到早前的枪炮声之后就意识到英军阵地出现了险情，朱阿夫士兵甚至听到了前一晚俄军行军的声音——在非洲作战的经历让他们学会了如何收听地面上传来的声音——所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等命令下来就马上出发杀敌。他们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在浓雾中、在布满矮树丛的山地作战：他们习惯了阿尔及利亚的山地战，最擅长以小股武装伏击敌人。朱阿夫士兵和法军的非洲猎兵急切地想投入战斗，但是博斯凯却按兵不动，担心南部峡谷利普兰季部队两万二千名士兵和八十八门野炮的动向，这支部队已经在戈尔恰科夫的指挥下向萨坡恩高地进行远距离的炮击了。“前进！让我们出发！是消灭他们的时候了！”当博斯凯来到朱阿夫部队跟前时，士兵们迫不及待地呼喊起来。他们心怀怒火，“就快发生暴动了”，路易·努瓦尔回忆道，当时他处在朱阿夫部队的第一方阵。

非洲人的急性子，让我们对博斯凯深深的敬意和真切的爱戴遭到了最大的考验。忽然间，博斯凯转过身去，拔出佩剑，身后是他手下的朱阿夫部队、土耳其部队和非洲猎兵，这些是他相处多年，从未给他打过败仗的部队。他将佩剑指向对面高地土岗上的两万名俄军，以雷霆之势喊道：“前进！上刺刀！”[51]

其实对面利普兰季部队的人数并没有博斯凯担心的那么多，因为戈尔恰科夫愚蠢地决定把一半部队留在乔尔纳亚河后面作为预备队，又把其余部队分散布置在萨坡恩高地和沙袋炮台的底部斜坡上。但是朱阿夫部队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在浓雾中他们看不到敌人，以为自己人少力寡，决心凭着自己令人恐惧的战斗力出奇制胜。他们以小股部队为单位，以树丛为掩护向俄军队列射击。他们的战术是以各种方式吓跑俄军。他们一边向前跑，一边呼喝叫喊，同时朝天开枪，吹起军号，打起军鼓，尽量发出最大的声音。第二朱阿夫团的一名上校让·克莱尔（Jean Cler）甚至在战前动员时对他手下的士兵说：“把你们的裤子张开得越大越好，尽量让你自己显得更大。”[52]

朱阿夫部队的猛烈进攻把俄军击垮了。刚一交手，他们的米涅来复枪就打掉了几百个俄军。在冲上故乡山脊后面的斜坡后，朱阿夫部队把沙袋炮台里的俄军赶了出去，然后一直追击到山脚下的圣克莱门山沟（St Clement’s Ravine）。由于奔跑势头太猛，他们继续前进，冲到了采石场山沟。这里挤满了从山上撤下来的塔鲁京斯基团的士兵，当他们看到朱阿夫部队朝自己冲来，便惊慌地挤在一起，试图向敌人开枪，结果打到的大部分是自己人。朱阿夫部队的士兵面临俄军的交叉火力，向后撤去，往故乡山脊的方向爬去。

到了故乡山脊之后，他们发现英军面对帕夫洛夫部队夹击行动的右翼，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丹嫩贝格正指挥着鄂霍次基团、雅库茨基团和色楞金斯基团，加上索伊莫诺夫部队的剩余人员，再次向沙袋炮台发起进攻。战斗非常残酷，冷溪近卫团的威尔逊上尉（Captain Wilson）回忆，一波又一波的俄军端着刺刀冲上去，如果没有被子弹打倒，就与英军士兵展开“手对手、脚对脚、枪口对枪口、枪托对枪托”的搏斗。[53]面对人数远远超过自己的俄军，冷溪近卫团的守军得到了卡思卡特第四师下属的、由托伦斯将军（General Torrens）率领的六个连的增援。新来的战士们急于参加作战（他们错过了巴拉克拉瓦和阿尔马战役）。当接到命令向沙袋炮台附近的俄军发起进攻时，他们沿着山坡一路狂追下去，完全忘了听从命令，结果在近距离被雅库茨基和色楞金斯基团从高处袭击。卡思卡特也在一片弹雨中阵亡，他被埋葬的地点后来被称为“卡思卡特山”（Cathcart’s Hill）。

在这时候，沙袋炮台里剑桥公爵的近卫团就剩下最后一百人了，弹药也打光了，外面仍有两千名俄军。剑桥公爵提议在沙袋炮台坚持到最后——为这个没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据点做出愚蠢的牺牲——但是他手下的参谋们劝服了他：如果女王的侄子和她的近卫军军旗被带到沙皇面前，对英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希金森也在这群军官中，他将带领剩下的士兵撤向故乡山脊。“围在军旗周围，”他回忆道，

士兵们慢慢地向后退，保证正面对着敌人，手握刺刀，已准备好迎接敌人“冲锋”的那一刻。当一名战友倒下，不论是死是伤，他的同伴马上顶上他的位置。人数虽然越来越少，但一直保持着紧密的队列，眼睛都不眨地保护着军旗……好在我们右侧的地形非常陡峭，阻止了敌人试图从侧翼袭击的企图。时不时地，就有一些比其他人更愿意冒险的俄军士兵冲上前来，这时两到三个掷弹兵就会挺着刺刀冲出迎战，直到将其击退。总而言之，我们的处境非常危急。

就在此时，博斯凯手下的人马出现在了山脊之上。对英国人来说，法国人的身影从来没有如此让人欢欣鼓舞过。近卫军们向赶来的法国士兵欢呼，喊道：“法兰西万岁！”法国人则回应道：“英格兰万岁！”[54]

俄军被突然出现的法军士兵吓着了，撤回到炮弹山，打算巩固阵地。但是部队的士气已经受创，他们觉得面对英军和法军联手，自己胜算不大。许多人在浓雾掩护下，不被指挥官注意地悄悄溜走了。有一阵子丹嫩贝格认为他依然能凭炮火优势取胜：他手里有近一百门大炮，包括十二磅野炮和榴弹炮，数量比英军在故乡山脊上的多。但是在九点半时，拉格伦下令调来的两门十八磅重炮终于运到了，开始向炮弹山开火。巨大的炮弹在俄军炮台上炸开，迫使炮兵撤退。这时俄军并没有完全失败，在高地上还有六千人，在山下河对岸还有两倍人数的预备队。有些俄军依然在进攻，但是进攻阵形却被英军重炮撕开了。

终于，丹嫩贝格决定放弃进攻，将部队撤回，同时不得不忍受缅什科夫和两位大公愤怒的抗议。他们当时都在炮弹山后方五百米处的安全地带观战，要求丹嫩贝格收回撤退命令。丹嫩贝格对缅什科夫说：“殿下，如果不让部队撤下来，那就是要他们战死到最后一人。如果您觉得结果不会是这样，那么不如把指挥权从我这里拿走，您亲自指挥。”这番对话之后，两人间激烈争执了很长时间，他们相互都受不了对方，都把因克尔曼战役的失败归咎于对方。无人愿意承担这场战役失败的责任，因为俄军人数可是占绝对优势的。缅什科夫怪罪丹嫩贝格，丹嫩贝格把责任推到索伊莫诺夫身上，而索伊莫诺夫已经阵亡无法辩驳，所有人又都责怪俄军士兵军纪不严且贪生怕死。但其实最终造成俄军作战过程中局面混乱的原因是缺乏有力的指挥，责任应该在缅什科夫身上。作为俄军总指挥，他主意全无，没有参与任何指挥行动。尼古拉大公看穿了缅什科夫，在给兄长、不久就将成为新沙皇的亚历山大的信中写道：

我们[两位大公]在因克尔曼桥附近等待缅什科夫亲王，但是他直到六点三十分才离开屋子，那时候我们的部队已经占领了第一个位置。我们一直和亲王待在右翼，一直没见到有哪位将军向他汇报作战进展……士兵们不守秩序，是因为没有人指挥他们……一切紊乱都源自缅什科夫。难以想象的是，缅什科夫竟然没有作战指挥部，他身边一共只有三个人。以他们的工作方式，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应该问谁。[55]

收到撤退命令后，俄军开始在惊慌中溃逃，军官们没有办法阻止这场“人肉雪崩”，而英法两军的炮火还在从后面飞来。“他们都吓傻了，”一名法国军官回忆道，“那已经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成百俄军被击中倒地，其他人则被踩倒在地，溃军逃下山坡，直奔乔尔纳亚河上的桥梁而去，挣扎着过了河，有些干脆游到了对岸。[56]

有一些法军部队一路追杀过去，其中有十几个卢尔梅尔旅（Lourmel Brigade）的士兵还闯进了塞瓦斯托波尔。他们追杀得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已经孤军深入，而其他法军部队早已停止追击回头了。当时塞瓦斯托波尔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整个城市的人都在战场作战，或是正在守卫棱堡。这些法军士兵一边前行，一边从街边屋子里抢东西，一直到了码头边。城里的平民百姓忽然看到几个法军士兵，吓得四散而逃，以为敌军已经攻进城里。这几个法国兵自己也吓得够呛，他们试图从海上离开，找到一条船后立即划船逃离。正当他们的船经过亚历山大要塞快要进入港口外的海面时，却被一颗从隔离炮台发射过来的炮弹直接击中沉没。卢尔梅尔旅战士的故事在漫长的围困战期间一直鼓舞着法军的士气，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凭大胆一击夺取塞瓦斯托波尔。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经历表明联军可以也应该在俄军从因克尔曼高地上溃逃的时候继续追击，然后闯进城里，就像这几个大胆的士兵所做的那样。[57]

俄军在因克尔曼高地战役中损失了一万二千人，英军公布的伤亡数字是两千六百一十人，法军是一千七百二十六人。这么多人在短短四个小时的战斗中阵亡，实在让人感到恐怖——这样的人员损失速度几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索姆河（Somme）战役有得一比。死伤的士兵被堆在一起，被炮弹炸飞的肢体到处都是。英国战地记者尼古拉斯·伍兹（Nicholas Woods）写道：

有些尸体的脑袋不见了，就像被斧头砍掉了一样；一些大腿连根被炸飞；另一些手臂不见了；还有那些胸口或是腹部中弹的，就像被机器压烂的一样。横亘在道路上，肩并肩地躺着五名[俄军]近卫军士兵‡‡的尸体，他们是在冲锋时被同一颗弹丸打死的。他们脸朝下，以同样的姿势趴着，双手还紧紧地握着滑膛枪，脸上严峻的表情一模一样，都痛苦地皱着眉头。

被杀的俄军大部分是被刺刀刺死的，路易·努瓦尔认为，他们脸上还留着被杀那一刻“狂热的仇恨”表情。

有些奄奄一息，但大部分已经死去，叠在一起，横七竖八地躺着。从一堆泛着黄色的血肉之躯中，有时能看到伸出的手臂，仿佛在祈求怜悯。仰面躺在地上的尸体，一般双臂伸出，看上去要么是在抵挡危险，要么是在祈求宽恕。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奖章，或是小小的铜盒，里面是圣徒的画像。

在死人堆下有时还能发现活着的人，因为受伤倒地，后来阵亡的士兵就倒在了他们身上。“有时候，在一堆尸体下，”一名法国随军神父安德烈·达马斯（André Damas）写道，“我们能听见有人还在呼吸，但是他们没有力气把压在身上的躯体移开。即使他们微弱的呻吟有人听到，也还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被救出来。”[58]

英军轻步兵师的科德林顿少将被那些趁火打劫尸体的行为惊呆了。“最令人感到恶心的是，你发现那些在战场上转悠着偷抢东西的人已经在你之前来过了，尸体身上的口袋被翻开了，东西被人割开了。这些人的目的就是找钱，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过了——军官的衣服被扒光了，因为他们穿得比较好，身上就被随便扔了件东西盖住。”他在11月9日写道。[59]

联军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掩埋了自己军队的阵亡者，同时把伤员送到战地医院。俄军的死伤者要等更长的时间。缅什科夫拒绝了联军提出的停战清理战场的建议，担心一旦俄军士兵看到己方死伤人数远远多于敌人，会影响士气甚至引发哗变。于是死伤的俄军就被丢在战场上好多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战斗结束十二天后，法军上校克莱尔在采石场山沟底下发现了四名还活着的俄军伤兵。

这些可怜的人躺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下面。当我问他们是怎么熬过这些天的时候，他们用手势回答。先是指向天，上天给他们送来了水，给他们带来勇气；然后又指向几块长了霉的黑面包碎块，是他们在周围躺着的众多尸体的背袋中找到的。

有些尸体直到三个月后才被发现。他们躺在泉水山沟（Spring Ravine）底下，已经冻僵了，用克莱尔的说法，看上去就像“干枯的木乃伊”。他注意到在阿尔马战役阵亡的俄军“看上去比较健康——衣服、内衣和鞋子都是干净整齐的”，而在因克尔曼阵亡的俄军就“看上去痛苦且疲惫”。[60]

和阿尔马战役一样，因克尔曼战役之后，同样流传着俄军对英法联军伤员施展暴行的传说。有人说他们打劫然后杀害躺在地上的伤员§§，有时还残害尸体。英法联军的士兵把这些说法当作俄军“野蛮”的证据，还说这些人都被灌醉了酒。“他们毫无怜悯之心，”苏格兰燧发枪近卫团的休·德拉蒙德在11月8日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这些事情应该让世人知道，因为一个号称文明强国的俄罗斯，竟然能做出这样野蛮的事来，实在是一桩丑闻。”另一位佚名的英军士兵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描述了俄军的“卑鄙行径”：

在夜色掩护下，他们从浓雾中忽然出现，就像魔鬼一样……心怀杀人的企图（公平作战不是他们的目标）。得到无良教士的祝福，获得担保说什么都可以偷。在烈酒刺激下，受到两个大公的鼓励……醉酒、疯狂、各种邪恶的情绪都被挑动起来，他们疯狂地冲向我方士兵。在因克尔曼，我们就看到俄军士兵不管在哪里看到受伤的联军士兵，都会用刺刀捅向他们已被撕裂划开的身体，殴打至脑浆迸裂，像恶魔一般扑向他们。俄军的丑恶行径给他们国家带来恶名，让全世界都感到恐惧和厌恶。[61]

但事实上俄军的这些行为更多与宗教仇恨有关。当拉格伦和康罗贝尔在11月7日向缅什科夫写信，抗议俄军暴行时，缅什科夫回复说，发生这些残杀的原因是赫尔松涅索斯的圣弗拉基米尔教堂被联军破坏了——这座教堂建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并带领基辅罗斯人投入基督教怀抱的地方，却被法军洗劫一空，还被用来修建围城工事。缅什科夫的回信经过了沙皇批准，他写道，摧毁圣弗拉基米尔教堂的举动，伤害了“我们士兵深切的宗教感情”，并且一再强调，在因克尔曼，俄国军人自己也是英国军队“血腥报复”的“受害者”。这方面的事实有些得到了法国克里米亚远征官方历史学家塞萨尔·德·巴藏古（César de Bazancourt）的承认，在他1856年的记载中提到：

在离海岸不远处，在一片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有一座热那亚人要塞（Genoese Fort）的遗迹。从那里下坡，朝着隔离湾（Quarantine Bay）的方向，矗立着一座小小的圣弗拉基米尔礼拜堂。有一些零星的士兵，胆子比其他人大一些，经常会悄悄地摸到那里。在隔离湾方向有一片高低起伏的地带，那里有一些俄军弃用的建筑，他们就由那里进入礼拜堂，所有有用的东西都会被拿走——要么用来挡风遮雨，要么用来当柴火，当时柴火已经开始难以找到了。这些士兵洗劫礼拜堂，本身已经犯下了罪行，然而他们还会继续在战场上游荡，寻找任何可以抢掠的东西，不把任何军纪和法律放在眼里。他们跑到警戒线外，在夜幕中侵犯了这座被俄罗斯保护神庇佑的小礼拜堂。

但是如果俄军士兵真的是因为深切的宗教感情而做出种种暴行的话，可以很肯定地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到教士鼓励的。在因克尔曼战斗打响的前一晚，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教堂举行的礼拜中，俄军士兵们被告知英法联军是在为魔鬼而战，教士们要求士兵毫不怜悯地杀死他们，报复他们破坏圣弗拉基米尔的行为。[62]

* * *

因克尔曼之战对英法联军来说，是一场空虚的胜利。他们确实抵挡住了俄军最大规模的攻势，并且依然控制着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高地。但是由于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国内舆论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特别是在公众了解到伤员们在军队医院内受到的糟糕对待之后。当这场战事的消息传回国后，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是否明智将受到严重质疑。遭到如此重大的人员损失之后，在援军到来之前，联军已不可能再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新的进攻了。

11月7日，联军在拉格伦的指挥部召开了联席会议，法军从英军手里接管了因克尔曼山，不言而喻，现在法军已经代替英军成为联合军事行动的领导者。当时英军只剩下一万六千名可用兵力，控制着塞瓦斯托波尔城外联军堑壕的四分之一。在会议上，康罗贝尔坚持在明年春天之前，暂停任何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到时候联军应该会有更多的生力军加入。俄军的防守系统在联军第一次轰击时勉强挺住，但是在那之后已被大大加强。康罗贝尔指出，俄军已派来大批援军，再加上原来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军队，人数总计达十万之多（事实上，在因克尔曼作战后，俄军总人数仅为这个数字的一半）。他担心“只要奥地利对东方问题的态度不明朗，俄军将继续能够从比萨拉比亚和俄罗斯南部派兵增援克里米亚”。他的结论是，在英法两国与奥地利结成军事联盟，并且向克里米亚派来“数量巨大的援军”之前，联军没有必要在围困战中浪费士兵生命。拉格伦和他手下的幕僚同意康罗贝尔的分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筹集物资让联军士兵能在塞瓦斯托波尔外的高地上度过冬天，当时他们携带的只有适合夏天作战的轻型帐篷。然而康罗贝尔相信“只要在现有帐篷下垫上一层石头，部队也许就能在这里过冬”。英军指挥部和他的想法差不多，“这里气候健康，”英军上校罗斯向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解释道，“除了北风较冷之外，冬季的寒冷不是那么严重。”[63]

想到要在俄罗斯度过冬天，许多人心中充满了一种不祥之感：他们想到了1812年的拿破仑。德莱西·埃文斯恳求拉格伦考虑放弃围困塞瓦斯托波尔，并将英军撤出。剑桥公爵提议将部队撤到巴拉克拉瓦，那里不仅容易获得给养，而且和无遮无挡的塞瓦斯托波尔周围高地相比，还能凭地形躲避寒风。拉格伦否决了两人的提议，坚持让部队驻扎在高地上度过整个冬季。两人认为这样做等于犯罪，双双辞去职务，在冬天到来之前，满怀厌恶和失望地回到了英格兰。两人的辞职在英军军官中引发了一阵离职的浪潮，在因克尔曼之战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在克里米亚的一千五百四十名英军军官中有二百二十五人离去，其中只有六十人后来返回。[64]

在各级官兵中，意识到无法很快在这里取得胜利更让他们士气低落。“为什么我们没有在阿尔马战役之后马上尽全力一击？”第三十三步兵团（33rd Regiment of Foot）的芒迪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Mundy）质问道。在11月7日给母亲的信中，他概括了军中的普遍情绪：

如果俄军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强大，则我们必须放弃围困，因为大家都知道，凭着我们目前的力量，不可能在塞瓦斯托波尔有所作为。舰队派不上用场，目前的工作又如此让人困扰。当冷空气来袭时，成百上千的人将因为疲劳和疾病倒下。有时候士兵们连续六天都睡不上一场好觉，经常要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别忘了，他们除了一条薄毯外，没有其他冬天的衣物。晚上的寒冷与潮湿非常厉害，而且因为担心敌人对堑壕、炮台和土岗发起进攻，我们一直处于焦虑中，根本睡不好觉。

因克尔曼战役之后的几个星期，寒冷的冬天到来了，联军士兵开小差的人数急剧上升，几百名英军和法军士兵主动向俄军投了降。[65]

对俄军来说，因克尔曼战役的失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缅什科夫确信塞瓦斯托波尔被联军攻陷已不可避免，在11月9日写给战争部长多尔戈鲁科夫亲王的信中，他建议放弃塞瓦斯托波尔，以让俄军集中力量防御克里米亚的其他地方。沙皇被手下军事总指挥的失败主义激怒了。“我们部队的英雄主义在哪里？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我们现在就接受失败？”他在11月13日给缅什科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敌人也一定遭受了重创吧？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不要低头好吗？也不要鼓励其他人这么想……上帝在我们这边。”尽管言辞上显得不屈不挠，但是因克尔曼战役的失败让沙皇陷入深深的忧郁中，宫廷中所有人都能看出他的懊恼情绪。在过去，尼古拉一世会试图在其他人面前隐藏自己的心情，但是因克尔曼战败后，他再也不做掩饰了。“加特契纳宫既阴郁又沉寂，”丘特切娃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到处都是忧郁的情绪，人们几乎不敢说话。看到君主的样子就足以让人心碎了。最近他越来越忧郁，脸庞憔悴，了无生气。”在战败的打击下，尼古拉一世对这位曾向他保证可以打赢克里米亚战争的军事总指挥丧失了信心，他开始后悔与西方列强开战的决定，转而向那些一直反对开战的幕僚——比如帕斯克维奇——寻求安慰。[66]

“这些奸险的事情想起来就令人作呕。”托尔斯泰11月4日在日记中描写战败的情形。

第十和第十一师进攻敌人的左翼……敌人阵地上有六千人——只有六千人，而我们有三万人——结果却是我们撤退了，损失了六千勇敢的战士。¶¶我们不得不撤退，原因是一半部队没有炮火掩护——因为路不好走，大炮运不上来，而且——天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来复枪营。可怕的屠杀！这一失误会重压在许多人的灵魂之上！老天，饶恕他们吧。战败的消息传来，不由让人情绪失控。我看到老人放声大哭，年轻人发誓要杀了丹嫩贝格。俄罗斯人的精神力量是伟大的。在当前困难的日子里，许多政治真相会显露出来，继续发展。当俄罗斯身陷厄运中时，蓬勃升起的爱国主义热情将长久地留在她的身上。这些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的人将成为俄罗斯的公民，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牺牲。他们将怀着尊严和骄傲参与俄罗斯的公众事务，因为战争而激发的热情，将把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崇高的价值永远印在他们身上。[67]

自从随俄军从锡利斯特拉撤退后，托尔斯泰一直在基什尼奥夫，戈尔恰科夫把他的指挥部建在了那里。在那里他生活舒适，参加各种舞会，在牌桌上输了不少钱，但是他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生活，梦想再次贴近观察战斗。“我现在有各种舒适的享受：住宿条件很好，有一架钢琴，吃得也好，经常有事可做，还有很好的朋友圈子，我又开始向往营地生活了，羡慕那里的人们。”托尔斯泰在10月29日给他姨妈图瓦内特的信中写道。[68]

出于为军中战士做点事情的想法，托尔斯泰和一群军官们计划出版一份期刊。他们把它叫作“军队公报”（“Military Gazette”），目的是教育战士，鼓舞士气，并且将士兵们的爱国与人性展现给俄罗斯社会。“这个计划让我非常高兴，”托尔斯泰告诉他哥哥谢尔盖，“刊物将发表对战事的描述——各种英勇行为；杰出人物的生平和哀悼词，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人物；战场上的故事、士兵唱的歌、读者爱看的描写工兵本领的文章等等。”这份刊物必须很便宜，这样士兵们才买得起。为了提供资金，托尔斯泰把家里出售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栋宅子的钱挪用了过来，这本来是让他用于偿还赌债的。托尔斯泰最早的几篇小说就是为这份刊物写的：《俄罗斯战士是如何战死的》（“How Russian Soldiers Die”）和《日丹诺夫叔叔和马夫切尔诺夫》（“Uncle Zhdanov and the Horseman Chernov”）。在第二篇故事中，他揭露了一名军官的残暴。这名军官殴打一名士兵，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兵，而大兵就是该打的”。托尔斯泰意识到这么写不可能通过审查，于是在将出版刊物的计划递交戈尔恰科夫之前，把这两篇故事都抽走了。戈尔恰科夫把计划转给了战争部，但是被沙皇否决了，甚至类似的出版也不允许，因为沙皇不愿意出现一份非官方的士兵报纸来挑战政府自己的报纸《俄军伤员》（Russian Invalid）。[69]

因克尔曼战败的消息让托尔斯泰下决心一定要去克里米亚。他的亲密战友之一科姆斯塔迪乌斯（Komstadius）在因克尔曼战役中阵亡，两人原来还准备一起编辑“军队公报”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阵亡，这促使我要求分配到塞瓦斯托波尔去。”他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他让我为自己感到羞耻，”他后来向哥哥解释道，他的动机“大部分是出于爱国——我必须承认这种感情在我心中越来越强。”[70]但是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促使他去克里米亚，那就是他对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的预感。托尔斯泰想观察战争，想描写战争：向公众展示完全的真相——既有普通人出于爱国而做出的牺牲，也有军事领袖们的失职——从而促发一场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他认为战争必然会引发这场变革。

托尔斯泰从基什尼奥夫出发，路上花了几乎三个星期的时间，于11月19日抵达了塞瓦斯托波尔。他晋升为二级中尉，被分配到第十四炮兵旅第三轻炮兵连。让他恼火的是，他被分配在城里居住，离防御工程很远。那年秋天，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共只待了九天，但是他在这段时间内看到的景象，已足以激发他的爱国自豪感，并从普通俄罗斯人身上看到了希望。这些情绪洋溢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 in December”）中，即他的成名作《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第一篇。“部队士气高昂，非笔墨所能描述，”他在11月20日向谢尔盖写道，

一名奄奄一息的伤兵告诉我他们占领了法军第二十四炮台，却没有援军上来增援。他一边说一边哭了起来。一个坚守炮台的海军陆战队连，顶着敌人的炮轰坚守了三十天，在被命令撤下来时，几乎要造反了。战士们从没有爆炸的炮弹里取出引信，妇女冒着炮火给棱堡送水、为战士祈祷，[在因克尔曼战役中]一个旅的十六名伤兵坚决不撤离前线。多么了不起的时代！但是现在……我们安静下来了——现在的塞瓦斯托波尔非常美丽。敌人几乎不再向我们开炮，每个人都相信敌人不会攻占这里，真的是不可能的。目前有三种假设：第一是敌人正在准备发动进攻；第二是敌人用假工事吸引我们的注意，掩护他们悄悄撤离；第三是敌人在加强工事准备过冬。第一种假设最没有可能，第二种最有可能。我还没有机会参加作战，但是感谢上帝让我见到这些人，让我生活在这荣耀的时代。[10月17日的]炮轰不仅将是俄罗斯历史上，也将是世界历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成就。[71]

* 装满泥土的柳条筐，用作防守之用。——译注

† 一种由蜂蜜和辣椒冲沏的热饮。——原注

‡ 约四千八百千克。——译注

§ 这是土耳其人对穿着不得体的女人的叫法，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被用来描述非穆斯林女人，并且有性意味，暗示那个女人在经营妓院，或本身就是妓女。——原注

¶ 这场战斗中的一个历史谜团是为什么俄军在面对这样人数极少的抵抗部队时，没有以更快的速度，投入更大的兵力向巴拉克拉瓦发起进攻。不同的俄军指挥官事后提供了各种解释，声称他们没有足够兵力攻占巴拉克拉瓦，或这场行动的目的是侦察，或这场行动的目的是分散联军用来围困塞瓦斯托波尔的兵力而不是为了占领港口，不一而足，但这些只是为失败寻找的借口而已。俄军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或许可以用在阿尔马河战败之后，俄军指挥官在开阔地上面对联军时自信心不足来解释。——原注

** 约八厘米。——编注

†† 索伊莫诺夫依靠的是一份海军地图，上面对陆地没有任何标记。他的一名参谋用手指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地形。（A. Andriianov, Inkermanskii boi I oborona Sevastopolia ［nabroski uchastnika］, St Petersburg, 1903, p. 15）——原注

‡‡ 伍兹弄错了，俄国近卫军当时不在克里米亚。——原注

§§ 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误会，因为在高地的浓雾和树丛中，躺在地上的不一定是伤兵，有些士兵会躺在地上伏击敌人。——原注

¶¶ 托尔斯泰引用的是经过军队审查后公布的官方数字。俄军损失的真实数字是这个的两倍。——原注

注释

[1]L. Tolstoy,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pp. 39, 42–3. 引用已获授权。

[2]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 9; N. Berg, Desiat’ dnei v Sevastopole (Moscow, 1855), p. 15.

[3]Tolstoy, Sebastopol Sketches, p. 43; E.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artilleriiskogo ofitsera v semi tetradakh (St Petersburg, 1858), p. 29.

[4]M. Bot’anov, Vospominaniia sevastopoltsa i kavkatsa 45 let spustia (Vitebsk, 1899), p. 6.

[5]E. Totleben, Opisanie oborony g.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863–78), vol. 1, p. 218; Vospominaniia ob odnom iz doblestnykh zashchitnikov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57), p. 7; Sevastopol’ v nyneshnem sostoianii: Pis’ma iz kryma i Sevastopolia (Moscow, 1855), p. 19; WO 28/188, Burgoyne to Airey, 4 Oct. 1854; FO 78/1040, Rose to Clarendon, 8 Oct. 1854.

[6]Tolstoy’s Letters,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2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44. 场景描述参见 Sebastopol Sketches (p. 57).

[7]S. Gershel’man, Nravstvennyi element pod Sevastopolem (St Petersburg, 1897), p. 84; R. Egerton, Death or Glory: The Legac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0), p. 91.

[8]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38; Gershel’man, Nravstvennyi element, pp. 70–71; Totleben, Opisanie, vol. 1, pp. 198 ff.; J.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133.

[9]RGVIA, f. 846, op. 16, d. 5613, l. 12; 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2, p. 31.

[10]NAM 1968–07–292 (Cathcart to Raglan, 27 Sept. 1854); NAM 1983–11–13–310 (12 Oct. 1854).

[11]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142–4; Baron de Bazancourt, The Crimean Expedition, to the Capture of Sebastopol,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343–8.

[12]NAM 1982–12–29–13 (Letter, 12 Oct. 1854).

[13]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69; E. Wood, The Crimea in 1854 and 1894 (London, 1895), pp. 88–9.

[14]S. Calthorpe, Letters from Headquarters; or the Realities of the War in the Crimea by an Officer of the Staff (London, 1858), p. 111.

[15]Sevastopol’ v nyneshnem sostoianii, p. 16.

[16]V. Bariatinskii, Vospominaniia 1852–55 gg. (Moscow, 1904), pp. 39–42; 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p. 126–9.

[17]NAM 1969–01–46 (Private journal, 17 Oct. 1854); Den’ i noch’ v Sevastopole: Stseny iz boevoi zhizni (iz zapisok artillerista) (St Petersburg, 1903), pp. 7, 11.

[18]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 30; WO 28/188, Lushington to Airey, 18 Oct. 1854.

[19]Mrs Duberly’s War: Journal a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ed. C. Kelly (Oxford, 2007), p. 87.

[20]Sevastopol’ v nyneshnem sostoianii, p. 16.

[21]WO 28/188, Burgoyne to Raglan, 6 Oct. 1854;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138.

[22]Calthorpe, Letters, p. 125; NAM 1968–07–270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Written during the Years 1854, 55 and 56 by a Staff Officer Who Was There’), p. 125; 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p. 82–3.

[23]D. Austin, ‘Blunt Speaking: The Crimean War Reminiscences of John Elijah Blunt, Civilian Interpreter’, Crimean War Research Society: Special Publication, 33 (n.d.), pp. 24, 32, 55.

[24]Mrs Duberly’s War, p. 93; NAM 1968–07–270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Written during the Years 1854, 55 and 56 by a Staff Officer Who Was There’), pp. 119–120; W. Munro, Records of Service and Campaigning in Many Lands, 2 vols. (London, 1887), vol. 2, p. 88.

[25]H. Franks, 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 (London, 1904), p. 80; NAM 1958–04–32(Forrest letter, 27 Oct. 1854).

[26]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155–6; 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71–2.

[27]Small, The Crimean War, pp. 73–82.

[28]R. Portal,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1854–1855 (Winchester, 1900), p. 112. 关于诺兰上尉试图引导轻骑兵改变进攻路线的说法，参见 D. Austin, ‘Nolan Did Try to Redirect the Light Brigade’, War Correspondent, 23/4 (2006), pp. 20–1.

[29]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161–162.

[30]S. Kozhukov, ‘Iz krymskikh vospominanii o poslednei voine’, Russkii arkhiv, 2 (1869), pp. 023–025.

[31]G. Paget, The Light Cavalry Brigade in the Crimea (London, 1881), p. 73.

[32]Mrs Duberly’s War, p. 95.

[33]Small, The Crimean War, pp. 64, 86–8; RGVIA, f. 846, op. 16, d. 5585, l. 31;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2, pp. 144–7.

[34]N. Woods, The Past Campaign: A Sketch of the War in the East, 2 vols. (London, 1855), vol. 2, pp. 12–4; Austin, ‘Blunt Speaking’, pp. 54–6.

[35]N. Dubrovin,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 91;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 161.

[36]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5, pp. 1–24.

[37]NAM 1963–11–151 (Letter, 27 Oct. 1854); NAM 1986–03–103 (Letter, 31 Oct. 1854).

[38]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 140.

[39]B. 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in the Crimean War (The Hague, 1959), p. 145.

[40]NAM 1994–02–172 (Letter, 22 Feb. 1855).

[41]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pp. 38–42; Seaton, The Crimean War, pp. 161–4.

[42]A. Andriianov, Inkermanskii boi i oborona Sevastopolia (nabroski uchastnika) (St Petersburg, 1903), p. 16.

[43]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2, pp. 194–5;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196–198.

[44]NAM 1968–07–264–1 (‘The 95th Regiment at Inkerman’).

[45]NAM 1968–07–264–1 (‘The 95th Regiment at Inkerman’).

[46]Andriianov, Inkermanskii boi, p. 20.

[47]P. Alabin, Chetyre voiny: Pokhodnye zapiski v voinu 1853, 1854, 1855 i 1856 godov, 2 vols. (Viatka, 1861), vol. 2, pp. 74–5;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2, pp. 203–5.

[48]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211–2.

[49]G. Higginson, Seventy-One Years of a Guardsman’s Life (London, 1916), pp. 197–198;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vol. 5, pp. 221–57.

[50]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p. 190–8; Seaton, The Crimean War, p. 169.

[51]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78.

[52]J. Cler, Reminiscences of an Officer of Zouaves (New York, 1860), p. 211; Historique de 2e Regiment de Zouaves 1830–1887 (Oran, 1887), pp. 66–7.

[53]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 214.

[54]Higginson, Seventy-One Years, p. 200;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 232.

[55]Seaton, The Crimean War, pp. 175–6.

[56]M. O. Cullet, Un re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 112.

[57]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81–3.

[58]Woods, The Past Campaign, vol. 2, pp. 143–4;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78; Cler, Reminiscences, p. 216; 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ee (Paris, 1857), p. 70.

[59]RA VIC/MAIN/F/1/38.

[60]Cler, Reminiscences, pp. 219–20.

[61]RA VIC/MAIN/F/1/36 (Colonel E. Birch Reynardson to Colonel Phipps, Sebastopol, 7 Nov.); H. Drummo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855), p. 75; A Knouting for the Czar! Being Some Words on the Battles of Inkerman, Balaklava and Alma by a Soldier (London, 1855), pp. 5–9.

[62]RGVIA, f. 846, op. 16, d. 5634, ll. 1–18; Bazancourt, The Crimean Expedition, pp. 116–7;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78–279;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vol. 5, pp. 324, 460–63.

[63]FO 78/1040, Rose to Clarendon, 7 Nov. 1854.

[64]Small, The Crimean War, p. 209.

[65]NAM 1984–09–31–63 (Letter, 7 Nov. 1854); Vospominaniia ob odnom iz doblestnykh zashchitnikov Sevastopolia, pp. 11, 15; RGVIA, f. 846, op. 16, d. 5629, l. 7; d. 5687, l. 1;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2, p. 384.

[66]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34–42; d. 5452, ch. 2, ll. 16–18;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2, pp. 272–3;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p. 165.

[67]Tolstoy’s Diaries, vol. 1: 1847–1894,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London, 1985), p. 95.

[68]H. Troyat, Tolstoy (London, 1970), pp. 161–2.

[69]Tolstoy’s Letters, vol. 1, p. 45; A. Opul’skii, L. N. Tolstoi v krymu: Literaturno-kraevedcheskii ocherk (Simferopol, 1960), pp. 27–30.

[70]Troyat, Tolstoy, p. 162.

[71]Tolstoy’s Letters, vol. 1, pp. 44–5.

第九章 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

11月的第二个星期，冬天到来了。三天三夜，冰冷的风雨席卷塞瓦斯托波尔外的高地，吹倒了英法联军的帐篷。泥泞中，士兵们只能抱在一起取暖，全身湿透，瑟瑟发抖，能用来挡风遮雨的，只有薄毯和大衣。紧接着在11月14日，克里米亚沿岸遭遇了暴风雨的袭击。帐篷像纸片一样飞向天空，盒子、木桶、箱子和篷车被刮起来又重重摔下。帐篷支撑杆、毯子、帽子和外衣、桌子和椅子在空中打转，受惊的马匹挣脱缰绳在营地狂奔踩踏。树被连根拔起，窗子被打烂，士兵们东奔西跑追着自己的衣物和物品，或是焦急地寻找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没了屋顶的谷仓和马厩、土岗背后或是地上的洞穴都成为他们的藏身之处。“当时的情景让人难以想象，所有的帐篷都倒了，所有人，有些还在床上，另一些像我一样……还穿着衬衣……全身湿透，高喊着自己仆人的名字，”冷溪近卫团的查尔斯·科克斯（Charles Cocks）在11月17日给兄弟的信中写道，“最吓人的是大风，我们像张开翅膀的老鹰一样压在帐篷上，不然它们就会被刮到塞瓦斯托波尔去了。”[1]

狂风刮了一上午，下午两点钟的时候，风停了，士兵们终于可以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寻找自己被吹得七零八落的东西：泥地上湿透了的脏衣服和毯子、砸坏了的家具碎片，还有锅碗瓢盆和各种摔碎的东西。到了傍晚时分，气温开始下降，雨变成了大雪。士兵们试图重新搭起帐篷来，但是手指已经被冻僵，有些人干脆继续躲在谷仓和马厩里过夜，抵着墙壁，相互抱在一起，徒劳地寻求一丝温暖。

但是，相对暴风雨在港口和海面上造成的破坏来说，联军的高地营地还算不了什么。范妮·杜伯利当时正在“南方之星号”（Star of the South）上，看到港口水面漂满了白沫，就像海水沸腾了一般，舰船剧烈摇晃，让人害怕。“浪花飞溅起来，越过悬崖，从几百英尺的高空落到港口，就像下大雨一样。舰船挤挤挨挨，一起随着海浪起浮，相互挤撞，成为碎片。”当时剑桥公爵正在其中一艘“严惩号”上休养，这场风暴把他吓坏了。“狂风非常恐怖，”他第二天向拉格伦写信报告，“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可怕的二十四小时。”

风暴中，两支锚都断了，船舵也折了。[我们]不得不把上甲板上的大炮丢到海里，仅仅依靠一支锚把船稳住。我们离海岸边的岩石只有两百码远，感谢上天，这支锚让我们没有撞上去……在颠簸中我撞得晕头转向，健康全垮了……我希望您不会反对我到君士坦丁堡修养一阵。吉布森（Gibson）（他的医生）的看法是，如果我此时在这样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返回营地，将会卧床不起。[2]

港口外的情形更加糟糕，因为担心俄军会对巴拉克拉瓦发起新一轮进攻，大批供给船锚泊在一起。二十多条英军船只因为撞上岸边岩石而被毁，几百人丧生，损失了大量宝贵的冬季装备。最大的损失是蒸汽机船“亲王号”（Prince），船只沉没了，一百五十名船员中只有六人生还，同时还损失了四万套冬服。“果断号”（Resolute）被毁，损失了一千万发米涅来复枪子弹。在卡米什，法军舰队损失了战列舰“亨利四号”（Henri Quatre）和蒸汽机船“冥王星号”（Pluton），运输舰队损失了两条船和船上所有的船员和物资。一箱箱法国食品被海浪冲上俄军在隔离湾防线后方的海滩，最北的甚至漂到了叶夫帕托里亚。伊万·孔德拉托夫（Ivan Kondratov）是一名从库班来的步兵，11月23日他在贝尔贝克河边的露营地上给家人写信：

暴风雨如此强烈，连巨大的橡树都被吹断了。许多敌人的船只沉没了。在舍基（Saki）附近沉没了三艘蒸汽机船。日罗夫（Zhirov）的哥萨克骑兵团从一艘沉没的运输舰上救起了五十名落水的土耳其人。他们相信在克里米亚海岸，有三十多艘船只沉没。所以我们到现在都一直在吃英国腌牛肉，喝朗姆酒和外国葡萄酒。[3]

遭到暴风雨破坏之后，法军在几天内就恢复过来，但是英军花的时间却长得多。后来在冬天，他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如食品、住宿和医疗供应的短缺等，都直接和这场暴风雨有关，同时也说明英军供应系统的失败。冬天的来临，将这场战争变成了一次对后勤管理效率的考试——法军刚刚及格，英军则失败得非常难看。

联军指挥官们曾相信战事会速战速决，因此没有为在塞瓦斯托波尔外高地过冬做好准备，而且他们也没有想到此地的冬天会这么冷。英国人在这方面特别疏忽，没有给部队提供合适的冬装。士兵们是穿着军礼服来克里米亚的，一开始甚至连大衣都没有，第一批运来的冬装又随着“亲王号”沉到了海底，所以部队的冬装要到后来才会运到。法军的准备工作则好得多，他们给部队配发了羊皮外套，后来又配备了衬着皮毛、带帽子、被叫作“克里米亚人”（criméennes）的斗篷。先是发给军官，后来配给了所有士兵。法军当局还让士兵想穿多少层衣服就穿多少层，一点都没有英军要求所有士兵有“绅士般”着装和外表的怪癖。进入深冬之后，为抵御严寒，法军士兵穿得杂七杂八，看上去都不像支正规军了，但重要的是他们比英军士兵暖和得多。“放心吧，”第三朱阿夫团的弗雷德里克·雅皮（Frédéric Japy）写信安慰远在博库尔（Beaucourt）的焦虑的母亲：

我身上穿着很多层衣服，从里到外分别是：一件绒布背心（马甲）、一件衬衫、一件羊毛背心、军装、外套（短大衣），脚上是靴子，如果不执勤的话，我会穿皮鞋和裹腿——所以你看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有两件外套，一件是朱阿夫部队发的，另一件又大又重，是我在君士坦丁堡买的，就是为了防寒，差不多有五十公斤重。当我在堑壕执勤时，我就穿着它睡觉。如果它被浸湿了的话，我提都提不动，更别说带着它行军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它当作一件好玩的东西带回法国去。

路易·努瓦尔描述了朱阿夫部队的过冬穿着：

我们营的战士，特别是那些从非洲来的，在冰冷的气温中存活下来，让人非常佩服。我们穿得很好，一般在军装外再穿一件很大的带帽子的斗篷，要么是一件“克里米亚人”，要么是由羊皮剪成、看上去像外套一样的衣服。腿上穿的是衬着皮毛的裹腿。然后每个人还发了一顶暖和的羊皮帽。但是我们没有统一的军装，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风格穿衣服。有一个穿得像贝都因人（Bedouin）*，另一个像马车夫，还有一个像神父，其他人喜欢希腊风格，不过有些坚忍的人在军装外什么也不加。每个人脚上的木底鞋和靴子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皮做的、橡胶做的、木底的等等。头上戴什么完全任由每个人自己想象……

此时，英军士兵穿的却还是夏天的军装，他们羡慕法国人的羊皮衣和“克里米亚人”。“显然他们穿的是适合这里生活的衣服，”军医乔治·劳森在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

我希望我们的士兵也有差不多的东西可以穿……许多人几乎没有鞋子，也没有衬衣，他们的风衣全部磨烂了，因为不仅白天要穿，晚上也要睡在里面，最多再加一条从堑壕带回来的潮湿的毯子。[4]

联军指挥官们对士兵住在哪里也没有好好想过。他们随身带来的帐篷底部是不隔热的，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而且许多已经被暴风雨打坏了，没法修好。在轻骑兵旅汤姆金森上尉（Captain Tomkinson）服役的团里面，一半的帐篷都坏了。他抱怨这些帐篷没法住人：“它们不防水，下大雨时，漏水情况非常严重，帐篷里一片汪洋，士兵们只好围着撑杆站着度过整个夜晚。”在视察卡迪科伊的营地时，卢肯勋爵发现大量的帐篷不适合住人，它们被“磨烂、撕破了，无法为士兵提供住所”，士兵们“几乎都被冻死了”，而且腹泻严重。[5]

《克里米亚的冬天，克里米亚的夏天》，亨利·霍普·克里洛克绘，1850年代（版权所有：南拉纳克郡议会. 许可方：www.scran.ac.uk）

英国军官的居住条件比手下的士兵要好得多。大部分人都有仆人伺候，可以让他们给帐篷铺上木地板，或是在地上挖洞，再铺上石头。有些干脆挖了一个大坑，壁上砌着石块，顶上盖上树枝。11月20日，第二十团的威廉·拉德克利夫上尉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的小屋进展很快，希望在这个星期结束时我就能住进“地下室”了。工程一开始是挖一个坑，三英尺六英寸深，八英尺宽，十三英尺长。†在两头的中间位置各竖起一根杆子，上面放一个横梁，用绳子、钉子，或是其他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绑紧。然后在横梁和地面上搭起木杆或是各种能求来、借来，或是偷来的木片，同样固定好。山墙的位置是用石头和泥巴砌起来的，这样就算是屋顶的结构……地坑的边缘就是墙壁，我们把屋顶建得有足够高度，让人可以站立。现在轮到盖屋顶了，一般是把缠绕在一起的枝条放在顶上的木杆之间，然后在上面浇上泥巴。但是我打算做一点改进，做成斜屋顶，铺上马匹和牯牛皮（现在有很多马匹奄奄一息），希望能保证屋顶防水。这样就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完，因为必须要先对皮“用某种方式”进行处理。麦克尼尔［中尉］（［Lieutenant］ McNeil）和我住在一起。我已经给住所取好了名字，叫作“兽皮隐园”（Hide Abbey）‡。他现在在做一个壁炉：在一侧墙上挖一个洞，然后用锡罐和黏土做成一个烟囱。啊！我是多么期待住在里面啊。

在当时的情况下，位居社会最高层的英国军官却依然能享受各种特权，这在饱受煎熬的普通士兵看来，是令人发指的。卡迪甘勋爵（他确实身患疾病）住在自己的私人帆船上，享受法国大餐，招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英国的客人。有些军官获得准许在君士坦丁堡过冬，或是自己出资到附近村庄里寻找住所。“如果只考虑舒适程度，”查尔斯·戈登中尉（Lieutenant Charles Gordon）在家信中写道，“亲爱的，我向你保证，我在英国都不会这么舒适。”他就是未来的“中国戈登”（Chinese Gordon）§。萨克森派驻伦敦的大臣菲茨图姆·冯·艾克施泰德伯爵后来记录道：“度过那场严冬的英军军官中，有几个后来笑着跟我说，[部队]遭了这么多罪，他们还是从报纸上听说的。”[6]

法军军官跟自己手下的士兵住得很近，与英军高级军官的舒适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1月20日给家人的信中，埃尔贝上尉解释了暴风雨对自己生活条件的影响：

军官和士兵们都一起住在一个小帐篷里，在天气好的时候，或是在行军中，这样的安排很不错，但是在长期下雨又寒冷的季节就极为不方便了。地面因为踩踏而一片泥泞，泥水溅得到处都是。在堑壕或是营地里，每个人都是一边走，一边泥水四溅。每个人都全身湿透……在这些帐篷里，士兵们挤着躺在一起。一组六人，每个人只有一条毯子，所以他们一起在身下的泥泞地上垫三条，身上盖三条，背包在塞满之后就当作枕头用。[7]

一般来说，法军的住宿条件比英军好。不仅帐篷更宽敞，而且他们还会在帐篷外建起木头栅栏或是用雪砌成墙来挡风。法国人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临时住所：被士兵们称为“鼹鼠丘”（taupinères）的大棚屋是先在地上挖出一米深的坑，在底部铺上石头，然后用编织好的树枝做墙和屋顶；“帐篷小屋”（tentes-abris）是把士兵的背包布缝在一起，绑在支在地上的木棍上；锥形帐篷（tentes-coniques）是把帆布缝在一起，搭在中间一根木杆上做成帐篷，大到可以睡六个人。所有这些临时住所里都有烤炉可以用来做饭和取暖。“我们的战士知道怎么砌炉子，这让我们的英国盟友们敬佩又羡慕，”努瓦尔回忆道，

这些炉子的炉身有些是用黏土砌成的，有些是用水泥把大片的炮弹片粘起来做成一个拱顶。烟囱是用金属盒子或废铁接在一起做成的。幸亏有这些炉子，当我们的战士从堑壕或哨所执勤回来，冻得半死的时候，可以有个地方取暖。他们可以烘干衣物，睡个好觉，不必像可怜的英国人那样，半夜因发烧醒来。我们的士兵烧了那么多的木柴，几个月下来，因克尔曼高地上所有的森林都被砍光不见了，一棵树、一片矮树林都没剩下。看到我们的炉子后，英国人抱怨说我们砍光了树……但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让这些树派上用场呢。没有一个英国士兵想到要给自己砌个炉子，他们更不愿意自己砍树用来烧柴。他们什么都指望部队派给他们，如果没被派到东西的话，他们就一筹莫展。[8]

努瓦尔这种瞧不起英国人的想法在法军中很普遍，他们觉得自己的盟友缺乏适应野外生活条件的能力。“哎！这些英国人，他们的勇气无可置疑，但是他们只知道怎么去送死，”埃尔贝在11月24日向家人写道，

在围困之初他们就有大型帐篷，但是至今还没学会怎么把它们支起来。他们甚至还没学会在帐篷周围挖沟排水！他们吃得很糟糕，尽管他们的口粮配给是我们的两到三倍，而且花钱比我们多得多。他们缺乏韧性，在困苦不幸面前束手无策。

甚至连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比他们组织得更好。“啊，法国人在各方面都比我们高明得多！”范妮·杜伯利在11月27日写道：“我们的棚屋在哪里？我们的马厩在哪里？都还在君士坦丁堡。当法国人在到处打猎的时候，我们却躺在泥泞中，士兵和马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而这些却都那么容易就可以避免。各处的情况都一样，到处都是极端的疏忽和管理失误。”[9]

和法国人不同，英国人似乎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制度来集体收捡柴火。他们给士兵分配了木炭用来生火，但是因为拉车的牲畜找不到草吃，让它们把木炭从巴拉克拉瓦拉到塞瓦斯托波尔外的高地太困难了，于是士兵们就没有木炭可用。军官们倒是可以派仆人骑上自己的战马去取燃料。在严寒的12月和1月份，英军士兵饱受折磨，几千人都长了冻疮，特别是那些新兵，他们还没有适应克里米亚的冬天。在虚弱的士兵中，霍乱和其他疾病的蔓延更是雪上加霜。“我在士兵中间看到的是伤心痛苦；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燃料，所有树根，甚至连矮树林的树根都被挖光了，”高地旅的斯特林中校写道，

每个人都有配给的木炭，但是没办法把木炭拉上来，而且［因为疾病］减员厉害，腾不出手来派人到六至七英里¶远的巴拉克拉瓦去运木炭。后果是他们没法弄干自己的长袜和鞋子，从堑壕回来，他们脚趾冻伤、脚浮肿、长冻疮等等。鞋子冻硬了，穿不进去。尽管苦难重重，只要还有能力的，就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经常自愿光着脚进堑壕，或者把鞋跟砍掉以把脚放进去……如果这样下去，堑壕必须得放弃了……我听到有战士疼得跪在地上直喊。[10]

在食品供应上，两军待遇更是天差地别。“把这个营地的英军和法军相比，让我痛心，”辛普森将军（General Simpson）**在给潘穆尔勋爵（Lord Panmure）††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盟友的装备真是奇妙。我看到连绵不断、设备齐全的大车和篷车……运送物资供应等等……在法军中，军队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运行良好，他们甚至每天都烤面包，一切都在部队的管制下有纪律地进行着。”法军每一个团都有一批人为士兵的基本需要提供服务，食品供应和准备、治疗伤兵等等，不一而足。每个团都有自己的面包师傅和一批厨师，另外还有女辅工（vivandières）和女厨工（cantinières），她们身穿经过改造后的军服，负责从移动食堂向部队售卖食物饮料。法军集中准备食物，每个团都有自己的厨房和厨师。相比之下，英军营地里，口粮配给个人，每个士兵都得自己做饭。这一差异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和英军相比，法军的健康状态出人意料地好，尽管他们的口粮只有英军的一半，其中肉只有英军的三分之一。直到12月，英军才开始学习法军的办法，由食堂集中准备食物。他们采用了这一系统后，英军营地的情况马上开始好转。[11]

一名身穿朱阿夫部队军服的女厨工，罗杰·芬顿摄，1855（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拿破仑曾经说过：“是汤造就了一名战士。”汤是克里米亚法军的主力菜，即使在深冬，当新鲜食物的供应达到最低点时，法军还可以依靠大量的干制食品：做成小硬圆饼状的腌制蔬菜，只要放入热水中，加上鲜肉或咸肉，就可以做成一盆营养丰富的汤；可以保存好几月的小麦饼干，比普通面包还有营养，因为含水少而脂肪更多；还有大量的咖啡豆，没这东西法国人活不下去。“我只喝咖啡，不管是热的还是冷的，”一名年轻的龙骑兵夏尔·米斯梅（Charles Mismer）回忆道，“除了其他的好处外，咖啡能刺激神经，保持道德勇气，是抵御疾病最好的东西。”在很多时候，法军士兵就靠“一种咖啡和碎饼干做成的汤生存”，米斯梅写道。不过一般来说，法军士兵的口粮“包括咸肉、猪油和米，有时候有鲜肉，配以葡萄酒、糖和咖啡，只是面包有时会发生短缺，但是我们有饼干，硬得像石头一样，得用斧头砸碎或切开”。[12]

法军部队的供应如此丰富，原因是他们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后勤系统，在卡米什和围困线之间修了路，运送物资的篷车队源源不断地来往。卡米什的港口远比巴拉克拉瓦更适合卸下物资。在宽广的马蹄形海湾边，各种仓库、屠宰场、私人开的商店、做生意的摊位纷纷冒了出来，三百条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可以同时在这里卸货。码头边还开起了酒吧、妓院、旅馆和餐厅。其中一间餐厅只要军人们交一笔钱就可以在那里吃饱喝足、玩够女人，所有这些都是从法国送来的。“我去了趟卡米什，”埃尔贝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那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镇子了。”

在这里，你想要什么都能找到，我甚至看到有两间时装店正在出售巴黎运来的香水和帽子，都是为女厨工准备的！我去过巴拉克拉瓦，比起来真让人可怜！那个小港口岸边建起的小屋子里堆满了可以售卖的东西，但是所有东西都乱七八糟地堆着，没有一点规律，对买家一点吸引力都没有。英国人选择了那个地方，而不是卡米什作为他们的供应基地，实在让我吃惊。[13]

巴拉克拉瓦是一个拥挤混乱的港口，在卸货时，政府供应物资不得不和私人商贾竞争。黑海地区的各种商人都在这里——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罗马尼亚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几个俄罗斯人，他们被允许留在镇上。“如果有谁想在英格兰建一个‘巴拉克拉瓦模型’，”范妮·杜伯利在12月写道，“我可以告诉他配方是什么。”

找一个只有断壁残垣，到处是各种最恶心污秽的村子，让大雨滂沱，直到整个地方变成齐脚踝深的沼泽。抓来一千名身患瘟疫的土耳其人，把他们胡乱塞进屋子里头去。每天弄死一百人，掩埋尸体的时候确保仅盖上少许泥土，让他们慢慢腐烂——注意保障不断有死尸供应。把所有筋疲力尽的矮马、濒死的牯牛、快累死的骆驼都赶到海滩的一角，让它们在那里饿死。它们一般会在三天左右死去，然后尸体很快腐烂，散发出相应的气味。让港口水面上漂满各种动物内脏，有的来自供给船只，有的是镇上的人所吃掉的动物，再时不时漂上几具人尸，缺胳膊少腿的也都可以，加上随处可见的沉船碎片——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挤在狭窄的港口里。这样就能制成大致体现巴拉克拉瓦精髓的复制品来。[14]

英军所面临的难题众多，巴拉克拉瓦只是开始。所有物资必须得到后勤部文书的批准之后才能离开码头，这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包括各种表格和授权等，所有文件必须一式三份。一箱箱的食品和草垛可能在岸边待上几个星期，都已经开始腐烂了，低效率的官僚却还没有完成识别和批准它们被送走的程序。‡‡英军没能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外高地上的营地之间修建一条正常的道路，于是每箱子弹、每条毯子、每块饼干都必须由马或骡子拉着大车，沿着一条陡峭的泥路送到十至十一公里高处的营地上。在1854年12月和1855年1月，大部分物资不得不靠人力运输，每人一次二十公斤负重，因为牲畜没有草吃，很快都死了。

英军的问题不仅是后勤组织差，而且士兵也不习惯自发寻找食物或保护自己。他们大都来自没有土地的阶层，或是都市贫民，不像来自农村的法军士兵有这方面的技能。法军士兵会捕猎野兽、在河海里捕鱼，几乎能把任何东西变成食物。“英军士兵已经养成了习惯，”路易·努瓦尔的结论是，“他只管打仗，每顿饭都得端到他面前。英国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改变他们的习惯，这种顽固就是他们的个性基础。”因为无法照顾自己，英军部队必须依赖一支庞大的随军家属队伍为他们煮饭、洗衣服，或是做一些法军士兵可以自己做的琐碎家务。这就是和法军相比，英军中妇女的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原因。法军没有随军家属，只有女厨工。第二十八步兵团的玛丽安娜·扬（Marianne Young）抱怨英军士兵“手里拿着分配到的口粮也会饿个半死，因为有三块石头和一个锡罐，他们却没有能力把口粮变成可以吃得下的食物”。而法军就不一样，“如果能变成食物，没什么东西是法军士兵看不上的”。他们抓青蛙和乌龟，然后“凭着自己的口味煮熟了吃”。他们还会挖海龟蛋，把老鼠肉变成美味。英军外科医生乔治·劳森看到一名法军士兵把一只活青蛙的腿砍下来时，批评他残忍，但是那名法军士兵却“静静地微笑着——大概是笑我无知吧——然后拍拍肚子，说这是用来吃的”。[15]

和法军相比，英军吃得很差，虽然至少在一开始他们的肉和朗姆酒的供应很充足。“亲爱的太太，”第十二皇家炮兵营（12th Battalion Royal Artillery）的一名半文盲炮手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ton）在10月21日写道，“因为霍乱§§，我们中死了很多人，他们就像腐烂的绵羊一样死去。但是我们有足够多的吃的和喝的。我们每天有两及耳（Gill）¶¶的朗姆酒、很多咸猪肉，还有半磅***饼干。我和你说，如果有四及耳朗姆酒的话，那就太妙了。”从秋天渐渐到了冬天，把物资经由泥泞的道路从巴拉克拉瓦送到营地变得越来越困难，英军的口粮配给很快变得不足。到12月中时，不管什么样的水果或蔬菜都没有了，偶尔只有些柠檬或青柠果汁。为防止患上败血症，士兵们把果汁加到茶里或是朗姆酒里。不过有钱的军官可以从巴拉克拉瓦和卡迪科伊的商店里买到各种东西：火腿和奶酪、巧克力和香烟、葡萄酒、香槟，什么都有，甚至包括福特纳姆和梅森（Fortnum & Mason）†††出品的豪华什锦食品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成千士兵病倒在地，然后因病死去，霍乱重新爆发，并迅猛传播开来。到1855年1月，英军只剩下一万一千可以作战的士兵了，不足两个月前的一半。来复枪旅（Rifle Brigade）的列兵约翰·派因（John Pine）在1月8日给他父亲写信时，已经患败血病、痢疾和腹泻好几个星期了：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们在营地就靠饼干和盐过日子，时而会给我们鲜牛肉，还有一两次羊肉，但是东西都非常糟糕，在英国扔给狗都不吃。但这已经是我们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为此感谢上帝。米丽娅姆（Miriam）（他的姐姐或妹妹）告诉我许多德国香肠正被送到部队手里。我希望他们动作快点，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我就可以吃掉一两磅香肠。……在过去的五六个星期里，我真的一直都很饿……亲爱的父亲，如果您能随信寄来些治败血病的药粉，那我就太感激了，因为我一直受着败血病的折磨。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您，请上帝饶恕我吧。

派因的病情随后加重，被送到君士坦丁堡附近库拉利（Kulali）的军队医院，不到一个月就病死在那里。英军的管理工作非常混乱，连他的死亡记录都没有，家人一年之后才从他的一位战友那里得知他的死讯。[16]

没过多久，英国部队的士气就一蹶不振了，官兵们开始批评军事当局的无能。“我们这儿的人都非常希望和平能很快到来，”第三十三团的芒迪中校在2月4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后方的人可以对军事秩序什么的夸夸其谈，但是在这儿，看着成千的战士因为疏于照料而死去，每一个人都受够了。”随增援部队第二十三团于11月底抵达克里米亚的列兵托马斯·哈格尔（Private Thomas Hagger）给家人写道：

我很难过地看到，在我们抵达前，驻守这里的战士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一件干净的衬衫换了。家乡的人们以为这里的士兵配给得很好，但是很抱歉，我得说他们受到的对待还不如生活在英格兰的狗。我能向英格兰的人们保证，如果这些人回了家，要再让他们出征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不是害怕打仗，而是受到的恶劣对待让人心寒。

有人向报刊揭露部队的糟糕情况。第一（皇家）团的乔治·贝尔中校在11月28日起草了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信：

所有的破坏性因素都针对我们而来：疾病与死亡、衣不蔽体、咸肉的不稳定供应。两天没喝上一滴朗姆酒了，这可是唯一还能让战士们站起来的东西。如果连这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完了。向巴拉克拉瓦传递消息是不可能的，六英里的路程积雪深至膝盖。车轮转不动，可怜的拉车牲畜已经饿得连拉空车的力气都没有了。马匹——骑兵的、炮兵的、军官坐骑和拉车的，每天晚上都因冻饿而死掉一批。更糟糕的是不断有士兵倒地身亡，让人感到恐惧。到今天为止，我看到皇家团第一营的一个帐篷里就有九名战士去世，还有十五人已经奄奄一息，都是因为霍乱……可怜的战士们后背从来就没干过，他们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每晚下堑壕时已经全身湿透，躺在雨水、泥泞和融了一半的脏雪中直到天明。全身抽搐地找医院，但是医院的帐篷已经被暴风雨破坏，他们只能躺在恶臭的环境中，痛苦挣扎，这儿的条件本身就足以让疾病蔓延。这不是什么浪漫的事。我作为一名军官的责任是努力保证我手下勇敢而谦卑的战士尽量少受苦，但是我做不到，我手中没有权力。医院几乎什么都缺，建的时候就没有好好地计划。团部医疗官的意见最大，许多随军医生也很有看法。

他在第二天写完了这封信，在信的最后，贝尔附加了一段单独写给报纸编辑的话，请编辑发表他的信，结语是：“写出这里的真实状况让我感到担忧。”这封标明12月12日的信后来在29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虽然在发表时编辑已经把语气改轻了，但贝尔认为，即便如此，这封信的发表还是毁灭了他的军事前途。[17]

* * *

英国公众是通过《泰晤士报》的报道才第一次了解到英军伤病员所处环境之恶劣的。10月12日，《泰晤士报》的读者在早餐看报时，读到了一则触目惊心的报道，作者是《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托马斯·切纳里（Thomas Chenery），报道中说英军在克里米亚前线的伤病员必须被送往五百公里远的斯库台，“医疗准备不够充足，无法给伤员提供适当的照顾，”他写道，“没有足够的外科医生，这也许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没有足够的包扎员和护士，这也许是系统的错，谁也怪不着；但是连做绷带的亚麻布都不够，这还能怎么说？”第二天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主编约翰·德莱恩（John Delane）一篇语气愤怒的社论，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捐款。在此基础上，前首相之子罗伯特·皮尔爵士创立了《泰晤士报》克里米亚伤病员救治基金（Times Crimean Fund for the Relief of the Sick and Wounded）。大量读者来信关注英军在克里米亚竟然没有护士这一丑闻，许多热心做善事的妇女发出倡议进行补救，其中之一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当时她是哈利街（Harley Street）‡‡‡上的淑女医院（Hospital for Invalid Gentlewomen）一名不领工资的监督，还是军务大臣悉尼·赫伯特一家的朋友。她向赫伯特夫人写信，主动请缨召集一批护士前往近东；而就在同一天，悉尼·赫伯特也给她写了信，向她提出同样的请求，两封信就这样擦肩而过。

在为伤病员提供医疗安排上，英国远远落后于法国。克里米亚和君士坦丁堡法国军队医院的访客都对那里的干净整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医院里有许多护士，大部分是从圣文森特·德·保罗修会（Order of St Vincent de Paul）§§§招募的修女，全都在医生的指挥下照顾伤病员。“我们看到这里的条件比斯库台好太多了，”去到君士坦丁堡法军医院的一名英国访客写道：

这里更干净、舒适，伤病员更受关心，病床更舒服，床位安排得也更合理。空气流通非常好，根据我们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这里什么都不缺。一些受伤最严重的伤员，由修女慈善会（Sisters of Charity）专门负责照料，一个修会分部（圣文森特·德·保罗）因而在此建立。这些卓越女性的勇气、能量和耐心据说再怎么赞美也不为过。而在斯库台，一切都单调沉寂，将其形容为严酷和可怕几乎算得上是对它的赞美。在这里我看到的是生命与喜悦，我的那些法国老朋友们在床边玩多米诺骨牌、卷香烟，或是相互拌嘴……我还喜欢这里的医生在和伤病员说话时的亲切态度。当他走近时，这些“我的孩子”或是“我的勇士”们一个个眼睛都亮了。

同一年稍晚些时候，埃尔贝上尉也被疏散到这家医院。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生活规律：

早晨吃巧克力，午餐十点钟开始，晚餐五点钟。医生在十点钟之前查看病房，下午四点还有一轮。下面是今天早晨发的午餐菜单：

木薯粉浓汤

羊骨头配蔬菜

烤鸡肉

烤土豆

波尔多葡萄酒

新鲜葡萄和饼干

你可以想象，伴着从窗口吹进来的海风，这份菜单非常温暖人心，能让我们很快恢复健康。[18]

在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个冬天，法军伤病员的死亡率比英军低很多（但是第二年法军因病死亡造成的损失非常可怕）。除了医院干净外，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法军在离前线不远处建立了救治中心，同时在每一个团配置卫生兵。他们受过急救训练，被称为“士兵包扎员”（soldats panseurs），能够在战场上为战友提供协助。英军所犯的最大错误是把伤病员从克里米亚送到斯库台——这是一段漫长而且难熬的旅途，在拥挤超载的运输船上，很少配有超过两名医疗官。拉格伦在制定这个政策时，完全是以军事作为出发点的（“不要让伤员妨碍战斗”），当手下人抗议不适合让伤病员做这番长途旅行，而应该立即给予救治时，他一点也听不进去。在“亚瑟大帝号”（Arthur the Great）上，三百八十四名伤员被放在甲板上，一个挨一个，排得密密的，如同贩奴船一般。已经死去的、奄奄一息的，都紧挨着其他伤病员。没有床、枕头或毯子，没有水盆和便盆，也没有食物和药品。船上只有供船员使用的药品，船长不允许其他人动用。因为担心霍乱蔓延，英国海军的运输总负责人彼得·克里斯蒂船长（Captain Peter Christie）下令将所有患病者放到一条名为“袋鼠号”（Kangaroo）的船上。这条船的运载能力为二百五十人，但是在准备起航前往斯库台时，船上已经挤了约五百人。“一个可怕的场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死去的和快死的，患病中的和正在恢复的，全部被胡乱地堆在甲板上。”船上两名医疗官之一、二十三岁的助理外科手术医生亨利·西尔维斯特（Henry Sylvester）写道。船长一度拒绝将超载如此严重的船只驶入大海，但是最终“袋鼠号”却载着近八百名病人出发了。西尔维斯特不在船上，他乘坐“邓巴号”（Dunbar）去了斯库台。这些船只上的死亡率骇人听闻：“袋鼠号”和“亚瑟大帝号”每艘船都有四十五人死亡，“双蛇杖号”（Caduceus）三分之一的乘客在抵达斯库台之前就已经死去了。[19]

俄罗斯方面也十分清楚必须尽快救治伤员，但是比起南丁格尔在斯库台看到的英军医院，俄军医院的条件更差。俄罗斯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最早采用了一套战地手术系统，其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赶上。尽管在俄罗斯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俄罗斯他却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对战地医疗的贡献绝不比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取得的成就低——如果不是更高的话。

尼古拉·皮罗戈夫，1880（图片来源：科学照片库）

皮罗戈夫1810年出生在莫斯科，十四岁就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二十五岁便成为多尔帕特（Dorpat）¶¶¶德语大学（German University）的教授，后来担任位于圣彼得堡的军事医学院（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ine）的外科手术教授。1847年，他在高加索地区担任随军医生，在那里首创使用乙醚，成为第一个在战地手术中使用麻醉术的外科医生。在1847年至1852年间，他在几份俄语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使用乙醚的好处，但是在俄罗斯以外却没有几个医生知道他的文章。皮罗戈夫强调，让刚被送到医院的病人吸入乙醚，除了能缓解疼痛和惊恐外，还能让他们保持镇静，防止昏迷，这样有利于外科医生更好地判断哪些人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哪些人可以再等一会儿。不过皮罗戈夫在战地医疗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首创的伤病员分流系统。

皮罗戈夫于1854年12月抵达克里米亚，立刻被那里处理伤病员时的混乱和不人道激怒了。几千名伤员被放在无遮无盖的大车上向彼列科普疏散，送到时许多人都已经冻死了，或是手脚被严重冻伤，不得不截肢。因为缺乏运输工具，另外一些伤员就被丢弃在肮脏的谷仓里，或是被遗弃在路边。长期缺乏医疗用品的部分原因是腐败，医生们把药品偷偷卖掉，给伤员们用劣质的替代品，伤员想要得到适当的治疗必须向医生行贿。医院难以应付人数庞大的伤员，在联军登陆时，克里米亚的俄军医院一共有两千个床位，但是在阿尔马战役后，一下子有了六千名伤员，因克尔曼战役后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20]

塞瓦斯托波尔医院的恶劣条件骇人听闻。阿尔马战役两个星期后，霍达谢维奇所在团里的一名外科医生访问了海军医院：

他看到那里挤满了伤员，伤口从阿尔马战役那天起就没被包扎上过药，伤员只好撕下身上的衬衫给自己包上。他一走进屋子，里面的人认出他是医生，立即蜂拥上来。这些悲惨的可怜人向他伸出被截肢的手臂，只裹着一条肮脏的毯子，哭喊着请求他帮助。那里的气味让人恶心。

一名俄军军官估计，医院的外科医生绝大多数没有好好地培训过，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江湖郎中”。他们在做最简单的手术时，用的还是肮脏的屠夫砍刀，对卫生的要求、感染的危害一点概念都没有。皮罗戈夫还发现有被截肢的伤员在自己的血泊中躺了好几个星期。[21]

一到塞瓦斯托波尔，皮罗戈夫就开始向医院发布命令，逐步实施他创建的伤病员分流系统，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一过程。他刚接管由贵族议事厅改建的主医院时，情形非常混乱。每次遭到炮击之后，所有伤员都被送到这里，没有一点秩序，已经死去的、濒临死亡的、需要紧急救治的、只受轻伤的全都混在一起。起初皮罗戈夫马上处理那些受了重伤的人，让护士把他们直接送到手术室。但是当他还在集中精力救治一名伤员时，其他伤员一直不断被送进来，他根本无法应付。当他还在救护那些受伤太重已没有希望救活的伤员时，其他伤员等不到治疗就死去了。“我终于认识到这么做毫无意义，因此决定更加决断、更加理智，”他回忆道，“在拯救生命上，包扎站简单的组织工作比医治伤员本身重要得多。”他的解决方案是一个简单的分流系统，在1855年1月20日塞瓦斯托波尔遭受炮击时，将这一系统投入使用。当伤员被送到贵族议事厅的大礼堂后，首先被分到三个组别中的一个，确定接受治疗的优先级别：受了重伤急需救治，依然能救活的，马上送到另一个房间尽快接受手术；只受了轻伤的，让他们领一个号码，然后去旁边的军营等待，直到外科医生有时间处理他们的伤口；已经无法救活的伤员被送到一间休息室，让他们在那里休息，由医疗看护、护士和神父照顾他们，直到死去。[22]

托尔斯泰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向读者们描述了大礼堂的景象：

一打开大门，眼前的景象和空气中的味道就向毫无戒备的你直扑而来。这里有四五十名被截肢或是受了重伤的人，有些躺在野营床上，但大部分都被放在地上……现在，如果你神经坚强的话，那么请穿过左边的门廊：那是包扎伤口、进行手术的地方。在那里你会看到面色苍白、神情阴郁的外科医生。他们的注意力正高度集中在眼前的伤员身上，躺在手术台上的伤员吸了氯仿，睁着眼，却如同痴呆了一样，发出没法听懂的声音，有时夹带一两个简单的词语或是发出激动的声音。外科医生们做的是截肢工作，令人厌恶但对伤员有好处。你会看到锋利的弧形手术刀扎入白色、健康的身体；你会看到伤员忽然恢复知觉，发出一声可怕又让人难过的尖声诅咒；你会看到手术助手把截下来的手臂扔到房间的一个角落；你会看到房间里的另一个伤员正躺在担架上看着面前的手术，扭动呻吟，不是因为身上的痛楚，而是因为心理上的惊惧。你看到的恐怖景象会让你内心最深处都惊颤起来；你会明白战争不是一个漂亮大方、井然有序、闪闪发光的阵形，不是音乐和鼓声、连串的旗帜，也不是坐在前蹄腾空的战马上的将军；你看到的是战争最真实的一面——鲜血、痛苦和死亡。[23]

使用麻醉术极大提高了皮罗戈夫和他手下外科医生的工作效率，通过同时在三张手术台上做手术，每天工作七小时，他们可以完成超过一百个截肢手术（批评者说他运行的是一个“工厂系统”）。他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技术，在脚踝处截肢，留下部分脚跟骨，给腿部一点支持。一般来说，他在做截肢手术时，截口都比其他医生选得更靠下，尽量把创口和失血降到最低，他知道手术后失血过多是最严重的一个威胁。最为重要的是，皮罗戈夫清楚感染的危险（他以为是来自被污染的雾气），特地将那些手术后伤口干净的伤员和另一些伤口化脓、有坏疽症状的伤员分开。通过这些首创的措施，皮罗戈夫实现了比英军和法军医院都高的存活率——手臂截肢的伤员中，65%能活下来；大腿截肢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最危险也是最常见的手术，皮罗戈夫的存活率是25%，而在法军和英军医院里，只有十分之一的伤员在接受手术后能活下来。[24]

跟俄罗斯人和法国人相比，英国人对麻醉的使用远不是那么热衷。在即将从瓦尔纳启程前往克里米亚时，英军军医总管约翰·霍尔医生（Dr. John Hall）签发了一份备忘录，警告军队外科手术医生“不要在治疗严重枪伤时使用氯仿……因为不管看上去多么野蛮，受到刀扎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听到一个人狂喊比看着他静静地沉入坟墓好得多”。对于麻醉这项新技术，英国医学界的观点有分歧，有些人担心使用氯仿会松懈病人的斗志，另一些人认为在战地手术期间使用麻醉不现实，因为缺乏有资格的医生来监督实施。这些态度还和英国人将忍受痛苦作为男子汉气概表现的奇特想法（所谓保持一个“僵硬的上嘴唇”）紧密相关。一种十分常见的想法是英军战士更能忍受痛苦，一位医生在克里米亚写下的文字便体现了这一点：

还没有人真正描述过战士们的胆量。他们笑对痛苦，极少会因面对死亡而屈服。精神战胜身体，真的极不平凡。如果在家里手脚被拉断或是压坏，被送来时肯定就已经晕倒，或是恐慌得六神无主了；但是在这里，当他们带着一只晃荡的手臂，或是被打烂的手肘进来时，他们会说：“医生，请您快点，我的情况还不太糟糕，我还能再回去！”这些勇敢的人，许多只用一条浸了冷水拧干的毛巾裹上残肢，就爬回战场，不管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弹丸掀起脚边的草地，继续观察战事进程。让我告诉你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我曾经截下一位军官、某上尉的脚，手术完成之后，他坚持要我把他扶上战马，宣称他可以继续作战，因为他的“脚已经包扎好了”。[25]

和法国人一样，皮罗戈夫对医院中护士的作用非常重视，护士帮助分流伤员，给予安慰。她们还负责分派药品、端茶送酒、替伤员给家人写信、给濒死的人精神上的支持。护士们的慈爱赢得了许多伤员的心，把她们比作自己的母亲。“这实在让人惊讶，”皮罗戈夫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医院中出现一位穿着雅致的女性，竟然有缓解伤员紧张情绪、减低苦楚的功效。”皮罗戈夫对由俄罗斯贵族女性发起的征召护士前往克里米亚的举动赞赏有加。沙皇的弟媳、在德国出生的叶莲娜·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ena Pavlovna）****在听说了俄军在因克尔曼战败的消息后，创建了圣十字架社团（Community of the Holy Cross）。这个团体派出了三十四名护士随同皮罗戈夫一起前往克里米亚，从圣彼得堡出发，踏上一段漫长艰苦的路程，在泥土路上行进了一千公里之后，终于在12月1日抵达辛菲罗波尔。她们中许多人是军人的女儿、妻子或是遗孀，有些来自商人、教士或小贵族出身的官员家庭，本身没有经历过战场的艰苦条件，许多人很快患上斑疹伤寒或是其他流行病而病倒了。皮罗戈夫把护士们分为三组：有的照顾伤员和协助手术，有的负责分派药品，还有的在医院管理家政。亚历山德拉·斯塔霍维奇（Alexandra Stakhovich）被分派到了手术室，对她来说，协助参与的第一场截肢手术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但是她成功地过了这一关，过后她写信告知家人：

我经历了皮罗戈夫主持的两个手术。我们给其中一个截了手臂，另一个截的是腿。上帝恩典，我没有昏过去，因为在第一个手术中，当我们截掉他的手臂时，我得按住这个可怜的人的后背，然后包扎他的伤口。将我大胆的行为写下来，只是为了让你相信我什么都不害怕。如果你能明白帮助这些受苦的人是一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就好了——你没法想象医生们是多么感谢我们来到这里。[26]

在克里米亚当地，来自不同社区的女性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组成护士队前往塞瓦斯托波尔周围的包扎站和战地医院服务，其中之一是达莎·塞瓦斯托波尔斯卡娅，那个在阿尔马照顾伤员的姑娘，现在到了贵族议事厅的手术室协助皮罗戈夫工作。另一位是伊丽莎白·赫洛波京娜（Elizaveta Khlopotina），她丈夫是一位炮台指挥官，在阿尔马战役中头部中弹受伤。她跟随丈夫一起上战场，在卡恰河的包扎站担任护士。皮罗戈夫非常敬佩这些女性的勇气，对不喜欢女性在战场出现的军事当局进行了顽强抵抗，并争取有更多的护士被组织起来。大公夫人的影响力最终起了作用，沙皇认可了圣十字架社团的工作。圣十字架社团在克里米亚的工作，最早是由大公夫人出资的。她通过家庭关系从英格兰购买医疗用品，其中包括珍贵的奎宁，储藏在圣彼得堡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Mikhailovsky Palace）她家的地下室里。当社团工作被沙皇肯定之后，俄罗斯贵族、商人、政府官员还有教会纷纷捐款支持。1855年1月又有两支由圣十字架社团组织的护士队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其中第二支由叶卡捷琳娜·巴枯宁娜（Ekaterina Bakunina）带队，她是圣彼得堡市长的女儿，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的表亲，巴枯宁当时正被囚禁在位于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和许多俄罗斯上层社会人士一样，她童年的夏天都是在克里米亚度过的，她喜欢的度假胜地竟然遭受侵略，这让她惊吓不已。“我无法想象我们伟大帝国的这个美丽小角落竟然变成了残酷的战场。”[27]

和大公夫人一样，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在管理事务上也有一种类似的强烈动力。她出生在德比郡一个成功的工业家家庭，接受的教育比同一时期英国政府中绝大多数男性都好。她家与英国政府有诸多渊源，但因为是女性，她只能做一些慈善活动。受到基督教精神的鼓励，在二十五岁时，她不顾家庭反对，成为一名护士，先是在英国穷人社会，然后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附近的莱茵河畔凯撒斯韦特（Kaiserswerth-am-Rhein）做一名社会改革者。在德国，她目睹了特奥多尔·弗利德纳牧师（Pastor Theodor Fliedner）和他手下女执事们照顾病人的情形。1851年她从凯撒斯韦特毕业，把那里的护理原则带到了哈利街的医院，并从1853年起在那里担任监督工作。这些护理原则，即基本的干净整洁和良好的病房管理等后来被南丁格尔带到了克里米亚。这些观念并不新颖，克里米亚的英军医疗官都知道保持干净、管好医院的好处，但是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缺少人力和资源——而南丁格尔也仅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尽管南丁格尔不在克里米亚，军务大臣赫伯特仍将她任命为土耳其英国综合医院女护士馆（Female Nursing Establishment of the English General Hospitals in Turkey）总监督，然而一直到1856年春天，南丁格尔才获得对克里米亚地区护士的管辖权，那时战争已接近尾声。南丁格尔的地位并不稳固，在名义上她必须听从军队的调遣，但是赫伯特给了她直接向他汇报军医部（Army Medical Department）失误的特权。军医部从来都反对派女护士到前线或是接近前线的地方，在南丁格尔的职业生涯中，她一直与军医部做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南丁格尔个性强势，而同时也只有大权独揽，她才能够设法推行机构改革、争取军方尊重。在土耳其，受到认可的职业护士组织并不存在，她在那里召集不到护士，只好在赫伯特夫人的协助下自己建立一支护士队伍。她的选择条件非常现实，完全不带感情色彩：她喜欢招收来自社会底层贫困家庭的年轻姑娘，因为她觉得这些人吃苦耐劳，能够适应艰苦的生活条件。她还招收了一批有护理经验的修女指导这些姑娘，在她看来，招收修女实际上是对爱尔兰天主教会的让步，因为英军中三分之一的战士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但与此同时，她拒绝了几百名热心服务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的申请，认为她们的敏感性会让其“不好管理”。

南丁格尔带着三十八名护士于1854年11月4日抵达斯库台，恰逢大批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受伤的伤兵被运到那里。法国人已经占据了由最好的房子改成的医院，留给英军的房子不仅条件恶劣，而且十分拥挤。肮脏的地面上排着床和床垫，受伤的和已经奄奄一息的伤员与其他生病的士兵挨个躺在一起。很多人患有腹泻，然而唯一可以排泄的地方是病房里和走廊上的大木桶。水几乎没有，老旧的水管已经坏了，供暖系统也不能工作。南丁格尔抵达之初，那里的情况正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又有几百名因克尔曼战役的伤兵送到。在斯库台附近的海德帕夏医院（Hyder Pasha Hospital）工作的助理外科医生沃尔特·贝柳（Walter Bellew）在日记中写道，这些士兵的条件“真正可悲”，“许多人上岸时就已经死了，有几个死在去医院的路上，剩下的都非常可怜，衣服上沾满了污秽和排泄物，手上和脸上因为沾上火药和泥土而变得黑乎乎的，身上布满了各种虫子”。伤病员以每天五十至六十人的速度死亡。人一死，尸首便立刻被裹进其身上的毯子里，埋进医院旁边的万人坑，同时另一个伤病员马上占据他腾出的位置。护士们不得不连轴转地给伤病员喂食、清洗身体、分派药品，还要在他们垂死时给予安慰。许多护士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开始酗酒，有些还抱怨南丁格尔小姐的专横作风以及各种交由她们做的琐碎工作。南丁格尔发现后，便让这些人打道回府了。[28]

12月底，第二批护士抵达，依然由南丁格尔指挥，同时她还获得了对《泰晤士报》克里米亚伤病员救治基金的控制权，这让她手里有了资金，可以购买物资和药品供斯库台地区的英军医院使用。南丁格尔可以完全自主行事，军事当局已不再给她设置障碍，因为他们身陷医疗灾难之中，还指望着南丁格尔来救他们一把。南丁格尔是一个能力很强的管理者，不过她引进的变革被后来将她神化的人们夸张了，英军里的医疗官、包扎员和配药员所做的贡献几乎被后人完全遗忘。但是不管怎么说，南丁格尔确实在斯库台的医院里推动了许多新措施。她重新规划了厨房，买了新的锅炉，雇用土耳其洗衣工并监督他们工作，主导了对病房的清洁。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后，她还在深夜亲自巡房，给伤病员们带去基督教的宽慰之辞。正是因为这些行动，她被人称颂为“提灯女士”（Lady with the Lamp）。然而，尽管她做出了很多努力，英军医院里的死亡率依然以惊人的速度上升。1855年1月，近东地区所有英军部队中，10%的人因疾病而死。2月份，斯库台的病人死亡率达到了52%，而上一年11月南丁格尔刚到时，死亡率还只有8%。那一年的冬天，在一场暴风雨之后的四个月时间里，有四千名英军战士死在斯库台的医院里，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因伤而死。如此重大的人员损失让英国公众震惊，《泰晤士报》的读者强烈要求当局做出解释，于是在3月初，英国政府任命一个卫生委员会来到斯库台进行调查。他们发现被称作 “兵营医院”（Barrack Hospital）††††的医院主体部分下面是一个污水池，下水道系统渗漏，污水渗入了饮用水中。医院的下水道系统确实不合格，而南丁格尔却不了解这一危险，以为感染是由受污染的雾气造成的。其实，当时由她照顾的士兵，如果住到任何一个土耳其村子里，生存机会都会比住在斯库台的医院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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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公众每天都在关注战事的发展，兴趣与担忧均不断增长。通过报纸上的报道、期刊上的照片和图片，人们可以很快了解战争的最新进展，和以往的任何冲突相比，公众对这次战事真实情况的了解要多得多。人们对战争新闻的反应成为军事当局做决策时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因为军事决策也前所未有地受到公众批评，这是过去战争中从未有过的事。克里米亚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舆论起了关键作用的战争。

英国对战事新闻的兴趣尤为突出。有关士兵遭受的磨难以及伤病员悲惨处境的新闻在全国上下营造了一种焦虑的气氛。人们关心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联军部队的处境，而且那一年冬天英国天气特别寒冷，更是加深了公众对远征俄罗斯英军士兵的担忧。《泰晤士报》克里米亚伤病员救治基金以及皇家爱国基金（Royal Patriotic Fund）援助士兵家属的呼吁发出之后，立刻产生了巨大反响，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的捐钱出资，有的寄送食品包裹，还有的为士兵编织防寒的衣物，其中包括在那时候发明的“巴拉克拉瓦头盔”（Balaklava Helmets）‡‡‡‡。女王告诉剑桥公爵说，温莎城堡里“所有的女士们”，包括她自己，“都在忙于为军队织毛衣”。[29]

在当时，英国享受的出版自由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都多，此时这种自由的效果便真正显露了出来。1855年新闻印花税废除之后，大批廉价报纸涌现出来，连体力劳动者都买得起。除了刊登大批军官和士兵来信之外，克里米亚战争还促成了一种新的职业，即“战地记者”的诞生，这些人把战场上发生的事件带到了中产阶级的早餐桌上。在以往的战争中，报纸依赖业余“通讯员”——通常是外交官或是军方指定的军官——发回报道，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当时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曾作为一名现役军官为英国报纸发回关于苏丹报道。这些报道通常根据军事通讯记录写成，必须经过军方审查，而且“通讯员”们极少会加上他们亲眼看到的第一手材料。1840年代到1850年代初期，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一些报纸开始在重要地区雇用驻外记者，例如托马斯·切纳里从1854年3月起担任《泰晤士报》驻君士坦丁堡记者，就是他第一个报道了斯库台医院里可怕的医疗条件。[30]

蒸汽机船和电报的出现，让报社有能力派遣记者前往战争地带，而且他们撰写的报道几天之后就能见诸报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随着克里米亚与欧洲城市之间的电报设施逐步修建起来，战事新闻的传播速度也就越来越快。在战争刚开始时，新闻最快要五天才能传到伦敦：两天时间花在从巴拉克拉瓦到瓦尔纳的蒸汽机船上，然后骑马三天才能送到布加勒斯特，当时那里是离克里米亚最近的有电报设备的城市。到1854年冬，法军已经在瓦尔纳建好了电报设施，于是新闻传送所需时间缩短到两天。到1855年4月底，当英军铺设好连接巴拉克拉瓦和瓦尔纳的海底电缆之后，克里米亚的战事新闻只需几个钟头就可以传到伦敦了。§§§§

对于每天追着阅读战事新闻的公众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报道的速度，还有新闻报道的坦率和细致。因为没有审查，克里米亚的战地记者为读者发回了大量详尽的报道，促成了新闻和期刊的蓬勃发展。他们用生动的笔调将战斗的情形、可怕的条件和士兵遭受的苦难一一描述出来，把战争带进了每家每户，让公众积极参与到应该如何打赢这场战争的大讨论中。《泰晤士报》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读者来信，几乎所有来信都在为改善战事进展提供自己的观察和见解。¶¶¶¶英国的中产阶级也从来没有对政治如此投入。即使偏远的乡村也忽然能了解世界大事了，英国诗人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在他备受赞誉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战争对其家庭的冲击。他们一家居住在德文郡（Devon）的乡村，属于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会，平日只与自己社交圈内的人交往，然而“对俄罗斯宣战的消息，第一次为我们这个加尔文主义（Calvinist）式的隐居生活带来一丝外面世界的气息。我父母每天都买报纸，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父亲和我在地图上寻找报纸上提到的那些漂亮的地方，而在那些地方发生的事情也成了家里热烈讨论的话题”。[31]

公众强烈需要各种生动描述克里米亚战事的报道，随着战争的延续，这种渴求毫无减退之意。就连范妮·杜伯利这样的战争游客，都有一群读者追看她对亲眼目睹事件的描述。但是公众兴趣最大的当属图片，当时的制版印刷已经够快够便宜，《伦敦新闻画报》这样的刊物已经可以印刷图片，这些刊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销量大幅上涨。最让公众感兴趣的还是照片，因为照片似乎能够给予一种“真实”的战争影像，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成名的詹姆斯·罗伯逊和罗杰·芬顿（Roger Fenton）等人的照片有极大市场。当时照相技术刚刚为人所知，在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上，照相技术的展示曾让英国公众大为惊叹，而克里米亚战争则是第一场有照片记录并且让公众“看到”战斗场景的战争。1846—1848年的美墨战争期间出现了用银版摄影法拍摄的照片，1852—1853年的英缅战争期间有用碘化银纸照相法拍摄的照片，但这些照片简陋模糊，均无法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拍摄的照片相提并论。当时的一份报纸评价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照片显得“准确”并且“即时”，是一扇“直接通往战争真相的窗口”。

死亡之影峡谷，罗杰·芬顿摄，1855（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由于湿法摄影的局限，玻璃板底片每次曝光需要长达二十秒时间，基本上不可能拍摄任何移动的物体。一直到1860年代早期美国内战期间，摄影技术得到改进，拍摄移动目标才成为可能。绝大部分罗伯逊和芬顿的照片是摆拍的肖像或者是地形地貌，借鉴了不同类型的绘画以讨好中产阶级市场的口味和感情。虽然两人都见过不少死亡的场面，但是他们都没有在照片中展示死亡，因为照片必须符合维多利亚社会对这场战争正义性的普遍认同，不过芬顿在他最著名的照片《死亡之影峡谷》（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中象征性地提到了死亡。这幅照片展示的是一个荒凉冷清的峡谷，地面上布满了加农炮的弹丸（为了加强效果，他从别处搬来弹丸摆放在镜头前面）。罗伯逊对战争场面所做的修饰更多是因为商业压力而不是为了应对审查；但是芬顿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他是一名御用摄影师，之所以被派往克里米亚，部分是为了抗衡《泰晤士报》和其他报纸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负面报道，所以他对摄影对象的选择就带有宣传的成分在内。例如，为了告慰公众英军士兵穿得很暖和，芬顿拍摄了一张照片，上面的一群士兵脚蹬质量上乘的靴子，身穿政府新近配送的厚重羊皮外套。但是芬顿1855年3月才到达克里米亚，那张照片只可能是在4月中旬之后拍摄的，那时许多士兵已经死于严寒，需要这些保暖衣服的时候早就过去了。克里米亚4月份的气温达到二十六度，芬顿照片中的士兵一定都热得要死。[32]

穿着冬装的第六十八团士兵，罗杰·芬顿摄，1855（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如果说芬顿的镜头会说谎的话，《泰晤士报》上威廉·罗素的文章则正好相反。他的文章是所有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中最重要也是最广为阅读的。罗素1820年出生于都柏林附近一个英国和爱尔兰混血的家庭中，他在1841年爱尔兰大选期间开始为《泰晤士报》工作。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罗素只报道过1850年普鲁士和丹麦军队的一场小型边境冲突*****。1854年2月，《泰晤士报》主编约翰·德莱恩派他随英军前往马耳他报道可能爆发的与俄罗斯的战争。德莱恩向英军总指挥保证罗素在复活节前就会返回，但实际上之后的两年内，罗素一直和英军在一起，几乎每天都向报社发回来自克里米亚战争的新闻，曝光了军队当局的种种失误。罗素的盎格鲁-爱尔兰混血背景让他对英国军事当局保持一种天生的距离，这对他的写作非常关键。在揭露英军当局的无能方面，他从来没有犹豫过，很明显他同情的是普通士兵一方。英军中三分之一的士兵是爱尔兰人，与他们交往时，他显得非常放松，士兵们也愿意和他聊天。英军轻步兵师参谋亨利·克利福德把他描述为：

一个粗鄙的爱尔兰人，叛教的天主教徒（Apostate Catholic）……但是他天生会瞎扯，笔头和嘴一样锋利。他唱得一嗓子好歌，不管是谁递过来的白兰地和水他都能喝，如果哪个年轻军官傻到请他抽雪茄，他就会一支接一支地猛抽。他被军营中许多人看作一个“挺不错的家伙”。他正是那种有办法搞到消息的人，特别是从年轻人嘴里。[33]

军事当局对罗素十分憎恶。拉格伦曾命令手下的军官不要和罗素说话，声称他是一个安全隐患。《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军官和士兵来信特别突出部队悲惨的生活条件，这让拉格伦格外恼怒。有谣言说报纸付钱买这些信件，有些写信的人并没有想到要发表，但是却被家属交给了报纸。军事当局一向把忠诚和服从看得比士兵福祉更为重要，对写信人的越级投诉感到非常恼火。“军官们所写的荒谬无赖的信件甚于过去任何时刻，或者可能是《泰晤士报》教唆他们这么做的。不管怎么样，这么做非常糟糕，一点不像战士应有的行为。”苏格兰近卫团的金斯科特少校（Major Kingscote）和指挥部的参谋都为此愤懑不已。“我依然认为战士们都很快乐，总是情绪高涨。军官们我见得不多，但是我观察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贵族血统越纯正的军官，抱怨得就越少，不管《泰晤士报》怎么说。”

拉格伦决定以攻为守。11月3日，他给战争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写信，声称《泰晤士报》刊登的信息会被敌人利用。确实有报告说俄罗斯方面在看到罗素有关英军物资短缺、条件恶劣的报道后，士气得到了提升（沙皇本人也在圣彼得堡阅读罗素的报道）。在收到拉格伦的信后，军法处副处长（Deputy Judge Advocate）威廉·罗曼（William Romaine）向克里米亚的英国记者发出警告，纽卡斯尔公爵则写信给报纸主编加以提醒。但是德莱恩抵制了这些限制出版自由的企图，他本人相信拉格伦确实无能，认为揭露军队管理中的混乱是一种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对报道危害国家安全的说法不予理会。12月23日，《泰晤士报》主编在一篇社论中批评军队高层无能昏聩，其中最具破坏力的攻击大概是指出拉格伦凭借裙带关系任命贴身参谋，当时他的副官（ADC）中至少五人是他的外甥。从更广的层面上看，这种攻击涉及了一场职业精英主义与贵族特权之间的争斗，因此这一指控在当时相当具有杀伤力。

拉格伦的耐心最终耗尽，1月4日他再次给纽卡斯尔公爵写信，等于在指控罗素犯了叛国罪：

我可以不计较这位写手能够在所有人、所有事情上挑出毛病的本事，他精心编织的非难也许只是为了挑动不满、鼓励违纪，但是我想让你考虑一下，任何一个从俄罗斯皇帝那里领钱的人，在为主子效力方面，会比这份欧洲销量最大报纸的通讯员做得更好吗？……在当今通讯如此迅速的情况下，我非常怀疑，英军还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站得稳脚跟吗？敌人现在随时可以从英国报纸那里得知我方的数量、条件和设备，然后通过电报飞快地从伦敦传回他们的指挥部里。[34]

但是纽卡斯尔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已经能感到因为《泰晤士报》报道而产生的政治压力，围绕部队生活条件引发的丑闻正日益构成英国政府的威胁。对军事当局的批评声音不断高涨，连纽卡斯尔公爵自己都加入其中，要求拉格伦撤销总军需官艾雷将军和总副官埃斯特科特（Estcourt）将军的职务，希望借此平息公众要求有人对此负责的呼声。拉格伦却不愿让步，他似乎从未想过军队指挥高层中有谁必须为部队遭遇的困难负责。然而，他却很愿意接受把卢肯勋爵召回英国的命令，因为他一直把轻骑兵旅的牺牲归咎于卢肯勋爵，虽然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公平。

卢肯在2月12日接到召回令时，报刊的力量和公众的批评已经迫使英国政府下台了。1月29日，下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一个由激进派（Radical）议员约翰·罗巴克（John Roebuck）提出的动议，任命一个专责委员会调查军队条件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作为，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表达对政府领导克里米亚战争的不信任的动议。罗巴克原本并没有打算推翻政府，他只想在议会责任制这一原则上做出一个姿态，但是政府面临的压力已不仅仅来自议会内部，而更多来自公众和舆论。投票之后的第二天，阿伯丁勋爵就辞职了，一个星期后的2月6日，女王传召她最不喜欢的政客、当时已经七十岁的帕默斯顿，令其组成新内阁，这将是他第一次领导政府。帕默斯顿获任成为首相的消息大受爱国中产阶级的欢迎，通过长期与报刊培养良好关系，他已赢得了英国公众的信任。他们把帕默斯顿激进的外交政策视为英国民族性格和普世理念的代表，现在就盼着他把克里米亚战争从无能的将军手中挽救过来。

“在我们所处的文明阶段，”法国皇帝在1855年宣布，“军队的成功，无论多么杰出，总归是短暂的。在现实中，公众舆论总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路易-拿破仑对报刊和公众意见的威力非常了解，他就是靠这一点独揽大权的。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国报刊的运作都是在政府的审查和控制之下进行的。报社社论经常是由政府支持者“买断”，文中观点通常比报纸读者的政治立场更保守。拿破仑三世把这场战争当作赢得公众支持的手段，在执行政策时随时关注公众反应。他指示康罗贝尔（以犹豫不决闻名）不要随意发动进攻，“除非完全肯定结果对我们有利，但是如果人员可能牺牲太大，那么也不宜有所动作”。[35]

因为对公众舆论非常敏感，拿破仑三世下令警察收集平民对战争的看法。警方线人偷听人们的私下对话、神父的讲道、演讲者的发言等等，记录在地方检察官和行政官向上呈送的报告里。根据这些报告的内容来看，法国公众其实从未支持过这场战争，加上军方未能快速取胜，人们对继续打仗越来越没有耐心，普遍持批评态度。他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康罗贝尔的无能和拿破仑亲王这个“懦夫”身上。因克尔曼战役后，拿破仑亲王离开克里米亚，在1月回到了法国。为了拉拢反战势力，他故意向人们透露自己的观点，声称塞瓦斯托波尔是“无法攻破”的，应该结束围困。也就在这个时候，地方官呈上的报告已经向拿破仑三世发出警告，说公众对战争的厌倦正演变成对政府的反抗。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堑壕里，法国工兵亨利·卢瓦齐永（Henri Loizillon）听到士兵们说一场革命已经计划好了，将在法国发动罢工游行反对继续调集军队。“到处流传着各种最最吓人的谣言，”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谈的都是革命：巴黎、里昂，所有大城市都会被起义者占领，马赛居民将起来反对士兵上船。每个人都想要和平，为了和平似乎什么样的代价都愿意付出。”在巴黎，心浮气躁的法国皇帝对暴力革命深怀恐惧，暴动群众冲进军营推翻七月王朝不过是六年半前的事情，他因此暗中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应对可能在巴黎出现的骚动。在巴黎市中心建楼时，必须“考虑能够同时集结几支部队对付暴动”，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几乎所有街道都铺上了碎石路面，以防止平民把街道上的石块推起来‘建成路障’”。他还考虑了如何让公众不再批评克里米亚战争，结论是应该立刻对军队最高指挥加强控制，并且由他亲自前往克里米亚指挥，加快攻陷塞瓦斯托波尔的速度，恢复法国在拿破仑时代的光辉。[36]

在俄罗斯，有关战争的公开信息少得可怜。整个黑海地区只有一份俄语报纸《敖德萨简报》（Odesskii Vestinik），但是该报在克里米亚地区却没有一个记者，只刊登有关战争的最简单消息，而且往往已经是两三个星期前发生的旧闻了。例如，对阿尔马战役的报道出现在1854年10月12日，而那时战事已经结束二十二天了。在新闻里，阿尔马战役的失败被描述为“面对两翼以及海上人数多得多的敌人，所实施的战术撤退”。这样简单而又虚假的新闻当然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他们听到的谣言是塞瓦斯托波尔已经被攻陷，俄罗斯黑海舰队已被摧毁。这份报纸在11月8日刊登了有关阿尔马战役的较为详细的报道，而此时已经过去四十九天了。报道虽然承认阿尔马战役失败了，却没有提到俄军的恐慌溃逃，也未提及敌人来复枪的威力胜过沙皇步兵手里过时的滑膛枪。俄罗斯当局不允许公众知道俄军在指挥上无能、在技术上落后于欧洲军队这样的事实。[37]

因为不相信官方消息，俄罗斯公众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开始从各种传言中获取信息。一位住在圣彼得堡的英国女士写道，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一些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荒诞想法”，原因是“政府完全不让他们获得信息”。例如有谣言说英国正在鼓动波兰起来暴动反抗俄罗斯；印度马上将投靠俄罗斯；还有美国即将在克里米亚出手救援等，许多人相信美国已经签署了军事协定†††††。“他们对美国总统的期待，就像是在暴风雨中抱着备用大锚的水手一样。”一位佚名的英国女士写道。在俄罗斯的美国人到处接受宴请并收下俄罗斯人送上的各种荣誉，“而且看上去很因此而得意，”她写道。

很奇怪，作为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共和制国家的公民，他们居然如此看重头衔、勋章、星章等等华而不实的东西……就在我离开［圣彼得堡］的那一天，他们大使馆里的一名参赞非常得意地向我的朋友们展示这个公主、那个伯爵夫人，还有几个宫廷高官赠送给他的复活节彩蛋。他还展示了一幅整个皇室成员的肖像画，说等他回到纽约之后，打算把这幅画当作家族财富挂在墙上。

虽然据说警方的线人无处不在，但他们还是无法控制传言的蔓延。这位英国女士还写道，两位妇女被叫到秘密警察第三科首脑奥尔洛夫伯爵的办公室里，因为她们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表达了对俄罗斯报纸上战争新闻真实性的怀疑，被人听到了。“我听说她们俩被严厉警告，并且被命令相信所有政府认可的文字。”[38]

这场战争在俄罗斯社会激发了各种不同的反应。西方列强入侵克里米亚，在受过教育的群体内激起了强烈愤慨，对1812年的记忆让他们团结在了一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俄罗斯公众的愤怒，绝大程度上是针对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的。根据我们这位佚名的英国女士的说法，这是因为1812年对抗拿破仑取得胜利后，俄罗斯人把法国人视为“太渺小无助，而不值得施以除了最深的怜悯和关怀之外的任何感情”。仇英（Anglophobia）情绪在俄罗斯有着长久的传统，在某些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什么事情都可以怪罪到“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头上。“如果只听他们的谈话，你会想象也许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可以归咎到英国人的影响。”这位英国女士写道。在圣彼得堡的沙龙里，英国人总是战争的挑动者，英国人的钱财总是问题的根源。有些人说英国人挑起战争，目的是为了霸占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金矿；还有人则说英国人想把自己的帝国扩大到高加索和克里米亚。他们都认为帕默斯顿是英国政策的主要推手，一手带来了俄罗斯的厄运。在大半个欧洲大陆，帕默斯顿都是一个被仇视的人物，是英国人欺凌弱小、虚伪狡诈的象征，表面上宣扬自由贸易和人身自由，实际上却以此为手段在全世界推动英国的经济利益和帝国扩张。但是俄罗斯人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憎恶他，因为帕默斯顿带头倡导了欧洲的反俄政策。根据这位圣彼得堡的英国女士的说法，帕默斯顿，还有领导英国在波罗的海战事的内皮尔上将这两个名字，“能在下层百姓中产生巨大恐惧”，以至于女人为了让小孩上床睡觉，都会吓唬他们说：“那个英国将军来了！”

普通男人在用完了所有能想到的骂人话之后（俄语中这方面的词汇是极为丰富的），会转向对方说“你这条英国狗！”在这之后当然免不了又是一顿谩骂，最后他们会以互骂“帕默斯顿！”告终，尽管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在仇恨与报复的最高潮，他们会高喊“内皮尔！”，仿佛那个词比撒旦还要邪恶五十倍。

有一首在俄罗斯军官中广为流传的诗歌展示了当时的爱国情绪：

在求战的狂热中

指挥官帕默斯顿

在地图上战胜了俄罗斯

用的是他的食指。

被他的勇气激励，

那个法国人也紧紧跟随，

挥舞着他伯父的宝剑

呼喊着：勇气可胜！[39]

泛斯拉夫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是克里米亚战争最积极的支持者。他们把俄罗斯入侵巴尔干看作一场解放斯拉夫人的宗教战争的开端，当沙皇命令俄军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时，他们感到很失望，许多人呼吁沙皇与整个欧洲开战。《莫斯科人》主编波戈金在得知俄军撤退的消息后，他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变得更为激进，呼吁沙皇不顾一切发动一场同时针对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的革命战争，解放斯拉夫人。联军入侵克里米亚的行动让他们盼望已久的欧洲战争变成了现实，爱国主义情绪席卷俄罗斯社会，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求战愿望冲上了这一情绪的浪尖。波戈金获得沙皇赞许，让他有机会进入宫廷，还可以写信阐述自己对外交政策的看法。波戈金到底对沙皇有多大影响力，这点并不清楚，但是他能出入宫廷这一事实本身，就让许多贵族敢于公开表示赞同他的理念。根据这位在圣彼得堡的英国女士的说法：“不管沙皇本人多么想要掩饰自己对土耳其和君士坦丁堡的野心，俄罗斯贵族们却不愿意遮遮掩掩，即使在两年以前也是如此，而那时还根本不能肯定这场仗是否会打起来。‘至于君士坦丁堡，我们一定会拥有的’‡‡‡‡‡，一位贵族曾在某天晚上说道。”[40]

但是在以自由派为主导或是亲西方的圈子里，对战争的支持就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些能看到外国报纸的人，则更可能对战争持批评态度。许多人觉得俄罗斯没有必要卷入东方问题，更别说是参加一场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了，因为这场战争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以圣罗斯的名义实行各种肮脏的伎俩。”维亚泽姆斯基亲王（Prince Viazemsky）这样写道。他是参加过1812年俄法战争的老兵，也是一位观点倾向自由派的批评家及诗人，在财政部任职二十年后，于1856年成为总审查师。“这一切的结局会是怎样？以我卑微的看法……我们没有取胜的机会。英国与法国联合，肯定会比我们强大。”根据1854年秘密警察第三科的报告，在受过教育的人中，许多人从根本上反对战争，希望政府继续谈判以避免战争爆发。[41]

俄罗斯底层人民的看法就比较难以把握。商人担心战争让他们丢失生意，倾向于反对战争。这位圣彼得堡的佚名英国女士写道：“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都显示出他们正面临的艰难——生意几乎停顿，没有几家店铺里还有客人，每个人都开始节省开支以备艰难时光的到来。”农奴阶层受苦最多，因为军队抓壮丁，农民家庭里失去了年轻健康的劳动力，同时因战争而增加的赋税中最大部分也由他们来承担。农民人口急剧下降，有些地区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下降了6%。地里收成变差了，天气是部分原因，但同时也因为征兵造成劳动力和牲畜短缺。俄罗斯各地爆发了约三百起农奴起义或是骚动，攻击地主并烧毁他们的物产。这位英格兰女士写道，俄罗斯上流社会担心革命将会爆发：“当我离开圣彼得堡时，许多人认为那八万（据俄罗斯人的说法）露营街头或寄宿民宅的士兵的主要功用是保护市镇内的和平，而不是抵御外国军队入侵。”[42]

但是也有农民把战争视为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1854年春季，一则谣言在俄罗斯乡间流传：任何志愿加入陆军或海军的农奴将保证能获得自由。这则谣言的根子在于政府为创建一支波罗的海桨帆船舰队而招募农奴的决定：在作战期间，这些农奴将被从地主手里解放出来，但是他们必须答应在打完仗之后回到原来的地主那里。谣言传开后，大批农奴涌向俄罗斯北部港口。警方为此封锁了道路，几千名农奴被关押起来，锁在一起送回原籍。但是，通过当兵能获得自由的谣言一旦传开，政府之后的每次征兵活动都被农奴们视作一次机会。教士、会写字的农奴，还有鼓动者们都在散布错误的信息。例如在梁赞（Riazan’），一名教堂执事告诉农奴们说，如果他们加入军队，能每个月拿到八个银卢布的军饷，而且当兵三年之后他们和家人都能摆脱农奴身份。

这样的故事随处可见。农奴们相信沙皇陛下发出了圣旨，承诺给志愿参军者自由，当被告知并无此事时，他们就认定圣旨被邪恶的官员藏起来了或是被掉了包。很难说他们这样想有多少是出于天真，有多少是故意为之，用以表达他们迫切希望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在许多地方，类似的谣言和一则过去流传的“金色宣言”（Golden Manifesto）混淆在了一起。在“金色宣言”中，沙皇将解放所有的农民，把所有的土地都分给他们。例如，一群来到一座征兵站的农奴称，他们听说沙皇坐在克里米亚一座山顶上的“金色大屋”里，并且“会给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自由，但是那些没有来或是来得太迟的人就只能继续做农奴”。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一谣言的内容则变成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会给任何在克里米亚志愿加入他们队伍的人以自由，造成大批农奴向南方奔逃。在农民心目中，南方代表着土地和自由。自中世纪以来，南方的草原就是农奴逃离主人、寻求自由的地方。南方各省的农奴一直有志愿加入自由哥萨克军队的传统，强烈到几乎可以说他们身上带有某种革命特质。在那里，农奴成群结队找到当地驻军，要求征召入伍，拒绝再为地主干活。他们手持长矛、大刀和棍棒，经常与阻挡他们的驻军和警察发生冲突。[43]

* * *

俄军不乏迫切参军的志愿者，而且沙皇可以调动广袤帝国的一切资源。1854年底到1855年初，塞瓦斯托波尔城外天寒地冻的高地上英法联军力量已被极度削弱，这本来可以成为俄军发起攻势、一举击溃联军的最佳时机，然而俄军却一直按兵不动。因克尔曼战役之后，俄军最高指挥失去了自己的权威与自信。沙皇对其手下的指挥官们也失去了信任，变得越来越阴郁沮丧，认为克里米亚已经不可能打赢，后悔自己发动了这场战争。宫廷幕僚们形容这时候的沙皇是一个被打垮的人，忧郁、病恹恹、疲惫不堪，自从战争打响以后，仿佛迅速衰老了十岁。

也许沙皇依然在等待他信任的“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来摧毁英法联军。只要高地上的英法联军不断因寒冷、疾病和饥饿减员，沙皇也乐于让俄军指挥官将进攻局限于仅仅使用小股武装来扰袭联军的前哨阵地。这些扰袭不会造成真正的破坏，但能让英法联军士兵更为疲倦。“我们的沙皇不会让他们好吃好睡，”一名哥萨克士兵在1月12日从塞瓦斯托波尔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只可惜他们没有统统死掉，要不然我们就不用和他们开仗了。”[44]

俄军在补给上存在问题，让其难以制定野心较大的战略。因为联军的海军控制了海面，俄军只能通过内陆输送物资，依靠马或牛拉的大车穿越大雪覆盖的泥泞道路把补给从俄罗斯南部送过来。当时没有铁路。飓风发生时，整个克里米亚都缺乏饲料，造成拉车的牲畜以惊人的速度死亡。12月的第一个星期，皮罗戈夫在从彼列科普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路上，看到“沿路每一步都有肿胀的牛尸”。到了1月份，克里米亚的俄军一共只剩下两千辆大车，是11月初的三分之一。在塞瓦斯托波尔，士兵口粮配给大大减少，唯一的肉类食品是从死牛身上割下已经开始腐烂的肉做成咸肉。托尔斯泰在12月被从塞瓦斯托波尔调到辛菲罗波尔附近的埃斯基奥德（Esky-Ord），他发现当地驻军没有冬季的大衣，却有大量的威士忌，是发给他们御寒用的。在塞瓦斯托波尔，守卫棱堡的俄军士兵和城外高地堑壕里的英法联军士兵一样饥寒交迫。整个冬天，每天都有十几名俄军士兵开小差逃跑。[45]

沙皇没有在克里米亚发动大型攻势的主要原因，是他担心奥地利会乘机入侵俄罗斯。谨慎的帕斯克维奇现在是沙皇信任的唯一高级将领，他一直提醒沙皇注意奥地利对波兰的威胁，认为这比克里米亚面临的危险还大得多。在12月20日给沙皇的信中，帕斯克维奇说服沙皇在杜布诺（Dubno）、卡缅涅茨（Kamenets）和加利西亚边境地区保持大规模部队以防奥地利进攻，而不是将这些部队派往克里米亚。在两星期前，奥地利与法国和英国签署了军事联盟协议，承诺保卫多瑙河两公国抵御俄军入侵；作为交换条件，英法两国承诺协助奥地利抵御俄罗斯入侵，并许诺在战争期间保证奥地利对意大利的拥有权。事实上，奥地利的企图是利用这个军事联盟协议迫使西方列强与俄罗斯在维也纳谈判停战，并从中施加影响，而不是真的要和俄罗斯开战。但是沙皇依然不能忘记奥地利的背叛。当年在多瑙河流域，奥地利出兵是俄罗斯不得不撤军的原因，现在他担心奥地利会故伎重演。在1月7日到2月12日之间，沙皇亲手写下很长的笔记，明确了一旦俄罗斯与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国家发生战争，他将如何应对。这也许显示了沙皇在最后日子里焦虑无助的情绪。他无法摆脱俄罗斯帝国将会崩溃的可怕念头：祖先打下的江山会因为他愚蠢的“圣战”而毁于一旦，因为英国和瑞典会进攻波罗的海，奥地利和普鲁士会进攻波兰和乌克兰，西方列强会进攻黑海和高加索，最后则合围消灭俄罗斯。意识到不可能同时抵御多方进攻，沙皇为将防线设置在哪里而思前想后，最后决定实在不行的话，就算把乌克兰牺牲给奥地利，也比削弱中央地带“俄罗斯心脏”的防线要好。[46]

最后在2月份时，因为担心西方列强马上会派遣增援部队登陆，在彼列科普切断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沙皇下令发起攻势，夺回联军增援部队可能的登陆地点叶夫帕托里亚。当时这个港口由奥马尔帕夏指挥的两万土耳其军队把守，并由联军舰队从海上提供炮火支援。叶夫帕托里亚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还配有三十四门重炮，该地区的俄军骑兵指挥官弗兰格尔男爵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Baron Wrangel）认为重新夺回绝无可能，因此拒绝担任这场战斗的指挥。但是尼古拉一世心意已定，坚持将指挥权交给了弗兰格尔的副手赫鲁廖夫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Khrulev）。赫鲁廖夫炮兵出身，被戈尔恰科夫形容为“没有什么头脑，但是非常勇敢和积极，你命令他做什么他一定照做”。当缅什科夫问赫鲁廖夫能否夺回叶夫帕托里亚时，他十分自信能够取得成功。2月17日一大早，赫鲁廖夫率领一万九千人的部队，其中包括二十四支骑兵中队和一百零八门大炮，出发了。这时沙皇对这次进攻是否明智已经产生了怀疑，认为不如暂且按兵不动，等待联军增援部队登陆后向彼列科普转移之时再从侧翼发起攻势。但已来不及通知赫鲁廖夫了。这次进攻只持续了三个小时，俄军很快就被打退，损失了一千五百人后，在空旷的乡野上向辛菲罗波尔方向撤退。因为沿途无处休憩藏身，大批兵员因疲惫和寒冷倒下，他们冻僵的尸体就这样被丢弃在茫茫草原之上。

2月24日，当战斗失败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时，沙皇已极度病危。他在2月8日就因流感卧床不起，但是依然坚持处理日常政务。2月16日，当他感觉好一些时，不顾医生的劝阻，在零下二十三度的天气下，没有穿上冬衣就外出检阅军队。第二天他又再次外出，当晚健康状态急剧恶化，患上了肺炎。医生们听到沙皇肺部有积液的声音，而这一症状也终于让其私人医生曼特（Dr Mandt）做出沙皇已没有康复希望的结论。叶夫帕托里亚战斗的失利让尼古拉一世大受打击，在曼特的建议下，他把皇位交给了皇储亚历山大（Tsarevich Alexander）。他让皇储撤销了赫鲁廖夫的职务，并让戈尔恰科夫接替缅什科夫（这时也已身患疾病）担任总指挥。但所有人都知道沙皇只能怪自己下令发动进攻，他为此充满了愧疚。沙皇临终时，曼特一直陪伴身边，根据他的说法，“比身体疾病更甚的精神折磨”让沙皇倒下了，叶夫帕托里亚失利的消息让他已经孱弱的身体遭受了“最后一击”。[47]

沙皇尼古拉一世于3月2日去世。俄国公众对沙皇患病一无所知（他禁止公布任何有关其健康的消息），他突然去世的消息一经公布，马上就有谣言说沙皇是自杀身亡的。谣言说沙皇在得知叶夫帕托里亚失败后，心烦意乱，让曼特给他毒药服下而死。在悬挂黑旗的冬宫（Winter Palace）外，人群开始聚集，愤怒的声音呼喊着要处死这个有德国名字的医生。担心生命受到威胁，曼特被送上一辆马车匆匆离开冬宫，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俄罗斯。[48]

其他各种谣言同时开始流传：有的说曼特杀死了沙皇，这个版本由宫廷内的一些人制造传播，用以抵消尼古拉一世自杀的谣言；还有谣言说曼特因其忠诚，获得了一幅沙皇肖像，画框上镶满了钻石；另有谣言说一个名叫格鲁伯（Gruber）的医生因为对沙皇的去世表现出过分的兴趣而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许多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人很愿意相信沙皇是自杀身亡的，在他们看来，自杀表示沙皇间接承认了自己的罪恶。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间，一些著名学者也在为这些谣言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尼古拉·希尔德（Nikolai Shil’der），四卷本尼古拉一世传记的作者，他的父亲卡尔·希尔德（Karl Shil’der）曾是尼古拉一世的宫廷幕僚。在苏联时期，这些谣言继续被一些历史学家传播，即使在今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相信这些谣言。[49]

在安娜·丘特切娃描述宫廷生活的日记中，有许多尼古拉一世最后时刻的细节，基本上足以排除沙皇自杀的可能性。但是她同时也清楚地写道，尼古拉一世在精神上被摧垮，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悔恨，因为自己冲动的外交政策把俄罗斯引向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他因此欢迎死亡的到来。也许他觉得上帝不再与他同在。临终前，他把儿子召到床边，让他转告军队，特别是塞瓦斯托波尔守军：“为他们我已尽心尽力，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我没有良好的意愿，而是因为知识情报上的不足。我请求他们宽恕我。”[50]

身着军服的尼古拉一世被埋葬在彼得保罗要塞内的大教堂里，这是自彼得大帝以来历代俄罗斯君主坟墓的所在地。在棺盖合上之前，皇后在尼古拉心口放了一个刻着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银色十字架，“这样他在天堂就不会忘记为在东方的兄弟们祈祷了”。[51]

* 阿拉伯游牧民族。——译注

† 约一米深，两米四宽，四米长。——译注

‡ hide既指兽皮，又有“躲藏”之意。——译注

§ 他后来到中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因此得到这个外号。——译注

¶ 约十千米。——编注

** 1855年2月起担任拉格伦勋爵的参谋长。——译注

†† 英国政客，1855年上半年被任命为战争大臣。——译注

‡‡ 后勤部官员无能到把绿色的、尚未烘焙的咖啡豆，而不是茶叶，送到习惯喝茶的、为一个靠茶叶贸易发财的帝国打仗的士兵手中。对大部分英军士兵来说，烘焙、研磨和准备咖啡实在太麻烦了，于是纷纷把发给他们的咖啡豆扔掉。——原注

§§ 原文为Corora，应该是霍乱（Cholera）的误写。——译注

¶¶ 两及耳约为二百八十四毫升。——译注

*** 约四两半。——编注

††† 当时英国的高级百货公司。——译注

‡‡‡ 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街道，自19世纪起就因有大量私人诊所而闻名。——译注

§§§ 一个天主教国际志愿服务组织。——译注

¶¶¶ 今爱沙尼亚（Estonia）的塔尔图（Tartu）。——译注

**** 她原为维滕贝格的夏洛特公主（Princess Charlotte of Württemberg），在1814年嫁给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Grand Duke Mikhail Pavlovich）之前，被东正教接纳并改名为 叶莲娜·帕夫洛夫娜。——原注

†††† 由原土耳其兵营改建而成。——译注

‡‡‡‡ 一种头套，一般由毛线织成，只露出眼睛。——译注

§§§§ 军方认为电报应该用于军事用途，不允许记者发送长篇文章，堵塞电报通路，因此在新闻摘要和报道全文之间有一段间隔，因为新闻摘要是通过电报发的，而报道全文要靠蒸汽机船送到伦敦。由于这个原因，常常出现新闻出错的情况，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泰晤士报》上：1854年10月2日，《泰晤士报》宣布塞瓦斯托波尔已被攻打下来。这条新闻是基于联军在阿尔马战役中获胜的电报以及战地记者罗素从克里米亚发来的第一份报道，即有关联军登陆的详情而写成的。直到10月10日，罗素的阿尔马战役报道全文才被送到伦敦，这时候真实战况已经被后来的几封电报澄清了。——原注

¶¶¶¶ 一位名叫约瑟夫·布莱克斯利（Joseph Blakesley）的牧师，自称为“赫特福德郡在职牧师”（A Hertfordshire Incumbent），给《泰晤士报》发去了大量篇幅很长的信件，提供各种跟战争有关的知识，从克里米亚的气候到俄罗斯人的性格等等，不一而足。他为自己赢得了大众历史学家的声誉，后来还被剑桥大学授予皇家钦定历史学教授（Regius Professorship of History）的职位，尽管他其实缺乏学术资格。——原注

***** 即第一次普丹战争。——译注

††††† 这则关于美国的谣言还是有一点根据的。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美国的公众舆论总体来说是亲俄罗斯的。北方废奴主义者倾向于同情西方列强，但是蓄奴的南方坚定地站在依然实行农奴制的俄罗斯这边。大英帝国是美国的老对手，俄罗斯相对弱小，因此获得一些美国人对弱者的同情。美国人还担心一旦英国打赢了这一仗，将更有可能再次搅和美国事务。在那几年英美两国的关系出现了新麻烦，因为伦敦方面担心美国会宣布拥有加拿大领土，还担心美国会入侵古巴（外交大臣克拉伦登曾向英国内阁表示，如果古巴遭到美国侵略，英国将被迫向美国宣战）。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罗斯在欧洲备受孤立，却发展了和美国的关系。把两个国家带到一起的是双方共同的敌人——英国。不过俄罗斯方面一直对实行共和的美国人有所怀疑，而美国方面也不敢信任实行君主独裁的沙皇。两国之间签署了一些贸易协议。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其中包括乔治·B. 麦克莱伦［George B. McClellan］，未来南北战争早期北方军队的指挥官）前往俄罗斯指导俄军。美国公民向俄罗斯寄送武器弹药，武器制造商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甚至提出送手枪和来复枪给俄军。一些美国志愿者前往克里米亚与俄军一起作战或是担任工程师。也正是在那时候，美国第一次提议购买当时被称为俄美共属的阿拉斯加（Alaska），最后终于在1867年成交。——原注

‡‡‡‡‡ 原文为法语Quant à Constantinople, nous l’aurons, soyez tranquille. ——原注

注释

[1]NAM 1988–06–29–1 (Letter, 17 Nov. 1854).

[2]Mrs Duberly’s War: Journal a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ed. C. Kelly (Oxford, 2007), pp. 102–3; NAM 1968–07–288 (Cambridge to Raglan, 15 Nov. 1854).

[3]Ia. Rebrov, Pis’ma sevastopol’tsa (Novocherkassk, 1876), p. 26.

[4]Lettres d’un soldat à sa mère de 1849 à 1870: Afrique, Crimée, Italie, Mexique (Montbéliard, 1910), p. 66; 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88; V. Bonham-Carter (ed.), Surgeon in the Crimea: The Experiences of George Lawson Recorded in Letters to His Family (London, 1968), p. 104.

[5]WO 28/162, ‘Letters and Papers Relat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avalry Division’.

[6]NAM 1982–12–29–23 (Letter, 22 Nov. 1854); D. Boulger (ed.), General Gordon’s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the Danube and Armenia (London, 1884), p. 14; K. Vitzthum von Eckstadt, St Petersburg and London in the Years 1852–64, 2 vols. (London, 1887), vol. 1, p. 143.

[7]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144.

[8]J. Baudens, La Guerre de Crimée: Les campements, les abris, les ambulances, les hopitaux, etc. (Paris, 1858), pp. 63–66;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48.

[9]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151; Mrs Duberly’s War, pp. 110–1.

[10]NAM 1968–07–270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Written during the Years 1854, 55 and 56 by a Staff Officer Who Was There’), pp. 188–9.

[11]I. G. Douglas and G. Ramsay (eds.), The Panmure Papers, Being a Selection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Fox Maule, 2nd Baron Panmure, afterwards 11th Earl of Dalhousie, 2 vols. (London, 1908), vol. 1, pp. 151–2; B. 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in the Crimean War (The Hague, 1959), pp. 159–60.

[12]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ee de Crimée (Paris, 1887), pp. 59–60, 96–7.

[13]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91;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p. 225–6.

[14]Mrs Duberly’s War, p. 118.

[15]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88; 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 38; Bonham-Carter, Surgeon in the Crimea, p. 65.

[16]NAM 1996–05–4–19 (Pine letter, 8 Jan. 1855);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pp. 124–125; NAM 1996–05–4 (Letter, 8 Jan. 1855).

[17]NAM 1984–09–31–79 (4 Feb. 1855); NAM 1976–08–32 (Hagger letter, 1 Dec. 1854); G. Bell, Rough Notes by an Old Soldier: During Fifty Years’ Service, from Ensign G.B. to Major-General, C.B., 2 vols. (London, 1867), vol. 2, pp. 232–3.

[18]K. Chesney, Crimean War Reader (London, 1960), p. 154;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343.

[19]Baudens, La Guerre de Crimée, pp. 101–3; J. Shepherd, The Crimean Doctors: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Crimean War, 2 vols. (Liverpool, 1991), vol. 1, pp. 135–6, 237; Health of the Army in Turkey and Crimea: Paper, being a medical and surgic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which served in Turkey and the Crimea during the Russian war, Parliamentary Papers 1857–1858, vol. 38, part 2, p. 465.

[20]N.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i vospominaniia (Moscow, 1950), pp. 28–37, 66, 147–8, 220–3; 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pp. 82–3; Kh. Giubbenet, Ocherk meditsinskoi i gospital’noi chasti russkih voisk v Krymu v 1854–1856 gg. (St Petersburg, 1870), p. 2.

[21]N. Berg, Desiat’ dnei v Sevastopole (Moscow, 1855), pp. 17–9; 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 129; E. Kovalevskii, Voina s Turtsiei i razryv s zapadnymi derzhavami v 1853–1854 (St Petersburg, 1871), p. 82;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pp. 151–2.

[22]N. Berg, Desiat’ dnei v Sevastopole (Moscow, 1855), pp. 17–9; 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 129; E. Kovalevskii, Voina s Turtsiei i razryv s zapadnymi derzhavami v 1853–1854 (St Petersburg, 1871), p. 82;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pp. 155–6, 185.

[23]L. Tolstoy,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pp. 44, 47–8.

[24]Giubbenet, Ocherk, pp. 5, 7.

[25]H. Connor, ‘Use of Chloroform by British Army Surgeon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edical History, 42/2 (1998), pp. 163, 184–188; Shepherd, The Crimean Doctors, vol. 1, pp. 132–3.

[26]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p. 27; Istoricheskii obzor deistvii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sester’ popecheniia o ranenykh i vol’nykh k voennykh gospitaliakh v Krymu i v Khersonskoi gubernii c 1 dek. 1854 po 1 dek. 1855 (St Petersburg, 1856), pp. 2–4; 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popecheniia o ranenykh (St Petersburg, 1855), p. 22.

[27]Gosudarstvennoe podvizhnoie opolchenie Vladimirskoi gubernii 1855–1856: Po materialam i lichnym vospominaniiam (Vladimir, 1900), p. 82;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pp. 115–7.

[28]NAM 1951–12–21 (Bellew journal, 23 Jan. 1855);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pp. 101, 125.

[29]G. St Aubyn, Queen Victoria: A Portrait (London, 1991), p. 295.

[30]A. Lambert and S. Badsey (eds.), The War Correspondents: The Crimean War (Strand, 1994), p. 13; S. Markovits, The Crimean War in the British Imagination (Cambridge, 2009), p. 16.

[31]E. Gosse, Father and Son (Oxford, 2004), p. 20.

[32]M. Lalumia, Realis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Art of the Crimean War (Epping, 1984), p. 120.

[33]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146.

[34]NAM 1968–07–284 (Raglan to Newcastle, 4 Jan. 1855).

[35]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p. 192.

[36]L. Case, French Opinion on War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Philadelphia, 1954), pp. 2–6, 32; H.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ee: Lettres écrites de Crimée par le capitaine d’état-major Henri Loizillon à sa famille (Paris, 1895), p. 82; RA VIC/MAIN/QVJ/1856, 19 Apr.

[37]Za mnogo let, pp. 75–8.

[38]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Impressions of the Society and Manners of the Russians at Home (London, 1855), pp. 292–3, 296–8.

[39]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Impressions of the Society and Manners of the Russians at Home (London, 1855), pp. 294–5; Za mnogo let, p. 73.

[40]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1, pp. 454–9; 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 305.

[41]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2, p. 76; GARF, f. 109, op. 1, d. 353 (chast’2), l. 7.

[42]I. Ignatovich, Pomeshchichie krest’iane nakanune osvobozhdeniia (Leningrad, 1925), pp. 331–7; 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p. 302–3, 313.

[43]J. Curtiss, Russia’s Crimean War (Durham, NC, 1979), pp. 532–46; D. Moon, ‘Russian Peasant Volunte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rimean War’, Slavic Review, 51/4 (Winter 1992), pp. 691–704. 关于基辅、波多尔和沃里尼亚（Volhynia）等地在1855年初出现的类似现象，参见RGVIA, f. 846, op. 16, d. 5496, ll. 18–52.

[44]RGVIA, f. 846, op. 16, d. 5452, ch. 2, l. 166; Rebrov, Pis’ma sevastopol’tsa, p. 3.

[45]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p. 148; A. Markevich, Tavricheskaia guberniia vo vremia krymskoi voiny: Po arkhivnym materialam (Simferopol, 1905), pp. 107–51; A Opul′skii, L. N. Tolstoi v krymu: Literaturno-kraevedcheskii ocherk (Simferopol, 1960), p. 12; Hodasevich, A Voice, pp. 24–5; RGVIA, f. 9198, op. 6/264, sv. 15, d. 2.

[46]‘Vostochnaia voina: Pis’ma kn. I. F. Paskevicha k kn. M. D. Gorchakovu’, Russkaia starina, 15 (1876), pp. 668–70;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p. 224–8.

[47]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50–54; RGVIA, f. 846, op. 16, d. 5452, ch. 2, ll. 166, 199–201; ‘Doktor Mandt o poslednikh nedeliiakh imperatora Nikolaia Pavlovicha (iz neizdannykh zapisok odnogo priblizhennogo k imperatoru litsa)’, Russkii arkhiv, 2 (1905), p. 480.

[48]Poslednie minuty i konchina v bozhe pochivshego imperatora, nezabvennogoi vechnoi slavy dostoinogo Nikolaia I (Moscow, 1855), pp. 5–6; ‘Noch’c 17-go na 18 fevralia 1855 goda: Rasskaz doktora Mandta’, Russkii arkhiv, 1 (1884), p. 194; ‘Nekotorye podrobnosti o konchine imperatora Nikolaia Pavlovicha’, Russkii arkhiv, 3/9 (1906), pp. 143–145;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 233.

[49]参见诸如：V. Vinogradov,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Emperor Nicholas I for the Coming of the Crimean War: An Episode in the Diplomatic Struggle in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H. Ragsdale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 170.

[50]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 178.

[51]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20–1.

第十章 炮灰

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的消息在1855年3月2日传到了巴黎和伦敦。维多利亚女王是最早收到消息的人之一，她在日记中对沙皇的去世做了一番反思：

可怜的皇帝，唉！确实成千上万人的鲜血要算在他的头上，但他曾经也是一个好人，拥有许多优秀的品质，有的相当出类拔萃。对于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他有权做的以及有权拥有的，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却依然固执己见，这就是他行为的根源。十一年前，他曾来到我们这里，言行亲善，美好迷人，英俊潇洒。在那之后的数年间，他都对我们充满了友好的感情！他的离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人能够预测。[1]

沙皇的死讯立即在英国各地通过戏院、会场和其他公共场所被广而告之。在诺丁汉，消息公布之时正是多尼采蒂（Donizetti）的歌剧《拉美莫尔的露琪亚》（Lucia di Lammermoor）第一幕落幕之际。听众为之喝彩，乐队演奏了国歌，人们涌向街头庆祝。所有人都以为战争结束了，因为正是尼古拉一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导致了这场战争，现在他不在了，俄罗斯应该清醒过来，祈求和平了。《泰晤士报》宣称尼古拉一世的离世是天意，期待联军能够很快取得胜利。在巴黎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里，股票价格急速上扬。

这一消息花了更长时间才传到克里米亚的联军部队那里，而且是通过一个出人意料的途径。3月4日，也就是有关沙皇死讯的公告通过电报传至那里的几天前，一名法军士兵发现一块从塞瓦斯托波尔城外俄军堑壕里扔过来的石头上系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用法语写着几句话，声称代表了许多俄军军官的观点：

俄罗斯的暴君死了。和平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将没有任何理由与我们敬重的法国人交战。如果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了，那也是暴君罪有应得。

——一个热爱祖国、痛恨独裁者的真正俄罗斯人[2]

然而，不管这些俄罗斯人多么渴望和平，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不打算马上放弃父亲的政策。他在三十六岁时登基，之前做了三十年的皇储，登基后的第一年依然被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之下。与尼古拉一世相比，他更倾向自由派，曾受到其宫廷教师、自由派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的影响，而且去过欧洲许多地方旅行。他对军事不感兴趣，这让他父亲感到失望，但他是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公开表示过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同情。继任之后，他很快就公开表示不会接受任何有辱俄罗斯的和平条件（而英国只可能接受这样的和平条件），承诺将继续为俄罗斯的“神圣使命”和“在世界上的光荣”而战。但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表明他愿意参加谈判，达成一个能够维护“俄罗斯完整与荣誉”的和平方案。亚历山大了解到反战情绪在法国日益高涨，他的这一策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出尽早结束冲突的建议，离间法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与俄罗斯虽然交战但并无仇恨，”涅谢尔罗迭在给他的女婿、驻巴黎的萨克森大使冯·泽巴赫男爵（Baron von Seebach）的信中写道，“当拿破仑皇帝想要和平时，和平就会实现。”冯·泽巴赫男爵把这封信念给了拿破仑三世听。[3]

亚历山大二世，列维茨基摄，1870年代（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然而在1855年初的几个月里，拿破仑三世一直面临来自英国的压力，要求他投入一场野心更大的反俄罗斯战争。英国新任首相帕默斯顿长期以来一直在力推这一想法——不仅要摧毁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港口，还要通过拉入更多的盟友、支持反抗沙皇统治的解放运动等手段削减俄罗斯在黑海地区、高加索、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的势力。对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将远远超过在1854年由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共同签署的《四点方案》。在该方案中，阿伯丁主持下的英国联合政府谨慎地限制了战争范围，阿伯丁只想通过一场有限战争逼迫俄罗斯就《四点方案》进行谈判。但是帕默斯顿在上台后已下定决心，要将克里米亚战争发展成为一场遏制俄罗斯在欧洲和近东势力的大战。

大约一年前，即1854年3月，帕默斯顿就曾在一封给英国内阁的信中勾画了他对“这场战争最佳结果”的设想：

（波罗的海中的）奥兰群岛和芬兰归还瑞典。俄罗斯控制下的一些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省份割让给普鲁士。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王国，作为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屏障……从俄罗斯手中夺下克里米亚、切尔克斯和格鲁吉亚；将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给予土耳其；切尔克斯或是独立，或是作为附属国给予苏丹。没错，要想实现这样的结果，就必须联合瑞典、普鲁士和奥地利，加上英国、法国和土耳其，还必须假设对俄罗斯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这样的结果并非不可能，不应该完全从我们的设想中剔除。

帕默斯顿这份野心勃勃的计划，在当时的英国内阁中遭到了很大的质疑。如前文所述，阿伯丁反对这一计划，认为这将把欧洲大陆引向一场新的“三十年战争”。但是现在的英国首相已经是帕默斯顿，俄罗斯力量已被削弱，严酷的冬天也接近尾声，展开一场大规模战争并非完全不可能。[4]

在英国政府内部有很多人支持这一方案。例如在1855年春，代表白金汉（Buckingham）选区的自由党下议院议员哈里·弗尼爵士（Sir Harry Verney）*出版了一份叫作《我们与俄罗斯的争执》（Our Quarrel with Russia）的小册子，在外交官和军事领导人之间广为流传。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显然对小册子中的观点持赞同态度，不但把小册子送给帕默斯顿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同时还送给了爱德华·科德林顿爵士，当时他还是轻步兵师的指挥官，很快就会升职担任英军在近东的总指挥。这本小册子现在依然保存在科德林顿的文件收藏品中。弗尼主张英国应该花更大的力气说服德国人加入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因为柏林离沙皇俄国边境不过几天的行军路程，德国居民主要为新教徒，与英国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他们应该很担心俄罗斯入侵。而且从地理上说，德国是一个理想的基地，可以从那里出发将基督教西方从“野蛮”的俄罗斯手中解救出来。弗尼使用了欧洲恐俄派的标准表述，主张应该将俄罗斯人驱除到“第聂伯河以东荒蛮的亚洲草原上”。

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在知识或工业上没有任何建树，完全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正面影响。政府自上而下彻底腐化，依靠爪牙施展种种诡计，并在国内外通过高薪收买大量间谍。它闯入比它更文明、管理更完善的国家，千方百计将其变得跟自己一样堕落。它抗拒《圣经》的传播，阻挠传教士的工作……土耳其的希腊人身上已没有多少基督徒的品质，他们对基督教造成的伤害，甚至远远超过土耳其人的所作所为。在整个土耳其帝国，希腊人都是俄罗斯人的同伙，为他们提供情报，执行他们制定的方案。如果说俄罗斯也追求极致的话，那就是在战争方面，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他们都在所不惜。

我们与俄罗斯的对抗，围绕着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个已达成各种最可贵成就的世界，是否还将在文明方面继续进步。这里所指的进步是对该概念最高层次的诠释。许多东西都建立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之上：宗教、文明、社会与商业自由，平等法律的帝国，合乎自由原则的秩序，上帝圣言的传播，基于《圣经》的种种原则的颁布。[5]

总体来说，拿破仑三世同意帕默斯顿通过一场大战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想法。但是他对在高加索地区展开反俄军事行动兴趣不大，因为那么做主要对英国有利。另外，在法国国内，因未能迅速取胜而导致反战声音越来越大，他也不愿意让法国陷到一场旷日持久、没有尽头的战争中去。拿破仑三世左右为难，在实际操作层面，他的本能反应是把兵力集中在克里米亚，将夺取塞瓦斯托波尔作为法国“荣誉”和“地位”获得保障的标志。他非常需要用这一点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显示自己领导战争走向了一个快速而“光荣”的终结。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从来没有打消过以伟大的拿破仑构想重划欧洲版图的念头。他暗自思忖，如果法国人意识到可以通过战争来实现革命梦想，把欧洲变成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大陆的话，也许法国民众会重新燃起对战争的热情。

拿破仑三世的设想是把克里米亚归还给奥斯曼帝国。他是意大利独立的坚定支持者，相信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机会，能够以此迫使奥地利放弃伦巴第和威尼西亚（Venetia）地区；作为补偿，奥地利可以获得对多瑙河两公国的控制权。但是他寄予最大同情的还是波兰独立运动，这也是法国外交政策最紧迫的问题。他认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可能会同意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因为这些国家需要在自己与俄罗斯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以应对俄罗斯的扩张企图。他试图说服帕默斯顿将波兰重建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但是帕默斯顿担心波兰重建之后，神圣同盟可能因此死灰复燃，甚至在意大利和德国地区激发革命浪潮，那样的话，欧洲又会卷入新一轮拿破仑式的战争。

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维也纳会议（Vienna Conference）的失败，这是1855年初的几个月间由奥地利主持的和平谈判进程。奥地利在上一年12月加入了西方列强的军事同盟，但是目的并不是支持延长对俄罗斯的战争，因为那样做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并且在本国境内的斯拉夫少数民族中造成不稳定。奥地利希望利用同盟伙伴的关系，促使英法两国与俄罗斯在自己的主导下进行和平谈判。

1855年1月是重回外交途径的好时机。军事进展迟缓和冬季的磨难让西方政府面临公众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寻求结束战争的办法，其中法国特别乐意探索外交解决方案。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如外交部长德鲁安和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图弗内尔（Thouvenel），开始怀疑军事胜利是否可能达成。他们担心战事拖延时间越长，就越会遭到公众反对，因为大部分作战都依靠法军进行，法国公众已经觉得他们是在替英国利益而战。这方面的考虑促使拿破仑三世接受和平谈判的想法，他希望能借此推动自己有关波兰和意大利理想前景的设计。不过他依然是帕默斯顿的同盟，而帕默斯顿既不相信也不期望和平。然而在1855年的头几个星期里事情出现了转机，帕默斯顿为了争取主和的皮尔派（Peelites）支持以组成内阁，不得不表现出一种温和姿态，考虑（或是表现出在考虑）奥地利的和平谈判建议。

1月7日，沙皇派驻维也纳的大使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亲王（Prince Alexander Gorchakov）†宣布俄罗斯接受《四点方案》，包括有争议的第三点，终止俄罗斯在黑海的主导权。在尼古拉一世最后的日子里，他急切地希望重新开启和平谈判。在奥地利加入英法军事同盟后，尼古拉一世意识到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大战一触即发，他对此担忧不止，因此愿意寻求一个“体面”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途径。英国对俄罗斯的动机持怀疑态度，1月9日，维多利亚女王告诉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她看来俄罗斯接受《四点方案》不过是一个“外交伎俩”，目的是阻止联军占领克里米亚。女王认为军事行动不应停止，为保证俄罗斯接受《四点方案》，联军必须夺下塞瓦斯托波尔。帕默斯顿同意这一看法，无意让任何和平谈判阻碍计划中的春季军事行动。[6]

法国政府的部长们则更倾向于把俄罗斯的让步当作真诚的行动，并以此为契机谈判出一个解决方案。到了2月份，他们的和谈愿望进一步增强，原因是拿破仑三世不顾众多担心他生命安全的部长和盟友的警告，坚称有意前往克里米亚亲自指挥作战。帕默斯顿同意克拉伦登的意见，必须尽一切努力制止法国皇帝这个“疯狂”的念头，即使这意味着必须马上在维也纳开始和平谈判。当时英国内阁中三名皮尔派高级大臣（财政大臣格拉德斯通、海军大臣格雷厄姆、殖民地事务大臣赫伯特）在帕默斯顿上任仅两个星期之后，就因对其在和平进程问题上的真诚度产生怀疑而相继辞职。为了保全联合政府内阁，也为了显示政府对和平谈判的认真态度，帕默斯顿任命约翰·罗素勋爵作为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

罗素长期以来一直是内阁主战派成员，所以把他派往维也纳符合帕默斯顿企图破坏和谈的猜测。然而没想到罗素很快转变态度，认为奥地利和平谈判是有意义的，甚至开始质疑英国在东方问题和克里米亚战争上的政策。在3月一份言辞精彩的备忘录中，罗素列出了英国可以采纳的各种方案，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例如可以给予苏丹召集联军舰队至黑海的权力，或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设要塞、驻兵把守以防突然袭击等，他指出要实现这些目标，并不需要发动一场意在把俄罗斯击垮的战争。罗素对英国在奥斯曼帝国为改善穆斯林与基督徒关系而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持批评态度，认为英国采取的措施是不切实际的。他指出英国倾向于强加一套基于英国行政原则的单一改革体系，而不是根据当地的制度、宗教网络和社会实践采取更保守和务实的策略来促进实际的改善。罗素的这些想法和奥地利人很接近，这让白厅警觉起来。帕默斯顿忽然发现自己有可能要被迫签署一项他并不想要的和平方案。当时他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法国人，还有英国国内支持奥地利方案的人士，包括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原来持主战态度的阿尔伯特亲王，在5月初态度发生了改变，认为四强联盟加上德国可以保障土耳其和欧洲的安全，这样做比继续与俄罗斯作战要好。

维也纳谈判时间拖得越长，帕默斯顿就越坚定地要中止和谈，继续一场大规模的对俄战争。但是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的决定权最终还是在优柔寡断的法国皇帝手上，关键在于他到底是听从外交部长德鲁安还是英国驻法国大使考利勋爵的意见。德鲁安建议接受奥地利的和平方案，并以此约束俄军在黑海地区的势力，考利勋爵则试图劝说拿破仑三世消灭俄罗斯黑海舰队是必需的，在未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前就签署和平协议将是国家的耻辱。5月4日在巴黎举行了一场非常关键的会议，会上法国战争部长瓦扬元帅和考利勋爵一起向与会者强调，在没有取得军事胜利之前就接受和平条件将成为一桩丑闻，还将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稳定造成冲击。最后维也纳和平方案被拒绝了，德鲁安辞职而去，拿破仑三世心不甘情不愿地继续与英国联盟，接受了扩大战争规模的想法。[7]

要继续打这一仗，英法联盟方面倒并不缺新的盟友。在1855年1月26日，法英两国与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签署了一项军事协议。皮埃蒙特—撒丁王国是一个意大利地区的王国，已经摆脱了奥地利的控制。签约后，它派出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部队，在意大利将军阿方索·拉马尔莫拉（General Alfonso La Marmora）的指挥下，于5月8日抵达克里米亚与英军会合。对身为皮埃蒙特人首相的加富尔伯爵卡米洛（Camillo）¶来说，派出这支部队参加远征，是一个与西方列强建立盟友关系的机会，可以借此推动在皮埃蒙特领导下的意大利统一进程。加富尔伯爵支持对俄罗斯展开一场大战，恢复神圣同盟，并重塑自由主义的欧洲版图。但是对皮埃蒙特人来说，就这样投入军队参战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他们尚未从英法两国那里得到支持意大利统一的承诺（在12月22日，法国甚至与奥地利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同意在对俄罗斯的战争同盟期间，维持意大利现状不变）。然而皮埃蒙特人也明白，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对西方列强有用，否则自己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任何谈判资本。同时，因为奥地利基本上不可能出兵，皮埃蒙特人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证明他们比奥地利人更有价值。确实，联军指挥们认为撒丁士兵“看上去精神抖擞”，是一流的军人。一名目睹他们在巴拉克拉瓦登陆的法国将军认为，他们似乎“军容良好，军纪严明，身着深蓝军装，显得生气勃勃”。[8]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皮埃蒙特—撒丁王国派出的部队表现良好，作战勇敢。

波兰人也支持发动一场欧洲大战对付俄罗斯。在朗贝尔集团的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的敦促下，法英两国资助组建了一支波兰军团，由扎莫伊斯基指挥。这支波兰军团由一千五百名波兰流亡者、沙皇军队中的波兰战俘和逃兵组成，由西方提供武器，以“苏丹的哥萨克”（Sultan’s Cossacks）为名做掩护，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与俄军作战。**根据一名被囚禁在金本（Kinburn）的俄军军官的说法，联军从这座监狱里招募了五百名波兰籍俄军战俘，愿意加入的大部分收了钱，那些拒绝加入的则被打了一顿。[9]波兰军团直到1855年秋天才投入战斗，但是组建波兰军团的计划从春季开始就不断被讨论。棘手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列强是否承认这支部队代表波兰出战——如果承认的话，则是在事实上支持把波兰独立作为这场战争的目标之一，而这一问题从来没有被好好地研究和澄清过。

帕默斯顿急于招募更多士兵以发起更大规模的反俄战争，他呼吁从世界各地招募雇佣兵，并建议招募四万人。“让我们招募尽可能多的德国人和瑞士人参战，”他在1855年春天说道，“让我们到哈利法克斯（Halifax）††招兵，让我们征募意大利人，让我们增加犒赏而不必提高征兵标准。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必须有更多部队。”英国因为缺乏强制征兵制度，无法大规模增加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军人，传统上一直依赖外籍雇佣兵，1854年冬季在克里米亚的大批兵员损失让英军更加依赖招募外籍军团补充兵力。英国在克里米亚的部队人数只有法军的一半，这意味着在决定联军作战目标和战略上，法国占据上风。1854年12月，英国议会匆匆通过《海外募兵法案》（Foreign Enlistment Bill）。但由于同时面临相当强烈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因为对外国人的不信任，这项法案在通过时不得不做了修改，增加了募兵总数不得超过一万人的条款。在雇佣兵中，最多的是来自德国地区的，达九千三百人左右，绝大部分是工匠和农业劳工，约一半有军事训练基础或作战经验。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人，约有三千人。雇佣兵在1855年4月抵达英国，每人都收到十英镑的赏金。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接受训练后，一支由德国和瑞士人组成的七千人部队在1855年11月被送到斯库台。然而，他们到得太迟了，没赶上参加克里米亚的作战。[10]

* * *

英法两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吸纳更多盟友和招募更多部队，准备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还需要决定在哪里集中发起攻势。1855年春，俄军不仅兵力不足，而且极为分散，在防御上出现了许多薄弱点，因此在克里米亚以外地区寻找新的攻击点就很有意义，问题在于选择什么地方。当时俄军的一百二十万作战部队中，二十六万驻防波罗的海，二十九万三千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十二万一千在比萨拉比亚和黑海沿岸，还有十八万三千驻扎在高加索。[11]

俄军的防线如此漫长，自己也极其担心联军会取得突破长驱直入，因此制定了一份在1812年战争路线上发动游击战的计划。1855年2月，戈尔恰科夫将军策划制定了秘密备忘录《敌人入侵俄罗斯时的全民抵抗方案》（“On National Resistance in the Event of the Enemy’s Invasion of Russia”）。戈尔恰科夫担心欧洲联军正在囤积兵力准备发起春季攻势，也担心俄军由于缺乏足够兵力无法在每一处都做出有效抵抗。与帕斯克维奇和尼古拉一世一样，他最担心的是奥地利发兵从波兰向乌克兰方向进攻，原因是那里的种族成分和教派组成对奥地利有利。如果奥地利在那里取得突破的话，不仅波兰人会加入，沃里尼亚（Volhynia）‡‡和波多利亚（Podolia）§§笃信天主教的鲁塞尼亚人也会加入。戈尔恰科夫提议俄罗斯的游击战区域应该选择在这些边境地区的后方，根据居民的教派组成划界：在基辅和赫尔松等地，居民大部分是东正教徒，也许能被说服参加游击战。在俄军南方面军（Southern Army）的指挥下，游击部队将会按照1812年的焦野政策，破坏桥梁、作物和牲畜，然后躲进森林，以那里为据点伏击入侵的外国部队。在得到沙皇亚历山大的批准后，戈尔恰科夫的计划从3月份开始实施。教士们被派往乌克兰，拿着尼古拉一世的临终遗言，鼓动东正教农民对侵略者发动一场“圣战”。然而，这项计划没有取得成功。虽然在基辅附近确实出现了一些农民武装，且有些人数众多，最多达七百人左右，但是多数人以为他们是为解放自己的农奴地位，而不是为了打击侵略者而战。他们手执草叉和猎枪向当地富户庄园进发，当地驻军不得不派出士兵将他们驱散。[12]

与此同时，联军还在继续讨论春季攻势应该从哪里入手。许多英国领导人寄希望于高加索，那里的穆斯林叛军领袖沙米勒伊玛目已经和土耳其军队建立联系，准备好在格鲁吉亚和切尔克斯向俄军发起进攻。1854年7月，沙米勒曾发动一场大型攻势，攻击俄军在格鲁吉亚的据点。他率领一万五千名骑兵和步兵，曾一度推进到离第比利斯仅六十公里远的地方。当时第比利斯的俄军守军只有两千人，但是土耳其未能从卡尔斯派出部队增援，沙米勒只能撤回到达吉斯坦。他的儿子加齐·穆罕默德（Gazi Muhammed）率领一部分部队向格鲁吉亚恰夫恰瓦泽亲王（Prince Chavchavadze）位于齐南达利（Tsinandali）的夏季庄园发起攻击，抓走了亲王夫人和她的姐妹（她们是最后一位格鲁吉亚国王的孙女），以及他们的孩子和法国女教师。沙米勒希望用他们来交换自己被囚禁在圣彼得堡的儿子贾迈勒丁（Jemaleddin）。但是这个消息传开后，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应，法国和英国代表都写信给沙米勒要求他放人。不过他们的信件于1855年3月才送到沙米勒手中，那时他已经成功地用人质换回了贾迈勒丁和四万银卢布。[13]

英国人从1853年起就开始向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输送枪支弹药，但是一直不愿意全力支持沙米勒以及这一地区的土耳其部队。对于这两支军队，英国人一直带着殖民者的蔑视眼光，很瞧不起他们。劫持亲王夫人和孩子的行为，更是不可能为沙米勒在伦敦赢得更多朋友。但是在1855年春，为了找到击垮俄罗斯的新途径，英法两国开始探寻与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在4月份，英国政府派出特使约翰·朗沃思（John Longworth）秘密前往高加索。他曾经担任过驻莫纳斯提尔（Monastir）¶¶领事，与著名的亲土耳其派、切尔克斯人的支持者戴维·厄克特来往密切，此行的任务是向沙米勒承诺英国的支持，以此鼓励沙米勒将穆斯林部落团结起来，发动针对俄罗斯的“圣战”。法国政府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驻雷杜特克尔（Redutkale）的副领事夏尔·尚普索（Charles Champoiseau），前往格鲁吉亚的苏呼米（Sukhumi）联络当地的切尔克斯部落。[14]

英国人曾答应向沙米勒的部队提供武装，并承诺将俄军驱逐出切尔克斯。6月11日，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向外交部报告说他已经让高门“签发了诏令，在将俄罗斯人从帝国疆土上驱逐出去后，宣告切尔克斯独立”。但其实在这个部落形式复杂的地区，这个诏令的效果如何很值得怀疑。这时候，朗沃思抵达了切尔克斯，他报告说山区部落已有很好的装备，配有米涅来复枪和猎枪等。英国人认为土耳其军队可以领导切尔克斯的部落，在库班平原向俄军发起攻势。朗沃思还报告说，土耳其军队在巴统的总指挥穆斯塔法帕夏已经会见了切尔克斯部落领袖，并“已实质上成为切尔克斯总督”。有谣传说穆斯塔法帕夏已经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切尔克斯部队，数量达六万人，准备从高加索向俄罗斯南部发起进攻。但是朗沃思同时担心土耳其人是在利用目前的局面加强他们自己对高加索的控制，而无意让这个地区独立，他提醒英国政府必须对此提出反对。许多原来的土耳其高官在和高门重新建立联系之后，凭此关系继续在本地区实行专制统治，并在许多部落中进行离间，让他们不相信英法两国与土耳其的盟友关系。朗沃思同时还反对支持沙米勒的抵抗运动，理由是此运动已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渗透。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沙米勒在切尔克斯的特使（Naib）穆罕默德·埃明（Muhammed Emin），他宣称要将所有基督徒从高加索驱逐出去，并且禁止沙米勒的追随者与任何非穆斯林人士发生接触。根据朗沃思的说法，埃明计划建立一个“以伊斯兰狂热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封建帝国”。朗沃思在支持沙米勒问题上所持的保留态度，得到了英国外交部许多东方问题专家的支持。他们反对使用穆斯林武装（特别是土耳其武装）对抗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俄军，理由是只有欧洲军队才能对当地的基督教居民拥有真正的权威。[15]

英法两国既不愿意派兵到高加索，又对依靠当地穆斯林武装感到担忧，于是在制定针对这一关键地区的政策方面不断拖延。如果联军在高加索部署一支强大的部队，则可以对俄罗斯实施更为迅速、破坏力更强的打击，比围困塞瓦斯托波尔长达十一个月的战略会有效得多；但是他们过于谨慎，不敢利用这一机会。

联军在1855年春重新开始了波罗的海的海上攻势，英法两国对此抱有很大期望。原海军总指挥内皮尔爵士现已离职，取而代之的是海军少将理查德·邓达斯（Rear Admiral Richard Dundas）。1854年联军的海上攻势无疾而终，许多人归咎于内皮尔，现在人们又出现了乐观的期望，原因是联军的海军配备了新型蒸汽机船舰队和海上浮动炮台，这次应该能拿下喀琅施塔得和芬兰堡了。这两座要塞都是上一年内皮尔没能发起进攻的地方，夺下这两处之后，海军即可直逼圣彼得堡。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的是海军水道测绘师巴塞洛缪·沙利文上尉（Captain Bartholomew Sulivan），他曾陪同达尔文参加“小猎犬号”（Beagle）的远航。沙利文经过初步研究认为，这两处只靠海军军舰就可以攻下，而不需要陆军登陆。当1855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前往巴黎劝说拿破仑三世不要亲自前往克里米亚时，他随身携带了沙利文的报告。拿破仑三世很看好这份报告，认为1854年海军未能进攻喀琅施塔得是一桩令人蒙羞的事情。和英国人一样，他也相信一旦夺取喀琅施塔得，瑞典人将更愿意加入到对抗俄罗斯的联盟中来。

第一批英国军舰于3月20日从斯皮特黑得起航，两周之后更多军舰也加入进来。由佩诺上将（Admiral Pénaud）率领的法军舰队在6月1日抵达波罗的海。为了封锁俄罗斯的贸易通路，英军舰队向俄罗斯海岸上的各个据点发动进攻，进行破坏，但这一封锁的意义其实并不大，因为俄罗斯对外贸易依然可以通过德国地区进行。不过英军的主要目标依然是喀琅施塔得和芬兰堡。6月3日，在一条离喀琅施塔得八公里远的军舰上，莱宁根亲王欧内斯特（Prince Ernest of Leiningen）在给他的堂姐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写道：

在我们眼前的这座镇子里，能看见许多教堂和尖顶，还有无边无际的炮台，仿佛是露着的一排牙齿，一有机会马上就会咬上来。港口的入口处由两座巨大的要塞把守着：亚历山大和缅什科夫炮台，而且在抵达入口前，船只还必须通过一座有三层炮台（七十八座大炮）的里斯班克要塞（Fort Risbank）……爬上主桅杆，我们能看清圣彼得堡镶金的圆顶和塔楼，正对着我们舰队的是辉煌的奥拉宁鲍姆宫（Oranienbaum），用白色的石头砌成，看上去就像白色大理石一般……这里依然很冷，但是天气晴朗，几乎没有夜晚，每天只有十一点到一点天色才会暗一些。[16]

在等待法国舰队前来会合期间，沙利文对波罗的海的浅水区进行了仔细的侦察，其中包括爱沙尼亚海岸线，在那里他受到一位亲英的贵族家庭邀请，在其乡村别墅参加了一场奇异的晚餐。“真的就像一场梦一样，”他写道，

那是在离海岸三英里***远的敌方境内，我们却经历了一番非常英国的场景，一位彬彬有礼的年轻小伙子英语说得和我一样好，除了带着一丁点外国口音以外……我们享用了一顿盛宴，不过肉和禽类比我想象的要多。咖啡和茶是在一棵树下享用的。我们在十点钟左右离开，正是黄昏时分。男爵派了一辆轻型四驾马车送我们回到船边，马车跑得飞快，拉车的是英国马，马夫的穿着跟在英国完全一样，配着皮带、皮靴等等。

沙利文在6月份呈交了自己的侦察报告。现在他的想法改变了，和1854年的内皮尔一样，他对攻克喀琅施塔得的强大防御态度悲观。在过去的一年中，俄军加强了舰队（沙利文数出了三十四条炮舰），同时还强化了海面防御。除了布置通过电路和化学反应控制的潜水水雷（被称为“地狱机器”）外，还设置了海底障碍，把木架子固定在海底，其中填满石头。要冒着要塞的炮火清除这些障碍必然会付出极大代价。进攻喀琅施塔得的计划于是被放弃了，在波罗的海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想法自然随之烟消云散。[17]

与此同时，联军还想到要扩大克里米亚地区战事的规模。冬季战事的停滞让许多人得出结论：继续从南部炮击塞瓦斯托波尔不会取得什么结果，因为俄军仍然可以通过彼列科普和亚速海从俄罗斯大陆派遣增援部队并输送物资。为了让围困战取得成功，联军必须从北边包围塞瓦斯托波尔。这本来是1854年夏天联军最初的计划，但是被拉格伦否决了，他担心为了切断塞瓦斯托波尔与彼列科普的联系，英军必须占领克里米亚平原，而这样士兵就会在热浪中受罪。到了年底的时候，谁都能看出拉格伦的决定是多么愚蠢，于是指挥官们纷纷要求扩大战事规模。例如在12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拉格伦的工兵总指挥约翰·伯戈因爵士呼吁调集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到贝尔贝克河，“为将来针对巴赫奇萨赖和辛菲罗波尔的行动做好准备”，同时还可以切断塞瓦斯托波尔两条供给线中的一条（另一条通过克里米亚东部的刻赤）。[18]

俄军在2月对叶夫帕托里亚发起的进攻成了一个契机，联军因此制定了更多的军事方案，意在加强力量切断俄军的彼列科普供给线。在3月份，一支联军部队被派往叶夫帕托里亚，增援那里的土耳其防御部队。他们发现当地情况十分恶劣，正在发生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危机：多达四万名鞑靼农民睡在街头，既无食物也无住所，他们都是因为害怕俄军而从自己村庄里逃出来的。这一危机促使联军指挥部考虑向克里米亚西北部投入更多兵力，哪怕只是为了动员鞑靼人口起来反抗俄军。[19]

但是直到4月份，联军才真正开始认真考虑其在克里米亚的战略。4月18日，帕默斯顿、拿破仑三世、阿尔伯特亲王、克拉伦登、潘穆尔勋爵（新任战争大臣）、瓦扬元帅、伯戈因爵士，以及接替德鲁安的法国外交部长瓦莱夫斯基伯爵（Count Walewski）在温莎城堡一起出席了战争会议。帕默斯顿和拿破仑三世都坚定地支持改变战略，减少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转而集中力量占领克里米亚全境，两人都将此举视为对俄罗斯发动一场大战的前奏。该新方案的一个优越性是可以让克里米亚地区的鞑靼人参与联军行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战斗将在开阔地进行。在阿尔马和因克尔曼的两次战役都证明，在开阔地战斗中，联军的军事技术和来复枪火力比俄军强很多，而这些优势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中很难体现出来。在构筑工事和炮兵战方面，俄军至少不会比英法联军差。

拿破仑三世对改变克里米亚地区战略最为热心。虽然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是他的主要目标，但是他相信除非这个城市被完全包围起来，否则是不可能被打下来的；而一旦被包围，塞瓦斯托波尔将不战而降。他提议停止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而是在其东边七十公里的阿卢什塔（Alushta）登陆，从那里向俄军后勤补给中心辛菲罗波尔进发。英国方面大致同意拿破仑三世的战略构想，不过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成功地说服拿破仑三世放弃前往克里米亚亲自指挥战斗的念头。阿卢什塔方案后来在法国人圈子里被称为“皇帝的计划”，成为向克里米亚内陆发起进攻的三个方案之一。其他两个方案分别是由围困塞瓦斯托波尔的联军向巴赫奇萨赖发起进攻，以及派兵在叶夫帕托里亚登陆，然后跨越克里米亚平原向辛菲罗波尔进攻。英法两国的战争部长在同意这三个方案的备忘录上签字，潘穆尔勋爵随后代表内阁将这一备忘录发给了拉格伦，他的指令是拉格伦有权在这三个野战方案中任选一个，但是清楚表明拉格伦必须采用其中之一。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联军堑壕将移交给三万名法军和三万名土耳其部队，由他们继续炮击，防止城内守军突围。

拉格伦对野战方案持怀疑态度，他想继续炮击，相信炮击行动已接近成功的转折点，认为如果调开兵力在别处发动攻势，剩下的部队将无法守住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据点。他在克里米亚召集了一次战争会议，在会上他对联军指挥官康罗贝尔和奥马尔帕夏说，潘穆尔勋爵的备忘录不过是一个“建议”，他自己可以斟酌决定是否执行。拉格伦的这一举动如果不算哗变，也是公开的犯上。他一再拖延时间，想出各种借口拒绝调兵。法军总指挥康罗贝尔是支持新方案的，甚至好几次提议如果拉格伦开始执行野战行动方案，他愿意把手下的法国军队交给拉格伦调遣。最后康罗贝尔终于受不了爆发了，他向拿破仑三世投诉：“陛下制定的野战计划，已经被拒不合作的英军总指挥搞得无法操作了。”[20]

许多年后，法国人依然责怪英国人没有执行向辛菲罗波尔进军并占领克里米亚其余地方的计划。他们对拉格伦的恼怒是有道理的，在他拒绝向克里米亚内陆发起进攻后，帕默斯顿完全可以将其撤职，即使不能以指挥无能，也可以用拒不执行命令作为撤职理由。凭着英军强大的来复枪火力，加上鞑靼人的支持，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平原地带的野战中，英军能够占领辛菲罗波尔，切断俄军的主要供给线。这正是俄方最担心出现的局面，也正是尼古拉一世要在2月份下令对叶夫帕托里亚发动进攻的原因。他们知道自己的供给线很容易遭到攻击，一直认为联军最有可能从叶夫帕托里亚出发进攻辛菲罗波尔或是彼列科普。俄军后来都承认，他们很惊讶英法联军从未发动这一攻势。[21]

在试图切断塞瓦斯托波尔供给线上，联军唯一一次真正的努力是对控制亚速海补给线的刻赤港发起进攻，不过即使是这次攻势，也是通过两次努力才最后实现的。进攻刻赤的计划在克里米亚作战之初就已经提出了，但是直到1855年3月26日，当潘穆尔勋爵勒令拉格伦组织“一次海陆作战”以“破坏刻赤的防御”后，第一道命令才得以下达。这项计划对英军很有吸引力，至少皇家海军可以一显身手了。自开战以来，皇家海军一直无所作为，而此时英军对战事的贡献正受到法军的强烈质疑。康罗贝尔起初对此行动抱有疑虑，但是在4月29日，他同意派出一支由布吕阿上将（Admiral Bruat）率领的法国海军中队和八千五百名士兵加入远征舰队。指挥这支远征舰队的是轻步兵师的布朗中将，舰队在5月3日起航，先是朝西北的敖德萨方向行驶以掩盖真实目的，然后在海上掉头驶向刻赤。但是就在舰队即将抵达目的地之时，一条快船赶上了舰队，送来康罗贝尔的命令，让法国军舰折返。原来就在远征舰队起航后不久，拿破仑三世通过新架设的电报向康罗贝尔发出命令，让他将君士坦丁堡的预备队调到克里米亚。这一调动需要用到布吕阿上将的海军中队，康罗贝尔虽不情愿，但还是决定让法国军舰从刻赤远征舰队中撤出。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也因此被迫折返，康罗贝尔在英国人以及很多法国人眼中威信大跌。[22]

佩利西耶将军，罗杰·芬顿摄，1855（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这一事件让原本已经不佳的英法两军关系变得更为糟糕，康罗贝尔决定在5月16日辞职，这是很大一个原因。他觉得自己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他让英军失望了，因此再无力量迫使拉格伦执行野战计划。新任法军总指挥是佩利西耶将军（General Pélissier），他长得矮小粗壮，行为举止粗鲁豪爽，远比康罗贝尔有决断力，更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康罗贝尔犹豫不决的性格，早就让英军起了外号“罗贝不能”（Robert Can’t）。佩利西耶的任命在英军中受到热烈欢迎，常驻法军总司令部的英军代表罗斯上校在给克拉伦登的报告中写道，现在是需要“能做到”精神的时刻，而佩利西耶正是这么一个人。罗斯与康罗贝尔关系密切，因此他对佩利西耶的评述应该是真诚的：

佩利西耶将军绝对不会允许谁在执行他命令时三心二意。如果能做得到的话，那就必须做到。他性格暴躁，举止粗鲁，但是我相信他是公正而真诚的。我相信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他的这两个品质将会比他暴躁的脾气更为要紧。他思维敏捷，见识丰富，坚决果断，面对困难时想的是如何克服，而不是因此退缩。[23]

虽然佩利西耶和拉格伦的观点一样，认为联军战略的重点是塞瓦斯托波尔，但是他急于修复和英军的关系，因此同意重新启动对刻赤的行动。5月24日，在布朗的指挥下，六十条联军军舰，载着七千名法军、五千名土耳其士兵和三千名英军出发了。当刻赤的居民看到联军舰队到来时，大部分都逃到了乡下。在短促的炮击之后，联军没有遭到抵抗就上岸了。在岸上，一支由剩下居民组成的代表团前来会见布朗，说他们非常害怕受到当地鞑靼人的攻击，请求联军保护他们，布朗对此不予理会。在下令破坏刻赤的军火库之后，布朗在这里留下了一支小分队，主要由法军和土耳其士兵组成，让大部队前进到海岸线上的要塞耶尼科莱（Yenikale）。在那里，就在布朗的眼皮底下，偷抢俄罗斯人财物的行为不断发生。与此同时，联军军舰进入亚速海，驶向俄罗斯海岸，消灭俄罗斯的运输船，并炮击破坏了马里乌波尔和塔甘罗格两个港口。†††

在刻赤和耶尼科莱，抢夺俄罗斯人财物的行为很快变成醉酒胡闹，联军士兵的一些暴行非常可怕。最恶劣的事件发生在刻赤，当地鞑靼人借着联军占领的机会，对镇里的俄罗斯人施以暴力报复。在土耳其士兵的协助下，鞑靼人偷抢商店和民宅，强奸俄罗斯妇女，杀害并肢解俄罗斯居民，其中甚至还有儿童和婴儿。暴力事件还包括对镇上博物馆的破坏，那里曾收藏着丰富华美的古希腊艺术品。《泰晤士报》记者罗素在5月28日报道了这些恶行：

博物馆的地面上覆盖了厚厚一层被打碎的玻璃、花瓶、瓮、雕像、砸成粉的珍贵收藏品，以及烧焦的木头和骨头，混在一起的还有新近被砸碎的架子、桌子和箱子这些曾被用来保护藏品的东西。任何东西，只要还能被砸得更碎或被烧毁的话，都会毫无例外地成为锤子或火焰的牺牲品。

尽管布朗已经收到报告说有一些英法士兵参与了偷盗抢劫，但是过了好几天他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这些暴行。他把鞑靼人视为盟友，认为他们的行为是针对俄罗斯统治的“合法反抗”。最后，在得知发生了更为恶劣的暴行之后，布朗派出了一小支部队（仅由二十名英国骑兵组成）负责恢复秩序。他们人数实在太少，根本不可能起到什么实质性作用，不过他们的确向一些正在强奸妇女的英军士兵开了枪。[24]

根据俄罗斯目击者的说法，参与偷抢、施暴和强奸的不仅有联军的士兵，还有军官。“我看到几个英国军官正往船上抬家具、雕塑，还有其他各种从我们家园中抢来的东西。”一名刻赤的居民回忆道。几名妇女声称他们曾遭到英国军官强奸。[25]

* * *

然而，没过多久，所有这些扩大战场的计划全都暂停了，因为随着春天的到来，英法联军的兵力再次被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牵制，这里依然是联军作战最重要的目标。尽管已经意识到需要改变作战方案才能让围困成功，但是联军依然抱有幻想，以为只要发起最后一击，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墙就会倒下，俄军就会在羞辱之下接受和平。

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围困战进入了一段平静时期，因为双方都在集中力量加固自己的防御工事。在联军这边，挖堑壕的工作主要由法军承担，主要原因是英军阵地上岩石太多。根据法军上尉埃尔贝的记录，在长达十一个月的围困战期间，他们共挖出了六十六公里长的堑壕，而英军只有十五公里。这是一项危险、缓慢、令人疲惫不堪的工作，必须在冰冷的气温下挖掘被冻得发硬的泥土，用炸药炸碎地下的岩石，与此同时敌人的枪炮火力还会不断袭来。“每挖一米的堑壕都会真的付出一个人，甚至经常是两个人的生命。”法军朱阿夫部队的士兵努瓦尔回忆道。[26]

俄军在修筑防御工事上特别活跃。在工程天才托特列边的指挥下，俄军发展出了一套在围困战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尖端复杂的土工工事和堑壕系统。在围困战之初，俄军的防御工事仅仅是匆忙中用柳条、柴束、石笼网加固的土木工程，但是在冬天的几个月时间里，俄军修建了更为牢固的新型防御工程，在棱堡中添加了炮位掩体以增强防卫能力。这些掩体在地下几米深处，顶部覆盖着从船上拆下来的厚重木条并盖以土木，可以经受最猛烈的炮击。在防卫最强的两个棱堡，即马拉霍夫和棱尖（第三棱堡）中，修建了迷宫似的掩体和房间。棱尖棱堡内的一个房间里甚至还有台球桌和沙发椅，每个棱堡内都有一间小型的祈祷堂和一座医院。[27]

为了保护这些重要的棱堡，俄军又在城墙外修建了新的工事：马拉霍夫棱堡前的“乳头”堡（Mamelon）‡‡‡，俄军称之为堪察加弦月窗（Kamchatka Lunette），以及棱尖棱堡前的“采石坑”（Quarry Pits）。乳头堡是由俄军堪察加团（Kamchatka Regiment）修建的，在2月到3月初的修建过程中，几乎每时每刻都面临来自法军的炮火。堪察加团的士兵阵亡人数之多，即使是借着夜幕掩护，都无法将尸体一一运回，于是许多阵亡士兵的尸体就留在土木工程之中了。乳头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要塞系统，由一对被叫作“白色工程”（White Works）的土岗保护其左翼——土岗因为在修建挖掘时翻出了白色黏土而得名。法军工兵亨利·卢瓦齐永描述了法军在6月初占领乳头堡后看到其内部结构时，战友们的惊讶之情：

地面上到处都有厚木头覆盖的掩体，士兵可以在里面躲避炮火的袭击。另外，我们还发现一间巨大的地下室，可以容纳几百人，所以他们遭受的损失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奇异的是这些掩体内的舒适程度让人惊讶：有些床上有鸭绒被，还有瓷器、完整的茶具等等，所以这里的士兵待遇不是很差。还有一间祈祷堂，里面唯一一件异乎寻常的东西是一座非常精致的木制涂金的耶稣雕像。[28]

因为忙于挖建工事，这期间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但是俄军还是对英法联军的堑壕发动了零星的袭击。其中最大胆的几次袭击是由一个名叫彼得·科什卡（Pyotr Koshka）的水手指挥的，他的战果为人所熟知，使其成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联军不清楚俄军这些袭击到底用意何在，因为这不会对联军的防御工事产生长期破坏，而且对联军造成的伤亡也很小，通常是以俄军自己的更大损失为代价的。埃尔贝认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让联军士兵更加疲惫，因为经常在夜晚遭遇俄军袭击，这让他们在堑壕里无法入睡，事实上这也正是俄军的意图。根据英国皇家工兵（Royal Engineers）惠特沃思·波特少校（Major Whitworth Porter）的说法，俄军袭击即将来临的第一个征兆是“发现几个灰蒙蒙的东西悄悄爬过堑壕的胸墙”。

警报立刻响起，瞬间他们就向我们扑来。我们的士兵分散四处，遭遇意外袭击，在冲过来的敌人面前只得步步退让，最后终于站稳脚跟，开始徒手搏斗。我们战士的欢呼声、叫喊声、招呼声；俄军士兵愤怒的吼叫声，就像被丑恶的精灵上身一样，他们在发动进攻前一定已经被这些精灵弄疯了；来复枪子弹尖利的响声四处回荡；急匆匆发布命令的声音；俄军的军号声在各种喧闹声中清晰地响起，催促进攻——所有这些声音让人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足以让最坚强的神经迷茫。这样的战斗还可能发生在炮台里，那里有无数的过道、大炮和其他障碍物，占满了空间，让双方都难以运动，这一奇异的景象实在可以让人浮想联翩。或早或迟，一般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我方战士就聚集了足够多的人数，大胆向前冲去。敌人被赶了回去，越过胸墙逃跑。一阵齐射向他们追去，让他们逃得更快了，然后就是洪亮的英式欢呼四处回响……[29]

联军也会向俄军外部据点发起突然袭击，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占领这些位置，而是打击俄军士气。朱阿夫部队是执行这些突袭任务的最佳选择，因为在徒手搏斗方面他们是世上最出色的。在2月23日晚、24日凌晨，负有盛名的朱阿夫第二团向“白色工程”发起冲锋并短暂占领了这座刚刚修好的工事，目的就是为了向俄军显示法军可以随心所欲地占领他们的阵地。在这次冲锋中有二百零三人受伤，六十二名军官和士兵阵亡。撤退时朱阿夫部队不愿把死伤战友丢给俄军，冒着猛烈的炮火，把他们都带回了自己的阵地。[30]

和联军的突袭相比，俄军发动的袭击有些规模相当大，足以说明其意图是将敌人从防守阵地上驱逐出去。但事实上，这些袭击又不足够强大，不可能实现这一意图。在3月22日晚、23日凌晨，约五千名俄军向乳头堡正面方向的法军阵地发起了袭击，这是俄军截至当时最大规模的进攻。承受最大冲击的是朱阿夫第三团，他们与敌人徒手搏斗，坚守阵地。战斗在黑暗中进行，来复枪和滑膛枪射击时的火焰是唯一的亮光。俄军发动侧翼包抄，很快占领了处于他们右翼、防守薄弱的英军阵地，从那里他们开始向法军射击。但是朱阿夫士兵依然坚守阵地，直到英国援军赶到，协助他们将俄军逐回乳头堡方向。俄军在这次袭击中损失惨重：一千一百人受伤，另有超过五百人阵亡，几乎所有伤亡都发生在朱阿夫部队的堑壕里面或周围。战斗结束后，双方同意停战六小时，在这段时间内各自运回堆满了战场的阵亡和受伤官兵。于是几分钟前还在相互搏斗的官兵开始友好交流，用各种手势和一两句对方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几乎所有的俄国军官法语都说得很好，这是俄罗斯贵族使用的语言。第八十八步兵团（88th Regiment of Foot）§§§的纳撒尼尔·斯蒂文斯上尉（Captain Nathaniel Steevens）目睹了这一场景：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群英国军官和士兵正和一些打着停战旗的俄国军官和护卫兵混在一起，这是一幕让人感到无限惊奇的景象。军官们在一起聊得轻松欢快，仿佛是最亲密的朋友，士兵们也一样。那些五分钟前还在相互对射的人，现在却一起抽烟，分享烟叶，喝朗姆酒，问候恭维“英国人好”等等。俄国军官看上去很有绅士风度，都说法语，一个会说英语。最后双方看了看手表，发现“时间快到了”，于是各自退回工事，从对方的视野中消失，但在这之前我们的士兵都和俄军战士们握手告别，还有人用法语喊道“别了”。[31]

除了这些袭击外，双方在1855年最初的几个月内都待在各自的工事里。“围困战现在已经是走走形式，”英军参谋亨利·克利福德在3月31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在白天射几发炮弹，但是一切似乎都处于僵持的状态。”这是一个奇怪的局面，几乎表明联军已经对围困战失去了信心，因为其实还有大批炮火空闲着没有派上用场。这段时间里士兵们用在挖掘工事上的时间比开火的时间多得多，许多士兵对此感到不满。据皇家工兵惠特沃思·波特少校的说法，英国士兵不喜欢干“铁铲活儿”，认为那不是正经士兵的职责。他引用了一名爱尔兰步兵的话说：

“长官，我不喜欢这种活。当我领饷当兵时，我想当一个真正的兵。让我用刺刀的时候，我会用，但是我从没想过会是这样。长官，我报名参军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干铁铲活儿，召我入伍的军士以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的名字发誓说我再也不会见到一把铁铲了，但是我一到这儿，一支铁镐和一把铁锹就被塞到我手里，和在爱尔兰老家一样糟糕。”然后这名爱尔兰步兵继续干他的工作，牢骚不断，嘴里骂着俄罗斯人，发誓如果能进入那座被他咒骂无数次的城市，一定会让他们为所有这一切付出代价。[32]

当围困战渐渐变成单调的日常互射之后，堑壕里的战士们开始习惯在持续不断的炮击之下生活。在局外人看来，他们似乎对周围的危险毫不在意。当二十二岁的法军龙骑兵夏尔·米斯梅第一次来到堑壕时，他惊异地发现战士们正在打牌或睡觉，而炮弹就在他们周围纷纷落地。堑壕里的士兵已经学会了根据声音辨别各种炮弹和炸弹，然后采取相应的躲避行动。波特回忆道，实心弹“穿过空中时会发出一声锐利刺耳的尖叫，让年轻战士非常害怕”；霰弹“嗡嗡飞过，和一群急速扇着翅膀的鸟儿没什么两样”；“花篮”是指装在一个炸弹中的一组小榴弹，“每一颗都在飞行轨迹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弧光，当它们抵达目标相继爆炸时，会发出短促而颤动的闪光，照亮天空”；大型的迫击炮弹“自豪地大模大样地升向空中，燃烧的导火索留下明亮的痕迹，在夜晚时很容易看到。一道恢宏的弧光升入空中，在抵达最高点之后开始降落，越来越快，直到落地……发出的声音从空中传来，仿佛是田凫叽叽喳喳的叫声”。没人知道迫击炮炮弹会落在哪里，弹片会在哪里爆炸，于是“当听到这样像鸟叫的声音时，你能做的就是卧倒在地，希望不会落在自己身上”。[33]

慢慢地，当双方都在围困战中无法取得什么进展时，交火成了象征性的行为。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当士兵们变得越来越无聊时，他们能把交火变成体育活动。朱阿夫部队的一名上尉弗朗索瓦·卢格斯（François Luguez）回忆他手下的士兵是怎么和对面的俄军玩射击游戏的：一方会在步枪刺刀尖上绑一块布伸出堑壕当靶子让对方瞄准射击，对方击中了就发出一阵喝彩欢叫，没打中就是一片嘘声。[34]

因为越来越没什么可害怕的，前沿哨岗里的士兵开始摸到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玩乐或是在晚上取暖。俄军的前哨阵地不过就在一个足球场那么远的地方，有时候联军士兵还会与俄军进行友好交流。拉格伦的侄子和副官考尔索普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件，当时有一群未带武器的俄军战士向英军哨位走来：

他们打着手势表示想借个火抽烟斗，我们的一个哨兵给了他们火，然后他们停留了几分钟和我们的哨兵交谈，或者说是试图和我们的哨兵交谈。双方的对话差不多是这样的——

俄军士兵甲：“英国人好！”

英军士兵甲：“俄罗斯人好！”

俄军士兵乙：“法国人好！”

英军士兵乙：“好！”

俄军士兵丙：“奥斯曼不好！”

英军士兵丙：“啊哈！土耳其人不好！”

俄军士兵甲：“奥斯曼！”做了个鬼脸，然后向地上吐了口唾沫表示蔑视。

英军士兵甲：“土耳其人！”假装因为害怕逃跑，这时候所有人都狂笑起来，然后双方握手之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岗位。[35]

为了消磨时间，战士们发展出各种爱好和游戏。年轻的俄军炮兵军官叶尔绍夫写道，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里，“随时都有人在玩各种各样的纸牌游戏”。军官们下棋或是贪婪地阅读。在第六棱堡（Sixth Bastion）的掩体内，甚至还有一架三角大钢琴，其他棱堡里会演奏乐器的将被请到这里举行音乐会。“刚开始的时候，”叶尔绍夫写道，“音乐会还是庄重的，有仪式感，遵守聆听古典音乐会时应有的礼仪。但逐渐地，随着我们情绪的变化，演奏得越来越多的是代表国家的乐曲、民间歌曲和舞曲。有一次还安排了假面舞会，一名军校学员扮上女装演唱了民歌。”[36]

在法军营地里，戏剧娱乐非常流行。朱阿夫部队有一个自己的易装杂耍团，在一间嘈杂的木屋里娱乐一大群乱哄哄的士兵。“想象一下，朱阿夫士兵扮成放羊女和士兵们调情！”法军中的教士安德烈·达马斯回忆道，“接着另一名朱阿夫装扮成上流社会女子，表演不容易追求的女士！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笑的场面和演技这么高超的绅士。他们真的太好玩了！”[37]

赛马也很流行，特别是在英军中，他们的骑兵部队几乎完全没事可做。但不是只有骑兵部队的马才参加赛马。惠特沃思·波特少校参加了一场由第三师组织的在山坡上的赛马。“今天非常寒冷，”他在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西风刺骨，然而赛道上依然挤满了各支部队的散兵。只要有办法弄到一匹矮马的都来了，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很古怪。我看到一名英军军官，足足有六英尺三英寸****高，穿着马靴骑在一匹我见过的最矮小、最瘦弱、最可怜巴巴的矮马上。[38]

在那些闲暇的日子里，部队喝酒也喝得很厉害。在各支部队中，饮酒都造成了各类问题：违反纪律、骂脏话、傲慢无礼、醉酒打架，还有不听从指挥，所有这些都说明军队的士气低落到了危险的程度。英军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一共有五千五百四十六人——占部队总人数的八分之一——曾因各种醉酒行为被送上军事法庭。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但没有理由认为俄军和法军的情况会比英军好。许多士兵早餐就要喝一大杯酒——俄军喝伏特加，英军喝朗姆酒，法军喝葡萄酒，然后晚餐时还要再喝一大杯。许多人白天也喝，有些人在整个围困战期间就没有清醒过。各支军队中，喝酒是士兵们最大的娱乐，其中也包括土耳其部队，他们喜欢的是甜甜的克里米亚葡萄酒。英军参谋亨利·克利福德在回忆联军营地中的饮酒文化时写道：

几乎每个团都有一间食堂，在食堂的门口站着——不对，没有几个能站得住的——躺着或翻滚着一群法国和英国士兵，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醉酒状态。快活、欢笑、哭泣、跳舞、打架、伤感、亲热、唱歌、说话、争吵、呆傻、凶恶、残忍，所有人都醉得一塌糊涂。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糟糕，英国人和法国人没什么两样……多付给士兵军饷是多么大的错误！多给他一个铜板，他马上失守底线，立刻喝醉……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土耳其人还是撒丁人，只要给他足够的钱，他马上会把自己搞醉。[39]

温暖的春天忽然到来，提高了部队的士气。“今天这里是春天了，”埃尔贝在4月6日写道，“过去三个星期一直出太阳，所有东西的面貌都发生了改变。”法军士兵在帐篷周围开辟了花园。许多人和埃尔贝一样，把留了一个冬天的胡子刮干净，清洗了床单，改善了穿着打扮，“如果塞瓦斯托波尔的女士们举办舞会邀请法国军官参加，我们的军装在她们优雅的装束间，依然能闪闪发光”。在严酷的冬天，一切似乎都被掩埋在泥泞和积雪之下，而现在克里米亚在一瞬之间变成了一个极为美丽的地方，草地上开满了各色鲜艳的花朵，黑麦草长得有一米多高，到处都是悦耳的鸟鸣。“温暖的天气不过才几天，”罗素在3月17日的《泰晤士报》上写道，

然而在地面上，只要有机会发芽，到处都长满了大量的雪花莲、番红花和风信子……燕雀和云雀度过了自己的情人节，依然成群结队地在空中飞翔。有颜色非常鲜艳的金翅雀、体型庞大的颊白鸟、头顶有一道金色的鹪鹩鸟、云雀、红雀、鹨鸟、三种不同的山雀、篱雀、一种漂亮的鹡鸰，这些在切尔松尼斯（Chersonese）††††都很常见。在大炮轰鸣的间隙听到鸟儿在丛林间叽叽喳喳地歌唱，在成堆的弹药间、在炮弹和重型军械下看到春天的花朵成群地钻出来，让人感觉奇异。[40]

在英军营地里，部队的士气还因为食品和其他基本物资供应的改善而有所提高，这主要应归功于私人商贸的蓬勃发展。英国政府在军队供给上的严重失职，为商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到了1855年春天，一大批商人在巴拉克拉瓦港附近的卡迪科伊村建起了各种售货摊位和商店。虽然价格夸张，但是货品丰富，从罐装的肉类和腌菜、瓶装啤酒和希腊清酒到烘烤好的咖啡、盒装的阿尔伯特饼干（Albert biscuits）、巧克力、雪茄、化妆品、纸张、笔墨，应有尽有。高档百货公司奥本海默（Oppenheim）以及福特纳姆和梅森都在这里开设了自己的分店，出售上好的香槟。这里有修马鞍的、修鞋的、裁缝、烤面包的、开旅馆的，其中包括著名的玛丽·西科尔（Mary Seacole）。这个牙买加女人在卡迪科伊村附近一处被她称作“春天山”（Spring Hill）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不列颠旅馆”（British Hotel），提供丰盛的饭菜和招待服务，兼卖药品并提供草药治疗等等。

玛丽·西科尔是一个经历传奇的女人，她于1805年出生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克里奥人（Creole）‡‡‡‡。她本人曾在牙买加的英国军营当过军队护士，并嫁给了一个姓西科尔的英格兰人，但是丈夫在一年内就去世了。后来她在巴拿马和自己的兄弟一起经营餐馆和杂货店，经历了流行疾病的爆发。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初，她来到英国，希望加入南丁格尔的护士队伍，但是多次被拒。毫无疑问，她的肤色是被拒的原因之一。但是她下定决心要开一家餐馆和旅店，一边赚钱一边为战争服务。她和丈夫的一个远方亲戚托马斯·戴（Thomas Day）一起开了一家名为“西科尔和戴”（Seacole and Day）的公司。他们于2月15日从英格兰南部肯特郡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出发，在经过君士坦丁堡时采购了货物，同时还雇了一个年轻的希腊犹太人，西科尔叫他“犹太人约翰尼”（Jew Johnny）。她开设的“不列颠旅馆”虽然听上去很宏大，但其实不过就是一间餐馆和一间杂货店而已，被《泰晤士报》记者罗素形容为“铁皮栈房和木棚”。但是她的主要客户、英国军官们却非常喜欢这里，将其当作军官俱乐部，在此放纵一下并享受暖心的英国食物，回想家乡的味道。[41]

对普通士兵来说，在改善食品质量方面，玛丽·西科尔和卡迪科伊的其他私人商贩所做的贡献，远远比不上著名厨师亚历克西斯·索耶（Alexis Soyer）。索耶于1810年在法国出生，曾是伦敦改革俱乐部（Reform Club）的主厨，辉格党和自由党政府领导人都知道他。他所著的《先令烹饪书》（Shilling Cookery Book，1854）很出名，可以说每一户致力于提升自己地位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里都有一本。1855年2月，在看到斯库台医院厨房条件恶劣的报道后，他给报社写信，志愿前往克里米亚为英军提供烹饪指导。他先到了斯库台，但很快就随同南丁格尔一起来到了克里米亚。南丁格尔此行是为了访问巴拉克拉瓦的医院，但是她自己病倒了，情况严重，不得不返回斯库台。索耶接管了巴拉克拉瓦医院的厨房，带领一批法国和意大利厨师每天为一千人做饭。索耶的主要贡献是把集中准备食物，再通过移动战地食堂向士兵供餐的系统引进到英军中来，而法国军队自从拿破仑战争时就开始采用这样的系统了。索耶自己设计了野战炉子，被称为“索耶炉”（Soyer Stove），这种炉子英国军队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还在使用。他让人制作了四百只炉子，从英国运来，足够为克里米亚的整个部队煮食。他还建立了军队面包房，并开发出了一种不用发酵的面包，可以保存好几个月。他为每支部队都培训了一个厨师，学会按照他的菜谱烹饪简单但有营养的食物。索耶的天才体现在能把军队口粮配给变成能够下咽的食物。他的特长是汤，例如下面这种汤可以供五十人食用：

1. 向锅里加30夸脱的水，即7 ½加仑或者5 ½ 营地水壶的量；

2. 向水中加入50磅肉，可以是牛肉或羊肉；

3. 加入配给的蔬菜，可以是罐装的或是新鲜的；

4. 10小茶勺盐；

5. 小火煨3小时，即可食用。[42]

英军营地补给得到改善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建成了一条从巴拉克拉瓦到塞瓦斯托波尔外高地英军装卸场的铁路。修建一条克里米亚铁路，即历史上第一条专为战争修建的铁路的想法在上一年11月就已经提出了。当时《泰晤士报》首先报道了英军的恶劣生活条件，很明显一个主要问题是必须把所有物资从巴拉克拉瓦沿着泥泞的道路运到高地上。一名铁路修建专家塞缪尔·皮托（Samuel Peto）看到了这些报道，他曾是伦敦一名成功的建筑承包商§§§§，在1840年代进入修建铁路这一行业。他从当时的首相阿伯丁勋爵那里得到了十万英镑的资金，采购了修建铁路所需的物资并招募了一只庞大的施工队，以不怎么守规矩的爱尔兰劳工为主。他们在1月底抵达克里米亚，然后就开始飞快地施工，速度快到每天能铺设半公里长的铁轨。到3月底，连接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英军营地装卸场的十公里长铁路就完工了。这时候刚好有一批重炮和迫击炮炮弹运到，拉格伦下令将这些武器从巴拉克拉瓦运到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准备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炮击，时间定在4月9日，复活节星期一。[43]

* * *

联军的计划是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连续十天的炮击，然后发起进攻。到时候将有五百门英法联军的大炮不间断地轰击，几乎是上一年10月第一次炮击的两倍。这不仅将是这次围困战中最大规模的炮击，也将是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炮击。联军部队都急于尽快结束战争，因此对这次进攻抱有很大希望，焦急地等待进攻的开始。“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和过去一样，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进展！”埃尔贝在4月6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军官和士兵不耐烦的情绪制造了不满的气氛，每个人都相互责怪对方过去犯下的错误，你能感到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突破才能重整秩序……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44]

俄军知道联军正在准备第二次大规模炮击。联军中的逃兵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俄军自己也能亲眼看到敌人土岗上的忙碌景象，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大炮出现。[45]在复活节星期天前夜，就在炮击即将开始前几个小时，塞瓦斯托波尔城里各座教堂都举行了祈祷仪式。每座棱堡都进行了祈祷，教士们举着神像在部队面前走过，其中包括奉沙皇指令从谢尔吉耶沃镇（Sergiev Posad）的特罗伊茨基修道院（Troitsky Monastery）送来的圣谢尔盖（St Sergius）神像。这尊神像在罗曼诺夫王朝早期一直陪伴军队征战，并在1812年和莫斯科民兵一起抗击拿破仑军队入侵。每个人都能感到这些仪式的神圣和重要意义，听天由命的情绪在城内的军中蔓延。由于1855东正教和拉丁日历的复活节刚好是同一天，于是交战双方都在纪念节日，更加强了这种氛围。“我们热切地祈祷着，”一名俄罗斯护士写道，“我们使出所有的力气祈祷，为这座城市，也为我们自己祈祷。”

在城市主教堂里举行的午夜弥撒上，无数蜡烛把教堂和街道照得通明，即使在敌人的堑壕里也能看得到，庞大的人群一直蔓延到周围的街道上，站在那里默默地祈祷。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蜡烛，时不时地低头在胸口划着十字，有许多人跪在地上。教士们举着神像在人群中穿行，唱诗班在不停地诵唱。夜深时，一场狂烈的暴风雨降临。大雨倾盆而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开，他们都把这场暴风雨看作上天显灵。祈祷的人群一直待在雨中，直到清晨天边第一道光线亮起，联军炮击开始了，人群才四散而去，还没来得及换下复活节穿的最好的衣服，就开始协助棱堡的防御。[46]

根据惠特沃思·波特的记录，早晨暴风雨愈加猛烈，以至于第一轮炮击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呼啸的强风和疯狂落下的单调雨声之中”。当时，他正从英军驻守的高地观察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完全笼罩在炮火的黑烟和早晨的浓雾中，镇上的人们无法分清炸弹和炮弹是从哪里飞来的。“我们知道就在港口入口外有一支庞大的联军舰队，但是在浓烟和迷雾、狂风和大雨中，根本看不见它们。”叶尔绍夫回忆道。迷惘惊恐的人群在街道上呼叫狂奔，寻找可以躲藏之处。许多人涌向尼古拉要塞（Fort Nicholas），这个塞瓦斯托波尔唯一一处还算安全的地方此时变成了繁忙的避难所。在市中心，到处都是被炸毁的房屋，街道上堆满了瓦砾和碎玻璃，加农炮弹就像“橡皮球一样四处滚动”。叶尔绍夫留意到人们的各种细节：

一个生病的老人被儿子和女儿抱着穿过街道，加农炮弹和榴弹就在他们身边炸开，一名年长的妇人跟在他们后面……一些年轻的姑娘穿着漂亮的衣服，靠在美术馆的栏杆上，和驻守的骠骑兵眉来眼去。在他们旁边，三个俄罗斯商人正在交谈中——每当有炸弹爆炸，他们就在胸口划个十字。“老天！老天！这比地狱还糟！”我听到他们说。

在城内位于贵族议事厅的主医院里，成千的伤员被送到那里，护士们疲于应对。在手术室里，皮罗戈夫和其他外科医生在做截肢手术时，一面墙壁被炮弹击中倒下，手术却仍然继续进行。联军并没有试着避开医院，他们的炮击目标是不分军事和平民的，在受伤者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47]

第四棱堡在整个围困战期间一直是最危险的地方。棱堡的炮台指挥官之一利普金上尉在4月21日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这里的战士在炮击期间“几乎没睡过觉”。“我们最多可以穿着军装皮靴躺下睡上几分钟。”联军的炮台离这里不过几百米远，炮声连续不断、震耳欲聋。炸弹和炮弹飞过来需要的时间非常之短，守军还没意识到危险它们就已经落地了，任何细小的差池都会带来生命危险。生活在连续炮击之下的人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叶尔绍夫本人是经验丰富的炮兵，但是当他在炮击期间造访第四棱堡时，感觉自己“好像一个没有经验的游客踏足另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在跑来跑去，到处看上去都是一片混乱。我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搞不清楚。”[48]

托尔斯泰在炮击期间回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他在十二公里以外的贝尔贝克河边听到了炮击的开始，这年冬天他是在那里的俄军第十一炮兵旅的营地上度过的。他已做出决定，自己为军队服务最好的方式是用笔，于是申请加入戈尔恰科夫将军的参谋部做一名副官，好有机会写作。但是让他非常恼怒的是，他和所属的炮兵连一起被调往了第四棱堡，直接置身于最激烈的战斗中。“我特别窝火，”他在日记中写道，“尤其是我现在病了（他患上了感冒）。好像没有人想到让我做什么都比当炮灰强，而且我当炮灰是最没用的了。”

不过，一旦从感冒中恢复过来，他的精神就立即振作起来，开始喜欢上了自己的生活。每八天他都要在第四棱堡做四天的军需官，其余的时间住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里主街边的一处简单但干净的住宅里。执勤的时候，他必须睡在掩体内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里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上摊放着纸张、他的回忆录《青年》（Youth）的手稿、一只钟和一尊嵌有照明灯的神像。一根冷杉树枝顶着天花板，上面挂着一块篷布，可以挡住落下的瓦砾。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期间，一直有一个名叫阿列克谢（Alexei）的农奴陪着，从他上大学起阿列克谢就一直跟着他，这个农奴的形象以“阿廖沙”（Alyosha）为名，出现在托尔斯泰的几部作品中。当托尔斯泰在棱堡执勤时，阿列克谢会把他的配给口粮从城里背过来，经常要冒着相当大的危险才能送到。[49]

联军的炮击持续不断，每天至少有两千发榴弹落在第四棱堡。托尔斯泰感到害怕，但是他很快就克服了恐惧，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新的勇气。刚被派到棱堡时，他抱怨自己被当作炮灰，两天后却在日记中写道：“因危险而产生的魅力持续不断，可以就近观察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战士们和水手们，还有作战的各种具体细节，这一切如此让人喜爱，让我不想离开这里了。”他开始对棱堡里的战友产生亲密的关怀之情，其中之一后来在回忆托尔斯泰时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战友”，他的故事“抓住了我们在战斗紧要关头的精神”。托尔斯泰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想法，这后来成为《战争与和平》的中心思想：和这些“淳朴而仁慈的人，这些在真正的战争中清楚展现善良之心的人”在一起，让他“喜欢和他们一起在炮火下生活的经历”。[50]

在长达十天的时间里，联军的炮击从未停止过。在这次大规模炮击结束之后，俄军清点出有十六万枚炮弹和迫击炮弹落在塞瓦斯托波尔，炸毁了几百座房屋，共炸死炸伤四千七百一十二名士兵和平民。炮击行动并非只是一面倒，俄军投入了四百零九门大炮和五十七门迫击炮反击，十天内共发射了八万八千七百五十一枚加农炮弹和榴弹。但是俄军很快发现弹药不够，不能维持高强度的炮火回击。炮台指挥官收到命令，敌人每发射两发炮弹才可以回击一次。英国皇家炮兵（Royal Artillery）的爱德华·盖奇上尉在4月13日晚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防守的顽强与进攻的猛烈不相上下，如果事情只靠才智和勇敢就能做到，那么俄军一点都不比其他人差。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的火力相对较弱，虽然他们还是让我们的炮手吃了不少苦。我们比上次炮击承受了更多的伤亡，但是我们这次有更多的战士和炮台参加作战……我觉得炮击不会再持续超过一天了，因为我们的战士已疲惫不堪，自从炮击开始以来，他们每十二小时轮班待在堑壕里，凭着血肉之躯是不可能再支持多久了。[51]

俄军火力的减弱让联军取得了主动权，炮击密度越来越高。乳头堡和第五棱堡几乎完全被摧毁。俄军预期联军马上会发起进攻，急切地增援兵力，并让大部分士兵藏在地下掩体内，准备伏击冲过来的敌人。但是敌人却一直没有出现。也许俄军顽强勇敢的抵抗让联军指挥官气馁，因为俄军士兵即使在猛烈的炮击下，依然继续重修被炸毁的工事。但是联军内部对下一步行动也有分歧，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康罗贝尔公开表达了他的挫败感。他支持联军的新战略，就是减少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击，转而集中力量占领整个克里米亚。因此他不愿意投入兵力攻城，因为知道这样会造成大量伤亡，还不如把这些兵力用在新的野战方案上。他的手下、法军工兵总指挥阿道夫·尼埃尔将军（General Adolphe Niel）也进一步劝说他暂缓进攻。尼埃尔收到了来自巴黎的秘密指令，让他拖延攻城计划，等待拿破仑三世的到来。当时这位法国皇帝还在考虑前往克里米亚，拖延下去就能让他亲自指挥攻城战。

因为不愿意独自发动大型攻势，英军选择了在4月19日晚向沃龙佐夫山沟东头的俄军来复枪阵地发起进攻，俄军的这个阵地阻挡了英军，使其无法继续向棱尖棱堡挺进。在与守备的俄军激烈交战之后，第七十七团占领了这个阵地，但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团长托马斯·埃杰顿上校（Colonel Thomas Egerton）和他的第一副手、二十三岁的奥德利·伦普里尔上尉（Captain Audley Lemprière）都在战斗中阵亡。埃杰顿上校是一个两米多高的巨人，而伦普里尔上尉身高不足一米五。纳撒尼尔·斯蒂文斯目睹了战斗经过，在4月23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我们损失严重，六十名士兵和七名军官死伤，其中第七十七团的埃杰顿上校（一个高大强壮的人）和伦普里尔上尉都阵亡了。伦普里尔上尉非常年轻，刚刚被派到连队里，大概是整支军队中个头最矮小的军官，极受埃杰顿上校喜爱，被他称作自己的孩子。可怜的人，在向来复枪阵地发起的第一波进攻中就阵亡了。埃杰顿上校虽然自己也受了伤，但还是一把将他抓起并背了回来，同时喊道：“我的孩子永远不会落在他们手里。”上校接着返回战斗，在第二波进攻中阵亡了。[52]

当时，在没有法军配合的情况下，这也就是英军独立所能实现的最大军事目标了。4月24日拉格伦向战争大臣潘穆尔勋爵报告：“我们必须说服康罗贝尔将军攻下乳头堡，不然我们向前推动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或是获得安全保障。”对法军来说，清除乳头堡内的俄军对进攻马拉霍夫棱堡非常关键。同样，对英军来说，只有占领了“采石坑”才有可能进攻棱尖棱堡。在康罗贝尔的指挥下，法军行动被推迟了。但是他在5月16日把指挥权交给了佩利西耶，这名法军新任总指挥和拉格伦想法一样，决心一举攻克塞瓦斯托波尔。在他的指挥下，法军全力投入了对乳头堡和“采石坑”的联合进攻。

联合进攻在6月6日开始，先是对敌人的外围阵地进行炮击，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晚上六点，这正好是步兵进攻开始的时间。根据计划，拉格伦和佩利西耶将在战场上碰头，然后分别发出进攻信号。但是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已到时，佩利西耶却还在睡觉。他原来想着可以在战斗打响之前先打个盹，但是时间到了却没有人敢去叫醒这位脾气暴躁的将军。结果他迟到了一个小时，战斗已经开始了——法军首先发起突击，英军在听到法军欢呼声后，也立即发动了进攻。¶¶¶¶法军进攻的号令是由博斯凯将军发出的，范妮·杜伯利也在他的随行人员中：

博斯凯将军向每个连队训话，每次说完，部队的反应都是欢呼、叫喊、不约而同地歌唱。从士兵们的情绪和动作上看，他们更像去参加一场婚礼而不是马上要投入生死搏斗。在我看来，这是一幅多么悲壮的景象！大部队开始向前移动，列队走下山沟，穿过法军炮台，正对着乳头堡。博斯凯将军转过身来，眼中满含泪水，对我说：“夫人，巴黎只知道展览、舞会和庆典；但是到一点半的时候，这些勇敢的人中，一半将已战死。”我实在无法忍住眼中的泪水。[53]

法军在朱阿夫部队的带领下一股脑地向乳头堡冲去，完全没有秩序，俄军一阵巨大的排炮把他们打退了回来。许多士兵在恐慌中四散奔跑，不得不依靠军官让他们重新归队，再度进攻。这一次，进攻者冒着敌人滑膛枪的火力冲到了乳头堡底下的壕沟，开始往墙上爬；俄军在墙顶居高临下射击，因为没有时间给滑膛枪重装弹药，就搬起胸墙上的石头往下砸。“墙壁有四米高，”参与了第一波进攻的奥克塔夫·屈莱特（Octave Cullet）回忆道，“爬起来很困难，而且我们没有梯子，但是我们的气概无人能挡。”

一个垫一个，我们爬上了外墙，打退了胸墙上的敌人，向守卫土岗的大批敌军猛烈开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实在无法描述，那是一幅残酷杀戮的景象。我们的战士打起来像疯子一样，堵塞了敌人大炮的点火孔，一些敢于和我们对抗的俄军都被我们杀死了。[54]

攻上乳头堡后，朱阿夫部队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向后方的马拉霍夫棱堡冲锋，这是士兵们在杀得兴起时的自发举动，但是冲锋的法军士兵成百成百地被俄军击倒。英国皇家炮兵的圣乔治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St George）目睹了这一可怕的场景，他在6月9日的一封信中描述道：

然后马拉霍夫塔楼开火了，其规模之大，我以前从未见过：成片的火焰，连续的爆炸，一个紧接着一个。俄军的大炮操作得非常好（这是我的本行，我能判断），如同魔鬼一般地向可怜的小朱阿夫战士们开火。这些士兵凭着胆量冲到了马拉霍夫跟前的壕沟边，却没有办法越过去，正在犹豫不决时，就被俄军击倒。他们实在顶不住了就开始动摇，撤回到乳头堡内，而这时候他们也都不敢待在那里，直接撤回到自己的堑壕里。大批的增援部队来了，他们再次冲入乳头堡，俄军大炮的点火孔已经被堵住，他们杀死了剩下的守军。然后，他们又一次向马拉霍夫冲过去，这在我看来很是愚蠢。这一次他们又失败了，不得不撤退，但是这次只撤退到乳头堡内。法军凭借可嘉的勇气攻下了乳头堡，而且终于把它守住了，但是在战场上留下了两三千名死伤的战士。[55]

与此同时，英军向采石场发起了进攻。俄军在采石场阵地只留下了小股部队防守，相信一旦被敌人占领，他们可以立即从棱尖棱堡发动反冲锋夺回阵地。英军轻而易举地夺下了采石场，但是立刻发现自己兵力不足，抵挡不住俄军从棱尖棱堡发动的一波又一波反击。在几个小时里，双方一直都在进行白刃战，当一方把另一方逐出阵地后，马上就被对方增援部队的反冲锋赶了回去。直到凌晨五点，英军才打退了俄军的最后一次反击，在战场上留下了成堆的死伤者。

6月9日中午，一面白旗在俄军的马拉霍夫要塞上升起，接着另一面白旗也在已被法军占领的乳头堡升起。双方发出了停战信号，各自运回战场上的死伤者。为了攻占乳头堡和“白色工程”，法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死伤者几乎达七千五百人。埃尔贝上尉和法伊将军（General Failly）一起来到双方阵地间的无人地带，与俄军波卢斯基将军（General Polussky）达成停战安排。在几句走形式的话之后，“双方的谈话变得友好起来——话题是巴黎、圣彼得堡、上一年冬天的艰苦等等”，埃尔贝当晚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当尸体被清理走之后，军官们之间“互赠雪茄”。埃尔贝写道：“不知内情的人看到这一景象，可能会以为是几个朋友在打猎间隙聚在一起抽烟。”没过多久，几名军官拿来了一大瓶香槟，这是法伊将军的指令，他还提议“为和平干杯”，俄军军官们诚心接受。六个小时过后，几千具尸体被清理干净，停战即将结束。在双方各自检查没有在无人地带留下自己的战士后，两面白旗降了下来。根据波卢斯基的建议，俄军从马拉霍夫要塞发射了一枚空包弹，这是双方恢复交战状态的信号。[56]

在占领了乳头堡和“采石坑”之后，向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发起进攻的条件都具备了。联军定下的进攻日子是6月18日，滑铁卢战役四十周年。联军指挥部希望胜利将会弥合英法两国过去的对立，让这一天成为一个新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取得军事胜利的代价必然是牺牲许多人的生命。要攻占俄军要塞，进攻者必须扛着梯子，在上坡路上冲过几百米的开阔地，其间要冒着来自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猛烈炮火，越过壕沟和鹿砦*****，同时还要遭受来自侧翼旗杆棱堡的火力。当他们冲到要塞跟前时，必须沿梯子爬下壕沟，然后再从壕沟底部爬上棱堡外墙，此时敌人将居高临下从近距离向他们开火。如果能爬上城墙，还必须击退胸墙上的守军，顶住躲在要塞各处障碍物后面的大批俄军的反扑，直到己方增援部队到达。

联军同意法军首先向马拉霍夫发起进攻，一旦他们打哑了俄军炮火，英军步兵将立刻开始向棱尖棱堡冲锋。在法军总指挥佩利西耶将军的坚持下，攻势将只限于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而不包括塞瓦斯托波尔的其他防御工事。其实向棱尖棱堡发起进攻可能是多此一举，因为一旦法军占领了马拉霍夫要塞、把自己的火炮运到那里并开始炮击，俄军几乎肯定会放弃棱尖棱堡。但是拉格伦认为非常有必要让英军找一个目标发起冲锋，即使这意味着不必要的损失，因为如果要让这次攻势实现其象征意义，即英法联军在滑铁卢战役纪念日携手行动、共同取得胜利，这样做是必需的。法国人一直对英军在克里米亚没有对等的投入持批评意见。

联军预计这次进攻会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法军被告知在向马拉霍夫发起冲锋时，有一半人在到达要塞之前就会被打死。士兵们要拿到赏金和升官机会才愿意参加第一波进攻。在英军营地里，参加冲锋的人被叫作“渺茫的希望”（Forlorn Hope），这个词源自荷兰语的Verloren hoop，意思实际上是“损失的部队”。英国人虽然翻译有误，意思却很传神。[57]

在向马拉霍夫发起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法军士兵在露营地休整，每个人都在为第二天的战斗做准备，有些试图睡一会儿，另一些在清洗枪支，或是自言自语，还有一些找个僻静的角落祈祷。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营地里，许多战士把自己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写在一张卡片上挂在脖子上，这样如果他们战死了，别人还能通知他们的家人。另一些给亲朋好友写信告别，把信件交给随军神父，如果他们战死就让神父寄出去。随军神父安德烈·达马斯身边有一个大大的邮袋，他对士兵在大战来临前的最后时刻还能保持冷静感到钦佩。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几个人对俄罗斯人怀有强烈的仇恨，或是急于报复对手。一名战士写道：

我冷静而自信——我为自己感到惊讶。在这样的危险面前，我只敢把这一心思告诉你，我亲爱的兄弟。如果告诉任何其他人，就会显得傲慢了。为了有力气，我吃了些东西，战场上我只喝水，不喜欢因为喝酒搞得过于兴奋，这没什么好处。

另一名士兵写道：

我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能听到召集战斗的声音了。伟大的日子到来了。两小时以后我们将开始进攻。我虔诚地佩戴着圣母的徽章，穿着修女们送给我的披肩。我觉得很冷静，跟自己说上帝一定会保佑我的。

一名上尉写道：

让我握你的手，我的兄弟，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上帝啊，怜悯我吧。我虔诚地把自己交给你——我的命运由你而定！法兰西万岁！今天我们的雄鹰必须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飞翔！[58]

并不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如联军所愿。那天晚上，法国和英国营地上都有逃兵，其中不仅有士兵，还有军官，因为不敢面对即将来临的冲锋而投奔了敌人。一名法军总参谋部的下士给俄军送去了一份详细的法军进攻计划，让俄军事先就对进攻方案了如指掌。埃尔贝写道：“俄罗斯人知道我们每个营的详细位置和实力”，他是后来从一名俄军高级军官那里了解到这一情况的。俄军还从英军逃兵中收到警告，其中一名是从第二十八（北格洛斯特郡［North Gloucestershire］）团逃出来的。但是即使没有这些警告，俄军也已经因为17日晚英军阵地上嘈杂的备战工作而提高了警惕。第十四团的詹姆斯·亚历山大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James Alexander）回忆道：“士兵们因为过于兴奋而无法入睡，我们在午夜时分收到命令躺下。我们的营地看上去就像游乐场一样，照得亮堂堂的，到处都是说话的嗡嗡声。俄罗斯人一定已经注意到了。”[59]

俄军确实注意到了。棱尖棱堡指挥官戈列夫将军（General Golev）的勤务兵波普罗科菲·帕德罗夫（Prokofii Podpalov）回忆他当晚曾注意到采石场阵地上不断加强的备战行动：“堑壕里的说话声、脚步声、炮架轮子向我方滚来的隆隆声”，这些动静“清楚地显示联军正在准备发动进攻”。那时候俄军正在让驻守棱尖棱堡的部队撤出，士兵们将在城内过夜。在注意到英军即将发起进攻的种种迹象后，帕德罗夫下令所有部队马上返回棱尖棱堡，架好加农炮，在胸墙上的防守岗位待命，等待敌人进攻的开始。“那如同墓地般的寂静隐含着一种险恶的感觉：每个人都觉得有一个可怕的东西正在向我们逼近，这个东西强壮而危险，我们将与之进行一场生死搏斗。”[60]

法军本预定天不亮就开始进攻，在凌晨三点将开始三个小时的炮击，然后步兵在日出后一个小时、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向马拉霍夫发起冲锋。但是在17日晚，佩利西耶忽然改变了计划。他认为，日出之后俄军不可能不注意到法军在准备进攻，一定会将预备队派上来守卫马拉霍夫，给法军的攻势带来更多困难。于是他在深夜发出了一项新的命令，把步兵冲锋时间提前了三个小时，在凌晨三点就向马拉霍夫发动进攻，法军指挥部将在乳头堡后方的维多利亚土岗（Victoria Redoubt）向天空发射一枚火箭作为步兵进攻的信号。当晚的临阵变化还不止于此，狂怒之下，同时也是为了独揽功劳，佩利西耶解除了博斯凯的职务，理由是博斯凯对新的作战计划中没有向敌人阵地进行炮击就让步兵冲锋的方案提出了质疑。博斯凯对俄军位置有非常详细的了解，而且深受士兵爱戴，而他的接替者这两项品质都不具备。这些突然的变化让法军部队感到不安，即将率领第九十七团发起进攻的迈朗将军（General Mayran）对此最为焦虑。他曾在另一次争执中被暴躁的佩利西耶当面羞辱，怒气冲冲地走开回到自己的岗位，丢下一句话：“现在没什么可做的了，就只有等死。”[61]

但当天法军的攻势中，在急切中犯下致命错误的却正是迈朗将军，他误把一颗榴弹的弹尾火焰当作了步兵冲锋的信号火箭，下令第九十七团提前十五分钟发起了冲锋，而当时法军其他部队还没有为冲锋做好准备。埃尔贝当时和第九十五团在一起，集结在第九十七团后方作为第二梯队，他就在迈朗将军身后的位置。根据埃尔贝的说法，稍早时候迈朗受到了另一个事件的刺激：在凌晨两点过后，两名俄军军官悄悄爬到法军堑壕，在黑暗中喊话。

“来吧，法国先生们，你们什么时候准备好，我们都会等着。”我们非常吃惊，显然敌人已经知道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将面对的是一支准备充分的守军。迈朗将军对这一胆大妄为的挑衅极为愤怒，准备一看到冲锋信号就立即进攻……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维多利亚土岗。忽然间，大约在离三点钟还有十五分钟的时候，一道炮弹的尾光闪过，伴着一阵烟雾。几名围在迈朗身边的军官喊道“这就是信号”。很快又出现了第二道炮弹尾光。“毫无疑问，”将军说道，“这就是进攻信号。再说，早出发总比迟到好。第九十七团，前进！”

收到命令后，第九十七团向前冲去，俄军致命的炮火加上滑膛枪的火力向他们齐齐射来。俄军当时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躲在每一道胸墙后等待法军。“忽然间敌人像一阵巨浪般向我们冲来”，帕德罗夫回忆道，他当时正在棱尖棱堡上观战。

很快，在昏暗的光线中，我们仅能分辨出敌人扛着梯子、绳子、铁铲、木板等等……看上去就像蚂蚁大军在向前运动，越靠越近。忽然，我们整条防线上军号齐鸣，随后是加农炮的轰鸣、步枪的射击。大地都在颤抖，周围全都是大炮雷鸣般的回响，炮弹爆炸时浓烟四起，一切都变得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当烟雾散去后，我们看到在面前的空地上，躺满了倒下的法军尸体。

迈朗本人在第一波冲锋时也被炮火击中。埃尔贝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虽然手臂严重受伤，但他拒绝撤退。“第九十五团，前进！”他向第二波部队发出了命令。增援部队向前冲锋，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大批士兵被俄军炮火击倒。这不是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进攻队伍本能地卧倒在地，没有听从迈朗发出的前进命令，而是开始与俄军展开枪战。二十分钟之后，战场上已满是同伴的尸体，这时法军官兵看到一支信号火箭升上天空：这才是真正的冲锋信号。[62]

佩利西耶命令发射信号火箭，急切地试图协调法军的进攻。但是如果说迈朗下令发起冲锋太早，其他法军将领则刚好相反，他们的准备工作迟了，因为他们预计进攻时间还要更晚一些，所以没能按时调配好部队。仍然集结在预备队位置的部队忽然被命令向前冲锋，让士兵们感到不安。根据法军政治部德桑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Dessaint）的说法，许多人“拒绝离开堑壕，即使军官们威胁会对他们施以最严厉的惩罚”，他认为士兵们“对等待他们的灾难有一种本能的预感”。[63]

在沃龙佐夫山脊上观战的拉格伦很快看出法军协同混乱，这场进攻将是一场灾难。一支法国部队在马拉霍夫左侧取得了突破，但是他们的支援部队却被来自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炮火打垮了。拉格伦这时可以根据联军原来的作战方案，先对棱尖棱堡进行炮击，然后发起步兵冲锋；但是他觉得基于责任和荣誉，必须放弃炮击，立刻下令向棱尖棱堡发起冲锋，虽然他肯定知道，即使仅从刚刚发生在法军身上的情况判断，这样做也只会导致一场灾难，无谓地牺牲士兵的性命。“我总是警惕着不让自己被迫必须和法军同时冲锋，我希望在我投入部队前，法军已经取得了成功，”拉格伦在6月19日向战争大臣潘穆尔写道，“但是当我看到他们正遭遇顽强抵抗时，我认为作为一种义务，我必须立刻发起冲锋来协助他们……有一点我很肯定，那就是如果我们的部队这时依然留在堑壕里，法国人一定会将他们未取得成功的原因归咎于我们拒绝加入作战。”[64]

英军的冲锋在五点半开始。攻击部队从采石场两侧的堑壕出发，扛着梯子的支援部队紧随其后，准备爬上棱尖棱堡的外墙。然而很快战场形势就十分清楚了：这一攻势毫无成功希望。“士兵们刚刚从堑壕的胸墙上冒出头来，就遭到一阵我所见过的最具杀伤力的霰弹的攻击。”负责指挥进攻的乔治·布朗爵士后来报告。俄军的第一轮齐射就打掉了英军三分之一的冲锋部队。在左侧阵地的堑壕里，科德林顿少将观察到，对那些试图穿过两百米开阔地带冲向棱尖棱堡的部队来说，俄军连串霰弹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他们刚一现身，霰弹就向他们飞来。除了打倒很多士兵外，霰弹还砸开地面，激起冲天尘土，让士兵们什么也看不见。我看到许多人转向他们左侧的堑壕。军官们事后告诉我，他们被霰弹掀起的尘土蒙住了双眼；其中一个告诉我，还没有冲过一半的距离，他就被尘土弄得喘不过气来。[65]

被漫天的霰弹所压制，攻击部队的决心开始动摇。即使军官们还在呼喝威胁，试图把士兵重新组织起来，还是有一些被吓破胆逃跑了。终于，第一波进攻者和抬梯子的支援部队中有一些冲到了俄军设置的鹿砦位置，这里离棱尖棱堡仅有三十米远。但当他们挣扎着从鹿砦之间的缝隙里穿过时，俄军“在棱堡胸墙上向我们一轮又一轮地展开齐射”，蒂莫西·高英（Timothy Gowing）回忆道：

他们升起一面巨大的黑旗，嘲笑地让我们上去。战场上，可以听到有人在喊“谋杀”，因为当我们的同伴已经受伤倒地，在血泊中痛苦地扭动时，怯懦的敌人却在几个钟头内一直继续向他们开火。我们的一些军官说：“他们不能这样干——我们要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他们没有对着那些无力还手的可怜伤员开枪的话，我们还会饶恕他们的。

冲锋部队人数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开始违抗命令后撤。军官们威胁说要枪毙逃跑的人，但是无人理会他们。根据一名当时仍然在催促士兵继续进攻的军官的说法：“他们相信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会被炸飞到空中。他们说，不管敌人有多少他们都愿意作战，但是不愿意再往前走被炸死。”[66]英军部队中有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棱尖棱堡前是埋了地雷的。

与此同时，英军第三师的两千名士兵在艾尔少将（Major-General Eyre）的率领下从左翼突进了塞瓦斯托波尔郊区。他们收到的命令是占领一些俄军来复枪阵地，然后如果英军对棱尖棱堡的进攻顺利，则继续往“哨兵屋山沟”（Picquet House Ravine）进发。但是艾尔超越了他收到的指令，擅自让其部队继续前进，打退了驻守在墓地的俄军，抵达塞瓦斯托波尔街头，却在那里遭到了俄军炮火的猛烈攻击。据第九团的斯科特上尉（Captain Scott）回忆，他们被困在一个“死胡同”里，“我们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撤，不得不从上午四点到晚上九点一直守在这里。在这十七个小时里，我们遭到了各种实心弹、榴弹、霰弹、榴霰弹，再加上几百个俄军狙击手的袭击，唯一的掩护是被打烂的房屋，每被打中一次就坍下一片”。与此同时，据第十四团亚历山大中校的说法，对某些部队来说，向城里进攻变成了某种发泄的机会，一些爱尔兰士兵“冲进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些地方，跑进民宅，在女人们面前抢走了图画、桃花心木、家具和钢琴，他们还搞到了烈性葡萄酒……有些爱尔兰小年轻穿上女人的衣服接着战斗，有些还带回了放大镜、桌子和一把长着醋栗的灌木！”但是对于其余的部队来说，在断壁残垣里躲避敌人的枪炮袭击，这一天过得并不欢乐。只有当夜幕来临时，他们才能够撤退，把几百名受伤的战友也带了回来。[67]

第二天早晨，双方再次宣告停战，从战场上清理死伤人员。这场战斗的死伤人数非常多，英军死伤了约一千人，法军损失的人数是这个的六倍，不过确切的数字被当局压下不报。一名朱阿夫部队上尉被派往无人地带清理尸体，他在6月25日的家信中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景象：

我不会告诉你当我来到那片战场时的恐怖感觉，到处都是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下已经开始腐烂，我认出其中一些是我的战友。有一百五十名朱阿夫战士和我在一起，我们抬着担架，身上的酒壶里装着葡萄酒。医生让我们先照顾那些受了伤还能被救活的。我们找到很多这样不幸的人，他们都向我们要水喝，我的朱阿夫士兵就给他们喝酒……到处都是难以忍受的腐烂味道，朱阿夫士兵们不得不用手绢掩住鼻子，才能继续抬走死尸。在担架上，死人的头颅和脚就这么晃着。[68]

迈朗将军也在阵亡者之列。佩利西耶在向拿破仑三世汇报时，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迈朗头上。但事实上，佩利西耶本人至少应该为他临阵改变作战方案负责。拉格伦肯定认为佩利西耶应负主要责任，不仅因为他改变了计划，而且因为是他决定将进攻局限在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如果联军发动全面进攻，也许能达到分散俄军力量的目的。他相信佩利西耶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担心法军士兵会在城里“乱来”，他在给潘穆尔的信中详细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拉格伦对佩利西耶的批评带有某些主观色彩，他自己也在为无谓地牺牲这么多英军战士而感到负疚。根据他的一位医生的看法，在这次进攻失败后，拉格伦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当他在6月26日病危时，病因不是谣传的霍乱，而是“一种剧烈的精神煎熬，先是出现了严重的抑郁，接着是心脏功能的完全衰竭”。[69]他死于6月28日。

* 1857年他和弗洛伦丝·南丁格尔的姐姐帕尔特诺普·南丁格尔（Parthenope Nightingale）结婚，一直和前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原注

† 不要跟沙皇的军事总指挥米哈伊尔·戈尔恰科夫混淆。——原注

‡ 赫伯特在辞去殖民地事务大臣之前的几个星期，遭到了英国报刊苛刻和带有排外主义的攻击，对他的攻击集中在他的家庭与俄罗斯的关系上。例如1854年12月29日的《贝尔法斯特新闻通讯报》（Belfast News-Letter）就说他的母亲赫伯特伯爵夫人，是一位俄罗斯亲王（沃龙佐夫伯爵）的妹妹，而这位亲王“拥有的一座位于敖德萨的辉煌宫殿”因此免遭了英军炮击（事实上沃龙佐夫伯爵的宫殿在炮击中严重受损）。1855年1月31日的《埃克斯特飞行邮报》（Exeter Flying Post）指控赫伯特试图“阻挠[政府]行动，支持沙皇的企图”。——原注

§ 下文作者交替使用皮埃蒙特和撒丁指代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编注

¶ 全名卡米洛·奔索（Camillo Benso）。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人物，后来成为统一后意大利王国的第一任首相。——编注

** 有许多波兰人从俄军中逃跑，并加入苏丹部队，其中包括一些职位颇高的军官。他们给自己起了土耳其名字，部分原因是为了不让俄罗斯人认出来：在多瑙河流域奥马尔帕夏的部队中有伊斯坎德尔·贝（Iskander Bey）即后来的伊斯坎德尔帕夏（Iskander Pasha），萨迪克帕夏（Sadyk Pasha）即米夏·恰依科夫斯基（Micha Czaykowski），还有“希达亚特”（“Hidaiot”即Hedayat）。驻守叶夫帕托里亚的埃及军队总参谋长是库琴斯基上校（Colonel Kuczynski）。在克里米亚的土耳其军队中有科勒钦斯基少校（Major Kleczynski）和耶日马诺夫斯基少校（Major Jerzmanowski）。——原注

†† 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有叫哈利法克斯的地方，这里应指英国以外的某个哈利法克斯。——译注

‡‡ 今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交界处。——译注

§§ 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交界处。——译注

¶¶ 现名比托拉（Bitola），位于马其顿境内。——译注

*** 约四千八百米。——编注

††† 亚速海海岸线上的塔甘罗格没有足够的部队抵抗联军，当地仅有一个营的步兵，一个哥萨克团，加上两百人左右的武装民兵，总共不过两千人左右，而且没有炮兵。这里的总督急于让镇子免遭炮击，于是派出使者会见联军舰队指挥官，提出通过在野外打一仗决定镇子的命运。他甚至提出双方派出作战的人数可以不同，以反映联军的海上优势。这一奇异的骑士做派简直是直接从中世纪历史书上摘抄出来的。联军指挥官们对此不以为然，会见结束回到军舰上就立即开始炮击。整个港口、大教堂穹顶和其他许多建筑都遭到破坏。大批居民逃离市镇，其中包括叶夫根尼娅·契诃娃（Evgenia Chekhova），未来著名剧作家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母亲，契诃夫是五年之后在塔甘罗格出生的。(L.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ere guerre de Russie ［1853—1856］, 2 vols. ［Paris, 1858］, vol. 2, pp. 239–40; 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3, p. 191）——原注

‡‡‡ 这是法军根据其外形起的外号，后来也被英军采用。——译注

§§§ 英军中的一个爱尔兰步兵团。——译注

¶¶¶ 公元5世纪至爱尔兰传教的基督教主教，被视为爱尔兰的守护神。——译注

**** 约一米九。——译注

†††† 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一带的古希腊名。——译注

‡‡‡‡ 加勒比海地区多种族混血的民族。——译注

§§§§ 由皮托和他的表亲托马斯·格里塞尔（Thomas Grissell）合办的“皮托和格里塞尔公司”（Peto & Grissell）修建了伦敦许多著名的建筑，包括改革俱乐部、牛津与剑桥俱乐部 （Oxford & Cambridge Club）、兰心剧院（Lyceum）和纳尔逊柱（Nelson’s Column）。——原注

¶¶¶¶ 有一句著名的话（译者注：指“雄狮却被驴子指挥”［lions led by donkeys］）就来自这一事件。最早源于俄军工兵指挥托特列边说过的一句话：“法国军队是一支狮子被驴子指挥的部队。”这句话后来被广泛用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军队。——原注

***** 鹿砦是一些两米高、一米宽左右的障碍物，由倒下的树、木条和灌木建成。——原注

注释

[1]RA VIC/MAIN/QVJ/1856, 2 Mar.

[2]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312.

[3]F. Charles-Roux, Alexandre II, Gortchakoff et Napoleon III (Paris, 1913), p. 14.

[4]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Lord John Russell, 1840–1878, ed. G. Gooch, 2 vols. (London, 1925), vol. 2, pp. 160–161; Lady F. Balfour, The Life of George, Fourth Earl of Aberdeen, 2 vols. (London, 1922), vol. 2, p. 206.

[5]H. Verney, Our Quarrel with Russia (London, 1855), pp. 22–4.

[6]G. B. Henderson,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Points, December 1854’, in id., Crimean War Diplomacy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Glasgow, 1947), pp. 119–22;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3 vols. (London, 1907–1908), vol. 3, pp. 65–6.

[7]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p. 256–77.

[8]P. Jaeger, Le mura di Sebastopoli: Gli italiani in Crimea 1855–1856 (Milan, 1991), p. 245; C. Thoumas, Mes souvenir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92), p. 191.

[9]RGVIA, f. 846, op. 16, d. 5855, ll. 36–7.

[10]H. Bell, Lord Palmerston, 2 vols. (London, 1936), vol. 2, p. 125; Hansard, HC Deb. 21 May 1912, vol. 38, p. 1734; C. Bayley, Mercenaries for the Crimean: The German, Swiss, and Italian Legions in British Service 1854–6 (Montreal, 1977).

[11]F. Kagan, The Military Reforms of Nicholas I: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ussian Army (London, 1999), p. 243.

[12]RGVIA, f. 846, op. 16, d. 5496, ll. 1–4, 14, 18–9, 22–8.

[13]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182–4.

[14]FO 881/1443, Clarendon to Cowley, 9 Apr. 1855.

[15]FO 881/1443, Clarendon to Cowley, 13 Apr. 1855; Stratford to Clarendon, 11 June 1855; Longworth to Clarendon, 10 June, 2 and 26 July 1855; FO 881/547, Brant memo on Georgia, 1 Feb. 1855; L. Oliphant, The Transcaucasian Provinces the Proper Field of Operation for a Christian Army (London, 1855).

[16]RA VIC/MAIN/F/2/96.

[17]T. Royle, Crimea: The Great Crimean War 1854–1856 (London, 1999), pp. 377–8; B. Greenhill and A. Giffard, The British Assault on Finland (London, 1988), p. 321.

[18]WO 28/188, Burgoyne to Raglan, Dec. 1854.

[19]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ée (Paris, 1857), pp. 149–150; NAM 6807–295–1 (Sir Edward Lyons to Codrington, March 1855).

[20]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125–33.

[21]V.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o Evpatorii v epohu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Evpatoriia, 1904), pp. 52–56;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217; The Times, 14 June 1856, p. 5.

[22]WO 6/74, Panmure to Raglan, 26 Mar. 1855; Royle, Crimea, p. 370.

[23]FO 78/1129/62, Rose to Clarendon, 2 June 1855.

[24]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8, pp. 48–55; 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287–9; The Times, 28 May 1855.

[25]RGVIA, f. 846, op. 16, d. 5563, l. 322; 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3, p. 179.

[26]J.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e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337;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314.

[27]A Visit to Sebastopol a Week after Its Fall: By an Officer of the Anglo-Turkish Contingent (London, 1856), p. 34.

[28]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p. 77–84; H.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ée: Lettres écrites de Crimée par le capitaine d’état-major Henri Loizillon a sa famille (Paris, 1895), pp. 106–7.

[29]Herbé, Francais et russés en Crimee, p. 199; RGVIA, f. 846, op. 16, d. 5452, ch. 2, l. 166; W.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before Sevastopol (London, 1856), p. 111.

[30]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e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p. 168–73.

[31]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313; E.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artilleriiskogo ofitsera v semi tetradakh (St Petersburg, 1858), pp. 167–73; NAM 1965–01–183–10 (Steevens letter, 26 Mar. 1855).

[32]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194;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pp. 64–5.

[33]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ee de Crimee (Paris, 1887), p. 140;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pp. 68–9.

[34]F. Luguez, Crimee-Italie 1854–1859: Extraits de la correspondence d’un officier avec sa famille (Nancy, 1895), pp. 61–2.

[35]J. Cler, Reminiscences of an Officer of Zouaves (New York, 1860), pp. 233–4; S. Calthorpe, Letters from Headquarters; or the Realities of the War in the Crimea by an Officer of the Staff (London, 1858), pp. 215–6.

[36]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p. 224–30.

[37]Damas, Souvenirs, p. 265.

[38]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p. 127.

[39]WO 28/126, Register of Courts Martial;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p. 269. 关于俄军醉酒情况的海量报告的一些例子，参见 RGVIA, f. 484, op. 1, dd. 398–403.

[40]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225; The Times, 17 Mar. 1855.

[41]M. Seacol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 in Many Lands (London, 2005), p. 117.

[42]A. Soyer, Soyer’s Culinary Campaign (London, 1857), p. 405.

[43]B. Cooke, The Grand Crimean Central Railway (Knutsford, 1990).

[44]Herbe,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ee, p. 223.

[45]RGVIA, f. 481, op. 1, d. 18, ll. 1–8.

[46]V. Kolchak, Voina i plen 1853–1855 gg.: Iz vospominanii o davno perezhitom (St Petersburg, 1904), pp. 41–2;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p. 113; 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popecheniia o ranenykh (St Petersburg, 1855), pp. 37–40;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 91.

[47]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p. 144;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p. 97–107; 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pp. 49–55; N.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i vospominaniia (Moscow, 1950), p. 62.

[48]Vospominaniia ob odnom iz doblestnykh zashchitnikov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57), pp. 14–18;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 34.

[49]H. Troyat, Tolstoy (London, 1970), pp. 170–71; Tolstoy’s Diaries, vol. 1: 1847–1894,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London, 1985), p. 103; A. Maude, The Life of Tolstoy: First Fifty Years (London, 1908), pp. 111–2.

[50]Tolstoy’s Diaries, vol. 1, p. 104; V. Nazar’ev, ‘Zhizn’ i liudi bylogo vremeni’, Istoricheskii vestnik, 11 (1890), p. 443; M. Vygon, Krymskie stranitsy zhizni i tvorchestva L. N. Tolstogo (Simferopol, 1978), p. 37.

[51]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p. 117; N. Dubrovin,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p. 161–7; NAM 1968–07–484 (Gage letter, 13 Apr. 1855).

[52]J. Jocelyn,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Artillery (Crimean Period) (London, 1911), p. 359; NAM 1965–01–183–10 (Letter, 23 Apr. 1855).

[53]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pp. 179–180; Mrs Duberly’s War: Journal a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ed. C. Kelly (Oxford, 2007), pp. 186–7.

[54]M. O. Cullet, Un ré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p. 165–166;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p. 260–265.

[55]NAM 1974–05–16 (St George letter, 9 June 1855).

[56]A. du Casse, Précis historique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en orient de mars 1854 à septembre 1855 (Paris, 1856), p. 290;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p. 267–72.

[57]Cullet, Un régiment, p. 182;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p. 278–9.

[58]Cullet, Un regiment, pp. 278, 296–9.

[59]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285; NAM 1962–10–94–2 (Alexander letter, 22 June 1855).

[60]V. Liaskoronskii, Vospominaniia Prokofiia Antonovicha Podpalova (Kiev, 1904), p. 17.

[61]Small, The Crimean War, p. 159.

[62]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p. 280–1; Liaskoronskii, Vospominaniia,p. 17.

[63]Boniface, Campagnes de Crimée, p. 235.

[64]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vol. 8, pp. 161–2.

[65]A. Massie,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 Book of the Crimean War: The Untold Stories (London, 2004), pp. 199–200.

[66]T. Gowing, A Soldier’s Experience: A Voice from the Ranks (London, 1885), p. 115;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282–286; A Visit to Sebastopol, pp. 31–2.

[67]NAM 1966–01–2 (Scott letter, 22 June 1855); NAM 1962–10–94–2 (Alexander letter, 24 June 1855).

[68]Luguez, Crimée-Italie, pp. 47–9.

[69]NAM 1968–07–287–2 (Raglan to Panmure, 19 June 1855); NAM 1963–05–162 (Dr Smith to Kinglake, 2 July 1877).

第十一章 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

“我亲爱的父亲，”博斯凯将军的副官皮埃尔·德·卡斯特拉尼（Pierre de Castellane）*在1855年7月14日写道，“我觉得我所有的信件都应该以同一句话开头：‘没有新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继续挖堑壕，继续整理炮台。每天晚上我们围坐在篝火边喝酒，每天两个连的士兵被送到医院。”[1]

自从对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进攻失败以来，围困战又回到了单调的挖堑壕和炮击，没有任何取得突破的迹象。在经过了九个月的堑壕战之后，双方普遍产生了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一种围困将永远进行下去的沮丧感。尽快结束战争的想法是如此迫切，各种打破僵局的奇异念头纷纷冒了出来。托尔斯泰的朋友乌鲁索夫亲王（Prince Urusov）是位一流的国际象棋棋手，他试图说服塞瓦斯托波尔守军总司令奥斯滕-萨克恩伯爵向联军发出挑战，通过一盘国际象棋决定争夺最激烈的一条堑壕应该归属哪一方。这条堑壕已经易手多次，造成几百人伤亡。托尔斯泰的建议是战争胜负应该通过一场决斗来决定。[2]尽管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现代战争，甚至可以说是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彩排，但是在它发生的年代，某些骑士精神依然存在。

低落的士气在联军部队中迅速蔓延。没有人觉得再发动一次进攻会有多大的成功希望，因为俄军正在修建更强大的防御工事。所有人都开始担心他们将不得不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度过第二个冬天，每个战士都开始在家信中写道他们是多么想返回家园。“我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回家，”英军第三十三团的芒迪中校在7月9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不能也不会再忍受一个冬天。我知道如果再在这里过一个冬天，一年之内我就会变成一个无用衰弱的老头。我宁愿做一头活着的驴，也不愿做死掉的狮子。”战士们羡慕那些因为受伤而被送回家的战友，根据一名英国军官的说法：“许多人会很乐意少一条胳膊的，只要能离开这些高地，逃离这场围困。”[3]

想到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让人心情绝望，许多士兵开始质疑他们为什么而战。战场上的杀戮拖得越久，战士们就越会把敌人看作跟自己一样受苦的士兵，这场战争也就越发显得没有意义。法军随军神父安德烈·达马斯讲了一个朱阿夫战士的故事。这名战士来找他，因为在信仰上对战争产生了怀疑。和所有战士一样，朱阿夫士兵也被告知他们是在跟“野蛮人”交战。但是在6月18日停战清理死伤战士的过程中，他帮助了一个受重伤的俄军军官。出于感激，这名军官从脖子上取下一个皮革垂饰送给他，上面压花印着圣母与圣婴（Madonna and Child）的图像。“这场战争必须停止，”这名朱阿夫战士告诉达马斯，“这是一场懦夫的战争。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相信上帝和宗教，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不会这么勇敢。”[4]

在夏天的几个月中，堑壕疲乏症是最大的敌人。当围困战进行到第十个月时，士兵们因为长期生活在连续炮击之下缺乏睡眠而疲惫不堪、精神崩溃，许多人再也无法承受了。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许多战士描述了“堑壕疯狂”的情况：各种精神疾病的混合体，能辨别出来的症状包括幽闭恐惧症以及后来被称为“炮弹休克”或“战斗应激”的病症。例如路易·努瓦尔曾回忆了许多事件，其中一例是“整个连队”身经百战的朱阿夫战士会“在半夜忽然跃起，抓起武器，歇斯底里地呼叫支援，抗击想象中的敌人。这些神经过度兴奋的事例后来变得似乎可以传染，许多战士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令人惊讶的是，它最先影响的是那些身体和精神最强壮的人”。朱阿夫部队中的一名上校让·克莱尔也回忆说战斗经验丰富的战士“忽然发疯了”，跑到俄军那边，或是有人再也无法忍受，朝自己开了枪。许多回忆录都有对自杀事件的记载。其中有一人写道一名朱阿夫“非洲作战老兵”，看上去一切正常，直到有一天，在帐篷里和战友们坐在一起喝咖啡时，他忽然说他受够了，拿起自己的枪走开，然后向自己脑袋开了一枪。[5]

失去战友是对战士最大的精神折磨。这个主题士兵们在写信时很少触及，即使在没有信件审查的英军中也是如此。能够坚忍地接受战场上的死亡是对优秀士兵的期待，也许还是生存的需要。但是每当他们提及失去的朋友时，文字中倾泻而出的悲哀之情或许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写信者本人感到无法表达的令人担忧的情绪。例如米歇尔·吉尔贝（Michel Gilbert）在看到自己的战友亨利·卢瓦齐永公开出版的信件时，注意到他在6月19日给家人的信中展现出的烦闷和悔恨。这封信包含了长长的一串名字，是前一天进攻马拉霍夫时倒下的战士的“葬礼清单”，但是吉尔贝认为，读者可以感觉到“他的灵魂如何被死神的呼吸所困扰。这份名单上的名字一行又一行，无穷无尽的绝望，消失的朋友，被杀的军官”。卢瓦齐永似乎在哀伤和负疚中迷失了自我，他因为自己依然幸存而感到负疚，只有在这封信最后一行的幽默文字中，在描述一位战友不成功的祈祷时，他“顽强的自我保护精神才重新浮现出来”：

［卢瓦齐永写道］我可怜的朋友科内利亚诺（Conegliano），当我们正要出发参加进攻时，他告诉我（他是一名非常虔诚的教徒）：“我带上了念珠，那是教皇曾经赐福过的。我为将军［迈朗］念了十几行祈祷文，为我兄弟念了十几行祈祷文，也为你做了祈祷。”可怜的人啊！在那三个祈祷中，只有为我做的祈祷管用了。[6]

除了目睹大量死亡带来的精神压力之外，受伤人数的巨大和受伤状况的恐怖也的确对战士们的作战意志有所消磨。在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如此大量的肢体摧残，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会再次出现。军事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和拿破仑战争或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相比，炮火和来复枪弹对士兵造成的伤害会大得多。现代的长型子弹比过去的实心弹分量更重，因而造成的破坏也更大。过去的弹丸比较轻，打到人的身体时，往往会开始转向，而且一般打不碎骨头；而长型子弹进入人体后，会沿途将骨头击碎。在围困战刚开始时，俄军用的是重五十克的锥形子弹，但是自从1855年春天开始，他们开始采用一种威力更大的来复枪子弹头：弹身长达五厘米，重量是英法联军使用的子弹的两倍。当这样的子弹打中人的软组织后，在飞出时会留下一个更大的洞，这种情况伤口尚可痊愈；但是如果子弹打中的是骨头，就会将其打碎，几乎马上就需要截肢。俄军在战斗中习惯等敌人靠得很近时才进行射击，以保证来复枪的威力达到最大。[7]

联军医院里挤满了身上带着可怕伤口的士兵，而俄军医院里伤员同样很多，他们是联军更先进的大炮和来复枪的受害者。曾经在塞瓦斯托波尔军队医院工作过的外科教授赫里斯季安·吉尔贝内特（Khristian Giubbenet）在1870年写道：

我在围困战最后阶段不得不处理的伤员，其伤口可怕程度是我见过最厉害的。经常出现的腹部受伤毫无疑问是最糟糕的，沾血的肠子会从伤口流出来。当这些不幸的人被送到包扎站时，他们还能说话，意识还清醒，还能继续活上几个小时。在另一些情形下，肠子和骨盆从背后撕裂，这些人下身已无法活动，但是意识依然清醒，直到在几个小时后死去。毫无疑问，最让人害怕的是那些面孔被榴弹炸烂的人，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面目。想象一下，一个人的头和脸变成了一团血肉和骨头——眼睛、鼻子、嘴巴、脸颊、舌头、下巴和耳朵都看不见了，但是他依然站在那里，走来走去，挥舞手臂，让人感觉他们依然头脑清醒。还有一些情况，原先脸应该在的地方，现在就只剩下一些血淋淋地飘挂着的皮肤了。[8]

俄军的伤亡人数比联军多得多。到6月底，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死伤人数达到了六万五千人，比联军受伤人数的两倍还多，这还没有算上因疾病造成的减员。联军在6月份进行的炮击又在俄罗斯方面造成了几千人受伤，其中有军人也有平民，都被送到了已经拥挤不堪的医院（6月17、18日两天就有四千名伤员送来）。吉尔贝内特回忆道，在贵族议事厅的木地板上，伤员们不仅一个挨一个地躺着，而且一个又一个被摞在其他伤员身上。“一千名垂危士兵的呻吟和呼喊声响彻昏暗的大厅，而这里只靠勤务兵的蜡烛照明。”在巴甫洛夫斯克炮台（Pavlovsk Battery）另有五千名伤员同样被挤挤挨挨地放在码头和商店光溜溜的地板上。为了解决医院的拥挤问题，7月份俄军在离塞瓦斯托波尔六公里远的贝尔贝克河边建起了一座大型战地医院，那些被皮罗戈夫的伤员分流系统确定为伤势不重的伤员就直接被转移到那里。因克尔曼高地、麦肯齐高地和巴赫奇萨赖过去的可汗宫殿等地还有预备医院。有些伤员被转移得更远，到了辛菲罗波尔，有些甚至在乡间大道上被马车送到了六百五十公里远的哈尔科夫（Kharkov）。所有这些医院都挤满了围困战的伤员，但是依然无法应付越来越多的伤病人员。在6、7月间，每天至少有两百五十名俄军被加到伤病员名单上。根据后来被联军俘虏的一名俄军士兵的说法，在围困战的最后几个星期，这个数字上升到每天多达八百人，是戈尔恰科夫正式报告的数字的两倍。[9]

俄军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紧缺问题。自从联军在6月初占领刻赤、封锁了亚速海俄军供给线之后，俄军就开始受到缺乏弹药火炮的困扰，特别是缺乏小型迫击炮弹。炮台指挥官收到指令，遭到敌人炮击四次，才可回击一次。与此同时，联军火力集中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围困战中前所未有的水平，英法两国的工业水平和运输能力让炮兵可以每天发射七万五千发炮弹。[10]面对这种新型工业化战争，依然以落后的农奴经济为主的俄罗斯是无法打赢的。

俄军的士气也低落到了危险的程度。6月，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失去了两位富有感召力的军事领袖：工兵天才托特列边在6月22日的炮击中受了重伤，不得不退居二线；六天之后，军港总指挥、锡诺普海战英雄纳希莫夫在视察棱尖棱堡的炮台时，被一颗子弹击中面部，随后被送回住所，在昏迷了两天之后于6月30日去世。他的葬礼是一个肃穆的仪式，城里所有人都参加了，联军都停止了炮击，士兵们在高地上看着葬礼队伍在他们下方的城墙边走过。“我无法向你描述葬礼时深深的悲哀，”一名在塞瓦斯托波尔做护士的修女写道，

海上是敌人庞大的舰队，山坡上是纳希莫夫日夜辛劳巡视的棱堡，这些不是语言所能描述的。在山坡上威胁着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台上，敌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直接向葬礼队伍开火，但即使是他们的大炮也敬畏地沉默着，在整个葬礼期间没有发射一颗炮弹。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还有天空中黑暗的风暴云团，衬托着地面凄然的音乐、幽怨的钟声、哀伤的葬礼祷告。水手们就是这样掩埋他们的锡诺普英雄的，塞瓦斯托波尔就是这样让它英勇无畏的守护者安息的。[11]

到了6月底，塞瓦斯托波尔的供给情况变得十分危急，不仅弹药不足，连食物和供水的缺乏都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戈尔恰科夫开始准备全线撤离。城内人口大部分已经离开了，他们担心留在这里会被饿死，或是染上霍乱或斑疹伤寒，这些传染病在夏季蔓延很快。一个专门处理霍乱传染情况的委员会报告说，6月份塞瓦斯托波尔每天有三十人死于霍乱。那些依然留在这里的人绝大部分也早就在炮击中失去了家园，都聚集在城市最远端、靠近港口入口处的尼古拉要塞避难。在那里，所有的兵营、办公室和商店都挤在要塞城墙内。另一些人在港口北边找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居住。“塞瓦斯托波尔看上去开始像是一座墓地了，”俄军炮兵军官叶尔绍夫回忆道，

随着每一天的过去，即使是市中心的大道也变得越来越空旷阴暗，看上去像一座被地震摧毁的城市。叶卡捷琳斯卡娅大街（Ekaterinskaia Street）5月份的时候依然是一条秀丽热闹的大马路，而到现在7月，已被破坏殆尽，人去楼空。不管是在那里还是在别的林荫大道上，你都看不到一个女人，现在也没有人自由走动了，街上只有一队队脸色严肃的军人……在每一张脸上你看到的都是疲惫和不祥的悲伤表情。现在去市中心已没有意义了，没有任何喜乐的声音，找不到任何可以让人开心的东西。

托尔斯泰的《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 in August）是基于真实事件与人物而写成的故事。在书中，一名驻扎在贝尔贝克河边的战士向另一名刚从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过来的战士询问他的房间是否还在。“亲爱的同胞，”他答道，“那里的房子早就被炸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现在已经认不出塞瓦斯托波尔了。那地方现在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座酒馆，没有军乐队，最后一家酒吧昨天关门了。那里已经变得和太平间差不多了。”[12]

不仅平民开始逃离塞瓦斯托波尔，夏天军队开小差的人数也在增长。那些投奔联军的逃兵声称开小差已是大规模现象，俄军当局零星的数字和通信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例如在8月份，有一份报告说自6月以来，军队开小差人数“急剧上升”，特别是在那些被调到克里米亚的预备役部队中：第十五预备役步兵师（15th Reserve Infantry Division）中有一百人逃跑，从华沙军事区（Warsaw Military District）调来的四支增援部队中，有三支开小差的情况与此类似。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里，每天约有二十名士兵失踪，大部分是在突围或是炮击期间，指挥官无法盯紧手下士兵的时候发生的。在夏天，法军营地接收了源源不断的俄军逃兵。据法军报告，逃兵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已基本上没有东西吃，有的也是烂肉。有各种谣传说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塞瓦斯托波尔守军兵营里的一些预备役士兵发动了哗变，但是很快被残忍地镇压下去，任何哗变的证据都被当局压下了。英军参谋亨利·克利福德不久之后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有报告说一百名俄军士兵因为在镇里发动哗变，被军事法庭判以死刑枪毙了。”有几个团被拆散了放到预备役部队中，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可靠了。[13]

* * *

沙皇意识到塞瓦斯托波尔已坚持不了多久，他命令戈尔恰科夫发起最后一次进攻以击破联军战线。戈尔恰科夫怀疑此举不会取得成功，他认为“对一个数量上有优势、建立了稳固工事的敌人”发起进攻“将是愚蠢的”。但是沙皇坚持俄军必须做一点什么，他正在寻找以俄罗斯开出的条件结束战争的办法，保护俄罗斯的国家荣誉和尊严，因此他需要一场军事胜利，让他可以站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开始与英国和法国谈判。在把三个预备役师调到克里米亚的同时，他一次又一次向戈尔恰科夫发出命令让他进攻（但没有建议在哪里），他认为联军增援部队即将抵达克里米亚，因此必须立即行动。“我坚信我们必须发起进攻，”他在7月30日向戈尔恰科夫写道，“否则的话，我派给你的所有援军就会像过去那样掉进塞瓦斯托波尔那个无底洞里去。”[14]

戈尔恰科夫相信袭击联军战线唯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是由法军和撒丁尼亚部队驻守的乔尔纳亚河。他向沙皇写道，通过攻击乔尔纳亚河“可以占领敌人的水源，也许可以威胁他们的侧翼，限制他们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可以为以后进一步进攻打开大门”。“但是我们不能欺骗自己，因为这一进攻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亚历山大对戈尔恰科夫的保留意见一点都听不进去，在8月3日他再次向戈尔恰科夫写道：“你每天在塞瓦斯托波尔遭受的损失证明了我多次在信中跟你说的——做一点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来中止这场可怕的屠杀。”（粗体为沙皇所加）亚历山大知道戈尔恰科夫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宫廷幕僚，是一贯小心谨慎的帕斯克维奇的助手，怀疑他不愿意为发起攻势承担责任。因此他在信中最后作结道：“我要发动这一攻势，但是如果你作为总指挥官害怕承担责任，那么就召开一次战争会议替你分担责任。”[15]

战争会议在8月9日召开，讨论的议题是可能的进攻办法。许多高级指挥官反对发起攻势，奥斯滕-萨克恩因为纳希莫夫阵亡受到很大打击，相信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已不可避免，他提出已经牺牲了太多战士，现在是撤离的时候了。大部分其他将领和他的想法相似，但是没有人敢像他那么说话，他们反而同意了发动一场攻势以取悦沙皇的想法，虽然没人有信心制定任何详细的方案。最大胆的方案来自狂热卖力的赫鲁廖夫将军，他就是在2月份率领骑兵进攻叶夫帕托里亚失败的那位。赫鲁廖夫中意的方案是将塞瓦斯托波尔全部摧毁（甚至比1812年烧毁莫斯科做得还彻底），然后全部战士集体向敌人的位置冲锋。当奥斯滕-萨克恩质疑这样的自杀行动将导致成千上万无谓的伤亡时，赫鲁廖夫答道：“那又怎么样？让每个人都战死！我们将在地图上留下我们的痕迹！”最后较为冷静的意见占了上风，会议结束时，全体参会者投票通过了戈尔恰科夫进攻法军和撒丁尼亚部队在乔尔纳亚河边位置的计划，不过戈尔恰科夫本人对这一方案能否成功很没信心。“我将向敌人的位置进发，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塞瓦斯托波尔将很快陷落。”他在发动攻势前一晚向战争部长多尔戈鲁科夫亲王写道。但是如果进攻没有成功，“那将是[他的]责任”，他将“尽力以最小的损失撤离塞瓦斯托波尔”。[16]

俄军将进攻时间定在8月16日。头一天晚上，法国军队还在庆祝“皇帝节”（fête de l’empereur），撒丁尼亚部队在庆祝“圣母升天节”（Feast of the Assumption）——一个意大利的重要节日，两国部队都一直喝酒作乐直到深夜。第二天凌晨四点，他们刚刚躺上床，俄军加农炮的炮声就把他们惊醒了。

借着晨雾的掩护，俄军向特拉克特尔桥（Traktir Bridge）进发。这支部队有四万七千名步兵，一万名骑兵和两百七十门野炮，分别由利普兰季将军指挥左翼，面对撒丁尼亚部队；由里德将军（General Read）指挥右翼，面对法国军队，里德是一个移民俄罗斯的苏格兰工程师的儿子。两位将军得到的指令是在未收到来自戈尔恰科夫的命令之前，不得越过乔尔纳亚河。戈尔恰科夫尚不肯定应该向哪里投入预备役师，是针对法军驻守的菲久克希高地，还是撒丁尼亚部队驻守的加斯福特山（Gasfort Hill）。他要依靠进攻开始时的炮击来弄清敌人的位置，帮助他做出决策。

但是，俄军的加农炮没办法打到目标，反而把一万八千名法军和九千名撒丁尼亚部队惊醒了，让他们有时间做好战斗准备，并让那些前哨阵地的守军向前推进到特拉克特尔桥。戈尔恰科夫对战事没有进展感到恼火，派他的副官克拉索夫斯基中尉（Lieutenant Krasovsky）通知里德和利普兰季“是时候开始了”。当这道命令传到里德那里时，其含义很不清楚。里德问道：“是时候开始干什么？”克拉索夫斯基也不清楚。里德认为这不可能指开始炮击，因为炮击已经开始了，所以这道命令只可能是要开始步兵进攻。于是他命令手下的步兵过河，向菲久克希高地冲锋，尽管这时候应该来支援冲锋的骑兵和预备役步兵还没有到。与此同时，戈尔恰科夫决定将预备役部队集中在左翼，因为他看到利普兰季的骚扰部队已经把撒丁尼亚部队的前哨从电报山赶了下去，这个山头被意大利人叫作“皮埃蒙特石”（Roccia dei Piemontesi）。当听到从里德指挥的右翼传来的滑膛枪枪声，他抽出了一些预备役部队前往增援，但是正如他事后承认的那样，在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进攻失败了。他手下的部队被分成两路进攻两个不同的目标，而这次进攻中俄军的唯一优势就是他们可以集中部队给敌人全力一击。[17]

里德的部队在特拉克特尔桥附近渡过了河，在没有骑兵和炮兵掩护的情况下，这样的冲锋几乎是送死，菲久克希高地山腰上的法军炮兵和来复枪兵居高临下向他们开火。不到二十分钟，两千名俄军步兵就全部被打倒在地。这时候增援部队、第五步兵师来了，师长建议整个师的士兵同时冲锋，这样也许可以凭借人数优势取得突破。但是里德选择了逐步增兵的办法，一个团接一个团地往前送，就这样，俄军被轮番射倒。驻守高地的法军这时候已经完全有信心打败俄军了，一直等到俄军进攻部队靠近后才开火。“我们的炮兵把俄军打得一团糟，”当时在菲久克希高地上的法军上尉奥克塔夫·屈莱特回忆道，

我们有力而自信的战士从两条防线冷静地发出致命的齐射，这只有身经百战的士兵才能够做到。当天早上每一名士兵都配备了八十发子弹，但是一共也没有打出多少发。我们完全没有理会射向我们侧翼的子弹，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付向我们逼近的俄军士兵……只有当他们非常靠近，几乎要把我们包围起来时，我们才开始射击——子弹射向这个由冲锋的俄军构成的巨大半圆，一颗都不会浪费。我们士兵的镇定让人钦佩，没有人想要后退。[18]

最后还是戈尔恰科夫制止了里德的拙劣指挥，下令整个步兵师投入进攻。有一段时间他们把法军逼退到山坡更上方，但是敌人致命的来复枪齐射最终还是迫使他们撤退，退回到乔尔纳亚河的另一边。在撤退中，里德被弹片击中身亡，戈尔恰科夫接手指挥，命令左翼利普兰季手下的八个营前来支援他进攻菲久克希高地的东头。但是这些增援部队遭到了撒丁尼亚部队来复枪的猛烈射击，他们是从加斯福特山过来保护侧翼这一片开阔地的，俄军最后只能撤往电报山。俄军的攻势已毫无取胜的希望，十点刚过，戈尔恰科夫下令全体撤退，俄军加农炮最后一起齐射，仿佛在显示失败中的不屈，其余的部队就在炮声中撤回去舔舐伤口了。[19]

联军在乔尔纳亚河的战斗中损失了约一千八百人，俄军有二千二百七十三人阵亡，几乎四千人受伤，还有一千七百四十二人失踪，大部分失踪者是趁着晨雾和战场的混乱开小差逃跑的。†几天之后死伤者才得到清理，俄军甚至都没有回来处理死伤的士兵。在这期间许多人来到这里，看到一幅可怕的景象。来到战场的不仅有照顾伤员的护士，还有战争旅游者，这些人会从死人身上寻找战利品。至少有两名英军随军牧师参与了偷抢纪念品的行为。玛丽·西科尔形容地上“堆满了伤员，有些平静认命，有些急躁不安，空中充满了一些伤员痛苦的呼喊——所有人都要水，对给他们送水的都很感激”。一名土耳其部队里的英国医生托马斯·巴扎德（Thomas Buzzard）惊奇地发现大部分尸体“面朝下躺着，真的像荷马所形容的‘吃了尘土’（biting the dust）”，而不像经典战争油画上画的那样仰面躺着（大部分俄军士兵是在向山坡上冲锋时正面中弹的，所以很自然地向前倒下）。[20]

俄军居然败给了人数比自己一半还少的敌人，戈尔恰科夫在向沙皇解释时，把所有责任都推到里德将军身上，辩解说里德没能理解他的命令，擅自下令部队向菲久克希高地冲锋。他在8月17日向沙皇写道：“如果里德能够严格执行我的命令，我们也许能取得某种成功，至少今天牺牲的勇敢战士的人数可以减少三分之一，想到这些令我心情沉重。”亚历山大对戈尔恰科夫把责任推到阵亡将军身上的做法并不认可。他本想在取得一次军事成功后向联军提出和平要求，尽量获得有利的结果，这次惨败让这一计划泡了汤。“我们勇敢的战士，”他回复戈尔恰科夫，“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粗体为沙皇所加）事实真相是两人都要为这场无谓的屠杀负责：亚历山大要为他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坚持发动攻势负责，戈尔恰科夫要为他未能顶住压力负责。[21]

乔尔纳亚河的失败对俄军来说是一场灾难，现在塞瓦斯托波尔落入敌手只是时间问题了。“我敢肯定这将是我们在克里米亚的倒数第二场战斗，”埃尔贝在8月25日写道，他在乔尔纳亚河战斗中受了伤，“最后一场战斗将是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根据在海军基地驻防的尼古拉·米洛舍维奇（Nikolai Miloshevich）的说法，在这场败仗后“俄军士兵对他们的指挥官和将军们完全失去了信任”。另一名士兵写道：“8月16日早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到这天晚上希望消失了。我们开始向塞瓦斯托波尔告别。”[22]

俄军意识到局势已无可挽回，开始准备撤离。乔尔纳亚战斗前一天晚上，戈尔恰科夫在写给战争部长的信中也说，如果这一战失败，他将下令放弃塞瓦斯托波尔。俄军撤退计划的核心是修建一座跨越港口的浮桥通往北岸，在北岸俄军依然占据着有利地形，可以对付进城的联军。修建浮桥的主意最早是由布赫梅尔将军（General Bukhmeier）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提出的，他是一名优秀的工兵。但是这一意见被许多其他工兵否决了，理由是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特别是布赫梅尔提议在南岸的尼古拉要塞和北岸的米哈伊洛夫炮台（Mikhailov Battery）之间架桥，这里水面宽度达九百六十米（建成后将是世界上最长的浮桥之一），而且风大浪高。现在因为情况紧急，戈尔恰科夫同意了这一危险的计划，几百名士兵被派去用大车搬运木材，有些甚至要跑到三百公里以外的赫尔松，另有大批士兵负责架桥。在布赫梅尔的组织下，浮桥终于在8月27日建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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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联军在准备对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发动新的攻势。8月底时他们已经意识到俄军坚持不了多久了。乔尔纳亚战斗后，从塞瓦斯托波尔逃离的俄军已成汹涌之势，他们对城内恶劣情况的描述非常相似。一旦联军指挥官们意识到新攻势有可能取得成功，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开始。9月快到了，天气渐冷，他们最担心的是还要在克里米亚度过第二个冬天。

佩利西耶带头倡议攻城，在乔尔纳亚河大败俄军之后，他的地位大大提升。拿破仑三世曾对佩利西耶坚持围困的战略持怀疑态度，因为他本人是支持野外作战计划的，但是乔尔纳亚河的胜利让他抛开了疑虑，全力支持佩利西耶的方案。

一旦法军指挥官打定了主意，英军则不得不跟从：他们既没有足够兵力，也缺乏胜利成绩来推行自己的军事战略。在6月18日攻打棱尖棱堡惨败后，战争大臣潘穆尔勋爵决心不能再有同样的失败。确实有一阵子英军似乎不再打算攻打棱尖棱堡了，但是乔尔纳亚河的胜利改变了一切，在各种情况的推动下，英军渐渐接受了一种新的共识，再度准备夺取棱尖棱堡。

此时法军已经将堑壕挖到了马拉霍夫要塞前的鹿砦位置，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人员代价。这里离要塞城墙前的壕沟只有二十米远，连法军官兵的说话声都能被要塞里的俄军听见。英军阵地前的区域石头很多，但是他们也冒着高昂的代价将堑壕挖得尽可能靠近棱尖棱堡，然而距离依然有两百米远。在海军图书馆屋顶，俄军可以分辨出英军堑壕里士兵的面孔。只要他们一抬头，棱尖棱堡里的神枪手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打中他们。每天联军方面要损失两百五十至三百名士兵，这样的情况无法再维持下去。当时英军的逻辑是，没有必要再推迟进攻了，因为如果现在还无法成功的话，那可能永远也不会成功了。要真是这样的话，联军将不得不在第二个冬天到来之前放弃围困。正是在此形势下，英国政府准许接替拉格伦的詹姆斯·辛普森将军参与法军的攻势，对塞瓦斯托波尔发起最后一次步兵进攻。[24]

进攻的日子定在了9月8日。和之前6月18日的进攻不同，这次联军在步兵冲锋前，从9月5日就开始对俄军防线进行长时间的猛烈炮击。其实在那之前，联军的炮击从8月31日开始就已经越来越猛烈了。现在英法联军每天可发射五万发炮弹，而且大炮位置比以前靠近很多，造成了更大的破坏。镇中心已基本上没有一座尚未倒塌的房子，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样。伤亡情况惊人，从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起，每天就有约一千俄罗斯人伤亡，联军进攻前的两天伤亡人数接近八千人。但即便如此，塞瓦斯托波尔最后的守卫者还是没打算放弃这座城市。“相反，”叶尔绍夫回忆道，

即使我们守卫的是一座已经毁坏了一半的塞瓦斯托波尔，基本上已是一座鬼城，除了名字外已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我们还是准备坚持到街上的最后一人：我们把仓库转移到了北岸，在街道上建起了路障，准备将每一座被炸毁的房子都变成一座武装的堡垒。[25]

俄军知道联军即将发起进攻，连续的炮击已让他们对此确信无疑，但是他们以为联军进攻的日子会是9月7日，因为那一天是博罗季诺之战的纪念日。1812年的那一天，俄军对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三分之一的法军被消灭。当9月7日联军没有发动进攻时，俄军的守卫部队放松了警惕。9月8日凌晨五点，联军炮击再次开始，炮击频率持续上升，达到了每分钟四百发。上午十点时炮击忽然停止，然而联军又没有发起进攻。俄军一直预计联军将和过去一样，选择黎明或黄昏时分发动攻势，因此他们判断联军白天这一轮炮击是在为黄昏的进攻做准备。到了十一点钟，这个判断似乎得到了验证，因克尔曼高地的观察哨报告说联军军舰有所行动，他们相信是在进行准备。然而俄军观察哨并没有搞错，联军确实让海军参与行动，负责炮击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岸防御。但是9月8日天气突变，原来一直晴朗温暖，那天却忽然刮起了强烈的西北风。海上的大浪迫使联军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海军的炮击行动，因此联军军舰虽然聚集在港口入口处，却并没有显示出已经准备好可以马上发动进攻的样子。然而此时陆上的联军已经准备好了，在博斯凯的坚持下，联军聪明地将总攻时间定在中午十二点，这刚好是俄军换岗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联军步兵会在这时发起冲锋。[26]

联军的进攻计划很简单：重复6月18日的行动，但是投入更多兵力，不犯同样的错误。在6月18日，他们投入了三个步兵师；这一次，法军将投入十个半师，其中五个半进攻马拉霍夫要塞，另五个师进攻其他棱堡和城墙，参加进攻人数达三万五千人，同时还有两千作战勇敢的撒丁尼亚部队支援进攻。法军的指挥官们事先对好表，然后准时向各自的部下发出号令进攻，避免重犯迈朗将军看错火箭信号造成混乱的失误。中午十二点，法军指挥官们发出进攻信号，鼓手开始敲鼓，军号吹响，军乐队演奏《马赛曲》，随着一阵“皇帝万岁！”的呼喊，麦克马洪将军（General MacMahon）指挥的步兵师约九千人一起冲出堑壕，后面跟着其余的法国步兵。在大胆的朱阿夫部队的带领下，他们朝马拉霍夫要塞冲去，使用木板和梯子下到壕沟里，然后开始爬墙。俄军对此猝不及防。当时要塞守军正在换岗，许多战士已经退下去吃饭了，因为联军停止了炮击，让他们觉得现在是安全的。“我们的小伙子们还没来得及抓起枪，法军就已经爬上马拉霍夫了，”波普罗科菲·帕德罗夫回忆到，他当时在那里观战，“几秒钟内他们几百人就占满了要塞，而我们这边几乎一枪都还没来得及放。几分钟后，炮塔上就升起了法军的旗帜。”[27]

要塞守军被法军进攻的强大气势压垮了，在恐慌中，他们调转身体从马拉霍夫要塞逃跑。棱堡内的守军大部分是第十五预备役步兵师十几岁的新兵，没有作战经验，根本不是朱阿夫士兵的对手。

一旦占领了马拉霍夫，麦克马洪的手下便铺天盖地地涌向俄军防线，跟朱阿夫部队一起与位于马拉霍夫要塞左翼的热尔韦（Zherve，法语为Gervais）炮台上的俄军展开搏斗，其他部队则开始进攻俄军防线上的其他棱堡。朱阿夫部队占领了热尔韦炮台，但是他们没能击退右翼的俄军卡赞团（Kazan Regiment）。卡赞团勇敢地坚守阵地，直到援军从塞瓦斯托波尔赶到，让他们能够发起反冲锋。接下来发生的是克里米亚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斗之一。“一次又一次我们端着刺刀向他们冲去，”一名俄军士兵阿纳托利·维阿茨米季诺夫（Anatoly Viazmitinov）回忆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没有想过自己能不能成功。我们只是向前猛冲，完全沉浸在交战的兴奋中。”短短几分钟内，马拉霍夫和热尔韦炮台之间的地面上就堆满了尸体，俄军和法军的混在一起，每一次冲锋之后，就又留下一层尸体。一层叠一层，双方都踩在死伤士兵的身体上继续缠斗，直到战场变成了“尸山”。维阿茨米季诺夫后来写道：“脚下尸体的鲜血溅起，空气中升起一层浓重的红雾，让我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血雾中向敌人的方向开枪，保证枪支和我们面前的地面平行。”最终，源源不断的法军涌来，麦克马洪手下的步兵凭着来复枪的优势击退了俄军，迫使他们向后撤退。随后，为保证对马拉霍夫要塞的控制，法军把俄军士兵的尸体，甚至包括伤兵堆起来作为人肉沙袋，加上石笼网、柴捆，以及从部分摧毁的工事里拿来的炮眼等，修建起临时路障。在路障的后方，法军把大炮对准了塞瓦斯托波尔。[28]

与此同时，英军开始了他们对棱尖棱堡的进攻。在某种程度上，攻克棱尖棱堡比马拉霍夫要难得多。英军无法在多石的地面上挖堑壕接近棱堡，不得不先冲过一片开阔地，然后再爬过棱堡前的鹿砦，这一切都必须冒着俄军近距离的炮击进行。棱堡的宽大V字形状意味着冲锋部队在跨过壕沟爬上城墙时将会暴露在侧翼火力之下。另外还有谣言说棱尖棱堡前被俄军埋设了地雷。但是一旦法军占领了马拉霍夫要塞，棱尖棱堡的防守就变得脆弱、易于进攻了。

和6月一样，英军等待法军先行发起进攻，一旦看到蓝白红三色旗飘扬在马拉霍夫要塞之上，他们立即向棱尖棱堡发起冲锋。一千人左右的第一波冲锋部队冒着各种实心弹、霰弹和滑膛枪子弹织成的弹雨往前冲，相当数量的战士越过了鹿砦，爬下壕沟，不过至少一半的梯子在冲锋时被丢下。躲在城墙顶部胸墙后的守军居高临下向壕沟近距离开枪射击，造成一片混乱。英军中一些人开始动摇，不知道该如何爬上胸墙，另一些试图在壕沟底寻找躲避之处。最终有一批士兵成功爬上城墙，进入要塞，虽然其中大部分战死，但为冲锋部队的其他战士树立了榜样，大家纷纷效仿。第二十三（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23rd ［Royal Welch］ Fusiliers）的格里菲思中尉（Lieutenant Griffith）也在爬墙冲进要塞的人当中：

我们发狂似地沿着堑壕往前跑，霰弹在我们耳边呼呼飞过。沿途我们遇到几个受了伤往后撤退的军官，对我们说他们已经进入过棱尖棱堡了，现在只等增援部队到达就能取得胜利。我们继续往前跑，沿途越来越多从前面抬下来的受伤的军官和士兵……“第二十三团！这边！”参谋官喊道。我们翻出堑壕，跳进开阔地。那一刻真是吓人。我大概向前冲了不到两百米，一路上霰弹纷纷砸在地上，到处都有战士被击中倒下。当我冲到棱尖棱堡前的壕沟边时，我看到我们的人全都感到混乱困惑，不清楚要干什么，只能继续向敌人猛烈开火……[在壕沟里]许多属于不同团的人挤在一起，靠在墙上的梯子上也挤满我们的人。雷德克利夫和我抓住梯子往上爬，一直爬到了胸墙边，但是就在那里我们被堵住了，死伤的战士不断往我们身上压。那个场面真是让人又兴奋又恐惧。[29]

壕沟和胸墙前的斜坡上很快挤满了像格里菲思一样的后来者，他们无法爬上胸墙，因为被上方的搏斗“堵住”了。棱尖棱堡内部有许多障碍物，后面都藏着俄军士兵，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兵力往前送。少数爬上棱堡的英军立刻被俄军包围，寡不敌众，还要面对从V形棱堡北端两个侧翼射来的子弹。这时挤在下方壕沟里的士兵的士气开始垮掉，不理会军官要他们爬上胸墙的命令。“几百名士兵躲在突出的尖角外面，”正在堑壕里观战的柯林·坎贝尔中尉‡后来描述道，“但是他们被敌人侧翼火力成片地打倒。”许多人完全吓破了胆，逃回堑壕，但是堑壕里本来就挤满了等待命令冲锋的士兵。这时候军纪已不复存在。英军战线后方一片混乱，相互踩踏。格里菲思也加入了溃逃的人群：

我觉得很羞耻，但是也已经尽力了。很不情愿地，我也转身跟着士兵一起往回逃。我已经能看到远处我方的堑壕，但我从未想到能够活着逃回那里。俄军火力十分吓人，我不断被绊倒，地面上已经遍布死伤者。最后我终于满怀欣喜地逃到了我们的平行防线，连滚带爬地进了堑壕……在路上一颗子弹打中了我斜背的水壶，水全都漏了，但是子弹被弹开了。霰弹掀起的一块石头打中了我的腿，但是没怎么伤到我。不久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些士兵，渐渐把大部分没受伤的人都聚齐了。可是还有那么多人不知所踪，这让我们觉得非常难过。

一些军官在堑壕里徒劳地试图重整军纪，亨利·克利福德便是其中一个：“当士兵们从棱尖棱堡的胸墙前往回逃的时候，我们拔出佩剑抽打他们，让他们站住别跑，不然就全败了，但他们还是逃跑了。壕沟里拥挤不堪，一动就会踩到脚下受伤的人。”[30]

要让这些被吓破胆的士兵再次发动冲锋是没有希望的了，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的预备役士兵。负责指挥进攻的轻步兵师师长科德林顿将军下令中止了当天的军事行动，这一天英军损失了二千六百一十名士兵，其中五百五十人阵亡。科德林顿打算在第二天换上身经百战的高地旅再度进攻，但是已经没有必要了。当天深夜，俄军认定一旦法军在马拉霍夫要塞安置好大炮，棱尖棱堡便不可能守得住，于是决定撤离。正如一位俄军将领在一份也许是关于此事最早的回忆记录中所说的，马拉霍夫“不仅仅是一座要塞，它也是塞瓦斯托波尔防守的关键，从那里法军可以随时炮击城内，杀死成千的战士和平民，还可能破坏浮桥，切断我们逃亡北岸的通路”。[31]

戈尔恰科夫下令整个南岸的军民全部撤离。俄军在撤退前炸毁了军事设施，烧毁了物资，士兵和平民都做好了渡河的准备。不少俄军士兵认为放弃塞瓦斯托波尔是一种背叛行为，他们把前几天的战事看作取得了部分胜利，因为除了马拉霍夫之外，他们打退了敌人对所有其他要塞的进攻。他们不能理解，或是不愿意承认马拉霍夫对保证城市防线完整性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许多水手不愿意离开他们一直生活的塞瓦斯托波尔，有些还发出了抗议。“我们不能离开，没有谁有权命令我们”，一群水手声称，他们指的是自从纳希莫夫阵亡后，就再没有海军总指挥了。

陆军士兵可以离开，但我们是听海军指挥的，没有海军指挥官来命令我们走，我们怎么可以离开塞瓦斯托波尔？真的，敌人在每一处的进攻都被打退了，只有马拉霍夫被法国人占领了，但是明天我们可以重新把它夺回来，我们不会离开岗位！……我们必须战死在这里，我们不能离开，俄罗斯人民会怎么评价我们？[32]

撤离行动从晚上七点开始，进行了整整一个晚上。在港口边的尼古拉要塞，一大群士兵和平民集结在一起渡河。伤员、病人、带着小孩的妇女、拄着拐杖的老人，全都和士兵、水手、马匹和炮车混在了一起。夜晚的天空被房子燃烧的火焰映红，远处棱堡的炮声与塞瓦斯托波尔城内的爆炸声混在一起，让人无法分辨。俄军把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自己又带不走的东西：要塞、舰船等等，全都炸毁。因为担心英法联军随时可能出现，撤退的人群开始恐慌，推推搡搡地想尽快挤上浮桥。“你能闻到恐惧的味道，”一名俄罗斯妇女塔季扬娜·托利切娃（Tatyana Tolycheva）回忆，她当时正与丈夫和儿子在桥头等待渡河，“周围是巨大的嘈杂声：人们尖叫、流泪、哭喊，受伤的在呻吟，炮弹从天空中飞过。”炮弹一直不断地落在港口附近，一颗炮弹落在码头边的人群中，炸死了八名联军战俘。渡河时，士兵、马匹和大炮先走，随后是装满加农炮弹、干草垛和伤员的牛车。人们静静地从浮桥上走过，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到对岸。海上波涛汹涌，西北风依然强劲，雨点纷纷砸在他们脸上。平民们排成一队过河，他们只允许携带手上拿得了的东西，托利切娃就在其中：

桥上人们挤作一团，一片混乱，惊慌，恐惧！在所有人的重压下，浮桥几乎塌了，水涌到了我们的膝盖。忽然间有人害怕了，喊道：“我们要被淹死了！”于是人们调转头想逃回城里。在推搡中，人踩在人身上。马害怕了，前身腾起……我以为我们要死了，开始祈祷。

第二天早晨八点，渡河行动完成。最后一批守军收到离开棱堡、烧毁城市的信号。他们用剩下的大炮击沉了海港里俄军黑海舰队的最后一批舰船，这才撤到北岸。[33]

托尔斯泰在北岸的星星要塞目睹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沦陷。在联军进攻期间，他负责指挥一个有五门炮的炮台，他还是最后一批过河的守军之一。这一天是他二十七岁的生日，但是眼前的情景让他心碎。“当我看到整座城市陷入火海，法国旗帜在我们的棱堡上升起时，我哭了，”他在给姨妈的信中写道，“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非常悲哀的一天。”[34]

那天早晨从北岸回望火海中的城市的人当中，还有亚历山德拉·斯塔霍娃（Alexandra Stakhova）。她是一名护士，正在协助伤员撤离塞瓦斯托波尔。第二天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整个城市被大火包围……到处都传来爆炸声。那是一幅恐怖而混乱的景象！……塞瓦斯托波尔被黑烟笼罩，我们的部队正在烧毁城市。这一情景让我流泪（我其实很少哭），这减轻了我心中的积郁，为此我感谢上帝……亲身经历眼前的这一切真是好痛苦啊，死去都会容易一些。[35]

塞瓦斯托波尔大火是1812年莫斯科大火的翻版，这场大火持续了好几天。当联军部队在9月12日进入城市时，有些地方还在燃烧。他们看到了一幕悲惨的景象，不是所有的俄军伤员都被撤离，因为人数太多无法运走，有三千名伤员被丢弃在城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负责医院撤离的吉尔贝内特医生把这些伤员留在那里，以为他们马上会被联军发现，没想到联军在四天之后才入城。当后来从西方报刊上读到对塞瓦斯托波尔医院的报道时，他羞愧万分。罗素在《泰晤士报》上的报道就是其中之一：

在世界上所有和战争有关的恐怖场景中，塞瓦斯托波尔医院是最让人心碎，也最让人作呕的。进入大门之后，感谢上帝，我看到的景象是没有几个人目睹过的……士兵腐烂流脓的尸体，他们被丢在那里，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无人照料，无人关心，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他们泡在到处流淌、混着腐烂之物的血水之中。许多人躺在那里，仍然活着，蛆虫却已经爬满他们的伤口。许多人已经差不多被他们周围的景象给吓疯了，在极端痛苦中，为了解脱而滚到床下，瞪着眼睛看着我们这些旁观者。许多人的手或腿断了或是扭曲了，尖利的弹片从肉里伸出。他们哀求帮助、水、食物或是怜悯，或者因为临近死亡或伤势严重已无法说话，用手指着自己致命的伤口。许多人似乎只想早点死去，或已平静地接受死亡。有些人情绪极度疯狂，让人不得不在惊异中停步。一些尸体已经膨胀到难以置信的程度，面部胀得极大，眼球从眼窝中掉了出来，黑色的舌头挂在嘴外，被牙齿紧紧卡住。看到这些景象，不禁让人毛骨悚然，身体都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36]

每一个进入城市的人都被这里饱受蹂躏的景象惊呆了。“塞瓦斯托波尔呈现出一种你所能想象的最奇异的景观，”法军军务长邦迪朗男爵（Baron Bondurand）在9月21日给德·卡斯特拉内元帅的信中写道，

我们原来并不知道自己的炮火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整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我们的炮弹没有漏过任何一座房屋。已没有一座房屋还有屋顶，几乎所有的墙壁都被摧毁。军营里一定伤亡严重，因为我们的所有炮击都打中了目标。这是对俄军无可辩驳的战斗精神和忍耐力的见证，他们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直到我们占领马拉霍夫，无法再守之后他们才投降。

到处都是遭到破坏的痕迹，托马斯·巴扎德对这座城市废墟的美丽感到惊讶：

在城里最秀美的街道上，有一座精致的古典主义建筑，据说是一座教堂，完全用石头砌成，采用了雅典帕特农神庙的风格。一些巨大的石柱几乎被打成了碎片。进入这座建筑后，我们发现有一颗炮弹曾从屋顶穿入，在地面爆炸，把内部都炸成了碎片。当我们把目光从这里转开时，却看到紧挨着教堂的是一座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一片祥和的花园。[37]

对军队来说，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是偷抢东西的好时机。法军的偷抢行动是有组织的，军官们不仅准许士兵偷抢，自己也加入其中，还把从俄罗斯人那里偷抢来的战利品寄回国，仿佛这是战争中完全正常的行为。在10月16日给家人的信中，法军中尉旺松（Lieutenant Vanson）开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列出了他寄回家的战利品，其中包括一块银制和一块金制的铭牌，一套瓷器，一把从俄军军官身上取下的佩剑。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写道：“我们继续在塞瓦斯托波尔抢东西。已经找不到什么古玩了，但是我一直想找一把好看的椅子。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昨天我找到了一把，少了一条腿，椅垫也不见了，但是椅背雕刻得非常漂亮。”与法国军队相比，英军的偷抢行为收敛一些。9月22日，托马斯·戈拉夫（Thomas Golaphy）在一份俄语文件的背后给他家人写信。其中他谈到：

士兵们把凡是能搞到的东西都拿走了，卖给任何愿意买的人。有一些非常华美的东西很便宜地就卖掉了，但是在这里除了希腊人之外没有人会买这些东西。我们不被允许像法国人那样到镇上偷抢东西，他们哪儿都能去，但是我们就只让去工事对面的那一块地方。[38]

如果说英军在偷抢东西方面落后于法军，那么他们在狂饮酗酒上就远远超过法国人了。占领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发现了大量酒水，英军决定要将它们喝光，士兵们认定在艰苦作战取得胜利之后，指挥官们一定会准许他们喝酒的。醉酒斗殴、不服管理、违犯军纪等行为成了英军营地里最大的问题。潘穆尔在听说了士兵“大规模醉酒”的报告后，向科德林顿写信，警告他“如果不尽快将这一恶魔控制住的话，你部队士兵的身体必然会遭受极坏影响，而且这样日积月累会使国家的品格蒙羞”。他呼吁扣下士兵的军饷，并用军事法庭对付酗酒闹事的士兵。从10月份到第二年3月，共有四千名英军士兵因醉酒而被送上军事法庭。绝大部分被判鞭笞五十下，许多被扣下一个月的军饷，但是醉酒状况依然继续，直到所有的酒都被喝完，部队离开了克里米亚。[39]

* * *

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消息传来，伦敦和巴黎一片欢腾。街道上有人跳舞，有人喝酒庆祝，还有很多人高唱爱国歌曲。不少人以为这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占领这座俄军军港、摧毁沙皇的黑海舰队一直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战争目标，而这些目标现在实现了。但事实上，从军事角度说，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离打败俄罗斯还差得很远：还需要大规模陆地入侵，占领莫斯科或在波罗的海上对圣彼得堡取得军事胜利之后才谈得上打败俄国。

如果西方国家领导人曾经希望塞瓦斯托波尔的沦陷能迫使沙皇祈求和平的话，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帝国公告》（Imperial Manifesto）在向俄罗斯人民宣布塞瓦斯托波尔失守的消息时，带着明显的不屈口吻。9月13日亚历山大搬到了莫斯科，特意安排重演了亚历山大一世在1812年7月拿破仑入侵之后忽然出现在“国家”首都的一幕，在马路两边群众的欢呼声中步入克里姆林宫。“记住1812年，”沙皇在9月14日给军队总指挥戈尔恰科夫的信中写道，“塞瓦斯托波尔不是莫斯科，克里米亚不是俄罗斯。莫斯科被焚毁两年后，我们胜利的队伍行进在巴黎街头。我们还是同样的俄罗斯人，上帝在我们这一边。”[40]

亚历山大想尽办法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9月下旬，他写了一份1856年在巴尔干地区发动新攻势的详细计划。在这份计划中，俄罗斯将协助斯拉夫和东正教徒组成党派武装，以挑动民族主义暴动的方式，将战火引到欧洲地区敌人的领土上。根据皇后女侍官丘特切娃的记载，亚历山大对“任何提议和平的人加以斥责”。外交部长涅谢尔罗迭肯定是欢迎和平谈判的，并告诉奥地利人他欢迎“与我国荣誉相衬”的和平谈判。但当时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却只谈论如何继续战争——即使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以向联军施加压力给俄罗斯开出更好的和平条件。沙皇知道法国人已对战争感到疲倦，他知道拿破仑三世倾向和平，因为在占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法国皇帝已经实现了取得一场“辉煌胜利”的目标。亚历山大意识到不愿意结束战争的是英国人。帕默斯顿一向都把克里米亚战争视为开端，希望针对俄罗斯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以此削减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英国公众的态度，从能够了解到的情况看，也是站在帕默斯顿这一边的。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都不能接受英军“攻打棱尖棱堡的失败”将会是——用她的话说——“我们的最后一战（fait d’armes）”。[41]

在长期忽略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之后，英军目前最担心的是俄军对土耳其要塞卡尔斯的围困。在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之后，亚历山大下令加强了对卡尔斯的围困，以赢得更多和平谈判的筹码。一旦攻克卡尔斯，俄军即可长驱直入埃尔祖鲁姆和安纳托里亚，威胁从陆地前往印度的路线，损害英国利益。亚历山大在6月下令进攻卡尔斯，目的是希望能牵制联军在克里米亚的部队。俄军派出了一支由两万一千名步兵、六千名哥萨克骑兵和八十八门大炮组成的部队，由穆拉维约夫将军（General Muraviev）率领，从俄土边境出发，行进到不过七十公里之外的卡尔斯。卡尔斯当时有一万八千名土耳其守军，由英国人威廉·威廉斯将军（General William Williams）指挥，他们知道自己在野战中一定不敌俄军，于是把所有力气都花在加固城防上了。当时土耳其军队中有一批外国军官，包括在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逃到土耳其的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难民，其中有许多技术出色的工程师。俄军在6月16日发起进攻，被守军顽强击退后，他们开始了围困，一再用饥饿来迫使守军投降，他们把对卡尔斯的围困看作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包围的回应。

土耳其人希望能派出一支远征部队救援卡尔斯。奥尔马帕夏向英法联军提议，由他从驻防刻赤和叶夫帕托里亚的土耳其部队中（一共约两万五千步兵和三千骑兵）抽调一支部队，“由我占领切尔克斯海岸某处，威胁俄军交通线，逼迫他们放弃对卡尔斯的围困”。克里米亚的联军指挥部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做决定，于是把难题交给了伦敦和巴黎的政客们。英法两国一开始不愿意从克里米亚抽调土耳其部队，后来总体上同意了这一计划，但是又对抵达卡尔斯的最好途径展开争论。直到9月6日，奥尔马帕夏才离开克里米亚，率领四万人的部队前往格鲁吉亚海岸线上的苏呼米，从那里他还需要行军几个星期才能抵达高加索南部。

与此同时，围困卡尔斯的穆拉维约夫将军越来越沉不住气了。围困战对守军造成了很大打击，城内不仅食物短缺，而且霍乱肆虐；但是尽管如此，因为塞瓦斯托波尔已经失守，沙皇需要尽快占领卡尔斯，同时奥尔马帕夏的部队正在赶来增援，穆拉维约夫没有时间继续等待，无法依靠围困磨垮守军的意志。于是在9月29日，俄军对卡尔斯的棱堡发动了一场全面进攻。然而尽管实力已被削弱，土耳其守军依然极为顽强，有效地发挥了炮兵威力，造成俄军巨大伤亡，约两千五百人战死，两倍于此的人受伤，而土耳其守军只有一千人伤亡。穆拉维约夫不得不重新恢复围困战略。到10月中旬，当奥尔马帕夏的部队经过多次延迟，终于从苏呼米出发时，卡尔斯的守军已饱受饥饿煎熬，医院里挤满了患上败血症的军人。镇上的女人把家里的孩子带到威廉斯将军府前，丢在那里让他给孩子喂食。所有的马匹都被杀了吃肉，人们已开始靠挖野菜度日。

10月22日，消息传来说奥马尔帕夏的儿子塞利姆帕夏（Selim Pasha）带领一支两万人的部队在土耳其北海岸登陆了，正向埃尔祖鲁姆进发。从埃尔祖鲁姆到卡尔斯只需几天路程，但这时卡尔斯的状况已更为恶劣：每天有一百人死亡，士兵们不断开小差。在那些还能打仗的人中，士气也低落到了极点。10月底的大雪让土耳其救援部队几乎不可能很快抵达卡尔斯。奥尔马帕夏的部队在明格里连（Mingrelia）§地区被俄军阻挡了一下，然后也并不急于前往卡尔斯，反而在明格里连首府祖格迪迪（Zugdedi）休息了五天，部队在那里偷抢财物并劫持小孩卖作奴隶。从祖格迪迪出发，沿途是茂密的森林和沼泽，土耳其部队在大雨中行进缓慢。同时从埃尔祖鲁姆出发的塞利姆帕夏的部队行进甚至更慢，原来他并没有两万人马，手下部队的人数连这个数字的二分之一都不到，实力不足以独自击退穆拉维约夫的部队，于是塞利姆帕夏决定没必要做此尝试。11月22日，一名英国外交官交给威廉斯将军一个便条，告知他塞利姆帕夏的部队不会前来卡尔斯增援。一切希望破灭之后，威廉斯将军带领守军向穆拉维约夫将军投降。值得一提的是，穆拉维约夫保证四千名伤病的土耳其士兵将得到救治，并向三万名被他的部队饿垮的守军和平民分发了食物。[42]

占领卡尔斯之后，俄军占领的敌方土地超过了联军占领的俄罗斯土地。亚历山大将这一胜利视作对塞瓦斯托波尔失守的反击，认为现在是向奥地利和法国人发出和平信号的时候了。11月底，巴黎与圣彼得堡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拿破仑三世的表亲、法国外交部长瓦莱夫斯基伯爵找到了涅谢尔罗迭的女婿、在巴黎代表俄罗斯利益的冯·泽巴赫男爵。泽巴赫向涅谢尔罗迭汇报说，瓦莱夫斯基“个人非常倾向”与俄罗斯进行和谈，但警告说拿破仑三世“被他对英格兰的恐惧所支配”，决意维护与英国之间的联盟。如果俄罗斯想要和平的话，必须提出一些建议，比如限制俄罗斯海军在黑海的势力，让法国能借此说服英国开始谈判。[43]

这么做并不容易，在卡尔斯失守后，英国政府更加坚定决心，要继续与俄罗斯开战，并将战争扩大到其他地区。英国内阁在12月开会，讨论将克里米亚地区的联军部队抽调一半前往位于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切断俄军向埃尔祖鲁姆和安纳托里亚进军的路线。英方准备好了行动方案，准备交由1月举行的联军战争联席会议讨论。英国政府还在讨论是否在波罗的海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在8月份，联军海军部队摧毁了芬兰堡，向联军领导人显示了蒸汽装甲舰艇和远程舰炮的威力。在威斯敏斯特圈子外，英国社会几乎一致认为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不过是一场对俄大战的开始，即使一直提倡和平的格拉德斯通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公众不希望战争就此终结。反俄报刊呼吁帕默斯顿在波罗的海发动一场春季攻势，要求摧毁喀琅施塔得，要求封锁圣彼得堡港口，要求把俄罗斯人赶出芬兰，总之必须将俄罗斯对欧洲自由和英国近东利益的威胁全部消除。[44]

帕默斯顿和他的“主战派”在扩大对俄战争上有自己的目的，远远超出了克里米亚战争保卫土耳其的原始目标，而是为了永久地遏制俄罗斯，削弱俄罗斯帝国的力量，使之无法与大英帝国抗衡。“这场战争主要和真正的目的是遏制俄罗斯的扩张野心，”帕默斯顿在9月25日向克拉伦登写道，“我们投入战争，除了帮助苏丹和他的穆斯林子民保住自己的土地外，同样重要的是为了不让俄罗斯染指挪威和瑞典。”帕默斯顿提议继续进行一场泛欧洲规模的战争并同时将战火扩大到亚洲，“以钳制俄罗斯的势力”。从他的角度看，如果波罗的海各国能向土耳其那样加入这场扩大战争的话，它们将构成“一条绵长的城墙的一部分，遏制俄罗斯将来的扩张”。帕默斯顿坚称俄罗斯的“一半还没被打倒”，坚持至少再打一年，直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都脱离俄罗斯，波兰也赢得独立才行。[45]

这一想法已经不再是通过结盟以一批亲西方的国家包围俄罗斯，而是试图发动一场“民族主义战争”，从内部让俄罗斯帝国分崩离析。帕默斯顿最早在1854年3月致英国内阁的备忘录中就阐述了这一想法。那时候他提议把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归还奥斯曼帝国，把芬兰给瑞典，把波罗的海各省给予普鲁士，把比萨拉比亚给奥地利，将波兰重建为独立于俄罗斯的王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这些想法曾被多位英国政治人物讨论过，并已被暗中接受为英国内阁非官方的战争目标。正如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在1854年10月给克拉伦登的信中所解释的那样，帕默斯顿备忘录的基本理念是，《四点方案》是一个“良好并且足够的”战争方案，只要它可以在“任何程度上被修改和延伸”就行，如果“一场成功的战争能够握在我们的掌心”，那么肢解俄罗斯这个目标将会变得既可取又可能。在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后，这些想法再一次在帕默斯顿的主战派核心圈子里被提了出来。“我怀疑帕默斯顿希望克里米亚战争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场民族主义战争，但是现在还不想公开承认。”政治记者查尔斯·格雷维尔（Charles Greville）在12月6日写道。[46]

整个1855年秋，帕默斯顿一直鼓动在第二天春天重新开战，哪怕只是为了持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惩罚性和平条件。让他非常恼怒的是，法国和奥地利已与俄罗斯开始直接对话，并且愿意考虑在《四点方案》的基础上接受相对温和的和平条件。在10月9日给克拉伦登的信中，他说他相信“涅谢尔罗迭和他的间谍们”正于“巴黎和布鲁塞尔在法国人身上下功夫”，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人已经和涅谢尔罗迭携手合作”，英国方面需要投入“我们全部的意志和技巧，才能避免被卷入其中。这样的和平只会辜负英国的首要期待，让这场战争的真正目标无法实现”。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列出了和平的最低条件：俄罗斯必须停止对多瑙河两公国的干涉，苏丹“给予两公国的亲王们良好的执政法规，像那些过去就曾得到英国和法国认可的那样”；俄罗斯将多瑙河三角洲给予土耳其；俄罗斯失去黑海地区的所有海军基地，加上“他们手中任何可以用来向邻国发起攻击的地方”，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和高加索。至于波兰，帕默斯顿不再确定英国能够支持一场独立战争，但是认为可以交给法国执行，因为这一想法正被法国外交部长瓦莱夫斯基推动，这样做可以继续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让他们接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被削弱这一事实。[47]

但是法国人对帕默斯顿的计划并不太热心。克里米亚战争中，大部分硬仗是法国人打的，所以他们的想法很有分量，不会比帕默斯顿的方案轻。如果没有法国的支持，英国人要把战争继续延续下去，几乎连想都不用想，更别提说服其他欧洲国家参与了，这些国家绝大部分更愿意接受法国的领导。

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的损失比英国大。除了战斗减员外，法军还因各种疾病受到很大损失，主要是在1855年秋冬季发生的败血症和斑疹伤寒，再加上霍乱。他们遇到的问题和英军上一年冬季的遭遇相似，不过两军的情况对换了一下。英国在过去一年大大改善了卫生情况和医药品供应，法军原来的高标准却下降了，原因是大批增援部队来到克里米亚，法军却没有足够的资源应对新增的需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拿破仑三世下令继续作战是不现实的。他可以下令暂停军事行动，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时候法国军队的状况也许已经恢复。但是此时法军的士气已非常低落，从官兵的家信内容上看，他们已无法忍受再在克里米亚待上一个冬天。例如夏尔·图马上尉（Captain Charles Thoumas）在10月13日写道，他认为如果不能很快将部队送回国的话，就有发生暴乱的危险。朱阿夫部队的一名中尉弗雷德里克·雅皮也认为士兵们会起来反抗军官，因为他们不愿意参加一场在他们眼里主要为英国利益服务的战争。亨利·卢瓦齐永担心开展新的军事行动将会让法国卷入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领土广袤到无法征服的国家——他相信这是他们应该从1812年战败中得出的教训。[48]

法国的公众舆论也不会再支持军事行动。法国经济已受到克里米亚战争的严重影响：贸易量下降；农业受困于征兵造成的劳力短缺，因为法国已派出了三十一万人的部队前往克里米亚；城市中还出现了食品短缺，从1855年11月起许多人都开始感觉到这一点。根据当地行政法律部门官员的报告，如果战争持续到冬天的话，真的有出现平民骚乱的危险。1854年时，法国地方报纸曾带头要求向俄罗斯开战，现在连它们也在呼吁结束战争了。[49]

拿破仑三世从来都对公众舆论很敏感，在1855年秋天，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案，既能够结束战争，又不至于得罪英国人。他很想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这场“辉煌的胜利”中捞取最大的政治资本，但又不希望损害与英国的联盟关系，因为这正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石。原则上拿破仑三世并不反对针对俄罗斯开展一场更广泛的战争，对帕默斯顿通过打一场欧洲大战来重划欧洲版图的愿景抱支持态度。他希望能因此在其他欧洲国家激发民族革命，打破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体系，通过牺牲俄罗斯和神圣同盟的利益来确立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导地位。但是他不会让法国卷入在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因为他觉得在那里发动战争主要是为英国利益服务。从他的角度来看，唯一能说服他继续对俄罗斯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理由是这场战争能实现他对欧洲大陆的伟大梦想。他在11月22日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提出三个可能的局面：一场有限的防御消耗战；基于《四点方案》开展和平谈判；或是“向所有民族呼吁，重建波兰，实现芬兰和匈牙利独立”。拿破仑三世解释道，他个人倾向和平，但是如果英国觉得基于《四点方案》的和平无法接受的话，他愿意商讨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欧洲战争。“我能够看出，这项政策，”他向维多利亚女王写道，“具有宏伟的意义，因此取得的成果将可能与付出的牺牲相称。”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拿破仑三世的话是言不由衷的，他的提议是迫使英国加入和平谈判的一个计谋。他知道英国人不愿看到一场拿破仑式的战争在欧洲大陆上实现国家解放。在言辞中，他放出一点暗示，如果帕默斯顿逼他摊牌的话，他真的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几年之后的1858年，他在向当时的英国驻法国大使考利勋爵回顾这段历史时，解释说因为法国民意希望和平，这迫使他接受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决定；但如果他在帕默斯顿的逼迫下继续这场战争的话，他决心“在欧洲没有实现一个更好的平衡之前，不会接受和平”。[50]

不管拿破仑三世的意图是什么，法国外交部长瓦莱夫斯基是强烈支持立刻实现和平的，而且明显在利用拿破仑三世将会发动一场欧洲革命战争这一威胁来迫使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启动基于《四点方案》的和平谈判。拿破仑三世自己也参与到这场游戏中来，他给瓦莱夫斯基写信，并指示他交给克拉伦登看：

我想要得到和平。如果俄罗斯同意让黑海地区中立化，我愿意与他们达成和平，不管英国会如何反对。但是，如果到了春天还是没有什么结果，我会向欧洲各民族，特别是波兰人发出呼吁。那场战争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欧洲的权利，而是为了每一个国家的利益。

如果说拿破仑三世发动一场革命战争的威胁是空话，那么他单独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却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巴黎与圣彼得堡建立直接外交联系这一举动得到了一股强大的派别势力的支持，领头的是法国皇帝的同母异父兄弟德·莫尔尼公爵（Duc de Morny）。他是一名铁路监察员，把俄罗斯视为“可以由法国开采的矿藏”。10月份，莫尔尼和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很快将成为外交部长的戈尔恰科夫亲王建立了联系，并提出一份由法国和俄罗斯单独谈判、实现和平的计划。[51]

法国人的这些动作让奥地利警觉起来，马上介入了谈判。外交部长布奥尔伯爵主动约见法国驻维也纳大使布尔克内（Bourqueney），并与莫尔尼协同行动。此时，莫尔尼已从戈尔恰科夫亲王那里探明了俄罗斯可能接受的条件，三人共同制定了一套和平提议，其方式是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由奥地利“为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而向俄罗斯发出达成和平的最后通牒。这一最后通牒基本上就是把《四点方案》换个说法重述一遍，不同之处是俄罗斯将交出比萨拉比亚部分地区，从而使俄罗斯疆土与多瑙河地区完全隔绝；黑海地区的中立化将由俄罗斯和土耳其通过双边协议实现，而不再由和平条约规定细节。另外，虽然俄罗斯已经接受将《四点方案》作为谈判基础，但是最后通牒又加上了第五条，规定胜利方保留在和平谈判过程中“为了欧洲的利益”而添加条件的权利。[52]

11月18日，和平提议送达伦敦。这份最后通牒由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共同制定，英国仅被知会了进展，这一点让英国政府感觉受到了冒犯。帕默斯顿决意不接受这份提议，他怀疑俄罗斯在其中施加影响柔化了和平的条件。和平提议没有提到波罗的海，也没有说明如何保证俄罗斯不在黑海地区实施侵略行为。“我们依然坚持之前提出的‘和平原则’，维持欧洲未来的和平需要这个，”他在12月1日向克拉伦登写道，“如果法国政府改弦易辙，那将来他们必须承担责任，英法两国人民都应该被告知这一点。”克拉伦登还是一贯的谨慎，他担心法国也许真会单独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如果这样的话，英国人不可能不加理会而独自继续作战。英国外交部成功争取到对和平提议做出一些小的修改：黑海地区中立化将由一项综合条约保证，第五条中将包括“特别条件”等。但除了这些小修改外，克拉伦登赞成接受法国人和奥地利人制定的和平条件。在女王的帮助下，他说服了帕默斯顿接受这一计划，至少暂时做此表示，以防法国与俄罗斯单独媾和。他还提出反正沙皇很有可能拒绝这一和平提议，这样的话英国可以继续恢复交战并且提出更为严苛的和平条件。[53]

克拉伦登基本猜对了，整个秋天沙皇一直处于一种战争心态中。根据一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的说法，沙皇“很不愿意和敌人达成妥协”，因为这时敌军正面临第二次在克里米亚过冬的前景。拿破仑三世对和平的渴求让沙皇觉得俄罗斯也许有机会争取更好的条件来结束战争，他所要做的无非是让俄军继续保持作战姿态，等待法国国内矛盾激化。在一封给军队总指挥戈尔恰科夫的信中，沙皇透露了他的想法，他声称看不到提早结束冲突的希望：俄罗斯将继续作战，直到法国在国内即将发生骚乱时被迫同意和平条件，因为农业歉收和底层人民的不满，法国国内矛盾将会激化：

在过去革命都是这样发生的，很有可能一场大革命已经不远了。我认为这是目前这场战争最有可能的结局，我并不期待法国或英国会有真诚的和平愿望，接受符合我们想法的和平条件，只要我还活着，我不会接受任何其他和平条件。[54]

没人能够说服主战的沙皇做出让步。泽巴赫给沙皇带来一封拿破仑三世的私人信息，呼吁沙皇接受和平提议，否则如果西方联军恢复对俄作战，沙皇将面临损失半个帝国的危险。11月21日，有消息传来说瑞典终于同意与西方列强签署军事协议，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个不祥之兆，意味着联军有可能在波罗的海发动一场新的攻势。甚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也声称，如果亚历山大继续进行一场“威胁欧洲所有合法政府稳定”的战争，他也许会被迫加入西方国家联盟，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我恳求你，亲爱的外甥，”他向亚历山大写道，“做出你能接受的最大让步，仔细考虑如果这场残酷的战争继续下去的话，将会给俄罗斯的真实利益、给普鲁士和整个欧洲带来怎样的后果。破坏性的激情一旦被释放出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革命影响，谁也无法估量。”然而，即使是在这些警告面前，亚历山大依然固执己见。“我们已经达到所能做的极限，俄罗斯的荣誉所能接受的极限，”他在12月23日向戈尔恰科夫写道，“我永远不会接受耻辱的条约，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心口划上十字，然后勇往直前，凭借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保卫我们的祖国和国家荣誉。”[55]

两天之后亚历山大收到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列出了西方联盟的和平条件。沙皇邀请他父亲最信任的幕僚们到圣彼得堡的冬宫召开会议商量对策。在会上，比沙皇年长、头脑也冷静一些的大臣们的意见占了上风。其中最关键的发言出自国家财产部长（Minister of State Domains）基谢廖夫（Kiselev），他管理着俄罗斯的两千万农民。他的发言明显也代表了其他参会者的意见。他提出俄罗斯缺乏资源继续维持战争，一些本来中立的势力现在开始转向西方联盟，冒着与所有西方国家开战的风险行事是鲁莽的，即使仅仅和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敌对势力继续保持军事敌对也是不明智的，这么做不仅俄罗斯赢不了，还会导致对方提出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基谢廖夫说，他相信大部分俄罗斯民众有着和沙皇一样的爱国热情，但是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有些人可能会开始动摇，有可能出现革命骚动。当前农民中已经有动荡的迹象，他们是战争负担的主要承受者。基谢廖夫认为，不应该拒绝奥地利的和平提议，但是可以提供修改意见以保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会议同意基谢廖夫的看法，向奥地利发出回复，表示接受他们的和平提议，但是拒绝割让比萨拉比亚，拒绝附加第五条。

俄罗斯的反建议让西方盟国之间产生了分歧。对奥地利来说，比萨拉比亚的归属与它关系密切，因此立即威胁要与俄罗斯断交；但是法国却不愿让和平谈判因此而中断，对拿破仑三世来说，那不过是“比萨拉比亚的几块土地！”他在1856年1月14日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女王的观点是他们应该推迟和平谈判，好好利用俄罗斯与奥地利之间的分歧。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亚历山大和他父亲一样，最担心奥地利向俄罗斯宣战，也许只有奥地利的威胁才能把他拉回到谈判桌上。1月12日，奥地利外交部长布奥尔伯爵通知俄罗斯说如果他们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奥地利将在六天之后与俄罗斯断交。腓特烈·威廉四世在一份发往圣彼得堡的电报中表达了他对奥利地和平提议的支持。沙皇现在已经处于孤立无援之境了。

1月15日，亚历山大再次在冬宫召集高级幕僚开会商讨对策。这次做关键发言的是涅谢尔罗迭，他警告沙皇盟国已决定在今后一两年内向多瑙河和比萨拉比亚靠近奥地利边境地区集中兵力，奥地利有可能会卷入针对俄罗斯的敌对行动，而且奥地利的决定将影响其他中立国家如瑞典和普鲁士的立场。如果俄罗斯现在拒绝和平，将可能要与整个欧洲作战。年迈的沃龙佐夫亲王是前高加索总督，他支持涅谢尔罗迭的观点，他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劝说沙皇接受奥地利的和平条件，不管这一决定多么让人痛苦。继续战争不可能再取得更多成就，拒绝和平反而可能导致更耻辱的结局，俄罗斯也许会失去克里米亚、高加索，甚至芬兰和波兰。基谢廖夫同意沃龙佐夫的看法，并补充说这场战争如果继续下去，奥地利军队逼近俄罗斯西部边境时，沃里尼亚波多利亚地区的民众可能会跟芬兰人和波兰人一样起来暴动。和这些风险相比，奥地利最后通牒中的要求算不了什么。沙皇手下的高级官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恳求他接受和平提议，只有亚历山大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坚持继续作战，但是他在政府里并无职位，不管他以1812年的抵抗精神为号召在心理上多么打动人，他拿不出实际的理由来说服这些高级官员。最后沙皇做出决定，第二天奥地利人收到了来自涅谢尔罗迭的消息，宣布沙皇接受以他们的和平条件作为谈判基础。[56]

* * *

在塞瓦斯托波尔，联军部队正准备在克里米亚度过第二个冬天。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否需要继续作战，但是营地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说他们会被派往多瑙河，或是高加索，或是俄罗斯的其他什么地方参加春季攻势。“我们下一步将会如何？”一名法国军队里的营指挥官约瑟夫·费弗尔（Joseph Fervel）在12月15日给德·卡斯特拉内元帅的信中写道，“下一年我们会在什么地方？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回答。”[57]

与此同时，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的部队每天都忙于过日子。补给改善了，现在士兵们已经有了更好的帐篷和木屋。法军供给港卡米什以及靠近英军补给港的卡迪科伊村整天人满为患，玛丽·西科尔的餐馆生意热火朝天。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供军队消遣：剧院、赌博、桌球、打猎，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在平原上赛马。一船又一船的英国游客前来参观著名的战场，收集纪念品：一把俄军的枪或是佩剑，或者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从留在堑壕里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俄军尸体上偷来的制服等等。“只有英国人才会有这样的嗜好。”一名法军军官写道，游客对战场的病态迷恋让他大开眼界。[58]

接近1856年1月底的时候，和平即将达成的消息传来，联军士兵们开始与俄军士兵进行越来越多的友好交流。戈列夫将军的勤务兵、参加过棱尖棱堡守卫战的年轻士兵波普罗科菲·帕德罗夫当时就驻扎在乔尔纳亚河附近的营地，也就是8月份俄军反击战的地点。“一天天过去，我们与驻扎在河对面的法军部队变得越来越友好，”他回忆道，“长官们告诉我们要和他们以礼相待。我们通常会走到河边，隔着河给他们扔过去些东西（这条河不宽）：十字架、硬币什么的，然后法军士兵会扔给我们香烟、皮袋子、小刀、钱。我们是这么对话的：法国人会说‘俄罗斯同志们！’然后俄国人会说‘法兰西兄弟！’。”后来法军士兵开始过河来探访俄军营地里的士兵，他们在一起喝酒吃东西，为对方演唱，用手势交流。这样的探访后来变得频繁起来。有一天，法国士兵拿出一些卡片来，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部队番号，邀请俄军士兵回访。几天过去了，这些法军士兵没有再过来，于是帕德罗夫和一些战友决定去探访法军营地。他们在法军营地看到的景象让他们十分惊讶。“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在长官的帐篷旁边甚至还种着花。”帕德罗夫回忆道。他们找到了那些法国朋友，被邀请到帐篷里一起喝朗姆酒。法军士兵们把他们送回到河边，多次和他们拥抱，还请他们下次再来。一个星期之后帕德罗夫又独自来到法军营地，却找不到他的朋友们了。他被告知说，他们已经起程回巴黎了。[59]

* 法国元帅德·卡斯特拉内的儿子。——译注

† 为了阻止士兵逃跑，俄军军官对手下士兵说，如果他们向敌人投诚，他们的耳朵会被割下来交给土耳其人（土耳其军队的传统是割下敌人耳朵领赏），但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止俄军士兵大规模逃跑。——原注

‡ 原文如此，应为柯林·坎贝尔中将之误，当时他已晋升为中将，任第一师师长。——译注

§ 今天的萨梅格列罗（Samegrelo），位于格鲁吉亚西部。——编注

¶ 时任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属内阁成员但无特定职责。——译注

注释

[1]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é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 247.

[2]A. Maude, The Life of Tolstoy: First Fifty Years (London, 1908), p. 119.

[3]NAM 1984–09–31–129 (Letter, 9 July 1855); NAM 1989–03–47–6 (Ridley letter, 11 Aug. 1855).

[4]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ée (Paris, 1857), pp. 84–6.

[5]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82; J. Cler, Reminiscences of an Officer of Zouaves (New York, 1860), pp. 231–232; 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ee de Crimée (Paris, 1887), p. 117.

[6]H.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ée: Lettres écrites de Crimée par le capitaine d’état-major Henri Loizillon a sa famille (Paris, 1895), pp. x–xi, 116–7.

[7]J. Baudens, La Guerre de Crimée: Les campements, les abris, les ambulances, les hopitaux, etc. (Paris, 1858), pp. 113–15; G. Guthrie, Commentaries on the Surgery of the War in Portugal... with Additions Relating to Those in the Crimea (Philadelphia, 1862), p. 646.

[8]Kh. Giubbenet, Ocherk meditsinskoi i gospital’noi chasti russkih voisk v Krymu v 1854–1856 gg. (St Petersburg, 1870), pp. 143–4.

[9]Kh. Giubbenet, Ocherk meditsinskoi i gospital’noi chasti russkih voisk v Krymu v 1854–1856 gg. (St Petersburg, 1870), pp. 10, 13, 88–90; RA VIC/MAIN/QVJ/1856, 12 Mar.

[10]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p. 164–169; W. Baumgart,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London, 1999), p. 159.

[11]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328.

[12]RGVIA, f. 846, op. 16, d. 5732, l. 28; E.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artilleriiskogo ofitsera v semi tetradakh (St Petersburg, 1858), pp. 244–5; L. Tolstoy,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p. 139.

[13]RGVIA, f. 9196, op. 4, sv. 2, d. 1, ch. 2, ll. 1–124; f. 9198, op. 6/264, sv. 15, d. 2/2, ll. 104, 112; f. 484, op. 1, d. 264, ll. 1–14; d. 291, ll. 1–10; Boniface, Campagnes de Crimée, p. 267;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ee, pp. 105, 139; 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249.

[14]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 195.

[15]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 196.

[16]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p. 120–2;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p. 344–7; Seaton, The Crimean War, p. 197.

[17]M. O. Cullet, Un ré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p. 199–203; Seaton, The Crimean War, p. 202; D. Stolypin, Iz lichnyh vospominanii o krymskoi voine i o zemledel’cheskih poryadkakh (Moscow, 1874), pp. 12–16; I. Krasovskii, Iz vospominanii o voine 1853–1856 (Moscow, 1874); P. Jaeger, Le mura di Sebastopoli: Gli italiani in Crimea 1855–56 (Milan, 1991), pp. 306–9.

[18]Cullet, Un régiment, pp. 207–8.

[19]Seaton, The Crimean War, p. 205; J.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318.

[20]Jaeger, Le mura di Sebastopoli, p. 315;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ée, pp. 168–170; M. Seacol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 in Many Lands (London, 2005), p. 142; T. Buzzard, With the Turkish Army in the Crimea and Asia Minor (London, 1915), p. 145.

[21]Seaton, The Crimean War, pp. 206–7.

[22]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321; N. Berg, Zapiski ob osade Sevastopolia, 2 vols. (Moscow, 1858), vol. 2, p. 1.

[23]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p. 201.

[24]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169–70;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p. 157, 242–3; Cullet, Un regiment, p. 220.

[25]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pp. 90–1; Giubbenet, Ocherk, p. 148.

[26]RGVIA, f. 846, op. 16, d. 5758, l. 57;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pp. 213–220;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p. 360–61. 有关俄罗斯方面从联军战俘处获得的情报，参见 RGVIA, f. 846, op. 16, d. 5687, l. 7.

[27]A. Niel, Siège de Sébastopol: Journal des opérations du génie (Paris, 1858), pp. 492–502; E. Perret, Les Franç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377–9;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p.328–9; V. Liaskoronskii, Vospominaniia Prokofiia Antonovicha Podpalova (Kiev, 1904), pp. 19–20; Tolstoy’s Letters, ed. and trans. by R. F. Christian,2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52.

[28]RGVIA, f. 846, op. 16, d. 5758, ll. 58–60; A. Viazmitinov, ‘Sevastopol’ ot 21 marta po 28 avgusta 1855 goda’, Russkaia starina, 34 (1882), pp. 55–56;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p. 277–9.

[29]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303.

[30]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 304; C. Campbell, Letters from Camp to His Relatives during the Siege of Sebastopol (London, 1894), pp. 316–7;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pp. 257–8.

[31]RGVIA, f. 846, op. 16, d. 5758, l. 65.

[32]M. Bogdanovich,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4 vols. (St Petersburg, 1876), vol. 4, p. 127.

[33]RGVIA, f. 846, op. 16, d. 5758, l. 68; T. Tolycheva, Rasskazy starushki ob osade Sevastopolia (Moscow, 1881), pp. 87–90.

[34]Tolstoy’s Letters, vol. 1, p. 52.

[35]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popecheniia o ranenykh (St Petersburg, 1855), pp. 74, 81–2.

[36]Giubbenet, Ocherk, pp. 19, 152–3; The Times, 27 Sept. 1855.

[37]Boniface, Campagnes de Crimee, pp. 295–296; Buzzard, With the Turkish Army, p. 193.

[38]E. Vanson, Crimee, Italie, Mexique: Lettres de campagnes 1854–1867 (Paris, 1905), pp. 154, 161; NAM 2005–07–719 (Golaphy letter, 22 Sept. 1855).

[39]WO 28/126; NAM 6807–379/4 (Panmure to Codrington, 9 Nov. 1855).

[40]S. Tatishchev, Imperator Aleksandr II: 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 2 vols. (St Petersburg, 1903), vol. 1, pp. 161–3.

[41]RGVIA, f. 481, op. 1, d. 36, ll. 1–27;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 65; W. 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September 1855 to April 1856’,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1/3 (1955), p. 301; W.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p. 7.

[42]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p. 520–4; H. Sandwith, A 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Kars (London, 1856), pp. 104 ff.; Papers Relative to Military Affairs in Asiatic Turkey and the Defence and Capitulation of Kar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6), p. 251;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197–223.

[43]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pp. 302–3.

[44]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pp. 5–7.

[45]BLMD, Add. MS 4857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25 Sept. 1855.

[46]Argyll, Duke of, Autobiography and Memoirs, 2 vols. (London, 1906), vol. 1, p. 492; The Greville Memoirs 1814–1860, ed. L. Strachey and R. Fulford, 8 vols. (London, 1938), vol. 7, p. 173.

[47]BLMD, Add. MS 4857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9 Oct. 1855.

[48]C. Thoumas, Mes souvenirs de Crimee 1854–1856 (Paris, 1892), pp. 256–60; Lettres d’un soldat a sa mere de 1849 a 1870: Afrique, Crimée, Italie, Mexique (Montbeliard, 1910), pp. 106–108;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ee, pp. xvii–xviii.

[49]A.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ee 1853–1856 (Paris, 1995), p. 460; L. Case, French Opinion on War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Philadelphia, 1954), pp. 39–40; R. 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devant la guerre de Crimee, Annales Litteraires de l’Universite de Besancon, vol. 17 (Paris, 1957), p. 48.

[50]W. Echard, Napoleon III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Baton Range, La., 1983), pp. 50–1.

[51]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ee, p. 451;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1955), p. 78.

[52]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p. 303.

[53]BLMD, Add. MS 4857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1 Dec. 1855;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p. 33.

[54]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p. 304.

[55]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pp. 305–6.

[56]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pp. 306–13.

[57]Boniface, Campagnes de Crimée, p. 336.

[58]D. Noel, La Vie de bivouac: Lettres intimes (Paris, 1860), p. 254.

[59]Liaskoronskii, Vospominaniia, pp. 23–4.

第十二章 巴黎与新秩序

和平会议（Peace Congress）计划于1856年2月25日下午在巴黎奥赛码头边的法国外交部举行。中午时分，兴奋的人群就已经聚集在奥赛码头，等待各国谈判代表团的到来。从协和桥（Pont de la Concorde）到耶拿路（Rue d’Iéna），到处都挤满了围观人群，不得不出动步兵和宪兵维持秩序，以腾出道路让外国使节的马车通过，抵达新近建成的外交部大楼。外国代表团从下午一点开始逐渐抵达，每当他们步出马车走进外交部大楼时，人群都自动爆发出“和平万岁！”和“皇帝万岁！”的欢呼。代表们身着晨礼服，聚集在华丽的大使大厅（Hall of Ambassadors）。大厅里摆着一张铺着绿色天鹅绒的大圆桌，桌边放着十二把靠背椅。大使大厅展示的是法国第二帝国的装饰艺术，猩红色的缎子垂帘从墙上挂下，厅内仅有的真人大小的画像是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的肖像。画像上的两人注视着代表们，仿佛时刻都在提醒他们，现在法国已经成为国际事务的仲裁方。壁炉边的一个台子有拿破仑一世的大理石胸像，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他一直是外交圈内不受欢迎的人。拿破仑三世相信，巴黎和平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法国的拿破仑王朝终于重新回到“欧洲协调”这个欧洲权力的中心了。[1]

将和平会议的地点选在巴黎，体现出法国重新获得了欧洲强国这一地位。和谈唯一可能的另一个地点是维也纳，那里是1815年条约的签署地，但是维也纳被英国人否决了，因为自从克里米亚战争开始以来，英国人就一直对奥地利人外交努力的真实意图疑虑重重。现在，当各方外交势力都聚集在巴黎时，维也纳仿佛变成了一个过时的城市。“谁能否认，在这一切之后，法国的势力已经扩大了呢，”法国外交部长瓦莱夫斯基伯爵在得知自己将被授权主持和谈之后向拿破仑三世写道，“只有法国才能从这一争执中获利。今天的法国，名列欧洲的首位。”

三个月前，巴黎举办了一场世界博览会。那是一场光彩夺目的国际展览，堪比1851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五百万游客访问了位于香榭丽舍大街（Champs-Elysées）的展览馆。这两个事件吸引了众多关注，将巴黎置于欧洲中心。这对拿破仑三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胜果——渴求在国内外赢得威望，一直是他决定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动力。自从去年秋天和平进程开始以来，他已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各方势力都要依靠他才能满足自身的利益。“所有人都对拿破仑皇帝十分尊重，让我感到惊讶，”利芬王妃（Princess Lieven）在11月9日给迈恩多夫男爵夫人的信中写道，“这场战争让他提升到了颇高的位置，而且法国也一样。英格兰却没有从中获益。”[2]

整个冬天，和平谈判都一直在进行着，到了2月份，当各国代表齐聚巴黎时，绝大部分有争议的问题已经获得解决。谈判的主要障碍是英国的强硬立场，英国并不急于结束战争，因为在过去十八个月里，他们未赢得一场主要战役，无法让自己的荣誉感得到满足，也无法为巨大的损失做出交代，毕竟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是法国人的功劳。在好战情绪高昂的报刊和公众的鼓励下，帕默斯顿重申了他在10月9日提出的最低条件，并威胁说如果俄罗斯不接受英国提出的和平条件的话，英国将继续作战，并在波罗的海发动春季攻势。他向外交大臣克拉伦登施加压力，除非俄罗斯在巴黎和平会议上全面接受英国的条件，否则不要做出任何妥协。

尽管他态度坚决，但其实帕默斯顿的要求一直在发生变化。到11月份，他已经放弃了让切尔克斯独立的要求，原因是没有任何一方能代表那一地区签署条约。然而他继续坚持俄罗斯必须放弃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并且相信只要英国保持强硬立场，就能实现这一目标。他在2月25日给克拉伦登写信，强调俄罗斯参加谈判时位低势弱，他们敢于反对英国的最新和平条件，是一种“肆无忌惮”的行为。英国的条件是俄罗斯的军舰和武器完全撤离黑海地区，同时俄罗斯军队必须“从其占领的所有土耳其领土（包括卡尔斯）上离开”。帕默斯顿强调，这些条件“并非故意让俄罗斯蒙羞……只是用来让俄罗斯展示并宣誓其真心放弃了侵略意图”。帕默斯顿提醒克拉伦登要提防俄罗斯巴黎和平会议代表团团长奥尔洛夫伯爵，其言语暴露了他的反俄立场：

至于说奥尔洛夫，我对他很了解：他外表文明礼貌，内心却充满了俄罗斯人的无礼、傲慢和骄傲。他会仗势欺人，却尽力不露痕迹。只要觉得有成功机会，他一定会锱铢必较。他身上带有一个半文明的野蛮人的所有狡诈。[3]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对帕默斯顿的行为感到厌恶，皮埃蒙特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干脆把帕默斯顿形容为一头“疯狂的动物”。法国人急于寻求和平，不像英国人那样坚持要惩罚俄罗斯，他们需要与俄罗斯人和解，以实现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未来的计划。法国一直对意大利统一持同情态度，认为可以帮助皮埃蒙特从奥地利那里夺回伦巴第—威尼西亚地区，并将哈布斯堡势力从意大利其余地区清除出去。作为交换，法国可重新占领萨伏依（Savoy）和尼斯（Nice），这两个地区在1792年被法国占领，但是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被重新归还给皮埃蒙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国需要得到俄罗斯的支持，或至少让俄罗斯保持武装中立，才能击败奥地利，因此法国人不愿意顺从英国人惩罚俄罗斯的意图。法英两国的主要分歧在于比萨拉比亚的边界划分，各方原已同意俄罗斯必须将这一地区归还奥斯曼帝国属摩尔达维亚公国，然而帕默斯顿却要求更高，提出不能让俄罗斯有任何办法进入多瑙河地区。这一强硬立场得到了奥地利的支持，因为这块地方是奥地利人最大的心病。但同时俄罗斯人也想在谈判中为自己在比萨拉比亚赢得最大权益，他们的筹码是手中的卡尔斯，并且得到了法国人的支持。最终，面临英国和奥地利的压力，拿破仑三世说服奥尔洛夫伯爵接受了一个妥协方案：总的来说，俄罗斯丢掉了他们1812年从土耳其那里夺来的比萨拉比亚的三分之一土地，其中包括多瑙河三角洲，但是保住了比萨拉比亚的保加利亚人居住区，以及战略位置很重要的从荷廷（Chotin）*向东南方延伸的山脊。英国人声称获得了外交胜利，奥地利人庆祝多瑙河地区得到了解放，俄罗斯人则感到蒙受了一场国耻，因为这是17世纪以来，俄罗斯第一次向土耳其人割让了领土。[4]

在其他主要议题上，西方列强在巴黎和平会议前就已经基本达成统一意见，大致以1854年盟国制定的《四点方案》为主导。英国人试图增加第五点，将高加索南部地区（切尔克斯、格鲁吉亚、埃里温和纳希切万）全部从俄罗斯人手里夺走，但是俄罗斯人坚持说他们是依据《哈德良堡条约》占领这些地方的，而土耳其人也同意这一说法。但是，俄罗斯不得不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卡尔斯。俄罗斯还试图减少方案第三点（黑海非军事化）给自己造成的制约，希望能把尼古拉耶夫（位于布格河内陆二十公里）和亚速海排除在外，但未获成功。

《四点方案》第一点关乎多瑙河两公国的命运，谈判期间各方意见你来我往。英国人基本同意让两公国重归奥斯曼帝国所有，法国人支持罗马尼亚自由派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将两公国统一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诉求，然而奥地利人却一口回绝了这个在自己东南边境外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想法，因为在奥地利境内就有相当数量的斯拉夫少数民族同样有着建国的念头。奥地利人怀疑法国人是以支持罗马尼亚人为手段施压，企图逼迫自己放弃意大利北部地区，这一怀疑其实不无道理。所以虽然英法奥三国都同意中止俄罗斯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权，并将多瑙河变为一条对商业航行开放的河流（《四点方案》第二点），但在赶走俄罗斯人之后应以什么来取而代之这一点上，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只好提出让奥斯曼帝国拥有名义上的主权，并由西方列强共同担保，含糊地计划等到将来某个时候再来确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地人民对自己未来的意愿。

至于保护奥斯曼帝国内基督徒这一问题（《四点方案》第四点），盟国代表1月初就在君士坦丁堡会见了首相阿里帕夏和坦齐马特改革派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这两位是苏丹派往巴黎参加谈判的代表。盟国要求高门必须做出姿态，显示正在给予奥斯曼帝国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人口完全的宗教和民事平等，并指出在这一点上盟国是认真的。时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在1月9日向克拉伦登汇报了这次会见的过程，但是他本人对土耳其部长们决心改革的表态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认为土耳其人对外国施压逼迫改革感到不满，相信这么做会削弱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因此真正落实对基督教人口的保护难度很大。土耳其人从来都相信基督徒比他们低一等，不管苏丹通过什么法律，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期待的那样，在短时间内纠正这一偏见。坎宁写道：“我们也许要准备好应付各种拖延，理由可能是尊重宗教反感、公众偏见和无关痛痒的习惯。”他还进一步警告说如果西方逼迫土耳其进行改革，则有可能导致穆斯林行动起来，反对苏丹的西方化政策。作为对盟国代表起草的二十一点改革方案的回应，苏丹在2月18日发布了《改革诏书》（Hatt-i Hümayun），许诺给予非穆斯林臣民完全的宗教和法律平等、拥有财产的权利、凭能力加入奥斯曼帝国军队和成为公务员的权利。土耳其人希望通过承诺这些改革，防止欧洲国家进一步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政。他们希望将《改革诏书》排除在巴黎和平会议之外，理由是这涉及土耳其主权内政。但是作为《四点方案》规定的共同担保苏丹治下基督教臣民安全的五个西方国家之一，俄罗斯坚持这一改革必须放到谈判桌上来。后来俄罗斯同意了一个折中方案：高门和西方列强共同签署一个国际宣言，强调维护奥斯曼帝国内基督徒权利的重要性。在俄罗斯的对内宣传中，这一妥协被描述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罗斯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人说得也没错，因为巴黎和平会议恢复了圣诞教堂和圣墓教堂的原状，而这正是俄罗斯代表希腊人提出的要求，沙皇曾多次强调这一点。在和平宣言发表的那一天，亚历山大感谢上天实现了“战争原本的核心目标……俄罗斯人！你们的努力和牺牲没有白费！”[5]

最后还有一个一直未挑明的问题：波兰。让波兰从俄罗斯统治下恢复独立，这一议题最早是由法国外交部长瓦莱夫斯基伯爵在盟国外交官圈子内提出的，他是拿破仑一世和波兰的玛丽·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Countess Marie Walewska）的儿子。在占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拿破仑三世想为波兰做点事情，而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符合他建立新欧洲版图、打破1815年格局的理念。最早他支持的是恰尔托雷斯基亲王重建波兰会议王国的想法，这是一个根据《维也纳条约》建立的自治王国，但是其自由受到俄罗斯的侵蚀。在和平会议开始后，拿破仑三世很清楚其他各方都不会为波兰伸张，原来的想法已不现实，于是表示自己会支持恰尔托雷斯基亲王提出的等而下之的条件，包括维持波兰语的地位，保护波兰不被俄罗斯化等。但是俄罗斯代表奥尔洛夫伯爵不为所动，坚称俄罗斯对波兰的所有权不是基于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而是因为在1830—1831年，俄罗斯在镇压波兰起义期间征服了波兰。拿破仑三世需要俄罗斯的支持以迫使奥地利放弃意大利北部，因此为了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他决定放弃对波兰的支持。因为这些原因，波兰问题不再成为巴黎和平会议的议题，即使是从来不放弃任何对抗俄罗斯机会的帕默斯顿，也指示克拉伦登不要在波兰问题上做文章。他的解释是：“现在不合适要求俄罗斯恢复波兰王国。”

很不好说能给波兰人带来什么好处。如果波兰人真能从俄罗斯手中独立出来，那对波兰人和欧洲都很好。但不论是对波兰人也好，对欧洲也好，波兰王国目前的状况，与《维也纳条约》规定的条件之间的那一点差别，与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花费的努力是不相称的。俄罗斯政府会说过去波兰反叛了，然后被俄罗斯征服了，因此俄罗斯是凭着军事征服而不是《维也纳条约》占领了波兰，从而不再有义务遵守条约的规定。俄罗斯人还会说对波兰问题提出要求是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可怜的波兰！”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对恰尔托雷斯基的支持者之一、哈罗比勋爵（Lord Harrowby）表示：“它的重生，就像一艘时而闪现的飞翔的‘荷兰人’（flying Dutchman）†，从未实现过，总在等候中。”[6]

由于事先已经解决了所有主要的问题，巴黎和平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执。三场会谈之后，和平条约草案就已经准备就绪。各国代表团成员有许多空闲时间参加社交活动：宴会、晚餐、音乐会、舞会、欢迎仪式等等，其中还包括一场庆祝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唯一的孩子、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eon）王子诞生的特别庆典。3月30日星期日下午一点，各国代表团的外交官们聚集在一起，完成了和平条约的正式签署。

巴黎城内各处都在宣布和平条约签署的消息，电报站连续不断地把这条新闻传向世界各地。下午两点钟，巴黎荣军院（Les Invalides）的加农炮发出一阵巨响，宣告战争结束。欢呼的人群聚集在街头，餐馆和咖啡馆的生意异常红火，晚上巴黎的天空被焰火映红。第二天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上举行了阅兵仪式，法军军队接受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亲王、高级军官和外国使节的检阅，成千上万巴黎市民沿途围观。“人群的兴奋之情如同电流一般颤动，”第二年出版的法国议会官方历史上写道，“满怀对国家的骄傲和热情，人们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响彻整个战神广场，胜过一千门加农炮的响声。”[7]当初拿破仑三世决定让法国参战，期待的是获得荣耀与喝彩，现在他终于如愿以偿。

* * *

和平的消息在第二天传到了克里米亚——电报从巴黎接力传到瓦尔纳，然后再通过海底电缆传到了巴拉克拉瓦。4月2日，克里米亚联军的大炮发出了最后的轰响，纪念战争的结束。

联军有六个月的时间撤离克里米亚。英军从塞瓦斯托波尔港离开，临走之前炸毁了气势雄伟的码头，法军则摧毁了尼古拉要塞。大批的军事物资装备需要清点、装船、运回国：缴获的大炮和加农炮、弹药、废铁和食物，其中还包括从俄罗斯人那里抢来的东西，数量巨大。把运载空间分配给各个作战部门是一件复杂的后勤工程。许多东西无法运走，就只好留下，卖给俄罗斯人。英军的小木屋被捐给了俄罗斯人，条件是必须给“那些因为战争而无家可归的克里米亚居民”；俄方答应了英军的条件，但还是把小木屋和军营留给了俄军使用。“要把在超过两年时间里运来的东西在几个月内运走，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埃尔贝上尉在4月28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大量的马匹和骡子只好被抛弃或是廉价卖给克里米亚人了，我不指望还能再次见到自己的马。”被卖掉的交通工具不仅有马匹，英军在战争期间修建的巴拉克拉瓦铁路被一家由卡林·厄德利爵士（Sir Culling Eardly）和摩西·蒙蒂菲奥里（Moses Montefiore）成立的公司买下，他们想利用这些材料设备在雅法和耶路撒冷之间兴建一条铁路线。帕默斯顿同意了这一售卖方案，认为这些新铁路线将会“给一个荒野无序的地区带来文明与发展”。这条铁路线如果建成，将可以为越来越多的前往圣地的朝圣者提供交通服务。但是这条铁路从未兴建，最后巴拉克拉瓦铁路线被当作废铁卖给了土耳其人。[8]

考虑到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把所有物资装备运到克里米亚，联军的撤离工作可以说完成得非常迅速。7月12日，英军总指挥科德林顿把巴拉克拉瓦交还给俄罗斯人，然后乘坐“阿尔及尔号”（HMS Algiers）军舰和最后一批英军一起离开。科德林顿非常注重军事礼仪，所以对俄罗斯方面派来巴拉克拉瓦执行交接的人员的官衔和装束很不满意：

有约三十名顿河（Don）哥萨克骑兵和五十名步兵前来接管。但这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呐！我没法想象俄军竟然会派出这样一支脏兮兮的部队。裹在灰色外套里的是衣冠不整的士兵，而且装备破烂——他们的形象如此不敬，让我们吃惊不已而又感觉滑稽可笑。我希望这批货色是故意派来羞辱我们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听了我们的评论，他们就知道受辱的其实是自己。禁卫军士兵列队登上了军舰，俄军布上自己的岗哨，撤离工作就此完成。[9]

永远留在克里米亚的，是几千名战死沙场的联军士兵的遗体。在撤离前的最后几个星期，联军士兵花了很大力气为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修建了墓地，竖起了纪念碑。在他从克里米亚发回的最后几份报道中，《泰晤士报》记者威廉·罗素描述了军队墓地的景象：

切尔松尼斯遍布着单个小坟墓、稍大一点的墓葬地以及独立的墓园，从巴拉克拉瓦到塞瓦斯托波尔锚地，到处都是。山沟与平地、山丘和凹地、大路两边或是隐蔽的山谷，从海边到乔尔纳亚河边，长达几英里的地方，随处可见那些耀眼的白色石头，孤零零地或是一群群地，有的竖立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有的委身在丛丛杂草之中。法国人没有在修建坟墓上花太多力气，他们在靠近因克尔曼营地的地方有一座精心打理且布置典雅的大型墓地，但并没有围栏……掩埋军士和近卫军旅士兵的墓园周围是一道厚实的围墙，入口处有一道雅致的双开大门，很聪明地用木头和由铁环敲直的铁条做成，刷上油漆，用铰链分别挂在两个由石头凿成的大柱子上，在石柱顶上还有装饰用的柱头，顶部是一颗加农炮弹丸。墓园里有六排墓地，每排掩埋着三十具或更多遗体。每一个墓上都竖着一块墓碑，或是造一座小土丘，由一排排白色石头围起来，刻着被掩埋者的全名或是姓名缩写，用卵石标记在小土丘上。在靠近墓园入口的地方，面朝大门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石制十字架……这座墓园里没有多少墓碑，其中之一是一个石头做成的十字架，上面镌刻着“纪念A.希尔中尉（Lieutenant A. Hill），第二十二团，逝世于1855年6月22日。他在克里米亚的朋友敬立”。另一块墓碑上写着“纪念伦尼军士长（Sergeant-Major Rennie），第九十三高地旅。一位朋友立”。……[另一块]写着“军需官J.麦克唐纳（J. McDonald），第七十二团，12月8日在塞瓦斯托波尔前的堑壕里受伤，9月16日去世，终年三十五岁”。[10]

联军撤离后，原来向彼列科普方向撤退的俄军又回到了克里米亚南部的城镇和平原。这里的战场再次成为农田和放牧地，牛群在联军的墓地边游荡吃草。渐渐地，克里米亚从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中恢复过来，塞瓦斯托波尔获得重建，修复了道路和桥梁，但是在其他方面，这座半岛却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

卡思卡特山上的英军墓地，罗杰·芬顿摄，1855（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印刷品和照片分部，华盛顿特区）

最显著的改变是鞑靼人大部分消失了。战争开始时，小群鞑靼人已经开始逃离家园，战争接近尾声时，因为担心联军走后会遭到俄罗斯人的报复，离开的人数越来越多。1855年5月，当地鞑靼人借着联军占领刻赤的机会对俄罗斯人发动暴力袭击，造成了刻赤惨案。在这之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就已经开始受到俄罗斯军事当局的报复，包括大规模抓捕、没收财产、集体处死“可疑的”鞑靼人等。贝达（Baidar）谷地的鞑靼居民因此向科德林顿请愿，希望联军能帮助他们离开克里米亚，他们担心自己的村庄重新落入俄罗斯人手中的后果，“因为过去的经历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们将受到良好的对待”。他们的请愿书用当地的鞑靼文字写成，然后翻译成英语。在请愿书中他们还写道：

为报答英国对我们的善意，我们会像铭记上帝一样永远牢记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和科德林顿将军，我们会用穆罕默德教义给予我们的一天五次的祈祷机会为他们祈祷，我们对他们和所有英国人的祈祷会代代相传给我们的子孙。

由以下十二个村庄的教士、贵族和居民签署：贝达、萨格提克（Sagtik）、卡伦迪（Kalendi）、斯克里亚（Skelia）、萨瓦特卡（Savatka）、巴加（Baga）、乌库斯塔（Urkusta）、乌尊纽（Uzunyu）、布尤克拉斯括米亚（Buyuk Luskomiya）、奇亚图（Kiatu）、库楚克拉斯括米加（Kutchuk Luskomiga）、瓦尔努特卡（Varnutka）。[11]

科德林顿没有在任何方面向鞑靼人施以援手，虽然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鞑靼人曾为联军提供了食物、情报、运输服务。盟国外交官们从没想到要保护鞑靼人不受俄罗斯当局报复，其实他们本可以为此在和平条约中加上一条措辞更强烈的条款。《巴黎条约》（Paris Treaty）第五条规定，任何参战国有责任“对有迹象积极参与敌方军事行动的本国臣民给予全面赦免”，这一条款似乎不仅适用于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还可以用来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保加利亚和希腊人，他们在多瑙河战役中都站到了俄军这一边。但是新俄罗斯地区总督斯特罗加诺夫伯爵（Count Stroganov）找到了一个不受该条款约束的办法。他声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鞑靼人未经军事当局批准离开了指定居住地，这就已经违反了俄罗斯法律，因此失去了《巴黎条约》第五条给予的保护。在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鞑靼人为躲避战火而被迫离开家园，按照这一逻辑，仅仅因为他们的护照没有盖上俄罗斯的大印，这些鞑靼人在当局眼中就已经犯下了叛国罪，可判处流放西伯利亚。[12]

联军刚开始撤离时，就出现了鞑靼人第一波大规模集体逃离。4月22日，四千五百名鞑靼人从巴拉克拉瓦坐船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们相信土耳其政府已邀请他们到奥斯曼帝国重新定居。克里米亚当地的俄罗斯官员警觉到鞑靼人大规模逃离将会给农业经济带来冲击，于是向圣彼得堡请示是否应该阻止鞑靼人外逃。在了解到鞑靼人曾在战争期间大规模投靠联军之后，沙皇回复说不要阻止，还说“把这些有害民族从半岛上抹去对我们是有利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重新利用了这一逻辑。斯特罗加诺夫在向当地官员传达沙皇旨意时，把这句话诠释成一道将鞑靼人驱除出去的直接指令，他声称沙皇说的是“有必要”让鞑靼人离开（而不仅仅是这样做是“有利的”）。于是俄罗斯当局向鞑靼人施加各种压力迫使他们出逃，比如有谣言说当局计划把鞑靼人大批迁移到北边，或是哥萨克人洗劫了鞑靼人村庄，或是当局计划强迫鞑靼人在学校里学习俄语或改信基督教。鞑靼人的农场被增加税赋，村庄被切断水源，从而迫使他们把土地卖给俄罗斯地主。

在1856年至1863年间，约十五万克里米亚鞑靼人和约八万诺盖鞑靼人（Nogai Tatars）‡，即约占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南部鞑靼人总数三分之二的人口，陆续迁移到了奥斯曼帝国。精确的数字很难统计，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实际数字比这个高很多。因为担心这一地区的劳动力流失不断加剧，俄罗斯当局在1867年试图从警察统计数字中计算自从战争结束后，到底有多少鞑靼人离开了克里米亚半岛。他们的报告表明，有十万四千二百一十一名男性和八万八千一百四十九名女性离开了克里米亚，留下了七百八十四座空寂的村庄和四百五十七座废弃的清真寺。[13]

在驱逐鞑靼人口的同时，从1856年起，俄罗斯当局还施行了一套让克里米亚地区全面基督教化的政策。作为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俄罗斯当局更是把这里当作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宗教边界，因此必须巩固对这里的宗教控制。克里米亚战争前，这里的总督沃龙佐夫亲王相对来说倾向自由主义，反对在克里米亚扩展基督教机构，理由是那将“在本地鞑靼人中滋生毫无根据的危险念头，以为我们会迫使他们放弃伊斯兰信仰改信东正教”。沃龙佐夫在1855年退休，接替他的是激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斯特罗加诺夫，他积极支持克里米亚所属的赫尔松—陶利德教区大主教因诺肯季的基督教化目标。在克里米亚战争接近结束时，因诺肯季的传道宣讲以小册子和版画（lubki）的形式在俄军部队中广为传播。他把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圣战”，克里米亚是俄罗斯东正教身份的中心，因为基督教正是从这里传入俄罗斯的。通过强调克里米亚半岛上希腊教堂的悠久历史，他把克里米亚比作“俄罗斯的阿索斯山”，一座“神圣俄罗斯帝国”的圣山，与希腊东北地区阿索斯山半岛上的东正教修道院之间有宗教上的纽带。在斯特罗加诺夫的支持下，因诺肯季在战后创建了克里米亚主教辖区，并在这里兴建了几座新的修道院。[14]

为了鼓励基督徒移民克里米亚，沙皇政府在1862年制定了一条法律，给予来自俄罗斯和海外的移民特殊权利和补贴。被鞑靼人遗弃的土地被预留出来准备卖给外来移民。1860年代和1870年代涌入的基督教新移民完全改变了克里米亚的民族组成。过去的鞑靼人定居点现在住满了俄罗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德国人和爱沙尼亚人。所有这些人都看中了这里廉价而丰饶的土地，或是被可以加入城市行会和团体的特殊权利所吸引，而这些权利以往是不会给予新来的居民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把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夫帕托里亚变成了重要的贸易中心；与此同时，过去鞑靼人定居的市镇如卡法（Kefe，即锡奥多西亚）、古兹勒夫（Gözleve）§和巴赫奇萨赖等则陷入没落中。许多定居乡村的移民是保加利亚人或其他来自比萨拉比亚的基督教移民，他们自己家园所在的地区在克里米亚战争后被割让给了土耳其人。这些移民被当局安置在三百三十个原来鞑靼人的村落中，还获得资助把清真寺改造成教堂。与此同时，许多从克里米亚逃出去的鞑靼人则定居在比萨拉比亚被基督徒遗弃的土地上。[15]

克里米亚战争导致整个环黑海圈不同的宗教和民族团体被连根拔起，长途迁徙，越过俄罗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宗教界线，移居他处。几万名希腊人从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迁往俄罗斯南部，反过来从俄罗斯迁往土耳其的是几万名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波兰难民和曾经参与对俄作战的波兰军团，即所谓的“奥斯曼哥萨克”（Ottoman Cossacks）。他们被高门安置在多瑙河三角洲的多布罗加地区、安纳托里亚和其他一些地区，另一些则被迁到了亚当波尔（Adampol），即波洛内兹科伊（Polonezkoi），这是由波兰流亡领袖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于1842年在君士坦丁堡郊外建起来的波兰人定居点。

在黑海的另一边，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几万名亚美尼亚基督徒离开他们在安纳托里亚的家园，迁移到了由俄罗斯控制的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地区。他们担心土耳其人会把他们当作俄罗斯的盟友而对他们施行报复。《巴黎条约》委托确定俄罗斯与奥斯曼边界线的欧洲专门委员会发现，亚美尼亚村庄“只有一半人居住”，教堂处于“严重损毁”的状态。[16]

与此同时，数量更多的切尔克斯人、阿塞拜疆人和其他穆斯林部落在俄罗斯当局的逼迫下离开家园。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军加强了对沙米勒武装的军事行动，采用了一种现在会被称为“种族清洗”的一致政策对高加索进行基督教化。开展这一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巴黎条约》规定英国皇家海军可以在黑海地区自由航行，而俄军失去了海上军事手段来对付黑海沿岸充满敌意的穆斯林人口。俄军首先将目标集中在高加索西部、靠近黑海海岸线、土地肥沃的切尔克斯地区。穆斯林村庄遭到俄军部队袭击，不论男女都被屠杀，农庄和家园被毁，村民们被迫迁移或是挨饿。俄军给切尔克斯居民两个选择：向北迁移到库班平原，那里离海岸线足够远，如果遭遇入侵，他们不至于成为俄军的威胁；或是移民到奥斯曼帝国。几万名穆斯林居民选择向北迁移，但是同样多数量的切尔克斯人被俄军赶到黑海港口，有时候不得不在条件恶劣的码头等待好几个星期才被装上土耳其船只送往安纳托里亚的特拉布宗、萨姆松（Samsun）和锡诺普。奥斯曼当局对大量移民涌入准备不足，有几千人在抵达土耳其后的几个月内死于疾病。到1864年时，切尔克斯的所有穆斯林人口都被清除了。英国领事C.H.迪克森（C. H. Dickson）说他可以在原切尔克斯人居住区走上一天也碰不上一个活人。[17]

在驱逐了切尔克斯人之后，下一个目标是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当时他们定居在苏呼米卡莱（Sukhumi-Kale）地区。俄军的驱逐行动在1866年开始，采用的战术基本上和在切尔克斯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因为担心对经济的冲击，俄军的政策是保留男性劳动力，迫使妇女、儿童和老人离开。英国领事、阿拉伯研究专家威廉·吉福德·帕尔格雷夫（William Gifford Palgrave）曾到访阿塞拜疆地区并收集有关种族清洗的材料，他估计那里约四分之三的穆斯林人口被迫迁移。总的来说，把切尔克斯人和阿塞拜疆人加在一起，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十年中，共有约一百二十万穆斯林人口被赶出高加索地区，绝大部分重新定居在奥斯曼帝国。到19世纪末，那两个地区的穆斯林人口已不足基督教新移民的十分之一。[18]

* * *

为了表示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诚意，1856年2月，苏丹同意参加两场由外国人在君士坦丁堡举办的舞会，分别在英国大使馆和法国大使馆。这是历史上奥斯曼帝国苏丹首次接受邀请，参加在外国大使官邸举办的基督教社交活动。

阿卜杜勒-迈吉德苏丹来到英国大使馆时，身上佩戴着几周前英国为庆祝联军胜利而授予苏丹的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到苏丹的马车门边迎候，当苏丹走下马车时，大使馆通过一条电线向落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英国舰队发出信号，舰队立刻以长时间的礼炮轰鸣向苏丹致敬。这是一场化装舞会，客人们装扮成王子、海盗、火枪手、假切尔克斯人和牧羊女等等。参加了舞会的霍恩比爵士夫人（Lady Hornby）¶第二天写下了自己的观感：

如果要把舞会上的装束一一列出，我花上一天时间也只能列举一半。参加过女王举行的化装舞会的人都清楚，在华美程度上，昨天的舞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法国、撒丁尼亚和英国的军官外，各国客人都穿着他们自己奇妙的服装，其美丽程度完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希腊主教、亚美尼亚大主教以及犹太长老们都穿着各自的正式礼服。真正的波斯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奥地利人、撒丁尼亚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都在那儿，穿着不同的服装，许多还佩带着镶珠宝的武器。阿卜杜勒-迈吉德静静地向舞厅走来，陪伴他的是斯特拉特福德勋爵和夫人，他们两人的女儿，后面跟着一群潇洒的高级官员。他停下脚步，显得非常高兴，满意地看着眼前的场景，向两边点头，一直面带微笑……军官们喝了许多香槟，他们假装不知道杯子里到底是什么，狡黠地称之为“起泡水”（eau gazeuse）。

在法国大使馆举办的舞会上，苏丹佩戴了由法国大使图弗内尔颁发给他的荣誉军团勋章。在受致军礼后，他和外国使节们进行了交谈，漫步在舞者之间。当军乐队奏响土耳其的进行曲时，这些舞者还踩着鼓点即兴表演了一番。[19]

在这些活动中，让苏丹倍感喜爱的是欧洲女性的装束，他声称这些装束比穆斯林女性的服饰好得多。“如果与这些女士交往起来，她们的性格就像外貌一样，”他对自己的奥地利医生说，“那我真的很羡慕你们欧洲人。”在苏丹的鼓励下，宫廷中的女性和土耳其高官的夫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纳欧洲服装的要素：紧身胸衣、丝绸披肩、透明面纱等。她们开始更多地在上流公开场合露面，更多地与男性交往。家庭内部的习俗也开始西方化，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精英家庭中，出现了欧洲的餐桌礼仪、餐具和厨具，以及欧洲家具和装饰风格。[20]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克里米亚战争都是土耳其社会开放及西化的转折点。大批难民从俄罗斯迁移过来，成为奥斯曼帝国接触外部世界的诸多途径之一。克里米亚战争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新的理念与科技，加速了土耳其与世界经济的整合，极大增加了土耳其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接触。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不久的那一段时间里，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多，其中有大批的外交官、金融家、军事顾问和军人、工程师、旅客、商人、传教士和教士，这些人均对土耳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争还使得外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投资急剧增加，导致土耳其在财政上对西方银行和政府产生了依赖性。例如，为支持战争和坦齐马特改革，土耳其的外国贷款从1855年的约五百万英镑上升到了1877年的两亿英镑，令人震惊。战争不仅刺激了电报和铁路的建设，而且催动了“公共观点”的出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对战事信息的需求极为庞大，直接导致了新闻写作这一新兴文字类型的出现，报纸和新闻承载了表达公众观点的责任。在1860年代，一批记者和期望进行改革的人士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团体“新奥斯曼人”（Yeni Osmanlilar），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却是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与此同时，战争还触发了针对以上这些社会变革的反应，孕育了第一波奥斯曼（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新奥斯曼人”相信能够在穆斯林的传统框架内采纳西方的制度，正是因为这一理念，这个组织可以称得上是后来“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的“精神之父”，而正是这些“青年土耳其党人”创建了现代土耳其国家。[21]

“新奥斯曼人”反对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日益干涉，他们认为某些改革举措是由西方政府强加在土耳其身上的，其根本意图是推广基督教。他们因此反对这些改革，特别是1856年在西方强迫下颁发的《改革诏书》。这份诏书由斯特拉特福德和图弗内尔共同起草，作为继续提供外国贷款的条件，逼迫高门接受。《改革诏书》重申了1839年《玫瑰堂诏书》提出的宗教宽容原则，但是采用的是西方的法律语言，定义更为清楚，却没有引用《古兰经》。除了向非穆斯林承诺宽容政策和民事权利外，这份诏书还在英国人的要求下，在奥斯曼帝国引入了一些新的政治原则：严格的政府年度预算，建立银行体系，编纂刑事和民事法律，改革监狱，建立混合法庭处理大部分同时涉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案件。这些原则可以说是对奥斯曼帝国彻底的西方化。“新奥斯曼人”支持以《玫瑰堂诏书》阐述的一些原则作为坦齐马特改革的要点，因为其中提出的改革源于土耳其内部的需求，而且没有威胁到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中的地位。在“新奥斯曼人”看来，《改革诏书》就不一样，它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被迫接受的，给了非穆斯林特许权，他们担心这将侵犯伊斯兰教的利益和土耳其主权。

《改革诏书》由外国人起草这一事实，加上其中使用的西方用语，更是在穆斯林神职人员和保守派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即使是老一辈的坦齐马特改革派穆斯塔法·雷希德也认为其中对基督徒做出的让步太多了。在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的坚持下，雷希德在1856年11月重掌首相职位，但任职时间很短。一些对《改革诏书》深感愤怒的神学家和学生暗中策划了针对苏丹和他手下大臣的行动，但在1859年被当局逮捕。被审问时，这些人声称《改革诏书》违反了伊斯兰教法，因为它给予了基督徒和穆斯林同样多的权利。主要策划者之一艾哈迈德酋长（Sheikh Ahmet）称基督徒借助外国势力获取了这些权利，对他们的让步意味着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中的优势地位从此将会终结。[22]

许多穆斯林等级制度的当权者和受益人也持有同样看法，这些人包括地方军政官员、知事、地主和贵族、神职人员和官员、包税人††和借贷人等，他们都担心一旦教育程度更高、更为活跃的基督徒拥有了宗教和民事上的平等权利，将很快占据奥斯曼帝国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听到的说法都是基督徒是下等人。担心被剥夺优越地位，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加入了抵制活动，各地纷纷出现针对基督徒的暴乱和袭击活动：1856年在比萨拉比亚、纳布卢斯（Nablus）‡‡和加沙地带，1857年在雅法，1858年在汉志。1860年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两万名马龙派（Maronite）基督徒遭德鲁兹人（Druzes）和穆斯林屠杀。在每一起事件中，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宗教上的差异都增强了经济上的分歧，反之亦然，双发愈加对立。例如，以从事农业和小商业为主的穆斯林的生计直接受到基督教中间商进口的欧洲物资的冲击。在反对《改革诏书》的神职人员煽动下，暴动分子攻击基督徒的店铺和住宅、外国人建的教堂和教会学校，甚至还冲击外国大使馆。

以纳布卢斯为例，暴动发生在1856年4月4日，就在穆斯林领袖在星期五的祈祷中谴责了《改革诏书》之后。这里约有一万名居民，其中五千为基督徒，在克里米亚战争前，他们与镇上的穆斯林一直相安无事。但是战争让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把俄军的失败看作“穆斯林的胜利”，新颁布的《改革诏书》中有关宗教平等的条款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宗教自豪感受到了伤害。对基督徒来说，他们把克里米亚战争看作西方联军的胜利，在家门口升起法国和英国的旗帜，并在新教教会学校里架上了一口新钟。这些举动刺激了穆斯林的情绪，在星期五祈祷间，穆斯林教士谴责这些举动为西方统治的象征，声称不久以后，召唤穆斯林们前来祈祷的将是英国人的钟声，除非穆斯林们现在就起来捣毁基督教堂，这将是“向上帝祈祷的恰当方式”。于是教众们呼喊着发动圣战的口号，涌向纳布卢斯街头，许多人聚集在新教教会外，把门口的英国旗扯了下来。

在高度紧张的形势下，点燃暴力导火索的是一件涉及莱德牧师（Reverend Mr Lyde）的荒唐事件。他是一名新教传教士，还是剑桥耶稣学院的成员（Fellow of Jesus College），当天意外射杀了一名想偷他外衣的乞丐。“狂热的杯子已经满了，一滴水就能让它溢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詹姆斯·芬恩在对此事的汇报中写道。为避开暴徒，莱德躲到了镇长马哈茂德·贝克（Mahmud Bek）家中。镇长安抚了受害者家属，并提议将他埋葬。但是镇上的乌理玛对这样的处理不满意，在开了一场宗教会议后，下令禁止将受害者埋葬，并暂停所有清真寺的祈祷，“直到伊斯兰的血债得以偿还”。人群聚集在镇长官邸前，叫喊着“向基督徒复仇！”，要求镇长交出莱德。莱德自愿牺牲自己，但是马哈茂德·贝克没有答应。暴徒们开始在镇上破坏袭击，所有能拿走的财物都被偷抢一空，基督徒的住宅、学校和教堂被洗劫焚毁。根据芬恩的报告，几名普鲁士领事官员被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十几名希腊人。他的报告还写道，“十一名孕妇因惊吓而早产”。最后，在苏丹军队介入下，事件终于得以平息。4月22日，莱德在耶路撒冷出庭受审，一个由穆斯林和基督徒联合组成的陪审团认定他谋杀罪名不成立，但还是下令他给乞丐家人支付一大笔赔偿金。§§莱德后来回到英国时，脑子已经不正常了，幻想自己成了耶稣基督。这一地区针对基督徒的攻击持续了好几个月，穆斯林暴乱的领头人物却从未被送上法庭。1857年2月，芬恩汇报说三百名生活在加沙的基督徒“依然在恐惧中过日子”，因为“没人能够控制穆斯林狂热分子”，而且因为担心报复，没有一个基督徒愿意出庭做证。[23]

因为担心在各地引发暴力事件，奥斯曼当局在落实《改革诏书》承诺的宗教宽容条款上不断拖延。斯特拉特福德对此感到越来越不满，“在宗教迫害问题上，土耳其官员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来满足女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他向克拉伦登写道，“他们假装担心一旦让步，将会激发穆斯林公众的不满。”土耳其参与克里米亚战争获得胜利，引发了“穆斯林必胜”念头的重新抬头，斯特拉特福德写道。战争的后果是土耳其人变得更加维护自己的主权，对西方干涉内政更为反感。新一代的坦齐马特改革派人物个人地位稳固，不像克里米亚战争前雷希德那一代改革派需要依赖外国势力和大使们的支持。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实施改革时更为小心务实，愿意推动西方国家要求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但不会急于实现《改革诏书》对宗教事务的承诺。在他担任大使的最后几年间，斯特拉特福德一直呼吁土耳其领导人更为真诚地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强调土耳其必须以此回报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提供的协助。最让他恼怒的是，在奥斯曼帝国中，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依然会被处以极刑，尽管苏丹已经承诺保护基督徒免受宗教迫害并废除“处死脱教者的野蛮行为”。斯特拉特福德在1856年12月23日给高门的信中引用了许多改信基督教的人被从家中赶出并被处死的事例，他写道：

欧洲列强将永远无法接受，土耳其依靠他们的炮舰和军队取得了军事胜利，其结果却是延续[叛教]法律，这不仅是对欧洲列强的一种侮辱，而且是对他们基督教同仁的残忍迫害。他们有权要求，英国政府也特别提出要求，任何转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不会因此遭受惩罚，就像转信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一样。[24]

但是直到他第二年回伦敦时，高门还是没有做出多少实际行动来满足欧洲列强的要求。“在基督徒中，”芬恩在1857年7月汇报说，“一种强烈不满的情绪正在增长，这都是因为土耳其政府在实施宗教宽容上的动作迟缓。”

基督徒们投诉说他们在街上被人侮辱，在公共法庭上遭受不平等待遇，如果他们在政府中有任何职位都会被赶走，他们没有参军的荣誉却被迫缴纳比过去高一倍的军事税。

根据芬恩的说法，在巴勒斯坦乡村地区，多年以后《改革诏书》的条文依然没有得到贯彻。当地政府官员贪污腐化，不按规章办事，而且与本地的穆斯林名流、教士和官方人物过从甚密，确保不会改善基督徒的地位。高门遥远而软弱，连制裁地方官员铺张浮华的能力都没有，更不用提迫使他们接受宗教和民事权利平等的新法律了。[25]

高门未能实行改革所带来的后果，在巴尔干地区最为深远。从1858年的波斯尼亚起义开始，这一地区的基督教农民将会再次起来反抗穆斯林地主和官员。继续维持米利特系统激发了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一系列的巴尔干战争将再次把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卷入进来，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最终将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 * *

《巴黎条约》没有对欧洲版图造成大的改变。在许多人看来，损失这么多生命，结果却是这样，实在不值得。俄罗斯确实丢失了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摩尔达维亚，但是除此之外，《巴黎条约》只是陈述了一些原则：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完整将由欧洲列强保证，这是国际法中第一次承认了一个伊斯兰国家，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曾特别将土耳其排除在外；对苏丹的非穆斯林臣民的保护由签字各方共同担保，从而废止了俄罗斯声称独自拥有的保护奥斯曼帝国内基督徒的权利；确认多瑙河两公国为自治国家，主权归奥斯曼帝国，从而终结了俄罗斯对两公国的保护权；对俄罗斯人来说最耻辱的是第十一条，宣布黑海为中立地区，在和平时期对任何商业船只开放，但不对军舰开放，从而让俄罗斯在其关键的南疆海岸线上失去了使用军港和军火库的权利。[26]

但是，尽管《巴黎条约》没有立即让欧洲版图发生改变，它仍然是国际关系与政治的一道分水岭，在实质上结束了欧洲过去的权力平衡，即奥地利和俄罗斯共同控制欧洲；与此同时形成了新的势力组合，为一批新的民族国家，如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德国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虽然《巴黎条约》惩罚的是俄罗斯，但是从长远看，损失最大的却是奥地利，尽管它和克里米亚战争只沾了一点儿边。俄罗斯一直没有原谅奥地利在1854年倒向英法联盟、采取武装中立的行为，奥地利从此失去了这个保守派盟友。与此同时，自由派的西欧国家又因为奥地利的政治保守，以及在战争期间提出“对俄罗斯软弱”的和平倡议而对它不抱信任。1856年后，奥地利发现自己在欧洲大陆上越来越孤立。之后它在1859年与法国和皮埃蒙特的战争中丢掉了在意大利的地盘；在1866年与普鲁士的战争中丢掉了在德国的地盘；在巴尔干地区，从1870年代到1914年，奥地利也节节败退。

当然这一切在1856年4月尚不明显，奥地利与法国和英国组成三国联盟共同担保《巴黎条约》的实施。三方签署协约，同意任何触犯《巴黎条约》的行为都将构成宣战的理由。帕默斯顿将之视为针对俄罗斯的一个“很好的附加保险和团结纽带”。他认为俄罗斯必将再次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威胁，希望将该协约扩展为一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反俄罗斯大联盟。[27]但是拿破仑三世却不想在反俄罗斯方面走得那么远，自从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以来，法俄关系正转向和睦。拿破仑三世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在意大利问题上共同对付奥地利。对俄罗斯来说，法国是最有可能在黑海问题上提供支持的西方国家，在1856年接替涅谢尔罗迭担任外交部长的戈尔恰科夫亲王坚信这一点。自《巴黎条约》签署以后，俄罗斯一直想去除其中让其倍感羞辱的黑海中立化条款，亟须西方国家的支持。法国与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有共同点，双方都想改变历史协议中的规定：俄罗斯想改变1856年《巴黎条约》的条款，法国想去除1815年条约的残余。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可以达成某种默契。

和他的前任、坚决支持神圣同盟及其正统原则的涅谢尔罗迭不同，戈尔恰科夫亲王对俄罗斯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他看来，俄罗斯不应该像克里米亚战争前那样，与其他国家结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某种原则，例如正统君主制。这场战争已经向俄罗斯显示，它不能指望欧洲正统君主之间的团结。过去涅谢尔罗迭的政策让俄罗斯受累于其他国家政府的失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罗斯就因为奥地利政府而深受打击。戈尔恰科夫亲王本人自从在维也纳担任大使起，就十分厌恶奥地利。他认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应为其国家利益服务，不要考虑意识形态，只要可以为俄罗斯赢得更多利益，就可以与任何强国结成联盟。这是一种新型的外交政策，也就是日后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ck）推行的实用主义原则。

《巴黎条约》刚一签署，俄罗斯就对其条文发起了挑战，集中在一些小问题上，试图在由西方列强组成的克里米亚联盟间挑起分歧。1856年5月，他们声称对位于多瑙河三角洲入海口附近、土耳其水域内的蛇岛（Serpent Island）上的一座灯塔拥有主权，派出七名士兵，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登上蛇岛，并在灯塔驻扎。法国外交部长瓦莱夫斯基倾向于允许俄罗斯拥有这个没有什么战略意义的灯塔，但是帕默斯顿则坚持必须驱逐这些俄罗斯军人，因为他们侵犯了土耳其的主权。当一艘英国船的船长与岛上的土耳其人建立联系后，他被告知土耳其人不在意俄罗斯军人待在岛上，反而把他们视为客人，乐于向他们贩卖物资。帕默斯顿不为所动，“我们必须避免阿伯丁政府的失误，不能让俄罗斯扩张的早期行动和迹象在眼皮底下漏过。”他在8月7日给克拉伦登的信中写道。派出炮舰武力驱逐俄军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但是英国驻圣彼得堡全权特使约翰·沃德豪斯（John Wodehouse）却心有疑虑，不能肯定英国有权这么做，英国女王也有同样的疑虑，因此帕默斯顿不得不做出让步，改而通过外交途径施压。戈尔恰科夫亲王坚称俄罗斯自从1833年起就拥有蛇岛，并就此向法国提出申诉，于是法国获得了一个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国际调停的地位。[28]

与此同时，俄罗斯对《巴黎条约》发出了第二次挑战，这次的焦点与俄属比萨拉比亚和土耳其控制的摩尔达维亚之间的边界线有关。由于制图错误和对地名的混淆，盟国把边境线划到了一座古老村庄博尔格勒（Bolgrad）的南边。在村庄南边三公里处是新博尔格勒（New Bolgrad），一个坐落在雅尔普克湖（Lake Yalpuk）边的集镇，这片湖是多瑙河的水源之一。俄罗斯利用地名上的混乱，声称两个博尔格勒都应归其所有，目的是借此获得对雅尔普克湖的共同拥有权。帕默斯顿坚持边境线必须保留在古村边，因为《巴黎条约》的意图之一是不让俄罗斯占有多瑙河。他呼吁法国保持强硬，在俄罗斯面前与英国统一立场，否则两国之间的分歧将被俄罗斯利用。但是法国愿意向俄罗斯让步以示好，不过他们接着又提议边境线应该沿着新博尔格勒和雅尔普克湖之间的一小条陆地划定，这样的话俄罗斯可以得到更多领土，但是却拿不到雅尔普克湖。在这一事件中，法国再次成为俄罗斯与英国之间的斡旋者。

到11月中，德·莫尔尼公爵已说服戈尔恰科夫亲王放弃对蛇岛主权的要求，接受新博尔格勒但是不包括雅尔普克湖，外加由法国皇帝斟酌决定的其他领土补偿。这一交易同时又同一个由沙皇和戈尔恰科夫亲王提出、德·莫尔尼在圣彼得堡协助起草的方案挂钩，提议法俄之间签署一项协议，保护黑海和多瑙河两公国的中立。虽然《巴黎条约》确立了这两个地区的中立，但是俄罗斯声称“条约已被英格兰和奥地利践踏”，并且两国“试图以欺诈方式”剥夺俄罗斯对多瑙河地区的合法拥有权。德·莫尔尼向拿破仑三世推荐了俄罗斯的提议，同时向其转告了戈尔恰科夫亲王的一项承诺：如果法国签署这项协议的话，俄罗斯将会支持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土诉求。“请考虑一下，”德·莫尔尼写道，“俄罗斯将是唯一一个承认法国新增领土的强国。就这一点我已经得到明确承诺。试试看我们能不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同样的保证！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们要靠俄罗斯的支持才能满足我们苛刻又任性的国民。”在俄罗斯方面，应该对法国新增领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一份给基谢廖夫伯爵的秘密指令做了详细说明。基谢廖夫伯爵是多瑙河公国的前任总督，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被任命为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原因是俄罗斯想派遣一名高级政客到巴黎，以显示沙皇对俄罗斯与法国之间友谊的重视。在给基谢廖夫伯爵的秘密指令中，他被告知如果拿破仑三世将目光投向意大利半岛的话，俄罗斯“将支持尼斯和萨伏依归属法国，以及伦巴第与撒丁尼亚的统一”。如果拿破仑三世的野心是莱茵河的话，俄罗斯将“使用其影响力”帮助法国，同时继续遵守自己对普鲁士的承诺。[29]

1857年1月，各方代表在巴黎开会，很快为两处领土争议提供了解决方案。蛇岛主权确认归土耳其所有，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控制灯塔；新博尔格勒归摩尔达维亚所有，俄罗斯将在比萨拉比亚的其他地方获得领土补偿。表面上看，俄罗斯在两处领土争议上都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却凭借这两处争议削弱了克里米亚战胜国联盟之间的团结，赢得了一场政治上的胜利。法国人的行为很清楚地表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愿意通过与俄罗斯进行交易以实现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梦想。

在之后的十八个月里，俄罗斯高级官员陆续造访巴黎。1857年，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访问巴黎。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他被赋予重任对俄罗斯海军实行迫切需要的改革。他认为要让落后的俄罗斯舰队实现现代化，与法国合作以获得技术支持是最好的途径，因此把所有俄国造船厂无力承担的订单全部给了法国企业。在前往巴黎途中，他在尼斯附近的维拉弗兰卡湾（Bay of Villafranca）做了停留，与撒丁尼亚首相加富尔伯爵达成协议，代表敖德萨海运署（Odessa Shipping Company）向撒丁尼亚政府租借了一座装煤站，从而为俄罗斯船只在地中海上提供了一个落脚点。¶¶在巴黎，拿破仑三世为康斯坦丁大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还跟他就欧洲的未来私下进行了交谈。法国皇帝清楚康斯坦丁希望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他的泛斯拉夫观点与外交部长戈尔恰科夫亲王针锋相对，所以在交谈中故意顺着他的政治野心。拿破仑三世特别提到意大利人可能会起来反抗奥地利人统治，并最终在皮埃蒙特领导下实现统一，还谈到了奥斯曼帝国中基督徒发动起义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康斯坦丁非常感兴趣的议题。拿破仑三世表示这两种可能出现的局面都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都鼓励欧洲小国独立。[30]

在康斯坦丁大公的鼓励下，拿破仑三世与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目的是争取沙皇支持法国与皮埃蒙特联军在意大利与奥地利人开战。1857年9月，两国元首在斯图加特（Stuttgart）会面，在这之后，拿破仑三世对获得沙皇的支持充满了信心。第二年7月，当他在普隆比耶尔（Plombières）与加富尔伯爵会面，共同商定作战计划时，他向加富尔伯爵保证已从沙皇那里得到庄严承诺，俄罗斯将支持他们在意大利的计划。在这之后的几年里，皮埃蒙特王国在伦巴第—威尼西亚战役中打败奥地利军队，领土得以扩大，建立了北意大利王国（Kingdom of Northern Italy），类似1848—1849年间短暂成立的意大利北部王国。在这之后，北意大利王国统一了托斯卡纳（Tuscany）公国，这里原来是直接受教皇统治的教皇国（Papal State），但当时疆土已经缩小。北意大利王国还统一了亚平宁半岛南部的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成立了意大利邦联（Italian Confederation），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长期支持意大利统一的拿破仑三世则得到了尼斯和萨伏依作为回报。

加富尔曾经将统一意大利的希望寄托在法英联盟上，这也是他派遣撒丁尼亚部队前往克里米亚参加联军的原因。在巴黎和平会议上，他在幕后施展影响力，赢得了法英两国的同情和支持。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也未赢得两国支持意大利统一的明确表态，但是他依然相信西方列强的支持是他唯一的希望。当他从拿破仑三世那里得知俄罗斯将会支持意大利民族革命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赶往附近的温泉度假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那里是欧洲“没落的国王和亲王们”聚集疗养的地方。加富尔在那里觐见了叶莲娜·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婶婶，她持自由派立场，很有影响力。大公夫人向加富尔保证说他确实可以依托俄罗斯的支持。“大公夫人告诉我，”加富尔在给撒丁尼亚军队的马尔莫拉将军的信中写道，“如果法国与我们保持步调一致，那么公众舆论将迫使俄罗斯政府也加入联合阵线。”[31]

但事实上，沙皇并不愿意卷入任何战争。法国同意取消他们对《巴黎条约》中有关黑海中立条款的支持；作为回报，亚历山大二世并未承诺武力介入，而是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保持武装中立，在俄罗斯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地区接壤处集结大批军队，以此来阻止奥地利派兵增援意大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地利以武装中立来支持联军，现在亚历山大二世采取一模一样的手段来对付奥地利，是对奥地利背叛行为的一种报复。在法国方面，拿破仑三世不愿意在黑海问题上做出明确表态，担心因此破坏法英两国的关系，所以法国和俄罗斯之间无法达成正式协议。但是两国君主在1859年3月签署了一项君子协定：一旦法国与奥地利开战，俄罗斯将持“善意中立”的立场；作为回报，法国将在“未来某个时候”为俄罗斯“施展其影响力”。[32]

正是在此协议基础上，法国和皮埃蒙特在1859年4月向奥地利宣战。他们知道，根据法俄君子协议，当他们在意大利与奥地利交战时，俄罗斯将会在其与奥地利的边境地区集结三十万军队。如果这样的局面发生在几年前，俄罗斯一定会给予奥地利军事支持，反击法国推翻《维也纳条约》的任何企图。克里米亚战争改变了一切。

在拿破仑三世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指挥下，法国—皮埃蒙特联军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6月24日的索尔费里诺（Solferino）战役中，联军摧毁了由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率领的奥地利军队，这是历史上最后一场交战军队均由各方国家元首亲自率领指挥的战斗。此时拿破仑三世开始担心德意志地区各国可能会派出军队支持奥地利，于是在事先没有取得皮埃蒙特同意的情况下，就与奥地利在维拉弗兰卡签订了停战协议。根据协议，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其首府米兰都归属法国。接着根据拿破仑三世和加富尔在普隆比耶尔达成的意见，法国人立刻将从奥地利人那里取得的拥有权转交给了皮埃蒙特。法国与奥地利的停战协议还规定在意大利中部的国家，包括帕尔马（Parma）、摩德纳（Modena）和托斯卡纳恢复君主制，本来这些国家的君主在战争之初就被公众暴动推翻了。这一交易激怒了皮埃蒙特人，却合了俄罗斯人的心意——因为看到意大利独立战争演变成了一场革命运动，让俄罗斯人深感忧心。皮埃蒙特军队接着并吞了这些中部地区国家，同时把尼斯和萨伏依给了法国，作为其一贯支持意大利独立的回报。但是这一领土割让行为遭到了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将军的反对，他是对奥地利作战的英雄，同情革命，而且本人在尼斯出生。在1860年春，他率领手下一千名志愿军“红衫军”（Redshirts）南下开始了一场征服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远征，最后将这两个王国统一，并加入了皮埃蒙特领导下的意大利。

加里波第对意大利革命的支持让沙皇与拿破仑三世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对沙皇来说，这让他清楚地意识到支持法国皇帝的扩张政策将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一旦意大利的民族主义革命成功，将难以阻止这一浪潮涌向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再从那里涌向波兰和俄罗斯的其他属地。1860年10月，俄罗斯与皮埃蒙特断绝了外交关系，作为对其并吞那不勒斯王国的抗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戈尔恰科夫谴责皮埃蒙特煽动革命，宣称除非获得国际会议批准，俄罗斯将反对任何发生在意大利的领土变动，并表示谨慎支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当然现在俄罗斯已决不可能再与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并肩作战了。此时第一届意大利议会已于1861年在都灵（Turin）召开，只有威尼西亚和教皇城市罗马尚未加入。当埃马努埃莱在1861年3月加冕为意大利国王时，尽管受到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奥地利和俄罗斯仍然共同决定不予承认他的国王地位。当英国人要求戈尔恰科夫亲王运用他的影响力来说服普鲁士承认意大利国王时，他拒绝合作。从这一点来看，原来的神圣同盟似乎还没有完全烟消云散。戈尔恰科夫亲王对英国人坚称，如果从皮埃蒙特开始的民族起义浪潮不被遏制的话，将会威胁到奥地利和土耳其的稳定。也许是故意嘲讽英国人参与克里米亚战争的理由，戈尔恰科夫亲王对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内皮尔勋爵†††说道：“我们有两个根本的目标——保卫土耳其，保卫奥地利。”[33]

1863年的波兰起义将俄罗斯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推到了破裂点。在加里波第的感召下，波兰学生从1861年起就开始游行示威，促使沙皇派驻波兰的总督兰贝特将军（General Lambert）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波兰领导人开始秘密集会商讨战略，一些人支持发动一场联合农民和工人的全民民主革命，另一些较为保守的人士在恰尔托雷斯基的领导下，寻求发动一场贵族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波兰起义的开端是一场自发的反抗俄军在波兰强制征兵的运动，小股武装在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天主教聚居区的森林地带与强大的俄军展开游击战。参加游击战的人，包括许多“朱阿夫死军”（Zouaves of Death）成员，他们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俄军作战过。“朱阿夫死军”由弗朗索瓦·罗什布吕纳（Franois Rochebrune）创建，他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法军朱阿夫部队里的一名军官，还曾在1857年作为英法联军中的一员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定居在归属奥地利的波兰城市克拉科夫（Cracow），在当地成立了一所击剑学校。波兰朱阿夫部队的士兵身穿胸口绣着白色十字架的黑色制服，头戴红色土耳其毡帽，使用的是从克里米亚战场上获得的米涅来复枪，他们誓言宁愿战死也不向俄军投降。

一个革命政府在华沙秘密成立了，宣布“所有波兰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允许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向欧洲国家恳求支援。教皇庇护九世下诏为天主教波兰反抗东正教俄罗斯进行特别祈祷，并积极地在意大利和法国煽动对波兰起义者的同情与支持。拿破仑三世想派遣军队从波罗的海登陆支持波兰革命，但是被英国人阻止了，担心因此触发又一场克里米亚战争。最后因为法国发动了对墨西哥的入侵战，才无力派兵前往波兰。西方列强为维护波兰起义而进行的外交干预让俄罗斯感到愤怒，特别是法国的行为被俄罗斯视为一种背叛，因此俄罗斯更是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波兰起义。俄军在各处焚毁整座市镇和村庄，几万名波兰男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几百名起义者被公开绞死。

弗朗索瓦·罗什布吕纳，瓦莱雷·热武斯基摄，（图片来源：波兰国家图书馆，华沙）

在波兰起义之初，俄罗斯就已经开始疏远法国，恢复了与普鲁士的联盟。普鲁士是参与瓜分波兰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支持俄罗斯镇压波兰起义的国家。两国之间有着军事协议，允许俄军乘坐火车通过普鲁士境内。亚历山大二世一向对自由派的法国心存疑虑，普鲁士看来是一个更为可靠的保守派盟友，可以共同对抗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俄罗斯给了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相当多的支持。早在俾斯麦于1859—1862年担任驻圣彼得堡大使时，其保守主义立场就已经引起了沙皇的注意，俾斯麦也极为重视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一直支持普鲁士的对外战争，包括1864年对丹麦、1866年对奥地利以及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到了1871年，德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取得了统一，而法国则刚刚战败。在德国的支持下，《巴黎条约》第十一条终于被取消，俄罗斯可以开始重建黑海舰队了。在《巴黎条约》签署后的十五年间，发生了许多事件，国际局势已面目全非：拿破仑三世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推翻，流亡到了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势力和地位下降了；两个新兴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成立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种种考虑和激情已经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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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条约》没有让俄罗斯丢失大量领土，却让其备受挫折。除了损失了黑海舰队、割让了比萨拉比亚部分地区外，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也不再有任何威望，18世纪以来俄罗斯在东方问题上获得的利益丢失殆尽。一直要到1945年，俄罗斯才恢复了其在欧洲的主控地位。

黑海非军事化对俄罗斯来说是战略上的重大打击，如果俄罗斯再与土耳其交战，土耳其可以请求英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的舰队进入黑海，而俄罗斯却没有能力保卫自己易受攻击的南部海岸。摧毁黑海舰队、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军港对俄罗斯来说是一场羞辱，被强制解除武装这样的事情过去从未发生在任何一个强国身上，即使法国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惨败后也没有被迫解除武装。俄罗斯遭受的对待在欧洲协调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欧洲协调的建立本来就是为了保证一个强国不会被其他国家羞辱。但是盟国在对待俄罗斯时，并没有将其看作一个欧洲强国，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半亚洲（semi-Asiatic）国家。在巴黎和平会议期间，法国外长瓦莱夫斯基曾询问英国代表团，如果在俄罗斯黑海港口设立西方国家的领事馆以监督黑海非军事化的执行，这样做对俄罗斯来说会不会过于羞辱了。英国驻法国大使考利勋爵坚持认为不会，他指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也对中国强加了类似的条款。[34]

在俄罗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军队信誉扫地，突出了对国防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迫切性，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还包括建设铁路、工业化、健全的金融系统等等。战争部自尼古拉一世以来一直受宠，现在风头被财政部和内政部盖过了，当然政府开支的很大一部分仍然用于战争部，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

许多俄罗斯人心目中长期以来的国家形象——世界上最大、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忽然粉碎了，俄罗斯的落后暴露无遗。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呼吁改革的声音，每件事均遭到质疑。克里米亚战争这场灾难暴露了俄罗斯各个机构存在的问题，不光是军事指挥上的腐败无能、海陆军技术上的落后、因道路不佳和缺乏铁路导致的长期存在的补给困难，还包括军队主要组成分子农奴的恶劣生存条件和教育匮乏、农奴经济无法支持一场对手是工业化国家的战争，以及世袭制本身的失败。批评者将矛头集中在尼古拉一世身上，是他傲慢执拗的政策导致了这场灾难和无数生命的消逝。“现在公众舆论对记忆中的尼古拉非常轻蔑，”尼古拉一世的皇后身边的女侍官丘特切娃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每一次新的挫败都会导致对他的责难。他们指责他推行一套全凭个人好恶制定的政策；为了他自己的骄傲和荣誉而放弃了俄罗斯的传统；对不起我们的兄弟、东正教斯拉夫人；当他应该也可以给近东和教会带来新生命的时候，却让沙皇成了欧洲宪兵。

甚至政府精英层对尼古拉一世时期体制的失误也有所认识。“我的上帝，这么多受害者，”沙皇的审查官亚历山大·尼基坚科（Alexander Nikitenko）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都是因为一个人的疯狂意志，沉醉在绝对权力和傲慢中……我们一直在发动战争，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三十年，维持着一支一百万人的军队，不断威胁欧洲。到底有什么意义？俄罗斯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什么荣耀？”尼基坚科反思道，在几年前，莫斯科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还在宣扬西方如何正在衰落，俄罗斯领导下的新斯拉夫文明将如何会取而代之。“现在欧洲向我们证明我们是多么无知没落，我们对西方文明是多么傲慢无礼，俄罗斯真的多么腐朽！哦，我们是多么不幸！”[35]

呼吁改革的人中也包括托尔斯泰。他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让其一举成名，克里米亚战争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军官的腐败无能以及对普通士兵和水手的残暴对待，而普通士兵和水手的勇气和坚韧则让他振奋。在战争期间的日记中，他第一次表达了激进改革的想法，并发誓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反抗社会不公。1854年11月，在从敖德萨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船上，船长向他讲述了运送士兵时的情形：“一名士兵如何在大雨中躺在潮湿的船舱底昏昏睡去；一名军官如何鞭打一名士兵，仅仅因为这名士兵忍不住挠痒；一名迟到归队两天的士兵，如何因为害怕而在船上开枪自杀，这名士兵的尸体如何没有举行葬礼就被扔到海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了解到的西方军队中普通士兵的待遇，这让他充分意识到必须有所改变。“我跟法军和英军伤病员聊了一两个小时，”同一个月，托尔斯泰在辛菲罗波尔附近的埃斯基奥德写道，

每一名战士都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有自尊心，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像军队机器上一个高效的弹簧。性能优良的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能、年轻、对政治和艺术的基本知识，这些都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而我们呢？愚蠢的徒步和武装训练、无用的武器、长官的压迫、年迈、缺乏教育、恶劣的食物装备把士兵们最后一点自豪的火花都扑灭了，甚至让他们对敌人产生过高的看法。[36]

在法国和英国军队中，是否许多士兵都对艺术有很强的认识，这一点其实是颇成疑问的。和其他许多俄罗斯对“西方”的崇拜一样，托尔斯泰的分析中也有很大的幼稚成分，但是这些理想化的认识无疑强化了他的改革主义激情。

尼古拉一世去世时，托尔斯泰撰写了一份“军队改革计划”，呈给塞瓦斯托波尔守备司令奥斯滕-萨克恩伯爵，希望他能将此转交给亚历山大二世。新任沙皇据说倾向实行更为人道的政策，基于这一传言，托尔斯泰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原则，虽然所说的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卫者来说实在有失公允：

我的良知和正义感不允许我对在我眼前实施的罪恶再沉默下去，这一罪恶正造成百万人的死亡，消磨我们的力量，破坏国家的荣誉……我们没有军队，有的只是一群受军纪威吓的奴隶，而指挥他们的则是盗贼和贩奴者。这群人不是一支军队，因为他们既不对信仰、沙皇和父国——这些词在多大程度上被滥用！——有真正的效忠，也没有勇气或是军事气节。他们所有的，一方面是被动的耐心和被压抑的不满，另一方面是残忍、奴役和腐败。

托尔斯泰强烈谴责了对农奴士兵的残忍对待。在一个早先的版本中，他甚至声言在“每一个被鞭打的战士”身上都埋藏着一种“报复的意愿”。这一意愿“被压抑极深，尚没有强烈涌现”，但是正在等待爆发之中，“我的老天，如果真正爆发的话，将会有什么样的恐怖场景降临我们的社会”。他后来把这一段煽动性的语句删除了，估计意识到这些话会让他的改革计划断送在政府圈子里。托尔斯泰呼吁在军中废除体罚，认为军队的残暴化导致了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拙劣表现。他提出应该对炮兵进行改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炮兵在联军米涅来复枪面前没有什么用处。在提出如何提高军队指挥能力的想法时，托尔斯泰对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俄军军官做了强烈的批评，指责他们残暴而腐化，关心的只是士兵的制服和演练上的细节，这些人当军官是因为他们其他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在这里他再次删除了一段激烈的言辞，在那段话中，他声称俄军高级指挥官们不过是一群宫廷幕僚，被选上指挥军队是因为沙皇宠信他们，而不是他们有多强的指挥能力。删除这段话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的方案能有更多机会受到关注。当时已有谣传说他是一首讽刺歌的匿名作者，这首歌将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扛着最高级肩章的军官的无能表现。这首民谣在军队里和社会上广为流传，以至于托尔斯泰因为被怀疑是作者而遭到了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and Duke Mikhail Nikolaevich）的训斥，指责歌词打击了军队士气。‡‡‡虽然托尔斯泰是否是这首歌的作者从未得到过证实，但他却因此不再有晋升的机会，他在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前的军衔是二级中尉，后来一直都是二级中尉。[37]

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经历让他不光对军事系统产生质疑。诗人阿法纳西·费特（Afanasy Fet）第一次见到托尔斯泰是在1855年冬天，在作家屠格涅夫（Turgenev）位于圣彼得堡的寓所里。他对这个年轻人“对任何广为接受的观点自动持反对态度”感到惊异。在克里米亚与普通士兵共同生活让托尔斯泰看到了农民简单朴素的美德，让他投入了一场寻找新的真理的不倦旅程，试图发现一种在不公正的农奴制下，如何让俄罗斯贵族和地主过上有道义生活的方式。他过去的作品就曾经触及这个话题，在1852年出版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A Landowner’s Morning）中，他写了一个地主（也就是他本人）在乡村寻找快乐和公正的人生，发现只有在不停为那些没有他快乐的人做好事的过程中，才能找到快乐和公正。大致在同一时期，他曾建议降低农奴在他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中应缴的佣金，但是农奴们并不习惯于这样的善意，因此对他的做法有所怀疑，拒绝了他的建议。然而，直到克里米亚，托尔斯泰才开始真正对穿军服的农奴们产生了感情——这些“淳朴而仁慈的人们，这些在真正的战争中清楚展现自己善良之心的人们”。他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感到厌恶——赌博、嫖妓、大肆吃喝、铺张奢华、没有真正的工作和缺乏人生目标。在克里米亚战争后，他更为坚定地投入了与农民生活在一起、过一种“有真正意义的人生”的使命。[38]

托尔斯泰从克里米亚返回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改革气氛。倾向自由和开明的贵族普遍认为是时候结束农奴制了。用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Sergei Volkonsky）的话来说，废除农奴制是“在认可农民在最近两场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方面，国家至少应该做到的。现在是承认农民也是公民的时候了”。沃尔孔斯基是托尔斯泰的远亲，1856年时刚从西伯利亚流放中被释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农奴士兵曾经以为可因参战而获得自由，在1854年春，曾有谣言说沙皇承诺任何志愿参加陆军或海军的农奴都可以获得自由，于是成千上万的农奴涌向征兵站，在被驱逐时与士兵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农奴们对解放的期待再一次高涨起来，在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后的头六年中，曾发生过五百起农奴起义和针对乡绅的罢工。[39]

新沙皇相信解放农奴是防止革命发生的必要手段。“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总好过等到某一天农奴制开始自下而上地瓦解”，他在1856年曾对一些莫斯科的贵族们如此说道。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亚历山大二世相信除非能扫除落后的农奴制度并自我实现现代化，否则俄罗斯无法与西方列强竞争。当时的地主乡绅们对如何让自己的庄园赢利所知不多，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对农业或是会计一无所知，却像过去一样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债务。到1859年，俄罗斯三分之一的庄园和三分之二的农奴已经被抵押给了政府和贵族银行。解放农奴的经济理由已无可辩驳，许多地主已纷纷通过与其他人的农奴签约而转向使用自由劳动力系统。因为农奴赎买自由的钱可以用来偿还乡绅的债务，解放农奴在经济上的吸引力已越来越难以抵挡。§§§

1858年，沙皇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通过与地方乡绅委员会协商来制定解放农奴的方案。一些顽固的乡绅试图施加压力，限制土地改革的范围，或是把土地转让变得对自己更为有利。在近两年时间里，特别委员会陷入政治扯皮中，行动迟缓。最终在沙皇的亲自干预下，保守的乡绅被击败，温和改革派占了上风。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2月19日签署了《解放诏书》（Edict of Emancipation），并通过教区教士向农民们宣读。土地改革的程度并不如农民期待的那么彻底，《解放诏书》给予地主相当大的权利来选择将哪些土地转让给农民，而且农民必须赎买自己获得的土地，而不是像他们期待中的那样不用付钱就被授予土地。¶¶¶许多地方出现了暴乱，有些是发生在“假诏书”的谣言开始流传之后。这个谣言说公开发表的诏书其实不是沙皇签署的那一份，而是由贵族和政府官员们伪造的，为的是阻止真正的解放；真正的诏书是一份所谓的“金色宣言”，沙皇在这份宣言中宣布解放农民并把所有土地都赐予他们。

尽管农民们很失望，解放农奴仍然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分水岭。至少普罗大众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不管在实际操作中多么有限的自由，并有理由希望俄罗斯能因此而获得重生。作家们把《解放诏书》和10世纪俄罗斯转信基督教相提并论，宣称年轻的俄罗斯需要把自己从过去的罪恶中解放出来，依靠人民的血汗创造财富，地主和农民必须克服旧有的分歧，以平等的国民身份进行和解，因为正如俄罗斯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1861年所写的那样：“每一个俄罗斯人首先是一个俄罗斯的人。”[40]

在解放农奴的同时，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还加快了沙皇改革军队的计划。托尔斯泰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提出军队改革方案的军官。1855年夏天，近卫军和掷弹兵（Guards and Grenadiers）司令费奥多尔·里迪格尔伯爵（Count Fedor Ridiger）向沙皇呈上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对军官群体的批评在许多方面与托尔斯泰的看法一致。里迪格尔把即将来临的战败归咎于高级军官以及军队管理部门的严重无能，他建议军官应该接受军事科学的培训，而不是只会行军和检阅，同时那些表现出军事才华的人必须在战场上被委以重任。不久之后，另一名高级军官、副官长V.A.格林卡（Adjutant General V.A. Glinka）也提出了类似意见，并且还批评了军队的补给系统。另外还有人提出修建铁路的建议，所有人都同意缺乏铁路系统是造成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补给不善的主要原因。[41]

沙皇设立了一个“军事领域改良委员会”（Commiss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litary Sphere），交由里迪格尔负责，但是当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时，沙皇却在实施上开始动摇了。他对改革建议是抱支持态度的，例如早在1857年1月就批准了修建铁路网络的方案，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与其他主要农业中心和边境地区连接起来。但是他担心贵族们对这些改革方案的反应，因为此时他正准备推行解放农奴的计划，需要贵族们的支持。他把战争部交给尼古拉·苏霍扎涅特将军（General Nikolai Sukhozanet）负责，此人是出了名的忠心耿耿，但是能力低下。苏霍扎涅特任职期间，主持了一系列修修补补式的改革，绝大部分是一些细小的法规，例如改进近卫军的制服外观等，但是其中两项有较为重大的影响：第一是修改《军事犯罪条例》（Military Criminal Statute），将体罚时最多可判的鞭笞数量从六千降到了一千五百，不过依然足以将士兵鞭打至死；第二是采取措施改善士兵的教育和军事训练，当时农奴士兵几乎全都是文盲，克里米亚战争已清楚地显示他们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

在一系列改善军队教育的尝试中，有一项是创办一份新刊物《军队杂记》（Voennyi sbornik），目的是吸引军官和士兵读者，以生动的文章向他们呈现军事科学与事务、故事、诗歌，还包括以自由主义精神撰写的有关社会事务的文章。这份刊物与托尔斯泰在1854年提出的“军队公报”想法相似，但是可以免受军事当局的言论审查。刊物的文学栏目主编是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他是著名民主刊物《当代人》的主编，曾经发表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1862年发表的小说《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影响了好几代的革命者，其中包括列宁。到1860年代，《军队杂记》在销量上已和《当代人》不相上下，有超过五千名订阅者，显示出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改革的理念在军队中有相当的反响。

创办《军队杂记》的想法来自军事学家德米特里·米柳亭（Dmitry Miliutin），他是克里米亚战争后俄罗斯军队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米柳亭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分析家，1838年在高加索战场上受了重伤，以后就在军事学院（Military Academy）担任教授讲课。俄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西方军队全面打败，他很快就得出教训：俄军必须以西方军队为榜样进行改革和现代化，不久之后，他就有机会把一些理念运用到高加索的作战中。

1856年，沙皇任命多年的亲信A.I.巴里亚京斯基亲王担任高加索总督，授予他消灭沙米勒叛军武装的重任。巴里亚京斯基主张在克里米亚战争后，针对俄罗斯在欧洲被钳制的局面，扩大本国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亚历山大二世接受了他的观点，甚至在《巴黎条约》公布前，就已经表示出要在高加索地区加强镇压穆斯林反叛武装的意图。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沙皇决定非但不解散高加索地区的军队，反而增添新部，并将从海外订购的一万支米涅来复枪交给巴里亚京斯基。到1857年底，巴里亚京斯基手中已经控制了超过六分之一的军费和三十万军队。他认为急需对高加索的俄军进行改革，因此任命米柳亭为自己的参谋长，还相信如果在高加索改革成功的话，就更有说服力推动全军的改革了。根据西方军事理念和里迪格尔将军的方案，米柳亭提出改进指挥链，使其更为合理，同时放权给前线指挥官，让其根据自己对周围环境的判断进行指挥和控制资源，而这一切的基础是提高军官培训水平。[42]

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大大打击了沙米勒反抗运动的士气。在既没有西方国家支持，又难以得到奥斯曼帝国协助的情况下，穆斯林部落的游击武装已没有能力继续与俄军抗衡。四十年的武装反抗让车臣人精疲力竭，各地武装力量的代表纷纷向沙米勒请愿，希望他与俄罗斯人谈和。沙米勒依然想继续作战，但是在巴里亚京斯基大规模增兵的局面下，他手下的武装已支撑不了多久，终于在1859年8月25日向俄军投降。****

由于俄军在高加索作战成功，在巴里亚京斯基的推荐下，米柳亭于1861年11月被沙皇任命为战争部长。沙皇觉得在《解放诏书》获得通过之后，他终于可以积极推动军事改革了。根据他过去的改革方案，米柳亭向沙皇呈上了一系列立法提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全民征兵制，所有男性到二十岁时都有义务参军。这项提案到1874年才得以通过。在俄军的新系统下，根据地理位置建立军区，每一军区在和平时期都会维持一定数量的军队。这一制度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现代征兵制相似，但是在沙皇统治期间，政府财政管理不善，阶级、宗教和种族等级依然继续影响着每一项政策的实施，全民征兵制从未完全实现。米柳亭改革的重点是军队效率，但是人道主义方面的考量也未落后。他最根本的使命是重塑俄罗斯军队文化，让每一个农民战士都被当作一位公民而不是一个农奴来对待。军事院校也进行了现代化改革，更强调传授军事科学和技术。所有新兵必须上课学习基础知识，使得军队成为农民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军队司法系统也进行了改革，至少在理论上废除了体罚制度，虽然在实际中，俄军士兵依然遭受体罚，有时候甚至因为轻微违反军纪而遭受鞭笞。一直到1917年，俄军中的普通士兵依然能感到自己被当作农奴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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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强化了俄罗斯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反感。西方国家选择和土耳其站在一起，让俄罗斯人觉得受到了背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欧洲国家联盟与穆斯林共同作战，打击另一个基督教国家。

对欧洲反感最强烈的莫过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因为参与了1849年彼得拉舍夫斯基（Petrashevsky）的左翼圈子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监狱。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被释放，在中亚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要塞当兵服役。在他写过的唯一一首诗《1854年欧洲事件》（“On the European Events of 1854”）中（从这首诗的水平看，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再没写过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克里米亚战争描绘为“俄罗斯的耶稣受难”。但是，他在诗中警告西方读者，俄罗斯一定会重新崛起，当其重新站起来后，会把眼光投向东方，实现将基督教传遍世界的天赋使命。

你们不清楚的是她的宿命！

东方——她的宿命！一百万世代的人向着她

无倦地伸出手臂……

古代东方的重生

由俄罗斯来实现（就像上帝赋予的那样）的日子已经临近。[43]

在西方国家面前遭受挫折之后，俄罗斯转向亚洲实现其帝国规划。对于巴里亚京斯基和战争部来说，打败沙米勒之后，高加索可以作为一个跳板，让俄罗斯征服中亚地区的独立汗国。戈尔恰科夫亲王和外交部对这一想法就不那么积极，担心这一扩张主义政策将破坏他们与英国和法国修好的努力。沙皇先是在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间犹豫不决，进而在1856—1857年间开始接受俄罗斯的使命在亚洲，而英国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唯一障碍这一看法。受到克里米亚战争后英俄双方互相极不信任气氛的影响，“转向亚洲”的观点成为俄罗斯在“大博弈”时期，即双方在中亚争夺主动权时各项政策的出发点。

英国在1856—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Anglo-Persian War）中获胜之后，进一步增强了其在波斯地区的势力，这让沙皇很是担心。根据1857年3月签署的《巴黎条约》‡‡‡‡，波斯将从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撤出，这座城市是波斯于1852年和1856年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占领的。沙皇与巴里亚京斯基的通信很清楚地表明沙皇担心英国人将会施展他们在德黑兰的影响力，进而获得在里海（Caspian）南岸驻军的机会。他同意巴里亚京斯基的悲观预测：“如果英国旗帜出现在里海，那不仅对我们在东方的影响力、对我们的对外贸易，而且对[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独立将会是一个致命打击。”

亚历山大二世让苏霍扎涅特准备一份报告，分析“有关俄罗斯与英国在中亚地区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虽然这份报告排除了英国军事威胁的可能性，但是沙皇依然担心英国人会派遣印度军队去征服中亚，进而驱逐高加索地区的俄罗斯人。1857年春，英国蒸汽机船“袋鼠号”和另外几艘稍小的船只在向沙米勒武装运送军事装备的过程中，在切尔克斯海岸被截。沙皇要求英国政府做出“明确解释”，英国政府却不加理睬，而俄罗斯已经没有黑海舰队来阻止英国对高加索的干涉了。“袋鼠号”事件被沙皇称为一次“无法名状的羞辱”，也更让他相信如果不能征服高加索，不能在政治上控制中亚草原，俄罗斯将永远无法在英国的威胁下保障安全。

在整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罗斯一直在考虑各种方案进攻中亚地区，向坎大哈（Kandahar）和印度逼近，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英军，减轻克里米亚战场上俄军的压力。虽然这些方案都因为不切实际而被否决，但是在印度，俄罗斯可能入侵的谣言一直广为传播，颇有市场，一些煽动性的小册子呼吁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趁着英国在克里米亚打得精疲力竭的机会发动起义推翻英国人的统治。1857年夏，印度民族起义（Indian Mutiny）让沙皇受到鼓舞，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中亚战略。现在英国皇家海军可以在波罗的海、太平洋和黑海攻击俄罗斯的海岸线，特别是在黑海，因为《巴黎条约》俄罗斯已无力自卫，唯一一处俄罗斯可以做出反击，哪怕只是做做样子的地方就只有印度了。英国人对印度可能遭受的任何形式的进攻都十分敏感，主要原因是那里的税收基础非常薄弱，因为政治原因英国当局不敢加税。没有几个俄罗斯战略家相信俄军真的有能力发动针对印度的战争，但是挑动一下英国政府的紧张情绪倒是无妨。

1857年秋，沙皇让一名年轻武官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Nikolai Ignat’ev）准备一份有关中亚战略的备忘录。伊格纳季耶夫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军官，巴黎和平会议期间，他在有争议的摩尔达维亚边界线谈判中表现出色，受到了沙皇的关注。在考虑与英国重新开战的可能性时，伊格纳季耶夫的报告提出，俄罗斯唯一可能有机会的地方是在亚洲。俄军在中亚地区的实力是“和平的最佳保障”，因此俄罗斯应该利用印度危机，在那些“位于俄罗斯和英国领地之间、起分隔作用的国家”身上下功夫，在加强自己地位的同时削弱英国的影响力。伊格纳季耶夫提议派遣人员去中亚草原探索并研究“尚未被发现”的地区，搜集贸易和军事情报。通过培养商贸和外交关系，俄罗斯可以将浩罕（Kokand）、布哈拉（Bukhara）、希瓦（Khiva）等地的汗国§§§§作为阻止英国扩张的缓冲带。沙皇批准了伊格纳季耶夫的提议，让他率领一支探索队伍前往希瓦和布哈拉，在那里，伊格纳季耶夫于1858年夏与两个汗国签署了经济条约。名义上这一队伍是由俄罗斯外交部派出的，但他们同时非正式地为战争部服务，搜集通往中亚的道路的地形、统计资料和“综合军事信息”。从一开始这一举措就属于前进政策，受到巴里亚京斯基和战争部的支持，长期目的是为了在这些汗国所属地区建立保护国和军事基地，为征服突厥斯坦（Turkestan）和中亚草原、直逼阿富汗边境做好准备。[44]

俄罗斯进入中亚地区的行动由两名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领头。第一位是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Mikhail Cherniaev），他曾参加了1853年在多瑙河地区与土耳其人的作战，并且在因克尔曼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后来被调去守卫奥伦堡（Orenburg）南部，保护那里的俄罗斯殖民者免遭中亚部落的袭击。从1858年开始，切尔尼亚耶夫亲自带领部队深入突厥斯坦，摧毁克尔克孜（Kirghiz）和其他敌对部落的居住地，支援愿意效忠俄罗斯的中亚部落反抗浩罕和布哈拉汗国的行动。他的军事行动虽然名义上并没有得到官方批准，却受到战争部的暗中支持，最终悄无声息地让俄罗斯并吞了突厥斯坦。在1864年，切尔尼亚耶夫率领一支一千人的部队穿越突厥斯坦草原，占领了奇姆肯特（Chimkent）要塞。第二支俄军部队后来从塞米巴拉金斯克赶来加入，他们一起占领了南边一百三十公里处的塔什干（Tashkent），实际控制了这座中亚棉花贸易基地。1865年，切尔尼亚耶夫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并被任命为突厥斯坦总督。英国担心俄军会从塔什干继续前进到印度，多次提出外交抗议。俄罗斯政府在外部压力下否认切尔尼亚耶夫的军事行动受到官方认可，迫使他在1866年退休。但是在俄罗斯的任何非官方场合，他都是一位英雄，民族主义报刊把他称为“19世纪的叶尔马克”¶¶¶¶。

与此同时，另一位克里米亚战争老兵考夫曼将军（General Kaufman）也在执行征服中亚草原的行动，他曾领导工兵执行对卡尔斯的围困，后来成为米柳亭在战争部的总工程师。考夫曼接替切尔尼亚耶夫成为突厥斯坦总督，在1868年完成了对撒马尔罕（Samarkand）和布哈拉的征服。五年之后，希瓦也落入俄罗斯手中，浩罕在1876年步其后尘。这些汗国的内部事务依然由原来的可汗负责，但是对外政策一律由俄罗斯政府控制，布哈拉和希瓦实际上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和英属印度的王侯国家相似。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切尔尼亚耶夫和伊格纳季耶夫成为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人物。除了转向亚洲之外，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战败做出的另一个反应是泛斯拉夫主义的盛行，俄罗斯人对欧洲各国的反感演化成民族主义情绪的大爆发。在新沙皇统治下，言论审查有所放松，于是一大批新创办的泛斯拉夫刊物开始强烈批评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因为尼古拉一世的正统主义原则，让生活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巴尔干基督徒成了维护欧洲协调的牺牲品。“为了维护欧洲的平衡，”著名泛斯拉夫主义者波戈金在1859年1月初的几期泛斯拉夫刊物《风帆》（Parus）上写道，“一千万斯拉夫人被迫在最残忍的独裁统治、最恣意的狂热、最绝望的无知的桎梏下呻吟、受虐、煎熬。”[45]在戈尔恰科夫放弃了正统主义原则之后，泛斯拉夫主义者再次呼吁政府支持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在土耳其统治下寻求解放的行动。有些人甚至声称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俄罗斯应该发挥领导作用，把欧洲所有斯拉夫人统一起来。这一想法最早由波戈金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提出，并在他后来的写作中多次重复提到，每次都变得更为执着。

随着泛斯拉夫主义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和政府圈子内影响力的增强，涌现出了大批旨在推动泛斯拉夫运动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或是给巴尔干的斯拉夫人送去资金兴建学校和教堂，或是让斯拉夫学生到俄罗斯来学习。莫斯科斯拉夫慈善委员会（Moscow Slavic Benevolent Committee）于1858年成立，并于1860年代在圣彼得堡和基辅设立了分支机构，资金由私人赞助和教育部提供，让政府官员和军人（其中许多是曾在巴尔干参加作战的克里米亚战争老兵）与学者和作家（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诗人丘特切夫，两人都隶属于圣彼得堡委员会）走到了一起。

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泛斯拉夫主义者还比较谨慎，避免公开讨论更为激进的斯拉夫政治统一的理念，或是过于激烈地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波戈金的文章导致了《风帆》被禁）。但是到了1860年代，当伊格纳季耶夫公开支持泛斯拉夫运动，同时成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时，他们在表达意见时的声势就变得更大了。伊格纳季耶夫在外交事务上的影响力提升，主要是因为他在与中国清政府谈判1860年11月签署的《北京条约》（Treaty of Beijing）时大获成功，让俄罗斯得到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Ussuri）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1861年伊格纳季耶夫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Asiatic Department）司长，这是负责俄罗斯对巴尔干地区政策的部门。三年后他被任命为沙皇派驻君士坦丁堡的特使，他担任这一职位一直到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在这些年中，伊格纳季耶夫一直在推动以军事方式在巴尔干地区解决东方问题：由俄罗斯支持斯拉夫人起义反抗土耳其统治，沙皇军队进行干预，实现斯拉夫人的解放，创建在俄罗斯领导下的斯拉夫联盟（Slavic Union）。

在巴尔干实现泛斯拉夫理想的焦点最早在塞尔维亚。1860年，一个欧洲化但依然专制的米哈伊洛亲王（Prince Mihailo）复辟上台，这被视为俄罗斯的成功、奥地利的失败。俄罗斯外交部长戈尔恰科夫亲王希望俄罗斯能够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摆脱土耳其统治的斗争，担心如果塞尔维亚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独立，将更加可能受到奥地利或是西欧国家的影响。在写给俄罗斯驻布加勒斯特领事的信中，他强调“我们在近东的政策是直接向塞尔维亚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让它有机会成为巴尔干地区运动的排头兵”。伊格纳季耶夫则走得更远，呼吁立刻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东方问题。他支持米哈伊洛提出的方案，呼吁俄罗斯政府支持塞尔维亚发动一场反抗土耳其的战争，并帮助他们和保加利亚人一起建立一个邦联，然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都可以加入。

面对来自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压力，俄罗斯外交部增强了对塞尔维亚解放运动的支持。在1862年土耳其炮击贝尔格莱德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召集《巴黎条约》签署国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卡利泽（Kanlidze）召开国际会议，终于成功地说服各方，使土耳其军队在1867年从位于塞尔维亚的最后一个驻防地撤离，这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罗斯赢得的第一场外交胜利。在成功的鼓舞下，俄罗斯继续支持塞尔维亚人建立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的努力。塞尔维亚与黑山和希腊建立了军事联盟，与罗马尼亚领导层达成了友好协议，并与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联系密切。俄罗斯为塞尔维亚军队提供援助，但是由米柳亭派遣的一个监察委员会却发现塞军内部一片混乱。1867年秋，米哈伊洛不再计划与土耳其开战，导致俄罗斯中止了战争贷款。第二年6月，米哈伊洛被刺身亡，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的合作也随即终止，巴尔干同盟就此崩溃。[46]

在以后的七年时间里，巴尔干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俄罗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君主们，即1873年建立的“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 League），为维持巴尔干地区现状提供担保。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的官方政策是坚决保证欧洲势力平衡，根据这一原则，戈尔恰科夫亲王取得了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1871年在伦敦举行的欧洲列强会议废除了《巴黎条约》中黑海非军事化的条款。但是在非官方场合，俄罗斯的政策依然是继续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泛斯拉夫运动，这一政策由伊格纳季耶夫通过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大使馆负责协调。1900年代，暮年的伊格纳季耶夫在回忆录中解释，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巴尔干地区的目标是废除《巴黎条约》，重新夺回比萨拉比亚南部，与此同时或者直接通过军事征服，或者间接通过与土耳其签订协议，重新取得对土耳其海峡的控制权，回到克里米亚战争前的状况。“我在土耳其和与斯拉夫人的所有活动，”他写道，“都受到了……俄罗斯可以独自统治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这一想法的激励……奥匈帝国的扩张将会遭到阻挡，巴尔干人，特别是斯拉夫人，将会把眼光投向俄罗斯，把他们的未来寄托在俄罗斯身上。”[47]

1875年夏，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基督徒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暴动，暴动接着向北蔓延到波斯尼亚，再到黑山和保加利亚。暴动的起因是歉收造成高门财政危机，因此土耳其政府突然大幅提高了向基督教农民征收的赋税。但是这场暴动很快带上了宗教战争的色彩。暴动领袖向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寻求支持，在伊格纳季耶夫的鼓励下，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恳请政府派遣军队保卫斯拉夫人反抗土耳其，并借此统一黑塞哥维那，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Greater Serbia）。

在保加利亚，反叛武装装备落后、组织混乱，但是对土耳其人的仇恨极为强烈。1876年春，暴动演变成对穆斯林人口的屠杀。这里的穆斯林人口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大幅增长，约有五十万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逃到了保加利亚。这些新移民渐渐恢复了他们近似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袭击抢掠基督教定居点，偷盗牲口。当地农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侵扰，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奥斯曼当局因为缺乏正规军镇压保加利亚人的暴动，派上了巴什波祖克武装，其中大部分是从当地征召的穆斯林。巴什波祖克武装对基督徒居民进行了残酷镇压，屠杀人数达一万二千人。在巴塔克（Batak）山村，约一千名基督徒躲入一座教堂避难，巴什波祖克武装将教堂烧毁，其中的基督徒全部被烧死，仅有一名老妇幸存，向世人报告了这一惨案。[48]

保加利亚惨案传遍了全世界，英国报刊宣称有“几万”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村民被“狂热的穆斯林”杀戮。英国公众对土耳其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过去舆论认为土耳其人是英国自由主义政体的好学生，应该积极协助推动坦齐马特改革。这一想法在保加利亚惨案后被严重质疑，在许多基督徒心中，土耳其的正面形象已完全被摧毁。当时格拉德斯通是英国反对党自由党的领导人，他的外交观点与正统圣公会（High Church Anglican）的道义原则紧密相联。在保加利亚惨案发生后，他领导了一场群众运动，呼吁英国政府进行干预，保护保加利亚的基督徒。本来他对克里米亚战争就仅持谨慎支持的态度，基于宗教理念，他对土耳其占据欧洲土地抱有敌视，一直希望利用英国的影响力让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获得自治。1856年时，他甚至提出在巴尔干重建一个希腊帝国，以保护那里的基督徒，让他们不仅免受土耳其穆斯林的压迫，还可以躲避俄罗斯和教皇的欺凌。[49]

对保加利亚惨案反应最激烈的还是俄罗斯。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几乎所有人都对保加利亚人怀有同情，爱国热情高涨，全国都弥漫着一股对土耳其人施加报复的情绪。发动干预、保护保加利亚人的呼声来自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斯拉夫派，他认为一场解放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战争将会实现俄罗斯统一东正教的历史使命；或是屠格涅夫这样的西化派，他认为解放被奴役的保加利亚人是自由世界的责任。此刻正是泛斯拉夫主义者实现梦想的宝贵机会。

俄罗斯政府的官方立场是谴责巴尔干基督徒的暴动。由于被西方政府指责挑起暴动，俄罗斯政府不得不采取守势。但是社会上有不少泛斯拉夫主义者站了出来，公开支持巴尔干基督徒的抗争，并呼吁政府给予支持。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俄罗斯世界》（Russkii mir），这份泛斯拉夫主义刊物归前突厥斯坦总督切尔尼亚耶夫所有，并由他编辑。“只要一提俄罗斯，”《俄罗斯世界》预言，“不仅整个巴尔干……而且所有斯拉夫人……都会拿起武器反抗压迫者。与两千五百万东正教徒站在一起，俄罗斯将会让整个西欧感到恐惧。”一切都取决于塞尔维亚——用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是“巴尔干的皮埃蒙特”——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沙皇和戈尔恰科夫亲王曾警告塞尔维亚领导人不要介入基督徒的暴动，但是在私下里他们对泛斯拉夫主义抱同情态度。俄罗斯外交部代理部长若米尼男爵（Baron Jomini）曾对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说：“做你们想做的任何事，只要在名义上不让我们知道。”受到伊格纳季耶夫和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领事的鼓励，加上1876年4月切尔尼亚耶夫的志愿加入，塞尔维亚在6月份向土耳其宣战。[50]

塞尔维亚依仗的是俄罗斯的干预，现在切尔尼亚耶夫是塞尔维亚军队的总指挥，伊格纳季耶夫也一再做出承诺，让塞尔维亚人相信1853—1854年巴尔干战争的局面将会重演。当时尼古拉一世派出部队占领多瑙河两公国，期待能激发斯拉夫人的起义，不过最终失望而归。塞尔维亚向土耳其宣战前后，俄罗斯公众舆论越发好战，民族主义者呼吁派出军队保卫基督徒抗击土耳其人，泛斯拉夫组织还派出志愿者前往作战，已有约五千人踏上了征途。†††††还有人为斯拉夫人募捐筹款，斯拉夫至上情绪席卷了整个社会。这场战争被称为一场圣战，是1854年俄土战争的重演。

到了1876年秋，战争的狂热已蔓延到俄罗斯宫廷和政府部门。当时切尔尼亚耶夫的部队正面临挫败，向俄罗斯急切求助。沙皇在收到消息后，向高门发出最后通牒并开始集结军队。这一动作足以让土耳其人停止进攻，塞尔维亚也马上与土耳其达成了和平。俄罗斯接着提出要求，希望保加利亚也能获得自治权，但是土耳其没有接受。此时奥地利因为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了战后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获利的承诺，决定保持中立。俄罗斯没有了这一后顾之忧，在1877年4月再次向土耳其宣战。

从一开始，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就带有宗教战争的色彩，与克里米亚战争前期的俄土交战极为相似。当俄军在尼古拉大公的带领下渡过多瑙河后，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人为主的斯拉夫非正规武装纷纷加入，有些人要给钱才肯上战场，但绝大部分是为了国家独立而与土耳其人作战。这才是1853—1854年间尼古拉一世派兵渡过多瑙河时想看到的情景。受到斯拉夫人起义的鼓励，亚历山大二世考虑一直向南推进，占领君士坦丁堡，强制实施俄罗斯对巴尔干地区的规划。不仅泛斯拉夫报刊恳请他这么做，他的弟弟、尼古拉大公在1878年1月率军占领了哈德良堡之后也呼吁他做此决策，而哈德良堡离君士坦丁堡的行军距离已经不远了。“我们必须直扑中心，抵达沙皇格勒‡‡‡‡‡，完成您肩负的神圣使命。”泛斯拉夫主义者对沙皇的期待达到了高峰。“君士坦丁堡必定是我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他把俄罗斯征服君士坦丁堡看作上帝对东方问题的决断，让俄罗斯实现其解放东正教基督徒的使命。

不仅因为那是一座雄伟的港口，不仅因为那是通往大洋的必经之路，让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最终决断触手可及，甚至也不仅因为斯拉夫人的统一和重生。我们的目标更为远大，无法度量。我们，俄罗斯人，对整个东方问题来说，对整个东正教未来的命运与团结来说，都是真正必需和不可或缺的。我们的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向来都明白这一点。总而言之，这个恼人的东方问题在今后许多年中，将会是我们命运的全部。就像过去一样，这其中包含着我们所有的目标，以及让我们走向完整历史的唯一通路。[51]

俄军逼近哈德良堡的消息让英国人警觉起来，地中海舰队受命驶入达达尼尔海峡，英国议会还通过议案筹集六百万军费，当年英国就是这样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的军事行动的。面对来自英国的压力，俄军同意与奥斯曼帝国停火，但却继续向君士坦丁堡逼近，直到受到皇家海军舰队火力威胁才终于在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停了下来，这个村庄已经是君士坦丁堡郊外了。1878年3月，俄罗斯与土耳其签署了《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其中高门同意承认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为独立国家，同时大保加利亚（其中包括马其顿和色雷斯［Thrace］部分地区）实现自治。以多瑙河南岸的一条狭窄地区作为交换，罗马尼亚把土耳其人根据《巴黎条约》从俄罗斯那里得来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归还给了俄罗斯。加上俄罗斯黑海舰队已经在七年前重建，在二十多年后，俄罗斯成功地把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的所有损失都夺了回来。

《圣斯特凡诺条约》主要是伊格纳季耶夫的功劳，他的泛斯拉夫梦想绝大部分都因此而实现了。但是对西方国家来说，《圣斯特凡诺条约》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他们看来，西方联盟在1854年对俄宣战，成功阻止俄罗斯欺凌土耳其，现在可不愿意看到同样的事情在二十四年之后重演。在英国，针对俄罗斯的敌意表现为“极端爱国主义”（jingoism）：一种带侵略性的敢干好战型外交政策。一首当时在酒吧和杂耍剧场非常流行的歌曲表达了这种情绪：

我们不想打仗，但如果我们要打，上帝在我们这边

我们有军舰，我们有战士，我们还有钱

我们和狗熊干过仗，

只要我们还是真正的英国人

俄国人就不会得到君士坦丁堡。

沙皇担心英国会实行军事干预，再次上演克里米亚战争，于是命令尼古拉大公将军队撤回多瑙河。在回撤途中，他们对保加利亚的穆斯林人口进行了报复性袭击，基督徒志愿者有些协助参与了袭击，另一些干脆带头挑起报复行动。这场俄土战争结束时，几万名穆斯林从保加利亚逃到了奥斯曼帝国。

西方列强决意阻止俄罗斯将其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地区，于是在柏林举行和谈（Congress of Berlin）以修改《圣斯特凡诺条约》。英法两国主要反对的是建立大保加利亚，他们认为这是俄罗斯的特洛伊木马，用意是威胁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大保加利亚包括马其顿，通过马其顿的爱琴海海岸，俄罗斯很容易就可以进攻土耳其海峡（Turkish Straits）。英国迫使俄罗斯同意将属于大保加利亚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归还给奥斯曼帝国。在柏林和谈前的一个星期，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秘密联盟协议，获得了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塞浦路斯岛（Cyprus）的权利，并从印度调兵驻守。这一联盟协议的内容被透露出来，加上迪斯雷利以战争相威胁，迫使俄罗斯让步接受了他的强硬要求。

柏林和谈终结了俄罗斯的泛斯拉夫梦想。伊格纳季耶夫沙皇驻君士坦丁堡特使的职务被解除了，不得不退休。迪斯雷利带着“和平荣誉”从柏林回到伦敦，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对英国议会表示，《柏林条约》（Treaty of Berlin）和《塞浦路斯协议》（Cyprus Convention）将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保护英国及其通往印度的海路。但是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从很多方面来说，因为对许多边境争议采取搁置态度而没有加以解决，柏林和谈为未来巴尔干地区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许多种子。最主要的问题是，东方问题的根本，即“欧洲病夫”土耳其，并没有得到治愈。正如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在从柏林回国途中承认的那样：“我们将在巴尔干南部扶持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土耳其政权。这不过是短暂的喘息而已，这一政权已不再有任何生命力。”[52]

* * *

在耶路撒冷，所有这些国际争端的发源地，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消息是在1856年4月14日被宣布的。城堡里一声礼炮轰鸣，宣告帕夏已收到和平的消息，他手下的士兵们聚集在雅法门（Jaffa Gate）外的广场，参加由伊玛目主持的感恩祷告。在1853年9月，就在同一座广场上，士兵们被召集起来，出发抗击俄军，为苏丹而战。[53]在耶路撒冷，历史完成了一个循环。

十二天以后，即4月26日，宗教冲突重新爆发了。在圣墓教堂的圣火仪式期间，希腊人跟亚美尼亚人大打出手。在仪式举行的前几天，敌对的朝圣者组织已经将各种武器偷带进了教堂并隐藏起来。另外还有一些刀子和长矛是从靠近圣尼古拉修道院（St Nicholas Convent）屋顶的一扇窗户里扔进来的。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芬恩目睹了斗殴的发生，他在三天后撰写的报告中说，不清楚斗殴是怎么开始的，但是“在斗殴过程中，投掷的东西甚至飞到了楼上的回廊，打碎了一排灯，弄破了教堂里展示的主题最神圣的画作，碎玻璃和灯油倒在他们头上，挂在银链上的银制灯具被砸倒在地，现在都找不到了”。帕夏从楼上回廊的座位上下来，下令警卫将打架斗殴者分开。但是他被人在脑袋上打了一下，受了重伤，不得不由手下人扛在肩上离开——教堂里的人太多，没有其他办法——他的秘书也被打了一顿。后来帕夏手下的一队士兵终于把闹事者抓了起来，教堂管事的把一片狼藉的教堂清理干净，圣火仪式照常举行，修道士们站着守卫耶稣的墓地，教徒们唱着《求主垂怜》（Lord have mercy），直到手捧点燃的蜡烛的主教现身。当教堂钟声响起时，朝圣者纷纷涌向主教，用那神圣的火焰点燃自己手中的火炬。[54]

* 即今天的霍京（Khotyn），位于乌克兰境内。——编注

† 传说中一艘无人驾驶的幽灵船，永远无法靠岸返乡，永远在海上漂泊。——译注

‡ 主要生活在高加索北部地区。——译注

§ 即叶夫帕托里亚，这是它的土耳其名称。——编注

¶ 英国派驻君士坦丁堡财务专员霍恩比爵士的夫人，她曾将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经历编录成书。——译注

** 20世纪初土耳其政治改革运动的代表。——译注

†† 奥斯曼帝国中代理政府征税，只向政府缴纳固定税额的中间人。——译注

‡‡ 位于今巴勒斯坦。——译注

§§ 控告莱德的人声称他故意向乞丐开枪，但是仅有的目击事件发生经过的人是三名妇女。在土耳其法庭，妇女的证词是不被接受的。——原注

¶¶ 从这一时期开始，尼斯成为俄罗斯贵族钟爱的度假胜地，被英国报刊称为“俄罗斯人的布赖顿”（Brighton，译者注：英格兰南部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英国报刊对俄罗斯商船出现在地中海这块被英国皇家海军控制的海域感到紧张，警告说俄罗斯和天主教势力正在进行勾结实施阴谋。后来的传言说俄罗斯还打算在地中海其他地方建立装煤站。1858年，已经下台的帕默斯顿呼吁英国海军向撒丁尼亚显示武力以作为警告。但当时德比勋爵（Lord Derby）领导下的政府对此并不那么上心，将俄罗斯与撒丁尼亚政府的交易视为仅仅是一个商业协议而已。维拉弗兰卡协议一直延续到1917年为止。——原注

*** 由原来的西西里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联合而成。——译注

††† 即弗朗西斯·内皮尔（Francis Napier，1819—1898）。——译注

‡‡‡ 1857年，流亡中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在他的期刊《北极星》（Polar Star）上发表了一首俄罗斯军中歌曲。这首叙事歌曲表达了军中普遍的不满，在1860年代的学生革命者圈子中广为流传，后来甚至还被列宁引用。事实上，托尔斯泰不能为这首歌负完全的责任。它源自一群炮兵军官，其中包括托尔斯泰，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指挥官房间的钢琴边喝酒唱歌，自编自唱。因为这时托尔斯泰已经在写作上享有名声，他无疑在创作歌词时起了主要作用，并且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后果。——原注

§§§ 根据农奴解放的条件，农民在获得转让到他们名下的土地时，必须支付一笔赎买费用。赎买费用的多少由乡绅自己的土地委员会决定。政府在1861年一次性赔偿地主，农民则在四十九年的时间内逐步支付给政府，所以实际上农奴是通过偿还主人的债务来买回自由的。后来政府发现赎买费用变得越来越难收缴，原因之一是农民们一开始就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于是在1905年终于取消了赎买费用。——原注

¶¶¶ 总体来说，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耕地中，大概有一半从地主那里转移到了农民合作社手中，不过具体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主的意愿。——原注

**** 沙米勒被送往圣彼得堡与沙皇会面，在那里他被当作明星一样对待，多年来俄国公众都知道有关他的勇敢和大胆行为的传说。他先是被流放到卡卢加（Kaluga），但是不适应那里的寒冷气候，于是在1868年被转移到较为温暖的基辅，在那里政府给了他一座别墅，一份养老金，只受到当局松散的监视。1869年，他被批准前往麦加朝圣，条件是把他的儿子们留下作为人质。在完成朝圣之后，他于1871年死于麦地那。他的两个儿子成了俄罗斯军官，但是另两个儿子在1877—1878年的土俄战争中加入土耳其方面参战。——原注

†††† 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译注

‡‡‡‡ 不同于1856年解决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条约》。——译注

§§§§ 均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译注

¶¶¶¶ 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Ermak Timofeevich）是一位16世纪的哥萨克领袖和民间英雄，开创了对西伯利亚的探险和征服。——原注

***** 即海参崴。——译注

††††† 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最后，渥伦斯基（Vronsky）就是前往巴尔干的志愿者之一。——原注

‡‡‡‡‡ 即君士坦丁堡。——译注

注释

[1]E. Gourdon, Histoire du Congrès de Paris (Paris, 1857), pp. 479–82.

[2]W.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p. 104.

[3]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 347; BLMD, Add. MS 4857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25 Feb. 1856.

[4]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p. 348; W. Echard, Napoleon III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Baton Rouge, La., 1983), p. 59.

[5]FO 78/1170, Stratford Canning to Clarendon, 9 Jan. 1856;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pp. 128–30.

[6]FO 78/1170, Stratford Canning to Clarendon, 9 Jan. 1856;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pp. 140–1; BLMD, Add. MS 4857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4 Mar. 1856; M. Kukiel, Czartoryski and European Unity 1770–1861(Princeton, 1955), p. 302.

[7]Gourdon, Histoire, pp. 523–525.

[8]RGVIA, f. 846, op. 16, d. 5917, ll. 1–2; J.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402; BLMD, Add. MS 48580,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24 Mar. 1856.

[9]NAM 1968–07–380–65 (Codrington letter, 15 July 1856).

[10]The Times, 26 July 1856.

[11]RGVIA, f. 846, op. 16, d. 5838, ll. 10–12; NAM 6807–375–16 (Vote of thanks to Codrington, undated).

[12]M. Kozelsky, ‘Casualties of Conflict: Crimean Tatar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Slavic Review, 67/4 (2008), pp. 866–91.

[13]M. 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Shaping Sacred Space i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Beyond (De Kalb, Ill., 2010), p. 153. 有关移民的详细统计数据，参见A. Fisher, ‘Emigration of Muslims from the Russian Empire in the Years after the Crimean War’, Jahrbucher fur Geschichte Osteuropas, 35/3 (1987), pp. 356–71. The highest recent estimate is ‘at least 300 000’, in J.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 1995), p. 17.

[14]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p. 151.

[15]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p. 155; A. Fisher, Between Russians, Ottomans and Turks: Crimea and Crimean Tatars (Istanbul, 1998), p. 127.

[16]BLMD, Add. MS 48580,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24 Mar. 1856.

[17]FO 195/562,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tate of the Turkish Frontier in Asia’, 16 Nov. 1857; FO 97/424, Dickson to Russell, 17 Mar. 1864; Papers Respecting Settlement of Circassian Emigrants in Turkey, 1863–1864 (London, 1864).

[18]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pp. 35–6.

[19]FO 78/1172, Stratford to Clarendon, 31 Jan. 1856; 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 4 Feb. 1856; Lady E. Hornby, Constantinople during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863), pp. 205–8;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 290; D. Blaisdell, 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1929), p. 74.

[20]Badem, ‘The Ottomans’, pp. 291–2.

[21]Badem, ‘The Ottomans’, pp. 281–283; R. Davison, ‘Turkish Attitudes Concerning Christian–Muslim Equality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9 (1953–4), pp. 862–3.

[22]R. Davison, ‘Turkish Attitudes Concerning Christian–Muslim Equality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9 (1953–4), p. 861.

[23]FO 195/524, Finn to Clarendon, 10, 11, 14 and 29 Apr., 2 May, 6 June 1856; 13 Feb. 1857; E. Finn (ed.), Stirring Times, or, Records from Jerusalem Consular Chronicles of 1853 to 1856, 2 vols. (London 1878), vol. 2, pp. 424–40.

[24]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2 vols. (London, 1854–1856), vol. 2, p. 119; FO 78/1171, Stratford to Porte, 23 Dec. 1856.

[25]FO 195/524, Finn to Stratford, 22 July 1857; Finn, Stirring Times, vol. 2, pp. 448–9.

[26]参见 H. Wood, ‘The Treaty of Paris and Turkey’s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7/2 (Apr. 1943), pp. 262–74.

[27]W. Mos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 1855–1871: The Story of the Peace Settlement (London, 1963), p. 40.

[28]BLMD, Add. MS 48580,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7 Aug. 1856; Mosse, The Rise and Fall, pp. 55 ff.

[29]BLMD, Add. MS 48580,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7 Aug. 1856; Mosse, The Rise and Fall, p. 93.

[30]G. Thurston, ‘The Italian War of 1859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Journal, 20/1 (Mar. 1977), pp. 125–6.

[31]C. Cavour, Il carteggio Cavour-Nigra dal 1858 al 1861: A cura della R.Commissione Editrice, 4 vols. (Bologna, 1926), vol. 1, p. 116.

[32]Mosse, The Rise and Fall, p. 121.

[33]K. Cook, ‘Russia, Austria and the Question of Italy, 1859–1862’,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4 (Oct. 1980), pp. 542–565; FO 65/574, Napier to Russell, 13 Mar. 1861.

[34]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1955), p. 85.

[35]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 67; A. Kelly, Toward Another Shore: 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 (New Haven, 1998), p. 41.

[36]Tolstoy’s Diaries, vol. 1: 1847–1894,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London, 1985), pp. 96–97.

[37]M. Vygon, Krymskie stranitsy zhizni i tvorchestva L. N. Tolstogo (Simferopol, 1978), pp. 29–30, 45–46; H. Troyat, Tolstoy (London, 1970), p. 168.

[38]Kelly, Toward Another Shore, p. 41; Vygon, Krymskie stranitsy, p. 37.

[39]IRL, f. 57, op. 1, n. 7, l. 16; RGIA, f. 914, op. 1, d. 68, ll. 1–2.

[40]F. Dostoevskii,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30 vols. (Leningrad, 1972–1988), vol. 18, p. 57.

[41]N. Danilov, Istoricheskii ocherk razvitiia voennogo upravleniia v Rossii (St Petersburg, 1902), prilozhenie 5; 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pp. 136–7.

[42]E. Brooks, ‘Reform in the Russian Army, 1856–1861’, Slavic Review, 43/1 (Spring 1984), pp. 66–78.

[43]引用于J. Frank, Dostoevsky: The Years of Ordeal, 1850–1859 (London, 1983), p. 182.

[44]E. Steinberg, ‘Angliiskaia versiia o “russkoi ugroze”v XIX–XX vv’, in Problemy metodologii i istochnikovedeniia istorii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 sbornik statei (Moscow, 1986), pp. 67–69; R. Shukla, Britain, India and the Turkish Empire, 1853–1882 (New Delhi, 1973), pp. 19–20; The Politics of Autocracy: Letters of Alexander II to Prince A. I. Bariatinskii, ed. A. Rieber (The Hague, 1966), pp. 74–81.

[45]M. Petrovich, The Emergence of Russian Panslavism, 1856–1870 (New York, 1956), pp. 117–8.

[46]D. MacKenzie, ‘Russia’s Balkan Policies under Alexander II, 1855–1881’, in H. Ragsdale(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223–36.

[47]D. MacKenzie, ‘Russia’s Balkan Policies under Alexander II, 1855–1881’, in H. Ragsdale(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227–8.

[48]Lord P. Kinross,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 (London, 1977), p. 509.

[49]A. Saab, Reluctant Icon: Gladstone, Bulgaria,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56–1878 (Cambridge, Mass., 1991), pp. 65–7.

[50]A. Saab, Reluctant Icon: Gladstone, Bulgaria,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56–1878 (Cambridge, Mass., 1991), p. 231.

[51]F. Dostoevsky, A Writer’s Diary, trans. K. Lantz, 2 vols. (London, 1995), vol. 2, pp. 899–900.

[52]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 253; The Times, 17 July 1878.

[53]Finn, Stirring Times, vol. 2, p. 452.

[54]FO 195/524, Finn to Canning, 29 Apr. 1856.

结语 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神话与记忆

当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时，英国只举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庆祝仪式。英国人总体的感觉是失望，英军没有打出一场可与法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相媲美的胜仗，而且英国也没能推进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与这种失败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是对政府和军事当局各种愚蠢错误的恼怒和国家受辱的羞耻感。“我承认和平犹如骨鲠在喉，”维多利亚女王在她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整个国家也有同样的感觉。”伦敦没有举行胜利游行，也没有官方仪式欢迎归来的战士。根据女王的记录，当部队回到伍利奇码头时，战士们看上去“晒得非常黑”。3月13日，看着一船船的士兵登岸，她意识到眼前的是“名副其实的斗士，这些高大优秀的男子，有些非常英俊——每一个都举止骄傲、高贵，展现出战士的英姿……他们都留着长长的胡子，扛着沉重的背包，背包上是大衣和被褥，还挂着水壶和满满的干粮袋，背着滑膛枪”。[1]

虽然没有欢庆仪式，对战争的纪念却非常多：在教堂墓地、军队本部营地、医院和学校、市政厅和博物馆，或是镇中心的广场和村里的绿地上，几百座纪念铭牌和纪念碑被修建起来，大部分由个人和群体自发出资，用来纪念阵亡和因伤病去世的战士。在一共九万八千名被派往克里米亚的英军战士和水手中，约五分之一没有回来：两万零八百一十三人战死，其中80%死于伤病。[2]

为了反映公众的失落感以及表达对受难部队的敬仰，英国政府出资修建了一座近卫军纪念碑（Guards Memorial）来纪念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雄。在约翰·贝尔（John Bell）创作的一尊巨型青铜雕塑中，三名站岗的近卫军士兵（分属冷溪、燧发枪和掷弹兵近卫团）一起守卫着其背后上方的荣誉女神。雕塑由被缴获的俄军加农炮熔化后铸成，于1861年在伦敦的下摄政街（Lower Regent Street）与蓓尔美尔街交汇的路口揭幕。对于这座雕塑的艺术造诣，人们褒贬不一。伦敦市民将代表荣誉的女神称为“玩投环的”，因为在她张开的双臂上，挂着由橡树叶做成的王冠，看上去真有点儿像是用来玩投环游戏的。许多人认为这座雕塑不够雅致美观，配不上纪念这样重要的事件。格莱亨伯爵（Count Gleichen）就曾说过，这座雕塑最好看的时候是在大雾中。但是不管怎样，这座雕塑的象征意义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竖立战争纪念碑纪念普通士兵。[3]

克里米亚战争让英国公众对军人的态度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在现代国家神话中，战士为保卫国家的荣誉、权利和自由而战，克里米亚战争为这一国家神话的诞生播下了种子。在这之前，军事荣誉由贵族决定，英勇无畏这样的品质属于出身高贵的军事领导人，例如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的儿子约克公爵（Duke of York）是与拿破仑作战时的英国军队指挥官，他的纪念碑在他去世五年后的1833年建成，资金是从军队每一个士兵那里扣除一天军饷筹集起来的。军事绘画作品中，展现的都是潇洒的贵族军官的英雄事迹，而普通士兵却无人留意。近卫军纪念碑就矗立在约克公爵纪念碑的对面，显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根本变化，代表了对贵族军事领袖的挑战。贵族军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犯下诸多错误，已经名誉扫地。如果说在过去，典型的英国军事英雄形象是一个“顶戴花翎”的绅士，那么克里米亚战争后则是一名士兵，是民间传说中的“列兵史密斯”（Private Smith）或是“汤米”，即“汤米·阿特金斯”（Tommy Atkins）。这些普通的士兵骁勇善战，在将军们犯下一系列愚蠢错误的情况下，仍然为英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叙事方式贯穿英国历史，从克里米亚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最近的几次战事，都是如此。正像黑卫士团（Black Watch）中一位名叫史密斯的列兵在1899年英军于布尔战争（Boer War）中失败后所写的那样：

如此便是我们团度过的一天，

为即将来临的报复我们心生惶恐。

我们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只是因为

舒适客厅里将军犯下的错误。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有堑壕？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有铁丝网？

为什么我们要纵队行军？

大兵汤米都想知道……[4]

正如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他的《英国笔记》（English Notebooks）中写的那样，在把贵族拉下神坛方面，1854年取得的进展“比普通时代的五十年都多”。[5]

英军在战争指挥和后勤管理上的过失，还让英国中产阶级产生了一种新的自信。与英国贵族与生俱来的特权不同，中产阶级崇尚的是专业能力、勤劳工作、任人唯贤、自力更生等原则。克里米亚战争为他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专业人士的才智如何挽救了一场指挥糟糕的军事行动，例如弗洛伦丝·南丁格尔的战地护理、亚历克西斯·索耶的烹饪经验、塞缪尔·皮托修建的巴拉克拉瓦铁路。另外，还有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手下的建筑工人，他们被派往克里米亚，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高地上为英军修建了木棚，让他们在第二个冬天有了栖身之所。大量的报刊也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舞台，他们中的许多人给报刊写信投稿，贡献有实用价值的建议，论述自己的观点看法，积极参与到战争的日常运行之中。在政治上，中产阶级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到了战争后期，英军终于开始按照专业原则来管理战争行动。他们的胜利还表现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不管是辉格党、保守党还是自由党当政，都通过了许多推动中产阶级理念的改革：把投票权扩大到职业和工匠阶层、出版自由、提高政府运行的透明度和受监督程度、任人唯贤、宗教宽容、公众教育等。另一个获得大力推动的方面，是对体力劳动阶层和“值得关怀的穷人”的关注，这种态度的根源之一就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对备受磨难的士兵们的关怀。这种关怀也是1868—1871年间格拉德斯通政府的战争大臣卡德韦尔勋爵（Lord Cardwell）推动的一系列军队改革的源头。花钱买军官职位的行为被凭能力晋升的制度所取代，列兵的服役期限大大缩短，士兵的军饷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和平时期的鞭笞制度也被取消了。

最能代表英国中产阶级新近产生的自信感的是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当她从克里米亚归来时，已是一名民族女英雄。印着她图像的明信片、小塑像和像章大量出售，很受欢迎。在幽默杂志《笨拙》中，南丁格尔化身为象征英国的布里坦尼娅，只是她手中握着的是手术刀和油灯而不是矛与盾。诗歌也暗示她比任何潇洒的贵族军官更值得受到公众的爱戴：

公众的赞美如白色浪花般

随风飘动，

落在奖杯上，闪耀数日，

然后在几百年内

慢慢锈蚀。

公众的爱心，需要养料填补，但

却不懂得如何选择，

只会抓住随手可得的，石头

也会当作面包，不愿等待，不懂拒绝。

于是，对英雄崇拜的饥渴，让他们匆匆抓住

最浅陋的偶像，最艳俗的神龛，

在那里，卡迪甘可以顶戴花翎，趾高气扬，

赫德森身上徽章闪闪发亮。

然而，当普通人争相传颂

一个真正荣耀的名字，

不要鄙夷，仅仅因为已有太多花环

献给了最不值的神龛。

人们，无论多么狂野或脆弱，

依然能被高贵的本能引导：

寻找真神，却往往遇到假仙；

但真神一旦找到，就永远不会放弃。

那么现在，不要再理会那些不值得的

或是匆匆给予的赞美，

这位伟大女性的神圣使命

在英格兰的内心深处

熠熠生辉。[6]

认识到愚蠢及管理不善给士兵带来的苦难比任何敌人都要多，英国人的自豪感受到了伤害，此时南丁格尔的爱国忠心和专业精神正好可以作为补偿。她的事迹在流行剧场和民谣里非常流行，例如在伦敦布里坦尼娅沙龙（Britannia Saloon）演出的《土耳其之战》（The War in Turkey）中，有一系列喜剧场景讥讽英国当局的无能，而在接着的一场戏中，“伯德小姐”（Miss Bird），也就是南丁格尔，出场解决了所有问题。这场戏的结语是：“在这位女士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她胸中那颗跳动的心能够做出任何英雄举动。”[7]

“提灯女士”的传说成了英国的国家神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无数历史书籍、教科书和南丁格尔的传记中被重述。这个传说包含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理想的基本要素：从基督教角度说，这是一个有关女性关怀、工作出色和自我牺牲的故事；从道德角度说，这是一个自我提高和拯救值得关怀的穷人的故事；从家庭角度说，这是一个有关清洁、良好家务和改善家庭环境的故事；从职业抱负上说，这是一个有关执着精神和坚定信念的故事；从公众角度上说，这是一个关于卫生和医院改革的故事，从克里米亚回到英国后，南丁格尔将她的余生都献给了这一事业。

1915年时，英国又一次参加了欧洲大战，而这一回俄罗斯成了盟友，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被向后朝摄政街方向挪了一些，空出来的地方安放了一座“提灯女士”的雕塑。在南丁格尔雕塑的旁边是一座悉尼·赫伯特做沉思状的雕塑，这座雕塑是从战争办公大楼（War Office）搬来的。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赫伯特曾担任军务大臣，就是他把南丁格尔派到克里米亚去的[8]，然而他自己却因为公众舆论压力而被从职位上赶走，部分原因是他的家庭和俄罗斯有牵连。

* * *

1857年6月26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五，那天下午，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在海德公园出席了一场军事检阅仪式。当年1月，女王颁发皇家特许令，设立了一种新的奖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专门用来奖励军人的勇敢行为，而不论军衔高低或出身于什么阶层。其他欧洲国家早就有了类似的奖章：法国从1802年起就有荣誉军团勋章，荷兰有威廉军功章（Military Order of William），就连俄罗斯也在1812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荣誉勋章。然而英国却一直没有针对士兵勇敢行为的奖励，只有颁发给军官的奖章。《泰晤士报》的罗素和其他记者从克里米亚前线发回的大量战地报道，让英国公众了解到许多普通士兵的英勇事迹。在记者的笔下，前线战士对战争苦难的忍受是一种英雄的行为，许多读者都认为应该设立一个专门的奖章来认可战士们表现出的勇气。一共有六十二名克里米亚战争老兵被选上接受第一批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是一块小小的青铜勋章，号称是用从塞瓦斯托波尔缴获的俄军加农炮上熔炼下来的青铜铸成的。*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仪式上，被授予勋章的老兵们列队上台，一一向女王鞠躬，接受荣誉，战争大臣潘穆尔勋爵则在一旁高声念出受勋者的名字和英雄事迹。在这六十二名接受英国最高军事奖励的老兵中，有十六名陆军列兵，四名炮手，一名工兵，两名水手和三名水手长。[9]

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举动，不仅反映了英国社会对英雄主义理念的改观，而且也标志了对战争和战士的一种新生的崇敬。战后英国出版了一大批宣扬战士英雄行为的图书，尤其是那些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士兵们的事迹。这类图书中最受欢迎的是由塞缪尔·比顿（Samuel Beeton）在1861年出版的《我们的战士和维多利亚十字勋章》（Our Soldiers and the Victoria Cross），比顿在当时因出版了由他妻子撰写的《比顿太太的家庭管理手册》（Mrs Beeton’s 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而闻名。《我们的战士和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目的是激励和教育男孩，书的前言中写道：

少年之为少年，因为其天性勇敢。年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远见？应该说出什么样勇敢的话语？应该做出什么样勇敢的行为？如果有必要时，应该如何勇敢地接受磨难！……这些都是本书将要阐述的有关战士的观点——目的就是让少年在成年之时，依然能够保持年轻人的勇敢。[10]

这种对男子汉气概说教式的崇拜，同样在两本以克里米亚战争为背景的小说里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这两本书在当时广为流传，分别是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两年前》（Two Years Ago，1857年出版）和亨利·金斯利（Henry Kingsley）的《雷文休》（Ravenshoe，1861年出版）。查尔斯·金斯利的另一部小说《向西去！》（Westward Ho!，1855年出版）也以此为主题，讲的是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时期西班牙舰队入侵英国前后，男主角在新大陆（New World）的冒险经历，很明显受到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军国主义和排外情绪的启发。作者自己在1854年把这本小说描述为“最为嗜血无情的小说，但我认为正是当今所需要的”。[11]

为战争辩护也是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小说《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Tom Brown’s Schooldays，1857年出版）的中心思想。这部小说非常有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场景是男主角汤姆与欺凌者斯洛格·威廉斯（Slogger Williams）†之间的一场打斗，很明显是希望读者联想到不久前英国与俄罗斯间发生的战争：

从摇篮到坟墓，对抗击的正确理解，是每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这是最高尚、最真实的事情。每一个男人，只要身上有一点价值，就会有敌人，必须将之打败。这些敌人可能是他自己邪恶的念头或习惯，或者是身居社会高层的精神恶魔，或是俄罗斯人，或是边境上的恶棍，或是另外什么人。如果不把这些敌人狠狠打倒，他就没法过上平静的日子。贵格会（Quakers）还有其他一些人强烈反对抗击，这能有什么意义呢？人的本性太强，而且也不受自己的戒律控制。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抗击，以自己的办法、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抗击。就我所知，一个没有抗击的世界也许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所以我坚决反对在没有和平可言，或是不应该出现和平的时候大谈和平……[对别人的挑衅说“不”，是]最大勇气的证明，如果这么做真的是出于基督教的动机的话。如果是出于避免肉体的伤痛和危险的话，也没有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害怕被打而说“不”，那就不要推说或自以为是因为害怕上帝不允而说“不”，因为那么做既非基督徒所为，也不诚实。[12]

对“勇武的基督教”的崇拜就源于这里，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使命就是被“基督教战士”参加正义战争这一理念塑造出来的。在那个时代，英国人开始在教堂高唱这样的歌曲：

向前，基督教战士，迈步走向战场，

在耶稣十字架的指引下。

基督我主，带领我抗击敌人；

冲向战场，让祂的旗帜飘扬！（1864年）

“勇武的基督教”是1857年在一篇对金斯利的小说《两年前》的评论中提出的。就在同一年，英军士兵在印度镇压了印度民族起义，“基督教战士”的理念更因这一事变而加强。在《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的续集《汤姆·布朗在牛津》（Tom Brown at Oxford，1861年出版）中，对男孩进行训练，让他们将来为基督教事业做出贡献的理念也非常突出。书中把竞技体育赞颂为培养男子汉性格、团队精神、骑士精神和道德操守的途径——这些都被视作战场上的英国士兵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勇武的基督徒拥有传统的骑士精神和基督教信仰：人的身体应用来接受训练和学会听从指挥，然后用来保护弱小者，推动所有正义的事业，征服上帝赋予人类的土地。”[13]这一理念的中心是关注身体训练和控制躯体，将之视作为圣战而进行的道德强化。这种品质和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士兵经历的磨难联系在一起。

这种磨难，同时也帮助转变了英国公众对士兵的印象。在克里米亚战争前，英国中产阶层心目中的士兵比一群乌合之众好不了多少，他们酗酒、不守军纪、残忍、粗鄙、来自社会上最穷困的阶层。但是英军士兵在克里米亚战场上遭受的痛苦显示了他们的基督教美丽心灵，并使他们成为新教宣传培养的对象。在战争期间向普通士兵布道的频率急剧增加，随军牧师数量翻了一番，每个士兵都有一本免费的《圣经》，经费来自中产阶级向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和海军和军人圣经公会（Naval and Military Bible Society）的捐款。[14]

在许多福音派信徒眼中，士兵们成了神圣的群体，是为神圣使命献身的烈士。凯瑟琳·马什（Catherine Marsh）就是抱着这样念头的人，她写了一本笔触生动而充满感情的圣徒传《纪念第九十七团赫德利·维卡斯上尉》（Memorials of Captain Hedley Vicars, Ninety-Seventh Regiment，1856年出版），几年内就售出超过十万本，还出了许多缩减版和青少年版，热销情况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本书根据维卡斯上尉的日记和他给母亲的信件编撰而成，作者把这本书献给“基督教战士这一高贵理念”，并提供给公众“对那些在事实面前依然坚持说全心侍奉上帝必然会让人无暇顾及许多人生责任……培养一个好的基督徒就会毁灭一个好战士的人的一个全新而充分的反驳”。在书中，维卡斯上尉被描述成一个圣徒战士，一个无私的英雄，在塞瓦斯托波尔外的高地上为战友排忧解难，让战友分享自己的食物和帐篷，在战友生病时照料他们，给他们诵读《圣经》。书中俄罗斯人被称为“外邦人”、“异教徒”和“野蛮人”，维卡斯上尉率领手下战士投身的是一场对敌人的“圣战”。他在1855年3月22—23日的战斗中受了致命伤，在最后一章《胜利》中，他的牺牲被提到基督舍身救世的高度。这一章的引言是美国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对西班牙诗人豪尔赫·曼里克（Jorge Manrique）的一首诗的翻译：

他的灵魂被送到天堂，

上帝让他长眠安息，

在荣耀中安息！

虽然勇士的太阳已落，

光辉却将长久地围绕我们，

明亮，灿烂，幸福。

维卡斯上尉的遗体被埋在了塞瓦斯托波尔，但是在英国肯特郡贝肯翰姆（Beckenham）布罗姆利路（Bromley Road）上的圣乔治教堂（St George’s Church）内，有一块白色的大理石板，上面刻着一把入鞘的剑，剑上是一个摊开的卷轴，上面刻着以下文字：

谨此献给上帝的荣耀，以及对第九十七团赫德利·维卡斯上尉敬爱的回忆。他因为相信“圣子耶稣基督的鲜血洗清了我们的原罪”而将自己从身怀原罪变成正义的人生。他于1855年3月22日晚在战场上倒下，在耶稣怀中长眠，当他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尔时，年仅二十八岁。[15]

除了对战士的神圣化以及新的男子汉理想的兴起之外，克里米亚战争的另一个影响似乎为终结英国的阶层分化和1830年代与1840年代的劳资斗争提供了一个和解的机会。在狄更斯编辑的《家庭箴言》中，跟伊丽莎白·加斯克尔（Elizabeth Gaskell）以结束社会阶层冲突为主题的《北方和南方》（North and South）小说连载一起出现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喜爱的诗人阿德莱德·安妮·普罗克特（Adelaide Anne Procter）的诗，其中有一首名叫《战争的教训》（“The Lesson of the War”）：

国家的统治者，

大门外的穷人，

怀着同样的渴望

等待同样的消息！

穷人期待休息和舒适，

富人钟情喜乐和荣誉，

但在苍凉的克里米亚海岸

他们肩并肩而战。[16]

在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歌独白剧《莫德》（Maud，1855年出版）中也有类似的思想，诗中因“贪图利益”而导致的“内战”最后让位给了叙事者心目中更高尚、更符合上帝事业的海外战争：

犹豫不决之间，我了解到那片疆土的更高志向，

在那里对财富的贪婪从未平息，

对所谓和平的追求从未停止，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和平，包藏了无尽的不义与侮辱，

恐怖、恨意、邪恶，掩人耳目；

然而战旗已再次举起！

虽然许多生命之火将被燃尽，

许多人会为那些因冲突而陨灭的生命而哭泣，

但是上帝的公正之怒必将惩罚不义之徒；

无边的黑暗将被光明摧毁，

光辉的名字瞬间功成名就，

阳光下崇高的理想更为自由，

万众一心，呼吸与共；

因为和平，我从来不认作真正的和平的，已经不再，

在黑海和波罗的海深深的水边，

城堡要塞正张开吃人的大嘴，

喷射出血红色的战争火焰。

无论是燃烧或是熄灭，不管战争如风般蔓延，

我们已证明自己全心投入了一个高贵的事业，

就我而言，已被崇高的理念唤醒；

与其责骂邪恶，不如为正义而战；

与我的祖国共存，与我的兄弟同在，

我全心拥抱上帝的意愿，以及由此注定的命运。

画家们也采用了同样的题材。约翰·吉尔伯特（John Gilbert）的油画《女王陛下在白金汉宫大厅内视察冷溪近卫团伤员》（Her Majesty the Queen Inspecting the Wounded Coldstream Guards in the Hall of Buckingham Palace，1856年完成）是一幅相当受欢迎的画作，直到1903年还有人将其复制为彩色版画，可惜原画已经失传。这幅画通过女王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受伤的英雄会面的场景，展现出一种感人的忧伤，暗示了战后社会的最高层和最底层之间形成团结的前景。杰里·巴雷特（Jerry Barrett）的大幅油画《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探访伤员》（Queen Victoria’s First Visit to Her Wounded Soldiers，1856年完成）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这幅画表现了皇室成员访问查塔姆（Chatham）军队医院里克里米亚战争伤员的情景，画风煽情，然而极受欢迎，第一次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的托马斯·阿格纽（Thomas Agnew）画廊展出时，向公众卖出了几千份不同版本的印刷版，每份售价从三几尼（guinea）‡到十几尼不等。[17]

女王自己也收藏克里米亚老兵的照片。她出资让商业摄影师如约瑟夫·坎德尔（Joseph Cundall）和罗伯特·豪利特（Robert Howlett）等人到各地军队医院，包括查塔姆医院，为受伤和残疾的战士拍摄纪念肖像，专门收藏在温莎城堡。坎德尔和豪利特所摄作品触动人心，通过摄影展览和流行画报，让英国公众有机会真切细致地体会到战士们的苦难和战争所付出的人员代价。这些先驱性的作品和罗杰·芬顿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拍摄的温文尔雅的照片很不相同。例如，在坎德尔和豪利特的《三名克里米亚伤员》（Three Crimean Invalids，1855年拍摄）中，三名步兵伤员坐在医院病床上，展示着自己伤残的手脚。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画面也没有浪漫化或是加入煽情元素，只是用黑与白记录了铁制弹丸和冻伤对他们肢体造成的伤害。在皇家档案保存的拍摄记录中，坎德尔和豪利特记下了照片中三名战士的身份：第二十三团的威廉·扬（William Young）§，1855年6月18日在棱尖棱堡受伤；第三十四团的亨利·伯兰（Henry Burland），在塞瓦斯托波尔前的堑壕中因冻伤而失去双腿；第四十九团的约翰·康纳里（John Connery），左腿因在堑壕中冻伤而被截肢。[18]

一直到1870年代，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记忆依然在为艺术家提供有价值的主题。这些克里米亚战争题材油画中最著名的是伊丽莎白·汤普森（Elizabeth Thompson）即巴特勒爵士夫人（Lady Butler）的《战后点名，克里米亚》（Calling the Roll after an Engagement，Crimea，1874年完成），这幅画首次在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展出时，引起了轰动。前来观看的人潮如此汹涌，以致不得不派一名警察站岗保护这幅画。当时汤普森已经因她过去的军事题材作品而出名，在卡德韦尔改革之后，军事事务依然在公众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她因此产生了创作灵感。后来这幅作品普遍被称为《点名》（The Roll Call），其特别的构图引人注目，展现的是一场战斗之后，幸存的掷弹兵战士忍着伤痛、寒冷、极度疲倦，围在一起，接受骑在马上的指挥官的点名。与传统作品中展现勇敢的指挥官光辉形象完全不同，这幅两米高的油画突出的是士兵们遭受的痛苦，去除了任何英雄壮举，让观众直视战争的真实状况。在皇家学院展出后，《点名》到英国各地巡回展出，吸引了大批观众。在纽卡斯尔，宣传画展的人在身上前后各挂一块板子，上面只是用大字写着“《点名》来了！”在利物浦展出的三个星期里，有两万人观看了这幅作品，在当时来说是极大的数字。看到这幅作品的人都被其深深打动，显然这幅画触动了英国人的心灵。女王从这幅画原来的买家、曼彻斯特的一名工业家手里买下了这幅画，但是一家印刷公司保留了以版画方式复制印刷的权利。汤普森自己也一夜之间成为民族女英雄，印着她照片的卡片卖出了二十五万份，在许多人心目中，她与南丁格尔齐名。[19]

* * *

在英格兰，他们会说些什么，

当他们听到

阿尔马高地上的神奇事迹，

大胆勇敢的人的作为？

有关俄罗斯人，在正午时还趾高气扬，

日落时已垂头丧气的故事？

他们会说：“就像老英格兰做的那样！”

他们会说：“多么非凡的壮举！”

在英格兰，他们会说些什么，

当因为震惊恐惧而默然无语，

所有快乐家庭中的爱戴之心

都在想念战死的伟人，

在无声的悲楚中想念，

父亲、兄弟、儿子？

他们会说，在我们亲爱的老英格兰

“上帝的旨意一定会被遵守”。

在英格兰，他们会说些什么？

当他们欢笑、哭泣，或是祈祷时

日日夜夜，我们的名字，

都在他们唇边，在他们心底，

他们在人间凝望，他们向天堂祈求，

然后，向前投入战斗！

当英格兰欢呼，上帝保卫正义时，

谁将会胆战心惊，畏缩不前？

J.S.B.蒙塞尔牧师（Reverend J.S.B. Monsell），
摘自《少女读物》 （The Girl’s Reading Book，1875年出版）[20]

克里米亚战争给英国的国民身份认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学校里的儿童来说，这是英格兰挺身而出面对俄国熊保卫自由的一个例子，一场直截了当的对与错之间的斗争，正如当时《笨拙》杂志展示的那样。代表英国的约翰牛协助弱小者反抗暴君和欺凌者，这一形象成为英国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部分。让英国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的许多情绪力量，后来也促成了英国在1914年为了保卫“小小的比利时”、在1939年为保卫波兰而与德国开战。

在今天，阿尔马、巴拉克拉瓦、因克尔曼、塞瓦斯托波尔、卡迪甘和拉格伦这些名字依然留存在英国人的集体记忆中——主要是以街道名和酒吧名这样的方式。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很流行给女孩起名为弗洛伦丝、阿尔马、巴拉克拉瓦，给男孩起名为因克尔曼。战争老兵把这些名字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利亚州（South Australia）和昆士兰州（Queensland），各有一个镇子叫巴拉克拉瓦；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West Australia）、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Victoria）、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加拿大的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 County）都有因克尔曼；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都有塞巴斯托波尔；在新西兰有一座塞巴斯托波尔山（Mount Sebastopol）；在美国威斯康星州（Wisconsin）有四个、在科罗拉多州（Colorado）有一个、在阿肯色州（Arkansas）有两个、在其他州有十个镇子都叫阿尔马；在加拿大有四个阿尔马，还有一个湖叫阿尔马；在澳大利亚有两个阿尔马；在新西兰有一条河叫阿尔马。

《对与错之战》，《笨拙》，1854年4月8日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有三十一万法国人参战，三分之一没能活着回来，跟这场战争有关的名字也到处都能看到。巴黎有一座阿尔马桥（Alma Bridge），最早在1856年兴建，后来在1970年代重建。因为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1997年在这里发生致命车祸，让阿尔马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那之前，这座桥最出名的地方是其上的朱阿夫雕塑（原来的桥上有四座，重建时只保留了一座）。过去巴黎市民用这座雕塑来测量塞纳河的水位，如果河水漫过了朱阿夫雕塑的膝盖，就会宣布塞纳河不适合航行。巴黎有一个阿尔马广场（place de l’Alma）和塞巴斯托波尔林荫大道（boulevard de Sébastopol），两处都有同名的地铁站。在巴黎南郊有一个区叫作马拉科夫。这里最早是一个独立的小镇，原名“新加利福尼亚”（New California）。马拉科夫是克里米亚战争后几年内在旺弗（Vanves）河谷地价便宜的采石场上兴建的，开发商是法国19世纪最成功的地产开发商亚历山大·肖夫洛（Alexandre Chauvelot）。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法国曾短暂出现过一阵纪念这场战争的热潮，肖夫洛借此机会，在这里兴建了一座游乐园以吸引工匠和工人从拥挤的巴黎市中心搬来。游乐园内有一座马拉科夫塔（Malakoff Tower），是仿照塞瓦斯托波尔著名棱堡的样子而建的主题公园，有堑壕、山坡、土岗和石窟等，一边还有一座舞台和露天剧场，夏天时游客们可以在这里观赏克里米亚战斗重演或是其他娱乐活动。在获得拿破仑三世的许可之后，新加利福尼亚在1858年被正式改名为马拉科夫，以纪念法国皇帝登基以来的第一场军事胜利。作为私人住宅区，这一地区在1860年代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当法国在1870年被普鲁士打败之后，马拉科夫塔被旺弗市长下令拆除，他认为在国家新败之后，提醒人们过去的军事辉煌是件残忍的事。

法国各省的市镇乡村都曾建有马拉科夫塔，有些保存至今。在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的锡夫里—库尔特里（Sivry-Cortry）、涅夫勒省（Nièvre）的图里—吕尔西（Toury-Lurcy）、约讷省（Yonne）的塞尔米泽莱（Sermizelles）、谢尔省（Cher）的南特（Nantes）和圣阿诺蒙特龙（Saint-Arnaud-Montrond）都有，在位于比利时列日（Liège）附近迪松（Dison）的哈萨德舍拉特（Hasard-Cheratte），卢森堡，德国的科隆（Cologne）、波鸿（Bochum）和汉诺威（Hanover），阿尔及利亚的奥兰（Oran）和阿尔及尔（Algiers），以及巴西一座克里米亚战争后法国殖民者聚居的城市累西腓（Recife）等也有马拉科夫塔。在法国，几乎每个市镇都有一条以马拉科夫命名的道路，法国人还将马拉科夫的名字给了广场、公园、旅馆、餐馆、奶酪、香槟、玫瑰和法国歌曲。

尽管如此，克里米亚战争在法国人的国民意识上留下的痕迹，远远不如在英国那么深刻。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记忆很快就被紧接着的几场战争淹没了：1859年在意大利对抗奥地利的战争，1862—1866年对墨西哥的远征，更重要的是在普法战争中的失利。今天法国很少有人知道克里米亚战争，它成了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在意大利和土耳其，跟法国一样，克里米亚战争也很快便从国家神话和历史演绎中消失，当这些国家重新构建19世纪历史时，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什么地位。

在意大利，很少有纪念意大利参与克里米亚战争的地标。即使在皮埃蒙特，这个有二千一百六十六名战士阵亡或病死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纪念，而这还是官方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几乎肯定比这更高。在都灵有一条塞巴斯托波利大道（Corso Sebastopoli），还有一条乔尔纳亚路（Via Cernaia）纪念意大利人参加的唯一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民族主义画家杰罗拉莫·因杜诺（Gerolamo Induno）曾和撒丁尼亚部队一起前往克里米亚，并画了许多战斗场面画的速写。他在1855年返回之后画了一些表现战斗场面的油画，包括由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出资的《乔尔纳亚之战》（The Battle of the Chernaia），另外还有《占领马拉科夫塔》（The Capture of the Malakoff Tower）。战后几年，这两幅画曾在意大利北部地区激起一种爱国主义情绪。但是1859年战争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加里波第的南征、征服那不勒斯、1866年战争期间从奥地利人那里吞并威尼斯、1870年占领罗马完成意大利统一等，这些事件引人注目的程度很快便超过了克里米亚战争，因为这些都是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即意大利重新诞生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关键事件。克里米亚战争作为一场在皮埃蒙特和加富尔带动下发动的海外战争，在民族主义者对意大利建国的理解中并没有重大价值，而且在对“复兴运动”的民粹主义诠释中，加富尔本身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角色。意大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没有公众游行要求开战，没有志愿运动，没有重大胜利，也没有光荣的战败。

在土耳其，克里米亚战争与其说被遗忘了，倒不如说被从国家历史记忆中剔除了出去，即使战争是从那里开始，而且根据官方数字，土耳其在战争期间损失了十二万名士兵，占参战人数的一半。伊斯坦布尔（Istanbul）有纪念参战的西方国家战士的纪念碑，却没有纪念土耳其士兵的。直到近几年前，克里米亚战争几乎完全被土耳其史学所忽略，被遗弃在早期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和后来阿塔图尔克（Atatürk）建立现代土耳其之间的缝隙中。尽管土耳其是战胜国，但是克里米亚战争却被视为奥斯曼帝国一段耻辱的历史，是帝国转入衰落的转折点。从那时起背上大量债务，不得不依赖西方列强，而西方国家却并非土耳其真正的朋友。土耳其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大部分认定伊斯兰传统的消退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干涉的结果。[21]官方的军事历史也一样，下面这段摘自1981年土耳其总参谋部出版的军事历史，反映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对西方深深的反感：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土耳其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有些看上去像是我们的朋友，却不是真正的朋友……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失去了自己的宝藏。历史上第一次向欧洲欠下了债务。更糟糕的是，因为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结成联盟参加战斗，成千上万的外国士兵和平民有机会看到土耳其最秘密的所在和所有的弱点……这场战争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土耳其社会上一些半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人士开始崇拜西方时尚和价值观，失去了自我。伊斯坦布尔的医院、学校和军事设施被交给联军使用，但是西方军队却没有悉心照料，让历史建筑毁于大火……土耳其人民显示了传统的好客精神，把他们的海边别墅向联军指挥官们开放，但是西方士兵却没有向土耳其人民和土耳其墓葬地表示同样的尊重。联军不让土耳其部队在高加索海岸登陆[以支持沙米勒的抗俄武装]，因为这违反了他们的国家利益。总之，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各个战场上，土耳其战士都表现得十分无私，洒下了鲜血，但是我们的西方盟友们却独占了所有荣耀。[22]

* * *

克里米亚战争对俄罗斯的冲击，和其对英国社会的影响一样深远，在塑造国家身份认同上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俄罗斯人对这场战争的感受是矛盾的。这场战争被视为一场可怕的羞辱，是西方与土耳其结盟共同对付俄罗斯，造成了极深的怨恨。但是对于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卫者，俄罗斯人又有一种民族自豪感，觉得他们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们为基督教信仰而战的动机，把战场上的失败变成了一场道义上的胜利。这一想法在沙皇得知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后发布的《致俄罗斯人民书》（Manifesto to the Russians）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在军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在俄罗斯，在全欧洲都赢得了尊敬。那里的抵抗者们和所有那些为祖国赢得荣誉的英雄们一样崇高。塞瓦斯托波尔守军面对比他们强大的入侵者，坚持了十一个月之久，以异乎寻常的勇敢在各方面堪称楷模……他们的英勇壮举将永远激励我们的战士，我们同样信仰上帝、相信俄罗斯神圣事业的战士。塞瓦斯托波尔，如此多的鲜血在这里洒下，它的名字将永垂青史，对其守卫者的回忆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就像那些在波尔塔瓦和博罗季诺战斗过的俄罗斯英雄一样。[23]

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在1855—1856年间，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俄罗斯人都读过这部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在俄罗斯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座城市被视为特殊的“俄罗斯精神”的缩影，并且正是这种韧性和勇气把俄罗斯从外国侵略者的威胁下解救了出来。1855年4月，托尔斯泰在围困战达到顶峰时，写下了《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

现在你已经探望了坚守在防线上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卫者，你顺着来时的路线返回，走向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战场中央（塞瓦斯托波尔城）。加农炮弹和子弹在你身边飞过，你却毫不在意，反而充满平静的喜悦。你从防线上带回来最重要、最令你宽慰的信念，是塞瓦斯托波尔永远不可能被敌人征服。不仅如此，你还坚信俄罗斯人民的力量永远不可能消亡，不管考验来自世界何处。你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因为你亲眼目睹了阵地上的各种横梁胸墙，或是纵横交错、设计巧妙的堑壕，或是地雷与火炮，虽然这些你都完全看不明白；你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你从塞瓦斯托波尔守卫者的眼睛、言语和动作中，看到了一种精神。不管做什么，他们都做得直截了当，轻松自如，让你相信他们能够应对比这困难一百倍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们。你意识到驱动他们的精神跟你自己的空虚、琐碎、不动脑子的感情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他们拥有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坚强有力的精神，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他们在弹雨之下依然能够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面临的危险，比大部分人高一百倍，同时还要承受失眠的痛苦、肮脏的环境以及无尽的苦活。战士们愿意忍受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不是因为他们想得到一个十字勋章或是什么荣誉，或是因为受到威逼，他们这么做只因胸中怀有一种高尚的动机。这种动机在俄罗斯人身上很少显露出来，却深深地埋藏在他们心中——这是一种对故土的热爱。塞瓦斯托波尔有其种种传奇：在围困战开始时，这里没有堡垒工事、没有部队，实在没有守住的可能，人们却毫不怀疑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当科尔尼洛夫将军，这位可与古希腊勇士比肩的英雄，向受视察的部队呼喊：“弟兄们，我们宁愿战死，也不会交出塞瓦斯托波尔”时，本不善言辞的俄罗斯战士们应声答道：“我们宁愿战死！万岁！”现在，当你走在已成废墟的战场中央的路上，这些传奇不再只是美丽的故事，而是历历在目的事实。你忽然清晰地意识到，你刚刚见到的战士，正是那些在艰苦的日子里，没有让自己士气沉沦，而是抖擞精神，欣然赴死的勇士。他们不是为这座城市，而是为自己的故土慷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将长存于俄罗斯的记忆之中，其主角便是俄罗斯人民。[24]

“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把军事上的失利描绘成了俄罗斯的全民胜利。“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了，但是如此辉煌的抵抗，俄罗斯人应该以此为傲，这样的战败抵得上一场精彩的胜仗”，一位十二月党人写道。[25]俄罗斯人用一场败仗建立了一个爱国神话，建立了俄罗斯人无私英勇、坚韧毅力和献身精神的国家叙事。诗人们将其与1812年的精神相提并论，就像阿列克谢·阿普赫京（Aleksei Apukhtin）在他著名的叙事诗《塞瓦斯托波尔战士之歌》（“A Soldier’s Song about Sevastopol”，1869年发表）中所做的那样。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许多俄罗斯学校的学生都学过这首诗：

我要唱的，小伙子们，不是一首快乐的歌；

它讲的不是一场胜仗

不像我们的父辈在博罗季诺，

也不像我们的祖父辈在奥恰科夫唱的那样。

我要唱给你听，

一团尘土如何在

南方的田野高高卷起，

无数的敌人登上岸来

他们前来进犯，把我们打败。

我们被打败了，但从此以后

他们却再也不敢前来进犯，

我们被打败了，但敌人却就此离去

鼻青脸肿地逃上帆船。

我要唱给你听，

丢下舒适的家园

地主如何加入民兵武装，

告别棚屋里的妻子

农民如何志愿参战。

我要唱给你听，

部队如何越变越强，

勇士们从各处而来，如钢铁般健壮。

知道自己将一去不回，

他们虔诚地赴死疆场！

我们美丽的姑娘

如何成为护士

为苦闷的医生分担，

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都要敌人付出血的代价；

在浓烟与烈火中，在手榴弹的巨响中，

在四周一片轰鸣声中，

一个个碉堡隐隐出现，

像冷峻的幽灵一般，

棱堡渐渐地蔓延——

杀戮持续了十一个月，

这座神奇的要塞，俄罗斯的盾牌，

俄罗斯英勇的儿子们

每天都在这里被掩埋……

我唱给你的歌不是欢乐的曲子：

但它不比胜利之歌少一丁点辉煌

就像我们的父辈在博罗季诺，

我们的祖父辈在奥恰科夫唱的那样。[26]

这就是托尔斯泰写作他的“民族史诗”——《战争与和平》的背景。把拿破仑战争当作俄罗斯民族觉醒的时刻这一概念，反映了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目睹俄罗斯人民英勇行为之后的内心历程。在书中所述的故事中，通过参加一场抗击外国入侵的战争，欧洲化的贵族重新发现了“俄罗斯信念”，农奴战士的爱国精神得到了认可，为俄罗斯的民主建国奠定了基础。《战争与和平》写于1862年至1865年，当时正是农奴获得解放后的头几年，俄罗斯社会的自由派人士将国家改革以及地主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和解作为理想。托尔斯泰原来打算将这本描述十二月党人的小说背景设置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早期手稿名叫《十二月党人》（“The Decembrist”），其中男主角在西伯利亚流放三十年后被释放回来，卷入了185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阶层寻求变革的骚动之中。此时亚历山大二世刚刚即位不久，俄罗斯进入了第二个亚历山大时期（Alexandrine reign）¶，跟1825年一样，人们对改革的期待亦非常急切。但是托尔斯泰对十二月党人的研究越多，就越认为他们的理论根源来自1812年战争，于是将《战争与和平》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做了修改。

克里米亚战争让人们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新的认识，因此战后对1812年战争的记忆也出现了激烈的争执。像托尔斯泰这样的民主派，受到俄罗斯农民战士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做牺牲的鼓舞，将1812年战争视为一场人民的胜利，依靠整个国家的爱国精神赢得。但是对保守派来说，1812年战争是俄罗斯世袭制度的神圣篇章，是俄罗斯贵族靠一己之力把欧洲从拿破仑手下拯救了出来。

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纪念也被卷入类似的意识形态冲突中。保守派和宗教领袖们将其描绘为一场圣战，俄罗斯参战是因为肩负着上天授予的捍卫东正教的使命。他们声称俄罗斯没有辜负这一使命，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国际社会宣告将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而且正像俄罗斯在战前要求的那样，《巴黎条约》确保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圣地将维持现状。在他们的文字和布道中，克里米亚的守卫者被描绘为勇敢无私的基督教战士，献上生命成为“俄罗斯圣战”的烈士。他们再次强调克里米亚是基督教传到俄罗斯的圣地。克里米亚战争刚一结束，俄罗斯帝国皇室就试图把对这场战争的纪念和1812年战争的记忆联系起来。当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传来，沙皇重返莫斯科的举动被塑造成是对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在莫斯科人的欢呼声中重返旧都的重演。在1856年，沙皇特意将登基的日期推后到1812年打败拿破仑军队的博罗季诺战役胜利纪念日。做出这一姿态的目的，是为了消弭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痛苦，并且以过去的辉煌胜利把皇室和人民团结在一起。[27]

但是对于托尔斯泰所处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圈里的人来说，把克里米亚战争和1812年战争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不是沙皇的神圣使命，而是俄罗斯人民的爱国精神，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而奉献生命。然而俄罗斯人民到底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却不容易计算清楚。没有人确切知道有多少战士阵亡。俄罗斯方面从未统计过准确的伤亡数字，许多涉及重大损失的信息都被军事当局歪曲或掩藏了。不过据估计，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各大战场阵亡的俄罗斯士兵总数在四十万至六十万人之间。战争部的军医部门后来发表数字，显示在1853年至1856年的四年间，军中共有四十五万零一十五人死亡，这可能是最准确的估计了。[28]在没有准确数字的情况下，在民主派的想象中，人民的牺牲被拔高到了一个神话般的高度。

在俄罗斯人的共同记忆中，塞瓦斯托波尔本身也被提升到了一个近乎神圣的地位。战争一结束，对围困期间倒下的英雄的纪念就已经开始了，这些纪念活动并非出于政府或官方命令，而是由平民自发组织的，由老兵团体和家人修建纪念碑，或是用公众捐献的资金兴建教堂、墓地，建立慈善基金。这些民间造神运动的焦点是对纳希莫夫、科尔尼洛夫和伊斯托明（Istomin）三位海军上将的纪念。三人都是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烈士，被神化为“爱民将军”，全心关怀手下士兵的福祉。1856年，为了在塞瓦斯托波尔兴建一座纪念这三位将军的纪念碑，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全国性基金。在俄罗斯其他许多市镇也有类似的纪念活动。在众多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作品中，黑海舰队参谋长科尔尼洛夫一直都是中心人物。纳希莫夫是锡诺普海战的英雄和塞瓦斯托波尔军港总指挥，在民间传说中几乎是一个圣人。在许多故事和版画中，他是一个勇敢无私的战士，一个为人民的神圣使命献身的烈士，在视察第四棱堡中弹身亡之前，他就已经准备好献出自己的生命了。1869年，完全依赖私人捐助的黑海舰队博物馆建成。在开馆当日，访问者可以看到从参战老兵那里收集来的各种武器、艺术品以及个人物品、手稿和地图、绘画和雕刻等。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座由公众出资兴建的历史博物馆。**

直到1870年代后期，俄罗斯政府才开始参与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纪念活动，那是在俄土战争期间，原因主要是在政府圈子里泛斯拉夫主义势力逐渐增强。但是政府组织的纪念活动集中在戈尔恰科夫将军那样的宫廷红人身上，几乎完全忽视了纳希莫夫这样的人民英雄。此时纳希莫夫已经成为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象征，而政府则试图通过修建克里米亚纪念碑把他纳入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ty）††体系中。在日俄战争期间，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内革命爆发的1905年，一幅为纪念克里米亚战争五十周年而绘制的全景画向公众展出，被陈列在一座专门修建在第四棱堡原址上的博物馆里。这幅名为《守卫塞瓦斯托波尔》（The Defence of Seavstopol）的精彩作品由俄罗斯艺术家弗朗斯·鲁博（Franz Roubaud）创作，由真人尺寸的油画和模型组成，再现了1855年6月18日俄罗斯守军击败英法联军进攻的场景。[29]但是俄罗斯政府官员坚持将画中的纳希莫夫换成戈尔恰科夫，于是纳希莫夫便没有出现在博物馆里。讽刺的是，博物馆所在地，即原来的第四棱堡，正是纳希莫夫中弹受了致命伤的地方。

《纳西莫夫将军之死》，瓦西里·季姆绘，1856（图片来源：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及Topfoto机构）

在苏联时期，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纪念再次回归到公众心目中的英雄身上。纳希莫夫这时成了俄罗斯人民面对强敌保卫祖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牺牲精神的象征，这一宣传意义在1941年至1945年间再度得到加强。从1944年起，苏联海军军官和水手可以被授予纳希莫夫奖章（Nakhimov Medal），海军军官学院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图书和电影中，他成了一个象征性人物，代表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如何在强敌入侵时率领人民殊死抵抗。

由苏联著名导演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拍摄的爱国电影《纳希莫夫将军》（Admiral Nakhimov，1947年上映）从1943年起开始拍摄，计划拍成一部可与由亚历山大·科尔达（Alexander Korda）导演、以特拉法加海战英雄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为主角的英国电影《汉密尔顿夫人》（Lady Hamilton，1941年上映）‡‡相比肩的作品。当时英国还是苏联的盟国，所以影片第一版减轻了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作为敌对国的分量，而是聚焦在纳希莫夫的个人生活和他与塞瓦斯托波尔居民之间的关系上。但是在影片剪辑过程中，冷战前期的东西方摩擦已经开始了。凑巧的是，和克里米亚战争一样，20世纪中期冷战的冲突也源于土耳其海峡以及高加索地区。从1945年秋天开始，苏联就一直在推动修改1936年签署的《蒙特勒公约》（Montreux Convention）中对这道海峡中立地位的规定。斯大林强烈要求由苏联和土耳其共同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并且将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割让给苏联。这两处曾由沙皇俄国占领，但是在1922年归还给了土耳其。美国对苏联军队在高加索地区的集结感到担忧，于是在1946年8月派出战舰前往地中海东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斯大林下令对普多夫金的电影进行修改：由塑造纳希莫夫的人物形象变为描述他如何成为反抗外国侵略的军事领袖。在这个版本中，英国是俄罗斯的敌人，利用土耳其实现其对黑海地区的帝国主义野心，与斯大林所宣称的美国在冷战早期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30]

斯大林时代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叶夫根尼·塔尔列（Evgeny Tarle）在他的作品中也采取了类似的说法，其中包括两卷本的历史作品《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1941—1943年完成）、传记《纳希莫夫》（Nakhimov，1948年出版），以及在1955年为纪念克里米亚战争一百周年而出版的《光荣的俄罗斯城市：1854年至1855年的塞瓦斯托波尔》（The City of Russian Glory: Sevastopol in 1854—1855）。他在作品中对沙皇统治做了强烈批判，但是拔高美化了俄罗斯人的爱国勇气和坚韧品质，强调他们如何在纳希莫夫和科尔尼洛夫这样的爱国主义领袖的以身作则下，为抵抗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而战。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俄罗斯的敌人：英国、法国、土耳其，当时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而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刚刚成立，两大阵营成为敌人和对手，为苏联庆祝克里米亚战争一百周年添加了紧张感。

直到今天，为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光荣的俄罗斯城市”的英雄们而自豪，依然是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源泉，尽管现在它已变成了一座外国城市§§——苏共前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54年把它划给了乌克兰，而乌克兰又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独立。用一位俄罗斯民族主义诗人的诗句来说：

在我们超级大国的废墟上

是历史巨大的悖论：

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光荣的俄罗斯城市

却在……俄罗斯国土之外的地方。[31]

失去克里米亚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已经遭受重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一直采取行动要求将克里米亚归还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也一直是一座俄罗斯人占主体的城市，但是要求将其归还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并不局限于克里米亚本地人。

对克里米亚战争的记忆依然能够深切地激发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西方的仇视。在2006年，俄罗斯国家荣誉中心（Centre of National Glory of Russia）组织了一次以克里米亚战争为主题的会议，这次会议获得了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总统办公厅（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教育部和国防部的支持。会后的一份新闻稿发布了这次会议的结论：克里米亚战争不应被视为俄罗斯的失败，而应看作道义与信仰的胜利，是一个国家在一场正义战争中付出的牺牲；俄罗斯人应该将荣誉献给尼古拉一世，这位常被自由派知识分子嘲讽的沙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惜挺身而出与西方抗争。[32]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尼古拉一世这位把俄罗斯引向一场与全世界对抗的战争的沙皇，名誉已得到恢复。今天，在普京的命令下，尼古拉一世的肖像被悬挂在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前庭的墙上。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时，共有二十五万俄罗斯人被掩埋在塞瓦斯托波尔周围不同地点的万人坑里，在因克尔曼、阿尔马、乔尔纳亚谷地、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等战场，到处都有被掩埋的无名战士的尸体。2006年8月，十四名弗拉基米尔团和卡赞团的步兵遗体被发现，他们在阿尔马战役中阵亡，就被埋在离他们倒下身亡处不远的地方，在尸骨边还找到了他们的背包、水壶、十字架和手榴弹。一场隆重的军事葬礼在巴赫奇萨赖附近的阿尔马博物馆举行，这些士兵被重新安葬，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的官员都参加了葬礼，俄罗斯还有计划在这一地点修建一座祈祷堂以致纪念。

* 后来发现铸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金属其实来自中国古炮。（J. Glanfield, Bravest of the Brave: The Story of the Victoria Cross ［London, 2005］）——原注

† 这个角色的名字应该是双关语，slogger指匍行兽。——译注

‡ 英国旧时货币，1几尼=21先令。——译注

§ 与1839年英国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领事同名同姓。——译注

¶ 十二月党人起义发生在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时。——译注

** 鲁缅采夫图书馆和博物馆（Rumiantsev Library and Museum）兴建更早，于1862年在莫斯科开馆，但它不是一座由公众出资兴建的博物馆，而是由一位贵族捐给公众的。——原注

†† 即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建立的宣扬东正教、世袭制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官方政策。——译注

‡‡ 当时在中国上映时片名为《忠魂鹃血离恨天》。——译注

§§ 本书原著于2010年出版。——译注

注释

[1]RA VIC/MAIN/QVJ/1856, 11 and 13 Mar.

[2]T. Margrave, ‘Numbers & Losses in the Crimea: An Introduction. Part Three: Other Nations’, War Correspondent, 21/3 (2003), pp. 18–22.

[3]R. Burns, John Bell: The Sculptor’s Life and Works (Kirstead, 1999), pp. 54–5.

[4]T. Pakenham, The Boer War (London, 1979), p. 201.

[5]N. Hawthorne, The English Notebooks, 1853–1856 (Columbus, Oh.,1997), p. 149.

[6]‘Florence Nightingale’, Punch, 29 (1855), p. 225.

[7]S. Markovits, The Crimean War in the British Imagination (Cambridge, 2009), p. 68; J. Bratton, ‘Theatre of War: The Crimea on the London Stage 1854–1855’, in D. Brady, L. James and B. Sharatt (eds.), Performance and Politics in Popular Drama: Aspects of Popular Entertainment in Theatre, Film and Television 1800–1976 (Cambridge, 1980), p. 134.

[8]M. Bostridge, Florence Nightingale: The Woman and Her Legend (London, 2008), pp. 523–4, 528; M. Poovey, ‘A Housewifely Wom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in id., Uneven Developments: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Gender in Victorian Fiction (London, 1989), pp. 164–98.

[9]W. Knollys, The Victoria Cross in the Crimea (London, 1877), p. 3.

[10]S. Beeton, Our Soldiers and the Victoria Cross: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Regiments and Men of the British Army: And Stories of the Brave Deeds which Won the Prize ‘For Valour’ (London, n.d.), p. vi.

[11]Markovits, The Crimean War, p. 70.

[12]T. Hughes, Tom Brown’s Schooldays (London, n.d.), pp. 278–80.

[13]T. Hughes, Tom Brown at Oxford (London, 1868), p. 169.

[14]O. Anderson, ‘The Growth of Christian Militarism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6/338 (1971), pp. 46–72; K. Hendrickson, Making Saints: Religion and the Public Image of the British Army, 1809–1885 (Cranbury, NJ, 1998), pp. 9–15; M. Snape, The Redcoat and Religion: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the British Soldier from the Age of Marlborough to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2005), pp. 90–1, 98.

[15]Memorials of Captain Hedley Vicars, Ninety-Seventh Regiment (London, 1856), pp. x, 216–7.

[16]引用于 Markovits, The Crimean War, p. 92.

[17]M. Lalumia, Realis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Art of the Crimean War (Epping, 1984), pp. 80–6.

[18]M. Lalumia, Realis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Art of the Crimean War (Epping, 1984), pp. 125–6.

[19]M. Lalumia, Realis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Art of the Crimean War (Epping, 1984), pp. 136–44; P. Usherwood and J. Spencer-Smith, Lady Butler, Battle Artist, 1846–1933 (London, 1987), pp. 29–31.

[20]Mrs H. Sandford, The Girls’ Reading Book (London, 1875), p. 183.

[21]参见 R. Basturk, Bilim ve Ahlak (Istanbul, 2009).

[22]Genelkurmay Askeri Tarih ve Stratejik Etüt Baskanlıgı, Selçuklular Döneminde Anadoluya Yapılan Akınlar – 1799–1802 Osmanlı-Fransız Harbinde Akka Kalesi Savunması – 1853–1856 Osmanlı-Rus Kırım Harbi Kafkas Cephesi (Ankara, 1981), quoted in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20–21 (translation altered for clarity).

[23]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p. 159–60.

[24]L. Tolstoy,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pp. 56–7.

[25]N. Dubrovin,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 15.

[26]A. Apukhtin, Sochineniia, 2 vols. (St Petersburg, 1895), vol. 2, p. iv. Translation by Luis Sundkvist and the author.

[27]M. 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Shaping Sacred Space i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Beyond (De Kalb, Ill., 2010), pp. 130–9; R.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vol. 2: From Alexander II to the Abdication of Nicholas II (Princeton, 2000), p. 25; O. Maiorova, ‘Searching for a New Language of Self: The Symbolism of Russian National Belonging during and after the Crimean War’, Ab Imperio, 4 (2006), p. 199.

[28]RGVIA, f. 481, op. 1, d. 27, l. 116; M. Bogdanovich (ed.), Istoricheskii ocherk deiatel’nosti voennago upravlennia v Rossii v pervoe dvatsatipiatiletie blagopoluchnago tsarstvoivaniia Gosudaria Imperatora Aleksandra Nikolaevicha (1855–1880 gg.), 6 vols. (St Petersburg, 1879–1881), vol. 1, p. 172.

[29]S. Plokhy, ‘The City of Glory: Sevastopol in Russian Historical Myth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5/3 (July 2000), p. 377.

[30]S. Davies, ‘Soviet Cinema and the Early Cold War: Pudovkin’s Admiral Nakhimov in Context’, Cold War History, 4/1 (Oct. 2003), pp. 49–70.

[31]引用于 Plokhy, ‘The City of Glory’, p. 382.

[32]会议论文可在网上阅读：http://www.cnsr.ru/projects.php?id=10.

缩略语说明

AN：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BLMD：大英博物馆手稿部，伦敦（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s Division, London）

BLO：博德利图书馆特别藏品，牛津（Bodleian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Oxford）

BOA：巴什巴坎勒克奥斯曼档案馆，伊斯坦布尔（Basbakanlik Osmanlik Archive, Istanbul）

FO：英国外交部国家档案馆，伦敦（National Archive, London, Foreign Office）

GARF：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莫斯科（Stat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IRL：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圣彼得堡（Institute of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t Petersburg）

NAM：英国陆军博物馆，伦敦（National Army Museum, London）

RA：英国皇家档案馆，温莎（Royal Archives, Windsor）

RGADA：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古代历史部，莫斯科（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Ancient Acts, Moscow）

RGAVMF：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海军舰队部，圣彼得堡（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the Military Naval Fleet, St Petersburg）

RGB：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圣彼得堡（Russian State Library, Manuscripts Division, St Petersburg）

RGIA：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圣彼得堡（Russian State Historical Archive, St Petersburg）

RGVIA：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莫斯科（Russian State Military History Archive, Moscow）

SHD：法国国防部历史服务中心，文森城堡（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efense, Vincennes）

WO：英国国家档案馆陆军部记录，伦敦（National Archive, London, War Office）

致谢

为撰写此书而做的研究工作历经数年，其间有幸获得了众多人士的无私帮助。

在研究的早期，海伦·拉帕波特（Helen Rappaport）帮助我从无穷无尽的图书、已出版的回忆录以及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人写下的日记和信件中筛选出一份可行的参考书目。她还从这场战争的社会历史角度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并且与我分享她在撰写《淑女无用：克里米亚战争中不为人知的女性故事》（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一书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

我衷心感谢英国陆军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的阿拉斯泰尔·马西（Alastair Massie），他的著作《英国陆军博物馆馆书之克里米亚战争：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National Army Museum Book of the Crimean War: The Untold Stories）与《孤注一掷：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中的英国军队》（A Most Desperate Undertaking: The British Army in the Crimea, 1854–56）激发了我写作此书的灵感。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女王陛下同意我使用皇家档案馆的材料，对此我感激不尽。同时我也希望感谢索菲·戈登（Sophie Gordon）女士就使用温莎皇家藏品中的图片问题为我提供的帮助。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巴什巴坎勒克奥斯曼档案馆（Basbakanlik Osmanlik Archive），我得到了穆拉特·西维洛格鲁（Murat Siviloglu）和梅勒克·马克苏多格鲁（Melek Maksudoglu）的帮助。在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Russian State Military History Archive），我获得了路易莎·卡比布琳娜（Luisa Khabibulina）的帮助。

很多人为本书草稿的全文或部分章节提供了意见，我对各位的帮助非常感激：诺曼·斯通（Norman Stone）、肖恩·布雷迪（Sean Brady）、道格拉斯·奥斯汀（Douglas Austin）、托尼·马格雷夫（Tony Margrave）、迈克·欣顿（Mike Hinton）、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 和马克·梅佐维（Mark Mazower）。我要特别感谢道格拉斯·奥斯汀和托尼·马格雷夫, 你们简直就是军事问题活辞典，丰富的知识让我受益匪浅。我也要感谢马拉·科泽尔斯基（Mara Kozelsky）允许我阅读她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一本尚未完成的书稿，感谢梅汀·孔特（Metin Kunt）和奥纳·乌诺（Onur Önul）就土耳其问题所提供的帮助，感谢埃德蒙·赫齐格（Edmund Herzig）就美国问题所提供的帮助，感谢露西·里亚尔（Lucy Riall）就意大利问题所提出的建议，感谢乔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在军事心理学方面的见解，感谢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就欧洲军队轻骑兵问题所提供的帮助，感谢罗斯·贝尔森（Ross Belson）就悉尼·赫伯特辞职一事所提供的背景知识，感谢基斯·史密斯（Keith Smith）慷慨赠予我詹姆斯·罗伯逊名为《过去的斯库台和现代的于斯屈达尔》（“Old Scutari and Modern Üsküdar”）的经典照片，感谢休·斯莫尔（Hugh Small）所著的《克里米亚战争：维多利亚女王与俄国沙皇间的一仗》（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一如既往，我感谢家人，感谢我的妻子斯蒂芬妮（Stephanie）与我们的女儿莉迪娅（Lydia）和艾丽斯（Alice）。虽然女儿们对我撰写一本有关战争的书将信将疑，却也跟我一起沉湎其中。感谢我的经纪人德博拉·罗杰斯（Deborah Rogers）以及她的团队，包括罗杰斯（Rogers）、科尔里奇（Coleridge）和怀特（White）, 特别是露丝·麦金托什（Ruth McIntosh），她向我解释了有关著书收入增值税的种种细节，还有驻纽约的梅拉妮·杰克逊（Melanie Jackson）。我感谢塞西莉亚·麦凯（Cecilia Mackay）关于插图的意见，感谢伊丽莎白·斯特拉特福德（Elizabeth Stratford）的校对工作，感谢艾伦·吉利兰（Alan Gilliland）绘制的地图，当然我还要特别感谢两位出色的编辑：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和大都会出版社的萨拉·伯沙特（Sara Bersh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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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一

2016年6月，一座青铜雕塑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揭幕。这座医院位于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南岸、威斯敏斯特桥（Westminster Bridge）边，雕塑为玛丽·西科尔的全身站像，高达三米，矗立在医院大楼外河畔的步行道边，河对面就是议会大厦和大本钟。

为玛丽·西科尔树立雕像一事，在英国引起了一番争议，特别是给她树立雕像的理由：她是“现代护士的先驱”，让持相反意见的人士组成了极端对立的两大阵营。在争议中，这座雕像所安放的位置也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因为圣托马斯医院正是由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创立的世界上第一所现代护士及助产士学校所在地，而南丁格尔本人则长期被认为是现代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对于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来说，不仅玛丽·西科尔本身配不上“现代护士先驱”这一称号，而且在圣托马斯医院为她树立雕像，无疑有挑战南丁格尔的地位并取而代之的意图。

把玛丽·西科尔和南丁格尔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爆发后，南丁格尔通过《泰晤士报》的报道了解到英国伤兵在后方医院处境恶劣，主动请缨并获得当时战争大臣手下要员悉尼·赫伯特授权前往君士坦丁堡，名义上是带队管理克里米亚地区英军医院内的护士，但实际上是监督改善战区英军医院的运作管理。当时英军对伤病员的救治极为忽视，位于君士坦丁堡郊外斯库台地区的军队医院管理混乱，与临近的法军医院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情况被《泰晤士报》揭露后，英军当局遭到国内各方指责。南丁格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她作为“提灯女士”夜探伤员的神圣形象已成为其“现代护士先驱”神话的一部分，然而当代许多研究者认为她的贡献并非在救护伤员本身，而是在系统化改善医院管理上，所以更准确地说，她是一个以统计数字科学化管理医院的先驱。

玛丽·西科尔比南丁格尔稍晚登场，她是出生在牙买加的混血民族克里奥人后代，恰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来到伦敦，她有一些凭草药治病的经验，曾考虑过参加南丁格尔招募的志愿者护士队伍，但并未正式递交申请，而是选择与人合伙自费前往克里米亚，在英法联军阵地后方的村庄开设了一座餐馆兼俱乐部性质的商业场所。虽然她的主要客户是英军军官，但是根据她的自传和其他材料，她并不排斥英军士兵，也为他们提供过免费的饮食和草药治疗服务，还曾经在战斗结束后前往战场照顾伤员。但是她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救治护理服务，有多大规模，算不算得上现代意义的护理，并没有详细客观的记录可供判断。这一点正是反对将玛丽·西科尔称为“现代护士先驱”并在圣托马斯医院树立雕像的人所持的主要理由。

南丁格尔和玛丽·西格尔可以说是克里米亚战争留下的众多遗产之二，但这场战争本身似乎已被人遗忘，正如《克里米亚战争》一书作者奥兰多·费吉斯所说，也许在公众记忆中，这场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战争，早已被两场世界大战所掩盖了。然而，克里米亚战争不管是对英国社会和欧洲格局，或是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当今发生在欧亚地区的许多冲突中，都可以看到这场一百六十多年前战争的影子。

2014年，俄罗斯“志愿者”武装入侵克里米亚，驱逐了当地的乌克兰政府和军事人员，随后举行的克里米亚“全民公决”同意将“克里米亚共和国”并入俄罗斯，由此完成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地区的并吞，虽然至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并未予以承认。对于这场冲突，外界对俄罗斯动机的理解普遍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战略位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内对外宣示力量等因素上。这些看法都有道理，克里米亚确实是俄罗斯控制黑海、出师地中海的基地，黑海舰队就一直驻扎在克里米亚半岛西南角的塞瓦斯托波尔。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归乌克兰所有，但是黑海舰队继续以租借方式使用这个港口。当乌克兰渐渐向欧盟靠拢，与俄罗斯的对抗公开化，甚至双方陷入武装冲突后，不管从战略、民心士气还是向西方示威方面来看，俄罗斯都有夺回克里米亚的强烈动机。

然而，对照发生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却显示出其中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指出，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这场战争时，集中关注地缘政治、帝国纷争、民族主义兴起等，但是往往忽略了冲突过程中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在这场战争中，天主教国家法国和奥地利，联合新教国家英国，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携手，共同对抗东正教国家俄罗斯，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俄罗斯一直以东正教领袖自居，认为上天赋予了自己神圣的宗教使命，要把同样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解放”出来，被其视为上天赋予的神圣宗教使命。但在欧洲列强看来，虽然同属基督教家庭，一个野蛮、不开化、具有扩张性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已是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

2014年的克里米亚冲突，当然不是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的重演，但是其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却还在发挥着作用。在欧洲和美国看来，21世纪的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具有扩张性的民族，还未摆脱其“野蛮”和不可理喻的特性，必须对其进行遏制。对于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让他们觉得被西方列强所背叛，其深深的伤害和敌意，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苏联解体之后，依然存在。虽然东正教已不再拥有无上的权威，但是在列强环伺下重现帝国昔日光辉的前景，对一些俄罗斯人来说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克里米亚半岛本身，除了其战略位置外，还与俄罗斯的历史息息相关。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写道，对俄罗斯人来说，克里米亚是一块圣地。根据俄罗斯编年史记载，古代罗斯人的领袖、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就是于公元988年在克里米亚南岸的赫尔松涅索斯、也就是现代的塞瓦斯托波尔城外接受洗礼的，从而带领基辅罗斯人接受了东正教。塞瓦斯托波尔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焦点，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围困之后，英法联军终于攻陷了这座城市，但是在俄罗斯方面，塞瓦斯托波尔的坚守和失利却被塑造成不屈不挠的俄罗斯精神的体现，在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乌克兰转向西方，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却是西方国家再次图谋夺走塞瓦斯托波尔，而从实现打击俄罗斯的目的。

所以说，历史也许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了解历史，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么一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理解今天的作品。

二

相信本书的读者中，许多人跟本书译者开卷之初一样，对克里米亚战争这段历史所知甚少。虽然我们对英国历史算是比较了解的，但过去并没有把一些历史事件或文化传统和克里米亚战争联系起来，比如南丁格尔创建现代护理职业的事迹，英国人常常提及的“轻骑兵冲锋”所代表的士兵忠勇、长官无能的文化共识，以及英国与俄罗斯之间长期的猜疑和敌视等。

打开《克里米亚战争》一书，吸引我们的首先是作者费吉斯的文笔，在本书序言的短短数页间，作者就描绘了一番这场战争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留下的印迹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同时还勾勒出克里米亚战争本身的独特之处：这是最后一场依然遵从“骑士精神”、交战双方会在战斗间隙停火以便各自处理死伤者的大型战争；这又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各种新技术例如新型来复枪、电报、蒸汽机船、火车等纷纷投入军事用途，改变了战争格局；对英法两国来说，这还是第一场官方政策被公众舆论左右的大战，在出版自由的英国，第一次出现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费吉斯的文笔清晰流畅，能将复杂的情况讲得简明生动，书中引用大量参与各方的叙述，大部分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录、书信、记者报道等第一手材料，与作者的叙事编织起来，给予读者身临其境之感，却并未因此影响叙述的流畅。

继续读下去，我们发现同样令人佩服的是作者致力采取的中立立场和对各方史料的尊重。作为一本由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创作的英文作品，书中不免会引用较多的英语史料、英国方面的视点，但是费吉斯非常注重全面与平衡，搜集了大批法国、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方面的文献，他本人也以这一点为自豪。费吉斯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的历史学教授、俄罗斯历史专家，在本书之前，就已出版了几部有关俄罗斯历史和俄国革命的作品，包括收入理想国译丛的《耳语者》和《古拉格之恋》。在本书序言中，他特别提到作为一名作家，没有其他人比托尔斯泰更能提供俄罗斯人的视角了，其《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和从前线寄回的家信，既有对战场实况栩栩如生的描述，又为读者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思考打开了一扇窗。

在尊重各方史料的基础上，费吉斯在分析阐述时局发展、公众心态、各方动机、决策过程时，尽量做到客观平衡。按照他的分析，克里米亚战争缘起于巴勒斯坦，19世纪时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但是两座被基督徒视为圣地的教堂：伯利恒的圣诞教堂和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都是由基督教教士控制的。问题在于教士们分为两派：由法国支持的拉丁人和由俄罗斯支持的希腊人教士，双方各以自己为正统，长期为谁是圣地的真正守护者这一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最终结果是让两派的后台卷入了一场直接对抗的大战。而交战的每一方在上战场时，都认为自己是被迫发动一场捍卫信仰的正义之战，而上帝是在自己一边。费吉斯把各方世界观的差别、看问题的局限性，以及自以为是的天赋使命感梳理得非常清楚，对各方行为动机进行剖析、做出指责时亦毫不留情。

从一些细节上就看出作者努力站在一个全面客观的位置上，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南丁格尔和西科尔的事迹上。《克里米亚战争》中有相当篇幅提到南丁格尔，讲述她在招募组织护士前往克里米亚以及改善军队医院的管理和卫生条件上，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她推行的护理原则并非她发明的新概念，许多已经在法军医院贯彻实行，但是她坚毅执着，手中又掌握资金，能够在阻力面前依然坚定有效地推动医院管理改革，不过她的改革成果被夸大了，成了一套脱离事实的神话。而且尽管她做出了很多努力，英军医院的死亡率依然急剧上升，原因在于医院建在一座污水池之上，因下水道渗漏污染了饮用水，而南丁格尔并不了解这一危险，她一直以为感染是由受污染的雾气造成的。至于西科尔，《克里米亚战争》也有提及，但是把她的参与归于战争期间具有冒险精神和创意的商业行为一类，同时还指出她的主要客户是英军军官，所以在改善英军普通士兵饮食质量上，西科尔和其他商贩所做的贡献，远远比不上著名厨师亚历克西斯·索耶。索耶在克里米亚英军中推行了建立战地食堂集中供餐制度，他为军队设计的野战炉子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还在使用。

在费吉斯看来，为战地救护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士并非来自英法两国，而是俄罗斯医生尼古拉·皮罗戈夫。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最早采用了一套战地手术管理系统，而其他国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跟上。与英法联军相比，俄罗斯军队遭受的损失更大，医疗条件更为落后，战地医院根本无法应付大批伤员，皮罗戈夫为此创建了一个伤员分流系统，最大程度地救治仍有希望救活的伤员，同时积极使用麻醉术，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效率，更为重要的是他采取措施防止手术后感染，对护士的作用也极为重视。在他的领导下，俄军医院内伤员存活率远远高于英军和法军医院。尽管如此，他的名字在俄罗斯以外却鲜有人知。

如果你是一个军事迷，主要是想看战争的具体过程的话，《克里米亚战争》也不会让你失望。本书开篇作者就声明将会花大量篇幅讲述这场战争的起源、俄罗斯与西方列强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的冲突、英法两国国内政治和公众舆论对决策的影响等等，因此要到第五章，战斗才会真正打响。克里米亚战争中有不少著名战役，在本书中都得以展现：阿尔马战役是英法联军与俄罗斯军队之间的第一场大战，因为联军士兵自发找到了发挥来复枪威力的办法而改变了作战方式；在巴拉克拉瓦战役期间，发生了著名的英军“轻骑兵冲锋”和苏格兰高地师“一条细红线”阻挡俄罗斯骑兵冲锋的故事；在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近8个月的围困后，英法联军终于开始强攻城堡，牺牲了大量士兵——那句著名的“雄狮却被驴子指挥”就是源自此役，而不是普遍认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些战役过程相当复杂，而且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流行着不少错误的说法，例如大部分人对“轻骑兵冲锋”的理解，是来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同名诗歌，尽管这首诗夸大了事实，而且缺乏对前因后果的解释分析。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试图做到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纠正过去出版物中的错误、夸张、片面和孤立的理解，其中对俄罗斯方面文献的引用，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费吉斯文笔的生动流畅，在写战争场面时充分体现了出来，通过他的描述，读者首先能够获得对战场全景的清楚认识。对于每一个重要军事行动，都采用了第三者角度叙事和亲历者回忆交织的做法，令读者既有身临其境之感，又能紧随战况发展。书中展现的战事紧张激烈，双方鏖战的惨烈程度令人动容。作者还为一些关键战役提供战场形势配图，大大有助于阅读。对于一些历史疑团，例如英军“轻骑兵冲锋”的责任与后果，作者还特别分析各种说法的可信度，引导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非将战斗当作一个机械的过程来解释，时刻强调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每一个战士，不管为哪方而战，同时也都是儿子、兄弟或父亲，他花费许多笔墨描述大战前夕战士们的紧张、期待和惶恐以及硝烟过后双方死伤者面临的悲惨处境。在他的笔下，克里米亚战争的伤亡人数，不再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克里米亚战争》史料丰富，作者文笔清晰流畅，阅读本书是一种享受，有机会参与本书的翻译实为我们的荣幸。作为译者，我们希望中译本能够尽量保留原作的流畅感，对于书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人物、名称或事件，我们在自觉有必要的地方附加了一些简略的背景资料或解释，均以译者注方式出现，希望有助于中文版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 EDUARDO GALEANO
Copyright: ©1973, 1997 BY MONTHLY REVIEW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 by Siglo 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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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BERGHOLZ LITERAR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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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著；王玫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1

书名原文：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

ISBN 978-7-3052-0997-0

Ⅰ. ①拉⋯ Ⅱ. ①爱⋯ ②王⋯ Ⅲ. ①殖民地经济－经济史－拉丁美洲 Ⅳ. ①F17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4747号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210093

　　网址：www.njupco.com

责任编辑：卢文婷

特邀编辑：胡晓镜　李惟祎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以挑战的姿态执笔

序言 暴风雪中的一亿两千万儿童

第一部分 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

黄金和白银热

蔗糖国王和其他的农业君主

权力的地下源泉

第二部分 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

早夭史

掠夺的现代结构

七年之后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以挑战的姿态执笔

索飒

一

爱德华多·赫尔曼·玛利亚·休斯·加莱亚诺（Eduardo Germán María Hughes Galeano），即读者熟悉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于2015年4月13日在他的祖国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辞世，享年七十四岁。

加莱亚诺的成名作是1971年问世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以下简称《血管》）。据不久前的消息，这本书在他的祖国销量仍然名列前茅。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以反体制为浪潮。拉丁美洲曾在“依附理论”的旗帜下讨论大陆的前途，而《血管》为这一解剖美洲病体的理论骨架填补了肌肤和血脉。

《血管》出版后，迅速传播。加莱亚诺在80年代修订本说明中记载了有关它的几则轶事：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给身旁的女友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给全体乘客朗诵；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生一周内走遍附近街区的所有书店，逐段阅读这本书，因为他没有钱买下它……由于作品记载的历史本身的力量，《血管》游离于作家的创作边界，成为拉丁美洲“60年代”集体记忆的积淀。

历史永远在交替前行。70年代中期前后，作为对时代主题词“变革”和“希望”的反动，右翼军事独裁寒流席卷拉丁美洲，加莱亚诺和他的作品遭受追踪。拉美数国政府禁了这本“腐蚀青年”的书。在智利军人政变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智利妇女把随身带着的这本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逃离圣地亚哥。加莱亚诺本人不得不流亡国外继续文学创作。

《血管》在白色恐怖时代的拉丁美洲遭到厄运，却以几十种语言的译本、几十次的再版走遍世界，经久不衰。它迟迟才来到中国。90年代，当得知该书已被几位西班牙语译者译出，却因无一出版社问津而被束之高阁后，我曾几次背着那摞厚厚的五百页大稿纸到编辑家一一登门游说。当时的敲门砖是一篇写于1997年的书评，题为《人的命运，书的命运》：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拉丁美洲人总爱用“切开的血管”这种表达方式，他们的歌词、诗句、报刊文章里时不时会出现这个词语。直到读完手中的这本书，我对它才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这本书就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此书初版于1971年，修订于1980年，我手中的版本是1984年的第三十八版，它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作者是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本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的书。关于创作目的，作者说得很清楚：

“写这本书是为了和人们交谈，是以一个非专业作家面对一个非专业读者的方式，向人们揭示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战胜者讲述的历史。”

或者用书中更加简洁的话来说，这是一本关于掠夺的历史的著作。

其实，这是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经典作品，但是它的经典意义又绝不限于拉丁美洲。仅从它的一些标题就能看出该书内容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涉猎之重大。此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地困”，讲述了旧殖民主义围绕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进行的掠夺史；第二部分题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叙述了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自由贸易、贷款、铁路、阴谋和暴力将拉丁美洲的民族工业发展扼杀在襁褓之中，解析了投资、技术、经济援助、合资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等现代文明手段如何不文明地参与了古老的掠夺战。

如果说这本书和其他水平相当的同类书有什么区别的话，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叙述方式。作者把鲜为人知的丰富资料、说服力强的数字、敏锐的分析、深刻的见解编织成一个个平易近人的故事，将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现象，剥去层层伪装，让它们暴露出骇人听闻的“文明”本质，而支撑这种能力的根基，是作者的立场、觉悟、热情和因此才获得的广博知识。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大陆之一，也是人民最穷困的大陆之一。贫穷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懒惰，甚至主要也不是领导层的昏庸无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祖宗——殖民主义制度。《血管》告诉我们，当年大西洋上开往欧洲大陆的船只装载的每一种货物，都为一个后来的拉美国家规定了命运。疯狂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掠夺造成拉美大陆上“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的人类文明悖谬。

玻利维亚高原上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山峰，叫波托西，山脚下就是当年震惊欧洲的同名银城，其名声之大，成就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并见于著名的小说《堂·吉诃德》：“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由于发现银矿，至1650年波托西已拥有十六万居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17世纪初，全城已拥有三十六座装饰豪华的教堂、众多的赌场和十四所舞蹈学校。1608年，波托西为庆祝宗教节日上演了六天喜剧，举行了六场化装舞会，进行了八天斗牛。但是，波托西现在的人口是四个世纪以前的三分之一，是这个世界上著名穷国最贫穷的城市之一。人们与衰亡的矿山共命运，在废石堆和旧巷道里寻找一点含锡的碎矿。白银是没有的，连一点闪亮的东西都没有，西班牙人撤走的时候用小笤帚把波托西五千个矿井扫得干干净净。波托西对面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作“瓦卡奇”的山，即“哭泣过的山”，从山上的泉眼里流出的清泉曾供矿工饮用。“瓦卡奇”是波托西被毁的沉默的证人，是它眼看着波托西怎样一天天地萎缩，改变颜色。

然而当年是美洲的白银养活了整个欧洲。

波托西“至今是美洲殖民制度留下的一道流血的伤口，一份控告书。世界必须以请求它的原谅重新开始”。

还有“白色金子”的悲惨故事。自从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把甘蔗根从西班牙带到美洲大陆，三个世纪内，这片大陆就成了为欧洲市场提供蔗糖的种植园。巴西东北部含有丰富矿盐和腐殖层的沿海热带林区首先被看中，至17世纪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产国，与此同时，森林、植被和动物都在单一作物的祭坛上成为甘蔗的牺牲品。当此地的地力耗尽之后，荷兰人把从巴西学来的技术用于巴巴多斯更肥沃的土地上，从非洲贩进大批更健壮的黑人奴隶，取代了巴西东北部的甘蔗生产。从此以后，这块昔日的宝地变成了巴西最贫困的地区，孩子们经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由于这类食品缺少矿盐，孩子们出于本能的需要吃起泥土来，大人们不得不给他们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们放在柳条筐里吊得高高的。

这就是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存在至今的、欧洲人所说的“非洲恶习”之一。

16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把印第安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体自杀的悲惨状况说成是“为了娱乐和逃避劳动”，20世纪70年代，欧洲有人继续把这种污蔑当成学术解释之一，宣称今天的古巴人继承了这一遗传基因。

在危地马拉的历史上，欧洲中间商为了招募大量农业季节工，带着乐队和烈酒来到印第安人居住的高山，把他们灌得酩酊大醉后，让他们在卖身契似的合同上画押；而今天，被冠以“嗜酒如命”之恶名的只是印第安人。

《血管》就这样让我们看见了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的隐秘亲缘。

西班牙人走了，英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欧洲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规模集中国际财富，却妨碍了被掠夺者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的阶段。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起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双面魔镜，就像后来的美国人挥动的民主自由变色旗——有利的一面总是朝着自己。英国在自己的纺织工业未立足之际，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的酷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但是当拉丁美洲的门户在19世纪初刚一打开，英国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具有悠久游牧传统的阿根廷大草原出口所有马具，包括英国制造的阿根廷民族服装“彭乔”（一种骑马时穿的斗篷），向木材丰富的巴西出口即可入殓的棺材，向他们的热带沿海地区出口毫无用处的冰鞋，向仍无纸币的国家出口高级钱夹。被收买的独裁政府“像拉皮条介绍淫妇那样将整个国家拱手让出”，关贸协定上“政治”（política）被草率地译成“警察”（policía）。在西方国家的“援建”下，拉美许多国家的铁路网呈扇面通往面向欧洲的港口，港口的背后却是一片毫无内部联系的沙漠。

英国人走了，美国人来了，拉丁美洲的命运依然如故。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之父”玻利瓦尔不无道理地把美国人称作“美洲的英国人”；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曾做出过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五百年的历史给藕断丝连的西方文明打了一个大问号，如果作为资本主义本质的利己哲学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所谓“进步”和“现代化”不过是思维方法和手段的进步与现代化。《血管》虽然初版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血管》的经典意义正存在于此。

在《血管》里，美国掠夺拉丁美洲的例子不胜枚举，残酷手段令人发指。有一段文字使我过目不忘。20世纪60年代，软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资金为名，准许美国空军在蕴藏着丰富战略性矿产的亚马孙平原上空拍照。美国空军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获取了所有重要情报。此后不久，巴西两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孙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根据巴西国会的调查和陆军部的证词，美国政府鼓励这种做法的企图是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新边境，向这一地区定向殖民，秘密开发钍、铀、黄金、金刚石等重要矿产。二十多个美国新教传教团在稀有矿产蕴藏丰富的地带定点传教，教授英语，并在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无人烟的地区大量发放避孕药品。

在中国经济改型之际，当一些人急于“与世界文明接轨”时，读一读《血管》中“掠夺的现代结构”一节不无裨益，那里有他人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读到，在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拉美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该组织即美国的“指导”，陷入不断接受贷款、外债高筑的恶性循环。在由拉美国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资金的泛美开发银行里，他们的总票数不足通过重要决议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美国独家拥有否决权，美国政府的内部报告承认，这一否决权使他们得以向包括大学改革在内的拉美事务施加压力。我们还可以读到，从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银行行长都是美国著名商人；以此类推，还有国际开发署等，无一例外。《血管》还以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分析揭示，所谓的“合资企业”如何控制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命脉，像19世纪的铁路一样有毒的现代科技如何不科学地在拉美国家制造失业大军，扩大技术差距。汽车工业战、速溶咖啡战，一个个惊险小说般的例证解构了精密的现代掠夺方式。

……

但是，《血管》一书又在印刷品满天飞时代的出版社门外徘徊了多年。明智的出版者颇有经验地说：“这样的书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太严肃了点，太生疏了点，太老了点。”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出版一套第三世界丛书寻找稿源，《血管》被纳入“猫头鹰学术译丛”，我写于1997年的那篇书评才成了该书2001年中文版的前言。

2009年，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总统奥巴马亲手递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几分钟后，该书在“亚马逊”图书网站的排名迅速飙升，列畅销书排行榜的次席。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决定为中译本初版仅五千册的该书加印再版。我曾就此在一篇新短评中写过：

这一次是大名鼎鼎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新秀奥巴马送书，送书的场合是面临前途抉择的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虽然随着“赠书”的由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在亚马逊排行榜的位置从第六万位提升到前几位，但《血管》的价值没有因此而增一分、减一分，因为给它打分的是一块大陆的人民。查韦斯是《血管》在拉丁美洲千千万万热情的读者之一，他只是做了一个性情之中的漂亮举动，以诚恳的教育者身份把它递给了奥巴马。

如今，爱德华多·加利亚诺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多种译本，如《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拥抱之书》《火的记忆1：创世纪》《时日之子》《鹦鹉复活的故事》《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等。

二

曾被右翼军人独裁政府逼迫流亡国外十余年之久的加莱亚诺，少年时在课堂里遭受过第一次“驱逐”：当女教师讲解说西班牙殖民者巴尔博亚登上巴拿马一座山峰后，成为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时，加莱亚诺举手发问：“老师小姐，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

这位乌拉圭作家似乎生性不守规矩，而从《血管》开始，他的作品就显示了这种不守规矩的表现风格，与他挑战正统史观的立场浑然一体。在他那些一反常规的词藻表达、天马行空的浮想念头里，隐藏着一个“反体制”的精灵。

语言只是血肉，骨子里是思想。

在重新叙述世界史的《镜子》中，加莱亚诺曾说：

我是一个希望为抢救记忆做贡献的作家，抢救整个美洲被劫持的记忆，尤其是拉丁美洲——这块我深爱着而被人歧视的土地——被劫持的记忆。

在关于拉丁美洲历史的三部曲《火的记忆》中，他写道：

我不想写一部客观性的作品。我不想也不能。该书中历史的叙述没有丝毫的中立性。我无法保持距离，于是我决定：我坦陈一切，我不后悔。然而，这个庞大的马赛克式的书中的每一个片段都基于坚实的文献资料。书中讲述的一切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我以我的风格和方式来讲述。

去世之前他留下一部已完成、未出版的书稿，题为——《捕捉历史的猎手》（El Cazador De Historias）。

长久注视着加莱亚诺的工作，不时总想起他所回忆的少年课堂体验。正是因为那个小孩敢于表达对“一个外来者是同时看见两大洋的第一人”的话语的反感，一场伟大的对世界史叙述的颠覆革命才成为可能。

1985年，加莱亚诺结束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乌拉圭，我在他的个人网页上不断读到他针对世界的尖锐发言。后来数不清有多少次为加莱亚诺难得的人民立场、犀利的语言、巧妙的西班牙语思维击掌叫绝，以至于每出一个事件，我就去搜索他的博客。初衷不改为加莱亚诺赢得了底层人民的尊敬。他不止一次访问墨西哥恰帕斯山区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副司令马科斯结下友谊，互通信件。萨帕塔游击队有一位名叫索利斯·洛佩斯的发言人，出于对加莱亚诺的热爱，决定以“加莱亚诺”为自己的名字。他牺牲后，按照由某一人继承死者名字以表示逝者永生的游击队内部惯例，副司令马科斯继承了他的名字。因而，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如今与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同名。

2001年“9·11”之后，加莱亚诺同样勇敢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道：

在所有人都处在全面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之中的今天，提下述这个问题并不多余：我们怎么对付市场的恐怖主义？它正加害于人类的大多数。那些高级国际机构不是恐怖主义者吗？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主导金融、贸易和一切。难道它们没有掠夺和犯罪吗？尽管它们不是用炸弹而是用窒息和饥饿来杀人。它们没有把劳动者的权利炸成碎片吗？它们不正在杀害国家主权、民族工业、民族文化吗？

2011年，身患癌症七十岁高龄的加莱亚诺出现在西班牙“愤怒青年”抗击体制的太阳门广场，俨然一位不下疆场的老骥，处处激发活跃的思想与活泼的语言。

在拉丁美洲——也可以说在各种国度、各种文化中，狭义的作家、广义的知识分子如何在人生和著述里体现不可分割的真善美，如何协调作为思想者的政治责任和作为创作者的艺术自由，始终是挑战性的命题。加莱亚诺正如许多拉丁美洲的作家、艺术家、神学家，穷尽一生试图回答，命悬一线仍在拷问。

加莱亚诺曾被问及政治和艺术哪个是改变世界的更合适的办法，他这样回答道：

这两者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自己。政治是种语言，艺术也是种语言，但是讨论是否某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有效的问题，这没有意义……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向我们灌输艺术和政治割裂的思想。这种割裂让我们相信理智和心灵各行其是，让我们相信，政治和艺术不是相互依存的，而实际上，人的正义感和美感像双胞姐妹一样密不可分。这个将政治与美割裂开来的世界，也正是那个封锁了边界的世界。

知识分子的良知并不只是一种优美的个人品质，它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负担。尤其当他把良知付诸行动，并对行动的后果负责时，他的抉择已经不完全属于个人，这种抉择应该是迟疑的，而不是轻易的。加莱亚诺与拉丁美洲大陆上的革命和革命政权有过密切的接触，也有过程度不一的摩擦。对此，他心里一定有过自我争论。

选择的分寸也表现在一些作品中。例如，《镜子》这部书在归还多元文化、多神教应有地位的同时，对三大一神教均有针砭，抨击的主要火力对准拉丁美洲的统治宗教天主教。它对被压迫者阵营的批评和指责总体是善意的，但是对于一些重大命题的判断，追求凝练的短文形式能否使读者得出全面公正的结论，却值得斟酌。

《血管》之后，加莱亚诺的许多作品都以类似《镜子》这样数行短小杂文集锦的方式写成。后期的这种写作方式也可能与他的记者出身不无关联。起码在《镜子》中，我感到，对于作者所不熟悉的、历史深厚、脉络复杂的东方文明，用三言两语去概括不够恰当，指点更是容易偏离准星或造成伤害。或许，这是一种“语言的放纵”，在方式方法的深处，潜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选择”命题。而西班牙语，作为一种由几亿前殖民地人民使用的语言，它的欧洲宗主国背景毕竟为操这种语言的知识分子进入世界级交流，提供了方便的路径。在欧美（国）强势语言的背后，仍然是一片广漠的大地，那里生长着奇异的花朵，它们的芬芳至今不被人熟悉。

21世纪伊始，人们曾询问加莱亚诺如何评价前一个世纪70年代写作的《血管》，他回答说，今天的情况比三十年前的记载“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0年他又曾面对同一提问。据报道，他在巴西利亚的书展上口无遮拦地说：“我今天不敢再重读那本《血管》。对于我来说，那篇用传统左派语言写出的文字太笨拙。”尽管他也补充说：“当年我没有足够的修养；今天我不后悔写出那本书，但是那个阶段已经被超越。”一言既出，媒体漫天转载，在拉丁美洲，尤其左翼阵营引起哗然，右翼也借此大做文章。

我想，这件事的本质，没有离开那个在拉丁美洲热议不已的知识分子“践约”（compromiso，或译为“介入”）老话题，它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政治选择。当《血管》被一代人长久地当作叛逆拉丁美洲的象征，当它被查韦斯总统当作人民的教科书放到奥巴马的手里，加莱亚诺应该想到：这部书的命运已经融入历史。加莱亚诺尽可以在私下对自己年轻时的稚嫩做严厉有加的批评，但面对阴险的媒体世界做随意表达，不能不说对艰难之中的善良人群造成了一种伤害。

一个知识分子，一旦他选择了人民阵营，他就同时选择了责任和有限自由，这就是他与真实历史进程中的人的约定——这就是与“选择”同时产生的重负。何况，《血管》与加莱亚诺后期作品的写作风格孰优孰劣，并不是一件盖棺论定的事情。

我想，到了一种能够商榷批评但又仗义支持的火候，对一个作家的敬重才真的刚刚开始。

与加莱亚诺最后的文字交往，缘于他的几部书的汉译工作。我曾受出版社的委托，向他咨询再次访华的意愿，当然那时他已罹患癌症多年。他在回复的电子信件中写道：

迟早——但愿早先于迟——我将与那个我在遥远的时代认识的、曾热爱过的国家重逢。愿我的拥抱飞越世界七大海洋。

幸亏他写了“我曾热爱过的”，我并不希望读到“美丽的文明古国”之类的空话。

几年前，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骨灰被洒在拉普拉塔河东流的河水里，汇入了茫茫无际的海洋。

2018年春

“……我们保持了近乎愚蠢的沉默……”

——《维护委员会》起义宣言，

1809年7月16日于拉巴斯市

序言 暴风雪中的一亿两千万儿童

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地球上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地区——今日我们称之为拉丁美洲，过早地成熟了，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越洋过海吞噬这一地区的遥远时代起，拉丁美洲就沦为专门遭受损失的地区。几个世纪过去了，拉丁美洲完善了它的作用。它不再是奇妙的王国，在这里，现实曾经打破神话，战利品、金矿和银山曾超出人们的想象。但拉丁美洲仍旧起着附庸的作用，继续为他人之需要而存在，成为富国的石油、铁矿、铜矿、肉类、水果、咖啡、原料、粮食的产地和仓库。富国从消费这些原料中所得到的利润远远超过拉丁美洲在生产这些原料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原料购买者征收的税款大大高于原料销售者的收入。总而言之，正如争取进步联盟的协调员科维·T.奥利弗（Covey T.Oliver）在1968年7月所宣称的：“现在谈论合理的价格是一种中世纪的观念，我们正完全处在自由贸易时期……”贸易越是具有更多的自由，就越是需要为蒙受贸易损失的人修筑更多的牢笼。我们的审讯和执法制度不仅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国外市场而运转，还从被人主宰的国内市场所得的外国贷款和投资中提供源源不断的大量利润。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告诫道：“曾有人说拉丁美洲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但从未曾听人说美国给外国资本特许权……这是因为我们不给他们这种权利。”他深信：“投资于某个国家的资本会占有并且统治该国。”此话言之有理。在此过程中，我们甚至失去了被称作美洲人的权利，尽管在“五月花”号的移民定居普利茅斯沿海地区的一个世纪之前，海地人和古巴人业已作为新的种族而被载入历史。今天对世界来说，美洲就是美国，我们充其量只是居住在一个身份模糊的美洲次大陆，一个二等美洲的居民。

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自从发现美洲大陆至今，这个地区的一切先是被转化为欧洲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资本，并在遥远的权力中心积累。这一切包括：土地——地上丰富的物产和地下富饶的矿藏；人——人的劳动力和消费能力；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各国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取决于每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程度，每一地区被赋予一种有利于宗主国的职能，依附关系形成的锁链无穷无尽，链环将其环环套牢。在拉丁美洲，小国遭受邻近大国的欺压，在各国的疆域内，则是大都市和大海港剥削国内粮食产地和劳动力（拉美现有的二十个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中，有十七个诞生于四个世纪之前）。

对那些将历史看作一部竞争史的人来讲，拉丁美洲的贫穷和落后就是在竞争中失败的结果。我们失败了，别人胜利了。但实际上，只是因为我们失败了，他们才获胜。正如人们所说，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历史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的失败总是意味着他人的胜利；我们的财富哺育着帝国和当地首领的繁荣，却总是给我们带来贫困。殖民地和新殖民时期的炼金术使黄金变成废铜烂铁，粮食变成毒药。波托西（Potosí）、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黑金城（Ouro Preto）从生产贵金属的光辉顶峰跌入被掏空了的矿井深渊。毁灭是智利硝石矿和亚马孙橡胶林的命运，巴西东北部的甘蔗园、阿根廷的栲树森林和马拉开波湖（Lago de Maracaibo）一些石油村落的命运，都以令人心酸的理由使人相信，自然界赋予的、被帝国主义掠夺走的财富不是终古存在的。滋润着帝国主义权力中心的雨水淹没了该体系广阔的外围，与此同时，我们的统治阶级（受外部统治的国内统治阶级）的舒适安逸就等于诅咒我们广大民众永远要过着牲口般的生活。

鸿沟在扩大。至19世纪中叶，富国的生活水准已超出穷国50%。发展加剧了不平等。1969年4月，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ción de los Estados Americanos）的演讲中宣称，到20世纪末，美国的人均收入将是拉丁美洲的十六倍。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是以局部必须不平等为基础，这种不平等达到越来越惊人的程度。在日益扩大的差异的推动下，按绝对水平计算，压迫别国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如按相对水平计算，它们则变得更加富有。中心资本主义可以制造并使人相信有关它富裕的神话，但是神话不能当饭充饥。构成资本主义广大外围的穷国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一个美国公民的平均收入是一个拉美人的八倍，并以十倍于拉美人的速度增长。而且，由于布拉沃河（Río Bravo）以南拉美地区的广大穷人和少数富者之间存在着无底深渊，各种平均数使人迷惑。的确，据联合国统计，盘踞社会上层的六百万拉丁美洲人的收入相当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亿四千万人的收入；有六千万农民人均日收入仅为二十五美分，而在社会顶层，那些依靠他人的不幸谋利的人在瑞士或美国的个人账户上共存有五十亿美元，他们把钱财挥霍在炫耀派头及无谓的奢侈攀比——这是犯罪又是挑衅——和非生产性投资上（足足占全部投资的一半）。拉丁美洲本来可以用这些被浪费的资金建立、补充并扩大生产和劳动力来源的。我们的统治阶级始终被引入帝国主义权力的星座之中，他们毫无兴趣来调查一下爱国主义是否比卖国主义更有利可图，或者研究一下国际政策的唯一做法是否就是乞求他人。因为“别无他法”，国家主权被抵押出去了。寡头集团的种种借口是为了别有用心地将一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每一国家所谓的缺乏使命混淆起来。

霍苏埃·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声明：“我——一个曾经接受过国际和平奖的人——认为，对于拉丁美洲来讲，不幸的是除暴力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一亿两千万儿童在暴风雪的中心挣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人口像拉丁美洲那样增长迅速，在半个世纪里增加了三倍之多。每一分钟都有一名儿童死于疾病或饥饿，但是到2000年，拉丁美洲人口将达到六亿五千万，其中近一半是不到十五岁的青少年，这犹如一颗定时炸弹。1970年末，在两亿八千万拉美人中，有近五千万失业或半失业者，近一亿文盲。半数人口拥挤在不卫生的住房中。拉美三个最大市场——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消费能力的总和抵不上法国或联邦德国的消费能力，尽管我们三个大国的人口相加之和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按人口计算，今日拉丁美洲生产的粮食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按不变价格计算，自1929年经济萧条以来，人均出口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从外国主子和我们那些充当代理人的资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制度是非常合理的。他们以浮士德都感到羞耻的廉价方式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但是，从其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制度却非常不合理，它越是向前发展就越会加剧国家的不平衡和紧张局面以及白热化的矛盾。甚至连与大庄园和不平等结构安逸共存的强依附性、迟到的工业化，也不是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而是播下失业的种子。在这一块拥有不停繁衍、没有工作的大批劳动力的地区，贫困在蔓延，财富在集中。新工厂屹立在享有特权的发展中心，即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等，但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该制度没有预料到这一小小的麻烦：人口过剩。人口激增，人们毫无顾忌地狂热做爱。被抛在路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农村没有活干，因为大庄园主占有广漠的荒地；他们在城市同样无事可干，在这里机器主宰了人。这一制度排斥人。美国传教士们给大批妇女做绝育手术，分发药丸、节育环、避孕工具和有记号的日历，但婴儿仍在出生；拉丁美洲的儿童仍在顽强地诞生，以争得在这块慷慨的土地上有立锥之地的天然权利。这块土地可能向所有人奉献出一切，又几乎向所有人拒绝一切。

1968年11月初，理查德·尼克松大声地证实，争取进步联盟业已走过七个年头，但拉丁美洲的营养不良和食品短缺现象却不断加剧。不久前的4月份，乔治·鲍尔（George W.Ball）在《生活》杂志上写道：“至少在未来几十年中，最贫困国家的不满情绪还不会构成一种摧毁世界的威胁。世世代代以来，世界的三分之二是穷人，三分之一是富人，尽管这是一个令人羞耻的事实。穷国的权利是有限的，虽然这是那么不公平。”鲍尔曾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并且对大会为改变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而通过的十二项总原则中的九项投了反对票。在拉丁美洲，贫困正在悄悄杀人；每一年都有三颗“广岛原子弹”无声无息地在拉美人民的头上爆炸，他们已习惯于咬牙忍受痛苦。虽然这种有系统的暴行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并且还在加剧。这种罪行虽然没有载入红色编年史中，却被编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年鉴中。鲍尔声称，富国至今仍然可以逍遥法外，因为穷国还不可能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但是，帝国关心此事，既然无力增加面包，就要尽可能消灭寄食者。一位黑色幽默大师在拉巴斯城（La Paz）的一面墙上涂写道：“反对贫困，杀死乞丐！”马尔萨斯（Malthus）的继承者除了提出在尚未出世之前消灭每一个未来的乞丐外，还能提出什么良计妙策呢？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曾任福特基金会董事长和美国国防部长）断言，人口爆炸已成为拉美进步的最大障碍。他宣布，世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将优先发给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麦克纳马拉不无遗憾地证实，穷人的大脑少工作25%。世界银行的技术官僚（业已出世）开动计算机，列出一段十分复杂的有关控制人口优越性的话：“一个年人均收入在一百五十至两百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二十五年内将出生率降低50%的话，三十年后人均收入水平将比不降低出生率可能达到的水平高出40%，而六十年之后将超出一倍。”世界银行的一份文件就是这样断言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有一句名言：“为控制人口增长而投资的五美元，远比为经济增长而投入的一百美元更有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预言，如果地球上的人口仍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增加，其后果将不仅是增加发生革命的危险性，还将造成“甚至包括我们在内的全人类生活水平的递减”。

美国国内并未遭到出生率剧增问题的困扰，但它却比任何人更急于向四面八方推行计划生育。由于数百万儿童似蝗虫般从第三世界的地平线上向前推进，不仅美国政府为此担忧，连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也都对此深感忧虑。在马尔萨斯和麦克纳马拉之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已考虑到人口问题。但是在今天，这种全球性攻势具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作用，即试图为各国和各阶级之间十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辩解，使穷人相信，贫穷是没有控制生育的结果，以阻挡行动起来造反的群众的愤怒情绪。在东南亚，在阻止越南人口增长的努力中，节育环、炸弹和霰弹争相施用。在拉丁美洲，将未来的游击战士扼杀在子宫内，要比将他们消灭在崇山峻岭中或城市街道上更加卫生、更加有效。虽然亚马孙河流域是地球上人烟最稀少的地区，但各种美国使团仍在该地区为数千名妇女做绝育手术。在多数拉美国家中，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缺乏。比利时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比巴西高三十七倍，英国人口的密度比巴拉圭高四十八倍，日本的人口密度比秘鲁高三十一倍。拉美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海地和萨尔瓦多的人口密度也低于意大利。某些大国提出的借口是对人智慧的侮辱，它们真正的意图激起了人们的愤怒。总而言之，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巴拉圭和委内瑞拉一半以上的地域荒无人烟。乌拉圭是一个老龄化国家，其人口增长常低于拉美其他国家，但是近几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拉美国家像它那样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危机，这惩罚几乎将它拖入地狱的最深处。乌拉圭荒芜了，肥沃的大草原本来可以向远比今日还要多的人口提供食粮，然而乌拉圭人民却在土地上忍受着贫困的煎熬。

一个多世纪之前，一位危地马拉外交部部长曾预言：“从给我们造成不幸的美国产生摆脱不幸的出路，这是令人奇怪的。”争取进步联盟业已死亡，并被埋葬。现在美国更加惊慌而不是宽宏大量地提出，解决拉美问题的办法是预先消灭拉美人。在华盛顿，人们已有理由相信，穷人并不愿意成为穷人。但是，如果没有手段，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否认拉美解放的人也否认我们再生的唯一可能，并且顺便也就宽恕了现行的结构。年轻人在增加，他们成熟了，并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这个现行制度的喉舌向他们提供了什么呢？它以超现实主义的语言建议，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提倡节育；认为那些资本过剩但被浪费掉的国家缺乏资本；将扭曲变形的贷款和造成财富外流的外国投资称为援助；号召大地主进行土改，金融寡头实现社会正义。他们判定，除由外部间谍挑起阶级斗争外，阶级斗争并不存在；虽然还有阶级存在，但他们将阶级压迫视为西方生活方式。海军陆战队罪行累累的远征，其目的是要重建社会秩序及和平；听命于华盛顿的独裁统治者将法制国家建立在监狱之中，为了维护劳动自由，禁止罢工，取缔工会。

难道一切都遭禁止，唯有袖手旁观吗？贫困并非是命中注定的，不发达也不是上帝的黑色旨意。现在是革命的年代，解放的年代。统治阶级惊恐万分，他们宣称地狱之门向所有人敞开。从某种意义上讲，右派将自己同安定和秩序视为一体是对的，虽然实际上是大多数人日复一日蒙受耻辱的秩序，但总归是秩序，而安宁则是保持饥饿和不公正的安宁。如果将来出现意想不到的事，那么保守派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惊呼：“人们背弃了我。”软弱无能的思想家——按主子眼色行事的奴才——很快就使人听到他们的呻吟。在古巴革命胜利的这一天，被推倒的“缅因”号（Maine）的铜雕大鹰[1]，如今双翅折断，被遗弃在哈瓦那旧城区的一座门廊内。自古巴之后，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开创了变革的历程。维护目前现状的秩序便是维持罪恶。

在拉美漫长、痛苦的历史中，所有遭扼杀或被出卖的革命幽灵重新出现在新的革命历程中，过去的矛盾揭示并孕育了今天的时代。历史是回首往事的先知。它根据赞成和反对的往事预告未来。所以，本书想提供一部掠夺的历史，同时还要述说目前的掠夺机制如何运转，征服者如何乘着三桅帆船来到，以及不久前技术官僚们如何乘着喷气式飞机来到；还要讲讲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和海军陆战队，西班牙总督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团，奴隶贩子的赢利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利润。同样，本书也将向人们展示失败了的英雄和我们时代的革命，揭露丑闻，再现死而复燃的希望：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考察波哥大（Bogotá）高原古老的印第安风俗时，得知印第安人将在宗教仪式中祭祀用的人称作“基皮卡”（quihica），意即大门，也就是说，每一个被选中者的死意味着又一个新的为期一百八十五次月圆的开始。

注释

[1]译注：1898年2月15日，美国“缅因”号舰在古巴沿海被炸毁，美方借机向当时占领古巴的西班牙宣战。美国获胜后，在哈瓦那竖立纪念碑。

第一部分 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

黄金和白银热

刻在剑柄上的十字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开始穿越地球西部广阔的空间时，他业已接受传统的挑战。他们乘坐的船只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的一片叶子，听凭汹涌浪涛的颠簸，浪头不时将船抛向魔鬼之口，阴沉的大海犹如一条贪食人肉的巨蛇，随时伺机以待。按照15世纪人们的认识，再过一千年，上帝进行最后审判的净化之火将毁灭全世界。那时所谓的世界还只是地中海，其海域模模糊糊地伸向非洲和东方。葡萄牙航海家们确信，西风会带来一些奇怪的尸体，海上有时会漂来精心雕刻过的木头片，但是没有任何人怀疑过世界很快会令人吃惊地扩大。

那时还没有美洲这个名称。挪威人还不知道他们很久以前就已发现这块大陆，就连哥伦布本人，经过多次航行，到死都以为自己到达的是亚洲。1492年，当西班牙人的皮靴首次踏上巴哈马（Bahamas）海滩时，哥伦布船长还以为这些岛屿就是日本的前沿地区。哥伦布随身携带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在每页的空白处写满批注。马可·波罗（Marco Polo）说，日本国的居民“拥有大量的黄金和取之不尽的金矿……在这个岛屿上还有许多最纯正的珍珠，色彩呈玫瑰色，形状又大又圆，价值超过白珍珠”。成吉思汗听说有关日本国财富的消息，心中激起征服这块土地的欲望，但是他失败了。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诱人的章节中，呈现出天地间的所有财富，那就是在印度洋上约有一万三千座岛屿拥有堆积如山的金子、珍珠、黑白胡椒和数量庞大的各种调料。胡椒、生姜、丁香、肉豆蔻和桂皮，就像盐一样非常受欢迎，它们用于冬季储存肉类，使之不变质失味。西班牙天主教国王决定资助直接到达这些财富产地的冒险家，以摆脱中间商和商贩所构成的沉重枷锁，因为他们垄断了来自神秘东方的调料、热带植物、薄纱织物和白刃武器的贸易。渴望得到贵金属（支付贸易运输费用的手段）的欲望也驱使人们去横渡可憎的海洋。整个欧洲需要白银，波希米亚（Bohemia）、萨克森（Sajonia）地区和蒂罗尔（Tirol）的矿脉已快要枯竭。

西班牙正处于光复时期。1492年不仅是发现美洲的一年——一个新世界从这个带来重大结果的误解中诞生——而且还是收复格拉纳达（Granada）的一年。阿拉贡（Aragón）的费尔南多（Fernando）和卡斯蒂利亚（Castilla）的伊莎贝尔（Isabel）[1]通过联姻避免他们的领土被分裂，1492年初他们摧毁了西班牙土地上最后一个穆斯林的堡垒。西班牙人用了近八个世纪才收复在七年内失去的一切[2]，光复战争耗尽皇家的财富。但是，那是一场“神圣”的战争，是一场基督教反对伊斯兰教的战争。另外，十五万犹太人在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也并非是一件偶然的事。西班牙成为一个高举刻着十字架的利剑的民族，伊莎贝尔女王成为神圣的宗教法庭的保护人。假如从未有过盛行于中世纪卡斯蒂利亚的圣战的军事传统，就无法解释发现美洲的功绩；教会很快使征服大洋彼岸陌生的大陆具有了神圣的性质。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是瓦伦西亚（Valencia）人，他使伊莎贝尔女王成为新大陆的女主人。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扩张壮大了上帝在地球上的领域。

在发现美洲大陆的三年之后，哥伦布亲自指挥了同多米尼加印第安人作战的军事行动。一队骑士、两百名步兵和一些受过专门进攻训练的猎犬大肆屠杀印第安居民。五百多名印第安人被运往西班牙，作为奴隶在塞维利亚（Sevilla）出售，最终凄惨地死去。[3]但是，这种作为遭到一些神学家的反对。16世纪初，虽然形式上禁止把土著人当作奴隶使用，但事实上并没有禁止，而是赞美奴役。在每次军事入侵之前，征服军的指挥官必须在公证人面前向印第安人宣读一份冗长的、咬文嚼字的责令，规劝印第安人成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或者居心不良地故意拖延的话，我向你们保证：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对你们发起有力的反击，并将尽我所能在各地同你们作战，使你们屈服于教会和陛下的束缚，并且顺从他们；我将占有你们的妻儿，使之沦为奴隶，并当作奴隶予以出售，我将根据陛下的指示支配他们；我还将占有你们的全部财产，并将竭尽全力使你们遭受各种不幸和灾难……”[4]

当时的美洲是不能或难以解救的广阔的魔鬼帝国。但是，反对印第安人异教徒的狂热使命同新大陆财富的光彩在征服者的队伍中激起的狂热结合在一起。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时的忠实伙伴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写道，他们来美洲是“为了效忠上帝和陛下，也为了得到财富”。

当哥伦布到达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的环形珊瑚岛时，他被加勒比清澈透明的海水、绿色的风景、清新柔和的空气、色彩斑斓的飞禽、“好身材的小伙子”，以及生长在那里的“英俊而又温顺的人”搞得眼花缭乱。他向印第安人赠送“一些彩色便帽、玻璃项链及其他许多使他们高兴无比的价值低廉的东西。印第安人如此拥戴我们，简直像个奇迹”。哥伦布向印第安人展示利剑，他们并不知这是何物，从剑刃处去拿，结果手被割破了。哥伦布在航海日记中写道：“与此同时，我非常留意，极力想知道这里是否有黄金。我看到一些印第安人穿透鼻子的洞眼中挂着一小块黄金，借助手势我得知，向南或由南折回岛上，那里有一个国王用大罐装着黄金，并且还有许多许多。”因为“黄金成为财富，谁拥有它，谁就可以在地球上随心所欲，甚至可以使有罪的灵魂进入天堂”。在哥伦布的第三次航行中，当船队驶入委内瑞拉沿海时，他仍然以为是在向中国海前进。他报告说，由此伸展出一片通向人间天堂的一望无边的陆地。16世纪初叶，巴西海岸的勘探者阿梅里科·贝斯普西奥（Américo Vespucio）也向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édici）叙述道：“树林如此之美丽温柔，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人间天堂……”[5]1503年，哥伦布自牙买加写信给国王：“当我发现西印度洋群岛时，我说过那是世上最大、最富饶的地区，我谈到那里的黄金、珍珠、宝石、调料……”

在中世纪，一袋胡椒的价格超过一条人命的价值，黄金和白银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用来打开天堂之门和人间资产者的重商主义大门的钥匙。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美洲大陆上的丰功伟绩是把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掠夺当地的财富结合在一起。为了拥有整个世界，欧洲极力向外扩张。充满危险的、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的处女地，激起了指挥官、绅士贵族们，以及那些衣衫褴褛、被驱使去夺取诱人的战利品的士兵的贪婪之心。他们相信被称为“死者之光”的荣誉，也相信勇敢。科尔特斯说过，“运气帮助胆大的人”。他本人为组织对墨西哥的远征，抵押了自己的全部私人财产。除哥伦布或麦哲伦这样少数幸运者之外，几乎所有的探险都没有得到国家的资助，而是由征服者本人承担费用，或由商人银行家出钱资助。[6]

印第安人为了支开入侵者而编造的国王满身披挂黄金的黄金国神话诞生了，从贡萨洛·皮萨罗（Gonzalo Pizarro）到沃尔特·雷利（Water Raleigh），一批又一批人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在亚马孙河、奥里诺科河（Río Oricono）中徒劳地寻找着黄金国。由于发现波托西，“喷涌出白银的山峦”的梦想在1545年变成现实。在此之前，却有许多顺巴拉那河（Río Paraná）而上、企图到达银矿产地的探险者死于饥饿、疾病，或被印第安人的乱箭射死。

墨西哥和安第斯高原确实蕴藏着数量可观的黄金和白银。1519年，科尔特斯向西班牙披露了莫克特苏马（Moctezuma）国王的阿兹特克金库令人震惊的规模。十五年之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在绞死印加帝国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之前，令其交纳的一笔巨额赎金（一屋子黄金和两屋子白银）运抵塞维利亚。在此之前的一些年份中，西班牙朝廷用从安的列斯群岛（las Antillas）掠夺来的黄金给随哥伦布首航的水手们支付报酬。[7]末了，加勒比岛屿上的居民不再纳税，因为他们都已不复存在，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死于淘金之中。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劳动，半个身体浸泡在水中，淘洗含金的细砂；或者弯腰躬身，背负来自西班牙的笨重的农具开垦农田，直至精疲力竭地死去。许多多米尼加印第安人提前完成新的白人剥削者强加于他们的使命，先杀死自己的子女，然后集体自杀。16世纪中叶，官方的编年史家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Fernández de Oviedo）这样解释安的列斯群岛的集体自杀现象：“许多自尽身亡的人是为了娱乐消遣和逃避劳动而服毒自杀，另外一些人是用自己的双手自缢身亡。”[8]

携带秘密武器的神回来了

在哥伦布首次航海期间，路过特内里费岛（Tenerife）时，他曾目睹一场可怕的火山爆发。这场火山爆发，犹如一个征兆，预示着这块切断通向亚洲西路航线的辽阔的新大陆上即将发生的一切。从望不到边际的海域，隐约可见美洲大陆就在那里。征服就像狂潮，排山倒海般推进。总督接替船长，全体船员变成入侵的军队。罗马教宗的圣谕将非洲授予葡萄牙王室，将“余下的尚未被发现的土地，无论是迄今已由你们派遣的人员发现的，还是将来发现的土地”赐予卡斯蒂利亚王朝。美洲被赠予给伊莎贝尔女王。1508年，教宗在一项新的圣谕中决定，在美洲征收的全部什一税永久地归西班牙王国，也就是说，西班牙对新大陆教会拥有令人垂涎的多方面的保护权，包括有权要求真正管理所有教士的薪俸。[9]

1494年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atado de Tordesillas）准许葡萄牙占有由教宗确定的分界线以外的美洲土地。1530年，马丁·阿方索·德·索萨（Martim Alfonso de Sousa）驱走法国人，在巴西建立第一批葡萄牙居民点。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穿越可怕的原始森林和广漠的不毛之地，在征服和开发的进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513年，太平洋展现在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Vasco Núñez de Balboa）的眼前；1522年秋季，费迪南德·麦哲伦（Hernando de Magallanes）探险队的幸存者回到西班牙，他们首次将两大洋联结在一起，并且在绕地球环行一周之后证实地球是圆的；在此三年之前，科尔特斯的十艘航船从古巴岛出发前往墨西哥方向；1523年，彼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前去征服中美洲；1533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占领印加帝国的心脏，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库斯科（Cuzco）；1540年，彼德罗·德·巴尔迪维亚（Pedro de Valdivia）穿过阿塔卡马沙漠（Desierto de Atacama），建立起智利的圣地亚哥城（Santiago）。征服者深入查科（Chaco），并且揭开了从秘鲁直至地球上流量最大的河流入海处的新大陆的面纱。

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天文学家，又有食人肉者；既有工程师，又有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但是，没有一种土著文化懂得使用铁器、犁、玻璃和火药，也不会使用轮子。而从大洋彼岸降临到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却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富有创造力的爆炸时期。美洲大陆的出现，作为又一项新的发明，连同火药、印刷术、纸张和指南针，一道参与了近代沸腾的诞生。两个世界发展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土著文明相对容易被征服。科尔特斯带着不足百人的水手和五百零八名士兵在维拉克鲁斯（Veracruz）登陆。他们带着十六匹马、三十二把弩弓、十门铜炮以及若干火绳枪、滑膛枪和大手铳。而当时，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án）的面积却是马德里的六倍，拥有两倍于西班牙当时最大城市塞维利亚的人口。皮萨罗仅率领一百八十名士兵和三十七匹马进入卡哈马卡（Cajamarca）。

起初，印第安人都被吓呆了。莫克特苏马国王在宫殿中得到的最初消息是：一座巨型山丘在海面上漂移。接着，另外一些信使又接踵来报：“皇帝听说炮弹如何爆炸，爆炸声如何隆隆作响，人如何昏倒过去，听力怎样受影响，这引起他的极度恐慌。当炮弹落地时，一种类似石球般的东西从内部窜出，火焰四射……”那些外国人骑在“像房顶一样高”的“鹿”上。他们全身武装，“仅仅露出他们的脸，如同石灰一样白的白脸膛，满头金发，也有满头黑发的，蓄着长长的胡子……”[10]莫克特苏马还以为羽蛇神（Quetzalcóatl）回来了，因为此前不久，有八种迹象显示他将返回。狩猎者曾给他带来一只鸟，头部有一顶圆形王冠，形如一面镜子，镜子中反射出夕阳西下的天空。莫克特苏马从镜中看见一列列武士列队行进在墨西哥的土地上。羽蛇神曾自东方来，又向东方而去，他就是白肤色、满脸胡子。印加人那具有双重性别的维拉科查神（Huiracocha）也是白肤色，留有胡子。东方是玛雅（Maya）人英勇无比的祖先的摇篮。[11]

现在，重返大地向人民算账的复仇之神穿戴着盔甲和锁子铠甲，铮铮发亮的外壳把飞镖和石块弹射回来。他们的武器发射出致命的射线，令人窒息的烟雾使空气混浊。征服者还施展政治手腕，运用背信弃义的策略和阴谋诡计。例如，他们懂得如何激发那些受阿兹特克帝国统治的民族的仇恨，知道利用那些使印加人权力瓦解的分歧。特拉斯卡拉人（los tlaxcaltecas）成为科尔特斯的同盟者，皮萨罗利用印加帝国继承人（一对敌对的兄弟）瓦斯卡尔（Huáscar）和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之间的战争从中渔利。在利用罪恶的手段使印第安人最高首领屈服之后，征服者在中间统治阶层、僧侣、官员和军人中赢得同谋者。除此之外，他们还运用其他武器，或者说（如果喜欢这样说的话）其他因素，例如马和细菌，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入侵者的胜利。

马同骆驼一样，曾经起源于美洲，[12]但却在这片土地上绝迹了。马由阿拉伯骑士引入欧洲，在旧大陆上具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价值。当征服者把马匹带回美洲时，在印第安人惊奇的眼神中，马赋予了入侵者神奇的力量。据说，印加王阿塔瓦尔帕见到首批西班牙士兵骑在用小铃和羽饰装扮起来的健壮的马匹上，马奔驰着，发出嘶叫声，飞奔的马蹄扬起一片尘土，他大吃一惊。[13]玛雅人继承者特库姆（Tecum）酋长用长矛砍掉彼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坐骑的脑袋，因为他深信马是征服者肌体的一部分。但阿尔瓦拉多站了起来并将酋长杀死。[14]用战时的马具装饰起来的少量马匹驱散了众多的印第安人群，散播着恐怖和死亡的阴影。在殖民过程中，“面对当地人的幻觉，神甫和传教士们宣扬马是神圣的，因为圣地亚哥（西班牙的守护神）骑的就是一匹白色小马，在上帝的帮助下赢得了反对摩尔人和犹太人的神圣的战争”。[15]

细菌和传染病是征服者最有效的帮凶。欧洲人带来了如《圣经》上所描述的疾病：天花、破伤风、各种肺部和肠道疾病、性病、沙眼、伤寒、麻风、黄热病和使满口牙烂掉的龋齿病。天花最早出现，这种使人发烧、肉体溃烂的陌生而令人厌恶的传染病难道不是一种超自然的惩罚吗？“西班牙征服者进驻特拉斯卡拉（Tlaxcala），于是传染病蔓延开来。咳嗽，以及燃烧着的火烫的水痘。”一个印第安人如此描述。另外一个说：“传染的、顽固的、难以医治的水痘使许多人丧生。”[16]印第安人像苍蝇一样成群死去，他们的身体对新的疾病没有任何抵抗力，即便是幸存者也变得非常虚弱无用。巴西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估计，美洲、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中有近一半以上是在首次接触白人之后染上疾病而丧生。[17]

像饿狼般贪婪黄金

为数不多的残酷的美洲征服者，借助于火枪的狂射、利剑的乱砍和瘟疫的扩散，向前推进。被征服者对此有所叙述。乔卢拉（Cholula）大屠杀之后，莫克特苏马派遣新的使者去见正向墨西哥山谷挺进的科尔特斯。使者赠送给西班牙人金项链和用格查尔鸟（quetzal）的羽毛织成的旗帜。西班牙人“兴高采烈，如同一群顽猴一样高举黄金，手舞足蹈，精神大振，容光焕发，因为这就是他们渴望的东西。他们心花怒放，强烈地渴望得到黄金，就像一群饿狼一样贪婪”。保存在佛罗伦萨古抄本中的纳瓦特尔语（Náhuatl）原文就是这样描述的。后来，当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人首都——金碧辉煌的特诺奇蒂特兰时，西班牙人闯进金库，“然后做了一个硕大的金球，接着就纵火点燃剩下的一切东西，不管有多贵重，一切都在火焰中燃烧。西班牙人将黄金制成金砖……”

战斗也曾有过。曾经丢失特诺奇蒂特兰的科尔特斯，终于在1521年重新征服了它。“我们手无寸铁，已经弹尽粮绝，滴水未进。”被破坏烧毁的、尸首遍地的城市终于陷落。“整夜下雨，雨水浇淋着我们。”绞架和酷刑不够用了，被洗劫一空的金库永远无法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在漫长的岁月中，西班牙人不停地挖掘墨西哥湖底，寻找传说被印第安人埋藏起来的黄金和贵重物品。

彼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及其随从来到危地马拉，“他们杀死了那么多印第安人，以致死者血流成河，形成后来的奥林特佩克河（Olintepeque）”，甚至连“白昼也被印第安人流出的鲜血染红”。在决战之前，“受尽折磨的印第安人恳求西班牙人别再折磨他们，说他们那里有许多黄金、白银、宝石和翡翠，已变成鹰和雄狮的内海布·伊斯金（Nehaib Ixquín）首领拥有这些宝物。后来，印第安人跟从了西班牙人并和他们站在一起……”[18]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在将印加的阿塔瓦尔帕斩首之前，逼他交来“一担架黄金和白银作为赎金，其中纯白银两万多马克[19]和一百万三十二万六千埃斯库多的纯金币”。之后，他向库斯科进军，这座印加帝国的首都非常耀眼夺目，皮萨罗的士兵还以为他们到了古罗马城。但是，西班牙人很快就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立即开始洗劫太阳神庙，“他们互相角逐厮打着，每个人都力图从这座宝库中抢到最好的东西。穿着锁子铠甲的士兵践踏珠宝、雕像，敲打金质器皿或将其锤成便于携带的形状……太阳神庙的全部金银财宝都被投入熔炉，铸炼成金属锭，其中包括曾经布满墙壁的金属板和花园中令人赞叹不已的人工锻造的树、鸟和其他物品”。[20]

今天，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空旷的索卡洛（Zócalo）广场上，天主教堂矗立在特诺奇蒂特兰最主要的庙宇的废墟上，市政厅建在被科尔特斯绞死的阿兹特克首领夸乌特莫克（Cuauhtémoc）的住宅上。特诺奇蒂特兰已被夷为平地。在秘鲁，库斯科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但征服者却未能彻底摧毁库斯科高大的城墙。今天，在殖民时期建筑物的旁边仍能看见印加帝国宏伟建筑的石块遗迹。

波托西的光辉：白银的周期

有人说在波托西城的昌盛时期，连马掌都是银制的。[21]教堂的圣坛和宗教游行中小天使的翅膀也都是由白银制成的。1658年为了庆祝圣体节，波托西城中从主教堂至莱科莱托斯教堂（Iglesia de Recoletos）的马路，原先铺设的石块被敲去，全部改用银砖砌成。在波托西，用白银盖起庙宇和宫殿、修道院和赌场。白银成为悲痛和喜庆的诱因，导致鲜血和美酒喷涌；白银燃起贪婪之心，放纵挥霍和冒险。在殖民征服和掠夺中，剑与十字架并驾齐驱。为了掠夺美洲的白银，军事首领和苦行者、格斗的骑士和传道士、士兵和僧侣都相聚在波托西。富饶山丘的宝藏变成银锭和银块，有力地哺育了欧洲的发展。皮萨罗成为库斯科的主人之后，“其价值等于一个秘鲁”成为对人或事的最高赞誉，但自从发现波托西山丘之后，堂·吉诃德·德·拉曼恰（Don Quijote de la Mancha）告诫桑丘时说的谚语是：“其价值等于一个波托西。”据1573年人口普查统计，成为总督辖区命脉和美洲白银产地的波托西拥有十二万居民。自从安第斯荒原上冒出这座城市之后，仅仅二十八年的时间，这座城市就犹如魔术般拥有同伦敦一样多的人口，居民人数超过了塞维利亚、马德里、罗马或者巴黎。一项新的人口普查证明，1650年，波托西已拥有十六万居民，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人口是波士顿的十一倍，而那时纽约市还不是现在这个名称。

波托西的历史并非随西班牙人的到来而诞生。先于征服之前，印加王瓦伊纳·卡巴克（Huayna Cápac）曾听到属下谈论过苏玛赫·奥尔科（Sumaj Orcko），一座美丽的山丘，后来他患病被送到塔拉帕雅（Tarapaya）温泉时，终于亲眼看到这座山丘。从坎图玛尔卡（Cantumarca）村落的草屋，这位印加王第一次目睹那座昂然挺立在山巅之间的完美的锥形山峦，立刻目瞪口呆。这座山丘有数不清的不同深浅的红色色调，匀称的外形，庞大的面积，它始终激起人们的惊叹和赞美。印加王猜测这座山丘深处可能蕴藏着宝石和贵金属，他曾想用这些宝藏重新装修库斯科的太阳神庙。印加人从科尔盖·波尔科（Colque Porco）和安达卡巴（Andacaba）矿山挖掘出的黄金和白银从来不运出印加王国，这些金银不是用于交易，而仅仅用来崇拜帝神。当印加矿工在雄伟的山丘的白银矿中埋下燧石时，一声沉闷的吼叫吓跑了他们。这吼叫声似雷鸣般有力，发自崎岖不平的山丘深处，它用克丘亚语（quechua）说道：“这些财富不属于你们，上帝将它留给远方来客。”印第安人惊恐万状地逃走了，印加王抛弃了这座山丘，临走之前他把这座山丘的名字改为波托西，意即“轰鸣、爆裂和爆炸的山”。

“远方来客”很快就出现。征服的首领开道。当他们到来时，瓦伊纳·卡巴克已经去世。1545年，印第安人瓦尔帕（Huallpa）在追捕一匹跑散的骆马时，被迫在这座山冈上过了一夜。为了不致冻死，他点燃一堆篝火取暖，火光照亮了耀眼的白色的矿脉，那是纯正的白银。西班牙人雪崩似的蜂拥而来。

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出，国王查理五世迅速表示感谢，他授予波托西“帝国城市”的称号和一枚城徽，上面写着：“我是富饶的波托西，我是人间宝库、群山之王，我令所有国王倾倒。”在瓦尔帕发现此山谷仅十一年后，刚刚诞生的帝国城市就庆祝费利佩二世加冕。庆祝活动持续了二十四天，耗资八百万硬通比索。寻宝者纷纷来到这个令人生畏的地方，这座约五千米高的山峰成为最有吸引力的磁体。但是，在银山脚下，生活却是艰辛的，人们必须忍受寒冷，这似乎是一种必要的代价。短短的瞬间，一个富饶但却杂乱无章的社会伴随着白银在波托西诞生。这是白银引起的兴盛和骚动。按照乌尔塔多·德·门多萨（Hurtado de Mendoza）总督的说法，波托西成为王国的主要中枢神经。17世纪初，波托西全城已拥有三十六座装饰豪华的教堂，众多的赌场和十四座舞蹈学校。沙龙、剧场和节日舞台都挂着极其华丽的壁毯、挂帘、纹章和金银手工艺品。住宅的阳台上垂挂着五颜六色的锦缎和金银丝织物。城里有来自格拉纳达、佛兰德和卡拉布里亚的丝绸和纺织品，有巴黎和伦敦的礼帽、锡兰钻石、印度宝石、巴拿马珍珠、那不勒斯长筒袜、威尼斯玻璃制品、波斯地毯、阿拉伯香水和中国瓷器。太太们浑身珠光宝气，戴着宝石、钻石和珍珠；绅士们身着地道的荷兰高级绣花服装。斗牛之后便玩传戒指游戏，此地总有中世纪式的决斗，这是爱情与傲慢的决斗。决斗士戴着镶满绿宝石和鲜艳羽毛的铁盔，手持托莱多利剑，骑在装饰华丽的智利小马上，马鞍和马镫都用金丝装饰。

1579年，马蒂恩（Matienzo）法官抱怨道：“总是少不了新奇事、厚颜无耻和傲慢无礼。”那时的波托西已经有八百名职业赌徒，一百二十名著名妓女，那些富有的矿主经常光顾她们明亮的沙龙。1608年，波托西为庆祝圣体圣礼，上演了六天喜剧，举行了六个晚上的化装舞会，八天斗牛，还组织了三场社交晚会，两天的各种比赛及其他庆祝活动。

西班牙人养牛，别人喝奶

1545到1558年间，位于现在玻利维亚境内的波托西富饶的银矿，以及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瓜纳华托（Guanajuato）的储量丰富的银矿，都相继被发现；就在同一时期，汞齐工艺开始得以运用，这使得低品位的银矿也可以被开发利用了。开采银矿的“狂潮”很快压倒金矿。到17世纪中叶，银矿出口已经占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矿产出口的99%以上。[22]

因此，从那时起，美洲就成为一个宽阔的、集中的矿井口，波托西尤为如此。现在，一些玻利维亚作家满怀豪情地说，西班牙三百年中从波托西得到的矿石足够架起一座从山顶通向大洋彼岸皇宫门口的银桥。这个比喻毕竟是一种想象，但它暗示了这样一种看似杜撰但却真实的事实：银子流向广阔的领域。大量的美洲白银被偷偷地走私到菲律宾、中国和西班牙本土，厄尔·J.汉密尔顿在书中并没有估计这一情况[23]。汉密尔顿根据从交易所获得的材料，在他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中提供了惊人的数字：从1503到1660年，有十八万五千公斤黄金和一千六百万公斤白银运到塞维利亚港。在一个半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运到西班牙的白银，超过欧洲白银储备总量的三倍。这些不完整的数字中还不包括走私的白银。

从新殖民地掠夺来的贵重金属刺激了欧洲的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使欧洲的经济有可能得以发展。就连亚历山大大帝把掠夺来的波斯财富倾倒在古希腊所产生的效果，也无法同美洲对他国的发展所做出的这种巨大贡献相比拟，不是对西班牙做出贡献，确实不是，尽管美洲白银之泉是属于西班牙的。正如17世纪人们所说的，“西班牙像一张嘴，它进食，咬碎、嚼烂，立即送到其他器官，除了一瞬即逝的味觉或者偶然挂在牙齿上的碎屑之外，自己什么也没留下”[24]。西班牙人养牛，但是别人喝奶。王国的债权人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有计划地掏空了塞维利亚交易所由三个人用三把钥匙锁着的保存美洲财宝的金库。

王朝被抵押出去。此前它已把各种船只运载的几乎所有白银都让给了德国、热那亚、佛兰德和西班牙的银行家。[25]在西班牙征收的税款，大部分也遭到同样的命运：1543年，皇家收入的65%都用来支付债券的年利。只有极少量的美洲白银被用在西班牙经济上。尽管白银表面上是在塞维利亚登记入库，但却流入富格尔（Függer）家族[26]手中，这些有钱有势的银行家早把完成修建圣佩德罗教堂（Catedral de San Pedro）工程所需要的资金预支给教宗，这些白银也流入当时其他一些像韦尔泽（Welser）、谢兹（Shetz）和格里马尔迪（Grimaldi）家族那样的大债主的手中。白银还用来支付向新世界出口非西班牙货品的费用。

富有的帝国拥有一个贫穷的宗主国，宗主国虽然穷，但对繁荣的幻想却像越来越膨大的肥皂泡。一方面王朝到处开辟战场，一方面贵族挥霍无度。在西班牙土地上，教士和武士，贵族和乞丐，像物价和金钱利率一样疯涨。在这个拥有广阔但贫瘠的大庄园的国度里，工业一诞生便死亡，病弱的西班牙经济抵抗不住需求越来越多的食品和商品的猛烈冲击。这种需求的增长是殖民地扩张不可避免的结果。公共费用的大量增加和海外领地消费需要的强大压力导致贸易赤字激增，通货膨胀失控。科尔伯特（Colbert）这样写道：“哪个国家同西班牙人做买卖越多，哪个国家的白银就越多。”欧洲在激烈地争夺西班牙市场，也就是争夺美洲的市场和白银。17世纪末的一份法国文件使我们了解到，尽管从法律的角度看，宗主国有着十分迷人的景象，但是，那时西班牙只掌握同大洋彼岸“它的”殖民属地进行贸易的5%，全部贸易的近三分之一掌握在荷兰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四分之一是属于法国人的，热那亚人控制20%以上，英国人控制10%，德国人控制得少一些。[27]美洲是一宗欧洲的买卖。

查理五世通过贿赂被推举为神圣帝国皇帝的继承人，但他在位的四十年中，只有十六年是在西班牙度过的。这位下巴突出、目光呆滞的君主，一个西班牙单词都不认识就登上了宝座。他执政时，周围是一群贪婪的佛兰德人。查理五世给这些人发放通行证，让他们从西班牙带走满载黄金首饰的骡马，还授予他们主教、大主教的头衔和官职作为犒赏，最后还允许他们把黑奴运到美洲殖民地去。查理五世在整个欧洲追捕“魔鬼”，由他挑起的宗教战争消耗了美洲的财富。他的去世没有导致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西班牙在近两个世纪内忍受着奥地利的统治。反改革运动的“伟大”领袖是他的儿子费利佩二世。费利佩二世在瓜达拉马（Guadarrama）山脚下埃斯科里亚尔巨大的修道院式的皇宫里，向各地推行宗教裁判所这种恐怖的制度，让他的军队攻打异教徒的中心地。加尔文教派控制了荷兰、英国和法国，土耳其人则象征着伊斯兰教可能卷土重来。为拯救灵魂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些没有在墨西哥和秘鲁被熔化的为数不多的美洲金银艺术珍品，很快就从塞维利亚的交易所被抢夺出来扔到炉子中去。

异教徒和异教徒嫌疑犯被烧死，宗教裁判所圣洁的火焰把他们烧焦了，托克马达[28]焚烧书籍，“魔鬼”的尾巴出现在各个角落，反对新教的战争也是反对欧洲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的战争。埃里奥特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说道：“把十字军保存下来就等于把参加十字军的民族的古老社会组织保存下来。”美洲金属既让西班牙狂妄，也导致了它的颓败，阻碍了现代经济新生力量的发展。查理五世在起义者的战争中击败了西班牙的资产阶级，这场战争已经成为反对贵族及其财产和特权的一场社会革命。布尔戈斯城（Burgos）叛变以后，起义失败了。四个世纪之后，这座城市成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的首都。最后的起义之火被扑灭，查理五世在四千名德国士兵的簇拥下回到了西班牙。与此同时，已经取得巴伦西亚市（Valencia）政权并把它扩展到全区的纺织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十分激进的起义，也被淹没在一片血泊中。

捍卫天主教信仰实际上掩盖了反对历史进程的斗争。驱逐犹太人——信仰犹太教的西班牙人——使得西班牙在天主教国王统治时期失去了许多能工巧匠和必不可少的资本。人们认为驱逐阿拉伯人——实际上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无足轻重，但仅仅在1609年就有二十七万五千人被发配到边疆，这对巴伦西亚的经济造成了摧残性的后果，埃布罗河（Río Ebro）南部阿拉贡（Aragón）地区的肥沃土地毁于一旦。此前，费利佩二世出于宗教的原因，赶走了数千名信仰新教或有嫌疑信仰新教的佛兰德手工艺人，英国慨然接受了这些被驱逐的人，而他们的技艺大大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发展。

人们可以看出，距离遥远和通讯不便不是妨碍西班牙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西班牙资本家通过购买王朝的债券成为债主，他们并不把资本投入到工业发展中去。多余的经济资源不是用于生产。这些掌握生杀大权的老富豪既有土地，又有贵族头衔，他们把多余的钱用来修建宫殿，购买珠宝首饰，而投机商和大商人这些新贵则购买土地和贵族爵位。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纳税，也不会因欠债而入狱。从事工业活动的人的贵族证书就会自动失效。[29]

西班牙人在欧洲遭到军事失败以后，陆续签订了一些贸易协定，他们做出的让步刺激了取代塞维利亚港地位的加的斯港（Cádiz）和法国、英国、荷兰以及德国各港口之间的海上交通发展。每年都有八百至一千艘船在西班牙卸下别的地方生产的工业品，把美洲的白银和西班牙的羊毛运到外国的纺织厂去，再把扩张中的欧洲工业所生产的纺织成品运回来。加的斯的垄断资本家只限于给运往新大陆的外国工业产品重新贴上商标。如果西班牙的工业品连本国市场都照顾不了，怎么能够满足殖民地的需要呢？

里尔和阿拉斯的花边织物、荷兰的布匹、布鲁塞尔的挂毯、佛罗伦萨的锦缎、威尼斯的玻璃制品、米兰的武器以及法国的酒和亚麻[30]充斥着西班牙市场，以牺牲本国生产为代价，来满足一个越来越穷的国家中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的富有寄生虫讲究排场和挥霍消费的需求。工业夭折了，哈布斯堡王朝尽一切可能地加速工业的消亡。到16世纪中叶，政府居然准许进口纺织品，同时又禁止西班牙所有的呢料出口到除美洲之外的国家。[31]与此相反，正如拉莫斯指出的，英王亨利八世和伊莎贝尔一世的方针很不一样，他们禁止这个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出口黄金和白银，他们垄断了汇票，阻止羊毛出口，并把北海汉莎同盟（Liga Hanseática）的商人从英国港口赶出去。与此同时，意大利诸共和国通过关税、优惠和严格的禁令保护其对外贸易和工业，手工艺匠人不得出国，否则处以死刑。

一切都在走下坡路。1558年查理五世逝世时，塞维利亚有一万六千台纺织机，四十年之后，当费利佩二世去世时只剩下四百台。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的七百万头羊减少到两百万头。塞万提斯（Cervantes）在《堂·吉诃德》这本美洲甚为流行的小说中描述了当时的社会。16世纪中叶颁布了一条法令，不准进口外国书籍，也不准学生到西班牙以外的地方去学习。在短短几十年中，萨拉曼卡（Salamanca）的大学生减少了一半。那时有九千所修道院，教士增长速度之快可以同那些戎马生涯的贵族增长速度相比。十六万外国人霸占了对外贸易，贵族们的挥霍使西班牙在经济上十分虚弱无能。大约在1630年，一百五十多个公爵、侯爵、伯爵和子爵还拿到五百万杜卡多的年金，这些钱使他们光荣的爵位大放异彩。梅迪纳塞里（Medinaceli）公爵有七百个佣人，欧苏纳（Osuna）大公爵有三百名奴仆，为了嘲笑俄国沙皇，他让奴仆们都穿上皮大衣。[32]17世纪是流氓、饥饿和瘟疫的时代。西班牙究竟有多少乞丐，数也数不清，但是这也未能阻止外国乞丐从欧洲各地拥到这里来。大约在1700年，尽管全国人口已经不多，西班牙还有六十二万五千名骑士和军人。在两个多世纪中，西班牙人口已经减少一半，同英国的人口一样，而英国的人口在那时翻了一番。1700年哈布斯堡政权结束，西班牙全面破产。长期的失业、荒芜的大庄园、混乱的货币、一塌糊涂的工业、失败的战争、空空如也的国库等，加上中央政府在各省已无权力，费利佩五世面前的西班牙，“比它的已故主人多不了几口气”。[33]

波旁家族使国家有了一种比较现代化的假象，但是到18世纪末，西班牙的教士竟达到二十万，其余的非生产人口也继续急剧增长，造成国家的不发达状况。那时西班牙还有一万多座城镇在贵族领主管辖下，不受国王的直接控制。大庄园制和世袭制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蒙昧主义和宿命论照样存在。这一切还比不上费利佩四世时代。那时，一群神学家曾齐聚一堂研究在曼萨纳雷斯（Río Manzanares）和塔霍（Río Tajo）两条河流之间修建运河的方案。他们最后宣布，如果上帝喜欢让河流通航，他在创造河流时就会让它们通航。

骑士和马的分工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卡尔·马克思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黑奴的狩猎场：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对内和对外的掠夺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它从中世纪起，就使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不平等交换扩展到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埃内斯托·曼德尔（Ernest Mandel）把到1660年为止从美洲抢来的金银的价值，1650年到1780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获得的战利品，18世纪法国资本买卖奴隶所获的赢利，英国在英属安的列斯群岛使用奴隶劳动的收入以及五十年中从印度掠夺来的东西统统加在一起，其总数超过了到1800年为止欧洲的工业总投资额。[34]曼德尔指出，这笔巨额资本为向欧洲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刺激了“企业精神”并直接用来建立大大推动产业革命的工业。但有利于欧洲的国际财富的大规模集中却妨碍了被掠夺地区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的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悲剧就在于：它们不仅仅是国际集中化进程的牺牲品，而且在以后还得为自己的工业落后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得在一个充斥着业已成熟的西方工业产品的世界中进行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35]

美洲殖民地是在商业资本扩大的过程中被发现、征服和殖民化的。欧洲伸出它的双臂揽住全世界。不论是西班牙还是葡萄牙，都没有从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的突飞猛进中获得什么好处，尽管主要是它们的殖民地为上述商业资本的扩张提供了黄金和白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纵然美洲的贵金属曾经使西班牙贵族——他们过晚地、与历史背道而驰地生活在中世纪——虚伪的财富大放光芒，但它们同时也决定了西班牙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的颓败。欧洲其他一些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掠夺美洲原始居民来孕育现代资本主义。在抢掠大宗财宝之后，便是在矿井和坑道里强迫土著人和从非洲强行买来的黑奴进行劳动，有计划地剥削他们。

欧洲需要金银。流通领域的支付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资本主义即将分娩时，必须帮助它蠕动：资产阶级占据了城市，建立了银行，生产并交换商品，争夺新的市场。黄金、白银、蔗糖，殖民地经济是供应型而非消费型，它按照欧洲市场的需要来建立并为其服务。在16世纪较长的时期内，拉丁美洲贵金属的出口值比进口值大四倍，那时主要进口奴隶、盐、酒、食油、武器、呢料和奢侈品。财富外流，落入新兴的欧洲国家之手。这就是那些开拓者的主要任务，尽管除了这项任务之外，他们向濒临死亡的印第安人传播福音的次数同使用皮鞭的次数一样频繁。伊比利亚半岛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从属于国外市场，因此这种经济结构也就集中在掌管收入和权力的出口部门。

在从金属时代到后来的食品时代这一长长的过程中，每个地区都要以它所生产的东西为特征，而这些东西又是欧洲所希望的。越洋过海的大帆船底舱中所运载的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一种志向、一种命运。就像保罗·巴兰所说的，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的国际分工，正如骑士和马之间的分工一样。[36]殖民地世界的市场也发展起来，但它是作为新生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的纯粹附属物而存在。

塞尔索·富尔塔多指出[37]，欧洲封建老爷从他们所统治的人民那里得到一笔额外收入，他们通过各种办法把这笔额外收入用在自己的地盘，而从国王那里得到美洲的矿井、土地和印第安人的西班牙人，其主要目标则是获取盈余并把它转到欧洲去。这种看法有助于阐明美洲殖民地经济从建立之时起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尽管这种经济表面上显示了一些封建特点，但是在其他地方它是为新生的资本主义效劳的。归根结底，在我们的时代，若是没有贫苦受奴役的外国地区，也就没有富有的资本主义中心，两者同属于一个体系。

但是，不是所有的盈余都被转去欧洲。殖民地经济受到商人、矿山老板和大地主的控制，在朝廷及其主要的同盟——教会机警而无孔不入的监视之下，他们瓜分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劳动成果。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把金属和食品运到欧洲，从欧洲得到奢侈品，耗费不断增长的财富。统治阶级对国内经济多样化和提高人民的技术与文化水平毫无兴趣。他们在为之而运转的国际大齿轮中起另外的作用。按统治者的观点来看，人民极大的贫困对他们十分有利，但是这种贫困阻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

一位法国女经济学家[38]认为，造成目前拉丁美洲极度落后状况的殖民地最糟的遗产，就是缺少资本。然而，所有的历史材料表明，过去殖民地经济在本地区内为那些同殖民主义统治制度合作的阶级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塞尔希奥·巴古[39]说，大量无偿的或实际上无偿的劳动力，以及欧洲对美洲产品的大量需求，“使得伊比利亚殖民地能够提前积累丰富的资本。受益者不仅远远没有增加，同总人口比较反而减少，失业的欧洲人和当地白人的不停增加足以说明此点”。扣除倾注在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最优厚部分之后，留在美洲的那一部分资本不是像在欧洲那样用于为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而是用来修建豪华的宫殿和庙宇，购买首饰和奢侈的衣着及家具，养活众多的奴仆并在节日中大肆挥霍。在较大程度上，这笔多余的资本用来购买新的土地，或变为固定资本，或继续在投机和商业活动中运转。

在殖民时代衰落的时期，洪堡在墨西哥发现“一笔巨额资本集中在矿山主的手中或在退出商界的买卖人手里”。根据他的考证，墨西哥田产和全部资本的一半以上属于教会，教会还通过典押控制了相当一部分余下的土地。[40]像维拉克鲁斯（Veracruz）和阿卡普尔科（Acapulco）的大出口商一样，墨西哥矿主把他们多余的钱用来购买大庄园，放高利贷，教会高层人士也向这个方向拓展他们的财富。华丽的住宅以及令人惊叹的庙宇，就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17世纪中叶的秘鲁，村落领主、矿主、宗教法庭法官、王国的行政官员等都把资本倾注到商业中去了。在委内瑞拉，16世纪末开始用鞭子强迫大批黑人种植可可，靠这项经营形成的财富投入到“新的可可种植园和种植其他经济作物，以及矿山、城市不动产、购买奴隶和牲畜等方面”[41]。

波托西的废墟，白银的时代

当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分析在拉丁美洲历史长河中“宗主国和卫星国”之间关系的本质时，他把这种关系看作一条连续从属的锁链。他在一部著作[42]中指出，今日最不发达、最贫困的地区正是昔日同宗主国的联系最紧密、曾经繁荣一时的地区。这些地区过去生产了大量财富出口到欧洲，后来又出口到美国，是大量资本的源泉；但由于种种原因，贸易不再兴盛之后就被宗主国抛弃，波托西就是这种一落千丈的极好例子。

墨西哥瓜纳华托和萨卡特卡斯银矿是后来繁荣起来的。在16、17世纪，富饶的波托西山是美洲殖民生活的中心，以各种经济形式围绕这一中心运转：有智利的经济，它提供小麦、肉干、皮革和酒；有科尔多瓦（Córdoba）和图库曼（Tucumán）的畜牧业和手工业，它们提供牲畜和纺织品；有万卡维利卡（Huancavelica）的水银矿以及阿里卡（Arica）地区——它是向当时主要行政中心利马输送白银的转运站。18世纪是以波托西为中心的白银经济枯竭的开始，但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包括今日玻利维亚在内的这一地区的居民，比居住在今日阿根廷这块土地上的居民还要多。一个半世纪以后，玻利维亚人口几乎只有阿根廷人口的六分之一。

那个被豪华和浪费搞得疲弱不堪的波托西，如今只给玻利维亚留下对过去辉煌灿烂景象模模糊糊的记忆，留下教堂和宫殿的废墟以及八百万具印第安人的尸体。镶嵌在富有的骑士盾牌上的任何一颗钻石的价钱，都比一个印第安人终其一生当苦力所挣的钱还要多，但是骑士带着钻石逃跑了。玻利维亚这个今日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可以以曾经为最富有的国家增添财富而自豪——如果这样做并非无用的话。在我们的时代，波托西是贫困的玻利维亚一个贫困的城市，我曾和一位裹着长长驼羊毛披巾的老太太在她那有两百年历史的安达卢西亚式的庭院里交谈，她对我说：“这个城市给予世界的东西曾经是最多的，但是现在它拥有的东西却最少。”这个注定要怀旧的、饥寒交迫的城市，至今仍是美洲殖民制度一个敞开的伤口，一份控告书。世界应该开始乞求它的原谅。

人们以瓦砾为生。1640年，阿尔瓦洛·阿隆索·巴尔巴神父在马德里出版了由皇家印刷厂印制的关于金属艺术的杰出论文集。他在书中写道，锡“是毒品”。[43]他提到一些山，“那里有很多锡，但是不被人所知，因为在那里没有发现大家所要寻找的白银，所以把锡扔到一边去”。现在，波托西正在开采被西班牙人当作垃圾扔在一旁的锡矿。一些老房子的墙壁被出售，因为它所含的锡成色足。过去西班牙人在那座富饶的山上开掘的五千个矿井，几百年来源源不断地喷出财富。随着炸药慢慢把山炸空，山顶慢慢塌陷，山也正在改变颜色。堆放在无数洞口边的大堆岩石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粉红色、淡紫色、紫红色、黄褐色、灰色、金黄色、棕色，简直是一条用各色布块做成的床单。凿石者敲开岩石，善于掂量和选矿的那些印第安妇女，则像小鸟一样衔啄余下的矿石，从中寻找锡。矿工们手擎电石灯，佝偻着身子，钻到那些尚未被水淹没的矿井里去挖掘所能找到的东西。白银是没有的。连一点点闪光的东西都没有。西班牙人甚至用小笤帚把矿井扫得干干净净。矿工们用镐头和铁锹，在狭小的坑道里，从矿石残渣中掏掘一些矿石。“山还是富饶的。”一个用手扒土的失业者平静地说，“上帝保佑，你看，矿山像植物一样也在长大。”波托西富饶山峦的对面，有一座名叫瓦卡奇（Huakajchi）的山，它是矿山被毁的见证人。瓦卡奇在克丘阿语中意为“哭泣过的山”。山坡上有许多“泉眼”，流下一股股清澈的泉水，让矿工们饮用。

17世纪中叶是这个城市的昌盛时期，它曾经吸引了许多西班牙和当地白人画家、手工艺者以及印第安的肖像画家，他们在美洲殖民艺术中刻下自己的烙印。被称为美洲格列柯[44]的梅尔乔·佩雷斯·德·奥尔金（Melchor Pérez de Holguín）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宗教题材作品，既显示了画家的创作天才，又反映了这块土地的宗教热情，例如令人难以忘怀的圣母玛丽亚的光辉形象，她敞开胸怀，用一只乳房喂婴儿时期的耶稣，另一只乳房喂圣约瑟。首饰店的金银匠，雕刻凸型花纹的师傅，木匠，做金、木、石膏及珍贵象牙工艺的师傅，他们用无数闪闪发光的金银丝做成的雕塑、祭坛以及极珍贵的讲道台、组塑来装饰波托西许许多多的教堂和修道院。同那些受到致命的潮湿侵蚀的绘画、次要的人像和物品不一样，用石头雕凿的庙宇的正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旅游者和神父们把教堂抢劫一空，从圣杯、大钟到用欧洲小山毛榉木和白蜡木雕成的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的雕像和基督的雕像，能拿的都拿走了。

这些被抢劫一空、大部分已关闭的教堂正在逐渐被岁月所摧毁。这确实很可惜，因为它们虽被掠夺殆尽，但仍然不愧为殖民地艺术的集大成者，就像一座巨大的宝藏，闪耀着异教徒想象力的光芒。在这里，象征古印第安文明的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的“阶梯式”徽章取代了耶稣圣十字架。各种艺术风格相互融合：十字架与神圣的日月交相辉映；圣男圣女披着自然长发；装饰性立柱上缠绕着葡萄和麦穗，同时点缀着印加帝国的国花——康图塔花（kantuta）；塞壬女妖、酒神巴克斯、欢乐的节日生活同罗马式的苦行僧交替出现；这里还有神祇阴暗的脸部雕像以及带有印第安特色的少女石柱。一些已经没有教徒光临的教堂被重新修建改作他用。圣·安布罗西奥教堂（Iglesia de San Ambrosio）变成奥米斯特影院，1970年2月在用浅浮雕装饰的正门上登出了下次公映的广告：“世界发疯了，发疯了，发疯了。”耶稣会的教堂也变成电影院，后来又成为格拉斯公司的商品仓库，最后变成公共慈善事业的食品仓库。少数教堂还在勉勉强强地举行一些宗教活动，波托西居民由于贪求而开始向神祈祷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以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为例，据说这个教堂的十字架每年都长高几公分，维拉克鲁斯主神的胡子也在长长，这是四个世纪前不知由谁带到波托西、穿丝戴银、令人生畏的耶稣像。神父们每隔一段时间少不了要给他剃剃胡子，甚至写下他所做的一切神奇的事：不断地驱除干旱和瘟疫，奋起捍卫被围困的城市，等等。

但是，维拉克鲁斯主神对波托西的衰落无能为力。人们说，银矿的枯竭正是上帝在惩罚矿主的暴行和罪孽。壮观的弥撒已是往事，宴会、斗牛、舞会、焰火也已成为过去。豪华的宗教仪式归根结底也都是印第安奴隶劳动的副产品。在繁荣时期，矿主们为教堂和修道院提供大量的捐赠，他们经常举行隆重的葬礼活动。通往天堂之门的钥匙是纯银的，商人阿尔瓦罗·贝哈拉诺（Álvaro Bejarano）在1559年的遗嘱中命令“波托西所有的神父和教士”都要为他送葬。在殖民社会炽热恐惧的疯狂行为中，庸医和巫师同正式的宗教掺杂在一起。隆重的施涂油礼同施圣餐一样，能拯救垂死的人，尽管留下丰厚的遗产来修建一座寺庙或一个银祭坛比这有效得多。念福音可以退烧，在一些修道院念经可以降低体温，在另一些修道院念经又可以使身体发热。“宗教教义像罗望子树和甜硝石一样凉爽，圣母颂就像柑橘花和嫩玉米须一样使人感到温暖……”[45]

在丘吉萨卡大街，可以看到被几百年岁月侵蚀的卡尔马（Carma）和卡雅拉（Cayara）伯爵宫殿的正面，昔日的宫殿如今已变成一个牙科医生的诊所。军团长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基罗加（Antonio López de Quiroga）先生的族徽，现在是兰萨街一个小小的学校的装饰品。画着张牙舞爪狮子的奥塔维（Otavi）侯爵的族徽，如今挂在国家银行的门廊上。“他们现在都住在哪里呢，大概已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仍然死守在家乡的波托西老太太告诉我，富人们先走了，后来穷人们也走了。波托西现在的人口只是四个世纪前的三分之一。我从乌尤尼大街一个屋顶的平台上遥望那座山。乌尤尼大街是一条狭窄的、曲曲弯弯的殖民地小巷，这里的房子都有大大的木结构的阳台，小巷两边的阳台挨得很近，街坊们不论是接吻还是打架都不必下到街上来。像整个城市一样，这条街上还保留着古老昏暗的油灯，海梅·莫林斯（Jaime Molins）曾经这样描写，在这昏暗的油灯下，“遮面的骑士、漂亮的妇人以及赌徒们，像幽灵一样谈情说爱并悄悄溜走”。这个城市现在已经有了电灯，但并不怎么显眼。在黑暗的广场上，在古老的灯笼的照耀下，慈善组织在举行抽彩晚会。我看到人群中有人抽中一块饼子。

苏克雷（Sucre）和波托西一起衰落。这座气候宜人的小城曾先后被称作恰尔卡斯（Charcas）、拉普拉塔（La Plata）和丘基萨卡（Chuquisaca）。它在很大程度上享用了从富饶的波托西山中流出来的财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兄弟贡萨洛·皮萨罗想当国王却未能当上，他在苏克雷修建了一座王宫般富丽堂皇的宫殿。教堂、大房子、公园和疗养花园，同法学家、信徒们以及咬文嚼字的诗人们一起，不断地涌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它们渐渐给城市留下烙印。“寂静，这就是苏克雷的寂静，苏克雷已不存在，但是从前……”从前，这里是两任总督的文化首府，是美洲主要大主教区的所在地，是殖民地最有权势的法庭的所在地，是南美洲最繁荣、最文明的城市。乌比纳（Ubina）和科尔盖恰卡（Colquechaca）两位夫人，即塞西莉亚·孔特雷拉斯·德·托雷斯（Cecilia Contreras de Torres）夫人和玛丽亚·德·拉斯·梅塞德斯·托拉尔瓦·德·格拉马霍（María de las Mercedes Torralba de Gramajo）夫人在此举行盛大的宴会，比赛谁更能挥霍她们从波托西的矿产所得到的巨额盈利。盛宴结束时，她们从阳台往下扔银餐具，甚至金制器具，让走运的过路人拾捡。

苏克雷现在还有一座埃菲尔铁塔，以及它自己的凯旋门，人们说，用它的圣母玛丽亚身上的珠宝就能付清玻利维亚的巨额外债。但是曾在1809年欢乐地歌颂美洲解放的那些教堂的著名的钟，今日发出了悲鸣。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喑哑的钟声曾经多次宣告起义和暴动，今日却只能为苏克雷死一般的沉寂敲响丧钟。苏克雷仍然是玻利维亚的合法首都，最高法庭仍然设在苏克雷，这都无关紧要。走在街上的是数也数不清的讼师，他们病病歪歪，皮肤发黄，是这个城市走向衰亡的幸存的见证人，而他们曾经是戴着拴有黑带子的金边眼镜的博士。苏克雷高贵的长者们，从空空如也的大宫殿派出他们的仆人到火车窗户下卖烧饼。以往走运之时，有人甚至买下王子的头衔。

在波托西和苏克雷，只有已不复存在的财富的幽灵还活着。万恰卡（Huanchaca）是玻利维亚的又一场悲剧。在19世纪，英国和智利资本耗尽了这一地区宽度为两米多、品位较高的银矿矿脉，现在只剩下灰尘弥漫的废墟。地图上还标有万恰卡这个地名，好像它还存在似的，交叉着的镐头和铁锹表示它是仍然存在的矿业中心。

墨西哥的瓜纳华托和萨卡特卡斯矿的命运是不是较好一些呢？根据洪堡提供的材料估计，从1760到1809年仅仅半个世纪里，由于出口白银和黄金，墨西哥外流的经济款项就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十亿美元。[46]那时美洲还没有更重要的矿产。德国的大学者把瓜纳华托的巴伦西亚纳矿（mina de la Valenciana）同欧洲萨克森地区最富的欣梅尔兹·富施特矿（mina de Himmels Furst）作比较，在那个世纪初叶，前者所生产的白银比后者多三十六倍，它给股东们留下高出三十三倍的利润。1732年，圣地亚哥·德·拉·拉古纳（Santiago de la Laguna）伯爵激动地描写萨卡特卡斯矿区和“矿井深处所埋藏的珍宝”，在山区，“四千多个矿井用自己身体深处的果实去为上帝和国王更好地效劳，也为了让所有人都来吸吮和分享伟大的、丰满的、渊博的、文明的以及高贵的东西”，因为这是“智慧、礼貌、战绩和高尚的源泉”。[47]马尔莫莱霍（Marmolejo）神父后来描写瓜纳华托城说，桥梁穿过城市，城内的花园令人联想起巴比伦城的塞米勒米斯（Semíramis），有使人眼花缭乱的庙宇、剧院、斗牛场、斗鸡场，有面向绿色山坡的宝塔和圆形屋顶。但是，“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国家”，洪堡曾经这样描述墨西哥：“也许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如此可怕的不平等……公有房屋和私有房屋的建筑式样，妇女的漂亮嫁妆，社会的气氛，所有这一切都在显示着一种与老百姓的贫穷、愚昧和粗俗极为格格不入的过分的精心。”山丘上的矿井吞噬着人和牲畜，“有今天没有明天”的印第安人长期忍饥挨饿，就像苍蝇一样死于瘟疫。仅仅1784年一年，严重的霜冻使食品奇缺，仅瓜纳华托就有8000人死于饥饿引起的疾病。

资本没有积累起来，而是被挥霍掉了。像一句成语所说的：“父亲是商人，儿子是骑士，孙子是乞丐。”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1843年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严肃的劝告，同时，他坚持要通过一系列禁令和高额关税来对抗外国竞争，保护民族工业。他说，“必须发展工业，这是普遍繁荣的唯一源泉。除了消费工业产品外，萨卡特卡斯的财富对普埃布拉（Puebla）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这些工业像以前一样再次衰退，那么现在蒸蒸日上的普埃夫拉也将破产，矿山的财富也无法把它从贫困中挽救出来”。预言应验了。今天，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甚至在它们所处的地区都不是最重要的城市。这两个城市有气无力地支撑着，周围是矿业繁荣时期留下的一些帐篷支架。萨卡特卡斯十分荒凉，以农业为生，向其他州出口劳力。同从前的好年景相比，这个地区金矿和银矿的品位都极低。瓜纳华托过去开采了五十个矿井，现在只剩下两个。这座美丽城市的人口并没有增加，但是旅游者蜂拥而至，他们来欣赏昔日留下的荣华富贵景象，在许以浪漫之名的、留下许多传说的小巷中散步，怀着恐惧的心情观看那一百个被土地的盐分保存得完整无缺的木乃伊。瓜纳华托州一半的家庭——平均每家五口人以上——今天仍然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茅草棚里。

洒下鲜血和热泪，但是教宗裁决印第安人是有灵魂的

1581年，费利佩二世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法庭断言，美洲有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已被消灭，幸存者必须为死者交纳赋税。此外，这位君主还说，印第安人是可以买卖的。他们在露天住宿，母亲把自己的孩子弄死，免得他们在矿区遭受磨难。[48]与帝国[49]相比，王朝不那么虚伪。除了其他税收之外，王朝还得到它的臣民们在整个讲西班牙语的新大陆掠夺到的金属价值的五分之一。到18世纪，葡萄牙王朝也是这样掠夺巴西的。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曾经说过，美洲的白银和黄金就像具有腐蚀性的酸剂一样，渗透到欧洲垂死的封建社会的各个毛孔，那些为新生的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效劳的矿山企业主，把印第安人和黑奴变成了欧洲经济不计其数的“国外无产者”。希腊罗马式的奴隶制事实上在一个不同的世界得到复苏。除了西班牙语美洲那些已被消灭的帝国中的印第安人遭到不幸之外，从非洲的农村被掳到巴西和安的列斯群岛做工的黑人也遭到可怕的命运。拉美殖民地经济前所未有地、最大程度地集中了劳动力，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世界史上任何文明都未曾有过的财富。

这一贪婪、恐吓和凶猛的巨浪在席卷美洲时，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土著居民被杀绝。最近进行的比较有根据的调查说明，哥伦布以前的墨西哥约有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人口，在安第斯山地区也有同样数量的印第安人，中美洲和安的列斯群岛有一千万到一千三百万居民。当外国征服者出现的时候，美洲印第安人总共不少于七千万，也许还要多，一个半世纪以后就减少到总共只有三百五十万。[50]按照巴里纳斯（Barinas）侯爵的看法，在利马（Lima）和派塔（Paita）之间曾经居住过两百多万印第安人，但到1685年，只剩下四千户。里尼昂·伊西斯内罗斯（Liñán y Cisneros）大主教否认灭绝印第安人一事，他说：“那是他们为免交赋税藏起来了，他们糟蹋了所享有的自由，在印加人时期他们没有自由。”[51]

金属源源不断地从美洲的矿井中流出去，纸上谈兵的保护和尊重印第安人的命令也从西班牙朝廷源源不断地发来。虚伪的法律保护了印第安人，但是现实的剥削使印第安人耗尽气血。从奴隶制到服役制，又从服役制到纳税制和薪金制，所有这些在合法条件下变相使用印第安劳动力的做法，只不过对他们的实际处境做了些表面改变。王朝认为对土著人劳动力进行非人的剥削是非常必要的。1601年费利佩三世颁布禁止在矿井实行强迫劳动的法令的同时，还下达秘密指示，命令“如果上述禁令影响生产”[52]，就要继续使用强迫劳动。1616至1619年间，胡安·德·索洛尔萨诺（Juan de Solórzano）总督兼视察员在万卡维利卡水银矿区调查劳动条件，他向西印度委员会和君主报告说：“……水银的毒浸入到骨髓，使人全身发软，不断颤抖，一般不到四年工人就会死亡。”可是费利佩四世在1631年下令那里继续执行原体制，他的继承人卡洛斯二世后来重申了这条法令。水银矿是直接由王朝来经营的，而银矿则是由私人企业家控制的。

根据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的材料，富饶的波托西山在三百年的时间内耗掉了八百万条生命。印第安人携家带小被从村社赶到山上去。每十个到那寒冷不毛之地去的人中就有七个是永远回不来的。矿业主和甘蔗园主路易斯·卡波切（Luis Capoche）曾经这样写道：“公路上全是人，好像全国在搬家。”留在村社的土著人看到的是“很多失去丈夫的悲伤的妇女和失去双亲的孤儿们回来了”，他们知道矿山上“笼罩着死亡和灾难”。西班牙人在波托西方圆几百英里内搜寻劳动力。很多印第安人在到达波托西之前就死在半路，矿山恶劣的劳动条件使更多人死亡。多明戈会的修士多明戈·德·圣托马斯（Domingo de Santo Tomás）在1550年矿山发现不久时向西印度委员会揭露说，波托西是一张“地狱之口”，它每年吞噬成千上万个印第安人，贪婪的矿山主“就像对待无主的野兽”那样对待当地人。后来罗德里戈·德·洛艾萨（Rodrigo de Loaysa）修士说道：“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就像海里的沙丁鱼。正如其他的鱼要追捕和吃掉沙丁鱼一样，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在迫害可怜的印第安人……”[53]村社的首领有责任用十八至五十岁的人补充死去的土著役工的空缺。一个用砖头垒墙的大广场曾是把印第安人分配给矿产主和甘蔗园主的场地，今天已变成工人踢足球的地方。关押土著役工的监狱，现在是不成样子的瓦砾堆，在波托西的入口处还依稀可见。

在西印度的法律汇编中，不乏那时的法令：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有经营矿山的同等权利；明确禁止损害当地人的权利等。仅从这些法令来看，冠冕堂皇的历史——今天的一纸空文延续自过去的一纸空文——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西班牙，人们无休止地讨论印第安人的劳动法，西班牙律师用笔墨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可是在美洲，法律“得到尊重，但不必履行”。事实上，正如路易斯·卡波切所说，“可怜的印第安人好比一块硬币，有了它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这比用金子和银子强得多”。许多人在法庭上一再申明自己是黑白混血人，以免被派到矿井上去，或在市场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出卖。

18世纪末，尽管孔科洛尔科尔沃（Concolorcorvo）的血管里流淌着印第安的鲜血，他却这样背叛自家人：“我们不否认矿山吞噬了大量印第安人，但这不是由于他们在白银和水银矿上干活的缘故，而是他们的放荡生活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拥有很多印第安人为其效劳的卡波切的证词是很有说服力的。外面天寒地冻，矿山深处又热死人。印第安人活着进入矿井，“常常是死着抬出来，或是头被打破，四肢被摔断。在糖厂每天都有人受伤”。土著役工用丁字镐凿下矿石，然后背在背上，在蜡烛的光亮下从梯子上爬出来。在井口外面劳动的人，或是在糖厂滚动长长的木制轴辊，或是粉碎、洗净银矿石，然后用火冶炼。

“徭役（mita）”可以说是挤榨印第安人的机器。用汞提炼白银所产生的毒气同矿井深处的毒气一样致毒于人，或有甚之。汞毒使人头发、牙齿脱落，控制不住地发抖。中汞毒者在地上匍匐沿街乞讨。夜晚，六千五百堆火在富饶的山坡上燃烧，人们利用天上“光荣的圣·奥古斯丁神（glorioso san Agustino）”送来的风力在这些火堆上炼银。炼炉喷出的烟使波托西方圆六西班牙里[54]的范围内寸草不生，炼炉放出来的气体对人体也是有害的。

有人为此事辩解，说什么大量拿走新大陆的财富是一项慈善活动或是一种信仰。同罪恶一起产生的是一整套洗刷罪名的理由。人们把印第安人变成载重的牲畜，因为他们能比大羊驼那弱不禁风的脊背驮更重的东西，这证明印第安人事实上就是负重的牲口。墨西哥一位总督认为，没有比在矿井劳动能治愈印第安人“天生的劣根性”更好的办法了。人文学家胡安·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Juan Ginés de Sepúlveda）认为，印第安人现在的处境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的罪孽和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是对上帝的亵渎。布丰（Buffon）伯爵断言印第安人是冷漠无情、虚弱不堪的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德帕乌（De Paw）神甫把美洲描绘成堕落的印第安人和不会吠的狗、不能吃的牛和不会驮重的骆驼混合在一起的地方。伏尔泰笔下的美洲居住着又懒又笨的印第安人，在那里，猪的肚脐是长在背上的，狮子是无毛而怯懦的。培根（Francis Bacon）、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让·博丹（Jean Bodin）等则拒绝承认新大陆“卑贱的人”与自己是同类。在谈到美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空虚时，黑格尔认为土著居民是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而消逝的。[55]

17世纪，格雷戈里奥·加西亚（Gregorio García）神甫认为，印第安人的祖先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同犹太人一样“懒惰”，不相信基督的神灵，也不感谢西班牙人给他们带来的一切好处。至少这位教士不否认印第安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有许许多多神学家和思想家并不相信教宗保罗三世（Paulo III）1537年宣布印第安人为“真正的人”这一圣谕。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神甫愤怒地揭露美洲征服者们的残酷，这震撼了西班牙朝廷。1557年，皇家委员会的一名委员答复他说，在人类的各种等级中，印第安人处于最底层，因此，他们不可能有信仰。[56]德拉斯·卡萨斯奉献了他热情的一生来捍卫印第安人抵抗矿主和村落领主的暴行。他常说，印第安人宁可下地狱，也不愿同基督教徒在一起。

印第安人被“托付”给征服者和殖民主义者，由他们给印第安人讲解天主教教义。但是因为印第安人要为“领主”干活和进贡，所以他们没有很多时间被引领至天主教拯救灵魂之路。作为犒赏，科尔特斯得到两万三千名臣仆。在当时，人们通过朝廷的恩赐得到土地，或者直接掠夺土地，印第安人也随着土地被分配而来。从1536年起，印第安人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被委托给领主管理，为期两代人，即领主及其直接继承人。从1629年起，这种规定实际上有所发展。土地连同印第安人一起被出卖。[57]到18世纪，幸存的印第安人为以后的世世代代过上舒适的生活提供了保证。因为他们像被战胜的神灵一样，一直怀念往事，而胜利者则总是能找到神圣的理由去占有印第安人的劳动。胜利者认为，印第安人是异教徒，命该如此。难道这仅仅是过去才会发生的事吗？教宗保罗三世的圣谕颁布四百二十年之后，1957年9月，巴拉圭最高法庭通报全国所有的法官：“印第安人同共和国其他居民一样也是人……”后来亚松森天主教大学的人类学研究中心在首都和内地做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调查：每十个巴拉圭人中有八个人相信“印第安人就像动物一样”。在卡瓜苏（Caaguazú）、上巴拉那（Alto Paraná）和查科地区，印第安人像野兽一样被猎取和出卖，实际上是作为奴隶而被剥削。但是，几乎所有的巴拉圭人都有印第安血统，巴拉圭还不停地谱写歌曲、撰写诗文、发表演说，以此纪念“瓜拉尼的灵魂（alma guaraní）”。

怀念图帕克·阿马鲁的斗争

西班牙人闯入美洲时，印加神权帝国正处在全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以及哥伦比亚和智利的一部分，一直伸延到阿根廷北部和巴西丛林；在墨西哥山谷，阿兹特克人联盟获得了高水平的劳动效益，在尤卡坦（Yucatán）和中美洲，玛雅人的灿烂文明持续到后几代人民，他们能有组织地进行劳动和战斗。

尽管长期遭到破坏，这些社会还是留下不少东西证明它们的伟大，如修建比埃及金字塔更能反映人的智慧的宗教建筑物，发明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高效率的技术，以及反映永恒才能的艺术品。从收藏在利马博物馆的几百个头颅可以看到，当时的印加外科医生用金和银做的刀片施行开颅术。玛雅人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他们会计算时间和空间，其精确度令人吃惊。他们还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早地发现“零”这个数字的价值。阿兹特克人修建的水渠和人工岛屿尽管不是用金子打造而成，却使科尔特斯眼花缭乱。

对美洲的征服粉碎了这些文明的基石。矿业经济的确立带来比战火和流血牺牲更严重的后果。矿区造成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和村社农业单位的解体，强迫劳动不仅毁灭了无数的生命，而且间接地摧毁了集体耕作制。印第安人被送去矿井，他们要为领主服劳役，被迫无偿地交出土地并离开土地，使土地荒芜。在太平洋沿岸，西班牙人摧毁、丢弃了大片的玉米、木薯、豆子、菜豆、花生和甜薯地。沙漠很快吞噬了大面积的土地，印加帝国时期的灌溉系统曾使这些土地有了生命。在征服美洲四个半世纪以后，印加帝国时期四通八达的大多数道路，只剩下岩石和荆棘。印加人的巨大公共工程大部分随着岁月而消失，或被抢夺者毁坏，但还是在安第斯山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梯田的痕迹，山坡上的这些梯田过去用于耕种，现在仍然如此。一位美国技术人员[58]曾于1936年估计，倘若在这一年用现代化的方法修建那些梯田，那么，每一英亩就要花大约三万美元。在当时，既不会使用轮子，又没有马匹和铁器的帝国，修建梯田和灌溉水渠之所以可能，全靠由明智的劳动分工而产生的惊人的组织和技术水平，当然也靠了主宰人和土地关系的宗教力量。印第安人认为土地是神圣的，因而也永远具有生命力。

阿兹特克人应对大自然挑战的能力也是惊人的。在干涸的湖泊里留存着少数岛屿，今天的游客称之为“水上花园”。正是在这些印第安废墟之上建立起了墨西哥城。这些岛屿是阿兹特克人为解决修建特诺奇蒂特兰城时缺少陆地而人工建造的。印第安人从湖边运来大量烂泥，然后用一堵薄薄的竹墙把新的烂泥岛屿围起来，直至树根慢慢把这些岛屿固定住，水渠就穿过新的陆地。在这些异常肥沃的岛屿上，建立了阿兹特克人的首府，它有广阔的街道、朴素美丽的宫殿以及带阶梯的金字塔，它神话般地从湖泊中诞生出来，而命中注定要在外国征服者的冲击之下消失。墨西哥经历了四个世纪才达到当时那样众多的人口。

正如达西·里贝罗所说，印第安人是殖民生产制度的燃料。塞尔希奥·巴古写道：“有成百成千的印第安雕塑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天文学家同众多奴隶混在一起，被抛到西班牙人的矿井中从事粗笨的、累垮人的采掘劳动，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殖民经济对这些人的技能手艺不感兴趣，仅把他们看作非技术工人。”但是那些已被破坏的文化并非一点残垣片瓦也没留下，恢复失去的尊严这一愿望照亮了无数次的印第安人起义活动。1781年，图帕克·阿马鲁（Túpac Amaru）围困库斯科。

图帕克·阿马鲁首领是印加皇帝的嫡亲，是白人与美洲土著人的混血种人，他领导了大规模的救世主式的革命运动。大规模的起义运动在廷塔省（provincia de Tinta）爆发。图帕克·阿马鲁骑着白马，进入通加苏卡广场，在一阵阵战鼓声中宣布把西班牙皇家总督安东尼奥·胡安·德·阿里亚加（Antonio Juan de Arriaga）处以绞刑，并禁止实行波托西的徭役制度。由于强迫人们在富饶的波托西银矿上服劳役，廷塔省几乎渺无人迹。几天以后，图帕克·阿马鲁发布一道新命令，宣布给奴隶以自由，取消所有赋税和一切形式的剥削印第安劳动力的做法。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加入到“所有贫苦的、无依无靠的人之父”的队伍中。这位首领率领游击队员向库斯科进军。他一边前进一边发表鼓动性的演说：所有在他的领导下死于这场战争的人，都将死而复生并享受过去被侵略者夺走的幸福和财富。胜败此起彼伏，最后图帕克·阿马鲁被手下的一个头目出卖而被俘，他戴着锁链，被押送到保皇党人面前。一个叫阿切的监察员进入地牢，向他承诺，并要他交出发动起义的同谋的名字作为交换。图帕克·阿马鲁轻蔑地对他说：“这里除了你和我之外没有什么同谋可言了，你是压迫者，我是解放者，咱们俩都该死。”[59]

图帕克·阿马鲁同他的妻子、儿女和主要的追随者一起，在库斯科的瓦卡依帕塔广场（Plaza del Wacaypata）被处以极刑。人们割下他的舌头，把他的四肢分别绑在四匹马上，但是他的躯体没有被撕裂。然后，在绞刑架上砍下了他的头。他的头被送到廷塔，一只胳臂送到通加苏卡（Tungasuca），另一只送到卡拉巴亚（Carabaya），一条腿送到圣罗莎（Santa Rosa），另一条送到利维塔卡（Livitaca）。他的躯体被烧，骨灰被扔进瓦塔纳依河，有人提议直到他的第四代都要被斩尽杀绝。

1802年，洪堡拜访了另一名印加人的后裔，即阿斯托尔比尔科（Astorpilco）首领。会见地点恰恰就在卡哈马卡，他的祖先阿塔乌阿尔帕正是在此地第一次见到征服者皮萨罗。首领的儿子陪着这位德国学者参观了城镇和古老的印加宫殿的遗址，边走边向他介绍埋藏在尘土和瓦砾中的神话般的宝物。“你们难道不想挖寻宝物来满足你们的需要吗？”洪堡问他。这位青年回答说：“我们没有这个念头。我父亲说要是这样做就是犯罪。如果我们有了那些用黄金做成的各种果实和树枝，那么，我们的白人邻居就会嫉恨我们，就会伤害我们。”[60]这位首领种着一小块麦田。但这不能使他免遭外来的嫉妒。当农作物能提供诱人的利润时，这些贪图黄金和白银并极需要奴隶去采矿的抢劫者就毫不迟疑地扑向这些土地。对土地的掠夺从未停止。1969年，当秘鲁宣布要搞土地改革时，报纸还常常报道，山区那些已经解体的村社里的印第安人，不时举着旗帜闯入从他们或从他们祖先手上被夺走的土地，但都遭到军队的枪击而被迫退了回来。差不多距图帕克·阿马鲁之后两个世纪，才出现了民族主义将军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他拾起以前那位首领的一句响彻云霄、令人难忘的名句，并付诸实施：“农民们，决不能让老板继续肥了自己，穷了你们！”

历史不会忘记的英雄还有伊达尔戈和莫雷洛斯，他们是墨西哥人。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直到五十岁还是一个温和的农村牧师，有一天，他敲响多洛雷斯教堂的钟，号召印第安人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你们愿意为从可恨的西班牙人手中夺回三百年前他们从你们祖先手中夺走的土地而奋斗吗？”他举起瓜达卢佩（Guadalupe）印第安圣母像的旗帜，在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内，有八万人手持砍刀、镐头、投石器、弓箭等追随他。这位革命的牧师宣布停止纳税，分掉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土地；他颁布法令宣布奴隶自由，然后率兵攻打墨西哥城。但是，在一次军事失败之后，他最终被处决。据说，临死前他留下了一份热情的忏悔书。[61]革命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领袖，即何塞·玛丽亚·莫雷洛斯（José María Morelos）教士。“应当把所有的富人、贵族、高级职员等等都视为敌人……”他所领导的印第安人起义和社会革命运动曾波及墨西哥的大片领土。但是莫雷洛斯最后也被击败和枪杀，六年以后，墨西哥的独立“成了欧洲人和美国出生的人之间的一桩完完全全西班牙式的买卖……是同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62]土著居民变成雇工；村落领主变成农场主。[63]

印第安人的圣周是没有复活节的

直到20世纪初，“蓬戈”人（los pongos，即从事家务劳动的印第安人）的主人还在拉巴斯报纸登广告出租这些印第安人。1952年革命恢复了玻利维亚印第安人被践踏的尊严，在此之前，蓬戈人吃的是狗剩下来的东西，和狗睡在一起，还要跪着同任何一个白皮肤的人说话。印第安人曾经像牲畜一样为征服者驮运行李，那时马匹很少。但是今天，在安第斯高原，到处可以看到印第安艾马拉族人和克丘阿族人的搬运工，他们甚至用牙齿搬运货物，为的是换取一块硬面包。肺尘埃沉着症是美洲的第一号职业病。目前，玻利维亚矿工到三十五岁时，肺便已经不能再继续工作。无情的硅尘埃浸入到矿工的皮肤，使他们的脸和手都裂开口子，失去嗅觉和味觉，侵蚀到肺部，使肺叶变硬，直至最后死亡。

旅游者们喜欢给高原上穿着民族服装的印第安人拍照，但是他们不知道现在的印第安人服装是18世纪末卡洛斯三世规定的。西班牙人强迫印第安妇女穿的服装是效仿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安达露西亚和巴斯克地区（País Vasco）劳动妇女的服装样子。印第安妇女的发式为中分式，也是托莱多（Toledo）总督规定的。但嚼古柯叶的习惯不是从西班牙人那里来的，在印加帝国时期就有。不过，不能随便使用古柯叶，印加帝国政府垄断古柯叶，只允许在举行宗教仪式和沉重的矿井劳动中使用。西班牙人大力鼓励嚼古柯叶。这是一桩很不错的买卖。在16世纪，波托西用于为被压迫者购买古柯叶和用于为压迫者购买欧洲服装的钱一样多。当时在库斯科有四百个西班牙商人以走私古柯叶为生。每年有一百万公斤古柯叶装在十万个大筐子里运到波托西的银矿去。教会还抽古柯叶税。印加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在他的《真实的评论》中说道，库斯科的主教、修士和其他人员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抽古柯叶的什一税。他也谈到许多西班牙人靠运输和贩卖古柯叶发了财。印第安人用劳动换来的一点点钱不是用来买衣物，而是用来买古柯叶，嚼古柯叶可以更好地承受强加给他们的、累死人的劳动，尽管这要以缩短生命为代价。除了嚼古柯叶之外，印第安人还酗酒，他们的主人抱怨“害人的恶习”到处蔓延。直到20世纪的现在，波托西的印第安人仍然靠嚼古柯叶来抗饿和自杀，用纯酒精烧肚肠。这是那些注定倒霉的人进行的毫无结果的报复行动。在玻利维亚的矿井，工人仍然像过去一样把他们的劳动叫做“徭役”。

随着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明不断扩展，美洲的印第安人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奔波迁徙，他们被驱赶到最贫困的地区、最荒凉的山区或沙漠深处。印第安人过去和现在都由于本身的富有而遭到不幸。这是整个拉丁美洲悲剧的缩影。在尼加拉瓜，当人们发现布鲁卢菲尔兹河（Río Bluefields）有黄金时，保守的印第安加尔卡族人立即被迫远离在河边的家乡，这也就是布拉沃河以南所有生活在富庶的山谷和地下资源丰富的地区的印第安人的历史。从哥伦布开始，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从未停止过。在乌拉圭和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地区，印第安人在19世纪就被军队灭绝，军队在森林或沙漠中追捕围困他们，目的是不让他们妨碍畜牧业庄园的发展进程。[64]墨西哥索诺拉州（Sonora）的印第安亚基族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为的是把他们蕴藏着丰富矿产而又肥沃的土地顺顺当当地出卖给各种各样的美国资本家。幸存者被驱赶到尤卡坦的种植园。这样尤卡坦半岛不仅变成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印第安玛雅族人的坟墓，也成为远道而来的亚基人的坟墓。20世纪初，五十名龙舌兰大王在自己的种植园里共拥有十多万印第安奴隶。尽管他们属于高大健美的人种，因而有特别强壮的身体，但是三分之二的亚基人还是在从事奴隶劳动的第一年就死去了。[65]今天，龙舌兰纤维之所以能同合成龙舌兰纤维竞争，仅仅是由于种植工人生活水平极低。事物确实在发生变化，但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至少对尤卡坦的印第安人来说是这样的。阿尔图洛·博尼亚·桑切斯教授说，“这些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有很多地方很像奴隶劳动”。[66]在靠近波哥大的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印第安雇工不得不无偿为庄园主干活，以便庄园主能允许他们在月明的晚上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这些印第安人的祖先过去可以自由地在这块并不属于任何人的富饶的平原土地上耕作，不负什么债；而如今的印第安人却要无偿为他人劳动，为的是能够获得在这块贫瘠的山区耕作的权利。”[67]

今天，连居住在深山野林里的印第安人也没有逃脱厄运。20世纪初，巴西还有两百三十个印第安人部落，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有九十个部落从地球上消失，这全是火器和细菌的功劳及恩赐。暴力和疾病是文明的先锋，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同白人接触仍然如同和死亡打交道一样。从1537年起就有保护巴西印第安人的法令，这些法令到头来又变成反对印第安人的规定。根据巴西历次宪法的条文，印第安人是他们所占有土地的“最早的天然的主人”，而事实是，这些处女地越富饶，对印第安人生命的威胁就越严重。

大自然的慷慨使他们注定要遭掠夺被屠杀，最近几年，捕杀印第安人已到了疯狂、残忍的地步。世界上最大的原始森林，这块可以去冒险、带有传奇色彩的巨大的热带空间，变成新的“美洲之梦”的舞台。美国人和美国企业以征服者的姿态扑向亚马孙河地区，就好像它是又一个遥远的西部一样。美国的这种入侵，前所未有地煽起了巴西冒险者的贪婪之火。印第安人不留任何痕迹地死去，他们的土地被当成美元卖给有兴趣的人。土著人不了解黄金、其他矿产、木材、橡胶等财富的经济价值，每当进行为数不多的调查时，调查报告总是同这些财富联系在一起。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曾被直升机和轻型飞机扫射，曾被接种天花病毒，他们的村子曾被炸毁，也曾被赠送掺马钱子碱的白糖和掺砷的食盐。卡斯特罗·布兰科（Castelo Branco）独裁政权为了整顿管理工作而任命的印第安人保护所所长就被指控对印第安人犯下四十二种不同的罪行，证据确凿。这桩丑闻发生在1968年。

今天的印第安社会并非处于真空地带或拉丁美洲经济总态势之外。目前巴西的确还有一些部落生活在原始森林中，处于封闭状态，高原还有一些村社完全与世隔绝，在委内瑞拉边境还有少数野蛮部落，但是总的来说，印第安人已参与现行的生产体系和消费市场，尽管是间接的。他们是现行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牺牲品，在这种秩序中，又是被剥削者中最受剥削的不幸者。他们向贪婪的、有权势的中间商购买并出售自己消费和生产的极少的东西，这些中间商总是贱买贵卖。印第安人在种植园里当短工，是最便宜的劳动力，又或在山区当兵。他们终日为世界市场忙活，或是为制服他们的人去打仗。例如在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印第安人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轴心。年复一年，有二十万印第安人抛弃他们“神圣的土地”——位于高原、像一具尸体般大小的一小块土地——来到平原，去收割咖啡、棉花和甘蔗。那些和他们签订合同的人像运牲畜一样用卡车将其运走。印第安人有时并非只能这样做不可，往往是酒精在作祟。同他们签订合同的人常常雇来一支鼓乐队，拿出大量烈性酒。等到他们从酩酊大醉中醒来时，已经负债累累了。他们只得到陌生的炎热地区去干活，以此偿债。在那里干几个月活之后回来，也可能口袋里装着几分钱，也可能带着结核病和疟疾回来。在制服那些懒散的人方面，军队的合作是有效的。[68]

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剥削他们的劳动力，这历来同种族歧视并驾齐驱，对美洲的征服破坏了它原有的文明，而种族歧视正是借客观上已衰落的文明而发展起来的。征服的后果以及随后长时间的遭受欺凌，粉碎了印第安人已经获得的文化和社会的一致性。然而，这种已被打碎的一致性只在危地马拉保存下来[69]，是在悲剧中保存下来的。圣周期间，玛雅人后代的游行队伍中上演着一场可怕的集体受虐。他们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匍匐前进，在重现耶稣走向受难的各各他山（Gólgota）的漫长的爬行过程中，他们也像当时鞭打耶稣那样鞭打自己。在痛苦的吼叫声中，耶稣的死亡和埋葬变成自己的死亡和埋葬，象征着那美丽而遥远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圣周是没有复活节的。

黑金城：富饶的城镇，黄金的波托西

继续造成亚马孙地区印第安人死亡和迫使他们进行奴隶劳动的黄金热，在巴西不是什么新鲜事，其危害在巴西也非罕见。

自从巴西这块地方被发现以来，两个世纪中，它顽强地拒绝把金属交给它的葡萄牙主人。殖民开发沿海地区的第一个时期是开发木材，即开发“巴西木”，不久，东北部地区出现大的甘蔗种植园。但是，与西班牙语美洲不同的是巴西好像没有金子和银子。在巴西，葡萄牙人没有发现具有高度发展水平和组织水平的印第安文明，只找到一些野蛮的、居住分散的部落。土著人不懂什么是金属。葡萄牙人民在征服这块土地的过程中击败并消灭了印第安人，在这块逐步开发的辽阔土地上，他们得自己去发现储有大量黄金的地方。

圣保罗地区的开拓者[70]曾经穿过曼蒂盖伊拉山（Serra da Mantiqueira）和圣弗朗西斯科河源头之间的宽阔地区，他们曾经发现，这一带一些河流和小溪的河床与冲积地带有着少量可见的淤积的黄金。在数千年的冲洗中，雨水浸蚀了岩石上的金矿脉，把它冲到河里、山谷底部和山谷盆地。在沙石层、地层和黏土层的下面，多石的地下层里有金砂，很容易从石英石的表层提取到，但由于表层的储量逐渐被耗尽，提取金砂的方法已经越来越复杂。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闯进历史，当时世界上发现的大量金子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从这儿开采出来的。

“这里的金子曾经像森林一样。”一个乞丐这样说。他的目光从教堂顶上飘过：“遍街是金子，像牧草一样生长。”他现在有七十五岁高龄，自认为是马里亚纳（Mariana）这个靠近黑金城的小矿城的一个传统人物，这个小城镇像黑金城一样停滞不前了。“人是要死的，但什么时候死却不定，每个人死亡的时间都是命中注定的。”乞丐这样对我说。他向石头台阶吐了一口痰，摇摇头说：“他们有的是钱，”好像他看见了似的，“他们不知道怎么用这些钱才好，所以就盖教堂，一个挨着一个地盖。”

这个地方曾经是巴西最重要的地方。现在呢？“现在不了，”老头儿对我说，“现在这里已没有生命，没有年轻人，他们都走了。”在下午温柔阳光的照射下，他赤脚漫步走在我的身旁。“你看见了吗？教堂的正面画有太阳和月亮，这意味着奴隶们日日夜夜地干活。这个教堂是黑人建的，那个是白人建的。这曾是阿利皮奥主教（Monseñor Alipio）的住房，他死的时候正好九十九岁。”

在18世纪，巴西令人向往的黄金的产量超过了西班牙在前两个世纪从它的殖民地所开采的黄金总量。[71]冒险家和想发财的人纷至沓来。1700年巴西有三十万居民，一个世纪之后，经过黄金时代，人口增加了十倍。在18世纪，不少于三十万葡萄牙人移居巴西，“比西班牙向其美洲所有的殖民地移居人数还要多”[72]。据估计，从征服巴西到废除奴隶制这段时间里，从非洲共运来约一千万黑奴。尽管我们不掌握18世纪的确切数字，但是应该看到黄金时期大量利用了奴隶劳动力。

在东北部甘蔗种植的繁荣时期，巴伊亚（Bahía）的萨尔瓦多（Salvador）曾是巴西的首都，但是到了米纳斯吉拉斯“黄金时代”，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轴心转到南方。自1763年起，南部的港口里约热内卢成为巴西的新首府。在新兴矿业经济的生气勃勃的中心，城市拔地而起，这些城市在突然到来的繁荣中诞生，又在轻易发财的漩涡中急剧生长，按当时殖民当局的彬彬有礼的说法，“这是罪犯、流浪汉和歹徒们的避风港”。富有的黑金城于1711年获得城市资格，在矿工雪崩似到来的过程中诞生的黑金城，是黄金文明的精华。二十三年之后，西蒙·费雷伊拉·马查多（Simão Ferreira Machado）在描写它时说，该城商人的权力大大超过里斯本生意最兴隆的商人的权力，他还说：“所有矿井开采的大量黄金就像要找到归宿那样，都拥到这里来，集中在皇家造币所。这个城市里住着最有教养的俗人和教士。这里是所有贵族的大本营，是军事力量之所在。从其自然地位来看，这个城市是全美洲的首脑，从它所拥有的财富来看，它又是巴西的‘明珠’。”那个时代另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塔瓦雷斯·德·布里托（Francisco Tavares de Brito）的作家，在1732年把黑金城说成是“黄金的波托西”。[73]

对黑金城、萨瓦拉（Sabará）、圣若昂—德雷（São João del-Rei）、里贝朗都卡尔莫（Ribeirão do Carmo）以及整个动乱矿区的罪恶生活的埋怨声和抗议声不断传到里斯本。走运或倒霉都在一眨眼间发生。安东尼尔（Antonil）神父揭露说，用一大笔钱买下一个喇叭吹得很好的黑人，用双倍的钱买下一个混血妓女，“然后不断地和她鬼混”的矿主大有人在，但是那些神甫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矿主好，当时的官方通讯可以充分证实，该地区确实有“坏教士”骚扰。他们被控告借助于自己的豁免权用木制的小神像走私黄金。1705年，人们断言，在米纳斯吉拉斯没有一个神父热衷于人民的宗教信仰事业，六年以后，王朝不得不禁止一切宗教团体在矿区设点。

不管怎么说，按照当地巴洛克式的原始风格建立和装饰的美丽教堂还是日益增多。米纳斯吉拉斯吸引了当时最好的手工艺人。从外表上看，教堂很简朴，没有什么装饰，但是象征着圣灵的教堂内部，祭坛、神龛、柱子和浮雕上的纯金闪闪发光。如米格尔·德·圣弗朗西斯科（Miguel de São Francisco）教士在1710年所说，为了使教堂也“得到上帝的财富”，人们不惜使用贵重金属。教会的各项服务价格极高，但是在矿区一切都贵得惊人。就像过去的波托西一样，黑金城也大量耗费意外之财。宗教仪式和演出成为展示豪华服装的机会。1733年，一次宗教庆祝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人们参加宗教游行仪式时，不仅骑马，还穿着化妆服，乘坐用珍珠母、丝绸和黄金装饰的彩车。此外，还组织骑马比赛、斗牛，以及用笛子、风笛和吉他乐器伴奏的街头舞会。[74]

矿主们不重视耕种土地，大约在1700年和1713年的全盛时期，该地区曾发生饥荒，百万富翁们不得不吃猫、狗、老鼠、蚂蚁和雀鹰。奴隶们在洗金场耗尽精力和时光。路易斯·戈麦斯·费雷拉（Luis Gomes Ferreira）[75]写道：“他们在那儿干活，在那儿吃饭，有时还得在那儿睡觉。他们干活的时候都是大汗淋漓，由于双脚站在冰冷的土地上、石头上或泡在水中，休息或吃饭时，皮肤上的毛孔就会发冷收缩，很容易染上很多危险的疾病，诸如非常严重的肋膜炎、中风、抽搐、瘫痪、肺炎以及其他许多疾病。”疾病是上天的一种祝福，它使死亡很快降临。米纳斯吉拉斯的绿林好汉如果拿来外逃奴隶的头颅，就可以得到用黄金支付的犒赏。

奴隶们测完身高、称完体重后在罗安达（Luanda）被装上船，他们被称之为“西印度的货物”，那些远涉重洋之后仍然生存下来的奴隶，一到巴西就变成白人主子的“手和脚”。安哥拉（Angola）出口班图奴隶和象牙，以换取服装、酒类和火器，但黑金城的矿主却宁愿要来自几内亚（Guinea）海岸怀达（Whydah）小海滩的黑人，因为他们比较强壮，有更大的耐力，且有发现黄金的神奇本领。此外，每个矿主至少还需要一个怀达地区的黑人情妇，以便采矿时有好运随身。[76]开采金矿不仅增加了奴隶的进口，也吸收了相当一大批在巴西其他地区的甘蔗和烟草种植园干活的黑人劳动力，从而使这些种植园失去劳动力。1711年，皇家颁布一项法令，禁止把从事农业的奴隶卖去从事采矿业，除非是“性格奸诈”的奴隶。黑金城对奴隶的要求是贪得无厌的。黑人会很快死去，只有个别情况才能坚持连续干七年。在黑人穿越大西洋以前，葡萄牙人给他们都施了洗礼。到巴西后，黑人必须去做弥撒，尽管禁止他们进入大教堂的主厅和坐在教堂的椅子上。

18世纪中叶，很多矿工转移到弗里约山（Serra do Frio）去寻找钻石。淘金者在河床上采掘金子时扔在一边的水晶石竟然是钻石。米纳斯吉拉斯按照对等的比例又出金子又出钻石。繁荣的蒂茹科（Tijuco）营地变成了产钻石的中心，在那里就像在黑金城一样，富人们穿着欧洲最时髦的衣服，从大洋彼岸运来最豪华的服装、武器和家具，这是狂妄和挥霍浪费的时刻。一个叫做弗朗西斯卡·达·席尔瓦（Francisca da Silva）的混血女奴隶，在成为百万富翁若昂·费尔南德斯·德·奥利韦拉（João Fernandes de Oliveira）的情妇之后就获得自由。这个百万富翁实际上是蒂茹科的统治者，而长相丑陋、已有两个儿子的她就变成“主宰一切的弗朗西斯卡”。[77]她从没见过大海，又很想让大海留在身边，于是她的男人就给她修了一个很大的人工湖，在湖上放上一艘带有船员和一切东西的船。又在圣弗朗西斯科山（sierra de São Francisco）的山坡上为她修建了一座城堡，里面有一个花园，内有奇花异草和人工瀑布。以她的名义举行美酒佳肴的丰盛宴会，没完没了的夜舞会以及戏剧和音乐演出。到1818年，蒂茹科还大规模庆祝葡萄牙王朝王子的婚礼。在此十年之前，一个名叫约翰·梅韦（John Mawe）的英国人造访了黑金城，他为这个地方的贫困感到吃惊。他看到的是空空荡荡和毫无价值的房子，挂着无人问津的出售招牌，当时他吃着肮脏的、量少而单调的饭食。[78]此前曾发生过暴动，它正好同黄金之乡的危机不谋而合。何塞·华金·达·希尔瓦·哈维尔（José Joaquim da Silva Xavier），即蒂拉登特斯（Tiradentes），被绞死、分尸，其他为独立而战的战士在黑金城被投入监狱，或被流放。

巴西的黄金促进了英国的进步

黄金恰恰是在1703年葡萄牙同英国签订梅休因条约（Tratado de Methuen）时大量涌出的。这是英国商人在葡萄牙取得一系列特权的高峰时期。葡萄牙在英国市场为自己的酒类赢得了好处，作为交换，它向英国产品开放了本国和葡属殖民地的市场。鉴于当时已存在的工业发展不平衡状况，这一措施意味着地方工业的破产。不是用酒来换英国的纺织品，而是用金子，用巴西的金子来换，在此过程中，葡萄牙的织布机瘫痪。葡萄牙不仅把自己的工业扼杀在摇篮里，顺带也消灭了巴西以任何形式发展工业的萌芽。1715年王国禁止炼糖厂开工；1729年宣布在矿区开辟新的交通线是有罪的；1785年下令烧掉巴西的织布机和纺织机。

英国和荷兰这两个走私黄金和奴隶的冠军，靠非法贩运黑肉捞取了大量财富，据估计，它们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相当于“皇家五一税”一半以上的钱财，而这本应是葡萄牙王朝从巴西得到的。但是英国还不仅仅是借助禁止的贸易活动来把巴西黄金搞到伦敦去，它还利用合法途径。黄金时代造成葡萄牙大批人口流向米纳斯吉拉斯，这大大刺激了殖民地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同时也提供了购买这些产品的手段。像波托西的白银在西班牙只是蜻蜓点水一样，米纳斯吉拉斯的黄金也只是路过葡萄牙而已。宗主国变成了纯粹的中间商。1775年，葡萄牙首相庞巴尔（Pombal）侯爵试图恢复一项保护性政策，但是已为时太晚，他声称，英国人没有遇到进行征服时所曾遇到的麻烦就把葡萄牙征服了，英国人提供葡萄牙所需物品的三分之二，英国代理人是统管葡萄牙全部商业活动的主人。葡萄牙实际上什么也不生产，黄金财富是虚构的，以至于连在殖民地井上干活的黑奴都穿着英国制造的衣服。[79]

塞尔索·富尔塔多曾经指出，[80]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执行了一条很有远见的政策，它用巴西的黄金来偿付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基本产品，从而能把自己的投资集中用于工业部门。由于葡萄牙的这种历史性的慷慨，技术革新才能够很快、很有效地进行。欧洲的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转到伦敦。根据英国的资料，有些时候，巴西每周有五万磅黄金运入伦敦。如果没有积累这样大量的黄金储备，英国在后来是不可能对付拿破仑的。

除了教堂和艺术品之外，黄金那生气勃勃的时期并没有给巴西留下什么。到18世纪末，虽然钻石还没有采尽，但是国家已经衰落。根据富尔塔多的估计，按目前的购买力指数计算，当时巴西三百多万人的年平均收入没有超过五十美元，这是整个殖民时期的最低水平。米纳斯吉拉斯坠入衰落和毁灭的深渊。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巴西人还感谢这种恩赐，他认为米纳斯吉拉斯向英国提供的资本“是用于建立巨大的银行网，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并提高不断进步的人民的生活水平”。[81]矿区人民为了别人的发展不得不忍受贫穷，他们这些“无能的人”与世隔绝，不得不在那已被掠走金属和宝石的土地上寻找食物。维持生存的农业代替了矿业经济。[82]在今天，米纳斯吉拉斯农村就像东北部地区一样，是大庄园和“庄园上校们”的王国，是谁也不怕的落后的堡垒。就像东北地区的人贩卖奴隶一样，把米纳斯州的劳动者卖到其他州的庄园中去是司空见惯的事。不久以前富兰克林·德·奥利维拉（Franklin de Oliveira）也到米纳斯吉拉斯去转了一下。他看到的是铁丝网栅栏围着的房屋，没有水也没有电的小村庄。在通向赫吉丁翁阿（Jequitinhonha）山谷的路旁，他见到了只有十三岁的妓女，还有疯子和饥饿的人。他的近作《巴西革新的悲剧》（A tragédia da renovação brasileira）对此做出了描述。亨利·约尔塞克斯（Henri Gorceix）说得好，米纳斯吉拉斯铁石一般的胸膛里有一颗金子的心，[83]但是其著名的“铁四角”（quadrilátero ferrífero），在结束了一段不幸的历史之后，于1964年被转交到了汉纳矿业公司（Hanna Mining Co.）和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手中。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铁矿不会比过去的金矿留下更多的东西。

只有才能的迸发是黄金热留下的纪念，至于采掘黄金留下的洞口和被遗弃的小城市那就不必再提及了。除了美学革命，葡萄牙也不能获得其他的东西。马夫拉修道院（Convento de Mafra）是唐·若昂五世（Dom João V）的骄傲，它使葡萄牙从艺术的衰落中又站立起来，那些带有三十七个铃铛的有轮的桌子、杯子和实心的金烛台，至今仍然闪烁着米纳斯吉拉斯黄金的光芒。矿区的教堂多次被抢劫过，在教堂中保存的、能够随手带走的圣物极少，但是巴洛克式的建筑物、山墙、祭坛、神龛、讲台和人像却永远留在殖民地的废墟上，这些是由一个名叫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里斯本（Antonio Francisco Lisboa）的“小残疾人”设计、刻制和雕塑而成的，他是一个女奴同一个手工艺匠人所生的天才儿子。当这个“小残疾人”在孔戈尼亚斯（Congonhas do Campo）的仁慈耶稣圣殿（Santuario de Bom Jesus de Matosinhos）门口开始用石头凿刻一组大型圣像时，已经是18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了。此时，黄金热已成为过去。他的作品叫预言家，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光荣可预言。奢华和欢乐已一去不复返，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希望。巴西历史上最有才华的艺术家给后人留下最后的证据，像为这个短暂的、转瞬即逝的黄金文明举行伟大的葬礼。这个被麻风病毁坏了容貌、断掉了手指的“小残疾人”，把錾刀和斧子绑在无指的手上来创作他杰出的作品，每天清晨用膝盖爬到工作室去。

传说中有根有据地说，在米纳斯吉拉斯的慈悲和仁慈圣母教堂（Iglesia de Nossa Senhora das Mercês e Misericordia）里，那些死去的矿工仍然在寒冷的雨夜做弥撒。当教士回过身来，面向大殿伸出双手时，人们还能看到他脸上的骨头。

注释

[1]译注：指国王费尔南多五世和伊莎贝尔王后。

[2].J.H.埃利奥特（J.H.Elliott）：《西班牙帝国》（La España imperial），巴塞罗那，1965年。

[3]L.卡皮坦（L.Capitán）和亨利·洛林（Henri Lorin）：《哥伦布前后时期美洲大陆的劳工》（El trabajo en América,antes y después de Col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年。

[4]丹尼尔·维达尔特（Daniel Vidart）：《美洲意识和现实》（Ideología y realidad de América），蒙得维的亚，1968年。

[5]路易斯·尼克芬·多尔沃（Luis Nicolau D’Olwer）：《哥伦布前文化史记》（Cronistas de las culturas precolombinas），墨西哥，1963年；安东尼奥·德·莱昂·皮内洛（Antonio de León Pinelo）律师用了整整两卷的篇幅证明美洲是人间乐土。在《新大陆的天堂》（El Paraíso en el Nuevo Mundo，马德里，1656年）一书中有一幅南美地图，图中央可以看到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奥里诺科河和马格达莱纳河水浇灌的伊甸乐园。禁果是香蕉。地图上还标明了宇宙洪水爆发时，诺亚方舟出发的准确位置。

[6]J.M.奥特斯·卡德基（J.M.Ots Capdequí）：《西印度洋的西班牙国家》（El Estado español en las Indias），墨西哥，1941年。

[7]厄尔·汉密尔顿（Earl J.Hamilton）：《美洲的财富和西班牙革命的代价（1501—1650）》（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马萨诸塞，1934年。

[8]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西印度自然通史》（Historia general y natural de las Indias），马德里，1959年。此种解释成为一种新的流派。我在勒内·迪蒙（René Dumont）的最新一本书《古巴是社会主义的吗？》（Cuba,est-il socialiste?巴黎，1970年）中惊奇地读到，“印第安人没有全部灭绝，他们的基因遗传在古巴人的染色体中。他们对连续劳动所需要的紧张程度频感反感，以致一些人在接受强制劳动之前便自杀身亡……”

[9]吉列尔莫·巴斯克斯·佛朗哥（Guillermo Vázquez Franco）：《合理的征服》（La conquista justificada），蒙得维的亚，1968年；J.H.埃利奥特，同前引书。

[10]据向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修士报告情况的印第安人所述。载于佛罗伦萨的古抄本，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Miguel León-Portilla）：《被征服者的观点》（Visión de los vencidos），墨西哥，1967年。

[11]这些令人吃惊的相似引起下述假定：所有印第安人宗教中的神实际上是先于哥伦布之前到达这块土地上的欧洲人。拉斐尔·皮内达·亚涅斯（Rafael Pineda Yáñez）：《哥伦布与海岛》（La isla y Col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

[12]哈克达·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史前期》（Prehistoria），载于《人类史》（Historia de la Humanida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年。

[13]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Miguel León-Portilla）：《征服的背后：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的关系》（El reverso de la conquista.Relaciones aztecas,mayas e incas），墨西哥，1964年。

[14]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同前引书。

[15]古斯达沃·阿道弗·奥特罗（Gustavo Adolfo Otero）：《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生活》（Vida social en el coloniaje），拉巴斯，1958年。

[16]据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的无名作者和向萨阿贡提供情报的人所述。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同前引书。

[17]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美洲大陆和文明》（Las Américas y la civilización）第1卷：《我们和西方文化，人民作证》（La civilización occidental y nosotros.Los pueblos testimonio），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年。

[18]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同前引书。

[19]译注：金银衡，1马克合230克。

[20]米盖尔·莱昂—波蒂利亚，同前引书。

[21]为了重现波托西极盛时期，作者查阅了下述见证过去的材料：彼德罗·维森特·卡涅特·多明格斯（Pedro Vicente Cañete y Domínguez）：《殖民时期的波托西：波托西省历史、地理、政治、文化和法律指南》（Potosí colonial; guía histórica,geográfica,política,civil y legal del gobierno e intendencia de la provincia de Potosí），拉巴斯，1939年；路易斯·卡波切（Luis Capoche）：《波托西帝国城市总概况》（Relación general de la Villa Imperial de Potosí），马德里，1959年；尼库拉斯·德·马丁内斯·阿桑斯·贝拉（Nicolás de Martínez Arzanz y Vela）：《波托西帝国城市的历史》（Historia de la Villa Imperial de Potosí），布宜诺斯艾利斯，1943年；此外还有，维森·G.克萨达（Vicente G.Quesada）：《波托西编年史》（Crónicas potosinas），巴黎，1980年；海梅·莫林斯（Jaime Molins）：《唯一的城市》（La ciudad única），波托西，1961年。

[22]厄尔·J.汉密尔顿，同前引书。

[23].厄尔·J.汉密尔顿，同前引书。

[24]转引自古斯塔沃·阿道弗·奥特罗，同前引书。

[25]J.H.埃利奥特，同前引书；厄尔·J.汉密尔顿，同前引书。

[26]译注：德国银行家族。在奥格斯堡经营纺织业起家，后发展成庞大的贸易、矿业和银行集团，与哈布斯堡王朝关系密切，取代美第奇家族成为15至16世纪在欧洲最有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家族。

[27]罗朗·穆尼耶（Roland Mousnier）：《16和17世纪》（Los siglos XVI y XVII），莫里斯·克鲁泽（Maurice Crouzet）《文明总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ivilizaciones）第四册，巴塞罗那，1967年。

[28]译注：托克马达（Torquemada，1420—1498），多米尼加修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负责人。在他的治下，约有两千名异教徒被处以死刑。

[29]J.维桑·维韦斯（J.Vicens Vives）主编：《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经济史》（Historia social y económica de España y América），第2、3卷，巴塞罗那，1957年。

[30]豪尔赫·阿韦拉多·拉莫斯（Jorge Abelardo Ramos）：《拉美民族史》（Historia de la nación latinoamerica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

[31]埃利奥特，同前引书。

[32]这种人还没有死绝。我打开一本1969年底马德里的杂志读到：阿尔布格尔格（Albuquerque）公爵夫人，即阿尔卡尼塞斯（Alcañices）、洛斯瓦尔瓦塞斯（Los Balbases）侯爵夫人，即特雷莎·贝尔特兰·里斯·皮达尔·戈罗斯基·契科·德·古斯曼（Teresa Bertrán de Lis y Pidal Gorouski y Chico de Guzmán）夫人去世了，鳏夫，曾三次任西班牙大公的阿尔布格尔格公爵，贝尔特兰·阿隆索·奥索里奥·迪亚斯·德里维拉·马尔托斯·菲格罗亚（Beltrán Alonso Osorio y Díez de Rivera Martos y Figueroa）先生，同时也是阿尔卡尼塞斯（Alcañices）、洛斯瓦尔瓦塞斯（Los Balbases）、卡德雷伊塔（Cadreita）、格利亚尔（Cuéllar）、库亚拉（Cullera）、蒙特奥斯（Montaos）侯爵，以及富恩萨尔达尼亚（Fuensaldaña）、格拉哈尔（Grajal）、韦尔马（Huelma）、莱德斯马（Ledesma）、拉·托雷（la Torre）、比利亚努埃瓦·德·卡涅多（Villanueva de Cañedo）、比利亚翁布罗萨（Villahumbrosa）伯爵，为之痛哭。

[33]约翰·林奇（John Lynch）：《西班牙殖民管理》（Administración colonial español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年。

[34]埃内斯托·曼德尔（Ernest Mandel）：《马克思主义经济论》（Tratado de economía marxista），墨西哥，1969年。

[35]埃内斯托·曼德尔：《第三世界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La teoría marxista de la acumulación primitiva y la industrialización del Tercer Mundo”），载于《阿马鲁杂志》（Amaru）第6期，1965年4—6月号，利马。

[36]保罗·巴兰（Paul Baran）：《发展的政治经济》（Economía política del crecimiento），墨西哥，1959年。

[37]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从伊比利亚征服时期到古巴革命的拉丁美洲经济》（La economía latinoamericana desde la conquista ibérica hasta la revolución cubana），智利，圣地亚哥，1969年；墨西哥，1969年。

[38]J.博若—加尼耶（J.Beaujeau-Garnier）：《拉丁美洲的经济》（L’économie de l’Amérique Latine），巴黎，1949年。

[39]塞尔希奥·巴古（Sergio Bagú）：《殖民地社会的经济，拉丁美洲比较史论文》（Economía de la sociedad colonial.Ensayo de historia comparada de América Lati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年。

[40]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论文》（Ensayo sobre el Reino de la Nueva España），墨西哥，1944年。

[41]塞尔希奥·巴古，同前引书。

[42]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状况》（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纽约，1967年。

[43]阿尔瓦罗·阿隆索—巴尔瓦（Álvaro Alonso-Barba）：《金属的艺术》（Arte de los metales），波托西，1967年。

[44]译注：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画作带有矫饰主义风格，主要作品有《圣母子与圣马丁》《托莱多风景》《拉奥孔》等。

[45]古斯塔沃·阿道弗·奥特罗，同前引书。

[46]见费尔南多·卡莫纳（Fernando Carmona）为迭戈·洛佩斯·罗萨多（Diego López Rosado）的《墨西哥的历史和经济思想》（Historia y pensamiento económico de México）一书所写的序，墨西哥，1968年。

[47]D.约瑟夫·里韦拉·贝尔南德斯（D.Joseph Ribera Bernárdez），即圣地亚哥·德拉拉古纳伯爵（Conde Santiago de la Laguna）：《最高贵、最忠实的萨卡特卡斯市简述》（“Descripción breve de la muy noble y leal ciudad de Zacatecas”），登在加夫列尔·萨里纳斯·德·拉·托雷（Gabriel Salinas de la Torre）：《萨卡特卡斯的证人》（Testimonios de Zacatecas）一书，墨西哥，1946年。除了这本书和洪堡的论文外，作者还参考了路易斯·查韦斯·奥罗斯科（Luis Chávez Orozco）：《工业革命——政治革命》（Revolución industrial—Revolución política），墨西哥工农图书馆；卢西奥·马尔莫莱霍（Lucio Marmolejo）：《瓜纳华托大世纪，或构成瓜纳华托城历史的材料》（Efemérides guanajuatenses,o datos para formar la historia de la ciudad de Guanajuato），瓜纳华托，1883年；何塞·玛丽亚·路易斯·莫拉（José María Luis Mora）：《墨西哥及其革命》（México y sus revoluciones），墨西哥，1965年；关于目前的材料还参考了《萨卡特卡斯州和瓜纳华托州的经济》（“La economía del estado de Zacatecas y La economía del estado de Guanajuato”），选自商业银行系统的系列调查材料，墨西哥，1968年。

[48]约翰·科列尔（John Collier）：《美洲印第安人》（The Indians of America），纽约，1947年。

[49]译注：指教会。

[50]达西·里贝罗，同前引书，根据亨利·F.多宾斯（Henry F.Dobyns）、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等人所提供材料。

[51]埃米里奥·罗梅罗（Emilio Romero）：《秘鲁经济史》（Historia económica del Perú），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年。

[52]恩里克·菲诺特（Enrique Finot）：《玻利维亚新史》（Nueva historia de Bolivi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年。

[53]同前引书。

[54]译注：1西班牙里约为5572.7米。

[55]安东内略·格尔比（Antonello Gerbi）：《新大陆的争论》（La disputa del Nuevo Mundo），墨西哥，1960年；丹尼尔·维达尔特（Daniel Vidart），同前引书。

[56]刘易斯·汉克（Lewis Hanke）：《关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教士的研究以及为西班牙征服美洲中的正义而奋斗》（Estudios sobre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y sobre la lucha por la justicia en la conquista española de América），加拉加斯，1968年。

[57]J.M.奥特斯·卡德基，同前引书。

[58]这是美国土地保护服务中心的一名成员。约翰·科列尔，同前引书。

[59]达尼埃尔·瓦尔卡塞尔（Daniel Valcárcel）：《图帕克·阿马鲁的起义》（La rebelión de Túpac Amaru），墨西哥，1947年。

[60]亚历山大·冯·洪堡：《自然观》（Ansichten der Natur）第二册，引自阿道弗·迈尔—阿比希（Adolf Meyer-Abich）等人：《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969）》（Alejandro de Humboldt ［1769-1969］），巴特戈德斯贝格，1969年。

[61]图利奥·霍尔珀林·唐伊（Tulio Halperin Donghi）：《拉丁美洲现代史》（Historia contemporánea de América Latina），马德里，1969年。

[62]埃内斯托·格吕宁（Ernest Gruening）：《墨西哥及其遗产》（Mexico and its Heritage），纽约，1928年。

[63]阿隆索·阿吉拉尔·蒙特维尔德（Alonso Aguilar Monteverde）：《墨西哥经济的辩证法》（Dialéctica de la economía mexicana），墨西哥，1968年。

[64]大约在1832年，幸存的最后一批恰卢亚人（charrúas）以抢劫乌拉圭北部荒野地带的小牛犊为生，当时的弗鲁克托索·里维拉（Fructuoso Rivera）总统把他们出卖了，虚情假意与他们讲友谊。受骗的恰卢亚人离开能够保护他们的密林，不骑马并放下武器，结果在一个叫做老虎口的地方被消灭了。作家爱德华多·阿塞韦多·迪亚斯（Eduardo Acevedo Díaz）1890年8月19日在《时代》日报上写道：“号角吹响，屠杀开始了。游牧民族绝望了，英勇不屈的小伙子一个接一个倒下，就像后颈上受了伤的公牛一样。”一些首领死了。少数能冲出包围的印第安人不久之后进行复仇。当里维拉总统的兄弟追赶他们时，他们搞了一次伏击，用长矛把他和他的士兵刺得遍体鳞伤。塞佩首领用尸体的几根神经缠住他长矛的矛头。19世纪末，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士兵们每拿出一对睾丸就能得到钱，戴维·比尼亚斯（David Viñas）的小说《土地的主人》（Los dueños de la tierra，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一开头就讲述捕猎印第安人：“杀印第安人就好像强奸一个人一样，是一件美事。有人甚至喜欢杀人。因为在杀人的过程中可以跑，可以喊叫，出汗，然后感到饥饿……后来，枪声逐渐稀疏。说不定在什么地方还挂着印第安人的尸体，还仰面躺着某一个大腿之间有一片黑血迹的印第安人……”

[65]约翰·肯尼思·特纳（John Kenneth Turner）：《野蛮的墨西哥》（México bárbaro），墨西哥，1967年。

[66]阿尔图洛·博尼利亚·桑切斯（Arturo Bonilla Sánchez）：《日益严重的问题——农村半失业》（“Un problema que se agrava:la subocupación rural”），载于若干作家合著的《新庄园制与剥削，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到安德森·克莱顿公司》（Neolatifundismo y explotación de Emiliano Zapata a Anderson,Clayton & Co.），墨西哥，1968年。

[67]勒内·迪蒙：《有生气的土地，世界的土地改革问题》（Tierras vivas.Problemas de la reforma agraria en el mundo），墨西哥，1963年。

[68]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危地马拉，被占领的国家》（Guatemala,país ocupado），墨西哥，1967年。

[69]玛雅基切族人只相信一个神，他们吃斋，苦行，禁欲和忏悔；他们相信洪荒和世界的末日，所以基督教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新鲜的东西。宗教解体是从殖民地开始的。天主教只是从玛雅教中吸收了一些神秘的和崇拜图腾的部分，妄图使玛雅人的信仰服从于征服者的思想。破坏原先的文化为调和主义开辟了道路，目前，从当时的进化中可以看到倒退的迹象：“火山神需要吃烤得很好的人肉。”卡洛斯·古斯曼·伯克勒尔（Carlos Guzmán Böckler）和让—洛普·赫伯特（Jean-Loup Herbert）：《论危地马拉的历史和社会》（Guatemala:una interpretación histórico-social），墨西哥，1970年。

[70]圣保罗地区的开拓者的队伍是准军事组织的、由各种各样力量构成的流窜集团。他们进入原始森林深处探险，对开发巴西内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71]塞尔索·富尔塔多，同前引书。

[72]塞尔索·富尔塔多：《巴西的经济构成》（Formación económica del Brasil），墨西哥，1959年。

[73]C.R.博克瑟（C.R.Boxer）：《巴西的黄金时代（1695—1750）》（The Golden Age of Brazil ［1695-1750］），加利福尼亚，1969年。

[74]奥古斯托·德·利马·茹尼奥尔（Augusto de Lima Júnior）：《黑金城富饶的城镇，历史分析及叙述》（Vila Rica de Ouro Preto.Sintese histórica e descritiva），贝洛奥里藏特，1957年。

[75]C.R.博克瑟，同前引书。

[76]C.R.博克瑟，同前引书。在古巴，人们认为女奴隶可以治病。根据埃斯特万·蒙特霍（Esteban Montejo）的材料，“有一种病白人才会得。这是一种在血液和男人性器官中的病。和黑女人在一起就能除病。得了这种病的人只要同黑女人睡觉，就能把病传给她，自己很快就痊愈了”。米盖尔·巴尼特（Miguel Barnet）：《一个逃居山野的奴隶的生平》（Biografía de un cimarr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

[77]若阿金·费利西奥·多斯桑托斯（Joaquim Felício dos Santos）：《钻石乡回忆录》（Memórias do Distrito Diamantino），里约热内卢，1956年。

[78]奥古斯托·德利马·茹尼奥尔，同前引书。

[79]阿伦·K.曼彻斯特（Allan K.Manchester）：《英国在巴西的优越地位，它的崛起和衰落》（British Preeminence in Brazil:its Rise and Fall），查佩尔希尔，北卡洛来纳，1933年。

[80]塞尔索·富尔塔多，同前引书。

[81]奥古斯托·德利马·茹尼奥尔，同前引书。作者为“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感到高兴，“今天，那些得到莫斯科教师指导的愚昧者，却把这种扩张看成是一种罪行”。

[82]罗伯托·C.西蒙森（Roberto C.Simonsen）：《巴西经济史（1500—1820）》（História econômica do Brasil ［1500—1820］），圣保罗，1962年。

[83]埃波尼纳·鲁阿斯（Eponina Ruas）：《黑金城的历史、教堂和古迹》（Ouro Preto.Sua história,seus templos e monumentos），里约热内卢，1950年。

蔗糖国王和其他的农业君主

种植园、大庄园和命运

毫无疑问，寻找黄金和白银是进行殖民征服的主要动力。不过，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从加那利群岛（las islas Canarias）带去了最初的甘蔗根，把它种在今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在地。甘蔗根种下后，很快就冒出新芽，使哥伦布这位远征军司令大为高兴。[1]甘蔗在西西里岛、马德拉岛（Madeira）和佛得角（Cabo Verde）都是小规模种植，在东方要出高价才能买到蔗糖，这是欧洲人渴望得到的东西，以至于成为皇后嫁妆的一部分。蔗糖是在药房中出售的，以克为单位来称量。[2]在发现美洲以后的近三个世纪中，美洲生产的蔗糖成为欧洲市场最重要的农产品。在巴西东北部潮湿炎热的沿海地区出现大片甘蔗田，随后，加勒比诸岛——巴巴多斯（Barbados）、牙买加、海地、多米尼加、瓜德罗普、古巴、波多黎各以及维拉克鲁斯和秘鲁沿海地区，也相继成为大规模经营“白色金子”的最适宜的场所。从非洲来了大批奴隶，以便向蔗糖国王提供他所需要的众多无偿的劳动力，这是可以消耗的活燃料。土地让这种自私的作物毁坏了——侵入新大陆，夷平了森林，浪费了土地的天然肥力，耗尽了土地所积累的腐殖层。在拉丁美洲，长时期生产蔗糖造成如白银和黄金热在波托西、黑金城、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所带来的那种致命的繁荣。但是，同时它也有力地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动了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发展。

海外需要蔗糖，应运而生的甘蔗种植园是由种植园主获得赢利的欲望为推动力的企业，是为欧洲逐步使其国际化的蔗糖市场服务的。但是从种植园的内部结构来看，它的一些主要特点是封建性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它使用奴隶。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重商主义、封建主义和奴隶制，就这样在一个经济和社会实体中结合在一起。但是国际市场是各种权力的中心，从早期开始，种植园体制就成为这个中心的组成部分。

殖民地种植园从属于外国的需要，在很多情况下也是由外国资助的，我们今日的大庄园就是直接从种植园演变而来的。大庄园制是扼杀拉美经济发展的瓶颈，是拉美人民被排斥、受贫穷的首要原因之一。今日的大庄园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使剩余劳动力成倍增加，储备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它已不仰仗于进口非洲奴隶或以“托管”的形式攫取印第安人的劳动力。大庄园只要付极少的工资、用实物支付劳动报酬或以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来换取他人的无偿劳动就足够了。大庄园扩大时就繁衍出小庄园，在饥饿的驱使下，劳动大军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糖季而在国内不断迁徙，大庄园从小庄园和劳动大军吸取营养。

种植园这种联合式的结构在过去是行之有效的，如今的大庄园就像一个过滤器，把自然财富过滤掉了。凡是参与世界市场的地区，都经历过一个生机勃勃的周期，然后，由于代用品的竞争，由于土地的衰竭或出现条件更好的地区，便产生衰落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困的文化、维持生计的经济和停滞不前的状态成了为原先的生产发展付出的代价。巴西东北部曾是最富庶的地区，今天却是最贫困的；在巴巴多斯和海地，成群的人们忍饥受饿；以单一作物和土地的急剧贫困化为代价，蔗糖成为美国控制古巴的万能钥匙。这不仅仅是蔗糖的历史，也是可可的历史——可可使加拉加斯的寡头垄断集团发了财；是突然兴旺又突然衰落的马拉尼翁（Maranhão）棉花的历史；是亚马孙地区的橡胶种植园的历史，这些种植园变成了东北部工人（他们为了一点点钱被招募来干活）的墓地；是阿根廷北部和巴拉圭被夷为平地的栲树森林的历史；是消灭了印第安亚基族人的尤卡丹龙舌兰庄园的历史。这也是咖啡的历史，咖啡前进时，留在它背后的是变成沙漠的农田；也是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不幸的中美洲各国的水果种植园的历史。不管是走运还是倒霉，每种产品对那些国家、地区和人民来说，都是一种命运，很多情况下这是一瞬间的命运。矿产生产区也确实走了同样的道路。一种产品越是受到世界市场的青睐，它带给为生产这种产品而做出牺牲的拉美人民的灾难也就越大。拉普拉塔河（Río de la Plata）流域先向国际市场投放皮革，接着又投放肉类和羊毛，它是较少受到这种铁一般规律惩罚的地区，然而也未能摆脱不发达的桎梏。

巴西东北部土地的厄运

西班牙殖民地首先提供的是金属。在这些地方很早就发现了宝藏和矿脉。居第二位的甘蔗先是在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种植，后来在维拉克鲁斯，再以后就在秘鲁沿海地区和古巴种植。直到17世纪中叶，巴西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糖国。同时，美洲的葡萄牙殖民地是贩卖奴隶的主要市场，数量不多的印第安劳工很快死于强制性的劳动中，而甘蔗及蔗糖的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清理和平整土地，种植、收割和运输甘蔗，最后还要榨糖和制糖。巴西殖民社会是蔗糖的副产品，它在巴伊亚（Bahía）和伯南布哥（Pernambuco）大放异彩，发现黄金后，殖民社会的中心才移到米纳斯吉拉斯。

葡萄牙王朝把土地有偿让给了最初的几个巴西大地主。征服与组织生产同时进行。仅仅十二个“特别自治区首领”以馈赠的形式接受了全部未开垦的广大殖民地领土[3]，以便为君主开垦土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荷兰资本资助了这一事业，其结果，与其说是葡萄牙的事业，不如说是佛兰德的事业。荷兰企业不仅参与建立糖厂和进口奴隶，而且从里斯本搞到原糖进行加工，获得了相当于产品价值三分之一的利润[4]，然后把糖卖到欧洲。1630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侵入并占领巴西东北部的沿海地区，以直接控制糖的生产。要成倍地增加赢利就必须成倍地增加糖源，于是该公司给予巴巴多斯岛上的英国人一切方便条件，让他们在安的列斯群岛开始大规模种植。公司把加勒比的垦殖农带到巴西，好让他们在公司新得的领地内获得必要的技术知识，学会组织生产。

当荷兰人最终于1654年从巴西东北部被赶走的时候，他们已经为巴巴多斯进行激烈而破坏性的竞争打下基础。荷兰人把黑人和甘蔗根带到巴巴多斯，在那儿修建糖厂并提供一切设备。巴西的出口一下子降了一半，到17世纪末，糖价也降了一半。与此同时，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巴巴多斯的黑人增加了十倍。安的列斯群岛离欧洲市场更近，巴巴多斯拥有仍然肥沃的土地，并以较好的技术水平进行生产。巴西的土地都已衰竭，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以及在南方出现的夺走种植园劳动力的黄金矿，加速了东北部的糖业危机。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危机，它令人痛心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延续下去，直到今天。

蔗糖毁坏了东北部。沿海潮湿地带受到雨露滋润，土地非常肥沃，有着丰富的腐殖土层和矿盐，从巴伊亚到西阿拉（Ceará）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正如若苏埃·德·卡斯特罗所说，这个热带林区变成了一片大草原。[5]本来生产食品的地区变成了饥饿的地区。在那里原本万物都蓬勃地生长，但具有破坏性和吞噬一切的蔗糖庄园留下的是贫瘠的岩石、被侵蚀的或风化了的土地。起初还创办了一些柑橘和芒果种植园，后来种植园被遗弃，缩小成糖厂主家周围的小果园，专供白人种植者的家庭享用。[6]在放火烧荒开辟甘蔗田的同时毁坏了树林，也消灭了林中的动物。鹿、野猪、獏、兔子、羊驼、犰狳等等都消失了。植被、植物和动物都在单一作物的祭坛上成为甘蔗的牺牲品。大面积的生产很快耗尽了土地的肥力。

16世纪末，巴西的糖厂不少于一百二十家，其总资本接近二百万英镑，但是拥有最好土地的糖厂主却不种植粮食作物。他们就像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奢侈品一样，除了进口奴隶和食盐，也进口粮食。按照惯例，富裕和繁荣总是同长期营养不良的大多数人民的贫困并存的。畜牧业被安置在远离沿海潮湿地带的内部沙漠地区，也就是腹地。在那里，每平方公里只有几头牛，牛肉坚硬而无味，产量总是很低（现在也依然如此）。

从殖民时期就传下来一种至今仍然存在的习惯，就是吃土。缺铁造成贫血，东北部孩子们经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碰运气还可以吃一些干腌肉。由于这种食品缺少矿盐，孩子们出于本能，就吃泥土来弥补。从前，人们在惩罚孩子们的这种“非洲恶习”时，给他们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们放在柳条筐里，高高吊起。[7]

巴西东北部目前是西半球最不发达的地区[8]，这是一座容纳三千万人的巨大的集中营。如今它继承了单一种植甘蔗的遗产。过去在这块土地上曾萌生拉丁美洲殖民农业经济“最能赢利的买卖”。目前，伯南布哥潮湿地带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用来种植甘蔗，其余部分什么也不种。[9]大糖厂主也就是大甘蔗种植者，他们让广阔的庄园什么也不生产，以此来摆阔。并非像人们所误解的，只在东北部内地贫瘠和半贫瘠的地区人们才吃得不好。腹地是布满石子、灌木稀疏、没有什么植物的荒漠，那里常发生周期性的饥荒。猛烈的阳光射向干裂的大地，把它变得像月球那样荒凉。人们被迫背井离乡，路边布满插着十字架的坟墓。而在潮湿的沿海地带却常常发生饥荒。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穷得不能再穷。这是充满各种矛盾的地方。被大自然选定生产各种食物的地区，却什么也不生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沿海地带至今还叫作丛林地带或者“森林区”，以纪念遥远的过去，纪念从产糖年代幸存下来的少得可怜的森林。蔗糖庄园这种浪费的结构仍然迫使人们以越来越高的价格从其他地区，特别是从国内的中南部地区运进粮食。累西腓（Recife）的生活费用是巴西最高的，超过了里约热内卢的平均指数。在东北部，菜豆比里约热内卢海湾豪华的伊巴内马（Ipanema）海滩上的菜豆还要贵。半公斤木薯粉相当于一个甘蔗种植园成年工人从早干到晚一天下来的工资。如果某个工人抗议，工头就派人去把木匠找来，让他给这位工人量身体，好准备棺材。在广大地区，庄园主或管家还对每个女孩子实行“初夜权”。累西腓三分之一的人口依然生活在流氓居住区的茅草房中。在卡萨阿马雷拉区（Casa Amarela），一半以上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岁就夭折了。[10]在东北部各城市中，经常发生幼女卖淫现象，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就被父母卖掉。在一些种植园，日工资比印度最低的日工资还要低。联合国粮农组织1957年的一份报告称，在靠近累西腓的维多利亚，由于儿童缺乏蛋白质，体重下降情况比在非洲普遍看到的还要严重。好多种植园里还设有自己的监狱。勒内·迪蒙说：“但使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罪魁祸首却并没有被关进这些监狱里，因为监狱的钥匙在他们手中。”[11]

目前，伯南布哥糖产量不足圣保罗州的一半，单位面积的产量也低。但是伯南布哥以糖为生，聚居在潮湿地带的伯南布哥居民也以糖为生，而圣保罗州却是拉丁美洲最强大的工业中心。在东北部，即便是发展，也不是进步的发展，因为连发展也掌握在少数企业主手中。少数人的美餐就是大多数人的饥饿。1870年以来，由于建立了大型的榨糖厂中心，制糖工业大大现代化，于是，“大庄园以惊人的程度，加重该地区缺少食品的状况”[12]。1950年代，处于高潮中的工业化促进了巴西对糖的消费。东北部的生产有较大的发展，但是每公顷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未增加。一些低质的土地也用来种甘蔗，甘蔗再次吞并了用于生产食品的土地。农民以前在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上耕作，现在变成雇工。在这种新形势下，他们的处境未得到改善，因为他们挣到的钱不足以购买他们以往生产的食品。[13]扩张使饥饿面扩大了，从来如此。

在加勒比诸岛急速前进

安的列斯群岛是蔗糖之岛，它们作为糖生产国相继加入到世界市场中，直到今天，巴巴多斯、背风群岛（Islas de Sotavento）、特立尼达和多巴哥（Trinidad Tobago）、瓜德罗普、波多黎各、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都还得生产糖。这些岛屿上的人们在大庄园广阔而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甘蔗，忍受着单一种植的束缚，以及失业和贫困。大面积种植甘蔗的恶果也大面积地扩散。古巴仍然主要依赖出卖蔗糖为生，但是从1959年土地改革以来，开始了激烈的经济多样化进程，从而结束了失业。古巴人已经不是只在糖季才干五个月的活，而是干十二个月，在建设新社会的整个不间断的、确实困难的过程中，都要干活。

卡尔·马克思1848年说过：“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14]国际分工并不是由圣灵的功绩或恩赐而形成起来的，是由人创造的，确切地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而形成的。

实际上，从1641年起，巴巴多斯是加勒比地区第一个种植甘蔗供出口的岛屿，而且出口量较大，尽管此前西班牙人已经在多米尼加和古巴种下了甘蔗。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是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到这个英国的小岛上来。到1666年，巴巴多斯已经有八百个甘蔗种植园和八万多名奴隶，它全方位地被新生的大庄园所占领，它的命运并不比巴西东北部好。以前，这个岛是搞多种种植的，在小块小块的土地上种植棉花、烟草、柑橘，还饲养牛和猪。为了所谓的繁荣，甘蔗田吞噬了农田，毁坏了茂密的森林，可是这种繁荣是短命的。不久，这个岛发现其土地的肥力已经耗尽，它已无力养活本国人口，而且从所生产的蔗糖的价格来看，它是无法参与竞争的。[15]

此时，甘蔗的种植已波及其他岛屿，传到背风群岛、牙买加，还传到大陆的几个圭亚那（las Guayanas）。在18世纪初，牙买加的奴隶人数比白人垦殖农多十倍。牙买加的土地很快也疲乏了。18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最好的甘蔗生长在海地沿海平原地区松软的土地上，那时的海地是法国殖民地，名叫圣多明戈。在北部和西部，海地是奴隶集中的地区，蔗糖生产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1786年有二十七万名奴隶来到这个殖民地，第二年就增加至四十万。1791年秋天爆发革命。仅仅在九月这一个月，就有两百个甘蔗种植园被大火吞没，起义的奴隶不断把法国军队赶向大海，大火和交战也就不断地发生。轮船运走的法国人越来越多，运走的蔗糖越来越少。战争使鲜血染红了河流，种植园被夷为平地。战争持续了很长时间，国家一片灰土瓦砾，处于瘫痪状态。到18世纪末，生产已直线下降。莱普考斯基[16]说：“曾一度繁荣的殖民地，到1803年11月，已几乎成为满是瓦砾和灰尘的墓地。”海地革命不仅仅在时间上同法国革命恰相吻合，它本身也为国际联盟封锁法国而受苦，因为英国控制着海面。后来，随着海地的独立越来越不可避免，它也受到法国的封锁。在法国的压力之下，美国国会1806年禁止同海地进行贸易。1825年法国承认了它这块老殖民地的独立，但得到一大笔现款作为赔偿。1802年，奴隶军首领图森特—卢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将军被俘不久，勒克莱尔克（Leclerc）就从海地岛写信给他的姐夫拿破仑说：“我对这个国家的意见是：应该消灭山区的所有黑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只留下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要消灭平原上的一半黑人，在殖民地不留一个带肩章的混血人。”[17]热带向勒克莱尔克报复，尽管保琳·波拿巴（Paulina Bonaparte）施了魔术[18]，他还是死于黄热病，未能完成其计划。但是，现金赔款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获得独立的海地人民的背上。在法国不断派兵血洗海地后，这些海地人是幸存者。海地是在废墟中诞生的，它从来没有恢复元气。今天，海地是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海地的危机导致古巴蔗糖业的发展，古巴很快就成为世界上居于首位的蔗糖供应国。此外，海地生产的衰落还推动了古巴另一种海外需求极大的物品咖啡的生产，但在单一种植的竞赛中，蔗糖获胜了。1862年，古巴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咖啡。古巴“甘蔗集团”的一个得宠的成员甚至撰文论述“从别人的不幸中可以捞到实惠”的问题。[19]在海地的叛乱后，欧洲市场的蔗糖价格涨至史无前例的天价，而古巴的蔗糖厂和生产力在1806年已经翻了一倍。

古巴焦土上的蔗糖堡垒

1762年，英国人曾一度占领哈瓦那。那时，烟草小种植园和畜牧业是古巴岛农村经济的基础；哈瓦那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手工业有相当的发展，铸造业也很可观，可以制造大炮，还拥有拉美第一家造船厂，可以大规模制造商船和战舰。英国占领者只用了十一个月就运进大量的奴隶，而在通常情况下这需要十五年。从那时起，古巴的经济就随着外国对糖的需求而发展。奴隶们生产世界市场上的走俏商品，从此，丰富的剩余价值就由当地垄断集团和帝国主义所享有。

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Moreno Fraginals）用确凿的材料描写了英国占领之后蔗糖迅速发展的状况。西班牙对贸易的垄断事实上已经土崩瓦解，再也不能限制进口奴隶。糖厂吞噬了一切，吞噬了人和土地。本可以为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造船厂和铸造厂的工人和数不尽的小手工业者都到糖厂劳动去了，甘蔗田野蛮地吞并了土地，迫使种植烟草和水果的小农也投入到甘蔗生产中去。大规模的种植逐步消耗了土地的肥力。在古巴的土地上，糖厂成倍增长，每个糖厂都要求越来越多的土地。大火毁坏了种植烟草的土地和大片森林，牧场也遭破坏。以前古巴还出口干腌肉，但到了1792年却要大量进口，此后也持续进口腌肉。[20]造船业和铸造业一蹶不振，烟草生产直线下降。蔗糖业的奴隶每日劳动的时间长达二十小时。“蔗糖集团”的权力就在这块冒着浓烟的土地上得到巩固。18世纪末，国际糖价飞涨，投机买卖盛行。在圭内斯（Güines），土地价格上涨了二十倍。在哈瓦那，放贷的实际利息是法定利息的八倍。在整个古巴，做弥撒、行洗礼和葬礼的费用，随着黑奴和黄牛价格的飞涨而上涨。

从前有些记者说过，人们可以以巨大的棕榈树和茂密森林的树荫为伴，走遍整个古巴。森林中盛产桃花心木、雪松、乌檀树和白花亮皮茜树。如今还可以从埃斯克里亚尔（El Escorial）的桌子和窗户，从马德里皇宫的大门欣赏古巴的珍贵木材。为了扩种甘蔗，人们连续放了几场大火，把过去覆盖古巴土地的最好的原始森林都烧掉了。森林被毁坏之后，古巴变成美国木材的主要买主。大规模种植甘蔗这种破坏性的作物，不仅仅毁灭了森林，而且天长日久“破坏了岛屿土地神话般的肥力”[21]。森林被大火吞没了，未加保护的土地很快被风化了，千百条河溪干涸了。目前，古巴甘蔗种植园每公顷的单位面积产量低于秘鲁的三分之一，低于夏威夷的九分之二。[22]灌溉和给土地施肥是古巴革命当前的首要任务。古巴修建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水坝，同时在田野开渠造河，在被惩罚的土地上施散肥料。

“蔗糖集团”使古巴的命运放射出虚假的光芒，同时也确定了它的附属地位。古巴成了一个出众的工厂，但它的经济患了糖尿病。在那些用野蛮的手段毁坏最肥沃的土地的人当中，也有欧洲的文人雅士，他们会鉴别并有能力购买真正的老勃鲁盖尔[23]的作品。他们经常往来于巴黎，带来了古意大利伊特鲁里亚（Etruria）的大缸、希腊的两耳细颈小瓶、法国哥白林的双面挂毯、中国明朝的屏风，以及英国要价最高的艺术大师们所画的风景画和肖像画。我很惊奇地在哈瓦那一幢大房子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带密码锁的保险柜，它曾经被一位伯爵夫人用来放餐具。一直到1959年，古巴不是在建工厂，而是在建城堡，蔗糖可以产生或打倒独裁者，可以让工人有活干或失业，可以决定几百万运转的速度，也可以决定是否发生可怕的危机。特立尼达市（Trinidad）今日是一具闪闪发光的尸体。在19世纪中叶，该市有四十多家糖厂，生产七十万阿罗瓦[24]糖。种植烟草的贫农被暴力赶出自己的土地，曾经做过牧场的地区过去出口肉类，现在却要吃从外面运来的肉。殖民式的宫殿拔地而起：带有遮阴的门廊，高高的房子，装饰着玻璃穗的吊灯，波斯地毯，像天鹅绒那样柔媚的宁静，回荡在空中的小步舞曲，从大厅的镜子中映照出的头戴假发、脚蹬带扣袢鞋子的老爷们的形象。在这里，今日依然可以看到大理石和房屋框架，傲然耸立的无声的钟楼以及长满野草的敞篷马车。现在人们管特立尼达叫“曾经有过城”，因为此城的白人后代总爱说他们的某一个祖宗曾经有过权力、曾经有过荣誉。但是发生了1857年的危机，糖价下跌，这个城市同糖价一起衰落下去，再也没有崛起。[25]

一个世纪以后，当马埃斯特腊山（Sierra Maestra）的游击队员夺取政权时，古巴的命运仍然同糖的行情捆绑在一起。民族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曾经预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把自己的生存押在一种产品上，那无异于自杀”。1920年，古巴以每磅二十二美分的糖价打破按人口出口糖的世界纪录，甚至超过英国，成为拉丁美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但是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糖价下跌到每磅四美分，1921年危机像火山一样爆发，美国把许许多多倒闭的糖厂以及所有的古巴银行和西班牙银行，包括国家银行在内，都收购了，只有美国银行的分行幸存。[26]像古巴这样依附性的、脆弱的经济是无法逃脱美国大萧条的猛烈打击的。1932年，糖价猛跌到每磅远远不到一美分，三年内出口值下降到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而这时古巴的失业指数之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很难比拟的”[27]。1921年的灾难由美国市场的糖价下跌而引起，古巴很快从美国得到五千万美元的贷款。此后，克劳德（Crowder）将军也来了，以监督贷款使用情况为借口，成为这个国家实质上的管辖者。由于他经营有方，马查多独裁统治在1924年上台。但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加上古巴的总罢工使马查多政府陷于瘫痪，这个靠血和火建立起来的政权倒台了。

物价方面发生的问题也同样发生在出口量方面。从1948年起，古巴恢复了它供给美国市场所需糖的三分之一份额，价格低于美国生产者的价格，但是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要高而且稳定。在此之前，美国对从古巴进口的糖是免税的，但作为交换，要求古巴对所进口的美国货也给予同样的特权。所有这些恩赐条件使得古巴的依附性更加牢固。“买方可以发号施令，卖方只能效劳。应当平衡贸易以保证国家的自由。欲死者只会同一个国家做买卖，欲生者则会同一个以上的国家做生意”，这是马蒂说的话，1961年切·格瓦拉（Che Guevara）又在埃斯特角（Punta del Este）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重复了这句话。根据华盛顿的需要，可随心所欲地限制出口国的生产。1925年古巴的年产糖量五百万吨左右，1950年代的平均产量仍然是这样，在取得有史以来最高的七百多万吨的年产量之后，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于1952年取得政权，他的任务是严厉控制本国的糖生产量。次年，为了服从美国的需要，糖年产量下降到四百万吨。[28]

革命与无能的结构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和德国农村出现了甜菜糖，再加上地理位置十分接近，美国就成为安的列斯群岛蔗糖的主要买主。早在1850年，美国已掌握古巴贸易的三分之一份额，虽然古巴岛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是美国卖给古巴的东西、从古巴进口的东西都比西班牙多，到达古巴的船只有一半以上的桅杆上都飘扬着星条旗。大约在1859年，一个西班牙旅游者在古巴内地偏僻的小镇子里发现了美国造的缝纫机。[29]哈瓦那的主要街道都是用波士顿的花岗岩铺砌的。

20世纪开始时，《卢西亚那种植园主报》（Louisiana Planter）这样写道：“古巴全岛慢慢地落到美国公民的手中，这是美国兼并古巴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美国参议院已经在谈论国旗上增加一颗星的问题了。打败西班牙之后，由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将军统治古巴岛。与此同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也落入美国人之手。[30]麦金利（McKinley）总统说过：“是战争把这些地方给了我们，也是靠了上帝的帮助。以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名义，我们有责任不辜负这一巨大的信任。”他说这番话时也把古巴包括在内。1902年，托马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Tomás Estrada Palma）不得不放弃他在流放时获得的美国公民身份，因为美国占领军使他成为古巴第一任总统。1960年，美国前驻古巴大使厄尔·史密斯（Earl Smith）向参议院某委员会报告时说：“在卡斯特罗上台以前，美国在古巴的影响不可抗拒，美国大使就是古巴的第二号人物，有时甚至比古巴总统还重要。”

巴蒂斯塔倒台的时候，古巴几乎把全部蔗糖都卖给了美国。五年前，一个年轻的革命的律师，在那些由于攻打蒙卡达（Moncada）兵营而对他进行审判的人面前准确地预言，历史将宣判他无罪。他在那激动人心的辩护词中说道：“古巴还是一个生产原料的工厂，出口蔗糖以进口糖果……”[31]当时，古巴不仅从美国购买汽车、机器、化工产品、纸张和服装，还购买大米和菜豆、蒜和洋葱、油脂、肉类以及棉花。从迈阿密运冰淇淋，从亚特兰大运面包，甚至从巴黎运豪华的晚餐。这个蔗糖之国所消费的近一半的水果和蔬菜要靠进口，尽管只有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有固定的工作，糖厂一半的土地是闲置无用的，什么也不生产。[32]十三家美国糖厂拥有全部甘蔗种植地的47％以上，每个糖季赢利约一亿八千万美元。镍、铁、铜、锰、铬、钨等地下矿藏都是美国的战略储备物资，美国企业只需根据美国国防和工业的轻重缓急来开采这些矿产。1958年，古巴登记的妓女比矿工还要多。[33]根据努涅斯·希门尼斯（Núñez Jiménez）引用的瑟雷（Seuret）和皮诺（Pino）的调查材料证明，古巴当时有一百五十万人彻底失业或半失业。

古巴全国的经济是随着蔗糖生产的速度来运转的。1952—1956年间，古巴出口商品所代表的购买力没有超过三十年以前的水平，[34]尽管对外汇的需求大大增加了。1930年代，当危机加重古巴经济的依附性而不是打破这种依附性时，古巴竟到了拆除新建工厂卖给其他国家的地步。1959年的第一天，革命取得胜利，那时古巴的工业发展慢得可怜，一半以上的工业生产集中在哈瓦那，仅有的少数几家具有现代化技术的工厂则由美国远距离操纵。雷希诺·博蒂（Regino Boti）是一位古巴经济学家，他同别人一起提出马埃斯特腊山游击战士的经济理论，他举了一个在巴亚莫（Bayamo）生产炼乳的雀巢公司分公司的例子：如果出了故障，技术员就打电话给康涅狄格州，说自己的部门什么机器不运转了。他立刻就能得到指示，要他采取什么措施，他就机械地执行这些指令……如果进行得不顺利，四个小时之后就会有一架飞机带来高水平的专家小组，他们会把一切都修理好。在古巴实行国有化之后，再也不能打电话求援了，有个把技术人员也可能会修理次要的故障，但他们已弃国而去。[35]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自从革命冒险把殖民地变为自己的祖国之后所遇到的困难。

古巴被附属国地位砍去了双腿，自己走路绝非易事。在1958年，有一半的古巴儿童没进学校，但是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多次揭露的，愚昧比文盲更普遍、更严重。1961年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动员了一批青年，志愿去教所有的古巴人读书写字，其结果使全世界震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办公室的材料，古巴现在是拉丁美洲文盲比例最低、中小学生比例最高的国家。但是愚昧这可诅咒的遗产并非一朝一夕、亦非十二年[36]所能克服的。缺乏能干的技术干部、行政管理部门无能、生产机构组织涣散，官僚们不敢有创造性的想象和没有决定权的自由，这些都在继续妨碍古巴社会主义的发展。然而，尽管四个半世纪的压迫史所造就的制度是如此的无能，古巴正以无限的热情获得新生，以它的力量、欢乐和自由同困难作较量。

蔗糖是屠刀，帝国是凶手

“在蔗糖上面进行建设是不是比在沙地上进行建设要好一些呢？”1960年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古巴这样自问。

在出口散装糖的瓜亚巴尔（Guayabal）码头上，鲣鸟在一个大棚子的上面飞旋。我走进码头，惊愕地看到一座蔗糖堆起的金字塔。随着下面的闸门打开，斗车把没有包装的糖运到船上，从房顶的空隙处流出一股股黄金，这是从榨糖厂新运来的蔗糖。太阳光从缝中透进来，使糖粒闪闪发光。这座我用手能摸得着但是不能尽收眼底的温暖的小山价值约四百万美元。我想这里囊括了1970年糖季的全部喜悦和悲伤——尽管做了惊人的努力，还是未能达到预计的一千万吨产量。看着这座糖山，一段漫长的历史呈现在我眼前。我想到弗朗西斯科糖业公司（Francisco Sugar Co.）这个王国，这曾经是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企业，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星期，倾听人们讲述过去的故事，亲眼看看未来是如何诞生的。我见到了何塞菲娜，她是卡里达·罗德里格斯的女儿，她现在上课的教室过去是兵营的牢房，也正是她的父亲临死前被监禁并受刑的地方；我见到了安东尼奥·巴斯蒂达斯，一个七十岁的黑人，在这年的一个清晨，他两手抓住汽笛的杠杆，因为糖厂超额完成指标，他高呼：“他妈的！他妈的！我们完成了！”没有一个人能把杠杆从他痉挛的双手中抽出来，而那个把所有人叫醒了的汽笛，也正在唤醒整个古巴。我听到了被驱赶、行贿、谋杀和挨饿的故事。还有人因为半年以上的时间被迫失业而从事奇怪的职业，例如在种植园里捕捉蟋蟀。死去的人并没有白死，例如阿曼西奥·罗德里格斯在一次集会上被工贼的子弹打中，他曾愤怒地拒绝收下公司给他的一张空白支票，当他的同伴们埋葬他时发现，他入殓时没有裤衩也没有袜子。再如二十岁就被捕的佩德罗·普拉萨，他把满载士兵的卡车带到他亲自埋下地雷的地方，他同卡车和士兵一起同归于尽。像这样的人在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还有无数个。一个老蔗农曾对我说：“这里的人是很尊敬烈士的，但都是在他们死了以后，在这之前只会发牢骚。”我想，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游击战士有四分之三是从农民、蔗糖工当中招募来的，这并非偶然；奥连特省（Provincia de Oriente）是蔗糖的最大源泉，同时又是古巴历史上多次起义的发源地，这也不是偶然。我理解他们多年积累的仇恨。1961年糖季丰收之后，革命决定向蔗糖报复。蔗糖使人们记忆犹新地回忆起过去受奴役的情景。在过去，蔗糖是不是一种命运，后来是不是变成一种惩罚，现在能不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杠杆和动力？

在可以理解的急躁情绪的影响下，革命毁坏了很多甘蔗田，企图在一瞬之间就实行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倒是没有犯过去的错误，即把大庄园分成生产不出东西的小庄园，但是每一个社会化了的庄园一下都种上了各种各样的作物。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为了满足由于革命重新分配财富而大大增加的消费需要，必须大规模地进口。如果不生产大量的糖，从哪里获得进口所需的外汇呢？发展矿业，特别是发展镍的生产，也需要大量投资，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投资。由于增加船只，渔业生产增长了七倍，这也需要大量投资。生产酸性水果的宏伟计划正在实施当中，但是从播种到收获还要耐心等待若干年。于是，革命政权发现把屠刀和凶手弄混了。蔗糖曾经是不发达的因素，现在成了发展的工具。因此不得不用单一作物和依附状态（这是古巴加入世界市场所造成的）之矛，去攻单一作物和依附状态之盾。

从蔗糖生产所获的收入已不用来巩固奴役性结构。[37]与1958年相比，机械和工业设备的进口增加了40％，蔗糖生产所造成的多余的经济力量用来发展基础工业，也用来使土地不致闲置，工人不致失业。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倒台的时候，古巴有五千台拖拉机和三十万辆汽车。今日已有五万台拖拉机，尽管由于管理不善，产生很大程度的浪费。至于汽车，大部分是豪华型的，除了值得送到废铜烂铁博物馆的以外，所剩也无几了。水泥工业和发电厂有了惊人的发展。由于新建化肥厂，今天使用的化肥比1958年多五倍。各地修建的水库现储水量比1958年水库总储量多七十三倍[38]，灌溉地区也飞速增加。古巴到处是新修的公路，结束了许多好像永远与世隔绝的地区交通不便的状况。为了提高原来产量不大的牛奶产量，古巴引进荷兰种牛，通过人工授精，繁殖了八十万头杂交牛。

甘蔗的机械砍割和运输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这些大部分是在古巴自己发明创造的基础上进行的，尽管还很不够。虽然遇到困难，但正在建立一种新的劳动制度，过去的砍蔗工——蔗糖的囚徒，今日已经绝种。对他们来说，革命也意味着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不太笨重的劳动和让子女能够享受奖学金到城里去上学。解救甘蔗农的结果是引起国家经济的严重紊乱，这是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1970年，古巴用比原来工人多三倍的劳动力收割甘蔗，其中大部分是志愿劳动者、士兵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这就影响了城乡的其他活动、其他产品的收获和工厂的劳动进度。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干活既不是因为害怕失业，也不是因为贪得无厌。其他的动力诸如互助精神、集体责任感、丢掉个人主义而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等等，也应当起作用。全体人民的觉悟不是顷刻间就能转变过来的。据菲德尔·卡斯特罗说，革命夺取政权时，大部分古巴人甚至不是反帝国主义的。

随着哈瓦那和华盛顿之间不断发生挑战与应战、打击与反打击，随着革命已逐渐把关于社会正义的许诺变为具体的事实，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革命一起，变得越来越激进。古巴建成了一百七十家新的医院和同等数量的医务所，医疗是免费的。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教育也是免费的。今天，有三十多万儿童和青年享受助学金，住宿生和幼儿园都成倍增加。大部分居民不必付房租，水、电、电话、安葬和体育表演都是免费的。在短短几年中，社会服务费增加了五倍。现在，每个人都能受教育、都有鞋穿，人们的需要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产却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现在是全民消费而不是少数人消费，所以消费的压力也迫使古巴迅速增加出口，蔗糖仍然是最大的资金源泉。

革命确实正在经历艰难的时期，这是过渡和牺牲的时期。古巴人终于懂得要咬紧牙关去建设社会主义，懂得革命绝不是闲逛。归根结底，如果一切都是他人赠送的，那么，这块土地就没有前途了。有些产品确实匮乏，1970年古巴缺少水果、冰箱和服装。排队是常有的事，这不完全由分配的紊乱状况造成。物品匮乏的根本原因是新涌现出了大量的消费者，也就是说，现在的国家是属于大家的，因此物品匮乏同拉美其他国家的物品匮乏是不一样的。

国防费用也是同样的情况。革命政权不得不睁着眼睛睡觉，从经济上来说，这也要付出很大代价。这个被包围的革命，不停地受到侵略和破坏，它之所以没有倒下，是因为手握武器的人民在捍卫它。多么奇特的专制！被剥夺了财产的剥削者并不甘心。1961年4月，在吉隆滩（Playa Girón）登陆的队伍不单单由巴蒂斯塔的旧军人和旧警察组成，参加这个队伍的还有拥有三十七万公顷土地的地主们、近一万所房产的房产主，以及拥有七十家工厂、十家糖厂、三家银行、五座矿井和十二个夜总会的老板们。

危地马拉的独裁者米格尔·伊迪戈拉斯（Miguel Ydígoras）把训练营地让给远征军以换取美国人的许诺，后来他本人供认，美国人曾许诺给他现钞（但从未兑现），也答应在美国的市场上增加危地马拉糖的份额。

1965年，另一个产糖国多米尼加共和国遭受到约四万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入侵。他们的司令布鲁斯·帕尔默（Bruce Palmer）将军宣称：“鉴于该国局势十分混乱，海军陆战队准备永远驻扎在那里。”糖价急剧下降是促使人民愤怒抗议的原因之一。人民奋起反对军事独裁，美国军队马上前来维持秩序。在奥萨马河（Río Ozama）和加勒比海之间一个被围困的圣多明各市市区内，爱国者与入侵者展开肉搏战，四千人被打死了。[39]美洲国家组织——它的记忆力是驴子的记忆力，因为从来不会忘记在哪里吃东西——给入侵者打气，派新的力量来推进侵略。必须消灭产生另一个古巴的萌芽。

靠奴隶们在加勒比的牺牲才有了詹姆斯·瓦特的机器和华盛顿的大炮

切·格瓦拉曾经说过，不发达状况好像一个头和肚子都大的侏儒，腿很瘦，胳膊很短，同身体的其他部分很不协调。哈瓦那闪烁着光芒，在它的豪华大街上，豪华的汽车嗡嗡作响，在世界上最大的夜总会里，最美丽的舞女随着埃内斯托·莱库奥纳[40]的音乐翩翩起舞。而与此同时，在古巴农村，每十个农业工人中只有一人能喝上牛奶，不到4％的人能吃上肉。根据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材料，五分之三的农业劳动者所挣的工资只有生活费用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但蔗糖不止生产侏儒，它也生产巨人，至少它极大地促进了巨人的发展。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蔗糖大大推动了英国、法国、荷兰以及美国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积累，同时又破坏了巴西东北部和加勒比诸岛的经济，加重了非洲历史性的衰落。欧、非、美三角贸易是以向甘蔗种植园贩卖奴隶作为主要支柱的。奥古斯托·科钦（Augusto Cochin）曾说过：“一颗粒糖的历史是有关政治经济学、政治和道德的一堂完整的课。”

西非的部落一向互相残杀，其目的是用战俘来增加自己的奴隶储备。这些部落属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范围，但是在贩卖黑奴的高峰时期，葡萄牙人既没有船只，也拿不出工业品作为交换，他们只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黑奴贩子和非洲部落头子之间纯粹的掮客。英国是买卖人肉的冠军，直到它认为不适宜继续做此买卖为止。但是荷兰人买卖黑奴的传统更悠久，因为在英国获得向其他国家的殖民地运送奴隶的权利之前，查理五世早已把将黑奴运到美洲的垄断权赐予荷兰人。至于法国，路易十四这位太阳之王同西班牙国王对等平分几内亚公司的利润，这家公司是1701年末为向美洲贩卖黑奴而创立的，法国工业化的缔造者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曾振振有词地说，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贩卖黑奴“对于发展国家商船队是有好处的”。[41]

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说过，由于发现美洲，“商业被提到一个通过其他方式永远不会达到的光辉灿烂的水平”。塞尔希奥·巴古（Sergio Bagú）认为，欧洲商业资本积累的最巨大的动力就是美洲的奴隶制，而这资本又构成“赖以建立现代巨大工业资本的基石”。[42]希腊罗马奴隶制在新大陆的复兴起了神奇的作用：一些国家的船只、工厂、铁路和银行都成倍增加，而这些国家不是这些穿越大西洋的奴隶的原属国或目的国，当然美国除外。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有好几百万非洲人漂洋过海，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比欧洲来的白人移民多得多，而生存下来的要比他们少得多。从波托马克河到拉普拉塔河之间，奴隶们为他们的主人盖房子、砍伐树木、砍割甘蔗、榨糖、种植棉花和可可、收获咖啡和烟草，还到河里找黄金。他们接连死去，人数相当于广岛死难者的数倍！正如牙买加的一个英国种植者所说：“买黑奴比养黑奴容易。”卡约·普拉多估计，到19世纪初，抵达巴西的非洲人在五百万到六百万之间，那时古巴已是一个大的奴隶市场，像过去整个西半球市场那么大。[43]

大约在1562年，约翰·汉金斯（John Hawkins）船长从葡属几内亚走私了三百个黑奴。伊莎贝尔女王勃然大怒地断言：“这种冒险行为将受到上天惩罚。”但是当汉金斯告诉她，在加勒比用奴隶换来蔗糖、皮革、珍珠和生姜时，女王饶恕了这个海盗，还成了他的贸易伙伴。一个世纪以后，约克公爵把他的爵位和名字的前两个字头D和Y用炽热的烙铁烫在他的公司每年向“蔗糖之岛”送去的三千名黑奴的左臂或胸口上。卡洛斯二世是非洲皇家公司的股东之一，该公司向他支付300%的股息，尽管在1680年到1688年装上船的七万个奴隶中，漂洋过海之后只剩下四万六千人。在旅途中许多非洲人病死或饿死，或绝食而死，或用锁链把自己勒死，或者跳到海里去喂鲨鱼。在贩卖黑奴的买卖中，英国缓慢但坚定地粉碎了荷兰的霸主地位。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是“奴隶专卖许可证”（asiento）的主要受益者，西班牙承认英国对奴隶贸易的皇家垄断，英国政界和财界最显赫的人物都卷入这家公司，无比兴盛的买卖使伦敦的交易所欣喜若狂，神奇的交易发展起来。

运输奴隶把造船基地布里斯托尔（Bristol）提高到英国第二大城的地位，把利物浦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船只出发了，船舱里装着武器、布匹、杜松子酒和甘蔗酒、小摆设、彩色玻璃等等，用这些东西换取非洲的人货，再拿这些人货来换美洲殖民地种植园的蔗糖、棉花、咖啡和可可。英国人在海上称王称霸。到18世纪末，曼彻斯特已有十八万纺织工人为非洲和加勒比生产，谢菲尔德生产刀子，每年从伯明翰运来十五万支火枪。[44]非洲的酋长把奴隶交给人贩子，换取英国工业品。这样他们就拥有新的武器和大量的烈酒，以便在各村落里开始下一轮猎捕。他们也提供象牙、蜂蜡和棕榈油。很多奴隶是从原始森林中来的，他们从未见过海，常常把海啸当作是某种埋伏起来准备吃掉他们的野兽的吼叫声。据当时一个人贩子说，这些黑人以为“他们要像绵羊一样被送到屠宰场去，因为欧洲人很喜欢吃他们的肉”。[45]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并没有错。九尾皮鞭也难以遏制非洲人不想活下去的绝望情绪。

那些从长途贩运的饥饿、疾病和拥挤中生存下来的“货物”，先被带到殖民地的大街上，在笛子的伴奏下游街，然后在广场上展览，身上只挂些破布片，全是皮包骨。在把那些精疲力竭地到达加勒比的奴隶展现给买主之前，先在奴隶库房里把他们喂肥；而那些生病的奴隶，就让他们死在码头。奴隶可以卖现钞，或在三年之内偿付。轮船起锚回利物浦时，满载各种不同的热带产品。18世纪初，英国纺织工业所需的四分之三的棉花都来自安的列斯群岛，虽然后来它的棉花供应主要来自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到18世纪中期，英国共有一百二十家制糖厂。

那时候，一个英国人每年只用六英镑就能维持生活，而利物浦的奴隶贩子每年能获得一百一十多万英镑的利润，这只是从加勒比得来的钱，还不算他们附带搞买卖所得的利润。有十个大公司垄断了三分之二的买卖。利物浦启用一系列新码头，造的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吃水越深。金银匠打出了“拴黑人和狗的银锁、银链条”，漂亮的贵妇们出门时，身边带着一只身着绣花上衣的猴子和一个头缠包头布、身穿丝织裤的小黑奴。一位经济学家描写当时的黑奴买卖是“一切事物中基本的和主要的原则，是使机器的各个齿轮得以转动的主要部件”。银行遍及利物浦、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伦敦和格拉斯哥（Glasgow）。劳埃德保险公司（Lloyd’s）通过为奴隶、船只和种植园保险而积累利润。《伦敦早报》早就通告，凡是逃跑的奴隶都应被交回到劳埃德公司。用买卖黑奴的资金建立了英国西部的大型铁路，加勒斯（Gales）的石板工厂等工业也靠这种资金兴建起来。在工业品、奴隶、蔗糖这样的三角贸易中积累的资本使发明蒸汽机成为可能。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是得到靠上述贸易发财的商人资助的。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在他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丰富的著作中就曾这样说过。

19世纪初，英国成为反奴隶制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此时的英国工业需要具有较大购买力的国际市场，所以必须推广工资制。此外，由于加勒比英属殖民地实行工资制，巴西用奴隶劳力生产的蔗糖因成本相对低廉而重获赢利。[46]英国海军袭击贩运黑奴的船只，但是为了供应古巴和巴西的需要，黑奴买卖越做越大。在英国小艇到达海盗船之前，奴隶就被抛到大海中去了，在船上只能闻到气味，看到发热的锅炉和在甲板上捧腹大笑的船长。限制贩卖黑奴反而提高了黑奴的价格并大大增加了赢利。到19世纪中叶，在非洲，奴隶贩子用一支旧步枪换来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然后以六百多美元的价格在古巴卖掉。

对英国来讲，加勒比的小岛远比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更为重要。英国禁止巴巴多斯、牙买加和蒙特斯特拉（Montserrat）生产一根针、一块马掌铁。而新英格兰的情况则大为不同，这有利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

确实，促进美国工业革命所需资本的大部分来自新英格兰的黑奴买卖。18世纪中叶，贩卖黑奴的船只从波士顿、新港（Newport）和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向非洲运去许多满装甘蔗酒的大桶，用它们换取奴隶，把奴隶卖到加勒比，再从那里运糖蜜到马萨诸塞州，把糖蜜提炼成甘蔗酒，结束全过程。安的列斯群岛最好的甘蔗酒即西印度朗姆酒不是在西印度制作的。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兄弟用贩卖奴隶所获得的资金修建了一个冶炼炉，向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将军提供独立战争所需的大炮。[47]由于贩卖黑奴促进了新英格兰的造船工业和冶炼业的发展，这些注定要搞甘蔗单一作物的种植园不仅可以被认为是“十三个殖民地”发展的动力，也是促进向糖厂出口口粮、木材和各种用具的大市场，这样，北大西洋的庄园经济和提早发展的制造业在经济上获得了可行性。北部移民的造船厂建造的船只向加勒比输送大量鲜鱼、熏鱼、燕麦和其他谷物、菜豆、面粉、黄油、奶酪、洋葱、马、牛、蜡烛、肥皂、布匹和做装糖箱子的松木、栎木及雪松木板（古巴有西班牙语美洲的第一个蒸汽锯，但是却没有木材可锯），以及桶板、桶箍、桶圈、铁环和铁钉。

血液就这样通过所有这些渠道流走了。今日的发达国家过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不发达的国家也就此变得不发达。

彩虹指引着返回几内亚之路

1518年，阿隆索·苏亚索（Alonso Zuazo）律师从多米尼加给查理五世写信说：“用不着害怕黑人造反，在葡属岛屿上有些寡妇平安地同八百名奴隶生活在一起，一切问题在于如何统治他们。我刚来的时候发现一些黑人很狡猾，还有一些逃到山上去了，我用鞭子抽打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把另一些人的耳朵割了下来，这样就再没有怨声了。”四年以后，美洲第一次奴隶起义爆发。美洲发现者的儿子迭戈·哥伦布（Diego Colón）属下的奴隶率先造反，他们最后被吊死在糖厂路旁的绞刑架上。[48]后来又在圣多明各和加勒比地区所有种植蔗糖的岛屿上接二连三地发生暴动。迭戈·哥伦布的奴隶暴动两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岛的另一端，逃亡的奴隶躲到海地最高的地区，他们在山上重建非洲生活：种植非洲的粮食、崇拜非洲的神灵、遵守非洲的习俗。

现在，彩虹还在给海地人民指出返回几内亚之路，要乘坐挂着白帆的船只……在荷属圭亚那（Guayana holandesa）科朗蒂纳河（Río Courantyne）的那边，三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有朱卡人（los djukas）的村社，他们是穿过苏里南（Surinam）森林逃走的奴隶的后裔。这些村庄还遗存着“同几内亚神庙相似的神庙，跳加纳的舞蹈，行加纳的礼仪，敲鼓传话，鼓点很像亚山蒂（Ashanti）的鼓点”[49]。圭亚那第一次大的奴隶暴动发生在朱卡人逃跑一百年之后。荷兰人收复了种植园，用火慢慢烧死奴隶的领袖。但是在朱卡人迁徙之前，巴西逃居荒野的奴隶就已在巴西东北部建立了帕尔马雷斯黑人王国（Reino Negro de los Palmares），他们在整个17世纪胜利地粉碎了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为摧垮这一王国而发动的数十次军事围剿。几千士兵的攻击对付不了黑人的游击战术，有了这些战术，这个广阔的庇护所直到1693年还是不可战胜的。帕尔马雷斯独立王国是起义的宣言和自由的大旗，它建立起一个“像17世纪在非洲存在的许多国家那样的国家”[50]，这个国家的疆域从伯南布哥的圣阿戈斯蒂纽岬角（Cabo de Santo Agostinho）地区一直扩展到阿拉戈斯州（Alagoas）圣弗朗西斯科河的北部地区，相当于葡萄牙本土的三分之一，被原始森林密密地包围着。这个王国的最高领袖是从最能干、最机智的人当中选出来的，是由“在战争中或在指挥中最有威望、运气最好的人”来统治的。[51]在万能的甘蔗种植园的全盛时期，帕尔马雷斯是巴西唯一发展多种种植的地方。这些黑人根据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祖先在非洲大平原和热带丛林中积累的经验，种植玉米、甘薯、菜豆、木薯、香蕉和其他食粮。毁掉庄稼是殖民军队的主要目的，它们要重新获得那些戴着脚镣穿洋过海而今又从种植园逃跑的人，此举并非徒然。

帕尔马雷斯独立王国丰富的食物恰同沿海甘蔗种植区在全盛时期的贫困形成对比。已经获得自由的奴隶，机智而勇敢地捍卫着自由，因为他们已经尝到自由的甜头：土地是公有的，在黑人的国家里没有货币。“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次奴隶起义能像帕尔马雷斯的奴隶起义那样坚持如此长的时间。震动了古代最重要的奴隶制的斯巴达克斯起义也只持续了十八个月。”[52]葡萄牙王朝动员当时最强大的军队准备最后一战，连很久以后对付巴西独立时也没有动员这么多的军队。有不少于一万人来保卫帕尔马雷斯最后一座碉堡，那些幸存者，要么被杀头，要么被扔到悬崖深涧中，要么被卖给里约热内卢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人。两年之后，被奴隶们视为不朽的领袖苏姆比（Zumbi）被叛徒出卖了。他们把他围困在原始森林中，砍下他的头。但是造反不断。没过多久，巴托洛梅·布埃诺·杜普拉多（Bartolomeu Bueno Do Prado）队长带着他又一次镇压奴隶起义的战利品从拉斯莫尔特斯河（Río das Mortes）回来了。他在马褡裢里装了三千九百对耳朵。

古巴也接二连三地发生起义。有些奴隶集体自杀。费尔南多·奥尔蒂斯说，他们“用永久的罢工和无止境地逃到另一个世界”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的主子。他们认为这样做，肉体和精神就能在非洲复活。主子们把尸体大卸八块，让他们只能在缺手短脚、无头，甚至被阉割的状态下复活，从而使许多奴隶放弃自杀的念头。一个年轻时候逃到拉斯维利亚斯山区（Las Villas）的奴隶说，大约在1870年，古巴的黑人已经不自杀了。他们用一根有魔力的带子“逐渐飞起来，在天上飞呀飞，就飞到了自己的家乡”，或是消失在山区，因为“谁都活够了。安于现状的人是性格软弱的人。山区的生活是很有益于健康的”。[53]

非洲的神灵仍然活在美洲奴隶的心中，失落的家乡的传说和神话以及思乡之情，也仍然活在他们的心中。看来很明显，黑人在他们的礼仪、舞蹈和魔法中表示，需要确定一种文化上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是基督教所反对的。但是，教会在物质上同黑奴要忍受的剥削制度是紧密相连的，或许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8世纪初，在英属岛屿，被认为犯了罪的奴隶，要在榨糖机的辗轮中被压死；在法属殖民地则被活活烧死，或者受轮刑；而与此同时，耶稣会会员安东尼尔却假惺惺劝告巴西的糖厂主避免发生类似的过分行为。他说：“绝对不应允许管理人员踢孕妇的肚子，也不许用棍棒抽打奴隶，因为在气头上打人没个准，可能会伤着或打死值很多钱、很会干活的奴隶。”[54]在古巴，工头们用皮革或麻绳做的鞭子抽打犯了错误的怀孕女奴的脊梁，但是在抽打之前，先让她们脸朝下趴着，把肚子放在一个凹处，以免伤着肚子里的那个新“物品”。教士们可以得到蔗糖生产的5%作为什一税，他们用基督教义饶恕这种行为，说工头像耶稣一样惩罚有罪的人。天主教的传教士胡安·佩尔皮尼亚·伊皮贝尔纳特（Juan Perpiñá y Pibernat）向黑人传教时说：“可怜的人们，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是奴隶而要受那么多的苦难。奴隶只是你们的身子，你们的灵魂是自由的，有朝一日，你们会飞往幸福者的天堂。”[55]

贫困者的上帝并不总是和使他们贫困的那个制度的上帝相同。尽管根据官方材料，巴西人口中有94%信仰天主教，但实际上黑人仍然鲜活地保留着自己的非洲传统，他们的宗教信仰一直活在心中。当然，这些东西常常罩上基督教圣像的伪装。[56]不论肤色如何，渊源于非洲的宗教信仰在被压迫者中影响很大。安的列斯群岛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尽管原先的宗教礼仪和神灵在美洲土地上扎根时，多多少少有些改头换面，但是海地伏都教（vudú）、古巴本贝教（bembé）、巴西的乌姆邦达（umbanda）和金邦达教（quimbanda）的神差不多都一样。在加勒比地区，在巴西的巴伊亚，人们用纳戈语（nagô）、约鲁巴语（yoruba）、贡戈语（congo）和其他非洲语言唱礼仪赞美诗。而在巴西南部大城市的市郊，葡萄牙语却占统治地位。但是，象征着善和恶的神灵却产生于非洲西海岸，历经几百年的时间，变成为被排斥者复仇的神灵。这些被排斥的人就是受屈辱的、可怜的人们，他们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里呼叫：

巴伊亚的力量，

非洲的力量，

神圣的力量，

来吧！

来帮助我们。

出卖农民

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但没有废除大庄园制。就在这一年，一个目击者在西阿拉写道：“只要有饥饿，就有人肉市场，买者总会络绎不绝。很少有轮船不装载大量的塞尔拉人。”[57]在橡胶美好幻景的诱惑下，五十万东北部人移居到亚马孙河流域，一直持续至20世纪中期。从那时起，由于时时发生席卷大腹地的干旱、由于森林地区甘蔗庄园的不断扩张，迁徙还在继续。1900年，四万旱灾灾民逃离塞尔拉。他们踏上当时人们常走的路：通向森林的北路。以后路的方向变了。今天，东北部人向巴西中部和南部移民。1970年旱灾把饥饿的人群赶向东北部的城市。他们抢劫火车和商店，高声向圣何塞求雨。灾民拥挤至道路上。1970年4月，一份电报这样说：“上个星期天，在圣弗朗西斯科河畔贝伦市（Belém do São Francisco），伯南布哥的警察逮捕了二百一十个农民，他们将以每人十八美元的价钱被卖给米纳斯吉拉斯的地主。”[58]这些农民来自两个旱灾最严重的州：帕拉伊巴州（Paraíba）和北里约格朗德州（Río Grande do Norte）。6月，电传机传来联邦警察局局长的声明：警察局尚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制止贩卖奴隶这类事情。尽管近来已开始进行十项调查，可东北部的劳动者仍然被卖给国内其他地区富有的庄园主。

橡胶和咖啡的蓬勃发展需要招募大量东北部劳动者，政府也要使用这批廉价的劳动力，他们是修建大型公共工程的庞大的后备军。从东北部像运牲口一样运来了赤身裸体的人。一夜之间，沙漠的中心建起了巴西利亚城（Brasilia），这个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今日被一个宽阔的贫穷带包围着。干完活之后，建筑工人就被抛到巴西利亚的卫星城去，那里有三十万东北部人随时准备干一切行当，他们靠辉煌首都的残羹剩饭为生。

东北部人的奴隶劳动现在正在开辟把巴西一分为二、穿越亚马孙地区原始森林到玻利维亚交界处的公路。这一计划还包括垦殖土地的设想，目的是扩大“文明边界”，即农民如果能够在炎热的热带森林地带生存下去，他们每个人就可以得到十公顷土地。东北部有六百万无地农民，而一万五千人却占有东北部全部土地的一半。在已被人占领的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在那里，大庄园主的土地所有权依然神圣不可侵犯，土地改革是在原始森林地带实行的。这意味着东北部的灾民将为庄园制扩展到新的地区开辟道路。在没有资金、没有劳动工具的情况下，那些离消费中心两千至三千公里远的十公顷土地又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看出，政府的真实意图是向美国庄园主或美国公司提供劳动力。前者购买或霸占了内格罗河（Río Negro）以北的一半土地，后者是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它从加拉斯塔苏·梅迪西（Garrastazú Médici）将军手中得到了亚马孙地区巨大的铁矿和锰矿。[59]

橡胶周期：恩里科·卡鲁索[60]为密林中的巨大剧场揭幕

有些作者估计，在橡胶的极盛时期，巴西有不少于五十万东北部人死于传染病、疟疾、肺结核或脚气病。“这一大堆可怕的尸骨是为橡胶工业付出的代价。”[61]本来就缺乏维生素、来自旱地的农民开始进入潮湿森林的漫长旅程。在那多沼泽的橡胶园，疾病等待着他们。这些人拥挤在船的底舱，条件如此恶劣，以致有不少人在途中死去。这样，他们提前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些人则连船都没有上。1878年，西阿拉州八十万居民中有十二万人朝亚马孙河的方向走去，但只有不到一半人抵达目的地，其余的人因饥饿或生病倒在大腹地的路上或福塔来萨市（Fortaleza）市郊。[62]在此之前一年，东北部发生大旱灾，这是19世纪七大旱灾之一。

除疾病以外，在森林中等待着他们的还有类似奴隶制的劳动制度。工钱是用肉干、木薯粉、蔗糖蜜、白酒等实物支付的，一直到橡胶工人还清所负的债为止，可是只有出现奇迹才能还清。老板们之间达成协议，不雇佣欠其他雇主债的工人。守在河边的农村警察向逃跑者开枪。债上加债。原先的债是劳动者从东北部到此地欠下的路费，接着还要加上买劳动工具、砍刀、刀子和大碗的钱，再加上伙食费和酒钱（橡胶工人爱喝酒，橡胶园里也不缺酒喝），于是，工人在这儿工作的时间越久，他累计起来欠的债也就越多。东北部人是文盲，他们毫无办法对付管理人员在统计时所耍的花招。

大约在1770年，普里斯特利（Priestley）已经观察到橡胶可以用来擦去铅笔在纸上留下的痕迹。七十年以后，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和英国人汉考克（Hancock）同时发现，对橡胶进行硫化可以使它柔韧，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到1850年，人们已经开始用橡胶裹车轮。19世纪末，美国和欧洲有了汽车工业，此后就开始大量使用有气胎的车轮。世界对橡胶的需求直线上升。1890年，橡胶占巴西出口所得收入的十分之一。二十年以后占十分之四，几乎与咖啡销售所得持平，而1910年是咖啡的鼎盛时期。当时，大部分橡胶来源于阿克里（Acre）地区，巴西曾以闪电般的军事行动从玻利维亚手中夺走这块地区。[63]

在得到阿克里地区后，巴西几乎占有了世界上所有的橡胶产地。橡胶的国际价格看好，好日子似乎无穷无尽。当然，橡胶园工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尽管是他们每天清早离开自己的茅草屋，用带子往背上挂几个罐子，然后爬上巨大的巴西橡胶树去采胶。他们在靠近树冠的树身和较粗的树枝上割出几个口子，白色的汁液便流出来，大约两个小时就可以把罐子灌满。到晚上，把液体加热成扁形盘子，堆放在橡胶园管理处。整个马瑙斯市（Manaus）充满着橡胶那种酸而难闻的气味。该市是买卖橡胶的世界中心。1849年马瑙斯有五千居民，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增长到七万人。橡胶巨商在马瑙斯修建奇特的私邸，里面尽是东方的名贵木材、葡萄牙的彩陶、卡拉拉（Carrara）的大理石柱子和法国生产的家具。森林中新的财主从里约热内卢运来最贵的食品，欧洲最好的裁缝为他们做衣服，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英国学校学习。亚马孙剧院是极俗气的巴洛克式建筑，它是20世纪初使人眼花缭乱的财富的最大象征。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Caruso）在开幕式晚上为马瑙斯居民演唱，报酬是惊人的。他乘船穿过森林到达马瑙斯，舞蹈演员巴甫洛娃（Pavlova）本来也要来，但她只到达贝伦市（Belém），对此她表示了歉意。

1913年，灾难降临到巴西橡胶。三年前，橡胶价为十二先令，如今减少到原价的四分之一。1900年东方只出口四吨橡胶，到1914年锡兰和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向世界市场倾销了七万吨，五年后，他们的出口已接近四十万吨。实际上曾经垄断橡胶的巴西，到1919年只提供世界所消费橡胶的八分之一。又过了五十年，巴西向国外购买所需橡胶的一半以上。

发生了什么事？大约在1873年，在塔巴霍斯河拥有一片橡胶林的英国人亨利·威克罕姆（Henry Wickham）以爱好植物出名，他把画有橡胶树的图画和橡胶树树叶寄给伦敦邱园[64]主任。他接到的命令是设法搞到相当数量的橡胶树种子，即巴西橡胶树黄色果实里的种子。偷偷运走种子是不容易的，因为巴西政府严惩偷运种子的人，当局极其认真地检查所有船只。于是，莫曼航运公司的一艘船神秘地在巴西内河里比通常多走了两千公里。返航时，亨利·威克罕姆在船上。他在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里把橡胶树的果子晒干后选出最好的，用香蕉叶包上。为了不使船上的老鼠啃坏种子，他用绳子把种子挂起来，然后封闭装有种子的船舱。船内其他房间是空的。到了河口处的帕拉州贝伦市时，威克罕姆为地方当局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整个亚马孙地区的人都知道这个英国人有个怪癖，喜欢收集兰花。他解释说，受英国国王之托，给邱园带去一批稀有兰花的鳞茎。他还说，由于这种植物特别娇贵，必须放在有特定温度的密闭房间里，如果打开房门，花就会被损坏。就这样，橡胶树种子完好无损地抵达利物浦港。四十年后，英国人用马来西亚橡胶占领了世界市场。以在基夫植物园发出绿芽的种子为基础，亚洲种植园合理地组织生产，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挤垮了巴西粗放的橡胶生产。

亚马孙地区的繁荣化为乌有。森林再次把自己封锁。寻求财富的人转移到其他地区，豪华的营地瓦解了。留下来的只有那些想方设法生存下去的劳动者。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被带到此地，为他人的冒险活动效劳。甚至对巴西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巴西所做的只不过是回答了世界市场需要原料的美人鱼歌声，一点都没有参与真正的橡胶买卖，即资助、商品化、加工和销售。后来，美人鱼哑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亚马孙地区的橡胶才又有了暂时的新发展。当时，日本人占领了马来西亚，而盟军极需橡胶，整个1940年代，秘鲁森林遭到洗劫。[65]在巴西，所谓的“橡胶之战”又把东北部农民动员起来。根据国会揭发，“橡胶之战”结束时，有五万人死于传染病和饥饿，他们的尸体烂在橡胶林里。

可可种植园主用五十万雷伊斯的钞票点烟

可可发源于美洲，委内瑞拉长期以来以盛产可可著称。兰赫尔曾经说过，“我们委内瑞拉人生来就是为出售可可，并在自己的国土上兜售外国的便宜货”。[66]那些靠可可起家的寡头同高利贷者和商贾们一起，构成“代表落后的三圣一体”。委内瑞拉除了生产可可，在平原地区还有畜牧业，此外也出产靛蓝、蔗糖和烟草，以及为数不多的矿山，但这些部门的产量均不及可可产量。“大可可”是委内瑞拉人民送给加拉加斯奴隶主义寡头集团的一个非常贴切的称号。这个寡头集团是靠黑人的血汗、靠向墨西哥的矿业寡头集团和西班牙宗主国出售可可而发迹的。1873年，委内瑞拉开启咖啡的时代。咖啡同可可一样，适于在坡地或炎热的谷地生长。虽然已经有人开始经营咖啡种植，但可可的种植面积仍在不断扩展，一直伸延到土地湿润的卡鲁帕诺（Carúpano）地区。委内瑞拉依然是一个农业国，逃脱不了咖啡、可可价格周期性下跌的厄运，而咖啡和可可种植园的主人、销售这两种产品的商人以及那些放债人，却靠咖啡和可可赚来的钱过着挥霍无度的寄生生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22年。那一年，委内瑞拉一夜间变成一个富油国。从那时起，石油一直起着主导一切的作用。事隔四个世纪之后，这种新财富的骤然出现证明，当年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的希冀并不全是想入非非。他们苦苦寻找那个家藏万两黄金的王子，但时运不佳；最后竟利令智昏到把马拉开波湖的一座小村误认为是威尼斯，委内瑞拉就是因他们这种幻觉而得名。[67]哥伦布竟以为人间天堂就在帕里亚海湾（Golfo de Paria）。[68]

19世纪末叶，欧洲人和美国人开始喜欢吃巧克力。工业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了巴西可可种植园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老种植园的生产。在巴西，可可同橡胶齐头并进，很快就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像橡胶种植园那样为东北部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位于托多苏斯桑托斯海湾（Bahía de Todos los Santos）的萨尔瓦多城，以前曾是巴西的国都和蔗糖之都，属于美洲最重要的都市之一。此时它又作为可可之都恢复了昔日的活力。直到今日，在巴伊亚南部——从雷孔卡沃（Recôncavo）到圣埃斯皮里图州（Espírito Santo），那些沿海低地和海湾山峦之间的地带——可可庄园仍在继续为世界上大部分巧克力生产提供原料。可可同甘蔗一样，给巴西带来的是单一种植、焚毁树林、受制于世界市场价格和劳动者世代贫穷的后果。那些在里约热内卢海滩上消磨时光的种植园主与其说是在务农，不如说是在经商。他们不允许有一寸土地种植其他作物。他们在种植园的代理人常常用肉干、面粉、菜豆等实物支付酬劳。如果以货币支付，农民劳动一整天的工资也只相当于一公升啤酒的价钱，劳动一天半挣的钱才能买一听奶粉。

巴西曾经长期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但从一开始，非洲就成为其厉害的竞争对手。大约从1820年代起，加纳成为第一可可生产大国，英国人在那里用现代化方法大规模经营可可种植园。当时加纳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人称黄金海岸。这样，巴西就退居为世界第二可可供应国，几年后又降到第三位。但是，谁也没想到厄运将降临至巴伊亚以南的肥沃良田上。在殖民地时期，这些土地一直盛产可可，而且产量成倍增长。种植园的雇工用尖刀劈开可可果，把可可豆集中起来装上车，用毛驴运到木槽里存放。为了种植可可，人们不惜砍掉愈来愈多的树木，开辟出新的空地，并用砍刀和枪支征服新的土地。雇工对可可的价格及市场行情一无所知，他们甚至不知道谁在统治着巴西。直到几年前，还有一些种植园的劳动者笃信唐·佩德罗二世（Don Pedro II）仍然在位。种植园主高兴得不住地搓手，因为他们知道，或者说他们自以为知道，可可的消费量在增加，可可的价格和利润也在随之增长。当时几乎所有可可都从伊尔埃乌斯港（Puerto de Ilhéus）装船，这个港因此被誉为“南方的女王”。今天，虽然它大势已去，但种植园主那些建筑牢固、陈设铺张、趣味鄙俗的小宫殿却依然矗立。豪尔赫·亚马多（Jorge Amado）曾以此为题写了几部小说。他是这样再现可可价格上涨时的情景的：“伊尔埃马斯和可可种植区的阔佬们在黄金里游泳，用香槟酒洗澡，同来自里约热内卢的法国女郎睡觉。在伊尔埃乌斯城最有名气的特里亚农夜总会里，马内卡·旦塔斯（Maneca Dantas）上校总是用五十万雷伊斯的钞票点烟，这是在模仿巴西所有富有的种植园主以前在咖啡、橡胶、棉花和蔗糖行情看涨时惯有的举动。”[69]价格上涨促使生产增加，生产增加又导致价格下降。这种不稳定状况愈演愈烈，土地的主人也在不断更换。“百万富翁变乞丐”的时代拉开帷幕，开拓种植园的先驱者纷纷把种植园转让给出口商，出口商把这些土地搞到手用的是逼债的办法。

仅举一事为例。在1959年至1961年的短短三年中，巴西可可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就降低了三分之一。此后，可可行情看涨的势头也未能重新唤起人们的希望。拉美经济委员会预言，可可价格上涨的趋势不可能持久。[70]为了能吃上廉价的巧克力，美国、英国、联邦德国、荷兰和法国这些主要的可可消费国，鼓励非洲同巴西和厄瓜多尔的可可竞争。它们通过左右价格的涨落，曾几次使巴西的可可业萧条。被种植园解雇的劳动者流落到街头，在树下露宿，用青香蕉充饥。对那些从欧洲进口的精美巧克力，他们只能望洋兴叹。巴西这个世界第三大可可生产国竟从法国和瑞士进口巧克力，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巧克力的价格愈抬愈高，而可可的相对价格却愈压愈低。1950年至1960年期间，厄瓜多尔可可的出口量增加了30%强，但收入只增长了15%。其余的15%厄瓜多尔就送给了那些富国，可它们同期内向厄瓜多尔出口的工业品价格却不断提高。厄瓜多尔经济主要依靠香蕉、咖啡和可可的出口，但这三种产品却总是不断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冲击。据官方资料统计，十个厄瓜多尔人中就有七个缺乏起码的营养，厄瓜多尔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种植棉花的廉价劳动力

巴西是世界第四大棉花生产国，墨西哥是世界第五大棉花生产国。世界纺织业使用的棉花有五分之一来自拉美国家。18世纪末，棉花成为欧洲工业发源地最重要的原料。英国购买这种天然纤维的数量在三十年内就翻了两番。在瓦特获得蒸汽机的发明专利时，阿克莱特（Arkwright）发明纱锭，之后卡特莱特（Cartwright）又发明纺织机。这三种发明对推动纺织品生产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为棉花这种产于美洲的植物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马腊尼翁（Maranhão）的圣路易斯港（São Luiz）在此之前睡了一个唯独热带地区才有的长午觉，一年里仅有一两只船来打搅一下。后来棉花热突然把它惊醒，成批的黑奴从这里被运输到巴西北部的各个种植园，每年有一百五十至两百艘装载着一百万磅纺织原料的船只从这里起锚。跨入19世纪之际，矿业发生危机，大量的奴隶涌向棉花种植业。南部的黄金和钻石被采掘一空后，北部的经济似乎又趋向繁荣。圣路易斯港兴旺发达起来，造就了一大批诗人，被人们誉为巴西的雅典。[71]可是，饥饿也伴随着经济繁荣出现在马腊尼翁地区，因为那里已无人种植粮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只能吃到大米。[72]这段经济繁荣史结束的方式与它的开端一样，崩溃不期而至。美国南方种植园开始大规模种植棉花，那里不仅土质优于巴西，去籽、打包等都由机器操作。世界棉花市场的价格因此被压低到往昔的三分之一，巴西无力与之竞争。美国南北战争中断了其棉花的出口，给巴西带来一个新的繁荣期，然而好景不长。跨入20世纪后，巴西棉花产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34年仅为十二万六千吨，1939年就猛增到三十二万多吨。这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降临到巴西头上。美国把它的剩余棉花抛向世界市场，棉花价格又一落千丈。

众所周知，美国农产品剩余是国家对生产者实行大量价格补贴的结果。美国农产品以倾销的价格，同时也作为对外援助计划的组成部分，打击了世界各地的市场。本来一直把棉花作为其主要出口产品的巴拉圭，就是这样在美国低于成本的价格竞争中败下阵来，从1952年起棉花生产就减少了一半。乌拉圭也是这样丢掉了它在加拿大的大米市场，就连阿根廷这个曾是世界粮仓的国家，其小麦也由于同样原因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美国实行的棉花倾销政策并不妨碍一家名叫安德森—克莱顿的美国公司控制拉美棉花的生产，也不妨碍美国通过这家企业购买墨西哥棉花再转手卖给他国。

拉美棉花所以能够勉强在世界市场继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其生产成本极低。连通常掩饰真相的官方数字也暴露出劳动报酬如何低微。在巴西的种植园里，劳动者像奴隶一般干活，但工资极其微薄。在危地马拉，大土地所有者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所付的月薪是十九格查尔（quetzal，格查尔和美元的官方比价是一比一），但这似乎还嫌太多，又强调说，大部分工资是以他们定价的实物支付的。[73]在墨西哥，打短工的人四处漂泊，帮人收割甘蔗，干一天才挣一个半美元。他们处于半失业状态，营养不良。尼加拉瓜棉花工人的处境更是悲惨。萨尔瓦多人向日本的纺织工业主供应棉花，但他们摄入的卡路里和蛋白质却比印度的饥民还要少。在秘鲁，棉花是农产品中可以创汇的第二大源泉。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曾经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在不断寻找新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的过程中，总是要强迫欠债的地主用抵押品偿债，以此霸占秘鲁的出口作物。[74]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Velasco Alvarado）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府于1968年上台执政时，秘鲁适于集约经营的土地只使用了不到六分之一，全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卡路里的摄入量在世界上排最后几位。然而，秘鲁的棉花生产和蔗糖一样，继续由马里亚特吉揭露过的那些非秘鲁的利益所左右。肥沃的沿海地区的良田全部掌握在美国企业和民族大地主手里。这些地主同利马的资产阶级一样，自称为“民族的”，但这只是就其地理含义而言。包括两家美国企业（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和格雷斯公司）在内的五家外国大企业，掌握着秘鲁全部的棉花和蔗糖出口，并拥有自己的“农工联合企业”进行生产。沿海地区那些甘蔗和棉花种植园据称是与山区的大庄园相对峙的繁荣与进步中心，然而它们支付给雇工的薪水极其微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这一年秘鲁实行了土改，没收了种植园，把土地分给了组成合作社的劳动者。据泛美农业发展委员会统计，秘鲁沿海地区雇工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仅有五美元。[75]

安德森·克莱顿公司至今仍在拉美附设三十家子公司。它们不仅经营棉花出口，而且实行横向垄断，从资助棉花生产到加工棉花及其副产品，建立了一个包揽一切的网络系统；此外，这些子公司还经营大规模的食品生产。以墨西哥为例，安德森·克莱顿公司虽然在那里不占有土地，却仍控制着墨西哥的棉花生产。事实上，八十万墨西哥棉农的命运全都掌握在它的手心里。公司购买墨西哥优质长纤维棉花的价钱很低，因为它事先向棉农贷款的条件就是，棉农必须以它开出的价钱把棉花全部卖给它。公司除向棉农预支现金外，还向他们提供化肥、种子和杀虫剂，同时保留对施肥、播种和收获工作进行视察的权利。轧花的收费标准是公司自己规定的，轧出的棉籽用来做公司植物油工厂、动物油工厂和人造黄油工厂的原料。这几年来，克莱顿公司“对垄断棉花的销售感到不满足起来，它最近又买下颇有名气的卢萨斯公司（Luxus），打进了糖果和巧克力生产的领域”[76]。

目前，安德森·克莱顿公司是巴西主要的咖啡出口公司。1950年它对咖啡买卖产生兴趣，三年以后就挤垮美国咖啡公司。此外，克莱顿公司还在巴西食品生产领域独占鳌头，是该国三十五家经济实力最雄厚的企业之一。

种植咖啡的廉价劳动力

有人断言，咖啡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几乎不亚于石油。1950年代初，全世界消费的咖啡有五分之四来自拉美。此后几年中，非洲那种质量较差、价格较低的粗壮型咖啡（café robusta）抢走了拉美咖啡的一些地盘。但是，目前拉美地区六分之一的外汇收入仍然依靠咖啡出口。咖啡价格的波动会对布拉沃河以南十五个国家产生影响。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其出口收入的近一半来自咖啡。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海地的出口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种产品。哥伦比亚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二是靠咖啡赚取的。

咖啡曾经给巴西带来通货膨胀的恶况。1824年至1854年间，劳动力价格翻了一番。这时，巴西北部的棉花和东北部的甘蔗繁荣周期已过，种植园主已买不起那些昂贵的奴隶，巴西的经济中心移向南方。咖啡种植园除使用奴隶劳动外，还雇用欧洲移民。他们实行对分制，把一半收成上交给种植园主。这种制度至今仍是巴西内地的主要地租形式。今日的旅游者穿越蒂茹卡森林，到沙滩地一带游泳。然而他们不知道，在环抱里约热内卢的群山之中，一个多世纪以前曾有过大型咖啡种植园。它们曾沿着山脉的西侧，朝着圣保罗州方向不断扩展它们的地盘，疯狂地攫取那些覆盖着腐殖土的处女地。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已成为巴西新一代社会权贵的咖啡种植园主磨尖铅笔，算了如下一笔账：用仅够维持生存的工资雇佣工人，比买来奴隶再养活他们来得合算。于是，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改用一种兼有封建农奴制度和雇佣劳动制特点的新型剥削方式。这种方式沿用至今。从那时起，咖啡就一直由成为“自由民”的短工种植。帕拉伊巴河谷地曾一度是巴西最富的地区，但很快就消沉了，因为咖啡树存活期短，而那里又采用掠夺式的耕作方式，砍伐成片的树林，耗尽自然资源，因此全面衰败之势迅速到来。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昔日沃土的土质，一次又一次的掠夺式耕作逐渐耗尽了地力，咖啡的质量年复一年地下降，再也抵御不了病虫害的侵袭。咖啡种植园大批转移到圣保罗西边广阔的红土高原，在那里采用不那么野蛮的耕作方式，把它变成“咖啡的海洋”。后来，种植园又继续向西转移，来到巴拉那河河岸，到马托格罗索平原（Mato Grosso）后就折向南移动；最近几年，又返回西部，并跨过了巴西与巴拉圭的边境线。

目前，圣保罗州是巴西发展最快的州，那里有全国的工业生产中心。然而在这个州的咖啡种植园里，至今仍有很多劳动者犹如封建制度下的“臣民”一般，用自己以及子女的劳动交付地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年代里，贪得无厌的咖啡种植园主实际上取消了原来允许雇工拥有自留地解决口粮的制度。雇工要继续耕种那块土地，就得交付劳役地租。此外，种植园主还和一些垦荒者签订合同，租给他们土地短期耕种，条件是必须为主人开辟新的咖啡种植园。四年以后，当成熟的咖啡果染黄整个咖啡林，土地的价格成倍增长时，垦荒者也就离开那里。

在危地马拉，咖啡种植园支付的工钱比棉花种植园还要少。南部山区的咖啡种植园主声称，他们每月付给印第安人十五美元。每年咖啡收获季节到来时，都有数千名印第安人从高原地区来到南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种植园有自己的私人警察，有人告诉我，在那里，“人比他的棺材还不值钱”。镇压机器的职责，就是维护这种状况。上维拉帕斯地区的情况更糟，那里既没有卡车也没有马车，原因是种植园主不需要，因为让印第安人驮咖啡来得更合算。

在萨尔瓦多这样一个由一小撮家族寡头统治的小国里，咖啡在经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由于实行单一种植，萨尔瓦多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菜豆、玉米、蔬菜和其他历史上本来一直生产的食品。菜豆是萨尔瓦多老百姓唯一能够从中摄取蛋白质的食物。萨尔瓦多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维生素缺乏症。至于海地，其人口死亡率在拉美最高，一半以上儿童患有贫血；法定工资只在科幻小说中才有；咖啡种植园里的实际日工资只有七到十五美分。

哥伦比亚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咖啡是其经济的主要支柱。据《时代》周刊1962年发表的报告统计，劳动者所挣工资只相当于咖啡总价格（包括从生产、加工到销售至美国消费者手里的全部费用）的5%。[77]与巴西不同的是，哥伦比亚大部分咖啡不是由大庄园生产，而是由土地日益趋向于分散的小庄园种植的。1955年至1960年间，哥伦比亚新建了十万个种植园，其中大部分面积很小，连一公顷土地都不到。哥伦比亚出口的咖啡四分之三都由小农和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生产，96％的咖啡种植园都由小庄园主经营。[78]广告画上的胡安·巴尔德斯（Juan Valdés）在微笑，然而土地的分散却使咖啡种植者的生活水平下降，收入日益减少，全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因此可以操纵他们。这个联合会代表大种植园主的利益，它实际上垄断了咖啡的销售。不足一公顷的小块土地平均每年只能带来一百三十美元的进项，靠这点收入是难以维持生计的。[79]

咖啡价格过低，只有付之一炬，结婚率也由此而变

这是什么，是疯子的脑电图吗？1889年，咖啡的价钱是两美分一磅；六年以后，升到九美分。再过三年，降到四美分；五年以后，又回跌到两美分。这段时期很能说明问题。[80]咖啡同所有热带产品一样，其价目图表的曲线总是同癫痫临床表现的曲线相差无几。但如果同机器及其他工业品的价格相比较，咖啡价格的曲线则呈直线下降趋势。哥伦比亚当时的总统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Carlos Lleras Restrepo）1967年曾抱怨说，这一年，他的国家用五十七袋咖啡才能换来一辆吉普车，而1950年时只要十七袋就足够。与此同时，圣巴布罗州（San Pablo）的农业部长赫伯特·莱维（Herbert Levi）算了一笔更加令人震惊的账：1967年巴西用三百五十袋咖啡才能换来一台拖拉机，而十四年前只需要七十袋。1954年，赫图里奥·瓦加斯（Getulio Vargas）总统饮弹自尽，咖啡的行情与这场悲剧不无关联。瓦加斯在其遗嘱中写道：“我国主要产品咖啡的生产出现危机，行情看跌，我们想稳住价格，我国经济却因此而受到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退让。”瓦加斯是想用他的鲜血恢复咖啡的价格。

巴西1964年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咖啡如果同1955年的价格一样，它就能够多得到两亿美元。一磅咖啡的价钱只要减少一美分，生产国的收入就要减少六千五百万美元。1964至1968年间，咖啡价格持续下跌，而消费国美国从生产国巴西攫取到的美元却日益增多。那么，谁是受益者呢？是喝咖啡的美国公民吗？1968年7月，巴西卖给美国的咖啡价格比1964年1月下降了30％。可是，美国消费者不仅没有因此而买到较便宜的咖啡，反而要多付13％。在此期间，13％和30％都被中间商塞进腰包，他们两头赚钱。而同一时期，巴西咖啡生产者每卖出一袋咖啡赚的钱却减少了一半。[81]是谁在充当中间商呢？巴西咖啡出口的三分之一强由六家美国公司控制，美国咖啡进口的三分之一强掌握在另外六家美国公司手中。这些企业把咖啡销售的一头一尾全都控制起来。[82]就像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现在改称联合商标公司［United Brands］）垄断着中美洲、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香蕉的出口，同时也垄断着美国香蕉的进口和批发一样，咖啡的销售也全部由美国公司一手控制，巴西不过是充当供应者和牺牲品的角色。可是当咖啡生产出现过剩、需要库存起来时，这个苦果就要由巴西来吞下。

然而，不是有一个用来平衡市场价格的国际咖啡协定吗？世界咖啡情报中心1970年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力图说服美国有关立法人员，延长同年9月到期的实施该协定的补充法。这份报告以肯定的口吻说，美国从这个协定中得到的利益最多，因为世界市场销售的咖啡一半以上是由美国购买的。世界市场上咖啡豆的价格依然很低，美国市场上咖啡的价格只出现小幅度上涨（如前所述，上涨的部分都进了中间商的腰包），上涨部分同整个生活费用和实际工资提高的幅度相比微不足道。1960年至1969年，美国出口收入增加了六分之一，同一时期进口咖啡的支出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应当看到，拉美国家把从销售咖啡所得的为数不多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提价的产品。

咖啡的受益者与其说是生产国，不如说是消费国。在美国和欧洲，咖啡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动员了大量资本；然而在拉美，咖啡给生产国带来的只是低微的收入，而且加重了其经济的畸形发展。咖啡给美国提供了六十万个就业机会，同在种植园里播种和收获咖啡果的巴西人、哥伦比亚人、危地马拉人、萨尔瓦多人和海地人相比，美国经营拉美咖啡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得到的收入多得无法比拟。另外，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透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咖啡给欧洲国家国库带来的进项竟多于它给生产国带来的财富。事实确实如此。1960、1961两年，欧洲共同体国家向拉美咖啡征收的关税总额达到近七亿美元，而拉美咖啡供应国的收入（以咖啡的离岸价格计算）却只有六亿美元。[83]那些富国一边宣扬自由贸易，一边却对穷国实行最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所有经他们之手的东西，给自己的都点成了金子，给别人的都点成了洋铁皮，连不发达国家自身的产品也概不例外。国际咖啡市场酷似一个漏斗，最近，巴西竟然同意向自己出口的速溶咖啡征收高额出口税，以这种反方向的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美国速溶咖啡生产者的利益。巴西生产的速溶咖啡同美国的相比，物美价廉。美国的咖啡生产是最近才兴旺起来的。然而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美国的速溶咖啡显然比巴西的享有更多的自由。

在这个人为的荒谬王国里，自然灾害倒成了苍天赐予生产国的祝福。大自然的反目为生产国提供了提高咖啡价格、减少库存积压的机会。1969年正值收获季节，巴西咖啡遇到严重霜冻，许多咖啡种植者，尤其是那些势单力薄者纷纷破产。然而国际市场上咖啡行情看涨，巴西借此抛出六千万袋存货，大大缓解了库存压力。这六千万袋咖啡相当于巴西三分之二的外债，是巴西为防止价格下跌而储存起来的。咖啡入库后，质量不断下降，价值也逐渐减少，本来很可能一烧了事。这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1929年危机爆发后，咖啡消费量减少，价格骤跌，那时巴西就烧掉了七千八百万袋咖啡，二十万人辛苦了五个生产周期的汗水就这样被一把火烧掉。[84]那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的危机，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在1930年代，咖啡种植园主和出口商所赚利润急剧减少，这不仅促使巴西烧毁咖啡，而且也焚毁本国钞票。在拉丁美洲，这种让“全社会分担”出口商“损失”的做法已司空见惯，外汇收入上的损失总是通过使本国货币贬值来弥补。

其实，价格上涨带来的结果未必更好。咖啡时来运转时，人们大量种植，咖啡的种植面积成倍增长，产量也不断增加。结果自食其果，因为咖啡的高产压低了价格，带来灾难。哥伦比亚1958年收获四年前兴致勃勃种下去的咖啡时，就陷入这种困境。类似的循环周期在这个国家历史上屡见不鲜。哥伦比亚依赖咖啡及其国际行情的变化极深，以致“在安蒂奥基亚省（Antioquia），连婚姻的曲线也完全随着咖啡价格的曲线上下波动，这是依附性结构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安蒂奥基亚山坡上，甚至连表白爱情选择什么时机也要取决于纽约交易所的行情”[85]。

哥伦比亚财力耗尽的十年

大约在1940年代，哥伦比亚有名望的经济学家路易斯·爱德华多·涅托·阿特塔（Luis Eduardo Nieto Arteta）曾写下一篇文章赞誉咖啡。咖啡给哥伦比亚带来的好处是以前那些由采矿、烟草、靛蓝、金鸡纳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咖啡使哥伦比亚建立起一种成熟、进步的政治体制。纺织厂和其他轻工厂在安蒂奥基亚、卡尔达斯（Caldas）、考卡山谷（Valle del Cauca）和孔迪纳马卡（Cundinamarca）这些生产咖啡的省份纷纷建立起来，绝非偶然。哥伦比亚的民主制度以种植咖啡的小农为其社会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人们都变得“温和、有自制力”。涅托在文章中写道：“哥伦比亚的政治生活所以能够正常进行，主要是因为经济得到不同寻常的稳定发展。咖啡不仅带来经济的稳定，由此还保证了政局的安定及政策的稳健。”[86]

然而不久就出现暴力活动。实际上，尽管有人赞美咖啡的功绩，哥伦比亚发生暴动和血腥镇压暴动者的漫长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奇迹般地中断。这次农民战争从1948年到1957年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全国的大片土地，从小庄园到大庄园，从沙漠地带到肥沃良田，从低洼谷地到原始森林和安第斯山荒岭，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战争期间，整村整村的农民被迫迁徙，革命游击队和犯罪团伙应运而生，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坟墓。据统计，在战争中，丧生者达十八万人。[87]把成千上万的人淹没在血泊中的这场战争，恰恰就发生在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经济发展高涨时期。由此可见，一个阶级的财运亨通能够说是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吗？

暴力活动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冲突而引发的；然而，蕴藏在人们心中的阶级仇恨却日益突出了暴力的社会斗争性质。当时，自由党党魁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Jorge Eliécer Gaitán）被该党寡头不无蔑视却又带几分敬畏地称为“狼”或“狡诈鬼”，他在民众中赢得了极高威望，构成对现存秩序的威胁。他遭暗杀后，飓风就来临。无法遏制的人群潮水般涌上首都街头，自发掀起一场“波哥大风暴”。暴力很快又转向农村，保守党纠集的团伙在那里搞恐怖活动已有一段时间。农民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政府派军队和警察去割除男人的睾丸，剖开孕妇的肚子，向上抛掷孩童再用刺刀扎穿，名曰“斩草除根”。然而，在这种时候，自由党的博士们依然蛰居家中，丝毫不改变自己悠然自得的举止。他们的宣言仍充满绅士格调。更有甚者，有些人去国外流亡，送死的却是农民。复仇的欲望随着战争愈演愈烈，使战争变得无以复加地残忍。新的杀人方式不断出现，如“领带式”，让舌头在脖子上垂挂着。强奸、焚烧和掠夺比比皆是；男的被肢解或活活烧死，被剥皮或被慢慢地切割成几块。村庄和庄稼被军队夷为平地，河水被鲜血染红。在暴徒的淫威下，平民百姓只有贡出钱财或咖啡才能饶得一条活命。无数家庭在镇压力量的驱赶和追捕下被迫躲进深山寻找栖身之地，妇女不得不在丛林中分娩。受复仇驱使的初期的游击队首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为破坏而破坏，用血和火来发泄仇恨。从搞暴力的主要人物的名字，人们想象不出这是一首革命史诗，这些人的雅号为：大猩猩中尉、讨厌鬼、秃鹰、红皮肤人、吸血鬼、黑鸟、平原恶人等。暴力中蕴藏的社会反抗色彩，甚至在草寇的歌词中也可见一斑：

我是地道的农民，从不带头打斗；

倘若有人要找茬，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总之，不分青红皂白乱搞恐怖活动——也包括对正义的要求，这种情况在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的墨西哥革命中出现过。在哥伦比亚，人们也利用各种形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但是，后来的政治性游击队组织发源于当时的暴力时代，并不是偶然的。他们高举社会革命的旗帜，占领和控制了国内大片地区。农民遭到镇压后，被迫迁居山区，就地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和进行自卫。他们的所谓“独立共和国”，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于马德里签署和平协议之后，仍然是受迫害者的避难场所。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在一片干杯与和平的气氛中决定为了民族和睦而轮流执政。于是，双方一致同意对扰乱制度的地区进行“清扫”。仅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消灭马克塔利亚（Marquetalia）的反叛者就发射了一百五十万发子弹，投掷了两万颗炸弹，从陆路和空中调动兵力达一万六千人。[88]

在暴力冲突白刃化时，有一名军官常说：“别给我胡吹，给我拿他们的耳朵来。”如此残忍的镇压和疯狂的战争，难道用病态反应就能解释得通吗？难道是因为参与者生性就恶吗？有个人斩断一位神甫的双手，用火烧了他和他的家，随后又将他碎尸，再把尸体扔进一个坑道里。战争结束后，这个人仍然不停地喊：“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让我一个人待着。”他失去了理智，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又是有道理的：暴力所带来的恐怖不过是恐怖制度的写照，因为咖啡并没有像涅托·阿特塔预言的那样带来幸福与和谐。咖啡确实活跃了马格达莱纳河（Río Magdalena）的航运，带来了铁路和公路，并且积累了资本，建起了某些工业。但是，国内寡头体制和在经济上对国外权力中心的依附程度，并没有因为咖啡地位日益上升而受削弱；相反，它更无止境地压得哥伦比亚人难以喘息。在战争岁月快结束的时候，联合国公布了哥伦比亚的营养状况调查结果。情况至今没有丝毫改善。那次调查表明，波哥大88％的中小学生患维生素缺乏症，70％患核黄素缺乏症，一半以上学生体重没有达标。在工人中，患维生素缺乏症者占71％，登萨谷地（Valle de Tenza）有78％的农民也患有此病。[89]调查还表明，“严重匮乏含有蛋白质、维生素和有机盐的保健性食品，如奶和奶制品、禽蛋、肉、鱼、某些水果和蔬菜”。社会悲剧不仅在硝烟弥漫中才暴露在眼前。统计数字表明，哥伦比亚凶杀事件的案发率比美国高六倍，还表明有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没有固定工作。每年有二十五万人需要就业，可是工业并没有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农村的大小庄园体制不但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相反，还不断把新涌现出的失业者赶向各城市的郊区。哥伦比亚虽然有一百多万适龄儿童不能上学，但不同类型的公立和私立大学竟达四十一所，而且每所大学都设置了科目齐全的系和专业，供社会权贵们和只占人口少数的中产阶级的子女就读。[90]

世界市场的魔棍唤醒了中美洲

中美洲的土地到19世纪中叶还未发生大的问题。这个地区除了生产供消费的口粮外，还生产胭脂和蓝靛。它们只需投入很少的资金和劳力，几乎不用照管。胭脂虫很容易生长在仙人掌带刺的表皮上，它像蓝靛一样，一直受到欧洲纺织工业的青睐。但自从1850年德国化学家发明苯胺和其他更廉价的染布颜料以后，这两种天然着色剂不幸夭折了。实验室战胜了大自然，三十年之后，又轮到咖啡。中美洲发生了变化。大约在1880年，世界咖啡产量的几乎六分之一都来自中美洲新的咖啡种植园。咖啡把中美洲彻底带进国际市场。继英国买主之后，德国和美国买主也接踵而至。外国消费者塑造了一个当地咖啡资产阶级。19世纪70年代初，咖啡资产阶级在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Justo Rufino Barrios）领导的自由党革命中一举上台。外来意志造成的农业单一化引起了对土地和人力的疯狂占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今日的大庄园就这样在中美洲问世。

于是，大片未开垦的土地落到了个人手中，其中有的是无主地，有的属于教会或政府。印第安人村社也遭到大肆掠夺。拒售土地的农民被强制当兵，咖啡种植园变成了印第安人的停尸场。殖民地时期的戒律、强制招募劳工以及反流浪法又死灰复燃。追捕逃跑的劳工时，常常开枪射击逃跑者。虽然自由党政府制定了工资制，使劳动关系现代化，但雇工们仍然成了新兴咖啡业主的财产。从那时起到19世纪末，高物价时期长于高工资时期。工资额始终维持在勉强糊口度日的水平上。咖啡行情再好，工资也从来没有提高。这是中美洲各国国内消费市场得不到发展的原因之一。[91]如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咖啡种植面积毫无节制地扩大，面向国内市场的粮食生产变得不景气。这些国家的大米、菜豆、玉米、小麦、肉类等也注定严重短缺。大庄园占据了平原地区的肥沃土地，把印第安人赶到布满峡谷沟壑的高原和崎岖的山地，那里只有勉强够维持生计的微不足道的农业。在山区，土著居民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在小块土地上种一些玉米和菜豆勉强糊口以免饿死，到收获季节便去种植园做工。这就是世界市场上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如今情况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大庄园和小庄园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体制。这种体制建立在残酷剥削当地劳动力的基础上。在中美洲各国，特别是在危地马拉，这种占有劳动力的结构同一整套种族歧视制度相一致，即，在国内，印第安人遭受白人和印欧混血人的殖民主义压迫，这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所默许的，与此同时，中美洲各国却在遭受外国殖民主义的压迫。[92]

20世纪初，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也曾出现香蕉的国中之国。早先，为了把咖啡运到港口，民族资本已经兴建了一些铁路。后来，美国公司把这些铁路占为己有，又建了一部分专门运输种植园香蕉的铁路；还垄断电力、邮政、电报、电话和同样重要的公共服务行业，同时也垄断了政治。在洪都拉斯，“一头母骡比一名议员值钱”。在整个中美洲，美国大使说话比所驻国总统要算数。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吞噬香蕉生产和销售的所有竞争者，一跃成为中美洲头号庄园主。它的子公司独霸铁路和海路运输，成了港口的主人，拥有自己的海关和警察。美元实际上成为中美洲各国的货币。

海盗冲上来了

根据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说，中美洲不过是美国的天然附属品。即使是曾想吞并中美洲的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也未能免受大国对邻近地区的关系是“天命所定”这种理论的影响。[93]

19世纪中叶，为银行家摩根（Morgan）和加里森（Garrison）办事的海盗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纠集了一伙刽子手，自诩为“不朽的美国长枪党”，侵略了中美洲。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沃克相继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烧、杀、抢，还自封为总统。在遭他占领蹂躏的地区，他又重建奴隶制，继续从事他的国家在前不久从墨西哥抢来的土地上进行的那种慈善事业。

回美国后，他受到民族英雄般的欢迎。从此，美国对中美洲的侵略、干涉、轰炸、强迫贷款、在炮口威逼下签署协议等事件接连发生。1912年，美国总统威廉·H.塔夫脱（William H.Taft）断言：“在北极、巴拿马运河和南极三个等距离地方扬起三面星条旗，标志出我国的疆域范围，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整个西半球将属于我们；事实上，因为我们是优等种族，它在精神上已经是我们的了。”[94]塔夫脱还声称，美国对外政策走实现正义的正确道路，“决不排除进行主动的干涉，以确保为我国的商品和资本提供便利条件，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在同一时期，前总统特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也经常大声提醒人们，是他成功地肢解了哥伦比亚领土。“我拿到了运河。”这位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人边说边描述自己如何使巴拿马独立。[95]此后不久，哥伦比亚得到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赔偿。一个为了美国能拥有一条连接两大洋的通道而诞生的国家，就是这么个价格。

美国的公司到处占领土地，控制了海关、国库和政府。海军陆战队到处登陆，以“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和利益”。1965年，美国又使用同样的托词，企图靠圣水冲刷对多米尼加所犯的罪行的痕迹，而旗帜下隐藏的是其他东西。1935年，已经退役的、曾指挥过多次远征的斯梅德利·D·巴特勒（Smedley D.Butler）司令这样概述自己的经历：“我从戎三十三年又四个月，是我国机动性最强的部队海军陆战队成员。我在从中尉到少将的各种军阶服过役。在这期间，我大部分时间都为‘大买卖’，为华尔街和银行家充当头等枪手。总之，我曾是资本主义的帮手……譬如，在我的帮助下，墨西哥，特别是坦皮科市（Tampico）变成美国石油利益集团易获的猎物。我帮助把海地和古巴变成美国国民城市银行收租的体面场所……1909至1921年，我为布朗兄弟国际银行清扫了尼加拉瓜。1916年，我代表美国糖业利益集团为多米尼加共和国送去了光明。1903年，我为美国的果品公司利益‘平靖’了洪都拉斯。”[96]

20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作出鲜为人知的断言：“美国已经把《独立宣言》彻底吐了出来……”仅举一例，美国占领海地曾达二十年之久。在这个曾经是奴隶第一次取得暴动胜利的黑人国家，美国实行种族隔离和强迫劳动制。仅仅在一次镇压行动中就打死了一千五百名工人（据1922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在海地政府拒绝使国家银行成为纽约花旗银行的分行之后，美国停发了海地总统和部长们的薪俸，以便让他们重新考虑这一决定。[97]

随着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的交替使用，类似做法在其他加勒比岛国和整个中美洲也重复发生。这一地区是美国帝国内海的地缘政治范围。

香蕉树在《古兰经》里是天堂之树。但是，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香蕉化，却让人们怀疑它是地狱之树。在哥伦比亚，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成为该国最大的庄园主后，1928年大西洋沿岸爆发了一场大罢工。结果，在一个火车站前，香蕉工人被枪杀。官方颁布一项法令，称“保安部队有权使用武力惩戒……”后来，无需发布任何法令就把这场屠杀从官方记载中抹掉了。[98]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曾描写中美洲被征服被掠夺的过程。绿色魔鬼名叫米诺尔·基思（Minor Keith）。他是整个地区没有王冠的国王，是联合果品公司之父，是国家的吞噬者。“我们有码头、铁路、土地、大楼、水源。”这位董事长一一列举着。他还说：“流通的是美元，讲的是英语，天空中飘扬的是我国国旗……”“芝加哥不能不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他出走时只带了两把枪，回来时却要在肉类大王、铁路大王、铜大王和口香糖大王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99]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北纬42度》（El paralelo 42）一书中介绍了基思辉煌的一生，这也是果品公司的历史，他写道：“在欧洲和美国，人们开始吃香蕉，于是把中美洲的森林铲平，种上香蕉，铺设了运输香蕉的铁路，开往北方的满载香蕉的‘白色船队’的船只年年在增加。这就是美帝国在加勒比的历史，是巴拿马运河的历史，是尼加拉瓜将修建的运河的历史，也是海军陆战队、装甲舰和刺刀的历史……”

土地像劳动者一样枯竭耗尽：土壤的腐殖层已完全丧失，劳动者精疲力竭。然而，总是有新土地可以开发，有众多的劳工可供摧残。成为丑剧中显赫人物的独裁者手持大刀维护着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后来，香蕉产量持续下降，联合果品公司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也经历了多次危机。但是中美洲仍然是冒险者发财的圣堂，尽管咖啡、棉花和甘蔗占据了香蕉原先得天独厚的位置。1970年，香蕉仍然是洪都拉斯、巴拿马，以及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的主要外汇来源。大约在1930年，中美洲每年香蕉出口量达三千八百万串，而联合果品公司向洪都拉斯支付每串一美分的税。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办法监督是否缴纳了这种微型税（后来略微提高了一点），因为一直到今天，联合果品公司的进出口依然随心所欲，不受国家海关的管辖。洪都拉斯的贸易差额和收支平衡可以由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专家随意杜撰。

1930年代的危机：“踩死一只蚂蚁比杀一个人犯的罪还大”

咖啡依赖美国市场的消费能力和价格；香蕉是美国和美国人的一笔交易。1929年，危机突然爆发。纽约证券交易厅的崩溃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就像一块巨石落在小水塘一样砸在加勒比身上。咖啡和香蕉的价格直线下跌，销售量也剧减。农民被疯狂的暴力驱逐；失业冲击了农村和城市，罢工浪潮此起彼伏。贷款、投资和公共开支急剧缩减，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政府官员的薪金被砍了一半。[100]独裁者的人马迅速赶来压制沸腾的情绪。华盛顿睦邻政策的时代开始了，但社会骚动四起，必须对此严厉镇压。危地马拉的豪尔赫·乌维科（Jorge Ubico）、萨尔瓦多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洪都拉斯的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Tiburcio Carías Andino）和尼加拉瓜的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各自都执政达二十余年，其中有的人长些，有的人短些。

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的伟大业绩震动了世界。这位尼加拉瓜游击队首领长期坚持斗争，后来他转向争取土地权益，鼓起了农民的激昂情绪。桑地诺领导的是衣衫褴褛的小股部队，却同时与一万两千名美国侵略者以及本国的国民警卫队作战，打了整整七年。游击队的手榴弹是用沙丁鱼罐头做的，里面填满了石子；他们的步枪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手里还有砍刀，旗杆用的是没有剥皮的树枝。农民没有皮靴，就穿着名叫凯特[101]的皮屐，活跃在草木茂密的山上。和着阿德拉[102]乐曲，游击队员们唱道：

在尼加拉瓜，先生们，是老鼠在捉猫。[103]

无论是海军陆战队的枪炮，还是飞机投掷的炸弹，都打不垮塞哥维亚（Las Segovias）的起义者。美联社和合众社向全世界散布诽谤之词也徒劳无益。这两家新闻社在尼加拉瓜的记者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海关。[104]1932年桑地诺就预感到：“我活不长了。”一年以后，在美国睦邻政策的影响下，尼加拉瓜迎来了和平。这位游击队首领应总统之邀去马那瓜（Managua）参加一次决定性会议，途中遇埋伏身亡。刽子手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事后暗示，这次行动执行了美国大使阿瑟·布利斯·莱恩（Arthur Bliss Lane）的命令。索摩查当时在军队任领导职务，他很快就登上总统宝座，统治了尼加拉瓜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以后，他的儿子们又相继继承了总统职位。在佩挂总统绶带之前，索摩查先给自己戴上了勇敢十字勋章、荣誉勋章和总统功勋勋章。上台以后，索摩查组织多次大屠杀和盛大的庆典活动，为此，还专门让他的士兵打扮成穿凉鞋、戴头盔的罗马人。索摩查一跃成为尼加拉瓜最大的咖啡业主，拥有四十六个咖啡种植园，此外还有五十一个畜牧庄园。尽管如此，他也从未缺少制造恐怖的时间。在他长期执政期间，说实在的，经济并不拮据，所以他在回忆青年时代时仍有些伤感，因为那时他以伪造金币取乐。

危机也触发了萨尔瓦多的紧张局势。洪都拉斯的香蕉工人几乎有一半是萨尔瓦多人，危机爆发后许多人被迫回国，那儿是找不到任何工作的。1932年，伊萨尔戈（Izalco）地区掀起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迅速蔓延到国家整个西部地区。独裁者马丁内斯派出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士兵攻打“布尔什维克分子”。印第安人用砍刀同机关枪硬拼，结果死亡一万余人。马丁内斯是食素的巫师，通神论者。他认为“踩死一只蚂蚁比杀一个人犯的罪还大，因为人死后灵魂能再生，而蚂蚁则一死百了”[105]。他还称自己受到向他报告一切阴谋活动的“看不见的军团”的保护，并同美国总统保持着直接的心灵联系。他有一个摆钟，放在盘子上面就可知盘中的食物是否下了毒；放在一张地图上，就可以指出哪些地方隐藏着政敌和埋藏着海盗的珍宝。马丁内斯经常向他迫害的人的父母发去吊唁笺，还在自己的宫殿里养鹿。他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44年。

大屠杀在各地相继发生。1933年，豪尔赫·乌维科枪杀了危地马拉百余名工会、学生和政界的领导人，同时重新颁布了禁止印第安人“流浪”的法律。每个印第安人必须随身携带一个小本，上面注明劳动天数；如果认为劳动天数不够，这个人就得下狱还债或面朝黄土白干半年。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太平洋沿岸，工人们在没过双膝的泥泞里干活，但每天只能挣到三十美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申辩说是在乌维科强迫下压低工资的。1944年，在独裁者乌维科下台前夕，《读者文摘》杂志发表一篇充满赞扬之词的文章，说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先知靠降低工资避免了通货膨胀，因为他把修建一条战备公路的日工资从一美元减到二十五美分，把在首都修建空军基地的日工资从一美元减到五十美分。那段时间，乌维科授予咖啡园主和香蕉公司生杀大权：“庄园主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该法令是第2795号，到1967年门德斯·蒙特内格罗（Méndez Montenegro）的代议制民主政府期间才得以重新修订。

同加勒比其他暴君一样，乌维科也自诩为拿破仑。他到处摆放拿破仑皇帝的半身塑像和画像。他认为自己的侧面像同拿破仑如出一辙。他笃信军事纪律，对邮政职员、学校儿童和交响乐队都实行军事化管理。乐队成员都穿制服演奏乌维科选的曲子，演奏手法和乐器也由他指定，报酬是每月九美元。乌维科认为，医院是为不伦不类的人开设的，因此，如果患者不幸同时又是穷人，那么只好在医院走廊的地上或过道里就诊了。

是谁挑起了危地马拉的暴力？

1944年，中等阶级出身的部分军官和大学生掀起了一场具有自由色彩的革命风暴，把乌维科从宝座上推下去。胡安·何塞·阿雷瓦洛（Juan José Arévalo）当选为总统，他实施了一项充满魄力的教育计划，颁布了保护城乡工人的新劳动法。一些工会组织应运而生。拥有大片土地、铁路和港口、免税权和不受任何监督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其产业所在的范围内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951年，阿雷瓦洛在卸职演说中披露，他曾挫败由联合果品公司资助的三十二次反叛阴谋。哈科沃·阿文斯（Jacobo Arbenz）政府继续和深化了改革进程。圣约瑟的公路和新建的港口打破了联合果品公司对水果运输和出口的垄断。各种使用民族资本、没有向任何外国银行伸手的发展项目纷纷上马，以争取民族独立。1952年6月通过了土改法，十多万农户受益，尽管土改分配的土地是不毛之地和以债券赔偿所征用的土地。联合果品公司占有的土地分布在两大洋之间的地带，该公司只耕种其土地的8%。

土改提出“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总的说来，是要发展农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虽然如此，国际上还是掀起了一场疯狂诋毁危地马拉的宣传运动，“铁幕正在危地马拉徐徐降下”，电台、报纸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的头面人物都在大喊大叫。[106]于是，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利文沃思要塞（Fort Leavenworth）的卡斯蒂略·阿马斯（Castillo Armas）上校，率领在美国受过专门训练的、装备精良的部队进攻自己国家。美国飞行员驾驶F-47N轰炸机支援了这次入侵。九年以后，艾森豪威尔说道：“我们必须除掉上台的共产党政府。”[107]1961年7月27日，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的证词揭露了1954年的解放行动，是由他本人与美国驻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大使组成的一个小组执行的。当时中央情报局的头号人物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向他们发出电报，祝贺他们完成任务。以前，这个好人艾伦曾是联合果品公司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入侵危地马拉一年之后，中央情报局另一名领导人沃尔特·比德尔·史密特（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代替了艾伦在该公司的职位。艾伦的兄弟福斯特·杜勒斯（Foster Dulles）曾在美洲国家组织同意对危地马拉进行军事讨伐的会议上表现得非常迫不及待。在乌维科独裁时期，危地马拉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签订的合同恰恰是在杜勒斯的律师办公室里起草的。这也许是偶然。

阿文斯的倒台给危地马拉历史打上永恒的烙印。今天在台上的，就是曾在1954年6月18日下午炮轰危地马拉城、巴里奥斯港和圣约瑟港的那支部队。危地马拉在外国干涉以后，先后经历了数次残暴专制的统治，包括胡利奥·塞萨尔·门德斯·蒙特内格罗时期（1966—1970）。门德斯·蒙特内格罗给独裁统治披上民主政府的外衣，许诺要搞土改，但除了授权地主能携带和使用武器外，他没有干别的事。卡斯蒂略·阿马斯把土地还给联合果品公司和被征用过土地的地主，阿文斯的土改彻底失败了。

在从1954年开始的暴力年代中，1967年是暴力最猖獗的一年。托马斯·梅尔维尔（Thomas Melville）牧师是被赶出危地马拉的美国天主教神父，1968年1月他在《全国天主教通讯》（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中说，仅仅一年多点的时间里，右翼恐怖集团就暗杀了两千八百多名“试图同危地马拉社会弊端作斗争”的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工会和农民领袖。这个数字是梅尔维尔牧师根据新闻报道统计出来的，但没有人提供任何有关大部分被害者的线索，因为这些人是印第安人，姓名和来历无人知道，军队在战胜颠覆分子的战报中有时只列举数字。不加区别地实行镇压是对游击队进行军事“围剿”的组成部分。根据当时实行的新法令，保安部队成员杀人不负刑事责任，警察和军人的报告可在审判中被视为充分的证据。庄园主及其管家在法律上如同地方当局，有权携带武器并建立镇压性部队。当时，世界上的新闻机构没有大量报道危地马拉发生的有步骤的屠杀，爱捕捉头号新闻的记者也没有到那里去，更听不到强烈谴责的呼声。世界并不理会危地马拉，而这个国家却在忍受圣巴托罗缪（San Bartolomé）[108]式的漫长夜晚。卡洪德尔里奥村变成了无人村；蒂图克的村民五脏六腑都被刀挑得乱七八糟；彼德拉帕拉达的乡民被活剥了皮；伊帕拉德阿瓜布兰卡村民先是双腿被子弹打穿，再被活活烧死；一个反叛农民的头颅被钉在圣豪尔赫广场中央的一根示众杆上。在塞罗戈多，用大头针扎满了海梅·贝拉斯克斯的双眼；里卡多·米兰达的尸体被找到时，全身有三十八个窟窿。阿图罗·席尔瓦的头扔在通往圣萨尔瓦多的公路边，找不到身体。在米斯科，埃内斯托·钦奇利亚的舌头被割掉；在奥霍德阿瓜泉水边，奥利瓦·阿尔达纳兄弟俩双手反绑，眼睛蒙着，浑身遍布枪眼；何塞·古斯曼的头骨被敲成小碎片，撒在路上；在圣路卡斯萨卡特佩克斯，水井里漂浮的是尸体而不是水；在米拉弗洛雷斯庄园，早晨经常可以发现手脚被砍下来的人。先威胁再处死，或不事先通知，死神就从背后降临。在城市，被处以死刑的人，家门上都先画上黑十字，在他们外出时用机枪向他们扫射，然后把尸体扔到山涧。

暴力活动一直没有间断。1954年开始的整个时期，在危地马拉，暴力始终像出汗那么自然。在河里或路旁，平均每五小时就出现一具尸体，脸部因被拷打而变得无法辨认，永远不会知道被害者是谁。而更隐蔽的屠杀，即贫困造成的日常死亡，一直持续不断，且程度更为严重。被驱逐出危地马拉的还有布拉塞·邦帕内（Blase Bonpane）牧师。1968年他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揭露了这个病态社会：“在危地马拉每年死亡的七万人中，有三万是儿童。危地马拉儿童死亡率是美国的四十倍。”

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土改：何塞·阿蒂加斯——一个半世纪的失败

19世纪初，在美洲大地上真正同西班牙政权作斗争的，是扛着梭镖、挥舞着砍刀、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但独立没有给这些人任何补偿，相反，它辜负了这些为之洒了鲜血的人的期望。和平到来的同时，一个充满灾难的年代又开始了。地主和大商人敛财致富，而人民大众却益发贫困。

与此同时，在拉美新主人的阴谋策划下，西班牙帝国的四个总督区四分五裂，众多国家从被粉碎了的民族团结中纷纷涌现。拉美贵族阶级炮制的所谓“国家”，酷似一个热闹的港口，在那里居住着拥有大庄园和矿山作后盾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商业和金融客商。这一大批寄生虫在城市沙龙跳着小步舞曲，接到独立战争的捷报，于是举起英国的玻璃酒杯，频频为自由贸易干杯。欧洲共和时期资产阶级最响亮的口号成了时髦货。我们这些国家愿为英国工业家和法国思想家效劳。但是，由地主、掮客、大商人、大投机倒把者、衣冠楚楚的政客和没有根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阶级，算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呢？拉美很快就诞生了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宪法，但却缺乏像欧洲或美国那样有开拓性的资产阶级，缺乏一个把发展强有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作为其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拉美大陆的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单纯工具，是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带来创伤的这台世界机器上的得力部件。站柜台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商人垄断了政权，没有丝毫兴趣推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当自由贸易为英国商品倾销打开大门时，当地的制造业便在胚胎中夭折了。地主是资产阶级的同伙，他们对解决“土地问题”漠不关心，除非照顾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在整个19世纪，大庄园制靠掠夺得到巩固。土地改革在拉美地区是一面过早树起来的旗帜。

经济落空、社会受挫、民族失望，这就是拉美独立后的一部充满背信弃义的历史。由于出现新的国家，拉美四分五裂，注定它摆脱不了单一种植经济和依附性。1824年，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颁布特鲁希略法（Decreto de Trujillo），以保护秘鲁的印第安人，调整秘鲁土地所有制。但是，这些法律措施丝毫没有触犯秘鲁寡头集团的特权。尽管这位“解放者”有良好的愿望，但寡头特权仍完好无损，印第安人仍像从前一样遭受剥削。在墨西哥，伊达尔文和莫雷洛斯早已失败，他们主张解放卑贱者、收复被夺去的土地的慷慨陈词，在一个世纪以后才结出果实。

在南美洲，何塞·阿蒂加斯（José Artigas）领导了一场土地革命。虽然官方历史如此恶毒地污蔑这位革命首领，歪曲其形象，但在1811年至1820年的英雄年代里，是他领导了生活在今天的乌拉圭以及阿根廷的圣菲（Santa Fe）、科连特（Corrientes）、恩特里奥斯（Entre Ríos）、密西昂奈斯（Misiones）和科尔多瓦等省的人民群众。阿蒂加斯在原拉普拉塔河总督区范围内，打下建立一个“大祖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础。在所有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毁灭性集权主义的联邦派首领中，阿蒂加斯是最主要和最有头脑的。他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作战，最后，他的部队被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均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钳形夹击以及寡头集团击溃。寡头集团忠实于自己的一贯做法，一感到被阿蒂加斯争取社会权益的纲领所触范，就马上背叛了他。

爱国者手握梭镖，追随阿蒂加斯。他们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粗野的高乔人、靠斗争恢复尊严感的印第安人，以及加入独立大军争取自由的奴隶。骑马牧民的革命之火点燃了大草原。但是，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背叛，属于今天乌拉圭的区域在1811年落到西班牙政权和葡萄牙军队的手中，居民大批向北方迁徙。起义的人民成为行军的人民；男女老少抛弃一切追随首领阿蒂加斯，马群和马车组成一支望不见尽头的迁徙大军。阿蒂加斯在乌拉圭河一带安营扎寨；稍后不久，即在北方建立自己的政府。1815年，阿蒂加斯在派桑杜（Paysandú）地区的普里菲卡西翁（Purificación）营地坐镇，控制了大片地区。一名英国游客叙述道：“你们想想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半个新大陆尊贵的保护者先生阁下坐在牛头上，守在他小草屋泥泞土地上点燃的一堆篝火旁，大嚼着铁叉上的烤肉，喝着灌在牛角里的杜松子酒！有十二名衣衫褴褛的军官围着他……”[109]士兵、副官和探子从四面八方不时骑马奔驰而来。阿蒂加斯双手反剪，一边散步，一边口授他的政府的革命法令。那时候没有复写纸，有两名文书在旁记录。拉美第一次土改就是这样问世的，并且在当时的东方省（Provincia Oriental），即今天的乌拉圭实施了一年之久。后来，葡萄牙的再次入侵粉碎了这次土改。寡头集团为莱克尔（Lecor）将军打开蒙得维的亚的大门，把他当作解放者欢迎，并在大教堂的圣台前为这位侵略者举行热情隆重的赞美仪式。此前，阿蒂加斯还颁布了海关法，对同内地制造业和手工业有竞争的国外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当时在阿蒂加斯统治下，属于今天阿根廷的内地某些地区，制造业和手工业曾有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阿蒂加斯还开放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进口，对美洲商品，如巴拉圭的茶叶和烟草，只征收微不足道的税。[110]但是，这场革命的掘墓人也埋葬了这项海关法。

1815年的土地法——自由的土地，自由的人——是乌拉圭人后来所有有关法典中的“最进步、最光荣的一部”。[111]卡洛斯三世改革时期的坎波马内斯（Campomanes）和霍韦利亚诺斯（Jovellanos）的思想，无疑对阿蒂加斯制定的土地法是有影响的。虽然如此，这部法典的诞生，归根到底还是出自国家恢复经济和伸张社会正义的需要而采取的革命措施。该土地法规定，对在革命后移居国外、没有得到革命赦免的“卑劣的欧洲人和更坏的美国人”的土地予以征用和重新分配。还规定凡是敌人的土地都予以没收，不付任何赔偿。当时绝大多数大庄园都是敌人的，这点很重要。这些人的子女不必为父母的罪责付出代价，土改法规定他们将得到同贫穷的爱国者一样多的土地。土地分配的原则是“谁最不幸，谁最受益”。阿蒂加斯认为，印第安人有“最主要的权利”。这次土地改革的本质，就是要把农村的穷苦人同土地拴在一起，使过惯了战争时期的流浪生活以及在和平时期搞走私和其他非法营生的高乔人（gauchos）变成乡民。后来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建立的各届政府都使用武力征服高乔人，强迫他们充当大牧场的雇工。而阿蒂加斯则是要把高乔人变成土地所有者：“参加起义的高乔人开始喜欢体面的劳动，盖起小农舍，筑起畜栏，播下头批种子。”[112]外国干涉结束了这一切。寡头集团重新抬头并进行报复。从此以后，法律概不承认阿蒂加斯分配土地是合法的。从1820年至19世纪末，受益于土改的穷苦同胞被武力赶走，他们将保留的“仅仅是自己墓地上的那点土地”。阿蒂加斯失败后去了巴拉圭，长期过着清贫、寂寞的流亡生活，最后孤独地死去。他发放的土地证变得一文不值。例如，在政府中监视他人行动的贝尔纳多·布斯塔曼特（Bernardo Bustamante）就说过，粗略一看，“这种证件就让人瞧不上”。与此同时，他的政府在“秩序”恢复后，即着手庆祝颁布从“大祖国”分离出来的独立的乌拉圭的第一部宪法。阿蒂加斯曾为建立“大祖国”而战，最终徒劳无获。

1815年的土地法规定了一些专门措施，以防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今天，乌拉圭农村却呈现出一派荒芜景象：五百个家族垄断了全国一半土地，这些家族掌握权力，控制了工业和银行资本的四分之三。[113]各种土改方案堆积在把它们送进坟墓的议会里，与此同时，农村人口日益减少：接二连三的人口普查令人不安地表明，失业人口一增再增，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人日趋减少。乌拉圭以羊毛和肉类为生，但现在，草原牧场上的绵羊和肉牛却比20世纪初还要少。由于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是畜牧业的效益低，因为畜牧业全靠牛、羊在春季的自然交配，靠季节性雨水和土地的自然肥力；另一方面，农作物生产率也低。在乌拉圭，每头牲畜的产肉量还不及法国或德国的一半。产奶量同新西兰、丹麦和荷兰相比也是这样；每头绵羊比澳大利亚的羊少产羊毛一公斤。小麦每公顷的产量是法国的三分之一；玉米是美国的六分之一。[114]大庄园主把利润都转移到国外，并在埃斯特角避暑；即使冬天，按他们的传统习惯也不住在庄园，只是偶尔坐着小飞机去转一圈。当农村协会在一个世纪前成立时，三分之二的协会成员已经在首都有了住宅。粗放生产是靠大自然和那些饥肠辘辘的雇工，所以它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这样做当然是有利可图的。目前，畜牧资本家的年收入和利润不少于七千五百万美元。[115]生产效益虽低，但非常赚钱，因为成本极低。没有人的土地，没有土地的人：最大的大庄园平均每千公顷只用两个工人，而且还不是全年有活干。大庄园的周围是成片的茅屋，聚集着贫困的、随时可供差遣的劳动力后备军。民间画片上的高乔人不过是诗画的主题，实际上同目前在广阔的、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的雇工之间没有联系。这些雇工脚上穿的不是皮靴，而是条髭麻做的鞋；腰上系的不是用金银点缀的宽腰带，而是普通的带子，有时就单扎一根细麻绳。生产肉的人却没有吃肉的权利，克里奥尔人[116]极少有幸品尝到当地风味的烤肉——一种在炭火上烤得焦黄的多汁鲜嫩的肉。虽然根据国际统计的数字，乌拉圭人均肉消费量不算低，但这是一种假象；实际情况是，乌拉圭农民的基本膳食是一种“泡汤”，即羊下水烩通心粉，没有蛋白质。[117]

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以及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第二次死亡

自阿蒂加斯颁布土地法整整一世纪之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在自己领导下的墨西哥南部的革命地区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土地改革。

在此前五年，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庆祝多洛雷斯（Dolores）独立呼声一百周年。身着礼服的绅士只是代表官方的墨西哥，他们态度高傲，无视真实的墨西哥，正是后者的贫困支撑着这些达官贵人的荣耀。在这个下等人的共和国里，自米格尔·伊达尔戈神父发动历史性起义之后，劳动人民的收入从未增加过一分钱。1910年，几乎全国的土地都集中在八百余名大庄园主手里，其中许多是外国人。这些人是城市老爷，住在首都或欧洲，偶然去一下庄园的别墅小住。他们的住宅周围是用黑石头砌成的地基牢固的高墙。[118]在高墙外面，雇工都在简陋的坯房里挤着。全国一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一千两百万人靠干农活所得的工资度日。他们的日薪几乎全部由庄园的工钱商店支付，工资被折成高价菜豆、面粉和酒等实物。监狱、兵营和教堂一起同印第安人天生的毛病作斗争。按当时某名门望族一成员的话来说，印第安人天生就是“懒汉、醉鬼和小偷”。无论在尤卡坦州的龙舌兰种植园、国家谷地（Valle Nacional）的烟草种植区、恰帕斯州（Chiapas）和塔巴斯科州（Tabasco）的果木林，还是维拉克鲁斯州、瓦哈卡州（Oaxaca）和莫雷洛斯州（Morelos）的橡胶、咖啡、甘蔗、烟草与水果种植园，这些地方的实际劳动体制是奴隶制，因为工人或为承袭的债务所束缚，或被法律认可的契约捆住了手脚。美国作家约翰·肯尼思·特纳（John Kenneth Turner）在他的访问材料中揭露：“美国实际上把波菲里奥·迪亚斯变成了政治傀儡，因此墨西哥也就变成了奴隶殖民地。”[119]美国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从与独裁政权的结盟中获得丰厚的利润。特纳还说：“华尔街大吹大擂的墨西哥美国化好像在进行报复。”

到1845年，美国已兼并墨西哥的得克萨斯（Texas）和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在那里打着文明的旗号建立起奴隶制。在战争中，墨西哥还丢了现在属于美国的科罗拉多（Colorado）、亚利桑那（Arizona）、新墨西哥（Nuevo México）、内华达（Nevada）以及犹他（Utah）等地，共占墨西哥面积的一半。被抢占的领土相当于今天阿根廷的面积。从此流传着这样的话：“可怜的墨西哥！你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被肢解剩下的墨西哥领土后来又遭到美国投资的入侵。这些投资主要在石油、橡胶、蔗糖、银行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美国绳索托拉斯同在尤卡坦州龙舌兰种植园消灭玛雅人和亚基人绝非没有牵连。这些种植园实为集中营，在那儿可以像牲畜一样买卖男人和儿童。绳索托拉斯（American Cordage Trust）是当地一半以上的龙舌兰买主，它需要廉价的植物纤维。正如特纳所揭露，有时对劳动力进行奴隶式的直接剥削。一美国工头曾告诉特纳，他按每人五十比索的价格买进大批雇工，“只要还能用，我们就把他们留着……不到三个月时间，我们就埋了一多半人”[120]。

1910年，报仇的时候到了。墨西哥爆发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武装起义。一位主张维护农民利益的首领领导了南部的暴动，他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墨西哥革命最纯洁的领袖，对穷人的事业最忠诚，拯救社会的意志最执著。

19世纪的后几十年，整个墨西哥的农业村社遭到大肆掠夺。莫雷洛斯州各村镇的土地、水和劳动力都被疯狂抢走，被甘蔗园的扩张所吞噬。甘蔗庄园统治着该州的生活。随着甘蔗园的繁荣兴旺，出现了现代化的糖厂、大型蒸馏厂和运输糖的铁路线。阿内内库伊科（Anenecuilco）村社是萨帕塔的家乡，他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它。这里被剥夺了土地的印第安农民要求恢复自身权益，因为他们七个世纪以来一直坚持在自己的土地耕耘，也就是说，早在科尔特斯来之前，他们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公开表示不满的人都被送到尤卡坦州去强制劳动。莫雷洛斯州的良田都掌握在十七个大地主手里，因此，全州劳动人民的生活远不如大庄园主豪华马厩中精心照料的供玩耍马球用的马的生活。1909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又从土地真正主人的手中夺走新的土地，从而导致已经紧张的社会矛盾白热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这时候当上了游击队员。他是一名寡言少语的骑手，是全州遐迩闻名的最杰出的驯马人，他的正直和胆略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南方人“紧随萨帕塔首领的马后”，迅速组成一支解放大军。[121]

迪亚斯垮台了。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在革命的推动下上了台。借口要有法制，土地改革的诺言很快就化为一团星云。萨帕塔在结婚那天不得不中断婚礼，因为政府已派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将军的部队前来镇压。在城市知识分子看来，这位昔日的英雄又变成了“匪徒”。1911年11月，萨帕塔宣布了他的阿亚拉计划（Plan de Ayala），同时表示，“我准备同任何事和任何人作斗争”。阿亚拉计划称，“墨西哥绝大多数城乡居民仅仅是他们脚下踩着的那块土地的主人”，主张把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全部收归国有，把大庄园主强占的土地归还给土地的真正主人，并征收其余庄园主土地的三分之一。阿亚拉计划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石，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吸引到这位维护农民利益的首领的队伍中来。萨帕塔揭露了把一切都归于单纯要求政府换马的“卑鄙用心”，称这不是革命的目的。

这场斗争持续了近十年。先是反对迪亚斯，反对马德罗，然后是反对刽子手韦尔塔，再后来是反对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长期的战争岁月，同时也是美国不断干涉墨西哥的年代：海军陆战队曾两次登陆，并进行多次轰炸；外交官们策划了各种政治阴谋；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Henry Lane Wilson）成功地导演了暗杀马德罗总统和副总统的罪行。政权虽然不断易主，但任何时候都没有减弱对萨帕塔及其力量的疯狂进攻，因为他们公开代表了这场民族革命深处的阶级斗争，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政府和报纸大肆攻击这位莫雷洛斯州将军手下的“破坏成性的暴徒”。一支支强大的军队派去攻打萨帕塔。一次又一次地烧、杀和毁灭村庄都无济于事。男人、妇女和儿童以“萨帕塔奸细”之罪被枪杀或绞死。每次大屠杀之后，紧跟着就是清剿取得胜利的捷报。然而，在南部山脉的游牧式革命营地，篝火很快又点燃了。萨帕塔的部队多次成功地反击到首都市郊。韦尔塔政府垮台后，被称为“南部阿提拉”[122]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和被称为“北部的好骑手”的潘乔·比利亚，踏着胜利者的步伐开进墨西哥城，在短期内分享了政权。1914年末出现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萨帕塔利用此机会在莫雷洛斯州进行土改。这次土改比阿亚拉计划的主张更为激进。社会党创始人及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这次土改施加了很大影响，在不伤害运动领袖的传统根基的前提下，使其思想更为激进并具备不可缺少的组织能力。

土地改革主张“彻底根除不合理的土地垄断制，以便使所建立的社会能充分保障人人都享有天赋的权利，即每个人都有权得到个人及其家庭生存所需要的土地”。这次土改规定，凡是在1856年颁布失去产业永久占有权法以后没收的个人或村社的土地，都要归还给他们。根据气候和自然地力的差异，规定了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并且宣布革命敌人的地产为国家财产。后一项政治措施如同阿蒂加斯的土改一样，有着明显的经济意义，因为革命的敌人都是大庄园主。技术学校、工具厂和一家农村贷款银行建立起来；糖厂和蒸馏厂实行国有化，成为公共部门。实现了一整套地方民主措施，使人民掌握政权，控制经济。传播萨帕塔思想的学校纷纷诞生并普及；捍卫和发展革命原则的人民委员会也成立了，一种真正的民主政体逐渐成形并显示出力量。市政府是政权的核心单位，市政当局、法院和警察由人民选举产生。军事长官必须服从有组织的老百姓的意志。官吏和将军不能根据其意志来决定采取何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革命要同传统相联系，并“根据每个城镇人民的风俗习惯来行动，换言之，如果某地村民希望共有制，那么就这样做；另一处村民愿意把土地分掉，承认个人所有权，那么也照此办理”。[123]

1915年春季，莫雷洛斯州所有土地都耕种上了，主要是玉米和其他食粮。与此同时，墨西哥城由于粮食匮乏，面临迫在眉睫的饥饿威胁。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这时已经当上总统，他也颁布了土改法。然而，他手下的大、小头目迅速把土改的好处据为己有。1916年，他们饿狼般扑向莫雷洛斯州府奎尔纳瓦卡（Cuernavaca）以及其他萨帕塔控制下的地区。重新长出来的庄稼、矿产、皮革和一些机械设备都成了军官们丰富的战利品。他们走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同时高喊要进行“一项重建和进步事业”。

1919年，由于阴谋和背叛，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被害。上千人设下埋伏，用步枪向萨帕塔开火。萨帕塔死时同切·格瓦拉死时的年龄相同，他死后只留下这样的传说：一匹枣红马在独自飞奔，奔向南方，奔驰在崇山峻岭之中。但他留下的又不仅仅是传说，整个莫雷洛斯州都决心“完成这位改革者的事业，为烈士报仇雪恨，学习英雄的榜样”。全国上下都响应。时光流逝，到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执政时期（1934—1940），整个墨西哥都进行了土改，萨帕塔传说又因此恢复生命，焕发出活力。尤其在卡德纳斯当政期间，征收的外国和国内企业的土地达六千七百万公顷。农民不但有了地，还得到贷款，受到教育，并有了组织生产的各种手段。国家的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农业产量成倍提高。同时，全国开始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城市膨胀了，消费市场也获得全面发展。

但是，墨西哥的民族主义没有转向社会主义，因此，同没有实现决定性飞跃的其他国家一样，也不能完全达到经济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革命和战争的漫长年代，有一百万人为战神祭献出自己的鲜血，“这个战神比我们祖先所崇拜的战神惠奇洛波斯利（Huitzilopochtli）更为残忍、冷酷和贪婪，那就是墨西哥在屈服于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124]许多学者研究哪些迹象表明早先的大旗已遭到破坏。埃德蒙多·弗洛雷斯（Edmundo Flores）在一份近期刊物中说道：“目前，墨西哥全国人口的60％，其年收入不到一百二十美元，他们忍饥挨饿。”[125]有八百万墨西哥人实际上只能吃上菜豆、玉米饼和小红辣椒。[126]仅仅当五百名学生在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的屠杀中被害以后，才暴露出这个制度深刻的矛盾。阿隆索·阿吉拉尔（Alonso Aguilar）搜集官方数字之后，得出以下结论：墨西哥有两百余万农民没有土地，有三百万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有近一千一百万人是文盲，有五百万人没有鞋穿。[127]墨西哥村社集体所有制不断解体，小庄园如雨后春笋涌现同时又自我分化，因此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庄园制以及一个从事大规模商品农业的农业资产阶级。地主和国内的中间商靠钻法律条款的空子、违背法律宗旨而取得统治地位，但同时他们也受制于人。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认为这些人是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合伙公司”之流。[128]在这本书里，拉萨罗·卡德纳斯的儿子说道，“伪装起来的大庄园主要建立在土质最好和最肥沃的土地上”。

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从卡兰萨军队中一名上尉的弥留之际提笔写起，再现了上尉的一生。这个名叫阿尔特米奥·克鲁斯的上尉在战争与和平时期靠暴力和奸诈取巧一步步向上爬。他出身卑微，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把青年时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抛置脑后。他掠夺土地，创办了很多企业，当上议员。他做买卖，搞行贿，投机倒把，从事大的冒险活动，血腥镇压印第安人。靠这些手段，他逐步积累起财富、权力和威望以及闪闪发光的经历，迅速爬上社会的顶端。[129]小说主人公的经历，同党的历史相同。这个党由于墨西哥革命严重的软弱无能，实际上垄断了今天国家的政治生活。主人公和党都向上爬了。

大庄园增添了人口，但没有增加面包

拉美今天的农牧业按人均产量算，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漫长的三十年过去，在此期间，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幅度同我们地区粮食减产的幅度一样大。拉美农村的落后结构也是一种浪费结构，即浪费劳动力，浪费可支配的土地，浪费资本，浪费产品，特别是没有抓住短暂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在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里，大庄园和它的穷亲戚小庄园都是扼制农牧业增长和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生产制度打上了所有制的烙印：拉美1.5％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全部可耕地的一半。拉美每年都要花费五亿多美元从国外购买粮食，而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生产这些粮食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拉美耕地勉强占总面积的5％：在世界上，这个比重是最小的，因此浪费是最大的。[130]就是这部分有限的耕地，粮食产量也很低。在许多地区，用木犁耕地要远远多于用拖拉机。除个别例外，现代化技术得不到应用。而现代化技术的普及，不仅意味着农业机械化，而且可以通过施肥、除草剂、杀虫剂，进行良种培育和人工灌溉来保持和提高地力。[131]

大庄园有时就像太阳那样形成一种权力格局，借用马萨·萨瓦拉的贴切说法[132]，就是饥民多了，面包少了。大庄园不仅没有吸收劳动力，相反排挤了它。四十年来，拉美农村劳工减少了20％以上。机械照搬现成处方的技术官僚们断言：都市化的加快和农村人口大批迁移城市是进步的标志。制度在马不停蹄地制造失业者，事实上这些人涌入城市，扩大了城市郊区面积。但是，工厂在搞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排斥失业者，无法容纳这部分没有专业技能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农业技术进步，反而会使问题激化。倘若地主用先进的办法开发土地，利润就会增加，但更多的劳动力就无事可干，这样贫富间的鸿沟会更大。例如，如果使用动力设备，减少的农村就业机会比它能增加的要多。在拉美，每天从早到晚生产粮食的人一般都营养不良；他们收入微薄，农村创造的收益都花费在城市或流到国外。先进技术可以改变土地的低效率，却不能触动现行的所有制，因此，即使它有利于总体发展，但实际上并不能造福于农民。农民的工资和从收入所得的比例分成都没有增加。农村给很多人带来贫困，给极少数人带来财富。私人小飞机在贫穷的荒漠上盘旋，大型浴场的奢华铺张不断升级。欧洲挤满腰缠万贯的拉美游客。这些人不照料自己地里的庄稼，但对精神享受却很用心思。

保罗·巴伊罗什把第三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归咎于农业生产率低，其平均水平仅仅达到今天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一半。[133]事实上，工业要获得和谐发展，必须大大提高粮食生产和农牧业原料的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是因为城市在膨胀，要吃饭；增加农牧业原料是为了满足工厂和出口的需要，从而减少农业进口，扩大出口，提供发展所需的外汇。此外，大、小庄园体制意味着国内消费市场的萎缩，而消费市场不发展，新兴工业就没有立足之地。农村的饥饿工资和日益庞大的失业后备军造成以下情况：来叩城市大门的农村移民使工人收入总水平下降。

自从争取进步同盟大肆鼓吹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之后，寡头集团和技术官僚就一直在制定有关计划。有数十个土改方案，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躺在拉美各国议会的文件柜里睡大觉。土改不再是令人讨厌的话题，因为政治家们已经学会，使土改束之高阁的最佳方式就是不断地说要搞土改。土改所有权接连不断地集中和分化，在多数拉美国家旁若无人地继续，相互并行不悖；但是，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例外情况。

这是因为农村不仅是贫穷的发源地，也是起义的温床，即使尖锐的社会紧张局势常常被群众表面的顺从所掩盖。比如，巴西东北部给人的最初印象是，这是宿命论的一个堡垒，当地居民对待饿死一事的态度就像每天白天之后是黑夜那样心平气和。但是没过多久，这些东北人终于掀起了充满神秘色彩的起义。他们高举十字架，手持武器，同他们古怪的救世主一起与军队开展斗争，好让自己的家乡变成天国。同时，东北部的匪徒掀起了疯狂的暴力浪潮，他们是一些狂热分子和土匪，是乌托邦和复仇的代表。这种暴力反映了走投无路的农民盲目的社会抗议。[134]后来的农民协会恢复了农民的斗争传统，并进一步使之发扬光大。

1964年巴西军事独裁政权上台后，迫不及待地宣布进行土改。正如保罗·希林所指出的，巴西土改协会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它不是把土地分给农民，而是把农民赶走，以便把他们自发占领的土地或者由前几届政府征用的土地归还给大庄园。在1966年和1967年间，即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之前，各报常常刊登消息，军警部队受命于忙碌的土改协会去掠夺、放火和迫害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厄瓜多尔1964年进行的土改。厄瓜多尔政府仅仅分得一些不毛之地，却为优质地集中在大地主手里提供了方便。委内瑞拉1960年开始土改，在所分配的土地中，一半是公有土地。大型的商业性种植园一个也没触及。被征用了土地的大庄园主都得到高额赔偿，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于是，他们又到其他地区购置土地。

1968年，阿根廷独裁者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想对农村土地实行新的税收制，这使他差点提前两年垮台。他计划对不进行生产的“光秃的平川地”征收的税大大高于进行生产的土地。畜牛业寡头集团便叫喊连天，他们通过参谋部里的内应，使翁加尼亚不得不放弃他那背道而驰的打算。阿根廷同乌拉圭一样，也拥有天然的肥沃大草原，加之宜人的气候，因而在拉美相对比较繁荣。但是，水土流失无情地侵蚀着既不耕种也不放牧的被遗弃的莽莽草原。用于粗放型畜牧业的数百万公顷土地，其中大部分也遭到同样命运。阿根廷的情况虽然比乌拉圭好一些，但1960年代曾动摇阿根廷经济的那场危机的背后便是这种粗放型经营。阿根廷的庄园主对引进技术革新成果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宁愿生产率低，因为这样更为有利。利润法则高于任何其他法则。购买新土地、扩大土地面积，比采用集约生产的现代技术更有利可图，风险也更小。[135]

1931年，农村协会主张以马代替拖拉机。该协会的领导人高喊：“畜牧农们！用马干活就是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二十年后，该协会仍在自己的刊物中坚持这一主张。一个知名军人说道：“给马喂草比给笨重的卡车的油箱灌汽油要容易。”[136]根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材料，按可耕地面积比较，阿根廷的拖拉机数量只有法国的十五分之一，英国的十八分之一。按同样的方法，与联邦德国相比，阿根廷的肥料消费是该国的一百四十分之一。[137]阿根廷农业的小麦、玉米和棉花的产量也比发达国家低很多。

胡安·多明戈·庇隆由于强制推行雇工法，实行农村最低工资制，触犯了阿根廷地主寡头集团的利益。1944年，农村协会断言：“确定普通雇工的生活标准是确定工资的基础。雇工的物质需求有时如此之低，以至多了一点钱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农村协会谈论雇工仍然像谈论动物一样；而围绕劳动者低消费需求的这种令人深思的提法，使人无意中找到一把理解阿根廷工业发展受限制的好钥匙：国内消费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庇隆本人推行的经济发展政策从未打破农牧业不发达的结构。1952年6月，在科隆剧场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庇隆否认自己曾打算进行土改。农业协会对此正式发表评论：“这是一篇精彩的演说。”

在玻利维亚，由于1952年的土改，高原广大农村地区的饮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甚至连农民身高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玻利维亚整体人口的蛋白质和钙的摄取量只勉强达到最低标准的60％和20％，而农村人口的摄取量还要大大低于这两个平均值。绝不能说土改失败，然而，高原的土地分配以后，玻利维亚目前仍然有五分之一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

秘鲁军政府从1969年开始搞土改，这是进行深刻变革的开端。我在写这一章节时，智利新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宣布实行彻底土改。应当公平地承认，爱德华多·弗雷前政府征收智利部分大庄园的土地一事，为新总统宣布的这次改革铺平了道路。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138]和出身卑贱的重要性

在拉美，总是土地私人占有在先，土地的有益耕种在后。现行所有制最反动的特点并非由各次危机造成，而是产生于最繁荣昌盛的年代。在经济衰退时期，大庄园主贪婪掠夺新土地的行为反而有所收敛。譬如在巴西，由于糖价下跌，金矿和金刚石实际已采掘完，才有可能在1820年至1850年间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土地属于占领和耕种土地的人。1850年，由于咖啡成为新的“王牌产品”，巴西颁布土地法。这是寡头政府按政客和军人的口味炮制的，目的是取消耕地者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在此时期，正逐步向南部和西部开辟内地的大面积土地。从此以后，“又颁布了大量的法规来补充和确认这项土改法。这些法规规定，获得土地的唯一途径是购买，并且制定了土地公证注册制度。这样，农民几乎无法使自己拥有的土地得到法律上的认可……”[139]

美国在同一时期颁布的法令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即要推动国内的开发。在拓荒者的木轮车吱吱作响声中，边疆逐步向西部的处女地扩展，印第安人惨遭杀戮。1862年颁布的林肯《宅地法》，即定居移民公地发放法案，保证每家农户能有六十五公顷份额的土地所有权。凡是受益者，耕种土地的期限不能少于五年。[140]公地的开发速度惊人；人口就像掉在地图上的大块油渍在增长蔓延。唾手可得的土地，既肥沃又近乎于白送，像一块不可抗拒的磁铁，吸引了欧洲农民。他们远涉重洋，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直奔辽阔的大草原。他们是自由农场主，就这样，占有了中部和西部的新地区。美国在版图和人口增长的同时，还开辟了农村就业渠道。此外，也出现了一个有巨大购买力的国内市场，即为数众多的农场主，从而保持住工业的发展势头。

与此相反，正如里维罗所指出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坚持开发巴西内地边疆的农村劳动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寻求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的自由农户，而是早就把大片空地占为己有的大庄园主的雇工。只有成为雇工，农民才能接近内地的荒漠。为了他人的利益，工人手持砍刀在森林中开拓疆界。垦殖的结果只是单纯扩大了大庄园的土地面积。1950年至1960年间，巴西六十五个大庄园拥有新开发的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141]

迥然不同的两种国内垦殖体制，是美国和拉美在发展模式上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为什么北方富而南方穷？布拉沃河不仅是一般的地理边界，它还能说明更多问题。今天南北严重的不平衡，似乎应验了黑格尔关于两个美洲之间必然要发生战争的预言。这种不平衡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所造成，还是有其他更悠久的历史原因？实际上，早在殖民地摇篮时期，北方和南方就形成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社会，社会宗旨也不一样。[142]“五月花”号的移民漂洋过海，既不是为了掠取什么传说中的珍宝，也不是要消灭北方并不存在的印第安文化。他们带着全家在那里安家落户，是为了在新大陆再现欧洲的生活和劳动制度。他们不是想发财的士兵，而是开拓者；不是去征服，而是去开垦，他们建立起“移民开发区”。的确，后来的发展，在特拉华湾南部导致一种类似在拉美出现的奴隶制式的种植园经济。但不同的是，美国的经济重心从一开始就扎根于新英格兰的农场和作坊。19世纪南北战争的胜利大军就是从新英格兰出征的。新英格兰是美国文明的发展中心；这个地区的开发者从未充当过欧洲资本主义积累的殖民地代理人。他们从来就是为自身的成长和自己新土地的发展而活着。由于宗主国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大军逐步被排挤出劳动市场，北方十三个殖民地便为这支欧洲大军提供了出路。大洋此岸这个新社会的基础就是自由的劳动者。

西班牙和葡萄牙则相反，它们在拉美拥有大批奴隶劳工，先是对印第安人实行奴隶制，继而又从非洲运来大量奴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有一支庞大的农民失业大军可以转到生产地区，也就是说，随着贵金属或糖的出口量的增减，总是同时存在着兴旺地区和衰落地区，而后者向前者提供劳动力。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使得工资水平依然很低，因为失业者对劳动市场造成压力。这种体制还阻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此外，同北方的清教徒不同，拉美殖民地社会的统治阶级从未朝发展国内经济的方向努力。他们的利益来自国外，同国外市场的联系多于同本土的联系。地主、矿主和商人天生就是干这样的事的：向欧洲提供黄金、白银和粮食。公路运输都朝着一个方向：港口和海外市场。为什么美国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发展起来而拉美却被肢解呢？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各生产地区之间没有相互沟通，而是呈扇形分散，扇面的焦点在很远的地方。

似乎可以这样说，北方十三个殖民地是不幸中之万幸。它们的历史经验说明，出身卑贱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北美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没有印第安文化以及具备了劳动组织形式的高度集中的人口，当初英国移民开垦的沿海一带也没有热带的肥田沃土。自然界很吝啬，历史也是如此：没有金属矿，也没有奴隶劳动力去开采埋在地层深处的金属矿。这是件幸运事。此外，从马里兰穿过新英格兰到新苏格兰的北美殖民地，由于气候条件和土壤特点，农产品同英国的完全一样。就是说，如同巴古指出的，这些殖民地没有为宗主国提供补充性产品。[143]安的列斯群岛和大陆的伊比利亚殖民地的情况截然不同。热带地区可以生产甘蔗、烟草、棉花、靛蓝和松节油；从经济角度看，加勒比的一个小岛，对英国来说，比美国早先十三个殖民地更为重要。

上述情况说明美国为什么能作为一个不输出自己财富的经济上自治的体制而得到发展和巩固。殖民地同宗主国的联系非常松散。相反，在巴巴多斯或牙买加，资本的再投资仅仅是为了补充逐渐减少的奴隶。由此可见，一些国家发达，另一些国家不发达，种族因素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英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情况同西属和葡属殖民地的情况就没有任何雷同。事实上，十三个殖民地在经济上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所以它们能较早地实现出口商品的多样化以及迅猛发展制造业。美国的工业化早在独立前就得到官方的鼓励和保护。英国对此采取容忍态度，同时却严厉禁止安的列斯群岛生产哪怕是一枚别针。

注释

[1]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古巴关于烟草和蔗糖的争论》（Contrapunteo cubano del tabaco y el azúcar），哈瓦那，1963年。

[2]卡约·普拉多·茹尼奥尔（Caio Prado Júnior）：《巴西经济史》（Historia económica del Brasil），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年。

[3]塞尔希奥·巴古：《殖民社会的经济，拉丁美洲比较史论文》（Economía de la sociedad colonial），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年。

[4]塞尔索·富尔塔多：《巴西的经济构成》（Formación económica del Brasil），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

[5]约绪·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饥饿的地理》（Geografía da fome），圣保罗，1963年。

[6]约绪·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饥饿的地理》（Geografía da fome），圣保罗，1963年。

[7]约绪·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饥饿的地理》（Geografía da fome），圣保罗，1963年。一个名叫亨利·科斯特（Henry Koster）的英国旅游者，把吃土的习惯归咎于白人孩子同黑人小孩接触“染上了这种非洲恶习”。

[8]东北部从几个方面忍受着一种内部的殖民主义，它有利于工业化了的南部。在东北部本身，腹地地区从属于它所供养的糖业区，而甘蔗大庄园则依赖加工甘蔗的糖厂。老的糖厂主制度正处于危机。榨糖厂吞噬了种植园。

[9]根据伯尔南布哥州（Pernambuco）若阿金·纳布科社会调查研究所（Instituto Joaquim Nabuco）的调研材料。基特·西姆斯·泰勒（Kit Sims Taylor）：《巴西的东北部，蔗糖和剩余价值》（El nordeste brasileño:azúcar y pluavalís），载于《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第63期，智利，圣地亚哥，1969年6月。

[10]富兰克林·德·奥利维拉（Franklin de Oliveira）：《巴西的革命和反革命》（Revolución y contrarrevolución en el Brasil），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年。

[11]勒内·迪蒙：《生气勃勃的土地，世界的土改问题》（Tierras vivas.Problemas de la reforma agraria en el mundo），墨西哥，1963年。

[12]约绪·德·卡斯特罗，同前引书。

[13]塞尔索·富尔塔多：《发展的辩证法》（Dialética do desenvolvimento），里约热内卢，1964年。

[14]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Discurso sobre el libre cambio”），见《哲学的贫困》（Miseria de la filosofía）德文第一版的附录。

[15]文森特·T.哈洛（Vincent T.Harlow）：《巴巴多斯历史》（A History of Barbados），奥克斯福尔德，1926年。

[16]塔德乌什·莱普考斯基（Tadeusz Lepkowski）：《海地》（Haití）第1卷，哈瓦那，1968年。

[17]塔德乌什·莱普考斯基（Tadeusz Lepkowski）：《海地》（Haití）第1卷，哈瓦那，1968年。

[18]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有一本很精彩的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El reino de este mundo，蒙得维的亚，1966年），说的是海地这一段梦幻般的生活。它出色地描述了保琳和她的丈夫勒克莱尔在加勒比游览的情景。

[19]转引自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Manuel Moreno Fraginals）：《糖厂》（El ingenio），哈瓦那，1964年。

[20]腌肉厂已经闯进拉普拉塔河流域。阿根廷和乌拉圭那时还没有分开，也不叫这两个国名，它们使自己的经济适于大量出口腌肉干、皮革和油脂。巴西和古巴在19世纪是两大奴隶集中地和很好的腌肉市场，因为腌肉便宜，便于运输和储存，在炎热气候下又不会腐烂。古巴人至今还把腌肉叫作“蒙得维的亚”。但1965年，乌拉圭停止卖给古巴腌肉，从而同美洲国家组织一起参与对古巴的封锁。这样，乌拉圭很愚蠢地失掉了它最后剩下的腌肉市场。古巴是18世纪末乌拉圭瘦肉干的第一个市场。何塞·佩得罗·巴伦（José Pedro Barrán）、本哈明·内厄姆（Benjamín Nahum）：《现代乌拉圭农村史（1851—1885）》（Historia rural del Uruguay moderno ［1851-1885］），蒙得维的亚，1967年。

[21]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Manuel Moreno Fraginals），同前引书。直到不久以前，还有一些船工在萨瓜河（río Sagua）航行，“他们拿着带铁头的长竿，用它往河床上扎，直到勾住一块木头……这样日复一日地从河底捞上被甘蔗田毁坏了的树木的残枝，以残损的树木为生”。

[22]塞尔索·富尔塔多：《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到古巴革命的拉丁美洲经济》（La economía latinoamericana desde la Conquista ibérica basta la Revolución Cubana），智利，圣地亚哥，1969年；墨西哥，1969年。

[23]译注：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the Elder，1525？—1569），荷兰—佛兰德画派的巨匠。画作主要以风景和农村生活为题材，代表作有《农民的婚礼》《雪中猎人》。由于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画家，故称其为老勃鲁盖尔。

[24]译注：1阿罗瓦等于25磅。

[25]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敏锐地看到，19世纪诞生的糖厂的名字，反映了蔗糖生产的升降曲线，诸如：“希望”、“新希望”、“勇敢”、“幸运”、“追求”、“征服”、“信心”、“佳绩”、“艰难”、“忧患”、“醒悟”。有四家糖厂都预见性地叫作“醒悟”。

[26]勒内·迪蒙：《古巴（试图进行建设性的批评）》（Cuba ［intento de crítica constructiva］），巴塞罗那，1965年。

[27]塞尔索·富尔塔多，同前引书。

[28]美国农业部糖业计划局局长在古巴革命之后宣布：“自从古巴退出舞台之后，我们就失掉了世界最大出口国的保护，因为过去它总是有所储备，以便我国市场随时得以满足。”恩里克·路易斯·加西亚（Enrique Ruiz García）：《拉丁美洲：对一次革命的解剖》（América Latina:anatomía de una revolución），马德里，1966年。

[29]利兰·H.詹克斯（Leland H.Jenks）：《我们的古巴殖民地》（Nuestra colonia de Cub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年。

[30]波多黎各是另一个处在囚禁地位的制糖中心。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波多黎各人不是很好的人，他们不配有自己的祖国，但可以为一个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战死在越南前线。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战斗在东南亚和波多黎各“自由联邦州”（estado libre asociado）的士兵比美国其他州的士兵要多。拒绝到越南去服兵役的波多黎各人要被送到亚特兰大的监狱中去关闭五年。除了要在美国部队服兵役外，还要遵行1898年入侵时遗留下来的、法律承认的其他凌辱性法令。所谓法律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在美国国会中波多黎各有一个象征性席位，没有表决权，实际上也没有发言权。取得这项权利的代价是殖民地地位。在美国占领以前，波多黎各有自己的货币并同世界上主要的市场建立了繁荣的贸易关系。今天，波多黎各的货币是美元，自己海关的关税额要由华盛顿来定，一切有关该岛外贸和内部贸易事宜，都由华盛顿来决定。对外关系、交通、通讯、工资、劳动条件等等皆如此。波多黎各人要由美国的联邦法庭来审判，本地军队要加入北部军队。工业和商业掌握在美国私人手中。彻底取消国籍是打算通过移民的办法来实现。贫困把一百多万波多黎各人赶到纽约去寻找好运，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在纽约，他们成了聚集在最肮脏地区的半无产者。

[31]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古巴革命》（演说）（“La Revolución cuba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

[32].A.努涅斯·希门尼斯（A.Núñez Jiménez）：《古巴地理》（Geografía de Cuba），哈瓦那，1959年。

[33]勒内·迪蒙，同前引书。

[34]达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安德烈斯·比安基（Andrés Bianchi），理查德·乔利（Richard Jolly）和马克斯·诺尔夫（Max Nolff）：《古巴，经济和社会革命》（Cuba,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volution），查佩尔希尔，北加利福尼亚，1964年。

[35]K.S.卡罗尔（K.S.Karol）：《执政的游击战士，古巴革命的政治历程》（Les guérrilleros au pouvoir.L’itinéra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cubaine），巴黎，1970年。

[36]译注：指1961—1973年间，即从运动开始到作者本书写就的十二年间。

[37]社会主义国家确保的稳定的糖价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同西班牙和西欧其他国家频繁的贸易，粉碎了美国设置的封锁，这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古巴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向国家提供美元，即可兑换的外汇，其余的则是同苏联和卢布区做买卖。这种贸易制度也造成一定的困难。像苏联生产的所有重型设备一样，他们给热电厂提供的涡轮机是优质的，但是轻工业和普通工业所提供的消费品则不是这样。

[38]《古巴向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九次地区会议的报告》（Informe de Cuba a la XI Conferencia Regional de la FAO），1970年10月13日拉美通讯社稿。

[39]埃尔斯沃思·邦克（Ellsworth Bunker）是全国炼糖公司（National Sugar Refining Co.）主任，在军事干涉之后，他作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特派员到多米尼加去。在邦克的密切关注之下，全国炼糖公司在这个小国的利益得到保护，在非常民主的选举之后占领军撤退了，把政权交给华金·巴拉格尔（Joaquín Balaguer）。在特鲁希略残暴独裁统治的全过程中，巴拉格尔曾是他的左右手。圣多明各的居民手持木棒、砍刀和步枪在街头巷尾和屋顶上同外国军队的坦克、火箭筒和直升机作战，要求被军事政变推翻的民选立宪总统胡安·博什（Juan Bosch）重新执政。好开玩笑的历史也拿预言来开玩笑。在特鲁希略独裁统治三十年之后，胡安·博什宣誓就职时，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亲自把美国政府的官方礼品一辆救护车带到圣多明各。

[40]译注：埃内斯托·莱库奥纳（Ernesto Lecuona，1895—1963），古巴作曲家和钢琴家，“非洲—古巴主义”民族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马拉圭纳》《永远在我心里》《西波尼》。

[41]L.卡皮坦、亨利·洛林：《哥伦布前后时期美洲大陆的劳工》，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年。

[42]塞尔希奥·巴古，同前引书。

[43]达尼埃尔·P.曼尼克斯（Daniel P.Mannix）、M.考利（M.Cowley）：《贩卖黑奴史》 （Historia de la trata de negros），马德里，1962年。

[44]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资本主义和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查佩尔希尔，北卡洛利纳，1944年。

[45]达尼埃尔·曼尼克斯和M.考利，同前引书。

[46]明确禁止巴西奴隶制的法律不是巴西的法律，而是1845年8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的英国法律，这并非偶然。奥斯尼·杜阿尔特·佩雷拉（Osny Duarte Pereira）：《谁制定巴西的法律？》（Quem faz as leis no Brasil?），里约热内卢，1963年。

[47]达尼埃尔·P.曼尼克斯和M·考利，同前引书。

[48]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同前引书。

[49]菲利普·雷诺（Philip Reno）：《英属圭亚那的悲剧，从奴隶制到争取社会主义的人民》（“El drama de la Guayana británica.Un pueblo desde la esclavitud a la lucha por el socialismo”），载于《每月评论》第17、18期，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年1—2月。

[50]爱迪生·卡内罗（Edison Carneiro）：《帕尔马雷斯的山洞》（O quilombo dos Palmares），里约热内卢，1966年。

[51]尼娜·罗德里格斯（Nina Rodrigues）：《在巴西的非洲人》（Os africanos no Brasil），里约热内卢，1932年。

[52]德西奥·德·弗雷塔斯（Décio de Freitas）：《奴隶的战争》（A guerra dos escravos），未出版。

[53]埃斯特万·蒙特霍（Esteban Montejo）在向米格尔·巴尔尼特（Miguel Barnet）讲述他的生平时己有一百多岁了。《一个逃居山野的黑人的生平》（Biografía de un cimarrón），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

[54]罗伯托·C.西蒙森（Roberto C.Simonsen）：《巴西经济史（1500—1820）》（História econômica do Brasil ［1500-1820］），圣保罗，1962年。

[55]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Manuel Moreno Fraginals），同前引书。在一次濯足节时，卡沙·巴约纳（Casa Bayona）伯爵决定卑躬屈膝地为他的奴隶效劳。在基督教激情的感召之下，他给十二个黑人洗了脚，还让他们在他的桌上同他一起吃饭。这真成了最后的晚餐。第二天奴隶就起来造反，放火烧了糖厂。他们的头颅被钉在糖厂中心的十二根长矛上。

[56]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里约贫民窟的神灵与魔鬼》（Los dioses y los diablos en las favelas de Río），载于《阿马鲁杂志》（AmaYu）第10期，利马，1969年6月。

[57]鲁道夫·特奥菲洛（Rodolfo Teófilo）：《1877—1880塞尔拉的干旱史》（Historia de Sêca do Ceará ［1877-1880］），里约热内卢，1922年。

[58]见1970年4月21日法新社报道。1938年，一个放牛者在大腹地发烫的道路上漫游，成了巴西文学史上一部最优秀的小说的题材。干旱对附属于沿海地区糖厂但位于腹地的畜牧业大庄园的袭击并未停止，它的后果也没改变。《干枯的生命》（Vidas secas）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世界原封未动。鹦鹉学狗叫，因为它的主人几乎已经不会说话了。格拉西里阿诺·拉莫斯（Graciliano Ramos）：《干枯的生命》，哈瓦那，1964年。

[59]保罗·希林（Paulo Schilling）：《一次新的种族灭绝》（“Un nuevo genocidio”），载于《前进》（Marcha）1501期，蒙得维的亚，1970年7月10日。1970年10月，帕拉的主教们向巴西总统揭露，东北部的工人受到正在修建穿越亚马孙地区的公路的那些公司的野蛮剥削。政府称这项工程为“20世纪的工程”。

[60]译注：恩里科·卡鲁索（Enrico Caruso，1873—1921），意大利歌剧演员。其作品主要为意大利语角色，也有少量法语角色。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还表演过两部德国歌剧，瓦格纳的《罗恩格林》和卡尔·戈德马克的《示巴女王》。

[61]奥雷略·皮尼埃洛（Aurélio Pinheiro）：《亚马孙河沿岸》（A margem do Amazonas），圣保罗，1937年。

[62]鲁道夫·特奥菲洛，同前引书。

[63]玻利维亚被砍去了近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02年它得到了两百万英镑的赔偿和通往马德拉河和亚马孙河的铁路。

[64]译注：邱园（Kew Gardens），即英国皇家植物园。

[65]20世纪初，有橡胶树林的山也使秘鲁好像看到新的黄金国。大约在1908年，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Francisco García Calderón）在《当代秘鲁》（El Perú contemporáneo）中写道，橡胶是未来的巨大财富。在《绿房子》（La casa verde，巴塞罗那，1966年）中，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再现了伊基托斯和森林地区繁忙的景象。在那儿，冒险家们掠夺印第安人，也互相掠夺。自然界在报复，它使用的是麻风病和其他手段。

[66]多明戈·阿尔贝托·兰赫尔（Domingo Alberto Rangel）：《委内瑞拉现代资本主义进程》（El proceso del capitalismo contemporáneo en Venezuela），加拉加斯，1968年。

[67]译注：委内瑞拉的西班牙文意为“小威尼斯”。

[68]多明戈·阿尔贝托·兰赫尔：《资本与发展》（Capital y desarrollo）第1卷《从事农业的委内瑞拉》（“La Venezuela agraria”），加拉加斯，1969年。

[69]在巴西，可以很容易地把那些传统的大庄园主，以及所有的显赫人物封为“上校”（coronel）。书中的这一段引自豪尔赫·亚马多（Jorge Amado）1946年在蒙得维的亚发表的小说《圣豪尔赫·多斯·伊尔埃乌斯》（São Jorge dos Ilhéus）。书中还写道，可是，“连孩子们都不去碰可可果。他们惧怕这种形状像椰子、核子甜滋滋的黄色果实，因为可可使他们一生只能吃野果和干肉”。实质上，“可可才是主宰一切的主人，连上校也对它有三分的敬畏”。豪尔赫·亚马多，《可可》（Cacao），布宜诺斯艾利斯，1935年。豪尔赫·亚马多196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另一部小说名叫《加布里埃拉，丁香与肉桂》（Gabriela,clavo y canela），书中的一个人物在谈到1925年的伊尔埃乌斯时，竖起大拇指说：“现在在我国北方，没有一个城市的发展赶得上伊尔埃乌斯。”可现在，伊尔埃乌斯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70]联合国（Naciones Unidas）拉美经济委员会（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CEPAL］）对可可和咖啡价格的上涨是这样评价的：价格上涨“相对来说具有过渡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歉收造成的”。拉美经济委员会《1969年拉美经济报告》（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1969）第2卷《1969年的拉美经济》（“La economía de América Latina en 1969”），智利，圣地亚哥，1970年。

[71]罗伯托·C.西蒙森，同前引书。

[72]卡约·普拉多·茹尼奥尔：《近代巴西的形成》（Formação do Brasil contemporâneo），圣保罗，1942年。

[73]泛美农业发展委员会（Comité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 Agrícola）：《危地马拉的土地占有制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Guatemala.Tenencia de la tierra y desarrollo socioeconómico del sector agrícola），华盛顿，1965年。

[74]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Siete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de la realidad peruana），蒙得维的亚，1970年。

[75]泛美农业发展委员会：《秘鲁的土地占有制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Perú.Tenencia de la tierra y desarrollo socioeconómico del sector agrícola），华盛顿，1966年。

[76]阿隆索·阿吉拉尔·M.（Alonso Aguilar M.）和弗尔南多·卡蒙娜（Fernando Carmona）合著：《墨西哥的财富与贫困》（México:riqueza y miseria），墨西哥，1968年。

[77]马里奥·阿鲁布拉（Mario Arrubla）：《关于哥伦比亚不发达状况的研究报告》（Estudios sobre el subdesarrollo colombiano），麦德林，1969年。咖啡的总价格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中间商，包括进出口商的所得占40％，向生产国和消费国上交的税款占10％，运输者所得占10％，设在华盛顿的泛美咖啡办事处的广告费占5％，种植园主的收入占30％，工人工资占5％。

[78]咖啡银行（Banco Cafetero）：《哥伦比亚的咖啡业》（La industria cafetera en Colombia），波哥大，1962年。

[79]《泛美经济概况》（Panorama económico Latinoamericano）第87期，哈瓦那，1963年9月。

[80]皮埃尔·蒙贝格（Pierre Monbeig）：《圣保罗的种植园主和先驱者》（Pionniers et planteurs de São Paulo），巴黎，1952年。

[81]中央银行、巴西咖啡协会（Instituto Brasileiro do Café）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资料。《因素》（Fator）杂志第2期，里约热内卢，1968年11—12月。

[82]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调查。希德·西尔维拉（Cid Silveira）：《咖啡：国民经济中的一场悲剧》（Café:um drama na economia nacional），里约热内卢，1962年。

[83]拉美经济委员会：《国际贸易及拉丁美洲的发展》（El comercio internacional y el desarrollo de América Latina），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1964年。

[84]罗伯托·C.西蒙森，同前引书。

[85]马里奥·阿鲁布拉，同前引书。

[86]路易斯·爱德华多·涅托·阿特塔（Luis Eduardo Nieto Arteta）：《哥伦比亚经济论文集》（Ensayos sobre economía colombiana），麦德林，1969年。

[87]赫尔曼·古斯曼·坎波斯（Germán Guzmán Campos）、奥兰多·法尔斯·博尔塔（Orlando Fals Borda）、爱德华多·乌马尼亚·卢那（Eduardo Umaña Luna）：《哥伦比亚的暴力，论哥伦比亚社会状况》（La violencia en Colombia.Estudio de un proceso social），波哥大，1963—1964年。

[88]赫尔曼·古斯曼（Germán Guzmán）：《哥伦比亚的暴力（叙述篇）》（La violencia en Colombia ［parte descriptiva］），波哥大，1968年。

[89]联合国：《对经济发展的分析和设想》（“Análisis y proyecciones del desarrollo económico”），第3卷，载于《哥伦比亚的经济发展》（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Colombia），纽约，1957年。

[90]赫尔马·拉马（Germán Rama）教授发现，在这些令人尊敬的高等学府中，有的把《读者文摘选集》（Selecciones del Reader’s Digest）的全套合订本作为图书馆最重要的藏书。赫尔曼·拉马：《哥伦比亚的教育和社会机遇》（Educación y movilidad social en Colombia），载于《回声》（Eco）杂志第116期，波哥大，1969年12月。

[91]埃德尔维托·托雷斯—里瓦斯（Edelberto Torres-Rivas）：《一个依附社会（中美洲）的进程和结构》（Procesos y estructuras de una sociedad dependiente ［Centroamérica］），智利，圣地亚哥，1959年。

[92]卡洛斯·古斯曼·博克莱、让—洛普·赫伯特：《论危地马拉的历史社会》，墨西哥，1970年。

[93]达西·里维罗：《美洲和文明》，第3卷：《移居的民族，文明和发展》（Los pueblos trasplantados.Civilización y desarrollo），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年。

[94]格雷戈里奥·塞尔塞（Gregorio Selser）：《拉丁美洲的外交，大棒和美元》（Diplomacia,garrote y dólares en América Lati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年。

[95]克劳德·朱利安（Claude Julien）：《美国帝国》（L’Empire Americain），巴黎，1968年。

[96]发表于《常识》（Common Sense）杂志，1935年11月。V.利奥·休伯曼（V.Leo Huberman）：《人类的语言财富，各国财富的历史》（Man’s Worldly Goods.The Story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纽约，1936年。

[97]威廉·克雷姆（William Krehm）：《加勒比的民主和独裁》（Democracia y tiranías en el Caribe），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

[98]这是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Álvaro Cepeda Samudio）的小说《大房子》（La casa grande，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年）的内容，也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独》（Cien años de soledad，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年）一个章节的内容：“肯定是一场梦”，军官们坚持认为。

[99]这段时期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1950年代出版的小说三部曲《强风》（Viento fuerte）、《绿色魔鬼》（El papa verde）和《被葬人的眼睛》（Los ojos de los enterrados）。《强风》一书的人物之一派尔先生预言：“如果我们不去建新的种植园，而是去买私人生产者的水果，那我们将来一定赚得更多。”危地马拉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联合果品公司——现在是商标公司——通过商品化机制实行香蕉垄断，这种机制比从事直接生产更有效，风险更小。值得一提的是，在1960年代，由于香蕉种植园面临严重的社会动乱的威胁，联合果品公司决定将其出售和（或）出租。从那以后，香蕉产量直线下降。

[100]埃德尔维托·托雷斯—里瓦斯，同前引书。

[101]译注：caite，当地用皮条裹织的简易凉鞋。

[102]译注：Adelita，墨西哥革命时期流行的歌曲。

[103]格雷戈里奥·塞尔塞：《桑地诺，自由人的将军》（Sandino,general de hombres libres），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

[104]卡尔顿·比尔斯（Carleton Beals）：《面对美洲的美洲》（América ante América），智利，圣地亚哥，1940年。

[105]威廉·克雷姆（William Krehm），同前引书。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克雷姆，在中美洲生活了多年。

[106]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危地马拉，被占领之国》（Guatemala,país ocupado），墨西哥，1967年。

[107]艾森豪威尔1963年6月10日在华盛顿美国书商协会的演说。转引自戴维·怀斯（David Wise）和托马斯·罗斯（Thomas Ross）：《看不见的政府》（El gobierno invisible），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年。

[108]译注：指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巴托罗缪为《圣经》中耶稣的十二个信徒之一。8月25日为法国圣巴托罗缪节。1572年8月24日，在节日前夜，法国巴黎发生天主教对新教徒胡格诺派的大屠杀。这是法国宗教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109]J.P.罗伯逊（J.P.Robertson）和G.P.罗伯逊（G.P.Robertson）：《革命时期的阿根廷。巴拉圭书信》（La Argentina en la época de la Revolución.Cartas sobre el Paraguay），布宜诺斯艾利斯，1920年。

[110]华盛顿·雷耶斯·阿巴迪（Washington Reyes Abadie）、奥斯卡·H.布鲁斯切拉（Óscar H.Bruschera）、塔瓦雷·梅洛格诺（Tabaré Melogno）：《阿蒂加斯时期》（El ciclo artiguista）第4卷，蒙得维的亚，1968年。

[111]尼尔松·德·拉·托雷（Nelson de la Torre）、胡利奥·C.罗德里格斯（Julio C.Rodríguez）、卢西亚·萨拉·德图龙（Lucía Sala de Touron）：《阿蒂加斯：土地和革命》（Artigas:tierra y revolución），蒙得维的亚，1967年。

[112]尼尔松·德拉托雷、胡利奥·C.罗德里格斯、卢西亚·萨拉·德图龙，同前引书。同作者：《东岸的经济发展》（Evolución económica de la Banda Oriental），蒙得维的亚，1967年，以及《殖民地的经济社会结构》（Estructura económico-social de la Colonia），蒙得维的亚，1968年。

[113]比维安·特里亚斯（Vivian Trías）：《乌拉圭的土地改革》（Reforma agraria en el Uruguay），蒙得维的亚，1962年。这本书对乌拉圭寡头集团家族逐一进行了描述。

[114]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乌拉圭：诺言和背叛》（“Uruguay:Promise and Betrayal”），载于J.皮特拉斯（J.Petras）和M.蔡特林（M.Zeitlin）编写的《拉丁美洲：改革还是革命？》（Latin America:Reform or Revolution?），纽约，1968年。

[115]经济学院（Instituto de Economía）：《乌拉圭经济进程——供研究乌拉圭经济发展和前景参考》（El proceso económico del Uruguay.Contribución al estudio de su evolución y perspectivas），蒙得维的亚，1969年。在民族工业得到国家高额补贴和全力保护而蓬勃发展的年代，农村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流向了新兴工业。当工业走进自身垂死的危机周期时，畜牧业的剩余资本又转向了其他方面。埃斯特角最华而不实的宅第是靠民族的不幸来修建的；后来，金融投机交易又使在通货膨胀中浑水摸鱼的人头脑发热。但尤为严重的是，乌拉圭年复一年积累下来的资金和利润都外流了。据官方资料，1962年至1966年间，有两亿五千万美元从乌拉圭流向瑞士和美国的可靠的银行。人员流失情况也一样：二十年前，青年人从农村流到城市充当发展中工业的劳力，而今天，他们却从陆地或海路到他国谋生。当然，他们的命运是不相同的。资本受到热情欢迎；而移民，等待他们的则是艰难的人生，即漂泊不定的生活、恶劣的环境以及无法预测的冒险生涯。1970年的乌拉圭由于受到一次极大危机的严重冲击，已不再是曾经向欧洲移民许诺过的那个和平进步的神话般的绿洲，而是注定使本国居民被迫移居海外的动乱的国家。这个国家生产暴力，输出人口，就同生产和出口肉类和羊毛一样自然。

[116]译注：16—18世纪，克里奥尔人（Creole）指生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人，后来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发展出不同的含义。

[117]赫尔曼·韦茨坦（German Wettstein）、胡安·鲁道夫（Juan Rudolf）：《农村社会》（“La sociedad rural”），载于《我们的土地》（Nuestra Tierra）选集，第16卷，蒙得维的亚，1969年。

[118]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Jesús Silva Herzog）：《墨西哥革命简史》（Breve historia d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年。

[119]约翰·肯尼思·特纳（John Kenneth Turner）：《野蛮的墨西哥》（México bárbaro），1911年出版于美国；墨西哥，1967年。

[120]约翰·肯尼思·特纳，同前引书。墨西哥曾是美国优先投资的国家，它在19世纪末拥有美国在外投资总额的近三分之一。威尔斯（Welles）在影片《公民凯恩》（Citizen Kane）中饰演的角色原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墨西哥奇瓦瓦州和北部其他地区就拥有三百多万公顷土地。费尔南多·卡蒙娜（Fernando Carmona）：《拉丁美洲的悲剧：墨西哥事件》（El drama de América Latina.El caso de México），墨西哥，1964年。

[121]小约翰·沃马克（John Womack Jr.）：《萨帕塔和墨西哥革命》（Zapata y la Revolución mexicana），墨西哥，1969年。

[122]译注：阿提拉（Attila，406—453），中欧及东欧匈奴帝国的首领，西方和东罗马帝国最可怕的敌人之一。部落成员主要为匈奴人和东哥特人。

[123]小约翰·沃马克，同前引书。

[124]费尔南多·卡蒙娜，同前引书。

[125]埃德孟多·弗洛雷斯（Edmundo Flores）：《墨西哥经济向何处去？》（“Adónde va la economía de México?”），载于《对外贸易》（Comercio exterior）第20卷第1册，墨西哥，1970年1月。

[126]安娜·玛丽亚·弗洛雷斯（Ana María Flores）：《墨西哥的饥饿状况》（La magnitud del hambre en México），墨西哥，1961年。

[127]阿隆索·阿吉拉尔、费尔南多·卡蒙娜，同前引书；同样的作者及吉列尔莫·蒙塔尼奥（Guillermo Montaño），豪尔赫·卡里翁（Jorge Carrión）：《墨西哥奇迹》（El milagro mexicano），墨西哥，1970年。

[128]鲁道夫·斯塔文哈根（Rodolfo Stavenhagen）、费尔南多·帕斯·桑切斯（Fernando Paz Sánchez）、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Cuauhtémoc Cárdenas）、阿图罗·博尼利亚（Arturo Bonilla Sánchez）：《新庄园制和剥削：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到安德森·克莱顿公司》（Neolatifundismo y explotación.De Emiliano Zapata a Anderson Clayton & Co.），墨西哥，1968年。

[129]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墨西哥，1962年。

[130]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年鉴》（Anuario de la producción），第19卷，1965年。

[131]阿尔维托·巴尔特拉·科尔特斯（Alberto Baltra Cortés）：《拉丁美洲经济不发达问题》（Problemas del subdesarrollo económico latinoamericano），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年。

[132]D.F.马萨·萨瓦拉（D.F.Maza Zavala）：《人口爆炸和经济发展》（Explosión demográfica y crecimiento económico），加拉加斯，1970年。

[133]保罗·拜罗克（Paul Bairoch）：《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分析，1900—1966》（Diagnostic de l’évolution économique du Tiers Monde.1900-1966），巴黎，1967年。

[134]鲁伊·法科（Rui Facó）：《匪徒和狂热分子》（Cangaceiros e fanáticos），里约热内卢，1965年。

[135]畜牧业资本家认为，建造人工牧场，同对粗放畜牧业的传统投资相比，意味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冒更大的风险，同时收益减少。由此，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就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悖：从某个角度来说，只有提高土地的肥力，才能提高牲畜的质量和增加产量。国家需要牛多产肉，羊多出毛，但土地的主人从目前的生产状况来看，已赚了很大一笔钱。乌拉圭大学经济学院得出的结论（同前引书），在某种意义上也适用于阿根廷。

[136]达尔多·库内奥（Dardo Cúneo）：《企业主阶级的行为和危机》（Comportamiento y crisis de la clase empresari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年。

[137]拉美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经济研究》（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智利，圣地亚哥，1964、1966年；《拉丁美洲使用肥料情况》（El uso de fertilizantes en América Latina），智利，圣地亚哥，1966年。

[138]译注：英国最早在北美建立的十三个殖民地，后成为美国的十三个州。

[139]达西·里维罗：《美洲和文明》（Las Américas y la civilización）第2卷《新生的人民》（Los pueblos nuevos），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年。

[140]爱德华·C.柯克兰（Edward C.Kirkland）：《美国经济史》（Historia económica de Estados Unidos），墨西哥，1941年。

[141]塞尔索·富尔塔多：《巴西计划》（Um projeto para o Brasil），里约热内卢，1969年。

[142]刘易斯·汉克（Lewis Hanke）等：《美洲有共同的历史吗？》（Do the Americas Have a Common History?），纽约，1964年。该书作者力图找到北美洲和南美洲历史进程中的相同点，但一无所获。

[143]塞尔希奥·巴古，同前引书。

权力的地下源泉

美国经济需要拉美的矿产，就像肺需要空气一样

宇航员在月亮表层第一次留下人类的足迹。1969年7月，伟绩的创建者维尔纳·冯·布劳恩（Werner von Braun）向新闻界宣布，美国准备建立一个有近期目标的遥远的太空空间站，他宣布：“从这个绝妙的观察台，我们可以探查到地球上的任何财富：鲜为人知的油田、铜矿、锌矿……”

石油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燃料，美国七分之一的石油消费靠进口。屠杀越南人需要子弹，子弹又需要铜：美国所需的铜有五分之一靠从国外购买。锌矿不足的问题愈发令人不安，近一半来自国外。没有铝就不能制造飞机，没有铝土矿就没有铝，而美国几乎没有铝土矿。明尼苏达矿藏无法向美国大型钢铁企业——匹兹堡、克利夫兰、底特律——提供足量的铁矿，因为它正在逐渐枯竭。美国本土也没有锰矿，支撑美国经济所需的铁有三分之一靠进口，锰全部靠进口。美国地下资源里没有生产喷气发动机的镍和铬。生产特种钢需要的钨，四分之一依靠进口。

由于美国在这方面对国外的依赖越来越大，美国资本家在拉美的利益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就日趋一致。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国内稳定，同它在布拉沃河以南的投资有密切联系。这些投资近一半都用于开采石油和开发矿藏，因为它们“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对美国经济都必不可少”[1]。美国商会国际董事会董事长明确表示：“在历史上，美国向外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开发自然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很明显，这类投资的诱惑力越来越大。随着人口的膨胀和生活水准的提高，我们对原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我们本国的资源却在萎缩……”[2]政府、大学和大公司的科研机构，发明和发现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但是，任何新技术都还没有找到办法不用大自然提供、也只有大自然才能提供的基本材料。

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工业发展提出的挑战，美国地下资源的应战能力越来越弱。[3]

地下资源也能导致政变、革命、间谍活动，以及在亚马孙大森林中的冒险活动

在巴西，帕拉贝巴（Paraopeba）谷地丰富的铁矿藏，导致雅尼奥·夸德罗斯（Janio Quadros）和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两个总统的垮台。后来，在1964年夺取政权的卡斯特洛·布兰科（Castelo Branco）元帅把铁矿藏拱手让给汉纳矿业公司。在此之前若干年，美国大使的老朋友埃奥里科·杜特拉总统（Eurico Dutra，1946—1951年在任），把阿马帕州（Amapá）蕴藏量为四千万吨的锰矿——世界上蕴藏量最大的锰矿——交给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条件是锰矿出口收入的4％归巴西国家所有。从那以来，伯利恒钢铁公司逐步把这座矿山搬到美国，干劲之大足以使人担忧十五年后巴西将没有足量的锰矿供应本国的钢铁工业。此外，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投资开矿的每一百美元中，有八十八美元是巴西政府殷勤提供的，即以“开发该地区”为名的免税。丧失米纳斯吉拉斯的黄金的教训显然没有起任何作用。诗人曼努埃尔·班迪耶拉（Manuel Bandeira）写道：“白色的金子／黑色的金子／腐烂的金子。”巴西今天仍然无偿把发展本国的自然资源交给别人。[4]1964年，玻利维亚独裁者雷内·巴里恩托斯（René Barrientos）上台。他多次屠杀矿工，把马蒂尔德矿山（mina Matilde）开采权让给菲利普兄弟公司。这个矿山有铅矿、银矿以及丰富的锌矿，锌矿品位是美国锌矿的十二倍。菲利普兄弟公司获准把锌矿石运往该公司在国外的冶炼厂提炼，只需向玻政府交付锌矿出售价格的1.5％即可。[5]在秘鲁，1968年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Fernando Belaúnde Terry）总统屈尊同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定，但协定的第十一页神秘丢失；于是，贝拉科斯·阿尔瓦拉多（Velasco Alvarado）将军推翻特里总统，夺取政权，把美孚公司的油井和炼油厂全部收归国有。可以说，委内瑞拉是美孚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的大油田，美国在拉美的最大军事基地就设在该国。阿根廷走马灯似的政变，都是在每次油田拍卖招标前后发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左派力量获得大选胜利之前，五角大楼向智利提供的不成比例的军事援助绝非与铜矿毫不相干；1965至1969年间，美国的铜储量下降60％多。1964年，切·格瓦拉在哈瓦那的办公室告诉我，巴蒂斯塔的古巴不仅仅有蔗糖。他认为，古巴丰富的镍、锰矿藏，最能说明帝国主义为什么对古巴革命怀有刻骨仇恨。在那次谈话以后，美国的镍储量下降三分之一。古巴把美国镍铬矿业公司收归国有；约翰逊（Johnson）总统威胁法国的冶金企业，如果购买古巴镍矿，就查封它们发往美国的货物。

矿产同圭亚那（Guayana）社会主义者切迪·贾根（Cheddi Jagan）政府的垮台也有很多牵连。1964年年末，切迪·贾根在当时英属圭亚那获得多数选票。今天的圭亚那的铝土矿生产占世界第四位，在拉美锰生产国中也居第三位。中央情报局对贾根的垮台起了决定性作用。阿诺德·赞德（Arnold Zander）是那次为否认贾根的选举胜利而罢工的最高领导人。他在事后公开承认，他的工会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个基金会提供的大量美元。[6]圭亚那新政权保证美国铝矿业公司在圭亚那不会有危险，也就是说，公司不必惊慌失措，可以继续开采铝土矿，并仍按1938年的价格购进，尽管1938年后铝价已经翻了几番。[7]铝矿买卖不再有危险。阿肯色州的铝土矿价格是圭亚那的两倍。美国本土的铝土矿虽然很少，但它使用别人的廉价原料生产的铝却占世界铝总产量的几乎一半。

对美国军事实力有重要价值的战略性矿产大部分都要依靠国外。对此，马格多夫说道：“今天，喷气发动机、煤气轮机和核反应堆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对只能在国外获得的原料的需求。”[8]为了维持其核军事实力，美国迫切需要必不可少的战略性矿产，这种需要同美国在巴西亚马孙地区大量购买土地一事有明显联系。美国通常采用欺诈手段购买这些土地。1960年代，众多美国公司在职业冒险家和走私分子的带领下，疯狂涌向这片巨大的热带雨林。在此之前，根据1964年签订的协定，美国空军的飞机飞越并拍摄了整个地区。这些飞机使用闪烁计数器，通过发射不同强度的光波来勘察放射性矿床；使用电子地磁仪，通过x光探测有色金属矿富矿层；还使用可以发现和测量铁矿的地磁仪。全面勘测隐藏在亚马孙地区的财富的有关资料和照片，都被送到与之有利益关系的私人企业手中。勘测工作应归功于美国政府地质测绘所提供的良好服务。[9]在这片幅员广阔的地区，已经查明的矿藏有金、银、金刚石、石膏石、赤铁矿、磁铁矿、钽、钛、钍、铀、石英、铜、锰、铅、硫酸盐、钾盐、铁矾土、锌、锆、铬和汞。从马托格罗索州的原始热带雨林到戈亚斯州（Goiás）南部的莽莽平原，空间如此之开阔，以至《时代》杂志拉美版1967年最后一期信口胡言，说可以同时看见光辉灿烂的太阳和六种不同的暴风雨闪电。美国政府提供免税和其他诱人的条件，以吸引人来开垦这个奇妙的原始世界的处女地。据《时代》杂志称，1967年前，外国资本家以每英亩七美分的价格买下一大片土地，面积超过康涅狄格州、罗德岛、特拉华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之和。巴西政府的亚马孙开发署主任常说：“我们应该为外国投资敞开大门，因为我们需要的比我们能够得到的要多。”为了给美国飞机的航空摄影勘测辩护，巴西政府事先就宣布缺乏资金。这在拉美是正常现象：总是以资金贫乏为名行出卖资源之实。

巴西国会进行了一次相关调查，最终提出一份长篇报告。[10]报告列举了两千万公顷的土地被出售或强占的事实。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据调查委员会的看法，它简直“呈条带状态，把亚马孙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调查报告把“秘密开发有很高价值的矿产”列为美国极力要在巴西境内开辟一条新边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报告收集了陆军部办公室的证词，强调“美国政府希望能控制大片土地以备今后使用，或开发矿产，特别是放射性矿物，或作为定向殖民的基础”。国家安全委员会断言：“外国人已经占有的或正在占有的地区，正是由外国人对当地巴西妇女做绝育手术的地区，这不能不令人怀疑。”的确，据《晨邮报》报道：“以美国新教为主的二十多个外国传教士团正在占领亚马孙地区，定点于蕴藏着富饶的放射性矿、黄金和金刚石的地方……他们大批分发各种避孕工具，如避孕环等，教变成天主教徒的印第安人英语……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四周有武装人员警戒，任何人不得入内。”[11]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地球上所有适于人居住的荒无人烟的地区中，亚马孙地区是面积最大的。在这空旷无人的大片地区控制生育，就是为了避免同寥寥无几的巴西人进行人口竞赛，而这些人一直在这片雨林或无际的旷野的遥远角落里生活和繁衍后代。

里奥格兰迪诺·克鲁埃尔（Riograndino Kruel）将军在国会调查委员会面前肯定，“含钍和铀的原料走私量达到一百万吨的天文数字”。在此之前，即1966年9月，任联邦警察局长的克鲁埃尔揭露了美国一领事对公开审理四名美国公民一案进行的“不适当的和有步骤的干涉”。这四名美国人被指控为走私巴西的原子能矿物原料。克鲁埃尔认为，他们私带四十吨放射性矿物，足以给他们定刑。没多久，四名走私犯中的三人神秘地逃离巴西。虽然矿物走私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情况日益严重。仅未经加工的金刚石秘密外运一项，巴西每年就要损失一亿多美元。[12]实际上，走私只在一定程度上才是非干不可的，因为合法的租让权就能使巴西最宝贵的自然财富轻而易举地被攫取。这类事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一例。位于阿拉萨（Araxá）的世界最大的铌矿，就属于纽约铌矿公司的一个子公司。从铌矿中可提取几种金属。这些金属有很强的耐热性，可以用来制造核反应堆，火箭和宇宙飞船，卫星或喷气式飞机。该公司在开采铌矿的同时，也顺带采掘大量钽、钍、铀、烧绿石以及其他高品位的稀土矿。

德国化学家击败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者

硝石的兴衰史雄辩地证明，拉美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时来运转只是过眼烟云，福星的照耀总是转瞬即逝，灾难的阴云却总是凝聚不散。

19世纪中叶，马尔萨斯不祥的预言在旧大陆上空徘徊。那时，欧洲人口急剧增长，而土地的肥力业已耗尽，不进行土壤改良，粮食生产就不可能以同等的比例增长。英国人通过化验，发现海鸟粪具有肥料的性能。从1840年起，秘鲁沿海的海鸟粪就开始大规模出口。秘鲁近海的水域中有大量鱼类，那些靠鱼类为生的鲣鸟和海鸥从远古时代起就栖身于沿海大大小小的岛屿上，在那里留下的粪便堆积成山。这些粪便含有丰富的氮、氨、磷酸盐和盐碱。由于秘鲁沿海地区终年无雨，这些海鸟粪的质量没有丝毫变化。[13]然而，海鸟粪打入国际市场后不久，农业化学家就发现，硝石含的养分更为丰富，到1850年，用硝石当肥料的做法在欧洲农村已十分普遍。旧大陆因水土流失，地力早已耗尽，施了肥的麦田贪婪地从硝石中汲取硝酸钠养分。这些硝石最初由秘鲁塔拉帕卡大区（Tarapacá）的硝石矿供应，后来又由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的硝石矿供应。[14]硝石和海鸟粪就蕴藏在太平洋的海岸，“对寻找它们的船只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15]，欧洲饥荒的幽灵就这样被赶走了。

利马寡头集团的骄奢淫逸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依然故我，无所顾忌地中饱私囊，在用意大利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宫殿和陵墓中积累着象征他们权力的财富。这些宫殿和陵墓就矗立在首都的一片沙地上。过去，利马的大家族靠着波托西的银子发迹，现在，他们又靠鸟的粪便和硝石场里那些白得耀眼的石块为生。秘鲁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国家，实际上英国早已取代了西班牙的角色。马里亚特吉在一篇论文中写道：“秘鲁觉得自己很富有，政府在使用贷款时不是量入为出，而是在生活上挥霍无度，把秘鲁的前途整个抵押给了英国的金融机构。”据罗梅罗统计，到1868年，政府的开支和债务已远远超过进口的收入。秘鲁用未开采的海鸟粪作英国贷款的押金，而欧洲又在海鸟粪价格上玩弄花招。海鸟粪出口商掠夺式的经营方式给秘鲁带来了灾难，几千年来在海岛上自然堆积起来的海鸟粪，只几年的工夫就贱卖殆尽。据贝穆德斯书中记载，与此同时，在硝石产区，工人只能勉强维持生存，“他们全家人住一间破旧的房屋，房子只比人略高一点，墙壁是用石块和石子泥巴土坯砌起来的”。

玻利维亚安托法加斯塔省没过多久也开采起硝石来，但是，这个生意不是玻利维亚做的，而是秘鲁做的。其实，更准确地说，经营权是属于智利的。当玻利维亚政府试图向其领土上的硝石矿征税时，智利军队派出几营的兵力占领安托法加斯塔省，并从此驻扎。在此之前，安托法加斯塔省的这片沙漠地带一直在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三个具有潜在冲突的国家之间充当着缓冲区的角色，然而硝石却在那里引起战争。这场太平洋战争于1879年爆发，1883年才结束。智利军队在1879年已占领秘鲁产硝地区的帕蒂约斯港（Patillos）、伊基克港（Iquique）、比萨瓜港（Pisagua）和胡宁港（Junín），最后又胜利进驻利马，进驻的第二天卡亚俄（Callao）要塞就投降了。秘鲁失败后，大片领土被侵占，大量财富遭掠夺，民族经济失掉两大资源，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货币贬值，国外贷款对秘鲁关上了大门。[16]但是，正如马里亚特吉所指出的，经济虽然崩溃，过去的阴影并未因此而消失；殖民地经济虽然失去了生存的支柱，其结构却完整地保存下来。玻利维亚呢？它甚至没有发现自己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丘基卡马塔矿（Mina de Chuquicamata）恰恰就在现属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省内。那么，战争的胜利者又得到了什么呢？

1880年，硝石和碘的收入占智利国家收入的5％。十年之后，仅被征服地区硝酸盐的出口收入就占到智利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一时期，英国在智利的投资增加两倍还要多，硝石产区变成了英国人的大工厂。[17]可他们把硝石矿搞到手花的钱并不多。秘鲁政府1875年征用这些硝石矿时付的是债券。五年之后由于爆发战争，债券价格跌至原来的十分之一。约翰·托马斯·诺斯和他的合伙人罗伯特·哈维这些胆大的冒险家就抓住了这一时机。他们趁智利人、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鏖战于疆场之机，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银行（Banco de Valparaíso）和其他银行痛痛快快借给他们的贷款买下硝石矿的债券。士兵们在为这些英国人打仗，但他们浑然不知。诺斯、哈维、英格利斯、詹姆斯、布什、罗伯逊和其他勤奋的企业家所付出的代价很快就被智利政府弥补上了。1881年，智利政府决定把硝石矿归还给其合法的主人。这时，硝石矿的债券已有一半握在巫师一般的英国投机商手里，他们没用一个便士就把这些硝石矿占为己有。

1890年代初，智利对英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从英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将近一半。智利在贸易上依赖英国的程度比当时的印度还要深。智利通过战争垄断了世界的硝石，但硝石之王还是约翰·托马斯·诺斯。硝石矿债券中有40％的利息都由他的一家名叫利物浦硝酸盐公司的企业支付。诺斯1866年在瓦尔帕莱索上岸时，他身上那件污秽不堪的旧西装口袋里只有十个英镑。可三十年后，他在伦敦自己那座豪华宅第里款待的都是亲王、公爵、名声显赫的政治家和大企业家一类的人物。诺斯给自己封了一个上校的头衔，还加入保守党和肯特的共济会教派，这是像他这样血统高贵的绅士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尔切斯特勋爵、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斯托克波尔侯爵等都赏脸来参加他举办的奢华舞会。舞会上他化装成亨利八世跳舞。[18]与此同时，在他那遥远的硝石王国里，智利工人星期天也不能休息，每天劳动长达十六小时。他们的工资用代金牌支付，而在企业开的杂货店里买东西时，代金牌的面值几乎只等于原价的一半。

拉米雷斯·涅科切阿写道，在1886到1890年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José Manuel Balmaceda）总统执政期间，智利政府推行了“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在巴尔马塞达的推动下，智利建立起一些新的工业部门，进行重大的公共工程建设，改革教育，采取措施打破英国企业对塔拉帕卡大区铁路的垄断，并从德国借款。这是智利在整个19世纪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是从英国借款。1888年，巴尔马塞达宣布要把硝石产区收归国有，建立起智利自己的硝石开采企业，并拒绝把属于国家所有的硝石矿出售给英国人。三年之后，智利爆发内战，诺斯和他的同伙为反叛者提供了大量资助。[19]英国的战舰封锁了智利的海岸，伦敦的报纸对巴尔马塞达破口大骂，称他是“最残暴的独裁者”“嗜血成性的暴君”。巴尔马塞达被打败了，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英国大使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写道：“这里的英国人都不掩饰他们对巴尔马塞达失败所感到的喜悦之情。普遍的看法是，如果巴尔马塞达得胜，英国的贸易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内战结束后，智利政府在公路、铁路、垦殖等公共工程以及教育方面的投资马上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英国企业的地盘却不断扩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智利三分之二的国民收入靠硝酸盐出口，不过，那时硝石开采的面积已比以前大，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硝石矿也比以前增多。硝酸盐带来的繁荣并没有促进智利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多样化，恰恰相反，加重了其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智利有如英国经济的附属，它虽是向欧洲市场提供肥料的最主要国家，却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正在这时候，一位德国化学家用他的实验结果击败了几年前在战场上得胜的将军。他改进哈伯—博施（Haber-Bosch）的生产过程，用凝固空气中氮分子的方法生产出硝酸盐，使硝石从此一蹶不振，智利经济元气大伤。硝石的危机就是整个国家的危机，对智利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因为智利经济靠的是硝石，也以硝石为中心而运转。可是，硝石却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塔马鲁卡尔（Tamarugal）荒原土地龟裂，大地反射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在那里，我目睹了塔拉帕卡硝石矿衰败的景象。在硝石开采的鼎盛时期，这里曾有过一百二十家硝石办事处，现在只剩一家没有关门。荒原上缺水，也没有蛀虫，因此不仅机器被当作废铁卖掉，最高级住宅中俄勒冈的松木地板、锌板，甚至连能够使用的螺栓和钉子也统统被卖掉。一些专门从事拆卸房屋的工人应运而生，他们是在这片衰落的或者说被遗弃的大荒原上唯一能够找到工作的人。在那里我看到瓦砾和深坑比比皆是，一个又一个村镇无人居住，硝酸盐铁路公司的铁路废弃不用，有线电报已经沉默，硝石办事处的房屋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然散架，墓地里的十字架在夜间遭冷风侵袭，在挖过硝石的大坑边，废石子堆成的山闪烁着白光。一些留在那里的当地人告诉我：“这里曾遍地是金钱，谁都认为这一切永远不会结束。”他们认为同现在相比，过去就像是天堂。1889年工人还没有星期日休息的权利，是后来工会通过拼死斗争才争取到的，可是就连那时的星期日在这些当地人的回忆里也熠熠生辉。一位高龄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在硝石产区，每个星期日对我们来说都像国庆，我们每星期都过一次‘九一八’[20]。”伊基克港是智利最大的硝石运输港口，曾获得官方颁发的“一级港口”奖。那里的工人不止一次遭到屠杀，然而欧洲最优秀的歌剧演唱家到智利时，却总是先去伊基克市美好年代风格的剧院演唱，然后才去圣地亚哥。

啮噬智利的铜齿

没过多久，铜取代硝石成为智利经济的主要支柱，与此同时，英国的霸主地位也让位于美国。1929年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在智利的投资就已达到四亿多美元，这些钱几乎全部用来开采和运输铜矿。人民团结阵线1970年取得大选胜利之前，智利最大的几个铜矿一直掌握在安纳康达铜矿公司（Anaconda Copper Mining Co.）和肯奈科特铜矿公司（Kennecott Copper Co.）手里。这两家公司关系密切，同属一个国际康采恩。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们从智利汇回总公司的钱就达四十亿美元，这大量的血是以各种名义抽走的。根据这两个公司夸大了的数字，它们在智利的总投资也不超过八亿美元，而这些钱几乎全是它们在智利攫取到的利润。[21]随着铜产量的增加，智利外流的资本愈来愈多，最后一段时间每年竟超过一亿美元。那时，铜矿的主人就是智利的主人。

1970年12月21日，星期一，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总统府的阳台上向一群情绪高昂的听众发表讲话。他宣布刚刚签署了宪法改革草案，以便将丰富的矿产资源收归国有。他说，1969年安纳康达铜矿公司在智利的利润达七千九百万美元，占它在全世界利润总额的80％。然而，它在智利的投资还不及它在国外总投资的六分之一。右翼在1970年大选中发起的细菌战是一场有预谋的宣传运动，目的是散布恐怖气氛，阻止左翼实施早已宣布的计划，即对铜矿实行国有化和进行其他结构性改革的计划。同前几次大选一样，这次宣传也是紧锣密鼓。报纸上登出苏联重型坦克在拉莫内达总统府前行驶的图片；圣地亚哥的墙壁上到处贴着大胡子游击队员把无辜青年拖向死亡的照片；每一家的门铃都被按响，总有一位女士上前说明来意：“您有四个孩子？两个将去苏联，两个将去古巴。”然而这一切宣传都是徒劳。铜“穿上了斗篷，打上了马刺”，阿连德总统宣布，铜矿重归智利所有。

美国当时尽管陷入东南亚战争的泥潭，但也没费心思掩饰官方对安第斯山南麓事态发展的不悦。可是，智利距美国遥远，美国不可能派海军陆战队快速出兵，而且阿连德毕竟是总统，美国表面上鼓吹的代议制民主的所有要求他都符合。帝国主义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危机周期的最初阶段，这个周期存在的迹象在经济上已是显而易见。美国为充当世界警察要付出愈来愈高的代价，这个角色亦愈来愈难以扮演。那么，价格之战的效果怎么样呢？智利的铜现在已销往好几个国家，并且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开辟广阔的新市场。智利准备收回铜矿，而美国是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对其销售实行封锁的。然而，十二年前古巴蔗糖的境况却非常不同，因为古巴蔗糖以前全部销往美国，全部依赖美国市场的价格。1964年埃·弗雷依在大选中获胜后，铜的行情马上看涨，紧张状况明显缓和。1970年阿连德大选获胜后，本就一直下跌的铜价进一步跌落。铜价一般来讲总是大幅度上下波动，然而前几年却一直很高，加之对铜的需求又超过供给，这种短缺状况使铜价没有跌得很低。现在尽管铝作为电导体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铜，但依然需要铜，而且现在还没有找到更便宜、更有效的代用品，不能把铜从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中排除出去，它仍然是炸药厂、黄铜厂和电线厂的主要原料。[22]

智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其储量占世界目前已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一。这些铜矿全都分布在安第斯山麓。智利的铜矿一般总含有其他金属，如黄金、白银和钼。这也促进了铜的开采。此外，对于安纳康达和肯奈科特公司来说，智利的劳动力是很便宜的，它们在智利所需成本极低，因此有足够的钱去支付在美国的高昂费用。智利铜矿以“国外开支”的形式，每年要拿出一千多万美元来维持这两家公司在纽约办事机构的运转。智利铜矿的平均工资在1964年时，仅仅相当于肯奈科特公司设在美国冶炼厂的基本工资的八分之一，尽管这两个地方工人的生产率水平相同。[23]他们的生活条件过去和现在都大相径庭。智利的矿工一般集中住在狭小、肮脏的工棚里，他们的妻儿老小另外住在郊外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外国职员自然不同矿工住在一起，在大的矿山里，他们拥有自己的天地。在那些国中之国里，通行的只有英语，甚至还有专门为这些人出版的报纸。随着美国公司在智利开采铜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人的生产率水平也在逐步上升。从1945年到现在，铜产量增加了五成，但矿山使用的工人却减少了三分之一。

铜矿一旦实现国有化，智利已无法忍受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变，铜矿就不会重蹈过去硝石先是被掠夺、后又遭冷落的覆辙。美国公司向智利政府上缴的税款，根本不足以弥补矿产资源无可挽回的消耗，因为这些资源是自然形成的，不可再生。而且自1955年建立税率随产量增加而递减的赋税制度，以及弗雷依政府对铜矿实行“智利化”后，美国公司上缴的税款相对来说还有所减少。1965年，弗雷依把国家变成肯奈科特公司的合伙人，他新建了一个对美国公司极为有利的赋税制度，使它们的利润几乎提高了两倍。根据这个新的制度，智利按每磅铜二十九美分的平均价格征税。实际上，由于国际需求旺盛，价格已提到七十美分。虚假价格和实际价格所应上缴的税额不同，这之间的差额使智利少得到很多美元。这一点就连基督教民主党选出的候选人、准备接替弗雷依担任下届总统的拉多米洛·多米克（Democracia Cristiana）也不得不承认。1969年，弗雷依政府同安纳康达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每隔半年分期购进该公司51%的股票，公司还附加了十分苛刻的条件。这件事酿成一桩新的政治丑闻，进一步加速了左翼力量的增长。据报纸披露，安纳康达公司董事长事先已告知智利总统：“阁下，资本家是否保存财产不是凭感情，而是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通常，一个家庭会保存一个祖辈使用过的衣柜。可我们的企业没有祖宗，安纳康达公司可以把它的全部财产都卖掉，只要价钱有利就行。”

井上和井下的锡矿工人

近一个世纪以前，有个饿得半死的男人登上满目凄凉的玻利维亚高原，在石头上凿眼，引爆炸药。当他走上前拾起被炸碎的石块时，竟被晃得睁不开眼。那捧在他手中闪闪发光的石块，来自世界上最富的锡矿层。第二天凌晨，他骑马来到瓦努尼（Huanuni）。样品化验的结果证实了这些石块的价值，而且这些锡矿可以直接从矿山运到港口，不需要进行任何浓缩处理。此公于是摇身一变，当上锡王。当他去世时，《财富》杂志断言，他是世界上十个最富有的富豪之一。他的名字就是西蒙·帕蒂尼奥（Simón Patiño）。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身在欧洲，却一直左右着玻利维亚总统和部长们的上台与倒台；他有意让工人挨饿，策划屠杀工人的行动；他在各行各业投资，增加个人的财富。玻利维亚成了为他效劳的国家。

1952年4月爆发英勇的革命斗争后，玻利维亚对锡矿实行国有化。但昔日的富矿这时已变成贫矿。在帕蒂尼奥当年发现过富矿脉的胡安·德尔瓦耶山（Juan del Valle）里，锡矿石的品位如今比以前下降了一百二十倍。现在从每月采掘的十五万六千吨矿石中，只能提炼出四百吨锡。井下的坑道以公里计算，总长度为矿山至拉巴斯市距离的三倍。胡安·德尔瓦耶山已变成蚂蚁窝，里面有无数坑道、巷道、通道和烟囱纵横交错，这座山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空壳，它的高度每年都要减少一点，缓慢的塌落把山峰逐渐变成空架子。从远处望去，山峰犹如一个龋齿。

几乎被帕蒂尼奥采掘一空的锡矿收归国有后，他的儿子安第诺·帕蒂尼奥（Antenor Patiño）不仅拿到一大笔赔款，而且继续控制已属国家所有锡的价格和命运。他在欧洲不住地微笑。锡矿实现国有化很多年后，社交专栏仍然认为“帕蒂尼奥先生是笑容可掬的玻利维亚锡王”[24]。这是因为作为1952年革命成果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玻利维亚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玻利维亚继续出口锡矿石，几乎所有锡的提炼仍然是由属于帕蒂尼奥的威廉斯·哈维公司（Williams Harvey and Co.）利物浦冶炼厂经营。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原料，仅仅将其生产地收归国有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即使成了其地下资源名义上的主人，仍然可能像从前一样不掌握支配权。玻利维亚有史以来只出产过锡矿石和精雕细琢的演说。在那里，华丽的辞藻铺天盖地，贫困的景象比比皆是。虚假做作的作家和身着燕尾服的博士从来就是在替那些死有余辜的人开脱罪责。现在十个玻利维亚人中仍有六个是文盲，一半的儿童没有上学。直到1971年，玻利维亚才有了一家自己的炼锡厂投产，这家设在奥鲁罗的民族企业是经历了一段充满叛逆、破坏、阴谋和血腥的漫长历史后才建立起来的。[25]玻利维亚虽然在此之前一直不能自己生产锡锭，可是，它却有八个法律系，专门培养敲诈印第安人的吸血鬼。

传说一个世纪前，英国大使因拒绝喝下一碗奇恰酒，独裁者马里亚诺·梅加雷霍（Mariano Melgarejo）就惩罚他，强迫他喝下整整一大桶巧克力，并让他倒骑着驴在拉巴斯的主要街道上游街，最后又把他赶回伦敦。据说维多利亚女王当时勃然大怒，她命人拿来一张南美洲地图，用粉笔在玻利维亚上画了个叉，斩钉截铁地说：“玻利维亚不存在了。”的确，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玻利维亚当时不存在，后来也没有存在过。富国先是把玻利维亚的白银抢掠一空，后又掠夺锡，这对它们来说不过是在行使其天然的权利。罐头盒同有鹰的国徽和苹果馅饼一样，说到底也是美国的象征。然而，罐头盒不仅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也是20世纪锡矿或称瓦努尼锡矿中矽肺病的象征。但这一点却鲜为人知。洋铁皮是含锡的。玻利维亚矿工去世时肺部全部腐烂，这样，世界就可以消费低价锡。锡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由很少几个人操纵着。玻利维亚矿工的艰苦生活对于罐头消费者或操纵股票交易所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世界上冶炼的锡大部分是由美国人购买的。他们为了把锡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就扬言要把大量的矿石存货投入市场。这些矿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大大低于市价的所谓“有益于民主”的价格购进的。根据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资料统计，美国公民消费的肉类和奶类是玻利维亚人的五倍，禽蛋消费是二十倍。而玻利维亚矿工的消费又远远低于玻利维亚全国低下的平均水准。在卡塔维（Catavi）墓地，盲人为得到一个硬币而给死去的人祈祷。在成年人灰暗的墓碑群中，数不清的白色十字架竖立在一个个小小的坟墓上，惨不忍睹。在矿山出生的孩子，两个中有一个睁开眼不久就会死去，另一个活下来的长大后肯定要当矿工，而且不到三十五岁肺就会烂掉。

卡塔维墓地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人们在坟墓下面挖掘了无数条坑道，洞口都很狭小，像兔鼠一样钻进去采矿的人只能依次通过。经过多年堆积，堆废矿石的空地上出现新的锡矿层。成堆的废料一次又一次倾倒在那里，形成灰色的小山。灰色的锡矿石和周围灰蒙蒙的景色连成一片。在亚亚瓜（Llallagua），失业者常常钻进奇恰酒店借酒浇愁，一醉方休。当瓢泼大雨从临近云彩上倾泻下来时，人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弯着腰，沿着土路边拾拣那些被雨水冲过来的锡矿石，边估量它们的品位。在那里，锡是用洋铁皮铸成的上帝，它无所不在，统治着所有人以及一切事物。不仅帕蒂尼奥最初开采的那座山里有锡，就连矿工宿地用土坯砌成的墙上也有锡，这从墙上锡石发出的黑光就可以看出。此外，冲卷矿渣的黄色淤泥含锡，从山上流下的水受到污染，也含有锡。无论是在土地里还是石头里，在地上还是地下，也无论是在塞可河（Río Seco）河床的沙子里还是石子里，都可以找到锡。这海拔近四千公尺的荒凉多石的土地是一片不毛之地，在那里，无论什么东西，颜色都像锡一样灰暗，连人也不例外。人们顽强地忍受着被迫忍受的饥饿，不知道什么是好日子。他们的宿地拥挤不堪，每家只有一间屋子。地面是土，墙壁有裂缝，凛冽的寒风长驱直入。据一所大学有关科尔基里矿山（Mina de Colquiri）的报告披露，被调查过的男性青年，十个人中就有六个同姊妹睡在一张床上。报告还写道：“许多父母因性交被子女看到而十分恼怒。”那里没有厕所，便池就是一些公用的小棚子，里面淌满了粪便，苍蝇成群。人们宁可到露天的灰堆上解手，那里虽然垃圾和粪便成堆，猪撒欢地拱来拱去，但至少是通风的。供水设备也是集体使用。等到来水的时候，就要赶快排队，用汽油罐或水罐从公用水池里汲水。那里的人食品不足，吃得也很差。食品主要有土豆、通心粉、大米、淀粉、玉米面，还有少量肉干。

我们下到胡安·德尔巴耶山最深的坑道里。催促第一班矿工上班的刺耳汽笛声几小时前就已在矿工宿地鸣叫。我们走过一条又一条坑道，既经受了热带的高温，也领略到极地的寒冷。我们走了几个小时，一路上都是有毒的空气。呼吸着这种湿度很高又布满瓦斯、灰尘和烟雾的恶浊空气，我才体会到，为什么矿工在短短几年里就会丧失嗅觉和味觉。所有矿工干活时都咀嚼带灰的古柯叶，这样做也会导致身体状况恶化。众所周知，古柯叶可以消除饥饿感和疲劳感，其后果却是使人的机体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报警系统逐渐失灵。然而最糟糕的还是尘埃。工人的安全帽在黑暗的坑道里发出亮光，小光圈在坑道里上下飞舞。随着工人脚步的移动，亮光照出一道道密密麻麻白色的灰尘。这就是无情的硅尘。致命的硅尘一经吸进肺部，就会一点点吞噬矿工的生命。进矿的第二年，矿工就开始出现症状，用不了十年，他们就会进入坟墓。矿井里使用的是瑞典造的最新式风钻机，然而通风设备和劳动条件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善。在地面上，那些个体劳动者完全像一百年前一样，用钎子和十二磅重的沉甸甸的石匠锤凿石头，用石磨、筛子和箩在矿山的平地上筛选矿砂。他们像牲口似的干活，挣的钱少得可怜。但他们中很多人至少有在露天干活的优越条件，而井下的工人就像是已被判处死刑、将要窒息而死又没有上诉权的囚徒一样。

凿岩机的轰响声已经停止，工人们放下手里的活，我们也在等着装在二十多处炮眼里的雷管和炸药爆炸。在矿井里，常出现人应声倒毙的现象。把炸药爆炸的次数数错，某个导火线烧完的时间超过应有的限度，或者一块石头松动掉下来砸在头上，都会致人死命。在机枪的扫射下，人也会应声倒毙。矿山发生过许多次大屠杀，最近一次是在1967年圣胡安日那天夜里。凌晨时分，士兵们占领了山冈的要地，他们单腿跪下，向被节日篝火映红的工人宿地射去一梭梭子弹。[26]然而，在矿山上，死亡一般是缓慢地、不知不觉到来的。吐血、咳嗽、背上像铅压似的沉重感、严重的胸闷，这些都是死之将来的征兆。体检确诊后，接下来就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官僚公文旅行。患病的矿工必须在三个月期限内离开自己在矿山的住所。

凿岩机的轰鸣声已停下来，再过一会儿，那段滑溜溜、形状如蛇的咖啡色矿脉就会被炸开。我们利用这段空隙时间说了几句话。每个矿工嘴里都含着古柯叶，把腮帮子撑得鼓鼓的，淡绿色的古柯汁顺着嘴角流淌。一个矿工从坑道的铁轨中间匆忙走过，把烂泥踩得四溅。“这是个新来的，”有人告诉我，“看见了吗？他穿着那条军裤，配上黄色的毛背心，看上去多么年轻。这个人刚来不久，干活很卖劲。他现在还很能干，身体还没感觉到呢。”

那些技术官僚和行政官僚不会死于矽肺病，但他们要靠矽肺病为生。玻利维亚矿业公司总经理挣的工资比矿工多一百倍。在亚亚瓜地区的边上有一条河，从河边那座向河中央倾斜的陡峭悬崖上，可以看到玛利亚·芭尔索拉大草原（Pampa de María Barzola）。这个草原以此命名是为了纪念三十年前牺牲的一位工人女战士。在一次示威活动中，她举着玻利维亚国旗走在队伍前列，遭到机枪的扫射。子弹像针一样把旗子缝在她的身上。在玛利亚·芭尔索拉大草原的另一边，可以看到全玻利维亚最好的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是供卡塔维矿上的工程师和主要行政人员享用的。独裁者雷内·巴里恩托斯1964年曾把矿工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又减少一半，同时给地位显赫的技术和行政人员增加报酬。至于最高层的技术行政人员的工资，那是保密的。不仅保密，而且是以美元支付。矿上有一个咨询小组，享有无限权力，成员都是来自泛美开发银行、争取进步联盟和外国债权银行的技术人员。玻利维亚要根据他们的建议去经营已实现国有化的矿山。玻利维亚矿业公司已成为国中之国，它今天这种状况对于任何部门实现国有化都起到活的反面教材的作用。老寡头集团的权力已被成员众多的“新阶级”的权力所取代，这个新阶级把主要精力用于从内部破坏国家的矿业生产。那些工程师不仅给建立国家冶炼厂的所有方案和计划的实施设置障碍，还千方百计把国有矿山限制在帕蒂尼奥、阿拉马约和霍赫希尔德开采过的老矿床的范围，这些老矿床即将枯竭。1964年底至1969年4月间，巴里恩托斯将军把玻利维亚的地下资源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资本集团，这一行为得到所有技术人员和经理的公开支持。塞尔希奥·阿尔马拉斯在他的一本书中，讲述了把废锡矿石让给国际矿产加工公司的来龙去脉。[27]这家名声显赫的公司公布的资产只有五千美元，但签订的租让合同却使它赚取九亿多美元。

啮噬巴西的铁齿

美国从巴西或委内瑞拉进口的铁矿砂比在本国开采的还要便宜，但美国拼命占领他国铁矿的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抢占或控制国境线以外的铁矿与其说是为做生意，莫若说是国家安全使然。美国的地下资源即将枯竭，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铁矿石，就无法炼钢，而美国85％的工业品都或多或少地含有钢。1969年，加拿大一减少供给美国的铁砂，美国就马上增加从拉美的进口。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山（Cerro Bolivar）的铁矿石品位很高，美国钢铁公司把从那里采掘出来的铁矿直接装进轮船的货舱，运往美国。山的两侧可以看到推土机挖出的大深坑。按照美国钢铁公司的估算，这里蕴藏着价值近八十亿美元的铁矿。仅1960年一年，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分得的利润就占它们在委内瑞拉铁矿业投资额的30％多，这一年分下去的红利又相当于1950年以后十年中它们向委内瑞拉国库缴纳税款的总额。[28]因为这两家公司是把铁矿石卖给它们在美国的炼钢厂，所以对保护其价格没有丝毫兴趣，相反，这种原料越便宜，对它们越有利。国际市场的铁矿石价格1958年至1964年间直线下跌，此后几年相对稳定，目前仍处于稳定状态。与此同时，钢材的价格却不断上涨。钢由世界上富有的中心国家冶炼，而铁矿石是在贫穷的边缘国家里开采出来的；炼钢厂支付的工资培养出“工人贵族”，而铁矿厂的日工资仅够维持生存。

大约1910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地质学大会收集并散发了一些材料。美国商人通过这些材料才第一次了解到，一些国家的地下宝藏是何等丰富，其中对他们最有诱惑力的国家，恐怕要数巴西。很多年后，也就是在1948年，美国驻巴西使馆增设了一个新的职务，即矿业参赞。从一开始，矿业参赞的工作量同武官或文化参赞的工作量就至少是持平的。结果，使馆很快任命了两个矿业参赞。[29]不久后，伯利恒钢铁公司从杜特拉政府那里得到品位很高的阿马帕锰矿。1952年，巴西同美国签署一项军事条约，该条约禁止巴西把像铁矿砂这样具有战略价值的原料卖给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赫图利奥·瓦加斯总统不幸倒台的一个原因，他违反条约强加给巴西的禁令，在1953年至1954年间，把铁矿石卖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价格比美国支付的要高。1957年，汉纳矿业公司用六百万美元买下英国圣约翰矿业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圣约翰公司早在巴西帝国时代就开采米纳斯吉拉斯的黄金，开采范围是帕拉奥贝瓦山谷（Valle de Paraopeba），那里铁矿储藏量占世界第一，估价为两千亿美元。按照杜阿尔特·佩雷拉在其有关著作中列举的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这家英国公司根本不具备合法权利来开发这笔巨大的财富，汉纳矿业公司也不具备这种权利。但是，人们事后才了解到，当时进行了20世纪最大的一笔交易。

汉纳矿业公司董事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其时也是美国政府的要员，担任财政部长和进出口银行行长，这是个国家银行，负责资助外贸活动。圣约翰公司曾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但直到汉纳矿业公司占有它后，它才得到这笔借款。从那以后，巴西历届政府都受到极大压力。汉纳矿业公司的董事、律师或顾问，如卢卡斯·洛佩斯（Lucas Lopes）、何塞·路易斯·布良斯·佩德雷伊拉（José Luiz Bulhões Pedreira）、罗伯托·坎波斯（Roberto Campos）、马里奥·德·席尔瓦·平托（Mário da Silva Pinto）、奥塔维奥·戈维亚·德·布良斯（Otávio Gouveia de Bulhões）等人，当时都是巴西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在后来几届政府中，他们继续担任部长、大使或局长的职务。汉纳矿业公司参谋部的成员都选得很合适。美国日益加紧对巴西的进攻，以迫使巴西承认汉纳矿业公司有权开采严格来讲属于巴西国家所有的铁矿。1961年8月21日，雅尼奥·夸德罗斯总统签署一项法令，取消以前非法授予汉纳矿业公司的权利，把米纳斯吉拉斯铁矿收归国有。四天之后，几个担任部长的军人逼迫夸德罗斯辞职。他在辞呈上写道：“起来反对我的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莱昂内尔·布里佐拉（Leonel Brizola）在阿莱格雷港领导人民起义，挫败了军人政变的企图，把夸德罗斯时期的副总统若昂·古拉特推上总统的宝座。1962年7月，巴西一位部长下令实施向汉纳矿业公司关死大门的法令（这个法令登在《官方日报》上时曾被删节），美国大使林肯·戈登（Lincoln Gordon）于是致电古拉特，强烈抗议巴西政府危害美国企业利益的企图。巴西司法机构确认夸德罗斯1961年签署的法令依然有效，但古拉特仍踌躇不决。与此同时，巴西着手在亚得里亚海（Mar Adriático）上修建一座矿石转运港，以便向几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运送铁矿砂。巴西直接销售铁矿砂，这对于那些操纵全世界价格的大企业来说是一种不能忍受的挑战。转运港一直没有成为现实，但巴西采取了其他一些民族主义性质的措施，如阻止外国企业利润外流，这些都成为政治局势爆炸的导火索。夸德罗斯签署的那项法令犹如达摩克里斯剑仍然悬挂在汉纳钢铁公司的头顶上。1964年3月的最后一天，政变终于在米纳斯吉拉斯爆发，双方争执不下的铁矿也恰巧就在那里。“对于汉纳钢铁公司来说，”《财富》杂志写道，“去年春季推翻古拉特的骚乱是第一骑兵团在公司濒临绝境时向它伸出的救援之手。”[30]

以后，为汉纳矿业公司服务的人占据了巴西副总统和三个部长的职位。军事政变的当天，《华盛顿明星报》就发表了一篇至少是带有某种预言性的社论，其中写道：“巴西目前的形势可以证明，保守的军事首脑发动老式的、好而有效的军事政变，完全可以为所有美洲国家最崇高的利益服务。”[31]在古拉特尚未辞去总统职务、人还没有离开巴西之前，林登·约翰逊就已按捺不住，他给临时担任总统的巴西议长发去一份祝他好运的电报。电文写道：“看到你们伟大国家遇到政治和经济困难，美国人民焦虑万分。巴西人民坚持在不破坏宪制和民主、不发动内战的前提下克服困难，这种坚强的意志令人深感钦佩。”[32]政变刚过一个月零几天，一直欣喜若狂地进出于各个兵营的美国大使林肯·戈登，就在高级战事学校发表了一次演说，声称卡斯特洛·布兰科领导的成功的谋反，“完全可以和提出马歇尔计划、封锁柏林、击退共产主义在南朝鲜的进犯和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一样，作为20世纪中叶世界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机而载入史册”[33]。政变发生前不久，美国使馆一位军职人员曾主动向谋反者许诺提供物质援助。[34]戈登本人也曾向谋反者提示：如果他们建立一个能在圣保罗维持两天时间的自治政府，美国就会予以承认。[35]美国的经济援助（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或者说美国给予军队和工会的援助，对左右巴西事态的发展和结束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的例证无须赘述。[36]

以卡斯特洛·布兰科为首的独裁政权上台伊始，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这些俄国作家的著作付之一炬或扔进瓜纳巴拉海湾（Baía de Guanabara），并把无数巴西人放逐国外、投入监狱或送进坟墓。这些事做到不愿再做之后，就开始把铁矿及巴西的一切都拱手交给外国。1964年12月24日那一天，汉纳钢铁公司得到了它所企望的法令。这个圣诞节礼物不仅向该公司提供了平安开发帕拉奥贝瓦铁矿所需要的一切保障，还支持该公司在离里约热内卢六十海里处扩建一座自己的港口和铺设一条铁路运输铁矿的计划。1965年10月，汉纳钢铁公司同伯恒利钢铁公司组成康采恩，共同开发巴西租让的铁矿。这一类结合在巴西司空见惯，在美国却不能办理正式手续，因为美国的法律禁止这种结合。[37]不知疲倦的林肯·戈登完成了他的任务，众人皆大欢喜。好戏演完，他就到巴尔的摩大学当校长去了。1966年4月，约翰逊经过几个月的犹豫，终于决定派约翰·塔特希尔（John Tuthill）接替戈登的工作。他解释说，之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是因为需要派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去巴西。

美国钢铁公司并不甘居落后。凭什么不邀请它去参加晚宴？没过多久，它就同巴西一家名叫淡水河谷公司（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的国营采矿企业进行联合，而这个名称也就基本成为它的正式代号。两家企业联合后，美国钢铁公司又表示同意它拥有的股票只占49%，于是巴西便把亚马孙地区卡拉哈斯山的铁矿租让给它。技术人员断言，即使同汉纳—伯恒利钢铁公司在米纳斯吉拉斯经营的那座世界最好的铁矿相比，这座矿山的规模也毫不逊色。巴西政府这次又像以往一样辩解，称巴西资本不够，无法只靠自己的力量去开采铁矿。

石油的黑色诅咒

石油和天然气不仅是当代世界运转所必需的主要燃料，也是化学工业愈来愈重要的原料和军事活动头等重要的战略材料。对于外国资本集团来说，其他任何一种磁铁都不具有“黑金子”那种吸引力，世界上也没有其他营生可以给他们带来如此丰厚的巨额利润。石油开采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垄断程度是最高的。大石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其他任何企业都无法企及。美孚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可以把某个人扶上国王或总统的宝座，也可以把他拉下来；资助宫廷谋反和军事政变，拥有无数的将军、部长和密探为其服务；可以左右任何一个地区和任何一个民族战争与和平的进程。美国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是资本主义世界中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除美国企业外，实力最雄厚的当数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它们的分公司把原油卖给自己的附属炼油厂，提炼后再把各种燃料卖给各自的经销公司。血液转了一圈，也没有离开石油卡特尔内部的循环轨道。此外，世界七大海域中的输油管道和大部分油船也都归这家石油卡特尔所有。它操纵世界的油价，让自己少付税款，多得利润，结果原油价格的提高总是落在石油副产品价格之后。

石油的状况同咖啡或肉类的状况毫无二致。富国因费神消费石油而赚的钱比穷国生产石油赚来的钱要多得多。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十比一。一桶石油提炼的副产品价值十一美元，可出口这种世界最重要原料的国家通过征收营业税和开采费只能从中得到一美元。而石油公司总公司所在的发达地区国家却可以赚到十美元，这其中包括它们自己的关税和比产油国高八倍的营业税，以及由大公司垄断的石油运输、提炼、加工及销售的成本和利润。[38]

美国生产的石油价格很高，石油工人的工资相对来说也很高。然而委内瑞拉和中东石油的价格自1957年起却不断下降，整个1960年代一直如此。例如，委内瑞拉的石油1957年平均每桶价值两点六五美元，可在我写这一章时，也就是1970年底，每桶价钱只有一点八六美元。拉斐尔·卡尔德拉（Rafael Caldera）政府宣布要单方面大幅度提高油价。可是，根据评论家们掌握的数字，新价格虽然可能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但无论如何不会达到1957年的水平。美国是世界主要产油国，同时也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有一个时期，石油公司销售的大部分原油是从美国本土开采的，那时油价一直很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变成石油纯进口国。石油卡特尔于是采取一项新的价格政策，致使石油价格不断下跌：“市场规律”被奇怪地颠倒过来：随着工厂、汽车和发电厂成倍增加，世界的石油需求量在不断增长。可是，石油价格却一再下跌。出现的另外一个悖论是，虽然石油价格在下跌，消费者购买燃料的价格却普遍上涨。原油与石油副产品的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一系列荒谬的现象其实完全是理性的产物，人们毋需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便可理解其中道理。如上所述，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买卖完全掌握在一家无所不能的石油卡特尔手中。

1928年，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nglo-Iranian，如今改称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在苏格兰北部一座云雾缭绕的城堡里，达成瓜分世界的协议，建立起这家石油卡特尔。随后，纽约美孚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Texaco）也陆续加入到这家卡特尔的领导核心中来。[39]洛克菲勒于1870年建立美孚石油公司，1911年因美国实行反托拉斯的谢尔曼法（Ley Sherman Antitrust），这家公司分解成三十五个大小各异的公司。目前在这个姐妹众多的美孚大家庭中，大姐当属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这家公司的石油销售额同纽约及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加在一起，占石油卡特尔目前总销售额的一半。洛克菲勒集团的石油公司规模极为庞大，美国全国各类企业从世界各地攫取的利润总额中，它们竟占到三分之一。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是典型的跨国公司，它的大部分利润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它从拉丁美洲攫取的利润超过在美国和加拿大利润的总和。在这些布拉沃河以南的国家里，利润率要高出三倍。[40]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设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1957年赚取的利润，占该公司当年在各地所得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壳牌石油公司设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同一年赚取的利润，也占该公司在全世界所得利润总额的一半。[41]

这些跨国公司并不归它们经营石油的所在国所有。称其为跨国公司，简单地说，是指它们从四面八方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中心攫取大量的石油和美元。它们根本不需要输出资本，就可以扩大在海外的经营，因为从穷国攫取的利润不仅直接流到主要剪息票者居住的少数几个城市，也有一部分用来再投资，以巩固和扩大其国际经营网络。石油卡特尔本身的结构意味着要控制众多国家并对其政府进行渗透。在那些为它效劳的国家里，石油腐蚀总统或独裁者的灵魂，加重结构的畸形发展。石油卡特尔设在各国的企业有权拿铅笔在地图上勾画，决定哪些地区的石油要开采，哪些地区的要保留。生产者出售石油以及消费者购买石油的价格，也都由他们来决定。委内瑞拉和其他蕴藏石油的拉美国家一直受到外国有组织的抢劫和掠夺，石油这种天然财富成了他们政治上受奴役和世风日下的主要缘由。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石油既造福于人，也带来了不幸；既引发了卑鄙行为，也提出了挑战。

古巴也曾以其他方式向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提供丰富的利润。该公司从它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克里奥尔石油公司（Creole Petroleum Co.）购买原油，然后在古巴岛提炼和出售，价格完全是根据各个时期的情况，以如何对它最有利来决定。1959年10月，正当古巴革命事业蓬勃发展时，美国国务院向哈瓦那发出一份正式照会，对美国在古巴投资的前途表示担忧。当时，来自北部的“海盗”飞机已开始对古巴狂轰滥炸，两国关系已趋紧张。1960年1月，艾森豪威尔宣布减少古巴糖的配额。同年2月，菲德尔同苏联签订一项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古巴能以对它有利的价格用蔗糖同苏联交换石油和其他产品。可是，新泽西、壳牌和德士古的炼油厂拒绝提炼苏联的石油。于是，古巴政府在7月份接管这些炼油厂，把它们收归国有，没付任何赔偿费。

在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率领下，这些企业开始对古巴实行封锁，不仅拉走了技术熟练人员，而且禁止把机器的关键零配件卖给古巴，禁止为古巴运送货物。这场冲突对古巴来说是一次事关国家主权的考验，古巴胜利地经受住考验。[42]从此以后，它不再是美国国旗群星中的其中一颗，也不再是美孚石油公司这个世界齿轮中的一个零件。

二十年以前，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也曾颁布命令，对墨西哥实行国际禁运。1939年至1942年间，石油卡特尔下令封锁墨西哥的石油出口以及为开采和提炼石油而需进口的物资，原因是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总统对它们在墨西哥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纳尔逊·洛克菲勒1930年毕业于经济学专业，他在毕业论文中赞誉美孚石油公司的功绩。当时他飞到墨西哥，准备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但卡德纳斯没有退缩。美孚和壳牌石油公司以前曾瓜分墨西哥，北部归美孚所有，南部归壳牌统辖。在此期间，它们不仅不接受最高法院的决议，拒不执行墨西哥劳工法，而且以极快速度把有名的法哈德奥罗（Faja de Oro）的石油开采一空。它们还强迫墨西哥人以高价购买本国的石油，其价格高于把同样的石油卖给美国和欧洲的价格。[43]在出口热的驱使下，许多本来可以再开采三十年或四十年的油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被粗暴地开采一空。奥康纳写道：“它们夺走了墨西哥储藏量最丰富的油矿，留给它的只是一些设备陈旧的炼油厂、干枯的油井、坦皮科市的贫困景象以及痛苦的回忆。”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石油产量就减少到原有的五分之一。当时，墨西哥的石油工业已摇摇欲坠，而且完全是在为外国的需要服务。石油工人只有一万四千三百人，技术人员全部走光，连交通工具都不翼而飞。卡德纳斯把恢复石油工业作为墨西哥民族的一项伟大事业，靠想象力和胆略战胜了危机。1938年，他建立墨西哥石油公司，负责全国的石油开采和销售。目前，在拉美所有非外国企业中，这家公司的规模首屈一指。赫苏斯·席尔瓦·赫佐格说得很对：“墨西哥不是那些海盗公司的债务人，而是正正当当的债权人。”[44]然而，尽管如此，墨西哥政府在1947年至1962年间，还是用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利润向美孚和壳牌公司的企业偿付了巨额赔款。1949年，美国曾计划借贷给墨西哥石油公司，但因美孚石油公司从中作梗而未能成功。很多年之后，尽管墨西哥慷慨的赔偿已弥补了过去的裂痕，但在墨西哥石油公司向泛美开发银行借款时，又出现类似1949年的情况。

在拉丁美洲，第一个建立国营炼油厂的国家是乌拉圭。乌拉圭全国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ANCAP,Administración Nacional de Combustibles,Alcohol y Portland）成立于1931年，主要职能是提炼和销售原油。建立这个管理局是乌拉圭从民族立场出发，为结束石油卡特尔在拉普拉塔河流域长期肆意横行的历史而采取的行动。在建立炼油厂的同时，乌拉圭政府还同苏联签订合同，以便购进便宜的石油。合同刚一签署，石油卡特尔就马上出钱发动了一场疯狂诋毁乌拉圭国营炼油厂的宣传运动，并开始对乌拉圭进行敲诈和威胁。他们断言乌拉圭找不到能卖给它机器的人，说乌拉圭的石油储备即将枯竭；还说乌拉圭政府是个糟糕透顶的管理者，不可能胜任如此复杂的石油生意。1933年3月的宫廷政变散发出某种石油的气味。加夫列尔·特拉（Gabriel Terra）独裁政权废除全国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垄断燃料进口的权利。1938年1月，他又同石油卡特尔签署秘密协议，这些万恶不赦的、至今还仍然有效的协议竟向人民隐瞒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根据协议规定，在乌拉圭购买的原油中必须有40％由美孚、壳牌、大西洋和德士古石油公司指定买主，由石油卡特尔制定价格，乌拉圭无权自找买主。此外，乌拉圭政府虽然可以保留炼油的垄断权，但必须支付外国炼油厂的一切费用，其中包括广告费、优厚的薪水以及为办公室购买豪华家具的费用。[45]“这就是进步”，电视里的广告唱道。在乌拉圭，石油广告铺天盖地，美孚石油公司却没有为此掏一分钱。乌拉圭共和国银行的律师也同时负责美孚石油公司的公共关系，他的两份工资均由乌拉圭政府支付。

1939年前后，全国燃料、酒精和水泥管理局下属的炼油厂成功建起了自己的废气燃烧装置。如前所述，这家炼油厂建成不久就遭到严重破坏，可它仍不失为成功抵制石油卡特尔压力的典范。巴西全国石油委员会主席奥尔塔·巴尔博扎（Horta Barbosa）将军去了蒙得维的亚一趟，那里的经验使他异常振奋，他看到乌拉圭这家炼油厂开工一年就几乎收回建厂的全部投资。在巴尔博扎将军的努力和其他民族主义军人的热心协助下，巴西石油公司这家国营企业终于于1953年在“石油是我们的”的欢呼声中投产。目前，巴西石油公司是该国最大的企业，经营本国的石油勘探、开采和提炼。[46]可是，这家公司建立后也没能免遭破坏，石油卡特尔夺走了它获取利润的两大源泉。第一大源泉是经营汽油、润滑油、煤油和其他几种石油副产品的批发，这种生意十分好做，埃索、壳牌和大西洋石油公司靠打电话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它带来的利润却十分可观，除汽车工业外，美国在巴西投资最多的就属这个部门。第二大源泉是可创造高额利润的石油化工工业。几年前，以卡斯特洛·布兰科元帅为首的独裁政权对其实行非国有化。前不久，石油卡特尔又掀起一场喧嚣一时的宣传运动，意在剥夺巴西石油公司垄断本国石油提炼的权利。这家公司的捍卫者站出来提醒人们，1953年以前，巴西的私人企业本有权利从事巴西石油的开采和提炼，但它们没有这样去做。[47]这些捍卫者还极力帮助容易忘事的公众回想过去的一件事，以充分说明实行国家垄断的做法是可取的。1960年11月，巴西石油公司确实委托两名巴西技术人员组织人力对巴西的石油矿藏做了一次全面考察。考察报告使巴西东北部小小的塞尔希培州（Sergipe）一跃而成为巴西石油产量最高的一个州。然而此前不久，也就是同年8月，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地质学家、美国技术员沃尔特·林克（Walter Link）曾以五十万美元的价钱卖给巴西政府一堆地图和一份冗长的报告，称塞尔希培州的油层“薄得几乎看不见”。在这之前，人们认为这个州的石油储量是B级，林克把它降到C级，后来才发现它属A级。[48]奥康纳认为，林克一直在扮演美孚石油公司驻巴西代理人的角色，他勘探前就已决定不找到石油，好让巴西继续依靠洛克菲勒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从那里进口石油。

在阿根廷，外国企业及其在当地的众多应声虫也一直坚持说，这个国家没有多少石油。然而阿根廷国家石油总局技术人员的研究报告十分有把握地指出，全国近一半的领土蕴藏着石油，在大西洋沿海一带广阔的海底大陆架中，石油蕴藏量也很丰富。每当阿根廷的贫油状况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时髦话题时，政府都会同石油卡特尔的一家公司签订一项新的租让合同。阿根廷的国营企业国家石油总局自成立之日到现在，一直不断受到有系统的破坏。直到几年前，阿根廷还是帝国主义争夺的最后历史阵地之一，争夺在日趋没落、已无回天之力的英国和蒸蒸日上的美国之间进行。石油卡特尔内部的协议并没有妨碍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争夺阿根廷的石油，它们有时还使用暴力手段。近四十年来接连发生的几次政变颇有一些相似之处，这是发人深省的。1930年9月6日，正当阿根廷国会准备投票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总统被何塞·费利克斯·乌里武鲁（José Félix Uriburu）领导的哗变推翻。1943年6月，拉蒙·卡斯蒂略（Ramón Castillo）政府倒台也是在它准备签署一项协议，推动美国资本参与阿根廷石油开采时发生的。1955年9月，胡安·多明戈·庇隆流亡国外，这与国会准备批准向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租让油田不无关联。阿图罗·弗朗迪西（Arturo Frondizi）宣布阿根廷所有石油矿藏实行招标开采，号召愿意开采石油的企业投标。他的这种做法导致军界三个兵种内几次爆发极为严重的危机。1959年8月，政府宣布尚未有人投标，于是马上就有公司参与。可到了1960年10月，投标一事却不了了之。弗朗迪西还是把好几块油田租让给石油卡特尔的美国公司。英国利益集团在阿根廷海军及陆军的“红党”派别中有着决定一切的权力，它们与弗朗迪西1962年3月的倒台不无关联。阿图罗·伊利亚（Arturo Illia）宣布废除上届政府的租约，于是在1966年被推翻。翌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颁布了一项有利于美国利益集团与英国竞争的石油法。

石油在拉丁美洲不仅引起政变，还招致了一场战争。这就是南美两个最穷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查科战争（1932—1935）。雷内·萨瓦莱塔（René Zavaleta）把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的这场相互残杀称为“裸体士兵的战争”。[49]1934年5月30日，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休伊·朗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震动整个美国。他在演说中揭露，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挑起的战争，他们资助玻利维亚军队打仗，为的是假他人之手，占领巴拉圭的查科地区。因为从玻利维亚铺设一条到巴拉圭河的输油管道，查科地区是必经之地，据估计，这个地区的石油蕴藏量也很丰富。休伊·朗说，“这些罪犯到了那里，雇佣刺客为他们卖命”[50]。巴拉圭一边，人们在壳牌石油公司的唆使下，也向屠宰场挺进。士兵在向北挺进的路上，发现在有争议的地区内有美孚石油公司打的油井。原来这是两家既是对头又同属石油卡特尔的石油公司在争夺查科地区，但流血的不是它们。巴拉圭最后打赢了战争，但失去了和平。美孚石油公司有名的代理人斯普鲁伊尔·布鲁登（Spruille Braden）担任谈判委员主席，这个委员会把巴拉圭要求收回的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又划归玻利维亚和洛克菲勒所有。

在离那场战争最后的战场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到以前由梅隆（Mellon）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所霸占、1969年10月被玻利维亚收归国有的那些油井和大面积的天然气油田。阿尔弗雷多·奥万多（Alfredo Ovando）将军在克马多宫（Palacio Quemado）的阳台上宣布实行国有化时高呼：“玻利维亚人受屈辱的时代结束了！”十五天以前，在奥万多还没有取得政权时，他就当着一批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发誓，要把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他起草了一个法令，签上名但没有写日期，然后塞进信封封存起来。在此之前五个月，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乘坐的直升机因在阿尔克（Arque）的山谷撞上电讯电缆而坠毁。这种安排得如此周密的谋杀，人们是不可能凭想象力杜撰出来的。众所皆知，那架直升机是海湾石油公司送给巴里恩托斯的私人礼物，而电讯设施属于国家所有。同巴里恩托一道被大火吞噬的，还有满满两袋钞票，这是他准备一张张散发给农民的。随机还带有几支自动步枪，枪一着火，子弹就自动射在燃烧着的飞机四周。谁也无法靠近，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巴里恩托斯独裁者被大火活活烧死。

奥万多颁布了石油国有化法，还宣布废除石油法。石油法也称达文波特法（Código Davenport），以纪念用英文起草这部法令的达文波特律师。1956年，为了起草这部法令，玻利维亚从美国得到一笔借款。在此之前，玻利维亚也曾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纽约私人银行和世界银行请求过贷款，但因是用来发展国家的石油企业，即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这些要求一直遭到拒绝。美国政府总是把美国私人石油公司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情来做。[51]当时，根据这部石油法，玻利维亚把全国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几个油田租让给了海湾石油公司，租期为四十年。石油法还规定了该公司向玻利维亚政府上缴利润的比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例一直是11％，真是少得可怜。此外，玻利维亚政府还要分担承让者的费用，可它又没有权力控制海湾石油公司的花费。赠送礼物方面走到了极端：一切风险都要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来承担，海湾石油公司不承担任何风险。在巴里恩托斯独裁统治时期，海湾石油公司1966年底签署的一份意向书就确实做了这样的规定：在海湾石油公司和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共同开发一个地区的过程中，如果没找到石油，海湾石油公司也要收回它在勘探上的全部投资；如果找到石油，勘探的投资就通过以后开采石油收回，不过这笔费用从一开始就要记到玻利维亚国家石油总局的负债表上。而勘探需要多少费用，由海湾石油公司根据它的判断来决定。[52]就在这份意向书中，海湾石油公司还恬不知耻地把从来没有租让给它的天然气油田全说成自己的财产。玻利维亚的天然气储藏量比石油多得多。巴里恩托斯将军对该公司的做法只做了个满不在乎的表示，可这就足够了。他挥了挥手就决定了玻利维亚主要能源资源的命运。可是好戏并没有就此收场。

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将军在玻利维亚征收海湾石油公司财产的前一年，另一位民族主义将军，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已经把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在秘鲁的子公司国际石油公司（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的油矿和炼油厂收归国有。贝拉斯科是在一桩政治大丑闻引起的公愤达到极点时，率领一个军事委员会夺取政权的。丑闻的起因是，贝朗德·特里政府把它同国际石油公司签订的塔拉拉协议（Convenio de Talara）的最末一页丢失了。在这神秘消失的第十一页上，写着这家美国公司炼油厂保证购买秘鲁原油时的最低价格。但引起丑闻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有人同时透露，这家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以逃避包括开发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方式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舞弊和贿赂，从秘鲁方面诈骗了十亿多美元。国际石油公司董事长同贝朗德总统会晤了六十次，双方才同意签订塔拉拉协议，可协议又促发贝拉斯科领导的军人起义。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秘鲁政府同该公司的谈判断断续续，其间美国国务院停止对秘鲁一切形式的援助。[53]实际上，美国已没有时间再恢复对秘鲁的援助，因为贝朗德总统在威逼之下所做的让步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洛克菲勒公司就国有化一事向秘鲁法院提出抗议时，人们向该公司律师的脸上猛掷小钱币。

拉丁美洲的惊人之举真是层出不穷。这个备受折磨的地区有着无限的惊世骇俗的能力。在安第斯山地区，军人的民族主义热忱像长期休眠的火山一样又重新爆发。有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今天实行改革和爱国主义的那些将领，就在不久前还在屠杀游击队员。也就是说，那些捐躯者手中的旗帜，其中有很多又被他们的战胜者重新擎起。秘鲁的军人1965年曾向一些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投下大量凝固汽油弹，而向他们提供汽油和先进技术，让他们在利马附近的拉斯帕尔马斯空军基地制造这些炸弹的，正是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国际石油公司。[54]

马拉开波湖已被巨大的金属兀鹫吞噬

委内瑞拉石油在世界市场的比重虽然于1960年代中期有所减少，但到1970年，委内瑞拉仍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美国资本集团从整个拉美攫取的利润中，有近一半来自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穷人最多、暴力活动最猖獗的国家之一。其人均收入在拉美占第一位，有四通八达的超现代化公路网。以人均计算，委内瑞拉消费的苏格兰威士忌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可供近期开发的石油、天然气和铁矿宝藏能给每个委内瑞拉人带来十倍于现在的财富。它那广袤千里的处女地可以容纳德国或英国的全部人口。半个世纪以来，委内瑞拉从石油开采中得到了十分可观的收入，其数量之大，相当于马歇尔计划为欧洲复兴提供的资金的两倍。从第一口油井喷出石油到现在，委内瑞拉人口增长了两倍，国家预算增加到原来的一百倍。可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整天为吃到一小撮统治者的残羹剩饭争来抢去。与过去委内瑞拉依赖可可和咖啡的时代相比，他们现在吃的并不见得好多少。[55]首都加拉加斯在三十年时间里扩大了七倍。随着石油钻塔在马拉开波湖上一个个竖立起来，加拉加斯这座有着凉爽庭院、中心广场和静谧大教堂的古老城市，也很快建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那里的空调机日夜快速飞转，轰鸣作响，把人搅得坐卧不宁。加拉加斯已变成一个石油文化中心。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们热衷于消费，不愿进行创造性活动，而消费者的需求又被这种文化人为地扩大了许多，真正的需求反倒被掩盖起来。加拉加斯人喜爱的是合成产品和罐头食品，他们从不步行，出门就坐车，汽车发动机排出的废气把这座山谷洁净的空气都污染了。加拉加斯人夜间很难入睡，因为他们抑制不住自己渴望赚钱、买东西、消费、花钱，渴望把一切占为己有的强烈欲望。在山谷四周的坡地上，住着五十多万被遗忘的人，他们的窝棚是用从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搭成的。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到别人在如何挥霍浪费。在这座金色的首都，成千上万辆最新型号小汽车在大街上飞驰，车灯闪闪发光。节日前夕，一艘艘轮船靠近拉瓜伊拉港（Puerto de La Guaira），船上装满法国香槟、苏格兰威士忌和来自加拿大的成堆的圣诞树。可是与此同时，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到1970年，委内瑞拉还有一半的儿童和青少年没有就学。

委内瑞拉每天开采三百五十万桶石油，以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机器的运转。然而，委内瑞拉租让给美孚、壳牌、海湾和德士古子公司的油田还有五分之四尚未开采，至今仍是处女田。此外，石油出口的收入一半以上永远也不会回到委内瑞拉。克里奥尔公司的宣传品吹嘘自己在委内瑞拉如何行善，其中的赞誉之词同18世纪西班牙吉普斯夸皇家公司标榜自己德行时使用的词毫无二致。外国公司从委内瑞拉这只巨大奶牛身上榨取的利润，若与投资额相比，利润率之高只有过去的奴隶贩子和海盗可以与其媲美。除委内瑞拉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向资本主义世界提供过如此多的产品。据兰赫尔估计，委内瑞拉被掠走的财富数量之大，超过当年西班牙人从波托西、英国人从印度掠夺的财富。委内瑞拉第一届全国经济学家代表会议披露，外国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的实际利润率1961年上升到38％，1962年又提高到48％，然而这些公司结算表上记录的利润率却分别为15％和17％。这中间之所以有差距，是因为公司在账簿上做了手脚且秘密转移了一部分利润。此外，在石油买卖这个复杂的行当中，由于同时存在多种价格体系，很难估算利润额。掩盖实际利润额往往用以下方式：一是人为降低原油价格，因为从油井到加油站，石油从来都是在公司自己控制的渠道里流通；二是人为提高生产成本，这其中包括虚构出来的高额工资和极力夸大的广告费用。实际上，根据官方统计数字，近十年来，委内瑞拉不仅没有新的外国资本投资，资本还不断外流，每年外流数达七亿美元。外国资本承认，这些资金是它们的“年金”。委内瑞拉近几年来投入的资本完全是从本国利润中抽出的。与此同时，石油开采成本直线下降，原因是外国公司使用的劳动力愈来愈少：仅1959年到1962年的几年里，石油工人的数量就减少了一万多，剩下三万多一点。到1970年底，只剩下两万三千人。最近十年，石油产量却一直大幅度增长。

由于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马拉开波湖石油工人宿地的危机进一步尖锐化。马拉开波湖上钻塔林立。半个世纪以来，十字钢架里的采油树一直不停地工作，委内瑞拉的财富和贫困无一不是由此产生。在采油树的旁边，燃烧器喷吐着火舌，天然气被白白烧掉。委内瑞拉把天然气毫无吝惜地送给大气层，却没有人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在马拉开波湖的四周，大大小小的城镇如石油一般源源不断地冒出。到处都在开采石油，就连住宅的后院、街道的拐角，都可以看到抽油机。在那里，街道、衣服、食物和墙壁都被石油染成了黑色，就连妓女的绰号也与石油连在一起，像“油管”“四个阀门”“绞车”“拖轮”等等。服装和食品的价格也都高于加拉加斯。这些现代化村庄诞生的过程是悲惨的，但在赚钱容易这种乐观情绪的感染下发展得很快。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那些城镇是没有前途的。油井一旦枯竭，要生存下去就只能靠出现奇迹。到那时，剩下的将只有残垣断壁和受到石油污染的水域。鱼类将纷纷死亡，海浪冲刷的将是阒无人声的海岸。那些靠开采石油为生，而油井又尚未枯竭的城市，也同样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随着开采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有大批工人遭到解雇。“石油从我们身边流走了”，拉古尼利亚斯（Lagunillas）的一位居民1966年就这样说过。卡比马斯（Cabimas）在足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基地，曾给加拉加斯和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繁荣；可是，这个城市现在连下水道也没有，柏油马路也只有一两条。

委内瑞拉出现开采石油热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从大约1917年起，委内瑞拉就开始开采石油。那时，传统的大庄园依然存在，广阔的天地无人居住，大片的土地闲置不用。那时，大庄园主还监视雇工干活，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或活埋到腰部。1922年底，拉罗萨（La Rosa）油井喷出石油，日产量达十万桶，石油热从此拉开帷幕。在马拉开波湖上，钻机和绞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外来设备和头戴软木安全帽的人也突然间蜂拥而至。大批农民从各地来到这沸腾的土地安家落户，住在用大木板和油桶的铁皮搭成的窝棚里把他们的劳动力贡献给石油。在委内瑞拉的平原和森林地带，甚至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区，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听到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州的口音。七十三家外国公司眨眼之间都冒了出来。在这股租让油田的热潮中领头的是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他原是安第斯地区的牧场主，当政二十七年所做的事就是养孩子和做买卖。在石油喷涌而出的那些年代，戈麦斯总是从他装得满满的口袋里掏出石油股票来酬谢众人。他酬谢的人有他的朋友、亲戚和臣属，有保证他前列腺不出问题的医生和保卫他的将军，还有为他大唱颂歌的诗人和在耶稣受难周星期五特许他吃荤的主教。戈麦斯胸前挂满各大强国授予他的闪闪发光的勋章，因为世界各地公路上奔驰的小汽车离不开汽油。独裁者的亲信常常把原本用来租让的油田卖给壳牌、美孚或海湾石油公司。这种靠权势和贿赂做交易的风气掀起一股做矿藏投机生意的热浪，点燃人们占有地下矿藏的欲望。于是，印第安村社的土地被霸占，不管是否愿意，许多农户都失去了自己的地产。1922年颁布的石油法是美国三家企业的代表起草的。那时，油田全部被围起来，里面还有警察。凡是没有携带石油企业聘用卡的，一律不准入内。甚至连运石油至港口所途经的几条公路，也都禁止外人经过。1935年戈麦斯刚一死，石油工人就剪断宿地四周带刺的铁丝网，宣布罢工。

1948年，随着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政府的垮台，三年前拉开帷幕的改良主义时期宣告结束。得胜的军人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减少政府在石油卡特尔子公司石油利润中的比例分成。1954年，由于政府减少税收，美孚石油公司得到三亿美元的额外利润。1953年，一位美国商人曾在加拉加斯说过：“在这里，您拿您的钱干什么都可以。对于我来说，所有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加起来也顶不上这种自由。”[56]1958年，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Pérez Jiménez）被赶下台时，委内瑞拉已变成一口巨大的油井，到处都是监狱和拷打室。国家所需要的一切，大到小轿车、电冰箱，小到炼乳、鸡蛋、莴苣，乃至法律和法令，都需要从美国进口。洛克菲勒集团最大的企业克里奥尔公司1957年宣布，这一年它获得的利润几乎达到总投资的一半。委内瑞拉政府革命委员会把最大几家公司的所得税从25％提高到45％，石油卡特尔出于报复，马上下令让委内瑞拉的石油价格下跌，公司也就在这时开始大批解雇工人。由于价格跌得太低，虽然政府提高了税率、增加了石油出口量，但1958年的收入还是比前一年减少了六千万美元。

后来的几届政府虽然没有把石油工业收归国有，但1970年以前也没有再向外国公司租让新的油田来开采黑色的金子。在这一段时间里，石油卡特尔加快开采近东和加拿大油田的速度，而委内瑞拉勘探新油井的工作实际上已停下来，石油出口量也不再增加。不再租让油田的政策已失去意义，因为委内瑞拉的国有企业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并没有把一直无人担负的职责担负起来。它只是东一点西一点地钻几口井，从而证实它的职能就是罗慕洛·贝当库尔（Rómulo Betancourt）总统所提出的“不是要发展成一个大企业，而是要为谈判新形式的租让充当中间人”。这种新形式的租让提了很多次，然而从来没有实现。

与此同时，二十年前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那股推动工业化前进的强大势头，目前已呈明显的衰退迹象，工业化已无力再向前发展，这种现象在整个拉美屡见不鲜。由于大多数人的贫穷而受到限制的国内市场，在支持制造业的发展方面是不可能超过某些限度的。另外，由民主行动党政府启动的土地改革也是半途而废，当初搞改革的那些人许下的诺言，连一半也没有兑现。委内瑞拉消费的相当一部分食品是从国外，尤其是美国进口的。例如，委内瑞拉人最喜爱吃黑豆，而黑豆是从北边大批运来的，包装的袋子上面赫然印着英文“豆子”的字样。

一位名叫萨尔瓦多·加门迪亚的小说家曾在他的著作中再次描绘整个征服文化，亦即石油文化所制造的地狱。他在1969年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看到过抽油机吗？就是把原油抽出来的机器。它的样子很像一只大黑鸟，尖尖的脑袋沉重地一上一下，日日夜夜，一刻不停。这是唯一不吃屎的兀鹫。一旦石油采空，吸油管发出那种空抽的声响，情况又会怎样呢？不祥的前奏曲已开始在马拉开波湖上空回响。在湖的四周，一夜之间就冒出了令人炫目的城镇，那里有电影院、超级市场和舞厅，也有成群的妓女和大量的地下赌场。在那里，钱是不值钱的。前不久，我去了一趟，心像被抓了一下。死人和废铁散发出的臭味盖过了石油的气味。房屋千疮百孔，已大半无人居住。每个城镇都濒于毁灭，街道满是泥泞，商店已成瓦砾。外国公司过去的一个潜水员每天拿着把钢丝锯潜入水中，把废弃的油管一段段锯下来当作废铁卖掉。现在人们在谈论那些外国公司时，好像是在回忆美丽的神话。人们生活在那神话般荒诞的过去，对掷骰子时一掷千金、酗酒时一醉七天的情景，至今仍十分怀念。与此同时，钻井的采油竖井仍在继续工作，大量的美元像雪片一样落到总统府米拉弗雷斯宫里，然后又变成高速公路和其他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庞然大物。可是，委内瑞拉有70％的人被排斥在这一切之外。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没有主心骨的中产阶级，他们工资很高，可花钱买的多是无用之物。广告的宣传把他们搅得六神无主，他们竟听进那些天花乱坠的蠢话，欣赏起趣味极其低俗的东西来。不久前，政府大肆宣传消灭了文盲。然而，上次大选时对登记过的选民普查的结果表明，在十八至五十岁的公民中，竟有一百万人是文盲。”

注释

[1]埃德温·莱乌温（Edwin Lieuwen）：《美国和对拉丁美洲安全的挑战》（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allenge to Security in Latin America），俄亥俄，1966年。

[2]菲利普·考特尼（Philip Courtney）向国际储蓄和投资会议递交的一篇论文，布鲁塞尔，1959年。

[3]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帝国主义时代》（“La era del imperialismo”），载于《每月评论》西班牙文版文摘，智利，圣地亚哥，1969年1—2月。克劳德·朱利安：《美国帝国》，巴黎，1969年。

[4]相反，墨西哥政府则及时发现，作为世界硫黄主要出口国之一，墨西哥的硫黄正在减少。得克萨斯海湾硫黄公司和泛美硫黄公司曾保证它们矿租界内尚有的蕴藏量事实上比实际蕴藏量高六倍，于是墨西哥政府在1965年决定限制硫黄的对外销售量。

[5]塞尔希奥·阿尔马拉斯·帕斯（Sergio Almaraz Paz）：《一个共和国的安魂曲》（Réquiem para una república），拉帕斯，1969年。

[6]克劳德·朱利恩，同前引书。

[7]阿瑟·戴维斯（Arthur Davis）长期担任铝矿公司董事长，1962年去世，他给慈善基金会留下了三亿美元的遗产，但明确条件是不得在美国国土之外使用这笔资金。这样，圭亚那即使通过基金会途径，也无法收回该公司从它抢夺去的哪怕是部分财富。菲利普·雷诺（Philip Reno）：《铝的利润和加勒比人民》（Aluminium Profits and Caribbean People），载于《每月评论》，纽约，1963年10月；《英属圭亚那的悲剧：一个从奴隶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民族》，载于《每月评论》西班牙文版文摘，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年1—2月。

[8]哈里·马格多夫，同前引书。

[9]埃尔马诺·阿尔维斯（Hermano Alves）：《航空摄影测绘学》（Aerofotogrametria），载于《晨邮报》（Correio da Manhã），里约热内卢，1967年6月8日。

[10]议会调查委员会（Informe de la Comisión Parlamentaria de Investigaciones）关于向外国自然人或法人出售巴西土地的报告，巴西利亚，1968年6月3日。

[11]《晨邮报》，里约热内卢，1968年6月30日。

[12]保罗·R.希林（Paulo R.Schilling）：《外国人的巴西》（Brasil para extranjeros），蒙得维的亚，1966年。

[13]厄恩斯特·森豪维尔（Ernst Samhaber）：《南美洲大陆传记》（Sudamérica,biografía de un continente），布宜诺斯艾利斯，1946年。罗伯特·库什曼·墨菲（Robert Cushman Murphy）在海鸟粪热过去后很久写道：“它们的肠胃蠕动一次就可赚来可观的美元。”他还写道，莎士比亚笔下那只在朱丽叶家阳台上唱歌的黄莺、从诺亚方舟上空飞过的那只白鸽，当然还有贝克尔那些忧伤的燕子，它们的价值同鲣鸟和海鸥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埃米略·罗梅罗（Emilio Romero）：《秘鲁经济史》（Historia económica del Perú），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年。

[14]奥斯卡·贝穆德斯（Óscar Bermúdez）：《硝石的历史，从起源到太平洋战争》（Historia del salitre desde sus orígenes hasta la Guerra del Pacífico），智利，圣地亚哥，1963年。

[15]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蒙得维的亚，1970年。

[16]秘鲁失去了盛产硝石的塔拉帕卡大区和几个重要的海鸟粪岛屿，但是北部沿海一带储藏的海鸟粪仍归秘鲁所有，秘鲁农业使用的肥料也仍主要是海鸟粪。1960年以后兴起的鱼粉热断绝了鲣鸟和海鸥的生路。大部分捕鱼公司是美资企业，它们很快就把秘鲁近海的鳀鱼捕捞一空，制成鱼粉运到美国和欧洲，用作猪和家禽的饲料。渔船每次出海捕鱼，鲣鸟和海鸥总是紧追不舍，它们一次比一次飞得远，一次比一次远离海岸；返回的时候，它们往往因力气用尽掉进海里。还有一些海鸟并不尾随渔船。1962到1963年间，常常可以看到成群的鲣鸟在利马的主要街道上追逐食物。它们一旦飞不起来，就会饿死在街上。

[17]埃尔南·拉米雷斯·内科切亚（Hernán Ramírez Necochea）：《帝国主义在智利的历史》（Historia del imperialismo en Chile），智利，圣地亚哥，1960年。

[18]埃尔南·拉米雷斯·内科切亚：《巴尔马塞达和1891年的反革命行动》（Balmaceda y la contrarrevolución de 1891），智利，圣地亚哥，1969年。

[19]智利参众两院带头反对总统。许多议员抵制不了英镑的诱惑，这是显而易见的。据英国人讲，贿赂智利人在“这个国家里已司空见惯”。诺斯的合伙人罗伯特·哈维1897年就是这样概括的。当时硝酸盐铁路公司的一些小股东对哈维和公司的其他董事提出起诉，哈维在解释为什么用十万英镑去贿赂时说：“您很清楚，智利的国家机构极其腐败……我并不是说对法官也需要行贿，可实际上许多经济拮据的参议员是从这十万英镑中拿到一笔钱之后，才在议会里投了对我们有利的票，使得政府没有完全拒绝倾听我们的抗议和要求……”埃尔南·拉米雷斯·内科切亚，同前引书。

[20]译注：即智利独立日。

[21]这两家公司在很远的地方设有工厂加工智利的铜矿。安纳康达美国黄铜厂、安纳康达电缆电线厂和肯奈科特电缆电线厂是全世界生产黄铜和电线的主要厂家。何塞·卡德玛尔托利（José Cademartori）：《智利经济》（La economía chilena），智利，圣地亚哥，1968年。

[22]R.I.格兰特—萨蒂（R.I.Grant-Suttie）：《铜的代用品》（Sucedáneos del cobre），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MI）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BIRF）杂志《金融与发展》（Finanzas y Desarrollo），华盛顿，1969年6月。

[23]马里奥·维拉（Mario Vera）和埃尔莫·卡塔兰（Elmo Catalán）：《铜处于十字路口》（La encrucijada del cobre），智利，圣地亚哥，1965年。

[24]1969年8月13日的《纽约时报》如醉如痴地描绘温莎公爵夫妇在里斯本郊外帕蒂尼奥那所16世纪的城堡度假的情景时，就是用这样的字眼形容帕蒂尼奥的。帕蒂尼奥夫人在向夏洛特·柯蒂斯介绍一天的活动日程时说：“我们想让仆人享受到一些平静和安宁。”

后来，到瑞士山区度假的季节，摄影师忙不迭地为在圣莫里茨度假的公爵和走红的艺术家拍照。一位五十岁的女百万富翁刚刚失去了曾是福特汽车公司副董事长的第二个丈夫。她在闪光灯前微笑，宣布即将结婚，未婚夫非常年轻，正挎着她的胳膊，畏怯地看着大家。在他们旁边，也站着另一对出入上层社交界的夫妇，男的身材矮小，长着印第安人的面孔，浓密的眉毛、凶狠的目光、塌陷的鼻子、高耸的颧骨，此公就是安第诺·帕蒂尼奥（Antenor Patiño），他仍然是一副玻利维亚人的模样。在另一家杂志登出的照片上，安第诺扮装成东方的王子，头上缠着布，身边站着几个货真价实的王子和公主，他们在亚历克西斯·德·里德（Alexis de Rédé）子爵的王宫里聚会，这些人是丹麦的玛格丽塔（Margarita）公主、亨利王子、玛丽亚·皮亚·德·萨博亚（María Pía de Saboya）和她的表弟米格尔·德·博尔冯—帕尔马（Miguel de Borbón-Parma）王子、洛贝科维茨（Lobckowitz）王子和一些随从人员。

[25]1966年7月，阿尔弗雷多·奥万多（Alfredo Ovando）将军宣布，玻利维亚已同德国的克勒克尔企业达成协议建造国营炼锡厂。他说，我们将赋予“这些可怜的锡矿以新的命运”。“到目前为止，它们所给予我们的只有矿工弟兄肺部上的洞眼。”塞尔希奥·阿尔马拉斯写道，这些矿工为采掘矿石付出了自己的性命，“然而他们并不占有矿石，无论是1952年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他们都从未占有过。因为锡如果不是闪闪发光的锡锭，就不能直接派作任何用场。而那种像土一样的沉甸甸的矿砂，除了把它倒进冶炼炉外，实在是毫无用途”。《权力与没落，玻利维亚历史上的锡》（El poder y la caída.El estaño en la historia de Bolivia），拉巴斯—科恰班巴，1967年。

阿尔马拉斯·帕斯（Almaraz Paz）讲述了一个工业家的故事。他叫马里亚诺·庇洛（Mariano Peró），孤军奋战了三十多年，一心想让玻利维亚的锡在奥鲁罗而不是在利物浦冶炼。1946年，具有民族主义特点的总统瓜尔维托·比亚洛埃尔（Gualberto Villarroel）倒台后不几天，庇洛就来到克马多宫（Palacio Quemado），他是来取走两块锡锭的。这两块锡锭是他在奥鲁罗（Oruro）的冶炼厂首批生产的。把代表国家的这两块象征物继续放在共和国总统的办公桌上做装饰品，已没有任何意义。比亚洛埃尔已被吊死在穆利约广场（Plaza Murillo）一个路灯的柱子上，他倒台后，寡头集团又重掌大权。所以庇洛把他的锡锭拿走了。这两块锡锭上沾有干涸的血迹。

[26]“当我坐下来时，我已经醉了。在我的眼里，一个人变成了三个、四个人。我自己不能进食，简直像个孩子。”萨图尼诺·孔多里（Saturnino Condori）是“20世纪矿”（Mina Siglo XX）矿工宿地的一个老泥瓦匠，他躺在卡塔维（Catavi）医院病床上已有三年。他是1967年圣胡安日之夜大屠杀的一个受害者。那天他连节日的庆祝活动也没参加。矿上为让他在24日星期六也干活，许诺付给他三倍的工钱。所以尽管其他所有人都纵情地饮酒作乐，他却决定放弃这种乐趣。他很早就躺下了。这天夜里，他梦见一位绅士向他身上掷刺。“他向我扔过来很大的刺。”他惊醒了好几次，因为从凌晨五点子弹就雨点似的向矿工宿地扫射过来。“我都吓瘫了，不能自制，浑身发抖。我吓坏了，吓坏了，我确实吓死了。我太太对我说，快逃吧！可我做了什么坏事？我哪儿也没去过。我太太说，快走吧！以前晚上也听到过枪响。可这次是什么枪在响？叭扑叭扑的是什么声音？我就这样醒一会儿睡一会儿，就这样我也没逃走。我太太对我说，快走吧，快逃吧！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对她说，我是个个体泥瓦匠，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他后来在大约早上八点钟醒来，他在床上坐起来，子弹穿透了天花板，打穿了他太太的帽子，击中了他的上身，打碎了他的脊椎骨。

[27]塞尔希奥·阿尔马拉斯·帕斯，同前引书。

[28]萨尔瓦多·德·拉·布拉萨（Salvador de la Plaza）与他人合著：《委内瑞拉经济特点》（Perfiles de la economía venezolana），加拉加斯，1964年。

[29]奥斯尼·杜阿尔特·佩雷拉（Osny Duarte Pereira）：《铁与独立：民族尊严的挑战》（Ferro e independência :um desafio à dignidade nacional），里约热内卢，1967年。

[30]《不可移动的山峦》（Immovable Mountains），《财富》（Fortune）杂志，1965年4月。

[31]转引自马里奥·佩德罗萨（Mário Pedrosa）：《巴西的选择》（A opção brasileira），里约热内卢，1966年。

[32]见林登·约翰逊致赖尼利·马齐利（Rainieri Mazzili）的电报，美联社，1964年4月2日。

[33]载于《圣保罗州报》（O Estado de São Paulo），1964年5月4日。

[34]何塞·斯塔卡契尼（José Stacchini）：《大胆的动员》（Mobilização de audácia），圣保罗，1965年。

[35]菲利普·西克曼（Philip Siekman）：《当行政官员变为革命者时》（“When Executives Turned Revolutionaires”），《财富》杂志，1964年7月。

[36]参见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援引的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发表的声明，同前引书，并参见1966年12月西班牙文版的《读者文摘》（Selecciones de Reader’s Digest）上尤金·梅思文（Eugene Methvin）那篇披露性文章。梅思文称，完全是因为有了设在华盛顿的美洲争取自由工会发展学院的大力协助，巴西政变分子才得以通过电讯手段协调其部队的行动。新上台的军政府为报答该学院，派遣该学院四名毕业生去“赤色分子控制的工会搞了一次清洗……”

[37]奥斯尼·杜阿尔特·佩雷斯，同前引书。

[38]见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ción de Países Exportadores de Petróleo）公布的材料。弗朗西斯科·密雷斯（Francisco Mieres）：《石油及委内瑞拉的结构性问题》（El petróleo y la problemática estructural venezolana），加拉加斯，1969年。

[39]美国参议院报告：《石油卡特尔和秘密记录》（Actas secretas del cártel petrolero），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年；哈维·奥康纳（Harvey O’Connor）：《石油帝国》（El Imperio del petróleo），哈瓦那，1961年。

[40]保罗·A.巴兰（Paul A.Baran）与保罗·M.斯威齐（Paul M.Sweezy）合著：《垄断资本》（El capital monopolista），墨西哥，1970年。

[41]弗朗西斯科·密雷斯，同前引书。

[42]迈克尔·坦泽（Michael Tanzer）：《国际石油的政治经济学与不发达国家》（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Oil and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波士顿，1969年。

[43]哈维·奥康纳：《世界石油危机》（La crisis mundial del petróleo），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年。这种现象在好几个国家仍屡见不鲜。例如，在哥伦比亚，石油可以自由出口，不必上税。可是哥伦比亚国家炼油厂向外国公司购买哥伦比亚石油，却要比国际价格多付37％的附加税，而且必须以美元支付。劳尔·阿拉梅达·奥斯皮纳（Raúl Alameda Ospina），载于《埃斯基纳》（Esquina）杂志，波哥大，1968年1月。

[44]赫苏斯·席尔瓦·赫佐格（Jesús Silva Herzog）：《征用石油公司的历史》（Historia de la expropiación de las empresas petroleras），墨西哥，1964年。

[45]比维安·特里亚斯（Vivian Trías）：《帝国主义与石油在乌拉圭》（Imperialismo y petróleo en el Uruguay），蒙得维的亚，1963年。参见乌拉圭众议院例会纪要上恩里克·埃罗（Enrique Erro）众议员的发言，第1211期，577卷，蒙得维的亚，1966年9月8日。

[46]巴西石油公司在《经济局势》（Conjuntura económica）杂志刊登的五百家最大企业中名列前茅。载于《经济局势》杂志第24卷，第9期，里约热内卢，1970年。

[47].工程师马尔休·莱特·切萨里诺（Márcio Leite Cesarino）的声明，载于《晨邮报》，里约热内卢，1967年1月28日。

[48]参见《晨邮报》登载的那份报告的详细摘要，1967年2月19日。

[49]雷内·萨瓦莱塔·梅尔卡多（René Zavaleta Mercado）：《玻利维亚与民族意识的增长》（Bolivia.El desarrollo de la conciencia nacional），蒙得维的亚，1967年。

[50]休伊·朗（Long）用尽一切字眼来形容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他称它为罪犯、作恶分子、惯犯、本国的凶手、外国的凶手、国际阴谋家、贪得无厌的强盗和窃贼的窝、破坏者、小偷的老巢。《瓜拉尼亚》（Guarania）杂志转载，布宜诺斯艾利斯，1934年11月。

[51]无论在近代还是更远的年代，这方面的例子都屡见不鲜。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欧文·弗洛曼（Irving Florman）1950年12月28日在向白宫的唐纳德·道森（Donald Dawson）呈递的报告中写道：“来到这里后，为促使玻利维亚石油工业向美国私人企业的渗透敞开大门，为确保我国的国防计划广泛实施，我一直在勤奋地工作。”他还写道：“现在玻利维亚的石油工业及其全部土地向美国私人企业敞开大门，这样的消息我知道您是很乐于听到的。玻利维亚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非国有化或曰反向国有化的国家。我为自己能够完成国家和政府交给的这个任务感到自豪。”参见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图书馆摘录的这封信的影印件，转引自《北美拉美人研究会新闻信札》（NACLA Newsletter），纽约，1969年2月。

[52]马塞洛·基罗加·圣克鲁斯（Marcelo Quiroga Santa Cruz）1966年10月11日和12日在众议院质询会上的发言，载于《法制杂志》（Revista jurídica）特刊，科恰班巴，1967年。

[53]当这桩丑闻发生时，美国大使馆没有保持谨慎的沉默。使馆的一个外交官竟然宣称，塔拉拉协议的原本没有保存下来。理查德·N.古德温（Richard N.Goodwin）：《与国际石油公司的冲突：秘鲁来信》（“El conflicto con la IPC:Carta de Perú”），《对外贸易》杂志转载自《纽约人》（The New Yorker）杂志，墨西哥，1969年7月。

[54]乔治·安妮·盖耶（Georgie Anne Geyer）：《美国石油商号制造凝固汽油弹被发现》（“Seized U.S.Oil Firm Made Napalm”），载于《纽约时报》（New York Post），1969年4月7日。

[55]为撰写本章，除上面提到的哈维·奥康纳和弗朗西斯科·密雷斯的著作外，还参考了以下著作：奥兰多·阿劳霍（Orlando Araújo）：《为委内瑞拉实施波多黎各式的手术》（Operación Puerto Rico sobre Venezuela），加拉加斯，1967年；弗德里科·布里托（Federico Brito）：《20世纪的委内瑞拉》（Venezuela siglo XX），哈瓦那，1967年；M.A.法尔孔·乌尔瓦诺（M.A.Falcon Urbano）：《委内瑞拉发展与工业化》（Desarrollo e industrialización de Venezuela），加拉加斯，1969年；埃伦娜·霍赫曼（Elena Hochman）和埃克托尔·穆希卡（Héctor Mujica）与他人合著：《委内瑞拉之最》（Venezuela 1°），加拉加斯，1934年；威廉·克雷姆（William Krehm）：《加勒比地区的民主与专制体制》（Democracia y tiranías en el Caribe），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D.F.马萨·萨瓦拉（D.F.Maza Zavala）、萨尔瓦多·德·拉·普拉萨（Salvador de la Plaza）、佩德罗·埃斯特万·梅希亚（Pedro Esteban Mejía）及莱昂纳多·蒙铁尔·奥尔特加（Leonardo Montiel Ortega）的论文，参见注27引用的那卷；鲁道夫·金德罗（Rodolfo Quintero）：《石油文化》（La cultura del petróleo），加拉加斯，1968年；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Domingo Alberto Rangel）：《委内瑞拉现代资本主义进程》（El proceso del capitalismo contemporáneo en Venezuela），加拉加斯，1968年；阿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Arturo Uslar Pietri）：《委内瑞拉青年的前途何在？》（“Tiene un porvenir la juventud venezolana?”），刊登在《美洲日志》（Cuadernos Americanos），墨西哥，1968年3—4月；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拉美1969年经济研究》（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1969），纽约与智利，圣地亚哥共同出版，1970年。

[56]《时代周刊》拉丁美洲版，1953年9月11日。

第二部分 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

早夭史

拉普拉塔河上的英国战舰庆贺拉美独立

1823年，英帝国智囊人物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忙于庆祝英国在世界各地的胜利。法国代办不得不忍受这样一段祝酒辞的羞辱：“胜利的荣耀属于你们，随后是灾难和毁灭；无荣耀可言的工业上的往来和与日俱增的繁荣属于我们……骑士时代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学家和深谋熟虑者的时代。”伦敦开始了长时间的欢庆。几年前英国已彻底打败拿破仑，世界进入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在拉丁美洲，独立永久地确定了地主和靠新生国家的提早破产在港口发了横财的商人的势力。原西班牙殖民地以及巴西，成为英国纺织品和英镑梦寐以求的市场。1824年坎宁著书时说得对：“木已成舟，钉子已经钉上了，西班牙美洲已经自由。只要我们善于管理我们自己的事，那么，美洲是属于英国了。”[1]

蒸汽机、织布机和纺织机械的改进，使英国的工业革命以极快的速度成熟起来。工厂和银行成倍增加。内燃机使航运现代化，许多大型船舶远航四海，使英国的工业扩张遍及全世界。英国经济靠的是用棉织品换取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皮革、秘鲁的鸟粪和硝酸盐、智利的铜、古巴的糖和巴西的咖啡。出口工业品、收入运费和保险费、获取贷款利息和投资赢利，是整个19世纪英国经济欣欣向荣的动力。实际上，早在独立战争之前，英国人已经控制了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相当大的一部分合法贸易；同时，把大量走私货物源源不断地投向拉丁美洲沿海地区。贩卖奴隶为地下贸易活动提供了一面卓有成效的挡箭牌，然而，各处海关的记录表明，在整个拉丁美洲，绝大部分进口产品并非来自西班牙。事实上，西班牙从未垄断过贸易：“早在1810年之前，宗主国已经失去它的殖民地。独立革命仅仅是从政治上承认这种现状。”[2]

英国部队仅以伤亡一人为代价就征服了加勒比地区的特立尼达。但是远征军司令拉尔夫·阿伯克龙比（Ralph Abercromby）确信，在西班牙美洲，再进行军事征服将不是一件易事。稍后不久，英国入侵拉普拉塔河沿岸地区遭到失败。英军的失败使阿伯克龙比的见解更有说服力，即武装远征是无效的，世界已进入由外交官、商人和银行家为主宰的历史时期。在西班牙殖民地建立自由主义新秩序，将使英国有机会包揽西班牙美洲十分之九的贸易。[3]独立的激情在西班牙美洲大地上沸腾。自1810年起，伦敦推行曲线和两面的政策。这一政策的起伏，取决于当时的需要，即促进英国贸易、阻止拉丁美洲落入美国人或法国人之手和防止激进主义影响刚获得自由的新国家。

当革命委员会于1810年5月25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时，英国在拉普拉塔河口的所有战舰鸣炮以示庆贺。穆蒂内号舰长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讲话。英国人的心里充满欢乐。布宜诺斯艾利斯仅用三天就撤销了一些有碍于同外国人搞贸易的禁令。十二天以后，皮革和动物脂肪出口税的减免率为7.5％到50％。从5月25日算起，仅过了六个星期就撤销了不得出口金币和银币的禁令，这样，金银便可以顺顺当当地流向伦敦。1811年9月，三人委员会取代革命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于是，进出口税率再次降低，有些物品则完全免税。1813年阿根廷议会宣布自己为最高权威机构后，外国商人就不必通过当地商人销售其商品：“贸易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贸易。”[4]早在1812年，一些英国商人向外交部报告：“我们的纺织品已经成功地取代德国货和法国货。”[5]还取代了遭到自由贸易扼杀的阿根廷纺织品。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也大同小异地经历了这一进程。

棉毛织品、生铁、皮革、木材和瓷器，源源不断地从约克郡（Yorkshire）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从切维奥特地区（los Cheviots）和盖尔斯（Gales）生产出来。曼彻斯特的织布机、谢菲尔德的小五金、伍斯特（Worcester）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陶器充斥着拉丁美洲市场。自由贸易使以出口为生的港口城市发了财，同时将渴望享用世界上所有奢侈品的寡头集团的挥霍程度刺激到了极点，但是，自由贸易摧毁了刚出现的本地工场，使扩大国内市场的希望化为泡影。尽管有宗主国的禁令，在殖民地还是出现了不稳定的、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地方工业，并且由于西班牙放松对殖民地的束缚，欧洲战争造成物资供应困难，地方工业曾有过一个极盛时期。西班牙国王1778年颁布准许西班牙和美洲各港口之间进行自由贸易的法令，曾受到这一法令致命打击的工场，到19世纪初便开始渐渐恢复生机。如雪崩席卷而来的洋货曾摧毁了殖民地的纺织业、制陶业和金属品加工业，但手工业者没有多少时间从打击中恢复元气，因为独立为欧洲业已发达的工业进行自由竞争完全敞开了大门。独立后诞生的政府在其海关政策方面表现出摇摆性，使得拉丁美洲本地工厂接二连三地夭折和复苏，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如何把工业扼杀在摇篮里？

19世纪初，亚历山大·冯·洪堡估计墨西哥制造业的产值约为七八百万比索，其中大部分为纺织业的产值。呢料、棉布和麻布均由专业化车间生产。在克雷塔罗（Querétaro）有两百多台纺织机和一千五百名工人，在普埃布拉有一千两百名棉纺工人。在秘鲁，尽管这块殖民地粗糙的纺织品从未达到皮萨罗到来以前原印第安人纺织品的精美程度，“但是，其经济意义是非常大的”。[6]工业的发展依靠对印第安人实行强制性劳动，他们被囚在工场里，从天不亮一直干到深夜。独立摧毁了已取得的尚不稳固的发展。在阿亚库乔（Ayacucho）、卡卡莫萨（Cacamorsa）和塔尔马（Tarma），工场的规模已相当可观。罗梅罗在其著作中说，今天业已消亡的整个帕卡伊卡萨城（Pacaicasa），“曾形成了一个拥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广阔的纺织作坊”；曾向一个非常辽阔的地区供应羊毛毯的保卡利亚城（Paucarcolla）正在消失，“目前那儿已没有一家工厂”。[7]智利是西班牙最偏僻的领地之一，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有利于发展始于殖民初期的本国工业。当时智利拥有纺纱厂、织布厂和制革厂；索具供应南海大大小小的船舶；生产从锅炉、大炮到首饰、精致的器皿和钟表等各种金属制品，还能造船和生产汽车。[8]在巴西，从18世纪开始略有起步的纺织和冶金工场，也被外国进口货挤垮。尽管与里斯本签订的殖民协定造成各种障碍，巴西的纺织和冶金业仍然取得了很可观的发展。但是，从1807年起，在里约热内卢建都的葡萄牙君主制只不过是英国人手中的一个玩物，且伦敦又拥有另一股势力。卡约·普拉多·茹尼奥尔说道：“在开放港口之前，葡萄牙贸易的种种缺陷起到了保护地方小工业的作用。尽管这确实是可怜的地方手工业，但是它能够满足国内的一部分消费需要。这样的小工业不可能在与外国的自由竞争中生存下去，即使是最无足轻重的产品也难逃厄运。”[9]

玻利维亚当时是拉普拉塔总督区最重要的纺织中心。根据科恰班巴（Cochabamba）市长弗朗西斯科·德·别德马（Francisco de Viedma）提供的材料，19世纪初该市已有八万人从事棉布、毛料和台布的生产。在奥鲁罗和拉巴斯也建立起一些作坊，和科恰班巴的作坊在一起，为老百姓、正规军和边防军生产十分结实的毛毯、彭乔和呢料。莫霍斯（Mojos）、奇基托斯（Chiquitos）和瓜拉约斯（Guarayos）等地生产极其精细的亚麻布、棉布、草帽、羊驼毛或绵羊毛织品，以及用整片烟叶制作的雪茄。一部纪念玻利维亚独立一百周年的专著不十分伤心地证实：“面对外国同类商品的竞争，所有这些工业都消失了……”[10]

独立将阿根廷经济和政治重心转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损害了内地各省的利益，在此之前，阿根廷沿海地区是全国最落后、人口最稀少的地区。19世纪初叶，阿根廷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圣菲或恩特雷里奥斯。[11]在阿根廷中部和北部地区，地方工业凭借简单的生产工具慢慢发展起来，而根据1795年检察官拉腊门迪（Larramendi）的一次讲话，“沿海地区既无手工业又无制造业可言”。现在属于不发达地区的图库曼省和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省（Santiago del Estero），当时的纺织作坊兴旺发达，能生产三种不同等级的彭乔（poncho），还有一些作坊生产优质的木轮大车、雪茄、香烟、皮革和鞋底。卡塔马卡（Catamarca）生产各种棉布、精纺毛料和牧师用的黑布。科尔多瓦每年生产七万多件彭乔、两万多条毛毯、四万巴拉[12]台面呢，还有皮鞋、皮革制品、马肚带、帆桁、暗色羊皮和熟山羊皮。最重要的鞣皮厂和皮革制品厂集中在科连特斯。萨尔塔（Salta）精致的大扶手椅颇有名气。门多萨（Mendoza）每年生产两三百万升葡萄酒，品位丝毫不比安达卢西亚的葡萄酒逊色。圣胡安年产三十五万升白酒。门托萨和圣胡安在南美洲成为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贸易咽喉”。[13]

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利物浦的商务代理人跑遍阿根廷，他们除了仿造按当地习惯反过来用的木制马镫之外，还仿制圣地亚哥和科尔多瓦的彭乔以及科连特斯的皮货。阿根廷的彭乔每件值七比索，而约克郡的彭乔只卖三比索一件。世界上最发达的英国纺织工业迅速战胜拉丁美洲的纺织工业。另外，从靴子、马刺、铧犁、马嚼子到铁钉的生产，其命运都与纺织品相似。贫困蹂躏了阿根廷内地各省，它们纷纷揭竿而起，反抗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专制。埃斯卡拉达（Escalada）、贝尔格拉诺（Belgrano）、普埃伦东（Pueyrredón）、比埃特斯（Vieytes）、拉斯埃拉斯（Las Heras）和塞维尼奥（Cerviño）等主要商人占有了从西班牙人手中夺来的权力[14]，他们有可能购买英国丝绸和刀具、卢维埃的精纺毛料、佛兰德的花边、瑞士马刀、荷兰的杜松子酒、威斯法利亚的火腿和汉堡的雪茄。阿根廷则出口皮革、动物脂肪、骨头和腌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牧主靠自由贸易扩大了市场。英国驻拉普拉塔地区的领事伍德拜因·帕里什于1837年描述大草原健壮的高乔人时这样写道：“拿出他所有的衣物，看看他周围的一切用品，除了皮革制品以外，有哪一样东西不是英国货？如果他的妻子有一条裙子，十有八九是曼彻斯特的产品。他们做饭用的炉子或锅，吃饭用的瓷碗，刀具、马刺、马嚼子和身上披着的彭乔，都是来自英国的舶来品。”[15]甚至连铺路用的石料，阿根廷也从英国进口。

大概在同一时期，美国驻里约热内卢大使詹姆斯·沃森·韦布说：“在巴西所有的庄园，奴隶主及其奴隶穿戴的都是自由的劳动者所生产的物品，其中90％为英国货。英国向巴西提供改善国内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金，还为巴西生产大于锄头的所有日用品以及从大头针到最昂贵衣物的几乎所有的奢侈品或实用品。英国瓷器、玻璃器皿、铁器和木制品同毛料和棉织品一样十分普及。英国向巴西供应蒸汽机船和帆船，为巴西筑路铺地、整修街道，向城市提供煤气照明服务，在巴西修铁路、开矿山、开银行，架设电话线，经营邮电业务，替巴西生产家具、发动机、车厢……”[16]自由进口使港口的商人欣喜若狂。在那些年代，巴西甚至进口装饰已毕即可入殓的棺材、马鞍子、水晶烛台、浅口锅和冰鞋。在炎热的热带沿海地区，冰鞋毫无用处。虽然巴西当时尚无纸币，它照样进口钱夹，另外巴西还进口数字计算工具，进口数量之大令人难以理解。[17]1810年签订的《贸易和航海协定》规定，英国商品进入巴西的税率低于葡萄牙。协定的葡萄牙文本译得极其草率，比如英文的“政治”一词，译成葡文时竟成了“警察”。[18]英国人在巴西享有特别司法权，他们不受巴西法律的辖制，也就是说，巴西是“大不列颠经济帝国的非正式成员”。[19]

19世纪中叶，瑞典一位旅游者来到瓦尔帕莱索，他亲眼目睹了智利在自由贸易刺激下挥霍浪费和大讲排场的情景，撰文写道：“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是：听从巴黎时装杂志的高见，穿黑色长礼服，使用有关的各种成套用品……夫人买一顶华丽的帽子，便会感到自己成了一名地道的巴黎女郎，而丈夫戴上一条笔挺的高级领带，便觉得自己攀上了欧洲文明的顶峰。”[20]三四家英国公司控制了智利的铜市场，它们从斯旺西、利物浦和加的夫铜厂的利益出发操纵市场铜价。1838年英国总领事向其政府报告智利铜出口“奇迹般增长”的情况时讲道：“智利出口的铜虽然不是全部，但主要是用英国船来运输，或通过英国人转手销售。”[21]英国商人垄断了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贸易，从重要性上看，智利是英国产品在拉丁美洲的第二大市场。

发展起来的拉丁美洲各大港口是把从地面和地下开发出来的财富运往遥远的权力中心的中继站，它们成为征服和统治所属国家的工具，又是挥霍国民收入的溢洪道。所有的港口和首都希望自己像巴黎或伦敦，而它们的背后却是沙漠。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在拉丁美洲：卢卡斯·阿拉曼短暂的腾飞

拉丁美洲市场的扩大，加速了资本在英国工业温床上的积累。很多年以前，大西洋已成为世界贸易的轴心，英国人善于利用其岛国港口众多、地处波罗的海与地中海航线中段并面向美洲沿海地区的有利位置。英国正在组织一个世界性体系，把自己变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负责全球供应的工厂，它的原料来自世界各地，加工后的产品再倾销全球。英帝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和最强大的金融机构，贸易专业化水平最高，垄断了世界保险业和海运业，并控制了国际黄金市场。德国海关联合会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erich List）曾指出，自由贸易是大不列颠主要的出口产品。[22]英国人对关税壁垒最为恼火。他们有时就用血与火使人们知道这一点，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就是一例。当英国确信自己无比强大，并在欧洲最严厉的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的保护下发展本国纺织工业以后，市场自由竞争才变成英国发现的天理。在艰苦创业的初期，即在英国工业尚未走运的时候，一旦查出英国公民出口未加工的羊毛，就要判处断其右手的刑罚，倘若再犯，则处以绞刑。另外，在教区牧师证明裹尸布确系国货之前，禁止下葬。[23]

马克思指出：“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24]就是在这一总态势下，拉丁美洲加入英国的轨道，进而确立了新独立国家的依赖性。当它们脱离这一轨道，便投身美国的轨道。商品和用于付款的货币的自由流通以及资本的转让造成了令人震惊的后果。

在墨西哥，比森特·格雷罗（Vicente Guerrero）于1829年上台执政是“依靠被大政客洛伦索·德·萨瓦拉（Lorenzo de Zavala）鼓动起来的手工业者的绝望情绪。他鼓动饥饿不堪、绝望的人群冲进帕里安（Parián）摆满英国货的商店”。[25]也许是由于格雷罗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阻挡欧洲商品的大量进口，他当权的时间很短，劳动群众对他的下台无动于衷。查韦斯·奥罗斯科说道：“在独立以前，特别是在欧洲战争时期生活略富裕的城市手工业者，现在由于进口大量的欧洲商品而在失业中呻吟。”墨西哥工业既缺乏资金、充足的劳动力和现代化技术，又没有建立合适的体系，没有交通干道，也没有开往市场和物资供应点的运输工具。阿隆索·阿吉拉尔说道：“墨西哥唯一绰绰有余的，也许是形形色色的干涉、限制和羁绊。”[26]正如冯·洪堡所指出，尽管如此，在海运中断或遇到困难使外贸处于停滞时，墨西哥的工业得以复苏，开始生产钢材，并开始使用铁和汞。随独立而来的自由贸易给英国王室增添了财富，而给墨西哥城、普埃布拉和瓜达拉哈拉带来的是纺织和冶金工业的瘫痪。

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án）是一位才干出众的保守派政治家，他及时提醒说，亚当·斯密的思想中含有对民族经济有害的成分。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身为部长的阿拉曼支持创建国家银行，即阿维奥银行（Banco de Avío）。对外国棉纺织品征税将使墨西哥有资金可以在国外购买所需要的机器和技术，以便生产供应本国的棉纺织品。墨西哥有原料，有比煤便宜的水力资源，并能够很快培养出素质很好的工人。阿维奥银行创建于1830年，不久之后，欧洲最好的工厂生产的最现代化的棉纺织机运抵墨西哥。此外，政府还聘用外国纺织专家。1844年，普埃布拉的大棉纺厂生产了一百四十万条厚棉毯。全国新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大于国内的需求。在“不平等王国”里，很大程度上由饥饿的印第安人所构成的消费市场，不能持续支撑如此迅速发展的生产。为打碎遗留下来的殖民体制而做的努力撞上了这面坚壁。然而，在1840年左右墨西哥的纺织工业已相当现代化，各纺织厂的纱锭按平均数计算，高于美国纺织厂。十年之后，拥有纱锭的比例颠倒过来，而且相差甚远。政治不稳定，英、法商人及其有权势的墨西哥同伙的压力以及早已被矿业和庄园经济钳制住的小得可怜的国内市场，使墨西哥这一成功的经验受挫。1850年以前，墨西哥纺织工业已经停滞不前。[27]阿维奥银行的创始人扩大了银行的业务范围，该银行倒闭时，贷款对象包括毛纺织厂、地毯厂、炼铁厂和造纸厂。埃斯特万·德·安图尼亚诺（Esteban de Antuñano）甚至认为，墨西哥需要尽早建立本国的机器制造业，“以对付欧洲的利己主义”。

阿拉曼和安图尼亚诺在工业时期的最大贡献在于两人都恢复了“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一致性，主张“唯有大力促进工业，才是对付强大的、富于侵略性国家的唯一自卫途径”。[28]阿拉曼后来成为工业家，他开办了当时墨西哥最大的迄今依然存在的一家纺织厂——科科拉潘（Cocolapan）纺织厂，并将工业家们组织起来，成为对历届主张自由贸易的政府施加压力的集团。[29]但是，作为保守党人和天主教徒，阿拉曼没能提出土地问题，因为他感到自己在思想上与旧秩序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也没有意识到，在存在着大庄园和普遍贫穷的国家，工业的发展会因没有可依靠的支柱而注定落空。

起义队伍和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死后继续存在的仇恨

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斗争，即国家与港口的斗争，这就是19世纪燃烧在阿根廷内战幕后的烈火。布宜诺斯艾利斯在17世纪只不过是一个有四百户人家的大村庄，但自五月革命和独立以后，这个城市控制了全国。当时它是全国唯一的港口，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无可奈何地必须通过这里。港口霸权给全国带来的畸形发展，今天已明显地暴露出来，那就是包括郊区在内，首都人口竟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首都对各省还进行不同形式的盘剥。在那个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垄断着关税收入、银行业务和货币发行，它以牺牲内地各省为代价迅速发展起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被其据为己有的海关收入，而这笔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反对各省的战争费用，因此可以说，各省“缴税以寻毁灭”。[30]

在1810年建造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贸易大厦里，英国人用望远镜监视商船的动向，向港城居民供应精纺毛料、人造花、花边、雨伞、纽扣和巧克力，与此同时，英国生产的彭乔和马镫如潮水般涌进阿根廷内地。要想了解当时国际市场如何重视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皮革，就必须回首那个年代。那时，塑料制品与合成纤维材料非但没有问世，即使在化学家的脑海里也未曾有过这方面的任何设想。肥沃的沿海平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宜于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1816年，人们发现鞣皮时加砷就可以长期贮存畜皮。此外，腌制场生意兴隆，成倍增加。巴西、安的列斯群岛和非洲的市场向进口的干腌肉敞开了市场的大门。随着切成片的干腌肉逐步赢得外国消费者的青睐，阿根廷消费者都注意到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对在国内消费的肉征税，一方面减免肉制品出口税。短短几年，牛犊价格上涨了三倍，牧场也越来越贵。高乔人过去习惯于在不设铁丝网的大草原上随意捕捉牛犊吃。他们只吃牛脊肉，其他部位的肉一概扔掉，而唯一的义务是将牛皮交还给牧场主。现在情况变了，重新组织生产意味着游牧的高乔人要屈服于奴性十足的新规定，即1815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它规定农村凡是无财产者都将被认为是佣人，他们必须持有其主人每三个月签字一次的证明。要么，当佣人；要么，当无业游民，而当局强行招募无业游民去充当边防军。[31]曾经在军队里为国卖命的勇猛的本地人沦为贱民、穷苦的短工或守护小堡垒的大兵。要么，起身反叛，举起长矛，投身到起义的大漩涡中去。[32]这些除了荣誉和勇气以外一无所有的不合群的高乔人成为骑兵的冲锋队，他们多次策马迎战布宜诺斯艾利斯派来的装备优良的正规军。资本主义牧场出现在沿海潮湿的大草原，使全国忙于出口皮革和肉，并同布宜洛斯艾利斯自由贸易港的独裁携手前进。在率领本地人同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商人和地主作战的领导人中，乌拉圭的何塞·阿蒂加斯在被击败和遭流放之前，一直是最有影响的领导人。许多年之后，费利佩·巴雷拉（Felipe Varela）仍然能在阿根廷北部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因为正如他在宣言中所说：“一个外省人，等于是一个没有祖国、没有自由、没有权利的乞丐。”他所领导的起义在整个内地获得巨大反响。他是最后一位起义者，1870年，在穷苦中死于结核病。[33]直到不久以前，在学校教授的阿根廷史中，还称阿蒂加斯是土匪，而巴雷拉这位“美洲联盟”——一项旨在恢复支离破碎的“大祖国”的计划——的捍卫者，至今仍被称作强盗。

费利佩·巴雷拉出生在卡塔马卡山区一个边远的小村庄，他痛心地目睹了狂妄和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如何使本省破产和贫穷。1824年底，当巴雷拉三岁时，卡塔马卡省政府无力支付该省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立宪议会的代表们的费用。密西昂奈斯、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和其他一些省份也面临相同的窘境。卡塔马卡省众议员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阿塞维多（Manuel Antonio Acevedo）揭露了因外国产品竞争而带来的“令人憎恶的变化”。他说道：“一个时期以来，卡塔马卡手足无措地看到其农产品售价低于生产成本；在工业方面，消费状况不足以刺激工业的发展及生产者的积极性，而贸易则几乎没人过问。”[34]1830年，科连特斯省议员佩德罗·费雷（Pedro Ferré）准将在概述他所支持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影响时说：“是的，毫无疑问，贸易保护主义将给一小部分财主带来烦恼，因为美酒佳酿将从他们的餐桌上消失……对生活不很宽裕的各阶层人士来说，他们平常饮用的葡萄酒和白酒将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只是价格上有一些差别，消费量将有所减少，我认为这并没有多大害处。我们的同胞将不穿戴英国彭乔，不使用英国生产的铁球和套索，不穿戴外国生产的服装和其他能够自给的衣物，而阿根廷老百姓却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幸，我们也不会因老是想到他们如此令人可怕的贫困而受折磨。”[35]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政府在1835年颁布了一项具有明显保护主义色彩的海关法。这是为重振遭战争肢解的民族团结而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该法律禁止进口铁和马口铁制成品、马具、彭乔、腰带、棉或毛质束腹带、床褥、农产品、车轮、动物脂肪做的蜡烛以及梳子，并对进口的车辆、鞋子、各种带子、服装、鞍具、干果和含酒精饮料征收很高的关税。另外，凡是用悬挂阿根廷国旗的船运输的肉产品概不收税。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本国的皮革制品厂和烟草种植业。这些措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直到1852年导致罗萨斯垮台的卡塞罗战役（Batalla de Caseros）之前，在内河里航行的都是科连特斯和圣菲造船厂制造的大小船只，布宜诺斯艾利斯已有一百多家欣欣向荣的工厂，科尔多瓦和图库曼生产的纺织品和鞋子、萨尔塔的香烟和工艺品、门托萨和圣胡安的葡萄酒和白酒，均受到游客们的一致赞誉。图库曼的细木家具销往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36]海关法颁布十年以后，英、法战舰用炮火炸开设在巴拉那河里的链条，打通被罗萨斯严密封锁的阿根廷各条内河的航线。紧随着侵略而来的就是封锁。一千五百名银行家、商人和工业家在约克郡、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Leeds）、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布雷德福（Bradford）等工业中心的十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对付拉普拉塔河上的贸易限制。

尽管在海关法的照耀下，阿根廷的民族工业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在封锁面前，它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这一局限性便暴露无遗了。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自1841年起不是趋于加强，而是趋于消沉。在当时，阿根廷不存在，也没有诞生一个能使真正的、有活力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工业资产阶级，而罗萨斯比任何人更能代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腌制厂厂主的利益，于是大庄园占据了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不摧毁出口型庄园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不可能独立地、生气蓬勃地实施任何一项工业政策。从本质上看，罗萨斯一直忠于他所属的阶级。他是“全省最血勇之士”[37]，擅长弹吉他和跳舞，是优秀的驯马师，在无星光的暴风雨之夜，口嚼几叶小草，即可辨明方向。他是生产干牛肉和牲畜皮的大牧场主，地主们推举他为首领。后来，为诋毁罗萨斯而编造出来的那些恶毒的传闻，不能抹杀罗萨斯政府大多数措施的民族性和人民性。[38]但是，用阶级矛盾的观点就可以解释，在以牧场主首领为首的政府里，为什么除海关“手术”外，没有一项生气勃勃的、持久的工业政策。这不能归咎于内战和外国封锁所引起的不稳定和贫困，因为，正是在二十年前，在革命遭到围攻的漩涡之中，何塞·阿蒂加斯把进行深刻的土地改革同贯彻工业化和一体化政策结合在一起。

比维安·特里亚斯在一本内容丰富的著作中[39]，把罗萨斯的贸易保护主义与阿蒂加斯在1813年至1815年之间为使拉普拉塔总督领地获得真正独立而在东岸采取的措施加以比较。罗萨斯没有禁止外国商人在国内市场经商，也没有将继续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强夺走的关税归还政府，更没有结束一港专制。与此相反，如同土地问题一样，国内市场国有化和打破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港口和海关的垄断也是阿蒂加斯政策的基本内容。阿蒂加斯曾希望内河航行自由，但罗萨斯从未为各省打开那一把通向海外贸易的大锁。从实质上看，罗萨斯也一直忠于他那享有特权的省。尽管有这些局限性，“蓝眼睛的高乔人”的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思想，在阿根廷统治阶级内部继续引起仇恨。根据1857年颁布、迄今仍有效的一项法律，罗萨斯仍然是一位“损害国家利益的罪人”，阿根廷至今仍然不同意将埋在欧洲的罗萨斯的遗骨迁回国内安葬，他在国内是一位凶手的形象。

在战胜了罗萨斯的异端邪说后，寡头政府又找到了归宿。1858年，农业展览会领导委员会主席在展览会开幕式上声称：“我们尚处于幼年时期，所以应该满足于将我们的产品和原料运往欧洲，请他们加工后再通过强大的代理商交还给我们。欧洲需要的是原料，目的是将它们加工成高级的设备。”[40]

在尊贵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和其他一些自由派作家的眼里，农民起义队伍只不过是野蛮、落后和无知的象征，已过时的田园式的农村面对着城市所代表的文明，也就是彭乔和奇利帕[41]面对长礼服，长矛与大刀面对正规军，文盲面对学校。[42]1861年萨米恩托在给米特雷的信中写道：“您不必珍惜高乔人的鲜血，这是他们唯一具有人味的东西。我们要使他们的鲜血成为对国家有用的肥料。”萨米恩托的这种蔑视和仇恨暴露出对自己祖国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也反映在他的经济政策上。他断言：“我们既不是实业家又不是航运家，在今后许多世纪里，欧洲将用他们的机器来换取我们的原料。”[43]巴托洛梅·米特雷（Bartolomé Mitre）总统自1862年起发动了一场战争，以摧毁内地各省势力及在那里幸存的最后几位首领。萨米恩托被任命为这场战争的指挥，部队向北进发以屠杀被称为“奸诈的两条腿动物”的高乔人。在拉里奥哈省（La Rioja），统帅平原的佩尼亚诺萨（Peñaloza）是抵抗港口统治的最后几个堡垒人物之一。他的影响已扩展到门托萨和圣胡安，于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认为到该结果他的时候了。他的头被砍下，并悬挂在奥尔塔广场中央示众。铁路和公路的出现使从1810年革命时就开始衰败的拉里奥哈省彻底破产。自由贸易引起该省手工业的危机，并加深了这一地区的长期贫困。20世纪，拉里奥哈省的农民逃离山区或平原的村庄，南下至布宜诺斯艾利斯卖苦力，但他们同来自其他省的穷苦农民一样，只能走到城市的边缘地区。他们在郊区同贫困村的七十万人住在一起，勉勉强强地以大都市宴席的残汤剩羹为生。几年前，社会学家们这样问拉里奥哈一个村庄里剩下的一百五十人：“在那些曾经出走、现在回来探亲的人的身上，你们注意到什么变化没有？”留下的村民怀着羡慕之情指出，布宜诺斯艾利斯改变了那些人的服饰、举止和说话的方式。有些人甚至觉得回来的人的皮肤比原先“更白”。[44]

三国联盟反对巴拉圭的战争扼杀了独立发展唯一成功的经验

与我同行的人一声不吭地坐在身旁。正午强烈的阳光衬托着他的侧影：尖尖的鼻子、高高的颧骨。我们从南部边境出发，乘坐一辆定员为二十人但不知怎么竟载了五十人的公共汽车到亚松森（Asunción）去。几小时以后，我们停车休息。在一块宽敞的空地上，我们坐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耀眼、广阔而荒无人烟的红色处女地。没有任何东西搅乱巴拉圭透明的空气。我们吸起烟来。我的同伴是说瓜拉尼语（guaraní）的农民，结结巴巴地用西班牙语说了几句伤心话：“我们巴拉圭人很穷，人口也少。”他告诉我，他曾南下到恩卡纳西翁（Encarnación）找工作，但没能如愿，勉勉强强凑了几个比索买回程车票。很久以前，当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曾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西南部去碰运气。眼下棉花采摘季节将临，巴拉圭不少临时工如同往年一样，纷纷去往阿根廷。“可是我已经六十三岁了。我的心脏已经受不了过度的劳累。”

近二十年来，离开自己的祖国再不复返的巴拉圭人达到五十万。贫穷促使人民移居国外，而在一个世纪以前，这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巴拉圭现有人口不到19世纪人口的两倍，它和玻利维亚是南美洲最贫穷、最落后的两个国家。一场毁灭性的战争给巴拉圭人民带来无穷的恶果。这场战争是拉丁美洲史中最卑鄙的一章，它被称为“三国联盟之战”。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应对这场种族灭绝负责。他们使巴拉圭片瓦不全，废墟中男丁无存。虽然英国没有直接参与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伟业，但是，在这场反对巴拉圭的罪恶战争中，受益的是英国的商人、银行家和实业家。三国的侵略自始至终得到伦敦银行、巴林兄弟银行（la casa Baring Brothers）和罗思柴尔银行（Banca Rothschild）提供的贷款。极不公平的利息威胁着战胜国的命运。[45]

在被毁灭以前，巴拉圭一直作为一个例外而屹立在拉丁美洲，它是外国资本唯一没能使之畸形发展的国家。长期以铁腕统治巴拉圭的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独裁政府（1814—1840），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使经济取得了自主、持续的发展。权力至高无上、实行家长式统治的政府，占据了当时尚未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位置，负责组织国民、管理国家的资源和掌握国家的命运。德弗朗西亚依靠巴拉圭农民群众打败寡头集团，并靠与原属拉普拉塔总督区的其他国家严格隔离的办法，取得国内和平。征用、流放、监禁、迫害和罚款，不是用于巩固地主和商人在国内的统治，而是用来消灭这种统治的工具。当时没有、以后也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和反对派的权利。不过，在那个历史阶段，只是那些怀念丢失的特权的人才会感到缺乏民主。当德弗朗西亚去世时，巴拉圭没有大财主，巴拉圭是当时拉美唯一没有乞丐、饥民和小偷的国家。[46]当时的旅客发现，在因连绵战火而动乱不安的这一地区，巴拉圭是一块宁静的绿洲。美国代理人霍普金斯（Hopkins）1845年向他的政府报告：在巴拉圭“没有一个儿童不会读书写字……”巴拉圭也是当时唯一不必将目光盯住大洋彼岸的国家。外贸在国家生活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理论反映了要把各国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连接在一起的思想，但这个理论无法应对19世纪初巴拉圭由于地处内陆不得不向内发展而提出的各种挑战。寡头集团的垮台使国家有可能掌握基本的经济实力，可以实施这一闭关自守、立足国内发展的政策。

随后，由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Carlos Antonio López）及其子弗朗西斯科·索拉诺（Francisco Solano）分别执政的政府继续了这一任务并使它更具生命力，经济蓬勃发展。到1865年，当侵略者出现在地平线时，巴拉圭已经拥有一条有线电报线路，一条铁路和一大批生产建筑材料、纺织品、本色棉布、彭乔、纸、墨、陶瓷器皿和炸药的工厂。政府高薪聘请的两百余名外国技术员提供的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从1850年起，伊比库伊（Ibycui）铸造厂开始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迫击炮和炮弹。亚松森军工厂生产铜炮和炮弹。与其他所有基本的经济活动一样，全国的钢铁工业也掌握在政府手中。巴拉圭拥有一支国家商船队，在那些挂着巴拉圭国旗航行在巴拉那河或穿越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商船中，有好几艘是亚松森造船厂建造的。政府实际上垄断了对外贸易。巴拉圭茶叶和雪茄供应南美洲大陆，向欧洲出口珍贵的木材。贸易顺差相当可观。巴拉圭货币坚挺稳定，政府拥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巨额公共投资，而不必依赖外国资本。巴拉圭没有任何外债，但它仍然有条件维持南美洲第一流的军队和雇用愿为巴拉圭效力的英国技术人员，而不是使巴拉圭为他们服务，它还能选送一些年轻的巴拉圭大学生到欧洲进修。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盈余没有被已不存在的寡头集团胡乱挥霍掉，没有流入中间商的腰包，没有落入放债人的魔掌，也没有汇入英帝国靠海运业和保险业所获得的利润之中。巧夺他人财产的帝国主义没有夺走巴拉圭的财富。巴拉圭98%的土地为国家所有。政府允许农民进行开垦，而农民的义务是在此定居，长期耕种，但他们无权出卖所开垦的土地。另外，巴拉圭还有六十四个属于国家的牧场，即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庄园。水库、渠道等灌溉工程以及新建的桥梁和道路，为提高农业生产率贡献出一己之力。被殖民者放弃了的印第安人一年两熟的生产传统得到恢复。毫无疑问，耶稣会教徒传统的献身精神为这一发展提供了便利。[47]

巴拉圭政府对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采取认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于1864年大力加强此政策。国内的河流不对在南美洲到处倾销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产品的英国商船开放。英国商人无法掩饰他们的不安，这不仅仅是因为无法攻破那存在于美洲大陆心脏地区的最后一座民族抵抗堡垒，更重要的是因为巴拉圭经验的榜样力量在危险地影响着它的邻国。拉丁美洲最进步的国家，在不靠外国投资、不靠英国银行贷款，也不靠自由贸易赐福的情况下建设着自己的未来。

但是，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巴拉圭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必须打破禁闭状态。工业发展需要与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发生更密切、更直接的联系。从客观上来说，巴拉圭被阿根廷和巴西封锁着，两国可以像以往里瓦达维亚（Rivadavia）和罗萨斯政府那样，封锁河口，或者随心所欲地确定向巴拉圭货船征收的过路税，卡住巴拉圭的咽喉。另一方面，对巴拉圭的邻国来说，结束这个国家因自给自足和不愿在英国商人面前卑躬屈膝所引起的风波，是巩固寡头政权必不可少的条件。

英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臣爱德华·桑顿（Edward Thornton）积极参与备战。在战争爆发前夕，他作为阿根廷政府顾问，坐在巴托洛梅·米特雷总统身边参加阿根廷内阁会议。在桑顿的关注下，策划各种挑衅和骗局，并最终签署决定巴拉圭命运的阿根廷—巴西协定。继两大邻国干涉之后，贝南西奥·弗洛雷斯（Venancio Flores）入侵乌拉圭，派桑杜（Paysandú）大屠杀之后，他在蒙得维的亚建立了追随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府。三国联盟开始行动。巴拉圭总统索拉诺·洛佩斯（Solano López）曾威胁说，如果有人染指乌拉圭，他将发动战争。他很清楚，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敌人正用铁钳子夹住巴拉圭的咽喉。历史学家、自由派人士埃弗拉因·卡多索（Efraím Cardozo）毫不客气地认为，洛佩斯总统之所以与巴西对抗，是因为巴西皇帝拒绝把女儿嫁给他而使他感到屈辱。冲突已经提上日程，但这是墨丘利[48]之事，与爱神丘比特无关。

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媒介称巴拉圭总统洛佩斯为“美洲的匈奴王阿提拉”，报纸发表的社论呼吁“必须像杀死一条蛇那样杀死洛佩斯”。桑顿于1864年9月在亚松森给伦敦发去一份长篇秘密报告。报告中，他像但丁描述地狱那样描写了巴拉圭，重点恰如其分。他写道：“巴拉圭几乎对所有的进口商品按价征收20％或25％的进口税，但由于商品价是按一般价格计算的，实际缴付的进口税往往达到发货票总价的40％或45％。出口税则为出口商品价的10％至20％……”1865年4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英文日报《标准报》庆祝阿根廷向巴拉圭宣战，称巴拉圭总统“违犯了文明国家遵循的惯例”，并预言阿根廷总统米特雷的战剑，“在胜利的进程中，除了带着以往的荣誉外，还将带着公众舆论对这一正义事业的强劲的支持”。1865年5月10日，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签署三方协定。一年后，英国《泰晤士报》把该协定残酷无情的条文公布于众，协定文本是从贷款给阿根廷和巴西的银行家那里获得的。在协定中，未来的三个战胜国事先瓜分了战败国，保证阿根廷获得整个密西昂奈斯和广袤的查科地区，巴西吞并其边境以西的一大片土地。而乌拉圭这个由两个大国操纵的傀儡政府，一寸土地也没得到。米特雷宣布三个月内夺取亚松森，但是战争持续了五个年头。这是一场沿逐段守卫巴拉圭河的堡垒进行的屠杀。“可耻的独裁者”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英勇地体现了全民族要求生存的意志；半个世纪以来未曾受战争蹂躏的巴拉圭人民与他共患难。男女老少英勇参战，勇猛如狮。被俘的伤员自己扯掉绷带，以免敌人强迫他们去攻打同胞。

1870年，洛佩斯率领一支幽灵部队进入密林，部队由老人和孩子组成，孩子们戴着假胡须以迷惑远处的敌人。因为不知是真是假的背叛，洛佩斯枪杀了自己的兄弟和一位主教，他俩参加了这支走向死亡的部队。当巴拉圭总统在科拉密林深处被子弹和长矛杀害的时候，他只来得及说这样一句话：“我与我的祖国同亡！”是的，巴拉圭随他而灭亡。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洗劫了已成废墟的亚松森。侵略者声称是来拯救巴拉圭人民，实际上是在消灭巴拉圭人民。战争伊始，巴拉圭人口略少于阿根廷。到1870年，只幸存二十五万人，不足原人口的六分之一。这就是文明的胜利。因战争巨额开支而破产的战胜国，落入资助它们进行战争冒险的英国银行家之手。然而，佩德罗二世奴隶制帝国部队的兵员是奴隶和犯人，他得到六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和众多劳动力，因为许多巴拉圭战俘作为奴隶被送到圣保罗咖啡种植园劳动。阿根廷的米特雷总统曾消灭国内主张联邦制的所有首领，这场战争后，阿根廷占据了巴拉圭九万四千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得到其他战利品，米特雷总统本人曾写道：“我们将按商定的办法瓜分战俘和其他战利品。”在乌拉圭，继承阿蒂加斯事业的人，有的去世了，有的被打败了，由寡头集团当政。作为小伙伴参战的乌拉圭，没得到什么犒劳。一些被派往参加对巴拉圭作战的乌拉圭士兵是被绑着双手登上战船的。三国财政破产，这加深了它们对英国的依赖性。巴拉圭大屠杀给三国留下了永久的烙印。[49]

巴西完成了英帝国自英国人将葡萄牙王室迁至里约热内卢时交给它的使命。19世纪初，坎宁给英国大使斯特兰福特（Strangford）勋爵的指令十分明确：“使巴西成为英国向整个南美洲销售产品的贸易中心。”发动战争前不久，阿根廷总统为国内新修建的一条英国铁路剪彩并发表情绪激昂的讲话，他说道：“是什么力量推动这一进程？先生们，是英国资本！”巴拉圭被打败后，不仅人口消失了，关税、冶炼炉、对自由贸易不开放的河流、独立自主的经济和大片领土也随之丧失。战胜国在因掠夺而缩小的战败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建立大庄园。一切都被抢光，一切都被卖光：土地、森林、矿藏、茶园、校舍等等。随后，在外国占领军的扶植下，一个又一个傀儡政府在亚松森先后登场。战争刚结束，巴拉圭历史上第一笔外国贷款即降临到烟雾弥漫的废墟上，当然，这是一笔英国贷款。贷款总额标明为一百万英镑，但巴拉圭拿到手的远远不足总额的一半。以后几年，英国继续投资，使巴拉圭欠债高达三百多万英镑。1842年，鸦片战争以签署南京自由贸易条约而告结束，这一条约赋予英国商人将毒品任意运进中国境内的权利。战败后巴拉圭也保证允许自由贸易。不再种棉花。曼彻斯特摧毁了巴拉圭的纺织业。从此，巴拉圭的民族工业再也没能复苏。

今日统治巴拉圭的红党（Partido Colorado）随意用英雄们的事迹来营私牟利，但是，有二十二名曾背叛索拉诺·洛佩斯将军的叛徒在红党的建党文件上签名。他们是为巴西占领军效力的“军团士兵”。十五年来将巴拉圭变成一座大集中营的独裁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曾在巴西学习军事专业。他回国时，巴西将军给予他高分和美誉：“前途无量……”在其统治期间，斯特罗斯纳为巴西及其美国主子的利益效力，清除了近几十年来在巴拉圭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和阿根廷势力。从1870年起，为了吞并而“解放”巴拉圭的巴西和阿根廷，轮流掠夺战败国，但是它们也同样遭受每个时期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巴拉圭则同时遭到帝国主义和次帝国主义的欺凌。过去，英帝国是附属国链条中最大的一环。现在，美国知道位于南美洲中心的巴拉圭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把无数顾问派往巴拉圭，在那里训练和指导武装力量，制定经济计划，为所欲为地改造大学，为巴拉圭发明民主的新政治模式并用提供高价贷款酬答当局殷勤的服务。[50]巴拉圭又是殖民地的殖民地。斯特罗斯纳政府以土地改革为借口，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废除禁止将陆地边境地区的土地卖给外国人的法令。今天，国家的土地甚至也已落入巴西咖啡庄园主的手中。侵略的浪潮在与说葡萄牙语的地主为伍的总统的默许下越过巴拉那河。我手持印有被战胜的索拉诺·洛佩斯将军头像的钞票来到巴拉圭东北部游离不定的边境，发现那儿只能使用印有得胜皇帝佩德罗二世肖像的钞票。一个世纪以后，三国联盟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严酷的现实。巴西卫兵要求巴拉圭公民在巴拉圭旅行时出示护照。在巴拉圭，国旗和教堂都是巴西的。巴西在陆地上的掠夺还包括夺走全拉美能量最大、目前葡萄牙语名为“七个飞瀑”的瓜伊拉瀑布（Salto del Guairá）以及伊泰普（Itaipú）地区。巴西将在此修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次帝国主义或二等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1965年当约翰逊总统决定血洗多米尼加时，斯特罗斯纳派巴拉圭士兵前往配合行动。这支部队被命名为“索拉诺·洛佩斯将军营”。真是阴险的玩笑！巴拉圭士兵由一位巴西将军指挥，背叛的荣誉归巴西：指挥参与大屠杀的拉丁美洲混合部队是巴西的帕纳斯科·阿尔宾（Panasco Alvim）将军。还可举出其他类似的例子。巴拉圭在其领土上划出一块石油租借地给巴西，而在巴西，燃料和石油化工产品的经营权在美国人手中。巴西文化处控制着巴拉圭大学的哲学和教育系，而目前巴西的各所大学是由美国人控制的。巴拉圭军队的参谋部不仅接受五角大楼军事专家的指导，而且接受如应声虫似的与五角大楼相呼应的巴西将军们的指导。巴西工业产品通过公开的走私渠道，占领了巴拉圭市场。可是近几年来，在非国有化的冲击下，圣保罗生产这些产品的许多工厂，都归跨国公司所有。

斯特罗斯纳自认为是洛佩斯家族的继承人。能如此肆无忌惮地拿一个世纪以前的巴拉圭同今日的巴拉圭相比较吗？今日的巴拉圭已成为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走私中心，是腐败制度化了的王国。在一次政治集会上，执政党在欢呼声和掌声中口口声声同时为两个时期的巴拉圭辩护，会场上一个年纪轻轻的小贩，胸前挂着托盘，在卖走私香烟：热诚的听众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箭牌、万宝路牌、骆驼牌和本森·赫奇斯牌香烟。在亚松森，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不喝巴拉圭蔗酒，而喝巴兰坦威士忌酒。在大街上，人们可以看到美国或欧洲生产的最新式、最豪华的轿车，这些轿车是通过走私或预先缴付少得可怜的税款弄进国内来的，也可以看到慢悠悠往市场运送农产品的牛车。耕地用木犁，出租车是因帕拉斯—70型的老车。斯特罗斯纳说走私是“和平的代价”，也就是说，只要将军们可以中饱私囊，他们就不会搞阴谋。当然，工业还没有发展就濒临死亡。巴拉圭政府自己甚至不履行公共部门要优先购买国货的命令。政府唯一引以为自豪和可炫耀的具体成就是自1966年底建成的可口可乐、水果汁和百事可乐工厂，这些工厂是美国为巴拉圭人民的进步做出的贡献。

巴拉圭政府表示，只有“当私人不感兴趣的时候”[51]，政府才会直接参与创建企业。中央银行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开放货币兑换市场，取消对贸易和外汇买卖的限制”。由工商部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提醒投资者，巴拉圭“给外国资本以特许权”。对外国企业，免征税和海关税，“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纽约国民城市银行亚松森分行开办一年后即完全收回了建分行的投资。掌握巴拉圭国内储蓄的外国银行提供的贷款加深了巴拉圭在经济上的畸形，进一步威胁到巴拉圭的主权。在巴拉圭农村，1.5％的地主拥有90％的耕地，而种植面积不足全国总面积的2％。官方在卡瓜苏（Caaguazú）三角地带的垦殖计划给饥饿的农民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更多的坟墓。[52]

三国联盟依然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

生产过大炮以抵御侵略的伊比库伊铸造厂的高炉，曾一座座耸立在现今被称之为“米纳奎”的地方。在瓜拉尼语里，“米纳奎（Mina-cué）”意即“以前的矿山（Fue mina）”。那儿，在沼泽和蚊虫中，紧靠着一堵倒坍的围墙，还能看到一个世纪前被侵略者炸毁的烟囱的底座，可以看到被毁的设备已生满铁锈。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生活在这一地区，他们甚至不知道是哪一场战争摧毁了这一切。他们说，有时晚上可以听到机器的声音、锤子的敲击声、大炮轰鸣声和士兵的吼叫声。

贷款、铁路与拉丁美洲经济畸形

路易十八时代，法国外交部长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子爵满心不快地写道：“在独立之际，西班牙殖民地摇身变成了某种英国殖民地。”[53]他这样写，也许有其充分的依据。他列举出一些数字，自1822年至1826年间，英国向获得独立的西班牙殖民地提供了十笔贷款，贷款总额标明为两千一百万英镑，然而，扣除利息和中间经纪人代理费之后，到达美洲大陆的实际贷款额只有七百万英镑。与此同时，为了开发拉丁美洲矿藏、农业等自然资源，及在拉美创建公用事业企业，伦敦成立了四十余家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如雨后春笋在英国大地破土而出，仅1836年一年，英国就新开设了四十八家银行。19世纪中叶，英国铁路在巴拿马出现，1868年，由一家英国企业承建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在巴西雷西费市竣工，与此同时，英国银行直接向拉美国家政府提供财政资助。[54]拉丁美洲国家的公债券在英国金融市场上流通活跃，价格时上时下。公用事业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新诞生的国家被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它们还面临对外支付手段不足的挑战。自由贸易意味着大量增加进口，特别是增加奢侈品进口。为使一小部分人能够过上时髦的生活，拉美各国政府举借贷款，为了还债又不得不举借新贷款。拉美国家就是这样预先把自己的未来抵押出去，出让经济自由和政治主权。除被毁灭的巴拉圭以外，整个拉丁美洲都经历了并继续经历着相同的进程，尽管今日的贷款人和贷款机构已与昔日不同。外来经援如同吸吗啡一般，变得必不可少。恶劣的贸易条件也不是我们今日特有的现象。据塞尔索·富尔塔多称[55]，1821年至1830年和1841年至1850年期间，巴西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近一半，而外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却稳定不变。拉丁美洲脆弱的经济靠借贷款来弥补价格下跌所造成的损失。

施内尔波写道：“这些年轻国家的财政不稳定，必须依靠会造成货币贬值的通货膨胀和沉重的贷款。这些共和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它们负债的历史，它们欠富有吸收能力的欧洲金融界的债。”[56]总之，破产、停止支付和焦急地重新安排外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英镑如流水一般从手指缝中流走。182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从巴林兄弟银行借了一百万英镑的贷款，但实际上只得到五十七万英镑，而且并非如合同规定的那样用黄金作为贷款，而是书面贷款。这家银行向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人寄去付款通知单，但是这些商人没有把黄金交给阿根廷，因为他们的使命恰恰是将所见到的贵重金属全部弄回伦敦。就这样，收下的是汇票，到还债时，就要用闪闪发光的黄金来清付。直到20世纪初，阿根廷才付清这笔因多次重新安排外债而膨胀到四百万英镑的债务。[57]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以其全部收入及全部公有土地作为贷款的抵押。在阿根廷举借外债的时代，财政部长说道：“我们不具备对外国商人，特别是对英国商人采取对抗措施的条件，由于我们欠这个国家巨额债务，一旦关系破裂就可能造成大灾难……”由此可见，利用债务作为讹诈工具并非是美国新近的一种发明。

投机交易使自由国家失去自由。19世纪中叶，巴西每年支付的外债本息几乎占国家预算的40％，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铁路作为同样重要的物件，铸造起依赖的铁笼。在资本主义垄断时代，铁路将帝国主义的影响扩展到殖民经济的大后方。

许多贷款用于资助修建铁路，以便外运矿产品和食品。铁路线并未构成一个旨在将内地相互连接起来的交通网，而是将生产中心与港口衔接起来。铁路线的布局好比张开五指的手掌，这样一来，一贯被敬为进步先锋的铁路，实际上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英国还使用其他办法，特别是制定为英国霸权服务的价格政策。例如，阿根廷内地加工产品的运费远比未加工产品的运费贵。铁路运费尤如厄运从天而降，也就是说，烟草产区不能生产香烟，羊毛产区不能生产毛纺品，林区不能加工木材。[58]阿根廷铁路也确实促进过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林木业的发展。此地的一位作家在谈及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时说道：“多么希望圣地亚哥从未生长过一棵树。”[59]铁路用木材作枕木，以木炭为燃料；因铁路需要而兴建起来的木材工场，分解了农村的居民点；当它路经草原和森林时，摧毁了农业和牧业，使圣地亚哥几代人沦为森林的奴隶，把这一带变为荒无人烟之地。大批居民的迁徙迄今尚未停止，今日的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是阿根廷最贫穷的省份之一。铁路用石油为燃料使这一地区陷入深重的危机。

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危地马拉、墨西哥和乌拉圭修建第一条铁路的并非英国资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巴拉圭的第一条铁路也不是用英国资本修建的，但是，巴拉圭政府雇用欧洲技术人员修建的铁路在战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其他国家的铁路和火车命运完全相同，占有者没有拿出一分钱作为新投资。更有甚者，国家所关心的是以合同的形式保证铁路企业最低限度的收益，以避免发生使这些企业感到不快的意外。

几十年以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铁路不再赢利，使用率已相对降低，到此时，铁路才归国家经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从英国人手里买下破旧不堪的铁路线，这样，铁路企业的亏损就由国家来承担。

在铁路兴旺时代，除了占有铁路线本身和有权修建新支线外，英国铁路公司还常常得到铁路线两侧大片的租让地。这些土地成为铁路公司绝妙的附加生意。1911年赠予巴西铁路公司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使无数茅屋被烧毁，居住在租让地内的农民被驱赶或横遭杀害。这正是点燃巴西争议暴乱[60]的导火索，这场暴乱是整个巴西历史上人民怒火最旺的篇章之一。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在美国：成就不是隐形之手的功劳

1865年，当三国联盟宣布即将摧毁巴拉圭时，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ox）庆祝罗伯特·李（Robert Lee）将军投降。南北战争以北方工业中心战胜南方的棉花、烟草种植者而告终。前者是十足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后者主张自由贸易。在决定拉丁美洲殖民地命运的战争爆发的同时，使美国得以巩固其世界强国地位的战争结束了。不久，成为美国总统的格兰特断言：“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笃信贸易保护主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因此获得满意的结果。毫无疑问，英国现在的实力归功于这一制度。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感到接受自由贸易较为适宜，因为它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已不能再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很好，那么，先生们，我了解自己的国家，因此，我确信，两百年以后，当美洲从贸易保护主义中得到保护主义所能够提供的一切好处之后，它也将接受自由贸易。”[61]

两个半世纪以前，年轻的英国资本主义向北美殖民地输送人员、资本、生活方式、雄心和计划。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成为调节欧洲多余人口的阀门，迅即克服殖民地本身地上及地下资源贫乏造成的障碍，早早地产生了宗主国允许其较顺利发展的工业化意识。1631年，刚到波士顿不久的移民，使一艘自行建造的载重量为三十吨的单桅帆船“海湾赐福”号下海。从此，造船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森林中数量众多的白栎木是做船底和船架的好材料，船甲板、第一斜桅和中桅用松木做成。马萨诸塞州为用来加工粗细绳索的大麻生产提供补贴，并鼓励本地生产帆布和船帆。繁荣的造船厂遍布波士顿南北沿海。各殖民地政府向各种制造业提供补贴和奖励。各地采取措施鼓励种植亚麻和生产羊毛，这是粗纺织品的原料，虽然纺出来的物品不十分考究，但很结实，而且是国货。1643年修建第一座开发林恩（Lyn）铁矿石的炼铁炉。不久，马萨诸塞便向全州供应铁。由于对纺织业的鼓励似乎不够充分，马萨诸塞这个殖民地便采取了强制性措施，于1655年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每个家庭至少要有一名能进行连续和紧张工作的纺织工，否则予以重罚。在同一时期，弗吉尼亚（Virginia）的每一个伯爵领地，必须挑选一些儿童教他们纺织技术。同时，禁止出口皮革，以便在国内将皮革加工成皮靴、皮带和马鞍。

柯克兰说过：“殖民地工业要克服的不利因素，绝不是英国殖民政策所造成的。”[62]由于交通不便，英国的禁令在三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几乎完全失效。距离远还助长了自给自足的倾向。北方的殖民地既不向英国运送黄金和白银，也不运送食糖，相反，它们在消费方面的需求造成必须用某种方式加以抵制超量进口。与宗主国的海上贸易往来并不密切，因此，要生存就必须发展地方制造业。18世纪，英国很少关心其北美洲殖民地，它不阻止宗主国最先进的技术向殖民地工厂转移，这实际上否定了殖民协定明文规定的各项禁令。但是，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些殖民地能向欧洲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提供其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又能从海外进口最精致、最昂贵的产品，充分满足其统治阶级奢侈的消费。在拉丁美洲，唯一能发展的是面向出口的生产。这种情况在以后的世纪里依然如此，即，矿业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从不相符，商人与新大陆之间的联系并未超过同购买其金属和食品或向其出售工业品的外国市场的联系。

美国宣布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与巴西相仿。与西班牙一样极不发达的宗主国葡萄牙，将它的不发达输往殖民地。巴西经济已变成为英国谋取利益的工具，在整个18世纪，巴西向英国提供其所需要的黄金。这个殖民地的阶级结构反映了这种供应国的机能。与美国不同，巴西统治阶级不是由国内的农场主、有作为的工厂老板和商人组成。两国统治阶级思想的主要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凯鲁（Cairú）子爵十分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区别。[63]在英国，两人都曾是亚当·斯密的学生。然而，当汉密尔顿成为工业化的卫士、提供国家鼓励和保护民族工业时，凯鲁却笃信自由贸易看不见的魔力，主张自由生产、自由流通与自由销售。

当18世纪行将结束之时，美国已拥有完全由国产船只组成的世界第二大商船队，纺织厂和钢铁厂也在蓬勃发展。时隔不久，机器制造工业随之诞生：工厂不需要花钱从国外购买它们的资本货物。乘“五月花”（Mayflower）号而来的热诚的清教徒在新英格兰的田野上奠定了一个国家的基础。沿着深水海湾和广阔滩涂，工业资产阶级一天天壮大起来。正如我们在别的章节所读到的，包括出售非洲奴隶在内的与安的列斯群岛之间的贸易往来，在这方面起到主要作用。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得到最热情的民族主义的鼓励，那么，美国的功绩也就无从谈起。乔治·华盛顿在其卸职报告中说道，美国应该走一条独立的道路。[64]爱默生（Emerson）于1837年宣称：“长期以来，我们聆听的是欧洲女神高雅的教诲。今后，我们将用自己的双脚走路，用自己的双手干活，按照自己的信条讲话。”[65]

国库扩大了国内市场的规模。国家铺设公路和铁路，建设桥梁，开沟挖渠。[66]19世纪中叶，宾夕法尼亚州政府除了管理它在公共企业的一亿美元投资外，还参与经营一百五十多家合资企业。掠夺墨西哥一半以上国土的军事征服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进步。政府不仅仅通过投资和旨在扩张的军费开支参与发展，在北方，它还开始认真实行关税保护主义。与此相反，南方的地主是自由贸易主义者。棉花产量每十年翻一番，它为全国提供大笔的贸易收入，并向马萨诸塞州现代化的纺织厂提供生产原料，但是，它特别依赖欧洲市场。像拉美那样，南方上层社会主要同国际市场有联系，欧洲纺纱厂80％的棉花由美国南方的奴隶种植。当北方除实现工业保护主义外还废除奴隶制时，南北矛盾导致了战争。北方和南方代表着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对国家命运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念。20世纪战胜了19世纪。战胜方的一位诗人大声欢呼：

欢唱吧。自由的人们……

老朽的棉花大王已经死亡，葬身黄泉。[67]

李将军失败之后，关税率具有神圣的意义。冲突期间为获得财源而提高的关税率在战后仍然有效，以便保护获胜一方的工业。1890年，国会通过了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麦金利税率（Tarifa McKinley）。1897年，丁利法案（Ley Dingley）再一次提高关税率。不久，面对具有危险竞争能力的美国工业品的泛滥，欧洲发达国家不得不筑起关税壁垒。“托拉斯”一词于1882年首次问世，石油、钢铁、食品、铁路和烟草都掌握在飞速发展的垄断集团手中。[68]

在南北战争之前，格兰特将军曾参与对墨西哥的掠夺。战后，他成为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总统。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家。北方工业主导着历史的进程，当北方工业集团掌握政权之后，便从国家的角度去关心自己的主要利益。农业区界线以牺牲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利益为代价，向西、向南推移。但在推移过程中不是发展庄园制，而是在新开拓的地区撒下小业主的种子。这块福地不仅仅吸引了欧洲农民，各种行业的手工艺者和机械、冶金、钢铁行业的技术工人也纷纷从欧洲赶来，为美国庞大的工业化计划效劳。到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强国。内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工厂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七倍。美国煤产量已和英国煤产量相当，钢铁产量是英国的两倍，铁路总长度则是英国的九倍。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开始易地。

同英国一样，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也输出自由汇兑、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理论，但这种理论是针对他人而言。为了否定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民族工业的权利，削弱政府在这些国家中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运而生。人们把私人经营看作万应灵药。然而，美国将不会放弃迄今仍很严格的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注意聆听自己历史的呼声。在北方，从未本末倒置。

注释

[1]维廉·W.考夫曼（William W.Kaufmann）：《英国政策与拉美独立（1804—1828）》（La política británica y la independencia de la América Latina ［1804-1828］），加拉加斯，1963年。

[2]孟夫雷德·克索克（Manfred Kossok）：《拉普拉塔河总督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El virreinato del Río de la Plata.Su estructura económico-social），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

[3]H.S.弗恩斯（H.S.Ferns）：《19世纪的大不列颠与阿根廷》（Gran Bretaña y Argentina en el siglo XIX），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年。

[4]同前引书。

[5]亚历山大·冯·洪堡：《论新西班牙王国》（Ensayo sobre el reino de la Nueva España），墨西哥，1944年。

[6]埃米里奥·罗梅洛（Emilio Romero）：《秘鲁经济史》（Historia económica del Perú），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年。

[7]同前引书。

[8]埃尔南·拉米雷斯·内科切亚（Hernán Ramírez Necochea）：《智利独立的经济背景》（Antecedentes económicos de la independencia de Chile），智利，圣地亚哥，1959年。

[9]卡约·普拉多·茹尼奥尔（Caio Prado Júnior）：《巴西经济史》（Historia económica del Brasil），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年。

[10]大学协会（The University Society）：《独立一百周年时的玻利维亚》（Bolivia en el primer centenario de su independencia），拉巴斯，1925年。

[11]路易斯·C.阿伦·拉斯卡诺（Luis C.Alen Lascano）：《帝国主义与自由贸易》（Imperialismo y comercio libre），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年。

[12]译注：1巴拉等于0.8359米。

[13]佩德罗·桑托斯·马丁内斯（Pedro Santos Martínez）：《总督时期的工业（1776—1810）》（Las industrias durante el virreinato ［1776-1810］），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年。

[14]里卡多·莱维内（Ricardo Levene）：《阿根廷历史文献》（Documentos para la historia argentina）序，1919年，《全集》（Obras completas），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年。

[15]伍德拜因·帕里什（Woodbine Parish）：《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拉普拉塔河流域各省》（Buenos Aires y las Provincias del Río de la Plata），布宜诺斯艾利斯，1958年。

[16]保罗·希林：《外国人的巴西》，蒙得维的亚，1966年。

[17]阿兰·K.曼彻斯特（Alan K.Manchester）：《英国在巴西的优势：上升与没落》（British Preeminence in Brazil:its Rise and Decline），查佩尔希尔，北卡罗来纳，1933年。

[18]塞尔索·富尔塔多：《巴西经济的形成》（Formación económica del Brasil），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年。

[19]J.F.诺尔曼诺（J.F.Normano）：《巴西经济的演变》（Evolucão económica do Brasil），圣保罗，1934年。

[20]古斯塔沃·贝豪特（Gustavo Beyhaut）：《现代拉丁美洲的根源》（Raíces contemporáneas de América Lati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4年。

[21]埃尔南·拉米雷斯·内科切亚（Hernán Ramírez Necochea）：《帝国主义在智利的历史》（Historia del imperialismo en Chile），智利，圣地亚哥，1960年。

[22]这位德国经济学家生于1789年。他在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宣传关税保护主义理论，主张发展工业。1846年自杀身亡，其思想在美国和德国影响很大。

[23]克劳迪奥·贝利斯（Claudio Véliz）：《三条腿的桌子》（La mesa de tres patas），载于《经济发展》（Desarrollo económico）第3卷，第1、2期，智利，圣地亚哥，1963年9月。

[24]“怪不得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清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要知道这些先生们更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里，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卡尔·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Discurso sobre el libre cambio），选自《贫困的哲学》（Miseria de la filosofía），莫斯科，参见本章末。

[25]路易斯·查韦斯·奥罗斯科（Luis Chávez Orozco）：《墨西哥的制造业（1821—1867）》（“La industria de transformación mexicana ［1821-1867］”），见《墨西哥对外贸易史文件集》（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para la historia del comercio exterior de México）第7卷，国家外贸银行，墨西哥，1962年。

[26]阿伦索·阿吉拉尔·蒙特维尔德（Alonso Aguilar Monteverde）：《墨西哥经济的辩证法》（Dialéctica de la economía mexicana），墨西哥，1968年。

[27]让·巴桑特（Jan Bazant）：《论1843—1845年墨西哥棉花工业的生产率（卢卡斯·阿拉曼和墨西哥工业革命）》（“Estudio sobre la productividad de la industria algodonera mexicana en 1843-1845 ［Lucas Alamán y la Revolución industrial en México］”），国家外贸银行，同前引书。

[28]路易斯·查韦斯·奥罗斯科，同前引书。

[29]国家外贸银行在上述文件集第3卷转录的为保护主义辩护的材料，载于《19世纪报》（El Siglo XIX），1850年底。“西班牙文明的征服及其三百年的军事统治之后，墨西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也可以称之为征服的时代，但这是科学和贸易方面的征服……这个时代的威力体现为商船，其理论是经济绝对自由论，它对后进民族的极其有力的准则是互惠法则……人们对我们说：‘把能带到欧洲的产品都带去（除了我们禁止带去的以外）。作为报答，你们要允许我们带来我们能带的一切产品，尽管这样做会使你们的手工业破产……’如果我们接受大洋彼岸和布拉沃河对岸的先生们的理论（他们是不遵守这些理论的），那么，只要我们乐意，我们的国库收入就会增加……但是这并非是由于墨西哥人民的劳动，而是由于英国、法国、瑞士和美国人民的劳动。”

[30]米龙·布尔金（Miron Burgin）：《阿根廷联邦制经济概况》（Aspectos económicos del federalismo argentino），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年。

[31]胡安·阿尔瓦雷斯（Juan Álvarez）：《阿根廷内战》（Las guerras civiles argentinas），布宜诺斯艾利斯，1912年。

[32]起义军“像旋风那样，在露天产生，也像旋风那样冲击、怒吼和破坏，突然它停止了并像旋风那样消失”。达尔多·德·拉·维加·迪亚斯（Dardo de la Vega Díaz）：《英勇的里奥哈》（La Rioja heroica），门多萨，1955年。

曾当过联邦军士兵的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在《马丁·菲耶罗》（Martín Fierro）这本阿根廷最大众化的书中，歌颂了被赶出家园、受当局迫害的高乔人的不幸。他写道：

雄鹰有巢，

猛虎有森林，

狐狸有洞穴，

反复无常的命运，

只有高乔人在流浪，

命运将把他带到何方。

因为

给他的是牢房，

给他的是镣铐。

他没有道理，

尽管理由足够。

穷人的道理，

敲不响的木钟。

豪尔赫·阿贝拉尔多·拉莫斯（Jorge Abelardo Ramos）指出（见《阿根廷的革命和反革命》［Revolución y contrarrevolución en la Argenti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年），在《马丁·菲耶罗》一书中有两个真实的姓名，即安乔雷纳（Anchorena）和盖恩萨（Gainza）。这两姓代表了曾消灭拿起武器的本地人的寡头集团。如今，这两姓结合在一起，成为《新闻报》（La Prensa）的所有者。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Ricardo Güiraldes）在《唐塞贡多·桑布拉》（Don Segundo Sombra）一书中（布宜诺斯艾利斯，1939年）描述了马丁·菲耶罗的对立面，即顺服的高乔人。他天天劳动，向主人献媚，喜欢唱怀乡的民歌，值得同情。

[33]罗道夫·奥尔特加·培尼亚（Rodolfo Ortega Peña）、爱德华多·路易斯·杜亚尔特（Eduardo Luis Duhalde）：《费利佩·巴雷拉反对英帝国》（Felipe Varela contra el Imperio Británico），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年。1870年，拉丁美洲唯一没有进入帝国主义牢笼的国家——巴拉圭，也在血泊中遭到外国的入侵。

[34]米龙·布尔金，同前引书。

[35]胡安·阿尔瓦雷斯，同前引书。

[36]豪尔赫·阿贝拉尔多·拉莫斯，同前引书。

[37]何塞·路易斯·布萨尼切（José Luis Busaniche）：《同代人眼中的罗萨斯》（Rosas visto por sus contemporáneos），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

[38]何塞·里维拉·因达尔特（José Rivera Indarte）在其著名的《血的目录》（Tablas de sangre）中列举了罗萨斯的罪行，以打动欧洲人之心。据伦敦《阿特拉斯》（Atlas）报道，萨穆埃尔·拉福内（Samuel Lafone）在英国的银行按每个死人一便士计算，付给作者一笔钱。罗萨斯禁止出口金银，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他还解散了作为英国贸易工具的国民银行。约翰·F.卡迪（John F.Cady）：《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外国干涉》（La intervención extranjera en el Río de la Plat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3年。

[39]比维安·特里亚斯（Vivian Trías）：《胡安·马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蒙得维的亚，1970年。

[40]赫瓦西奥·A.德·波萨达（Gervasio A.de Posadas）的演说，转引自达尔多·库内奥（Dardo Cúneo）《企业家阶层的态度与危机》（Comportamiento y crisis de la clase empresari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年。1876年，财政部长在议会发言时说：“……我们不能制定过分严厉的法令，阻碍进口皮鞋，以免这儿的四个皮匠生意兴隆而外国的一千个皮鞋制造商连一双皮鞋都卖不出去。”

[41]译注：chiripá，农民的一种服装。

[42]阿曼多·劳尔·巴桑（Armando Raúl Bazán）：《暴乱的社会基础》（“Las bases sociales de la montonera”），见《美洲和阿根廷历史杂志》（Revista de historia americana y argentina），第7、8期，门托萨，1962—1963年。

[43]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法贡多》（Facundo），布宜诺斯艾利斯，1952年。

[44]马里奥·马尔古里斯（Mario Margulis）：《阿根廷社会的移民和贫困化》（Migración y marginalidad en la sociedad argenti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

[45]为了写此章节，作者参考了以下著作：胡安·巴蒂斯塔·阿尔维迪（Juan Bautista Alberdi）：《巴拉圭战争史》（Historia de la guerra del Paraguay），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年；佩勒姆·霍顿·博克斯（Pelham Horton Box）：《三国联盟战争的由来》（Los orígenes de la Guerra de la Triple Alianza），布宜诺斯艾利斯—亚松森，1958年；埃弗拉因·卡多索（Efraím Cardozo）：《巴西帝国与拉普拉塔河》（El imperio del Brasil y el Río de la Plat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年；胡利奥·塞萨尔·查维斯（Julio César Chaves）：《洛佩斯总统》（El presidente López），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卡洛斯·佩雷拉（Carlos Pereyra）：《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与巴拉圭战争》（Francisco Solano López y la guerra del Paraguay），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年；胡安·F.佩雷斯·阿科斯塔（Juan F.Pérez Acosta）：《卡洛斯·安东尼奥·洛佩斯，高尚的工人。管理和建设工作》（Carlos Antonio López,obrero máximo.Labor administrativa y constructiva），亚松森，1948年；何塞·玛丽亚·罗莎（José María Rosa）：《巴拉圭战争与阿根廷暴乱分子》（La guerra del Paraguay y las montoneras argentinas），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年；巴托洛梅·米特雷（Bartolomé Mitre）、胡安·卡洛斯·戈麦斯（Juan Carlos Gómez）：《关于讨论巴拉圭战争的文件》（Cartas polémicas sobre la guerra del Paraguay），纳塔利西奥·贡萨雷斯（J.Natalicio González）作序，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年，以及比维安·特里亚斯（Vivian Trías）所著的关于此问题的尚未发表的作品。

[46]法兰西亚（Francia）作为最可怕的人物被载入官方的野蛮史。自由主义强加于人的被歪曲了的观点并非拉美统治阶级的特权。常常用他人的眼睛观察我们各国历史的不少左派知识分子也接受了右派的某些神话、神化和革除令。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在那本诗史般地歌颂拉美各国人民的《漫歌集》（Canto general）一书中（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年），明确地反映了这种失落感。聂鲁达无视阿蒂加斯（Artigas）、卡洛斯·安东尼奥·索拉诺（Carlos Antonio Solano）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Francisco Solano López），但他与萨米恩托（Sarmiento）观点一致。他称法兰西亚为“生活在广阔茶园的、患了麻风病的国王”，说他“封锁了巴拉圭，把它变为自己的巢穴”，“用酷刑和泥浆封锁了边境”。聂鲁达对罗萨斯也不客气，呼吁反对“用刀和狂笑折磨阿根廷”的人，说阿根廷“是在黎明的晨雾中，被抢劫、受惩罚，一直到流血和发疯，成了空荡荡的。严厉的工头骑在其头上”。

[47]面对登上欧洲历史舞台的新势力，被称作“教宗黑色卫士”（guardia negra del Papa）的耶稣会那些狂热的僧侣们起来捍卫中世纪的秩序。但在讲西班牙语的美洲，耶稣会的活动具有进步色彩。他们到此地区是为了以忘我精神和禁欲主义为榜样净化天主教教会，因为在征服美洲后，教会有了自己支配的财产，它便无止境地享受和消遣。巴拉圭的耶稣会成绩最好，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努力（1603—1768），实现了该会创始人的目标。耶稣会靠音乐吸引了瓜拉尼族的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原先逃到森林去寻求保护，不参加村落领主和地主们的开发进程。这样，有十五万瓜拉尼人又恢复了他们原先的原始公社组织、自己的艺术以及各种行业的技能。在耶稣会的传教区里没有大庄园，种地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大家关心的事业和购买必要的、属于集体所有的劳动工具。印第安人的生活组织得非常明智，在车间和学校里培养了音乐家和手工业者、农民、纺织工人、演员、画家、建筑师等。那儿没有货币，禁止商人进入教区。如想做生意就必须在距教区一定距离的旅馆进行。

王室终于屈服于土生土长的村落领主，把耶稣会成员赶出美洲。地主和奴隶主开始追捕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教区的大树上。在巴西的奴隶市场上，整个村子的人都被作为奴隶出卖。许多印第安人又回到森林中去找庇护所。耶稣会的图书成为炉中之燃料，或者用来制作炮竹。豪尔赫·阿维拉多·拉莫斯：《拉丁美洲民族的历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

[48]译注：罗马神话中掌管贸易、道路等的神。

[49]人们对索拉诺·洛佩斯尚记忆犹新。1969年9月，里约热内卢国家历史博物馆宣布要为这位巴拉圭总统办一个展览时，军人的反应非常强烈。曾在1964年发动政变的莫朗（Mourão Filho）将军向报界宣布：“狂风吹遍全国……必须从我们的历史中永远抹去索拉诺·洛佩斯。他是南美典型的穿军装的独裁者，是血腥消灭巴拉圭、把巴拉圭引向不可能取胜的战争的罪魁祸首。”

[50]1968年初，在举行选举前不久，斯特罗斯纳将军访问了美国。他向法新社说：“我与约翰逊总统会晤时向他表示，我靠选举已当了十二年国家元首。约翰逊回答说，这就更有理由在下一届继续任职。”

[51]总统办公室（Presidencia de la Nación），计划技术秘书处（Secretaría Técnica de Planificación），《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国计划》（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亚松森，1966年。

[52]许多农民最后选择了去国内中部的小庄园地区，或者再次向巴西迁徙，为库里提巴（Curitiba）和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的茶园，或者巴拉那的咖啡园提供廉价的劳动力。那些面对森林的先驱者的处境非常令人绝望。他们得不到任何技术指导和贷款，土地是政府转让的，他们必须向土地要回足够的果实，一方面供自己食用，另一方面为了付款，如不按规定付款就得不到土地证。

[53]R.斯卡拉比尼·奥尔蒂斯（R.Scalabrini Ortiz）：《英国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政策》（Política británica en el Río de la Plata），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年。

[54]J.弗雷德·里比（J.Fred Rippy）：《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1822—1949）》（British Investments in Latin America ［1822-1949］），明尼阿波利斯，1959年。

[55]塞尔索·富尔塔多，同前引书。

[56]罗伯特·施奈伯（Robert Schnerb）：《19世纪，欧洲扩张的顶峰（1815—1914）》（Le XIXe siècle.L’apogée de l’expansion européenne ［1815-1914］），见莫里塞·卡卢塞（Maurice Crouzet）主编的《文明总史》（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ivilizaciones），第6卷，巴黎，1968年。

[57]R.斯卡拉比尼·奥尔蒂斯，同前引书。

[58]R.斯卡拉比尼·奥尔蒂斯，同前引书。

[59]J.爱德华多·雷康多（J.Eduardo Retondo）：《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森林和林业》（El bosque y la industria forestal en Santiago del Estero），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1962年。

[60]译注：指巴西的巴拉那州和圣卡塔里娜州为了争夺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利用宗教迷信而发动的局部战争。

[61]转引自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纽约，1967年。

[62]爱德华·C.柯克兰：《美国经济史》，墨西哥，1941年。

[63]塞尔索·富尔塔多，同前引书。

[64]克劳德·福伦（Claude Fohlen）：《1815年至今的盎格鲁—萨克逊美洲》（L’Amérique anglo-saxonne de 1815 a nos jours），巴黎，1965年。

[65]罗伯特·施奈伯，同前引书。

[66]“国家的资本承担了开始时的风险……官方资助铁路不仅便于集资，还减少修路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有了公款就有可能修筑铁路，包括修筑支线在内，否则就是不可能。在一些更为重要的情况下，有了公款，就能加速完成一些用私人资本可能要拖延时间才能完成的规划”，哈里·H.皮尔斯（Harry H.Pierce）：《纽约的铁路，研究政府的援助，1826—1875）》（Railroads of New York,A Study of Government Aid,1826-1875），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3年。

[67]克劳德·福伦，同前引书。

[68]南方成为北方资本家的内部殖民地。战后，为了在南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修建两个纺纱厂而进行的宣传具有圣战的性质。但这绝非是道德方面的胜利，因为新工业的产生不全是人道主义行为。南方提供的劳力和电力较便宜，利润也相当高，有时竟达70％。来自北方的资本想使南方听命于这一制度的重心。集中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烟业直属于杜克托拉斯。为了利用更有利的法令，该托拉斯转移到新泽西州；开采阿拉巴马州的铁矿和煤矿的田纳西钢铁公司在1907年转由美国钢铁公司控制，并从此由它定价，这样就消灭了令人不愉快的竞争。20世纪初，南方的人均收入与战前水平相比，减少了一半。C.范·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新南方的起源，1879—1913》（“Origins of the New South,1879—1913”），见于多作者撰写的《南方史》（A History of the South），巴吞鲁日，1948年。

掠夺的现代结构

没有法力的避邪物

1916年春，列宁写完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时，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外来私人直接投资总额中还占不到五分之一。到1970年则占大约四分之三。列宁所认识的帝国主义，是一个严厉惩罚任何胆敢兴建工厂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它当时的特征是：工业中心贪婪地寻求国际市场以出口自己的商品；疯狂地捕获一切可能提供原料的产地；掠夺铁、煤和石油；用铁路线将征服的地域连接起来；金融垄断集团发放毁坏性极大的贷款；发动军事远征和征服战争等。作为宗主国特权的工业化，与富国强加于穷国的统治制度不相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收回在拉丁美洲的财产，让位于席卷而来的美国投资。从此，投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用于公众服务事业和矿业方面的资本一步一步地、年复一年地丧失其相对重要性。与此同时，在石油，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比例不断增加。目前，在拉丁美洲，每三美元投资中就有一美元用于工业投资。[1]

各大公司的子公司只用了少量投资，一下就越过拉丁美洲各国针对外国竞争而建立起来的海关壁垒，并从内部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它们输出工厂，或者经常围困和吞并现有的民族工厂。在这方面，它们得到多数地方政府的热情帮助，而且拥有国际信贷组织提供的各种讹诈手段。帝国主义资本从内部夺得市场，将地方工业的要害部门据为己有，也就是说，夺走或建立要塞，并以此控制其他部门。美洲国家组织这样描述这一进程：“拉丁美洲企业正逐步在已建立起来的工业和非高精尖技术方面占有优势，而美国私人投资，也许也包括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私人投资，正在迅速地进一步参与一些需要较高的技术、对经济发展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主导工业。”[2]因此，布拉沃河以南的美国工厂，总的说来，比拉丁美洲当地的工厂更有活力。三个大国的增长速度很有说服力：以1961年为100计算，1965年阿根廷工业产品的指数为112.5，而同一时期美国子公司的销售指数上升为166.3。在巴西，这两个指数分别为109.2和120；在墨西哥为142.2和186.8。[3]

当然，帝国主义公司欲将拉丁美洲工业增长据为己有，并使之变为对其有利的资本，并不意味着它们对各种传统的经营方式没有兴趣。的确，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铁路已不再赢利。在巴西，当债券股票电力公司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被收归巴西所有时，它们做了一笔极好的交易，因为巴西用金子赔偿那些生锈的设备和该进博物馆的机器。抛弃公共服务性行业而转向能获取更大利润的经济活动并不等于抛弃原料。如果没有拉丁美洲的石油和矿产，帝国将是什么样的命运？我们在其他章节已经谈到，尽管对矿山的投资相应减少，美国的经济仍然离不开从南方来的极其重要的供应和高额利润。另外，把拉丁美洲工厂变成各大公司全球性机器的简单零部件的投资，丝毫没有改变国际分工。穷国和富国之间进行资本及商品流通的渠道丝毫没有改变。拉丁美洲继续出口失业和贫穷，即国际市场需要的原料，而此一地区的经济依赖于出口这些原料和跨国公司子公司用廉价劳动力加工的一些工业产品。不平等交换一如既往：拉丁美洲低工资资助了美国和欧洲的高工资。

随时准备证明外国“工业化”资本的侵入有益于当地发展的政治家和技术统治论者不乏其人。他们认为，与老牌帝国主义不同，这个具有新特征的帝国主义将采取真正文明的行动，为被统治的国家造福，也就是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强国，头一次使它所表白的爱恋之情与其真实目的互相吻合。于是，感到内疚的良心不一定需要为自己辩解，因为它们已经没有罪，因为现在的帝国主义将传播技术和进步，所以，用帝国主义这一过时的、令人憎恨的词来形容它也许太俗气。然而，每当帝国主义为自己歌功颂德时，最好先检查一下我们的钱袋。事实证明，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使其发展中心变富，但未能使其殖民地繁荣；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使贫穷更加普遍，使财富更加集中；支付的工资比底特律工资低二十倍，而售价比纽约高三倍；成为国内市场和生产机构中关键部门的主人；把发展据为己有，决定发展方向，为发展规定界线；支配国内贷款，随心所欲地引导外贸；不仅仅使工业非国有化，而且使工业利润非国有化；当它将大部分盈余转移到国外的时候，更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它不是为发展提供资金，而是抽走资本。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指出，最近几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直接投资所得利润的汇出部分是新投资的五倍。为了使外国企业能带走它们的利润，拉丁美洲国家把自己抵押出去，向外国银行和国际信贷组织借款，从而加倍增加了以后的损失。从这种意义上讲，工业投资产生的后果与“传统”投资产生的后果完全一样。

在美国各大公司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坚实的范围内，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同进步和民族解放越来越不一致。19世纪，当港口城市战胜国家，当自由贸易摧毁刚刚诞生的民族工业时，避邪物在关键性的失败中被剥夺了法力。20世纪没有孕育出能重新开创事业并将事业进行到底的、强大而有创造力的工业资产阶级。所有的尝试均半途而废。拉丁美洲工业资产阶级与侏儒同命运：没有发育就已衰老。今天，拉美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无比强大的外国公司的代销商或代理人。说实在的，他们从未立下值得有其他命运的功劳。

是卫兵打开门户：民族资产阶级的无能应受谴责

拉丁美洲三大发展中心——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目前的工业结构已经暴露出反射式发展特有的畸形。在其他更弱小的国家，工业卫星化进程除个别例外，没遇到多大的困难。的确，今天，除了出口商品和资本，还出口工厂和在各方面进行渗透和垄断一切的资本主义——并非有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而是跨国大公司时代的资本主义，它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工业一体化体系。这些跨国大公司是非常大的垄断集团，它们所进行的各种活动遍及全球各个角落。[4]

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集中的程度比在美国本国还要大，少数公司控制了绝大部分投资。对这些公司来说，国家并不意味着要着手进行的某项任务，也不是一面要捍卫的旗帜，更不是一个要掌握的命运。国家仅仅是要逾越的障碍，是一个供品尝的多汁水果。说国家是障碍，是因为有时主权会添麻烦。为国尽职是各国统治阶级应负的天职吗？急剧增长的帝国主义资本遇上了既无抵抗力，对其历史作用又无认识的地方工业。资产阶级既不淌眼泪又不流血就变成了外国经济侵略的同伙。1920年代以来，国家对拉丁美洲经济的影响在不断削弱，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起的好作用，这种影响已微乎其微了。美国大公司以征服者的步伐进入欧洲，它们控制了旧大陆的发展。人们预言，在那儿建立的美国工业即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个工业强国。[5]既然富有传统和生气的欧洲资产阶级都未能挡住潮袭，难道能够指望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在这个历史时期能带头进行一种不可能成功的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冒险吗？相反，在拉丁美洲，非国有化成为暴发性、花钱少而结局无比糟糕的进程。

在20世纪，拉美工业增长是受外界影响的。这种增长并非由旨在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带来，它既不是生产力成熟的结果，也不是地主和一个出生不久就死亡的民族手工业阶层之间爆发内部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已经解决了”。拉丁美洲的工业诞生于农产品出口体制内部，是为了解决由于外贸下降造成的严重不平衡。的确，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自1929年10月的黑色星期五开始的大萧条，造成这一地区出口锐减，因而也促使进口能力瞬间猛降。在国内，突然奇缺的外国工业品价格直线上升。那时没有出现摆脱传统的依赖性的企业家阶层，因为强大的工业推动力来自地主和进口商手里积攒起来的资金。在阿根廷，大牧场主控制着货币兑换率。成为农业部部长的农业协会主席于1933年宣布：“一个被肢解的世界使我们与世隔绝，不再从我们这里购买原材料的那些国家，也不再向我们出售商品，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自己生产。”[6]咖啡庄园主把靠外贸积累起来的相当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圣保罗的工业化。政府的一份文件断言[7]：“与今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不同，巴西的工业化不是逐步地、在总的经济变革进程中进行。相反，它成为迅速而紧张的过程，这一现象凌驾于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没有进行彻底的变革，成为巴西社会特有的各阶层和各地区之间重大差别的根源。”

从一开始，新兴工业凭借政府为保护它而筑起的关税壁垒进行自卫。随着国家采取限制和控制进口、制定特别汇兑率、免税、购买剩余产品或者给予补贴、修筑公路以便运输原料和商品、新建或扩大能源基地等一系列措施，新兴工业才得以成长壮大。具有民族主义特征并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赫图利奥·瓦加斯政府（1930—1945和1951—1954）、拉萨罗·卡德纳斯政府（1934—1940）和胡安·多明戈·庇隆政府（1946—1955），分别在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反映了民族工业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时期而起飞、发展或巩固。实际上，表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工业资产阶级一系列特性的“企业意识”，在拉丁美洲却成为国家的特征，特别是在这些关键的发展时期更是如此。国家占据了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位，历史一直要求出现这样的阶级，但成效不大。国家代表了民族，使人民群众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享受工业化的好处。民众主义首领创立的模式，没有孕育出一个在本质上同当时所有的统治阶级有区别的工业资产阶级。比如，庇隆使工业联合会的领导人感到恐惧，他们不无道理地看到外省起义的幽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无产阶级的暴动中徘徊。保守联盟在1946年2月选举中被庇隆击败以前，就收到了工业家领袖的那张著名的支票。十年以后，当庇隆政府垮台之时，那些最重要的工厂老板重申，他们和寡头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勉勉强强也称得上是寡头集团的一部分。1956年，工业联合会、农业协会和贸易交易所组成一个捍卫结社自由、企业自由、贸易自由和雇工自由的共同阵线。[8]在巴西，工业资产阶级的重要阶层与促使瓦加斯自杀的势力站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墨西哥的经验具有不同寻常的特点，它对拉丁美洲变革进程所做的贡献确实比人们估计的少得多。只有拉萨罗·卡德纳斯的民族主义政府向地主发动进攻，把从1910年就开始震动全国的土地改革进行下去。在其他国家，包括阿根廷和巴西，实施工业化的政府都未触动庄园制，使它得以继续扼杀国内市场和农牧业生产的发展。[9]

总的来说，工业好像一架着陆的飞机，它没有改变机场的基本结构。由于原有国内市场需求的限制，工业只能满足市场消费的要求，没能从广度和深度扩大这个市场，而如果进行巨大的结构改革，是有可能实现这种扩大的。同样，工业的发展迫使进一步进口机器、零配件、燃料和半成品[10]，但是，作为外汇来源的出口，却不能迎接这一挑战，因为出口商品来自农村，而土地的主人使农村处于落后状态。在庇隆政府时期，阿根廷政府垄断了粮食出口，但未触动土地所有制，既没有对美国和英国大冷库实行国有化，也没有对羊毛出口实行国有化。[11]政府几乎没有推动重工业的发展，它没有及时注意到，如果不建立本国的技术体系，民族主义政策在起飞时就已失去双翅。曾靠与美国大使直接较量上台的庇隆，到1953年便热情地接待来访的艾森豪威尔，并要求外国资本提供合作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12]随着进口货物替代品加速增长，随着新工厂对更高水平的技术和组织的需求日益迫切，民族工业急需与帝国主义大公司实现“联合”。这一倾向也在赫图利奥·瓦加斯的工业化模式内部日趋成熟，并在他的悲剧性结局中暴露无遗。拥有最现代技术的外国寡头垄断集团，通过出售生产技术、专利和新设备，正在公开地、逐步地控制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工业。华尔街最终取代了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在拉丁美洲享有超级权力的主要企业是美国企业。对工业进行渗透的同时，对金融和商界的干预愈演愈烈，这样，拉丁美洲市场逐步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内部市场之中。

1965年，罗伯托·坎波斯，这位卡斯特洛·布兰科独裁政府时期的经济太上皇曾断言：“具有浪漫色彩和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时代正在让位于技术阶层的时代。”[13]美国大使馆直接参与了推翻若奥·古拉特政府的政变。秉承瓦加斯风格和愿望的古拉特的垮台，标志着民众主义和大众政策的结束。在军事阴谋得逞后没几个月，一个朋友从里约热内卢给我写信：“我们是一个被击败、被统治、被征服和被摧毁的民族。”巴西非国有化进程意味着必须用铁腕实行不得人心的独裁。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与诸如瓦加斯这种领袖人物领导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不协调。必须禁止罢工、摧毁工会和政党、监禁、拷打和杀戮百姓、用暴力降低工人工资等等，也就是说，只有以使穷人更加贫穷为代价来控制通货膨胀。1966年和1967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巴西84％的大企业家认为古拉特政府实行了有害的经济政策。毫无疑问，在这些大企业家中有很多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首领，而古拉特曾试图依靠他们来阻止帝国主义吸吮巴西经济的血液。[14]在阿根廷，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统治时期也镇压和扼杀人民。实际上，1955年庇隆垮台后就开始这样做了。在巴西，则是从1954年瓦加斯自杀后开始。在墨西哥，情况也是如此，伴随工业非国有化的，是垄断了政权的政党不断强化的镇压政策。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指出[15]，在民众主义政府积极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轻工业，或称其为传统工业，要求扩大大众消费，也就是说，要求人们购买衬衫或香烟。与此相反，有活力的工业，即中间货物和资本货物，面向大企业和国家高高在上的有限的市场，也就是面向有着巨大经济实力的为数不多的消费者。目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重工业，既依靠业已存在的传统工业，又使传统工业成为自己的附属。在技术水平低的传统部门，民族资本尚有一些实力；资本家越是在技术或金融方面较少依赖国有化的生产方式，就越是倾向于善意看待土地改革，愿意通过工会斗争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相反，与国外联系最紧密的资本家，即重工业的代表人物，只要求加强附属国内的发达地区与世界经济体制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使内部变革服从于这一首要目的。正像不久前在阿根廷和巴西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些人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主流。卡多索的文章即以上述民意测验的结果作为基本材料。大企业家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反对土地改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矢口否认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利益不一致。他们认为，对工业发展来说，再没有比各生产阶层之间的团结和西半球集团的加强更重要的事情了。只有2%的阿根廷和巴西大实业家认为，从政治上讲，应该首先依靠劳动者。在接受民意测验的人当中，多数是民族企业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手脚也同样被种种依赖的绳索捆绑在外国权力中心上。

在此情形下，能指望有别的结局吗？工业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一份子，而这个阶级本身又受外来力量的统治。今日被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政府没收了财产的秘鲁沿海的主要的庄园主，同时又是三十一家加工厂和其他许许多多不同企业的主人。[16]别的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17]墨西哥也不例外：附属于美国大财团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其说害怕帝国主义的压迫，倒不如说更加害怕人民群众的压力。他们在大财团内的发展绝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有创造性，不过，他们卓有成效地成倍增加了自己的财产。[18]在阿根廷，赛马俱乐部是庄园主们显示社会地位的中心场所，俱乐部的创始人曾是工业家的领袖。[19]这样，自19世纪末便开始形成一个不朽的传统：发了财的手工业者和地主的女儿结婚，以便利用夫妻关系，进入只有寡头集团成员才能进入的地方，或者为了同样的目的购买土地。有不少牧场主则将手中积累的多余资本投资在工业方面，至少在兴旺发达时期是如此。

靠做生意和开纺织厂发家的福斯蒂诺·法诺（Faustino Fano）连续四届担任农业协会的主席，直到1967年去世为止。报纸在为他撰写的讣告中宣称：“法诺摧毁了农业与工业互为矛盾这一错误的见解。”工业剩余资本变为奶牛。迪·特利亚（Di Tella）兄弟是实力雄厚的实业家，他们将自己的汽车和冰箱制造厂卖给外国资本，转而从事饲养改良牛的事业，以参加农业协会的展览。半个世纪前，拥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全部土地的安乔雷纳（Anchorena）家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兴建了该市最重要的一处冶金厂。

在欧洲和美国，工业资产阶级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又同样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扩大并巩固其权力。

机器上飘着什么旗？

老太婆弯下腰，用手给火煽风。这时她的形象恰似一只黑色的老乌龟——弯弯的脊背和伸长着的布满皱纹的脖子。但是，她那破烂不堪的衣衫却不能像龟壳那样保护她。她行动迟缓完全归咎于年事已高。在她身后，那用木板和铁皮钉成的小屋东倒西歪。再往远处，还可以看到圣保罗郊区其他同样简陋的房屋。她面前有一只黑乎乎的小锅，煮咖啡的水已经开了。她把一个小铁罐端到嘴边，喝咖啡之前，晃动脑袋，闭上眼睛，嘴里用葡萄牙语念道：巴西属于我们。此时此刻，也在圣保罗市中心，当联合碳化物公司执行主席举起水晶杯，庆祝他的公司又吞并了巴西一家塑料工厂的时候，他想到的正是与老太婆念的完全相同的一句话。当然，用的是另一种语言。两人之中必有一人错了。

自1964年起，每当纪念国营企业的诞辰时，巴西一个又一个的军事独裁者总要宣布即将对该企业实行被他们称之为收复的非国有化。1965年7月6日颁布的56570号法令，将石油化工的开发权保留给国家；同一天通过的56571号法令又废除了前一号法令，规定私人资本也可以参与开发。这样，道氏化学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菲利浦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通过直接的或与政府“合伙”的方式获得了开发石油化工工业的权利。这是一块令人垂涎的鲜嫩的里脊肉。当时可以预见1970年代将出现“石油繁荣”。相隔几小时就颁布两条法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莎士比亚到布雷赫特，许多人都乐于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门帘在晃动，走廊里脚步声不断，拼命地叩门，绿色的纸币满天飞，官府里群情激昂，等等。政府一位部长承认：在巴西，除了国家本身，只有外国资本还是强大的，当然也有一些光荣的例外。[20]政府尽一切可能避免美国和欧洲大公司遇到这种令人不自在的竞争。

用于工业的外国资本是在1950年代开始大量进入巴西，这得到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总统推行的目标计划（Plan de Metas,1957—1960）积极的促进。这是令人兴奋的发展时期。巴西利亚像从魔术师奇妙的礼帽中变出来，屹立在一片荒野之中，那儿的印第安人甚至不知道有轮子。人们修建公路，修筑水库大坝；汽车制造厂每两分钟即生产一辆轿车。工业高速度增长着。为外国投资敞开大门，欢迎美元闯入巴西，人们感觉到了发展的有力步伐。油墨未干的钞票进入流通。大跃进靠的是通货膨胀和一笔由下几届政府承担、压得人透不过气的沉重外债。为使外国企业能向总公司汇去利润以收回投资，库比契克总统保证它们享有使用特别兑换率的优惠。国家共同承担企业从国外举借的债务，也为还债和支付利息提供低价美元。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发表的一项报告[21]，在1955年至1962年间进入巴西的投资总额中，有80%是由国家作保的贷款。也就是说，企业五分之四以上的投资来自外国银行，这些投资增加了巴西政府巨大的外债。另外，巴西对进口机器提供特别优惠的政策。[22]民族企业享受不到这些赐予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或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的便利。

当巴西社会科学研究所公布它耐心调查巴西各大经济集团的有关材料时，暴露了吸引帝国主义资本的非国有化政策的后果。[23]在拥有超过四十亿克鲁塞罗资本的企业联合体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企业，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资本在十二亿克鲁塞罗以上的企业联合体中，属于外国集团的有十二家，而民族企业只有五家。毛里西奥·比尼亚斯·德·凯罗斯（Maurício Vinhas de Queiroz）对上述调查进行分析后指出：“经济集团越大，它属于外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更具有说服力的是：二十四家资本超过四十亿克鲁塞罗的民族企业中，仅有九家的股票与美国或欧洲资本没有关联，尽管如此，它们中仍有两家与外国董事会有所联系。调查表明，有十家经济集团在它们各自的专业范围内行使实际上的垄断权，而其中有八家是美国大公司的分公司。

然而，这一切对随后发生的事件来说只不过是儿戏。从1964年到1968年中期，十五家汽车厂或汽车配件厂被福特、克莱斯勒（Chrysler）、威利斯（Willys）、西姆卡（Simca）、大众或阿尔法·罗密欧（Alfa Romeo）等汽车公司吞并；在电力和电子工业方面，有三家巴西大企业落入日本人手中；韦思（Wyeth）、布里斯托尔（Bristol）、米德·约翰逊（Mead Johnson）和利弗（Lever）等公司兼并了一些制药厂，使市场上的国产药品仅占五分之一；阿纳康达铜矿公司扑向有色金属行业，联合碳化物公司扑向塑料工业、化学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美国罐头制造厂、机械和铸造厂及其他同行占有了六家民族资本的机械和冶金企业；巴西大型冶金厂之一的巴西矿业总公司被伯利恒钢铁厂、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美孚石油公司组成的财团以倒闭厂的价格收购。议会专为调查这类问题而组成的委员会的结论是耸人听闻的，但是军政府关闭了议会，巴西民众从不知道上述材料。[24]

在卡斯特洛·布兰科将军执政时期，签署了一项实际上给外国企业以治外法权的投资保证协定，此外，还减少外国企业要交的所得税，向他们提供使用贷款的特殊便利；与此同时，扫除了上届古拉特政府为防止利润外流而设置的障碍。独裁政府像拉皮条的人介绍淫妇那样将整个国家拱手让出，试图勾引外国资本家，并恰如其分地说道：“在对待外国人方面，巴西是世界上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不限制股东的国籍……不规定注册资本可汇出利润的百分比极限，不限制资本返回原国的数额，并把用于再投资的利润视为原资本的增加……”[25]

阿根廷与巴西争当帝国主义投资的宠儿。同一时期，阿根廷军政府在颂扬它提供的优惠条件方面也不甘落后。1967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在明确阿根廷经济政策的演说中重申母鸡向狐狸提供均等机遇的故事：“根据我国从来不歧视外国资本的传统政策，在阿根廷的外国资本将与国内投资处于同等地位。”[26]阿根廷也不限制外国资本入境，既不限制外来资本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不限制利润汇出和资本返回原国等。专利权使用费、开发税和技术服务费的支付方式变得非常灵活。除了各种鼓励性措施和豁免方法之外，政府还豁免企业交税并向他们提供特别汇率。1963年至1968年间，在钢铁、汽车及零配件制造、石油化工、化工、电力、造纸和卷烟等[27]许多不同的生产领域，有五十家阿根廷大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其中二十九家落入美国人手中。1962年，西亚姆·迪·特利亚公司（Siam Di Tella）和阿根廷凯塞工业公司（Industrias Kaiser Argentinas）这两家私人民族资本企业名列拉丁美洲五大工业企业之首，到1967年，这两家企业均被帝国主义资本兼并。在阿根廷，那些年销售额超过七十亿比索的最强大的企业中，外国企业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一半，国家企业占三分之一，而阿根廷私人企业仅占六分之一。[28]

美国在拉丁美洲制造业的投资有近三分之一集中在墨西哥。这个国家同样既不限制资本的转移，也不限制利润返回原国。该国因没有任何兑换限制而引人注目。强制性的资本墨西哥化硬性规定，在一些工业部门中，大部分股份必须属于墨西哥。该国工商部长于1967年宣称：“总的来说，外国投资者热烈欢迎这种墨西哥化，他们公开承认建立合资企业有许多好处。”他又说：“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有国际名望的公司也在墨西哥建立了这种形式的联合公司。同样应该强调的是，工业墨西哥化政策不仅没有削弱外资对墨西哥的热情，1965年打破投资额纪录以后，1966年的投资总额又超过1965年。”[29]1962年，墨西哥最重要的一百家大企业中，有五十六家全部或部分被外国资本控制，二十四家属于政府，二十家为私人资本企业。这二十家民族资本的私营企业，其销售额只占上述一百家企业销售总额的7%强。[30]目前，外国大商号控制了在计算机、办公用具、机械和工业设备等方面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和大众等汽车公司已巩固了它们在汽车制造业和辅助厂网的势力。新兴的化学工业分属杜邦公司、孟山都化学公司（Monsanto）、帝国化学公司（Imperial Chemical）、联合化学公司（Allied Chemical）、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和氨基氰公司（Cyanamid）。主要的制药厂落在帕克—戴维斯（Parke-Davis）、默克（Merck & Co.）、西德尼·罗斯（Sidney Ross）和施贵宝（Squibb）等公司手中。美国人造丝公司在化纤生产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安德森·克莱顿公司（Anderson Clayton）和利伯兄弟公司（Lieber Brothers）日益控制食用油的生产。外国资本大量地参与水泥、卷烟、橡胶及橡胶制品、日用品和各类食品的生产。[3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轰炸有助于征服者登陆

两位政府部长在巴西工业非国有化委员会作证时承认，卡斯特洛·布兰科政府为使国外贷款直接流向企业而采取的措施，使民族资本的工厂处于极不利的境地。两位部长所指的是1965年初颁布的著名的289号条例，即外资企业从国外得到利息为7%或8%的贷款的同时，还可以得到特别汇率。如果克鲁塞罗贬值，政府将保证这些企业继续享受原先的特别汇率，而本国企业得为它们辛辛苦苦在国内争取到的贷款支付50%的利息。这一措施的发明人罗伯托·坎波斯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很显然，世界是不平等的。有人天生聪明，有人天生愚笨。有人生来是运动员，有人生来是残疾。世界上有大企业和小企业。有人在其生命最美好的时期夭折，另一些人则毫无意义地度过漫长的一生，简直是一种犯罪。在人的本性和事物的本质方面，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不平等。贷款机制也不例外。主张民族企业在使用外国贷款方面应该与外国企业享有同等权利，显然是不了解基本的经济现实……”[32]根据这一简短、但内容丰富的资本主义宣言的论点，弱肉强食法则自然是人类生活的法则，世界上不存在不公正，因为我们所认为的不公正只不过是宇宙残酷的和谐的表露。也就是说，贫穷的国家之所以贫困，就是因为它们穷。我们生来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是命中注定的，也就是说，一些人注定要顺从，另一些人注定要统治别人。有人引颈待毙，有人投绳拉索。这部宣言的作者是在巴西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人。

如同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一样，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有利于外国征服者踏着被夷平的土地进入巴西。自1950年代末以来，经济衰退、货币不稳、贷款短缺和国内市场购买力下降等，大大有助于搞垮民族工业并将其置于帝国主义公司脚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神奇的稳定货币为借口强加于拉丁美洲的政策，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不平衡。该组织别有用心地本末倒置，并把现行经济结构的危机与通货膨胀混为一谈。它推行自由贸易，禁止进行多边交易和签订以货易货协定，强迫紧缩国内贷款到令人窒息的地步，以及冻结工资、不鼓励国家的经济活动等等。除了此项计划，还大幅度贬值货币，从理论上讲，这是为了恢复货币本来的价值和刺激出口。但实际上，货币贬值只能刺激国内资本的集中，得益的是统治阶级，也只能帮助来自国外、手提箱内塞满大把美元的外商吞并民族企业。

在整个拉丁美洲，这种体制所生产的东西远远少于消费的需要，通货膨胀正是这种软弱无力的结构的产物。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去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供应不足的问题，而是重兵攻打供应不足的后果，进一步摧毁了国内消费市场本来就低得可怜的购买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在有忍饥挨饿的人的土地上，过分的需求会成为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方案，不仅在求稳和发展方面遭到失败，还从外部加剧了对各国的钳制，增加了广大贫苦大众的穷困，使社会矛盾激化。在贸易自由、竞争自由和资本流通自由等神圣戒律的影响下，这些方案加速了经济和金融非国有化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广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关税率、贸易限额和内部补贴）的美国从未提出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但是，对拉丁美洲却一贯强硬，这个组织正是为此而创立的。自从智利在1954年接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个代表团后，该组织的种种忠告遍及拉丁美洲各地。今日，大部分政府仍盲目遵从该组织的指示。治疗的方法反而使病情恶化，以便更好地迫使病人接受贷款和投资之类的毒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提供贷款，或为了让其他组织提供贷款，大开必不可少的绿灯。诞生于美国、总部设在美国并为美国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起到国际监察员的作用，没有它的批准，美国银行就不掏钱。世界银行、国际发展银行和其他世界性慈善机构，同样以各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机构签署并履行意向书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拉丁美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票数尚不及美国所掌握票数的一半，美国正是靠这点来指导在世界上搞货币平衡的最高策划者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当美元开始成为国际货币霸主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恰好是为使华尔街对全球的金融支配权制度化而创立的。这个组织一贯忠于其主子。[33]

拉丁美洲的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具有吃年金的天赋，面对国外对民族工业雪崩似的冲击，它们没有进行大的阻挡。不过，帝国主义公司也确实使用了一整套摧毁拉美民族工业的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先进行的轰炸有助其进行渗透。这样，在证券交易所行情暴跌之后，只打个电话就占有了企业，代价仅仅是给些股票作为喘息之机，或者把债务变成提供物资、使用专利和商标或引进技术。由于货币贬值而翻番的外债，迫使民族企业为偿还以美元计算的债务而付出更多的本国货币，外债就这样成为致命的陷阱。依靠进口技术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公司的技术诀窍包括吞并对方的高超技能。两年多以前，巴西民族工业的最后一批勇士中，有人在里约一家报纸上宣称：“经验证明，巴西常常拿不到出售某一家民族企业应得的收入，这笔钱留在购买国的金融市场里生息。”[34]债权人索债时，把欠债人的设备和机器据为己有。巴西中央银行公布的数字表明，在1965年、1966年和1967年，五分之一以上的新投资实际上是把未偿付的债务变为投资。

除了强者在金融和技术上讹诈弱者外，还要加上背信弃义的自由竞争。由于大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是世界性机构的组成部分，它们可以在一年、两年或所需要的时间里赔钱。先压低价钱，然后坐下来等候被围困者投降。银行配合包围。由于民族企业并非如想象中那样有偿还能力，银行于是拒绝向它提供给养。遭到围困的企业很快举起白旗。当地资本家就变成胜利者的小伙伴或雇员，也许可以得到他最向往的结局，即以股份的形式从外国总公司那里赎回其财产，靠吃年金快快活活地度过余生。

在压价倾销方面，巴西阿德西特（Adesite）胶带厂被强大的联合碳化物公司吞并的过程很能说明问题。总部设在明尼苏达州、触手遍及世界各地的这家著名的苏格兰公司（Scotch），开始在巴西市场以越来越低的价格销售自己的胶带，使阿德西特胶带厂的销售额不断下降。银行停止对该厂提供贷款。苏格兰公司还继续压价：先降价30％，继而降价40％。这时，联合碳化物公司出手，以低价收购了这家濒临破产的巴西工厂。随后，联合碳化物公司和苏格兰公司协商将巴西市场一分为二，各占一半。接着，它们联手将胶带价格提高50％来消化侵吞巴西市场。几年前，瓦加斯时代制定的反托拉斯法已被废除。

美洲国家组织自己承认[35]，美国分公司充足的财政资源，“使一些民族企业在严重缺乏流动资金时被代表外国利益的公司买走”。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压缩国内信贷，财政资金的不足进一步加剧，地方工业遭到扼杀。但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同一个文件宣称，美国企业为在拉丁美洲保持其正常的生产和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中，足足有95.7％是以信贷、贷款和利润再投资的方式来自拉丁美洲。在制造业方面，这一比例数为80％。

银行的入侵——美国照管自己的储蓄存款，却自由支配他国存款

拉美各国资金纳入帝国主义各分公司的轨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几年来美国银行分行遍布拉美各地。向卫星国的国内存款进攻与美国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有关。这种逆差迫使美国遏制其海外投资，也使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出现了耸人听闻的贬值。拉丁美洲除提供食物外还提供唾液，美国只是张口而已。工业非国有化成为一件礼物。

据国际金融调查组织的材料[36]，1964年布拉沃河以南的美国银行分行有七十八家，而到1967年已增至一百三十三家。1964年，这些银行的存款额为八亿一千万美元，到1967年则为十二亿七千万美元。随后，在1968年和1969两年里，外国银行迅猛发展。目前，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在拉丁美洲十七个国家足足有一百一十家分行。这一数字包括近几年来被城市银行买下的几家全国性银行。洛克菲勒财团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于1962年买下有三十四家分行的巴西家庭银行；1964年在秘鲁买下拥有四十二家分行的大陆银行；1967年买下在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有二十四家分行的大西洋银行；1968年又买下阿根廷商业银行。古巴革命对在古巴的二十家美国银行实行国有化，但是美国从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并渐渐有所发展，仅仅在1968年，就有七十多家美国银行新分行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那些最小的国家里开业。

精确地了解同时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津贴、控股、金融和代办处等）增长的规模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一些银行所吸收的拉美资金，以相同或更高比例增长，这些银行虽然没有公开作为外国银行分行进行营业，但是外国通过占有起决定性作用的大量股份或者提供条件苛刻的信贷条款控制它们。

所有的银行入侵都是为了把拉丁美洲的储蓄引向在这一地区经营的美国企业，而民族企业则因缺乏信贷而被扼杀。在一些国家开展业务的美国银行的公共关系部恬不知耻地宣称，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使这些国家的国内存款被成为各银行总行客户的跨国公司所利用。[37]我们可以想象，某家拉丁美洲银行能跻身纽约吸收美国国内储蓄吗？肥皂泡般的幻想只能在空中破裂。美国明确禁止搞这种不可思议的冒险行动。在美国，任何一家外国银行都不能接收美国公民的存款。相反，美国银行却可以通过为数众多的分行随心所欲地支配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存款。拉丁美洲像美国一样，热心于使金融美国化。1966年6月，巴西折扣银行经与其股东协商，做出一项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决定。这家银行在其所有的文件上都印上“我们信仰上帝”这样一句话，并自豪地指出，美元也写有“我们信仰金钱”的座右铭。

拉美银行，包括那些没有被外国资本渗透或围困的在内，它们的贷款方向与城市银行、大通银行或美洲银行相一致，即它们宁愿满足那些能提供可靠保证、进行大笔交易的外国工商企业的贷款申请。

进口资本的帝国

罗伯托·坎波斯在其制定的《政府经济行动纲领》中预言，由于政府执行优惠政策，外国资本将涌入巴西，推进其发展，为稳定其经济和金融做出贡献。[38]有关方面宣称，1965年来自国外的新的直接投资额将达一亿美元，但实际上只有七千万美元。有关方面还断言，在以后的几年，每年的投资额将超过1965年的估计数，但是这些预言全都落空。1967年外国在巴西投资了七千六百万美元，而通过利润、股利、技术援助费、“专利权使用费”或特许权使用费、注册商标使用费等形式流失的资金超过新投资的四倍。除了这些流失的鲜血之外，还应加上秘密汇出国外的资金。巴西中央银行承认，1967年有一亿两千万美元通过不合法途径汇出巴西。

显而易见，逃逸的资金大大超过投入的资金。归根结底，在工业非国有化的关键三年里，即1965年、1966年和1967年，新的直接投资比1961年要少许多。[39]美国在巴西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工业方面，但是投资额不足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工业投资总额的4％。美国在阿根廷的投资刚刚占上述投资总额的3％，在墨西哥占3.5％。华尔街没有做出多大的牺牲就消化了拉丁美洲最大的工业中心。

列宁这样写道：“以垄断为主宰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输出。”在我们今日生活的年代，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从它势力所及的国家进口资本。1950年至1967年期间，不算利润再投资，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新投资共计三十九亿两千一百万美元。同期由企业汇往国外的利润和股利达一百二十八亿一千九百万美元。外流的利润是在这一地区新投资总额的三倍多。[40]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看法，从那时起，利润外流量再度增加，最近几年的收益为新投资的五倍。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资金外流的增长幅度最大。但这仅仅是保守估计。作为偿还债务而汇出的相当大一部分基金实际上是投资所得的利润，上述数字既不包括因支付专利费、特许权使用费和技术援助费而流向国外的钱，也不包括其他通常在“错误和遗漏”一栏的掩盖下，通过转账悄悄汇走的钱，同样不包括各公司在给其子公司提供原料时价格加码所得的利润，以及以同样的热情夸大其生产成本所获得的利润。[41]

公司在这方面的想象力也反映在投资本身。的确，由于技术迅速发展，固定资本在发达经济中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绝大部分出口到拉丁美洲国家的机器和设备，使用寿命会缩短，因为它们在原产地已经使用过一段时间。事实上，购买机器和设备的款已被部分或全部偿还。但是，在向海外投资时是不考虑这一细节的，也就是说，如果考虑到机器在出口前已经磨损这一事实，那么，被随心所欲提高了身价的机器，其价值确实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另外，总公司没必要花钱在拉丁美洲生产那些以前从国外卖给拉丁美洲的产品。各国政府负责避免发生这类事情。它们将资金预付给前来完成其救世主使命的子公司，于是，只要子公司在将要建厂的地方插上一个牌子，就可以得到当地信贷。在进口所需物品时，子公司享有兑换优惠（这些物品实际上是在公司内部买卖的）。在一些国家，子公司甚至能保证得到特别兑换率来清还自己的外债，这些债务通常指向所属公司的金融机构。《资料》杂志[42]的一项估算指出，1961年至1964年，投入到阿根廷汽车制造工业的外汇，比建设总功率超过两千两百兆瓦的十七个热电厂和六个水电站所需资金多三点五倍，相当于为使人均生产总值年增加2.8％，重工业在十一年里需要进口的机器和设备的总值。

专家治国论者比海军陆战队更有效地使人进退维谷

当企业带走的美元大大超过所投入的美元时，拉美地区长期的外汇匮乏便进一步加剧。所谓“受惠”国家的资本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于是贷款机制开始运转。在拆毁拉美民族资本工业脆弱的防卫堡垒、巩固新殖民主义体制方面，国际信贷组织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援助如同故事中的慈善家，他给自己的乳猪装上一条木腿，但小猪之所以缺腿，是由于这位慈善家正一点一点地品尝这头乳猪。美国因军费开支和对外援助而造成的支付逆差，如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既威胁着美国的繁荣，同时又使这种繁荣成为可能。每当垄断集团的美元发生任何危险，帝国便派海军陆战队前往救驾，而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派专家治国论者并发放贷款，以扩大生意，确保有原料和市场。

今日的资本主义，在世界权力中心，以一种无可置疑的私人垄断和国家机器的双重身份出现。[43]跨国公司直接利用国家机器来积累、翻番和集中资本，深入发展技术革命，使经济军事化，并通过各种机制确保成功地实现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化。进出口银行、国际开发署和其他一些小机构，在确保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化方面各尽其职。一些自诩为国际机构的组织也发挥同样的作用。在下述机构中，美国拥有不容争辩的领导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孪生兄弟——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及泛美开发银行。这些机构自称有权制定申请信贷的国家必须遵循的经济政策，它们向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有决定性意义的各部门发起卓有成效的攻势、掌握所有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秘密材料、起草并颁布全国性法律、禁止或批准这些国家政府采取的措施，并替它们详细地制定方针政策。

国际慈善并不存在，对美国来说，搞慈善也要先从自家开始。对外援助首先在内部起作用，就是使美国经济自我帮助。当罗伯托·坎波斯身为古拉特民族主义政府大使时，他将外援说成是一项扩大海外市场的计划。此计划的目的在于吸收美国剩余物资，减少美国出口工业生产过剩。[44]争取进步联盟成立不久，美国商业部即庆贺该联盟的顺利进展，指出该联盟已经为美国四十四个州的私营企业经办了新的买卖，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45]不久前，约翰逊总统在1968年1月向国会所做的报告中保证，1969年美国90%以上的外援将用于资助购买美国商品，他说：“为扩大这一比例，我已加紧努力，亲自领导。”[46]1969年10月，电报将争取进步联盟泛美委员会主席卡洛斯·桑斯·德·圣玛丽亚（Carlos Sanz de Santamaría）在纽约发表的爆炸性声明传到各地，他说，对外援助对美国经济、美国国库都已产生很好的效益。自1950年代末美国发生收支不平衡危机以来，提供贷款的条件是要购买美国工业品，而总的来说，美国的工业品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同类产品价格更贵。美国不久前开始使用某些机制，如“否定产品目录”。这是为防止受援国把信贷用于出口某些产品，因为美国能够以很好的竞争条件把这些产品投到国际市场而无须采取自我行善手段。随后实行的“肯定产品目录”，使借助外援出售美国的一些工业产品成为可能。这些工业品以比国际市场高出30％至50％的价格销售。美洲国家组织在上述文件中宣称，资助所意味的那种联系是“全面补贴美国出口商品”。美国商业部承认，国际市场的价格极不利于生产机器设备的公司，“除非它们能够利用可以从不同的外援计划中得到的最灵活的资助”[47]。1969年底，当理查德·尼克松在一次讲话中保证放开外援时，他仅仅谈到在拉丁美洲不同的国家购买产品的可能性。然而，在此之前，泛美开发银行已采用过这种方式，委托它的特别行动基金组织发放贷款。但是经验证明，签订合同时，最终总是选择美国或美国设在拉丁美洲的子公司作为供货的一方。国际开发署、进出口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的大部分机构发放贷款时，都要求必须由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负责运输一半以上的货物。美国海运费如此之贵，有时竟比世界上最便宜的海运费高两倍。在通常情况下，为所运货物提供保险的也是美国保险公司，而具体的保险业务又是通过美国的银行来进行的。

美洲国家组织对拉丁美洲得到的实际援助做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估计。[48]一旦除去“水分”就可以看到，只有38%的名义援助可视为实际援助。对工业、矿业和交通的贷款，以及补偿性信贷，仅占所得贷款的五分之一。进出口银行的援助，从南向北伸展。美洲国家组织说，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资金，与其说是援助，不如说是对拉丁美洲地区的一种附加支出，因为美国通过这家银行出口的商品是加价商品。

泛美开发银行的大部分普通资金是由拉丁美洲提供的。但是这家银行的文件除了盖有本银行的印章外，还带有争取进步联盟的标志。在泛美开发银行内部唯有美国拥有否决权。拉丁美洲国家在泛美开发银行内的表决权根据每个国家向该银行提供的资本按比例分配，他们的票加在一起不够通过重要决议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969年8月，纳尔逊·洛克菲勒在向尼克松所做的著名报告中承认：“虽然美国未曾行使过它对泛美开发银行贷款的否决权，但是由于存在着把否决权用于政治目的的威胁而影响到该银行的各项决议。”泛美开发银行强加于他人的条件与公开宣称是美国机构的组织所提的条件相同，那就是除了在宣传中要特别提到争取进步联盟以外，贷款必须用于购买美国商品，至少一半的货物必须用挂星条旗的货船来运输。凡是泛美开发银行这位善良的仙女用魔棍碰过的各项服务，都要规定对方应付的服务费和服务税。它还决定水费应该收多少，规定下水道工程税或住宅税。这一切都是根据经它同意任命的美国顾问提出的建议来进行的。泛美开发银行还批准工程设计图、起草投标书、管理资金、监督工程进展情况等。[49]根据新殖民主义文化的准则，在改革拉美地区高等教育结构的任务中，泛美开发银行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家银行给大学贷款，于是，没有它的认可和批准，就不能修改大学的组织法或章程。与此同时，该银行也迫使大学进行某些教育、管理及财政方面的改革。当发生争议时，由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指定仲裁人。[50]

与国际开发署签订的合同不仅仅规定对方必须购买美国商品，使用美国船只来运输商品，通常还禁止对方与古巴和越南北方进行贸易，强迫签约国接受美国技术人员在管理方面的监护。美国拖拉机或化肥与在国际市场可以低价购买的拖拉机或化肥之间存在着差价，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国际开发署强迫那些利用信贷进口产品的国家免收这些产品的捐税和关税。为了适当地维护受援国的社会秩序，其外援包括警用吉普车和现代化武器。贷款申请经国际开发署批准后，贷款额的三分之一能立即兑现，余下的三分之二就要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才能发放。这个组织提出的各种方案往往引起社会动乱。如果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做仍未能像拆钟表那样，一个又一个零件地拆毁受援国主权的各种机制，那么，国际开发署还会顺便要求批准某些法律或法令。国际开发署是争取进步联盟的主要资金运输工具。根据争取进步联盟泛美委员会与乌拉圭政府签署的协议，乌拉圭政府保证，本国政府所有机构的收入和支出以及政府在税率、工资和投资方面的政策，都由国际开发署这一外国机构直接控制[51]，不必再列举更多令人费解的慷慨大方的事例了。然而，最苛刻的条件很少见诸协定文本和公开承诺，而是掩藏于秘密补充条款之中。乌拉圭议会永远不会知道，为了能够在美国农业过剩保护法下得到面粉、玉米和高粱，该政府已于1968年3月接受了美国提出的乌拉圭当年大米出口的限额。

一把把匕首在援助穷国的幌子下闪闪发光。曾经担任争取进步联盟总经理的特奥多罗·莫斯科索（Teodoro Moscoso）承认：“……在联合国或在美洲国家组织，有时候美国需要某个国家的一票，依照外交是冷酷无情的这一被奉为圭臬的传统，该国家的政府很可能为这一票索要价钱。”[52]1962年，在埃斯特角大会上，海地代表用它的一票换来一个新机场，而美国则得到将古巴从美洲国家组织开除所需要的多数票。[53]危地马拉前独裁者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曾宣称，为了使美国履行购买更多危地马拉白糖的诺言，他不得不以危地马拉将在争取进步联盟的所有会议上投反对票来要挟美国人。[54]

在若奥·古拉特民族主义政府时期（1961—1964），巴西是争取进步联盟最偏爱的国家。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奇谈怪论。但是，一旦了解巴西如何使用得到的援助，也就不足为奇了。争取进步联盟的信贷如同埋在古拉特前进道路上的地雷。卡洛斯·拉塞尔达（Carlos Lacerda）当时是瓜纳巴拉州（Guanabara）州长、极右派领袖，他得到的美元比巴西整个东北部多六倍。于是，人口不足四百万的瓜纳巴拉州在世界最壮观的海湾旁为游客修建美丽的花园，而巴西东北部的居民继续成为拉丁美洲的一块烂疮。1964年6月，将卡斯特洛·布兰科扶上台的政变已经取得成功，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这位负责美洲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逊总统的左膀右臂曾解释说：“美国将原拟给古拉特政府的经援给了巴西几位有能力的州长，希望以此来资助民主。华盛顿没有为解决巴西的国际收支差额或为巴西联邦政府的预算拿出过一分钱，因为那样会使巴西中央政府直接受益。”[55]

美国政府断然拒绝与秘鲁贝朗德·特里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除非秘鲁政府像美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保证对国际石油公司采取宽大的政策。贝朗德拒绝了，其结果是到1965年底，秘鲁甚至未能从争取进步联盟那里拿到自己应得的贷款额”。[56]众所周知，贝朗德后来妥协了。可他丢了石油和政权，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屈从。在玻利维亚，美国贷款没有为这个国家建设锡厂提供过一分钱，结果锡矿石继续运往利物浦，在那里加工后再运往纽约。在玻利维亚这样一个儿童死亡率高得与海地不相上下的国家，援助却孕育出一个寄生的商业资产阶级，使官僚集团膨胀，用这笔援助修建高楼大厦、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耗费大而毫无效益的东西。美国的信贷机构和国际机构否定玻利维亚有权接受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帮助以便创建石化工业，开采及冶炼锌、铅和铁，建设炼锡厂和炼锑厂，所以玻利维亚不得不只进口美国货。当被美国援助吞噬一空的民族革命运动政府最终垮台时，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道格拉斯·亨德森（Douglas Henderson）便开始准时出席独裁者雷内·巴连多斯的内阁会议。[57]

贷款的各项说明如此精确，如同一支测量各国贸易大气候的温度计，贷款还帮助驱散百万富翁明朗天空的政治乌云和革命风暴。1963年，以戴维·洛克菲勒[58]为首的几位商人宣称：“美国将在那些表示愿意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国家落实经济援助计划，而对那些未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的国家，则将撤回其援助。”对外援助法明确规定，“凡是对任何美国公民的资产，或对一半以上的资产属美国公民所有的企业、公司和社团实行国有化、没收、赎买或加以控制的国家”[59]，美国将中止对其的援助。争取进步联盟贸易委员会最杰出的委员中，有大通曼哈顿银行、城市银行、美孚石油公司、安纳康达公司和格雷斯公司的最高层领导人，这并非没有必要。国际开发署用多种办法为美国资本家开拓道路，其中有要求受援国批准投资担保协定，以避免因发生战争、革命、起义或货币危机而可能造成的损失。美国商业部提供的材料表明，1966年依照国际开发署的“投资保障计划”，拉丁美洲十五个国家向美国私人投资者的投资总额达三亿多美元的一百个投资项目提供担保。[60]

“阿德拉”并非墨西哥革命时期的一首歌名[61]，而是一个国际投资财团，是由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共同提议创立的协会。梅隆集团热情地参加这一协会，入会者还有欧洲的一些大企业。正如参议员雅各布·贾维斯（Jacob Javits）所说：“拉丁美洲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那就是，美国借邀请欧洲‘加入’协会之机表明美国不寻求统治地位或排斥他人……”[62]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协会在1968年的年度报告中，特别感谢泛美开发银行为促进这一财团在拉丁美洲的贸易而提供的贷款，报告也对国际金融公司在这方面的工作表示敬意，该公司是世界银行的臂膀。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和对投资机遇做出估价，“阿德拉”与这两个机构保持着不断的联系。[63]还可列举许多类似的神圣联盟事例。在阿根廷，拉丁美洲为泛美开发银行普通资金提供资本，帮助银行向诸如南方石油有限公司这样一些企业提供非常适宜的贷款，或者资助美国费城巴德公司的子公司阿根廷金属有限公司建设汽车配件厂。南方石油有限公司是债券股票电力公司的子公司，它得到一千多万美元贷款，用于建设一个石化总厂。[64]在巴西，国际开发署的信贷使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得以扩建其化工厂；进出口银行为伯利恒钢铁公司设在巴西的子公司米纳斯吉拉斯工商股份公司提供了优厚的贷款。由于争取进步联盟和世界银行的帮助，飞利浦石油公司于1966年在巴西建成拉丁美洲最大的一家化肥厂。这一切都算是援助，一切都加在受到命运女神恩惠的国家的外债上。

为了补充被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挥霍一尽的外汇储备，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胜利初期曾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这两个组织答复说，古巴首先应当接受一项稳定计划。同其他国家一样，这意味着要拆除国家机器，中止结构改革。[65]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宣告成立，它们紧密协作，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在世界银行，美国拥有投票总数的四分之一，而拉丁美洲二十二个国家的票数加在一起，几乎不到投票总数的十分之一。世界银行与美国的关系就像雷鸣伴随着闪电。

据世界银行解释，其大部分贷款用于建设公路和其他交通线路以及发展电力工业，因为这是“私营企业发展的基本条件”。[66]这些基本建设工程确实为把原料运往港口和国际市场提供了方便，也促进了穷国已非国有化的工业的发展。世界银行认为：“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应该把具有竞争性的工业让给私营企业来经营，这并不意味着世界银行完全排除向国营企业发放贷款，但是它只有在以下情况发放贷款：即私人资本无力可及，以及经审查后受援国能令人满意地保证政府的介入与有效地使用贷款不相矛盾，同时，这种介入对私营企业和公司的发展不起不应起的限制作用。”想得到贷款就要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措施和按时偿还外债。世界银行的贷款与采取控制企业利润的政策水火不相容，“企业利润受到过分严格的限制，使企业不能在心中有数的基础上工作，更无法推动企业未来的发展”。[67]从1968年起，世界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将贷款用于开展计划生育、实现教育计划、搞农产品贸易和旅游。

如同其他所有的国际性大财团的吃角子机器一样，世界银行是进行讹诈的有效工具，为非常具体的势力效劳。从1964年起，世界银行的每一任行长均是美国有名的商人。[68]自1949年到1962年领导世界银行的尤金·R.布莱克（Eugene R.Black），后来担任了许多私营企业的领导职务，其中一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力垄断集团，即债券股票电力公司的领导。巧得很，世界银行1966年胁迫危地马拉与该电力公司签订一项体面的协定，作为落实胡隆—马里娜（Jurún-Marinalá）水电站建设计划的先决条件。该项体面协定的内容是：如果债券股票电力公司在危地马拉几年前白送给它的这块盆地上遭受损失，那么，危地马拉就要向该公司支付大笔赔款。另外，该协定还规定，危地马拉政府许下诺言，不阻止该公司继续在这个国家随意确定电价。也凑巧，世界银行于1967年强迫哥伦比亚向债券股票电力公司的子公司——哥伦比亚电力公司支付三千六百万美元，作为不久前对该公司陈旧的机器设备实现国有化的赔款。哥伦比亚就这样购买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给这个公司的特许权早已在1944年到期。世界银行的三位行长是洛克菲勒领导集团成员。他们是：约翰·J.麦克洛伊（John J.McCloy），1947年至1949年领导世界银行，此后不久转而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领导机构成员；接替他领导世界银行的是尤金·R.布莱克，所走的道路与约翰正好相反，他来自大通银行的领导机构；洛克菲勒集团的另一位成员为乔治·D.伍德（George D.Woods），他于1963年接替布莱克的职位。无巧不成书，世界银行直接参与洛克菲勒在巴西进行的一项最大的风险投资：建设南美洲最重要的石化联合企业——联合石化公司。世界银行为这次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和实质性贷款占风险投资总额的十分之一。

拉丁美洲得到的贷款，有一半以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绿灯后，从美国私人和官方机构那儿得来的。国际性银行的贷款也占相当比重。为了使拉丁美洲国家根据偿还外债的需要来改造其经济和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拉丁美洲国家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履行所许下的诺言变得愈来愈困难，也愈来愈迫切，而履行诺言与否，是评价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有无良好举止的关键。拉丁美洲地区正处在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外债爆炸的时刻。这是扼杀的恶性循环，即贷款增加、投资不断，结果是，支付利息、红利和其他服务的费用也随之增加。[69]为了付清这些款项，只能依靠注入新的外国资本，新的外国资本又导致更大的承诺……支付外债利息吞噬着越来越多的出口收入，而由于价格无情地下降，已无法靠出口来资助必要的进口。为了生存，拉丁美洲国家对新贷款的需要如同肺需要空气，已变得必不可少。1955年，出口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支付投资的本金、利息和利润，这个比例仍在不断扩大，已经到了即将爆炸的地步。1968年，偿还债务的总金额占出口收入的37％。如果继续依靠外国资本来填平贸易逆差，资助帝国主义投资利润外流，那么，到1980年，80%以上的外汇将落入外国债权人手中，外债总额将超过外贸总值的六倍。[70]世界银行曾预言，到1980年，由于要偿还外债利息，流入不发达世界的新的外国资本就完全发挥不了作用。但是，在1965年，流入拉丁美洲的新贷款和新投资，已经少于从这一地区仅以偿付外债本息的形式所流失的资本。

工业化不改变国际市场的不平等

商品交换、对外直接投资和贷款，共同构成国际劳动分工的紧箍。所有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只占其出口贸易的五分之一强。这些国家依赖各帝国主义中心，和这些中心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三。[71]在国际市场上，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被视为只生产一种原料或一种食品。[72]拉丁美洲拥有大量的羊毛、棉花和天然纤维，拥有传统的纺织工业，但是，在欧洲和美国购买的纺织品总额中，拉丁美洲纺织品仅占0.6％。拉丁美洲地区注定要以出售初级产品为主，以便外国工厂能开工。再有，这些产品的大部分“由在国际上有各种联系的大财团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它们通过各种关系，可以以最合适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73]但是，所谓最合适的价格是对通常代表买方利益的他们而言，也就是说，他们是以最低价格购进。在国际市场上，对原料的需求和工业品的供应实际上已被垄断。相反，基本产品的供应者也是最终产品的购买者，他们是分散经营的。上述财团是强大的，聚集在占统治地位的强国即美国周围，美国一国的消费量几乎等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总消费量；后者是弱小的，它们各自奋斗，是被压迫者之间的竞争。在国际市场上，从未存在过所谓的供求自由，而是前者对后者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总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利。最终确定市场价格的中心分别在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汉堡，也在部长会议和证券交易所。大加渲染签署的保护小麦（1949年）、食糖（1953年）、锡（1956年）、橄榄油（1956年）和咖啡（1962年）等产品价格的国际协定，其作用有限，甚至毫无作用。只要注意一下这些产品价值的下降曲线就可以证实，上述协定只不过是当弱小国家的产品价格低到令人吃惊的水平时，强国向其表示的象征性的歉意而已。拉丁美洲卖出的东西越来越贱，相比之下，买进的东西却越来越贵。

1954年，乌拉圭用二十二头小牛可以买回一台福特·梅杰牌（Ford Major）拖拉机，而今天需要的小牛是当时的两倍多。智利一经济学家小组向中央工会做了一次报告，他们估计，如果从1928年起，拉丁美洲出口商品的价格，其上涨速度与进口商品价格同步，那么，拉丁美洲在1958年至1967年间可以从出口中多得五百七十亿美元。[74]不必追溯太远，联合国估计，以1950年的价格为基础，在1955年至1964年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因不平等贸易损失了一百八十多亿美元。1964年以后，价格仍在继续下跌。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外贸结构，贸易逆差（进口需要与出口收入之间的差距）将愈来愈大，也就是说，每过一年，拉丁美洲所在的深渊就被挖深一层。如果拉丁美洲地区想使近期内的发展速度略高于过去十五年间那极低的发展速度，那么，它需要进口的东西将大大超过靠出口可能得到的外汇。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计划学会的估算[75]，1975年贸易逆差将可能上升至四十六亿美元，1980年可能达到八十三亿美元，占这一年预期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这样，拉丁美洲国家将毕恭毕敬地拼命叩响国际贷款人的大门。

阿·埃曼努尔认为，低价造成的不幸并非压在具体的产品身上，而是压在具体的国家身上。总之，直到不久前还是英国主要出口产品之一的煤，同羊毛或铜一样，都是初级产品，食糖的加工过程远比爱尔兰威士忌或法国葡萄酒的生产过程要复杂得多。瑞典和加拿大以极好的价格出口原木材。按照埃曼努尔的观点，国际市场造成贸易不平衡，因为穷国以较多的劳动小时换取富国较少的劳动小时。剥削的关键在于这两类国家之间巨大的工资水平差距，而这一差距与工作效率无关。埃曼努尔认为，低工资决定低价格，而不是低价格决定低工资。穷国出口贫穷，这样，穷国就越来越穷，与此同时，富国得到与贫穷相反的结果。[76]根据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估算[77]，如果不发达国家1966年所出口的产品是由发达国家用相同的技术但高得多的工资生产出来的，这些产品的价格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发达国家就可以多收入一百四十多亿美元。

在生产那些可能无法与穷国竞争的产品时，富国确实利用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高工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美国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拉丁美洲推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学说，迫使这些国家取消多种汇价，取消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度以及海关税率，但是美国却从来不以身作则。它在国外鼓吹削弱国家的作用，在国内则通过范围广泛的补贴体制和优惠价格体制来保护垄断集团，美国还在对外贸易中采取高税率和严厉的限制措施，实行咄咄逼人的保护主义。关税、其他捐税、配额和禁运相结合。[78]假如美国对阿根廷和乌拉圭生产的高质量、低价格的肉取消税率和强制性的卫生检疫，允许它们进入国内市场，那么，美国中西部地区牧场主的繁荣将会如何呢？生铁可以自由进入美国市场，但如果铸成铁锭，每吨就要付十六美分，而且此价格要根据铁的加工程度按比例上升。铜和其他许多产品都是如此。只要把香蕉晒干、把烟叶切碎、给可可豆加糖、把原木锯成板材或者剔除枣核，关税就会毫不留情地加在这些产品身上。[79]1969年1月，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切实停止购买墨西哥的西红柿（墨西哥锡那罗亚州［Sinaloa］有十七万农民种西红柿），直到美国佛罗里达州西红柿种植者迫使墨西哥人提高西红柿价格，以此来避免竞争。

当速溶咖啡之战于1967年公开化时，世界贸易理论与现实之间最棘手的矛盾爆发了。此时，人们清楚地看到，唯有富国有权为本身利益开发“相对的自然优势”。从理论上讲，这种优势决定了国际劳动分工。以惊人速度扩展的速溶咖啡世界市场掌握在雀巢公司和通用食品公司手中。人们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两大公司将供应世界所需咖啡的一半以上。美国和欧洲从巴西和非洲购买咖啡豆，然后拿到各自的工厂加工成速溶咖啡在全世界销售。然而，世界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却无权出口自己的速溶咖啡来参与竞争，无法利用国内较低的生产成本，也无权处理过剩的咖啡。在过去，巴西把过剩的咖啡烧掉，现在则贮藏在国家仓库里。巴西唯一的权利是提供原料，好使外国工厂发大财。当巴西速溶咖啡厂（世界上一百一十个厂中巴西仅占五个）开始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国际市场时，就被指控为进行背信弃义的竞争。富国呼天唤地，巴西被迫接受强加于它的凌辱，即，在国内给自己生产的速溶咖啡加税，税率高得使巴西速溶咖啡无法在美国市场参与竞争。[80]

在对拉丁美洲产品采取关税、赋税和卫生等方面的壁垒措施方面，欧洲毫不落后。欧洲共同市场征收进口税以保护其农产品在本国内部的高价，同时又给予补贴，使其能够以竞争价格出口。欧洲共同市场用征税所得来发放补贴。穷国就这样掏钱给富庶的买主来同自己竞争。一公斤牛里脊肉，如果挂在汉堡或慕尼黑肉铺的肉钩子上，其售价相当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蒙得维的亚售价的五倍。[81]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智利政府的代表不无道理地抱怨说：“发达国家允许我们向他们出售喷气式飞机和计算机，但是不让出售我们在优越条件下生产的东西。”[82]

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工业方面的投资，丝毫未改变它进行国际贸易的方式。在同经济中心交换产品的过程中，拉丁美洲地区继续自我扼杀。建在布拉沃河以南的美国企业，其产品集中在当地市场销售，而不是出口。产品的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根据美洲国家组织的材料，美国子公司1962年出口额占其年销售总额的10％，三年后只占7.5％。[83]拉丁美洲自己生产的工业品贸易只在拉丁美洲地区内增长：1955年，工业品贸易占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贸易量的十分之一，1966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0％。[84]

美国在巴西的一个技术代表团团长约翰·艾宾克（John Abbink）于1950年预言：“如果想避免美国所不能控制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打击，就应准备‘引导’不发达国家不可避免的工业化……如果不控制这种工业化，不管用何种方式加以控制，它都可能导致美国出口市场实质性缩小。”[85]尽管工业化是从国外远距离控制，但难道它不意味着可以用国产品替代以前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吗？塞尔索·富尔塔多警告说，随着拉丁美洲国家不断替代更为复杂的进口产品，它们“对总公司提供的原料的依赖性趋于增加”。从1957年到1964年，美国子公司的销售额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它们的进口（不包括成套设备的进口）却增加了三倍多。“这一倾向似乎表明，替代的效益只是外国公司控制的工业扩张正在减退的一种机能。”[86]

依赖性并未铲除，只是发生了质变，即美国今日在拉丁美洲大量出售更加尖端的高技术产品。商业部认为：“从长远看，随着墨西哥工业的增长，美国增加出口的机会越来越大……”[87]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是购买美国工业设备、电力设备、发动机、成套设备和配件的好买主。各大公司的子公司，以被蓄意抬高的价格从其总公司那里购买所需物品。当谈到外国汽车制造工业在阿根廷建厂时的安装费时，比尼亚斯和加斯蒂亚索罗说道：“他们用很高的价格支付进口，这实际上是向国外汇款。在许多情况下，所付的款额相当大，所以尽管出售的汽车价格较高，这些企业还是有亏损，而且开始破产，在国内的股值迅速消失……其结果是原先的二十二家企业到目前只幸存十家，其中还有几家濒于破产……”[88]

分公司就是这样支配拉美国家本来短缺的外汇，这也算是为大公司的世界权势增添光彩。从与遥远的权力中心的关系来看，附属性工业的运行结构同帝国主义经营初级产品的传统体制区别不大。安东尼奥·加西亚认为[89]，“哥伦比亚的”原油出口，严格地说，从来都是把从美国在哥伦比亚油田所开采的原油转移到美国本土的工业中心，加以提炼、销售和消费。这纯粹是原油的物质转移。“洪都拉斯的”或“危地马拉的”香蕉出口，具有食品转移的特点，即一些美国公司把香蕉从殖民种植园转运到美国的销售和消费地区。不过，“阿根廷的”、“巴西的”或“墨西哥的”工厂（这儿只列举最重要国家的工厂），不管它们的地理位置如何，在（美国）经济领域中也有一席之地。如同其他机构一样，这些工厂成为大公司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总公司根据利润的流向，把利润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使产品售价高于或低于实际价格。[90]外贸的命脉就这样为美国或欧洲企业所掌握，这些企业按照那些与拉丁美洲无关的政府和领导机构的标准指引拉丁美洲的贸易政策。美国的子公司既不向苏联和中国出口铜，也不向古巴出口石油，同样也不从国际上最便宜和最适宜的产地购买原料和机器。

这种世界范围内有效的协调行动，完全脱离“市场各种势力的自由竞争”。当然，这种效率不会变为有利于国内消费者的较低价格，而是变为外国股东们更大的利润。汽车工业的情况很具有说服力。在拉丁美洲国家，外资企业拥有充足的、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此外，官方政策在各方面均有利于增加投资，如捐赠土地、优惠的电费、政府为资助分期付款销售而一再打折、容易得到的资金等。如果这些还不够，在一些国家，给外资企业的帮助甚至达到全免收入税或销售税的地步。另一方面，市场是容易控制的，因为在中产阶级眼里，大规模的世界性宣传活动所推荐的产品商标和款式具有神奇的威信。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这些企业在拉丁美洲地区生产的小汽车，其价格要比在它们所属国家里生产的小汽车贵许多。毫无疑问，拉丁美洲市场规模确实很小，但是，在拉美地区，各公司想赚钱的欲望比在世界其他地区都强烈，这也是事实。一辆在智利生产的福特·法尔孔牌汽车，价格比美国生产的同牌号车贵出三倍。[91]阿根廷生产的一辆勇士（Valiant）或菲亚特（Fiat）车，售价是美国或意大利的两倍多。[92]巴西生产的大众牌汽车，价格也比德国贵两倍多。[93]

技术女神不讲西班牙语

美国有名的国会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经济团体，只要拥有某个大公司5％的股份，就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控制该公司。[94]如果掌握5％的股份就能对万能的美国公司行使领导权，那么，控制拉丁美洲一家企业又需要占有多少股份？事实上比这还要少。目前，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可引以为傲的东西已寥寥无几，其中有合资企业，但这种企业只不过是用民族资本的参与来装饰外来势力，民族资本可以占合资资本的大部分，但面对强硬的外国伙伴，它从来不是决定性的资本。通常，与帝国主义企业合资的是政府本身，这样，已变成民族企业的帝国主义企业，可以得到它们所期望的各种保障和合作的，甚至是得到厚爱的大气候。占“小部分”的外国资本，通常只是以转让必要的技术和专利的形式参与合资。被脐带束缚于乡土的拉丁美洲资产阶级，是一些没有创造性的资产阶级商人，他们跪倒在技术女神祭坛前。如果以外国占有股份的多少（尽管占有的股份很少）和本国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依赖性不大是非常罕见的）来衡量非国有化程度，那么，拉丁美洲能有多少工厂算得上真正的民族工厂呢？例如，在墨西哥，占有技术的外国人常常要求在技术和管理方面拥有绝对控制权，要求墨西哥把其产品卖给外国中间商，进口它们总公司的机器和其他物资，此外，还要求得到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只有这样才同意签订转让专利或先进技术的合同。[95]不仅在墨西哥如此，被称之为安第斯集团的国家（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制定的一项计划也很能够说明这一问题。此计划的目的是对在本地区的外国资本采取一致的立场，即强调拒绝接受那些附加此类条件的技术转让合同。另外，计划中还建议各国拒绝由拥有专利的外国企业来决定用此专利生产的产品价格，或拒绝接受禁止把产品出口到某些国家的禁令。

保护发明的第一个专利制度约于四个世纪以前由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创建。培根爱说“知识就是力量”，从此，人们便知道他言之有理。世界上的科学很少属于全世界，从客观上来说，它被幽禁在先进国家的国境线内。拉丁美洲不利用科研成果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理由非常简单，拉丁美洲没有任何科研，因此，它只能忍辱接受毁坏和掠夺其自然原料的强国的技术。拉丁美洲至今仍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技术来支持保护自身发展。单纯从先进国家移植技术，不仅仅意味着文化上的隶属，说到底，也意味着经济上的隶属，而且，有了这四个半世纪以来的经验之后，人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做法也不解决任何不发达问题。上述经验是把现代化引进到落后和无知的沙漠，形成不断增加的现代化的绿洲。[96]这一文盲充斥的广阔地区，用于科学研究的总费用是美国的两百分之一。1970年，拉丁美洲拥有的计算机数量不足一千台，而美国拥有五万台。理所当然，拉丁美洲进口的计算机、机型设计和语言程序的编排都在北方。尽管拉丁美洲的缺陷得到“改进”，但其不发达现象并不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地区是在未摆脱落后体制的情况下向前发展的，正如曼努埃尔·萨多斯基所指出，拉丁美洲在参与发展时，没有自己的纲领和目标，这种所谓的优势毫无用处。[97]繁荣象征着依赖。拉丁美洲引进现代技术如同19世纪引进铁路一样，是为外国利益服务的，这些外国利益集团一再塑造拉美国家的殖民体系。萨多斯基说：“我们就像一只走得慢而又没调准的钟表。虽然表针在往前走，但它指示的时间与实际时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拉丁美洲的大学培养出少量的数学家、工程师和程序设计师，但他们怎么都找不到工作，只能流浪他乡。我们很阔气，把我们最优秀的技术员和最有才干的科学家提供给美国，这些人被北方的高工资和搞科研的良好条件所吸引而移民美国。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每当某所大学或某所高等院校想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为不照抄外国模式又不为外国利益服务的技术奠定基础时，总会有人借口这样会孕育动荡，及时地发动一场政变来打消这个念头。[98]1964年被降服的巴西利亚大学就是一例，守护现行秩序、身着盔甲的大天使们确实没有搞错：名副其实的文化自治政策要求对现行的各种体制进行深刻的变革并加以促进。

另一种选择是依赖他人，即像猴子那样照抄垄断最现代化技术的大公司所宣传的种种成就，以便生产新产品、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或降低成本。在估计成本和收益方面，电脑具有确实可靠的计算方法，这样，尽管劳动力过剩，部分国家的失业人数逐渐占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拉丁美洲仍进口专为减少劳动力而设计的生产技术。同样，拉丁美洲本身的软弱决定了它的进步取决于外国投资者的意志。

显而易见，大跨国公司在控制各种技术手段时，也操纵着拉丁美洲经济命脉的其他关键部门。当然，总公司从来不给子公司提供最新的技术革新成果，也从不提出任何不利于总公司独立的主张。泛美开发银行委托《国际商报》（Business International）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得出如下结论：“显然，在拉丁美洲地区做生意的国际性大公司的分公司，在科研和发展方面没有做出显著的努力。实际上，大多数分公司没有设立开展这方面工作的部门，只有屈指可数的分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工作，还有一小部分公司（它们几乎总是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研究工作。”[99]劳尔·普雷维什明确指出：“美国在欧洲的企业设有实验室，以进行有利于加强这些欧洲国家科学和技术能力的研究工作，但在拉丁美洲却不这样做。”他还揭露出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由于缺乏专门知识（先进技术），民族投资在引进技术时，所得的大部分技术是人所共知的技术，然而，这些技术作为专门知识来引进……”[100]

从众多意义上讲，技术依赖的代价非常之高，要花响当当的美元。估计此代价到底有多大是不容易的，因为企业在申报汇出款额时打了不少折扣。然而，官方数字表明，1950年到1964年，墨西哥因接受技术援助而外流的美元增加了十五倍，而在同一个时期，新的投资增长不足两倍。今日墨西哥的外国资本有四分之三投资在机械工业，而1950年为四分之一。资本如此集中在工业方面只能意味着这是使用二手技术所连带产生的现代化。墨西哥为二手技术付出的代价却是最好的、头等技术的代价。汽车工业以多种方式从墨西哥拿走了十亿美元。美国汽车工业行业工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参观新建在墨西哥托卢卡市（Toluca）的通用汽车制造厂后这样写道：“工厂的设备比陈旧还糟糕。之所以还糟糕，是因为这是蓄意使用陈旧的机器设备。所有已过时的东西都是精心安排的……在装配墨西哥工厂时，蓄意安装了生产力低的机器。”[101]对拉丁美洲欠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或果汁公司之情可做何种评论？这些公司向购买其专利进行工业生产的厂家收取高额费用，而向他们提供的却是一种溶于水、加上糖和苏打的原浆。

被排斥在外的人和地区

“与巴西共同发展”，纽约报纸上的大块广告呼吁美国企业家加入热带巨人迅猛增长的行列。圣保罗市睡不安枕，发展的脚步声震耳欲聋，工厂、摩天大楼、桥梁和道路，如某些热带野生植物一样，忽然间拔地而起。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那句广告的正确译法，似乎应是“靠巴西来发展”。尽管发展的光芒诱人垂涎，但发展是一个宾客不多的宴会，宴会的主菜留待外国食客来享用。巴西已有九千多万人口，20世纪末之前其人口将翻一番，但是现代化的工厂节省劳动力，在内地，原封未动的大庄园也不吸收劳动力。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两眼闪着光芒，在观赏里约热内卢刚竣工的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隧道。这个小孩有理由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但他是个文盲，靠偷来的食物充饥。

在整个拉丁美洲，受到热烈欢迎的外国资本闯入工业领域，这进一步显示了工业化的“典型模式”与拉丁美洲工业化进程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之间的差距，这种“典型模式”就是今日发达国家历史书上所说的那种模式。这个社会制度像火山喷发岩浆那样大量增加人口，但拉美工业却抛弃劳动力，且比例比欧洲还要高。[102]

在可使用的劳动力与所应用的技术之间不存在任何连贯的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使用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是较为合算的。在这富饶而又无人保护的王国，土地肥沃，地下资源极其丰富，人民生活却非常贫困。被社会制度弃于路旁的劳动人民遭到严重的排斥，这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降低了工资水平。由于不进行生产的大庄园浪费了土地和资本，也由于小庄园不断衍生而浪费了劳动力，长期存在的现行土地所有制不仅使农村生产力低下这一老矛盾进一步尖锐，还使得失业大军潮水般地涌向城市。农村半失业者全部加入城市半失业大军。官僚阶层在扩大，都市周围的贫民窟在扩大，被剥夺了劳动权利的人只得蜷缩于这个无底洞。工厂不能为多余劳力提供出路，但是这支浩浩荡荡、随时可利用的后备军的存在，使工厂能够向工人支付比美国或德国工人低几倍的工资。尽管生产力提高了，但是以减少劳动力为代价的。工资仍然很低。“附属”型工业化具有排他性，即，在世界人口增长指数最高的地区，人口以惊人的速度成倍增长，但是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所排斥的人数大大超过它所能容纳的人数。在拉丁美洲整个经济人口中，加工工业工人所占的比例不是在增长，而是在下降：1950年代占14.5％，今日仅占11.5％。[103]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在未来十年里，巴西平均每年应提供一百五十万个新的就业机会”。[104]但是，在巴西这个拉丁美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工厂的全部就业人员只有两百五十万人。

在每个国家，来自最贫困地区的劳动者涌入城市的行为带有群体性。一个又一个家庭抱着提高生活水平和在城市文明这一巨大的富有魅力的竞技场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希望来到城市。城市激起他们就业的希望，又辜负了这一希望。看见自动楼梯就好像见到天堂，但是眼花缭乱不能当饭吃：城市使穷人更穷，城市是冷酷的，它将穷人永不可及的财富，如小汽车、住宅、像上帝和魔鬼那样强大的机器等，梦幻般地展示在他们的眼前，但是拒不向他们提供一份固定的工作和一间说得过去的栖身小屋，也不能让他们每天中午饭菜满桌。联合国的一个机构[105]估计，在拉丁美洲城市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住在“达不到城市现代建设标准的临时棚屋里”。这是专家们为这些破烂房子所起的长而委婉的名字。在里约热内卢，这些破房子被叫作“矮丛林”，在智利圣地亚哥被称作“蘑菇”，在墨西哥城名为“茅屋”，在加拉加斯叫作“平民区”，在利马名叫“小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叫作“贫苦村”，在蒙得维的亚叫作“石栅栏”。每天拂晓以前，城市周围都要冒出新的小屋，为贫穷和希望驱使而涌向城市的被排斥的人集居在这些用铁皮、泥土和木板搭起的小屋里。克丘亚语的“外各”（Huaico）一词意为滑坡，秘鲁人用这个词形容山区居民向沿海首都雪崩似的迁移：利马将近70％的居民来自地方各省。在加拉加斯人们称这些人为“全才”，因为他们什么活都干。被排斥的人以“临时性活计”为生，他们零敲碎打干些散活，工作时有时无，或干一些下三流的营生或禁活，比如当女用人、临时石工或瓦工、出售柠檬水或其他随便什么饮料的小贩、临时电工、清道夫或刷墙的漆工、乞丐、小偷、看汽车，总之，他们是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的劳动力。由于被排斥者的增加速度比城市居民要快，联合国上述机构的研究预示：从现在起要不了几年，“住在临时棚屋里的人将占城市居民的大多数”。这是失败了的大多数。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制度的做法是将垃圾掩藏在地毯下面。政府凭借机枪不断清扫海湾附近山上的“矮丛林”和联邦首都的“贫苦村”，把成千上万的被排斥者请至视野以外。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将社会制度带来的贫困隐藏起来，不久之后，人们只会看到这两座城市的繁荣昌盛，而看不到它们的阴暗面。在这两座城市里，巴西和阿根廷全国创造的财富都被挥霍掉。

使各国深受其害的国际统治制度也再现于每个国家内。工业集中在某些地区，反映需求将预先集中在大港口或出口地区。巴西80％的工业集中在由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构成的东南三角地带，而忍饥挨饿的东北部在全国工业生产方面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阿根廷三分之二的工业集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罗萨里奥。蒙得维的亚独揽乌拉圭工业的四分之三。智利四分之三的工业集中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利马及其港区集中了秘鲁60％的工业。[106]陷入贫困的内地广大地区，其不断加剧的相对落后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由于这些地区与世隔绝，恰恰相反，是由于这些地区遭受到由昔日殖民中心演变而来的工业中心直接或间接剥削的结果。阿根廷一位工会领袖宣称：“从一个半世纪的民族史中看到的是违犯各团结协定、毁弃国歌和宪法中庄严的信念，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外省的统治。军队、海关、由少数人制定多数人遵守的法律、作为外国政权代理人的各届政府（少数几届政府例外）建立了这趾高气扬、聚敛财富与权力的首都。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权势和傲慢寻根问底，将在下面几个地方找到答案，那就是密西昂奈斯省的茶园、福雷斯塔尔（Forestal）没有生气的城镇、图库曼省荒芜的蔗糖厂和胡胡伊省（Jujuy）的矿井、巴拉那被抛弃的港口、贝里索（Berisso）的迁移等等。这一切构成一幅贫穷的景象，贫穷环绕着富有的中心，这是依靠已不能掩盖和容忍的内部统治而建立的中心。”[107]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研究巴西的不发达是如何发展时提出，巴西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而在巴西本国内，东北部对位于东南部的“内部宗主国”而言，也起着卫星的作用。通过许多事例可以明显地看到两极分化现象，例如私人和国家投资绝大部分集中于圣保罗，这个巨大的城市像一个大漏斗，把在全国产生的资本占为己有，其手段是搞不利于他人的贸易交往、独断专行的价格政策、内部优惠税率以及大量控制高级工程师和技术工人。[108]

从地区和社会的观点来看，附属型工业化使收入更加集中。这种工业化生产出来的财富既不面向全国，也不面向全社会，而是巩固乃至加大已存在的收入不均。即使是“被结合进来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工人，他们的收益也没有随工业的增长而增长。采摘生产力提高的硕果的是那些生活在社会金字塔塔尖的阶层，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硕果是苦的。从1955年到1966年，巴西机械制造工业、电工材料工业、交通业和汽车制造工业的生产力提高了将近130%，但是同一时期内，在上述行业就业的工人，实际工资只增加了6%。[109]拉丁美洲提供廉价劳动力，如1961年，美国小时工资为两美元，阿根廷为三十二美分，巴西为二十八美分，哥伦比亚为十七美分，墨西哥为十六美分，危地马拉几乎不到十美分。[110]从那时起，差距开始拉大。要想挣到相当于一名法国工人一小时的工资，巴西工人目前需要工作两天半。美国工人工作十个小时的工资，相当于里约热内卢人一个月的工资。英国和德国工人不需要干三十分钟，就足可以挣得里约热内卢工人工作八小时的工资。[111]拉丁美洲低工资造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低廉。在这个市场上，拉丁美洲地区以极低的价格拿出自己的原料使富国消费者受惠，而在国内市场上，为使帝国主义公司获取高额利润，非国有化了的工业以极高价格出售产品。

所有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需求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它推动工业的发展。在拉丁美洲，外国化的工业丝毫没有从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大群众市场的兴趣。只有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深刻的变革，群众市场才可能在横向和纵向得到扩大，这种变革意味着可能爆发不适宜的政治风暴。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工会或遭干预，或被摧毁，或被驯服，此种情况下，雇佣劳动者的购买力没有相应地增长，工业品的价格也没有下降：这是一个广漠的地区，它有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和一个因大部分人贫穷而紧缩的实际市场。事实上，大的汽车制造厂和冰箱厂的生产几乎只面向拉丁美洲5%的人口。[112]

每四个巴西人中，几乎只有一人可被视为真正的消费者。四千五百万巴西人的总收入正好相当于社会另一端九十万特权阶层的总收入。[113]

星条旗下的拉丁美洲一体化

有些天真的人至今还认为各国都以自己的国境线为界。他们断言，美国同拉丁美洲一体化的关系不大或毫无相干，理由很简单，美国既未加入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又不是中美洲共同市场的成员。这些人认为，正像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所希望的那样，拉美的一体化将不超越墨西哥与北方强大邻国的国境线。怀有这种天真见解的人患有别有用心的遗忘症，他们忘记了大批海盗、商人、银行老板、海军陆战队员、专家治国论者、头戴绿色贝雷帽的士兵、大使和美国企业家头脑，经过漫长的黑暗年代，已经掌握南方大部分国家的命脉和命运，他们还忘记了目前拉丁美洲的工业也处在帝国消化系统的深处。只要不事先打破不发达和依附的模式，拉丁美洲只能使各自的仆役地位一体化，“我们的”团结就是“他们的”力量。

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的正式文件中常常突出私人资本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在前几章，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私人资本在谁的手中。例如，1969年4月中旬，企业事务协商委员会在亚松森召开会议，会议除商讨其他事宜，还重申了“拉丁美洲经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在以发展私营企业为主的基础上实现此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会议还建议各国政府制定一项共同法规来创建“主要（原文如此）由成员国的资本和企业家组成的跨国企业”。所有的钥匙都拱手交给小偷：1967年4月在埃斯特角召开首脑会议，林登·约翰逊亲自主持，会议通过一项最后宣言后圆满结束，竟提出支持创建股份共同市场，即金融一体化，以便在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购买位于这一地区范围内的企业。官方的文件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明目张胆地建议公共企业实现非国有化。1969年4月，在蒙得维的亚首次召开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肉制品工业专门会议。会议决定“要求各国政府研究旨在将国营肉联厂逐渐变为私营肉联厂的恰当的办法”。乌拉圭政府有一名成员曾主持这次会议，会后，乌拉圭政府立即将油门一踩到底，加速推行旨在破坏国营肉联厂、对外国私营肉联厂有利的政策。

取消关税，这种使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之间的商品流通逐渐不受约束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为跨国大公司的利益而重新分配拉丁美洲的生产中心和市场。“规模经济”居主导地位：在最近几年完成的第一阶段里，完善了发射架——即，工业化城市的外国化进程，这些工业化城市将控制整个拉丁美洲市场。在巴西，对拉丁美洲一体化兴趣最浓的企业恰恰是外国企业[114]，特别是那些最强大的企业。在接受泛美开发银行在全拉丁美洲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时，有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大部分是美国的）回答说，他们正在制定或打算制定1960年代后五年的规划，以便参与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拓宽了的市场。为此，他们将建立或加强各自的地区性业务部。[115]1969年9月，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在里约热内卢表示，他希望参与巴西经济发展进程，“因为形势非常好”。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参与的开始，我们收购了巴西威利斯·奥弗兰公司（Willys Overland do Brasil）。”他还声称，将把巴西生产的汽车出口到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国际商报》说，凯特皮拉尔这个“一贯将世界看作一个市场的公司”，在降低关税率的谈判尚在进行时，就迅即利用这一机会，到1965年，这个公司建在圣保罗的工厂已经开始向南美洲一些国家提供平路机和拖拉机配件。联合碳化物公司以同样的速度，利用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之间互免关税、产品税和定金的机会，从它建在墨西哥的工厂向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电工产品。[116]

贫穷潦倒、与世隔绝、资金流失、国内体制问题严重的拉丁美洲国家，逐步撤除了经济、金融和财政壁垒，让那些目前仍然分别扼杀拉丁美洲各国的垄断集团能在地区范围内扩大业务，巩固新的劳动分工，其手段是按国家和行业搞专业化、规定对其子公司最有利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清除外来竞争对手、稳定市场等。只有在不影响总公司制定的全球政策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才能在特定条件下和在特定范围内去占领某些产品的拉丁美洲市场。我们在其他章节已经看到，国际劳动分工在拉丁美洲继续运转，一如既往。此地区尽出现一些新奇的东西。在埃斯特角会议上，总统们宣布“在保证实现一体化目标方面，外国私人企业将起重要作用”，他们决定泛美开发银行“增加在拉丁美洲地区贸易中可用于出口的贷款”。

《财富》杂志1967年这样评价拉丁美洲共同市场为北方贸易开辟的“迷人的新机遇”：“在不止一家董事会的办公室里，共同市场正在变为制定未来规划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银河牌汽车的巴西福特汽车公司，希望与生产法尔孔牌汽车的阿根廷福特汽车公司共织一张美丽的网，使这两种品牌的汽车占领更大的市场，形成规模经济。柯达公司现在已在巴西生产相纸，它很想在墨西哥生产可供出口的胶卷，在阿根廷生产照相机和放映机。”[117]《财富》杂志还列举了一些“生产合理化”的例子以及扩大了活动范围的其他公司，其中有：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通用电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奥蒂斯电梯公司（Otis Elevator）、沃辛顿公司（Worthington）、费尔斯通公司（Firestone）、迪尔公司（Deere）、威斯汀豪斯电力公司（Westinghouse）和美国机械铸造公司（American Machine and Foundry）。九年前，劳尔·普雷维什，这位拉丁美洲自由协会得力的辩手这样写道：“从墨西哥经圣保罗和圣地亚哥到阿根廷，我常听到的另一种论点是，共同市场将向外国工业提供扩展的机会，在我们今日有限的市场尚没有这种机会……人们担心共同市场的好处将主要为外国工业而不是民族工业所利用……过去和现在我都有这种担心，这不是纯粹的想象，而是我在实践中已证实了存在着这种事实……”[118]尽管普雷维什证实了这一点，但这并未妨碍他几年以后签署一项文件。在谈到正在进行的一体化时，这项文件断言：“毫无疑问，外国资本对我们各国的经济发展能起到重要的作用。”[119]该文件还建议成立“拉丁美洲企业家有效和公平参与”的合资企业。公平？不错，必须捍卫机会均等。安纳托尔·弗朗丝（Anatole France）说得好，法律中威严的平等，在于它对富人和对穷人都同样禁止他们睡在桥下、沿街乞讨和偷窃面包。但是，在当今世界，仅通用汽车公司一家企业拥有的工人就等于乌拉圭全国的经济人口，该公司一年的赢利相当于玻利维亚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倍。

根据以往其他一体化进程的经验，各公司认识到，在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中，以“局内人”身份进行活动有好处。这并非毫无成效，因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子公司的销售总额比美国出口总额高六倍。[120]在拉丁美洲如同在其他地区一样，令人讨厌的美国反托拉斯法毫无效力，各国成为控制它们的外国公司的代号。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的第一项补充协定，是1962年8月由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签署的。但实际上签署协定的是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四国的子公司。这个协定规定，在四国之间进行计算机设备和配件贸易时，减免进口税，同时对从四国以外的地区进口这类设备要加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世界销售中心“暗示四国政府，如果四国之间减免关税，它将在巴西和阿根廷建厂……”[121]上述四国签署第二次协定时，墨西哥也参加，这次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和艾恩德霍芬飞利浦公司（Philips of Eindhoven）提倡这几个国家在交换电台和电视台设备时相互免征进口税。

照此类推，1969年春天签署的第九个协定确认联合碳化物公司、通用电力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瓜分拉丁美洲的发电、输电和配电设备市场。

在中美洲共同市场（Mercado Común Centroamericano）方面，中美五国把发育不良的、畸形的经济联合在一起的努力，唯一的用处是一下子推倒生产布匹、油漆、药品、化妆品或饼干的弱小的民族生产者，而有利于增加一些公司的利润和贸易范围，如通用轮胎和橡胶公司（General Tire and Rubber Co.）、宝洁公司（Procter and Gamble）、格雷斯公司（Grace and Co.）、高露洁棕榄公司（Colgate Palmolive）、真正产品公司（Sterling Products）或者国民饼干公司（National Biscuits）等。[122]在中美洲，免除关税与对外来的外国竞争者（权且这样称呼）高筑壁垒齐头并进，这使国内的外国企业能以更高的价格销售产品，得到更大的好处。罗杰·汉森（Roger Hansen）由此得出结论：“通过关税保护得到的补贴，超过通过国内生产所得的兑增值价值。”[123]

外国企业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比例意识，自己的比例和他人的比例。比如说，在乌拉圭、玻利维亚、巴拉圭或厄瓜多尔这样市场狭小的国家，建设大型汽车制造厂、几座大型高炉或重要的化工厂有什么意义呢？要根据国内市场的规模及其发展潜力来选择进入这些国家的跳板。乌拉圭轮胎制造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费尔斯通公司，但是朝着一体化迈进的企业都是费尔斯通公司在巴西和阿根廷的子公司。乌拉圭子公司的发展有其限制标准。按照同一标准，由美国通用电力公司控制的意大利奥利维蒂公司（Olivetti）在巴西生产打字机、在阿根廷则生产计算机。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要得到有效的资金配额就需要国家或地区存在不平衡发展”，拉丁美洲一体化也有东北部和发展中心之别。[124]在总结《蒙得维的亚协定》签订八年来的执行情况时（签署协定后建立了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乌拉圭代表揭露说，“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趋于扩大”，因为单靠交换来增加贸易，势必要扩大特权中心与落后地区业已存在的不平衡。巴拉圭大使也有同样的抱怨，他断言，弱国不可思议地资助自由贸易区最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通过减免关税来承受这些国家昂贵的国内成本。他还说，无论是在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内部或者外部，破坏交换条件对巴拉圭都是同样沉重的打击：“从自由贸易区每进口一吨货，巴拉圭得付出双倍的代价。”厄瓜多尔代表说，实际情况是“十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利用自由贸易区方面的能力有大有小，出现受益与吃亏的两极化现象……”哥伦比亚大使从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自由贸易计划以明显的不均衡而有利于三个大国。”[125]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小国将逐渐放弃海关收入（巴拉圭国家预算所需的将近一半经费来自此项收入），以换取令人怀疑的好处，比如，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墨西哥城购进由同一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而如果从底特律、沃尔夫斯堡或米兰购买，只需花一半的钱。[126]由于确信这一点，所以一体化进程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摩擦。太平洋沿岸国家聚集在一起，成功地创建了《安第斯条约组织》，这是三个大国在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的大范围内处于明显霸主地位所造成的结果，即小国力图另行团结在一起。

尽管困难重重，问题也好像很棘手，但是，随着卫星国不断将新的卫星拉入其依附性轨道，市场逐渐扩大。在卡斯特洛·布兰科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巴西签署了一项保障外国投资的协定，规定每一项投资的风险和不利都由巴西政府承担。意味深长的是，签署这一协定的官员在议会为这个协定的羞辱性条件作辩护时说：“不远的将来，巴西将在玻利维亚、巴拉圭或智利投资，届时必将需要这种协定。”[127]1964年政变以后的历届政府肯定了这种倾向，即巴西对其邻国起着“次帝国主义”作用。巴西一伙军界核心人物力图使巴西成为经管美国在这一地区利益的大管家，他们还号召巴西在南美洲搞霸权主义，如同巴西本身遭受到的来自美国的那种霸权主义。在这一方面，戈尔贝里·杜科托·席尔瓦（Golbery do Couto e Silva）将军提出了另一个“天命论”理论，这位“次帝国主义”思想家于1952年谈到“天命论”时这样写道：“在加勒比地区，我们的‘天命论’论同我们北方大哥的‘天命论’论不发生摩擦……”目前，杜科托·席尔瓦将军是巴西道氏化学公司的董事长。巴西所期望实行的次统治体制确实拥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从1865年战争，巴西以英国银行界的名义毁灭巴拉圭，到巴西派兵率先支持海军陆战队入侵多米尼加，正好过了一个世纪。

最近几年，围绕着有争议的南美大陆领导权问题，栖身于巴西和阿根廷政府内的帝国主义重大利益代理人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从各方面看，阿根廷无条件抗衡巴西强大的挑战，因为巴西面积是阿根廷的两倍，人口比阿根廷多四倍，钢铁生产几乎是阿根廷的三倍，水泥产量和能源产量是阿根廷的两倍，商船队的更新率是十五倍。另外，近二十年来，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比阿根廷要快得多。直到不久前，阿根廷小汽车和卡车的产量还大于巴西，但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到1975年巴西汽车产量将比阿根廷高三倍。1966年，巴西远洋船队与阿根廷相当，而到1975年，其远洋船队吨位数将相当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总和。巴西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领土（除厄瓜多尔和智利外，它与南美洲其他各国接壤），还为建立在巴西土地上的美国企业大踏步前进提供各种条件：巴西拥有比其对手更便宜更充足的劳动力。并非事出偶然，在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范围内出售的成品和半成品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巴西。这就是注定要成为整个拉丁美洲获得解放或被奴役的轴心国家——巴西。[128]当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Fulbright）1965年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巴西的使命是领导拉丁美洲共同市场时，他也许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讲话的重要性。

西蒙·玻利瓦尔曾预言：我们永远不会幸福，永远不会！

今天，美帝国主义要把拉丁美洲“结合成一体以便统治”，昨天，英帝国抱着同样的目的却把我们分开了。一群相互分离的国家是我们民族失败的产物。当拿起武器的人民获得独立的时候，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拉丁美洲是不同地区由共同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拉丁美洲，它表现出一种亲密无间的区域性团结，整个地区基本上只说有着共同起源的两种语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但是，正如特里亚斯所指出，我们当时缺少形成一个大国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缺少经济共同体。

为满足欧洲对金属和食品的需要而兴旺发达起来的繁华的中心城市，相互之间并无关联：扇骨顶端的焦点在大洋彼岸。人员和资本随着金子、食糖、白银或靛蓝的命运沉浮而转移，只有港口和都市这些寄生在生产地区的吸血鬼永存。在西蒙·玻利瓦尔、何塞·阿蒂加斯和何塞·德圣马丁的想象和希望中，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诞生于世，但是由于殖民制度本身的畸形，拉丁美洲在诞生之前即已破碎。港口城市的寡头集团通过自由贸易巩固这种成为其收入源泉的支离破碎的结构：有文化的走私者不能孕育出资产阶级在欧洲和美国实现的那种民族团结。早在拉丁美洲独立之前，师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英国人，在19世纪漫长的岁月里，通过外交官白手套翻出的诡计、银行家的掠夺和商人的诱惑，完善了这一结构。玻利瓦尔曾宣告：“对我们来说，美洲就是我们的祖国。”可是，大哥伦比亚分裂为五个国家，解放者玻利瓦尔失败了，临终前他对乌达内塔（Urdaneta）将军说：“我们永远不会幸福，永远不会！”在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卖以后，圣马丁舍弃了指挥权；称呼自己的战士为美洲人的阿蒂加斯将军孤独地流亡巴拉圭，并在那儿死去。拉普拉塔河总督区早已分为四个国家。中美洲联邦共和国的创始人弗朗西斯科·德·莫拉桑（Francisco de Morazán）被枪决[129]，美洲腰部地带碎为五块，随后又加上由特迪·罗斯福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的巴拿马。

结果显而易见：目前，任何一家跨国公司的内聚力和团结意识，都比拉丁美洲这一群岛屿的大。拉丁美洲被众多的边界线和极其不便的交通弄得支离破碎。当各国还没有实现内部统一时，它们之间有何一体化可言呢？各国内部都有严重的裂痕，都没有解决被排斥的大片荒芜的沙漠和城市绿洲之间尖锐的社会分化和紧张状态。悲剧在地区范围内重演。为了以最便捷的路线向外国运送产品而修建的铁路和公路，至今仍无可辩驳地证明，拉丁美洲无力或无能实施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英雄们提出的民族计划。巴西同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这三个邻国之间没有永久性的陆路交通，大西洋沿岸城市与太平洋沿岸城市之间没有直接的电缆通讯线路，因此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利马之间、里约热内卢与波哥大之间打电话就不可避免地要通过纽约。加勒比与南美洲之间的电话通讯也是如此。

拉丁美洲各国继续同各自的港口结为一体，而这些港口否定了拉丁美洲的根源和客观上的共性。地区范围内的贸易几乎全部通过海运，内地运输实际上不存在。世界运输卡特尔可以根据它的情趣规定运价和航线，拉丁美洲只得接受昂贵的运价和荒谬的航线。在这一地区运营的一百一十八家海运公司中，只有十七家船只悬挂本国旗帜。运价使拉丁美洲经济每年失去十亿美元。[130]于是，货物从巴西的阿雷格里港运往蒙得维的亚，如果通过汉堡转运，则能更快运到，乌拉圭羊毛运往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况。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墨西哥湾某一个港口的运费，如果通过美国的南安普敦运输，可减少近四分之一的费用。[131]从墨西哥运木材到委内瑞拉，比从芬兰运木材到委内瑞拉要贵一倍多，尽管从地图上看，墨西哥比芬兰距委内瑞拉近得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直接运化工产品到墨西哥的坦皮科，比通过新奥尔良要贵许多。[132]

美国提出截然不同的目的，并确实达到了这些目的。美国独立后七年，原来十三个殖民地的面积已扩大一倍，国土超越阿勒格尼山脉（Los Aleganios），伸展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四年以后，美国创建统一市场，统一全国。1803年，美国以令人可笑的低价向法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国土因此再扩大一倍。随后是购买佛罗里达，到19世纪中叶，又以“天命论”的名义，侵略墨西哥并割走半个墨西哥。接着是购买阿拉斯加，强夺夏威夷、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在实现很久前开国前辈们明确表示和追求的目标的过程中，殖民地变成国家，国家又变成帝国。当美洲北部一面扩张边界一面向内地发展时，向外发展的美洲南部则如手榴弹一般炸为碎块。

目前的一体化进程既与我们的根源无缘，又不能使我们达到自己的目标。玻利瓦尔早已作出精确的预言，他说，美国好像是由上帝指定来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播下贫困的。[133]通用汽车公司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不可能殷勤到替我们举起在斗争中倒下的团结与解放的旗帜。在今天，当代的背叛者们也不可能去实现昔日被出卖的英雄们的意愿。在重建拉丁美洲的道路上，要扔入海底的腐朽的东西很多。任务只能落在遭劫掠、受凌辱和被诅咒的人身上。拉丁美洲的民族事业首先是社会事业，也就是说，为了使拉丁美洲获得新生，每一个国家必须从推翻统治者开始。起义和变革的时代展现在眼前。有人相信命运在上帝的膝头，但事实上，命运如同激烈的挑战，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上。

1970年底于蒙得维的亚

注释

[1]四十年前，美国在拉丁美洲加工工业的投资只占其投资总额的6％。到1960年，投资比例已接近20％，并继续上升到将近三分之一。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的外来资助》（El financiamiento externo de América Latina），纽约—智利，圣地亚哥，1964年及《拉丁美洲经济研究》（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1967、1968和1969年。

[2]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Secretaría General de la Organización de Estados Americanos）：《拉丁美洲发展的外来资助》（El financiamiento externo para el desarrollo de la América Latina），华盛顿，1969年。内部的文件，美洲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第六次年会。

[3]美国商业部（Departamento de Comercio de los Estados Unidos）和争取进步联盟泛美委员会（Comité Interamericano de la Alianza para el Progreso）资料。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Secretaría General de la OEA），同前引书。

[4]保罗·A.巴兰（Paul A.Baran）、保罗·M.斯威齐（Paul M.Sweezy）：《垄断资本》（El capital monopolista），墨西哥，1971年。

[5]J.J.塞万—施赖伯（J.J.Servan-Schreibet）：《美洲的挑战》（El desafío americano），智利，圣地亚哥，1968年。

[6]转引自阿尔弗雷多·帕雷拉·丹尼斯（Alfredo Parera Dennis）《阿根廷统治阶级与宗主国之间关系的性质》（“Naturaleza de las relaciones entre las clases dominantes argentinas y las metrópolis”），载于《经济和社会调查资料》（Fichas de investigación económica y social），布宜诺斯艾利斯，1964年12月。

[7]计划和总协调部（Ministério do Planejamento e Coordenação Geral）：《巴西的工业化：其现状和前景》（A industrialização brasileira:diagnóstico e perspectivas），里约热内卢，1969年。

[8]达尔多·库内奥：《企业阶级的态度与危机》，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年。

[9]在上述时期内，智利、哥伦比亚和乌拉圭也经历了替代进口的过程。在此之前，乌拉圭总统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José Batlle y Ordóñez，1903—1907年和1911—1915年执政）曾是拉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先知。乌拉圭先于美国用法律确定八小时工作日。巴特列福利国家的经验没有局限于贯彻当时最先进的社会法令，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群众性教育，对公共服务行业和一些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生产部门实行了国有化。然而，巴特列没有触及地主的权力，也没有对银行和外贸实行国有化。目前，乌拉圭忍受着这位先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疏忽和继承人的背叛所酿成的后果。

[10]“转由在国内生产某种产品仅仅‘替代了’在本国经济之外创造的总值的一部分……随着这种替代产品的消费迅速增长，它所引起的对进口的需求可能在短期内超过了外汇经济……”玛丽亚·德·孔塞桑·塔瓦雷斯（María de Conceição Tavares）：《作为拉丁美洲新近发展模式的替代进口进程》（O processo de substitução de importações como modelo de desenvolvimento recente na América Latina），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计划学会（CEPAL-ILPES），里约热内卢，参见本章末。

[11]伊斯梅尔·比尼亚斯（Ismael Viñas）、欧亨尼奥·加斯蒂亚索罗（Eugenio Gastiazoro）：《经济与依附性（1900—1968）》（Economía y dependencia ［1900-1968］），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

[12]经济事务部部长于1953年11月27日这样回答《视界》（Visión）杂志记者的提问：“——除了石油工业之外，阿根廷还希望同外国资本合作发展哪些工业？”

“——更明确地说，按先后次序列举，先是石油，第二是冶金工业……重型化工……生产交通工具……生产车轮和传动轴……还要在国内生产柴油机。”转引自阿尔弗雷多·帕雷拉·丹尼斯，同前引书。

[13]奥克塔维奥·杨尼（Octavio Ianni）：《民众主义在巴西的崩溃》（O colapso do populismo no Brasil），里约热内卢，1968年。

[14]卢西亚诺·马丁斯（Luciano Martins）：《工业化、民族资产阶级和发展》（Industrialização,burguesia nacional e desenvolvimento），里约热内卢，1968年。

[15]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依附性社会（阿根廷和巴西）工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Ideologías de la burguesía industrial en sociedades dependientes ［Argentina y Brasil］），墨西哥，1970年。

[16]弗朗索瓦·布里高（François Bourricaud）、豪尔赫·布拉沃·布雷萨尼（Jorge Bravo Bresani）、亨利·法夫（Henri Favre）、让·皮尔（Jean Piel）：《秘鲁的寡头集团》（La oligarquía en el Perú），科马，1969年，此材料引自法夫的文章。

[17]里卡多·拉戈斯·埃斯科瓦尔（Ricardo Lagos Escobar）：《经济权力的集中及其理论，智利的现实》（La concentración del poder económico.Su teoría.Realidad chilena），智利，圣地亚哥，1961年；比维安·特里亚斯（Vivian Trías）：《乌拉圭的土地改革》（Reforma agraria en el Uruguay），蒙得维的亚，1962年。此两书提供了不可辩驳的事例，即数百个家族占有了工厂、土地、大商店和银行。

[18]“墨西哥的资本家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野心越来越大。不管他们发财的起点是靠什么生意，他们都拥有一个畅通无阻的渠道网，为他们所有人，或者至少是那些最显赫的人，提供增加利润的可能性。通过友谊、合营、联姻、干亲关系、互相提供方便、参加某些俱乐部或协会、经常举行集会，以及理所当然的一致的政治态度等手段，把他们的利益交织在一起。”阿隆索·阿吉拉尔·蒙特维尔德（Alonso Aguilar Monteverde）及其他作者：《墨西哥的奇迹》（El milagro mexicano），墨西哥，1970年。

[19]这是卡洛斯·佩莱格利尼（Carlos Pellegrini）。当赛马俱乐部要出版他的演说集以示敬意时，他收回了主张工业化的那几篇演说。达尔多·库内奥，同前引书。

[20]埃里奥·贝尔特兰（Hélio Beltrão）部长在里约热内卢商业协会午餐会上的讲话，见《人民邮报》（Correio do Povo），1969年5月24日。

[21]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开发银行（CEPAL-BNDE）：《巴西经济政策十五年》（Quince años de política económica en el Brasil），智利，圣地亚哥，1965年。

[22]极力拥护外国投资的经济学家欧亨尼奥·古丁（Eugênio Gudin）估计，仅这最后一项，巴西就给美国和欧洲企业送去不多不少的十亿美元。莫亚西尔·派桑（Moacir Paixão）估计，在汽车工业的建立时期，美国和欧洲企业所得的优惠相当于当时的国家预算。保罗·希林指出（《外国人的巴西》，蒙得维的亚，1966年），巴西政府一面给大的国际跨国公司让了许多利益，使它们能以最少的投资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另一方面，则拒绝给在瓦加斯时期创建的国家发动机厂提供帮助。后来，在卡斯特洛·布兰科（Castelo Branco）政府时期，这家国营企业被卖给阿尔法·罗密欧公司（Alfa Romeo）。

[23]毛里西奥·比尼亚斯·德·克罗斯（Maurício Vinhas de Queiroz）：《百万富翁集团》（Os grupos multibilionarios），见《社会科学学院杂志》（Revista do Instituto de Ciências Sociais），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1965年1—12月。

[24]这个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1968年，外国资本控制了巴西资本市场的40％，外贸的62％，海运的82％，对外空运的67％，机动车生产的100％，车轮气胎生产的100％，药品工业的80％以上，化学工业的近50％，机械生产的59％，汽车配件工厂的62％，铝生产的48％和水泥生产的90％。外国资本中有一半属于美国企业，其次为德国企业。顺便值得指出，联邦德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呈上升趋势。巴西每生产两辆汽车，其中就有一辆属于大众公司，这是全拉丁美洲地区最重要的一家公司。拉美第一家汽车厂是一个德国企业，即1951年在阿根廷建立的奔驰汽车厂（Mercedes-Benz）。拜耳化学公司（Bayer）、赫希斯特公司（Hoechst）、巴斯夫公司（BASF）、先灵公司（Schering）等控制着拉美的大部分化学工业。

[25]《纽约时报》特刊，1969年1月19日。

[26]塞尔希奥·尼古劳（Sergio Nicolau）：《外国在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国的直接投资》（La inversión extranjera directa en los países de la ALALC），墨西哥，1968年。

[27]罗赫略·加西亚·卢波（Rogelio García Lupo）：《反对外国占领》（Contra la ocupación extranjer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

[28]转引自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1968年拉丁美洲经济研究》（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纽约—智利，圣地亚哥，1969年。

[29]《视界》杂志报道，1967年2月3日。

[30]何塞·路易斯·塞塞尼亚（José Luis Ceceña）：《垄断集团在墨西哥》（Los monopolios en México），墨西哥，1962年。

[31]何塞·路易斯·塞塞尼亚：《在帝国轨道的墨西哥》（México en la órbita imperial），墨西哥，1970年；阿隆索·阿吉拉尔（Alonso Aguilar）、费尔南多·卡蒙娜（Fernando Carmona）：《墨西哥，财富与贫困》（México,riqueza y miseria），墨西哥，1968年。

[32]罗伯托·坎波斯（Roberto Campos）部长在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交易的报告中提供的证词。打字稿，巴西利亚众议院，1968年9月6日。

不久以后，坎波斯发表关于秘鲁政府民族主义态度的一种奇怪的理论。据他认为，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Velasco Alvarado）的政府没收标准石油公司只不过是“男子汉好出风头”的一种表现。他写道，民族主义的唯一目的是满足人类原始的仇恨。并补充说，“骄傲既不创造投资，也不增加资本量……”载于《环球报》（O Globo），1969年2月25日。

[33]萨穆埃尔·利希滕斯坦（Samuel Lichtensztejn）、阿尔维托·库里尔（Alberto Couriel）：《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家的经济危机》（EIFMIy la crisis económica nacional），蒙得维的亚，1967年；比维安·特里亚斯（Vivian Trías）：《帝国的危机》（La crisis del Imperio），蒙得维的亚，1970年。

[34]费尔南多·加斯帕利恩（Fernando Gasparian），载于《晨邮报》，1968年5月1日。

[35]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同前引书。

[36]国际金融调查组织（International Banking Survey），载于《贸易报》（Journal of Commerce），纽约，1968年2月25日。

[37]罗伯特·A.贝内特（Robert A.Bennett）、卡伦·阿尔蒙蒂（Karen Almonti）：《美国银行的国际活动》（“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of United States Banks”），载于《美国银行家》（The American Banker），纽约，1969年。

[38]经济协调与计划部（Ministério do Planejamento e Coordenação Econômica）：《政府的经济行动纲领》（Programa de Ação Econômica do Govêrno），里约热内卢，1964年11月。两年后坎波斯在圣保罗的麦肯齐大学（Universidad Mackenzie）讲话时强调说：“由于处在组建过程的经济没有资金来发展自己（如有资金，它们就不会落后），所以，接受所有愿意同我们一起冒风险（进步是一种美妙的风险）并获得一部分成果的人的合作是合法的。”1966年12月22日。

[39]美国贸易部的有关机构高兴地指出：“1965年以后，从巴西汇来的资金有所增加”，“作为利息、收益、红利和特许权税流进的资金在增加，贷款的期限和条件取决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出的承诺”。载于《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Commerce），1967年4月24日。

[40]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同前引书。肯尼迪（Kennedy）总统早在1960年就承认：“我们从需要资本的不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十三亿美元，而我们给他们的只有两亿美元的资本投资。”在劳联—产联（AFL-CIO）大会上的发言，迈阿密，1961年12月8日。

[41]1955—1966年间，神秘的错误和遗漏在委内瑞拉超过一亿美元，在阿根廷超过七亿四千三百万美元，在巴西为七亿一千四百万美元，在乌拉圭为三亿一千万美元。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同前引书。

[42]《经济和社会调查资料》（Fichas de investigación económica y social），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年6月。

[43]V.A.切普拉科夫（V.A.Cheprakov）：《国家垄断资本主义》（El capitalismo monopolista de Estado），莫斯科，参见本章末；保罗·A.巴兰、保罗·M.斯威齐，同前引书；比维安·特里亚斯，同前引书。

[44]《圣保罗州报》（O Estado de São Paulo），1963年1月24日。

[45]《国际贸易》，1963年2月4日。

[46]《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1968年1月31日。

[47]《国际贸易》，1967年7月17日。

[48]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同前引书。

[49]例如在乌拉圭。1963年5月21日蒙得维的亚省政府与泛美开发银行（BID）签署扩大下水道的协定。

[50]例如在玻利维亚。1966年4月1日科恰班巴的苏克雷大学与泛美开发银行签署改善农业科学教育的协定。

[51]《已经报》（Ya）发表的文件，蒙得维的亚，1970年5月28日。

[52]《远景》（Panorama），社会文献资料研究中心，墨西哥，1965年11—12月。

[53]为了表示谢意，美国还向杜瓦利埃独裁政府许诺要修建通往机场的一条公路。欧文·弗勒姆（Irving Pflaum，《决定的舞台，拉丁美洲的危机》［Arena of Decision.Latin American Crisis］，纽约，1964年）和约翰·杰拉西（John Gerassi，《拉丁美洲的大恐怖》［The Great Fear in Latin America］，纽约，1965年）一致认为，这是一次贿赂事件，但是美国没有实现向海地许下的诺言。在伏都教的神话中代表死神的杜瓦利埃感到受骗了。据说，这个老巫师请求魔鬼帮助他向肯尼迪报复。当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杀后，他就满意地笑了。

[54]采访，乔治·安妮·盖耶（Georgie Anne Geyer），见《迈阿密号角报》（The Miami Herald），1966年12月24日。

[55]向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做的声明。转引自纳尔逊·沃内克·索德雷（Nelson Werneck Sodré）《巴西军事史》（História militar do Brasil），里约热内卢，1965年。

[56]弗雷德里克·B.派克（Frederick B.Pike）：《秘鲁现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Peru），纽约，1968年。

[57]阿马多·卡内拉斯（Amado Canelas）：《争取落后联盟剖析》（Radiografía de la Alianza para el Atraso），拉巴斯，1963年；马里亚诺·巴普蒂斯塔—古穆西奥（Mariano Baptista Gumucio）和其他作者：《在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员和将军》（Guerrilleros y generales sobre Bolivi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约翰·冈瑟（John Gunther）：《南美洲内幕》（Inside South America），纽约，1967年。

[58]不久以后，戴维的女儿，佩吉·洛克菲勒（Peggy Rockefeller）决定到里约热内卢一个名叫雅卡雷兹诺的贫民窟去生活。她的父亲、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到巴西去做生意时，亲自到佩吉住的平民的家去看望。他品尝了简单的饭菜，看到房子漏雨和老鼠从门缝进来就害怕。临走时，他在桌子上留下写有好几个零的支票。在那儿，佩吉住了好几个月，同和平队合作。支票不断地寄来，每张支票的钱数等于房东十年劳动所得的钱。当佩吉回国时，这家人，包括其房子已完全变样了。这个贫民窟从来没有这么富有的人。佩吉简直是从天上直接来到这里。好像一下子就中了所有的彩票。于是，佩吉的房东成了政府的宠儿。电台电视台来采访，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宣传机器开动了，他成了所有巴西人要学习的榜样。他是靠自己的劳动和节省而摆脱贫困；你们看，你们瞧，他没有把挣来的钱拿去买酒喝。他现在有电视机、电冰箱、新家具，孩子们有鞋穿，等等。所有这些宣传忘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佩吉仙女的访问。巴西有九千万人口，奇迹只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

[59]希肯卢珀修正案（Hickenlooper Amendment）第620条，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这条法律专门讲“在1962年2月16日前或者在此日子以后”所采取的反对美国利益的措施。1962年2月16日，布里佐拉州长没收了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的电话公司，此公司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分公司。这项决定使华盛顿和巴西利亚关系紧张化，该公司不接受政府提供的赔偿费。

[60]《国际贸易》，1967年4月10日。

[61]译注：“阿德拉”（ADELA）即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协会的缩写，也恰好是以女性名字命名的一首歌曲，在墨西哥革命时期极为流行。

[62]转引自《北美拉美人研究会新闻信札》，1970年5—6月。

[63]《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协会年度报告》（ADELA Annual Report），1968年，转引自《北美拉美人研究会新闻信札》。

[64]泛美开发银行（Banco Interamericano de Desarrollo）：《第10次年度报告》（Décimo informe anual），1969年，华盛顿，1970年。

[65]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帝国主义的时代》（“La era del imperialismo”），载于《每月评论》，西班牙文文摘，1969年1—2月。

[66]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国际开发协会（IDA）：《政策和交易》（Policies and Operations），华盛顿，1962年。

[67]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会，同前引书。

[68]“我们的援外计划……为美国公司开发新市场……把受益国的经济引向自由贸易体系。在这种体系内，美国公司可以得到发展。”尤金·R.布莱克（Eugene R.Black）如是说，见《世界商业哥伦比亚日报》（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第1卷，1965年。

[69]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同前引书；《拉丁美洲经济研究》，1969年，纽约—智利，圣地亚哥，1970年。

[70]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计划学会（Instituto Latinoamericano de Planificación Económica y Social）预测：《贸易逆差和拉丁美洲一体化》（La brecha comercial y la integración latinoamericana），墨西哥—智利，圣地亚哥，1967年。

[71]皮埃尔·雅莱（Pierre Jalée）：《对第三世界的抢劫》（Le pillage du Tiers Monde），巴黎，1966年。

[72]在1966—1968年的三年里，咖啡占了哥伦比亚出口总收入的64％，在巴西占43％，萨尔瓦多占48％，危地马拉为42％，哥斯达黎加为36％。香蕉占厄瓜多尔外汇收入的61％，在巴拿马占54％，洪都拉斯为47％。尼加拉瓜42％的外汇收入靠棉花；多米尼加共和国外汇收入的56％靠糖。在乌拉圭，肉、皮革和羊毛提供了83％的外汇。铜占智利贸易收入的74％，占秘鲁的26％。锡占玻利维亚出口值的54％。委内瑞拉从石油得到其外汇的93％。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同前引书。至于墨西哥，“其外汇收入的30％以上靠出口三种产品，40％以上靠五种产品，50％以上靠十种产品。这些大多数为未加工的产品，主要运往美国市场”。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ález Casanova）：《民主在墨西哥》（La democracia en México），墨西哥，1965年。

[73]马科·D.波尔纳（Marco D.Pollner），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和泛美开发银行（INTAL-BID）共同撰写的《企业家与拉丁美洲的一体化》（Los empresarios y la integración de América Latina），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年。

[74]智利工人统一工会（Central Única de Trabajadores de Chile）：《拉丁美洲，一个必须挣来的世界》（América Latina,un mundo que ganar），智利，圣地亚哥，1968年。

[75]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计划学会，同前引书。

[76]A.埃曼努尔（A.Emmanuel）：《不平等的交易》（El cambio desigual），墨西哥，即将出版。

[77]转引自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关于不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Capitalist Underdevelopment”），《论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文选序言。未发表。

[78]L.德尔沃特（L.Delwart）在《拉丁美洲对美国出口的前景，1965和1970》（The Future of Latin American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1965 and 1970）（纽约，1970年）中，列举了限制进口拉丁美洲商品的各种现行条例。

[79]哈里·马格多夫，同前引书。

[80]《因素》杂志，里约热内卢，1968年11—12月。

[81]卡洛斯·基哈诺（Carlos Quijano）：《制度的牺牲品》（“Las víctimas del sistema”），载于《前进》（Marcha）杂志，蒙得维的亚，1970年10月23日。

[82]《纽约时报》，1968年4月3日。

[83]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同前引书。1969年受国会基金会之托，对美国在墨西哥的子公司作了一次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有一半是受命于美国的总公司，不得在国外出售其产品。这不是设立子公司的目的。米盖尔·S.怀翁切克（Miguel S.Wionczek）：《墨西哥的私人外国投资：问题和前景》（“La inversión extranjera privada en México:problemas y perspectivas”），见《对外贸易》，墨西哥，1970年10月。

1963年，在阿根廷、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加工产品的出口与工业生产总值的比例没有超过2％。在墨西哥为3.1％，在智利为3.2％。阿尔多·费雷尔（Aldo Ferrer）在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和泛美开发银行共同撰写的上述一书。

[84]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同前引书。

[85]《商报》（Jornal do Comercio），里约热内卢，1950年3月23日。

[86]塞尔索·富尔塔多：《提供给巴西的计划》，里约热内卢，1968年。

[87]《国际贸易》，1967年4月24日。

[88]伊斯梅尔·比尼亚斯、欧亨尼奥·加斯蒂亚索里，同前引书。

[89]安东尼奥·加西亚（Antonio García）：《各种权力体系和拉丁美洲的发展》（“as constelaciones del poder y 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载于《对外贸易》，墨西哥，1969年11月。

[90]这并非新的手段。在乌拉圭的英国冷藏公司做赔本生意，这样它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也可以让它在伦敦的六千家肉铺得到高额利润。在那儿，每公斤乌拉圭肉的价格比乌拉圭出口这些肉所得的钱高四倍。吉列尔莫·伯恩哈特（Guillermo Bernhard）：《垄断集团与冷藏业》（Los monopolios y la industria frigorífica），蒙得维的亚，1970年。

[91]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声明。据法新社1970年12月12日电。

[92]《理智报》（La Razón）发表的材料，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年3月2日。

[93]《汽车工业的成就》（“Resultados da indústria automovelística”），载于《经济形势》（Conjuntura económica）杂志，1969年2月。

[94]《北美拉美人研究会新闻信札》，1969年，4—5月。

[95]米盖尔·S.怀翁切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关于墨西哥的计划》（“La trasmisión de la tecnología a los países en desarrollo:proyecto de un estudio sobre México”），载于《对外贸易》，墨西哥，1968年5月。

[96]维克托·L.乌尔基迪（Víctor L.Urquidi）：《拉丁美洲要清除的障碍》（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克劳迪奥·贝利斯（Claudio Véliz）编，伦敦，1967年。

[97]曼努埃尔·萨多斯基（Manuel Sadosky）：《拉丁美洲及其计算》（“América Latina y la computación”），见《大学日报》（Gaceta de la Universidad），蒙得维的亚，1970年5月。为了说明发展主义的幻想，萨多斯基引用了美洲国家组织一位专家的证词。乔治·兰多（George Landau）认为：“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有些优势，因为当它们要引进新设备或新技术时，一般说来都要选择最先进的，这样，它们就得到工业化最高的国家为了取得这些成就而进行的数年的调查和大量投资的成果。”

[98]奥斯卡·J.马吉奥罗（Oscar J.Maggiolo）等人：《争取拉丁美洲自治的文化政策》（Hacia una política cultural autónoma para América Latina），蒙得维的亚，1969年。

[99]古斯塔沃·拉戈斯（Gustavo Lagos）等人：《跨国投资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和一体化》（Las inversiones multinacionales en el desarrollo y la integración de América Latina），波哥大，1968年。

[100]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拉丁美洲发展中的国际合作》（“La cooperación internacional en 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en Desarrollo”），见《发展杂志》，波哥大，1970年1月。

[101]转引自莱奥·芬斯特（Leo Fenster），1969年7月。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流氓资产阶级：流氓的发展》（Lumpenburguesía:lumpendesarrollo），蒙得维的亚，1970年。

不管怎么说，外国子公司总是比民族企业更现代化。以民族资本最后几个堡垒之一的纺织工业为例，其自动化程度极低。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统计，1962年和1963年，欧洲有四个国家为本国纺织业购买新设备时，所投资的钱要比全拉丁美洲在1964年用于同一目的的投资总额多六倍。

[102]1957年（没有更新的资料），美国子公司在欧洲的工厂中所使用的劳动力与其投资的比例比在拉丁美洲高。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同前引书。

[103]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同前引书。

[104]F.S.奥布赖恩（F.S.O’ Brien）：《1968年巴西的人口和劳动力》（The Brazilian Population and Labor Force in 1968），供内部讨论文件，总协调和计划部（Ministério do Planejamento e Coordenação Geral），里约热内卢，1969年。

[105]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经济研究》，1967年，纽约—智利，圣地亚哥，1968年。

[106]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同前引书。

[107]雷蒙多·翁加罗（Raimundo Ongaro）来自狱中的信，载于《面向前方》（De Frente），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年9月2日。

[108]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状态》（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纽约，1967年。

[109]经济协调和计划部，同前引书。

[110]Z.罗马诺瓦（Z.Romanova）：《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扩张》（La expansión económica de Estados Unidos en América Latina），莫斯科，参见本章末。

[111]据《巴西日报》（Jornal do Brasil）报道，这是英国搞组织劳动工作的专家塞奇·伯恩（Serge Birn）提供的资料，里约热内卢，1969年1月5日。

[112]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同前引书。

[113]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收入分配论文》（Estudio sobre la distribución del ingreso en América Latina），纽约—智利，圣地亚哥，1967年。“1953年以前的几年里，在阿根廷出现了逐步重新分配收入的重要进程。根据所掌握的较为详细的三年材料，这一年的平等现象较少，而在1959年则较多。在墨西哥，1940年到1964年这一较长的时间里，各种指标表明，20％的收入最低的家庭，其收入不仅是相对而且是绝对地减少。”

[114]毛里西奥·比尼亚斯·德克罗斯，同前引书。

[115]古斯塔沃·拉戈斯等人在泛美开发银行出版的文章：《跨国投资与拉丁美洲的发展和一体化》（“Las inversiones multinacionales en el desarrollo y la integración de América Latina”），波哥大，1968年。根据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所容许，有64％的企业在本地区内做出口贸易，出口化工和石油化工产品、人造纤维、电子产品、工农业机械、办公用品、发动机、量具、钢管和其他产品。

[116]《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两亿核心美洲消费者》（“LAFTA,Key America’s 200 Million Consumers”），调查报告，《国际商报》（Business International），1966年6月。

[117]《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也造成了美国商人的共同意识》（“A Latin American Common Market Makes Common Sense For U.S.Businessmen Too”），《财富》杂志1967年6月。

[118]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经济一体化问题》（“Problemas de la integración económica”），载于《金融和经济现状》（Actualidades económicas financieras），蒙得维的亚，1962年1月。

[119]普雷维什、桑斯·德·圣玛丽亚（Sanz de Santamaría）、马约夫雷（Mayobre）和埃雷拉（Herrera）：《对创建拉丁美洲共同市场的建议》（Proposiciones para la creación del Mercado Común Latinoamericano），提交给弗雷（Frei）总统的文件，1966年。

[120]美国国际商会理事会（U.S.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的贾德·波尔克（Judd Polk）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C.P.金德尔伯格（C.P.Kindleberger）提供了关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美国化的非常丰富的材料并发表自己的见解。载于国务院刊物《跨国公司》（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对外研究办公室，华盛顿，1969年。

[121]《国际商报》，同前引书。

[122]E.利萨诺·F.（E.Lízano F.）：《在中美洲的外国投资问题》（El problema de las inversiones extranjeras en Centro América），见《中央银行杂志》（Revista del Banco Central），哥斯达黎加，1966年9月。

[123]《世界商业哥伦比亚日报》（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转引自《北美拉美人研究会新闻信札》，1970年1月。

[124]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osenstein-Rodan）：《地区发展思考》（Reflection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125]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常务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1969年7月和8月，《对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一体化进程的估价》（Apreciaciones sobre el proceso de integración de la ALALC），蒙得维的亚，1969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主任在纽约提醒人们，作为只缩小贸易堡垒的简单过程来说，一体化将“在大陆处于总萧条的情况下维持高度发展的飞地”。西德尼·德尔（Sidney Dell）：《美洲团结运动》（The Movement Toward Latin American Unity），集体写作，罗纳德·希尔顿（Ronald Hilton）编，纽约—华盛顿—伦敦，1969年。

[126]在巴西和阿根廷，汽车工业100％属于外国资本，在墨西哥，外资占大多数。《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的汽车工业》（La industria automotriz en la ALALC），蒙得维的亚，1969年。

[127]比维安·特里亚斯（Vivian Trías）：《帝国主义与地缘政治在拉丁美洲》（Imperialismo y geopolítica en América Latina），蒙得维的亚，1967年。乌拉圭同意从巴西增加进口机械，以换取巴西向乌拉圭北部供电。现在，乌拉圭的阿尔蒂加和里维拉两省，未经巴西批准，不得增加电的消耗。

[128]戈尔贝里·杜科托·希尔瓦（Golbery do Couto e Silva）：《巴西地缘政治学概况》（Aspectos geopolíticos do Brasil），里约热内卢，1952年。

[129]“他下令准备好武器，脱下帽子，下令瞄准，纠正瞄准，下令开枪，然后倒下了。他还把满是鲜血的头抬起来，并说道：我还活着。重新开枪，他就咽气了！”格雷戈里奥·布斯塔门特·马塞奥（Gregorio Bustamante Maceo）：《萨尔瓦多军事历史》（Historia militar de El Salvador），圣萨尔瓦多，1951年。

在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广场，每到星期天晚上，乐队在莫拉桑铜像下演奏轻音乐，但是铜像的名字是错的。这个骑着马的人并不是主张中美洲团结的人的铜像。在莫拉桑被枪毙后，受政府委托去巴黎请一位雕塑家的洪都拉斯人，把钱都花在游玩上，最后只好在自由市场买下马里斯·卡尔内将军的塑像带回国。中美洲的悲剧成了一出滑稽戏。

[130]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贸易的海运费》（Los fletes marítimos en el comercio exterior de América Latina），纽约—智利，圣地亚哥，1968年。

[131]恩里盖·安古洛·H.（Enrique Angulo H.）：《拉丁美洲一体化：经验和前景》（Integración de América Latina,experienciasy perspectivas），集体写作，墨西哥，1964年。

[132]西德尼·德尔（Sidney Dell）：《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的经验》（Experiencias de la integración económica en América Latina），墨西哥，1966年。

[133]西德尼·德尔（Sidney Dell）：《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的经验》（Experiencias de la integración económica en América Latina），墨西哥，1966年。

七年之后

一、《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第一次出版至今已有七年了。

写这本书是为了与人们交谈。外行作家同外行读者说话，是想公布官方历史，即胜利者讲述的历史中所隐瞒或谎报的某些事实。

最令人鼓舞的回音不是来自报纸的文学版，而是来自发生在大街上的一些真人真事。例如，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给坐在身旁的女伙伴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高声朗诵给全体乘客。又比如在智利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妇女逃离圣地亚哥时，把本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还有一个大学生，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花了一个星期走遍科里恩特斯街的所有书店，在一个又一个书店里逐段阅读本书，因为他没钱买下一本。

同样，本书得到的最好的评价并非来自有名望的评论家，而是来自军事独裁政权，它们禁止此书就等于称赞了它。例如，《血管》不能在我的国家乌拉圭流传，在智利也不行，阿根廷当局通过电视台和报纸控告此书是腐蚀青年的工具。布拉斯·德·奥特罗（Blas de Otero）说过，“他们不许人们阅读我写的文章，因为我所写的就是我所看到的事情”。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高兴地看到《血管》不是一本沉默的书，我的高兴并无虚荣的成分。

二、我知道，在这本宣传手册里，我用写爱情小说或海盗小说的形式来谈政治经济学，也许是亵渎神明。但是，坦白地说，阅读某些社会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用密码式的语言写成的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对我来说实在是等于爬山，太难了。深奥的语言不见得总是文章写得深刻的必然代价。在某些情况下，这也不过是把缺乏与他人交谈的本领说成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美德。我怀疑无聊常常就是如此用来为现行的秩序祝福，这样就可以证明，知识是杰出人物的一种特权。

顺便说说，一些面向有信仰的读者的富有战斗精神的著作，也有类似情况。尽管这些著作使用了革命的词句，但是我觉得，它们机械地重复着所说的话，用同样现成的句子，同样的形容词，同样的演说方式，对着同样的人说话。这是顺从主义。也许这种教条式的文学与革命之间的距离如同色情文学与情欲之间的距离那么远。

三、一个人写东西是想回答在脑海里嗡嗡作响的问题。它们如顽固的苍蝇不让人入睡，当一个人写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同社会需要回答的问题一致时，就会有某种集体意义。我写《血管》是为传播他人的思想和我自己的经验，这也许多多少少能帮助解决一直折磨着我们的各种问题。拉丁美洲是一个命中注定要受凌辱和受穷的地区吗？谁决定的？是上帝的过错还是自然界的过错？是令人喘不过气的气候或是劣等种族？是宗教？是习俗？不幸会不会是历史的产物，由人来创造，因而也可以由人来摧毁？

我一贯认为，崇拜过去是反动的。右派选择了过去是因为它们喜欢死人，即静止的空间，静止的时间。有权势的人，那些靠遗传使其特权合法化的人，他们是怀旧的。学历史好像参观博物馆，一大批木乃伊是骗人的把戏。有人向我们谎报过去也同样谎报现在，给现实带上假面具。强迫被压迫者把压迫者制造的僵化了的、贫乏的、他人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这使被压迫者心甘情愿地去过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仿佛这是唯一可过的生活。

在《血管》中，往事总是作为我们活生生的历史由现在来召唤。本书是到历史中去寻找有助于解释现时的各种关键，因为现时也在创造历史，但出发点必须是：改变现实的首要条件是认识现实。在这儿，展示在人们面前的，不是一群穿着像要赴化装舞会、在阵亡之前发表长篇庄严讲话的英雄们，而是一批在时间和空间里寻找能预感到我们今天步伐的群众的脚步声。《血管》来自现实，但也来自其他书，其他比这本更好的书。这些书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是什么人，以便知道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什么人，也是这些书使我们知道自己来自何方，以便能更好地推测将要走向何处。这一现实和那些书都证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他人发达的结果，说明我们拉美人之所以穷，正是因为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富饶的，自然界给予的得天独厚的被历史诅咒的大地。在我们的世界，这个拥有强大的中心和屈服的外围的世界，对任何财富至少要怀疑其来历。

四、从《血管》第一次出版至今的这段时间里，历史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残酷的老师。

这个制度成倍地增加了饥饿和恐惧，财富继续集中，贫困继续扩散。那些专门性国际机构在文件中承认了这一点，它们那些咬文嚼字的语言称我们这些被压迫的地区为“发展中国家”，把工人阶级无情的贫困化称为“收入再分配的倒退”。

国际大机器继续运转：各国为商品服务。人人为物质效劳。

随着时间的推移，输出危机的方式日益完善。垄断资本主义达到最高程度的集中，它控制世界市场、信贷和投资，因而就有可能系统地、越来越多地转移矛盾，也就是说，外围地区心平气和地为那些中心的繁荣做出牺牲。

国际市场仍然是这一行动的关键之一。在那里，跨国公司实行专政，正如斯威齐所说，我们称之为跨国，是因为它们在许多国家经营，但从它们属于谁和由谁控制这点来看，跨国公司又是地道的本国公司。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并不因为巴西目前向南美其他国家和遥远的非洲及近东市场出口大众牌汽车而有所改变。归根结底，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自己决定，由它在巴西的子公司向某些国家出口汽车更为便宜。于是，巴西提供低生产成本和廉价的劳动力，德国却拿走高额利润。

当某一种原料能逃脱低价的不幸命运时，强加于人的现象并不会神奇般地结束。1973年以来的石油问题就是如此。难道石油不是一种国际性买卖吗？现在被叫作埃克森公司（Exxon）的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或者海湾石油公司，是阿拉伯公司还是拉美公司？谁拿走了最丰厚的那部分利润？此外，针对石油生产国而掀起的闹剧很能说明问题。一些胆敢维护自己石油价格的国家，立刻成为造成欧洲和美国通货膨胀及工人失业的替罪羊。最发达的国家在提高自己任何一种产品的价格之前又征求过谁的意见呢？二十多年来，石油价格一再下跌，不像样的石油低价意味着世界上的大工业中心可以得到巨额补贴，而它们的产品则越来越贵。同美国和欧洲产品价格不断上升相比，新的石油价格只不过是把价格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原油只不过恢复了它在二十年前的购买力而已。

五、在这七年里发生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委内瑞拉石油国有化。国有化虽然没有打破委内瑞拉在提炼和销售方面的依赖性，但为自治开辟了新的前景。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这个国营企业诞生不久，就位居拉丁美洲五百家最重要公司之首。该公司除了经营原来的传统市场外，还开始经营新的市场，很快就有了五十个新客户。

然而，像往常一样，当国家成为本国主要财富的主人时，就要问谁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对基本资源实行国有化，这本身并不意味着要重新分配收入以利于大多数人，也不是必然要危害少数统治者的权力和特权。在委内瑞拉，浪费的经济依然完完整整地继续运转。在这个社会的中央，在霓虹灯的照耀下，一个有百万家产、挥霍无度的社会阶级放射出光芒。1976年，进口增加25％，在很大程度上是进口了充斥委内瑞拉市场的奢侈品。崇拜象征权力的商品，人类的生活局限于竞争和消费。在不发达的汪洋大海里，少数特权阶层模仿世界上最富有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在与纽约一样喧闹的加拉加斯市，自然界给予的最好的“天然”财富，如空气、阳光、宁静等，越来越少，越来越贵。委内瑞拉民族主义的元老、主张收回石油的先知，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Juan Pablo Pérez Alfonso）警告说：“当心，人会饿死，但也会撑死。”[1]

六、我是在1970年最后几天写完《血管》的。

1977年的最后几天，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死在手术台上。人们把他的灵柩一直抬到墓地，在利马的大街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出生于秘鲁北部干旱土地上一个普通的家庭，他领导了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进程。在秘鲁现代史上，这次改革是试图进行的意义最深远的一次改革。从1968年起义之后，军政府推动了真正的土地改革，并为收回外国资本强行夺走的自然资源开辟出道路。可是，早在贝拉斯科去世之前，革命已经被人举行了葬礼。创造性的进程是短命的，它最终被淹死在放债人和商人的讹诈之下，革命既死于任何家长式的计划所具有的脆弱性，也死于缺乏有组织的群众基础。

1977年圣诞节前夕，当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的心脏在秘鲁这块土地上做最后的跳动时，在玻利维亚，另一个与他毫无相似之处的将军用拳头猛击写字台。玻利维亚独裁者乌戈·班塞尔（Hugo Bánzer）将军，用一个“不”字拒绝赦免犯人、流亡者和被解雇的工人。于是，从锡矿来到拉巴斯的四个妇女和十四名儿童开始绝食。

“现在不是时候，”行家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会告诉你们什么时候合适。”

她们席地而坐。

妇女们说：“我们不是同你们商量而是把此事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决定了，在矿山那边，总是在绝食，只要你生下来，你就开始绝食。在那边，我们也会死去的，虽然会死得慢一些，但还是要死的。”

政府的反应是惩罚和威胁，但绝食把长期以来遭受遏制的力量释放出来。全玻利维亚震动了，露出了牙齿。十天左右，已不是四个妇女和十四名儿童在绝食。一千四百名劳动者和工人都在绝食，独裁政权感到天快要塌下来，不得已才实现大赦。

安第斯山两个国家就是这样从1977年跨入1978年。在北边，在加勒比地区，经过同美国新政府进行的棘手的谈判后，巴拿马在等待着实现已向它承诺的结束运河的殖民地位。在古巴，人民在庆祝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十九周年。几天后，在尼加拉瓜，狂怒的群众冲上街头，索摩查独裁者，即索摩查家族的子孙从缝隙里窥探。愤怒的群众烧了几家公司，其中有一家是专搞吸血营生的血浆公司。此公司于1978年被火吞没，它原是古巴流亡分子的财产，专门把尼加拉瓜人的血卖给美国。买卖血液与其他生意一样，生产者只能拿到小费。例如加勒比埃莫公司（Hemo Caribbean）每升血只付给海地人三美元，然后以二十五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

七、1976年8月，奥尔兰多·莱特列尔（Orlando Letelier）发表文章揭露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政府搞的恐怖活动和享有特权的小集团搞的“经济自由”，是一丘之貉。[2]曾在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内任部长的莱特列尔流亡美国，不久后被炸得粉碎。[3]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智利的经济听命于随意确定各种物价的垄断集团，所以，讲自由竞争是荒唐的。他还说，在这个国家里，真正的工会是非法的，工资由军事委员会下令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劳动者的权力也是可笑的。莱特列尔描述了独裁政府如何精心取消人民团结政府时期所取得的成果。独裁政权把萨尔瓦多·阿连德收为国有的垄断集团和寡头集团的工厂的一半归还给原主，另一半拿来拍卖。费尔斯通轮胎与橡胶公司买下国营轮胎厂，帕森斯和惠特莫尔公司（Parsons and Whittemore）买下一家大型纸浆厂……莱特列尔说道，目前，智利的经济比阿连德政府上台前更集中、更垄断。[4]买卖空前地自由。被关进牢里的人也空前地多。在拉丁美洲，企业自由与公众自由水火不相容。

市场自由吗？在智利，从1975年初就开放牛奶的价格，其后果很快出现，两家企业控制了牛奶市场，牛奶的销售价格立刻上涨40％，而收购价格则下降22％。

在人民团结政府时期，儿童死亡率下降许多，皮诺切特上台后，死亡率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上升。当莱特列尔在华盛顿大街上被害时，智利人口的四分之一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他们之所以能继续生存下去，全靠别人的善心或自己的顽强和狡猾。

在拉丁美洲，少数人的幸福与多数人的不幸之间的鸿沟比欧洲或美国大得多。因此，为了维持这种距离而采取的手段就更为凶残。巴西有一支人数众多、装备良好的军队，可是在国家预算中只有5％用于教育。乌拉圭目前把预算的一半用于武装部队和警察；国内五分之一就业人口的任务是监视、迫害或惩罚其余五分之四的人。

我们这个地区在1970年代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那就是1973年9月11日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民主政府、血洗智利的军事政变。

在此不久以前，即在1973年6月，乌拉圭发生政变，议会被解散，工会被宣布为非法并被禁止一切政治活动。[5]

1976年3月，阿根廷的将军们再次执政，已成为一堆垃圾的胡安·多明戈·庇隆遗孀的政府，不痛不痒地倒了台。

现在，南部三国成了世界的烂疮，一个不断出坏消息的地方。拷打、绑架、杀人、流放已司空见惯。这些独裁政权是健康肌体里要摘除的毒瘤，还是因体制感染而流出的脓？

我认为，在受威胁的严重程度与对付它的野蛮程度之间总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不考虑若奥·古拉特和胡安·何塞·托雷斯（Juan José Torres）政权的经验，你就无法理解今天发生在巴西和玻利维亚的事。倒台之前，这两个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并推行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巴西，这一进程是在1964年中断的，在玻利维亚则是1971年。同样，人们完全可以说，过去满怀希望的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现在正因此而赎罪。阿连德政府时期进行的深刻改革，埃克托尔·坎波拉（Héctor Cámpora）政府时期高高飘扬的正义旗帜，对阿根廷工人群众的动员，以及乌拉圭青年的迅速政治化，都是这个无能的、已经历着危机的制度所不能忍受的挑战。强烈的自由气氛冲击着那些鬼怪，于是把近卫军叫来拯救秩序。扫除计划是消灭的计划。

八、美国国会的记录常常记载着干涉拉丁美洲的不可辩驳的证据。在因犯罪而思想受折磨时，人们便到帝国的忏悔室去净化自己的灵魂。例如，最近几年，美国官方承认对一些灾祸负有责任的次数成倍增加，这些公开的、详细的忏悔，除了证明其他事之外，还证明美国政府通过贿赂、间谍活动和讹诈直接参与了智利的政治。犯罪的战略是在华盛顿策划好的。从1970年起，基辛格（Kissinger）和情报部门细致地策划了阿连德的垮台，把数百万美元发给人民联盟合法政府的敌人。正因为如此，卡车主在1973年才得以坚持长时间的罢工，使国家相当一部分经济瘫痪。由于确信自己逍遥法外，话就会多起来。反对古拉特的政变发生时，美国驻巴西大使馆是它在全世界最大的使馆，当时任大使的林肯·戈登十三年后对一个记者承认，美国政府很早以前就已经资助反对改革的势力了。戈登说道：“见鬼！在那个时期，这已经多多少少成为一种习惯，中央情报局已习惯于支配用于政治目的的资金。”[6]就在这次采访中，戈登说到在发生政变的日子里，五角大楼在巴西沿海部署了一艘巨型航空母舰和四艘油船，“以备巴西反古拉特力量寻求我们的援助”。他说，这种援助“不仅是道义上的。我们还会给予后勤方面的帮助，提供给养、弹药、石油等”。

吉米·卡特总统开始奉行人权政策以来，靠美国干涉上台的那些拉丁美洲政府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反对美国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了。

1976年和1977年，美国国会决定停止向一些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美国的大部分外援是不通过国会过滤的。所以，尽管发表声明、决议或提出抗议，皮诺切特政府在1976年还是从美国得到未经议会批准的两亿九千万美元的直接帮助。阿根廷魏地拉（Videla）将军的独裁政府上台刚一年，已经从美国私人银行手中得到一亿五千万美元，从美国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得到四亿一千五百万美元。1975年阿根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为六千四百万美元，两年后则上升为七亿美元。

卡特总统关心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屠杀，看起来这是好事，但现在的独裁者不是自学成材的人，他们从五角大楼在美国和巴拿马运河地区开办的学习班学到镇压的技术和统治的艺术。今天，这些学习班仍在继续，据说学习内容丝毫没有改变。今天，对美国来说，成为祸端的拉美军人是好学生。几年前，当世界银行现任主席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任美国国防部长时，曾一字一句地说过：“他们是新的领袖。他们事前亲自了解了我们美国人如何考虑问题、如何办事，我不想详细说明这些人处于领导地位所意味的价值。我们要不惜代价与他们交朋友。”[7]

使人瘫痪的人，你们可以给我们提供轮椅吗？

九、法国的主教们谈论的是另一种更深刻的又不那么显眼的责任。[8]“我们属于那些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也属于从剥削发展中国家中受益的一部分人。我们看不到这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我们是在帮助加强当今世界的分裂，在这个世界里，富人统治穷人，强者统治弱者最为突出。我们是否知道，如果西方国家不控制贸易往来，我们就不会浪费资源和原料？是否看不见是谁从走私武器中得到好处？在走私方面，国家已起了令人伤心的榜样。我们是否懂得，贫穷国家政权的军事化是工业化国家实行经济和文化统治的结果？在这些工业化国家里生活的准则就是获得利润和金钱所意味的权力。”

独裁者、刽子手和追查者：恐怖活动像邮局或银行那样，有它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是因为需要才搞恐怖活动。这不是奸诈的人搞的阴谋。皮诺切特将军像是戈雅黑色绘画里的一个人物，可供精神分析学家们大加剖析，也像香蕉共和国可怕传统的继承人。不过，这个或那个独裁者的病历或习惯，可以使历史更有味道，但这本身不是历史。如今，有谁敢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是德国皇帝威廉一手臂长一手臂短而自卑所致呢？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940年底在工作日记上写道：“在民主国家里，经济的暴力性是不暴露出来的，而在专制主义国家里，暴力的经济性也是不暴露出来的。”

在拉丁美洲南部的国家，骑士们掌握政权，这是制度的一种需要，当统治阶级已无法用其他手段进行他们的交易时，国家恐怖主义就开始行动了。在我们这些国家里，如果拷打不是行之有效的，那它就不会存在。如果掌握权力的人能确实控制形式上的民主，那么这种民主就会有连续性。在困难时期，民主成为反对国家安全的罪行，也就是说，成为反对国内特权和危害外国投资安全的罪行。我们那些剁人肉的机器是国际机器的一部分，全社会正在军事化，非常时期成为永久时期。同时，只要帝国主义体系中心紧一紧螺丝，镇压机器便能领导一切。每当危机的阴影在窥探，就必须加倍剥削穷国，以保证富国充分就业，有公众自由和高速度的发展。这是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阴险的辩证法：存在着一个连续受凌辱的结构。它始于国际市场和金融中心，终于每个公民的家庭。

十、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在那儿，替人洗脚的比替人擦鞋的多，一些儿童为了一个硬币去洗没有鞋的赤脚顾客的脚。海地人平均寿命为三十多岁。每十个中有九个是文盲。贫瘠的山坡上耕种的东西供国内消费，肥沃的山谷里种的东西是为了出口，最好的土地用来种咖啡、甘蔗、可可和美国市场所需要的其他产品。在海地，没有人打垒球，它却是世界上主要的垒球生产国。在国内不乏有些作坊雇用童工，以每天一美元的工资装备录音带和电子元件。当然，这都是供出口用的，在拿出属于恐怖的代理人的份额之后，所得利润理所当然也要出口。在海地，任何抗议，哪怕是微小的，都要坐牢或被杀害。尽管有些难以想象，但从1971年到1975年间，海地劳动者的工资比原来已经极低的实际价值下降了四分之一。[9]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时期，又有一批新的美国资本进入海地。

我还记得大约在两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报纸发表的一篇社论。一家老牌保守报纸在怒吼，因为某一个国际文件把阿根廷说成是不发达的、依附性的国家。衡量一个文明的、欧洲式的、繁荣的白人国家和衡量海地这个如此贫穷的黑人国家怎么可以采用同一个尺度呢？

无疑，差距是巨大的，尽管这些差距同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傲慢的寡头集团所做的等级分析毫无关系。然而，不管有多少差别和矛盾，阿根廷没有摆脱扼杀整个拉丁美洲经济的恶性循环。而且，没有任何驱邪的方法可以使它摆脱这一地区的国家或多或少共同存在着的现实。

归根结底，魏地拉将军搞的屠杀不比“爸爸医生”杜瓦利埃[10]或其继承人更文明，不过阿根廷搞镇压的技术水平更高些。从本质上讲，两个独裁政权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效劳，即为要求得到廉价产品的国际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魏地拉独裁政权一上台就赶紧禁止罢工，宣布开放价格并同时冻结工资。政变五个月以后，新的外国投资法使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机会均等。于是，自由竞争结束了一些跨国公司在地方企业面前所处的不合理的不利地位。无依无靠的通用汽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的世界销售额等于阿根廷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除了一些微弱的限制外，此公司可以自由汇出利润和投资。

这个政权满一周岁时，工资的实际价值下降了40％。这是恐怖的功劳。鲁道夫·沃尔什（Rodolfo Walsh）在一封公开信里揭露：“有一万五千人失踪，一万人被囚禁，四千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这就是恐怖造成的赤裸裸的资产负债表。”此信于1977年3月29日寄给政府委员会的三名头头，就在同一天，沃尔什被绑架失踪了。

十一、有真实可信的材料证实，外国在拉丁美洲新的直接投资中，只有极小部分来自原来的投资国。据美国商业部发表的一份调查[11]，仅有12％的资金来自美国总公司，22％来自拉美所得利润，剩下的66％来自国内的信贷，特别是国际信贷。欧洲或日本的投资比例也差不多，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来自总公司的那12%通常只不过是转让已使用过的机器，或是总公司对其工业知识、专利及品牌做出的任意估价。因此，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夺走了它所在国的国内信贷，以换取很值得怀疑的资本贡献，还成倍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外债。

1975年拉丁美洲的外债几乎比1969年多三倍。[12]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在1975年把将近一半的进口所得收入用来还债、支付利息和支付设在本国的外国企业的利润。在这一年里，偿还债务和向国外汇款吞噬了巴拿马从出口所得的55％，秘鲁为60％。[13]1969年，玻利维亚每个居民欠国外一百三十七美元，1977年欠四百八十三美元。玻利维亚居民从未被征求意见，他们也没有见到把绳子套在他们脖子上的这些贷款的一分一毫。

在那些还举行选举的为数不多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城市银行不是候选人，也没有哪一个将军名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是，谁下令、谁执行呢？谁放债谁就可以指挥。为了还债，就要增加出口。为了资助进口，对付外国企业汇向总公司的大批利润和特殊收费，也要增加出口。购买力在下降，增加出口意味着饥饿的工资。群众性的贫困，这是外向型经济成功的秘诀，它阻碍了为维持协调的经济发展所需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我们这些国家变成了回声，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依赖于他人，为了解决他国的需要而存在。同时，根据国外的需求来改造经济，使我们又回到原先的被扼杀状态，即为外国垄断集团的掠夺敞开大门，迫使我们向国际金融界举借新的、更大的贷款。恶性循环是非常完善的。外债和外国投资迫使我们成倍增加出口，但它们又在吞噬出口所得。完成这一项项任务可不能彬彬有礼，要使拉丁美洲劳动者完成为他人繁荣效劳的任务，就必须把他们囚禁起来，这囚禁可以在牢笼的铁栏内，也可以在牢笼外。

十二、野蛮地剥削劳动力与使用集约性技术并非不相容，在我们这些国家里，从来不是。例如，在西蒙·帕蒂尼奥时期，大批玻利维亚工人死在奥鲁罗矿井里，这些工人进行着拿工资的奴隶式的生产，但使用的却是很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称为锡男爵的人很善于把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同最低的工资结合在一起。[14]

此外，在我们今天，引进经济最先进国家的技术同万能的跨国公司夺走属于地方资本的工业企业的过程是一致的。资本集中的过程是通过“无情地烧毁已过时的企业来进行的，而被烧毁的正好是民族企业，这并非偶然现象”。[15]拉美工业迅速的非国有化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技术上的依赖。作为权力的决定性关键，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由宗主国中心垄断。拉美工业引进来的是二手技术，但是那些中心以原版价格出售拷贝。1970年墨西哥引进外国技术付的钱比1968年翻了一番，1965年至1969年期间，巴西也翻了一番，阿根廷的情况同样如此。

照搬技术增加了本来就高的外债，给劳动市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为向国外汇兑利润而建立的体系内，“传统”企业的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日益减少。为了令人怀疑的所谓推动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现代工业的小岛因减少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而牺牲劳动力。同时，人数众多、日益扩大的失业大军的存在也为扼杀工资的实际价值提供了便利。

十三、现在，连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文件也在谈论国际劳动的重新分工。一些技术人员希望，再过几年拉丁美洲出口的成品会同它现在出口的原料和食品一样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在内）的工资差别可能会导致一些新的国际分工，而由于竞争，劳动成本高的工业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或墨西哥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通常比美国低得多。”[16]

是推动进步还是搞新殖民主义冒险？电机和非电机产品已成为墨西哥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在巴西，汽车和武器的出口日益增多。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化的新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工业化是由国外的需求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外国人来促进和引导的。这是否是为我们“外向型发展”的漫长历史增加新的一页呢？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不断上涨的产品，不是“加工产品”，而是那些最精密、技术成分更多的产品，即最发达的经济所特有的产品。不管拉丁美洲出售的是原料或是制成品，它最主要的出口品是廉价的劳动力。

难道我们的历史经验不就是在发展的掩盖下进行的毁坏和瓦解的经验吗？几个世纪之前，征服毁坏了土地，强行种下供出口的农作物，为了满足海外对金、银的需求而在矿井下和淘金的地方消灭土著居民。随着他人的进步，从这场屠杀幸存下来的前哥伦布时期的居民，他们的食品构成恶化了。今天，秘鲁人民生产蛋白质含量极高的鱼粉，供美国和欧洲喂牛，而在大多数秘鲁人的饮食中却见不到蛋白质。大众汽车公司在瑞士的子公司每出售一辆汽车就种一棵树，这是为生态环境慷慨做出的贡献。与此同时，该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却毁坏数百公顷森林，在这些地方生产供出口的肉。难得吃一次肉的巴西人民向国外出口的肉越来越多。在不久前的一次谈话中，达西·里贝罗告诉我，一个大众汽车共和国在本质上与香蕉共和国没有什么区别。从前，出口香蕉所得的每一美元，只有十一美分留在生产国内，[17]而这十一美分中，香蕉园劳动者所得的只是微不足道的部分。现在，当一个拉美国家出口汽车时，这种比例难道会改变吗？

贩卖黑奴的船只已不再漂洋过海。现在的奴隶贩子在劳动部。非洲式的工资，欧洲式的价格。在拉丁美洲，所有的政变难道不是掠夺战的几个片断吗？新上台的独裁政府立刻邀请外国企业前来使用本地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无限制的信贷、减免税和一切手到即得的自然资源。

十四、智利政府紧急计划的职员月工资等于三十美元，一公斤面包值半美元，等于每日可得两公斤面包。在乌拉圭和阿根廷，最低工资目前等于六公斤咖啡的价格。巴西最低月工资为六十美元，但是临时农业工人在咖啡、大豆和其他供出口的农产品种植园劳动时，日工资为五十美分到一美元。墨西哥牛饲料所含的蛋白质比养牛的农民每日所摄取的蛋白质还要高。牛肉是供国内少数特权阶层，特别是供国际市场享用的。在官方慷慨的信贷政策和各种便利条件的保护下，墨西哥为出口而发展的农业蒸蒸日上，但从1970年到1976年，每个居民摄取的蛋白质数量下降了，在墨西哥农村，每五个儿童中，只有一人的体重和身高属正常。[18]在危地马拉，供国内消费的大米、玉米和菜豆的种植听天由命，而供出口的咖啡、棉花和其他产品则占信贷的87％。从事种植和采集咖啡（咖啡为外汇的主要来源）的危地马拉家庭中，每十户中只有一户的食品达到最低水平。[19]在巴西，作为巴西人基本食品的大米、菜豆和木薯只能拿到全部农业贷款的5％，其余贷款给了出口产品。

不久前蔗糖国际价格的下跌没有像从前那样，在古巴农民中引起一场饥饿，古巴现在已经不存在营养不良。与此相比，几乎同时发生的咖啡国际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减轻巴西咖啡种植园工人的长期贫困。巴西咖啡协会一名高级领导人承认，1976年咖啡价格的上涨“没有直接反映在工资上”。[20]（价格上涨是由于霜冻毁坏了巴西当年的咖啡。）

实际上，供出口的农作物本身同老百姓的福利并非不可相容，同经济的“内向型”发展也不矛盾。归根结底，在古巴，出口蔗糖成为创建一个崭新世界的桅杆。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可以享受发展的成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轴心是互相支援。

十五、现在已知道谁注定要为调整体系时出现的危机付出代价了吧。拉丁美洲出售的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同它从垄断技术、贸易、投资和信贷的国家购买的产品价格相比，在无情地下降。为了弥补差额和履行对外国资本的义务，就必须以数量来弥补因价格而失去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南端的独裁政权把工人工资削减了一半，把每一个生产中心变成强迫劳动的集中营。工人也要弥补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的价格下跌。劳动者被迫以数量、以工作小时来弥补其工资失去的那部分购买力。国际市场的规律就是这样重现在拉丁美洲每一个劳动者所生活的小小世界中。对那些“有幸”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八小时工作制仅仅是纸上谈兵，他们通常要劳动十、十二甚至十四个小时，不止一个劳动者没有星期天。

工伤事故也在成倍地增加，这是在生产力的祭坛上奉献的人血。下面列举1977年底在乌拉圭发生的三件事：

——生产石块和道砟的铁路采石场，收益翻了一番。初春时，葛里炸药爆炸，十五名工人死亡。

——在爆竹厂门前，失业者排成长龙，有些儿童在劳动。产量破纪录，12月20日一声响，死了五名工人，数十人受伤。

——12月28日上午7时，一个鱼罐头厂的工人拒绝入厂，因为他们闻到了强烈的瓦斯味儿。厂方威胁他们，如不进厂就会失业，工人仍然不进厂。厂方威胁要叫军队来，此厂以前有好几次也叫来了军队。工人被迫进厂后，死了四人，好几个人住医院。原因是氨气泄漏。[21]

与此同时，独裁政权自豪地宣布：乌拉圭人可以购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宜的苏格兰威士忌酒、英国果酱、丹麦火腿、法国酒、西班牙金枪鱼和来自中国台湾的服装。

十六、玛丽亚·卡罗利娜·德·赫苏斯（María Carolina de Jesús）是在垃圾堆和兀鹫中出生的。

她长大，受苦，拼命劳动。她爱过男人，生过孩子。她在一个小本子里歪歪斜斜地记下了所做的事情和所过的日子。

有一个记者偶然读了这些小本子，于是玛丽亚·卡罗利娜·德·赫苏斯成了著名的作家。她的著作《空屋》（Quarto de despejo），是她在圣保罗一个肮脏的郊区生活了五年的日记，此书被译成十三种文字，在四十个国家流传。

玛丽亚·卡罗利娜·德·赫苏斯这个巴西的灰姑娘，成了世界消费的商品，她离开贫民窟，周游全球，被采访、拍照，评论家们赞扬她，绅士们招待她，总统们接见了她。

岁月流逝。1977年初某个星期天的早晨，玛丽亚·卡罗利娜·德·赫苏斯死在垃圾堆和兀鹫之中。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位曾写过“饥饿是人体内的炸药”的女人。

曾经以他人的剩饭为生的她，一时间成为幸运儿。她可以上桌吃饭，但饭后点心过后，魔法就结束了。当她还在幻想时，巴西仍然是每天有一百名工人因工伤而残废、每十个儿童中有四人注定要成为乞丐或小偷的魔术师。

各种统计数字是乐观的，它们不管人是否倒霉。在那些倒着运转的国家，每当经济发展时，社会的不正义也随之发展。在巴西“奇迹”最为成功的时期，在国内最富有城市的郊区，儿童死亡率上升了。厄瓜多尔石油造成的突然繁荣带来的是彩电而不是学校和医院。

城市膨胀到快要爆炸。1950年拉丁美洲有六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人，1980年将有二十五个。[22]在大城市的边缘，被赶出农村的广大劳动者与这个制度为“多余的”青年公民安排的命运是相同的。善于谋生的人，用拉美流浪汉的方式设法生存下来。“生产体系一直明显地表明它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这一地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特别是大批的城市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23]

不久以前，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调查指出，拉丁美洲有一亿一千万以上的人处于“严重贫困”状态。其中有七千万人可算是“贫困”。[24]人口中有百分之几所吃的东西不够人体所需？用内行人的话来讲，“收入低于最低标准的均衡饮食价格”的，有巴西42％的人口，哥伦比亚43％，洪都拉斯49％，墨西哥31％，秘鲁45％，智利29％和厄瓜多尔的35％。[25]

如何控制受折磨的大多数人的反抗？如何防止可能出现的反抗？既然这个制度不是为这些人运转，如何避免这部分人日益增加呢？除了行善外，剩下的就是警察。

十七、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制造恐怖同其他制造业一样，也用高价购买外国的先进技术。购买并大规模使用在全世界试用过的美国的镇压技术。在这个领域里，拉丁美洲的统治阶级表现出某种创造性的才能，不承认这点是不公平的。

我们的资产阶级未能独立发展经济，他们要创建民族工业的尝试像母鸡飞行一样，飞得既低，距离又短。在我们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政权的主人多次证明他们缺乏政治上的想象力，在文化上也毫无成果。但是，他们懂得如何安装巨大的恐怖机器，也为发展消灭人、消灭思想的技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国家最近的经验是很有说明力的。

阿根廷军人一上台就警告说：“他们将花很长时间去消毒。”乌拉圭和阿根廷统治阶级先后号召各自的武装力量去粉碎主张变革的力量，要把他们连根拔除，要使国内特权阶层的秩序永久化，并为吸引外国资本创造诱惑人的经济条件和政策：被毁坏的土地、有秩序的国家、驯服而廉价的劳动力。没有任何地方比墓地更秩序井然。老百姓立刻成为内部敌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军事教条角度来看，任何生命信号、抗议或简单的怀疑都是威胁所在。

于是形成了复杂的预防和惩罚的机制。

表面现象掩盖着深刻的理性。要使镇压行之有效，就要专横。除呼吸外，人的任何其他活动都可能构成犯罪。在乌拉圭，拷打已成为审讯时惯用的手段，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受害者，不仅是搞反对活动的人和嫌疑犯和有罪者。这样，在全体公民中散布对拷打的恐惧，它像一种侵入到每家每户、渗透到每个公民心灵、使人麻痹的气体。

在智利，追捕的结果是三万人死去。在阿根廷不枪毙人，而是绑架人。受害者失踪。由在黑夜里看不见的军队来完成这项任务。不留下尸体，没有人负责。屠杀总是与官方有关，但从来不是官方搞的，杀人者逍遥法外。这样，集体的痛苦扩散得更快。没有人汇报，没有人解释，每个罪行对受害者的亲属来说都是一种沉痛的踌躇，对其他人则是一种警告。国家恐怖主义打算靠恐惧使老百姓不敢动。

在乌拉圭，要想有工作或者维持原来的工作，就必须得到军人的批准。在这个国家里，要想在兵营和警察所之外找到工作是相当难的，这使得在被列为左派分子的三十万公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被迫流亡国外。这种状况对威胁留下的人也有好处。蒙得维的亚各报常常发表表示悔过自新的文章，这些公民为了以防万一，捶着胸膛声明：“我从来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

在阿根廷，已经不需要靠法令来禁书。新的刑法像往常一样，凡被认为是扰乱性的书，其作者和出版者都要受到制裁。此外，还要处罚发行者和书店老板，致使没有人敢出售这些书。如果这样还不够，他们还处罚读者，没有人敢读它们，更不敢收藏。购书者受到的待遇就是法律上规定的对待吸毒者的待遇。[26]在打算要建立的聋哑人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要成为自己的审判官。

在乌拉圭，出卖人不犯法。大学生入学时要写书面誓言，发誓要揭露在学校里进行“与学习无关的任何活动”的人。大学生们对在他们面前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在打算建立的梦游症患者的社会里，每一个人既要监视自己又要监视他人。然而，这个制度不相信人，这完全有道理。在乌拉圭有十万名警察和士兵，告密者也有十万人。特务的活动场所在大街上、咖啡店、工厂、中学、办公室和大学里。谁高声抱怨生活费用高、生活有困难，谁就要坐牢，因为他“违犯了武装力量的道德准则”，要坐三至六年牢。

十八、1978年1月公民投票时，凡是赞成皮诺切特独裁的，要在票中的智利国旗下面画一个十字，反对的则在一个有黑边的格子里画十字。

这个体制想把自己与国家融为一体。昼夜不停地向公民做宣传的官方报纸说这个制度就是国家，制度的敌人就是祖国的叛徒。对不公正表示愤怒或表示愿意改革就成为背叛的证据。在许多拉美国家里，没有被驱逐出境的人就在自己的国家里流亡。

当皮诺切特庆祝胜利时，被独裁政权称之为“集体旷工”的罢工，不顾恐怖而在全智利爆发。阿根廷大部分被绑架和失踪的人都是曾开展某种工会活动的工人。人民有无限的想象力，他们想出新的斗争方式，如悲伤劳动、起哄劳动等，并通过互相支持找到了摆脱恐怖的新途径。1977年全年，阿根廷发生数次一致性罢工，当时，失去生命的危险同失去工作的危险一样存在。不可能一笔勾销有着长期斗争传统的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做出回答的权力。同年5月，乌拉圭独裁政权在总结它如何掏空人们的思想和削弱集体意识时不得不承认：“现在国内还有37％的公民关心政治。”[27]

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的幼年时期，而是资本主义血腥的衰败。不发达并非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发达的后果。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因在国际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个制度变得无能为力，从一诞生就垂死，它的根基是泥做的，却自以为命运如是，希望永存不朽。任何回忆都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与现实不同，对未来的任何设想也是如此。强迫回魂尸吃无盐的东西，因为对它来讲，盐是危险的，吃了就会醒过来。这个制度以蚂蚁那种永远不变的社会作为自己的范例，所以它同人类的历史相处得不好，因为历史的变化比较多。而且，在人类历史中，任何破坏性的行为，早晚都会导致创造性的行为。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1978年4月于卡莱利亚，巴塞罗那

没有一些朋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予我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写成此书的。这些朋友是：塞尔希奥·巴古、路易斯·卡洛斯·本维努托、费尔南多·卡蒙娜、阿迪塞亚·卡斯蒂略、阿尔维托·库里埃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罗赫略·加西亚·卢皮、米盖尔·拉瓦尔卡、卡洛斯·莱萨、萨穆埃尔·利斯滕斯坦、胡安·A.奥多尼、阿道弗·佩雷尔曼、阿瑟·波厄尔内、赫尔曼·拉马、达西·里贝罗、奥尔兰多·罗哈斯、胡利奥·罗谢略、保罗·希林、卡尔—海因斯·斯坦希克、比维安·特里亚斯和丹尼尔·比达尔特。

我把此书的成果献给他们，献给那些在最近几年鼓励我写作此书的朋友。对此书造成的后果，他们当然是无辜的。

1970年底于蒙得维的亚

注释

[1]采访，让—皮埃尔·克拉克（Jean-Pierre Clerc），见《世界报》（Le Monde），巴黎，1977年5月8、9日。

[2]《民族报》（The Nation），8月28日。

[3]犯罪事件1976年9月21日发生在华盛顿。在此之前，乌拉圭、智利和玻利维亚一些政治流亡者在阿根廷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是卡洛斯·普拉特斯（Carlos Prats）将军，他是阿连德政府军事系统的关键性人物。他的汽车于1974年9月27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车库内被炸。另一个是胡安·何塞·托雷斯（Juan José Torres）将军，他曾领导玻利维亚一个短命的反帝政府，1976年6月15日遭枪杀。还有乌拉圭议员塞尔马尔·米切利尼（Zelmar Michelini）和埃克托尔·古铁雷斯·路易斯（Héctor Gutiérrez Ruiz），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遭绑架、受拷打并被杀害，时间为1976年3月18日到21日之间。

[4]由基民党政府开始、人民团结政府深入进行下去的土地改革也遭到破坏。玛丽亚·贝亚特里斯·德·阿尔盖克·W.（María Beatriz de Albuquerque W.）：《智利农业：资本主义现代化或是回到传统的方式？评智利的反土改》（“La agricultura chilena:¿modernización capitalista o regresión a formas tradicionales? Comentarios sobre la contra-reforma agraria en Chile”），载于《伊比利亚美洲》（Iberoamericana）杂志，第6卷，第2分册，1976年。拉丁美洲研究所，斯德哥尔摩。

[5]3个月以后大学举行了选举。当时这是唯一剩下的选举。独裁政权的候选人获得2.5％的选票。于是，为了维护民主，他们关押了大部分大学生，然后把大学交给那2.5％的人。

[6]《注视》（Veja）杂志，第444期，圣保罗，1977年3月9日。

[7]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1963年海外拨款工作，第87届国会听证会，第2次会议，第1部分。

[8]卢尔德（Lourdes）声明，1976年10月。

[9]见《小说家》（Le nouvelliste），太子港，海地，1977年3月19—20日。转引自阿古斯丁·奎瓦（Agustín Cueva）《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发展》（El desarrollo del capitalismo en América Latina），《二十一世纪》（Siglo XXI），墨西哥，1977年。

[10]译注：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çois Duvalier，1907—1971），1957—1971年间担任海地总统。在此之前，他曾作为一名医生工作并赢得“爸爸医生”的称号。

[11]艾达·梅·曼特尔（Ida May Mantel）：《美国在国外子公司基金的来源和使用，1966—1972》（“Sources and uses of funds for a sample of majority-owned foreign affiliates of U.S.companies,1966—1972”），美国商业部（U.S.Department of Commerce），《当代商业概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1975年7月。

[12]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对外关系》（El desarrollo económico y social y las relaciones externas de América Latina），圣多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1977年2月。

[13]长着小翅膀的钱不需要护照就可以旅行。靠开发我们自然资源所得的相当一部分利润外流到美国、瑞士、联邦德国或其他国家。到那儿之后，这些钱就像在马戏团那样，翻一个筋斗，然后作为贷款回到我们这些国家。

[14]阿古斯丁·奎瓦，同前引书。

[15]阿古斯丁·奎瓦，同前引书。

[16]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同前引书。

[17]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香蕉的销售体系》（The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for bananas），1974年12月。

[18]《对墨西哥营养不良的看法》（“Reflexiones sobre la desnutrición en México”），见国家外贸银行出版的《对外贸易》，第28卷，第2期，墨西哥，1978年2月。

[19]罗杰·伯比奇（Roger Burbach）、帕特里夏·弗林（Patricia Flynn）：《综合性农业企业瞄准拉丁美洲》（“Agribusiness Targets Latin America”），北美拉美人研究会（NACLA），第12卷，第1期，纽约，1978年1—2月。

[20]罗杰·伯比奇（Roger Burbach）、帕特里夏·弗林（Patricia Flynn）：《综合性农业企业瞄准拉丁美洲》（“Agribusiness Targets Latin America”），北美拉美人研究会（NACLA），第12卷，第1期，纽约，1978年1—2月。

[21]工会和新闻界提供的材料，载于《乌拉圭资料》（Uruguay Informations），第21期和25期，巴黎。

[22]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同前引书。

[23].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同前引书。

[24]国际劳工组织（OIT）：《就业、发展和基本要求》（Empleo,crecimiento y necesidades esenciales），日内瓦，1976年。

[25]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同前引书。

[26]在乌拉圭，宗教法庭的法官们已经现代化了。这是野蛮同资本主义做买卖意识的一种奇怪的混合。军人不再烧书了，他们把书卖给造纸公司，造纸厂把书撕碎，变成纸浆，再送回消费市场去。说读者见不到马克思，这不是真的，他在，但不是以书本的形式而是以餐巾的形式。

[27]1977年5月21日阿巴里西奥·门德斯（Aparicio Méndez）总统在派桑杜（Paysandú）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说道：“我们正在避免国家因政治上的激情而出现悲剧。好人不谈独裁，不想独裁，也不要求人权。”

没有一些朋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给予我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写成此书的。这些朋友是：塞尔希奥·巴古、路易斯·卡洛斯·本维努托、费尔南多·卡蒙娜、阿迪塞亚·卡斯蒂略、阿尔维托·库里埃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罗赫略·加西亚·卢皮、米盖尔·拉瓦尔卡、卡洛斯·莱萨、萨穆埃尔·利斯滕斯坦、胡安·A.奥多尼、阿道弗·佩雷尔曼、阿瑟·波厄尔内、赫尔曼·拉马、达西·里贝罗、奥尔兰多·罗哈斯、胡利奥·罗谢略、保罗·希林、卡尔—海因斯·斯坦希克、比维安·特里亚斯和丹尼尔·比达尔特。

我把此书的成果献给他们，献给那些在最近几年鼓励我写作此书的朋友。对此书造成的后果，他们当然是无辜的。

1970年底于蒙得维的亚

DARE NOT LINGER: THE PRESIDENTIAL YEARS

by NELSON MANDELA and MANDLA LANGA

Text copyright © 2017 by Nelson R. Mandela and the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Prologue copyright © 2017 by Graça Machel

Concept and design copyright © 2017 by Blackwell and Ruth Limited

Book design by Cameron Gibb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南非）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南非）曼迪拉·蓝加（Mandla Langa）著；董志雄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2

书名原文: Dare Not Linger: The Presidential Years

ISBN 978-7-305-21403-5

Ⅰ. ①不⋯ Ⅱ. ①纳⋯ ②曼⋯ ③董⋯ Ⅲ. ①曼德拉（Mandela, Nelson Rolihlahla 1918—2013）－自传 Ⅳ. K834.7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8772号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政编码：210093

　　网址　www.njupco.com

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丛序

前言

致读者

序

第一章 自由的挑战

第二章 以谈判实现民主

第三章 自由公平的选举

第四章 进入总统府

第五章 民族的团结

第六章 总统与宪法

第七章 议会

第八章 传统领袖与民主

第九章 国家转型

第十章 和解

第十一章 社会与经济转型

第十二章 与媒体交锋

第十三章 在非洲和世界舞台上

结语

附录一 组织机构缩略语

附录二 人物、地点与事件

附录三 大事年表（1990—1999）

附录四 南非地图，1996

注释

致谢

索引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事实上，我们尚未获得自由，我们仅仅获得了争取自由的自由，不被压迫的权利。我们尚未完成征程的最后一步，而仅仅是在一条更漫长甚至更困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因为取得自由不仅是挣脱自己身上的枷锁，更要以一种尊重和促进他人自由的方式生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忠于自由，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迄今我一直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行进。我一直努力克服蹒跚的步履，在这条路上我曾经多次误入歧途。但我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只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需要攀登。我在这里休息片刻，抽暇环顾周围的壮丽风景，回头看看我已经走过的路程。但我只能休息片刻，因为伴随自由而来的是责任，我不敢懈怠，因为我的漫漫自由路尚未结束。

——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

前言

在马迪巴（Madiba）*和我结婚后3个月，他坐下来撰写本书的第一章，他打算将这本书作为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的续篇。

出于对他的政治组织以及南部非洲更大范围的解放斗争的责任感，他决定写作《漫漫自由路》；而对南非人民以及全球公民的责任感，激励他开始写作现在这本名为《不敢懈怠》（Dare Not Linger）的书。

他想讲述自己作为民主南非第一位总统的那些岁月，对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困扰他的政府班子的问题做出反思，并探讨他们在应对新生的民主制度面临的无数挑战时试图采用的原则和策略。最重要的是，他想书写如何在南非奠定民主制度的基础。

大约4年时间里，这项工作在他和他身边的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笔耕不辍，用钢笔或圆珠笔写下草稿，期待信任的同道给出评论，然后一遍遍重写，直到自己感觉可以开始下一个章节为止。每一步都是经过咨询商讨的。我要特别感谢杰克斯·格威尔教授（Prof. Jakes Gerwel）*和马迪巴的私人助理泽尔塔·拉·格兰治（Zelta la Grange），他们在此期间给予他一次次鼓励并以多种方式支持了这一工作。

这个世界对他的要求，各种分散他精力的事务，以及年龄的增长，都增加了这项工作的困难。他失去了最初的动力，最终将手稿暂时搁置。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经常谈到这件事——担心已经开始了的工作无法结束。

这本书体现了为马迪巴完成这项事业的集体努力，讲述了他想与全世界分享的故事。南非作家曼迪拉·蓝加（Mandla Langa）将马迪巴撰写的10章原稿与他就任总统期间的写作和思考完美地串联在一起，完成了整个故事的讲述，让马迪巴的声音清晰地在全世界传响。

曼迪拉是马迪巴的一位出色倾听者，他用作家杰出的文笔将马迪巴的声音记录下来。乔尔·内奇滕泽（Joel Netshitenzhe）和托尼·特鲁（Tony Trew）†是马迪巴任职总统期间信赖的顾问和幕僚，他们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研究和分析，并初步撰写成文；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在制度上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支持。我感谢他们所有人，也感谢我们的出版合作伙伴，使我们能够实现马迪巴的梦想。

我希望每位读者都能从马迪巴的故事中感受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从中获得激励，为当今世界各种复杂棘手的问题寻求可持续的解决。本书的书名来自《漫漫自由路》的最后一段，马迪巴在那里写道，登上一座大山的顶峰，短暂休息后再继续漫漫征程。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休息的地方，但在我们被召唤前行的路上绝不可停留太长时间。

——格拉萨·马谢尔（Graça Machel）

*　马迪巴是曼德拉的氏族名。——译注

*　杰克斯·格威尔，见“附录二”。——本书脚注如无特别说明皆为原注

†　乔尔·内奇滕泽、托尼·特鲁，见“附录二”。

致读者

本书中的绝大部分文字来自纳尔逊·曼德拉自己的写作，包括他关于总统岁月未完成的回忆录和个人笔记，以及在议会、政治集会上的发言或作为著名人权拥护者在国际舞台上的演讲。

未完成的回忆录“总统岁月”包括10个章节的草稿——大部分都有数个版本，以及为撰写这些章节准备的笔记。从档案资料来看，章节不同版本之间的顺序并非总是清晰可辨。本书是从曼德拉已写章节的各版文字和未完成章节的全部笔记中提炼内容荟萃而成的。

为了保持曼德拉原作历史意义上的完整，对于他摘取的文本我们在编辑中尽可能不进行改动，仅有的改动限于：使引号的使用符合规范、书名和报纸名改为斜体、偶尔为了语意连贯加入一个逗号或者纠正一些罕见的姓名拼写错误。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英文编辑添加的内容显示在方括号中。我们保留了曼德拉拼写职业头衔时首字母大写的写作风格，也保留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例如他有时也把“Blacks”和“Whites”这类词首字母大写。来自曼德拉即席接受采访的引用材料均被修改统一为与正文的编辑风格一致。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在书后对书中提及的重要人物、地点和事件附有详尽的术语表、各种组织的缩略语对照表、南非地图以及曼德拉从1990年获释到1999年他的继任者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就任期间节略的大事年表。

序

南非的公共假日12月16日，既是1838年“移民先驱”（Voortrekkers）布尔人（Boer）击败祖鲁人（amaZulu）的胜利纪念日，也是1961年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非国大，ANC）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Sizwe）的成立纪念日。*几经更名后，这一天在1994年最终被重新命名为和解日（Day of Reconciliation）。但对于许多南非人来说，1997年的这一天更多是作为纳尔逊·曼德拉漫漫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被记住的，而不是其充满痛苦的起源。

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西北省（Northwest）省会马菲肯市（Mafikeng）的温度已经达到摄氏35度以上，参加非国大第50届全国代表大会的3000多名代表聚精会神地静待曼德拉总统做政治报告。几分钟前，他就坐在即将卸任的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NEC）领导集体成员中间。当他走向讲台时，解放歌曲昂扬的歌声被热烈的掌声淹没，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与大多数高个子的人不同，曼德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高，而是腰杆笔直地站着宣读报告。演讲朴实无华，他相信自己话语的力量，因此很少使用他的一些同胞非常喜欢的修辞。从1994年第一次民主选举的欢庆中诞生的新南非，当时已在经历难产之后的创后痛。

对于非国大作为执政党所扮演的角色，曼德拉说：“尽管我们的人民在稳固民主体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仍然处于一个需要时时小心，以将这个新生儿抚养成人的过程中，这是过去三年我们工作中的基本信念。”

如果说未来是确定的，那么过去则正在被证明是难以预测的。暴力犯罪——过去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遗产之一——正在成为每日的头条新闻；尽管政府寻求以促进增长的政策和平权行动来解决失业问题，但仍令大多数人感到不满。这些被反对党，特别是国民党（National Party）*所利用。国民党曾是种族隔离时期的执政党，后在1996年，以无法影响政府的政策为由，从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GNU）†中退出。

关于国民党的政客，曼德拉说：“这个政党中比较正直的人是不支持退出民族团结政府的决定的。他们在行政管理的位子上，其执政的动力是既要保护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的利益，也要保护其他人的利益。”

正如曼德拉在1997年12月所说的，那时有一种期待感。上一年在南非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如班图·霍罗米萨将军（General Bantu Holomisa）被开除出非国大，以及一个分裂出来的政党——联合民主运动（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的成立。这些必定使人回想起1959年非国大分裂，另成立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PAC）的伤痛。*霍罗米萨曾是受到拥戴的人民之子，以直抒己见而声誉卓著，但非国大内部出现民粹主义倾向也是他的“功劳”，同样推波助澜的还有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Winnie Madikizela-Mandela）以及非国大青年团（ANC Youth League，ANCYL）口无遮拦的主席彼得·莫卡巴（Peter Mokaba）。†

当时存在着继任者的问题。曼德拉已经表达了要在这次会议上从非国大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愿望。在1996年7月7日星期日的电视广播中，曼德拉确认了他将不参加1999年大选的传言，兑现了他在1994年宣誓成为这个国家首位民选总统时许下的承诺。他认为，尽管根据宪法规定，他可以服务两个任期，但鉴于他已经为全体人民的更好未来奠定了基础，一个任期就足够了。‡

媒体评论员和分析家将这次会议视为一个信誉卓著的英雄交出权杖的殿堂。谁将接替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塔博·姆贝基或是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他们两人在解放斗争事业上都功绩斐然。拉马福萨在民主南非大会（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CODESA）¶上表现出色。民主南非大会于1991年10月开始，1993年结束，最终成果是在1996年5月8日通过了南非新宪法。姆贝基作为曼德拉的副手在管理国家事务上获得广泛赞誉。

因急于平息那些认为科萨语（isiXhosa）族群在主导非国大的批评，曼德拉在1994年向另外三位非国大的领导人——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托马斯·恩科比（Thomas Nkobi）和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提出继承人的问题时，推荐了拉马福萨。*但他们建议曼德拉选择姆贝基。姆贝基最终在1997年被选为非国大主席，使他将先于拉马福萨成为国家总统。

5天的会议大戏中，一抹辛辣的调剂是非国大领导人的选举，6个职位中只有2个是需要竞争的。姆贝基毫无争议地当选非国大主席，雅各布·祖马成为副主席。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曾考虑与祖马竞争副主席，但她没能得到足够多大会代表的支持，未获提名，从而被迫退出。许多人认为她与民粹主义运动有染，对政府缺点的批评尖酸刻薄，有时就像是在向她的前夫曼德拉进行挑衅。这与其非国大成员的身份格格不入，从而导致她在选举中蒙羞。卡莱马·莫特兰蒂（Kgalema Motlanthe）被选为总书记，他曾经是工会成员，并同曼德拉和祖马一样，也曾在罗本岛（Robben Island）†的监狱服刑。门迪·姆西芒（Mendi Msimang）接替阿尔诺德·斯托菲莱（Arnold Stofile）成为财务长。另外两个竞选的职务是全国主席和副总书记。莫修奥·“恐怖者”·莱科塔（Mosiuoa“Terror” Lekota）击败了从前罗本岛的狱友史蒂夫·奇韦特（Steve Tshwete）‡，成为全国主席；滕吉韦·姆廷措（Thenjiwe Mtintso）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马维维·米亚卡亚卡—曼齐尼（Mavivi Myakayaka-Manzini），当选副总书记。

* * * * *

1997年12月20日下午大会结束时，曼德拉再次以严肃的形象出现，并做了告别演讲。他合起双手放在胸前，脱稿道出肺腑之言。他没有点名，但要求继任的领导人警惕那些围绕在他或她身边的只知唯唯诺诺的人。

“尤其是在如此重任下，一个未经反对即当选的领导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领导层中同僚的顾虑，使他们在这个解放运动内部的组织架构中能够没有任何恐惧地畅所欲言。”

待掌声平息下来，他又详细阐述了领导人所面临的冲突：既要允许组织内部有不同意见并得到自由表达，同时又必须维系组织的团结。

“人们甚至应该能够公正地批评这个领导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同仁们凝聚在一起。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要容许不同的意见，只要这些意见不会损害组织的声誉。”

曼德拉引述了中国革命期间一位政策批评者的故事作为例子。中国领导集体“对他是否在革命运动的组织之外说过损害组织声誉的话进行了审查”，审查结果表明他没有此类行为，于是这名批评者得以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身份进入中央委员会。

他们“赋予他必须承担的责任，”曼德拉在阵阵笑声中说，“而他则被迫少说话、多担责。”

他继续说：“幸运的是，我知道我们的主席对这个问题深有体会。我知道的一点是，他在工作中始终以一种同志式的精神接受批评。我坚信，他……不会排挤任何人，因为他知道，［重要的是］让强大且有独立思想的人围绕在周围，他们能够在运动的组织内部对你提出批评、改进你的工作。因此当你制定新的政策时，那些决定将万无一失，没有任何人能够成功地否定它们。在这个组织中，没有人比我的主席姆贝基同志对这个原则理解得更深。”

曼德拉回到演讲稿上继续，重申领导者与“那些拥有的资源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多的名流权贵”的交往，会如何导致他们忘记“那些在我们孤立无援的困难时期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

在一轮热烈的掌声之后，曼德拉继续演讲，证明非国大继续与古巴、利比亚和伊朗这些国家维持关系的正确性。这针对的是那些曾经支持种族隔离政权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离间。曼德拉对在座的外国客人表达了感谢，他们来自曾经拒绝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和世界性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他们使我们的胜利成为可能。我们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

在演讲快结束时，曼德拉花了一些时间承认这场斗争的脆弱性及其取得的成就。尽管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挫折和后退也一直存在。

“这并非由于我们不会失败，”他说，脱离了写好的讲稿，“和其他任何组织一样，过去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

“我们曾有一位也是毫无争议当选的领导人，后来我们和他一起被捕了。*按照当时的标准，他很有钱，而我们非常穷。秘密警察拿着一份《镇压共产主义条例》（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对他说：‘看看这里，你有好几个农场，但按照这里面的一项条款，如果被判有罪，你将失去这些财产。你在这里的同伙都是些穷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于是这位领导人选择用自己的律师团队，而拒绝与其他被捕的人一起抗辩。引导他作证的律师告诉法庭，被告在许多文件中要求与白人平等的权利：他的代理人怎么认为？他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回忆起这些，曼德拉轻笑了一下继续道：“这位领导人说，‘绝不会有那样的事’。他的律师说，‘但是你和你的这些同事认可这种说法吗？’这位领导人正要指向沃尔特·西苏鲁，法官打断他，‘不，不，不，你只说你自己。’但是被捕的经历对他来说太难以承受了。”曼德拉停了一下，像是在回味。“现在我们仍然感谢他在我们被捕前的那段时间里发挥的作用。他曾经做得很好。”

他没有停下来解释最后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这引起哄堂大笑——“做得很好”，是感谢这位领导人为组织的服务，还是对他的物质财富的讥讽？——曼德拉结束了他的脱稿评论。

“我说这些，”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神色，“是因为如果有一天我自己屈服了，而且辩称‘我是被这些年轻的家伙误导了’，只要记得我曾经是你们并肩奋斗的伙伴。”

回到讲稿上，他说是时候交出指挥棒了。“我个人期待着这样的时刻，”他继续道，“我，以及你们在这里看到的那些我的老伙计们，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并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做出判断。随着1999年一天天临近，作为国家总统，我将努力移交越来越多的责任，从而保证向新总统班子的平稳过渡。

“这样我将能够有机会在晚年含饴弄孙，并尝试以多种方式为所有南非儿童提供帮助，尤其要帮助在过去无视儿童疾苦的体制下深受其害的不幸的孩子。我也将有更多的时间继续与泰霍波（Tyopho）——即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叔叔*和其他人进行辩论，岛上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关于教育目的的激烈政治论辩尚未得出定论。

“我向你们保证……我将以自己的绵薄之力继续为这个国家的转型、为非国大服务。非国大是唯一能带来转型的解放运动组织。作为非国大的普通一员，我想我也将拥有许多在过去岁月里被剥夺的特权：尽我所能地批判，对贝壳屋大厦（Shell House）†的任何专制迹象提出挑战，自下而上地为我喜欢的候选人游说。

“但我希望更严肃地重申，我将依然是非国大一名遵守纪律的成员。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将始终遵循非国大规章的指引，并将建立机制，使你们能够对我的任何不当行为提出严厉的斥责……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是一个以冲突、血腥、仇恨和不容异己为特征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人们试图消除穷人和富人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未能彻底解决。

“我希望我们非国大的努力，在过去和将来都有助于寻求一个正义的世界秩序。

“今天标志着这场接力赛又一轮的结束，而这场比赛还将继续数十年。我们退出赛道，从而使新一代能干的律师、电脑专家、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实业家、医生、工程师，还有最重要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能够把非国大带入新的千年。

“我期盼这样的时光：可以沐浴着阳光醒来，平静安宁地漫步在我家乡库努（Qunu）*的丘陵与峡谷之中。我对这样的憧憬充满信心，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看着孩子们脸上发自内心的、阳光般灿烂的笑容，我就会知道，塔博同志，你和你的团队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们正在继续取得胜利。

“我知道，非国大充满活力，它将继续引领我们前进！”[1]

与会代表和受邀参会的来宾纷纷起立，开始欢唱、鼓掌、随着此起彼伏的歌声摇摆。他们最终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既是与一位卓越超群的南非之子告别，也是伤感地承认，不论发生什么，南非都不再是从前的南非了。

“纳尔逊·曼德拉，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这首自由之歌的乐声仍在继续。

*　非国大和民族之矛，见“附录二”。

*　国民党，见“附录二”。

†　民族团结政府，见“附录二”。

*　班图·霍罗米萨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见“附录二”。

†　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和非国大青年团，见“附录二”。

‡　南非共和国宪法，见“附录二”。

§　塔博·姆贝基和西里尔·拉马福萨，见“附录二”。

¶　民主南非大会，见“附录二”。

*　沃尔特·西苏鲁、托马斯·恩科比、雅各布·祖马，见“附录二”

†　罗本岛，见“附录二”。

‡　史蒂夫·奇韦特，见“附录二”。

*　曼德拉指的是詹姆斯·塞贝·莫罗卡医生（Dr. James Sebe Moroka），保守的非国大前主席，见“附录二”。他在1952年谴责了曼德拉和其他在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Defiance Campaign Against Unjust Laws）中被捕的人。后来曼德拉原谅了他，并让他成为自己孙子的教父。

*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见“附录二”。

*　即戈万·姆贝基（Govan Mbeki），见“附录二”。

†　贝壳屋大厦，1990—1997年非国大的总部。

*　库努，见“附录二”。

[1].所有引用的讲话均来自纳尔逊·曼德拉于1997年12月16日在马菲肯市举行的非国大第5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第一章 自由的挑战

早在纳尔逊·曼德拉1990年自维克托韦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释放之前，他就已经听到过这首自由之歌及其多个版本。国家安全机构和监狱当局联手将曼德拉与正在风起云涌的斗争——及其激励人心的歌曲——隔绝的企图完全是徒劳，他们根本无法阻止这位重要囚犯与许多对话者交流信息。1980年代末，大量新囚犯涌入各个监狱，其中包括罗本岛监狱，而这标志着斗争的升级。这些新囚犯主要是来自各个政治组织的年轻人，他们的前辈是1976年出现在索韦托（Soweto）和其他地方的反抗运动中的大批学生活动分子。†他们带来了在街头传唱的新歌曲，每一首都讲述了前进或受挫，悲剧或喜剧。这些歌曲反复表达的就是，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曼德拉或许熟知爱默生犀利的名言——“伟大即意味着被误解”。[3]像大多数认为历史已为他们安排了特殊使命的人一样，曼德拉知道，自己能够流传后世的是他所领导的事业：政府与非国大的对话。对话早在他被释放前5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他刚刚在沃尔克斯医院（Volks Hospital）做完一次身体检查，时任司法部部长的科比·库切（Kobie Coetzee）*前去探望，曼德拉向他提出了非国大和政府进行对话的问题。在无法摆脱的黑暗中，库切的出现带来了一丝希望。1985年标志着斗争最血腥的时期，位于鸿沟两岸的交战双方彼此怒目而视，强硬的态度和不容回旋的坚定意志成为那个时代的特点。

此时，非国大主席、曼德拉的同胞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刚刚向南非人民发出让国家摆脱政府控制的号召。[6]然而曼德拉认识到，面对能够动用大量国家权力的敌人，手无寸铁的群众的伤亡会更加惨重。但他是一名囚犯，一名政治犯，像战俘一样，他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出逃。然而从直接关押他的监狱出逃不可避免地与另一种更广义的出逃交织在一起，即南非人民逃离非正义制度的桎梏，或者说是从少数白人统治下获得解放。经过对敌人长时间的研究，熟读他们的历史、法理、哲学、语言和文化著作，曼德拉开始认识到，白人必然会发现，他们受到的种族主义的伤害，并不比黑人少。谎言使他们有一种虚假的优越感，但事实终将证明，这个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体制会毒害他们自己和后世子孙，使他们无法适应更广大的世界。

从医院返回波尔斯穆尔监狱（Pollsmoor Prison）*后，曼德拉被与其他狱友隔离开单独关押，这段时间被他称为“美好的孤独”，使他彻底想清楚，必须要有所行动。他得出结论，“一场没有必要的冲突，即使不会牺牲双方上百万的生命，也会造成成千上万的死伤，这是没有意义的”。[8]是时候进行对话了。

意识到他的行动对于解放斗争整体和非国大本身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他准备听天由命：如果失败，非国大还可以挽回颜面，把他的行动说成是一个被隔离的人所做出的荒唐之举，不能代表非国大。

“伟人创造历史，”颇具影响的非裔特立尼达历史学家C. L. R.詹姆斯（C. L. R. James）写道，“但只能创造可以被他们创造的历史。他们成就的自由受到环境需要的限制。”[9]

在被囚禁的近30年时间里，曼德拉一直致力于分析这个他注定要领导的国家。在等待关押者的宣判或来自同胞的秘密信号时，他反复思考着社会的性质，思考其中的圣徒和恶魔。尽管身处监狱——他成就的自由受到环境需要的限制——他还是逐渐接触到了种族隔离政权的最高当局，最终会见了身患重病的总统P. W. 博塔（P. W. Botha），以及他后来的继任者，F. W. 德克勒克（F. W. de Klerk）。†

在监狱外面，死亡人数成倍增加，杀人小队活动猖獗。越来越多人丧命，导致更多的屠戮和暗杀，周而复始。被杀害的也包括学界人士。一种新的语言在街头形成，人们开始对自卫组织和更加恐怖的处决方式习以为常，例如有一种名为“火项链”的残忍酷刑*，用于处决那些被视为与种族隔离政权相勾结的人。

在所有与政府代表的会见中，曼德拉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南非的悲剧找到解决办法。从德克勒克到穿着防弹衣、试图驱散愤怒群众的19岁警察，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男女，就像是拿着手榴弹把玩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滑向毁灭的深渊——还带着数百万无价的生命陪葬。

曼德拉希望这样的想法能让世人知道，否则将追悔莫及。将近70岁的年纪，他知道自己终有一死。很久之后，可能正是出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他写下了那篇箴言：

“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男男女女，来了又去。一些人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名字亦湮没无闻，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另一些人确实留下了印记：他们对其他人所犯罪行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记忆。占人口少数的白人针对占人口多数的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裔滥用权力，否定多数人的基本人权，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推行狂热的种族主义，未经审讯的拘留，监狱内外的酷刑和虐待，家庭破碎，迫使人们流亡、转入地下，把人投入监狱并长期关押。”[12]

和几乎所有南非黑人一样，对于他所列举的每一种暴力，曼德拉或是亲身经历，或是有亲近的人在种族隔离政权手下遭到令人发指的虐待。这一时期充满了骤然的死亡，所发生的事件让人想起美国恐怖电影的标题：“古古莱图七人”（The Gugulethu Seven）、“克拉多克四人”（The Cradock Four）、“特洛伊木马屠杀”（The Trojan Horse Massacre）。*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年轻的族群领袖和积极分子在1980年代国家镇压高峰时被残忍谋杀，而国家安全机构或是否认参与暴行，或是辩称他们一直受到攻击。

回想起种族隔离政权的安全机构在沙佩维尔（Sharpeville）†和其他地方的屠戮，对于警察行动造成的大规模死伤，曼德拉勾画出一个令人惊恐的图景，“嗜血好战的警察机构屠杀了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还亵渎圣灵地“以上帝的名义……来证明对多数人的恶行是合理的。他们的政权犯下了无比残酷的暴行，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穿戴着昂贵的服饰并定期去教堂。事实上，他们体现了魔鬼所代表的一切。尽管他们始终宣称自己是一个由虔敬信徒组成的群体，但他们的政策几乎遭到整个文明世界的谴责，被视为一种反人类的罪行。他们在联合国和许多其他世界和区域组织中的成员资格被中止……成为全世界的过街老鼠”。[15]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这一国际事件几乎掩盖了一个月前发生在南非国内的一个重要进展。在1989年10月15日，沃尔特·西苏鲁和雷蒙德·姆拉巴（Ramond Mhlaba）、威尔顿·姆夸伊（Wilton Mkwayi）、奥斯卡·姆佩塔（Oscar Mpetha）、艾哈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安德鲁·姆兰格尼（Andrew Mlangeni）和伊莱亚斯·莫措阿莱迪（Elias Motsoaledi）‡一起被释放了，其中5人是曼德拉最亲密的同志，在1963—1964年里沃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中和曼德拉一起位于被指控的10人之列。†亚弗塔·卡拉比·梅思默拉（Jafta Kgalabi Masemola）是与罗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一起创立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创始人，也被释放了。6个月之后，梅思默拉死于一场车祸，迄今一些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仍然认为这场车祸有可疑之处。

曼德拉劝说当局释放关在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中的囚犯以示善意。谈判由曼德拉和博塔开启，但后来一度陷入僵局。根据国家情报署（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NIS）前负责人尼尔·巴纳德（Niël Barnard）§的说法，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State Security Council，SSC）的强烈反对，这些计划（1989年3月释放西苏鲁）被推后”。[21]这次西苏鲁等人获得释放，让曼德拉心情复杂：既为同胞获得自由而欢欣鼓舞，也为自己的孤独而难过伤感。但是他知道，几个月内就会轮到他了。

卡特拉达回忆起1989年10月10日“囚犯卡特拉达”与“囚犯曼德拉”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最后一次会面的场景。卡特拉达和其他斗争事业的战友到曼德拉所在的牢房看望他，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后14个月的监禁时光。

曼德拉对他们说：“伙计们，是说再见的时候了。”卡特拉达等人回答：“只有真的被释放了，我们才相信那是真的。”曼德拉坚称，他刚刚还和两位内阁部长在一起，他们向他保证，他的同志们将会获得自由。那天晚上，卡特拉达等人没有被立即送回波尔斯穆尔监狱，而是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饭厅中吃了晚餐。然后，正在晚间新闻时分，一台电视被搬了进来。总统F. W. 德克勒克发表声明，他已决定释放8名囚犯：卡特拉达、西苏鲁、姆拉巴、姆兰格尼、莫措阿莱迪、姆夸伊、姆佩塔和梅思默拉。

这些人回到波尔斯穆尔监狱，三天后，他们被转移了。卡特拉达、西苏鲁、姆兰格尼、莫措阿莱迪、姆夸伊和梅思默拉被飞机运到约翰内斯堡，关在约翰内斯堡监狱；姆拉巴回到家乡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来自开普敦（Cape Town）的姆佩塔则留在格鲁特斯库尔医院（Groote Schuur Hospital），在武装警卫的监视下接受治疗。10月14日星期六晚上，约翰内斯堡监狱的监狱长来到这些囚徒跟前，对他们说：“我们刚刚接到总部发来的传真，你们将在明天被释放。”

“什么是传真？”卡特拉达问。他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26年。[22]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解除对非国大、泛非大、南非共产党（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和其他约30个非法组织的禁令。他进一步宣布，释放因非暴力犯罪而被关押的政治犯，暂停死刑，并废除大量紧急状态†下的禁令。对于许多生活在种族隔离统治的残酷压迫下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再生的第一天。

政治犯往往肩负着为更大范围的人类服务的历史使命，例如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和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与他们一样，曼德拉能够坚守他自己的信念，并在某种程度上，也将这种信念赋予了他的关押者。他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读到的有关领袖人物具备惊人忍耐力的书，例如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和塞古·杜尔（Sekou Toure），他们在殖民当局强加的困苦中坚持不懈，奋力崛起，甚至可能比以前更加强大，因为他们已经证明，监狱也无法摧毁他们的精神。但是曼德拉也清楚知道监狱外现实生活造成的变化、官职的魅力以及权力不可抗拒的诱惑。他在有生之年目睹了这些变化的发生，有时还发生在一些他曾经亲密无间的同志身上。他曾描述他们：

“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曾经指挥过战无不胜的解放军，经历了不为人知的艰难困苦，并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们不仅解放了他们的人民，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仰慕，激励了各大洲上百万民众起来反对剥削和压迫。”

对曼德拉来说，看到这些领袖、从前的自由斗士走上歧路，是令人难过的。在批评他们灾难性的骄傲自满时，曼德拉试图说明所导致的对解放斗争事业的背叛的严重性。在描述面临的情形时，他也可能是在表达自己内心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恐惧，他写道：“自由和民主政府的建立将原来丛林中的自由斗士带到权力的走廊，现在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都是有钱有势的大人物。”

他继续写道：“在这样的情境下，一些从前的自由斗士面临着忘记原则的危险，忘记了那些被贫穷、愚昧和疾病折磨的人，一些人开始渴求他们曾经厌恶并推翻了的压迫者的生活方式。”[25]

这些观点的根源可以在曼德拉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自律是他的口号。他遵循严格的锻炼方案，这使他保持着良好的体型。他习惯于生活自理，即使在获释之后也继续这样。一次，安排给他的厨师斯瓦特（Swart）准尉大为吃惊，因为曼德拉坚持要洗刷碗碟并自己做饭菜。

曼德拉写道：“一天，在吃了斯瓦特先生做的一顿美味佳肴后，我走进厨房洗碗。‘不，’他说，‘这是我的任务。您必须回到客厅去。’我坚持我必须做些什么。如果是他做的饭，那我必须洗碗，这样才公平。斯瓦特先生表示抗议，但最终还是让步了。他也反对我早晨收拾床铺，说这类事情是他的职责。但是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自己整理床铺，以至于这已经成为我下意识的行为了。”[26]

曼德拉在1962年被捕以前早已尽可能地遵循战士的行为准则。他期望他的同志们——由经过考验的忠诚斗士组成的团体——是无可指摘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机器是精确且控制严格的，要想抵抗并最终推翻它，就需要有一支同样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

“除非他们的组织依然保持坚定、有原则，领导层和普通成员一样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并激励成员在政府的计划之外也能发起社会倡议增进社群福祉，否则就难以抵挡抛弃穷人、开始为自己聚敛巨额财富的诱惑。”[27]

从戒备森严的监狱内部，曼德拉一直在密切关注世界局势，他忧心地注意到，在非洲大陆上，陷入狂妄自大的领导人不在少数。从这片大陆的最北端直到南部海角，一些自封的领袖在制服上挂满勋章，却给人民制造了无尽的苦难，掠夺国家资源变得司空见惯。人民成为饥荒、暴力、瘟疫和赤贫的受害者。对此，曼德拉说：“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领袖。在宪法允许的地方，他们成为终身总统；在宪法对任期做出限制的国家，他们总是修改宪法使自己能够永远大权在握。”[28]

当获释的一刻到来时，将要如何领导的问题萦绕在曼德拉脑中。更大的世界必然带来的复杂问题，远比他与关押他的监狱当局就释放他的时间地点进行的谈判更令人望而生畏。德克勒克政府想要更早地将他释放回索韦托的家中，当然，不能大张旗鼓地进行；但是曼德拉拒绝了。他要求在开普敦被释放，从而能够在回家之前向这座城市的人民表示感谢：

“我说，我要求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大门前被释放。在那以后，我将自己照顾自己。你们没有权利说，我应当被带到约翰内斯堡。我要求就在这里被释放。最终，他们同意我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大门前获释。”此外，曼德拉还要求将他的获释推迟7天，好让人民“有所准备”。[29]

正是在监狱中，曼德拉完善了后来成为他最伟大特质的一种能力，即能够理解，他所面对的人，不论朋友还是敌人，都是一个复杂的人，其人格具有多重面向。1990年2月11日下午他获释时，在媒体相机的咔嚓声和群众欢庆的喧闹中，让他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没能向监狱的看管人员道别。对他来说，他们不仅仅是一个非正义政权末端身着制服的执行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有家庭的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有对于生活的焦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曼德拉要让魔鬼逃脱惩罚，也不意味着他有意遗忘种族隔离政权的肆虐行为。从监狱大门在他身后关上的那一刻起，曼德拉就开始全身心地为未来做准备，他知道，自己必须摆脱复杂的仇恨情绪，集中精力在前方的事业上。尽管曼德拉是作为个人开始服刑的，但他始终是在解放斗争危急关头召集起来的一个忠诚团体中的一员，他们为了更加伟大的事业而甘愿牺牲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曼德拉是一个人走出来的，里沃尼亚审判的其他被告和相关囚犯已被提前释放。他知道，千百万双眼睛在注视着，看他已经变成了什么模样。几个月以来，曼德拉一直在与许多非国大和联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UDF）的人会面并通电话。联合民主阵线是一个联合组织，下设的附属机构范围甚广，包括数百个青年组织与许多公民和学生组织。在真正被释放前的几个小时中，曼德拉咨询了全国接待委员会（National Reception Committee）*的成员，他们是从身经百战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民主运动的领袖中推选出来的，包括西里尔·拉马福萨、瓦利·穆萨（Valli Moosa）、杰伊·奈杜（Jay Naidoo）和特雷弗·曼纽尔（Trevor Manuel）†，他们都将在未来的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几乎所有被长期关押的囚犯对所处环境都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直觉，对环境的了解比其他人更快。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监狱中活下来。因此尽管因即将被释放而感到激动，曼德拉还是注意到这些代表们的焦虑不安，因为他们在不久之前刚刚收到通知，曼德拉的释放地点由索韦托改为开普敦。

“收到这个通知还不到24小时，”瓦利·穆萨说，“我们非常吃惊。尽管我们很想提出将他的关押时间再延长一段时间，但没有真的这样做。”[32]

曼德拉的释放导致政府和非国大双方都进退两难，他把这个局面看作前方道路艰难复杂的一个表现。在走出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路上，曼德拉已经告诉自己，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33]这意味着他必须试图跨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鸿沟——前者以曾经关押他的政府为代表，后者是南非人民的大多数，不分类别。他已经接受了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付出。这是他的天赋使命。

“对一个人的真正考验，”瓦茨拉夫·哈维尔写道，“不是看他如何扮演自己想要的角色，而是看他如何扮演命运给他安排的角色。”[34]

很久之后，著名作家和外交家、曼德拉总统办公室前负责人芭芭拉·马塞凯拉（Barbara Masekela）*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曼德拉知道，”她说，“作为总统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而他一心要将这个角色演好。”[36]

然而，演好这个角色绝非易事，曼德拉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为此准备了。在1980年代中期，曼德拉就不顾困难，探索非国大与P. W. 博塔总统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启动对话的可能性。博塔总统是德克勒克的前任。他是漫画家笔下的常客，阴沉的面容，挥动手指发出警告的姿态，为国家报纸增色不少。他是一位鹰派领导人，也是最后的强人之一，视暴力为对冲突的回答，毫不妥协的强硬立场使他拥有一个绰号“大鳄鱼”（Die Groot Krokodil）。但即使博塔也已经从他的一些最强硬的将军们那里知道，南非的梦魇是无法仅靠武力消除的。

曼德拉知道，周而复始的暴力正在吞噬最贫穷和最被边缘化的那部分人口的生命。心怀不满的多数黑人有他们的期望，而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武装起来，拥有造成巨大破坏的可怕力量——也在屏息等待改变现状的巨大威胁的到来。

出于所有这些考虑，曼德拉必须指出德克勒克是一个正直的人，哪怕只是为了解除那些强硬路线者的武装。因为如果南非总统的权力由于一个前囚犯的反对而被进一步削弱，这些人就会幸灾乐祸。按照右翼分子的逻辑，德克勒克释放一个恐怖分子是一回事，但如果这个恐怖分子一脚踢开他的释放者而去发号施令，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对于曼德拉来说，与位于比勒陀利亚（Pretoria）的政府当局对话就如同要在一个状况多变的交通中通过谈判找到一条通路。他不得不在谈判各方之间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除了德克勒克以外，另外的谈判方则如同两辆来自不同方向的汽车，一辆被急不可耐的多数黑人的期望所驱动，另一辆则被陷于恐惧和错误的正义感的右翼强硬派驱动。对于曼德拉来说，如果谈判甚至在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脱轨，那将会酿成最大的悲剧。为此，他反对非国大代表们的意见，他们对曼德拉试图称德克勒克为一个正直的人感到不悦。每当同僚对曼德拉为德克勒克说好话表示愤怒的时候，他总是坚持，除非看到相反的事实证据，否则他会继续认为德克勒克是一个正直的人。那时，德克勒克正将成为他未来的谈判伙伴。

曼德拉能够把作为一个人的德克勒克和代表一个国家的德克勒克区别开来，认识到他也不过是一个压迫的、完全依靠暴力的国家机器的代理人或牺牲品。可能曼德拉的一个希望就是说服他的政治对手，使德克勒克摆脱其所在政党的影响。国民党拥护种族隔离政策，而曼德拉对这种执政观深恶痛绝。

对此，曼德拉后来评论道：“即使在谈判期间，种族隔离政权……依然相信，他们可以在黑人同意的情况下保留白人的特权。虽然种族隔离政权的谈判者试图巧妙伪装，但是从谈判一开始就十分清楚，他们的首要原则就是阻止我们管理这个国家，即使我们在民主选举中获得了胜利。”

1989年12月13日，曼德拉还是维克托韦斯特监狱的一个囚犯，那天他第一次与德克勒克总统会见。当时他就嗅到了当局的这一立场。他写道：

“会见开始前不久，我读到当时国民党的官方喉舌《公民报》（Die Burger）的编辑以笔名‘大卫’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尖锐地批评了‘群体权利’的概念。国民党鼓吹这一概念，将其宣传为解决国家问题的最佳方案。这意味着，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之后，不论哪个政党获胜，每个族群群体将永久保留他们在选举之前所拥有的权利和特权。”

这一欺骗性的说法意味着“白人少数群体将继续垄断所有重要的公民权利。解放运动所诉求的革命性变化——几个世纪以来的先烈们为此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将被扼杀。新的政府将不能为人民提供保护，无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贫穷、饥饿、无知和疾病将到处肆虐。《公民报》批评这种伪政策为从后门引入种族隔离”。

曼德拉向德克勒克指出，“如果他们自己的喉舌都谴责这一想法，他应该能够想象我们对此是怎么想的。我们会不留情面地拒绝它”。[37]

“就在这个节点上，德克勒克总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曼德拉写道，“他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的组织甚至根本不会考虑这个想法，他将抛弃这一政策。我立刻向在赞比亚的非国大领导发去消息，其中我把总统形容为一个正直的人，我们可以和他打交道。”[38]

曼德拉或许对德克勒克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要让非国大接受这个建议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如迄今一再提到的，非国大是另一个庞然大物，同时也是一个广义上的教派，一项解放运动和千百万南非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些家族中它已经存在了几个世代，像传家宝一样一代代传下去。这样一个组织不可避免地变得传统守旧，对任何革新抱持怀疑态度。到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总统对话最关键的1989年，非国大已经存在了77年，而在此之前，谈判从没有落实为它的政策。但是在流亡状态下，非国大不得不对当前形势和各方势力的平衡做出现实的评量。由于为非国大提供庇护，前线国家（Frontline States）——1960年至1990年初期南部非洲国家为反对种族隔离而结成的联盟——遭到南非战争机器无情的打击，改变了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特点。

更关键的是非国大被迫从多个战略地区撤离，其中最重要的是撤出莫桑比克（Mozambique）。1984年3月16日，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与南非签署了互不侵犯协议，即《恩科马蒂条约》（Nkomati Accord）。这意味着非国大不得不在缺乏邻国基地优势的条件下继续它的武装斗争。非国大领导层被迫开始考虑撤退到赞比亚（Zambia）和坦桑尼亚（Tanzania）的数千干部的安置问题。就在同一年，安哥拉（Angola）民族之矛兵营爆发的兵变震动了领导层，尤其在于兵变的原因是民族之矛的战士们无法忍受他们不能返回家乡与敌人战斗，却陷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ta??o de Angola, MPLA）的军队和南非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Uni?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ência Total de Angola，UNITA）匪帮之间错综复杂的内战。*迫于同样的压力，非国大派遣民族之矛的卢图利分遣队（Luthuli Detachment of MK）加入了万基（Wankie）和锡波利洛（Sipolilo）战役，当地在1967年后属于罗德西亚（Rhodesia）。†兵营中，在许多有大量流亡者居住的地区，人们唱歌祈求英雄和烈士们的庇佑，其中英雄就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或奥利弗·坦博。人们用歌声表达自己献身于解放斗争的决心以及他们将如何向比勒陀利亚进军。有时这些革命歌曲斥责南非当局奸细的背信弃义，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是同志，后来却投降了敌人一方。但在热情歌唱者的集体想象中，明显最需要谴责的对象是种族隔离政权的历届领导人，特别是博塔和德克勒克。

甚至在曼德拉与博塔和德克勒克真正接触之前，有关会谈和曼德拉即将获释的谣言就已经在满天飞。1989年7月初，一群流亡的非国大作家在前往维多利亚瀑布与南非白人作家和学术界人士会见的路上，在卢萨卡（Lusaka）帕默德兹饭店（Pamodzi Hotel）外偶遇在那里安营扎寨的一大群熬红眼睛的国际记者和电视台摄制组。明显受到完全错误信息的误导，许多媒体警觉地守在机场和市中心恰恰恰路（Chachacha Road）上的非国大总部门口。如果按照他们得到的情报，曼德拉将被释放，并由赞比亚的非国大监护，他们将有一线希望抢到头条新闻。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国内和流亡中的年轻激进分子的指责，他们声称“这个老家伙叛变了”，甚至还有威胁曼德拉生命的言论。

尽管如此，非国大一直保持着一种正确无误的政治直觉，多年来始终在寻求其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使那些在兵营中或是在国内地下活动的手持武器的人，也都受到政治原则的指引。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是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决策机构，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有可能与比勒陀利亚和解高度不满。但是非国大有奥利弗·坦博主席，他的信条是通过协商一致进行决策，他坚持对一个困难问题的每个方面都要进行讨论和分析，不论这个过程要花费多少时间，直到达成共识。

不可避免地，任何解放运动都会来到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必须做出事关人民命运的关键决定。被亲切地称为OR的坦博做出了决定。他不知疲倦地、一丝不苟地征求自己党内领导人们的意见，并确保前线国家的领导人了解事态的发展。

最终，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与敌人进行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坚定这一点，各个工会和政治及公民组织的代表涌入卢萨卡与非国大协商，并且开始制定策略以应对即将来临的局面。声誉卓著的老人们——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姆贝基（他于两年前被释放）、威尔顿·姆夸伊、雷蒙德·姆拉巴、伊莱亚斯·莫措阿莱迪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到来以及他们与组织成员的交流，使每一件事都落实了。这就像一个安全阀，使民族之矛成员们被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主要是那些从事地下工作的特别行动队的成员，他们对潜入国内的民族之矛成员伤亡惨重满怀悲愤。正是沃尔特·西苏鲁，他对聚集在卢萨卡的穆隆古希大厅（Mulungushi Hall）的非国大成员们宣布，他们应该准备回家了。[41]

*　维克托韦斯特监狱，见“附录二”。

†　1976年6月16日，警察向一两万名索韦托的在校学生开枪，当时学生们正排队前往奥兰多体育场（Orlando Stadium）参加集会，抗议阿非利卡语媒体法（Afrikaans Medium Decree）。该法例要求所有黑人学校在课堂上使用阿非利卡语和英语的比例达到一半一半，而且一些科目的教学只能使用阿非利卡语。这标志着索韦托起义（Soweto Uprising）的开始。起义在该国许多地方持续了数月，直到政府撤销了这一法案。这一期间，估计有700名学生被杀害。

[3].Ralph Waldo Emerson, ‘Self Reliance’, in Essays （Boston:1841）. Republished in 1847 as Essay: First Series.

*　科比·库切，见“附录二”。

†　奥利弗·坦博，见“附录二”。

[6].‘SA is Rendered Lawless and Ungovernable’, City Press, 18 April 2015.

*　波尔斯穆尔监狱，见“附录二”。

[8].NM, Long Walk to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Nelson Mandela （London: Abacus, 1994; Citations from 2013 edition）， p. 626.

[9].C. I. R James, preface to The Black Jacobin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38）.

†　P. W. 博塔和F. W.德克勒克，见“附录二”。

*　“火项链”是一种酷刑，将灌满汽油的轮胎套在受害者的脖子上，然后点燃。

[12].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 NMF, Johannesburg, 1998.

*　古古莱图七人，1986年3月3日，七位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在开普敦附近的古古莱图镇被警察枪杀；克拉多克四人，1985年6月27日，四位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在从东开普省（Eastern Cape）的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前往克拉多克镇途中被武装警察绑架，遭到酷刑并被杀害；特洛伊木马屠杀，1985年10月15日，开普敦阿斯隆（Athlone）镇的武装警察藏在南非铁路卡车的木柜后面，然后站起来向反种族隔离的示威者开枪，导致三名青年死亡，包括一名11岁的儿童。

†　沙佩维尔大屠杀，见“附录二”。

[15].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

‡　这几位的生平，见“附录二”。

*　里沃尼亚审判，见“附录二”。

†　威尔顿·姆夸伊和奥斯卡·姆佩塔在里沃尼亚审判中没有被指控。姆夸伊在1965年1月被判终身监禁，姆佩塔在1983年被判5年监禁。

‡　亚弗塔·卡拉比·梅思默拉和罗伯特·索布奎，见“附录二”。

§　尼尔·巴纳德，见“附录二”。

[21].Niël Barnard, Secret Revolution （Cape Town: Tafelberg, 2015）， p. 245.

[22].NMF, press release, ‘Ahme Kathrada Remembers Reuniting With Mabida After His Release’, 13 February 2015.

*　南非共产党，见“附录二”。

†　紧急状态，见“附录二”，“1960年紧急状态”。

[25]. 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

[26].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51.

[2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

[28].NM, ‘Presidential Years’, pp. 1-2.

[29].NM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Stengel, Johannesburg, c. April/May 1993, CD 61, NMF, Johannesburg.

*　全国接待委员会由400位著名的反种族隔离人士组成，准备和安排纳尔逊·曼德拉的获释以及其后诸项活动。

†　瓦利·穆萨、杰伊·奈杜、特雷弗·曼纽尔，见“附录二”。

[32].Valli Moos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8 September 2014.

[33].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751.

[34].Vaclav Havel, source unknown.

*　芭芭拉·马塞凯拉，见“附录二”。

[36].Barbara Masekel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3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7.

[38].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7-8.

*　安人运为非国大的民族之矛提供军事训练设施。在安人运于1975年掌权之后的内战期间，南非防卫军（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 SADF）在其颠覆安哥拉和阻止纳米比亚（Namibian）独立的军事行动中支持了安盟。

†　1967年的万基战役是民族之矛（通过卢图利分遣队）与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mbabwe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的第一次联合军事行动，目的是从当时的罗德西亚派遣战士潜入南非。民族之矛的另一支分队称为锡波利洛分队，被派遣进入罗德西亚，从东面向锡波利洛进攻，以开辟第二条路线。

[41].Hugh Macmillan, The Lusaka Years: The ANC in Exile in Zambia 1963-1994 （Johannesburg: Jacana Media, 2013）， p. 258.

第二章 以谈判实现民主

1990年2月11日，是曼德拉终于能回家的日子。那天下午曼德拉步出维克托韦斯特监狱大门时，全世界许多人都在关注实况直播。

将近两年前，1988年6月11日，来自67个国家的大约6亿人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在伦敦温布利球场（Wembley Stadium）举行的一场专为曼德拉70岁生日献礼的流行音乐会。198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主持人罗宾·登瑟洛（Robin Denselow）将其称为“有史以来最大、最壮观的大众政治事件”。这场音乐会由英国反种族隔离运动（Anti-Apartheid Movement，AAM）组织在其主席特雷弗·哈德尔斯顿大主教（Archbishop Trevor Huddleston）[1]的领导下举办，它再次证明了，曼德拉即使缺席，也一直与人们同在。

而现在，这个真实体现了监禁和种族隔离政权失败的人，正步入西开普省（Western Cape）灿烂的阳光，并不时微笑着向人群致意。

成为新生南非的一分子，意味着曼德拉不得不分享这个他将领导的国家及其人民的熙攘喧嚣和困惑混乱。曼德拉从监狱的大门到开普敦的阅兵场（Grand Parade）——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正在那里等待听他演讲——一路上充满迂回和惊恐，或许正预示了这个国家实现民主的道路注定要经历曲折。途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曼德拉的司机担心市政厅周边的街道人群稠密，于是先将车开到附近的龙德博斯（Rondebosch）郊区，护送车队停在那里一条安静的街道上等待。这时曼德拉看见一位妇女带着她的两个婴儿，于是提出抱抱他们。一个名叫萨利姆·莫泽尔（Saleem Mowzer）的积极分子过来，建议到他位于东龙德博斯的家中去。后来，不放心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追到这里，催促曼德拉一行人立即开往市政厅，否则那里会发生骚乱。

最终，在傍晚时分，曼德拉终于抵达阅兵场，对群众发表讲话。他以和平、民主和全人类自由的名义向满怀期待的群众致意：

“我站在你们面前，不是作为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谦恭的仆人，”他说，“是你们不知疲倦的付出和英勇的牺牲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余生交到你们手上。”[3]

佐薇·薇康姆（Zoe Wicomb）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报道中，成功地捕捉了这一时刻：“曼德拉看起来完全不像一直以来流行的艺术家塑造出的年迈拳击手的形象。那天，一个高个儿英俊的陌生人大步走进了这个世界。他的面孔已经被岁月磨砺得如同雕刻般棱角分明，呈现科萨—科伊（Xhosa-Khoi）两族的特征，过去生硬的分头发型也没了。简直就像是超模和哲人的复合体。”[4]

尽管曼德拉的地位超群，但现在他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认识到危险，他也意识到暴力正在毁掉这个国家。每个省都有悲伤的故事，纳塔尔省（Natal）正承受着暴虐行为的冲击。正是在那里，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IFP）*在南非警察部门内部秘密成员的支持下，向非国大和它的支持者们发起了战争。纳塔尔米德兰（Natal Midlands）地区及纳塔尔城区的许多地方对于执法人员和非国大来说成了禁行区。

曼德拉获释两个星期后，他遇到了一个让他难忘的挫折。在纳塔尔武斗的激烈时期，他在德班国王公园体育场（Durban's King Park Stadium）向超过10万听众发表了演讲。

“拿起你们的枪、你们的刀和你们的弯刀（panga）†，把它们扔到大海里去吧！”曼德拉发出这样的呼吁。人群中先是发出不满的低声抱怨，然后变成不断增强的嘘声和倒彩。曼德拉坚忍地继续，他必须向他们喊话。“关闭杀人工厂。立即结束这场战争！”[7]

战争并没有因为曼德拉的呼吁而结束，它植根于过去，并企图阻止未来的新生。缓慢地，但不可阻止地，曼德拉的民主南非之梦正在变成现实。最后几块绊脚石就像垃圾一样被踢到一边。一个显著的进展是1990年12月13日奥利弗·坦博的回归。1960年，非国大被取缔，坦博带着在国外重建非国大的秘密使命离开南非。作为解放运动的国外领导人，30年之后回到热烈欢迎他的群众中，这位73岁的非国大主席看起来有些虚弱，但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非国大的领导集体、外国使节和各界名人的问候。与他曾经的律师合伙人纳尔逊·曼德拉并肩站在一起，坦博从约翰内斯堡附近扬·史末资国际机场（Jan Smuts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阳台上向五千多名载歌载舞的支持者挥手致意。时任非国大副主席的纳尔逊·曼德拉对群众发表讲话：“坦博是非洲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我们张开双臂欢迎他。”[9]然后两人坐进一辆轿车，车队在警察的护卫下离开。

两天之后，非国大在索韦托附近的纳斯雷克（Nasrec）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协商会议。*当坦博在报告中说到正在把非国大成功地交回到南非人民的手中时，全场为之动情。来自流亡战士的歌声配合着以年轻人为主的小调、悲歌和咏唱，令人心情激动，而这些年轻人在第二天晚上之前要在东兰德（East Rand）那些不安定的乡镇中设置路障。代表们过节般欢快的心情也间或影响会议的庄重气氛。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同志，一些人还背着监狱发的背包，在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正在与他们的亲朋会面。对于非国大各级领导的这次集中露面：从曼德拉、坦博和来自罗本岛的老人——须发灰白的著名人士、老战士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到穿着仿制作战服的菜鸟成员，一些代表俏皮地说，整个协商会议的主意仿佛是敌人酝酿的一个阴谋，可以只用一枚大炸弹就把非国大全部消灭。

当十几位从津巴布韦监狱回国的同志列队出现的时候，即便是许多在战争中已百炼成钢的代表也当众流下了眼泪。非国大联合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we African Peoples's Union）分别于1967年和1969年发动了英勇但不明智的万基和锡波利洛战役，在这两场战役中，他们与罗德西亚总理扬·史密斯（Ian Smith）领导的英属南非警察和南非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结果被俘并一直被监禁。每位囚犯都曾列在等待执行死刑的名单上，直到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imbabwe African Union-Patriotic Front）在1980年4月取得政权之后才得以缓刑。

举行这次会议时，南非正处在一个暴力猖獗的时期，几乎可以算作低强度的战争。因此毫不奇怪，一些代表要求建立自卫队。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天之后的12月18日，政府终于登报发布法令公告，宣布了一部期待已久的法律，允许流亡者返回南非。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谈判清除障碍。获释两三天后，曼德拉被媒体问及是否同意德克勒克解除紧急状态的条件，他回答：“非国大的态度十分明确，在政府满足所有前提条件之前，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因为我们的人民不可能授权我们这样做，这些条件是：紧急状态必须解除，政治犯必须释放，必须确保所有流亡者返回南非时获得赦免并免予起诉。”[11]

来自“国内外45个地区的1500名代表”的活力和多元使曼德拉得以一窥非国大这个大家庭的丰富构成。[12]大部分代表是国外返回的流亡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非国大驻外使团。正如曼德拉所表述的：“这些人帮助我们确保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适时地回避南非，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是对人类的犯罪，而这是他们所从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成功的标志。他们流亡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向各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通报我们所处的状况，参加世界性和区域性的聚会，让大量揭露种族隔离政权不人道的材料涌入世界。正是这种世界范围的活动，使非国大及其国内外的领导者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解放运动之一。”[13]

早些时候，在3月份，曼德拉已经在赞比亚的卢萨卡会见了非国大的广大成员，但这样的聚会发生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还是第一次。南非的现实处境，空气中弥漫的暴力威胁，都意味着这个国家必须警惕不测的发生，同时相应地也要警惕自己内部那些过度兴奋的狂热分子，他们可能对非国大在纳斯雷克举行的这次会议心怀不满。结果就是，会议地点周围布满了带有天线且貌似官方公务车的轿车，里面坐着表情严肃的安全人员。不时会有一辆装甲警车沿街缓缓驶过，铁丝栅网保护下的前灯扫视着下午阳光投下的阴影。非国大安保分队的人员三三两两地站在距离帐篷不远的地方守护安全。在屋内有如此多重要的人，失去他们这个国家将陷入动乱，他们是目前正在孵化中的新体制的关键角色。

正是在这里，在运动场搭起的帐篷下，在会议休息时的帐篷外，曼德拉看到代表与领导们的交流，尤其是民族之矛的成员和他们的指挥官的交流。作为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他对这个组织成员们的崇高致意流露在字里行间。

“民族之矛的战士们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勇气，他们多次潜入这个国家，攻击政府设施，不时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军队发生激战，并在好几次交火中取得胜利。另一些自由战士在国内，或是以公开身份或是从事地下工作，号召群众起来抵抗所有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勇敢地面对当局的残暴。为了解放，他们准备付出最昂贵的代价。还有一些人，他们被囚禁在种族隔离政权的监狱里，无畏地坚持在自己的祖国得到人道对待的权利。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自投虎穴，再次证明了这条颠扑不破的原则：罪恶之人无法扑灭自由的火焰。这些无畏的战士中有一些人仍然活着，正在帮助解决国家的问题，如今他们终于享受到奋斗的成果。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年老多病且没有工作，但当我们提起他们的历史成就时，他们又显得生机勃勃。另一些人已经逝去，再也不会回到我们中间。他们为我们的解放做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铭感不忘。”[14]

* * * * *

这一年结束了，但暴力冲突仍在继续。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为取得民主结果而进行的第一阶段谈判，尽管右翼势力极力试图破坏这一进程。在一个暴力逐渐升级、日益脱离控制的国家促成持久的和平绝非易事。普通工人联合工会（General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的前总书记、后来成为非国大执委会成员的悉尼·穆法马迪（Sydney Mufamadi）*在回忆为此所做的早期努力时说道：

在我们的高级政治领导被释放——以马迪巴的获释为高潮——之前，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COSATU）就已经开始和因卡塔自由党接触……寻求结束暴力的途径，尤其是在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地区……那里的暴力最为严重。我们前往卢萨卡去讨论这一提议，因为与我们接洽的因卡塔自由党代表——姆德拉洛塞（Mdlalose）医生、马迪德（Madide）博士和德洛莫（Dhlomo）博士——三人收到［因卡塔自由党主席］曼戈苏图·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酋长†的明确指示，对我们说，他们愿意继续和我们谈判，如果……我们和他们的谈判得到卢萨卡的支持……而卢萨卡不会反对任何意在带来和平的进展。[17]

但是因为对“正在发生的暴行怒不可遏，当地的活动分子对谈判并不热衷”。如果卢萨卡真正介入，“那他们必然武装起来进行反击。因此我们面临种种困难，必须说服我们自己的人认识到谈判的益处”。[18]

非国大领导从监狱中获释更加深了局面的混乱，特别是绰号为“米德兰雄狮”的传奇人物、暴脾气不妥协的哈里·瓜拉（Harry Gwala）*，“他不相信谈判有用”。[20]瓜拉对非国大和布特莱齐及祖鲁王室首领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国王（King Goodwill Zwelithini）†之间的任何会谈深恶痛绝。（有这种情绪的不只瓜拉一个人。曼德拉后来告诉他撰写《漫漫自由路》的合作者理查德·斯滕格尔［Richard Stengel］，1990年访问彼得马里茨堡，当他提到布特莱齐的名字时，那里的人是如何想“掐死”他。）[22]

“这对我们毫无帮助，”穆法马迪说，“因为在说服年轻同志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瓜拉这位“比我们所有人都年长的同志”却危害到这个成果。马迪巴站出来，“呼吁夸祖鲁—纳塔尔（KwaZulu-Natal）人民放下武器……一开始遇到了一些阻力，我们不得不努力克服”。[23]

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暗中参与暴力行动的事实被揭露出来，政府被迫采取行动，类似袭击火车乘客等恐怖暴力活动的数量明显下降。这些袭击曾经很大程度上阻挠和恫吓了非国大的支持者。1992年德克勒克就支持“继续谈判”发起白人选民公投，结果大多数选民投了赞成票，几乎达到69%，这削弱了发展中的右翼党派的力量，它们企图以政治手段阻滞谈判进程。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右翼党派以抵抗取代恐怖主义，动员武装起义。白人右翼的不同派系耀武扬威，叫嚣着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

1992年，在接受爱尔兰调解人帕德里克·奥马利（Padraig O'Malley）的专访时，南非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CP）领袖费迪南德·哈岑伯格（Ferdinand Hartzenberg）*说，保守党将通过不参与来帮助其他党派，“因为［曼德拉］要求我们参与并确认我们将接受谈判的结果，而这是我们不准备接受的。如果非国大成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我们一定会像20世纪初英国试图统治这个国家时做的那样，我们将反抗”。[25]

公投之后三个月，1992年6月17日星期四，在约翰内斯堡南部的博伊帕通（Boipatong），来自附近居住区的一群说祖鲁语的男人进行了一场懦弱的大屠杀。他们使用AK47步枪和投矛杀死了45人，重伤了27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场谋杀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受害者有24名妇女，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另一名9个月大的婴儿也被杀害了。事后，警察只逮捕了寥寥几人。和许多类似的案件一样，只要受害者是非国大的支持者，调查就草草了事，没有结果，也没有明显的逮捕行动。在回答作家约翰·卡林（John Carlin）关于这次屠杀的问题时，曼德拉的前私人助理、当时在非国大担任职务的杰茜·杜阿尔特（Jessie Duarte）†在回忆曼德拉听到消息后的反应时说：“我绝不会忘记他的表情……人们会如此彼此相残，这样的事实使他深受震惊……我认为，即使在27年的囚禁生涯中，他也从未真正面对如此冷酷的暴力。”[27]

看到德克勒克总统对采取措施遏制暴力并将行凶者绳之以法的要求置之不理，曼德拉随即宣布了非国大中止谈判的决定。暴力导致群众对非国大的谈判立场越来越不抱希望。在博伊帕通举行的一次悼念遇难者的集会上，愤怒的群众唱道：“曼德拉，你正在领导我们像待宰的羔羊走向屠宰场。”

虽然原先的立场是谈判不要有国际介入，但在曼德拉的坚持下，非国大把这个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

尽管如此，几个月后谈判还是恢复了。为了避免西里尔·拉马福萨和他的国民党谈判对手罗尔夫·迈耶（Roelf Meyer）之间的危机，双方经由秘密沟通渠道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Record of Understanding）。恢复谈判也得到了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鼓励。当曼德拉解释说，撤出谈判是因为种族隔离政权操纵下的暴力冲突时，尼雷尔提醒他，南非的自由战士一直谴责种族隔离的国家本质上就是暴力的，那么在种族隔离的国家被推翻前，有什么理由认为暴力会被彻底消除呢？

谈判各方的诡辩、争吵、精明算计和妥协，因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的遇刺而突然中止。哈尼无疑是南非最受欢迎的领袖之一。1993年4月10日，右翼波兰移民雅努什·瓦卢斯（Janusz Walus）受议会保守党议员克莱夫·德比—刘易斯（Clive Derby-Lewis）的指使暗杀了他。‡

曼德拉写道，哈尼“本可以轻松地成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他的被杀几乎酿成一场灾难性的危机。[31]哈尼的追随者们异常愤怒。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涌上街头，其他南非人也被震惊得目瞪口呆。

“由于国家处于动荡中，［我］被给予时间在南非电视台向全国广播，呼吁群众遵守纪律，避免挑衅激化矛盾。许多谈判转型的评论员后来认为，从国民党的德克勒克向非国大的真正权力转移不是发生在1994年4月的选举，而是在一年前这个关键的星期。”[32]

南非不乏从崩溃的边缘被拉回来的先例。例如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事件，1976年6月之后的索韦托、尼扬加（Nyanga）、兰加（Langa）和古古莱图（Gugulethu）事件，当然还有以一个接一个的紧急状态为借口所行的无数丧心病狂之举。然而此前没有任何一次群众的愤怒——和绝望——的程度达到哈尼遇刺后那个国运攸关的复活节周末，只需一个小火星，就能瞬间点爆火药桶。

曼德拉在1993年4月13日发表电视讲话，这一及时的干预抑制了群众的怒火。他的语气体现了愤怒和道德力量的完美结合，他向南非人民演说：

“今晚，我从内心深处向每一个南非人，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伸出我的双手。

“一个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白人男子，来到我们的国家并犯下如此邪恶的罪行，让我们整个民族陷入灾难的边缘，岌岌可危。

“一位阿非利卡白人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因此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杀人犯并将其绳之以法。*

“这个谋害克里斯·哈尼的冷血杀手让整个国家和世界震惊。悲痛和愤怒正在撕扯着我们。

“所发生的这起事件是一桩民族的悲剧，触及了上百万人的心灵，不分肤色和政治立场。

“我们共同的痛苦和义愤将在与葬礼同时进行的全国悼念活动中得到表达。

“明天，许多城镇和乡村将举行纪念活动，向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致敬。每一项纪念活动都将翻开一本自由纪念册（Memorial Book for Freedom），所有要求和平与民主的人都将在纪念册上写下他们的承诺。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所有南非人都将站在一起，反对那些想要破坏克里斯·哈尼为之献身的使命——我们所有人的自由的人，不论他们来自哪个派别。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白人同胞——来自他们的悼唁消息不断传来——怀着对我们国家这一沉痛损失的理解，伸出援手，加入到纪念活动和葬礼祭奠中。

“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警察体贴和克制地行动，成为服务于全体人民的真正的人民警察。在这个悲伤的时刻，不能再有更多的伤亡。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关头。我们的决心和行动将决定我们能否用痛苦、悲哀和愤怒推动国家走向唯一持久的出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属于人民、为了人民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

“我们绝不能允许那些崇拜战争、嗜血如命的人倒行逆施地行动，那将使我们的国家堕落成为另一个安哥拉。

“克里斯·哈尼是一位战士。他信仰铁的纪律。他执行命令一丝不苟。他说到做到。

“任何缺乏纪律都是对克里斯·哈尼所坚持价值的践踏。这样做的人只能是服务了杀人犯们的利益，亵渎了对哈尼的纪念。

“当我们万众一心、意志坚定地共同行动，守纪律，有决心，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

“让我们以一种合宜的方式向这位和平战士致敬。让我们再次投入到实现民主的事业中——哈尼为之奋斗毕生的民主，将给工人、穷人、无业者和无地者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实质性变化的民主。

“克里斯·哈尼在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心中是不可替代的。在流亡30年后第一次回到南非时，他说：‘在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与死神相伴。我想要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南非，即使我不得不为此失去生命。’克里斯·哈尼的遗体将庄严停放在索韦托第一国民银行体育场（FNB Stadium），从4月18日星期日中午到晚上6点祈祷式之前，供公众凭吊瞻仰。葬礼将在4月19日星期一上午9点开始。殡葬队伍将前往博克斯堡墓地（Boksburg Cemetery），下葬仪式计划在下午1点进行。

“葬礼和集会必须庄严地进行。在抗议、祈祷和集会时，不论是在家中、教堂还是学校，我们都将克制地表达情绪。我们不会被煽动采取任何草率的行动。

“我们现在是一个举国哀悼的国家。对于南非的青年，我们有特别的话要说：你们已经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雄。你们已经一再表示，你们爱自由远胜于爱你们最宝贵的礼物，即生命本身。但是你们是明天的领袖。你们的国家、你们的人民、你们的组织需要你们明智地行动。你们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我们要对全体人民在面对这样极端的挑衅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克制致以敬意。我们确信，同样不屈不挠的精神将带领我们克服前路上的困难。

“克里斯·哈尼做出了崇高的牺牲。我们对他毕生事业所能致以的最高敬意就是确保我们为全体人民赢得自由。”[34]

哈尼15岁的女儿，诺玛科威兹（Nomakhwezi）目睹了这一事件。哈尼遇刺所造成的巨大恐惧，原本很可能轻易改变南非的历史，却因他的阿非利卡邻居雷塔·哈姆斯（Retha Harmse）的迅速行动而得到抵消。哈姆斯打电话向警察报告了瓦卢斯的车牌号，协助警察抓获了还带着武器的瓦卢斯。

曼德拉对克里斯·哈尼有一种特殊的敬意。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哈尼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使他赢得了同志们，特别是民族之矛成员的爱戴，他们试图尽可能地仿效他。他勇敢、充满魅力、一直站在前线。他勇敢地率领民族之矛的干部潜入南非境内，在向非国大领导递交他主笔的著名备忘录时也对非国大当局无所畏惧。

在坦桑尼亚的非国大兵营中不耐烦地等待时，哈尼曾严厉地批评流亡中的非国大领导，指责他们放弃了解放斗争的使命并在腐化中堕落，削弱了民族之矛回国并在南非内部进行战斗的前景。他与其他联名签署备忘录的人被指控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多亏奥利弗·坦博的干预，他们才得以缓刑。哈尼的行动也促成了非国大的卢图利分遣队在万基和锡波利洛的战役。

类似地，在20多年前的1944年，曼德拉是非国大青年团——原来的青年雄狮——的创始人，他们对传统观点发起挑战，以图重振非国大。万基战役的一位老战士，威尔逊·恩科塞少将（Major General Wilson Ngqose，已退役）记得，1960年代后期，哈尼在坦桑尼亚一个叫作孔瓜（Kongwa）的兵营里。这个兵营由非国大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nte de Liberta??o de Mo?ambique，FRELIMO）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共享。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葡萄牙占领的安哥拉已有解放区。恩科塞少将说，就是在孔瓜，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人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医生看到当时非国大在坦桑尼亚正面临问题，于是邀请奥利弗·坦博把新兵送到安哥拉的兵营去。[35]当时已是著名诗人的内图所发表的一首名为《紧急》（‘Haste’）的诗，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传达出哈尼对当时懈怠的领导人忍无可忍的情绪。这也体现了曼德拉和他的青年团同志们挑战当时的非国大领导——他们相信请愿和呼吁可以使无情的政权觉悟——时充满的战斗精神。

在历史这段对停滞和迟缓无动于衷的冷漠中

当正义被匆忙地扼杀

当监狱中挤满了青年

在暴力之墙前撞得粉身碎骨

我忍无可忍

让我们结束这言词和姿态的平庸

以及隐藏在书本封面后面的微笑

还有逆来顺受的

圣徒般的姿态

开始像男人一样精神抖擞地行动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以命抵命

解放人民的军队

精神抖擞地行动起来

卷起旋风击碎消极平庸[36]

很久之后，曼德拉承认民主南非应当感激安哥拉人民。1998年在罗安达（Luanda）向安哥拉国民议会（Angolan National Assembly）致辞时，他说，安哥拉人民与南非人民“团结一致，争取解放斗争，是英雄壮举”。

“你们自身的自由尚未得到确保，”他说，“而且处于我们无情敌人的打击范围之内，你们勇敢地坚持南部非洲的自由不可分割的原则。在自由安哥拉的缔造者、伟大的非洲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阿戈什蒂纽·内图的领导下，你们坚持，所有非洲的子民都必须从束缚中获得自由。”[37]

关于年轻的英雄克里斯·哈尼，曼德拉继续说道：“1959年，哈尼进入福特海尔大学（Fort Hare University，也是曼德拉的母校），引起了塔博·姆贝基的父亲戈万·姆贝基的注意。戈万在哈尼的成长中起了指导性的作用。正是在这里，哈尼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加入了当时已被列为非法组织的南非共产党。他一直强调，他转信马克思主义深化了他对反种族歧视的认识。

“哈尼是一位勇敢且有远见的年轻人。即使是自己所在的组织，当他认为没有正确行使领导职能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批评。他曾回忆：‘1960年代时，我们这些兵营中的人对问题缺乏深刻的理解。我们大多数都很年轻，20岁左右。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投入行动。“别告诉我们没有路”，我们曾说，我们必须探索发现可走的路。那就是我们接受训练的目的。’[38]

“民族之矛的战士们认为非国大的领导过于自满，哈尼成为他们的首席发言人。在提交了正式的请愿书之后，他发现自己和兵营领导的关系遇到了麻烦，还被他自己的组织拘禁了一段时间。然而，由于他的处境引起了非国大更高层领导的关注，特别是奥利弗·坦博和乔·斯洛沃（Joe Slovo）*的关注，他被释放了。

“1990年8月，哈尼回到南非，他是绝大多数南非人民心中的英雄。当时的数个民意调查表明，他无疑是这个国家第二受欢迎的政治家。[40]1991年12月，他成为南非共产党的总书记。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哈尼不知疲倦地在南非各地的各种会议上讲演，包括乡村的集会、商店员工的聚会以及地方议会和街道委员会的会议。他不遗余力地利用他的权威和武装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威望捍卫谈判，经常要耐心地说服那些因遭受第三势力暴力攻击而持怀疑态度的年轻人和社群。*

“在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TRC）†申请赦免时，谋杀哈尼的两名罪犯——雅努什·瓦卢斯和克莱夫·德比—刘易斯——承认，他们希望通过掀起一波种族仇恨和内战来破坏谈判。哈尼的死是场悲剧，但事实上，他的死最终把众人的注意力和当务之急带回到我们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上，这是对持有各种信念的南非人民走向成熟的致敬，尤其是对哈尼纪念的致敬。”[43]

* * * * *

如果说就选举日期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艰巨困难、布满荆棘的话，那么达成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将证明是更为艰苦的。1993年，随着选举日期的迫近，已显露出发生一场危险的右翼武装暴动的可能。尽管巨大的障碍已被移除，但是暴力再起和选举中断的阴影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选出一个合法的民族团结政府的条件刚刚具备，还很脆弱而亟须巩固。

曼德拉对此情况十分关注，他写道：“乌云笼罩在南非上空，它威胁要阻挡甚至逆转南非人民在国家和平转型方面所取得的全部成果。”[44]

就在克里斯·哈尼被刺后将近一个月，他在墓中尸骨未寒，4位前南非防卫军的将军，包括广受尊敬的前总参谋长康斯坦德·维尔容（Constand Viljoen），就成立起一个将军委员会——阿非利卡人民阵线（Afrikaner Volksfront，AVF）。*这可能是对哈尼之死导致的大量伤亡做出的反应，根据媒体报道，在哈尼葬礼当天遇害的超过15人中，有一些白人受害者。将军们声称的意图是，将对德克勒克的国民党不抱希望的阿非利卡成员团结起来，并鼓动成立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volkstaat）。大多数媒体，尤以《每周邮报》（Weekly Mail）为甚，视这次发起的行动为走向割据之路的一步。[46]

曼德拉当时接到情报部门的有关报告称，“右翼阿非利卡人已经决定通过暴力来阻止即将来临的选举。出于安全考量，一个组织的主席必须仔细检查这种报告的准确性。我这样做了。当我发现报告的信息准确时，我决定行动”。[47]

根据历史学者赫尔曼·吉利奥米（Hermann Giliomee）的说法，曼德拉已经知道，“维尔容计划阻滞选举，把德克勒克从领导位置上赶下来，再重新开始谈判”。[48]一些人相信，他能从积极公民部队（Active Citizen Force）或预备役军人和一些防卫军部队聚集5万人。在他所著的《阿非利卡人》（The Afrikaners）一书中，吉利奥米描述了两位重要的将军就武装抵抗的后果进行辩论：

在一次通报会上，防卫军司令格奥尔格·迈林（Georg Meiring）*将军就维尔容反对选举的可怕后果警告了政府和非国大。迈林对维尔容“抱以崇高敬意”，为了说服维尔容，迈林与他进行了多次会谈。其中一次，维尔容说：“你、我还有我们的人，只要一个下午就可以接管这个国家。”对此迈林回答道：“是的，确实是这样，但是政变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怎么办？”黑白人口的不平衡、国内外的压力以及所有难办的问题仍然在那里没有解决。[50]

曼德拉知道，绝不能低估一个铁了心的、不惜造成严重破坏的对手，特别是这个对手还自视为恢复昔日荣光的正义的十字军。在寻求解决出路时，曼德拉或许想到了一些忠诚的盟友，例如荣膺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贝特·卢图利酋长（Albert Luthuli）†，在他的卓越领导下，非国大经历了196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如果是他面对目前的状况，他会如何做？或者他的朋友和同志奥利弗·坦博——他在克里斯·哈尼葬礼仅仅两个星期后的4月24日去世了——又会赞成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然而在做出决定时，曼德拉的耳边一定回响起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

“将暴力作为取得种族平等的途径，既是走不通的，也是不道德的，”金博士说，“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暴力经常可以带来短暂的成效。国家经常是在战争中赢得独立。但是尽管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暴力绝不会带来永久的和平。它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而只会造成新的、更复杂的社会问题。暴力之路是走不通的，只能是恶性循环，最终各方同归于尽。”[52]

为了提前阻止这种破坏，曼德拉知道，他不得不寻求一些右翼分子十分尊敬的人的帮助。在城镇中，惯常的做法是与恶霸的“大哥”谈判，以获得片刻喘息。

“我乘飞机到维德尼斯（Wilderness），”他写道，“那里是前总统F.W.博塔退休后的住处。我提醒他1989年7月我还在监狱中时我们发表的联合声明。在那份声明中，我们保证为了在我们的国家实现和平而共同努力。”[53]

从乔治机场（George Airport）到维德尼斯的25分钟路程风景秀丽。有海滩、山坳、未受污染的河流以及横跨开曼斯河（Kaaimans）的著名铁路大桥，河水在维德尼斯流入大海。优美的风光被突然出现的住宅区打断，那些不拘形式的房屋沿着2号高速公路铺展开来。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曼德拉一定看见了闲逛的游人和公路上穿梭不断的车辆。

F. W. 博塔养老的房子叫“锚”（Die Anker），坐落在农田中，与珍贵的保护湿地相邻，并且可以远眺从维德尼斯一路延伸到塞奇菲尔德（Sedgefield）的众多湖泊。曼德拉一定想到，这就是右翼分子们希望继续保有的那种特权，并且为了成为独占特权者而不惜一切地战斗。但是他有工作要完成。他要与F. W. 博塔会见。

曼德拉写道：“我告诉他，现在和平受到右翼的威胁，并且请他出面干预。他的态度是合作的，并且证实阿非利卡人已下定决心要阻挠选举。但是他补充说，他不想单独和我讨论这件事，建议我叫上德克勒克总统、费迪南德·哈岑伯格和维尔容将军。

“我提出，我们也应该邀请极端的阿非利卡右翼领袖尤金·特雷布兰奇（Eugene Terre'Blanche）*，因为他是一个不计后果的煽动家，在当时比德克勒克总统更有吸引力。对此，前总统博塔坚决否定，因此我放弃了这一建议。”[55]

曼德拉与P. W. 博塔在后者后院里的会面在具体问题上不可能没有分歧，但是在媒体报道中，两小时友好诚信的会见，其文化意义与现实政治的意义同样重要。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年龄相近，对南非历史的理解尽管存在差异，却有共通之处。曼德拉知道，P. W. 博塔本人在就职总统初期就肩负起了改革者的责任，当时他对那些顽固地拒绝改革的属下发出著名的呼吁，他们要么顺应形势，要么走向灭亡。[56]然而随着他不明智的三院议会激起抵抗并导致了联合民主阵线的诞生，他的立场变得日趋强硬，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暴躁顽固的老人。

对于这次他与曼德拉的会面，评论员们承认：“尽管博塔先生可能对极右翼仍有些残留的影响，但他更大的影响力在南非防卫军。在他主政的多年中，这支军队奢华放纵，这使得曾经和现在的一些将军据说都与他保持着密切往来。”[57]

“我回到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写道，“立刻打电话给德克勒克总统，告诉他博塔的邀请。他对于我们与前总统会面的整个想法抱有敌意，正如博塔的态度之于特雷布兰奇。接着我找到进步的阿非利卡神学家约翰·海恩斯（John Heyns）教授，试图把维尔容将军、哈岑伯格、特雷布兰奇和我本人约到一起。特雷布兰奇态度强硬，拒绝以任何方式同我——用他的话说，一个共产党分子——会面。”[58]

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一个生动的讽刺：一个前囚犯不仅在协调躁动不安的黑人多数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在协调德克勒克和好战的右翼之间的关系，后者似乎已准备好要在整个国家点燃烈火。数十年来国民党的落后政策一直像是刺耳的狗哨，现在这只充满仇恨的狗在特雷布兰奇的老家芬特斯多普（Ventersdorp）做出了反应。曼德拉听到了特雷布兰奇和他的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Afrikaner Weerstandsbeweging，AWB）右翼武装力量滔滔不绝的责骂。在1993年年中，他目睹了他们为阻止谈判，如何对豪滕省（Gauteng）肯普顿公园（Kempton Park）的世界贸易中心发起冲击，将一辆装甲车撞进了玻璃大门。

虽然曼德拉接受德克勒克作为谈判伙伴，但对他应对右翼威胁的态度则有些不以为然。1990年2月，从监狱获释5天后，曼德拉在接受《时代》（TIME）杂志一次有先见之明的采访时被问及，德克勒克总统对右翼威胁的恐惧是否合理。曼德拉强调指出，恐惧被夸大了。尽管威胁是事实存在的，他争辩道，但德克勒克是从南非白人尤其是阿非利卡人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而只要他支持一个没有种族主义的南非，并且从黑人的视角来看所面对的挑战，那么他的恐惧就会烟消云散。[59]

在南非黑人的政治动员中，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表达，几乎所有语族——恩古尼语（Nguni）、塞索托语（Sesotho）和聪加语（Xitsonga）——都会使用。在恩古尼语中，人们说“Sihamba nabahambayo”，就是祖鲁语中的“我们带着那些做好准备的一起上路”。“Ha e duma eyatsamaya”（当引擎开始轰鸣，这辆汽车将要离开）是一首茨瓦纳语（Setswana）传统歌曲中的副歌——劝告犹豫者立即登车一起出行。对于曼德拉来说，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

他已经明确了要和他一起前行的人。他看好康斯坦德·维尔容将军。这也是基于实际考虑，因为曼德拉知道维尔容的过往和他在颠覆周边国家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针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非国大的兄弟组织——的行动。曼德拉知道1978年5 月4日南非防卫军在安哥拉的卡欣加（Kassinga）对纳米比亚难民的大屠杀。*

但是与他对德克勒克的态度一样，曼德拉认为维尔容将军曾经是一位战士，也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

曼德拉写道：“在维尔容将军的双胞胎兄弟布拉姆（Braam）和股票经纪人于尔根·克格尔（Jürgen Kögl）的安排下，非国大和将军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一方是维尔容将军和他的同事，另一方是代表非国大的乔·恩兰拉（Joe Nhlanhla）、佩纽尔·马杜纳（Penuell Maduna）、雅各布·祖马和塔博·姆贝基。在这方面，这些非国大领导人的眼界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同志，充分注意到了迫在眉睫的灾难会造成的悲惨后果。”[61]

非国大和维尔容代表团之间举行了多次这样的双边会谈，代表团由退休将军和其他人组成，包括聚集在阿非利卡人民阵线大旗下的费迪南德·哈岑伯格、蒂尼·格伦内瓦尔德（Tienie Groenewald）和科布斯· 菲瑟（Kobus Visser）等人。一些会议是由曼德拉亲自组织的，其他的则是由姆贝基和非国大的领导，包括乔·莫迪塞（Joe Modise）†等组织的。一次在位于树木繁茂的霍顿（Houghton）郊区的曼德拉住处内举行的会议中，他作为一位友善的主人，给大家倒茶。为了使维尔容将军感到亲切，曼德拉还用将军的母语阿非利卡语与他谈话。

曼德拉问维尔容将军和哈岑伯格，“他们是否真的正在准备用暴力手段来阻止谈判。［维尔容］将军坦率地承认，这是真的，并且阿非利卡人正在武装起来，这个国家正面临着一场血腥的内战。我感到震惊，但是表现出我对解放运动的胜利拥有绝对信心的样子”。

“我告诉他们，”曼德拉继续道，“他们会让我们经历一段艰苦的时期，因为他们的军事训练好于我们，掌握着更具杀伤性的武器，并且凭借其拥有的资源，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国家。但是我警告他们，这场不计后果的赌博的结果是他们将被粉碎。在我们对白人至上主义给予致命一击后，我们将接近历史性的胜利。我指出，这不需要他们的同意，也无视他们的反对。”[63]

曼德拉告诉将军们，南非的人民“拥有一个正义的目标，在人数上占优，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而这些他们都没有。我呼吁他们停止计划，加入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谈判。我花了许多时间说服他们，但他们固执己见，我无法使他们松动一毫。最终，在我打算放弃的时候，维尔容将军态度有些许软化，他说，他的人已经准备到如此深入的阶段，他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去面对他们”。[64]

曼德拉在监狱里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南非所陷入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但他更多地把监禁看作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1975年2月1日，他在给妻子温妮——当时她被关在克龙斯塔德（Kroonstad）监狱——的一封信中告诉她，监狱是一个理想的认识自己的地方。“牢房，”他写道，“给了你机会每天审视自己的全部行为，改正身上坏的东西，并发展无论什么样的好的方面。”[65]也是在这里，他潜心研究阿非利卡人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面向。他用阿非利卡语和监狱当局交流，虽然多年以后，他在讲话时仍然不能完全抹去母语科萨语的口音，使得种族隔离机构的官员和非国大成员都觉得好笑。众所周知，人们都喜欢别人用自己的母语和自己讲话，曼德拉早在有必要这样做之前就已深知这个道理。

对于这个从他们的监禁中幸存，现在又在和他们谈判的黑人，将军们知道些什么？他们当然知道他所代表的力量和他背后的人民，但是他们对他这个人知道多少呢？他和蔼可亲、慈祥、经常面带笑容，这个形象和他们记忆中他的出身和领导武装斗争的形象放在一起，可能使他们感到困惑。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到头来，黑人对白人的了解要比白人对黑人的了解多得多。曼德拉认识到，将军们所代表的主要是一类沉浸在传统中的人，他们的特点是尊重权威、法律和秩序——一种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其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成员，那些只想不受外界干扰的忠于家庭的人。他们中的相当数量已经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改革，眼光超越当前，为适宜生活的未来寻求解决出路（他们支持德克勒克进行公投的选择就是证明）。遵守社会习俗、尊重法律和秩序的观念在年轻的阿非利卡人中间根深蒂固，这种观点得到尼尔·巴纳德的支持，他写道：

“在学校和宿舍中，与在家庭环境中一样，是有标准的，有秩序和纪律：铃声响起，该起床了……有祈祷的集会……以及传统的民间游戏和舞蹈。我们排队上学，如果有任何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违纪，鞭子马上就会落下……所有处于权威地位的人都受到尊重，他们的话就是法律。”[66]

德克勒克的话——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曼德拉的话——就是法律，这已经被相当一部分阿非利卡人接受了，尽管是不情愿的。出格的表现，例如尤金·特雷布兰奇等人的行为，超出了由阿非利卡权威定义的已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引起尴尬而不是为之骄傲。这些人真的准备放弃他们的工厂、生意、家庭、农场和学校带来的舒适生活而拿起武器去保卫……什么？

尽管有以上种种考虑，但曼德拉已经从对冲突史的大量阅读中知道，语言、文化和国家地位一直是这个地球上各种毁灭性冲突的根源。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已经打开了东欧民族势力崛起的潘多拉盒子。当维尔容将军说到在阿非利卡人家园问题上，他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到自己人那里时，他和解的语气触动了曼德拉的心弦。他知道，不论他多么正确，增加自己或未来民主共和国的反对者的数量都是极为不明智的。

“在那一刻之前，”曼德拉写道，“我一直坚持，只要我是非国大的主席，这个国家中就绝不可能有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因为这就意味着出现了一个属于阿非利卡人的分裂自治区。但是现在，面对如此艰难的挑战，我决定后退一步，但采取的方式要让他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们的要求。”[67]

早在30多年前，当他在地下工作和逃亡时，曼德拉曾经住在南非共产党活动家沃尔菲·科迪什（Wolfie Kodesh）的公寓里。科迪什介绍他看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经典著作《战争论》（On War）。[68]在与右翼打交道的过程中，曼德拉把这位普鲁士将军关于战争和冲突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

乔纳森·希斯洛普（Jonathan Hyslop）在他的《曼德拉论战争》（‘Mandela on War’）一文中总结说：“意识到南非可能无法避免暴力冲突，但进行一场没有限制的冲突对建设一个可运转的未来社会的任何可能性都是破坏，曼德拉制定了一条明智、有原则的路线。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明显的克劳塞维茨式思维方式，曼德拉抓住其精髓，即负责任的领导需要认识到真实战争的条件，它所能实现目的的限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而不是追求绝对战争的妄想。”[69]

曼德拉通知维尔容和哈岑伯格将军，他将与非国大联系并要求它在三个条件下重新审视他们对阿非利卡人家园的态度。维尔容与哈岑伯格两个人，加上特雷布兰奇，声称他们代表了要求成立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的多数阿非利卡人。但另一方面，德克勒克总统坚持，只有他才能代表阿非利卡人的大多数，而他们全部反对这个要求。

“因此，第一个条件就是，阿非利卡人应该举行一次公投来决定他们是否想要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第二个条件是，尽管这一公投的结果并不一定对非国大有约束力，但在考虑他们的要求时会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最后，他们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是阿非利卡人？说阿非利卡语的白人？还是任何人——［包括］黑人，即非洲人、有色人或印度人——只要他说阿非利卡语？如果同意这三个条件，我将向我的组织报告，并由组织成员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做出他们认为适宜的决定。”

“维尔容将军，”曼德拉写道，“表示满意，因为我给了一些可以展示给他的部队的东西，但是哈岑伯格尖锐地反对，并坚持我应该当场做出一个明确的承诺，即我将同意建立阿非利卡人家园。我告诉他，我仅仅是非国大的一个仆人，要根据组织的授权行事并遵守他们的纪律；如果我在如此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独断专行，这个组织将立即把我开除，使我对右翼毫无用处。他坚决地反驳说，如果我不接受他的要求，破坏谈判的计划将继续实行。我说：‘那就干吧。’我们的讨论到此为止。

“就在同一天，我打电话给前总统博塔并向他通报维尔容将军的决定。我要求博塔说服维尔容将军加入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的谈判。”

“几天之后，”曼德拉继续写道，“将军［维尔容］撤出了右翼的阴谋组织并加入了谈判。他的同僚对于他将南非从那样一个灾难中解救出来进行了恶毒的中伤。哈岑伯格完全没有任何军事能力，而特雷布兰奇只能依赖一些没受过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他们对于战争涉及什么毫无概念。”[70]

维尔容将军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什么。在3月4日注册了自己新成立的政党自由阵线（Freedom Front）之后，维尔容将军于4月12日与非国大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但是要确保自由阵线党能够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仍然需要曼德拉的签字。随着时间流逝，心情焦躁的维尔容决定采取行动。他知道，战争并不真的是一个可行的选项，但他相信他可以动员足够的人严重扰乱选举，而且下决心要这样做。然而在他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他把计划吐露给了美国大使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Lyman）。从1993年年底以来，大使一直与维尔容和曼德拉保持着联系。[71]1994年2月，曼德拉曾打电话给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请他说服维尔容和其他人参加选举。[72]莱曼大使把这个情况通报给非国大，这样在选举开始前3天的1994年4月23日，自由阵线、非国大和国民党联合签署了《阿非利卡人自决协议》（Accord on Afrikaner Self Determination）。协议规定签字的各党“通过一个谈判过程来解决阿非利卡自决的问题，包括成立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的想法”。[73]

对右翼要求的拒绝引发了骚乱。曼德拉写道：“在选举前夜，发生了几起爆炸事件，特别是在约翰内斯堡，造成大约20名无辜公民死亡。警察采取了行动，罪犯被逮捕并判刑。如果维尔容仍然参与这个阴谋，那么这种状况将会对选举构成巨大的困难。”[74]

一直怀着巨大兴趣在关注这场大戏进展的国内外媒体，报道了右翼分子如何兑现了他们破坏选举的威胁。根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比尔·凯勒（Bill Keller）的报道：

爆炸大多规模很小，但这种消息却带来了一种不祥之感，造成一些惊恐的居民囤积家用物资。不过看来这只是更加坚定了黑人选民的决心，来行使他们第一次获得的投票权。

被政客们的联合谴责激励，也被他们有生以来一直不被承认的愤慨情绪支撑，即使是那些经历了爆炸的黑人都表示，他们的投票绝不会被威胁吓退。

“一些人想恐吓我们不参加选举，”佐尔·姆森蒂（Zole Msenti）说。当杰米斯顿（Germiston）镇的爆炸发生时，他正坐在自己浅蓝色的小面包车中与朋友聊天，爆炸的冲击波使他的车飞到半空，所有车窗都炸得粉碎。每天早上都有大量的车停在郊区的出租车停车场上，搭载通勤乘客进城务工。

受伤缠着绷带也没有让他屈服。姆森蒂从医院出来，找回自己的出租车，并接受许多白人停下车来表达的同情和慰问。

“他们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他说那些破坏者，“我们将继续（We are going）。”[75]

姆森蒂先生说出的三个词——“we are going”——几乎确定无疑地意味着，他、他的同事和他们的家庭将继续去投票，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几十年前，这种决心甚至可能还没有人敢想，但是现在，反抗已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扎根立足，已经开始成为现实。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姆森蒂可能搭载过成千上万的乘客，听他们讲述心酸的故事，映照出他和与他一样的黑人艰难承受的现实。然后有一天，变化开始变得似乎有可能。1976年，学校中的青年爆发起义，反对把阿非利卡语强行规定为授课语言，白人政权的反应是收紧了人民脖子上的绞索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种族隔离政府失去控制的一个信号。正如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描述一个王国的衰落时写的：“武力并不像它的拥护者所想象的那样有用。例如，它并没有向受害者显示出敌人的强大；相反，它暴露出敌人的软弱，甚至是惊恐，而且这一被揭露的真相赋予了受害者忍耐的力量。不仅如此，制造出太多的受害者，这最终对于他们的敌人来说是致命的。”[76]

* * * * *

当1989年10月15日，8位黑人领袖被从监狱中释放时，就预示了那个带来如此多痛苦的制度的终结，并且标志着那些牢墙即将倒塌。受害者的时代已经到来。将近120天之后，在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走了出来，所有梦想都成真。这终于发生了。在教堂、公墓和数千英里之外的兵营，人们所有的歌声汇聚成一个坚定的声音：“我们将要去投票。”（We are going to cast our vote.）这简单的7个字意味着数十年中搭建起来的种族隔离大厦已经动摇了。

阿非利卡人右翼已经失败了。

[1].Robin Denselow, When the Music's Over: The Story of Political Pop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0）， p. 276.

*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见“附录二”。

[3].曼德拉出狱时于1990年2月11日在开普敦市政厅的一个集会上所做的演讲。

[4].Zoe Wicomb, ‘Nelson Mandela’, New Yorker, 16 December 2013.

*　因卡塔自由党，见“附录二”。

†　panga，一种南非黑人使用的大砍刀。

[7].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90.

‡　1994年更名为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2006年改为现在的名字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编注

[9].Scott Kraft, ‘ANC President Tambo Returns to SA After a 30-Year Exile’, Los Angeles Times, 14 December 1990.

*　会议举行日期为12月14日至16日。——编注

[11].NM, interview by James Lorimer and Des Lathaam, Mandela's home, Vilakazi Street, Orlando West, Soweto, 15 February 1990.

[12].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702.

[1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2.

[1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

*　悉尼·穆法马迪，见“附录二”。

†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见“附录二”。

[17].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9 May 2015.

[18].Ibid.

*　哈里·瓜拉，见“附录二”。

[20].Ibid.

†　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国王，见“附录二”。

[22].NM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Stengel, Johannesburg, c. April/May 1993, CD 61, NMF, Johannesburg.

[23].Ibid

*　费迪南德·哈岑伯格，见“附录二”。

[25].Ferdi Hartzenberg, interview by Padraig O'Malley, 25 August 1992, O'Mally.

†　杰茜·杜阿尔特，见“附录二”。

[27].Jessie Duarte interview by John Carlin, Frontline, PBS Frontline website.

*　朱利叶斯·尼雷尔，1964—1985年间任坦桑尼亚总统。

†　克里斯·哈尼，见“附录二”。

‡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对于只有瓦卢斯和德比—刘易斯被判有罪这样的结果表示不满，因为据说暗杀使用的枪来自政府的军械库，指向牵连其他许多人的一长串事件，最终导致了哈尼的被杀。

[31].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

[32].Ibid.

*　曼德拉这里指的是哈尼的邻居，她记下了瓦卢斯的车牌号并打电话向警察报案。

[34].曼德拉于1993年4月13日针对克里斯·哈尼的谋杀案所发表的全国电视演说。

[35].Wilson Ngqose, interview by Mandla Langa, Johannesburg, 17 December 2016.

[36].Agostinho Neto, ‘Haste’, Sacred Hope, translated by Marga Holness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ing House, 1974）.

[37].NM, speech to the Angolan National Assembly, Luanda, 29 April 1998.

[38].Chris Hani, in They Shaped Our County: The Most Influential South Afric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pe Town: Human & Rousseau, 1999）， in 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

*　乔·斯洛沃，见“附录二”。

[40].其中之一是1992年11月马奇诺公司（Markinor's）以都市地区的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社区以及全国白人为样本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

*　曼德拉和其他非国大领导人相信存在一种“第三势力”，即对于暴力肆虐负有责任的秘密武装。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见“附录二”。

[4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4.

[4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8.

*　阿非利卡人民阵线和康斯坦德·维尔容，见“附录二”。

[46].Weekly Mail, 30 April 1993.

[4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48].Hermann Giliomee, The Afrikaners: Biography of a People （London: C. Hurst & Co, 2003），p. 646.

*　格奥尔格·迈林，见“附录二”。

[50].Georg Meiring, interview with Hermann Giliomee, 11 November 2002, in Hermann Giliomee, The Afrikaners: Biography of a People, p. 646.

†　阿尔贝特·卢图利，见“附录二”。

[52].Martin Luther King, Jr, ‘Nobel Lecture: The Quest for Peace and Justice’, 11 December 1964.

[5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　尤金·特雷布兰奇，见“附录二”。

[55].Ibid.

[56].Joseph R. Gregory, ‘P. W. Botha, Defender of Apartheid, is Dead at 90’, New York Times, 1 November 2006.

[57].Hugh Robertson, ‘Intrigue Over“New” Offer to the Alliance’, Daily News, 2 March 1994.

[58].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59].Scott Macleod, ‘Nelson Mandela: I Am No Prophet’, TIME, 26 February 1990.

*　也称为卡欣加战役（Battle of Cassinga）。1978年的卡欣加大屠杀是南非军队针对在安哥拉的纳米比亚难民和自由战士所犯下的罪行。南非空军首先轰炸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兵营及其武装力量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Namibia，PLAN）。空袭之后，数百名伞兵空降完成了攻击。超过600名纳米比亚人被杀。

[61].NM, ‘ The Predential Years’, pp. 8-9.

†　乔·莫迪塞，见“附录二”。

[63].NM, ‘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9.

[6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9-10.

[65].NM to Winnie Mandela in Kroonstad Prison, 1 February 1975, in 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 （London: Macmillan, 2010）， p. 212.

[66].Niël Barnard, Secret Revolution, pp. 24-5.

[6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0.

[68].Carl van Clausewitz, On War （Berlin, 1832）.

[69].Jonathan Hyslop, ‘Mandela on War’,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elson Mandela, edited by Rita Barn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79.

[70].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0.

[71].Constant Viljoen, interview by Tony Trew, Pretoria, 19 September 2015.

[72].Matin Challenor, ‘Victory for Alliance’, Daily News, 22 February 1994.

[73].Princeton Lyman, Partner to History: The US Role in South Africa's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2）， pp. 71-9; Accord on Afrikaner Self-Determination, 23 April 1994, O'Malley Archive.

[74].NM, ‘Presidential Years’, p. 10.

[75].Bill Keller, ‘The South African Vote: The Overview; More Bombings Rattle South Africans’, New York Times, 26 April 1994.

[76].James Baldwin, No Name in the Street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72）， p. 82.

第三章 自由公平的选举

随着最直接的障碍被移除，选举之路敞开，这是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最后一步。为民主秩序做准备并推进向民主秩序的过渡的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Transitional Executive Council，TEC）*已经成立，并准备好为选战中不受束缚的政治活动营造条件。在1994年4月15日到5月15日期间，为了确保自由选举，这个国家目睹了安保力量在和平时期最广泛的动员。[2]主要政党，甚至是在最后一刻才同意参加的因卡塔自由党，都开动了强大的选战机器。在从前被剥夺选举权的南非人民中间广泛开展的选举教育活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非国大已开始为一个选举产生的制宪代表大会做准备。1993年12月，独立选举委员会（Independent Electoral Commission，IEC）也成立了。在独立选举委员会成立时，曼德拉致电它的领导人约翰·克里格勒（Johann Kriegler）法官*，一位强硬且精力充沛的法学家。曼德拉说，他和非国大都认识到当时存在着困难，但是克里格勒应该知道，他拥有非国大的支持和信任。[4]

打动克里格勒法官的是曼德拉具有与来自完全不同选区的选民交流、建立联结的能力。他注意到，当曼德拉要问一个问题时，“他会亲自给你打电话，而不像通常高级领导的做法——领导的私人助手会给你打电话说，这位领导要和你说话，然后你再等着这位领导”。[5]4月中，在曼德拉出席的一次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克里格勒就与因卡塔自由党会见的情况进行了汇报：

锡安教会（Zion Christian Church，ZCC）曾一度提出抵制选举。当时有几个抵制选举的威胁：因卡塔自由党、西北省、西斯凯（Ciskei）和右翼。在复活节前，我去会见莱坎尼亚内主教（Bishop Lekganyane）†，劝他支持选举进程。他说他已经邀请了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参加复活节庆祝会，为选举定下正确的基调，这似乎暗示他将鼓励参选。在这次复活节聚会上，我在大厅中曼德拉的旁边坐了两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以个人的身份与他交谈。他就像一个老爷爷。当人们走进来的时候，他认出他们，解释这个人娶了那个人的妹妹，他能够通过各种家庭关系认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真的了解他的选民。[7]

肯尼亚教授约翰·S. 姆比蒂（John S.Mbiti）在其重要著作《非洲的宗教和哲学》（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中指出，非洲人是以笃信宗教出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锡安教会的庞大信徒数量得到证实，锡安教会融合了基督教和非洲传统宗教信仰。[8]所以，就此而言，曼德拉或任何政治领袖争取锡安教会主教的支持是有意义的。主教的影响超出了南非的疆界，数十万虔诚的信徒从南部非洲的各个地方汇聚到当时德兰士瓦（Transvaal）北部的摩瑞亚（Moria）。他们可能是来这里朝圣的，但对于曼德拉来说，他们构成了一个选民群体。首要的是，曼德拉要确保这场奠定民主南非基础的选举的诚实性，这是和平过渡到民主的重要条件。

曼德拉写道：“在南非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的政府建立之前，非国大进行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选战运动。在此期间，各级领导系统性地走遍了整个国家，访问乡村和城市，对各界人民讲话。

“正是这个由男男女女组成的队伍使1994年4月27日成为南非这个国家集体记忆中难以忘记的一天：在这一天，我们的人民走到了一起，具有象征意义地团结起来。

“这一天为去年11月谈判达成后几个月以来的激动、期望和恐惧画上了句号。

“选举的日期是在谈判中定下的，因此在过去5个月当中，整个国家屏息等待这个在南非生命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到来。

“对于黑人多数而言，这意味着激励了数代人的梦想的实现，即终有一天将由人民管理国家。

“在殖民者掠夺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他们不得不坐在政治生活的旁观席上，坐视他们的白人同胞投票来统治他们。现在这一天来临了，他们将与白人同胞一起决定国家的政治。

“对许多白人来说，这一天明显因为忧虑、恐惧和不安全而前景堪忧。对他们来说，这将标志着少数统治和特权的终结，开启令他们感到害怕的未来：他们不得不与被他们压迫了如此长时间——而且在很多方面是残酷的压迫——的那些人分享一切。

“因此在选举日到来之前的几个月里，空气中自然弥漫着所有这些不同且对立的情绪与期望。当我们到全国各地动员和游说人民出来为解放运动投票时，我们感受到这些不同的情感。

“显然，几十年间解放运动的艰苦工作已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格局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全国各地的所有社区，我们都获得了热情的欢迎和压倒性的支持。

“［我以］非国大主席［的身份］，几乎走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在选举前的最后6个月里，［我］在南非各地的集会和会议上向至少250万人发表了演讲。看到我们解放运动的名字甚至在遥远的农村地区都家喻户晓，令人深受感动。

“根据我们组织和议会政治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我们把可能的最广泛的群体拉入我们选战支持者的行列中。正如我们在谈判期间努力把原先被认为支持种族隔离政权的不同党派争取到我们这一边，现在我们再次采取这种方法，即使在选战中也要团结人民。我们使用了包括民意调查在内的现代研究技术和方法。我们民意调查的顾问是斯坦·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他是1992年克林顿［总统］竞选时的顾问。

“在竞选期间，我们举办了人民论坛（People's Forum），进行焦点群体采访并插播媒体广告，以寻求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这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实现了和人民面对面的交流。”[9]

曼德拉和非国大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与占有执政地位优势的国民党强大的选举机器相比，他们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选战资源。不过，要归功于格林伯格，非国大通过凯措·戈尔丹（Ketso Gordhan）那样的活动分子，改良了尼加拉瓜（Nicaragua）的人民论坛战略，以适应本土的情况。

在由记者和政治学家R. W. 约翰逊（R. W. Johnson）与南非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劳伦斯·施莱默（Lawrence Schlemmer）共同编纂的一本学术著作《在南非启动民主》（Launching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中，有一章讲述西开普省的选举，由罗伯特·马特斯（Robert Mattes）、赫尔曼·吉利奥米和威尔莫特·詹姆斯（Wilmot James）撰写。其中写道，人民论坛提供的这种与听众接触的机会非常重要，因为这传递了非国大负责任、代表人民和平易可亲等真正有象征意义的信息，并重建了非国大作为一个“人民的议会” 的形象。[10]在这里，领导人没有高谈阔论，相反，他们在一个促进民主交流的环境中对听众代表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

约翰尼斯·兰泰特（Johannes Rantete）观察了非国大谈判并达成协议的过程，他写道，选战过程是非常个人化的，大多聚焦在党派领导人身上。德克勒克是雄辩和尖锐的，但无法与曼德拉的英雄特质相比，后者参加的大多数集会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蜂拥而至。不分长幼，所有人都想亲眼看到这位伟人，他的声誉在当代世界历史上可能无人能及。[11]

认识到大多数黑人选民的识字能力是个问题——又一个种族隔离的后遗症，曼德拉想办法寻求解决，否则这可能导致非国大选举的失败。

“我们也对群众开展了积极的选民教育运动。”曼德拉写道，“［我］组织了一些优秀的专业人员对此提供帮助，其中之一是莱皮勒·陶亚内（Leepile Taunyane），时任南非全国职业教师组织（National Professional Teachers’ Organisation，NAPTOSA）的主席。他回答说［我］已经晚了，他和组织中的同事们此前已经开始了选民教育行动。我们受到极大的鼓励，因为他领导了一个强大的、训练有素的运动，拥有充足的资源来展开有力的行动。我们也向南非民主教师联盟（South African Democratic Teachers Union）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而在我们发出号召之前，他们早已开始行动。非国大寻求的不是向人民发话，而是与人民对话。

“我是作为非国大的一名成员和主席来开展这项运动的。在1991年非国大解禁之后于德班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主席。我们进行了模拟选举，作为选民教育的一部分。有1000万人参加。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实际选举中，仅有不到1%的废票。这个废票比例可以与高教育水平、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在选举中的表现相媲美。

“非国大进行的是一场积极性质的选战，不忘过去，但聚焦于国家重建、制度重塑和全体人民更好的生活上。我们避免消极性质的选战，避免攻击反对党派。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从没有在媒体发布过哪怕一次负面宣传。*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对手的竞选主要是消极性质的，一直攻击非国大和与其联盟的党派。”

“一如既往，”曼德拉写道，“在重大转型的时刻，我们在思考有关未来的问题时，总是挂怀少数族群。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关心我们国家所有人民的组织，并且在选战中向全国传递这一信息。人民对此给予热情的回应。

“例如，我们记得，一位来自有色族裔的年轻女士埃米·克莱因汉斯（Amy Kleynhans）是那一年的南非小姐。我们在开普敦竞选宣传时，她登上舞台加入了我们。早先她曾惹恼过时任国家总统的德克勒克，因为在一次国际选美大赛期间，她拒绝手举种族隔离政权的国旗，由此明确表示她站在即将诞生的新南非一边。

“还有其他此类热情支持的表现。一位社区的年轻教师辞职演唱他为这次选战谱写的歌曲。这位名叫约翰·比勒陀利乌斯（John Pretorius）的年轻人后来录制了那首选战期间他在开普敦无数集会上演唱的《塞昆贾洛》（‘Sekunjalo’）。”

这首歌活力和动感十足，曲调融合了城市节奏与福音歌曲的传统。副歌“终获自由”和与之相伴的歌词描绘的是一场欢乐的庆祝，歌唱暴政的终结，迎接自由的黎明。多年以后，在庆祝曼德拉80岁寿辰时，在埃利斯公园体育场（Ellis Park Stadium）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约翰·比勒陀利乌斯与杰曼·杰克逊（Jermaine Jackson）以二重唱的形式演唱这首歌曲，引起万众狂欢。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曼德拉写道，“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积极的、快乐的。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不得不应对持续的政治暴力，本来令人激动的民主前景，现在笼罩在忧虑和怀疑的乌云下。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关注夸祖鲁—纳塔尔的政治状况。一方面，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组织竞选获胜进行宣传；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责任以一种超越党派的方式关注省内全体人民的命运。政治暴力——不论犯下罪行的是谁——都是对所有南非人民的巨大伤害。一如在所有类似情况中，首当其冲的永远是无辜者，因此我们特别关注当时的纳塔尔省。

“我们的选战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正像前面所说的，德克勒克的国民党是极端负面的，他们在选战中经常是明显不道德的。

“1990年代初访问洛杉矶时，我曾拍了一张照片，站在两位著名艺术家——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中间与他们合影。在1994年4月选举前夕，国民党出版了一本名为《变化的风》（Winds of Change）的下流小册子，其中刊有我的这张照片，但他们剪去了迈克尔·杰克逊，这样相片中出现的就只有伊丽莎白·泰勒和我单独在一起。比这种欺骗更恶毒的是，他们还附上了损害我们两人声誉的评论。独立选举委员会迫使他们召回了这本小册子。

“国民党的选战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种族主义的。他们利用少数族群，特别是有色人和印度人族群的恐惧，辩说非国大的胜利将导致他们被非洲黑人压迫。他们批评阿兰·布萨克（Allan Boesak）博士，一位来自有色人族群的著名教士，指责他为南非人口中的所有族群助选，而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有色人族群。

“这种种族主义的另一个例子又是针对我个人的。海迪·丹尼斯（Heidi Dennis）是一位来自米切尔平原（Mitchells Plain）有色人社区‘灯塔山高中’（Beacon Hill Senior Secondary School）*的年轻有色人教师，他请我帮助他们筹集资金来粉刷学校。于是我要求沃尔沃斯（Woolworths）公司的西德·马勒（Syd Muller）不仅提供资金，还要修建更多教室和实验室提升这所学校的教学条件。”

“沃尔沃斯公司完成这个项目后，”曼德拉继续说，“我们前去启动。一大群有色人妇女站出来向我示威。其中一人用阿非利卡语尖声喊叫，‘Kaffer，gaan huis toe’（黑鬼，滚回去），一种侮辱的嘲讽。所有这些种族主义的行为和欺骗性的花招都是德克勒克那个党干的，我曾在国内外多次赞扬这位领导人，称他是一个我们能与之打交道的正直的人。

“非国大极力避免堕落到国民党的水平。我们保持专注和建设性。我们强烈呼吁所有南非人，不论肤色和信仰，都加入到为实现一个民主、团结、没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南非而进行的斗争中去。在选战中，我们也经历了一些困难，是因为非国大的成员发表违反我们基本方针的鲁莽言论造成的。我们立即公开谴责了那样的言行。”[14]

鉴于事关重大，应该可以预见到，选战是对主要竞争者勇气和决心的考验。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国民党只能夸大地强调他们作为一个带来变化的推动者的成绩，而尚未经过执政检验的非国大则必须承诺它将给全体人民带来新的福祉。根据一份西开普省报纸的报道，在你来我往的争论中，“选战不可避免地变成了非国大和国民党之间激烈的言语战争。每一方都指责另一方‘肮脏的手段’和‘暗中拉票’。每一方都就另一方的选战行为、标语和小册子向独立选举委员会提出指控”。[15]

在相互指摘的揭幕战中，非国大曾经出版过一个小册子，里面画着国民党的省长候选人赫尔纳斯·克里尔（Hernus Kriel），后面跟着（非国大）三名候选人，两个黑人，一个有色人，像是用皮带拴着的三条狗，同时许多50兰特面值的钞票从克里尔先生的口袋中掉出来。国民党也不甘示弱，直击要害。“今天晚些时候，”这家报纸继续写道，“独立选举委员会要对一本国民党的漫画书做出最终判决，非国大称其为种族主义的，并且靠宣称‘黑人危险论’（swart gevaar）的策略来讨好有色人选民。文章的标题是：‘变革之风吹遍南非——你能撑过这场暴风雨吗？’”[16]

国民党使用“黑人危险论”——一旦黑人政府出现就意味着毁灭——来诋毁曼德拉珍视的和解事业的本质。尽管如此，曼德拉认识到，白人，特别是阿非利卡人，必须是发展中的新南非的一分子。2014年，塔博·姆贝基在约翰内斯堡接受乔尔·内奇滕泽和托尼·特鲁的一次采访时重申了这一重要观点：

关于和解工作［曼德拉想说的］是：“让我们保卫民主的成果，免受潜在的威胁。”因此和解成为当务之急，并非因为曼德拉崇尚和解本身，而是和解有利于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他必须关注阿非利卡人的问题，并显示出他不是一个恶魔，不是一个威胁，等等，从而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在关于和解的问题上，不存在一个与非国大其他领导人意见不同的曼德拉——和解问题，解决白人恐惧的问题，关系到他对可能出现反革命的担心。[17]

“白人右翼，”曼德拉写道，“是另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影响着选举前那段时期的普遍情绪……有许多关于白人的故事，称他们持一种四面受困的心态，在家中囤积食物和其他应急物品。”[18]

国内和国际的媒体代表与独立记者和摄影师去往全国各地，大多数都准备好要发回战地报道。他们一直被预告将有战争发生。非国大大量外交使团的媒体发言人提供了来自第一线的报告，告诉来访者他们在南非可以期待什么，以遏制出现骚乱的谣言。人们只携带着他们的绿色身份证件，等待投票站的开启。

选举的准备情况让曼德拉感到极大鼓舞。“组织和后勤方面创造了同样的公共利益。独立选举委员会着手准备选举，在国家的不同地方建起办公室。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监视可能影响选举之自由和公正的总体气氛。”

他继续写道：“看到如此之多的南非人对民主选举机制燃放的激情，这让人感到自豪。一些评论员认为，对于那些被认为落后老土的选民来说，那一天的投票系统太过复杂和难以操作了。我们决定采用一种比例代表制：全体选民必须在同一天为国家立法和省级立法两个机构投票。所有这些都被认为过于复杂，可能会让选民困惑。

“结果证明，南非选民对于选举过程几乎具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有许多外国观察员也去往全国各地，包括我后来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他们或是协助选民教育工作，或是在此期间监督选战状况，以确保存在自由公平的选举条件。后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肯定了这个国家中存在的积极精神。

“还有其他机制，帮助南非人民在选战前夕以一种开放的民主精神活动。其中之一是独立媒体委员会（Independent Media Commission），目的是要确保所有政党在媒体的报告和报导中都得到公平的对待。”[19]

选举期间有多少心智健全的人，投票的那几天就在人们心中形成了多少种印记，那几天本身就是人们思考民主现实的聚焦点。对于南非人而言，这是长期铭刻在他们脑海中的一个时刻，就像美国人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记忆一样深刻，或者就像更年迈、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那几代人对结束两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一样。借用一句老话，对于大多数南非人来说，这是一个他们余生都不会忘记的经历。鉴于其重要性，这次选举会持续整整两天。

1994年4月26日，是对第二天选举的试运行，专门留给老人、残疾人和海外的南非人。对于许多这类人来说，特别是在海外居住的流亡者，投票使他们在头脑中清晰了自己的根源，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如果曼德拉的获释体现了从枷锁中获得解放，那么第一次民主选举则象征着应许之地确实存在的现实。对于身体虚弱的特雷弗·哈德尔斯顿大主教来说，这是一个百感交集的时刻。他是英国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主席，一生都在为曼德拉的获释奔走呼吁。他走进坐落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的南非会馆（South African House），为南非的首次民主选举投下一票。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他对聚集在会馆的支持者说：“在这充满厚重殖民历史的阅读室中*，［感谢］上帝使我能够加入这‘无法形容的伟大事件’”。[21]

各行各业的人们，如百川汇海般从各地聚集到投票中心，排成蜿蜒数英里的长队，准备投下他们的一票。即使有对右翼攻击的紧张，人们也丝毫没有表现出来。到处可见的坚定意志，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

根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保罗·泰勒（Paul Taylor）的报道：“一些黑人区的投票站，清晨4点就排起了长队。在其他一些投票站，残障人士被独轮手推车或担架抬到投票箱处。在全国各地，普遍的情绪与其说是激昂兴奋，不如说是平静坚定。‘我太累了，背都酸了。我一整天没有吃饭，’67岁的苏珊·恩德洛武（Susan Ndhlovu）在布隆方丹（Bloemfontein）的烈日下站在长队中等待投票，她坚定地告诉一位南非记者，‘但是我一定要等在这里直到投完票。’”[22]

4月27日星期三早上，曼德拉在“德班北部一个叫作伊南达（Inanda）的绿色丘陵小镇上的奥兰治高中（Ohlange High School）投票，因为这里埋葬着非国大第一任主席约翰·［兰加利巴莱·］杜贝（John ［Langalibalele］ Dube）。†这位非洲的爱国者在1912年协助建立起这个组织，在他的墓旁投下我的一票，标志着一个历史循环的完成，他在82年前开启的使命即将完成”。[24]

曼德拉看到，在这个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的黎明：“千百万排在队伍中的南非人投下了他们第一张民主选票，在过去的数月当中，基础已经奠定了。尽管有眼泪和恐惧，但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充满希望和期盼的积极精神压倒了一切。

“平稳有序的选举，以及其后的无暴力转型，完全粉碎了悲观的预言家们那些令人沮丧的预测，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受人尊敬的政治分析家。他们的预测一直认为，南非的历史，特别是过去40年种族隔离政权期间的历史，已清楚地表明，白人少数注定在未来几个世纪抓住权力不放。各类评论家都低估了我们的决心和能力，我们最终成功说服黑人和白人两方的舆论制造者，使他们认识到，这个国家是他们钟爱的祖国，让1994年4月成为我们动荡历史中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是他们的首要责任。

“自1652年一位外国人扬·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登上我们的海岸以来，一长串著名的传奇人物为了这一天而奋斗，他们为了我们国家的解放而不知疲倦地艰苦工作。他们是：科伊领导人奥特舒默（Autshumao），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赫曼（Abdullah Abdurahman），茜茜·古尔（Cissie Gool）和赫蒂·赛唐布尔（Hettie September），优素福·达杜（Yusuf Dadoo）和蒙蒂·奈克尔（Monty Naicker），布拉姆·费希尔（Bram Fischer）和迈克尔·哈梅尔（Michael Harmel），科西·齐弗哈兹（Khosi Tshivhase），阿尔菲厄斯·马迪巴（Alpheus Madiba），曼塔蒂西太后（Queen Manthatisi），塞洛佩·泰马（Selope Thema），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阿尔贝特·卢图利，奥利弗·坦博，克里斯·哈尼，罗伯特·索布奎，泽法尼亚·莫托彭（Zephania Mothopeng）和斯蒂芬·比科（Stephen Biko）以及其他许多人。”†[27]

后来，在回顾这场为合法化民主政权而进行的历史性全国投票的结果时，曼德拉谈起那些摇头族和准备好迎接一场灾难的胆小鬼时，不禁略带揶揄：

“选举结束后，当一切都过去，结果与悲观预言家所说的如此不同，以致那些储备物资的人不得不为他们的轻率之举苦笑。但是在当时，他们是当作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在做，并且确实影响了所有人的情绪。”[28]

非国大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获得了62.6%的选票，曼德拉将此归功于非国大的艰苦工作和坚持原则。尽管有晚加入的因卡塔自由党与纳塔尔乡村地区威胁自由政治活动的暴力所导致的困难，以及被独立选举委员会挫败的黑客入侵计票系统以支持国民党、自由阵线党和因卡塔自由党的企图，但没有人质疑选举的合法性，也没有人能否定选举“总体上是自由和公正的”。[29]

但是就像所有的选举或任何有输赢的比赛一样，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人，包括非国大内部的成员，会抱怨不守规矩的行为。例如，当来自纳塔尔的非国大省领导人代表提供证据，证明有偏向因卡塔自由党的不规范行为时，曼德拉坚持接受非国大在该省以微弱差距落败，而不是发起挑战，因为那可能损害选举的合法性，从而对稳定与和平造成严重影响。德克勒克的身份同样使他不能免于内部的抱怨，一些国民党的领导人提出要对选举的结果发起法律质疑。他在回忆录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尽管存在不规范之处，但为了南非和南非人民的利益，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选举结果。”[30]

虽然处于胜利的兴奋之中，但曼德拉仍然对一些结果感到担忧。非国大在西开普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输掉了选举，在北开普省则是以低于50%的得票获胜。非国大必须解决不同选民关注的问题，特别是纳塔尔省的白人工人阶级和传统主义者，以及印度人和有色人社区。这些问题将成为曼德拉的领导集团在接下来几年过渡期关注的焦点。

5月2日晚，在德克勒克发表电视讲话承认败选后，非国大在毗邻卡尔顿中心（Carlton Centre）的卡尔顿酒店（Carlton Hotel）的宴会厅举行庆祝。50层高的卡尔顿中心是非洲最高的摩天大楼，俯视着约翰内斯堡的中央商业区。尽管医生建议感冒的曼德拉休息，但他不能放弃和他的同胞一起享受欢乐的机会。在这里，面对狂喜的群众，曼德拉清楚阐明了自己作为这个国家第一位民选政府的总统的使命和任务。

曼德拉说：“我必须道歉，我患了感冒，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够承受住今天晚上的压力。我的医生今天早晨给我做了检查，要求我今天和明天休息，并且尽可能少讲话。他说，如果我这样做，感冒两天就能痊愈。我希望你们不要向我的医生透露我没有听从他的指示。

“南非同胞们，南非的人民，这真是一个欢乐的夜晚。尽管还不是最终的，但我们已经收到了这次选举暂时的结果。我的朋友们，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非常高兴，非洲人国民大会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当中，我接到了国家总统德克勒克、康斯坦德·维尔容将军、扎克·德比尔（Zach de Beer）博士*和泛非大第一副主席约翰逊·姆兰博（Johnson Mlambo）先生的电话，他们保证未来将与我们全力合作并向我们致以衷心的祝贺。我感谢他们所有人的支持，并期待着与他们携手为我们亲爱的国家服务。

“我也要为国民党在选举中的出色表现祝贺德克勒克总统。我也要祝贺他，多年来我们一起工作、争吵……而且在激烈辩论的最后，我们能够握手言和，一起喝咖啡。

“我也要向扎克·德比尔博士和康斯坦德·维尔容将军表示祝贺，我和他们有过大量讨论，我视他们为值得尊敬的南非人，他们将在民族团结政府中做出贡献。

“我期望与那些没有能够达到法定比例当选的解放运动领导人进行讨论。我将向我的组织反映，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他们一直和我们一起接受磨难。我曾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起坐牢。我们在战场上一起遭受伤亡，他们没能像其他党派那样达到当选比例使我深感受伤。

“对于过去几天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非国大和民主运动中努力工作的那些人，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敬。

“对于南非人民和正在关注着我们的整个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属于人道精神的欢乐之夜。这也是你们的胜利。你们帮助我们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在整个过渡时期你们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

“我和你们所有人一起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民耐心地站在长长的队伍中几个小时。一些人整晚睡在露天，等待着投下这激动人心的一票……这是我们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充满自豪和喜悦地站在你们面前，为这个国家谦逊的普通人感到自豪。你们表现出如此镇静、有耐心的坚定，使这个国家回到你们自己的手中，并发出声震寰宇的欢呼——终于自由了！

“我是你们的仆人，而不是作为领导人来到你们当中……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团队。领导人会更替，但是关系到这个组织成败的组织本身和集体领导将永远都在。我表达的这个思想并不是我自己头脑中发明的。它们来自……《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来自组织的决定，来自［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决定……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领导如此娴熟地指引我们的组织向前。

“现在我站在你们面前，为你们的勇敢所折服，心中充满对你们所有人的爱。对我来说，在历史的这个时刻领导非国大是最高的荣幸，我们被选中领导这个国家进入新世纪。

“我保证用我全部的力量和才能，不辜负你们对我和非国大的期望。

“我个人感恩并致敬那些南非最伟大的领袖，包括约翰·［兰加利巴莱·］杜贝、乔赛亚·古梅德（Josiah Gumede）、G. M.奈克尔、阿卜杜拉赫曼医生、卢图利酋长、莉莲·恩戈伊（Lilian Ngoyi）、布拉姆·费希尔、海伦·约瑟夫（Helen Joseph）、优素福·达杜、莫塞斯·考塔尼、克里斯·哈尼和奥利弗·坦博。*他们应当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庆祝，因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

“明天，全体非国大的领导和我都将回到办公桌前。我们将卷起袖子开始解决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请求你们的加入——明天一早返回你们的工作岗位。让我们使南非运转起来。

“因为我们必须一起毫不迟疑地开始为全体南非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这意味着创造就业、建造房屋、提供教育和为全体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全。

“这将是对民族团结政府严峻的考验。我们已经在‘重建与发展计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RDP）†所绘蓝图的基础上成为多数党。在这个蓝图中，我们已经勾画出为保证全体南非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所要采取的步骤。

“几乎所有将要加入民族团结政府的组织都已经肩负起责任……为我们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做出贡献。这将成为奠基石……民族团结政府将以此为基础。我呼吁所有将服务于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尊重这一计划，并为立即执行这一计划做出贡献。

“如果任何一方企图破坏这一计划，则将造成民族团结政府内部关系的严重紧张。

“我们在这里做出庄严承诺。如果我们没有执行这一计划，那将是对南非人民给予我们的信任的背叛。这是一个由人民自己在人民论坛上制定的计划，已经被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工商业界、学术界、宗教领袖、青年运动、妇女组织所接受。没有人有权既参加民族团结政府又反对这个计划。

“但是我必须补充说，我们不是要把民族团结政府变成一个空壳。我们希望参加政府的每个政治组织都能感到它们是这部政府机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能够在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框架内融入他们的观点。我们不希望把他们削弱为仅仅是橡皮图章，在那些只会说‘计划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的组织决定上盖戳。

“选举期间弥漫的平静和宽容的气氛描绘了我们可以建造的南非的样貌。它为未来定下了基调。我们可能会有分歧，但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这丰富多样的文化和传统中具有共同的命运。

“我们也要赞扬出色完成工作的安保力量。这为一支真正专业的、致力于服务人民且忠诚于新宪法的安保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民已经为他们选择的政党投下了选票，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就是民主。

“我向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和它们的成员伸出友谊之手，邀请他们所有人加入我们，共同解决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非国大的政府将为所有南非人民服务，而不是仅仅为非国大的成员服务。

“我们期待着在民族团结政府中一起工作。这是一条要求行动的明确指令。执行计划以创造就业、促进和平与和解、保障所有南非人民的自由。

“现在是欢庆的时刻，为了全体南非人联合起来庆祝民主的诞生。

“让我们的庆祝继续在选举中建立起来的和平、相互尊重和克制自律的气氛中进行，显示出我们是一个准备承担政府责任的国家的人民。

“我承诺，我将尽全力不辜负你们对我和我的组织非国大的信任和信心。让我们共同建设未来，为全体南非人更加美好的生活祝福。

“最后我只是想说，在一些地方，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到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好。但这正是民主运作的方式。在任何我们还没有成为多数党的地区，都不应该有紧张关系。让我们伸出双手，对那些击败我们的人说，我们都是南非人，我们有过激烈的战斗，但是现在到了治愈旧的创伤并开始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时候了。

“我还想说，有一些运动队本来计划来南非，但因为紧急状态未能成行。我邀请他们所有人来南非，不要受紧急状态的影响。我们南非人民将张开双手欢迎他们。

“谢谢你们。”[35]

这天晚上稍晚一些时候，曼德拉收到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主席詹姆斯·莫特拉齐（James Motlatsi）赠送的一件礼品。他回到麦克风前说：“好吧，我相信你们能再忍受我多说两句。我忍不住要对詹姆斯同志说谢谢你。你们肯定知道，我与矿工工会的关系只能用亲密无间来形容，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矿上做一名矿山警察。因此我感谢这件礼物，因为矿业工人和我之间的联系一直延续至今，并在漫长岁月中给我以力量和希望。我谢谢你们。”[36]

* * * * *

正像他曾经是一名拳击手那样，曼德拉将他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一记重击上，以打垮过去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并塑造起一个真正民主的南非。在他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眼中，他是一个奇迹，一个为了接触所有选区而不知疲倦的人。时任非国大主席办公室主任的杰茜·杜阿尔特仍然记得他如何打电话给支持非国大选举的每一位国家元首。[37]

在就任之前的日子里，曼德拉传递了这样的信息：选举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为了变革向全国合作伙伴发出的召唤。在他被议会选为总统之前的那个周末，按照一个即使只有他一半年龄的人也会疲惫不堪的计划，他向在开普敦市波卡普地区（Bo-Kaap）一座清真寺中举行的集会演讲，向海角区（Sea Point）一座犹太教堂中的教徒致辞，还分别向英国国教和东正教会教堂的教众发表讲话。[38]

在一场由南非教会理事会（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组织的感恩和平选举的活动中，曼德拉在索韦托第一国民银行体育场向不同宗教团体做了祈祷，他向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犹太教的领袖们致以谢意，感谢他们在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什么语言都无法充分表达我们的人民在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曼德拉说，“而我们一直为之奋斗和等待的这一天已经来到了。在这一时刻，男人和女人，非洲裔、有色裔、印度裔和白人，说阿非利卡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民。”[39]

杜阿尔特回忆道：

曼德拉也会见了情报部门和军队的所有负责人。他会见了警察部门的迈林将军和布朗（Brown）将军，还会见了马格努斯·马兰（Magnus Malan）。*这是选举之后的事。他说，他们必须体面地交接。他想知道军队的力量，情报部门都有什么，是什么人在那里工作。显然，他知道事情已经变了，并且他也是这样说的。他对这些部门——警察、军队、司法部门——抱有很大兴趣。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职业背景，也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囚犯的经历，那些［曾经］错误地加诸他身上的事情，有关司法的实际情况。他给班图斯坦*的领袖们打电话，现在到了共同前进的时刻。[42]

早先，当他还在监狱中时，曼德拉对班图斯坦体制一直抱有矛盾的态度。虽然他“厌恶它”，但他“认为非国大应该利用这个体制以及体制内部的那些东西作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平台，特别是在我们许多领导人处于监禁、限制活动或流亡状态而无法发声的情况下”。[43]

但是在选战中，曼德拉想要避免沃尔特·西苏鲁讽刺性的预言成真。1977年，西苏鲁曾在监狱中就所谓的班图斯坦独立问题写道：“随着各个班图斯坦的‘独立’，国民党将在按照种族划分我们人民的路上迈进一大步。而且，即使在他们和白人少数统治被废除很长时间之后，国民党已经播下的种子仍将成为我们中间的一颗定时炸弹。”[44]

因此，在与班图斯坦领袖们的谈话中，曼德拉想要确保他们全部站在建立一个团结、独立的国家一边，并避免部落主义的幽灵再现。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主席的皮克斯利·卡·伊萨卡·塞米（Pixley ka Isaka Seme）†曾在1911年10月提出警告：“种族主义的魔鬼，科萨和芬戈（Fingo）长期不和的错误，祖鲁人和聪加人之间、巴苏陀人（Basutos）和所有其他土著之间的仇怨，必须被埋葬和忘却，它们已使我们洒下了足够多的鲜血！我们是同一国家的人民。这些分裂和妒忌是我们所有不幸、今天我们所有落后和无知的根源。”[46]

对于曼德拉而言，不论是稳定的过渡还是社会经济变革所需要的增长和发展，安全都是关键。

他写道：“1994年大选之前的几个星期，在后来分别成为外交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阿尔弗雷德·恩佐（Alfred Nzo）和乔·恩兰拉的陪同下，我与南非防卫军司令格奥尔格·迈林进行了一次讨论，之后又和南非警察部（South African Police）——即后来的南非警察总署（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SAPS）——的总监约翰·范德梅韦（Johan van der Merwe）将军进行了讨论。*

“我问他们两人，如果我们赢得了选举，他们是否愿意为非国大政府服务。迈林将军毫不犹豫地保证，他将忠诚地为新政府服务，并充分保证它的安全，他曾尽其所能地完成这一任务。但由于迈林将军后来没能抵挡住来自军事情报部门的压力，诋毁了他明确的继任者西菲韦·尼安达（Siphiwe Nyanda）将军†和其他黑人高级军官，使他的清明形象受到损害。

“与范德梅韦将军的谈话则不那么容易。在第二资深的巴锡·斯米特（Basie Smit）将军和前索韦托警察局局长约翰·斯瓦特（Johan Swart）将军的陪同下，范德梅韦将军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要退休了，并打算将权力转移给巴锡·斯米特。我指出，我只对他感兴趣；如果他不能接受，我将根据自己的选择任命一位继任者。”[49]

悉尼·穆法马迪回忆将军们和曼德拉之间的讨论：

迈林将军一直被要求留任。但后来他拿出一份情报报告给曼德拉，这份报告做出了非常严重的指控，称一些原先非法武装力量的高级成员，特别指民族之矛……计划发动一场反政府的政变。曼德拉总统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一指控，并任命首席大法官伊斯梅尔·穆罕默德（Ismail Mohamed）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指控完全没有根据。在此之后，格奥尔格·迈林没过多久就卸任了……曼德拉总统认识到，为了建设一个新南非，一种包容各派的安排是战略上必要的。但是他要求对话者要有同样的想法，这一点必须得到满足。[50]

曼德拉不愿意范德梅韦将军继续留任，是基于一个更根本方面的考虑：正在破坏这个国家的暴力及其策划者。曼德拉提出任命范德梅韦为新警察总署的总监是为了向他和他的同僚保证，他们不会因为过去的罪行被起诉，但是他们必须对此做出回报。

“范德梅韦没有被任命为新的南非警察总署的负责人，”穆法马迪说，“因为即使到了临近1994年选举时……我们仍发生了许多非常严重的事件……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在里夫（Reef）的一些地方，特别是东兰德以及夸祖鲁—纳塔尔——这意味着，以实行暴力为目的而建立的组织……尚未被铲除。”其中一个事件就是1995年“在谢普斯敦港（Port Shepstone）地区的大屠杀”。“曼德拉总统不满意我们寄希望于范德梅韦将军的领导，他对于参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非常不积极。”[51]

根据1995年第34号法案《促进国家团结与和解法》（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民族团结政府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协助处理在种族隔离期间发生的问题。在此期间发生的冲突导致了暴力和对人权的侵犯。穆法马迪以及曼德拉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仅仅是谈论谁在过去做了什么，而是要使想要继续制造暴力事件的人，无论是谁，事实上都不可能继续，因为谁曾经参与实施暴力的真相已被大众所知……”[52]

鉴于范德梅韦将军对曼德拉的提议没有做出回应，曼德拉终止了他的任命。很快，穆法马迪继续说：“我们建立起一个机构来调查那个明显仍然存在，并正在夸祖鲁—纳塔尔煽起暴力的组织结构……由当时的警长弗兰克·达顿（Frank Dutton）领导。好的情况是，我们得到了相当多过去暴力组织成员的帮助——他们自告奋勇地提供情报。”[53]

通过演讲和与南非社会的每一个层面进行互动，曼德拉在非国大和整个国家中建立起他的领袖权威。“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芭芭拉·马塞凯拉说，“他不仅仅是非国大的主席，他即将成为南非全体人民的总统。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使他接触到更广泛的人民，从而他可以形成对社会尽可能准确的洞见。他对此深为赞赏。”[54]

5月9日，在被国会历史性地毫无争议地推选为总统之后——考虑到这一姿态的象征意义——曼德拉与图图大主教、德克勒克和姆贝基一起从开普敦市政厅的阳台上向人民发表讲话，而这正是1990年2月他获释那天向南非人民致辞的同一地方。

“南非人民已经在这些选举中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他说，“他们要求改变，而改变正是他们将会得到的。

“我们的计划是创造就业、促进和平与和解，并保证所有南非人民的自由。我们将应对我们广大人民普遍面临的贫穷。通过鼓励投资者和民主国家支持创造就业的项目——其中制造业将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将尝试把我们的国家从一个原材料净出口国转变成制成品的出口国……

“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泥沼中解救出来，我们需要决心和努力。作为政府，非国大将建立起一个法律框架，支持而不是阻碍重建和发展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的宏伟任务。

“在我们继续致力于维护一个民族团结政府的精神的同时，我们坚定地发起并带来人民要求的变化。

“我们把为南非新宪法秩序制定的蓝图摆在桌面上，而不是像一个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那样发号施令。我们像公民一样对话，去医治过去造成的创伤，目的是建设一个对所有人公平公正的新秩序。”

“这，”他总结道，“就是今天全体南非人民所面临的挑战。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奋起迎接这个挑战。”[55]

* * * * *

曼德拉一个重要的伟大之处是他不会将任何事或任何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或许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牢狱经历已经教会了他，他是一张白纸，一块基底，这个国家的新现实将在上面留下印记。就细节而言，在他入狱之前塑造他的那个世界与他出狱时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作为他的私人助理，杜阿尔特认为曼德拉是一个听得多而说得少的人，她和马塞凯拉就与曼德拉有很多交流。他在任命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问题上曾咨询非国大成员、政治家弗里恩·金瓦拉（Frene Ginwala）*的意见。

关于在新的民族团结政府中为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安排职位的问题，曼德拉征询了负责非国大日常活动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下的全国工作委员会（National Working Committee, NWC）的意见。他同时也在考虑他的就职典礼。

杜阿尔特回忆道，在南非和其他国家谁将出席的问题上，曼德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计票结果出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正在准备就职仪式。令我感动的是，马迪巴和塔博·姆贝基与阿齐兹·帕哈德（Aziz Pahad）*一起查看外宾名单。

有些人他坚持必须邀请，必须——“我不允许在这个名单上没有［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他总是想起那些曾经的朋友。他要求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必须出席他的就职仪式。他说：“我不关心我们怎么做，但我的兄弟亚西尔·阿拉法特必须出现在我的就职仪式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当时这个可怜的人无法离开突尼斯，否则就会被逮捕。曼德拉认为，每一位非洲的领导人，只要有可能来，都应该被邀请。他说：“我们需要成为未来非洲的一部分，并且塑造它、建设它。”他要求知道，“那么，谁说他们不能来？”然后拿起电话——“啊，我的兄弟，我相信你无法成行，但你知道，我真的希望你能来到这里。”——人们无法拒绝，并且确实来了。[58]

曼德拉的就职仪式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激情。全球大约有10亿观众坐在电视前观看，将近180个国家的元首和外国政要，以及4万名来自各个族群的本地宾客聚集在比勒陀利亚总统府（Pretoria's Union Buildings）的圆形阶梯广场和花园。身着色彩鲜艳制服的军人和警察——他们过去的使命正是阻挠这一时刻——现在则在捍卫一个和平转型的安全环境。

在米歇尔·科比特（Michael Corbett）大法官†的引领下，曼德拉宣誓就职，在国歌声中，他立正站好，将手放在胸前致意。军人们——一些将军胸前佩戴着在侵略战争中获得的勋章——向总统敬礼并宣誓效忠。在使南非名声扫地的旧国歌“Die Stem van Suid-Afrika”（阿非利卡语的《南非的呼唤》）和解放颂歌“Nkosi Sikelel’ iAfrika”（科萨语的《天佑非洲》）的歌声之间，新南非的国旗迎风招展。

曼德拉的就职演讲由姆贝基——他本身也是起草演讲稿的高手——率领的一个团队精心筹备，面向南非和全世界，足以配得上就职仪式及其规格所提供的象征意义。站上讲台的那一短暂时刻，如果说他以前一直是高大的，那么现在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向所有南非人和全世界不同国家——从最富有到最贫穷——的领导人致辞，则显得更加高大，更加自信。

他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出席的，以及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庆祝的，正在将光荣和希望授予这个新生的自由国家。这个经历了漫长的罕见人道灾难而诞生的社会，全体人类必将为之感到自豪。

“作为普通的南非人，我们每天的行为必须建立起一个名副其实的南非，加强人类对正义的信仰，增强人类对灵魂高尚的信心，并保有所有人都能过上一种荣耀生活的希望。

“所有这些，既是我们自己的呼唤，也是派遣代表到这里来的世界人民的心声。对于我的同胞们，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与这个美丽国家的土地紧密相连，就像比勒陀利亚著名的蓝花楹和亚热带灌木林区的含羞草一样。

“每当接触到这片土地时，我们都会有一种再生的感觉。随着四季更替，整个国家的情绪也在变化。当小草变绿、鲜花盛开之时，我们也会被一种欣喜和欢乐的感觉所打动。

“我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和这片共同的家园融为一体。看到我们的国家在可怕的冲突中将自己撕裂，看到它因为成了邪恶的意识形态与种族主义和种族压迫行为的大本营而被世界人民唾弃、孤立、视为非法，这让我们所有人心中深感痛苦。

“人类已经将我们拥回她的怀抱，我们不久之前还被视为非法者，今天已经被给予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接待世界各国的优待，我们，南非的人民，感到满足和欣慰。

“我们感谢所有尊贵的外宾来到这里，与我们国家的人民一起享有这一胜利，这是我们为了正义、和平和人类尊严而取得的共同胜利。

“我们相信，在应对建设和平、繁荣、民主、没有性别歧视、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进程中的挑战时，你们将继续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深深感激人民大众及政治团体——民主党派、宗教团体、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工商业界和传统部落——以及其他组织的领导人为取得今天的成就所发挥的作用。在他们当中，我的第二副总统，尊敬的F. W. 德克勒克阁下，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们也要向安保力量的所有成员致敬，因为他们所起到的出色作用，保卫我们第一次民主选举和向民主的转型免受残忍嗜血力量的侵扰，那些人至今仍拒绝迎接光明。

“医治创伤的时刻到来了。弥合分离我们的裂痕的时刻到来了。建设的时刻迫在眉睫。

“我们终于取得了政治上的解放。我们向自己保证，我们要将所有人民从贫困、剥夺、痛苦、性别和其他歧视的继续束缚中解放出来。

“我们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条件下成功走完了通向自由的最后几步。我们承诺要建设一个完全的、正义的和持久的和平。

“我们将希望植入千百万人民心中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达成了一个契约，我们将建设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所有南非人，不论黑人白人，都能心中无畏地昂首向前，他们人格尊严不可剥夺的权利都将得到保证——一个与自己、与世界都和平相处的彩虹之国。

“作为承诺我们国家新生的一个象征，新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Interim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将把解决目前正在监狱中服刑的各界人士的赦免问题列为一个紧迫事项。

“我们将这一天献给这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以各种方式做出牺牲、奉献了他们生命以换取我们自由的英雄。他们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自由就是对他们的嘉奖。

“你们，南非人民，授予我们的荣誉和优待使我们既感到谦卑也感到荣耀。作为一个团结、民主、没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南非的第一任总统，你们授权我领导我们的国家走出黑暗的峡谷。

“我们知道，通往自由没有平坦的道路。我们清楚地知道，没人能独自行动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为了国家的和解，为了国家的建设，为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

“让所有人的正义实现。让所有人的和平实现。让所有人都有工作、面包、水和盐。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已经获得了自由，可以实现自我。这片美丽的土地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再也不能经历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压迫，忍受被世界唾弃的屈辱。

“照耀在如此辉煌的人类成就上的太阳永不落！自由万岁！上帝保佑南非！谢谢你们。”[60]

对于曼德拉的同龄人来说，这次就职仪式的象征意义必定更为深刻——不仅因为仪式的地点选在一座象征难以言喻的权力的大厦广场上，更因为这是在比勒陀利亚，不远处就是中央监狱，在那里，许多人仅仅因为想象这一刻终将来临就被处决。这座城市的中央车站前不久刚刚取消了黑白隔离；人行道仍然记得当白人走过来的时候，黑人的双脚如何飞快地跳回到马路上为白人让道。现在，曼德拉大步离开圆形广场上举行的仪式，穿过总统府的博塔草坪（Botha Lawns）那大片修剪整齐的绿地，下到成千上万人聚集的地方。

“在开始他的就职演讲之前，曼德拉随着非洲爵士先锋队（African Jazz Pioneers）的音乐短暂起舞，群众也兴高采烈地随之跳了起来。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中，一群年轻人跑上了总统府前面的草坪，高高举着一个实物大小的棺材，侧面写着‘amba Kehle apartheid’（再见了，种族隔离）。”[61]

在讲台上，曼德拉介绍了作为副总统的姆贝基和德克勒克，高高举起他们两人的手，就像裁判在宣布他们是职业联赛的并列冠军。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握着我的手，还有塔博·姆贝基的手，展示给所有人看，”多年后德克勒克回忆道，“这象征着我们将并肩走向未来。”[62]在这里，曼德拉将姆贝基描述为一个为解放事业牺牲了自己青春的自由战士，而德克勒克是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是这片土地的儿子。

“让我们忘记过去，”曼德拉说，“过去的就过去了。”[63]

其后，在特邀嘉宾的就职午餐上，他的讲话风格与此不同，发自内心，正如他在即席讲话常做的那样。

“今天，”他说，“是我们国家武力以外力量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说服的力量，讨论的力量，对话的力量，热爱和忠于我们共同的祖国的力量。

“在未来的日子里，这就是我们将要依赖的力量。我们仍将遇到许多问题，因此，”他继续说，“民族团结政府不得不面对所有这些问题。但是我毫不怀疑，在这个国家我们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他们将奋起迎接挑战。”[64]

*　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见“附录二”。

[2].David Yuta, ‘No-show Troopies may face prosecution’, The Argus, 12 May 1994.

*　约翰·克里格勒，见“附录二”。

[4].Johann Kriegler,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 February 2016.

[5].Ibid.

†　莱坎尼亚内主教是锡安教会的创始人及负责人，他的全名是思格纳斯·巴纳巴斯·莱坎尼亚内（Engenas Barnabas Lekganyane）。

[7].Ibid.

[8].S. Mbiti, 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London: Heinemann, 1969）.

[9].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12-13.

[10].Rober Mattes, Hermann Giliomee and Wilmot James, Launching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 The First Open Election, April 1994, edited by F.W. Johnson and Lawrence Schlemmer, April 199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29.

[11].Johannes Rantete,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d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South Africa （Pretoria: J.L. Van Schaik, 1998）， p. 243.

*　没有超出选举团队所说的“对比广告”（contrast adverts；编按：即contrast ads，指以对手的负面形象对比己方的正面优点）范围的负面宣传。

*　作者误写为灯塔谷高中（Beacon Valley Senior Secondary School）。灯塔山高中的所在地为灯塔谷。——编注

[1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13-14.

[15].‘“Dirty Tricks” Election Row’, The Argus, 8 April 1994.

[16].Ibid.

[17].Thabo Mbeki, interview by Joel Netshitenzhe and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7 December 2014.

[18].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14-15.

[19].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5.

*　南非会馆建于1930年代，在南非联邦期间作为其驻英高级专员公署。南非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管辖英国殖民地，如巴苏陀兰（Basutoland）、贝专纳兰（Bechuanaland）、斯威士兰等，因此与殖民历史紧密相连。——编注

[21].Charles Oulton, ‘South African Elections: Huddleston Casts His Vote and Rejoices’, Independent, 26 April 1994.

[22].Paul Taylor, ‘Historic Election Begins in South Africa,’ Washington Post, 27 April 1994.

†　约翰·兰加利巴莱·杜贝，见“附录二”。

[24].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742.

*　扬·范里贝克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在桌山湾建立了一个荷兰船只的补给站，后来发展建立起开普殖民地和南非白人移民的定居处。

†　奥特舒默、优素福·达杜、布拉姆·费希尔、摩西·考塔尼、泽法尼亚·莫托彭、斯蒂芬·比科，见“附录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赫曼，1904年入选开普敦市议会、1914年入选开普省议会，是第一位当选的有色人，也是反对对有色人口进行种族压迫的非洲政治组织（Afric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的主席。茜茜·古尔，阿卜杜拉赫曼的女儿，全国解放组织（National Liberation League）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1940年代非欧洲人联合阵线（Non-European United Front）主席，是南非第一位从法学院毕业、在开普法院出庭的有色裔女性。赫蒂·赛唐布尔，工会活动家，南非有色人组织（South African Coloured People's Organizations）的成员，1946年创建开普敦妇女食品委员会（Cape Town Women's Food Committee）的创始成员之一。蒙蒂·奈克尔，医生，反隔离委员会（Anti-Segregation Council）的联合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1945—1963年间任纳塔尔印度人大会（Natal Indian Congress）主席。迈克尔·哈梅尔，南非共产党领导成员，《非洲共产党人》（The African Communist）杂志的编辑和民族之矛的成员，也是民主派代表大会（Congress of Democrats）的联合创始人。科西·齐弗哈兹，文达（Venda）国王。阿尔菲厄斯·马迪巴，于1967年在拘留一天后死亡，被裁定为上吊自缢。曼塔蒂西太后，1815—1840年迪菲卡内/姆费卡内战争（Difiqane/Mfecane wars）期间领导特罗夸人（Tlokwa），直到她年幼的儿子塞科尼亚拉（Sekonyela）能够继位。塞洛佩·泰马，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SANNC）的领导成员，1919 年以代表团秘书身份，代表南非黑人前往凡尔赛和平会议和会见英国政府。

[27].NM, ‘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15-16.

[28].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5.

[29].据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格勒法官所说。Peter Harris, Birth: The Conspiracy to Stop the ’94 Election （Cape Town: Umuzi, 2010）， pp. 267-75.

[30].F. W. de Klerk, The Last Trek-A New Beginning: The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336.

*　扎克·德比尔曾任进步联邦党（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最后一任领导人，也是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的第一任领导人。

*　《自由宪章》，见“附录二”。

*　关于这些个人生平的注解，见“附录二”。

†　重建与发展计划，见“附录二”。

[35].NM, victory speech upon the ANC winning the 1994 election, Carlton Hotel, Johannesburg, 2 May 1994.

[36].NM, addressing guests during celebrations following the ANC election victory, Carlton Hotel, Johannesburg, 2 May 1994.

[37].Jessie Duarte,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5 July 2014,

[38].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p. 401-2.

[39].‘Time Now to Begin Anew: Mandela Joins Peace Prayers’, Cape Times, 9 May 1994.

*　马格努斯·马兰，见“附录二”。

*　种族隔离政权在南非选择了11个地区，指定给不同的非洲族群所有。这些居住地被称为“班图斯坦”或“黑人家园”。

[42].Jessie Duarte,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5 July 2014.

[43].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p. 401-2.

[44].Walter Sisulum, ‘We Shall Overcome!’, Reflections in Prison, edited by Mac Maharaj （Cape Town: Zebra Press and Robben Island Museum, 2001）， p. 85.

†　皮克斯利·卡·伊萨卡·塞米，见“附录二”。

[46].Pixley ka Isaka Seme, ‘Native Union’, Imvo Zabantsundu, 24 October 1911, in Sheridan Johns III, Protest and Hope 1882-1934, vol. 1 of From Protest to Challeng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frican Plitics in South Africa 1882-1964, edited by Thomas Karis and Gwendolen M. Carter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2）， p. 40.

*　南非警察部（SAP）在种族隔离结束后，与种族隔离政府的其他警察部队一起重新整合为南非警察总署（SAPS）。阿尔弗莱德·恩佐、约翰·范德梅韦，见“附录二”。

†　西菲韦·尼安达，见“附录二”。

[49].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40.

[50].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30 April 2015.

[51].Ibid.

[52].Ibid.

[53].Ibid.

[54].Barbara Masekel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28 August 2014.

[55].NM,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Cape Town on his election as presdent of South Africa, City Hall, Cape Town, 9 May 1994.

*　弗里恩·金瓦拉，见“附录二”。

*　阿齐兹·帕哈德，见“附录二”。

[58].Jessie Duarte,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5 July 2014.

†　米歇尔·科比特，见“附录二”。

[60].NM statement at his Inauguration as presiden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Union Buildings, Pretoria, 10 May 1994.

[61].Adrian Hadland, ‘Let's Build a Great SA’, Business Day, Wednesday, 11 May 1994.

[62].‘F. W. de Klerk: Mandela Held My Hand for All to See’, City Press, 6 December 2013.

[63].Adrian Hadland, ‘Let's Build a Great SA’, Business Day, Wednesday, 11 May 1994.

[64].NM, speech at the luncheon following his inauguration, Cape Town, 10 May 1994, SABC, SABC Archive, SABC Information Library, Johannesburg.

第四章 进入总统府

就职仪式的当晚，曼德拉住在比勒陀利亚的国宾馆，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这里将成为他的临时住所。德克勒克正在从名为“自主神”（Liberatas）的总统官邸中搬出——后来曼德拉将那里重新命名为“新的黎明”（Mahlamba Ndlopfu，聪加语，字面上的原意为“正在洗澡的象群”，因为大象在清晨洗澡）。

在就职仪式的第二天，5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曼德拉在一支护卫队的陪护下到达总统府西翼后门的入口，这支护卫队由尚未整合的南非警察部和民族之矛成员组成。两位令人敬畏的女士——芭芭拉·马塞凯拉和杰茜·杜阿尔特，她们位于曼德拉作为非国大总统的行政班子的中心——带着设立办公室所需的装备，尽可能敏捷地跟上总统的步伐。

由于常年处于背阴的原因，走廊的温度要比室外低一到两度，使在那里工作的职员和官员着装略显保守。早先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会见时，走廊中经常可以闻到煮咖啡的味道。如今没有了这种味道，除了在建筑入口处曼德拉遇见了几个人之外，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处被弃置的场所，感受不到任何人类的温暖。执行副总统德克勒克带走了他个人班子的所有成员，仅留下职能部门和行政部门的人员。

但是，对于曼德拉班子的成员们来说，气氛是否欢快和服饰是否优雅完全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5月11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完成民族团结政府的组阁以及各部部长的宣誓就任。这是一个很小的团队，由精心挑选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必须提交一份紧急的委任状。杰茜·杜阿尔特注意到，在选择工作班子的成员方面，曼德拉并非是被动的。当他考虑将杰克斯·格威尔教授列为总统办公室主任和内阁秘书长的可能人选时，她回忆道，曼德拉“要求了解有关杰克斯的所有情况”。他事先征求了特雷弗［·曼纽尔］的意见……然后才面对面地和杰克斯坐下来说：“如果我们赢得了选举，你会加入我的办公室吗？”他还问了许多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关于］“格威尔是个什么样的人，谁……愿意和他一起进入政府共事？”[1]总统办公室需要一位能干的主任来弥补60位德克勒克班子成员离开后的空缺。此外，不能指望一个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的外交事务分会为新总统办公室规划架构，在做出永久性安排之前只能任命一个临时小组来协助新总统渡过难关。在塔博·姆贝基的推动下，一个由外交部官员克里斯·斯特里特（Chris Streeter）博士为首的班子承担了这项工作，因此，在任命办公室主任之前，斯特里特成为曼德拉的“幕僚长”。

曼德拉迅速打消了人们认为他将赶走原有雇员的臆测。虽然时间紧张，但曼德拉还是一个不漏地与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时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法尼·比勒陀利乌斯（Fanie Pretorius）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他从左侧起开始挨个与每一个办公室成员握手，大约到了队伍四分之一的位置，他走到一位总是板着面孔的女士面前——尽管她是一个友善的人——握着她的手用阿非利卡语说：“Is jy kwaad vir my?”（你在生我的气吗？）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僵局被打破了。他继续将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个人。再也无需做任何事，每一个人的疑虑都打消了。那一刻，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温暖包容。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在那以后，至少在我看来，办公室的成员对他再也没有负面的感觉。[2]

曼德拉对各个阶层人士——从园丁、清洁工、职员和打字员到身居最高职位的那些人——显示出的个人热诚无疑是令人感动的。在工作中与他有过交往的这些人将他描述为一个慷慨、低调、容易相处的人；他知道“如何做一个普通人”，通过“不论是否面对镜头都一样向每个人打招呼”展示他的真诚；“没有那种他在上你在下的感觉”。[3]

曼德拉尊重但并不畏惧他所置身的世界。像所有将自己的能力视为理所当然的充满信心的人一样，曼德拉毫不犹豫地踏上了他需要选择的促进南非民主的道路。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从没有逃避过责任，不论多么危险，他曾在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Defiance Campaign Against Unjust Law）*中担任志愿者负责人就是证明。在他喜爱的短诗《永不屈服》（‘Invictus’）所包含的精神的激励下，“数十年的迫害”已经使他变得“无所畏惧”。[5]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监禁，曼德拉已经成为全世界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正义最知名的象征。他最初并不想成为总统，可能是感到从被释放到选举这段激动人心的时光里，他已经完成他所被赋予的任务了。

“我被放在南非共和国首位民选总统的位置上，”他写道，“这是违背我的意见而强加给我的。

“随着大选日期的迫近，三位非国大的高层领导人通知我，他们已在组织内部广泛征求了意见，一致的决定是，如果我们赢得选举，我将出任总统。他们说，他们将在议会党团（parliamentary caucus）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我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那一年我就76岁了，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找一个从监狱中获释的年轻得多的人，不论男女，去会见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参加世界和区域组织的会议，能跟得上国内和国际的发展，并能预见发展的未来方向。

“我指出，我一直崇敬这样的人：他（她）们用自己的才能服务社会。他（她）的努力和牺牲，赢得了高度的尊敬和热爱，尽管他（她）们在政府或社会中不担任任何职位。

“结合了才能与谦逊，能够自在地同他人打交道，不论对方是穷人还是富人，强大还是弱小，庶民还是贵族，青年还是老人——这种不论种族或家族背景而一视同仁的人，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敬。

“非国大一直汇聚着具有远见卓识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心甘情愿地留在幕后，而将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人推向台前，站在聚光灯下承担重要角色，使他们在政治生涯中更早地面对领导的基本原则和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样的领导在我们很多人的心中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西苏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我们在解放运动或政府中占有何种位置，都始终对他心悦诚服的原因。

“我向三位高层领导请求，我更希望不在组织或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地服务。然而他们中的一个人彻底驳倒了我。

“他提醒我，我一直倡议集体领导的至关重要，只要我们严格地遵守这一原则，就绝不会犯错误。他尖锐地质问我，现在是否要反对这个我过去一直宣扬的原则。尽管集体领导的原则从未试图排除一个人为他坚定信仰的东西进行有力辩护的权利，我还是决定接受他们的提议。

“然而我明确表示，我将只干一届。尽管我的这一表示似乎让他们出乎意料——他们的回答是，我应将这个问题交给组织考虑——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有任何不确定。在成为总统后不久，我公开声明，我将只干一届，并且不会寻求连任。”

“在非国大的许多会议中，”曼德拉继续道，“我经常强调，我不需要唯唯诺诺的同志或傀儡，仅仅因为我是这个组织的主席就生吞活剥我说的任何话。我呼吁建立一个健康的组织，我们可以以平等的姿态解决问题，而不是像主人与仆从。每个同志都能自由坦率地表达他或她的观点，不用害怕成为牺牲品或被边缘化。

“例如，我的一个引起众多回响和激烈争议的建议是，应当将投票年龄降低到14岁，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采用了这种做法。

“这是因为，事实上在那些国家中，14岁左右的年轻人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正是由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赢得胜利的政府将给予投票权作为对他们的奖励。全国执委会的成员们压倒性地激烈反对我的建议，使我步步败退。《索韦托人报》（The Sowetan）在其漫画栏目中将这个问题夸张地表示为一个包着尿布的婴儿在投票。这是以一种最形象的方式来嘲笑我的想法。我再也没有勇气坚持这一意见了。

“然而也有许多我认为自己没有被集体领导原则束缚的情况。一个例子是，对于一次政策会议上关于内阁应由议会来任命的决定，我立即表示反对。我也反驳了非国大参加与种族隔离政权谈判的第一份人员名单，那是卢萨卡的领导班子发给我们的。在这个11人名单中，有8人来自同一个黑人民族，而且一名女性都没有。

“总而言之，集体领导的原则，团队协作的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不能不论具体情况地机械照搬。它必须永远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中进行考虑。但是如果要在我们的同志中加强团结和相互信任，这是一个核心的指导原则。我们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偏离这一原则。

“作为非国大的主席和国家总统，我鼓励非国大的成员、政府内阁和议会的成员，在非国大和政府的会议上畅所欲言。但我始终提醒大家，畅所欲言绝不意味着说出具有破坏性和负面影响的话。

“我们绝不应当忘记，不论是在组织内还是在组织外，也不论是在政治集会上还是在议会和其他政府机构中，争论的主要目的是，我们应当通过争论——不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尖锐——变得比之前更加紧密、更加团结和信任。在一个组织内部消除分歧和相互猜疑……应当永远是我们的指导原则。

“当我们尽最大能力去尝试做到，对于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其他同志或其他政治组织的成员，绝不质疑其品质的正直，就会比较容易实现争论的目的。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发现在所有社群中，非裔、有色裔、印度裔和白人，以及在所有政治组织中，毫无例外地都有善良的男女，他们热切地希望继续他们的生活，渴望和平与稳定，要求有尊严的收入，好的住房，送子女到最好的学校上学，他们尊重并想要维系这个社会的组织架构。

“好的领导者充分认识到消除社会紧张——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可以营造一个让怀有愿景的人影响社会的理想环境，从而让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来到舞台的中心。相反，极端主义者则在紧张和相互猜疑的土壤中旺盛生长。清醒的思考和精心的计划从来不是他们的武器。”[6]

非国大——或者更准确地说，曼德拉总统——需要清醒地思考和精心地计划。没有这种能力，将很难使从孤立保守的种族隔离政权中承继下来的旧的、以安全为导向的、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与新的、没有什么经验的官员整合在一起。一些新人刚刚从海外学成归来，但只学了一些管理的速成课程和现代经济运营的入门知识。德克勒克的行政管理办公室中的职员都与他共事多年，而曼德拉和他的副总统姆贝基则必须从头开始。在公共服务方面唯一对非国大有利的是，在外交和安全——主要是国防和情报——领域，有一批数量不多但很重要的人，他们参与了大量为整合而进行的联合计划。因此对于曼德拉来说，建立办公室首先需要请来解放运动的高级干部担任一些部门的领导或顾问，其次要防止鲁莽地改变旧的组织架构或裁撤其中的职员。

杰克斯·格威尔是第一位被任命的高级官员，这赋予了总统幕僚严肃认真的象征意义。格威尔也带来了他广泛的政治背景，他曾担任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并与流亡时期的非国大交往。作为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Cape）的副校长——他马上要从这个位置上退休——格威尔领导了转型，使一所种族隔离大学成为左派知识分子的家园。曼德拉对格威尔教授的任命表明了他对这位教授的高度尊敬。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格威尔具有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传统的背景，并且不是非国大的正式成员。多年后，曼德拉这样写他：

“杰克斯·格威尔教授除了是我总统办公室的主任之外，也是内阁的秘书长，他在这些职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现在是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HSRC）、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Constructive Resolution of Disputes，ACCORD）、南非民主选择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mocratic Alternatives in South Africa，IDASA）以及正义与和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的负责人。

“他在私营部门也非常活跃，是布里姆斯通投资公司（Brimstone Investment Corporation）、非洲国际工程公司（African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埃杜科—纳斯帕斯公司（Educor-Naspers）的董事会主席，纳斯帕斯公司（Naspers）、耆卫保险公司（Old Mutual）、大卫·菲利普出版社（David Philip Publisher）、西开普省板球有限公司（Western Province Cricket Pty Ltd）的董事，南非科学院（South African Academy of Science）和另外6家私营组织的成员。他是前大学校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versity Principals）的主席。在学术方面，他的表现出类拔萃。他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荣誉文学学士学位、文学与哲学博士学位，全部以优等成绩毕业。他被国内外的大学授予了不少于6个荣誉学位。

“他曾被南非总统授予南非南十字金勋章（South African Order of the Southern Cross, Gold, 1999年），被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Abdullah）授予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部长级腰带（King Abdulaziz Sash, Minister Rank, 1999年），以及被利比亚卡扎菲上校授予卓越行为勋章（Order of Good Deeds, 1999年）。

“他在文学、教育和社会政治方面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评论、散文和论文。他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无所畏惧的独立思想家，曾经担任西开普大学的副校长一职，现在是罗德斯大学（University of Rhodes）的校长。

“在人际关系方面，他显然是一位真正的领导者。他没有任何偏执的倾向，鼓励有原则的讨论。他经常引导同志们把注意力放到那些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人际关系的方面。

“作为我们基金会的主席，他是使我们所有人和谐共事的关键，把任何形式的同志之间的内斗消解于萌芽阶段。

“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国际谈判者。正是他和沙特阿拉伯驻华盛顿大使班达尔（Bandar）亲王殿下，实现了洛克比（Lockerbie）空难案件的突破。[8]

“只要有具有如此能力和视野的人在，这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就将继续是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基石。”[9]

在任命格威尔的那一刻，曼德拉对他所想要的办公室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像所有注重秩序的人一样——曼德拉一度想要在旅馆里整理自己的床铺——他无法在没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有效地工作。任命格威尔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尊重格威尔并愿意听取他的建议。马塞凯拉后来对曼德拉这方面的性格如此评价：

“我认为这需要相当的谦逊和个人兴趣才会想要听取并接受最好的建议。我想说，他有点儿过分崇敬受过教育的人。他实在是看重学历那些东西，如果你对有学问的人表现出一些质疑，想说服他是很困难的。”[10]

没有人对格威尔教授的任命提出过质疑，就此而言，也没有人对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安排有过质疑，他从一开始就是总统顾问。很久之后，卡特拉达被任命为议会顾问。他是曼德拉长期的朋友和狱友，他回绝了要求他成为内阁部长的提议。

“事情是这样的，”卡特拉达说，“组阁之前发布的文告中有我的名字。于是我写信给曼德拉说，尽管我的名字在上面，但我没有兴趣进入内阁……幸运的是，当时正在与因卡塔自由党进行讨价还价，他们想要一个安全事务方面的部长位置，而我们不能给他们，因此最容易做的就是把我那个狱政部门的职位给他们。”[11]

曼德拉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转型事业，使一个种族隔离国家转型为一个没有种族主义、没有性别歧视的法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都享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抽象的理想只有通过具有才能和奉献精神的人们的努力才能实现，或变成现实。他的办公室必须成为为所有成员提供动力的引擎。因此，选择尼古拉斯·“芬克”·海索姆（Nicolas ‘Fink’ Haysom）作为法律顾问就不足为奇了。与曼德拉办公室的其他成员一样，海索姆具有无可挑剔的履历。作为一位法学教授，10年前海索姆就是与自卫组织和政府支持的暴力行为进行斗争的活跃分子，并在谈判中起了核心作用。鉴于南非处于向一个宪政国家演进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法律框架从而完成国家转型并重新进入国际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每年要签署大约800份执行法令，平均每天两份），他的经验是无比宝贵的。[12]

乔尔·内奇滕泽是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全国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具有强大的宣传和战略分析背景。内奇滕泽讨厌正装，外表看似随便，与来自青年团的媒体联络官帕克斯·曼卡赫拉纳（Parks Mankahlana）一起为曼德拉起草讲演稿。他也是各个非国大和政府部门的非正式联系人。他受到媒体信任，主要是因为他显示出来的自信和正直，而且众所周知总统乐意听取他的意见。另外，他在各种研讨会上努力把较为复杂的政策立场简单化。

“在杰克斯·格威尔教授成为总统办公室主任并起草我的讲话稿之前——这项工作他直到今天还在做，”曼德拉写道，“我的演讲稿是由乔尔·内奇滕泽同志起草的，后来又得到了托尼·特鲁同志的帮助。

“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南非诞生了许多耀眼的明星，甚至天才，他们帮助我们的国家从悲痛的过去中转型，使南非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正是这些跨越肤色界线的人们，在1990年代震惊了世界，让世界称赞南非为一个创造了奇迹的国家。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应再次确认了我们此前已多次重申的，我们的财富不仅取决于我们的矿产资源，也来源于我们人民的才能。乔尔·内奇滕泽，政府通讯和信息系统（Government's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GCIS）的负责人，就是这种财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3]

除此之外，内奇滕泽的通讯部门也监控和分析总统任上各个政府部门在政策协调、评估和执行中的表现，弥补开始阶段由于资源不足导致的职能缺失。

“面对难以忍耐的挑衅，他能够做到有礼有节，”曼德拉继续写道，“在我作为总统和非国大主席与他一起参加的大量会议中，我从未见到他发过一次脾气。在这方面，他与有时自愿协助起草讲话稿的塔博［·姆贝基］合作得非常愉快。

“当拉斯蒂·埃文斯（Rusty Evans）从外交部秘书长的位置上退休以后，我要求乔尔接替拉斯蒂。乔尔像往常一样礼貌。他说，如果我坚持，他会考虑这一提名，但补充强调说，他更愿意留在通讯部门。我非常努力地施压，但是他满脸笑容地坚持婉言拒绝。于是我请求副总统塔博·姆贝基说服他接受这一提名，但是副总统建议我收回这一提名，因为乔尔在流亡期间就始终坚定地守在通讯领域。我接受了他的建议。”[14]

2010年7月在一次与阿齐兹·帕哈德的面谈中，杰克斯·格威尔说，他有意使曼德拉办公室的官员“在保证效率的情况下尽可能精简”，并有一项重点任务。[15]但在向财政部写报告时，格威尔承认，1994年5月入驻政府时，他们“继承的是种族隔离时期的总统办公室”。而他们必须应对“空前扩大的民主，快速繁荣的国际关系以及曼德拉总统的历史地位和声望”的紧急状况。所有这些“对于总统办公室的运行都具有深刻的影响”，而“在那个阶段尚不可能加以考虑”。[16]正如俗话所说，父母只为一个新生婴儿做准备，结果老天送来了五胞胎。

* * * * *

大多数政治领袖在做决定时都着眼于尽量减小对自己政治生存的威胁。尽管他积极参加会议并咨询顾问，但曼德拉在各种问题上对自己的见解都充满信心；一旦他采取了一个立场，有时可能会造成某些困难。然而，当他认识到自己无法改变别人的思想时，又并非僵化地固执己见。

杰克斯·格威尔回忆他的老板能够“把问题简单化并解决。马迪巴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人”。由于格威尔的过去都是在大学中度过的，“对于我来说，把问题理论化是很自然的事，”他说，“我对于简单的回答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我不得不多次听到：‘杰克斯，这一定比那要简单。’……马迪巴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并把事情简单化。因此，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在5分钟之内做出一个关键性的决定”。[17]

曼德拉需要的不仅是顾问冷静、明确的专业分析，他也从非国大其他人那里听取意见。他在日记中已将周一标记为“非国大日”，那一天他会在非国大总部与高级成员和其他一些人待上一整天，他也参加非国大全国工作委员会的会议。然而在需要咨询与他关系密切的其他非国大领导人比如西苏鲁时，他并没有固定的时间表。

西苏鲁在1994年一次采访中毫无怨言地说：“他喜欢打电话，尤其是给我。他半夜一两点钟给我打电话，这没关系，他把我叫起来。在他把我叫起来以后，我认识到，这个事情不重要——好吧，那我们就讨论这件事，但实在是没有必要在那个时间把我叫起来。”[18]

曼德拉对于内阁事务的介入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在上任初期，曼德拉事必躬亲，使自己获得政策几乎所有方面的信息，从而使非国大保持在民族团结政府中的凝聚力，这是复杂的转型过程所必需的一项措施。曼纽尔回忆，在内阁会议前夕，曼德拉在他的开普敦赫纳登达尔（Genadendal）官邸*召集非国大的正副部长开非国大内阁核心小组会议（ANC cabinet caucus）。这样做，曼纽尔说：“我们就可以内部讨论需要采取的立场并相互支持。这就给同志们提供了［一个环境］能非常自由地进行讨论。”[20]

在执政的第一个100天里，曼德拉召开了许多会议指引部长们或取得他们对自己所持立场的支持。他对于与和平、暴力和稳定有关的问题保持着持续的关注。正如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Nkosazana Dlamini-Zuma）†所说：“我认为他对于我在开始阶段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这可能是由于我在开始阶段更需要他的关注，因为我本人缺乏经验。”然而，尽管缺乏经验，德拉米尼—祖马雄心勃勃，希望颁布法律，将在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中吸烟列为违法，从而引起对烟草产业的关注。在德班建一所医学院——恩科西·艾伯特·卢图利（Nkosi Albert Luthuli）医院，措施也相当超前。这两项倡议使副总统德克勒克难以忍受。

德拉米尼—祖马回忆道：

德克勒克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必须停止关于烟草的这些胡闹，因为这将使烟农们失去工作，而且完全没有必要。”然后他告诉我必须要建立比勒陀利亚医院。因此我对他说：“我首先必须建的是这里［德班］的医学院，因为爱德华八世医院（King Edward VIII Hospital）一团糟，它所培养的医科学生简直就是耻辱。”有一份国王自己的政府所做的调查报告，［其中说］爱德华八世医院并不适合培养医科学生，但他对此并没有做任何改进。因此这是我一定要建的第一所医院。德克勒克对我说，比勒陀利亚是阿非利卡人的遗产，他将在内阁中为此抗争。我说，好吧，你可以为此抗争。我没有告诉塔塔 （曼德拉）*，因为我不认为有那个必要。关于烟草的问题，我告诉他，我是卫生部部长，因此对国民的健康负有责任，烟农可以种植其他作物，在南非没有只能种植烟草的土地。我们将与农业部共同制订计划，帮助农场主从种植烟草转换为种植其他农作物。

我没有告诉塔塔。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了他。我告诉了一些同事，但我没有告诉他，因为我认为没有必要。但是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听说德克勒克叫你去并且说了那些话？”我说是的。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我说：“我不认为这是需要你介入的事。我不需要你做决定。”然后他说：“不，如果他再叫你去，你必须告诉我。但我已经告诉他了，他绝不能那样做，他绝不能给我的部长们打电话，让他们做事，不管是做什么。”因此他对于德克勒克是相当生气的，并且进行了干预。

对我来说，他是真正的力量支柱，使我能够去做那些有时可能引起争议的事情。[23]

曼德拉倾向于向常规的幕僚圈子之外广泛地征求意见，这可能会引起争议。当他认为谁适合对某个问题提出启发性的见解时，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请来见面。这个人可能是部长、社会部门的代表或领导人，甚或是国家元首。克里格勒大法官注意到曼德拉经常亲自打电话，而不是依赖他的助手，有时根本就不告诉他身边的人。这种对人民的吸引力是相互的，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人都希望与他互动，反之亦然。这使他对公众情绪有一种深刻的理解。

曼德拉的私人秘书玛丽·姆克斯达纳（Mary Mxadana）评价他与公众的关系——任何人，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普通总统，还是一位著名的领袖，因此每个人都希望有机会和他对话。”在他本应该休息的时候，除非是在一个没有电话的地方，而且他的手机不在身边，否则“他就会开始和全世界的人通电话”。[24]

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见证了他胜利的最伟大时刻，见证了他的就职典礼，他有足够的信心请求他们给予支持或让他们随时知晓进展。他处于国家的领袖地位，成为人人谈论的焦点人物。在一整年的时间里，曼德拉的崛起掌权以及“新南非”——一个迅速流传开来的说法——的命运占据了所有媒体的中心地位，甚至盖过了卢旺达大屠杀的报道。

全世界都在关注并提出问题，想知道曼德拉将制定出什么战略来治理国家？他和非国大将提出的政策的基础是什么？例如，在1994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美国新闻主播夏莱恩·亨特—高尔特（Charlayne Hunter-Gault）问曼德拉：“您想成为一位什么样的总统？”

“我们的诉求，”曼德拉回答，“已经在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得到展示。我们不相信由上层做决定然后自上而下地传达给人民群众的方式，我们已经发展出人民论坛的战略，即由人民群众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从这些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中，我们现在已经制定出我们所说的‘重建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将创造就业，建筑住房，提供教育设施、电力等等。”

曼德拉进一步被问及他将如何落实这些计划，是通过立法，授权给内阁部长，并“让他们来推动”，还是他“亲力亲为”？

曼德拉说：“我不得不对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当然要达到那样的结果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样你就不得不了解每一个部门具体活动的细节。只要制定出一个框架就够了，所有部门、所有内阁部长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内工作，你的任务就是监督，有时也会介入一个部门的实际运作，这取决于那项国家事务的重要性。我已经向荷兰归正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和大量农业组织的领袖发表致辞，他们几乎全是阿非利卡人，并已经向我们表明他们的绝对支持——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和平，想要他们的家人和子女安全，他们想要开始建设一个新南非的工作。”[25]

* * * * *

但是在1994年，曼德拉是如何组成后种族隔离时期民主代议制政府的第一个内阁的呢？是什么给予了他力量？是什么使他认识到非国大作为政府中多数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回答存在于曼德拉对非国大政策文件的信念中。

“为执政进行准备，”曼德拉写道，“不仅限于动员国际社会，也有其国内的方面，和其他内容一起包含在文件《准备执政：为了一个民主南非非国大执政指南》（Ready to Govern: ANC Policy Guidelines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中，这份文件在1992年5月28日至31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

“这一政策文件指出，必须着眼于在新的民主宪法规定下选举出来的第一届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这将有助于让大家理解，转型为一个人人能和平安全地享有基本生活水平的国家所要承担的任务的艰巨性。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得到解决，没有快速或轻松的方案。问题是深层次的，而资源是有限的。

“首要议程是制定南非民主宪法的基本原则。人民的愿望应当由民选代表在定期举行的自由、公正的选举中得到表达。而这些民选代表将遵照宪法行事，宪法应当是这块土地上的最高法律，确保人民的基本权利。

“这一文件声明，南非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基层、地区和国家层面各有一级政府。《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与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和民主监督的原则将适用于各级政府。

“政府架构包括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按照比例代表的原则从普通选民中经过普选产生。各个地区也有一名参议院代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拥有审查、提交和推迟立法的权力。

“执行委员包括一名国家首脑，即总统，他将在正式场合代表国家并拥有执行权力。总统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他或她有固定的任期并仅能连任一次。总统将任命和监督内阁的运作，通过总理执行（后来改为副总统），总理直接向总统汇报，并对国民议会负责。

“《人权法案》对国家和所有各级政府机关具有约束力，并在合适的情况下，适用于社会机构和个人。《人权法案》由法院执行，法院受一个独立的、新成立的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领导，宪法法院的任务是捍卫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免受国家及任何企图否定这些权利的机构或个人的侵扰。

“法官是独立的，由社会各个部门的人员组成，选拔依据是他们的品格、专业、生活阅历与智慧。《人权法案》将保障语言和文化的权利，承认我们社会中宗教的重要性，尊重信仰的多元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人权法案》保护儿童、残疾人和妇女的权利，工人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参加集体谈判的权利和罢工的权利。

“非国大宣布自己反对死刑，并努力将此纳入《人权法案》。《人权法案》保障所有人拥有一个家、家庭及财产的权利。它确认所有人都有接受基本教育、医疗和福利服务的权利。

“这个国家强烈支持平权行动的理念，这意味着采取措施，使那些由于肤色、性别和残疾等原因受到歧视的人能够冲破障碍，进入他们过去因为歧视而被排除在外的领域。

“所有的公民服务都将向全民开放，使其真正成为南非人民的公民服务，而不再是只为少数种族服务的行政机构。它将对议会和它所服务的地方社区负责。

“这个国家将拥有一支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的国防军和警察力量，监狱的管理人员必须经过良好训练、遵守纪律、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且忠于宪法。

“这是一个法治国家，所有南非人都能不受种族、肤色、信仰或宗教的歧视，直接或者通过立法机构的代表参与立法。

“至于个人安全和犯罪问题，优先要做的是消除在我们社会中盛行的滋生犯罪的条件。非国大声明，除非人民尊重法律，否则就没有对执行法律和维护秩序的机构的尊重。而只有当法律是公正的且人民参与了立法和执法时，他们才能尊重法律。一个公正的刑法体制将加强人民对法院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服从。”

曼德拉指出：“这就是由从前的‘恐怖分子们’——他们过去在执政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和历练——提出的一个全面的、深思熟虑的对于执政基本原则的概括。”[26]

其中一位从前的“恐怖分子”是蒂托·姆博韦尼（Tito Mboweni）[27]，这个国家未来的劳工部部长，他与萨基·马科佐马（Saki Macozoma）是陪同曼德拉出席1992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又称达沃斯论坛 ）的团队成员。他们把为曼德拉准备的长篇发言浓缩为几个谈话要点，指出这不是用于大会，而是用在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和布特莱齐一起出席的专题讨论会上。据姆博韦尼，代表团回到南非后呈交了他们的报告并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这导致了纳斯雷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执政指南》这份文件。*

* * * * *

5年期民族团结政府的框架——保证在选举中得票超过10%的任何政党参加政府——被写入1993年临时宪法的原则当中。1994年4月的选举结果决定了第一届内阁的构成，包括一名非国大的总统和两名副总统——一名来自非国大，一名来自国民党。按照得票排名，内阁中有18名非国大成员，6名国民党和3名因卡塔自由党。

但是在曼德拉决定内阁成员名单之前，他和非国大必须对另一个领导职位做出决定。他认为执政团队的结构必须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多元化，因为他认识到，必须要纠正那种认为非国大仅仅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组织的观点。在过去82年的历史中，非国大经历了多次转型。从一个呼吁非暴力并具有基督教倾向的组织，到火热的1940年代，其下的青年团给予它巨大的力量，再到1960年代支持武装斗争，非国大从自身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的品质中汲取了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承受了种族隔离政权凭借紧急状态、暴力，甚至流亡时期的跨国袭击对它造成的沉重打击，它的幸存建筑在许多人牺牲的基础之上。这些人中最重要的就是沃尔特·西苏鲁和奥利弗·坦博，他们是曼德拉可以性命相托的人。他记得这些。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他写道，“被他的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为OR，他是一位谦虚而出色的律师，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卢图利酋长去世之后，他成为非国大的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有能力且受人尊敬的领袖，将非国大的力量和影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只有非凡的领导人才能够在流亡中维系这样一个多种族组织的团结：其成员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布在距离遥远的多片大陆，一些青年对压迫他们的敌人怒火难抑，一些青年相信即使没有资源和充分的计划，仅靠愤怒就可以推翻一个种族主义政权。

“OR实现了这一切。对于在国内拘禁的政治犯和普通囚犯，对于国外的自由战士、外交官和国家首脑来说，OR被誉为一位智慧且公正的领导人的杰出典范，他必将恢复被压迫人民的尊严，并让他们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命运。

“他不辞辛苦地勤勉工作，从不懈怠。毫不夸张地说，他一天24小时都在岗位上，全年无休。他的夫人阿德莱德（Adelaide）讲过OR彻夜工作的故事。清晨，当OR看到她穿好衣服准备离家时，竟问她深更半夜要去哪里。

“或许是繁重的工作日程摧毁了他的健康。他患了中风，半身瘫痪。官员*们讨论了他的情况，都强烈认为应当正式地让他丰富的智慧和经验为组织所用。我们因此任命他为非国大全国主席，他在这个位置上直到1993年去世。

“OR的去世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树倒下了，这棵橡树站立在那里已经许多年，荫庇周遭，美化了整片风景，并吸引了周围的一切，不论是人还是动物。他是一位具有强大信念和虔诚信仰的出类拔萃的领袖，一位成绩卓著的数学家和音乐家，他在解放人民的事业中的投入无与伦比，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然后官员们同意，由博学的卡迪尔·阿斯马勒（Kader Asmal）教授†接替OR，他是一位坚定而清醒的思想家，后来成为水利和森林部部长，再后来成为教育部部长。他对内阁中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的深刻理解，使他赢得全能部长（Minister of All Portfolios）的美誉。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他的任命会纠正一般认为非国大是一个种族组织的错误印象。

“然后我向非国大全国工作委员会的成员逐个通报了官员的推荐。除了一人之外，他们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推荐。

“在那之后不久，一位官员回来秘密地悄声告诉我，虽然全国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们曾明确同意这一推荐，但他们已经反悔，倾向于塔博，而不是卡迪尔。

“这一情况让我担心，因为这可能导致同志内部负面的猜疑。当人们同意了一个重要的提议，而后在没有重新向你提起的情况下改变了［他们的想法］，那么就很难说不是他们有反对意见却没有勇气向我提出，他们知道这种出尔反尔是违反组织方针的。

“但他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合格并可靠的领导人，在决心解放国家的斗争中经受了长期的艰辛磨难。这一插曲从未影响我对他们的信任。不管怎样，拒绝支持卡迪尔是一种民主的做法，我们没有任何保留地接受了。”[31]

在组阁最终完成之前，曼德拉广泛地咨询意见。他查阅了在全国接待委员会等机构以及最终进入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的人过去所做贡献的记录，后来又征询了塔博·姆贝基的意见，因为“塔博流亡了许多年，并且与国内的同志有许多交流；他比我更了解哪些人更有资格在内阁中任职”。[32]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塔博·姆贝基生动回忆的对话：

马迪巴说……“请你从我们自己的人中准备一份名单——包括名字和职责。”这一定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在内阁中我们自己［非国大］所占的百分比，那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因为要记得，内阁里还有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因此我们在马路对面［悉尼·穆法马迪］的公寓里准备了一份包括名字和职位的名单。他对我说，“准备一份提案……把副总统的位置留出来，我将从我们这边的人选中挑选”。于是我们准备了一份名单，包括名字和职责，部长和副部长。我不记得这与人们在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或其他组织做过什么有任何关系。而只是说，例如史蒂夫·奇韦特成为体育和娱乐部部长，是因为我知道他在监狱中对体育的热情，知道他在入狱前是橄榄球运动员和其他所有运动经历，因此有这样的考虑，这个人将会出于他特定的兴趣真正关心这一职责。

曼德拉对姆贝基的这份名单只做了两处改动。他说，德雷克·哈内科姆（Derek Hanekom）应当担任部长职位，因为他相信哈内科姆具有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而且是阿非利卡人，这对政府解决与阿非利卡农民有关的问题会有帮助。曼德拉还说，乔·斯洛沃应当包括在名单内。没有写入斯洛沃的名字是基于谈判期间得出的看法，认为需要他在共产党内担任全职领导。这样，哈内科姆成为农业和土地事务部部长而斯洛沃成为住房部部长。姆贝基继续道：

后来他再次就副总统的问题来找我说，“不，我一直在咨询有关副总统这件事，我曾经考虑应由西里尔·拉马福萨担任副总统，理由是，你知道，对一些事情我们必须得敏感……你知道，问题是人们会怎么说。你们曾让奥利弗·坦博担任非国大的主席，然后我接替他担任这个主席，现在你……”——我当时的职务是什么？非国大的全国主席——“然后你成为副总统。人们将会说：‘看看科萨人，科萨人正在垄断权力。’这就是我需要西里尔的原因……但是每一个人都拒绝——我找过沃尔特·西苏鲁，甚至找过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和尼雷尔，但是他们所有人，所有人都说，‘不——我们确实理解这类部落问题的敏感性，但是不能看得太重，这是你的副总统。’”于是他说：“因此你必须成为副总统。这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不得不处理这类问题。”我说：“那就这样吧，马迪巴。”……据我回忆，这就是他对于那个内阁仅有的干预——三次干预——德雷克·哈内科姆，乔·斯洛沃和我自己。[34]

曼德拉强调明智地选择内阁的问题，他写道，在他的指示下，姆贝基“确保我们所有民族团体以及大会联盟（Congress Alliance）*的成员都得到了恰当的代表。基于充分的理由，他把副总统的位置空出来了。我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且首先向南非共产党，然后向南非工会大会，最后向非国大做了汇报。我向他们所有人明确表示，尽管我欢迎他们的评议，但最后的决定权在我这里。

“雷蒙德·苏特纳（Raymond Suttner）是一位出色而忠诚的同志，现在是我们驻瑞典的大使。他提醒我，以前的一次政策会议上曾决定，内阁应当由一次全国会议选举产生。我断然拒绝了这个决定，理由很简单，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内阁成员的选择将不是任人唯贤，而是基于他们的受欢迎程度，或他们是否有强大派系的支持。

“联盟的每一个成员都对推荐人选中的一些人提出强烈反对，包括已故的阿尔弗雷德·恩佐的入选，他是一位有才能、受过良好训练且经验丰富的外交事务专家。也有人反对德雷克·哈内科姆，理由是，把管理土地的职责交给一个白人是不明智的。这些反对意见也影响了其他人。我拒绝了所有这些意见，因为它们不是基于某项原则，而纯粹是出于个人考虑。我将姆贝基推荐的这份名单提交给有关‘官员’。†

“这些‘官员’无一例外地批准了这份名单上的所有人选。下一个问题就是谁将被任命为副总统。考虑两个人选，塔博·姆贝基和西里尔·拉马福萨。西里尔·拉马福萨曾带领我们的谈判团队在［约翰内斯堡北部肯普顿公园的］世贸中心谈判。他让人印象深刻，机敏且口才好，影响了在世贸中心谈判的敌我双方。他为自己赢得了尊敬和仰慕，是杰出的思想家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37]

德克勒克在他的自传《最后的跋涉：一个新的开始》（The Last Trek: A New Beginning）中这样描述西里尔：

非国大代表团由其首席谈判代表西里尔·拉马福萨领导。拉马福萨原先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在与代表南非大型采矿公司的矿业商会的艰苦谈判中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拉马福萨硕大的圆头被胡须和正在退后的发际线包围着。他冷静和算计的眼神——似乎一直在寻找谈判对手辩护的软肋——与他轻松的举止和生动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甜言蜜语使对手安静下来，而他的雄辩则不停歇地收紧了对他们的包围。[38]

“作为谈判的关键角色和新南非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西里尔受到我们组织内外的赞扬。在1997年非国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以最高票被选为全国执委会的成员，实至名归。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非国大真正的财富。

“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一直被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所缠扰，即非国大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科萨人的组织，尽管大量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对‘官员们’指出，奥利弗·坦博、塔博·姆贝基和我本人都来自这同一个部落。我问他们，如果塔博成了副总统，难道不会加强这一错误的认知吗？难道我们不应当考虑让来自我国北方、同样有才能且受到同样尊敬的西里尔来担任这个职务吗？

“我承认，塔博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并且他关于非洲大陆和外交事务的知识远比西里尔丰富。但是我坚信西里尔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对工会和大多数意见领袖——尤其是那些参加过谈判的人。”

“尽管我持不同意见，”曼德拉叹道，“但没能说服那些‘官员’。他们坚持认为，广大公众会接受选择姆贝基。非国大的指导方针是选贤任能，而不是出于部落出身的考虑。相反，我的考虑不全是基于才能，而是基于我认为我们有责任纠正的一个误解。”[39]

尽管曼德拉认为应在就职仪式之后才宣布内阁的任命，但他受制于媒体的力量，当时媒体已经听到了有关副总统位置之争的风声，因此1994年5月6日就宣布了内阁的任命。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名单，名单上的一些名字和他们相应的职责范围以后将做出调整。当时，经过激烈的争辩之后也做出了一个决定，要设立一个不管部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职位，负责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工作。

内阁成员的确定并非没有争议，德克勒克曾对某些内阁部长职务的安排没有经过充分协商而感到不满。然而，曼德拉在安排内阁成员组成时的亲力亲为是不会错的。一些过程看似是随意的播种，但最终结出了硕果。在推进曼德拉梦想的机器上，几个轮齿小零件并不知道他们的重要性和他们的生活将会如何改变。特雷弗·曼纽尔回忆道，1992年，当他还是西开普省的领导核心成员时，时任非国大总书记的西里尔·拉马福萨找到他。

拉马福萨告诉曼纽尔，曼德拉想要他领导非国大的一个重要政策部门，亦即经济计划部。曼纽尔知道自己缺乏经济学方面的训练，于是拒绝了，指出他一直被安排从事健康事务方面的工作。拉马福萨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非国大里有许多医生。“特雷弗，”他继续说，“你只需要清楚一件事，这不是你我之间的谈判；我只是转达一个信息。”[40]

事实如此。在那之后不久，曼纽尔就陪同曼德拉出访，例如1993年到美国。那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曼德拉说，为解除对南非的制裁而进行的工作已取得了充分进展。

“当时他所做的部分工作，”曼纽尔说，“依然是建立关系，但同时也是一个强烈的姿态。他要率领代表团出访……包括帕洛·乔丹（Pallo Jordan）*、托马斯·恩科比，当然还有乔·莫迪塞，以获得培训和资金……但也要让［我们］见识到不同的政治制度并了解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他相信要把工作移交给年轻人，并使他们为承担更复杂的责任做好准备。”[42]

在一些投资会议上，大公司的领袖、行业专家和机构投资者聚集在世界各主要首都的圣殿中，曼德拉会说：“我们这里有一些年轻人，如特雷弗·曼纽尔。我想要他向你们讲演；在我讲话之后，我将让他来回答问题。”[43]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瓦利·穆萨身上，考虑到他在谈判中的表现，他最终成为曼德拉内阁中第一位宪法推进和省级事务部长罗尔夫·迈耶的副部长。曾经领导和平进程的穆法马迪最终成为警察署长，从民族之矛和非国大军事指挥总部脱颖而出的乔·莫迪塞成为国防部长。

这些发展反映了曼德拉的战略思考，回想这些，曼纽尔说：“我认为，在曼德拉思想中，这些活动很大程度上是要早点在过程中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说法是——影子内阁，让其中的成员承担一定的责任。我认为，这个过程对他看待一些事情的方式有深远的影响。”[44]

在非国大内部以及与德克勒克关于职位的讨论中，曼德拉重点考虑的是财政部长的人选，最终达成协议，现任财政部长德雷克·基斯（Derek Keys）继续留任。尽管这是国民党担任的6个部长职务之一，但各方同意，这个关键性的职位与任何政党无关。[45]基斯的留任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经验，二是对非洲本地和国际经济决策者们将会如何反应的担心。南非是一个体制尚未得到检验的新经济体。任何变化——特别是一位受到信任的财政部长的辞职——都可能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

“某些位置我们不会现在就去争取，因为这个国家还没做好准备。”他的同事们记得曼德拉这样说。他是指许多职位，包括南非储备银行（South Africa Reserve Bank）和公共服务委员会（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的相关负责人。[46]

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会见过两次，讨论内阁的组成。第一次在比勒陀利亚；第二次在开普敦，在非国大公布了第一份部长名单的那天晚上，当时德克勒克非常生气。根据德克勒克的回忆录，他震惊于非国大的公告“在事前完全没有与我协商”——这是临时宪法第82条所规定的，并且背弃了早先关于国民党执掌安全部门的协议。[47]当被问及为什么全部三个安全部门的职务都给了非国大时，曼德拉回答说这是他的意见被非国大否决的结果。[48]

关于其他剩余职位部长和副部长的安排，他们达成的协议需要在原来安排给非国大的职位范围内做出调整。这包括将阿斯马勒从宪法推进部调换到水利和森林部，他是在宣誓就任部长的当天才知道这件事的。[49]

在与主要谈判党派——尤其是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进行了全面的讨价还价之后，曼德拉相信，内阁是强大的并代表了南非的人民。他甚至提出让小党派参加政府的问题，并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阵线共同进行了讨论。曼德拉获释时，德克勒克曾建议，应该由国民党、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组成的三方联盟来谈判决定南非的未来；为了采用一种更为包容的方式，曼德拉和非国大拒绝了这一建议。现在内阁已经成立了，因此曼德拉对于那些认为内阁没有全面代表全体南非人民的说法十分生气。

“自从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他写道，“在副总统德克勒克自愿退出民族团结政府之前很久，非国大就一直被指责为种族主义，只关心提高非洲族裔的利益，而忽视少数族裔的利益。我们国家中有一些公众人物，顽固不化，仍然为这种卑鄙的宣传摇旗呐喊。

“我有意列出了民族团结政府全部内阁成员的名字。*凡是尊重真理尊重自己的人，不论出身背景如何，都不应赞成那种明显毫无道理的宣传，以免玷污自身的形象。卑鄙宣传的人提不出比非国大政策更可靠的替代方案。

“如果你发现，除了德雷克·基斯和阿比·威廉姆斯（Abe Williams）——后者是有色族裔组织的成员，其余5名德克勒克国民党的内阁成员全部是白人和阿非利卡人，没有一个非裔人和印裔人；而非国大的内阁成员中包括了所有这些族群，19名成员中有7名来自少数族群，这种谎言就更加明显了。

“白人的主导地位在1994年的国民议会中同样明显。国民议会中非国大的256名成员中，有82名代表是有色族裔、印度族裔和白人。

“而在国民党的80名成员中，有11名非洲裔、9名有色裔、4名印度裔，就是总数24对56——白人超过其他族裔的一倍。”[51]

如果是更年轻、更冲动的曼德拉，他可能会逐条列出那些“仍然在为这种卑鄙的宣传摇旗呐喊”的“顽固分子”所了解的显然不实的例证。他可能会赞扬非国大在接受国民党方面的宽宏大量，尽管国民党的政策是造成黑人多数无穷苦难的根源。虽然这可能会使他的同胞们满意，并且向他们证明他的事业的正义性，但曼德拉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他控制着局面，并且显然不想扮演一个烈士的角色。

他是一位75岁的老人，需要用他全部的毅力和机敏将个人魅力转化成为可持久的政治信誉。尽管在野党勉强同意加入民族团结政府，但在他们内部仍有一些反对意见，把这样的权力分享视为向非国大的投降。同样，另一方面，非国大内部也有不赞同的声音，例如哈里·瓜拉和他持强硬路线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在与比勒陀利亚当局角逐权力过程中做出的牺牲，在新秩序的架构中没能得到善待。

然而对于曼德拉来说，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确保建设新民主的基石就位。他必须使自己熟悉作为一个总统、一个复杂国家——它拥有一个甚至更为复杂的政体——的元首的知识。从监禁到自由，然后到这个国家的顶峰，一切都混乱地飞速发生。就像一个在族长去世后被骤然推到大家族最高位置上的人，曼德拉不得不经过一些仪式程序，在此就是议会，使他的就职正式得到确认。

[1].Jessie Duarte,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5 July 2014.

[2].Fanie Pretorius, interview by Tony Trew, Pretoria, 11 July 2014.

[3].President's office staff, interview by Sahm Venter, October 1994.

*　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见“附录二”。

[5].William Ernest Henley, ‘Invictus’, A Book of Verses （ London, 1888）.

[6].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27-9.

*　黑人觉醒运动，见“附录二”。

*　曼德拉和他的办公室主任杰克斯·格威尔教授致力于与班达尔亲王达成一项协议，使洛克比空难的两名嫌疑人在中立领土荷兰宰斯特营（Camp Zeist）接受苏格兰警方的审判。详见本书第十三章。

[9].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22-3.

[10].Barbara Masekel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28 August 2014.

[11].Ahmed Kathrada in conversation with Tony Trew and Joel Netshitenzhe, Johannesburg, 2 December 2014.

[12].Jakes Gerwel, president's office submission to the Presidential Review Commission, 25 September 1997.

[1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9.

[1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19-20.

[15].Jakes Gerwel, interview by Aziz Pahad, 21 July 2010.

[16].Memo from director general,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state expenditure, November 1997, Gerwel Papers （private collection）.

[17].Jan-Jan Joubert, ‘He Could See the Essential Core’, City Press, 8 December 2013.

[18].Walter Sisulu, interview by Sahm Venter, Cape Town, October 1994.

*　原名韦斯特布鲁克（Westbrook），曼德拉将这座建筑改名为赫纳登达尔，在阿非利卡语中为“慈悲谷”（Valley of Mercy）。这个名字源自距开普敦两小时路程的传教士小镇赫纳登达尔，它曾经在1838年开普敦废除奴隶制时为奴隶们提供过庇护。

[20].Trevor Manuel,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0 September 2014.

†　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见“附录二”。

*　塔塔（tata）是科萨语中“父亲”的意思，被广泛用于指称曼德拉以表示敬爱。

[23].Nkosazana Dlamini-Zum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Durban, 26 February 2016.

[24].Mary Mxadana, interview by Sahm Venter, Cape Town, October 1994.

[25].NM, interview by Charlayne Hunter-Gault, MacNeil/Lehrer NewsHour, PBS, 6 May 1994, from ‘South Africa Pres Elect Interview’ AP Archive, story no. W066632.

[26].NM, ‘Presidential Years’, pp. 4-5.

[27].Tito Mbowen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2 September 2014.

*　蒂托·姆博韦尼，见“附录二”。

*　本书中多次使用官员（officials）这个概念，指非国大的六位核心领导：主席、副主席、总书记、副总书记、财务长和全国主席。——译注

†　卡迪尔·阿斯马勒，印裔南非人。

[31].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17-18.

[32].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18.

*　肯尼思·卡翁达，1964—1991年间任赞比亚总统。

[34].Thabo Mbek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and Joel Netshitenzhe, Johannesburg, 17 December 2014.

*　大会联盟，见“附录二”。

†　这里的“官员”指：曼德拉、西苏鲁、拉马福萨、姆贝基、雅各布·祖马和托马斯·恩科比。但姆贝基和拉马福萨没有参加这次讨论。

[3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18.

[38].F. W. de Klerk, The Last Trek, in 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238.

[39].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18-19.

[40].Trevor Manuel,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0 September 2014.

*　帕洛·乔丹，见“附录二”。

[42].Ibid.

[43].Ibid.

[44].Ibid.

[45].F. W. de Klerk, email interview by Tony Trew, 13 March 2015.

[46].Valli Moos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8 September 2014; Jessie Duarte,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5 July 2014; Trevor Manuel, interview with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0 September 2014.

[47].F. W. de Klerk, The Last Trek, pp. 342-4; David Welsh, ‘Coalition Government, An Unwilling Marriage’, in State of the Nation, 1997/98, Bertus De Villiers （editor）（Pretoria: HSRC）， pp. 37.

[48].Tim Cohen, ‘Mandela's Saintly Reign a Case of Hit or Myth’, Business Day, 11 May 1994.

[49].Kader Asmal and Adrian Hadland with Moira Levy, Politics in My Blood: A Memoir （Johannesburg: Jacana Media, 2011）， p. 193.

*　在最早的手稿中，为了显示出多元的族裔背景，曼德拉列出了他第一个内阁中人员的名字和职务。这些手稿中的一页可见彩图16。

[51].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23.

第五章 民族的团结

纳尔逊·曼德拉以及1994年5月9日聚集在议会准备宣誓就任的议员们，多样但全面地展现了新的民主南非的变化。议会选区的气氛曾经是古板、令人生畏的，由身着深色套装的白人主导，现在则展现出一种无声的欢庆，感觉有大事呼之欲出。[1]阿尔贝蒂娜·西苏鲁（Albertina Sisulu）*——一位资深的战士和领导人——起身提名纳尔逊·曼德拉为南非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

议会席和旁听席上的人全体起立，迸发出欢呼和泪水，向坐在褐色皮椅上微笑挥手的曼德拉欢呼。这张椅子的主人曾是德克勒克总统，4年多前，正是在这同一会场，他宣布将释放这位在监狱中已经服刑超过27年的人。议员们带头有节奏地鼓掌，一位因邦吉（imbongi，颂歌歌手）用新总统的母语科萨语为他唱起颂歌，就这样，议会被永远地改变了。

* * * * *

在结束种族隔离后第一届政府的初期，几乎每一个与曼德拉共事过的人，从花园园丁到内阁部长，都认为他有一些特殊的品质，并且反过来也期望其他人能与他相适应。人们都知道他不接受否定的回答，因此他努力工作来排除任何别人不接受他的提议的可能性。

时任贸易和工业部部长的特雷弗·曼纽尔讲述了1994年建立曼德拉领导下的第一届民主内阁时出现的令人头疼的严重危机，是如何被戏剧性化解的故事。

1994年7月4日晚上，曼德拉在开普敦的纳尔逊山饭店（Mount Nelson Hotel）为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举行了一场国宴。就在两天之前，在比勒陀利亚，曼德拉叫曼纽尔参加一个会议，与会的包括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劳工部长蒂托·姆博韦尼和重建与发展计划的亚历克·欧文（Alec Erwin）*。他透露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德雷克·基斯将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曼纽尔回忆，曼德拉以他特有的坦率方式说：“看，我一直在和人们交流，我不认为南非和世界，特别是白人，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非国大的财政部长。我希望你们同意我的看法。我以为，我必须告诉你们并征询你们对于财政部长人选有何建议。”见没有人提出意见，曼德拉继续说：“我一直在考虑克里斯·利本伯格（Chris Liebenberg）†这个人。他现在从……莱利银行（Nedbank）退休了。他一直负责我的财务，负责非国大的银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白人企业会真正地支持他。你们接受他有困难吗？”没有人有困难。曼德拉说：“非常感谢你们，那么让我们喝些茶吧。”[5]

7月4日周一的下午，当时在国外的利本伯格惊讶地接到一通来自曼德拉的电话，要他从约翰内斯堡到赫纳登达尔总统官邸见面。曼德拉早早离开了国宴，在赫纳登达尔会见了利本伯格。

“利本伯格到开普敦后，”曼纽尔回忆道，“曼德拉问他：‘你现在在做什么？’克里斯·利本伯格告诉曼德拉，他现在退休了。‘你多大岁数？’利本伯格说他60岁。曼德拉说：‘是啊……克里斯，你这么年轻不应该退休。我为你安排了一项工作。我要你做我的财政部长。德雷克［·基斯］要离开，我要你接替他。’克里斯·利本伯格完全震惊了。对此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说：‘我刚刚退休，我必须和我的妻子商量此事。’”[6]

任命利本伯格为财政部长的方式看似随意且偶然，实际上隐含了非国大领导集团在组建内阁上的严肃性。非国大部长的任命不是突发奇想。不论在国内还是流亡期间，这些人在组织机构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时，都为自己赢得了尊敬。他们所有人都在困难的环境中经受了考验并成长起来。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名字在得到通过之前仍要经过大量审查。

其中一个例证就是上述的财政部长职位。曼德拉广泛咨询了他的一些部长的意见，包括曼纽尔、姆博韦尼和欧文，还有其他一些人，例如吉尔·马库斯（Gill Marcus）*，她是一名议员和财政委员会的成员，将与利本伯格共事，一起处理财政政策的细节。曼德拉将精力集中在确保国家的安全上，因此他坚持所有负责安全事务的职位均由非国大控制。他信任他的两位副总统，将大多数工作交由他们负责——特别是姆贝基——这意味着，如前文提到的，他将更加亲力亲为地巩固和解的工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姆贝基扮演内阁总理的角色主持内阁会议，甚至在曼德拉出席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姆博韦尼回忆道：“提案准备以及规划备忘录这些事情都提交给他。”尽管曼德拉不亲自处理，但他仍然饶有兴趣地密切关注进展，并将精力集中在武装部队和警察，以及司法和宪法第九章机构（Chapter Nine Institutions）*等的结构性安排上。姆贝基也随时向他报告工作进度。只有当他认为某个部长的工作遭到故意妨碍时，曼德拉才会进行干预。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姆博韦尼曾威胁说，如果一些部长继续阻挠他想要提交的立法议案的话，他将辞去职务。即使非国大的部长们也会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观点，因此这并不罕见，虽然这对于那些赞成议案的人来说无疑令人沮丧。

提交议案那天，姆博韦尼回忆道，

曼德拉要求休会，从而可以和那些部长以及我本人进行讨论。好吧，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讨论，因为我们刚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个相当狭小的办公室，他就说：“姆博韦尼已经简要地向我汇报了他在使内阁通过这个议案时遇到的困难，如果今天这个议案不能通过，他就要辞职。我不想要这位年轻人辞职，因此现在我们就回到内阁会议，你们这些人必须支持这个议案。”特雷弗·曼纽尔试图解释，［但是］曼德拉说：“不，不用讨论，只要回去支持这个议案。”

他们全都回到内阁会议，姆博韦尼继续他的陈述，结果得到支持，包括早前的反对者也投了赞成票。姆博韦尼有些调侃地说，这个胜利属于“在政治中幸存的本能”。[9]

然而，幸存所需的政治有机体是内阁本身，它是民族团结政府的引擎。它的长处在于能够根据一个指导原则做出一致的决策，做不到这一点，它就会失败。议员罗尔夫·迈耶以一种务实的观点看待这个由多个组织组成的实体，他在1994年接受采访时承认：“要想从早到晚都融洽一致是不可能的。我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联盟，而是一种合作的协议关系。”[10]

在一年多以前，曼德拉曾回答过英国广播公司提出的许多问题，有关未来决策这一棘手事务。他说：“我们将通过非国大主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应对这些问题。将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们不允许任何小党派破坏多数决定的原则……［但是非国大的］观点将在不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下胜出。我们将借由民族团结政府来做我们现在通过多党协商机制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不强迫，我们说服。”[11]

这是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当时双方团队分别要求形成一个决议，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建议，内阁应努力形成一致意见，如果无法达成共识，将以大多数人的观点为准。[12]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并在后来被包括在临时宪法中。在讨论全国执行委员会权力的第六章，第89条第2款规定，“内阁运作的方式应考虑民族团结政府概念中包含的寻求共识的精神，以及对有效政府的需求”。[13]

事实上，杰克斯·格威尔从其担任内阁秘书长的有利视角指出，民族团结政府确实是通过协商一致制定决策的：“如果你是坐在内阁会议上听部长们争论，你不会觉察到这是一个多党政府。你不会意识到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党派。”[14]

卡迪尔·阿斯马勒一定非常享受这些争论。他无疑是曼德拉内阁中最有趣的部长之一，有标志性的沙哑笑声，神采仪态颇像奥斯卡金像奖演员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每个人在争论和反驳的过程中都感到舒适自在时，协商一致就可以自然地达成。”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讨论中非国大和国民党之间文化上的冲突。例如，没有国民党的部长会在内阁中挑战德克勒克，而非国大的部长们在某些问题的争论上则各不相让，有时甚至令国民党的部长们目瞪口呆。[15]

尽管曼德拉拥有一种引人向善的才能，但期望内阁成员观点完全一致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总有些人对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之间已达成一致的提案吹毛求疵，尽管这与在谈判期间采用充分协商一致的原则打破僵局是同样的做法。愤愤不平的布特莱齐大酋长回忆，内阁决议基于“多数主义，因为……在一些与立法提议不一致的情况中，我已经准备了备忘录，但是对此的全部说法就是，‘好吧，内政部长说的必须记录在案，就这样，但是我们还得继续向前’”。[16]

曼德拉力图弥合非国大和国民党由于存在分歧和潜在的对立观点而造成的鸿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建立了三个内阁委员会，作为实现协商一致的平台。这三个委员会都是种族隔离政府遗产的重构——经过一定改造的重新利用。姆贝基主持经济事务委员会，德克勒克负责事关安全与情报以及社会和行政事务的委员会。

为了培养合作，曼德拉把来自不同党派的正副部长混合搭配。“从德克勒克和国民党的观点来看，”他在一次采访中说，“3个部长来自因卡塔自由党，6个来自德克勒克，而非国大有18个，是因卡塔自由党和国民党加起来的两倍。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就可以直接运转政府，但我们不那样做。我们承诺要建立一个有实质内容的民族团结政府，而不仅仅是一个支持非国大观点的空壳。出于这一原因，我们确保在职责分配上应该有副部长。如果一位部长来自非国大，那么副部长就应该来自国民党或因卡塔自由党。我们要让这个部运转良好。”[17]

在头几年间，这种安排确实运转良好，只除了曼德拉坚持在安全事务上亲自掌舵而使德克勒克怨恨不已。“马迪巴对政府事务关注的重点是安全，”姆贝基回忆道，

因此……在涉及安全事务时，他会参加内阁委员会的会议……因为他非常担心反革命活动的可能，而且就像当时我们所有人一样，他认为反革命活动可能来自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中的右翼阿非利卡人，他们可能凭借武力制造动乱，然后甚至可能推翻政府。那是他特别关注的。但是对于内阁和政府工作的其他方面，他会说：“不，你去参加那个会”。[18]

然而当曼德拉感到有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在其他事务上直接干预部长的做法，例如恩克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和德克勒克之间的龃龉。全部三个党派的部长都要到他的办公室汇报或听取建议，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提供书面报告。

但由于每个党都有其自身的组织结构来维持政策的一致性，例如非国大有内阁核心小组会议，国民党有战略方针小组，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结构上的断裂，造成内阁工作和外部现实之间的紧张。

在内阁决定是否采取集体负责制方面，也存在着不一致的看法。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坚持他们有权不遵从集体的决定并公开批评他们在内阁中反对的决定。尽管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分歧是尖锐并且反复发生的，且由于党派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真实情况是民族团结政府的运作只在内阁层面，而不是在议会范围或省级层面。

1995年底到来的地方选举加剧了紧张的形势，各个党派都在宣传自己取得的政绩，而拒绝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在竞争激烈的比勒陀利亚小镇伊尔斯特勒斯特（Eersterust）的一次初期选战集会上，曼德拉直率地指出这个问题。

他说：“德克勒克先生一直试图造成一种印象，即国民党在民族团结政府中起领导作用，工商界的信心和外国投资都取决于他参加了这个政府。”尽管他感谢德克勒克在内阁中发挥的作用，但是曼德拉说：“试图过度夸大国民党的作用是错误的。非国大在内阁中有18位部长，相比之下，国民党只有6位。”他在强调重建与发展计划就是非国大的首创后结束了讲话。[19]

即使最不擅长解读身体语言的人也能看出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之间明显缺乏热情。国民党正在经历一场身份危机，它的议会党团发现自己不赞同针对反对党的限制条款。关于是否继续留在民族团结政府中的持续不断的争论就像是一种不祥的自我预言。为了夺回失去的地盘，用德克勒克自己的话说，他一度批评内阁做出的决定并与之对抗，以执行国民党的方针。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的部长和副部长没有这样做。“就他们自己的职位而言，他们做得足够好，”他写道，“但是就面对非国大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那些与国民党方针不符的决定而言，则做得并不好。”[20]

这些所谓的与国民党方针不符的决定，以及没能把其倒退立场写进最终宪法的挫败，都增加了德克勒克的痛苦。此外，他还要面对以马蒂纳斯·范沙尔克维克（Marthinus van Schalkwyk）为首的国民党少壮派的挑战。然而更为切中要害的是，德克勒克承认，他的不快在于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就像“前董事长［继续］在他继任者的董事会里工作一样”。[21]

曼德拉在与民主党领导人托尼·里昂（Tony Leon）的一次讨论中对此做了总结：“德克勒克没有从自己失去权力的心结中走出来。”[22]曼德拉已经赋予了德克勒克责任，但后者感到作为一位前部长和总统，那个职务贬低了他。对于一位曾经怀揣由非国大、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三方联盟轮流执政想法的人，这看起来的降级使他难以说服国民党参加民族联合政府的正确性。

在1995年1月举行的一次内阁讨论会上，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德克勒克提出一项议程，主张少数党作为反对党公开行动的权利。德克勒克公开批评非国大，加上他就在1994年选举前夕，特赦了3500名警察和两名内阁部长，这两件事为最后的摊牌做了铺垫。在非国大的部长们发表了关于内阁决定集体负责制的讲话之后，曼德拉对德克勒克发起了攻击，指责特赦是“背后进行的阴谋”，并称国民党对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态度是对政府不忠。德克勒克愤怒地离开会场，称他和他的同事们将考虑是否要继续留在政府中。然而第二天，两位当事人出现在记者会上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误会已经澄清，而且“我们已经同意重新开始，这有助于避免本周初发生的情况重演”。[23]

就像在一场命中注定的婚姻中那样，这两个人的冲突是世界观的巨大分歧所导致的，而通过公开的和解行为，冲突消除了。冲突一方面源自白人少数重建昔日美好生活的冲动，另一方面源自南非黑人多数一心一意想要开拓适宜生活的未来的信念。

“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争吵，”曼德拉在粉碎另一个有关他们不和的谣言时说，“德克勒克先生和我都明白，我们相互需要。这不是个人好恶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在一起的绝对必要性的问题。我认为他和我一样明白这一点。”[24]

夸祖鲁—纳塔尔，一个永远被暴力纠缠的省，产生了另一个一触即发的危机。1995年9月，德克勒克致函曼德拉，提出解决那里的暴力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曼德拉、德克勒克、姆贝基和布特莱齐四方开会，讨论以国际调解和选民公决的方式来消除紧张和暴力。[25]曼德拉决定不再拐弯抹角。

“夸祖鲁—纳塔尔的问题，”曼德拉在给德克勒克的信中写道，“以及因应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深植于当前状况的历史之中。德克勒克先生，您必然知道，今天这个省的冲突，与其说是任何其他因素造成的，不如说是由您曾经参与并执掌的政府和贵党的方针与策略造成的。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引述那段历史的细节，那些我们早先已经讨论过了。您在信中提出，缺乏国际调解是夸祖鲁—纳塔尔省问题的根本和深层的原因之一，这个观点对于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将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并且毫无帮助。*

“我之前已经全面地向您报告过我就这个问题与布特莱齐部长所进行的讨论，以及为讨论而做出的努力。您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我主动做的。正如我以前告诉过您的，对于在您提议举行的那种会议上，您究竟想讨论什么，我们需要具体的建议。仅仅为开会而开会，或仅仅是做出政治姿态，这种徒劳的做法只会加剧而不会有助于改善现状。

“您作为我的政府中的执行副总统之一，可以自由地，事实上也有义务，与我讨论您在政府政策和方向上的任何建议。这件事也同样如此。您现在提出作为一个第三党的领袖来出面调解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相当不准确的说法，这不但缺乏建设性也于事无补。国民党以及由它组成的政府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使您在这场冲突中完全没有资格扮演那样一个角色。”[27]

这是一通严厉的斥责，明显表明曼德拉——即使对于他的政敌来说也是温文尔雅的典范——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暴力的问题、因卡塔自由党和国民党在计划和实施暴力时的勾结，以及夸祖鲁—纳塔尔省和其他地区人民惨遭的血腥杀戮一直困扰着他。1990年刚从监狱获释后，曼德拉曾呼吁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群众扔掉他们的武器，结果遭到轻蔑的嘘声。这份羞辱，他不会忘记，也不要期待他会忘记。如果说曼德拉对待德克勒克和布特莱齐是文明礼貌的，那是因为这符合他自己的信条，即绝不能粗鲁地对待其他领导人。[28]在曼德拉看来，这些领导人是一个选区群众的代表，对他们的任何粗鲁不敬都会转化成对他们的追随者的冒犯。

德克勒克在回信中说，他一直建议的不是协调，而是作为同意国际协调的一个党派要求举行一次会议，曼德拉对此不予理会。“与其建议这种没有意义的会议，”他写道，“如果您能就如何处理种族隔离这个不人道的制度的遗产——您曾经是这个制度的设计者之一——提出您的建议，我将感激不尽。”[29]

关系的破裂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是由单一原因触发的。民族团结政府铠甲上最脆弱的裂缝是由于对历史的不同认知而导致的鸿沟，分裂了这个由不同组织组成的集合体。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之间“不来电”就是这种不和谐声音最明显的表现。但是从一开始，国民党全程留在民族团结政府中的可能性就不被看好。德克勒克内阁对于民族团结政府的决策曾有过不愉快的分歧；选举后内阁中国民党人数减少，削弱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更加剧了分歧，而这进一步增强了国民党内部要求不与非国大主导的政府合作那派的力量。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1995年1月在赦免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对于那些反对加入政府的人而言，是确认了最坏的情况。在2月份召开的国民党联邦代表大会上，继续留下还是退出民族团结政府成了争议的主题，认为国民党在决策中毫无影响的看法也得到加强。1995年11月，几乎在每一处举行的市政选举中（除夸祖鲁—纳塔尔和西开普省的某些偏远地区以及开普敦之外），国民党的选票数都在下降，确认了其支持者正在流失的现实。

然而直到1996年5月，最终宪法草案的出炉才为德克勒克提供了使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假托的理由。尽管知道民族团结政府是一个为期5年的过渡安排，但德克勒克仍然一直在推动将一些正式的、永久性的多党执政机制写入宪法。争取非国大让步的失败，给了德克勒克在允诺的5年期限到期之前3年就退出民族团结政府的理由。民族团结政府本身没有为国民党提供发挥影响力的机会。

“民族团结政府的工作有一个好的开始，”他写道，“但是很快就清楚了，只要涉及真正的权力分享，它就只是一个幌子。非国大拒绝和我们达成一个联盟协议，而宁愿把我们装在一个镀金的笼子中，使国民党的部长们只有权力的表象，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30]

当制宪议会（Constitutional Assembly）就宪法举行投票时，国民党同意通过宪法。但当天晚上，德克勒克提前离开了庆祝新宪法的晚宴。姆贝基此前已听到德克勒克想要召开会议宣布国民党从民族团结政府中退出的风声，于是和他一起离开并试图说服他不要退出，但没有成功。“他们选择了退出，”姆贝基说，“以维系政党支持。”[31]

1996年7月，德克勒克退出民族团结政府的决定造成了他的内阁同事们的分裂。在国民党退出后旋即发表的公开评论和几周后的一次议会辩论中，曼德拉感谢了国民党一些领导人做出的贡献。他们不仅在过渡时期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而且也与他们的过去做出决裂，对此他们的党——以及他们党的领导人——迄今都没能做到。

“使我个人感到担心的，”曼德拉说，“是一些杰出的个人退出了公共生活，如鲁洛夫·‘皮克’·博塔（Roelof ‘Pik'Botha）、列昂·韦塞尔斯（Leon Wessels）和克里斯·菲斯默（Chris Fismer）*。这些领导人努力工作，在建设民族团结以及避免种族主义在党派内部和他们服务的社区复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们对他们从内阁和议会中离开表示遗憾，并希望他们将继续为这个国家提供帮助。”[33]

最终，除了国民党退出后不久开普敦市选举的昙花一现之外，国民党的选情一路下滑，其领导人物转而加入其他各党派，而大多数基层的支持者则投入到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 DA）的阵营。[34]

当德克勒克试图拉拢因卡塔自由党与他一起退出民族团结政府时，布特莱齐却决定留下不走。“许多我们的人已经死去，”他说，“对于作为黑人的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寻求和解，而不是去冒暴力升级的风险。”[35]

在组成民族团结政府时，曼德拉安排布特莱齐担任内政部长，这给了他一个高阶地位。此外了解到布特莱齐对于职位高低的敏感，曼德拉又任命他在两位副总统也在国外时担任代理总统。尽管在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以及在曼德拉和布特莱齐之间存在历史性的分歧，但这位因卡塔自由党的领导人设法成功地融合了公开的反对角色与内阁中的合作立场，而这是德克勒克没能做到的。事实上，布特莱齐具有一种政治上的两面性。杰克斯·格威尔曾回忆起“星期三的布特莱齐和星期六的布特莱齐：在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他是温和的，而在星期六因卡塔自由党的公开会议上则是咄咄逼人的”。[36]同样地，布特莱齐与曼德拉的冲突会在议会和公开场合表现出来，而不是在内阁中。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是，盛怒的布特莱齐冲到南非广播公司（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播音室，在直播中与一位受访者西菲索·祖鲁（Sifiso Zulu）发生了冲突，那个人指责他想把自己任命为祖鲁国王的总理大臣。后来，曼德拉受到外部压力要求将布特莱齐撤职，但他担心那样做对困难重重的夸祖鲁—纳塔尔形势将产生的后果。在咨询了他的同事之后，曼德拉听取建议，要求布特莱齐公开道歉，对此布特莱齐接受了。

布特莱齐把参加民族团结政府视为帮助他实现因卡塔自由党宪法目标的手段。就个人而言，他一直不支持参加。

“作为一个民主人士，”他说，“我做我的人民要求我做的事，即使我本人不喜欢。起初我不愿意参加民族团结政府，但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大多数人说我们应当加入。”[37]

曼德拉和布特莱齐之间的关系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因素，这要追溯到他们两人还在非国大青年团的时期。后来布特莱齐将因卡塔自由党描述为“给非国大当枪使”，从而脱离了非国大，这种关系便冷却下来。1994年之后，受到夸祖鲁—纳塔尔局势的影响，这种关系变成以冲突和愤怒为特征。[38]

但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在曼德拉入狱期间，两人仍就家庭和政治问题保持通信，有直接联系的，也有通过布特莱齐的妻子伊雷妮（Irene）转达的。[39]尽管与非国大存在分歧，但布特莱齐一直呼吁释放曼德拉，并在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被释放之前拒绝与政府进行谈判。在1994年选举前夕，曼德拉频繁与他对话，承认他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当在采访中被问及他与布特莱齐的关系时，曼德拉称他们的关系“从我年轻时与他相识以来，就一直有可靠的基础”。[40]最后，他们的告别致词，即使有勉强和含糊，但仍然是相互尊重的。曼德拉曾不止一次提到，他对于布特莱齐抱有“高度的尊敬”，因为“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幸存者，曾在两次自由公正的大选中击败我们［非国大］”。[41]布特莱齐一直认为，他与曼德拉之间的龃龉是源于非国大使他们隔阂。[42]

* * * * *

对于曼德拉来说，国民党从民族团结政府的退出意味着要采取具体行动来填补国民党部长们离职后的空缺。帕洛·乔丹被任命为环境事务和旅游部部长，非国大的副部长们则接替了离开的国民党部长们的职务。但国民党的离开可能已经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紧张，曼德拉责无旁贷地要使南非——特别是南非的投资者们——放心，这个短暂的插曲既不会威胁到过渡，也不会偏离过渡的正轨。

“德克勒克副总统，”曼德拉说，“今天早些时候通知我，国民党已经决定从民族团结政府中退出。如你们所知，国民党的领导曾强调，他们的退出并非表示对我们的多党民主缺乏信心，多党民主的原则已经包含在我们昨天共同通过的宪法中。

“恰恰相反，它反映出的事实是，国民党认识到我们年轻的民主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需要一个不受参与执政制约、有活力的反对党。我们尊重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判断，以及促成他们决定的政党政治的考量。

“正如昨天我在新宪法通过之后所强调的，我们社会的团结与和解依靠的并非只是各个党派强制的结盟，它们早已不可磨灭地铭刻在绝大多数南非人民的心中。这是政府和非国大为了实现我们国家的利益所选择的道路，这也是在未来的年月中我们将以更充沛的精力追寻的道路。

“民族团结政府迄今执行的政策建筑在国家人民的需要和期望的基础之上。这一原则适用于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努力。在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支持下，通过财政清廉和其他手段实行合理经济政策，促进增长和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这些政策不会改变。与此相反，它们将被给予更多的关注来加以推进。

“虽然民族团结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已经写入临时宪法，但重担落在那些在1994年4月的选举中得票超过10%的党派身上，它们自愿决定是否在内阁中担任职务。

“作为多数党，非国大乐见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决定参与执政这一事实，特别是在我们如履薄冰的过渡开始阶段。

“我想要对德克勒克副总统和他的同事们所起到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感谢。我相信，我们将继续为国家的利益而共同努力，他们的退出将加强而不是削弱他们在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投入。

“事实上，我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在根除他们所创造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遗产过程中仍应继续负起责任。因此我们希望，他们决定作为一个反对党发挥更积极作用，并不是指他们将破坏转型进程或捍卫种族隔离制度的特权。

“对此，我想请所有南非人放心，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采取的路线高于任何政党或个人。”[43]

尽管这番话是在强调他人生使命的重要性并向德克勒克及其心怀不满的退出者们致以临别赠言，但曼德拉也试图再次重申他对于非国大以及任何可能怀有背叛想法的人的权威。

1995年，即德克勒克退出民族团结政府前一年，曼德拉已经对他分居的妻子温妮·曼德拉明目张胆的不忠和公然反对的行径忍无可忍。自从曼德拉在1990年获释以来，她的生活就像一本灾难的目录。她被判犯下绑架罪，被指责为淫妇并被证实有通奸行为，这导致曼德拉在1992年提出离婚。后来她又被指控欺诈和执掌分裂组织非国大妇女联盟（ANC Women's League，ANCWL）*。尽管如此，因为她显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悲惨世界的斗士，她仍然获得了弱势群体的大量声援，以及特定政治势力的支持，例如班图·霍罗米萨和非国大青年团的彼得·莫卡巴。

在一场罢工的黑人警官与他们的白人同事的冲突中，贾布拉尼·扎巴（Jabulani Xaba）准尉被他的白人警察同事枪杀。据报道，在1995年2月扎巴的葬礼上，温妮·曼德拉指责政府没能保护像扎巴这样的人，因为政府还没有在工作领域消除种族主义。她说现在是关注人民的期望的时候了，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安定应该得到解决。[45]温妮·曼德拉的指责不会被置之不理。一个星期之后，经过咨询一系列有关人员，包括部长、副部长和非国大的高级官员，曼德拉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在一周前举行的贾布拉尼·扎巴准尉的葬礼上，艺术、文化和科技部副部长温妮·曼德拉女士掀起了对民族团结政府的严厉批评。

“在总统看来，这一批评与温妮·曼德拉女士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不相符。为了履行他作为政府首脑的宪法责任，曼德拉总统呼吁副部长公开收回她的言论并向政府道歉。

“与此相应，昨晚，1995年2月13日，总统收到了副部长写的一封信，信中副部长答应了总统的要求。

“总统已经接受了道歉。

“部长和副部长是当前政府政策的监管者。他们接受了在政府中的职位，就有义务不仅要在相关的会议上帮助制定政策，而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政府的决定。

“曼德拉总统严肃看待政府官员任何有意或无意表现出来的无视或不尊重民族团结政府政策和决定的行为。根据内阁集体负责的基本原则，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总统应毫不迟疑地对任何僭越行为采取坚决的行动。”[46]

一个月之后——经过非国大组织内部的新一轮协商，加上温妮·曼德拉未经批准到西非访问——总统办公室发表了另一份声明，宣布免除温妮·曼德拉的职务。这一次，声明直指要害：

“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民族团结政府的首脑和非国大的领导人，我已经解除了温妮·曼德拉艺术、文化和科技部副部长的职务。

“做出这个决定既是考虑到政府的利益，也是要确保民族团结政府领导官员的最高纪律准则。

“鉴于温妮·曼德拉同志过去不论是以私人身份还是作为非国大和其他民主运动的领导成员，在反对种族隔离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在反复思考后做出这个决定。

“我希望这一举措将帮助这位前副部长反思并寻求改善她自身在领导职位上的行为，从而使她能够发挥才能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为了保证政府的平稳运行和国家服务的不中断，我已经任命布里吉特·马班德拉（Brigitte Mabandla）为艺术、文化和科技部副部长，并立即生效。”[47]

这次撤职成了一场政治抢椅子游戏，温妮·曼德拉就程序问题提出质疑。在家庭成员的陪伴下，她在一间墙上挂满纳尔逊·曼德拉照片和画像的会议室中举行了一次媒体见面会。在相机快门声中，她直截了当地说：

虽然总统这封信的签署日期是耶稣受难日，1995年4月14日星期五，但在1995年4月13日星期四晚上11:30就用一个未封口的信封交给我了。信中称将于1995年4月18日终止我副部长的任命。尽管这是总统办公室屡次做出的笨拙、不专业的无能行为，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1995年4月18日之前我仍然是副部长。我身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和在职中的副部长，总统这样对我有欠公平。鉴于这种情况，在仍然担任艺术、文化和科技部的副部长时，我公开辞去这个职务，从而去关注那些我之前提及的更迫切的问题。

温妮·曼德拉站起来，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离去，她转过身向媒体挥手并微笑着说：“再见，女士们，先生们。”[48]

产生争议的原因在于，根据宪法，总统事前应该咨询两位副总统和内阁中所有党派领袖的意见。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总统尽可能推迟了这一咨询。在最后一分钟，当他想咨询布特莱齐的时候，却无法找到他，于是曼德拉将此事告诉了一位因卡塔自由党的高级成员。虽然有人劝告曼德拉应该经过法律程序，他还是做出决定，“撤销曼德拉女士的职务应被视为在技术上和程序上无效的”。曼德拉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在宪法精神的范围内行动的承诺，以及进一步希望不会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给政府和国家带来不确定”。[49]

当曼德拉从一场外事访问回来时，温妮·曼德拉副部长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撤职，这次完全按照正确的法律程序。当他进入会场时，身着宽松的天蓝色衬衫和卡其色长裤，一副休闲的装扮。然而他铁板般的面孔和严肃的举止表明他多么严肃对待这个不愉快的任务。聚集的媒体代表对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们在不久之前曾来过这个房间。与他平常的习惯不同，今天曼德拉没有开玩笑，没有在认出熟悉的面孔时做出亲切的表示来活跃会场的气氛；只有一个枯燥的讲话，他完全不带感情的声调表达出更加强烈的情感。曼德拉宣读了一份事前准备好的声明：

“在充分考虑之后，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我已决定终止温妮·曼德拉女士的任命，并任命布里吉特·马班德拉女士为艺术、文化和科技部的副部长。本决定将于1995年4月18日星期二生效。”[50]

此决定在四面八方激起不同的反应，一些人支持撤职温妮·曼德拉，但也有另一些人对此表示谴责。这一事件可能重新激起关于总统和他任性的妻子分道扬镳的议论，特别是在温妮·曼德拉享有大量支持的草根阶层中。如所预想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发表了一篇聚焦于总统夫妇婚姻破裂的报道：

温妮·曼德拉在她索韦托的家中举行了一场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她立即辞去政府中的职位——这是在她已分居的丈夫纳尔逊·曼德拉总统第二次宣布她被撤职生效的前一天。

曼德拉女士，这位色彩鲜明的政治家，以肆无忌惮和充满魅力而闻名，不会默默地接受失业。她向记者们抱怨，她的撤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是违反宪法的”。她的继任者、人权律师布里吉特·马班德拉的任命同样是“不符合规定且违反宪法的”。

她尖刻地批评总统拒绝提供撤销她艺术、文化和科技部副部长的详细理由，并称他早先的声明是“轻率之举”。[51]

* * * * *

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国民党提前退出了民族团结政府，曼德拉必然已经知道他与非国大身上承担的巨大压力，注定毁灭的预言诅咒又再次出现。对于那些对非国大的领导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白人占绝对优势——这让他们感到安心——的国民党从内阁中退出是利好之举。尽管经历了和平的选举和光彩夺目的就职典礼，这个世界仍然充满了种族主义保守殿堂的崇拜者，例如英国记者佩雷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黑人多数统治，”在1994年非国大选举胜利之后他引人注目地宣称，“将让整个世界恐惧地颤抖。”[52]

很久之后，曼德拉被另一次公开冒犯激怒，为了反击对非国大执政成绩进行指责的文章，他提笔著文。他的文章在回击的同时，也提醒人们记住，他担任总统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具有显赫声望的人们组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阵容，向这个国家、曼德拉总统和非国大献上了集体祝福。

“反对党无耻渲染并歪曲的另一个事实是，”他写道，“非国大导致了失业、无家可归、暴力和其他大量社会经济问题。就这一特定问题，1994年5月15日的《城市新闻报》（City Press）说得直截了当。他们说，按照传统，在大多数西方民主体制中，一个新的政府被给予100天来证明其是否合格。在我们这种情况中，使用这样的时间范围是不公平的。

“非国大政府与西方世界掌权的政党毫无共同之处。直到不久之前，非国大一直是一个解放运动组织。它缺乏治理一个如南非这样复杂的国家的经验，尽管这不是它自身的过错。但是我们自身与西方民主国家最大的差别在于，与一些人可能希望的相反，南非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典型的第三世界问题。

“非国大所接手的是一个具有深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国家。有钱人（主要是白人）和没钱人（主要是黑人）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存在大量失业，经济形势糟糕，穷人中住房短缺的状况在恶化，临时居住点在我们的所有主要城市中不断扩散；政治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暴力是这个国家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教育危机也看不到任何可见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城市新闻报》在新政府上任仅仅5天时报道的情况。《城市新闻报》指出，种族隔离政权和那些反对党欢迎白人至上主义，并吞噬了那个声名狼藉、贪婪成性的政权的全部果实。

“国民党和进步党*，后者是托尼·里昂领导的民主党的前身，对被压迫者解放这个国家的主要武器——武装斗争和制裁进行谴责。这些党如今把自己描述成好政府的典型，描述为在1994年解放之前从未听说过失业、无家可归、暴力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的人。[54]

“1994年5月15日的《城市新闻报》写道，星期二，当首个民主选举的总统在比勒陀利亚上任时，‘无论用多少篇幅也不足以描述和捕捉当时的心境’。”[55]

然后曼德拉概括了他就职典礼那一天的历史意义，不是为了让读者回顾那一天的仪式和盛况，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即南非是如何来到了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并且一举成功地将世界带入了这个转型的时代。

“‘全世界数百万人，’”他写道，继续引用《城市新闻报》的报道，“‘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这些有幸亲眼见证的人将终生难以忘记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与所有那些著名人物——国家首脑、国王和王后、教会领袖和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近在咫尺并亲切握手，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可以毫无争议地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做到，一个国家一次接待如此之多的名流和显赫人物。朋友和敌人毗邻而坐。古巴元首菲德尔·卡斯特罗和美国副总统戈尔（Al Gore）相互微笑。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Chaim Herzog）］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彼此握手，赞比亚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Frederick Chiluba）和肯尼思·卡翁达互相拥抱。

“‘来自军队和警察部门的将军们，他们不久之前还向这些政治领导人和相邻国家宣战，现在则立正向他们从前的敌人、现在的总统、他们的新上司敬礼致意。

“‘当战斗机飞越人群上空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战栗。当我们唱起国歌时，哽咽在喉，当然，终于宣布南非的首位黑人总统时，我们中的许多人流下了热泪。’《城市新闻报》写道。”[56]

曼德拉激动地知道，他——以及非国大和新的民主体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如美国共和党议员小艾默里·霍顿（Amory R. Houghton, Jr）描述了他的感受：

他曾经历了大量历史事件，但都无法与星期二他所看到的相比，当时他和5万人站在一起，见证民主终于来到南非。

“我曾在尼加拉瓜出席维奥莱塔·查莫罗（Violeta Chamorro）的就职仪式，在克里姆林宫见证了苏联国旗的降落和俄罗斯国旗的升起，但是我从未看过任何像今天这样的景象。”他在接受来自比勒陀利亚的电话采访时这样说，当时他在现场见证了曼德拉总统的就职典礼。“我简直无法相信……真的感到非凡的事情正在发生，”他说，“……那种原谅与和解的情感现在主宰了这个（国家），而纳尔逊·曼德拉正在把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他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57]

世界上的大多数领导人都与媒体有一种矛盾关系，所有人都谨慎地听从由来已久的真理：成也媒体，败也媒体。曼德拉尽管对第四权力恭敬有加，但表明了一种不那么防范的态度，认为媒体对于民主体制的良好运转是必需的。与大多数登上高位的人不同，他得益于被囚禁的那些年，在那里他离开了公众的视野，并成为少数其影像或影像的复制品都可以给人带来牢狱之灾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在世界的集体想象中成长为史诗英雄般高大的形象，在1990年2月那个决定命运的下午，响彻云霄的“释放曼德拉”口号成为媒体的头版头条，与他缺席的现实相反，他无处不在。正是媒体，通过所有可用的语言，包括阿非利卡语，使他和世界以及在他的国家内发生的事件——灾难、胜利与失败、欢呼和哭泣——保持着联系。

现在到了他能够对南非媒体的作用进行评论的时候：

“在对就职仪式的报道中，南非媒体表现了高水平的爱国主义。他们视这一时刻为历史性的，他们的报道极为客观，充满了赞扬。

“根据《阿格斯报》（The Argus）的报道，就职典礼等于为南非的反种族主义和民主体制盖上最终完成的印记。全世界的领袖们在那里见证了这一承诺。这份报纸说，南非拥有一个代表全体公民的代议制政府。

“《映像报》（Beeld）赞扬了这样的事实，白人和黑人已经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而彼此接受。[58]暴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并非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加入了这一政治进程。当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从而减少政治暴力。[59]

“《开普时报》（Cape Times）把过去4年中德克勒克先生发起的引人瞩目的转型，称作具有勇气和远见的历史性行动。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紧张和暴力。但自从南非广大群众被给予了在一次大选中投票的机会，有87%的具有选举权的人前往投票站和平有序地投了票，确实存在着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产生巨变的奇迹。

“《公民报》（The Citizen）*把这天称为一个伟大的日子，黑人解放斗争终于结束了。非国大最终赢得胜利就像太阳会升起一样不可避免。由此带来的变化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难忘的——旧秩序过时了，新秩序才刚刚开始；白人统治结束了，黑人多数的统治开始了，站在权力走廊上的是那些过去被禁或流亡海外或站在追求平等的斗争前线的那些人。

“《城市新闻报》报道：‘来参加总统就职早餐的贵宾们，使人想起纽约联合国峰会的情景。南非此前从没能够在一个场合把如此多的世界领袖聚集在一起。星期二总统就职之后，我们真正地认识到，南非将绝不会和以前一样了。’[61]南非正在经历一个令人激动的时期，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每日新闻》（Daily News）称：我们全体人民即将迎接的挑战表明，对上百万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南非人民而言，宣誓就职不仅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和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更标志着这个国家摆脱了与时代不符的种族隔离制度，有意愿且有机会在非洲和世界事务中扮演应有的角色，进入了崭新的未来。我们将在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下进入这个未来。这个国家前所未有地团结。而这是真正全新的，提供了在未来年代中成功的机会。

“《索韦托人报》5月10日报道，权力从德克勒克总统手中移交了。‘那些从未共处一室的人，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美国的戈尔，以及来自全球的领导人和代表，全都汇聚一堂。’[62]

“我们可能要加上我们自身的观察，那就是每一个人耳中听到的话是：‘我们必须像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那样，为了民族和解，为了国家建设，为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而一起行动。’

“在对两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和德克勒克的祝贺中，《索韦托人报》补充道：‘德克勒克拥有智慧和远见，当站在十字路口时，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63]

“《星报》（The Star）选择了同样的主题。全文采取一种忧郁的基调，但有一个乐观的结尾。它警告说，南非的领导人正在经受考验。整个非洲都在注视着南非，一个拥有广大的人才储备、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良的基础设施的国家，是否可以在这块大多数国家一直失败的大陆上取得成功。这块土地具有多元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同时共存着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在很多方面就像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从多年的压迫和冲突中取得的成功是南非人自豪的源泉，也是对非洲甚至非洲以外国家的一种激励。

“《和谐日报》（Rapport）：本周出席南非总统就职仪式的国家和政府首脑的数量表明，南非已经重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接受。数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指出，他们不仅希望南非在非洲发挥领导作用，也希望得到来自南非的援助。事实上，全世界都希望南非能在非洲发挥领导作用并且不会徒劳无功。他们已经被这块失去活力的大陆上的问题拖累得精疲力竭。南非是非洲最后的希望，一位非洲专家说。

“《星期日独立报》（Sunday Independent）在1995年才开始发行，因此没有来自他们的评论。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大多数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会选择战斗机——我们的战斗机，不是他们的战斗机——飞过天空的时刻作为南非重生激起的情感高潮……我们终于回家了，我们已经收回了我们的空军、我们的陆军、我们的警察和我们的国家。距离上次我们能够怀着主人的自豪、不带负罪或羞耻或愤怒地看待我们的国家象征，时间已经过得太久了，一生的时间。[64]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媒体的报道，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欢迎新南非的诞生，更增进了我们的自豪。

“我们已经和媒体建立起强有力的互动。一些报道使用了谨慎选择的措辞，仅仅传达两党都承认的那些信息。另一些则过于激烈，使争论者受到打击且有失公允。在一个民主体制中，这种激烈的交锋不能避免或压制。

“对于媒体和整个国家来说，知道我们的媒体人能够达到期望，并像他们在就职典礼当天和其他大量场合那样有卓越的表现，都是一件好事。”[65]

* * * * *

曼德拉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将非洲多数人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并在南非引进民主体制，对此说多少次都不为过。在他的一生中，他也致力于逆转过去时代的不公正，并且作为总统，他一直通过语言或训诫避免他的政府向世界发出恐惧的战栗。因此他迅速向那些退出政党政治的原德克勒克内阁成员表示感谢。其中一些人就像他们的非国大同僚一样，被德克勒克采取的贸然行动所震惊，让一些人，例如皮克·博塔，突然失去了重新开始所必需的资源。在他们后来对这一决定的解释中，一个共同的理由就是，他们认识到，国民党缺乏相应的能力，使其无法做出改变，在一个民主时代扮演重要角色。

在1996年5月召开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曼德拉指出了国民党退出的潜在意义。他既看到了挑战，例如即将到来的开普敦市政选举激烈的选战；也看到了机会，例如国民党的分裂让非国大有机会扩展到有色裔和印度裔族群中。[66]在当年8月召开的全国执委会会议上，曼德拉阐述了过渡期管理和民族团结的问题，同时他对此事被视为民族团结政府即将垮台的先兆不置可否。

“随着国民党从政府中退出，”他说，“对多党内阁未来的质疑被尖锐地提出来。

“首先，需要考量我们与因卡塔自由党的关系，既考虑到他们参加民族团结政府这一背景，也要考虑到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政治发展。与这一组织打交道的最好策略是什么？

“其次，我个人已提出要在具体问题上加强与泛非大的团结并确保他们积极参与转型进程，包括在执行层面。”[67]

这要追溯到1950年代后期，当时泛非大从非国大分裂出去，曼德拉等领导人对这个分裂的派系一直保持一种谨慎到几乎冷淡的距离。而乔·斯洛沃这样的人，对泛非大攻击他们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从而损坏了非国大的合法性感到愤怒，于是斥责泛非大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马前卒。但这未能阻止泛非大于1959年4月5—6日在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约翰内斯堡的办事处成立，其风头十足的领导人波特拉科·勒巴洛（Potlako Leballo）当时受雇于这个办事处，后来证明，他热衷于阴谋诡计。然而曼德拉对泛非大主席罗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抱有高度尊敬。后者是一位有献身精神、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他曾作为非国大青年团领导人获得了声望，并且与曼德拉一样，也毕业于福特海尔大学。

在历史上，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将非国大和泛非大团结起来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最引人注目的失败是南非联合阵线（South African United Front, SAUF）。这个组织在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大屠杀之后成立，汇聚了各方斗争的杰出领袖，如非国大的奥利弗·坦博、泛非大的纳纳·马豪莫（Nana Mahomo）、西南非洲民族联盟（South West African National Union, SWANU）的法努埃尔·科宗吉齐（Fanuel Kozonguizi）和南非印度人大会（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 SAIC）的优素福·达杜医生。尽管有这些重量人物，但在执行纪律的方式上的分歧，特别是非国大和泛非大之间的分歧，使长期维系这个南非联合阵线组织的希望落空。优素福·达杜对这一分裂表示惋惜：

“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代表努力维系联合阵线的完整……他们有意识地避免在国外详细阐释自己的策略，希望诚心诚意地保持联合阵线的团结。尽管多次遭到挑衅，但他们拒绝参与对主要对手泛非大的攻击。他们总是向合作伙伴提出要共同面对的问题，甚至在他们自己政策的一些方面做出妥协，所有都是着眼于保持联合阵线的团结和凝聚力。”[68]

南非联合阵线维持了不过数月，1962年3月13日在伦敦的解散导致了相互指责，非国大和泛非大之间的裂痕并未消除，反而是加宽了。

在监狱中，曼德拉见证了政治上的激烈纷争，有时甚至导致肢体冲突，但是他决定继续扮演和解者的角色，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在一次争论中，他拒绝站在非国大一方作证。他写道：

“我认为我在监狱中的角色不仅是非国大的领导者，还是一个团结的推动者，一个诚实的和解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在这些争论中，我不愿意选边站队，即使是站在我自己的组织一边。如果我为非国大作证，就会损害我在不同群体中实现和解的机会。如果我宣扬团结，我就必须像一个团结者那样行动，即使要冒可能得罪我自己同事的风险。”[69]

正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即使在谈判之前，曼德拉就已经在反复思考由非国大、泛非大和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nian People's Organisation, AZAPO）*组成一个统一阵线或爱国联盟的可能性，从而在谈判期间拥有更强的代表性。[71]由于过去的历史、缺乏远见、根深蒂固的立场，以及对未经检验的想法产生的困惑，都使人望而却步，以至于这样的倡议在当时无法赢得认可。

但是现在，1996年7月，随着民族团结政府的瓦解，无论曼德拉是否依然怀有与泛非大合作的理想，泛非大主席克拉伦斯·马奎图（Clarence Makwetu）已经拒绝了他。曼德拉在他推迟了的78岁生日庆祝仪式上承认了这一点。他将生日宴会变成了一场老战士的节日晚宴，受邀人员中包括已故的泛非大勇士泽法尼亚·莫托彭的遗孀乌尔巴尼亚·莫托彭（Urbania Mothopeng）。[72]

这并非曼德拉主持的第一场为老战士们举行的晚宴。上一次是在大约两年前的1994年7月23日，当时曼德拉仍然处在对非国大选举胜利的欢庆中，他的喜悦溢于言表。必须始终铭记的是，曼德拉把非国大视为南非大多数人民的代表，包括白人和黑人。因此，非国大的胜利不是抽象的，或是赢了一场足球比赛之后的自我陶醉。这意味着朝着他所珍视的目标——建设一个民主社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那次晚宴上，曼德拉说：“这是一场庆祝，是回到我们所有人的归属地：我们国家的政府所在地。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这里孕育了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法律，这里也诞生了把我们的国家撕裂的社会机制。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用老战士们的祝福这种传统方式，使整个体制熠熠生辉。因为，在你们的隆重登场使这里焕然一新之前，这里根本无法成为新的民主秩序的象征。

“因此我感谢你们，亲爱的老战士们，你们克服长途跋涉的艰难，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如果你们不能来，本可以有许多借口：上了年纪，身体不适，组织工作，公务繁忙，等等。但是你们敢于挑战这一切，因此我们才得以在这个特殊的聚会中与捍卫人权的老战士精英们相遇。我要再次感谢你们。

“我在这里也要感谢筹办者和赞助者们尽全力确保这次聚会的举行并取得了所允诺的成功，他们是：里卡·霍奇森（Rica Hodgson）、理查德·马蓬亚（Richard Maponya）、莱高·马塔巴蒂（Legau Mathabathe）、阿米娜·卡查利亚（Amina Cachalia）、莫斯·恩杜马洛（Moss Nxumalo）、奥马尔·莫塔尼（Omar Motani）等。*然而我们认为，政府必需利用分配给总统办公室的有限资源为宴会提供餐饮和其他服务。这是你们应得的，因为你们在实现一个民主和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衷心地欢迎你们，包括那些从国外回来和我们相聚的人。

“40年前——对于我们老战士来说，弹指一挥间！——谁能想象得到我们会在这样一种性质的聚会上相遇？是的，我们曾经梦想和歌唱实现自由和民主的那一天，但我们知道，实现并非易事。我们确实对最终实现民主理想充满信心，但我们已做好为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奉献一切的准备，很多人有时感到，新时代的黎明只有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会到来。

“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感到荣幸之至，成为这样一代人中的一员，在有生之年就收获了斗争的成果。有成百上千的人——不，成千上万的人——今天本应在这里，但种族隔离制度下悲惨的重担缩短了他们的生命。另外一些人则倒在种族隔离制度捍卫者的酷刑和子弹之下。我们向他们所有人致敬。我们今天能来到这里也是他们的光荣。当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们奉献生命为自由、正义和民主而奋斗时，我们也是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悼念。

“我们向所有老战士致敬，在消极抵抗运动（Passive Resistance Campaign）中、在矿工大罢工（Great Miners’ Strike）中、在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中、在人民代表大会（Congress of the People）和其他运动中，你们敢于奋起反抗那些因为你们发挥的作用而迫害逮捕你们的人；你们蔑视那些在议会中因为你们讲出真相而称你们为叛国者的人；你们敢于挑战那些由于你们反对通行证法和揭露我们国家恐怖的种族关系，而将各种污名标签强加在你们头上的人。*

“我在这里指的是你们所有人，来自非国大、泛非大、南非共产党、工会运动、进步联邦党、自由党（Liberal Party）、黑绶带运动（Black Sash）、种族关系研究院（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妇女组织、纳塔尔与德兰士瓦印度人代表大会（Natal and Transvaal Indian Congresses）以及其他许多组织的老战士们。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说：当我们那时说真理必胜时，是因为我们知道，真理确实终将占上风。并且我们知道，南非和她的全部人民都将从中获益。”[75]

曼德拉讲这些话的时候，正是民族团结政府的全盛期，洋溢着热情的气氛，一切看来都是可能的。两年之后，新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些不愉快的任务。现实情况要求重新做出安排，主要是因为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的解体，而此计划是非国大宣言中的主要政纲之一。

虽然重建与发展计划在非国大的选举政纲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但非国大提出质疑，它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继续运行，还是将其功能分散到不同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中去。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南非工会大会的游说，非国大采取了第二条路。

据资深的工会活动家杰伊·奈杜回忆，曼德拉在1994年要求他在总统办公室内以不管部部长的身份来领导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我们未来将面临一个巨大的任务，”奈杜回忆曼德拉当时说道，“你一直从我的非国大办公室推动制定重建与发展计划，现在我要求它成为我们全部计划的中心。”[76]

不管部部长的职位在任何政府中都相当微妙，它使在位者与职能部委们竞争，后者可能感到自己的领地受到入侵威胁。据包括穆法马迪在内的一些部长说，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并没有被包括在曼德拉最初的内阁部门列表当中。[77]其机构设置和作用的不明确，以及处于总统办公室中的地位，加之它是最后一刻才被添加到行政部门的，这些都影响了它的运行并埋下仅仅两年就被撤销的种子。复杂的拨款安排是为了帮助政府部门重新调整它们的优先事项，但丝毫不能减轻政府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78]作为一个全新的机构，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也受到人手不足的影响。

当曼德拉宣布撤销这个机构时，他不得不考虑所有寄希望于这个计划取得成功的人。他们是大量隶属于公民社群组织的寻常百姓，“他们的生命，”用曼德拉的话来说，“在种族隔离制度悲惨的重担下被严重缩短了。”[79]如同许多他不得不说服人民接受不合意的措施的情形一样，他通过坦诚地通报内阁的工作情况在公众中凝聚起广大的支持。

他说：“在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基础上，我们一起制定出国家的优先事项，而不是过分受限于只投身我们恰巧领导的部门，从而加强了内阁内部的团结。

“随着影响所有部门的政策的演变，以及一些机构变革赋予我们执行这些政策所必需的能力，每个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执行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可能性已经极大地增加了……

“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将被撤销。我已经指示姆贝基副总统处理当前由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管辖的重要项目、计划和机构的转交工作。

“重建与发展计划基金将由财政部重新安排……重建与发展计划不是某些专业部门的责任，而是指南针、北极星，指导政府的所有活动。”[80]

尽管曼德拉对奈杜和“他在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的同事们所做的开拓性工作”[81]进行了充分的表扬，但他一定感觉到了奈杜的不快，因为在撤销这个办公室前奈杜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之后又被重新安排到另一个部门。他一定已经知晓在三方联盟——1990年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为推进民族民主革命目标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合作伙伴关系——的各成员中间激起的涟漪，他们把这次变化视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

这些复杂的交接成为新民主制度不断增长的痛苦。如果曼德拉想带上那些准备好和他一起开始征程的人，他就必须先应对那些想要下车的人，包括利本伯格。根据他于1994年接受职务时与曼德拉达成的协议，利本伯格将只干到下一次编制预算之前。[82]他“优雅地离开，回到了私营部门，为顺利过渡到第一位非国大的财政部长提供了帮助，”阿兰·赫希（Alan Hirsch）写道。[83]

1995年8月，距离利本伯格离职大约7个月前，曼德拉安排曼纽尔参加了一个会议，并告诉曼纽尔，在利本伯格离开后，自己希望他出任财政部长。曼德拉告诉曼纽尔，作为第一位黑人财政部长，他应当做好面临艰难挑战的准备。不过，曼德拉建议他利用利本伯格离开之前的时间为自己做好准备。除了他作为贸易和工业部部长的工作之外，还应当熟悉财政部长的工作。他必须向利本伯格学习并准备接手他的工作，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曼纽尔列席其中，为制定预算而成立的部长联席会帮了大忙。曼德拉还告诉曼纽尔不要出席1995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这是1991年以来曼纽尔每年都参加的会议——避免他的参加引起猜测。曼纽尔回忆道：

马迪巴会经常给我打电话说：“怎么样了？你在跟克里斯学吗？你准备好了吗——这项工作引起你的兴趣了吗？”然后他说，“好，现在万事俱备，我要在克里斯的预算结束之后，即3月底，宣布这件事，但还有几个变动我需要告诉你。我想把财政部的亚历克［·欧文］调换到贸易和工业部你现在的位置上，但还不要告诉他。你需要一个副手，吉尔［·马库斯］现在在证券委员会干得不错，我想把她安排在那个位置上——也先别告诉她。”[84]

1996年4月，在利本伯格提交了他的第二份预算之后，曼纽尔成为财政部长，马库斯是副部长，欧文成为贸易和工业部部长。

在所有这些事务当中，曼德拉面对的是需要他保持铁腕的情况。他通常会咨询同事和顾问的意见，但是对于其他一些更棘手的问题，他会和沃尔特·西苏鲁商量，因为他的知心朋友坦博已经去世了。有时阿尔贝蒂娜·西苏鲁（沃尔特·西苏鲁的妻子）会到曼德拉在霍顿的家中去见他，他们会立刻互相拥抱。作为联合民主阵线曾经的主席，她在这个国家最动荡的时期引领着群众民主运动的航船，是值得信赖的经验宝库。[85]

在议会地点的问题上，曼德拉自然需要动用他所有的才智资源。起初这看起来是一个琐碎的小问题，议会地点带有尴尬的历史印记，其起源要追溯到1910年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作为白人少数单一制国家的成立。德兰士瓦省的比勒陀利亚被确定为行政首都，司法首都在奥兰治自由邦省（Orange Free State）的布隆方丹，立法首都则在开普省（Cape Province）的开普敦。首府在彼得马里茨堡的纳塔尔省则得到了由于联邦成立所导致收入损失的补偿。

争论围绕改变1910年所达成的协议会带来的费用和经济影响展开。问题涉及让官员们在两个首都之间定期往返会产生多少费用，改变首都安排的花费，以及对这些首都的经济影响。争论还包括更大的民主议会和更长的会期带来的经济影响，以及将议会地点移到内地可以更好地向公众开放，并更容易对公众情绪做出反应。

当这个问题被列入民族团结政府内阁第一次正式会议的议程时，曼德拉知道这已经引起了公关公司的竞争和疯狂游说。在向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Provinces）——一个由省级和地方政府代表组成的集体——致辞时，曼德拉感到需要使这件事降温。

“关于议会地点的问题，”他说，“我们一直在讨论，我希望全体代表都能理解，这是一个需要非常小心地处理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唯一一次见到西开普省的非国大成员完全同意国民党成员的看法，就是关于议会地点的问题。德兰士瓦的人们也众口一词，称议会必须移到德兰士瓦，甚至使用了我的名义。当我听说比勒陀利亚市政府说，总统也倾向于把议会移到德兰士瓦时，我指示我的秘书长写信告诉他们，我从未对此问题发表过评论。”[86]

内阁任命了一个由多党派组成的分委员会，起初由交通部部长马克·马哈拉杰（Mac Maharaj）*领导，后由公共事业部部长杰夫·拉德贝（Jeff Radebe）接手，负责研究费用和影响并提出推荐意见。非国大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也任命了自己的工作小组。

就在非国大和内阁的工作小组处理这一问题时，激烈的市政选战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部长们和非国大的成员们也被卷入交锋之中；尽管按照程序，他们应在公共场合保持中立态度。虽然曼德拉一直不动声色，但在1994年9月英国爱德华王子（Prince Edward）访问南非期间，他还是不经意地泄露了自己的想法。当两个人在“新的黎明”总统官邸会谈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谈话会被媒体听到。曼德拉自豪地指着总统官邸所在山脊的后面对王子说，新的议会应该坐落在那里。这次媒体报道使得总统办公室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在非国大内部和整个社会到处灭火。

一年之前，曼德拉在非国大内部的高层会议中曾坚定但温和地指出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他郑重地指出，这里面有强烈的情感因素在起作用，因此这个问题应当谨慎地处理。然后他坦率地说出个人的倾向，应该只有一个首都，“并且应该在库努！”[88]

然而曼德拉对于不听话的部长们态度更为严厉，正如他在准备1996年2月19日举行的非国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时在笔记中写的：

“9位部长和2位副部长违反程序在一份提交给曼德拉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支持保留开普敦继续作为议会的所在地。他们这一信函被包括在今天《阿格斯报》的一篇宣传文章内，被视为要求把议会留在开普敦而进行的一场政变。这篇宣传文章是对南非航空杂志《飞翔的跳羚》（Flying Springbok）中一篇特写的强烈回击，那篇文章称，多重人格的曼德拉总统正在推动比勒陀利亚成为一个旅游胜地……非国大的内阁部长们必须尽早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解释。政府对此已开始着手处理。”[89]

如果以上读起来像是一位沮丧的总统写给自己的注记，那么两年后曼德拉在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上回忆这个故事时则颇具幽默感。曼德拉说：“这些内阁部长们已经决定，在我们收到严格遵守程序得出的报告之前，绝不能做出任何选择。但是我现在看到，正是这些部长的名字出现在西开普省流传的一份名单上，称‘让议会留在原地不动’。我把他们召集来要求一个解释。我们已经在这里做出决定，在此问题上绝不发表我们的意见。他们说：‘不，我们在一份名单上看到了国民党内阁成员的名字，我们想，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选举，如果我们不加入……［笑声］’。然后我找到德克勒克副总统说：‘你知道这个决定。你的部长们现在已对外公开并且签署了请愿书，呼吁议会应该留在开普敦。’

“他把那些内阁部长们召集在一起，他们说：‘不是的，我们在一份名单中看到了非国大内阁部长们的名字，因此我们决定也加入［笑声］。’因此我警告两党成员，如果他们再次对此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将受到最严厉的纪律制裁。这就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90]

曼纽尔是参与上述行动的6位非国大部长之一——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是无辜的，他回忆在泰因海斯（Tuynhuys）*与总统发生激烈摩擦的一次会面，曼德拉对他说：

所以，特雷弗,你属于一个小团体。你们这个小团体正在通过媒体游说，使议会留在开普敦。你知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你知道我认为把议会移到比勒陀利亚的最好时机是我担任总统的这一个任期。你知道的。你知道我已经让马克［·马哈拉杰］和杰夫［·拉德贝］去进行研究。这些你全知道，然而你还是无视它们，并加入这个小团体进行游说，反对这些出于国家利益的决定。[92]

曼纽尔试图解释，他并没有加入小团体，他们从未就这个问题见面，但是曼德拉根本不听。“我对你的看法不感兴趣，”他说，“你就是一个小团体的成员。我要你听我说，你和你那些生活在开普敦的家伙们就是一个小团体……你知道，你是一位很好的部长并且会干得更好，但如果你不想成为这个领导集体的一部分，你就必须离开。你想要怎么做？”[93]

尽管这个问题到曼德拉任期结束时已经退出了内阁的议事日程，但这整个经历使人们，当然包括曼纽尔，窥到曼德拉受挫时的真性情。“这就是马迪巴，”曼纽尔说，“他有自己的观点。你可以和他的观点不一致，但他是国家元首，如果你不想成为这个班子的一部分，就不得不决定要如何行动。”[94]

对于曼纽尔来说，“这次交锋的重要收获之一，是打消了曼德拉是一个不持个人观点作壁上观的圣人的想法。他不在乎在一些问题上与其他人对抗，即使那会让人感到不舒服”。[95]

* * * * *

有许多次曼德拉不得不挥起鞭子发出警告，而且越来越多地是针对他自己的人。他对塞内卡（Seneca）的名言心领神会：“一个过于害怕敌意的人不适合统治。”尽管他知道建设新南非是一项渐进的工作，但他仍要确保人们能够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起责任。一些人不得不从内阁中或领导职位上被撤下，或要求他们主动辞职。对同志采取这样的行动令他感到痛苦；当他对其他人品格的信任落空时，他不可避免地感到失望。但即使对其他人利用他的信任而感到愤怒，他也准备重建这种信任。

那些在工作中与他密切合作的人回想起曼德拉决定采取行动或克制住不采取行动时强烈且经常矛盾的情感。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认为曼德拉待人忠诚“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当他信任某个人时，他听不进相反的意见。他忠诚得过分了。但当你惹恼他时，则是另一番样子”。[96]

对于悉尼·穆法马迪来说，“他［外表］背后的实质是，如果他信任一个人的品格，他不希望对方认为这种信任是理所当然的或是可被利用的”。[97]

杰克斯·格威尔曾描述曼德拉对人性本质的看法如何影响了他的行为：

他有这种真正的信仰——并且经常就其可验证性与我争论——人类基本是“做好事的动物，做好事的物种”。我们在政府中曾发生过一件事，一位位居高位的人做了一些非常糊涂和愚蠢的事，因而不得不从他的位置上退下来。但同时，他在确保过渡时期的稳定上曾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最后，我们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他下台了。马迪巴对他说，“如果有任何我可以为你做的事，请不要犹豫地告诉我。”

这个人真这样做了。一两天之后，他回来要求被任命到另一个国际部门的位置上。每个人都劝曼德拉不要再给他机会。曼德拉很不高兴地反驳说：“如果你能观察人一整天，从早上起床一直到他们晚上休息，你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人都在做恰当的事情，犯错误只是脱离常轨的表现。”并且他真是这样做的。他不是天真，而是真的信仰人类的善良，不论他们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与他多么不一致，而且他总是按照这个信念行事。当然，这一态度也有助于奠定基础，在这个国家中进一步促进社会凝聚和民族团结。[98]

曼德拉感到需要亲眼看看新制度对人民的影响，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他寻求通过走到人民当中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个国家崭新的生活对他也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毕竟他已经与此分离了几十年，而如今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正是这种变化的代表。姆兹万迪莱·维纳（Mzwandile Vena）长期担任他的保镖，回忆起曼德拉的这种热情如何使他的行为难以预测，成为他的安保人员的噩梦。他会命令他的司机在计划行程之外的地方停下来，下车穿过街道去和一群孩子打招呼。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维纳说，“集会上一支合唱队正在唱歌，曼德拉会在事前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加入合唱。我们被迫要随时做出应急反应。”[99]

当曼德拉要透露颠覆传统的重要信息时，这种自发行为是他政治时机敏锐度的一部分。非国大伦敦办事处的前牧师、荷兰人托因·埃根赫伊曾（Toine Eggenhuizen）回忆起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前夕，曼德拉如何先发制人地平息了关于南非橄榄球队队徽的争论。

当时对于南非橄榄球队以跳羚为队徽存在争议，许多人认为那是一种退步，回到了在体育运动中排斥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然而，有人送了一顶带有跳羚队（Springboks）队徽的橄榄球帽给曼德拉，他的私人助理贝丽尔·贝克（Beryl Baker）收下了，但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其后不久，曼德拉作为非国大主席在东开普省的一次集会上致辞。因为天气很热，贝丽尔担心站在太阳下的曼德拉，于是拿出了那顶帽子并抱歉地表示她没有其他可以遮阳的东西了。曼德拉十分高兴地戴上了，结果是晚间新闻报道了他戴着那顶帽子的照片。[101]

曼德拉就是通过这个从未预演过的姿态，向最终平息针对这个队徽的批评迈进了一大步。在埃利斯公园体育场举行的值得纪念的橄榄球世界杯上，他为这个以跳羚为形象的队徽恢复了名誉，同时把所有种族的南非人团结在一起。

[1].Andries Nel, notes made on the day, 9 May 1994, private collection.

*　阿尔贝蒂娜·西苏鲁，见“附录二”。

*　亚历克·欧文，见“附录二”。

†　克里斯·利本伯格，见“附录二”。

[5].Trevor Manuel,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0 September 2014.

[6].Ibid.

*　吉尔·马库斯，见“附录二”。

*　宪法第九章规定了“支持宪法民主的国家机构”，称作第九章机构。它们包括南非保民官（Public Protector）、审计长（Auditor General）、独立选举委员会、独立通信局（Independent Authority to Regulate Broadcasting）、南非人权委员会（South Afric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性别平等委员会（Commission for Gender Equality）以及促进和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族群权利委员会（Commission for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Cultur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Communities）。

[9].Tito Mbowen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2 September 2014.

[10].Rapport, 31 July 1994, in David Welsh,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State of the Nation, p. 66.

[11].Nelson Mandela, interview by BBC, October 1993, NMF tapes, BBC Tape M8, NMF, Johannesburg.

[12].Padraig O'Malley, Shades of Difference: Mac Mahraj and the Struggle for South Africa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007）， pp. 400-2.

[13].Continu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996, chapter six: The National Executive, clause 89（2）.

[14].Jakes Gerwel, interview by Padraig O'Malley, 8 November 1994, O'Malley Archive.

[15].Kader Asmal and Adrian Hadland with Moira Levy, Politics in my Blood, p. 197.

[16].Mangosuthu Buthelezi, interview by Padraig O'Malley, 3 October 1995, O'Malley Archive.

[17].NM, interview by Patti Waldmeier, Union Buildings, Pretoria, 1 july 1994, Patti Waldmeier interviews, Historical Papers Research Archive, William Cullen Library, Universityh of the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

[18].Thabo Mbeki, interview by Joel Netshitenzhe and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7 December 2014.

[19].SAPA, ‘NP to Fare Worse than in 1994 Poll, Says Mandela’, The Citizen, 26 June 1995.

[20].F. W. de Klerk, The Last Trek, p. 357.

[21].F. W. de Klerk, email interview by Tony Trew, 13 March 2015.

[22].Tony Leon, Opposite Mandela: Encounters with South Africa's Icon （Johannesburg: Jonathan Ball Publishers, 2014）， p. 97.

[23].AP Archive, ‘South Africa-de Klerk and Mandela Make Up’, story no. W019071, 20 January 1995.

[24].AP Archive, ‘Mandela Denies Rumours of de Klerk's Resignation’, story no. 15992, 13 October 1995.

[25].F. W. de Klerk, The Last Trek, p. 353.

*　就未解决的宪法问题进行国际调解是1994年让因卡塔自由党同意参加选举时所达成的协议之一。但因为各种原因，国际调解未能实现。曼德拉在这里提到，德克勒克在他的信中认为，缺乏国际调解是暴力产生的一个原因。

[27].NM to F. W. de Klerk, 26 September 1995, Gerwel Papers （private collection）.

[28].Grasa Machel, interview by Mandla Langa, Johannesburg, 22 September 2016.

[29].F. W. de Klerk, The Last Trek, p. 353.

[30].F. W. de Klerk, email interview by Tony Trew, 13 March 2015.

[31].Thabo Mbeki, interview by Joel Netshitenzhe and Tony Trew, Johannesburg.

*　罗夫·“皮克”·博塔，在种族隔离政府中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精力充沛，处理过多次重要的过渡事件，如安哥拉内战的结束和纳米比亚的独立。1986年2月，他告诉一名德国记者，未来他会很高兴地为一位黑人总统服务（J. Books Spector,“Roelof ‘Pik’ Botha, the Ultimate Survivor’, Daily Maverick, 2 September 2011）；列昂·韦塞尔斯，在种族隔离时期曾任地方政府、国家住房和人力资源部部长,曾经声称他厌恶德克勒克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后来成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委员；克里斯·菲斯默曾以德克勒克的议会与政治顾问的身份担任德克勒克在民主南非大会的代表，后来成为民族团结政府的一般事务部部长。

[33].NM, addres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resident's Budget Debate in the Senate,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18 June 1996.

[34].Jeremy Seekings, ‘Partisan Realignment in Cape Town, 1994-2004’, CSIR Working Paper, no. 111, December 2005.

[35].Mangosuthu Buthelez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Durban, 28 November 2014.

[36].Jakes Gerwel, interview by Jan-Jan Joubert drawing on a 2010 interview, ‘Jakes Gerwel: Mandela could see the Essential Core’, City Press, 10 December 2013.

[37].Mangosuthu Buthelezi, interview by Padraig O'Malley, 3 October 1995, O'Malley Archive.

[38].Mangosuthu Buthelez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Durban, 28 November 2014.

[39].Mangosuthu Buthelezi, interview with Tony Trew, Durban, 28 November 2014; NM to Irene Buthelezi, 3 August 1979, in NM, Conversation with Myself, pp. 170-2; NM to Chief Mangosuthu Buthelezi, 3 February 1989, in NM, Conversation with Myself, p. 255.

[40].Anthony Lewis, ‘Mandela the Po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3 March 1997.

[41].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6.

[42].Mangothutu Buthelezi, interview by Padraig O'Malley,3 October 1995, O'Malley Archive.

[43].Statement by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on the NP's withdrawal from the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GNU）, 9 May 1996.

*　非国大妇女联盟，见“附录二”。

[45].SAPA, ‘Government Failed SA Says Winnie’, Citizen, 6 February 1995.

[46].Statement on Deputy Minister Mandela's apology, issued by the President's Office, 14 February 1995.

[47].Statement by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on changes in the Ministry of Aarts,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7 March 1995.

[48].AP Archive, ‘South Africa: Winnie Mandela Resigns from Government’, story no.6108, APTV, 17 April 1995.

[49].Statement on the reinstatement of Mrs Winnie Mandela, issued by the acting president, 12 April 1995.

[50].Statement by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on changes in the Ministry of Arts,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4 April 1995.

[51].Bob Drogin, ‘Winnie Mandela Quits Post, Criticizes Estranged Husband’, Los Angeles Times, 18 April 1995.

[52].Sunday Telegraph, 1 May 1994.

*　指进步联邦党（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编注

[5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23-4.

[55].Klulu Sibiya, ‘Truly, Truly Unforgettable’, City Press, 15 May 1994, in NM.

[56].Ibid.

[57].Jerry Zremski, ‘Mandela Inauguration,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Thrills Houghton’, Buffalo News, 11 May 1994.

[58].Marga Ley, ‘Wit, Swart Neem Kekaar as Gesinslede aan’[White and Black Accept Each Other as Family], Beeld, 11 May 1994.

[59].Sarel van der Walt, ‘Goeie SA“kan kom uitwittebroodstyd”’[Good South Africa“can emerge from the honeymoon period”], Beeld, 11 May 1994, in 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1.

*　此《公民报》为1976年成立的英文报纸，和第一章提到的《公民报》（Die Burger）不同，后者是1915年创办的阿非利卡语报纸，为避免混淆，下文会加上报纸的语种以做区别。——编注

[61].Themba Khumalo, ‘Madiba's World Coup: Leaders Flock to Pretoria’, City Press, 15 May 1994, in 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31.

[62].‘Sowetan Comment’, The Sowetan, 11 May 1994.

[63].Ibid.

[64].Ken Owen, ‘To Our Rainbow Nation Finally United in Peace’, Sunday Times, 15 May 1994, in 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2.

[65].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31-3.

[66].NM, note, NMPP 2009/8, Box 7 file 11, p. 48, NMF, Johannesburg.

[67].NM notes for opening remarks at NEC meeting, box 4, folder 38, ANCLH, Johannesburg.

[68].Yusuf Mohamed Dadoo, ‘Why the South Africa United Front Failed: Disruptive Role of the 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 March 1962, in South Africa's Freedom Struggle: Statements, Speeches and Articles Including Correspondance with Mahatma Gandhi （London: Kliptown Books, 1990）.

[69].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580.

*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1978年黑人觉醒运动被镇压后成立的组织，试图填补非国大和泛非大被取缔之后留下的政治真空。

[71].Grasa Machel, interview by Mandla Langa, Johannesburg, 22 September 2016.

[72].NM, address at birthday celebration for veterans, Pretoria, 20 July 1996.

*　里卡·霍奇森，资深政治活动家，流亡返回南非后与沃尔特·西苏鲁一起工作。她著有《自由的马前卒：在南非解放运动中的一生》（A Foot Soldier for Freedom: A Life in South African Liberation Movement），是一本关于斗争年代的重要著作。理查德·马蓬亚，黑人商人的先驱，以他在索韦托成功的冒险在南非黑人间激发了企业家精神。莱高·马塔巴蒂是索韦托1976年6月起义的震中、莫里斯·艾萨克森高中（Morris Isaacson High School）的传奇校长。他由于为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受到赞誉。阿米娜·卡查利亚，曼德拉的老朋友和知己，妇女权利运动活动家，著有回忆录《当希望与历史同步》（When Hope and History Rhyme）。莫斯·恩杜马洛，商人，前全国非洲工商会联盟（National African Federated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的副主席，迪比投资公司（Thebe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创始人。奥马尔·莫塔尼，成功的商人和政治活动家，他主要在幕后支持斗争。

*　人民代表大会，见“附录二”。消极抵抗运动为1946年举行的一场非暴力运动，目的是反对扬·史末资（Jan Smuts）总理的政府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要求严格限制印度裔南非人拥有土地的权利。1948年这场运动结束时，有超过2000人被逮捕。矿工大罢工是1946年南非全体非洲裔矿山工人的总罢工，他们要求每天最低工资10先令并改善工作条件。延续了一个星期的罢工遭到警察的攻击，导致至少9人死亡，1248人受伤。

[75].NM, address to veterans at banquet, State House, Pretoria, 23 July 1994

[76].Jay Naidoo, Fighting for Justice: A Lifetim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Activism （Johannesburg: Picador Africa, 2010）， p. 227.

[77].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30 April 2015.

[78].Jay Naidoo, interview by Padraig O'Malley, 14 April 2003, O'Malley Archive.

[79].NM, address to veterans at banquet, State House, Pretoria, 23 July 1994.

[80].NM, statement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8 March 1996.

[81].Ibid.

[82].Chris Liebenberg, interview by Tony Trew, Somerset West, 1 December 2015.

[83].Alan Hirsch, Seaon of Hope: Economic Reform Under Mandela and Mbeki （Scottsville: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jointly with Ottaw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2005）， p. 93.

[84].Trevor Manuel,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0 September 2014.

[85].Grasa Machel, interview by Mandla Langa, 22 September 2016.

[86].NM, reply to the NCOP debate on the President's Budge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9 August 1997, Hansard, cols. 1551-2.

*　马克·马哈拉杰，见“附录二”。

[88].Sue van der Merwe,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8 April 2015.

[89].NM, notes prepared for a meeting of the NEC, 19 February 1996, NMPP 2009/8, box 7, file 11, African Bank 1995, pp. 1-7, NMF, Johannesburg.

[90].NM, reply to the NCOP debate on the Presidential Budget, 7 August 1998, Debates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Provinces, Hansard, 3 March to 12 November 1998, cols. 1807-15.

*　泰因海斯全名为De Tuynhuys，为一栋花园洋房，是位于开普敦的南非总统办公室。——编注

[92].Trevor Manuel,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0 September 2014.

[93].Ibid.

[94].Ibid.

[95].Ibid.

[96].Ahmed Kathrada in conversation with Joel Netshitenzhe and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 December 2014.

[97].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with Tony Trew, Johannesburg, 30 April 2015.

[98].John Higgins, ‘Living out our differences: Reflections on Mandela, Marx and My Country: An interview with Jakes Gerwel’, Thesis Eleven, vol. 115, no. 1, Sage Publications, 2013.

[99].‘“Unpredictable” Mabida Kept Bodyguards on Their Toes’, City Press, 8 December 2013.

*　跳羚队均为白人运动员，因此被很多黑人看作种族歧视的代名词。——编注

[101].Toine Eggenhuizen, interview by Mandla Langa, Johannesburg, 10 February 2017.

第六章 总统与宪法

作为总统，曼德拉与司法体制的关系会受到严重的考验。南非宪法是世界上最受到钦羡的宪法之一，然而最终主持制定出这部宪法的曼德拉与南非法院的关系却并非总是和睦良好的。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律师时，就与那些看不惯他“傲慢”态度的地方法官摩擦不断。尽管他身高1.88米，在出庭期间永远穿着整洁无可挑剔，树立起一个与传统非洲人完全不同的形象，仍无助于改善他和法官之间的关系。他还有一种令人生畏的能力，无论什么样的诉讼主题，都能确保找到办法带到他真正想要阐述的问题上。

在里沃尼亚审判的最后几个月，他于1964年4月20日站在被告席上所发表的讲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可能的死刑判决，曼德拉告诉法庭——以及全世界——他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中，所有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这是我希望实现并为之而活的理想，但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一理想献身。[1]

也正是在监狱中，曼德拉完成了他从1949年开始的兼读制法律学位。在多年学习中，他一直无法完成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的学位。但在罗本岛监禁期间，他以函授的方式攻读南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的法律本科学位，并最终于1989年在缺席的情况下获得毕业证书。

他获释后第一次与司法系统的接触是对他的尊严的一次严重冒犯。1991年5月，他孤独地，甚至可以说是坚忍地坐在兰德最高法院（Land Supreme Court）的公众席上，见证了他当时的妻子温妮以袭击和绑架罪被审判的耻辱。

后来，在对他的总统身份造成影响的情况下，曼德拉与司法体制的关系经受过两次考验。当事关他个人时，他仍能铭记和信守他作为总统、国家元首和全国执行委员会领导人所立下的庄严誓言吗？ 他能深刻地认识到，坐上这片土地上的最高职位，从而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公民，意味着他对于民主南非的有效治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他会拥护、捍卫和尊崇宪法为这个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法律吗？他认同“在新南非，没有任何人，即使是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特别是司法的独立性，应该受到普遍尊敬”吗？[2]

第一次考验在新宪法出台前就已经到来了。由于地方政府选举的准备工作到了冲刺阶段，议会在条文完全定稿前就通过了《地方政府过渡法案》（Local Government Transition Act）。为了对此做出补救，其中包括了一个条款，给予总统修改这部法案的权力。有了这样一条临时条款护身，曼德拉将对地方政府划界委员会成员的支配权从省政府转移到了中央政府。但这样就使西开普省省长赫尔纳斯·克里尔的决策变成了一纸空文，于是后者将此事告到宪法法院。法院做出对西开普省政府有利的判决，并给议会一个月的限期修正该法案。

法院做出不利判决后不到一小时，曼德拉公开接受了这一裁定并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后来他写道：“在我的总统任内，议会曾授权我就西开普省的选举发布两项声明。该省把我告上了宪法法院，法院全体一致通过判决推翻了我的决定。在收到判决之后，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呼吁公众尊重我们国家在宪法问题上最高级别法院的决定。”[4]

曼德拉就法院的判决与他的顾问和议会议长弗里恩·金瓦拉进行了讨论。她记得那一天：“他召集我们到他家开会并告诉我们，他已得知法院判决政府败诉。他问：‘需要多少时间做出修正？’我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召开议会……’但不等我说完，他就说：‘但是有一件事必须记住，我们必须尊重宪法法院的决定。绝不能否认或以任何方式拒绝法院的判决。’”[5]

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他更进一步宣告议会将重新召开会议来解决此事，并强调，除了开普敦以外，其他地区选举均进展顺利：“地方政府选举的准备工作必须继续进行，由此选举才能按计划举行。法院的判决没有造成丝毫危机。我要强调，宪法法院的判决确认了我们的新民主正在站稳脚跟，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6]

在另一次让他本人对簿公堂的案例中，曼德拉则没有那么乐观。曼德拉殚精竭虑，利用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中南非标志性的夺冠，在人民心中巩固国家建设与民族和解的精神。但是团结一心和面向未来的欢腾气氛，与垃圾和比赛纪念品一样，都被留在埃利斯公园体育场内。对于一些观众、运动员和橄榄球管理者来说，一切都与比赛前完全一样。两年中，在不断接到运动管理机构管理不善、拒绝改革和种族歧视的报告的刺激下，曼德拉先咨询了体育和娱乐部部长史蒂夫·奇韦特，之后任命了一个由法官朱莱斯·布劳德（Jules Browde）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就南非橄榄球联盟（South African Rugby Football Union, SARFU）的有关问题展开调查。

该联盟的主席是路易斯·卢伊特（Louis Luyt），一位名声扫地的投机政客，他曾在1976年利用当时情报部（Information Department）的贿赂基金办了英文报纸《公民报》——在当时被称为“情报门丑闻”——目的是提供宣传，美化种族隔离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非常令人厌恶地，在南非队取得胜利之后，路易斯·卢伊特不仅没有对对手表示大度的尊重，反而在赛后晚宴上发表了不合适的讲话，导致新西兰国家橄榄球队全黑队（New Zealand All Black）集体退场表示抗议。*

总统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声明，称：“笼罩在南非橄榄球界上空的乌云需要驱散，总统相信，调查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并且将消除……任何南非正在倒退到种族沙文主义阵营的印象。总统相信，橄榄球将迎接挑战，成为我们最著名的运动之一，成为南非全国人民从事并支持的一项运动。”[8]

曼德拉的本意是帮助将南非橄榄球联盟从种族沙文主义的阵地中拉出来，结果却造成联盟主席路易斯·卢伊特向比勒陀利亚高级法院（Pretoria High Court）上告，要求撤销橄榄球管理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任命。法官威廉·德维利尔斯（William de Villiers）发出传票要求曼德拉亲自出庭作证。为了维护司法体制，曼德拉不仅拒绝了法律顾问的意见，还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告诉记者，不得不上法庭作证“使他血脉贲张”——遵从出庭作证的传唤。[9]就这段故事他写道：

“豪滕省高级法院的威廉·德维利尔斯法官传唤我到法庭，在他面前就我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南非橄榄球联盟的决定辩护。内阁中的一些同事建议我不要听从这一传唤，他们指出这位法官不夸张地说是极端保守的，他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羞辱一位黑人总统。我的法律顾问芬克·海索姆教授也同样反对我出庭。他充满技巧和说服力地与我争辩道，我们有充分的法律根据来拒绝这一传唤。

“尽管我没有必要挑战任何这些看法，但我认为在我们国家转型的这个阶段，总统必须履行某些义务。我争辩道，这一初审法官并非做出终审判决的上诉法庭，他的决定可以被宪法法院驳回。*一言以蔽之，我希望所有争议完全按照司法程序来解决。我认为，这是促进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的另一种方式，同时也再一次表达了对南非法院的尊重。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这位法官对我的证词持严重保留态度，并做出对原告路易斯·卢伊特有利的判决。尽管宪法法院维持初审认定我作证时态度专横的裁定，但仍决定驳回初级法院的判决。宪法法院没有错。鉴于那种情况，我不得不表现专横，以表明我服从传唤是出于强大而非懦弱。”[11]

面对法院做出的有利于南非橄榄球联盟的判决，曼德拉的反应是他对“服从我们法院的决定”的承诺。他说：“所有南非人都应当同样地接受对他们的判决。司法独立是我们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12]

后来在4月份的议会演讲中，曼德拉告诉到场的议员们，他们必须问自己“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因为要想搅动起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的邪恶情感实在太容易了，而这种情感在一个有我们这样历史的社会中更易得到强化。更糟糕的是，很容易以一种破坏我们在建设国家团结和加强民主机制合法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方式制造混乱。我们需要提出这些问题，因为破坏要比建设容易得多。[13]

他要求议员们努力应对那些宪法问题，诸如把现任总统拖到法院去“为行政决策辩护”的潜在意义，直指分权原则的核心及其在一个新生民主体制中的应用。他希望，“我们最好的法律精英们，既包括法官也包括其他从业者”，可以用心思考这些问题。[14]

作为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曼德拉很可能知道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面对的是他视为建设民主之基础的宪法问题，而这一民主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团结与和解。他希望每个人都接受这一观点，即便他个人的解释可能是正确合理的，但那无关紧要。因此他对议员们发出的呼吁，是为了让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党派中，帮助建设而不是破坏。

宪法法院撤销比勒陀利亚高级法院认为总统违宪的判决时，公众和橄榄球界内部对路易斯·卢伊特行为的反应迫使他辞职，并导致南非橄榄球联盟主管人员做出决定，派代表向曼德拉道歉。[15]

虽然直到1990年代谈判时才明文写入法典，但是宪政和法治的原则早已嵌入曼德拉和整个非国大共同承认的未来愿景中。尊崇宪法的种子可以在《自由宪章》中找到。《自由宪章》汇集了全国各地社会群体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起草成文，并于1955年在人民代表大会和非国大分别通过。

与其他许多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不同，南非的解放运动把法律作为一个斗争的领域——在法庭上为领导人、解放运动成员和活动分子辩护——并在此过程中坚定了建立公正法律体制的理想。在1995年的一次演说中，曼德拉讲述了如何利用法律扭转局势并反告国家，正如他和其他被告在里沃尼亚审判中所做的那样：“控方希望我们试图逃避对行动承担责任，然而我们却成了指控的一方。从一开始被要求认罪起，我们就说，应对国内事态负责的正是这个政府，正是这个政府应该坐在被告席上。整个审判过程中，我们在出庭作证和证人交叉询问时一直坚持这一立场。”[16]

1985年，奥利弗·坦博就已经成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Constitutional Committee），该委员会在1989年发布了《民主南非制宪准则》（Constitutional Guidelines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准则体现了《自由宪章》中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政治和宪政愿景，但准则只是一个原则声明，而不是宪法草案。尽管协商过渡的条件已经开始成形，但对于即将到来的过渡仍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并且任何宪法的合法性都取决于其起草过程中大众的参与度。[17]

非国大的制宪准则与1983年版的南非宪法针锋相对，那部宪法拥护一种“权力分享”（power sharing）体制，仍然要确保白人少数的控制，而将被排除在外的非洲裔多数的权力限制在黑人家园和市政委员会一级。非国大反对这种对“族群权利”的宪法保护，因为这只会维持现状。[18]非国大制宪准则提出的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和普选制度；《人权法案》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人权；国家和所有社会机构都负有宪法责任，彻底消除种族歧视及所有与其相伴的不平等。

协商期间起草宪法和《人权法案》时，非国大宪法委员会参考了非国大的制宪准则，同时兼顾了普遍接受的民主原则。[19]

尽管曼德拉没有参与宪法谈判的具体细节，但他一直对谈判过程保持关注，以防止任何对非国大路线的偏离。曼德拉依据两个原则，随时准备好打破僵局，一个是关于过程的——谈判应该兼容并蓄，要确保公众的参与；另一个关于实质的——谈判应该产出一部完全民主的宪法。

1992年11月26日非国大和国民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开启了两阶段过程。第一阶段是多党协商会议（Multiparty Negotiating Forum），讨论出34条原则，由国民党政府作为临时宪法的一部分颁布。这为在普选基础上按照各党派比例代表制进行议会选举做了准备。然后由议会作为制宪议会起草最终宪法。在新的宪法草案最终成为法律生效前，根据临时宪法成立的宪法法院将遵照那34条原则对其进行审核。

尽管多党会议就临时宪法进行了协商，但最终宪法是由各党在制宪议会的公民代表起草的，代表人数由各党在1994年选举中得到的选票比例决定。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第二阶段有民众的直接参与，公民通过书面以及在农村、城镇和社群召开的“聆听”论坛中口头发言的方式提交意见。[20]

瓦利·穆萨回忆，曼德拉非常关注某些问题。“其中之一，”他说，“就是多数决定原则。”

我们将实行比例代表制，9个省，2个议院：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和］一个省级事务委员会。他总是提出这个问题：“这如何满足多数决定原则的需要？标准的多数决定原则如何实现？”他敏锐地关注着这个问题。他不允许任何会损害多数人意志，以及导致权力机关的选举结果与选民意志不一致的事情发生……因此对于那些关于保护少数族群、少数族群权利、特许权利等的想法……他不会同意任何这样的想法……另外他非常清楚，我们试图建立的是一个现代民主体制，所谓现代意味着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不受宗教影响，并且［将］体现所有现代概念和人权。[21]

他的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回忆，曼德拉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不论是在协商临时宪法还是在起草最终宪法时期。“当谈判人员向我提出诸如财产权、罢工权、停工权等问题时，他们会对我说，‘看，我们在这件事上遇到问题了’，然后曼德拉就会加入讨论。”[22]

曼德拉在起草最终宪法期间只进行了很少——尽管很重要——的干预，是因为很大程度上，问题已经在临时宪法协商阶段和制宪议会周密紧张的工作过程中解决了。制宪议会由非国大的西里尔·拉马福萨主持，他的副手是国民党的列昂·韦塞尔斯，成员包括整个议会——国民议会的400名成员以及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的90名成员。会议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拉马福萨回忆起当时的一些困难：

在协商最终宪法时有一些时刻，尤其是德克勒克对于完全同意最终条款明显有些畏缩不前的时候，曼德拉会出面和他磋商，他对这类情况非常擅长。我们知道，在任何陷入僵局的时刻，我们都可以依赖马迪巴来打破困境。我们把所有困难问题都提交给他去尽力解释清楚，使我们的立场胜出并得到确认。曼德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他知识渊博，并且要求不间断地听取报告，使自己与进展保持同步。[23]

然而当时在建立新宪法的过程中笼罩着一层阴影。早在1980年代中期，因卡塔自由党就曾以暴力方式反对或干脆直接破坏建立新的宪政制度。最近它则“与右翼勾结，希望能在夸祖鲁—纳塔尔弄到特殊的权力和特权”。[24]因卡塔自由党没有像其他党派一样参加制宪议会，而是要求国际调解，并在1995年曼德拉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上演了一幕集体退场的闹剧，采用了各种策略来坚持他们的立场。

明显被激怒的曼德拉把因卡塔自由党的这种行为定性为试图在“制宪进程中取得一种远远超出了他们在制宪议会选举中得票比例的地位”。[25]曼德拉立即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劝诫演说，要求因卡塔自由党回归议会。他说：

“我们强烈反对这一行动。因为制定政策的鼓风炉正是安装在这些议会大厅之中。正是在这里，各种思想相互交锋并得以消除分歧……

“我们无法赞同这种行为，也是出于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这无助于增强我们的人民和国际社会对领导人有能力利用民主机制解决分歧的信心。但我们特别关心的是那些投票支持因卡塔自由党进入这些机构的人。

“为此，我希望直接对他们说：

“你们选出这些因卡塔自由党的代表来表达你们的利益诉求，并为实现你们心中最珍视的东西而努力。你们选择他们也是因为你们相信，他们不是那种遇到问题的些许苗头就从这神圣的殿堂退出的懦夫。你们抱有信心，他们会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坚持立场，并在法律的框架内捍卫你们的观点。

“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件能用退场的方式解决。呼吁他们遵守规则是你们的责任。依照沙卡（Shaka）、马坎达（Makhanda）、塞奇瓦约（Cetshwayo）、莫舒舒（Moshoeshoe）、拉马布拉纳（Ramabulana）、塞库库尼（Sekhukhune）和恩衮衮亚纳（Nghunghunyana）*的传统，把他们送回这里，在议会中相互争锋而不是逃之夭夭。

“让我再次重申非国大针对国际调解的指导方针，这个问题作为这次荒谬行为表面的理由被提出来。

“首先，非国大曾反复申明，信守1994年4月19日达成的协议。正是为了这个原因，非国大专门成立了一个分委员会来处理这件事。

“其次，严格逻辑上的考虑告诉我们，邀请重要人士来承担这项任务需要有清晰的参照条款。这就是三党的分委员会正在讨论的事情。

“第三，我们正在检视应对此事所需的任何可能步骤。非国大方面，我们已经安排姆贝基副总统从国外访问回来后立即着手处理此事。同时，我今天下午将在赫纳登达尔官邸会见布特莱齐大酋长，寻求解决此问题的可能办法。

“第四，非国大——我相信其他明智的政党也一样——不会采用这样的做法，即在处理与夸祖鲁—纳塔尔王国及其国王有关的问题上试图无视国王的存在；同样，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政党企图僭越地代表国王或王国发表意见。

“然而请让我澄清一个问题。尽管我们确实承认人民拥有在法律限度之内采取任何行动的权利，尽管我们致力于对这一问题的政治解决，但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政府，我们不能，绝对不能，对暴力威胁和实际的犯罪放任不管。

“我们有信心，所有政治派别的南非人，包括媒体，都将支持政府履行其宪法赋予的国家责任；他们绝不应该鼓励那种不负责任、无视法律、政治讹诈的方式。”[27]

曼德拉措辞严厉的讲话，更多针对的是因卡塔自由党的普通成员而不是其领导人——这一定会极大地激怒布特莱齐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同时也是针对非国大本身。对于曼德拉的竭力奋斗，非国大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非国大对于布特莱齐和因卡塔自由党在他们距离解决一个历史问题如此之近时跳出来阻碍的举动感到气愤不已。

但是，如果说他所在阵营中的其他人感到气馁的话，曼德拉却顽强地想要继续。他与布特莱齐会见了两次，试图说服因卡塔自由党返回制宪议会，但两次都失败了。最终也没有进行国际调解。这就像一场双方都没有进球的混乱的足球比赛，终场哨声在裁判退场很久之后才响起。此外，祖鲁国王——因卡塔自由党就是以他的名义拒绝了制宪议会——已经失去了兴趣，与他曾经的赞助人布特莱齐闹翻了。

与因卡塔自由党不同，国民党通过双方协商一致的程序争取实现其目标。在许多问题上，它坚持反对到底，这就需要曼德拉利用他的说服技巧去打破僵局，同时又要维护非国大的立场。正如1994年选举前那场谈判最后几天的重演，当时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会面以疏通谈判的阻滞之处，如今他们要在新宪法草案的最后完成期限之前会面以打破僵局。他们经常努力工作直到深夜，往返于德克勒克办公室所在的总统府和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的官邸之间。一些在要求的期限内无法完成的问题，则留待宪法法院的审核过程处理。[28]

尽管曼德拉的领导是坚定的，但他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在有说服力的论证面前愿意做出妥协。例如，他一直倾向于保留现有的4个省，而不愿接受南部非洲发展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Southern Africa）按照其定义的经济区域划分成9个省的意见。*尽管如此，非国大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划分，虽然做了一些微小的调整。

* * * * *

在起草新宪法预定的两年时间到期时，所有的谈判、僵局和干预终于结束了。1996年5月8日，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制宪议会采纳了宪法委员会在黎明时分完成的宪法草案。曼德拉在一场既论及实质又论及过程的演讲中欢迎新宪法的诞生。

“尊敬的议员中的多数安静地通过了这片土地上新的基本法，那短暂的几秒钟体现了南非人民为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所艰难经历的数个世纪的历史。

“你们，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代表，众口一声，说出了千百万人民的渴望。

“因此，在洗净了可怕的过去之后，实现了南非今日的重生，从一个试验性的开始变得成熟，并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

“在过去几天中，这个国家如同摇摆地行走在刀锋之上，许多媒体报道国家陷入不可逾越的僵局，即将跌入万丈深渊。鉴于我们当时处理的困难问题以及紧迫的谈判期限，这是意料之中的。但南非人不是很了不起吗？对他们而言，‘僵局’与‘奇迹’并存，而且这两者的交替更迭也被全国人民充分地理解接受。

“尽管如此，即便沉浸在最后一刻解决问题的激动中，我们也不敢忘记我们今天为之庆祝的成就的重大意义。因为，在这些问题之外，展现的是这一历史时刻所象征的南非政体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早在最后那段折磨人的时期之前很久，各方已经达成一致，南非将一劳永逸地基于民主多数统治的普遍原则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今天，我们将这一共识法律化。如此，我们的国家超越过渡时期的安排——要求国家的代表们依据法律，超越种族界线和政治分歧一起工作——而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如今人们普遍承认，团结与和解已铭刻在千百万南非人的心上。它们是我们建国誓言中不可磨灭的原则，是我们新爱国主义光辉的火焰。它们应成为重建和发展的条件，因为重建和发展将同样取决于团结与和解。”

一如既往，曼德拉对大街上普通老百姓的现实始终敏感。当权者陶醉于自吹自擂的颂词之中时，经常忽略了普通百姓的努力和奉献。因此他提倡“新宪法起草过程中人民的积极参与……［这］为立法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开创了新道路……［并］以一种近来从未有过的方式重新振兴了公民社会”。

他指出，跨部门的“民间团体”在旁听席上的出现，“使他们的意见得以进入议事过程中，这些团体包括：法律互助组织、妇女、本地族群、传统组织，以及工商界、劳工、土地问题、媒体、艺术和文化、青年、残疾人、儿童权利保护和其他更多部门的领导人。

“除了出席议会的人员之外，还有千百万人通过写信和参加公开论坛的方式表达意见：从北方省（Northern Province）*最偏远角落的执勤警官，到聚在一起讨论宪法条款的囚犯，再到东开普省佩迪镇的居民，他们在倾盆大雨中继续开会，就传统领袖的作用展开争论。”

曼德拉十分礼貌地向他们所有人表示感谢——从议会主席和副主席，到所有党派都有代表参加的管理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奉献和努力，确保我们实现了这一历史时刻。”同样地，他也表达了对国际社会的代表们的感谢，他们见证了整个过程，而且“你们的贡献和榜样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生命的甘泉”。

曼德拉脱离讲演稿说，在谈判中影响非国大所采取策略的一个原则就是，最终“应该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但“南非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是赢家”。这是非国大的一个承诺，以避免其滥用多数原则，造成民族团结政府中其他党派的作用被削弱至“仅仅是橡皮图章”。说完这些之后，曼德拉提醒听众：“每个人都要认识到，我们许下了承诺并肩负着南非绝大多数人民赋予的一项任务，要将南非从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转型为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要解决失业和无房居住的问题，要为所有人建设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仅供极少数人享用的设施。我们做出了那样的承诺，并且我们决心确保所有南非人民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没有贫穷，没有文盲，没有无知，也没有疾病。那就是我们的承诺。我们决心信守这一承诺，任何企图阻止我们履行诺言实现目标的人都将像旷野的呼声般无人理睬。”

他以谨慎的提醒结束了演讲：“我们正在应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当和白人讲话时，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只有白人存在，并且他们以白人的观点看问题。他们忘记了黑人，换句话说，忘记了有色人、非洲裔和印度裔。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我们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当和非洲裔、有色裔和印度裔讲话时，他们犯了完全相同的错误。他们认为在这个国家中不存在白人。他们认为我们通过打败白人少数才带来了今天的转型，我们面对的这个族群现在拜倒在地，请求我们发发慈悲，我们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男人和女人们投身于我们的使命，但是他们必须超越族群的立场，把南非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我们如今已经通过了这一宪法……每天睡觉前我都感到强大和充满希望，因为我可以看到新的思想领袖正在出现，他们是未来的希望。”[31]

根据宪法法院的指导意见，议会修正了新起草的宪法中几处不一致的条文。1996年12月10日，曼德拉在沙佩维尔举行签字仪式，宣布宪法生效。仪式的地点是精心选择的，就在沙佩维尔大屠杀的发生地，以此作为权利和尊严恢复的象征。1960年3月21日，警察在这里枪杀了69名反通行证法的示威群众，176人受伤和致残。牺牲者背上的子弹入口表明中枪时他们在逃跑。

* * * * *

在南非历史上，法律的制定就是为了维护白人利益，黑人多数的权益不过是后来添加的。在这样一个国家，从过去的灰烬中诞生出一个新的司法体制是十分重要的。这个司法体制在履行职责时也必须表现卓越且充满活力，从而重新赢得持怀疑态度的选民的支持。如人权律师乔治·毕佐斯（George Bizos）*所言，司法咨询委员会（Judicial Service Commission, JSC）的成立就是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强烈反击。[33]黑人中普遍存在的对法律的谨慎和敌意可以从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的杰出人物之一、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一首名为《正义》（‘Justice’）的诗中反映出来：

正义是瞎了眼的女神

我们黑人知道那是一个什么东西：

缠着的绷带盖住了两个脓疮

那里可能曾经是她的眼睛。[34]

因此，司法体制必须使自己摆脱过去背负的包袱，从而确保正义女神真正不偏不倚。尽管面临做出不公正判决的压力，但法院的一些法官们——经过部级机构任命的高级白人庭审执业律师——“具有强烈的正义感”。[35]司法咨询委员会与候选法官面谈，然后提供给曼德拉总统一份名单，他从中挑选出宪法法院的法官。这种选择方式由宪法规定，“司法部门需要反映出南非整体的种族和性别构成”。[36]

或许不可避免地，在约翰内斯堡市民剧院（Civic Theatre）举行的每一场与未来法官的面谈，都笼罩着种族问题的幽灵。但是司法咨询委员会的成立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奠定了基础，它将借由设置法定组织来保护民主，并确保开放的讨论与包容。效果立竿见影。乔治·毕佐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一场在听证期间发生的抗议：“附近金山大学的学生聚集在剧院的入口处，举着标语牌抗议两位法律教授成为法庭候选法官，因为他们卷入了一场校园内的争议。科比特大法官接见了学生并收下了他们的备忘录，然后邀请他们参加听证会。尽管不允许学生带着他们的标语海报，但他用这种非对抗性的方式赢得了信任。学生们答应了，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进入了会场，并安静地遵守程序。”[37]

1995年2月宪法法院的成立仪式标志着曼德拉宪政梦想的实现。在演讲中，他强调了这个梦想在现实中的意义：

“宪政意味着，没有任何政府和机构的地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无论最高贵的还是最谦卑的，没有例外，都效忠于这同一文件，同一原则。不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是青年还是老年，讲茨瓦纳语还是阿非利卡语，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坐在新型轿车里还是赤脚行走，是身穿制服还是身陷囹圄，我们所有人都有基本权利，而这些基本权利就写明在宪法中。

“政府的权威通过宪法来自人民。你们的任务和责任，以及你们的权力，由人民通过宪法赋予你们。人民通过宪法发声。宪法使来自人民的不同声音以一种有组织的、清晰的、有意义的和有原则的方式被听取。我相信，你们会通过自己的判断找到办法直接与人民对话。

“你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新的法院。你们被挑选出来的过程是全新的。当我们看到你们时，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富饶而多样的国家的多元特色。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生活经历。你们的任务是全新的。你们的权力是全新的。我们希望，在秉持法律传统的崇高标准的同时，你们一定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法律职业的伟大真理。你们将要应对的是千百万普通人的权利。你们将为之服务的宪法是他们牺牲和信仰的产物。当我说，你们应当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阐述你们所做决定的基本理由时，我相信说出了他们所有人的想法。”[38]

曼德拉总统任上的首席法官在民主降临之前，就已经以正义的捍卫者的身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米歇尔·科比特是民主南非的第一位首席大法官，1994年5月主持总统就职宣誓并非他与曼德拉的第一次见面。两年之后，在一次标志着科比特退休的国宴上，曼德拉利用这个机会回忆了他们当年会面的情景：

“大约25年前，我是在一个不抱希望的情况下第一次见到米歇尔·科比特的，”他说，“我是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他是一位到访罗本岛监狱的初级法官。

“当时因为一次残暴的殴打，监狱看守与囚犯之间发生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冲突，而我是囚犯方面的发言人。

“对于被相信甚至被倾听，我并不抱特别的希望。监狱当局企图吓退我。但是这位年轻的法官和他的同事们不仅没有那样做，反而认真听取了我所必须要说的。当着我的面，科比特法官转向监狱看守和狱长，并就监狱看守的行为向狱长提出了尖锐的抗议。那种勇气和独立性是罕见的。”

曼德拉在狱中攻读法律学位期间，“经常会读到米歇尔·科比特做出的裁决案例。那些敏锐深刻的见解使我想起了早年与他的碰面。同样还有他在1979年丹尼斯·戈德堡（Denis Goldberg）指控狱政部部长的案件中力排众议——戈德堡在里沃尼亚审判中与我一起被列为共同被告——是5名上诉法官中唯一的一位，坚持监狱当局没有资格利用政策完全剥夺囚犯获取新闻的权利”。

对于这一判决，曼德拉称其“具有学者风范、小心谨慎且绝不妥协，把重要的权利放在首位……

“我们向民主体制的成功过渡，要归功于在我们社会的每个部分、在每个政治派别，都有像米歇尔·科比特那样正直的男女，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新国家的一个强大之处就在于，通过消除引发紧张和冲突的诱因，它创造了空间，使这样的人能够涌现，并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所有人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得以发扬。正是这样的环境，在和平中为一个繁荣、正义的社会造就新一代领导人。”[39]

* * * * *

1994年，曼德拉任命亚瑟·查思卡尔森（Arthur Chaskalson）为宪法法院首任院长，他曾是里沃尼亚审判中辩护团的成员和非国大宪法委员会的成员。1996年，法官伊斯梅尔·穆罕默德接替米歇尔·科比特成为首席大法官。这位新的大法官被曼德拉称为全能之才，种族隔离政权曾用一套错综复杂的手段来阻止他在这个国家的多个地方执业。

“在伊斯梅尔·穆罕默德作为辩护律师的大约35年职业生涯中，”曼德拉说，“他在大量审判中代表解放斗争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出庭。与约翰内斯堡律师界的其他成员一样……他在法庭上领导了向种族隔离政权的非正义发起的挑战。由于他公平、坚定的名声，他被接受为多党制宪谈判的联席主席。他警告我们这些汇聚在谈判桌前的政客说，作为法官，他们将毫无畏惧地维护宪法。”

他说到做到，曼德拉说。在曼德拉根据《地方政府过渡法案》做出的声明违宪的诉讼中，曼德拉被列为第一被告。穆罕默德法官和宪法法院法官中的多数否决了这一声明。据曼德拉讲述，法官们表示：“在我们新宪法的机制下，议会没有最高权威，而是处于我们基本的、高于一切的法律——宪法的管辖之下。他们提醒我们，我们的议会即使真有那样的想法，也不能放弃其作为立法者的责任。”[40]

曼德拉写道：“所有这些考虑，尽管可能是重要的，但绝不应允许它们破坏我们的民主宪法，宪法无条件地保护所有南非人民的公民权利，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族群。如果公民的任何权利受到威胁或侵犯，他们可以依靠《人权法案》。我们所有人，毫无例外，都被要求尊重宪法。

“有这样一些法定团体，它们是由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坚强且有资质的公众人物管理的。它们确保宪法及其条款得到全体公民的尊重，不论他们在政府和社会上的地位如何。

“他们是保民官、总检察长（National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审计长（Auditor General）、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 Committee）、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和宪法法院。*

“种族隔离政权使得法律和秩序声名狼藉。人权被肆意践踏。有未经审判的拘留，有对政治活动分子的酷刑和谋杀，有对独立的、敢于对种族隔离政权说不的上诉法庭法官的公然诽谤，还利用一些保守和软弱的律师来为司法机构涂脂抹粉。警察，特别是安全部门，独断专行。由于这些野蛮的做法，也出于我个人的信念，我利用一切机会来推进对法律和秩序以及司法机构的尊重。”[42]

尽管曼德拉对宪法怀有最崇高的敬意，而且他个人身上体现了有道德、有勇气的领导方式所需要的品质，但他也意识到过去时代的遗产，特别是在司法体制方面。早年当他与坦博合伙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时，正是在法院里，他目睹了悲惨的人性践踏和侮辱。

2000年，在南非大律师公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Bar of South Africa）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曼德拉说：“南非的法律职业和司法机构没有一个完美的过去。有的是失败和失去的机会，既有机构的也有个人的。但同样存在的事实是，南非律师界一直有许多男性和女性，包括法官和律师，他们信仰法治和争取宪政民主。一些人已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相信，这样的人应当受到尊敬，而且我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加入你们来向他们致敬。律师和法官逃脱不了批评，但如果批评的目的纯粹是破坏性的，并且不承认迄今已经做出的杰出贡献，那么批评就是无济于事的。即使在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有人做出杰出的贡献。

“我高兴听到律师界自身要尝试改变其成员构成，特别是要发展法律教育。我今晚格外高兴地听到派厄斯·兰加（Pius Langa）奖学金的设立，这个奖学金是以我们杰出的宪法法院副院长和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Natal）校长的名字命名的。”[43]

建立一个合法的民主国家的道路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始于已被遗忘的早期斗争岁月，并经历了数百万人牺牲的浩劫。对曼德拉来说，这是完成了他早在1961年5月就为自己确立的一项任务。资深法理学家，也是宪法法院首批12名法官之一的奥比·萨克斯（Albie Sachs）追忆了那段时期：“纳尔逊·曼德拉转入地下斗争并号召举行总罢工。声明南非脱离英联邦成立共和国没有经过与人民多数的协商，并同时发出离岗（stay-away）*号召，要求召开一次全国大会来起草一部新宪法。”[45]

35年之后，曾经作为种族排斥和压迫工具的法律，终于转型为全体人民服务。

[1].NM, speech from the dock at the opening of the defence case, Rivonia Trial, Pretoria Supreme Court, Pretoria, 20 April 1964.

[2].NM, ‘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0.

[3].Johann Kriegler,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 Frebruary 2016; NM， interviewed by David Dimbleby, Oxford, 2002, NMF Tapes, NMF, Johannesburg.

[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29.

[5].Frene Ginwal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2 September 2014.

[6].AP Archive, ‘South Africa: Constitutional Court Ruling on Election Boundaries’, story no.14965, 22 September 1995.

*　路易斯·卢伊特在其致辞中说，跳羚队是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冠军。而在1987年和1991年橄榄球世界杯赛中的获胜者不是真正的世界冠军，因为南非没有参加。在他讲话之后，被击败的全黑队在队长西恩·菲茨帕特里克（Sean Fitzpatrick）的带领下集体离开了晚宴。

[8].Statement by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n the Browde Commission into South African Rugby Union, 26 September 1997.

[9].AP Archive, ‘South Africa: Mandela Testifies in Court’, 19 March 1998.

*　宪法规定，高级法院关于总统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任何判决都要得到宪法法院的确认。

[11].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29-30.

[12].Statement by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n the SARFU Case, 17 April 1998.

[13].NM, opening address in the President's Budget Debate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1 April 1998.

[14].Ibid.

[15].Andy Capostangno, ‘Black President for Rugby’, Mail & Guardian, 22 May 1998.

[16].NM, Bram Fischer Memorial Lecture, 9 June 1995.

[17].Kader Asmal and Adrian Hadland with Moira Levy, Politics in My Blood, pp. 108-9.

[18].Ibid, pp. 110, 125.

[19].George Bizoa, Odyssey to Freedom （Houghton: Random House, 2007）， p. 487.

[20].Nicholas Haysom, ‘Negotiating a Sustainable Political Settlement: Part 2 Legitimation-Lessons from the South African Trans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oward Inclusive and Participatory Constitution Making, 3-5 August, 2004, Kathmandu （Nagarkot）， p. 9; Hassen Ebrahim, The Soul of a Nation: Constitution-making in South Africa （Cape Tow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34ff.

[21].Valli Moos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8 September 2014.

[22].Thabo Mbeki, interview by Joel Netshitenzhe and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7 December 2014.

[23].Cyril Ramaphos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6 October 2014.

[24].George Bizos, Odyssey to Freedom, p.508.

[25].NM, notes for an address to the NEC, 23 February 1995, box 3, ANCLH, Johannesburg.

*　指分别讲祖鲁语（isiZulu）、科萨语（isiXhosa）、塞索托语、文达语（Tshivenda）、佩迪语（sePedi）和聪加语的非裔部落的国王和政治领袖，19世纪，在他们的领导下，这些部落升格为准国家。塞库库尼，见“附录二”。

[27].NM, reply to the debate on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24 February 1995.

[28].Hassen Ebrahim, The Soul of a Nation, p. 132; Cape Times, 29 April 1996; Mail & Guardian, 4 April 1996.

*　1910—1994年，原有的划分是纳塔尔省、德兰士瓦省、奥兰治自由邦省和好望角省（Cape of Good Hope）以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10个黑人家园。新的省份是夸祖鲁—纳塔尔省、东开普省、西开普省、林波波省（Limpopo）、姆普马兰加省（Mpumalanga）、北开普省（Northern Cape）、自由邦省、西北省和豪滕省。见书后地图。南部非洲发展银行成立的最初目的是在当时通行的黑人家园宪法制度内行使广泛的经济发展功能，后在1994年重组为一个发展金融机构。它通过动员国内和国际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金融和其他资源，投入南非和更大范围的非洲大陆上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和计划，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人力资源开发和制度能力建设。

*　即今林波波省。——编注

[31].NM, address to 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 on the adoption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8 May 1996, Hansard, cols. 452-62.

*　乔治·毕佐斯，见“附录二”。

[33].George Bizos, Odyssey to Freedom, p. 518.

[34].Langston Hughes, ‘Justice’, The Panther and the Lash （New York: Knopf, 1967）.

[35].George Bizos, Odyssey to Freedom, p. 518.

[36].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996, chapter 8: Court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clause 174 （2）.

[37].George Bizos, Odyssey to Freedom, p. 519.

[38].NM, speech at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14 February 1995.

[39].NM, speech at a state banquet in Honour of Chief Justice Corbett, 11 December 1996.

[40].NM, speech delivered on his behalf by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at the Johannesburg Bar Council dinner in honour of Chief Justice Mohamed, 25 June 1997.

*　法定机构也包括性别平等委员会、独立选举委员会和独立通信局。

[42].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29.

[43].NM, speech at a banquet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Bar of South Africa, 28 July 2000.

*　一种非暴力抗议形式，呼吁人们离开工作岗位，使种族隔离政权运转停滞，类似于总罢工。——编注

[45].Albie Sachs, We, the People: Insights of an Activist Judge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03.

第七章 议会

如果在1994年对南非3900万公民做一次全面调查，询问他们对议会的印象，那么很可能有多少回答问题的人，就有多少种观点。种族隔离政权玩弄的一个最大把戏就是造成一种一切公开透明的错觉，而事实上，它对普通百姓隐瞒了国家机器运作的细节，从而使每一个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不同程度地承受这些后果，而且似乎这些影响与造成这一切的源头毫无关联。大多数白人每天回到家都对政府表示满意，而黑人多数则集体咬牙切齿地咒骂uhulumeni（祖鲁语的“政府”）。这个面目模糊没有特点的政体，就像一具僵尸，不断制造出法律来吓唬它的子民。尽管议会区那幢威严、不容接近的白色建筑中发生的事情时而会占据媒体的头版头条，但总体说来，没有人会特别注意它。

然而当纳尔逊·曼德拉于1994年5月24日站起来发表他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时，情况完全不同了。

那天一早，聚集的人群真正称得上色彩缤纷，从骑警和护卫队穿的不同制服，到从奴隶屋博物馆（Slave Lodge）一直铺至国民议会会堂的红地毯。表演者包括附近学校的青年女子鼓乐队和一位身着传统勇士服装的因邦吉，他歌唱曼德拉颂诗的洪亮嗓音最终被淹没在军乐队的演奏声中，后者又被头顶飞过的南非空军战机发出的隆隆声所盖过，而一切都终结在21响礼炮的轰鸣声中。

议员们华丽的着装，使各军兵种的肩章服饰与形状各异的军旗飘带显得黯然失色，他们穿戴的正装或保守或夸张，或西方或传统，令坐在公众席上的观众目瞪口呆。曼德拉已经颁布命令，随着民主的黎明到来，议会的大门现在对所有人开放，因此他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讲成为全体南非人民的一次盛典。现在他们就在这里。在会议大堂内，从公众席可以看到下面会议进程的全景，普通男女可以从这里看到所有那些在新南非建立过程中站在第一线的人。一些来宾曾因他们在斗争中担任的不同角色而分离——一位穿着不合身正装的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一群游击战中幸存并活到如今可以讲述他们传奇经历的同胞，或者是一位带着异国伴侣刚刚回国的流亡者——他们相互拥抱，眼中闪烁着泪光。

曼德拉首先向议会主席弗里恩·金瓦拉和其他著名与会者致谢。然后他戴上眼镜继续：

“那样的时刻必将到来，届时我们国家将缅怀所有那些儿女、父母、青年和孩子，他们用思想和行动，赋予我们权利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南非人，我们是非洲人，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公民。

“时代变化的必然性告诉我，在上述那些人中我们将会发现一位阿非利卡女性，她超越了个人独特的经历而成为一位南非人、一位非洲人和一位世界公民。她的名字是英格丽德·琼克（Ingrid Jonker）。她既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南非人；她既是一位阿非利卡人，也是一位非洲人；她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个人。在绝望中，她赞美希望。面对死亡，她肯定了生命的美丽。在我们国家的一切看起来都暗无希望的日子里，当许多人都拒绝她发出的响亮呼唤的时候，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她和像她一样的其他人，我们亏欠于生命本身。对于她和像她一样的其他人，我们欠贫穷、受压迫、受摧残和受歧视的那些人一个承诺。在沙佩维尔反通行证法示威的大屠杀之后，她写道：

那个孩子没有死去

他举起双拳倚靠着他的母亲

他那呼唤着非洲的母亲……

那个孩子没有死去

不在兰加也不在尼扬加

不在奥兰多也不在沙佩维尔

也不在腓立比（Philippi）的警察局里

他的身躯躺在那里，被一颗子弹穿透大脑……

那个孩子出现在所有集会和立法场所

他的目光透过房间的窗子看穿母亲们的心

那个只想在尼扬加阳光下玩耍的孩子无处不在

那个孩子长大成人走遍非洲

那个孩子成为巨人走遍世界

不用一张通行证[1]

“在这光辉的愿景中，她指出我们的奋斗必须带来女人的解放、男人的解放和孩童的自由。”[2]

这些词句一如既往地有力和震撼，然而南非的第一个民选议会仍然与种族隔离议会位于同一座建筑中，曾经造成无数痛苦的法律就在那里颁布。出于这些考虑，一些传统术士要求允许通过宗教仪式清除会堂的罪业，议会举行了多种宗教信仰的祷告仪式，满足了这种精神上的需要。

然而，曼德拉通过艰苦的工作，将议会转变成一个以人民希望——这是宪法的核心——为导向的机构。在他的愿景中，议会能够促使社会深刻转型，并成为一个可供公众辩论的理想场所。这将是一个为所有南非人服务的地方，甚至包括那些开始并不愿意支持这个民选议会的人。金瓦拉回忆，曼德拉曾经告诉她，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人民不习惯出现在议会中。公众不习惯议会，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人、每一个政党、每一个南非人都认为这是他们的议会。”[3]

但是如果议会颁布法律，它一定是在宪法管辖权限之内，而宪法法院是最终的裁决者——这与种族隔离政权时代完全不同，那时的议会任意制定压迫性的法律。即使议会要起草最终宪法，它的工作也要经过宪法法院的核准。在立法机关中，政党之间的合作仅仅尴尬地取决于“民族团结的精神”，而不是宪法的规定。虽然制度已经发生改变，但是非国大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因为它没有任何在议会体制、政府或经济运行方面的技术性经验，而反对党和原先的行政人员在这方面经验丰富。

然而，400多位新议员所共同拥有的是合法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通过比例代表制选出的，与过去分别代表白人、有色裔和印度裔族群的分割机构不同，现在只有一个代表所有南非人民的国民议会。更重要的是，这一比例代表制度意味着，相比于其他任何选举制度，议会成为这个多元国家更真实的缩影。这也反映了非国大对于赢者通吃或简单多数制的考虑，曼德拉曾倾向于这种制度，但后来在与埃索普·帕哈德（Essop Pahad）和佩纽尔·马杜纳讨论后，他被说服改变了想法。这两人曾是起草临时宪法中代表制度有关内容的非国大团队成员，当时正在起草最终宪法。帕哈德回忆道：

我们说：“我们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我知道，说吧。”于是我们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认为比例制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他听取我们的陈述并就问责等事宜提出许多问题。我们说：“如果你选择另一种体制，我们可能会变成两党制，或最好情况下，三党制，而且我们将把泛非大那样的党派排除在外，而比例代表制将允许更多党派在议会中拥有席位。”他边听边提问题，最后说：“好，我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永远如此。”我们说：“是的，宪法允许我们改变这一体制，只要改变仍符合比例原则。”[4]

在组成的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选择曼德拉出任国家总统之后，新的国民议会的下一步骤就是选出主席和副主席。鉴于这两个职务的重要性，非国大的领导，特别是曼德拉，以及议会党团成员都必须参与。

曼德拉写道：“一个同样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国民议会主席的选举。虽然非国大长期以来一直接受不带任何条件的性别平等原则，但实践还是远落后于此。

“在我作为非国大主席任内的同僚中，有三位女士，她们全都坚强、独立、见闻广博且敢于直言。她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大男子主义，不论是对我还是对我的同志。因此毫不奇怪，她们被称为三大女魔头（three witches）。

“她们是芭芭拉·马塞凯拉，后来成为我们驻法国的大使；杰茜·杜阿尔特，我们驻莫桑比克的大使；以及弗里恩·金瓦拉。我们就各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她们全都令人印象深刻，工作努力，并且她们帮助清除了我的团队中所有轻视妇女的现象。我提名弗里恩担任国民议会主席的职务。

“当我第一次与我的同志们分享这一秘密时，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是死一样的寂静。我怀疑，当时我提议一位女性同志，不论她胜任与否，都无法受到这些同志的欢迎，他们绝大多数是男性。

“国外流亡的同志中也一直存在分歧，甚至内讧，这在他们回到国内后的工作中仍然有明显的表现。我向所有有关人员明确表示，我绝不容忍无原则地反对有一位能力的同志，她所在的组织已被赋予治理非洲大陆上最富有、最发达国家的重任。我实际上下达了命令，要求每一位非国大的议员都应该投票支持她为主席。

“另一个困难则来自弗里恩自己。一天早晨她给我打电话，要求知道为什么在内阁中几乎没有女性。在回答她的时候，我补充说道，我将确保她成为主席。她激烈地抗议说，她不是在谈她自己，她是在提出一个总体性的问题，这关系到所有女性。

“随着我们的争论变得热烈，我明确地要求她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我的提名。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一直欣慰地知道，她对我年龄的尊重要超过对我本人。在停顿了一会儿后她说，她会考虑此事。当她后来同意出任此职时，我如释重负。

“她的决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由一位女性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占据如此强有力的位置。由于副主席也是一位自信且有能力的女士，巴莱卡·姆贝特—考斯尔（Baleka Mbete-Kgositsile），这次是双重胜利。

“议会各方的议员共同认为，尽管她［金瓦拉］之前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经验或训练，但她做了很好的准备。她行事超越任何党派，经常由于一些议员做出不符合议员规范的行为而对他们进行指责，完全不考虑违规者的政党派系。

“她的杰出表现和行政驾驭能力不仅为她赢得了超越政治分歧的尊敬和支持，她与议会中的女性同事所取得的出色成绩也已经清楚地表明，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正在取得胜利。

“她取得的罕见成就得到了议会的回报——她再次全票当选下一任5年期的主席。”[5]

曼德拉从情感上认为，议会应当是人民的议会。议员座位的安排也与此相应——公众至少能在电视上看见每个政党的代表。委员会的会议要对媒体开放，远程公众宣传计划使社会大众熟悉立法程序的细节，从而加深了人民和议会机构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坦诚。这种态度对于任何个人或领导团体来说都是违反直觉的，因为即使在成熟的民主体制中，掌权者也面临着控制信息的诱惑。种族隔离政权的所有作为都是让黑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直陷于无知；而那些想象他们已经逃脱如此命运的白人只不过是受到迷惑而已，因为他们也被灌以谎言。

曼德拉决心使这个国家清醒过来并揭穿最早可追溯到1652年的连篇累牍的谎言，他有时听上去仿佛是在向自己证明确保立法公开的正确性。例如在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讲中，他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声称，正如已经被证明的，那样的立法是人民意愿的代表。因此它享有相当程度的合法性和强制性，这是原先的所有法律永远不可能拥有的。”[6]

坐落在开普敦的议会大楼原建于1884年，其新古典主义的设计体现了开普荷兰建筑的特点。作为一个历史遗址，议会中收藏有超过4000件艺术品，有些是无价之宝，有些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尽管它们有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这些收藏没有代表南非的所有人民和艺术。

当议会决定从这座建筑中移走种族隔离时期的肖像和其他艺术作品时，曼德拉支持了这一行动。他说：“这一决定是议会内部经过全面慎重考虑之后做出的，并被所有政党接受。新的民主议会应该反映出一个包容多元的南非形象。这是国家建设与和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

曼德拉也用其他形式表达了他对议会的尊重。他十分清楚着装的象征意义，因此坚持穿正装出席议会，与他平时所穿的色彩鲜艳的马迪巴衬衫形成鲜明对照。他确实总在着装上一丝不苟，事实上他整体而言对每天必做的事都一丝不苟。他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回忆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如何进行晨练，叠起睡衣，整理床铺，直到他不得不服从“温和的暴君”科利斯瓦·恩多伊亚（Xoliswa Ndoyiya）——曼德拉豪滕家中的资深员工——的安排。“他非常干净整洁，”马谢尔说，“他在场的地方，你完全不能乱扔东西。他到哪里，每一件东西都必须摆放有序……无法挑剔的整洁。即使他着装的方式，他要花时间穿戴，他会［在镜中］端详以确信自己的形象是完美的。”[8]他在着装上的一丝不苟，体现了旧世界的礼仪之风，他希望其他人，特别是他的同事们，也能如此。

弗里恩·金瓦拉曾经问他，为什么来议会时总要身着正装，尽管色彩鲜艳的衬衫已经成为他的标志。“他的表情庄重起来，然后说，弗里恩，议会代表着人民，我必须尊重它，因此，我总是身着正装。”[9]

他并非仅仅关注外表。他对一些议员和部长经常缺席的现象也十分担心，这既是因为作为选举出来的代表，他们必须出席议会，也是在辩论中达到法定人数的需要。有时由反对党突然发起的辩论搞得非国大措手不及。[10]当非国大的第一位党鞭、令人尊敬的马肯克斯·斯托菲莱（Makhenkesi Stofile）提出这个问题时，曼德拉同意就此向部长们写信，但表示要谨慎：“你必须找到一种方式，确保你没有给他们太多压力，因为他们确实还有其他工作。”[11]

曼德拉成为总统时已经75岁了，而且他不是议会成员。议会的质询时间经常争论热烈且带有政党色彩。因此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出于对他的年龄和地位的尊敬以及考虑到他在转型初期工作的压力，他应当被免于在议会中接受质询。[12]

作为替代，曼德拉被邀请参加非国大的议会党团会议。开始时他相当频繁地参加，与议会的领导人和解放运动的高级成员讨论问题，包括金瓦拉、时任参议院副议长的戈万·姆贝基、党鞭斯托菲莱，以及非国大议会党团主席门迪·姆西芒。他也经常听取与他关系密切的同事和从前狱友的意见，确保他们的远见卓识被纳入议会党团会议的讨论中。[13]

新的议会制度运行将近两年后，曼德拉在1996年2月为核心小组会议所写下的注记，提供了他介入议会的范例。他依然关注非国大出席议会的情况和在议会中的行为。[14]他也对非国大和其他党派的紧张关系表示不满，导致这种紧张的原因是民族团结政府的多党合作精神并非总能在议会中得以体现：[15]

1.我迄今因为其他无法推脱的约见，缺席了几次议会党团会议。

议会党团会议是我们议会工作的引擎。如果我们要继续有效地完成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参加会议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我已经交代总统办公室在安排我的约见日程时要保证我能够参加议会党团会议。

2.也必须努力保持与政府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密切联系。

3.在每个月底，党鞭要给我出席议会的报告。未能到会的后果。由……［字迹不清］讨论的问题。

最严肃的纪律是关键。缺乏纪律的后果。

4.讨论第43款［有关各省级政府的权力］。

5.我们不是通过军事上的成功赢得胜利，因此不能像对一只被征服的军队那样发号施令。

6.完成的工作——法定的各个委员会，我们努力工作的结果。[16]

曼德拉为会议写下的个人笔记表明了他对于纪律——特别是集体纪律——以及忠诚和正直的重视。在一份笔记中，他认为“这个组织已经经历了许多挑战”，这里所指的是一些动乱，包括在1950年代开除了所谓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在1970年代驱逐了“八人帮”。*这些“在非国大的历史上司空见惯，但一旦把他们驱逐在外就很容易解决了”。然后，在这样一份对自己，以及想象中的听众，进行肯定、备忘和告诫的单子的最上方，曼德拉评论道：“秘诀在于，我们的斗争是一场有原则的斗争。”[18]

还有更多这样的笔记，都让人们认识到他的思想。对他来说，民主是一个他准备为之付出生命的理想。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曼德拉这些匆忙写就的笔记可能就像温暖诚挚的警句，如同父母告诫一个招惹麻烦的十几岁孩子的话——“家丑不可外传”或“用脑子而不是用血来思考”——但这些话都是用绝对严肃的态度来表达的。有这样一句：“让领导们决定谁参加辩论”表明了曼德拉关注议会中专业委员会工作的决心。[19]与旧的体制相比，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的那样，种族隔离政权的委员会，“一个职员加入5个委员会，他们工作的任务就是秘密开会，为行政机构的法律和政策加盖橡皮图章”。而民主体制下的委员会“拥有权力对这些行政机构追责。他们有权接收证据传唤证人，并在议会进程中促进公众参与”。[20]因此需要有一种针对部长们的平衡机制，他们一方面是必须受到约束的行政机构成员，另一方面又参与到专业委员会中成为立法机构的一部分。这样曼德拉就确保了狩猎者也认真地承担起猎场看守人的责任。

1996年1月，在国防专业委员会就整合武装力量举行的立法听证会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锋。立法提案中包括一项建议，英语成为整合后的武装力量内部所使用的唯一语言。南非国防军（South African National Defence Froce, SANDF）的首脑格奥尔格·迈林将军就此事件向曼德拉抱怨。在下一次非国大议会党团会议上，曼德拉严厉批评了该专业委员会的非国大成员提出这样一项与非国大和民族团结政府的和解努力相悖的建议。[21]

另一件使行政机构和专业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置于聚光灯下的事件，涉及一部国家投资的艾滋病预防音乐剧《萨拉菲娜II》（Sarafina II），并很快成为一起著名的讼案。这部音乐剧讲述的故事，对公帑的挥霍，加上卫生部对资金来源前后矛盾的解释，使其本身成为一场闹剧，而这当然不是曼德拉所需要的。曼德拉清楚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强烈关注，因此热切希望能够得到明智处理。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在解释了这一项目的优点之后提出，如果事实证明她做错了的话，她将引咎辞职。曼德拉拒绝了她辞职的要求。一些人认为曼德拉对人忠诚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例如前面提到的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尽管保民官办公室最终免除了德拉米尼—祖马部长财政亏损的责任，但这一事件还是损害了曼德拉的声誉，导致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发表社论，称这是在他眼皮底下的腐败蔓延。

即使曼德拉知道这样的评论，他也绝不会因任何事情偏离自己的路线，从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那里学到的格言“众人相信，胜过真理”一直指引着他。[22]想到曼德拉在罗本岛时曾在悲剧《安提戈涅》（Antigone）中扮演的角色，南非著名作家安德烈·布林克（Andre Brink）评论道：“虽然他与其他演员一样，主要认同安提戈涅，但他加入了对克瑞翁（Creon）的理解。*回过头来看，这必然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洞见：‘当然你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他的品质，他的原则，他的判断力，直到他治人、制律，才能显示他真实的本质。经历，就是考验。’”[24]

现在舞台就在这座新的议会大厅内，距离那座岛将近14公里，事关国家的重要问题都以特殊辩论或发表声明的形式提交到议会面前。这些问题包括取消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制宪议会通过宪法，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

引起最大争议的莫过于曼德拉所发起的一项程序，即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揭露和直面过去体制支持的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根据议会颁布的一项法案于1995年建立，其针对南非不光彩的过去召开的第一场听证会从1996年4月开始，地点位于这个国家最贫穷的东开普省的东伦敦（East London）。第二天，就在这里，在电视公开报道的听证期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在听到坐在轮椅上的辛括瓦纳·马尔加斯（Singqokwana Malgas）的悲惨遭遇时，情绪一度失控。马尔加斯曾是罗本岛的囚犯，由于多年遭受安全警察的折磨，导致他在1989年中风，说话困难。他说，1963年，在被东伦敦警察逮捕并被指控为恐怖主义分子后，“他一直被施以酷刑和‘毒打’，之后被押送到比勒陀利亚，被判监禁22年。上诉后被减刑到14年”。[25]

还有许多这样的案例，马尔加斯的可怕陈述是一个典型，让不为人知的过去的恶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尽管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就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授权调查范围争论了数月，例如追溯的时限——白人中的一部分人担心老疮疤又被揭开，但该委员会确实导致了对种族隔离政权安全机构的揭露并曝光了其地下网络。虽然洋洋5册的最终报告无法使每个人都满意——因为南非白人认为这些报告就像是官方认可的恶毒攻击，而南非黑人则认为揭露得还不够——但它们还是成为社会历史的一份极为宝贵的记录。1995年6月，一位参议员就1994年3月一位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在非国大约翰内斯堡总部贝壳屋外被杀事件质询警方的调查进展，曼德拉对此做出应答。为了平息这一事件，曼德拉曾说，他对贝壳屋开枪事件负责。然而，后来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特赦听证会期间披露的事实是，曼德拉从未命令安全人员杀害任何人，只要求他们保护那座建筑。[26]但是他做了领导人应该做的事，他承担了直接责任。以一种神奇地混合了镇静与严厉的语气，他在一次参议院讲话中谈及此事：

“关于所谓的贝壳屋屠杀事件问题，国民党的成员们已经站在了因卡塔自由党一边。然而事实是，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我打电话给时任总统德克勒克、范德梅韦将军和卡利茨（Calitz）将军。我告诉他们将会有所谓的示威，将会有许多人因此牺牲。我请求他们在约翰内斯堡周围设置路障，以保护人民的生命。

“他们全都保证会这样做。事实上德克勒克先生打断我说：‘你将此事告诉范德梅韦了吗？’我说：‘是的，我已经说了。’然后他说，他也会告诉范德梅韦将军。然而最终没有设置任何路障。那些人被允许带着武器进入了这座城市。到7点钟，约堡702调频电台播报消息，因卡塔自由党已经在索韦托杀死了32人。在他们来到城镇时，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们越过了本该举行集会的地点，来到贝壳屋。我们知道原因；因此我向安保人员发出指示，如果那些人进攻贝壳屋，请他们必须保护它，即使不得不杀人。我给出这样的指示是绝对必要的。

“问题在于，国民党和民主党——现在成为国民党的右翼——都从不说是谁在约翰内斯堡杀了45个人。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因自卫被杀的9个人。那就是在国民党和民主党看来的唯一目的。他们对于另外被杀的45个人从未表示出任何关切，这支持了白人不关心黑人的看法。”[27]

曼德拉的陈述引起了公众的怒火，反对党要求进行一次临时辩论。当塔博·姆贝基和悉尼·穆法马迪来看望他时，他们甚至还没开口曼德拉就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你们是外交官。我不是一个外交官，因为我曾与监狱当局斗争过。关于我的陈述我应该做些什么？”[28]

在他们讨论之后，非国大官员们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来制定策略，并构想在议会辩论中要如何回应。了解到即将到来的辩论的重要性，曼德拉做好了准备。然而他知道，如果他不能得到媒体的支持，自我辩解的任务会变得更为艰难。“最终，”在准备这次会议时他写道，“媒体的意见是重要的，并且就某些方面来说是关键性的。我们必须永远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它。白人有强大的武器和宣传，如果我们忽略将会自食后果。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人民，我们的策略决不能忽略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29]

曼德拉在临时辩论中所说的，本质上是对早先在议会中讲话的重复，但增加了对于过渡期基本目标的一个提醒，并强调，应该有一种国家层面的努力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是必要的。贝壳屋事件“不是一个意外，”他说，那些游行的人“目的就是要攻击贝壳屋，销毁信息并谋杀领导成员。”获悉这些，非国大已经警告了当局，但后者没能采取防御措施，尽管他们曾承诺要这样做，结果是导致了30多人的死亡，他们死于因卡塔自由党在索韦托的肆虐。

“无需赘言，”曼德拉继续说，“冲向贝壳屋的队伍，偏离了通向他们目的地的路线，他们开的枪，以及部署在那里的少数几个警察决定逃跑的事实，都验证了我们得到的信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席女士，这一事件发生了。”

他对于“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生命的逝去表示遗憾。但是卷入这场仇杀的那些政党需要冷静下来并反思，如果这些阴谋者实现了他们的意图，如果真的贝壳屋被侵入、文件被损毁、非国大的领导人被杀害，将会发生什么！”[30]

然而他用安抚的语言结束了他的讲话：“因此让我们团结合作，寻求解决那些导致冲突的问题，以此纪念那些在冲突中逝去的生命。我们必须结束暴力。禁区的存在，不管是哪个政党控制的，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种耻辱。我们必须努力使这样的地区不再存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拯救生命。

“如果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失败了，我们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能力……必将受到损害，千百万人民仍然生活在悲惨的贫困中。我们确保所有南非人都享有一个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的努力必将受到阻碍，而拥有这样的环境是他们的权利。

“这个国家已经把重建和发展、国家建设与和解确定为自己的任务。它寄希望于这座神圣殿堂中的代表们对目标认真执着、尽职尽责，这是成功所需要的。我们正是以这种精神来看待迄今所有评论的。就我而言，我号召所有党派加入我们，为全体南非人民更好的生活而效力。”[31]

* * * * *

1999年曼德拉最后一次出席议会时，他回顾了第一个民选议会所做的贡献。他赞扬南非人民为他们的革命选择了“一条意义深远的法治道路”，指出：“正是在立法机构，法令已经被改造来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在回忆与专业委员会发生的激烈冲突时，他说：“正是在立法机构当中，实现了对政府的监督。”[32]

曼德拉知道，尽管他对议会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但诋毁议会的也大有人在。早些时候，自由阵线的约瑟夫·基奥莱（Joseph Chiole）曾激烈攻击媒体，认为其误导了公众。“议员们过去和现在，”他说，“一直受到指责、侮辱和贬低，以至于指责议员现在成为南非常见的大众消遣方式……每一天，在几乎每一份报纸上，人们都能读到被歪曲的故事。”在发言结束时，基奥莱说：“目前在南非的真实情况就是，议员们感到严重受挫，他们没有可供使用的必要手段来为选民提供满意的服务，或是进行绝对必要的研究工作。而在另一方面，我很遗憾地要说，如果议员们提出建议，他们就会被指责为在大捞油水。”[33]

曼德拉说：“我们知道，关于议会是否是一个油水多的部门，议员们花着国家的钱在此消磨时间之类的问题一直被提出。对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我们说：‘看看在这些自由年份中我们议会的纪录吧。’”

他展示给议会批评者的是“议会立法机构平均每年通过上百项法案”。这些通过的法案是为了“废除过去的遗产并建立正确的……”

“这就是，”曼德拉总结道，“我们引以自豪的一项纪录。”[34]

[1].Ingrid Jonker, ‘The Child Who was Shot Dead by Soldiers in Nyanga’, The Heinemann Book of African Women's Poetry, edited by Stella and Frank Chipasula （London: Heinemann, 1995）， p. 151, quoted by NM, during hi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4 May 1994.

[2].NM,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4 May 1994.

[3].Frene Ginwal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2 September 2014.

[4].Essop Pahad, interview by Joel Netshitenzhe and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1 September 2014.

[5].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20-1.

[6].NM, addres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pening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liamen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17 February 1995.

[7].Statement by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on portraits and works of art in Parliament, 30 January 1996.

[8].Grasa Mashel, interview by Mandla Langa, Johannesburg, 22 September 2016.

[9].Frene Ginwal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2 September 2014.

[10].Max Sisulu,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5 April 2015.

[11].Frene Ginwal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2 September 2014.

[12].Ibid; Max Sisulu,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5 April 2015.

[13].Max Sisulu,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5 April 2015; Ben Turok,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17 March 2015; Sue van der Merwe,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8 April 2015.

[14].NEC Minutes, 24 April 1995, box 5, folder 23, ANCLH, Johannesburg.

[15].Magosuthu Buthelezi, interview by Padraig O'Malley, 27 November 1996, O'Malley Archive.

[16].NM, notes for a meeting with the ANC NMPP 2009/8, box 3, notebook 12, pp. 20-1, NMF, Johannesburg.

*　这些是非国大中持异议的声音，他们分离出去组成了泛非大。“八人帮”指非国大的8位高级领导人，他们因为反对共产党的白人成员、认为白人共产党员会阻碍非国大的民族主义计划而被逐出非国大。

[18].NM, personal note, NMPP 2009/8, box 4, file2, 011-12, NMF, Johannesburg.

[19].NM, notes for a meeting with caucus, 18 August 1996, NMPP 2009/8, box 4, file 2, pp 1-2, NMF, Johannesburg.

[20].Richard Calland, Anatomy of South Africa: Who Holds the Power? （Cape Town Zebra Press, 2006）， p. 89.

[21].Andries Nel,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28 March 2015; SAPA, ‘Decision on Afrikaans in Army Slated’, Star, 1 February 1996.

[22].Sophocles, Fragment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ugh Lloyd Jo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7.

*　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涅克斯借岳父的兵力回国和他的哥哥厄忒俄克勒斯争夺王位，结果两兄弟自相残杀而死。克瑞翁以舅父的身份继承了王位，他宣布波吕涅克斯为叛徒，不许人埋葬他的尸首。安提戈涅毅然以遵循天理为由埋葬了哥哥，于是被克瑞翁下令处死。——译注

[24].Andre Brink, ‘Mandela a Tiger for Our Time,’ The Guardian, 22 May 1999.

[25].‘The Day the Truth Hits Home’, Sunday Times Heritage Project.

[26].George Bizos,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30 April 2015.

[27].NM, reply to the Senate Debate on the President's Budget，1 June 1995, Hansard, col. 1341.

[28].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30 April 2015.

[29].NM, notes for a meeting with ANC officials after his remarks of Shell House in the Senate, NMPP 2009/8, box 4, folder 1, NMF, Johannesburg.

[30].NM, opening the National Assembly snap debate on events surrounding the shooting at Shell House, House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7 June 1995.

[31].NM, closing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Assembly in the snap debate on the Shell House inciden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7 June 1995.

[32].NM, speech at the final sitting of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arliamen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6 March 1999.

[33].Joseph Chiol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e Commission on the Remuneration of Representatives Bill, 14 November 1994, Hansard, cols. 4256 and 4259.

[34].NM, speech at the final sitting of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arliamen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6 March 1999.

第八章 传统领袖与民主

传统非洲领袖在非国大创立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经常被忽视，最好也不过被归于民间传说之列。曼德拉始终看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中一些是南非的王室成员，他们曾经作为代表参加了1912年1月8日在布隆方丹（在古老的塞索托语中也叫作Mangaung）举行的非国大成立大会。在流亡岁月中，长期担任非国大主席的奥利弗·坦博建立了传统，借着非国大的生日感谢国际社会的支持并保证与全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曼德拉的领导风格是通过呼吁团结，以及重温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首届非国大主席皮克斯利·卡·伊萨卡·塞米的讲话来纪念非国大的周年。曼德拉会重申塞米的号召：

具有王室血统的酋长们和我们种族的绅士们，我们汇聚在这里是为了考虑和讨论我和我的同事决定向你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在这块非洲人的土地上，非洲人被当作干苦役的奴仆。这个国家的白人已经组成了所谓的南非联邦，但在这个联邦中，制定法律时没有听取我们的声音，政府管理中没有我们的位置。因此我们召集你们来参加这次大会，一起想办法建立我们自己的全国联盟，从而创建民族团结并捍卫我们的权利和特权。[1]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主要由于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种族隔离政权的阴谋，国王和酋长这样的传统组织结构最终无法发挥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作用。种族隔离政权的宏大设计就是：利用隔离分治的不变战略建立起班图斯坦体制，即以“自治”名义分割成的小块政体，各自拥有自己的政党和行政机构。

对于曼德拉和非国大来说，在不牺牲民主原则的条件下将传统领袖融入民主南非是一项政治上的迫切任务。在刚成立的时候，非国大拥有一个由传统领袖组成的委员会，承认王国和传统部落在早期反抗殖民主义入侵中所起的作用。

后来，委员会因为被认为有巩固隔离制度的含义而被取消，并于1987年由南非传统领袖大会（Congress of Traditional Leaders,CONTRALESA）*取代，后者成为非国大建立的广泛民主统一阵线中的一员。这符合非国大1989年发表的《民主南非制宪准则》，其中声明“世袭统治者和酋长制度应按照宪法所包含的民主原则转型为为全体南非人民服务”。

1970年代，罗本岛的囚犯们曾就班图斯坦的前景进行辩论，他们认识到这是当局一手操纵的安排，给那些臣服于种族隔离政权的领导人以权力和特权，同时撤换掉那些反抗者。曼德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1976年写的一篇短文《扫清障碍直面敌人》（‘Clear the Obstacles and Confront the Enemy’）中，他写道：“时间很关键，我们禁不起犹豫不决”，反映出强烈的紧迫感。然后他立刻直指问题的要害说：“这个国家今天最火烧眉毛的问题就是特兰斯凯（Transkei）和其他班图斯坦的独立，以及我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策略问题。”[3]

曼德拉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质疑完全拒绝班图斯坦的明智性，并就在哪里可以利用，或可能利用班图斯坦以进一步推动解放目标的实现提出论证。这篇短文把解放运动描述为存在“弱点”和“力有不及”，并主张与班图斯坦进行某些和解。他认为，这可以使天平向有利于解放运动的方向倾斜，并使解放运动在农村地区取得政治影响或找到立足点，因为目前那里是解放运动最薄弱的地方。解放运动和班图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将有助于利用种族隔离政权统治上的弱点。然而他论证的核心则是害怕解放运动的抵制将导致运动本身丧失领导地位。

就特兰斯凯即将独立的问题，他写道：“种族隔离政权在利用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弱点，他们可能意识到，每个班图斯坦政体的独立，都会导致我们在那里的无论何种支持者的数量急剧下降甚至消失。*一旦人们享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他们就赢得了原本只有加入解放运动才能获得的权利。”他警告拖延不决的后果，因为黑人家园（班图斯坦政体）的利诱已经俘获了“一些曾经的政治积极分子”。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能立即消除分歧并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一旦独立成为事实，要想抵抗分裂的压力，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十分困难。”

到曼德拉被释放的时候，联合民主阵线已经为一个包括相当多数量传统领袖的广泛民主阵线奠定了基础。许多人已经将他们的命运与整体上反对班图斯坦体制联系在一起，或者利用这一体制作为一个平台，反对其源起的种族隔离制度。

1989年12月，在曼德拉被释放之前仅两个月，“为了一个民主的未来代表大会”（Conference for a Democratic Future）将来自几百个组织的数千名代表汇聚在一起，其中包括一些来自数个班图斯坦政体的政党。就在曼德拉被释放之后的两个月，沃尔特·西苏鲁向大会发表演讲，提出需要建立一个广泛阵线。“我们的回应就是在寻求广泛的团结上坚定不移，”他说，“实际上，我们甚至不能满足于这个代表大会的广泛性。我们的目标更大，要将我们的整个社会团结起来。”[5]

即使在他获释后，这种紧迫感也从没有离开过曼德拉。他推动非国大将传统领袖和班图斯坦政党纳入解放运动的阵营，而反对他们投靠国民党。一次会议上，他在写给沃尔特·西苏鲁的一张便条中强调了他的关切：“扎米拉（Xhamela）*同志，我希望你务必立刻访问黑人家园的领袖们。耽搁可能会让我们输给政府。”[7]

1991年12月21日，当正式谈判开始时，班图斯坦的政党也在参加者之列。在民主南非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几天，曼德拉作为非国大主席发表了一份声明：

“为了继续保持团结的精神，非国大认为，传统领袖参加这一进程是重要的。我们已经向大会提出了这一看法，即来自南非所有地区的最高级别的传统领袖，作为观察者参加12月20日和21日的议程。正如那些领导人见证了非国大的成立一样，在迎接一个新的民主南非的开端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他们也应该在场。”[8]

非国大自己的委员会就传统领袖参会应当采取的形式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之后达成了妥协，决定给予来自全部4个省的传统领袖代表一种特殊的参会身份。后来，随着第一次选举的到来，曼德拉要求积极分子们采取灵活的态度，不要因为传统领袖的历史而排斥他们。在1994年4月向青年人讲话时，曼德拉提醒他们：“除非我们能［与传统领袖］在他们各自的地区一起工作，否则我们这个组织要在农村地区生根和发展壮大将是十分困难的。那些认为我们不［应该］与酋长们有任何交往的人不懂得非国大的政策，也不知道如何在农村加强我们的组织。”

国民党已经利用了这一弱点。“这就是为什么，”曼德拉说，“他们成功地把黑人家园政策强加在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身上。”

“在我们的习惯和历史中，酋长是其人民的代言人。他必须听取人民的不满。他是他们的希望和愿望的监护人。如果任何酋长决定成为一个暴君，为他的人民做决定，那我们一定会处理他们，在此意义上，他将下场悲惨。”[9]

这最后一点是曼德拉出狱后不久在一次与不同地区的传统领袖举行的会议上指出的。对此他写道：

“我一从监狱中获释，就马上乘飞机到东伦敦，会见了西伦科·索库帕（Silumco Sokupa）同志和地区执委会（Reg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使自己了解那个地区的情况。他们在简要的汇报时告诉我，赫赫贝（Rarabe）*的领袖扎内西韦·桑迪莱（Zanesizwe Sandile）国王要在那天上午到我的旅馆会见我。我很吃惊，因为让一位国王到旅馆去拜访一位平民政客是违背礼仪的。

“我指示执委会立即打电话告诉国王，我希望在那天晚些时候到他的王宫拜访他。正在这时，国王走进来了。我表示歉意并指出，许多在非国大占据领导地位的年轻人在城市地区长大，他们对传统领袖知之甚少。这不是有意的不尊重，而是对于传统领袖的历史角色和他们对解放斗争所起的关键作用缺乏了解。

“那些英雄们，如科伊的领导人奥特舒默，来自特什沃（Tshiwo）王朝的马科马（Maqoma）和欣察（Hintsa），来自滕布（Thembu）部落的西昆加蒂（Siqungati）和格赛洛（Gecelo），来自祖鲁的塞奇瓦约和巴姆巴萨（Bambatha），来自佩迪部落的曼普鲁（Mampuru）和塞库库尼，来自文达部落的马卡多（Makhado）和齐弗哈兹，以及大量其他传奇人物，曾经站在抵抗战争的第一线。我们谈起他们时带着敬畏和崇敬之心。传统领袖，如滕布部落的达林迪耶博·恩甘格利兹韦（Dalindyebo Ngangelizwe）和斯威士（Swazi）部落的因德洛武卡齐（iNdlovukazi），以及拉伯兹贝尼·古瓦米莱（Labotsibeni Gwamile），他们每个人都送了大量的牛使他们各自的人民加入了非国大。*来自全国各地的国王与其他非洲领导人一起参加了1912年非国大的成立大会。后来非国大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接纳这些传统领袖。

“即使在种族隔离政权残酷压迫的巅峰期，依然有一些勇敢的君王，如西普里安·贝库祖鲁·卡·所罗门（Cyprian Bhekuzulu kaSolomon）和萨巴塔·达林迪耶博（Sabata Dalindyebo）等人，拒绝接受班图斯坦政策、背叛他们的人民。*

“当我从监狱获释后，我和非国大青年团主席彼得·莫卡巴、特兰斯凯班图斯坦的强人班图·霍罗米萨将军和该班图斯坦的前农业部部长恩甘戈姆拉巴·马坦齐马（Ngangomhlaba Matanzima）†一起，我们在东开普省拜访了国王和他们下属的传统领袖。

“我对他们所有人表达了同样的信息：我解释我们充分理解他们被迫接受种族隔离政权隔离发展政策的事实。如果他们不那样做，可能早就被压迫政权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而我们非国大当时无法在场保护他们。

“我进一步强调，青年人指责他们为叛徒是有道理的，因为传统领袖，除了前述的几个例外，在迫害解放运动的成员方面是凶狠的。现在非国大已经被解禁了，政治犯已经被释放了，流亡者也很快就要返回国内。非国大正在恢复实力和合法地位，并将为传统领袖提供保护。然后我要求他们团结在非国大背后，加入到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去。

“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武林德莱拉·图陀·恩达马塞（Vulindlela Tutor Ndamase）是当时以尼安德尼（Nyandeni）为首府的西蓬多兰（Western Pondoland）的国王。参加这次会见的霍罗米萨已经成为特兰斯凯的军事统治者，而蓬多兰就处于特兰斯凯境内。他成功策划了颠覆东蓬多兰（Eastern Pondoland）首相斯特拉·西卡乌（Stella Sigcau）公主的不流血政变。在欢迎我们时，武林德莱拉夸口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传统领袖，而是一位著名的国王，从未有人胆敢颠覆他。这仿佛是在对霍罗米萨将军发起挑战，看将军是否能拉他下台。但将军似乎并没有被国王的吹嘘冒犯。

“我们也拜见了特什沃王朝的科利利兹韦·西卡乌（Xolilizwe Sigcau）国王。在欢迎致辞中，他强烈地攻击了托伊—托伊［舞］（toyi-toyi）*，这种舞蹈已成为当时流行的抗议形式。他说，没有比托伊—托伊更让他讨厌的了。他已经发起调查，要找出这种形式的示威来自何处，但是没有人能帮他。他宣布他已经在自己的王国内禁止了这种抗议形式。

“于是彼得·莫卡巴解释了其来源。这是一场谴责种族隔离政权的呐喊，完全不是针对传统领袖的。他对国王认为这是在针对重要族群领导人的事实表示遗憾。然后莫卡巴勇敢且优雅地跳起了托伊—托伊，一直故意示威式地旋转。仪式的主持人是曼德伦科西·杜马里西莱（Mandlenkosi Dumalisile），王朝中一位年长的传统领袖，也是特兰斯凯班图斯坦的农业部部长。当彼得·莫卡巴结束了他的发言后，杜马里西莱做了一个震惊与会者的举动，作为回应，他加入莫卡巴也跳起了托伊—托伊舞。国王明显被莫卡巴的雄辩和优雅所打动，接受了这一解释。

“霍罗米萨和恩甘戈姆拉巴·马坦齐马只在特兰斯凯陪同我，在那里我们的会议进展顺利，没有碰到麻烦。但是在德兰士瓦省——林波波省当时的名字——的博普塔茨瓦纳（Bophuthatswana）和莱博瓦科莫（Lebowakgomo），尽管使用了外交辞令和礼貌的语言，进展仍并不顺利。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情况也同样困难。

“卢卡斯·曼霍佩（Lucas Mangope）是当时博普塔茨瓦纳的总统，一个与众不同的家伙。我在后来成为国防部部长的乔·莫迪塞同志、后来成为驻瑞士大使的鲁斯·马策阿内（Ruth Matseoane）以及后来成为西北省省长的波波·莫莱费（Popo Molefe）的陪同下，访问了他的班图斯坦。在1994年4月之前，曼霍佩的班图斯坦不允许解放运动开展活动。当我要求他撤销所有障碍并允许政治组织在他的领土自由活动时，他一开始同意了。后来在讨论中，他突然向我们抛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问：‘当你们在我的地盘上发表会议讲话时，会称博普塔茨瓦纳为一个班图斯坦吗？’

“我请他放心，每个人都知道，他的领土是一个班图斯坦，并且这将是我们讲话的一个主题。然后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将会陷入麻烦。他的人民将感觉受到侮辱，而且他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告诉他，我们有信心，我们不仅能够保护自己，而且能够赢得这个地区多数人民的支持。但是我们无法说服他。出现了僵持的局面。后来我好几次邀请他到约翰内斯堡并试图说服他，但都没有成功。他是我所遇到的最难对付和最捉摸不透的政客之一。

“在挫败了曼霍佩和一些南非将军构筑的错综复杂的阴谋网络之后，我们在皮克·博塔、马克·马哈拉杰、法尼·范德梅韦（Fanie van der Merwe）和罗尔夫·迈耶的帮助下成功解除了曼霍佩总统的职务并解散了他的政府。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用［博普塔茨瓦纳］班图斯坦的南非大使恰尔特·范德瓦尔特（Tjaart van der Walt）和乔布·莫戈罗（Job Mokgoro）取代他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

“在德兰士瓦省，我在时任首席部长纳尔逊·拉莫戴克（Nelson Ramodike）领导下的莱博瓦（Lebowa）班图斯坦，也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佩迪王室有两个继承人，莱尼·图拉雷（Rhyne Thulare）和肯尼斯·卡古蒂·塞库库尼（Kenneth Kgagudi Sekhukhune），他们都是国王塞夸蒂（Sekwati）一世*的后代。莱尼是曼科波迪·图拉雷（Mankopodi Thulare）王后的儿子，也是毫无争议的继承人。王后在莱尼未成年时摄政，但后来被部落的王室会议罢免，因为他们不赞成她在某些方面的统治。王室会议指定莱尼接替他的母亲继位，但是莱尼拒绝了。于是王室会议求助于塞库库尼，并任命他为摄政王。他受命与一位所谓的‘蜡烛妻子’（candle wife）†结婚，后者将诞下未来的国王。这次婚姻后来生育的儿子名为塞夸蒂三世。

“后来莱尼改变了想法，要求恢复他的合法地位。根据法律和习俗，他是毋庸置疑的王室继承人。但是塞库库尼以莱尼已经放弃了他的王室继承权为由拒绝禅位，并得到了高级法院的支持。我召开了几次部落会议都没有成功。最终我明确表示，这个争议应由佩迪王室自己解决，而不是由非国大主席或国家来处理。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我与文达部落的传统领袖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拜访了齐弗哈兹国王并希望那个地区的所有传统领袖都参加。出乎我的意料，姆费富（Mphephu）国王拒绝参加，理由是他的地位要高于齐弗哈兹。他坚称，虽然他很想要听我讲话，但我应该到他自己的府邸去拜访他。尽管事实上我再次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十分明显，由于我误认为齐弗哈兹的地位高于他，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他。我还发现，他正与德克勒克总统紧密合作。

“我与祖鲁传统领袖之间的问题同样不少……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我遇到了这些问题，但整个国家中绝大多数传统领袖的反应是积极的，并团结在了非国大身后。

“从没有人认为，只靠一个人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历史成就。许多领导人，如沃尔特·西苏鲁、奥利弗·坦博、雅各布·祖马、约翰·恩卡迪蒙（John Nkadimeng）、伊莱亚斯·莫措阿莱迪、恩戈阿科·拉马特霍迪（Ngoako Ramatlhodi）*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站在那场斗争的第一线。非国大能够在城镇和农村地区实现全面的强大是集体努力的结果。”[18]

使传统领袖与民主体制合作的过程漫长而艰苦。尽管传统领袖代表参加了1994年选举前谈判制定临时宪法的多党协商会议，但他们缺席了由选举产生、负责起草最终宪法的制宪议会，也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咨询。就像在一场家庭庆祝活动中接纳一位有麻烦的亲戚，政府不得不制定策略，包括法律措施，使班图斯坦融入南非政体中，同时又要始终确保民主价值完整无损。最让所有各方头疼的就是清理班图斯坦原有的强制性行政组织，即那些种族隔离政权的遗产。

* * * * *

曼德拉深化民主的策略，就是如谚语所说的“一口一口吃掉大象”那样，用国家权力一点一点消除历史留下来的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一些创立一个统一国家的立法，如1993年的《地方政府过渡法案》，就为1995年11月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举行的首次地方政府选举铺平了道路。这是一次对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的演习，正如阿利斯特·斯帕克斯（Allister Sparks）所评论的，这“重新绘制了南非的地缘政治地图，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转型。这个国家，原先包括4个省和10个名义上的自治部落‘黑人家园’，其中4个是独立的，现在已经全部被重绘为新的9个省，每个省有自己的省长、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所谓的‘黑人家园’作为分割的政治实体已被取消，纳入到各个省中。”[19]

选举体系一直是谈判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选举被认为有利于白人选民，在一些地区，重建地方政府的讨论会被用于抵制变革。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动向导致了南非传统领袖大会与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的一种非典型合作，他们结伴行进到总统府，向曼德拉总统施加压力，要求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在一些农业地区，传统领袖号召抵制选举——结果证明这只能令他们扫兴，因为农村居民不但没有听从，反而选择了利用他们新赢得的民主权利去投票。虽然在一些农村地区投票率较低，但这不能仅仅归因于传统领袖的影响。[20]

如果说传统领袖大会和因卡塔自由党在为传统领袖在地方政府中要求更多权力方面已经实现联手，他们在薪酬方面的观点则仍然存在分歧。传统领袖大会倾向于整个国家的薪酬一致，而因卡塔自由党则要求薪酬反映出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特殊地位，担心如果薪酬来自中央政府，他们将会失去对这个省的控制。

在宪法谈判期间和曼德拉一起工作的人知道他本身拥有滕布王族的背景。然而他的态度毫不妥协地反映了政治的需要。

瓦利·穆萨回忆道，曼德拉认为：

传统领袖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因此与他们接触是重要的。在谈判期间，他认为使他们站在非国大一边是重要的，从而他们会支持而不是反对过渡。他也不想让种族隔离政权动员传统领袖起来反对变革，因此要与他们接触并保持密切关系。他尊重传统领袖是出于他们拥有所在族群的尊重和追随……虽然他认为许多是不合法的；他对此反复说了多次。但他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扮演任何角色，因为他们不是选举产生的。[21]

鉴于这个领域问题的错综复杂，曼德拉也认为要听取顾问们的咨询意见。他记载下时任省务和地方政府部部长悉尼·穆法马迪是如何“向我报告传统领袖的立场的，特别是1999年6月我已经从国家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他提醒我，当我们在1994年掌权时，我们需要为传统领袖在我们新的政府体制中找到一个位置。为此，我们创立了6个省级传统领袖委员会（Provincial House of Traditional Leaders），以及全国传统领袖委员会（National House of Traditional Leaders），因此他们可以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创立这些委员会符合非国大的方针，即在执政开始时，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有一个传统领袖委员会。这一措施不仅是对传统领袖在反殖民主义战争中所发挥作用的承认，也是我们平息选举中针对部落主义的不满的一个重要步骤。非国大成立了一个部际任务小组，就传统领袖应该在地区、省区和国家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但是我们必须强烈地反对任何对他们的妥协，即赋予他们专断的权力，进而导致他们脱离民主进程。非常令人烦扰的是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南非国内外社会力量的作用。

“南非人民已经充分接受了民主政府，中央、省和地方政府中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并对他们各自的选区负责。此外，现在这个国家的青年，在社会和所有政府层面上、在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中，都占据了关键岗位，他们是已城市化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不能指望他们会牺牲民主原则，把政府的任一部门交给那些并非由于功绩而单纯靠世袭居于权力位置的人。

“许多传统领袖也不了解历史的教训。他们似乎不知道世界上曾有过专制君主，不与他们的臣民分享权力……而能够保留至今的是那些自身或先祖决定允许民选代表治理国家，而他们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国王或女王者，如英国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Queen Elizabeth II of Britain）、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国王（King Juan Carlos of Spain）、比利时的阿尔贝二世国王（King Albert of Belgium）、荷兰的贝娅特丽克丝女王（Queen Beatrix of the Netherlands）、丹麦的玛格丽特二世女王（Queen Margrethe II of Denmark）、挪威的哈拉尔五世国王（King Harald of Norway）和瑞典的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国王（King Carl XVI Gustaf）。如果这些君王顽固地留恋他们的绝对权力，那么他们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传统领袖的体制已经被非洲的法律和习俗、被我们的文化和传统神圣化了。绝对不要企图废除它。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基于民主原则的友好解决方式，允许传统领袖在政府的所有层级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我不清楚种族隔离政权发起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在其他班图斯坦可行。但是在特兰斯凯，有一所为传统领袖子弟开办的学校，为他们提供管理辖区的基本技能。我并非要求我们应该有那样的学校，但是基于政府所能提供的资源，鼓励传统领袖子弟获得最好的教育是可取的。

“虽然我个人的资源非常有限，但我已经把一定数量的传统领袖子弟送进了南非的大学，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一支由受过教育的传统领袖组成的有文化的队伍最有可能接受民主进程，而那种使他们拼命依赖封建管理形式的自卑感也将逐步消失。

“一些非国大的领导人已经建立了教育信托基金来帮助孩子们，特别是那些早先处境不利的孩子们，进入高中、理工学院（technicon）和大学。但是我想要求他们应该有意识地尝试让传统领袖的孩子也能获得奖学金。

“殖民列强在他们征服非洲大陆人民的过程中，故意拒绝承认我们有国王和传统领袖。他们称他们为酋长或大酋长。只有殖民地宗主国家自己才有国王和王子。殖民主义以及轻视非洲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国王和王子。”[22]

* * * * *

曼德拉总统任期内使传统领袖与民主地方政府和解的最后一步就是1998年的《市政机构法案》（Municipal Structures Act）。它为即将在2000年举行的首次全面地方政府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将巩固由选举产生，且遍及全国的地方政府体系。在族群认可他们的地区，传统领袖将成为议会无需选举的当然成员。然而仍有一些人感到失望并进行指责，不断施加压力以期获得更广泛的承认。

传统领袖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是令曼德拉烦恼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纳塔尔出现的传统领袖的抗拒，不幸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这一关切促使他甫一获释就抽出一天，在1990年2月25日访问了德班，并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

在向纳塔尔人民致以问候之后，曼德拉说：“过去是一个丰富的资源，从中我们可以汲取经验以做出未来的决定，但是它不能支配我们的选择。我们应当回顾过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酋长制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不是仅在纳塔尔，而是在整个国家，一直存在着善良、正直的领袖，有技巧地率领他们的人民渡过了饱受压迫的黑暗时期。他们是关心人民利益并得到人民支持的酋长。我们向这些传统领袖致敬。但是一直也有一些坏酋长，他们从种族隔离制度中获利，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我们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他们滥用职权。还有一些酋长，他们曾经与种族隔离制度合作，但已经看到了他们方式的错误。我们赞扬他们的回心转意。酋长的位置不是历史交给某些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来使用或滥用的东西。与所有形式的领袖一样，它赋予在位者特殊的责任。正如本身也是酋长的卢图利所说：‘酋长首先是他的人民的仆人。他是人民的发言人。’

“祖鲁王室今天继续享有子民的拥护。它有光荣的历史。我们相信，它的成员们将以促进全体南非人福祉的方式行动。

“非国大为所有赞同一个自由、民主、没有种族歧视、团结的南非的人提供了家园。我们承诺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我们的新国家将包括黑人和白人、祖鲁人和阿非利卡人，以及使用其他语言的人。非国大主席、大酋长卢图利曾说：‘我个人相信，在南非，带着肤色和种族的多元化，我们将为全世界展示一种民主的新形式。我认为，对于南非中的我们来说，为世界树立一个新榜样是一个挑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

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自曼德拉获释以来，纳塔尔的状况并未得到大的改变。“即使现在我们一起站在新南非的门槛上，纳塔尔仍处在烈火之中，”他说，“兄弟在冤冤相报的战争中厮杀。在这场争斗中，每个家庭都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至亲。”[23]

1990年代的纳塔尔成为向民主过渡的主要障碍，这是历史长久的悖论之一。这个省反对殖民入侵的战斗是赫赫有名的，更不用说，这里是1912年非国大的创立者约翰·兰加利巴莱·杜贝和皮克斯利·卡·伊萨卡·塞米的出生地。1960年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位非洲获奖者、从1952年12月到1967年7月担任非国大主席的阿尔贝特·卢图利酋长，也是纳塔尔人。

在几乎所有讲演中，凡是讲到毁灭这个省的分裂悲剧，曼德拉绝不会忘记用祖鲁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抗争来引述他们光荣的历史。1970年代和1980年代激进工会运动的再次涌现，主要归功于纳塔尔的工人。但是从1980年代中期之后，纳塔尔陷入了暴力和致命的冲突中不能自拔，10年间估计有2万人因此死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1990年解放运动解禁之后。[24]

种族隔离政权的安保力量——警察和武装情报人员——挑起暴力事件并犯下暴行，根据大量特工提供的证据，他们向当时控制夸祖鲁班图斯坦的因卡塔自由党提供物质和行动上的支持。[25]不论种族隔离政府如何诡诈地试图阻碍夸祖鲁班图斯坦的民主变革，它还是发现自己输给了非国大，非国大几乎已成功地将所有其他班图斯坦纳入自己的阵营。[26]

在安保力量内部的支持下，因卡塔自由党施加了巨大压力来实现它的宪法目标——可以说是用违宪的手段——在整个里夫地区（现在的大约翰内斯堡地区），特别是在东兰德和今天姆普马兰加省的许多地方造成了严重破坏。在1994年选举之前的3个月中，约有1000人被杀害。因此曼戈苏图·布特莱齐在最后时刻放弃抵抗、选择参加选举起了关键作用，制止了暴力并为过渡和不受阻挠的选举铺平了道路。

尽管如此，随着暴力事件持续发生，和平是不稳定的。使夸祖鲁—纳塔尔恢复正常是曼德拉总统任内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之一。尽管没能根除政治暴力，但他采用了综合治理战略，总体来说减少了暴力的运作空间并切断了为隐蔽力量输送养分的脐带。更好的安全保障和更自由的政治活动促进了这个省的正常化，并使它融入新生的南非。

* * * * *

曼德拉在整个任期，对夸祖鲁—纳塔尔省传统领袖的态度是矛盾的：

“首先人们必须承认，这里的人民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自豪而勇敢。他们受到沙卡国王——他被称作凝视天堂的人（uNodumehlezi），或用一些殖民历史学者的称法，‘黑人拿破仑’——辉煌成就的巨大激励。

“在我与祖鲁部落的长期交往中，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我深深尊敬的人。

“我对内政部部长曼戈苏图·布特莱齐怀有巨大的尊敬，特别是作为一位令人敬畏的幸存斗士。他在两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打败了我们，第一次是在1994年4月，再一次是在1999年6月。我们用这样的事实作为反对他的武器：众所周知，他是一位班图斯坦领导人，虽然他拒绝像其他班图斯坦已经做的那样要求独立，但他与种族隔离政权密切合作，后者为他提供资金反对制裁和压制武装斗争。他建立了南非工人联盟团结工会（United Workers Union of South Africa，UWUSA）以破坏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产党进步且充满活力的政策。我们甚至还有比上述更具破坏力的指控，但所有这些都没能损害他的声誉，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位不可小觑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

“但是没人能够否认，那些有影响的传统主义者仍然有一个坚硬、傲慢的内心世界，认为自己优于这个国家的其他非洲人群体。一次在德班举行的与祖鲁部落传统领袖的会议上，吉迪恩·祖鲁王子（Prince Gideon Zulu）指责我，认为我让恩德贝莱（amaNdebele）的马伊谢二世国王（King Mayishe II）与他们的国王平起平坐，是对整个祖鲁部落，特别是他们的国王兹韦利蒂尼的侮辱。我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傲慢的做法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国家有许多受到高度尊敬的君主。我指出，恩德贝莱就是一个自豪且无所畏惧的部落，曾在我们的历史上做出重要的贡献。我补充道，在祖鲁方面认为这个国家只有一位黑人国王，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

“特兰斯凯有一块有争议的地区，东蓬多兰的塔蒂祖鲁·西卡乌（Thadizulu Sigcau）国王和兹韦利蒂尼国王都宣称该地归自己所有。两位国王、布特莱齐部长和我在那个地区出席了一次会议。当塔蒂祖鲁被晾在一边并被告知要坐在兹韦利蒂尼和布特莱齐的后面时，我感到震惊和尴尬。尽管我对兹韦利蒂尼抱有高度尊重，但我无法保持沉默。我进行了干预并确保塔蒂祖鲁与兹韦利蒂尼并肩坐在第一排。

“在这个著名的部落中有许多像雅各布·祖马和本·恩古巴内（Ben Ngubane）博士一样的成员，前者是非国大副主席，后者是因卡塔自由党党员，也是艺术、文化和科技部部长。这两位政治家是领袖中的光辉榜样，他们总是把国家的福祉置于个人和党派的利益之上。他们思想开放，致力于我们人民的团结。”[27]

尽管曼德拉和布特莱齐在政治和社会经历上曾有过交集——两人都是福特海尔大学的学生，并曾共同隶属于非国大青年团——但布特莱齐还是给曼德拉出了一个难题。在场的非国大成员曾受到纳塔尔暴力的严重攻击，因此他们对待因卡塔自由党的态度日趋强硬，而布特莱齐则成为他们怒火的焦点。曼德拉呼吁纳塔尔相互厮杀的各个党派把他们的弯刀“扔到大海里去”所引发的负面反应，并没有因为几周之后他提出与布特莱齐会见以促成和平的想法而得到平息。”[28]

“非国大执行委员会并没有反对我与布特莱齐会谈，”他告诉理查德·斯滕格尔，他是撰写《漫漫自由路》的合作者，“1990年发生的事情是，我到了彼得马里茨堡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是很困难的，你知道，我的鞋一度都掉了，你看——因为没有适当的警戒，人们只是在周围拥挤着，你知道那种情况……但他们是非常热情的。我发现甚至要开始演讲都非常困难。但是当我开始演讲时，我在演讲中说：‘德克勒克先生、布特莱齐先生和我将不得不到有麻烦的地区向人们呼吁和平。’就在那个时候，人们想要阻止我说话。就是同样的人，他们刚才还向我展示了他们的热爱。当我提到布特莱齐的名字时，他们根本不想听。他们说：‘你不要与这样的人说话，他的组织一直在屠杀我们的人民。’”[29]

曼德拉会与布特莱齐保持着真诚的甚至有人会说是友好的关系，是因为后者拒绝了种族隔离政权在班图斯坦自治问题上的花言巧语，并一直让曼德拉“知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然而非国大中的很多人不这样看，包括流亡中的领导，像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约翰·恩卡迪蒙就曾在自由广播电台上（Radio Freedom broadcast）宣布，“傀儡加查*［·布特莱齐］已经被西方和种族主义政权打扮成未来自由南非的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南非人民的责任就是使这条正在毒害他们的毒蛇失去作用。需要重击他的蛇头”。[32]

已故的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著名理论家亚布拉尼·诺贝尔曼·恩杜马洛（Jabulani Nobleman Nxumalo）曾用笔名姆扎拉（Mzala）写了一本书：《加查·布特莱齐：双面酋长》（Gatsha Buthelezi: Chief with a Double Agenda），驳斥了任何认为布特莱齐曾在反对种族隔离的长期斗争中发挥了积极影响的说法。他引证布特莱齐缺席了所有重大事件：反对1951年《班图权力法》（Bantu Authorities Act）的颁布、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期间的群众动员、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活动和《自由宪章》的通过。“这次活动包括的不仅是非国大成员，1955年6月26日，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参加了大会并派代表到克勒普敦（Kliptown）。布特莱齐既不是参会代表也没有派代表参加。”[33]

曼德拉自己曾向斯滕格尔解释，布特莱齐“没有遵守因卡塔自由党和非国大之间达成的协议……［因此］我们的人对他很恼火。你知道，因卡塔自由党是非国大发起的，作为非国大在国内的合法武装，并且为此目的还达成了协议”。但是，曼德拉说：“因卡塔自由党现在已经成立了，布特莱齐决定……脱离非国大，把它发展成他自己的政治组织，这就损害了两党的关系。”[34]

作为遏制夸祖鲁—纳塔尔省暴力策略的一部分，政府制定出一个应对冲突的方案，其中和平是最主要的政治主题。要让传统领袖摆脱政党政治的控制，安全行动要依靠情报收集和秘密活动。曼德拉指出，非国大一直“毫不怀疑地相信，暴力的背后隐藏着一只黑手”。[35]他也认为，高层领导应在采取充分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深入“这些危险地区”。曼德拉感到，“没有比高层领导在这些问题地区持续缺位更令斗争中的群众灰心的了”。[36]

正如曼德拉在应对阿非利卡右翼的暴力威胁时曾寻求P. W.博塔的支持，现在他请求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国王的帮助。曼德拉说：“我的目标就是和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国王形成一种独立的关系，与我和布特莱齐酋长的关系分开。国王是祖鲁真正的世袭领导人，祖鲁人热爱并尊敬他。在夸祖鲁，对国王的忠诚要远远超过对因卡塔自由党的效忠。”[37]

在实施这一方案的过程中，他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困难，为了实现和平使出浑身解数。沃尔特·西苏鲁曾经形容他的这位同志和学生为一个非常顽强的人，并补充说：“很少有人能具备纳尔逊的品质。纳尔逊既是一名斗士，也是一位和平缔造者。”[38]

兹韦利蒂尼国王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作为人民分属不同政党的国家的国王，他是唯一超越党派政治纷争的传统领袖。

持续的暴力和煽动性的讲话激起了曼德拉愤怒的回应。一切都始于1995年德班西南约25公里一座无序扩张的城镇乌姆拉济（Umlazi）的五一节集会。在这次集会的一周前，布特莱齐在同一个体育场发表讲话，号召他的支持者们，如果因卡塔自由党的宪法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起来反对中央政府”。[39]当警察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驱赶从早晨就聚集起来的居民并阻止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们向集会地点行进时，不屈不挠的曼德拉继续他的讲话。南非《邮政卫报》（Mail & Guardian）的一篇文章描写道，“当更多的橡皮子弹迫使他的支持者躲到会场外一排排公共汽车后面时，曼德拉脱稿演说，并脱口而出可能是他总统任上最具攻击性的言辞：‘［因卡塔］应该知道，给他们钱的是［中央政府］，他们现在正在用这些钱来反对我的政府……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的话，我将收回这些钱。’”[40]

总统办公室对此大吃一惊，很快向媒体通报，在当时的语境下，曼德拉的威胁只不过是对这个省的一个“适时的警告”。[41]如果不加解释，这就已经构成违宪了。后来在议会上，曼德拉意识到他的言论引起的政治风暴，从而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他说，缓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紧张是“政治家面临的最紧迫的一项当务之急”。提到宪法，他提醒众议员们和参议员们，人的生命要比宪法更重要，而且他将介入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因为当时人民的生命正处于危险当中。[42]

“我已经向民族团结政府内外的政党领袖们报告了夸祖鲁—纳塔尔省当时的严重局面。布特莱齐酋长已经公开号召祖鲁人起来反对中央政府。他已经表示，如果他们不能得到民族自决的权利，就不值得活着。他不仅发表了那样的声明，并且也正在那个省将这种威胁付诸实施。”[43]

他列举了一长串由于因卡塔自由党违法而造成的人员伤亡，指责反对党成员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他说：

“那些从来不了解人权和民主传统的议员们现在却在对那些给这个国家带来民主和人权文化的人指指点点。他们现在谈论宪法的神圣，然而当他们执政时，却用微不足道的借口干扰宪法的实施。他们甚至修改了这个国家保护人民语言权利的刚性条款，并剥夺了人民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有色裔人口在这个国家的投票权。而现在他们却在教育我们宪法的神圣性。”[44]

曼德拉疲倦但非常迅速地结束了他的讲话，解释了是什么促使他发出从夸祖鲁—纳塔尔收回拨款的威胁：

“我同意，宪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威胁要改变宪法，那将是一件引起严重关注的事情，但我决心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认为这个国家的白人不关心黑人的看法是存在的。我可能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它是确实存在的。而这里的讨论甚至不提我采取这样严厉的立场，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这就非常不幸地充分肯定了上述看法。”[45]

一个月之后，当参议院就总统预算进行辩论时，这个问题又再次被提出，这次是和选举前对约翰内斯堡非国大总部贝壳屋外面的因卡塔自由党示威者开枪的问题一起提出的。在此，曼德拉提醒下院注意国民党所起的作用，它在利用因卡塔自由党作为其爪牙：

“不论因卡塔自由党最初是为什么成立，国民党很快接手并利用它们来破坏这个国家的民主，破坏联合民主阵线，现在又针对非国大。议员们必须记住，当时任总统德克勒克先生被问及他是否给予因卡塔自由党800万兰特另加25万兰特时，他说，是的，但他已经停止了这件事。

“正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发生的事情是国民党计划的一部分。即使是现在，人们也可以从他们自身［在辩论中］处理这件事的方式看出这一点。我相信，他们在表述有关看法时是非常诚实的，但他们非常习惯于操纵因卡塔自由党，从而使自己不被抓住把柄……把问题仅仅归于非国大和因卡塔自由党之间的冲突是不准确的。国民党在这整个事件中是有罪的党派，因为他们数十年来一直煽动因卡塔自由党去做某些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与因卡塔自由党现在做的错事脱离干系。

“自出狱以来，我一直在与因卡塔自由党进行讨论。我们举行的所有会议都是我本人发起的，没有一次是因卡塔自由党发起的。然而所有其他人发起的会议非国大都接受。我们作为组织进行讨论。我打电话给布特莱齐酋长，和他进行一对一的讨论。所有这些都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国民党在这里能说的只是，我应当与布特莱齐进行讨论。

“为什么今天我应该重复过去5年中我一直在做，但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事呢？难道他们就那么技穷，除了说我应该重复5年来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之外就没有任何新的建议了吗？那就是他们正在说的！如果不是，他们应该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我已经试了谈判、说服，但是迄今没有任何进展。我现在应该做什么？”[46]

几天之后，仿佛是在回应曼德拉这些愤怒的问题，内阁宣布了打击夸祖鲁—纳塔尔暴力的具体步骤。一个包括总统、两位副总统和内政部部长在内的工作组成立了，标志着重心从激烈的公开争论转到为实现稳定而进行的协调安全行动。情报官员和侦探人员将与增加的部队和警察一起被部署在这个省。一个覆盖全国的社区安全计划聚焦于已发现的危险地区，调查任务小组（Investigation Task Unit）继续他们侦破暗杀小队秘密网络的工作。[47]

一次情报方面的突破揭露了“隐蔽黑手”或“第三力量”的卷入，并在1992年导致了对1988年纳塔尔乡村特拉斯特费德（Trust Feed）的屠杀事件涉案警官的判决。*艰苦的侦破工作揭露了中央政府和黑人家园安全机构的上层人员介入的程度。[49]

高层政治人物的暴露导致了进退两难的局面，例如9月份该省的总检察长发现自己要面对起诉因卡塔自由党和夸祖鲁高级警官的局面。在某些案例中，考虑到和平带来的利益要高于起诉因卡塔自由党高官的不确定性，非国大选择了稳定。应对滋生繁衍了数十年的暴力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暴力事件仍在继续，谋杀仍有发生。

曼德拉不得不在一个千疮百孔、危险和残酷到不可救药的国家维持法律和秩序，这个国家已经繁衍出像西菲索·恩卡宾德（Sifiso Nkabinde）这样的怪兽，作为夸祖鲁的一名军阀，他的恐怖统治直到1999年他在家人面前被枪杀才结束。讽刺的是，早些时候，在一次疯狂的屠杀中，他曾试图谋杀自己的母亲未遂。恩卡宾德在堕落之前曾是一位非国大领导人，后多次叛变。他的死标志着安全机构孵化的暴力组织被拔去了獠牙。

1996年11月，在政府5年任期过了一半时，曼德拉能够就迈向一个不完美和平的长征之路向非国大执行委员会做出报告。他的笔记反映了他的乐观情绪：

“作为一项主要成就，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工作取得进展的原因包括坚定的态度、情报指导的行动，以及政治、宗教和其他领导人的作用。取得成功的迹象可以从这个事实得出判断：在过去3个月中，只有27起政治性质的暴力事件记录在案。”[50]

* * * * *

尽管到1999年第二次全国大选时，暴力尚未根除，但是情况已经比5年前好多了。有时被证明对竞选者有致命危险的禁区已经减少了。兹韦利蒂尼国王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其他传统领袖推动参与选举并呼吁宽容。但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紧张仍然存在，并且这个省仍然存在着南非最大的贫困农村地区。传统领袖与民主体制的结盟才刚刚开始，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过渡时期给祖鲁国王留下了罕见的地位和权力，这两方面在未来都将被证明是存在问题的。

[1].Pixley ka Isaka Seme, speech at the founding conference of the ANC, Bloemfontein, 8 January 1912.

*　南非传统领袖大会，见“附录二”。

[3].NM, ‘Clear the Obstacles and Confront the Enemy’, Reflections in Prison, p.12.

*　最早的班图斯坦之一特兰斯凯在1976年10月26日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脱离南非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由最高酋长博塔·J. 西卡乌（Botha J. Sigcau）担任主席，凯泽·马坦齐马（Kaiser Matanzima）担任总理。

[5].Christopher S, Wren, ‘Foes of Apartheid Hold Unity Talks’, New York Times, 10 December 1989.

*　扎米拉为沃尔特·西苏鲁的氏族名之一。——编注

[7].NM, note to Walter Sisulu, NMPP 2009/8, box 5, file 5, NMF, Johannesburg.

[8].NM, Participation of Traditional Leaders at CODESA,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ANC, 17 December 1989.

[9].NM, address to the youth, KaNyamazane Stadium, Mpumalanga, 13 April 1994.

*　亦作Rharhabe，为科萨族的分支部族。——编注

*　马科马酋长，在1834—1836年反殖民主义者的第六次科萨战争（Sixth Xhosa War）中担任司令。欣察，科萨第13任国王，从1820年一直统治到1835年去世。西昆加蒂，滕布反殖民主义英雄。格赛洛，科萨酋长，19世纪站在反殖民主义战斗的前线。塞奇瓦约，祖鲁沙卡国王的侄子，1872年继承了他的父亲姆潘德（Mpande）的王位成为祖鲁国王。巴姆巴萨，1906年领导被称为巴姆巴萨起义（Bambatha Rebellion）的抗议活动，反对英国统治和征税。曼普鲁，国王和反殖民主义斗士，1883年被殖民统治者杀害。塞库库尼，佩迪国王，领导了两次反殖民主义战争，1882年被他的政敌曼普鲁暗杀。马卡多，勇士国王，拉马布拉纳国王的儿子。齐弗哈兹，林波波河以南文达部落第一个国王迪班伊卡（Dibanyika）的儿子。达林迪耶博·恩甘格利兹韦，1879年起成为滕布部落的国王，1904年访问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因德洛武卡齐，斯威士语，意指王太后。拉伯兹贝尼·古瓦米莱，斯威士兰的王太后和摄政女王。

*　西普里安·贝库祖鲁·卡·所罗门，1948—1968年任祖鲁国王。萨巴塔·达林迪耶博，1954—1980年任特兰斯凯最高大酋长，也是民主进步党（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的领导人。

†　恩甘戈姆拉巴·马坦齐马，东开普传统领袖议会主席。

*　托伊—托伊舞是非国大从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引入的，这一充满活力的舞蹈，包括有节奏的舞动和跺脚，1980年代在被围困的城镇中成为政治抗议的一部分。

*　塞夸蒂（1775—1861）是佩迪部落的国王，佩迪位于今林波波省。

†　蜡烛妻子，指由国家挑选出来与王室成亲的一个女人，唯一的目的就是生下一名男婴。

*　恩卡迪蒙，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南非工会联合会（South African Congress of Trade Union, SACTU）和南非共产党的领导成员，还是南非工会大会的副主席。拉马特霍迪，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1994—2004年任林波波省省长。

[18].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34-8.

[19].Allister Sparks, Beyond the Miracle: Inside the New South Afric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 18.

[20].Local Elections Task Group,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 in South Africa 1995/1996（Protoria: ABC Press, 1997）.

[21].Valli Moos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Cape Town, 8 September 2014.

[22].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38-9.

[23].NM, address to rally in Durban, 25 February, 1990.

[24].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Fast Facts, March 1997.

[25].见前民族之矛成员达卢克索罗·卢图利提交给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证据。他在种族隔离安全部队接受训练后成为夸祖鲁—纳塔尔因卡塔暗杀小队指挥官，见TRC Final Report, vol. 6, chapter 3, p. 351, presented to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29 October 1998: Thula Bophela and Dalucolo Luthuli, Umkhonto weSizwe: Fighting for a Divided People （Johannesburg: Galago, 2005）; see also Eugene de Kock's submission to the TRC Final Report, vol. 6, section 4, appendix, p. 583, presented to President Nelaon Mandela, 29 October 1998.

[26].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9 May 2015.

[2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36-7.

[28].NM, address to rally in Durban, 25 February 1990.

[29].NM,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Stengel, Johannesburg, c. 26 April and 3 May 1993, CD 51, NMF, Johannesburg.

*　加查（Gatcha）为布特莱齐的中间名。——编者注

†　若纳斯·萨文比，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建立者之一和领导人。这个反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安全部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下反对安哥拉的安人运政府。

[32].John Nkadimeng, Radio Freedom broadcast from Addis Ababa, Ethiopia, 18 November 1986.

[33].Mzala, Gatsha Buthelezi: Chief with A Double Agenda （London: Zed Press, 1988）， p.64.

[34].NM,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Stengel, Johannesburg, c. 26 April and 3 May 1993, CD 61, NMF, Johannesburg.

[35].NM, address at the launch of the South African Democratic Teachers Union, 6 October 1990, Shareworld, Shaft 17, Johannesburg.

[36].NM, notes for an address to the NEC meeting, 21 January 1995, NMPP, 2009-8, box 4 file 2 pp. 174-5, NMF, Johannesburg.

[37].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89.

[38].Walter Sisulu, interviewed on the sidelines of an Albertina Sisulu Foundation function, NMF Tapes, BBC TV Collection, M18A, NMF, Johannesburg.

[39].‘Under Fire in an Inkatha Sronghold’, Mail & Guardian, 5 May 1995.

[40].Ibid.

[41].NM, closing address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Debate on the President's Budge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3 May 1995, Hansard, cols. 818-20.

[42].Ibid.

[43].Ibid.

[44].Ibid.

[45].Ibid.

[46].NM, Senate debate on the President's Budge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1 June 1995, Hansard, cols. 1139-42.

[47].7 June 1995, NMPP2009/8, box5, folder 4; ‘Can 1000 Troops Stop the Carnage?’ Mail & Guardian, 25 August 1995.

*　特拉斯特费德是夸祖鲁—纳塔尔的一个社区，1988年，11人被杀。警督布莱恩·米加尔（Brian Mitchell）和4名巡警被判定谋杀了这11个人。他们被判处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

[49].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9 May 2015.

[50].NM, Two and half years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 prepared by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for the NEC, November 1996, box 6, folder 58, ANCLH, Johannesburg.

第九章 国家转型

1964年6月12日是南非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曼德拉和其他7名民族之矛成员开始了他们作为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的新生活。尽管曼德拉后来对这一时期轻描淡写，不无幽默地说，他“度了一个27年的长假”，但就在他离开比勒陀利亚法院的那一刻，45岁的曼德拉已经决定，他绝不能被监禁打垮。在囚禁中活下来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必须用那些使内心更坚定的东西来武装自己，而抛弃所有可能使他软弱的事物。由于监狱中没有德高望重长者的教诲，曼德拉不得不依靠阅读那些使他坚持下来的书籍，并用他所读到的同样境遇下其他人的生活经历来鼓舞自己。[1]

曼德拉在被监禁前、监禁期间和获释后所阅读的书单中充满了回忆录、传记以及史诗小说，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记述了人类在面对不可逾越的巨大困难时所进行的斗争与所取得的胜利。扬·史末资、德尼斯·赖茨（Deneys Reitz）、列宁（V. I. Lenin）、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卢图利酋长的回忆录或传记与《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魂归伤膝谷》（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或《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放在一起。[2]其中也有菲律宾虎克军（Hukbalahap）游击队领袖路易斯·塔鲁克（Luis Taruc）的著作，他的回忆录《出身于民》（Born of the People）是曼德拉领导民族之矛时的重要文本，塔鲁克关于农民反抗和游击战争永无休止的描述是如此悲凉。[3]

曼德拉不得不攀越的高山之一就是国家的转型。正如1947年尼赫鲁成为首位印度总理的喜悦，很快就被教派之间的杀戮和克什米尔冲突的巨浪所带来的沮丧一扫而空那样，曼德拉作为一场难产的助产士，不得不坚毅地面对种族隔离政权造成的破坏，并着手鼓舞沮丧的大众。正是在这里，曼德拉可以从尼赫鲁的书中得到借鉴，这位印度领导人相信，可以通过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介入来解决冲突。

在曼德拉的领导中，核心工作之一是不断提供对未来乐观的理由。他把这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曼德拉知道，他继承的是一个被废弃的、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而他必须避免那种当殖民政权让位给解放运动时新独立国家普遍遭受的失败。那些定居此地的人，或原先的种族隔离政权及其支持者，是南非人，而不是外国殖民力量的附属品。那些定居者，他们过去就已经定居了，南非是他们的家乡。过渡不可避免地要对现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做出安排。

曼德拉政府必须重新定位这个国家并调整其优先事项。它必须理顺如今各自为政的局面。正如阿利斯特·斯帕克斯所说：“在城市、乡镇和农村，由于地方政府机构植根于异常复杂的种族隔离体制，不同种族在现实中和政治上都被隔离开来，这样的一个大杂烩迄今已被重新整合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实体。”[4]

在所有这些发生的同时，公务员队伍需要反映这个国家人口的多元化。对于这种复杂性，曼德拉采取了务实的态度。

“当我们赢得选举、担任公职时，”他说，“我们并没有获得对政治权力的控制。获得政治权力意味着我们必须控制公务员，控制安保力量，即警察和军队；我们必须在通信等领域有我们的人。这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组织。在开始的几个月或第一年，我们将严重依赖现有的服务。但是重组的进程必须马上开始，把我们合格的人选部署到做决定的政策机构中去。并且我们必须预见到，随着我们训练更多的人，这将需要花更多的时间。”[5]

除此之外，当然还要建立9个新的省级行政机构，以取代现有的4个省、10个班图斯坦和2个服务于有色裔和印度裔人的准行政机构，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系统。

在谈判期间达成协议的“落日条款”（sunset clauses）保证了在整合期间旧制度下的公务员依然保有职位。同样，公共行政委员会（Commiss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后来成为公共服务委员会——负责人的留任，保证了一个平稳的过渡并减少了反革命活动的可能。

这些成功有时也会被一些困难打断，损害了已取得的进展。非国大缺乏执政训练和相应的能力是人们的主要担心。将成为公职与行政事务部部长（Minister of Public Service and Administration）的佐拉·斯奎伊亚（Zola Skweyiya）直言不讳地指出：“当谈及行政部门、公共服务的问题时，我不想说谎，”他说，“非国大方面过去从来没有做过很多准备。”[6]

一向以说话率直为特点的曼德拉也指出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有长期奉行的政策，但是我们没有经验。”[7]

如果说非国大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在公职与行政方面——如在安全部队管理上——缺乏专业知识，那么他们是通过在谈判期间和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中向种族隔离政权的工作人员学习来弥补短板的。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12月7日举行，其子委员会涵盖了各个方面，包括地区和地方政府暨传统领袖、法律与秩序暨安全与安保、国防、财政、外交、妇女地位和情报。那些涉及安全、国防和情报的部门要制定出行为规范和监督控制机制，这是选举后新的民主政府的出发点。非国大坚持，这些部门要停止过去的运作方式，并符合民主的道德观。[8]

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对于曼德拉来说，安全是稳定过渡的关键，是实现他的民主理想的基石。他的看法是，下一步就是要确保原先政权的官员被新政府接受，并作为积极的监管者和未来的创建者参与新的民主体制。此外，在南非新生的民主体制最初的日子里，大量有价值的违反人权的资料尚未披露，对安全力量的贸然重组有可能造成证据损毁，使政府失去了解过去并确保历史不再重演的关键资料。[9]

1994年11月，进入民主体制6个月之后，了解到安全机构的成员卷入了企图阻止重要转型的活动时，新的安全与安保部部长（Minister of Safety and Security）悉尼·穆法马迪请曼德拉向高级警察指挥官讲话。曼德拉为他们召开了闭门会议，在讲话中不时地扫一眼他为这次会议准备的讲话笔记。他知道，整个世界都尊重的一条法则就是，警察部队——任何警察部队——都必须靠严格的团结准则来维系。而且警察通常鄙视软弱，因此他必须同等程度地表现出坚定与安抚，这是消灭小团体趋向的较好办法：

“我乐于有这样的机会来与［南非警察总署］指挥机关交换看法。你们负责执法，只有取得了政府的全力支持才能实现这个目的。

“我不是作为任何政党的代表来到这里，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非国大，而是作为这个国家政府的首脑。

“我主张这样一支警察力量，它致力于为整个国家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政党。

“我主张这样一支警察力量，它保持着最高的专业标准，即使在彻底的重组和警察工作的重新定位过程中也应保持那样的高标准。

“我们必须进行那样彻底的转型，但是我们希望转型能得到警察指挥官和全体指挥部警员的合作。”[10]

几乎没有一个南非人不曾经历过与警察有关的痛苦故事。如果说全世界都经常对警察持一种怀疑的态度，那么在种族隔离政权的全盛时期和曼德拉正在领导的过渡时期，这种态度更甚。因为只要存在合法的种族隔离，对警察残暴的描写就会成为南非文学和歌曲的特色，而且几乎所有乡镇舞台都用警察作为国家残酷统治的代名词。曼德拉对此十分清楚，因此他劝说警察部门深刻地自我反省，解决其合法性的问题：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你们在反对转型，你们想要捍卫这支力量的种族主义本质，即白人少数处于支配地位，而黑人是劣等人口，如果这种观点得到加强，那将是令人遗憾的。

“你们一定不要让人看起来只有在压力下才屈服于这些改变。

“你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正在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变化是由我们国家中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取得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许多人死于警察的拘禁，另一些人在拘留中受到残酷的折磨以致终生残疾。他们绝不会允许，特别是在他们现在掌权的情况下，任何政府机构或部门破坏他们实现更好生活的计划。

“你们也一定不要忘记，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南非。

“尽管在选举之前的选战期间，种族隔离体制整体上犯下了暴行，具体到警察亦然，我呼吁我的人民忘记过去，为了和解与国家重建而工作。

“除了一些不重要的个例之外，全国人民对这个消息的反响极好。现在黑人和白人、尚加纳人（Shangaan）、文达人和索托人（Sotho）、阿非利卡人以及说英语的南非人正为建设一个新南非而并肩工作。

“警察一定不要让人看起来是在反对这场运动和这种精神，只是口头上赞同这种想法，而实际上不分白天黑夜地破坏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11]

曼德拉继续告诉他们，他不仅向曾在司法制度下遭受过巨大痛苦的大部分南非黑人发出呼吁，请他们从内心改变对警察的看法，而且也采取了具体的步骤来确保和平的过渡。在选举前几个月，他曾与范德梅韦将军会面，并在1993年1月16日向南非防卫军的指挥人员和南非警察部的指挥机关讲话。

“南非警察部已经做出非常积极的回应，”他说，“他们在就职仪式那天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南非防卫军也是如此。南非警察部的将军们一定不要让人看起来像是反对这个发展的方向。

“如果在目前的变化中，我们没有起到让人民看得见的作用，过去的阴魂就会继续缠绕着我们。在犯罪情况中，暗杀小组的活动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地方，南非警察部未能将他们绳之以法是我忧心的根源。”[12]

他一口气道出了让他烦恼的事情：对警察卷入因卡塔自由党成员军事训练的行为缺少惩戒处分，搜寻因卡塔自由党非法训练营未果，对因卡塔自由党公然蔑视法律非法携带武器视而不见。他谴责南非警察部的双重标准，一方面以激烈得近乎恶意的方式发起反对非国大的行动，另一方面却对尤金·特雷布兰奇领导的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于选举之前在博普塔茨瓦纳杀死数十人袖手旁观。*对于警察卷入犯罪活动，曼德拉指出高犯罪率会打击未来在南非的金融投资，并以表达对普通警员工作条件的关切结束了他的讲话。[14]

曼德拉和警界有很多这样的接触，一些是由于情况紧迫引起的见面，另一些是由于曼德拉需要知道警察仍然工作在正确的轨道上，从而使自己放心。据塔博·姆贝基所说，曼德拉除了从不错过内阁安全与情报委员会（Cabinet Committee of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的会议之外，也会与所有层级的警察直接交流。除了闭门会议上直言不讳的交谈之外，曼德拉也公开呼吁社区支持警察，他赞扬了警察在接受新南非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穆法马迪回忆道，作为主管安保的部长，他会建议曼德拉何时应当会见警察。但经常是曼德拉“主动提出和警察会见，只是想知道他们对于不断变化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在曼德拉认为合适的情况下，

他会提出建议，并鼓励他们［警察］专注于他们的工作。有时某一类型的犯罪成为国家要优先治理的犯罪，例如抢劫运钞车，一度成为有组织犯罪中令人头疼的犯罪趋势。在一些案例中，抢劫犯曾受过军事训练。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对此进行调查。曼德拉知道这种情况后，他说，“我能见见他们并听听他们对这一任务的想法吗？我们是否已经提供了他们足够的资源展开工作？”当他们［专门机构］取得突破进展时，曼德拉会接待他们并表示祝贺。但即使是在用积极的语言鼓励他们做更多他们正在做的好事时，曼德拉总会和那些他不想看见其再次发生的事物划清界限，那些属于过去的东西。[15]

1996年12月，当时曼德拉本应在东开普省他的家乡库努过节，他提议与这个省的警察举行一次会议。他借用南非警察总署国家犯罪信息管理中心（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e）的一份报告，给警官们带去了好消息。那年严重犯罪案件的数量取得了显著的下降，包括绑架、武装劫持、政治动机的暴力、谋杀和出租车暴力等。

“虽然在东开普省的一些社区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曼德拉说，“例如伊丽莎白港的出租车暴力事件，贡布（Qumbu）、措洛（Tsolo）、姆甘杜利（Mqanduli）的暴力案件，以及在伊丽莎白港北部地区发生的与黑帮有关的犯罪；但在1996年，东开普作为一个省，严重犯罪水平经历了这样的下降。”[16]

东开普曾经是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中心，这个省是相当大比例的非国大领导人的家乡。让曼德拉感到矛盾的是，东开普省作为自己的出生地，是9个省中最贫穷的一个，也是被犯罪活动撕裂最严重的省。因此这次犯罪率的下降确实是一项真正的成就，考虑到警察在与犯罪斗争的同时，“他们还参加了警察机构重组的任务，合并了一个省内的三个机构，他们正在合并特兰斯凯警署（Transkei Police）、西斯凯警署（Ciskei Police）和当时的南非警察部”。

他鼓励那些忠诚为社区服务的人，并批评“南非警察总署内部的个别分子，他们干的事情使警察名声扫地，”他认为，“事实上，那些个别分子通常是被他们自己的同事揭发出来，长此以往将会使社区相信，这些警察已经与过去彻底一刀两断了。

“长期困扰这个省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不同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腐败。一些明显窃取纳税人钱财的案件迟迟得不到解决，这样的事实无助于警察维持良好的公共形象。重要的是要记住，南非警察总署的声誉源于人们感到它全身心地投入去解决我们的人民所经历的困难问题。”[17]

1994年选举之前，范德梅韦将军告诉曼德拉，他打算提前退休。使曼德拉不舒服的是，范德梅韦要求巴锡·斯米特作为他的继任者。*[19]然而曼德拉要求他继续留任。他想使这位将军和他的下属放心，他们将不会由于过去的罪行和不当行为而被起诉，并且新南非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当然，条件是他们加入未来的建设并且致力于确保过去的错误不再重现。但是范德梅韦对于调查暗杀队的继续存在和持续活动，抑或对参加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人们期待该委员会可以揭露持续暴力背后的机构支持——均毫无热情。范德梅韦和穆法马迪部长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曼德拉开始相信，他必须根据新的《南非警察服务法》（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Act）任命首位国家警察总监（National Commissioner）。最终，曾是警察全国变革管理小组成员的乔治·菲瓦兹（George Fivaz）†接替了范德梅韦将军。[21]

在着手安全机构的改良时，正如一名建筑师看到他蓝图上的各种设计日益成为现实，曼德拉更坚定了他的立场。在他未完成的回忆录中，曼德拉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这一情况：

“正是在那种情况下，乔治·菲瓦兹成为新的国家警察总监。悉尼·穆法马迪成为安全与安保部部长。他们两人是创建一支新的南非警察部队最重要的先锋，这支部队全心全意地为我们全体人民服务，不论他们的肤色和信仰。1996年出台的国家预防犯罪战略（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y, NCPS）和其他后续政策文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安全与安保部面对的巨大挑战。

“文件指出，1994年的首次民主选举没有带来一个治安体制，能够从种族隔离政权构筑的11支警察部队体系中创立起合法的警察服务。

“文件提醒我们，南非的警力传统上是高度集中、准军事化和专制性质的。尽管这些特点确保警察在种族隔离政权下能有效地控制政府的政治反对派，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在新的民主体制下控制和预防犯罪的能力是十分糟糕的。

“在种族隔离政权统治下，文件强调，警察部队缺乏合法性，仅仅作为一个控制工具发挥作用，而不是一支全心全意地确保全体公民安全的治安服务力量。因此在历史上，警察从没有任何兴趣去应对黑人地区的犯罪。1994年，这个国家中高达74%的警察机构坐落在白人居住的郊区和商业区。

“城镇地区的警察过去是用于监视和应对针对种族隔离政权的集体示威的。这种治安模式势必需要警力的机动性，对技能和组织的要求非常不同于民主秩序中对警察的要求，因为民主体制中政府寻求的是确保所有公民的安全。这种遗产造成了大量严重后果，削弱了警务部门打击犯罪活动的能力。

“研究指出，专制性质的治安维持几乎没有追责和监督机制，也不需要公众合法性即可发挥作用。因此当民主体制在南非出现时，追责和监督机制并不存在。

“新的机制，如独立申诉署（Independent Complaints Directorate, ICD）——一个申诉机构，其任务是调查在南非警察总署内部发生的违法现象，它不隶属于警察系统，但可以直接向部长报告——从制度上限制了侵犯人权现象的发生。

“分析认为，南非警察总署没有其他民主社会警察的特点，即犯罪刑侦的历史。在许多地区，保证罪犯被起诉的证据收集、整理和呈现的能力薄弱。这与其他指标一起，都反映在南非警务机构的训练水平和刑侦经验上。

“1994年，仅有约26%的侦查人员曾经接受过正式的侦查训练课程，只有13%的侦探有超过6年的工作经验。而不管怎样，1994年以前，警察力量中这些侦探技能的运用都集中在白人居住的地区。

“根据这一研究，犯罪刑侦方面的问题同样存在于犯罪情报领域。情报搜集机构的定位是针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政治反对派的。其后果是，犯罪情报机构，尤其因为涉及的是形式日益复杂的有组织犯罪，需要立即改进。

“1994年之前治安的目的集中在政治控制上——这与其他社会的发展形成鲜明对照——意味着当时南非对防止犯罪的认识和实践严重滞后。

“国家预防犯罪战略是最重要的措施，目的在于使南非获得可持续的稳定。它包含两个范围广泛且相互不可分割的部分，即加强执法和预防犯罪，特别是预防社会犯罪。

“这一研究补充道，如果所在的环境持续产生高犯罪率，那么推动加强执法的意愿就会被削弱。国际经验表明，在治安和刑事司法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先进的预防犯罪战略也只能取得有限的效果。

“需要的是针对国家、省和地方层面特定形式的犯罪原因而制定的预防社会犯罪的实施计划。这种方法也承认更大范围的政府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对预防犯罪的影响。有效地提供诸如住房、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创造就业岗位等基本服务，本身就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这可以确保一个不利于滋生犯罪的生活环境。

“我已经概括地介绍了这一坦率客观的警界研究，以表明悉尼·穆法马迪和乔治·菲瓦兹如何准确地描述了新南非从种族隔离政权继承下来的这支警察力量的现状。这是两位卓越、勇敢的领导人深思熟虑的观点，在致力于服务国家方面他们具有毫无争议的资质。

“他们给出的这一简明扼要的信息说明，如果我们想要降低正在摧毁这个国家的不可接受的高犯罪率，就需要一支新的警察力量，与服务于种族隔离政权的完全不同。只有一支褪去了准军队和专制特点，在民主秩序下接受了现代方法训练的警察力量，才能帮助南非实现这一目标。

“正直的评论员会赞扬安全与安保部的分析能力和深刻见解，任何一位诚实的分析者，不论是黑人或者白人，都不可能期待这一目标能在7年的时间内实现。[22]

“1998年5月28日，悉尼·穆法马迪在他的预算报告中，引用了《南非种族关系研究院调查报告（1993—1994年）》（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Survey, 1993/94）中的一段话：

1992年，谋杀和武装抢劫，以及攻击老年人和警察的案件已大幅上升，同时白领诈骗案也在急剧提升。

1993年5月，法律和秩序部部长（Minister of Law and Order）赫尔纳斯·克里尔在议会上说，1992年在南非有超过2万人死于政治和犯罪暴力。南非每年有38万起强奸案，其中95%的受害者是黑人……

从1983年到1992年的10年间，谋杀犯罪率上升了135%，抢劫罪上升了109%，入室盗窃罪上升了71%，汽车盗窃上升了64%。然而还有很多犯罪没有报案。[23]

“悉尼·穆法马迪补充说，这确实展示了一幅可怕的严重犯罪率呈几何级数持续上升的图景。

“正是针对这一背景，政府改造警察力量的成绩必须要展现出来。然而必须承认，即使在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时刻，也有许多警察，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保持最高的标准，在执行任务时是专业的，并尽他们的最大能力，不加区别地为所有人口服务。

“但这是少之又少的。他们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绝大多数警察完全接受了种族隔离政权不人道的政策，并一直作为工具，为这个国家最残酷的种族压迫形式服务。这些人中有一些依然是现在警察力量的成员，占据战略性的位置，并以无数方式阻碍一支新的警察力量的建立。

“尽管如此，悉尼·穆法马迪和他的继任者史蒂夫·奇韦特，以及乔治·菲瓦兹和［他的继任者］现在的国家总监杰基·塞莱比（Jackie Selebi），已经在建立一支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维系治安的警察力量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并显著地降低了高犯罪率。

“1997年5月24日，在与我讨论之后，姆贝基副总统宣布任命南非酿酒公司（South African Breweries Limited）董事长迈耶·卡恩（Meyer Kahn）先生*为南非警察总署的行政长官，任期两年。副总统解释道，这是一个新的公务职能，目的在于指导和加快南非警察总署转型为一个有效执法和预防犯罪的机构。卡恩先生将向安全与安保部部长悉尼·穆法马迪报告工作。

“副总统补充道，我们选择私营部门中最坚韧、最能干的经理之一——并且他愿意接受对他的召唤——着重表明终结犯罪危害进入了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的新时代。

“这样国家警察总监菲瓦兹就可以从南非警察总署的行政负担中解放出来，集中他的全部精力在管理和控制纯警务性质的行动上。

“副总统说，目的是使警察回到第一线，并确保他们拥有正确的技能和资源来做好他们的工作。

“但事实上，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建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商业反犯罪（Business Against Crime, BAC）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打击犯罪的策略、政策和当务之急助力，并向政府转让急需的技术技能。

“这一合作被赞誉为世界上这类合作最好的实践之一。国家预防犯罪战略就是这一合作的首倡。在聘任迈耶·卡恩之后，其他全职的商业领导人也获得了商业界的赞助和任命。

“这帮助实现了刑事司法系统的现代化，打击了商业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促进了］建立电子监控系统的巨大成功。在一个地区，电子监控导致犯罪减少了80%，在确实有犯罪发生的案例中提高了判罪率，区域巡逻所需要的警察数量减少了90%，事件发生后的平均反应时间低于60秒。

“这一清晰的评估来自商业反犯罪组织，这是警界团体的一个重要部门，它花费了大量的资源、时间和精力来改善我们警察服务的质量。

“我请迈耶·卡恩就我们关于将南非警察总署重建为一个有效的执法机构已达成一致的战略提出一份报告。他于1998年7月2日做出回应。将实施新制定的行为准则包括在他确定的机构建设重点范围之中，目的在于经过一段时间改变警察的行为和作风。

“迈耶·卡恩在报告中说，行为准则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一种关心，关心你的国家，关心你的社区，关心你的同事，关心你的财产，而最重要的，是关心你的声誉。

“他指出，他当时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11个月了，对于接受任命毫不后悔。他相信，我们的新战略是所能采取的最好战略。他感到振奋，因为我们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在重大犯罪上我们国家整体呈现稳定并略有下降的态势。鉴于经济未能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这样恶化的外部环境，他认为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此外，对于那些损害我们国家士气和声誉的重大案件，我们警探们逮捕的迅速和高逮捕率清楚表明，南非警察总署的能力和奉献精神仍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警察媲美。

“然而他在报告中指出，警察预算按可比口径核算仅增加了3.7%，让人难以理解。特别是考虑到这样的背景：为了创造一个使民主和经济繁荣发展的环境，每一位南非人以及国际评论都认为，打击犯罪即使不是唯一优先的，也是最重要的。

“他很遗憾，警察部门的支出在那一年实质上至少减少了4%，这将不可避免地妨碍警察提供我们人民期待的最基本的治安保障，并无疑将使我们重建南非警察总署的中期战略陷入危险境地。

“尽管姆贝基副总统、商业反犯罪组织和迈耶·卡恩各自独立运作，但实际上都肯定了悉尼·穆法马迪和乔治·菲瓦兹对安全与安保部在努力将南非警察总署从一个不合法、没有信誉的机构转型为民主南非一个可靠的有效力量的过程中，面临巨大挑战时所做出的判断。

“他们全都明确说明了需要做出的改变并及时评估了那些措施的效果，讲到了南非警察总署与公众之间的合作，以及各种犯罪水平的逐步下降。他们的表现和成就使我们所有人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志、我们的警察和我们自己感到自豪。我们正在展现出自信和乐观……[25]

“警察从1994年前毫无公共合法性的困难和痛苦的时代，到现在成为一支与公众合作、保障所有人民的安全的力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型。没有一支经过良好训练的、高效的、得到公众信任和支持的警察力量，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只能是虚幻的白日梦。”[26]

* * * * *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军队的转型有一个令人乐观的开始，格奥尔格·迈林将军无条件地承诺将服务于曼德拉的政府。围绕着1994年大选和就职典礼所采取的无懈可击的安保措施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但好景不长，事实证明，国防力量的转型要远比想象的曲折得多。

南非防卫军和那些名义上独立的班图斯坦——特兰斯凯、文达、博普塔茨瓦纳和西斯凯——的武装力量，以及夸祖鲁的自卫武装，必须与它们过去的敌人——非国大的民族之矛和泛非代表大会的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Azani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APLA），合并成一支整合的南非国防军。一旦合并完成，南非国防军这一新的实体必须进行组织合理化和裁员。

早前南非防卫军和民族之矛曾举行过会议，第一次是1990年在卢萨卡，然后是1992年。[27]但第一次具体的洽商发生在1993年4月，由时任非国大主席的曼德拉发起——他告诉非国大，“这些人想要对话”——当时非国大的高级军事和情报领导人与南非防卫军的5位最高领导人举行了会议。[28]

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期间，在迈林将军的主持下，由南非防卫军和解放运动武装力量双方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协调委员会（Joint Military Coordinating Committee）致力于建立单一的一支国防力量，在选举开始的当天午夜生效。这导致“大量法定和非法定的武装力量整合成一支单一的、团结的国防力量”，并且建立起“公民控制国防力量的体制”。[29]

非国大通过在全国举行会议并向其在军营中的民族之矛干部传达意见来为整合做准备。曼德拉参加了其中一些会议并发表了他的看法。这些人曾加入民族之矛以掌握技能投入战斗，使国家从种族隔离政权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现在，他们的许多同胞穿上了新整合的国防军的军装，而他们自己则不得不脱下原本的制服，那套制服曾让他们感到自己参与了有重要意义的事业。

所有穿着平民服装的战士都有一种被剥光衣服的感觉。曼德拉理解这种脆弱，这是一种被夺去了依靠的感觉。他也知道，引入自愿离职金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削弱新的国防部队的战斗力。它用将来可享受几年养老金的福利来吸引人，但这也会鼓励国防军队十分需要的那类人才大量出走。他知道，一些从前的战士——许多是年轻且缺乏经验的——会非常激动地接受提供给自愿复员者的一大笔钱，他告诫他们不要“坐食山空”。可悲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告诫被当作了耳旁风。[30]

尽管做了认真的准备，但是多年的敌意、怀疑和对未来相互冲突的期待给整合造成了巨大困难。距离比勒陀利亚50多公里的瓦尔曼斯特尔（Wallmansthal）军事基地是不满声音最响亮的地方。在选举之后几天，当两位民族之矛的将军驱车进入基地去处理这些不满时，遭到民族之矛前成员投石块抗议。几个月后，约500名民族之矛成员从基地行进到总统府所在的联合大楼要求面见总统。曼德拉立刻从他的住地赶来，在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承认他们抱怨的是事实。他与迈林将军、代理参谋长西菲韦·尼安达和国防部长乔·莫迪塞讨论了这件事。在进一步与民族之矛成员进行沟通的同时，曼德拉与国防部队的最高决策机构南非国防军指挥委员会（Command Council）举行了会议，并要求他们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非法定的武装力量将被安置，而不是被整合。这一进程非常缓慢，种族主义在军营中依然活跃，并且战士们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3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曼德拉访问了瓦尔曼斯特尔军营并向那里的前民族之矛成员讲话，但立刻就面对一个事态严重的混乱场面。在听了两个小时之后，曼德拉向抗议者和高级军官双方传递了一个强硬的信息。尽管战士们的不满是合理的，但是他们诉求的方式对于穿军装的人来说是不合适的。他告诉战士们，他们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返回兵营，开销自负，并使自己服从南非国防军的纪律，如果不能按时返回，那就不用回去了。针对南非国防军的领导，他说，整合的进程需要加快。他补充说，他有信心，迈林将军和指挥官们会全力以赴地实现整合的成功。[32]

尽管一些战士回到了基地，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没有，这诱发了武装抗议的谣言。双方复员的战士从事犯罪和制造动乱的可能性引起了高度关注。

7000名战士的一半已经擅离职守，并仍然拒绝在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返回。现在曼德拉提醒这些战士民族之矛的历史：它当初为什么成立以及它引以为豪的纪录——他说，他们被寄予期望，守护这些纪录。[33]

两年之后的1996年，曼德拉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他的考虑：

“我们有一支9万人的大军，我们甚至一半都不需要。我们需要的军队人数要少得多，因为我们没有敌人。但如果我们今年裁员一半，那就会增加4.5万失业人口。我们已经有500万失业人口了。

“那样我们就会给那些受过训练、会使用武器的人制造出巨大的怨恨。鉴于武器在这个国家几乎是自由流动的，这样做将是一件危险的事。

“因此，当我们舍弃种族隔离政权的安排时，应该是谨慎和渐进的，很多事情我们想做但无法做到。”[34]

世界上许多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都曾表达过与曼德拉同样的无奈，现实环境使他们想达到的“许多目的无法完成”。其中一些被无法满足人民社会需要的预算束缚住手脚，但是没有人——除了那些被战争撕裂的国家——被迫重启与过去有关的问题不可避免留下的遗产。面对一个仍然不成熟的社会——就像未经过窑火烧炼的黏土一样柔软，这些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如果解决不当，很可能导致社会的崩溃。

在一年前的1995年，南非不光彩的过去已经暴露出来，给曼德拉和他的政府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前国防部部长马格努斯·马兰与因卡塔自由党的领导人库马洛（M.Z.Khumalo）以及另外18人，因领导了德班附近阿曼济姆托蒂（Amanzimtoti）的夸马库塔（KwaMakhutha）的屠杀而被逮捕。1987年1月21日，联合民主阵线活动家贝基·恩图利（Bheki Ntuli）的家遇袭，13人被枪杀，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曼德拉知道，对马兰的提审将导致这个国家的进一步分裂。马格努斯·马兰作为授勋战士和军事战略家，一方面被种族隔离政权的军队所颂扬，而另一方面，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他在执行P. W.博塔的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时过度执法的伤害，因而对他唾骂斥责。*

在一份为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准备的笔记中，曼德拉指出“对马兰将军和其他人的逮捕在国家上下激起了广泛的关切……在正式逮捕前后，我们向一些个人和组织进行了简要通报，例如先是单独告知格奥尔格·迈林，然后是南非国防军的指挥机构；商业界；先是单独知会图图大主教，然后是南非教会理事会，［锡安教会的］莱坎尼亚内主教，荷兰归正教会；除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和伊丽莎白港大学之外所有大学的政治学者，26个教师组织；自由阵线；以及P. W. 博塔”。[36]

向不同身份的人通报从而获得他们对逮捕细节的支持是一方面，但曼德拉对南非国防军似乎更为随意。尼安达将军回忆道，曼德拉说“他要参加周一的国防会议（Defence Staff Council）例会。他不允许提任何问题，只是作为总司令到那里。他讲话的中心是，‘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变革的困难时期。我们的人民曾为我们今天享受的民主战斗。现在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如果有人想搞破坏、开倒车，南非人民一定会击败他们’”。[37]

1996年1月，议会党团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废除阿非利卡语作为指示、训练和指挥的语言之一，而使用英语作为唯一语言。对此曼德拉发表了同样严厉的讲话。曼德拉感到，践踏一个族群的语言将会“把这个国家化为灰烬”，并发誓要“捍卫”阿非利卡人的文化遗产，“就像捍卫我自己的那样”。[38]幸运的是，这个想法被国防部部长和内阁否定了。到1996年5月，《南非共和国国防白皮书》（White Paper on National Defence for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的语言部分要求南非国防军“应当尊重宪法对语言的规定，并应当努力满足其成员不同语言的需求，指导、指挥和管理应以所有人都共同理解的语言来进行”。[39]

然而，曼德拉对阿非利卡人和他们文化斗志昂扬的捍卫，以及他对军队过去领导的和解态度，得到的回报却是对其信任明显的背叛。

尽管情报机构理应在新的国家情报局的控制下进行整合，但事实是，军事情报部门仍然藏匿着一些抱持旧目标不放的人。选举之后的三个月，有人企图对国防部长施压，威胁说要公布据称曾担任种族隔离政权的情报人员、现在在政府中任职的非国大成员的名单。[40]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军事情报部门捏造了一份报告，声称要揭露一个阻碍1999年选举并推翻政府的计划，并称有可能接替迈林将军的尼安达将军卷入了这个计划。当这个报告到了迈林手里，他把它交给了总统。抱怀疑态度的曼德拉发现这份报告不合情理：报告中被点名的人没有制造破坏的动机，因为当原来的将军离开后，他们可能晋升担任高级职务。1988年4月开始就预算进行辩论时，曼德拉向议会讲话：

“最近的一些发展已经证明了我们民主的力量。一些媒体报道宣称揭露了政变阴谋，结果被证明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是基于主观臆造的军事攻击。

“我愿借此机会就有关南非国防军报告的基本事实向诸位尊敬的议员们报告。2月5日我收到了这份报告，题目是《旨在推翻政府的有组织活动》（‘Organised Activities with the Aim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政府内部最初的讨论就对报告的可靠性和缺乏证实提出了质疑。报告部分内容泄露时这些工作仍在进展中，泄露导致我们必须尽快确定其编写、验证和后续处置过程的可靠性。

“为此目的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在3月底向我提交了报告。情报机构的报告做出以下指控：一个叫作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People's Armed Forces of Liberation of Angola, FAPLA）的组织从1995年开始存在，目的是破坏1999年的大选，采取的手段有暗杀总统，谋杀大法官，占领议会、广播电台和关键的金融机构，并在大选前的4个月间精心策划全面的动乱。

“高潮将是一场武装进攻，导致现有秩序崩溃，权力移交给政变领导人。这份报告列了约130人的名字，称他们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领导者或支持者。其中包括地位很高的军事人员、政治人物和其他一些人。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主要结论如下：这份报告没有事实基础，内在逻辑荒唐。所有被询问的证人都对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的存在表示怀疑，即使那些撰写这份报告的人似乎也没有认真对待它。没有采取任何严肃措施监视所谓的阴谋者，也没有试图验证这份报告的真实性。

“那些负责撰写这份报告的人在三年中没有向包括南非警察总署和国家情报协调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ordinating Committee）在内的有关当局汇报。调查委员会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确保有关记录的安全并防止泄露。那些负责编写和处理这份报告的人没有向国家情报局和安全与安保部的长官汇报，他们直到总统从南非国防军总司令那里收到报告之后才得以看到。

“南非国防军总司令曾就某位官员遭指控一事与国防部部长沟通，但并未谈及指控的范围、其他被控涉案的高级官员的身份，以及阴谋的细节。国防部部长称，他不准备向总统汇报一项未经证实的指控。

“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那样一份报告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提交给总统，并对这种直接提交给总统而有意避开其他官员的违反常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调查委员会建议安全机构应该就这份报告出炉过程中疏失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如果需要则应立法。

“我同意了南非国防军总司令提出的提前退休的要求，因为这是一个把南非国防军的国家利益置于他个人之上的行动。报告的泄露和调查委员会对其编写和递交过程的严肃批评，使这位将军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高级官员以及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部长的关系陷入尴尬。因此，迈出这样坚决的一步，尽管令人遗憾，但显然是合适的。”

曼德拉承诺，在下一次会议上，内阁将考虑任命新的南非国防军总司令这个紧迫的问题。他补充道：“应当清楚阐明的是，我们的国家有一支忠诚的国防力量，已经为自身的转型奠定了基础。”但是，他继续说：“不论是军事情报机构最初［不足信］的报告还是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迄今都没有公开……散播虚假和伪造的消息，尽管不是事实但也可能使一些人的声誉受损，这对于任何政府来说都是高度不负责任的。

“公众有权知晓，类似这样的事情得到了彻底的处理，并且程序严谨审慎，值得他们信任。调查委员会完成了这些要求。议会专门委员会的报告详细阐释了这一程序。”

然而曼德拉确实向情报联合常委会（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发布了修订后的报告，并且为了“允许更广泛的监督”，这份报告也对反对党的领导人开放。

“注意到这一点是有启发意义的，即那些持续要求公布报告的人，正是［在早先提交报告给他们后］投机地拒绝看这份报告的人。同时，他们以没有看过这份报告为借口挑起对政府不值得信任的怀疑。

“这是在和我们的情报服务机构玩一场危险的游戏，而且提出了政府的合法性是否被那些人接受的问题！或许这只是为了政党利益的一次鲁莽尝试，导致那些自封的民主宪法拥护者几乎放弃了他们作为政党领导人的责任。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自己的行为一直努力遵循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所有人，隶属各自不同的政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国家目标。”

曼德拉继续说，向听众发起挑战：“确实，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更大范围的挑战。随着选期的临近，各个政党必须问自己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搅起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卑鄙的情感实在是太容易了，特别是在有像我们这样历史的社会，这样的情感更得到了加强。更糟糕的是，很容易以一种破坏我们在建设民族团结和加强民主体制合法性方面已取得成就的方式来制造混乱。我们必须提出这些问题，因为破坏要比建设容易得多。”[41]

再一次，对于那些在他看来对建设南非的民主至关重要的人，曼德拉与他们维持友谊的超常能力值得记住。他说服了许多对他的目标构成威胁的右翼政客，并努力寻求他们的合作。而其他一些人，如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尤金·特雷布兰奇，他则认为完全不可接受，将其排除在外并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例如他在接受《索韦托人报》（The Sowetan）麦克·西鲁马（Mike Siluma）的采访时说：“我们已将右翼边缘化……［尤金·］特雷布兰奇过去能吸引2000人参加他的会议，而今天他拼了命，即使把他的马算上，也拉不到甚至100人。”[42]

即使面对自己同志的批评，曼德拉也一直支持和维护迈林。在迈林辞职后，曼德拉说：“我遗憾地同意了他的辞职，因为他是一位我抱有最高敬意的官员，他为南非国防军、为这个国家和为我个人提供了无比宝贵的服务。在这4年当中，我们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把他视为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43]因此如果这位将军在军事情报阴谋案中真的起了那样积极的作用，那将是对私人关系的背叛。

在迈林离去之后，尼安达成为南非国防军的负责人。定义新军队职能和战略原则的政策框架借鉴自1996年的《国防白皮书》和1998年的《防务报告》（Defence Review）。成立了一个防务秘书处（Defence Secretariat）以加强文官控制，这区别于种族隔离政权以军事力量将其利益强加于南部非洲地区的做法。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事实：由于南非已经得到了许多国际组织的支持，尤其是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SADC）*，它被寄予期望在这些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非洲和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国防白皮书》和《防务报告》的政策框架目的在于彻底改变军队的优先顺序，为针对犯罪的警察行动提供支持，以及满足为重建与发展做出贡献的需要。

* * * * *

对军队作用及其装备需要的评估用了几乎三年的时间，而采购问题在曼德拉政府掌权之后立刻就提出了。从西班牙购买小型护卫舰一事正在进行中。据特雷弗·曼纽尔说，在选举之后非国大内阁核心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国防部部长乔·莫迪塞和一脸严肃的曼德拉同时抵达。他们明显仍沉浸在早先交谈的情绪中。曼纽尔回忆“乔·莫迪塞如何在听到曼德拉叫了一声‘乔？’后崩溃的，他喊道：‘今天不是说这个的好日子，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是总统已经对我说了关于从西班牙购买小型护卫舰合同的事，并说我们将要取消这一合同。我不知道将要如何告诉我的军队，特别是海军，我们要取消这一合同了。但是总统安慰我说，我们会处理这件事。’”[45]

曼德拉感到，政府必须关注整个国防力量的全部需要，而不只是一支军队的需要。因此结果是，这个合同应该取消。[46]

他说：“我们的国防军需要适当的能力和现代装备，这是我们国家的共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现在在围绕《国防白皮书》和《防务报告》进行的讨论中得到了理性的思考，对此我们表示欢迎。”[47]

鉴于支出的规模，内阁把复杂的军备采购过程整合成一个单独的项目，称为战略国防一揽子采购计划（Strategic Defence Procurement Package）。在塔博·姆贝基的主持下，内阁和一个由财政部、国防部、国有企业部、贸易和工业部的部长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决定主要合同的分配。委员会采取了一项规定，它不直接与任何投标商发生联系，而要首先经过4个独立的评估小组进行审查与平衡。由内阁决定主承包商，而后者则负责与二级承包商洽商来完成他们的职责。[48]

这将对南非政府产生广泛的潜在影响，而最终有了个不雅的绰号——“军火交易”（Arms Deal）。

* * * * *

尽管军队的整合与转型一直受到怀疑的媒体和警惕的公众的猛烈攻击，但到曼德拉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国防力量还是取得了极大的变化。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是对未知领域的初次涉足，如果没有曼德拉个人的决心，他特有的、永远及时的干预，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这支新的国防军起初是由历史上长期相互敌对、互不尊重的军事力量组成的一个大杂烩。解放斗争的战士鄙视班图斯坦军队，认为他们不过是宿敌南非防卫军的帮凶。此外，南非国防军的战士是被强拉硬拽地驱赶进入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在其中他们不得不将同胞看作人类，而不是枪下的猎物。

经过整合与合理化的双重过程后，南非国防军中40%的成员来自解放运动和班图斯坦军队。[49]招募的黑人青年义务兵进一步增加了新兵数量。

来自不同部队的战士之间发展起同袍情谊。军队为警察与犯罪斗争提供的支持被看作对社区发展的助益，这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军队在乡镇不受欢迎的情况大相径庭。1999年，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信任南非国防军的非洲裔黑人达到62%。有趣的是，这份研究证实，“对于南非国防军的信任超过了对警察和法院的信任”。[50]

* * * * *

当涉及情报部门——曾经是种族隔离政权的神经中枢和支柱——的转型时，新生的民主政府不得不深入其人才储备，探索其复杂精妙的诡计，以便在这个花费数十年建立起来的迷宫中找到一条通路。转型的行动意味着要检查这个拥有无限预算的多头怪兽的五脏六腑。这头怪兽的官员参加各种交流计划，与中东尤其是以色列的官员切磋，还有美洲的独裁者们，从那里他们学习到更先进的实施酷刑的技术以及制造出异见人士的消失。这在南非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机构，触及生活和死亡的方方面面。而同时它相当擅长的是告诉人们它的不存在，这使人想到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一句话：“魔鬼欺骗人的最高手法就是说服你它根本不存在。”[51]

这也是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国家安全机构企图掩盖他们过去行为的一种表述。在新政府接管政权前夕，南非目睹了史无前例的对秘密文件的销毁。

曾经编造出导致迈林辞职的那份报告的军事情报机关只是种族隔离政权诸多情报机构中的一个。新政府在成立早期就着手处理情报机构的重组，但甚至在此之前，曼德拉就已经要求获得安全状况的全面概述。他与国家情报局、国防和警察部门的领导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他告诉他们自己对本身要进行重组的国家情报局有什么要求，并且要求尽早完成。这是一个全面的清单：

1.1990年2月1日到1994年5月31日间，是否有任何包含情报资料的文件被销毁或［可能被“编辑”］以及是否有情报信息被从计算机中删除？

a.如果是的话，破坏的理由、那些材料或信息是什么：给出具体的材料或信息

b.销毁或删除的日期

c.下令销毁或删除的人的姓名

2.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机构，例如联合管理委员会（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是否仍然存在？

a.如果存在，哪些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合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b.如果不存在，它们何时被解散的详细情况

c.解散之前的成员名单

d.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

e.它的资金和设备被如何处置

3.国家情报局派遣间谍打入的组织名单，以及国家情报局打入那些组织或机构的间谍的名单。

4.国民合作社（Civil Cooperation Bureau）是否仍然存在？必须提供其机构和人员的详细说明。

a.如果不存在，是什么时候解散的？它的资金和设备被如何处置？

5.秘密情报搜集局（Directorate of Covert Collection）是否仍然存在？

a.如果存在，成员有谁？

b.如果不存在，什么时候解散的？

c.它资金和设备被如何处置？

6.必须提供皮埃尔·斯泰恩将军（General Pierre Steyn）报告的原件。*

a.确切因为什么样的犯罪行为使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官员由于那份报告而被解雇或要求辞职？

7.谁对导致近两万人被杀的政治驱动的暴力事件负责？

8.据说那些对政治驱动的暴力事件负责的政党也对那些自由战士的死亡负有责任，如尼尔·阿盖特（Neil Aggett）、里克·特纳（Rick Turner）、伊马姆·哈龙（Imam Haroon）、艾哈迈德·蒂莫尔（Ahmed Timol）、大卫·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马修·戈尼韦（Matthew Goniwe）等人、格里菲思（Griffiths）和维多利亚·姆克森盖（Victoria Mxenge）、培伯克三人组（Pebco Three）、贝基·姆兰格尼（Bheki Mlangeni）。

9.在1/2之后，弗拉克普拉斯小组（Vlakplaas Unit）†是否仍然存在？

成员是谁，他们遇到了什么事？

它过去或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继续存在，其成员在1990年之后做了什么？

10.关于暗杀队在这个国家行动的详细信息。根据戈德斯通报告（Goldstone Report），弗拉克普拉斯小组成员收到20万到100万兰特［“遣散费”？］，这一说法正确吗？为什么付给他们钱？[54]

曼德拉所提到的皮埃尔·斯泰恩将军1992年的报告对于曝光暗杀队的情况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曼德拉已经听取了其中一些内容的汇报，但他还没有看过完整的报告。然而就在他召开那次会议不久，这份报告就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

除了指出情报机构与镇压抵抗运动的力量勾结的深度，这份清单也解释了曼德拉一直以来的谨慎或不信任，以及为什么这些机构中官员的辞职总是让他心生警惕。隐蔽行动和腐败是种族隔离政权中情报机构运行的基础，在对其的转型过程中，曼德拉必须确保一丝不苟地执行宪法对国家安全的规定。这就要求国家安全“必须反映南非人民不论作为个人还是国家的决心：人人平等，和平和谐，摆脱恐惧和贫穷，追求更好的生活”。[55]

新的民主议会遇到的第一个主要政策障碍就是“新政府情报力量的分散。6个情报组织，每一个都隶属于参与早先谈判的不同政治力量或政党，如今必须整合为一个机构并且重新定位来执行新的安全计划”。[56]

到1994年底，将国家和班图斯坦的情报机构与解放运动的情报部门合并的政策和立法已经产生。国内情报功能隶属于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y, NIA），国际情报功能隶属于新的南非特勤局（South African Secret Service, SASS）。在内容从战略方向到职位技术性细则的各个方面的一番激烈谈判之后，与在军事和犯罪情报部门发生的情况不同，非国大明智地将自己的人员安置在更具战略性的位置上面。[57]而且为了确保严密的控制和监督，每一个部门都有独立的巡视员监督该部门的总体运行，有部长级别的问责，更重要的是由情报联合常委会行使的议会监督。

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于1995年正式启动，由非国大的西扎克莱·西赫达谢（Sizakele Sigxashe）出任首位局长。一位非国大副部长执掌国家情报局，并由国家情报署的副署长担任南非特勤局的局长。*情报工作的实际负责人是非国大的乔·恩兰拉，他被任命为司法部下辖的情报部副部长。

然而像以前一样，整合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是缓慢和不顺利的，新旧人员之间持续存在的不信任如影随形。这项工作也由于非国大内部人员之间的紧张而受到阻碍。这可能就是提交给曼德拉的情报质量低劣的原因，这令他感到沮丧。据杰克斯·格威尔回忆，定期送到总统办公室的情报简报“就像是在读三天前的旧报纸”。[59]在内阁会议或与情报官员召开的会议上，曼德拉曾经驳回过这样的报告，有时还使用了非常严厉的词语。有一次，他把情报官员赶出了内阁会议，因为他们的报告没有他所要的信息。就某些国际问题而言，实际上政治家了解到的情况比前朝政府官员提供的情报内容还要多。

例如有一次，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恩佐接到一份有关布隆迪（Burundi）冲突参加者的报告，他对这份报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知道这些人，”他说，“我在坦桑尼亚流亡期间就和其中一些人生活在一起。”[61]

在右翼或左翼阴谋颠覆或推翻政府的问题上，新的情报机构被过去成员或与新机构有联系的其他人提供的错误情报所困扰。[62]迈林报告就是那样一份伪造文件，使用了军事情报机构成员编造出来的“情报贩子”的消息。在司法咨询委员会宣布这份报告毫无根据之后，尼安达将军告诉曼德拉，军事情报机构是“国防部中最落后、转型最差的单位之一”。“他们在对南部非洲的分析和报告中，”展现出“对南非防卫军的老朋友们的偏爱，而且相比更为严重的右翼威胁来说，绝大多数报告都是关于幻想出来的左翼威胁的”。[63]

所有这些肮脏诡计和阴谋的基础就是一个墨守种族主义偏见的情报界，他们无法容忍新政府可能成功的想法——当然所谓的成功也是他们自己意义上的。

* * * * *

南非特勤局大多数时候与塔博·姆贝基直接合作，在幕后为曼德拉发起的国际计划提供支持。它在国际情报方面的工作从旧政权以欧洲和美国优先的政策转为更多着眼于新的外交政策导向。当南非开始在冲突化解中发挥更大作用时，这种转变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特勤局经常需要作为秘密渠道，以启动计划或修补漏洞。例如，曼德拉曾派遣他的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到阿布贾（Abuja）去为奥戈尼（Ogoni）地区的作家和活动家卡山伟华（Ken Saro-Wiwa）和他的8位同胞说情，他们在1995年被尼日利亚军队统治者萨尼·阿巴查（Sani Abacha）将军威胁判处死刑。阿巴查将军无视延期执行的要求绞死了这9个人，曼德拉对此大发雷霆。

据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一位学术记者兰萨纳·贝里埃（Lansana Gberie）回忆，1995年11月27日，他在BBC电台听到一个镇定的声音发表声明。那是曼德拉，他说：“阿巴查现在正坐在火山口上。我将从他下面引爆这座火山。”曼德拉十分相信人性，并受到一种民族主义情感的驱动，他希望这种情感也能扩散到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阿巴查或许腐败顽固，但他仍然是一位非洲人的领袖，并且可能不是一头怪物。[64]

当他以温和外交（quiet diplomacy）的方式对那些人提出缓刑的请求却被当作耳旁风后，曼德拉感到极度受挫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当年他曾以同样的方式在电视镜头前指责德克勒克。正如格拉萨·马谢尔指出的那样，其目的不在于羞辱对手，而是信任——尽管在阿巴查的例子中没有任何正式的条约使这种信任神圣化——被打破了。情报官员做了艰苦工作才促成南非和尼日利亚之间恢复交流。

另一个例子是缓解与埃及的紧张关系，这是由于1992年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总统用一个向非国大捐赠资金的虚假承诺误导了曼德拉，使两人发生了争吵。[65]

1997年，在新情报机构的联合总部正式启用时，曼德拉讲道：“民主南非现在面临的挑战，无疑与过去的不同。过去，我们人民安全唯一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的执法机构，包括情报机关……

“就此，我们已经开始了这项困难但必须的任务，将政府，特别是情报组织，改造成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恐吓他们的机构，保护我们国家完整而不是颠覆我们邻国的机构，保护民主而不是破坏民主的机构。”

说到这些机构的工作，他将它们的主要任务描述为成为“国家的耳目”。他期望国家情报局和南非特勤局有助于“建立对重建和发展、国家建设与和解有利的环境”，并警告说，“没有全体人民更好的生活，任何国家安全的希望都只不过是一场幻梦”。他强调了这个明显的事实，即南非在最近的过去还不是这样，指出这个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大多数人无法享有基本生活设施时，没有人可以享受长期的安全”。他要求情报机构“继续向打击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的犯罪的警察提供宝贵支持”。

讲到有组织犯罪，情报机构的办公室接二连三地发生窃密事件。“从这些窃密的性质看是十分清楚的，”他说，“你们机构中有一些人，与外部为邪恶势力工作的人相勾结，其中包括破坏我们民主制度的犯罪集团和外国情报机构……

“这些是一心要逆转我们已经取得的民主成就的势力，是选择轻蔑地拒绝伸向他们的友谊之手的势力，是不愿意和解的势力，实际上是那些希望我们为摧毁种族隔离政权并建立起民主制度而向他们道歉的势力。”

然而曼德拉对于问题的解决充满了信心。他说：“国家情报局和南非特勤局联合总部的正式启动，象征着我们又迈出一大步，远离了情报机构作为我们国家分裂和冲突的核心的时代。这也象征着各种存在于我们分裂的过去的组织，现在一起进入一个团结的机构，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66]

* * * * *

关于公共服务，非国大和种族隔离政府都接受他们对于变革缺乏紧迫性的批评。从1994年到1999年担任公职与行政事务部部长的斯奎伊亚提到制订计划推动各级政府的运行，尤其是在治理的微观层面——地方政府层面。他将这段经历称为“噩梦”，一定曾让曼德拉彻夜难眠。他说：“我们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建立行政部门，在一个统一南非的基础上创建9个省份，并确保那里存在一个文官体制，任命官员到位，还要确保这些省与过去存在的11个行政机构合理地整合在一起，这实在是一场噩梦。”[67]种族隔离政府在安全部队、经济和国际事务的计划和筹备上大肆挥霍，但从未充分考虑过公共服务。[68]因此毫不奇怪，斯奎伊亚一直担心，这将会为新的行政部门带来一些问题。[69]

困扰特定领域，如公共服务领域转型的困难，其根源在于谈判过渡时期的设计，最著名的就是乔·斯洛沃提出的所谓“落日条款”。除其他事项外，这项写入宪法的、针对过渡时期第一个5年的条款，保证了公务员的年金。其目的是通过留用具有行政经验的职员，来确保行政部门履行职责的能力，从而保证过渡的稳定。但使行政部门更具代表性的紧迫需要导致了一种别扭的混合，阿利斯特·斯帕克斯将其描述为“僵化的老卫士与没经验的新来者”，这导致政府工作完成得比设想的更麻烦和拖拉。[70]而且，在考虑了为安抚前行政部门官员的离开而发放的一揽子自愿退职年金的成本后，行政机构的开销就太高了。重新招聘现在由前朝公务员占据的职位，导致了民族团结政府的第一个裂痕。[71]

问题之一源于非国大在谈判临时宪法时的疏漏：旧的公共行政委员会仍然保留着对公共服务部门所有任命的控制权。直到最终宪法签署时，这种反常的规定才得以纠正。1996年，公共行政委员会被公共服务委员会取代。

为了绕过对任命的限制而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把一些解放运动的高级成员安置到管理职位上，一些人开始是担任部长级顾问，这就导致形成了一个平行的权力中心。加之新老体制之间在文化上的冲突以及缺乏共同的愿景，必然导致在高级职位的任命上将更多的权力赋予部长们。这一始料未及的做法成了惯例，为后来公务员的职业化带来负面的影响。[72]

行政服务管理人员的构成比例确立了五年目标。理想的结果是黑人，包括有色裔、印裔和非洲裔，占到50%；新雇员中至少30%是女性；在10年之后，至少2%是残疾人。最终只有最后一项的水平仍然低于目标。[73]

在新政府开始之后不到一个月，曼德拉写信给部长们，反映了情势的紧迫性，特别是任命女性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他写道，“已经到了这样的节点，即女性的代表性问题被认为是我们建设一个正义平等社会的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

“政府必须提供看得见的证据，让女性出现在各级政府机构从而引领这一进程。

“因此我要求你们优先任命女性到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和常委会的职位上。

“我也想提醒你们，你们的部门提供的服务应当为女性带来与男性一样的条件改善。”[74]

公共服务的另一个障碍是进行合理化改革和最大限度精简机构，从而实现有效运行。这不能通过关起门来制定的部长法令来实现，而必须纳入与工会的谈判，而直到1993年，工会还被种族隔离政权的公共服务机构完全禁止。加之当时国家正承受着宏观经济的严重压力，导致情况更糟。财政部部长建议将公务员从130万人削减到100万人。鉴于当时的失业率，以及这会对穷人中最贫困者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数字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75]

在耗费资源和损害新政府在公众眼中的合法性方面，腐败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腐败在前班图斯坦地区尤其流行，但也不局限于这些地区，滥用任命权和监管疏失使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顺利延续下来。首先从东开普省开始，后来扩展到整个国家，政府采取了大量行动来应对这个问题。发现了“幽灵工人”（ghost workers）并调查了滥用养老基金和国家财政资源的问题。

此外，原来的4个省和10个班图斯坦现在变成9个省级行政机构。原班图斯坦的官员现在并入了新的行政机构，也把他们过去机构的遗产带了进来，造成了长时间的不良后果。[76]

尽管曼德拉对于行政机构转型的介入不像军队转型那样直接，但是他确实亲自说服公众接受这个新的、更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机构。对他来说，行政机构将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项资源。[77]

然而，要使这成为现实，公共服务和政府之间需要互相迁就。1995年2月，在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讲中，曼德拉赞扬了公共服务机构满腔热忱的工作精神，并直接对南非的公务员们说：

“我们致力于动员全体公共部门的员工，使他们在我们的社会根据重建与发展计划制定的目标实现转型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有觉悟、有意愿和有技能的主体。

“作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内阁已经向所有部长发出指示，要他们与所在部门的全体成员持续交流，向他们布置任务，对所取得的进展进行报告，就如何克服转型过程中的困难达成共识，以及整体上参与到变革的斗争中去。

“我们也已经请公共部门的工会组织尽可能充分地参与到预算的编制过程中，从而使他们为如何最优配置政府的有限资源这一困难任务做出贡献。”

然而曼德拉对主管人员和行政部门之间恶化的关系发出警告，这“将会给为南非人民服务……这一共同任务带来负面的影响”。

“因此，”他继续说，“我们一直准备着并且愿意解决公共服务部门的员工们关切的所有问题，包括工资、晋升、退休金以及其他与工作条件有关的问题。”

他号召公共服务部门的员工与政府“联手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例如部门内部种族与性别不平衡的问题”，并指出，“除非其所有级别的员工都能反映出我们人口构成的比例，”否则公共服务部门“永远不会被全体人民完全接受，也永远无法真正地反映人民的需要”。

“为了加快这一进程，政府将继续采取措施和计划，目的在于确保那些因过去的种族隔离而处于弱势的群体获得能力，赶上过去有机会发展提高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人。”

平权计划的目的在于纠正过去不平等，在解释了它的含义之后，曼德拉号召人们“不要听那些伪预言家的蛊惑，他们将平权计划描述为一个基于种族和肤色而有利于一些人、不利于另一些人的计划，企图借此使过去的种族隔离和不平等永久化”。[78]

然而，曼德拉在讲到挫折和计划采取的补救行动时，不得不坦承问题。他在1996年2月向议会解释，尽管政府意在坚持其建立一个“单一、精干、高效、透明的公共服务部门，并配置更多公共资源作为资本支出”的职责，但现在到了“坦承问题的时候，必须说，目前的机构过大，必须进行合理化改革，没有其他的选择”。

“然而我们的行动不能忽视这一痛苦的真相，即受影响最严重的将是那些穷困地区，那里经济不活跃，看不到其他就业的前景。这意味着，除了其他措施之外，还需要寻找有助于激活经济活动的创造性的协商解决方案。

“合理化改革的进程不会是报复性的，也不会以一种随意的方式进行。相反，它会影响到所有种族和省份。与有关部门就建立总统审查委员会（Presidential Review Commission,PRC）*而进行的讨论进展顺利，它将重新确定公共服务机构的结构、职能和程序，有关声明预计很快就会发布。

“1996年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是进一步建设政府为基层社区服务的能力。没有比地方一级更需要这种能力的了，在那里，政府每天都与社区发生互动。因此，为新当选的市议员和他们的职员提供大规模的培训计划应当成为这一年的主要任务之一。”[80]

曼德拉在总统任期内，委托撰写了两份有关公共服务机构的报告。公职与行政事务部部长帕塞卡·恩科洛（Paseka Ncholo）博士领导了一个省级视察小组，就省级行政机构进行了调研。在1997年8月提交给内阁的报告中，恩科洛得出结论：“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一系统是昂贵、混乱、负担不起的。”[81]

经过两年的工作，总统审查委员会于1998年就从种族隔离政权继承下来的行政官员和机构应该如何重构，从而更好地为重建和发展服务提出报告。对于下一届行政机构的改革，报告提出了意义深远的建议。它尖锐地强调了在政府的核心、总统办公室和内阁秘书处更好地协调和整合机构的需要。

各种委员会和任务组的成立反映出曼德拉掌握尽可能多知识的愿望，从而实现他创建一个更好社会的梦想。只有当公众也怀有将南非建设成为他们梦想国度的理想时，那样的社会才会到来。在1996年2月9日第三次议会会议开始时，他讲了很多：

“是的，南非不仅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正顺利前行在使南非成为我们梦想中的国家的大道上。我愿借此机会祝贺所有南非人，不论是在公有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不论是这块土地上最显赫的名人还是社区中卑微的成员，所有人都在奋力为我们民主的大厦添砖加瓦。我们已经一起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应当一起心怀远大。”

尽管赞扬了社区取得的成就，“已经奠定了真正改变过去不平等的基础”，但曼德拉也承认，“我们才刚刚开始一次长途跋涉”。“如果我们的良知没有对千百万人民绝望的呼喊无动于衷，我们就应该迅速承担起这一责任。但如果要坚持我们的路线不变并能够继续前进的步伐，这也将是一段需要全面规划和艰苦工作的征程……我们所有人，所有南非人，正在被要求成为建设者和治愈者。但是，为了创造的快乐和激动，建设和治愈是困难的任务。

“如果我们把建设和治愈看作单向的过程，即只有过去非正义的受害者表示原谅，而受益者只是满足于表示感谢，那么我们就既不能建设也不能治愈。我们必须一起着手纠正过去的错误。”[82]

[1].纳尔逊·曼德拉曾多次说过“享受了一个27年的长假”，其中一次是在1993年11月15日重访他1962年8月5日在豪伊克（Howick）被捕的现场时。

[2].Howard Fast, Spartacus （self-published, 1951）; Leo Tolstoy, War and Peace （1869）; Dee Brow, 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 An India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0）;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7）.

[3].Luis Taruc, Born of the Peop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3）.

[4].Allister Sparks, Beyond the Miracle, p. 18.

[5].NM interviewed by the BBC, October 1993, NMF Tapes, BBC M8, NMF, Johannesburg.

[6].Zola Skweyiya, interviewed by Padraig O'Mally, 30 November 1995, O'Malley Archive.

[7].NM, note regarding an interview with Nomavenda Mathiane, NMPP 2009-8, box 7, file 11, p. 38, NMF, Johannesburg.

[8].Transitional Executive Council Act, 1993; Barry Gilderm, Songs and Secrets: South Africa from Liberation to Governance （New York, NY: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56-7; 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30 April 2015; Barry Gilder,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4 November 2015; Siphiwe Nyand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5 November 2015.

[9].Grasa Machel, interview by Mandla Langa, Johannesburg, 22 September 2016.

[10].NM, notes edited for a speech prior to a meeting with SAPS generals, NMPP 2009/8, box 3, notebook 12, pp. 25-30, NMF, Johannesburg.

[11].Ibid.

[12].Ibid.

*　在1994年初，博普塔茨瓦纳的总统卢卡斯·曼霍佩试图镇压那些要求这个黑人家园重新加入南非的抗议者，他声明他的领地将抵制1994年4月27日举行的民主选举。3月7日，他的声明激发了多起暴力抗议活动和公务员的罢工。3月11日，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组织派遣武装人员支持曼霍佩，他们开枪疯狂扫射，导致42人死亡。3名阿非利卡抵抗运动组织的成员被一名博普塔茨瓦纳的警察开枪打死。

[14].Ibid.

[15].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30 April 2015.

[16].NM, notes for a meeting with SAPC officers, 30 November 1996, NMPP/8,box7, file 11, African Bank 1995, pp. 89-93, NMF, Johannesburg.

[17].Ibid.

*　巴锡·斯米特疑似与著名宗教领袖弗兰克·奇凯尼（Frank Chikane）1989年收到有毒T恤的谋杀未遂案有关。他还曾为已被定罪谋杀多人的杀人犯和前安全警察尤金·德科克（Eugene de Kock）颁发了一枚勋章。

[19].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40.

†　乔治·菲瓦兹，见“附录二”。

[21].Stephane Botha, ‘Commissioner of Police to Retire’, Business Day, 11 January 1999; Sydney Mufamad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30 April 2015.

[22].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40-2.

[23].Research staff,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Race Relations Survey 1993/1994,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Johannesburg, 1994, in 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42.

*　迈耶·卡恩，见“附录二”。

[25].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40-3.

[26].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45.

[27].Ian van der Waag,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South Africa （Johannesburg and Cape Town: Jonathan Ball Publishers, 2015）， p. 287, Princeton Lyman, Partner to History, p. 163.

[28].Siphiwe Nyand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5 November 2015.

[29].Greg Mills, ‘The 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 Between Downsizing and New Capabilitie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2, no. 1, winter 1999, pp. 79-98.

[30].Siphiwe Nyand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5 November 2015.

[31].AP Archive, 11 September 1994; Beeld Archive, 10 September to 4 November 1994.

[32].NM, NMPP 2009/8, box 3, notebook 12, NMF, Johannesburg.

[33].NM, NMPP 2009/8, box3, notebook 12, NMF, Johannesburg; AP Archive, 11 September 1994; Beeld Archive, 10 September to 4 November 1994.

[34].Telex to Parks Mankahlana,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from Amrit Manga Office of the New Nation containing his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Mandela Communication, NASA, Pretoria.

*　为了将南非保持在白人控制之下，P. W.博塔使用“总体战略”来描绘对日益发展的黑人抵抗运动——他称之为“全面进攻”——进行的镇压，通常是严重暴力的。这一战略导致政府对流亡到邻国的非国大施行了跨境攻击。

[36].NM, note for a meeting of the NEC, 8-9 December 1995, NMPP 2009/8, box 4, file 1, pp. 159ff, NMF, Johannesburg.

[37].Siphiwe Nyand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5 November 2015.

[38].Gert van der Westhuizen, ‘Mandela kap voorsel teen Afrikaans’, [Mandela refuses proposal against Arikaans] Beeld, 1 February 1996.

[39].Defence in a Democracy: White Paper on National Defence for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May 1996, section 51.

[40].Luise Flanagan and Chander Gould, ‘What Modise Didn't Know About DCC’, Weekly Mail, 17 June 1994.

[41].NM, opening address in the President's Budget Debate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Cape Town, 21 April 1998.

[42].‘Mandela Speaks to the Nation’, The Sowetan, 11 November 1996.

[43].AP Archive, ‘South Africa: President Mandela Praises Outgoing Military Chief’, story no.76476, 7 April 1998.

*　非洲统一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见“附录二”。

[45].Trevor Manuel,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0 September 2014.

[46].Thabo Mbeki, interview by Joel Neshitenzhe and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7 December 2014.

[47].NM,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9 February 1996.

[48].Defence Review Committee, South African Defence Review 1998 （Pretoria: Department of Defence, 1998）; Public protector, auditor general and national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Report to Parliament on the Join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rategic Defence Procurement Packages Undertaken by the Public Protector, Auditor General and National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 13 November 2001.

[49].South African Department of Defence, Department of Defence Annual Report 2001/2002 （Pretoria: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02）， p. 62.

[50].Yvonne Muthie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o South Africa, 1994-1999’, Democracy South Africa: Evaluating 1999 Election （Pritoria: HSRC Publishers, 1999）.

[51].Charles Baudelaire, ‘The Generous Gambler’, Figaro, 1864.

*　皮埃尔·斯泰恩将军1992年的报告详细提供了选战前军队和警察介入暴力的情况。

†　弗拉克普拉斯小组是南非警察部反叛乱机构的分支，对许多反种族隔离积极分子的酷刑和死亡负责。（该小组因位于弗拉克普拉斯［在比勒陀利亚以西约20公里处］而得名。——编注）

[54].NM, the tex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te reads: ‘The President and two Deputy-Presidents, the Ministers of Defence and of Safety and Security, Generals Georg Meiring and Van der Merwe should be briefed by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convenience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NMPP 2009/8, NMF, Johannesburg.

[55].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996, chapter 11: Security Services, clause 1989 （a）.

[56].Sandy Africa, ‘The Policy Evolution of the South African Civilian Intelligence Services: 1994-2009 and Beyond’, Strategic Review for Southern Africa, vol. 34, no. 1, May 2012, p.103.

[57].Barry Gilder,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4 November 2015.

*　种族隔离政府下的国家情报署（NIS）后为国家情报局（NIA）及南非特勤局（SASS）取代，西扎克莱·西赫达谢原为非国大的情报安全部副部长，由他出任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原国家情报署副署长麦克·劳（Mike Louw）出任南非特勤局首任局长。——编注

[59].A former staff member of Jakes Gerwel's office, in conversation with Tony Trew, Cape Town, 8 August 2015.

*　曼德拉接替了已故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作为多党布隆迪和平进程的主席。

[61].Barry Gilder, Songs and Secrets, p. 177.

[62].Ibid.

[63].Siphiwe Nyanda,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5 November 2015.

[64].Lansana Gberie, ‘Mandela's Struggles for Peace and Justice in Africa’, Africa Renewal Online, December 2013.

[65].Barry Gilder,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24 November 2015.

[66].NM, speech at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Intelligence headquarters, 5 December 1997.

[67].Zola Skweyiya, O'Malley, 30 November 1995, O'Malley Archive.

[68].Niël Barnard, interview by Tony Trew, Overberg, 17 November 2015.

[69].Jessie Duarte,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5 July 2014.

[70].Allister Sparks, Beyond the Miracle, p. 37.

[71].Zola Skweyiya, O'Malley interview, 30 November 1995.

[72].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Diagnostic （Pretoria: 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2015）， p.11; and Geraldine Fraser-Molekei, telephone interview by Tony Trew, 29 July 2016.

[73].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State of Representivity in the Public Service-Findings;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and Administration,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Gender Equality Within the Public Service （2006-2015）: Consultation Document （Pretoria: Department of Public Service and Administration, 24 November 2006）.

[74].NM to Thabo Mbeki, 6 June 1994, DP Pres Mbeke, box 002, folder 11/1/1 – President, closed, NASA, Pretoria.

[75].Zola Skweyiya, O'Malley interview, 30 November 1995.

[76].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Diagnostic, pp. 22-3.

[77].NM,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4 May 1994; NM, debate on the President's Budget （‘ 100 Days Speech’），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South Africa, 18 August 1994.

[78].NM,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17 February 1995.

*　由著名学者文森特·马法伊（Vincent Maphai）博士主持，不同领域的专家参加，1996年3月8日的《政府公报》（Government Gazette）（17020号）发布了总统审查委员会的参照条款，其职责之一是倡导公共服务机构转型。

[80].NM,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9 February 1996.

[81].Marion Edmunds, ‘Skills Crisis Knocks Public Service’, Mail & Guardian, 15 August 1997.

[82].NM, opening address to the third session of Parliamen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9 February 1996.

第十章 和解

1964年6月12日是曼德拉开始服刑的日子，在一段向全世界播放的一闪即过的视频剪辑中，纳尔逊·曼德拉模糊的身影出现在运送这些囚犯的汽车覆盖着铁丝网的窗户后面。[1]尽管看不见这些囚犯，但他们从密闭囚车侧面的通风口伸出的攥紧的拳头，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不屈印象。这个肢体动作是对围观群众抗议语言的呼应，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审判期间一直挤在旁听席上。

虽然警官们使用了后门以避开人群，但许多人仍然设法为他们走向监狱的英雄喝彩。在交通的嘈杂声和护卫队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之外，曼德拉可以听到外面的呼唤，那些长期激励忠诚的人们投入战斗的呐喊和歌声相互呼应。一个强有力的声音用科萨语呼喊：“阿曼德拉（Amandla）！”接着众人响应：“阿威图（Awethu）！”然后那个声音再用英语重复：“全部权力（All power）！”群众响应：“属于人民（To the people）！”在南非斗争的历史中，从没有什么比这8个字更雄辩有力地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痛苦和他们反抗数百年压迫的决心。

在国民党掌权大约16年之后，对于一名黑人来说，在1964年6月入狱，意味着被置于这个国家行政管理级别的最底层，处于任执政者摆布的境地。简而言之，监狱看守通常有阿非利卡血统，没受过多少教育，同时又握有权力。这些主要是年轻的男女，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曾对这类人发出议论：“无知加上权力，是正义所能拥有的最凶残的敌人。”[2]

黑人狱监本身也是以暴力驱动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却被种族隔离政策转变成为压迫的工具，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白人同事们更加愚昧的翻版。然而，应该为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负责的是那些白人官员。

这就是曼德拉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非裔黑人最先受到的屈辱就是被剥光了衣服，然后强迫穿上短裤，而不是有色裔和印裔囚犯所穿的长裤。在监狱外面，曼德拉一直对自己的穿衣打扮引以为傲，穿着体现了他的自我认知。1962年，在一场他即将被判刑的早期庭审上，他有意不穿西装，而是选择了一件带有珠饰的豺狗皮披风，带着一种反叛的优雅，象征他的非洲黑人身份。

1965年，当他在罗本岛服无期徒刑时，一系列模糊不清的照片*被伦敦的国际辩护和援助基金（International Defence and Aid Fund）偷运出岛并发表，照片中剃光头的曼德拉和他的同胞沃尔特·西苏鲁正在深入地讨论什么，看不到任何未来减刑的迹象。围绕他们的是由连绵不断的采石场和石墙组成的荒凉景象。正如已过世的因德雷斯·奈杜（Indres Naidoo）所说的，这真正是“一座被锁链捆绑的岛屿”。[4]这绝不是一个可以滋养和解精神的地方。

然而31年之后，在1995年庆祝橄榄球世界杯赛胜利结束的大会上，身着带有跳羚标记的橄榄球队服、光芒四射的曼德拉成了和解与理智的代表形象。这更增加了这位媒体口中的黑花侠（Black Pimpernel）*身上一直笼罩的神秘感。

* * * * *

在1960年代初期，国民党的刑罚制度是种族隔离政府最恐怖的高压手段之一。曼德拉那时就已经与这一法律体制冲突不断，最著名的就是在始于1952年6月26日的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中担任非国大的志愿者总指挥，以及在1956年到1961年马拉松式的叛国审判（Treason Trial）†中被指控为罪犯之一。在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前‡，他已经从1962年11月7日开始服5年的徒刑，罪名是无护照出国和煽动工人罢工。

在所有这些遭遇中，曼德拉一直显示出至高的尊严。尊严感源于绝不能接受人格的贬低，而且曼德拉在刚刚开始服刑时就已经认识到，他必须挫败种族隔离政权及其下属的种种企图。像所有被迫为了生死存亡而战的人一样，他会在战斗白热化的时刻发现自己的力量。被捕之前，他在监狱外享有非国大及其基层组织的支持；而在监狱中是不同的，他需要不同的策略。在这里，有他自己、他亲密的同志，以及由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人构成的囚徒群体。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希冀种族隔离政权垮台的政治犯。他们一起学习如何使狱规为他们所用。他们反抗那些他们不能接受的规定，最终，在屡遭公然违背之后，那些狱规变得无法执行。

迈克尔·丁加克（Michael Dingake）是在监禁15年之后于1981年从岛上被释放的，在回忆那段时期时他写道，在所有的囚徒中，曼德拉是最不知疲倦的讨论参与者——不论是只限非国大成员的正式讨论，还是与其他组织成员进行的非正式的、双边的或集体的讨论。我们中的一些人，只要一有机会，都愿意相互讨论或闲聊，但曼德拉同志不是这样。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除了他所在组织的计划之外，他都有大量个人约谈，而且都是他自己主动提出的，讨论组织间的关系，囚犯的不满，针对监狱当局的联合斗争策略以及一般的问题。纳尔逊·曼德拉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权活动家。[8]

作为一位精力充沛和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者，马克·马哈拉杰是曼德拉首届内阁的部长当中相当特立独行的人。在罗本岛的狱卒眼中，他是个麻烦人物。他设计了精巧的计划，将曼德拉的手稿偷运出了监狱。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高手，他在转型期间化解了困境。他不是任何人的吹鼓手，这可能令其他人感到有些困扰。他把他的前狱友能够成功地从监禁中幸存归因于这位年迈领袖“超乎寻常的自控力”。

“曼德拉最伟大的成就源于他与人们交往的方式：他从他们的假设出发，小心地引导论证，最终使他们接受他的结论。他的前进路线是在对方的进攻路线上发展起来的。私下里，他从不放弃尝试理解另一方，不论是敌人、对手、反对者还是他自己的同事。”[9]

然而，提高曼德拉在支持者和对手眼中的地位的，是他准确无误的时机感。他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施加影响，在此过程中绝不允许任何冒犯，不论多么微不足道，不受质疑地顺利得逞。他处处与当局对抗，援引囚犯的权利并反对以任何形式对他或其他狱友进行侮辱。长时间以来，他为琐碎的事情，为些许自由，为了穿长裤，与监狱官员进行斗争。不可避免地，监狱内部的斗争和生活品的匮乏开始渐渐被外部世界所知，而这主要是通过获释囚犯和能够访问在押人员的友好的司法界人士的证词。同样为外部所知的还有一个人不可战胜的精神。

* * * * *

可能只有在大众文化、体育和艺术——特别是音乐、电影和舞蹈——中，世人才能更丰富多彩地描绘曼德拉那样有感染力的人性。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激励了一代政治活动家的解放歌曲呼唤着曼德拉的名字。在国际上，曾经是南非国内的笼中鸟，后来在流亡中自由高飞的米瑞安·马卡贝（Miriam Makeba）和休·马塞凯拉（Hugh Masekela）等艺术家*，与全球家喻户晓的名字，如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昆西·琼斯（Quincy Jones）和许多其他人共同宣扬南非人民的斗争，这场斗争成了曼德拉名字的同义词。托尼·霍林斯沃思（Tony Hollingsworth）于1988年和1990年在温布利球场举办了明星云集的“曼德拉音乐会”，他把这两次豪华阵容演出的成功归功于曼德拉在全球的吸引力。

南非的斗争迫使整个世界审视自己的良知，由此联合国做出各种决定，谴责种族隔离为一种反人类的犯罪。这一斗争在曼德拉身上找到了支点。随着斗争的发展壮大，其英勇的故事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这场斗争的旗帜上印着一个人的形象。南非的代表们在向国际社会发言时经常这样开场：“我们以纳尔逊·曼德拉和南非正在战斗的群众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他被监禁的时间越长，整个世界就越是张开臂膀拥抱曼德拉的政治伙伴，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制裁南非的地区的人。流亡者们，诸如巴里·费因伯格（Barry Feinberg）、龙尼·卡斯里尔斯（Ronnie Kasrils）、帕洛·乔丹、约翰·马奇基扎（John Matshikiza）、比利·南南（Billy Nannan），以及其他许多后来在新南非担任要职的人，继续建立起马伊布耶（Mayibuye）这一非国大的文化组织，向听众朗读、歌唱和表演短剧来介绍南非的生活，他们的节目单中包括曼德拉在法庭被告席上的讲演。*

1970年代马伊布耶在西欧不同国家的巡回演出，在1980年代由阿曼德拉（Amandla）文化剧团继续，后者起源于安哥拉非国大的军营，偶尔会请非国大主席O. R.坦博以客人身份出席并指挥乐队。[12]在其他地方，文化活动家，如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在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典、威尔士和美国成立了合唱团，并训练团员使用南非人民的本土语言来演唱解放歌曲。对于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文化宫（Kulturhuset）中挤满的观众来说，看见由一群亚麻色头发、玫瑰色面颊的年轻人组成的合唱团摇摆着演唱“前进，曼德拉”（‘Shosholoza Mandela’），无疑比任何政治演说都雄辩得多。

到曼德拉获释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犯。根据一些人的说法，他成了可口可乐之后最为大众认可的品牌，并且不仅限于西方范围。[13]世界青年联盟（World Youth Alliance）的卢旺达（Rwanda）主席奥巴迪亚斯·恩达巴（Obadias Ndaba）写道：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在距我遥远的世界中，许多人为他们的新生婴儿取名曼德拉。如今，我有许多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都叫曼德拉，尽管这个名字本身与我们的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在成长过程中头脑里将曼德拉这个名字与一些值得效仿的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爱、自由与和平，这些在（前扎伊尔［Zairean］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的疯狂统治下是不存在的。作为一个放牛的民族，我们甚至因为曼德拉小时候曾经放过牛而高兴。[14]

纳尔逊·曼德拉不顾别人的看法，在语言上和行动上一心一意教化他的敌人，甚至那些在种族隔离政权极端压迫下受到创伤并留下伤疤的自己人。他与他的前监狱看守拥抱，例如克里斯托·布兰德（Christo Brand）、詹姆斯·格雷戈里（James Gregory）和杰克·斯瓦特（Jack Swart），并在1994年5月10日他的就职典礼上表达对他们的尊重。他与检察官珀西·优塔尔（Percy Yutar）共进午餐。据乔治·毕佐斯的说法，这位检察官一直表现得“缺乏对道德执法的尊重”。[15]在1963—1964年里沃尼亚审判期间，尽管曼德拉和他的同案被告已被判处破坏罪，优塔尔仍表明他倾向于判他们最严重的叛国罪，这可能导致他们被以绞刑处决。[16]

曼德拉相信，和解与民族团结是硬币的一面，而重建与发展则是这块硬币的另一面。重建与发展可以“通过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实现，而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应参与到我们国家重建和转型的任务当中去，并被视为其中的一部分”。[17]

曼德拉的国家建设计划需要南非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相处。只有当那些从种族隔离时代的剥削中获利的人认识到，现在是时候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分享他们的资源了，这种和谐才有可能实现。只有那时，南非才有机会塑造一个平等的未来，否则就是灾难。

在政治上，尽管非国大已经在民族团结政府中获得多数优势，曼德拉仍想要探讨小党派参与政府的想法。他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阵线进行了讨论。虽然宪法并未规定需在内阁中包括这些党派，但曼德拉说，他准备做工作修改宪法以接纳他们。

这不是盲目的利他主义行动，而是对《自由宪章》以及其他政策准则的理解。《自由宪章》规定“南非属于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并且“所有民族群体具有平等的权利”。[18]但是曼德拉知道，所有通往被大肆赞扬的民主理想的道路都是从一系列历史不平等出发的，如果不顾这样的事实，那将是不负责任。并且他知道，当下的不公正，其根源在于历史的不平等。曼德拉决心面对挑战，让曾经垄断权力的那个集团接受其失去权力的事实，并投身于创造一个正义与和解的社会。

不经过艰苦的工作是不可能建成那样的社会的。曼德拉必须深入人民的内心，他们迫于时代和历史原因站在鸿沟两侧彼此仇视。他潜心研究阿非利卡人的历史和文化，将他过去的监狱看守也当作研究的一部分。他熟知阿非利卡人如何试图通过牢牢抓住权力来抑制他们自身的恐惧，正如他熟知，如果黑人群众担心他们艰苦赢得的胜利无法确保长久的政治权力，他们将成为潜在的危害。女性权利倡导者和前南非第一夫人扎内勒·姆贝基（Zanele Mbeki）曾私下对一位朋友描述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令人悲观的看法。她说，黑人视白人为没有死去就进入天堂的人。[19]

曼德拉把阿非利卡人作为其倡导和解的首选对象，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族群是国民党获取政权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阿非利卡人也是在别处没有家园的南非本土族群。*阿非利卡人享有坦率真诚的美誉，不像他们讲英语的同宗那样奸诈虚伪，黑人认为后者是一切道德败坏的始作俑者。肤色壁垒（Colour Bar）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发明，阿非利卡人设计种族隔离制度时只不过是照搬了一个可靠的模板。†曼德拉也知道，如果与非裔黑人同样经历了贫困历史的阿非利卡人接受了新民主所体现的变化，他们就会构成捍卫这一民主的脊梁。

尽管如此，曼德拉知道，各个族群内部存在细微差别，如果他只是大而化之地描述阿非利卡人，而忽视了作为一个族群，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存在差别，在对待转型问题的政治态度上存在分歧的事实，就会犯错误。

虽然成功阻止了内战，消除了鼓吹阿非利卡人自治者暴力破坏第一次民主选举的威胁，然而在新政府接管之后，异议的暗流仍然涌动，并未减少。当民族国家理事会（Volkstaat Council）‡成立，帮助说服阿非利卡人族群他们在更广阔的南非中拥有自己的家园后，异议者也失去了他们的棱角。面对不可抗拒的变革浪潮，阿非利卡人的自我保存意识是说服持强硬路线者加入转型进程的一个更令人信服的动机。曼德拉抓住了这一时机，他总是寻求与那些可能不满的人妥协，确保达成的协议是非暴力的，从而把任何人采取破坏行动将国家带入毁灭的风险降至最低。

曼德拉不惜一切努力，坚决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国家不稳定的因素。大多数破坏者是受情绪驱动的。很久之后，他仍会强调，领导人需要让情感服从于理性的思维。他告诉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我们的情绪说，‘白人少数是敌人，我们绝不与他们对话’。但是我们的理智说，‘如果不和这个人对话，你的国家将被烈火吞没，并且在未来的许多年中，这个国家将血流成河’。因此我们必须与这种冲突和解，我们与敌人的对话是理智战胜情绪的结果。”[23]

如果说德克勒克早先与刚被释放的曼德拉达成协议时，曾面临来自种族隔离安全机构中鹰派人物的反对的话，那么曼德拉一定能理解这种讽刺，因为他不得不面对各方反对白人家园的逆风。和往常一样，曼德拉必须认识到非国大内部一些干部所持的不妥协的态度。他们不能忍受割让任何领地给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非国大的政策目标是一个单一的南非国家。曼德拉也知道，即使当他还在监狱中与种族隔离政府的官员进行试探性对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企图切断他与他的政治基础非国大的联系，使他脱离非国大。非国大高层领导机构中总有一种感觉，即种族隔离政权一直希望在解放运动的人员中制造分裂、进行控制和散播混乱，从而努力形成一种印象，曼德拉已经“被牵着鼻子走了”。

非国大内部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仍然对正在蹒跚前行的和平过渡愤恨不已。这些人充满着哈里·瓜拉甚至是克里斯·哈尼的精神，执意通过民族之矛武装夺取政权，并摆脱谈判政治的束缚。但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一场拳击比赛的关键几局，在比赛的开始阶段曾打出重拳的对手现在开始站不稳了。因此，为了见证和解进程的完成，曼德拉必须奋力前进而不是匆忙决定对原先承诺的白人家园食言，以安抚非国大内部的某些成员。1995年6月，民族国家理事会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其中放弃了阿非利卡人家园的想法，而选择成立文化公民委员会（Culture Citizens’ Council），作为比勒陀利亚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子区域。紧接着，曼德拉在参议院就白人家园的争论做出回应。他说：

“关于国家民族理事会提出的这份讨论普遍问题的报告，我希望重申，我的组织，以及我个人，将谨慎地研究这份报告。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和平过渡中这些领导人的合作。同时，我们会保持对民主、无种族歧视和平等原则的坚定承诺。”[24]

他感到有必要提醒议会已被扑灭的威胁。“很多人不知道就在选举之前，这个国家面临了怎样的危险，”他说，“然而我们早在1986年就开始参加谈判，特别是在选举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进行了大量谈判的人知道，我们当时处在一场灾难的边缘，可能使我们的国家坠入血海深渊……你们现在可以轻巧地说，这个国家中不能有白人家园。你们这样说很容易，因为你们没有参与那项工作，你们不知道我们避免了什么样的危险。

“我不会用这个国家的未来去玩廉价的政治游戏。如果人们已经转过身来并正在与我们合作，作为负责的领导人，我们必须坐下来看我们可以如何与他们合作。以前我曾说过，今天我想再次重申，白人家园问题的决定权将在南非人民。他们必须告诉我们，他们是否要白人家园。这不是一个仅靠机会主义的方式就能处理的问题。”[25]

尽管认为自己已经对那些持否定意见的人释怀了，但另一个难题还是摆到了曼德拉的面前。1996年3月，一个运动委员会建议，橄榄球队的跳羚队徽应当被取消。这刺激了右翼发起威胁。曼德拉批评了非国大内外的那些人，认为他们“不知道在白人中仍有一些强大的派系，他们不接受现在的转型并企图利用任何一个借口把这个国家拖入流血的杀戮。这就是目前状况的现实，但是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26]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国歌。1994年选举之前，在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中，非国大和国民党达成协议，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同意顺序演唱《天佑非洲》和《南非的呼唤》。成为总统后，纳尔逊·曼德拉委派一支团队，结合两首不同国歌中的元素，谱写一首更简短也更得体的新国歌。[27]

然而，1996年9月，在制定最终宪法期间，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在曼德拉到会之前就国歌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项是，新宪法不应指定国歌，而是说明将由现任总统做出决定。第二项是，国歌应是翻译成四种语言的《天佑非洲》。曼德拉在会后才得知这一消息。他告诉全国执委会的同事，不应在他缺席时通过那样的决定，并要求执委会进行复议。[28]因此国歌问题按照临时宪法中的规定维持不变，直到1997年10月，国歌团队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曼德拉宣布将这个混合的版本作为国歌。

在所有这些促进和解的情况中，曼德拉都情愿承担风险，知道他的行动可能遭到误读。这并不是第一次。在南非选举之后的兴奋中，忘记曾经冒的风险、下的赌注，而使国家倒退回过去是有可能的。曼德拉从1952年作为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的志愿者总指挥开始，最终在1961年成为民族之矛的总司令，在此期间——与美国南部诸州民权运动中的自由乘车者（Freedom Riders）同一时期——黑人要冒着死亡的风险主张他或她得到人道对待的权利。那时作为一个志愿者，在蠢蠢欲动的警察眼中，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曼德拉冒过各种风险：当他成为民族之矛的总司令时；当他从事地下活动时；当然，还有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发表蔑视当权者的讲演时，他完全知道，对他判刑的法官有权决定他的生死。如果说全面改革一个非正义的体制需要勇气，那么曼德拉注定知道，要使同一体制转过来为民主服务将需要更大的决心，以及机智。

他发现自己不得不调动自身力量和技巧的储备以及他的说服能力，来应对黑人族群中升起的不安。这些是过去每天都在被种族主义政权欺骗的人。虽然他出狱时曾告诉充满期待的大众，他来到这里“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的、人民的谦卑的仆人”，然而在南非历史上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是不可能把他这一谦虚的声明当真的。[29]他的获释，象征着从压迫、暴力、穷困和痛苦的重负下获得解放，对于人们来说，就是一个先知预言的实现。他体现了无数政治运动中许下的诺言，即南非将有和平、自由和繁荣。尽管非国大及其三方联盟的伙伴多数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没有人使群众做好准备，将他们的前进方向转到和解的道路上。

曼德拉走上了和解之路，这意味着他要着手解决白人的恐惧心理并引导胆怯者接受和平的道路。如果说曼德拉已经因为听取人们的反对意见赢得了声誉——正如心理学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萨特·库珀（Sathe Cooper）在回忆与曼德拉一起关在罗本岛的时光时所说——他现在不得不应对这样一批选民，他们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他，唯独对他过度重视和解不满意。[30]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发现自己越来越常遭到指责，称他的和解方针意味着用牺牲黑人的需求来解决白人的恐惧，他不得不对此为自己辩护。虽然他解释了重建与发展以及国家建设与和解之间的辩证联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稳定将使所有南非人——最重要的是黑人多数——成为受益者，但是这种指责仍在继续。这已经成为他的总统任期从一开始就有的一个特点。1994年，在参议院预算辩论中回答一位非国大代表提出的问题时，他发表了长篇讲话来澄清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已经制定的社会经济计划需要大量的资源。如果国家不稳定，我们就无法面对这些问题。”他说，政府“面临着一个问题，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时常提起的。我指的是这个国家中白人少数的困难，以及他们曾拥有特权的历史背景。白人过去的特权将黑人不仅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也排除在对国家资源的享用之外”。

他说，白人少数“现在面临着与过去一直被排除在外的多数族群建立起伙伴关系的可能，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担心民主变化……可能导致白人被黑人多数支配。我们的白人同胞在处理问题时缺少那种态度”。

与之对立的另一个问题与解放运动中的黑人有关，他们已经内化了抵抗的态度，以至于“在需要建设的时候，他们却感到自己应该反对任何导致最终和解和国家建设的事情”，这已经成了一种传统。

为了说明这一点，曼德拉讲了一个典型自嘲的故事，关于他“与一位讲阿非利卡语的著名人物的对话……那位著名人物说，我不知道自己对他们的人——阿非利卡人——做了什么。他感到，这也是他的国家。据他说，被解放的不仅是我，他也被解放了。他做好了为南非服务的准备，而这是由于我的力量。

“正在我开始由于得意而有些膨胀的时候，他转过来说，这也是我存在严重缺点的迹象。他说，我关心的是安抚白人，但忽视了那些将我推上权力顶峰的自己人。我立刻告诉他我已在内阁制定的总统项目。*他知道所有这些项目，但他说，已经形成的看法——这比事实更危险——是他告诉我的那样。

“他继续告诉我，新闻界和大众媒体对我刚刚告诉他的事情不感兴趣。他知道我并没有抛弃我的人民，但是大众媒体所促成的看法是我并未关注这个国家的事务。使他们受到打击的是，一个长期被监禁的人现在竟然采取这种和解的方式。他们创造出这样的看法，即这就是我关注的全部。即使我自己的同志，他们知道我在我们自己人民中间的活动，看来也已经被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宣传所影响。”

然后曼德拉转到他的非国大对话者向他提出的问题：“我的同志现在警告我，那种认为我忽略了我们的人民，现在全身心关注白人的说法有真实的成分。然而我充分理解这种说法中的情绪，因为人民愤怒、焦躁，他们已经忍受了几个世纪的痛苦，并且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忍受……现在的重建与发展计划就是要解决国内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是黑人的需要，即非裔的、印度裔的和有色裔的。这就是重建与发展计划的目的。

“民族团结政府的成败就在于能否按照重建与发展计划制定的目标来提供人民的需要。我们的部长们一天工作24小时，以确保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即充分的就业，有足够的学校、教育设施和房屋、电力和交通，以及引入干净健康的自来水。所有这些，目的都是服务于这个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32]

新的民主体制将国民党——曾经是阿非利卡人政治诉求的堡垒——变成了过渡政府中的一个少数派合作伙伴。安全部队、公共部门和储备银行的负责人在稳定的名义下暂时保留下来，极端保守的自由阵线党已经同意利用法律和宪法手段来寻求实现其目标。

但是议会代表的减少并不等同于白人社会权力的减弱。白人在控制经济资源上占得先机，这对黑人多数来说是不利的，几个世纪的结构不平等使他们深受影响，其后果不可能马上消失。黑人尽管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南非的文化、教育和宗教机构，甚至是农业部门，都为白人的权力提供了基础。对此曼德拉在1994年8月26日比勒陀利亚市长举行的招待会上已经说了很多。[33]

因此和解不得不超越正式的机构，而与社会的各个领域直接发生关系。一般而言，有出人意料之举的正是曼德拉，特别是在沿用典型的阿非利卡标志方面。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上他引人注目地——也出人意料地——对南非国家橄榄球队表示支持就是这方面最早的事例之一。在这之后不久，他在比勒陀利亚的官邸中为斗争双方领导人的遗孀举行了茶话会。此外，他还亲自看望了那些由于身体过于衰弱而无法参加的人，包括可憎的种族隔离设计师亨德里克·弗伦施·维沃尔德（Hendrik Frensch Verwoerd）博士*的遗孀贝齐耶·维沃尔德（Betsie Verwoerd），他到她在北开普省奥利尼亚（Orinia）的家中看望了她。在P. W. 博塔中风之后，曼德拉到他在西开普省乔治市（George）的养老院看望了他。媒体对这些令人心酸的时刻——白发苍苍的曼德拉耐心听取P. W. 博塔讲述政府政策的后果，或者帮助贝齐耶·维沃尔德用阿非利卡语阅读一份建立白人家园的吁求——的报道，确保包容性在全国范围得到展现。但这也展现出曼德拉处于领导地位的事实。

在橄榄球世界杯夺冠后几天，曼德拉会见了20位代表，主要来自右翼或保守组织，这是由自由阵线党魁康斯坦德·维尔容组织的一次对话。当一位记者问及这类会见背后的原因时，曼德拉解释道，这全部是为了国家建设与和解。他说：“重要的是保持那些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管道畅通，以消除任何可能导致紧张的误解。”[35]

在向阿非利卡语言与文化协会（Afrikaanse Taal-en Kultuurvereniging, ATKV）讲话时，曼德拉说，他理解他们对于可能歧视阿非利卡语的语言政策的恐惧。他向他们保证，保护和振兴这个国家的所有语言，包括阿非利卡语，是政府和非国大不可动摇的政策。[36]

强大的秘密组织阿非利卡人兄弟会（Afrikaner Broederbond）的青年组织“近卫骑兵”（Ruiterwag），于1996年邀请曼德拉参加一场阿非利卡青年领导人会议。这个兄弟会的主要目的是提高阿非利卡人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权力。曼德拉要求他们领导所在团体成为重建与发展中的积极分子。[37]

仍然处于与阿非利卡青年领导人会面的兴奋中，并希望将这一消息尽快传递给整个社会，曼德拉赶到约翰内斯堡挤得满满的第一国民银行体育场，非洲国家杯（Africa Cup of Nations）足球锦标赛正要开始。由于超过了原定的时间，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头顶上空飞机的轰鸣中，他向球迷们解释，他刚刚参加了阿非利卡青年领导人的会议。

曼德拉也访问了诸如斯泰伦博斯、比勒陀利亚、波切夫斯特鲁姆（Potchefstroom）等历史上使用阿非利卡语言和文化的大学，并到教堂讲演——通常是应邀，但有时也未经邀请，令崇拜者十分高兴。只要是有南非白人文化存在的地方，他都去讲话。他所传递出的信息始终不变。

“对我来说，”他写道，“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加入严肃的讨论，探讨我们在这个国家共同的未来……当我上一次谈到和解与民族团结时，这是我想要留给后世的遗产，市场几乎崩溃了。我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但是我今天确实想要再次重申，我把民族和解的工作视为我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并要在我身后留下一个长久和平的国家，国家中的全体人民和族群在相互接受、相互尊重和全国统一的共识中生活在一起。”[38]

曼德拉知道，阿非利卡人一直担心阿非利卡语教育和阿非利卡语学校的问题。为此，他把《自由宪章》分发给听众，并告诉他们，1955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起草并通过的《自由宪章》“是非国大的基本政策文件。今天，它仍然是这个组织的基本方针。因此，当我谈到和解与尊重这片土地上所有语言和文化时，绝不是像通常所声称的那样，一个简单的个人立场，而是一个包含在非国大——民族团结政府中的多数党——的基本政策中的立场。我说这些，你们就会知道，尊重社会多元化的理念，一直深深地植根于今天执掌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组织中……

“迄今在我们国家已经进行了80年的解放斗争，其基石就是对我们社会的本质的深入思索和寻求答案。‘民族问题’（national question）是解放运动迄今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团结国家内部，不同族群的利益如何实现？在我们开始讨论阿非利卡人的利益之前，重要的是记住‘民族问题’关心的不只是阿非利卡人。如果一个人问某个语言族群或某种文化在我们共享的这片土地上的地位，他同时也必须考虑其他族群的利益。”

曼德拉强调，阿非利卡人的未来“不能等同于种族主义。但同时，有少数人确实利用这个问题以达成种族主义的目的。有少数人以关心阿非利卡人为借口，横挡在道路中间，阻拦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改革，企图保护现在享有的特权”。

“那些真正关心阿非利卡问题的人应当站出来发声，反对这样的做法以及这样做的人。这样也有助于使你的大多数同胞放心，不论何时提出阿非利卡问题，都不会怀疑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始终以一种调解的态度，曼德拉最后叮嘱阿非利卡人“以一种积极的精神进行讨论。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聆听彼此的意见，并就任何可能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39]

1994年4月，曼德拉签署了由自由阵线、非国大和国民党三党决议的《阿非利卡人自决协议》（Accord on Afrikaner Self-Determination），这个协议确立了建白人家园的想法，从而将内战的乌云一扫而空。

曼德拉当选总统的那一天，在进入国民议会会场时，他离开了仪式行列，去和当时成为议员的维尔容握手。维尔容回忆，在就职仪式之后，曼德拉告诉他：“我有一个伟大的愿望，就是不仅成为非国大的总统，而且是每一个人的总统，并且我希望赋予你自由出入我办公室的权利。如果关于阿非利卡人的问题你有任何想来讨论的，可以尽管提出来。”

“相信我，”维尔容说，“如果我有事情需要讨论，不出两天就能见到总统。”[40]

民族国家理事会作为一个过渡性机构，其继续存在被写入了新宪法。[41]与种族隔离的族群权利相反，各方同意宪法承认自愿社区的权利。这为在每一个政府辖区建立自愿文化机构（voluntary cultural councils）和成立促进和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族群权利委员会奠定了基础，该委员会拥有调查投诉和解决冲突的权力。[42]

然而在现实中，民族国家理事会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1999年，这个机构的资金枯竭；2001年，其设立所依据的法律被撤销；相关报告则被提交到促进和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族群权利委员会。认为阿非利卡人的关切需要一个独立领地或专门政党的想法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支持。[43]

民族国家理事会提供了一个论坛，一艘方舟，使陷入困境的人可以找到一个避难所，尽管他们所要躲避的暴风雨更多出于想象而不是现实。真相是汹涌的海水已经平静下来。正如和解发挥了作用一样，政治权力的转移也起了部分作用，特别是由于曼德拉决定投入大量精力参与阿非利卡人社群。他这样做是因为知道南非历史上对阿非利卡人的极度憎恨。“当我们的人想到阿非利卡人，这个统治国家政治机构的族群时，感情就变得特别强烈，使冷静的讨论变得困难。”[44]

曼德拉的出发点是认为“把他们（阿非利卡人）看成一个同质的群体，认为他们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是统一的、不可改变的，试图与他们说理是徒劳无功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45]

曼德拉坚定不移地向前，向阿非利卡人讲话，感到他们是他建设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计划的一部分。一开始这令人感到困惑，特别是对于某些阿非利卡人而言。他们被罪恶感所包围，自然预期的是来自曼德拉和他领导的黑人的仇恨和报复。当相反的事情发生时，他们感到的是吃惊和困惑，以及著名诗人和学者安杰·克罗格（Antjie Krog）所说的，五味杂陈。[46]在她作为广播记者报道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期间，她在与阿非利卡人族群成员的互动中发现，阿非利卡人把黑人的准备原谅解读为软弱和自卑。他们解释，如果黑人曾经遭受的困苦有一半发生在阿非利卡人身上，这个国家就会淹没在血泊中。

1995年7月，总部在伦敦的期刊《南非时代》（South African Times）向不同的人提问：基于对曼德拉想要什么的想象，他们会给曼德拉送上怎样的生日祝福。讽刺作家彼得—德克·厄伊斯（Pieter-Dirk Uys）在回答时问道：“曼德拉的愿望是什么？长寿？是的，是的，是的。幸福生活？如我们所有人愿望的。正常的生活？如何正常？他不需要证明任何事情。现在，为了使他的观点被接受，他可以十分危险地嘲笑和质疑，这会危及他的地位，就像一只稀有的濒危动物。他的愿望是什么太明显了。这个人全身心投入到原谅与和解的工作中去。这个人体现了所有宗教中最美好的东西。热爱你的邻居，即使他把你关了27年。”[47]

“这就是曼德拉，”维尔容后来回忆道，像是一个人终于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曼德拉使阿非利卡人感到迷惑。他是如此能够被人接受。他朝着真正解决南非的问题创造出了一个如此巨大的期待，即使阿非利卡人民也接受了这一理念。”[48]

* * * * *

正如种族隔离一直是旧政权的象征那样，在大主教图图领导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已经成为新南非的一个象征，其重要性仅次于新宪法。对外部世界来说，它生动地证明了南非已勇敢地承担起深化民主的使命。

这个委员会从调查侵犯人权开始，并逐步形成机制，使有罪者坦白罪行。种族隔离政权的暗杀队和武装暴力赤裸裸的真相，由于勇敢记者的工作而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主要是《自由周报》（Vrye Weekblad）和《每周邮报》的记者。因为听证会是在摄像镜头的凝视下进行的，在种族隔离政权支持下制造的全部恐怖进入了公众的客厅，人们再也无法以不知情为借口来轻松地逃避了。这一过程也针对那些在解放斗争过程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因此，在接受调查的那些人眼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给双方带来同等的麻烦，那些人过去总是透过把践踏人权合理化的棱镜看待自己的行为。当时整个国家都在争论，能否将自由战士的暴力行为与种族隔离下的国家暴力等同起来。

若是没有一位有曼德拉这样名望和人品的领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无法完成它的工作。他必须在这个委员会的各个阶段亲自应对争议：在创设委员会的立法协商期间，在委员会的任命时，在听证期间，以及在最终公布报告时。

例如，康斯坦德·维尔容一开始曾试图——尽管没有成功——利用曼德拉对他“敞开大门”的许诺，说服曼德拉反对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称这将导致消极的而非积极的后果。[49]虽然后来认同了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价值，但维尔容不得不考虑，如果依然将政治犯是否有资格被赦免的区分日期划定在1993年12月6日午夜，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的日子，这将对他的支持者不利。于是他寻求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克斯·博雷恩（Alex Boraine）的帮助，要求曼德拉将划分日期推迟到1994年5月10日，这样他和他的支持者卷入计划武力破坏选举的行为就可以申请赦免。在德克勒克的支持下，曼德拉拒绝了维尔容的要求。然而，这位退休将军的坚持还是得到了回报，他最终说服曼德拉将提交赦免申请的日期从1993年12月延后到1994年曼德拉就职典礼的那一天。

这不是一个让曼德拉感到舒服的决定：“我们一直在谈判……从1990年开始，那些在谈判开始之后仍然犯下罪行的人，在我看来，完全没有资格被加以考虑。”尽管如此，他依然承认了维尔容的作用，说：“我们能够避免波斯尼亚（Bosnia）*的局面，是因为来自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的合作……我不能无视他对我持续的要求。”[51]

后来维尔容现身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对其计划用武力破坏选举一案申请赦免。

当年曾按照P. W.博塔的指示与在狱中的曼德拉进行秘密对话的前国家情报署署长尼尔·巴纳德，这时也尝试说服曼德拉。他在一间安全屋中安排了一次与曼德拉和南非警察总署总监约翰·范德梅韦的会见。这两位安全部门的官员试图说服曼德拉，整个过程会造成分裂，而且不会产生任何长期的益处。听他们说完，曼德拉说，他理解他们的观点，但是难以同意。过去的事情必须公开，告诉人民曾经发生了什么。这是医治国家创伤的唯一途径。[52]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97年10月，当P. W.博塔被传唤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出庭时，他拒绝了，这让曼德拉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

在一次接受南非广播公司的访谈时，曼德拉指出：“认为不经过任何麻烦转型就会发生的想法是错误的。当右翼决心暴力阻止选举时，我们曾面临爆发内战的局面。我们不得不谈判，利用那些有影响的、可以阻止内战发生的人。我不打算说出在这方面具体哪个人帮助了我们。但是为了避免那样的危局，我们不得不借助曾经不共戴天敌人。当问题发生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些。

“我曾就有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问题与P. W. 博塔谈过两次。我和他所有的孩子谈过。我已经向南非国防军、南非警察总署、荷兰归正教会以及其他机构通报过，因为对暗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比你们知道的稍微多一些。

“从你们看到的和每个人都注意到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有一些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而许多人不了解那些问题。尝试避免陷入那样的危局是必须的。但是我们那样做的决心不能太过，不能允许人们蔑视法律。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并且我可以向你们保证，P. W.博塔不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也绝不允许他违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已经请求他的家人帮助，避免他自取其辱。如果他一意孤行，那么法律必须行使其效力。这是毫无疑义的。”[53]

要把一个像P. W.博塔那样的人，阿非利卡人最后的勇士将军之一，拉到法庭面前，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尽管曼德拉为了安抚一心想要诉诸武力的右翼曾经寻求博塔的帮助，但他仍然把法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就是法律。他不想看到这位老人被戴上手铐，但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也只好如此。因此他请巴纳德帮助他说服博塔。巴纳德回绝了。博塔一定会拒绝。强迫他只会使他成为殉道者。[54]巴纳德也许是对的，但或许更可能的是，他只是不愿与博塔纠缠，后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愈发易怒。尽管曼德拉一直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但他不会鲁莽行事。他最不想要的事情就是阿非利卡人暴动的鬼魂复苏。最终，博塔没有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出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7卷报告于1999年公布，其中几卷长达数百页，这是一份费尽心思——并且经常令人痛苦——的记录。其中部分致力于“对冲突演进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发生的背景提供一个概述”。第二卷聚焦在“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那些人，试图理解滥用职权的模式、严重侵犯人权的形式，以及对此的批准和问责”。[55]

执行这个过程与收集可用的资料一样，是十分困难的。但尽管有这些困难，

大量的文件还是被汇集起来……资料的来源尽管很多，但分布并不均匀，这就给甄别犯有虐待、谋杀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人和组织带来困难。来自南非警察部前成员的赦免申请提供了新材料的宝贵来源。委员会收到了许多来自现役或退休警官的申请，具体说明了他们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其中一些案件，如斯蒂芬·比科先生在拘禁期间的死亡，是国内外熟知的；而另一些则是在犯罪者他们自己的小范围之外无人知晓的。包含在赦免申请中的信息在更深层次上暴露出大量受害者个人命运的真相。[56]

毫不奇怪，存在着来自各方的保留意见和批评。注意到这些，曼德拉仍然接受了这份报告并说：“10月份收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的这份报告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包括它所有不完善的地方。

“在如此初期阶段，期望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必然耗费时日的艰巨任务，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局限，而且这份报告本身也确实突出地反映了这些问题。

“鉴于我们整个社会仍然存在的分裂性质，以及仍然有待愈合的新伤口，这个委员会的判断与我们中的某些人对事物的看法不一致，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10月份这份报告提交时，关于刻意表现公平一致的疑虑就被提出来了，似乎将那些为正义而战的人与反对正义、维护非人道体制的人相提并论。

“此外，将赦免过程作为和平过渡的手段这样一种妥协，其实际后果对于许多人权被侵犯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痛苦的。

“许多失去了亲人，或经历了难以理解且肆无忌惮的野蛮恐怖的人，对似乎否认了‘第三武装’的存在感到惊讶。第三武装指存在由权力机构精心制定的策略和计划，他们当时的目的是在受压迫者当中挑起暴力冲突，武装和引导不同的派别去杀人和破坏，这在1990年前即已存在，但在1990年之后尤其严重……

“关于委员会是否公正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一些人已经试图找到证据，证明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针对一个特定语言族群的政治迫害。

“就所有这些问题发表意见不是我的任务，而且等到赦免程序完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做出更完整的说明时，其中一些问题无疑会以不同面目呈现。

“届时，今天在这里开始的全国性辩论将有可能得出一个定论。”[57]

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之后，曼德拉仍然坚持过去发生的事情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认识，要真正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议也需要全国上下的一致努力。

“和解与国家建设的成功，”他说，“将取决于社会各阶层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样，认同世界的普遍看法，即种族隔离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其邪恶的行为超越了国界，所播下的破坏的种子直到今天还在结出恶果。

“对此不能有任何含糊，因为对这一点的承认正是国民公约，即我们的新宪法，以及我们正在共同建设的新的民主体制和人权文化的核心。

“尽管有其局限，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帮助我们国家达成这种认识方面完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任务。”[58]

不论它有哪些局限和取得了怎样的成功，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众目睽睽之下，提供了一个将过去不为人知的罪行和痛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机会。

但是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反应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人类科学研究理事会在1998年12月做的一份调查显示出这样的两极化。在黑人当中，有72%的人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这个国家是一个好机构”，而同样百分比的白人认为是一个坏机构。[59]

一些受访者想要既往不咎，其中一些人将德克勒克和国民党中其他一些作恶者不情愿的或被迫的参与视为严重背叛。对他们来说，承认他们曾参与或得益于一个被揭露为开历史倒车的体制是很难接受的。不少人回到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作恶者同意交出政治权力就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忏悔。

然而对于那些受害者来说，回味那些恐怖的经历使他们再次想起已经忘却了的创伤。大多数人期望，除了赔偿之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应当要求种族隔离的受益者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通过加快转型纠正历史错误。

曼德拉了解各方面的紧张，因为他敏感地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白人族群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逐渐接受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以及这对于新宪政体制的意义。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曼德拉承认，政府“清醒地意识到一些阿非利卡人的担忧，尤其是对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

“当然，”他继续说，“今天说到‘阿非利卡人’，不再像以前是指一个单一的整体，正如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够声称代表阿非利卡人民讲话一样。

“阿非利卡人遍及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发出不同的声音。

“阿非利卡人是我们这个彩虹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自身反映出丰富的多元性，这正是多元性的力量所在。

“但我们也注意到阿非利卡人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表示担心的声音，一些声音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代表了一种政治迫害。”

曼德拉指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目标清楚地写进了临时宪法和法律法规中，他建议议员以及整个国家：“所有目标都必须在对我们国家的这段历史有更清楚了解的情况下，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进程来实现。对于那些过去遭受痛苦的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实现正义，我们必须在持续和解的路上走到底，决不重走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非正义的老路。

“任何把一个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或其他群体集体地置于被告席的想法都没有容身之地。阿非利卡人民的多元性意味着，阿非利卡人知道，当某一个具体的做出严重侵犯人权恶行的阿非利卡人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接受质询时，并不是所有阿非利卡人都被传讯。因为与其他语言和文化族群一样，残酷地对待他人并非阿非利卡人的本性。

“作为一个新近意识到不光彩过去的国家，我们所有人都为任何种族或语言群体能够不人道地对待其他人感到耻辱。我们所有人应该共同使这种情况在南非绝不会再次发生。”[60]

曼德拉致力于推动和解事业，希望未来的南非会驱散大多数人口过去遭受的恐怖阴霾。正如在大多数勇者的传奇中，那个男人或女人必须首先出走并经历巨大的困境，然后才能回归为人民服务。在安哥拉非国大军营中闷热的夜晚，战士们会在所谓的“爵士时光”唱歌跳舞，这是一个重振士气的时刻。欢乐在广场上继续的同时，一支部队的一个部门为未受过教育的战士开办读写课程，这些语词跨越数千公里，穿过罗本岛监狱的高墙，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们也在学习，用以武装自己，为他们回国做准备。

[1].NMF tapes, BBC Collection M2, NMF, Johannesburg.

[2].James Baldwin, No Name in the Street, p. 130.

*　照片是由为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工作的克卢蒂·布雷滕巴赫（Cloete Breytenbach）拍摄的。

[4].Indres Naidoo, Island in Chains: Ten Years in Robeen Isl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Group, 1982）.

*　源于英国小说《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在南非的语境中，是将曼德拉描绘为抵抗暴政的神奇黑人英雄。——译注

†　叛国审判，见“附录二”。

‡　曼德拉在1963—1964年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编注

[8].Michael Dingake, ‘Comrade Madiba’, Nelson Mandela: The Struggle is My Life （London International Defence and Aid Fund for Southern Africa, 1978）， p. 223.

[9].Mac Maharaj, ‘Profile’, Reflections in Prison, p. 5.

*　米瑞安·马卡贝和休·马塞凯拉是南非最著名的两位音乐家。在种族隔离期间逃离了南非并在国外实现了成功的职业生涯。

*　巴里·费因伯格，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家、流亡者、诗人和导演，现在生活在南非。龙尼·卡斯里尔斯，民族之矛的自由战士，在曼德拉内阁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后来在姆贝基总统任上担任情报部长。约翰·马奇基扎，演员、诗人、剧场导演和记者，童年时与父母托德·马奇基扎（Todd Matshikiza）和埃斯梅·马奇基扎（Esme Matshikiza）一起流亡，1991年回国，于2008年在南非去世。比利·南南，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60年代在拘禁和刑讯之后流亡，在伦敦为非国大工作，直到1993年在那里去世。

[12].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描述了当时的情况：“非国大的合唱团在坦博的指挥下表演，结束后，全体观众激动地起立鼓掌，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坚持要求再来一曲。” 见ANC Today, vol. 6, no. 43, 3 November 2006.

[13].‘Mandela: The Man, the Image, the Brand’, City Press, 18 July 2012.

[14].‘What Mandela Critics Could Learn From Him’, by Obadias Ndaba, Huffington Post, December 2013.

[15].George Bizos, Odyssey to Freedom, p. 278.

[16].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441.

[17].NM, meeting with Afrikaner community in Pretoria, 15 April 1999.

[18].The Freedom Charter, adopted at the Congress of the People, Kliptown, Johannesburg, 25-6 June 1955.

[19].Zanele Mbeki in conversation with Mandla Langa, c. 1996.

*　阿非利卡人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非洲人（Africans），他们是17世纪荷兰、德国和法国在南非定居者的后代。1948年，在阿非利卡人的政党国民党赢得选举之后，他们获得了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其后建立起来的种族隔离制度直到46年后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正式结束。

†　种族隔离的南非建立了一个合法且具强制性的肤色壁垒，即基于种族划分来安排职业。

‡　民族国家理事会鼓吹成立阿非利卡人家园，亦称白人家园。——编注

[23].NM, interview by Oprah Winfrey Show, The Oprah Winfrey Show, Harpo Productions, 2000.

[24].NM, address on the Senate President's Budget debate,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1 June 1995.

[25].NM, closing address in the Senate Debate on the President's Budget, 1 June 1995, Hansard, col. 1279.

[26].AP Archive, ‘South Africa: President Mandela Issues Stern Warning to Leaders’, story no. 23868, 8 March 1996.

[27].Alex Marshall, Republic or Death! Travels in Search of National Anthems （London: Windmill Books, 2015）， pp. 259-60.

[28].Minutes of extended NWC, 7 September 1995, ANCLHM, box 14, folder 111, NMF, Johannesburg.

[29].NM, address to a rally in Cape Town on his release from prison, Cape Town City Hall, Cape Town, 11 February 1990.

[30].Saths Cooper, ‘The Mandela I Knew: Prof. Saths Cooper’, Tributes for Madiba,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12 September 2013.

*　这是一些在总统直接监督下的项目，包括为6岁以下的儿童和孕妇提供免费医疗服务，针对贫困地区小学的营养补充计划，为35万户家庭提供用电以及在农业地区恢复服务和创造就业。

[32].NM, Reply in Senate Debate on the President's Budget, 14 September 1994,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33].NM, Toespraak van president by geleentheid van ’n onthaal deur die Burgeneester van Pretoria [Speech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occasion of a reception by the mayor of Pretoria], 26 August 1994.

*　亨德里克·弗伦施·维沃尔德，见“附录二”。

[35].Gert van der Weshuizen, ‘Mandela praat met Afrikaners“Om kommunikasie oop te hou”’ [Mandela talks to Afrikaners to ‘keep communication open’], Beeld, 29 June 1995; Kevin O'Grady, ‘Volk Meet Mandela’, Business Day, 29 June 1995.

[36].NM, Tydens'n besoek aan die Afrikaanse Taal en Kultuur Vereninging （ATKV）[During a visit to the Afrikaans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ion], 17 August 1995; Beeld, 18 August 1995.

[37].NM, Tydens ‘n besoek aan die Ruiterwag-Saamtrek vir jong Afrikaner-Leiers [ During a visit to the Ruiterwag rally for young Afrikaner leaders], 13 January 1996; Willem Pretorius, ‘Kies SAS of Afrikaner-Nelson’, Beeld, 15 January 1996.

[38].NM, opening remarks at a meeting with Afrikaner organisations, 29 March 1996.

[39].Ibid.

[40].Constand Viljoen, interview by Tony Trew, Pretoria, 19 September 2015.

[41].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996, chapter 14, schedule 6: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section 20, clause 5.

[42].Peet Kruger, ‘ Geheime gesprek lei tot deurbraak Onderhandelinge oor nuwe grondwet op koers’ [Secret talks lead to a breakthrough. Negotiations about new constitution on course], Beeld, 20 April 1996; Peet Kruger, ‘NP en VF se pogings het saam tot toegewing oor kultuurkommissie gelei’ [NP and VF's attempts have led to concessions over culture commission], 24 April 1996.

[43].Thabo Mbeki, discussions with Afrikaner community, National Assembly,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4 March 1999.

[44].NM, ‘Clear the Obstacles and Confront the Enemy’, Reflections in Prison, p. 17.

[45].Ibid.

[46].Mandla Langa in conversation with Amtjie Krog during the writers’ conference, Cite de Livre, Aix-ed-Province, 1997.

[47].SA Times, London, 19 July 1995.

[48].Constand Viljoen, interview by Tony Trew, Pretoria, 19 September 2015.

[49].Ibid.

*　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91年6月起，波黑国内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主要民族因在波黑前途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终导致了波黑战争。——编注

[51].SAPA, 13 December 1996.

[52].Niël Barnard, interview by Tony Trew, Overberg, 17 November 2015.

[53].NM, televised interview on Face the Media, 14 December 1997, SABC, tape 66676MT, SABC Archive, SABC Information Library, Johannesburg.

[54].Niël Barnard, interview by Tony Trew, Overberg, 17 November 2015.

[55].TRC Final Report, volume 2, chapter 1, preface, presented to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29 October 1998.

[56].Ibid.

[57].NM, opening address in the Special Debate on the Report of the TRC,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5 February 1999.

[58].bid.

[59].Human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Public Opinion on National Priority Issues （Pretoria, May 1999）， p.55.

[60].NM, opening address in the President's Budget Debate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15 April 1997.

第十一章 社会与经济转型

任何历史研究者——当然纳尔逊·曼德拉也是其中之一——都会接受这样的看法，从过去的掠夺中受益，并且今天仍然牢牢地控制着社会经济机构的白人，将会不惜一切地战斗以维持现状不变。当事实证明没有出现任何剧烈的动荡，并且经常听到的“把白人赶到海里去”的叫嚣不过是像海鸥的空鸣时，他们就改变了策略，试图将所有社会弊病都归咎于当前的政府管理不当。

无论是在监狱的高墙后面，还是站在转型谈判的前列，或是最终在选举中作为非国大和民主体制的旗帜，曼德拉一直保持着对南非问题的关注——右翼的威胁、高犯罪率和高贫困率。但是在接管权力之前，他并没有全面的了解。执政之后，他立刻意识到，最大的障碍是社会经济问题。

在民族团结政府的初始阶段，曼德拉无法忽视重建与发展计划自身对经济的分析。该计划在经济建设部分如是说：“南非经济现在深陷结构性的危机，因此需要根本性的机构重建。”[1]这是因为白人少数在数十年间利用垄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来促进自身族群的利益，并损害了黑人多数的利益。南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模式是当今社会最不平等的之一”。[2]1994年12月1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非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ECA）的阿尔及利亚秘书长拉亚什·亚克尔（Layashi Yaker）在发言中对非洲1994年的经济和1995年的展望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如果劳工和雇主……在着手纠正40年种族隔离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时，能基于对双方基本关切的同情理解而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实用关系”，南非的经济将加速增长。[3]

曼德拉视他的政府职责为踏出处理种族隔离政权经济遗留问题的第一步，即解决目前对黑人多数不利的不平衡状况。

对于新政府而言，新内阁在就职仪式第二天的会议已经迈出了解决社会经济缺陷的步伐。他们唯一的议题就是根据政策制定小组、会议和人民论坛提出的原则改革国家这一总体任务。当天记录下的一项内容是：“总统强调了立即并满腔热情地执行重建与发展计划的重要性，并号召所有内阁成员给予支持。”[4]

这项使命源于在1992年5月底非国大全国会议上通过的政策框架文件《准备执政》。其中就经济财产国有化与私有化的棘手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当曼德拉走出监狱时，他是对经济的关键部门实行国有化的热烈拥护者，但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所读到的，他被迫改变了这一观点。鉴于全球正在放松对资本流动的限制，非国大制定了支持混合经济的方针。

1992年的“准备执政”会议正式明确了这一变化，经过数小时的辩论之后，会议承认了经济需要灵活性。因此非国大的政策避免使用“私有化”和“国有化”这样的词。公共所有制将“根据对重建公有部门以执行国家目标时实际情况的权衡”灵活扩展。[5]

尽管有这样的定义，但当政府提出国有财产私有化问题时，非国大内部仍有大量反对意见。但是曼德拉认为，这一问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谈判解决”。[6]

国家当时处于经济危机当中，其严重性在选举之后更为明显。扭转这种局面的需求使非国大做出决定，着手成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而不是经历一个全民动员和谈判的漫长过程，那样即使最终成功，也要付出巨大代价。

这个国家当时没有条件执行那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穷人生活水平的计划。国家按照种族隔离的划线分裂，一直以来只能有效地为白人少数提供服务，并压迫大多数人民。国家政府及其下属行政机构人为地扩大了对职权的滥用。这种狭隘的关注导致了政策制定的无效。例如，参与成立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谈判的非国大代表吃惊地发现，种族隔离政权只有脆弱的金融监督和管控机制。[7]国家协调和战略导向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由国家安全管理系统（N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执行，此系统在1989年被德克勒克撤销，这导致了金融监管中心处于更大的真空状况。

鉴于这种忽视和缺失监管的系统性遗产，应对贫穷和不平等必须既对国家实行综合性的转型，又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再分配。

为变革搭建政策和立法架构的工作迅速起步。第一次内阁全体会议提出了约20项备忘录。这可能要归功于内阁秘书处的远见，从一开始它就指出，部长级和各部门的备忘录是内阁会议重要的原始材料。[8]这是漫长程序的开始。一些备忘录用了长达两年的时间才形成了政府的白皮书，然后又用了更多时间通过立法取得最终执行权。因此，过去由于压迫而被推迟的变革并不会因为民主体制的出现就立即实现。新政府的最初几年都致力于准备立法框架，使国家能够实现迫切需要且姗姗来迟的转型。

研究报告有时候不切实际地指出，穷人普遍承认有意义的改变需要时间。但实际情况是，易怒、不耐烦的幽灵从未远离全国人民的讨论。永远乐观的曼德拉感知到这种不耐烦，但他也只能说，要使被庄严地写入政策声明中的变化落地生根，“至少需要5年”。[9]

因此正如曼德拉在1994年5月对议会的讲演中所声明的，带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感，与“迫切需要的重点领域”有关的计划必须在头一个100天之内得到执行。[10]这些将借助已有的项目，它们的成功将产生看得到的影响，成功案例的数量意味着改革进展将成为总统讲话的一个主题。而另一些项目则需要更多的准备。落实住房和土地改革就像建造一座城堡，需要深厚的地基和坚固的城墙，以抵抗长期的风吹雨打。这些计划不得不努力应对深植于南非这个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巨大障碍。

住房和土地问题是任何解放斗争的核心，对此曼德拉知道得太清楚了。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写道：

“掠夺土著的土地，开发那里的矿产财富和其他原料，把那里的人民禁锢在特定地区并限制他们的流动，除了明显的例外，已经成为遍及这片土地的殖民主义的奠基石。

“这就是英国殖民主义在南非采取的模式，以至于1913年在南非政府通过了土地法（Land Law of 1913）之后，仅占这个国家人口15%的白人少数占有了87%的土地，而黑人多数——非裔、有色裔和印度裔——仅拥有不到13%的土地。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和贫困之中，或到白人农场、矿山和城市地区去寻求就业。

“当1948年阿非利卡人的国民党开始执政时，他们的行动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而且试图抢夺黑人对拥有土地仅剩的所有权。

“大大小小的族群被从他们自古以来就拥有的地区、他们先祖和亲人埋葬的地方残酷地连根拔除，被扔在荒野之中自生自灭。这就是在一位受过教育但臭名昭著的神职人员及其后继者领导下的白人族群所干的事情，他们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宗教针对黑人多数犯下了上帝所不允许的各种暴行。然而他们虚伪地宣称，其邪恶计划是受到上帝的启示。”[11]

在曼德拉的手稿中，这里有一段写在括号中的注记，“引用所罗门·普拉杰（Sol Plaatje）*关于1913年土地法的一段话”。[13]普拉杰就强占土地问题写道：“1913年6月20日星期五早晨一觉醒来，南非土著发现自己尽管实际上不是奴隶，却已成为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贱民。”[14]

曼德拉继续说：“正是针对这一背景，非国大的重建与发展计划强调土地改革的重要性，途径是呼吁废除土地法，以及保证农村和城镇穷人、劳工租户、农场工人和以前处于弱势地位的农场主的居住和生产用地。”[15]

接管政府6个月之后，曼德拉在为《重建与发展白皮书》（White Paper on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所作的序言中许诺：“转型将渗透到政府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公共机构。因此政府的重建与发展计划活动不应被视为一批新的项目，而是对于现在已有活动的彻底再设计和全面重建。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不只是相互依存，而且彼此加强。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将扩大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市场，并创造机会推动股权代表制。南非经济的扩张将通过扩大税收基础提高国家收入，而不是通过长期持续地提高税率。[16]

“在重建与发展两方面努力的成功需要政府与公民社会，特别是工商业界和劳工建立起积极的伙伴关系……联手面对为数百万在正式经济中找不到位置的成年南非人提供机会的更加广泛的挑战……”

“我们的人民选择我们，是因为他们需要变化，”曼德拉总结道，“他们一定能够看到变化。我们的人民有很高的期待，而且是合理的期待。尽管政府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满足所有这些需要，但我们必须坚定地制定出具体的目标、时间框架和战略来实现这一变化。”[17]

在1994年5月对议会的第一次演讲中，曼德拉宣布下一年将从预算内拿出25亿兰特转用于重建与发展计划的资金，并且为了显示其重视程度，政府将在接下来的100天内执行一批总统优先项目（Presidential Lead Projects）。这些项目聚焦于6岁以下儿童和孕妇的免费医疗，在每一所贫困小学提供营养餐计划，在本财年继续执行为35万户家庭供电的计划，以及在农村和城镇地区重建乡镇并恢复服务的市政工程计划。此外，对于应纳税收入超过5万兰特的个人和公司一次性征收5%的重建税。[18]

鉴于最初几年遗留下来的经济危机，政府经常被迫在消除贫困还是刺激增长之间维系一种复杂的平衡。在政府开始履行民主职责的起点，因为缺少对国际贷款的依赖——那会导致丧失主权，经济必须走促进增长和吸引国内外投资的可持续道路。政府必须通过重新配置现有资源来为国家重新确定方向。[19]这包括减少汇率波动。曼德拉在就任总统后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来到这里说：‘你们货币不稳定的原因是外汇储备过低。我准备帮助你们，向你们提供资金。’我说：‘不，你带来的困难是，你将强加那些侵犯国家主权的条件。’他说：‘不，我绝不会那样做。’我很高兴。然后我打电话给副总统塔博·姆贝基说：‘先生，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的。’他说：‘不行。’姆贝基他们提出了理由，但我现在不会深入说明。我认为他们比我更擅长处理这类问题，于是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我们不想欠任何组织的债务。我们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和税收等。”[20]

1994年10月，内阁进行了结构调整，“以为公共部门的转型做出贡献，从而推进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执行，促进增长和繁荣”。[21]总统和两位副总统率先垂范，将他们的薪水降低了20%，而部长们降低了10%；高级官员的薪水冻结，而公务员的最低工资增加了15000兰特。[22]就预算而言，这不过是沧海一粟，但传递出了同时降低成本并缩小工资差距的有效信息。曼德拉将削减工资视为应对种族隔离留下的社会弊病时一个应予仿效的案例。

在推进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同时，政府也不得不减少财政赤字，支出不能超过国库所有，以避免时间长了跌入债务陷阱。因此政府的支出转移到资本项下，重建与发展计划融资主要是通过重构预算，先考虑该计划中的优先项目。公务员将进行重组和培训，以为所有公民提供有效和高效的服务（正如我们在第九章所看到的）。“如果我们要成功实现重建与发展计划中包含的目标”，人力资源的开发、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以及所有人的集体谈判权“就是十分重要的”。[23]

过去胡乱支出遗留下来的严酷的经济环境，不可避免地对重建与发展计划的融资产生了负面影响。每一天都有对于危机深重程度更令人担忧的发现。在谈判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德雷克·基斯曾向当时非国大经济政策部门的负责人特雷弗·曼纽尔做了简要介绍。曼纽尔向曼德拉转达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曼德拉得出结论，延长谈判将导致民主政府接手一个无法恢复的经济。[24]

曼德拉没有忘记这些。几年以后，在为1999年的选举宣传时，他在回答一个有关失业的问题时，对他和他的政府曾经接手的经济状况做了如下解释：

“我想将失业问题放在当时环境的背景下，因为那种认为失业问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历史原因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在1994年4月之前的10年中，由于政治的不稳定，导致51亿兰特流出这个国家。

“其次，这个国家当时的经济增长是负数，并且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预算赤字也是两位数。

“但是当我们接管时，更让我们惊愕的是发现，这个国家的公债不少于2540亿兰特，我们现在每年要为此偿还500亿兰特。我们也因此少了500亿兰特来创造就业和减少失业率。这就是问题的背景。

“现在，失业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因为当我们作为政府接管时，我们做出的一个主要决定是减少通货膨胀率，减少预算赤字，而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减少通货膨胀率和预算赤字意味着政府开支应该有大幅削减，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坚定地确保，我们削减了政府开支、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和预算赤字。我们把通货膨胀率从接管时的两位数，约13%，减少到4%至5%……因此我们继承了与这种状况相应的国内的高失业率。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资源来解决失业问题……

“我们因逾期未交会员费而拖欠联合国超过1亿美元，这是种族隔离政权在被暂停会员资格期间没有支付的，我们能够到联合国……我必须去联合国会见［比尔·］克林顿、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江泽民和其他人，请求他们免除这笔债务，他们同意了。

“然后我信心满满地回到我的国家，既然我已经让联合国免除了这笔逾期欠款，我也将让那2540亿兰特的债务一笔勾销。我要求财政部部长给我这笔债务的分项清单。但当我得到这些分项时，我几乎晕倒。这笔债务中超过90%是我们拖欠工人的。种族隔离政权所做的是支取养老基金，利用这些养老基金让他们自己致富。我们不能免除这笔债务，因为如果我们免除了这笔债务，成为一个免除了欠其工人债务的政府，我们将失去所有的信誉。因此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支付这笔钱。”[25]

回到1994年，除了欠南非养老金的款项之外，也有来自外国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需要偿还。*

一开始，为了应对资源有限的问题，政府同意将周期性的国家支出保持在一定水平，从而加强重建与发展计划的部门和资金作为杠杆的职能，协助公共服务部门将重心转到重建与发展、更高效率和更有代表性的人事安排上。[27]

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包括国有资产的有限私有化，不足以吸引迫切需要的投资。尽管政府采取了鼓励投资的措施，但私有部门的反应令人失望。许多商业界人士怀疑政府背后藏着准备痛打他们的大棒。

1995年8月，在非国大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下，内阁临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增长委员会（Committee on Growth），由曼德拉总统主持，成员包括财政部、贸易和工业部、内政部和负责重建与发展计划的部长，以及两位副总统。[28]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包括监督国家发展和增长战略（Nat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的实行。这是一个要在1996年完成的全面进程。[29]然而在到期日之前，政府为应对货币动荡和投资者缺乏信心的状况，于1996年6月发布了一项宏观经济计划：增长、就业和再分配（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GEAR）战略。

在引入这一战略时，曼德拉不得不要求各方勒紧裤腰带、吸引投资者、重新向世界经济打开大门。他也不得不去做非国大联盟伙伴的工作，以及遏制部长们竞相在现有蛋糕基础上获取更大份额的要求。

围绕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政策的全面影响产生了激烈的讨论。有高声的批评，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从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政策——重建与发展计划，转到一个从形式到实质都明显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政策”。[30]虽然有这样的批评，但社会总体上尽管不情愿，还是持接受态度，认为应当给予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政策一个机会。1997年12月举行的非国大第50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对此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会议决定，“重建与发展计划中对宏观经济平衡的强调一直是非国大政策中一以贯之的内容，在1990年以来的每一份政策文件中都有提及。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战略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实现重建与发展计划所需要的宏观经济均衡环境。因此，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战略并不打算替代重建与发展计划”。[31]

不论何时被问及非国大所追求的社会体制，曼德拉的回答都体现了他务实的方法。“我们不在乎标签，”1997年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后他说，“无论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关心的是为人民大众提供服务，他们曾被否认了所有公民基本权利，不能上学，无法获得知识、技术和专业技能。我们在选举声明中已经宣布，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32]

也有来自工商界的批评。尽管曼德拉赞扬了企业对他个人呼吁投资建设学校和诊所，或参与商业反犯罪和农村安全等项目的反应，但实际上，事实证明工商界对投资南非的未来是不积极的。工商界无法作为重建和发展过程中可以依靠的伙伴。

增长、就业和再分配政策的实行并非总是一以贯之的，但总体来说还是趋向于实现平衡。然而，外部事件经常加重其所面临的困难，如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储备银行的政策开倒车，试图用其微乎其微的外汇和黄金储备来捍卫汇率，结果适得其反，利率飞升到了1980年代的水平。

得到曼德拉支持的劳动力市场委员会（Labour Market Commission）的建议之一是在政府、工商界和劳工之间订立社会契约。尽管1995年成立了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Council），并寄希望于它能帮助订立这样的契约，但直到曼德拉总统任期结束，这一目标仍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而没有行动。

应对接手的经济危机仅仅是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这双重苦难的一个前提条件。

曼德拉后来在回忆这一时期时写道：“［早先，］我们提到迈耶·卡恩的观点，他对于警察预算仅增加3.7%表示失望。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内阁部长们，也对削减政府支出发出抱怨。

“我与吉尔·马库斯女士讨论了这一问题，［她在1999年成为］南非储备银行的副行长。她说，回顾1994年以来南非的发展，毫无疑问，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大量显著的成功。经济政策不得不应对数十年种族隔离歧视造成的后果，而同时又要面对一个高速变化的、全球化成为主导趋势的世界的迫切需要。

“当南非摆脱其长期隔绝的状态时，它进入的是一个正在经历急剧变化的世界。信息时代和新技术、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共同作用，世界变得让我们几乎认不出来。对于我们来说，挑战不仅是赶上世界的其他部分，而且是真正成为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的一部分，其中国际原则和标准、行为规范、最佳实践规则、公司治理等等建立起参数体系，成为对各个国家是否适合作为投资目的地或贸易伙伴进行判断的标准。

“南非对国际金融网络的融入通过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得到加强，诸如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mmittee）、20国集团（Group of 20）、（促进有效证券和期货市场发展的）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以及关注有效银行监管的巴塞尔委员会核心原则联络小组（Basel Committee Core Principles Liaison Group）。

“政府使南非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外国投资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上。

“新的民主政府在1994年所面临的挑战是艰巨的，并且通常是被低估了的。因为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被充分认识，所取得的显著成就通常得不到承认。瓦解一个由错综复杂的法律蜘蛛网支撑的种族隔离国家，包括那些班图斯坦国，这本身就是功莫大焉。但最重要的是，新政府面临经济的混乱和事实上空空如也的国库。

“尽管我们承认，我们仍面临许多挑战，尤其是要解决高失业率和要取得更高的增长率，但即使是我们最尖刻的批评者也会承认，非国大政府制定了有效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并且经济管理好于以前任何时候。

“1994年以前，南非的经济增长率处于下降状态。1985—1990年间，南非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而1990—1994年间降低到0.2%。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1994—2000年间，南非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0%。虽然还不足以将新的求职者充分地吸收进就业市场，但是已经引入了明显的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有助于确保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

“政府当时不得不与巨大的预算赤字做斗争，出台了新的经济政策，目的在于既稳定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同时建立起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1994年以来南非经济的对外开放（按南非商品进出口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已经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成效，其中尤其是出口市场的显著扩大。国外对南非产品需求的重要性反映在截止到2001年6月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我们已经连续5个季度在经常项目上取得顺差。

“政府赤字在2000年已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明显低于1992—1993财年的7.2%。这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赤字水平。

“在货币政策方面，南非储备银行已经有力地改善了利率环境，从1980年代的25%降低到2001年6月的13.75%，这是另一个有利于增长的因素。较低或正常的利率水平有利于更强有力的固定资本投资。

“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下降。从1985—1990年间的15.5%降低到1990—1994年间的12.5%，在1994—2000年间，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平均7.3%的水平。认识到价格稳定的重要性，政府和南非储备银行引入了通胀目标框架机制，初始目标是到2002年达到平均3%~6%的水平，因此总体的通货膨胀率呈下降走势。

“许多过渡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税收，这是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南非年轻的民主体制面临甚至更严重的挑战，因为非洲黑人多数有抗税的传统（例如巴姆巴萨反抗人头税暴动*），他们不愿意交钱使自己受奴役。因此，这一任务不仅是使千百万新的纳税人进入税收网络，而且也要确保每个人缴纳了公平的份额。税制改革是整个财政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

“重组整个税收体制——包括海关和跨境管理——所取得的成功已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使政府能够减少借贷需求从而减少预算赤字。也使重要的税制改革能够发生……企业所得税得到大幅降低。

“尽管降低了个人和企业的税率，并几乎消除了财政拖累，但南非税务局（South African Revenue Service）还是不断超过对总税收额度的严格目标。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基础架构的改善、更聪明的工作方法、更好的系统和执行力，以及纳税人口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责任缴纳他们公平的税额。

“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得到显著提升，这是政府承诺宏观经济纪律的结果。仅2000年一年，债券市场上的交易量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0.5万亿兰特，股票交易量达到创纪录的5370亿兰特。

“债务清偿成本从1990年代占总体预算的15%上升到1998—1999财年占预算的20%以上。这持续侵蚀着可用于提供各种服务的资源。例如，偿债的资金量与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教育的资金量基本持平。这种趋势已经得到了扭转，预计2002—2003年债务清偿成本将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4%，这样就能多释放出100亿兰特用于提供各种服务。预计到2005年，债务利息将下降到决算支出的16.4%。

“1996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战略坚定地聚焦于为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奠定基础。这要求较高的储蓄（目前徘徊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5.5%左右）和投资水平。政府提取的储蓄金已明显减少，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地方政府部门将对国家增加储蓄的努力做出积极贡献。

“预算赤字已从1992—199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降低到1996—1997年的4.6%，并在2000—2001年降到2.0%。

“如果政府没有按照这条路线执行，我们的经济不会运转得如此良好。”[34]

* * * * *

到曼德拉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1999年，第一届议会已经通过了超过500项新法律，其中87项是社会经济相关的，为南非社会的转型创建了框架。[35]

曼德拉评论道：“到1999年9月底，涉及55507户居民的436个土地再分配项目已经获得了部长的批准。这些项目涉及1亿3780万 4463公顷土地，占这个国家全部农村土地的1.6%。*

“立法也寻求为在种族歧视的法律和实践下被剥夺了土地的人们恢复土地或提供其他补救措施。到1998年12月31日，有总计13931户居民得到了归还给他们的土地共计26万4615公顷，另有782户居民得到1300万兰特作为赔偿。

“通过了保护劳工租户免于被驱逐的立法。并提供了一个机制，使劳工租户可以购买他们居住其上的土地。到1999年9月底，涉及434户居民和7181公顷土地的349个劳工租住项目获得了土地事务部的批准。

“另一项立法提高了农场工人租住期间的保障，保护他们免于不公正的驱离。

“尽管还有某些挑战，其中一些挑战是众所周知的，但1994年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37]

* * * * *

住房和土地问题一样，最引人注目地反映出南非历史上被合法化的不平等的后果。和土地改革一样，住房计划及其授权立法两方面都不得不先破除种族隔离政权所设置的多重限制和障碍。

“隔离是种族隔离政府的基石，造成坐落在远离白人区域的过分拥挤和治安败坏的黑人城镇。

“民主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制定一个统一的、没有歧视的全国住房政策，并且取代由班图斯坦、有色裔和印度裔官员管理的17个行政机构。

“我们面对着要为大量人口提供住处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他们连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棚户那样最低级的权利都未曾享受过，而且这样的人有200万到300万人之多。新政府的第一优先任务就是要降低这一数字。

“除了新的政府建房外，我们也提供资金给新兴的建筑承包商，其中一些是女性，使他们能够加入这一产业。我们也设计了一种机制，使穷人能够获得贷款来扩建他们的住房。对于低收入者，我们提供另外的融资计划。人民必须有住房，不论他们的境遇如何。

“有时由于三级政府缺乏执行能力，新房的交付进度受到阻碍。尽管面临可怕的问题，诸如遍及全国的贫民窟，但我们仍然能够取得进展。

“从1994年到1999年3月，花在提供住房上的资金总计达到107亿兰特，我们还批准了各种补贴，为总计超过80万户的300万居民提供了栖身之所。

“通过豪滕省的‘夺回失去的’（Operation Mayibuye）行动计划，我们恢复了由于动乱离家出走的那些人的财产所有权。*

“我们发起了一个租屋区改造的试验项目，将32个单身租屋区转变为家庭住房，同时有25个正在改造升级。

“我们的计划为妇女参与到一个过去由男性垄断的行业中去提供了支持。

“我们也提供住房补贴给残疾人和在农村地区生活的人。

“一个为低收入市场提供节能住房的试验项目正在得到推广，并且已经减少了一氧化碳中毒在这些群体中的发生率。

“低成本住房的提供除显著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外，也直接和间接地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据估计，每建筑一间住房能够创造一个长期的和三个临时的就业机会。自从这个计划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创造了68万1203个长期岗位和200万个临时就业岗位。

“此外，住建部门通过进口直接用于房屋建设的材料也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了影响。

“通过集中关注残疾人、领养老金的人和大量无家可归者，我们将穷人放在了住房政策交付计划的核心地位。

“我们正在持续地提高能力提供更多住房，达到平均每年提供20万套住房。我们已经通过了立法，使劳工获得租房保障。农场中的租户是我们人民中最受压迫和剥削的一群人。

“总结起来，通过上述概略的各种计划，我们已经设法在过去5年中为300万人提供了住房，批准了超过100万人的补贴，并通过把单身租屋区改造成家庭住房恢复了人民的人格尊严。*

“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引入了无歧视政策，使我们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寡妇、领养老金的人、失业者和残疾人——住进了能够负担得起住房。”[40]

虽然非国大在第一个5年中提供100万套住房的目标未能完成，但曼德拉能够感到安慰的是，他的政府已经取得的进展是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无可媲美的。数百万人获得了拥有像样居所的尊严和安全感。然而过去积压的问题很难完全消失。南非政府成为自己成功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意外牺牲品。取消对黑人迁徙的限制导致大量国内移民并刺激了社会变化，许多大家庭解体为较小的家庭单位。到1999年，未在政府登记的住户（或居住在非规划地区的住户）数量已从7.5%增加到了12.3%。[41]

曼德拉对住房面积也表示出关切，但受制于政府有限的资源而无能为力。当看到第一批住房时，他开玩笑地说，住户的脚要从大门伸出来了。可能是受到他从1962年被捕到1990年获释一直被关押在狭小的囚室中记忆的影响，他问住房部长乔·斯洛沃，是否有其他办法，例如提供一些地块，使人们能够获得补贴在上面建筑自己的房子。[42]

时任乔·斯洛沃顾问的史蒂芬·劳弗尔（Stephen Laufer）回忆，住房部考察了各种想法以解决政府面对的住房不足问题。补贴建房被认为是倒退回种族隔离政权的做法而遭到否定，但提出了一个创建住房服务站的想法，即适当地配备人员并提供技术和材料来帮助人们建设自己的住房。然而在乔·斯洛沃于1995年去世之后，这一想法没有继续下去。[43]

* * * * *

曼德拉对穷人中的赤贫者通常最脆弱的领域——教育和健康——给予了他个人的特殊关注。他尤其担心学校营养计划的效能，孕妇和6岁以下儿童基本医疗的获得，以及由政府和他个人与私有部门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对诊所和学校进行的建设和升级。

出于对肆虐南非社会的不平等的敏感，曼德拉追寻着他个人的使命。从1990年2月11日下午走出帕尔（Paarl）地区的维克托韦斯特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起，曼德拉就一直寻求得到工商界对黑人多数的更多同情，并鼓励他们承担目标明确的社会投资项目。在做出这些提议的同时，他也知道媒体中流传的反面宣传，把新的政治人物，特别是议员们，描绘为正在捞钱的家伙，因此他尽可能地去消除那样的形象。偶尔，那样的评论也来自他所尊敬的一些人，这令人更难以承受。例如，曾多次采访过曼德拉的约翰·卡林在英国的《独立报》（Independen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非国大登上了不劳而获的列车：约翰·卡林，约翰内斯堡，受压迫者在数月间成为有权有势的大亨”。文中他写道：“曼德拉在他的胜选演讲中许诺，有钱有势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人民的政府’不会再容忍不劳而获的肥缺。他没有预料到的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在民主到来之后反而扩大了。”同一篇报道引用了图图大主教的话，称新政府“让不劳而获的列车停下，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能够上车”。[44]

然而甚至在非国大受到信任的朋友和同盟者如此尖刻的批评之前，曼德拉就已经决定捐赠他的薪水的三分之一用于推动保护儿童权利的事业。1994年6月，在索韦托起义周年纪念的演讲中曼德拉说：

“我正在与有关个人和组织商议，由我建立一个超越了非国大和群众民主运动范围的、代表人民的总统信托基金（Presidential Trust Fund），专门用于在街头流浪和被收容的儿童。我计划每年拿出15万兰特给这个基金，这与议会关于民选代表工资的决定无关。进一步的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

“我这里提到的基金将用以帮助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我和你们所有人一样都承认，长久地解决这些问题靠的是全面的社会经济提升计划。与此同时，年轻人，特别是来自弱势群体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依赖政府计划和慈善事业。我们也必须在社区中发起行动，汇聚我们贫瘠的资源用于诸如奖学金和提高技能的项目。”[45]

总统信托基金是纳尔逊·曼德拉儿童基金（Nelson Mandela Children's Fund）的基础，后者作为媒介，不仅有助于与工商界领导人建立伙伴关系，并且也确保这些伙伴关系不依赖于国家机器，从而能够在有迫切需要的领域产生迅速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有目共睹且令人印象深刻，但曼德拉承认，它们无法替代由国家大量提供的服务。

他知道，南非的命运不可改变地与其教育人民的能力纠缠在一起。进步取决于此，因此教育一直处于他内心的深处。他说：“人民从贫困和被剥夺状态中获得解放与高质量教育的提供最直接相关。”

“尽管是我们人民中贫困和遭受压迫的群众承担了解放斗争的重担，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领导和干部中的许多人获得的教育，我们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取得前进。我们认识到，摆脱文盲和无知是我们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教育是其中的关键。

“例如，出于同样的理由，当被拘禁在罗本岛监狱中时，我们最先着手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我们自己作为囚犯的教育和继续教育做好准备。许多政治犯在罗本岛第一次学会了读写。许多人在岛上取得了大学学位或更高的学位。通过阅读和讨论进行的非正式教育可能是我们监狱生活中最有意义的部分。

“种族隔离制度对我们人民最残忍的打击方式之一，就是刻意削弱公共教育的质量并摧毁非国家提供的教育，例如摧毁试图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教会。今天，当我们设法重建和发展国家的时候，不得不与这种刻意提供给人民大众的低劣教育的遗产进行斗争。

“如果当年没有传教士，我今天可能就无法站在这里。他们是把教育带给南非黑人的人……他们购买了土地，建起了学校，提供了教学设施，聘用了教我们的老师。从小学直到福特海尔大学，我都是在教会学校。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循道宗（Methodist Church）、圣公会（Anglican Church）和天主教（Catholics）。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在我们的血液中，因为我们是教会教育的产品。

“我们把教育和培训置于我们民主政府发展政策的中心。我们认识到，没有一大群受过教育、掌握高级技能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我们不可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个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好生活的胜利国家。”[46]

* * * * *

未来的历史学者毫无疑问会深入探究曼德拉为穷人所做的事，以及他对深入钻研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能力——这本应属于中央各部或政府部门的职责范围——的偏好。例如，他的努力怎么可能——或可以期望——取代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工作？在收拾三个多世纪有组织的掠夺造成的烂摊子并试图减轻其严重后果时，难道他从未想过，他的贡献不论如何重要，也不过是治疗一场慢性病的权宜之计？当他穿行通过那些乡镇和贫民窟，看到毁灭和荒废的景象，孩子们浮肿的肚皮、纤弱的肢体、苍蝇在上面起舞的小脸，难道他没有一瞬间感到难以遏制的情感，想揪住德克勒克的脖子让他看看——看看这些你们装作从没有参与制造的废墟？

当然，这些问题偏离了曼德拉一心一意建设民主制度的计划，此计划从他与关押他的人开始谈判的那一刻起就着手制定了。当年那些当权者亲手造成的破坏——今天这个国家不得不进行修补——因为缺少必要的设施而愈发显眼，这是由于忽视而造成的缺失。几乎没有诊所，而那些仅存的、孤零零地立在乡村贫民窟中的医疗设施，迫切需要改造升级。这种忽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领着薪水、应该提供这些服务的人的态度，这显示出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铁石心肠。

正如列入了政府首个执政百日的优先计划，曼德拉再次将建设和升级诸如诊所和医护中心等设施添加到政府正在进行的计划上，说服私有部门加大投入甚至与政府合作启动项目。他也利用自己的地位纠正了不利于提供医护等服务的错误态度。

在很久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曼德拉回想起他的一些努力：“在我还是南非总统的时候，我和当时的社会福利部部长杰拉尔丁·莫莱凯蒂（Geraldine Moleketi）到全国视察。每到一个城市或农村地区，我们都告诉父母们把患有不治之症，如艾滋病、癌症、肺结核、霍乱等的孩子带来。‘我们也要你们带来那些残疾儿童，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的。’看到一个国家的总统与患有艾滋病和其他不治之症的孩子们以及残疾儿童们一起坐在桌前，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们的父母减少了因孩子而感到的难为情。父母们会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和社会福利部部长可以坐在桌前和我们患有不治之症的孩子一起吃饭，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感到难为情呢？我们要他们走出来、被看见，像普通孩子一样享受生活。’”[47]

曼德拉喜欢人们能被当作普通人对待，这主要是由于在监禁中，他自己以及他的同胞们的生活一直是一场忍耐力的测试、一场克服障碍的竞赛，在那里想被当作一个普通人对待就是自找麻烦。他太熟悉疾病和死亡了。那些与他亲近的人已经死去了，而他当时不能埋葬他们。现在他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态度，就像一根抽打在大地上的鞭子，留下的是死亡和破坏的痕迹。

1999年5月10日，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一次媒体通报会上，曼德拉解释道：“现在，艾滋病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保守的社会。你们已经看见，夸祖鲁—纳塔尔的一位妇女因为承认自己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结果就被谋杀了，被用石头打死了。而且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远在1991年时，我到姆普马兰加省召开了一次由父母们参加的会议，当时我向他们谈了艾滋病的问题。我对他们说：‘在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谈性，不论你要说什么。性是禁区。’然后我说：‘但是我们现在正面临威胁，艾滋病可能要发展成为一种流行病。没有一个政府有应对它的资源。这是必须由整个政府和社会共同应对的事情。现在已经是时候教育你们的孩子性安全了。一个人应该只有一个性伙伴，必须采取避孕措施等等。’在我向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可以看出，我说的一些事情，你懂的，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会议结束之后，他们找到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你是想在我们的孩子中鼓励卖淫吗？你认为你见过一对父母真的会告诉他们的孩子，你必须注意性安全，必须采取避孕措施等等吗？’我的解释毫无意义。

“我去了布隆方丹。这次我收到了警告，现在我不得不小心，我去问这所学校的校长。‘注意，我要谈谈艾滋病。’她对我说——注意，这是一位有学历的校长，大学学历——她对我说：‘请不要。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你一定会输掉选举。’当然，我非常不想输掉选举。我不得不放弃这次谈话。

“因此，绝对有必要进行一场群众教育运动来说服公众，他们必须抛弃旧的传统和禁忌，因为这种疾病将攻击我们人口中最有经济活力的部分。它可以摧毁这个国家的经济……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中的保守主义问题以及教会。仍然有一些教会认为，我们与父母和孩子们谈话并要求他们进行安全的性行为，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正确的。他们说，在结婚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有性行为。你今天仍然会遇到持这种观点的教会。

“但尽管如此，这是现在正得到应对的事情。不得不做。必须采取大量措施对公众进行教育，当然，也要确保人们能够获得艾滋病防护药（齐多夫定），但不能按现有的昂贵价格。它必须是负担得起的，我们尚没有资源使其能够免费发放……我们只是没有资源。我们将根据我们的资源水平来获取和分配药品。”[48]

虽然一直缺乏资源，但是新的民主政府有曼德拉作为领导，他对自己有力量把事情做成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一力量的源泉存在于人民自身当中。他每到一处，仍能感受到如同他宣誓就任第一届民选总统领导国家前进时同样的热情；他以充满活力的尊严回报这样的热情，就像受到支持者鼓舞的运动员实现了惊人的表现。他宣誓就任南非共和国总统的时候已经75岁了，这是一个大多数人选择退休的年龄，但他不是大多数人。像许多在监狱中受尽磨难的同胞一样，他将退休——一种久坐不动的生存——视为在塔博·姆贝基所说的“小木屋”中永远休息的一次预演。[49]退休，不论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都必须等一等。曼德拉还有工作要做，并且需要完成的工作清单还很长。

非国大1994年的选举声明已经对未来5年要做的事情做出了具体的承诺。那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曼德拉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一直对此保持着敏锐的关注，监督确定的任务是否已经完成。他要求公众知晓所取得的成功，也要求政府关注那些尚未完成的目标。在他最后一次参加议会会议时，曼德拉总结了他担任总统5年以来南非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他告诉议会，1996年普查的“结果已经在1998年对公众发布，首次对南非自身提供了一个详细且全面的描绘。我们必须从多个维度来考核我们的进步”。

然后曼德拉继续读统计数据，指出为数百万人在住家附近提供了用水，同样提供了电力，安装了电话，制定了学校营养计划，并为残疾人群体提供了服务。

他说：“比干巴巴的统计数据更有意义的是，埃瓦顿（Evaton）镇的格拉迪丝·恩齐拉内（Gladys Nzilane）女士去年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她的话发自心声：‘我从广播和电视中听说，政府已经失败了，但我不相信……［政府］已经给予了我们生活。’

“在这段话中，她反映了千百万人的心声，其中包括姆普马兰加省的莱娜·恩兹韦尼（Lenah Ntsweni），几周以前，她是第300万个获得安全用水的人。”

曼德拉继续列举发展、就业和设施建设方面的变化，这些将惠及未来几代人的社会。他将政府取得的成就与尚未完成的重担进行对比，虽然没有讲述细节，但也提到了那些进展不顺利或无法继续进行的问题。他也承认，一些目标没有实现。但尽管所有这一切，他仍然是乐观的。

他说：“在就业峰会上，工商界和政府建立起的良好伙伴关系促进了新的提案，开始了为需要住房的人提供更多房屋的主要项目。由于这些项目着手解决了公共资源有限的问题，因此受益者将会倍增——从建筑材料的供应商到小型建筑承包商，从新的就业者到那些最终的住户。”[50]

曼德拉担任总统的5年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变化，尽管仍然低于期望。改变最大的，是那些行动不依赖曼德拉不断寻求的国家级合作伙伴关系的项目——对家庭住户的公共服务方面的变化要强于经济发展和机会创造，脱贫方面的变化要强于减少不平等。

还有其他一些缺陷，表现出社会秩序衰落的迹象，它们以一种最直接和最本能的方式对大多数人产生影响。南非人，特别是黑人，一直生活在暴力之中——由种族隔离的国家机器衍生出来的、被掩盖起来触摸不到的结构性暴力，以及显示了社会结构断裂的暴力犯罪。后者更明显也更引人注目。一些人甚至极端地说，在一个种族主义社会，长着黑皮肤就是在邀请暴力。

反对党对暴力状况的攻击脱离实际，他们散布那些故事和调查的目的在于显示民主政府的无能。也有一些人喋喋不休，称暴力犯罪就是从新政府执政的那一天开始的。实际调查的结果恰恰相反。《对话》（The Conversation）杂志的一篇文章在向读者阐明真实事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文中指出：“1994年以来，［南非的］谋杀率平均每年下降4%”，并且“谋杀率不是从1994年开始上升，而是恰恰相反。到1950年代是稳步上升，到1960年代上升稍微加快，有些年相对稳定，然后数量激增，到1993年达到顶峰，之后情况逆转”。[51]

多数报纸为了迎合被吓坏了的读者，制造出了高犯罪率的问题，但他们忽略了那些显示犯罪率正在开始下降的警察部门的统计数据。[52]曼德拉绝不允许这些。他写道：

“反对党中的一些人曾经创造或继承了独裁和镇压的武力，另一些人一边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一边反对被压迫者为了解放这个国家而采取的每一个合法行动，现在却在指责政府对犯罪手软。他们从不曾表扬过政府和工商界出色的表现以及我们国家现在承继下来的南非警察总署高效且投入的工作。

“一些南非政客有这种奇怪态度的原因不难发现。正如在前面一章所指出的，白人少数已统治了这个国家超过三个世纪。

“他们中的一些人陶醉于权力而失去了远见，从未想到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会遭受重创，把政治权力输给那些从出生到死亡一直被他们颐指气使的多数人。

“即使面对已经发生的意义深远的和平转型，以及执政党推进和执行和解政策的热情，反对党中一些人的背景、教育和政治训练使他们对我们这个国家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装聋作哑。

“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指明，1994年4月以来，我们的选民支持率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大城市都取得了显著的增长。对于所有这些信息，反对党中的一些成员均无动于衷。他们仍然一成不变地喋喋不休地进行那些除他们自己之外没人相信的虚假宣传。他们批评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服务，预测大会联盟将会分裂，并指责政府对犯罪手软。如果所有这些指责有一丝真实，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支持率在过去7年中一直连续增长？

“所谓的新国民党（New National Party）*走上穷途末路，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没有前总统德克勒克那样的才干，他有勇气和远见在抵达十字路口时转到正确的道路上。

“但是南非已经产生了敢于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们不同意我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方式，并坚持我们应该局限在纯宪法形式的斗争中，但他们远没有他们的一些后继者那样傲慢和具有破坏性。”[54]

然而，犯罪问题还是引发了更大的问题。在1998年全国宗教领袖论坛（National Religious Leaders Forum）召开的道德峰会（Morals Summit）上，曼德拉在对宗教领袖们的演讲中指出：“我们长期生活其中的非人道的制度破坏和损害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尊重，以及对生命本身的尊重。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罪恶，而且鼓励了罪恶的行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精神萎靡的症状实在太明显不过了。这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中腐败的程度，政府部门与负责的职位被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发生在司法体制内部的腐败；在人际关系和家庭中的暴力，特别是令人羞愧的虐待妇女和儿童的记录；以及大量逃税和拒绝为所用服务付费的情况。”[55]

过去反对政府当局时，国家制度是合理的攻击目标，当时的口号是“我们支持政府反对的一切，并反对它支持的一切”，这需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曼德拉说：“鉴于我们的过去，可以预期我们会遭遇到这类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些问题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也没有像动员我们的社会团结起来根除这些问题那样困难。”[56]

* * * * *

即使是在1994年5月，当曼德拉承诺领导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听到来自他最信任的同事的意见。其中之一是当时的储备银行副行长吉尔·马库斯，她曾就一个新生南非的复杂性进行了总结。她在与阿利斯特·斯帕克斯交谈时说：“有一种感觉认为，只要你解决了种族隔离，其他问题最终都会迎刃而解，但迄今事情并非如此。这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许多问题是更深层次的。”她继续说，“期望我们同时完成的事情如此之多，不给循序渐进以任何余地。有太多事情要做了，而我们正在尝试百废俱兴。”[57]

对曼德拉而言，“百废俱兴”意味着使扭曲的过去适应如今的现实。虽然要使其发生，必须由正直的人来推动必要的变化。但他担心的是，潜在的权力会导致从前自由战士的腐败，以及从过去受益的那些人不愿意把他们不正当获得的特权用来建设未来。他号召在态度和价值观上做出改变，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图激发一种新的爱国主义。他要求人们为共同的善而不是为狭隘的个人利益而工作。

在一次公共部门工人的罢工之后，在1994年9月举行的南非工会大会上，曼德拉再次发出呼吁。他说：

“至少有500万人失业，他们不知道白天能到哪里吃上一顿饭，不知道晚上要到哪里睡觉，他们不知道怎样使他们的孩子有衣服穿，如何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这是你们要解决的问题。在罢工中，不要只看到你们个人的利益，或者只是你们工会的利益；你们必须采取一种更宽泛的手段。你们必须创造出条件，使工商企业能够真正发展扩大，从而吸纳这500万失业者。这是你们要完成的任务。你们也必须知道，虽然我们有权利为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而斗争，但我们必须循序渐进。生产成本越高，就有越多工商企业要裁减人员，增加失业大军的人数——记住这一点。”[58]

5年之后，他在议会中呼吁类似的高标准。他说，社会必须记住，“在自由和责任之间保持平衡。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自由被理解为教师或学生可以在学校醉酒，看守可以赶走管理者而任命自己的朋友领导监狱，罢工的工人可以借助暴力或毁坏财产，工商界人士可以用金钱收买法庭以推迟执行他们不喜欢的立法，逃税者变成饭桌谈资中的英雄，那么很显然，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必须对此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南非社会，在中小学校和大学、在工作场所、在运动中、在专业工作和社会交往的所有领域，都需要注入纪律、职业道德和对所采取行为的责任感”。[59]

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曼德拉的紧迫感与受挫感贯穿演讲始终。但在谈及他内心深处的那些问题时，他听起来是镇静的，那就是当他说到“国家灵魂的重建，灵魂的‘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时候。他解释道：“在讲到这一点时，我们指的首要是对生命的尊重，是作为一个南非人的自豪和自尊，而不是说我们可以在无意义的自我指责中获得兴旺发展。这意味着肯定我们作为非洲人的集体认同和个人认同，致力于实现这片大陆的重生；尊重其他公民，以及尊重在我们国家面临各种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妇女和儿童。当我说非洲人时，我指的是每一个将非洲大陆看作自己家乡的人。这意味着将我们的学校建设成为学习和提高品格的社区。这意味着彼此动员起来，而不只是等着政府去清扫街道或拨款植树和修整校园。

“这是作为一个正在培育新的爱国主义的国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它们构成了抚育子孙后代成长的重要环境。这些事是让南非人参与到建设更好的生活中来。因此我们应该做的不仅是小步走，而且要大步跃向新千年光明的未来。”[60]

1999年3月，曼德拉向议会道别的那一天，他怀着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他对政府为自己确定的总体目标进行了一个长时段的回顾，并逐项列举了面对的挑战：

“这些挑战是：避免削弱国家力量的种族战争和流血的噩梦，以及实现人民的和解，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必须是共同克服贫穷、分裂和不平等。

“就我们仍然必须和解与治疗这个国家的创伤而言，就种族隔离的后果仍然弥散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且南非千百万人民的生活还陷于被剥夺状况之中而言，这些挑战没有改变。”[61]

* * * * *

在今天的南非，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社会仍然不得不与周期性重复出现的断层线进行斗争。当某些组织和他们的领导人在制造和利用恐惧与残存的偏见中感受到优势地位时，或者在一些族群和社会团体感觉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这种断层线就会出现。挑战的大小与众人吝于为和解而互惠的程度成正比。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与纳尔逊·曼德拉联系在一起，南非人民今天可能已经听不到“和解”这个词了。

[1].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RDP）， ‘Building the Economy’, clause 4.1.1, 1994.

[2].Ibid.

[3].Layashi Yaker, Preliminary Assesmen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frican Economy in 1994 and Prospects for 1995- End of Year Statement, presen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Addis Ababa, 15 December 1994.

[4].Cabinet minutes, 11 May 1994.

[5].ANC National Conference, Ready to Govern: ANC Policy Guidelines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Adapted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28-31 May, 1992 （Johannesburg: Policy Unit of the ANC, 1992）.

[6].NM, address at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28 July 1996, SABC Archive, SABC Information Library, Johannesburg.

[7].ANC Working Committee discussion document: TEC Sub-council on Finance, 27 April 1993, box 14, 112, ANCLH, Johannesburg.

[8].William Smith, interview by Tony Trew, Pretoria, 11 July 2014.

[9].NM, address at the National Assembly, Cape Town, 28 March 1996.

[10].NM,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4 May 1004.

[11].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52.

*　所罗门·普拉杰，见“附录二”。

[13].Ibid.

[14].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and since the European War and the Boer Rebellion （1916）（Johannesburg: Raven's Press, 1982）， p. 21.

[15].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52.

[16].NM, preamble to the White Paper on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Government Gazette, notice no. 1954 of 1994, 23 November 1994.

[17].Ibid.

[18].NM, address to Parliamen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May 1994.

[19].Trevor Manuel, ‘Twenty Years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 Putting People First’,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conomics of South Africa, edited by Haroon Bhorat, Alan Hirsch, Ravi Kanbur and Mthuli Ncub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9; Alan Hirsch Season of Hope, p. 69.

[20].NM, interview by BBC, NMF, Johannesburg.

[21].Cabinet minutes, 26 October1994,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GNU's Contribution to the RDP, minute 7.4.2, item 1.3.

[22].Ibid.

[23].NM, preamble to the White Paper on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Government Gazett, notice no. 1954 of 1994, 23 November 1994.

[24].Patti Waldmeir, Anatomy of a Miracle: The End of Apartheid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South Africa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and Company, 1997）， p. 213.

[25].NM, election campaign, Lenasia, 19 April 1999, tape 66772MT, SABC, SABC Archive, SABC Information Library, Johannesburg.

*　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同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补偿和应急贷款办法（Compensatory and Contingency Financing Facility, CCFF）项下的8.89亿美元，合28亿兰特，该项融资是“为了帮助一些国家在不依赖过度且不必要的调整的情况下，应对影响出口收入的暂时性外部冲击”。其目的是避免1994年选举前的一场国际收支危机，那主要是1992年的旱灾影响粮食出口造成的。补偿和应急贷款占整个政府债务的1.5%。

[27].Cabinet minutes, 26 October 1994,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The GNU's Contribution to the RDP, minute 7.4.2.

[28].Christo Volschenk, ‘Nujwe komitee kom vandeesweek byeen oor mndate vir groeiplan’［New committee will meet over the mandate on growth］, Beeld, 3 Augst 1995.

[29].Cabinet minutes, 6 December 1995, Towards a Nat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7.1.

[30].Sagie Narsiah, ‘Neoliberalism and Privatisation in South Africa’, GeoJournal, vol. 57, no 1, May 2002, p.3.

[31].ANC, Fiftieth National Conference, Resolutio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Mafikeng, December 16-29 1997, clause 3.2.2.

[32].NM, Southern Africa into Next Century, Sixteenth Singapore Lecture, 6 March 1997,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97.

*　这一暴动源于1906年夸祖鲁—纳塔尔的格雷顿（Greytown），由酋长巴姆巴萨领导，抗议为了迫使黑人从农村地区到矿山工作而征收的1英镑人头税。

[3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47-9.

[35].Richard Calland （editor）， The First Five Years: A Review of South Africa's Democratic Parliament （Cape Town: IDASA, 1999）.

*　看起来奇怪的数字“137804463”公顷土地“被批准”用于土地再分配项目，是曼德拉手写原件上的一个错误。不知道实际批准的数字是多少。然而计划、监督和评估部（Department of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列出了“交付”再分配土地的公顷数，它们应当少于“批准”的公顷数。到1999年，有总计52万1270公顷土地被交付用于土地再分配项目。到2014年，这个数字增加到431万3168公顷。（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4, p. 35）

[37].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52-3.

*　可能曼德拉在这里指的是“让我们共同建设”（Operation Masakhane）而不是“夺回失去的”。1997年9月2日，当时负责非国大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内阁部长杰伊·奈杜在为这个项目所做的演讲中说，“让我们共同建设”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政府机构重组，从而使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个计划积极要求居民支付诸如水、电、污水处理和废物回收等的服务费。

*　在种族隔离时代，流动工人来到城市工作，只能住在单身租屋区简陋的设施中，并被禁止带他们的家属一起。

[40].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p. 50-1.

[41].South Africa in Transition, Findings Regarding Households, figure 6.1: ‘Changes in type of housing in which households live between October 1995 and October 1999’ （Pretoria: Statictics South Africa, 2001）.

[42].Jessie Duarte,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5 July 2014.

[43].Mandla Langa in conversation with Stephen Laufer, Johannesburg, 16 July 2016.

[44].John Carlin, ‘ANC Boards the Gravy Train: John Carlin in Johannesburg on the Underdogs Who Have Become Fat Cats in a Few Months’, Independent, 27 August 1994.

[45].NM, address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Soweto Uprising, 16 June 1994.

[46].NM, speech at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The Mandela Rhodes Foundation's offices, Oxford, 13 April 2000, NMF Tapes, Iqbal Meer Collection, Oxford 1 and 2, NMF, Johannesburg.

[47].NM, address at AIDS conference, Barcelona 12 July 2002, NMF Tapes, Iqbal Meer Collection #8, NMF, Johannesburg.

[48].NM, briefing editors, 9 May 1999, NMF Tapes, BBC collection, NMF, Johannesburg.

[49].姆贝基总统于2000年1月22日在阿尔弗莱德·恩佐的葬礼演讲中如是说。

[50].NM,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National Assembly,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5 February 1999.

[51].Anne Krigler and Mark Shaw, ‘Facts Show South Africa Has Not Become More Violent Since Democracy’, The Conversation, 22 July 2016.

[52].Francois Lotter, ‘“Wit koerante’ ignorer misdaadsatistiek-president’ [“White newspapers” ignoring the crime statistics – president], Beeld, 14 September 1998.

*　在国民党脱离民族团结政府的一年之后，新国民党于1997年成立。第一任党魁是F. W. 德克勒克，后由马蒂纳斯·范沙尔克维克接替，但最终在2005年解散。

[54].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62.

[55].NM. Opening Morals Summit called by the National Religious Leaders Forum, 23 October 1998.

[56].Ibid.

[57].Allister Sparks, Beyond the Miracles, p. 16.

[58].NM, addressing 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OSATU, 7 September 1994, SABC, SABC Archive, SABC Information Library, Johannesburg.

[59].NM,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National Assembly, Cape Town, 5 February 1999.

[60].Ibid.

[61].NM, speech at the final sitting of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arliamen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6 March 1999.

第十二章 与媒体交锋

有一句古老的阿非利卡谚语，通常用于指一个人说的话或证词难以置信：“他说的话像报纸一样骗人”。纳尔逊·曼德拉有意识地使阿非利卡语摆脱曾作为压迫者的工具的不名誉地位，因此他很可能听说过这句谚语。然而他对于报纸以及所有媒体的态度是出于务实考虑的。从1990年代初他坐在贝壳屋非国大总部的办公室里听取杰茜·杜阿尔特汇报他的日程安排时起，阿非利卡语的《映像报》就放在他桌上伸手可及的地方。

从宣誓就职的那一刻起，曼德拉就接受了这样的理念，作为总统，他拥护宪法及其所有条款，包括第16节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其中也包括新闻和其他媒体。他首先是一名律师，而且颇有兴趣阅读一些涉及媒体的判决，特别是卡梅伦大法官（Justice Cameron）的裁决：“对‘自由和公正的政治活动’发表的诽谤性的言论，即使是虚假的，在临时宪法中也是受到宪法保护的，除非原告可以出示证据，证明发表者有不合理的举动。”[1]

南非的媒体此前从未像宣传1994年选举时那般忙碌，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曼德拉总统任期的结束。他们报道的所有南非事件的核心都是纳尔逊·曼德拉。媒体从他们新发现的自由中获得勇气，并怀着同样的热情报道公共官员的不法行为或高尚节操。大批专栏作家对新生的民主制度做出裁决，大部分把曼德拉视为道德表率高高捧起，同时抨击政府对诸如犯罪等问题的处理。

结果是出现了一种矛盾，在曼德拉如何看待自己和公众——也就是世界——如何看待他之间产生了对立。深知新南非脆弱的本质和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曼德拉在接触媒体时小心翼翼，就像一名拳击手，轻轻地打出一记刺拳，以此估量对手，同时对于对手沉重的上勾拳也不完全吃惊。“我们曾与媒体有过漂亮的战斗，”他说，“在民主体制中，那样的分歧是不能压制或避免的。”[2]

与所有领导人一样，曼德拉对于媒体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视其为必要之恶。正如南非黑人记者元老塔米·马兹韦（Thami Mazwai）所回忆的：“他尊重媒体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性。这是作为国家领袖的曼德拉。作为政客的曼德拉在他认为媒体对非国大、对政府、对他本人做出不公正的解读时，则试图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3]

媒体与解放斗争有着长期紧密的联系，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殖民时代，当时重要的非洲思想家在媒体上发出他们的声音。这对于宣传黑人的团结和抵抗、促成非国大在1912年的诞生起了助推作用。[4]

曼德拉自己承认，在1950年代，当他被下禁令而只能在约翰内斯堡活动时，他曾依靠媒体获得信息。然而他也说：“虽然我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报刊，但是它们仅仅提供了现实可怜的影子，它们的信息对自由战士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揭示了真相，而是因为它们暴露出那些出版和阅读它们的人的偏见和想法。”[5]

1961年3月29日，叛国审讯结束，所有被告均无罪释放。在那之后，曼德拉很快转入了地下。他秘密会见了许多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报刊编辑，告诉他们非国大将朝着全国会议的方向发展。他制造新闻，“带着一口袋三便士的硬币，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报社记者个人，传播我们正在计划进行的事情或警察的无能，由此给黑花侠的神话提供内容”。[6]

如果说他和警察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那么他与媒体的交往则更为直接。他恳求——尽管没有成功——英文报刊的编辑们支持宣传一场罢工，以反对南非脱离英联邦以及即将成立的共和国。*但这些报刊不支持罢工并对其影响轻描淡写，起到了一个曼德拉称为“完全可耻”的作用。[8]

后来在监狱中，尽管有矛盾情绪，但他发现，对于政治犯而言，报纸“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比食物和烟草更令人渴望，它们是罗本岛上最值钱的走私品”。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向外部世界传播有关囚犯斗争的消息。“为了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曼德拉说，“外部世界必须知晓。否则囚徒们只是使自己饥饿而死，而没有人会知道。有关我们正在绝食抗议的消息被偷传出监狱，将会引起报纸的报道，支持群体反过来会形成对当局的压力。”[9]

1999年5月就职5周年纪念时，曼德拉在向一群选定的编辑和意见领袖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心情。他说：“我们迄今反复重申，特别是在1994年大选的选战期间，我们视自由媒体为民主的支柱，并且我们没有任何限制新闻自由的打算。”

他承认，政府和新闻界并非总是看法一致。“我们之间一直有观点分歧，”他说，“因为当媒体批评我们而我们做出回应时，媒体就说，‘看，言论自由受到了威胁。’这意味着，他们是唯一可以实践言论自由的人，当我们受到批评时，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我们不接受这种观点，而且永远不会接受。如果你们批评我们，那么必须也给予我们批评你们的权利……我们不要哈巴狗，我们要看门人。你们已经起到了那样的作用，并且我认为，你们应当继续保持严格的独立，这是正确的。我们全部的要求就是，当你们批评而我们不同意你们的批评时，你们所说的应该是出于正直的本心。

“你们中的很多人在处理问题时都具有那样的品质，特别是你们面对的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政府，其中每一个人在他或她成为内阁部长之前都从没有过治理经验。我们已经犯了许多错误，因此国内的这场辩论，这场全国性的辩论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一定会有不同意见。重要的一点是，新闻媒体被我们当作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表现。我们已经在很多事情上改变了态度，因为我们从新闻媒体的反应中认识到，我们要么做错了，要么还未做好充分准备，让国家接受我们所采取的观点……

“尽管如此，”他总结道，“同时，我们必须不能过于急躁，因为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我们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改变它们需要一个过程。我很满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媒体正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10]

媒体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不受国家管控的束缚，自由行使其职责，曼德拉在1994年国际新闻学会代表大会（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的演讲中表达了这一坚定主张。他说：“只有这样自由的媒体才可以遏制任何政府以牺牲公民利益为代价来聚敛权力的渴求。只有这样自由的媒体才可以抵制滥用权力的诱惑，成为公共利益警惕的守护者。只有这样自由的媒体才有能力不懈地曝光政府、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掌权机构的贪婪和腐败。

“非国大没有任何事情是害怕批评的。我可以向你们承诺，我们绝不会在严密的审视下畏缩。批评只会帮助我们成长，这是我们仔细思考后得出的看法。批评让我们注意到不符合人民期望和我们支持的民主价值的行为和疏漏。”[11]

曼德拉亲自参与塑造他的公众形象。最终，由于请他讲话的邀请如同雪崩般滚滚而来，他成了自身魅力的牺牲品。当他发现自己被满满当当的日程所淹没时，不禁向他衣着整洁、思维敏锐、精力充沛的发言人帕克斯·曼卡赫拉纳抱怨，他的日程表几乎没有留给他阅读国家公文和报纸以及思考问题的时间。他开玩笑地说，自己怀念在罗本岛上的日子，在那里他有时间思考，并且只要可能就把下午安排为自由活动的时间。[12]

曼德拉通过服装表达自己的立场，以便在公开场合实现沟通的目的。当他在埃利斯公园穿上跳羚橄榄球队的队服时，他是在对全体南非人、对整个世界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在就职典礼上没有戴高顶礼帽、穿燕尾服，而选择了简单的套装；永远身着正装出席议会，也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后来在与公众交流时，他开始穿宽松、色彩鲜明的“曼德拉衫”（Mandela Shirts）。

主要由他的顾问们安排的与媒体的交流，也都是出于曼德拉自己提出的想法。1995年，为了解决阿非利卡语的未来这个烫手的问题，他会见了阿非利卡语编辑；当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紧张局势因起草宪法的问题一触即发时，他邀请了这个省的报纸主编们开会，向他们通报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设想的方向。[13]

曼德拉通过曼卡赫拉纳与记者和编辑个人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闻发布会是曼德拉显示他对名字有惊人记忆力的场合，即使是多年以前见过的，他也能叫出记者的名字。他显示出过去时代的谦恭有礼。他对遇见的所有人都既友好，又坚定。为曼德拉服务，曼卡赫拉纳甚至需要到新闻编辑室去提供消息，而似乎很少花时间在自己的办公桌前。[14]

如果曼德拉有问题要向编辑或资深记者提出，他就会拿起电话，而且通常会邀请他们过来一起吃饭，然后表明他的态度。塔米·马兹韦回忆道，曼德拉“试图走钢丝，而且他的应对没有侵犯任何媒体实事求是地写作和报道的权利。他想要做的就是邀请某些记者共进早餐。然后他会说：‘看，这就是你说的，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掌控局势的做法”。[15]

例如，曼德拉曾经与阿非利卡语《公民报》的主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当时他认为这份报纸对于1994年3月发生在贝壳屋非国大总部的枪击事件的前因后果解释得不够充分。[16]出于同样的原因，他邀请《城市新闻报》的主编会面。这位主编在一篇社论中称，板球和橄榄球的老板们正在利用曼德拉把和解变成一个牺牲黑人的单边进程，曼德拉认为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尽管双方都没有对任何事情做出让步，但两人都同意这是一次有用的讨论。[17]

有时曼德拉与媒体的接触伴随着闹剧的成分，对此曼德拉一笑置之。杰克斯·格威尔回忆起一件事，让他认识到了曼德拉的另外一面。男性色情杂志《好色客》（Hustler）将曼德拉称为“月度窝囊废”（Arcehole of the Month），导致愤怒的人们要求禁止该期发行。与此相反，对此哈哈大笑的曼德拉俏皮地说：“我们不应当做发禁令的事。”[18]

虽然在每个工作日开始之后，曼德拉会立刻收到每天的新闻媒体分析，但他仍然要阅读好几份报纸，大部分是在家中吃早餐的时候阅读。他经常一到办公室，就打电话给部长们和他的沟通联络团队，以获知他们对于媒体报道的重点问题的反应。

如果确信——通常是这样——他的观点和优先关注能够得到反映，他很乐意让别人替他起草讲话稿。有些时候他会指出需要强调什么，但他精明地知道，记者们总会揪住那些没有包括在准备好的讲稿中的评论不放，因此会要求那些重要的观点不写进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中。通常报道他活动的记者们仅在他开始即席讲话时才竖起耳朵开始记录。他通常会在发表评论之前来个开场白，说他刚才读的是他的老板们告诉他要讲的，现在他要说些心里话。

许多人认为，曼德拉喜欢即兴讲话或信口开河，与此相反，真实情况是，那些评论大多是他深思熟虑过的。他已经反复思考过这些问题，但他知道，如果与同僚商议，他会遭到反对。此外，成为他演讲特色的反复重复并非因为健忘。在演讲前自我调侃的开场白中，他说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习惯于重复自己的话。但这是一种策略，不仅使一个问题被记录下来，而且确保它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例如，扩大享受基础服务的记分卡在各种场合的交流中被反复提起，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预先准备的还是即席发表的，在讲话中还是笔记中。

众所周知，曼德拉喜欢没有隔阂地与公众进行交流互动，这成为国内外特勤安保人员的噩梦。他从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经常性的肯定中得到力量。与公众互动的一天对他来说要比坐在办公室或召开内阁会议更有满足感。“你们给我的电池充电，使我感到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年轻人。”他会这样评论。[19]

尽管曼德拉认识到，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偶像，这可能引起人们对他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兴趣，但他相当坚定地划出界线，避免这种兴趣越界。他不愿意分享导致他痛苦的一些事情——例如与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离婚，也不愿意把他与格拉萨·马谢尔的关系放到媒体的聚光灯下，而后者无疑是他快乐的源泉。当他与格拉萨·马谢尔结婚时，即使他的发言人也不知道这个秘密。这让发言人就在婚礼举行的当时，信心十足地告诉媒体，根本没有婚礼这回事。

即使透明是民主政府的口号，但它不得不在一定界限之内实施，而这个界限不仅限于个人私事。在透明和政府能够在某些领域保密地工作的需要之间也有一条界线，在这些领域，公众的知晓或者会破坏工作的进行，或者使其变得更为困难。曼德拉知道，任何近似取消言论自由或获取信息的自由的措施都会激起那些开放社会倡导者的怒火，因此他呼吁记者们理解正在实施的进程。记者们逐渐习惯于听他说：“我们正在处理一些非常敏感的事情，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为了获得细节而向我施加压力。”正是以这种坚定而不失礼貌的方式，曼德拉获得了记者们的接受，从而解决了问题。

然而，在涉及如何看待转型的问题上，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融洽了。当政府成为扭曲报道的对象时，他们认为这种扭曲是意识形态上的，因此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媒体认为这种指责玷污了他们的职业素养，因而怒火中烧，干脆认定这是无中生有。曼德拉相信，对非国大领导的政府的负面报道无异于有意或无意地捍卫过去特权的负隅顽抗。

“南非的媒体，”他在1994年2月曾说，“很大程度上几乎仍是排他性地由单一种族群体的人主导。除了《索韦托人报》之外，所有南非日报的高级编辑人员都是从同一个种族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是白人，男性，中产阶级背景，常常有非常相似的生活经历。电子媒体的高层精英也同样如此，最近才有很少的个别例外。

“尽管没人可以在原则上反对具有那样背景的编辑们，但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单一化对我们国家媒体的威胁。在一个人口绝大多数是黑人（85%）的国家里，媒体的主要人员却根本不了解那个多数群体的生活经历，这显然是不公正的。”[20]

这里隐含的期待是黑人编辑和记者在他们的报道中一定更具同理心，但很快就证明并非如此，因此曼德拉将注意力转到媒体的所有权上。这反映了非国大的立场，而这种立场较早之前曾经导致非国大和黑人记者之间关系的紧张。这些记者感觉非国大是在质疑他们的品质和专业能力，把他们描绘为只会报道那些得到他们的白人报业老板和编辑批准的东西，除此以外无能为力，这忽视了他们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新成立的黑人编辑论坛（Black Editors Forum）在1994年8月和9月发起与非国大的会议，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其中一次会议上，曼德拉支持了在媒体界实行平权行动并任命更多黑人编辑的呼吁。记者们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非常积极。马兹韦说：“我们现在都听命于他了。”[21]

但是与媒体的关系仍然困难重重。媒体对政府——也扩展到非国大和曼德拉——的批评集中于班图·霍罗米萨被非国大开除并被政府解雇，以及本书第七章提到的卫生部部长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在音乐剧《萨拉菲娜II》事件中的腐败指控。曼德拉将这视为媒体对国家转型和非国大的讨伐。他针对黑人记者提出两项指控，导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媒体关系紧张。

曼德拉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一些人没有理解这个国家的问题。他说，一些黑人记者指责他把白人的恐惧看得比黑人的需要更重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要瓦解那些企图暴力阻止1994年选举的势力的策略。[22]时任罗德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学院（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y at Rhodes University）院长的盖伊·贝尔格（Guy Berger）教授就黑人记者对改革进程的矛盾心理评论道：“［他们］似乎经常感到有必要提醒所有白人，特别是他们的白人同事，过去和现在的偏见和白人的权力。由于黑人记者一直比白人记者受害更多，许多人不愿接受没有赔偿的和解。结果是他们一直对官方的和解政策持批评立场，这激起了纳尔逊·曼德拉本人的愤怒，他认为记者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做出妥协，同意赔偿仅占整个政策的一小部分。”[23]

曼德拉把他的想法诉诸笔端并强调，他是专指“一些资深的黑人记者”。“你们今天有这样一类资深记者——有几个这样的人——对我们已经摧毁了这个国家中的白人至上主义感到遗憾，并正在向唯一给这个国家带来根本性变化的组织喷吐他们的毒液。他们对国家正面临的问题没有概念。正如我以前所说的，他们认为——或他们假定——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了白人，现在白人正无助地躺在地上乞求我们发慈悲。”“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策略，让那些企图暴力阻止选举的因素靠边站、边缘化。一些资深记者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只有几个资深的黑人记者有不可告人的动机。”[24]

另一项指控是，一些黑人记者已经被开倒车的势力拉拢过去。曼德拉写下他在公众平台上反复讲的话：“黑人和白人记者正在发动一场针对非国大的带有偏见的、充满怨恨的运动。”

他继续对媒体提出霍罗米萨和德拉米尼—祖马的问题表示不满，指责“一些卷入肮脏勾当的资深黑人记者”所起的作用……“传统上说，白人政党及其代表憎恨民主运动，因为民主运动摧毁了白人至上以及过去由少数统治独享的特权。”

在这些被拉拢的记者当中，有一位“不设防地真诚和坦率”。在被一位非国大高级领导人问到时他说，非国大既没有给他开工资也没有培养他成为记者，那些是他的报社做的。在公共事务的评论中，持不同政见的班图·霍罗米萨的案子最清楚地显示了那种史无前例的偏见。曼德拉认为，霍罗米萨的情况正在被这些记者利用，“把他当作一个摧毁非国大的工具，完全不顾那些应该启发客观评论的基本事实”。[25]

曼德拉提交给非国大1997年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包含了他对媒体所有权和媒体监管的考虑。他说：“即使是对过去三年间国家立法机构中主要是白人的政党——国民党、民主党和自由阵线——所持立场的粗略研究也会显示，每当要引入立法和行政措施来结束我们社会始终存在的种族不平等时，他们和代表同样社会基础的媒体一直是最活跃的反对者。”[26]

伴随着对一些种族隔离组织网络继续构成安全威胁的警告，以及对一些非政府组织反对作用的担心，这一评论引发了媒体和反对党的猛烈批评。考虑到在会议结束时将对此如何回应，曼德拉回到了媒体所有权的问题。没有退却，他决定向前走。在做会议闭幕演说之前，他在准备的笔记中写道：“反对党和一些报纸社论对我的政治报告的惊恐反应并不意外。

“国民党和民主党对待批评的显著特点一直就是一些皮肤娇嫩、神经脆弱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他们不能接受批评。这两个党中开明的成员离开了，留下的是一个肆无忌惮地持种族主义观点的傲慢群体，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妖魔化民主运动并毫无羞耻地掀起一场恶意散布虚假信息的运动。”[27]

他继续写道，一些知名人物从民主党的离开——这些人“现在正出色地为这个国家提供服务”——如何“使民主党坚定地成为国民党的右翼”。[28]

类似地，那些“无法再在一个决心捍卫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特权的党的成员身份中找到归属感”的杰出人士，也离开了国民党。[29]

“曾经试图掩盖这个国家存在第三势力的事实……”的同一个媒体“现在争辩说，这个国家中没有反革命分子。

“国内白人媒体的敌意引得那些有原则的评论员说，南非记者们写的东西仿佛他们是自己国家中的外国人。

“塔米·马兹韦，一位资深黑人记者，曾经由于他有原则的立场被监禁，后来被擢升为南非全国编辑论坛（South African National Editors Forum, SANEF）的主席，曾试图在他的同事中鼓励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结果徒劳无功，被迫辞职。”[30]

然而，在闭幕会议上，曼德拉决定不去读他已经写好的东西，而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归结为一句话：“一些政党和社会部门，包括媒体，对我的政治报告的反应并不意外，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反应反而确认了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31]

南非全国编辑论坛是1996年10月成立的一个行业协会，其最早的几项决议内容之一就是批评曼德拉关于黑人记者的评论。记者们被曼德拉的评论激怒，将之视为对他们的诽谤，后来有22名黑人记者要求与他会见。在其后举行的一次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双方进行了务实的交流。曼德拉在会上说，他赞成对政府起监督作用的新闻自由，但只要保守的白人控制着媒体，黑人记者就不会自由。在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之后，记者们同意保留不同意见。[32]

最后，带着与对媒体转型一样的失望，同时对许多内容的质量持批判态度，曼德拉总体上接受了这样的结论，即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分歧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特点，做出了带有某种保留的表扬，认为媒体对就职典礼几乎一致欢庆的报道是理想的：

“我们已经和媒体进行了务实的交流，”他写道，“在一些问题上，所使用的语言是仔细选择的，从而仅表达双方都认为是事实的东西。在另一些问题上，则超出了务实的程度，导致争辩双方都受到了伤害和失去理智。在一个民主制度中，这样激烈的交流是不能避免也不能压制的。

“对我们——媒体和整个国家——来说，知道记者们可以提升水平达到期望，并且正如在就职典礼和大量其他情况中那样有优异的表现，这是一件好事。”[33]

最终，曼德拉在处理公共关系中展现了精湛的技巧。在他走出监狱时，媒体传播已经变成一个永久处于变动状态的系统，一个对于新闻短播（Sound bite）拥有巨大胃口的贪婪野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他那些昼夜加班的新闻官员的些许帮助下，曼德拉似乎已经学习并接受了这一新的现实。借助自己的声望，曼德拉利用媒体自身的需要来传播与他在艰难过渡中的使命相一致的重要信息。

他优雅地接受了媒体的烦扰，理解这也是受到他们对曼德拉作为一位伟人的好奇心的驱动。他的声望随着年龄与日俱增，利用自己的名人地位，他掌握了自我控制的分寸，去传达有关人类的集体利益以及南非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信息。

[1].Cameron J, Holomisa v. Argus Newspapers Ltd. 1996 （2）S.A. 588（w）.

[2].NM, NMPP 2009/8, box 1, notebook 5, p. 17, NMF, Johannesburg.

[3].Thami Mazwa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7 October 2015.

[4].Andre Odendaal, The Founders: The Origins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Johannesburg: Jacana Media, 2012）， p. 147.

[5].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208.

[6].Ibid, p. 316.

*　当南非在1961年成为一个共和国时，它退出了英联邦。

[8].Anthony Sampson, Mandela: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9）， p. 147.

[9].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492 and p. 502.

[10].NM, briefing editors and opinion makers, Pretoria, 10 May 1999, NM Tapes, BBC, NMF, Johannesburg.

[11].NM, ad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Congress, Cape Town, 14 February 1994.

[12].Rehana Rossouw, ‘Everyone Wants a Piece of the President’, Mail & Guardian, 15 March 1996.

[13].NM, notes for a meeting with editors of KwaZlu-Natal newspapers, Cape Town, 2 March 1995, South Africa National Archive, Nelson Mandela Communication/Speeches: March, April, May 1995, NASA, Pretoria; Wyndham Hartley, ‘“Crackdown” is No Idle Threat’, Natal Witness, 3 March 1995.

[14].Pamela Dube, ‘It Takes two to Tango and Government is Learning the Communication Steps’, Sunday Independent, 8 July 2001.

[15].Thami Mazwa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7 October 2015.

[16].NM, note on an off-the–record conversation with the editor of Die Burger, NMPP 2009/8, box 4, folder 1, pp. 1-2, NMF, Johannesburg.

[17].Mandla Langa in conversation with Khulu Sibiya, June 2017.

[18].Jakes Gerwel, ‘The Day Mandela Was in Hustler’, Rapport, 9 June 2012.

[19].NM, speech at the launch of the Canadian Friends of the Nelson Mandela Children's Fund, SkyDome, Toronto, 25 September 1998.

[20].NM, ad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Congress, Cape Town, 14 February 1994.

[21].Khaba Mkhize, ‘Breakfast with Nelson Mandela’, Natal Witness, 19 August 1994; Ray Hartley, ‘ANC Broadsides Against Press’, Sunday Times, 4 September 1994; Thami Mazwai,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7 October 2015.

[22].The television interview is referenced in ‘Some Black Newsmen Rapped for Secret Agenda’, Business Day, 3 November 1996.

[23].Guy Berger, Media and Racism in Mandela's Rainbow Nation’, Prime Time for Tolerance: Journal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Racism: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World Conference, Bilbao, Spain, 2-4 May 1997.

[24].NM television interview, 11 November 1996, SABC, SABC Archive, SABC Information Library, Johannesburg; ‘Some Black Newsmen Rapped for Secret Agenda’, Business Day, 3 November 1996; ‘Mandela Slams Some Black Journalists’, Citizen, 13 November 1996.

[25].NM, note, NMPP 2009/8, box 4, p. 4, NMF, Johannesburg.

[26].NM, speech to the Fiftie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NC, Mafikeng, 16 December 1997.

[27].NM, note, NMPP 2009/8, box 4, p. 4, NMF, Johannesburg.

[28].NM, note on response to the political report to the Fiftieth ANC Congress, December 1997, NMPP 2009/8 box 4, folder 1, pp. 1-2, NMF, Johannesburg.

[29].Ibid.

[30].Ibid.

[31].NM, address to the closing session of the Fiftie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ANC, 20 December 1997, Mafikeng.

[32].The Sowetan, 20 November 1996; Financial Mail, 22 November 1996.

[33].NM, ‘The Presidential Years’, p. 33.

第十三章 在非洲和世界舞台上

对于曼德拉来说，非洲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正如他刚从监狱走出来时所见到的南非那样。他入狱时，正是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赢得独立的时期，或者在一些情况下，正在从殖民当局的控制中挣脱。甚至他的语言或用词的选择，也反映出与过去时代一段冰封时期的联系。例如，当他讲“获得解放”时，他仍然使用过去常用的emancipation，而非liberation，让人想起从前那些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的用语，可能来自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或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也可能会在诸如哈丽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或布克·T. 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写的《超越奴役》（Up From Slavery）等书中找到。[1]

即使他的语言有点过时或有些奇特，但曼德拉坚定地确保民主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建立在牢固的现实基础上。他在地下活动期间到访的非洲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那些非洲地区使他有机会一瞥如何像真正的人一样被对待，而且以自身付出巨大代价的方式培育起解放运动。

在获得自由后的最初6个月里，曼德拉花了一半的时间在南非境外。尽管他访问了非洲、欧洲和北美三块大陆，但非洲仍是他的主要关注和首访之地，只除了一次紧急到访瑞典斯德哥尔摩，当时是去医院看望他生病的朋友和导师奥利弗·坦博。

曼德拉获释后返回的非洲与他曾经知道的已有非常大的变化。很多领导人已经交班了，或是自然换届，或者由于政变、流亡，或者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被杀掉。地缘政治状况同样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今的领导人正忙于应对重要全球变化的影响。因此，在1990年7月，当非洲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参加的非洲统一组织峰会做出决议，加快南非解放的最后阶段时，也不得不把转变中的东西方关系、冷战的结束和新的区域经济集团之成型纳入考虑范围。

外部大国对非洲事务直接介入的减少，对于非洲人民和政府来说，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通过区域合作、深化民主和人民参与，为自己的命运负起全部责任。鉴于“可怕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双重挑战”需要和平与稳定，解决冲突是关键。[2]这一新思维的合理表述就是1993年形成的非洲统一组织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机制（OAU Mechanism on Conflict Prevention,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的确立，这一机制将与联合国合作。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虽然尚在胚胎阶段，也被寄希望在未来发挥作用。[3]它取代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Conference），那是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们在1980年成立的，目的是协调投资和贸易并减少对种族隔离南非的依赖。1992年，随着当时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南非向民主体制的过渡，协调会议升级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其重心已经转为经济一体化。

曼德拉和非国大参加非洲统一组织的会议和峰会，为民主南非在寻求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过程中做出应有贡献奠定了基础。这也见证了曼德拉为解决冲突所做努力的开端。1994年南非加入非洲统一组织的时候，这个组织已经制定出新的路线，期待迎接诸多挑战。非洲幅员广阔、国家众多，各国有不同的优先考虑，因此这一组织在促进和平与民主化的集体承诺与尊重成员国的主权之间存在矛盾。如果得不到联合国与其他国家的帮助，在集结资源和经验以发展其维持和平及解决冲突的能力方面，非洲统一组织将面临一段艰难时期。然而有一种乐观情绪：新的方向明确了。

因此当1994年6月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就职一个月之后在非洲统一组织峰会上致辞时，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于许多人来说，曼德拉的演讲感人地实现了一个承诺，他精心制定并阐述了南非新出台的“非洲政策”，提出了他的国家对于这片大陆的目标、承诺和责任。他说：

“非洲从外国和白人少数统治下的全面解放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曾在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OAU Liberation Committee）中做出杰出服务的同事们已经完成了结束这一机构的历史任务，作为站在解放非洲大陆人民斗争第一线的战友，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一机构。”

然后，曼德拉讲出了他自己一定都觉得震撼的话：“最后，在这次在突尼斯举行的峰会上，我们将从议程中删去讨论种族隔离的南非问题一项。”

早在曼德拉还在监狱中时，这项议题就一直被列入进步力量召开的几乎所有会议、峰会和研讨会的议程中。将其从议程中删去标志着一场取得压倒性优势的胜利，属于国际社会中一个重要部分的胜利。

曼德拉强调说：“一个时代带着它的历史任务已经结束了。当然，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一定带着自身的挑战。非洲在呼唤新生，迦太基（Carthage）期待着恢复其昔日的荣光。

“如果说自由是解放斗士们想要放在非洲母亲头上的皇冠，那么她的子民的成长、幸福、繁荣和舒适就是皇冠上的宝石。”

就非洲必须“全力以赴重建经济”一事，曼德拉提醒领导人们：“我们都知道完成这些的基础是什么。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要解决非洲资本净流出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的现状。我们自力更生、开发内部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仍然极其有限。”

他指出有一种自怨自艾的陷阱：领导人们在应该自我反省的问题上却在指责外部机构。他高度赞扬了“我们这片大陆上伟大的思想家们”，并对非洲未能应对卢旺达的悲剧提出了批评：“这是对我们所有人没能解决这些相关问题的严厉谴责。其结果就是，一场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发生了，而且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

曼德拉做出保证：“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身为非洲人必须改变所有这些。我们必须用行动坚定地表明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必须用行动表示，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挡我们去实现一个新非洲的复兴……

“你们和我们共有的愿景就是，我们将利用我们国家的资源去创造一个所有人都摆脱了贫穷、疾病、无知和落后的社会。

“我们所有人追求的目标就是创建这样一个南非，它是我们这块大陆上所有国家的好邻居和平等伙伴，它将利用它的能力和潜力帮助推进我们共同的奋斗，捍卫非洲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应有的地位。”[4]

在曼德拉就任总统的那些年里，南非在重塑非洲统一组织的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最终于2002年在德班启动了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 AU），建立起新的体制和架构以满足非洲大陆后解放时代的需要。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说：“曼德拉在非洲统一组织中现身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从民族之矛成立开始，多年以来，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成员国一直与他一起共事。他在被捕之前到过非洲许多国家。当他在狱中时，非洲统一组织在支持他和其他政治犯的释放以及南非国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样一位同时也是世界偶像的人物成为非洲统一组织中的一员，其影响是巨大的”。[5]

1996年，曼德拉作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主席，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担心他所领导的组织会变成另一个空谈的官僚机构，曼德拉在1997年9月于马拉维（Malawi）举行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峰会上致辞时，强调指出这一共同体在协调安全发展，以及基于非洲统一组织的经验，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和承诺民主原则的统一中所面临的挑战，因为并非所有国家对民主原则都有一致的见解。对他来说，十分紧迫的是，成员国的代表们要能够“坦率地提出问题并对我们所处的状况和我们要走的方向做出诚实的回答”。[6]

曼德拉的长篇致辞包括了一些他曾在1994年非洲统一组织峰会上尖锐地提出的观点，反映出他对民主进程的主要考虑。接下来曼德拉为这个政府间组织列举了诸项任务。他强调，没有性别平等、尊重人权和“良好治理的基本信条”，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7]

他没有触及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Organ on Politics, Defen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简称Organ）的地位，这是1996年6月成立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一个正式机构，由罗伯特·穆加贝总统担任主席。在这次峰会前夕，该机构已在博茨瓦纳（Botswana）的哈博罗内（Gaborone）开过会。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针对这个机构的结构和工作范围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它可能取代峰会本身，因为它可以“在首脑的层级上运行……并独立于其他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机构运转”。[8]曼德拉对这个机构内部缺乏透明感到恼火，他希望他的机构是直接和简约的，因此并不完全接受这个机构必须在首脑的层级上运行的说法，正如他的笔记所证明的：

1.1996年6月在哈博罗内参加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峰会，并且同意了成立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的决定。

2.但是不知道它将在首脑层级上运行，［而不是］在部长层级。

3.当我们于1996年10月1日在罗安达开会时，发现这个机构本身成了一个首脑峰会。这令我吃惊——

不知道任何组织的存在。

他们可能*

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就不会接受［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主席的职务。

4.然后一路奔波去见穆加贝总统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后会见了我的前任马西雷（Masire）总统和作为副主席的希萨诺（Chissano）总统。†然后我们4个人在开普敦见了面。

5.在所有这些会见中，他们非常详细地解释了这个机构必须在首脑的层级运行的原因。我们同意将此问题提交到这次［马拉维的布兰太尔（Blantyre）］峰会上。

6.在哈博罗内会见了两位总统并提出解决的建议。[11]

第二天，峰会听取了各成员国的意见，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只是认为，鉴于这一区域面临的挑战，此机构是必要的。决议被推迟了，曼德拉被要求不要辞职。6个月之后，各国首脑在马普托（Maputo）再次举行会议，仍然没有形成决议。[12]但是取得了更多的共识：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应当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一个下属委员会，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

关于曼德拉与穆加贝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包括从一开始这两位领导人显然就彼此没有好感的事实。一直以来，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家，穆加贝因其令人敬畏的反帝国主义战斗立场，被年轻的崇拜者们奉承有加。如今曼德拉带着令人赞誉的道德光环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使他感觉有些黯然失色。此外，作为曾说出“唯一值得信任的白人就是死去的白人”这样受到广泛传颂的言论的人，穆加贝毫不意外地对于曼德拉的和解工程没有好感。然而鉴于要使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存活下去的紧迫需要，这两个人在各种问题上携手共事，尽管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的地位问题仍然是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源。奎特·马西雷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种不愉快的合作如何维系了多年。[13]

* * * * *

刚果（Congo）和非洲大湖（African Great Lakes）地区的不稳定对大多数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南非对冲突的介入始于它同意参加在东扎伊尔地区组建的多国部队，以应对逃离邻国卢旺达种族屠杀的约100万难民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请求南非促成扎伊尔政府与由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领导的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Alliance of Democratic Forces for the Liberation of Congo-Zaire, ADFL）的对话。当时这一联盟已在东部建立起基地，并正在向首都金沙萨（Kinshasa）挺近。在美国的斡旋下，1996年2月，卡比拉的这一联盟在南非参加了一系列近距离对话。这为蒙博托和卡比拉后来在刚果河口的黑角湾（Pointe-Noire）登上南非军用补给舰奥特尼夸号（SAS Outeniqua）实现面对面会谈打开了通路。非洲统一组织与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谈。[14]

鉴于南非通过对话成功带来了一个新的民主体制，并抛弃了好斗者的复仇精神，因此曼德拉相信，扎伊尔的崩溃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结束。他认为，这只需要说服年迈且名声扫地的蒙博托有尊严地下台，并使卡比拉接受以一种包容的方式成立一个新政府。

反叛武装的推进削弱了卡比拉对实施一个包容性解决方案的意愿。在开始谈判后10天，卡比拉公开地动摇了，以恐惧作为阻止他在舰上继续会谈的借口。这激怒了曼德拉，有媒体听到他训斥这位叛军首领。卡比拉被安排第二天到开普敦，这样曼德拉可以向他通报在第一次会议之后起草的建议文件，这些文件已经广泛地咨询了非洲各国政府、法国和美国政府的意见。在奥特尼夸号军舰上，曼德拉也打电话给这一区域的几位国家首脑，阻止他们军事干预刚果民主共和国。[15]

曼德拉得知卡比拉并未停止向金沙萨进军，尽管后者曾做出了相反的保证。曼德拉为他与卡比拉的会议所做的笔记反映出他的挫败感：

1.向金沙萨推进

比齐马·卡拉哈（Bizima Karaha）*声明

包围但没有进攻

2.一个人发表了一个坚定、明确的声明，后来又否认发表过声明，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会毁掉同志中应有的相互信任和尊重。

理解你对安全的关切

但很多人认为你的声明很荒谬，至少可以这么说。

3.两次承诺到黑角登舰

缺乏正常的礼貌=对副总统［姆贝基］、联合国组织、［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的代表、蒙博托总统。

让我们等了一整天，没有关于你在什么地方的任何消息

对一个将死之人不合适的态度，漠不关心，没有人情，没有尊敬。*

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著名的国际外交官

4.对我国纳税人支付的巨大费用没有感恩，我国已支付了：

军舰本身

30名士兵

5.［你一直］热衷于媒体。

6.你的形象被玷污了，不再占据道德高地。

7.正在流传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我］已经为你做出辩解，我相信其他人也已经这么做了。

8.绪方贞子（Sadako Ogata）†

9.科菲·安南（Kofi Annan）‡

［曾］给了我艰难的工作，但你却忙着毁掉相互的信任。

我如何能为［一个］不尊重我的人服务？[20]

* * * * *

1998年9月22日，南非国防军以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博茨瓦纳国防军（Botswana Defence Force, BDF）对莱索托（Lesotho）的军事干预，使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及其领导，包括曼德拉，成为国际人权社会的攻击目标。和所有类似行动一样，军事干预的动机是好的。在此之前莱索托有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一方面，国内和国际的观察员赞扬其为和平的；另一方面，批评者认为选举是被操纵的，充满了紧张和敌意。

军队的哗变和两封莱索托总理请求干预的书面文件，促使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得出结论，没有军事行动来稳定安全局势，政治进程将无法继续。军事行动将由南非和博茨瓦纳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采取。[21]

9月22日，600名南非军人进入了莱索托，200名来自博茨瓦纳国防军的军人随后加入。莱索托国防军（Lesotho Defence Force, LDF）成员的抵抗远比预想的要强硬，8名南非军人和29名莱索托军人阵亡。*

南非代总统曼戈苏图·布特莱齐（曼德拉当时在国外）在军事干预发生时向国民议会做了通报，国防部部长在第二天进一步向内阁做了说明。内阁支持南部非洲共同体的判断，被称为“北风之神行动”（Operation Boreas）的军事干预，其目的是稳定局势，并营造一个能使谈判继续进行的环境，从而形成长久的解决方案。[23]

在从北美返回南非时，曼德拉说：“我们在那里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确保阻止那些非法的暴力活动，从而各个党派可以坐下来探讨和平解决方案。我们到莱索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没有先开火。”[24]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目的实现了。莱索托采用了大量政治和宪法改革，包括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度，使得相较于原先的赢者通吃制度，小党派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

“毫无疑问，”曼德拉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取得了成功，它为莱索托的政治领袖们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创造了空间。我们应当借此机会向博茨瓦纳和南非国防军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表示祝贺，并对那些为此丧生的人致以哀悼。”[25]

冲突，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冲突，总会招来批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侵略——这是许多报道使用的词语——引发了许多诘问和指责，认为南非——博茨瓦纳已基本顺利脱身——的行动已经越权。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军事干预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因为干预应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尽管在实现其目标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有军事行动上的，以及在莱索托遭遇的负面的公众反应等等——南非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首次军事干预是成功的；然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仍然没有完全准备好去进行类似的干预。这次干预为所有当事方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教训，朝着一种更合适的维持和平及解决区域冲突的方式演进。

* * * * *

正如曼德拉致力于要在非洲大陆推广人权文化一样，他也同样投入地寻求解决其他一些问题。而非洲从南到北的那些国家中的人民也发出相应的要求，他们认为南非在道德上有义务向他们提供援助，作为他们曾经支持解放斗争的回报。

然而非洲大陆的存续需要创建一个有利于投资的环境。动乱和冲突通常源于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曼德拉说：“我们需要老牌工业国家的支持，这是他们亏欠我们的。这不是慈善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有权获得支持。我们这片地区和许多其他地方在殖民时代受到了最残酷形式的剥削。”[26]

像往常一样，当曼德拉为了未来的安全而有效地阐述和解的优点时，他同样不会忘记指出过去的极端不公正，诸如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的重生不可能在隔绝中实现，而只有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合作中才可能发生。

* * * * *

在作为南非总统的近两千个日子里，曼德拉把他的国家带到了强烈的聚光灯下，同时使南非这个过去一直专注于自身事务的国家登上世界舞台。位高权重的名人，特别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名人，对一位黑人的不吝赞美，对许多白人是一种教导。更为重要的是，南非被有声望的世界组织接受，而且摆脱了被当作国际社会中的恶棍的地位——白人在南非遭抵制和贸易禁令时期有更深刻的感受。

新生南非的外交政策反映出冷战结束后世界经历的充满活力的变化。这一政策是从非国大多年来建立的多方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当年非国大就拥有比种族隔离政权更多的外交使团。

在南非对非洲复兴的关注中，它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占据关键位置。1998年，曼德拉在由几个拉美和南美经济体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ado Común del Sur，Mercosur）峰会的致辞中描绘了他的愿景。他讲到“发展中世界经验的统一性，以及通过合作和在我们内部建立关系加强南方的巨大潜力，同时如何在此基础上推进与北方国家的互利伙伴关系……

“共同的背景使我们双方——非洲南部和拉丁美洲的南锥体地区——基于对民主制度的承诺，基于在高速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发展的迫切性，基于对和平与安全依赖于发展、社会平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要求的良好环境管理的认识，成立和建设区域联盟……

“在推动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策和行动中，多边组织通过协调进行的干预为实现富有成效的合作提供了最大的机会……

“这类合作的一个著名案例就是包括南方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在内的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Zone of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Atlantic）就核问题发出的倡议。

“为了推进世界上四个现有的或未来的无核武器地区的联系与合作，这个组织已经指明了一条道路，巩固南半球和邻近地区不受核武器威胁的状态。*

“基于这4个地区加上非军事化的南极洲构成了地球一半以上面积的事实，这样的发展能够促进核不扩散并加强朝着消除核武器方向推进的进程。在如此复杂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成功说明了南南合作在推进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的潜力。有大量可以进行协同行动的领域。民主体制已经赋予南非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机会，而南非，不论是作为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African-Caribbean-Pacific Group of Countries）的一个新成员，作为非洲统一组织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成员，作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的举办国，还是新成立的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的成员，也强烈地做出全面发挥这种作用的承诺。”[28]

4年前，当曼德拉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在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Assembly）致辞时，他就已经强调了重新安排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以及重塑国家和区域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迫切性。

“国际社会对于种族隔离挑战做出的反应确认了我们都知道的一点，那就是只要南非还存在种族隔离，整个人类就会感到耻辱和丢脸。”[29]

他说，联合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南非的种族主义也会助长世界其他地方的种族主义。因此全世界针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绝不是出于对我们人民的怜悯而进行的慈善行动，而是对我们共同人性的肯定。

“我们相信，肯定共同人性的行动要求联合国再次将其关注点和长期注意力转到一切为全体人类打造一个更好世界的基础上。”[30]

曼德拉坚定地相信多边机构能够促成变化，不论这种变化要花多少时间。对他来说，看到一种趋势的形成令人满足；认识到做出一项决定时得到了越多的共识，这项决定就越有合法性，尽管这出于常识，但也是基于非国大的策略文化。在建立民主南非的长途跋涉中，从谈判到新宪法的最终签字，诸多步骤共同的特点一直是尽心竭力地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曼德拉信仰这样一种理念，能够改变社会的是集体做出的决定。

在1998年于德班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曼德拉强调了重塑全球秩序的紧迫性。不结盟运动于1955年冷战的巅峰时刻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Bandung）成立，当时也正是殖民主义体系瓦解，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独立斗争风起云涌的时期。不结盟运动对于去殖民化进程十分重要，并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中起了关键作用。

曼德拉说：“我们必须再次重建我们共同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暴力，正针对着和处于优越地位上的我们一样的人，必须以一种果断且可持续的方式予以解决。”[31]

他所说的就是“致人死亡的饥饿的暴力，致人死亡的无房可居的暴力，致人死亡的失业的暴力，致人死亡的霍乱和艾滋病的暴力，以及致人死亡的毒品的暴力。我说的是对人类生命的摧毁，它们伴随着不发达……战争的暴力……

“我所说的是发展与和平这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一直是我们［不结盟］运动自成立以来的核心目标，并且至今仍是它的主要挑战。”[32]

曼德拉在向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将这一信息也转达给了北半球。与以往的情况一样，在开始演讲之前，他不得不先等平日里安静庄重的贵宾大厅中的掌声和欢呼声停下来。在听众屏息的安静中，他的声音传递到这座大厅最远的角落，当演讲者表达的观点与听众的认知发生共鸣时，那些受人尊敬的男女们不时点头表示赞同。他讲到了马丁·路德·金，并引用了T. S.艾略特（T. S. Eliot）和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句。

“可能发生的是，这种相互联系将在贵议会的成员们，以及世界舞台上的其他角色中间促成政策，这些政策源于这样一种共识，即解决人类事务的成败不能再局限于从远古留下来的国界之内衡量，生活本身已将社会远远地推出了这个边界。如果这种说法真的实现，那么十分明显，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其所有居民的行为都是同一场大戏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每一个国家，包括贵国，就应该开始将其他人的真正幸福包括进我们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当中，不管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多远。

“尊敬的美国议员们，你们是我们这个世界中最强大国家的成员和代表。我则在另一边，是一名非洲人。

“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大陆，它所遭受的艰辛和痛苦，你们十分熟悉。因此你们一定非常理解，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说，对于如你们这样强大的国家，非洲的民主、和平与繁荣也是你们的国家利益，正如它们是我们的国家利益一样。

“因为我是一个非洲人，所以我确信你们会理解，为什么我应该站在这里说，我们深刻的信仰就是，正在建设的新的世界秩序必须专注于创建一个为了全体人类的、民主、和平与繁荣的世界。”[33]

曼德拉进行了更多的外事访问，与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区的亚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建立起贸易和经济联系。他首先访问了印度，接着是日本和韩国，然后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泰国和巴基斯坦，并在总统任期的最后访问了中国。

曼德拉也到访了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半岛和芬兰，在解放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它们为非国大提供了慷慨的支持。它们的帮助既有物质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几乎支援了所有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斗争。在总统任上的后期，他感谢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民过去的支持，并表达了他对未来合作的信心：

“我们目标的实现也依赖于其他国家实现同样的目标。在现代世界中，不论一个国家发生了什么，都会对其他地方甚至是全球造成影响。南部非洲的整体发展，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以及构筑一个国际秩序，确保世界经济的增长能够转化为发展，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确立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过程中所选择道路的关键组成部分。”[34]

曼德拉将人权理念延伸到司法领域的一些倡导遭到了反对并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他与尼日利亚的萨尼·阿巴查将军灾难性的互动就是证明。对尼日利亚处决卡山伟华和其他奥戈尼活动分子的唯一制裁，就是暂停三年半其英联邦国家成员资格。这一事件的影响导致了南非外交政策的转变，即在保留曼德拉总统干预空间的情况下让多边机构有更多机会参与。

曼德拉确实在洛克比事件中设法取得了突破。1990年5月，在一次对非洲几个国家的友好访问中，曼德拉为利比亚的支持向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表示感谢，这引起了美国官方的恼火。面对1986年美国轰炸利比亚——这表面上是美国认为利比亚对一起恐怖行动负有责任而进行的报复——时被作为目标的卡扎菲住所的废墟，曼德拉进一步说：“不论国家和人民之间有什么分歧，企图谋杀反对者和他的家人都是不可接受的。”[35]

到1992年曼德拉再次到访利比亚时，苏格兰已经对两名利比亚人发出了逮捕令，他们涉嫌制造了1988年泛美航空客机在飞越苏格兰洛克比上空时发生的爆炸案。这起爆炸导致包括乘客、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当地居民在内的270人死亡。

但是利比亚不愿交出嫌疑人，并且动员了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和非洲统一组织。除了洛克比事件以外，这些组织同样担心美国单方面对利比亚的制裁及其对非洲其他国家的影响。[36]

曼德拉的解决方案是，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嫌疑人有罪，他们应当在海牙（Hague）的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接受审判，以避免国家元首受辱。他呼吁“有关国家表现出政治家和领导人的风度。这将确保1990年代的10年免于冲突和对抗”。[37]

曼德拉就其主张与一系列国际代表进行了对话。美国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汉克·科恩（Hank Cohen）确认，这一主张与那天晚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就洛克比事件将要通过的决议的精神一致。其他与曼德拉对话的有：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英国负责海外发展和非洲事务的部长林达·乔克（Lynda Chalker），以及西班牙和法国大使。

尽管采取了这一系列行动，但由于没有交出嫌疑犯，联合国安理会仍然对利比亚实施了航空制裁。在前往苏格兰参加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途中，曼德拉打电话给卡扎菲，希望说服他与西方达成谅解。[38]在到达利比亚之前，曼德拉呼吁解除针对利比亚的制裁，这是那一年早些时候非洲统一组织峰会采取的立场。[39]

这次，曼德拉从邻国突尼斯乘车进入利比亚，以避免违反联合国对利比亚空中航行的禁令。在利比亚向媒体发表的讲话中，他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呼吁要求……嫌疑人……在一个中立国受审。这一立场我在1992年时与美国人、法国的密特朗总统、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国王，以及［约翰·］梅杰（John Major）首相都讨论过。我们的立场就是嫌疑人必须在一个中立国接受审判。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国家同时是原告、公诉人和审判人。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在阳光下实现。”[40]

当被问及尤其来自美国政府的愤怒反应是否影响到他时，曼德拉回应道：“政治家不能过于娇嫩。如果你是一名政治家，就必须准备好承受你所坚持的原则带来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在监狱中待27年，因为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的原则。”他指着卡扎菲说：“这是我的朋友。在我们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帮助了我们，而现在说我们不应当来这里的那些人，当时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说我不应当来这里的那些人没有道德，而我也不会加入他们缺乏道德的行列。”[41]

谈判变得旷日持久，结合了曼德拉、他的特使杰克斯·格威尔、沙特外交官班达尔·本·苏尔坦（Bandar bin Sultan）亲王及联合国的努力。他们共同致力于达成一项涉及利比亚、美国、英国三国和他们的领导人——卡扎菲、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托尼·布莱尔——的解决方案。这一举措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日益强大的多边支持的帮助，以及国际法院裁决其对洛克比事件具有管辖权的肯定。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由联合国处理的国际安全问题。[42]

在这样的背景下，曼德拉和他的特使们一方面为通过公开谈判达成妥协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又在私下里进行说服甚至施压。例如，他会在公开场合赞扬卡扎菲，给予他外国公民所能享有的最高荣誉；然而在私下里，当他觉得有必要时，也会劝告卡扎菲对其他人说话需要礼貌一些，例如对联合国，尽管他可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43]在那些关键的时刻，曼德拉利用他与卡扎菲、克林顿和布莱尔的私人关系，展示了领导人之间直接的个人关系在谈判和解决冲突中发挥的作用。

这一外交斡旋的结果就是，在1999年3月19日，曼德拉能够满怀信心地告诉利比亚人民，洛克比事件已经画上了句号。“怀着对利比亚人民最崇高的尊敬，我今天能够向世界宣布，利比亚已经决定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就将洛克比案件中两名利比亚籍嫌疑人送交荷兰审判给出了明确日期……你们利比亚人民已经证明，在我们进入新千年之际，非洲领导全人类的和平、平等和繁荣的潜力。我们向你们致敬并祝愿你们一帆风顺。”[44]

[1].Harriet Beecher Stowe, Uncle Tom's Cabin （Washington, DC, 1852）; Booker T. Washington, Up from Slavery: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01.

[2].OAU, Assembl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Declaration 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o- economic Situation in Africa and the Fundamental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9-11 July 1990, Addis Ababa.

[3].OAU, Assembl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Within the OAU of a Mechanism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28-30 June 1993.

[4].曼德拉于1994年6月13日在突尼斯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发表的演说。

[5].Nkosazana Dlamini- Zumam, interview by Tony Trew, Durban, 26 February 2016.

[6].NM, statement as chairperson of SADC at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the summit of SADC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Blantyre, 8 September 1997.

[7].Ibid.

[8].SADC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Summit, Gaborone, 28 June 1996.

*　此处为曼德拉笔记原有的缺漏。——编注

†　罗伯特·穆加贝，1987—2017年任津巴布韦总统；奎特·马西雷（Quett Masire），1980—1998年任博茨瓦纳总统；若阿金·希萨诺（Joaquim Chissano），1986—2005年任莫桑比克总统。

[11].NM, SADC Organ, 7 September 1997, NMPP notes, box 5, file 3, 074-86, NMF, Johannesburg.

[12].NM, notes on SADC summit in Maputo, 2 March 19 NMP notes, box 4, file 2, 055-60, NMF, Johannesburg.

[13].Quett Ketumile Joni Masire, Very Brave or Very Foolish?: Memoirs of an African Democrat （Botswana: Macmillan Botswana, 2006）， p. 279.

[14].姆贝基副总统于1997年5月21日在开普敦举行的国民会议中，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情况所做的演说。

[15].Ibid; Aziz Pahad, interview by Tony Trew, Johannesburg, 1 February 2016.

*　比齐马·卡拉哈在卡比拉于1997年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的前后，皆担任其领导联盟的外交部长，也参加了和平会谈。

*　蒙博托患前列腺癌，于1997年12月7日在摩洛哥去世。

†　绪方贞子，1991—2000年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1997年3月曾会见曼德拉讨论扎伊尔的难民危机。

‡　科菲·安南，联合国秘书长，曾经支持和平对话，希望能实现停火。

[20].NM, notes following a meeting with Comrade Kabila, Genadendal, 15 May 1997, NMPP 2009/8, box 4, file 2, pp. 1-4, NMF, Johannesburg.

[21].Acting President Buthelezi, Developments in Lesotho, Statements to the National Assembly, 22 September 1998, Hansard, cols. 6763-6778.

*　博茨瓦纳国防军直到22日晚上才抵达莱索托首都马塞卢（Maseru），因此未参与22日当天的战役。——编注

[23].Cabinet minutes, 23 September 1998.

[24].AP Archive, ‘South Africa: President Mandela Calms Concern Over His Health’, 27 September 1998, story no. 89970.

[25].NM，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National Assembly,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5 February 1999.

[26].NM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Southern Africa Economic Summit, Harare, 21 May 1997, tape 71942MT, SABC, SABC Archive, SABC Information Library, Johannesburg.

*　1960年代，非国大加入了不结盟运动组织（Non-Aligned Movement），当时该组织号召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建立4个无核区。

[28].NM, address to the Mercosur Heads of State Summit, Ushuaia, Argentina, 24 July 1998.

[29].NM, address at the Forty-nin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 New York, 10 October 1994.

[30].Ibid.

[31].NM, address at the inaugural session of the Twelfth Conference of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of Non-Aligned Countries, Durban, 2 September 1998.

[32].Ibid.

[33].NM, address to the Joint Houses of Congress of the USA, Washington, DC, 6 October 1994.

[34].NM, address to the Swedish Parliament, Stockholm, 18 March 1999.

[35].‘Mandela praises Gaddafi’, Sunday Times Foreign Desk, 20 May 1990; Fritz Joubert ‘Mense in VSA vies vir Mandela’[People in the USA are angry with Mandela], Beeld, 24 May 1990.

[36].Khalil I, Matar and Robert W. Thabit, Lockerbie and Libya: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2004.

[37].NM, Statement on Lockerbie drafted and released in Tunis, NMPP 2009/8, box6, file 8a, NMF, Johannesburg.

[38].‘SA Calls for Lifting of Sanctions on Libya’, The Star, 22 October 1997.

[39].OAU, Declarations and Decisions adopted by the Thirty-Third OAU Assembl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Harare, 2-4 June 1997.

[40].NM visits Libya, October 1997, tape 66786, MT22, SABC, SABC TV Archive, SABC Information Library, Johannesburg.

[41].Ibid.

[42].Lyn Boyd-Judson, Strategic Moral Diplomacy: Understanding the Enemy's Moral Universe （West Hartford, CT: Kumarian Press, 2011）; Khalil I, Matar, Robert W. Thabit, Lockerbie and Libya.

[43].Lyn Boyd-Judson, Strategic Moral Diplomacy.

[44].NM, address to the Congress of the People, Libya, 19 March 1999.

结语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走出了监狱大门，他迈入的国家迫切需要解决其由来已久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已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他对自己获释后即将进入的世界有一个抽象的了解，但这是一幅不完整的图像，是结束监禁前凭借经过审查的新闻报道和地下渠道偷运进来的秘密信息拼凑出来的。

一旦出了监狱，抽象的成了具体、可触摸的，尘土、噪音和鲜血都成为真实。在谈判期间的每一天，他与男男女女擦肩而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大屠杀的操刀者。出于对年龄的尊重和对一个经历多年监禁而不屈服的人身上某些无法量化的东西的敬意，他们向他露出微笑，他们在他眼中看到自己所犯罪行的反映。曼德拉在他的人民眼中，看到的是试图理解所有这些的痛苦。

过去时代的代表们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涉及安全机构的将军和领导人，他们中的一位交给曼德拉一份文件，称其中包括了曾经是种族隔离政权奸细的非国大高层人士名单。曼德拉快速翻看了一下这份文件，但把它还给了对方。他对新社会的愿景不应背负过去的包袱。他告诉自己，这是一项包括所有人的工程，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没有时间和资源可以浪费在政治斗争上。

曼德拉成为民主南非的首任总统时已是75岁的高龄。导师沃尔特·西苏鲁81岁，曼德拉亲切地用宗族名扎梅拉称呼他，以示尊敬。朋友和知己奥利弗·坦博在流亡30年后回国，已在一年前去世。许多经历了时间考验的同志，其中一些曾和他一起被关在罗本岛，也已经上了年纪。显然，即使他们熬过了监禁，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虽然他可能无法再听到他最老的同志们的咨询意见，但是他知道，千百万在1994年4月26日和27日第一次投票的南非人站在他身后，这让他感到鼓舞。赋予非国大的激动人心的使命，鼓舞他充满信心地为国家掌舵引航。

他想要在所剩不多的时间中尽可能多地解决南非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总统任期内保持着那样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时间表。但他也承认，监狱使他变得不屈不挠，并教会了他，既然无法控制时间，那么就要接受时间并让时间为他工作。

监狱本是一个惩罚的地方，但对他来说，监狱成了一个使他能够认识自己的地方。一个能够思考的地方，使他沉浸在赋予它自我感的思考当中。当然，正是在监狱中，他要将南非重建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愿景诞生了。

鉴于构成一个国家的是千百万个变动的组成部分，使这个愿景成为一个内在一致的现实，永远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曼德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他的总统任期将只有一届。很少有领导人能无私地做到这一点。历史充满了人们寻求延长任期的例证。然而曼德拉立下了这样的誓约，因为他知道，他拥有人民的支持。他信任人民，人民也会引导他。

有一句美丽的祖鲁谚语：“走在你前面的人知道地形高低，他们将会告诉你道路是否安全，或森林中是否有一头受伤的水牛。”曼德拉对于他想要选择的方向始终有正确的想法。但他有两位年长他几岁的向导：西苏鲁和坦博，在危险和有风险的征程中，他会转向他们寻求建议。

格拉萨·马谢尔回忆道，在与P. W.博塔的副手科比·库切的初步对话取得了突破——这导致了其后政治犯的释放——的时候，沃尔特·西苏鲁指责了曼德拉。

西苏鲁问：“为什么你没有更早进行这一接触？”

曼德拉回答道：“我在等着你的指示！”[1]

在曼德拉被释放前，是坦博在时刻关注曼德拉与他的监禁者接触的每一步。尽管距离和监禁的状况给敏感信息的交流带来巨大困难，也给挑拨离间和假消息提供了可能，但卢萨卡的非国大还是能不断收到消息。在某些阶段，甚至有曼德拉变节的谣言出现，是坦博阻止了这些谣言。

坦博与曼德拉的关系以及曼德拉的可靠赢得了非国大的信任，决定用曼德拉的形象和标志性地位作为其在国际运动中的代言人，尽管曼德拉当时“在法律上”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因此，他的名字和不同肖像成了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同义语。在军营中，几乎没有领导人享有解放斗争的歌曲中被称颂的荣誉。当曼德拉从监狱中获释时，军营中许多种族隔离的受益者都以为会看到一幅血淋淋的报复画面，结果遇到的却是一个和解的典范。他们预期着报复，因为知道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但曼德拉没有配合他们对他的想象。而在另一端，他们的英雄——博塔和更极端的尤金·特雷布兰奇——的拙劣表演却突然成为难以接受的了。

他们所敬仰的各个国家的世界领导人正争先恐后地来到这位前囚犯的大门前。巨贾名流也都是如此。不论去到哪里，在国内还是国外，曼德拉都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和赞扬。

但是所有这些声望和名人地位，都是为了服务南非人民。除了闪耀的形象，曼德拉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如果不是曼德拉所展现的优雅大度，好战者们可能已经把南非化为灰烬。右翼分子已经武装起来，包括那些认为内战会让交战者相互尊敬的人，战争一触即发。曼德拉迅速并镇静地使这些人放弃了敌对态度。这是一个经典的运作案例，值得其他冲突地区仿效。

他能以其他方式开展和解工作吗？

可能。这端视如何理解。当人们看到你与贝特斯·维沃尔德或P. W.博塔在一起——前因后果不清楚，或见面的象征意义在众声喧哗中丢失了——那么他们就会立刻跳到结论。南非黑人有很长的遭遇背叛的历史，因此需要经常提醒，他们最伟大的儿子不会抛弃他们。

此外，不得不说的是，在非国大内部可能有一些人，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会找到一个理由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曼德拉已经失去了和普通人的联系。对于那些了解非国大的人来说，这不值一驳，因为正如反复强调的，非国大是一个广义上的教会。曼德拉本身可能也会认可这种对他的怀疑。他从始至终都试图告诉世界，他不是一个圣人，“即使按照一种世俗的定义，圣人就是不停尝试的罪人”，他也不是。[2]

* * * * *

曼德拉的人生中，曾出现一个深刻的场景重现。1994年，在他作为总统进入总统府的第一天，当他穿过走廊进入他今后5年的办公室时，这个地方看起来了无生气，孤寂凄凉。1999年，在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天，当他走进办公室收拾取走他的个人物品时，整座建筑如同被遗弃了一样。[3]那天是一个公共假日，当天下午，塔博·姆贝基宣誓就任总统。

在那天之前有许多告别聚会。作为总统向南非人民、向全世界的国家和多边组织告别时，曼德拉脑海中浮现出在农村的家乡安静地回忆往事的画面。从田园生活的有利地位，他将关注各方面的发展，关心南非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但仍然希望领导人们能挺身面对和平、平等和发展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是有希望的。对他来说，那将是享受生活的时间，是治理国家的压力以及在此之前作为一个解放运动活动家的经历不可能给予他的生活。

这一漫长的告别从非国大1997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就已经开始了。在大会前夜的一次电视采访中，曼德拉袒露了他准备从非国大领导位置上退下来的心声。他说：

“迄今我非常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机会坐下来思考。作为非国大主席，我紧张的日程不允许我有那样的机会。我也很想有看书的机会，颇具讽刺的是，在监狱中时我还有那样的机会。但是坐下来思考是你们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我非常想那样做。最后，我也想有机会坐下来和我的儿孙们一起，倾听他们的梦想并试着尽可能地帮助他们。”[4]

当他在马菲肯宣布非国大会议闭幕时，曼德拉仿佛正在想象着家乡的田园生活。“我盼望那样的时刻，”他说，“我将能够伴着阳光醒来，祥和恬静地在库努的山丘与峡谷中漫步。”[5]

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里，他带着这个想象去了不同国家和社区，从联合国安理会到选举期间聚集在街上的人群。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将从这个国家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我现在到处走走，只是为了向你们所有人说再见，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支持甚至热爱。我将回到家乡的村庄。那是我将要归去的地方，因为我本质上是一个农村孩子。我想看到一叶小草，我想看到周围飞翔的小鸟，我想听到潺潺溪水的声音。”[6]

当曼德拉在这届议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最后一次详细阐述迄今取得的成就和仍然有待完成的工作时，议员和嘉宾中混合着自豪的喜悦与感伤的悲怆。与以往一样，他强调指出，南非的进步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这将继续发扬。

“每一个历史时期，”他说，“都向国家进步和领导集体提出了不同的挑战，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对我个人来说，我属于这样一代领导人，实现民主是决定性的挑战。

“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没有经历流亡以及数十年地下斗争和群众斗争的严酷，这种严酷消耗了许多伟大人物的生命，诸如奥利弗·坦博、安东尼·伦比德（Antone Lembede）、杜马·诺奎（Duma Nokwe）、摩西·考塔尼、J. B.马克斯（J. B. Marks）、罗伯特·索布奎和泽法尼亚·莫托彭、奥斯卡·姆佩塔、莉莲·恩戈伊、阿尔菲厄斯·祖鲁主教（Bishop Alpheus Zulu）、布拉姆·费希尔、海伦·约瑟夫、阿列克斯·拉·古马（Alex La Guma）、优素福·达杜和蒙蒂·奈克尔。*不幸的是，斯蒂芬·比科英年早逝，但他是一颗新星。如果当年他有机会的话，一定会成为像上述一样的伟人。

“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在那一代人中，历史允许我参与到南非的过渡当中，从那一时期进入我们共同奠定了其基础的新时代。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后，当历史被书写时，那一代人的作用将得到肯定，而在以他们的坚韧和远见作为标准来衡量时，不会发现我相形见绌。事实上，主席女士，我已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注意到了通常给予我个人的慷慨赞扬，但请让我做出以下声明：

“就我迄今所能取得的任何成绩而言，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得益于南非人民。

“我得益于农村大众，他们在我心中激起对我们的过去和抵抗精神的自豪。

“我得益于南非的工人，他们在我们国家的矿山、工厂、田地和办公室中，一直遵循着这样一条原则，每个人的利益都存在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中。

“我得益于南非各种族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努力为我们提供关于南非社会本身的知识，把我们人民的希望变成可实现的梦想。

“我得益于南非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各界人士，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已经协助将我们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变为财富。

“我能够带领我们的国家来到这个新时代，是因为我得益于世界人民，他们一直怀有让各地人民都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景。他们以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坚持认为，这个愿景也应该在南非实现。他们给予我们希望，因为他们的团结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想是不可能被扑灭的，因为这是人类的理想。我得益于非洲，她长期怀抱的复兴梦现在能够实现了，从而她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阳光下玩耍。

“如果说我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在民主、没有种族歧视和没有性别歧视的道路上向前推进一些，这是因为我得益于非国大以及正义、尊严和自由运动。这一运动产生了无数伟人，我们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找到了我们的荣光。

“几个月之后，我将再次成为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一名普通公民，他的关切和能力是由我们土地上的人民所塑造的。

“只要还有力量，我就会把自己看作这个社会中的一位老人、农村人口中的一员、一位关心我们国家的儿童和青年的人，以及一位世界公民，致力于为各地人民实现更好的生活。我将一如既往，在我参与其中的广泛的和平与民主运动的纪律范围之内尽力而为。

“我将把自己看作普通男女中的一员，在任何国家中，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必须作为判断一个民主政府是否合格的标准。

“在这些标准中，首要的就是旨在为所有人建设更好生活的重建与发展计划。

“在这些标准中，首要的就是在命运紧密相连的社会和公民中实现民族团结与和解。

“尊敬的议员们，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曾经在我们中间激起希望的国际社会，看到我们通过相互伸出援手而克服了几个世纪的割裂，反过来在其中找到了希望。就我们能够在世界人民中点燃希望从而回报世界而言，我们确实感恩并深感幸福。自不待言，我们将绝不辜负世界对我们寄予的期望。

“正如我在刚刚访问的荷兰和4个北欧国家中一再听到的，世界钦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奋起面对时代挑战中所取得的成功。

“这些挑战是：避免了蓄意制造的种族战争和流血，以及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我们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共同克服贫穷、分裂和不平等的遗产——促成人民的和解。

“就我们仍然必须和解及医治我们国家的创伤而言，就种族隔离的后果仍在我们的社会中蔓延，以及千百万南非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中而言，这些挑战仍然没有改变……

“漫漫长路仍在继续！”[8]

[1].Grasa Machel, interview by Mandla Langa, 22 September 2016.

[2].NM to Winnie Mandela in Kroonstad Prison, 1 February 1975.

[3].Zelda la Grange, Good Morning Mr. Mandela: A Memoir （New York: Plume, 2015）， p. 128.

[4].这是曼德拉在一个论坛的访谈中，对费尔·莫勒费（Phil Molefe）提问关于他准备从非国大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感想时他的回答。NM, televised interview on Face the Media, 14 December 1997, SABC, tape 66676MT, SABC Archive, SABC Information Library, Johannesburg.

[5].NM, closing the ANC's Fiftieth National Conference, Mafikeng, 20 December 1997.

[6].NM, election campaign, 31 May 1999, tape 66717MT, SABC, SABC Archive, SABC Information Library, Johannesburg.

*　安东尼·伦比德，1944年成立的非国大青年团的联合发起人和首任主席，于1947年去世，享年33岁。杜马·诺奎，德兰士瓦高级法院接受的第一位黑人律师，但由于在1956—1961年的叛国审判中受到指控而被禁止执业，他在1958—1969年担任非国大的总书记。约翰·比弗·马克斯（John Beaver Marks），是非国大在德兰士瓦、德兰士瓦非欧洲人工会和非洲矿业工人联盟（African Mine Wokers Union）的主席，他于1963年被非国大派遣到坦桑尼亚的外交使团总部工作。阿尔菲厄斯·祖鲁主教曾经是非国大的一员，在1960年代担任世界教会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主席，以及祖鲁和斯威士兰的主教。他在退休以后加入了因卡塔自由党。阿列克斯·拉·古马，20世纪南非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南非有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他因在制定《自由宪章》中的工作被捕并被指控叛国罪。他在古巴的哈瓦那（Havana）去世前担任非国大加勒比地区的代表。

[8].NM, speech at the final sitting of the firs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arliament, Houses of Parliament, Cape Town, 26 March 1999.

附录一 组织机构缩略语

ADFL　　 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 （Alliance of Democratic Forces for the Liberation of Congo-Zaire）

ANC　　 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WL　 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Women's League）

ANCYL　 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Youth League）

AVF　 阿非利卡人民阵线 （Afrikaner Volksfront）

AWB　 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 （Afrikaner Weerstandsbeweging）

CODESA　 民主南非大会 （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CONTRALESA　传统领导人大会 （Congress of Traditional Leaders）

COSATU 　 南非工会大会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

GNU　 民族团结政府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IEC　 独立选举委员会 （Independent Electoral Commission）

IFP　 因卡塔自由党 （Inkatha Freedom Party）

JSC　 司法咨询委员会 （Judical Service Commission）

MK　 民族之矛 （Umkhonto weSizwe）

MPLA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 （Movimento Popular de Liberacao de Angola ［The People's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

NAM　 不结盟运动 （Non-aligned Movement）

NCPS　 国家预防犯罪战略 （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y）

NEC　 全国执行委员会 （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NIA　 国家情报局 （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y）

NP　 国民党 （National Party）

OAU　 非洲统一组织 （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

PAC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 （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

SACP　 南非共产党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F　 南非防卫军 （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s）

SACTU　 南非工会联合会 （South Afric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

SAIC　 南非印度人大会 （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

SANDF 　 南非国防军 （South African National Forces）

SAPS　 南非警察总署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SASS　 南非特勤局 （South African Secret Service）

SAUF　 南非联合阵线 （South African United Front）

SWAPO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sation）

TEC　 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 （Transitional Executive Council）

TRC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UDF　 联合民主阵线 （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NITA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 （Uniao Nacional para a Independencia Total de Angola［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

附录二 人物、地点与事件

1960年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 1960）

南非政府于1960年3月3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作为针对沙佩维尔屠杀事件的应对措施，导致大量群众被捕以及大多数黑人领导人被监禁。1960年4月8日，根据《非法组织法》（Unlawful Organisations Act），非国大和泛非大被取缔。

阿非利卡人民阵线（Afrikaner Volksfront，AVF）

成立于1993年5月19日，其目的是团结讲阿非利卡语的白人的组织，包括极右翼的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右翼武装力量以及种族隔离时期曾任职于军队和警察组织中的军人。其诉求为讲阿非利卡语的南非白人之独立和阿非利卡人家园之建立。

阿尔贝蒂娜·西苏鲁（Albertina Sisulu），全名：齐克莱洛·阿尔贝蒂娜·西苏鲁（Nontsikelelo Albertina Sisulu），昵称：恩齐基（Ntsiki），娘家姓：特蒂韦（Thethiwe），1918—2011

护士、助产士、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议会议员。非国大领导成员。通过她的护士朋友伊芙琳·梅斯（Evelyn Mase，曼德拉的第一任妻子）与沃尔特·西苏鲁结识，并于1944年结婚。是非国大妇女联盟和南非妇女联合会的成员。在1956年妇女反通行证法的抗议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她是根据1963年普通法修正法案（General Law Amendment Act，1963；又称《90日拘留法》）逮捕的第一位妇女，被单独监禁90天。1963年之后继续处于限制行动和警察骚扰的状况中。1983年联合民主阵线成立时她被选为三位主席之一。1985年与其他15位联合民主阵线成员和工会领袖一起被指控叛国，即众所周知的彼得马里茨堡叛国审判（Pietermaritzburg Treason Trial）。1994年当选议会议员直到1999年退休。1993—1996年，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的主席。2003年获南非杰出妇女奖，以表彰她为妇女权利和尊严勇敢奋斗的一生。

阿尔贝特·姆温比·卢图利酋长（Chief Albert Mvumbi Luthuli），1898—1967

教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牧师。格劳特维尔保护区（Groutville Reserve）酋长。1952—1967年担任非国大主席。从1953年起，他就被政府处以禁令并拘禁在家中。1956年叛国审判中的被告。1960年由于公开烧毁他的通行证并号召设立国家纪念日哀悼沙佩维尔屠杀的死难者而被判监禁6个月（未执行）。1960年由于他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抗争中所起的非暴力作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55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Isitwalandwe Seaparankoe）。

阿尔弗雷德·巴费图索洛·恩佐（Alfred Baphetuxolo Nzo），1925—2000

非国大青年团和非国大的领导成员。1952年蔑视运动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参加者。1962年遭到24小时软禁，1963年被拘禁238天。获释后，非国大命令他离开南非。他在包括埃及、印度、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多国担任非国大的代表。1969年他接替杜马·诺奎任总书记，任期一直到1991年合法的非国大会议在南非举行时才结束。他是1990年后参加与德克勒克会谈的非国大代表团的成员。1994年在新的民主南非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曾获颁大量奖项，包括2003年的卢图利金勋章（Order of Luthuli in Gold）。

阿齐兹·古拉姆·帕哈德（Aziz Goolam Pahad），1940—

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64年流亡，从1966年起成为被取缔的非国大的职业活动家。在英国和欧洲发展反种族隔离运动。1985年入选非国大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在1990年非国大合法化之后回到南非，并参加了结束白人少数统治的谈判。在曼德拉总统和继任的姆贝基总统内阁中担任外交部副部长。2008年9月自内阁辞职。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简称：泛非大（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 PAC）

1959年从非国大分裂出来的一个组织，由罗伯特·索布奎创立，他倡导的口号是“非洲人的非洲”。泛非大发动的运动包括全国反通行证法，这一运动相较非国大自己开始的同类运动早了10天。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屠杀事件使这一组织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在这一事件中警察杀死了69名没有武器的示威者。1960年4月与非国大一起遭到取缔。1990年2月2日解禁。

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卡特拉达（Ahmed Mohamed Kathrada），昵称：凯西（Kathy），1929—2017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前政治犯和国会议员。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创立了德兰士瓦印度人志愿者公司（Transvaal Indian Volunteer Corps）和接续的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Transvaal Indian Youth Congress）。1946年，由于参加南非印度人大会的消极抵抗运动，反对《亚洲人土地占有和印度代表法案》（Asiatic Land Tenure and Indian Representation Act），入狱一个月。由于参加1952年的蔑视运动被判刑，于1954年被限制自由。人民代表大会的共同组织者，大会联盟一般事务委员会成员。在1960年国家紧急状态期间被拘留。为1961年在叛国审判中最后被宣判无罪的28人之一。1962年被软禁。1963年7月在立里斯里夫农场（Liliesleaf Farm）被捕并于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蓄意破坏罪。1964—1982年，被监禁于罗本岛监狱，后被转移到波尔斯穆尔监狱，直到1989年10月15日被释放。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之后成为议员和曼德拉总统的政治顾问。1994—2006年担任罗本岛博物馆理事会主席。1992年荣获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另曾获印度总统授予的海外印侨奖（Pravasi Bharatiya Samman Award）以及若干荣誉博士头衔。

安德鲁·莫克特·姆兰格尼（Andrew Mokete Mlangeni），氏族名：莫特洛夸（Motlokwa）；昵称：姆潘德拉（Mpandla），1926—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和议员。非国大青年团、非国大和民族之矛的成员。1963年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在罗本岛服刑18年，于1982年转移到波尔斯穆尔监狱。1992年荣获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Oliver Reginald Tambo），简称：OR，1917—1993

律师、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非国大的领导成员和非国大青年团的创始成员。与曼德拉一起创办南非第一个黑人律师事务所。1958年在沃尔特·西苏鲁被监禁后成为非国大的总书记和副主席。1959年被判监禁5年。于1960年代离开南非，负责非国大的国外活动以及动员反对种族隔离政权，并在海外建立军事训练营地。在1980年代发起释放曼德拉运动。流亡期间生活在英国伦敦，1990年回到南非。1967年在阿尔贝特·卢图利酋长去世后成为非国大的代理主席。1969年在莫罗戈罗会议（Morogoro Conference）上被选举为主席，1991年卸任非国大主席，担任非国大的全国主席。1992年荣获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奥斯卡·玛法卡法卡·姆佩塔（Oscar Mafakafaka Mpetha），1909—1994

工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和非国大成员。在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屠杀发生后被拘禁4年。1983年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和煽动暴乱罪，被判处5年监禁。同年他被选为新成立的联合民主阵线的联名主席。他在格鲁特斯库尔医院的监护下度过了被监禁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患有糖尿病，一条腿被截肢，离不开轮椅。在曼德拉正式要求他们被释放后，于1989年10月15日与其他一组政治犯一起获释。

奥特舒默（Autshumao；曼德拉将其名字拼写为Autshumayo［奥特舒梅奥］），？—1663

科萨领导人。会讲英语和荷兰语，1652年起在荷兰人聚居好望角期间成为一名翻译。在发动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战争之后，他和他的两个追随者被扬·范里贝克于1658年放逐到罗本岛。他是第一批监禁在罗本岛上的犯人之一，也是历史上唯一成功逃脱的。死于1663年。

芭芭拉·莫西马·乔伊丝·马塞凯拉（Barbara Mosima Joyce Masekela），1941—

政治活动家、学者和大使。1960年代离开南非在博茨瓦纳、斯威士兰和加纳求学。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取得学士学位，在纽约斯塔滕岛社区学院（Staten Island Community College）英国文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然后到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任教到1982年。担任非国大美国地区政治委员会的主席。1983年，担任非国大艺术和文化部门负责人。1990年回到南非并于1991年被选入非国大执委会。1990年成为曼德拉私人助理。曾经担任过南非驻美国、法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

班图·霍罗米萨（Bantu Holomisa），全名：班图邦克·哈灵顿·霍罗米萨（Bantubonke Harrington Holomisa），1955—

政治家，军事领导人。1975年加入特兰斯凯国防军（Transkei Defence Force），开始其军旅生涯，到了1985年他已晋升旅长。1987年10月他迫使所谓的特兰斯凯独立国的总理辞职，并在两个月之后，推翻了他的继任者斯特拉·西卡乌。1987—1994年担任特兰斯凯国防军司令和政府首脑，直到1994年特兰斯凯重新并入南非。1994年当选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并成为曼德拉内阁中的环境事务和旅游部副部长。1997年，他联合发起了联合民主运动，并从1999年起领导该党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彼得·莫卡巴（Peter Mokaba），1959—2002

政治活动家。经过短暂的教职工作，于1982年被捕，罪名是持有武器和以非国大成员身份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接受军事训练。他被判处6年徒刑，但由于上诉成功，一年之后获释。作为南非青年代表大会（South African Youth Congress）的创始成员，并于1987年成为该组织的首任主席，莫卡巴受到南非相当多青年英雄般的崇拜。1991—1994年任非国大青年团的主席。在曼德拉内阁中担任环境事务和旅游部副部长。

波尔斯穆尔高等设防监狱（Pollsmoor Maximun Security Prison）

位于开普敦托卡伊（Tokai）郊区的监狱。1982年，曼德拉与沃尔特·西苏鲁、雷蒙德·姆拉巴、安德鲁·姆兰格尼以及后来的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一起从罗本岛被转移到这所监狱。

布拉姆·费希尔（Bram Fischer），全名：艾布拉姆·费希尔（Abram Fischer），1908—1975

律师、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派代表大会成员。1946年被指控煽动和参与非洲矿工工会为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而遭判刑。在叛国案审判中成功地为曼德拉和其他非国大领导成员辩护。1963—1964年主持了里沃尼亚审判的辩护。之后一直受到法院禁令管制，1966年因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和阴谋破坏的罪名被判终身监禁。1967年获得列宁和平奖。

重建与发展计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RDP）

经曼德拉非国大政府批准通过，目的在于解决种族隔离政权制造的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公平，重点是脱贫和解决社会服务严重缺失的问题。1996年起，该计划从属于“增长、就业和再分配”的宏观经济战略。

大会联盟（Congress Alliance）

1950年代成立，包括非国大、南非印度人大会、民主派代表大会和南非有色人组织（日后成为有色人种代表大会［Coloured People Congress,CPC］）。1955年南非工会联合会建立，成为联盟的第五个成员。该联盟促成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并成功让一些条款写进了《自由宪章》。

丹尼斯·戈德堡（Denis Goldberg），1933—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家。南非共产党员。民主派代表大会的联合创始人和领导人。民族之矛的技术官员。1963年在里沃尼亚被捕，其后被判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终身监禁。1985年获释后流亡到英国，并在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Anti-Apartheid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中代表非国大。1995年建立了HEART社区帮助穷困的南非黑人。2002年返回南非担任水利和森林部部长龙尼·卡斯里尔斯的特别顾问。

德里克·基斯（Derek Keys），1931—

政治家和商人。在一段经商经历之后，担任德克勒克总统和曼德拉总统的财政部部长。1991年12月，德克勒克任命他为经济协调和贸工部部长，隔年又兼任财政部部长。在被任命为曼德拉内阁成员后，于1994年7月6日辞职。9月19日由克里斯·利本伯格接任财政部长。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1931—

荣誉退休大主教、反种族隔离与人权活动家。1976—1978年间担任莱索托主教。1978年出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第一位黑人总书记。1994年选举后，他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种族隔离时代的罪行。由于寻求非暴力结束种族隔离，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6年荣获阿尔贝特·施韦泽人道主义奖（Albert Schweitzer Prize for Humanitarianism）；2005年获得甘地和平奖。

蒂托·泰特斯·姆博韦尼（Tito Titus Mboweni），1959—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和银行家。1980年离开南非，流亡期间在莱索托加入非国大。在非国大被解禁后于1990年返回南非。1994年至1998年7月，在曼德拉内阁中担任劳工部部长。1998年被任命为非国大政策部的负责人，负责非国大政策进程管理。1998年7月当他加入南非储备银行担任行长顾问时，他立即辞去在非国大中的所有职务。1999年被任命为南非储备银行行长。2010年6月，担任高盛国际（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的国际顾问。

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Nkosazana Dlamini-Zuma），1949—

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1978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获得医学学位，先后服务于非国大地区健康委员会和属于英国非政府组织的健康与难民基金会（Health and Refugee Trust）。非国大合法化后返回南非并参加民主南非大会谈判。1994年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1999—2009年先后在姆贝基总统与莫特兰蒂总统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部长。从2009年5月10日至2012年10月2日，在其前夫雅各布·祖马总统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部长。从2012年底至2017年初，担任非洲联盟主席。

F.W.德克勒克（F.W. de Klerk），全名：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iam de Klerk），1936—

1989—1994年间担任南非总统。1989—1997年担任国民党领导人。1990年2月，他解除对非国大和其他组织的禁令，并释放了曼德拉。1994—1996年与塔博·姆贝基一起担任曼德拉的副总统。1997年成为新国民党主席。1993年由于他在终结种族隔离的谈判中所发挥的作用，与纳尔逊·曼德拉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1912年成立时名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更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1960年3月沙佩维尔大屠杀后，非国大被南非政府取缔，因而转入地下工作，直到1990年才解禁。其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于1961年成立，曼德拉是总司令。1994年4月27日全国首次民主选举之后，非国大成为南非的执政党。

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Women's League，ANCWL）

成立于1948年，积极参与1952年的蔑视运动和反通行证运动。

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Youth League，ANCYL）

1944年由纳尔逊·曼德拉、安东·伦比德、沃尔特·西苏鲁、A. P. 穆达（A. P. Mda）和奥利弗·坦博发起成立，目的是反对非国大日趋保守的倾向。其活动包括非暴力反抗和罢工以抗议种族隔离制度。1959年许多成员离开另成立了泛非大。1960—1990年间被取缔。

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OAU）

1963年5月25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成立，当时有32家政府签署，最终包括非洲全部54个国家中的53个（1984年退出的摩洛哥除外）。其目的是在非洲大陆根除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白人少数统治。同时协调和加强非洲国家的合作，从而使非洲人民获得更好的生活并捍卫主权、领土完整和非洲国家的独立。2002年7月9日由其最后一任主席、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宣布解散，并由非洲联盟接替。

费迪南德·哈岑伯格（Ferdinand Hartzenberg），昵称：费尔迪（Ferdi），1936—

政治家和玉米农场主。1979—1982年任P. W. 博塔内阁的教育部长。国民党的较保守成员之一，1982年退出执政党组建保守党，担任该党主席安德里斯·特勒尼赫特（Andries Treurnicht）的副手，并于1993年特勒尼赫特去世后领导该党。保守党抵制1994年的南非总统选举。他是保守党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主席。2004年保守党与自由阵线及阿非利卡人团结党（Afrikaner Unity Party）合并成立新自由阵线，他旋即退出政界。

弗里恩·诺希尔·金瓦拉（Frene Noshir Ginwala），1932—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记者、政治家、非国大成员。在帮助反种族隔离运动成员建立起安全的逃亡通道后于1960年离开南非。她协助奥利弗·坦博和优素福·达杜在流亡期间建立起第一个非国大办事处。她担任两份坦桑尼亚英文报纸——《旗帜报》（The Standard）和《星期日新闻》（Sunday News）——的总编。她于1991年返回南非，后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女性议会主席（1994—2004）。

戈万·姆贝基（Govan Mbeki），全名：戈万·阿奇博尔德·姆武耶卢瓦·姆贝基（Govan Arehibald Mvuelwa Mbeki），氏族名：兹孜（Zizi），1910—2001

历史学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领导成员。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成员。他的儿子塔博·姆贝基曾于1999—2008年间担任南非总统。里沃尼亚审判的被告并被判终身监禁。1994—1997年任南非后种族隔离期间的参议院副议长。1997—1999年在接替参议院职能的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任副主席。1980年荣获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格奥尔格·迈林（Georg Meiring），1939—

军队司令。在奥兰治自由省省立大学物理系获得硕士学位后，于1963年加入南非陆军。1990—1993年担任南非防卫军司令，中将军衔。1994—1998年被任命为南非国防军的首位司令。

格拉萨·马谢尔（Graça Machel），娘家姓：辛比内（Simbine），1945—

莫桑比克教师，人权活动家，国际妇女儿童权利维护者，政治家。1998年7月与纳尔逊·曼德拉结婚。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死于1986年）的遗孀。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成员，该党经过长期斗争于1975年从葡萄牙手中赢得莫桑比克的独立。独立后担任莫桑比克教育和文化部部长。她曾荣获多种奖项，其中包括联合国南森勋章（United Nation's Nansen Medal），以表彰她长期坚持人道主义的工作，特别是在照顾难民儿童方面。

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卡·贝库祖鲁国王（King Goodwill Zwelithini kaBhekuzulu），1948—

祖鲁国王。1968年在其父西普里安·贝库祖鲁·卡·所罗门国王去世后继承王位。在他到达即位年龄前由摄政王主持。后于1971年12月3日登基成为祖鲁人的第八任国王。

国民党（National Party）

1914年由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在布隆方丹成立的保守派南非政党。1948年6月至1994年5月南非的执政党。强迫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将种族隔离合法化，主张白人少数统治。2004年解散。

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Transitional Executive Council，TEC）

1993年在结束白人少数统治的谈判期间，非国大建议成立一个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以“推动在南非建立起民主秩序的准备和过渡工作”。非国大认为，当时白人主导的政府不能在选举中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委员会的作用就是在1994年4月的选举之前做好准备并创造一个自由从事政治活动的氛围。委员会由7个子委员会构成：法律与秩序暨安全与安保、国防、情报、外交、妇女地位、财政，以及地区和地方政府暨传统领袖。

哈里·瓜拉（Harry Gwala），全名：滕巴·哈里·瓜拉（Themba Harry Gwala），1920—1995

教师和政治活动家。直到1964年被捕之前一直从事非国大的地下工作。被指控破坏罪并被判刑入监罗本岛8年。1972年获释后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于197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回到罗本岛。由于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手臂无法活动，于1988年提前获释。1991年被选为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1994年总统选举后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立法机构工作。

海伦·约瑟夫（Helen Joseph），娘家姓：芬内尔（Fennell），1905—1992

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反种族隔离及女权活动家。民主派代表大会的创始成员。南非妇女联合会（Federation of South African Women, FEDSAW）秘书长。2万名妇女前往比勒陀利亚总统府游行的领导组织者。1956年叛国审判的被告之一。1962年被软禁。在曼德拉夫妇被监禁时，曾帮助照顾他们的两个女儿，津齐斯瓦（Zindziswa）和泽纳妮（Zenani）。1992年获得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以教育黑人青年和工人为目标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致力于提高黑人身份的自豪感。它出现在1960年代的政治真空期间，当时非国大和泛非大相继被取缔、成员被监禁。它起源于运动创始人斯蒂芬·比科领导的南非学生组织。

亨德里克·弗伦施·维沃尔德（Hendrik Frensch Verwoerd），1901—1966

1958—1966年担任南非总理。1950—1958年间任土著事务部部长。国民党政治家。他拥护一种“分别发展”（separate development）体制，被普遍认为是种族隔离的设计师。在他的领导下，南非于1961年5月31日成为共和国。1966年在议会上被迪米特里·察芬达斯（Dimitri Tsafendas）行刺而亡。

吉尔·马库斯（Gill Marcus），1949—

政治活动家，银行家。父母都是政治活动家，1969年离开南非流亡海外。1970年开始成为非国大伦敦办事处的全职工作人员。1994年当选国会议员并成为财政联合常委会（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的首任主席。1996—1999年担任曼德拉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其后离开内阁成为南非储备银行的副行长。5年后成为高敦商业科学学院（Gordon Institute of Business Science）政策、领导和性别研究的教授，再转入商界。从2009年7月至2014年11月，担任南非储备银行行长。

杰克斯·格威尔（Jakes Gerwel）.全名：赫特·约翰内斯·格威尔（Gert Johannes Gerwel），1946—2012

1994—1999年间担任曼德拉的总统办公室主任，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秘书长。他同时也是罗德大学校长，西开普大学人类学系杰出教授，以及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的主席。

杰茜·亚斯明·杜阿尔特（Jessie Yasmin Duarte），1953—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家。担任曼德拉出狱后到当选南非总统之前的特别助理。曾任豪滕省政府官员、南非驻莫桑比克大使。2012年被任命为非国大的副总书记。

杰伊·奈杜（Jay Naidoo），全名：杰亚切兰·奈杜（Jayaseelan Naidoo），1954—

政治家和工会活动家。学生时期，他在南非学生组织中很活跃。该组织在其领导人斯蒂芬·比科于警察拘禁期间被谋杀之后于1977年被取缔。后成为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者并参加了工会运动。1975年在南非工会大会成立时成为第一任总书记。在纳尔逊·曼德拉内阁中担任不管部部长，负责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协调工作。后来成为邮政、通讯和广播部部长。担任全球改善营养联盟董事局与合作伙伴理事会的主席。

康斯坦德·维尔容（Constand Viljoen），1933—

警察和军队指挥官。1956年加入联盟防卫军（Union Defence Force），1977年成为南非军队总司令。1993年与一些退休将军一起成立了阿非利卡人民阵线。在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前，人们普遍认为他已经聚集了5万到6万名武装人员，准备发动战争阻止向民主体制过渡。1994年3月，针对一场民众政变，他领导了一次军事行动以保护博普塔茨瓦纳黑人家园的领导人。然后他从人民阵线中分裂出来，与他人合作创建了自由阵线党，并成为其领袖。他参加了1994年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由于避免了流血而受到赞扬。2001年退休，并将自由阵线党的领导位置交给了彼得·穆德（Pieter Mulder）。

科比·库切（Kobie Coetzee），全名：亨德里克·库切（Hendrik Coetzee），1931—2000

国民党政治家、律师、行政官员和谈判人。1978年担任国防和情报部副部长。1980年担任司法部部长。1985年起就促成国民党与非国大对话一事与曼德拉多次见面。1994年南非首次民主选举之后当选参议院议长。

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全名：特姆比斯利·哈尼（Thembisile Hani），1942—1993

反种族隔离政治家。15岁即加入非国大青年团，后也加入南非共产党。民族之矛的成员，并最终成为领导人。他活跃在东开普和西开普两省非国大的地下工作，后流亡海外，并从民族之矛的底层成员逐渐一步步攀升高位。1990年返回南非。自1991年起担任南非共产党总书记。1993年在约翰内斯堡的家门外遭雅努什·瓦卢斯谋杀。于2008年被追认获颁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克里斯·利本伯格（Chris Liebenberg），1934—

银行家，政治家。从一家银行的信差一路升迁至南非顶尖银行家之一，莱利银行的首席执行官。1994—1996年任曼德拉总统内阁的财政部部长，曼德拉在当选后几个月即要求他接替辞职的德雷克·基斯。

库努（Qunu）

南非东开普省的一座村庄，曼德拉在离开他的出生地姆维佐（Mvezo）之后居住的地方。

雷蒙德·姆拉巴（Raymond Mhlaba），氏族名：恩多贝（Ndobe），1920—2005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官和政治犯。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领导成员。民族之矛的总司令。1963年在里沃尼亚被捕并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在罗本岛服刑，直到1982年被转移到波尔斯穆尔监狱，1989年获释。他参加了与国民党的谈判，促成南非民主化。1991年任非国大全国执委会成员。1994年任东开普省省长。1997年任南非驻乌干达高级专员。1992年获得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里沃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

审判发生在1963—1964年间，其中10名大会联盟的成员被指控犯有破坏罪，面临死刑判决。案件名称来源于约翰内斯堡里沃尼亚镇郊区，1963年7月11日，6名民族之矛指挥部的高级成员在他们的藏身处立里斯里夫农场被捕。显示他们有罪的文件被查获，其中包括一份名为“夺回失去的运动”（Operation Mayibuye）的游击战计划。当时已经因煽动和非法离开南非罪在狱中服刑的曼德拉受到牵连，他关于游击战的笔记和1962年在非洲旅行时的日记也被查获。曼德拉不但没有成为控方证人，反而于1964年4月20日在法庭上发表了他的声明，那就是著名的“我准备死”的讲演。1964年6月11日，比勒陀利亚法院的法官卡尔图斯·德韦特（Qartus de Wet）判定8名被告有罪，并裁决从次日起开始执行终身监禁。

理查德·斯滕格尔（Richard Stengel）

编辑和作家。与曼德拉合作出版了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1994年）。1996年纪录片《曼德拉》的联署制片人。《时代》杂志的编辑。

莉莲·马塞迪巴·恩戈伊（Lilian Masediba Ngoyi），1911—1980

政治家、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演说家。非国大的领导成员。1956年当选非国大执委会第一位妇女成员。非国大妇女联盟主席。1956年任南非妇女联合会主席。1956年领导了反通行证法的妇女大游行。在叛国审判中被指控但被宣判无罪。1960年紧急状态期间被拘留。1963年根据90日拘留法单独监禁71天。持续处于禁令的迫害中。1982年获得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罗本岛（Roben Island）

坐落在桌山湾（Table Bay），距开普敦海岸7公里，约3.3公里长，1.9公里宽。自17世纪荷兰人在此定居以来，这个岛主要被用于放逐和监禁，特别是政治犯。后来成为南非总统的三个人都曾经在那里被监禁过：纳尔逊·曼德拉（1964—1982），卡莱马·莫特兰蒂（1977—1987），雅各布·祖马（1963—1973）。现在是世界文化遗址和博物馆。

罗伯特·曼加利索·索布奎（Robert Mangaliso Sobukwe），1924—1978

律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犯。曾经是非国大青年团和非国大的成员，后基于“非洲人的非洲”理念创立了泛非大。非洲民族主义者报纸的编辑。1960年沙佩维尔屠杀事件后被逮捕和拘禁。因煽动罪被判处三年监禁。在他刑满释放之前，通法第37补充法案通过，导致已被指控犯有政治罪的囚犯之刑期顺延，他因而在罗本岛又被关押了6年——这后来被称为索布奎条款。他于1969年获释回到金伯利的家中，但每天仍需有12小时在家拘禁。根据针对泛非大的取缔令，他被剥夺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权利。在监禁期间，他学习了法律，并于1975年成立了自己的法律事务所。

马格努斯·马兰（Magnus Malan），1930—2011

军人和政治家。1949年成为南非永久部队（Permanent Force）候补军官，在海军服役，一度曾是驻守罗本岛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之后以中尉军衔转入陆军。1973年任陆军司令。1976年任南非防卫军司令。1980—1991年担任国防部部长。1991年7月，由于涉嫌卷入政府秘密资助因卡塔自由党和其他反对非国大的组织的丑闻，德克勒克总统解除了他的职务。1995年11月，被指控与其他官员在1987年谋杀了13人，其中包括7名儿童。经过7个月的审判之后，所有人被判无罪，曼德拉总统要求公众尊重法院的决定。

马克·马哈拉杰（Mac Maharaj），全名：萨特扬德拉纳特·马哈拉（Satyandranath Maharaj），1935—

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和议会成员。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民族之矛的领导成员。1964年因破坏罪被判处12年监禁，在罗本岛服刑。帮助秘密传抄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并于1976年释放时，将该书偷偷带出监狱。指挥了非国大的地下行动“武林德莱拉行动”（Operation Vulindlela，又称“乌拉行动”［Operation Vula］），建立起内部的地下领导。曾任民主南非大会的秘书长。1994—1999年任交通部部长。雅各布·祖马总统的特使。

迈耶·卡恩（Meyer Kahn），全名：雅各布·迈耶·卡恩（Jacob Meyer Kahn）

商人。1997—1999年任南非警察总署的行政长官。1981—2012年担任SAB米勒酿酒公司（SABMiller，原南非酿酒公司）总经理，于1990—2012年成为该公司执行董事长。

曼戈苏图·加查·布特莱齐（Mangosuthu Gatcha Buthelezi）

生于1928年。南非政治家和祖鲁王子。1979年与非国大关系恶化之前是非国大成员。1975年成为因卡塔自由党的创始人和主席。长期担任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首席部长。1994—2004年被任命为南非内政部部长，并在曼德拉总统任内数次代理总统一职。

米歇尔·科比特（Michael Corbett），1923—2007

1989—1996年任大法官。在访问罗本岛期间第一次与曼德拉会面。议会于1994年5月9日通过由曼德拉任职总统，隔天，科比特主持了曼德拉的宣誓就职典礼。

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Defiance Campaign Against Unjust Laws）

简称蔑视运动。此运动针对6项种族隔离法，1951年12月由非国大发起，并于1952年与南非印度人大会一起组织活动。运动包括个人打破种族歧视的法律，进入“只有白人许入”的设施，打破宵禁，并且自愿接受逮捕等。曼德拉被任命为全国志愿者总指挥，莫尔维·卡查利亚（Maulvi Cachalia）为副总指挥。由于参加蔑视运动，超过8500名志愿者被逮捕入狱。

民主南非大会（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CODESA）

19个政治组织从1991年12月起为建立一个新的南非政治体制而成立的谈判平台。在第一次民主南非大会上，各方签署了意向声明，任命5个工作组制定民主南非的新宪法，为过渡政府做出安排，决定黑人家园的未来，以及处理其他事项。然而在1992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中，因多数统治和权力分享的问题造成谈判破裂。一个多月后，曼德拉于6月在对政府卷入博伊帕通大屠杀（Boipatong massacre）一事进行谴责后，中止与政府对谈。最终，在内阁成员罗尔夫·迈耶与非国大成员西里尔·拉马福萨进行秘密协商后，多党谈判恢复，并于1993年4月1日召开了第一次多党协商会议。

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GNU）

1994年4月27日至1997年2月3日，非国大领导下的南非政府。另外根据南非临时宪法第88条第2款，任何在国民议会中拥有20或更多席位的政党，都有资格进入内阁，取得一个或更多内阁席位。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的领导人和议员皆获得内阁席位。1996年6月3日，德克勒克声称来自最终宪法的联合决策体制具有排他性，国民党对政府政策缺乏影响力，因此率领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

民族之矛（Umkhonto weSizwe，MK）

非国大的武装组织，成立于1961年，通常缩写为MK。纳尔逊·曼德拉是首任总司令。1994年选举前夕，民族之矛被解散，其部队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南非防卫军、班图斯坦防卫军、因卡塔自卫军和泛非大的武装力量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合并为新成立的南非国防军。

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1905—1978

反种族隔离政治家。1939—1978年任南非共产党总书记。1963—1973年任非国大财务长。1956年叛国审判中的被告，也是蔑视运动审判中20名被告之一。1960年紧急状态期间被拘留、软禁。1963年流亡。1975年获颁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SADC）

由15个南部非洲国家组成的一个政府间组织，成立于1992年8月17日，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成员之间的社会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该组织的前身是1980年4月1日成立的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当时由9个多数统治的南部非洲国家签署了卢萨卡宣言“走向经济解放”。

南非传统领袖大会（Congress of Traditional Leaders of South Africa，CONTRALESA）

1987年成立于南非黑人家园（班图斯坦）之一夸恩德贝勒（KwaNdebele）。由于支持当时的非国大和联合民主阵线而遭到取缔，它发展成为南非黑人家园中的反种族隔离压力组织，一直是为传统领袖争取更大权利的一股力量。

南非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South Africa或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CPSA或SACP）

1921年建立时称为Communist Party of South Africa（CPSA），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在1950年被取缔后更名为South Africa Communist Party（SACP），1990年才被合法化。南非共产党与非国大和南非工会大会一起组成三位一体的执政联盟。

南非共和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在民族团结政府时期，从1994年5月至1996年12月在制宪议会上参与协商。在1991年开始的民主南非大会对话期间，国民党和非国大达成协议，共同制定一部临时宪法，并将其作为宪法最终版本的基础。宪法最后的定案由省务院和国民议会的议员组成的制宪议会起草，并于1996年5月8日由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一天后，第二副总统德克勒克宣布国民党将自6月30日起退出民族团结政府。根据宪法法院的要求进行修订之后，最终宪法于1996年10月由制宪议会决议通过。

尼尔·巴纳德博士（Dr. Niël Barnard），全名：卢卡斯·巴纳德（Lukas Barnard），1949—

1978年成为奥兰治自由省大学政治学教授。1980—1992年担任南非国家情报署署长。他与在狱中的曼德拉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为其后曼德拉的释放和获取政治权力做准备。这包括促成了曼德拉与P. W.博塔总统和其后F. W.德克勒克总统的会谈。1996—2001年间任西开普省政府秘书长。

P. W. 博塔（P. W. Botha），全名：彼得·威廉·博塔（Pieter William Botha），1916—2006

1978—1984年间担任南非总理。1984—1989年任第一届南非国家执行总统。南非国民党领导人。1985年，曼德拉拒绝了博塔提出的以放弃暴力为前提的释放条件。1998年，博塔拒绝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就种族隔离罪行作证。

帕洛·乔丹（Pallo Jordan），全名：兹韦利丁加·帕洛·乔丹（Zweledinga Pallo Jordan），1942—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家。1975年起为非国大伦敦办事处工作。1979—1988年，在莫桑比克马普托的爱德华多·蒙德拉内大学（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非洲研究中心担任非国大研究部负责人。1982年，种族隔离政权将一个包裹炸弹寄到他的办公室，导致他于爆炸中受到重伤，一只耳朵失聪。他的同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露丝·弗斯特（Ruth First）也因此身亡。1994—1996年担任曼德拉政府的通信部部长，1996—1999年任环境事务和旅游部部长。2004—2009年任姆贝基内阁的艺术和文化部部长。

叛国审判（Treason Trial），1956—1961

种族隔离政府发动的叛国审判目的在于打压大会联盟。1956年12月5日凌晨的袭击行动导致156人遭逮捕并被指控犯有高度叛国罪。1961年3月审判结束，所有被指控的人或是被撤销指控，或是被宣判无罪，包括曼德拉在内的最后28名被告被宣告无罪。

皮克斯利·卡·伊萨卡·塞米（Pixley ka Isaka Seme），1881—1951

政治活动家。美国传教士S. C. 皮克斯利（S. C. Pixley）为他起了英文名字并送他到美国读高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后回到南非。1912年1月8日，联合创立非国大（通过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并在1930—1937年间担任非国大主席。

乔·莫迪塞（Joe Modise），全名：约翰内斯·莫迪塞（Johannes Modise），1929—2001

公共汽车司机，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1956年叛国审判中与曼德拉和另外154人一起被指控，但所有人都被宣判无罪。1960年代成为自由战士，被提升为非国大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总司令，并在1965—1990年间担任此职位长达25年。在曼德拉获释后回到南非，加入与执政的国民党谈判的团队中。最初的谈判促成了格鲁特斯库尔备忘录（Groote Schuur Minute）的签署，为所有流亡者返回南非和谈判终结种族隔离体制铺了路。1994—1999年，担任曼德拉内阁的国防部部长。

乔·斯洛沃（Joe Slovo），1926—1995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49年与露丝·弗斯特结婚。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的领导成员，民族之矛的司令员。1942年加入南非共产党并在金山大学学习法律，学习期间结识曼德拉并成为学生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协助创建了民主派代表大会并在1956年的叛国审判中受到指控。1960年国家紧急状态期间被拘留了6个月。他协助建立了民族之矛。1963—1990年间流亡英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1986年担任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民族之矛的总参谋长。参加了结束白人统治的多党谈判。从1994年起担任曼德拉内阁的住房部部长。1994年荣获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乔尔·卡图谢洛·内奇滕泽（Joel Khathutshelo Netshitenzhe），1956—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家。流亡海外多年，为非国大工作。在曼德拉总统办公室担任通讯负责人。1998—2006年间担任南非政府通讯和信息系统（GCIS）负责人，然后领导总统政策小组。2010—2015年，为南非第一个计划委员会工作。马蓬古布韦战略反思研究所（Mapungbw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Reflection，MISTRA）的执行董事和副董事长。

乔塞亚·查安加纳·古梅德（Josiah Tshangana Gumede），1870—1947

政治活动家和报纸编辑。于1912年1月8日共同创立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前身）。1906年他到英国讨论索托人的土地诉讼问题。1927—1930年担任非国大主席。他的儿子阿奇·古梅德（Archie Gumede）是一位非国大活动分子并在监狱中服刑。纳尔逊·曼德拉在狱中即与他通信。

乔治·毕佐斯（George Bizos），1928-2017

出生于希腊的人权律师。人权律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Lawyers for Human Rights）的成员和联合创始人，非国大法律和宪政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南非大会的法律顾问，以及里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也担任高知名度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的律师，包括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代表斯蒂芬·比科、克里斯·哈尼和克拉多克四人的家属。曼德拉任命他加入南非的司法咨询委员会。

乔治·菲瓦兹（George Fivaz），1945—

纳尔逊·曼德拉总统任命的新南非警察总署首任国家警察总监。他的首要责任是将11个警署统一为单一的南非警察总署，其次是使南非的警务工作配合新的立法和转型过程的需要。他的任期于2000年1月期满，卸任后，由杰基·塞莱比接替国家警察总监之职。

人民代表大会（Congress of the People）

大会联盟发起了长达一年的运动，在此期间，其成员走访南非各地，记录人民对一个自由南非的诉求，并将这些诉求写入《自由宪章》。1955年6月25—26日在约翰内斯堡克勒普敦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是这一运动的高峰，有3000名代表参加。在大会的第二天通过了《自由宪章》。

塞库库尼（Sekhukhune），1814—1882

马洛塔（Marota）部落（通常称为佩迪）的国王。依靠军事力量获取政权的非法统治者。结果是他的孪生兄弟及合法继承人曼普鲁被迫从王国出逃。塞库库尼通过与不同的王国结成外交联姻、将其他部落并入他的帝国和军事征服等手段建立起他的权力。这增加了他的支持基础并使他合法化。

沙佩维尔大屠杀（Sharpeville Massacre）

发生在豪滕省沙佩维尔镇的冲突。1960年3月21日，69名没有持武器的反通行证法抗议者被警察枪杀，超过180人受伤。由泛非大组织的示威吸引了5000到7000名示威者。这一天现在成为南非的公共假日人权日，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史蒂夫·武基莱·奇韦特（Steve Vukile Tshwete），1938—2002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政治家和议会成员。非国大和民族之矛的成员。1964—1978年作为一个被取缔组织的成员在罗本岛关押。1988年成为非国大执行委员会成员，并参加了非国大与政府之间“关于会谈的会谈”（the talks about talks），以讨论1990年于格鲁特斯库尔开始正式谈判的条件。1994—1999年担任体育健身部部长。推动了南非体育界的去种族主义化。1999—2002年担任安全部部长。

斯蒂芬·班图·比科（Stephen Bantu Biko），1946—1977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黑人觉醒运动的全国领导人。1968年设立南非学生组织（South African Students Organisation, SASO），于1969年成为该组织的主席。1972年成为黑人人民大会（Black People's Convention）的联合创始人。1973年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1977年8月被捕并被警察杀害。

所罗门·谢基索·普拉杰（Solomon Tshekisho Plaatje），昵称：索尔（Sol），1876—1932

作家、记者、语言学家、报纸编辑和政治出版商、人权活动家。非洲人民组织成员。1912年任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的第一任总书记。第一位以英语写小说的南非黑人（《姆胡迪》［Mhudi］，1930）。*1901年成立了第一份茨瓦纳语和英语的双语周报《茨瓦纳新闻》（Koranta ea Becoana），并于1910年发行《人民之友》（Tsala ea Becoana）。是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请愿团的成员，要求英国政府撤销严重限制非洲人拥有土地权利的1913年土地法。

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全名：塔博·姆武耶卢瓦·姆贝基（Thabo Mvuyelwa Mbeki），1942—

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99—2008年担任南非总统。1994—1999年任南非副总统。戈万·姆贝基之子。1956年14岁时加入非国大青年团。1962年与其他学生一起离开了南非。他在流亡的非国大成员中地位迅速提升，并在前苏联接受了军事训练。他与奥利弗·坦博密切合作并领导了非国大代表团与南非政府举行的秘密对话，也参与了其后与南非政府的所有接触互动。他是1997—2007年间非国大的主席。

特雷弗·曼纽尔（Trevor Manuel），1956—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家。1983年，被任命为联合民主阵线的地区干事和全国执行委员。1985—1996年间，由于他的政治活动，曾多次未经审判被拘禁和软禁。1994年当选议员，并被纳尔逊·曼德拉任命为贸易和工业部部长。另外，曼纽尔是南非任职期最长的财政部部长，从1996年曼德拉内阁开始，经历了塔博·姆贝基和卡莱马·莫特兰蒂内阁，直到2009年。在2009—2014年间，他在雅各布·祖马内阁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主席。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委员会（Development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主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和潘基文（Ban Ki-Moon）发展金融事务的特使。2011年担任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过渡委员会（Transitional Committee of the Green Climate Fund）联合主席，帮助贫困国家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托马斯·泰特斯·恩科比（Thomas Titus Nkobi），1922—1994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议会议员。1950年加入非国大，参加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和195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非国大的全国组织者。1960年紧急状态期间，作为曼德拉建立非国大地下情报网的“曼德拉M计划”发起者之一而被捕。1963年流亡，主要居住在卢萨卡。1968—1973年间担任非国大财务长。1990年返回南非，并再次当选为非国大财务长，并成为国会议员。

托尼·特鲁（Tony Trew），1941—

反种族隔离和非国大活动家。1964—1965年被监禁，后离开南非流亡到英国。1980年被任命为国际国防援助基金的研究董事。1991年返回南非担任非国大的研究工作人员。1994—1999年在纳尔逊·曼德拉总统办公室从事通讯研究工作。

瓦利·穆萨（Valli Moosa），全名：穆罕默德·瓦利·穆萨（Mohammed Valli Moosa），1957—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和商人。联合民主阵线成员。曾参与结束白人少数统治的多党谈判。曼德拉内阁的省级和宪法事务部副部长，在1996年国民党从民族团结政府退出后成为部长。从1999年起，他成为环境事务和旅游部部长。离开政坛后成为商人。

威尔顿·姆夸伊（Wilton Mkwayi），全名：威尔顿·齐姆赛勒·姆夸伊（Wilton Zimasile Mkwayi），氏族名：姆博尼（Mboni），昵称：布里布里（Bri Bri），1923—2004

工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和政治犯。非国大和南非工会联合会成员。伊丽莎白港非洲纺织工人工会组织者。1952年蔑视运动的志愿者，其后积极促成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1956年叛国审判期间逃亡到莱索托。加入了民族之矛并在中国接受军事训练。在立里斯里夫农场被捕之后成为民族之矛的司令员。在所谓的“小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他在罗本岛服刑。1989年10月获释。1994年选举为全国议会中的参议员，然后被派遣到东开普省立法机构，直到1999年从政界退休。1992年获得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维克托韦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

坐落于西开普省的帕尔（Paal）和弗郎斯胡克（Franschhoek）之间的一座低级安保监狱。1988年曼德拉被从波尔斯穆尔监狱转移到这里，住在监狱区内一座私人房舍中。现在监狱大门外有一座曼德拉雕像。现已更名为德雷根斯坦惩教中心（Drakenstein Correctional Centre）。

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全名：诺姆扎莫·温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Nomsamo Winifred Madikizela-Mandela），1936—2018

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和妇女权利活动家。非国大成员。1958—1996年是纳尔逊·曼德拉的妻子（1992年分居）。泽纳妮·曼德拉和津齐斯瓦·曼德拉的母亲。是约翰内斯堡贝拉格瓦纳思（Baragwanath）医院第一位获取资质的黑人医务社会工作者。1969年被单独监禁17个月。从1970年起被软禁，且于1962—1987年被判处一连串的禁令。为响应索韦托起义，于1975年建立起黑人妇女联盟（Black Women's Fereration），1976年建立了黑人父母协会（Black Parents’ Association）。1993—2003年担任非国大妇女联盟的主席。非国大议员。

沃尔特·乌里阿特·马克斯·西苏鲁（Walter Ulyate Max Sisulu），氏族名：扎米拉（Xhamela）和泰霍波（Tyhopo），1912—2003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犯。阿尔贝蒂娜·西苏鲁的丈夫。1941年结识了曼德拉，并介绍他认识了拉扎尔·西德尔斯基（Lazar Sidelsky），后者雇佣曼德拉作为一名职员。非国大领导人，普遍认为他是“斗争之父”。1944年非国大青年团的共同创建者。由于在1952年蔑视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他被捕并受到指控。1956年的叛国审判中被捕但后被宣判无罪。在非国大和泛非大被取缔之后，继续被限制行动和软禁。协助建立起民族之矛，并担任其高级指挥员。1963年转入地下，并藏匿在里沃尼亚的立里斯里夫农场，1963年7月11日在那里被捕。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认定犯有破坏罪并于1964年6月12日被判终身监禁。他在罗本岛和波尔斯穆尔监狱服刑。1985年10月15日获释。在与种族隔离政府就结束白人统治的谈判中是非国大团队的成员之一。1992年荣获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西菲韦·尼安达（Siphiwe Nyanda），1950—

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指挥官。1974年加入了非国大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1992年被任命为民族之矛总参谋长。任职于监督白人少数统治终结的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1994年民族之矛并入南非国防军，1998年尼安达从军官晋升为南非国防军总司令，任职到2005年。2009—2010年担任祖马内阁通讯部部长。

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全名：马塔米拉·西里尔·拉马福萨（Matamela Cyril Ramaphosa），1952—

政治家、商人和工会活动家。1982年担任强大的全国矿工联盟第一书记。推动成立了南非工会代表大会。是协调曼德拉获释的全国接待委员会主席。1991年当选非国大总书记。在结束白人少数统治的谈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因此受到曼德拉的表扬。1994年在输给塔博·姆贝基、失去曼德拉总统副总统的位置之后，离开政坛经商。2012年12月当选非国大副主席，2014年起担任祖马总统任上的南非副总统。2017年当选非国大主席，2018年成为南非总统。

悉尼·穆法马迪（Sydney Mufamadi），全名：福赫利萨尼·悉尼·穆法马迪（Fohlisani Sydney Mufamadi），1959—

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工会活动家和教师。1977年加入非国大。1978年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的创始成员。1981年加入南非共产党。1983年当选联合民主阵线德兰士瓦宣传委员，直到1990年。1985年当选南非工会大会的助理总书记。1999年任曼德拉内阁的安全部部长。1999—2008年担任省及地方政府事务部部长。

亚弗塔·卡拉比·梅思默拉（Jafta Kgalabi Masemola），昵称：杰夫（Jeff）1929—1990

教师，非国大青年团成员，后加入泛非大。他是泛非大武装力量的创始人，有“阿扎尼亚之虎”之称。1962年被捕，因炸毁电线和将自由战士偷渡出南非而被控犯有破坏罪，于1963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89年10月13日，在服刑期间，他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会见了曼德拉。据传，他们讨论了非国大和泛非大的团结问题。1989年10月15日获释，1990年4月17日在一次神秘的汽车事故中身亡。

雅各布·盖德莱伊莱基萨·祖马（Jacob Gedleyihlekisa Zuma），1942—

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59年加入非国大，并于1962年加入非国大武装力量民族之矛。1963年被指控阴谋颠覆种族隔离政权被判监禁10年。获释后，他继续为非国大工作并被提升到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位置。1977年成为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1990年在非国大合法化之后返回南非。1994年选举之后，他在家乡夸祖鲁—纳塔尔省担任省经济事务和旅游执委会主席。1997年12月被选为非国大副主席，1999年6月当选南非副总统。2005年6月14日，由于腐败和欺诈指控，姆贝基总统撤销了祖马副总统的职务。2009年5月，宣誓就任南非总统。2018年2月辞去总统职位。

亚历克·欧文（Alex Erwin），全名：亚历山大·欧文（Alexander Erwin），1948—

政治家、工会活动家和学者。他支持非国大，并参加了终结白人统治的谈判，是重建与发展计划委员会成员。1990年被选入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在曼德拉内阁中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然后担任贸易和工业部部长。2004年4月29日至2008年9月25日担任姆贝基总统内阁的国有企业部部长。

伊莱亚斯·莫措阿莱迪（Elias Motsoaledi），氏族名:莫科尼（Mokoni），1924—1994

工会活动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犯。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非欧洲人工会理事会（Council of Non-European Trade Unions, CNETU）成员。1952年蔑视运动后被限制活动。1955年协助成立了南非工会联合会。1960年紧急状态期间入狱4个月，并于1963年根据《90日拘留法》被再次拘禁。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1964—1989年在罗本岛服刑。获释后被选为非国大执行委员会成员。1992年获得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IFP）

原名因卡塔全国文化解放运动（Inkatha National Cultural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因卡塔，由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于1975年创立。1990年7月14日改组为一个政党，布特莱齐被选为党主席。该党倡导联邦制国家政府，给予地方自治权。因卡塔自由党加入自由联盟，与白人右翼组织结盟反对非国大。它威胁抵制1994年的选举，但在最后关头又加入了选举。它在全国选举的得票率为10.5%，并在曼德拉总统内阁中得到三个部长席位。因卡塔曾威胁退出民族团结政府，但是最后仍未退出。

优素福·达杜博士（Dr. Yusuf Dadoo），1909—1983

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演说家。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在民族之矛革命委员会中担任奥利弗·坦博的副手。1972—1983年任南非共产党主席。非国大的领导成员。第一次被逮捕是由于1940年参加反战活动，1946年因参加消极抵抗运动被监禁6个月。他也是1952年蔑视运动审判中被指控的20人之一。在1960年南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转入地下，遭到通缉后流亡。在1955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了非国大最高荣誉非洲豹勋章。

尤金·特雷布兰奇（Eugene Terre'Blanche），1941—2010

白人至上主义者、警察、农场主和不成功的政客。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此运动发誓要使用暴力来维护白人少数统治。他在结束白人少数统治的谈判期间冲入约翰内斯堡的世界贸易中心。由于攻击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和企图谋杀一个保安人员而被判入狱三年。他于2004年6月获释，于2010年4月3日被谋杀。

约翰·范德梅韦（Johan van der Merwe），1950—2012

警官。1953年加入南非警察部队。从1986年1月到1989年10月负责警察安全部队，在此期间他被提升为南非警察署的副总监。1990年1月晋升为将军，成为南非警察署的总监。1995年3月退休。

约翰·克里格勒（Johann Kriegler），1932—

法官。1993年12月被任命为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使命就是在普选基础上进行南非的第一次选举。1994年他成为受任于宪法法院的第一批法官之一，于2002年结束任期。退休之后，继续在五大洲为联合国、非洲联盟、英联邦和许多非政府组织工作。目前担任南非人权法律组织SECTION27的董事会副主席，该组织是一个公益法律中心，诉求在南非取得平等和社会正义。

约翰·兰加利巴莱·杜贝（John Langalibalele Dube），1871—1946

教育家、出版家、编辑、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912年成立的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更名为非国大）第一任主席。在奥兰治创立祖鲁基督教工业学校（Zulu Christian Industrial School）。1904年成立了第一家祖鲁语和英语双语报纸《纳塔尔的太阳》（Ilanga lase Natal）。反对1913年的土地法。1994年曼德拉在奥兰治学校投下了他人生的第一张选票，随即前往杜贝的墓地向他报告：南非现在自由了。

泽法尼亚·莱科阿梅·莫托彭（Zephania Lekoame Mothopeng），昵称：泽弗（Zeph），1913—1990

教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40年加入非国大青年团。后加入泛非大，并于1989年在狱中被选为该党主席。1960年被监禁2年，1964年再次入狱，在罗本岛与曼德拉关在同一个监狱。1976年再次被捕，被判处监禁15年。在1989年被诊断患有癌症之后提前获释。在他的领导之下，泛非大拒绝加入争取一个民主南非的多党谈判。

詹姆斯·塞贝·莫罗卡医生（Dr. James Sebe Moroka），1892—1985

医生、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49—1952年担任非国大主席。1952年在蔑视运动中被起诉。在审判期间，他自行聘用律师，与非国大脱离关系并恳求减刑。他之后因此未再当选非国大主席，该职位由卢图利酋长接任。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

为了在南非治愈种族隔离时代几十年滥用权力造成的创伤，1995年由曼德拉创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举行了通过电视播送的听证会，对1960—1994年间侵犯人权的案件进行调查。犯罪者可以申请对他们侵犯人权的行为赦免起诉。他们有义务就他们的行为出庭作证，如果能够确定他们的证言是真实的，而且行为是出于政治动机，那么就可以获得赦免。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1950年第44号法条例（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 No. 44, 1950）

1950年6月26日通过，其中规定国家取缔南非共产党及任何被视为共产党的活动，把“共产主义”广义化，即任何针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抗议均被视为触犯该法案。

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

大会联盟提出的核心原则文件，于1955年6月26日在索韦托的克勒普敦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大会联盟团结了全南非数千名志愿者，记录人民的诉求。自由宪章倡议所有南非人不分种族皆拥有平等权利，土地改革，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公平分配财富，提供义务教育和更公平的法律。《自由宪章》是用于反抗种族隔离的强大武器。

*作者误作1913年。

附录三 大事年表（1990—1999）

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从帕尔附近的维克托韦斯特监狱获释。

1990年2月27日：1962年以来首次出国访问，到达赞比亚的卢萨卡。

1990年5月4日：他与F. W. 德克勒克总统签署了格鲁特斯库尔备忘录，同意共同承诺：解决政治冲突，和平谈判，允许流亡人员回国，释放政治犯和解除紧急状态。

1990年8月6日：签署比勒陀利亚备忘录，中止武装斗争，关注释放政治犯、流亡人员返回和国内安全法中的障碍。

1991年2月12日：与德克勒克总统签署了D. F.马兰协定（D. F. Malan Accord），试图解决非国大和政府之间就比勒陀利亚备忘录细节问题上出现的僵局，包括非国大中止进一步武装冲突，以及正在进行中的释放政治犯。同意停止民族之矛在南非境内的军事训练。

1991年9月14日：签署了国家和平条约，通过明确所有政党的行为准则，试图抑制政治暴力。由27名政党、工会和政府领导人签署。

1991年12月20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肯普顿公园的世界贸易中心，参加了民主南非大会多党谈判的开幕式。

1993年9月24日：在纽约联合国演讲，要求结束对南非的制裁。

1993年11月17日：参加民主南非大会的谈判，就临时宪法的最终条款达成协议。

1993年12月10日：与F. W.德克勒克一起在挪威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

1993年12月18日：与联合国特别代表会见，讨论将自由联盟（白人右翼团体、因卡塔自由党和博普塔茨瓦纳以及西斯凯班图斯坦政府）带入南非和平进程。

1994年4月27日：在南非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在夸祖鲁—纳塔尔的奥兰治高中，参加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票。

1994年5月6日：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南非的首次民主选举是自由公正的。

1994年5月10日：作为南非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比勒陀利亚就职。

1994年5月24日：作为南非总统做首次国情咨文演讲。

1994年6月13日：在突尼斯非洲统一组织峰会上致辞。

1994年8月18日：总统首个百日议会演讲。

1994年11月17日：通过了《土地权益归还法案》（Restitution of Land Rights Act），恢复了1913年以来被歧视性的土地立法剥夺的那些权利。

1994年12月15日：发行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

1994年12月17日：在布隆方丹非国大第四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

1995年2月10日：回到罗本岛与前政治犯团聚。

1995年2月15日：宣布在他总统任期结束后不再竞选连任。

1995年3月18日：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德班接受非洲和平奖。

1995年3月20日：在开普敦接受伊丽莎白二世的功绩勋章（the Order of Merit）。

1995年5月8日：在比勒陀利亚致辞启动纳尔逊·曼德拉儿童基金。

1995年6月24日：观看橄榄球世界杯决赛，南非取得冠军。

1995年7月19日：签署《促进国家团结与和解法》，以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1995年8月15日：在奥拉尼亚的白人飞地访问了H. E. 维沃尔德总理的遗孀贝齐耶·维沃尔德。

1995年8月19日：在约翰内斯堡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的群众集会上演讲。

1995年9月3日：就东帝汶（East Timor）冲突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Suharto）会谈。

1995年10月23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成立五十周年会议上致辞。

1995年11月9日：在新西兰参加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

1995年11月23日：在比勒陀利亚总统官邸会见利沃尼亚审判检察官珀西·优塔尔博士。

1996年1月13日：在非洲杯国家足球锦标赛的开幕式上致辞。

1996年1月23日：会见曼戈苏图·布特莱齐，以图制止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暴力。

1996年2月1日：在约翰内斯堡，启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咨询会议的投资论坛。

1996年2月23日：在约翰内斯堡就性别和妇女就业召开的全国承诺大会上致辞。

1996年3月19日：与他的妻子温妮·曼德拉离婚。

1996年5月8日：在开普敦参加庆祝南非新宪法通过的晚宴。

1996年5月9日：就国民党从民族团结政府退出发表声明。

1996年6月14日：就启动南非宏观经济政策“增长、就业和再分配”发表声明。

1996年6月23日：在开普敦圣乔治天主教堂就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退休发表感恩致辞。

1996年7月11日：在英国伦敦，在英国上下议院联合议会上致辞。

1996年7月14日：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陪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检阅军队游行。

1996年9月1日：他的办公室确认他与格拉萨·马谢尔的关系。

1996年9月9日：开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主席的三年任期。

1996年11月2日：与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法学院仍然健在的同学再次团聚。

1996年11月27日：宣布南非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996年12月7日：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评估委员会发表演说。

1996年12月10日：在沙佩维尔签署南非新宪法。

1997年2月3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

1997年5月2日：到扎伊尔黑角登上南非海军奥特尼夸号军舰，参加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和刚果政治家、叛军领导人郎洛·卡比拉之间的和平对话。

1997年5月14日：在蒙博托和卡比拉之间第二轮和平对话失败之后抵达并离开黑角。

1997年5月21日：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雷（Harare）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南部非洲经济峰会。

1997年6月2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参加非洲统一组织峰会。

1997年7月4日：为超过1000名感染HIV/AIDS和其他致命疾病的孩子举行聚会。

1997年7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会见被监禁的东帝汶抵抗运动领导人沙纳纳·古斯芒（Xanana Gusmão）。

1997年8月25日：会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洛朗·卡比拉。

1997年8月26日：在德克勒克宣布辞去国民党领导职务的当天向德克勒克表示敬意。

1997年9月8日：在马拉维的布兰太尔参加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峰会。

1997年9月24日：宣布罗本岛为国家遗址。

1997年10月25日：参加在苏格兰的爱丁堡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峰会。

1997年10月29日：访问利比亚并为卡扎菲上校颁发南非好望角最高荣誉勋章，以感谢利比亚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期间的支持。

1997年10月31日：在莱索托的马塞卢参加国王莱齐耶三世（King Letsie III）的加冕典礼。

1997年11月22日：在比勒陀利亚向反对强奸、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的全国男性游行讲演。

1997年12月4日：在比勒陀利亚一家养老院会见了前罗本岛监狱长普林斯卢上校。

1997年12月20日：将非国大的领导权交给塔博·姆贝基。

1998年3月19日：在比勒陀利亚出庭回应南非橄榄球联盟对他的起诉。

1998年3月27日：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一起访问罗本岛。

1998年4月28日：在开普敦与南非全国编辑论坛举行讨论。

1998年4月29日：在安哥拉向安哥拉全国大会致辞。

1998年5月19日：在瑞士日内瓦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峰会。

1998年6月8日：在布基纳法索的瓦加杜古（Ouagadougou, Burkina Faso）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峰会上致辞。

1998年6月18日：在梵蒂冈会见教皇若望·保禄二世。

1998年7月3日：在圣卢西亚（St Lucia）参加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会议。

1998年7月12日：在夸祖鲁—纳塔尔的里士满（Richmond）访问一个屠杀现场。

1998年7月18日：在80岁的生日时与第三任妻子格拉萨·马谢尔结婚。

1998年7月24日：在阿根廷参加了南方共同市场峰会。

1998年9月13日：在毛里求斯举行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和政府首脑峰会的开幕式上讲话。

1998年9月21日：在纽约参加第五十三届联合国全体大会。

1998年9月23日：在美国华盛顿接受美国国会金质勋章。

1998年9月24日：在加拿大渥太华成为首位接受头等加拿大最高荣誉勋章的外国人。

1998年10月8日：在斯威士兰拜访了斯威士王室。

1998年10月22日：在约翰内斯堡启动了由南非全国宗教领袖论坛召集的道德峰会。

1998年10月29日：在比勒陀利亚接受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最终报告。

1998年10月30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召开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首脑会议上致辞。

1998年11月17日：在坦桑尼亚一天的正式访问中，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群众集会上讲话。

1998年12月7日：参加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第十九届峰会。

1998年12月13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世界宗教理事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

1999年1月29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演讲。

1999年2月5日：在开普敦向议会做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报告。

1999年2月13日：就他与卡扎菲上校关于洛克比事件的讨论发表声明。

1999年4月29日：在对莫斯科的国事访问中会见了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

1999年5月30日：在参加选战之后，出席了非国大最后的选举集会。

1999年6月2日：在南非第二次民主选举中投票。

1999年6月9日：在比勒陀利亚参加了他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

1999年6月14日：在开普敦议会参加了他的继任者塔博·姆贝基的选举和宣誓仪式。

1999年6月16日：在比勒陀利亚议会参加了他的继任者塔博·姆贝基总统的就任仪式。

附录四 南非地图，1996

当南非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在1994年开始执政时，它将10个班图斯坦或黑人家园，以及4个现有的省重组为较小的、但全部整合在一起的9个省，如这张地图显示的。

1910—1994年间存在的4个省被重组为如下的9个新省：

在10个班图斯坦中，只有西斯凯和夸夸瓦在地理上土地是连续成片的。其他8个包括3到44块不等的分散地块。

注释

以下引用的许多纳尔逊·曼德拉的讲话可从纳尔逊·曼德拉基金网站（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website）查阅，访问：https://www.nelsonmandela.org/content/page/speeches

由帕德雷格·奥马利（Padraig O'Mally）进行的所有采访来自奥马利档案馆（O'Mally Archive），可从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主办的“希望之心”（the Heart of Hope）网站查阅，访问：https://www.nelsonmandela.org/omalley/index.php/site/q/03lv00017.htm

缩略语

ANCLH：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卢图利宫（ANC Luthuli House）

AP：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NASA：南非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South Africa）

NCOP：南非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Provinces）

NEC：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NC]）

NM：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

NMF：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NMPP：纳尔逊·曼德拉的私人文件（Nelson Mandela's Private Papers）

SABC：南非广播公司（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SAPA：南非新闻联合社（South African Press Association）

SAPS：南非通讯社（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TRC：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致谢

1971年，纳尔逊·曼德拉从罗本岛写信给他的老朋友法蒂玛·米尔（Fatima Meer），信中表达了他对于写回忆录的疑虑——“英语已经进化到如此程度，居然能把为自己歌功颂德委婉地美其名为自传！”然而仅仅4年之后，他就开始着手撰写他的回忆录，那本后来成为畅销书的《漫漫自由路》。

正如格拉萨·马谢尔妈妈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的，是时代和斗争的迫切要求促使他做出决定写作《漫漫自由路》，同样，也是这种要求促使他决定着手写作今天这本书开始的那些章节。正是这同样迫切的要求保证了这两本书漫长的孕育期——每本书在出版前都准备了几乎20年。

鉴于准备期之长和资料来源之复杂，对于《不敢懈怠》这本书的出版，我们需要表达成倍的感谢。马谢尔妈妈对完成本书的决心，以及在整个过程中时常亲自参与关心，激励了我们。曼迪拉·蓝加，作为一个作家，决心与一个有苛刻要求的集体一起工作，而合作之完美令人难以想象。乔尔·内奇滕泽和托尼·特鲁，显示出超常的研究和分析能力，他们使用从曼德拉先生的手书和“档案”内容中搜集到的材料，完成了最初的叙事化文字。托尼不知疲倦地走访了多个档案资料库。其中，他获得了来自Janet Levy和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档案团队的Razia Saleh, Zanele Riba, Lucia Raadschelders and Sahm Venter的大力协助。这一团队的高级研究员萨赫姆（Sahm）总是提供出我们的基金设立人生活和年表最可靠的权威资料。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塞洛·哈汤（Sello Hatang）是将整个过程联结在一起的粘合剂——他既打通关系，也保持关系畅通。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曼德拉先生的不动产执行人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迪克刚·莫塞内克法官，我们要给予特别的感谢。

在本书写作的开始阶段，当曼德拉手握钢笔绞尽脑汁时，Zelda la Grange 是保持前进势头的驱动器。她得到了Vimla Naidoo、Maretha Slabbert 和 Thoko Mavuso全身心投入的支持。曼德拉去世后，在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的支持下，Zelda也成为使这项工作复活并继续应对各种问题直到最后的关键角色。在早期阶段，研究助理Thembeka Mafumadi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也一直很高兴地与我们的出版商一起工作。特别要感谢Geoff Blackwell, Rachel Clare, Kate Cooper, Jonny Geller, Cameron Gibb, Benjamin Harris, Sloan Harris, Ruth Hobday, Jenny Moore, Georgina Morley, Terry Morris and Andrea Nattrass。其中，特别是Andrea对于曼德拉的手书文字的深刻理解。

工业发展公司（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是一个慷慨的、提供资金支持的合作伙伴。

我们要感谢许多个人（有些提到名字，有些没有），他们贡献了时间和知识接受采访。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使我们能够方便地获取历史记录的网站的建设者和管理者，这些网站就像那些档案管理者一样，静悄悄地保存记录并毫无怨言地提供它们。也要感谢Chris Williams 与我们分享他在资源方面的知识。

就为这本书奠定基础的档案工作而言，特别要提到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如下机构和个人：

*南非共和国议会的议会图书馆（Sadeck Casoojee）

*南非共和国总统府（Cassius Lubisi, Lusanda Mxenge, William Smith, Busani Ngcaweni, Bongani Ngqulunga, Anande Nothling and Daphne Mhlongo）

*卢图利宫，非国大档案室（Zolile Mvunelo and Mandla Khumalo）

*福特海尔大学，国家遗产和文化研究中心，非国大档案室。（Mosanku Maamoe）

*南非国家档案馆（Natalie Skomolo, Zahira Adams and Gerrit Wagener）

*开普敦的国家图书馆

*非国大议会党团研究和发展小组（Mark Sweet）

*开普敦大学图书馆，非洲研究收藏

*南非广播公司（Sias Scott and Moloko Maserumule）

*金山大学，威廉·库伦图书馆（Gabriele Mohale）

*南非统计局（Pali Lehohla and Faizel Mohammed）

*益普索图书馆（Mari Harris）

最后，当然，这本书属于纳尔逊·曼德拉。如果不是遵循他生活和工作的灵感，出版这本书就失去了意义。我毫不怀疑，对于把曼德拉塑造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一直是十分高兴的。

——维恩·哈里斯（Verne Harris），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

我们十分感谢根据版权许可复制以下诸项：

页43：诗《紧急》的摘选，出自阿戈什蒂纽·内图的诗集《神圣的希望》（Sacred Hope），copyright © 1974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Translation by Marga Holness。

页181：诗《正义》，出自兰斯顿·休斯的《被缚的斯考茨保罗》（Scottsboro Limited: Four Poems and a Play in Verse），copyright © 1932 Golden Stair Press.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页191：选自英格丽德·琼克的诗《孩子》（‘Die Kind’）。

图1: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photograph by Ardon Bar-Hama

图2: Chris Ledochowski

图3: Louise Gubb courtesy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图4: AFP/Getty Images

图5: Frans Esterhuyse

图6: Tom Stoddart Archive/Getty Images

图7: Denis Farrell/AP

图8: David Brauchli/AP

图9: Peter Turnley/Getty Images

图10: Paul Weinberg/South Photographs/Africa Media Online

图11: Nanda Soobben/Africa Media Online

图12: Lewis Horwitz courtesy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图13: Alexander Joe/AFP/Getty Images

图14: Foto24/Gallo Images/ Getty Images

图15: unknown courtesy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图16: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photograph by Ardon Bar-Hama

图17: Paul Weinberg/South Photographs/Africa Media Online

图18、19: Oryx Media Archive/Gallo Images/Getty Images

图20: Obed Zilwa/AP

图21: Mike Hutchings/Reuters

图22: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photograph by Ardon Bar-Hama

图23: Walter Dhladhla/Getty Images

图24: Henner Frankenfeld/ Picturenet Africa

图25: Adil Bradlow/Africa Media Online

图26: David Goldblatt/South Photographs/Africa Media Online

图27: Guy Tillim/AFP/Getty Images

图28: Clinton Presidential Library

图29: Yoav Lemmer/Getty Images

图30: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photograph by Ardon Bar-Hama

图31: Pool BASSIGNAC/BUU/HIRES/Getty Images

图32: Eric Miller courtesy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图33、34: Julian Parker/Getty Images

图35: Amr Nabil/Getty Images

图36: Str Old/Reuters

图37: Media24/Gallo Images/Getty Images

图38: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photograph by Ardon Bar-Hama

图39: Juda Ngwenya

图40: Paul Grendon/Alamy

图41: Ross Kinnaird/ EMPICS/Getty Images

图42: Oryx Media Archive/Gallo Images/Getty Images

图43: Walter Dhladhla/ Getty Images

图44: Adil Bradlow/Africa Media Online

图45: Louise Gubb/lugubb@iafrica. Com

图46: Louise Gubb/lugubb@iafrica.com

图47: Benny Gool

图48: Eric Miller courtesy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图49: Eric Miller courtesy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图50: Zapiro

索引

A

阿比·威廉姆斯（Abe Williams）

阿卜杜拉·阿布拉赫曼（Abdullah Abdurahman）

阿德莱德·坦博（Adelaide Tambo）

阿尔贝蒂娜·西苏鲁（Albertina Sisulu）

阿尔贝特·姆温比·卢图利酋长（Chief Albert Mvumbi Luthuli）

对南非的希望（hope for South Africa）

非国大的角色（ANC role）

曼德拉的献词（Mandela's tributes to）

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

酋长的观点（view of a chief）

写作（writings）

阿尔菲厄斯·马迪巴（Alpheus Madiba）

阿尔菲厄斯·祖鲁主教（Bishop Alpheus Zulu）

阿尔弗雷德·巴费图索洛·恩佐（Alfred Baphetuxolo Nzo）

阿尔诺德·斯托菲莱（Arnold Stofile）

《阿非利卡人自决协议》（Accord on Afrikaner Self-Determination）

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Afrikaner Resistance Movement, Afrikaner Weerstandsbeweging AWB）

阿非利卡人家园/白人家园（volkstaat）

阿非利卡人民阵线（Afrikaner Volksfront, AVF, Afrikaner People's Front）

阿非利卡人兄弟会（Afrikaner Broederbond）

阿非利卡语言与文化协会（Afrikaanse Taal-en Kultuurvereniging, ATKV, Afrikaans Language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

阿戈什蒂纽·内图（Agostinho Neto）

《阿格斯报》（The Argus）

阿兰·布萨克（Allan Boesak）

阿兰·赫希（Alan Hirsch）

阿利斯特·斯帕克斯（Allister Sparks）

阿列克斯·拉·古马（Alex La Guma）

阿米娜·卡查利亚（Amina Cachalia）

阿齐兹·古拉姆·帕哈德（Aziz Goolam Pahad）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Pan Africanist Congress of Azania, PAC）

被禁止（banned）

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参加政府的讨论（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discussions）

解禁（unbanned）

领导层（leadership）

曼德拉的讲话（Mandela's speech）

梅思默拉的角色（Masemola's role）

起源（origins）

与非国大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ANC）

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Azani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PLA）

阿扎尼亚人民组织（Azanian People's Organ-isation, AZAPO）

埃及（Egypt）

埃米·克莱因汉斯（Amy Kleynhans）

埃斯梅·马奇基扎（John Matshikiza）

埃索普·帕哈德（Essop Pahad）

艾伯特·戈尔（Al Gore）

艾哈迈德·本·贝拉（Ben Bella, Ahmed）

艾哈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

出狱（release from prison）

监禁（imprisonment）

卢萨卡会议（Lusaka conference）

谈曼德拉（on Mandela）

总统顾问（presidential adviser）

艾默里·R.霍顿（Amory R. Houghton, Jr）

艾滋病（AIDS）

爱德华王子（Prince Edward）

安德烈·布林克（André Brink）

安德鲁·莫克特·姆兰格尼（Andrew Mokete Mlangeni）

安东·伦比德（Anton Lembede）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安哥拉（Angola）

与南非结盟（solidarity with South Africa）

卡欣加屠杀（Kassinga Massacre）

民族之矛的叛变（MK mutiny）

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

非国大兵营（ANC camps）

结束内战（end of Civil War）

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Force Afric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APLA）

安杰·克罗格（Antjie Krog）

奥巴迪亚斯·恩达巴（Obadias Ndaba）

奥比·萨克斯（Albie Sachs）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Oliver Reginald Tambo, OR）

非国大主席（ANC presidency）

领导（leadership）

南非联合阵线（SAUF）

生病（illness）

死亡（death）

宪法委员会（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协商一致政策（consensus policy）

音乐表演（musical performances）

影响力（influence）

与哈尼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Hani）

与曼德拉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Mandela）

战略（strategies）

自流放返国（return from exile）

向坦博致敬（tributes to）

奥马尔·莫塔尼（Omar Motani）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

奥斯卡·玛法卡法卡·姆佩塔（Oscar Mafakafaka Mpetha）

奥特舒默（Autshumao，曼德拉拼成Autshumayo）

B

巴里·费因伯格（Barry Feinberg）

巴莱卡·姆贝特—考斯尔（Baleka Mbete-Kgositsile）

巴姆巴萨起义，1906年（Bambatha Rebellion, 1906）

巴姆巴萨酋长（Chief Bambatha）

巴塞尔委员会核心原则联络小组（Basel Committee Core Principles Liaison Group）

巴锡·斯米特（‘Basie’ Smit,）

芭芭拉·莫西马·乔伊丝·马塞凯拉（Barbara Mosima Joyce Masekela）

北风之神行动（Operation Boreas）

班达尔亲王（Prince Bandar）

保罗·泰勒（Paul Taylor）

班图·霍罗米萨（Bantu Holomisa）

伴随曼德拉（accompanying Mandela）

被非国大开除（expulsion from ANC）

履历（career）

媒体故事（media stories）

影响力（influence）

《班图权力法》，1951年（Bantu Authorities Act, 1951）

班图斯坦（Bantustans）

1983年的南非宪法下的地位（status under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1983）

布特莱齐的处境（Buthelezi's position）

传统领导人的地位（status of traditional leaders）

武装部队（defence forces）

贪污（corruption）

非国大的处境（ANC position）

重组（reorganization）

党派（parties）

起源（origins）

情报机构（intelligence agencies）

曼德拉的观点（Mandela's views）

曼德拉的访问（Mandela's visits）

领导层（leadership）

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 CP）

贝基·恩图利（Bheki Ntuli）

贝基·姆兰格尼（Bheki Mlangeni）

贝壳屋射杀事件（Shell House shootings）

贝丽尔·贝克（Beryl Baker）

贝齐耶·维沃尔德（Betsie Verwoerd）

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

本·恩古巴内（Ben Ngubane）

比尔·凯勒（Bill Keller）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

比利·南南（Billy Nannan）

比勒陀利亚备忘录（Pretoria Minute）

比齐马·卡拉哈（Bizima Karaha）

彼得—德克·厄伊斯（Pieter-Dirk Uys）

彼得·莫卡巴（Peter Mokaba）

波波·莫莱费（Popo Molefe）

波尔斯穆尔监狱（Pollsmoor Prison）

曼德拉在狱中（Mandela in）

释放囚犯（release of prisoners）

博茨瓦纳国防军（Botswana Defence Force, BDF）

博塔·西卡乌（Botha J. Sigcau）

博伊帕通大屠杀（Boipatong massacre）

布拉姆·费希尔（Bram Fischer）

布莱恩·米切尔（Brian Mitchell）

布里吉特·马班德拉（Brigitte Mabandla）

布隆迪和平进程（Burundi Peace Process）

C

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

《城市新闻报》（City Press）

《重建与发展白皮书》（White Paper on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重建与发展计划（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RDP）

办公室（office）

对经济的分析（analysis of economy）

非国大的提案（ANC initiative）

国民党的态度（National Party's attitude to）

解散（dissolution）

建立（creation）

角色（role）

目标（objectives）

融资（financing）

土地改革（land reform）

责任（responsibility）

执行（implementation）

促进和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族群权利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Cultur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Communities，简称CRL Commission）

《促进国家团结与和解法》（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

D

达林迪耶博·恩甘格利兹韦（Dalindyebo Ngangelizwe）

大会联盟（Congress Alliance）

丹尼斯·戈德堡（Denis Goldberg）

德雷克·哈内科姆（Derek Hanekom）

德雷克·基斯（Derek Keys）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

对肥缺的看法（view of ‘gravy train’）

曼德拉的释放（Mandela's release）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中的角色（TRC role）

《地方政府过渡法案》（Local Government Transition Act）

蒂托·泰特斯·姆博韦尼（Tito Titus Mboweni）

蒂尼·格伦内瓦尔德（Tienie Groenewald）

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f Inquiry）

独立选举委员会（Independent Electoral Commission, IEC）

独立申诉署（Independent Complaints Directorate, ICD）

杜马·诺奎（Duma Nokwe）

《对话》（The Conversation）

多党谈判论坛（Multiparty Negotiating Forum）

夺回失去的运动（Operation Mayibuye）

E

20国集团（Group of 20）

恩戈阿科·拉马特霍迪（Ngoako Ramatlhodi）

恩甘戈姆拉巴·马坦齐马（Ngangomhlaba Matanzima）

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Nkosazana Dlamini-Zuma）

艾滋病预防音乐剧（AIDS prevention musical）

对曼德拉的回忆（memories of Mandela）

贪污指控（allegations of corruption）

烟草产业的问题（tobacco issue）

F

F. W. 德克勒克/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F. W. de Klerk/ Frederik Willem de Klerk）

阿非利卡人家园（volkstaat issue）

安全问题（security issues）

白人投票者的公投（referendum of white voters）

办公室（office）

被非国大指责（reviled by ANC）

贝壳屋射杀事件（Shell House shootings）

博塔的邀请（Botha's invitation）

对非国大的公开批评（public criticism of ANC）

对最终宪法的看法（view of final constitu-tion）

副总统（deputy president）

关于拉马福萨（on Ramaphosa）

国家安全管理系统（N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国民党内部的挑战（challenges within National Party）

回应暴力（response to violence）

回应选举结果（response to election results）

回应右翼威胁（response to right-wing threat）

将军们密谋反对（generals’ plot against）

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

夸祖鲁—纳塔尔的暴力（KwaZulu-Natal violence）

领导（leadership）

媒体报道（media coverage）

内阁决议（cabinet decision-making）

内阁中的角色（role in cabinet）

三党执政的建议（ruling troika suggestion）

赦免警察和内阁部长（indemnity for police and cabinet ministers）

赦免问题的冲突（amnesty clash）

释放囚犯（release of prisoners）

提供因卡塔自由党的资金（funding for IFP）

退出民族团结政府（withdrawal from GNU）

选美大赛事件（beauty pageant issue）

选战（election campaign）

烟草产业的问题（tobacco issue）

与传统领袖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traditional leaders）

与曼德拉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Mandela）

与曼德拉会面（meeting with Mandela）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政党解禁（unbanning of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主持内阁委员会（chairing cabinet committees）

组阁（cabinet formation issues）

法尼·比勒陀利乌斯（Fanie Pretorius）

法尼·范德梅韦（van der Merwe, Fanie van der Merwe）

法努埃尔·科宗吉齐（Fanuel Kozonguizi）

非洲矿业工人罢工，1946年（African Mine Workers’ Strike, 1946）

1990年峰会（summit, 1990）

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机制（Mechanism on Conflict Prevention,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刚果—扎伊尔谈话（Congo-Zaire talks）

利比亚问题（Libya issues）

曼德拉于1994年的演讲（Mandela's address, 1994）

南非的角色（role of South Africa）

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1912年的成立会议（founding conference, 1912）

1991年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1991）

1992年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1992）

1994年竞选宣言（election manifesto, 1994）

1997年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1997）

《阿非利卡人自决协议》（Afrikaner Accord on Self-Determination）

安哥拉的兵营（Angola camps）

八人帮（Group of Eight）

贝壳屋总部（Shell House headquarters）

被解禁（unbanned）

被禁止（banned）

传统领袖的角色（traditional African leadership role）

传统领袖委员会（house of traditional leaders）

重建与发展计划政策（RDP policy）

创办人（founders）

党鞭（chief whip）

党团会议（caucus meetings）

对肥缺的批评（‘gravy train’ criticisms）

国歌争议（national anthem question）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国外的任务（foreign missions）

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讨论（public ownership/privatisation issues）

过渡政府的准备（preparations for transi-tion to government）

哈尼提交给领导层的备忘录（Hani's memorandum to leadership）

经济计划（economic plans）

经济政策部（Department of Economic Policy）

警方关系（police relations）

开除霍罗米萨（expulsion of Holomisa）

科萨问题（Xhosa issues）

历史（history）

领导层（leadership）

流亡（exile）

流亡的领导层（leadership in exile）

卢萨卡会议（Lusaka conference）

蔑视运动（Defiance Campaign）

民粹倾向（populist tendencies）

《民主南非制宪准则》（‘Constitutional Guidelines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1989）

纳斯雷克会议（Nasrec conference）

南非防卫军会议（SADF meetings）

内阁的争论（cabinet debates）

内阁核心小组会议（cabinet caucus）

内阁简报（cabinet briefing）

内阁职位（cabinet positions）

情报机构的人员（personnel in intelligence agencies）

全国工作委员会（National Working Committee, NWC）

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 NEC）

三方联盟（Tripartite Alliance）

胜选（election victory）

停止谈话（suspension of talks）

托伊—托伊舞（toyi-toyi dance）

文化小组（cultural unit）

宪法委员会（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协商相关的政策（policy towards negot-iations）

性别平等问题（gender equality issues）

选战（election campaign）

移转权力给非国大（transfer of power to）

议会党团（parliamentary caucus）

议会地点争议（Parliament location issues）

与泛非大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PAC）

与国民党的《谅解备忘录》（Record of Understanding with NP）

与曼德拉的关系（Mandela's relationship with）

与媒体的关系（media relations）

与因卡塔的关系（Inkatha relations）

与右翼将军们会谈（talks with right-wing generals）

与政府会谈（talks with government）

与种族隔离政权的谈判（negotiators with apartheid regime）

政策文件（policy documents）

政府（government）

指控种族主义（accused of racism）

住房数量的目标（housing targets）

《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

总统任期（presidency）

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Women's League, ANCWL）

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Youth League, ANCYL）

布特莱齐的处境（Buthelezi's position）

成员（members）

领导层（leadership）

曼德拉的处境（Mandela's position）

影响（influence）

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

非洲语（Afrikaans language）

在学校的使用（use in schools）

复兴（rehabilitation）

曼德拉的使用（Mandela's use of）

曼德拉的态度（Mandela's approach to）

曼德拉的学习（Mandela's study of）

媒体（press）

颂歌（anthem）

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

费迪南德·哈岑伯格（Ferdinand Hartzenberg）

弗里恩·诺希尔·金瓦拉（Frene Noshir Ginwala）

对曼德拉的回忆（memories of Mandela）

给曼德拉建议（advice to Mandela）

履历（career）

弗拉克普拉斯小组（Vlakplaas Unit）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弗兰克·达顿（Frank Dutton）

弗兰克·奇凯尼（Frank Chikane）

G

戈万·姆贝基（Govan Mbeki）

参议院副议长（senate deputy president）

卢萨卡会议（Lusaka conference）

与哈尼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Hani）

与曼德拉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Mandela）

歌曲（songs）

传统的（traditional）

革命的（revolutionary）

国歌（national anthems）

解放（liberation）

纳斯雷克会议（Nasrec conference）

《塞昆贾洛》（‘Sekunjalo’）

为曼德拉而作的（for Mandela）

格奥尔格·迈林（Georg Meiring）

抱怨语言政策（complaint on language policy）

承诺服务于曼德拉政府（commitment to serve Mandela's government）

辞职（resignation）

继任者（successor）

军事情报部门捏造的报告（report fabricated by Military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联合军事协调委员会（Joint Militar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融合过程（integration process）

与曼德拉会面（meetings with Mandela）

与维尔容会面（meetings with Viljoen）

格拉迪丝·恩齐拉内（Gladys Nzilane）

格拉萨·马谢尔（Graça Machel）

对曼德拉的回忆（memories of Mandela）

观察选举（observing elections）

与曼德拉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Mandela）

与曼德拉结婚（marriage to Mandela）

格赛洛（Gecelo）

橄榄球世界杯，1995年（Rugby World Cup, 1995）

公共服务、公务员（civil service）

公共服务委员会（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公共行政委员会（Commiss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CPA）

《公民报》［阿非利卡语］（Die Burger）

《公民报》［英语］（The Citizen）

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卡·贝库祖鲁国王（King Goodwill Zwelithini kaBhekuzulu）

古古莱图七人（The Gugulethu Seven）

国歌（national anthem）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国际新闻学会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国际辩护和援助基金（International Defence and Aid Fund）

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国家安全管理系统（N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国家安全委员会（State Security Council, SSC）

国家经济发展和劳工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Council）

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Agency, NIA）

国家情报署（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NIS）

国家情报协调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国家预防犯罪战略（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y, NCPS）

国民党（National Party）

阿非利卡人的支持（Afrikaner support）

《阿非利卡人自决协议》（Afrikaner Accord on Self-Determination）

班图斯坦（Bantustans）

财政部部长（finance minister）

成立（established）

成员（members）

对德克勒克的挑战（challenges to De Klerk）

对重建与发展计划的态度（attitude to RDP）

分委员会（sub-councils）

官方发言人（official mouthpiece）

国歌（national anthem）

国民议会成员（National Assembly mem-bers）

回应选举结果（responses to election results）

克里格勒的报告（Kriegler's report）

联邦宪法（Federal Congress）

曼德拉对其的观点（Mandela's view of）

媒体报道（media coverage）

媒体代表（media representation）

民族团结政府职位的分配（allocation of posts in GNU）

内阁决定（cabinet decisions）

内阁位置（cabinet positions）

起草最终宪法（drafting of final constitution）

缺乏改变的能力（lacking capacity to change）

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三党执政的建议（ruling troika sugge-stion）

少数派伙伴（minority partner）

同意采用宪法（agreement to adoption of constitution）

退出民族团结政府（withdrawal from GNU）

新国民党（New National Party）

刑罚制度（penal system）

选举机制（election machinery）

选举结果（election results）

选举失利（electoral decline）

选战（election campaign）

因卡塔自由党的借款（IMF loan）

与传统领袖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traditional leaders）

与非国大的《谅解备忘录》（Record of Understanding with ANC）

与因卡塔自由党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IFP）

战略政策团体（strategic policy group）

掌权（in power）

种族隔离（apartheid）

转移权力给非国大（transfer of power to ANC）

自国民党离开（departures from）

H

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

海迪·丹尼斯（Heidi Dennis）

海伦·约瑟夫（Helen Joseph）

汉克·科恩（Hank Cohen）

《好色客》（Hustler）

和解日（Day of Reconciliation）

《和谐日报》（Rapport）

荷兰归正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

赫蒂·塞唐布尔（Hettie September）

赫尔曼·吉利奥米（Hermann Giliomee）

赫尔纳斯·克里尔（Hernus Kriel）

黑人编辑论坛（Black Editors Forum）

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黑绶带运动（Black Sash）

亨德里克·弗伦施·维沃尔德（Hendrik Frensch Verwoerd）

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

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J

J. B. 马克斯（J. B. Marks）

吉迪恩·祖鲁王子（Prince Gideon Zulu,）

吉尔·马库斯（Gill Marcus）

贾布拉尼·扎巴（Jabulani Xaba）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杰夫·拉德贝（Jeff Radebe）

杰基·塞莱比（Jackie Selebi）

杰克·斯瓦特（Jack Swart）

杰克斯·格威尔（Jakes Gerwel）

洛克比协商（Lockerbie negotiations）

履历（career）

任命（appointment）

谈布特莱齐（on Buthelezi）

谈民族团结政府的制定决策（on GNU decision making）

谈情报简报（on intelligence briefings）

谈曼德拉（on Mandela）

谈曼德拉的办公室（on Mandela's office）

起草曼德拉的演讲稿（drafting Mandela's speeches）

杰拉尔丁·莫莱凯蒂（Geraldine Moleketi）

杰曼·杰克逊（Jermaine Jackson）

杰茜·亚斯明·杜阿尔特（Jessie Yasmin Duarte）

抵达总统办公室（arrival at presidential office）

对曼德拉的回忆（memories of Mandela）

履历（career）

杰伊·奈杜（Jay Naidoo）

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mbabwe People's Revolutionary Army）

紧急状态，1960年（State of Emergency, 1960）

解除（lifting）

近卫骑兵（Ruiterwag）

进步联邦党（Progressive Federal Party）

K

卡迪尔·阿斯马勒（Kader Asmal）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

卡莱马·莫特兰蒂（Kgalema Motlanthe）

卡梅伦大法官（Justice Cameron）

卡山伟华（Ken Saro-Wiwa）

《开普时报》（Cape Times）

凯措·戈尔丹（Ketso Gordhan）

凯泽·马坦齐马（Kaiser Matanzima）

康斯坦德·维尔容（Constand Viljoen）

阿非利卡人民阵线的计划（Afrikaner Volksfront, AVF plans）

博塔的邀请（Botha's invitation）

对曼德拉的观点（view of Mandela）

对非国大胜选的回应（response to ANC election victory）

加入谈判（joining negotiations）

曼德拉对其的观点（Mandela's view of）

曼德拉与其会面（Mandela's meeting with）

曼德拉总统任内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Mandela's presidency）

赦免问题（amnesty issues）

自由阵线（Freedom Front）

科比·库切（Kobie Coetzee）

科布斯·菲瑟（Kobus Visser）

科菲·安南（Kofi Annan）

科利利兹韦·西卡乌国王（King Xolilizwe Sigcau）

科西·齐弗哈兹（Khosi Tshivhase）

克拉多克四人（the Cradock Four）

克拉伦斯·马奎图（Clarence Makwetu）

克莱夫·德比—刘易斯（Clive Derby-Lewis）

克里斯·菲斯默（Chris Fismer）

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

刺杀（assassination）

对非国大领导层的批评（criticisms of ANC leadership）

曼德拉对他的看法（Mandela's view of）

曼德拉关于刺杀的电视讲话（Mandela's TV speech on his assassination）

人格（character）

克里斯·利本伯格（Chris Liebenberg）

克里斯·斯特里特（Chris Streeter）

克里斯托·布兰德（Christo Brand）

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

肯尼斯·卡古蒂·塞库库尼（Kenneth Kgagudi Sekhukhune）

库努（Qunu）

夸祖鲁—纳塔尔（KwaZulu-Natal）

巴姆巴萨人头税起义（Bambatha poll tax rebellion, 1905）

布特莱齐的处境（Buthelezi's position）

曼德拉出狱后在德班的演讲（Mandela's speech in Durban after his release）

曼德拉的访问（Mandela's visit）

曼德拉对传统领袖的态度（Mandela's attitude to traditional leaders）

曼德拉威胁取消资金补助（Mandela's threat to withdraw funding）

曼德拉与布特莱齐的关系（Mandela's relationship with Buthelezi）

德克勒克接触曼德拉（De Klerk's approach to Mandela）

国王的地位（status of king）

关于宪法起草的紧张状态（tension over Constitution drafting）

省名（name of province）

选举（elections）

政府遏止暴力的策略（government strategy to stem violence）

持续的政治暴力（continuing political violence）

艾滋病问题（AIDS issues）

因卡塔自由党的处境（IFP's position）

调查任务小组（Investigation Task Unit）

夸祖鲁自卫队（KwaZulu Self-Protection Force）

矿工大罢工（Great Miners’ Strike）

奎特·马西雷（Quett Masire）

昆西·琼斯（Quincy Jones）

L

拉伯兹贝尼·古瓦米莱（Labotsibeni Gwamile）

拉斯蒂·埃文斯（Rusty Evans）

拉亚什·亚克尔（Layashi Yaker）

莱皮勒·陶亚内（Leepile Taunyane）

莱高·马塔巴蒂（Legau Mathabathe）

莱坎尼亚内主教（Bishop Barnabas Lekganyane）

莱娜·恩兹韦尼（Lenah Ntsweni）

莱尼·图拉雷（Rhyne Thulare）

莱索托的军事干涉（Lesotho, military interv-ention）

莱索托国防军（Lesotho Defence Force，LDF）

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

兰萨纳·贝里埃（Lansana Gberie）

劳动力市场委员会（Labour Market Commission）

劳伦斯·施莱默（Lawrence Schlemmer）

雷蒙德·姆拉巴（Raymond Mhlaba）

雷蒙德·苏特纳（Raymond Suttner）

雷塔·哈姆斯（Retha Harmse）

里卡·霍奇森（Rica Hodgson）

里沃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

被告（defendants）

辩护意见（defence argument）

辩护团队（defence team）

检察官（prosecutor）

曼德拉在被告席上的演讲（Mandela's speech from dock）

释放囚犯（release of prisoners）

理查德·斯滕格尔（Richard Stengel）

理查德·马蓬亚（Richard Maponya）

利比亚（Libya）

莉莲·马塞迪巴·恩戈伊（Lilian Masediba Ngoyi）

联合大厦/总统府（Union Buildings）

曼德拉的就职仪式（Mandela's inaugur-ation）

前往总统府（marches on）

总统办公室（presidential office）

联合国（United Nations）

1993年的曼德拉讲话（Mandela's address, 1993）

1994年的曼德拉讲话（Mandela's speech, 1994）

非国大的请愿（ANC appeal）

刚果—扎伊尔会谈（Congo-Zaire talks）

决议反对种族隔离（resolutions against apartheid）

科索沃的问题（Kosovo issues）

贸易和发展会议（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南非的债务（South African debt）

南非的角色（South African role）

与卡扎菲的关系（Gaddafi's relationship）

与南非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South Africa）

中止南非会员资格（suspension of South Africa）

联合民主运动（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 UDM）

联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

成就（achievements）

夸马库塔屠杀（KwaMakhutha massacre）

领导层（leadership）

起源（origins）

与曼德拉的交流（Mandela's communi-cations with）

与因卡塔的关系（Inkatha relations）

联合军事协调委员会（Joint Militar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林达·乔克（Lynda Chalker）

列昂·韦塞尔斯（Leon Wessels）

龙尼·卡斯里尔斯（Ronnie Kasrils）

路易斯·塔鲁克（Luis）

路易斯·卢伊特（Louis Luyt）

罗伯特·马特斯（Robert Mattes）

罗伯特·曼加利索·索布奎（Robert Mangaliso Sobukwe）

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

罗本岛（Robben Island）

报纸（newspapers）

对在岛上的曼德拉的回忆（memories of Mandela on）

曼德拉在岛上（Mandela on）

囚犯的涌入（influx of prisoners）

释放囚犯（release of prisoners）

戏剧演出（theatre）

学习（studies）

狱友（alumni）

争议（debates）

罗尔夫·迈耶（Roelf Meyer）

洛克比炸弹谈判（Lockerbie bombing negotiations）

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

卢卡斯·曼霍佩（Lucas Mangope）

卢萨卡会议（Lusaka conference）

鲁洛夫·“皮克”·博塔（Roelof ‘Pik’ Botha）

鲁斯·马策阿内（Ruth Matseoane）

M

M. Z. 库马洛（M. Z. Khumalo）

马蒂纳斯·范沙尔克维克（Marthinus van Schalkwyk）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马格努斯·马兰（Magnus Malan）

马卡多（Makhado）

马科马（Maqoma）

马克·马哈拉杰（Mac Maharaj）

马肯克斯·斯托菲莱（Makhenkesi Stofile）

马伊布耶（Mayibuye）

马伊谢二世国王（Mayishe II, King）

马维维·米亚卡亚卡—曼齐尼（Mavivi Myakayaka-Manzini）

玛丽·姆克斯达纳（Mary Mxadana）

迈克尔·哈梅尔（Michael Harmel）

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迈耶·卡恩（Meyer Kahn,）

曼德伦科西·杜马里西莱（Mandlenkosi Dumalisile）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

班图斯坦领袖（Bantustan leader）

参加1994年的选举（participation in 1994 elections）

冲到南非广播公司（storming 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studio）

代理总统（acting president）

担任因卡塔自由党主席（IFP presidency）

非国大对他的态度（ANC attitudes to）

关于内阁决议（on cabinet decisions）

号召抵制政府（call to resist government）

留在民族团结政府内（remaining in GNU）

南非工人联盟团结工会的成立（UWUSA formation）

内政部部长（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温妮·曼德拉的免职（dismissal of Winnie Mandela）

与曼德拉的关系（Mandela's relationship with）

曼科波迪·图拉雷王后（Queen Mankopodi Thulare）

曼普鲁（Mampuru）

曼塔蒂西女王（Queen Manthatisi）

《每日新闻》（Daily News）

《每周邮报》（Weekly Mail）

门迪·姆西芒（Mendi Msimang）

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

蒙蒂·G.奈克尔（Monty G. Naicker,）

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

米瑞安·马卡贝（Miriam Makeba）

米歇尔·科比特（Michael Corbett）

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Defiance Campaign Against Unjust Laws）

布特莱齐的缺席（Buthelezi's absence）

曼德拉的角色（Mandela's role）

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DP）

贝壳屋射杀事件（Shell House shootings）

对批评的回应（response to criticism）

内阁讨论（cabinet discussions）

党员身份（membership）

老兵（veterans）

领导层（leadership）

前身（predecessor）

民主南非大会（Convention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CODESA）

德克勒克的任命（De Klerk's appointment to）

第一次会议（first meeting）

拉马福萨德履历（Ramaphosa's career）

实施宪法（constitution adopted）

民族国家理事会（Volkstaat Council）

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GNU）

布特莱齐的角色（Buthelezi role）

部长与副部长的配对（pairing of ministers and deputy ministers）

成立（formation）

重建与发展计划（RDP issues）

反对党的加入（opposition participation）

非国大的处境（position of ANC）

内部裂痕（rift in）

内阁（cabinet）

内阁委员会（cabinet committees）

国民党的角色（National Party role）

国民党退出（National Party withdrawal）

公务员的管理（civil service management）

回应温妮·曼德拉的批评（response to Winnie Mandela's criticisms）

赦免的问题（amnesty issues）

瓦解（collapse of）

为和解做的努力（reconciliation efforts）

温妮·曼德拉的免职（dismissal of Winnie Mandela）

温妮·曼德拉的批评（Winnie Mandela's criticisms against）

五年政府的架构（framework for a five-year GNU）

协商一致（consensus decisions）

选举的情况（conditions for elections）

因卡塔自由党的处境（IFP position）

与夸祖鲁—纳塔尔的紧张关系（KwaZulu-Natal tensions）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TRC set up）

政府通讯和信息系统（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GCIS）

民族之矛（Umkhonto weSizwe, MK）

兵变（mutiny）

成员的监禁（imprisonment of members）

对曼德拉执行的安保细节（security detail for Mandela）

对其之指控（allegations about）

哈尼的角色（Hani's role）

领导层（leadership）

卢萨卡会议（Lusaka conference）

卢图利分遣队（Luthuli Detachment）

建立（establishment）

曼德拉的角色（Mandela's role）

曼德拉向其致敬（Mandela's tribute to）

死伤率（casualty rate）

万基战役（Wankie campaign）

锡波利洛战役（Sipolilo campaign）

与南非防卫军会面（meetings with SADF）

整合入南非国防军（incorporated into SANDF）

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

莫桑比克（Mozambique）

莫斯·恩杜马洛（Moss Nxumalo）

莫修奥·“恐怖者”·莱科塔（Mosiuoa ‘Terror’ Lekota）

姆费富国王（King Mphephu）

姆扎拉（Mzala）

姆兹万迪莱·维纳（Mzwandile Vena）

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

N

纳尔逊·拉莫戴克（Nelson Ramodike）

纳尔逊·曼德拉（Mandela, Nelson）

个人（PERSON）

出狱时的外貌（appearance on release）

对人性的看法（view of human nature）

法律职业（legal career）

回应暴力（response to violence）

记忆力（memory）

监禁期间运动（exercise during imprisonment）

教育（education）

军人的行为准则（soldier's code of conduct）

慷慨（generous）

科萨母语（isiXhosa mother tongue）

口音（accent）

领袖魅力（charisma）

魅力（charm）

名字（names）

年龄（age）

亲切和睦（amiable）

拳击（boxing）

身高（height）

时机感（sense of timing）

试图了解另一面观点（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other side）

随和（easy-going）

温暖（warmth）

笑容（smile）

信心（confidence）

衣着（clothes）

有礼的（courteous）

与他人联结的能力（ability to connect with people）

与格拉萨·马谢尔结婚（marriage to Graça Machel）

与温妮离婚（divorce from Winnie）

语言（language）

阅读（reading）

阅读报纸（reading newspapers）

忠诚（loyalty）

自律（discipline）

自我控制（self-control）

自尊（dignity）

监禁（IMPRISONMENT）

波尔斯穆尔监狱（Pollsmoor Prison）

出狱（release）

出狱的策略（release strategy）

活动（activities）

维克托韦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

为出狱后的角色做准备（preparations for role after release）

罗本岛（Robben Island）

起始（start of）

与德克勒克会面（meeting with De Klerk）

与政府代表会面（meetings with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与非国大和联合民主阵线电话会谈（telephone conversations with ANC and UDF）

与政府代表会面（meetings with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政治观（POLITICAL VIEWS）

阿非利卡人家园（volkstaat）

艾滋病（AIDS）

安全部队，南非防卫军和南非国防军（defence forces, SADF, SANDF）

安全部门（security services）

班图斯坦制度（Bantustan system）

暴力（violence）

被释放的囚犯的未来（futures of released prisoners）

传统领袖（traditional leaders）

出版自由（free press）

多数派执政（majority rule）

儿童的权利（children's rights）

公共部门（public services）

国歌（national anthem）

国民党（National Party）

国有化（nationalization）

和解（reconciliation）

集体领导（collective leadership）

教育（education）

经济（economy）

领导（leadership）

民族团结（national unity）

女性（women）

省（provinces）

失业（unemployment）

私有化（privatization）

贪污（corruption）

土地改革（land reform）

协商谈判（negotiations）

言论自由（free discussion）

医疗卫生（health care）

议会的地点（Parliament location）

与司法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the judiciary）

语言（languages）

战争（war）

住房（housing）

政治生涯（POLITICAL CAREER）

被选举委员会选为总统（chosen as president by electoral college）

不愿意成为总统（reluctance to become president）

从不同党派配对部长和副部长（pairing ministers and deputy ministers from different parties）

非国大副主席（ANC deputy presidency）

非国大主席（ANC presidency）

顾问（advisers）

关于出卖的谣言（rumours of sell-out）

国际社会的加持（endorsement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回应贝壳屋射杀事件（response to Shell House shootings）

回应右翼威胁（response to right-wing threat）

继任问题（succession question）

拒绝再度竞选（refusal to seek re-election）

领导风格（leadership style）

南非共和国总统（presidency of South Africa）

谈判释放囚犯（negotiations for release of prisoners）

选举投票（voting in elections）

与比勒陀利亚政权（negotiations with Pretoria regime）

与德克勒克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De Klerk）

与公众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the public）

与媒体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a）

与司法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the judiciary）

战略思考（strategic thinking）

政府与非国大之间的谈话（talk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ANC）

总统办公室（presidential office）

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presidential staff）

总统的薪水（salary as president）

总统官邸（presidential home）

总统就职典礼（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组阁（cabinet formation）

演讲（SPEECHES）

BBC采访，1993年（BBC interview, 1993）

艾滋病会议，2002年（AIDS conference, 2002）

安哥拉国民议会，1998年（Angolan National Assembly, 1998）

北京大学，1999年（Beijing University, 1999）

被告席上，1964年（from the dock, 1964）

比勒陀利亚1995年的集会（Pretoria rally, 1995）

编辑简报，1999年（briefing editors, 1999）

不结盟运动组织峰会，1998年（Non-Aligned Movement summit, 1998）

参议院预算案辩论，1994年（Senate budget debate, 1994）

参议院预算案辩论，1995年（Senate budget debate, 1995）

参议院预算案辩论，1996年（Senate budget debate, 1996）

出狱后在开普敦演讲（Cape Town speech after release from prison）

达沃斯论坛，1992年（Davos address, 1992）

道德峰会（Morals Summit, 1998）

德班的集会，1990年2月25日（Durban rally, 25 Feb 1990）

第一次议会演说，1994年5月（first address to Parliament, May 1994）

电视采访，1996年（TV interview, 1996）

电视采访，1997年（TV interview, 1997）

非国大会议，1997年（ANC conference, 1997）

非国大会议上的告别演说，1997年（farewell speech at ANC Conference, 1997）

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1996年（ANC NEC, 1996）

非洲统一组织峰会，1994年（OAU summit, 1994）

国际新闻学会，1994年（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1994）

国民议会上的声明（statement in National Assembly, 1996）

国情咨文，1994年（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994）

国情咨文，1995年（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995）

国情咨文，1996年（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996）

国情咨文，1997年（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997）

国情咨文，1999年（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999）

哈尼遇刺后现身于电视上（TV appearance after Hani killing）

回应1995年国情咨文的争议（reply to debate on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1995）

回应南非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关于总统预算的争论，1997年（reply to NCOP debate on President's Budget, 1997）

回应南非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关于总统预算的争论，1998年（reply to NCOP debate on President's Budget, 1998）

即席演讲（speaking extempore）

就职典礼前（before inauguration）

科比特的退休宴会（Corbett's retirement banquet）

老兵（veterans）

里沃尼亚审判，1964年（Rivonia Trial, 1964）

利比亚的媒体，1997年（media in Libya, 1997）

利比亚媒体，1992年（Libya media, 1992）

利比亚人民代表大会，1999年（Libyan Congress of the People, 1999）

联合国，1993年（UN, 1993）

联合国大会，1994年（UN General Assembly, 1994）

曼德拉罗兹基金会办公室的开幕，2000年（opening of Mandela Rhodes Foundation's offices, 2000）

美国众议院（US House of Congress）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峰会，1997年（SADC summit, 1997）

南方共同市场峰会，1998年（Mercosur summit, 1998）

南非工会大会的集会，1994年（COSATU congress, 1994）

南非广播公司的采访（interview with the

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瑞典国会，1999年（Swedish Parliament, 1999）

胜选（election victory）

实施宪法（adoption of Constitution）

索韦托起义周年，1994年（anniversary of Soweto Uprising, 1994）

谈贝壳屋射杀事件（on Shell House shoot-ings）

谈布特莱齐（on Buthelezi）

谈因卡塔自由党（on IFP）

挑战因卡塔自由党返回议会（challenging IFP to return to Parliament）

委任起草（delegation of drafting）

乌姆拉济集会，1995年（Umlazi rally, 1995）

乌姆拉济演讲后的议会讲话（Parliament after Umlazi speech）

宪法法庭的就职典礼（inaugu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Court）

向高级警察指挥官讲话（top police command）

新情报总部的开幕式，1997年（opening new intelligence headquarters, 1997）

选为总统后在开普敦演讲（Cape Town speech after election as president）

选战，1999年（election campaign, 1999）

演讲的序言（prefaces to speeches）

议会讲话，1996年（Parliament, 1995）

议会上的告别演说，1999年（farewell speech to Parliament, 1999）

议会中谈公共部门（Parliament on Public Service, 1996）

由格威尔起草（drafted by Gerwel）

由内奇滕泽起草（drafted by Netshitenzhe）

由托鲁起草（drafted by Trew）

与阿非利卡人组织的会面（meeting with Afrikaner organisations）

与南非酿酒公司的告别采访，1999年（farewell interview with SABC, 1999）

预算讨论时向议会简报，1998年（briefing to Parliament at opening of budget debate, 1998）

在索韦托的多宗教信仰集会（multifaith service in Soweto）

在瓦尔曼斯特尔对民族之矛成员演说（Wallmansthal address to former MK members）

针对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的声明（statement on NP withdrawal from GNU）

针对温妮的状况的声明（statements on Winnie's position）

针对议会第三势力的公开演说（opening address to third session of Parliament, 1996）

针对与中国关系的声明（statement on Chinese relations, 1996）

针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报告的争论的公开演说（opening address in debate on TRC Report）

总统就职演说（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speech）

最后一次参加议会，1999年（final sitting of Parliament, 1999）

仪式、荣誉与致敬（CELEBRATIONS, HONOURS AND TRIBUTES）

70岁寿诞（seventieth birthday）

78岁寿诞（seventy-eighth birthday）

80岁寿诞（eightieth birthday）

非洲和平奖（Africa Peace Award）

温布利球场音乐会（Wembley concerts）

总统就职典礼（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著作（WRITING）

《重建与发展白皮书》前言（preamble to White Paper on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关于1997年与卡比拉会面的笔记（notes on Kabila meeting, 1997）

关于会谈的笔记（notes for meetings）

给德克勒克的信（letter to De Klerk）

《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

《清除障碍与面对敌人》（‘Clear the Obstacles and Confront the Enemy’）

谈安全架构（on security structures）

谈报纸（on newspapers）

谈成为总统（on becoming president）

谈传统领袖的角色（on role of traditional leaders）

谈对安哥拉的感激之情（on debt of gratitude to Angola）

谈德克勒克（on De Klerk）

谈法治（on rule of law）

谈犯罪率（on crime rate）

谈非国大缺乏经验（on ANC's lack of experience）

谈非国大选战（on ANC election campaign）

谈非国大政策文件（on ANC policy document）

谈非国大政府记录（on ANC government record）

谈非国大作为执政党的角色（on ANC's role as governing party）

谈格威尔（on Gerwel）

谈公民权（on citizenship rights）

谈国民党（on National Party）

谈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on National Party withdrawal from GNU）

谈国民议会的发言人（on Speaker of National Assembly）

谈哈尼的遇刺（on killing of Hani）

谈黑人记者（on black journalists）

谈经济（on economy）

谈夸祖鲁—纳塔尔暴力（on KwaZulu-Natal violence）

谈领导（on leadership）

谈马兰的逮捕（on Malan arrest）

谈媒体关系（on media relations）

谈媒体所有权（on media ownership）

谈民族之矛的战士（on MK fighters）

谈内阁遴选（on cabinet selection）

谈内奇滕泽（on Netshitenzhe）

谈任用女性（on appointment of women）

谈坦博的逝世和继任者（on Tambo's death and successor）

谈土地与住房（on land and housing）

谈前自由战士（on former freedom fighters）

谈选举（on elections）

谈选举前的安全问题（on security dis-cussions before elections）

谈议会地点（on Parliament location）

谈右翼对选举的威胁（on right-wing threat to elections）

谈与传统领袖的关系（on meetings with traditional leaders）

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on TRC report）

谈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on Organ）

谈种族隔离政权（on apartheid regime）

谈在监狱中的角色（on role in prison）

《总统岁月》（‘The Presidential Years’）

纳尔逊·曼德拉儿童基金（Nelson Mandela Children's Fund）

纳纳·马豪莫（Nana Mahomo）

纳斯雷克会议（Nasrec conference）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

1996年的峰会（summit, 1996）

1997年的峰会（summit, 1997）

成立（formation）

和平与合作区（Zone of Peace and Coope-ration）

莱索托军事干涉（Lesotho intervention）

曼德拉的位置（Mandela's position）

南非的角色（South Africa's role）

政策框架（policy framework）

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Organ）

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Zone of Pea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Atlantic）

南方共同市场（Común del Sur Mercosur, Mercado）

南非储备银行（South African Reserve Bank）

南非传统领袖大会（Congress of Traditional Leaders of South Africa, CONTRALESA）

南非防卫军（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 SADF）

阿非利卡人民阵线的将军们（generals form AVF）

并入南非国防军（merge into SANDF）

成员的再教育（re-education of members）

对纳米比亚难民的屠杀（massacre of Namibian refugees）

领导层（leadership）

曼德拉的讲话（Mandela's address）

与博塔的关系（Botha's relationship with）

与民族之矛会面（meetings with MK）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的简报（briefing on TRC）

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support for UNITA）

南非橄榄球联盟（South African Rugby Football Union, SARFU）

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 COSATU）

1994年的会议（conference, 1994）

对南非工会大会的反对（opposition to）

领导层（leadership）

内阁报告（cabinet briefing）

三方联盟（Tripartite Alliance）

与因卡塔的关系（Inkatha relations）

政策（policies）

南非工人联盟团结工会（United Workers Union of South Africa, UWUSA）

南非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South Africa, CPSA/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CP）

活动分子（activists）

解禁（unbanned）

老兵（veterans）

领导层（leadership）

内阁简报（cabinet briefing）

三方联盟（Tripartite Alliance）

《南非共和国国防白皮书》（White Paper on National Defence for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南非共和国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1996年的实施（adoption, 1996）

公开签署仪式（public signing ceremony）

临时宪法（interim）

落日条款（‘sunset clauses’）

起草（drafting）

南非广播公司（South Af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南非国防军（South African National Defence Force, SANDF）

成立（formation）

关于逮捕马兰的简报（briefing on arrest of Malan）

军事干涉莱索托（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esotho）

民族之矛的困难（MK difficulties）

捏造报告（report fabricated）

替换司令官（replacement of Chief）

语言（languages）

战略国防一揽子采购计划（Strategic Defence Procurement Package）

指挥委员会（Command Council）

整合与合理化（integr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南非教会理事会（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 SACC）

南非警察部（South African Police, 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SAP, SAPS）

重命名（renamed）

重组（reconstruction）

独立申诉署（Independent Complaints Directorate, ICD）

对曼德拉执行的安保细节（security detail for Mandela）

弗拉克普拉斯小组（Vlakplaas Unit）

国家犯罪信息管理中心（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e）

国家警察总监的任命（National Commiss-ioner appointments）

国家预防犯罪战略（N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y, NCPS）

领导层（leadership）

曼德拉的讲话（Mandela's addresses）

曼德拉的赞美（Mandela's praise for）

赦免申请（amnesty applications）

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

预算（budget）

支持因卡塔（support for Inkatha）

侦察要素（Detective component）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的简报（briefing on TRC）

南非联合阵线（South African United Front, SAUF）

南非全国编辑论坛（South African National Editors’ Forum, SANEF）

《南非时代》（South African Times）

南非税务局（South African Revenue Service）

南非跳羚队（Springboks）

南非特勤局（South African Secret Service, SASS）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 SANNC）

南非印度人大会（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 SAIC）

尼尔·巴纳德（Niël Barnard）

尼古拉斯·“芬克”·海索姆（Nicholas ‘Fink’ Haysom）

尼日利亚（Nigeria）

农村安全（Rural Safety）

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

卢图利（Luthuli）

P

P. W. 博塔/彼得·威廉·博塔（P. W. Botha, Pieter Willem）

安排与曼德拉密谈（arranging secret talks with Mandela）

逮捕马兰的通报（briefing on Malan arrest）

非国大会谈（ANC talks）

健康（health）

将军们的谋划（generals’ plot）

拒绝出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refusal to appear before TRC）

释放囚犯的谈判（negotiations for release of prisoners）

与曼德拉会面（meetings with Mandela）

遭非国大唾骂（reviled by ANC）

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 doctrine）

帕德里克·奥马利（Padraig O'Malley）

帕克斯·曼卡赫拉纳（Parks Mankahlana）

帕洛·乔丹（Pallo Jordan）

帕塞卡·恩科洛（Paseka Ncholo）

叛国审判（Treason Trial）

被告（defendants）

曼德拉被控告（Mandela accused）

所有被告宣告无罪（acquittal of all accused）

佩雷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

佩纽尔·马杜纳（Penuell Maduna）

皮克斯利·卡·伊萨卡·塞米（Pixley ka Isaka Seme）

皮埃尔·斯泰恩（Pierre Steyn）

珀西·优塔尔（Percy Yutar）

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Lyman）

Q

恰尔特·范德瓦尔特（Tjaart van der Walt）

前线国家（Frontline States）

乔·斯洛沃（Joe Slovo）

乔·恩兰拉（Joe Nhlanhla）

乔·莫迪塞（Joe Modise）

乔布·莫戈罗（Job Mokgoro）

乔尔·内奇滕泽（Joel Netshitenzhe）

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

乔纳森·希斯洛普（Jonathan Hyslop）

乔赛亚·古梅德（Josiah Tshangana）

乔治·毕佐斯（Bizos, George）

乔治·菲瓦兹（George Fivaz）

情报联合常委会（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全国编辑论坛（National Editors Forum）

全国传统领袖委员会（National House of Traditional Leaders）

全国接待委员会（National Reception Committee）

全国宗教领袖论坛（National Religious Leaders Forum）

R

R. W. 约翰逊（R. W. Johnson）

让我们共同建设的运动（Operation Masak-hane）

人民代表大会（Congress of the People）

布特莱齐的缺席（Buthelezi's absence）

老兵（veterans）

《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

《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

人民论坛（People's Forums）

若阿金·希萨诺（Joaquim Chissano）

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

S

萨巴塔·达林迪耶博（Sabata Dalindyebo）

萨基·马科佐马（Saki Macozoma）

萨利姆·莫泽尔（Saleem Mowzer）

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

萨尼·阿巴查（Sani Abacha）

萨特·库珀（Saths Cooper）

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

塞夸蒂三世国王（King Sekwati III）

塞夸蒂一世国王（King Sekwati I）

塞库库尼（Sekhukhune）

塞洛佩·泰马（Selope Thema）

塞奇瓦约（Cetshwayo）

三方联盟（Tripartite Alliance）

沙佩维尔大屠杀（Sharpeville Massacre）

纪念（commemoration）

历史（history）

曼德拉谈（Mandela on）

事件发生后写的诗（poem written after）

影响（effects）

商业反犯罪（Business Against Crime, BAC）

省级传统领袖委员会（Provincial Houses of Traditional Leaders）

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史蒂芬·劳弗尔（Stephen Laufer）

史蒂夫·班图·比科（Biko, Stephen Bantu）

史蒂夫·奇韦特（Steve Vukile Tshwete）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世界银行（World Bank）

世界宗教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市政机构法案》（Municipal Structures Act, 1998）

司法咨询委员会（Judicial Service Commission, JSC）

斯特拉·西卡乌（Stella Sigcau）

斯坦·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

苏珊·恩德洛武（Susan Ndhlovu）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所罗门·谢基索·普拉杰（Solomon Tshekisho Plaatje）

索韦托起义（Soweto Uprising）

《索韦托人报》（The Sowetan）

T

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

贝壳屋射杀事件（Shell House shootings）

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的关闭（RDP Office closure）

非国大主席（ANC president）

副总统（deputy president）

副总统的争议（deputy president questio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建事务（IMF restructuring issues）

继任问题（succession question）

经济事务委员会（committee on economic affairs）

就职为总统（inauguration as president）

开普敦的访问（Cape Town visit）

曼德拉的就职演说（Mandela's inaugu-ration speech）

南非特勤局（SASS）

谈国民党的退出（on National Party withdrawal）

谈和解（on reconciliation）

谈曼德拉对安全事务的关心（on Mandela's interest in security matters）

谈宪法起草（on constitution drafting）

谈政策（on police issues）

宪法事务（constitution issues）

协助撰写讲稿（helping with speech writing）

与曼德拉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Mandela）

与右翼将军们的谈话（talks with right-wing generals）

战略国防一揽子采购计划（Strategic Defence Procurement Package）

组阁讨论（cabinet formation discussions）

塔蒂祖鲁·西卡乌国王（King Thandizulu Sigcau）

塔米·马兹韦（Thami Mazwai）

特雷弗·哈德尔斯顿大主教（Archbishop Trevor Huddleston）

特雷弗·曼纽尔（Trevor Manuel）

财政部部长的任命（appointment as finance minister）

格威尔的任命（Gerwel's appointment）

经济计划中的角色（Economic Planning role）

曼德拉的指示（instructions from Mandela）

全国接待委员会（National Reception Committee）

谈财政部部长的任命（on finance minister appointment）

谈曼德拉（on Mandela）

谈内阁会议（on cabinet meetings）

议会地点争议（Parliament site issue）

特洛伊木马屠杀（The Trojan Horse Massacre）

滕巴·哈里·瓜拉（Themba Harry Gwala）

滕吉韦·姆廷措（Thenjiwe Mtintso）

土地法，1913年（Land Act, 1913）

托马斯·泰特斯·恩科比（Thomas Titus Nkobi）

托尼·霍林斯沃思（Tony Hollingsworth）

托尼·里昂（Tony Leon）

托尼·特鲁（Tony Trew,）

托因·埃根赫伊曾（Toine Eggenhuizen）

W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瓦利·穆萨（Valli Moosa）

万基战役（Wankie Campaign）

威尔莫特·詹姆斯（Wilmot James）

威尔逊·恩科塞（Wilson Ngqose）

威尔顿·姆夸伊（Wilton Mkwayi）

威廉·德维利尔斯（William de Villiers）

维克托韦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

曼德拉出狱（Mandela's release）

曼德拉在狱中（Mandela at）

为了一个民主的未来代表大会（Conference for a Democratic Future）

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

被视为有民粹主义倾向（identification with populist tendencies）

撤职（dismissal）

对民族团结政府的批评（criticisms of GNU）

对非国大道歉（apology to GNU）

给温妮的信（letters to）

监禁（imprisonment）

开除的挑战（challenge to dismissal）

起诉温妮（charges against）

袭击和绑架罪的审判（trial for assault and kidnapping）

羞辱（humiliation）

与曼德拉分居（separation from Mandela）

与曼德拉离婚（divorce from Mandela）

在曼德拉获释后的生活（life after Mandela's release）

支持者（supporters）

文森特·马法伊（Vincent Maphai）

沃尔菲·科迪什（Wolfie Kodesh）

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

出狱（release from prison）

对班图斯坦的看法（view of Bantustans）

继任问题（succession question）

监禁（imprisonment）

卢萨卡会议（Lusaka conference）

曼德拉对西苏鲁的看法（Mandela's view of）

年龄（age）

批准内阁名单（approval of cabinet positions）

谈曼德拉（on Mandela）

为了一个民主的未来代表大会（Confer-ence for a Democratic Future）

影响力（influence）

与曼德拉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Mandela）

武林德莱拉·图陀·恩达马塞（Vulindlela Tutor Ndamase）

乌尔巴尼亚·莫托彭（Urbania Mothopeng）

X

西菲索·祖鲁（Sifiso Zulu）

西菲索·恩卡宾德（Sifiso Nkabinde）

西菲韦·尼安达（Siphiwe Nyanda）

西昆加蒂（Siqungati）

西伦科·索库帕（Silumko Sokupa）

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

非国大秘书长（ANC secretary general）

副总统的考量（deputy presidency question）

继任的问题（succession question）

履历（career）

全国接待委员会（National Reception Committee）

现身（appearance）

制宪议会（Constitutional Assembly）

西南非洲民族联盟（South West African National Union, SWANU）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 People's Organisation, SWAPO）

西普里安·贝库祖鲁·卡·所罗门（Cyprian Bhekuzulu kaSolomon）

西扎克莱·西赫达谢（Sizakele Sigxashe）

茜茜·古尔（Cissie Gool）

悉尼·穆法马迪（Sydney Mufamadi）

安全与安保部部长（minister of safety and security）

背景（background）

对重建与发展计划办公室的回忆（memories of RDP office）

对非国大—因卡塔关系的回忆（memories of ANC-Inkatha relations）

对将军们与曼德拉讨论的回忆（memories of discussions between generals and Mandela）

对曼德拉的回忆（memories of Mandela）

内阁咨询（cabinet consultations）

省级和地区政府部部长（minister of

provincial affairs and local govern-ment）

在和平进程中的角色（peace process role）

锡安教会（Zion Christian Church, ZCC）

锡波利洛战役（Sipolilo campaign）

夏莱恩·亨特—高尔特（Charlayne Hunter-Gault）

宪法法庭（Constitutional Court）

宪法第九章机构（Chapter Nine Institutions）

消极抵抗运动（Passive Resistance Campaign）

辛括瓦纳·马尔加斯（Singqokwana Malgas）

欣察国王（King Hintsa）

《星报》（The Star）

《星期日独立报》（Sunday Independent）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休·马塞凯拉（Hugh Masekela）

绪方贞子（Sadako Ogata）

Y

亚布拉尼·诺贝尔曼·恩杜马洛（Jabulani Nobleman Nxumalo）

亚弗塔·卡拉比·梅思默拉（Jafta Kgalabi Masemola,）

亚历克·欧文（Alec Erwin）

亚瑟·查思卡尔森（Arthur Chaskalson）

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雅各布·盖德莱伊莱基萨·祖马（Jacob Gedleyihlekisa Zuma）

非国大副主席（ANC deputy president）

继任问题（succession question）

罗本岛的狱友（Robben Island alumnus）

曼德拉对其的观点（Mandela's view of）

批准挑选内阁名单（cabinet selection approval）

与右翼将军们会谈（talks with right-wing generals）

与传统领袖共事（work with traditional leaders）

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

雅努什·瓦卢斯（Janusz Waluś）

伊莱亚斯·莫措阿莱迪（Elias Motsoaledi）

伊雷妮·布特莱齐（Irene Buthelezi）

伊斯梅尔·穆罕默德（Ismail Mohamed）

因德雷斯·奈杜（Indres Naidoo）

因德洛武卡齐（iNdlovukazi）

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 IFP）

安全部队的支持（support from security forces）

暴力（violence）

贝壳屋射杀事件（Shell House shootings）

军事训练（military training）

领导层（leadership）

曼德拉的威胁（Mandela's threat towards）

曼德拉的演说（Mandela's speech）

内阁位置（cabinet positions）

起源（origins）

三党执政的建议（ruling troika suggestion）

宪法问题（constitution issues）

选战（election campaign）

与非国大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ANC）

与国民党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National Party）

与南非传统领袖大会的关系（CONTRA-LESA relations）

在民族团结政府中的角色（role in GNU）

议会大楼（Parliament building）

英格丽·琼蔻（Ingrid Jonker）

影响力（influence）

《映像报》（Beeld）

优素福·达杜（Yusuf Dadoo）

尤金·德科克（Eugene de Kock）

尤金·特雷布兰奇（Eugene Terre'Blanche）

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AWB）

阿非利卡人家园问题（volkstaat issue）

暴力（violence）

对曼德拉的看法（view of Mandela）

《邮政卫报》（Mail & Guardian）

于尔根·克格尔（Jürgen Kögl,）

约翰·S. 姆比蒂（John S. Mbiti）

约翰·比勒陀利乌斯（John Pretorius）

约翰·恩卡迪蒙（John Nkadimeng）

约翰·范德梅韦（Johan van der Merwe）

5, 149, 179, 181–2, 226

约翰·海恩斯（Johan Heyns）

约翰·卡林（John Carlin）

约翰·克里格勒（Johann Kriegler）

约翰·兰加利巴莱·杜贝（John Langalibalele Dube）

约翰·斯瓦特（Johan Swart）

约翰尼斯·兰泰特（Johannes Rantete）

约翰逊·姆兰博（Johnson Mlambo）

约瑟夫·基奥莱（Joseph Chiole）

Z

扎克·德比尔（Zach de Beer）

扎米拉（Xhamela）

扎内西韦·桑迪莱国王（King Zanesizwe Sandile）

扎内勒·姆贝基（Zanele Mbeki）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詹姆斯·菲利普斯（James Phillips）

詹姆斯·格雷戈里（James Gregory）

詹姆斯·莫特拉齐（James Motlatsi）

詹姆斯·塞贝·莫罗卡（James Sebe Moroka）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

报告（report）

参与的情况（participation issues）

地位（status）

对委员会的回应（responses to）

广播报道（radio coverage）

曼德拉的支持（Mandela's support）

目标（objectives）

建立（established）

赦免申请（amnesty applications）

授权调查条款（terms of reference）

听证会（hearings）

图图的角色（Tutu's role）

政治、国防和安全机构（Organ on Politics, Defen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Organ）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

制宪议会（Constitutional Assembly）

种族关系研究院（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准备执政：为了一个民主南非非国大执政指南》（Ready to Govern: ANC Policy Guidelines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朱莱斯·布劳德（Jules Browde）

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

泽法尼亚·莫托彭（Zephania Mothopeng,）

自由党（Liberal Party）

增长、就业和再分配（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GEAR）

自由广播电台（Radio Freedom）

《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

阿列克斯·拉·古马的作品（La Guma's work）

对南非的愿景（vision of South Africa）

非国大的政策文件（policy document of ANC）

复本分发给阿非利卡人（copies distributed to Afrikaners）

实施（adoption）

其中的观点（ideas in）

自由阵线（Freedom Front）

《阿非利卡人自决协议》（Freedom Front Accord on Afrikaner Self-Determination）

参与政府的讨论（discussions on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成立（formation）

关于逮捕马兰的报告（briefing on Malan arrest）

领导层（leadership）

目标追求（pursuit of objectives）

选举（elections）

议会的批评（criticisms of Parliament）

《自由周报》（Vrye Weekblad）

总统审查委员会（Presidential Review Commission, PRC）

总统信托基金（Presidential Trust Fund）

总统优先项目（Presidential Lead Projects）

佐尔·姆森蒂（Zole Msenti）

佐拉·斯奎伊亚（Zola Skweyiya）

佐薇·薇康姆（Wicomb, Zoë）

1.《不敢懈怠》第三稿原始手稿中的一页。曼德拉的私人秘书泽尔塔·拉·格兰治与她的团队将手稿打印出来，然后曼德拉在她的打印稿上批注或手书全新的一稿。一些章节以这种方式几易其稿。

2.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从监狱获释后在开普敦市政厅向民众发表演说。“我站在你们面前，不是作为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谦恭的仆人，”他说，“是你们不知疲倦的付出和英勇的牺牲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余生交到你们手上。”

3. 1990年2月13日，获释两天后，在索韦托第一国民银行体育场为他举行的欢迎回家的集会上，曼德拉与他当时的妻子温妮·曼德拉高唱歌曲《天佑非洲》。超过10万人参加了这一集会，聆听他的演讲。

4. 1990年，曼德拉在纽约的联合国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上发表演说，要求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继续针对南非的制裁，直到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联合国在1993年10月解除了从1962年起对南非进行的经济制裁。

5. 1991年1月，敌对的两党——因卡塔自由党和非国大——双方的领导人曼戈苏图·布特莱齐和纳尔逊·曼德拉举行会见，并就达成停止政治暴力的联合和平协议发表了声明。这幅发表在《德兰士瓦人报》（Die Transvaler）上的漫画暗示，这两位领导人心中对对方的看法并非如表面那样宽容。

6. 1994年选战期间，曼德拉写道：“对于黑人多数来说”，即将到来的选举“意味着一个梦想的诞生”。曼德拉与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曼戈苏图·布特莱齐和德克勒克总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因卡塔自由党在最后时刻加入南非首次民主选举，当时距1994年4月的投票仅有数周。

7. 1993年4月19日，曼德拉和沃尔特·西苏鲁在索韦托第一国民银行体育场向著名政治活动家克里斯·哈尼的棺木致哀。哈尼的遇刺几乎导致南非内战。在一次电视讲话中，曼德拉要求国民有尊严地行动，并重新使自己回到为民主体制奋斗的道路上。

8. 1994年，在金伯利附近的盖尔施瓦（Galeshewe）体育场举行的一次选举集会上，曼德拉向群众致意。长期担任曼德拉贴身保镖的姆兹万迪莱·维纳说，当曼德拉身处群众中时，他不可预测的行动成为负责安保细节的警卫人员的噩梦。“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9. 1994年选战期间，曼德拉写道：“对于黑人多数来说”，即将到来的选举“意味着一个梦想的诞生”。

10. 1994年4月27日，曼德拉于伊南达镇的奥兰治高中第一次投票。这一地点靠近非国大首任主席约翰·杜贝的墓地。

11.在这幅刊登在《索韦托人报》的漫画中，画家南达·苏本（Nanda Soobben）将曼德拉就职的大肆宣传和激动与他的选民对基本需求的期待并置在一起。

12. 1994年5月10日，在比勒陀利亚，已与第二任妻子温妮分居的曼德拉，在女儿泽纳妮·德拉米尼的陪同下，出席了就职仪式后的午宴。

13. 1994年5月10日，在比勒陀利亚联合大楼，曼德拉站在他的两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左）和离任总统德克勒克——中间。

14.首届民主议会开幕当天，在开普敦泰因海斯总统办公室外，曼德拉与议员（从左到右）西里尔·拉马福萨、扎内勒·姆贝基和她的丈夫塔博·姆贝基副总统、弗里恩·金瓦拉议会主席、科比·库切——他担任参议院主席到1997年，以及德克勒克副总统。

15.曼德拉与部分首届内阁成员和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图中他的右边是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曼戈苏图·布特莱齐，左边是副总统塔博·姆贝基。

16.《不敢懈怠》手稿第五章中的一页。他在其中列出了民族团结政府内阁成员的名字，以表明他的名单对不同民族群体具有充分代表性。这是为了回应对非国大的指责，认为非国大主要考虑非洲黑人。“我们国家中有一些公众人物，顽固不化，仍然为这种卑鄙的宣传摇旗呐喊”，他写道。

17.与非国大主席办公室主任杰茜·杜阿尔特。

18.与民族团结政府的住房部长乔·斯洛沃。

19.与特雷弗·曼纽尔，他后来成为南非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

20.与总统办公室主任杰克斯·格威尔“教授”。

21.在议会与其老朋友、前狱友和政治顾问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交谈。

22.曼德拉是一位高产的手写记事者，会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会议内容。这是1996年12月30日与南非警察总署官员举行会议情况的日记。

23. 1995年，曼德拉总统到P. W.博塔在维德尼斯的家中拜访了这位种族隔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被称为“大鳄鱼”的南非前总统。

24. 1995年，作为和解的积极实践者，曼德拉来到被称为“只有白人”的奥拉尼亚镇贝齐耶·维沃尔德的家中拜访，她是被称为“种族隔离设计师”的H. F.维沃尔德博士的遗孀。

25. 1996年12月10日，在沙佩维尔签署南非共和国宪法。中间站立者为西里尔·拉马福萨，左一为莱科瓦尔（LekoaVaal）市政委员会的尤努斯·查姆达（Yunus Chamda）市长。

26.在比勒陀利亚名为“自由神”的总统官邸，曼德拉将其重新命名为“新的黎明”，在聪加语中字面意思为“正在洗澡的象群”。

28.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白宫。曼德拉利用其与国际领导人的私交来影响谈判和冲突化解。

27. 1995年2月10日，与狱友重聚时，曼德拉在他原先被关押的囚室中。

29.与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曼德拉坚持要卡斯特罗参加其就职典礼。

30.这是第六章原始手稿中的一页。在描述他的朋友和前律师事务所的伙伴奥利弗·坦博之前，曼德拉评论道，非国大一直拥有这样的成员，他们甘愿留在幕后，而指导更年轻的成员去发挥领导作用。后来，他插入一段文字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西苏鲁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我们在解放运动或政府中占有何种位置，都始终对他心悦诚服的原因。”

31. 1996年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法国国庆阅兵式上，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

32.与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

33. 1999年丹麦哥本哈根，与格拉萨·马谢尔、丹麦玛格丽特女王二世和亨里克亲王。

34. 1996年伦敦，与伊丽莎白女王二世，沿着林荫路到白金汉宫。

35. 1999年与沙特阿拉伯班达尔·本·苏尔坦亲王和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

36. 1997年与格拉萨·马谢尔在希思罗机场。1986年格拉萨·马谢尔的前夫、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去世时，曼德拉从狱中向她发出唁函，随后他们开始通信。他们在1998年曼德拉80岁生日时结婚。

37.曼德拉坚持自己完成许多琐碎的个人事务，甚至到了在旅馆中自己整理床铺和在总统专机上自己擦皮鞋的程度。“他在场的地方，你完全不能乱扔东西，”他的遗孀格拉萨·马谢尔说，

“他到哪里，每一件东西都必须摆放有序……无法挑剔的整洁。”

38.这一页来自《不敢懈怠》第六章的手稿，他在其中解释，由于种族隔离制度下法律机构的腐败和非人道行为，他“利用每一个机会”在新的民主南非“促进对法律和秩序以及司法制度的尊重”。

39.在一次三国橄榄球系列赛中与泽尔塔·拉·格兰治。她为曼德拉工作了19年，开始是他的私人秘书，后来作为他的助手、发言人以及退休后的办公室主任。

40. 1997年曼德拉与格拉萨·马谢尔访问波尔斯穆尔监狱，与一些据称遭到人身侵犯的罪犯会面。曼德拉自己早年曾在这所监狱中被监禁了10年。

41.在南非赢得1995年橄榄球世界杯之后，在约翰内斯堡埃利斯公园体育场与跳羚队队长弗朗索瓦·皮纳尔（Francois Pienaar）。曼德拉头戴跳羚队球帽，身着跳羚队球衣的姿态赢得了成千上万阿非利卡人的心。

42. 1997年12月20日，在马菲肯举行的非国大第50次全国大会上，曼德拉从非国大主席的位置上退下，交班给塔博·姆贝基。在会议的闭幕式上，他说：“我期盼这样的时光：可以沐浴着阳光醒来，平静安宁地漫步在我家乡库努的丘陵与峡谷之中。”

43. 1998年，在比勒陀利亚接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提交的报告。委员会调查了1960—1994年间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了解到人们对于调查过程的疑虑，曼德拉承认报告有不完善之处，但坚持要在国家层级承认过去的罪行。

44. 1995年圣诞节，问候家乡库努的孩子们。1993年，曼德拉在向理查德·斯滕格尔描述库努时说：“那里的人民，你知道，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当我听到他们说话，我变得……如此高兴。他们的行为方式，使我想起了我的年轻时代。”

45. 1995年，在比勒陀利亚启动纳尔逊·曼德拉儿童基金时与学生们谈话。医疗保健和教育是曼德拉的主要关切，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将工资的三分之一捐赠给了这项基金。

46. 1995年，曼德拉访问布里茨（Brits）的欧卡西（Oukasie）镇，年轻人在欢迎他们的英雄，曼德拉则伴着一支本地乐队的乐曲展示了他著名的“马迪巴舞步”。

47.永远在与公众的互动中重获能量。图为1996年曼德拉在汉诺威公园拥抱一位汉诺威日间医院（Hanover Day Hospital）的职员。

48.退休之后，曼德拉成为艾滋病觉醒运动非洲主要的推动者之一。图为1998年曼德拉在支持艾滋病觉醒运动的红丝带集会上讲话。

49.1999年3月26日，开普敦议会上，曼德拉在南非首个民选议会发表完卸任总统前的最后一次演说之后，受到全体起立鼓掌。

50.在这幅由扎皮罗（Zapiro）绘制的漫画中，随着南非第一位民选总统在1999年3月卸任，“曼德拉时代”的太阳落山了，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集体发出了伤感的叹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 /(美) 巴巴拉·塔奇曼 (Barbara W. Tuchman)著 ; 何卫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9.3

（理想国译丛）

ISBN 978-7-5426-6492-1

Ⅰ. ①圣… Ⅱ. ①巴… ②何… Ⅲ. ①英国－历史－研究②巴勒斯坦－历史－研究 Ⅳ. ①K561.07②K38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1832号

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

【美】巴巴拉·塔奇曼 著　何卫宁 译

责任编辑 / 殷亚平

特约编辑 / 黄　燕　王家胜

装帧设计 / 陆智昌

内文制作 / 李丹华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地　　址　（200030）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

邮购电话　021-22895557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65mm×635mm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22.5

书　　号　ISBN 978-7-5426-6492-1/K.499

定　　价　78.00元（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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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理想国译从序

序言（1983—1984年版）

前言

第1章 起源：公认的神话

第2章 不列颠的使徒：亚利马太的约瑟

第3章 “耶路撒冷啊，我们站在了你的大门内”：朝圣的浪潮

第4章 十字军东征

第5章 英译《圣经》

第6章 黎凡特的商业冒险家

第7章 几乎成真的预言：清教徒的英格兰和以色列的希望

第8章 宗教低潮期：世俗智者的统治

第9章 东方问题：叙利亚的帝国之争

第10章 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愿景：信奉英国国教的以色列

第11章 帝国航线上的巴勒斯坦

第12章 犹太人登场：“我不为己，谁来为我？”

第13章 涌入圣地

第14章 迫近：迪斯累里、苏伊士、塞浦路斯

第15章 秃鹰合围：土耳其苏丹的困境

第16章 赫茨尔和张伯伦：第一份领土许诺

第17章 结局：贝尔福宣言和巴勒斯坦托管

后记：梦想的破灭

参考文献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纪念我的父母

阿尔玛·摩根索和莫里斯·沃特海姆

“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无其他问题如此深深植根于过去。”

——皇家巴勒斯坦调查委员会报告，1937

序言（1983—1984年版）

在以色列复国的激励之下，我开始致力于写作这本书，那是35年前的1948年，首次出版则要等到八年后的1956年。从酝酿到面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一部分原因是我要分神去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于1948年；另一部分原因是书稿完成后，出版商不愿冒险去出版不知名作者写的相当陌生的专题。不知名作者写的未有先例的作品，很难找到热心为之投入精力的出版商。最后，纽约大学出版社决定冒险为我出书，由于他们对我的信心，这才有了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要在此记录下对他们的感谢。

在同一片土地上，原来的民族，操着原有的语言，在经历一千九百年的流散之后，以色列复国了，这在我看来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事件。我找不到任何可类比的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犹太人的历史都是很独特的，他们是西方的历史渊源，赋予了西方一神教和伦理传统，今天西方主流宗教的创始者也是他们送来的，但他们自己却被迫背井离乡，失去了祖国，遭受着无休止的迫害，甚至于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差点被种族灭绝，此后才戏剧性地实现了从来没有放弃过的返回故土的梦想。回望这段奇异的历史，你必然会感觉它包含了人类历史的某种特殊意义，必然会认为犹太人是以某种方式被挑选出来讲述人类命运故事的主角，无论你是信神或是信命。

我自幼主要兴趣就在历史上，从小就把能写一本书视为最辉煌的成就，此时我突然有了可写的主题。我的主题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因为我不具备足够的语言和背景知识；但关于那个正式将巴勒斯坦向犹太人重新开放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历史根源问题，我觉得我是能处理好的。我比较熟悉英国历史，至少知道到哪里去找资料，这部分内容在我能处理的范围之内。有经验的学者可能不愿意把写作的时间跨度从青铜时代一直延伸到贝尔福时代，可我没有什么顾虑，我只是不知畏惧地一头扎入历史之中。后来有评论家说我敢这样是因为我是自学成才的缘故。

或许我应该解释为什么没有写巴勒斯坦长达30年的托管期——一直延续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又为什么在度过了30年的动荡岁月之后，仍然没有把这段历史补齐。个中缘由基于我眼中历史学家的功能。写历史的人做不到绝对客观，除非人可以断绝独立的观点、情感和判断。但至少应该尽可能地保持距离。就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命运而言，我无法在情感上超然物外。这对记者来说可能是允许的，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记者要强烈地表达拥护或反对，但历史学家不能这样工作。在出版社的要求下，我确实试过写到1948年托管期结束，但我发现我的行文充满火药味。英国背叛了他们建立民族家园的初衷，违背了白皮书的政策，与阿拉伯人共谋，强行阻拦“出埃及”号并向在塞浦路斯新建的拘留营里填满逃离希特勒的犹太人，最后在撤离时鼓励阿拉伯人发动针对以色列人的攻击，这些事说起来无法不让我义愤填膺。历史学家不适合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我为这段历史写的部分与本书的其他部分完全不一致，破坏了本书的整体价值。我放弃了这一部分，并维持了在1918年结束这一最初安排。

1948年以后，国家和领土使犹太民族的状态发生了两个转变。他们自公元70年之后第一次不再流浪，不再背井离乡，不再是外国土地上的寄居者。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和主权，这使他们发生了变化。他们有能力为自己谋利益了，可以制定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即使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国家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至少在做自己的主人，就如同他们的祖先摩西和马加比（Maccabees）一样。

这种变化反映在背井离乡的犹太人的地位上，并不是非犹太人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而是犹太人对自己的态度改变了，这一点很重要。以色列的主权，给了犹太人尊严、信心和自尊，让他们挺直了腰板，无论他们在哪里生活。在长达20个世纪中，犹太人没有国家的保护，他们是任人迫害的对象，如今不是了，这倒不是因为反犹太主义将会消失——仍然会有社会由于各种原因受到扰动，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恨，拿犹太人出气——而是因为犹太人不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了。懦弱和无助引来迫害，但自从犹太人再次拥有了主权，以色列国内外的犹太人便获得了自卫的勇气和信心。

第二个转变是负面的，建国的必然结果是使犹太国变得像其他国家一样。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卫，犹太人必须利用这个世界通行的办法，仰赖武力去抵御邻居的武力威胁。没有条件实现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那种建立一个富饶、和平的国家的梦想。由于生存受到威胁，以色列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比周围的敌人更有效地使用武力。这引发了各国的道德愤慨，就好像以色列向国际关系和人类事务中引入了什么新的暴行一样。以色列人在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引发了健忘的美国人的谴责，他们忘了当年自己是如何在毫无生存之忧的情况下定居进而吞并得克萨斯的。

生存一直是犹太人的最高原则，因为有犹太十支派的流散，有犹太圣殿的第一次倒塌，有巴比伦流亡、罗马人的征服、第二次流亡，以及贯穿多个世纪的基督教的长期敌视和迫害。在以色列终于获得再生的今天，这个原则恐怕不会被舍弃，即使哈科沃·蒂梅尔曼捶胸顿足。变成正常国家是一个悲剧，但这是为防止以色列消失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再次消失是更大的悲剧。

巴巴拉·塔奇曼

于科斯科布，康涅狄格州

1983年6月

前言

英国在以色列复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起源是本书的主题。英国支持以色列复国有两个动机，一个是宗教的，另一个是政治的。宗教的动机是向创造《圣经》的民族偿还良心债；政治的动机是帝国战略要求英国必须占有这块土地。1917年，英国人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发现面对的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棘手的领土。英国可以直接夺取巴勒斯坦，不必顾忌谁是其古代宗主，但英国人没有这样做。就在艾伦比（Allenby）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英国人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这个宣言表达了一种怪异的态度——犹太人可以自由地回到那片土地定居。作为征服者对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的自愿承诺，这份宣言创造了一种新型保护国关系。后来，虽然这份宣言被发起人所摒弃，但它却导致一个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一个丧失主权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国家又重现了。

巴勒斯坦这片圣土，是西方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发源地，其历史之复杂使得其绝不能像英国管理其他征服地一样以一种“心不在焉”的态度进行征服。历史上，这片土地是众多民族的战场——希伯来人和亚述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罗马人和叙利亚人，撒拉逊人和法兰克人，土耳其人和欧洲人。人类为巴勒斯坦流的血，比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正如寇松勋爵*所说，对信奉基督教新教的英格兰来说，它是“地球上最神圣的土地”，是基督教经文的诞生地，是十字军东征之地，是“我们埋入教堂墓地后脸要朝向的那片土地”。［1］不仅如此，这片土地是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线，是三个大陆交汇的桥头堡，是帝国战略的焦点，保卫苏伊士运河的战略要地，通往印度和摩苏尔油田的必经之地。

显然，巴勒斯坦注定是大英帝国的囊中之物。然而，为什么英国要在即将得手的时候加上《贝尔福宣言》呢？用帝国思维难以解释这一点。远在不列颠成为帝国之前，甚至于在成为海上强国之前，不列颠人对巴勒斯坦就形成了一种依恋，形成这种依恋的原因，是精神的、感情的、伦理的、宗教的，或统称为文化的。在这些文化因素中，英译《圣经》及其对未来的预言是最重要的因素。《圣经》是一本史书，记述了希伯来人的历史和被希伯来人排斥的先知的历史，但按照托马斯·赫胥黎†的形容，《圣经》被英国人采纳并当作“英国人的史诗”。［2］此后，可以说英格兰的一只脚就踏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了。另一只脚，因帝国的需要，也必须踏上来。1830年，爆发了“东方危机”，英国的这种需要变得很明显。到了1917年，这种需要又被一位作家总结为“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形势的迫切逻辑”［3］。

本书试着回溯上述两个动机的本源和发展历程。这两个动机，一个是文化的，另一个是帝国的；一个是精神的，另一个是物质的。简言之，就是回溯《圣经》和“利剑”是如何使英国最终实现对巴勒斯坦托管的。帝国方面的动机是很容易便能加以追踪的，因为它是基于地理、时间、战役、协约及权力政治方面的客观事实。另一个动机的基础比较松散：神话、传说、传统和理念。尽管如此，这些方面的线索在历史的脉络中、在驱动政府和国家行为方面同样重要。正如特纳（Turner）教授所言，“历史源自神话”，此后变成了“社会的记忆”，当人们想为自己当前的行动和信念找理由时可以加以利用。［4］

如果不是为了遵循时间次序，这本书本来可以采取倒叙的方式，就像一本侦探小说那样，从结局说起，然后追踪至犯罪的原始动机。这种倒叙的写法不会使读者误认为本书前面几章谈到的情况必然导致本书的结局，实际上这些情况确实不代表某种必然性。当时许多国家与英国一样同巴勒斯坦保持着类似的关系。法国在十字军东征中发挥了比英格兰更大的作用。德国进行的宗教改革和《旧约》教化同样深刻。荷兰与黎凡特‡的贸易量更大，并先于英国为犹太人提供庇护。把英国历史上与巴勒斯坦相关的各种事件、矛盾和影响收集在一起加以描述，目的不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想说明它们都在“社会的记忆”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最终才导致英国对以色列人复国的支持。在1830年前，这个最终结果并不是必然的。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 Shaftesbury）的冒进，标志着迈向这一结果的逻辑进程的开始。到了1874年至1878年间，迪斯累里（Disraeli）获取了苏伊士运河和塞浦路斯，这可能使武力征服巴勒斯坦变成必然。此后，再无回头的可能。

1918年，艾伦比将军进入耶路撒冷，实现了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ed）的未竟事业。但这次胜利不意味着以色列的复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理查的尝试——如果基督教没有提供对这片圣土的依恋之情的话——艾伦比根本不可能成功。有一件事，既奇怪，又讽刺——犹太人收复家园，部分是依靠他们送给非犹太人的宗教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我们这个时代，贝文§尽全力想取消《贝尔福宣言》，这是历史上无法涂抹掉的悲剧。考虑到犹太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们也许能把贺瑞斯·普伦基特爵士¶庄严地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说的一句话用在以色列身上：“这是一件英国人想牢记，但爱尔兰人想忘却的事。”［5］

历史上，巴勒斯坦的占领者总是遇到灾难，犹太人的遭遇就是首例。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打败了所有的占领者。如今，这片土地最初的占领者又回来了，也许上述诅咒就要失灵了，或许这块历史上最有名气的土地终于该有和平了。

*　寇松勋爵（Lord Curzon，1859—1925），英国政治家，曾任印度总督（1899—1905）、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译注

†　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英国博物学家、教育家。——译注

‡　Levant，地中海东部自土耳其至埃及地区诸国。——译注

§　贝文（Ernest Bevin，1881—1951），英国政治家。参与组织和领导英国1926年大罢工，1940年起先后任劳工大臣和外交大臣。——译注

¶　贺瑞斯·普伦基特爵士（Sir Horace Plunkett，1854—1932），英裔爱尔兰农业改革家。 ——译注

［注释］

［1］Speech opening a Palestine Exhibition at Basingstoke, 1908, reprinted in Subjects of the Day, Earl Curzon of Kedleston, London, 1915.

［2］Quoted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V, chap. II, 49.

［3］Herbert Sidebotham 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November 22, 1915.

［4］Preface to Great Cultural Traditions, Ralph Turner, New York, 1941.

［5］Quoted by D. C. Somervell in his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London, 1954, p. 204.

第1章　起源：公认的神话

1.寻找祖先

“我们关注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园。这话我说过，以后我还照样说。”

说话人是英国人，约克大主教威廉·汤姆逊博士（Dr. William Thomson），这番话是他在1875年于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做演讲时说的。接着，他解释了为什么巴勒斯坦是他的家园，因为他从那里获得了“赖以生存的法律”和“我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1］显然他在说《圣经》，这是一本有关希伯来人及其先知的书。后来，正如托马斯·赫胥黎所言，这本书成为了“英国人的史诗”。

几千年以来，英国人一直向往着巴勒斯坦，寻找自己的根源，就好像大马哈鱼从大海洄游自己的出生地一样。远在现代考古学提供科学答案之前，英国人就隐约感到自己的祖先来自东方。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就是寻找祖先——或许是先找上帝，再找祖先。人自从有了思想之后，就一直在猜测祖先是谁，给祖先画像，给祖先编故事。在英国人的想象中，自己的祖先具有双重人格，混合了特洛伊人埃涅阿斯（Aeneas）的孙子布鲁特斯（Brutus）与挪亚（Noah）的孙子歌篾（Gomer）的人格特质。简言之，英国人的祖先是古典希腊罗马神话和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传说的合成品，是从人类文明的摇篮小亚细亚迁徙而来的民族。

这些为英国人画像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想象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有趣的是，几个世纪之后，人类学家从所收集到的头骨形状、头发颜色、燧石碎片，发现不列颠的祖先确实来自上述地区。可以说在凯尔特人迁入不列颠之前，不列颠的居民即使不是来自中东，也应该是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寻找英国祖先的成果仅是一具石器时代的人体骨骼，它蜷曲着身体，躺在被挖掘开的地穴中，是那么的沉默，那么的裸露。

他是谁？从何处来？民间传说先于考古学找到了答案。不列颠的祖先来自小亚细亚，那是个遥远的、令人感到飘忽不定的地方，在大洪水之后，挪亚这家人就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始为世界繁衍后代。当然，民间传说不是科学事实，但科学事实并非想有就有。真理是可以证实的事实。当真理还难以获得的时候，民间传说必然挺身而出。历史学家约翰·莫里斯－琼斯爵士（Sir John Morris-Jones）曾经把民间传说定义为“对过去的通俗叙述”［2］。他还补充说，民间传说“是有待我们分析和解释的数据”。所以，民间传说往往比事实更能影响国家的行为。国家的历史支配国家当下的行为——这里的历史指国民所相信的历史。历史，按照拿破仑的精辟说法，“是公认的神话”。

不列颠神话的起点是布鲁特斯、歌篾以及他俩的祖父埃涅阿斯和挪亚的传奇轶事。埃涅阿斯这个人，真的生活在特洛伊城吗？挪亚真的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某地？谁有答案？但我们能说，从据说是埃涅阿斯和挪亚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上，走出了大批移民，他们迁徙到了西方。也许在凯尔特人迁入不列颠群岛之前，在不列颠岛的原住民中仍然流传着他们东方祖先的轶事和传说。所以，有关布鲁特斯和歌篾的神话，可能跟考古学家提出的理论有同样可靠的基础。而考古学家做出的结论与神话也相去不远。

无论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初期，就是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不列颠完成了向基督教的第二次皈依，这时有关不列颠的神话开始成形。在公元后的头三个世纪里，罗马人占领了不列颠，不仅带来古典神话，还带来了一种源自东方的新宗教，这就是犹太—基督教。新宗教在凯尔特人中间广泛传播，形成了稳固的信众基础，熬过了公元410年罗马人的撤退和接下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异教涌入。与此同时，不列颠人，至少其中与罗马官僚有直接接触的人学会了拉丁文，熟悉了拉丁通行本《圣经》（Vulgate）。英格兰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文章（由不列颠人所作，而非罗马人）是吉尔达斯（Gildas）的书信（Epistle），这篇大约写于公元550年的文章，显示出作者对《旧约》十分熟悉。吉尔达斯的故事讲述了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对他的同胞的进攻，而且还把这些人的进攻与亚述人和非利士人对古代以色列人的蹂躏相提并论。每打完一仗，他就引用《旧约》进行比较，每一页都有对《摩西五经》、《先知书》或《诗篇》的引用。

二百年之后，英国历史之父尊者比德（Venerable Bede），对不列颠民族的起源提出一些谨慎的推测。他说不列颠的始祖来自西徐亚（Scythia），古代地理学家用这个地名称呼黑海沿岸地区。这里的人认为亚拉腊山（Ararat）是挪亚方舟登陆的地方，世界上的种族都源自挪亚的后裔。比德说，一个来自那个地区、名叫坎布里（Cymbri）的部落，是不列颠的最早定居者。［3］在寻找不列颠最古老居民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坎布里这个来自东方部落的名字，或是凯布里、赛布里等上百种其他拼法。根据现代人类学家的说法，这是个真实存在过的部落，出现在欧洲的北部，与条顿部落相伴，有些部落成员在高卢定居下来，另外一些则去了不列颠岛。

比德关于布鲁特斯和挪亚其他子孙的记述并非毫无根据。作为不列颠人的祖先，布鲁特斯等人的名字，最初是出现在身世神秘的南尼厄斯（Nennius）写的《不列颠人的历史》（Historia Britonum）中。南尼厄斯，可能生活在8世纪，也可能是10世纪，可能在英格兰，也可能在爱尔兰或威尔士，他究竟是两个同名人，或者是另有他人，这些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在脚注中争论的问题。无论他是谁，南尼厄斯在诺曼人征服英国前留下了一部真正的手稿。他的手稿，按照波拉德（Pollard）教授的说法，“不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行径与恶龙的行径区别对待”。谁都不会寄望于南尼厄斯在不列颠人起源问题上过于谨慎。他坚定地说，不列颠是以布鲁特斯的名字命名的。布鲁特斯在12世纪编年史家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富有激情的笔触下变得相当大众化。不过，更谨慎的历史学家倾向于遵循《圣经》的权威，选择了歌篾作为英国的始祖。在《创世记》中，歌篾是雅弗的儿子，雅弗把外邦人的岛屿分给了儿子们。［4］

宗教改革运动把歌篾确定为英国最古老的居民，而不是布鲁特斯。伴随着宗教改革，作为上帝启示录的《圣经》，变成了终极权威，而《创世记》被视为唯一可以接受的，甚至唯一可以想象的人类起源记述。在中世纪，像杰弗里那样极具色彩的叙事手法非常普遍，但后来遭到了质疑。约翰·贝尔（John Bale）是亨利八世时代的历史学家，他说：“如果我们发现那些东西里有迷信的成分，我们就要用《圣经》去衡量。我们可以容忍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些错误。”贝尔之后有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学家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他曾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不列颠起源问题。他抛弃了布鲁特斯，决定用歌篾。针对歌篾，他说：“歌篾的后人被称为坎布里……我们不列颠人，或者说我们坎布里人，是歌篾的真正后代。这是我对不列颠人起源的判断，或者说是我的推测。”卡姆登具备真正科学家的谨慎，他警告说，寻找英国始祖的工作也许永远不会成功，“因为这些最初的定居者躲在古代阴暗的深处（如同在密林中），即使我很勤奋，也只有极渺茫的希望甚至根本没有希望从这么多被遗忘的岁月里把他们挖出来”。

在卡姆登之后，寻找英国始祖的工作变成一个知识融合的过程，就是把《圣经》中的故事与不断积累中的古人类科学知识及其迁徙情况融合在一起。当一个世纪之后弥尔顿（Milton）写作《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时候，上述过程已经把歌篾从一个人变成一个部落。弥尔顿声称，那种认为雅弗的某个儿子在不列颠定居下来的看法，简直是一个“古怪的虚构”。不过，他没有质疑歌篾的后代在大洪水后去北方和西方定居这件事。歌篾的后代，此时一般被认为就是辛梅里安（Cimerii）部落——这个名字源自歌篾，是学者们根据希伯来文、希腊文、凯尔特文字母的互换性，在论文里推导出来的。

今天，人类学家蔑视把语言作为研究历史的线索的做法，而把文物和骨骼视为路标。他们宣称，语法结构才是种族关联性的指标，而不是留存下来的外来词汇。他们说早期的研究人员用语言而不用骨骼是走错了路。然而，他们的结论，似乎与他们的前辈根据《创世记》所做出的推断没有什么惊人的差别。他们所做的，仅是把歌篾这个人，用一个来自东方的部落取代，而这个部落就是不列颠凯尔特人的祖先。

生活在那个我们喜欢称之为“黑暗时代”中的比德找到了坎布里，而在现代人类学之光的指引下，坎布里被留下，但歌篾逐渐消失了。所有这一切表明，虽然民间传说是“对过去的通俗叙述”，但并非总是被科学所取代。

2.阿尔比恩的腓尼基人

传奇故事让歌篾或布鲁特斯这两个具体的人做了不列颠人的祖先。但在摩西的时代，确实有一些种族在古代阿尔比恩（Albion，即英格兰）和迦南之间就建立起了实实在在的往来，不过这些种族早就消失了：腓尼基人和前凯尔特人。生活在提尔（Tyre）和西顿（Sidon）的腓尼基人是古代杰出的水手和商人。他们虽然没有指南针或六分仪，但可以在陌生海域航行，甚至还去过大西洋。在《列王纪》中，他们为所罗门王驾驶三层桨座战船，最远的地方到过他施（Tarshish）。［5］他施，就是古代加的斯（Cadiz）。

英国人有求古之心，认为这些种族发现了不列颠，在不列颠定居或与不列颠人做贸易。虽然并非证据确凿，但英国人与腓尼基人有联系是有可能的。但令英国历史学家以如此大的激情为这一观点辩护的原因，并不是这一可能性，而是其与历史上的知名民族、《旧约》中的真实人物发生的联系。

腓尼基人和前凯尔特人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集中在锡这种东方在青铜时代使用过的合金上。大约在这一时期，康沃尔（Cornwall）有锡矿开采。提尔的市场上有锡制品买卖，这一点可以从公元前600年的先知以西结（Ezekiel）的叙述中看到。［6］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440年的文字记载，这里交易的锡来自锡岛（Isles of the Cassiterides），这个岛名没有提供一点地理信息，因为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仅表示“产锡的岛”。然而，希罗多德之后的古典地理学家都认为，这个锡岛要么是康沃尔附近的锡利群岛（Scilly Isles），要么就是康沃尔本身。［7］

由于卡姆登最先以现代语言阐释了歌篾—坎布里—凯尔特谱系，他也是第一个指出腓尼基人与古代不列颠有关联的人。16世纪，欧洲古典学术复兴了，英国学者追随卡姆登，挖掘出了古代与锡贸易有关的所有佐证。他们高兴地发现，用这种办法可以把英国的历史提前到与古希腊、特洛伊，以及《圣经》的发源地相同的时代。17世纪有一位剑桥学者艾利特·萨姆斯（Aylett Sammes），他对这个理论非常狂热，甚至写了一本叫《源自腓尼基人的古不列颠史》（The Antiquities of Ancient Britain Derived from the Phoenicians）的书，他在这本书里证明“古代不列颠人的绝大部分语言、习俗、宗教、偶像、政府组织和官阶，显然全是腓尼基人的”。

此外还有一个线索，腓尼基人掌握一种别人都不知道的用贝壳制造紫色染料的工艺，在康沃尔和德文郡的海岸边发现了青铜时代之前这类贝壳的堆积。［8］

石器提供了比锡和贝壳更重要的证据。不列颠原始社会时期的太阳崇拜者，在巨石阵（Stonehenge）和埃夫伯里（Avebury）树立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石头纪念碑，虽然谁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但它与古代迦南人用圣石供奉诸多当地的神明巴力（Baal）的做法显然存在联系。博莱斯（Borlase）博士是研究康沃尔人的考古学先驱，他在自己的家乡康沃尔挖掘了大量史前坟冢。他认为在英国发现的这些“粗大的石碑”是由造访不列颠的腓尼基人树立起来的，为的是纪念本民族的神灵。他早在1769年就写道：“众所周知，古代迦南诸民族沉迷于用如此笨重的大石头表达对神灵的敬意。”

博莱斯以及之后的一些学者认为，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400年发现了不列颠。［9］有意思的是，现代考古学家也认为巨石阵和埃夫伯里的巨石纪念碑，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树立起来的。［10］这些学者认为巨石纪念碑不是腓尼基人或德鲁伊宗教祭司（Druids）所为，而是陶盆人（Beaker）的作品。陶盆人是印欧种族，最初居住在地中海西部的土地上，在公元前1800年的青铜时代初期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了不列颠。这是个骨骼健硕、肌肉发达的游牧族群，主要依靠放牧为生，但也具备农业技术，他们有较圆的头颅，建造圆形的坟冢。他们赶走了当地的新石器时代人群，那些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有长形的脑袋，坟冢也是长形的。考古学家特别喜欢陶盆人，他们的迁徙范围惊人，遗留下的陶器碎片、金属钮、带扣遍及欧洲。然而，无论具有何种资质，他们被发现的年代太晚，在诵读《圣经》的民族的想象中，他们做不了祖先。一具躺在坟冢中的遗骸，无论身旁有多少陶器碎片和带扣，都不如《旧约》中令人极为熟悉的古代提尔和西顿**的统治者那么具有吸引力。

这一传统后来有了正式的表述。皇家艺术学院的主席莱顿勋爵（Lord Leighton）受命在皇家伦敦证券交易所中绘制一幅名为“古代商贸”的壁画。在他的壁画中，蓄着黑胡子的腓尼基人，铺开紫色的布料，等着热切的不列颠人拿兽皮和锡锭来交换。

公元前146年，罗马人赢得了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战争。此后，腓尼基人逐渐退出了历史，对东方的控制权转移到前进中的意大利人手中。不久之后，意大利人成了巴勒斯坦和不列颠的主人，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

3.罗马治下的朱迪亚和不列颠

当不列颠从史前的迷雾中浮现出来，出现在《恺撒战记》中的时候，犹太人的圣殿仍然在挺立着。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从恺撒的统治时代算起，至犹太人的圣殿于公元70年陷落为止，罗马征服了朱迪亚（Judaea）和不列颠。犹太人和不列颠人一起成为了罗马帝国的臣民，无处不在的罗马军团把这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庞培††在公元前63年进入了耶路撒冷。当时马加比王朝（Maccabean dynasty）‡‡软弱的继承人向罗马求救，借以对抗他同样衰弱不堪的兄弟。事毕，罗马人就留了下来。庞培把朱迪亚降格为行省。到了希律王§§统治时期，朱迪亚升格为附属王国，但仍旧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在同一时期，不列颠的内乱也为罗马征服者的进入铺平了道路。虽然恺撒在最初的战役中打败了不列颠人，但无法彻底征服，因为高卢人和罗马帝国本土也出现了麻烦事。但罗马的阴影笼罩着不列颠。到了公元1世纪40年代，将阴影变为现实的机会出现了，当时罗马皇帝是克劳狄（Claudius），而不列颠的国王是辛白林（Cymbeline）。国王的儿子们造反了，部落之间相互斗争，贡品的多少引发了争执，这些问题使不列颠陷入了内战。在这个过程之中，一名首领来到罗马求救，透露给罗马人他自己同胞之间的互相残杀。首领带回了急于参与内战的罗马军团。书生气十足的克劳狄，虽然不是战士，但也并不愚蠢，他像军人一样看出这是个征服的机会。当内战的硝烟散去后，罗马人依旧挺立着。克劳狄亲自来不列颠欢庆胜利，并在国内竖起了一座凯旋门庆功。

不列颠和犹太有着相似的遭遇。在同一个十年里，不列颠的凯尔特部落在布狄卡¶¶领导下起义，而犹太人在尼禄***帝国的另一端也起义了。这两支起义部队，从开始就没有希望获胜，都依靠狂热的爱国主义激励士气，凭借绝望的勇气坚守阵地。最后，他们都失败了。公元61年，罗马的残暴激怒了布狄卡女王，她为了争取自由，组织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驾驶着带刺的战车，在罗马人的村落里横冲直撞。如此盲勇的举动是无法长久的。罗马人的增援部队横渡了英吉利海峡，打散了女王的叛军，屠杀了她的人民，这标志着凯尔特人的不列颠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最后一次试探。六年后，犹太狂热者也试图推翻罗马统治。起义军阻挡韦斯巴芗†††和提图斯‡‡‡的军队长达三年的时间，但最终耗尽了粮草。耶路撒冷在猛攻中陷落，犹太人的圣殿被大火烧毁，此后再也没有复原过，犹太人就此失去了国家。

所有国家都败在罗马手下，可犹太人仍然想打败罗马，驱使犹太人的念头该有多么疯狂？英俊的提图斯问道。他提醒犹太人注意，不列颠人最近被打败了。［11］巴勒斯坦和不列颠在这位年轻的将军、未来的罗马皇帝、“上帝的宠儿”面前交汇。那天，他极力想制止负隅顽抗的敌人的疯狂和自己军队的暴怒，但他失败了，只能看着圣殿在大火的怒号和噼啪声中变成了废墟。从圣殿的墙里面，能闻到街上几个月以来饿死的尸体发出的恶臭。在墙外，树立着像森林一样的十字架，上面钉着平民腐烂的尸体。这些人饥饿难忍，在晚上想爬出这座死亡的城市，但被围城的罗马人抓住，钉在了十字架上。城墙只给城市带来了死亡。周围的景象使提图斯想起另一道没有能守住的城墙。“我问你，”他向战俘提问道，“有什么城墙能比环绕不列颠人的海洋更难攻破？但他们仍然屈服在罗马人的武力之下。”

如果说犹太和不列颠的相似性使提图斯感到震惊的话，那么这种相似性给耶稣时代的英国人的印象更为深刻。他们认为，罗马人的征服是神的旨意，因为不列颠人是异教徒，而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对于基督教时代的人们，韦斯巴芗作为惩罚犹太和不列颠的工具出现，显然是上帝的干预。韦斯巴芗是个完全的物质主义者，从来没有听说基督教的上帝。如果他知道后代说他是上帝的工具，肯定会大吃一惊。

历史的浪漫性似乎决定了，在犹太人和不列颠人的命运短暂相会的时刻，两个反抗民族之间肯定有某种接触。我们知道，罗马征调其统治下的各民族参加辅助军团，执行遍及帝国各处的军事任务，犹太人和不列颠人自然也包括其中。在焚烧布狄卡女王的叛军控制下的伦敦（Londinium）时，这支罗马军团中会不会有犹太士兵？在提图斯军团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战斗中，有没有不列颠士兵？

如果真能找到什么证据的话，那应该是在当时的两位最伟大的史学家的档案中，一个是罗马人塔西佗（Tacitus），另一个是犹太人约瑟夫斯（Josephus）。他俩都记载了亲身参与的事件，约瑟夫斯写下了《犹太战争》（The Jewish War），塔西佗留下了《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但两者都没有提供证据说有不列颠人在朱迪亚作战，或有犹太人在不列颠作战。［12］［13］

约瑟夫斯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中都有犹太人；看看古代作家提及犹太人团体的作品就能验证这一点，这些作品涉及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行省，从波斯到西班牙都有，但不列颠是个例外。或许犹太商人或巴勒斯坦奴隶跟随罗马人的脚步来到了帝国这个最偏远的角落，这是很有可能的。即便如此，他们却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在相隔二百年的时间里，在伦敦的地下分别挖出了一块砖头和一枚犹太硬币，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猜测，但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什么。这块砖是1670年在马克街发现的，制造于罗马时代，砖面上的浅浮雕表现的是参孙火烧狐狸尾，驱赶狐狸进入玉米地的场景。［14］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并不是只有犹太人知道《旧约》故事。此外，犹太人极少在图像中表现自己的形象。这枚硬币虽然是在朱迪亚铸造的，铸造时间大约在公元132—135年间那段困难的岁月里，当时西蒙·巴尔·科赫巴（Simon Bar Cochba）从罗马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实现了独立。但这同样不能证明有犹太人住在伦敦，因为硬币可能是由商人带入的，或罗马士兵在战场上拾得的战利品。

但这使人想起另一桩有趣的巧合。不列颠将军塞维鲁（Julius Sextus Severus），作为罗马皇帝的使节，应诏去巴勒斯坦镇压了巴尔·科赫巴狂暴的起义。如同两代人之前的提图斯，他用可怕的方式惩罚了犹太人。从那时起，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除少数人外几乎全部被驱逐出巴勒斯坦。

虽然存在这些事例，但想寻找在那段时间里不列颠人和犹太人交往证据的历史学家仍然会无功而返。此后，这两个民族的命运出现分化。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却在放逐中保持了民族意识。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家园里，但在一系列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下丢失了民族意识。

**　这个想法仍然有人支持。1924年出版了一本有点炫耀科学知识的书，名字叫《不列颠人、苏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腓尼基起源》（The Phoenician Origin of Britons, Scots and Anglo-Saxons），作者是劳伦斯·沃德尔（Laurence Waddell）。根据石器制品，作者本来提出了一个有力论证，但由于腓尼基人是闪米特人种，这让他感到难堪，他坚称腓尼基人是雅利安人种，现存不列颠祖先的图片需要“稍作调整，使鼻型符合雅利安人的类型”。这使其论证失去可信度。

††　格涅乌斯·庞培 （Gnaeus Pompey，前106年—前48年），古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将领。 ——译注

‡‡　公元前1世纪统治巴勒斯坦的犹太祭司家族。——译注

§§　希律王（Herod，前73或74年—前4年），朱迪亚王。据《新约》所记，他命令杀死伯利恒（Bethlehem）所有两岁以下的儿童，想借以杀死尚处于襁褓中的耶稣。——译注

¶¶　布狄卡（Boadicea，？—61），不列颠古爱西尼部落的王后和女王，她领导了不列颠诸部落反抗罗马帝国占领军统治的起义。——译注

***　尼禄（Nero，37—68），罗马皇帝，他谋杀了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因执政残酷引发暴动，最终自杀身亡。——译注

†††　韦斯巴芗（Vespasian，9—79），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的第一任皇帝，在位期间犹太战争再启，任其子提图斯为主将攻陷耶路撒冷。——译注

‡‡‡　提图斯（Titus，39—81），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的第二任皇帝，韦斯巴芗之子，公元79年—81年在位。——译注

［注释］

［1］From the 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 Quarterly Statement for 1875, p. 115.

［2］Teliesin, Y Cymmrodor, London, 1918, XXIII, p. 23.

［3］Ecclesiastical History, Book I, chap. XV.

［4］Genesis, X, 1-5. Ralph de Diceto，一位与蒙茅斯的杰弗里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将时任国王亨利二世的家族史上溯至诺亚的儿子闪，而非雅弗。请见Stubbs, Preface to his edition of Diceto in his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5］I Kings, IX, 26.

［6］Ezekiel, XXVII, 12.

［7］希罗多德和其他古典地理学家Strabo，Posidonius，Diodorus，请见Cornwall-Lewis and T. Rice Holmes。

［8］亚里士多德和普利尼详细描述了腓尼基人用柳条筐捕贝和提取紫色染料的方法。在康沃尔和萨默塞特的贝壳堆积中发现的化石Murex trunculus和Purpura lapillus请见Jackson and Massingham.

［9］George Smith.

［10］Massingham.

［11］Josephus, Wars of the Jews, Book VI, chap. VI.

［12］围困耶路撒冷的罗马军团请见Tacitus, History, Book V, chap. I和Josephus, Wars of the Jews, Book III, chap. IV。Mommsen列出了在朱迪亚反叛时所有在东方的军团。他还列出了于公元66年占领不列颠的军团。罗马使用不列颠辅助军团的情况出自Cheesman。

［13］Theodor Reinach, article on Diaspora in the Jewish Encyclopedia. Also Max Rabin.

［14］Margoliouth, Cecil Roth.

第2章　不列颠的使徒：亚利马太的约瑟

寻找民族起源，与寻找宗教起源是重合的。民族自豪感需要英国教会有自己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要去巴勒斯坦寻找，他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Joseph of Arimathea）。约瑟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耶稣的秘密信徒。他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但当公会投票决定把耶稣交给彼拉多（Pilate）的军队的时候，他默默地坐着没动。后来，约瑟公开地要回了耶稣的尸体掩埋了。他是最先加入耶稣新教派的富人，必定在当时被视为“阶级叛徒”，因为耶稣的加利利福音不是针对富人和贵族的。［1］

他的传说集中在英格兰最古老的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Abbey of Glastonbury），人们认为这座修道院是他创立的。在丁尼生（Tennyson）的《国王的叙事诗》（Idylls of the King）中，一名修道士说：

我从古老的经书上看到，

约瑟在古时候来到了格拉斯顿伯里，

那里有一位不信教的君主，名叫阿佛古斯（Arviragus），

把一片沼泽中的小岛给了约瑟

让他建立起一座古老的小教堂。

丁尼生的约瑟显然取材于马洛礼§§§的著作《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在马洛礼的描述中，约瑟“幸运地来到这片在当时被称为伟大的不列颠的土地”，他“说服”了那个统治这片土地的“伟大异教徒”，“此后人们都皈依了基督教”。

然而，马洛礼的著作并非是这一说法的起源，而是几个世纪来半历史半传说传统的积累，每个记录者都在前人叙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经过中世纪编年史家和浪漫诗人的加工，约瑟已不仅是使不列颠凯尔特人皈依基督教和带来圣杯的人，还是不列颠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亚瑟王的祖先，而且是亚瑟王和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大卫王之间的神秘联系。

为什么英国人把自己的历史与约瑟这个人物相联系而不是其他人？也许答案是他确实从巴勒斯坦来到了不列颠。使徒们纷纷从朱迪亚出发，到远方去传播福音，而通往不列颠的罗马大道也是通畅的。至少没人能证明约瑟没有来过不列颠，因为证明一个事物的不存在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历史记录如此少的情况下。约瑟至少有一个重要资历：他参与了基督教的诞生过程。在十二使徒中，罗马选择了彼得，西班牙选中了雅各，法国挑选了腓力，而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绝对不会满足于挑这十二个使徒之外的任何人。

我们不知道谁最先把基督教带到不列颠，并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不列颠人皈依基督教也许是个缓慢的渗透过程，通过已经皈依的罗马人慢慢传播，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渗透方式类似。耶稣死后仅二百年，当时的作家便在谈论不列颠的基督教团体了。到了公元314年，不列颠凯尔特人的教会已经相当成熟，并派遣三位主教作代表参加了阿莱斯会议（Council of Arles）［2］。但神秘而模糊的起源不能满足后世的英国教会。他们需要一个英勇而古老的祖先，于是约瑟逐渐被认定为来到不列颠的最早使徒。

历史证据无法证明这一点。在仔细研究了教会残存的证据之后，斯塔布斯主教（Bishop Stubbs）的结论是，一切关于公元1世纪使徒在不列颠布道的说法，都是基于“猜测、误会或者神话”。［3］亚利马太的约瑟是大家认可的神话。

这个神话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到中世纪末期，约瑟被正式认定为英国教会的创始人。这件事有确切的时间点——1431年，在巴塞尔会议（Council of Basle）上，各国教会历史的长短决定了相应国家教会的座次和其他事关正式礼节的敏感问题。英国提出约瑟作为依据。英国代表还与西班牙代表发生激烈的争吵，双方用拉丁语争吵了数日。英国人坚称约瑟到达不列颠的时间先于雅各到达西班牙，并且大家都知道雅各其实未到西班牙就被杀死了；格拉斯顿伯里提供了约瑟在英格兰的真实证据，虽然他仅使很少人皈依基督教，但重要的不是人数，而是年代有多古老。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英国代表团的两位领队——伦敦和罗彻斯特主教写下了如下纪念文字：

……在英格兰，情况是清楚的，因为可以找到非常古老的书和档案做依据，特别是巴斯主教区著名的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档案。这些档案证明，亚利马太的约瑟在12名随从的陪伴下，逃脱了希律王或朱迪亚罗马高官的迫害，来到了英格兰。在那个地方（英格兰），他宣讲他所见到和听到的基督圣迹；就这样，他使无数英国人皈依。这些因他皈依的人送给他无数物品，他后来都留给了他建立的基督教堂，而他建立教堂的时候彼得正在安条克（Antioch）布道。后来，约瑟建立的教堂成为一所大修道院，感谢基督，这座修道院被保留至今。［4］

在这段纪念文字中，我们遇到了神话变成历史的关键节点。

约瑟传说的发展动力来自英国人一直以来对罗马的忌妒——英国人渴望能够宣称自己的教会早于罗马教会。英格兰想绕过罗马，把自己的信仰之源直接追溯至巴勒斯坦的圣地，而约瑟恰好能满足这个愿望。在诺曼人征服不列颠之后不久首次有不列颠自己的使徒的说法出现，这位使徒目睹并参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并复活的全过程，从巴勒斯坦来到不列颠进行布道。撒克逊人的一切文化被诺曼人唾弃，而凯尔特文化得到复兴。有关亚瑟王的故事突然流行起来，这些故事把不列颠的凯尔特战士和圆桌骑士改造成骑士时代的英雄，同时还融入了寻找圣杯的传说，而曾经的犹太公会成员——亚利马太的约瑟成为故事的主角。

在12世纪至15世纪之间，编年史家和诗人们不仅相互借鉴，还竞相添油加醋，使传说故事变得越来越高尚、具体，越来越像真正的证据，形成一种包含了福音书、“伪经”、凯尔特民间传说、法国浪漫故事的奇怪混合物，最后变成了不列颠民族传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了1464年，约翰·哈丁格（John Hardyng）写的有关不列颠历史的诗篇中，将“亚利马太的约瑟与韦斯巴芗来到不列颠，给这里一部分人民施洗”作为事实叙述。［5］

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原先比较纯粹的宗教皈依故事，越来越与圣杯的故事紧密相连，而十字军东征为此添加了大量素材。在英格兰，圣杯的传说结合了凯尔特人有关亚瑟王及其骑士的故事，并且在一长串记录者的加工下成为伪历史。其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是沃尔特·迈普（Walter Map），他于1170年写成《寻找圣杯》（Quete du Saint Graal）、《亚利马太的约瑟》（Joseph d’Arimathie）、《梅林》（Merlin）等书。学者们认为，他写作约瑟和圣杯的故事是受亨利二世的委托，基于政治考虑。亨利想领导一个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的英国教会，为寻找理由，他利用了有关约瑟和圣杯的传说，并授意迈普写作并进行传播。与此同时，亨利在一次盛大的仪式后，挖开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墓地，并声称发现了亚瑟王以及其妻子圭尼维尔（Guinevere）的墓穴，此举进一步提升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荣耀。从此，格拉斯顿伯里被正式认定为埋葬古代不列颠英雄国王的地方。亨利的真实目的是想把格拉斯顿伯里的地位提升到坎特伯雷之上，因为贝克特（Becket）大主教在这里被杀害，而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去那里参拜大主教的坟墓。

这时，约瑟的声望迅速上升。不仅他和他的后代被视为圣杯的保护者，他还被认为是亚瑟王的祖先。此后，中世纪的编年历史学家又对故事进行了加工，将之作为真正的历史一样描绘：在上帝的神旨下，约瑟被派往不列颠，这片土地是“赐予他个人和他的使命的”。约瑟在不列颠的后代通过一系列追溯，追及一位夫人，即尤瑟·彭德拉根（Uther Pendragon）的夫人，她生下了亚瑟王，“因此亚瑟王是约瑟的子孙”。这位作者被人称为格拉斯顿伯里的约翰，他生活在公元1400年左右。［6］

在约瑟身上，逐渐汇集了几种珍贵的民族符号，不仅有圣杯，还有那把给予亚瑟君主地位的神圣利剑。那把利剑最初是以色列国王大卫的，被誉为“世间最好的利剑”。这把利剑被带出圣殿，交给了所罗门。所罗门把它送上一艘非凡的船，出海去寻找利剑的真正主人——一位完美的骑士，“我的最后传人”。［7］众所周知，这个人就是加拉哈（Galahad），在传说的魔力下，他变成了所罗门和约瑟的后代。不仅如此，他还继承了约瑟从叙利亚带回的那只白盾，盾上有鲜血染成的十字架。在马洛礼写的《亚瑟王之死》中，约瑟临终前把白盾交给了500年之后才出生的加拉哈，并且也称加拉哈是“我的最后传人”。

大卫王的利剑和所罗门的船，都是后期加入的传说，出现在15世纪的版本中。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亚瑟和他的骑士的故事越传越真实，在史书中成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并参与了与入侵不列颠的撒克逊人进行的早期战役。也许不可避免的是，人们愿意把他们与《圣经》中鼎盛时期的以色列国王联系在一起。或者这又是一条将凯尔特人传说追溯至巴勒斯坦的线索呢？

传说中还有几个希伯来元素。约瑟这个名字有混淆，因为《旧约》中还有另一个叫约瑟的人，即雅各的儿子。15世纪出现了一篇足有800页的长诗，由亨利·龙尼利克（Henry Lonelich）写成。诗中记述，约瑟在抵达不列颠后发现，统治不列颠的是一个“异教徒”，名叫加诺（Gaanor）大公，居民是“撒拉逊人和其他异教徒”。这显然是中世纪版本的“法老和埃及人”。跟法老一样，大公产生了一个异象，但他的“撒拉逊”（Saracen）随从无法解读，于是约瑟被叫来解读，并被大公认为是正确的。跟但以理（Daniel）解读了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的梦一样，大公随即表示他准备放弃自己的神，转而信奉约瑟的上帝，于是皈依了基督教。

另一个希伯来符号是渔夫王（Fisher King），他是约瑟和圣杯故事中的关键人物。约瑟死后，他一直担任圣杯的保护者，直至加拉哈出现。在某些版本的故事中，渔夫王最初是依瓦莱卡王（King Evalak），他是叙利亚的武士，陪伴约瑟在东方漫游，是最先皈依在约瑟门下的人。他之所以获得渔夫王的美名，是因为上帝让他去捕鱼，供他和约瑟在野外活命之用。［8］就像犹太人传说中的海中巨兽要为等待弥赛亚到来的信众提供食物，或者像《诗篇》中的海中巨兽是上帝“提供给在野外生活者的食物”，［9］这些鱼只有仁义的人能吃。圣杯作为制造生命的宝物，能使荒芜的土地重获生机，在很多教派中都有这类法宝。这个宝物可以是盘子，也可以是杯子，或像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的史诗《帕西法尔》（Parzival）中描述的那样，是一块神圣的石头，自创世之初即已存在。这块石头被学者们与以赛亚（Isaiah）的“根基稳固的宝贵房角石”、世界中心之石、雅各的枕石、所罗门圣殿的基石等联系起来。凯尔特人的传说中也有这样的主题，英王加冕所用的斯昆石（Stone of Scone）被认为原本是雅各的枕头，被雅各部落中的移民带到了爱尔兰，之后辗转到苏格兰，最后被英格兰征服者偷走。这块石头在1951年又戏剧性地再次出现，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用汽车把它运回了苏格兰。

把凯尔特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建立在约瑟和圣杯传说的泥沼中是愚蠢的。一旦有探寻者冒险走近这片不实之地，就会立即陷入传奇和传说、不同宗教、吟游诗人和歌手、基督教和异教神话、东方和凯尔特神话的流沙中。学者们在这片充满神话和文献的沼泽中绝望地挣扎着。这样的主题是清晰准确的天敌，艾略特（T. S. Eliot）在《荒原》（The Waste Land）中的故作朦胧，以及圣杯传说的愈发离谱即是印证。

然而，在中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的英国传统中，约瑟一直被视为来不列颠布道的使徒。16世纪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认为约瑟确实是不列颠的使徒。威廉·达格代尔爵士（Sir William Dugdale）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655年所著的《英国教会的修道院》（Monasticon Anglicanum）中，通过对古代修道院档案的研究进一步探索英格兰的历史，也认可了这一点。此时正值劳德大主教（Archbishop Laud）的独裁统治期，有关主教制度的争议震撼英格兰，这促使一位神学家为了澄清英国教会的本源，投身于对晦暗过去的研究之中。研究成果之一是理查德·布劳顿（Richard Broughton）的《大不列颠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ie of Great Britaine），其中一章的标题是：“权威证据确凿证明，亚利马太的圣约瑟和他的虔诚追随者来到不列颠布道、生活，并在死后埋在现在的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伯里。”［10］

如果布劳顿的论断不够严谨，那么与他同时代的教士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则是个具有怀疑精神的人。托马斯·富勒在保王派与清教徒的争端中保持了独立立场，并写作了17世纪可读性最强的几部著作之一。但是他在1635年出版的《不列颠教会史》（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中也无法完全否定约瑟故事的真实性，尽管他承认“传说被修士大大夸张了”。在承认公元1世纪的情况缺少可证实的资料后，富勒留下一句名言，应该作为不那么坦诚的历史学家的箴言：“由于我的材料有限，我不会夸大结论。沉默胜过谎言。”

到这个时候，无论是增添什么正面或反面的证据，显然都无法把约瑟搬出英国历史了。也许他真的属于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应用现代科学手段发现的证据证实古代传说的情况。实际上，考古学家已经在格拉斯顿伯里发现了一个石器时代的湖中村落。根据考古学家雅克塔·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的描绘，这个村落的情况与约瑟传说中那个沼泽地中用柳条编筑建造的教堂如出一辙。“当时出于安全考虑，教堂的创始人选择了一块沼泽地……他们砍倒土地上蔓生的灌木和柳树，经过艰苦劳动之后在沼泽地中建起了一座人工岛……在上面盖起60间原始房屋，编条为墙，踩实泥土成地板，用芦苇铺成屋顶……在围墙内，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而充满生机的人类村落。”［11］

也许就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安全状态，使格拉斯顿伯里的古老传统保存了下来。后来，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日子里，一场大火烧毁了原始社区，但被烤焦的泥土保存下房屋的形状。当它两千年后被发掘出来时，仍然留有编制的芦苇和柳条的痕迹。此外还发掘出了具有叙利亚工艺风格的石块，显示了其与约瑟的家乡存在某种联系。

正如研究古不列颠历史的权威弗里曼（Freeman）教授所言：“我们不必相信格拉斯顿伯里的传说是事实，但这些传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伟大的事实。”［12］

§§§　马洛礼（Sir Thomas Malory，1415—1471），英国作家，写有《亚瑟王之死》，此书汇集了法国有关亚瑟王的传说，1485年由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出版。——译注

［注释］

［1］Luke, XXIII, 50-51, 53; Matthew, XXVII, 57, 59-60; Mark, XIV, 64, XV, 43-46; John, II, 23, XIX, 38-42.

［2］当时的作家包括Tertullian和Origen。关于他们和阿尔勒理事会的参考文献，请见Oman。

［3］A. W. Haddan and W. Stubbs, Councils and Ecclesiast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Oxford, 1869.

［4］Capes, Thomas Fuller, and Catholic Encyclopedia, article, “Basle Council.” 主教所写纪念文字的拉丁文原文出自A. Zelfelder, England und das Bazler Konzil, Ebering’s Historische Studien, Berlin, 1913.

［5］John Hardyng’s Chronicle, 1464, ed. Sir H. Ellis, London, 1812.

［6］Pynson’s 1516 Latin version of John of Glastonbury. The passage reads: “Per quod patel, quod rex Arthurus de stirpe Josephus descendit.” See also Alfred Nutt.

［7］Lonelich. Also Wynkyn de Worde.

［8］Gaster and Weston.

［9］Psalms, LXXIV, 14.

［10］Quoted by Skeat. 就约瑟是不列颠的首位使徒一事，其他参与讨论的17世纪教会史学家包括：Bishop Stillingfleet, Origines Britannicae, 1685，和 Archbishop Ussher, Britannicarum Ecclesiarum Antiquitates, 1639。

［11］Jacquetta Hawks, Prehistoric Brita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2］“Glastonbury British and English,” in Proceedings of the Somerset Archaeological Society, XXVI (1880), reprinted in English Towns and Districts by E. A. Freeman, London, 1883.

第3章　“耶路撒冷啊，我们站在了你的大门内”：朝圣的浪潮

从不列颠出发，长途跋涉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人群，在罗马帝国的日暮黄昏和中世纪的晨曦中出发了。

朝圣的人流，在公元4世纪初就有了，当时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正式的国教，即使不算国教，至少也是受到优待的宗教。他的母亲海伦娜（Helena）也皈依了基督教，决定去寻找福音故事的遗址。她于326年来到了巴勒斯坦，在进行一些简单的发掘工作之后，她“发现”了钉耶稣的十字架和耶稣圣墓。此后，她和她的儿子在巴勒斯坦大兴土木，修建了大量的教堂、纪念碑、旅馆，这使得整个基督世界感到兴奋，引发了一股朝圣的浪潮。

在这个时期，凯尔特不列颠的历史被笼罩在迷雾中。但有证据表明不列颠人在公元4世纪开始朝圣，即使证据在不列颠找不到，也能在巴勒斯坦找到。386年，圣哲罗姆¶¶¶在伯利恒写道：“不列颠人刚学了点宗教，马上就离开西方的太阳，去寻找他们仅是在《圣经》或传说中听到的地名。”［1］这也被同时代的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埃及城市）主教帕拉弟乌斯（Palladius Galatea）证实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巴勒斯坦。在那本以传记的方式描绘修道士、苦行者、隐居者和其他地方名人的书里，帕拉弟乌斯谈到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朝圣者，指出有些朝圣者甚至来自“波斯和不列颠”。［2］圣哲罗姆在一封信中也提到来朝拜的不列颠人数目相当多，但这些朝拜者的虔诚心显然不能令作者满意，因为他在告诫潜在的朝圣者时说“在不列颠跟在耶路撒冷一样容易找到去天堂之路”。

这些朝圣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怎样去的——徒步。从北部的爱丁堡起，罗马道路横跨欧洲、巴尔干、小亚细亚，最后抵达朱迪亚。从不列颠出发的朝圣者，先来到多佛尔，跨过海峡至加来，然后跟着罗马军团的足迹经高卢、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从布林迪西（Brundisium）乘船横渡亚得里亚海抵达马其顿，穿过色雷斯来到拜占庭，最后经安条克和大马士革抵达耶路撒冷。还有另外一条路径，从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坐船渡海抵达迦太基，沿着环绕地中海的罗马大道走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然后穿越埃及和西奈沙漠，最后抵达目的地。

也许最早一批去朝圣的不列颠人，是受海伦娜和君士坦丁与不列颠的特殊渊源所驱使的。根据中世纪末期广泛流传的说法，海伦娜生在不列颠，她的父亲是威尔士国王，但当时的不列颠人是否这样认为我们无从知晓。历史上，君士坦丁的父亲确实是在约克郡（York）被杀的——由于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时常袭击不列颠，他率兵征讨。就在这个地方，君士坦丁被罗马军队拥为罗马皇帝，并开启了他对时代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生道路。

从圣哲罗姆提供的证据看，仅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之后两代人的时间里，到耶路撒冷朝圣就变成了一种习俗。圣哲罗姆对朝圣者的过度热情很不满，他抱怨说：“耶路撒冷如今成了全世界人的旅游度假地，如此大量的男男女女朝圣者使本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的诱惑聚集在一起。”圣哲罗姆天性不喜欢这样，他是个坚定的禁欲主义者，长期呼吁罗马妇女放弃洗浴、情人和其他世俗享乐。然而，在他和他狂热的弟子罗马贵妇保拉的信件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巴勒斯坦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万国之都”。学习希腊文只能在雅典，学习拉丁文只能在罗马，保拉写道；同理，“如果谁没有拜访过基督教的雅典，我们能说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教育完成了吗？……世界上最优秀的基督徒正聚集在这里”。

然而，耶路撒冷逐渐让位于罗马，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于590年确立教皇制标志着基督教权威正式转移到了欧洲。耶路撒冷仍然是基督徒的精神家园，正如艾凡赫的修道院长所说，耶路撒冷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朝圣者仍然把这座城市视为朝圣的目的地。然而，穆斯林在637年征服了这座城市，它与罗马帝国的短暂联系就此结束了。此后，除了十字军东征时建立的短暂的耶路撒冷拉丁王国时期，巴勒斯坦陷入了不同形式的穆斯林统治之下，先后有阿拔斯王朝、法蒂玛王朝、塞尔柱和奥斯曼土耳其王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18年。

耶路撒冷立即被伊斯兰教徒接纳为圣地。此时它被纳入伊斯兰统治下的时间极短，就如同从穆罕默德的床头柜上跌落的杯子，在落地前被主人接住的瞬间那么短暂。就在这短暂间隔中，先知穆罕默德做了他那段著名的梦，他梦见自己在午夜骑着那匹有翅膀的白马前往耶路撒冷，并升入天堂。［3］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是比较晚才信仰一神教的，如今，在占有这座被两个古老宗教视为圣地的城市之后，终于得以利用这座城市的威望。他们继承了其创始人的精明，在《古兰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借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和习俗。耶路撒冷的征服者奥马尔（Omar）曾去圣石（Holy Rock）朝拜，那里是亚伯拉罕准备献祭以撒的地方，也是所罗门圣殿的所在地。在清除掉基督徒用来亵渎犹太圣殿的污物后，他决定把这里用作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建起奥马尔清真寺。［4］在这片大卫统治过、耶稣布道过的土地上，穆罕默德成为至尊。

尽管如此，欧洲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联系因源源不断的朝圣者而得以维系。奥马尔制定了包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原则，尊重他们作为其他一神教徒的信仰，有条件地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居住，在交付一定的税款后可以继续拜访圣殿。奥马尔本人因此而获利甚丰。但这些优惠条件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政策。在实行宽容政策的统治者治下，如哈里发哈伦·赖世德（Harun al-Rashid），朝圣者基本没有什么危险。哈伦·赖世德在801年给查理曼大帝****送去耶稣圣墓堂的钥匙表达友谊之情，并承认查理曼大帝是东方基督徒的保护者。但极端反基督教的哈里发也有几位，比如疯狂的哈里发哈基姆（El-Hakim），简直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尼禄。他于996年放火烧毁了耶稣圣墓堂，并屠杀了数千教徒。［5］此后有几位哈里发爱财胜过荣耀，他们允许基督徒居留，恢复了朝圣者的权利。

欧洲各地的朝圣者长途跋涉来到圣地，部分出于虔诚之心，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想参观、触摸圣地，获得与历史名人相关的纪念物和遗物。这些人中自然有圣者和神父。宗教和信教者统治那个时代的生活。对想了解中世纪的现代人最难的一点，是理解当时人的精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被宗教信条、教理和辩论所占据。虽然当时的《旧约》只有不完美的拉丁通行本，但中世纪的宗教知识主要是由福音书和基督教早期教士的作品构成的。其结果是当时人几乎意识不到巴勒斯坦与犹太人有任何关系。不仅没有人意识到耶稣是众多希伯来先知中的一员，早期先知和摩西戒律在当时的影响力也远不如宗教改革之后。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巴勒斯坦意味着救世主曾经行走的土地，而非上帝选民的家园。中世纪的犹太人因被认为是杀死耶稣的民族和放贷者而成为被仇视的对象。当基督教仍是一个挣扎生存的小教派时，犹太人对于最早的基督徒而言，就如同代表陈腐旧制度的波旁王朝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一般，圣殿的最高祭司该亚法（Caiaphas）对于基督教信徒，就如同乔治三世之于美洲殖民地居民。但当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时，圣殿已经被摧毁，犹太人失去了家园，在各处都受到排挤，于是很容易成为被指责的对象。他们曾经统治巴勒斯坦千年的历史很难被朝圣者想起，而中世纪早期的朝圣者肯定想不到。

我们知道的最早到达巴勒斯坦且有名有姓的不列颠人，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朝圣者。他是不列颠修道士贝拉基（Pelagius）——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异端教派的创始人。［6］他约于413年来到圣地。此前，他生活在罗马，在哥特王阿拉里克（Alaric the Goth）攻占罗马后同许多罗马居民一样逃到了迦太基。在迦太基，他与圣奥古斯丁††††产生了矛盾。奥古斯丁在他的迦太基花园里操控着基督教世界的一切。贝拉基持一种内心平静的信仰，他既不认同奥古斯丁这位希波圣者（Saint of Hippo）可怕的灵魂斗争之见，也不能接受他所持的人类无力自救只能等待神助之见。为寻找更认同的宗教环境，贝拉基来到了巴勒斯坦。但在这里，他却遇到了乖戾的圣哲罗姆，不久圣哲罗姆就骂他是吃苏格兰麦片粥而变蠢的老傻瓜。彼时，贝拉基的信条已经包含在一系列对圣保罗的评论中在基督教世界传播，这也成为不列颠已知最早的书籍。随着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他在教会内的敌人也成比例增长。

即使在那时，这也是典型的英国式异端——因为贝拉基重新发现了自由意志。他批判了原罪的教条，提出罪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从亚当那里不可避免地继承而来的。这一惊人的理论让教会权威极为恐慌。因为如果人不是生来堕落，而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公义和恩惠，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有何用处？如果人类并不一定需要救世主，教会也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此颠覆性的思想是不被当时的宗教理论家所允许的。在奥古斯丁和哲罗姆的领导下，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终贝拉基主义被判定为异端。

在贝拉基的时代，罗马帝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地区不受野蛮部落的入侵，从各行省撤回军团，所以罗马人也离开了不列颠。不列颠只好靠自己的力量抵御蠢蠢欲动的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此后不久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新入侵者的统治下，异教的阴影降临到已经罗马化的居民身上，不过边远的北部和西部没有受到影响。在新的野蛮部族的挤压下，凯尔特人撤退到不列颠岛的边缘地区，凯尔特人的基督教在这里生存下来。另一位从那个暗淡岁月里脱颖而出的人物，是北方苏格兰一座著名修道院的院长艾奥纳的阿达姆南（Adamnan of Iona）。他与巴勒斯坦的联系是偶然形成的。一次偶然事故使他接待了法兰克主教阿尔库夫（Arculf）。阿尔库夫于690年左右历时9个月赴圣地朝圣，归途中在礁石林立的苏格兰海岸触礁沉船。一场海上风暴给不列颠带来了第一部英文写成的巴勒斯坦游记，此后又出现了无以计数的游记作品。

为给客人取暖，他必定拿出了被哲罗姆蔑视的热气腾腾的苏格兰麦片粥。阿达姆南是一个“对经文极有研究”的人，他肯定出神地听阿尔库夫讲述了在圣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想象，在修道院空荡荡的大厅里，两个披着蒙头斗篷的人影，在苏格兰的迷雾和海风中，那旅行家述说着远方的故事、圣殿和遗迹，而听者急切地不时提问。阿达姆南用他们共通的语言拉丁文记录下对话，并写成名为《圣地》（De Locis Sanctis）的成书呈交给了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的国王。最终，这本书辗转到了一位与他俩同时代的伟大同胞尊者比德手里。在比德的努力下，这本书注定会享有相对它的偏远出处而言更广泛的读者。在经过删节和重写之后，比德记录下原作者姓名，并将它收入自己的历史和教会作品集，从而保证了这本书的流传。在中世纪期间，比德的删节本有抄本一百多份，阿达姆南的原稿也有二十份。在靠手工誊抄并且羊皮纸稀缺的年代，这样的数量已经属于畅销书了。阿尔库夫的模式一直为后世追随者效仿，他拜访并描绘了耶稣生活中的每一处重要地点：伯利恒、拿撒勒、迦百农、加利利、约旦，以及耶路撒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圣殿、每一块石头，进入基督教时代后修建的每一座教堂、每一座修道院和每一家旅馆。他记录了耶路撒冷是地球中心的信仰，因为“夏至日的正午，市中心的高大柱子在地上没有影子”。他从雅各井中饮水，吃油炸蝗虫，他说这东西“真乏味”。他看见了耶稣最后的脚印，保存在橄榄山的一座圣殿下。尽管“每天都有信徒带走附近的沙土”，但脚印居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他用手掌精确地丈量了耶稣圣墓的尺寸。大理石的颜色、十二使徒的十二盏灯、珍藏杯子的壁龛、十字架的用材、建筑和装潢的每一处微小细节，都被旅行者牢记，并被勤奋的记录者记下。

他还观察了那里的自然环境。站在凯撒利亚（Caesarea）的海滩上，他赞叹了内陆富饶的平原。在耶利哥（Jericho），他还记录了约旦河，“宽度约为用投石器投掷一块石子的距离”。

他还拜访了《旧约》中提到的历史故地，主要是耶路撒冷周围最方便可达的地方，都成为后世旅行者必去的地方：希伯伦（Hebron）的列祖墓、耶利哥的城墙，以及吉甲（Gilgal）十二支派的石头。他将自己为了验证关于死海不沉的奇怪传说而下到发着金属光泽的水中游泳也记录下来。虽然仅从文字上看不能确定阿尔库夫是否真到过死海，但阿达姆南确实为死海的奇幻传说增添了不少素材。例如，在被大火吞没的所多玛与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遗址附近，有美丽的苹果生长，会“引起观者想吃的欲望，但苹果一旦被摘下就会立即炸裂，化为灰烬，如同仍在燃烧一般”。

这本书为将来的朝圣者提供了到达圣地的两条陆路和一条海路线路。两条陆路线路分别是在穆斯林入侵前朝圣者通常使用的南方线路——经埃及和西奈半岛，和穿越君士坦丁堡‡‡‡‡和大马士革的北方线路。海上路线经西西里、塞浦路斯到达雅法（Jaffa），是中世纪后期朝圣高潮阶段最常用的路线。阿尔库夫往来可能都途经君士坦丁堡，当时这座城市仍然是信奉基督教的首都，但他顺便走海路去了一趟埃及，从雅法乘船到亚历山大港，历时40天。虽然阿尔库夫没有提及，但那时就存在一条苏伊士运河，记载于当时的一部拉丁文地理专著中，作者是一个名叫迪库尔（Dicuil）的英国学者。［7］这部著作记录了他与英国修道士菲德利斯（Fidelis）的谈话，此人在8世纪上半叶去圣地朝圣的时候，曾经坐船从尼罗河经这条运河到达红海。767年，哈里发曼苏尔（Caliph Al-Mansur）关闭了这条运河。

还有一些欧洲大陆朝圣者写的亲身经历也流传了下来，但因为沉船事故和苏格兰修道院长的尽职记录，只有阿尔库夫的故事属于不列颠。这本由尊者比德推广的书很快提升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朝圣热情。第一个留下记录的是威塞克斯的圣威利鲍尔德（St. Willibald of Wessex），他是一位名叫理查德的国王的儿子，但历史学家无法确定这位国王的身份。威利鲍尔德是否读到过《圣地》这本书无人知晓，但他是个极其虔诚的青年，自幼就积极为教会服务，因此很可能读过。他在经过一段历时较长的朝圣之旅后，成为著名的主教，接替伯父圣博尼费斯（St. Boniface）的事业在条顿人中间传教。

他的生平和旅行留下了两份文字资料，一份作者不详，另一份由一个修女在多年后根据他的口述回忆写成。

他的老年形象被形容为“极为慈祥”，但“遇到不同意见时，他的样子既威严又可怕”。他年轻时对不那么高尚的人态度肯定也很严厉，因为他18岁时就成功地说服了他不那么情愿的父亲、兄弟、姊妹随他长途跋涉去耶路撒冷（不知他母亲是如何拒绝的，但历史学家在这点上保持了沉默）。最初，当他要求父亲成为朝圣者并“蔑视这个世界”的时候，国王拒绝了，国王并非不通人情，他认为让他的妻子成为寡妇、孩子成为孤儿、房子荒废，是“违背人性”的。但执着的威利鲍尔德坚持说，耶稣的爱超越所有世俗的柔情，父亲“最终被讲真理的儿子说服了”，同意去朝圣。这个决定对他很不幸，因为国王还没到达罗马就死在了路上，被埋在托斯卡纳的卢卡（Lucca in Tuscany）。威利鲍尔德的兄弟在罗马病倒了，他留下妹妹照顾兄弟，在721年继续向巴勒斯坦前进。

在任何时代，我们都可以根据旅行者初见耶路撒冷时的反应来判断英格兰的宗教情绪。在狂热的中世纪，有人流泪，有人祈祷，有人跪倒亲吻土地。马热丽·肯普（Margery Kempe）是个15世纪的狂热信徒，见到圣城后她激动得“从驴子上摔了下来”，她的同伴向她嘴里放了些香料才把她救活。她在每一个耶稣生活过的地方都激动地“号啕大哭，她的同伴都不能与她同席进餐”。［8］在宗教改革之后，喜欢冒险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17世纪的商人和学者、冷淡的18世纪怀疑主义者在爬上山后可能都没注意到耶路撒冷第一次进入视线的那个转角。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又恢复了中世纪的狂热，他们会泪流满面，内心充满敬畏和圣思。

也许威利鲍尔德为中世纪的朝圣者树立了榜样，因为没有任何朝圣者比他更加富有激情。“哪个见证过神迹的地方，”他的传记史家说，“没有留下上帝的孩子威利鲍尔德的吻痕？哪处祭坛没有被他的眼泪和叹息沾湿？”

他的感情如此炽热，在圣地长达数年的时间中，他四次前往耶路撒冷。在旅居耶路撒冷的间隙中，他访问了圣地所有惯常的宗教场所，以及一处不同寻常的地方——他泊山（Mt. Tabor）上一座供奉耶稣、摩西和以利亚的教堂。他未征得同意便喝了酸臭的羊奶，并评论说当地独特的羊“只有一种颜色”。（8世纪的羊难道是杂色的？）有一次，他在一片橄榄树密布的平原上遇到一头狮子，咆哮声很可怕，但当他走近的时候，狮子“赶紧向另一个方向跑走了”。

他有时单独旅行，有时有七个不知名的同胞陪同。有一次，撒拉逊人怀疑他们八个人，把他们都抓了起来。“当时镇上的人都来看他们，因为他们年轻英俊，衣着高级。”他们被带到了撒拉逊人的国王面前，国王问他们从哪里来，有人告诉国王：“这些人来自西方国家，那里太阳永远不会落山。再向西已没有土地，只有水。”国王显然不觉得这是什么罪过，于是回答说：“我们为何要惩罚他们？他们没有伤害我们。让他们走吧。”

每次出行，威利鲍尔德都要向哈里发申请安全通行证，时常会遇到困难。有一次他和同伴找不到国王，“因为国王逃跑了”。这位名叫埃米尔穆梅因（Emir-al-Mumenin）的国王就是曾经释放他们的那位。也许就是因为他对异教徒太宽容了，所以才招致臣民的不满。

威利鲍尔德在访问了提尔和西顿、安条克和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和尼西亚之后，终于回到了西西里和意大利。他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定居了一段时间，至此他已离家整整十年。

威利鲍尔德之后，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那是一段不利于保存手稿的时期。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穆斯林文明在维护和平和世俗势力方面都处于巅峰，但欧洲却陷入了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野蛮与残酷当道，道德败坏，文化衰落。罗马不再给人光芒和鼓舞，罗马教会为一群被伟大的教会历史学家恺撒·巴罗尼乌斯（Caesar Baronius）称为“丑恶、生活堕落、道德败坏、彻底腐化”之人所掌控。失去法律和强力统治者的约束，横行的武士使所有人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在英格兰，丹麦侵略者烧杀抢掠、大肆破坏，只有西南部的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进行了勇敢的抵抗。面对满目疮痍的世俗世界，人们深感厌恶，有大量的人为寻求安全而绝望地投身于修道院，或去圣地寻找通往天国的大门。一个声称公元1000年是世界末日的预言引发了一段宗教狂热，如同瘟疫一般横扫整个西欧。根据史料记载，大量急于赶在末日审判之前获得救赎的人涌入圣地，其中大部分人再也没有回到故土。有些死于饥饿，有些死于瘟疫，有些被阿拉伯人劫掠，还有一些死于海上风暴、船只失事和海盗。只有极少数幸运者和富人得以返回家园。

一次据称发生于1064年的大规模朝圣活动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历史学家伍斯特的弗洛伦斯（Florence of Worcester）记载下来，他极富想象力的记载写于朝圣活动结束后不久的11世纪末。［9］他记录了一个规模达7000人的朝圣团，跟随美因茨大主教（Archbishop of Mentz）、乌得勒支主教（Bishop of Utrecht）、班贝格主教（Bishop of Bamberg）和雷根斯堡主教（Bishop of Ratisbon）一起去耶路撒冷朝圣。朝圣者受到撒拉逊人的攻击。撒拉逊人认为他们因害怕被抓而把黄金吞进肚里，便把他们抓到的人按十字架的形状钉在地上，并把他们从颈部到腹部切开。在7000名朝圣者中仅有2000人得以逃生。虽然没有英格兰人参与，但这次事件仍然被记录在英国编年史中，很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叙述穆斯林暴行的典型故事。这样的故事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11世纪开始，各式国王、主教、肥胖的修道院长、戴着头盔的贵族也加入了平民的行列，走上了去耶路撒冷的朝圣之路。挪威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奥拉夫·特吕格瓦松（Olaf Tryggvason）在1003年进行了朝圣。1035年继之前往的是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父亲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后来为征服者威廉加冕的约克大主教奥尔德雷德（Ealdred）［10］则于1058年以“前所未有的辉煌”完成了朝圣。

同期，斯韦恩（Sweyn）伯爵［11］为弥补自己的众多罪行前往耶路撒冷，并在回国的路上，于1055年左右客死君士坦丁堡。他是英格兰国王哈罗德的哥哥，即使以11世纪的标准衡量，他的一生也显得异常无耻。他的第一桩罪行是勾引莱姆斯特修女院院长埃德维佳（Edviga）。他下令说：“把她带来见我，我想征用她多长时间都行，不想要的时候自会让她回家。”他的行径引起国人震怒，倒并非在于他的勾引行径本身，而是因为他对属天主之人的亵渎。他被判为罪人，流亡到丹麦。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又犯下新的罪行，“为丹麦人所不容”。后来他被允许回国为自己的罪行申诉，但刚回到国内，就谋杀了他的表兄比翁伯爵（Earl Beorn）。彼时正处于休战期，比翁伯爵曾经获得过斯韦恩的土地，并在斯韦恩的授意下与他见面。同样，这次为他招致惩罚的罪行并非谋杀，而是违反休战协议。尽管他是戈德温伯爵（Earl Godwin）的长子、摄政王，但仍被贬为贱民（nithing），即无誉之人，是撒克逊社会中最低等级的人。他再次流亡欧洲大陆，但随即于次年，即1050年，被迎接回国，得到赦免，并恢复了爵位。考虑到他此前的行径，这是个轻率之举。但这可能是由于撒克逊贵族之间的混乱争斗造成的，内讧很快就为征服者威廉创造了机会。

同样的情况又再次发生。斯韦恩在1051年被再次定罪，具体罪行没有记载。这次他的家族忍无可忍，不知是想长期离境还是想挣得最后一次恕罪的机会，他在1053年出发去往耶路撒冷。

斯韦恩伯爵作为个人微不足道，但他所开创的这种朝圣行为在十字军东征中变得十分普遍。此时的罪犯为逃避牢狱或死刑会加入朝圣者的行列，后来的罪犯则是参加远征军团。一旦蒙教会赐福并赐予缝在战袍上的十字架，他就将受到教会的保护，超越一切世俗力量，如同逃犯进入教堂寻求庇护可以免受任何人的追捕。此外，朝圣者去圣地能赢得教会颁发的各种赎罪券。根据一项统计，仅耶路撒冷就有96处圣地，耶稣圣墓堂又有33处，在伯利恒、拿撒勒、加利利等地还有数百处圣地。另外两处最受欢迎的圣地——罗马和孔波斯特拉的圣雅各教堂（St. James of Compostella）都无法相提并论。把在各圣所可能获得的赎罪券累加起来，一个圣所减5天罪，另一个减40天，朝圣者可以大幅削减自己在炼狱内的时间，甚至可以减至零。如果他是个地位很高的人，或者有重要的介绍信，抑或给负责管理圣所的教会一笔重礼，他甚至可以获得赦免所有罪行的大赦券。朝圣者在为他所拜访的圣所及其进行的祈祷礼作见证后会获得证书。在交纳一定的费用后，他们甚至能被封为圣墓堂骑士。显然，朝拜圣地为在家乡混不下去的人提供了一条出路。他不仅可以长时间躲避法律和敌人的追捕，还可以减少现世与死后应受的惩罚。这个制度对罪犯如此有吸引力，以致在虔诚的、乐于冒险的和纯粹出于好奇心的朝圣者中混杂着许多罪犯。

在撒克逊人斯韦恩去朝圣后不久，诺曼征服者成为英格兰的新主人。五年之后的1071年，巴勒斯坦同样易主，伊斯兰的新分支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代替了巴格达哈里发。塞尔柱的征服引发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而诺曼征服使得英格兰参与到这项欧洲大陆的事业中。在随后断断续续长达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中，肯定有很多旅行者往来于英格兰和巴勒斯坦之间，但这段时间少有朝圣者日记留存。不过，撒伍夫（Saewulf）的日记流传了下来，他是一位富裕的商人，在享受世俗快乐的间隙曾几次前往耶路撒冷以表虔诚。其中一次是1102年，距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仅三年时间，他们建立的拉丁王国正处于势力的上升时期。五百年来，这片圣土第一次落入基督徒的手里。新的商机出现了，野心勃勃的贵族梦想着凭借几个武士、一把战斧便从异教徒的土地上划出新的封土。撒伍夫注意到在前往巴勒斯坦的大批旅行者中，既有贵族也有穷人，既有神职人员也有普通人，既有真正的朝圣者也有劫掠者，“和沿路抢掠、破坏的亡命徒一起行进在路上”。

撒伍夫在雅法下船几小时后，他乘坐的船沉没于风暴中，他也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对港口里碰撞碎裂的船只、落水者发出的尖叫、咆哮的狂风、掉落后砸中人头的桅杆的叙述惊心动魄。第二天早晨，海面上漂浮着23艘船的碎片，海滩上散布着上千具尸体。

接着就要踏上危险的山路，撒拉逊人躲在洞穴里，伺机扑向不够警惕的旅行者。路上随处可见死尸，因为“岩石上的土层薄得无法挖墓穴”。这说明巴勒斯坦在阿拉伯人耕种的几个世纪里已经遭受到了水土流失，那片曾经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土地如今变成了遍地石头的山羊牧场。

撒伍夫花费了八个月的时间游历了耶路撒冷和《圣经》上谈及的市镇，从南面亚伯拉罕居住和下葬的希伯伦，向北经耶利哥到拿撒勒、提比哩亚、迦百农。像典型的中世纪游记一样，撒伍夫在记述亲身经历的同时穿插着各处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想从这些记述中挑出真实的部分并不容易，但他的叙述的价值不在于记录巴勒斯坦的真实情况，而在于使我们了解了一位12世纪普通游客的精神世界。地理和历史不是他的强项。当他访问奥马尔清真寺的时候，清真寺为拉丁修道士所有，他把清真寺当成所罗门圣殿，并记述了一套虚构的历史。根据他的说法，这座圣殿由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或东罗马帝国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重建，“还有人说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撒伍夫在这点上语焉不详），仅是模糊地提及了穆斯林的到来。

他在归途中遇到了一支敌人的舰队，他也从由《圣经》中学来的古代历史出发解读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26艘撒拉逊人的船只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他写道，“（这些船）是提尔和西顿的海军，正运送一支军队去巴比伦尼亚，帮助迦勒底人（Chaldeans）与耶路撒冷国王作战。”你可能会以为撒伍夫回到了公元前6世纪，见证了古巴比伦的迦勒底王与耶路撒冷作战并奴役了以色列人。不过，撒伍夫说的耶路撒冷王，实际上是发动十字军东征的领袖鲍德温一世（Baldwin I）。他说的“巴比伦尼亚”，不是幼发拉底河边那座古老的城市，而是开罗，当时称为巴比伦。撒伍夫很清楚开罗在何处，但把它与《圣经》中的城市混淆了，并称这座城市里的居民为“迦勒底人”，因为对他来说，耶路撒冷当前的敌人与1500年前从另一个巴比伦来的敌人是一样的。与此类似，他把耶路撒冷王鲍德温带领的基督徒等同于这座城市的古代所有者以色列人。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理查一世也号召军队“光复以色列王国”。欧洲的基督教王国理所应当地认同于古代犹太人，而不是现代犹太人，并认为自己才是耶稣的传人和圣地的合法继承人，就如曼德维尔（Mandeville）所说，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征服本应属于我们的遗产”。

撒伍夫多次提到的认为耶路撒冷是世界地理中心的信念，是那个时代另一个源于《圣经》的观念。

“于是主说，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把它放在了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它的四围。”这段出自《以西结书》的话以及其他几段类似的文字，已经遮蔽了此前未受干扰的古典地理学家的成果。中世纪的地图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展示当时的已知世界，耶路撒冷被放在正中央，地球四周是海洋，海洋以外是各种奇怪的动物和海怪，地图的外缘装饰以具有东方色彩的图案，代表着制图者一无所知的野蛮人的土地。［12］

在撒伍夫去朝圣的同年，还有一位名叫戈德里克（Godric）［13］的朝圣者也来到巴勒斯坦，此人后来被封圣。戈德里克有多种身份——海盗、船主、商人。他两次前往巴勒斯坦可能是为冒险和追逐战利品，而不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但后来被认定为朝圣是因为有关他的传奇故事越来越多。戈德里克肯定是乘坐自己的船去的，因为尽管他没有留下任何私人记录，但当时的历史学家记录道“戈德里克斯，一个英格兰海盗”，在鲍德温的军队在拉姆拉（Ramleh）的平原上战败并被切断去雅法的陆路后，戈德里克用船送他从艾尔苏夫（Arsuf）沿海岸南下雅法到达耶路撒冷。

1106年，戈德里克第二次去了圣地，这次是徒步，回到英格兰后成为受人尊敬的隐居者和神圣的探险者。有关他朝圣的传奇故事逐年增加，并加入了许多动人的细节。据说他发誓，不抵达巴勒斯坦就不换衣服和鞋，除了面包和水不吃其他东西。到达圣地后，他在约旦河里洗净污秽，扔掉鞋子，并发誓从此效仿耶稣赤脚走路。不过，他的决心很可能跟他鞋子的状况不佳有关。

在新教改革之前，朝圣运动一直是中世纪生活中恒久不变的因素，朝圣者和游方僧侣的形象为所有人熟知。在拉德洛（Ludlow）礼拜堂的游方僧侣窗户上，彩色玻璃中留下了两个身穿蓝袍的朝圣者形象。［14］在文学作品中，朝圣也是常用的譬喻，比如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在登上断头台的前夜写下的动人诗句：

请给我属于我的那片宁静的海贝，

我的信念拐杖，

我的快乐背包，我不朽的食物，

我救赎的瓶子，

我荣誉的袍服，希望的许诺，

然后让我去朝圣吧。

诗中提到的都是朝圣者常用的物品。海贝对诗人有特殊意义，可能是旅行者用来从溪中舀水的。拐杖帮助他行路，紧急时还能充当武器。背包或皮质肩袋用来装食物或衣物，以及从圣地带回的圣人遗骨、耶稣赴刑场道路上的泥土或耶稣受难十字架的碎片。系在腰带上的瓶子用来装约旦河水。有时，朝圣者还会携带干棕榈树枝，并在帽尖上挂一串徽章，代表他去过的每一座圣殿。这些即是《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15］中那位朝圣者身披着的“西奈徽章”，他骄傲地说自己不仅到过西奈，而且去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巴比伦、亚历山大和大马士革。确实，朝圣者的旅行使他成为中世纪社会的名人，就好像驻外记者为家乡人讲述远方的奇闻异事。虽然他得到撒谎成癖的名声，但人们总是围在他身旁，热切地听他讲述圣城的故事，异教的撒拉逊人的邪恶和华丽，拜占庭的辉煌，遭遇野兽、打败土匪和海盗的故事，以及一路上遇到的大人物。

约翰·海伍德（John Heywood）的戏剧《四个人》（The Four Ps）［16］中的云游僧侣就是这样一个人。此人把撒谎当作“家常便饭”，他讲述自己如何赤脚前往圣地，“流了多少汗，才到了那地方”，迷住了其他三人——卖赎罪券者、药师和小贩。

跟行吟诗人一样，云游僧侣靠讲故事换取施舍，因为他是游荡在圣殿之间的职业流浪汉，而当时也有为这些流浪汉提供食宿的习俗。朝圣者则不同，他们自费进行有特定目的的朝圣之旅。有时，去朝圣是为了兑现承诺、赎罪或是完成某项使命。例如詹姆斯·道格拉斯爵士（James Douglas）将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的心脏放在一个金盒中带到耶路撒冷埋葬，此后道格拉斯家族的族徽就加上了一颗红心。［17］有时，是为了逃避窘境。例如那位拉姆西（Ramsay）修道院长，由于修士反对他过于严格的禁欲规定而于1020年将他驱逐，他愤然前往耶路撒冷。［18］但大多数情况，驱使着一代又一代英国人去巴勒斯坦朝圣的原因既非虔诚也非赎罪，而是对旅行的热爱。英国人确实被认为是伟大的旅行家，他们对不断移动的热爱被大家认为是受到月亮的影响。乔叟笔下那位情欲旺盛的典型中世纪女性巴斯妇人，自称去过耶路撒冷三次，不过她在五次婚礼的间隙从哪里找到这么多时间令人费解。

有时，朝圣者能替那些不参与朝圣但提供费用的人取得荣耀，这在14世纪伦敦同业公会中相当普遍。如果负债者去朝圣，同业公会的同伴可以替他偿还债务，并分享他通过朝圣获得的救赎。此外，每个人都会为去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捐一便士（如果去罗马或孔波斯特拉则只需半便士），并陪同他走到市郊。［19］

14世纪出现了中世纪最有名的游记——《约翰·曼德维尔爵士之书》（Book of Sir John Mandeville）。这位自称骑士的作者告诉我们，他“生于英格兰的圣奥尔本斯镇（St. Albans）”。但是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作者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骑士，他的名字也不叫曼德维尔，他的书拼凑了从希罗多德到马可·波罗等早期旅行者、地理学者、探险者的故事。然而，这本书确实成为当时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被最广泛阅读的书籍。原书用拉丁文写成，作者自己把它翻译成法文和英文（如果可以相信他）。由于这本书极受欢迎，又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瓦龙文、波希米亚文、德文、丹麦文和爱尔兰文，大约有300份手抄本流传下来。印刷术被发明出来后，曼德维尔的书是最先被印刷的，德文版和英文版分别出版于1475年和1503年。这本书的长时间流行极大地提高了读者对巴勒斯坦的亲切感。

无论他在诚实方面有什么缺陷，曼德维尔都用他对所讲故事的兴趣、真假参半但极为丰富的信息，以及与读者分享的热忱而加以补偿了。他断言，巴勒斯坦被上帝选中的原因是，它是“最好、最当之无愧的地方，世界上最富于美德的土地，因为它是世界的心脏和中心”。他经埃及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评论说，金字塔是“约瑟的谷仓”，他建造谷仓用来储备谷物以备荒年之用。他还不带偏见地补充说，“有些人说它们是古代君主的墓穴，但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行走12天后他到达西奈山，并复述了摩西的旅程，以及以色列的子民走过荒野、横渡红海的经历。他说“红海不比其他海更红，但某些地段的沙滩是红色的，所以才被称为红海”。他的叙述中包含大量《圣经》中没有的神迹和自然奇观。比如，他说“那个国家的乌鸦和其他飞鸟”每年会飞到西奈山脚下的圣卡特琳娜修道院朝圣，而且“每一只都叼着月桂树枝或橄榄树枝，并把树枝放在修道院里”。

从西奈山出发，旅行者花费13天的时间跨越沙漠后就到达了加沙（Gaza）和贝尔谢巴（Beersheba）。加沙是参孙故事的发生地；贝尔谢巴按照曼德维尔的说法是“骑士乌利亚（Uriah）爵士的妻子”拔示巴（Bathsheba）建立的。当然，死海更给他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奇观，比如，把铁块扔到水里能浮起来，但羽毛掉进去就会沉没。希伯伦是巴勒斯坦最古老的城市，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居住和埋葬的地方。这座城市对以实玛利（Ishmael）的穆斯林子孙和对犹太人一样神圣。曼德维尔谈到了一则与那里的一棵死橡树相关的预言：“一个来自西方的王子将在基督徒的帮助下赢得应许之地，即这片圣地。他会在那棵死树下举行弥撒，之后那棵树将恢复生机并结出果实和绿叶。因为这个神迹，许多犹太人和撒拉逊人将皈依基督教。”这种坚信犹太人会皈依基督教的奇怪态度在后面几章中会频繁出现，特别是在狂热并受错误信念引导的福音运动（Evangelical Movement）中更是如此。虽然这个预言永远不会成真，但如果我们把艾伦比元帅当作“来自西方的王子”，那么预言的前半部分确实实现了。

从15世纪开始，巴勒斯坦旅行日记的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奇闻异事越来越少，实用旅行信息却多了起来。此时，朝圣变成组织化的旅行，如果谁朝圣回来想用神奇的故事吸引听众，恐将难以如愿，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去过了。威尼斯有定期去往雅法的远洋轮船，每年往返五次，通常在春季和初夏出发。这些远洋轮船都由私人拥有，但受到威尼斯政府的监督，每艘能运载多达100名朝圣者。去东方港口做贸易的商船也搭载朝圣者以赚取额外利润。根据一份佚名记述，这些船总是“坐满了人”，“船内的空气很快就变得污浊，且不断恶化”。［20］这为期四至六周的拥挤旅程一定极不舒适，以致英国旅客威廉·韦（William Wey）建议未来的朝圣者要选择上层甲板，尽管有海风和浪花，但仍比待在“闷热、发臭”的舱里要好。

这些威尼斯轮船一般在塞浦路斯和罗得岛停靠，供朝圣者观光，再在贝鲁特停靠，那里是进出大马士革的港口。从这里，他们沿着海岸线南下雅法，它是进出耶路撒冷的港口。朝圣者一般在此下船，在向导的引导下做三周的旅行，然后乘坐同一艘船回威尼斯。如果负担得起，船主兼旅行中介可以安排驴子或骆驼做交通工具，以及阿拉伯向导。向导是方济各会修士，他们在1230年之后成为圣所的指定管理者。他们会为旅者讲述每个市镇、纪念碑和《圣经》故事发生地的历史和传说。

更有野心的旅客会坐船从威尼斯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从埃及出发，沿着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跨过西奈沙漠，从南面进入巴勒斯坦。托马斯·斯温伯恩（Thomas Swinburne）是波尔多市的英国市长、理查二世（Richard Ⅱ）朝廷的重要人物。他在1392—1393年间带领一群人沿这条线路走完了巴勒斯坦全境，从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结束旅途离开。旅行团的扈从托马斯·布里格（Thomas Brigg）记下了日志，详细记录了旅行费用、交通工具、向导、门票、关税、小费、食物和住宿。他显然因忙于记账而未记录下任何沿途见闻。同一年，国王年轻有为的25岁表兄博林布鲁克的亨利（Henry of Bolingbroke）只带一头驴子来到耶路撒冷。多年之后，当他已废黜英王理查并登基成为亨利四世，于濒死之际，想到他的生命要在耶路撒冷结束的预言，他命人将自己抬进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耶路撒冷厅”，并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21］

威廉·韦的手稿是对15世纪普通朝圣之旅做得最完整的记录。他分别于1458年和1462年两次前往耶路撒冷，写下一本实用方便、如同贝德克尔（Baedeker）一般出色的旅行指南。韦用多样的文体以及英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为想去耶路撒冷旅行的人提供了所有必需的信息。他沿途经过了加来、布拉班特、科隆、伦巴第、威尼斯、罗得岛、塞浦路斯和雅法，他给出一枚金币在这些地方的汇率，从而使读者可以了解“从英格兰到圣地的各种不同货币”。他为旅行者应与威尼斯船主签订何种协约才能覆盖饮食提供建议。他对旅行者必带的物品提供建议，其中包括“泻药和滋补品”、餐具及被褥。他指明在威尼斯何处能买到羽毛褥垫、两个枕头、一对床单和一条毯子，并在巴勒斯坦用完后以半价出售。他警告旅行者只能要新鲜的食品和饮料，只喝好酒和新鲜的水，随时注意自己的物品，“因为撒拉逊人有可能一边友好地同你交谈一边偷你的东西”。

威廉·韦于1440年伊顿公学成立时被任命为首届校务委员，他请求英王亨利六世特批他去朝圣，以便返回后可以继续担任校务委员一职。“对他这次神圣的旅行，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英王写道，特批准“深受我们喜爱的威廉·韦先生……远渡重洋，去罗马、耶路撒冷以及其他圣所朝拜”。很可能他正是受命旅行写旅游指南的，因为他煞费苦心仔细记录了各种实用信息。他提供了一份里程表、有用的希腊文词汇表、黎凡特口语、各圣所提供的赎罪券列表、在13天内可以去到的耶路撒冷周边的所有圣所列表（雅法至耶路撒冷之间10处、耶路撒冷22处、圣墓教堂13处、伯利恒7处、约旦河沿岸8处，等等，共达110处）。他还介绍了巴勒斯坦的统治阶层和对基督徒旅行有影响的法规。他甚至提出去朝圣的十大理由，其中包括：圣哲罗姆的劝诫、赎罪，以及获得纪念品。他对抵达和离开日期的详细记录使我们能准确地了解在中世纪后期做这种旅行所需的时间。他第一次朝圣时在巴勒斯坦停留了不到三周，第二次不到两周，但两次离开英格兰都长达九个月。他第二次朝圣从英格兰到威尼斯花费了近两个月时间，因为德国爆发了内战，必须绕道而行。正常应该是一个月到六周的时间。他在威尼斯等船花费一个月时间，而整个航程第一次用时一个月，第二次将近七周。把他的路线与10世纪末坎特伯雷大主教赛格瑞克（Sigeric）［22］的日程相比，我们发现500年里几乎没有发生改变。从罗马到英格兰，大主教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雨天造成的延误。他的记录表明，步行或骑马一天可以行进5至25英里，取决于天气、食物和旅馆的情况。理想状况下，一天花四五个小时赶路能行进15至20英里。

当威廉·韦在仔细编排他的旅行指南的时候，朝圣的年代已经临近结束——中世纪进入了尾声。自1193年埃及苏丹萨拉丁（Saladin）死后，主宰巴勒斯坦的是马穆鲁克集团（Mamelukes）。他们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中与十字军、鞑靼人、蒙古人及各种蛮族部落征战不休，使这片土地血流成河。如今，一个新征服者即将到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震惊了世界。如今，他们正向叙利亚挺进。到1517年，他们已经征服了马穆鲁克集团，把埃及伊斯兰王国吞并入土耳其帝国，并成为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主人。几年后，英格兰经历了同样重大的变故——摆脱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

16世纪初的两名旅行者给我们描绘了朝圣年代行将结束时的社会情况。理查德·吉尔福德爵士（Sir Richard Guildford）是都铎王朝第一位君主亨利七世的枢密顾问。他与吉斯伯勒（Guisborough）修道院长约翰·惠特比（John Whitby）一起，于1506年4月离开英格兰，并在同年8月抵达雅法。根据同行教士写下的记录，他们的运气不佳。他们先在雅法外的海面上被扣留了七天，然后又“被带进一个古老的洞窟中，在马穆鲁克和撒拉逊贵族面前接受盘问”。“星期五，从白天到黑夜，我们都被迫待在这个臭烘烘、光秃秃的洞里。”在这场折磨之后，“我的主人和修道院长病了”，由于无法步行，他们被迫“花了很大的力气和极高的价格找了几头骆驼”。最后，这一行人抵达了耶路撒冷，但理查德爵士和修道院长都在那里病逝。

几年后，马尔伯顿（Mulberton）教区长理查德·托金顿爵士（Sir Richard Torkyngton）也提到朝圣过程中受到马穆鲁克人的恶劣对待。这些人将他们“置于极大恐惧中，过程太过复杂，难以尽述”。在雅法，他发现“这里现在一座房子也没有，只有两座塔和几个地下洞穴”。但耶路撒冷仍是座“著名的城市，因为无论从哪里来的人都要登上这片高地，从这里可以俯瞰阿拉伯全境”。他描述了耶路撒冷如何通过众多输水管道从希伯伦和伯利恒获得饮水，水多得盛满所有水桶后“仍会有很多浪费”。

在从耶路撒冷返回的路上，托金顿为安全起见与另外两名英国朝圣者同行，一位是伦敦锡匠罗伯特·克罗斯（Robert Crosse），另一位是“来自西部的神父”托马斯·托普爵士（Thomas Toppe）。他们是中世纪朝圣浪潮中的最后几个参与者，因为几年后，英格兰开启了宗教改革。由于涉及购买赎罪券以及对圣人和遗物的崇拜，朝圣被宗教改革者严加斥责。典型的论调来自伊拉斯谟（Erasmus），他在对话录中讽刺朝圣者的虚荣，说“他们浑身披着贝壳§§§§，前后挂满了铅制和锡制的像章”。［23］宗教改革的先驱威克利夫（Wyclif）早就公开表达过对朝圣行为的极力反对。［24］他的公开反对显然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当他的追随者被迫放弃信奉该教派时，被要求宣誓：“我将永不再抨击朝圣”。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在人的心中——宗教改革者这样教导。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耶路撒冷将少有朝圣者踏足，却成为各国商人和外交家的博弈场。

¶¶¶　圣哲罗姆（St. Jerome，347—420），罗马天主教教父，386年定居伯利恒，建立一个修道院，致力于研究和写作。曾发表著名的《拉丁通行本圣经》，被罗马天主教认定为唯一可信的拉丁语译本。——译注

****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68—814），法兰克国王，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第一个帝国的创始人，他在艾克斯拉沙佩勒的宫廷成为欧洲文化复兴的中心，因加洛林文艺复兴而闻名。——译注

††††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译注

‡‡‡‡　现名伊斯坦布尔。——编注

§§§§　朝圣者的象征之一。——编注

［注释］

［1］Migne, Vol. XXII, Epistle XLVI, col. 489 and Epistle LXVIII, col. 581.

［2］Browne, p. 78. Quotation from Historia Lausiaca, Migne, Vol. LXXIII, chap. CXVIII, col. 1200.

［3］Washington Irving’s Life of Mahomet, Everyman ed., chap. XII.

［4］Temple cleaned of filth, R. A. S. MacAlister, article “Palestin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

［5］Cambridge Medieval. Vol. V, chap. VI, 254.

［6］Fuller, Church History, Vol. I, 76. Also Browne, Hartwell Jones, DNB, Catholic Encyclopedia.

［7］Wright, Introduction, p. xiv.

［8］The Book of ..., ed. S. B. March,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London, 1940.

［9］Chronicle of ..., ed. T. Forester, Bohn’s Library, London, 1854.

［10］From Anglo-Saxon Chronicle, quoted by Beazley.

［11］From Anglo-Saxon Chronicle. See also Hodgkin, Oman, DNB.

［12］Beazley.

［13］Coulton, Social Life, p. 415. See also Baring-Gould, Lives of the Saints, ed. 1872, V, 322-31. Also DNB.

［14］Hartwell Jones.

［15］Piers Plowman, ed. Wright, London, 1856, I, 109.

［16］J. M. Marly, Specimens, I, 484.

［17］Froissart’s Chronicles, Everyman ed., 1906. chap. 1, p. 16.

［18］T. Wright, Biographica Britannica Literaria, London, 1892.

［19］Jusserand, p. 380.

［20］Informacion.

［21］Stubbs, p. 198.

［22］Beazley.

［23］Jusserand, p. 353.

［24］Ibid., p. 351.

第4章　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下水道，排走所有的不和谐”，教士托马斯·富勒在他1639年所著的《圣战史》（History of the Holy Warre）中如此写道。这虽然是带有新教偏见的观点，但想驳倒他也不容易。十字军东征的起因是对物质利益和荣耀的渴望，以及以宗教的名义对异教徒的报复。带着嗜血的兴奋和无情的残酷，在对地理、战略、后勤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一头向东扎去，没有任何作战计划，只想着从土耳其人手中把耶路撒冷夺回来。他们竟然能够成功，唯一的原因是敌人内部的不和。此后，十字军内部也出现了不和，甚至连出于自保考虑的最低限度的盟友关系都无法维持。在随后中世纪中期的二百年里，虽然他们的燕尾旗招展，但不过是为重现第一次东征的胜利而进行的一系列徒劳的努力。

失败似乎没有教会他们什么。一代又一代十字军骑士像旅鼠¶¶¶¶一样，跟着父辈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奔向死亡。巴勒斯坦，作为战场和战利品，成为欧洲大半家族的第二故乡和坟墓。鼓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明谷的圣贝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曾自豪地说，他只为每七名寡妇留下一个男人。［1］但真正让这片遥远的土地变得家喻户晓的原因，不是在任何时段有多少人去了那里，而是人们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地去那里，以至于经常会出现同一个家族有两三代人甚至四代人都曾在巴勒斯坦作战、定居或去世。

在英格兰，四位牛津伯爵的墓葬坐落在赫里福德（Hereford）的教区教堂里，他们的石雕双腿交叉，表明他们都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第一任伯爵阿伯里库斯·德维尔（Albericus de Vere）人称“无情者”，他披挂全套作战装备，身披从头到脚的锁子甲和白色法袍，腰悬宝剑，脚蹬带马刺的靴子踏在一头狮子身上。他的不朽形象被保留在坟墓上的石雕中，坟墓上的时间是1194年。他身边的第二任伯爵，死于1215年；第三任伯爵，死于1221年；第五任伯爵，死于1295年。每位伯爵的墓上都刻有双腿交叉的雕像。在伯克郡的奥尔德沃斯教堂也有五个双腿交叉的雕像冢，他们都来自德拉贝什（de la Beche）家族。［2］这样的雕像在英格兰每个地区都能找到，有的踏着野猪或牡鹿，有的手握半出鞘的宝剑，有的双手作祈祷状，有的手持绘有圣殿骑士（Templar）十字徽章的盾牌，有的身旁合葬的夫人也双腿交叉，她们长袍上的褶皱永远是僵直的。大量带有贝壳或乔治十字图案的族徽印证了十字军的影响。直到今天，在英国仍有名为“撒拉逊人的首级”的客栈。［3］

不过，十字军东征似乎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入英国人的意识当中。英国没有为十字军东征树立过纪念碑，在19世纪众多的学术巨人里，没有像斯塔布斯、弗劳德或弗里曼一样的巨擘为之做研究，所有的基本学术研究都是法国人做的。十字军的东方历险故事也没有激发出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只留下了一些可笑的传奇韵律诗，如赞颂英王理查吃烤撒拉逊人的故事，以及吟游诗人布隆代尔（Blondel）营救英王理查的故事。［4］事实上，英语世界的人们主要是通过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十字军英雄记》（Talisman）了解到美化版的十字军东征，它也是英语文学中唯一出色的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虚构作品。

这种匮乏部分是由于英格兰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的真正精力都投入了国内撒克逊人与诺曼人、贵族与国王以及国王与教会间的争斗中。

英格兰在十字军东征中的传说和荣耀绝大部分都集于英王理查一人身上。然而，他几乎不能算是个英国人。他的王后从来没有到过英格兰，他在在位的12年里也仅在自己的王国待过不足7个月的时间。巴勒斯坦把他变成了英格兰的英雄。英格兰怎样看待这位国王呢？他身材高大［5］，满头红发，穷兵黩武，带着安茹（Anjou）人的火爆脾气登上王位，只为搜刮掉国库中的最后一分钱来支付他率十字军东征的开销。他走得如此匆忙，以致英格兰几乎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只有一波又一波的征税浪潮。这股浪潮刚刚退去，又迎来新的浪潮，这次是为了把他从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Leopold of Austria）的监狱里赎出来。

不过，英格兰对他的印象最终还是被他在巴勒斯坦手持利剑和战斧在撒拉逊人的阵地中冲杀的英勇形象所替代。巴勒斯坦使他成为了狮心王理查，使他从一个好斗、鲁莽、不知廉耻的阿基坦（Aquitaine）和安茹人子弟成为英格兰自阿尔弗雷德大帝之后又一位英雄国王。

当然，他不是唯一以朝圣者或“十字军”骑士的身份去巴勒斯坦的英格兰国王。英格兰的王位曾两度出现空缺，因为候任国王身在圣地。理查的曾伯祖父罗伯特·柯索斯（Robert Curthose）是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一世的长子。他在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被他的弟弟亨利一世夺走了王位。理查的侄孙长腿爱德华（Edward Longshanks）运气较好，他父王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巴勒斯坦指挥第九次十字军东征。他回国后成功继承了王位，成为爱德华一世，并统治英格兰长达20年，人称“英国的查士丁尼”*****。

理查的父亲亨利二世、他的兄弟约翰和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都曾立誓要参加十字军东征。但前两者忙于内斗而没能成行，第三位因不愿打仗也没有兑现誓言。其他王室成员代替他们去了。威廉·朗索德（William Longsword）的父亲是狮心王理查父亲的私生子，朗索德在圣路易领导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中有出色表现；亨利三世的兄弟康沃尔伯爵理查（Richard, Earl of Cornwall）也表现不凡。那位曾率领贵族们反对亨利三世的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可能算是英国在13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了，他在自己生涯的早期曾率领一支十字军去巴勒斯坦。还有无数人带领着骑士、扈从、士兵甚至妻子踏上这徒劳的征程，去征服“我们应得的遗产”、“上帝的土地”，但从未获得过成功。

如果英国人没有在如此长的时间中在这块产生《圣经》的土地上洒下如此多的鲜血，恐怕《圣经》不会在日后如此深地植入英国人的内心。

英国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作用没有受到公众的应有重视。根据编年史家阿古勒斯的雷蒙（Raymon of Aguelers）的目击记录，一支由30只船组成的、全部为英国船员的舰队，从海上为十字军战士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援，直到他们攻下了安条克获得第一个基地。［6］一代人之后的英国历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说，“当亚洲的消息传到不列颠海对面的居民耳中时，只有微弱的低语”。［7］不过，这低语肯定比他想象中的要响亮。无论这支英国舰队是出于对“圣战”的热忱，还是仅为躲避征服者威廉而出逃的，他们是在英格兰集结，在自己领袖的率领下远航，并攻占了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Seleucia）。他们在此地坚守，直到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十字军主力部队从陆路赶来。攻克安条克后，英国舰队与热那亚人合作，打退了撒拉逊舰队的进攻，保证了连通塞浦路斯的供给线。当十字军战士准备向耶路撒冷进发的时候，英国船队只剩下9到10艘船。他们把剩下的船烧掉，并加入了陆军，此后就消失在历史中了。［8］虽然被历史所遗忘，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先例，才使理查一世在一百年之后选择海路，而不是像之前的十字军领袖那样走灾难性的陆路。如果真的如此，这些默默无闻的无名战士便对英格兰发展海上力量并最终成就帝国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罗伯特·柯索斯随同陆军前进。虽然他按出身和领地都是诺曼人，但他也是新兴王室的成员，可以被称为第一代英国人。事实上，当他死去的时候，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他是“罗伯特，英国人”。追随他东征的主要是诺曼人、布列塔尼人和安茹人。那些跟随他的无名“英格兰人”，可能都是普通士兵，因为在他的360个有名有姓的骑士中，只有几个是战败的撒克逊贵族，以及对国王不满的盎格鲁—诺曼人（Anglo-Normans）。［9］

虽说英国人没有跟随罗伯特的十字军东征，却被迫出了钱。为了装备部队，罗伯特把诺曼底公国领地以五年期限抵押给了他那位令人反感的弟弟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换来一万马克。鲁弗斯为收回这笔钱，向英格兰的所有居民课以重税，使得“整个国家都在呻吟”。

不过，这个交易并不坏。在巴勒斯坦，罗伯特一改在国内受制于父亲和兄弟的卑微处境，抓住机会，在濒临失败的不利战局下成功夺取了安条克，并亲手杀死了土耳其指挥官“红狮子”克孜勒阿尔斯兰（Kizil-Arslan）。罗伯特又矮又胖，脸上堆着笑容，看起来并不像武士，但根据当时的记录，他曾一剑将一个土耳其人从头至胸劈成两半。他的勇猛和慷慨有目共睹。饥荒和贫困之时，他会把食物、武器和马匹与其他十字军战士分享。相对当时的艰难环境而言，他可能有些过度仁慈，以致不能有效管理自己的领地。“如果一个痛哭流涕的罪犯等待他给予判决，他也会跟着哭起来，并释放那罪犯。”［10］罗伯特只在巴勒斯坦经历了人生的短暂辉煌。他回国后，再次成为他那苛刻家族另一位成员的牺牲品。

耶路撒冷在1099年被十字军攻占。由于罗伯特是唯一的王子，大家最初推举他为国王。但他却拒绝了，因为他还想继承英格兰的王位。他于1100年离开巴勒斯坦回国。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不明身份者在新福里斯特（New Forest）用箭射死了鲁弗斯，为英格兰除掉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国君。可没等罗伯特回国，亨利一世就稳稳地坐上了鲁弗斯的王位。亨利一世迅速挫败了哥哥对王位的主张，把这位归国的十字军骑士终身囚禁在监狱里。据记载，亨利一世甚至还给了他一件国王遗弃的衣服，聊慰他对王位的渴望。

据记载还有一群英国人也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情形比较模糊。曾经为这个时期写过极有价值的编年史的奥德里克斯·维塔利斯（Ordericus Vitalis）记载，撒克逊王室最后一位传人埃德加·阿瑟林（Edgar Atheling）带领“近两万名来自英格兰和其他岛屿的朝圣者”，来到拜占庭统治之下的叙利亚劳迪西亚（Laodicea），并说服他们拥戴他的朋友罗伯特公爵为指挥官。［11］这些朝圣者是谁？他们对拉丁王国的发展有何影响？他们的结局如何？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可怜的罗伯特，总是离王位咫尺之遥，但他在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所作的表现十字军东征的话剧《伦敦四学徒》（Four Prentices of London）中出现，总算在死后获得了短暂的荣耀。这部狂暴的传奇剧于1600年左右在伦敦的红牛剧院上演过几次，受到伊丽莎白时代观众的喜爱。剧中出场的有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人物。此外还有众多虚构角色——骑士、贵妇、匪徒、巨龙、隐士及学徒。他们都打扮成其他人的模样，出现在一系列虚构的故事中。在圣城前，剧情达到高潮，那位“英国人罗伯特”以一名十字军骑士的口吻说出了一段明显与时代不符的话，就好像是他拿着一杆枪站在戏台上一样。

看那耶路撒冷的高墙，

那曾经被提图斯和韦斯巴芗攻破的高墙。

在这些尖塔之下是古老的犹太人，

看到全世界的人都在平原上聚集。

哦，王子们，睁开你们干枯的眼睛，

看到那被摧毁的圣殿吗？

远处曾挺立着耶和华的房子……

那里有约柜、供饼和亚伦之杖，

至圣之所和基路伯。

现在那圣所，那上帝曾经现身的地方，

却被异教徒所占，

伪圣树立在每座圣殿里，

哦，谁见此景能不流泪？［12］

这段话中没有提到耶稣圣墓或圣十字架。而实际提到的神圣符号则是“耶和华的房子”，即圣殿，以及约柜，因为此时在英译《圣经》的影响下，耶路撒冷的形象来自《旧约》，而非《新约》。†††††然而，应该注意，海伍德生活的年代距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比我们距海伍德的时代还要遥远。

实际上，对那些十字军战士而言，耶和华的房子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他们发出的竟是屠杀犹太人的呼喊声。对于后世的犹太人，他们开启了一直延续到希特勒时代的种族屠杀。按照教皇乌尔班（Urban）的说法，虽然十字军战士拿着“马加比人的利剑”，但他们还没离开欧洲就将利剑刺向了马加比人。［13］在东征路上的每一个犹太人社区，都被这些嗜血的基督徒武士血洗。犹太人遭到屠杀，部分原因是作为“圣战者”到圣地铲除异教徒前的预演，他们是最方便的牺牲品，更有谣言说犹太人极力鼓动土耳其人在圣地迫害基督徒。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类屠杀是劫掠的好机会，这也一直是十字军战士参加东征的强大动力。

公众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本来其实并不高涨，但被“圣战”激化了。［14］部分原因是中世纪的人们对教会以外的“异教徒”有一种迷信般的恐惧。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债主的仇恨。很多中世纪犹太人成为放贷者，即靠出借钱财获利，是因为当时的行会制度排斥犹太人，而犹太律法虽禁止犹太人之间互相放贷，却允许给非犹太人放贷。［15］另一方面的前提是，基督教法禁止基督徒之间互相放贷，但社会对借贷又有需求。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货币经济使借贷变得更加必不可少，基督徒的顾虑减轻，并最终允许基督徒之间的放贷行为。然而，在中世纪，几乎只有犹太人从事放贷业务，这也给国王们提供了丰厚的税收来源。只有泽竭鱼殁的担忧才使国王们对犹太人的压榨有所收敛。虽然理论上犹太人有财产权，但这在实际中毫无意义，因为犹太人不能控告基督徒，所以犹太人的地位只依赖于国王的好恶。

国王越鼓励犹太人的放贷行为，人们就越痛恨犹太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人们认识到在十字军旗帜下动用的暴力，是轻松抹掉债务、夺取犹太人财产而不受惩罚的捷径。到1146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传教士已经开始抨击整个犹太民族。1144年牛津的犹太人被控进行了人祭，成为第一起有记录的宗教谋杀指控。［16］到了1190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与犹太人大屠杀已经变得不可分割。理查的加冕礼刚完成，杀戮就开始了，虽然没有他的命令。［17］一旦开始，杀戮风潮就像汹涌的波涛一样从伦敦蔓延到所有犹太人居住的城市，最后的恐怖高潮出现在约克——在那里，只有那些先杀死妻儿后引颈自杀的犹太人才能逃脱暴民的屠杀。根据各种记录，即将出征的十字军战士和煽动暴民屠杀耶稣敌人的修道士是屠杀活动的领袖。这些人肯定给编年史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描述详细而充满恐惧。理查的大臣惩罚了一些犯罪者，虽然此后没有发生新的袭击，但这些事件加重了民众的反犹情绪。一个世纪之后的另一位十字军国王爱德华一世，终于厌倦了继续一点一滴地榨取日渐枯竭的资源，索性一次了结。他把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并将他们的全部财产充归王室。

不知采取了何种手段，中世纪的人能把古代与现代的犹太人截然分开。狮心王理查和罗伯特·布鲁斯的崇拜者都把他们与一个典型的爱国武士相比较，即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aeus）。实际上，“骑士”时代的尚武者推崇的是希伯来人的伟大首领和国王，而不是他们的先知。在教堂门上或挂毯的刺绣图案上常出现的“九伟人”——“三个异教徒、三个犹太人和三个基督徒”，其中的三个犹太人是约书亚（而非摩西）、大卫和犹大·马加比。［18］

理查在勇气、力量和战略方面可以与马加比相比拟，但在动机方面不同。他是为消遣作战，不是为巴勒斯坦的自由而战。理查把剩余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用于在法国跟他的父亲、法国国王或其他对手争斗。但十字军东征的伟大历史覆盖了这一切。对于理查，“公认的神话”把他塑造为亚瑟王第二，其实他完全不是。但他给英格兰提供了一段传奇，因为这段传奇发生在圣地，所以他使英格兰对圣地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以致在他的时代和此后的几百年里，许多英国人都会这样说：“当我死后打开我的胸膛，你们会发现巴勒斯坦躺在我的心里。”这是玛丽女王关于加来的那句名言的演变。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功绩乏善可陈。那是一场耻辱的失败，当时的评价是，“虽然它没能解放圣地，但不能说是不幸，因为它为天堂输送了很多烈士”。［19］几乎没有英国人参与其中，因为大部分英国人深陷玛蒂尔达（Matilda）和斯蒂芬（Stephen）两派间长达17年的战争之中。当安茹的亨利在1152年继承王位时，收拾残局占用了他的所有精力。他仅满足于在各教堂中摆上为圣殿骑士团募捐的布施箱。［20］此后，他设置了一项“为耶路撒冷之存亡”而征的税，第一年是每英镑收二便士，此后四年里，每英镑收一便士。

在贝克特大主教于1170年遇刺之后，亨利被迫发誓加入十字军进行三年东征，以弥补他在这桩世纪大案中的罪责。［21］但为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王权以及在法国的王朝斗争，使他不断推迟出发的日期。他虽立下东征誓言，但他是否真准备履行诺言令人怀疑，因为他的真正兴趣在国内，而不是去东方获得荣耀。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直接原因，是萨拉丁在1187年从法兰克人手里夺下了耶路撒冷。当圣城再次落入异教徒手里的消息传来时，据说整个欧洲都战栗了。此后不久，教皇乌尔班二世过世，被普遍认为死于悲愤。［22］这件事甚至刺痛了亨利，他这次真的开始做出征准备，参加新教皇格列高利八世（Gregory VIII）鼓动的新一次东征。当时各方对东征的响应是如此强烈，许多国王、贵族、骑士都发誓出征，德文索夫（de Vinsauf）甚至因此说道，“问题已经不是谁立下了东征誓言，而是谁还没有”。他还记录，将女人用的纺纱杆和羊毛送给犹豫不决的武士成为当时的风尚。［据传德文索夫曾被认为是拉丁文叙事长诗《英王理查行记》（Itinerarium Regis Ricardi）的作者，这部著作以目击者视角记述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与巴哈丁（Bohadin）的作品齐名，是关于第三次东征最有价值、可读性最高的记录。但现代学者发现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德文索夫的人，即使有也不是此书的作者。］

遥远的耶路撒冷对英格兰产生的一个影响是，亨利二世为支付远征的费用首次开征所得税。十字军战士得以免税，但其他人都要上交所有各种租金和动产的十分之一。每人对自己的财产进行评估，但如果涉嫌低估，他所属教区的评审团将决定财产的真实价值。这个被称为萨拉丁什一税的税种虽然具有高尚的目的，但正如文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所言，被视为“在慈善名义掩盖下的贪婪而无德的暴力勒索，必然引发神职人员和人民的警觉”。［23］凡是税，都不受欢迎。

虽然事出紧迫，但这次十字军东征因无休止的家族争斗被耽搁下来。亨利与他那些反叛的儿子们以及法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永远处于尔虞我诈的争斗之中。在其中一次争斗中，56岁的亨利身心交瘁，被亲生儿子挑落马下，死于1189年7月。暴躁的理查成为国王。他在两年前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传来之后的第二天即已立下东征誓言，现在他不能再等待了。与父亲不同，他没有做国王的责任意识，不在乎英格兰王国，只在意这个王国给他的机会，使他可以满足自己对战争、冒险和荣耀的欲望。十字军东征给了他作为骑士的最高挑战——一个显赫的劲敌，以及灵魂的救赎，可以满足他的所有欲望。他赶紧回到英格兰称王，安排好他出征后的摄政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填满国库。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放肆，通过课重税、勒索以及各种已知的和独创的方法大肆敛财。他遣散了父亲手下的大臣，公开卖官鬻爵。他卖掉每一个需要批准的职爵、每一座有争议的城堡、每一处有足够多钱的买主的国王封地。“他什么都卖——权力、爵位、治安官职位、城堡、镇子、庄园等等。”［24］对那些不想花钱获得好处或财产的人，他或是处以各种名目的罚款，或是罗织罪名投入监狱，逼迫他们花钱赎回自己的自由，或是要求他们付钱换得自己财产的安全或誓言的解除。就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和他的得力助手执事长威尔士的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走遍英格兰，忙着鼓动东征并为十字军征募战士的时候，理查的大臣为敛集罚款、贿赂和“礼品”更忙得不亦乐乎。当有人质疑理查的敛财方法时，他大笑着咆哮道：“如果能找到买家，我连伦敦都卖。”［25］

不出四个月，他就带着所能搜刮到的每一便士出发了。随他去的还有最能干、忠诚的大臣，包括鲍德温大主教、他父亲的首相雷纳夫·格兰维尔（Ranulf Glanville）——二人后来都死在了巴勒斯坦。此外，他还带上了自己的新首相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如果换作比他精明许多的父亲，肯定会把值得信赖的人留在国内，以维持稳定，但理查从没想到过这一点。这是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年，不时传来约翰要篡位的消息，使他在去留问题上犹豫不决，削弱了他的意志，否则他真有可能拿下耶路撒冷。

理论上讲，参战的骑士要自备武器以装备自己、扈从和士兵。虽然理查不会治理国家，但并非一个不负责任的骑士。他疯狂地敛财，唯一目的就是要保证他能供养一支高效军队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从而实现他战胜萨拉丁的梦想。此外，他可能还想在排场和气势上压过傲慢的腓力和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公爵。然而，最关键的是他决定不再重蹈前几次沿陆路远征的灾难结局。十字军沿途获取补给的做法惹怒了当地民众，并引发了冲突，还没有抵达巴勒斯坦，就有数千十字军争斗致死或饿死。理查不想采用土耳其人的焦土政策，但海上运兵和补给需要大笔的资金。从当时的国库卷档中可以看出组织舰队的详细计划。例如，伦敦治安官康希尔的亨利（Henry of Cornhill）记录了国王的总管交给的5000英镑是如何花的［26］：

这当然仅是一小部分。理查还要求“英格兰每座城市贡献两匹骑用马和两匹货运马，每个国王的庄园贡献一匹骑用马和一匹货运马”。［27］

理查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法国和西西里招兵买船，并与法王腓力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但法王仍然很恼火，因为无论他俩去哪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理查身上。根据叙事长诗《英王理查行记》的描绘，他身材高大，穿着绣有银色弯月的玫红色法衣，赤褐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绣有各色鸟兽的绯红色帽子，腰间一把金柄利剑栖身于嵌金剑鞘之中。谁能不崇拜这样的人物？确实，他看上去就跟人们理想中的骑士一样，跨着一匹完美无缺的西班牙战马，那战马套着金色缰绳，身披金色和猩红的亮片，马鞍上装饰有两只奔跑追逐的金狮子。

1191年春，军队和船只集结完毕。理查又额外征用了一些大型帆船，备足了可供两年所用的小麦、大麦、红酒，带上他妹妹乔安娜女王（Queen Joanna）的金盘，预备在4月动身。法王腓力已于3月先期出发。理查的舰队非常令人震撼，共有219艘船，是当时最庞大的海军力量。［28］船上飘着旗帜，吹着号角，横渡地中海，向巴勒斯坦驶去。舰队中有39艘大型战船，船体瘦长，有两层划桨手；24艘大船，有三层划桨手，每艘能载40名骑士、40名步兵和40匹马，以及他们的武器和人畜一年的粮草；156艘小船，能载大船一半的定员。舰队采用楔式队形，分成八队，首排有3艘船，最后一排有60艘。这种安排能使人的喊声在船之间传递，各队之间用号角传递信号。领航的是乔安娜和贝伦加丽娅（Berengaria），国王的母亲让人把贝伦加丽娅带到墨西拿，让她与理查成婚。但他们直到经停塞浦路斯时才得以完婚。国王理查殿后。

有多少人跟着理查投身于那场伟大而悲剧性的冒险呢？中世纪编年史家很少记录具体数字，而爱用“大量”、“无数”这样的词汇，或反问“谁能去数呢？”，或是泛泛地说，凡是有影响力和知名的人没有不在那里的。按照《英王理查行记》的估计，理查在攻占墨西拿时的兵力为一万人，这个数字符合200余艘船的定员。此外，鲍德温大主教随一支由200名骑士和300名步兵组成的小舰队独立航行；还有不知数目的英国水手加入北欧人和佛兰芒人的舰队，共1.2万人，早在1189年理查继位前就去支援拉丁王国了。

当时英格兰的人口数量没有记载。但人口学专家估计英格兰人口在理查东征的那个十年里大约是200万人。［29］如果我们假定有一万至两万名英国人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那么大约最多每100人里有一个人，或最少每200人里有一个人去了巴勒斯坦。根据文献记载，英格兰每个郡都给理查提供了部队，许多士兵来自威尔士。［30］相当一部分战士没有回来。《英王理查行记》提及，在头两个冬季之后，各支军队在巴勒斯坦的伤亡情况包括：6位大主教、12位主教、40位伯爵、500位贵族、“大量”教士和“无数”其他人员。许多人在到达阿卡（Acre）之前病死在肮脏拥挤、瘟疫横行的兵营里。在理查攻下圣城后，又与萨拉丁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又有许多人被俘虏或战死。想获得各支军队的总人数是不可能的，因为自从耶路撒冷陷落后，就有十字军源源不断地从欧洲不同地方来到巴勒斯坦。有人留下，有人死去，有人返回。从安条克、提尔等当地封邑中聚集起的基督徒人数，则随他们领袖的政治计算而变化。

根据萨拉丁的编年史家巴哈丁的估计，在阿卡城外的基督徒军队有5000名骑士和10万名步兵。［31］这个估计可能是令人信服的。骑士与步兵1：20的比例是合理的，不过由于步兵的伤亡较大，最后这个比例降低到1：10或1：5。到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束的时候，军队人数肯定损失了一半以上。在理查离开前的最后一次战役中，他命令所有人都跟他上阵，根据《英王理查行记》的记载，只有500名骑士和2000名携盾士兵，这些士兵的领主已经战死了。当他最后坐船回国的时候，只用了一艘可搭乘不到50人的帆船。不过，确实有人先期离开。

考虑到缺少可靠数据的实际情况，想推测出有多少比例的英格兰人去巴勒斯坦服役是愚蠢的。我们只能说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参与了东征，去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回国。

当理查在6月份抵达的时候，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在阿卡的城墙之外陷入了僵局，对这座城市无望的围攻已经持续了一年。如果说被围者陷入了困境，那么围城者也是一样。他们失去与其余战场的联系，在拥挤、肮脏、疾病滋生的军营里，靠吃饿死的马匹度日，或用大把的金子去买流浪猫的尸体。城攻不下，又不能放弃，十字军与大批的追随者一起在放荡中逐渐麻木，陷入腐臭和停滞的痛苦之中，我们如今似乎仍能从史书中嗅到这种气息。

即使法王腓力在1191年3月赶到，并带来了新的补给，仍然没能使军营振奋起来，有限的士气也迅速消退了。直到理查到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他在东征路上征服塞浦路斯，并聚敛了一些物资。他的到来终于激励起整个兵营，展开了大动作。理查于6月抵达阿卡，不出四个星期，这座城市就投降了。在过去近三年的围城中，这座城市成功抵御了九次大战役和上百次的小战役。这并不是说胜利应归功于理查一人，但没有他的旺盛斗志激励十字军战士拼尽全力，就难以攻破城墙。理查虽然刚到就患了疟疾，浑身发抖，卧床不起，但他仍然在病榻上指挥战斗。当十字军在土耳其人暴雨般的枪箭下一次又一次后退时，理查让人把他抬到前线，用雷鸣般的吼声激励士兵发动最后一次进攻，终于取得了成功。

理查与萨拉丁商定休战并交换战俘，规定要在三个月内的指定时点完成。当萨拉丁不断拖延兑现承诺时，理查屠杀了2000多名穆斯林战俘，而且没有任何内疚。［32］这个残忍的举动甚至使他自己的士兵感到惊骇，也使后世史家惊恐和义愤。自从那些伪斯特雷奇‡‡‡‡‡学派的学者们发现理查不完全是传奇故事中那个勇敢的骑士后，他们就挥舞利爪，把理查剩余的名誉撕成了碎片。《英王理查行记》的作者崇拜理查，说理查具有赫克托耳的勇敢、阿喀琉斯的宽宏、提图斯的慷慨、涅斯托耳的善辩和尤利西斯的谨慎；说他足以与亚历山大相媲美，也丝毫不让罗兰。但后世史学家倾向于把理查描绘成一个冷酷薄情的恶人。他可能不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金雀花王朝§§§§§本就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他肯定是个伟大的战士和指挥官。他拥有作为指挥官最重要的品质——必胜的决心，而其他品质——仁慈、节制、分寸——都被牺牲了。他令批评者惊骇的贪婪并不是简单的贪财，而是军需官为军队搜寻供给的贪婪。他屠杀穆斯林战俘，并非是简单的残酷，而是提醒萨拉丁遵守承诺，而这位伟大的对手也理解并照做了。实际上，这位英王是萨拉丁唯一尊敬的法兰克人。萨拉丁曾经说：“如果我注定要丧失圣地，那我宁愿让理查而不是其他人拿去。”［33］

然而，理查没能拿下耶路撒冷。为什么？蓄水池淤塞，天气炎热，疾疫流行，部队供给困难，为适应巴勒斯坦荒凉的山地和沙漠改变战术的困难——这些问题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都曾出现过，但没有遇到过的，是敌人有了一个伟大的指挥官。萨拉丁在本土作战，他能从巴勒斯坦各地召集兵力，他的背后没有敌人削弱他的实力。但真正打败理查的是他的盟友之间的矛盾。提尔侯爵康拉德（Conrad）投奔了敌人。法国国王也退出了，可能因为他无法忍受被理查的光芒覆盖，也可能是因为他想抢先回国夺取理查在法国的领土。但法王的背信弃义并不是完全的损失，正如萨拉丁的兄弟所说，“理查被法王拖累了，就如同尾巴上系着榔头的猫”。［34］

从1191年7月阿卡陷落到理查于1192年10月离开的15个月里，理查在敌人的不断袭扰下沿海岸向南推进，直至到达雅法——挺进耶路撒冷的基地，并与敌人进行了谈判，向阿什凯隆（Ascalon）和达鲁姆（Darum）发动了辅攻，还对坐落在山上的圣城发动了两次无效的进攻。

理查的部队从阿卡出发，沿着罗马人修建的古老道路向南挺进，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从供应舰队获得补给。为此理查极为仔细地做了计划。这支军队分成圣殿骑士、布列塔尼和安茹、普瓦图、诺曼、英格兰等五个主要军团，以及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这五个军团又分为三个纵队：最靠内陆的是步兵，抵御埋伏在山上的敌人的频繁伏击；中间是骑兵；靠海的是运输辎重的队伍。英王的旗帜树立在有篷的四驾马车上，但英王一般穿梭在队伍前后检查队列，保持秩序。由于天气炎热，他规定只在清晨行军，每天只能走8到10英里，每隔一天休息24小时。盛夏的高温、军队情况的恶化，以及阿卡之战驮兽的大量损失，使放慢行军速度成为必要，一半的步兵必须背着行李和帐篷，与战斗部队轮休。为抵御弓箭，十字军战士在铠甲外还要穿上厚厚的皮质长袍。巴哈丁记录了土耳其人惊异地看到法兰克人背上扎入5到10支箭，仍然毫发无损地行军。在太阳的暴晒下，许多人倒地而死，还有人晕倒，必须用船运走。每天晚上停止行军后，一名传令兵站在队伍中央大喊“圣墓保佑！”，队伍跟着举手高呼三声，泪流满面。根据《英王理查行记》的描绘，这个仪式使部队得到休整和振奋。

在行军的途中，他们知道每行进一天就离激战更近一天，萨拉丁肯定会发动进攻，阻止他们到达雅法。土耳其前锋骑兵部队不断袭扰缓慢移动的方阵，试图引诱他们离开队伍交战。萨拉丁的战略就是割裂并分散方阵，使骑兵易于各个击破。理查坚持保持队形，以保护运输马车，并迫使土耳其人近身作战。越往前走，神经绷得越紧，每个人都能从脊骨中感知到在山后集结的敌人。理查下了死命令，时机不成熟时不许任何人出列与敌人交战。［35］

在距离雅法11英里处一个叫艾尔苏夫的地方，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医院骑士团忍耐不住，向土耳其人发动了进攻。“英王理查，”《英王理查行记》写道，“看到自己的部队行动起来，立即跳上战马，率领医院骑士团突破了土耳其步兵部队。土耳其人大为惊骇，四处躲闪。”但土耳其人重新集结，并发动了反击。“漫山遍野都是严整的土耳其部队，无数战旗飘扬，穿着盔甲的人超过两万人……他们冲下来的速度，比鹰还快，马蹄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他们喊声震天，号角齐鸣。”英王身体左侧被矛刺伤了，但步兵稳住了阵脚，抵御住了敌人的冲锋。士兵们单膝跪地，将长矛前伸，他们身后的弩车不断将长矛射向敌阵。虽然战斗进行了一整天，但土耳其人没有能突破十字军的战线，最后踏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土地撤退了。

此时，双方都在实战中了解了对方的实力。此役之后，萨拉丁意识到他无法阻止十字军前进的步伐，但可以先撤退，等待敌人的实力消耗殆尽。他把守军从雅法以南至阿什凯隆的堡垒中全部撤出，以免重蹈在阿卡的覆辙，只留下通往埃及最后的堡垒达鲁姆的守军，但被理查四天就攻下了。

如果此时发动对耶路撒冷的全面进攻，有可能成功，但十字军开始分崩离析了。首先发难的是法国人，他们坚持要留在雅法加固城墙，并在野地的艰苦行军之后借机享受一下城里的奢侈生活。但在众人的坚持下，联军终于还是在新年那天对耶路撒冷发动了进攻，但勃艮第公爵在已经能望见耶路撒冷的地方退出了战斗，并最终完全撤出战斗。其他部队要么撤退到了阿卡，要么跟随康拉德叛逃到提尔。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甚至也提出不进攻耶路撒冷的建议，以免破城后成为孤军与附近的土耳其人作战。自从腓力退出后，理查也担心他的对手和他的弟弟约翰阴谋篡权，急于赶回国内，唯恐王国易主无国可回。

除了这个担忧，他还逐渐意识到分裂的军队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这使他有了协议停战的意愿。谈判的过程很漫长，从那年的冬天一直拖到1192年春，双方就耶路撒冷、几个海边城市和十字军城堡的归属等问题反复拉锯。理查甚至荒谬地提出一个令人发笑的建议——让自己的妹妹乔安娜与萨拉丁的兄弟联姻，共同统治耶路撒冷。［36］礼貌而老练的萨拉丁通过娴熟的外交辞令和持续不断的礼物使谈判持续推进。他送给理查一匹西班牙良马、一顶绯红色帐篷、新鲜水果、从高山上运来的冰雪、七头装饰华丽的骆驼和一名医术高超的医师。［37］

与此同时，从英格兰来的信使向理查报告了约翰在国内的行径，恳求理查返回。他决定在1192年6月向耶路撒冷发动最后的攻势，但各支部队无法达成一致，理查最后气愤地放弃了。当他放弃了那个消耗了如此多艰辛、鲜血和财富的伟大目标之后，他像骑士一样爬上一座山的顶峰，从这里能看到耶路撒冷的尖塔。但理查没有看耶路撒冷，而是用长袍掩面，并说道：“上帝保佑，我祈求不要让我看到那座我无法从你的敌人手里夺下的圣城。”［38］

显然没有必要留在巴勒斯坦了。就在理查准备从阿卡乘船离开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撒拉逊人包围了雅法，一小股基督徒部队正在坚守，随时可能全军覆没。这似乎是命运给遭受奇耻大辱的英雄所做的补偿。在雅法战役中，理查表现得如此英勇，使他赢得的荣耀得到了全天下人的传颂。他的英勇改变了人们对他盘剥勒索的印象。三年后，当埃莉诺（Eleanor）为赎回理查穷尽所能四处筹集赎金时，英格兰人表现出了对这位狮心王的爱戴，纷纷倾囊相助。

《英王理查行记》记述的雅法战役，很可能正是激战之夜写成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英王壮举的骄傲和狂喜。作者说，理查打断了所有要求谨慎从事的建议，大声喊道，“上帝见证，我将与他们同在，并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此时，他已经登船，于是命令掉转船头向南航行，冲上雅法的海滩。他率领一小队人马涉水上岸，兵力仅有80名骑士和300名弓弩手。

刚上岸的时候，他手拿一把劲弩，但很快就换成了他的那把“凶猛的利剑”。他和他的部队向海滩上密集的土耳其军队发动猛攻，很快把敌人击退了。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镇子被攻下，基督徒守军获救了。然而，土耳其人因被如此少的敌人打败而深感羞耻，派来援兵，趁理查在帐篷中熟睡的时候发动奇袭。“拿起武器！拿起武器！”这最后时刻的呼喊惊醒了英王。

“万能的上帝啊！谁在这种情况下不被惊醒？啊，谁能全面地描绘异教徒的可怕进攻呢？土耳其人喊声震天地发动了猛攻，疯狂地投枪、射箭。英王在队伍中穿梭，鼓励士卒稳住阵脚，不要退缩。土耳其人像旋风一样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佯装进攻，诱使我们的战士退缩。但当他们靠近时又突然掉转马头。当英王和骑士看到这些后，策马冲入敌阵，所到之处敌人四处遁逃，他们用长矛刺杀了大量敌人……这可真是一场可怕的战斗！大批的土耳其人……涌向竖立着英王狮旗的马车，因为他们宁愿杀死英王一个人，也不愿去杀一千个士兵……但他的勇气似乎找到了展示自己的机会。他手中的利剑像闪电一样砍倒敌人和马匹，将他们劈成两半。”

战斗进行了一整天，《英王理查行记》描述了英王在战场上一手舞剑，一手挥矛，像收割庄稼一样一路砍杀过去。他使土耳其人如此恐惧，所到之处敌人夺路而逃。他看见莱斯特（Leicester）伯爵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但仍然勇敢地与敌人搏斗。英王赶紧拍马跑过去，扶伯爵上马。敌人抓住了拉尔夫·德毛本（Ralph de Maubon），英王冲上去把他救下并送回军中。在激烈的战斗中，萨拉丁送给英王两匹战马，向他的勇气致敬。英王说，即使是比萨拉丁更加恶劣的敌人送来的战马，他都不会拒绝，因为他急需战马。最后，“勇猛而非凡的国王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但他身上插满了标枪，好像被猎人追捕的鹿一样。他的马匹护具上覆盖着密布的箭”。当萨拉丁问垂头丧气的武士为什么没有抓住英王，他们回答：“说实话，自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骑士……与他交战必死无疑，他的英勇超越人之本性。”

双方签订了三年休战协定，耶路撒冷和山地地区归阿拉伯人所有，但圣墓堂和基督徒自由朝拜的权利得到恢复。此外，从提尔至雅法的沿海平原和港口也归属了基督徒。有三群十字军战士去了圣城，但理查没有去。他如果不是作为征服者，就坚决不去。狮心王乘船离开了，但他的传奇壮举在阿拉伯人中间流传。如果马在树丛里受惊，阿拉伯人会以为那是狮心王的魂灵在作怪；要吓唬哭闹的孩子使他安静时，他们会说：“安静点，英格兰人来了！”［39］

十字军东征对英格兰的影响之一是土地所有权发生的巨变，因为许多骑士用土地做抵押借款购置装备。英王不是唯一一个为筹措资金无所不用其极的人。有个叫约翰·德卡莫伊斯（John de Camoys）的人，他把妻子的财产连同妻子本人都卖掉了。安德鲁·阿斯特利（Andrew Astley）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卖给了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库姆修道院（abbey of Combe），换回320英镑。［40］其他一些人则把土地抵押给富裕的修道院三年、四年或七年，即使活着回来，也都穷得无力赎回财产，只能在修道院里贫困地了此余生。

16世纪利兰和卡姆登通过对修道院和教区档案的研究，发现了许多有关十字军东征的史实。有个叫奥斯本·吉福德（Osborne Gifford）的人，因为绑架两名修女而被逐出了教会（一个明显不够用），获得救赎的条件是他必须去圣地参加三年的十字军东征。在此期间，他不能穿衬衣或骑士服装，且一生都不能进修女院。［41］罗杰·德莫布雷（Roger de Mowbray）是个奇迹，他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两次前往巴勒斯坦，被撒拉逊人俘虏后又活着回来了。任何有这样好运气的人必定成为传奇故事的主角。据说罗杰干预了一场龙与狮子的殊死决斗，他杀死了龙，因而赢得了狮子的感激之情，那狮子跟着他回到了英格兰。他的儿子奈杰尔（Nigel）跟随理查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另一个被撒拉逊人俘虏的是休·德哈顿（Hugh de Hatton），他在做了七年俘虏后衣衫褴褛地逃回了家。一个放羊人没有认出他，告诉他德哈顿已经死了。他回到了自己的城堡，但我们不知道他受到了怎样的接待，故事讲到他走到门口后就结束了。同尤利西斯从特洛伊回来后被迫隐姓埋名的故事类似，这是一长串武士离家多年后归来的故事之一。

许多人因为被流放而去参加圣战。强悍的富尔克·菲茨瓦林（Fulk Fitzwarin）在下棋时激怒了约翰亲王，亲王用棋盘打他的头，富尔克回敬一拳，差点把亲王打死。他随即被朝廷流放，向巴勒斯坦进发，但暴风雨把他吹到了巴巴里（Barbary）海滩。在那里，他被撒拉逊人俘虏。他被囚禁期间似乎很愉快，据说他在苏丹的领土与一个“贵妇”相爱了。最后，他到达东方，加入了理查的军队，参加了阿卡围城战。与理查一同征战的还有一位威廉·德普拉特勒（William de Pratelles）［42］，因为在狩猎途中被敌人偷袭时救了理查而出名。威廉大叫“我是国王！”而被俘虏，但幸运的是理查在巴勒斯坦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就是用10名土耳其人把这位勇敢的朋友换了回来。

在理查死后继位的无道的约翰也立下过东征的誓言。［43］在已经褪色的《英国大宪章》中，我们仍能读到他是如何承诺在“动身去东征前”调整财税问题。但男爵们不相信他的诚意，迫使他立即履行承诺，以免出现“如果因故耽搁而未能去圣地”的情况。

约翰当然没去东征，但他的小儿子康沃尔伯爵理查［44］东征的决心像同名的理查一世一样坚定。但理查伯爵那位昏庸的哥哥亨利三世任用的法国佞臣使朝廷一片混乱。作为朝廷中唯一的能臣和王位的法定继承人，理查伯爵无法离开。当国王得子后，他立即动身奔赴巴勒斯坦。所有人都试图劝阻他，包括教皇也劝他购买豁免权以解除东征的誓言。罗马教会的关怀无疑是因理查拥有康沃尔的锡矿、铅矿和大片林地，被誉为欧洲最富有的亲王。但伯爵没有解除誓言，而是通过变卖林地筹集到必要的资金。根据提尔的威廉的说法，当他上路的时候，人们都流泪了，因为他是一个全心关注公众福祉的人。但理查告诉他们，即使他没有立下誓言，他也宁愿去东征而不愿目睹即将来临的灾难。跟着他东征的有后来战死于埃及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索德［45］、7位男爵、五六十名骑士，以及众多弓弩手和长矛手。1240年10月，他们在阿卡登陆后，发现法兰克人与穆斯林已处于停战状态。此时的伊斯兰世界正深陷埃及与叙利亚王国惯常的战争中。由于停战协议没有被遵守，理查伯爵踏着伯父的脚印，向雅法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埃及苏丹被逼无奈，提出议和。伯爵是个很难对付的人，在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十字军获得了历史最好的协议条件：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等大部分圣地都归属了基督徒。理查伯爵回国后被誉为圣墓堂的拯救者。

陪同理查伯爵一道去巴勒斯坦的还有西蒙·德蒙福尔，由于刚与英王的妹妹完婚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审慎起见他决定离开英格兰一阵子，于是去了巴勒斯坦。西蒙虽然在战场上被称为约书亚再生［46］，但带着十字军战士常有的对犹太人的敌意，不久前却把约书亚的后裔从他在莱斯特的领地上驱逐了。他尚未成为王室暴政的伟大反抗者，但可能是自诺曼征服至都铎王朝这段历史时期各种国王和贵族间血腥争斗中唯一一个为原则而战的人。虽然他在巴勒斯坦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但他强大的人格和个人能力肯定给当地的法兰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想把王国的摄政权交给他，协助未成年的国王。但西蒙更渴望回归故土，并成为英格兰之主。不过，他最后失败了，以惨死而告终。

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就要结束了。巴勒斯坦成为新兴伊斯兰势力的战场。在蒙古人的挤压下，花剌子模人和库尔德人被迫从北方迁来，紧随其后的是鞑靼可汗们自己。在康沃尔伯爵成功签署协定之后两年，耶路撒冷再次陷入敌手。提尔和阿卡成为法兰克人在巴勒斯坦最后的据点。此后几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均为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巴巴里沿海一带。西方最后的有组织行动是法国的圣路易发动的两次毫无结果的远征，他被穆斯林诗人称为“牛皮大王”［47］。

后一次东征发生在1269—1272年间，英格兰的爱德华亲王为兑现其在打败西蒙·德蒙福尔之后立下的誓言，也加入了东征。［48］当他和4位伯爵、4位男爵以及约1000名士兵到达突尼斯后，愤慨地发现路易和其他亲王已经与苏丹签订了条约。爱德华带领人马立即乘船去往阿卡，在那里征集了一支由7000名当地法兰克人组成的队伍。但他唯一的战绩就是征服了拿撒勒，作为对撒拉逊人破坏当地基督圣殿的报复。被刺客用涂有毒药的匕首刺伤后，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处于垂死之中。最后，他也签署了停战条约，停战维持了10年10个月又10天。他随后回国，并随即成为英王。他是西方最后一位在巴勒斯坦作战的亲王。

1281年，爱德华收到来自约瑟夫·德坎希（Joseph de Cancy）爵士的一封信［49］，他是圣约翰医院的骑士，受英王所托随时报告“圣地发生的新闻”。约瑟夫爵士在信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撒拉逊人和蒙古鞑靼人之间爆发的一场战役，并悲叹道：“在我们的记忆中，圣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悲惨过，土地因缺雨而荒芜，瘟疫和异教徒横行……我们在圣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少的战士（法兰克人）和智慧。”他确信只要有英明的将军和足够的军需品就能把异教徒赶走。他在信的结尾请求爱德华回到圣地完成征服。

但此时已经没有机会了。爱德华正忙着征服那个距离更近的王国，再也没有回到东方。后世的教皇为了充盈梵蒂冈的钱柜，热衷于劝说十字军战士用黄金赎回东征誓言，彻底玷污了“圣战”的圣洁。当圣殿骑士团的大首领为对抗复兴的马穆鲁克王朝回到欧洲求援时，他只征到几百名意大利雇佣兵。［50］收复巴勒斯坦已经没有希望了。就在狮心王理查攻破阿卡之后整100年之际，20万马穆鲁克武士向十字军战士把守的最后一座城市挺进了。1291年，阿卡陷落，在爱德华把犹太人逐出英格兰的同年，最后一个基督徒被逐出了巴勒斯坦。

¶¶¶¶　旅鼠被误认为有不定期进行集体自杀的行为。——编注

*****　由于他在立法方面多有建树，是中世纪颁布法令最多的英国君主，因此被赋予此称号。 ——编注

†††††　耶和华是希伯来语中对上帝的称谓，约柜和供饼都是希伯来语《圣经》（即《旧约》）中向上帝献仪的供品。对耶稣生平的记载出现在《新约》中，因此以圣墓和圣十字架为圣物体现了《新约》的影响。——编注

‡‡‡‡‡　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他对一切既定的观念提出疑问，挑战英国“标准传记”的写作传统。——译注

§§§§§　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1154—1485），从亨利二世到理查三世的一系列英王的家族名称。——译注

¶¶¶¶¶　中世纪的军事组织，1023年成立于耶路撒冷，主要为来圣地的病人和伤者提供帮助。 ——译注

［注释］

［1］Gibbon, VI, chap. LIX, 109.

［2］Richard Gough, Sepulchral Monuments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76.

［3］C. W. Bardsley, English Surnames, Their Source and Significations, London, 1889.

［4］See Appendix to Scott’s Talisman.

［5］According to Ramsey, p. 367, Richard was 6’ 2”.

［6］David, Robert Curthose.

［7］Quoted Gibbon, VI, chap. LVIII, note 77.

［8］David, Robert Curthose.

［9］Gibbon. Also Dansey.

［10］DNB.

［11］DNB, David, Dansey.

［12］Ancient British Drama, 3 vols., London, 1810.

［13］William of Malmesbury, Book IV, chap. II. Also Michaud’s History, Book I, p. 49.

［14］Gibbon, VI, chap. LVIII. Also Cambridge Medieval, Vol. II, chap. VII.

［15］W. E. H. Lecky, History of Rationalism, New York, 1883, II, 266. Also H. W. C. Davis.

［16］Michaud’s History, Book VI. Also H. W. C. Davis.

［17］Contemporary authorities are Ralph of Diceto and William of Newburgh. See Stubbs, Introductions. Also Jacobs and Ramsay.

［18］Caxton’s Preface to Morte d’Arthur.

［19］Geoffrey of Clairvaux, quoted Dansey.

［20］Austin Lane-Poole.

［21］Roger of Hoveden, Stubbs, Introductions.

［22］Roger of Hoveden, quoted Mills II, 10.

［23］Austin Lane-Poole.

［24］Ibid., p. 350, quoting Richard of Devizes.

［25］Ibid. Also Norgate’s Richard, Book II, chap. I.

［26］Pipe Roll 2 Richard I in Archer.

［27］Ibid.

［28］Contemporary authorities are Roger of Hoveden, Ralph of Diceto, Richard of Devizes, and Pipe Roll 2 Richard I. See Stubbs’ Introductions. Also Norgate’s Richard, Book II, chap. II.

［29］英格兰于1200年左右的人口数量，请见S. R. Maitland, Domesday Book and Beyond, Cambridge, 1897, p. 437。1377年收取人头税时的人口，请见David MacPherson, Annals of Commerce, 1805, I, 548。另见M. Postan,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ies, II, No. 3, London, 1950. Josiah Cox Russell, British Medieval Population,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48.

［30］Dansey.

［31］Michaud’s Bibliothèque, Vol. IV, passim. Also excerpts in Archer.

［32］IRR, Bohadin, Roger of Hoveden in Archer.

［33］Stanley Lane-Poole, p. 357.

［34］Richard of Devizes, quoted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 VIII, 389, note 1.

［35］IRR in Archer.

［36］Bohadin, IRR, etc., in Archer.

［37］Book I, chap. III in Bohn’s Chronicles.

［38］Joinville, chap. CVIII.

［39］这些故事都来自Joinville，他晚于理查50年来到巴勒斯坦。Gibbon, VI, chap. LIX; Michaud’s Bibliothèque, IV, 304; Norgate’s Richard, p. 262.

［40］Dansey.

［41］Dansey.

［42］IRR in Archer, etc.

［43］Stubbs, Constitutional History, chap. XII, quoting Walter of Coventry.

［44］Joinville, Matthew Paris, Continuers of William of Tyre, Mills, Vol. II, chap. V. Also DNB.

［45］Ibid.

［46］In the “Song of Lewes,” in Political Songs of England from the Reign of John to that of Edward II, ed. Thomas Wright, Camden Society, London, 1839.

［47］Bohn’s Chronicles, Appendix, p. 554.

［48］Archer and Kingsford, chap. XXV; Mills, Vol. II, chap. VI; Fuller, Holy Warre, Book 4, chap. 29.

［49］A Crusader’s Letter from the Holy Land, PPTS, 1890.

［50］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 published b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6 vols. and index, Vol. VIII, chap. VI.

第5章　英译《圣经》

1538年，英王亨利八世发布公告，要求英格兰的每座教堂都要放置“一部最大的全本英译《圣经》”。公告还要求教士把《圣经》放在“最方便的地方……使教区居民能方便地找到和阅读”；不仅如此，“你们不得阻碍任何人聆听和阅读这本《圣经》，而应该明确地鼓励和劝告所有人都来读《圣经》”。［1］

《圣经》被翻译成英文，成为独立的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由此希伯来人的历史、传统和伦理法则成为英国文化的一部分，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成为影响英国文化的最主要因素。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圣经》把“我们英国人的精神和历史与希伯来人的精神和历史联系在一起了”。［2］这远不是在说英格兰是个亲犹太人的国家，但如果没有英译《圣经》的背景，即使考虑到后来出现的战略因素，英国政府也很可能不会发布《贝尔福宣言》或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

宗教改革所到之处，《圣经》就取代了教皇成为最终的精神权威。为了打击罗马的权威，基督教源自巴勒斯坦这一事实被不断加以强调。那些过去被教皇诏书统治的地方，如今改由上帝直接管理，上帝的旨意通过希伯来人的约书传达给了亚伯拉罕、摩西、以赛亚、以利亚、但以理、耶稣和保罗。

“考虑一下这个伟大的史实，”托马斯·赫胥黎说，“这本书已经融入英国历史中最美好和最高尚的东西，成为不列颠的民族史诗。”［3］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民族的史书变成了另一个民族的史诗。到1611年英王詹姆斯钦定版（King James Version）《圣经》出版后，这一过程彻底完成了。此时，英格兰已经对《圣经》视如己物，就像伊丽莎白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当时的作者在谈到英译《圣经》时总习惯性地称之为“这本我国的《圣经》”、“这本最经典的英国作品”等；霍尔（H. W. Hoare）在《英译〈圣经〉的演化》（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Bible）一书中甚至说《圣经》是英国“最古老的传家宝”。可见学者也会因为激情而步入歧途，因为英译《圣经》既不如乔叟的作品古老，也并非传家宝，只在翻译方面有所传承。《圣经》的内容是对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的起源、信仰、律法、习俗和历史的记录，成书之时英格兰还没人会读写。尽管如此，没有一本书能像《圣经》那样深地渗透到英国人生活的精神本质之中。沃尔特·司各特临终时请洛克哈特（Lockhart）为自己诵读，当洛克哈特询问读哪部书时，司各特回答：“唯有那一部。”

《圣经》对英国人影响如此之大，究竟是由于其本身的内容还是钦定版的优美文字，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研究钦定版《圣经》对英格兰语言和文学产生的影响之书籍能装满一整座图书馆。但这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圣经》对英国人民熟悉和亲近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传统所起到的作用。

为什么这本犹太人的家族史成了英国文化的第一书？当弥尔顿在《失乐园》和《斗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等作品中撰述英格兰起源的史诗时，他为什么使用了《圣经》中的题材？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在多数家庭里近似于第二本《圣经》，为什么他在写作时也去《圣经》中寻找题材？威尔士作家约翰·考珀·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曾问道：为什么英国人对《旧约》那么“狂热”？为什么“我们盎格鲁—凯尔特族人只在犹太人的感情和想象中找到了个人信仰”？他猜测：“或许在不列颠岛的原住民中存在一支非雅利安的前凯尔特人，他们内心深处的祖先记忆被这本闪米特语的书唤醒了？”［4］普通英国人对这种凯尔特解释嗤之以鼻（不过这个解释对盎格鲁—以色列运动的追随者可能有一定吸引力，他们通过对《圣经》某些零散篇章的扭曲解读，认为英国人是以色列十大流散支派其中一支的后裔［5］）。但要想理解《旧约》对英国人的吸引力，其实不必上溯到不列颠原住民那么久远的时代。它的魅力是基于两个与其他原始宗教著作都不同的基本理念：其一，上帝的唯一性；其二，一个通过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行为准则建立秩序的理想社会。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先生是在《圣经》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典型英国绅士，为人处世就跟古代的先知一样。他写道，基督教有关上帝唯一性的概念源自希伯来人。当我们问“这个在古时候被完全否定的概念，是如何在漫长的黑暗中保持生机，并被稳妥地交给我们的。答案是，这个真理是被一个为他人所蔑视的弱邦小国作为宗教责任维护下来的。他们从《旧约》中获得了这个宝贵的真理，并把它保存了下来”。［6］

至高无上的上帝选定了一个民族替他传达训诫，这个民族努力谨守训诫，虽然做得不够完美，但依然不断尝试——《圣经》中的这些说法为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所熟知。每个人都熟知《圣经》，许多人家只有《圣经》这一本书，所以人们一遍接一遍地读，直到书中的文字、图像、故事像面包一样熟悉。孩子们会背诵《圣经》中长长的章节，他们往往在认识自己国家之前先认识了巴勒斯坦的地理。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回忆，他与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1914年12月第一次见面时，谈话中出现的地名“比西线的地名更熟悉”。［7］贝尔福勋爵的传记作者说，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源自他少年时期在母亲的教导下受到的《旧约》教育。他受到的教育会像罗斯金（Ruskin）一样严格吗？他在自传的第一页上说，母亲要求他朗读整本《圣经》，“每个音节、每个拗口的名字，从《创世记》一直到《启示录》，每年完成一次……完成的次日再从《创世记》开始重新读起”。［8］或许他不知道他所做的就是犹太教堂里每年在做的（但不包括《新约》），但他说这是“我所受的必备教育中最珍贵的部分”。

英格兰的国教何时诞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何时成为英国的上帝，《旧约》中的英雄何时替代了天主教的圣者，这些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日期。1500年前后全欧洲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中世纪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或按当时人的叫法——新学时代（the New Learning）。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1454年活字印刷的发明，或者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再或者是1517年路德把反抗罗马的文章钉在教堂门上。实际上，新时代的产生不是因某一个事件，而是这些发生在50年内的事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英格兰经过动荡的16世纪才完成宗教改革。这个世纪的每个十年都有人在断头台上人头落地，在火刑柱上被烧死。这些洒下鲜血的人包括《圣经》的翻译者廷代尔（Tyndale）、国务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信仰旧教的托马斯·莫尔爵士（Thomas More）和信仰新教的大主教克兰麦（Cranmer）。与此同时，翻译《圣经》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新世纪初随英王詹姆斯钦定版的完成达到了巅峰。翻译的过程代价极大，但正如波斯诗人所言，染着伟人鲜血的土地，开出的玫瑰最红。

1611年完成的英译《圣经》是由廷代尔在1525年开始翻译的，但他的版本绝非《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由于没有印刷术，早期版本的复制只能靠人工誊写，因此难以流传。印刷技术一出现就像洪水涌出了堤坝，再也没人可以阻止英译《圣经》的大范围流传。无论教会怎样想方设法收买、焚毁，总是会有更多的《圣经》被印刷出来。

亨利八世为离婚而反抗罗马教皇、支持新教，并不是宗教改革发生的原因，它只是使英王提早站在了改革者一边。即使没有亨利，或者他不曾爱上安妮·博林（Anne Boleyn），宗教改革一样会发生。新教的思潮来自海外，而且自14世纪约翰·威克利夫和他的罗拉德派（Lollard）教徒与罗马教廷的弊端做斗争时就在英格兰广泛传播。威克利夫和他的信徒在1380年代就把《拉丁通行本圣经》完整地翻译成了英文。想想这个工作量就能知道他们的宗教热情有多么巨大。威克利夫版的《圣经》［9］留存下来170部手抄本。当时肯定有更多的手抄本，因为罗拉德派被斥为异端遭到迫害的时候很可能有很多抄本被毁，更多的抄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散佚。估计当时可能总共有200至400部抄本，每部都需要精心抄写（《圣经》共有约77.4万字），且抄写者还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或自由。在那时，拥有一本英译《圣经》甚至也可以被作为异端罪的证据。“我们的主教谴责和烧毁上帝的旨意，仅仅因为它用的是自己的母语。”［10］一名罗拉德派作家在15世纪批评说。

但让主教们担心的问题不是阅读《圣经》本身，而是谁在阅读。真正激怒主教们的也不是翻译工作本身，而是翻译未经授权，且阅读非授权版《圣经》的人来自有异端和反叛倾向的阶层，这个倾向已经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中显现出来了。富人和正统信徒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乐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他们因此经常能获得持有和阅读英文《圣经》的特别许可。但高级教士不希望普通人接触《圣经》，以防他们绕过教堂的圣礼找到直通上帝的途径。1408年，阿伦德尔（Arundel）大主教颁布教令，规定任何人制作或使用未经许可的《圣经》译文可被判处火刑。［11］这项教令是基于英王和议会在1400年通过的一项名为“关于对异教徒施以火刑”的恶法，［12］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条允许因宗教信仰判处死刑的法令。法令写道，“近来出现了一种新教派，有很多堕落的成员，公开或私下里散布、宣讲各种新教条、异端邪说和错误思想……建立学校，著书立说，恶毒地教导大众”，他们必须受到地方法院的审判，如果不发誓放弃异端，就应该被烧死，“这样的惩罚是为了在其他人的内心引发恐惧”。不难理解为什么托马斯·富勒在他的《教会史》中谈及1397年翻译《圣经》的威克利夫派成员约翰·德特里维萨（John de Trevisa）时，感叹他不知最应该赞叹的是“他完成如此困难和危险的工作时所展示出的能力、勇气还是韧性”［13］。

一般而言，威克利夫版的《圣经》是可以放在衣袋里的小型本，供游走的罗拉德派教士使用，他们在布道时可以用日常用语把经文念给民众听。记录显示一本威克利夫版的小型《圣经》成本约为40先令［14］，相当于今天******的150美元。尽管受到了压制，但仍能保留下170本，这进一步说明了其价值所在。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一版本的残卷仍然为人所用。福克斯（Foxe）在《殉教者之书》（Book of Martyrs）中提到，1520年时有人用一车干草换取英文《新约》中的几章。［15］

罗拉德派的本质是对宗教民主化的尝试，使民众直接读经文，而绕过教会的什一税和赎罪券，以及出售赎罪券的人、用以自肥的修道院长、道貌岸然的主教等整个教会的贪腐帝国。威克利夫想把经文翻译成英文，因为他相信《圣经》才是人间和天国律法的本源，而非罗马教廷宝座上的那顶红帽子。如果《圣经》不能以日常用语存在，就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指导民众的日常生活。虽然威克利夫翻译了《圣经》，但不能说他让英格兰熟悉了《圣经》，特别是《旧约》。当时的手抄本太少，成本太高，民众识字率太低，无法形成广泛的影响。威克利夫最大的贡献是他创造的理念，即《圣经》是每个人都能自己诉诸的最佳精神权威。他的努力为英国新教运动建立了深厚的根基，使宗教改革的萌发成为可能。但英文《圣经》显现真正的生命力还需要等待印刷术的到来。

在威克利夫之前的年代里，《圣经》已经为人所熟知，特别是《旧约》中的《创世记》、《出埃及记》、《诗篇》，以及新约中的《福音书》。我们已经看到，在英国最早的史学家、凯尔特人吉尔达斯的《使徒书》中，每一行都有《旧约》的痕迹。从比德开始，很多人早在诺曼征服之前就把许多《旧约》和《新约》的章节翻译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16］根据约翰的说法，比德本人翻译了《福音书》，阿尔弗雷德大帝翻译了《诗篇》和《十诫》，作为他翻译教会和教父历史以更好地教育人民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多个版本的《诗篇》、《福音书》及“圣经故事”被翻译为古英语，但都是出于信仰的虔诚，并非像威克利夫那样为了改革宗教。盎格鲁—撒克逊的神职人员所能接受到的教育是有限的，他们的拉丁语知识少得可怜。在撒克逊人掌权时代，布道是用本国语言。为了帮助识字不多的神父进行布道，译文写在拉丁文经文的旁边或行间。《旧约》中的故事也是布道中的内容，包括亚当和夏娃、先祖、约瑟和兄弟们，以及摩西出埃及的故事。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是撒克逊吟游诗人在宴会上吟唱诗歌的主题，以及哑剧和神迹剧的内容。

卡德蒙（Caedmon）是英国第一位诗人，写了很多以《旧约》为题材的叙事诗。在比德令人难以忘却的故事中，卡德蒙是个牧人，被一群人叫来在篝火宴会中唱歌，但他不会，无法让客人高兴。那天晚上，他在牛群中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陌生人命令他唱歌，当他表示自己不会唱时，上帝给了他歌喉和歌词，于是他起身拿起竖琴，唱出了一首歌。之后他又唱了一遍，这次歌词被记录下来。“他的歌，”比德说，“唱的是世界如何产生，人如何诞生，就是创世的历史。他还唱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往应许之地的故事。”［17］

许多卡德蒙诗篇其实是在他生活的7世纪之后完成的作品，被归在他名下是因为比德让他成了名人。这些诗篇的作者可能是一些撒克逊吟游诗人，内容选自《旧约》中比较有可能为撒克逊听众所欣赏的典故：国王和暴君的传说，诗人和听众能理解的战斗和英雄故事。在诺曼人征服不列颠之前的四个世纪里，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经常入侵，大肆劫掠，使得英格兰的许多地方长期处于战争之中。几乎每年都有丹麦人坐着船在沿海的某处跳下发动袭击，烧杀劫掠；几乎没有居民点未曾被焚为灰烬过。当诗人说起亚伯拉罕率领他的“贵族”和“军队”在西订谷（vale of Siddim）与国王们作战的故事时，他们心里想到的实际上是丹麦人的入侵。撒克逊人败多胜少，亚伯拉罕的胜利在精神上能给他们带来虚幻的满足，他们沉浸在诗人描绘的“自由人民的屠杀者被猛禽撕碎”的图景中，和亚伯拉罕杀死麦基洗德（Melchizedek）的敌人后说的话中［由斯托普福德·布鲁克（Stopford Brooke）翻译成现代英语］：

你不必害怕与我们厌恶的敌人打仗——

与那些北方人的战争！——因为那群食腐肉的鸟

身上溅满鲜血，正站在山坡之下

咽喉里塞满了那些坏蛋的血肉。［18］

“法老的军队”被红海的巨浪吞没的可怕命运，也是撒克逊听众喜欢的暴君横死的故事。“在那个众所周知的日子，在大地中央有一大群人向前涌去。”不具名的诗人在古英文版《出埃及记》中写道。埃及军队冲了过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使以色列人战栗不已。但摩西指挥以色列人进行防守，要求他们“穿上战衣，想着高尚的行为”。然后，他劈开波浪，众部落这才穿越了红海。“他们持盾走过盐沼”，在他们身后，红海又复原了，埃及人在做垂死挣扎——“高傲的海浪从来没有这样高过！敌军全部沉没了！”

随着北欧人每年的袭扰逐渐变成领土占领，想把敌人赶出家园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像阿尔弗雷德大帝那样的斗士，以及阿尔弗里克修道院长（Abbot Aelfric）［19］那样的宗教领袖，试图在民众中激起一种共御外敌的爱国情怀。阿尔弗里克死于1020年，因学识渊博被称为“文法家”。他被誉为“当时和死后五个世纪里最伟大的用英语写作的神学家”。为了传播宗教教育，以及一种爱国的战斗精神，阿尔弗里克利用了古代希伯来人的例子。除翻译《摩西五经》之外，他把《旧约》缩写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并根据《士师记》、《以斯帖记》——以斯帖“拯救了她的民族”——以及《犹滴传》（Book of Judith）和《马加比传》（Book of Maccabaeus）写成了布道词。［20］他解释了选择马加比的理由：“那个家族以无比勇敢的精神，与试图消灭他们并把他们从上帝赐予的土地上铲除的异教徒军队战斗，屡次取得伟大的胜利……他们之所以获胜，是依靠了真正的上帝，并遵循了摩西的律法……所以我把它们翻译成英语，你们通过阅读他们的事迹能获得启示。”阿尔弗里克把犹大·马加比的故事收入他写的《圣徒生平》（Lives of the Saints）中。他说，马加比“在《旧约》中和上帝的选民一样圣洁，因为他从不违背上帝的意志……他是上帝的骑士，总是为保护他的子民而与侵略者做斗争”。

犹大裹着闪闪发亮的胸甲

像个巨人一样全副武装

执剑保护着主人。

他在战斗中的举止就像一头狮子一样……

阿尔弗里克在故事中增添了帮助读者理解的内容，如果任何人想知道为什么上帝的天使会在犹太人面前降临，他们需知道：

犹太人跟上帝最亲

在古老的律法书中就是这样，因为他们

尊万能的上帝为圣，并持续祭拜，

后来上帝的儿子耶稣降临，

耶稣生下来就是犹太族人

当时有些人不相信他是上帝

对他进行迫害……

但那个民族中有许多好人

古老的律书和新约中都有

族长、先知、圣徒……

阿尔弗里克可能是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征兆。他发现撒克逊人在与信仰异教的丹麦人的接触中，开始转信他们的先祖信仰的异教诸神。他特别指出，当古代以色列人“放弃了真实存在的上帝之后，立即就遭受到了他们周围的异教国家的折磨和羞辱”。然而，“当以色列人再次真诚忏悔，请求上帝援助的时候，上帝还是给他们送来一位士师（judge），他打败了敌人，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阿尔弗里克罗列了几位英国国王——阿尔弗雷德、阿瑟尔斯坦（Athelstan）、埃德加，他们像以色列的士师一样，在上帝的帮助下打败了敌人。

与此相似，有关犹滴的故事，阿尔弗里克解释道，“也按照我们的方式翻译成英语，希望你们以她为榜样，与入侵的敌人做斗争，保护家园”。阿尔弗里克关于犹滴诛暴君的布道词，是受了盎格鲁—撒克逊圣经诗中最鼓舞人心的《犹滴》（Judith）［21］的启发。这首诗据称是为纪念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继母犹滴而写的，年轻的犹滴于856年与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父亲完婚，成为皇后。但另有学者认为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晚于阿尔弗里克，是受他的布道词影响写成的，内容可能是赞颂10世纪初麦西亚（Mercia）女王率领国民抗击丹麦人的事迹。无论如何，这首与《贝奥武甫》（Beowulf）齐名的古英语文学作品，使犹滴成为英国人最爱戴的女英雄。在遗留下来的残篇里，我们看到荷罗孚尼（Holofernes）像典型的撒克逊领主一样醉醺醺的样子，他：

大笑、大吼

远远就能听到他的吼声

伴随着爆笑声和酒后的疯狂。

犹滴走进帐篷，亚述王正醉卧昏睡。她的剑光落处，暴君的人头落地。她像胜利者一样举起滴着鲜血、蓄着黑须的人头，展示给站在城墙外的人群看，鼓励他们发动暴动。

自豪的希伯来人用剑砍出一条去路

人们举着长矛冲过去发动进攻。

胜利了，地上躺满了被杀死的亚述人，成了乌鸦的美食。

虽然这些用古英语写成的诗篇一定使聆听布道的撒克逊英格兰人熟悉了基督教的希伯来起源，并使古巴勒斯坦的历史变得活灵活现，但后来的英文《圣经》与这些残篇没有关系。原因之一是语言，威克利夫时代的人已经无法读懂这些诗篇所用的语言，更不用说廷代尔时代的人了。原因之二是外族的征服割裂了历史，征服者之前的大部分文化会被迅速忘记。当时懂拉丁文的人很少，民众的识字率不高，这让阿尔弗雷德大帝和阿尔弗里克十分苦恼，所以早期《圣经》译本是为了启蒙——让人民熟悉自己的宗教传统，就如同今天给孩子读圣经故事一样。诺曼人征服之后的不列颠受更好的拉丁文知识以及强调辩证法和经文的经院派神学家影响，更严格地遵循拉丁文《圣经》和神父的权威。这种情况至少延续到威克利夫的时代。像阿尔弗里克那样随意地改述马加比的故事，缩写《旧约》，并略去其中艰涩的段落和《利未记》中的律例，即使当时人可以读懂他的语言，这对他们也无异于异端邪说。

下一个翻译《圣经》的罗拉德教派，与撒克逊时代受国王和教会的授权相反，是在统治阶层的禁令下完成的，尽管威克利夫本人就是神父。虽然在15世纪遭到严厉的镇压，但罗拉德教派的努力使宗教改革最终冲破堤防，从而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廷代尔曾经骄傲地对那些信仰教会权威胜于《圣经》的“学者”说：“我将让一个种地的孩子知道的经文比你们还要多。”［22］这句话概括了这场大变革的实质。

当廷代尔在1520年代开始他的工作时，未经授权翻译《圣经》依然是可入刑的行为，因为亨利八世尚未与罗马教廷决裂。在科隆的一间小顶楼里，点着蜡烛的桌面上摆着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语法书，当时仍处于流放之中的、英译《圣经》的真正开创者廷代尔开始了翻译工作。威克利夫的版本是对翻译的翻译，因为他使用的底本是拉丁通行本；但廷代尔懂希腊文，并略通希伯来文，因此采用了《圣经》原文本进行翻译。此外，他手中也没有威克利夫的译本——他是从零开始的。在他的《新约》译本的前言中，有一封致读者的信，他在信中明确表示，“没有人可以帮助我造假，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人的译本”。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研究在拉丁文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一直被忽略，但自从威克利夫时代起，新学运动使这两种语言的研究获得新生。红衣主教沃尔西（Wolsey）此时刚在牛津建立起一座学院，后来成为著名的基督教堂学院，罗伯特·韦克菲尔德（Robert Wakefield）担任第一任希伯来语首席教授；剑桥也成立了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采用三语教学。

在牛津，希伯来文研究在13世纪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在伟大的主教格罗斯泰特（Grosseteste）的教导下，新成立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致力于研究知识和哲学。牛津在犹太人被驱逐前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犹太人社区之一。格罗斯泰特和罗杰·培根（Roger Bacon）是当时方济各会的头面人物，他们都在牛津与犹太人研究过希伯来语。培根认为要想获得真知必须通晓希伯来文，因为所有知识都源自上帝的启示，最初是以希伯来文出现的。［23］现存的一部希伯来语法著作残篇，据说是出自他之手。但方济各会衰败后，希伯来文研究就消失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重启。

1480年代和1490年代，欧洲大陆的犹太拉比指导印刷了新版希伯来文《旧约》。1516年，伊拉斯谟出版了新版希腊原文《新约》，并以之为底本翻译为拉丁文。路德于1522年根据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本将《新约》翻译为德文，而他的德文《旧约》（1534年）则是根据1494年的希伯来马所拉抄本（Hebrew Masoretic text）翻译的。

廷代尔先翻译了《新约》，译本在德国印刷，于1526年偷运入英格兰。在全部6000本中只有三本流传到今天，因为当局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主教们紧张地想买下所有译本加以销毁，这实际上给廷代尔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供他翻译《旧约》之用。同时期写成的霍尔（Hall）的《编年史》（Chronicle）记载了时任英国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审问涉嫌异端罪的乔治·康斯坦丁（George Constantine）。莫尔说：“康斯坦丁，请实言……海对面有廷代尔、乔伊和许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知道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无法生活，肯定有人送钱支持他们。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应该知道钱从哪里来。请告诉我是谁在帮助他们。”

“‘大人，’康斯坦丁说，‘我能说真话吗？’‘请说！’大人说。‘我很乐意。’康斯坦丁说。‘实际上，’他说，‘是伦敦主教在帮助我们。为了买下《新约》尽数烧毁，他给了我们大量的钱，这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说实话，’莫尔说，‘主教买书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告诉他的。’”［24］

除了这个意外的经费来源之外，为廷代尔以及后来的科弗代尔（Coverdale）及其合作者提供资金支持和鼓励的，主要是一群富裕的伦敦商人。他们代表了崛起中的资本家阶层，渴望摆脱罗马官僚的控制。他们支持着流放中的廷代尔，支付他在德国印刷新版《圣经》的费用，并偷运入英格兰后分销。后来，官方同意公开印刷的“大圣经”（Great Bible），也就是亨利八世下令在各教堂阅读的那本，全部印刷费用都是由富裕的纺织商人安东尼·马勒（Anthony Marler）［25］负担的，但他没有想到这笔投机给他带来一份好回报。他获得了特许销售权，定价10先令（否决了克伦威尔建议的13先令4便士）。他所获得的回报超过了他的原始投入。

不过，这是十年之后的事了。当廷代尔的《新约》刚刚偷运入英格兰时供不应求，但商人们面临的风险不是亏本，而是掉脑袋。需求在接下来的几年并未衰减，在廷代尔翻译的《圣经》面世之后四年，伦敦主教压制的努力如此失败，以致他觉得有必要在圣保罗教堂院内公开焚毁。［26］同年，即1530年，廷代尔完成了《摩西五经》的翻译，在马尔堡（Marburg）印刷，然后由代理人运过英吉利海峡，送到了望眼欲穿的英格兰读者手中。

与此同时，在托马斯·克伦威尔的高明操纵下，政治局势向着与罗马决裂的方向发展。在红衣主教沃尔西因不愿或无法实现亨利的愿望于1530 年被处决后，克伦威尔的崛起开始了。不久之后，他就给他的君主娶了一位新妻子、奉献了一个新头衔。1533年，亨利八世与安妮完婚。1534年，议会通过法案要求神职人员服从英王。1535 年，《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确立亨利为“英国国教会最高领袖”。推出官方英文《圣经》的工作随即展开。由于在书页边的批注中尖锐地批评了拉丁通行本歪曲文本原意以迎合天主教教义，廷代尔的译本已经引发了太大的争议，所以不能被接受。1534年，神职人员向英王请求“出于指导的目的给人民提供”《圣经》的新译本。［27］其结果就是“马修圣经”（Matthew Bible）。这个新译本实际上包括了廷代尔已经完成的部分，以及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接续完成的部分。这个译本印好的书页运入英格兰后，于1535—1536年间出版发行。后来，在大主教克兰麦的指导下，于1538—1539年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这就是第一次在英格兰印刷的官方授权的完整英文《圣经》译本。这个被称为“克兰麦圣经”（Cranmer's Bible）或“大圣经”的译本，就是英王1538年公告中提及的版本，扉页上的这句话代表了150年斗争的最终结果：“此《圣经》即为官方授权所有教堂使用的版本。”其卷首插图很是精美，据说由霍尔拜因（Holbein）设计，图中一群收到书的小人高呼“国王万岁！”。

与此同时，被福克斯称为“英格兰的使徒”的廷代尔——这位勇于献身的顽强学者，因翻译经文被处以火刑。他没有死在英国人手里，但讽刺的是他却是因英国教会认同了他的观点而死。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言，这位在他的领土上进行翻译工作的英国翻译家代表了胆敢脱离罗马教会的异端——英国教会，因此将他处以火刑。另一讽刺之处在于，廷代尔被处死后仅几个月，他的宿敌托马斯·莫尔即因拒绝承认英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而被处死。莫尔试图阻止新教浪潮，而廷代尔顽强地传播新教思想，双方因此发生了一场伟大而激烈的争论，收录在莫尔的《对话录》（Dialogue）和廷代尔的书信回复之中。双方都因信仰而死，却站在了不同的阵营。虽然莫尔的名声更大，但廷代尔的影响更深远，因为他的译作永恒地响彻在他身后的英语世界里。

斯特赖普（Strype）在一个世纪后描述“大圣经”受到的欢迎时写道：“不仅有知识的人，所有英格兰人，包括普通平民，都因获得这本上帝之书而快乐，并贪婪地阅读上帝的话。这真是太奇妙了！所有能买到书的人都买了，并如饥似渴地阅读，或让别人读给他们听。”作为大主教克兰麦的传记作者，斯特赖普所说的带有个人偏见。实际上，英格兰至少有一半的人仍是忠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视本国语《圣经》译本如毒蛇一般恐怖。福克斯的《殉教者之书》中有一个例子：埃塞克斯郡（Essex）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的15岁男孩威廉·马尔登（William Maldon），因偷读《圣经》而惹怒了他的父亲，愤怒的父亲差点杀了他。“我和父亲的学徒，”他写道，“凑钱买了一本英文《新约》，藏在我们的床下……我父亲拿着一根大棍子走进我们的房间……父亲问：‘你的老师是谁？’我说：‘父亲，我们除了上帝，没有老师。’”被激怒的父亲没有能够让儿子认罪，便打他，大叫道：“给我绳子，我要把他吊起来……”他写道：“我父亲拿着绳子过来了，母亲央求他放过我，但没有用。父亲把绳子套在我脖子上，猛地一拉，几乎把我拉下床来。我母亲大哭起来，拉住他的胳膊，我兄弟理查也在旁边大哭。父亲终于松了绳子，让我回到了床上。直到六天后我脖子上的伤还很痛。”［28］

英王亨利和主教们更像威廉的父亲，而不是那个孩子。不久之后，他们便被授权出版英译《圣经》所释放出的路德宗改革浪潮惊呆了。亨利对新教的支持仅限于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他并不信奉新教的教义。他允许翻译《圣经》，只不过想以英文《圣经》作为自己代替罗马教廷权威的符号。他把自己视为英格兰的教皇，并随时准备像罗马教皇一样镇压异端。事实上，他于1540年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以异端罪烧死了三名路德派教徒，并在同一天以叛国罪处死了三名支持教皇的教徒。［29］对此，路德做了如下评论：“大地主亨利想要的即是英国人必须信奉的，不信即死。”［30］

但大坝已经有了裂痕，即使是大地主亨利也阻止不了变革的大潮。虽然他在公告中警告他的臣民，在使用这本书的时候，要“谦卑、虔敬”，要低声诵读，而不能在酒馆里为难以理解的段落进行争论，“也不要在小客栈里公开说理”，［31］但民众在能用自己的语言阅读经文后，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沉醉其中。每个教堂的讲道坛前都用铁链系着一本巨大的《圣经》，只要有人能朗读经文，人们就会围拢过来兴奋地听着，就像我们今天听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比赛结果一样。在圣保罗大教堂，有六部《圣经》系在“不同的柱子上，供想读的人阅读”，那热烈的场面让当局感到震惊。福克斯说，这些《圣经》很受欢迎，“特别是有人朗读的时候”。有一个叫约翰·波特（John Porter）的人，“很年轻，且身材高大”，在这项“神圣的活动中成了专家”，“有大量的人来听波特朗读，因为他读得清楚，声音洪亮”。这种世俗的布道，神职人员怎么可能会欢迎？波特被逮捕，罪名是阐释经文，聚众引发混乱，违反国王公告。他被投入纽盖特 （Newgate）监狱“最深的地牢里，用铁链拴着。大约六天或八天后死去”。［32］

随后，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明确禁止未经授权的人朗读《圣经》。这项法案规定：贵族和绅士可以为家人轻声朗读《圣经》；女贵族、女绅士可以私下阅读，但不能读给其他人听；但社会“底层”——女人、技师、学徒、自耕农以下的人——被禁止私下或公开朗读，除非国王认为朗读对他们的生活有补益，给予特别许可。［33］

这项法案被执行的可能性和禁酒令一样渺茫。虽然英国民众并未在一夜之间都变成《圣经》的读者，但有足够多的新教徒，或按当时的称谓——路德宗信徒——把自由、独立地阅读《圣经》当做基本信条，这就使亨利的压制性措施毫无效果。特别是在玛丽女王治下的天主教复兴时期，由于《圣经》被丢出教堂并被禁止，它因此像一切被暴君禁止的文字一样获得了额外的意义。当“好博士泰勒”被架上火刑柱的时候，他向自己教区的居民说道：“善良的人们，我教给你们的都是上帝的圣言和从《圣经》中提取出的教诲。今天我就用我的鲜血给它上封条。”［34］在那个烈火熊熊的1555年，在玛丽女王强迫国民重新臣服罗马教廷的徒劳企图中，67名新教徒被公开烧死。有些人如罗兰·泰勒（Rowland Taylor），死于对自己原则的忠诚不渝，另一些像克兰麦，又宣誓放弃之前改宗的誓言，但死于火刑使他们成为英雄和殉教者。拉蒂默（Latimer）主教的临刑遗言预示了玛丽女王的失败：“在上帝的恩典下，今天我们在英格兰点燃了一根我相信将永不熄灭的蜡烛。”［35］

后来，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一切又都颠倒过来，宗教改革得到恢复，《圣经》又回到了教堂。女王下令出版《圣经》的新版，并要求编辑们不要对原版“大圣经”做大改动，“仅是修改与原始希腊文本或希伯来文本有明显出入的地方”。［36］所以，这一版仍然是廷代尔译本的延续，被称为“主教圣经”（Bishop’s Bible）。伊丽莎白的这个版本一直使用到英王詹姆斯时代。彼时，崛起的清教徒偏爱加尔文教派的“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这使得教堂里使用的官方《圣经》与许多家庭里私下阅读的《圣经》并不一致。1604年的汉普顿御前会议请求国王授权修订新的译本，这项庞大的工程随即开始了，由54名学者共同承担，这就是英王詹姆斯钦定版。

从廷代尔开始翻译工作算起，已经过去差不多一个世纪了，在这段时间里，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学术研究有了新发展，对古代经文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也有许多新语法、新词典、新论文可供参考。参与修订《圣经》工作的学者包括：爱德华·莱夫利（Edward Lively），牛津大学希伯来语皇家教授；兰斯洛特·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威斯敏斯特教士长，通晓希伯来语、迦勒底语、古叙利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十种语言；威廉·贝德韦尔（William Bedwell），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资深学者，欧洲最伟大的阿拉伯语学者；此外还有至少9名当时或后来的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教授。［37］这些修订者被分为6组，每组9人，牛津、剑桥、伦敦各两组。为指导修订工作制订的13条规则体现了这些17世纪神学家和学者工匠般的严谨工作方式。每组负责若干篇章，每人独立负责若干章节。然后，所有人“一起开会讨论他们已经完成的部分，共同认定修订的部分”。接着，各组交换他们完成的篇章，“严肃、审慎地加以审读，英王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如有不同意见，修订者要把自己的疑虑明确地写下来，“注明有异议的地方，写出自己的理由，在最后的组长大会上讨论解决”。有时还会请教外部有学识的人。每位主教受命把项目的进展传达给他认识的古代语言学者，鼓励这些学者给“工作组”提出有益的意见。

1611年，在成书的前言里，这些修订者称自己为“匠人”（workemen），并坦率地说，他们“是想把一个好译本修改得更好，或者说在众多好的译本中最好的版本。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的目标”。他们并不抗拒“修改自己的成果，或将做好的作品返工”。他们也不限制自己把每个原文单词都对应一个固定英文单词，理由很简单，“难道天国就是单词和音节吗”？他们这种在语言上的自由性保留了前人的工作成果；事实上，13条规则中的第1条就保证了廷代尔的风格得到保留，它要求“对‘主教圣经’的改动要尽可能小，除非有悖原文”。从他们制定的规则中可以看出他们摆脱教派纷争，对遵从源自巴勒斯坦古老年代的原始文本的诚意。例如，先知的名字和其他名称“应尽可能维持原样，采纳通俗用法”。第6条规则禁止做有倾向性的解读：“不许加旁注，除非是为解释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单词。”最后，修订者在前言中坦承他们一直在努力避免“清教徒的谨慎”和“天主教徒的隐晦”，并坚定地申明了他们的最终目的——“经文应传达自己的意思，就如同迦南的语言一样，可以被最粗俗的人理解”。这一点，他们做到了，这是他们的荣耀，因为他们的《圣经》不仅能被从“最粗俗的人”到最博学者等所有人理解，而且举世闻名，被广泛流传和热爱。

******　本书于1956年写成。——编注

［注释］

［1］Foxe, V, 167.

［2］“Hebraism and Hellenism,” chap. IV of Culture and Anarchy, 1869.

［3］Quoted Cambridge Lit., IV, 48-49.

［4］Enjoyment of Literature, New York, 1938.

［5］盎格鲁—以色列运动最早由理查德·布拉泽斯（Richard Brothers）于1794年提出，在随后的100年中吸引了近200万名英国和美国追随者。这些追随者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以色列十支派的子孙（犹太人是留在犹太的支派）。其理论基础是，《耶利米书》中的“远处的海岛”指的正是英国。这一理论将《圣经》的个别字句做脱离语境的解读，并混合基于相似词语、语音的伪哲学。它认为“英国人”（British）一词来自希伯来语中的“Berit”和“ish”两词，分别意为“契约”和“人”，所以“英国人”是“立约之人”的意思。撒克逊人（Saxons）是“以撒之子”（Isaac’s sons）的意思。布拉泽斯称自己是大卫王的直系后代，所以应取代乔治三世成为国王。他因叛国罪被捕，但被认定为精神错乱。关于这一理论的主要著述有：Richard Brothers, A Correct Account of the Invasion of England by the Saxons, Showing the English Nation to be the Ten Lost Tribes, London, 1822; J. Wilson, Our Israelitish Origin, 1845; Edward Hine, Identification of the British Nation with Lost Israel, 1871. 另见以下期刊：The Nation’s Glory Leader, weekly (irregular), 1875-80; Our Race, quarterly, 1890-1900; The Watchman of Israel, monthly, 1918- .

［6］Introduction to Sheppard’s Pictorial Bible.

［7］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New York, 1949, p. 152.

［8］Praeterita, London, 1885, p. 1.

［9］Penniman.

［10］Trevelyan’s Age of Wycliffe.

［11］Ibid.

［12］Ibid.

［13］Fuller, II, 381.

［14］Coulton, p. 99.

［15］Foxe, IV, 218.

［16］Penniman.

［17］Cambridge Lit., Vol. 1, chap. VII. Also Penniman.

［18］Translated by Stopford Brooke.

［19］Caroline White, S. J. Crawford. Also Cambridge Lit., I, chap. VII, 136 ff.

［20］Skeat.

［21］Brooke. Also Cambridge Lit., I, chap. VII.

［22］Foxe, V, 117.

［23］Daiches.

［24］Hall’s Chronicle, pp. 762-63.

［25］Westcott, p. 78.

［26］Foxe, V, 114-34.

［27］Penniman.

［28］Quoted by Pollard.

［29］Gardner’s Lollardy, II, 289.

［30］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XV, 737.

［31］Pollard.

［32］Foxe, V, 451.

［33］Gairdner’s Lollardy.

［34］Foxe, VI, 677.

［35］Foxe, VII, 550.

［36］Pollard.

［37］Westcott, Pollard, Henson.

第6章　黎凡特的商业冒险家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欧洲人沿着各个方向突破地理局限时，伊丽莎白时代的航海家和商业冒险家是开路先锋。这些“海外挑战者和偏远地区的探索者”，哈克卢特（Hakluyt）赞扬道，“比地球上任何人都要优秀”。［1］

“在女王陛下之前的众多国王之时，”他继续说道，“他们的旗帜曾经在里海的海面上飘扬过吗？他们曾经像女王陛下一样跟波斯皇帝打交道并为英国商人争取到大量优惠条件吗？有谁在君士坦丁堡苏丹的堂皇门廊前看见过有英国人在卫队前面闲逛？有谁在叙利亚之的黎波里、阿勒颇、巴比伦、巴尔萨拉……建起了领事馆和代表处？迄今为止有哪艘英国船曾经在宽广的拉普拉塔河上停泊过……面对敌人还能在吕宋岛靠岸……与摩鹿加群岛的君主们做生意……返航的时候满载着中国的商品？有谁能像现在这位繁荣兴盛的王朝的臣民一样做到过这些？”

伊丽莎白时代扩张的主要动因就是想“满载货物”回家，推动探险的力量是贸易，探险家的目标是东方的货物。这时巴勒斯坦首次不以圣地被人们熟知，而变成了一个与奥斯曼帝国通商的贸易站。充满激情、想劈开土耳其人脑壳的十字军战士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携带礼品，以温言承诺向土耳其人申请贸易优惠条件的使者。英格兰和土耳其苏丹的帝国建立起来的商业和外交关系，成为英格兰日后战略介入中东事务的基础。

英王与商人、航海家建立起了伙伴关系，资助他们的远征活动，待他们返航后收取可观的利润。最重要的结果是英格兰的海军成长起来了。由于贸易扩大了，就需要建造更多的船只，训练更多的水手驾船出海。

与此同时，特许公司作为帝国的另一种工具，随着海军一起发展起来。特许公司由商人组成，英王授予其在某个地区的垄断贸易特权，并收取一定的岁贡。第一家特许公司是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1554年成立。第二家是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1581年成立，这家公司的特许经营区域是土耳其苏丹的领土。

巴勒斯坦是土耳其的领土，但它已经被一整代人所忽视，无人访问，几乎被英国人忘记。从最后一位朝圣者托金顿在1517年到达巴勒斯坦，到第一位冒险商人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在1553年来到巴勒斯坦，此间没有任何英国人去那里旅行的记录。在这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英格兰推翻了天主教会，奥斯曼帝国统治了耶路撒冷。这两件事导致英格兰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453年，更可怕的新一代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至今仍统治着这座城市。到1540年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统治的巅峰之时，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开罗、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罗得岛、阿尔及尔都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控制着通往巴勒斯坦的所有陆路和水路通道。在他们眼里，基督徒就是合法的猎物，可以抓来做奴隶，或作为异教徒杀掉以保证自己进入天堂。

不仅是去圣地的危险显著增加，迫切的动机也消失了。根据新教的理论，救赎是心灵的历程，而非肉体。“最好的朝圣，”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写道，“是安宁的内心抵达天国的耶路撒冷。”［2］宗教改革所到之处，朝圣活动就停止了，至少是暂时停止了。买卖赎罪券和赦免，被新教教徒斥为天主教最令人厌恶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用公开的表演取代了个人的伦理道德。在当时，新教信仰（Protestantism）仍意味着反抗，宗教改革仍要改变形式，最急需改革的形式就是抛弃罗马教廷授予恩典的呆板形式，转为通过个人努力获取内在美德。珀切斯说，亲身到圣殿朝拜只能给旅行者的心路历程带来危险，他还补充警告道，“给某地赋予圣洁性是犹太人的传统”。［3］

东方的新诱惑不是救赎，而是贸易。当初朝圣者下船的地方，如今是大捆英国毛纺品上岸的码头，换回的是香料、丝绸、红酒、油料、地毯和珠宝。从阿拉伯半岛出发的沙漠商队要通过巴勒斯坦，在经过商人以物换物倒手后，被装载到静候在港口里的欧洲商船上。巴勒斯坦对新兴贸易的贡献有限。在经历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基督徒、鞑靼人的入侵后，这片土地在土耳其人的暴政下继续遭受蹂躏。错落有致的葡萄园荒废了，山坡受到侵蚀，水槽和沟渠堵塞了。这片在圣经时代里曾经拥有所罗门王的花园和宫殿的“熙熙攘攘的繁忙”土地，如今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穷乡僻壤。至于巴勒斯坦的港口雅法和阿卡，虽仍然繁忙，但重要性退居北部阿勒颇的斯堪德隆港（Scanderoon）以及南部的亚历山大和阿尔及尔港之后。

但巴勒斯坦的命运却维系在了黎凡特贸易的整体发展上。英格兰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开始的“土耳其贸易”，为后来帝国在印度和中东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虽然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其意义。黎凡特公司的商人为英格兰打开了与中东通商的大门。此后，这些商人继续向东挺进，并于20年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而这家公司在大英帝国发展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这一次，惯常的次序发生了逆转，政治势力是跟着贸易扩张的。印度、苏伊士运河、摩苏尔油田，以及1918年促使英国介入巴勒斯坦的复杂政治和战略条件，都由伊丽莎白时代的商业冒险者开启。他们使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对巴勒斯坦的宗教情结，虽然在过去和后来曾发挥过极大作用，但此时却没有出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在女王及其大臣与这些通商土耳其的英国商人，就与土耳其苏丹的交涉、大使任命、特许公司章程等事项的通信往来中，除了偶然涉及之外，几乎没有提及几代十字军战士为之战斗和牺牲、朝圣者千年来朝拜的那片土地的名字。

在伊丽莎白女王之前，与土耳其的贸易基本上被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垄断了。他们的舰队都很老练，熟悉每片海域的风向和潮汐情况，知道地中海上的每一处海湾和港口。哈克卢特罗列了16世纪初几次“从伦敦出发去叙利亚的黎波里和巴鲁提（Barutti）”的航行。［4］尽管如此，英国人在此时期没有试图齐力推翻意大利人的垄断，直到1571年勒班陀（Lepanto）战役之后，地中海上的力量平衡才被打破。参加海战的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教皇国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派出的联合舰队，指挥官是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他是西班牙国王的弟弟，旗下有270艘战船和8万士兵。在那可怕的一天结束的时候，伊丽莎白时代的土耳其史学家诺尔斯（Knolles）写道：“海面被血染红了，漂满了死尸、武器和船只的碎片。”［5］土耳其舰队被摧毁，他们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力量被击溃，损失了220艘船，阵亡2.5万人，被俘5万人，1.2万名被奴役的基督徒被解救。历史学家拉富恩特（Lafuente）宣称：“像这样残酷、可怕的战役和英勇、愤怒的战士，地中海上从来没有过，世界也再不会看到了。”［6］这次胜利唤醒了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和黎凡特，赶回他们西徐亚荒凉的家乡的美好愿景。

唐·胡安视自己为拜占庭的皇帝。然而，土耳其人即使在战败后仍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欧洲形成威胁，直到1683年在维也纳城门外被打败，此后仍保持强国地位长达两个多世纪。不过，在勒班陀海湾击败土耳其舰队后，地中海的航路就打通了。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史学家霍林斯赫德（Holinshed）写道：“整座城市被篝火照亮了，人们高兴得大吃大喝，因为这次胜利对基督世界有重大的意义。”［7］

但胜利者没能将海军优势维持多长时间。威尼斯对海上香料贸易的垄断被葡萄牙人打破，其贸易和海上力量开始衰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西班牙强大的舰队被英国人打散、击溃，这被后世认为是海洋控制权开始向新教国家转移的标志。莱基（Lecky）充满正义感地称其“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8］当然，权力的转移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此后，西班牙的强国地位仍然维持了一段时间，但西班牙舰队精锐的损失，战败于土耳其人，以及威尼斯的衰败，为英格兰打开了通往中东的海上通道。

没等德雷克（Drake）打败“进行宗教迫害和魔鬼统治的西班牙”，［9］英格兰的商人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早在勒班陀战役胜利之时，商人们就意识到了黎凡特的商机。两个伦敦富商马上组织人力、钱财、船只，向“土耳其贸易”展开集体进攻。其中一人是爱德华·奥斯本（Edward Osborne），他是纺织公司的主要成员。另一人是理查德·斯塔珀（Richard Staper），他的墓志铭称他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商人，土耳其和东印度贸易的最主要发现者”。［10］支持他们的是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精明的财政大臣，他关注的是地中海贸易航线上的英国船只能给女王带来的黄金。到了1579年，奥斯本和斯塔珀已经召集起一群投资者。就在这一年，作为第一步，他们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一名代理人洽谈贸易条件。

威廉·哈伯恩（William Harborne）就是被选定的人。他是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议员，两年前曾经访问土耳其，并带回一封苏丹邀请英格兰女王建立友谊的信。这是个极为明智的选择。英格兰在中东的全部前途，连同巴勒斯坦的前途，都维系在这位出使土耳其宫廷的首任大使身上。他是一位坚韧不拔、充满伊丽莎白时代自信的外交天才。他出使的是个以险恶著称的敌对国家。虽然苏丹曾经表示过友好，但穆拉德三世（Amurath III）以喜怒无常著称。他处于忌妒心重的大臣和喜欢随意开枪的近卫军的守护中。已与土耳其建交的欧洲其他国家使节对哈伯恩也都抱有敌意，肯定会从中作梗。但不到一年，他就带回了一份包含22项条款的完整协议，授权英国臣民在土耳其领土上进行贸易。此后六年，他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研究黎凡特公司历史的史学家伍德（A. C. Wood）说：“他为他的国家在近东的影响力建立起坚实的基础，此后再也没有受到过竞争对手的实质性威胁。”

得到哈伯恩的协定后，斯塔珀和奥斯本请求女王授予其在黎凡特进行贸易的特许权。他们指出，这样做的好处是增加关税收入和提升海军实力。为了支持他俩的请愿，首席秘书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写了一份题为《与土耳其通商之考虑》的备忘录。［11］在这份备忘录中，他阐述了女王应该对土耳其贸易给予官方支持的若干理由。“第一，”他写道，“这可以使您最先进的船只持续工作，有助于维持海军的实力，否则海军力量就会衰败，海军是保护王国的最主要力量。”此外，他继续写道，由英国公司做直接贸易避免了中间人的转手，因此，“您的商品能获得最大的利润，避免了利润落入外人之手”。为此，值得用黎凡特贸易拉拢土耳其苏丹，使他疏远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本就不太坚固的同盟关系。

确信了政治上的好处，又受到了预期利润的诱惑，伊丽莎白女王在1581年9月1日批准了斯塔珀、奥斯本及其余10名商人的特许公司申请，［12］公司定名为“黎凡特贸易公司”。根据条款，只有公司的成员才被允许与土耳其进行贸易，因为他们“发现并建立了与土耳其的贸易，根据当代人的记忆，我们的祖先不曾与之进行过贸易”。奥斯本被提名为总督，公司的成员数量被限制在20人。公司的船只打女王的旗号，船员和货物要受英国海军的监管。作为对垄断贸易权的回报，公司每年向女王上交500英镑的贡税。

但公司拖了一年多没有运作，因为女王和特许公司就大使的费用应由谁承担而争执不定。除了工资和献给苏丹的丰厚礼品外，大使还需要一笔如今被赋予污名的行贿基金。对于吝啬的伊丽莎白女王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她拒绝任命大使，除非特许公司负担费用。奥斯本和他的下属也拒绝再多付一先令。

最后，面对装满毛织布料的整装待发的商船，商人们妥协了，同意承担大使的费用。1583年1月，“大苏珊”号（Great Susan）启程向君士坦丁堡驶去，船上除了哈伯恩，还有给土耳其苏丹的礼物：三只大獒、三只西班牙猎犬、两只大猎犬、“两只着丝绸狗衣的小狗”、两只银色鹦鹉、一座价值500英镑的珠宝钟表，以及一些其他装饰品和宝物。［13］伊丽莎白女王则只给大使提供了一个骑士头衔和几封国书。

到达目的地之后，哈伯恩再次不辱使命。他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丰厚的礼物和压制敌手的巧计，不仅重获苏丹的好感，恢复了因为他的离开而被取消的贸易协定，还获得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优惠的条件，以及更低的出口关税。“这位雄辩、机智的哈伯恩先生，”剧作家兼记者汤姆·纳什（Tom Nash）写道，“使我们这个岛国在土耳其人中名声大噪，以至于这个野蛮残忍的异教国度的幼童，谈论伦敦就跟谈论他们的先知在麦加的坟墓一样频繁。”［14］

这样的盛名对做买卖和外交谈判都有好处。在公司运作的头五年里，这些“土耳其商人”总共进行了27次海上航行，到达了10个黎凡特港口，有时可以实现300%至400%的利润，总共向英王上交关税11359英镑。［15］公司的总督奥斯本被封为骑士，后来被推选为伦敦市长。特许权续签了两次，第二次给英王带来了800%的利润。英国还在阿勒颇建立了一家领事馆，［16］处理阿勒颇、大马士革、阿曼、的黎波里、耶路撒冷，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犹太下属各省”的贸易事务。圣地此时已经沦落为一家领事馆管辖下的若干贸易点中的一个。

并非每一次航行都能够凯旋。海盗和令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破产并落入夏洛克之手的“撞沉商船的可怕礁石”也困扰着英国人。黎凡特公司在1591年远航的三艘船中只有一艘安全返航。另一艘由船长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掌舵的商船带着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的信前往中国，但出发后便音信全无。斯塔珀和奥斯本会是怎样焦虑地等待自家船只安全抵达的消息啊！他们不知多少次在码头徘徊踯躅，翘首期待着地平线上返航船只第一次隐约闪现的身影。如果他们的船避开了礁石和风暴、土耳其人和海盗的劫掠、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的伏击而安全返航，他们就能赚取极其丰厚的利润。根据公司的报告，一艘大商船带回了“丝绸、靛蓝染料、各种香料、各式药品、罗缎、棉线、棉绒、土耳其地毯、棉布和珠宝”。［17］报告还说，“我们的冒险可以给女王带来至少3500英镑的收益”。

棉花对英格兰的未来具有特殊意义。这是一种新奇的植物纤维，在阿卡和西顿售卖。根据当时的描述：“王国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兰开斯特郡（Lancaster）的人，用一种纤维制作粗布。它是一种矮树或者灌木的果实，被土耳其贸易商带入王国。”［18］这就是兰开斯特织布业的起源，在珍妮纺纱机和动力织布机出现后，织布业成为英格兰的支柱产业。

这家公司从波斯经黎凡特带回了当时稀罕但如今很普遍的花园植物：百合花、鸢尾花、番红花、风信子、水仙花和月桂树。后来在英国人生活中十分流行的咖啡却不知为何被土耳其贸易商人忽略了。商人们注意到一种在土耳其很流行的饮品。一名叫桑兹（Sandys）的旅行者写道，土耳其人整天坐着聊天，他们喝一种“极烫的，颜色和味道像黑灰一样的饮品”。［19］不过，英国的咖啡屋要等到黎凡特公司的继承者东印度公司，才开始批量进口咖啡豆。

东印度公司注定要将英格兰变为一个帝国，并对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黎凡特公司的商人们为了涉入远东贸易建立了这家公司。当时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垄断着远东贸易。他们把东印度群岛的香料、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平纹细布和珠宝，用船运过印度洋之后，再由商队走陆路运到黎凡特的城市中，然后卖给英国商人，他们从中赚取惊人的利润。除非黎凡特公司把大笔金钱塞进外国人的腰包里，英国人就买不到一盎司胡椒或一块绿宝石。荷兰人的垄断使胡椒的价格翻倍。英国人决定建立自己去东方的贸易路线。1601年，几个做土耳其贸易的商人建立起这家新公司，专门发展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直接海上贸易。

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对英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在本章中我们的重点是黎凡特公司。这家公司通过贸易使英格兰与土耳其建立了近乎正式的外交关系。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吝啬得不愿负担大使的费用，但她充分利用了哈伯恩和他的继任者爱德华·巴顿爵士（Sir Edward Barton），试图拉拢土耳其苏丹与英格兰一起对抗西班牙。“英格兰女王正在施加影响力，”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在1590年的一封官方信件中写道，“向苏丹承诺巨大的好处以说服他攻击西班牙国王……”他还报告了其他重大准备工作，造船工作正在大规模开展，土耳其首相与英国大使几乎每日会面。［20］当时在欧洲外交官中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很普遍，每个人都想拉拢土耳其，改变欧洲大陆不稳定的力量平衡。有一次，在一帮希腊人嬉戏时，一个大雪球击中了法国大使。“他勃然大怒，”英国大使巴顿报告说，“认定是我的仆人干的。”他回到家里，召集随行人员拿着匕首、棍棒和利剑向英国人发动攻击，“体现了他对我国抱有极大的愤怒和恶意”。［21］

尽管或者也许正因为雪球事件之类的事情，在哈伯恩于1568年过世后，继任的巴顿比他的前任更成功地改进了与这位喜怒无常的土耳其暴君的关系。尽管不断有其他欧洲国家大使提醒苏丹，他们的英国同人只是个“从商人那里领工资的人”，［22］但是他作为黎凡特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并没有影响苏丹以“极为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他甚至暂离岗位，陪同继承了穆拉德三世王位并残杀兄弟的穆罕默德三世（Mahomet III）去周边征战。事实上，由于巴顿太过追随土耳其宫廷的生活方式，有人抱怨说英国大使馆像土耳其宫廷的后宫一样，大量使馆人员召妓，“据传最多时达到17个。但大使把她们都轰走了，只留下自己的女人，在这个女人和炼金术上花光了他的收入”。［23］

道德败散的爱德华·巴顿爵士似乎是唯一喜欢生活在这个被他称为“幸福的土耳其宫廷”［24］里的人。在他的国人眼里，奥斯曼帝国被视为——照诺尔斯所说——“当今世界的恐怖力量”。商人斯塔珀认为，土耳其人是“一个极坏的民族”［25］。面对这个撒拉逊人之后的专制政权，英国民众有一种好奇的恐惧感，混合了害怕、仇视和敬畏。这种复杂情绪部分为十字军东征时期的遗留，而有关这个政权闻所未闻的残暴和淫荡传闻加剧了这种情感。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像以往的君王一样杀死了所有可能的王位竞争者，但他杀害全部19位兄弟的狂暴程度让欧洲惊骇不已。大使们发回了大量目击报告，描述了被割喉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躺在大理石阶梯上。这些目击报告传遍了西方的首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仍然余波不断，人们不断在戏剧和诗篇中增添血淋淋的细节。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舞台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棍永远是模仿苏莱曼大帝、巴雅泽、残忍的谢里姆一世、土耳其近卫军、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和宦官等人物的角色，这些角色演尽了各种邪恶和淫欲。

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恐怖的土耳其人”印象，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就这样固定在英国人心目中了。这点与我们这本书讲述的故事是有关的，因为真正的土耳其人统治巴勒斯坦长达四百年之久。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处于鼎盛时期，而英国刚刚开始海外扩张，正在挑战西班牙人的霸权，而这个时期形成的同盟关系在19世纪土耳其和西班牙沦落为二流国家后并不一定同样有用。虽然从变化的形势和历史逻辑看，所有的论点都是负面的，但纯粹是出于惯性，在土耳其漫长且痛苦的衰败过程中，英国仍然坚守了对一个垂死政权的支持。在哈伯恩和巴顿的时代显得合理的政策，在土耳其成为“欧洲病夫”后已完全不合时宜。但这项政策越是难以为继，英国外交部就越发不愿放弃，直到土耳其人自己在1914年抛弃了与英国的盟友关系。最后，英国几乎是被迫地亲手送这个自己一直支持的帝国走上末路，并在叙利亚至苏伊士这一关键地带取代土耳其的统治，其中就包括了长期被土耳其人压制的巴勒斯坦“省”。

即使是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这位当时最有智慧和学识的人，也感到了土耳其人的恐怖，并呼吁对土耳其暴君进行新的圣战。他愤怒地说：“这个残酷、暴虐的土耳其政权每次传位都浸没在他们君主的血泊中。他们就是一群奴才和奴隶，没有贵族、没有绅士、没有自由人……一个没有道德、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科学的国度。他们不会丈量土地、不会计时……简直是人类社会的耻辱。”他谴责道，他们“让世界这个花园变得荒芜，凡是奥斯曼帝国马蹄所到之处，人民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26］这番谩骂被称为“圣战呼吁书”，发表于培根失去大法官职位之后的1623年。让人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与250年后格拉德斯通那番让土耳其人“夹着行李滚出去”的更知名的讲话，用词几乎一样。

然而，执着的英国旅行者不会轻易放弃，甚至连培根描绘的可怕情景也无法让他们却步。有些旅行者是黎凡特公司的代理商，如商业冒险家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他曾在1584—1602年间游历东方，并于巴顿随苏丹出外征战时成为临时代办。另一些旅行者是英国“代理站”的牧师，比如阿勒颇的威廉·比达尔夫（William Biddulph），他的旅行日记被收录在珀切斯的旅行日记集中。［27］还有一些是纯粹的游客，就是想去遥远的地方看看陌生的景观。苏格兰人威廉·利思戈（William Lithgow）在中东地区徒步旅行了19年，按照他自己估计共走了3.6万英里。法因斯·莫里森（Fynes Morison）、亨利·布朗特爵士（Sir Henry Blount）、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亨利·廷伯莱克（Henry Timberlake）四人都是家境殷实的绅士，他们出于好奇心，沿着黎凡特公司打通的道路游历了因古典时代而闻名的希腊和爱琴海、《圣经》中的圣地巴勒斯坦和埃及，以及传说中的奇境、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他们旅行时的心态与此前的朝圣者截然不同——他们嘲笑圣地的宗教传奇，质疑宗教奇迹和遗迹，几乎每个人都会认真做记录和写日记。回国后，他们会很快出版自己的日记，英国公众也带着对东方永恒的好奇心积极地阅读。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住了他们对圣地的认知，因为此时的圣地在其他方面并不被关注。每天晚上，旅行者在住处都会把一天的见闻写在日记里，逐条反驳修道士向导所说的迷信和神话故事，试图用新时代的理性、历史和概率论眼光解释它们。例如，利思戈在他写的《关于一次神奇而痛苦之旅的实录》（Delectable and True Discourse of an Admired and Painefull Peregrination）中评论说，各各他山（Mt. Calvary）††††††上那块石头上的裂缝，“看上去像是用楔和槌子砸开的”，而不是奇迹产生的。廷伯莱克是在1603年去旅行的，加沙附近的荒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埃及国王和犹大国王数次大战的地方不可能在这里，因为“这里无法为军队提供给养，只有沙土和咸水”。桑德森对黎巴嫩的雪松很失望，觉得“并不算高大”，但同样的树却让利思戈感到很是壮观，他说“这些树的树尖几乎吻到了天上的云朵”。比达尔夫牧师体现了从虔诚的朝圣者到品头论足的记录者的典型转变，他把在耶路撒冷的见闻分为“明显为真”、“显然不实”和“可疑的”三类。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旅行者的新探索精神。

他们记述的共同特点就是细节事实。为了使他的读者能更好地想象出巴勒斯坦的样子，廷伯莱克把圣地诸景点之间的距离与英国国内熟悉地点间的距离相比较：“约旦河与耶路撒冷之距离（两者之间最近的部分），就如同埃平（Epping）与伦敦之间的距离……所多玛和蛾摩拉湖与耶路撒冷之距离，就如同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与伦敦之间的距离。”

英国公众是永不满足的，他们喜欢每一个细节。这可能也是旅行者记录如此详尽的原因——这是读者对旅行者的期待。在1633年上演的由詹姆斯一世时期多产的剧作家托马斯·海伍德所作的《英国旅行者》（English Traveller）中，主角为朋友讲述：

耶路撒冷和圣地的故事：

新旧城市之间有多大差别，

被毁的圣殿还残存什么，

锡安和那些山峦，

以及周围的镇子和乡村，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否仍是那样。［28］

与宗教传统相比，当地的地貌和习俗更吸引旅行者。桑德森甚至拒绝进入耶稣圣墓堂，“因为我与天主教修道士之间有巨大的分歧”。利思戈嘲笑希腊和拉丁天主教修道士敬拜和亲吻耶稣像时的古怪姿态，说“那幅代表我们救世主的呆板肖像，画了一具有五个伤口的尸体”。他称这个宗教仪式是“老糊涂的罗马式蠢行”，并以赞许的口吻描绘土耳其人“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嘲笑这种仪式。喜欢冒险的廷伯莱克宁愿进监狱也不愿接受希腊牧首的帮助。有一次他与土耳其人陷入了争执，有人建议他称自己是希腊人，以获得牧首的保护，但被他拒绝了。“因为我宁愿接受土耳其人的保护，也不愿接受希腊教皇本人的保护。”一名与廷伯莱克同船的摩尔人最终调解了矛盾，使廷伯莱克获得释放。

但圣地的气氛有时能压倒这些坚定的怀疑者。法因斯·莫里森刚一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就发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神圣的动机”。［29］他的兄弟亨利虽然是个彻底的新教徒，但本能地像传统朝圣者一样跪倒在地，亲吻土地。他的感情如此激烈以致头竟然撞到地面，“鼻子撞出了许多血”。

在这个时期，很少有旅行者表现出对圣地原住民的好奇。此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黎凡特犹太人，其生存状况已经与生活在基督徒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一样糟糕。根据哈克卢特的说法，在任何穆斯林城市里，“基督徒最安全的住处就是在犹太人家里，因为如果受到伤害，这个犹太人和他的家财就要遭殃，所以犹太人都因害怕惩罚而极力照顾好基督徒”。［30］

约翰·桑德森是黎凡特公司的一名代理人，他描述了他在1601年与七八个来自士麦那、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的犹太商人共同旅行的经历。这些犹太人的领头者是被称作“拉比”的亚伯拉罕·库恩（Abraham Coen），“此人很照顾我”，他说。这是桑德森的福气，因为他总是与“天主教修道士”和“邪恶的摩尔人”发生争执。拉比亚伯拉罕数次为桑德森成功解围。还有一次，桑德森被“恐怖的土耳其人和恶棍帮凶”抓起来，拉比亚伯拉罕把他从监狱中赎了出来。毫无疑问，所用的赎金肯定出自“我那富裕的犹太旅伴”在离开大马士革时为防“当地盛行的盗贼”而缝进仆人内衣里的1万到1.2万枚杜卡特金币。

桑德森记录了在旅行期间几次进入旅伴做礼拜的房间，“学校和学堂”。他看到旅伴不断地在买“有关他们律法的圣书”，足够两三匹骡子驮着。他记述了犹太人如何向他们的“伟大博士和学者”捐献一年一度的薪俸，他们如何努力在有生之年至少去一次巴勒斯坦，或是让他们自己埋骨于此；与他同行的是犹太人中“比较严肃、有修养的”，为避免冒犯从来不与他讨论宗教问题，但通过其他人他了解到犹太人对基督徒的看法是，即使最有学识的基督徒也说不清字母A的来历，而犹太学者能就这一个字母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

桑德森注意到，他的旅伴们有救济穷苦犹太人的习惯。拉比亚伯拉罕在赛费特（Sefet）施舍了2000元，在耶路撒冷施舍了1000元，而其他旅伴则各自量力而行。拉比亚伯拉罕“如此和善有礼，我在其他基督徒身上从未得见”。他俩含泪道别。“他是个极虔诚、热情、好心肠的人。我对他的仁慈和善良的钦敬已无以复加。他的言行比许多基督徒都要优秀。”

对这个已经被流放了1600年的古老民族，桑德森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他们说，他们知道耶路撒冷将会重建。他们的弥赛亚终会降临，像过去一样使他们成为主人，继而统治整个世界。”

桑德森回到英国后的第二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了，这迫使黎凡特公司不得不向新国王申请新的执照。这位新国王就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王詹姆斯。黎凡特公司又就谁应负担大使费用的问题与英王进行了漫长的争论。如果说斯图亚特王朝和都铎王朝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吝啬。由于詹姆斯是个目光短浅之人，他根本看不出有向“异教徒国家”派遣大使的必要。对从事土耳其贸易的商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因有资本投入在新的印度贸易公司里，而不愿继续负担费用。但要想获得执照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由国王任命大使，而大使的费用则由公司负担。1605年，新执照终于发下来了，授予了“在黎凡特海进行贸易的公司和总督”。每次更新执照，同样的争论就会复现一次，因为斯图亚特王朝没有不缺钱的时候，他们从来都不曾负担大使馆的全部费用。

英王的全力支持是否可以避免黎凡特贸易的最终衰败，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但毫无疑问，法王路易十四的第一大臣科尔贝（Colbert）推行的强势商业政策，使法国成功地从英国人手中抢走了大量土耳其贸易。法国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16世纪的西班牙，成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当坚定的新教徒——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成为英国国王时，他结束了斯图亚特王朝一个世纪的统治，终结了向教皇的靠拢，赶走了法国情人，断绝了英国王室想与天主教建立联系的渴望。这必然导致与法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7世纪开始，持续了整个18世纪，延续至19世纪，止息于1815年拿破仑最终战败。在英国与路易十四交战期间，法国赢得了与土耳其的同盟关系。在战争的间隙中，法国产品取代了英国产品。在法国贸易被革命打断后，英国的黎凡特贸易出现了短暂恢复，但却再也复现不了过去的辉煌。在失去美洲殖民地之后，英国将原本投入西方的精力和资金撤回，全部投向了印度。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对特许公司的贸易保护成为不合潮流的政策。重商主义死亡了，帝国主义时代开启了。黎凡特公司在其辉煌的下属东印度公司的阴影下苟延残喘一个世纪后，终于衰败而亡，其特许贸易执照在1825年被终结。

††††††　《圣经》中的耶稣受难地。——编注

［注释］

［1］Epistle Dedicatorie, Hakluyt, I, xviii.

［2］Purchas, IX, 478.

［3］Purchas, VIII, 19.

［4］Hakluyt’s “The Antiquitie of the trade with English ships into the Levant,” from Voyages and Travels, ed. C. R. Beazley, 2 vols., II, 181.

［5］Generall Historie of the Turkes, 1604, ed. Sir Paul Rycaut, 1700.

［6］Quoted in Historians’ History of the World, IX, 475.

［7］Holinshed, IV, 262.

［8］History of Rationalism, II, 320.

［9］Tennyson’s “The Revenge.”

［10］Rosedale.

［11］State Papers Domestic, Elizabeth, Vol. CXLIV, No. 7.

［12］Hakluyt, V, 192.

［13］Ibid, 243.

［14］Wood.

［15］Hakluyt, V, 167-328, passim.

［16］Ibid.

［17］Rosedale.

［18］Rowse, p. 147.

［19］Sandys in Purchas, VIII, 89-248.

［20］Calendar State Papers, Vol. VIII, No. 994.

［21］Rowland.

［22］Wood.

［23］Sanderson.

［24］Quoted in Rowland.

［25］Letter from Staper, State Papers Domestic, James I, Vol. XV, No. 4.

［26］Works, III, 477, eds. Spedding, Ellis, and Heath, 7 vols., London, 1857-74.

［27］Purchas, VIII, 248.

［28］Act I, Scene 1, Dramatic Works, 6 vols., London, 1879.

［29］Itinerary, II, 1.

［30］Hakluyt, V, 271.

第7章　几乎成真的预言：清教徒的英格兰和以色列的希望

1649年是清教统治英格兰的顶点和中点，两名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英国清教徒向政府请愿：“英格兰和荷兰居民应该最先准备好，把以色列的儿女用船送到他们父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和永恒遗产上去。”这份请愿还进一步要求，犹太人“应再次被接纳在这片土地上与你们一起居住和经商”［1］。

这份请愿书的作者是乔安娜和埃比尼泽·卡特赖特（Joanna and Ebenezer Cartwright），他俩不仅要求英格兰协助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还要求废止爱德华一世350余年前颁布的驱逐犹太人的法令。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了理解他俩的动机，我们必须了解《圣经》通过清教运动带来的变革。它对时人思想的影响就好像是将今天的报纸、广播、电影、杂志的传播力都集中于一本记录上帝圣谕的书中，并通过最高法院的世俗权威进一步放大。清教徒的思想主要受《旧约》主导，因为《旧约》描述了一个坚信自己被上帝选中在地球上替他行事的民族。清教徒把这个故事放在自己身上，认定自己继承了亚伯拉罕与上帝的约定，是以色列圣徒的再现，是耶利米所说的“上帝的战斧”。他们追随着先知，从《诗篇》中获得慰藉。他们的虔诚、服从、启示不是来自耶稣的天父，而是万军之耶和华（Lord God of Hosts）‡‡‡‡‡‡。《圣经》是上帝启示给他的选民的语录，是对他们的指令，无论在家中或是战场，议会或是教堂。

到本书上一章为止，我们已经讲到了约公元1600年，在英国人心目中，巴勒斯坦仅是一片纯粹的基督教圣地，但不幸落入穆斯林手中。但此时，这片土地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故土，《圣经》中承诺以色列人将会重返的土地。实现《圣经》中的承诺成为清教徒的重点。随着清教的兴起，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运动在英国开启了。

这场运动并不是为了犹太人本身，而是为完成《圣经》中对犹太人的承诺。根据《圣经》的说法，当以色列人回到锡安后，全人类的以色列国将会到来。此时弥赛亚，或者按基督教的术语——基督将再次降临。当然，在清教徒眼中，犹太人重返家园意味着犹太国将皈依基督教，这是他们认为的承诺被实现的标志。就是这个期待在激励着卡特赖特母子，正如他俩坦言：“写这份请愿书的人在这座城市里（阿姆斯特丹）与一些被称为犹太人的以色列人很熟悉……在与他们交谈并仔细研读了先知的预言之后，他们和我们发现预言就要实现了；他们与我们将会一起见证以马内利（Emanuell）§§§§§§——生命、光明和荣耀之神……为了虔诚地实现他的荣耀，请愿者在这里谦恭地祈祷……”后面紧跟着我们前面引用的文字。

允许犹太人再次进入英格兰有两个理由。第一，清教徒认为由于他们的教义比较接近犹太教，一旦犹太人与清教徒接触后，便不会抵制皈依基督教了。“英国人更有条件说服他们。”［2］杰出的清教牧师亨利·杰西（Henry Jessey）在1656年写道。第二，严格的《圣经》尊崇者坚持说，只有犹太人流散到各国的过程完成后，他们才能开始返回锡安。所以，犹太人必须先来到英格兰，才能再回巴勒斯坦。

卡特赖特的请愿代表了这些想法，它不是孤立的古怪行为，而是时代的产物。从1620年“五月花”号轮船载着英国清教徒首次远航北美，到1666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间，英国都处于一种狂热的状态，这也许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段狂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英国，用卡莱尔（Carlyle）的话说，陷入“对清教的可怕虔诚中”［3］，是大叛乱的时代，这期间发生的弑君事件给英国带来的罪恶感使它保留君主制至今；这一时期的英国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英国，他就“如同上帝的仆人，手执《圣经》和利剑”［4］。

紧随着清教徒，希伯来文化借助《旧约》的传播入侵了英格兰。此时的英格兰已进入“后文艺复兴”时期，为了将两千多年前一个中东民族所特有的伦理、律法和举止应用到此时的英国社会，传播到英国的希伯来文化出现扭曲。由于清教徒对《旧约》的章节和诗篇的挚爱，他们无惧于作出跨越两千年的精神跳跃：他们将自己想象为生活在亚伯拉罕时代的牧民，正摸索着从偶像崇拜向一神论转变；或是逃离埃及、战胜法老的奴隶；或是扫罗王和大卫王时代开辟疆土建立新国家的武士。他们不在乎希伯来人的故事谈论都是野蛮的古老传说。故事中的希伯来人在实现一种法治公社生活、建立国家和抵御敌人的努力中挣扎。他们像西绪福斯（Sisyphus）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爬出罪恶的泥沼，走向先知指出的道路。他们不在乎这个故事跨越了从亚伯拉罕到马加比将近1500年的漫长时间。清教徒以同样的热情传颂着这些故事。

这样的故事不适合作为原则和先例照搬到17世纪的英格兰，但清教徒正试图这样做。早在1573年——根据伦敦主教桑兹的指控［5］——清教徒的信条即是“摩西的律法应同样约束信仰基督教的贵族，而且不能有半点偏差”。清教徒严格按照《旧约》的字面意义行事，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觉得自己也是一群在上帝的指引下与偶像崇拜者和暴君斗争的人。上帝的言语、旨意和律法写在了《旧约》里，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他们越是严格地遵循，他们的正义信念就越是牢不可破。“上帝与你们的敌人有争执，”克伦威尔在给一位将军的信中说，“从这个方面看，我们是在为上帝而战。”［6］

清教徒对《旧约》的狂热直接源自英国国教会对他们的迫害。教会追捕他们，折磨他们，甚至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因为他们拒绝承认《圣经》和他们宗派之外的任何权威。他们对主教制度的仇恨与新教徒对罗马教皇制的仇视一样，理由也是相同的：他们认为，无论是主教制还是教皇制中的统治集团，都是站在人与上帝之间的自封的入侵者，他们所拥有的利益和权力，显然都是由人赋予的，是对宗教的一种嘲弄。清教的基本信仰是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解读上帝的律法，这些律法体现并仅体现在《圣经》中，它高于其他一切权威，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

由于教会和政府是一体的，国王必然联手教会镇压独立派（Independents）。独立派是不同于长老会（Presbyterians）的清教派系，他们要求得到自主进行宗教集会的权利。英王詹姆斯反驳道：“没有教会，就没有英王。”这句著名的反驳之词反映出詹姆斯比清教徒更早认识到清教运动对英国君主制的根本威胁。在仇恨主教制之余，这些清教徒不可避免地开始仇恨君主制，结果就是共和制。他们的宗教原则就是他们政治原则的种子和根源。因为对主教权力神授的否定必然导致对君权神授的否定，所以对个人信仰自由的认可，也自然导致对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由的认可。正如麦考莱（Macaulay）所言，从认可“教会权力应根植于宗教大会，到政府权力应根植于议会”仅需要一小步。

麦考莱接着说，宗教迫害“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和以往一样的影响。像其他受迫害的宗教派别一样……他们觉得对自己敌人的仇恨就是对天国敌人的仇恨”。在《旧约》中，“对暴躁又阴郁的人来说，不难找到大量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加以扭曲的东西”。他们开始喜欢《旧约》中的一切感情和习俗。他们推崇希伯来语，但拒绝对写成福音书和保罗书信¶¶¶¶¶¶的语言给予同样的尊重。“他们给孩子洗礼取名时，不用基督圣者的名字，而用希伯来元老和武士的名字。他们把教会每周用于纪念耶稣复活的古老节日变成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从《士师记》和《列王纪》中寻找自己的行为规范。”

麦考莱在记述清教徒那些令人不快的特征时越写越气愤：“那步态，服装，平直的头发，一本正经的苦相”，不许正常行乐的禁令，鼻音和古怪的隐语被“骤然引入英语，以及从遥远的年代和国家的最极端的诗篇中借鉴来的比喻，也被应用于普通英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7］

麦考莱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通常不会在自己强大的辞藻中显露偏见，但他在这里的叙述并不公允。他既没有谈及旧体制中清教徒极力想克服的弊端，也没有谈到清教徒的美好理想。他在这方面不幸成为了典型。由于清教徒不招人喜欢，他们很少得到公正的评价，而更多的是成为嘲笑的对象。尽管如此，他们为民主社会奠定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议会制政体的安全性；第二，信仰自由。包容的原则是他们建立的，尽管他们没能付诸实践——这个原则由布朗、福克斯和罗杰·威廉斯制定，引领清教徒前辈来到美洲，并在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以之为道德基础的新社会。

如果说清教徒放弃了怜悯和宽容而选择了《旧约》中更加好斗的一面，这是因为他们也是在不利的情形下试图建立原则和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约书亚的战斗号角比转过另一侧脸让对手打更加合适。在《旧约》中，他们不仅找到了杀敌的理由，还找到了荣耀。扫罗王 “组织一支军队，重击亚玛力人，把以色列人从敌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当扫罗王宽恕亚玛力国王亚甲的时候，先知撒母耳不是抓住亚甲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吗？“于是，撒母耳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砍成碎片。”

查理一世（Charles I）就是亚甲，或者可以说是所罗门王的继任者罗波安（Rehoboam）。罗波安不肯听从人民的意见，反而粗鲁地说：“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听到这样的话，以色列的十支派起义了，他们叫喊道：“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当查理一世坐马车驶过白厅街时，有人将一张纸条扔进车厢，上面写着“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8］

或许查理和他的保王派是法老和他的军队。当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和纳斯比（Naseby）取得对英王的胜利后，人们用摩西打败埃及人后唱的歌谣庆祝：“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9］与之相对，保王派就是以东（Edom）、摩押或者巴比伦的孩子。耶利米面对摩押大怒道：“禁止刀剑染血的人必受诅咒。玛德缅啊，你必被砍倒；利剑必追赶你……上帝说，我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看我惩罚巴比伦之王和他的土地，我要让以色列人再次回到他们的家园……巴比伦必成为废墟，成为巨龙的居所，令人惊骇，令人蔑视，没有一个居民。”

英国人向来不喜欢自己处于激动情绪中，后世几乎为清教徒感到羞耻。坎宁安（Cunningham）在他的经典英国经济史著作中写道：“清教的大方向是抛弃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并用犹太人的习俗取而代之。”他继续说道，清教徒遵循“古老犹太人的行为准则，而不是神谕的基督教伦理……这使国内外社会的道德水平都退化到了更低层次上”。［10］不过，坎宁安并没有进一步分析，与清教徒在德罗赫达（Drogheda）屠杀爱尔兰人以及其他不光彩事件中所展示出的道德水平相比，在“神谕的基督教伦理”指导下，亨利八世处死费希尔和莫尔，在圣巴托罗缪节前夜对胡格诺派的大屠杀，宗教审判中的严刑拷打和火刑，这些行径是否比清教徒的作为更高尚呢？

的确，清教徒所效仿的古代希伯来人的睚眦必报，在道德层面上要低于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中所宣扬的理念，就如同它们在道德层面上低于摩西在西奈山上所获得的十诫一样。以色列人的兴衰史表明他们并没能坚定地遵守西奈山的训诫，就如同基督教世界未能谨守耶稣的训诫一样。基督徒的道德训诫只有一个问题——总体而言，基督徒并不能实践这些训诫。如果说十诫代表了人们可以努力去实践的法典，那么山上宝训就是社会根本无法领会的法典。

虽然清教徒并未否定《新约》，但有一些极端分子确实拒绝承认耶稣的神性，至死不改。甚至温和的清教徒在向詹姆斯一世提出的《千人请愿书》［11］中，也请求在教堂里可以不再向耶稣的名字俯首。在“净化”基督教中的法衣、圣礼、跪拜等努力中，他们中的极端分子想重返过去那种上帝的神性不与他人分享的旧观念，这同犹太教的口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表达的观念一样。宗教中的真理是无法争辩的。独立派在对旧制的推崇中找到了新的支持者。卡莱尔是英国历史学家中唯一对他们怀有同情的人。他称呼他们是“我们最后的英雄，具有神性的人从此在英格兰消失了；信仰和诚实让位于伪善说教和形式主义。古代那种为操各种语言和社会形态的民族所追求的‘上帝的统治’，被如今非上帝之魔鬼的统治所取代”［12］。

但卡莱尔是个古怪的人，他跟清教徒一样充满激情，但并不公允。对清教带给英国人思想的影响做出更真实估计的，是更理性的马修·阿诺德。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写道，清教主义是希伯来精神的复兴，是对文艺复兴前夕兴起的希腊精神的回应。阿诺德本人爱好希腊文化，他称希腊文化的精髓是进行“正确的思考”，而希伯来文化的精髓是“在法律框架内做正确的事”。他说，清教主义试图弥补伴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道德缺失。清教徒怀念对法律的服从，这显示出了“一种亲近希伯来人主要生活偏好的信号”。清教主义给英国留下了永恒的烙印。“我们这个种族，”阿诺德宣称，“信念的坚定、坚韧、强烈（我们的力量很大程度来源于此）……与希伯来人十分相似。这反映在清教主义中，并且在过去两百年里对我们的历史有极大的影响。”

随着清教难民于1604年开始在荷兰定居，以色列人重返家园的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第一个记述清教难民历史的史学家丹尼尔·尼尔（Daniel Neal）写道，他们说，“去歌珊*******定居，无论它在哪，都比生活在埃及人的奴役下好”。

来到荷兰的，还有上个世纪逃避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迫害的犹太难民。这些人在阿姆斯特丹建立起一个欣欣向荣的社群，包括很多在荷兰殖民地贸易和欧洲大陆与黎凡特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富商。在荷兰，清教移民踏着古代希伯来人的脚印与现代犹太人产生了接触，而犹太人也接触到这个提倡为包括犹太教在内的所有宗教提供自由的基督教新派别。（在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提倡包容，但当他们获得权力后，便开始看到宗教自由的坏处了。）

实际上，从宗教典礼以外的教义上看，清教独立派与犹太教没有多大区别，这个事实双方信徒都承认。但在极端清教徒中出现了一些派别，他们宣称自己在信仰上是犹太人，并遵循利未族的律法。［13］其中有些坚定的教徒还去欧洲大陆求教于犹太拉比，熟读《塔木德》法典和文献。1647年，英国长期议会拨款500英镑用于购买“意大利一位有学识的犹太拉比的珍贵藏书”。［14］

在清教徒逐步接近犹太教的过程中，他们将犹太人也包括在宗教宽容的大旗下。在阿姆斯特丹流亡的伦纳德·布舍尔（Leonard Busher）于1614年写成的小册子《宗教和平或为宗教信仰自由的请愿》，是最早呼吁全面宗教自由的出版物。［15］罗杰·威廉斯在他更有名的小册子《假名正义实为迫害的血腥信条》（1644年）中，开篇便说明了原则：“按照上帝的旨意，自上帝之子我主耶稣降临以来，各国、各民族之人即被赋予自由信仰的权利，无论多神教、犹太教、土耳其教，还是敌基督者……上帝不强求在文明国家里保持宗教信仰的一致……在一个国家或王国中，即使允许犹太教或非犹太教等各种对立宗教的存在，真正的文明与基督教都可以繁荣发展。”

威廉斯是在大西洋对面的新世界写下这番话的。在英格兰，只有癫狂的、主张分裂的狂热教派，以及如霍尔主教（Bishop Hall）早前所言的“鞋匠、裁缝、毡匠这些跟垃圾差不多的人”［16］，才真正相信这类想法能付诸实践。在“普赖德清洗”†††††††之后独立派取得胜利的那几个动荡的月份里，一个名叫“程序委员会”（Council of Mechanics）的决策机构投票做出一项决议，主张应“包容所有宗教信仰，包括土耳其人、教皇派、犹太人的信仰”［17］。但理想主义再次服从于政治现实。在克伦威尔与极端清教徒的斗争中，宗教自由的请求最终还是消失了。一些疯狂的派别要求克伦威尔下台，为千禧年和圣徒的王国‡‡‡‡‡‡‡让路，克伦威尔因害怕助长这些极端派别，放弃了将勇敢的宗教包容原则写进法律。“我宁愿允许伊斯兰教在我们中间传播，也不愿上帝的信徒被迫害。”［18］护国公克伦威尔曾如此说。但他却无法容忍平等派（Levelers）和第五君主国派（Fifth Monarchy Men）§§§§§§§。

与此同时，一些清教理论家改进了让犹太人重返英国的计划，目的是使犹太人在更好的条件下尽快皈依基督教。什么能比完成这件拖延已久的事能更有力地证明清教理想的正义性呢？罗杰·威廉斯反对强制国教时的一个理由即是，“我们所盼望的犹太人皈依基督的愿望”将必须被放弃。按照公认的神学理论，当犹太人皈依基督后，便可以复国了。早在1621年，就有一本名为《伟大的犹太复国与继之而起的全世界向基督教的皈依》（The World’s Great Restauration or Calling of the Jews and with them of all Nations and Kingdoms of the Earth to the Faith of Christ）的专著。作者是国王大律师亨利·芬奇爵士（Sir Henry Finch），他预言犹太人在不远的未来将回到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帝国。［19］在英国的所有事项中，以色列复国仍是最重要的。根据与芬奇同时代的托马斯·富勒的说法，这本书被理解为在暗示“所有基督教国君应该交出权力，去做那个至高无上的犹太帝国的封臣”［20］。考虑到詹姆斯一世对王室特权的极端敏感，他立即逮捕芬奇并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的做法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芬奇在发誓否定所有有损王权的章节后最终被释放。

这本书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很难估计。一方面，由于这本书受到打压，其思想很可能未能得到传播；另一方面，对这本书的打压和对其作者的审判可能反而激发起人们的兴趣。总之，这本书提出的理念并没有消失。在下一代人中，清教的左翼独立派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最终获得了政权，他们的人数、影响力和愤怒都在逐年增长。随着独立派的发展，希伯来文化的入侵四处蔓延起来。越确信自己是在敌人中间为上帝行事的上帝选民的化身，他们在语言和习俗上就越靠近希伯来人。英格兰出现了一波按照《旧约》给婴儿取名的浪潮。［21］盖伊、迈尔斯、彼得、约翰这样的传统名字，被伊诺克、阿莫斯、奥巴代亚、乔布、赛斯、伊莱¶¶¶¶¶¶¶这样的名字取代。玛丽、莫德、玛格丽特、安妮，则让位于萨拉、丽贝卡、德博拉、埃丝特********。在赫特福德郡，一个名叫昌西（Chauncy）的人给自己的六个孩子分别取名为艾萨克、伊卡博德、萨拉、巴纳巴斯、纳撒尼尔、伊斯雷尔††††††††。《圣经》中的名字被洗劫一空，而且越古怪、冷僻的名字越受欢迎，比如所罗巴伯或哈巴谷，甚至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剧作家考利（Cowley）为讽刺这种风尚，创造了一个名叫卡特的人物，此人在变成清教徒后宣称：“我不能再用卡特这个名字了……我的新名字叫亚伯尼歌。有个幻影在钥匙孔中对我说：‘你应该叫自己亚伯尼歌。’”［22］恶人和苦命人的名字尤其流行，这可能是自我惩罚的一种形式。许多人给孩子取名为在《圣经》中曾被其兄奸淫的她玛，将钉子钉入睡在自己帐篷里的西西拉头中的雅亿，以及饱受苦难的约伯。

对《旧约》的狂热并未局限于洗礼盘。《圣经》研究和注释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活动，大学里充斥着神学研究，而希伯来语则成为进行神学研究必须掌握的三大神圣语言之一。1644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公务员必须通过阅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经文的考试。［23］希伯来语甚至入侵了文法学校。当时的一部讽刺剧，讽刺一位女教师“用迦勒底语教编织课，拿希伯来刺绣当样品”。［24］弥尔顿从小就学习希伯来语，并在《说教育》中建议在文法学校开设希伯来语课，“使学生可以读经文原文”。在那个著名传言中，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描绘了弥尔顿失明后，一醒来“就让人用希伯来语给他朗诵《圣经》……然后陷入沉思”。［25］

学者马修·普尔（Matthew Poole）每日凌晨三四点起床，吃一只生鸡蛋，然后写作他的《圣经评论大纲》（Synopsis Criticorum Bibliorum）直到傍晚。他这部五卷本的皇皇巨著采用双栏排印，共有5000页之巨。在英王詹姆斯时代译经者的引领下，下一代学者进一步钻研古代语言和民间传说。他们就像猎狗一样，鼻子贴着地面，深入探索了古叙利亚文、迦勒底文、阿拉伯文文献的沃土。厄谢尔（Ussher）大主教根据自己的研究制作了一份世界年表。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仔细分析了《旧约》中提及的异教神灵，完整地研究了异教的信仰。爱德华·利（Edward Leigh）在1646年出版了一本当时最完整的希伯来语词典。［26］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又出现了包含九种古代语言的多语种圣经合参，其中包括撒马利亚语、埃塞俄比亚语和波斯语。

爱德华·波科克（Edward Pococke）［27］是多语种圣经合参的编者之一。1630—1635年间，他在黎凡特公司的阿勒颇代表处做牧师。波科克的学识渊博，曾担任牛津大学希伯来语教授和首任阿拉伯语首席教授。他在阿拉伯史方面的开创性著作《阿拉伯史》（Specimen Historiae Arabum）和他编辑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对密西拿（Mishna）口述律法的评述分别是牛津大学的首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出版物。波科克用从叙利亚带回的球果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的花园里种下了一棵无花果树和几棵雪松。在他去世三百年后，这两棵树像所罗门时代的遗物一样依旧枝繁叶茂。

这些丰富的知识并没有局限于学者中间：通过各种摘要、专著、索引、讲座，以及牧师、非神职传道者和任何想要讲道之人的布道，这些知识在民众中传播开来。成人和孩子都能背诵《圣经》中的大段文字，并按经文中的指导生活。这些资源向所有人开放，并不需要神职人员的解读，《圣经》改变了民众的道德生活。

圆颅党人（Roundhead）唱圣歌、随身携带《圣经》的习惯为世人所熟知。查尔斯·弗思爵士（Sir Charles Firth）曾在他关于克伦威尔军队的著作中引用当时人的描述：“早晚都要在苍天下做布道和祷告，只不过军鼓声代替了教堂的钟声。”早晚都会从帐篷里传来“圣歌、祈祷和诵经声”。在马斯顿荒原，保王军的一个连迷路了，几乎走入圆颅党人阵中，只因“听到对方唱圣歌才知道是敌人，于是转头逃跑”。官兵都热衷于按照自己的神学观点布道，这引起牧师的不满。牧师特别反对军官坐在马背上布道，但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不让他们布道，他们就不能上阵打仗。”

克伦威尔和副官在制订作战计划时，甚至从《圣经》中寻找指导和先例。作战会议的议程包括祈祷和读经。作战时的口号是：“万军之耶和华！”胜利后在战场上的庆祝方式是唱圣歌颂扬上帝。克伦威尔在讲话中很爱引用圣歌和先知。根据司各特的记录，克伦威尔讲话中“有浓重的教义意味”。司各特在他的小说《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中塑造的克伦威尔可能并非格外夸张。小说中的克伦威尔说自己是“受使命召唤为以色列做大事”的人；说斯图亚特王朝“折磨以色列长达50年之久”；谈论“那个犹太公会”；说英格兰是“我们英国人的以色列”、“我们英国人的锡安”。他命令部队静默行军，“就像基甸行军去攻打米甸人一样”。当一个保王党家庭为英王查理提供藏身地和保护时，克伦威尔愤怒地称他们是“在以色列人即将永远摆脱苦难之时帮助西西拉逃跑”的人。他的士兵称他是“耶西的英格兰儿子”，并将他的信念、力量和智慧与耶西之子大卫王相比。保王党则被称为“异教偶像崇拜分子”，在战场上高呼“打倒巴比伦！”，而本阵营中的极端分子被称为“持异见的拉比”。

司各特在《伍德斯托克》中描绘的生动场景虽非当时的记录，但看来似乎可信。清教徒对《旧约》中人物的姓名、生活经历、个人历史都极为熟悉，这使得他们熟知犹太人的历史和传统，知道犹太人的永恒希望：“明年耶路撒冷见。”当时的犹太人普遍认为这一希望即将实现。在英格兰和其他新教国家，人们都认为1666年是决定犹太人命运的年份，他们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恢复他们在俗世间的王国，这将是罗马教皇要垮台的信号。

这种思想也传到了犹太人中间，这也是他们那么轻易被假弥赛亚萨瓦塔伊·塞比（Sabbatai Zevi）所迷惑的原因。他在1666年带领一群被他迷惑的人踏上了那既悲惨又无谓的东方旅途。在此前的1650年，欧洲的犹太人在匈牙利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弥赛亚即将来临的事宜。一个名叫塞缪尔·布雷特（Samuel Brett）的英国人参加了大会，他认为大会预示着犹太人即将皈依基督教，并就此写了一份报告。甚至罗马教皇都被惊动了，他派遣了六名教士去大会做“顾问”，讨论预言中的弥赛亚是否已经到来。根据布雷特的报告，他们被允许宣讲了他们的教义，但与会人员并未听从。犹太人自己也没能形成决议，他们于八天后宣布散会，达成的唯一共识是大会将于三年后再度召开。布雷特先生给英国公众的主要结论是：罗马是“犹太人皈依的最大敌人”，因为罗马教会是崇拜女神和雕刻偶像的教会，但新教仍然可以促成犹太人的皈依。［28］

阿姆斯特丹的卡特赖特母子已经确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实际步骤。1649年1月，他们将“请求议会撤销驱逐犹太人之法令的请愿书”提交给了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和战争委员会。同月，英王被处以极刑，请愿书消失在其后的斗争和混乱中。但在新局势下，英国国内出现的新因素正促进着卡特赖特母子愿望的实现。一位犹太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特殊情形的作用下，他的努力使英国再次向犹太定居者打开大门。

阿姆斯特丹一位博学的犹太教拉比玛拿西·本·以色列（Manasseh ben Israel），或许出于弥赛亚情结，或许认定自己受到加快弥赛亚降临的召唤，于1650年发表了一部名为《以色列的希望》（The Hope of Israel）的著作。玛拿西认为，为完成世界范围的犹太人离散应让犹太人先来到英国，其后犹太人才能开始重返家园的进程。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做了解释，根据《申命记》28：64，“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他接着补充说：“我看‘地那边’就是这个叫做英格兰的岛屿。”［29］

玛拿西之所以这样期待弥赛亚，是因为听了犹太旅行者安东尼奥·德蒙特西尼奥（Antonio de Montezinos）讲的故事。德蒙特西尼奥于1644年给他讲述了一个有关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部落的故事，这些部落做犹太教礼拜，诵读犹太教的《施玛篇》，他们的皮肤虽被“太阳晒得焦黑”，但无疑是希伯来人。德蒙特西尼奥极力想说服他的听众，这些印第安人正是以色列失散的十支派之一的吕便支派。在南美的西班牙传教士早就提出一个理论，即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以色列失散的十支派，他们向西穿越亚洲到达中国，然后到达美洲。（现代人类学家认为印第安人实际是蒙古人，跨越白令海峡后来到美洲。）德蒙特西尼奥无疑很熟悉这类观点，他像歌剧《日本天皇》中的人物一样，“为原本干巴巴的故事丰富细节、提高真实性”。他的故事包含人名、地名、日期等具有当地色彩的细节。他讲述了一个印第安向导如何偷偷告诉他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他如何经过一周的跋涉穿过密林、横渡河流、翻越高山，最后见到了一个操希伯来语、蓄胡须的印第安部落。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大会的要求下，德蒙特西尼奥甚至签署了一份誓词，保证他的目击报告的真实性。

这个故事很快就在阿姆斯特丹的清教徒中间流传开来，千禧年教派（Millenarian sect）的成员尤其受到鼓舞，因为他们正信心十足地等待着圣徒王国的到来。根据他们对《圣经》中预言的解读，以色列人回归一定包括在公元前10世纪流散的十支派。只有当他们像在大卫与所罗门统治时代一样与犹大的子孙重聚之后，大卫的儿子弥赛亚才能出现在地球上。

德蒙特西尼奥的美妙发现被玛拿西抓住，当做犹太人分散到“所有民族中”的过程已经完成的证据，这意味着十二支派在弥赛亚的统治下获得团聚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在《但以理书》里难道不是写着，“当神圣的民族分散到世界各地之后，所有苦难就会结束”吗？这就是玛拿西当年在《以色列的希望》中用西班牙语写下的话。但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犹太人。在玛拿西与他的清教徒朋友的交谈中，他意识到可以用这个理由促成犹太人返回英国。他后来用拉丁文重写了这本书，增加了一个题献：“献给英国议会、最高法院和尊敬的国务委员会”。在书中，他请求获得“帮助和善意”，以便“使那些上帝令先知预言的事情都能获得实现……使以色列终于能回到自己的家园，预言中在弥赛亚治下的世界和平能够恢复”。

受到千禧年临近的鼓舞，玛拿西的英国信徒把他的书翻译为英语，并在英格兰印刷，一共印刷了两次，都很快销售一空。此书的出版正逢其时。克伦威尔正在与葡萄牙交战，这是英国为了恢复海上霸权、修补与殖民地贸易联系而与大陆强国打的一系列战争中的第一战。在漫长的内战期间，英国对外贸易远远落后于其他强国。英国的商业贸易阶层主要由清教徒构成，他们尤其妒忌荷兰，因为荷兰利用英国内战的机会坐上了黎凡特贸易、远东贸易及美洲殖民地转运贸易的第一把交椅。荷兰人的这些胜利是在犹太人的帮助下取得的，犹太商人、船主、阿姆斯特丹的掮客通过他们与美洲和黎凡特地区的联系拿回了大笔生意。克伦威尔了解犹太人的作用，因为几个马拉诺家族已经为他所用。［30］

这些马拉诺人为躲避西班牙中世纪的宗教审判，以西班牙人的身份寄居在其他国家，公开宣称信奉天主教，在大使馆教堂做礼拜，但在家里私下进行犹太教活动。自从1492年西班牙开始驱逐犹太人，伦敦和布里斯托尔就出现了这些家族的足迹。在克伦威尔当政期间，伦敦有几个非常活跃的富裕马拉诺人，最有名的是西蒙·德卡塞雷斯（Simon de Caceres）和安东尼奥·德卡瓦哈尔（Antonio de Carvajal）。后者在内战期间是克伦威尔的谷物经销商，控制着从西班牙来的大部分金条进口。他的船在英葡战争期间被明令免于征用，并被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设为特殊设备，准予继续进行海外贸易。克伦威尔与查理一世一样急需“造船费”，他希望从犹太人那里获得。他还将犹太人视为“情报员”，因为犹太人的关系网遍及欧洲大陆，能带回敌国的贸易政策信息和保王派在海外的阴谋信息。

玛拿西的书出版后不久，英国官方在1650年与他进行了接触。为谈判结盟事宜出使荷兰的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被授权与玛拿西进行交涉。圣约翰与这位犹太拉比进行了几次谈话，促成玛拿西向英国国务委员会正式递交了要求允许犹太人重返英国的请愿书。

此时形势已发展到高潮。富裕的荷兰傲慢地拒绝了这个新兴共和国的结盟邀请。英国则按照“不能合作就征服他们”的原则，迅速通过了《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不允许外国船只与英国及其殖民地进行贸易。这打在了荷兰人的要害上，一年后荷兰与英国开战。预见到这个结局，克伦威尔在法案通过的当天即发给玛拿西一本护照，让他来英国亲自宣传他的主张。正如塞西尔·罗思（Cecil Roth）指出的那样，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值得关注。克伦威尔急于把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商人转移到伦敦，以期在与荷兰的贸易战中获得优势。

玛拿西还没到英国，英荷战争就爆发了。在战争期间他的主张没能付诸实践。如果实现了，结果可能是惊人的，因为在1653年，英国组建了贝邦议会（Barebone Parliament），按照卡莱尔的说法，这是现代世界“最非凡的”时代，希伯来文化的影响力也在这一年达到巅峰。这一小撮由克伦威尔亲自挑选的严厉而充满激情的人于1653年7月4日开会，讨论如何重写英国宪法以推行摩西律法和耶稣的质朴原则。不论民众意愿如何，英国人在股票交易场中、法庭上和市场里都必须像爱自己一样爱他的邻人。莫利勋爵（Lord Morley）在他关于克伦威尔生平的著作中说，这是一次“按经文的字面意义构建社会的尝试……代表了当时《圣经》政治的最高潮”。

克伦威尔本人也受这一情绪鼓舞，在贝邦议会的开幕演说中，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愿景中，把自己视为先知以利亚（Elijah），引领一个国家归向上帝。“上帝在真诚地召唤你们，犹大将与上帝共治。”他对台下怀着浓厚使命感和历史感的议员们如是说。“你们站在承诺和预言即将实现的历史性时刻，”他接着引用《诗篇》第六十八篇说道，“有预言说‘他要带着他的子民从深海而回’，就像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穿越红海。也许上帝会像有些人想的那样，‘从海中的岛屿上’带犹太人回家，并实现他们‘深海处’的愿望。”他越说越激昂，连续引用圣诗和先知，向他的听众保证《诗篇》第六十八篇中上帝对他的古老子民的承诺，将会向他在英吉利共和国的现代子民兑现。［31］

如果玛拿西·本·以色列当时来到英国亲自向这样的听众陈词，他们会无动于衷吗？但在短短的六个月内他们就失败了。他们为将《圣经》付诸实践做出的真诚而又无谓的努力，被谴责为企图“犹太化”英国法律。与财产权的冲突注定其失败的命运。克伦威尔站在他发表“预言即将实现”的演说台上，草草解散了议会。他们在历史中成为嘲讽的对象，人们以其中一名议员的名字戏谑地称这一议会为“赞美上帝的贝邦议会”（Praisegod Barebone）。

虽然清教徒的高潮期过去了，但犹太复国的问题没有被放弃。此时英荷战争结束了，但与西班牙的战争即将来临。克伦威尔仍然催促就犹太人问题做出决定，犹太商人仍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保持密切关系。1654年，玛拿西派自己的妻弟大卫·多米多（David Dormido）和儿子向国务委员会提出请愿。然而正统派犹太教信徒因认为不应人为地加速弥赛亚的到来而反对他，他感到有必要保持一段时间的低调。虽然克伦威尔请求委员会“迅速做出回应”，“给出所有应得的答复”，但委员会仍然拒绝了多米多的请求。在克伦威尔的劝说下，玛拿西决定亲自到英国来。他将新的论点写入《给护国公的谦卑致辞》［32］，在三个犹太拉比的陪同下来到英国。在这份讲稿中，他利用自己作为犹太法学权威的地位，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犹太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这一点上，“但只有这个伟大的岛屿上没有犹太人”。他说：“在复临的弥赛亚为我们复国之前，我们必须先在这个岛屿上落脚，就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

接着，他拿出“利益是有力的动机”做论据，指出犹太人在贸易上帮助英国对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施加影响的作用有多大。他宣称犹太人对共和国有感情，因为共和制比君主制更加宽容。在谈及对犹太人的指控时，他回应说基督徒自己也曾经被罗马皇帝指控进行人祭，并指出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人很容易去痛恨和蔑视遭遇了不幸的人”。最后，他明确提出要政府为犹太人提供保护，使犹太人能“自由、公开地”举行集会和葬礼，自由经商，对犹太人内部的民事案件持有审判权，英国法庭只做终审。最后，他要求废止现存所有与上述要求相悖的法律。

这份讲稿发表之后引发了剧烈的争论，支持一方被反对一方完全压倒。不仅所有旧的责难都重新出现，还冒出了新的指责：有人指责克伦威尔是犹太人，还有人说犹太人要买下圣保罗教堂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犹太人是一个卑贱的种族，因为邪恶而不断招致上帝的惩罚；犹太人被流放是上帝对他们杀死耶稣的惩罚（清教徒也要因杀死英王查理而遭受同样的惩罚）；如果把犹太人召回英国，他们会破坏基督教的圣洁，导致社会偏离基督教原则和习俗，带来假币、失业，破坏英国商业和海外贸易。另一方面，拥护者则坚称：犹太人是“世界上最高尚的民族，上帝的选民”；要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负责的是犹太大祭司，而不是整个犹太民族；犹太人返回英国会给国家“带来福气”；内战是上帝对英国驱逐他的子民的惩罚，如果召回他们就能取悦上帝，带来和平；犹太人来经商能减低价格，扩大贸易，使社会繁荣，因为大家都知道“对犹太人最好的国家是最富裕和强大的国家”。然而，拥护者的最主要理由也是他们最弱的论据：只有把犹太人带到英国，才能实现他们的改宗。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是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他的《简短抗辩》（Short Demurrer）一针见血地指出试图使犹太人改宗的可笑之处，是反对观点的典范。［33］反对派在这点上确实说对了，使犹太人改宗的观点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它在19世纪竟然又强劲地再次出现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是推动英国支持以色列复国的最有力动机。

尽管如此，克伦威尔于1655年12月10日在白厅召集了包括法官、神职人员和商人的特别委员会，讨论玛拿西的请求。［34］正反两方争论了14天，由于双方实力相当，大会陷入僵局。但大会至少达成了一项共识，克伦威尔为大会制订了议题：“接纳犹太人是否合法？”“如果合法，接纳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大法官格林和斯蒂尔的意见是，确实没有法律禁止重新接纳犹太人——一项极大的成就。但当谈到犹太人应以什么条件重返英格兰定居时，出现了克伦威尔所说的“噪嚷的争论”。大部分神职人员赞成再次接纳犹太人，他们认为“英格兰的善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相信上帝对犹太人使命的承诺，并真诚地为他们祈祷”，所以为使他们的“使命”——即改宗——成真，我们应该允许他们进入英格兰。此外，英格兰应该弥补过去对犹太人的残酷无情，他们确实是在威廉一世的邀请下才来到英格兰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继承了肉体，我们继承了精神”。

商人们则坚决反对。有谣言说如果再次接纳犹太人，后果极其险恶。这些谣言是荷兰人、西班牙人及保王派散播的，因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认为允许犹太人回归英国是为《航海法案》的执行，保王派则因“这是护国公极力支持的”而反对。在这些谣言的影响下，商人们认为接纳犹太人的结果将极其可怕，会对外国人有利，而使英格兰贫困。至于改宗，他们说，人们如今热衷于各种奇怪的新教条，所以改信犹太教的人可能比改信基督教的人还要多。最后，双方达成的妥协是允许犹太人重返英国，但对犹太人施加的贸易和金融限制使克伦威尔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但大门被推开了，护国公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他再次对无能的懦夫不能按他的意愿行事感到愤怒。接纳犹太人来英国难道不是每个基督徒应尽的义务吗？他斥责道。世界上只有英国在宗教教育方面是绝对纯粹的。“难道让犹太人去向天主教徒或偶像崇拜者这些教授错误思想的老师求教吗？”这个论点说服了神职人员。接着他将蔑视转向市民。“你们真的以为这些吝啬和令人蔑视的民族能胜过全世界最高贵、最受人尊敬的英国商人吗？”“他继续讲着，”一位当事人说，“最后大家被他说得无可争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讲者。”［35］

但奥利弗已忍无可忍，他解散了这个蒙羞的委员会，就如同他解散长期议会和小议会一样，因为他们不能为他的目的服务。实际上，他已经从法官的裁决中获得了他的部分诉求。或许他因害怕触发更大的骚动而不再坚持全部诉求的达成。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认为，奥利弗可能决定用半正式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按照一名当事者的话说，就是“默许”犹太人重新进入英国［36］。事实上，这也是当时人们的观察。“现在犹太人被允许进入英格兰了。”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1655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显然是指法官对接纳犹太人没有法律障碍的裁决。

每个人都对避免做出明确决议就能丢掉这个棘手问题而感到满意，只有一个人除外。对玛拿西·本·以色列来说，他在这件事上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学识和辩才，加之自己民族的古老愿望和在波兰的犹太人受迫害事件所带来的新紧迫感，这个妥协的结果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此时年事已高，身无分文地带着失败回到荷兰，不到一年就心碎地死去了，终年53岁。

克伦威尔“默许”的直接后果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由于这个决议的模糊性，当时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但当1656年英国与西班牙交战的时候，尽管仍有反对声，马拉诺人终于得以撕下他们作为西班牙基督徒的伪装，赢得了英国政府正式给予的公开集会和作为英国居民的有限权利。玛拿西的外甥在他舅舅绝望而死的同年被允许在英国皇家交易所做交易员。实际上，克伦威尔的妥协是一种典型的英国式方案，不合逻辑但却实用，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给犹太人带来了实惠。查理二世找不到任何可废除的法令，明智地选择了维持现状，没有理睬呼吁再次驱逐犹太人的请求。［37］由于许多保王派犹太家族在斯图亚特王室成员流亡期间对他们给予了同情和帮助，查理二世拒绝对犹太人权利进行任何限制。总之，他跟克伦威尔一样默许了对自己有利的现状。

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裔犹太人的人数逐渐增长。尽管始终面临新的普林们和反对之声，但犹太人一点一点地赢得了公民权。

毫无疑问，在清教徒统治下萌发的这第一波对犹太人复国的支持是出于宗教原因，源自《旧约》对17世纪中期的清教徒统治者们思维和信念的影响。但仅有宗教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政治和经济利益，仅靠清教徒跟古以色列人那跨越时空的兄弟情谊，或对宽容理念的追求，或加速千禧年到来的神秘主义希望，最终肯定是无果而终。克伦威尔对玛拿西的建议产生兴趣，与劳合·乔治在十代人之后对哈伊姆·魏茨曼的建议感兴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都相信犹太人对他们所面对的战局有利。从克伦威尔的时代开始，其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关切都出于双重动机：一个是商业、军事、帝国方面的利益动机，另一个则是从《圣经》继承来的宗教动机。无论这两个动机中的哪个缺席，如18世纪宗教热情明显降温时，都不会有行动发生。

‡‡‡‡‡‡　两者分别为《新约》和《旧约》中对上帝的称谓。——编注

§§§§§§　意为神与我们同在，是《旧约》中先知以赛亚预言中处女所生儿子的名字，被认为预言了弥赛亚/耶稣的诞生。——编注

¶¶¶¶¶¶　均为《新约》中的篇章，用希腊语写成。——编注

*******　歌珊（Goshen）是《旧约》中埃及法老赐予约瑟族人居住的地方，是埃及最好的土地。 ——编注

†††††††　普赖德清洗（Pride’s Purge）发生于英国第二次内战期间，普赖德上校于1648年12月率军占领议会，并将多名反对派议员逐出议会，随后议会剩余议员判处国王查理一世死刑。——编注

‡‡‡‡‡‡‡　源于《新约圣经·启示录》第20章的一种末世论学说，预言基督将再次降临，并与复活的圣徒共同掌权1000年。——编注

§§§§§§§　极端清教徒教派，相信在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四个君主国之后，基督将与复活的圣徒共同统治世界1000年，建立“第五君主国”。——编注

¶¶¶¶¶¶¶　Enoch、Amos、Obadiah、Job、Seth、Eli，均为《旧约》人物，在《旧约》中的译名分别为以诺、阿摩司、俄巴底亚、约伯、塞特和以利。——编注

********　Sarah、Rebecca、Deborah、Esther，均为《旧约》人物，在《旧约》中的译名分别为萨拉、利百加、底波拉和以斯帖。——编注

††††††††　Isaac、Ichabod、Sarah、Barnabas、Nathaniel、Israel，在《圣经》中的译名分别为以撒、以迦博、萨拉、巴拿巴、拿但业和以色列。其中巴拿巴、拿但业为《新约》人物，其余为 《旧约》人物。——编注

［注释］

［1］Text in Patenkin, from a facsimile of the original in the Sutro Branch of the California State Library, San Francisco.

［2］From A Narrative of the Late Proceedings at Whitehall Concerning the Jews, 1655. Quoted by Osterman.

［3］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 I, 32.

［4］From Macaulay’s poem, “The Battle of Naseby.”

［5］Marsden.

［6］From a letter to Major-General Fortescue quoted by Firth in Oliver Cromwell.

［7］History of England, I, chap. I, 71.

［8］Gardiner, History of England, X, 142. 这一事件发生于1642年1月5日。国王在前一天闯进议会试图逮捕五名议员，但发现他们已经逃走。第二天，他去市政厅要求对五名议员开具逮捕令，未能如愿。民众闻讯涌上街头，传言四起，在国王返回白厅的路上，民众包围了他的马车，并高喊“议会权利！”。一个红发的胆大者向车厢里扔了一个具有煽动性标题“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的小册子。就像Gardiner所写，“对罗波安暴政的影射，查理一世不可能不明白”。据某些来源记载，那个胆大的人是记者亨利·沃克（Henry Walker），他和他的印刷商前一晚忙了整夜，他写好一页就交给印刷商迅速排印。但这个小册子现已无存。请见J. G. Muddiman, Trial of King Charles the First, Edinburgh and London, n.d., pp. 15-16.

［9］Firth, Cromwell’s Army.

［10］见第6章注释。

［11］Marsden, p. 252.

［12］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 I, chap. I, 1.

［13］Wolf, Introduction, p. xxi.

［14］Osterman.

［15］Masson, III, 102.

［16］Marsden.

［17］Wolf, Introduction, p. xix.

［18］Morley, p. 367.

［19］Wolf, Introduction, p. xxi. Also DNB.

［20］A Pisgah-sight of Palestine, Book V, p. 194.

［21］Bardsley.

［22］Cited by Bardsley.

［23］Watson in Cambridge Lit.

［24］The City Match, Mayne, 1639.

［25］Masson.

［26］Watson in Cambridge Lit.

［27］Watson in Cambridge Lit. Also DNB.

［28］Relation of the Great Council of the Jews in the Plains of Hungaria in 1650 to examine the Scriptures Concerning Christ, by S.B., an Englishman there present. In Crouch.

［29］关于玛拿西此行和再次定居的情况，请见Lucien Wolf、Roth的两部著作,以及Patenkin和Osterman的文章。

［30］Wolf, Introduction, p. xxx, Patenkin, Roth. Bishop Burnet在A History of His Own Times (1724)中说，当克伦威尔了解了犹太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后，他邀请犹太人来英国定居并允许他们建立犹太教会堂，更多是基于这一原因，而非出于宗教宽容原则。

［31］Carlyle, II, 322.

［32］Wolf.

［33］Prynne. Also Edward Nicholas, An Apology for the Honorable Nation of the Jews and All the Sons of Israel, 1648. Israel’s Condition and Cause 35．Pleaded; or some Arguments for the Jews Admission into England, by D.L., 1656. Quoted by Osterman. See also Wolf, pp. xli-xlvi.

［34］Henry Jessey’s “A Narrative of the late Proceedings at Whitehall Concerning the Jews,” Harleian Miscellany, VII, 623. Also “The Proceedings about the Jews in England in the year 1655” in Crouch. 其他关于此次会议的成员和讨论的文献包括Thurloe State Papers, IV, 321 ff.，和State Papers Domestic, 1, 76 (1655), passim。Wolf, pp. xlvii-lv. Gardiner,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Protectorate, III, pp. 216-24.

［35］认为这是克伦威尔最好的演说的人是保罗·莱科特爵士（Sir Paul Rycaut），他黎凡特公司的前外交专员，Knolles的History of the Turks的编辑。见Wolf, p. liii, note 2。

［36］此语出自包含在State Papers Domestic中的罗宾逊（Robinson）的一封信中，被Gardiner在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Protectorate, III, 221, note 3中引用。William Godwin在准备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1828）时检索了Bevis Marks犹太会堂的记录，发现了一个1656—1657年的墓地租约，证实白厅会议后一年内，犹太人已获得以犹太人而非马拉诺人身份定居英国的权利。见Graetz, V, 49。

［37］Roth, Wolf.

第8章　宗教低潮期：世俗智者的统治

清教政权垮台后，清教徒的极端虔诚和严肃也随之消减，但并没有从英国消失。王朝复辟后，以及在其后的18世纪里，时代的主调由戴着黑色卷发头套、具有冷静的头脑、为人轻松放纵的查理二世设定。英国在紧绷了50年后，终于松了口气，决定愉快、随和一些，不再严肃。

但清教主义就跟地下的暗河一样，在不奉国教的人中间流淌着。清教徒被驱逐出重组后的英国国教会，被禁止进入政府、大学，排除在社会之外，甚至在1689年之前没有公民权，但他们的传统仍然得到了保持，并在19世纪再次浮现。在这中间的18世纪，这些不奉国教者生活在阴影中，而贵族政治盛行。按照屈勒味林（Trevelyan）的说法，这是个“贵族统治的自由年代，是法治和没有改革的年代”［1］；是个“优秀”的年代，有秩序，讲礼貌，富于理性，尽可能地排除了希伯来文化的影响。

如果想确定18世纪的本质特征，必须调整一下起止时间，它起始于王朝复辟的1660年，一直延续到1780年代美国赢得独立，法国大革命开始，工业革命随卡特赖特的动力织机、瓦特的蒸汽机而正式开启。这是理性和自由思想的时代。科学的自然法则开始挑战《圣经》的权威。牛顿发现使苹果掉落的不是上帝而是地球引力。约翰·洛克（John Locke）可怕的逻辑开辟了不确定性的新视野。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圣经》的至上权威就像日光照射下的黄油一样融化了。信仰的安全感被知识带来的不安全感所代替。自然神论试图取代《圣经》。带着对人类理性必将战胜宗教争端的新兴信仰，自然神论者提供了一个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可以信奉的上帝，他的存在是通过自然现象来证明的，不需要通过奇迹、预言或其他超自然启示作证。

为了扭转“虔诚得可怕的清教主义”倾向，希腊主义复兴了。它使人们的头脑变得清醒，但无法满足他们对某种全能权威的渴望。阿诺德在文艺复兴时期注意到的“道德缺失”也重现了。当王朝复辟的闹剧在台上上演的时候，英国政权落入了一群毫无原则的贵族阴谋家手中。终结斯图亚特王朝和带来《权利法案》的不流血革命只是历史的逆流，在四位来自德国的乔治的统治下，政治道德下滑到了最低点。他们的统治留下了南海公司的股票泡沫（South Sea Bubbles）、腐败的选区、奴隶交易的暴利，以及在半疯国王治下争权夺利的大臣们，他们几乎无暇顾及正在失去美洲的帝国。虽然文学评论家把这个时代称为文学的“全盛时期”，但这也是贺加斯（Hogarth）画笔下泡在杜松子酒里的浪子和妓女的时代。那个时代仅有的愤怒之声来自斯威夫特（Swift），他说，在这个耶胡（Yahoos）‡‡‡‡‡‡‡‡的丑陋世界里，“礼貌和得体不过是个习俗而已”。

这是高教会派（High Church）成为官方宗教的时代，有礼貌，但仅满足于为贵族孩子及其亲属提供肥缺。教会的独立精神消失了。作为国教它虽然缺少激情，但相比由十几个虔诚教会组成的无政府状况，人们仍青睐于它所提供的秩序和合法性。在一个充满简·奥斯汀笔下的牧师柯林斯先生式人物的教会里，《圣经》能得到多大权威呢？信奉《圣经》的人，无论《新约》或是《旧约》，都跟清教徒一样是极端分子。他们中没有生活舒适满足的人。在18世纪的英国，先知们的神圣怒火无法穿透吉本（Gibbon）所说的“教会的昏睡”［2］。

不过，有一股渴望正直道德的强烈热流，在18世纪的文雅外表下涌动着。卫斯理兄弟的循道主义（Methodism）和赞美诗，与蒲柏（Pope）的《夺发记》（Rape of the Lock）或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的《教子书》（Letters to His Son）一样是时代的产物，只不过来自不同阶层而已。这个时代产生了两部历史上最杰出的著作——时代开始时班扬的《天路历程》和时代结束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如何才能概括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吉本代表的是怀疑主义的、科学的、反基督教的，而班扬则代表有信仰的、狂热的、有使徒般美德的。一个代表知识，另一个代表信仰，或者按照阿诺德的说法，一个是希腊主义的，另一个是希伯来主义的。《天路历程》可能是《圣经》之后被最广泛阅读的英文作品。这本书被奉为第二本《圣经》，如果不受庄园主的欣赏，也至少是农舍中的第二《圣经》。有教养的阶层起初忽视这本书，但它最终却被上等社会接受，如麦考莱所言成为“唯一一本使有教养的少数人向普通民众趣味靠拢的书”［3］。这一宗教虔诚的典范竟然与威彻利（Wycherley）描绘极端放荡的《村妇》（Country Wife）和《掮客》（Plain Dealer）在同一个十年里出现，这令人略感意外。虽然班扬属于老一代的清教徒，但他的书属于他身后的几代人，受到他们的追捧。他既是清教的继承人，也是循道宗的先声——他是清教主义和19世纪福音主义复兴运动之间的桥梁。

就在普通百姓急切地阅读基督徒去天国的历程时，俗世的智慧先生却在主导国家的事务。他不关心弥赛亚，无论弥赛亚的承诺让清教徒多么兴奋。他自然同样不关心犹太人的复国。事实上，犹太人在18世纪唯一引起注意的事就是1753年的《移民归化法案》（Naturalization Act）所引发的敌对情绪。这部法案被称为“犹太人法案”，因为它“允许所有犹太人在没有接受过基督教圣礼的情况下归化”。一位反对者警告说，允许犹太人拥有土地违反了《新约》中的预言。根据基督徒对《新约》的解读，它预言犹太人在承认耶稣为弥赛亚之前只能流浪。另有人补充说：“如果允许犹太人拥有王国的大片土地，我们如何肯定基督教将继续被视为最主流的宗教呢？”然而，法案被下议院批准，并在获得主教的同意后获得上议院的通过。但反对的小册子和抗议者像暴风雨一样扑来，法案在次年即被废止。这一动议直到1858年通过 《解放法案》 （Emancipation Act）后才被正式施行。

这份法案虽遭否决，但它最初能被通过反映出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那种不拘泥于教义的包容精神。与此同时，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反对那种为让预言成真而支持以色列复国的论点。理性主义者认为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霍布斯、休谟等理性主义作家在逐条研究过基督教的信条基础之后发现，耶稣实现了希伯来人的弥赛亚预言这种寓言性解释是“不理性的”。在理性的审视下，把《旧约》中的每一行都解读为对未来事件的预言是站不住脚的。安东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在他1713年的著作《论自由思想》（Discourse on Freethinking）中大胆地宣布，《但以理书》不是一部自传，而是由一位马加比时代的作者写成的——这就使人们以一种极为不同的角度看待其中的预言了。还有更危险的思想家怀疑《摩西五经》是否真由摩西写成。他们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基督教根据希伯来预言而产生的对基督复临的期盼是没有依据的。

只要理性主义者仍然占据主导，人们就不会对犹太人返回锡安产生多少兴趣。不过，在理性主义者对《圣经》的历史学基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将巴勒斯坦视为一个国家研究的新兴趣。巴勒斯坦的考古遗址不再被当做圣物来研究，而是昔日生活的反映。这方面的最早研究成果是富勒博士所写的《巴勒斯坦的毗斯迦山风景》（A Pisgah-sight of Palestine）。尽管出版于1650年，但它丝毫不受清教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富勒在性情和兴趣方面更加接近保王派。没有任何清教徒能以如此超然的态度描写《圣经》的家园。即使在他最沉重的著作中，字里行间也透着绝妙的幽默和智慧。富勒对客观、中立的追求（这使得他超然于两派之间，即使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也是如此）使他有别于时代。他说，他著书描述巴勒斯坦的初衷是为了对真正理解《圣经》做点贡献，尽管“这些对迦南地理的现实研究在见识更广的基督徒中不再流行”。他仔细地描绘动植物、矿物资源、地形情况，不断纠正大众的错误印象。事实上，虽然《圣经》里提过好几次，但这个国家并不是个沙漠，他指出：“沙漠这个词对英国人来说似乎很可怕，好像意味着到处是废墟、野兽、悲凉，而在希伯来语里，它意味着树木稀少的地方；这些地方大多并不比英国的大公园面积大，它因幽静而非常吸引人，根本不是令人感到悲伤的荒凉之地。”

他试着澄清什么是“肘尺”（cubit）等希伯来人的丈量单位；他讨论古代的法律和习俗、家庭习惯、耕种方式、食物和衣服。他画了好多张地图，上面标注着帐篷、圣殿、战场和有尖塔的城市；画了建筑物的布局图，例如所罗门圣殿里的陈设、器具、珍宝；还画了少女、妇人、寡妇、妓女等各种女性的穿着和打扮。如果说富勒的书在内容上算不上科学，那么至少他写作的初衷是科学的。他在最后一章讨论了犹太人复国的问题，他认为能从巴比伦的流亡返回已经实现了所有预言，如果未来还有什么承诺有待兑现，那则是犹太人改宗基督教，“重新获得”原有的国土并不是必需的。他认为这只是个梦想。至于改宗，他不能肯定上帝是否真的有此意愿，但既然上帝并没有明确反对过，最好认为这便是上帝的意愿。富勒确信，尽管有各种困难，但只要上帝愿意，那么“在刹那之间，他们就会顿悟”。此时，他以无法掩盖的公平态度承认，只要基督徒继续排斥犹太人，他们就不可能改宗，因为“必须先有交谈，才可能有改宗”。

另一本畅销书是《两次耶路撒冷旅行》（Two Journeys to Jerusalem），1704年由纳撒尼尔·克劳奇（Nathaniel Crouch）出版。他曾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廉价历史书，被约翰逊博士称为“很适合吸引低层次读者”。他的这本书，除了旅行日记，还包括：“一些有关古代和现代犹太国的著名评论”、塞缪尔·布雷特对匈牙利犹太委员会的描述、萨瓦塔伊·塞比写的有关犹太人的“奇妙幻觉”，以及关于国务委员会辩论玛拿西·本·以色列的1655年提案的报道。两次旅行包括前文（第6章）提及的亨利·廷伯莱克的“既奇怪又真实”的冒险，以及初版于1683年的描述14个英国人在1669年旅行的故事。这本旅行集似乎有稳定的读者群，因为此后的一百年里它不断再版，甚至出了威尔士语译本，最后一版印刷于1796年。

克劳奇使用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这个笔名发表了那些“著名评论”，他把大量精力用于回答困扰了几代作家的巴勒斯坦问题：如此荒凉的土地如何能支撑在《圣经》、罗马和拜占庭时代那些繁忙、繁荣的城市。当在我们的时代英国政府白皮书以这片土地无法支撑更多人口为由削减犹太移民时，这个被命名为“经济吸纳能力”的问题在英国议会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但是伯顿（或克劳奇）在200年前写作的时候，尚无需考虑如何安抚阿拉伯人或“政治上限”的问题，他采用了当时那个时代特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解答这个问题。假定恢复了“古代”的精耕细作，他估算如果每人每天定量2磅6盎司面包，一英亩土地每年能养活四个人。“但由于我们以色列人胃口大，让我们把定量加倍，即每天4磅12盎司”，或者说每英亩可以养活两个人。他估计古代犹太王国的面积是336.5万英亩，减去一半无法耕种的土地，他最后的结论是每英亩仍然能养活一个人。350万这个数字与现在以色列政府的目标惊人地相似，但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所有政府白皮书专家嘲笑为疯狂的、不可能的数字。

伯顿接着解释了巴勒斯坦给人的荒凉印象，是因为旅行者看到的仅是从雅法到耶路撒冷之间的乡村，这里从来不以土地肥沃闻名，且“由于野蛮异教徒疏于耕种……他们不断打仗和毁坏，致使这里变得跟沙漠一样荒凉”，“像被上帝抛弃的土地”。然而，在《圣经》时代这里流淌着奶与蜜，需要感谢以色列人的耕种，他们修建梯田、施以肥料，不把一分土地浪费在修建“狩猎场、大道、滚木球草场、花园”上。

巴勒斯坦在伊斯兰统治下的衰败也被那14个英国人看到了。他们是黎凡特公司在阿勒颇代理站的员工，他们把所看到的情况写进书里。他们经过凯撒利亚和雅法北面的农村时，发现那里“破败不堪，住着一大群野蛮的阿拉伯人”。雅法不仅是英王理查曾经英勇战斗过的地方，还是大批搭乘威尼斯客船的朝圣者下船的地方，可如今这些商人认为这里已经变成劣等港口。主要贸易货品是制肥皂用的草碱、棉花和棉纱。既不跪拜也不再陷入沉思，这些300年前旅行者的举止就和今天导游带领的旅游车中的旅客一模一样。在耶路撒冷，他们挤在访客登记簿前寻找自己熟悉的名字，并数出自1601年以来英国访客共有158名。在伊甸园遗址，“我们花了点时间削木棍，把我们的名字刻在大树上”。在通往伯利恒的路上，他们遇到一些本地基督徒。“这些人的手艺是在你手臂上刺上圣墓或你喜欢的圣经故事图案；他们用蓝色墨水，用两根针不停地在你胳膊上刺。”每个人都选了画册中的图案，然后在胳膊上刺上了相应的花样。

1776年，即一百多年后，阿勒颇代理站又有一批人来到这里。记录旅途的是理查德·蒂龙（Richard Tyron），他语气平淡，就好像一个乡下人来到伦敦旅行一样。他们丝毫不在乎古代预言或预言的实现。蒂龙看到周围一片废墟，简单地评论说“这里就像被诅咒的土地”。在这两次访问之间的一个世纪里，几乎没有英国人来巴勒斯坦。此时时髦的旅行地是具有古典风格的希腊和罗马。只有定居东方的黎凡特公司的代理人和牧师偶尔来巴勒斯坦游逛，但不是为寻找宗教体验，更多的是为了解这里的情况。

阿尔及尔牧师托马斯·肖（Thomas Shaw）就是其中一位。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手绘当地植物上，他1738年出版的游记中有极其优美的铜版印刷插图。同样，阿勒颇牧师亨利·蒙德雷尔（Henry Maundrell）也并未沉浸在宗教喜悦之中，而更喜欢记录古代铭文、研究废墟、寻找古代蓄水池和沟渠的遗迹。他的《从阿勒颇到耶路撒冷的旅程》首版于1697年，再版两次，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多次被收录在其他游记集中。他写道，虽然巴勒斯坦如今是“悲惨、干旱、荒凉的不毛之地”，但“这些石地和山坡在古代显然是被泥土覆盖和被人耕种的”。他精彩而简洁地解释了土壤是如何被侵蚀的，展示了古人为“耕种这些山坡”是如何建起土墙，形成“从山脚到山顶一阶又一阶的覆盖着肥沃土壤的土床”。在死海，蒙德雷尔用自己的观察驳斥了过去的传说。他写道，鸟从水面飞过，不会落入水中死掉。他还在岸边发现有牡蛎壳等水生生物迹象。他还如实地记录了土耳其人统治臣民的办法——通过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后来的大英帝国也使用了同样的办法）。“通过这种手段可以在民众中制造利益和党派对立，防止他们团结在某位亲王下——如果他们真这样做（他们人数众多，并且在当地占主导地位）就可以推翻土耳其人的统治，实现自治。”

18世纪有关巴勒斯坦的最博大的著作是由理查德·波科克（Richard Pococke）所写，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希伯来和阿拉伯学者。他的三卷本《东方介绍》（Description of the East）在1743—1745年间出版，其中第二卷介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波科克这位未来主教代表了18世纪对待巴勒斯坦的最典型态度。他在题献中将介绍圣地的那卷献给了物质美德的典范——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他在前言中说，圣地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那里的许多地名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并乐于有所了解的”。秉承这种精神，他从埃及出发，徒步走完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途经的荒野，决定精确地描绘这条著名的路线。他观察了每一处地标，详细地描述植被，在各种海拔下画了无数幅平面图和地图，画出了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他抄录下石刻文字，寻找摩西40年路途中的每一处落脚地。他尽量避开贝都因人（Bedouin），因为“他们是个很坏的民族”。他还遇到了一个似乎信奉犹太教的友好部落，他推测他们可能是摩西的岳父叶忒罗（Jethro）的后裔。

到耶路撒冷之后，他逐一研究当地的传统，看看是否与已知的事实、历史、可能性相符，绝不轻信。有根石柱据说是《圣经》中的押沙龙（Absalom）之柱，很受旅行者喜爱。他对其真实性的攻击就像福尔摩斯解开泥脚印之谜一样：“约瑟夫斯称之为大理石柱子，并说它距离耶路撒冷有2化朗（约400米），但这个汲沦溪（Kedron）流经的山谷可能是王谷。由于距离不符，这是否是那座纪念碑值得怀疑。真正的押沙龙之柱可能在比欣嫩子谷（Gehinnon）更偏西南的地方。但如果这里是王谷，即撒冷王麦基洗德与亚伯拉罕相会的地方，这就能证明耶路撒冷是古代的撒冷城。”最后，他提示那根柱子属爱奥尼柱式，说明它明显晚于押沙龙的年代。

波科克遍历了整个国家，从死海一直走到加利利，不错过任何一处可能与著名历史事件相关的地方。他在埃斯德赖隆平原（Plain of Esdraelon）上看到的蓄水池、池塘、水井，显示出这片土地过去是如何灌溉的。在拉姆拉附近，他看到了绽放的郁金香田野，于是他推测这里肯定是盖过所罗门所有荣耀的“百合花田野”。他的著作为《圣经》注入了新生。将他精心制作的清真寺和圣墓雕版画（考古学家后来证明他的画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都加起来，其作用也不如这些郁金香，包裹在巴勒斯坦身上的昔日裹尸布由此被徐徐揭开。

‡‡‡‡‡‡‡‡　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一种人形兽，野蛮而丑陋。——编注

［注释］

［1］Social History, III, chap. II, 47.

［2］From his Autobiography.

［3］From Macaulay’s article, “Bunyan,”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 p. 806, b.

第9章　东方问题：叙利亚的帝国之争

在18世纪的最后一年，距十字军最后一次在阿卡战败500年后，英国人再一次在阿卡的海滩上作战。阿卡是著名的要塞，不仅控制着通往巴勒斯坦的海上通道，还控制着沿海军事通道，在过去30个世纪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1291年，土耳其人把最后一批欧洲人从这里赶走。这个扼守巴勒斯坦咽喉的要地，连同整个圣地，最终都被土耳其帝国吞并了。

在伊斯兰沉睡了五个世纪之后，突然之间，英国的炮舰隆隆地驶进港口，一支欧洲军队从陆地发动攻击，凶猛的马穆鲁克人绝望地守卫着城墙。但在这一仗里，英国人是守卫者而非进攻者，他们这次与土耳其人共同抵御一个来自欧洲的敌人。英国人的大炮对准的不是阿卡的城墙，而是城下拿破仑的军队。

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再次成为它的诅咒。巴勒斯坦地处通往印度的要道上，而拿破仑则决意占领此地，切断他的死敌英国与其东方财富和贸易的联系，从而统治一个无可匹敌的亚历山大第二帝国。埃及和叙利亚是他计划的关键，而扫除拿破仑对两地的控制对英国人同样关键。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军队与他为入侵英国而集结的是同一支军队。但拿破仑在最后一刻却步了，就像希特勒1940年面对英吉利海峡时的致命迟疑一样。拿破仑的犹豫迫使他转向东方，希冀从背后打击英国——这与希特勒转向北非的无效战略一样。

事实上，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战役是如此相似，仿佛历史的重演。两个时代中围绕巴勒斯坦的战略也是一样的，并且现在亦然。用最简单的话说，这个战略就是：无论哪个骄横的专制君主——当然不包括英国自己——将要控制整个欧洲，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能允许它再控制中东。拿破仑时代如此，德皇时代如此，希特勒时代如此，今天§§§§§§§§对苏联也是如此。不能允许任何想成为世界统治者的人占据开罗、君士坦丁堡及位处其间的地区，不能允许他把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从而阻断通往远东的道路。从战略角度看，小小的巴勒斯坦在谁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符合中东的战略大局。最初是土耳其人，后来是英国人，如今是以色列人。就权力政治而言，谁掌握巴勒斯坦并不重要，只要他不是统治欧洲的霸主。

这样说或许太过简单化，但这个问题的核心在19世纪的外交领域被称为“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这个词给人一种古朴的味道，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连鬓胡子一样。令人联想到卡斯尔雷（Castlereagh）、坎宁（Canning）、塔列朗（Talleyrand）和梅特涅（Metternich）们，那些“突发事件”和秘密协定，还有俄国沙皇、土耳其帕夏和贝伊，以及克里米亚、迪斯累里和苏伊士运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词与19世纪所有的外交明星一起被废弃不用了。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又有了新的演员——石油和阿拉伯人，以色列和美国，但其背后的逻辑仍然跟英国18世纪末在中东外围插上“禁止入内！”的标牌时一样。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的基本政策即为支撑着衰败的土耳其不被入侵者瓜分。当1918年土耳其帝国终于崩塌后，英国随即决定自己取代土耳其，要么自己直接统治，要么通过阿拉伯傀儡间接统治。这种方法的效果起初很好，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老办法终于难以为继。此时我们已与这些事件距离太近，无法看清谁或者什么将成为未来中东的主导力量——可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可能是苏联，或者假如你是阿拉伯人，那可能会认为是蠢蠢欲动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但历史学家关注的是过去，而非未来。

第一个迫使英国在中东选择立场的不是拿破仑，而是沙俄。事实上，任何人要想寻找历史的重合，只需翻开1780年以来的历史书，沙俄无时无刻不在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处挪动。沙俄并非想将巴勒斯坦据为己有，但巴勒斯坦的命运是与土耳其帝国捆绑在一起的。克里姆林宫庞大的身影每次逼近土耳其边境，欧洲高官的办公室里就会骚动起来，仿佛他们突然感觉到来自遥远的中东的寒冷和黑暗。外交官们穿梭于各使馆之间，外交文书往来于各国首都之间，仿佛成群的蚂蚁。统计一下19世纪发生的各国涉及与土耳其关系的事件、最后通牒、战争、国际会议、协定和决议，就会发现东方问题比当时任何其他外交问题吸收的外交界的周旋、阴谋和精力都更多。（“19世纪”又是一个为简化语言而被赋予一定弹性的词汇。如果坚持要限定为100年，那它可以指1815—1914年这段时间。而从攻陷巴士底狱到滑铁卢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即1789—1815年，则是18世纪和19世纪间的幕间表演，剧目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

巴勒斯坦的未来——以色列最终在此复国——在各大国介入土耳其事务的这段漫长时间中上演。这些大国在土耳其边境徘徊，就像贪婪的继承人在等待富裕的舅舅咽下最后一口气。“有死尸的地方就有秃鹰盘旋。”［1］虽然土耳其这具残躯仍然顽固地喘着气，但却并不能阻止饥饿的秃鹰一口接一口地吞噬它的残肢。

令英国意识到做中东头号秃鹰的战略需要的，是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统治下野心勃勃的沙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8世纪的纷乱战争中打败土耳其后，决心拿下一块被外交史学家称为“奥克扎可夫地区”（Oczakoff district）的土耳其领土。只有仔细查看地图集之后现代读者才能搞清楚，那块地区实际上就是敖德萨（Odessa），叶卡捷琳娜大帝想要的是在黑海边上有一处不冻港。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是否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尚存争议，但他当政期间竭尽全力使英国避免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中。不过，他在这件事上对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态度与今天西方政治家对叶卡捷琳娜在克里姆林宫的继任者¶¶¶¶¶¶¶¶态度一致，那就是绝不能让她得手。他冒着开启战端的危险，以自己的政治生涯做赌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叶卡捷琳娜交出那个黑海港口。但他因未受到公众支持而失败。虽然他向议会施压获得了信任案的通过，但议会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们不想为一片“遥远的陌生之地”开战，就像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说过的话一样。皮特被迫让步，默许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对敖德萨的占领。但他在这次事件中制定的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土耳其领土被蚕食的原则，却成为日后英国处理东方问题的固定原则。［2］

大多数英国人都不支持这一政策，因为他们反感那个被伯克（Burke）称为“挥霍无度的可耻帝国”［3］的土耳其。但英国面临的选择是支持昏庸的土耳其人，或者允许对手威胁其通往印度的道路。皮特做出了选择，尽管在此之前土耳其几乎是英国的最末选项。在1770年的俄土战争中，皮特的父亲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阁下清楚我很亲俄。我相信在奥斯曼帝国倒下的时候会将波旁王朝也一起拉下马。”［4］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英国失去了美洲的殖民地，其帝国主义的发展方向被彻底改变，转向了东方的印度和通往印度的沿线国家。此后，英国专心致志地通过支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保护其中东的通道，抵御沙皇和拿破仑的介入。1799年，当法国东侵时，皮特立即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一份为期八年的秘密协定，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安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799年英国士兵会像本章开始所述，在巴勒斯坦的港口阿卡作战。

这也把我们带回了“以色列的希望”。除了波拿巴将军，还有谁会突然宣布他是犹太人复国的支持者呢！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这位创下无数纪录的杰出将军是历史上第一位提议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的国家元首。*********当然，这完全是个出于私利的举动，没有任何宗教意义。波拿巴毫不关心《圣经》或其预言，无论是犹太教的还是基督教的。对他这样的不信教者，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只要符合他的利益，他甚至可以宣称自己是个穆斯林——实际上，刚踏上埃及的土地他就这样做了。他在对犹太人的宣言中称他们是“巴勒斯坦的真正传人”。他这样说仅是一种军事计谋，就如同他在此前呼吁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一样。但他在任何宣言中都掩饰不住对荣耀的追求，他将对犹太人的承诺扩大到恢复古代的耶路撒冷王国。他像戏剧演员一样高呼：“以色列人，起来吧！”“你们这些被流放的人，起来吧！快起来吧！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你们要把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被剥夺千年的公民权利夺回来！你们要把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权利夺回来！你们要把按照自己的信仰永世公开敬拜耶和华的自然权利要回来！”他呼吁犹太人投入自己麾下，并向他们提供法国的“保证和支持”，帮助他们夺回遗产，“做自己遗产的主人，不由任何人剥夺”。††††††††† ［5］

考虑到波拿巴这番叙利亚冒险［6］的现实情况，他的宣言仅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姿态，就好像舞台上任何一个昂首阔步假装英雄的演员一样。然而，拿破仑为未来设定了一条路径，以色列人沿着这条路在当代实现了一个不比拿破仑逊色的英勇、伟大的成就，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在拿破仑之后，无论哪个大国在中东陷入战争，总有人会建议以色列复国，此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块战略要地可以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同时犹太人的财富和影响力也会归到自己一方。犹太人获得的利益从来都是各国争端所产生的副作用，比如英国在20世纪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但无人能否定这是拿破仑的首创。

拿破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法国人早就有统治黎凡特的梦想。早在1671年，路易十四即对莱布尼茨（Leibnitz）的一项建议十分感兴趣。莱布尼茨为了转移路易十四入侵德国的野心，建议他重修那条穿越苏伊士地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古老运河。“埃及才是对敌人的致命打击，”莱布尼茨写道，“在那里能找到去印度的真正航线……还能获得法国对黎凡特的永久控制。”［7］在贸易上，法国确实已在黎凡特成为主宰，英国在这个时期的注意力因集中于绕道好望角去往印度的航线而忽视了黎凡特。但法国在下一个世纪中也在印度获得了殖民地和野心，与英国产生了直接矛盾，最后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被打败。在那场斗争中，舒瓦瑟尔（Choiseul）本计划使法国控制埃及和阿拉伯，开辟出一条通向红海的运河，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赢取“势力范围”，因此可以在印度消灭英国人。一个世代之后轮到波拿巴尝试实现这一愿景了。

但拿破仑的梦想与前人有所不同——在他华丽的梦想中，他不仅要成为亚历山大第二，还要重现亚历山大那个从埃及绵延至印度河甚至恒河流域的帝国。他视埃及为摧毁英国的机会。他将开辟一条新苏伊士运河，将地中海变成法国的内湖，引导印度和黎凡特的贸易都进入法国人之手。欧洲太小了，东方广阔的空间、丰富的资源、庞大的人口才是真正值得赢取的帝国。东方是永恒的荣耀之地，那里能给人史诗般不朽的名誉。拿破仑渴望的不是贸易、财富，甚或权力，他真正渴望的是不朽，像亚历山大和恺撒一样。“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消逝，我的荣耀已经开始消减。”他对他忠实的记者布里耶纳（Bourienne）说。此时他还不到30岁。“欧洲这个小角落太小了。我们要去东方，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都是在东方获得他们伟大的名誉。”［8］

跟亚历山大出征时的年龄一样，拿破仑30岁时出征埃及，征服开罗。甚至当舰队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被纳尔逊（Nelson）摧毁后，他仍然不顾反对继续向前推进，坚信他仍然能征服叙利亚，进而赢取土耳其、波斯、印度，带着一个新帝国返回欧洲，成为世界的主宰。1799年2月，他攻占了西奈半岛上位于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埃尔阿里什（El Arish）。几天后，他入侵巴勒斯坦，在3月7日攻占了雅法，并于3月18日抵达阿卡城下。“东方的命运就在阿卡的城墙内。”［9］他说道。一旦阿卡到手，他即可向大马士革、阿勒颇、君士坦丁堡进发。“然后，我将推翻土耳其帝国，在东方建立新的帝国，奠定我永世不朽的地位。”他从未放弃这个愿景。20年后，当他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的乱石丛中口述回忆录时，又说起：“如果攻占了阿卡……我将抵达君士坦丁堡和印度，改变世界的面貌。”

当波拿巴在距离耶路撒冷25英里处的拉姆拉安营扎寨的时候，堆满他脑子的就是这些宏大的愿景，也就是在这里他向犹太人发出了宣言。由这个支配命运的人举笔挥剑之间重建大卫的王国，还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吗？天时、地利、战局都适宜得难以阻挡。当时的战局如此有利，波拿巴可能真的相信他就要进入耶路撒冷了。

拿破仑对阿卡的围攻陷入了僵局。在西德尼·史密斯爵士（Sir Sidney Smith）的英国海军的支持下，马穆鲁克人顽强抵抗。但在4月16日，拿破仑在他泊山取得大胜，击溃一支从大马士革前来救援阿卡的土耳其部队。他认为阿卡马上就要投降，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即将落入他的手中，他将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他是如此自信，竟然在4月17日他泊山之役胜利的第二天向巴黎送去一份公报（刊登在5月22日的《箴言报》上），宣布：“波拿巴发表声明，呼吁亚非的犹太人团结在他的旗帜下重建古耶路撒冷王国。”此外，公报落款为4月19日从“耶路撒冷总部发出”，可见拿破仑一定认为他在那天能抵达耶路撒冷。但他不仅没有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甚至连阿卡都没能进入。因为就在他紧盯着眼前的荣耀和不朽之时，他被脚下的障碍绊倒了——那就是西德尼·史密斯爵士的英国大炮。“他令我错过了我的天命。”［10］他在战斗结束后简略而痛苦地说道。阿卡拒绝沦陷，在被围攻了又一整个月后，史密斯召集起炮艇上所有能上阵的水手，像600年前英王理查在雅法一样，手持长矛向海岸发动了冲锋。此时的法军，因疾病、饥饿以及其前辈腓力四世曾遭遇的所有困难，终于溃败了。到5月20日，波拿巴终于承认失败，带着他残破不堪、七零八落的军队踏上归途。他的帝国梦破灭了。这是拿破仑的第一次失败，也是他最痛苦的失败，即使在日后他在巅峰之时，也不能忘怀。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的胜利时刻，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Lucien）听皇帝低声说：“如果我在阿卡有这样的运气就好了。”［11］

或许拿破仑在撤退的痛苦中已经撕毁了那份对犹太人的宏大承诺。毫无疑问，他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掩盖措施是因为不愿回忆这段耻辱的失败。但这次远征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很大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东方的兴趣，产生了若干有价值的考古发现和大量浪漫诗作。为绘制未来帝国的蓝图，有一群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跟随拿破仑远征，对翻译埃及象形文字起到关键作用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即由他们发现。1803年，乌尔里希·泽岑（Ulrich Seetzen）来到叙利亚，花了两年时间学习当地语言和阿拉伯人的举止，他因此得以扮作朝圣者，像本地人一样在巴勒斯坦、西奈半岛、开罗甚至跨越红海到达麦加进行了四年旅行。泽岑的杰出研究成果仅散杂于德国的期刊之中，或作为未发表过的手稿躺在德国博物馆里发霉。只有少量选段因被译为英文收集在一本题为《太巴列湖、约旦和死海地区简介》（A Brief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Adjoining Lake Tiberias, the Jordan and the Dead Sea）的书中保存下来，这本书于1813年在伦敦出版。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在1806年去东方短暂旅行后写出了畅销书《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usalem），这本书被翻译为英文后得到广泛阅读。

1810年，威廉·皮特的外甥女和长期秘书赫丝特·斯坦诺普（Hester Stanhope）女士［12］因舅舅的死而悲痛不已，决定永远离开英国，在黎巴嫩的山区过起了神话般的隐居生活。“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一名了解她的人写道，“但高傲的人在悲哀的刺激下往往产生一种对东方的渴望。”金莱克（Kinglake）的这番话精炼出了赫丝特女士在那个浪漫时代中给东方带来的浪漫名气。像女先知一样，她躲在一个隐蔽的王国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从最初上千奴隶守护中的宫殿和花园，到在贫困和孤独中死去。在这30年里，她一直在等待着白马与弥赛亚能从耶路撒冷的城门中走进来。去东方旅行的上层人士视拜访赫丝特女士如同看到金字塔一般。

巴勒斯坦协会（Palestine Association）早在1804年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圣地的探险和研究，但由于去圣地旅行太过危险而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1834年，这个协会在并入皇家地理学会后便消失了；但几年后，又以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形式坦然出现。不过，出版泽岑信件的工作要归功于巴勒斯坦协会，这些信件激励了19世纪最杰出的探险者约翰·刘易斯·伯克哈特（John Lewis Burckhardt）的旅行。跟泽岑一样，他在东方生活多年，他的最终目标是可以扮作贝都因人代表非洲学会去中非探险。他死前没能实现目标，不过在做准备的六年时间里，他游遍了叙利亚和阿拉伯，甚至成功进入了麦加，这要归功于他的成功伪装、深入细微的《古兰经》知识和与当地人毫无二致的举止。他死后，他的随笔和日记《叙利亚和圣地游记》（Travels in Syria and the Holy Land）和《阿拉伯游记》（Travels in Arabia）在1822年出版发行。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到这个孤独的人不知疲倦地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睡在阿拉伯村庄里，跟随着牧羊人发现圣殿的废墟，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位田野考古学家的真实写照。他的书没有连贯的计划，而是汇集了他的各种观察：阿拉伯人的习俗和性格，当前的农作物和古代器物，石头上的铭文，根据废墟绘制出的建筑图以及地理和地质学方面的发现。但他的文字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他描述每天的旅途、每一根倒塌的石柱、每一段废弃的城墙都与《圣经》中的故事有关。

无法想象除拜伦（Byron）外谁还能与伯克哈特形成更加鲜明的反差。就在同一年，拜伦与霍布豪斯（Hobhouse）去黎凡特闲逛了一遭，回国后他即因1812年写成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和1813年的《异教徒》（The Giaour）而成名，并使东方成为时尚。拜伦这次旅行有一个意外的附带后果，就是重新向现代考古学家打开了《圣经》中以东的首都佩特拉（Petra）古城的大门。这里曾经非常繁荣，是往来于波斯湾和黎凡特之间商人的中转站，但已被废弃了几百年。威廉·班克斯（William Bankes）［13］是拜伦在三一学院的朋友，可能是在拜伦经历的激励下，他在1812年带着拜伦的介绍信动身前往东方。或许是受失踪城市传说的吸引，或许是受伯克哈特进入佩特拉谣言的刺激，他决定亲自去寻找这个还不为英国所知的佩特拉城。1816年，他进行了第二次旅行，这次他带上了两名英国海军军官——厄比（Irby）上校和曼格利斯（Mangles）上校。虽然面对土耳其官员的坚决不合作态度——上至土耳其苏丹、大马士革帕夏和耶路撒冷总督拒发安全通行证，下至最底层的向导和赶骆驼的人警告他们贝都因人渴望拿西方人的鲜血给妻子做药品，但这队英国人还是上路了，他们“决意信任和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披荆斩棘穿越长满灌木和野生无花果的狭窄峡谷，进入了古代社会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此时，大理石建筑尚孤寂地立于空无一人、覆满藤蔓的遗址中，猫头鹰静静飞过，老鹰的尖叫声在圣殿、陵墓和宫殿里回荡。但不久之后，阿拉伯的佩特拉就奉献出自己的宝藏。

上述几位都是先驱。真正去圣地探险的大潮在1840年之后才出现，他们中间有为“证实”《圣经》前往圣地的野外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想“寻访耶稣足迹”的热情旅行者。与此同时，拿破仑的远征还产生了其他后果。欧洲人回到中东战场激起的地区动荡至今仍未消退。拿破仑离开中东后，危机便在酝酿中了，到1830年，东方问题引发了欧洲危机的全面爆发，使欧洲列强陷入长达十年的混乱，英国和法国走到了战争边缘，东方于十字军东征后再次回到公众的想象中。

这场危机的核心人物是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他是自萨拉丁之后最著名的穆斯林，一名极为非凡的阿尔巴尼亚强人，自命为埃及的统治者，哈里发的觊觎者，几乎凭一己之力提早一百年分解了土耳其帝国。我们对他的兴趣主要不在他震撼欧洲各国首都的功业，而在于他将英国永久地拉入中东事务之中，并给英国人提供了一个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是人为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不成熟尝试属于下一章的范畴，但它必须被放在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政治和战略形势背景之下。

问题的根本是谁将“占据去印度的道路”［14］——如同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所说。穆罕默德虽出身卑贱，但最终跃升为比其宗主还强大的封臣。他已经有能力抛弃土耳其苏丹的统治，建立一个包括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独立伊斯兰国家。野心勃勃的沙俄跃跃欲试地支持土耳其对抗穆罕默德的狂妄挑战，意图利用这一机会成为土耳其的保护国，将达达尼尔海峡并入自己的怀抱。野心勃勃的法国此时仍然怀念拿破仑统治东方的梦想，也非常想成为穆罕默德的保护国，通过支持这个东方的拿破仑去完成自己昔日英雄的未竟之业。英国既不想要俄国和法国得偿所愿，更不希望穆罕默德获得对这一关键地区的影响或控制，决计阻止这三方。一个年迈虚弱因而任人摆布的奥斯曼君主仍然比一个独立亲法的“活跃阿拉伯君主”［15］（帕麦斯顿语）更适合占据去印度的道路。

不过吊诡的是，如果不是英国人，穆罕默德的武功可能还没有开始就完结了。1798年，他是一个土耳其非正规军团的团长，与拿破仑在埃及作战。他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落水，被后来阿卡的胜利者西德尼·史密斯放下的舢板救起。40年后，穆罕默德自己的帝国梦想被另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大炮粉碎在了阿卡。如果回顾穆罕默德的早期经历，我们就能看出他正是在拿破仑撤退后留下的混乱中成为埃及强人的。到1805年，他已经成为埃及帕夏，随后又将统治范围扩大到苏丹和阿拉伯，包括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到1830年，他已为挑战土耳其苏丹做好了准备，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的陆军和海军。在他争霸的道路上，浸透着鲜血的巴勒斯坦再次成为战场。［16］

1831年11月1日，埃及陆军跨过叙利亚边境，与穆罕默德之子易卜拉欣（Ibrahim）指挥的海军在雅法会合，并立即开始围攻兵家必争之地阿卡。阿卡这次陷落了。易卜拉欣在攻占了加沙和耶路撒冷之后，挥兵进击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到1833年夏季，他已占领整个叙利亚，并开始攻打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交通要道。土耳其苏丹惶恐地向英国求救，请求建立攻守联盟。但帕麦斯顿此时正想着让穆罕默德做英国的受保护国，没有接受。苏丹大为苦恼，像溺水者抓住蟒蛇以图获救一样接受了自己的世仇俄国沙皇的帮助。俄军早已在土耳其边境等待，一经允许立即开动，阻挡住了易卜拉欣去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俄国顾问出现在土耳其宫廷里，俄国军官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走着，俄国工程师运作着海峡边的堡垒。“这显示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Ponsonby）勋爵在给国内的信中写道，“土耳其人已经是俄国的傀儡了。”［17］更严重的问题是土耳其以什么条件交换海峡的呢？据说庞森比勋爵和法国大使一起床就去窗边看，“一个在早晨6点，另一个在傍晚6点”［18］，预期看到长久以来让他们害怕的情景——俄国舰队在他们眼皮底下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里。他俩的恐慌并非虚谈。俄国救援的代价是著名的《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其中有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一旦俄国要求，土耳其将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过。

帕麦斯顿极为懊恼，如今他同意了庞森比的看法，认为“俄国能有所节制不谋求让土耳其臣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19］。如何阻止俄国的扩张变成了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在20年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再次出现，并仍然困扰着今天中东的外交家。英国开始全力构筑一个统一阵线来抵御俄国对这一地区事务的干预。这个统一阵线的任务就是化解土埃危机，采取联合行动，不计代价地防止任何人未来私自发动袭击的可能性。穆罕默德暂时退让了，但在1838年再次出手。一支在叙利亚的土耳其军队被他歼灭，土耳其舰队在亚历山大港向他投降，老苏丹随即在君士坦丁堡羞愧而死。法国对穆罕默德取得的荣耀大加赞许，他此时看起来似乎也即将成为一个可与萨拉丁的帝国媲美的新帝国的主人，并挂上法国的三色旗。幸运的是，沙皇极端厌恶带着资产阶级绅士派头的法王路易·菲利普和他的民主思想，所以愿意用尽各种办法挫败他，特别是能扩大英法两国间裂痕的方法。所以，沙皇同意了帕麦斯顿的联合行动计划，甚至宁愿放弃他的海峡特权。与此同时，普鲁士和奥地利也表示同意，就在法王和梯也尔（Thiers）大张旗鼓地支持穆罕默德对新近成为苏丹的小男孩提出的要求之时，四个大国悄悄在伦敦签署了协定，一起支持土耳其，强迫穆罕默德满足于其在埃及和叙利亚南部的统治。这些条件宣布后，法国感到荣誉受损，异常愤怒，就在他准备宣战的时候，叙利亚爆发了反抗易卜拉欣暴政的起义。为支援起义，英国派遣一支舰队炮击并占领了贝鲁特，查尔斯·内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指挥下的突击队攻占了古老的西顿城，然后向南航行，把炮口对准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阿卡要塞。围攻还没有开始，易卜拉欣就溃败了，他父亲那几乎实现的帝国转眼间就像纸牌屋一样垮塌了。“内皮尔万岁！”帕麦斯顿喊道。一位同僚发现他“非常愉快”，说了好多有关贝鲁特和阿卡的笑话，确信法王和梯也尔“被打败了，事情就此结束了”。［20］

局势的发展证明了帕麦斯顿的判断。尽管梯也尔十分恼怒，但法王正如帕麦斯顿预计的那样不愿为东方的利益发动战争，东方的伟业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躲避着他。他不仅默许了叙利亚和阿拉伯回归土耳其，还默许将不久之后即疯癫而死的穆罕默德限制为土耳其在埃及的世袭封臣。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国加入四国于1841年7月在伦敦签署了五国协定。土耳其帝国在经受了群集的秃鹰的利爪撕扯之后，虽已衣衫褴褛，却终究得以残喘保全。这对帕麦斯顿和英国是一场彻底的胜利，通往苏伊士以及最终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就这样被打开了。

§§§§§§§§　指写作本书时的20世纪50年代。——编注

¶¶¶¶¶¶¶¶　本书写作时的苏联领导人为尼基塔·赫鲁晓夫。——编注

*********　拿破仑将在不久之后成为法国元首。但在1799年，他仅是督政府的一位将军。

†††††††††　拿破仑的讲话原稿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40年在维也纳一家人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德文译稿，这家人与随同拿破仑来到东方的犹太拉比有密切关系。在那之前，只有两封信件提及拿破仑曾发表讲话。该信件出现在1799年5月的《箴言报》上，这份报纸是法国督政府的官方报纸。

［注释］

［1］Matthew, xxiv, 28.

［2］Rose’s Pitt, chap. XXVI, pp. 585-606; Marriott, pp. 153-58; Temperley, pp. 43-46. See also Cambridge BFP, Vol. I, chap. I, “Pitt’s First Decade.”

［3］Parl. Hist. XXIX, March 1791, 75-79. Quoted in Temperley, p. 44.

［4］Quoted in Lecky.

［5］Text in Kobler. See also Guedalla’s Napoleon and Palestine.

［6］Allison; Rose’s Napoleon, chap. IX, “Egypt” and chap. X, “Syria”; Bourienne, Vol. II; Marriott, pp. 164-92.

［7］A. L. Thiers,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10 vols., Paris, 1828, IX, 63.

［8］Bourienne, II, 82.

［9］Ibid., II, 243.

［10］Allison, III, 486.

［11］Lucien Bonaparte, Mémoires, II, chap. XIV.

［12］关于她的记述在这一时期的所有东方旅行日记中都可以找到，因为对当时的人来说，不拜访这位著名的隐士，那叙利亚之旅就不能算完整。Lamartine的记录是最完整的。

［13］DNB.

［14］Letter to Sir William Temple, Bulwer, II, 145.

［15］Ibid.

［16］Temperley, pp. 87-156; Marriott, pp. 225-49; Cambridge BFP, Vol. II, chap. IV, “The Near East and France” (covers the period 1829-47).

［17］Foreign Office, Turkey, July 12, 1833, quoted Cambridge BFP, II, 166.

［18］Bulwer, II, 257. Bulwer时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秘书，他是以目击者的身份在写作。

［19］F.O. 78/274, No. 52 of April 24, 1836, quoted Temperley, p. 75.

［20］Greville, diary for October 7, 1840, IV, 308.

第10章　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愿景：信奉英国国教的以色列

帕麦斯顿为了防止奥斯曼帝国突然崩溃，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写了一封有关犹太人的信。“如今，在遍布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中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想法：犹太民族返回巴勒斯坦的时刻到来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土耳其苏丹要鼓励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定居，因为犹太人带来的财富会增加苏丹的可支配资源；如果犹太人是在苏丹的邀请和保护下返回的，他们就会在未来阻止穆罕默德·阿里或其继任者的任何恶毒企图……我必须请大使阁下强烈地推荐（土耳其政府）竭尽全力鼓励欧洲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1］

在这位英国外交大臣的眼里，犹太人在获得了他们古代家园的土地利益之后，就会主动去支撑起那个正在崩溃之中的庞然大物——土耳其帝国。犹太人为了自身利益，会动用他们强大的实力维持它不倒。这就是英国当时政策的目标。

帕麦斯顿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840年8月11日。8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头条文章，报道了“安置犹太人返回家园”的计划，说这一计划正受到“认真的政治考虑”。文章称赞这份计划的制订者阿什利勋爵（即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讲究实际，有政治家风范”。文章还报道了他为收集犹太人的意见所做的调查，他调查的问题包括：犹太人是否愿意返回圣地？希望多快返回？如果土耳其政府能承诺给予他们公正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律保证，且基本公民权利得到“一个欧洲大国的保证”，“有地位和财产”的犹太人是否愿意返回，并在那里投资兴业？

《泰晤士报》所说的欧洲大国具体何所指显而易见。这篇文章产生了轰动。“报纸上全是有关犹太人的文章，”阿什利勋爵12天后在日记中写道，“未来会冒出多少混乱的计谋和争执……有多少粗暴、仇恨和争论。激发出多少情绪和激情！”［2］

显然，帕麦斯顿和《泰晤士报》在同一周产生相同的想法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他们都受到同一人的指引、推动、劝说和诱导——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除达尔文之外，他是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非政治性人物。他的动机是宗教的，而外交大臣的动机则是帝国的。沙夫茨伯里代表了《圣经》，而帕麦斯顿可谓是英国的利剑。这场大戏上演的时间是1840年，地点在叙利亚，既是圣地也是诸帝国争夺的交通要道。按照沙夫茨伯里的设想，新教英国将帮助信奉英国国教的以色列人复国，一举挫败天主教，使预言应验并拯救全人类。帕麦斯顿则会因此举挫败法国、拯救土耳其而心满意足。

沙夫茨伯里伯爵被称为“议会中具有最纯洁、苍白、庄严外表的人”［3］。他冰冷、典雅的面容总被人与大理石雕像做比较。有一位熟悉他的人说，他的每一绺黑发似乎都因使命感而弯曲。但这位完美的贵族在现实生活中极富同情心，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他的生活建立在对《圣经》字面意义的彻底执行上。他说《圣经》“每一个字都是‘上帝话语的记录’……只有《圣经》才能阐释《圣经》。如果有人向我宣道，我将拒绝他。我接受、信奉和赞美上帝的谕旨……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低下头颅礼拜它”。

他因此而成为一名慈善家，这正是《圣经》对他的要求——爱他的同胞。他出身于贵族统治阶级，与两位辉格党的首相有姻亲关系。两个党派请他入阁都被他拒绝，因为他为了自己的社会福利工作，需要保持超越党派之身。沙夫茨伯里伯爵是遵循位高则应为民谋的典范。他真心相信他是同胞的守护者——特别是那些地位最卑微的同胞。他相信自己被赋予的地位、能力和影响力使自己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他坚信福音书宣讲的慈善和爱是人需要知道和实践的全部，而他自己也确实实践了。如果说他是穷人的朋友和施舍者，这种陈词滥调可能让读者提不起精神来。然而，沙夫茨伯里伯爵确实名副其实：他救济穷人、小偷、精神失常者和残疾者；他帮助那些被锁在地下推煤车上的五岁孩子，那些在烟道里掏烟灰的骨瘦如柴的“爬童”；他帮助所有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时代痛苦地生活在每天16小时工作中的劳工阶层。正是沙夫茨伯里伯爵迫使议会通过了被誉为帮助工业化地区避免革命的《十小时工作法案》（Ten Hours Bill，或称工厂法案）、《矿山法案》（Mines Act）、《精神失常者法案》（Lunacy Act）和《寄宿法案》（Lodging House Act）。这些法案被狄更斯誉为英国至今为止通过的最高尚的法案。［4］

这与巴勒斯坦有关吗？当然有关，因为沙夫茨伯里伯爵对犹太人这个被他称为“上帝之古老子民”的激情，与他对慈善工作的激情一样，都出于他对《圣经》的这种彻底接受。他为帮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付出了与为通过《十小时工作法案》一样多的努力。但听说过沙夫茨伯里伯爵的人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知道他为犹太人所做的工作——名人往往因成功被人们记住，而他们的失败则会被遗忘。然而，虽然他对犹太人的利益富有激情，但他可能并没有把犹太人当做一个有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有自己的律法和精神导师世代相传上百代人的民族。他跟那些把以色列人视为《圣经》预言的人一样，把犹太人视作工具，其用途就是为了实现《圣经》里的预言。对他来说，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必须让他们立即信仰基督才能开启基督复临、人类获救的大门。

基督复临是信仰，沙夫茨伯里伯爵对他选定的传记作者埃德温·霍德（Edwin Hodder）说：“这个信仰是驱动我生活的原则，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伟大事件。”他私下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每声钟响的时候为基督复临祈祷？”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犹太人返回家园是那个伟大事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埃德温·霍德说，沙夫茨伯里伯爵“从来没有怀疑过犹太人终将返回家园……这是他每日祈祷、翘首期盼的事情。‘哦，为耶路撒冷的和平祈祷吧！’这句话就刻在他右手的指环上”。

像所有被强烈信念控制的人一样，沙夫茨伯里伯爵感到了上帝正扶着他的肩膀，给他个人下达了实现这个“伟大事件”的命令。与其他几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伟人一样，他从来都不曾怀疑人类有能力实现神圣的使命。这个原则犹太人还没有接受。但到1860年代以后，犹太人开始看到，他们必须做自己的弥赛亚才可能实现以色列复国。基督徒过去一直对弥赛亚降临更加积极，可能因为他们更需要拯救，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因经历千百年流散而形成宿命感。

当福音主义奋兴布道者（Evangelical Revival）在英国当道之时，人们再次感到了犹太复国的迫切性。在经过18世纪希腊化的间歇后，钟摆又摆回到希伯来化的道德紧迫性。18世纪的怀疑主义让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虔诚；18世纪的理性主义再次服从于神启。伴随着社会向希伯来化的转向，沙夫茨伯里伯爵开始以与卡特赖特和极端清教徒类似的言辞支持以色列复国。这种文化转向不是因为马修·阿诺德口中的希伯来文化与现代犹太人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它是从《旧约》那里继承来的。当基督徒再次投向《旧约》的权威时，他们便会发现《旧约》预言了以色列民族要返回耶路撒冷，这就使基督徒感到有责任协助实现这个预言。

沙夫茨伯里伯爵时代的英国几乎与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一样地对《圣经》痴迷。社会的宗教热情与皮特在星期日召开内阁会议时相比已显著升温。（沙夫茨伯里家族对安息日的谨守与正统犹太教拉比一样严格。）在18世纪，清教的古老宗教热情仅在不信英国国教的人中间闪烁。在经过“无神论的”法国大革命的震动之后，宗教热情回归了现有教会，使教会的壁炉再次温暖，给教会人员注入一种新的虔诚。这就是在有产阶级里流行开来的福音奋兴运动。他们被法国大革命震惊，焦虑地修筑起精神和政治的藩篱。为躲避理性主义的恐怖女儿——革命，他们急切地拥抱福音派的反智热忱，即使这要求他们绝对信仰、服事和解除怀疑。去教堂礼拜、布道，以及对《圣经》的绝对信仰再次流行于社会。屈勒味林引用1798年《年鉴》（Annual Register）中的一段文字道：“英格兰各地的下等人惊奇地看到，去往教堂的大街上挤满了马车。这种新鲜的景象引得疑惑的乡下人纷纷询问发生了什么事。”［5］

这就是新清教运动（neo-Puritanism），英国再次被过度的神圣气息窒息。跟清教徒一样，福音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狂热、使命感、布道方式、安息日礼拜和《圣经》崇拜而引来人们的嘲笑。有个笑话说在清教徒与英王的争斗中，一方是错误而浪漫的，另一方是正确而令人厌恶的，人们对福音主义者的看法也是一样。沙夫茨伯里伯爵是福音派的典型和世俗领袖，他也因此受到嘲讽。《十小时工作法案》这部19世纪劳动法的基石是自上而下，从一个隐秘的贵族对福音的私人感情中产生的；奴隶贸易的废除不是源于某种损益“规律”，而是纯粹出自福音主义者的新人道主义，这使经济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费边社会主义者感到极为痛苦。任何治学态度认真的历史学家都会同意阿累维（Halévy）的说法，福音主义者对那个时代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虽然他们并不是思想家，也不够理性、优雅，甚至在某些方面很愚蠢，包括沙夫茨伯里伯爵在内，但他们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进步的动力，而且他们的影响在复兴运动高潮过去后很长时间仍然在发挥着作用，甚至19世纪反宗教的势力都是宗教性质的。在信仰与科学的长期战争中，在视《圣经》为神启和视《圣经》为历史的震撼维多利亚时代的争论中，家庭和朋友像在内战中一样决裂，但争论双方都继承了清教徒的严肃性和高尚的道德目标。双方的立场都很坚定，容不得任何妥协。

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宗教在过去的政治、社会、经济历史中所发生的作用。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宗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跟20世纪前的生活相比较，宗教确实不是。但20世纪是19世纪的子孙，如果英国在20世纪帮助以色列人返回巴勒斯坦，那是因为19世纪的主要动机是宗教。屈勒味林选出的那个时代为大众所喜爱的四大英雄是沙夫茨伯里、格拉德斯通、戈登将军（General Gordon）和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e），因为他们都将生活视为一种宗教实践。无论斯特雷奇自己是否承认，他是以同样的理由挑选了曼宁枢机主教（Cardinal Manning）、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阿诺德博士和戈登将军为维多利亚时代四伟人。格拉德斯通和曼宁最初都是福音主义者，但其中一人去了高教会派，另一人去了罗马教会，他们都承认沙夫茨伯里对他们的影响。事实上，曼宁将沙夫茨伯里选为时代的代表性人物。

“我是最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沙夫茨伯里伯爵这样宣称。这个称呼显示这是一个传教运动，这项运动就是要让所有人接受同一个信仰，共享同样的救赎，特别是犹太人。

犹太人是关键，没有他们，就没有基督复临。他们是福音派那坚不可摧的逻辑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圣经》预言+以色列人改宗和返回家园 = 基督复临。当然，如果理性主义得势，他们会切断《新约》和《旧约》预言之间的联系，只留下历史联系，这就等于打破了这个逻辑三段论，福音派的大厦就会坍塌。所以，绝不能让理性主义得势。对这一点，沙夫茨伯里伯爵理解得很清楚。“上帝赐我恩典，让我去阻止粗鲁的理性主义。”他祈祷着。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仍然不喜欢新“科学”，因为科学想让人与上帝平起平坐。他特别不喜欢那些试图用科学解释《圣经》而使二者和解的人。他在1871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启示在人心中，而不是在头脑中。上帝不关心人的理智，而极关心人的内心。对上帝来说，两分信仰和爱比整个思想和知识宝库的价值高得多。魔鬼控制人的理性，上帝在人心中。”

这段非凡的文字表达了维多利亚时代前半个阶段中核心宗教信仰的哲学。这就解释了福音主义者为什么在使犹太人改宗的迷梦上竟然浪费了这么多精力和善意。多一点理性，少一点灵魂，会使人对任何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但正如沙夫茨伯里所言，产生怀疑就是让魔鬼进屋。所以福音主义者从来不质疑。另一方面，福音派牧师领袖查尔斯·西米恩（Charles Simeon）却对犹太人改宗有不同看法，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的记录，“这可能是他生命中最有热情的兴趣”［6］。

在世纪之交，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福音社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有名气的是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7］。促进会的赞助人列表散发着高贵的气息，就像宫廷公告一样［包括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爵士，1850年在促进会担任副主席］。促进会小礼拜堂和学校的奠基石是在1813年由肯特公爵埋下的， 肯特公爵是国王之弟、维多利亚女王之父。对福音派教育家巴兹尔·伍德（Basil Woodd）来说，这个促进会是一大群想拉他入伙的社团中他“最偏爱的机构”［8］。促进会的威望甚至让传教士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传教会的布道者被迫采用他们的文本：“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吗？”［9］

促进会被称为犹太会，这个社团后来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及其积极的同伴们实现他们钟爱目标的主要工具，即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英国国教主教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帮助信奉英国国教的以色列人复国。1808年，在福音主义热情的高潮期，犹太会成立了，同时成立的还有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传教士协会，等等。犹太会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日晚上开展一系列的“展示布道”，目的是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们的教堂是从法国新教徒那里租来的，并改名为“犹太教堂”。他们还建立了一所免费学校，希望犹太家庭在免费教育的吸引下把孩子送来。三年内，这所学校拥有近400名学生。只有极为好奇之人才会停下脚步，注意到仅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学生是犹太人。

五年内，犹太会就有了2000名捐助者，他们的名字被用小号字印了满满50页纸，他们的捐款从几先令到100英镑不等。犹太会还买下了地产——一个被命名为“巴勒斯坦之地”的方场，在这里建起教堂、学校和培养传教士的希伯来学院。他们还出版发行了自己的月刊《犹太人的智慧》（Jewish Intelligence）。到1822年，他们的名声已经高到可以在伦敦市长官邸召开年会，并由市长亲自主持。到1841年，他们的捐助名单中包括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约克主教和其他23位主教，还包括了“几乎所有的主教候选者”，以及一位公爵，众多侯爵、伯爵、子爵、教士和其他上层人士。到1850年，犹太会已拥有78名传教士，分布在从伦敦到耶路撒冷的32个分支处中，总预算达26000英镑。

在犹太会的年度报告中，这些令人骄傲和高兴的事实被放在显著位置，但皈依的人数则放在不显眼的地方，有时甚至被偷偷地忽略了。在1839年，即犹太会成立30年之时，伦敦地区皈依了207名，平均每年皈依6—7人。根据其外国传教团的报告，巴格达：犹太人口1万人，3名传教士，2人皈依；士麦那：犹太人口1500人，无人皈依，传教团撤销。当然犹太会取得了成功，但并非在使犹太人改宗方面。大家并不以为意，仁慈的捐资者继续支持他们在犹太人中间传播基督教，践行圣保罗的格言——教会在犹太人加入之前永远不会圆满。但他们并不知道犹太人根本不关心这一点。

犹太会对最伟大的传教士都没能实现的工作抱以如此乐观的态度，确实令人惊奇。为显示自己工作的正当性，他们不断引用《新约》中使徒保罗对希伯来人的书信，但他们从来不问一问，为什么他后来在异教徒中取得成功却被自己的族人拒绝；也不问一问，犹太人在过去1800年里与基督徒的关系并不融洽，为什么他们如今会突然发现犹太会的论据比保罗的更加有说服力。但他们的真诚和目标的严肃性是无可置疑的。受人尊敬的亚历山大·麦考尔（Alexander McCaul）［10］是分管犹太会传教士工作的执行主席和伦敦国王学院的希伯来语教授，他不仅是当时最伟大的希伯来语学者，还在俄国和波兰犹太人中工作过。他对犹太教有亲身体会，这在当时极为罕见。英国高等法院的富裕律师刘易斯·韦（Lewis Way）［11］把财富都献给了犹太会，被称为“实现犹太人理想的第一个伟大的动力”，他热忱地坚信自己最终的胜利能使整个世界受益。

刘易斯·韦以福音主义者典型的反理性精神状态来到犹太会。根据每次年会上都要讲的故事（但后来遭到质疑），他在一次骑马从埃克斯茅斯（Exmouth）去埃克塞特（Exeter）的路上看到一片美丽的橡树林，同行者告诉他树林的拥有者简·帕明特（Jane Parminter）在遗嘱中说，在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前这片树林不能砍伐。韦被这个古老的念头震撼了，他回家后重新阅读了《圣经》，被书中的预言迷住了，他放弃法律转学神学，加入修道会，并捐出13000英镑给犹太会，使之免除了债务，之后成为犹太会长达20年的主要资金支持者。他资助出版了意第绪文《圣经》、《英国国教会希伯来语礼拜》，拜访了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谋求两位君主施加影响力帮助犹太会的工作。

韦在为自己家的希伯来语图书馆收集图书的时候结识了麦考尔，当时麦考尔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希伯来语。韦说服麦考尔相信犹太人改宗代表了“犹太民族的至善，并通过他们成为世界的至善”。学院老师对这名年轻学者的光辉前程抱有极高的期望，但麦考尔离开大学前往华沙做了一名犹太人传教士。他的女儿在回忆录里说，他在旅途中将使徒保罗给希伯来人的书信整整读了13遍。他下决心研读希伯来经文，在业余时间一字一句地将《摩西五经》抄写了8遍。所以，他女儿的情况也就不使人感到惊奇了——她生在华沙，三岁学习希伯来语，四岁能读《圣经》，说德语和意第绪语，12岁时在“巴勒斯坦之地”的传教士学校教授希伯来语。

麦考尔在1831年回到伦敦，被任命为犹太会的传教士学院院长，并积极参加让英国人了解犹太人现状的活动。根据他女儿的说法，当时的英国人“几乎不了解犹太人，更不关心犹太人”［12］。为说服犹豫不决的犹太人改宗，他出版了一种每周发行的小册子，名为《昔日的道路》（The Old Paths），其核心议题是基督教依旧是摩西信仰的逻辑终点，而中世纪犹太学者的作品偏离了真正的摩西律法。根据他女儿芬恩夫人（Mrs. Finn）的回忆，星期六下午在她父亲的书房里总有犹太绅士们热烈地讨论宗教问题，八岁的她和弟弟从门缝里偷听。这位年轻的女士，后来作为英国领事的妻子在耶路撒冷住了18年。她与丈夫一起努力让圣地重新对“其合法的拥有者希伯来人”［13］打开大门。她成为联结沙夫茨伯里和贝尔福之间的纽带。她15岁时将沙夫茨伯里寄给帕麦斯顿那封建议英格兰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历史性信件，抄录在“白底金边的大纸”上，作为送给她父亲的礼物。她在1921年以96岁高龄逝世，亲眼看到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托管地。

麦考尔和沙夫茨伯里这类人的学识、热忱和善意令人钦佩。沙夫茨伯里于1848年成为犹太会主席之后，每年都参加其年会，长达37年，直至逝世。他甚至向他的朋友“犹太学者麦考尔”学习希伯来语。不过，如此真诚的努力换来的回报似乎非常小。那看上去宏伟的大厦，实际上建在了沙地上。就“在犹太人中间宣扬基督教”而言，这个目标并不比沙漠中飘忽不定的幻影更真实。

对犹太会的批评自其成立之初就有。在1810年的年度报告中，犹太会承认被人嘲笑为“愚蠢的乌托邦式的期待”，被指责为“宗教狂热”。事实上，1863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犹太会的会员被判定为精神病人，证据就是她是犹太会的会员，这个证据被提交给了精神病委员会。［14］ “阁下，你知道她是犹太会的会员吗？”“知道。”精神病委员会的主席回答，这位主席不是别人，正是沙夫茨伯里伯爵本人。沙夫茨伯里伯爵接着说：“你知道我是犹太会的会长吗？”

批评者指出，如果犹太人能被劝化，那也只能靠奇迹，就像埃及的法老对犹太人的神助一样。认为人力可以达到的观点太过狂傲（这也正是正统犹太教教徒的反驳）。批评者抱怨说，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去求犹太人，还不如给基督教教会。最愤怒的莫过于亨利·汉德里·诺里斯（Henry Handley Norris），他在1825年出版了一本长达690页的批评犹太会的书。这位被称为“主教制造者”的诺里斯恰巧是沙夫茨伯里疏远的父亲、第六代伯爵的牧师，一个苛刻的老贵族——这个事实也许教会了作为晚辈的沙夫茨伯里温和地接受反对意见。

在回应这些攻击时，犹太会的辩护者不断强调补偿长期以来错待“上帝的古老子民”的义务。他们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坚决认为，如果能劝化犹太人信奉基督教，就等于弥补了基督教对犹太人的迫害。另一个因素也肯定在起作用，犹太人把福音传给了基督徒，但没有收到应有的回报，这带给基督徒一种不愿明说的负罪感。例如，犹太会的历史学家吉德尼（W. T. Gidney）讨论了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其他使徒在英国布道的历史资料，并坚持说由于原始的救赎预言来自一个“希伯来基督徒”，英国除了把基督教作为礼物回馈给犹太人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实际上，犹太会有两个任务：第一，必须说服犹太人“他们目前错误的观点有偏差和不合理的地方”［15］；第二，必须说服有疑心的基督徒相信，犹太人虽然顽固、内心黑暗、道德沦丧、冷酷无情、对福音缺乏认识，但他们不仅值得被拯救，而且是基督徒获救的关键。这一理念加之对因果的倒置使传教士的思维超越了逻辑的限制。保罗曾说：“就福音而言，犹太人是你们的敌人，但他们是上帝的选民。”［16］有个古老的事实已经被人们忘记——耶稣的预言是给他的“肉身亲属的”，这成了福音主义者布道的基本经文。查尔斯·西米恩在1818年的一次布道中让他的听众大吃一惊，因为他提醒大家，“此刻正是犹太人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为我们求情”。为了上帝的缘故，大家应该把犹太人视为“所有民族中最值得关注的，在上帝之下，人类最伟大的恩人”。［17］与此类似，在犹太会1858年的五十周年庆典上，坎农·爱德华·霍尔（Canon Edward Hoare）称赞成员是“热爱犹太民族的人，但最重要的是热爱犹太国王的基督徒”。

实际上，驱动这些善良而真诚之人的不是对犹太民族的爱，而是对基督徒灵魂的关切。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将犹太人所不愿接受的基督教送给他们，而犹太人渴求的公民自由，他们一直不愿给予。在19世纪前半叶，允许犹太人进入议会时不“以真正基督徒”宣誓的《解放法案》，在经历许多次辩论后终于在1858年通过。沙夫茨伯里伯爵每次辩论都表示反对，因为绕过誓词违背了宗教原则。支持赋予犹太人相同公民待遇的不是热爱“上帝的古老子民”的福音主义者，而是不那么虔诚的自由主义者。为解放犹太人做出有力辩护的是以历史为据的麦考莱勋爵，而不是以预言为据的沙夫茨伯里伯爵。麦考莱说，当英国“像新几内亚一样野蛮时……犹太人的城市都有围墙，宫殿旁边有雪松，他们的圣殿很壮丽，有许多教授知识的学校”；如果他们现在坠入社会底层，“难道我们不该感到羞愧和自责吗”？［18］［需附加说明的是，当下院和上院都通过《解放法案》后，沙夫茨伯里很优雅地接受了结果，并随即提名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进入上议院。沙夫茨伯里给格拉德斯通写信说：“这位伟大的老希伯来人成为英格兰世袭议员的那天，将会是上议院荣耀的一天。”不过这个观点没有被贵族们认可。沙夫茨伯里总是这样与主流不同。］

如果犹太会仅关心皈依问题，我们可以忽视它。真正赋予犹太会历史重要性的是它与以色列复国运动的联系。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的次年，即1838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那年，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陷入了穆罕默德·阿里挑战土耳其苏丹引发的混乱之中，最终导致欧洲的干预。就在那一年，英国成为第一个在耶路撒冷设立领事的欧洲大国。虽然仅任命了副领事，但这是个开始。1838年3月，土埃矛盾酝酿出了新一轮危机，一个阿拉伯部落起义反抗穆罕默德派来的总督——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这鼓起了土耳其苏丹摧毁这个傲慢无礼的封臣的最后决心。为了支援苏丹，帕麦斯顿与土耳其宫廷签署了一份商业协定，在阿什利勋爵（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建议下，协定中增加了在耶路撒冷建立领事馆的条款。可以肯定地说，凡是有关耶路撒冷的事都是阿什利发起的，他实际上把这视为以色列复国的第一步。但下达实际指令的是帕麦斯顿：“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的副领事，你的职责包括向犹太人提供保护，并及早上报……目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状况。”［19］但这些并不是帕麦斯顿的主意。阿什利私下遗憾地说，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分不清摩西和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之间的不同”，但可以通过分析英国的实际自身利益而说服他。既然如此，阿什利就强调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当地有英国代理人的作用，并向帕麦斯顿灌输把犹太用做插入奥斯曼帝国内部楔子的理念。阿什利把他自己更加崇高的动机掩盖起来，他在私人日记里写下：“上帝把这一增添他荣誉的计划放入我的心田，并给了我影响帕麦斯顿的能力。”

虽然阿什利与帕麦斯顿不属于同一个党派，但他对帕麦斯顿的影响力总是奇怪地大于他对自己党派的保守党大臣们的影响力。这不是因为阿什利是帕麦斯顿的继女婿，而是因为他俩真心欣赏对方，尽管他们一个关心此世，另一个关心来生。帕麦斯顿很看重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尤其在宗教问题上，据说帕麦斯顿做首相时任命的所有主教都由阿什利推荐。而阿什利知道这位精力充沛、慷慨激昂的领袖总是能做出冰冷的皮尔（Peel）和谨慎的阿伯丁（Aberdeen）所不能做出的大胆、新颖的决策和计划。

阿什利对任命领事之事热情洋溢，他用维多利亚斜体完整地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惊叹。“今天早晨，被陛下任命为驻耶路撒冷副领事的扬（Young）离开了！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这座上帝选民的古老城市将要恢复其在列国之间的地位，英格兰是第一个停止‘欺负’这个国家的非犹太王国。”

对一个副领事的任命赋予这么重大的意义似乎有点过火，但在阿什利眼里，这不仅是一个外交部的职位，它还闪耀着神圣预言的光环，“因为他被派往的是以前大卫和十二支派的王国”。他还亲自安排让这位领事的权限覆盖古代圣地包括的所有地区，而且挑选了支持犹太人复国的扬担任领事。扬热情地投入了工作，并很快发回报告。他报告一共有9690名犹太人，都是穷苦、失去祖国的人，符合接受英国保护的条件。［20］实际上，由于他工作太卖力，他的上级、身在亚历山大的总领事向英国外交部抱怨说，扬“将英国政府的保护不加区分地给予所有犹太人”。［21］但英国外交部仍然承诺给予扬“所有必要的支持”。［22］

此时，阿什利正在读林赛勋爵（Lord Lindsay）刚出版的《发自埃及、以东和圣地的信件》（Letters from Egypt, Edom and the Holy Land），这本书是随后而来的圣地游记出版浪潮中的第一本，这股浪潮以平均每年约40种新书的速度持续了40年［23］。他利用给这本书写书评的机会，向公众提出了在英国国教会的庇护下恢复“犹太国”的设想。此刻在他的心目中，虽说重建巴勒斯坦作为英国势力范围的理念还没有成形，但把巴勒斯坦变成英国托管地的第一片思想嫩芽却出现在他发表于1838年12月《评论季刊》的书评中了。

他用一个刚从华沙来的皈依者写给他的信做证据，谈论了俄国和波兰犹太人重燃的“改变奴役状况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激情，基督徒对圣地逐渐高涨的兴趣，基督徒对“希伯来人新起的温和感情”，以及犹太人向基督教的逐渐接近。他告诉读者：犹太会计划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座英国国教教堂，“如有可能就建在锡安山上”，为此正在募集资金；犹太会已经派出传教士去当地，用希伯来语进行了几次宗教仪式，那里从来就没有举办过任何新教的宗教仪式，“有一小群忠诚的皈依者，每天去我们在圣城山上的教堂里聆听使用先知的语言、心怀使徒的精神进行福音主义礼拜”。毫无疑问，阿什利当时脸上肯定泛着红光，他继续说，这“是现代以来发生的最惊人的事，也许可以说是自基督教会开始腐败以来发生的最惊人的事”。可以预见犹太人将会在新教的支持下皈依，那将建立起“英国国教会宣扬的纯粹的新教教义”。

在说完了宗教问题之后，他呼吁读者注意最近任命领事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并暗示说“巴勒斯坦的土地和气候异乎寻常地适合大英帝国的急迫需要”——棉花、丝绸、茜草和橄榄油。“需要的只有资本和技术”，这些他认为很快就会从英国输入，因为巴勒斯坦如今“有了英国官员以及由他带来的财产安全的提高”。为什么世界不能看到犹太人返回自己的家园呢？“有了英国领事作为犹太人和土耳其帕夏的调停人……犹太人除了重新成为犹太和加利利地区的耕种者以外，他们难道还会去其他国家吗？”

我们也许会嘲笑阿什利，他竟然相信一名副领事一露面就能带动整个帝国。但就像伊丽莎白时代一样，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自信建成了大英帝国。领事代表了英国，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

首先需要的就是犹太人自己。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但此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犹太人返乡潮。然而这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就到来了。俄国沙皇为给公众制造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制定了反犹太人的政策，这推动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兴起。有位犹太人被巴勒斯坦周围回响着的枪炮声、阴谋、相互冲突的野心所激励，决定亲自去调查把这片土地重新向犹太民族开放的可能性。他就是与阿什利一起进行慈善工作的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他在宗教感情方面与阿什利同样深沉和炽热，但少了一分神秘性。他相信犹太国的复活，但基于的理由与阿什利不同（这似乎明显得不必指出）。蒙蒂菲奥里信仰最正统的犹太教，他每天早晨7点去参加犹太集会，在信件中采用犹太历计日，因为自己的治安官就职典礼与犹太教新年冲突而拒绝参加［24］。他在商业领域里的成功使他习惯于主动行动以促成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等待。“巴勒斯坦必须属于犹太人，耶路撒冷注定是犹太帝国的首府。”［25］这是他的传记作者卢西恩·沃尔夫（Lucien Wolf）引用他说过的话。但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还说：“第一步是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子，马上开始。”［26］

阿什利的动机是犹太人的改宗，但蒙蒂菲奥里可能像有学识的法律顾问一样视其为疯狂。除此之外，他俩相差不多。阿什利的指环上刻着“耶路撒冷”，蒙蒂菲奥里的马车顶部也刻着这几个金质希伯来字母。他俩都相信，一旦犹太人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他们会再次变成农夫，恢复种植蔓藤和无花果树，重新开垦荒芜的土地。从某个意义上讲，他俩是超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183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同193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太过超前”。阿什利做了正确的事，却是为错误的理由；蒙蒂菲奥里也做了正确的事，但走的步子太快。

1838年11月，蒙蒂菲奥里出发去巴勒斯坦，由于他的名声和财富，以及上次来访时的慷慨大方，他这次旅途受到皇室般的待遇。最高潮是他进入耶路撒冷的仪式，他骑着土耳其总督提供的阿拉伯战马，在两列着礼服的土耳其骑兵护送下走下橄榄山。在检阅仪式和东方礼数之间，蒙蒂菲奥里仍不忘查看处境悲惨的光明节村落（Chalukah community）的住房、卫生设施、工作条件和可供开垦的土地情况。这个社区此前一直就是以祈祷、哭泣、背诵犹太法典，以及海外“耶路撒冷捐款箱”提供的有限捐款为生。

穆罕默德·阿里曾请蒙蒂菲奥里做他的生意代理人，此次蒙蒂菲奥里来到埃及，向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一份土地购置计划，详细记录在他1839年5月24日的日记中：

我请求穆罕默德·阿里准予50年期的土地；大约100至200个村子；租金从10%提升至20%，每年在亚历山大付给他现金，但土地和村落在整个期间不受帕夏或那几个地区总督的课税或收费。如果上帝保佑得到准予，我回到英格兰就组建一个开垦土地的公司，鼓励我们欧洲的同胞返回巴勒斯坦……我希望逐渐吸引数千我的同胞去以色列的土地上。我肯定他们会喜欢我们宗教的仪式，这种仪式在欧洲是不可能有的。

吸着镶满钻石的烟斗，穆罕默德向他承诺“任何叙利亚待售的土地都可以”，并同意为了支持他的项目而“做我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27］但仅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穆罕默德就失去了权力，土耳其苏丹又恢复了对叙利亚的统治，这样的机会直到这个苟延残喘的王朝完全覆灭后才再次出现。

与此同时，大马士革事件［28］爆发了，起因是犹太人被控杀死一名卡普秦修会（Capuchin）会士进行血祭。在法国人和天主教修道会的煽动下，随后发生的事具有所有大屠杀的特点——先是骚乱，接着抢劫，然后监禁并拷打逼供。这是愈演愈烈的东方问题的一部分，在1839年至1840年间达到了危机的地步，法国与其他大国形成了对峙的态势。虽然大马士革事件对19世纪的犹太民族主义发展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唤醒了犹太人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但对本书而言，它的意义是提供英国借保护土耳其犹太人为由进行干预的机会，并唤醒本国人对犹太人情况的关注。

一份给欧洲新教君主的请愿书出现在1840年3月9日的《泰晤士报》上，恳求君主们协助犹太人复国。［29］这份请愿书引来人们对东方危机和“局势惊人发展”的关注，因为这为基督新教为犹太人民尽到“一系列可能的义务”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不久之后，苏格兰教会全体会议公布了一份由两名传教士起草的有关巴勒斯坦犹太人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引起广泛关注。跟着《泰晤士报》又发表了一份给帕麦斯顿的请愿书（1840年12月3日），称赞了他任命耶路撒冷领事、扩大英国对犹太人保护的所作所为，并希望目前的叙利亚危机“将导致英国在那片令人感兴趣的土地上建立起更加牢固、广泛的影响力”。

这时蒙蒂菲奥里刚回到英格兰，他马上返回东方，决心从大马士革的地牢里救出犹太囚犯。他不是去谋求宽恕，因为他蔑视宽恕，他是要让那些犹太囚犯在血腥指控中获得无罪释放，他要求土耳其苏丹给予他们补偿，并发布全国性的命令，保护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没什么能阻拦蒙蒂菲奥里，法国的阴谋拦不住他，穆罕默德的官印拦不住他，战争也挡不住他。他让世界大吃一惊，不仅犹太人被无罪释放，他还从极不情愿的土耳其苏丹那里得到一份诏书，宣布保证犹太人享有与土耳其臣民同等的待遇。“这是犹太人在土耳其领土上的大宪章。”蒙蒂菲奥里骄傲地称赞，但他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期望过高了。他在回国的路上从巴黎下车，亲手将诏书送给法王路易·菲利普。［30］这给了他极大的满足，因为这份诏书的获得正是建立在挫败这位君王的东方野心的基础之上。这一定比他因“为东方受伤害、受迫害的同胞和整个犹太民族所做的不懈努力”，而获得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支持者”盾徽［31］所得到的满足感更为强烈。

女王的兴趣可能仅是个人的‡‡‡‡‡‡‡‡‡，但帕麦斯顿有关犹太人的指示绝不仅是出于个人兴趣。当蒙蒂菲奥里还在东方的时候，帕麦斯顿给庞森比和其他几位在土耳其的英国外交使节发去一系列外交信函［32］，这些信函标志着英国开始正式干预“犹太民族”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问题。早在7月他就已经签署了《伦敦协定》（Treaty of London），联合欧洲四大国帮助土耳其苏丹对抗穆罕默德，这个协定让法国大发雷霆，致使东方危机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此时此刻，帕麦斯顿正为自己的大胆举动沾沾自喜，蒙蒂菲奥里正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冲去营救他受监禁的同胞，而仍然沉醉于先知愿景中的阿什利也在利用这个机会。

“很忧虑犹太民族的未来，”阿什利在7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似乎万事俱备，只等着他们返回巴勒斯坦。如果西方五大国能保证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一定会大规模回流。那么，愿上帝赐福于我，我要准备一份文件，收集起所有我能收集到的证据，借助上帝的智慧和仁慈，提交给外交大臣。”

8月1日，他与帕麦斯顿一起用餐。“我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似乎打动了他的心；他问了几个问题，答应会仔细考虑。”阿什利承认，打动外交大臣的是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商业论点，外交大臣“哭了起来，一点都不像耶路撒冷的主人”，并说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上帝选中协助上帝的古老子民，即使不相信犹太人的命运，也要承认犹太人的权利”。

帕麦斯顿的做法很得体。8月11日，他写了前文引述的那封信发给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庞森比，陈述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对土耳其苏丹和英国的好处。同一天，英国舰队抵达叙利亚沿岸。17日，《泰晤士报》刊登阿什利的文章，引发读者回复的浪潮。一位匿名记者建议英国应该为犹太人买下巴勒斯坦。另一位敦促把犹太复国视为现实政治问题，甚至乐观地提出，如果犹太人再次拥有了叙利亚，各国就不再会为之产生争执，这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9月25日，阿什利向帕麦斯顿提交了“把犹太人召回他们古代的家园”的文件。文件的语气并不激动人心，因为阿什利想为政府政策提供依据，所以下笔很谨慎，没有表现出对“上帝的古代子民”和“基督王国”的狂热。况且他本质上是个反帝国主义者，无法强迫自己对英国的扩张表示出激情。他仅简单地提出一个“调整叙利亚问题”的方案，该方案的另一目标是提升“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土地”的农业生产率。他证实希伯来民族确实相信他们返回巴勒斯坦土地的时间到来了，如今他们裹足不前，就是忧心生命财产安全。他对未来提出了建议：“统治叙利亚诸省的大国”（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不能肯定是哪个）应该做出“在当地建立起基于欧洲文明的原则和行为规范的郑重承诺”；这个大国应该承诺制定“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视同仁的”法律；四大国应该保证法律的执行，在解决东方问题的最后协定中要有条款规定它们的保证。这样的保证能使“犹太人潜在的财富和勤劳”发挥作用。现在毫无价值的土地是未来的收入之源，要安排人定居，进行开垦。犹太人应该比其他民族更勤劳，因为他们“对古代的记忆和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他们的勤奋和坚韧是惊人的，可以在微薄的收入下维持生活。他们习惯于忍耐，对权威“绝对服从”，“他们将服从于现行政府”。

跟《贝尔福宣言》的筹划者一样，阿什利丝毫没有提及建立一个犹太国的可能性。《贝尔福宣言》故意忽略这一点，后来被证明这是个引发了大问题的严重错误。但阿什利心目中的是否是个自治国家，这是令人怀疑的。相反，他向帕麦斯顿保证犹太人将承认土地归“现有的地主”拥有，满足于租用或购买土地。他认为“他们将自费返回故乡”，这将是“最便宜、最安全的殖民叙利亚的方法”。整个计划不需要担保人“出钱”，它带来的好处“属于整个文明世界”。

这并不是最好的阿什利。为了迎合听众的世俗，他只显得唯利是图。他对犹太人的评价是不合理的，至少我们能从日后犹太人的历史中看到。但我们必须记得，阿什利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连犹太人自己都没有建国的构想。又过了50年，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的《犹太国》（Judenstaat）才突然出现在犹太民族面前，使他们震惊得喘不上气来。阿什利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距赫茨尔出生还有20年，距第一个向巴勒斯坦输送殖民者的犹太人机构的建立还有50年。此外，他有关犹太人顺从的奇怪念头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他不知何故地认为犹太人是基督徒太平盛世的被动参与者。如果阿什利有点政治头脑，他便会回忆起马加比，以及阿尔弗里克修道院院长是如何用马加比家族的例子激励古代英国人的建国热情。

就在这段时间里，叙利亚的局势很快到达了巅峰。10月3日，在内皮尔特遣舰队的炮轰下，贝鲁特投降了。一个月后阿卡被攻陷，阿什利仿佛在英国水兵身上看到了上帝显灵，就如同他此前看到上帝亲自指引外交大臣一样：“读到我们在叙利亚的胜利，勇敢向前、铁一般顽强的同胞，格外振奋人心！我们一个见习船员，能顶一百个土耳其人……多么伟大啊！为了盟约和保护上帝的古老子民以及上帝在尘世的最后目的，这些战士该让上帝多么高兴啊！”阿什利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内皮尔将穆罕默德的军队驱赶回埃及，并迫使他把土耳其舰队还给苏丹，英国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此时帕麦斯顿正用尽全力实现阿什利的计划。11月，他提醒庞森比，英国要保护土耳其统治下的犹太人。1841年2月，他授权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允许犹太人通过英国官方渠道将他们对土耳其政府的不满传达给土耳其宫廷。

就在这封信中，他再次敦促执行阿什利的计划，而且使用的几乎就是阿什利的原话：“鼓励散居在欧洲和非洲各国的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定居对土耳其苏丹极其有利，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讲秩序和勤奋的习惯能极大地增加土耳其帝国的资源，推进那里的文明进步。”必须对土耳其苏丹施压，让他提供某种“真正可靠的安全”。帕麦斯顿建议第一步先由英国官员提供为期20年的保护。4月，他继续就这个问题发了一份通告给土耳其帝国境内所有的英国领事，通知他们土耳其宫廷保证公平对待犹太臣民，并且同意“关注”每一宗英国官员提出的不公正案例。他指示所有外交使节“勤奋地调查”每一宗接收到的案例，“完整地报告”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要清楚地向土耳其当局表明，“总体而言，英国政府对犹太人的福祉很关心”。

阿什利那天上云朵一样的“福音真理”，如今已经变成坚固的官方政策。但阿什利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他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他所希望的大国保证没有被包含在五大国的协定中。五大国各有自己的盘算，想达成共识极为困难。最后形成的协定被称为《海峡公约》（Straits Convention）［33］，仅局限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问题。鼓励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问题最后停留在帕麦斯顿2月的那封信件中。庞森比对这个问题很冷淡，没有努力推动，土耳其苏丹也并不热心。这项议题遭受的最致命一击发生在8月，自满的帕麦斯顿虽成功抵御住了法国的战争威胁，并在7月达成了五国条约，但辉格党政府因内政问题而倒台，帕麦斯顿随之离职。取代他外交部职位的是“老笨蛋”阿伯丁勋爵（“老笨蛋”是帕麦斯顿对他的称呼［34］）。帕麦斯顿有“敢在任何情况下跳入热水”的勇气，这为他赢得了当年的《笨拙》杂志奖（Punch’s Prize），公众也因此而喜欢他（但女王很不满）。

阿伯丁对前任对犹太人的兴趣十分厌恶，就像75年后阿斯奎思（Asquith）厌恶劳合·乔治向内阁提出的“异想天开的”巴勒斯坦计划一样。阿伯丁指示驻耶路撒冷领事扬，今后只对“英国臣民或其代理人”提供领事保护。［35］当然，帕麦斯顿授权给非英裔犹太人以领事保护是违背常规的，但他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居住在土耳其帝国内的犹太人被土耳其当局漠视，被其他欧洲国家所拒绝，他鼓励这些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向英国寻求在别处无法获得的保护，实际是在为英国未来介入巴勒斯坦充当犹太人保护者奠定基础。

然而，阿伯丁认为产生观点不应是外交部的职能，特别是不应该有新想法，他不认为有超越法律条文的必要。实际上，他的胆小怕事并没有影响前方官员。耶路撒冷领事扬和他的继任者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犹太学者麦考尔的女婿和阿什利的狂热学生——继续帮助这个上帝选定的古老民族，不论他们是不是英国的臣民。

实际上，在阿什利眼里，犹太人复国的前景虽经英国政府变动但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光明。因为他终于实现了他最重要的愿望：耶路撒冷建立了英国国教主教区，由一名皈依的犹太人担任第一任主教。这是犹太会的最高成就，象征着古代以色列国复国后成为英国国教会的一个教区。这是个可以安放阿什利各种愿望的盒子，他虔诚地相信，这是“以赛亚的预言的成功”。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是个新教徒，他渴望赞助这个教区，并派大使希瓦利埃·本森（Chevalier Bunsen）在伦敦协助阿什利完成这项任务。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去克服教义问题产生的阻力，虽然我们今天不觉得教义是个问题，但在维多利亚时代有关教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书册派（Tractarians）和皮由兹派（Puseyites）英国天主教会为弥合英国国教会和罗马教会间的分歧发起了牛津运动。他们极度痛恨耶路撒冷教区，认为这是迈向“低教会”新教的一步。格拉德斯通是当时高教会派的少壮人物，感到“困扰与顾虑”。他给本森写了一封24页的长信，说“这个新奇的计划混乱不堪，让我的同胞们的神经非常紧张”。［36］

本森赶来会见格拉德斯通［37］，试图在两个小时的交谈中驱赶走他的顾虑。本森也用可从叙利亚获得的政治利益做辩护理由，他问格拉德斯通：“犹太复国有许多征兆，称之为千载难逢的良机并不过分，面对这样的政治局势，你难道会没有作为吗？”［38］在这日耳曼式的复杂句式背后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接下来，阿什利安排本森和后来成为首相的皮尔见面。阿什利在日记中焦虑地写道，他希望皮尔有一颗“像所罗门那样似海滩一样广阔”的心，因为有一件大得足以填满他内心的事业——“在十字旗下，将上帝的选民送回耶路撒冷的圣山上”。

皮尔没有反对，一周后（7月19日），在帕麦斯顿还没有下台时，本森与他面谈了一次，并记录道：“今天太棒了……我们就原则达成了一致，可以开始为以色列复国了，上帝保佑。”

现在到了阿什利确定主教的最伟大的时刻了，无论他提名谁，帕麦斯顿都会接受。普鲁士国王推荐麦考尔，但被麦考尔拒绝了，理由是这个职位需要一个希伯来人担任。阿什利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而他的选择落在了亚历山大博士身上，他是“一个隶属于英国国教会的以色列人”，还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教授。

这个选择被批准了，但阻碍也接踵而来。庞森比从君士坦丁堡写信说，土耳其苏丹肯定会拒绝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但帕麦斯顿仍然坚持。他告诉阿什利，“我写信给庞森比勋爵，希望他尽全力推动”［39］——这个劝告在大使和土耳其苏丹身上都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9月23日，议会通过了在耶路撒冷建立主教区的议案。阿什利收到一封信，告诉他：“犹太人问题在利物浦产生了惊人的轰动。星期日一天就有24场布道支持我们。”改造犹太人确实变成了“英国大众”喜欢做的事，但并非所有人都有热情。除了有皮由兹派从教义上的反对，还有几个人物保持着18世纪对所有宗教热情的蔑视，认为在这件事上用错了感情。“所有的年轻人都为宗教而疯狂。”即将离任的辉格党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抱怨道。［40］

但以皮尔为首的新保守党政府被这股激情所裹挟，或者说是在阿什利的强迫下保持默许。阿什利告诉皮尔，保守党政府的反对将与帕麦斯顿的热情支持形成“一种最有害的差异”。阿什利还警告阿伯丁注意“对这个国家的强烈情绪，如果加以阻拦会产生严重后果”。阿什利相信，教区具体表达了“对上帝选定民族的爱，这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的原则，这个原则将拯救这个国家”。英国当时因小麦歉收而引发饥荒，这似乎是阿什利应对眼前这场危机的办法。

不管怎么说，阿什利的努力成功了，至少是在这个时刻。皮尔向他保证不会加以阻碍，“甚至阿伯丁都松懈下来”。本森说他为他亲爱的朋友阿什利创造的奇迹感动得“流泪”，他认为阿什利是“这个王国未来的伙伴”，做了那么多好事。［41］（德国人喜欢崇拜英国贵族的壮举，本森似乎是这一倾向的原始典型。）

圣职授任仪式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普鲁士国王、阿什利、本森频频交换意见，来往了大量书信。“自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后，就没有国王说出过这样的话。”当阿什利收到弗雷德里克·威廉发来的一封鼓舞人心的信件时惊呼道。甚至许多高教会人士也转变了观点，包括未来的红衣主教曼宁，最后连格拉德斯通也转变了。根据阿什利的说法，格拉德斯通“脱掉了皮由兹派的外表，说话就跟一个虔诚的人一样”，并提议为新主教祝酒。根据本森的说法，他做了一次精彩的讲演，流畅得就跟“清澈的溪水一般”——这样描述格拉德斯通的讲演是离谱的。

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了那天的仪式，他与阿什利“在图书馆里就犹太人问题交谈了两个小时”。这位可爱的老人充满了激情和对理想的虔诚，并断言“这个问题深入英格兰的内心”。11月12日，举行了一次庄重的宗教仪式，来参加仪式的人都感情激动。对阿什利来说，这是他一切工作的顶点。阿什利“几乎不敢相信希伯来人能接到英国国教会的任命，回到圣城宣讲其曾经给予非犹太民族的真理和祈福祷告”。皮由兹派无法掩盖“他们对一个犹太人被提升为主教的厌恶……虽如此，我为锡安成为首都而高兴，为耶路撒冷有了一个教堂而高兴，为一个希伯来人成为众人之王而高兴”。

11月18日，亚历山大主教第一次举行“犹太教会”布道——按照阿什利的叫法。29日，他前往耶路撒冷。在最后一分钟出了状况，皮尔拒绝派政府的轮船送主教去叙利亚，而阿什利认为主教应该享有这样的待遇。皮尔“认为这会刺激土耳其宫廷——他希望低调行事”。

“他怒气冲冲地说：‘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有派轮船送他的必要。’”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回答，‘一个外国君主（普鲁士国王）资助了半个英国主教区，英国公众资助了另一半。那里有这个国家最深刻、最重大的利益，而我们需要政府做的仅是借一艘让主教搭乘的轮船。’”

“皮尔说他需要询问阿伯丁。这结束了我猜想令他们同样不快的简短交谈。”但令阿什利吃惊的是他胜利了，皮尔在三天后给海军部下令，允许主教登上了一艘政府轮船。

这时传来消息说土耳其宫廷取消了建筑教堂的许可。但庞森比“首次”做出勇敢举动，他向土耳其苏丹发出“大胆的威胁”，“甚至阿伯丁”也对这样的侮辱感到气愤。但他很快就恢复了惯常的胆小怕事，命令身在耶路撒冷的扬“谨慎自制”，不要以国王仆人的身份协助主教，不要“干预”亚历山大主教可能交往的土耳其犹太臣民的事务。［42］

但没有人在乎阿伯丁说什么。对阿什利而言，大目标实现了，“因为新教的真理得到了巩固，扩展了以色列的安宁和我们圣主的王国”。

后来呢？那些待实现的伟大理想，待传播的伟大真理，从圣城召唤上帝选民回家的英国国教教堂里洒向人间的伟大光芒后来怎样了呢？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这些并没有实现。天主教没有凋萎，新教没有明显推进，犹太教仍然岿然未动。这一段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争执激烈了几分的非凡插曲就此被遗忘了。这段往事的墓志铭出现在英国旅行者沃伯顿（E. Warburton）的旅行报告《新月和十字架》（The Crescent and the Cross）中。1844年，他访问了亚历山大主教在耶路撒冷的教堂，他看到八名皈依的犹太人和几名旅行者。“锡安山不是一个可能让犹太人放弃祖先信仰的地方。”一名犹太人告诉沃伯顿。似乎没有一个英国人考虑过这个问题。

只有阿什利在1845年悼念亚历山大主教时闪过一丝疑虑：“我们是不是把一个人类的构想误认为上帝的旨意了？”

‡‡‡‡‡‡‡‡‡　当维多利亚还是公主的时候，她曾与母亲去蒙蒂菲奥里位于肯特郡的乡下别墅用餐，并与他为邻。维多利亚登基那年，她特意打破先例授予他骑士爵位，使他成为第一个拥有封号的犹太人。在去大马士革之前，女王亲自会见他，鼓励他完成使命。

［注释］

［1］F.O. 78/390, No. 134, in Rodkey. Also Temperley, p. 186 and note 275.

［2］此处及此后引用的阿什利的日记、信件和讲话都出自Hodder的Life, viz. Vol. I, chap. VI, 1838-39, VIII, 1840, IX, 1841, X, 1842 and Vol. III, chap. XXIII, “The Inner Life.”

［3］A word portrait written in 1838, quoted by Hodder, I, 228.

［4］Hammond.

［5］Trevelyan’s Social History, IV, 29.

［6］Balleine.

［7］Annual Reports, Historical Notice, and Gidney, passim.

［8］Balleine.

［9］Ibid.

［10］Gidney and Society’s Annual Reports and Historical Notice. Also Mrs. Finn.

［11］Gidney and Society’s Annual Reports and Historical Notice.

［12］Mrs. Finn, Reminiscences.

［13］Ibid.

［14］Hodder, III., 139

［15］Gidney.

［16］Romans, iv, 4.

［17］Delivered May 8, 1818, Society’s Annual Report for 1818.

［18］April 17, 1833,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reprinted in the Works, 12 vols., ed. Albany, London, 1898, XI, 540. 麦考莱的首次演说发表于1830年4月5日，讨论了《犹太人救济法案》（Jewish Disabilities Bill），关于同一问题的第三次演说发表于1841年3月3日。他还就这一法案在1831年1月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19］F.O. 78/368, No. 2, January 31, 1839, Hyamson’s Consulate.

［20］Rodkey.

［21］Hyamson’s Consulate.

［22］Ibid.; F.O. 78/368, No. 8, November 23, 1839.

［23］Compiled from Edward Robinson, Biblical Researches in Palestine, 3 vols., Boston, 1841, Vol. III, Appendix A is a chronological list of works on Palestine and Mount Sinai.

［24］Goodman.

［25］Wolf, p. 276.

［26］Wolf, p. 267.

［27］Montefiore, Diaries.

［28］Graetz, Vol. V, chap. XVII, “The Year 1840 and the Damascus Blood Accusation.”

［29］Hyamson’s Projects.

［30］Wolf, pp. 109-10.

［31］Ibid., p. 62.

［32］F.O. Papers 78/427, No. 33 of February 17, 1841. The letter of February 17 is marked in the margin, “Appd. Victoria R.”—Hyamson.

［33］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40-41, Vol. XXIV, London, 1857.

［34］Guedalla’s Palmerston, p. 295.

［35］Hyamson’s Consulate.

［36］Bunsen.

［37］Ibid.

［38］Hodder, I, chap VIII.

［39］Ashley’s diary, October 16, 1841 in Hodder, I, 377.

［40］Bunsen.

［41］Letter to Ashley, August 13, 1841 in Hodder, I, 373.

［42］F.O. 78/501, No. I, May 3, 1842, Hyamson’s Consulate.

第11章　帝国航线上的巴勒斯坦

阿什利的努力没有白费。他计划的核心是符合政治逻辑的，尽管他想看到的形式完全不合理。他的计划搅动了英国公众的情绪，人们逐渐意识到英国对中东的影响力是战略优势。围绕着圣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拿破仑的远征，纳尔逊在尼罗河的胜利，不时被英国海军的炮声打断但仍然不失其传奇本色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兴衰史，帕麦斯顿在叙利亚危机中的迅捷胜利，福音主义者疯狂地想让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和想在耶路撒冷建立主教区的愿景——这些大事交织在一起，使英国人对巴勒斯坦产生了一种私密的感情。阿什利曾想通过英国主导的以色列复国吞并那块土地，这个想法开始吸引其他人。追随他的人，一致强调他提出的战略理由，但他提出这些战略理由并非真心实意，而仅是对那个古老宗教理由的补充。

在阿什利的后继者中，最有远见和智慧的人是查尔斯·亨利·丘吉尔（Charles Henry Churchill）上校，他是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温斯顿·丘吉尔的先祖）的孙子。他在推翻穆罕默德的那支军队中担任军官。他驻扎在大马士革期间发生了血祭案件，蒙蒂菲奥里也正好在该地访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丘吉尔被阿什利的想法所吸引。就是丘吉尔，在蒙蒂菲奥里的指派下，把土耳其苏丹在1840年颁布的勒令交给了大马士革的犹太人。［1］为酬谢丘吉尔在那个恐怖之年里对犹太人的帮助，大马士革的犹太人为他举办了一次宴会，向他和14名刚从监狱里释放的受到血腥指控的受害者致敬。他在会场所做的发言以及他稍后给蒙蒂菲奥里写的一封信，表明他的观点已经脱离了福音主义者的空泛废话，变得更加实际。他对犹太人返回家园的支持似乎是为了犹太人本身，而不是为《圣经》中的预言。他丝毫没有提及犹太复国的先决条件是皈依或皈依是返回锡安山的必然结果。他对大马士革的听众说，他认为以色列解放的时刻即将到来，那时犹太国能重新成为万邦之中的一员。他补充说，英国是唯一支持以色列人这一愿望的国家。

1841年6月14日，他在给蒙蒂菲奥里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一个当时没有人提出过的观点：“应该让犹太人做发起人。”

“我无法在你面前掩饰，”他写道，“我极渴望看到你的同胞再次努力屹立于民族之林。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有两点必须考虑：第一，全体犹太人必须达成一致并主动行动；第二，欧洲列强要支持他们。”

接着他谈起另一件大是大非的问题：英国支持土耳其帝国的政策是重大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19世纪中困扰着英国的外交。丘吉尔预言，这样的努力注定要遭到“痛苦的失败”。必须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土耳其人和埃及人“愚蠢、衰老的独裁统治下”解救出来，置于欧洲人的保护之下。当这一天到来之际，犹太人应该做好准备并能说：“我们早就是个民族了。”他“强烈地要求”蒙蒂菲奥里做犹太人代表委员会（Jewish Board of Deputies）［2］的主席、伦敦西班牙系犹太人总督，马上展开这场“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光荣战斗”。他还鼓动犹太代表们去召集会议，递交请愿书，激起公众的热情。

在一年之后的第二封信中，他吸纳了阿什利的观点，建议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犹太人向英国政府请愿，请求英国政府任命一个驻叙利亚特派员，保护叙利亚犹太人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并在“大英帝国的赞助和支持下”鼓励殖民。

这样的行动犹太代表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如果遇到像大马士革那样的事件，他们能够为受难的犹太人奔走。但他们过于关注在国内的公民权利斗争，而难以顾及远方的犹太民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犹太人获得更多自由后，自然就更想不起去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了（显然有几个例外情况）。但这个故事不是本书要讲的。1842年，甚至蒙蒂菲奥里也无法打动犹太人，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委员会“没能采取任何措施实现丘吉尔上校提出的好观点”表示遗憾。他们还说，东欧的犹太人和近东的犹太人要先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后英国的犹太人才可能冒险采取支持性的步骤。丘吉尔回复说，他们可以“对国家复兴这个如此有趣和重要的问题，力求查明欧洲其他地方犹太人的感情和意愿”。［3］但没有证据表明这项建议被提交给了董事会。根据记录，剩下的只有沉默。

西方的犹太人不愿听取意见，东方的犹太人委身于贫民窟中听不到外面的意见，而丘吉尔无法对外交大臣进言，也没有阿什利在饭桌上影响国家政策的机会。实际上，在阿什利和帕麦斯顿1840年的行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除阿什利自己外，没有政府高层人士再提出过犹太人返回家园。而作为沙夫茨伯里伯爵，阿什利又继续跨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顶点将近50年时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还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给出了最精确的表述。§§§§§§§§§他一直与帕麦斯顿保持密切关系，帕麦斯顿很快又回到外交部的岗位，随后又担任了10年首相。但他们都为其他大事所困扰，没有能在犹太人问题上有所作为。无论如何，福音主义者劝化犹太人的努力的全盛期就此结束了，因为沙夫茨伯里的特殊动机已经过时了。

后来，拥护以色列复国的人更加关心大英帝国向东扩张的问题，而不是精神向上提升的问题。“每个英国人必须清楚，”丘吉尔上校在他的《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中写道：“如果英格兰在东方的霸权想要维持的话，必须使叙利亚和埃及或多或少要受制于英国的影响力。”这本书是他在中东15年生活的结晶，于1853年出版，次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像往常一样，东方发出的隆隆炮声都被视为土耳其帝国的丧钟。当巴勒斯坦不再属于土耳其的时候，按照丘吉尔的预计（虽然他是正确的，但为时尚早），巴勒斯坦要么属于英国，要么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个前景使他爆发出一阵像阿什利一样的文采：“这片土地是雅各展现力量、以实玛利漫游其上的土地，是大卫弹琴作诗、以赛亚雄辩滔滔的土地，是拥有亚伯拉罕的信仰和以马内利之爱的土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上帝开始了与人的神秘交往，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后，上帝和人有了约定——这片土地也引起英格兰不眠的警惕和怜悯的关照，已经得到了英格兰之盾的保护。”

他并非是唯一表示要拿着羊皮盾去巴勒斯坦完成使命的人，任何从伟大的东方旅程回来的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1844年，所有人都在阅读沃伯顿的《新月和十字架》，这本书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再版了17次。这本书概述了几代人去圣地朝圣的经历，作者称之为“某种视巴勒斯坦为祖国的爱”。他是个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听到儿时就记住的地名所唤起的激动情绪，以及“在天使面前接受亚伯拉罕的酋长的款待”的激动情绪，都没能使他忽视一个事实，即亚伯拉罕的足迹是通往印度的最短途径。当谈论到十字军东征没能建立落脚点时，他评论道：“为了印度的利益，我们也许会完成为耶稣圣墓征战时没有达成的使命。”他承认这个问题“很复杂”，然后便去谈论其他问题了，直到后来才返回讨论。他报告说，他所到之处，都遇到了期望英国返回东方的人。当那个疯狂的老帕夏穆罕默德·阿里死后，英国不应该允许埃及恢复到“愚蠢的土耳其独裁统治之下”。英国要“大胆地索要”穿越埃及去印度的道路权，使埃及的经济复苏，给人民以“自由”——当英国作者使用时，这个词表示摆脱土耳其的统治。

沃伯顿没有注意到犹太人是英格兰帝国主义的先锋。在这点上，他的前辈林赛反而看得更清楚一些。阿什利受林赛著作的启发，写出了《评论季刊》上的那篇开创性的文章。就在林赛跟着“以色列人的脚步走向应许之地”的时候，就在他“面对着红海”再次阅读犹太人过红海感受到那种“奇怪但令人战栗的快乐”的时候，就在他在沙漠里宿营，“想着雅亿和西西拉”砸着帐篷桩的时候，上帝选民的前途开始占据了他的思维。他相信周围的荒凉是必然的，不是这片土地遭受了诅咒的缘故，而是为了“赶走居民”。他相信这是天意，就是为了让“现代的居民不能人数太多”，以免影响“合法的继承者返回”。在他看来，“这片曾经肥沃的土地，正等待着那些被流放的子孙，这些子孙会用与他们农业生产能力相符的勤劳，使这片土地重获繁荣，就跟所罗门王在世时一样”。

弗朗西斯·埃杰顿（Francis Egerton）女士是另一位勇于冒险的旅行者，她发现自己对上帝选中的古老民族的生活条件非常好奇，因为她看农村里的每个人都像是摩西和以利亚再世。在耶路撒冷，她探访犹太家庭和犹太人集会，向伦敦来的传教士询问情况，讨论大马士革发生的迫害事件和犹太复国的各种理论。她不断地感受到眼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有某种非凡的事要发生，大约是与犹太人返回锡安山的预言有关，这种感受在那个时期被许多旅行书提及。埃杰顿女士将其归结为人们普遍盼望奥斯曼帝国衰败的结果，她相信随之而来的巴勒斯坦权力真空将会被犹太复国填补。但她发现英国流行着虚幻的印象，觉得犹太人正大批地涌回祖国。她认为，在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之前，绝对无法返回故里。她的书，按照她自己的说法仅是私人日记，但她的朋友诚恳地请求她为了爱尔兰女子学校协会出版，这本书终于在1841年付梓。假惺惺的本森男爵也把这本书摆上了他的床头桌；当他拜访太后时，他一边展示一边说：“一群身份恰当的英国绅士簇拥着一位高雅和友好的女王。”［4］

1840年代有关土耳其就要灭亡的报道被事实证明言过其实了。土耳其又昏昏沉沉度过70多年后才寿终正寝。但当时大家都觉得圣地该易主了。有什么能比新房东老房客这种搭配更方便和自然呢？这个想法出现在形形色色的英国人头脑里。“奥斯曼帝国将被取代，古代的商业航线将会重新开放。”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e）［5］博士在他的一本名叫《印度和巴勒斯坦：从通往印度的最短路径看犹太复国》（India & Palestine: 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Viewed in Relation to the Nearest Route to India）的专著中写道。

“犹太人，”他继续写道，“基本上是从事贸易的民族。把他们安置在贸易大道的旁边不是很自然吗？谁能比他们更有技能做东西方直接的中介呢？……只有把叙利亚放在一个勇敢的、独立的、有信仰、有高昂的民族自豪感的民族手里才是安全的……犹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民族……恢复他们的民族性，恢复他们的国家，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大国能夺走他们的国家。”

另一本类似的小册子《时代之书：为犹太人呼吁》（A Tract for the Times, being a Plea for the Jews）于1844年出版，作者是教士塞缪尔·布拉德肖（Samuel A. Bradshaw）［6］。他建议英国议会批准400万英镑预算，教会应该收集100万英镑，用于以色列复国。同年，一个委员会在伦敦成立了，其目的是形成一个“英国和外国共同推进犹太民族返回巴勒斯坦的协会”。虽说这个协会胎死腹中，但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注意。在开场白中，名字颇为有趣的主席塔利·哭背（T. Tully Crybbace）［7］教士呼吁英国从土耳其手中获取整个巴勒斯坦，即“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从地中海到大漠”的整个地区。英国人想从别人手里要回巴勒斯坦，归还给其古代的所有者，但要求提得也太慷慨了。

教士哭背先生说的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区是上帝最初标出的应许之地：“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创世记》15:18）这是古迦南的地盘，这片土地重新许诺给了摩西，后又许诺给了约书亚。上帝的许诺是很明确的。十二支派要赶走迦南人和赫梯人，以及亚摩利人和耶布斯人，而且“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荒原（西奈半岛）到黎巴嫩，从西海到幼发拉底河（《约书亚记》1:3）。

实际上，历史上的犹大王国和以色列王国，从来没有占据过那么大的地盘。他们的地盘从但（Dan）到贝尔谢巴，从地中海到基列（Gilead）和约旦东面的摩押（Moab），这是一般公认的巴勒斯坦的范围，直到白皮书和调查委员会介入才被改变。对我们思想简单的祖先来说，巴勒斯坦就是约定给以色列的土地，但他们没有想想——真是幸福的人——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1922年，巴勒斯坦约旦河以东的部分被分割给了以实玛利的阿拉伯子孙们。如果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士哭背先生、沙夫茨伯里伯爵、丘吉尔上校活着看到这一天，肯定会大声抗议！这样分割，以色列失去了埋葬列祖的希伯伦，约柜所在的示罗（Shiloh），约瑟被卖之地多坍（Dothan），雅各做梦之地伯特利（Bethel），约书亚打胜仗的耶利哥，以及耶稣的降生地伯利恒。这样的分割方案，不知道要招致多么大的争议。当联合国的精英们提出那份非凡的犹太国建议——一个没有耶路撒冷的犹太国——遭遇到的肯定是一片可怕的沉默。

当然，我们的祖先是无知的，他们不知道沙漠下面的宝藏，那是一种比水贵重的液体，尽管旷野中泉水拯救了夏甲和她奄奄一息的儿子以实玛利。或许那传奇的泉水是个预兆。无论如何，夏甲的儿子，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祖先，不仅占据着巴勒斯坦之外相当于以色列所继承土地90倍的地盘，还占据着巴勒斯坦的一大部分。

然而，回顾1840年代那个时期，使中东成为控制去印度道路的战略要地的，除了即将到来的土耳其的崩溃之外，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这就是蒸汽动力船的出现。蒸汽船需要经常停靠港口加煤，不能走绕非洲好望角的航线，而需要走地中海—红海航线，并在苏伊士换船（那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1840年，P. & O.公司开通了一条从英格兰经红海去印度的定期航线。这也被用作支持以色列复国的理由。1845年，在锡兰公务公司（Ceylon Civil Service）工作的米特福德（E. L. Mitford）建议“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并由大英帝国做保护国”。［8］在不计其数的好处中，他预计英国将要把“蒸汽动力的交通的管理全部置于我们手中”。此外，他相信这会使英国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在黎凡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能阻止入侵，威慑胆敢来犯之敌，如果有必要，则打退他们的进攻”。

从大英帝国的另一个角落里，另一位官员——前南澳大利亚总督乔治·高勒（George Gawler）上校［9］提出了另一项具体计划，同样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他也呼吁在叙利亚安置犹太人，这样可以防止其他国家的干扰。他说：“英格兰急需最便捷、安全的交通线……埃及和叙利亚处在密切相关的位置上。无论在埃及或是叙利亚，只要存在一个外国强大的敌对力量，就可能对英国的贸易形成威胁……如今英格兰必须整顿叙利亚，方法是借用唯一在工作时能迸发出巨大能量且持久的民族——那片土地的真正孩子，以色列的子孙们。”高勒跟丘吉尔一样，不断回到他的论点上，从各个角度加以论述。他与蒙蒂菲奥里相识，并陪同他在1849年对巴勒斯坦进行了一次勘测。他比沙夫茨伯里走得更远。沙夫茨伯里认为做保护国并不需要“花钱”，建议各大国提供资金支持，用以补偿对犹太人的不公正待遇。高勒则竭力主张犹太人主动迎接土耳其可能的崩溃，并“大胆地索要”巴勒斯坦，宣传词是：“这片土地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民的，他们最终能打败敌人守住以色列的山峦。”

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神职人员和军人主导着有关以色列人返回巴勒斯坦的讨论——他们要么为《圣经》而活，要么为“利剑”而活。在芬恩夫人写的有关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处的回忆录中，有一段稍微反映了一点英国的军事兴趣。1858年，从停泊在雅法的英国护卫舰“欧律阿罗斯”号（Euryalus）下来一组尊贵的客人。女王的小儿子——14岁的王子阿尔弗雷德（Prince Alfred）［10］在这艘战舰上做候补军官。他在私人教师少校考埃尔（Cowell）、舰长塔尔顿（Tarleton）及卫兵的陪同下上岸观光，由芬恩一家人做向导。“在去伯利恒的路上，”芬恩夫人回忆说，“考埃尔少校和塔尔顿舰长（他俩对《圣经》很熟悉）一路都在谈这片土地和犹太人的前途。”［11］

此后再也没有人说过少校和舰长的名字。同时，领事和芬恩夫人依旧沿沙夫茨伯里的传统路线，努力使犹太人能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根。芬恩一家跟沙夫茨伯里一样，试图利用手头的材料，即耶路撒冷古老的犹太人社群。这个社群有大约4000名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m），他们是1492年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后裔，后来苏莱曼大帝允许他们在耶路撒冷定居下来。此外，社群里还有大约3000名来自中欧的德系犹太人阿什肯纳兹（Ashkenazim），他们来此就是想在死后把自己的尸骨埋在锡安山上。他们基本上处于“赤贫”状态，部分原因是本地居民拒绝给他们工作，还有部分原因是犹太拉比的独裁统治把他们禁锢在中世纪的贫民窟里。面对这样的阻力，芬恩一家仍然热衷于劝化犹太人改宗，自然基本上没有进展。不过，他们都很注意分寸。芬恩夫人说她很注意不让给孩子找的犹太奶妈看到十字架，因为她“相当理解我们犹太朋友对这个主题的感情”。她说一方面她“完全相信并期待有一天以色列将能满足神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不想去解释理想与现实的明显差距。无论什么理由，都是让他们坚定信仰，用芬恩夫人的话说，“这项工作将继续，圣地将再次住满其合法的拥有者，希伯来人的国家将要再次繁荣昌盛起来”。

所以他们继续工作。他们启动了几个项目，不仅给没有工作的犹太人寻找工作，还在开垦土地方面取得了进展。为了开展灌溉项目，他们租用了土地，但由于项目雇佣的人体力都太虚弱，无法走到几英里外的田地里，所以项目的成果不佳。桑福德（Sandford）先生是个英国外科医生，他是芬恩的帮手，他发现犹太人的死亡率很高，原因“主要是缺少食物”。如果他们为非犹太人工作，他们就会被犹太拉比驱逐出教会。但芬恩夫妇仍然坚持，不断写信回国，在英国寻找资金支援。她发现只有少数人相信“犹太人能干活，圣地值得耕作”。这个发现很令人失望。

但钱还是凑足了，他们购买了一大片土地，称之为“亚伯拉罕的葡萄园”。除了让赤贫的人获得短暂救济之外，基本没有成果。尽管如此，他们又坚持了数年。在这期间，他们成立了“圣地犹太人农业劳动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Jewish Agricultural Labor in the Holy Land），这个组织生存了下来，虽然换过好几个名字，但一直坚持到了英国托管时代。

只要芬恩领事在耶路撒冷，他就会为犹太人进行政治活动。1849年，他劝说英国外交部授予他保护被俄国政府抛弃的巴勒斯坦俄国犹太人的权力。他积极督促土耳其帕夏执行对犹太人权利的保护，遇到犹太人受迫害的案例，他也愿意出面斡旋。有一次，他成功地让一名土耳其士兵公开地当着整个卫戍部队的面接受训斥和惩罚，因为这名士兵在14个月前攻击了一个可怜的犹太人，这件事“极大地震撼了当地人”。1857年，他试图恢复沙夫茨伯里的老计划，于是把计划提交给了外交大臣克拉伦登（Clarendon）伯爵，这是一份很详细的计划，阐述了“如何劝说犹太人大规模地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与当地阿拉伯农民形成合作关系”［12］。就计划中的“劝说”而言，合适的时间仍然没有到来，欧洲的犹太人还没有形成自发的意愿。

就在这个意愿的形成过程中，英格兰有一个人正在准备使大英帝国成为巴勒斯坦的开拓者。有人说，在支持英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权的人中，除了沙夫茨伯里伯爵，没有人有能够影响19世纪的政策。但有个明显的例外。他是英国历史上最富于煽动性的人物，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迪斯累里。虽然他并未与犹太复国有直接联系，但本书如果不涉及他，就像在哈姆雷特的故事中忽视鬼魂一样荒谬。但他与犹太人复国的关系，就如同他与时代和祖国的关系一样很难分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众多知名人物中，他是唯一不以宗教情怀著称的人。犹太教，他抛弃了；基督教，他虽接纳了，但仅是为其带来的方便，并不是真心信仰，宗教预言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不过，他感到自己骨子里散发出古老巴勒斯坦的力量。他在《阿尔罗伊》（Alroy）中热情地描写了以色列的复兴，但他没有为之采取政治行动。他对沙夫茨伯里和丘吉尔这一派提出的主张置之不理，也不参与蒙蒂菲奥里的冒险事业。他不是犹太民族主义者，因为他的民族主义是个人的和独一无二的。他为之摇旗呐喊的是以色列的传统而不是以色列的命运。他关心全世界欠犹太人的债，而不是犹太人未来在世界中的地位。

“如果不相信他们的犹太教，哪里会有你们基督教呢？”他在下议院为犹太人《解放法案》辩论时问道。“在每个圣坛上……我们都能找到犹太律法……早期的基督教徒都是犹太人……在基督教会初期，能利用权力、热情、天赋去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人，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你没有忘记你欠这个民族的东西……作为基督徒你早就应该寻找机会去补偿信仰这个宗教的人。”［13］他冒着政治生命的危险发表这番讲演。作为下议院议员，他有赖于党内高层的提携，但他不怕成为保守党内唯一支持这个法案的议员。每次投票，他都走过议会大厅与自由党一起投票，反对自己的党。

他对自己种族和传统的自豪感，不断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出现在书再版的前言中。在他为乔治·本廷克（George Bentinck）勋爵所写的政治传记中，突然冒出了有关犹太人的著名章节。“世界到目前为止发现无法摧毁犹太人……无情的自然法则已经做出判决，劣等民族是无法摧毁或吸收融合优秀民族的。制止这个法则发声是徒劳无益的企图。”跟马修·阿诺德一样，他相信英国的实力和意志源自《圣经》，但《圣经》是从希伯来人的道德法律变换而来的。他说，英国“虽然缺乏神学，但总是能想起锡安”。

他最终对英国的巴勒斯坦事业是有贡献的，但不是以犹太人的身份，而是以帝国建设者的身份。虽说巴勒斯坦吸引着他，但帝国对他的吸引力更大。英国在19世纪后期向东方的扩张是在他的指引和努力下展开的。很久以前，英王狮心理查在去圣地的途中停下脚步，攻占了塞浦路斯。1878年，迪斯累里重新获得了这个地方。他知道帝国为解决物资供应问题肯定要向巴勒斯坦进发，于是他买下了苏伊士运河，从此进发巴勒斯坦变得不可避免。

但在1840年，上述成就还需要等一代人的时间，而迪斯累里此时还是一个稚嫩的议员，以善写优美的小说著称。他具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力量，下院的议员们不安地意识到，眼前的这只奇怪的雏鸭有一天会变成雄鹰。1831年，他做了一次拜伦式的东方游，从希腊去往埃及，所到之处皆是古迹，每天的旅途都走在帝国昔日的道路上。他去了雅典卫城，见识了埃及金字塔，走过了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帝国的大道。在他所去过的地方，最重要的莫过于遭毁坏的祖先神殿，这些神殿在他的思维里闪耀着，仿佛皇冠上的宝石。在君士坦丁堡，他拜见了土耳其苏丹。在亚历山大，他拜见了穆罕默德·阿里。他从塞浦路斯坐船沿着叙利亚海岸航行，途经了贝鲁特、提尔、阿卡和雅法。最后，他“全副武装地爬上了战马”，骑着战马走过无数的荒凉山冈，最后“那个我凝视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14］

接下来是他一生中最迷人的几天。过去辉煌的历史和几个世纪的怀旧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仅停留了一周的时间，但他离开时已经开始动笔写一部小说了，小说的主题是“一部有关我的神圣、浪漫的祖先民族的辉煌编年史”，即假弥赛亚、“被囚禁的王子”大卫·阿尔罗伊，在12世纪领导犹太人民反抗巴格达哈里发的故事。迪斯累里写英雄，经常写得跟自传一样，不难看出，《阿尔罗伊》中反映出了他自传式的内心梦想。

“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那位为阿尔罗伊担任幕后智囊的犹太智者说，“我的回答是民族的生存，我们的民族不能算是活着。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应许之地。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耶路撒冷。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圣殿。所有我们失去的，所有我们怀念的，所有我们为之奋斗的，我们美丽的国家，我们神圣的信仰，我们简洁的举止，我们古老的习俗。”

迪斯累里写这段话时动了真情。与小说中其余部分的华丽文风相比——穿罗着缎、腰佩弯刀，恶魔和秘术家，水银喷泉和骄奢淫逸的公主——这段真情十分显眼。《阿尔罗伊》，按照作者的神秘说法，代表了他的“理想抱负”［15］。像迪斯累里这样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种族有自豪感，内心涌动着快要燃烧起来的野心，站在他祖先曾经统治过的高贵环境之中，如果无动于衷，不想为自己的民族赢得国家地位，那才是奇谈怪事。

他确实是动了想干大事的心，英国的政治现实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四年后，他进入议会，目标就是做拥有最高权力的首相。（“上帝啊，”墨尔本勋爵说，“那家伙肯定能得手。”）接下来他出版了一本有关东方的小说《坦克雷德》（Tancred），这显示出他正迈向自己的目标，此时他关心的不再是以色列王国，而是英格兰帝国。他想把《坦克雷德》写成“年轻的英格兰”寻找精神复活的故事。书中的英雄虽然是公爵的儿子，但因厌世愤然离开英格兰，来到耶路撒冷，想参透“亚洲的奥秘”。但英雄和作者很快就忘记了这个目标，纵身跳入了中东的政治旋涡，试图回答英格兰面临的如何控制通往印度道路的大问题。叙利亚危机刚刚结束；穆罕默德·阿里试图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引发的政治浪潮还没有因他的失败而平息。十分奇怪的是，在迪斯累里眼里，英格兰的机会在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而不是犹太民族主义。他描绘未来的可能性，虽然用了冷嘲热讽的口气，但准确得难以解释。

法克里丁（Fakredeen）是黎巴嫩埃米尔，一个诡计多端、野心勃勃的叙利亚人，唯一信仰的就是“我需要一个王位”。迪斯累里借法克里丁之口说道：“让英国女王组织起一支舰队……把她的王座从伦敦转移到德里……与此同时，我要与穆罕默德·阿里交易。他将获得巴格达和美索不达米亚……我则将得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我们承认印度女王是我们的君主，保证她拥有黎凡特沿岸。如果她喜欢，她还能拿走亚历山大，就好像她现在拥有马耳他，这是可以安排的。你们的女王很年轻，她还有时间……” 确实是这样。30年后，那位写《坦克雷德》的作者正式地把“印度女王”的冠冕加在了女王的众多头衔之上。

《坦克雷德》包括了一些令人吃惊的预言。两个滑稽人物在讨论世界政治时有如下对话：

“‘帕麦斯顿不拿下耶路撒冷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巴利孜说。”

“‘英国人必须得到市场。’领事帕斯奎利哥说。”

“‘很公道，’巴利孜说，‘我正想着自己也做点棉花生意。’”

当然，迪斯累里这是在说笑——但他真是在说笑吗？在书的后面，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人告诉坦克雷德：“英国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地与土耳其人做生意的。他们要拿走这座城市，他们要占据它。”1847年的英国公众也许没有把《坦克雷德》当真，但历史成真了。

§§§§§§§§§　见第223页。

［注释］

［1］Cohen, p. 51.

［2］Kobler.

［3］Ibid.

［4］Letter to his wife, July 13, 1841, Baroness Bunsen’s Memoirs.

［5］Hyamson’s British Projects.

［6］Ibid.

［7］Ibid.

［8］Cohen, p. 52.

［9］Hyamson’s Projects. See also Cohen, p. 52.

［10］Mrs. Finn’s Reminiscences.

［11］Ibid.

［12］Consul Finn’s correspondence with Foreign Office. F.O. 78 11274, Pd. No. 36, Hyamson’s Consulate.

［13］M and B, III, 69.

［14］From Contarini Fleming (his novel written while on the tour), part VI, chap. 4.

［15］M and B, I, 196.

第12章　犹太人登场：“我不为己，谁来为我？”［1］

通往巴勒斯坦的道路逐渐被重新打开了，但至此为止以色列人还没有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当以色列人第一次从流放中返回家园的时候，波斯是仲裁国，波斯国王居鲁士（Cyrus）下命令时，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有四万多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返回了巴勒斯坦，带着他们的金盆、银碗、仆人、马匹、骆驼和驴子。犹太人能这么快出发，是因为这次流放的时间不长，距离开锡安仅50年的时间。但以色列人的第二次流放已经有1800年了，流亡的以色列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为了生存，为了不被其他民族同化，为了不失去民族特征，他们用尽了所有力气，因而显得阴郁沉闷。他们成功了，成为地球上唯一没有国土却保住了民族意识的民族，但代价极高。为赢得生存，他们只能内敛，用正统的硬壳包裹自己，集中精力于他们仅有的几样能带出故土的东西：传统和法典，《摩西五经》和《塔木德》。其他民族忙于种地、盖房、作战；犹太人没有土地，没法去做这些事。没有土地，他们去哪里播种和收获，去哪里盖房子，去哪里作战？根据古老的犹太教传说，当犹太神殿被推倒后，神殿倒塌时的石头碎片进入了每个犹太人的内心，那心中的碎石是他们唯一的家园。

但时代在变，仅有这点是不够的。“没有国家，”19世纪民族主义先知马志尼（Mazzini）说，“你没有资格作为兄弟加入各民族之列，因为你无名、无声、无权利。你是人类的私生子——你仅是民族之林里的流浪汉。”［2］虽然他的这番话是说给意大利人听的，不是针对犹太人，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呼声。这个呼声，犹太人也听见了。

到1800年，犹太人被动地等待超自然力的介入已经有许多个世纪了。那个“明年回耶路撒冷”的祈祷词，自公元70年开始每年诉说，就好像要滴水穿石一样。但现今轮到犹太人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流放了。“犹太人必须做自己的弥赛亚。”［3］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在1864年写道。在19世纪有许多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这一革命性的理念。

即使想以最简短的方式综述一下现代犹太民族重生的过程，也必须先谈论一下其内部的争执和外部的欧洲政治气候，但这必然像陷入泥潭一样令人绝望。法国大革命前，欧洲的犹太人进入了“启蒙”和谋求解放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充满了宗教矛盾和社会矛盾，致使犹太教出现了分裂。在很多个世纪的囚禁下，犹太人非常团结，但在随后而来的争取自由、公民权和建国的斗争中，这种团结永远地失去了。背景是拿破仑巨大身影下的欧洲历史，以及拿破仑消失之后各国的反应。1815年俄、奥、普三国缔结的神圣同盟寄希望于强制推行独裁政治，但这种企图彻底失败了。接着爆发了1830年的革命，1848年又兴起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巴黎公社、俾斯麦和泛日耳曼主义，以及沙皇独裁统治末期俄国的痉挛。这些力量如同分娩时的抽搐和收缩，使犹太人进入了国家再生的痛苦过程。

这个过程的起点是“启蒙运动”，由18世纪德国的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发起，这个运动打碎了正统的保护性外壳，为犹太人熟悉西方文化、参与西方事务铺平道路。犹太法典和拉比的统治结束了，欧洲的百叶窗全都打开了。犹太人阅读了伏尔泰、卢梭、歌德和康德。随后而来的宗教改革运动，抛弃了旧有的宗教仪式，犹太教也开始试探着适应现代社会。公民解放变成目标。1791年，法国立宪会议颁布法令给予犹太人公民权；之后，拿破仑批准这项法令在他拥有的所有领土上执行。这项法令在拿破仑下台后被取消了，于是各国犹太人必须各自争取。19世纪中叶，犹太人获得了公民解放，如果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犹太教便会停下脚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反思失败的过程中，犹太人发现了民族主义。他们意识到犹太教正在死去，在拉比的晦涩教导中僵化为干糠皮，并在西方“启蒙”的开放环境中逐渐瓦解。犹太教要想生存，必须找到新的灵魂，民族主义满足了这个需要。此后，返回巴勒斯坦的运动减缓下来，变得迟疑，不那么情愿，因为犹太人没有了热情，而仅出于需要。一切不再是按照一条直线发展，不断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和派别，改革与正统的对立，民族主义与同化主义的对立，这两者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对立，接踵而来的是反犹主义的号叫。

反犹主义是19世纪的政治产物。它就像从拿破仑侵略战争遗留下的灰烬中飞出来的黑凤凰一样，这样的场景发生在德国不令人惊奇。1819年，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的大街上飘荡着迫害犹太人的号叫，与之相伴的是骚乱和对犹太人家庭的劫掠。那号叫声穿越了一个世纪又来到了大马士革事件中，来到了俄国的《五月法案》和屠杀，穿越了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最后来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犹太人不断受到挤压，一些犹太人走向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另外一些则选择了逃避现实和同化。

如此的压迫，确实证明了启蒙和解放是幻觉。虽然19世纪对社会进步的信念是热烈而感人的，但反犹运动并没有消失。正统犹太教曾经有个信念：只要他们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弥赛亚将会出现，犹太人就会奇迹般地回到锡安山。主张同化者相信，只要他们安静地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保持良好的举止和教养，不打扰任何人，反犹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在社会进步和人类友爱的雾霭中消失。但不知何故，反犹运动仍然在延续，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魔杖面前也没有消失。犹太人转变了方向，沿着十几个不同的方向寻求解决方案，努力寻找任何允许他们做普通公民的国家，只要还能做犹太人就行。他们去东方投奔同样受迫害的兄弟，仍然力求维持他们在西方拥有的自由和生活标准。如此沿着不同方向的努力，在犹太人中间产生了悲剧般的党派之争，如此乱象只有在犹太圣殿倒塌之前出现过，那时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奋锐党人相互争斗，直到城市毁于一旦。他们之间的裂痕加深，分化加倍，相互厌恶之情也加重了，影响了建国的进程。直到今天，这些裂痕还在影响着国家的团结。但反犹运动在号叫中继续着。赫茨尔在经历过启蒙后的法国听到那号叫，痛苦地回到家里，写下了《犹太国》，召集了开动“犹太国的航船”的犹太复国运动大会。但这反犹的号叫声摩西·赫斯（Moses Hess）［4］ 50年前在大马士革就听到过。

赫斯与后来的赫茨尔很相像，都是“被解放的”早期德国社会主义者领袖。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其次是德国人，再次才是犹太人，甚至可以不是。突发的大马士革事件就像从他背后出乎意料地一击。这件事说明犹太人仍然有可能被囚禁和拷打，整个犹太人社群都可能被劫掠，而借口只不过是一个从中世纪挖出的迷信。这件事给从纽约到敖德萨的犹太人投下了黑色的阴影。赫斯后来写道：“在我开展社会主义活动的过程中，这件事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我属于我那不幸的、受中伤的、被鄙视的、被迫散居的民族……我要在痛苦中表达我热爱犹太人的情怀。”但他不满足于痛苦。他要寻求解决方案，而方案只有一个。“没有国家……你只是人类社会的私生子”——虽然这句马志尼的格言还没有写在纸上，但已经被视为真理了。解放是空话，无论真理多么难听也必须说出来。1862年，赫斯出版了《罗马和耶路撒冷》，副标题是“最新的国家问题”。他在书中写道：“在约旦河两岸安置移民的时机到来了。”建国是必需的。“由于犹太人是受压迫民族，没有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与其他民族相比，要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所发展，就更加需要先实现民族独立。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

然而，他知道沙夫茨伯里那些积极分子从来不关心的问题：犹太民族远未准备好。犹太民众仍然被犹太拉比锁在门内，他们必须自己破门而出才行。犹太人中的“改革分子”躲藏在虚幻的希望后面，打碎这种蒙蔽状态只能靠“外力猛击，整个世界已经在为此做准备”。显然，“犹太民族运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我们这些拥有改革意愿的犹太人心中呼唤起爱国的情怀，如何用爱国主义把处于死气沉沉的形式主义中的犹太大众解放出来”。只有这个问题获得解决后，“犹太复国才有可能”。

赫斯以此为基础，勾勒出在巴勒斯坦殖民的计划，他希望欧洲列强能帮助犹太人从破产的土耳其宫廷那里购买土地。但他主要是针对法国而言，因为他就住在法国，路易·拿破仑正渴望得到叙利亚。他认为法国可以充当中间人，在法国的支持下，他预计犹太人的殖民地可以“从埃及扩展到耶路撒冷，从约旦河到地中海”。

就在赫斯忙着制订他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另一个与他性格截然不同的犹太人也独立地想到了相同的关键点。普鲁士托伦（Thorn）的犹太拉比希尔施·卡利舍（Hirsch Kalischer）［5］是个老派学者，《塔木德》的顶尖权威，他突然宣布了自救的教义。他在1860年写道：“不要让人们相信以色列人的救赎和弥赛亚会突然从天而降，奇迹般地把离散的犹太人聚集到古代犹太人聚居的土地上。救赎过程会在犹太人顺乎自己的意愿，自然地回到巴勒斯坦定居，而其他国家也愿意提供帮助的时候开始。”

同一年，卡利舍在托伦召集犹太教拉比和犹太人领袖开会，促进在巴勒斯坦的复兴工作。虽然没有什么实际进展，但他写的《探求锡安》（Quest of Zion）一书就像生面团中的酵母一样，开始在社会中发酵了。其他正统犹太教拉比也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开始支持返回故土。卡利舍的想法通过他的学生和同事开始向蒙蔽的犹太人居住区渗透。他告诫人们，只有犹太人自己在巴勒斯坦干枯的土地上劳动，才能使救赎变为可能。他要求犹太士兵守护犹太定居者。他不太信任西方大国的仁慈，而更喜欢自己人的帮助。他给蒙蒂菲奥里和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写信，请求他们为殖民团体提供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运送移民，帮助懂得开荒的人在免费土地上定居下来，雇佣老师，给定居者贷款直到他们能自给自足，建立警察制度、军事护卫和农业培训机构。

遵循类似的原则，全体以色列人联合会（Alliance Universelle Israelite）于1860年在巴黎成立。这是第一个福利和保护性协会，随后其他西方国家的首府也都成立了类似的协会。这个协会是家长式的，不是赫斯和赫茨尔要求的那种爱国式的。爱国主义是新概念，或者说这个概念早已有之但死去多时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人们接受。但做善事，或更确切地说是，对有困难的成员的社群责任是古老的传统，跟以色列部落的历史一样长久。慈善工作开始为巴勒斯坦而做。蒙蒂菲奥里独来独往，在还没有铁路和轮船之前就三次前往巴勒斯坦。他一生共去了七趟，最后一次已90岁高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犹太社群遭遇不幸或迫害，这位年迈的“以色列王子”就会立即出发，他在76岁时去过君士坦丁堡，80岁时去过摩洛哥和西班牙，83岁时去过罗马尼亚，88岁时去过莫斯科。无论是距离或是灾难、骚乱，都无法吓住他。即使是风雪和沙漠也拦不住他。但无论他的举动有多么重大，他个人多么令人尊重，他自己能实现的长期成果都很有限。大马士革犹太人受迫害事件之后，在其他地方又发生了几起类似事件。这些事唤醒了不再受压迫的西方犹太人的集体良心。针对巴勒斯坦，这些西方犹太人的目标是相当有限的：仅为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但他们自己并不愿移居。

1870年，联合会在雅法附近建立一所农业培训学校。与此同时，不断有小股移民从俄国出发。赫斯和卡利舍的思想启发了一些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俄国涌现出许多移民社团。在维也纳，有一份叫《黎明》（Ha Shahar）的期刊集中刊登这些新观点。这份期刊的编辑是佩雷斯·斯摩棱斯金（Perez Smolenskin）［6］，他在1873年出版了《不朽的民族》（The Eternal People）一书，对东方的犹太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在书中讽刺了同化论者的主要理论，指出按照这个理论以色列仅是一个宗教，而他坚信犹太人是个生机勃勃的民族。书中借用了《传道书》中“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的说法。此后，这个说法被不断引用，借以概括民族主义者和同化论者之间的分歧。同一年，为《黎明》期刊撰稿的摩西·利连布卢姆（Moses Lilienblum）写出了《犹太民族在祖先的土地上复兴》（Rebirth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Land of Its Ancestors）一书，这个主题在俄国、波兰、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都引发回响。1870年代，东欧涌现出大量希伯来语的书籍、文章和期刊。这些作品虽然像以往一样充满了内部争执，但基本上都坚信向巴勒斯坦移民是犹太民族重建的基础。

这些作品使人们思考，但还未能引发行动，猎狗的嚎叫却能使人行动。如今那狗突然激动地尖叫起来，这就是要发动攻击了。在1870年代，德国的反犹太人辩论在党派政治和报界十分流行，这类争论沉迷于各种伪科学理论，德国人的思维特别喜欢这类理论。俾斯麦向人们显示出这类争论可以被用来获得政治优势。在1881年复活节那一周里，俄国人把从俾斯麦那里学到的东西付诸行动，开启了借助国家政策煽动反犹太人运动的时代。三天内，俄国西部地区从黑海到波罗的海到处是冒着浓烟的犹太人家废墟（借用卢西恩·沃尔夫的生动语言）。［7］从华沙到基辅，再到敖德萨，在160多个小村庄里爆发了大规模的野蛮暴行，其规模之大，野蛮程度之高，自中世纪之后就再没有听说过。这场大灾难不仅降临到犹太人头上，也通过外国使节和记者的可怕报道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回响。除了集中营和毒气室，希特勒没有比俄国人多发明任何新东西，所有暴行沙皇俄国都做过。甚至《纽伦堡法案》也是效法俄国1882年的《五月法案》，故意使犹太人无法生活，抢走他们的房子和谋生之道，把整个村庄里的人都赶走，破坏犹太人本就不稳定的经济，借用“临时秩序”的法律名义，实施永久的大屠杀。

这场大暴行背后的理由与希特勒的一样：用犹太人做替罪羊，用灾难转移人们对统治阶层的大规模不满情绪。

在1881、1882这两年里，大部分俄国犹太人学到了西欧犹太人在过去近一百年里学到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尊严做支撑，想要获得解放就是一场梦。他们更快地转向民族主义，因为他们还没有获得公民权，也没有承诺接受同化，他们没有不愿放弃的宝贵幻影。他们在忠诚问题上不存在“相互矛盾的爱”：在这些大屠杀、法案、骚乱之后，他们对俄国怎么可能还留有忠诚？

正如大马士革事件启发了赫斯一样，1881年反犹太暴乱启发敖德萨的一名外科医生列奥·平斯克尔（Leo Pinsker）写出一本名为《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的小册子。他引用犹太学者希勒尔（Hillel）——圣殿倒塌前最后一位伟大犹太人导师的话，发出警示：“我不为己，谁来为我？”犹太人必须自我解放，平斯克尔宣称。“我们必须建国。”长久以来，犹太人像病夫一样缺少建国的胃口。犹太人必须先有建国欲望才行，因为没有建国欲望，犹太人就是游魂一样的民族，好像一群没有祖国的游魂在世界各国流浪一样。犹太人是永恒的外国人，其他外国人都有某个国家挂靠自己的爱国之心，只有犹太人没有，走到哪里都是异族人。“一个曾经出现过马加比的民族竟沦落至此！”抱怨反犹主义没有用处，只要犹太人仍然像鬼魂和异族人一样，反犹太主义就会继续。“一个没有领土的民族是不自然的，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影子一样。”

平斯克尔催促现有的犹太人社团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应该组织起一个股份公司去购买土地，然后安置移民。他认为这个运动的领袖必须是来自西方的犹太人，他们不仅有钱和权，还有处理事务的知识，但他不指望他们加入移民的行列。他们在当地生活舒适，因此不会离开现有的居住地。主要支持者将来自俄国和波兰，但领袖不会从中产生，因为那里没有适合领袖生长的环境。

平斯克尔希望看到的领袖还没有准备好，但底层的普通百姓却蠢蠢欲动起来，他的努力在他们之中起作用了。1884年，正好是蒙蒂菲奥里诞辰百周年庆，他在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卡托维兹（Kattowitz）召开了一次大会［8］。这次大会没有能产生国民大会，却产生了一个规模稍小的机构，即巴勒斯坦殖民协会，平斯克尔被任命为协会的主席。后来，由于总部所在地位于敖德萨，这个协会被称为敖德萨委员会，并开始了征集真正能返回家园候选者的工作。协会的工作人员称自己是“锡安热爱者”。警察不许他们开会，他们就在犹太聚集区的小村庄里点着蜡烛开会。学生们踏着泥泞的道路去散发传单，在一个村庄散发完再去下一个村庄。从来没有耕种过田地的小群定居者，却被给予了在巴勒斯坦这片半死不活的土地上，复兴一个早就死去的国家的任务。

不过，此时仍然不是国家层面的运动。赫茨尔只有二十几岁，仍是浪迹在维也纳沙龙里的花花公子，为报社写着优雅的小品文，在剧院里消磨时光。他从没有读过平斯克尔的作品。在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中间，有人读过平斯克尔的作品，但很不满意，反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想法。“这是个笑话，你头脑发热，需要吃药。”［9］阿道夫·耶利内克（Adolf Jellinek）博士说道。他是维也纳一位著名的犹太学者，在平斯克尔去见他的时候说了这番话。耶利内克记录了谈话的内容：

“我看不出其他可能的方案。”平斯克尔说。

“进步和文明呀！俄国不会永远逆潮流而动！”耶利内克为俄国辩护道。

这就是他们想相信的：反犹主义是短期现象，社会进步最终会消除它，现在只需照顾受害者就行了，不必采取激进手段。

西方提供了帮助，但没有人出来做领袖。只要不是政治活动，犹太富人们都愿资助。德希尔施（de Hirsch）男爵试图引导大批犹太人移居阿根廷。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几乎是西方人中唯一提供援助的人，初来乍到的巴勒斯坦定居者得以获得一小块落脚点并站稳脚跟都归功于他。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被视为一个怪人。在那个时期，巴勒斯坦的复兴在已经获得解放的犹太人里唤不起热情。“那是他一个人的热情，”魏茨曼总统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他就是巴黎的埃德蒙男爵。如果再有几个他那个类型且能力相当的人施以援手，就能改变巴勒斯坦的历史，克服反对犹太复国运动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世界的犹豫和反对。我们没找到这样的人。”［10］

此刻，我们就只能写到1880年代为止了，因为犹太复国运动的开始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与此同时，英国慢慢地演化为中间人。犹太人的解放是个双向的运动，一方面犹太人需要熟悉西方文化，另一方面让西方人熟悉上帝的“古代选民”的现代代表人物。莱辛（Lessing）的《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以他的朋友门德尔松为原型。拜伦的《希伯来歌曲》（Hebrew Melodies）比赫斯早半个世纪找到了犹太人没有家国的致命弱点：

斑鸠有巢，狐狸有窟，

人有祖国——以色列只有坟墓！

拜伦本人死于为希腊争取独立的战斗，他是反抗神圣同盟的斗士。他从空气中抓住民族主义的精神，填入他的诗作之中。马志尼在监狱中带着三本书：《塔西佗》、《圣经》和拜伦作品。没有哪里的自由钟声和暴君的丧钟声能比《希伯来歌曲》中最著名的短诗《西拿基立的覆灭》（The Destruction of Sennacherib）更加响亮和清晰。而这首诗不仅是《旧约》故事的诗化，拜伦更抓住了犹太人仍然秉持的精神，那种精神也就是迪斯累里想要表达的对非犹太人的藐视：“为你的信仰而活吧，但我会为我的信仰而死。”

在汤姆·穆尔（Tom Moore）的诗中也有类似的精神：

在埃及的黑暗海面上敲响小手鼓！

耶和华大获全胜！他的选民自由了！

司各特让丽贝卡拥有了这种精神。丽贝卡与艾凡赫一起逃亡，而艾凡赫最终却娶了罗文娜。¶¶¶¶¶¶¶¶¶当丽贝卡不顾恶棍博伊斯－吉伯特的劝阻，翻过护墙的时候，她简直让那些喜欢读威弗利小说（Waverley novels，司各特的一系列著名小说）的热切读者极度兴奋！当她哀叹她的民族屈服于命运，遗憾地说“号角声不能再次唤醒犹太”的时候，她表达了司各特和拜伦那代人的民族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几十年之后影响了现代犹太人。

当犹太人接受了这种精神的时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再次产生了回响，就如同在欧洲大陆一样。在法国，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小仲马把《茶花女》中风月场上的爱和奢侈，转变为《克洛德的妻子》（La Femme du Claude）中的犹太民族主义。“我们再次感到有个固定祖国的必要性。”这部1873年的作品中的英雄主角如此宣称。在英国，一年之后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把赫斯说的“最后的民族问题”，变成了《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1876）这部怪异的讲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小说的主题。小说的男主角在发现自己有犹太人血统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狂热的犹太复国者。“我想的是，”男主角说，“在政治上恢复我的民族的存在感，让他们再次建国，给他们一个民族的中心。”就像所有热衷于犹太人返回祖国的非犹太人角色一样，丹尼尔并不思考折磨着真正犹太人的问题——同化问题、反犹太主义问题、犹太教问题，以及犹太国家问题、活狗死狮问题。他们一直都没有想过重建犹太人复国的欲望，就像他们没想过建国所带来的一系列商业和经济问题——具体如何回到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赚钱谋生。他们忽略了这一切，仅想着一步跳入巴勒斯坦，接着以色列就像雅典娜一样，一出生即为发育完全的成人。“恢复中心组织，”丹尼尔的启蒙老师莫迪凯（Mordecai）劝诫道，“准备土地和政策……国家要允许民众有机会表达意见……重新耕种土地，建立标准……犹太人的增益就是世界的增益……东西方之间的新犹太，一份和解条约。”

就像沙夫茨伯里及其追随者一样，乔治·艾略特热衷于这个我们今天看起来极具讽刺性的看法，即这个新国家会成为中东的一支和平力量，就像莫迪凯在小说中说的那样——“东方敌对国家的缓冲地，就如同比利时在西方的作用一样”。事实上，她的想法源自沙夫茨伯里，虽然她没有承认，但我们要考虑这一点。她早年是一个狂热的福音主义者，福音主义领袖的理想不可能不引起她的注意。此外，她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受她丈夫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es）的启发，而他在巴黎时是摩西·赫斯的密友。［11］

跟丽贝卡不同，丹尼尔·德龙达没能随小说出名。他是个呆板的人，太高尚，太善良，无法为普罗大众所理解。乔治·艾略特的读者更喜欢美丽的格温德琳的婚姻冒险，丹尼尔为了圣地最终拒绝了她。总体看，这部小说没有给批评家留下印象。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爵士认为丹尼尔的民族复国计划是“荒唐的”，还说作者以此为题是“缺乏幽默感”的表现。［12］虽然这部小说没能成为文学佳作，但对犹太民族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卢西恩·沃尔夫说这本书给予犹太运动“自萨瓦塔伊·塞比以来最强烈的激励”，这或许有些夸大了。然而当美国诗人艾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在1883年接受犹太民族主义理想的时候，把这个理想说成是“由乔治·艾略特构想出的概念”，仿佛就是她原创的一样。

虽然丹尼尔和患结核病的莫迪凯是被人嘲笑的人物，但乔治·艾略特是认真的。她构想出的偿还欠犹太人的道德债的概念，后来影响了贝尔福的思想。**********她给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写信时说，当她发现受过教育的人“几乎不知道基督是犹太人”，而以为基督讲希腊语的时候，就感到恶心。［13］“一个基督徒，四分之三是犹太人。”她在小说中写道。但他发现普通英国人并不领犹太人的情，他们认为犹太教是“某种古怪的化石……某种完全不该如此的东西（他们不关心犹太教到底是什么）”。她写《丹尼尔·德龙达》是出于自己的良心，想改善犹太人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后来，她写了一篇名为《对犹太人的现代迫害》（The Modern Hep Hep）的文章，提出只有犹太人建国才能解决犹太人散居的问题。这个世界需要“新的以斯拉，现代的马加比，他们知道如何利用有利的外部条件，知道如何克服同伴的冷漠，知道如何打败敌人的轻蔑，勇敢面对挑战，使自己的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艾凡赫为什么娶了罗文娜而不是丽贝卡，就这个问题，司各特被迫在再版时解释说是为了历史真实性。

**********　贝尔福在三一学院求学时，曾遇到为研究德龙达及其朋友而去剑桥大学寻找素材的乔治·艾略特。

［注释］

［1］犹太学者希勒尔（Hillel the Great）语，他是希律王时代的律法学者，是公元500年之前的巴勒斯坦犹太教神学权威。Jewish Encyclopedia, VI, 398.

［2］Mazzini, Duties of Man and Other Essays, Everyman ed., 1915, p. 53.

［3］Quoted Gottheil, p. 38.

［4］关于赫茨尔之前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请见 Sokolow, Vol. I. Cohen, Part I, chap. II, “The Advocacy of Restoration,” and Part II, chap. III, “‘The Love of Zion’ Movement”; Elbogen, Book 3, chap. I, “The Lovers of Zion,” Gottheil, chaps. I, II, III.

［5］Sokolow, I, 202 and II, 262.

［6］Cohen, p. 59 ff.

［7］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4th ed., article, “Anti-Semitism.”

［8］Sokolow, I, 188, 216.

［9］Ibid., I, 188.

［10］Trial and Error, p. 162.

［11］Universal Jewish Encyclopedia, IV, 78.

［12］Stephen’s George Eliot, p. 189.

［13］Cross, III, 212.

第13章　涌入圣地

1862年，威尔士亲王去了一趟圣地［1］，他就是未来的爱德华七世，这是自英王爱德华一世在1270年率十字军东征之后，英国王储第一次踏足巴勒斯坦。就在同一年，摩西·赫斯宣称犹太复国的“钟声敲响了”。虽然这两件事毫无关联，但说明历史正在把流亡者和中间人推到一起。爱德华的这次旅程包括希伯伦的清真寺，这里的列祖墓如今已经变成穆斯林圣地。他此行突破了不许基督徒进入圣所的规定，“可以说为基督徒研究叙利亚全境打开了大门”。这番话取自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制订的计划书，该基金会是在亲王这次旅行之后三年建立的，圣地从此对现代考古学、现代地图勘察和绘制开放了。

没有什么能比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更能体现英国人的两面性——这个基金会虽然为了《圣经》的研究而建立，但所有工作都由陆军部派遣的军官完成。克劳德·康德（Claude Conder）上校是最知名的野外工作人员，据说他对《圣经》知识的贡献之多，自廷代尔翻译《圣经》之后无人能比［2］。他绘制的地图由陆军军械部出版，1918年耶路撒冷之战的胜利者艾伦比将军就使用了他绘制的地图。在这里“圣经”与“利剑”再一次结合了。事实上，康德上校是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活动的缩影，总是带着对《圣经》的怀旧和帝国扩张的利剑，就好像是两次曝光的底片——可以分辨出有两张照片，但又无法分开。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野外工作人员，在长达数年的调查和发掘过程中，逐渐揭示出了巴勒斯坦高度文明的过去，但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卷入这个国家的前途之中。康德上校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不必期待本地犹太人能对巴勒斯坦的复兴提供多大帮助，“他们仍然被犹太法典束缚着……他们对过去的崇拜似乎阻止了他们前进或改善现状的可能”［3］。推动力和人力主要来自东欧，康德上校说，如果他们能在沙皇统治下生存，他们就能在苏丹统治下生存并繁荣。他的同事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爵士也是一个多次参加探险基金会远征的老兵，他更进一步提出巴勒斯坦可以交给东印度公司开发，但这家公司要“承诺逐步引进朴素的犹太人，最终让犹太人占据和管理那个国家”。他给自己的书取名为《应许之地》（The Land of Promise），并坚持认为在良好的政府管理和更繁荣的商业情况下，人口能增加十倍，“而且还有发展空间”。根据他的预计，土地生产率“将会提高，其幅度与投入的劳动力成正比，最后人口能达到1500万”。沃伦的书在1875年面世，这时乔治·艾略特正在写《丹尼尔·德龙达》，而维也纳的《黎明》杂志正在呼吁重建犹太人的国家。

此时英国的主要兴趣仍然是《圣经》，但非常不同于沙夫茨伯里的兴趣，实际上正好相反。当时“不敬神的理性主义”已经战胜了福音主义，但随之而来的是《圣经》变成了一份充满火药味的文件，圣地变成古罗马城市广场一样的斗争舞台。理性主义的战士决心证明《圣经》是历史，冲进圣地希望能找到必要的证据。他们拒绝承认《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圣经》也可能有错，这等于说他们也否定了预言。但以色列复国没有顺着这一股新潮流漂走，因为他们在历史研究中重新发现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教士亨利·哈特·米尔曼（Henry Hart Milman）的《犹太人历史》（History of the Jews，注意，不是希伯来人历史，不是以色列人历史，也不是“上帝选民历史”），成为高等圣经批判（Higher Criticism）的先驱。当有人发现他称亚伯拉罕是酋长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米尔曼去世时是圣保罗教堂的主持牧师，有名望而受人尊敬，但当他的书1829年面世时，被认为几乎是在侮辱一个民族。

米尔曼坚持说，犹太人的历史是有待发掘的史实，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不能因为它与神的启示有关就不许进行科学研究。恰恰相反，犹太人历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他说，犹太人在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发挥的作用是“如此的重要和持久”，所以信奉基督的历史学家有责任研究他们的历史，因为这才是获得最高等级的宗教真理的唯一可靠途径。古代希伯来人是人类的一部分，说人类的语言，有能听人声的耳朵，总之（后面跟着的句子让读者愤怒）“亚伯拉罕有自己的信仰，与至高无上的上帝有过交流，但他不过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的酋长而已”。而他的这句话打击力更大：摩西劈开红海的奇迹其实就是一场暴风雨，跟英吉利海峡上那场恰逢其时摧毁西班牙舰队的暴风雨差不多。

柯勒律治（Coleridge）的风格也很相似，他发现耶稣是个“柏拉图式哲学家”。他是哥廷根大学的学生，这所大学的德国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大举对《圣经》进行批判。他刚从这所大学毕业就宣称，那种视《圣经》的一字一句皆为真理的态度，实际上比“那种视教皇的一字一句皆为真理的态度更加过分”。他通过文章和闲谈极大地激起了研究热情。神职人员开始担忧起来，特别是在1832年通过了标志着自由党大捷的《第一改革法案》后，他们被彻底吓坏了。自由的环境威胁教会的权威。1833年，教会开始反击，启动了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再次强调信仰。这是一次绝望之举，目的是在理性主义的攻势下加强宗教启示的防御能力。基布尔（Keble）展开了著名的巡回布道。［4］同年，他与纽曼（Newman）和皮由兹（Pusey）出版了《时代书册》（Tracts for the Times）。《摩西五经》的作者是谁？《但以理书》可信吗？如何从道德角度看待大卫的恶劣举止和雅各的阴谋？思考这些令人恼怒的问题得需要多少热情和知识啊！纽曼认为，提出这些问题的人都是异教徒；基布尔断定只有卑鄙的人才会通过提问破坏《圣经》的神性；皮由兹甚至去德国学习历史方法，这样才能更好地打败它，他在被聘为牛津大学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后，每周授课九次，全面地向神学系学生讲解《旧约》语言惯用法知识，以便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上帝的圣谕。［5］

但从长远看，这一切都是无用的。《时代书册》基本上是被动之举，是反时代的，这些小册子是战胜不了时代潮流的。纽曼在1845年投向天主教（曼宁紧随其后）是很自然的事。他认为信仰需要不可置疑的权威。当《圣经》不再永远正确，罗马就成为唯一的避难所。基布尔和皮由兹继续抗争，在纽曼放弃后坚持牛津运动。甚至到1860年，合写《文章和评论》（Essays and Reviews）——理性主义者反驳《圣经》权威的著名文章集——的七位作者中的两位，竟然被以散布异端罪审判。［6］这个问题引发社会各界激烈争论了几年，最后枢密院在1864年判决两人无罪，这标志着旧秩序的完结——那旧秩序曾经被清教徒统治过，又被福音主义者复兴过，并在牛津运动中唱出最后的天鹅之歌。

就在这个时候，理性主义者们马不停蹄地飞驰在前往巴勒斯坦的道路上，去获取犹太教和犹太人作为基督教之源的新证据。斯坦利（Stanley）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开设的教会史课程以“亚伯拉罕的呼唤”作为第一讲。不用说，他肯定会亲自去当地看看。在圣地游历了两年后，他出版了《西奈和巴勒斯坦》（1857）。巴勒斯坦，他写道，是“人类史上最重要事件的现场”。在这里，上帝直接晓谕犹太人。只有在这里，才能对塑造“地球上最非凡民族”的精神之地进行独立研究。在这里，旅行者看到的沙漠里的灌木丛就是以利亚曾经休息的地方。在毗斯迦山上看到的景象，就是摩西曾经看到过的。在四处看到的地理特征，“都成为基督世界家喻户晓的图画”。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圣经》活生生的证据。

在1862年爱德华王子访问期间，斯坦利再次回到巴勒斯坦，担任爱德华王子的牧师兼向导。作为对他探求历史的热情的回报，他被允许进入自1187年之后就没有欧洲人踏足过的希伯伦列祖墓参观。“当亚伯拉罕圣殿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参观者中传来低沉的呻吟声，而在雅各和约瑟的神殿里呻吟声成倍增加††††††††††。当我把手臂深深地探入石墓，跪在地上仔细查看亚伯拉罕的坟墓被埋入山体多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斯坦利感谢王子让他有机会看到列祖墓，王子回答说：“你看，地位高是有些好处的。”

三年后，斯坦利的《犹太教会史》更加深入地揭示了基督教的犹太渊源，后来史密斯（W. R. Smith）对这个主题做了进一步挖掘。史密斯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的编辑，撰写了其中有关《圣经》的条目。他扩展了他在《犹太教会中的旧约》和《以色列先知》中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与此同时，斯坦利在牛津大学的朋友、《文章和评论》的作者之一、伟大的乔伊特（Jowett），也提出犹太先知是我们文明的“初级教育阶段的老师”。“他们教导人们上帝的真正品性，上帝是爱，上帝是正义，上帝不仅是人类的父亲，也是人类的审判者。”乔伊特说，我们的知识体系是希腊哲学家创造的，而我们的道德情感来自犹太先知。

如果这听上去很像马修·阿诺德的话，其相似性并非偶然。阿诺德在那个激动人心的1860年代同样也是牛津大学教授（诗歌方面）；同事中有乔伊特——钦定希腊语教授，皮由兹——钦定希伯来语教授。这两个人是死对头，难怪阿诺德在这样的环境里选择的论题是“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我们这个世界就在这两种文化确立的两点之间来回摆荡。阿诺德提高了我们对英国文化中希伯来文化影响的认知，随后米尔曼和斯坦利才把基督教视为“改良后的希伯来文化”。所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宗教痴迷和由此引发的口诛笔伐，都包含在阿诺德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写作的几本书中：《圣保罗和新教》、《文学和教义》和《上帝和圣经》。他给《文学和教义》所加的副标题是“一篇有关如何更好地理解《圣经》的文章”。他写《上帝和圣经》是为了反驳批评家对他前一本书的批评。

在这百家争鸣之中，还能听到理性主义信徒那充满激情且洪亮的声音。莱基痛恨神学的教条，他因此而去赞美神学教条的所有受害者，特别是犹太人。在论及宗教审判这个问题时，他说：“在这个殉教的民族面前，其他宗教的英雄人物都会黯然失色，变得毫无意义。13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勇敢面对最疯狂者设想出的邪恶，忍受着最丑恶的惩罚，但依然不放弃信仰……对犹太人的迫害具有最恐怖的形式……但这个充满才智的伟大民族仍然高高地耸立着。”莱基的散文在描绘犹太人追求知识的过程时达到了情绪高潮，他说犹太人高举希腊人的知识，熬过阿拉伯人的占领，这才使知识的火焰在欧洲再次燃起。而基督世界的知识分子则“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中摸索”，热衷于“杂耍中的奇迹和谎言中的遗物”。伟大的19世纪历史学家一点也不“客观”，他们在表达观点的时候毫无顾忌。

莱基的《理性主义史》在1865年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斯坦利的《犹太教会史》，而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也于同一年成立，这是用新方法研究圣地的直接结果。请注意，仅一年前，法官在那起异端案件中已经判定，神职人员认为《圣经》的作者是人而不是上帝并不触犯法律。思想阻碍破除了。《圣经》这本书是有自己的真实历史的，书中谈到的民族是真实的，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赋予自己的任务就是去重新发现这些真实的历史。列入基金会计划的不仅有巴勒斯坦的考古学，还有地形学、气象学、植物学等，差不多所有的学科都包括在内了。基金会在募捐时公布了其运作的三个原则：野外工作要按照科学原则进行；基金会要避免宗教争执；基金会不能按宗教社团方式运作。牛津大学自然捐助最多，共500英镑，剑桥大学250英镑，叙利亚改进委员会250英镑，女王150英镑，共济会总部105英镑。［7］

奇怪的是，虽然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建立在理性的探究精神之上，但原始动机却来自福音主义者芬恩和他在耶路撒冷的几位朋友。他们为研究本地的“古迹”建立了一个耶路撒冷文学会。［8］这个学会很快就成为研究《圣经》的历史学家的中心。那些年，这些历史学家如同一群兴奋的猎犬，冲向年代久远的遗迹，“我们信奉的经文就在那个时候写成”。本地会员在外出做了一些挖掘工作后，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文物，开办了一个小型博物馆。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图书馆，收集了上千卷书籍。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赞助人。阿尔伯特亲王寄来了25英镑。博学的外国人和著名的考古学家成为学会的通讯会员。一些杰出的访客还来参加学会的会议——包括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霍尔曼·亨特（Holman Hunt）、斯坦利、雷赛布（de Lesseps），以及尼尼微的发现者莱亚德（Layard）。

在这些手忙脚乱的发掘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发掘巴勒斯坦的过去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协调和专业必须取代狂热和业余。

1864年，陆军部接受建议，计划派一个工兵军官（但不提供经费）去勘察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爵士自告奋勇，他的工作成果构成了于次年成立的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第一份出版物（包括一份地中海和死海海拔高差的地势图）。［9］后来，威尔逊又前往贝鲁特和希伯伦地区进行勘察。他曾经指挥赴苏丹营救戈登将军的远征行动，但营救行动失败了。许多年之后，在他退伍后，他于1899年和1903年两次回到巴勒斯坦，对存有争议的各各他和圣墓的位置进行了定位。

在威尔逊之后，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又派出了查尔斯·沃伦，他的研究结论是巴勒斯坦这片土地能像过去一样再次硕果累累。这个结论引自他已经出版的《应许之地》。1872年，两名二十几岁的皇家工兵在最广泛的地理范围上展开了基础性的勘察工作，他们是克劳德·康德中尉和注定将在另一个领域里获得更大声誉的基钦纳（Kitchener）中尉。基钦纳勘察了东巴勒斯坦；康德去了约旦河以西的地区，三年内绘制了4700平方英里的地图。他给《圣经》中150个还不知道位置的地名做了定位，绘制了十二支派的统治范围图，追踪了军队和移民的路线图，破译了古代经文。回到英国后，他和基钦纳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准备出版所需的材料。历史方面的发现刊登在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七卷本的《回忆录》里，自1880年开始出版；地图由军械部的勘察办公室印制。康德出版了自己的记述，书名叫《在巴勒斯坦帐篷下的工作》（Tent Work in Palestine），书中包含他自己的手绘图。他后来多次回到圣地。在他的余生里，除了参加在埃及和南非的军事任务之外，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在发掘圣地和犹太民族还不为人知的历史上。1882年，他被选为乔治亲王去圣地旅行的向导，就好像斯坦利在20年前给爱德华做向导一样。乔治亲王就是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

康德知识渊博，有探索精神，富于创新，他的兴趣很广泛，文章写得很活泼。他能说写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并精通古代楔形文字。他翻译了阿玛尔纳泥板文字（Tel-Amarna tablets），这些泥板出土于巴勒斯坦的前希伯来时代，是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手材料。每到一处，他都能追溯往昔，从十字军东征年代一直追溯到《圣经》年代，讲解从穆斯林到拜占庭、罗马、亚述的年代。他可以在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医学、农学、艺术、建筑、文学和神学等学科发表权威的论述。教义是否正确，他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深入挖掘宗教外表之下的历史情况。他不屑在圣墓前俯首，而是称之为“阴暗且邪恶的古老建筑”，因为人类为它遭受的磨难和流淌的鲜血比为世界上任何其他建筑都要多。在不为康德单写一章的情况下，把他的部分著作罗列一下就是他工作的最好摘要：《犹大·马加比和犹太独立战争》（1879）、《圣经地理基础》（1883）、《叙利亚人的石头传说》（1886）、《迦南人》（1887）、《巴勒斯坦》（1891）、《圣经在东方》（1896）、《耶路撒冷拉丁王朝》（1897）、《赫梯人及其语言》（1898）、《希伯来人的悲剧》（1900）和《耶路撒冷城》（1909）。他于最后一本书写成的次年逝世。

除了这些作品之外，他还帮助查尔斯·威尔逊收集和编辑为巴勒斯坦朝圣者文本协会提供的材料，这个协会是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分支机构。材料收集范围包括从公元4世纪至15世纪世界各地朝圣者对巴勒斯坦的记述，这些材料的翻译工作花费了11年的时间，最后分12卷出版。

当康德在书中讨论通过犹太人殖民复兴巴勒斯坦时，他给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个真正了解那片土地的人所具有的操作层面的常识。他坦白地说：“从但到贝尔谢巴根本没有人铺成的道路。”［10］这句话足够让世界理解让巴勒斯坦再次变成可居住的地方而必须付出的艰苦努力。康德说，道路上能跑有轮子的车，这是第一要务。他还指出，殖民计划必须还包括如下工作：灌溉和湿地排水道、沟渠和蓄水池的重建、公共卫生设施、铺草地和重新造林以阻止土壤受侵蚀。

在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出版研究成果之前，有实践经验的人几乎都不认为那片土地真的能够复兴。基金会用事实说明巴勒斯坦曾经养活过相当庞大的人口，文明程度比公众想象的还要先进，所以那片土地可以再次繁荣起来。这是基金会的伟大贡献（除了其在历史方面的发现之外）。当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巴勒斯坦是一片荒地，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是大龙和野鸟的居所”。荒凉的土地给人错误的印象，似乎这片土地自《圣经》时代就贫瘠得养不活普通百姓。但在掩盖真相的表面现象被逐渐抹去之后，昔日辉煌显示出来了。浮现出来的不仅是城市的概貌，还有圣殿的轮廓、葡萄园的外观、王国和道路、市场和集市，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有稳定机构、神职人员、国王、官员、学校、文学、诗歌”的文明。田地里曾经种满谷物，即便以沙漠为主的内盖夫（Negeb）在拜占庭时代也有六座人口在5000至10000之间的镇子，镇子之间还有许多小型村落。考古学家发现这片土地并没有受诅咒。之所以后来衰败荒凉，原因很简单——缺少耕作。阿拉伯征服者一举横扫了拜占庭文明，“就如同蝗灾扫荡了玉米田”，最后只留下贝都因人和羊。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研究工作的意义不久之后就被巴勒斯坦事业的热心支持者沙夫茨伯里伯爵发现了。在基金会成立十周年时，他成为基金会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在表述对以色列的希望时比任何人都更雄辩。“我们不能再等待了，”他在就职讲演时对基金会成员说，“必须马上派最优秀的人……去搜索、去勘察。如果可能，去所有角落看看，为土地排水、丈量，为其古代拥有者的回归做准备，因为我确信这个伟大的日子已经不远了……”［11］

“我记得，当阿伯丁做首相的时候，我跟他说起圣地的事，他对我说：‘如果要使圣地脱离土耳其人之手，应该把它交给谁？’我回答：‘除了以色列人还能给谁呢？’”

沙夫茨伯里伯爵非常清楚，他的听众并不会完全同意，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对以色列的过去感兴趣，而并不关心其未来。（听众中有个著名的怪人伯顿上尉，他是阿拉伯探险者，翻译了《一千零一夜》，他对犹太人的看法极不友好。他在沙夫茨伯里伯爵之后发言，他的观点是“欧洲的犹太人”不会太乐意“打开自己的荷包为犹太地区花钱”。很遗憾，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沙夫茨伯里作为坚定的福音主义者，坚决不接受科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警告。他告诉听众，英格兰到处都有人跟他一样“胸中燃烧着对这片土地［巴勒斯坦］的爱”，未来的复兴应该跟重新发现过去一样重要。对这个问题他总结说：“我的老年并不比年轻时更平淡。”

他的老年显然不是平淡的。1876年，距离他在《评论季刊》发表那篇文章接近40年之际，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对福音主义的热情仍然高涨，他谈及自己从犹太民族主义在这段时间的崛起中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这极好地表达了英国在复兴巴勒斯坦上所发挥的作用：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很快就会变得极为重要。古代的时光要回来了……这个国家需要资本和人口。犹太人能提供这两者。难道英格兰对这样的复兴没有特殊的兴趣吗？……英格兰必须把叙利亚留给自己。如果英格兰需要制定某种政策，难道不该制定扶植犹太民族，协助他们寻找机会返回并重建其古老家园的政策吗？英格兰是世界上伟大的海上贸易强国。对英格兰来说，自然应在安置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作用……犹太人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性，他们的民族精神已经存在了三千年，但其外部形式即整个民族的团聚仍未实现。一个民族必须有一块国土。古老的土地，古老的民族。这不是一项人为的实验，而是天理，是历史。［12］

††††††††††　这里斯坦利可能是指以撒和雅各；约瑟的坟墓不在希伯伦。

［注释］

［1］P.E.F., Quarterly Reports. Also Prothero’s Stanley.

［2］Besant.

［3］Tent Work.

［4］Sermons, Academical and Occasional, Oxford, p. 127.

［5］Cambridge Lit., XII, chap. XII.

［6］Ibid., chap. XIII.

［7］Besant.

［8］Ibid.

［9］Report on the Survey of Sinai, P.E.F., 1869.

［10］Tent Work.

［11］P.E.F., Quarterly Report, 1875, p. 115.

［12］Sokolow, Vol. II, Appendix.

第14章　迫近：迪斯累里、苏伊士、塞浦路斯

1876年，英格兰买下了苏伊士运河，这是迪斯累里担任首相后开的第一枪，就是这一枪，宣告了英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大规模帝国扩张，只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征伐能与之相比。苏伊士之后的逻辑演进即是1878年签订的《塞浦路斯协定》。根据这份协定，英国承诺用军事手段保证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这片历史性地区是上帝划给亚伯拉罕的，如今都进入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此后又延续了40年，但英国在获得苏伊士运河和塞浦路斯之后，最终得到巴勒斯坦仅是个时间问题。

英国在成功处置1858年的印度暴动之后正式成为帝国，此后英国的一切都是围绕印度展开的。这就出现了“获得可防御边境的迫切不可抗拒的需要”［1］——按照建立帝国的功臣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所说——于是英国在1879年至1889年一共取得了1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2］。阿富汗在北面阻止俄国进入印度，缅甸是印度的东部边疆，埃及用以保护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就是在这段时间买下的。接着英国来到非洲，从非洲底部的德兰士瓦（Transvaal）到顶部的埃及，中间保留出足够的土地建造一条从好望角到开罗的道路，让穿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军人穿越这片黑色的土地。如此扩张的帝国不仅是为了建立可防御的边境，还有个同样重要的目的，就是急迫地为曼彻斯特生产的棉布寻找市场。这个组合之所以如此的不可抗拒，是因为英国人心怀傲慢且真诚的信念，即英国正在实现自己的天命——扩大不列颠种族的统治以传播文明。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是“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统治种族”。［3］

“上帝的英国人”（God’s Englishman）这个说法是被米尔纳（Milner）勋爵推广出名的，他是帝国的发言人。罗斯伯里（Rosebery）勋爵在帝国扩张中看到了“神的亲手帮助”［4］。利文斯通博士以传教士的身份打开了中非的大门。戈登将军踏上了去苏丹的不归之途，衣兜里揣着《圣经》，经常拿出来读，如同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样。斯特德（W. T. Stead）写了《评论的评论》，他在前言中宣告，帝国主义分子的信条是“说英语的种族是上帝挑选出的主要助手，将要帮助上帝改进人类”［5］。另一方面，以格拉德斯通为首的“小英格兰”派认为帝国扩张是“疯狂的掠夺”［6］，“害死帝国的欲望”［7］。

但发展趋势与格拉德斯通等人的看法相反，苏伊士运河仅是英国的初始冲动。英国在获得了从红海通往印度和远东的航线之后，地中海东南角就变成了帝国的战略要地。自此以后，圣地变成了英国的军事左侧翼，而埃及和苏丹变成右侧翼，并在1880年代被英国占领。这就是陆军部以《圣经》研究为由，送皇家工兵去巴勒斯坦绘制地图的原因。

英国迈出的第二步是用《塞浦路斯协定》的形式保证土耳其在亚洲的权益，这个协定不是太有名气，但同样重要。协定意味着英国已经看出巴勒斯坦地区的重要性，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以各种托管形式占领了它。安全保证代表为之开战的意愿，实际上，安全担保通常隐含对战争即将到来的预期。英国在1939年向波兰提供安全担保就是一例。所以，《塞浦路斯协定》标志着英国已经下定了决心，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这个地区是值得为之开战的。实际上，《塞浦路斯协定》中英国预想的结果并没有出现。这个协定的预想敌是俄国，但到了19世纪末，德国超过俄国成为英帝国的主要敌人。后来，战争真的来了，英国借机成为土耳其亚洲领土的继承者，但这场战争不是支持土耳其抵御俄国，而是与德国和土耳其为敌。

在19世纪的一头一尾，先是拿破仑与英国为敌，后是德皇与英国为敌，在这两个时段之间，俄国是英国的首要敌人。不是针对不列颠岛，而是针对大英帝国。俄国自古对其南方就表现出贪婪无度的欲望，这与英国迈向帝国的道路发生了冲突，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后的俄国统治者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皮特为阻止叶卡捷琳娜大帝占有敖德萨，宁愿与俄国开战；帕麦斯顿在1830年挫败了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攫取黑海的企图。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也是为这个目的而展开的。迪斯累里在1870年为同样的原因几乎走到了战争边缘。俄罗斯人从来不放弃。1844年，尼古拉一世访问伦敦，他向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提出建议，俄国和英国联手瓜分土耳其帝国，俄国成为土耳其在欧洲巴尔干领土的保护者，而英国拿走埃及和克里特，君士坦丁堡则变为自由城市，由俄国“临时占领”。［8］尼古拉是个头脑简单的独裁者，不觉得加速历史进程有什么坏处，因为当时所有人都预计土耳其帝国随时会崩溃。然而，他的计划虽然有吸引力，但在议会制的英国是不可能的。虽然英国有诡计多端的名声，却总是根据现实需要制定政策，而非反过来。正如西利（Seeley）给出的精辟解释，英国几乎是通过一系列无计划的偶然动作，“心不在焉地”征服了半个世界。［9］

俄国的下一个企图是强行闯入奥斯曼帝国的地盘，耶路撒冷为俄国提供了借口。克里米亚战争因圣所的纠纷而爆发［10］，这是人类历史上引发大规模战争最荒谬不过的理由。“就为了几个希腊教士。”［11］利芬（Lieven）公主不屑地说道。虽然借口微小，但如果没有尼古拉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的借题发挥，根本不会引发一场大战。俄国在历史上一直充当圣地内希腊东正教机构的保护人，而法国则保护拉丁或罗马天主教徒。两边的修道会、教士、朝圣者经常就圣所和圣殿的使用权发生冲突。1535年，苏莱曼与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签订协约，给予法国保护下的拉丁教士以主导权。但这项权力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期间的反基督教政策下衰败了。在沙皇的蓄意支持下，东正教不断扩张。尼古拉用东正教作为深入奥斯曼帝国的楔子，要求土耳其苏丹答应让他做奥斯曼治下的圣所和东正教徒的保护人。

此时，拿破仑三世是欧洲新晋的帝国统治者，他刚刚把本不属于他的王冠从储藏柜中拿出来，戴在自己头上。与他叔叔相比，他对东方的野心并不小。笼罩在他叔叔的阴影下，他为自己的王位担心，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需要荣耀。对，他需要一场战争，一次胜利，给法国在东方找一块土地做礼物，这能让他坐稳王位，并建立起拿破仑王朝。他急切地要求在圣所给拉丁人特权。可怜的苏丹，深陷在两个皇帝之间，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但这方案令两个皇帝都不满意。沙皇想与土耳其开战，取得胜利后，他就能拿走巴尔干诸省份，得以进驻多瑙河河口。他发出了最后通牒。土耳其苏丹向英国求救。英国早有不许俄国进入地中海的决心，并且无论输赢都不愿看到法国独自行动，于是派遣舰队开赴达达尼尔海峡。沙皇错误地以为英国公众不支持战争，于是从塞瓦斯托波尔调来他的舰队，在黑海之滨亚洲一侧的锡诺普（Sinope）消灭了土耳其人的一支舰队。英国公众激动得狂暴起来，英国回荡着恐俄症。帕麦斯顿因为在党派斗争中失利而被发落到内政部，正为战事愤怒不已。女王问他是否有关于英格兰北部罢工事件的新进展。“没有，陛下，”他痛苦地回答，“但似乎土耳其人已经跨过了多瑙河。”［12］克里米亚战争很快全面展开了，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支援土耳其抗击俄国。

这场战争打破了俄国的如意算盘。1856年签署的《巴黎条约》［13］规定所有签署国均要尊重土耳其领土的独立和完整性，并允许土耳其作为列强进入“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orpean powers）；作为回报，土耳其要给予其领土上的基督徒相同的权利，并像过去一样承诺进行改革。这份条约本应该帮助土耳其恢复活力，但这个“病夫”仍然不辜负沙皇尼古拉轻蔑地给他取的这个绰号。土耳其政府仍然独裁，像过去一样腐败，似乎没有改革的迹象。秃鹰依然在土耳其周围盘旋，等待着它的死亡。实际上，《巴黎条约》没有改变任何情况，反而为下一次危机提供了火花。

听说要给予基督徒同样的权利，穆斯林恼怒了，这一情绪的巅峰是黎巴嫩好战的德鲁兹人（Druses）在1860年的爆发。他们对黎巴嫩地区的天主教马龙派教徒（Maronite）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大屠杀，［14］这一教派自圣路易率领十字军东征时就受法国人的特别保护。拿破仑三世抓住这次机会，立即派遣军队维持秩序，因为土耳其人对此没有兴趣。帕麦斯顿和罗素深深地怀疑拿破仑的动机，但又无法表示反对，因为基督徒正在被屠杀。他们犹豫地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授权法国军队为维持秩序占领黎巴嫩六个月。［15］条约中的每一行文字，都能嗅出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他们都宣称自己“完全不感兴趣”，“不想也不会谋求任何领土，不谋求排他的影响力或任何特许贸易权……”。拿破仑又争取到四个月的延期，这使得英国人疑心更重。“我们不想在东方创造出一个新的罗马教皇国，这会给法国永久占领以新借口。”［16］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写道。只要还没有把法国人赶出叙利亚，他就寝食难安，因为他把英国的利益置于基督徒的安全之上。他死后，《牛津英国外交政策史》为此谴责了他。但他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他逼迫土耳其批准在黎巴嫩实施半自治，总督须是一名土耳其基督徒，且必须由诸大国提名。他用这个办法消除了法国人继续占领的理由。

1861年，拿破仑撤出了军队，但营救基督徒的举动为法国赢得了声誉，使法国在叙利亚建立起一个落脚点，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时代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与此同时，拿破仑没有放弃他的梦想。他委派吉福德·帕尔格雷夫（Gifford Palgrave）［17］在1862年至1863年间去阿拉伯旅行，报道阿拉伯人对法国的态度。帕尔格雷夫是英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探险家。他旅居叙利亚，曾经向外界提供了大马士革屠杀的目击报告。但这次旅行没有任何结果。另一方面，他继续追求他前辈的旧梦。1866年，他征得苏丹同意开凿一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1869年，雷赛布成功了，苏伊士运河的梦想变成了现实。1869年11月17日，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乘坐着帝国游艇，率领庆典的游行船队通过了运河的水闸，这是法兰西第二帝国荣耀的最后一刻。此后不到八个月的时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被俾斯麦打败，一位新的征服者出现在欧洲大陆上，德国扩张的新时代开始了。

至此，苏伊士运河已经是既成事实。英国一直梦想拥有这样一条运河，但同时又加以阻挠，因为运河是法国东方野心的体现，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均是如此，法国之所以做穆罕默德·阿里的保护人，也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这位埃及帕夏希望用铁路和运河构建一条通往红海的通道。英国视这个项目为法国妄想占领埃及的信号，于是决心另辟蹊径，沿幼发拉底河建造一条通往红海的铁路，虽然进行了多次试验，但结果证明这个方案不切实际。帕麦斯顿关心的其实不是运河，而是害怕运河引发新的中东冲突，使得东方问题愈发无解。“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他对雷赛布说，“我们害怕失去商业和海上的优势，因为这条运河将使其他国家获得与我们相同的地位。”［18］

老迈的帕麦斯顿似乎要永远将英国首相做下去，但他终于还是于1865年去世了。于是新思想和新人有了发展的空间。大约十年后，《坦克雷德》的作者成为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先生，”女王高兴地发现，“有宏大的想法，对这个国家的地位有很高明的见解。”［19］迪斯累里先生将这条运河看作帝国通往东方的途径，并下决心将之控制在英国手中。他采取的行动是如此大胆，如此独出心裁，那个时代绝对不会有第二位政治家会像他那样做。他在几天之内就买下了苏伊士运河。

“热心于英格兰的强大，为此他倾注了一生的激情。”［20］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听到迪斯累里的死讯时说。就如同《阿尔罗伊》是他的理想抱负一样，英国是他理想中的以色列。而正是他为英格兰买下苏伊士运河，使英国开始充当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进程中的中间国了。

情况来得很突然。穆罕默德的孙子、埃及总督伊斯梅尔（Ismail）破产了。有传言说他正在与法国人谈判，卖出他拥有的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英国外交部获得一份电报证实总督确实要出售股份，价格是400万英镑。迪斯累里约罗斯柴尔德一起吃饭。饭后，他召集内阁会议。他的私人秘书蒙塔古·科里（Montagu Corry）在屋外等着事先定好的信号。当迪斯累里把头从门口伸出来，说了一声“是”的时候，科里立即去新宫（New Court），告诉罗斯柴尔德，首相“明天”需要400万英镑。

根据科里的描述，罗斯柴尔德停下手中的工作，吃了一粒葡萄，然后问道：“谁来担保？”

“英国政府。”

“好的，你能拿到这笔钱。”［21］

第二天，迪斯累里收到一封贷款确认信，他将在不到一周后的12月1日获得100万英镑，在12月至次年1月之间获得剩余的部分。这位银行家能获得2.5%的佣金和5%的利息，直到所借款项还清为止。女王处于“狂喜”之中，《泰晤士报》感到“震惊”。除了格拉德斯通以外，整个国家都狂热起来。女王的“利奥波德舅舅”比利时国王，向她祝贺道，这是“现代政治生活中最伟大的事件”。女王的女儿、德国王储的王妃，给女王寄来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封信，当时他16岁：

亲爱的外婆：我必须写点什么，因为我知道英国买下了苏伊士运河你会非常高兴的。多么快活啊！威利。［22］

英国议会召开会议，迪斯累里在会上为自己收购运河做了辩护，说运河是去印度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环。议会全票批准拨款400万英镑，没有人提出异议。从那时以后，“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腹地，就变成了对英国高度敏感的地区。守住奥斯曼帝国的大门，不许外来者入侵，这项任务比从前更加关键，除非英国准备自己去接管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考虑到法国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利益，直接控制这一地区可能会触怒法国，加之英国国内自由派的反帝国主义倾向，这尚不可行。唯一的可能是支持那个“病夫”站住，把腰杆挺得足够直，不让俄国近身。

但就在这个时候，从北面传来了隆隆炮声。1875年保加利亚人起义反抗土耳其的独裁统治，俄国就好像听到吃饭铃声的狗一样，口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这导致“一切都被大火吞噬了”，迪斯累里写道，“我确实认为折磨欧洲一个世纪的东方问题……要落在我们这群人头上——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23］结果是他从柏林会议上带回了“体面的和平”，这让他名声大噪。但想“解决”东方问题超出了迪斯累里的能力，也似乎超越了所有人力可及的范围，即使在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世界。然而，迪斯累里的努力有一个成果，就是获得了离巴勒斯坦海岸150英里远的塞浦路斯，作为英国保证土耳其亚洲领土完整的交换。1877年的俄土战争为此提供了机会，但为了避免谈论任何涉及巴尔干的战争，就让我们直接讨论结果吧。土耳其战败了，俄国占领了土耳其在欧洲的省份，于是大国召开了一次大会，限制俄国的战争果实。

为什么英国没有像从前那样支持土耳其？实际上，英国几乎就要参战了。这时仇俄情绪达到了巅峰。女王形容自己一想到俄国可能会进入君士坦丁堡，就“感觉焦虑得像生病了一样”。［24］对这件事，她表达了“极大的惊愕、恼怒和警觉，必须庄严地重复一遍：如果我们允许这件事发生，英格兰就不再是一个强国了！！”

伦敦的音乐厅里回荡着合唱声：

我们不想打仗，但如果一定要打，我们都是爱国猛士——

我们有战舰，我们有大炮。

我们也有钱——

俄国人绝对拿不走君士—坦丁—堡！［25］

所谓的“爱国猛士”都赞同参战。但内阁有分歧，国民也有分歧。此外，仇视土耳其人的心理也高涨起来。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暴行引发了众怒，至少自由党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是愤怒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土耳其公开结盟变得不可能。谁能抵挡得住极度兴奋的格拉德斯通先生的长篇大论？谁能抵挡得住描述保加利亚梦魇的宣传册？格拉德斯通咆哮道：土耳其人是“人类中最邪恶的反人类标本”，土耳其“那魔鬼般的纵欲，残暴的激情，腐败得无可救药的政治”使欧洲蒙羞。英国政府保护土耳其人统治的政策简直就是“在豁免其无穷无尽的暴行，满足其肆无忌惮的野蛮欲望”，就是在延续其“魔鬼般”的滥权，维持由“不可救药的罪人”组成的“令人憎恶的独裁”。让土耳其覆灭吧。让“那些土耳其军人和高官都滚出欧洲，带着他们的皮包和行李，从那些被他们破坏得荒凉、污秽的省份里滚出去吧”。连欧洲监狱中的囚犯和南太平洋诸岛的食人族，在听完土耳其的罪行后，都不能不感到愤慨。必须把土耳其人赶出被他们“浸满鲜血”的土地，只有这样才能让“气得发抖的世界”获得安慰。

显然，这个让食人族战栗的魔鬼不适合做英国的盟友。不过，当俄国舰队接近君士坦丁堡后，迪斯累里成功地压制了内阁中的反对派，派遣英国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从印度调来增援部队，进驻远至马耳他岛的地方，并且召集预备役部队。在《笨拙》杂志的漫画中，迪斯累里和不列颠站在标示着“战争”的悬崖边上，迪斯累里要求不列颠继续向悬崖“再靠近一点”。［26］德比（Derby）勋爵与《笨拙》杂志持相同看法，并提出辞职。这让迪斯累里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外交大臣了，他选择了后来成为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

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构想下，英国签署了那份秘密协定，获得塞浦路斯，并承诺保护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在迪斯累里做首相前，他就已经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学家、时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莱亚德一起寻找“某块对英国有益的领土”，苏丹在极端情况下能接受劝诱，割让给英格兰。许多年前，在1840年的东方危机中，有读者给《泰晤士报》写信，建议吞并塞浦路斯和阿卡，作为对英国帮助苏丹从穆罕默德·阿里手里收回叙利亚的补偿。［27］如今历史又提供了一次类似的机会，迪斯累里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机，”他在一封私信中说，“我们必须控制局势，甚至可以去创造局势。”［28］

塞浦路斯是一个小地方，从未按照迪斯累里和索尔兹伯里的本意成为一个军事基地。对英国来说，这块地方的重要性在于让英国向巴勒斯坦又迈出了一大步。一位杰出的外交史学家‡‡‡‡‡‡‡‡‡‡认为，“迪斯累里可能认为如果英国得到塞浦路斯，那么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迟早会进入英国控制”。

这一步背后的理由由索尔兹伯里做了严肃且准确的说明。

索尔兹伯里在一封给莱亚德的信中发出警告，土耳其统治的地区对英国的安全极为关键，其中包括附近的苏伊士运河。如今土耳其政府几乎变成了俄国的附庸，其在亚洲维持地位的唯一办法就是与英国结盟。如果英国希望把俄国从去往印度的道路旁赶走，就必须与土耳其建立盟约。［29］

“我们应该做出抉择，要么让俄国主导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要么将之据为己有，无论选择为何，都是很艰难的。”［30］

我用斜体字记录下做出这个决策的历史性时刻，这个使理查一世因未能实现而在离开耶路撒冷之时遮住眼睛不愿看到的目标。这位蓄着黑胡须、穿着长礼服的索尔兹伯里，独自一人在外交部办公室里写下了上述这段话，他的钢笔在纸上划出的声音刺破了办公室的寂静。这个决策虽然当时没有付诸行动，但自此之后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但索尔兹伯里当时的建议不是上述两个，而是提出与土耳其建立防御同盟。“为此，英格兰必须比马耳他更加接近土耳其。”［31］从马耳他到叙利亚海岸需要四天的航程，这“使高效、迅速的军事行动根本无法实现”。土耳其必须交出塞浦路斯，作为联盟的代价。联盟虽令人生厌，却是必需的。更少的承诺虽然能让自由党感到不那么受约束，但英国就会对中东失去控制。联盟是“在用英格兰的名誉做抵押”，所以“当关键时刻到来的时候”，不计代价保卫和平的党派就不能阻止政府采取行动，“国家的郑重承诺”是必须兑现的。

1878年6月4日，双方签署了《塞浦路斯协定》［32］。英国承诺“用武力”抵御俄国“任何时候针对土耳其苏丹在亚洲的领土”的企图，并使苏丹将塞浦路斯“提供给英格兰占领和管治”。

稳稳地拿着这份文件，迪斯累里和索尔兹伯里来到柏林，加入其他几个欧洲大国的行列，收紧国际套索，迫使俄国吐出打败土耳其后的非法所得。“那个老犹太人，他是个人物。”［33］俾斯麦很不情愿地夸奖迪斯累里。在迪斯累里这边，他看到那位德国首相“一只手抓满了樱桃，另一只手抓满了虾，左一口右一口地吃着，抱怨他的失眠，抱怨他必须回基辛根（Kissingen）去”。［34］当会议所有棘手问题都最终写成条约后，迪斯累里拿出《塞浦路斯协定》，整个欧洲都被惊呆了，但基本上是持欣赏的态度。§§§§§§§§§§大家很难不为这个协定喝彩，这位年迈大师的大胆举措基本上恢复了英国在东方的威望。这份协定“给世界留下很深的印象，使英格兰的老朋友十分高兴”，［35］维多利亚女王的好友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写道。女王欣喜若狂，赐迪斯累里公爵爵位。

但也有例外。俄国的戈尔恰科夫（Gortchakoff）亲王离开的时候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沮丧”［36］。在英国国内，迪斯累里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自由党“怒吼说你犯了可怕的罪恶”，说协定违背宪法，威胁要解除协定。格拉德斯通大怒，抗议说即使是独裁者也做不出像迪斯累里所做的事，他逾越了大臣拥有的权限，秘密谈判是“欺骗行径”，迪斯累里答应了一个“不理智的协定”，过度地扩大了英国的责任。

遇到如此尖刻的攻击，迪斯累里的反驳值得记忆。他说如果有人失去理智，那也是“那个过度陶醉于自己三寸不烂之舌的诡辩家”［37］。关于保证土耳其人在亚洲的领土安全问题，他回答说，最好是提前向野心家表明英国的底线，态度坚决地指出“绝不可逾越这条界限”。这就是《塞浦路斯协定》所做的，这样做没错，他将坚守这份协定。尽管格拉德斯通的雄辩给予他巨大的压力，但他获得了议会的支持，协定被通过了。后来，协定发挥了预期的效果。俄国不仅停止通过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向地中海扩张，也停止了通过小亚细亚向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扩张。迪斯累里的传记作者巴克尔（Buckle）先生高兴地在1920年写道，俄国人的这些行动“显然停止了，此后再也没有依靠武力重新启动”［38］。然而，时间来到1955年，情况有所改变。

就19世纪而言，俄国很快就不再是大英帝国的严重威胁了。格拉德斯通给德国开了绿灯，取代了俄国。他极害怕帝国的承诺，在1880年上台后马上就致力于废除《塞浦路斯协定》，虽然被英国议会挫败了，但他嫌恶土耳其的一切，因此割断了英国与土耳其的所有联系。他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了莱亚德，这使得英国彻底失去了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被疏离的土耳其则投入了等在一旁的德皇的怀抱。此刻德皇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已经盯在了他从柏林至巴格达的帝国之路上。

此时，迪斯累里已死，但巴勒斯坦已进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　詹姆斯·黑德勒姆－莫利爵士（James Headlam-Morley），二等英帝国勋位爵士，英国外交部历史顾问，此处引自他的专著《外交史研究》。

§§§§§§§§§§　最近有人提出证据，说迪斯累里企图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这次会议，并且提交了一份犹太复国计划。但证据的真实性令人怀疑。根据最近发现的那个时期的回忆录记载，有人称迪斯累里是一本1877年出版于维也纳的德文小册子的匿名作者，书名是《东方问题中的犹太人问题》。这本小册子建议，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土耳其的领土再分配时要将巴勒斯坦分给犹太人。接着迪斯累里建议在大国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但被俾斯麦劝阻。这份证据由盖尔伯（N. W. Gelber）博士刊印在一份希伯来文书册上，由盖斯特（T. H. Gaster）翻译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的犹太国计划》，于1947年在纽约出版。但塞西尔·罗思有不同看法。他是犹太史方面的英国权威，他在《迪斯累里》（1951）里提出了几个对上述证据真实性的质疑。匿名、用德文写成，以及应俾斯麦的要求收回，他认为这三点不可信。比肯斯菲尔德（迪斯累里勋爵名）的文件和与柏林会议相关的文件里完全没有提及这个小册子。如果它真是迪斯累里的手笔，这是无法解释的。如果迪斯累里选择在自己权力的巅峰时刻将《阿尔罗伊》中的主题实践在现实政治中，他是不会偷偷地用外语匿名写小册子的。

［注释］

［1］Cromer’s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 p. 20.

［2］Ibid., p. 20.

［3］S. H. Jeyes, Joseph Chamberlain, London, 1896, p. 245.

［4］Question of Empire, London, 1900.

［5］W. T. Stead, Review of Reviews, January 15, 1891.

［6］Hansard, 4, 38, 1030.

［7］From Liberalism and Empire, London, 1890. (Three anti-imperialist essays.)

［8］Martin’s Prince Consort, I, 215; Temperley’s Near East, pp. 255-57.

［9］Expansion of England, p. 10.

［10］Temperley’s Near East, chap. XI. For Crimean War, see also Cambridge BFP, Vol. II, chap. VIII and Marriott, pp. 249-85.

［11］Quoted M and B, III, 524.

［12］Guedalla’s Palmerston.

［13］Text in Holland.

［14］Cambridge BFP. Also Seton-Watson.

［15］Holland.

［16］Seton-Watson, p. 420.

［17］DNB.

［18］Fitzgerald, I, 53.

［19］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II, 428.

［20］M and B, VI, 624.

［21］M and B, V, 447.

［22］M and B, V, 452.

［23］Letter to Lady Bradford, M and B, VI, 14.

［24］Letter to Disraeli, July 15, 1877, Queen’s Letters, 2d series, II, 548.

［25］Disraeli by D. L. Murray, Boston, 1927, p. 268.

［26］Mr. Punch’s History, Vol. III.

［27］Headlam-Morley.

［28］M and B, VI, 381.

［29］Temperley and Penson.

［30］Letter to Layard, May 10, 1878, Temperley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31］引自上一条注释中给莱亚德的两封信。

［32］Text in Holland.

［33］M and B, VI, 311.

［34］Letter to Tenterden, July 2, 1878, Temperley and Penson.

［35］Letter to the Queen, July, 1878, M and B, VI, 344.

［36］Letter from Crown Princess Frederick of Prussia (Queen Victoria’s daughter) to the Queen, July 16, 1878, Ibid.

［37］M and B, VI, 356.

［38］Ibid., VI, 367.

第15章　秃鹰合围：土耳其苏丹的困境

德国加入原有争夺土耳其遗产的竞争者行列中，英国逐步变成穆斯林世界的大国，第一批犹太殖民者开始渗透进巴勒斯坦——这些变故都使土耳其苏丹愈发担忧。他的问题是如何牢牢地抓住纷纷要脱离他的领土。他需要帮助，但如何防止引狼入室呢？他害怕英国，也曾考虑过犹太人，最后还是选中了德国。

“有尸体的地方就会有秃鹰在附近盘旋。”当普鲁士王储腓特烈，也即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出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好像是被大风刮来的一片秃鹰羽毛，预示着又要有一只秃鹰加入在土耳其躯体附近盘旋的鹰群中了。“我们的弗里茨”在1869年访问了耶路撒冷，稍迟于他的表兄威尔士亲王。大约30年后，他的儿子德皇威廉二世来访问的时候就威风多了，有皇家游行队伍穿越耶路撒冷，当土耳其苏丹把耶路撒冷的一片土地作为礼物送给他时达到高潮。这个礼物是象征性的。此时德皇已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关键人物。苏丹决定选择德皇，他也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帝国。

德意志帝国在1918年战败，土耳其帝国也随之覆灭。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由英国转向似乎更有前途的保护者德国，最终导致土耳其的崩溃，这个结果欧洲已等待了一百年。土耳其的崩溃使受穆斯林忽略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巴勒斯坦获得了解放，开始了历史的新篇章。英国征服了土耳其，自然成为土耳其亚洲领土的继承者，至少在短时间内如此。但如果土耳其没有选错边的话，这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从逻辑角度看，如果英国自皮特起一直延续到1914年的政策都按逻辑进行，那么土耳其与英国结盟就等于站在了胜利者一方。如果土耳其果真一直维系了与英国的盟约，那巴勒斯坦现代的命运将会如何？

幸运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失败了，土耳其选择了失败者，奥斯曼帝国这个跨越历史五百年的大帝国，最初因年轻力壮，随后又因年老体衰困扰着西方，最终被消灭了。这个结果对各方的好处是长期的，至少对土耳其人民是如此。一旦摆脱了腐败的独裁统治，土耳其人民证明他们能使自己的国家恢复惊人的活力，变成了中东地区最具活力和最有能力的国家。

土耳其帝国的错误决定的根源可追溯至柏林会议，这个错误决定极大地影响了巴勒斯坦的命运。阿卜杜勒·哈米德很不情愿接受英国人按照《塞浦路斯协定》的条件提供的保护。过去土耳其宫廷选择接受英国的拥抱，借以避免俄国的凌辱，如今他逐渐地感到他能改进这项传统政策。会议选在柏林召开，而且由有声望的俾斯麦亲王主持，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了一个新兴的、尚无东方野心的欧洲大陆强国。但这位苏丹不应被德国至1880年尚未对东方表现出热望的事实所蒙蔽。一旦普鲁士统一德意志邦国成为列强之一，它马上就患上了慢性的东方病，就跟俄国、法国、英国一样。1888年，那个觉得英国买下苏伊士运河是好事的威利，登基成为德皇威廉二世。他很快就燃起了同样的东方梦：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虽然德国在向东扩张方面是后起者，但冲劲很大。

铁路特许权变成各国喜欢的渗透方法。柏林会议之后不久，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决定巩固其亚洲的领土，他视叙利亚为关键，于是推出了一个现代化计划。他开始增加要塞，成倍增派驻军，修建可用于运送军队的公路和铁路，把叙利亚与君士坦丁堡、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联系在一起。他改善叙利亚的海港设施，铺设路面，建造现代的房屋，增添电车。这等于打开了一个礼物袋，引诱着欧洲特许经营商和投机家，特别是德国人。新成立的德意志巴勒斯坦银行［1］成了繁忙的中心，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德国商业旅行者、代理商、进出口商，混在其中的还有数名领事馆官员。法国人独霸了叙利亚的主要铁路建设；虽然英国过去拥有建设幼发拉底河谷铁路的优先权，但柏林比英国更受土耳其的偏爱，赢得了巴格达铁路的特许权。柏林—巴格达铁路有一种浪漫的东方气息，使人联想起东方快车上的阴谋。但这条铁路其实对英国来说具有险恶的用意。从其计划的路线上看，一个敌对的欧洲强国将控制通向波斯湾的交通线，最终打开去印度洋的通道。英国去印度的道路将受到直接的威胁。

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在中东的战略重点是埃及。英国通往巴勒斯坦的道路，在塞浦路斯就停止了，至少暂时如此。巴勒斯坦不再是帝国政策的明确目标。沿着尼罗河，伟大的殖民地总督克罗默勋爵正将鹰爪伸向比较容易撕下的土耳其帝国在欧洲以外的领土。在他的指导下，英国的地盘从已经获得的苏伊士运河出发向外扩张，最后成为整个埃及的实际统治者，但仍保留了土耳其任命的埃及总督，和土耳其对埃及名义上的主权。这件事必须做得很精巧，不能让其他欧洲强国心生忌妒。当1914年欧洲的战争爆发时，英国从埃及的基地出发，循当年摩西夺回应许之地的路线进击巴勒斯坦。

自有《塞浦路斯协定》之后，英国在土耳其苏丹眼里就变得很可疑。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了寻找新支援，听从了一个名叫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2］的英国人的意见，考虑过暂时利用犹太人。奥利芬特是前英国驻外事务处官员，职业是记者，在宗教信仰上很古怪。［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许多著名的英国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拉向东方。这可能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跟阿拉伯的劳伦斯（T. E. Lawrence）一样，出于私人的宗教信仰或心灵需求去东方旅行，或者跟迪斯累里笔下的坦克雷德一样，去那个孕育了世界三大宗教的地方寻找精神的再生。］

奥利芬特的宗教信仰近乎荒谬，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有经验、有才华的年轻人。年轻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一个家庭舞会上见到他后，认为他看起来“特别理智，特别适合在乡下别墅的生活，那里每个男人都会喜欢跟他交朋友，每个女人都会爱慕他”。［3］虽然他是个世俗之人，却跟沙夫茨伯里伯爵一样在宗教的驱使下投身于以色列复国运动。此外，他与沙夫茨伯里一样，试图用基于战略和政治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宗教动机。他的父母都是狂热的福音主义者，而他进入了外交部门，在加拿大和日本任过职，游历过印度、土耳其帝国、欧洲及美国，为《泰晤士报》报道了克里米亚战争，在意大利支持过加里波第（Garibaldi）和卡武尔（Cavour），在1865年成为议员。随后突然辞去了议会的席位，消失在人们视线之外。后来，当人们知道这位以个人魅力、调情、远方冒险而著称的人，竟然去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宗教社区挖水沟，整个伦敦都被震动了。

实际上，奥利芬特看破尘俗，走上了一条所有看破尘俗的人都走的道路：想放弃俗世，像最初的基督徒一样过着卑微的生活。他并不适合过这种生活，他被允许以改宗者的身份回到俗世之中。他与那位名声不好的布罗克顿（Brocton）先知的关系长期困扰着他，使他的母亲和两位妻子牵扯其中，还招致多起诉讼。尽管如此，他至死都热衷于“人类的重建”。他否认自己倡导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与《圣经》有关。但第二位奥利芬特夫人时常产生幻视和幻听，说话不太谨慎。她描绘了她曾看到的幻象：一个犹太人骑着白马。按照她的解释，马象征力量，而白色代表了正义的力量。她认为这幅图景象征着以色列被基督救赎了，将会恢复在巴勒斯坦的权力。受到“启示”的犹太人，将变成“杰出的犹太—基督教种族，掌握着宗教的力量，因为只有基督徒才适合管理圣地”。

奥利芬特本人说话更加现实一些。他说，事实上，这与“最受欢迎的宗教理论”相吻合并“不影响其政治价值”。1879年，柏林会议的次年，他在罗马尼亚看到了一系列反犹太人事件。他看到难民聚集在布罗迪（Brody）和伦贝格（Lemberg），目睹了他们的悲惨境遇。他去雅西（Jassy）参加犹太复国运动大会。由于着迷于看到《圣经》预言的成真，他立即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想说服土耳其苏丹批准让犹太人殖民。次年，他去巴勒斯坦勘测土地，并在1880年出版著作《基列山》（The Land of Gilead）。他在这本书中建议在土耳其主权下，由英国提供保护，在约旦河东岸的巴勒斯坦进行犹太人定居。

奥利芬特有个信念：如果想阻止另一个帝国与英国竞争在土耳其的利益，英国可以且必须使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复兴，而这个目标可以通过犹太人来实现。他想象中的竞争者是俄国，当时英国的主要敌人。但他的预想对其他没有提及的帝国也同样有效。“日子所剩无多了，”他警告说，“也许我们会发现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为可能到来的危机提前设计好预案。”

有件不幸的事，他说，就是英国人支撑土耳其亚洲领土的努力——即迪斯累里的政策——“被君士坦丁堡误解为英国想获得小亚细亚的野心”。但这个风险是值得承担的，巴勒斯坦的战略意义和声望是显而易见的。英国的步骤是符合逻辑的，犹太人是符合逻辑的殖民者。“英格兰需要决定是否通过回迁在3000年前就拥有这片土地的民族，去完成勘探被毁的城市、开发农业资源的工作，从而获取这项政策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

在描述了1880年他所看到的这里的现状之后，他建议在约旦河东岸建立一个150万英亩的殖民地，用铁路与海法港（Haifa）相连，最后通过未来的铁路线，与红海边上的亚喀巴（Akaba）和苏伊士运河相连接。约旦河东岸的土地比其他相邻的土地要更加肥沃，居民少，比较容易获得。对付现有阿拉伯人口，他认为也容易。可以把喜欢打仗的贝都因人赶走，安抚阿拉伯农民，像加拿大对付印第安人一样安排好“预留地”。其他地方的阿拉伯农夫可以按照康德上校的建议，把他们用作劳动力，但让犹太人去指导。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太同情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曾经把这片国土变成荒地，毁坏了土地上的村庄，掠夺了当地居民”。

将来，犹太人可以做土耳其臣民，叙利亚最终变成半独立的省份。如果土耳其允许一个敢冒险，精力充沛，拥有“商业智慧、勤劳、富裕”美名的民族来殖民，这个民族将变成土耳其的力量源泉。

现实是令人痛苦的，最先来的犹太殖民者此时正处于半饥饿状态，绝望地看着庄稼在太阳的烘烤下枯萎。相比之下，奥利芬特的预言也许太乐观了。他是一种错误概念的受害者，非犹太人都相信它。根据这种错误概念，犹太人在返回巴勒斯坦这个问题上有统一的意志，并且犹太人愿意自己出资负担返回家园的费用。他争辩说，与这个“富裕、强大、四海为家的民族”做盟友，对任何想介入中东“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的强国都是有益的。他跟沙夫茨伯里和其他前辈一样都忘记了一件事——十分之九的犹太人都不是蒙蒂菲奥里和罗斯柴尔德，而是处于死亡边缘的少数群体。这些积极分子没有意识到，那些想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权（他们是因为太穷困才愿意去的），而那些有钱、有影响力的犹太人不愿返回巴勒斯坦。

奥利芬特几次访问君士坦丁堡，都谈到了犹太人的勤劳和商业智慧，以及预计会随之到来的大批金银财宝，这对苏丹产生了诱惑作用，土耳其进步党喜欢上了他。他赢得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英国金融家做同盟者，此人就是维克托·卡扎勒特（Victor Cazalet），在幼发拉底河谷的铁路线持有股份。两人一起向苏丹提出一份计划，在所建议的铁路两侧给犹太人一条两英里宽的地带。但这项计划没能实现，当改革党的政治献金丑闻暴露后，奥利芬特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他的失败是时代的产物。在英国，反帝国主义的自由党取代了迪斯累里，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了。在土耳其，阿卜杜勒·哈米德这位历史上最善变的君主，如今一想到允许一个可疑的新群体进入叙利亚就感到害怕。这难道不是另一个有外国势力支持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想在他的领土上扎根吗？这些人会不会像黎巴嫩的基督徒那样不断进行西方式的抗议活动，做西方渗透的工具呢？黎巴嫩已经脱离他的统治了，只是名义上还属于帝国，因为自法国在1860年的干涉之后，黎巴嫩就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了。苏丹不想看到巴勒斯坦成为下一个黎巴嫩。

此时，在柏林外交代表团周围，气氛明显升温了。可英国此时正沉浸在格拉德斯通政府治下，对这种趋势没有采取任何反制措施。格拉德斯通厌恶土耳其人，痛恨帝国的一切，似乎认为只要不理睬英国在过去的帝国扩张时期获得的责任，他就能让这些责任消失。在他眼里，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比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加在一起还重要。很不幸，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世界，虽然未被格拉德斯通所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戈登将军在苏丹死去了，自由党的无能证明了英国的帝国事业不会因被忽视而消失。戈登的悲剧引发了一波义愤，格拉德斯通和自由党在选举中失利，索尔兹伯里和保守党又回来了。

这是1885年的事。索尔兹伯里勋爵亲自担任外交大臣，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出有关土耳其的档案，了解在前政府治下，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变成了什么样子。他默默地读完，绝望地将档案放下。“全都被他们丢进大海了，”他说道，“而且什么都没有换回来。”［4］

索尔兹伯里勋爵认为很可能无法恢复英国在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甚至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不相信土耳其改革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土耳其帝国能坚持更长时间。很久之前，他在反思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说过：“我们赌错了马。”他认为英国应该在1840年接受沙皇尼古拉的建议瓜分土耳其。那么为什么他要在1878年制定《塞浦路斯协定》保证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呢？索尔兹伯里勋爵曾经被一位有洞见的评论家称作英国政界的哈姆雷特。他能痛苦地看到局势的正反两方面，这使他无法全心全意地选择任何一方。他不喜欢土耳其，但不得不牵制俄国，因为俄国正在挤压土耳其。《塞浦路斯协定》不是对土耳其信心的表述，而是对俄国发出的警告，同时也是一种防备，一旦土耳其崩溃，英国要有条件介入。

如今他重新当政（迪斯累里已经去世），拥有完全的权力，他不准备再浪费精力去讨好土耳其苏丹。埃及成为主要目标。他向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坦言，丧失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是“可怕的打击”，但我们不是已经丧失了吗？只要那个“病态的、肉欲的、可怕的、变幻无常的苏丹仍然在位”［5］，任何政策都无法维持。更好的办法是去一点一点地蚕食埃及，根本不必谋求与土耳其苏丹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这样的协议毫无意义，而且还会激起其他列强的反对。

索尔兹伯里感觉英国与苏丹的疏远是永久性的。“他恨我们。”他在1891年给大使的信中写道。［6］这位大使抱怨他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过，苏丹明显厌恶他。“埃及和塞浦路斯的事足以解释苏丹的感情。”索尔兹伯里继续写道，但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证明比他更会统治穆斯林。“在阿拉伯，人们开始谈论改变，他们问自己的问题是，土耳其人的长期恶政是否是不可改变的厄运。阿拉伯半岛是苏丹的噩梦——因为有一天终会出现一个反对派领袖。”他的结论是苏丹不会原谅英国介入其穆斯林世界的，因为“苏丹认为他在穆斯林世界的至尊地位就是一切”。

索尔兹伯里勋爵冷静地看到了真相。苏丹此刻很不安，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帝国两侧都在受到侵蚀：南方的埃及正在被英国吞噬，北方的巴尔干正在滑走。于是他决定要死死地守住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特别是耶路撒冷。圣城的声望是绝对的关键，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看到的那样，苏丹在穆斯林世界的最高统治权正在从边缘处消逝，他在伊斯兰教中的哈里发地位也受到了质疑。外国势力已经深深地渗透入叙利亚内部了。越来越多的“访客”涌入圣地。俄国的朝圣者数目在奇怪地增长着，过去每年只有几百人，如今是数千人，并且购买耶路撒冷的土地，声称是为了保护圣地的东正教教徒。法国的耶稣会会员、英国的新教徒、美国的传教士通过他们建立的教会学校传播着致命的自由思想，而且教会学校的数目每年都在增长。犹太殖民者正在购买土地。随处都能看到英国陆军的工兵小队拿着测量杆和三脚架丈量这片土地。

阿卜杜勒·哈米德试图阻止这个潮流。1887年，他把耶路撒冷地区从叙利亚分割出去，使之直接隶属于土耳其宫廷。而在1885年，土耳其宫廷已宣布不许再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并发布法令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7］但苏丹此时已经是帝国政府腐败行为的受害者。他的法令几乎没有得到执行，因为贪污成性的高官们能轻易绕过法令。

早期的犹太人定居点都是由“锡安山爱好者”（Chovevé Zion）社团建立的，规模都很小，很分散。［8］虽然弱小，但他们逐渐在雅法地区有了落脚点。尽管苏丹颁布法令禁止，但他们到1889年的时候已经购置了7.6万英亩土地，分散在22个独立的定居点里，总人口有5000人。［9］这个数字听上去挺惊人，但实际并非如此。在现实中，这些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处境极度原始和危险。1882年，有20个家庭在雅法南面的沙丘上建立起锡安山第一定居点，并开始开垦祖先的土地。第二个定居点安置在北面60英里的海边，而第三个是在更偏北的罗什平纳（Rosh Pinah），位于加利利北面的山中。这些定居点挣扎了不到一年，几乎全部失败了。这些从俄国犹太人隔离区来的小群开拓者，在已经延续了两千年的理想和希望驱动下，根本没有想过定居点的现实条件，带着火车票就来到了圣地。他们中几乎没有自耕农。他们在早就荒废的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胡乱种下他们在乌克兰富饶的黑土地上看到的玉米和小麦，但种下的庄稼全都枯萎了。疟疾迫使在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的耶路撒冷犹太人遗弃了这个定居点。其他定居点也都接近关闭的状态，有些定居者走了，剩下的在忍饥挨饿。

巴黎的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赠给锡安山第一定居点一笔三万法郎的援助。随后，他提供了更多的援助，给其他定居点也送去了现金。他帮助那些去他购买的土地上定居的新来者安家。自此之后，外围的小犹太定居点开始获得救助，这才得以维持。到了那个世纪结束的时候，犹太复国运动真正动员了起来。

然而，想让一个半死不活的民族在一个半死不活的国家中复兴，困难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克服的。除了土地和气候等外部因素之外，犹太殖民者也存在一些内部问题。他们都经验不足，而最严重的问题是意见不合，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当时几乎使巴勒斯坦再定居运动夭折。虽然他们在忍饥挨饿，但仍然争论是否应该谨守安息年不种田、不畜牧的戒律。这听上去似乎很不可思议，但确实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在欧洲，这类争论非常激烈，犹太人的杂志为此消耗了大量油墨。实际上，引发这场争论的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教祭司派别，他们反对“锡安山爱好者”发起的犹太复国运动，希望看到殖民计划失败。有些犹太殖民者不满对罗斯柴尔德之慷慨的依赖（如果没有这些援助，他们肯定早就死了），以安息年问题作为旗帜，反抗那些替罗斯柴尔德分发援助的管理者。

敖德萨委员会是“锡安山爱好者”的指挥部，这些委员的激情比他们手中的资金要多，他们吃惊地发现要想保证第一批开拓者活下来需要大量的资金。在各欧洲首都活动的代表拼命恳求，但也只能募集到几法郎而已。巴勒斯坦能恢复到有生产力的程度吗？境遇优越的犹太人虽然不缺少意愿去帮助那些仍然处于俄国大屠杀下的同胞，但拒绝把钱用于如此冒险的方案。他们不仅害怕巴勒斯坦，也害怕犹太复国运动展示出的前景，因为那会危及他们想融入西方社会的梦想。他们比较喜欢德希尔施男爵的阿根廷移民计划，不太喜欢埃德蒙男爵对巴勒斯坦的激情。

在那些支持犹太人的贵人中，只有罗斯柴尔德（在蒙蒂菲奥里死后）对巴勒斯坦有信心。“拯救犹太民族的唯一希望是把他们带回圣地。”［10］他说。他的家族嘲笑他，称他的巴勒斯坦定居点为“男爵的幻想”。他们希望他集中精力去做艺术品收藏。自从他拒绝照顾他在拉菲特街的银行生意之后，艺术品收藏就成了他在巴勒斯坦事业以外唯一的激情所在。埃德蒙男爵没有听从他们的规劝，反而去听取那些崛起中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的意见——平斯克尔，《自我解放》的作者；内特（Netter），《联盟》的作者；犹太教拉比莫希尔佛（Mohilever），一位工作极为努力的“锡安山爱好者”代表；阿哈德·哈姆（Ahad-ha-Am），犹太运动的智囊，呼吁把犹太教复兴为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和宗教的最有影响的意见领袖。

所以，返回巴勒斯坦的运动在1880年代里是犹豫不决的、一点一点展开的，没有大国作为中间人。运动的发起者是犹太人，他们放弃了对奇迹的等待，意识到如果不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就只能等死。开拓者是自发的。当时没有第二个波斯国王居鲁士对他们说：“回去吧，回到你们的祖国去。”土耳其苏丹曾想发挥居鲁士的作用，但所基于的想法是错的，因为他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拯救自己快要崩溃的帝国。甚至德皇都有类似的想法，他在巴勒斯坦同意与赫茨尔见面时，就产生过这样短暂的愿望，但很快就放弃了。此时，英国人的注意力放在了别处。

犹太人兴奋起来了——他们交谈，写作，相互劝说着。但到此时为止，在巴勒斯坦建造家园的力量、影响力、资金都还没有到位。仅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就不了大事。对受到俄国政府迫害的犹太家庭来说，去纽约和伦敦更加容易一些。把家庭的希望放在巴勒斯坦的未来和犹太国的未来之上，需要英雄般的勇气，只有少数人愿意这样做。出埃及的条件已经具备，但犹太人还没做好去巴勒斯坦的准备。动员回归古老家园定居的大规模行动必须等到欧洲的生活压力变得更加恶劣，以及一位领袖的出现。

这不必等待太长时间。

［注释］

［1］Foreign Office, op. cit.

［2］In addition to works listed, see DNB, article by Sir Leslie Stephen and notices of Oliphant in memoirs of the period.

［3］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Boston and New York, 1918, p. 139.

［4］Cecil, II, 326.

［5］Ibid., letter to Sir William White, August 10, 1887.

［6］Ibid., letter to Sir William White, September 14, 1891.

［7］Foreign Office, op. cit.

［8］Druck, Revisky.

［9］Revisky.

［10］Speech at opening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 1925, quoted in Druck.

第16章　赫茨尔和张伯伦：第一份领土许诺

1896年，一个声音仿佛一声惊雷刺破天空：“我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要‘离开’吗？到哪里去呢？”

“或许我们可以再逗留一阵子？可再逗留多长时间呢？”

西奥多·赫茨尔，一名维也纳记者，马上就给自己的设问做了回答。他说犹太人是个民族，必须建立并运作一个国家，必须有国家的硬指标：土地和主权。他省略了50年的废话，只说了一个词：建国。他写了一本名叫《犹太国》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引发了论战，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藩篱，屏蔽住了东欧犹太人深受反犹主义迫害的真实情况。赫茨尔在他那本小册子的首页就冲破了这道藩篱：“一切都依靠我们的推动力。我们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犹太人的不幸遭遇。”接着他宣布了根治措施：“犹太国是这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国家。所以必须建立犹太国……请在这个地球上分给我们一块足够大的地方，可以满足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要求，剩下的事我们自己去办。”

当时，赫茨尔在犹太人世界并不知名，在《犹太国》出版18个月后，他就组织召开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此后每两年开一次，这个大会扮演国家机构的角色长达50年之久，直到犹太国真正建立。第一次大会于1897年在巴塞尔（Basle）召开，赫茨尔担任大会主席，有来自15个国家的200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召开被人称为“犹太国的巨轮出海”。

赫茨尔写《犹太国》的时候36岁，但八年后就病逝了。为了使犹太民族摆脱奴役获得自由，他做出了超人的努力，自己却蜡炬成灰。他有心脏疾病，但拒绝休息，因为嚎叫的恶狗正在扑倒受害者。他不断受挫，心急如焚：在犹太人内部，他遇到了无休止的阻挠和激烈争论；在外部世界里，他遇到了拖延、失望与挫败。摩西花费了40年的时间克服了同样的问题，最后才把他的民族带到了应许之地。但摩西白天有云柱相助，晚上有火柱相助；在敌人马上就要追上他的时候，上帝为他劈开了红海；当他的族人抱怨起来，想造反的时候，上帝用雷电加以斥责；在荒野里，当他们饥饿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们粮食。然而，当犹太人在19世纪末着手返回应许之地时，他们没有圣人的协助。没有燃烧的荆棘的帮助，赫茨尔成为领袖。在犹太复国运动中，有比他更深刻的思想家，有比他更明智、沉着的人，在他前后都有像他一样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但赫茨尔有做领袖的独特天资——他的个人使命感。拿破仑天生就有个人使命感，赫茨尔则在找到目标后获得了个人使命感。摩西在上帝显灵告诫和督促他之前是个行动缓慢、犹豫不决、谦虚谨慎的人，缺乏个人使命感。赫茨尔虽不像摩西一样塑造了人类，但他可以说是半个摩西——他是《出埃及记》中那半个摩西，而不是制定十诫的那半个摩西。

赫茨尔和摩西都不是底层的受难者，却率领受难者摆脱苦境。摩西在法老的宫廷中长大，赫茨尔则生活在维也纳相对舒适的犹太人圈子里，这里的犹太人是自由的，受过启蒙教育的。或许这才是他俩能做领袖的原因。人们常说，如果赫茨尔多知道点犹太人的真实情况，他肯定没有勇气去面对困难。他的对手乌色什金（Ussishkin）曾说过，赫茨尔适合去领导犹太复国运动，因为他既不懂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也不懂土耳其。乌色什金还说：“他的眼睛肯定是闭着的，他这才保住了自己的伟大信心。”［1］赫茨尔的眼睛睁开时，他的信心确实变小了，但他的决心依旧。任何困难也吓不倒他。他从不松懈，从不停止，除非生命终结。他的名字和性格对犹太复国运动影响之大，让人很难想象他参与这个运动只有9年的时间。犹太复国运动中另一个人物魏茨曼——未来的以色列总统，投身犹太复国运动长达60年的时间。

犹太人的现实触动了赫茨尔。看到埃及人殴打以色列人，摩西感到震惊，这才采取了行动。对赫茨尔来说，那记埃及人的重拳是杜林（Dühring）的书，这本书残暴地呼吁西欧国家取消犹太人的公民权，把犹太人赶回集中居住区去。赫茨尔是在22岁那年看到这本书的，在接下来的12年里，“犹太人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感到很苦闷，因为犹太人问题挤进了他正在写作的小说和剧本中。《新自由报》是中欧最享有盛誉的报纸，他是这家报社里最令人羡慕的专职作家，这是一种成功，但他成功的愉快被犹太人问题刺痛了。他相信19世纪的乐观主义信条，即进步驱散偏见，反犹情绪也会随文明的进步而消散。但当他读了戈比诺（Gobineau），读了迪蒙（Dumont）的《法国犹太人》，当他经历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反犹太人暴动后，他意识到这不是进步，这是难以解释的倒退。慢慢地，他的希望枯萎了，变成了一个空虚的幻觉。1890年，俄国颁布了一条法令实施此前通过的《五月法案》，禁止犹太人在农村居住、拥有或耕作土地、进入大学、从事工商业及担任政府职务。但对他影响更大的不是俄国犹太人隔离区的缓慢窒息，而是在奥匈帝国、德国已获解放的犹太人受到的攻击。这类攻击甚至发生在人类理性的中心法国，这使得他的幻想在极度痛苦中破灭了。

赫茨尔在巴黎做驻地记者时，法国国民议会为巴拿马丑闻而吵翻了天，而且有犹太人涉嫌其中。接着又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事件的发展就如同撒哈拉沙漠上的沙暴一样猛烈，最后整个法国都被扭曲了。1894年12月德雷福斯上尉审判日那天，街头的暴民号叫道：“死去吧！犹太人，死去吧！”赫茨尔负责报道这桩案子，旁听了当时的审判，这桩案子让他终生难忘。“我这是在哪里？”他后来在反思时写道，“在法国，一个现代共和国里，文明的法国。《人权宣言》已经有一百年了……在此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耐心等待，等待人类有了大发展，我们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个民族，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的先进，如此高度发展的文明，却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我们还能期待其他民族有多么好的表现吗？其他民族甚至还没有达到法国一百年前的水平。”［2］

一种“奇怪的兴奋”开始占据了他的心灵，因为形势清楚了，他突然顿悟到问题的答案。他感到自己命中注定要发挥关键作用。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努力工作，日记上写满了计划。他强迫朋友和犹太人领袖跟他长谈，情绪激动地跟他们争论，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写信，给俾斯麦写信，给编辑写信，面对面地与德希尔施男爵讨论“犹太国贷款计划”，借以资助大规模的移民。但必须有一块犹太人拥有主权的土地，否则移民潮可能随时被终止——后来，这一点在英国托管时期被证明了。想法不断涌现出来，他慌乱地把想法写在小纸片上，何时有想法，他就何时写：“走着，站着，躺着，在街上，在桌子上，在夜里，我不止一次担心自己要疯了。”［3］

五天后，他写了一本65页的小册子，原始的标题是《致罗斯柴尔德家族》，简要地描绘了新国家的轮廓，内容涉及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国旗、议会、军队、法律和法庭，总之是“至少能让我们像自由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赫茨尔逼着一个朋友从头到尾听他念完这份致辞，他的朋友说他看上去蓬头垢面、睡眼惺忪，断定是精神过度紧张所致，劝他去休息一下，看看大夫。赫茨尔拒绝了，并开始写一份致德皇的备忘录，请一个外交界的熟人呈递。他与新上任的奥地利首相巴德尼（Badeni）伯爵展开一番谈判。坐在慕尼黑一家旅馆的床沿上，他把小册子读给另一位朋友、维也纳犹太教的主要改革派拉比古德曼（Güdemann）听。这位拉比听他的计划以为目睹了摩西复活，于是小心地加以鼓励。还有一些人干脆说赫茨尔疯了或“不切实际”。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沉默，德希尔施男爵不支持。赫茨尔的编辑拒绝刊印他针对这个主题写的任何东西。他在伦敦获得了鼓励。他受邀在马加比社团做讲演，并赢得了追随者，受邀在《犹太纪事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这篇在英国发表的文章很富有预见性，是后来出版的《犹太国》的第一个简写版本。一个月后，一本经过修改的同名小册子在维也纳出版了。

这份文件是卓越的，其作者是非凡的，两者叠加实现了迄今无人做到的事：一群犹太人为了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建立起自治的政治组织。开篇第一句就亮出了旗帜：“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写下的想法是相当古老的：犹太复国。”接着他讨论了把反犹太主义作为“推动力”的问题。余下的部分是实现国家的详细蓝图：创立一个统治团体（未来的议会），融资，政治计划，获取土地和经营权，聚拢移民，在“新国土上”接待移民，并把他们组织起来。

赫茨尔几乎没有意识到从奥斯曼帝国那里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会有困难。他轻率地假定苏丹愿意让犹太人“控制土耳其的所有金融活动”。此后，当筹资公司建立起来后，所有计划要“系统地提前准备好”，划分出几个省份，为城镇选址，铺设街道，之后大规模的移民便可以开始了。第一批定居者在管理部门的安置和指挥下，行动起来就跟军队一样，他们铺设道路，耕种、灌溉土地，建造房子；逐渐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到来，建立起工业，使贸易变得有吸引力，贸易的开通会吸引来更多的定居者，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建成“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这个国家将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犹太国》这本书里充满了一厢情愿式的宏大愿景。赫茨尔对未来议会的看法错得离奇，他把议会描绘成了一个意见极其统一的群体，“完全没有投票的必要”。他对反犹太主义的分析错误更多，他天真地认为它对移民有帮助。“所有受反犹太主义折磨的政府都会热心地帮助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政权。”他写道。用后见之明的目光去评判赫茨尔当时的想法或许并不公平，但现在我们清楚，任何反犹太主义国家的政府都不会让替罪羊有机会活着离开。

但赫茨尔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毫不动摇地坚持土地、主权和国家独立。他坚持犹太人要公开建国，这个国家像正常国家一样要有合法的权力。在此之前，犹太人一直试着用渗透的办法避免对立，希望好的举止能有所回报。寄希望于获得解放，其实就是等待施舍。而正如赫茨尔意识到的那样，施舍是可以被收回的。他推动犹太人走向自治，摒弃对他人施舍的依赖，让犹太人按照现代公认的政治规则组织起来，从而管理犹太人自己的命运。他告诫第一届犹太人议会：“我们的基本要求只能是公认的权利，而非勉强容忍［4］。我们被“勉强容忍”够久了。我们的运动……就是要去获得大家公开承认的法律保证。”［5］

他知道会有反对意见和争执，但没有想到《犹太国》引发的狂怒。总体看，已经获得解放的犹太人觉得这个疯子对他们是个威胁，因为他可能会驱散他们希望最终融入西方社会的幻想。这些犹太人暴怒不已，称赫茨尔是疯子，犹太国是妄想。赫茨尔的建议，按照创始美国犹太教改革运动的拉比艾萨克·怀斯（Isaac M. Wise）［6］的说法，是“病态思维的短暂陶醉”。那个从来都无法抵御赫茨尔魔力的犹太教拉比古德曼，此时几乎就要被说服了。

“你让我彻底地站在你那一边了。”古德曼说，赫茨尔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好，’我说，‘在你的教堂里讲一讲吧。’ ”

“‘那可不行！’他面带惧色地大叫道，‘人们根本不想听这种说教。’ ”［7］

甚至那个已经投身于小规模殖民的“锡安山爱好者”组织也对赫茨尔持批评态度。这些人是开拓者，而这个在维也纳穿着礼服大衣的赫茨尔博士是谁？他根本不知道巴勒斯坦的情况，连希伯来语都不懂，他凭什么来对他们指手画脚？他连赫斯或平斯克尔的著作都没读过。（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赫茨尔后来坦承，如果他读过《自我解放》这本书，就不会去写《犹太国》了。［8］）阿哈德·哈姆的那帮信奉“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门徒被赫茨尔的激进计划震惊了，觉得他的计划太快，缺少灵魂，是不会成功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坚信犹太教的灵魂必须先于肉体得到复活，犹太人必须先在心中认同自己的民族，然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

然而，那小册子引发的争论越激烈，就变得越广为人知。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小册子的基本诉求被接受了——犹太人要有尊严，要自救，要像个男人一样挺立。这是赫茨尔的人格品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触及了犹太民族的本质，就是那种自认为超人一等的信念。事实上，虽然这个信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掩盖在犹太人所受的羞辱之下，但它才是犹太人的生存奇迹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赫茨尔身上，这个信念根本没有被掩盖着。实际上，他一直在坚守着，当他在梵蒂冈与教皇会面时，拒绝亲吻教皇的手。［9］在第一次犹太复国大会召开的时候，他规定与会者必须穿长礼服，系白领带。［10］这个要求虽然惹恼了许多人，但他是故意为之，以使与会代表感到他们作为国家开创者的庄严。

赫茨尔无法抗拒这一特质，他也因此成为犹太人运动的领袖，在他的大旗下聚集了许多助手和追随者。1896年夏天，他去与土耳其苏丹谈判，在去君士坦丁堡的路上，人群聚集在火车站月台上想见他一面，大家欢呼他是弥赛亚和国王，叫喊着古老的口号“明年耶路撒冷见！”，此时他身上已经闪耀着传奇的光芒了。到犹太人大会在巴塞尔召开的时候，人们把近几个月来的热情、紧张、期待都集中在他身上。“所有人都感到无法呼吸，好像见到了奇迹。”［11］一名目击者说。当他走上讲台，准备做开幕讲话时，人们看到了他伟岸的身躯，像亚述国王一样蓄着黑胡须，台下报以一阵疯狂的欢呼声。众人都知道他黝黑的皮肤和迷人的眼睛，但他在那个时候显露出一种格外不同的东西——那是一种君王的气质，就好像人们期待已久的大卫王的后代现身了一样。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回顾犹太复国运动的发展史，只需知道其目标在第一次犹太人大会上被确立下来，形式是四点原则声明，后来这四点原则被称为“巴塞尔大纲”（Basle Program）。这个大纲宣称：“犹太复国的目标是给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创造一个受公共法律保护的家园。”［12］

赫茨尔在君士坦丁堡期间发现苏丹完全不准备把巴勒斯坦的主权交给他。他虽然具有高贵、沉稳的气质，但却没有土耳其人想要的金钱。显然有必要尽全力找到既富裕又有影响力的犹太人。除非找到组建银行或殖民信托基金的出资人，苏丹是不会愿意合作的。赫茨尔将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灵魂给魔鬼”以获得公债发行的成功，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他认为伦敦是募集资金的关键，那里有犹太社群的领袖。这些领袖忐忑地发现赫茨尔似乎是走对了道路，于是很诚恳地提出建议，但在资金方面却很谨慎。除非他能把罗斯柴尔德男爵请进董事会，并且从犹太人殖民协会［13］拿到1000万英镑支票，他们不愿拿钱出来。赫茨尔试图说服男爵领导这场运动，放弃零散的殖民计划，转而支持建立民族国家使犹太人拥有移民的权利，但男爵拒绝了。“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不信任民族主义者的运动及其参与者，”魏茨曼曾经这样评论这位男爵，“他希望每件事都安安静静地进行。”

大人物的犹豫只能让赫茨尔确信他之前的天命感是正确的，他自己才是命中注定的领袖。“我总是感到子孙后代在我的背后看着我。”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的进步很快，他开始意识到犹太复国运动必须变成“一个属于穷人的运动”，需要在东方那些还没有被解放的犹太人中去寻找支持，因为他们“没有思想顾虑，不渴望被同化”。对他们，赫茨尔既不了解也不理解，但他认识到，如果他想做领袖，就必须领导一大群“乞丐和狂热者”。

然而，他无法放弃对“皇室宫廷”的喜好，寄希望于穿着长礼服的外交家、银行家、首相能把他的国家送给他。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的小说《犹太区中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Ghetto）中有个人物叫平卡斯（Pinchas），似乎就是在描写赫茨尔。

“我们不再沉默——我们应该像黎巴嫩的狮子那样咆哮。我要做号角，从四面八方召集人群——对，我就是弥赛亚。”平卡斯说道，他说到激动处连烟都忘记吸……

“嘘，嘘!”菜贩圭达拉说道，“我们应该实际点。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马赛曲或弥赛亚。第一步先要找到送一个家庭去巴勒斯坦的资金。”

“是，是，”平卡斯说完猛吸了一口烟，烟卷又燃了起来，“但我们必须往远处看，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巴勒斯坦由犹太人掌控了——圣殿被重建了，犹太建国了，我们有了一个总统，他文武皆通——这一切都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看问题很像拿破仑，将军和君王是一样的。”

“我们真心希望那样，”菜贩谨慎地说，“但今晚的问题是找十几个人，成立一个筹募协会。”

赫茨尔有时确实“看问题很像拿破仑”。他此时把注意力放在了德皇身上，因为大家都在谈论德皇即将对圣地的访问。德皇能不能利用他对苏丹的影响力，一举获得巴勒斯坦的所有权，或至少是殖民特许权？赫茨尔想走捷径，相信自己能办到这件事。巴登大公（Grand Duke of Baden）是德皇的叔叔，对实现《圣经》的预言很热心，支持赫茨尔的理想。巴登大公告诉赫茨尔，德皇很倾向于做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保护者，并同意在耶路撒冷接见以赫茨尔为首的犹太复国运动代表团。听到这个消息，赫茨尔心中燃起了狂热的希望。“德皇完全了解这件事，且对此事十分热情……他相信苏丹将接受他的建议。”大公这样对赫茨尔说。赫茨尔跟德皇在君士坦丁堡谈了一个小时，证实了德皇对此事的兴趣，尽管德国外交大臣冯·比洛（von Bülow）不同意。接下来在巴勒斯坦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希望”的定居点外又安排了一次见面，德皇在土耳其卫兵的护送下骑马走来，他勒住马，在敬畏的民众面前与赫茨尔握了手。德皇谈及天气的炎热，宣称巴勒斯坦是一片有希望的土地，“但需要水，需要大量的水”，再次握手，然后骑马离开。最后的高潮是在耶路撒冷召开的正式会议（雅法的大门被部分拆除，以便德皇不必下马就能进入圣城）。两人进行了会面，但德皇含糊其词，态度冷淡。赫茨尔写的讲话稿被用蓝色的铅笔提前标记，所有提及特许权的地方都被划掉了。［14］

赫茨尔把全部希望都放在皇家公报上，希望这位欧洲最有实力的人能公开支持他的诉求。然而，皇家公报没有提及犹太复国运动，仅提到了“犹太代表团”，说德皇陛下对改进巴勒斯坦的农业状况有着“仁慈的兴趣”，但前提是要完全尊重苏丹的主权。对赫茨尔而言，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但他有同时看到事物正反两面的天赋，因此每次失败后都能继续下去。他在绝望之余写道，长远看，如果成功，犹太民族将被迫向德国保护者付出“最高昂的高利贷”。

失败震动了赫茨尔，虽不是立即，但他逐渐转向了英国。在其间的四年中，他又做了不懈的努力——开了多次大会，多次请愿、外交谈判、讲话、群众集会；在求财的土耳其大臣们的邀请下，他又去了君士坦丁堡三次。1901年，他与阿卜杜勒·哈米德会面，苏丹同意如果犹太人负担土耳其的债务就允许他们殖民——但只能以土耳其臣民的身份散居，不给予特许权，地点也不在巴勒斯坦，而是美索不达米亚。“矮小，寒酸，染色不佳的胡须，大黄牙，不合身的彩色袖扣，微弱的声音，每个词的声调都在变化，每一瞥都透露出羞怯——这样的人却是君主！”赫茨尔带着反感这样描述苏丹。他回国了，被迫向自己承认这时从土耳其什么都得不到。

1900年，第四次大会在伦敦召开，犹太国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终于建立起来了，但金额不足赫茨尔认为必需的200万英镑。就好像从外部获得了某种惊人的预言能力一样，他预言道：“从这个地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会越飞越高……伟大、自由、放眼四海的英格兰会理解我们。”［15］

在等着土耳其帝国进一步消损或彻底崩溃的时候，能不能在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找个中转站是他此时注意力的焦点。他想起了一个老方案，他曾经异想天开地梦想犹太人先在塞浦路斯落脚，然后用武力夺回巴勒斯坦。西奈半岛的埃尔阿里什或其他地方是另一个可能。西奈在当时被称为埃及巴勒斯坦，在《圣经》里被称为“埃及小河”（Brook of Egypt）。这两个地方现如今都被英国占据。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发生了犹太人大屠杀，在欧洲制造出一条血腥的难民之路。犹太人的状况更加紧迫了，必须找到一片国土。虽然德皇有许多夸张的野心，但实实在在地站在巴勒斯坦边境上的是英国。赫茨尔曾经写下一句完美的、富有预见性的话：英格兰是“阿基米德杠杆的支点”。［16］

那时英国正面临廉价劳动力涌入带来的就业压力。一个皇家委员会受托进行调查，并做政策建议。罗斯柴尔德勋爵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并拥有曾成功推动英国通过《解放法令》的上议院的席位。他不仅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之一，还是英国犹太人的领袖。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敌视赫茨尔，拒绝与他见面，但此时发现对方有可以利用之处。如果殖民项目可以展开，就会吸收从东欧来的难民，进一步减少来到伦敦的难民数目，这能使那个皇家委员会不必推荐限制性的法规。于是他传召赫茨尔见面。［17］罗斯柴尔德问赫茨尔，如果他被邀请去委员会做证，会告诉他们什么。

“我要向英国政府申请殖民特许权。”赫茨尔对着听力不太好的罗斯柴尔德大叫道。

“不要说特许权，这个词不好听。”

“随便你怎样称呼，我要在英国领地上建立一块犹太人的殖民地。”

“可以把乌干达给你。”

“不，我只能选这个——”由于还有其他人在场，他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几个地名：西奈半岛，埃及巴勒斯坦，塞浦路斯。“你同意吗？”

罗斯柴尔德勋爵思考了一小会，微笑着回答说：“非常赞同。”他请赫茨尔起草一份书面计划，以便交给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并答应与张伯伦讨论这件事。

这位来自伯明翰的“富有进取心的乔”是螺丝钉生产商，被公众称为“帝国大臣”，此时是英国最有权势之人。他有一张狐狸脸，戴着单片眼镜，纽扣眼上别着兰花。他此时主导着议会，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代表了正从19世纪迈向20世纪的大英帝国最得意的巅峰。就在这个巅峰期的1897年，英国举办了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庆典，帝国全球殖民地和领地的代表都来祝贺，这种家庭式的荣耀让英国人激动不已。布尔战争虽遭遇了被张伯伦称为“小英格兰主义者”和“布尔人支持者”的反对，也不算是个胜利，但却继续了帝国的高歌猛进。张伯伦发明的商业帝国主义把殖民地看做帝国巨大的未开拓市场，如果能加以正确的开发（所以他为关税改革奔走），将会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和利益。“你们希望永远有工作，但这有赖于我们的对外贸易。”他说道。随后他又补充说这个国家的未来不仅是要守成，还必须“敏锐地抓住每个扩张的机会”。［18］

当时的英国坚信上帝给自己选定的命运是去统治吉卜林（Kipling）所说的“没有法律的劣等种族”。吉卜林宣称应“肩负起白人的担子”，而英国官方的桂冠诗人艾尔弗雷德·奥斯汀（Alfred Austin）则赞颂英国的高贵任务是“收割帝国，比希腊更明智，比罗马更广阔”。张伯伦的炽热情感不比诗人差，虽然他是个商人，但赞同英国的“国家使命”是成为“历史和世界文明中的主导力量”。英国显然有义务扩大统治范围，越广、越快越好，这样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有利。那些被征服的原住民除了能收获基督教和文明的好处，还能大量购买曼彻斯特的棉制品、谢菲尔德和伯明翰的出口产品。这就是“伯明翰的乔”所宣讲的，英国工厂主、商人、工人们喜欢听的道理。在帝国温暖的夏日阳光下，他们感受着做“好事”的愉快，并且发现还有回报。

在这个扩张的时代，张伯伦充当先知，克罗默勋爵在埃及、米尔纳勋爵在非洲充当帝国的工具，罗伯茨勋爵和基钦纳勋爵领导军队充当帝国的英雄，不幸的自由党被视为卡桑德拉¶¶¶¶¶¶¶¶¶¶。

这个威力巨大的旋涡中心不在唐宁街10号，而是在殖民部。张伯伦在贸易委员会中赢得声誉，此时他主理殖民部。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902年辞去了首相职务，他在卸任前成功地结束了布尔战争，或者按他在私下里的称呼——“乔的战争”。接替他的新首相是他的外甥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塞西尔家族的后裔。在伊丽莎白时代，一对塞西尔父子曾统治英国。450年之后这个家族又产生了连续两任首相。身高体长、常穿纺格法兰绒的贝尔福与张伯伦截然相反，他是一名高级贵族、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还是个哲学家，不仅继承了他舅舅对保守党的领导权，还继承了使索尔兹伯里勋爵被称为“19世纪最聪明的英国人”［19］的素质。许多人认为应该由张伯伦担任首相，而不是更年轻的贝尔福——张伯伦本人可能也这样认为。但张伯伦坚称他只想继续在殖民部任职。

张伯伦为什么会对给犹太人寻找家园感兴趣呢？“伯明翰的乔”对《圣经》的预言毫不关心，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情怀或对那个上帝古老选民的罪责感。从《泰晤士报》记者威克姆·斯蒂德（Wickham Steed）报道的一次不愉快的失言来看，张伯伦对这项事业并不支持。斯蒂德曾在罗马安排张伯伦和松尼诺（Sonnino）男爵共进午餐。松尼诺是意大利财政大臣，有犹太血统。言谈之间，斯蒂德清楚地听到张伯伦忽然说起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他最喜欢的话题。张伯伦对松尼诺说：“先生，是的，我被人称为盎格鲁—撒克逊的使徒，我对这个称号很骄傲。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跟地球上其他种族一样好……世界上只有一个种族我很蔑视——犹太人。他们简直就是懦夫。”听到这话，斯蒂德在桌下踢这位殖民大臣的腿以示提醒，而松尼诺开始激烈地为犹太人辩护。会面结束后，张伯伦对斯蒂德说：“谢谢你的善意提醒。我虽然被踢得很疼，但理解你的意思。不过我现在终于说出了我想说的话。”［20］

在这次事件之后两年，张伯伦又与赫茨尔见了三次，双方同意了西奈半岛的犹太人殖民计划，条件是能获得埃及官方的允许。当这件事失败后，张伯伦又提出在东非为犹太人提供一块自治领土。于是，英国不仅成为第一个与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犹太人进行正式谈判的国家，还是第一个许诺给犹太人提供领土的国家。不过，那片领土并不合适，这个许诺也并不慷慨。相当一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表示强烈的反对，东非的英国殖民者也表达了不满。这个被各方反对的提议最后胎死腹中。但它正逢俄国基什尼奥夫大屠杀（Kishinev massacre）之后，犹太人正迫切需要领土。且英国认可了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标志着这个已丧失家园2000年的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朝着复国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张伯伦不知道这件事的意义，也并不关心。但当他听到赫茨尔所做的大胆预言时，马上就看到扩张大英帝国势力的“合适机会”。他看到犹太人是一群已经准备好的欧洲殖民者，等待着安置和开发，可在英国的庇护下去占据空旷的土地。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有机会看到他的一些私人文件，根据这些文件，他不仅希望通过殖民者“开发出基本上属于英国的领土”，还希冀这些西奈半岛上的殖民者可能成为“把英国的势力扩张到巴勒斯坦本土去的有用工具，因为奥斯曼帝国终将分崩离析”。［21］当殖民地点被换到东非后，张伯伦的基本兴趣变为让一些对英国有感激之情的定居者填满那块被征服的土地。

有人试图粉饰张伯伦。比如，张伯伦传记最后一卷的作者朱利安·埃默里（Julian Amery）说，张伯伦在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短暂交往中不仅是一个“先知和开拓者”，还是第一个看到犹太复国主义既能终结古老的犹太问题也能推进英国利益的英国政治家。还有人说他是贝尔福后来思想的原创者。这样的粉饰都是荒谬的。即便他（以及他的传记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个可能性不大），但从克伦威尔时代到沙夫茨伯里时代，已有很多先于张伯伦的开拓者。贝尔福的兴趣来自更早的传统，而不是来自张伯伦。当然，就在这位殖民大臣向赫茨尔提出建议的时候，贝尔福是首相。“我尽全力支持了它。”贝尔福后来回忆说。尽管那项建议具有良好的企图和许多优点，但“它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不是犹太复国运动”。［22］

赫茨尔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日记中描述了与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见面时的情况。当他提醒国王拿破仑曾想在巴勒斯坦重新安置犹太人时，国王说：“不，他仅是想把世界上散居的犹太人变成他的代理人。”

“这个想法，”赫茨尔回复说，“我在张伯伦那里也发现了。”［23］

赫茨尔两年前在君士坦丁堡的所有努力都遭遇失败之时，接到英国殖民大臣要与他见面的通知，他内心会涌起多么大的希望啊！1902年7月，苏丹召唤他去君士坦丁堡，双方进行了一系列毫无结果的交涉。在他出发去君士坦丁堡之前，他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留下一份有关埃尔阿里什和西奈项目的大纲和一封信：“为了避免现在和未来的误解，我希望澄清一点，我提交这个计划的唯一原因是你反对巴勒斯坦的殖民计划……但……在地中海东部展开一次伟大的犹太人定居运动将会加强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地位。”［24］

赫茨尔10月份一回到伦敦就接到会面的通知。会面由利奥波德·格林伯格（Leopold Greenberg）安排，此人是《犹太纪事报》的编辑、赫茨尔最有价值的盟友和代理人，他在赫茨尔与英国人的整个谈判过程中充当顾问。1902年10月23日，赫茨尔与那位“著名的英格兰之主”进行了第一次会见。［25］赫茨尔感觉自己的声音似乎要颤抖，但逐渐地平静下来。“我用不流利的英语向面无表情的约瑟夫·张伯伦解释了整个犹太人问题。”接着赫茨尔讲述了与苏丹的漫长交往过程。“但你知道与土耳其人谈判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你想买一块地毯，你必须先喝下五六杯咖啡，抽一百根香烟，然后才能插上几句话说要买地毯。我虽有时间谈判，但我的人民没有。他们在俄国的犹太人隔离区中忍饥挨饿。我必须迅速援救他们……之后，我提出了我想从英格兰申请的领土：塞浦路斯、埃尔阿里什和西奈半岛。”

张伯伦回答塞浦路斯不行，希腊和穆斯林居民不会同意，而英格兰必须站在他们一边。但如果赫茨尔“能找到一处没有白人定居的英国领土则可以谈一谈”！关于埃尔阿里什和西奈，他要询问一下克罗默勋爵。但很遗憾，他已经回埃及去了。

赫茨尔的日记继续写道：“我在一张放在他桌上的小纸片上画出了埃尔阿里什，还讲了我的海法贸易区的想法。我说我希望能让土耳其人尽快与我达成协议。我说如果我出现在‘埃及小河’
（西奈），也许能以更低的代价获得海法地区。”

“听到这里，那不动声色的面具笑了，摘下了他的单片眼镜。但他根本不知道埃尔阿里什在哪里。”赫茨尔感到很好笑，这位殖民大臣“不完全知道英国的属地所在，却无可争议地站在主人的位置上。这就好像一个纺织品仓库管理员不清楚一些不太常见的商品是否在库”。他俩一起查看地图，当张伯伦在埃及找到埃尔阿里什时，说这会产生跟塞浦路斯一样的本地居民问题。“不，”赫茨尔告诉他，“我们不去埃及。我们已经去过那里了。”听到这话，那不动声色的面具又笑了。“此时他才真正理解了我在巴勒斯坦寻求土地集结犹太民族的希望。”

和他对罗斯柴尔德一样，赫茨尔对张伯伦一点都没有掩饰他把西奈当作返回家园的跳板的想法。他争辩说埃尔阿里什和西奈都没有被人租用，英国可以把这块地区给犹太人，从而增加在那个地区的实力。这似乎给张伯伦留下了印象。当赫茨尔直截了当地问：“你同意我们在西奈半岛上建立犹太人殖民地吗？”张伯伦回答：“我同意，如果克罗默勋爵赞成……”他请赫茨尔第二天来见他。

张伯伦给赫茨尔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讲究实际、精力充沛的人，他不算聪明，没有想象力，但总体来说是一个决心要扩大业务的商人。张伯伦对那个折磨世界两千年之久的问题几乎没有多做思考，他像刚得到一笔满意报价的商业大亨一样迅速开始了工作。第二天早晨，当赫茨尔来到殖民部的时候，张伯伦告诉他，跟外交大臣兰斯多恩（Lansdowne）勋爵的会议安排好了，时间是下午。“我已为你铺好路，你要把整件事说给他听。要让兰斯多恩勋爵放心，你没有从埃尔阿里什向巴勒斯坦发动一次詹姆森式袭击***********的想法。”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两眼发光……我说：‘当然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因为我只想在苏丹准许的情况下才去巴勒斯坦。’他高兴地看着我，好像是在说：‘就这么办！’”

赫茨尔赶紧去和兰斯多恩勋爵会面，勋爵的秘书告诉他张伯伦在安排这次会议时态度极为恳切。外交大臣很友善地听着，重复说一切都取决于克罗默勋爵，并同意安排利奥波德·格林伯格前往埃及，在当地进一步进行谈判。

格林伯格于11月返回，报告说克罗默勋爵没有拒绝，但提出了一个异议：在西奈半岛已经出现土耳其和埃及之间的边境争端。尽管如此，克罗默对殖民项目的认真态度鼓舞了赫茨尔，他草拟了犹太复国运动宣言和承诺兰斯多恩的埃尔阿里什项目计划。第一步，英国应允许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考察团去殖民地点进行考察。第二，从埃及政府那里获得土地特许权。最终，俄国犹太人面临的严重问题将获解决，而英国也能“获得实际利益”。最重要的是，犹太人将获得“殖民权”，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赫茨尔在这里暗示了建国问题，不过他显然不准备对英国政府明说此事。外交部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克罗默勋爵，他立即抓住这点猛攻。“在你的文件中，你说你们‘获得殖民权后会变得强大，前途光明’。但你的文件没有明说殖民者需要怎样的权利。”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再次避免了将建国明确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这在巴勒斯坦托管时期引发了无穷的问题和相互指责。然而，如果明确要求建国，可能也会产生一样多的麻烦，特别是可能触怒那些希望同化的犹太人。赫茨尔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依然希望获得他们的资金建立殖民信托基金。无论怎么做，他的努力都会遇到这个障碍。除非拿出钱来，否则就得不到土地。而除非他拿到土地，否则就拿不到钱。

无论怎样，克罗默勋爵已经警告过，从埃及人的态度看，“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兰斯多恩勋爵在附信中指出，殖民者应该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尊重埃及人的法律。面对这样的挫折，赫茨尔并不气馁。虽然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伙伴同意让他成立调查委员会，并且他也答应了兰斯多恩的提议开始寻找一块可替代的领土，但他此时已经开始怀疑西奈项目是否会成功。此刻，他的目的更加清晰了，当然还不是彻底清晰。他说，土地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产生一种犹太气氛，“使犹太人的自由、公正和安全得到保证。我知道阁下重视民族意识不可估量的价值，这种民族意识过去曾把我们民族从最恶劣的堕落中拯救出来，所以它在未来也能把我们从今天的苦难境遇中解救出来”。

他在1903年初再次拜访外交部，发现他的观点并没有被接受。接待他的是外交部永久次长托马斯·桑德森爵士（Thomas Sanderson），这位“消瘦、聪明、多疑的老人”因有关殖民“权”的讨论而产生疑虑。他简洁地说，国际保证是不可能的，顶多是埃及政府颁发的特许权，但细节问题必须由克罗默勋爵确定。“英国政府不可能比克罗默承诺得更多。”

此时，英国方面对此事感兴趣的张伯伦不在伦敦，他于1902年11月去非洲弥合布尔战争带来的伤痕。他在对东非的乌干达和肯尼亚山岳地带的考察中，听到了英国殖民者为巩固地盘而需要更多定居者的要求。张伯伦再次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赫茨尔博士，”他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愿意把他的努力转移到东非去，可以毫无困难地给犹太定居者找到合适的土地。但我估计东非离巴勒斯坦太远，对他没有吸引力……”但他把这个想法留存在记忆中供未来之用。

与此同时，在开罗方面，埃尔阿里什项目进展不利。克罗默勋爵愿意为之走多远的关键问题有了清晰的答案：不太多。犹太复国主义者考察团的专家给出了报告，没有大规模的灌溉，这片土地并不合适。埃及政府顽固地反对引尼罗河水进行灌溉。土耳其给埃及发电报反对给予犹太人特许权。赫茨尔此时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性，亲自于1903年3月前往开罗面见克罗默勋爵。他知道，只要殖民地总督施压，可以消除所有阻力。但克罗默勋爵很冷淡，仅是说他可以请英埃管理局的灌溉专家威廉·加斯提尼（William Garstyne）爵士做进一步调查。

赫茨尔在4月回到伦敦，去见了张伯伦——他刚好从非洲回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这位殖民大臣第一次提出了那个历史性的建议。在听到赫茨尔说西奈项目进展不利的消息后，张伯伦说：在东非，“我看到了你需要的土地。海边地带炎热，但越向内陆走气候越好，对欧洲人来说是一样的……所以我自己想：这里就有可以给赫茨尔博士的土地！”

这片土地到底在何处，张伯伦并没有明确给出，大约指的就是“乌干达”那片土地。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去调查后发现并不适合欧洲人居住，引发了大量批评。根据赫茨尔对这次谈话的记录，张伯伦明确地提到了乌干达这个名字。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有不同说法。他坚持说张伯伦心目中的是肯尼亚高地，此地毗邻乌干达，非常适宜白人定居者，并解释说张伯伦可能是对赫茨尔说他在去乌干达的火车上看到过那片土地，或者与此类似的说法，但被赫茨尔误解了。无论真实情况为何，赫茨尔当时试图向张伯伦解释圣地作为犹太复国运动的焦点的重要性。西奈仅与圣地一步之遥，所以他催促张伯伦去说服克罗默勋爵做出对犹太人有利的决定。张伯伦答应去试一试。

此时是1903年4月23日。几天后，基什尼奥夫复活节大屠杀［26］的消息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报纸上。谋杀与尖叫，攻击者用石头砸向逃命中的人群，妇女受到攻击，婴儿被摔在卵石地上，房屋受到劫掠和焚烧，犹太教会堂被污损。一名老犹太教拉比背靠着圣坛被刺死，他双臂张开，用身体保护着犹太律法书，圣卷在他身旁被撕破，在污秽中遭受践踏——这些惨剧被报纸杂志传播着，出现在被震惊的外交官的书信中。

此外，从5月初开始，赫茨尔收到了几封格林伯格和戈德史密斯上校（Colonel Goldsmith）发回的电报，他俩受他之托留在开罗进行谈判，电文说他俩的努力可能会失败。加斯提尼报告说实现灌溉需要的水量至少是原本估计的五倍。克罗默勋爵认为整个项目不确定性太大，不值得强压埃及人接受。最后，这个项目在5月11日被正式否决了。

对赫茨尔来说，这次失败比他在德皇、苏丹等其他人那里遭受的失败还要惨重。在基什尼奥夫之后，形势变得像无法逃避的希腊悲剧一样。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他可能就会考虑东非的方案了，尽管他知道在犹太教里土地和灵魂密不可分。5月20日，张伯伦在与格林伯格的一次会面中明确了该方案的条件。赫茨尔授权格林伯格继续就“公开承认的，受法律保护的定居计划”进行谈判。［27］这就是他对基什尼奥夫惨案的回答——“我们必须应付当前的政治”。他私下说他希望通过展示对东非的真正兴趣，表明犹太人准备去其他地方，以诱使土耳其苏丹重新考虑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他重新开始谋求获得土耳其人的特许权，这次也许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只要毗邻巴勒斯坦即可。为了增加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他甚至去俄国会见了大屠杀背后的黑手——那个令人憎恶的内政大臣冯·普勒韦（Von Plehve）。赫茨尔认为此人不会不帮助犹太人离开俄国。只要他认为可能有用，赫茨尔甚至愿意亲自去会见这个魔鬼。

赫茨尔走后，格林伯格继续东非谈判。他虽然知道这并不是个理想的地方，但就像他在写给赫茨尔的信中所说，如果这个方案得到英国的正式认可，将使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地位的现代国家。他继续写道，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拒绝这项建议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获得了英国无法收回的承认”。他接着发挥出一种相当非凡的预见力：“他们必将提出进一步建议，这可能逐渐导致我们最终到达巴勒斯坦。”

沿着上述思路，格林伯格设想在英国政府和犹太殖民信托基金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但这件事后来被张伯伦转交给了外交部，而外交部过于谨慎。格林伯格提出的草案如今仍然保存在外交部档案里，在文件的边缘，能看到外交部法律官赫斯特（C. J. B. Hurst）写下的谨慎批注，熟练地把犹太人要求的自治权逐一挑了出来。在文件的底部，有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用铅笔写的话：“我担心这是要建立国中之国。”［28］

在与格林伯格做了进一步商讨后，赫斯特在7月23日写下的备忘录中总结了外交部的观点，那就是在不违背保护国法律的情况下，不反对犹太殖民点。“但如果犹太活动家希望获得比这更多的东西，要成立自己的小国家，恐怕就要遭遇极大的反对了。”这个关键问题后来也出现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

但富有进取心的张伯伦急于把这个有用又精力充沛的民族安置到英国在非洲的前哨阵地上，并不关心任何潜在的含义。他向不情愿的外交部施压，在8月最终敲定了发给犹太人的方案，但并不是格林伯格的那份草案。1903年8月14日，外交部非洲保护地总监克莱门特·希尔（Clement Hill）爵士给格林伯格送去一封信，承诺“同意建立犹太定居点或安置点，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如果能在东非找到合适的地方，将“授予其一大片土地，任命一名犹太官员总管当地事务……这样的自治需要以女王陛下政府的总体控制权为条件”。

在这个不精确的表述中，存在一个明显的、后来也损害了《贝尔福宣言》的致命缺陷。毫无疑问，这是有意为之的。犹太人和英国政府都不想触碰这个萦绕在大家心中的问题——犹太人建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盼望着建立犹太国，但因害怕危及正在进行的谈判而不敢提及。英国政府也知道建国是最终目标，这点在赫斯特1903年和1917年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出。但为给日后操作预留空间，英国政府按传统避免了精确表述，能不说的就尽量避而不谈。

赫茨尔从俄国回来后看到了这份方案。第六次犹太复国者大会即将于月底在巴塞尔召开。赫茨尔痛苦地忍受着道德折磨，试图说服自己和行动委员会（大会的管理机构）的同事相信，他们提交这份既不符合犹太复国主义目标也不符合巴塞尔原本章程的方案是正当的。那至少是个容身之处，一个收容所——按照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的说法——一个临时避难所，供你在寒夜里栖身之处。如果他们不提交这份自犹太人丧失家园以来接到的第一份授予土地的方案，难道是合理的吗？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下，委员会似乎没有正式投票表决，但当犹太复国者大会召开的时候，英国政府提出的东非方案被赫茨尔正式宣布了。

先是不知所措的沉寂，接着是惊讶，之后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欢呼，这就是台下听众的最初反应。［29］作为一个民族，他们竟然收到一个世界大国的赠与，但当代表们最初的惊喜冷却后，他们开始动摇了。当各国代表进行内部讨论时，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特别是俄国代表团。他们是最狂热的复国主义者，他们的争论最富于感情。甚至来自基什尼奥夫的代表也否决了东非方案，这些代表曾经告诉赫茨尔，只要能离开俄国，就是地狱他们也去。最后成员就是否授权向东非派遣一个调查团进行投票，而非是否接受这个方案，结果以295票同意对178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授权。但反对者全部起立离开会堂。这些离开的人自己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人们高呼赫茨尔是“叛徒”。但也有人按传统哀悼仪式撕裂衣服，痛哭哀号。

如此深厚的感情，如此顽固的原则，如果不从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充满激情的依恋来看是无法理解的。正如阿哈德·哈姆布道时不断说的，巴勒斯坦不仅是块土地，更是唯一可能的犹太人精神力量的来源，这种力量将在犹太人中间重建民族意识。还是在第一次犹太复国大会期间，阿哈德·哈姆就称自己是“婚礼上的哀悼者”，拒绝被赫茨尔的政治愿景裹挟，一直强调必须先获得巴勒斯坦这个“文化中心”。他的影响力非常深远，特别是在东方的犹太人中间，这些人如今都认为自己的理想被出卖了。他们中的一个曾叫喊着“东非去死吧！”试图刺杀马克斯·诺尔道。

长期酝酿的对赫茨尔独裁式领导作风的不满倾泻而出。俄国犹太人也一直不喜欢他的过于世俗和西化，他们认为他依赖高层交易是天真之举。但赫茨尔其实是出于急切，并非天真。他比俄国人更心切，但也更不现实。对他们来说，迫害是老故事；对赫茨尔来说，正常经历就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找到解决方案。他的心脏不断发出警告信号，他听到死神就在背后逼近。他将自己视为犹太复国运动的代名词，这是他最大的缺陷。他从来不确定如果他不在了，运动应该如何继续。“我死后不要做蠢事。”［30］他在给同事的一封长信中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两个月后，1904年7月，他去世了，年仅44岁。

返回应许之地的实际过程比他想象的更缓慢、痛苦。或许从这一点看，领导权转交给更耐心、更讲究实际、更冷静的魏茨曼是一件好事。赫茨尔不安的心灵绝对无法在旷野中再坚持40年。早期以色列人用了这么久才完成这段短短300英里的旅程，始终是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当约瑟的同胞去埃及买谷物时，他们在这段距离上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其间还来回重复了一些路段。也许无法用历史加以解释，《圣经》说出埃及的那代人不适合回到应许之地，所以他们要在荒野中流浪，等到下一代人才能返回。古老的经历看来要在现代重演了。

但巴勒斯坦仍是唯一的天国。东非方案使犹太复国运动分裂成多个派别。当然，这个运动的成员原先就有分歧，在沉重打击下分裂了。否定派称自己是“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Zionists），在哈尔科夫（Kharkov）召开分离会议。由于赫茨尔的心仍然在巴勒斯坦，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再次试图获得土耳其的特许权，与否定派实现了和解。赞同东非方案的人在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领导下形成一个新组织，自称是犹太自治区主义（Territorialists）。

与此同时，对东非的勘察发现许多障碍。原先许诺给犹太人的土地有很多已经被许诺出去。肯尼亚的英国殖民者开始在《泰晤士报》上进行抗议。东非殖民管理局重新分配的空地不适合欧洲人。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并不急于履行这项承诺，赫茨尔和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也都愿意避开这件事所带来的难堪。谈判又继续了一段时间，方案虽然从未被正式否决，但还是心照不宣地不了了之了。

赫茨尔死后，犹太自治区主义者继续就此方案提出要求。但英国一方的始作俑者张伯伦本身就兴趣不大，此时也已经离开了政府。他在1903年辞职，选择将关税问题交由公众投票，而不是毁掉自己的政党。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关心过东非方案，他的离开也没有对这一方案产生太大影响。东非不是巴勒斯坦，这是东非方案的先天缺陷，而这也是它死亡的原因。

¶¶¶¶¶¶¶¶¶¶　Cassandra，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她的正确预言不被人相信。——编注

***********　1895年詹姆森博士发动对德兰士瓦的袭击，引发了布尔战争。这次袭击是在开普（Cape）殖民地首相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知情的情况下策划的，许多人相信这次袭击获得了殖民大臣的暗中支持。

†††††††††††　请参考下文中贝尔福和劳合·乔治对“民族家园”的解释。

［注释］

［1］Quoted by Dr. Julian Sternberg in Weisgal, Herzl Memorial.

［2］Bein, p. 116.

［3］Diaries, June 16, 1895.

［4］赫茨尔的名言“公认的权利，而非勉强容忍”因丘吉尔的化用而闻名于世，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1922年7月的白皮书中写道，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是“基于权利，而非勉强容忍”。

［5］Bein, p. 234.

［6］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 Yearbook for 1897-98.

［7］Herzl’s Diaries, January 6, 1897.

［8］Gottheil, p. 89.

［9］Weisgal, Herzl Memorial.

［10］Bein. p. 230.

［11］Observer was Ben Ami, Hebrew writer, quoted Bein, p. 232.

［12］Cohen, p. 77.

［13］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

［14］Bein, chap. IX.

［15］Bein, p. 346.

［16］Message to Zionist Conference in London, February 28, 1898, quoted Cohen, p. 79.

［17］Bein, p. 390.

［18］Speech, June 2, 1892.

［19］John Raymond reviewing A. L. Kennedy’s Life of Salisbury,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April 1, 1953.

［20］Wickham Steed, Through Thirty Years, New York, 1924, I, 163.

［21］Julian Amery.

［22］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Sokolow.

［23］Herzl’s Diaries, quoted in Amery.

［24］Herzl’s letter to Rothschild on El Arish. Bein, p. 390.

［25］此处及后文与张伯伦、兰斯多恩、克罗默等人会面的情况出自Amery自己翻译的赫茨尔（Herzl）的Tagebüche。此外，请见Bein, chap. XIII和Rabinowicz。

［26］Elbogen, pp. 376-89; Dubnow, III, 78.

［27］Rabinowicz.

［28］F.O. 2 (785) Africa (East) Jewish Settlement, 1903, and is reprinted in full by Rabinowicz.

［29］Weizmann, pp. 83-88; Bein, chap. XIV.

［30］Letter to Wolffsohn, May 6, Bein, p. 500.

第17章　结局：贝尔福宣言和巴勒斯坦托管

1.贝尔福先生和魏茨曼博士

巴勒斯坦的关键地理位置决定了一旦土耳其帝国解体，英国肯定会将其据为己有。翻开历史画卷，从英国炮舰在叙利亚沿岸轰击拿破仑，到索尔兹伯里勋爵主张“将之据为己有”，我们能看到，这期间的所有历史事件都指向上述结论。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领土吞并，因为英国还同时将这片土地重新开放给其古老拥有者定居。

宣言的种子在它被公布之前十年就已经埋在贝尔福心中了。当时贝尔福任首相，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张伯伦提出的东非方案，使他产生了好奇心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与魏茨曼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会面，并理解了犹太人要复国的意志。在“一战”前的几年，他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愿望，想看到英国为犹太人“做点什么事”。

悲观，怀疑，这是熟悉贝尔福的人常用来形容他的词，使用的频度就跟他们试图描述他的魅力的频度一样，跟他谈话的人无不感到愉快。他的思想深刻，富于哲理。他不喜欢争吵，在喧闹中仍能保持冷静。他不关心细节，具体事务都让下属处理。只要有时间，他就去打网球。他凭借超常的智慧治理国家，在充分发挥政治艺术的同时，还能坚守原则。他出身贵族，有独立的收入，终生未娶，过着超脱于纷乱现实之上的生活。他高大的身材和冷漠的态度给人高傲的感觉。“他很无畏，”丘吉尔说，“当他们带他去前线观察战斗时，他透过他的夹鼻眼镜平静地看着炮弹的爆炸。”丘吉尔补充说：“实际上，没有什么能触动他。”［1］

但犹太人问题却触动了他。

贝尔福的动机出自《圣经》，而不是帝国利益。如果英国的《圣经》文化对其从伊斯兰统治下营救出巴勒斯坦产生了任何作用，那贝尔福就是它的缩影。他与沙夫茨伯里在性格上截然相反，他缺乏热情，而具有怀疑精神，对宗教不热心，是个哲学上的悲观主义者。尽管如此，他像福音主义者和清教徒一样，被《圣经》中包含的希伯来文化强烈影响。贝尔福从小就浸淫在《圣经》中，早在听说犹太复国主义之前，他对“书中的民族”就有浓厚的兴趣。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外甥女达格代尔（Dugdale）夫人的说法，他对犹太人的兴趣是“终生的”，“源自他从小就从母亲那里接受到的《旧约》教育，以及在苏格兰的成长经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犹太哲学和文化的一些方面的钦佩和同情也在增长，现代世界中的犹太人问题似乎对他有着巨大的重要性，他总是热切地谈论这一点。我记得小时候就听他说，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都亏欠犹太教无法估量的债务，而且可耻地没有偿还”。［2］

189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康斯坦丝·巴特西（Constance Battersea）女士拜访了贝尔福在惠廷杰姆（Whittingehame）的家。饭后，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谈到了犹太人、外国移民、犹太人集会、合唱团及教会”。［3］像所有给贝尔福唱赞美诗的女性崇拜者一样，她也倾诉出了自己与贝尔福见面时的激动心情，因为他是“最令人愉快的男士……可爱、杰出、大度、文雅——哎呀，他与大多数男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之后，她又补充说，他从《以赛亚书》中挑出一章，“优美、虔诚”地阅读起来。

提及《以赛亚书》很有意思，没有哪章比《以赛亚书》更坚定地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永恒渴望。冷静、高傲的贝尔福完全不像《旧约》中的人物。但在所有曾经帮助过犹太人返回家园的英国人中，他可能是唯一从犹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对他来说，犹太人既不是基督教千禧年的工具，也不是商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就应该返回家园，这是基督教在返还那笔“无法估量的债务”。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一块土地，而只能是犹太人的古老家园。为什么是巴勒斯坦？“答案是，”他写道，“犹太人与众不同。对他们来说，种族、宗教和国土紧密相连，地球上任何其他宗教与土地都没有这样密切的关系。”［4］

当然，贝尔福任外交大臣，宣言由他签署，但他并非是那份宣言的唯一作者。不同人写的回忆录会给读者留下不同印象，有的让读者感到劳合·乔治是最终决策者；不，是真正说服内阁的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不，等一等，当然是魏茨曼，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人。虽然贝尔福没有留下回忆录，也没为自己邀功，但该宣言以他的名字命名并非文书错误。

事情开始于1906年，由贝尔福担任首相的保守党政府在议会中失利，因此提前召集大选。在竞选曼彻斯特的议员席位时，贝尔福在他的政治事务代理人德赖弗斯（Dreyfus）的引导下，与一位年轻的科学家、热情的犹太复国分子、未来的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统见面了。哈伊姆·魏茨曼当时是维多利亚大学的化学教授，在那段时间里脱颖而出成为赫茨尔的接班人，领导犹太复国运动。他当时32岁，到英国不满两年，但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在俄国的犹太人隔离区里为犹太复国运动工作，分发传单，为犹太人社团募集捐款。募集捐款按照传统是在3月的普林节期间，此时处于融雪期，平斯克（Pinsk）的大街上到处是烂泥和融冰，少年魏茨曼穿着哥哥的大衣，徒步从一家的大门走到另一家的大门，他迈向巴勒斯坦的初始步履既冰凉又不舒服。［5］后来，他去犹太复国者大会做代表，当乌干达问题出现后，他最先支持回归巴勒斯坦并坚持到底。许多年之后，有个英国人问他为何拒绝去乌干达，他反问道：假定英国人被流放几个世纪之后被允许返回，但不许返回祖国，只许回到法国的加来，你们能接受吗？提问的英国人［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Sir Ronald Storrs）］承认，他“具有惊人的说服力”。［6］

魏茨曼代表了东方犹太人的声音，不同于有教养的、具有国际视野的赫茨尔，也不同于有钱有势的西方犹太人，而这些人此时正在和西方政客谈判。有趣的是，这次会面是贝尔福提出的，因为他在求知欲的驱使下想了解为什么犹太人会拒绝东非方案。在更急迫的事务之下，这个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脑中。 他认识一些想融入西方社会的犹太人，他们极力避免提及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即使可以也不愿解释乌干达方案激起的热情和恼怒。在被问到后，德赖弗斯提议把他在大学里的年轻朋友找来，此人可谓是“另类犹太人”的典型，有可能解答这个疑问。贝尔福独自一人来到了见面地点，不带任何宣传自己的私心，仅是想获知问题的答案。这是典型的贝尔福风格，显示出了他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殊关系。很难想象有人能在刚失去首相职务，又正值闹哄哄的政治选战期间，竟然关心与自己选票无关或没有直接影响的政治问题。

然而，这样的事偶尔发生，而这次会面成为历史性事件。［7］被流放的民族与作为中间人的大国相遇了，在短暂的接触中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双方在会面前都没有寄予多大希望。会面地点是在贝尔福设在曼彻斯特饭店里的竞选中心，他留出15分钟给访客，但实际上会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魏茨曼很紧张，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英语说得不流利，却要在15分钟里向面前这位知名的政治家解释清楚犹太人的历史和希望、派系和争执，所以没有对会谈结果报什么希望。贝尔福的长腿伸出沙发之外，就像那幅著名漫画一样。他问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此激烈地反对乌干达方案。英国政府确实想为缓释犹太人的悲惨境遇做点什么，这个问题很实际，需要实际的解决方案。

魏茨曼做了回答，他回忆道：“我长篇大论地解释了犹太复国运动……只有用现代政治术语表述出的深厚宗教信念才能把这项运动维持下去，而那个信念必须也只能是基于巴勒斯坦之上的。偏离巴勒斯坦无异于邪神崇拜。我又说，如果摩西来参加第六届犹太复国者大会，当大会通过派出乌干达调查团的决议时，他一定会再次摔碎法版……”

“我情绪激动，拼命寻找不那么笨拙的词汇表达我的意思……我突然说：‘贝尔福先生，假定我给你巴黎而不是伦敦，你会接受吗？’”

“他站起来，看着我，回答说：‘但魏茨曼先生，我们就在伦敦。’”

“‘确实，’我说，‘但当我们拥有耶路撒冷的时候，伦敦还是一片沼泽。’”

“他向后靠到椅背上，看着我……我直到1914年才再次见到他。”

谈话中，魏茨曼对巴勒斯坦是犹太信仰的中心的强调，以及他说偏离这一点就是邪神崇拜的古怪说法，肯定会让张伯伦感到厌烦和疑惑，但对贝尔福却是恰到好处。“贝尔福常对我说起那次会谈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达格代尔夫人写道。从此之后，贝尔福才理解了犹太人特有的爱国主义，没有巴勒斯坦，他们绝对不会满意。

贝尔福理解魏茨曼。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他俩又重新交往起来，成为密友。“一位有科学心的政治家，”斯托尔斯说，“在与一位有政治心的科学家的交谈中逃避日常党务，同情的种子就在此时播下了。”在贝尔福弥留之际，魏茨曼是唯一被允许探望他的非家族成员。“他俩没有说话，因为贝尔福非常虚弱，而魏茨曼博士悲痛至极。”贝尔福伸出手摸了摸访客低垂的头。屋里一片静默，他俩之间的感情无须言语就能感知。［8］

由于魏茨曼代表了还没有被西方同化的犹太复国分子的主流，他在贝尔福眼里代表了他们的理想。魏茨曼从来不情绪激动，从来不像赫茨尔那样有任何夸张言行。他是个儒雅之人，极具智慧，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一个“极简派”，能主动把自己的要求降至实际可能达成的水平。他有魅力，这一点跟贝尔福一样。有人猜想他的人格魅力使贝尔福把犹太人的运动理想化了。“作为宗教和种族传统的保护者”，贝尔福断定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世界政治中强大的保守力量”。［9］

两人于1906年在曼彻斯特进行的这次决定性的会面之后不久，贝尔福的政党在大选中落败，他从公职中获得解放。于是他把自己着意保留的“富有激情的思考时刻”（达格代尔夫人用语）转向这个使他感兴趣的新问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贝尔福看到了一个机会，不仅能使在穆斯林统治下变得荒芜的圣地恢复生机，而且“还能实实在在地洗刷掉沾染在我们文明上的古老污渍”。这个措辞引自他1922年在上议院的一次关键发言［10］，当时上议院正在就一项得到广泛支持的否决巴勒斯坦托管的动议进行辩论。贝尔福奋起反驳这项动议，他为自己曾试图在巴勒斯坦推行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策做了认真的辩护。他在最后说，他如果未“尽全力强调”英国帮助犹太人返回家园是一个高尚的理想，就是对自己的不公正。“这个理想是激励我的主要动力……基督教世界并没有遗忘犹太人的信仰，没有忘记他们为世界上的伟大宗教做出的贡献。我们希望尽全力给他们提供在英国的统治下和平发展的机会，而至今他们都不得不生活在那些既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属于他们种族的国家中。”

贝尔福在早年研究犹太复国运动时遇到的犹太人几乎都是顽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11］贝尔福从未有过不安全感，从来不曾感知到外在的挑战，也不可能有人挑战他的社会地位，因此他无法理解是什么使他们不安。当康斯坦丝女士在1911年来惠廷杰姆拜访他的时候，他向康斯坦丝女士请教这个问题。“贝尔福对犹太人问题极为感兴趣，”她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他问了许多有关克劳德（蒙蒂菲奥里，伦敦犹太同化组织的理论领袖）的问题——他的书，他的态度，他的影响力。他让我告诉他克劳德在犹太社群中的地位，他的作品如何影响犹太问题。”［12］康斯坦丝女士遗憾地补充说，贝尔福“从纳蒂那里获得了大量信息，因此十分偏颇。” 纳蒂是她的表兄纳撒尼尔，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勋爵，自从与赫茨尔有交往以来，过分热衷于赫茨尔的理想，至少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次等成员或与外族通婚的成员们看来是如此。后来，纳蒂的儿子成为贝尔福宣言的接受者，该宣言是以“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信”的形式公开的。但大多数英国犹太人认同康斯坦丝女士在她的《追忆》（Reminiscences）和另一本有关其家族的回忆录［13］中隐晦表达出的态度。这两本书都是在《贝尔福宣言》之后出版的，书中虽然频繁谈及贝尔福本人，但对《贝尔福宣言》却缄口不谈。

这种态度将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当反对宣言的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在他战时内阁的位置上没有能彻底阻止贝尔福宣言时，他便在措辞上含糊语义，使宣言发布者究竟持有什么态度成为永恒的争论。这种含糊其词的致命后果在后来才显现。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由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这个问题很复杂，以本书的篇幅去讨论这样的问题，是不明智的。如果说这种态度是错的，它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贝尔福感到迷惑。犹太同化主义者害怕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会损害他们在寄居国的地位，贝尔福认为这种担忧是无稽之谈。与此相反，他说，“自古代以来的厌恶”是可以被缓释的，只需给犹太人“所有国家都拥有的东西：人民有居所，国家有领土”。［14］

这件事，贝尔福达成了。按照贝尔福自己的评价，这是他逐步登上英国政坛巅峰的50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成就。“最后，”达格代尔夫人写道，“他告诉我，他感觉自己为犹太人所做的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贝尔福在做这番评价时，历史的沉重负担肯定占据了重要地位。除去纠正一个古老的错误所带来的满足感，他还感到（我们只能猜测），在他一生的工作中，这件事给了他特别的荣誉，因为他此时正踏着《旧约》中古代英雄的脚印前进。

2.贝尔福宣言：丙酮还是良知？

一个著名的传闻说，英国之所以制定《贝尔福宣言》，承诺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是为了回报魏茨曼解决英国的丙酮短缺问题。虽然这个传闻极为简洁而有吸引力，但实际并非如此。劳合·乔治要对这个传闻负责。根据他写的战争回忆录，他建议给魏茨曼某种奖励，但遭到拒绝。劳合·乔治问：“我们能做点什么来表彰你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呢？”魏茨曼回答：“我希望你为我的民族做点事。”劳合·乔治夸耀说这就是《贝尔福宣言》的“源泉”。［15］

毫无疑问，他俩进行过这段谈话，但《贝尔福宣言》的“源泉”不是这个骑士传奇故事，而是中东的战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8月打响。英国做了最后的外交努力，希望土耳其保持中立，但土耳其还是在10月公开加入了同盟国一方。其实，土耳其早在几个月前就与德国秘密缔结了同盟关系。英土终于决裂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刺耳判断被证实是正确的——他说，“我们赌错了马”，那匹马现在正在比赛，还穿着德国人给的衣服。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在11月2日至5日之间向土耳其宣战。战争期间英国顺便吞并了塞浦路斯聊以自慰。两周后，驻印英军攻占了波斯湾的巴士拉（Basra），接着开始向巴格达进军，形成从东面攻击土耳其的态势。

然而，真正决定性的是苏伊士运河，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里是拴着大英帝国的铰链。1915年2月，土耳其军队跨过西奈半岛，向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击，为此英军赶紧派出增援部队。土耳其军队虽被击退，但仍然是一个威胁，从此中东变成一个主要战场。温斯顿·丘吉尔在基钦纳和劳合·乔治的支持下，激情满怀地催促英国将中东作为主要战场，特别是在西线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是公认的失败，既没有拿下君士坦丁堡，也没能从背后向俄国提供支援。陆上战役先在美索不达米亚展开，后来扩展到了巴勒斯坦，经过四年的包围、攻击和僵持，土耳其人终于被击退，先撤出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最后退回了土耳其本土。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场，英国人在1917年3月成功占领了巴格达，但在向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推进中遇阻。当时英国的盟友俄国本应从北面发动侧翼攻击，但俄国爆发了革命，俄军的攻势随即瓦解。与此同时，基于埃及的军事行动在1916年进入叙利亚。英国人在西奈沙漠里铺设了铁路和供水管之后，攻占了埃尔阿里什，随后跨越沙漠进入巴勒斯坦。在边境的加沙，英军遇到了有德军支持的土耳其人，两次进攻受阻，僵持了六个月。最后，在新指挥官艾伦比的领导下，英军重新进行了部署，攻下了这个大力士参孙获得悲剧性胜利的镇子。雅法这个英王理查曾经血战之处，随后被英军攻占了。1917年12月，英国攻占了耶路撒冷，随后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也被相继攻占，最后整个叙利亚全落入盟军之手。

在战场之外、战役之间，展开了这场世界大战中最复杂和相互矛盾的外交斡旋，达成的秘密交易让美国总统威尔逊感到无比厌恶。

这是秃鹰聚集的时刻，土耳其帝国的残骸就要被瓜分了。俄、法、英各有自己的领土要求。同时又多出两个新瓜分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有各自的野心，而英国出于各种战略考虑同时给予他们以支持。每个人都在谈判，却没人能完全掌握全局。英国外交部与法国和俄国谈判；英国陆军部与阿拉伯人进行谈判，有时跟这群阿拉伯人，有时又跟另一群，有时是通过开罗的阿拉伯办事处，还有时是通过身在前线的劳伦斯上校。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伦敦与不同的内阁成员进行谈判。因此形成了一大批互相矛盾的秘密协定、承诺、“共识”，此后从未有人能厘清。想从这堆乱麻中总结出英国的政策是浪费时间的愚蠢行为。这期间英国根本没有统一的政策，仅是为了赢得战争和牢固地守住中东这片地盘。为了这个目标，英国人不择手段，或者说每个谈判者都在为了自己的任务而不择手段。

结果出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烦冗也最令人痛心的争执。无休止的争执——不同的英国派别之间，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不同的白皮书之间，永久托管委员会内部，17组调查团之间，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周的议会辩论，无数书籍、报纸专栏、报告、大会、案情摘要——都没有准确地向历史说明英国为巴勒斯坦的未来做出了怎样的设计。实际上，设计者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确希望把巴勒斯坦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不许法国介入。但英国的控制应该采取何种形式，他们一直都无法确定。他们是在等待时间解决一切问题。与此同时，不同的谈判者也有自身的偏好。劳伦斯上校的要求比他的上级、阿拉伯办事处领导人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acMahon）爵士更加宏大；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想要什么谁也搞不清楚，因为他跟法国人、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谈的都不一样；我们甚至不能肯定英国外交大臣与首相的想法是一致的。事实上，我们能肯定他们的目标不一样。贝尔福想看到以色列的复兴，而劳合·乔治想牵制法国人。

我们能说的仅是当时发生了什么。战争爆发的时候，赫伯特·塞缪尔爵士是阿斯奎思政府的内阁成员，他后来成为第一任巴勒斯坦特派员。根据他的说法，他认为自己作为第一个进入内阁的犹太人，有责任了解犹太复国运动。在研究了一段时间后，他倾向于支持犹太复国运动。1914年11月，在土耳其参战后，他与时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讨论了各种可能性。［16］他认为英国应发挥主导作用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因为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必须保证那里的居民对英国友好。格雷被这个想法“在感情上深深地吸引住了”，而劳合·乔治也“很赞同”。除了法国的可能态度之外，他们还讨论了是否应通过帮助俄国沙皇重获俄国犹太人的效忠，从而换取面临困境的俄国沙皇的支持。格雷警告说，当法国出面索要叙利亚时，英国应避免默许任何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意图不相符合的”［17］要求。从他们当时的用词来看，他们在最初讨论的是“国家”而不是“家园”。

受到这次会谈的鼓励，格雷通过英国驻彼得格勒大使，谋求俄国政府的支持，但未能如愿。［18］与此同时，又有一个人参与到这场讨论的第一幕中，他虽是幕后人物，但发挥了激励人心的作用——斯科特（C. P. Scott），《曼彻斯特卫报》一位受人尊敬的编辑。战争刚爆发不久他就与魏茨曼见过面，全面了解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此后便悄悄地、持续地安排魏茨曼及其同事能够与英国政府中的要员见面。他的报纸也努力让公众熟悉这个问题。斯科特在12月带魏茨曼来伦敦与劳合·乔治和塞缪尔见面。［19］

“劳合·乔治开始连续向我提问，”魏茨曼记录，“有关巴勒斯坦的，有关我们在那里的定居点和人数，还有多少人会去那里。接着赫伯特·塞缪尔插了几句非常有帮助的评语，让我极度惊奇……劳合·乔治指出我应该去见贝尔福和阿斯奎思。就在这时，赫伯特·塞缪尔说——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准备写一份有关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备忘录，提交给首相。”

魏茨曼原以为塞缪尔是个反犹太复国者，现在虽发现塞缪尔是个拥护者，但他俩似乎从没有一起密切工作过。但下一个步骤是塞缪尔做的。1915年1月，他把题为《巴勒斯坦的未来》的备忘录交给了首相。阿斯奎思看后感到不快，在笔记中写道，塞缪尔提议“英国吞并巴勒斯坦，这块地方跟威尔士差不多大小，到处是荒芜的山冈，部分地区没有水源。塞缪尔想在这片没有希望的土地上安置300万到400万欧洲犹太人，对欧洲剩下的犹太人很有好处。这读起来就好像新版的《坦克雷德》。我承认我对把这片土地加入到我们职责范围内不感兴趣。它以奇怪的方式印证了迪斯累里最喜欢的那句话——‘种族决定一切’。塞缪尔的思维有条不紊，但写这篇备忘录时却好像是诗兴大发”。［20］

英国驻巴黎大使伯蒂（Bertie）勋爵也来泼冷水了，魏茨曼曾询问过他的意见。伯蒂勋爵是天主教徒，认为整个事情是“一个荒谬的诡计”，一想到“教皇会说什么”就浑身发抖。［21］

与此同时，塞缪尔修改了备忘录，但没有降低要求，因为仍然谈到了“自治的犹太国”，并再次呈交给首相。首相看后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粗鲁地说这份“狂热的”计划只能找到劳合·乔治做同党，因为他这个人“既不关心犹太人的过去，也不关心他们的未来，只认定如果让圣地落入‘信奉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法国的保护下，那简直就是一种暴行”。［22］

阿斯奎思这番话大错特错了，因为凭他的性情根本无法理解劳合·乔治。在贝尔福看来，最早引起劳合·乔治兴趣的是《旧约》在现代政治中的再次出现。劳合·乔治自己也承认：“当魏茨曼谈论巴勒斯坦时，他提及的许多地名在我耳中比西线的地名听起来更加熟悉。”［23］确实，对英国人来说，但、贝尔谢巴比伊普尔（Ypres）和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更有意义。无论怎样，阿斯奎思的反对意见从长期来看并不重要。在战争的压力下，英国内阁分裂了，阿斯奎思被更强势的劳合·乔治压制并最终取代。内阁进行了一次初步人事调整，劳合·乔治改任军需大臣，这使得他离掌控全局又近了一步。与此同时，贝尔福进入了新的联合政府，成为海军大臣。一年半之后内阁才再次发生改变，劳合·乔治成为首相，贝尔福改任外交大臣。1916年12月，英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公开宣布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正式对话。

但在此之前，政策已经开始在战场上形成了。1915年春，在奥斯曼战区，在开罗和大马士革之间出现了两个人物——“密探”，我们今天会这样称呼他们，当时他们为陆军部工作。陆军部的指挥官是个富于想象力的伟大军人，他是圣地的勘查者、喀土穆的拯救者，以及此时英国的英雄——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他慧眼识人。在他的手下，有个因不够军人体格而做文书工作的年轻考古学家、阿拉伯学者，曾游荡于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之间，在战前为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勘察了西奈半岛。或许就是因为他们一样都是“沙漠人”，基钦纳选择了T. E. 劳伦斯，并派他去开罗执行一项被含糊地称为“军事情报”的任务。

自从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那个令人骄傲的时代开始，反抗之声就回荡在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过去，这些阿拉伯反抗者一直都没有引起注意，如今英国突然开始感兴趣，动员一切力量袭扰土耳其人。这些阿拉伯人内部充满了纷争，并非有价值的盟友，而他们提出的价码更加令人生疑。但英国人此时已经下定决心推翻土耳其，并以某种形式接管其阿拉伯领土。是直接行使主权，还是作为保护国或势力范围，取决于形势的发展。但无论形式如何，当地居民的支持是必须或至少是便利的。

当时的许多人和事都已经变成了历史——劳伦斯的戏剧性冒险，沙漠战，伪装，对麦加的老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费萨尔（Feisal，后来的伊拉克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后来的约旦国王）的拉拢。英国关于未来的自治和领土范围等问题的承诺都由劳伦斯向阿拉伯人提出，然后由谢里夫侯赛因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通过书信确认。但这些内容偏离了本书的范围，因为巴勒斯坦在约旦河的另一侧。

在这里我们必须讲一讲马克·赛克斯爵士。他几乎掌握了历史上最全面的信息，如果他没有突然死去的话，可能会将手中的信息整合成一个可以实施的政策。1919年，在巴黎和会期间，他感染流感，五天后就死了，年仅40岁。“如果他活着，”与赛克斯和劳伦斯一样曾供职于阿拉伯办事处的奥姆斯比－戈尔（Ormsby-Gore）写道，“近东的历史将会有所不同……休战后的各种灾难性拖延耽搁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会去各政府部门协调，去议会讲演，与所有人会谈，引起人们的关注……”［24］

赛克斯是在1914年引起基钦纳注意的。他是一个聪明、古怪、具有冒险精神的外交官，早年在中东游历了许多地方，彼时在陆军部做参谋。“赛克斯，”基钦纳突然有一天对他说，“你在法国做什么？你应该去中东。”［25］

“我去那里干什么？”赛克斯问道。

“就去那里看看，然后回来。”陆军大臣说，他讨厌条列各项命令，这让他的同事很苦恼。但赛克斯是一个不需要详细指令的人。他立即出发，开始了调查。他四处游历，与人交谈，之后回到英国。他所看到的，特别是他所预见到的，影响了英国未来四年的政策。像劳伦斯一样，他的影响力超越了他的职务范围——劳伦斯是因手下有一支忠实于他的军队，赛克斯则是因为他不可抗拒的能量和激情。他俩都属于那一长串对东方魔力着迷的英国人。虽然东方如今因衰败而被人遗忘，但它曾经是熙熙攘攘的世界中心，世界的信仰、艺术、法律均诞生于此。对那些跟他俩一样的人来说，东方释放着出生地一样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像劳伦斯一样，赛克斯被东方文艺复兴的愿景紧紧吸引住了，他俩都相信实现这个愿景的机会触手可及。一旦把奥斯曼帝国的幕布撤掉，古闪米特人，以色列和以实玛利，就能使自己和土地得到复兴。

“我想建立一个新国家，”劳伦斯在《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写道，“恢复失去的文化影响，给2000万闪米特人一个基石，供他们建设民族思想的梦幻宫殿。”他把恢复以色列国也包括在这个梦幻宫殿中。“我支持犹太复国，”他在另一处说，“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是因为巴勒斯坦重建后将提高中东地区的整体道德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26］

赛克斯的动机是一样的，他下决心为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努力。后来，他发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看出他们的热情和能量能为中东的复兴提供帮助。“这可能是犹太民族的命运，”他说，“成为亚洲和欧洲的桥梁，把亚洲的精神带给欧洲，把欧洲的生机带给亚洲。”［27］

此时，有两方面的情况很紧急。一是为攻占君士坦丁堡，缓解俄国的压力，进而吞并土耳其而进行的达达尼尔战役；另一方面是在盟友之间就如何分配土耳其领土达成协议。赛克斯被派去谈判条件，其结果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Treaty），一战中最不受欢迎的文件之一。赛克斯的传记作者看到过一份协定签署后的解释性文件，英国外交部用极为罕见的方式形容这份协定是“必要的权宜之计”［28］。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当时的形势确实很微妙。每个盟国都踮起脚尖盼望满足自己百年来的野心，同时警惕着身旁其他的秃鹰，不许他们抢到比自己更多的残骸。但如何才能一方面合理地分配战利品，另一方面不打乱阿拉伯办事处的计划呢？因为阿拉伯办事处此刻正在小心地把侯赛因拉入反抗土耳其的行列，条件是承诺支持他做未来阿拉伯人的国王。［29］显然必须保守秘密，否则让阿拉伯人听到风声便会止步不前。这两组谈判是同时进行的。当赛克斯在彼得格勒和巴黎进行谈判的时候，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正在与身在阿拉伯半岛的谢里夫侯赛因交换信件，而劳伦斯就在他身边。当这位首领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主权承诺时，他未来的领土正在被盟国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瓜分。

《赛克斯—皮科协定》是老式的、纯粹的帝国交易，谈判过程和签署是秘密进行的，从未对外公开，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上台后公布了沙皇的档案。这份协定确实允许在土耳其从前的领土上建立阿拉伯联邦，但细看其条款，无论如何引申也不能与给阿拉伯人的承诺相吻合。由于此前没有向犹太人做出过任何承诺，还不能说损害了犹太人的利益。赛克斯本人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存在（但他知道与侯赛因的所有交易）。虽然《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款［30］乱得如同黑暗中的迷宫，但有一条是清晰的，即巴勒斯坦被留待“特别安排”，没有承诺给任何人。巴勒斯坦周围的前土耳其领土都被明确地瓜分了：这些地方被分成红、蓝两个地带，A、B两个地区，根据各方不同的影响力水平分配了港口、铁路、城市、行政区和行省；这块地方用来与你交换那块地方，之所以把那个地方给那一国，是因为有第三方获得了第三块地方，如果考虑到另一种新情况……然而，巴勒斯坦被指定为“棕色”地带，命运待定。协定的措辞是这样的：“巴勒斯坦及圣所从土耳其领土中分割出来，另做特别安排，未来将由俄国、法国、英国协商确定。”

巴勒斯坦的这种例外待遇，同样出现在麦克马洪与麦加谢里夫之间的谈判中，并且双方在纸面上都给予了承诺。英国在此前已谈定的限制和边界基础上“愿意承认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这个陈述出现在日期为1915年10月24日的重要信件上。但其中有一个地区明确地被排除在外，就是“叙利亚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以西的地区”。这个笨拙的措辞指的就是巴勒斯坦，但专家们不会用这个地名，因为它在地理上意义很不明确。简单地说，“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全部被排除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许诺之外”。［31］说这番话的是1922年任殖民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把外约旦（trans-Jordan）从巴勒斯坦分割了出来。

当时包括费萨尔、劳伦斯、魏茨曼、赛克斯、英国内阁成员等所有人，没人认为给阿拉伯人的承诺会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形成中的计划产生矛盾。甚至于在《贝尔福宣言》公布后，大家依然没有觉得有矛盾之处。麦克马洪承诺给阿拉伯人的大片土地，没有包括贝尔福称之为“一小块土地”‡‡‡‡‡‡‡‡‡‡‡［32］的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此后所有的主张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当时的主要领袖——他们的老谢里夫侯赛因和费萨尔——都知道并默许了巴勒斯坦被排除在承诺给他们的独立领土以外，［33］无论他们当时是否抱有不满。甚至在英国人想在巴勒斯坦内为犹太人留出空间的企图被公开之后，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当以魏茨曼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在炮火还未停息的1918年来到巴勒斯坦时，麦加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欢迎文章，署名是谢里夫侯赛因，这篇文章告诫阿拉伯人要欢迎犹太人，与他们共谋福祉。［34］魏茨曼访问了费萨尔在安曼的沙漠指挥部。［35］在夜空下，魏茨曼和费萨尔与似乎无处不在的劳伦斯进行了一次会晤，这个著名的三人组达成了共识的基础。后来在巴黎，他们之间的共识以文件的形式出现了，由魏茨曼和费萨尔共同签署。在这份文件中，这位阿拉伯埃米尔同意“保证全力实施英国政府在1917年11月2日的宣言（贝尔福宣言）”，并且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励犹太人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民”。［36］费萨尔还给来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写了一封信，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正在一起改革、复兴近东”，且阿拉伯人希望给予返回家园的犹太人以“最热情的欢迎”，“叙利亚有足够的空间容得下你我”，“事实上，我认为缺了谁都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37］

后来，由于哈希姆家族（Hashimite family）没有能统一阿拉伯的所有领土和民族，被伊本·沙特（Ibn Saud）赶出了叙利亚，失去了阿拉伯半岛，这才涌现出一批新阿拉伯领袖坚称英国给犹太人的许诺一开始就违背了最初给阿拉伯人的许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麦克马洪的信件才被发掘出来，被解释为阿拉伯人同意起义的原因。此时，英国处于绥靖政治的高潮期，一边加倍地否定《贝尔福宣言》和巴勒斯坦托管的条款，一边要显示这样做的公正性。政府发言人从档案中翻出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信件，掸去20年落下的灰尘，带着痛苦的惊喜宣布，有鉴于这份许诺，实施巴勒斯坦托管的有效性确实值得怀疑。没有什么比给恶劣的行为披上神圣的外衣更虚伪了。但仍然有当事人愿意澄清事实。费萨尔、赛克斯、劳伦斯和贝尔福在1935年时都已经去世，但奥姆斯比－戈尔还在，他在阿拉伯办事处工作时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在英国议会作证时，他清楚地指出：“阿拉伯办事处里从来没有人认为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地区属于英国政府承诺给阿拉伯人的范围。”［38］

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是圣地，绝对不可能交由穆斯林统治。此外，法国人坚决反对阿拉伯人统治叙利亚。但英国将这片土地排除在许诺给阿拉伯人的领土范围以外，主要是因为军事需要使英国人的道德责任变得愈发清晰：英国必须自己占据巴勒斯坦。

“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形势的迫切逻辑”使这一结论成为必然。这番话来自《曼彻斯特卫报》的军事记者赫伯特·赛德博特姆（Herbert Sidebotham）。1915年11月22日，《卫报》发表了赛德博特姆的社论，开启了其为以色列在英国保护下在巴勒斯坦复国造势的宣传战。“只要巴勒斯坦是被敌对力量或可能的敌对力量占领着，就无法稳固地守卫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这篇文章写道。为了从英国自身利益角度论述，就像沙夫茨伯里把自己的宗教动机隐藏起来一样，《卫报》指出埃及在古代解决防御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在朱迪亚建立一个缓冲国，借以抵御北方的军事帝国。“如果巴勒斯坦现在是介于埃及和北方的缓冲国，”这篇文章总结说，“并像古代一样由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民族居住……那么埃及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就很次要了。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大英帝国作为海上帝国的前途就依赖于其是否能实现。”

这篇社论使赛德博特姆认识了魏茨曼，魏茨曼请他把这篇社论扩展为一篇能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这篇备忘录在1916年初被交给了英国外交部的中东司，建议将缓冲国的计划制订“充分……因为如果希望第二个犹太国能避免第一个犹太国的命运，应该使其具有足够的空间”。这个缓冲国具有的战略优势应该对“英国理性的利己主义”有吸引力。但赛德博特姆无法完全避免将英王统治下的犹太人复国称为一次历史性的伟大机会。在此后的六个月里，赛德博特姆与曼彻斯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幕后的斯科特展开合作，为他们提供建议、鼓舞信心、发展渠道，继续通过英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办的《巴勒斯坦》周刊公开传播这一思想。

就在这时，一个完全局外的因素突然闯入，造成各方的整合。英国的木材用光了，无法生产制造丙酮的木醇，而丙酮是制造无烟火药的重要原料。激战正酣时大炮因缺乏弹药而哑火的前景令人担忧。必须尽快找到合成丙酮的方法。劳合·乔治作为军需大臣“正想方设法寻找解决办法”。他找到斯科特，因为“绝对信任他的智慧”。当听说要找一个足智多谋的化学家后，斯科特推荐了“一个在曼彻斯特的杰出化学教授”，名叫魏茨曼。［39］在如此尴尬的时刻请外国人帮忙是冒险的，而且斯科特不清楚此人的出生地，只知道是在“维斯瓦河附近”。但他保证这位教授对协约国的忠诚，因为他知道魏茨曼关心犹太复国运动，还知道魏茨曼相信只有协约国胜利他的民族才有希望。

“我知道斯科特在我认识的人中最具识人之明……”，劳合·乔治说，“我信任他对魏茨曼教授的判断，并邀请他来伦敦见我。我立即喜欢上了他……他是个非凡的人。”魏茨曼曾花了很长时间秘密研究淀粉发酵工艺，于是立即着手为政府解决这个困难。仅用了几周时间（根据劳合·乔治的叙述），就研发出了丙酮的生产工艺。不过，直到战争结束，他仍在研究大规模生产和按新工艺改造工厂的问题。

丙酮事件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使劳合·乔治做出回报魏茨曼的承诺，而在于它使魏茨曼长期驻留伦敦，并在那位“不知疲倦”的斯科特先生的引导下，与政策制定者建立起了联系。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魏茨曼博士这样的人，”陆军元帅艾伦比几年后在耶路撒冷说，“他富于感染力的激情能把任何人转变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40］ 1916年至1917年间，机会终于在伦敦出现了，在某种历史规律的作用下，魏茨曼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时刻。他的丙酮工作受到了英国海军部的资助，而贝尔福是海军大臣。“你知道，”贝尔福遇到魏茨曼后说，就好像没有意识到此时离他俩上次会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正在想我们上次的谈话。我相信当大炮停止轰击后，你也许能得到你的耶路撒冷。”［41］

1916年12月，劳合·乔治成为首相，贝尔福成为外交大臣，最后一幕开始了。他们“从头到尾把事情讨论了一遍”，劳合·乔治仅简单地总结道。但与犹太复国运动的正式谈判自此启动了。各方就法国索要叙利亚、教皇的反对、美国的态度、对正在滑向革命边缘的俄国的影响等问题纵横捭阖，谈判了好几个月。主要的麻烦是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英国犹太人产生的激烈争论；在印度大臣埃德温·蒙塔古的推动下，内阁中的争论异常激烈。在舆论界，犹太人代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和副主席蒙蒂菲奥里也把争论推向高潮。在那些日子里，大多数有身份的犹太人依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群乞丐和怪人”的疯狂幻想。重新创造一个家园对他们来说似乎不是在实现梦想，而是破坏他们在西方国家辛苦赢得的公民权。非犹太人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用《泰晤士报》的措辞，他们有一种“想象出来的紧张情绪”［42］。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成分，类似于捷克人、波兰人或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应对民族主义，他们相当得心应手。

在内阁里，像寇松勋爵这样反对《贝尔福宣言》的阁员，不是因为赞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而是认为宣言使英国承担了过多的责任。那里不是衰败到无法承受新增人口了吗？寇松勋爵质问道。他还警告大家不要在没有做好资助其建国的充分准备之前发出故意含糊其词的声明，让人们解读为英国想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他请政府不要支持一个包含如此多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理想。［43］从政策的可操作性来看，他当然是正确的，未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他的正确性，但他的意见被驳回了。

总体看，批准这项计划的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克罗默勋爵曾经让赫茨尔对埃尔阿里什的希望破灭，如今却让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吃一惊，因为他公开同意了他们在巴勒斯坦的诉求。米尔纳勋爵是自由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他在基钦纳去世后接管了陆军部，是内阁中最强烈的支持者。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勋爵是贝尔福的副手，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甚至超过了他的这位上级。

但最有活力的是马克·赛克斯。他如今的职位至关重要——协调战时内阁、外交部和陆军部中东事务的联络官。他在各方之间奔波时发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把他们视为推动中东复兴的动力，因此在宣传他们的理想的时候都带着他特有的激情。他参加他们的会议，阐述他们的战略，给他们安排会面，指导他们去会见谁，说什么话。在白厅的走廊里，到处能看到赛克斯的身影。“到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关于他们的谣言。”罗纳德·斯托尔斯回忆他的陆军部岁月时说。赛克斯经常冲进他的办公室，带来“最大的麻烦和最大的愉快”——兴奋不已或垂头丧气，这可能是他与贝尔福见面的结果，或者是宣言的草稿又要做出调整了。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法国的要求、梵蒂冈的反对、犹太复国运动的内部矛盾——赛克斯都知道牵动哪一根绳子能清除它。无论白天或黑夜，无论何时，任何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都有可能会被赛克斯召见，或是进行一次头脑风暴，或是报告出现的新对手，或是制订新战略计划。当纳胡姆·索科洛夫（Nahum Sokolow）博士代表欧洲大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于1917年4月去罗马完成一项任务时，他发现赛克斯此前不久刚在前往东方的路上经过罗马。他发现赛克斯已经为他订好了旅店的房间，大使馆里也有赛克斯给他留下的指导，在意大利政府机构中有赛克斯留下的口信，每天都有赛克斯从阿拉伯半岛发来的电报。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源自何方，私人的激情都不是英国战时内阁决定公开宣布向犹太人重新开放巴勒斯坦的原因。那么他们是为什么做出这个宣言的呢？他们的动机混合了多种成分，每个阁员也并不一样，这在此后始终没有定论。

他们是为巴勒斯坦的战略价值，但又必须同时具有合适的道德理由。时机是关键。当宣言在11月2日被发布的时候，艾伦比的军队早在10月即已开始向巴勒斯坦进发了。他们于31日攻占了贝尔谢巴，来到雅法的城门外，耶路撒冷是下一个目标。五周后的12月8日，耶路撒冷被攻占。一支英国军队要进入圣城了，这个使人敬畏的时刻突然变成了现实。选择此时公布《贝尔福宣言》就是为给这个时刻增添威严，并非仅是为了吸引世界的目光，而更是为了英国人自己。不仅是为了这个时刻，也是为了未来。因为英国人不仅要攻占巴勒斯坦，也要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守住它。“我们应该这样制定政策，”马克·赛克斯在10月中旬给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写信说道，“不要表露出我们吞并巴勒斯坦或做其保护国的意图，而是要形成一种态势，当选择托管国的时刻到来时，当地居民自愿形成共识和愿望，把我们视为最可能的候选者。”［44］

宣布英国将以《旧约》拥有者的受托人身份进入巴勒斯坦，将极好地满足这个目的，更重要的是能使英国人的道德心提前获得安抚。这种姿态，既非虚情假意，也非自命清高，而是保持英国人自己的道德心所必需的。在英帝国的发展进程中，每向前走一步都必须有道德理由，即使借口仅是一桩传教士谋杀案或是原住民对英王代表的侮辱。圣地在世界各地人的头脑中都是最珍贵的，如今英国人要进入圣地，那应该需要多么正当的道德理由呀！征服巴勒斯坦是最微妙、最不同寻常的帝国战果，艾伦比在大马士革门前下马步行进入圣城就是这种谨慎态度的体现。不能像祖鲁兰（Zululand）或阿富汗一样，随便丢进殖民地的口袋里就算了结。英国人要比其他民族表现出更大的公正。“让我给你们讲一讲英国人，”萧伯纳以他爱尔兰式的语气写道，“英国人的口号永远是责任……从来不缺少有效的道德态度……你会发现英国人善恶都做，但他们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错。”［45］

或者用张伯伦的一位传记作者的话说：“即使情况糟糕到极致，英格兰依旧有好的理由。”［46］基于同样的道理，英国也无疑有赖于有力的右手。克罗默勋爵用他那庄严的官员的口气做了表述：“在执行帝国政策时……不应完全诉诸物质考虑而排除想象力方面的考虑，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民族特征。”［47］

这就是《贝尔福宣言》所达到的目的：它提供了有效的道德态度和好的理由。宣言呼唤出英国民族特征中富于想象力的那一方面。简言之，宣言让英国人心安理得地夺取圣地。

要想宣言有效就必须真心实意，在1917年，宣言的拟定者就是真诚的。说这份宣言虚情假意或仅是宣传，等于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它的意义。有种理论说《贝尔福宣言》是为了赢得美国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的支持，这是1930年代的有意歪曲，彼时英国感到愈发难以实现托管的条款，正痛苦地想摆脱对犹太人的承诺。这使人们形成一种错误的感觉，即《贝尔福宣言》是政治宣传的姿态，是战时的权宜之计。

这种说法经不住推敲。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怎么可能影响最厌恶它的人呢？劳合·乔治虽在回忆录里特别说道，这份宣言是为了获得两方面的盟友，一是俄国犹太人——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有很大影响力”，二是“有可能提供资金援助的美国犹太人”，［48］但这两个人群都极为厌恶犹太复国主义。用蓖麻油是吸引不来小孩子的。劳合·乔治用蓖麻油假装糖果，但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对美国的犹太裔资本家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犹太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蓖麻油，而不是糖果。那些有条件提供道德、资金援助的有影响力的美国犹太人与他们在英格兰的同胞一样，都持反犹太复国主义态度；当然也有例外，如大法官布兰代斯（Justice Brandeis）。英国政府相当了解这种态度，他们已经花了很长时间应对内阁中埃德温·蒙塔古那样的难以调和的反对意见，以及政府外著名犹太人在《泰晤士报》专栏里表达的反对声音。宣言草案里的每个字在内阁里都曾引发争论，在1917年断断续续争论了一整年，并且伴随着公开或私下表达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声音。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内阁会去讨好住在美国、德国或任何西方国家“与高层人物有交往的”、被西方同化的犹太人，请他们去支持被他们认为给犹太同化论判死刑的宣言。

俄国的犹太人又是另一回事。那里的大部分犹太人肯定是支持复国的，但他们没有任何影响力。而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有影响力的犹太人跟俄国之外的富裕犹太人一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犹太性在国际工人大联合中会消失一样，他们视犹太复国主义为最恶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此刻，布尔什维克正处于权力的边缘，威胁要与德国单独和谈。但《贝尔福宣言》根本无力吸引这些俄国犹太人支持西方盟友以使俄国继续留在战场上。

认为英国政府是因过于天真或无知而不知道他们试图影响的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劳合·乔治意志坚定，贝尔福思维冷静。支持他俩的还有米尔纳、丘吉尔、史末资（Smuts）将军，以及战时内阁的大多数成员，他们都不是政治新手，难道我们要相信他俩会如此草率地发布《贝尔福宣言》吗？“几乎没有决策经过了更多深思熟虑。”［49］温斯顿·丘吉尔多年后告诉议会。他们的深思熟虑肯定是有其他目标的。

无论自觉与否，他们的目标是英国人的道德感，而不是犹太人的。正如沙夫茨伯里勋爵曾为基督复临而支持犹太人返回家园一样，如今的英国政府正为帝国扩张所需的“有效道德态度”而重复这一试验。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公布了“如下这份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交并获内阁批准的宣言以表达英国政府对这一诉求的支持”。这份宣言被精简到了尽可能无害的地步：

英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national home），并会尽全力促成这一目标。需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非犹太居民的公民和宗教权利，以及其他国家犹太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

宣言的文本此前已经传给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并获得了他的批准，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合决议一直拖到哈定（Harding）总统任内的1922年才做出。法国和意大利分别在1918年2月和5月表示拥护这份宣言。

“哦，请为耶路撒冷的和平祈祷”曾经是沙夫茨伯里的箴言。《贝尔福宣言》是在大炮背后发出的，像是为预报和平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敲响的钟声。抛开其对犹太人的意义不说，它似乎提振了其他人的精神，至少是社论作者和演说家的精神。这个宣言被誉为“最古老的民族悲剧”的谢幕，伟大希望的信号，正义、自由和民族自决的胜利，耶路撒冷和平带给全世界的黎明。土耳其人的独裁统治终将被摧毁，巴勒斯坦将再次流淌牛奶和蜂蜜，正如曼彻斯特市长所说，“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即将实现了”。

宣言不是一个国家诞生的标志，罗伯特·塞西尔勋爵说，“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复活……我相信它对世界历史有长远的影响，它对未来人类历史的影响无人能预测”。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者请赛克斯赞颂宣言，他说，宣言为一个由多个大洲、种族和理想组成的联盟提供了一个愿景。几个月后魏茨曼和埃米尔费萨尔在沙漠中的亲切会面几乎证明了他的正确。热情和善意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高潮。

对犹太人来说，或者是对那些仍然不断复述着古老祷告词“明年耶路撒冷见”的人来说，宣言是犹太圣殿倒塌后的第一缕希望之光。伦敦塞法迪犹太人的首席拉比盖斯特博士回顾了那个古老的传说，当犹太圣殿被毁后，圣殿墙壁的碎片进入了犹太人民的内心。“我感到我内心的石块正在松动。”他说道。后来在耶路撒冷，军事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看到等待巴勒斯坦第一位英联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进城的民众，“几乎幸福得昏厥过去”，“好像处于荣耀和梦想成真的快意之中”。［50］

几乎在同一时刻，荣耀就开始销蚀了，情况开始恶化，直到30年后英国驱逐舰炮击一艘名为“出埃及”号（Exodus）的客船，这艘船正运送犹太难民前往他们的“民族家园”。

3.历史的陷阱：托管

“历史上委托给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国际责任”，这是英国工党成员斯内尔（Snell）勋爵用来描述巴勒斯坦托管的话。［51］实际上，没有人把巴勒斯坦委托给谁，巴勒斯坦的托管权是被夺取的，夺取的方式很文雅，而夺取者就是英国。英国军队征服了巴勒斯坦，并驻扎下来，托管仅是承认了一个既定事实。但承担了托管就代表英国要负起国际责任，此举实际上使英国人落入自己挖下的陷阱之中。

托管，而不是《贝尔福宣言》，给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复国提供了法律基础。这份宣言仅是宣布了一项政策，英国后续政府可以不予理睬，任它失效，甚至收回。但托管是国际承诺，国际联盟主要成员国都已签字批准，这就使得《贝尔福宣言》上升为国际协定。

当土耳其在1918年10月30日投降时，其让欧洲诸大国垂涎已久的亚洲领土有十分之九掌握在英国手里。从名义上，土耳其在停火协定下应把领土交由盟国处置，但实际上，英国是唯一能挑拣土耳其领土的协约国成员。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英军推进到巴格达以外，到达距传说中的伊甸园不远的拉马迪（Ramadi）；巴勒斯坦战役使英国人控制了古代的迦南。法国在此的军队仅够占领叙利亚北部地区，那里也是法国人长期居于主导的地方。革命使俄国不再是一个帝国主义竞争者。德国是最后加入的一个竞争者，但是战败国。只有英国笑到了最后，获得了一直想要的地盘——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广大地区，即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这片土地曾留下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足迹，曾相继被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统治。如今英国人在罗马皇帝哈德良修建的道路上行进，英国船只停泊在红海的亚喀巴港——所罗门建立海军的地方。他们来到了法老的开罗，来到了亚述人的尼尼微和巴比伦，来到了耶路撒冷——占据中世纪世界地图中心位置近千年的耶路撒冷。

这时，摆在英国人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这份遗产：如何占有这份遗产，但又不能太过明显；如何在不丧失控制的条件下，实现在获取这份遗产过程中向犹太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做出的许诺。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巴勒斯坦将由一个国际机构管理，如今这个方案无法实施了，因为曾经的协定方俄国政权消失了。管理巴勒斯坦需要某种新的安排。此外，自赛克斯—皮科时期起，就出现了一个新闯入者，过去欧洲处理殖民地战果的现成规矩被改变了。不能再用老办法处理殖民地问题了。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制造出一个新环境，外交官们不得不小心行事。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民族自决，未来的巴勒斯坦托管者需要等待当地居民的意见。

在巴黎和会上，英国在宣布自己是巴勒斯坦托管者的候选者时态度暧昧。但在英国的内阁会议上，英国人对自己的企图很明确。寇松勋爵一直对中东问题特别关注，他在1918年12月告诉内阁，巴勒斯坦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战略缓冲地”。运河必须从巴勒斯坦那一侧进行防御。谁将会是“守护国”，需要内阁做出决断，而且必须在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出发去巴黎前获得答案。只有法国、美国和英国可以做候选者，寇松轻易地否定了其中的两个。他说，法国不是合格的候选者，因为“无论法国人的意愿如何，没有人愿意法国去那里”。对于美国，他说：“我认为美国人在巴勒斯坦不会帮忙，反而会给我们在埃及帮倒忙。”他的答案很清楚：英国是唯一可能的“守护国”，且幸运的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本来就喜欢英国人。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罗伯特·塞西尔勋爵想到了未来，他评论说，“谁去谁倒霉”，最好留给美国人。但内阁批准了寇松勋爵的意见。［52］

巴黎和会上的交涉十分复杂。法国人要求得到他能守住的叙利亚几乎所有的地方。美国人，至少是威尔逊总统，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决。他的“十四点”中的第十二点说，应该保证土耳其帝国治下的民族获得“一种绝对不受干扰的自治”。比这更糟糕的是，他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包括进了这样的语句：“挑选托管者时，当地居民的意见应是最主要的考虑。”阿拉伯人从来没有尝过独立的美酒，但却陶醉在酒香中。他们每天都在索要更多的自治和领土。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公开保证他们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权利，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所有人忘记这一切。英国人寻求“战略缓冲”：美索不达米亚用于保护去印度的道路，巴勒斯坦用于保护苏伊士运河。

相互矛盾的利益难以调和，巴黎和会持续了一年多。赛克斯本有可能整合各方利益，但却病逝了。劳伦斯穿着阿拉伯白袍，领着费萨尔国王出现在和会现场，最后却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巴黎。克列孟梭（Clemenceau）与劳合·乔治展开激烈的斗争，但仍然失败了。美国国务卿兰辛（Lansing）在最高委员会质询时问了魏茨曼那个关键问题：“民族家园”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魏茨曼给出了他的著名回答：逐步在巴勒斯坦建设“犹太人国家”的机会，建设一个“像法国一样法国化、像英国一样英国化的犹太化国家”。［53］

有隆重举办的公开听证会，也有在饭店客房中私下进行的会议。甚至有个美国代表团去巴勒斯坦——英国谨慎地不予承认——调查本地居民的意见。［54］这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关键的事实是，无论外交官如何争论，英国军队控制了那片土地。巴黎和会谈了一年，当正式协议无法达成的时候，既成事实决定了现实，英国非正式地成为托管者。

指定托管者的事被留给圣雷莫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决定，时间是1920年4月25日。不出人们意料，会议授权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成为A级托管地：受托者负责管理这片土地，而不包含未来独立的条款。实际上，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法律一直拖到1923年9月才生效。由于土耳其外交和内政都发生了巨变，与土耳其的和解被迫拖延了，洛桑会议之后才与土耳其签订和平协定。此时，麻烦的种子已经发育成了匕首。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已经运作了三年，犹太事务局也建立起来，具有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的赫伯特·塞缪尔爵士被任命为第一任高级专员。此时恢复过去老式的殖民保护国已经太晚，但否定过去的许诺又为时尚早。有所犹豫的英国以白皮书的形式把外约旦从巴勒斯坦托管协议中分离出去。但除此以外，圣雷莫会议上拟定的巴勒斯坦托管协定草案未作更改，并在1922年由国际联盟批准生效。

当托管变成公开法律的时候，用权力政治的术语来说，英国人承担起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国际责任。巴勒斯坦“托管”是国际联盟授予的说法是个法律虚构。“实际上，国际联盟是从受托者那里收到了托管协定。”［55］几年后永久托管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讽刺说。“我们坚持要求把巴勒斯坦托管的任务交给我们。”《经济学人》郑重地说。［56］“实际上，是我们起草了托管书。”［57］当时参与起草的埃默里（L. S. Amery）称。

所以，对托管所涉及的义务不存在不知情或意外的情况。托管义务是英国给自己加上的。受托者的义务是明确的，这一点在前言中就说明了：“要负责实现于1917年11月2日英王政府公布的宣言，这份被主要盟友采纳的宣言同意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下一段确认：“因此确认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犹太人家园。”第四和第五段“选择”英王陛下为受托者，并记录陛下许诺“代国际联盟”行使托管权，且“遵从如下规定”。规定一共有二十八条，第二条规定了基本义务：“使这个国家达到建立起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管理和经济条件。”

第四条规定：“犹太事务局应该被视为公共机构，目的是为巴勒斯坦的管理提供建议和协调。”第六条承诺“协助犹太人移民，鼓励犹太人进行封闭式的定居”。第七条规定“犹太人如何获得巴勒斯坦公民身份”。所以，前七条中有四条是关于犹太人地位的，剩下的二十一条涉及技术细节。阿拉伯人没有被直接谈及，仅提到“其他人口”或者是“不同的民族和社群”，这些人群或社群的公民权、宗教权、个人地位要受到保护。“毫无疑问，”皮尔委员会（Peel Commission）在1937年总结说，“前言和条款表达了托管的基本目的，那就是促进犹太民族家园的建立。”

皮尔勋爵在此处用了斜体字，或许是为了说明托管还有未表述出的目的：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建立“战略缓冲”。但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时代，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最好掩盖起来。在利剑逻辑的指挥下，英国在100年的时间里实实在在地来到了中东。但《圣经》的影响力要比利剑长远得多，它建立起一种思维方式，使获取圣地不能仅为了“战略缓冲”，而必须有更高的目的。所以，当巴勒斯坦到手后，英国陷入了自己历史的陷阱。尽管帝国主义者的企图并不复杂，但英国人的道德感却使问题变得极度复杂。英国获取巴勒斯坦却只是为了给其原始拥有者提供空间，英国成了新国家的接生婆。

魏茨曼和英国政府虽然在摆满了鸡蛋的舞池小心地绕过“国家”一词，但毫无疑问，所有人都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贝尔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宣言的最后一稿提交给内阁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在解释“民族家园”这个词的时候说，它不意味着必须早早地建立起“独立的犹太国家”，但“它是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要与正常的政治演化规律相符合”。这就是内阁对自己行为的理解。首相劳合·乔治在20年后对皮尔委员会说：“内阁当时的想法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并不想在和平协定签署后就立即建立犹太国……另一方面，内阁对未来的预想是，当巴勒斯坦建立起代表性机构时，时机才算成熟。如果此时犹太人能响应提供给他们的机会，而且人数超过当地居民的半数，那么巴勒斯坦将成立犹太人共和国。”［58］

其他内阁成员没有这样明确。丘吉尔先生在192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预言：“在我们有生之年将能看到，在英王的保护下，约旦河边将会产生一个犹太国。”［59］史末资将军也有同样的预言，但认为时间较为久远：“在几代人之后，一个伟大的犹太国将会崛起。”简言之，皮尔委员会概括了当时的口头和文件证据，结论是英国的领袖和新闻界接受了以“最终建立犹太国”为条件的托管。

‡‡‡‡‡‡‡‡‡‡‡　不包括外约旦的受托管巴勒斯坦土地，总面积是10434平方英里，大约是1918年解放的阿拉伯（现在的沙特、也门、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一。这相当于比利时在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陆中所占面积的比例。

§§§§§§§§§§§　劳合·乔治事后对内阁发布《贝尔福宣言》的动机进行了反思，他的反思始终困扰着后世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者。毫无疑问，他修改了对事件的描述。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众说纷纭。我的感觉是他知道自己和贝尔福的动机基本是出于感情的（即源于对《圣经》的感情），但他不能承认。他的回忆录在1930年代写成，那时巴勒斯坦的矛盾特别尖锐，他甚至不能承认对《旧约》的怀念和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良心亏欠是发布宣言的动机，而这个宣言使英国陷入痛苦的、昂贵的、似乎无解的托管问题中。所以，他让自己相信《贝尔福宣言》是为了回报魏茨曼发明丙酮工艺，或是为影响美国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犹太人的宣传姿态——本质上讲，这样的解释是自我矛盾的，与真相相比显得既不简洁，也不合理。

［注释］

［1］Churchill, p. 205.

［2］Life of Balfour, I, 324. 后文引用达格代尔夫人的所有话均来自此书，主要包括第一卷19章和第二卷11章。

［3］Diary for September 6 and 7, 1895.

［4］Introduction to Sokolow.

［5］Dugdale, I, chap. XIX. Trial and Error, p. 26.

［6］Memoirs, p. 439. 后文引用斯托尔斯的所有话均来自此书。

［7］Trial and Error, chap. VIII.

［8］Dugdale, II, 303.

［9］Quoted Dugdale, II, 158.

［10］Opinions and Arguments.

［11］见Claude Montefiore，以及《泰晤士报》中1917年5月24日的亚历山大—蒙蒂菲奥里通信，和罗斯柴尔德勋爵、赫兹、魏茨曼等人的回复。

［12］Letter to Mrs. Yorke, October 17.

［13］Lady de Rothschild and Her Daughters, 1821-1931, Lucy Cohen, London, 1935.

［14］Introduction to Sokolow.

［15］War Memoirs, II, 50.

［16］Samuel, p. 174.

［17］Ibid.

［18］Memorandum of British Embassy to Foreign Minister Sazonov, Stein, p. 138.

［19］Trial and Error, p. 150.

［20］Memories, II, 59-60.

［21］Trial and Error, p. 151.

［22］Memories, II, 65-66.

［23］Trial and Error, p. 152.

［24］Leslie, pp. 285-90.

［25］Sokolow, II, xxvi.

［26］Manchester Guardian, May 20, 1935.

［27］Speech at the London Opera House meeting in celebration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December 2, 1917, quoted in Leslie.

［28］Leslie, p. 250.

［29］MacMahon correspondence.

［30］Command 671, 1920.

［31］Quoted Peel Report, p. 20.

［32］Speech at Albert Hall, July 12, 1920, Opinions and Arguments.

［33］Hunter-Miller, XIV, 230.

［34］Al Qibla, March 23, 1918.

［35］Trial and Error, chap. 21.

［36］Text published in the Times (London), June 10, 1936.

［37］Trial and Error, p. 246.

［38］Commons debate on Partition, July 21, 1937.

［39］War Memoirs, II, 48.

［40］Speech at dedication of Hebrew University, reported in New Palestine, April 8, 1925.

［41］Trial and Error, p. 152.

［42］Article May 29, 1917 on controversy provoked by Alexander-Montefiore letter.

［43］Ronaldshay, III, 156-61.

［44］Leslie.

［45］From his play, The Man of Destiny.

［46］S. H. Jeyes, Life of Chamberlain, p. 256.

［47］Modern Egypt, New York, 1908, II, 109.

［48］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II, 726 and chap. XXIII, passim.

［49］Commons debate on the MacDonald White Paper, May 23, 1939.

［50］All quotations are from speeches made at the London Opera House celebration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on December 2, 1917.

［51］Debate in Lords on White Paper, 1939.

［52］Ronaldshay, III, 262-65. Also Lloyd George, 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II, 739-43.

［53］Trial and Error, p. 244. Lloyd George, Ibid., II, 748.

［54］The King-Crane mission, Hunter-Miller, XVI, 461.

［55］Minutes of the 17th Session, June 3-21, 1930. Official No. C 355, M 147, 1930, VI.

［56］March 1936.

［57］Letter to the Times, May 14, 1948.

［58］Peel Report, pp. 24-25.

［59］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 February 8, 1920.

后记：梦想的破灭

像另一个高尚的试验一样，巴勒斯坦托管不能算成功。托管的墓志铭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39年的一份白皮书中说出的，这份白皮书取消了进一步的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结束了犹太民族家园的希望。“这是违背许诺的，”他说道，“这是抛弃《贝尔福宣言》，这是愿景的破灭，希望的破灭，梦想的破灭。”［1］

然而，托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说托管对英国人来说是永恒的痛苦，对阿拉伯人来说是民族耻辱——阿拉伯人的看法就是这样—对犹太人来说则是个机会，一个几乎致命的机会。就在宏伟的希望破灭之际，犹太人奋力拼搏，至少抢下那奇妙公式的前半部分，即“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为独立而战不是悲剧（不战而获得的独立不会长久），真正的悲剧是托管带来的不必要的仇恨，而仇恨击碎了巴勒斯坦的复兴梦。犹太人梦想恢复曾经拥有的影响力，梦想提升中东的整体道德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试验的失败究竟是因为犹太人政治野心太大，或是阿拉伯人太强硬，还是英国人太软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至少在历史的余音未尽之前不会有定论。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客观观察才能做出最终判断。

巴勒斯坦，正如贝尔福说的那样，仅是英军在大战中解放的大片阿拉伯地区中的“一小块土地”。对阿拉伯人来说，这块土地在英国承诺给阿拉伯人实施自治的领土中仅占百分之一。对犹太人来说，这片土地代表着恢复家园、领土和国家地位的唯一希望。托管的筹划者意识到力量的对比，在条款中承担了对犹太人的基本义务。从决定同时照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利益的双重责任那一刻起，托管的成功就成为不可能之事。

或许时代是错误的根源。如果换一个时代，一个不受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懦弱委员会”所限制的时代，托管可能会有成功的机会。然而，托管变成了英国长期无法摆脱的累赘，这累赘是英国凭良知许诺的后果。原先的许诺很快就被发现难以维系，于是英国企图加以削减，使之不再有效，最后英国厌倦了令人绝望的纠缠，而把许诺彻底取消。托管的最后几年，英国在拒绝托管条款后仍然试图以受托者的身份控制巴勒斯坦，到最后连这个位置也保不住了。“我们可耻地逃跑了，”前殖民大臣利奥波德·埃默里说，“在周围的屠杀和混乱之中。”［2］

以色列能有今天是因英国之功，还是英国之过？就跟当年在美洲的殖民地一样，英国为未来的国家铺垫好基础，之后却阻止其按照逻辑发展，直到原先的纽带在怨恨和斗争中磨损殆尽。答案可能不是绝对的，而是两者的结合——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难以令人满意，经常击败那些试图解释她的人。

［注释］

［1］Commons debate on the MacDonald White Paper, May 23, 1939.

［2］ Letter to the Times, May 14, 1948.

参考文献

作者要感谢三个重要资源：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馆，没有它的各项设施就不会有这本书；《英国人物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后文简称“DNB”），由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和西德尼·李爵士（Sir Sidney Lee）编纂；纳胡姆·索科洛夫所著的《犹太复国主义史》（History of Zionism），是上一代学者做出的开创性研究，为本书指明了方向。

此处列出的参考文献不包括背景资料，仅为本书参考的主要文献，并非全部文献。

注释中的PPTS和EETS分别表示巴勒斯坦朝圣者文本协会（Palestine Pilgrims Text Society）和早期英文文本协会（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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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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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illiam of Malmesbury, De Antiquitate Glastoniensis Ecclesiae, 1135, in J. R. Migne,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Vol. CLXXIX, Latin ed. with index, 221 vols.,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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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keat, Walter, ed. This volume, published by the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London, 1871, contains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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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ynkyn de Worde, The Lyfe of Joseph of Armathy. A Treatyse taken out of a book whych sometime Theodosius the Emperor found in Jerusalem in the pretorye of Pylate of Joseph of Armathy, printed by Wynkyn de Worde, 1516. This version is based on the Nova Legendia Angliae by John Capgrave (1393-1464) which in turn was taken from the Latin verse version Chronica de rebus Glastoniensis by John of Glastonbury, ca. 1400.

c. De Sancto Joseph ab Arimathea, printed by Richard Pynson in 1516, based on John of Glastonbury.

d. The Lyfe of Joseph of Armathia, printed by Richard Pynson in 1520,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ohn of Glastonbury.

5．Lonelich, Henry, History of the Holy Grail, 1450, ed F. K. Furnivall, EETS, London, 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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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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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dder, Edwin, Life and Works of the Seventh Earl of Shaftesbury, 3 vols., London, 1886. （此书不仅对本章至关重要，也对理解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精神——福音主义以及信仰与科学的对峙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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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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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请见第12章参考文献，此外还有以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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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小册子和期刊众多，此处无法列全，仅列出最重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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